谢选骏全集第232卷： 阿拉伯与穆斯林都是战俘

 阿拉伯与穆斯林都是战俘

Arabs and Muslims are prisoners of war

2023年5月第一版

May 2023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231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231

（另起一页）

内容提要

创造了“辉煌的阿拉伯文明”的，并非阿拉伯人，而是他们的战俘；所有的“穆斯林民族”，都是阿拉伯人的战俘。就连阿拉伯人，也无非是穆斯林的战俘；至于穆斯林呢？则是穆罕默德的俘虏。就像共产党中国的学者并非共产党人，而是他们的俘虏。就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居民，都是共产党的战俘，共产党呢，都是苏联人的俘虏。苏联人呢，都是马列主义集团的俘虏。

Content Summary

It was not the Arabs who created the "brilliant Arab civilization", but their prisoners of war; all the "Muslim nations" were prisoners of war of the Arabs. Even the Arabs are nothing more than Muslim prisoners of war; as for the Muslims? was Muhammad's captive. Just like the scholars in Communist China are not Communists, but their captives. Just like the resident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re all prisoners of war of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are all prisoners of the Soviets. The Soviets are all captives of the Marxist-Leninist clique.

（另起一页）

【第一部分】

【阿拉伯与穆斯林都是战俘】

（另起一页）

【目录】

前言、穆斯林侵略者在中国建立的堡垒隔离区就是“回族自治区”

01、“埃及拟摧毁金字塔”谣言的背后是《古兰经》

02、阿拉伯帝国征服史是强权的胜利，不是宗教的胜利

03、阿拉伯帝国因为野蛮落后而迅速征服广阔的土地

04、阿拉伯对外征服战争直到新疆

05、阿拉伯人是穆斯林的战俘，穆斯林是穆罕默德的战俘

06、阿拉伯征服史就是趁虚而入的历史

07、阿拉与财神：伊斯兰教传播的地理解读

08、第七个回合伊斯兰教很可能征服中国

09、土耳其的历史遗产与现代困境

10、为何伊斯兰教可以征服印度却无法征服中国

11、印度今天的肢解，会不会是中国明天的命运

12、小亚细亚的突厥化和伊斯兰化其实也发生在中国的新疆

13、伊斯兰对波斯的征服

14、征服与被征服就是穆斯林的命运

后记、阿拉伯人和突厥人都是教族教民而不是国家民族

（另起一页）

【前言、穆斯林侵略者在中国建立的堡垒隔离区就是“回族自治区”】

《伊斯兰教的黑暗历史与基督教世界》（By Raymond Ibrahim, 星期三, 2015年02月18日）报道：

美国总统巴拉克·侯赛因·奥巴马最近谴责中世纪基督教历史，以此替当代伊斯兰教背书，这展示了西方世界有多少人在基督教欧洲和伊斯兰历史问题上是如此可悲而无知（或者说故意进行欺骗）。

问题在于：那些伊斯兰们所谴责的事情，比如十字军——包括“主流”的学术机构、记者、电影人和政客们——很少提及那段历史的背景。更糟糕的是，他们暗示“我们”已经了解了历史背景：邪恶的教宗、贪婪的骑士利用基督教名义征服穆斯林的土地和财富。或者，就像卡伦·阿姆斯特朗(Karen Armstrong)说的那样：“伊斯兰靠剑来传播只是西方世界的谎言，那谎言在十字军时代被编造出来，当时是西方的基督徒正向伊斯兰教发起残酷的圣战。”

基督教国家与伊斯兰的历史恰恰与上述论述相反。考虑下面这些史实吧：

伊斯兰教在7世纪诞生后数十年，圣战就在阿拉伯半岛爆发。绵延数千英里的古代国家和文明被永久征服——其中有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利比亚、埃及、叙利亚、伊拉克、伊朗以及印度和中国的一部分——许多欧洲国家，在某些时候也曾被伊斯兰之剑征服。

其他那些曾经被伊斯兰攻击或者曾被伊斯兰征服的国家和地区有（此处排列并无特别顺序）：葡萄牙、西班牙、法国、西西里、瑞士、奥地利、匈牙利、希腊、俄罗斯、波兰、保加利亚、乌克兰、立陶宛、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克里特、塞浦路斯、波黑、马其顿、白俄罗斯、马耳他、撒丁岛、摩尔多瓦、斯洛伐克和黑山。

846年，罗马城被穆斯林攻陷，梵蒂冈被穆斯林阿拉伯强盗所玷污，差不多600年之后，1453年，基督教世界的另一座大教堂，圣智大教堂(即圣索非亚大教堂，Holy Wisdom，Hagia Sophia)被穆斯林土耳其人永久性占领（直至今日，土耳其穆斯林还在庆祝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这教堂的沦陷见证了太多暴行和杀戮）。

只有极少数的欧洲国家和地区，因为远在西北方才侥幸逃脱了伊斯兰的占领，这些地区有大不列颠、斯坎迪纳维亚半岛、德国等。当然，那并不意味着伊斯兰没有攻击过这些地区。事实上，即便在欧洲最西北的地方——冰岛，基督徒也曾祷告祈求上帝拯救他们脱离“土耳其人的恐怖”。那可不是什么妄想症，哪怕晚近到了1627年，穆斯林海盗还洗劫了欧洲西北部的基督教国家，抓获400多名俘虏，将他们在阿尔及利亚的奴隶市场上出售。

美国也未能幸免。美国成立后不久，公元1800年，美国在地中海的商船就穆斯林海盗洗劫，水手因而被卖为奴。的黎波里大使向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解释说：“无论在哪里发现非穆斯林，穆斯林都有权利、有义务向他们发起战争、尽可能多地囚禁、奴役他们。”

简而言之，接近1000年的时间里——期间只有短暂的一段十字军反击——当代的西方世界被魔鬼一般的伊斯兰所困扰，伊斯兰日复一日地对基督教欧洲乃至整个西方文明的存在构成威胁。

问题在于：今天，无论仅仅是高中毕业或者有着研究生学历，无论是好莱坞塑造或者新闻媒体介绍，占优势地位的历史叙事就是穆斯林是“不容忍”的西方基督徒的“受害者”。（请观看我在福克斯新闻Fox News节目中所做的回应，为什么基督徒总被穆斯林迫害。）

所以我们沦落至今日之局面，乃是为一个不懂历史的社会付出代价：在伊斯兰教发动9/11袭击后不久——而这袭击仅仅是蔓延几个世纪，席卷几大洲的对西方世界圣战的最新攻击之一——美国人就选出一个拥有穆斯林名字和传统的人当总统，居然选了两次，这个人谴责十字军，同时却公开支持那个伊斯兰意识形态，而欧洲的基督徒们正是与这个意识形态战斗了许多世纪。

毫无疑问，美国在欧洲的先辈们——这些人在历史中时而与伊斯兰对战，时而被伊斯兰征服——想必正在墓中辗转难安。

你说，这都是过去的历史了，不是吗？何必旧事重提呢？即便一定要“接触”一些历史，何不让这一页翻过，大家往前看，开始一篇多元容忍和尊敬的新篇章呢？

这当然是个值得称道的姿态——只是，事实是全球范围内，穆斯林仍然表现出建立超级帝国的冲动和毫不容忍的伊斯兰至上主义，与他们的前辈们一模一样。唯一的区别在于，现在的穆斯林世界已经无法通过传统战争的方式来战胜西方了。

然而，传统战争并不是必须手段。感谢西方对历史的无知，穆斯林正打着“移民”的旗号潮水般涌入欧洲，他们拒绝归化，建立一块块法外之地，按照当代的说法，这些地方被称为“隔离区”，而按照伊斯兰的术语，这些地方是“堡垒”(ribat)——在异教徒土地上，按照这种或那种方式建立起来的前哨阵地。

这会带来另一个——甚至可能更为重要的问题：如果真实的西方与伊斯兰历史被颠倒过来，那么，与之伴随的其他一些“正统”历史是真是假呢？

所谓的“黑暗时代”是不是真正因为基督教的“窒息”而带来愚昧无知？或者这些所谓的黑暗时代——“碰巧”发生在伊斯兰圣战不断袭扰欧洲的同几个世纪——而正是另一个“宗教”来窒息压抑的后果？

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这也是奥巴马谴责的东西——反映了基督教的野蛮，还只是基督教对许多穆斯林以牙还牙的绝望反击呢？当时有许多穆斯林表面上宣称改宗基督教，实际上是在玩弄欺骗战术（taqiyya，他欺也，为伊斯兰教目的而撒谎伪装），成为卧底，以图颠覆基督教国家，使之归附伊斯兰。

别指望从西方编造历史的始作俑者、捍卫者和传播者那里得到这些问题的真正答案。

在未来（无论这未来是什么样的），当历史学家描写我们这时代的时候，他们可能强调我们的时代居然被讽刺地称作“信息时代”，但这并不是说这时代里的人们都拥有充分的信息，而只是一个谬论四散、不懂质疑的时代，整整几代人都生活在被伪造的现实之中——直到幻觉的泡泡破灭为止。

谢选骏指出：人说——[穆斯林正打着“移民”的旗号潮水般涌入欧洲，他们拒绝归化，建立一块块法外之地，按照当代的说法，这些地方被称为“隔离区”，而按照伊斯兰的术语，这些地方是“堡垒”(ribat)——在异教徒土地上，按照这种或那种方式建立起来的前哨阵地。]——我看，这样的事情早就发生在中国了。是的！这些穆斯林侵略者就是“中国的回族”，他们所建立的堡垒隔离区就是“回族自治区”！回族其实比维吾尔人更危险。因为从中国文明的角度看，回民们是内地的心腹大患，而维吾尔等不过是边疆的癣疥之疾。

【01、“埃及拟摧毁金字塔”谣言的背后是《古兰经》】

《“埃及拟摧毁金字塔”谣言的背后》（ROD NORDLAND, MAYY EL SHEIKH 2012年7月31日）报道：

开罗——这是做什么？埃及新的伊斯兰主义领导人想要把大金字塔夷为平地，擦掉法老木乃伊面具上的图像，甚至还有可能抹去斯芬克斯脸上残存的笑容？

近日读了大量美国右翼博客的人也许会留下这样的印象，尽管在埃及这里并没有迹象显示，伊斯兰主义者发出了摧毁古埃及历史遗迹的叫嚣。

然而，人们对于伊斯兰主义者有此企图的恐惧是个范例，说明一个谣言（尤其是涉及当今埃及这样动荡不安的地方的谣言）是如何具备生命力的——借助一星半点的事实、一条无法核实的Twitter信息，以及一两个便利的巧合。

有关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者以穆斯林反感异教徒作品为由，请求埃及新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Mohamed Morsi)拆毁金字塔的说法，显然始于6月30日埃及杂志《鲁兹·优素福》(Rose el-Youssef)的一篇文章。多年来，这本杂志一直是穆尔西的前任、被赶下台的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的传声筒。

该杂志援引了知名巴林谢赫阿卜杜勒-拉蒂夫·马哈茂德(Abdellatifal-Mahmoud)于6月24日在Twitter上发的一条消息，要求穆尔西“完成萨哈比·阿米尔·本·阿斯(Sahabi Amir bin al-As)未能完成的事”，摧毁那些“偶像崇拜式的”金字塔。这个典故指的是先知穆罕默德的一位同伴，他后来征服了埃及，尽管伊斯兰学者们说，他从未尝试推倒金字塔。

到了7月12日，一位自称是上述巴林谢赫的人反驳称，所谓Twitter消息是个骗局，他表示有人发布了一个假冒的截屏，使其看起来像是谢赫发布的。“这条消息并不是我写的，那些叛贼利用Photoshop软件伪造了这条消息，想扭曲我的形象，”谢赫马哈茂德（或至少是自称谢赫马哈茂德的用户“@amahmood2011”）表示。

然而，如果“@amahmood2011”真是知名的巴林逊尼派神职人员，他的某些Twitter内容就有些奇怪了，比如有一条信息暗示，他曾在梦中见到先知，还得到允许，可以与女士握手。

Twitter消息边上还有用阿拉伯语写的自我简介，说这是谢赫的“官方Barody账号”，听起来像是英语单词“搞笑版”(parody)的误译。

记者无法联系上真正的谢赫马哈茂德请其置评。

这些扑朔迷离的追根寻源，无助于驱散本月出现的不断升温的网络报道。这些报道大部分都是相互转载的，而不是援引原始消息来源。它们警告称，伊斯兰主义者想要完成当年征服埃及的伊斯兰主义者开始的使命（尽管他并没有做任何事），而埃及新总统穆尔西对此不闻不问（他确实没做任何事）。

埃及考古学教授、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Supreme Council of Antiquities)前主席阿卜杜勒-哈利姆·努尔丁(Abdel Halim Nur el-Din)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人的话表明他们疯了。”

一个名为“美国思想家”(American Thinker)的博客说，“人们不应该感到吃惊，狂热分子想摧毁这些已有5500年历史的人类智慧结晶”，这给整件事的叙述带来了高度爆炸性的言论。

《评论》(Commentary)杂志更加克制，但也表示了担忧，“鉴于有这方面的先例，这种另类而古怪的想法在阿拉伯媒体或伊斯兰主义者网站上得到报道的事实，应当引发担忧。”

这里有个明显的先例。最近，廷巴克图的古建筑被占领马里北部的伊斯兰激进分子摧毁，他们认为那些建筑物不符合伊斯兰教义。这件事也让人们联想起，2001年，塔利班摧毁了阿富汗中部一尊有1500年历史的岩雕佛像。但总的来说，这条关于金字塔的消息只在相对较少的几个媒体得到了报道。

考古学教授努尔丁表示，“这些消息只是一些卑劣伎俩，旨在损害埃及和埃及的形象，还有穆尔西。”他说，穆尔西已向埃及负责旅游事务的官员表态称，新政府不会做出任何有损埃及古迹的举动。

可是，一些萨拉菲派成员（埃及伊斯兰主义者中的强硬派）的过激言论，助长了流言的气焰。他们的总统候选人在第一轮投票中获得了25%的选票，在第二轮投票中，他们转而支持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的候选人穆尔西。萨拉菲派的观点比穆兄会保守得多，而且蔑视一切体现人类形态的艺术作品，理由是此类作品似乎表明真主安拉的完美不是绝对而唯一的。

2011年1月，萨拉菲传教运动(Salafi Preaching Movement)的发言人谢赫阿卜杜勒-穆奈姆·沙哈特(Sheik Abdel Moneim el-Shahat)曾表示，埃及古迹的问题只是一个神学问题，他提出一个折衷方案：用蜡来覆盖古埃及塑像的头部。这样，人们还能看见它们，但从技术上说“消除”了面部。

去年8月，人们要求谢赫沙哈特解释，他的计划和塔利班毁灭古代佛像的行为有何不同，他刻意避免批评塔利班此举。

“那个时候是塔利班掌权，”他说，而埃及的萨拉菲派并未掌权。YouTube上发布了一段这次对话的视频。

萨拉菲派光明党(Salafi Nour Party)的高级成员尤尼斯·马卡尤(Younis Makhyon)说，他们这个团体中，从未有任何人提出要摧毁金字塔。马卡尤说，“这些说法毫无根据和现实基础。”

7月20日，这条消息因为乔尔·布林克利(Joel Brinkley)在Newsday 网站上发表的一篇评论而获得新的生命力。布林克利是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教授，曾担任《纽约时报》记者。

布林克利写道，“穆尔西担任埃及总统还不到一个月，埃及和伊斯兰世界的高级神职人员就已经在大声疾呼，要求摧毁金字塔。”

“穆尔西对此不闻不问，连一个字都没说，”他又说。

穆斯林兄弟会的政党——自由与正义党(Freedomand Justice Party)的发言人艾哈迈德·索贝艾(Ahmed Sobeai)回应道，“穆尔西不能回应并未发生的事情。”索贝艾形容整件事是“以幻觉为基础来制造危机的企图”。

他表示，那些金字塔很安全。

谢选骏指出：“埃及拟摧毁金字塔”谣言的背后是什么？是伊斯兰教的逻辑结论。看看《古兰经》吧，上面充满了类似的言论！

【02、阿拉伯帝国征服史是强权的胜利，不是宗教的胜利】

《阿拉伯帝国征服史》（地球知识局 2020年04月16日）报道：

说起欧亚大陆上的大征服，中国人首先想起的肯定是蒙古帝国发起于13世纪的征服战争。

然而蒙古的征服之所以深入国人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汉文化区也一度是这个大帝国征服区的一部分。人类古代史上虽没有能与这次远征并驾齐驱的战争，却有着不少稍逊一筹的经典征服战，每一个都对人类历史的走向起到了难以评价的影响。

今天我们要推荐的两本书，就分别讲述了两次影响力可以说不亚于蒙古帝国征服的大征服：阿拉伯帝国崛起和匈人的西征。它们一个永久改变了中东，直至将遗产散播到了中亚和东南亚；另一个则改变了中东欧和亚洲北部的古典历史，留下了很多真假难辨的传说……

这就是《大征服》和《匈人王阿提拉》。

《大征服》的作者休·肯尼迪是一位专门研究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关系的英国学者，尤其熟悉伊斯兰教诞生早期的情况和两者斗争最激化的十字军东征时代。

这些学术背景为这本书中的内容增添了大量可信度，更难能可贵的是肯尼迪在整个写作过程中都没有拘泥于史料，而是加入了很多有依据的结论性观点。在他的带领下，读者不会在庞杂的历史名词里感到迷惑，反而能很快抓住这段历史的重点，得到启发。

先抛砖引玉地介绍几个书中具有提纲挈领意义的内容吧：

阿拉伯帝国在7世纪到10世纪的突然崛起，往往被归功为伊斯兰教的威力，但这个解释无疑是简单粗暴的。当时社会结构简单、军事科技低下的阿拉伯人能战胜拜占庭人和萨珊波斯人这两个高度发达的文明，仅靠宗教信仰远远不够。

更何况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对被征服地区的统治，也不是单纯的宗教因素所能解释的。早期穆斯林能雄踞欧亚交汇处，建立自己跨大洲的帝国，必然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

首先的确还是要肯定一个统一宗教的价值。最经典意义上的阿拉伯社会是一个沙漠绿洲社会，半岛上广袤的沙漠很难支持一个大一统的政权，人们以部落为单位聚居，对部落的信仰远远强于国家（其实至今很多中东国家也是如此）。

通过创立一个一神宗教，将独一无二的神（真主）和其人间代言人先知（后来是哈里发）树立为所有人必须效忠的对象，这就建立起了一个跨部落、跨地区的认同，散装的早期阿拉伯人才能以“穆斯林”之名统一在同一面旗帜下，才有了与两个邻居帝国掰手腕的资格。

第二，早期阿拉伯人的沙漠生活方式也给了他们超乎对手想象的机动力。在拜占庭帝国出征需要笨重的辎重队跟随的同时，阿拉伯骑兵可以自带三日干粮长途奔袭，一路骚扰敌军一路就地劫掠。而从沙漠游商改造来的战士们，也早就习惯了这种艰苦的生活，毫无怨言，这大大弥补了他们在装备和人数上的不足。

第三，先知的个人奋斗正好赶上了百年难遇的历史进程。

在穆斯林崛起之前，阿拉伯世界也有过整合零散部落，向周边帝国争取利益的尝试。但由于当时拜占庭帝国在今日叙利亚至约旦地区建立了自己的附庸政权，帝国国力也能支持得起弹性的边疆，阿拉伯人的尝试往往以失败告终。

然而从7世纪早期开始，拜占庭自身内乱不断，萨珊波斯则趁机西征，将拜占庭帝国在近东、中东的统治基础完全摧毁。虽然后来军人皇帝希拉克略挽回了败局，但两大帝国两败俱伤，中间地带也出现了权力真空，这为先知梦想中的北伐提供了机遇。

几番尝试之后，穆斯林集团很快控制了叙利亚到伊拉克的两河流域中下游，那里富饶的土地充实了早期阿拉伯帝国的国库，给了他们进一步入侵拜占庭帝国和波斯帝国领土的实力。

还有，早期伊斯兰教其实比很多人想象中宽容得多，这让那些被征服的异教徒地区也很快认可了新帝国的统治权。

事实上穆罕默德出身原始信仰贵族旁支，年轻时曾游历诸多基督教地区，所以虽然他强调拥护安拉为唯一真神，但对其他宗教也有一分宽容。比如他承认，他是个先知，耶稣也是个先知，只是耶稣的报导出了偏差。

这种宽容，为早期阿拉伯帝国快速消化被统治地区提供了便利。再加上穆斯林统治者对税收和城建不是很熟悉，管理上萧规曹随，也极少屠城，没有让被征服的民众感到突然性的冲击，激起的反抗自然也少得多了。

以上种种要素，都是《大征服》这本书的作者提炼出的观点，辅以相应的史料解读，很快就能让人了解那个阿拉伯帝国的独特魅力。而在这个大框架下，作者在一些具体的历史节点发现的历史规律则更多，比如为什么他们最早选择了叙利亚，并定都大马士革？穆斯林是如何攻上波斯这个高原帝国的？阿拉伯帝国与拜占庭帝国的边界和与其他政权的边界有什么不同？

这一切都有它的地缘、社会、经济、军事原因。如果你是我们的老读者，一定已经习惯了这种从源头探索历史发展脉络的观念，这本书会非常适合你。

《匈人王阿提拉》的作者是德国学者克劳斯·罗森。德语区与匈人在历史上有过交锋，匈人文明也在德国留下了不少遗产，按克劳斯的说法，东德到现在还有自认匈人后裔的社团——虽然他们过节的时候还是在吃德国香肠和啤酒。

这些文化渊源上若隐若现的联系，为德国人研究匈人西进创造了不少有利条件。这也是这本书值得一看的原因之一。

在写法上，和《大征服》相比，克劳斯更喜欢进行史料对比。这或许与他深厚的文献学功底有关，也和匈人这个游牧民族留下的可靠的文字信息过少有关，学者们往往只能通过对希腊语、拉丁语以及考古证据的全面剖析，才能找到一丝真相。

因此从阅读节奏上看，这本书比《大征服》慢，但史料更加扎实。它适合对西方历史或者游牧帝国历史感兴趣的读者精读，尤其是如果你对罗马帝国中晚期的民族分布、权力斗争、战术细节感兴趣的话，这本书一定会给你带来很多乐趣。

举个例子，也是本书第三章的内容：谁是匈人？

不少中国历史爱好者喜欢说匈人就是匈奴人，顺便论证一番大汉击败匈奴，匈奴变成匈人征服东欧，所以大汉军事实力比罗马强的套娃理论。这个说法可以归类为关公战秦琼，因为匈奴人和匈人在时代上就没有共同性，会被搞混完全是因为汉字翻译的问题。同理匈牙利人和匈人、匈奴人的关系也不大。

西方似乎也有类似的认知错误，他们在与匈人接触的早期经常把他们和在东欧大草原上游荡的其他游牧部落搞混。

比如地理学家马尔西安引用了更早的地理学者托勒密的说法，认为匈人是北冰洋边的库诺伊人，并且是“欧洲库诺伊人”。另一位学者普罗科匹厄斯认为匈人是阿兰人，全然忘记了阿兰人在匈人西进早期也被打得头破血流。

当时的流行观点则称，匈人其实就是希罗多德所说的斯基泰人。但事实上后者已经定居在黑海北岸多年，生产方式上比匈人偏农耕得多。只是因为斯基泰人和罗马人交往比较密切，成为了罗马大众心中北方游牧民族的代表，才背了这么口黑锅。

最后才有一些注重实证的学者，在真正接触了匈人之后，发现这些人其实并非来自同一个种族。他们中的一部分有蒙古人特征，很可能来自阿尔泰地区，而在他们西进的过程中也裹挟了不少其他民族，包括巴克特里亚人、粟特人甚至欧洲土生土长的哥特人。

谢选骏指出：作者把两本毫不相干的书放在一起介绍，显然是着眼于“游牧民族的横行霸道”；但却忽略了穆斯林的武装掠夺最后竟然演变成了“大征服”，显然是因为旁边的希腊语波斯语两个帝国互相攻击得正好筋疲力尽，所以阿拉伯土匪穆斯林才能渔翁得利——这是强权的胜利，不是宗教的胜利。

【03、阿拉伯帝国因为野蛮落后而迅速征服广阔的土地】

《阿拉伯帝国何以迅速征服广阔的土地？》（新京报 记者 徐悦东 编辑 张婷 2020-05-13）报道：

在7世纪至8世纪中，面对强敌拜占庭帝国和萨珊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为何能够在如此迅速地征服如此广阔的土地？为什么这场征服对被征服地区产生了永久性影响？与大家想象中不同，阿拉伯帝国几乎以和平的方式完成了被征服地区的伊斯兰化，这又是怎么做到的？

原作者 | [英]休·肯尼迪  摘编 | 徐悦东

 阿拉伯帝国的征服对人类历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与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和成吉思汗西征相比，阿拉伯帝国的大征服直接对被征服的地区的语言和宗教产生了永久性影响。在这场大征服中，除了伊比利亚半岛扭转了伊斯兰教的传播趋势，其他地区都成为了伊斯兰教的基本盘，也使得伊斯兰教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这场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大征服，直接塑造了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世界。

面对强敌拜占庭帝国和萨珊波斯帝国，阿拉伯人到底为什么能够如此迅速地征服广阔的土地？为什么这场征服的影响如此持久深远？如今的中东乱局以及恐怖主义，使得人们很容易将伊斯兰教与一些负面刻板印象联系在一起。但实际上，与许多人的刻板印象不一样的是，在阿拉伯帝国早期“一手拿剑，一手拿经”进行征服的时候，阿拉伯人对待异文化的态度是相对宽厚的，他们并没有强迫其他居民改宗伊斯兰教，也很少屠杀平民、毁坏城市村庄或强征财产。

因此，被征服地区的伊斯兰化与阿拉伯化进程，要在征服结束后的两到三个世纪之后才出现。而且，这种转化并不是征服直接导致的结果，而是越来越多被征服的居民自觉自愿地认同和参与当时的主导文化，几乎以完全和平的方式完成了伊斯兰化。这到底是如何做到的？以下摘选自英国中东史专家休·肯尼迪的《大征服：阿拉伯帝国的崛起》，经出版社授权刊发。 

现在，让我们回头再看看本书开头约翰·巴尔·彭卡耶提出的那个问题：为什么阿拉伯人能够如此迅速地征服如此广阔的土地？为什么这场征服的影响如此持久深远？

首先让我们来讨论他们征服的土地，究竟是什么让这些地区如此不堪一击？一些难以详述或量化的长期性因素在其中起到了作用，人口衰退可能是重要因素之一。诚然，关于这段时期我们并没有多少可靠的人口数据，但根据大部分文献资料的描述，在540年地中海鼠疫爆发后的一个世纪中，就在穆斯林日后征服的大片土地上，人口都严重衰减，其中城市和乡村的人口损失尤为惨重。阿拉伯军似乎时常途经荒无人烟的土地。他们对伊朗和伊比利亚半岛广大地区的征服来势凶猛却抵抗甚微，可以证明当时的人口衰减。战争中劫掠的战利品，有许多都是战俘奴隶，也表明当时人力的宝贵。波斯军于540年攻占安条克和573年攻占阿帕梅亚时，他们将大量居民迁往萨珊帝国境内建立新的聚落或充实已有城镇，这证明当时的萨珊帝国境内出现了严重的人口短缺。从北非捕获的大量奴隶被贩运至中东地区，说明人力成了某种贵重甚至稀缺的资源。

还有许多著名的古老城镇显然未曾奋力抵抗就被攻克，晚期罗马帝国的三座重要城市无疑经历了这样的命运。大概在636年，安条克仅经历了轻微抵抗便被占领；698年，穆斯林军最终占领迦太基城时，这座城市似乎大部分已经荒废无人了；712年，凭据天险的西哥特王国首都托雷多也没能拖住穆斯林军的脚步。因此，尽管有关人口衰退的历史证据十分分散，且大多并非直接史料，但人口衰减显然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固然人口衰退并非阿拉伯大征服的起因，但它很可能削弱了抵抗的烈度，因此阿拉伯军才不会被有大量人口定居、驻防严密且居民斗志昂然的城市所阻碍。当时可能只有在河中地区，本地居民才会凭借高昂的士气积极抵抗敌人。

除以上长期性因素之外，战争还带来了一些短期影响，并进而引发了动乱的局面。自克拉苏于公元前53年率军进攻帕提亚帝国惨遭失败开始，罗马帝国与伊朗帝国之间就纷争频传，而602年莫里斯皇帝遇刺后爆发的那场战争是其中波及地域最为广大、损失最为惨重的战争。波斯军横扫拜占庭帝国领土，在许多层面上对当地社会造成了深刻影响。波斯军摧毁了拜占庭帝国对近东地区的统治，断绝了当地与君士坦丁堡的联系。拜占庭帝国从此以后不再为这些地区任命总督、指派军队，赋税也无法从这些地区收齐。迦克顿正统教会失去了帝国权威的扶持，沦为了众多基督教支派中的一支。

许多教士和其他精英人士都逃去了相对安全的北非和意大利地区。考古证据表明，至少在安纳托利亚地区，波斯军在进军途中对当地的城镇造成了巨大破坏，当地居民被迫废弃了平原上的大型城镇，转而逃往山间堡垒避难。到阿拉伯军从麦地那开拔时，拜占庭帝国才刚刚收复失地不过一两年，可以说拜占庭帝国在许多地区完全没有建立起军事和政治秩序。

这场“古典时代的末日决战”有一个显著特点，即在这场战争中，两大帝国以同样残酷野蛮的手段，耗尽了彼此的国力。与波斯军入侵拜占庭帝国相比，希拉克略对波斯帝国的入侵同样造成了惨重破坏。他摧毁了席兹的大火庙，历代萨珊皇帝都曾在这座火庙中举行加冕仪式，位于达斯特格尔德的皇宫也被他劫掠一空。更致命的是，著名的波斯皇帝霍斯劳二世（591年至628年在位）也被自己手下的将领杀死。与拜占庭帝国不同，萨珊波斯帝国是一个典型的王朝国家。希拉克略的进攻挫败了萨珊皇族威望，动摇了波斯统治者的信心。皇族成员的内斗使得萨珊帝国长期国势不稳。到伊嗣俟三世（632年至651年在位）被各方拥立为皇帝时，阿拉伯军已经敲开了伊拉克边境的大门。

641年2月希拉克略去世后，皇子的继位纷争让拜占庭帝国的统治陷入了瘫痪，这场事件也为阿拉伯征服的成功提供了条件。似乎正是由于当时帝国宫廷内的权力纷争，拜占庭军才没能有效支援埃及的防御。假设希拉克略去世后继位的是一位强势有为的皇帝，拜占庭帝国很可能会在叙利亚或地中海沿岸地区发起反击，在656年奥斯曼哈里发遇刺后的混乱时期尤其可能得手。然而由于拜占庭帝国的内乱，穆斯林赢得了一代人的时间来巩固他们从拜占庭帝国夺取的国土。

拜占庭帝国与萨珊帝国都拥有一个同样的优势，然而事与愿违的是，当国家走向衰落时，这一优势反而变成了弱点。拜占庭帝国和萨珊帝国的军权高度集中，两大帝国都依赖于由税收财政维持的职业军队。拜占庭帝国曾拥有一支“边防军”（limitanei），这些军队戍守在国家边疆，国家发放土地与薪金来供养他们防守帝国边境。六世纪前半叶，帝国解散了这些军队，取而代之的则是拜占庭帝国的游牧盟友加萨尼王朝。582年拜占庭帝国与加萨尼王朝决裂之后，帝国依靠常备野战军来防卫边境。当时拜占庭帝国对沙漠方向的袭击似乎毫无防备。七世纪的军事操典《军略》中记载了波斯人、突厥人和阿瓦尔人的战术，但从未提及阿拉伯人。除去当地阿拉伯盟军之外，似乎抵抗穆斯林军入侵的拜占庭军队中并没有多少当地人。这些官兵要么是来自帝国其他地区的希腊人，要么是亚美尼亚人。

在萨珊帝国，军队的演变也与之相似。六世纪前半叶，霍斯劳一世（531年至579年在位）大大加强了帝国的中央行政权力，建立了一支由税收财政供养的帝国常备军。与同时代的拜占庭帝国一样，萨珊帝国也不再依靠盟友拉赫姆王朝协助防守边境。波斯皇帝的直属军队担起了守卫国家的重任。

从许多方面来看，这些发展可以说是中央权力集中和政府机构成熟的标志，然而矛盾的是，这却让这两个强大的帝国变得出奇脆弱。假如帝国政府陷入混乱，或者假如帝国军队在某场大战中遭受重创，那么地方上就难以抽出可用之兵组织防御。因为国家既没有市民组成的城镇军队，也没有可以征集的农村民兵。值得注意的是，阿拉伯军所遭遇的持续最久的抵抗来自河中、亚美尼亚、厄尔布尔士山区以及西班牙北部的坎塔布里亚山区等地，这些地区始终位于帝国和平原王国的直接统治范围之外。只有在这里，本地居民才会积极保卫家园，抗击侵略者。

有记载表明，在穆斯林征服的许多地区，入侵者都因这些古老帝国的内部矛盾而坐得渔翁之利，也就是说，某些时候他们被当地人看作是解放者，或者至少是可以忍受的统治者。其中有的是宗教矛盾：比如埃及和叙利亚北部的一性论派基督徒显然不可能拥护拜占庭帝国，尽管也罕有证据证明他们曾确实协助过入侵者。伊拉克萨瓦德地区的农民很可能因波斯统治阶层的崩溃而感到如释重负；信德地区的商人和手工业者据说曾自愿协助穆斯林打击信仰婆罗门教的军事贵族。在北非，柏柏尔人时而抗击侵略，时而与穆斯林联合，时而臣服于他们，唯独将拜占庭人甩在一边，任其自生自灭。

在第一次征服后，被征服的群体并没有在文化上自觉反抗外来侵略。他们对于实行苛政，执法不公的总督颇有怨言，但就我们所见，并没有传道士或作者呼吁人们挺身而出积极反抗新的统治者。基督教文献中的反穆斯林宣传都是以末日文学的形式呈现，预言了未来会有一位伟大的皇帝或英雄人物自外界降临，解放基督徒。而与此同时，基督徒所要做的只有坚持祈祷和坚定信仰。与其敌视阿拉伯人，基督教不同派别之间彼此的敌意更加强烈，犹太人更是基督徒最为仇视的对象。在被征服者中，并没有人呼吁大家推翻新统治者。

拜占庭帝国与萨珊帝国境内存在的以上内部矛盾为阿拉伯大征服的成功奠定了基础。假设穆罕默德早一代人时间出生，并且与其继承者在600年出兵进攻这两大帝国，那么很难想象他们会取得任何成果。

阿拉伯军队之所以能取得胜利，也不仅仅是利用了既有国家的政治制度缺陷。当时的穆斯林军本身就拥有十分强劲的实力，因此他们比此前和之后出现的任何一支贝都因武装都更加强大有力。

关于侵略军的宗教热情和殉道与天园的观念对于战斗的激励作用，我们在前文中已经谈到很多。这些观念与前伊斯兰时代传统的部族忠诚感，以及个人英雄主义激情相互联系，彼此结合。游牧社会的文化价值观与新兴宗教观念相互混合，爆发出了强劲的威力。

我们必须指出，参与早期伊斯兰征服的是一支真正的军队，而并不是大批游牧部族组成的移民潮。他们将家中女眷、牲畜、孩童和老人留在了后方的帐篷或房屋中。士兵则编制成队，指挥官则由上级任命，指挥官的选任往往经过了哈里发或总督们的会议讨论。只有在战斗胜利之后，军人家属才能与士兵团聚。

如我们所见，阿拉伯军并非拥有他们的敌人所没有的先进技术，也并非以数量优势取胜，但他们的确拥有一些无可置疑的军事优势，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机动力。大征服期间穆斯林军奔袭跨越的路程之远令人震惊。他们的行军距离自西方的摩洛哥边缘到伊斯兰世界东端的中亚地区，绵延远达七千公里以上。与之相比，罗马帝国的疆域从哈德良长城延伸至幼发拉底河，距离尚不到五千公里。机动灵活的穆斯林军在如此广大的地域中来去如风，占领了大片地区。他们所穿越的许多地区都是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这些土地只有坚毅可靠的人才能从中畅行。他们的部队行进时并无辎重车队。战士们似乎自备粮草，当补给耗尽时，他们便会就地购买、掠夺或征取给养。士兵与牲畜都已对贝都因人粗糙贫瘠的饮食习以为常，并且惯于在恶劣的环境中安然入睡。在寒凉的夜晚依靠闪亮的星星作为导向行军是沙漠生活的必备技能，许多有关大征服的史书都曾记载阿拉伯军在战斗中展现了高超的夜战能力。强大的机动性使他们能够快速撤往沙漠进行避难、战败后重新整编，或者出其不意地突袭敌军。

穆斯林军的统帅能力无疑十分高强。军中的高层指挥官大多出身于希贾兹地区城市居民中的少数精英阶层，尤其是古莱氏部族及其分支部族最多，这些人中有许多都是极其可靠的将才。叙利亚的哈立德·本·瓦立德、埃及的阿慕尔·本·阿斯与伊拉克的萨阿德·本·瓦加斯都是名望远扬的军事将领。此后则有北非的乌格巴·本·纳菲、西班牙的塔里格·本·齐亚德和穆萨·本·努赛尔、河中地区的屈底波·本·穆斯林以及信德的穆罕默德·本·卡西姆·萨伽非等优秀将领。阿拉伯文史料还大量记述了战前军议和指挥官在实行军事行动前听取建议的行为。尽管这些记述部分是虚构的，目的是为了生动概括可能确有其事的军事行动，并凸显早期穆斯林社会的“民主”特征，但它们可能也反映了事实，也许当时阿拉伯军的决策的确需要经过协商和讨论才可施行。

某种程度上说，强大的领导力是阿拉伯社会政治传统的产物。阿拉伯社会的领导权往往在特定的家族中代代传承，但在这些群体中，志向远大的领袖需要向族人证明自己富有勇气、智谋过人且善于交际。假如领袖没能证明自己的能力，那么族人就会转而支持其他人。领袖还要考虑他所领导的族人有何观点与看法。仅靠父辈的荫蔽是远远不足以成为合格的领导者的。中亚的伊朗人王太后曾因屈底波的儿子没有继承父亲的权力而大为震惊，这一事例便体现了伊朗文化与阿拉伯文化中的不同观念。无能或独断专行的将领都不可能长期为人信服。阿富汗的乌拜杜拉·本·艾比·拜克拉和河中地区的祝奈德·本·阿卜杜·拉赫曼就属于这种失败者。他们很快便倒台了，并且遭到了同时代诗人与时事评论者的强烈贬损。

在穆斯林的统治结构中还有一些特点促成了他们的成功。史料总是在强调哈里发与总督，尤其是欧麦尔哈里发（634年至644年在位）在组织与领导征服行动中起到的作用。据说许多涉及军事行动细节的书信都出自欧麦尔的手笔，但实际上这些书信不可能全都是由他所写，尽管如此，这些叙述材料还是体现了当时的麦地那和后来的大马士革拥有强大的组织与控制能力。极少有将领敢于违抗命令，远方战场或偏远省份的将领也极少有反叛中央的情况发生。这是十分不同寻常的，因为相比于同时期的拜占庭帝国，后者的军力常常因觊觎皇位的地方将领叛乱而大大受挫。令人惊讶的是，像哈立德·本·瓦立德、阿慕尔·本·阿斯、穆萨·本·努赛尔和穆罕默德·本·卡西姆这样的优秀将领在被撤职召回时，都会乖乖地交出职位回到首都，接受处罚，承受羞辱。

大征服之所以能够成功，还有一个关键因素，那就是穆斯林军对待被征服者的方式往往相对较为宽松。只要承诺上交贡赋并保证不协助穆斯林的敌人，阿拉伯将领便会乐意缔结条款，为被征服者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提供保护，宗教场所的权利也会得到保证。在武力攻城中被击败的城市守军时常会被处决，但大规模屠杀平民的事例也极少发生。像在霍姆斯城那样征用房屋供穆斯林居住，或强征其他财产的情况十分少见。蓄意破坏或摧毁已有城市村庄的行为也同样罕见。与十三世纪的蒙古军臭名昭著的屠杀与毁灭行为相比，可谓判若云泥。尽管我们无法确定，但可能至少在征服初期，阿拉伯军对平民征取的物资和劳役要比拜占庭帝国和萨珊帝国宽松许多，他们征收的税赋也更轻一些。直到七世纪末，我们才发现有抱怨强征苛税的记载出现。很可能对于大多数被征服者来说，阿拉伯军的入侵仅仅是昙花一现的奇迹，或者一场仅持续一年的大规模袭掠，此后便会销声匿迹——因此，乖乖缴纳税款，签订必要的文件，总比眼睁睁看着城池陷落、男人被杀、女人和小孩被卖作奴隶要来得划算。

征服结束后，阿拉伯穆斯林军队很快便在新征服的土地定居下来。他们定居时几乎总是会与本地居民分区而治。在伊拉克，他们聚居在库法、巴士拉和摩苏尔这三座穆斯林新城中。埃及最早的阿拉伯人聚居点是福斯塔特，这座聚落大部分位于开阔的平地上。在北非，主要的早期穆斯林聚落是新建的城镇凯鲁万，而在呼罗珊，最大的阿拉伯人聚落则是梅尔夫，他们在这座萨珊古城的城墙外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居民区。在叙利亚，阿拉伯人往往定居在已有城市的郊区地带，而不是占据城市中心地带，比如在哈尔基斯和阿勒颇便是如此。这在很大程度上防止了征服军与当地人之间由于共用庭院与狭窄的街道而发生难以避免的冲突。

阿拉伯大征服在不同地区也有所不同。阿拉伯军入侵时沿大道行进，一路进攻或招降沿途的主要城镇。但在大道之外的山区或偏远村落，一定有许多社区此前从未与阿拉伯人有过交往，可能直到几周、几月甚至几年之后他们才会听闻自己已不再受拜占庭皇帝或波斯皇帝的统辖。在阿塞拜疆山区、里海南岸山脉、库尔德的丘陵地区、摩洛哥的大阿特拉斯山区和西班牙的格雷多山脉，都鲜见穆斯林的踪迹。直到早期征服结束后的两到三个世纪间，才有穆斯林传教者、商人和探险家进入这些地区传播新的宗教，并为当地人带来有关新兴统治者的消息。这些地区的居民没有动机抵抗入侵者，因为入侵者绕过了这些地区。

我们在上文中曾多次提到，穆斯林征服者极少有逼迫被征服者皈依伊斯兰教的行为。任何强迫改宗的行为都可能会引发大规模反抗或公开敌视。因此，穆斯林统治者与教会领袖和其他臣服于他们的宗教机构建立了一套合作关系。人们部分是因为财政压力而改宗，为了逃避臭名昭著的人头税而皈依伊斯兰教，但不仅如此，改宗还能使人获得机遇逃离现有社会阶层约束，成为新兴统治阶层的一员。对于想要谋得军职的人来说，皈依伊斯兰教是必须之举。到十世纪，在某些地区还要更早，没有穆斯林身份就很难在文官系统中官运亨通。因此，这个新兴信仰的魅力主要在于吸引力，而非强制力。

在建立以来的头一个世纪，穆斯林帝国的社会环境十分开放。穆斯林是新兴帝国的精英阶层，他们宣称伊斯兰教是面向全人类的宗教。任何想要皈依伊斯兰教的人都可成为这个精英群体的一分子。相比之下，罗马帝国的公民或波斯帝国的贵族则是难以企及的特权阶层，受既得利益者捍卫。皈依新兴的伊斯兰教之后，被征服者也能够成为征服者，加入统治阶层，并且至少在理论上与其他穆斯林共同享有平等地位。诚然，不久之后穆斯林元老和新皈依的阿拉伯及非阿拉伯穆斯林之间便爆发了长期的暴力斗争，但这不能否定伊斯兰教是对所有人开放的。

早期穆斯林还抱有强大的文化自信心。真主通过先知穆罕默德用阿拉伯语向他们传达训诫，他们遵从真主的信仰，传播真主的语言。我们可以将他们与五世纪入侵西罗马帝国的日耳曼人相比。日耳曼人占领罗马帝国的领土之后，他们便抛弃了旧有的诸神，皈依了基督教，也即他们所征服帝国的宗教，至少就我们所知，没有人宣称神的语言是日耳曼语。强大的文化自信心确保阿拉伯语成为行政语言与新兴高等文化的语言载体。任何人想要完全融入政府或知识活动，就必须能够读写阿拉伯语才行，最好还有穆斯林身份。这与西欧的日耳曼国家也差异明显。至少到十二世纪为止，西欧的日耳曼人仍旧将拉丁语作为行政语言和高等文化语言，新兴统治阶层仍旧使用诸如“公爵”（dux）和“伯爵”（comes）之类的拉丁语头衔，而日耳曼语则只有方言俗语留存下来。但穆斯林的头衔如“哈里发”（khalīfa）、“埃米尔”（amīr）和“瓦力”（wālī，即地方官，总督）都源自阿拉伯语。

尽管如此，征服仅仅为改宗拉开了序幕。穆斯林建立了一套政治与社会架构，因此伊斯兰教才能在其中缓慢发展扩张。到1000年，穆斯林可能在所有于750年前被征服的地区都成了多数人口。大征服并没有引发改宗，但它的确为其奠定了先决条件：没有大征服，伊斯兰教也就不会在这些地区成为主流信仰。

穆斯林征服的成功还要归功于当时独特的历史条件和新兴一神论信仰的传播。伊斯兰教拥有许多便于基督徒和犹太教徒理解接受的特点。它拥有一位先知、一部圣书、完善的祈祷文、饮食准则和家庭法。亚伯拉罕和耶稣在穆斯林传统观念中同样也是伟大的先知。伊斯兰教从一开始就作为一个独立的宗教发展起来，但它却宣称是过去一神论宗教的完善者，而非摧毁者。伊斯兰教并不像其他某些宗教（比如佛教）那样陌生，因此它与既有宗教的相似性和共同的宗教传统很可能也鼓励并促进了人们改变信仰。

在很大程度上，穆斯林针对敌人的政策也使他们的统治被广为接受：毕竟绝大多数情况下，向入侵者投降，订立和约并上交贡赋总比顽抗到底更划算。假如政治层面的征服没有完成，伊斯兰化与阿拉伯化进程也就不会在征服结束的两到三个世纪之后出现，但这种转化并不是征服所直接导致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而是越来越多人自觉自愿地认同和参与当时的主导文化，渐渐以几乎完全和平的方式造成了伊斯兰化的普及。

归根结底，穆斯林征服的成功是整个后罗马世界的动荡衰败、贝都因武士的坚忍顽强以及新兴伊斯兰教的激励与开放特质共同作用的结果。

谢选骏指出：人问“阿拉伯帝国何以迅速征服广阔的土地”？我看阿拉伯帝国因为野蛮落后而迅速征服广阔的土地——就像人民解放军击败了国民革命军一样。人说“阿拉伯帝国的大征服直接对被征服的地区的语言和宗教产生了永久性影响”——我看这是鼠目寸光，因为仅仅一千余年，如何就是永久了呢？这就像中国共产党虽然霸占中国大陆迄今为止七十三年有余，也始终不能消灭民国、统一中国。

【04、阿拉伯对外征服战争直到新疆】

佚名网文《阿拉伯对外征服战争》报道：

阿拉伯人对外征服战争是公元7—8世纪，穆斯林的统一国家——阿拉伯帝国形成后，以“传播伊斯兰”为口号，攻入西亚、北非和西南欧大片领土的军事行动。公元7世纪的阿拉伯半岛，在鹰旗旗帜下，沙漠中的阿拉伯游牧民族开始征服世界的行动。

简介

7世纪30年代，阿拉伯人的势力扩展到中亚。他们在征服波斯、占领莫夫后，于651年到达阿姆河流域。705年起，阿拉伯的呼罗珊总督库泰拔对中亚作最后进攻，整整用了十年（705-715年）的时间，征服了河中地区。当时中亚政治分裂，统治者内讧。库泰拔利用当地统治者的内部矛盾，实行各个击破。花剌子模的军队就曾参加712年对撒马尔罕的围攻。各地的封建主又力图与阿拉伯人妥协。当阿拉伯军队进兵花剌子模时，当地的统治者就与库泰拔联合镇压农民的反抗。这样，到715年，阿拉伯人最后征服了中亚的大部分地区。

阿拉伯帝国原规定接受伊斯兰教的农民免除人头税，但当许多粟特人农民成为穆斯林之后，阿拉伯统治者又以武力迫使他们纳税。728年，粟特人举行大规模起义，整个费尔干纳地区都掀起反抗斗争。许多封建主乘机混入起义队伍，很多游牧的突厥人部落也与粟特人联合。但起义者很难抵抗阿拉伯人的优势兵力，栗特人和突厥人的联军在坚持十年之后，于737年失败。力图保持自己财产和特权的大封建主，又与阿拉伯贵族相勾结，最终接受伊斯兰教。

747年在呼罗珊爆发的阿布·穆斯里姆起义，有许多中亚农民和手工业者参加。阿拔斯利用了这次起义推翻倭马亚王朝，自立为哈里发。新的王朝在中亚依旧实行高压的外族统治，迫害曾被利用的起义者，杀死其领袖穆斯里姆。不久，中亚塔什干国王为唐将高仙芝所俘，共子与阿拉伯人联合，欲入侵安西。751年，唐朝进兵怛逻斯河附近，被阿拉伯军击败。以后唐因安史之乱，无力远顾，退出中亚。于是阿拉伯人在中亚的统治势力更其扩大和加强了。

776-783年，在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河中地区发生了粟特农民起义，反抗阿拔斯王朝的统治者和本地的大封建主。起义的领袖是哈希姆·伊本·哈金，他参加过阿布·穆斯里姆起义，并被监禁了十五年。从监狱逃出后，他立即到河中地区组织斗争，宣称自己是神的化身，凡人不能忍受他脸上的光芒，因此经常用绿布蒙面，时称“蒙面者”。起义群众夺取本地封建主和阿拉伯贵族的土地，实行自行分配，并且占领许多城市和堡寨，逼近撒马尔罕城下。山区游牧的突厥部落支持起义农民，封建主及其武装则支持阿拉伯贵族。经过长期顽强的斗争，这次农民起义也失败了。

806-810年，中亚各族又发生一次反抗阿拉伯人统治的斗争。他们攻占撒马尔罕，杀死总督，然后席卷从花剌子模直到帕米尔高原的广大地区；突厥人和其他游牧民族也参加进来。哈里发马蒙派兵镇压，同时以特权和土地为钓饵，收买动摇变节分子。反抗阿拉伯人的力量渐趋分化瓦解，最后遭到失败。

9世纪后期，阿拉伯帝国日趋分裂。波斯人的萨曼王朝（874-999年）推翻阿拉伯人在中亚的统治，占领布哈拉，统一河中地区。伊斯迈尔统治时期（892-907年），萨曼王朝的版图北达咸海，南至印度河上游，东至阿姆河与锡尔河上游，西迄里海，成为中亚最强大的国家。10世纪时，萨曼王朝的经济和文化都很发达。统治者依靠突厥部落的军队，建立集权专制。军队由佣兵和奴隶混合编成，受突厥人军官指挥。突厥人军官获得很多领地，形成一个特殊的封建主阶层。首都布哈拉和撒马尔罕、莫夫等，不但是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而且和东西各国都有很活跃的贸易关系。

10世纪末，萨曼王朝走向衰落。它受到各突厥部落和伽色尼王朝的马赫穆德联合攻击，终于灭亡。

对中国的战争

怛罗斯之战

公元654年，阿拉伯伊斯兰圣战大军开始了对中国的入侵。在半个多世纪内，相继征服了唐朝所辖的中亚诸国及这一地区的许多重要城镇。

公元709年，阿拉伯帝国驻伊拉克总督哈贾智给其亲信卡希姆与库泰拔下令：伊斯兰教东征的最后目的地将是中国，二人中谁先征服大唐帝国，谁就是未来的中国总督。在这个强烈诱惑的鼓舞下，任阿拉伯驻呼罗珊总督的库泰拔，直接向东用兵，要与唐安西大都护的主力部队决一高下。公元715年，唐安西都护府1万大军拔贺那(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城下给前来进犯的阿拉伯伊斯兰教东征军以迎头痛击，取得巨大胜利。可惜由于唐玄宗对阿拉伯人攻打中亚的问题上采取了绥靖态度，致使这次战果未能进一步扩大。就在当年，库泰拔的一支部队乘虚攻占了疏勒都督府(今喀什噶尔)，在今新疆的土地上第一次树起了伊斯兰教的大旗。很快，拥重兵在外的库泰拔因不服新登位的阿拉伯哈里发苏莱曼而举兵谋反，结果失败被杀。不久，又在崛起于西域的吐蕃大军的攻击下，阿拉伯军队被迫西撤。

公元751年，阿拉伯大军卷土重来。唐帝国为了保护四镇及安定安西地区，安西节度使高仙芝率领汉兵两万、藩兵一万，长途奔袭七百余里，翻越帕米尔高原海拔 7224公尺的穆斯塔格山主动出击阿拉伯人。两军在恒逻斯城相遇。阿拉伯方面的主将是阿拉伯的呼罗珊总督阿布。兵力为呼罗珊本部宗教战士四万人，加上被阿拉伯人控制的阿姆河与锡尔河流域的属国的兵力数万，总兵力当在十万至十二万之间。

唐军骑兵一般使用马槊，在近身肉搏时候则是用横刀，也就是现所称的“唐样大刀”。横刀的锻造技术在当时世界上是极为先进的，锻造出来的刀锋锐无比，而且步骑两用，制造横刀的技术后来被日本学去，成就了日本刀后世的声名。唐军步兵均用陌刀，威力极大，列阵而出则“如墙而进”，肉搏时候威力不减，史载李嗣业用陌刀肉搏“当嗣业刀者，人马俱碎”。唐军的铠甲抛弃了魏晋的具装铠，演变为以明光铠为代表的唐十三铠，重量更加轻，但是防御力却大大的提升。唐朝军队在武器上最大的优势是拥有成熟的弩，唐军一般使用四种弩，伏远弩射程三百步（450米），擘张弩射程二百三十步（345米），角弓弩射程二百步（300 米），单弓弩射程百六十步（240米）在不同范围均可以形成威胁。阿拉伯军队在这方面显然逊色不少。

马匹方面阿拉伯人占了绝对的优势，阿拉伯马是世界上最好的马种，这是唐军所不能相比的。

靠着步兵的强弓硬弩，高仙芝曾经占有很大的优势，中国骑兵一度完全压制了阿拉伯骑兵，但是由于阿拉伯联军数量极多，高仙芝无法取得最后的胜利。战斗进行到第五天，形势突变，中国军队战斗到傍晚之后，葛逻禄藩兵突然叛变，他们从背后包围了中国步兵并且断绝了他们与骑兵的联系。而阿拉伯联军乘中国军队由于葛逻禄雇佣兵突然叛变而暂时混乱的机会，出动重骑兵突击中国军队的中心，于是高仙芝终于溃败，两万人的安西精锐部队，只剩下数千人逃出生天。在收拢残兵之后骁勇的高仙芝并不甘心，依然想进行一次反击，但是在副将李嗣业的劝说之下终于放弃。段秀实和李嗣业保着高仙芝撤离了战场。由于对中国军队在怛罗斯战役中表现的惊人的战斗力印象深刻，阿拉伯人并没有乘胜追击。

怛罗斯一役对整个唐帝国的影响却并没有像某些人所说的那么明显，虽然此役导致葱岭以外诸国相续叛唐，依附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但整个唐帝国并未受到太大影响。

于阗圣战

公元915年的一个深夜，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人索图克带领自己的穆斯林亲军，在喀什噶尔的皇宫内进行了一场流血的宫廷政变，杀死了他的叔叔，不信伊斯兰教的大汗奥古勒恰克，一举夺回了喀拉汗王朝大汗之位。这是新疆历史上第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地方政权首领。他死后被安葬在阿图什。苏丹索图克麻扎（陵墓）今还被新疆穆斯林们视为宗教圣地。

从此，喀拉汗国靠武力开始对本境和邻近地区推行伊斯兰化。

当时的于阗国(都城今和田县境)国王李圣天，有汉族血统维吾尔人（称有维吾尔血统汉族人似乎更合适），祖上曾娶唐宗室女，所以其一直自称宗属，称中原为舅家，于阗国以佛教为国教。作为一个在汉文化下孕育并成长起来的西域人，李圣天忠诚的奉大宋政府为中央政府，穿汉服，行汉制，遭到了伊斯兰教的仇视，喀拉汗的几次大规模进攻，都遭到了他有力的抵抗，在实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依靠对佛教信仰的忠诚和敦煌归义军的支援，他勇敢的率领西域各族人民抗击喀拉汗王朝的伊斯兰圣战。

李圣天曾派人告诉当时的阿拉伯呼罗珊总督说：“你们敢加害于我们的任何一人，我就要聚歼所有穆斯林团体！”

公元917年，于阗国不堪穆斯林的屠杀，大军直逼喀什噶尔城下报复。在喀什噶尔南70余公里的英吉沙一线，双方血战7天7夜，于阗军获胜。此后，这两大政权之间的战争消沉了好些年。

公元955年，索图克的长子巴伊塔什继位。靠武力继续推行伊斯兰化，伊斯兰教被正式定为国教。以喀什噶尔为中心的喀拉汗王朝，就是从公元960年开始，为国际伊斯兰教界所正式承认。喀拉汗就成为我国新疆历史上第一个伊斯兰地方政权。

喀拉汗对本境和邻近地区的异教徒不断采取野蛮的军事进攻。从公元963年开始，于阗政权就开始发动了针对喀拉汗的军事报复，双方相持不下。969年7月间，于阗又发大兵入侵喀拉汗，曾一度攻占喀什噶尔。971年 (宋太祖开宝四年)，于阗国王李圣天派遣一名叫吉祥的僧侣，将战利品——一头大象献给了宋太祖。这事在《宋史》里有专门记载。

公元998年，于阗大军于再度兵临喀什噶尔。他们以自己强大的军队为后盾，同时策反了喀什噶尔一带潜伏的势力里应外合发起了大规模的武装暴动，又一次占领了喀拉汗的首都。喀拉汗国王阿里· 阿尔斯兰在中亚撒马尔罕闻报后，立即火速率军东救。喀什噶尔城下一战，于阗军被迫撤退，困守喀什噶尔城之南的艾斯克萨城堡，经过长达5个月的攻守战，于阗军队突围杀回于阗。

公元998年，于阗政权发动了对喀拉汗攻势最凶猛的一次攻击。当阿里·阿尔斯兰得知于阗军再次兴兵而来，他挥师南下，两军再次对垒于英吉沙。第一回合，阿里的四叔侯赛因战死沙场。第二战，阿里的二叔哈桑又重伤毙命。第三次猛攻，喀拉汗的这位最高统帅与自己的姐姐艾丽努尔同时被斩，他的尸体被于阗军队抛弃，而头颅被带到喀什噶尔悬挂于艾斯克萨城堡墙头。伊斯兰士兵全军覆没。

阿里·阿尔斯兰的死，为喀什噶尔留下了三处“圣战遗迹”，今天，依然是喀什噶尔穆斯林每逢年节必去朝拜的“圣地”。

第一处，即艾斯克萨城遗址。在今喀什市郊东南部的艾斯克萨村。

第二处古迹是奥达木麻扎。位于今喀什市东南约50公里处的疏勒县与英吉沙县交界处的阿拉甫流沙地带；是公元991年与998年于阗与喀拉汗两次血战的杀场。作为伊斯兰教在新疆初期传播的圣战纪念地，引得当地与外地穆斯林世代争相朝拜。奥达木麻扎朝拜活动的主要内容，是祷告真主让当年战死于此地的阿里阿尔斯兰头首重合，并祈求当年的圣战英灵们为自己消灾求福。

第三处遗迹，便是阿尔斯兰墓。

该墓坐落在市区东南部吐曼河东岸的高埠之上

公元998年的英吉沙大战，几乎使喀拉汗王朝毁于一旦。阿尔斯兰堂侄卡德尔在公元999年，派出使节，向中亚伊斯兰世界求援。由布哈拉的4位著名伊玛目(伊斯兰教首领)率领的穆斯林东征军，以及从巴格达、伽色尼(今阿富汗斯坦加兹尼)、花刺子模(在中亚乌兹别克斯坦)等地招募的士兵纷纷加入了进军喀什噶尔征讨中国异教徒的行列。这支号称14万的伊斯兰星月军。翻越帕米尔高原杀逼喀什噶尔城下，气焰十分嚣张。于阗两万汉人及各族军队主动放弃喀什噶尔向南撤退，诱敌深入。卡德尔以为有机可乘，穷追不舍。结果在李圣天神出鬼没的数次出击后，接连损失了来自巴格达的将军贾拉尔丁与花刺子模的将军卡希姆，但他们依然冒险前进。

公元1000年11月11日，战线转移到今策勒县南部山地的波斯坦乡（殉教者岭，时至今天新疆还保留着此战场遗址，每年都有数千新疆伊斯兰教教徒前来拜祭）。伊斯兰星月军进入了于阗军队伏击圈，喀拉汗大军在军情不明的情况下竟然还全体做起了礼拜。于阗军队当然毫不犹豫如猛虎扑食般冲下山来，打得喀拉汗军一败涂地。阿拉伯人叹息说“圣战者象雪崩一样被杀死”。这一场鏖战，伊斯兰星月军全军覆没，来自布哈拉的4位伊玛目全部牺牲，至今在波斯坦乡还能看到“四伊玛目麻扎 ”。卡德尔败北而归。这一年多的圣战，使喀什噶尔到于阗的千里大道两旁，留下了一座又一座穆斯林的“圣战”之墓，到今天仍历历在目。

公元1006年，经过相当的休整恢复，卡德尔再发大兵进攻于阗政权。在一场殊死的决战之后，于阗王战败身亡。随着于阗地区的被征服，整个塔里木盆地西南缘的佛教势力开始宣告消亡，并逐渐伊斯兰化。

谢选骏指出：阿拉伯人就是一群言而无信的流寇匪帮，但是他们捏造了一本胡言乱语的《可兰》，作为争权夺利的理由——但是这却意外给了野蛮部落一种粘合剂，使得它们得以四处撒野、东跑西颠、攻城略地、自封苏丹，直到如今。共产党为何逃窜陕甘宁边区重振旗鼓？因为那里的穆斯林对抗中央、制造分裂。

【05、阿拉伯人是穆斯林的战俘，穆斯林是穆罕默德的战俘】

《<伊斯兰帝国>：潜台词是伊斯兰的旧日荣耀还是西方的浅薄优越？》（Sameer Rahim 2019年09月14日 界面新闻）报道：

在新作《伊斯兰帝国》中，贾斯汀·马洛齐讲述了跨越15个世纪的伊斯兰历史中15座阿拉伯主要城市的简明历史，但他对数据的采用和考据未免太过随意。

2013年理查德·道金斯（注：著名生物学家，著有《自私的基因》）在推特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伊斯兰文明的总结性评论：“全世界的穆斯林获得的诺贝尔奖比剑桥三一学院还要少。然而，他们在中世纪做出了伟大的事业。”第一句话包含的无礼暗示很难被后一句话中过去穆斯林“伟大事业”的典故所软化。不过，这只是一条推文。而贾斯汀·马洛齐的新作《伊斯兰帝国》（Islamic Empires）用464页的篇幅详细阐述了相同的论点，还有附加的流血和卑鄙。

马洛齐首先引用了一位突尼斯朋友的话，困扰中东的“混乱、战斗、流血、独裁、腐败、不公正、失业”也让他很苦恼，他“这些年都很不好意思当一个阿拉伯人”。突尼斯人当然有道理，但这是马洛齐所误解的一点。马洛齐建议他的朋友回想一个时代，“对一个阿拉伯穆斯林来说，当时的状态是，以占据全球权势等级的顶峰为荣，而不是因为在下层等级苟活而感到羞愧和窘迫。”但是阿拉伯之春的抗议者，就像这位突尼斯人一样，抱怨他们腐败的统治者，呼吁建立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而不是为了满足他们的“自豪感”而恢复马洛齐所说的“著名的”和“让人害怕的”哈里发国。

作者讲述了跨越15个世纪的伊斯兰历史中15座阿拉伯主要城市的简明历史。他从最富奢的时期中挑选出这些城市：9世纪的巴格达、12世纪的开罗、15世纪的君士坦丁堡、17世纪的伊斯法罕，结束于21世纪的多哈。作为一名记者，他几乎访问过所有他讲述的城市，各章节开头都是与对话者的交谈，这些对话者常常为自己国家的状态感到沮丧。然后他迅速把我们带回到辉煌的过去，强调那些最耸人听闻的故事。

首先是七世纪的麦加，先知穆罕默德出生的城市，也是他最终征服的城市。但是，真是这样吗？像历史学家汤姆·赫兰德一样，马洛齐对伊斯兰起源的传统说法提出质疑，推测麦加可能不是该宗教真正开始的地方。走怀疑路线是很公平的——因为这仍然是学术界有争议的问题。但是马洛齐的怀疑是有选择性的。因为在几页之内，他确信无误地复述了先知将700名背叛他的犹太部落男子处死的故事。只有讲述一个有趣的穆斯林暴力故事时，他才会信任故事的来源吗？

在这本书里，我数不清斩首和处决的次数，全都用让人厌恶的恶趣味来讲述。穆斯林编年史当然是马洛奇的来源，但像所有编年史一样，出于政治原因，或者只是为了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它们都夸大其词。例如，八世纪的阿拔斯王朝将军阿布·穆斯林“冷血地杀死6万人”，这是不可能的。此外还有令人失色的昂贵物品清单：哈伦·拉希德是《一千零一夜》中最著名的哈里发，他去世后，显然留下了“4000条特本头巾”和“1000件最好的瓷器”。后来的一位哈里发有“7000个太监”和“4000名黑奴”。马洛齐对这些数字有着天真的轻信，与那些拘泥于先知生活故事每个细节的虔诚穆斯林一样。

《伊斯兰帝国》的思想史知识同样不可靠。他公正地认可了巴格达的“智慧之家”和希腊文本的阿拉伯语译本，还有花拉子米和肯迪令人赞叹的科学和哲学著作（注：“智慧之家”是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时期的一所图书馆及翻译机构，也译作“智慧宫”。花拉子米是波斯数学家、天文学家及地理学家，也是智慧之家的学者。肯迪是中世纪阿拉伯的著名哲学家）。但他简化了叙述以迎合现代品味，将阿拔斯王朝宫廷中“思想封闭的保守神职人员”与“自由的哲学、宗教和科学讨论”对立起来。同样为伊斯兰知识文化做出贡献的伊斯兰教学者被忽略了。

以艾哈迈德·伊本·罕百里为例，他是逊尼派四大主要流派之一的创始人。在9世纪，他被宗教法庭（mihna）鞭笞，宗教法庭强制推行理性主义者对古兰经的阐释，迫害传统主义者。本书中没有提及宗教法庭，可能是因为它会使得本书对历史的简述版本变得复杂，这一版本中，哲学家比心胸狭窄的神学家更聪明，宫廷上“饮酒狂欢、奢侈宴会、狂欢和同性恋私通”都司空见惯。

马洛齐一次又一次地为我们细致描写“酒精浸泡、飘着大麻味”的宴会，或是奴隶女孩的性放纵。它们足够有娱乐性，如果你喜欢的话，但是这种放纵被赋予了太多的历史分量。他认为住得大是伊斯兰帝国“自信多元化”的典型标志。他很少停下来想一想那些被从遥远的家中带走的奴隶女孩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以及她们是否对这种早期形式的“多元文化主义”如此感兴趣。这里没有对性别关系进行任何深入的研究，尽管在精英、男性主导的圈子之外还有许多引人入胜的材料。正如约瑟夫·拉帕波特所说，中世纪开罗的中产阶级妇女经常提出离婚——许多人都有根据伊斯兰教法制定的严格的婚前协议。但是，“在长袍上用金线绣着自己写的赞颂性爱的诗行”的科尔多瓦公主，以及作者从现代开罗女人那里听来的“在面纱下口交的具有自由精神的女孩”，由于这些故事，马洛齐有些离题太远。

一个关键问题是——本书没有回答，因为它没有问——用什么将这些实际上不同的时间和地点联系在一起。关于暴力征服、肆意享乐和知识追求，有什么东西在本质上是“伊斯兰教”的？鉴于在先知死后的几个世纪里，居住在哈里发的非穆斯林多于穆斯林，为什么还要把它称为伊斯兰文明？在马洛奇最喜欢的比喻中，这个文明的兴衰就像一颗划过天空的流星，但是由于这些帝国经常处于战争状态——法蒂玛王朝对阿尤布王朝、萨非王朝对奥斯曼帝国——它们能被归为一个“文明”吗？他写道，在八世纪的叙利亚，不同宗教之间存在着“宽容和或多或少的和谐共处”，这与今天可怕的宗派战争形成了一种让人沮丧的对比。但是现在和过去的冲突，可以像马洛齐认为的那样，被解释成伊斯兰教本质上“宽容”或着不宽容吗？这些问题让马歇尔·霍奇森以及最近的沙哈卜·艾哈迈德和杰克·塔努斯等著名历史学家忧心忡忡。在本书的参考书目中却没有他们的作品。

当马洛齐审视着喀布尔和巴格达的废墟，疲倦地摇摇头，告别逝去的黄金时代时，他的故事中逼近的阴影变得更加明显。是因为现在领导“全球权力秩序”的人？入侵弱国的人？通过技术创新积累财富，拥抱性自由到堕落程度的人？可以肯定的是，这是关于西方的夸张描述，但马洛齐将它追溯到更古老的伊斯兰帝国。

本书给穆斯林的潜台词是什么？变得更像我们，才能让你们的国家再次强大。因此，正如作者所说，这与其说是一本关于“伊斯兰的优越情结”的书，不如说是一本关于西方优越情节的书。本书篇幅很大，以至于穆斯林人口众多的所有现代繁华城市——德里、雅加达、安曼，马洛齐都能去探索，但是，他更喜欢去迪拜。

本文作者Sameer Rahim为《前景》杂志撰稿人。他的小说《Asghar and Zahra》已由约翰·默里公司出版。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创造了“辉煌的阿拉伯文明”的，并非阿拉伯人，而是他们的战俘；所有的“穆斯林民族”，都是阿拉伯人的战俘。就连阿拉伯人，也无非是穆斯林的战俘；至于穆斯林呢？则是穆罕默德的俘虏。就像共产党中国的学者并非共产党人，而是他们的俘虏。就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居民，都是共产党的战俘，共产党呢，都是苏联人的俘虏。苏联人呢，都是马列主义集团的俘虏。

【06、阿拉伯征服史就是趁虚而入的历史】

《阿拉伯征服史》报道（2013-07-28 穆斯林在线）报道：

阿拉伯人的征服 公元七至八世纪时，阿拉伯帝国形成后，哈里发为了扩大其统治范围，以“传播伊斯兰教”和“展开反对异教徒的圣战”为借口，强行吞并西亚、北非和西南欧大片领土的行动。

这场战争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634—656年)从征服拜占庭和伊朗开始。这两个国家在602—609年间长期进行战争(参见阿拜战争)，彼此都已削弱，又兼国内矛盾重重，遂导致异族入侵。633年秋，三支阿拉伯部队各有士兵七千五百人，从阿拉伯半岛出发，途经叙利亚沙漠，侵入巴勒斯坦和叙利亚。636年，阿拉伯军队由瓦立德率领又向伊拉克、叙利亚进发，首先攻克加萨尼王朝都会巴士拉，并在耶尔穆克河畔战败拜占庭军。耶路撒冷经两年围困后，于638年向阿拉伯人投降。640年夺取重要港口凯萨里亚后，最终征服叙利亚和巴勒斯坦。阿拉伯对伊朗(萨珊王朝)边境的侵犯起初是袭扰性的。

633年阿拉伯军队占领伊拉克南部希拉城，挫败所谓“连环战”(伊朗士兵的前列连成一线)，渡过幼发拉底河。

634年3月，一小队阿拉伯骑兵(500至800骑兵)横穿沙漠到达大马士革。增援部队到达后，阿拉伯军包围该城。由于缺乏围攻筑垒城市的经验，他们在城外停留了6个月之久。635年9月，守城部队因难于困守而投降。

阿拉伯军于633年夺占希拉城，但在伊朗屡次失利。伊朗军队用战象作为突击力量，阿拉伯军望而却步。阿拉伯部队获得增援后，于637年6月1日在卡迭西亚会战中获得大胜，尔后轻而易举攻取伊朗国都克特西亚。阿拉伯军连连战胜伊朗军队，夺占摩苏尔和讷哈万德城，从此伊朗并入阿拉伯哈里发国版图。640—641年，阿拉伯军长趋直入占领埃及。641年占领上美索不达米亚，642年9月，根据同亚历山大城当局订约不战而进据该城。尔后于642年攻占昔兰尼加，从此，拜占庭失去了埃及。643年攻占利比亚，647年夺取拜占庭的非洲领地，其中包括马格里布国家(现今的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644—645年，阿拉伯军逼近印度边境，于650年攻下伊斯塔赫尔城。651年，到达阿姆河。七世纪五十年代，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一部臣服于哈里发国。在征战过程中，阿拉伯将拜占庭在亚洲和非洲的全部领地夺占了三分之二。阿拉伯领土向西进占了北非部分省份，向东已逼近印度边境，向北突进至亚美尼亚以北，控制了拜占庭帝国在近东的大部分领土，形成了一个横跨欧、亚、非的新帝国。由于哈里发国内形势紧张，而暂时停止进一步扩张。661年，倭马亚王朝以叙利亚为基地建立起伊斯兰教阿拉伯帝国的第一个王朝。在平定内乱后，阿拉伯人又重新组织对拜占庭发起新的进攻。 第二阶段(从七世纪末至八世纪三十年代)，阿拉伯人加强了自己的军队以后，继续征讨外高加索、中亚细亚、伊朗东部和小亚细亚，甚至达于欧洲边界。696至698年，阿拉伯军据有整个马格里布，于709年前后进抵大西洋东岸。

711年春，一支由300名阿拉伯人和7000名信奉伊斯兰教的柏柏尔人组成的部队，被派到比利牛斯半岛，以便深入侦察西哥特王国领土。西哥特人在军事上软弱无力，国中内讧不止以及社会矛盾及宗教矛盾，这支部队遂占领了比利牛斯半岛上的大片土地。712年，阿拉伯主力在此登陆，阿拉伯在半岛上大部分地区直至托莱多以北的山区建立了统治。据史书记载阿拉伯曾袭击过高卢南部地区。732年10月4日，在普瓦蒂埃附近，阿拉伯军队同查理·马特统率的法兰克军队举行会战，结果败于法兰克人(参见普瓦蒂埃战役)。由于当地居民顽强不屈的抵抗，阿拉伯在西班牙驻军内部各部族之间的矛盾，八世纪中期爆发的农民起义，迫使阿拉伯退出高卢，暂时停止向欧洲的进军。 阿拉伯人多次侵入拜占庭的小亚细亚领地。他们曾经到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马尔马拉海，两次包围君士坦丁堡(673—677年和717年)，但未能占领这个地方。阿拉伯人于741年在阿克里昂大战中被拜占庭军队数次击败，已经不再企图征服小亚细亚，但是仍然不断袭击，夺取战利品和俘虏。八世纪初，阿拉伯人完全占领外高加索，以高加索山脉至杰尔宾特城为哈里发国的北部边界。

705—715年，阿拉伯人侵入阿姆河以北地区——花拉子模和费尔干纳，以及阿富汗部分领土，其中包括喀布尔。阿拉伯人力图占领中亚细亚各地，便同怀有同样企图的突厥族游牧部和中国人进行斗争。经过连续作战，阿拉伯军队战胜中国军队及其同盟者，巩固了哈里发在中亚细亚的统治。712年，阿拉伯人侵入印度(印度河下游地区)。他们的军队不超过6000人，然而他们的围城和攻城技术装备——掷石器和凿城器很完善，这些器械可拆卸，用骆驼运送。阿拉伯人连续击败印度人以后，将穆尔坦以北的印度河谷地并入阿拉伯帝国。 点评：阿拉伯人的对外扩张战争所以能取得胜利，首先取决于拜占庭和波斯帝国连年战争，国力衰竭，无力抵抗阿拉伯人的进攻。阿拉伯是游牧民族，军队以骑兵和骆驼兵为主，主要武器是投枪，擅长沙漠作战，但不善用弓、剑、长矛和攻城器械，攻城的方法只是强攻、策反和封锁。因此，在战术上并不占优势。但拜占庭已历经长年战乱，内部党争不已，阶级矛盾突出，军队成分复杂，又在几个方向抗击阿拉伯的进攻，常常顾此失彼，穷于应付，使阿拉伯人得以顺利地进行扩张。其次，阿拉伯军事组织的发展有利于其对外征服的成功。阿拉伯军队组织严密，主要是骑兵，骑兵部队机动快速，灵活多变，因而可广泛运用出敌不意。在战术上为弥补武器装备的不足，战斗队形的编成借鉴拜占庭和波斯军队的长处，沿正面和纵深分成几个组成部分，即前卫，“心脏”(中心)，右翼、左翼和后卫部分。两翼用骑兵掩护，通常留有强大的预备队。作战时，主要用轻骑兵连续出击以疲惫敌军。

当胜利在望时，迅速将主力投入交战；追击敌人时要求迅猛异常，穷追不舍，以便不断扩大战果。阿拉伯军所到之处，掠夺大量财物(金、银、绸缎)、马匹和牲畜，使千百万人流离失所，沦为奴隶，对待被征服的民族非常残酷。阿拉伯的对外征服，加速了阿拉伯社会封建化的进程，建立了以哈里发国为首的、神权专制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国家。由于阿拉伯的征战，阿拉伯的宗教，用以维持统治和剥削劳动人民的阿拉伯人宗教——伊斯兰教，在各个被征服国家得到了传播。被征服的人民进行了坚持不懈的解放斗争，终于结束了阿拉伯的统治(中亚细亚是八世纪上半叶，外高加索是九世纪下半叶)。在比利牛斯半岛，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为收复自己土地而进行的长期斗争，推翻了阿拉伯的统治。

谢选骏指出：阿拉伯征服史，就是趁虚而入的历史。西欧人懂得这一点，于是就顺利驱逐了它们。中国人如果也能懂得这一点，最终也能顺利地驱逐它们及其代理人。

【07、阿拉与财神：伊斯兰教传播的地理解读】

《阿拉与财神：伊斯兰教传播的地理解读》

2017-08-11）报道：

世界宗教分布与传播

最近，Stelios Michalopoulosy , Alireza Naghaviz , Giovanni Prarolo的论文“Trade and Geography in the Spread of Islam”关注早期伊斯兰教如何传播。他们发现，不论在国家还是族群层面上，距离前伊斯兰时期（公元600年之前）商路的远近都影响了当今穆斯林的分布。此外，与伊斯兰教发源地生态环境越相似的地方，即点缀着肥沃绿洲的干旱半干旱地区，更容易接受伊斯兰教。研究者最后还讨论了上述现象产生的机制。

研究者首先列举了关于伊斯兰教沿长程商路传播的案例讨论。伊斯兰教传播的四条路径——征服、经商、传教和移民——都与商路有关。首先，伊斯兰政权的征服沿商路展开。特别是阿拉伯人击败波斯人之后，大批内亚（Inner Asia）名城先后伊斯兰化。同时，伊斯兰教支持穆斯林商人直接沿商路贸易，而非依赖中间商，这就使得内亚、东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都与穆斯林商人发生接触。由于穆斯林商人倾向于跟穆民做生意，这就给了当地商人皈依伊斯兰教的动力。不仅如此，商路上还有传奇的苏菲派僧人传教，有穆民的迁移和婚姻。以上都提供了伊斯兰传播的助力。

除了商路之外，生态环境对于伊斯兰教传播也有重要作用。在伊斯兰教的发源地——阿拉伯半岛，其生态主要由干旱半干旱气候构成，沙漠里有少量的农耕地和沙漠绿洲。半干旱地区适宜放牧，少量肥沃土地则孕育农耕。这种生产结构天然有利于分工和交换。然而，带来的商业也会产生不平等和社会矛盾。1377年著名伊斯兰学者伊本·赫勒敦就把游牧的贝都因社会和城市社会的冲突视为影响穆斯林历史的重要因素。为了维持社会稳定，既鼓励商业也提倡再分配的伊斯兰教也就更适宜在这一类地区流传了。

研究者的统计结果显示，距离公元600年商路的远近与1900年旧大陆各国的穆斯林占总人口比例大小呈反比。距离商路越远，穆斯林占比越少。另一方面，农耕适宜度的基尼系数变大则会显著增加穆斯林占比。如果把跨国数据换成跨族群数据，这一结果依然稳健。研究者还考虑了单一国家内部族群、以及族群是否在伊斯兰帝国内部等因素，结果依然显著。

那么，靠近商路和农耕适宜度的基尼系数大究竟说明什么？对于前者，研究者认为靠近商路意味着更多参与商业。为此，研究者使用了SCCS数据，因为该数据中有族群生计依赖于贸易程度。结果显示，到商路距离和依赖商业程度负相关。而对于后者，在研究者的分析框架中，农耕适宜度的不平等对应的是游牧-农耕的二元经济结构。统计结果显示，不论现代还是前现代，居住在土地农耕潜力均值低、基尼系数大地区的人们有更多的土地用于放牧，穆斯林的分布倾向于放牧地区。一地区历史上的放牧程度越高，也就越依赖于贸易来营生。也就是说，基尼系数、游牧经济、贸易发展、伊斯兰教传播之间存在着正向的关系。

至于为什么游牧-农业二元经济有助于促进伊斯兰教，已有两种观点予以解释：一种是穆斯林倾向于移民到熟悉的环境；另一种认为伊斯兰王朝的早期征服依赖于骆驼运输，离开骆驼的区域无法维持驻军。研究者认为这两种观点都存在不足，并提出两种新解释。第一是伊斯兰教教义有助于促进商业，而商业为游牧-农业经济所需。第二是伊斯兰教缓和了游牧和定居族群之间的冲突，维护了长程贸易。

本文研究了政经环境和信仰制度之间的互动，并且特别关注地理环境对于信仰的影响。伊斯兰教兴起又是重大历史议题，看点十足。然而，寻根究底的读者也许仍感不满。研究者提出了沿商路传播的四条路径：征服、商业、传教、迁移，但是在机制解释中，只侧重于商业效应的挖掘。武力征服作为一种不可忽视的替代性假说，并未得到检验。根据李伯重所著《火枪与账簿》（2017），伊斯兰教传播在不同地区有异质性。内亚较之东南亚，伊斯兰教传播武力成分更多；且在商路沿线，与军火贸易、地方政局、国际关系呈现紧密联系。在政治制度作用于文化传播已为目前研究所支持的背景下，本文研究者对此的忽视令人遗憾。

文章来源：Stelios Michalopoulosy , Alireza Naghaviz , Giovanni Prarolo. (2017). Trade and Geography in the Spread of Islam. NBER Working paper

轮值主编：何石军 责任编辑：彭雪梅

谢选骏指出：上述说法可能来自马克思主义的鬼子，所以主要是从经济基础去论断上层建筑。

【08、第七个回合伊斯兰教很可能征服中国】

《六大回合伊斯兰教为何无法征服中国》（网文 10/2/2016）报道：

别以为中华文化就是金钟罩、铁布衫，只有我们同化别人，没有别人同化我们的事？我们中华文化，能传承几十个世纪直到今天，主要原因并不是我们的文化有多伟大，而是因为两个原因。

为什么绿教没有征服过中华？因为正在征服过程中。事实上，伊斯兰文明一直有向东扩张的倾向。如果从一个较长的时间线来看的话，比如以千年为单位，可以看出，伊斯兰文明一直在和佛教文明、儒家文明进行激烈而残酷的斗争，双方的力量此消彼长，不断产生新的平衡，又不断打破旧的平衡，这个平衡点，从怛罗斯开始，在千年的历史中反复摇摆，一度推进到华夏文明的腹地——西安，如果换一个角度，是不是也可以这么说，经过长达一千年的战争，伊斯兰的影响力一步一步的从中亚渗透到华夏文明的内核区域之一。

第一回合：阿拉伯帝国vs大唐帝国

公元739年之前，大唐和阿拔斯王朝并没有直接对抗的环境，大唐钦点突起施作为葱岭以西中亚各国的“保护人”，作为大唐和阿拔斯王朝之间的缓冲。但在739年，唐朝平定突起施苏禄部之后，突骑施内部二姓相争，实力大减，失去了作为中亚各国保护人的作用，为阿巴斯王朝的东进客观上创造了条件。天宝九年，安西节度使高仙芝认为石国“番礼有亏”，前往征讨，石国王降后，高仙芝背约将其献俘杀害，引起中亚各国的不满。石国王子逃入河中地区，引中亚各国欲攻四镇。高仙芝在751年秋，率领葛逻禄以及拔含那军队三万余人深入700余里，与十万阿拔斯王朝的军队战于怛罗斯。对峙五天后，葛逻禄人临阵背叛，“士卒死亡略尽，所余才数千人”。

怛罗斯之战可以视为高仙芝平西域之战的延续，对唐朝和阿拔斯王朝的关系，以及各自在西域的范围几乎没有影响，仍然保持着友好往来的关系。这主要是因为安西四镇已经是全盛时期统治的极限，而阿拔斯王朝同样要忙于稳定征服的叙利亚地区无力东侵。在这里，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第一次达到一种势均力敌的状态。

第二回合：喀啦汗王朝vs于阗王国

喀啦汗国是西迁的回鹘后裔，在9、10世纪之交，喀啦汗王朝的统治者在与波斯萨曼王朝的战争中接触到伊斯兰教。喀啦汗奥古尔恰克的侄子萨克图为了取得河中地区穆斯林的支持，首先皈依伊斯兰教，随后在圣战者的支持下打败了他的叔叔，自称博格拉汗。伊斯兰历330年（公元942年），他依靠伊斯兰的力量占领巴拉沙滚，成为全国的大汗，在他的儿子和孙子统治时期，伊斯兰教正式进入新疆，成为喀啦汗王朝的国教。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语民族国家。

喀啦汗王国完成伊斯兰化之后，开始对信奉藏传佛教的于阗王国发动“圣战”，经过四十年的征服（约960-1000年），西域千里佛土血流成河，成为真主的土地。十一世纪初，喀啦汗王朝的疆域达到极盛，以新疆的荒山隔壁为界与高昌回鹘（高昌回鹘以汉人和回鹘人为主，受辽和宋的影响，佛寺兴盛）为邻。在这个回合，伊斯兰文明拓地千里，新疆东部的高昌回鹘王国成为佛教文明抵抗伊斯兰的前线。

第三回合：塞尔柱王朝vs西辽

1134年，懦弱的东喀啦汗易普拉辛无法有效统治国内的葛逻禄人，叛乱四起，便请求耶律大石到他的都城巴拉沙滚来，耶律大石“登上他那不费分文的宝座”，封易普拉辛为土库曼王，保留对喀什葛尔和和田的统治，作为西辽的附庸继续存在。

1141年，已经成为塞尔柱王朝附庸的西喀啦汗国爆发了与葛逻禄的冲突，西卡啦汗马赫穆德向塞尔柱苏丹桑贾儿求援，葛逻禄人向西辽皇帝耶律大石求援，桑贾儿率十万骑兵度过阿姆河，双方在撒马尔罕以北的卡特万会战，塞尔柱军队打败，桑贾儿带着马赫穆德退入呼罗珊，塞尔柱王朝的实力退出河中地区，西卡啦汗国另立新汗，成为西辽的附庸。卡特万之战是佛教文明对伊斯兰文明的一次反击，两个文明的平衡重新回到了中亚地区。信奉佛教的西辽皇室实行温和的宗教政策，允许人民自由选择信仰各种宗教，对附属的喀啦汗王朝也很少干预其内政和宗教政策。在西辽王朝统治时期，各民族宗教矛盾趋于缓和。

第四回合上半场：帖木儿帝国vs大明帝国

截止13世纪初，伊斯兰已经控制了整个新疆，而随后的蒙古帝国崛起，横扫亚欧大陆，打断了阿拉伯的进一步扩张。但依然留下了更大的恶果：回回大规模在甘陕定居。明朝建立时，就不得不开始着手处理甘陕的问题，但终身未能在西域将伊斯兰势力赶出甘陕。

1404年帖木儿东征明朝，途中去世。东征明朝的时候帖木儿已经70岁了，而且和明朝隔着瓦剌和别十万八千里……他的后裔征服了印度。

第四回合下半场：吐鲁番vs大明帝国

1514年吐鲁番占领哈密卫，从此明朝再也没有控制过哈密。

第五回合：叶尔羌vs准格尔

在清王朝康熙时期，准噶尔崛起，噶尔丹是佛教系对西域的一次猛烈反击，新疆的穆斯林国家叶尔羌被噶尔丹灭掉，但清王朝在灭掉噶尔丹并未着手处理新疆的穆斯林问题。

仅仅两年，代表穆斯林势力的大小和卓便迅速叛乱，随后在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后，清廷才开始正视新疆的穆斯林问题，设立伊犁将军、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等机构。虽然中央正式确立的对新疆的直接管理，然而新疆汉人势力的衰弱，让西北的局面变得十分不稳定。

第六回合：洪福汗国（阿古柏）vs大清帝国

虽然清廷最终以雷霆手段强硬收复了新疆，但仅仅是行政收复，文化上新疆以然伊斯兰化，再未收复，直至现在也未文化收复。

别以为中华文化就是金钟罩、铁布衫，只有我们同化别人，没有别人同化我们的事？我们中华文化，能传承几个世纪直到今天，主要原因并不是我们的文化有多伟大，而是因为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我们的祖先占据了东亚最适合人类繁衍的地带，人口基数一直很大，即使最弱的时期，对周围民族政权的人口优势也一直是碾压状态。人口是一切力量的源泉，有了人口，怎么发展都行，没有人口，就算有再好的制度条件，也很难发展起来，尤其在古代那种丛林社会里，没有人口优势，注定国运不昌。

第二个原因：我们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

中华文化有两次最危险的时候，一次是安史之乱后，一次是元朝中期。

首先说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前，大唐如日中天，盛世高歌，长安城下，明皇抚琴，贵妃起舞，转身奏歌卧君怀，怎料已然危机四伏。公元751年8月，怛罗斯之战大败，大唐联军在和阿拉伯联军的战争中败下阵来，虽然战败，但对大唐并不是致命的，战后，唐军卷土重来，仍然在中亚进行扩张。但是接下来的事件，对大唐确是致命的，甚至影响了中国整个封建王朝的历史进程，那就是无数历史学家痛心疾首的安史之乱。公元755年12月，大唐爆发了安史之乱，唐王朝由盛转衰。短短地一句话，却写尽了对盛世大唐的惋惜之情。

安史之乱后，河北一带彻底胡化，不听中央号令，直到六百年后，朱元璋北伐收复故土，这块土地才重新回到汉人王朝的控制中。安史之乱后，国势骤降，已然无力恢复对西域的统治，甚至连河西走廊到河湟一带，也被吐蕃占去，华人百万皆陷于吐蕃。吐蕃不过占领这块土地一百多年时间，已将当地汉人全部同化，汉人的小孩不学汉话，都学吐蕃话，对唐王朝更无效忠之心，甚至把唐朝当作敌人。所以才会有司空图的那首诗：

河湟有感

一自萧关起战尘，

河湟隔断异乡春。

汉儿尽作胡儿语，

却向城头骂汉人。

如果安史之乱后，阿拉伯阿巴斯王朝趁唐朝内乱，联合周边一直被唐朝欺负的民族政权，进攻唐朝，结果会是怎样，还真的无法预知。在安史之乱前，大唐周边的那些民族政权已经被强唐欺负了上百年，安史之乱对他们是重大利好，如果真的有一股强势力量带领他们复仇唐朝，结果还真不好说。但紧接着，阿巴斯王朝也发生了内乱，没有继续东扩战争，由于吐蕃的崛起，中亚成了吐蕃的势力范围，也在阿拉伯帝国和唐帝国之间形成了一道屏障，阻碍了中原腹地被阿拉伯伊斯兰化。

总的来说，我们的运气还算不错的，在由盛转衰，大厦倾覆的情况下，阿拉伯帝国内部也出了问题，无暇东侵。我们躲过了伊斯兰的侵袭，躲过了中华文化被彻底湮灭，但是西域那块土地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西域是千里佛国，中原的佛教就是通过西域传进来的，从此正式开始伊斯兰化。等到一千年后的公元1759年，准格尔汗国被清朝彻底打败，西域再次回到中华王朝的怀抱中时，这块土地的佛教文化早已不复存在，连渣都不剩了，而伊斯兰势头正旺，还在东扩，直到新疆全面伊斯兰化。

元朝时期就像国歌中唱的那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要感谢一位蒙古族皇帝，他就是元武宗，元朝第三任皇帝——孛儿只斤·海山，早年在宫中受过一定程度的儒学教育，文化上，在崇信藏传佛教的同时延续宗教自由政策，并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1307年元成宗无嗣而崩，爱育黎拔力八达在大都发动政变，除掉了成宗皇后伯岳吾·卜鲁罕及她试图拥立的安西王阿难答。

阿难答，成宗皇后是想立他当太子的，那么这位有可能当大元皇帝的阿难答又是什么来路呢？元世祖忽必烈之孙，安西王忙哥剌之子。元成宗去世后，曾与元武宗孛儿只斤·海山争夺帝位，失败被杀。他是一位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贵族，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有希望争夺帝位的穆斯林。这个阿难答身为蒙古人，竟然是一位蒙古穆斯林，差点成为大元的皇帝，华夏大地的最高领导人。据拉希德丁《史集》记载：阿难答自幼受一穆斯林家庭抚养，“木速蛮（即穆斯林）的信仰在他心中已经巩固起来，不可动摇”。“他在自己的营地上建立清真寺，经常念诵《古兰经》，沉湎于祈祷”。“他还使依附于他的15万蒙古军队的大部分归信了伊斯兰教”。

这一幕熟悉吗？这不正是世界各国的伊斯兰进程吗？如果真让他当了元朝皇帝，那么全国范围的伊斯兰化势不可免，你我上学时念的就不是《论语》《三字经》了，而是《布哈里圣训》《古兰经》了。有人可能会说，即使阿难答当了元朝皇帝，我们也不可能伊斯兰化，中华文化一定会把伊斯兰文化同化。那请问：元朝时，蒙古人从西域中亚带来的色目人，都过去块八百年了，他们被同化了吗？回民还是回民，信仰一直没变过，而且人口还在扩张。当时元朝统治下的汉人，民族自豪感早已荡然无存，民族自信心也损失殆尽，元朝是汉人政权第一次全面亡国，但并没有亡天下，如果阿难答做元朝皇帝，那就是彻彻底底的亡天下，一旦亡天下，中华文化绝无翻身可能。

什么叫亡国？蒙古人灭了汉人的宋朝，建立了元朝，这叫亡国。一百年后，汉人大起义，朱元璋北伐成功，恢复汉家天下。

什么叫亡天下？古波斯人被阿拉伯帝国灭国，彻底伊斯兰化，直到今天，伊朗不论政权更迭，都自认是安拉的子民，都不承认古波斯文化的先进性，不承认波斯的雅利安血统，这叫亡天下。

在伊斯兰的威胁面前，大元境内的所有民族利益一致，那就是坚决反对伊斯兰化。元武宗信仰藏传佛教，倡导宗教信仰自由，对儒教也是尊崇的态度，但是对于伊斯兰，他的头脑是相当清楚的，因为伊斯兰明显违反“祖宗之道”，要坚决打击。阿难答为争夺帝位，建立他所畅想的大元伊斯兰国，发动对元武宗的战争，最后兵败被杀。虽然全国化的伊斯兰进程被终结了，但是中国西北地区的伊斯兰化已不可避免：阿难答死后，安西王的领土被转封给帮助元武宗海山夺取帝位的爱育黎拔力八达。他镇守川陕地区时，对伊斯兰教不支持，并从严限制。但是伊斯兰教在西北地区已成气候，正处在方兴未艾，生气勃勃的上升阶段。阿难答及其部下的改宗伊斯兰教，对宁夏地区该教的传播发展和回族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同治陕甘回变可以看作此人政策的一项远期成果。学界做过当时陕西关中平原民族构成的分析，回族占关中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吧，后果是众所周知的。

所以，我们能看到，直到今天，伊斯兰在整个中国西北依然有很大的影响，而那块地区，正是华夏民族的龙兴之地啊。无论元朝有多么不好，但在这件事上，元武宗彪炳千古，不论他的初衷只是争夺权位。

明朝，要不是当年帖木儿死在东征的路上，华夏文明又要呵呵了。

从武力上来看帖木儿帝国打西边的奥斯曼像打孙子一样容易，西边打完了，帖木儿拼上全部家当，20万铁骑讨伐明朝，就要完成当年蒙古帝国那样的伟业，所以对于入主中原势在必得。明朝根本无法抵挡，朱棣纵然是个很能打的皇帝，但独木难支，而帖木儿发起进攻明朝的时机，正是选择朱棣叛乱夺权未稳的时刻，还打着讨伐朱棣篡位旗号来减轻中原人民的抵抗情绪，可见帖木儿是多么老谋深算。同时，帖木儿还标榜自己是成吉思汗的子孙，以此拉拢北元势力，借助蒙古骑兵，一起攻打明朝。也是满鞑入主中原的前传，看来真是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而在蒙元统治刚结束，中西部大量穆斯林人口，要知道穆斯林是凝聚力非常强，并且是跨种族的信仰。

在入侵时，大量中西部汉族穆斯林，有能给帖木儿做内应，提供粮草，补充兵员。据《明史.西域火州传》记载：“永乐四年五月，命鸿胪丞刘帖木儿护别失八里使者归，因赍彩币赐其王子哈散。明年遣使贡玉璞方物。使臣言，回回（即中亚人）行贾京师者，甘、凉军士多私送出境，泄漏边务。帝命御史往按，且敕总兵官宋晟严束之。”众所周知，甘、凉军士中回族、蒙古族多，尤其是穆斯林多，此次事件显然与前一年帖木儿东征有关。他们既能私送回回行贾京师者出境，还敢“泄漏边务”，当然更会在战场上临阵倒戈。由此看来，由这些人把守的嘉峪关想顶住帖木儿军的攻势，无异于天方夜谈。即使贴木儿首轮干不掉明朝，也能在中西部常驻下去，而且伊斯兰教极强的传播能力，只能让更多的人民信仰穆斯林。明朝被打不死，也得被绿化。

纵然明朝的中原已经被回回渗透得筛子，明朝可没有能力对伊斯兰大军进行“反渗透”。也有人指出帖木儿劳师远征等不利因素，对于中国战败的预测有争议。好吧！就算明朝大胜，斩敌一半，俘获一半。10万俘虏要不要杀光？如果不杀光，表明上是明朝胜了，从历史的长线中依然是伊斯兰胜了。要知道，在山东横行的回回是菲律宾苏禄的移民后裔，在海南与中国海军对峙的回回是被越南排外的占城难民。几经风霜，主仆易位，这10万伊斯兰俘虏的后代也将俘获中华文明的后代。只要帖木儿大军走到中国，不论战果如何，伊斯兰都是胜利者。

而伊斯兰教是由阿拉伯强盗发明传播的一种宗教，迎合人性的黑暗面，对普通大众有着极强的感染力。如今伊斯兰教传遍世界，信徒几十亿已经说明一切。这是儒家思想无法比拟的。如果贴木儿入主中原成功，中国90%的人口都将成为穆斯林，而儒家思想只能保留在官僚阶层一种小众文化。儒家文化在强大穆斯林面前一点抵抗力都没有。最后，中国大量民众都将大量使用阿拉伯文书写，因其是拼音文本要比复杂的汉字好学的多，汉字将不再是中华大地的主流文本，而失去统一书写的汉字，各地不同的方言很可能导致中国文化上的分裂，进而造成中国无法统一的大分裂，如同欧洲，阿拉伯世界一样。

中华文化一旦被伊斯兰文化倾覆，绝无翻生之日，可以看看那些古代河流区域的文明现状：中华文明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交汇形成的文明，并且融合了周边部族的文明，所形成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明。古印度文明发祥于印度河流域，古印度文化早已断层，印度河现在巴基斯坦境内。古巴比伦文明发祥于两河流域，古巴比伦文明早已灭绝，两河流域现在活跃着伊斯兰国。古埃及文明发祥于尼罗河流域，古埃及文明只剩历史，尼罗河流域现在是伊斯兰国家。都几千年过去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谁还会相到这片土地上曾经产生过璀璨的文明。

莫拿中华文化的先进来说事。看看现在北非西亚一带，他们的原文明难道就比中国差？我们平时经常嘲笑印度三哥，可曾知道古印度文明要比古中国文明发祥更早，更先进，中华文明有相当一部分是受古印度文明影响。我们经常自豪自己的汉字，几千年来一直沿用至今，可曾知道古巴比伦的苏美尔人公元前3200年就发明了楔形文本，比甲骨文还要早2000年。古埃及在数学，工程学方面的发展就不多说了，大家都知道。这些古文明都曾深刻影响着这个世界，可是已经断代，那些传承的人们要么是被灭国屠杀了，要么是被异族文化同化了。那是因为他们被打趴下，然后套上颈环。然后就像狼训服为狗一样。一代不服，那下一代呢？吃不吃猪肉根本不是问题，中原兴盛的佛教什么肉都不吃。暴力胁迫下的剃发留辫也实行了。人生代代无穷已，总有一代会屈服！

只有我们还传承至今，他们没有我们这么好的地形条件，能天然阻挡异族的入侵。无论是武力征服，还是文化渗透，近和远的差别太大了。一旦距离远了，不但军队的后勤补给跟不上，而且一出征就几年，自己大本营出什么问题都不知道，非常危险。文化渗透方面，很难跳跃着来，只能步步渗透，一旦在某个点受阻，那进程就会停滞。伊斯兰教势力笼罩的除了半岛，就是其周围近的地方，包括北非、东非、东欧、西亚、中亚以及东南亚。有人会问，东南亚不是很远吗？其实没有那么远，因为主要是通过海路来，和东非是一样的。伊斯兰再强，距离是无法跨越的。猜一猜哪里的伊斯兰势力最少？对，就是离伊斯兰内核区最远的地方，日本和南美。即是一个强文明，拜占庭帝国。但它的悲剧是离伊斯兰内核区太近了，最终逃不掉被灭的命运。另外一个类似的，就是波斯文明，波斯文明曾经勇敢反抗伊斯兰，最终没有抵抗住，也是太近了。现在的伊朗人，已经完全不承认波斯文明，只认伊斯兰，真是让人感慨。印度文明运气就不错，因为距离稍远一些，而其统治者虽然是伊斯兰化突厥蒙古人但不属于内核伊斯兰体系，宗教政策开明，使得印度文明保留了下来。当然，除了这些近但文明强的状况，也有很远但实在文明很弱，一感染就同化的例子，比如印度尼西亚的那些岛屿。

那些消失的文明也没我们这么好的运气，每到最危险的关键时刻，总能化险为夷。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尼罗河流域，都是一马平川，新崛起的大帝国都会试图征服这些地区，改变当地的民族、文化、人口结构。而在没有航海技术的古代，西方大帝国要想征服中国的黄河-长江流域，得先翻越帕米尔高原，再吃一路沙子，等打到河西走廊，已是强弩之末。而在中国历史中，绿教帝国的强盛期与东方帝国的强盛期惊人一致，四大哈里发时代的强大阿拉伯与天宝时代的盛唐自是难分高下，大唐转衰后不久，阿拉伯也陷入长达三个世纪的内斗与西方基督教的反攻（法兰克）最终走向分裂。在宋代衰弱时，又赶上十字军的百年东征。瘸子帖木儿不是叫嚣，要占领中国吗，走到一半自己先挂了。所以我说，中华文明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一个文明能3000年里长盛不衰，靠的不光是实力，更要靠运气。

汉人今天还保持独立，一方面是祖先给力，遗泽丰厚。另一方面就是上天保佑了。人与人之间的本质真的没有多大差异。实话说，今天中华文明的状况并没有比伊斯兰好太多，甚至还有所不如，至少伊斯兰教仍然存在于穆斯林的生活中。中华文明则基本上从生活中消失了，余下的也就剩汉字和一些节日了，兴个汉服还能被扣帽子，跟伊斯兰教的存在感根本没法比。还有人没有民族文化危机感，以为中国可以重新像汉唐一样，唯吾独尊。别搞笑了，今天的中国只是世界的非主流而已，中国人移民到欧美是要信基督教来融入当地的。趁现在有空，大家还是想想怎么样当世界的少数民族吧，看看世界会不会对中国人两少一宽。要知道穆斯林在世界上都比华人主流。

但是距离的运气已趋于消散。因为时代不一样了，有了飞机火车，肉体征服的距离远近不是问题；有了互联网，文化渗透的远近也不是问题。大欧洲斯坦，不是没有可能；中华斯坦，也不是没有可能。不要认为中华文明有什么特殊免疫性，然而并没有啊同学们！我们只是离得远而已，然后坚持了自己的文化，这并不代表以后一直安全。

有句话叫“命是弱者的借口，运是强者的谦辞”，国家亦如是，国运好因为我们的祖辈父辈，足够坚强，足够努力，度过了一次次的厄运。我想危机之中的前辈们是不会觉得我们国运好的，而应该是每天都觉得国危如累卵，好在虽然不断失败，但他们没有放弃，才有我们今天笑谈“国运”的好时光。我们也可以用自己的努力，为后代打造更好的“国运”。而如果我们将祖辈奋斗出来的民族生存空间当做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忘了努力，那天上很快就会砸下石头。

谢选骏指出：作者只知“中华文化有两次最危险的时候，一次是安史之乱后，一次是元朝中期。”——却不知道“五胡乱华”、“佛亡中华”才是亡国灭种的危机。在我看来，如果不是佛教的消极影响，致使汉人像后来的西藏人蒙古人那样丧失了尚武精神，蒙古满洲未必就能征服中国，新疆也未必就会伊斯兰化，回民更加没有机会像癌细胞一样深入中国各处的核心地带。“六大回合伊斯兰教为何无法征服中国”提醒人们，伊斯兰教渗透中国正如渗透了印度，如果中国不加反抗，努力消除内部威胁——那么六大回合之后的伊斯兰教，很可能就征服中国了，就像犹太人的马列主义现在这样征服了中国大陆。

【09、土耳其的历史遗产与现代困境】

《土耳其的历史遗产与现代困境》（马学清《光明日报》2016年08月20日）报道：

漫长的中世纪，古代突厥各部落在辽阔的亚洲大陆腹地东征西战；公元7世纪，随着伊斯兰教在中亚的广泛传播，突厥人逐渐接受了伊斯兰教，伊斯兰信仰成为突厥人重要的文化组成部分。公元1071年，曼齐克特战役，突厥人的一支部落塞尔柱土耳其击败拜占庭帝国，占据了小亚细亚半岛的大部分领土，大批的突厥人随之陆续迁徙到此，小亚细亚成为突厥人此后的家园。这两段历史，是现代土耳其故事的起始。

地理上，小亚细亚半岛位于亚非欧三大洲交界地带，乃东西方交通之要冲、基督教和伊斯兰文明碰撞汇集之路口，占尽了地缘政治、经济和文化优势。历史上，突厥军队是阿拉伯帝国（公元632年—1258年）中后期最具战斗力的军队，为阿拉伯帝国的开疆拓土和伊斯兰教的传播立下了赫赫战功。在长达600多年的奥斯曼帝国（公元1299—1923年）时代，突厥人更是成为伊斯兰世界和阿拉伯世界的最高统治者。

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的领袖穆罕默德二世率军征服君士坦丁堡，将其改名为伊斯坦布尔，并且以此为首都，建立了一个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帝国。当年，阿拉伯帝国虽然从西线将整个西班牙并入帝国版图，领土也号称横跨亚非欧三大陆，但是在东线，君士坦丁堡成为阻止阿拉伯军队进攻欧洲的堡垒。据记载，在伍麦叶王朝和阿拔斯王朝时期，阿拉伯军队对君士坦丁堡发起四次大规模围攻，均告失败，最终阿拉伯军队损兵折将，铩羽而归。因此，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君士坦丁堡，打开通往巴尔干半岛的大门，实现了阿拉伯帝国历代统治者未竟的愿望。如此辉煌的历史对于现代土耳其人而言既是丰厚遗产，又是一个高不可再攀的纪录。现代土耳其人总是梦想着重现昔日的辉煌，无奈却在后来居上的西方世界面前屡受重挫。

18—19世纪之交，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综合国力被欧洲列强全面超越。昔日强大的帝国成为“西亚病夫”，其广袤的领土和各个战略要地成为欧洲工业强国眼中的肥肉。1914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成为压垮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1918年一战结束，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被英、法、美、意等协约国军队分区占领。为了全面肢解奥斯曼帝国，协约国集团于1920年签署《色佛尔条约》。奥斯曼帝国在亚非欧的领土及其小亚细亚本土悉数被瓜分。

在国家命运危急关头，土耳其民族领袖凯末尔团结起土耳其民族主义力量，以内陆城市安卡拉为基地，发起了一场救亡图存的革命运动。凯末尔是奥斯曼帝国的著名将领。一战中，他率军击退英国人对达达尼尔海峡的进攻，保卫了首都的安全，因此获得了“伊斯坦布尔救星”的称号。一战结束后，凯末尔又率军击退了希腊军队的入侵，成为土耳其民族英雄。

1923年7月，在凯末尔领导下，土耳其与协约国集团签署《洛桑和约》，重新确定了土耳其对几乎整个小亚细亚半岛的主权，从而奠定了现代土耳其共和国的领土基础。同年10月，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凯末尔被选举为第一任总统。由于凯末尔在建国事业中功勋卓著，他被尊称为“阿塔图儿克”，即土耳其之父。值得一提的是，土耳其凯末尔革命的胜利引起了当时中国许多有识之士的关注。孙中山多次提到凯末尔革命，土耳其与苏俄的互助合作也成为孙中山“联俄、联共”思想的现实依据。

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凯末尔采取了一系列暴风骤雨式的改革措施，对土耳其社会进行全面改造。政治上，他废黜苏丹制和哈里发制，确立了共和体制和世俗制度。法治上，他废止宗教法典，制定了依据西欧国家法律为范本的新民法。文化和生活习俗上，他把土耳其语原先使用的阿拉伯语字母全盘拉丁化，取缔多妻制，禁止在非宗教场所穿戴菲兹帽等宗教服饰，同时倡导欧式服饰。凯末尔将其指导思想总结为“共和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世俗主义和革命主义”，并将这6项原则写入宪法。

凯末尔领导的革命使土耳其从伊斯兰帝国转型为土耳其民族国家，由伊斯兰神权国家转型为现代立宪民主国家，从此走上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现代土耳其坚持世俗主义道路，严格限制伊斯兰教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政治上先是实行一党制的共和民主体制，20世纪50年代后逐渐过渡到多党制。与此同时，凯末尔改革所依靠的力量土耳其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被认为是世俗国家的监护者。凯末尔行伍出身，非常看重武装力量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现在，北约集团中，土耳其军队是仅次于美军、排名第二的武装力量。

然而，历史悠久的东方后发国家，其现代化转型过程注定是艰难的，不可能一蹴而就。首先，军队作为土耳其世俗主义的监护力量是一把双刃剑，有其利必有其弊。国家过分依赖军队不可避免导致军权一家独大。军队在土耳其政治和经济生活中享有很高的地位。高级军官享有诸多政治特权，军队极少受到文官政府的影响。土耳其实行多党体制后，军队与文官政府时常产生尖锐矛盾。矛盾激化，武器的批判便会迅速替代批判的武器，诱发军事政变。截至2016年7月，土耳其已经发生5次大规模的军事政变，尽管每次政变原因各不相同，但它们共同显示了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强势地位。

2003年，被认为具有强烈宗教色彩的正义发展党上台，此后连续三次赢得大选，连续执政十多年。正义发展党执政下的土耳其经济快速增长，促使土耳其的国际地位大大提升，还进入G20。此外，2005年启动的加入欧盟谈判，显示了土耳其决心使国家发展更上一台阶的雄心。

正义发展党执政期间，土耳其重振国家实力和面貌，实现了凯末尔的强国遗愿。正义发展党领袖埃尔多安雄心勃勃，希望带领土耳其恢复昔日奥斯曼帝国的强盛。然而，在入盟问题上，土耳其遭遇欧盟无休止的拖延，背后原因显然与土耳其的穆斯林国家身份有关，很可能也与土耳其执政党尊重宗教文化传统、尊重“土耳其属性”中的伊斯兰元素这一立场有关。欧洲需要一个义无反顾、全盘西向的土耳其，土耳其却不能将自己的另一半东方自我弃之不顾。

土耳其加入欧盟长期无望，是其西化道路上的重大挫折。而以军队为主的世俗主义势力却怀疑正义发展党试图复兴宗教。此外，正义发展党连续大选获胜、埃尔多安试图长期掌权，也引起在野力量的诟病。最近发生的土耳其政变正是这多重矛盾激化的表现。

位于东西方之间、面对国内各种力量和价值取向的土耳其注定要面临艰难的抉择：取道东向还是西向？选择民主还是威权体制？走向世俗还是宗教？

土耳其作为大洲桥梁的地理位置独一无二，它必定会被各种相背离的力量争取和拉扯。在土耳其的历史遗产中，有领导伊斯兰世界的荣耀，又有毅然西化和现代化的决心，它的前路注定要在两种记忆之间不断游移。怎样打破当前困境、营造国家未来，是土耳其必须应对的关键挑战。

谢选骏指出：如果说阿拉伯人是“一手拿书，一手拿刀”的强盗，土耳其人则是“两手拿刀”的强盗——他们不读书不看报，只知道动物主义的那一套……他们还夺取了哈里发的职位，结果直接把这职位送上了西天。

【10、为何伊斯兰教可以征服印度却无法征服中国】

《伊斯兰教在南亚地区的征服》（2022-12-22 天宇）报道：

引言

在13世纪晚期，异教徒（缅甸）再次受到来自孟加拉的印度直接影响的强烈影响，当时被伊斯兰统治者征服。

那烂陀在12世纪末被摧毁，大批寻找新家的僧侣纷纷涌向异教徒和西藏的佛教中心。

伊斯兰教对印度北部的征服切断了佛教的圣地。印度和佛教徒东南亚之间一千年的密集接触已经结束。

但在这方面，还有必须提到的另一个因素。

一、重要因素

1190年，来自异教徒的佛教僧人查帕塔在斯里兰卡呆了10年后回到了那个城市。

在缅甸，他领导了佛教小乘派的一个分支，该分支是在斯里兰卡的摩法维原寺的严格规则下建立起来的。

这导致了缅甸佛教秩序的分裂，这是大约150年前由申·阿拉罕在异教徒建立的。

申阿拉罕是南印度佛教

派的追随者，该派的中心设在坎奇普兰。夏帕塔的改革占了上风。到了13世纪和14世纪，缅甸、泰国和柬埔寨已经采用了斯里兰卡学派的小乘佛教。

在柬埔寨，从大乘佛教到小乘佛教的转变似乎是一场社会文化大革命的一部分。

在吴哥的最后一位伟大国王贾亚瓦曼七世（1181-1218）的统治下，皇家大乘佛教在人们的眼中，与国王为了建造吴哥城的巨大的佛教寺庙（例如巨大的巴翁）而强加给他们的巨大负担联系在一起。

然而，即使在印度尼西亚，从苏门答腊到巴厘岛的佛教，在统治者的宫廷中盛行，印度的直接影响却在13世纪迅速消退。

这只是部分由于伊斯兰教对印度的干预，另一个原因是爪哇艺术的兴起，这将印度艺术的影响限制在统治者死后竖立的神化国王雕像上。

寺庙的外墙覆盖着爪哇的浮雕，这与爪哇的影子戏（瓦昂kulit）很相似。ChandiJago（13世纪）和帕南塔兰的寺庙（14世纪）很好地展示了这种新的爪哇风格。

直到现在，它还一直是巴厘岛艺术的主导风格。在小乘佛教国家也可以发现了类似的本土风格的趋势。

所描绘的场景的内容仍然来源于印度教神话或佛教传说，但呈现清楚地融入了各自的民族风格。

二、伊斯兰教的影响

在大约1200年征服了印度北部，在大约1300年被穆斯林统治者征服了印度中部及其港口之后，伊斯兰教也通过连接印度和东部的香料岛的海上贸易路线传播到东南亚。

我们在13世纪末的阿特杰（北苏门答腊岛）和14世纪早期的马来亚发现了伊斯兰教的第一个痕迹。

在15世纪，伊斯兰教渗透到各自国家的内部，而迄今为止它主要局限于海岸。

就像东南亚历史早期阶段的统治者发现采用印度宗教很方便一样，他们现在也发现伊斯兰教义在许多方面更有帮助。

在新的分配制度下，印度再次成为文化影响的重要传递国。

印度苏菲派在伊斯兰教在印度尼西亚的早期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东南亚最古老的穆斯林统治者和商人最古老的墓碑表明了印度西部的影响，主要是古吉拉特邦，那里的商人在从印度尼西亚到印度到西亚港口的香料贸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科罗曼德尔海岸的穆斯林商人也在这方面很活跃。1445年，泰米尔穆斯林商人甚至在马六甲发动了一场政变，建立了他们自己选择的苏丹。

这样，他们就大大增强了自己在一个具有重大战略重要性的领域的影响力。

然而，几十年后，葡萄牙征服了果阿，阿尔伯克基，带着19艘船和800名葡萄牙士兵占领了马六甲。

因此，经过一千年的密集交往，欧洲影响印度和东南亚的时代几乎在同一时间开始了。

三、伊斯兰教征服了印度北部和德里的苏丹国

1206年是亚洲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今年，一个蒙古酋长联合了各个蒙古部落，并开始了一场征服运动。

他的名字，钦吉斯·汗，很快就被亚洲和欧洲的许多人都知道了。

同年，阿富汗苏丹的土耳其奴隶库特布-乌丁·艾巴克代表他的领主，他是印度西北部大部分地区的统治者，宣布独立，并建立了德里苏丹国。

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大多数亚洲国家都屈服于蒙古人的暴风雨，而德里的苏丹国却经受住了这种冲击，并深刻地影响了印度人的历史发展进程。

在中世纪早期，印度相对不受外界影响的影响，现在又再次受到近东和中亚部队的影响。

这种新的影响只能与英国从18世纪到20世纪所产生的影响相比较。

然而，前者在许多方面更为激烈，因为英国从未成为印度的统治者；另一方面，库特布-乌德丁宣布独立，意味着德里的苏丹把他们的命运押给了印度，后来的莫卧儿王朝就是莫卧儿。

虽然这些印度的新统治者确实认同他们所征服的国家，但他们的信仰仍然明显陌生，这导致了迄今未知的冲突和紧张局势。

即便如此，印度文化还是因与伊斯兰教的接触而得到了丰富，从而与西亚开辟了新的联系，就像佛教把印度和东亚联系在一起一样。

西方的伊斯兰国家也将印度的思想传递给欧洲，例如，印度的数字系统在欧洲被采用为“阿拉伯”系统。同样，著名的国际象棋从印度经波斯到欧洲。

四、印度的阿拉伯统治者

德里的苏丹国并不是印度土地上的第一个伊斯兰国家。

在711年，当阿拉伯人占领直布罗陀并开始征服西班牙时，在中亚的布哈拉屈服于伊斯兰征服者一年后，一个阿拉伯征服者也在印度河河口的信德建立了桥头堡。

这次对信德的征服始于一个微不足道的事件：一艘斯里兰卡国王将穆斯林孤儿送到伊拉克总督那里的船被海盗抓获；当信德的拉贾拒绝惩罚这些海盗时，伊拉克总督对他发动了几次惩罚性的远征，直到总督的女婿穆罕默德·伊本·卡西姆最终征服了信德南部的大部分地区。

在这次竞选中，伊拉克总督得到了哈里发的全力支持，但当一个新的哈里发登上王位时，他想起了伊本·卡西姆，并处决了他。

然而，这并没有结束征服政策：在725年，其他阿拉伯指挥官成功地将他们的战役扩展到卡西亚瓦尔和古吉拉特邦，一直延伸到拉贾斯坦邦南部。

这些勇敢的阿拉伯人似乎已经准备好迅速吞并印度的大部分地区，就像他们已经席卷了整个西亚一样。

但在这一时期，印度的统治者仍然被证明是伊斯兰征服者的对手。

查鲁卡亚斯和拉什特拉库塔斯阻止了他们在印度西部的进展，最后古尔哈拉·普拉提哈拉人阻止了他们对印度北部的征服。

正如我们之前所看到的，915年左右在印度的穆斯林旅行者马斯·乌迪报告了古尔贾拉·普拉提哈拉人专门用来防御阿拉伯人的大量军队。

另一位穆斯林历史学家苏莱曼将拉什特拉库塔人、中国皇帝、朗姆酒皇帝（东罗马的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堡）列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四位统治者。

最初，信德和潘贾布仍然保持在哈里发的直接控制之下，哈里发亲自任命了多个总督。

这种直接控制在871年结束，当时在曼苏拉（信德）和木尔坦（Panjab）的阿拉伯王子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独立王朝。

这些统治者似乎遵循了与印度人民和平共处的政策。

据说，木尔坦的统治者甚至小心地保护了木尔坦的太阳神的神庙，以便如果他们受到攻击，就可以威胁古尔加拉普拉提哈拉。

五、加兹尼的马哈茂德的破坏性运动

公元1000年，加兹尼的马哈茂德对印度发动了一场破坏和掠夺的战争，印度北部或多或少的和平权力平衡被打破。

从那时起到1025年，他总共发动了17场这样的战役，并占领了遥远的古吉拉特邦的索拉什特拉邦和古尔贾拉·普拉提哈拉斯的首都卡诺伊。

马哈茂德的父亲是一名来自中亚的土耳其奴隶，他占领了萨米尼人王国的衰落，征服了覆盖波斯中部大部分地区的大片领土，印度河的东部边界是印度河。

他的首都是在喀布尔南部的加兹尼。998年，27岁的马哈茂德继承了父亲的王位，他已经拥有了巨大的权力基础，然后迅速扩展。

马哈茂德的印第安人战役总是在旱季开始；他返回阿富汗总是在季风降雨填满潘贾布河之前，当他的部队满载战利品时，这就会切断他的路线。

统治兴都库什山脉周边地区的印度教沙希王朝是第一个感受到加兹纳瓦德人压力的人，同时仍受到马哈茂德的父亲的统治。

但是这个王朝的国王们设法抵抗了大约25年，因为他们得到了北印度平原上的其他印度国王的支持。

然而，最后他们还是屈服了，很快卡诺伊曾经强大的古哈拉·普拉提哈拉分享了他们的命运。

卡朱拉霍的钱德拉亚人和瓜廖尔的拉其普特人的统治者也被击败，他们的宝藏被洗劫一空。

马哈茂德毫不犹豫地对穆尔坦的穆斯林统治者给予了同样的待遇，他的领土封锁了他的道路。

印度教徒尤其受到他们在塔内什瓦、马图拉和卡努伊的圣地遭到破坏和掠夺的影响。

这些有系统的战役的高潮是马哈茂德攻击古吉拉特邦卡提亚瓦尔南部海岸的索姆纳特著名的湿婆神庙。

经过一次大胆的沙漠探险，马哈茂德在1025年到达了这座寺庙。

据编年史记载，大约有5万名印度教徒在保卫寺庙时丧生。

马哈茂德用自己的手摧毁了湿婆林伽姆，然后据说他带着大约2000万金第纳尔（约6.5吨黄金）的战利品穿过沙漠返回。

他的许多部队未能在旅途中幸存下来。

谢选骏指出：印度虽和中国同样遭受外国入侵，但却和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外国人总能把自己的文化强加给印度，并且迫使他们改宗；从雅利安人到穆斯林都是如此。而对中国，外国入侵者似乎大都顺应了本地文化，只在军事上进行了成功的征服。这也是为何伊斯兰教始终未能征服过中国的原因。究其根本，可能是“中国地缘”发挥了隔离作用；此外，“中华意识”以及汉字也发挥了文化抵抗的作用。中华意识对于统治者的诱惑太大了，以致他们并不愿意放弃这一诱惑而屈尊于任何别的学说。

【11、印度今天的肢解，会不会是中国明天的命运】

《深度：千年血泪史，伊斯兰在印度的扩张》（Civil Rights 2017年10月14日）报道：

守望者精选编译者注：笔者坚决支持各族群的和平共处，维护开明友爱的共同家园。坚决反对激化矛盾、妖魔化特定群体和制造分裂。正视历史与极端主义思想的危害有利于保护所有公民的安全，无论什么信仰或民族，同时也保护和平与稳定的生活环境，进而维护国家统一与长久繁荣。

格拉西亚斯博士：不必妄谈和平与团结，要坚定不移地高举现代人文主义旗帜，力促优秀文明发展。作为共产党，更应该承担起改造宗教社会的历史重责，要使其逐步摆脱神权控制走入人文主义。作为共产党，不可以在意识形态上坐视不管，有一些共产党员，更不应该利用手中的权柄推广极端宗教，扰乱民众思想，为后世子孙埋下祸根。

文章来源：

https://themuslimissue.wordpress.com/2015/08/31/islamic-invasion-of-india-the-greatest-genocide-in-history/

原创翻译、编辑：守望者、帆云

编者按：守望者精选公众号的“历史纵览三部曲”系列首先关注极端主义在印度的血腥历史，这段历史长久以来在印度国内外被人忽视甚至掩盖，但是伴随着多年的历史学术成果逐步进入公众意识，它被越来越多的印度人所了解。

笔者认为，此类主题的文章绝不可信口开河，而是要有理有据方有建设性意义。因此我们挑选了一篇广受关注、论述详细，并给出学术清单的文章进行编译。其中包括知名学者如 Ibn Warraq，Koenraad Elst，Will Durant 与 Bat Ye’or 等等。

正文

穆斯林历史学家菲里什达(Firishta)， 全名为穆罕默德·卡西姆·赫度(Muhammad Qasim Hindu Shah)，出生于1560年，逝世于1620年。他是《菲里什达史与高尔杉－易卜拉欣》（Tarikh-i Firishta和Gulshan-Ibrahim）这本书的作者，也是第一个提出这一时期印度穆斯林统治“大屠杀”概念的学者。穆罕默德·卡西姆指出，在穆斯林入侵和占领印度期间，超过4亿印度教教徒被屠杀，幸存者许多沦为奴隶，遭受阉割。1000多年前，在穆斯林入侵的时候，印度的人口据估计已经达到6亿人左右。然而到1500年代中期，印度人口达下降只剩 2亿。

当英国人到达印度海岸的时候，印度已历经了几百年伊斯兰教法的统治。英国档案馆中许多来自目击证人的报道让英国人感到如此触目惊心，以至于他们有时称印度人为“野蛮人”。

从公元711年倭马亚王朝到公元1858年莫卧儿王朝末期巴哈杜尔·沙·扎法尔的统治（Bahadur Shah Zafar），这段时期被一些史学家大肆吹嘘为伟大的领袖时代。但那时整座城市被烧毁，人口遭大肆屠杀，每场战争会带来几十万人的死亡，还会另外有几十万人沦为奴隶。新入侵者常常都可以用印度教教徒的头骨为自己堆砌一座山丘。因此，当穆斯林军队在公元1000年征服阿富汗之后，印度教族群随即遭受到了种族灭绝，直到今天阿富汗的这个地区仍然被称为印度库什（Hindu Kush），意思就是“印度教教徒的火葬柴堆”。

曾经的印度文化圈包括今天的巴基斯坦、阿富汗、克什米尔与孟加拉国等。

被莫卧儿帝国征服时期的印度——在阿拉伯、土耳其、莫卧儿和阿富汗占领军长达800年的铁蹄下，印度境内的印度教教徒和锡克教徒所遭受的种族灭绝，至今尚未得到世界的承认。

在近代历史唯一类似的种族灭绝是犹太人在纳粹统治期间遭到的屠杀。

针对印度教教徒的大屠杀比针对犹太人的规模更大。当中唯一的区别是对印度教教徒的屠杀持续了800年，一直持续到十七世纪末期。最后这个残酷的政权终于在旁遮普地区的锡克教徒和其他地区印度教马拉他军队的殊死抵抗下被推翻。

对于这个世界上最大规模大屠杀，我们有详实的目击证人史料依据。入侵军队中的历史学家和传记作者以及后来的印度统治者都留下了相当详细的记录，记录了他们对印度教教徒日复一日的残杀。

当时的这些历史记录吹嘘所犯下的罪行，并以犯罪为荣。

数千万印度教教徒遭受种族灭绝，大量的印度教妇女遭受强奸，成千上万古老的印度教和佛教寺庙和图书馆遭受破坏。

这些罪行在历史中都得到了充分的文档记录，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大屠杀的铁证。

科恩拉德·埃尔斯特博士（Dr. Koenraad Elst，著名作家，时政评论家，比利时鲁汶大学博士，在他的著作《印度教教徒是否曾遭受伊斯兰的种族灭绝？》中指出：

“目前为止，还没有官方统计的印度教教徒遭受伊斯兰教屠杀的死亡人数。我们通过穆斯林编年史的整体记录可以推断，在超过13个世纪的时间范围内，在一个幅员辽阔的次大陆地域范围内，穆斯林"圣战士"屠杀的印度教教徒人数，远远超过600万大屠杀的数目。穆罕默德·卡西姆记载了几次在印度中部巴马尼素丹［译者：“素丹”是部分伊斯兰教国家君主的称谓］(公元1347年－公元1528年)杀死了10万印度教教徒的情况，这仅仅是当他们想要惩罚印度教徒的时候所设定了一个最小的目标；而巴马尼素丹(Bahmani sultans)只是一个第三级的省级王朝。”

规模最大的屠杀发生马赫穆德·迦兹纳维的突袭中（公元后1000年）；北部印度被征服时期；以及在德里素丹国（1206-1526）时期。

埃尔斯特博士还在著作《对印度历史的否定》中写道：

对于印度教教徒来说，持续到十六世纪的穆斯林征服行动是一场赤裸裸的为了生存的殊死搏斗。

整个城市被烧毁，民众被屠杀，每一次战役中都有数十万人被杀，又有相同规模的人被驱逐为奴隶。许多新的入侵者都可以用印度教教徒的头骨为自己堆砌一座山丘。因此，在公元1000年征服阿富汗之后，印度教人口随即遭受到了人种毁灭，直到今天阿富汗的这个地区仍然被称为印度库什，意思就是“印度教教徒的火葬柴堆”。

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 1885－1981，美国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在1935年出版的《文明的故事：我们的东方遗产》中写道(第459页)：

“穆罕穆德教徒对印度的征服可能是历史上最血腥的故事。伊斯兰历史学家和学者们极为兴奋地记录下了公元800年到公元1700年期间对印度教教徒的罪行：屠杀，强迫改教，绑架印度教妇女和儿童到奴隶市场，以及伊斯兰战士对寺庙的摧毁。在此期间，数百万印度教教徒在刀剑的威逼下转信伊斯兰。”

弗朗索瓦·戈蒂埃（Francois Gautier，法国政论家，法国《费加罗报》记者）在他的著作《重写印度历史》（1996年）中写道：

“穆斯林在印度持续的屠杀史无前例的。无论与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相比，还是与或是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相比，还是与入侵南美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人相比，这场屠杀的规模都是更大、更为广泛的。”

费尔南德·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 法国历史学家，被誉为是近代最顶尖的史学家之一）在《文明史》（1995年）中写道， “伊斯兰统治”在印度作为一个“殖民实验”来说是“极端暴力”的，“如果不采取一系列的恐怖措施，穆斯林无法统治这个国家。残忍是常态化的——火刑、即决处决、钉死十字架、刺穿死刑以及其他别出心裁的折磨。印度教寺庙被摧毁，为清真寺腾地方。有时会有强迫人们转换信仰。如果有起义出现，就会立即被残忍地镇压：房屋被烧毁，田地被荒废，男人被屠杀，妇女被当作奴隶。”

阿兰·丹尼卢（Alain Danielou 法国历史学家）在他的著作《印度的故事》（Histoire de l’ Inde）中写道：

 “从公元632年左右穆斯林进入印度开始，印度的历史就变成了一连串的谋杀、屠杀、掠夺和毁灭。像所有的"圣战"一样，这些对印度的摧毁都是以“圣战”的名义进行的，是为了他们唯一的安拉所展开的。最终，野蛮人摧毁了文明，摧毁了整个种族。”

艾尔·侯赛因（Irfan Husain）在他的文章《过去的恶魔》中评论道:

“虽然应该在时代的背景下判断历史事件，但不可否认的是，即使在这个血腥的历史时期，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印度教徒在征服信德省和旁遮普省南部的阿拉伯人，或从阿富汗扫荡而来的中亚人那里，得到过任何怜悯。我们的历史书中大肆渲染的藐视生命的穆斯林英雄犯下了可怕的罪行。加兹尼的马哈茂德、魁布狄·阿巴克、巴尔班、穆罕默德·本·卡西姆、素丹穆罕默德·特拉克，这些人的双手都沾满的血迹，时间并无法洗涤。在印度教教徒的眼中，穆斯林入侵他们的家园是一场十足的灾难。”

“他们的寺庙被夷为平地，他们的偶像被砸碎，他们的妇女被强奸，他们的男人被杀或被奴役。加兹尼的马哈茂德每年都会袭击索姆纳特，有一年他在进攻时屠杀了五万名居民。艾巴克杀害并奴役几十万人。这些恐怖罪行的清单是冗长且令人心痛的。征服者们常常合理化自己的行为，声称他们是出于宗教义务行事，也就是摧毁不信教的人。他们把自己掩盖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之下，声称他们正为信仰而战，实际上他们正在放纵自己赤裸裸的地进行屠杀和掠夺……”

以下是一例印度征服战争中入侵者与统治者留下的第一手目击史料：

阿富汗统治者马哈茂德·加兹尼在公元1001年至公元1026年间入侵印度不少于十七次。他的秘书撰写的《探索者－雅米妮》（Tarikh-i-Yamini）中记录了他几次血腥军事活动的经历：

“异教徒的血在印度的塔内萨尔流淌，河水已经变色，河水无法抵抗这种污染，人们已经无法饮用…异教徒离弃他们的城市，试图穿过冒着血泡的河流…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被杀，或被淹死…近五万人死亡。”

在当时的历史记录《泰玖玛索》（Taj-ul-Ma’asir’）中，哈桑·尼扎姆-伊奈沙乌利(Hassn Nizam -i- Naishapuri)说，当艾巴克 ，突厥-阿富汗血统和德里的第一个素丹，公元1194年-1210年征服了密鲁特（Meerat）时，他摧毁了这座城市所有的印度教寺庙，并在寺庙原有的地基上建了清真寺。在阿利加尔市，艾巴克用武力将印度教居民带入伊斯兰教，并将所有坚守自己宗教的人斩首。

波斯历史学家瓦沙夫在他的著作《Tazjiyat-ul-Amsar wa Tajriyat ul Asar》中写道，公元前1295年至公元1316年印度基尔吉王朝的第二个统治者，土耳其出身的阿富汗人阿拉丁·基尔吉（Alau-Din Khilji）夺取了在坎贝湾顶部的坎比亚特市，并为伊斯兰荣耀杀死了印度教成年男性居民，血流成河。同时，他将妇女以及金银珠宝掠夺带到自己的家中，并使2万印度教少女沦为他的私人奴隶。

阿拉丁·基尔吉的军队

印度有着深厚悠久的文化历史。印度教始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左右佛教就诞生于此地。这种文化孕育了出色的知识、宗教和艺术追求。在伊斯兰教统治之前以及伊斯兰统治阶段的早期，印度的学者把他们在科学、数学、医学、哲学等方面的成果带到世界许多地方，包括当时穆斯林统治的巴格达。零、代数、几何、十进制系统、所谓的阿拉伯数字实际上都发源于印度，而非阿拉伯人发明。

世界多地的学者都来印度的学院求学。 印度的儿童，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都能接受比较普遍的教育，印度的艺术和建筑都是宏伟壮阔的。印度民族是一个富裕的民族。

随后，伊斯兰进入印度，带来了屠杀、奴役、强奸、暴力、掠夺；破坏宗教场所、艺术和建筑；贫穷、剥削、屈辱、饥荒、强迫改教、知识追求的退化、社会的破坏与社会弊病的恶化。

对伊斯兰教来说，任何不是伊斯兰教的东西都来自于“无知的时代”，或称“贾西利亚”（Jahiliyya）。贾西利亚的东西要么必须被摧毁，要么被挪用称为伊斯兰的。来自伊斯兰的冲击促成了流浪的吉卜赛人的诞生，摧毁了印度教信仰的阿富汗，促成了伊斯兰化的巴基斯坦（克什米尔）与孟加拉国的诞生。

穆斯林的入侵给印度文明在生命、财富以及文化上都造成了巨大的打击。

数据评估显示，仅在1000年至1525年之间，印度就有6千万-8千万人口丧命于穆斯林入侵者的刀下，（这是印度的人口在这500年间萎缩的数量）。（详见学术依据清单第二条，P216）。这个是否不可思议？在1971年的孟加拉国独立战争中，巴基斯坦军队在9个月内导致150万到300万人死亡。

据生活于公元1560年到公元1620年的菲里什达估算，遭到穆斯林残酷屠杀的印度教徒的总共人数约为4亿人，而不是6千万-8千万。依照此数据估算，遭到奴役的印度人也是一个无比巨大的数目。

伊斯兰历史学家和学者们极为兴奋地记录下了在公元800年到公元1700年期间被伊斯兰战士对印度教徒的罪行：屠杀、强迫改教、诱拐印度教妇女和儿童到奴隶市场、以及摧毁寺庙，并以此为豪。在这段期间，数千万的印度教徒受剑迫使改信伊斯兰教。 (详见学术依据清单第二条，P201)。

前纽约论坛报记者萨利姆（Rizwan Salim）1997年在《印度斯坦时报》（Hindustan Times)中描述了入侵者的真实行径：

“从本世纪初开始，文明程度很低、没有文化价值的野蛮人从阿拉伯和西亚开始进入印度。伊斯兰入侵者摧毁了无数的印度教寺庙，粉碎了无数的雕塑和偶像，掠夺了无数的印度国王的城堡和宫殿，杀死了大量的印度人，并带走了印度教妇女……但许多印度人似乎并不承认外来穆斯林掠夺者摧毁了地球上最先进的文明、最丰富想象力的文化、最具有积极创造性社会的历史演进。”(详见学术依据清单第二条，P179) 

当然，印度在伊斯兰到来之前也有过战争，但奴役、蹂躏、屠杀、破坏宗教场所，破坏农作物与杀害农民的行为并不是印度人的战争模式。战争通常是军队之间在开阔地进行的 (详见学术依据清单第二条，P205－207)，并没有“战利品”的概念，所以印度人对伊斯兰的攻击毫无准备。本土印度人被迫逃到丛林和山区，否则就要面对残酷的剥削和税收、屠杀或奴役，与此同时他们的社会遭到羞辱与毁灭。在伊斯兰统治时期，穆斯林不断攻击本土居民和崇拜偶像的族群。穆斯林将军、酋长和王子互相之间也不断地发动战争。(详见学术依据清单第二条，P205)。

奴隶制

历史上的“印度”包括今天的阿富汗、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克什米尔，而经过一千多年的战争的打击与蚕食，今天印度的面积仅仅是历史上的一半。

在伊斯兰占领前的七世纪阿富汗，印度教和佛教盛行。在16世纪，阿富汗被穆斯林莫卧儿帝国和波斯的萨法维王朝（什叶派穆斯林）瓜分。

最初，信仰不虔诚的倭马亚（Umayyads）统治者允许印度教教徒拥有低级的迪米（顺民dhimmi）地位。可能是因为印度教教徒数众多、对伊斯兰教的反抗以及他们作为税收收入来源的价值。但是这违反了伊斯兰教经书与法律，其明确规定拜偶像和多神教者只能在被处死或者改信伊斯兰之间选择。公元1236年，当被问及为什么没有让印度教教徒在死亡与伊斯兰之间做选择时，素丹伊勒杜米什（Iltutmish）回答说：

“目前在印度的穆斯林很少…他们就像盐就像盐一样散在一个大盘子里…但是过些年日，在首都，各个地区以及所有的小镇，当穆斯林群体壮大并拥有更大的军队时…让印度教教徒选择死亡或伊斯兰教就成为可能（详见学术依据清单第5条，P538）。

素丹伊勒杜米什（在位年份：公元后1211–1236）尽管被给予所谓的迪米（dhimmi）顺民地位，大规模屠杀、强迫改教和奴役依然贯穿施行在伊斯兰统治的整个时期，甚至直到20世纪，因为许多穆斯林要求多神教者要么选择伊斯兰，要么选择死亡。印度教的武装抵抗者和男性被屠杀，妇女和儿童被奴役。小男孩被阉割沦为奴隶。

在历史记载中，通常没有实际数字来记录这些行为的规模，只会记载“无数俘虏、奴隶”或“所有的妇女和孩子都被掳走”。在少数有数字记录的时候，这些数字都是高的可怕的。除了把人当作战利品以外，穆斯林们还拿走了所有他们能拿的东西：硬币、珠宝、衣服、家具、偶像、动物、谷物等等。对于拿不走的东西，就摧毁它们。

穆斯林统治者是外国人。直到13世纪为止，大多数奴隶都会被从印度送走。但在公元1206年德里素丹统治时期开始之后，奴隶会被留下来为素丹国工作，他们会被贩卖到印度或在其他地方。也有奴隶是从外国进口的，穆斯林军队是由来自不同国域的皈依伊斯兰的奴隶组成的，其中包括从印度教被强迫改教的奴隶。

在入侵的穆斯林看来，奴隶是真主所承诺的战利品，俘获奴隶是圣战的强大动机。(奴隶制相关经文《古兰经》2:178，4:24，8:69，16：75，23:5-6，24:32，33:50)

穆斯林编年史作者乌特比（Utbi）在谈到素丹苏布庭津（Subuktigin）发动的掳奴突袭时这样记载：“奴隶的数量是如此的庞大，以至于变得非常便宜，人被贬斥…但这是安拉的仁慈，安拉会赐给信仰自己的人荣誉，并让不信的人受到贬斥。”（详见学术依据清单第九条，P166）”。

在信德省(第一个被成功袭击的地区)，早期的“穆斯林”社区主要由被迫改信伊斯兰教的奴隶和少数阿拉伯主人组成。(详见学术依据清单第二条，P 299)

公元712－715年，瓦利德哈里发（‘哈里发’是伊斯兰国最高领袖的称呼）派来了征服信德省的军队，由卡西姆率领。在3年战役中俘获了30万奴隶。(详见学术依据清单第二条, P 299, 第十条, P109)。穆斯林战士从各地来到这里参加‘圣战’。卡西姆突然被召回并被处决，可能是被缝在动物的皮毛里面而死，因为据说他非礼了为哈里发后宫准备的两个信德族嫔妃(详见学术依据清单第一条，P439)。

来自阿富汗的土耳其人素丹马哈茂德·加兹尼（Mahmud Ghazni）生活于公元997年到公元1030年。他对印度教教徒发动了17次袭击战争，向阿富汗加纳输送了数十万的奴隶，造成约200万人口的流失，有的被杀害，有的被奴役押往国外 。(详见学术依据清单第二条，P315)。

素丹马哈茂德·加兹尼

编年史作者，素丹的秘书者乌特比的者提供了一些数字，比如穆斯林军队将20万名俘虏带回了阿富汗给加兹尼。公元1019年，53，000人被带走沦为奴隶。这段时间哈里发获得所有战利品的五分之一，也就是有15万奴隶，这意味着共有75万名俘虏。在瓦辛德的一次战役中50万人沦为奴隶，乌比特记录称：

“在黑暗的乌云之下，刀剑像闪电一样闪烁，鲜血像喷泉般涌出，又像坠落的星星一样流动。安拉的朋友击败了他们的对手…穆斯林对安拉的异教徒敌人实施他们的复仇，杀死了15,000人…让他们成为野兽的食物和鸟类的猎物…安拉也赐给他的朋友们如此多的战利品，超过了所有的想象和计算，其中包括50万名奴隶，美丽的男人和女人。”(详见学术依据清单第二条, P191)

加兹尼王朝的“旁遮普邦素丹国”从公元977年一直统治到1186年。其对在克什米尔、汉西和旁遮普省的攻击导致了大规模的屠杀和奴役。例如在公元1079年的进攻造成了10万人死亡和沦为奴隶。（详见学术依据清单第二条, P553）

后来的德里素丹国是从加兹尼王朝演化出来的，在当时的将领，后来的统治者艾巴克（Qutbuddin Aibak，1206年－1210年在位) 之下，屠杀、奴役、强迫改教、掠夺和摧毁寺庙一直持续，奴隶“资源”变得非常丰富。1195年，艾巴克从布希姆（RajaBhim）获得了2万名奴隶。1202年从卡林贾尔（Kalinjar）获得了5万名奴隶。(详见学术依据清单第六条, P553)。

艾巴克的陵墓，今位于巴基斯坦第二大城市拉合尔，据载：

“即使是贫穷的穆斯林也成了众多奴隶的主人。(详见学术依据清单第二条，P537)。

在13－14世纪，基尔吉(Khilji）和图格拉克王朝（Tughlaq）的统治时期，随着伊斯兰的扩张，奴隶制也不断壮大。每天都有上千的奴隶被廉价出售（详见学术依据清单第二条, P280）。德里的素丹阿拉丁·基尔吉（Alau-Din Khilji 1296年-1316年在位）俘获了数量巨大的奴隶，他将他们套上镣铐、绑上锁链进行羞辱。

仅仅劫掠索姆纳特这个地方，阿拉丁就“俘虏了许多美貌优雅的少女，多达2万名，同时还抓获男女幼童，数不胜数。穆斯林将这个国家彻底毁灭，摧毁了居民的生活，掠夺了城市，夺取了他们的后代。”(详见学术依据清单第二条， P540)

阿拉丁有5万名男性奴隶贴身伺候，7万名奴隶不间断地为他修建宫殿里 (详见学术依据清单第五条，P541) 。女性采取自焚或自杀的形式避免遭受奴役和强奸，在丈夫死亡时殉死。

近期的印度电影中的素丹阿拉丁·基尔吉

苏菲派穆斯林·阿米尔·胡斯劳（Sufi Amir Khusrau）指出，“无论何时，只要他们喜欢，土耳其人可以任意逮捕、买卖任何印度教教徒。”

奴役和阉割

太监：在伊斯兰世界各处，被征服者都会遭受阉割，包括在印度。这样做是为了让太监管理后宫，满足统治者的肉体放纵，受阉割也会加强对统治者的忠诚，因为太监没有建立自己家庭的可能。当然，这样可以迅速减少被征服者的繁衍数量。

在穆斯林统治时期，阉割是一种常见的做法，这可能导致印度人口从公元1000年时的2亿人减少到公元1500年时的1.7亿人(详见学术依据清单第二条，P314)。

素丹巴赫蒂耶尔·基尔吉在公元1205年征服孟加拉后，其成为了最大的阉割奴隶的供应地。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公元1526年至公元1857年的莫卧儿帝国时期。

阿克巴大帝（Akbar the Great 公元1556年－公元1605年）拥有太监。阿克巴的儿子贾汗季（Jahangir）的部下恰加特(Chaghtai)拥有1200名太监！在奥朗则布（Aurangzeb）的统治下，1659年在高康达（Golkunda），22，000名男孩被阉割进贡给穆斯林统治者和总督，或者被出售（详见学术依据清单第二条，P313）。

之前提到的素丹阿拉丁·基尔吉（Alauddin Khilji）个人有5万名男童奴隶伺候；素丹穆罕默德·图格鲁克（Muhammad Tughlaq）（公元1325年-公元1351年）有2万名名男童奴隶，素丹菲罗兹·图格鲁克（Firoz Tughlaq）（公元1351年-公元1388年）有4万名男童奴隶。菲罗兹·图格鲁克喜欢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收集男孩，他共有18万名奴隶（详见学术依据清单第五条，P542）。几个素丹的指挥官是太监。穆斯林历史学家记录了素丹马哈茂德·加兹尼、素丹艾巴克（Qutbuddin Aibak）和素丹西坎达尔·罗迪（Sikandar Lodi）对英俊的年轻男孩的迷恋。素丹马哈茂德对他的印度指挥官蒂拉克（Tilak）着迷。

总结：历史记载中的穆斯林对整个印度所实施的非人类行为，与伊斯兰教派和民族关系不大。无论这些穆斯林是苏菲派、阿拉伯人、阿富汗人、土耳其人，还是莫卧儿帝国时期的穆斯林，他们都遵循伊斯兰教法、伊斯兰经典和穆罕默德的榜样。

在这里还应指出的是，在穆斯林对印度掌握实质控制权后，暴力和奴役仍在继续，因为他们的目标不仅是要征服土地，而是要迫使所有人都归入伊斯兰。穆斯林来到印度不是要加入印度社会，而是要将其抹掉，并以伊斯兰教取代之，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一切的主人，这些都是安拉承诺的战利品。他们认为，异教徒、多神教者要么选择转信伊斯兰，要么选择死亡，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伊斯兰的和平。他们认为奴隶是伊斯兰战士的正当奖赏，是安拉承诺的战利品之一。

写在最后

任何了解过的人都会同意，这的确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虽然时至今日在正走向现代化道路的印度已经很难想象类似的屠杀再次发生，但是伊斯兰暴恐似乎仍然在延续，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美国国务院2016年的恐怖主义报告显示，印度在2016年遭恐怖袭击的次数为世界第三，达927次，造成337人死亡，印度遭袭击次数比2015年上升16%，死亡人数上升17%。第一和第二名分别为伊拉克（2956次袭击）和阿富汗（1340次袭击），巴基斯坦位于印度之后位列世界第四。

可见，今天印度的安全局势丝毫不容乐观。2008年孟买连环恐怖袭击就是一个血淋淋的案例，发生在11月的印度金融中心孟买发生的连环恐怖袭击，造成至少195人死亡，313人受伤。除了一起汽车炸弹袭击之外，所有的袭击事件都发生在孟买南区。部分迹象指出恐怖袭击可能与发动九一一袭击事件的基地组织有所关联。

火光闪烁，硝烟四起的孟买泰姬陵塔酒店

在孟买南区12处不同地点的袭击，几乎同时发生，大多是孟买的标志性建筑和旅游胜地。当日晚间10:30，包括印度最繁忙的火车站希瓦吉火车站、两间五星级酒店（奥布罗伊酒店和泰姬陵塔酒店）、著名旅游餐厅里奥帕德咖啡馆、卡马医院、孟买南区警察总部等多处，分別遭遇了恐怖分子的无差別扫射枪击、手榴弹爆炸以及就地处决等多起袭击。

印度、巴基斯坦与孟加拉国

更加骇人听闻的流血事件发生在1971孟加拉国独立战争期间，当时的巴基斯坦军队支持伊斯兰主义者武装力量进行大肆的破坏与屠杀，根据BBC的报道，共造成高达300万人死亡，20-40万妇女遭强奸。但是许多伊斯兰教职人员颁布了教法法令许可强奸孟加拉妇女，尤其是印度教妇女，称这是“圣战”。战争期间，在巴基斯坦颁布的一个教法法令称孟加拉自由战士的女人可以被当作“战利品”俘获。

在孟加拉从巴基斯坦独立战争中被杀害的平民知识分子

这场战争的屠杀与逃亡使得孟加拉国家的印度教人口数量遭到重挫，上文提到过，位于当今印度东边的孟加拉国历史上属于印度教文明圈，几乎全为印度教徒。伴随伊斯兰的扩张，印度教人口持续下降，在近代和现代也是如此。

见下图：（横坐标为年份，纵坐标为印度教人口比例, 根据孟加拉国人口普查数据绘制）

人口损失严重，孟加拉国伊斯兰化几乎完成

如今孟加拉国已经超过90%为伊斯兰人口，即将变成第二个阿富汗（阿富汗在伊斯兰到来前也曾印度教文化圈，曾几乎100%印度教徒）

权威统计机构，美国皮尤中心发布的数据，2010年孟加拉穆斯林人口为90.4%

一个更佳令人担忧的现象是，即便是面对以高生育率著称的印度教徒，伊斯兰人口的生育率也更胜一筹。

从2010年到2050年，在印度的印度教徒比例将从80%下降到76.7%，穆斯林比例将从14.2上升到18.4%。2050年，印度将同时是世界上印度教教徒最多的国家，也将是全球穆斯林最多的国家。

越来越多的印度人开始了解了自己的文明过去1000多年的血泪史，并且看见了当今愈发严峻的形势，因此奋发图强加入反对伊斯兰主义的行列，为自己和后代捍卫印度的历史与文化。

今年2月，100，000名印度人在加尔各答市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和平示威，以表达反对暴恐与伊斯兰主义的决心。他们高举支持特朗普的标语，还声称印度已经与伊斯兰主义挣扎了1200年。

他们相信，把西方白左的“政治正确”扔出窗外的特朗普能够整合全球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力量反对极端主义。这也是为什么2016年特朗普总统竞选期间也得到了印度裔美国人的大力支持，特朗普甚至还专门录制了印地语的拉票广告。

印度现任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也是承载着这样的民意洪流而顺利当选的，在民众心目中，他对暴恐手段强硬并且以印度主体民族的身份与文化为豪。莫迪的民意支持率在印度也一直高居不下。

当然任何政治现象都是复杂的，笔者无意将印度的民族主义兴起、印度人对特朗普的支持、以及穆迪与特朗普密切关系简单归结于一个原因。这背后必定还有许多的因素（比如经济、外交、地缘政治等等），但是信仰与文明形态是一个文明的内核、文明的心脏，而当越来越多的民众意识到文明的内核与血脉遭到根本的挑战时，其必成为塑造国家政治走向的根本原因。

因此，想理解当今印度国内政治氛围的走向以及印美关系，就必须了解印度不堪回首的血泪史以及当今严峻的伊斯兰主义全球蔓延的局势。了解印度的这个最根本的维度也符合我国的国家利益，能够帮助我国在大国博弈中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并在良竞争中占得先机。

莫迪伴随着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兴起而成功“上位”，这一现象需要谨慎辩证的去观察与分析，对印度与周边国家可谓是机遇与风险并存，反恐这一重大课题也要避免操之过急而走极端，而是稳健法制反恐去伊斯兰化（详见笔者在此文末尾提议的全面措施：西方暴恐危局给我们什么教训？十大瞬间揭露白左双标）

但从当今印度的局势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恒久不变的道理：识时务者为俊杰，理解主体社会根本诉求的人，必定能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与爱戴。

谢选骏指出：印度的今天，会不会是中国的明天？中国会否遭到穆斯林的肢解？有可能。但可能性不大。因为毕竟，现在印度的主流社会就是雅利安殖民者及其战俘的杂种。而雅利安人在中国的侵略却一直未能得手，反而刺激了中国文明的一再更新。所以穆斯林侵略者妄图殖民中国的“伊斯兰梦”，大概率地也将粉碎。

【12、小亚细亚的突厥化和伊斯兰化其实也发生在中国的新疆】

《简析小亚细亚的突厥化和伊斯兰化》（2021/7/16 陈前）报道：

摘要：突厥化一般指中亚、高加索、小亚细亚、东欧等地非突厥语民族从语言、人种、文化等多方面向突厥语居民转变的历史发展过程，而在地理上则是自东向西渐进发展。伊斯兰化一般指非伊斯兰信仰的地区或群体“被伊斯兰征服”的过程，其在历史上是一个以阿拉伯和波斯向四周扩散的过程。突厥化与伊斯兰化是两个不同的过程，但突厥化常常伴随伊斯兰化。地处欧亚大陆桥、历史悠久、文化兼容的小亚细亚（又称安纳托利亚），就是突厥人在11世纪和13世纪发起的两次大迁徙浪潮同步完成了突厥化与伊斯兰化。

“突厥”最初是指九姓乌古斯部落联盟，生活在贝加尔湖南面、戈壁沙滩以北的今外蒙古一带。公元6世纪中叶，此类草原游牧部落和部落联盟逐渐建立突厥汗国，但在隋朝的打击下分裂为东、西突厥。公元7世纪，唐朝先后灭东、西突厥，部分西突厥部落西迁，并于10世纪时居中亚地区［1］（P4）。在此后的11世纪和13世纪，突厥人分两次向小亚细亚发动了大迁徙浪潮，使小亚细亚逐渐突厥化和伊斯兰化。

一、第一次大迁徙

造成小亚细亚突厥化和伊斯兰化的第一次突厥大迁徙发生在11世纪，突厥塞尔柱人对拜占庭帝国的曼齐卡特战役之后。早在公元7世纪时，随着阿拉伯人征服伊朗，伊斯兰教也传播到中亚西突厥住地边缘地区。部分土耳其人在“到处流浪的教士和神秘主义者”［2］（P19）和往返通商贸易商人等影响下［3］（P26），逐渐皈依了伊斯兰教，并传承了哈里发帝国边疆战士和居民尚武、简朴、好战、自由的特点。“他们的信仰仍然是一种充满着第一代穆斯林原有的火热、率直和战斗性的信仰，是一种把信条当作战争的呐喊、把教义当作动员号令的武士宗教。”［2］（P20）随着一些突厥人成为哈里发国家的臣民，并被招募进入军队讨伐异教徒，突厥人开始展现出色的军事和政治才能，甚至在9世纪中期以后成为了帝国的主人［4］（P106）。然而，绝大部分突厥人此时仍然居住在咸海以东的中、西亚，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同往返于丝绸之路上的穆斯林商人从事一些商贸活动，并且一直到公元10世纪才完全接受伊斯兰教。突厥人改宗伊斯兰教后，在10世纪后期崛起的乌古斯部塞尔柱人的带领下，渡过锡尔河向南扩张。11世纪初，首领图格里勒·贝格率领乌古斯大军南征波斯，1055年进入巴格达建立了塞尔柱帝国（1055年—1194年），其本人也被授予素丹称号。此时，突厥人不但完全接受了伊斯兰教，而且成为古老伊斯兰世界主要地区的统治者。他们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要为随之而来的可靠同盟者，即大批突厥游牧部落寻找良好的生存之地。因此，突厥塞尔柱人开始带领大批拥有“加齐精神”的突厥游牧部落横扫当时正处于混乱统治中的拜占庭帝国管辖下的小亚细亚，“开启了突厥征服安纳托利亚的征程”［5］（P119）。1071年，在具有历史决定意义的曼齐卡特战役中，塞尔柱帝国大败拜占庭军队，然后占领小亚细亚东部和亚美尼亚，自此第一批突厥人大量涌入，并完全按照伊斯兰教和突厥游牧部落传统的社会生活方式定居小亚细亚。当安纳托利亚成为塞尔柱帝国的一个省，穆斯林的政客和文人、法学家和神学家、商人和工匠都迁进这块新土地，一并带来了古典伊斯兰旧有的高度都市文明，使这块土地逐渐打上了伊斯兰传统生活方式的烙印［2］（P20）。此外，突厥塞尔柱人在曼齐卡特战役后对当地居民进行屠杀，或强迫他们集体皈依伊斯兰教，使小亚细亚在人种、宗教和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裂变。从此，这一地区开始了一个漫长的突厥化和伊斯兰化的历史发展过程［3］（P42）。

二、第二次大迁徙

造成小亚细亚突厥化和伊斯兰化的第二次突厥大迁徙发生于13世纪末。在1100年前后，由于突厥人源源流入从外部诱发十字军东征，小亚细亚的北部、西部和南部沿海地区的突厥塞尔柱人要么被屠杀，要么被迫大规模向东迁移，突厥人的第一次渗透浪潮已化为一股涓涓细流［6］（P23）。然而，到12世纪末，突厥人经过与拜占庭长达一百多年的反复较量与争夺，特别是在1176年迈里奥法克垄之战后，彻底使拜占庭接受了突厥人统治小亚细亚的现实。在此之后，流离失所的突厥游牧部落又开始大量涌入小亚细亚安家落户，永久定居，加速了小亚细亚的突厥化进程。1243年，蒙古大军在西征过程中的柯塞达格战役中，击败了罗姆国突厥塞尔柱人，将小亚细亚分割为两部分，并要求其称臣纳贡，结果却造成小亚细亚进一步突厥化。其中一个原因是：在13世纪末，或是受到蒙古人武力驱赶，或是紧随蒙古人西征大军而来，突厥人再次掀起向安纳托利亚迁徙的新浪潮。同时，罗姆素丹国中央权力的削弱，导致十多个埃米尔小公国产生，其中就包括后来发展成为奥斯曼帝国的一个突厥小公国②。十多个突厥小公国的“加齐”领袖们从此没有了突厥塞尔柱人的约束，在与拜占庭相邻的边境上，恢复了对非伊斯兰信徒的猛烈袭击和财产掠夺。数年之后，拜占庭所统治的小亚细亚除西北角一小块土地外，其余全被突厥小公国和“加齐”领袖们所攻占。为此，小亚细亚愈发向突厥化方向发展。

当时，从整体上来说，塞尔柱素丹统治下的臣民人种是比较混杂的：在城镇里，武士、行政官员和手艺人是突厥人；在草原上，游牧民也是突厥人；但全国贸易商往往是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一部分农民是突厥人，但大部分仍为信仰基督教的希腊人，并在小亚细亚由东向西更显希腊化和基督化；还有从古罗马帝国和拜占庭时期就沿存下来、持民间信仰的赫梯人和佛里几亚人。但是，东方的老百姓认为，穆斯林征服者们反而可以使他们摆脱信仰希腊东正教义的拜占庭正统僧侣们的苛捐杂税。13世纪后期和14世纪，突厥人实施的、有利于穆斯林的没收财产措施和税收制度，加速了作为社会制度的希腊基督东正教在小亚细亚的瓦解；梅弗莱纬修道会的布道也使更多老百姓，甚至包括希腊教士、僧侣、犹太教士纷纷改宗伊斯兰教。因此，在小亚细亚这块土地上，随着突厥化的逐步深入，伊斯兰化也彻底展开。伊斯兰化和突厥化，只不过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6］（P23）。

14世纪初开始，随着以索胡特（埃斯基谢希尔）为中心的奥斯曼酋长国对外扩张，素丹们所统治的地区已逐渐成为一个多语种帝国，其宗教五花八门，人种四方杂居。基督徒出身的各民族奴隶，在“代弗希尔梅”，即少年征役制下［2］（P21），青少年时期便皈依伊斯兰教，接受训练，然后离开家乡进入帝国政治和军事上层为素丹忠心效力；突厥人所占比例越来越高的农民和游牧民，也在“许尔京”（将一地人口移向另一地的殖民和移民的办法）政策下迁移到别的省份、城镇，并定居扎根、屯垦戍边［2］（P17）；甚至新征服的巴尔干半岛各族人民，包括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也进入到突厥人的种族混合体中，特别是奥斯曼统治阶层。至此，小亚细亚不仅逐渐完成了伊斯兰化，该地区民族融合也由于种族间联姻进一步发展。因此，历史的发展表明，是奥斯曼土耳其人最终完成了小亚细亚的突厥化和伊斯兰化。

文化消息

注释

①罗姆素丹国（1077—1308），是塞尔柱帝国素丹马利克沙的弟弟、军队统帅苏莱曼·伊本·库特卢米什1077年在小亚细亚建立的长期依附于大塞尔柱帝国的国家。1194年塞尔柱帝国灭亡后，罗姆塞尔柱人成为塞尔柱王朝唯一的统治者。文中所述1176年的迈里奥法克垄之战，也是罗姆苏丹国对阵拜占庭帝国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②13世纪为躲避蒙古人西征，乌古斯部另一支卡伊部族400多帐在首领埃尔图格鲁的率领下，从里海附近、波斯北部和东部辗转迁至小亚细亚。因为在一次关键战役中帮助了罗姆国塞尔柱人，获罗姆素丹国阿拉丁二世国王封赐马尔马拉海北部、与拜占庭紧密相连的小亚细亚西北边境地区，自此依附于罗姆素丹国。1299年，早先从其父埃尔图格鲁手中接过权力的奥斯曼趁罗姆素丹国分裂，正式宣布独立，称号“加齐”，奠定了奥斯曼帝国的雏形。

参考文献

［1］黄维民.奥斯曼帝国［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

［2］伯纳德·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M］.范中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3］黄维民.中东国家通史·土耳其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4］王铁铮，黄民兴.中东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5］萨义德·侯赛因·纳速尔.伊斯兰教［M］.王建平，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6］戴维森.从瓦解到新生——土耳其的现代化历程［M］.张增健，刘同舜，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

谢选骏指出：小亚细亚的突厥化和伊斯兰化，其实也发生在中国的新疆——所以突厥化和伊斯兰化的新疆人也把新疆叫做“东土耳其斯坦”。但是实际上，小亚细亚和新疆都不是突厥的本土，而是突厥的殖民地。例如，汉人到达新疆的时间，还远在维吾尔等突厥民族之前。

【13、伊斯兰对波斯的征服】

《伊斯兰对波斯的征服》报道：

伊斯兰对波斯征服或穆斯林对波斯的征服（633年–656年）导致萨珊帝国（埃兰沙赫尔）灭亡，琐罗亚斯德教衰落。

7世纪，波斯萨珊王朝陷入衰落，在与东罗马帝国连年的战争之后，人力物力已消耗殆尽。 628年，霍斯劳二世遭子篡位而被处决，引发四年的内乱，萨珊王朝已摇摇欲坠。

632年春，刚刚在新兴的伊斯兰教下统合起来的，以贝都因人为主体的阿拉伯人的伊斯兰哈里发的军队出现在埃兰沙赫尔所属的美索不达米亚 的南疆边境上；633年，伊斯兰哈里发的军队攻占了埃兰沙赫尔所属的美索不达米亚的南疆边境的所有要塞。虽然之后由于伊斯兰哈里发军队被调动到去征伐东罗马帝国的叙利亚（634年）、巴勒斯坦和埃及等地，并且期间埃兰沙赫尔的军队在与伊斯兰哈里发的军队交战中获得了几次短暂的胜利，但是没能组织起有效抵抗，待伊斯兰哈里发的军队集结起主力之后，到636年，伊斯兰哈里发的军队在卡迪西亚战役 打败埃兰沙赫尔军队，并趁机渡过底格里斯河攻占其在底格里斯河右岸的首都泰西封。 至639年，伊斯兰军队攻占了埃兰地区的治所苏萨，到640年，伊斯兰哈里发军队占领波斯埃兰和伊斯法罕等地。 642年，阿拉伯将领努尔曼率军在波斯埃克巴坦那以南的纳哈万德打败埃兰沙赫尔军队，继而最终在644年基本占领埃兰沙赫尔全境。此后埃兰沙赫尔的末代君主伊嗣俟三世先是经过赫卡通皮洛斯，之后是逃亡到内沙布尔，再后是逃亡到木鹿藏匿，651年，他在梅尔夫被一个伊斯兰哈里发下的逮捕令的利诱的贪财的磨坊主劫杀。

王子俾路斯看到复国无望，携带5,000人随从向北经过阿姆河并经过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的中亚河中地区的撒马尔罕、塔什干、苦盏和贰师城翻越葱岭并穿越唐朝 安西都护府的昆仑山脉的南道，再次经过河西道和陇右道来到唐长安城被唐高宗授为大将军，其一个姊妹嫁入唐皇室; 另一路向南逾越兴都库什山脉的那几道山口向南逃亡到之前属于埃兰沙赫尔的疆土的印度河河口北岸的古吉拉特邦，迄今为止当地还有65,000人的埃兰沙赫尔人后裔。有一支王室在马赞德兰通过游击战和臣服于周边强国的方式延续到1350年，被札剌亦儿王朝攻灭。

穆斯林的征服令波斯進入數百年的伊斯蘭化進程，但波斯語和波斯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延續和傳承，未經歷強烈的阿拉伯化。伊斯蘭教在中世紀晚期成為波斯地區的主要宗教。

穆斯林征服之前的薩珊波斯

自公元前一世紀以來，羅馬帝國（後期成為東羅馬帝國）和帕提亞帝國（後來被薩珊王朝取代）之間以幼發拉底河為邊界，並且兩國邊境多次爆發領土爭奪戰。大多數戰役集中在北部丘陵地區，因此大多數防禦工事也都建在這裏，因為廣袤的阿拉伯沙漠和敘利亞沙漠使南部不面臨敵對帝國的威脅。南方唯一可能的危險是游牧阿拉伯部落的偶爾襲擊。因此，兩個帝國都與半獨立的小型阿拉伯王國結盟，這些小國充當緩衝國，並保護東羅馬和波斯免受貝都因人的侵襲。拜占庭的附庸是伽珊尼德，波斯的附庸是拉赫姆。伽珊尼德和拉赫姆之間爭執不斷，但並沒有對拜占庭人或波斯人產生太大影響。6世紀和7世紀，不同的因素破壞了這種已維持多個世紀的力量平衡。

阿拉伯附庸國的叛亂（602）

古伊朗人非常重視音樂和詩歌，今天的伊朗人也是這樣。這張7世紀的畫板描繪了薩珊時代的音樂家。

拜占庭的附庸伽珊尼德阿拉伯人皈依了基督一性論的基督教，該教派被拜占庭正教會視為異端。東羅馬人試圖鎮壓異端，故而惡化了與伽珊尼德的關係，在沙漠邊境引發了叛亂。拉赫姆阿拉伯人也爆發了反抗波斯國王霍斯勞二世的起義。阿爾努曼三世是第一位皈依基督教的拉赫姆國王，他在602年被霍斯勞二世罷黜並殺害，因為他企圖擺脫波斯人的宗主地位。在霍斯勞被暗殺之後，波斯帝國陷入內亂，而拉赫姆實際上實現了半獨立。如今，歷史學家普遍認為，拉赫姆王國被阿拉伯人兼併是薩珊帝國滅亡以及隨後的伊斯蘭征服波斯的主要因素之一，因為拉赫姆人在希拉赫戰役中被哈立德·本·瓦利德擊敗後同意充當穆斯林的間諜。

東羅馬-薩珊戰爭（602–628）

薩珊波斯統治者霍斯勞二世擊敗了帝國內部的叛亂者巴赫拉姆六世；此後，他將精力轉向宿敵東羅馬，引發了602-628年的東羅馬-薩珊戰爭。從612年到622年，他將波斯的疆域擴張到幾乎和阿契美尼德王朝（公元前550-330年）一致，佔領了西邊的埃及、巴勒斯坦（由猶太軍隊協助完成的）等地。

東羅馬重新集結，在希拉克略的領導下於622年進行反攻。霍斯勞在627年的尼尼微戰役中被擊敗，東羅馬重新佔領了整個敘利亞，還深入到波斯的美索不達米亞。629年，霍斯勞的將軍沙赫爾巴拉茲同意停戰，兩個帝國之間的邊界恢復到與602年相同。

12世紀法國十字架上的一塊牌：順服薩珊王朝國王霍斯勞二世向拜占庭皇帝希拉克略投降。這只是一個託寓，因為霍斯勞從未真正親自向希拉克略投降。

在薩珊波斯內戰（628-632）中，霍斯勞二世於628年被處決，許多人爭奪王位。628年到632年，波斯出現了十位國王和女王。最後一個是伊嗣俟三世，他是霍斯勞二世的孫子，登基時年僅8歲。

穆罕默德時期

根据伊斯兰史料的说法，公元628年《侯代比亚和约》签署后，穆罕默德向当时各个部落和王国的统治者寄送信件，劝诫他们皈依伊斯兰教并屈服于真主的命令。 这些信件由大使在同一天运往波斯、拜占庭、埃塞俄比亚、埃及、也门和希拉赫（伊拉克）。一些现代伊斯兰历史学家，特别是Grimme和Caetani，重新审视了这种说法；尤其有争议的一点是霍斯劳二世收到了穆罕默德的来信这一说法，由于萨珊的宫廷礼仪极为复杂，当时一个次要的地区大国的信件不太可能寄到「万王之王」手中。

穆斯林的史料进一步提到，在迁徙的第七年年初，穆罕默德任命他的一名官员阿卜杜拉·胡扎法·萨赫米·卡拉希（Abdullah Huzafah Sahmi Qarashi）带信给霍斯劳二世，邀请他接受伊斯兰教：

奉至仁至慈安拉之命，这是安拉的使者穆罕默德给波斯王霍斯劳的信件，祝福跟随正道，归信安拉及其使者，并见证：除独一的安拉外，别无应收崇拜者，他没有伙伴，穆罕默德是他的仆人和使者。 我以伊斯兰的名义号召你归信，我是安拉派给全人类的使者。 你归信，你会安全的，如果你拒绝，那你负责拜火教徒的罪责。

哈里发国的崛起

穆罕默德于632年6月去世，阿布·巴克尔获得哈里发的头衔，在麦地那成为穆罕默德的政治继任者。阿布·巴克尔继位后不久，几个阿拉伯部落叛乱，爆发叛教者战争。 这场战争一直困扰哈里发，直到633年3月整个阿拉伯半岛都统一在麦地那哈里发的领导下。

很难说阿布·巴克尔是否真的打算进行全面的帝国征服。然而，他确实推动了一条历史进程（后来由欧麦尔和奥斯曼继承），在短短的几十年内造就了历史上最大的帝国之一。 该进程开始于哈立德·本·瓦利德将军与萨珊王朝的对峙。

第一次入侵美索不达米亚（633）

哈立德·本·瓦利德征服美索不达米亚的详细路线图

叛教者战争后，东北阿拉伯的部落首领Al-Muthanna ibn Haritha突袭了美索不达米亚（今伊拉克 ）的波斯城镇。 阿布·巴克尔的军队足够强大，可以向东北进攻波斯帝国、向西北进攻拜占庭帝国。 征服的目的有三：首先，在阿拉伯与这两个大型帝国之间的边界上，有许多游牧的阿拉伯部落，是波斯人和罗马人之间的缓冲地带，阿布·巴克尔希望这些部落能接受伊斯兰教，并帮助其穆斯林兄弟传播伊斯兰教; 其次，波斯人和罗马人承受着很高的税负，阿布·巴克尔认为，穆斯林同意使他们免受苛捐杂税，这可以说服他们帮助穆斯林; 最后，阿布·巴克尔希望通过袭击伊拉克和叙利亚来消除伊斯兰帝国边界的危险。 随着一系列突袭的成功，阿拉伯人收集了大量战利品。 Al-Muthanna ibn Haritha前往麦地那向阿布·巴克尔报告了他的好消息，随之被任命为人民统帅，此后他开始更深入地袭击美索不达米亚。 利用轻骑兵的机动能力，他可以轻松地袭击沙漠附近的任何城镇，并再次隐匿在茫茫沙漠中，而萨珊军队则无法企及。 Al-Muthanna的行动使阿布·巴克尔考虑扩张他的正统哈里发帝国。

阿布·巴克尔针对进攻波斯做出了两项决定：首先，入侵的军队将完全由志愿者组成; 第二，任命他最好的将军哈立德·本·瓦利德来领导这场战争。当阿布·巴克尔命令他入侵萨珊帝国时，哈立德仍在亚玛玛，刚刚击败自称为先知的Musaylimah。阿布·巴克尔将希拉赫确立为哈立德的目标，派遣增援部队并命令东北阿拉伯的部落首领在哈立德的指挥下开展行动。大约在633年3月的第三个星期（希吉拉历12年穆哈兰姆月的第一个星期），哈立德率领一支10000人的军队从亚玛玛出发。四名部落首领各有2000名战士，也加入了他的行列，使军队人数升至18000名。

进入美索不达米亚后，哈立德在4月和5月一连取得了四场战役的胜利。 波斯宫廷原本已受内部问题困扰，现在更是陷入混乱。在五月的最后一周，重镇希拉赫沦陷。军队休整后，哈立德在6月包围了安巴尔，该城于7月投降。哈立德随后向南移动，并在7月的最后一周占领了Ayn al-Tamr城。到目前为止，今伊拉克的大部分地区都处于穆斯林的控制之下。

哈立德接到阿拉伯北部被叛乱部落围困的一名穆斯林阿拉伯将军的援助请求。八月的最后一周，哈立德前去增援，击败了叛军。回国后，他获悉一支庞大的波斯军队正在集结。他决定对其各个击破，以避免遭遇一支庞大的波斯军队。波斯的军队由波斯人和基督教阿拉伯人组成，在四处分别设有一个师。哈立德将他的军队分为三支，并在夜间分别从三个不同方面对波斯人进行了有协调的进攻。波斯遭遇了毁灭性的失败，丧失了对美索不达米亚的控制，此时波斯首都泰西封极易受到攻击。在攻击泰西封之前，哈立德决定消灭南部和西部的所有波斯军队。因此，他向边境城市Firaz进军，并于12月击败了波斯人、拜占庭人和基督教阿拉伯人的联合部队。这是他征服美索不达米亚的最后一场战斗。在哈立德前往卡迪西耶（通往泰西封的关键要塞）的途中，阿布·巴克尔命令他前往叙利亚指挥与罗马的战争。

第二次入侵美索不達米亞（634–636）

根據阿布·巴克爾的遺願，歐麥爾將繼續征服敘利亞和美索不達米亞。在美索不達米亞，局勢正在迅速惡化。在阿布·巴克爾時代，哈立德·本·瓦利德及其9000名士兵中的一半人離開了美索不達米亞，開始在敘利亞戰鬥，隨後波斯人決定收回他們的失地。穆斯林軍隊被迫離開已征服地區，集中兵力防守邊界。歐麥爾立即向美索不達米亞派出援軍。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在薩瓦德地區發生一系列戰鬥，阿拉伯人成功在這一地區維持了其統治。後來，波斯人在橋樑之戰中擊敗了阿拉伯軍隊。然而，阿拉伯人隨後在Buwayb戰役中取得了勝利。635年，伊嗣俟三世向東羅馬帝國的希拉克略皇帝尋求結盟，並和後者的女兒（或孫女）結婚，從而形成同盟。當希拉克略在黎凡特準備重大進攻時，伊嗣俟命令集結大規模軍隊，協調兩個戰線的進攻，力求將穆斯林趕出美索不達米亞。

卡迪西亞戰役

歐麥爾下令軍隊撤退到阿拉伯邊界，並開始在麥地那集結軍隊，準備再次進軍美索不達米亞。由於形勢危急，歐麥爾希望親自指揮軍隊，但他的大臣提出異議，認為兩線作戰要求歐麥爾留在麥地那。因此，儘管賽義德·本·阿比·瓦卡斯患坐骨神經痛，歐麥爾仍任命他為高級軍官。賽義德於636年5月率軍隊離開麥地那，並於6月到達卡迪西亞。

當希拉克略於636年5月發動進攻時，伊嗣俟無法及時召集軍隊及時向拜占庭提供波斯的援助。據說，歐麥爾當時已知道了波斯和東羅馬結盟一事，充分利用時機來避免與兩個大國同時作戰，他迅速採取行動，在雅爾穆克加強了穆斯林軍隊，同時，歐麥爾下令賽義德與伊嗣俟三世進行和平談判並邀請他接受伊斯蘭教，為的就是拖住波斯軍隊的行動。希拉克略指示他的將領在接受明確命令之前不要與穆斯林交戰；但是，由於擔心阿拉伯援軍增多，東羅馬將領於636年8月在雅爾穆克襲擊了穆斯林軍隊，結果被擊潰。東羅馬在該戰役後失去了黎凡特地區。

拜占庭暫時不構成威脅，而薩珊帝國仍然十分強大，擁有龐大的軍力儲備，波斯人從帝國的每個角落都集結了包括戰象在內的軍隊，並任命最重要的將軍指揮。在三個月內，薩義德在卡迪西亞戰役中擊敗了波斯軍隊，結束了薩珊王朝在波斯本土以西的統治。這場勝利在很大程度上被視為伊斯蘭勢力成長的決定性事件：在擊敗了大部分波斯軍隊之後，薩義德和其他人接着又征服了一系列美索不達米亞城市。薩珊帝國的首都泰西封被圍困三個月後於637年3月淪陷。

征服美索不達米亞和波斯反抗（636-641）

636年12月，歐麥爾下令Utbah ibn Ghazwan前往南部，佔領al-Ubulla和巴斯拉，以切斷那裏的波斯駐軍與泰西封之間的聯繫。阿拉伯軍隊於637年4月到達，佔領了該地區。波斯人撤退到了米桑地區，穆斯林後來也佔領了該地區。

从泰西封撤退后，波斯军队在Jalawla集结，这个城市处于美索不达米亚、呼罗珊和伊朗阿塞拜疆等地路线的交汇处，战略意义十分重要。 637年4月，12000名阿拉伯士兵在Jalawla战役中击败波斯人，随后对Jalawla进行了长达7个月的围城，最终将这座城市收入囊中。接下来，穆斯林军队又先后占领了提克里特和摩苏尔，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处于穆斯林的控制之下。

此时波斯人已退守波斯本土，即札格罗斯山脉以东，638年至641年间波斯军队在霍木赞的率领下多次尝试收复美索不达米亚。不过波斯始终无法获得较大进展，札格罗斯山脉成为了波斯和阿拉伯双方拉锯的边境。霍木赞遭遇了若干次失败，于640年被俘虏至麦地那，随后成为欧麦尔的顾问，为其征服波斯的军事行动提供建议。有人认为他参与了644年暗杀欧麦尔的计划。

在图斯塔赢得胜利后，阿拉伯军队于641年1月向具有战略意义的苏萨进军，在围攻了几个月后占领了这座城市。随后阿拉伯人向Junde Sabur进军，这是波斯在胡齐斯坦的最后一个重要军事据点，在围攻数周后占领了该城。

纳哈万德战役（642）

征服胡齐斯坦后，欧麦尔想要恢复和平。 虽然波斯帝国的形象和地位已大大削弱，但波斯依然被新崛起的阿拉伯人视为一个令人恐惧的超级大国，而欧麦尔对与之不必要的军事接触保持警惕。「我希望我们与伊朗人之间有一座巨大的火焰山，使他们无法接触我们，使我们也无法接触他们。」然而，阿拉伯人的军事胜利损害了波斯人的自尊，使他们无法容忍现状。

637年战败后，伊嗣俟三世前往雷伊，随后来到梅尔夫，迁都于此，指示其将领对美索不达米亚进行连续的攻击。四年之内，伊嗣俟三世感到波斯强大到足以再次挑战穆斯林，以控制美索不达米亚。他从波斯各地招募了100,000名退伍军人和年轻的志愿者前往纳哈万德，与哈里发进行最后的斗争。

阿拉伯哈里发在库法总督知悉了波斯的军事行动，向欧麦尔汇报波斯军队在纳哈万德的集结。尽管欧麦尔曾表示希望美索不达米亚成为他的最东部边境，但波斯军队在纳哈万德集结迫使他采取行动。他现在认为，只要波斯人仍然受萨珊王朝统治，对美索不达米亚的袭击就会继续。几名阿拉伯将领分别从库法、巴斯拉和泰西封出发前往纳哈万德。欧麦尔决定亲自将麦地那的军队带到纳哈万德担任总指挥。但其他人再次建议他从麦地那指挥战役。欧麦尔任命了麦地那的部队司令以及纳哈万德的总司令。穆斯林军队在642年12月的纳哈万德战役中击败了波斯人。随后，穆斯林占领了整个哈马丹地区，仅遭到微弱的抵抗。

征服波斯（642-651）

几年后，哈里发欧麦尔采取了新的进攻性态势，准备全面进攻萨珊帝国的残余。纳哈万德战役是伊斯兰历史上最具决定性的战斗之一。在遭遇纳哈万德的惨败后，伊嗣俟三世逃往波斯的不同地区，试图组建一支新军队，但收效甚微，而欧麦尔试图将他生擒。

在纳哈万德击败波斯人后，欧麦尔决定立即乘胜追击，他必须决定先征服三个省中的哪一个：南部的法尔斯、北部的阿塞拜疆还是中部的伊斯法罕。欧麦尔最终选择了伊斯法罕，因为这是波斯帝国的心脏地带，保障萨珊不同地区驻军之间的供给和通讯，而占领该地区会将法尔斯和阿塞拜疆与呼罗珊（伊嗣俟的据点）隔离开来。在占领法尔斯和伊斯法罕之后，接下来他将同时对西北省份阿塞拜疆和最东部的省份锡斯坦发动攻击。征服这些省份会使呼罗珊处于孤立和脆弱的境地，而呼罗珊将是征服波斯的最后阶段。

642年1月欧麦尔已完成战略准备工作。该计划的成功取决于欧麦尔能否从麦地那有效地协调1500公里以外的战争，也取决于其指挥官的技能。欧麦尔没有任命一个指挥官来指挥所有战役，而是任命了若干名指挥官，每个指挥官分配了不同的任务；一旦指挥官的任务结束，他将成为一名普通士兵接受下一位指挥官的统帅。该策略的目的是让指挥官与士兵们打成一团，并提醒指挥官他们和其他人一样。指挥官的角色只授予给最有能力的士兵，一旦战斗结束，指挥官将返回其先前的位置。

征战前夕，为了提高士气，欧麦尔决定重新任命已离开四年的哈立德为战地指挥官。哈立德作为罗马东部省份征服者的声誉使波斯指挥官士气低落，他们中大多数人在633年征服美索不达米亚期间曾沦为他的手下败将。然而，642年，哈立德在埃米萨（今叙利亚霍姆斯）去世。

在整个波斯战役中，欧麦尔严格要求其指挥官在采取任何决定性行动之前向他咨询。在开始战役之前，所有指挥官都必须发送一份详细的报告，说明该地区的地理条件、地形以及波斯驻军、要塞、城市和部队的位置。然后，欧麦尔将向他们发送一份详细计划，说明他希望如何占领该地区。只有战术上的问题留给了指挥官，让他们根据前线所面临的情况来解决。

征服波斯中部

哈立德死后，欧麦尔任命阿卜杜拉·本·乌斯曼（Abdullah ibn Uthman）担任入侵伊斯法罕的穆斯林部队司令。 努曼·伊本·穆卡林（Nu'man ibn Muqaarin）从纳哈万德出发前往哈马丹，然后向东南行进370公里，到达伊斯法罕，在那里击败了萨珊军队，两名萨珊将军在战役中被杀。穆斯林军队随后对伊斯法罕进行了数个月的围困，之后伊斯法罕投降。

651年，努曼的兄弟努亚姆（Nu'aym）向东北行进，到达距哈马丹约320公里的雷伊，围困了这座城市，雷伊进行了激烈的抵抗后投降，然后向东北前进240公里，向库姆进发，没有遭遇太大抵抗力就占领了库姆。这些城市代表了伊斯法罕地区的边界，往东北是呼罗珊，而东南部则是锡斯坦。同时，哈马丹和雷伊发生了叛乱。欧麦尔派遣努亚姆到哈马丹镇压叛乱并肃清了伊斯法罕的西部边界。努亚姆在一场血腥的战斗后重新占领了哈马丹，然后前往雷伊。波斯人也在那里抵抗，但在要塞外被击败，穆斯林重新占领了这座城市。当地波斯人民为获得和平而同意支付吉兹亚税。努亚姆从雷伊向北行军至里海以南的塔巴里斯坦，塔巴里斯坦的统治者与哈里发签署了和平条约。

征服法尔斯

穆斯林对法尔斯的入侵始于638或639年，当时巴林的总督击败了一些叛乱的阿拉伯部落，占领了波斯湾的一个岛屿。尽管哈里发已下令不得入侵法尔斯及其周围岛屿，但巴林总督仍率军队继续袭击该地区。 他迅速组建了一支军队，将他分为三组，受三个人指挥。

第一组军队进入法尔斯时，很快就被击败。第二组很快遭遇了同样的事情。而第三组则更为幸运：他们设法将防御者困在海湾，但由于萨珊军队阻拦他们的出海，因此无法撤回巴林。 欧麦尔得知了他们入侵法尔斯的消息后，由萨德·伊本·阿比·瓦卡斯（Sa'd ibn Abi Waqqas）担任总督，并派遣增援部队前往法尔斯。增援部队到达后，此前被困的军队设法撤回了巴林，其余人员撤回了巴斯拉。

约643年，穆斯林军队占领了比沙普尔，与其签署了和平条约。644年，穆斯林军队再次从巴林进攻法尔斯，一度抵达伊什塔克尔，直到他们被法尔斯总督击退。 一段时间之后，穆斯林军队设法在法尔斯建立了军事基地，随后击败了法尔斯总督并将其杀死。一名已皈依伊斯兰教的波斯人被遣去进攻法尔斯海岸的塞内兹堡垒。11月11日，奥斯曼成为新的（第三位）正统哈里发，比沙普尔的居民在前法尔斯总督的兄弟的领导下宣布独立，但随即被镇压。不过，波斯历史学家al-Baladhuri指出该事件发生于646年。

648年，穆斯林军队迫使伊什塔克尔总督投降。 这座城市的居民后来在649或650年起义，阿拉伯人在此地的军事总督被打死。650或651年，伊嗣俟三世伊什塔克尔前往伊什塔克尔计划对阿拉伯人进行有组织的抵抗，然而伊什塔克尔未能维持强大的抵抗，很快阿拉伯人洗劫了该城市并杀死了40000多名抵抗者。阿拉伯人随后迅速占领了该地区的一系列城市，而伊嗣俟则逃往克尔曼。穆斯林对法尔斯的控制一度仍然动荡不安，征服之后还发生了几次叛乱。

征服波斯西南

在Suhail ibn Adi的帶領下，穆斯林軍隊於643年從巴斯拉出發前往波斯西南部的克爾曼，途中經過了設拉子和波斯波利斯，克爾曼在與當地駐軍激烈的戰鬥後被征服。

征服錫斯坦

薩珊統治下錫斯坦地圖

阿拉伯人早在歐麥爾哈里發時期就曾襲擊錫斯坦，不過第一次真正的入侵發生在650年，遭到慘敗，被迫撤退。

一年後，穆斯林軍隊重新進攻錫斯坦，一段時間後抵達了錫斯坦邊境城鎮扎利克，強迫該鎮統治者承認正統哈里發的權威。隨後他在卡爾庫亞堡壘做了同樣的事，該堡壘有《錫斯坦歷史》一書中提到的一座著名瑣羅亞斯德教火廟。他在該省奪取了更多土地。接下來，他圍攻了錫斯坦首府扎蘭季，在城外進行激烈戰鬥之後，其總督投降。當總督前去與阿拉伯將領進行和平談判時，他看到阿拉伯指揮官正坐在兩名士兵的屍體之上。總督為了換取與阿拉伯人的和睦，承諾向阿拉伯人繳納100萬迪拉姆的貢品，其中包括1000名奴隸男孩或女孩以及1000艘金船。

征服阿塞拜疆

傑爾賓特的薩珊堡壘，位於今俄羅斯達吉斯坦，於643年淪陷於穆斯林。

對阿塞拜疆的征服始於651年，與對錫斯坦和克爾曼的再征服同時進行。穆斯林軍隊從波斯中部的雷伊前往北部一個堅固的波斯據點贊詹。波斯人從城裏出來戰鬥，結果被擊敗，這座城市被佔領，而那些尋求和平的人則同意支付吉茲亞稅。穆斯林軍隊從贊詹出發，前往阿爾達比勒，這座城市和平投降。然後，他們繼續沿裏海西岸向北進軍，用武力佔領了傑爾賓特。穆斯林軍隊對阿塞拜疆進行雙管齊下的襲擊：一條線路沿裏海西岸，另一條則進入阿塞拜疆心臟地帶。前者遭遇了一支大型波斯部隊的頑強抵抗，最終取勝並俘虜了指揮官；作為放生的回報，該指揮官同意交出阿塞拜疆的領土，並說服其他人接受穆斯林統治。另一條路線也是穆斯林軍隊獲得勝利。阿塞拜疆向哈里發投降，同意每年支付吉茲亞。

征服亞美尼亞

第比利斯，於644年被哈里發征服。

穆斯林在638–639年征服了拜占庭亞美尼亞。阿塞拜疆以北的波斯亞美尼亞仍在波斯人手中。歐麥爾拒絕冒險，他從不將波斯人視為軟弱之輩。643年末，歐麥爾再次向波斯帝國的東北（呼羅珊）和西北（亞美尼亞）同時進行遠征。穆斯林軍隊採用了已取得多次成功的多管齊下的攻擊策略。在距離第比利斯數公里時，歐麥爾指示軍隊分為三個軍團，一支佔領第比利斯，一支朝北向高加索山進發，還有一支朝南向高加索山進發。三個任務都取得成功，但歐麥爾突然死亡給入侵亞美尼亞的行動畫上了句點。到此時，幾乎所有的南高加索地區都被佔領。

征服呼羅珊

呼羅珊是薩珊帝國的第二大省，從今伊朗的東北部延伸至阿富汗西北部和土庫曼斯坦南部，其首府是阿富汗北部的巴爾赫。651年，征服呼羅珊的任務分配給阿納夫（Ahnaf ibn Qais）。阿納夫從庫法出發，經過雷伊和尼沙普爾，走了一條較短且人跡罕至的路線。雷伊已經在穆斯林手中，而尼沙普爾幾乎毫無抵抗就投降了。阿納夫從尼沙普爾出發前往阿富汗西部重鎮赫拉特，赫拉特是一個築有防禦工事的城市，被圍困了幾個月後向穆斯林軍隊投降，整個呼羅珊由穆斯林控制。然後，阿納夫直接向北行進到今土庫曼斯坦的梅爾夫。梅爾夫是呼羅珊的首都，伊嗣俟三世的宮廷已遷居於此。聽到穆斯林到來的消息後，伊嗣俟三世前往巴爾赫。梅爾夫沒有抵抗，於是穆斯林不費一兵一卒就佔領了呼羅珊的首都。阿納夫留在梅爾夫，等待庫法的增援。同時，伊嗣俟在巴爾赫也集結了相當大的力量，並與費爾干納的突厥汗結盟，後者親自率領救援部落。歐麥爾命令阿納夫破壞同盟關係。費爾干納的汗意識到與穆斯林的戰鬥可能會危及自己的王國，因此退出了同盟，並撤回費爾干納。伊嗣俟的其餘部隊在阿姆河戰役中被擊敗，撤退至河中地區。伊嗣俟僥倖逃至中國，穆斯林現在已到達波斯最外圍的邊境，繼續往外是突厥人的土地，更遠處則是中國。阿納夫回到梅爾夫，並向焦急的歐麥爾寄信詳細報告了他的勝利，並請求歐麥爾許可他穿過阿姆河以入侵河中地區。歐麥爾命令阿納夫暫時停止進攻，鞏固他在阿姆河以南的力量。

波斯反抗與再征服

644年11月，歐麥爾被一個波斯奴隸暗殺。歷史學家通常將這次暗殺視為波斯的陰謀，策劃人是霍木贊。奧斯曼接替歐麥爾成為第三任哈里發。在他的統治期間，整個前薩珊帝國的領土不時爆發叛亂，他派遣數支軍隊前去擊潰叛亂並奪回波斯及其附庸國的領土。叛亂主要發生在亞美尼亞、阿塞拜疆、法爾斯、錫斯坦（649年）、呼羅珊（651）和莫克蘭（650）等波斯省份。最終，651年，薩桑王朝的最後一位皇帝伊嗣俟三世在梅爾夫附近被一名當地磨坊主殺死，從而結束了他的王朝和有組織的波斯抵抗運動。同時，奧斯曼將帝國擴展到了前薩珊帝國的邊界之外，直達河中、俾路支斯坦和高加索地區。

穆斯林治下的波斯

伊朗的伊斯蘭化

行政

正統哈里發時期的一枚硬幣，模仿薩珊帝國統治者霍斯勞二世的樣式。比沙普爾鑄造。時間YE 25 = AH 36（即公元656年）。薩珊式的半身像模仿霍斯勞二世，邊緣寫着畢斯米拉；火焰祭壇上有絲帶和侍從，星形和新月狀火焰；日期在左，鑄幣名在右。

在歐麥爾及其繼任者的領導下，阿拉伯征服者試圖保持其政治和文化凝聚力，儘管他們征服的文明具有強大吸引力。阿拉伯人最初定居在要塞城鎮，而不是零星的莊園。被征服的非穆斯林民族受到保護，被稱為齊米（受保護的），需要繳納一種特別稅，即吉茲亞，該稅對不同的人採取不同的稅率，通常對身體健康、適合從軍的男子徵收兩個迪拉姆，他們繳稅後可免去服役。婦女和兒童不必繳納該稅。至少在阿拉伯統治的最初幾個世紀，統治者既不希望也不允許人口大規模皈依伊斯蘭教。

宗教

穆斯林征服波斯後，瑣羅亞斯德教徒被賦予了齊米身份並受到迫害。瑣羅亞斯德教徒需要繳納額外的被稱為吉茲亞的稅，否則他們將被殺害、奴役或監禁。支付吉茲亞的人則時常受到收稅員的侮辱。在戰爭中被俘虜為奴隸的瑣羅亞斯德教徒，如果他們接受伊斯蘭教，便可獲得自由。雖然阿拉伯征服者允許信仰自由，但皈依伊斯蘭教的人享有特權。波斯人皈依伊斯蘭教是一個緩慢的過程，歷時多個世紀，到了1000年左右，大多數波斯人仍信奉瑣羅亞斯德教。

穆斯林統治者為爭取人們皈依伊斯蘭教，用金錢鼓勵他們參加穆斯林祈禱，並允許古蘭經用波斯語而不是阿拉伯語敘述，以使所有人都能理解。伊斯蘭教很容易被從事工業和手工業的瑣羅亞斯德教徒所接受，因為瑣羅亞斯德教認為這種涉及放火的職業使他們不純淨。此外，穆斯林傳教士在向瑣羅亞斯德教徒解釋伊斯蘭教義時沒有遇到困難，因為兩種信仰之間有許多相似之處。據托馬斯·沃克·阿諾德的說法，對于波斯人，他將以安拉和伊布力斯的名義會見阿胡拉·馬茲達和阿里曼。希沙姆 和歐麥爾二世等哈里發向阿富汗派遣倭馬亞傳教士，促進了伊斯蘭教在阿富汗的傳播。

基督教和猶太教社區依然龐大且繁榮，還有少數佛教徒和其他團體。但是，人口以緩慢而穩定的步伐逐漸伊斯蘭化。貴族和城市居民是首先皈依伊斯蘭教，在農民和鄉紳群體內的傳播速度則較慢。

語言

在正統哈里發期間，波斯（包括美索不達米亞）的官方語言仍為中古波斯語（巴列維語），而敘利亞和埃及的官方語言仍為希臘語和科普特語。但是，在後來的倭馬亞王朝時期，倭馬亞強迫整個帝國所有民族使用阿拉伯語，取代其本土語言。哈查吉·伊本·優素福（661-714）正式將伊拉克的行政語言從中古波斯語（巴列維）更改為阿拉伯語。中古波斯語仍然保持了持久的生命力，它的大部分結構和詞彙都得以保留，並演變為現代波斯語。不過，波斯語確實吸收了一定數量的阿拉伯語詞彙，尤其是與宗教有關的單詞，且不再使用巴列維字母，而是改為阿拉伯字母的波斯改良版。如今，波斯語在伊朗、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作為官方語言使用。

城市化

阿拉伯人對波斯的征服使伊朗進入了一段極端城市化的時期，該時期始於阿拔斯王朝初期，直至公元11世紀，在波斯東部呼羅珊和河中地區尤為如此。這一時期，伊朗出現了許多大都市，其中一些城市的人口高達200,000。在極端的城市化之後，到11世紀末和12世紀初，伊朗經濟崩潰，導致伊朗人大規模移民至中亞、印度、中東其他地區和安納托利亞。一些人認為這一災難成為波斯語在中亞和中東大部分地區廣泛傳播的原因。

谢选骏指出：伊斯兰对波斯的征服，使得伊朗人都沦为阿拉伯和穆斯林的战俘了！伊朗人至今未能摆脱这一桎梏，依然奉行伊斯兰教，始终未能创造新的波斯文化，比大致脱离了佛教束缚的中国人，表现还差。什么时候，中国人可以邀请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加入第三期中国文明？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彻底肃清渗透中国一千多年的穆斯林战俘。

【14、征服与被征服就是穆斯林的命运】

《征服与被征服：穆斯林与欧洲关系的历史考察》（文化纵横 2018-06-20|审思伊斯兰 王宇洁）报道：

西亚、北非、东南欧环绕着地球上最大的陆间海——地中海，地缘上的接近让穆斯林和欧洲很早就在地中海海岸的“黎凡特”（Levant）和“马格里布”（Maghrib）地区相遇了。“黎凡特”意为“意大利以东的地中海土地”，“马格里布”则意为“太阳落下的地方”，是阿拉伯人对北非最西段的称呼。这两个概念实际上既是地理的、也是文化的。它们所指的是西亚、北非和欧洲的地理交汇点，也是公元7世纪中后期伊斯兰教的影响突破了阿拉伯半岛之后的一千多年里，连接伊斯兰文明与欧洲文明的交汇点。

这一地缘上的接近让伊斯兰世界与欧洲之间长期存在多层面的互动，欧洲语言中——从科学、技术到经济、日常生活——存有大量来源于阿拉伯语的词汇，这从侧面证明了穆斯林与欧洲之间长期而丰富的互动。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地缘上的接近也让欧洲很早就暴露在了早期穆斯林对外征服的矛头之下，之后奥斯曼土耳其的崛起又数次给欧洲带来挑战与威胁。今天，蜂拥而至的穆斯林难民不断以各种方式渡过地中海，似乎要以另外一种方式再次去“征服”欧洲。在一些人的眼中，穆斯林与欧洲之间的征服与被征服，似乎已经成为贯穿双方交往史的主线。

穆斯林与欧洲关系的历史演变

公元7世纪后期，伊斯兰历史上第一哈里发王朝——伍麦叶哈里发大军的对外扩张势如破竹，669年占领了西西里岛，据此称霸西地中海。而在地中海东部的叙利亚、埃及、塞浦路斯、罗德岛、克里特岛等地亦先后被穆斯林军队征服。30多年之后，哈里发的大军已经远征至被称为“太阳落下的地方”的北非西部。711年，占领摩洛哥重要港口丹吉尔的穆斯林将领陀里克从一个狭窄的海域率7000精兵渡海，击溃了数万西班牙守军，登上了欧洲的土地。他上岸的地方由此被称为“贾巴勒·陀里克”，即塔陀克山，后来这个称呼演化成了地中海西段连接非洲和欧洲的海峡的名称——直布罗陀。

西罗马帝国崩塌后的力量真空让阿拉伯人没有遭遇到什么像样的对手。在不到一年时间里，陀里克扫荡了半个伊比利亚，“穆斯林居然在一瞬之间涌入欧洲，并且成了这个半岛文明的主角”。[1]之后以此为根基的后伍麦叶王朝，把格纳拉达和科尔多瓦建设成为堪与伊斯兰世界的东方中心——巴格达城——媲美的西方中心，哲学、法律、神秘主义，还有实用的农学和医学都在这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人们不得不承认，当时西班牙的“东方”文化的程度远远高于“西方”文化。穆斯林在西班牙地区的政治影响一直延续到800年之后，基督教君主们的“再征服运动”将其从欧洲大陆清除出去，穆斯林们不得不退守北非。能够见证这段历史的，不仅有今天依然伫立在西班牙的阿尔罕布拉宫，还有圣胡安·德·拉·克鲁斯等西班牙诗人作品中众多的神秘主义意象。[2]

虽然11世纪以来十字军多次东征影响了东西方交往的历史，但是似乎就其影响来说，还远不能将其视为欧洲对穆斯林世界的征服。之后奥斯曼土耳其崛起，穆斯林给欧洲带来了第二次大规模的冲击。自1299年立国之后，土耳其人就致力于对巴尔干半岛的征服。到了15世纪中期，土耳其人已经夺取了有着千年历史的拜占庭帝国的大部分土地，将其首都君士坦丁堡“像珠蚌吸裹住沙粒一样”团团围住。[3]1453年，鏖战53天之后，土耳其人夺取了君士坦丁堡，虽然这座城市在征服者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眼中只剩荒芜草木，过半宅邸已腐败坍塌，但是作为基督教世界在东方的前哨，君士坦丁堡的陷落给欧洲带来更大的震撼。土耳其人将这里更名为“伊斯坦布尔”，并定为国都，之后向欧洲征服的步伐并没有停止，他们不断向西、向北进军，并数次兵临维也纳。在统治的鼎盛时期，地中海与东方世界的商路为土耳其人所垄断，地中海几成土耳其之内湖，往来于这内湖上的欧洲商船靠向土耳其人交纳保护费获得保护。奥斯曼帝国对西欧及亚洲间贸易的垄断，更被认为是西班牙女王支持哥伦布寻找亚洲海路的主要原因。

但是，前事之果却往往会成为后事之因。在大航海和新航路开辟后，人类历史逐步迈入西方列强对外征服的时代，曾经的征服者似乎在旦夕间就成为坐拥金银财宝、等待被征服的对象。地理上的便利让先行发展起来的欧洲国家把西亚、北非的众多地区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或是势力范围。以奥斯曼帝国、波斯萨法维和印度莫卧儿为中心的伊斯兰世界体系，在西欧主权领土国家体系向外扩张过程中遭遇挫败。

20世纪前期，在原来奥斯曼土耳其的遗产之上，西亚北非地区建立了多个现代国家。由于欧洲——特别是西欧国家——自近代以来成为民族国家建设的典范，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很强的示范效应。这些穆斯林国家在建国和独立过程中，不同程度地效仿了西欧现代民族国家的范例。这也使得这些国家与欧洲各国之间具有一种矛盾而特殊的亲近关系。

二战之后，欧洲与穆斯林世界的互动主要体现为更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欧洲各国从二战后开始了鼓励和接纳移民的过程。这一方面是为了解决本国内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资源不足带来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当时冷战国际秩序下的国际义务的考虑。欧洲由历史上的人口输出国变成人口输入国。欧洲各国移民人口的比例快速上升，除了欧盟区内自由迁移的人口流动之外，欧洲各国的前殖民地成为移民的主要来源，其中相当比例的人口来自于西亚北非地区的穆斯林国家。例如，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2008年的数据，当年德国国内的外国人群体中人数最多的是土耳其人，当年的数字是168万人。而英国、法国等地的移民当中，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虽然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石油危机促使西方关闭了引进外籍劳工的大门，但是穆斯林移民已经成为欧洲最大的移民团体。

多元主义or同化移民

移民人口的空前增长，这给欧洲各国带来不曾料想到的巨大挑战，其明显结果之一是，历史上文化传统较为一致的欧洲民族国家开始成为宗教、种族多样的社会，随之而来的多元文化并存和社会异化现象更是让人始料未及。对于欧洲人来说，穆斯林不仅是猎奇和征服的对象，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擦肩而过的路人，甚或是刚刚抵达自己社区的难民。与历史上欧洲与穆斯林之间的征服或是相互试探性的“发现”不同的是，当今的欧洲和穆斯林面临的是如何互相适应和接纳。而后者，显然是一个更加艰难的工作。

如何处理外来穆斯林移民与居留国、当地社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推动移民尽快融入当地社会生活，这些新的挑战已经成为欧盟各国面临的重要课题。大致来说，在处理移民问题的理念上，欧洲国家大致有同化和文化多元主义两种思路。其中同化思路强调移民调整自身，向所处环境中的核心机制及其附加的社会期望看齐。这一思路隐含着对于少数族群原有宗教、文化和民族属性的区别对待，因而一度受到学界的批判。但是，同化理念更强调共和主义国家的规范性政治理念和经济社会体制基础，因而更具有普遍主义和平等主义的色彩，因而依然构成不少欧洲国家移民政策的核心。[4]与此同时，多元文化主义的思路更重视对于移民群体文化、种族特征差异的保留和认可。在现实层面，多元文化政策不仅给予“异文化”以一定的自由空间，还提供特别的经济支持，以维护少数族群在语言、文化方面的独立性。从具体国家来说，荷兰、英国、瑞典等国倾向于多元文化主义的模式，而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则偏向于同化的思路。

到了20世纪后期，不论采取哪种政策思路，欧洲各国在穆斯林移民的问题上都面临严峻挑战。尽管数据调查表明穆斯林有着积极融入欧洲社会的愿望和行动，但是他们距离真正的社会适应和融入还有遥远的距离。在欧洲一些大城市附近出现了由民族、语言、文化背景相似的穆斯林移民组成的聚居区。这些聚居区孤立于主流社会之外，面临着高犯罪率、高失业率、高辍学率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一些来自移民原住国的习俗，比如强迫性婚姻、歧视妇女甚至是荣誉杀人等做法，在这些社区里依然发挥着重要影响。同时，从与原住民的比对数据来看，穆斯林移民的经济收入低下、政治参与度低下、教育水平不高。这些因素使得不少穆斯林移民只能是所在社会的边缘化群体，对于未来似乎只有迷茫或反抗这两种选择。

这些现象让原住民对多元化社会的疑虑和不安逐步发酵，他们担心移民群体融入失败带来种族关系紧张、犯罪率上升、整体国民素质下降、福利费用攀升、传统价值观丧失等问题。在这一背景之下，在国家政策层面，欧洲多国普遍收紧了移民政策，同时调整入籍政策，强调国民在文化与认同上的一致性，并采取法律手段以减少价值观的差异。英国、荷兰、瑞典等国政府都明确规定申请入籍者，除了需要符合年龄、学历、居住年限和经济能力等基本条件外，还必须参加包括本地语言、历史、文化、习俗等内容的考试。在20世纪80年代，荷兰等实行多元文化政策的国家曾经由国家提供资助，在当地电台电视台给出专门时段，播出不同民族语言的节目，或是为移民族群社团学校活动提供资助。近年来，这类资助政策基本被取消。即便少部分依靠社团自筹资金延续的活动，也必须接受政府在时间、规模、内容等多方面的限制。一些欧洲国家还对建造新的清真寺加强管理，2009年11月瑞士通过公民投票，禁止当地穆斯林社群继续修建宣礼塔。而在法国、丹麦、瑞典、荷兰等多个国家里，反移民的极右翼政党都在议会中赢得了更多的席位。

在民众层面，典型的反映就是伊斯兰将征服欧洲的论调，以及由此而来的所谓伊斯兰恐惧症（Islamophobia）。对于原住国的居民来说，随着穆斯林社团规模不断扩大、伊斯兰教的影响越来越明显，移民对欧洲各国的经济社会与政治文化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冲击和影响，因而产生了穆斯林正在或已经在征服欧洲的感受，对多元化的社会前景充满了忧虑。他们担心穆斯林移民的种族、文化和宗教影响会改变自己原本种族和文化上较为单一的社会，担心穆斯林世界的宗教激进主义会波及自己的国家，担心穆斯林人口的高速增长会横扫欧洲，把伦敦变成“伦敦斯坦”，把欧洲改造成“欧拉比亚”（Eurabia）。[5]尽管穆斯林移民并非一个均质的群体，更不是铁板一块，但是伊斯兰恐惧症却淡化穆斯林群体本身在宗教虔诚度、政治态度、教育水平等方面的多样性，闻伊斯兰和穆斯林而色变。

面对这一局面，一些学者也在不断对多元文化主义进行反思。2007年，弗朗西斯·福山在《认同与移民》一文中指出，问题的症结在于欧洲集体认同感的削弱。他说一些欧洲精英人口认为自己已经超越了国家和宗教所确立的身份认同，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但是过度的多元文化主义和宽容态度在面对有着强烈的身份认同感的移民面前显得极为无力，而恐怖主义和右翼政党的兴起让问题变得更加迫切。欧洲人面临着“我是谁”的问题，这与“9·11”之后塞缪尔·亨廷顿针对美国人的国家认同提出的“我们是谁”[6]颇有相似之处。

除了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反思，还有一些学者提出了更为让人震撼的观点。著名的伊斯兰问题研究者伯纳德·刘易斯就说，到了20世纪末欧洲大陆将全面穆斯林化，欧洲将再一次被伊斯兰征服。而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思想家丹尼尔·派普斯更是断言，欧洲与穆斯林之间只有穆斯林统治欧洲、或者欧洲驱逐穆斯林两种道路，因为整合穆斯林几乎没有可能。[7]更有人预言说，与低生育率相伴而来的死亡、社会福利体系崩溃带来的饥荒、穆斯林引发的欧洲内部战争，以及伊斯兰教对欧洲的征服，将是欧洲走向历史终结的四大主因。

伊斯兰移民如何融入欧洲？

相关调查数据表明，相当高比例的欧洲人认为，穆斯林移民融入主流社会的意愿与能力不足，他们对于穆斯林与欧洲关系持悲观态度，甚而把双方的关系理解为又一次的征服和被征服，但是调查数据同时也表明欧洲穆斯林有着积极融入当地社会的愿望和行动，移民对所在社会的认同，以及融入程度也并非像人们普遍的印象那么糟糕。欧洲穆斯林在文化教育、政治参与等方面正在逐步改变，各国都建立了一些宗教非政府组织，为穆斯林与欧洲社会的融合从不同的角度予以推动。

做一个好穆斯林与成为所在国家的忠诚公民之间是否存在矛盾？如何在多元化的社会中生存，同时又能保有正统的信仰，维持传统的实践？如何调和以天启经典为基础的伊斯兰教法和现代世俗法律？在今天的欧洲，穆斯林并非完全被动地接受同化或融入的方案。一些欧洲的宗教人士和穆斯林知识分子一直在对相关问题进行讨论，并推动穆斯林社团以不同的方式尝试解决问题。来自欧洲的穆斯林，比如英国的提摩太·温特、瑞士的塔里克·拉马丹和波黑的穆斯塔法·克瑞克等人，都提出了重要的见解。

总体上来说，这几位学者都拒绝认为穆斯林“反对”西方、穆斯林“征服”欧洲的两极分化的世界观。他们更赞同一种以普遍价值为基础的欧洲穆斯林认同，并且坚称伊斯兰与西方之间具有本质上的适应性。在塔里克·拉马丹看来，欧洲穆斯林在宗教身份上是穆斯林，但是文化上他们是法国的、英国的、或者德国的。穆斯塔法·克瑞克也赞同这一观点，他说：“如果阿拉伯人用伊斯兰教来推进他们的民族目标，那么我们欧洲穆斯林也能做同样的事。如果一个埃及人有权以伊斯兰教的名义做一个埃及爱国者，那么我们欧洲穆斯林也可以以伊斯兰的名义做一个欧洲的爱国者……作为一个欧洲穆斯林，我想对欧洲文明做出我的贡献，并且自动得到认可。”[8]

塔里克·拉马丹明确提出了“欧洲穆斯林”和“欧洲伊斯兰教”的概念。他认为，伊斯兰教的普世原则允许穆斯林全面参与西方市民社会，欧洲的穆斯林可以形成与欧洲文化不相冲突的“欧洲伊斯兰教”。[9] 在他看来，无论是在《古兰经》和先知的训诫中，还是在西方的宪法当中，都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一个穆斯林既做一个践行的穆斯林，又做一个忠诚的欧洲人。上千万穆斯林在欧洲生活、工作、投票，这就是身兼穆斯林和欧洲人两种身份的鲜活例证，其中并无内在的冲突。同时，拉马丹还认为接受世俗主义和开放社会并不是对穆斯林准则的背叛，这是穆斯林和其他所有人实践宗教自由的必要条件。因而，他号召生活在西方的穆斯林应该对外传播出这样的信息：我们生活在民主制度之中，我们尊重国家法律，我们尊重公开政治对话，我们希望所有的穆斯林都拥有这些。

当然，成为欧洲穆斯林并不意味着被同化。拉马丹认为融入并不意味着大规模的同化。必须允许穆斯林发展自己的欧洲穆斯林身份认同和文化，就像此前的其他非基督教宗教团体和族群所做的一样。同时，穆斯林要接受自己所生活的国家的宪法、法律和欧洲国家的框架。拉马丹对于穆斯林女性头巾问题的看法就反映出这一信念。他坚持说，“没有人能强迫一位女性佩戴或不佩戴头巾”，因而他反对法国关于头巾的禁令。但是，他又强调对本国法律的遵守，因此他建议在法律改变之前，穆斯林女学生可以用更加能让人接受的大手帕包头，替代头巾：“但是穆斯林必须向其他公民和世界各地的穆斯林表达清楚：我们尊重法律，即便我们并不赞同它。”[10]

对于伊斯兰教当中出现的极端主义力量，这几位学者都予以明确的谴责。穆斯林宗教领袖、剑桥大学教授提摩太·温特清楚、直接地否定基地组织之类的极端力量，认为他们在宗教上不合法且不纯正。他谴责极端主义者不忠实于伊斯兰教法和教义学的经典准则，指责他们发布的法特瓦“既不正规，其思维习惯也无法从中世纪的解释中予以推断”。[11]与有些穆斯林学者在自杀式炸弹问题上模棱两可的态度不同，他明确谴责自杀式炸弹，认为这是一项自杀行为，也是对非战斗人员的杀戮，是伊斯兰教传统中一贯被禁止的，是比谋杀更为恶劣的行为。

对于流行的伊斯兰恐惧症，拉马丹指出目前的穆斯林与西方都怀有一种共同的、危险的恐惧，就是认为自己可能成为对方的牺牲品：穆斯林认为西方任何的行动都是受对伊斯兰教根深蒂固的仇恨所驱使，西方则指责穆斯林打定主意要摧毁西方的价值和“自由”，他们的行为都是因为对西方的仇恨和排斥所致。

小 结

引发伊斯兰恐惧症的因素不仅仅是现实经济政治方面的忧虑，更可能是来自于欧洲人对于穆斯林移民异质的信仰方式、生活模式的直观感受，来自于被他者征服的恐惧。确实，如果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除去今天的难民危机，伊斯兰信仰者在历史上从未被迫经历过大规模的流散。即便全球人口流动如此频繁，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早期穆斯林冲出阿拉伯半岛之后最早征服的区域还是今天穆斯林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这一历史特性决定了穆斯林可以固守宗教的核心内容，在信仰和生活方式上呈现出某种一致性和统一性。但是，全球化和现代通讯技术的进展，还有国际政治的巨大动荡，正在创造一种与以往任何时代不同的流散，并模糊着宗教共同体的边缘。那种曾经塑造穆斯林精神品格的一致性和统一性，在今天穆斯林世界之外的地区却显现出缺乏某些应对的适应力，这不仅是神学解释上的，还是现实政治层面的。

不同团体之间日益频繁的互动是推动人类历史向前发展的动力，这是任何个人都无法阻止的。很多生活在欧洲的穆斯林并没有囿于征服还是被征服这样二元对立的观念框架之中，也没有像一些右翼政客那样，把欧洲与穆斯林全然对立起来。在欧洲国家和穆斯林团体双方的共同努力之下，如果假以时日，穆斯林移民在欧洲的社会适应或许会逐渐得到解决。但是，近几年来穆斯林世界的失序一方面使得激进思想和极端主义组织快速发展和蔓延，一方面又让大批的穆斯林流离失所，而与之毗邻的欧洲成为这些人心目中最好的去所。对有些人来说，穆斯林移民和难民的到来似乎预示着穆斯林正在以一种悲情的方式再次征服欧洲。实际上，与历史上征服与被征服相比，今天不论是衰弱的欧洲，还是家园已毁的穆斯林，他们所面临的并非如何互相征服，而是如何互相接纳。

当年穆斯林胜利者在西班牙建造了宏伟的阿尔罕布拉宫，那些铭刻在宫墙和门楣上的话语至今依然可见：“除神之外，别无胜者（Wa-la galib, illa Allah）”。不论昨日还是今天，不论东方还是西方，今日欧洲与穆斯林关系问题上面临的困境似乎都在表明：不论征服还是被征服，似乎都不过是对这句话的一个短暂而世俗的注脚。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宗教学重点研究基地）

注释：

1.张承志：《鲜花的废墟：安达卢斯纪行》，新世界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2.参见路丝·洛佩斯·巴拉尔特：《西班牙文学中的伊斯兰元素》，宗笑飞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

3.杰森·古德温：《奥斯曼帝国闲史》，罗蕾、周晓东、郭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8页。

4.伍慧萍：《移民与融入：伊斯兰移民的融入与欧洲的文化边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3页。

5.关于“欧拉比亚”的说法，可参见Bat Ye’or，Eurabia: The Euro-Arab Axis，Cranbury，N. J. : 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2005. 作者认为欧拉比亚是胆小的欧洲民主派、专横的阿拉伯统治者和胡作非为的伊斯兰恐怖组织的奇特结合。

6.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

7.Daniel Pipes, “Europe’s Stark Options”, National Interest, March-April, 2007.

8.John L. Esposito, The Future of Islam,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113.

9.Tariq Ramadan, To be a European Muslim, Islamic Foundation, 1999.

10.Tariq Ramadan, “Europe’s Muslims Show the Way”, 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  (Winter 2005),  http://www.digitalnpq.org/archive/2005_winter/05_ramadan.html.

11.Shaikh Abdal-Hakim Murad, “Bombing Without Moonlight: The Origins of Suicide Terrorism”, October 2004, http://www.masud.co.uk/ISLAM/ahm/moonlight.htm.

谢选骏指出：征服与被征服就是穆斯林的命运——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穆斯林都是被征服的人，然后他们再去征服别人，扩大了穆斯林的队伍，就像红军一样。而被征服的穆斯林就等于“被解放”、“被自由”、“被民主”了——在这种意义上，穆斯林和“共产党的人民”一样，其实都是被征服被奴役的一群。

【后记、阿拉伯人和突厥人都是教族教民而不是国家民族】

《突厥语在中亚突厥化和伊斯兰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2008-10-23 Zhang Shuli 维吾尔在线论坛）报道：

摘要：中亚是欧亚大陆的腹地，也是世界征服者的舞台。游牧部落、各帝国的武士、传教士们象匆匆过客一样东来西往，传播文化的种子。这块地形复杂的土地上生活着不同的民族和部落，他们信奉着世代继承的宗教，形成了不同的社会群落和组织。公元6世纪中期以后，东方的突厥人和西方的阿拉伯人在中亚的汇集改写了东伊朗人在该地区的发展进程，为中亚注入了新的活力。而语言在这一进程中似乎起着一种特殊的作用，因为它成了中亚完成突厥化和伊斯兰化的最重要的标志。

在我们探讨突厥化和伊斯兰化时，有人曾经为“突厥化”下过这样的定义：突厥化的正确含义是，历史上一些人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失去了自己原先的语言，成为操突厥语的“突厥人”。而具体到中世纪的突厥化，就是说游牧的“突厥人”来到绿洲与当地的操东伊朗语居民通婚、混血，使突厥语成为当地普遍使用的语言。[1]至于“伊斯兰化”，希提在其所著的《阿拉伯通史》一书中说，伊斯兰化就是被伊斯兰征服，而要实现这种征服（也即实现伊斯兰化）都要经过三个阶段，即：1.非伊斯兰地区对穆斯林在政治上的归服；2.非伊斯兰地区改信伊斯兰教；3.语言的同化。如果从上述两种定义出发，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无论是在突厥化还是在伊斯兰化过程中，语言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试图从语言，尤其是突厥语发展和转变的过程这一角度来探讨突厥语在中亚突厥化和伊斯兰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一、中亚的前突厥和伊斯兰时代（公元前1000~公元550）

在公元前一千年纪，中亚的居民为古代东伊朗族游牧民，属欧罗巴人种，所操语言属印欧语系。据考证，古伊朗部落于公元前两千年就居住于该地（一说来自高加索）。古代希腊作家通常把欧亚大陆的所有游牧人都称作斯基泰人（一译西徐亚人）；而波斯人则把欧亚草原的各类游牧部族，包括斯基泰人都称作塞克人。这种宽泛的分类主要基于这些游牧人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类同，他们都说伊朗语。但是这些游牧部落的实际分布状况和分类则有较大的争议，原因在于：一方面是书面资料的缺乏，另一方面则是游牧生活频繁迁徙的特点，不同部族往往相继占据同一地区。

（一）中亚的波斯文明

到了公元前6世纪末，伊朗西部的波斯人建立了辽阔的波斯帝国（阿黑门尼德王朝）。《贝希斯敦铭文》记载了波斯人在东方占领的地区，这些地区包括：马尔吉亚那、巴克特利亚、其他中亚国家、犍陀罗和萨塔吉他亚。所以很清楚，在居鲁士统治之下，波斯统治已经扩展到印度河和药杀水。

虽然没有阿黑门尼德王朝之前的关于中亚的确切文献资料，但是波斯人却创造了高超的文明。其主要成就之一就是将楔形文字适用于古波斯文字。例如，《贝希斯敦铭文》和《波斯波利斯铭文》都是用楔形文字书写的。另一方面，与波斯楔形文字并用的官方语言是阿拉米语。阿拉米语为阿拉米亚人所创，阿拉米亚人（常被称为叙利亚人）于公元前11~8世纪间据有叙利亚北部，后又夺得两河流域之地，其语言接近希伯来语和腓尼基语。阿拉米亚人善于经商，足迹遍布西亚各地。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他们借用腓尼基人的字母，创造了自己的拼音文字，[2]由于22个字母组成的拼音的阿拉米文字远胜于繁琐的楔形文字，故后者迅即为前者所取代，而阿拉米亚的语言文字也逐渐成为西亚各国通用的语言文字，其文书表示法也因此进入了各种伊朗语。后来的帕提亚、中波斯语、索格底亚那语和花剌子模语的书面形式都来自阿黑门尼德时期的书面官方阿拉美语。正是在这个时期，中亚各族人民首次熟悉了阿拉美字母。[3]

（二）繁荣的希腊化时代

波斯帝国是建立在一个包括众多的部落与民族、具有不同的历史和文化、没有共同经济基础的军事行政联合体之上的王朝，维系这个联合体的是强大的专制王权和军事力量，一旦王朝的权威遭到削弱时，帝国便分崩离析。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正是斩断帝国的军事纽带，埋葬整个阿黑门尼德王朝的利剑。公元前330年大流士三世的被弑标志着二百二十年阿黑门尼德王朝的寿终正寝。亚历山大也通过他十年的征战，接管了整个波斯，建立起庞大的亚历山大帝国。虽然帝国同样摆脱不了阿黑门尼德王朝的命运，在亚历山大病故后便土崩瓦解，但正是亚历山大大帝发动的远征以及由他创立的帝国为中亚拉开了文化调整与融合的希腊化时代的序幕。

亚历山大帝国崩溃后，在中亚建立统治的第一个王朝是塞琉古王朝。其创始人塞琉古一世继续奉行亚历山大大帝的政策，在中亚广筑城市以驻扎马其顿军队，而这些城市后来成了推行希腊语言和文化的中心。公元前3世纪中叶以后，塞琉古王国与埃及的托勒密王朝争夺巴勒斯坦，导致东部领土大部分丧失。伊朗东北部的帕提亚（安息）和中亚的巴克特里亚王国相继独立。在巴克特里亚王国，希腊语既是官方行政语言，也是商业领域和上层社会通用的语言。此外，希腊字母也往往被用来标写或改写本地方言，从而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巴克特里亚文。至于帕提亚帝国，帕提亚的统治阶级也普遍追求希腊方式的享受，使用希腊语文，欣赏希腊戏剧，崇尚希腊风习。

但是，希腊传统对于中亚后继者的影响也不应被过高估计，因为，虽然上层的殖民统治者大力推行希腊文化，但是被征服地区的绝大部分并未被希腊文化所渗透，这些地区一直保持着古来的伊朗文化传统。此外，依附于希腊殖民者的本地官员的思想深处依然存在着东伊朗人的民族意识。当公元1世纪初，帕提亚王权衰落，各省总督和部落首领纷纷独立时，民族意识的觉醒便成了主流，帕提亚进入了所谓的“反希腊化”时期。希腊文被本地文字所取代：希腊语地名马尔吉安纳的安条克改为固有的伊朗语木鹿；沃洛加西斯一世（公元51~80年在位）时的钱币不用希腊文而改用阿拉马·帕提亚文。

至于中亚希腊化国家本地操东伊朗语的民族何时创造了自己的文字，虽不易确定，但正如上文所述，此时期的东伊朗诸部族同波斯人一样，也采用阿拉米字母来创造自己的文字。据有的书上介绍，粟特文（窣利文）在公元前6世纪（大约与波斯帝国同时代）便已出现，并且随着粟特人活动范围的扩大而一度成为中亚的一种通用的商业语言。前3世纪的花剌子模铭文虽然至今尚未被释读，但可以肯定的是，花剌子模字母来源于阿拉米字母。还有佉卢文，也是起源于阿拉米字母，主要流行于印度西北部的旁遮普地区，为当地人用来拼写当地方言，并最终发展为世俗人士所用的文字。

（三）贵霜帝国与嚈哒人（白匈奴）

在公元1世纪，中亚希腊化国家陷于崩溃之际，由大月氏人建立的贵霜帝国（公元1~6世纪）在中亚兴起，并在迦腻色伽（105~ 137）在位期间，达到极盛状态，疆域极为辽阔，版图东起巴特那，西达赫拉特，南至纳巴达河，北尽咸海。贵霜帝国虽然统治着万里疆土，但是却没有自己的文字。最初借用佉卢文为官方文字，后改用婆罗密文，并逐步推广“真正吐火罗语”。[4]但是，到公元5世纪末，另一支游牧民族——嚈哒人（白匈奴）亦出现于中亚时，贵霜帝国在他的打击下迅速崩溃。但是，这个曾在短期内迅速崛起的民族同贵霜人一样，无文字，语言系属不明，至于其族源、族属则更是异说纷纭，如中国古史有高车、车师、大月氏、康居诸说。亚美尼亚、拜占庭、波斯、阿拉伯史家把它和匈奴、突厥乃至贵霜混为一谈。约558～567年间，萨珊波斯与北亚新兴的游牧部族突厥联姻结盟，夹击哒，哒国破。而突厥人的兴起则预示着中亚即将走近一个新的时代，新一轮的东西方碰撞即将在中亚这个大舞台上展开。

二、短暂的突厥帝国（公元550~650）

（一）突厥帝国的兴起

公元6世纪中叶，一支新兴的民族——突厥出现在中华帝国的北部。但是关于突厥的族源问题却始终扑朔迷离。根据《周书》的记载，“突厥者，盖匈奴之别种”。《北史》一字不改地照抄了这个观点。但是《周书》又说，“或云：突厥之先出于索国，在匈奴之北”。因为索国的位置无法确定，这个记载没有什么用，只是显示，根据这个“或云”，突厥不是匈奴联盟的一个部分。此外，汉文史料习惯于认为任何属于北方或西方蛮族都起源于匈奴。这种说法几乎可以肯定只是一种陈词滥调，就像希腊史料把任何出现在草原上的游牧民族说成起源于斯基泰人。[5]而以政治术语来说，552年突厥可汗土门起义，推翻柔然帝国，建立突厥第一汗国，标志着突厥人登上了政治舞台。突厥作为内陆亚洲主宰力量的两个世纪标志着一个转折点，因为在书面史料中，这是第一次一个真正的游牧帝国同时与两个主要定居文明为邻：中国和以伊朗为代表的西方文明。突厥的出现具有重大意义，还有另一个理由：他们不仅是第一个留下本身历史文献的阿尔泰系民族，而且是第一个留下用阿尔泰语，即突厥语书写的文献的阿尔泰系民族——这是阿尔泰语的最早的文献证据。与这两点相联系的是，突厥是第一个所用语言可以绝对确定的、以今天的蒙古为中心建立游牧大帝国的民族。最后，突厥是整个历史上在他们之后出现的各个讲突厥语的民族被称为“突厥”的由来。[6]

但是这个草原帝国是建立在游牧生活方式上的部落联盟国家，帝国的强盛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大可汗的武力及其个人威望来维持，加之汗国在当时没有一套定型的汗位继承制，因此，581年陀钵可汗之死所引起的汗位之争和581~583年间大风雪造成的草原上的大荒年最终导致了汗国的分裂。从此东西两大汗国走上了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

（二）西突厥汗国兴衰

虽然东西突厥的正式分裂是在公元583年，但是西突厥的活动早在室点密西征时便已开始。西征中，室点密统西方的十姓部落，西域原来的一些操突厥语的部落如突骑施等加入了突厥部落联盟，铁勒各部、葛逻禄、拔悉密等被迫役属于突厥。室点密先是联合波斯消灭了哒，以后又同拜占廷结盟，和波斯展开了争夺丝路贸易的战争。583年东西突厥分裂后，射匮可汗在位时，他广开疆土，东起金山西到西海诸国都在他的统治之下。618年，射匮死，弟继位称统叶护可汗，授西域各国以颉利发的称号，每国派驻吐屯一人，收敛征赋，是为西突厥最强盛的时期。627年，统叶护被伯父所杀，西突厥内部变乱迭起，贵族争立。而唐朝则乘机相继从西突厥的挟制之下取得伊州（今哈密，630）、高昌（640）、焉耆（644）、龟兹（今库车，648），并在657年讨平阿史那贺鲁的叛乱后设立陵、 池两个都护府，以阿史那步真为池都护、继往绝可汗，押五弩失毕部落；阿史那弥射为陵都护、兴昔亡可汗，押五咄陆部落，属地分置羁縻州府，统归安西都护府管辖，自此西突厥汗国灭亡，其四分五裂的属地至少在名义上成了唐帝国的附属王国和领地。到了八世纪，这种宗主权也最终被证明纯粹是名以上的，因为中国没有给予任何实际支持以反对阿拉伯入侵者。至于分裂后的东突厥汗国（第一、二汗国）则同隋唐帝国进行了反复较量，并最终被另一支突厥民族——回鹘所取代。

（三）突厥语概况

就这一时期的突厥语言来看，我们有着丰富的考古发掘资料——鄂尔浑碑铭。这些突厥石刻铭文可以追溯到6世纪下半叶（突厥第一汗国时代），那时立了一块用索格底亚那文和梵文写的陀钵可汗纪功碑（卜古特碑，582年）。不过，7 世纪中叶（第二汗国时代）的碑铭却是用鲁尼文书写的。1893年，丹麦学者汤姆森解读了铭文，他确认这是用阿拉米字母书写的突厥语。但是也有人认为这一时期的突厥文直接来自粟特文字。不管是何种结论，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突厥人在早年处于有语无文的状态，而且与中国文化相比，突厥人受到西方伊朗文化，尤其是粟特文化的影响显然更深一些。由于自身文明水平相对落后，他们起先借用了粟特文来作为汗国的公文用语，后来则借用阿拉米字母（粟特文的主要来源）来书写突厥语。而作为突厥语族的重要一支——回鹘文，在碑铭（九姓回鹘可汗碑、回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苏吉碑）中亦有体现。德国东方学家F.W.K.米勒等将在漠北唐代回鹘首府黑虎城发现的“九姓回鹘可汗碑”（此碑立于814年，除突厥文、汉文外，并刻有一种新文字，碑已碎为数段）中新文字的残字与新发现的粟特文残片相比较研究后，发现碑中新文字是一种较回鹘文更古的文字——粟特文，因而认为回鹘文是根据粟特文创制的。公元初在波斯-阿拉米文基础上产生的粟特文，是回鹘文的基础。但是，从其他出土的文物资料来看，在中亚发现的8世纪前半叶突厥部族突骑施的货币上及在新疆吐鲁番、喀什等地发现的铜币上所铸回鹘字，与鄂尔浑碑铭上的文字无特殊差异。因此，也有人推论：①鄂尔浑碑铭建立之时，可能是突厥文与粟特文并用的时期；②回鹘在脱离突厥役使之后不久，逐渐采用粟特字母，或两种文字（粟特文与突厥文）并用，而后者居于次要地位；③8世纪时，回鹘人已开始使用由粟特字母演变而来的文字系统——回鹘文。

其实，通过这一时期突厥语的使用情况，我们既可清楚地了解中亚的语言状况：这一时期的中亚似乎成了索格底亚那语的天下。根据“敦煌文书提供的证据揭示，早在四世纪初（如果不是二世纪末的话），中国的一些城市就有了很大的索格底亚那商人的殖民地，从喀喇昆仑山的岩石铭文来判断，索格底亚那商人当时住在了从中亚到印度河谷地的南路。”[7]伴随着粟特人在丝路上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索格底亚那语在6世纪以前很久就是丝绸之路上的国际通用语言，而当作为游牧民族的突厥可汗们建立了领土辽阔的帝国时，文明程度相对低下的突厥人便很自然的吸收索格底亚那民政官员来管理帝国。因为，谢米列契的索格底亚那殖民地和索格底亚那商队贸易不仅对索格底亚那人有利，而且也有利于突厥人。因此，索格底亚那语便在6世纪下半叶成了可汗行政机构的官方语言。[8]

三、阿拉伯人的伊斯兰征服（公元650~820）

（一）阿拉伯人的政治征服

其实早在西突厥式微，并在名义上臣属于唐帝国时，阿拉伯向中亚的进军便已经开始。例如，652~653年，艾米尔阿卜杜拉·伊本·阿米尔的先锋司令达哈克·本·盖斯夺取了末禄鲁兹，征服了整个吐火罗斯坦。[1]但在整个 7世纪下半期，由于西突厥治下中亚诸国王公们的反抗和山地作战等自然障碍不易克服，阿拉伯人只得满足于抢掠财富和奴隶，索取贡赋，而没有永久占领中亚的打算，每年都返回呼罗珊越冬。但是频繁侵扰的直接结果便是中亚的西突厥叶护的权力大为削弱。至7世纪末，西突厥别部突骑施接管了西突厥十姓地区。不过，突骑施在接管西突厥的权力之后也不得不面对阿拉伯远征军的威胁。因为，到了倭马亚王朝瓦利德一世当政时期（705～715年），屈底波”伊本”穆斯利姆担任了呼罗珊总督，而阿拉伯人的征服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屈底波在10年之内相继攻占吐火罗首府巴里赫、中亚的河中地区的粟特人诸城邦。这一切都迫使苏逯（突骑施可汗）和其他那些为独立而战的中亚国家结成同盟以反对阿拉伯人。715年，屈底波”伊本”穆斯利姆死后，各地王公纷纷起义，720~721年，苏禄的将军厥律啜在索格底亚那成功领导了反阿军事行动，728~729年苏禄支持了撒马尔罕和布哈拉市民反对阿拉伯人的起义，但是这些反抗阻止不了阿拉伯人东进的脚步。哈里发希沙姆在位时（724～743年），曾任命纳斯尔”伊本”赛雅尔治理河中地区，是为阿拉伯政权任命的河中府首任总督，他在738～740年逐步重新夺取屈底波用兵之地。西突厥和突骑施在中亚的属地：索格底亚那、花剌子模、吐火罗斯坦几乎全部丧失，只得退守楚河和谢米列契。到阿拔斯王朝初年，帝国派驻呼罗珊的代表阿布”穆斯利姆派出将领齐亚德”本”萨利赫继续向北推进，并在751年的怛罗斯战役中击溃唐朝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由于唐朝在此役失利后不久便爆发“安史之乱”，失去与阿拉伯争夺中亚优势的可能，突骑施便成了唯一与阿拉伯帝国在中亚进行对抗的势力。最后，突骑施国在外有阿拉伯人的打击，内有黑黄两姓（部落）内讧的情况下，为另一支突厥部落葛逻禄于766年所取代。但是，刚取得胜利的阿拉伯人却停下了征服的脚步，“阿拉伯人在征服阿姆河、泽拉夫善河和锡尔河的文化区域后，在公元8世纪时还是采取防御的政策，他们和前人一样为了保护文化区不受游牧民族的侵入起见在这些河流沿岸修建了长城和壕堑。”[2]

（二）帝国的伊斯兰化

与阿拉伯人对中亚的政治征服相伴随的是伊斯兰教的传播。帝国在伊斯兰教的传播上采取恩威并用的策略。例如，在阿拉伯帝国势力侵入中亚之前，这一地区并无统一的宗教。河中地区居民以信奉佛教为主，一些部落还信奉祆教和萨满教，而屈底波征伐中亚期间，便焚毁了各地佛教、祆教庙宇、圣地和文物，强制当地居民改宗伊斯兰教，下令各地建造清真寺，利用毛拉传教布道；但另一方面，帝国又采取 “优抚”之策：倭马亚王朝哈里发欧麦尔二世（717～720在位）规定凡新改宗的穆斯林同阿拉伯人穆斯林一样，既不要交纳土地税，也不要交纳人头税；禁止阿拉伯人继续侵占土地。正是在帝国软硬兼施政策的推动下，伊斯兰教在中亚大行其道：除了政治上的强制，中亚广大人民出于个人的或家庭的利益考虑，避免缴纳具有侮辱性的捐税，避免受到人身侮辱或歧视，甚而期望得到更多的人身自由与安全，这一切促使了阿拉伯哈里发帝国的伊斯兰化的发展。

在伊斯兰教传播的同时，是阿拉伯语言、文字的传播，这种语言、文字的普及，也是由阿拉伯人在政治上的统治所促成的。在从阿拉伯人征服中亚到公元9世纪中叶本地民族建立自己的伊斯兰王朝之间的二百年中，阿拉伯语一直是官方通用语言，也是一切散文文献说使用的语言。自此，中古波斯语逐步废弛。例如，从8世纪起，伊朗的许多贵族都接受了阿拉伯语，阿拉伯语也成为当时伊朗的文学和科学用语。波斯的各类书籍，比如历史书、故事书、科学丛书等都被翻译为阿拉伯语。由于这种影响，在伊斯兰以前通用于中亚各地的文字就逐渐被排挤。无论是波斯文，还是粟特文都开始用阿拉伯字母来拼写。

（三）中亚的前伊斯兰文明和非穆斯林意识

但是，这一时期的阿拉伯化在某种程度上与几个世纪前的希腊化颇为相似。由于阿拉伯殖民者殖民力度相对有限，其统治仅限于城市和官方上层；至于广大的乡村地区，情况则完全不同。这种前伊斯兰和非穆斯林意识形态则主要通过宗教和语言表现出来：

中亚地区在政治上被阿拉伯人征服，并不等于立即改信伊斯兰教。就伊斯兰教兴起后的第一个世纪而言，伊斯兰教在征服地区也只是统治的宗教，还未构成大多数居民信奉的宗教。除了像伊拉克等个别地区有皈依的马瓦里外，各征服地区的居民仍然保持着原有的信仰，反抗宗教压迫的斗争也此起彼伏。而斗争形式也经常表现出被征服地人民为捍卫民族独立和固有的宗教信仰而反抗外来侵略压迫的特点。例如720~721年、728~729年和736~737年，粟特人在突厥的支持下发动了三次反对阿拉伯起义。到了阿拔斯王朝时期，帝国虽然迫使中亚多数居民实现了改宗，但是这种信仰只是表面上的——一种伪信。当王朝因吏治腐败、财政枯竭而被迫撤销对新近皈依者的优待时，许多人便立即放弃信仰，恢复原来的宗教信仰。另外，这一时期的反抗斗争多体现为异端运动——起义者将伊斯兰的平等思想和原有宗教的神秘主义相结合，作为反抗的旗帜。例如，公元755年苏姆巴德马格以“为艾卜·穆斯林流血复仇”为口号发动起义，把各阶层的大量拥护者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一些拜火教徒和马兹达克教派的信徒也加入到他的队伍里；8世纪70年代哈希姆·本·哈基木领导了“白衫党起义”；卡尔马特派和伊斯玛仪派则广泛存在于中亚各地。从“异端”这一点，我们也可发现此时中亚的宗教状况：异端的存在表明伊斯兰教传播的最初几个世纪中，人民的信仰继续受古老的、前伊斯兰观念所主导，这些观念只是部分的隐藏在一层薄薄的伊斯兰文明之下。而这种前伊斯兰和非穆斯林意识形态构成了中世纪人民意识形态的核心——这种意识形态直接地、或通过民间文学，也通过书面传说或回忆——对文学、哲学和科学，以及对社会的精神氛围具有深远影响。确实，这是意识形态的温床，许多异端和群众运动都由此萌发。[3]

而这一时期作为中亚通用语言的阿拉伯语仅仅是政治、宗教和文学的语言，而不是日常的口语。“阿拉伯征服后几个世纪中人们仍然用索格底亚那文讲话和书写。”[4]此外，阿拉伯人的征服似乎还有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作用：波斯人对中亚的影响到了伊斯兰时代大大地加强了。现在波斯人对中亚的影响不再是仅在文化方面而已。在亚历山大大大帝和塞琉古王朝以后中亚的伊朗人和波斯的伊朗人第一次在伊斯兰时代联合为单一的国家。……中亚的伊朗方言逐渐为波斯语所排斥，形成了为伊朗和突厥斯坦的伊朗人所共有的一种波斯文学语言。中亚伊朗的早期语言（其中有粟特文学语言）为现在的塔吉克语所代替，它和波斯语很少有区别。[5]而这一过程正是达里波斯语兴起的开端。关于达里波斯语，一般认为，“达里”是从“达尔”派生而来。“达尔”，本意是“门户”，特指宫廷或首都；因此“达里”意为“起源于宫廷的”。但有的学者认为，达里一词的语源是“山谷”，因此“达里”的意思是“山谷的”。[6]对于“达里”一词的不同理解，事实上代表了对于达里波斯语起源的两种不同解释。根据前一种解释，达里语的起源地应在帝国的西部，基础是官方语言中古波斯语，这体现了“达里”一词的地域性和官方性；根据后一种解释，达里语是在“粟特、吐火罗和呼罗珊三地交界处的一种地区方言的基础上”[7]形成的，即起源于帝国的东部，基础是方言，这体现了该词的地域特点和民间性。但是，还有人认为，达里波斯语是由原来的巴列维与安息语（帕提亚语）融合后产生的新波斯语，之所以称“达里”（意为“宫廷”），是因为这种新波斯语是萨曼王朝宫廷中通行语言。不管出于何种理解，达里语都属于伊朗语这一范畴，它和中古波斯语（包括东伊朗语）不是两种语言，也不是两种无关的方言，而是同一种语言的两种形式。在伊斯兰时代的初期，各地方言众多，正是在这个时期，达里语随着阿拉伯人的征服，成了波斯人的共通语，从而取代了东伊朗地区的方言，尤其是在河中地区开始取代当时占支配地位的粟特语。

四、波斯文化的复兴与突厥化、伊斯兰化的完成（公元820~1210）

阿拔斯王朝为了巩固在中亚的统治，决定让当地贵族参政。从曼苏尔到哈伦·拉希德时期，河中地区的各地基本上由当地的封建贵族，主要是出身于中亚古老文化中心巴尔黑的巴尔马克家族和萨曼家族的贵族出任“维齐尔”（意为“大臣”）进行管理。这些人成了当地权势显赫的人物，以他们为首的地方势力得到迅速增长，其直接后果就是中亚摆脱哈里发帝国控制的离心力不断增强，最终导致了诸地方王朝——塔希尔王朝（821~873）、萨法尔王朝（867~908）和萨曼王朝（875~999）的出现。

（一）伊斯兰教在地方王朝中的继续发展

虽然，各地方王朝处于实际的独立地位，但统治者却都是忠实的穆斯林，他们保持与巴格达中央政府的联系，在政治上承认哈里发的宗主地位，在宗教上承认伊斯兰教教义的主宰地位。他们在当地新皈依伊斯兰教的贵族的主持下，不遗余力地向异教徒地区扩张伊斯兰教势力。塔希尔家族任东方行省总督时，波斯东部的琐罗亚斯德教势力仍很强大。塔希尔王朝严厉的迫害琐罗亚斯德教徒，对那些表面信奉伊斯兰教而内心保留琐罗亚斯德教信仰的伪信者进行审判和制裁。到了萨曼王朝，河中地区和费尔干纳北部已牢固树立了伊斯兰教的地位，在社会生活中普遍推行哈奈斐派教法，乌里玛在王朝的行政司法中影响重大，隶属于宗教机构并享有课税豁免权的宗教基金和地产不断积聚，还出现了一些经学院。[8]所以，地方王朝的封建割据非但没有阻碍或削弱伊斯兰教的势力，反而加强和促进了伊斯兰教向阿拔斯帝国边境地区的传播。

（二）波斯文化的复兴

由于这些地方王朝远离哈里发统治中心，受阿拉伯的影响相对较小，且各王朝的君主又有复兴波斯文学的愿望，加之他们中有一些人听不懂阿拉伯语所作的赞美诗，遂鼓励诗人用波斯语创作。萨法尔王朝国王耶古卜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他曾对用阿拉伯语写诗赞颂他的诗人说：“为什么用我不懂的语言写诗呢？”[9]而诸地方王朝中，萨曼王朝统治者在恢复古代文化传统和鼓励波斯文学创作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达里波斯语自阿拉伯人征服中亚以来，首次在上层和宫廷中被推崇，达里波斯语最终由中亚的民间共同语发展为共同的书面诗篇和科学文献。波斯文学史上第一个著名诗人鲁达基（850～941）就曾任萨曼王朝的宫廷诗人；费尔道西（940~1020）创作了长篇史诗《列王纪》；比尼鲁（973~1070）则是花剌子模地区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天文学家。萨曼王朝的波斯文化复兴使河中地区科学、文学艺术昌明，成了伊斯兰教世界中又一个文化中心，波斯文明亦成为伊斯兰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其实，这一时期波斯文化复兴和伊斯兰化的最重要成果是：达里波斯语发展为文学语言；伊斯兰教成为中亚居民共同的宗教信仰，中亚地区的东伊朗诸部族在语言和文化方面的共同性大为加强，具备了形成统一民族的一切前提。而中央集权的萨曼王朝的建立则最终促进了塔吉克族形成过程的完成。

不过，我们在看到波斯文化复兴的同时也必须承认，此时的波斯语文已深受阿拉伯语文和伊斯兰教的影响。虽然达里波斯语的语法与中古波斯语很接近，但新的达里波斯文采用阿拉伯文字母体系，在32个达里波斯字母中，有28个是阿拉伯字母，余下的4个波斯字母也是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创造的。

（三）突厥人的再度崛起与突厥化和伊斯兰化的最终完成

正当中亚诸地方王朝处于波斯文化复兴、经济繁荣之时，一场变革也悄悄来临。中亚塔吉克人和游牧部落发生的一系列经济和商业贸易的联系使得突厥游牧民族愈来愈多地卷入河中地区的经济活动，大量突厥人被吸引到河中地区的绿洲定居或从事农业耕种。另一方面，萨曼王朝的统治者也改变了阿拉伯时代的防御政策，那些用以抵御游牧民入侵的长城已不再修筑，王朝采取了出击政策[10]。虽然这种出击多属于突袭性质，而且扩张的地盘也不多，但是这种出击政策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王朝的命运。由于马门之后的哈里发都征集突厥奴隶为宫廷卫队和雇佣军，萨曼王朝就经常通过出击政策掳掠北方草原上游牧的突厥人为奴，并大批转卖于阿拉伯帝国各地。随着境内突厥奴日益增多，充斥各界，萨曼王朝也像哈里发帝国一样，用突厥为禁卫军。结果使得突厥奴可以轻易担任军政要职，终至掌握国家大权。

就在萨曼王朝内部的突厥化初现端倪时，推动中亚最终完成突厥化的一股外在力量也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那些在萨曼王朝受重用的突厥奴不仅没有效忠王朝，反而联合其他突厥人消灭了萨曼王朝。中亚伊朗人民失去了最基本的一块土地——被誉为中亚民族的摇篮和众多历史名人、文学巨匠的诞生地，现在除了塔吉克民族外，已经是突厥人的天下。而在这一过程中，摧毁萨曼王朝的三个突厥国家中的塞尔柱突厥（乌古斯）和伽色尼王朝原本是受萨曼王朝控制的突厥国家，至于另一个则是在中国历史上著名黑汗王朝——系回鹘汗国（744~840）崩溃后，西迁的回鹘人联合早已在西域的同族人葛逻禄于10世纪前半期建立的国家。随着突厥人的政治征服和大规模西迁，中亚的突厥化进程在这些突厥王朝时期也大大加快了。一些新的突厥民族（经过定居、通婚和混血的突厥人）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于历史文献之中：据阿拉伯地理学家马克迪西之说，乌古斯在10世纪末始称“土库曼”。

就在中亚突厥化如火如荼的进行时，突厥人的伊斯兰化也同步展开了。虽然突厥民族皈依伊斯兰教的方式各有不同：黑汗王朝是在军事扩张过程中建立王朝，然后接受被征服者伊斯兰文化的影响而皈依伊斯兰教的；伽色尼人是被胁迫当宫廷卫队后接受伊斯兰教的；塞尔柱人在军事扩张前就皈依了伊斯兰教，在军事扩张中或扩张后，逐渐深化了对伊斯兰教义的理解，[11]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些新近皈依的突厥人似乎都是狂热的穆斯林，他们一方面把“圣战”与游牧民族的劫掠习惯结合起来，经常劫掠异教徒地区；另一方面那些突厥征服者除了与当地上层阶级合流或竭力模仿其生活方式外，还大建清真寺，兴办经学院，宣传伊斯兰教义。另外，从12世纪起，伊斯兰教的传教士们开始用突厥文写的简单易懂的宗教诗歌和短文在突厥部落中宣传，以强化他们的宗教情感。所有这些因素都促使了突厥民族皈依伊斯兰教。

当我们感慨中亚在摆脱阿拉伯人控制后，在突厥化和伊斯兰化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时，我们应当将这种成就归功于突厥语。因为，在这突厥化和伊斯兰化完成的关键时期，突厥语的表达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突厥人大规模西迁，尤其是在黑汗王朝侵入中亚之前，回鹘文是突厥语的书面文学语言。即使是在回鹘汗国崩溃及西迁后，回鹘文依旧是突厥人的共同文学语言：无论是高昌回鹘的《弥勒会见记》，还是黑汗王朝初期的《福乐智慧》，都是用非常正统的波斯-阿拉米语源的回鹘文书写的。但当突厥人大规模侵入中亚后，随着与当地居民交往的加深和伊斯兰文化的影响，哈喀尼耶语便取代了过去的回鹘语，并发展为黑汗王朝的共同文学语言，而哈喀尼耶语中就渗入了不少阿拉伯和波斯词汇。例如，完成于黑汗王朝的鼎盛时期，作为世界语言学领域开天之作的《突厥语大词典》中的哈喀尼耶文就是由18个阿拉伯字母和8个元音符号组成。特别是到了作为哈喀尼耶语的延续和发展的察合台语[12]时期，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影响就更为明显：察合台文以保持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借词在阿拉伯文和波斯文中的书写形式为原则，采用了阿拉伯文的28个字母和波斯文的4个字母，这全部的32个字母与达里波斯语中的字母几乎完全相同。因此，由于大量外来文化，尤其是阿拉伯-波斯文化，通过伊斯兰的传播渠道不断地流入突厥民族和部落中，阿拉伯-波斯文化开始逐渐与突厥文化相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突厥-伊斯兰文化，从而再一次为伊斯兰世界注入了新的活力。

五、突厥语在中亚突厥化和伊斯兰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曾经有人这样评价中亚的突厥化，突厥化的实现至少要有两个前提：一是游牧民族改变原来的游牧方式转入定居，二是突厥人要改变自己的原始信仰，接受当地人信仰的伊斯兰教。因为，只有定居，与当地人杂居，方可便于通婚、融合，而且只有改信仰伊斯兰教，才可能通婚、混血。因此，中亚的突厥化和伊斯兰化是一个相互促进，不可分割的整体。话虽如此，但突厥化和伊斯兰化毕竟是有区别的，前者偏重民族和语言，而后者偏重宗教。因此，在谈论突厥语在中亚突厥化和伊斯兰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时，我们有必要区别对待。

（一）突厥语在突厥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如果要论突厥语在突厥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则相对简单。因为，从中亚的民族转变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突厥人大规模侵入中亚之前，该地区始终是东伊朗人的天下。虽然，其间经历过希腊化时代和阿拉伯时代，中亚也出现了大量讲希腊语和阿拉伯语的人，但是，这些人仅为少数上层人士，广大中亚地区的人们依旧使用他们固有的伊朗语。因此，所谓的“希腊化”和“阿拉伯化”仅仅停留在表层，即，东伊朗人使用希腊字母和阿拉伯字母来拼写他们固有的东伊朗语。例如，巴克特里亚王国的官方语言虽然为希腊语，但希腊字母往往被用来表写或改写本地方言；阿拉伯帝国统治时期，中亚地区虽以阿拉伯语为官方语言和宗教语言，但是东伊朗语依旧通行于民间，并且引入阿拉伯字母体系创造了达里波斯语（现代波斯语的前身）。所以，这种程度的希腊化和阿拉伯化是靠不住的，一旦外来征服者的统治崩溃，那些依靠行政力量强制推行的官方语言也随之消失。由此可见，中亚之所以出现所谓的“希腊化”和“阿拉伯化”的原因在于东伊朗诸部落文明程度相对较低，许多部落甚至没有自己的文字，即使有一些部落拥有文字，那也不过是借用来的：粟特人和花剌子模人都以波斯-阿拉米字母来拼写自己的语言，因为文字毕竟只是语言的一种载体。因此，对于那些文明程度相对较低，而且无力自创语言的民族而言，吸收外来先进文化是一种非常实用的方法。但是，随后的突厥化则完全不同，因为与突厥化相伴随的是突厥人的大规模西迁，随着中亚突厥人口日益增多，与东伊朗人通婚日益频繁，突厥人最终成为中亚占主体地位的民族，彻底改变了中亚的民族构成，而此时的突厥语也成为中亚诸民族的共同语言。当然，我们在看到突厥语成为中亚共同语言的同时，也应当看到波斯-阿拉米语文对突厥语的影响，因为，正是由于突厥语的阿拉伯-波斯化才加剧了中亚的突厥化。同中亚的伊朗人一样，突厥人的文明程度相对落后。公元7世纪以后，他们虽然拥有了自己的文字，但和中亚的粟特人一样，他们借用了波斯-阿拉米字母体系。当突厥人接触到比波斯-阿拉米文字更成熟的阿拉伯-波斯语文（达里波斯语）时，便很自然地将其接纳为突厥语新的拼写方式。而在突厥文字中融入阿拉伯-波斯文字后，中亚突厥化的力度也进一步增强了。因为，自阿拉伯时代以来中亚人民所是的文字已改变为阿拉伯-波斯语源的达里波斯语，突厥语的阿拉伯-波斯化只会进一步加强突厥人和中亚人民在文化和语言上的认同，从而加速突厥化的进程。

（二）突厥语在伊斯兰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那么突厥语又对中亚的伊斯兰化起了什么作用呢？其实，在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搞清楚一个问题：突厥人为什么要接受伊斯兰教，而且为什么这么容易地就接受了伊斯兰教：在中亚完成伊斯兰化之前，中亚地区处于各种宗教各行其道的状态，没有哪一种宗教可以在中亚占据统治地位。即使在阿拉伯人征服中亚后，哈里发帝国也只能通过运用政治强制，经济诱惑，恩威并用等政策，才能迫使中亚人民在表面上皈依伊斯兰教，而一旦帝国放松控制或取消经济诱惑条件时，伊斯兰教的各种信仰危机便大量涌现。但是这种残酷的宗教斗争到突厥化时期却消失了，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原因和中亚实现突厥化的原因一样：这是弱势文明对强势文明的一种向往。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领域中，伊斯兰世界在这个时代的文明民族中具有显著的优越地位。突厥人作为一支文明水平相对低下的游牧民族，他们常常急需取得文明国家的产品。因此，为了获得急需的产品，各地的游牧民常常把畜群赶往靠近文明国家的移民区，而不等待商人来到草原。这样，他们逐渐熟悉了伊斯兰教徒的生活方式，不仅在宗教生活，而且在伊斯兰文明的一切方面都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13]从游牧民方面来说，只有在改信伊斯兰教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和伊斯兰教世界的文化结成密切的关系。但是，与游牧的突厥人相比，中亚地区的定居文明则没有突厥人那种特殊的需求。因此，在没有经济需求和文明向往的状态下，当一种定居文明想要强迫另一种定居文明改信另一种宗教时，这必定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所以，当突厥人侵入中亚，代替原有的伊朗人，成为当地占主体地位的民族时，伊斯兰教的信仰问题便很快就得以解决——在宗教信仰问题上，突厥人和伊朗人区别之处是他们没有受到伊斯兰教徒的武装征服，突厥人是主动接受伊斯兰教的。那好，现在再让我们看看突厥语对中亚的伊斯兰化所起的作用吧。既然伊斯兰化的前提是中亚首先需要突厥化，那么突厥语的作用就显得十分重要。因为，突厥语是中亚突厥化最重要的标志，只有当中亚地区的人民都统一为向往伊斯兰教的讲突厥语的民族时，突厥化才可能最终实现；只有当中亚人都成操突厥语的对伊斯兰文明有特殊向往的民族群体时，伊斯兰化也才能真正地完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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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潘志平.中亚的民族关系历史现状与前景[M].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

[8].高永久.西域古代伊斯兰教综论[M].民族出版社，2001.

[9].希提.阿拉伯通史[M].商务印书馆，1979.

[10].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M].商务印书馆，1999.

[11].王治来.论中亚突厥化与伊斯兰化[J].西域研究。1997.

[12].薛宗正.突厥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1] B.A.李文特斯基等：《中亚文明史》，第三卷，第313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版。

[2] [苏]威廉”巴托尔德著，罗致平译：《中亚突厥史十二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1页。

[3] B.A.李文特斯基等：《中亚文明史》，第三卷，第419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版。

[4] 同上，第418页。

[5] [苏]威廉·巴托尔德著，罗致平译：《中亚突厥史十二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4页。

[6] [苏]加富罗夫著，肖之兴译：《中亚塔吉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96页，注1。

[7] 同上，第176页。

[8] 金宜久：《伊斯兰教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6页。

[9] 张鸿年：《波斯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1页。

[10] [苏]威廉·巴托尔德著，罗致平译：《中亚突厥史十二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1页。

[11] 金宜久：《伊斯兰教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7页。

[12] 察合台语：突厥语的一支。黑汗王朝以后时期文献语言 13世纪分化为3支：①在乌古斯语基础上形成的西支，通行于阿塞拜疆、土库曼等民族中。塞尔柱帝国、奥斯曼帝国以及土耳其的文学语言也属这一支，代表文献有土耳其口头文学创作《科尔库特爷爷的故事》。②以钦察语为基础形成的北支，通行于金帐汗国以及鞑靼、哈萨克等民族中。③以回鹘-葛逻禄语为基础形成的东支，通行于维吾尔、乌兹别克等民族中。从帖木儿（1336～1405）时期开始称作察合台语。从小亚细亚到阿尔泰，往南到印度半岛的莫卧儿王朝，许多讲突厥语的民族都曾使用过这种文学语言。15世纪诗人N.A.纳沃伊（1441～1501）的著作、16世纪的《巴布尔回忆录》、《突厥世系》等为其重要文献。

[13] [苏]威廉·巴托尔德著，罗致平译：《中亚突厥史十二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73页。

谢选骏指出：严格说来，现代的阿拉伯人和突厥人都是教族教民而不是国家民族——也就是说，他们是通过一种宗教聚集在一起的，就像中国人是通过一种文字聚集在一起的。正因为如此，越南和朝鲜为了获得民族独立，就不得不放弃了汉字。有一天，阿拉伯人和突厥人也放弃了伊斯兰教，那么教族就会像苏联一样解体，教民就会还原为形形色色的地方民族。阿拉伯人和突厥人都是教族教民而不是国家民族——别的“伊斯兰民族”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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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伊斯兰教各民族与国家史》】

【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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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一卷 阿拉伯人与阿拉伯帝国

第一章 伊斯兰教以前的阿拉伯

第二章 先知穆罕默德

第三章 穆罕默德和他的教义

第二卷 伊斯兰帝国及其瓦解

第一章 阿拔斯王朝的最初几个哈里发

第二章 哈里发帝国的衰微和诸小王国的兴起

第三章 波斯人和土耳其人

第四章 伊斯兰教在西班牙和北非

第五章 十字军时代的近东和麦木鲁克人在埃及的兴起

第六章 土耳其人与蒙古人：哈里发制度的废除

第三卷 作为伊斯兰教领导力量的奥斯曼土耳其人

第一章 奥斯曼帝国的起源及其扩张，直到素莱曼一世时代

第二章 帝国全盛时期奥斯曼人的文明

第三章 新波斯帝国的兴起和土波之间的冲突

第四章 奥斯曼帝国的衰落(直到十八世纪末叶)

第四卷 十九世纪的伊斯兰教

第一章 奥斯曼帝国和埃及

第二章 十九世纪奥斯曼帝国和埃及的文化生活

第三章 北非

第四章 苏丹

第五章 波斯和阿富汗

第五卷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伊斯兰教国家

第一章 土耳其

第二章 埃及

第三章 阿拉伯半岛

第四章 叙利亚、巴勒斯坦、外约旦和伊拉克

第五章 伊朗(波斯)和阿富汗

附：1939——1947年大事简述

大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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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卡尔·布罗克尔曼 (Carl Brockelmann，1868～1956年) 西方著名闪语学家、伊斯兰文献学家和历史学家。早年在德国攻读阿拉伯语、土耳其语和伊斯兰教知识，历任德国柯尼斯堡、哈莱、柏林等大学闪语教授，一生致力于阿拉伯和伊斯兰教文献学研究。任柏林大学校长时，曾因聘用犹太人教授受到德国纳粹的迫害。他精通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热爱东方文化，曾以多年时间搜集、整理东方伊斯兰教文献，以治学严谨、知识渊博受到东西方学者的尊敬。主要著作有《阿拉伯文学史》、《阿拉伯语语法》、《阿拉伯文献研究》、《伊斯兰教各民族与国家史》等。《阿拉伯文献研究》初版于1898～1902年(2卷)，于1943～1949年再版，1937～1942年出版补续本(3卷)，是当代西方最完整的伊斯兰教文献资料，有广泛的参考价值，为西方大学和研究机构必备的工具书之一。《伊斯兰教各民族与国家史》初版于1939年(德文版)，1947年出版英译本，共出8版，为西方学术界仅有的两部伊斯兰教通史著作之一，影响相当广泛。本书有中译本，1985年商务印书馆版。布罗克尔曼又是《伊斯兰教百科全书》和《伊斯兰教小百科全书》的主要撰稿人之一。

谢选骏指出：这本书只能叫做“西方伊斯兰教个民族与国家史”——因为它并没有包括“东方伊斯兰教各民族与国家史”。例如中亚细亚、印度、东印度群岛，都不在其范围内。而这些东部伊斯兰地区的人口，甚至超过了西部伊斯兰地区的人口。也许在作者眼里，这些东方人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东西，所以就被他排除在历史研究的范围之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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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阿拉伯人与阿拉伯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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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伊斯兰教以前的阿拉伯】

阿拉伯半岛，当地居民称为“阿拉伯人之岛”，是西南亚的一个原生岩层地带，面积约一百万平方英里。早在侏罗纪时期，渊深的印度洋和波斯湾就把它同印度和波斯分割开来，滨海的阿曼地区仍保持着波斯的那种山岭的地形。在第三纪时期，由于受到红海侵蚀，阿拉伯又从北非分裂出来。盘亘在红海沿岸的是西部的萨拉特山脉，其中位于南部也门首都萨那以西的纳比舒爱比山高达一万二千三百余英尺。萨拉特山脉外侧地势开展，形成蒂哈马沿海平原，宽约三十英里。平原北部连同山区地带合称汉志。这条绵亘在沿海一带的山脉有一部分和一些现在已经止熄的火山纵横交错，广阔的哈拉地带就是过去这些火山喷出来的熔岩层。山脉东走，在麦地那以北平原地区分成阿加和萨尔马两条支脉，今名沙马尔山。这两条支脉把叙利亚沙漠及其南支内夫得沙漠同中部的内志高原分隔开来。叙利亚沙漠在东面一直延伸到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两河之间的低原地带，西面则远达叙利亚一巴勒斯坦石灰岩台地。内志是一片广大的原生岩沙漠高原，上面有岩沙掩覆着，地势向东倾斜，一直倾斜到波斯湾里。在内志高原和东南沿海阿曼地区的崇山峻岭之间有一片广漠无垠的沙漠相隔，这片沙漠就是鲁卜一哈利沙漠，也有人称之为“空无所有之乡”。最先穿越过这个沙漠的是伯特伦·托马斯(在1931年2月)和圣约翰·菲尔比(在1932年1月至3月间)。贯穿在这个荒原之上的只有几条到雨季才有水的河谷，其中最大的有北部的西尔汗河谷，南部的隆马河谷和达瓦塞河谷。到了雨季的时候，河水遍谷，这种雨水虽然偶尔也能暂时地形成激流，但是一般都很快就干涸了。尽管如此，还是给邻近的土地至少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肥沃。有几处(最著名的有西北熔岩地区边缘的塔伊马和哈巴尔)形成了一些地下水泊，像深井一样涌向地面，种植棕榈树的林场赖以生长。在阿富拉齐绿洲，菲尔比甚至还发现了一个宽四百公尺，长一又四分之一公里的湖泊。但是这种水源，也可能为害，在先知穆罕默德时代还很繁荣的内志南部雅马马地区可能就是因为洪水成灾而遭受破坏的。

只有在南部，季节风吹动乌云，使甘霖降落在山脉的坡地之上，只有很费力地节约使用这种雨水，才有可能使农事园艺得到一些收获。在绿洲以外的北部荒野上，雨水不多，植物稀少，对于追逐水草而居的牧民以及他们的兽群只能提供一种极其艰苦的生活条件。究竟阿拉伯的气候是否像有些人所推想的那样在古代较好而后来逐步干燥起来，这还是难以断定的事。

半岛上的居民阿拉伯人是尤金·费希尔所说的东方种族的主要代表。他们的特征是长头，窄脸，鹰鼻，后头骨高高隆起，中等身体，但是体格一般都生得瘦小。这是在北非极其常见的一种地中海种族的变种。在北部，阿拉伯人和近东种族混杂。近东种族曾经一度遍布于小亚细业以及伊朗高地以西地带，今天亚美尼亚人里面有的还保持着纯近东种族的模样，共特征为很高的后头骨和大鹰鼻。这种相貌当初一定曾经分布到更远的南方，因为从古时起，在也门的阿拉伯人中也可以看到有这种特征的人。从纪元前三千年时起，阿拉伯半岛上的人们，在几次酷旱的时期里被迫成群结队地向北方移动。在美索不达米亚，他们像巴比伦人一样地接受了苏美尔人的文化。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腓尼基，他们像迦南人、希伯来人、亚美尼亚人一样地学习了近东种族的文化，近东种族也把体格上的特征传给了他们。他们只有在言语上还保持着基本特点，也正是由于这种语言，我们才称他们为闪族，人，这种语言近似于阿拉伯语，虽然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阿拉伯南部，气候比较适宜于农业耕作。早在纪元前一至二千年间，那里就有过一种以农业和商业为基础的先进的文明。那些治水的堤坝、设防的城市、以及城堡和寺院等直到今天还足以证明当年建筑者们的勤劳不倦，孜孜为公和虔诚的精神。但是就我们从铭文中所能看到的，他们的才智好像都用在一部把一切财産关系都周密地规定下来的法典中了。到纪元前一千至二千年时，南阿拉伯的一个部族米纳安人就已经把他们的一些贸易地区扩展到北方去。继他们之后，赛伯伊人建立了一个豪门贵族当权的王国，因此就不能够出现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继赛伯伊人之后的是希木叶尔人，他们在希腊化时代把对印度的贸易一部分转到埃及去，这样就丧失了他们富庶昌盛的主要来源；但是在纪元前 24年，在爱留斯·加拉斯企图使他们臣服于奥古斯图的版图之下的努力失败之后，他们仍然能够避免受到罗马帝国的政治影响。犹太教曾经一度在他们的国度里盛行，其影响所及竟使统治者们自己都皈依了犹太教，并且，像杜·努瓦斯(死于525年)那样，还迫害过基督教。虽然如此，基督教还是能够继续存在下去，特别是在纳志兰，一直存在到伊斯兰教兴起的初期。希木叶尔人最后衰亡在阿比西尼亚的手里，阿比西尼亚原先是希木叶尔人自己的祖先所开拓的殖民地，从第四世纪起基督教就在那里传布得很成功。纪元后530年，由于拜占庭想在南方同它的世宿仇敌波斯一争短长，阿比西尼亚总督阿卜拉哈无疑地在拜占庭的怂恿之下征服了阿拉伯南部，并且还向北推进，要进攻波斯；但是到了麦加之后他却不能再前进一步。四十年之后，阿卜拉哈之子，亦即其第二任承继人把这地方丢给丁萨珊国王科斯洛一吐(努希尔万)的一位元帅之手。因此阿拉伯南部直到穆斯林侵入以前还是波斯的一个省份。

阿拉伯北部的社会状况是为沙漠所决定的。沙漠占据了大部分的土地。那里的植物稀少，只能养活一些小牲畜和骆驼。骆驼所需要的在这里很容易得到满足，而骆驼也为阿拉伯人提供了衣食的条件。由于要饲养这种动物就只能在一些面积辽阔的地区上到处迁徙游动，因此对于贝都印人来说就不可能在定居的基础上有任何政治上的组织。只要了解血缘关系就能探索出贝都印人的生活轨道；血缘关系把家庭结合成为氏族，把氏族结合成为部族。甚至一些大部族联合，也是靠一种表面上的血缘关系把他们的子孙后裔联系起来的，使全体人民结成一个宗族系统，像古代的希伯来人一样。但是这种全体一家的情感并不扩及整个民族，而只是从一些家庭关系特别密切，经常把帐篷搭在一起的氏族扩大到包括一个人数达几千，共同游牧的部族。任何人贸然进入一个陌生部族的土地就有被那些陌生人杀害和抢劫的危险，这些陌生人把他当作敌人看待只是因为同他素不相识。只有在这个人能够摸到对方的衣服或者帐篷，或者能够进入对方居处的时候，他才能够得到保护，免受杀害和抢劫。这种保护也可以由当地人主动赐予那个旅行的人。部族的成风甚至还可以把一个陌生人永久收容在他的氏族里。这样一来，一个部族就可以把一些共同游牧的人整个地同化了，这些人最初只是被当作寄居牧民而收容着，不过等过了几代之后也就准许他们享受一切血缘关系的权利了。

贝都印人特别是一种纯粹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者。“上帝保佑我和穆罕默德，此外勿再保佑他人，”——这是传统关系，仍然准许皈依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在祈祷时的念诵。不过，在一个部族内部，所有的成员都享有随血缘关系而来的同样权利和义务。贝都印人在自己的兄弟遇有危难的时候应立即挺身相助，可以不问孰是孰非。当然，这种义务最初是落在有关氏族的身上，只有在该氏族本身力量不够的时候，整个部族才出来作后盾。但是这种建立在普遍的自由与平等的基础上的社会还是表现了一些权力集中的倾向。各氏族和部族都让一些由于个人品质和本领而被拥戴出来的人作领袖。尽管这种地位时常可以由父传子，但是儿子本人却总是必须凭他个人的英勇表现重新再为自己争取这种地位。这种领袖们(赛义德)是没有什麽真正的“权利”的，虽然在大会上可能有一种倾向，愿意听他们的意见而不怎麽听别人的意见。与此相较，他们所应尽的义务却是大得多。在战争时期，要求他们随时能够牺牲性命，在太平时代，要求他们能够拿出财産来为部族谋利益和帮助部族中有所需要的同胞。但是他们主要的职责却是维持部族的团结，这种团结时常为一些个人的自私自利而遭受危害。

同一部族成员之间发生的财産纠纷都是在日常集会上加以解决。如果两个部族成员之间发生争论，就要求教于男贤人或女贤人，这种人往往都是一位祭司或预言者。至于是否遵照他们的决定行事就要看争执双方是否具有诚意而定，或者要取决于一方是否力能胜过他方而定。由于部族的领袖们本身也没有行政权，因此也就没有刑法，任何一个人遇有盗窃和亲属被杀事件就必须依靠私人报复以伸正义。假定在一个氏族的土地上发现有人被害而不知为何人所杀，如果认为氏族里面的成员之一情有可疑时，全族的人就为他宣誓洗雪罪嫌。但是，受害人的氏族另宣一个誓也就可以把前一誓言的作用抵消。替被害人复仇是被害人近亲所应尽的责任。但是由于杀人者的氏族一般都袒护自己的人，因而这种血仇的报复也就造成两族之间的宿仇，这种宿仇往往一代复一代地传下去，不断互相谋杀。不错，杀人罪也可以用赔偿一些骆驼的办法来赎抵，而部族领袖们也注意设法达成和解；当然，他们只能够把和解办法提交衆人公议，而不能强迫命令。不过在大部分情况下，两个氏族只有在长期械斗两败俱伤以后才能达成这种协定。两族之间的血仇只要在一方将杀人者自动送交被害者方面听其报复后就可以了结，但是这种作法被认为是非常不光采的事，因此氏族里面多半都是决定自己先动手把杀人者杀死。这种高度的荣誉感决定了贝都印人的一切行动，成为他们的道德的基础。

（谢选骏指出：这就说明前伊斯兰教时期的阿拉伯，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地方。因此，伊斯兰教只有在那些无法无天的地方才能显出它的合理性质。）

在塔伊夫、麦加和麦地那这些汉志城市里，所实行的基本上也是这种沙漠地区的法律。同住在帐篷里的贝都印人一样，在这些城市里的各个氏族也都各自聚群而居，自由自在地过活，不服从任何人的命令。当然，在麦加，这种荣誉感稍为减弱了一些，不像在沙漠里有时候那样过度敏感。这是由于人们对于卡巴天房以及随其昌隆而来的商业都有了共同的利害关系。因为人人都参与这种商业活动，经济关系也就复杂得多，而昌盛的氏族比贫穷的氏族所占的地位也就比在沙漠上更为优越得多。至于在麦地那，人们生计来源主要是依靠农业和种植棕榈，因此情况甚至还要原始一些。正是在伊斯兰教初期的时候，氏族之间已有累累宿仇，几乎谁都不能离开自己设有防御的住处而无危险。

（谢选骏指出：这就使得伊斯兰教在诞生以前就获得了某种先天的“血线”。）

在北方，叙利亚沙漠上的阿拉伯人和世界政治发生关系的时间却早得多了，甚至还在亚述王提革拉比里色(纪元前745至 728年)统治时期，那里就有了一个阿里比王国。这个王国奠都于焦夫，由女王相继执政，直到伊撒哈顿时期(纪元前681至699年)还是亚述的属国之一。巴比伦国王纳布奈德(纪元前556至539年)曾经有一个时期住在塔伊马绿洲，把塔伊马绿洲当作他西征的根据地。在那个地方发现过一个波斯时代的阿拉马文碑志，从上面可以看出城市崇拜的组织，还有祭司和神殿里供奉的神。早在阿开明王朝末年，奈伯特人的国家就已经崛起，在希腊化时代，奈伯特王国控制了从南阿拉伯到麦地那的商队贸易。由于亚历山大大帝的后继人并未继续执行他最后要从海上分东西两路同时征服阿拉伯的计划，这个国家就一直保持着它的独立。奈伯特王国的首都在皮特拉，这是介于死海和阿拉伯海湾北端之间的一个山地要塞。直到今天，那里还有些重要的遗迹和岩石雕琢的墓碑，上面有大量的铭刻，仍然足以证明这个国家当时有着灿烂的文明。奈伯特人在铭刻这些碑文的时候用的是阿拉马文，这种语言早在阿开明王朝就已经当作正式语言使用了。奈伯特人的官员和军事领袖们的衔称都是从一些毗邻的希腊化国家采用过来的。罗马人把奈伯特人当作盟友一样的看待，允许他们独立，一直到图拉真皇帝时代为止。但是泰特斯领导犹太人起义时，奈伯特人态度暧昧，因此在106年他们的全国就被并吞改为阿拉伯省。这些开化的地区和沙漠之间有二连串的堡垒相隔，不过这种堡垒却远不如莱茵河和多瑙河边境上的边防工事那样的坚固。最初皮特拉的商业转移到布斯拉，商贩们从布斯拉结队前往黎巴嫩南面的哈尔基斯(即肯奈斯林)，和往北往东到厄麦萨、埃德萨和哈特拉。

（谢选骏指出：几百年后，穆罕默德之后的阿拉伯人就是从这些“长城”后面突入罗马帝国的版图，其形势很像比他们早三百年突入西晋帝国的五胡部落。）

奈伯特人在巴尔米拉的后继者比较幸运。虽然巴尔米德的居民大部分都是高度希腊化的阿拉米人，但是巴尔米拉也是一个阿拉伯人统治的地方。在罗马与帕提亚人交战时间，·巴尔米拉谨慎地保持着中立，地位因而得到加强。到奥古斯都时代，巴尔米拉还能够把商业活动扩张到远达罗马、达西亚、高卢和西班牙。在这个时期，塞维尔王朝对它特别表示支援，塞维尔王朝本身就是半闪族人。在亚历山大·塞维鲁皇帝时期，巴尔米拉的朱利·奥赖利·塞提米王朝成长强大。自260年起这个王朝对波斯人连战连捷，使得奥得纳特国王的统治扩大到整个叙利亚。软弱的罗马皇帝加里努斯甚至还承认奥得纳特可以与他分庭抗礼，共同作为东方的皇帝。奥得纳特死于268年，其妻祖诺比亚把他的势力维持了一个时期，直到273年奥莱里阿努斯消灭了巴尔米拉为止。关于齐诺比亚的悲惨的命运当年一定在沙漠里的阿拉伯人心中由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伊斯兰教开始传布的几个世纪中，齐诺比亚女王的传说还有人在传述着，不过这时与历史事迹已经很少关联了。

巴尔米拉被消灭以后，在北部就不再有阿拉伯人的独立国家了。罗马人和继他们之后的拜占廷人总是有办法能够在沙漠边上找到阿拉伯人来作他们的藩臣，并且借助于这些藩臣的力量把游牧民族挡住，使他们不能够侵入定居的地区里。六世纪时，大马士革的加珊王朝就是以这种身份统治着约旦河以东地区。这个王朝最著名的哈里斯五世曾经由查土丁尼在529年指派为“贵族”和族长，并授与统治叙利亚北部全部阿拉伯人民的最高权力。哈里斯五世死后，原先集中在他一个人手里的大权重新又分散到一些零星的小国的手里，后来到这些小国战胜了波斯人以后，东罗马的皇帝们才准许那个地方由自己的官吏治理。直到穆斯林进攻的时候，才又有一位加珊王室的人作叙利亚阿拉伯人的最高统治者。

罗马人所采取的这种对待阿拉伯人的政策同样地也为他们世仇宿敌波斯人所采用。据说沙普尔一世本人(24l至272年)当初就曾经任命莱赫米家族的阿米尔·阿迪为王，统治在巴比伦的阿拉伯人。不过在大马士革东南尼玛拉发现的阿姆尔之子伊木鲁·盖伊斯的墓碑却又明白地表明他在328年前后是罗马人的旧臣。伊木鲁·盖伊斯的一些继位人都以波斯总督的身分坐镇希拉，约在巴比伦遗址以南约十英里处。他们一般地都和加珊王朝动过干戈，希拉就在575年为加珊王朝孟迪尔国王所征服并且加以破坏。这些统治者们的老百姓本来很久以来就已经接受了景教派的基督教，可是他们自己却坚决地抱定他们的异教信仰不变。只有这个王朝的最后一位统治者努尔曼三世(580至602年)才改奉了基督教，最低限度在表面上是如此。波斯人有几次发现他难以驾驭，因此科斯洛二世就设计把他引诱到自己的都城忒息丰，将他杀掉。这一行动的后果没有多久就表现出来了。在610年有三千名阿拉伯人攻打幼发拉底河地区，在杜·卡尔把波斯人打得大败。这种边疆戒备不严的情况后来也便利了穆斯林长驱直入地征服了这个地方。

阿拉伯人的宗教，和他们的政治生活一样，完全是处在一种原始的状态之中。和很多文化低的民族一样，阿拉伯人也相信周围的自然环境里面充满着超过人力的力量，但是这些力量可以用适当的方法使之为人服务。到了稍为提高一步的时候，这些力量就被描绘得象人的灵魂一样，不过却赋有厉害可怕的本领；它们已经变成神灵了。特别是闪族人把树木、岩洞、泉源以及巨石等都看作是有精灵居住的地方；如在麦加的卡巴天房的一个角落里的那块伊斯兰教的黑石一样，皮特拉以及阿拉伯其他各地，石头也都受到人们的礼拜。不过这些神灵只有在向世人显示了自己的姓名以后才能受到人们的礼拜，譬如耶和华就是在伯特—利在雅各布的梦中显示了自己的名字。也只有在神灵的名字显示于世人之后，向他乞求才能够有所灵验。礼拜仪式的主要内容是供奉祭品，通过这种仪式，神就和礼拜的部族结成血缘，变成这个部族的守护神，也往往就成为这个部族的祖先，因此这种神的原来的性质也就变得非常模糊了。每一个部族都奉祀自己的神，但是同时也承认别个部族的神在各自管界里的权力。在阿拉伯人里面，部族与其所奉祀的神祗之间的关系无论如何说也不如在以色列的耶和华和他的人民之间的关系那样密切。个别的氏族有时不用自己部族而用别的部族的神命名，同一个神也为不同的部族所敬奉。神都有固定的住处，在一个部族迁走之后，神仍然留在原地享受后来的部族的祭祀，原先的那个部族每年则在节日的时候回来祭祀一次或者两次。

某些圣地对人们特别具有吸引力。各部族要到例如乌卡兹之类的地方去参拜，时常还要从辽远的地方到麦加去朝觐，遇到节日的时候沙漠上一律停止械斗。举行庙会和赶集的日期也都与宗教仪式发生了联系；而所交换的东西也逐渐地不仅限于商品，也包括了宗教用品。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这种庙会，因此也就是间接地由于宗教，阿拉伯人才有了共同的世界观，有了共同的风俗习惯，有了道义上的荣誉观念，同时他们驾乎一切方言之上的统一语言也有了富有诗意的固定表达方式。

特别有三位女神的地位高出于一般小神之上。司命运的女神马纳特相当于希腊人的泰希·索蒂拉；她虽然也名驰麦加，但主要奉祀姻的却是邻近的贝都印人胡德赫尔部族。阿拉特(女神)，在塔伊夫称为拉卜巴(圣毋)，希腊历史编希罗多德曾把她视为九女神之一的马兰尼亚。她相当于伟大的诸神之母，即北部闪族人的司爱与美的女神阿斯塔特。金星维纳斯被作为乌扎(万能者)礼拜的，其实只不过是一种变形而已。

除了这些男女诸神之外，阿拉伯人和其他原始民族一样也相信一个上帝，这就是创世的安拉(真主)。阿拉伯人的真主并不是像人们时常所想像的那样从犹太教和基督教而来。当然，最初所礼拜的只是一些关系较近的神，而不是主宰万物的真主，但是到了伊斯兰教创立的前夕，这种礼拜就不能够再像满足原始人那样地满足阿拉伯人的全部宗教意识了。这种礼拜的重要性愈是降低，阿拉作为万物之神的宗教意义也就愈大。在麦加人心中，他已经在代替原来的月神胡伯勒的地位，而成为卡巴天房之神了。由于这种情况，希拉有一个基督教诗人阿迪·宰德在吁请救世主基督之后马上就吁请真主见证誓言。安拉事实上还是契约的守护神，虽然契约之类的东西最初还是在一种特定的礼拜场所订立的，因而也就要受某一偶像的监督。安拉特别被看作是客居的异族人的守护神，虽然对于客居的异族人的关怀仍然放在对自己亲戚所尽的情谊的后面。真主的意志被看作是注定了的命运，不能够加以改变。这种相信命运的思想对于阿拉伯人来说并不具有使他们懈怠的作用，反而刺激着他们不借助于于上苍来达到自己的目标。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却又常常表现出对于一切世俗事务都认为不屑·顾的倾向，如喜欢吟诗的国王伊木鲁·盖伊斯(他在拜占廷的资助下，曾经毕其一生精力进行了一系列徒劳无功的冒险事业，以图把他祖父在阿拉伯北部各部族中所建立的短期肯德王朝的统治重新恢复起来)在其著名的诗句中所流露的一样：“我等岂不为盲目

 命运所支配，听任自身为饮食之事所欺弄？我们是飞鸟，是苍蝇，从蛆虫，但又比扑食的恶狼更勇猛。我的高贵出身，根基很深，惟死亡夺我青春，毁我躯体，伤我生命，须臾将我化为灰尘。高山峻岭且不免，我怎能希冀命运怜悯？我知命运之爪俄顷将攫我以去，犹如夺走我父胡杰尔及我祖然。”

各种一神教的宗教信仰很久以来就能够在阿拉伯找到信徒。其影响所及进一步地加速了偶像崇拜的内部崩溃。如前所述，阿拉伯南部犹太教一度发生过很大的影响，甚至当地的统治者都改奉犹太教，并且还对于从事反对犹太教活动的基督徒加以迫害。在西北部的一些绿洲里，从纪元后第一世纪起，犹太人就一直在往塔伊马、哈巴尔、叶斯里卜和法达克等地移居，在生活上也变得富裕起来。他们聚群而居，与衆隔绝，但是无疑地已经使一部分阿拉伯人改奉了犹太教，并且还同化了他们。他们的语言完全适应了当地人的语言。尽管作为农民、商人、金匠等他们是必不可缺的人，但是却得不到贝都印人的信任，因此对于贝都印人也就很难在宗教上发生什麽更深刻的影响。

基督教在极其易于感受外来影响的阿拉伯人中间的传布情况则大有不同。在北部，所有的贝都印人都和当地的阿拉马人有密切的往还，而阿拉马人的文明早巳为基督教所压倒。在罗马帝国里，基督教由于被定为国教，发生了很大的吸引力，甚至连在希拉为波斯人服务的莱赫米王室最后也改奉他们城市居民所信仰的基督教。在阿拉伯内地，特别是在汉志的一些贸易城市里，由于和北部的各有关部族之间交通往还络绎不绝，因而关于基督教的教义和风俗习惯的知识一定曾经普遍流传，不管这种知识是多麽浅薄。修道的隐士们无疑地也曾经有过很多贡献，他们隐居的洞室一定曾经散布在从巴勒斯坦和西奈半岛一直深入到沙漠各地。此外，沙漠也是遭受正宗国教迫害的一些教派的避难所，而且也正是这些教派才能时常把它们的教义传布得比较正宗国教更为成功。

如前所述，阿拉伯人尽管在其部族之间有种种矛盾，他们却有着一种自成一个民族的意识，这种意识主要地是由于他们有一个最主要的共同的精神财産，就是他们的诗。阿拉伯人的诗在一定程度上是在宗教的赞助下演化发展起来。可能在最初一开始的时候，诗就已经和宗教发生关系了。毫无疑问，産生诗的原始动力是人类游戏的本能，对于声音和节奏的爱好，这种本能和爱好有助于使原始人承受生活重担。在游牧民族中，最初哼出来的那些小曲调可能就是在游牧途中的産物。但同时，在歌词庄严地唱出来以后就使原始人有了一种仅仅靠自己力量就可以达到任何一种所希望的效果的保证：在这种情况下，古老的语言艺术就同时发生了不可思议的魔力，这种魔力在当时那种文化水平上还没有处在和宗教分庭抗礼的地位。特别是在战争的时候，诅咒敌人的责任就落在任何能够运用恰当字眼的人身上，就如同巴拉克要求巴兰所作的一样。到人们对这种诅咒所发生的魔力的信仰逐渐消失之后，诅咒的词句就演变成为讽刺诗，由部族之间的关系转变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二种令人畏惧的武器，讽刺诗最后又退化变为毫无忌惮进行讹诈的诗人们的一项生财之道。在阿拉伯人的诗里面，正如同在大多数的原始民族的诗里面一样，男女之爱也只居于一种次要地位。在流传下来的唯一的一种艺术诗里，作者只是用男女之爱当作序曲，而真正的主题则是歌颂自己本人或歌颂自己的部族。在职业诗人手中，则是歌颂主人的功德，这种带有一定目的性的诗(阿拉伯人称为卡西达)很久以来就已经有—厂固定的形式。卡西达一开始的时候先表示对于旧日爱情的欢乐的怀念。但是在诗人进入正题之前，他还必须先描写一番自然景物以满足读者的喜好。在描写沙漠及其特有的动物，如骆驼等那些与他们生活密切有关的事物方面，阿拉伯人作出了一些惊人的著作。但是这些描写也并不是根据个人亲身的观察体验，而是用古代留传下来的形式表现的。因此，这种艺术也就不能使诗人有多大表现自己个性的余地。只有最富有特色的人才各有不同，比如那位流浪的诗人国王伊木鲁·盖伊斯。他出身于高贵的南阿拉伯肯德氏族的祖先们，在六世纪之初曾经把北部那些最强大的贝都印部族联合起来，进犯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大肆蹂躏破坏；盖伊斯曾经鞠躬尽瘁地企图把他的家族重新恢复到这种地位，最后终于在小亚细亚的安卡拉为拜占廷皇帝设宴毒死。还有左赫尔，这位具有出类拔萃俗世智慧的诗人。还有职业诗人阿沙，他沿路行乞，足迹所至，远达阿拉伯南部。不仅是这些有艺术技巧的诗人，就是把帐篷搭在麦加附近的胡德赫尔部族的牧羊人也用一种共同语言来作诗，这种语言里面虽然吸收了所有的方言并且到处都能行得通，但是却与日常用语截然不同。这是一种我们在很多原始民族中都可以找到的诗歌语言，这种语言好像不仅在内志和汉志到处通用而且远至巴比伦内地也通用。这种语言后来産生了标准的阿拉伯语，伊斯兰教又使后者成为在近东和地中海整个南海岸一带的世界性语言。

谢选骏指出：阿拉伯人是一种沙漠民族，就像蒙古人是一种草原民族——这两种人经常以抢劫为生。因为他们的生存环境太过艰苦，所以相对富裕的农业民族和商业民族就成了他们的受害者。区别在于，阿拉伯人由于地利，接近一神教的发祥地，所以就在自己部落的多神教的基础上，吸收了一神教的要素，形成了一种混合宗教——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帮助阿拉伯人推广了阿拉伯语、同化了周边民族、巩固了征服的结果。相比之下，蒙古人由于缺乏高级宗教的帮助，很快就像维京人一样，反而被人同化了。

【第二章  先知穆罕默德】

麦加是阿拉伯先知穆罕默德的出生地，托勒密称之为麦科赖伯，可能是仿南阿拉伯的“米克拉卜”(寺、庙)。麦加位于汉志的一条多石又不毛的山谷里，这条山谷从北向南伸延，东有艾卜库贝斯山，西有印第山。麦加的中心有一座卡巴天房，这是一个四角形的建筑物(经过多次重建之后，现在的高度是十六又二分之一码)。在天房一角离地五十八又二分之一英寸高的墙上嵌着一块黑石，这可能是麦加人所礼拜的一个最古的物神。石造天房里有一个月神胡巴勒的神像，此外，阿拉特、欧扎和马纳特三女神也在那里受人参拜。著名的渗渗泉就在天房的院子里喷水，毫无疑问，麦加城就是围绕这个神泉建立起来的。甚至还在穆罕默德以前，这一地区就被认为是“哈里木”，即神圣不可侵犯之意。麦加隶属于古莱氏部族；在这个部族中麦赫助木和伍麦叶是两个最受人景仰的家族。麦加的财富依靠商业，这种商业是靠到卡巴天房和附近的阿拉法特山的朝觐而维系的。麦加是阿拉伯南部与叙利亚之间的商队的转运站。每年有两次，在阴历七月和从十一月、十二月到次年一月的三个月期间，整个地区，不仅在各城市里，而是在整个阿拉伯北部，到处都停止械斗，因此那些在麦加装备好了的商队就可以安全地达到他们的目的地。

穆罕默德的出生年代并没有传诸后世；一般地都认为大约是 在570年，不过无疑地应当还要稍为晚一些。他出生的氏族哈希木族在麦加似乎并没有什麽显著地位。不拘传说尽了多大力量想把穆罕默德从一开始就说得如何荣耀，但却不能够掩饰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在他出生的时候，他的家庭情况是十分狼狈的。他的父亲阿卜杜拉是阿卜杜·穆塔力卜的儿子。据说阿卜杜拉是一个小商人，在他这个孩子出生两个月后就在去麦地那经商的途中去世。几年之后他的妻子阿米娜(左拉族)也相继亡故，因此这个孤儿最初是在他的祖父阿卜杜·穆塔力卜，后来又在他的叔父艾卜·塔列卜的扶养之下长大的。我们所掌握的关于穆罕默德青年时代唯可信的材料就是《古兰经》第93章6至11节的诗句：

难道他没有发现你伶仃孤苦，而使你有所归宿？

他曾发现你徘徊歧途，而把你引入正途；

发现家境寒苫，而使你衣食丰足。

至于孤儿，你不要压迫他：

至于乞丐，你不要喝斥他，

至于你的主所赐你的恩典呢，你应当宣示它。

穆罕默德长大成人之后，就受雇于一个富商寡妇赫底澈。当时这位寡妇承继了两个前夫的事业，独立从事经营。在伊斯兰教以前时期的阿拉伯，妇女一般享有远比其后时期为多的自由，特别在经济上独立的妇女更是如此。穆罕默德在为赫底澈服务期间似乎曾经跟着一些麦加商队到南方去过，可能还到过博斯特拉。博斯特拉是在约旦河东面的拜占廷的一个主要要塞，是粮食贩运业的集中地。早在这个时期穆罕默德似乎就已经表现出他的特殊才干；总而言之，他的女雇主虽然比他年纪大十五岁，却对他颇为锺情，她自己提议要和他结婚，这一婚姻不仅解决了穆罕默德物质上的困难，同时也显然满足了他在其他方面的需要。他们婚后好像生了四个女儿，也生过两个儿子，但两个儿子都不幸夭折。作为一个丈夫来说，穆罕默德毫无疑问最初是满腔热诚地献身于他妻子的事业的；即使在晚年他也未否认过他是一个商人；在他谈话打比喻的时候，他时常喜欢用商业打比喻。

（谢选骏指出：穆罕默德的这一遭遇令人同情。同时，也促使伊斯兰教压制妇女的地位，使得妇女必须依附男人。因为“先知穆罕默德”遭受女主控制的痛苦，不应该再被重复了。）

穆罕默德的兴趣一定在很早的时候就转移到宗教问题上了。这在和他同时代的那些思想比较深沈的人们说来决不是什麽不平常的事。这些人已经不再满足于偶像崇拜了。根据传说，穆罕默德在他历次旅途中曾经遇到过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但是在麦加本地，他可能和基督教徒还有来往，当然这些基督教徒对于《圣经》是很少了解的。他越来越相信真主，这使他认识到其他神无意义。但是在他传教活动的头几年，他一定也承认卡巴天房的三女神，这三个女神在穆罕默德的同乡们看来就是真主的女儿。穆罕默德在他的一次啓示里称呼这三个女神为仙鸟(加拉尼克)，可以指望她们向上帝求情。后来他则只承认天使才是向上帝的代祷人。随着他一神教的意识变得愈益强烈，他后来一定又把这种让步取消了。在《古兰经》第53章里面他认为不应当相信这三个女神是真主的女儿。后来传说只把这一让步看作是由于受撒旦引诱神经错乱的结果，因此就把这事往后推，说成是他在麦加危困时候的事情，并说这是他在第二天就予以否认的一种无可奈何的行动。

虽然有些和他同时代的人，例如麦加附近塔伊夫城的诗人伍麦叶·本·阿比·萨尔特，都满足于一般的一神教，但是穆罕默德则似乎是已经投入苦行主义的怀抱里，在麦加附近的希拉山上整夜整夜地陷入沈思默想之中，寻求自己灵魂的解救之道。他看透了他的同乡们所信仰的多神教无意义，这就使他産生了这样一个问题：真主既然终于还是通过先知们对别的一些民族显示了他自己，他岂能长久听任他的同乡们不信真主？于是穆罕默德脑子里就酝酿成熟了这样一个念头：他自己已经被召唤要负起作先知的使命。但是他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由于生来就有害羞怕臊的心理，始终不敢以先知的姿态在大庭广衆之中出现；直到他在希拉山上有了一次奇异的经历之后，他的疑虑才完全消失。在希拉山上有一次有一个形象出现在他的面前；这个形像据穆罕默德后来说就是天使迦伯利，他说，他心中听到的，说是上帝派遣来的那个声音，就是迦伯利的声音。穆罕默德的妻子马上就相信了他这个神圣的使命，穆罕默德自己则在听到神圣的声音呼唤他的这种现象发作得愈来愈频仍的时候，他的疑虑也就消除得一千二净。在这些现象过去之后，他马上把他认为他所听到的话当作一节啓示宣布出来。最初，他在他的同乡之间并没有引起什麽特别的轰动。因为几乎在每一个部族里面除了出过诗人以外，都出过占卜预言者(卡欣)，这在他的同乡们看来已是司空见惯的事。这些人说他们有巫仙 (萨希卜)能够对于争斗，以及别人向他们请教的关于凶杀、盗窃、骆驼走失等等疑难之事作出决断，又把这些决断和先知宣布啓示一样地用韵文宣布出来。因此穆罕默德必须一再小心翼翼地防备别人拿他和这些人同等看待。

（谢选骏指出：显然，只有在阿拉伯社会这种萨满教的背景中，伊斯兰教才能诞生并且变成上层建筑。所以在孔孟之道甚至佛教统治的中国，伊斯兰教只能存留于乡村和市井，无法进入庙堂。）

在穆罕默德最初的一些啓示里含有一种认为每一个人都不免于最后审判日的思想；他自己就担心这种事，就像初期的基督教徒以及和他同时代的一些基督教派的人可能还有这种害怕的心理一样。只是在后来穆罕默德才谈到整个民族的最后审判，最后审判将把同真主以及他自己为敌的人们从世界上消灭掉。与这种可怕的景象相反，穆罕默德把天堂上的幸福描绘得美丽无比。古波斯人的有些观念一直萦绕在他的脑子里，就如同阿拉姆的基督徒一样。这里附带说一下：在巴尔米拉有一个雕像，雕刻着死者身穿节日的盛装在用餐。

穆罕默德在最初这些年代中所经历的这种精神亢进状态从他的讲话的表现形式上就可以看得出来。那里面有鲜明的形象和华丽的修辞，富有节奏，也富有真正的诗意。和那些异教徒的占卜预言者所用的语句一样，穆罕默德的讲话通常也都非常简短，并且时常在一开头时使用一些古怪的誓言套句。

信奉他所讲的宗教的人们继他的妻子和几个女儿之后的有他的堂兄弟阿里，他的获得自由的奴隶宰德，和他的朋友艾卜·伯克尔和赛耳德·阿比·瓦嘎斯。这些最先的信仰者的先后顺序并不肯定，后来因为出于朝代上的考虑还时常把这个次序加以颠倒。穆罕默德的其余的一些信徒们最初只是一些奴隶和贫民，尽管他最初似乎和统治阶级关系也不错，并且也和统治阶级一样对于他出生的城市里那所驰名的神殿引以为豪。只有在穆罕默德攻击到统治阶级的祖先们所信仰的那些神以后，统治阶级才感觉到受到了影响和威胁。他们认为穆罕默德所讲的最后审判日的说教里面听来特别难以入耳的是那种关于尸体复活的说法。此外，他们更不愿意眼看着像穆罕默德这样一个出身于低微氏族的人竟一跃而居于一个宗教集团之首，这个集团不拘是多麽小却俨然像是一个国中之国的模样。穆罕默德对于这些反对者的攻击就在他的讲演里加以驳斥，这种讲演的措辞越来越激烈，甚至达到诅咒的程度。在这些反对他的人里面，穆罕默德甚至还指名道姓地提到了他的叔父艾卜·莱海卜。

穆罕默德要求他的信徒们表明信仰独一上帝，并且服从于“伊斯兰”——上帝的意志，伊斯兰教的名称亦即由此而来。在最早的时候，穆罕默德可能也征收恤贫税以维持他这个宗教集团里面穷苦的教友，但是这种恤贫税只有后来到麦地那时才有了更大的意义。信徒们的主要功课就是祈祷，祈祷表明他们是这个宗教集团的成员。他们最初是每日祈祷两次，后来改为三次，只是在再后来才每日祈祷五次。其他的宗教仪式，譬如呼求上帝，特别是在夜祷的时候，都被认为是私人的事情；穆罕默德自己就仿效基督徒苦行者的榜样，在这一方面是极其热心的。但是毫无疑问，从一开始时起，祈祷之前必先净身沐浴，如同在有些基督教派中惯行的一样。

（谢选骏指出：这些迹象显示出，伊斯兰教一开始其实是作为基督教的一个支系而出现的。但是由于他们接触不到圣经，所以只能根据耳口相传来制作自己的宗教读物《古兰经》。）

穆罕默德对于他那些贵族同乡们不接受他的宗教信仰用尽了精力进行了没有成功的斗争，他总是用以前那些先知们的事例来安慰自己，这些先知们当时的情况并不比他好。因此，在穆罕默德的早年啓示里，他总是喜欢提到他们的经历，特别是摩西的经历。当然，穆罕默德对于圣经内容事迹了解得非常肤浅，而且还错误百出。可能有些他经常提的地方是取材于犹太教经典的传说部分，但是他更多的是从基督教里面学来的；他的基督徒老师们还进一步教给了他圣婴福音，七睡人的传说，亚历山大英雄故事以及其他中古世界文学里常见的题材。此外还有一些阿拉伯故事，例如关于赛莫德邮族复灭的故事，可能穆罕默德在这个故事里还自己编了一段先知撒里哈的小故事作为必要的补充。在这些故事里他的笔调变得越来越散漫，也不像过去那样激烈了；他喜欢在故事里用一些华丽的词藻，通过自然界的种种怪现象，长篇大论地谈论着对于上帝的畏惧。

但是反对穆罕默德的人们不久就感觉到只是不信他的讲道是不够的。在这个新兴的宗教的传布过程中，他们看出有一种影响到他们的利益的危险；于是他们就对于皈依穆罕默德的奴隶和自由民们加以虐待。穆罕默德本人则在族人的保护之下得以安然无事。甚至，据说穆罕默德的朋友艾卜·伯克尔曾经把他的财産用掉很大一部分替因信仰而遭受迫害的人赎取自由，但是他一个人的财力究属有限，远不足以使所有教友都免受凌辱。于是穆罕默德就下定决心用出走的办法把他的信徒们至少撤退一部分，逃出迫害他们的人们的掌握之中。由于当时他觉得他的宗教和基督教的分歧不大，于是他就把他的信徒们托付给阿比西尼亚国王，这是他所能找到的最近的一个基督教的政治代表人物。穆罕默德的那些多神教徒同乡们和南阿拉伯有联系，南阿拉伯这时隶属于波斯帝国，而波斯又是基督教国家的宿仇；在波斯人于614年战胜叙利亚的拜占廷人时，穆罕默德的同乡们曾经欢欣鼓舞地欢呼这一胜利，而穆罕默德则警告他们说反击就迫在眉睫(见《古兰经》第30章)。因此他假定信仰基督教的阿比西尼亚国王会允许他那些遭受多神教徒迫害的信徒们前往避难时，他的估计并没有错误。这次迁徙据说发生在穆罕默德布道后的第五年，据说这次迁徒的人里面有八十二个男人，几个妇女，其中包括穆罕默德的女儿鲁盖叶和她的丈夫乌斯曼，即后来的第三任哈里发。

与此同时，留在麦加的教徒们则得到了一个得力的新教友，因为欧麦尔·赫塔卜这时改奉了伊斯兰教。欧麦尔·赫塔卜按母系关系来说和那个既富有又强大的麦赫助木氏族是亲戚，而凭着他个人的品质又在城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欧麦尔在改变信仰之前一直是一个作为反对穆罕默德的人物而特别闻名一时的。正因为是如此，他这次改变信仰所发生的影响也就特别大，而反对穆罕默德的人们因此也就采取更加剧烈的措施以设法弥补欧麦尔这次背叛。他们宣布对穆罕默德以及所有一切跟从他的人们加以抵制，并且把他们关在他们在艾卜·塔列卜住的那个山谷里居住的地方。艾卜·塔列卜是穆罕默德的叔父，也是他的养父，一向对于穆罕默德的传教事业并不关心，但是这次对于麦加人要他不要加以庇护时，他却愤然地拒绝听从这种意见。其实，不久之后麦加人就不得不解除抵制，因为这种抵制并无实际效果。后来不久，穆罕默德受到了两次打击。就在619年一年之内，他的妻子和叔父艾卜·塔列卜都死掉了。艾卜·塔列卜的地位就为他的兄弟艾卜·莱海卜所代替。艾卜·莱海卜对于这个新的宗教狂热地加以反对。穆罕默德曾经亲口在《古兰经》的一个章节里对他加以咒骂。但是艾卜·莱海卜因为身为族长却又不能不对他加以保护。不过这种不自然的关系是难以长期维持下去的。

在这种走投无路的情况之下，穆罕默德就産生了一个念头，要到麦加以外的地方去寻求出路。当他在麦加附近的一些大市集上试图寻找新的信徒未得成功之后，他就到塔伊夫去一试运气如何。塔伊夫是一个更靠南边的城市，城中居民赛基夫人同麦加人的贸易往来很是活跃。但是穆罕默德在塔伊夫的传道很少有人了解，正如同在他的同乡市民中的情况一样。人们不仅嘲笑他，并且还掷石头驱逐他，因而他不得不跑到一个同部族的多神教徒的果树园里去避难。在他未得到氏族里一个受人尊敬的亲戚郑重地保证要保护他之前，他一直不敢回到麦加去。

在下一次朝觐节 620年3月的时候，穆罕默德企图在那些来自阿拉伯各地络绎不绝的，数不尽的外乡人中争取信徒来相信他的教义。在从事这种努力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些住在麦地那的赫兹赖只部族的人。麦地那城内住有大批的犹太人，犹太人在一些永无休止的斗争中一定时常威胁过那里的多种教徒，说将来要有救世主降临替他们所受到的伤害复仇。这样一来就使得这些麦地那人有了一种关于神的使者的概念。麦地那人接受了伊斯兰教，他们之所以接受，主要地是由于他们那里的人命运不同，因之他们在接受宗教观念方面也与那些饱食终日的世俗的麦加人的情况完全不同。

他们所住的城市当时仍称为叶斯里卜，还没有改称为麦地那 (麦地那特·拉苏尔一安拉，意为“真主使徒之城”)。叶斯里卜位于汉志北部一个有水的平原上，附近有一条山脉把内志和帖哈麦分隔开来。像阿拉伯西北部绿洲上的其他文明城市一样，叶斯里卜那里也有一块一块的耕地和一些供长期居住的房屋，这些房屋分布在棕榈园、花园及种着庄稼的田野之间。统治着这个绿洲的是奥斯和赫兹赖只两个部族，后来都称为“辅士”，这个光荣的穆斯林名称的意思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帮手”。他们自认是南阿拉伯人。在他们移居子麦地那之前，据说麦地那是在犹太人的手里。但是犹太人的经济力量显然是由于前述阿比西尼亚总督阿卜拉哈在阿拉伯南部的战役而遭摧毁。从那时起犹太人一直就分散地和奥斯人及赫兹赖只人居住在一起，奥斯人和赫兹赖只人当初是作为寄居移民而定居下来的。犹太人只有克努卡部族这时还保持着它单独的住处，不过同样也失掉了土地。拥有土地的只有奈叠尔和古赖宰两个部族，他们和奥斯人住在一起，刚刚在政治关系上取得和奥斯人平等的地位。

在麦地加的阿拉伯人已经过起农民生活来，他们住在用树篱围起来的院子里，但是仍然还没有放弃那种无拘无束的游牧生活习惯。他们不受任何中央权力的管辖，但是由于现在过的是定居生活，他们就不再像过去那样地能够避免不断地发生的新的冲突。结果就发生了连续不断的内部械斗，最后变成奥斯和赫兹赖只两个部族之间的内战，全城的人都分别拥护一个部族。奥斯人最后屈服于赫兹赖只人；有的接受了丧权失地的媾和条件，而由于失掉了土地，他们也差不多就降低到寄居移民的地位。而另一些人由于自尊心过强，宁肯被人从全部土地上赶走也不屈服。不过奥斯人后来又联合了奈叠尔和古赖宰这两个犹太部族重整旗鼓，经过了一番长期厮杀之后，在布阿斯一场决战中把赫兹赖只人打得大败。但是结果并没有建立光荣的和平。这种相互残杀继续了下去，最后人人自危，甚至在出去办事的时候都无不时时刻刻提心吊胆害怕遭人杀害。当时，两个部族一定都感觉到这种情况特别难堪，因为他们的团结意识并没有消失。但是他们之中却又没有一个人的声望足以弭平彼此之间的纷争。这种很久以来就不可缺少的调停人只有从外面去找。这个差事很可能就落在一个多神教徒的占卜预言者身上。但是结果不然，残酷的阋墙之争却为先知穆罕默德扫清了道路。

在620年朝觐途中遇见穆罕默德的那六个赫兹赖只人回到家乡之后就积极地传布这一新的宗教，他们又得到了一个先前曾经迁移到阿比西尼亚住过的穆斯林的帮助。次年，这六个人中有五个人又带着七个新奉教的教徒到麦加去，他们在米那与麦加之间的亚喀巴隘口会见了穆罕默德。就在这个地方穆罕默德把伊斯兰教的一些基本守则教给他们，并且在他们回去的时候又让一个擅长讲解《古兰经》的人和他们同行。

根据传说，就在这时麦加的教徒们又碰到了一次危机。穆罕默德所讲的一段神奇的夜间旅行故事，说他和迦伯利一道到耶路撒冷去后来又上了天，这种说法据说有些信徒认为骇人听闻难以置信。但是艾卜·伯克尔却坚定不移地相信，他这样一来到使得怀疑的人们无话可说了。穆罕默德的这个到天上去的故事后来在各地伊斯兰文学的诗歌里时常提到，不过这种事情很可能是在穆罕默德刚一开始传道的时候发生的，先知夜祷时所见到的这种幻象在有些原始民族中也有发生。在622年，已有相当多的一些新奉教的麦地那人前往参拜圣地，这些人里面有奥斯人也有赫兹赖只人；穆罕默德这时就在亚喀巴隘口上举行的一次集会上，正式请他叔父阿拔斯让他脱离自己的氏族社会，由新奉教的教徒们予以保护。

622年夏，穆罕默德的信徒们悄然地离开了麦加，前往叶斯里卜。穆罕默德自己则在艾卜·伯克尔陪同之下一直到秋天之后才去，因为他须要先处理一下有些信徒们的商业事务。

622年9月20日，他到达麦地那南郊离城约四分之三英里的库巴。他在那里等了五天之后才进城去。为了不使人们産生任何妒忌之心，他听凭他所乘骑的牝骆驼任意走去：这只骆驼停留在赫兹赖只人住的地方，于是先知就先寄居在一个赫兹赖只人的家里。先知的这次（希吉拉）——这话的意思并非逃亡，而是迁徒，一次从过去难以维持的局面转变为一个新的生活的开始的迁徒——对于穆斯林们说来似乎非常重要，这样说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因为在第二代哈里发统治之下，他们的新历就从此开始。结果自然他们就要把这一年的开始也当作纪元的开始。

不久之后，穆罕默德似乎就在那里安下了家。和他的那些新同乡们的房子一样，他这个家里也有一些住宿和工作的房子，这些房子修在院子当中，四围用砖墙围拢起来。房子是用棕榈树干盖起来的，屋顶上复着棕榈树叶，上面又抹了一层石灰。后来穆罕默德的院子里又有了一座帐篷作接待室用，里面陈设着豪华的用具，还铺着地毯，以便在各部族派遣代表团归顺的时候显得排场大一些。在先知在世的时候，这个院子就是教徒们每天集合在那里祈祷的地方。

穆罕默德这个新家里的主要骨干是他那些从麦加迁移过来的同乡们，这些人称为迁土(移民)。有点资産的麦加人都分住在全城各地，而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既没有钱又没有家的麦加人则都呆在穆罕默德的住处附近，他们没有固定的住所，晚上就到穆罕默德院里一个有顶棚的走廊称为“苏法”中过夜。这些人就成了穆罕默德的侍卫，在穆罕默德的新同乡中给穆罕默德提高声望方面，他们的贡献是很大的。

作调停人的这种差使自然而然地就落到穆罕默德的身上。在他到达后的第二年，叶斯里卜大有同麦加人交战之势；这时穆罕默德就从中调停使得城内居民言归于好。他们订立了一个极其详细的条约，条约的原文一直还留传到现在。各氏族都同意在真主的保护之下结成一个集体。但是由于穆罕默德的信徒们是这个集体中具有推动力量的人物，由于按照古代阿拉伯人的看法，他们的行动人人皆须服从，因此他们自然而然地就取得了优越的地位。已往通行的宿仇争斗的规矩取消了。杀人者必须血债血还，但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偏袒。在这个集体里的人须要携手同心，同御外侮，但是如果不是攻打到城市本身的时候，犹太人则只有负担战争费用的责任，不能积极参与战争。

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初期在宗教方面所注意的事物是受他和犹太人之间的关系所影响的。在刚到那里的时候，他当时一定希望犹太人会改信他的教义，闪此他就把他的信徒们的礼拜仪式在某些方面加以改变，使之适应犹太人，以图把他们争取过来。他仿照犹太人定7月10日赎罪节为守斋日的办法把1月10日定为守斋日。原先他那些在麦加的信徒们每天只祈祷两次，现在他仿效犹太人的办法，在中午又添了一次祈祷。自从到了麦地那之后，他和他的信徒们能够从头一天起就可以不受干扰地当衆举行礼拜仪式，因此他这时就指定了一个祈祷呼集人，称为“穆安津”。在这一方面说，不成问题，穆罕默德已经表明对两种一神教都要分庭抗礼了。东方犹太会堂以吹喇叭为号，召集祈祷。基督教徒则用大木铎而不在教堂鸣锺。为了与这两种习惯都有所区别，穆罕默德就决定用人声呼唤教徒们祈祷。他把公衆祈祷日定在星期五，相当于犹太人的安息日，但和犹太人又有所不同，他准许在这一天祈祷之后可以自由活动料理俗务。

但是穆罕默德不久之后就同犹太学者们陷入各种各样的争论之中。犹太学者们当时尽管身处远方，孤陋寡闻，但是他们在实际的知识和敏锐的观察能力方面，同毫无教养的穆罕默德比较起来则是高明多了。穆罕默德在麦加讲道时可以毫不在意地暴露他对于《旧约》的了解有种种漏洞和欠缺，现在当然瞒不过犹太学者。但是他们在这方面的种种嘲弄讽刺却不足以使穆罕默德对于他自己那些啓示的真实性的信念有所动摇。犹太人反对他的教义，只能够使他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已经背叛了真正的信仰，纂改了他自己所认为是来自上帝的圣经。

和犹太人所进行的这种斗争；不久也就发生了实际的后果。穆罕默德对于他的宗教的阿拉伯民族特点愈来愈加以强调。当然，他并没有把从犹太人那里学来的在1月10日守斋的作法予以废除，甚至直到今天还有在这一天按照个人自愿守斋的风俗。但是除了这一天之外，穆罕默德又规定太阴历九月整个月份为守斋月，这个规定今天还照样实行着。基督教徒在守四旬斋的时候，只是戒吃肉食而已‘而穆罕默德则在守斋月里要求教徒们整日忌食任何食物，但准许他们在日落以后再行弥补一下。这种规定是否是穆罕默德从某些诺斯替教派或者摩尼教那里学来的，还不得而知，因为后者的传教土也曾经到过阿拉伯。关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哈兰人的情况，穆罕默德大概是不可能知道的，哈兰人也有一个在三月里为月亮守斋的斋期。

在穆罕默德放弃了改变犹太人信仰的希望以后，关于他故乡麦加的那一套传说在他的宗教概念里面就占据了显着地位。为了提高这种传说的价值，他把这种传说一直追溯到希伯来人的始祖亚伯拉罕，这时穆罕默德已把亚伯拉罕不仅看作是古代无数先知之一，而且把他看作就是伊斯兰教这个真正信仰的创始人。他说，正是亚伯拉罕才为其子以实玛利建立了麦加的天房并且确立了朝觐节。这只要把后来信偶像的教徒的亵渎清除了以后就可以恢复和亚伯拉罕的神圣传说的直接关系了。

这样一来，穆罕默德同时也定下了他对外政策的头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目标：征服他那些信偶像的同乡。根据当时的情况，他不能够马上就发动战役去有步骤地征服他们，因为移民们(迁士)基于古老的阿拉伯人的道义观念不能同他们的亲族作战，而麦地那人又不愿意和他们强大的邻人失和。不过那些移居到这个人口稠密的城市里的穷苦的教徒们，由于最初不得不在极度贫困的情况之下挣扎度日，而穆罕默德又经常提醒他们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因此他们不久就对途经麦地那的麦加商队有了想攫取战利品的打算。甚至还在头一年和第二年年初的时候，据说穆罕默德就有几次曾经企图截夺这种商队，不过未得成功而已。直等到禁月7月初的时候才有一支根据穆罕默德密令派出的袭击队拦击一个财物累累的商队获得成功，夺回了大量的战利品——这些商贩的护卫队以为在停止争斗的禁月里可以有恃无恐，因而在旅途中未加戒备。不过这一破坏各部族道义上惯例的行动在麦地那本城之内就引起公愤，于是穆罕默德就对于这一毫无疑问是按照他的意图而作出来的事情加以否认，说是出于对他命令的误解。只有在后来的一次啓示里，等这种大量的掠夺品充分地引起了他的贪婪之心以后，他才敢于对不信仰他的宗教的人们宣战，说瓜分掠夺品是一种正当的行为，即使在禁月里也是如此。

两个月以后，又出现了一次袭击的机会。这时麦加城在迫切地盼望着一支从加沙来的叙利亚商队。几乎麦加的每一家商店在这个商队里都有些投资。这个商贩队由乌麦叶家族的族长艾卜·素福彦带领。在穆罕默德的号召之下，移民们和麦地那人之中有三百人志愿回应，准备袭击这个商队。但是艾卜·素福彦却早已料到要遭受袭击，他就带领他手下的人绕道沿着海岸前进。他派遣了一个专差送信，把危急情况向麦加人报警。于是麦加人就出发北上，据说人数有穆斯林的三倍之多。穆罕默德在商队路过的一个名叫巴特的那个有清冽饮水的去处埋伏起来，准备袭击艾卜·素福彦。但是不料出来和他应战的不是一支力量薄弱的护卫队，而是一支强大的军队。穆罕默德这时不能不使出他的全副本领来鼓舞他的信徒们，发动他们在这种寡不敌衆的情况下出战。但是一经他发动成功之后，信徒们平素在宗教仪式中所训练出来的那种服从性和纪律性就战胜了那些在数量上占优势但是却没有纪律的麦加人。

头一次这样的胜利所産生的心理影响非常之大。差不多每一户麦加人家不是要为一个亲属的死亡而哀悼就是要为一个被俘的人而赎取自由。在麦地那，这次胜利则大大地加强了穆罕默德的势力，使得他能够采取有力措施对付那些反对他的人们，而在过去他一直是不得不默不作声加以容忍的。那些仍然还相信多神教的麦地那人现在也只好接受伊斯兰教了。当然，他们之中有很多人接受伊斯兰教是口从心不从的。这些“怀疑者”在一个时期内一直是穆罕默德所感到不安的。

犹太人的情况则更糟。首先尝到穆罕默德的威力滋味的是克努卡部族的金匠们。在巴特之战以后只不过一个月的时候，穆罕默德就召集他的战土们去攻打他们——表面上的原因是由于有一个穆斯林在口角的时候杀死一个犹太人就被犹太人当场杀害——把他们围攻了几个星期，迫使他们不得不投降。经过赫兹赖只酋长的说项，穆罕默德把原先要处死他们的命令改为没收全部财産，并将他们驱逐出境。

由于穆罕默德继续骚扰麦加人的商队，于是麦加人，还有他们在塔伊夫的邻居赛基夫人以及少数贝都印部族，都下定决心要一雪他们战败于伯德尔之仇。他们纠集了一支人马，这支人马在当时阿拉伯的情况之下说来声势非常浩大——据称有三千人之衆，其中有七百人身穿盔甲，有马二百匹，骆驼三千头。不过由于他们随军携带大批辎重物资，还有很多妇女同行，因此前进极其迟缓。在624年年初，他们到达麦地那迤北到伍侯德山一带的平原上，离麦地那城足有半个小时的行程。穆罕默德最初听从赫兹赖只酋长的献策，准备闹守城小，以逸待劳，但是后来他却又为部下踊跃求战的精神所打动，又改变主意，要出城突击。可是信徒们的勇气在见到了这支庞大的人马之后竟消失殆尽。穆罕默德这时却仍然坚持要在旷野作战，甚至在赫兹赖只酋长带领三百人撤退回城之后，他还是不听别人的劝告坚持要打下去。尽管出师这样不顺利，穆斯林最初还是保持着优势，甚至还曾经杀进敌营里去。、但是奉命掩护穆罕默德左翼的射手们在看到自己的人马杀进敌营之后，生怕有些战利品被别人夺去，因此也就离开了他们的岗位。哈立德·伊本·韦立德这时初次显示了他后来在投效伊斯兰后所时常表现的那种军事才能，他利用这个机会就率领麦加骑兵袭击无人掩护的穆斯林左翼。这样穆斯林就吃了败仗。穆罕默德本人也身负轻伤，而他的部下听到他战死的讹传以后更无心抵抗。说来他们倒也侥幸，麦加人没有乘胜追击，却径自兴高采烈地收兵回家去了。

这次败绩还不至于使穆罕默德在信徒们的心目中的地位受到严重的损害，因为信徒们意识到自己没有遵守命令，本身是有罪责的。但是，在当地的贝都印人心目中，穆罕默德的声誉却遭受了损失，譬如，穆罕默德的使徒中有四十个人在海瓦精部族的土地上被人杀害一事，就可以证明这一点。穆罕默德需要重新再发动一次战役取得军事胜利才能弥补这场损失，因而犹太人再度成为他的首要的进攻物件。他利用了一些不充分的藉口就去攻打奈叠尔人，把他们居住的地带包围起来，奈叠尔人眼看着连他们同教的占赖宰人都不敢前来营救，在被围攻了几个星期之后只好投降。投降之后他们就迁移到麦地那以北二十英里。已经有很多犹太人居住在那里的哈巴尔绿洲去。穆罕默德把他们的土地都分给移民们。

这次战事不久之后，穆罕默德就禁止信徒们饮酒和从事“迈西尔”赌博。“迈西尔”是一种用骆驼肉作彩的赌博，很多贝都印人都因此而倾家荡产。酒本是穆罕默德在《古兰经》第16章69节里还称赞是上帝的一种美妙的恩赐。所以禁酒(第2章216节和第5章92节)是针对着诗人们所时常歌颂的那种漫无节制的狂饮而言，因为狂饮则极易破坏穆罕默德所要求信徒们严格遵守的军纪。但是对于酒禁后来却时常有人违犯。

与此同时，麦加人则建立起一个反对穆罕默德的大同盟。大概在627年3月的光景，约有一万人(其中四千名古赖宰人)在艾卜·素福彦的率领之下向麦地那进军。这次他们行军异常迅速，使得穆罕默德只能够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来准备应战，面临着敌军这样的强大优势，要想在野外一决雌雄是根本不可能的。穆罕默德不得不据守在麦地那城内，特别是因为只有在守城的时候全体居民才都有从军的义务。麦地那城三面都有房屋毗连，掩蔽得很好，只是城北一面敞开没有屏障。据说穆罕默德听从了一个前波斯奴隶赛勒曼的献策，就在城北掘了一条宽阔的壕沟，以防御敌人骑兵进攻。这种防御的办法在阿拉伯是前所未闻的，当时曾经引起极大的轰动，因此这一战役就称为壕沟之战。事实证明，这种壕沟完全达到了穆罕默德的目的。敌人把穆罕默德包围起来了，但是由于当时田野上还是荒芜不毛，补给工作困难，因此他们不久就不想再包围下去。后来由于和住在城边的犹太族古赖宰人谈判，古赖宰人犹豫不决，得不到要领，而围攻的人们又看到他们最宝贵的财産马匹因为不耐天气严酷而成群地死去，他们很快就决定撤退了。就在当天，穆罕默德就向古赖宰人进攻，因为古赖宰人对于两方面采取了暧昧的态度。在包围了两个星期以后，古赖宰人被迫投降。穆罕默德把男人(六百人)杀死，把女人和儿童出卖为奴，以示警戒。

在627年的时候，穆罕默德又进行了几次征伐，攻打几个贝都印部族，有一次他竟远达麦加附近。这几次远征都相当安全，使他能够随军携带两个妻子同行。他所宠幸的妻子阿绮莎是艾卜·伯克尔的女儿，当时年仅十四岁，有一天晚上因为外出寻觅一只遗失的项链而迷路，未能返回军营，直到第二天才由一个她过去曾经一度相识的青年陪同回营。这样一来就使她蒙受不贞之嫌，穆罕默德因此就把她送回她父母的家里。但是在一个月以后真主在给穆罕默德的一次啓示里证实了她的纯洁无辜，同时并说任何对于已婚妇女的控告如无四个证人的证实就应视为毁谤而处以鞭打一百下的笞刑。穆罕默德的女婿阿里是阿绮莎的一个对头，他主张要穆罕默德和阿绮莎离婚。后来在阿里作哈里发期间阿绮莎和他作对的那种仇恨之心无疑是在这个时候种下的根。然而这次出走寻找项链一事并没有像人们可能想像的那样在伊斯兰教妇女社会地位上发生任何影响。已婚妇女佩带面纱是阿拉伯的一种古老风俗，而且穆罕默德曾经因为其他原因就主张过这样作。在伊斯兰拉以前以及直到伍麦叶王朝，面纱并不妨碍妇女在公衆之中有充分的行动自由，她们有时还发生相当大的影响。只是到阿拔斯王朝仿效信奉基督教的拜占廷人的办法设置了闺房之后，东方妇女的地位才终于降低了。

自从穆罕默德在麦地那承认卡巴天房的神圣时起，他就把占有卡巴天房看作是自己的最终政治目标。当然，最初他只作过一次尝试，曾经和他的信徒们一起参加过627年的小朝觐(“欧木赖”)。尽管他的贝都印盟友们不肯陪他同去，使他失望，但是他还是穿着朝觐的服装出发，率领着一千五百人到麦加去，所带的一把宝剑就是他们的唯一兵器了。等他走到距离麦加不到十英里的地方时，听说麦加人和他们盟友们已经在北门前面布阵以待，并且还把他们的骑兵派到通往麦地那的公路上去了。因此穆罕默德就改变了方向往西，绕过了骑兵前哨，又从一些偏僻的小路上绕道来到圣区边上的侯德比叶。他在那里安营扎寨，开始和麦加人谈判。他派遣他的女婿乌斯曼进城。乌斯曼是一个伍麦叶族人，有很大势力，他去了三天不见回来，这时候传出了一阵谣言说他已经遭人杀害。尽管穆罕默德并无作战准备，他却不能对于这种破坏部族之间规矩的行为不加报复。他把信徒们集合起来，站在一棵大树底下，再一次激励他们保证效忠。参加过这次“悦神宣誓礼”的人们后来被人看作是一种崇高的荣誉头衔。不过当时的谣传纯粹是一种无稽之谈，麦加人表现得十分愿意达成和约。他们派遣了一个调解人到穆罕默德的营地去，同穆罕默德订了一个为期十年的休战协定。穆罕默德同意放弃他这次的目标返回麦地那；作为交换条件，麦加人每年要有三天撤出城外好让穆罕默德和他的信徒们能够丝毫不受干扰地前来朝觐。穆罕默德答应把在休战期间违反监护人的意志投到他那里的古莱氏青年送回，而背叛穆罕默德的人们则可以留居麦加，他人不得过问。穆罕默德的追随者们本来就因为穆罕默德在条约里没有坚持自称为真主的使徒而感觉不快，这一让步使他们更加气愤。但是后来的情况证明还是穆罕默德作得对。根据这一条约，穆罕默德当然就把受左拉族保护的一个人移交给他们；但是在去往麦加途中，这个人把护送他的两个人杀死了一个，自己逃往海边。有很多从麦加逃出来和他的处境相同的难民不久就集合到那里，在他的领导之下，袭击过路的麦加商队。麦加人这时只好出头要求穆罕默德把这一节招灾惹祸的条文删去，负责约束这些拦路的强盗们。

628年5月，为了挽回他在侯德比叶这次明显的失败，穆罕默德率领信徒们到哈巴尔去进攻富有的犹太人聚居地。犹太人向盖特方部族搬兵，借得四千多名贝都印人前来保护他们，但是当他们自己不出城和穆罕默德对阵作战反而闭守在要塞里面的时候，他们的盟友们也就因此罢兵而归。穆斯林因为没有携带攻城的武器，所以他们最初的努力都未得成功。最后因为有犹太人背叛使得他们能够突破了一个地方。他们把在那里所能够搜罗到的武器都拿起来去攻打其余的要塞，这时，犹太人也就请降了。穆罕默德准许他们可以带着妇女儿童自由迁移，不过却必须抛弃一切家当。但是让信徒们住在这个远离麦地那的地方会削弱这个新形成的集团的力量，这在当时说来似乎并不是一个妥当的办法，因此穆罕默德就在犹太人答应缴纳农作物的半数的条件下准许他们保有土地。在法达克，瓦迪库拉和塔伊马聚居的那些犹太人不久之后也根据同样的条件请降，有的是自动请降，有的则经过短期挣扎之后而投降。不过穆罕默德把法达克划为个人的私産。

根据条约，穆罕默德在下一次朝觐节的时候能够进入麦加城。虽然多神教徒们已经退到城外，可是以穆罕默德的叔父阿巴斯为首的亲族们却都留在城里。这次朝觐给人们的印象非常深刻，甚至连反对穆罕默德的人们也受到了影响，因此有几个领袖人物如伍侯德之役的胜利者，后来称为“伊斯兰教的宝剑”的哈立德·伊本·韦立德以及后来出任第一任埃及总督的伍麦叶族的阿慕尔·伊本·阿绥都在629年投奔到麦地那去皈依了伊斯兰教。

阿拉伯的这一新兴势力已经引起了毗邻的拜占庭各省总督的注意。埃及这时还是刚刚从波斯人的手里夺取过来的，波斯人曾经在希拉克略皇帝统治时期征服了埃及。拜占庭新任埃及总督居鲁土(亚历山大港的阿拉伯人称他为穆高基斯，把骂这位大主教的话误以为是他的头衔；他在穆斯林征服时期也执掌政治权力)对于穆罕默德的爱好一定了解得很清楚，他献给穆罕默德一些礼物，其中有两名奴隶美女，穆罕默德把其中之一转赠给他的宫廷诗人哈桑·伊本·萨比特，这位诗人的任务就是歌颂穆斯林们的丰功伟业。另一美女马里亚则由穆罕默德自己收留为妾，她后来为他生了一子，穆罕默德的正式妻子，除了赫底澈之外，其余的人都没生过子女。穆罕默德就用这位教长的名字给他这个儿子取名为易卜拉欣，以纪念这位人主教的情谊。但是这个儿子不满周岁就死掉了，死的日期是632年1月27日。

穆斯林同在叙利亚的拜占庭人的关系却不是那麽相安无事．由于穆罕默德的势力也发展到阿拉伯北部的贝都印人那里去，他不久就和拜占庭的边疆岗哨发生了接触。在629年，他派往外约且的博斯特拉要塞长官那里送信的使者被截获处死。为了报复此仇，穆罕默德派遣他的养子宰德·哈列赛率领三千人马在9月间进军北上。加珊的边防军出动迎击穆斯林，在距离麦地那只不过几英里的地方双方发生了战事，经过一番厮杀之后，穆斯林获胜。他们乘胜向前推进，一直远达死海南端附近的木达。在木达他们遇到一支新集合起来的拜占廷军队。这支由贵族塞奥道鲁斯率领的军队拥有绝对优势，不拘穆斯林们如何英勇也难以与敌。在穆罕默德亲自任命的几个领袖宰德及其两个继任人都战死之后，哈立德好不容易地才把这支实力大为削弱的队伍撤回麦地那去。为了冲淡这次失利所造成的不良影响，穆罕默德接着不久就派遣阿慕尔·伊本·阿绥出兵攻打北部沙漠上的贝都印人，阿墓尔·伊本·阿绥的强有力的手段使得大多数贝都印部族在当年都接受了伊斯兰教。

住在麦加的古莱氏人早巳放弃再去战败穆罕默德的念头，他们现在只是一心一意地想维持在侯德比叶订立的休战协约，不再给他们的贸易招引新的危险，无论怎麽样，他们的贸易吃苦头已经吃得够多了。与此相反，穆罕默德则是在那里等着找个藉口就和他们把旧账一笔算清。有一次，改奉伊斯兰教的一个贝都印部族和几个古莱氏人之间发生了争吵，据说麦加城里有几个人曾经参与其事，这就造成了一种藉口，说是和约遭受破坏了。

630年初，伊斯兰纪元8年9月，穆罕默德召集了大批麦地那人和贝都印人，为数计有一万之衆，去攻打他的故乡麦加。当他行至中途的时候，有些麦加人，包括穆罕默德的叔父阿拔斯在内，出城投奔到他那里去，城里只有很小的一部分人仍然企图认真抵抗。等到穆罕默德在麦加西北马尔查哈兰扎营之后，连一度是反对派中心人物的艾卜·素福彦也出来归顺入教。穆罕默德答应保护艾卜·素福彦的全家以及所有投往他家里避难的人们绝对安全，于是艾卜·素福彦又回到麦加城去。他回去之后劝告人们不要反对穆罕默德进城，城里的人都乐于听从他的劝告，只有一小伙死硬派坚持准备应战。穆罕默德吩咐他的队伍分作左右两路同时向麦加进军。只有在南门，哈立德遭受稍许抵抗，南门是由主战派据守的，他们可能是希望从那里杀开一条出路投奔也门。麦加就是这样未经认真一战就屈服于八年之前它迫使亡命他乡的这个伟大的儿子之前了。

等穆罕默德到达卡巴天房的时候，他骑着马绕行圣地七周，每次部以杖轻触黑石。由于他的这种作法，所以这种偶像教的礼仪也就吸收到他的宗教里。他吩咐把庙中的偶像捣毁，并限令把私人家里还留有的偶像都要交出来，尽管他明知城里的居民不会立即接受伊斯兰教。对于过去和他作过对的人们，他只把几个犯有特别严重罪行的人处死，在这些人里面，有两个曾经唱歌嘲弄过他的女歌手。他对于其余的人都非常宽大，因而引起麦地那人的猜忌，怕穆罕默德会在麦加住下去，虽然不久就证明这种担心是没有根据的。

穆罕默德在他的出生地欢度这次胜利的时光只有十四天。在这期间已经出现了对他越来越大的威胁了。在麦加南面一点的塔伊夫城里的赛基夫人已经和遍布内志各地的一个与之有亲族关系的海瓦精部族联合起来，组成了一支有三万人的联军——这在阿拉伯当时的情况下实在是非常庞大的——在奥塔斯扎营。等穆罕默德出兵打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在胡奈恩向穆罕默德进攻。给穆罕默德打头阵的贝都印人最初被他们杀的七零八落，但是穆罕默德的麦地那人精锐部队却顽强不屈地沈着应战，敌人联军数量上的优势休想动摇他们分毫。不过大部分的海瓦精人却终于还是逃回了塔伊夫城去，这是因为穆罕默德手下的贝都印人不合时宜地在这个时候想起了同对方的血缘关系，因而追击得非常迟缓。但是敌营里大量．的战利品却都落在穆罕默德的手中，这些战利品后来使得穆罕默德能够用一些“打动人心”的礼物以坚定新入教的同乡们的信仰。

在攻打塔伊夫城的时候，穆罕默德的计划进行得却不是那麽顺利。穆罕默德怕耽误时间，没等分取战利品就从胡奈恩战场一直进兵到塔伊夫城下。但是赛基夫人顽强抵抗，他那些原始的攻城工具不断地被火烧毁，他竟不能取胜。直到围攻了三个星期之后，穆罕默德才放弃了这长时间无效的企图，回到他们在战场附近一个堆放战利品的营房里那里去了。有些原先逃往塔伊夫去的贝都印人这时也集合到那里，来认亲族，并取回作为报酬他们的转变而发还的财物。因此，穆罕默德就能够放心地走开，听任那些偶像教徒们关在塔伊夫城里，由他们原先的盟友们去对付他们了。

在穆罕默德回到麦地那以后的两年期间，几乎所有的贝都印部族都派遣代表团到麦地那去自动归顺。这时穆罕默德只是偶尔在他的宗教使者或者收税人员遭受攻击时才不得不兴兵讨伐以示报复。到630年，塔伊夫也求降了，这是贝都印人经常在塔伊夫城下巡逻使得赛基夫人陷入几乎一贫如洗的境地的结果。请降的使节们乞求暂缓取消他们的女神阿拉特，但是没有什麽效果。穆罕默德是毫不容情的。他责令穆吉拉·舒巴去把这个城市女神的偶像毁掉。穆基赖·舒耳白是一个先前就来到麦地那的赛基夫人，这个人我们以后可以看出来是一个寡廉鲜耻的野心家。从宗教上来说，偶像教此后就不再和穆罕默德相对抗了。阿拉伯人是一个部族一个部族地归顺于穆罕默德的政治权威之下的。连阿拉伯北部有些基督教徒后来也没费多少事就放弃了他们的宗教。不过内志兰的南阿拉伯教会，过去在也门的一个犹太国王残暴迫害之下曾经坚持不渝，这时仍然坚定地信奉着基督教。穆罕默德用尽了全副本领劝说亲自到麦地那来当面进行谈判的纳季兰教会主教艾卜·哈里斯和国君阿卜杜·马西；但是这两个人都丝毫不为所动。因此穆罕默德只好答应订立一个条约，要他们缴纳一大批贡品，准许他们信教自由。

这时穆罕默德在广大的阿拉伯半岛各地势力非常稳固，这表现在当时最重要的诗人都对于他的权力予以承认。在偶像教时代，诗人不仅被认为是各部族之光，并且还通过他们的生花之笔在政治上发生重大的影响。那时最著名的两个诗人，莱比德和阿沙，都接受了伊斯兰教。莱比德在年轻的时候就已经以基拉卜部族的发言人而闻名了。基拉卜部族是海瓦精的一个组成部分。莱比德参加了这个部族的代表团，在631年到麦地那去进行关于参加新的政治单位问题的谈判，他就在这时信奉了伊斯兰教。莱比德的诗长期以来就含有宗教气味，从这时起这种气味却越来越浓厚，竞成为伊斯兰宗教诗的楷模了。阿沙则是一个行吟诗人，曾遍游阿拉伯各地为统治者服务。他作了一首伟大的颂辞，歌颂穆罕默德，不过就这首颂辞现存的稿本来看，其真实性还有商讨的余地。穆罕默德在内心里对于他们的诗并不特别怀有好感，因为诗只是古代偶像教徒生活方式里的最美丽的花朵之一。不错，穆罕默德自己也供养一个宫廷诗人，就是前面所说的哈桑·撒比特，其目的是为了用贝都印人自己的体裁来回答他们的雄辩家们，不过如果他们之中有人敢于滥用技巧攻击到伊斯兰教头上的话，穆罕默德则对他们毫彳；容情。在这个时期，穆泽纳部族里出了一个卡卜，他的父亲左赫尔址仙像教时代大诗人之一。卡卜继承了他父亲的学问，他看到这一个新的宗教有着不胜其烦的要求而又是那样地深入到人们生活之中，因此对于这个宗软的传布心中极有反感。使他越发难以忍受的是这时他又逢上了自己的亲兄弟布杰尔改本厂这种宗教，于是他就用极端轻蔑的诗句吐泄出他的满腹憎恶。穆罕默德对于这种情况决不肯轻易放过不加惩处。他宣布卡卜不受法律保护，因此卡卜的性命也就处在危险之中，一直到后来他得到了穆罕默德的赦免为止。赦免之后，卡卜就使出他的全副艺术本领来歌功颂德，赞扬这位阿拉伯世界的新统治者。他平安无事地去到麦地那，并且竟设法得到许可去到穆罕默德的面前表演他的才能，他的诗句虽然完全用的是古诗的格调并且又丝毫不带宗教气味，但是却把穆罕默德深深地感动了，甚至使他把自己披的外衣投掷给卡卜作为赠礼；在古代阿拉伯，如同在中世纪时代的法国一样，时常把外套当作给诗人和歌手的报酬。卡卜对于这一礼物非常重视，甚至后来当穆阿威叶哈里发要给他一万个迪尔汗买他这件衣服时，卡卜还不肯割爱。一直等到他死后这位君主才把这件人人敬重的衣服从他的后人那里弄到手中。此后，这件衣服就当作一件最宝贵的财産保存在大教主的宝库之中。保存的地点起先是大马士革，后来在巴格达，一直到1258年蒙古人征服巴格达时被大火焚毁为止。

穆罕默德后来自己亲自参加征战只有一次。他的军队在木达之役败于拜占庭人之手，此仇一直未报。在630年盛暑之际，穆罕默德召集了他的信徒们出征拜占庭人。他究竟因为什麽要在这样一个时候出征，原因还不清楚，他可能认为有必要再给麦地那人一些事情作，麦地那人在分配胡奈恩战利品之后一直心怀不平。不过他可能是想要征服残余的信奉基督教的阿拉伯人，这些人是受拜占庭支援的。穆罕默德率领着三万人北上，但是只行军到靠近拜占庭边界的一个有农田和棕榈园的特布克绿洲。穆罕默德由于年老体衰，到了这个地方之后就停止前进，他可能已经自知所定计划是无法实现的。他接受了位于红海东海湾东北端的亚拉(今名亚喀巴)信基督教的国君归顺的誓言，当地的基督教徒得到了他的允许，可以信教自由，但是作为交换条件，他们需要纳贡。

不久之后，偶像教就在阿拉伯失掉了最后的立足点。穆罕默德在占领麦加以后，最先曾经默不作声地听任人们按照旧日偶像教的方式庆祝朝觐节。在630年，他派遣艾卜·伯克尔率衆从麦地那到麦加朝觐，他不愿亲自前往大概是为了不承认那里流行的种种偶像教的仪式。但是在朝觐结束的时候，穆罕默德的女婿阿里奉穆罕默德之命在米纳宣读了一条命令，这条命令现在还保留在《古兰经》第9章开始的那一部分里。在这条命令里，穆罕默德最后和偶像崇拜者决裂：此后外教人都一律不得在圣地里朝觐了；穆罕默德和外教人缔结过的条约，如果外教人严格遵守，仍然有效，一直到双方共同约定的限期届满为止，不过没有这一类条约可资依据的人们则只能在接受伊斯兰教或者战死二者之间任择其一。偶像教徒们在禁月结束以前，可以平安无事地回家，过了禁月之后，在任何地方一经发现，他们就要遭受攻击。这种和他们一刀两断的作法是有效果的；在阿拉伯半岛，只有在少数的情况下穆斯林们才非采用武力不可。

到伊斯兰纪元10年年底，耶稣纪元632年春的时候，穆罕默德可以认为他在阿拉伯半岛已完成他的使命了。为了表明这一点起见，他隆重地进行了一次麦加朝觐；他携带了他所有的妻子和一大群信徒们前往，这次朝觐照他平生的传说称为("辞朝”)。他在这些日子里的一举一动无不精确入微地传留后世；直到今天穆斯林们还认为这次例觐是正确执行宗教礼仪的典范。在第二或第三天的时候，据说穆罕默德曾经作过一次演说，在这次演说里，他特别规定了一种十二个月的太阴历法，并且把伊斯兰教的一些基本的功课教给信徒们。

在穆罕默德这次朝觐归来之后，各种各样危险的消息开始传到麦地那来。在阿拉伯半岛中部，哈尼法部族酋长穆赛里麦已经举事，他写了一封很无礼的信，要求穆罕默德承认他有同等的权力。在遥远的东方，艾塞德部族也发生了一次情况可疑的骚乱。尽管这样，穆罕默德还是决定再进行一次出征拜占庭人的战役。在632年3月，他委派在木达阵亡的宰德之子吴萨麦统率这支队伍去攻打基督教徒。在备战的过程中，穆罕默德染病，可能是疟疾，这在麦地那说来是一种风土病。尽管他这时年纪最多不过六十岁，可是由于过去多年艰苦生活以及在后房中享乐过度，他的体力已经大为亏损。他不久就只好放弃他在每一个妻子房里轮流过夜的惯例，而长期地在他锺爱的妻子阿绮莎那里住下去。有些信徒们对于选定年轻的女人一事在背地里发怨言，穆罕默德在劝诫他们听从命令之后，不能不放弃领导日常的祈祷。他把这一领导祈祷的任务交给他的老朋友也是他的岳父艾卜·伯克尔。他的体力愈来愈衰退了，而且当神志清醒的时候也还时常说起呓语来。住7月7日星期天，穆罕默德想要口授他的最后遗嘱，这时欧麦尔已经觉得最好拒绝他这一最后要求，以免会有什麽考虑不当的命令危及信徒们的事业。第二天晚上他的烧有点减退，到早晨的时候，病况似乎好了一些。这时信徒们已经集合起来进行祈祷，穆罕默德从阿绮莎的房门里走了出来，想和他那些忠实的信徒们再见一面。但是没等回到病榻之前，他又开始发起烧来。死前的那种苦痛现象发生了。傍午时分，阿绮莎觉得穆罕默德的手握在她手里已经变得一丝气力都没有了。又听他低声呼叫了一下：“真主宥我，怜我，带我到至上之天”，接着穆罕默德就死了。

谢选骏指出：人说“石造天房里有一个月神胡巴勒的神像，此外，阿拉特、欧扎和马纳特三女神也在那里受人参拜。”我看这就是伊斯兰教的真正底蕴。

人说——穆罕默德出生卑微，长大之后又给寡妇干活，实际接近做性奴（现在的人叫做“鸭子”）；他的“希吉拉”并非逃亡，而是迁徒，一次从过去难以维持的局面转变为一个新的生活的开始的迁徒。——我看这给后来无孔不入的世界帝国奠定了基础，包括后房制度和不讲门第。

人说“他接受了位于红海东海湾东北端的亚拉(今名亚喀巴)信基督教的国君归顺的誓言，当地的基督教徒得到了他的允许，可以信教自由，但是作为交换条件，他们需要纳贡。”——我看伊斯兰教的积极意义，就在于鞭笞基督徒，免得他们被权力和错误的教义所腐蚀。

【第三章  穆罕默德和他的教义】

穆罕默德是一个热心的宗教家，他自信是上帝派遣给麦加他本族人的一个先知和“警告者”。他到麦地那之后发展成为一个政治集团的领袖，成为一个天才政治家，任何人都不能转移他要统治阿拉伯半岛的这一最后目标；一时的挫折，如订立侯德比叶之约，也不能阻挠他的意志。他在麦地那的一些政治上的命令也是用《古兰经》的形式发布的，并且说是由于神的灵感而来。但是为了适应内容，形式上就不能不加以变动，只有在押韵这一点上(韵时常押的并不好)还像是一种啓示体的样子。

穆罕默德的宗教当然不能只根据《古兰经》来加以判断。真正说来，他并没有一套体系。观察的锐敏和思想的一贯也决不是他的擅长。他的思想出于他自己的，只是极小极小的一部分，大部分都是从犹太教和基督教而米，他则巧妙地使之适应于他的族人的宗教上的需要。他在这样作的时候就把犹太教和基督教提高到直觉信仰和精神感应的水平。

首先，穆罕默德的上帝是造物主。从巴比伦时代起，闪族人就把上帝看成是一个任性的，反复无常的，残酷而专断的发号施令者。上帝的意志是和东方专制君主的意志一样变化无常，因此也就难以捉摸。真主作出天命并不是因为天命是神圣而公正才作出的，而是因为他高兴这样作，因此他可以在他认为适当的时候就把天命加以改变或者随时予以撤销。不过穆罕默德的上帝却也是仁慈而富有同情心的。上帝的仁慈是这位先知亲身感受到的；他知道上帝无意把宗教义务和功课规定得使信徒们增添不必要的困难。因为他了解信徒们的弱点(《古兰经》第4章32节)。但是，在这一方面说来他却并不是前后一致的。有时候穆罕默德让真主为世世代代规定下来人类之中那些人可以因信仰而蒙受天恩，那些人因不信仰而必须受煎熬，那些人则应遭受天谴，万劫不复；有时候他又不想取消人类自由意志。无怪乎后来在探讨教义时恰恰就在这一点上发生了最激烈的冲突。终于，万事皆属前定的说法占了上风，因之也就出现了宿命论，一直成为穆斯林宇宙观的最基本要素之一。

此外，抽象的一神教观念只是逐步形成的，这种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使人改奉伊斯兰教的那种力量的基础。如前所述，穆罕默德最初有意承认几个主要的麦加女神是在真主面前的求情人。在关于上帝的观念加强的过程中也随而发展出一种笼统的神人同形同性论。这种论点后来也在教义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对于《古兰经》的一切有关章节都严格地按照字义解释的正统派取得了胜利，这显然是符合这个宗教创始人本人的精神的。

伊斯兰教的第二个基本教条是：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住徒。穆罕默德曾经采用了《旧约》里关于亚当堕落的道理，他说为守警告人类不要犯罪，特别是不要崇拜偶像，真主曾经在一定时候为每一个民族都派遣先知，并且通过天使迦伯利把真主的意旨啓示给这些先知们。这些啓示(当然不是没有篡改的)在犹太人和基督徒的圣经里都有。耶稣(伊萨)是倒数第二个先知；和以前几个先知一样，耶稣也预言过穆罕默德的降世，不过穆罕默德是最后的一个先知。穆罕默德主要是派给阿拉伯人的，但是他的宗教伊斯兰则是要在全世界范围内把犹太人和基督徒所篡改过的亚伯拉罕教义恢复纯洁。穆罕默德究竟是否自己觉得应当从事这样一种全世界范围的使命，以及他从什麽时候开始有这样的认识，这当然没有可靠的材料来加以确定。上帝降示给穆罕默德的话就是“古兰”，起先“古兰”只用作称呼每一个啓示，只是到后来才把“古兰”(意为“朗读”)这个字眼用来称呼全部的啓示。《古兰经》之外还补充有穆罕默德的“逊奈”，作为穆斯林的生活准则和楷模。“逊奈”是由穆罕默德的同伴们传到后世的关于穆罕默德的言行事迹。

但是关于这方面的传说大部分都是到伊斯兰教传布了两个世纪以后才出现的，因此在引用这种材料来说明穆罕默德本人的教义时必须要十分小心。

穆罕默德在麦加时期的宗教观念最初都是以来世论为中心。他对于来世论的观念，其来源可以追溯到犹太人，因此也就可以间接地追溯到波斯人及古代巴比伦人。最初他认为最后审判的时刻即将来临，后来他不得不把这个日期不断推迟，因为关于最后审判在什麽时刻来临，真主并没有对别人透露过。穆罕默德认为会发生巨响轰鸣以宣告最后审判日的来临；后来他又说到有号角吹鸣或者有天使呼唤，信号一发，大地马上就开始震动，山岳像海市蜃楼一样摇撼，或者像云海一样翻滚，最后化为灰尘，海洋则奔腾登岸，太阳自行旋转，月亮黯然无光，崩裂为二，星辰也猛然堕地，这时天空开裂，在人类面前呈现出一个未来世界。

（谢选骏指出：看来这是从某处抄袭的。）

据早期的《古兰经》章节里的描叙，到最后审判的时候，神册打开了，这里面纪载着人类的一切所作所为，审判就据此进行。每人都发给一张行为清单，由本人自己高声朗读。如果这张单子放在他右手里，里面也就附有给他的奖赏；单子如果放在他左手里，接到的人都知道自己要被罚入地狱。得福的人站在真主的右面，遭天罚的人站在左边；站在最靠近真主宝座的地方是三簇最虔诚的人。后来穆罕默德把这种审判程式描写得愈来愈有声有色，生动逼真。上帝把人们的行为在天秤上衡量一下，遭天罚的人竭力为自己伸辩，而和他们同时代的先知则出来证明他们有罪。审判之后马上就行赏或者处罚。正真的人被送到伊甸乐园即天堂里去。穆罕默德是一个在山谷的炎热气候中长大的阿拉伯城里人，在他的想像中天堂是在一个凉爽的山顶上。那里有泉水不断往外涌山，泉水周围放着一些安乐椅，铺着五光十色的地毯。得福的人们就在这种地方逍遥自在地漫步，他们容光焕发，满面春风，穿着绿缎子衣服，扣着银扣环，喝着甘美的泉水或者饮着美酒，泉水里面对著名贵的香料；美酒装在用麝香封藏的坛子里。在这块空旷的广场四周，绿树成荫，上面结着各种水果和葡萄，饿的时候可以摘下来食用。此外，他们还有一些眼珠乌黑的处女(“胡尔”)作伴，真主赐她们青春常驻，长生不老。可以看出，在天堂上的这种种乐事都只投合男人之所好。关于妇女，穆罕默德也给她们提供了进入这个乐园的前景，允许她们可以免除仇恨嫉妒之苦，可以有谈经说道之乐，和真主打招呼之乐。

得福的人上天堂，而受罚的人则进入到处都燃烧着烈火的“贾汗纳姆”地狱。除了高热的折磨外，穆罕默德还另外用种种其他恐怖方法来吓唬邪恶的人。不过和犹太教以及基督教所想的地狱里的情况不同，穆罕默德对于惩罚并没有一套现成的办法。在天堂里有甘泉，在地狱里则有一口冒着热气的，恶息扑鼻的盐井，口渴的人喝这个井里的水五脏六腑都痛苦不堪。他们没有水果可吃，吃的是发恶臭的植物，吃了之后，饥饿的痛苦并不稍减。后来穆罕默德称这种树为“扎库姆”，它“生于火狱之底，所结之物，望之似果实而实为恶魔之头”(《古兰经》第37章62、63节)。在另一些地方穆罕默德按照传说中的样子把地狱描写成为一个刑房，里面备有枷锁铐镣，由一个头目指挥十九个狱卒使用这些刑具。除了肉体上的种种痛苦之外，还有精神上的折磨，自己责备自己，诅咒自己，祈求超度而不可得。地狱里的惩罚和天堂上的乐事同样地是永无休止的。犹太人希望以色列后代中有罪的人只受一种暂时的惩罚，穆罕默德在麦地那的时候就曾经极其严厉地加以反对这种想法。

《古兰经》里关于信徒们所应作的功课和信徒们的信仰并无内在的联系，而是和后期的犹太教一样带有一种外在的清规戒律的性质。纯粹仪式方面的规定(例如祈祷之前必须先沐浴)同有高尚道德意义的戒律(例如关于必须诚实的戒律)是完全同等看待的。沐浴事实上是信徒们的首要功课，在无水之处可以用沙浴。第二件功课是祈祷。祈祷时有一套完全固定下来的惯用语句和《古些经》文，在念诵祈祷词句的时候，身体也随著作出同样固定地按照一定规律变换的姿势。这种祈祷用语和礼拜的姿势总称为“拉卡”，每次祈祷的时候至少要把“拉卡”重复两次。穆罕默德和他的信徒们在麦加的时候每日祈祷两次，在麦地那的时候则仿照犹太人的办法每天祈祷三次，后来的仪式则在波斯人的影响下规定每日必须有五次祈祷的时间：黎明之前、正午，午后直到日落之前、黄昏、夜间。祈祷的时辰则由一个宣礼员“穆安津”站在寺院塔上高呼通知。阿拉伯人只是在他们所征服的地方才知道有塔(宜礼楼，由“马纳拉”——灯塔——一词而来)。其建筑形式是阿拉伯人由他们所征服的地方学来的。在地中海国家里则仿照灯塔的形式修建，在叙利亚则仿照守望塔或教会锺塔，在波斯和印度仿照信号塔和神柱。这种尖塔最初是在小亚细亚同清真寺紧紧地盖在一起，特别是在奥斯曼帝国时期。每星期五正午祈祷的时候则举行聚礼。举行聚礼的时候有讲道，称为“虎土白”(说教)，由领导祈祷的人登坛主讲，后来则改由正式担任讲道职务的人主讲。讲道始以默祷，然后表白信仰，为穆罕默德及其家族祈祷，为最先皈依伊斯兰教而有特殊功勋的以及所有一般的信徒们祈祷，为穆斯林武功的胜利祈祷，后来也为在位的国君，特别是信徒们通过这种祈祷予以承认的国君而祈祷。清真寺里的讲坛称为敏拜尔，这只不过是由国君的座位演进而来的，根据古代东方的榜样，穆罕默德遇有隆重大典的时候通常也登上这个座位，这种作法首先由各省总督沿袭下来，总督们在一些通都要邑都亲身主持星期五的聚礼；一直等到伊斯兰教纪元第二世纪时登坛讲道的惯例才普遍流行起来。穆罕默德禁止让信徒们在星期五从事劳动，这是与犹太人的做法有所不同，前文已经有所叙述。

第三件主要的功课是斋戒，在阴历9月整个月份里每天从破晓到日落不饮不食，并戒除其他一切享乐之事，如不嗅芬芳气味等。由于按照太阴计月，斋月可以落在任何一季，因此守斋戒功一小．特别是在热带国家里，对于信徒们来说时常意味着是一种很大的牺牲。

9月27日前夜被认为是特别神圣，称为“高贵的夜间”（“决心之夜”)，穆罕默德就是在这个晚上奉到第96章啓示拜受上市之命的。只有生病的人，在旅途中的人，行军的士兵可以不必守斋，但是必须依照缺斋的日数补足。

第四件功课是到麦加朝觐：要求每一个信徒一生至少要朝觐一次，只有因贫，因病，或者因身为奴仆才可以免除朝觐的义务。朝觐的人到达圣区边界的时候，就要换上朝觐的服装，这种衣服事实上是两段布，材料不拘，一段裹在肩上，一段围在腰部。此外只许再穿一双凉鞋，头必须光着，即使在最热的夏季也是如此。这种服装在世界文明史上出现过一个阶段，但早已消逝，却作为一种宗教仪式而在这里留传下来，其他宗教里也有这种情况。

进入麦加之后，朝觐的人首先朝拜卡巴天房。卡巴天房是一个不甚规则的立方形建筑物，约长四十英尺，宽三十英尺，高三十五至四十英尺，叫面都用布覆盖着。四周是一个约二百步长一百五十步宽的空场，卡巴处在差不多当中的地方：空场上今天能够看到的只是几座附属小建筑物，空场的周围有两排圆柱。在穆罕默德回到麦加之前，卡巴里面有一些偶像，现在可能只有些大烛台和笤第了。卡巴的四角大体朝着罗盘的四个方面。在东面离地五英尺高的墙角上面嵌着那块著名的黑石，呈椭圆形，直径约长十一英寸。黑石现在碎成一些小石块，有三块比较大些，因此现在就用一条银带束在一起。这块石头可能是在麦加崇拜物神偶像时期最古的一个物神，和时常见到的闪族人的其他圣石一样。穆罕默德在朝参仪式中因袭惯例吻了黑石，并未给这种仪式留下更明确的根据。在伊斯兰教初期，对于礼拜石头一事，反对者颇不乏人，他们清楚地意识到这是物神崇拜的作法。靠近卡巴的地方有渗渗泉，根据传说，北部阿拉伯人的始祖易司马仪和他的母亲哈哲尔当初渴得要死，因为饮了这里的泉水而得救。信徒们在按照规定绕行卡巴天房之后就必恭必敬地临泉饮水。然后要在赛法与麦尔维之间奔跑。赛法和麦尔维是两座小山的名字，这两座山今天看起来只是稍稍突出地面的两个上墩而已。赛法在圣寺东南约五十步之遥，山上有三个小的无顶拱门可资识别，拱门之下各有石阶可登。麦尔维则在还须要再走约六百英尺之远的地方，山上有一个教坛，也有台阶可登。两山之间的这一段距离必须用快步往返奔跑七次，因此跑完时就停在麦尔维。这样就算完成了小朝(“欧木赖”)的仪式。在阴历七月举行的这种朝拜卡巴仪式显然早在穆罕默德之前就和朝月 (一年最后的一个月)称为“哈只”的朝觐合并举行了，原先在12月朝觐只是到阿拉法特山去参拜而已。

在阴历12月8日这个每年一度的隆重的朝觐时节，朝觐的人先在卡巴天房绕行之后就途经米纳山(如果可能的话，前一天夜里就应当在米纳过夜)去往阿拉法特山脚下的一个宽阔的平原。阿拉法特是一座花岗岩山，高约二百英尺，在麦加之东，骆驼约行四小时可达。根据伊斯兰教传说，迦伯利就在这座山顶上头一次教给亚当祈祷。为了纪念这一件事情，朝觐的人在12月9日从正午一直到日落都停留在那里沈默凭吊。日暮之后，他们就回到阿拉法特及米纳两山之间的木兹德里法去过夜。第二天早晨，再去米纳山。在稍事休息之后，朝觐的人都集合到一个石堆之前，每人都必须往那上面投掷七块小石子。这种作法据说是为了纪念亚伯拉罕，当初亚伯拉罕就用这种方法在这里驱走了拦住他的去路的魔鬼。在这个地方再进行一次宰牲开戒，礼仪就算结束了。为了宰生开戒，贝都印人赶来大群大群的羊，每一个朝觐的人都面向麦加，宰一只羊，口中诵念：“奉至仁至慈之主名，真主伟大”。然后朝觐的人再脱掉他们朝圣服装，剃去头发——他们的头发在朝觐期间是不准用刀碰一碰的。然后他们就回到麦加，再绕行卡巴七次，奔跑于赛法和麦尔维两山之间，如果在到麦加亲吻卡巴之后没能马上就这样作的话。

12月11至13日这几天是在米纳山大吃大喝之中渡过的。在别的日子里斋戒永远是好事，可是在这几天里却严加禁止。朝觐的人剩下的一件唯一的功课就是每天往前面所说的那个石堆上投掷七块小石子，并且也往附近的两个类似的石堆上投掷。

这三天对于那些不参加朝觐的穆斯林来说，也是节日。这是上耳其人称为“古尔邦—贝拉姆”即开斋节(或“宰牲节”)的大节日，在这个节日里，每户都必须宰一只羊。

穆斯林的第五件功课是缴纳恤贫税。这种税制随着穆斯林社会的发展而逐渐变成一种国税，下文将予说明。施舍之所以成风不仅是由于虔诚的人要救助贫苦的人而且还因为这是一种疏散财物的办法，拥有财物就会把人束缚于此世，远离来世。

除了这五项被认为是不能违反的功课以外，穆斯林的全部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都布一套一套的规定加以限制，遵守这些规定也同样是奉教的人份内之事。本书只能简略地谈一些其中最重要的规定。

穆斯林在遇到异教徒的时候只能表示敌意，与异教徒作战是一种宗教上的义务。对于偶像崇拜者见到之后不由分说必须立即攻击，但是对于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则只是在对他们劝降三次还不接受伊斯兰教时再行攻击。在把他们战败之后，是男人就要杀掉，是妇女儿童则变卖为奴。在圣战中战死的任何人无疑地都要作为殉教者而升入天堂。此外还仿效穆罕默德的作法，准许和犹女教徒和基督教徒签订条约，后来对于祆教徒也把他们和这些“圣经的人”同等看待。但是订立了这种条约只能把进行圣战的义务推迟，并不能取消。

在日常生活中，饮食之事特别有所规定，这些规定在某种程度上是按照《旧约》而来的。一切动物不是经屠宰或在打猎时杀死的都被认为是不洁之物不能食用：被不洁之物，例如外教人摸过的血和肉不能吃，肉食的兽类以及狗，猫，猪则完全禁止食用。一切令人致酢的饮料也都在禁止之列；虽然《古兰经》里只说葡萄水果酒不能喝，但是后来的法学老师们却依此类推地把这一禁令引伸到禁饮任何一种含有酒精的饮料，尽管这种禁令不是总能够行得通的。除了饮酒之外，《古兰经》认为赌博也有罪。赌博，特别是用驼肉作彩，在古代阿拉伯极为流行，曾经使很多人倾家荡产。根据在很多民族里都有的一种迷信思想，禁止雕塑或绘画人物形象。这种禁令只是在传说中有所记叙，尽管在伊斯兰文明鼎盛时期时常不为人所遵守，但是整个说来妨碍了造型艺术的发展。

伊斯兰教关于婚姻的法律规定虽然终结了在古代阿拉伯流行的那种两性关系上毫无拘束的情况，但是并没有取消一夫多妻制；只不过是把妻子的数目限制到四个而已，而除了四个妻子之外，男人还可以从自己的奴婢中想办法。穆罕默德规定只有他自己的妻子数目可以不受限制。不过法律规定对于每一个妻子的赡养都必须合乎她的地位，因此广大的人民群衆仅仅由于经济上的原因也只能满足于一夫一妻制。离婚当然也是很容易的，但是这也只不过是使得按风俗规定而结合的男女能够离异的一种必要的补救办从而已，因为按照风俗差不多没有因相爱而结合的婚姻。穆斯林们既然每个人都可以在他的四个合法妻子之外再按照自己的意思愿意要几个就可以有几个奴婢作妾，因此那些富有的阶级对于家庭生活是否相安无事也就往往置诸不顾了。生出来的孩子的法律地位不是依照母亲的地位而决定，而只是根据父亲是否承认而决定，如果得到父亲的承认，奴婢所生的子女和妻子所生的子女享受同等的财産权利。虽然如此，在伊斯兰教传布的头几个世纪中，母系出身高贵也为人所重视，最低限度在阿拉伯贵族门第中是如此，只有在阿拔斯王朝时期出现了后房制度以后才发生了不讲门第的现象。

（谢选骏指出：后房制度和不讲门第。这是废垃社会的特点。）

穆罕默德并没有废除奴隶制度，正如以前的基督教会并没有碰古代经济的这个基础一样。不过穆罕默德却从很多方面缓和了奴隶制的残酷性。在任何情况之下，一个奴隶，不拘是在战时俘虏来的，或是化钱买来的，或是在自己家里出生的，在法律上都可以作为遗産传给后人或者转赠他人。奴隶主对于奴隶的人身及其劳动都有权自由支配，但是也有责任好好地对待奴隶。如果奴隶主要一个奴婢生儿育女，他就不得再让她离开家门，等他自己死了之后，她也就获得了自由。一般说来让一个奴隶恢复自由被认为是一件好事，奴隶本人如果能够依靠自己的努力凑足必需的资财也可以赎回自身的自由，虽然获得自由以后仍然需要以受保护者的身份同奴隶主保持一定的依附关系。

伊斯兰教的刑法一直保持在一种比较原始的水平上，只不过比古代偶像教的法律概念稍有进步而已。杀人者必须通过血族复仇而抵命。过失杀人则应赔偿遗族的损失。对于人身伤害，犯罪的人则必须按照“报复法”——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原则而赎罪，不过他也可以赔偿受害人的损失。偷窃则截掉右手以示惩罚，再犯则再截。通奸要责打一百鞭子，不过如果异教徒诱奸穆斯林妇女，则应将奸夫处以死刑。亵渎上帝、穆罕默德以及穆罕默德以前的先知的人皆处死，背叛伊斯兰教而坚持不改者也处以极刑。

谢选骏指出：显然，伊斯兰教是一个大杂烩，因此也就承受了各族历史上的一切污泥浊水——能够取得世俗胜利的那些宗教和哲学，往往包括了最为深刻的内在矛盾——因为若非如此，它们似乎就无法吸引到足够的信从者。而等到它们获得了足够的信从者，并且取得了世俗的胜利之后，这些内在矛盾就会膨胀了起来，并且成为进一步发展时必须面对的内在纷争的基础。

【第四章  最先的四个哈里发】

最初，穆罕默德之死似乎使他毕生的事业——阿拉伯半岛在宗教教上和政治上的统一——陷入危险之中。在麦地那城里，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引起了难以描叙的混乱，在当天一整天的时间里，没有人去过问他的尸体，一直到第二天才把尸首埋葬在阿绮莎的屋子里。原先由于穆罕默德的威望而抑压下去的一切政治欲望这时都骤然地燃烧起来。当时城里“怀疑者”的数目还是很大的。原来人居此地的辅士都巴不得要摆脱迁士的优越地位而重新独自当家作主。穆罕默德的族弟(也是他的女婿)阿里以穆罕默德近亲的身份要求继位作国家的元首。但是不拘阿里也好，辅士的领袖赛耳德·伊本·欧拜德也好，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和影响来实现他们的要求。因此穆罕默德的一些老伙伴们很快地就能够取得承认，让穆罕默德的岳父艾卜·伯克尔作继位人，即“哈里发”。艾卜·伯厄尔在以前曾经和欧麦尔和艾卜·欧拜德·伊本·哲拉哈一起在穆罕默德的政治方面发生过决定性的影响。这时辅士也别无选择的余地，只有承认这位新的统治者了。

但是不久在阿拉伯半岛各地就出现了一种背叛的风气。这种背叛之风根本就不是出于什麽宗教上的原因，人们只是单纯地想摆脱麦地那的穆斯林使人不得安宁的统治而已。统率着那些反叛者的先知们也像穆罕默德一样地假阿拉的名义，而不是用别的古代的神的名义。有些反叛的人声称，他们仍然要敬奉上帝，不过不想纳税而已。他们所怨愤不满的主要物件是穆罕默德在前几年派遣到很多部族里去教给他们新的习俗并且收税的那些宗教使者们。这些人作为麦地那政府的代理人对于一向自由和不受他人控制地生活在自己牧场上的各部族来说是既可厌而又可恨的。

穆罕默德在临死的前几天还忙于装备军队，一雪在木达败于拜占廷人之耻。虽然这时阿拉伯半岛各地骚动的不祥消息已经从四面八方传来，艾卜·伯克尔自认有责任执行穆罕默德这一临终时的计划。因此，伊斯兰的最精锐的战斗部队就由吴萨麦率领出发北上。不过他们究竟取得了哪些成就，甚至他们曾否跨过拜占廷边界，我们都无史料可考。总而言之，他们离开了麦地那有两个月之久。都城没有防护，这种情况首先就为住在附近的艾塞德和盖特方两个部族所乘，他们就近向麦地那进攻。但是艾卜·伯克尔却能够守住城池，一直守到军队回城才把指挥权移交给哈立德·伊本·瓦立德。这位久经考验的“真主的宝剑”在布萨克泉把这两个部族打得大败，使得他们马上屈服了。

在叶麻麦的哈尼法族叛乱却比较危险。当穆罕默德还在世的时候，那里就有一个名叫麦斯莱麦的人(穆斯林们都轻蔑地以其小名穆塞里麦相称)以先知的姿态出现，要求麦地那承认他有同等的权利。关于他的宗教思想在穆斯林的传说里传下来的自然只是一些片断。麦斯莱麦好像特别强调苦行主义：他主张把斋，禁酒，告诫信徒们要节欲，夫妻房事只能到生得一个男性后嗣为止。在他的说教里所表现出的基督教观念甚至比在穆罕默德的说教里所表现的还要多。他的说教是用一个部族人耕田时所用的语言表达出来的。他谈到了“黑羊白乳，磨粉烧饭之事，以及栖息在水田耕地之间的青蛙；不过也谈到了天堂乐土和将要来自天国的人。”尽管麦斯莱麦其貌不扬，但是他却使得信徒们怀有满腔热诚，甚至很多人在他此后多年还不肯放弃对他的信仰。

在半岛北部靠近波斯边境结帐而居的台米木部族中也发生了一个类似麦斯莱麦在哈尼法部族中间所进行的运动。这一运动是由一个名叫赛查哈的妇女煽动起来的。赛查哈的母系亲属是台格利卜人，住在美索不达米亚一带，普遍信仰基督教。当赛查哈还和什格利卜人住在一起钩时候，她就开始了她的活动。等听到穆罕默德逝世的消息以后，她就率领着相当多的一部分随从出发去到同族的台米木人那里去。台米木人是一种道地的贝都印游牧民族，文化水平比较低，他们特别把太阳当作神来崇拜。最初只有她的近亲汗扎拉人支援她，但是不久她就把整个部族都争取过来。据说后来她更往南下和麦斯莱麦结成联盟。但是这两个人却没能够把他们的信徒们团结在一起共同和麦地那人进行斗争。因此他们不久就又分道扬镳。接着赛查哈便回到了美索不达米亚，她的事业不久也就在那里宣告终结；据说她死的时候已经是一个穆斯林了。等哈立德·瓦立德来到台米木部族的土地上时，他所到之处几乎无不纷纷归顺。仍然效忠于赛查哈的只有马立克·努韦拉一个人而已。马立克是汗扎拉族的一个支族亚尔布族的族长，他曾经在穆罕默德死的时候立即背叛了麦地那。不过等哈立德把他连他的队伍都包围起来的时候，他也投降了。尽管是投降，哈立德还是把他和他的追随者们都杀死了，据传说这是因为哈立德垂涎马立克的美貌妻子的缘故。

在征服台米木人之后，哈立德又调动队伍去往叶麻麦攻打麦斯莱麦的支持者。在这个时候，支援麦斯莱麦的人已经打败了伊克里马率领的一支穆斯林军队。经过这次初步胜利之后，麦斯莱麦又向前推进，一直到达叶麻麦的北部边界。就在那里，在阿克拉巴双方进行了一次决战，这是在阿拉伯半岛所进行的战争中空前激烈的一次。为了激发部下互相争功，哈立德就令迁士、辅士和贝都印人分别各自作战。哈尼法人以人多取胜，在他们首次猛攻冲击之下，穆斯林纷纷败退。但是敌军的嘲弄激动了他们，特别是麦地那人，使他们使出一切力量相拼，因此他们得以压住了阵脚，然后接着又逐渐迫使敌军后退。敌军眼看就要吃败仗，就退到一个大果树园里据守阵地，指望在坚固的果园墙壁掩护下抵挡穆斯林的正面攻击。但恰恰也就是这样使得他们一败涂地。等穆斯林一经攻入这个在传说中称为“死亡花园”以后，他们就开始了一场可怕屠杀，结果无人获免，麦斯莱麦本人也被杀身死。不过穆斯林们也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仅迁士和辅士里面就有七百人战死，其中有很多人都是穆罕默德的圣门弟子和精通啓示的人。

这场代价很高的胜利不仅决定了哈尼法人的命运，而且大体上也决定了阿拉伯人的命运。各地剩下的一些支援麦斯莱麦的人们都躲在要塞里，后来投了降才得以保全活命。一切的反对力量在这一次都被打得一蹶不振了。

波斯湾沿岸的巴赖恩地区是在穆罕默德逝世以前不久刚刚征服的地方，在这里也有人企图要摆脱麦地那人的羁绊。古代希拉王朝的势力曾经扩展到这一带，它的一个后裔就在巴赫恩的首府哈贾尔领导着这一运动。不过当地那位由穆罕默德亲自任命的总督阿拉却坚持据守在哈贾尔北面的一个要塞里，一直等到麦斯莱麦战死之后才被哈立德营救出来。哈立德从那里亲身前往哈贾尔督战，很快地就把叛乱平定下去。靠近波斯湾沿岸的居民大部分都是波斯人，他们抵抗的时间比较久些。他们的领袖菲劳兹死守在沙拉这个海港城市里(可能是现在的卡替火)，一直守到欧麦尔执政初期。到这个时候，总督阿拉把他的水源切断，才迫使他出来投降。

在阿曼，大部分的居民都是渔民和海盗，他们差不多从整个中世纪时期一直到现在的马斯喀特苏丹都保持着独立。阿曼这时候发生了一次反叛，要推翻在阿拔斯王朝时期之前长期一直在那里统治的朱兰达王朝。这一叛乱给穆斯林们造成了一个进行干涉的机会。国王阿慕尔本已接受了伊斯兰教，但是居住在内地的贝都印人却起而反对他根据中央政府命令派出的征税人员。曾经攻打麦斯莱麦未得成功的伊克里马，这时奉艾卜·伯克尔之命前往援助国王，这两支穆斯林联军迫使这些贝都印人屈服了。

伊克里马从阿曼再向哈达拉毛和也门进军。在这里叛乱发生得最早，而穆斯林镇压叛乱所花费的时间也最长。在伊斯兰教传布到这个地区的时候，住在这里北部帖哈麦地区的贝都印人差不多已经把早巳居住在肥沃的南部土地上的赛伯伊人完全压制下去。南部当时是在波斯帝国统治之下。在萨珊王朝的科斯洛二世 (巴尔韦兹)在628年遭受暗杀之后，波斯帝国迅速衰落，在阿拉伯的一些属地，特别是鞭长莫及的也门，也都只好听任各行其是。在当时一片混乱的状态之下，各部族在麦加陷落之后都纷纷派遣代表团到麦地那去表明归顺之意。穆罕默德在他死前不久已经把那里的秩序恢复过来，他所订定的税额评定办法成为后来为人取法的榜样。但是他所派遣的使节们对于当地许许多多的小统治者并没有采用取而代之的办法，而是站在他们旁边，就像现在殖民国家的驻扎代表站在当地统治者旁边一样。他们建立了一种总监督制度，管理司法及礼拜事宜，特别是收税。由于他们这种最不受欢迎的收税职务使得他们不能不时常不择手段，因此在穆罕默德在世的时候他们就在哈达拉毛引起了一场叛乱，不过这次叛乱却用极端残酷的办法镇压下去。甚至在这次叛乱之前，在奥斯部族还出现过一个先知艾哈巴·杜·希马尔，意即“骑驴人”。东方人自古以来(《圣经旧约·撒迦利亚书》第9章第九节)就把驴看作是未来的救世主的坐骑。因此耶稣是骑着一只牝驴进入耶路撒冷的，而在十世纪时有一个狂热的北非教派的创始人也就叫做杜·希马尔。就是在二十世纪初年有一个反抗摩洛哥苏丹的暴动首领也称为布·哈马拉。在那个时候一神教思想已经在阿拉伯南部被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广为传布，因此这位先知在进行活动时也不用某些物神偶像的名义而用的是上帝，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关于穆罕默德最后一次朝觐归来染病的消息使得他敢于公开出头活动。他从内志兰向当时还驻在萨那的波斯总督进攻，把总督打败之后，整个也门也就尽在他的掌握之中。不过穆罕默德这时虽然染病在床，他仍然能够通过他的使节和信件在那里发生影响。因此那些效忠于穆罕默德的人们采取一致行动起而反对这个假先知。经过一位使节的鼓动之后，萨那的波斯贵族们阴谋暗杀艾哈巴，据说艾哈巴就死在穆罕默德逝世的前一天。但是继伊斯兰教的这次短时期的胜利之后不久又发生了一次叛乱。艾哈巴的一个最大的党羽克斯在阿拉伯人的支援之下起而反抗波斯人。于是艾卜·伯克尔又派出了一支军队，由原先穆罕默德自己任命的一个统治哈达拉毛一部部分地区的总督率领着，这位总督很快地就把叛乱平定下去。

这样，整个阿拉伯半岛在比较短的期间内就屈服于伊斯兰的势力之下，艾·卜·伯克尔因此就能够执行穆罕默德的最后计划：抱宗教传布到本土之外的地方去；因为他需要替那些过去一向争吵不休总想一拼死活的种种力量开辟一个向外发展的机会。穆罕默德当初过高估计了他自己的力量，同时对于国际形势特别是关于拜占庭的估计也有错误，因此他首先试图去攻打拜占庭。但是穆罕默德的继位人却首先举目东瞩，转向波斯帝国。波斯帝国的软弱无能早巳看在他的眼里了。

几个世纪以来，波斯和罗马一直在近东互相争夺霸权。就像在阿尔瑟西兹王朝统治之下的帕提亚人一样，继他们之后的萨珊王朝曾经几次在美索不达米亚击退东罗马帝国的进攻。在科斯洛二世(590—628年)统治时期，波斯人更向前逼进，征服了耶路撒冷，甚至埃及。但是希拉克略皇帝却把科斯洛二世所征服的地方重新夺回，并乘胜追击，把科斯洛二世逼近他自己的都城。就在那里这位波斯国王为其子卡瓦德二世所杀，而卡瓦德也只有派人向希拉克留斯皇帝求和。此后这个萨珊帝国的势力就一落千丈，最后终于灭亡。这个帝国从来不曾有过一个种族纯一的坚实基础。从史前时期就迁移到那里的雅利安人在人数上远不如原有近东居民之多，尽管袄教有一条教谕甚至主张近亲通婚以保持种族纯洁，但是雅利安人不久还是被同化了。不但近东人的体格形态完全占了上风，而且外来者要被征服者接受的语言也受了当地语言很大的影响。自从萨珊王朝把帝国重心迁移到巴比伦，奠都忒息丰—塞琉西亚以后，亚拉姆的基督教徒们就给了他们很大的麻烦。直到他们帝国内的景教徒脱离拜占廷教会于484年建立一个教会时，他们才在伊朗人中发生了较大的影响，因为在袄教的拜火教士们狂热的行径之下，伊朗人也是时常深受其苦的。

在萨珊王朝的历史上，波斯人曾经两度企图造反而失败。在沙普尔一世(241至272年)的统治之下，摩尼就作为一个新的诺斯替宗教的创始人而出现。摩尼教受到基督教的影响同巴比伦和伊朗的影响同样多。摩尼显然曾经使这位伟大的国王本人也接受了他的宗教。但是在这位国王的继位人巴赫拉姆一世在位时，摩尼却瘐死在狱中。到沙普尔二世(307至379年)时期，摩尼的信徒们在帝国里到处都遭受迫害。不过在罗马帝国里，摩尼教所取得的成就却大得多，特别是在波斯东邻土耳其人那里更是如此。在土耳其人中间摩尼教在宣传和平的文明方面竞能与佛教相媲美。摩尼教在它的发祥地巴比伦尼亚也继续发生影响，下文还要谈到它在那里对于伊斯兰教所起的影响。两个世纪之后，贝劳兹国王在484年和白匈奴人战争失败身死，接着就发生了一片混乱局面，这时又出来了一个新的宗教宣教师马资达克。和摩尼一样，马资达克在伊朗继续了诺斯替教的倾向，不过他的教义实践的结果却是妻室和财産的公有。新国王卡瓦德一世在488年加入了这个教派，无疑地他是希望想能够借此打倒教士和贵族们威胁到君主的优越地位。不过教士和贵族的联盟当时仍然强大得足以把他推翻。他的儿子科斯洛一世继位后恢复了正统的袄教，感恩的教士们称呼他为“努希尔万”，即“不朽的灵魂”。当时的贵族一部分出身是拥有领土的王侯们，他们在阿尔萨亚王朝时期实际上已经独立，尽管在萨珊王朝时期受到限制，但却并未被镇压下去。帝国不能缺少他们，因为他们的佃户构成军队的核心——铠装重骑兵。因此高级的军事统率权都像有些宫廷官职一样地是由某些家族世袭的。正如同他们过去时常擅权乱政因而促使国家灭亡一样，他们在 628年卡瓦德二世死于瘟疫之后就兴兵作乱，连续推翻了一些新的统治者，其中包括科斯洛二世的两个女儿。即使曾经一度睥睨群雄的帝国大元帅，其实力已经不能够撑持这一个从根本上动摇了的国家结构了。等到萨珊王朝的最后的君主耶兹迪格德在632年登基的时候，阿拉伯人已经在磨拳擦掌要给伊朗的独立以决定性的打击了。

艾卜·伯克尔手下的一位将军，曾经参加过征服巴林战役的穆桑纳·哈里斯这时已经从那里越过波斯边境进行袭击了。哈立德·韦立德在麻叶麦镇压了麦斯莱麦叛乱之后奉哈里发之命和穆桑纳·哈里斯会师在一起。他们首先引兵指向希拉城。希拉城自从莱赫米王朝最后的君主孟迪尔五世在602年被科斯洛二世消灭之后，这时早已经失去作为防御贝都印人侵犯的边境前哨的重要地位了。波斯在希拉城的守军统将在乌勒斯(古名沃劳格西阿斯)战败，633年希拉城本身未再作任何抵抗地即行落入穆斯林之手。

在想不到这样轻而易举地就征服了南巴比伦尼亚之后，麦地那城内要求实现穆罕默德所定目标——占领巴勒斯坦的呼声一时甚嚣尘上。在拜占庭帝国里，正如在波斯帝国里一样，毕竟还住着阿拉伯人，对于这些人有必要把伊斯兰教带给他们，也应该把他们合并到这个新兴的单一民族国家里。拜占庭帝国在大马士革的阿拉伯藩臣已经不足为惧，因为一向资助希拉克留斯皇帝军队的迈勒克教会在波斯战争之后负债綦重，拒绝再行贷款。不过要实现这种计划还是困难重重，穆罕默德生前曾经两度尝试都归失败，因此麦地那这次向叙利亚进攻从一开始就小心谨慎地进行准备。

634年春，艾卜·伯克尔派出两支军队去攻打叙利亚。一支由阿慕尔·伊本·阿绥率领，攻打巴勒斯坦东南部，另一支由叶齐德·叔尔哈比勒和艾卜·欧拜德率领，攻打古代称为莫阿比的地方。直到阿慕尔率兵长驱直入之后，拜占庭人才派出一支较大的军队迎战。哈立德听到在西方节节胜利的消息以后就从巴比伦尼亚匆忙带领一支精锐骑兵前进，担任在外约旦的军队的最高统帅。哈立德带着这些军队去支援阿慕尔。在7、8月的光景，据说在巴勒斯坦境内介于赖木莱和拜特·吉卜林两地之间的艾扎那代因发生了一次大战，在这场血战里，穆斯林联军征服了阿莱申率领之下的拜占庭人。阿莱申逃往耶路撒冷，他的将官们终于制止住队伍不再逃窜，把他们在约旦河对岸重新集合起来。他们又在贝桑挖堤决口，使得约旦河上的渡口都不能通行，但是哈立德还是渡了过去。635年1月，哈立德又向敌人发动进攻，敌人这时已经集合于贝桑东南，外约旦西部山坡上的斐哈勒(希腊名佩拉)，哈立德逼使敌人后退，并且乘胜追击一直到大马士革。与此同时，一支人数较少的穆斯林队伍又从无人防守的乡野地区向北推进，占领了赫姆斯城(古名厄麦萨)。

前一年曾经从那里出发作战的希拉克略皇帝这时已经退守安提阿。哈立德就在大马士革城外同拜占庭人又打了一仗，接着又把他们包围在城里。围攻了半年之后，在635年9月大马士革投降了。这时不知道为什麽缘故最高统帅已经不是哈立德而改由艾卜·欧拜德担任，不过哈立德仍然还是这一战役的真正推动力量。与此同时，希拉克略皇帝又派遣一支新的军队从安提阿进入叙利亚，可能是要这支军队去营救大马士革。尽管营救大马士革为时已晚，但是至少却能够把赫姆斯夺回。在这一年秋冬两季，好像一直没有发生什麽战事。

636年夏，拜占庭人的一支实力雄厚的军队在萨西拉里乌斯塞奥道鲁斯指挥之下重新发动战事。穆斯林军队在雅穆克河以逸待劳，雅穆克河是约旦河的一条支流，发源于豪朗，在加利利海以南与主流汇合。穆斯林军队在8月20日就在那里使敌人遭受了歼灭性的失败，因为敌军里几乎有一半是亚美尼亚人，而亚美尼亚人对拜占庭怀有怨恨，不愿为它作战。穆斯林们这时乘胜往北推进，再度占领赫姆斯。

与此同时，对波斯人进行的战争也正在更远的东方进行着。在634年春哈立德远征之后，伯克尔部族的穆桑纳在希拉城担任了最高统帅。同年7月，艾卜·伯克尔哈里发死于麦地那，由迁士中最有势力也最受人尊敬的欧麦尔继掌政权。欧麦尔曾经发动过叙利亚战役，他这次同样地派遣军队由赛基夫部族的艾卜·伍拜德率领着往巴比伦尼亚增兵。但是波斯人也正在进行准备防御敌人入侵。在靠近希拉城的库斯—那铁夫，波斯军队出来迎击穆斯林军队。艾卜·伍拜德就在这个地方把船只搭成浮桥渡过幼发拉底河应战，但是却吃了败仗并且阵亡。当时因为这个用船只搭成的浮桥部分地被一个热心过度的穆斯林拆断，穆桑纳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得以把逃窜的队伍撤退下来。不过波斯帝国当时内部政局极端复杂，因此使得他们的胜利之师不能乘胜追击。而欧麦尔也因为这番初次出师失利，对巴比伦尼亚战区失掉了一切兴趣。

直到第二年波斯人才再度进军出战。穆桑纳这时在幼发拉底河西部一条河道对岸的布韦卜列阵以待。在这里尽管波斯军队英勇奋战还是吃了败仗。随着这次胜利穆斯林军队开始冒险深入敌区进行袭击。635年初夏，波斯人装备起来准备进行最后一场决战。这时穆桑纳已死，继他任最高统帅的是穆罕默德最老，最忠实的圣门弟子之一，赛耳德·伊本·阿比·瓦嘎斯。率领波斯军队的则是由帝国军队大元帅鲁斯特木亲自出马。在此以前不久，经过一段长期的妇女统治之后，年青的耶兹德格尔德登基为萨珊国王，公开进行认真的努力以清除边患。在嘎底西叶即今纳贾夫以南距库法军营(这次战役后建立，后来发展成为城市)十八英里半的地方两军严阵以待对峙了几个星期之后，终于发生了一场决战。这一番厮杀虽然传留下来一些曲折离奇的事迹，但对其整个经过情况，我们却缺乏一个清楚的了解。由于波斯军在战略方面不可能进行统一指挥，而阿拉伯人又是各部族分别作战，因此这次战争当时一定分为一系列的个别战斗。总之，波斯军队被打得落花流水；而穆斯林军队的伤亡也极惨重，甚至最初他们还不得不眼看着敌人安然撤退，只是在战事进行期间从叙利亚开来的增援赶到之后，才保证了他们的胜利。接着他们又渡过幼发拉底河向帝国的首府忒息丰—塞琉西亚进军。波斯人在进行了两次无关重要的后卫战以后被迫放弃巴比伦尼亚，阿拉伯人就进占了他们的首都。

在这个地方阿拉伯人所得到的战利品据传说有各种各样的珍奇的东西，等到在阿拉伯招募新兵以补充伤亡的时候，这些战利品当然也起了一些有力的刺激作用。波斯人最初撤退到胡尔万，靠近扎格罗斯山隘口的山麓。耶兹德格尔德在这里把帝国军队溃散的残兵重新集合到一起，又征募了一些新兵以壮声势。后来波斯军队逐渐鼓起勇气重新进入在忒息丰以北与底格里斯河汇合的迪亚拉河流域，这时赛耳德就派遣他的侄子带领一万二千人去和波斯人交战。在637年将近年终时，赛耳德的侄子在哲鲁拉把波斯军战败，(雅鲁拉在迪亚拉河东岸，在沿着巴比伦尼亚与伊朗之间的那条古代商队大道通过罕姆林山的一条山路的东端)。虽然波斯朝廷设法在胡尔万要塞里坚持了一个短时期，但是远达米迪亚边境的平原则落入穆斯林军队之手，穆斯林们已经在首都里修筑清真寺表示要长期占领下去了。

征服叙利亚的工作也在同年全部完成了。穆斯林把大本营设在雅朗的雅比雅，在大马士革以南约行一日可达。这个地方是加珊王朝国君们过去曾经定都过的地方，直到伍麦叶王朝时期还保持着军事上的重要性。637年哈里发欧麦尔在穆罕默德的同伴中最受尊敬的人们——阿里除外———簇护之下出发去到雅比雅为被征服的土地建立新秩序。到“雅比雅纪念日”的时候(叙利亚军队所有的领袖都参加了)，可能已经奠定了年金制度的基础，这个制度保证参战的人及其子孙可以从被征服地区的收益中享受一份固定收入。欧麦尔从雅比雅又派遣哈立德。萨比特去征服耶路撒冷。不久耶路撒冷请降，欧麦尔亲自批准了比较宽厚的投降条件。准许基督教徒可以保全生命财産，保存他们的教会，享受信教自由，不过照例须要纳贡；而对于犹太人则禁止和他们住在一起。接着欧麦尔就亲自去到耶路撒冷，在那个荒芜的庙宇广场上把那块神圣的岩石——犹太教徒、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们都同样地认为是大地的中心——加以清洁，确立了礼拜的仪式。

穆斯林一旦控制了叙利亚和巴比伦尼亚之后，在这两者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也就自然而然地落入他们手中。还残留在那里的拜占庭军队，只不过据守在少数几处要塞地方。当地的亚拉姆人出于他们一性论的信仰一向都受着占统治地位的希腊正教的压迫，因此丝毫无意维持帝国政权。而从前的阿拉伯游牧人多少个世纪以来就曾经侵略过这个地方，甚至还多次统治过埃德萨和哈特拉，因此美索不达米亚很容易地为阿拉伯人所征服。

穆斯林的进攻是从叙利亚出发的。639年艾卜·欧拜德在阿穆瓦斯(埃毛斯)死于时疫之后，欧麦尔任命在那里的伊雅德·加尼姆作赫姆斯和金那斯林的总督，并且命令他把权力扩张到美索不达米亚全部地区。这一年的下半年，伊雅德·加尼姆进军美索不达米亚，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他迫使几乎所有城市都投降，只有赖舍纳是经过一场激战之后才占领的。伊雅德在641年往亚美尼亚本土进行一次袭击之后，回到他的驻所不久就死了。

征服美索不达米亚和征服埃及是同时进行的。埃及是古代著名的谷仓，看起来一定是麦地那政府所特别垂涎的地方，而且埃及的紊乱情况，就是在穆罕默德在世的时候也已早有所闻。628年希拉克留斯皇帝在把那个地方从波斯征服者手中又行夺回之后，他企图把一性论的哥普特教派和帝国的教会合而为一。631年，他把当时一直担任高加索的巴西斯主教的居鲁土(阿拉伯人称为穆高基斯)任命为亚历山大港的教长同时兼任民政首长。居鲁士的教会政策以及税收勒索沈重地压在哥普特教派的人身上，使得他们必然地把阿拉伯人当作解放者来加以欢迎，正如同他们在叙利亚的教友们所作的那样。639年12月，派往巴勒斯坦的第一任军队司令官伍麦叶族的阿慕尔·伊本·阿绥从巴勒斯坦向肥沃的法尤姆平原进攻，他当时显然既无欧麦尔哈里发的命令也没有充足的兵力，但是他在640年1月却攻克了培鲁森。最初阿慕尔不敢再向前进军，因为塞奥道鲁斯已经在也叫巴比伦的古代孟菲斯地方集合了一支强大的军队。这时欧麦尔派遣穆罕默德的一位受尊敬的同伴左拜尔带领五千增援部队去往埃及。左拜尔同时也负有监视阿幕尔的使命。因为阿幕尔有一种喜欢擅自行动的倾向。

640年6月阿幕尔把拜占庭人从要塞里诱出来到旷野作战，在希利俄波利斯一战把他们征服了。这时巴比伦要塞仍然还在坚持着。居鲁士从那里亲身出来和阿慕尔进行谈判，然后又去往拜占庭请示皇帝批准他向阿拉伯人所作的让步。希拉克留斯把他当作一个叛国者看待，不过希拉克留斯到641年2月11日就死去了。与此同时，阿拉伯人的一些袭击队在埃及到处乱窜，进行掠夺破坏。塞奥道鲁斯呼吁求援，但援军不至。新登基的皇帝康士坦斯二世这时年方十一岁，摄政者不得不听任东方的情况趋于恶化，因为他们都城之内就需要军队把守，以防发生革命，而且他们的军队又在意大利同伦巴底人作战，脱身不得。在641年4月9日，复活节后第一个星期一，巴比伦投降了，阿慕尔不慌不忙地渡过了尼罗河又向亚历山大港前进。拜占庭政府于是又派居鲁士到埃及去和阿慕尔进行谈判。拜占庭答应缴纳一定数目的贡金；作为交换条件，穆斯林们也答应让基督教徒保留他们的教会，自行管理自己的事务，并不加以干涉。拜占庭人履行了这次订立的条约，于642年9月17日自亚历山大港撤退，阿拉伯人随而进占了这个城市。阿慕尔·阿绥在巴比伦(后即旧开罗)的弗斯德特军营建立了一座清真寺作为伊斯兰占领尼罗河流域的第一个纪念物，这座寺院到现在还保留着他的名字。在穆阿威叶时期，这座清真寺经过重修，有几个小守望楼，屋角有台阶可登，作为祈祷召唤人呼喊的地方。这是清真寺尖塔的最古的形式，其后演变成各色各样的形状，一直到今天在埃及和小亚细亚的一些村庄清真寺里还保留着这种建筑。

后来在645年拜占庭舰队又在亚历山大港出现，重新占领了这个城市。当时亚历山大港居民打开城门迎接他们。直到646年阿慕尔才把他们赶出城去，在此以前阿慕尔被欧麦尔免去总督职务，但是欧麦尔的继任人乌斯曼却不能不恢复阿慕尔的官职，因为阿慕尔的继承人应付不了那种局面。

在埃及，同在其他被征服的省份一样，穆斯林把他们前人的行政制度基本上都承接过来；他们甚至让原来的官吏都保留原职不动，后来这些职位一般地也都是由哥普特教派的人担任的。他们设置一个埃米尔担任哈里发的总督，行使军警大权；但是为了不使这种权力过大，和他在一起还设有一个艾米尔管理财政事务。埃及气候干燥，因此有无数草纸文籍得以保存下来，这里面的记载使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当时情况。原先罗马人为了维持他们的卫戍部队，拜占庭人为了弄粮食供给他们的首都，当麦子刚收割还放在打谷场上的时候，他们就从那里面把每一个村庄应纳的税预先扣去，阿拉伯人也如法办理以维持他们的战士及其家属；各个乡村每年都从总督那里接到一份通知，这种通知一般地都是在将近年终，新的播种期开始前不久的时候发出，规定各地所应当生産的小麦定额。各地县长负责领导征收这种实物税。县长之下有收税员，收税员由産品中抽百分之五作为他们服务的报酬，并供短欠时补足之用。农民应缴纳的粮食，在送到各乡村，特别是各县县城的国家仓库之前，由他们向国家担保。通常都是从水路把粮食从这些仓库里运到首都，再从首都分发给军队及军人家属。除了缴付实物税之外，各乡村还须要征收一种现金税，以便国家能保护他们，准许他们信仰自由。这笔钱农民当然只能靠出售粮食去筹措，而粮食买卖又总是在国家严格监督之下进行的，因为所有的粮食都必须弄到国家打谷场上去，而粮食买卖大抵大都是在打谷场上成交。另外，政府也可能时常征收粮食以代替正式规定的现金税。

在这时期，波斯帝国的命运终于寿终正寝。胡尔万周围地区既然俱已落入阿拉伯人之手，波斯国王耶兹德格尔德感觉那里已经不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于是在640年放弃了胡尔万撤退到波萨斯(波斯)。他在波萨斯重整军备以图最后顽抗。但是还没等到他能够威胁阿拉伯人新得到的居留地之前，欧麦尔就派出一支军队向他进攻。这支军队是由边疆军队里面抽调出来的，由努尔曼·穆卡林担任指挥。642午在战役刚一开始的时候，穆斯林军队就占领了胡尔万东北的卡尔马新，因此也就控制了进入这个山国的几条隘口。在哈木丹(古名埃克巴塔那)以南的尼哈温德，穆斯林军队与在一位久经考验的将军菲劳赞率领下的敌军发生接触。波斯军队的人数较多，战争一连持续了几天，有一个时期双方打得实在胜负难分。努尔曼本人战死。欧麦尔预先已经为努乐曼指定了后继人，这位后继人胡德赫法·亚曼则取得了最后胜利。

经过这次战败之后，帝国的中心就谈不上有什麽统一的抵抗了。溃败的军队退守到一些设防的城市里，各自抵抗节节进逼的穆斯林军队。到643年，耶兹德格尔德本人在战后避难的重要城市伊斯法罕陷落，在穆斯林军队追击之下，他不得不退到伊斯特克尔，伊斯特克尔这时已经代替了波斯古国故都波斯波里斯的地位。耶兹德格尔德在伊斯特克尔被围困了一个时期，但穆斯林军队并未得逞，因为各省，特别是山区里的本地居民到处都在拼命作最后挣扎。等到连在伊斯特克尔也不能够支援下去的时候，国王就接受邀请去见里海南岸山区泰伯里斯坦的伊斯帕巴达，指望能够从东部各省总督那里得到有效的援助。虽然他在逃亡途中经过伊朗和土耳其草原的交界地区呼罗珊时，到处都受到殷勤的接待，但是他要求给予援助把战争进行下去的事却没人理睬。一千年以前阿开明王朝末王大流土在这些地方所经历的命运，在他身上重演了。的确，耶兹德格尔德在呼罗珊的藩臣甚至煽动了一位邻近的土耳其国君起来攻打这位元首。这样一来把耶兹德格尔德剩下来的随从也都打光了。耶兹德格尔德逃到麦尔夫去，可是这个城市却闭门不纳。有一个磨坊主收容了他。651年，那个叛逆的总督竟把他在这个最后的藏身之地刺杀了。萨珊王朝的最后一个国王就这样结束了他的一生。直到今天伊朗国教的残存信徒——在印度的袄教徒还纪念着他，他们把他登基的日子作为纪元。

阿拉伯国家对外大事扩张，但是内部的发展却跟不上去。这个国家是作为一个神权政体国家而建立起来的，但是就是在政治权力应该归谁这个问题上实际上始终却还没有定论。只要穆罕默德在世一天，他以上帝使徒的身份而作统治者，其权威当然没有人会怀疑的。但是他去世的时候却并没有指定继位人。在他生前，信徒们可能以为他会领导全体信徒一直到最后审判日那一天，不过在他死后，麦地那的党派之争大有使得这个国家完全解体之势。在信仰和政权方面需要有一个人出来领导，这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当时并没有世袭权，更没有一个选举的程式，而穆罕默德所用以治理信徒们的《古兰经》里面对于应当请谁继他之后出来作领袖一事也没有作出任何指示。在激烈内讧下，只有作出一种大胆的决定才能把国家解救出来。还在穆罕默德在世的时候，他的最老最亲近的麦加支持者对于政权中的事务也经常进言献策。这些人里面的亲信的人物有穆罕默德的两个岳父，艾卜·伯克尔和欧麦尔·赫塔卜和以军事天才见称的艾卜·欧拜德·阿米尔·阿卜杜拉·哲拉哈。从穆罕默德手里留下来的大权马上就由这三个人接了过去。这三个人中以欧麦尔最为重要。根据传说，这个身材高大的人总是手中持有长鞭，他用这条鞭子不仅管束他的女儿哈福赛，而且还管束穆罕默德另外的妻子，比穆罕默德自己管的还好。不过欧麦尔并没有直接把政权接过来，而是让穆罕默德最老的朋友艾卜，伯克尔先行执政。直到两年之后艾卜·伯克尔死时他才正式执掌政权。艾卜·伯克尔和欧麦尔都是经常充分意识到，他们身任重职只是作为神权政体国家的唯一合法领袖穆罕默德的代表人而已。因此艾卜·伯克尔自称为上帝使徒的哈里发，即代表人，而欧麦尔在初期也自称为上帝使徒的哈里发的哈里发。只有到后来因为这一称呼在日常应用起来太哕嗦，他才简单地自称为哈里发和穆民的领袖。

不过对这个政权的事务从旁起影响的不只是穆罕默德的迁士，除了他们之外还有他们的某些同部族的人，也就是那些奉教比别人都晚而且只是在伊斯兰教的胜利已肯定无疑的时候才奉教的古莱氏人。但是这些人的这种幸运的地位却引起了辅土的争论；就是在穆罕默德生前的时候，辅士已经对于穆罕默德在分配战利品，特别是分配土地的时候对于自己同部族的人有过分偏袒的作法提出抗议了。不过奥斯人和赫兹赖只人之间的宿怨旧仇并没有因为在反对麦加人这一点上有共同利益而消失，因此穆罕默德一向总是能够一次又一次地把这些辅土抚慰下去。辅土在麦地那这时已经不是什麽多数派了，而在穆罕默德死后，他们想再度争取独立的最后企图也为欧麦尔的果断行动所粉碎。当时各地阿拉伯人的造反使得辅士和迁士互相联合起来应付共同的危难；在征服各地的战争中，辅土所处地位虽然不能够左右局面，但却也起了卓越的作用。欧麦尔处在这样一些人里面实在难以应付(他们由于勾心斗角和多疑猜忌，因而时常闹事)，特别是穆罕默德那些最老的朋友们象元老院似地监督着他的行动。由于在他统治的十二年中，几乎每天都有新的问题摆在面前，因此他还不能够想出一种更严密的国家组织来。

那些在穆罕默德死后就背叛了的部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又使它们重新皈依伊斯兰教；这些部族在征服各地的战争过程中终于死心塌地信奉伊斯兰教了，而它们从中所得到的好处也使它们甘愿牺牲它们那种毫无拘束的独立自主。从此以后，在阿拉伯半岛本土只容许有一种宗教存在——伊斯兰教；因此欧麦尔就把犹太人移殖到叙利亚去，而穆罕默德当初还是容许犹太人住在哈巴尔的。任何人只要接受伊斯兰教就成为阿拉伯人，成为某一个部族的受护民。但是最初根本没有人指望非阿拉伯人皈依伊斯兰教，圣战的目的主要是使非阿拉伯人服从于那些生而为这个神权政体国家的公民的统治。

因此，穆罕默德所建立的单一民族国家，在他死后发展成为一个神权政体帝国，在这个帝国里，有两个在宗教上，因而也就是在政治上各不相同的阶级。作为统治者的穆斯林们也构成了战士阶级。敬神之事暂时完全退居次要地位，而军事要求则进居首要地位。穆斯林们都象军队一样地组织起来。所有合乎军役年龄的人都分部族和氏族登记在军队名册上。他们定居在被征服的城市里，因此也就称为迁移者即移民(几个世纪以后，定居于巴尔干半岛同基督教徒住在一起的土耳其人也用这个名称)。但是时常又有新的军事殖民地建立起来，如埃及的弗斯德特(旧开罗)以及后来非洲信仰天主教的盖赖旺城，特别是伊拉克的库法和巴士拉。

在被征服的地区里，穆斯林统治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期里都保持着它的军事组织。驻军司令官同时也就是哈里发的第一任总督，而且由于军队和宗教是同时扩张的，他们也就是领导祈祷的人和在星期五讲道的人。在最初的时候，他们还兼管司法，直到伍麦叶王朝建立以后才指派了专职的司法官员。只有税收是从一开始就由一个官吏管理，直接对哈里发负责。

和从前在沙漠里一样，有很多在根据法律行事的国家里要划归执政当局掌握的权力现在也归各部族自己掌握。不过在沙漠里，较小的氏族都遵守它们之间的纪律和秩序，而在军事殖民地里较大的部族集团，由于包含了在战役中解体了的小族的族人，则起着积极的作用。

非阿拉伯人，则与阿拉伯战士阶级相对，是他们的臣民——单数称“拉伊亚”，多数称“拉阿亚”意即乱哄哄的一群，这是甚至在亚述人里面也很流行的古代闪族对民衆的蔑称。穆斯林只需缴纳恤贫税，而拉阿亚则必须缴纳贡赋，因此也就是为穆斯林提供给养。不过这个政权对于拉阿亚的内部事务比对各部族的事务还要关心得少。在原先信仰基督教的地方，社会事务管理由主教们负责，在波斯则是由“迪甘”(乡绅)或者村长们保持着统治地位。

未经一战就向穆斯林请降的城市和乡村都保持了它们的自由，保留着它们的财産。它们作为交换条件所应缴纳的贡金就直接地订为投降条件之一。不得不使用武力才占领的地方则作为胜利者的战利品。战利品的五分之一，以及前王室土地和在逃业主的産业都由国家接管。其他一切，包括地産及其居民，都由参加征服战争的战土们予以瓜分。不过由于穆斯林们都不能够离开他们的军事组织而到土地上落户以事耕种，只好仍然让旧业主留在原来的地方。因此在实际上，被征服的地区和自动投降的地区，其地位大体上并没有什麽区别，只是被征服的地区纳贡的数目可以随时任意增加而已。不过国家也把这种贡金的征收所得留归己用，只给战士及其后裔拨出一定数目的年金。如前所叙，这种制度已由欧麦尔在雅比雅会议上大体予以确定。

644年，在传布伊斯兰教这一工作正在进行之际，年富力强，刚过中年的欧麦尔哈里发在他每年一度朝觐归来的时候惨遭杀害。有一个名叫艾卜·卢卢阿·菲劳兹的波斯奴隶那时在麦地那为库法总督穆基赖·伊本·舒耳白工作；他曾经就他应当替主人征收的各种捐税的程度问题向哈里发申诉，但是却被斥退了。在第二天早晨，当哈里发在清真寺里领导晨祷的时候，这个波斯人想乘机报复就用匕首刺了哈里发两刀，其中一刀刺在致命的地方。由于死得突然，欧麦尔没有能够就继承人问题作出任何决定。在艾卜·伯克尔死后，欧麦尔所最亲近的人是艾卜·欧拜德，但是艾卜·欧拜德也先他而死去了。后来在他死后决定哈里发人选的那个秘密选举会议，究竟是否是他在病榻弥留之际亲自指定的，这事还不能够十分肯定。欧麦尔逝世的日期是644年11月23日。

穆罕默德的两个女婿阿里和奥斯曼还有他的三个最亲密的同伴(阿卜杜·拉赫曼·奥弗、左拜尔和赛耳德·阿比·瓦嘎斯)作为选举委员会举行了会议；泰勒哈本应作为第六名委员参加会议，但是他当时未在场，也未能及时到达麦地那出席会议。这个选举委员会推选的结果，选定了这个委员会里最不重要的一个成员——伍麦叶族的奥斯曼·伊本·阿凡。可能奥斯曼的贵族出身，在当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这种出身连在穆罕默德的眼里都弥补了他个人才干不足的缺点。无疑，当时也希望他可能比较容易对付些。不过这种希望终于落空了，当然这并不是由于这位哈里发本人，而是由于他的氏族所造成的，因为他完全听从于他那个氏族的支配。伍麦叶族和穆罕默德的哈希姆族有关系，但是在信奉异教的时代伍麦叶族的势力却大得多，声望也高得多。伍麦叶族领袖艾卜·素福彦干练有为，多年以来就是反对穆罕默德的古莱氏反对派的小心人物，麦加陷落以后，他们大部分人都定居在麦地那，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对他们作了很大的让步。在艾卜·伯克尔和欧麦尔统治时期，艾卜·索福彦的儿子叶齐德以及叶齐德死后他的弟弟穆阿威叶就已经时常崭露头角。到了奥斯曼的时候，伍麦叶族则执掌国政了，因为奥斯曼的统治就等于是他那个家族的统治。他把大权交由他在麦地那的族弟麦尔旺处理，又把他的同族的人都安插在所有重要的总督职位上。穆罕默德的圣门弟子本来在征服各地期间个人都已经变得异常富有，除了他们在麦加的不动産之外，在塔伊夫也弄到了不动産，另外还有大量的地産，这时他们看到了自己原来的地位受到这个新兴王朝的威胁。他们企图使这位哈里发脱离他的氏族的影响，但是不得成功，于是他们就转而反对哈里发本人了。不久奥斯曼在麦地那就剩下只有很少的几个朋友，特别是自从穆罕默德的那位年轻动人的寡妇，被人称为“信徒之母”的阿绮莎也同他作对之后。在各省份里的阿拉伯人也都被煽动起来反对这位哈里发。

在战争头几年中所出现的那种纷乱局面渐趋平息之后，伊斯兰教的战士们逐渐地认识到他们把战利品中所有的不动産都留给政府的这种作法是对他们自己不利的。由于政府根据它自己的意思去决定要付出的薪饷数目，因此就能够完全摆脱开那些找麻烦的人们；这样一来就使得政府能够无需依靠军队，而政府的一切毕竟还是由军队而来的。这种不满情绪有时表现在劫掠省政府财库上，特别是表现在拒绝将任何剩余解交首都这一点上。

不错，这种制度是以前由欧麦尔首先实行的，不过那时没有人敢于起来反对欧麦尔；而奥斯曼则缺乏他的前任的威信，特别是因为人们把各省总督(一般都是他的同族)的过失也都归咎于他。甚至连他采取的一些十分合理的措施在各地也都受到人们的贬斥和批评。653年，叙利亚和伊拉克两地的军队都参加了在亚美尼亚的一次战役，他们各自的《古兰经》里经文有不相符合之处因此就暴露出来。由于在这两个省份的居民之间的所存在的那种紧张局面在当时决不是一件小的事情，在怎样读经文才是正确问题上引起的争执终于引起了几次冲突。为了使这种事情不再发生，哈里发决定确定《古兰经》的正式文本。早在穆罕默德生前的时候就有很多的啓示已经有人分别地记录下来。欧麦尔曾经命令给穆罕默德作过书记的一个年轻的麦地那人宰德·撒比特把所有能够找刊的抄本都搜集到一起。但是这样搜集起来的东西只不过是一些认人的纪录，没有什麽权威。在欧麦尔死后，这些东西就传到他女儿哈福赛手中。奥斯曼只能利用这些初次搜集起来的材料。他责成宰德同三个受人尊敬的古莱氏人一起重新再行修订一次。奥斯曼任命的这几个人在完成这一任务时是谨慎从事的，这从他们后来到处都被人奉为权威的情况上就可以看得出来。不过这个修订本在当时却给了库法人一个求之不得的材料，用来煽动人们反对哈里发的情绪。库法人里面有一个阿卜杜拉·马斯欧德，他是穆罕默德的一个多年的圣门弟子，自认是精通《古兰经》的专家之一。他起而大肆攻击说修订本是僞造的而且不全，说里面把伍麦叶族人列为穆罕默德的敌人而加以诅咒的一些啓示都删掉了。

在麦地那，以阿里·泰勒哈和左拜尔为首的反对哈里发的人们就利用了这种普遍的不满情绪。虽然他们自认有责任保卫真正的神权政体，反对脱离宗教的奥斯曼政权，但是他们却不敢公然出面首先向奥斯曼发难；他们让省里人去做恶人，何况，不管怎麽说，伊斯兰教的实权是操在后者手里。655年，这几个领袖人物暗示省里人说，麦地那现在有一个比在边疆地区里更为方便的机会可以给他们利用来为宗教积极进行斗争。风暴在库法爆发了。655年6月，在当地总督萨仪德朝觐归来的时候，有一千个人在一个对阿里个人很忠实的也门人马立克·阿什台尔指挥之下，阻拦萨仪德进城。奥斯曼认为他还是能够消灾祛难的，他找了一个库法人所能够同意的人去代替萨仪德。

在埃及，奥斯曼并没有吓得不敢把征服那个地方的阿慕尔·阿绥免职，而让他自己的族弟阿比·萨尔继任，尽管穆罕默德曾经一度惩罚过萨尔。这时在埃及鼓动反对奥斯曼的不仅有阿慕尔，而且还有穆罕默德·阿比·胡海伊法。胡海伊法是艾卜·伯克尔的养子，也是阿里的一个热心支持者。埃及的舰队这时正在和在康士坦斯二世统治之下的拜占廷人进行战争，就在这次海上大战在里希亚海岸进行之际，不满分子以真正的圣战被忽视为藉口就乘着一只船撤退回来。第二年，有五百个阿拉伯人从埃及出发到麦地那去发动符合上帝意愿的战争，攻打内部敌人。656年4月，兵临城外。大部分的麦地那人都附和了他们。奥斯曼当时身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的统治者，在他住的地方却没有任何武器；因此他只得和这五百名反叛者进行谈判。他答应消除他们的不满的原因，终于使他们退了兵。但是接着伍麦叶族人又出头了，他们劝哈里发在下一次星期五讲道的时候说，埃及人之所以撤退，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他们自己的错误。麦地那人听到这话非常愤怒，忍不住大骂哈里发，并且拿石头打他。哈里发被打得不省人事，被人背出寺外。他此后再也没有到这个清真寺里来。

麦地那人集合在他的房子前面，丝毫不肯离开那里。埃及人也回来了，他们说截获了奥斯曼给总督阿比·萨尔的一封信，要他等埃及人回去的时候把他们的几个领头的人杀掉。信摆在哈里发的眼前，但是哈里发却矢口否认，说他对于这封信毫不知情。于是他们就提出，如果这样的事竟会背着他作出来，他就应当退位。哈里发威严地拒绝了这种放肆的建议。因此他就在家里被包围起来：保卫他的只有他的几个亲戚，还有一些奴隶和受护民。这次暴动的幕后煽动者阿里·泰勒哈和左拜尔这时却销声匿迹。机灵的阿绮莎甚至还藉口到麦加朝觐而离城他往，以免后来要她出头。

最后的战斗是由一个保卫奥斯曼的人开始的，他扔出一块石头，打死了一个埃及人。当要求把这个人交出来而遭到拒绝的时候，反叛的人们就从附近的空地猛攻奥斯曼的房子，奥斯曼这时正在那里安静地祈祷，并没有参加战斗；他们杀死了哈里发，把他的住处劫掠一空。这件事情发生在星期五，656年的6月17日。奥斯曼的血流在他刚刚念过的那本《古兰经》上。这本《古兰经》可能足被当作一件圣物而藏起来了，不过后来有些图书馆都竞相以藏收真本而自诩。奥斯曼的妻子(凯勒卜族)纳伊莱自己也负了伤，她和几个朋友一道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把哈里发的尸首埋葬起来。

纳伊莱的几只切断的手指被送到奥斯曼的族弟叙利亚总督穆阿威叶那里，穆阿威叶把手指陈列在讲坛上以鼓动信徒们替哈里发报仇。穆阿威叶原先曾经派遣军队出去援救，但是在听到奥斯曼被杀的消息之后，军队就匆忙地由中途折回来了。

早在包围奥斯曼的期间，阿里这个既是穆罕默德的女婿而现在无疑又是头号穆斯林的人物就已经在领导祈祷了，他并且还指派一个人领导到麦加去朝觐。在奥斯曼遇害的当天，阿里就在清真寺里接受了群衆的拥戴宣誓而就任哈里发。不过泰勒哈和左拜尔这两个一直好像都在替他服务的人这时却和他决裂了，指责他谋杀奥斯曼。他们两人都跟着阿绮莎到麦加去。这位“信徒之母”这时对阿里仍然怀有旧恨；在她听到阿里已经接受了拥戴宣誓之后，她就号召信徒们替遇害者复仇。回应她的不仅有伍麦叶族人，而且还有另外一些和她一样憎恶阿里的人们。他们听从了阿米尔的意见，决定向巴士拉进发；阿米尔长期以来就在巴士拉有着很多的联系。在奥斯曼死后四个月以后，这些反叛者们就在通往伊拉克的大道上的一个营房里集合出发了。

他们一到巴士拉之后，就造起反来，把那位要等候阿里的命令而不愿加入他们的总督给除掉了。在占领巴士拉城之后，泰勒哈和左拜尔两人之间马上又发生了争执，都要求领导公衆祈祷。阿绮莎暂时解决了这个问题，指定她的外甥亦即左拜尔的儿子阿卜杜拉来执行这一职务。

阿里在麦地那并无军队，他也刁；能在那里呆下去。656年10月，他带领着大约一百来人出发往伊拉克去，希望在库法能够找到支援他的人。库法是伊拉克的第二个军事殖民地，那里的居民从一开始对巴士拉就有一定程度的反感。阿里预先打发他的儿子哈桑到那里去，事实上哈桑到了那里就替他父亲把库法城的战士们争取过来。阿里这时还在杜卡尔的军营里，他领着集合到他那里的一万二千名库法人从杜卡尔出发去攻打巴士拉。在和泰勒哈和左拜尔谈判决裂之后，战事就发生了。泰勒哈受伤殒命，左拜尔由于受到良心谴责，退出战场，在逃走途中被杀。不过当阿绮莎按照阿拉伯古代的习俗骑着骆驼出来鼓励战士们的时候，人们看到骆驼就停止攻打。直到骆驼被杀之后，阿里才在656年7月4日获得胜利。这次战役就称为“骆驼之役”。阿绮莎表示愿意支援胜利者，但是被拒绝了。她在678年7月13日死去，时年六十四岁。全伊拉克各地都承认阿里为哈里发，阿里就在伊拉克住下去，定都库法。

这样一来，领导作用就从阿拉伯半岛，特别是从麦地那，转移到各省，其实实权长时期以来就已经集中到那里了。留在麦地那的一些穆罕默德的朋友们都失掉了一切的政治影响；他们只是在那里继续致力于研究有关穆罕默德的言行传说。穆罕默德的言行是个人和社会生活所应依据的楷模，他们都根据当时的环境热诚地加以讨论，定为处世为人的准则。不过即使宗教上的功课也不能不受新环境的影响，这从每天祈祷的次数上就可以看得出来。麦地那人关于哈里发职权性质的那些政治方面的理论从来也不曾完全实现过。

至于社会生活方面，在具体事情上当时都企图使当时实行的习惯法(这种习惯法可能已经受到各被征服省份里罗马法规的影响)适合于伊斯兰教的原则；一件事情之是否许可去作取决于伦理上的考虑者多，取决于法律上的考虑者少。穆罕默德的言行用口头传达的情况保持了一个长的时期，而任何记叙下来的东西都是保留在私人的手里。过了一个世纪之后，这种传说和法典才具有成文形式。这座曾经一度统治着近东的城市这时已成为虔诚的人们的学术中心；而比较关心世俗事物的贵族阶级，鉴于自己为省里人所排挤，不能再控制国家，就沈溺于轻浮的生活享受之中。在麦加，有一个富有的市民私人修建了第一所游艺和阅览室，里面备有象棋及其它棋艺用具还有书籍等供客人消遣。在麦地那，诗人间瓦土专写一种爱情诗，波斯人优努斯则吸取了外国曲调，使音乐成为一种更加优美的官能享受。不过麦地那人的娱乐消遣并不都是那麽高尚风雅的。这个先知的城市不久就以拥有不仅歌喉最好而且最娇柔的歌女而驰名于世了。

为奥斯曼之死复仇这个责任就落到伍麦叶家族首领，叙利亚总督穆阿威叶·阿比·素福彦的身上。但是穆阿威叶要完成这一任务，就必须先使自己省份的安全无虞，因为叙利亚当时还受着拜占廷人的威胁。因此之故，他就特别需要保有埃及。他俘虏了阿里派往埃及的总督，但是还没等到能够征服埃及本土的时候，他就不得不和阿里一决雌雄了，因为身为哈里发的阿里必须迫使全帝国各处都臣服拥戴。657年春天，阿里进兵西北，穆阿威叶在叙利亚边境的西芬迎战。西芬在幼发拉底河东岸，介于拉卡和巴里斯之间，在那条狭窄的沼泽地带上，到处都是池塘，密布着柳树和白杨，树丛之中只有一条石子路通往幼发拉底河。

谈判至少进行了有一个月之久，但是毫无结果，因为阿里不能够接受穆阿威叶的要求，把杀害奥斯曼的凶手们交出来。到5月间他们就厮杀起来，阿里夺得了一条可以让军队开往幼发拉底河的通道。到6月19日，按照传统禁止作战的月份阴历1月开始了，双方也就约定在禁月里停战。不过在这个月里双方谈判也没有成功。等禁月一过，战争又打起来了，有一个时期，战局有进有退，胜负难决；双方的军队都缺乏斗志，因为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同部族的人相互对阵。虽然同军容不整的伊拉克人比较起来，叙利亚人牢队训练得较好，但是伊拉克人在热心支援阿里的马立克·阿什台尔指挥之下却把敌手们迫得走投无路，以致穆阿威叶都已经在盘算要逃走了。双方都有虔诚的念经人一直在念经祈求和平。在这个紧要关头，据说那个曾经征服埃及并且作过埃及总督的狡猾的阿慕尔·阿绥为穆阿威叶献策，要他派遣新的军队出阵，把《古兰经》系在矛头上表示他们吁求上帝的意志而不是通过兵刃来决定究竟谁应作统治者。尽管这件事情可能是虚构的，不过无论如何，伊拉克人终于迫使那个认为胜利已经在握的阿里不得不停战，重新和穆阿威叶进行谈判。双方取得协定选出两个仲裁者。阿慕尔·阿绥代表穆阿威叶，艾卜·穆萨·艾什耳里代表阿里来替双方根据《古兰经》作出决定。他们要在阴历9月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之间的一个地方会见。

仲裁会议在古代埃达姆的马昂和皮特拉之间的阿第鲁举行；两位仲裁者都带着四百人护送前往，还有一些穆罕默德的著名圣门弟子也参加谈判作为见证人。由于事先没有定出明确的目标，因此双方各有打算，谈不到一起。伊拉克人认为他们所等待的只不过是正式确认阿里的哈里发地位而已，而穆阿威叶所要求的则是要审查一下，阿里因杀害奥斯曼有罪，是否配执政。不过他的代表却把这两人都当作是哈里发位置的竞争者，他提出了一连串的意见，说服了他的对手宣布两个人都不合格。阿里不能够接受这样的决定，他只得违反自己原来的誓言。但是这样一来他就作错了，此后穆阿威叶的军队就对穆阿威叶以哈里发相称了。

阿里在伊拉克的地位很快地就每况愈下。甚至就在从西芬回来的路上，他的军队里面就有一部分人——多半都是台米木部族的人已经猛烈地责备他不应该甘愿服从一个由凡人组成的仲裁会议的决定。他们认为这种决定应该只由真主来作，因此他们就脱离了阿里，撤到离库法不远的一个哈鲁拉村庄里，并且推选了他们自己的人阿卜杜拉·拉西比就任哈里发。等仲裁会议的裁决传刊库法的时候，又有很多原来支援阿里的人都当作亡命者(哈瓦利吉派)而离开库法参加到哈鲁拉那一伙人那里去。他们的首领在通往波斯的路上搭起营房，那里距离将来的巴格达城址不远，靠近一条从一个桥头堡那里流入底格里斯河的纳拉万运河。阿里就在那个地方在658年7月17日向这些反叛者进攻，把他们打得大败，但是却未能把他们全部歼灭。

与此同时，穆阿威叶又动手去征服埃及，他原先征服埃及的计划是因为阿里的进攻而改变的。在穆阿威叶进军尼罗河流域的时候，阿里新任命的总督率兵迎击，但是在658年7月败下阵来。于是穆阿威叶就把进一步征服埃及的任务交给阿慕尔·阿绥去执行，他自己则在同年以缴纳年贡为条件和康士坦斯二世皇帝缔结休战协定，从而使自己不致再受到拜占庭人的攻击。接着他就在 660年5月底在耶路撒冷正式接受拥戴宣誓，就任哈里发之位。由于穆阿威叶的军队经常地在攻打伊拉克，阿里就准备对叙利亚发动战役。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兴兵就在661年1月24日在库法的清真寺里遭人暗杀。这是一件为了报复纳拉万之仇的行动，这一复仇行动是一个名字叫作卡塔姆的女人要她的情人穆勒介木履行之后才肯嫁给他的一个代价。

谢选骏指出：

人说——“未经一战就向穆斯林请降的城市和乡村都保持了它们的自由，保留着它们的财産。它们作为交换条件所应缴纳的贡金就直接地订为投降条件之一。不得不使用武力才占领的地方则作为胜利者的战利品。”

我看——阿里的失败是由于他不善于玩弄神权。

人说——“准许基督教徒可以保全生命财産，保存他们的教会，享受信教自由，不过照例须要纳贡；而对于犹太人则禁止和他们住在一起。接着欧麦尔就亲自去到耶路撒冷，在那个荒芜的庙宇广场上把那块神圣的岩石——犹太教徒、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们都同样地认为是大地的中心——加以清洁，确立了礼拜的仪式。”

我看——伊斯兰教的胜利来自于一种武力征服和战略欺骗的混合。

人说——“当地的亚拉姆人出于他们一性论的信仰一向都受着占统治地位的希腊正教的压迫，因此丝毫无意维持帝国政权。”“居鲁士的教会政策以及税收勒索沈重地压在哥普特教派的人身上，使得他们必然地把阿拉伯人当作解放者来加以欢迎，正如同他们在叙利亚的教友们所作的那样。”

我看——早期的穆斯林是一些军事殖民者，晚期的穆斯林则是被他们征服的人。而那些早期征服者的后代们，后来又被别人不断征服蹂躏——结果验证可成王败寇的法则，使得所有的穆斯林都沦为战俘了。这些人逆来顺受，被叫做废垃。

人说——“和从前在沙漠里一样，有很多在根据法律行事的国家里要划归执政当局掌握的权力现在也归各部族自己掌握。不过在沙漠里，较小的氏族都遵守它们之间的纪律和秩序，而在军事殖民地里较大的部族集团，由于包含了在战役中解体了的小族的族人，则起着积极的作用。非阿拉伯人，则与阿拉伯战士阶级相对，是他们的臣民——单数称‘拉伊亚’，多数称‘拉阿亚’意即乱哄哄的一群，这是甚至在亚述人里面也很流行的古代闪族对民衆的蔑称。穆斯林只需缴纳恤贫税，而拉阿亚则必须缴纳贡赋，因此也就是为穆斯林提供给养。不过这个政权对于拉阿亚的内部事务比对各部族的事务还要关心得少。在原先信仰基督教的地方，社会事务管理由主教们负责，在波斯则是由‘迪甘’(乡绅)或者村长们保持着统治地位。”

我看——穆斯林的社会组织因此非常原始，长期无法得到提升。

【第五章  伍麦叶王朝】

在阿里被刺之前，穆阿威叶就已经出发取道美索不达米亚前往进犯伊拉克了。阿里的位置最初由他那个懦弱无能的儿子哈桑继任，但是他却不敢率领士兵迎击。他同意和穆阿威叶进行谈判，并且放弃了他的继任要求，交换条件是把库法国库里的五百万迪汗留给他。原来阿卜杜拉·阿拔斯——即后来执掌政权的阿拔斯王朝的祖先——早已拐带巴土拉的公款投往穆阿威叶去了。

穆阿威叶把统治桀骜不驯的伊拉克人这一艰巨的任务交由他在库法和巴士拉的总督们去担任。在库法他任命了穆基赖·舒耳自为总督。穆基赖·舒耳白是一个肆无忌惮的野心家，他在年轻的时候由于一件普通的杀人案而不得不离开他的故乡塔伊夫，到629年的时候他已经到麦地那来投奔穆罕默德。他当时曾经奉穆罕默德之命把自己城市里的女神偶像捣毁；由于虔诚，他在伊斯兰教的新贵族阶级中取得了一个地位。在和萨珊帝国的几次战争中，他因为通晓波斯文而办理了一些对外交涉。欧麦尔论功行赏，就让他作巴林总督，后来又把他调任到巴士拉这个重要得多的职位上。在638年，他因为奸情而被免职，但是由于内战爆发后他表现了一种谨慎的保留态度，因而又爬起来了。在作库法总督时期，他采取了一种狡猾的政策，嗾使哈列哲派和支援阿里的人们(十叶派）互相反目，因而得以使他治下的人民不公开地反抗叙利亚人，尽管他们毫不讳言他们对于叙利亚人的憎恶。

巴士拉总督也是塔伊夫出生的人，但是出身微贱。只知道他的母亲是一个名叫苏迈亚的女奴，因此他就名叫齐雅德·“伊本·阿比希”(意即“他爸爸的儿子齐雅德”)。齐雅德的个人经历最初是在巴士拉军队里当文书，阿里曾经派他到波斯去，他在那个省份里并未使用暴力，只是凭个人行为有方就取得了居民们的拥护，一直到662年他对穆阿威叶还保持着独立。接着他的同乡穆基赖就代表他同这个新政权去谈判和约。穆阿威叶请齐雅德到大马士革去，把他认作自己父亲艾卜·素福彦的私生子，这样就和这个极其有用的人物拉上了关系，使其为穆阿威叶的家族服务。然后穆阿威叶就派他到巴士拉去作总督，他在巴士拉下车伊始就在教坛上即席演说，这篇演说在阿拉伯文学里是很有名的。他在这篇演说里宣布采取最严厉的措施以制止他治下的百姓中间所一直普遍存在的那种无法无天的风气。他的顽强的魄力把这个政权原先因为部族纠纷而完全破坏了的威信重新树立起来。在他这个省份里，甚至在一直深入到沙漠中心的地方，不久就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太平气象。670年穆墓赖死去，他又把穆基赖的省份也接收过来。

阿里的部下由于他的前任哈里发的纵容，因此纪律松弛，不久就发生了一次武装暴动，这就给齐雅德一个机会和他们最后彻底清算一下。齐雅德没费多少力量就把这次叛乱镇压下去；然后，他改变了原先按部族编队的办法，把战斗人员拆散重编成四队，每队都安置了一个当时政权认为可靠的人作为领导。他把受影响最深的库法人连同他们的家属，以及五万个贝都印人都移殖到波斯东部的呼罗珊省。他在巴士拉几乎完全自主地统辖着帝国的整个东半部，那一部分就是从巴士拉出发征服的土地，而穆阿威叶的兴趣则在于西部。齐雅德完全没有辜负穆阿威叶所寄予他的无限信任。

由于穆网威叶的缘故，叙利亚变成了政权的中心。在伊拉克，阿拉伯人主要是由于征服战争才从沙漠迁移到那里去的；而在叙利亚，阿拉伯人则大部分都已经在那里居住了几个世纪了，他们与基督教会以及罗马帝国的长期接触已经使他们习惯于遵守国家秩序。坐镇在大马士革实施统治的穆阿威叶被他们看作是他们从前加萨尼王族的合法承继者。穆阿威叶的妻子是叙利亚最有势力的南阿拉伯凯勒卜部族的一个贵族妇女。这保证他们的儿子叶齐德承继哈里发的位置能够得到族人们的支援。穆阿威叶用大量的馈赠把过去反对他的阿里的家族和哈希姆族都争取过来。他小心翼翼地对待他的那些伍麦叶族人，以防他们成为他自己或他儿子的后患。他总是能够利用当代诗人在舆论方面仍然发生的重大影响来保护他那个王朝的利益。阿拉伯人和亚拉姆血统的基督教居民本来就是旧相识，他们友好相处，关系融洽。阿拉伯人在叙利亚并不像在伊拉克那样是住在新建立的殖民地里，而是住在大城市里，和基督教徒们住在一起；他们在各地甚至和基督教徒们在同一个屋子里举行宗教仪式。

信仰基督教的塞尔仲·曼苏尔还在穆阿成叶的宫廷里充当一个有影响的财政顾问的角色。基督教徒们对卜穆阿威叶和他的家族的这种容忍的精神则报以忠心的拥戴，这种情况在基督教的传说中我们甚至在西班芽的历史上还可以看刊。穆阿威叶对于阿拉伯人的统治并不像东方专制君王那样，而是像古代部族的赛义德一样。当星期五在清真寺里举行宗教仪式的时候，穆阿威叶把讲坛当作行政长官席来加以利用，时常同贵族的领袖们商讨政治措施。通常他在宫廷里也经常向贵族的领袖们请教。他也时常接见来自各省的代表团，以便听取他们的疾苦，调停各部族之间的纠纷。

所有这些作法都表现了他性格上的主要特点：温厚沈着，克己自制；这种作风被认为是赛义德的一种主要的美德，因为在阿拉伯人，中间不是赛义德就很少有这种美德。和他那个伟大的前辈欧麦尔一样，他又采用了希腊化时代的罗马帝国行政措施，这些措施是经过多少个世纪之久的考验的。这样一来，他就在欧麦尔所建立起来而后来又为内战所破坏的基础上把伊斯兰教国家又重新建立起来。在财政事务方面，他把各省一向极其勉强缴纳给小央国库的税收重新规定下来，并且设法保证这些税收能够按时征收；同时他也免除了各省一部分过去统治者们所准许他们的属下领取的为数庞人的午金。在汉志这个自从内乱爆发以来就遭到荒芜的地方，他实行种种庞大的计划，以改进耕作方法从而促进农业的发展。

穆阿威叶一向把对拜占庭人作战看作是自己的一项最重要的任务。早在欧麦尔作哈里发，他自己还在作总督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这一战争丁。后来在奥斯曼统治时期，他看到腓尼基的沿海城市仍为拜占庭人所据有，觉得只有再度进军决战一次才有可能从拜古庭手中把这些城市夺取过来。为了确保能够夺取这些城市，穆阿威叶就必须在海上也同敌手们交战。欧麦尔当初一直不肯批准他这样作，直到奥斯曼统治时期，穆阿威叶才取得许可到阿拉伯人从来不曾有过经验的战场上作战。不过很快地阿拉伯人就习惯于海上战争了。

649年夏天，穆阿威叶向塞浦路斯进攻，六年以后，他就在装备一支舰队进攻君士坦丁堡了。希拉克略之孙康士坦斯二世皇帝到里希亚海岸应战，但是被打得一败涂地。尽管取得了这次胜利，阿拉伯人却仍然不能够达到他们的目的，因为同时从陆路进军的穆阿威叶这时未能越过卡巴道西亚的恺撒里亚。穆阿威叶当时不得不和拜占庭谈判媾和，以便应付同阿里的战斗。但是一俟他统一了帝国之后，他又乘着每年夏季往小亚细亚侵掠的时机重新进行这一战役。他的军队曾经两度打到拜占庭帝国都城门前，但是拜占庭帝国由于文化水平高，又把这些未开化的人的进攻击退。

667年亚美尼亚的一个叛变的将军萨包里乌斯约请阿拉伯人进军亚美尼亚，但是等阿拉伯人到达梅里替尼的时候，康士坦斯二世皇帝已经把叛变镇压下去。尽管如此，阿拉伯人还是向前进一直远达卡尔西顿。这时穆阿威叶把他那个一向只知逍遥自在过活的儿子叶齐德派到军队里去。阿拉伯人在卡尔西顿坚持过了冬天之后，第二年春天他们又向前推进一直远达拜占庭本土。不过等到夏季到来之后，他们只好马上放弃围攻又回到叙利亚去。

674年，穆阿威叶再度大举进攻，企图深入这个基督教国家的中心。他派遣了一支强大的舰队，这支舰队事实上成功地在普罗旁蒂斯南岸的塞齐克斯建立起据点。穆阿威叶从塞齐克斯向拜占庭都城进行骚扰一连有七年之久，不过面对着强有力的防御工事和希腊火却总也没有什麽有效的办法而已。最后穆阿威叶放弃了这个没有成功之望的战争，和拜占庭缔结了和约。

阿拉伯人在第二个战场上，在和非洲的基督教徒的战争中取得了持久的胜利。

647年以后不久，乌斯曼派驻埃及的总督伊本·阿比·萨尔就已经征服了的黎波里，不过当时萨尔却只满足于让的黎波里缴纳贡金而已。到667年穆阿威叶的总督伊本·胡德杰重新发动战争向西部的基督教徒进攻，在他第一次出兵窜扰的时候他就已经远达西西里。但是真正在北非建立起阿拉伯统治的人却是欧格白·伊本·纳菲耳。欧格白是埃及的征服者阿慕尔的侄子。他本来已经从埃及出发征服了巴尔喀，并且在670年联合了柏柏尔人把在北非的基督教徒统治完全摧毁。但是他在盖赖旺城建立起一个军事殖民地之后却又被召回。

后来到682年，穆阿威叶的继位人又任命他为总督，于是他再一次向西发动战役，这次显然使他一直到达了海边。欧格白曾经进入柏柏尔人的领土远达亚特拉斯山脉中部，但是柏柏尔人的一些部族却并未因此而被彻底征服。被欧格白作为俘虏而随军携带的柏柏尔人领袖库塞拉后来逃走了，他联合了当时仍然留驻在他们那里的拜占庭军队，组织起来反抗阿拉伯人。欧格白当时未加注意地也把军队分成两支，他自己率领一支小的队伍沿着通往奥雷斯山的路上进军。

683年，在撒哈拉边缘的塔胡达地方遭受柏柏尔人的袭击，他和部下一起全部战死。在那里为他修建的墓寺就以他的名字命名，称为西迪欧格白，这个寺在比斯克拉以南，是非洲穆斯林建筑物中最古的，并且还是相当原始的一所纪念物。

穆阿威叶死于680年4月18日。继位的是他的儿子叶齐德。当穆阿威叶在世的时候，就已经给他举行过拥戴宣誓了。伊斯兰教贵族的首脑们——阿里的次子侯赛因·欧麦尔的儿子阿卜杜拉和左拜尔的儿子阿卜杜拉——拒绝举行这次拥戴宣誓，等穆阿威叶死后再次要求他们宣誓时，只有欧麦尔的儿子遵照办理，另外两个人则都逃到麦加去，以躲开负责此事的麦地那总督的势力范围。库法人极力要求侯赛因到他们那里去，在他们那里就任哈里发。他接受了这一诱人的请求，不过后来在伊拉克却不曾得到他所予期的支援。他的族弟穆斯林·阿基尔原来打算到那里事先替他去进行活动，但是却为叶齐德的总督欧贝杜拉·齐雅德所俘掳而处死。侯赛因在途中被欧贝杜拉·齐雅德的前哨巡逻队所截获，由于他不肯返回，巡逻队就把他一直押送到克伯拉。这个地方在幼发拉底河以西，在距离巴格达南面偏西约六十二英里的沙漠边缘。他们把他禁闭在卡尔巴拉，希望干渴会迫使他投降。

伊斯兰纪元61年1月10日，即西元680年10月10日，叶齐德军队的司令官欧麦尔给了他一个最后通牒；欧麦尔的父亲是穆罕默德的一个圣门弟子，曾任军事领袖的赛耳德·伊本，艾比·瓦嘎斯。侯赛因从库法支持者们那里已经指望不到什麽援助，那些人由于穆斯林·阿基尔被处死而张皇失措。虽然如此，侯赛因还是拒不投降：作为穆罕默德的外孙，他自恃别人奈何不得他。刚一交战后不久侯赛因就战死了。他的首级被送到哈里发那里去。哈里发对于这种未曾料到的结果深以为憾，他吩咐把那些逃脱这次杀戮的阿里派都带回麦地那去，在那里予以宽厚的照顾。侯赛因这次殉难虽然并无任何政治上的影响，但是却促进了“十叶派”在宗教上的发展。“十叶派”就是阿里派，后来成为一切反对阿拉伯意向的中心。直到今天，葬在卡尔巴拉的侯赛因墓仍然是所有十叶派教徒，特别是波斯人，要去参拜的最神圣的目的地：这些人们的最热切的心愿一直就是能够在侯赛因的旁边得到一个最后的安息之地。

伍麦叶王朝碰到的一个危险得多的敌手是阿卜杜拉·左拜尔。左拜尔以圣地麦加为避难所进行反抗哈里发的活动。他从那小灿动麦地那人，而麦地那人是有一切理由来非难这个使他们城也失掉昔日荣誉的政权的。叶齐德在683年又作了一次努力想把他们争取过来，但是徒劳无功。在这以后不久，大约有一千个定居在麦地那的伍麦叶族人就遭到了攻击，他们不得不逃到他们的族长麦尔旺·哈克木·阿斯那里去避难。这个族长在穆阿威叶在位时期曾经一度作过汉志总督。哈里发派穆斯林·欧克白率领一支一万二千名叙利亚人组成的军队前往援助他们，穆斯林在为哈里发的父亲服务期间就已经显示出他的勇气了。被围困在麦地那的伍麦叶族人这时已经投降，被准许自由撤退。他们在去往叙利亚的路上和穆斯林会师。

683年8月，穆斯林在城北的哈拉熔岩地带安营扎寨。在让他们稍事休息之后，反叛者们就向他进攻过来，战斗的结果是古莱氏和辅士贵族的精华遭到歼灭性的失败。次日，穆斯林命令将尚未丧命的几个魁首处死，然后代表叶齐德接受麦地那人的归顺。

穆斯林从麦地那继续向麦加前进，但是他死于途中。侯赛因．努马伊尔继续率领着这支军队。围攻了两个月之后，侯赛因听到哈里发叶齐德逝世的消息，因此他就同阿卜杜拉·左拜尔进行谈判，表示愿意拥戴他作哈里发，条件是阿卜杜拉不仅对于前此的战争不加报复，而且还要到叙利亚去以使叙利亚继续保持为政权的中心。阿卜杜拉拒不同意第二项条件。尽管如此侯赛因还是收兵解围，返回叙利亚去了。

叶齐德是在683年11月11日死的。的确，他在作哈里发期间曾经耽溺于音乐、美酒、娱乐之中，不甚留意国家大事。他也终止了对拜占廷人的战争，他在未作哈里发之前参加这个战争并不是出于心甘情愿的。基督教传说里称赞他特别会寻欢作乐。但是在他短短的统治期间，他也在财政管理方面着手进行过改革，而且改革得也不是毫无手腕。叶齐德还注意到大马士革古达绿洲的水利灌溉问题。他的儿子穆阿威叶二世当时还很年轻，在他死后马上就在大马士革得到承认，不过在位时期很短就死去了。

甚至在穆阿威叶二世活着的时候，叙利亚的阿拉伯部族之间就已经开始了战争，而这种战争此后在伍麦叶政权之下就没有真正平息过。北阿拉伯的一个部族盖斯人的一些分支如盖特方。穆达尔等等都住在叙利亚北部、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拉克一带，他们对于从穆阿威叶一世起就开始偏袒南阿拉伯的凯勒卜部族的作法心怀不满；凯勒卜是住在巴尔米拉和古代莫阿比之间的库达阿人的主要部族。阿卜杜拉·左拜尔在伊拉克取得承认之后，盖斯人就在左法尔·哈里斯的领导之下兴兵作乱，把金那斯林的一个凯勒卜人总督驱逐出去。在穆阿威叶死后，赫姆斯的总督也承认左拜尔作哈里发。最后，在大马土革当权的达哈克·盖斯也倒向左拜尔。伍麦叶族的族长麦尔旺在叶齐德死后就已经在大马士革定居下来，他最初表示有意放弃自己的要求以支援住在麦加的哈里发，不过后来又听从别人的劝说在684年6月22日在雅比雅接受了拥戴宣誓。

叶齐德的舅父哈桑，白海达勒也到雅比雅去支援他。哈桑身任外约旦总督，是拥护伍麦叶家族的人中的一个真正有点实权的人物。麦尔旺和哈桑一起率兵前往大马士革；盖斯人在大马士革北面的马兹拉希特平原上迎击他们，结果战败。

684年8月，麦尔旺在事先夺取了国库之后就在大马士革也接受了拥戴宣誓，尽管在马兹拉希特一战获胜恢复了伍麦叶王朝的统治，但是与此同时血族复仇之事也随而并起，因之盖斯和凯勒卜人之间的怨仇真正爆发还只是后来的事，其结果是破坏了伍麦叶政权的基础。

麦尔旺的在位期间也未得久长，而且其间还充满了连续不断的争斗。他乘埃及不备突然进军占领了埃及。在他往埃及进军时，他的巴勒斯坦总督们替他掩护后方，击退了阿卜杜拉·左拜尔的兄弟穆斯阿卜发动一次进攻。最初麦尔旺不能不承认叶齐德一世的一个儿子为继位人；但是在经过一系列的拖延不决的谈判之后，他终于说服了叶齐德一世的这个儿子，让位给麦尔旺的儿子阿卜杜·马立克和阿卜杜·阿齐兹。阿齐兹是弟弟，麦尔旺曾经任命他为埃及总督。

哈里发麦尔旺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在保卫奥斯曼之战和骆驼之战中身受重伤，在瘟疫从伊拉克再次传人叙利亚的时候他已年近七十高龄；就像穆阿威叶二世先于他而死于瘟疫一样，这次传染病也使他死于685年5月7日。关于他的妻子(原来是叶齐德的寡妻)曾经因为她的儿子不能继位而把麦尔旺勒死以替子报仇的说法纯粹是一种无稽之谈。

麦尔旺的儿子阿卜杜·马立克这时得开始进行一场顽强的斗争以争取继承权。当时在叙利亚公开反抗他的有幼发拉底河流域盖斯人的领袖左法尔，其他各省则都支援左拜尔。马立克为了保卫叙利亚北部不受拜占廷人侵犯又化费了两年的时间，直到两年之后，他才能够抽身转向伊拉克；当时在伊拉克作总督的是阿卜杜拉·左拜尔的兄弟穆斯阿卜。穆斯阿卜本来有许多困难要克服。原来自从侯赛因在克伯拉战败之后，阿里派因为缺乏有才能的领袖人物，一直潜伏不动；但是这时却有一位能干的领袖出现了，这个人就是赛基夫人穆赫塔尔。穆赫塔尔是一个孤儿，由一个曾经给阿里作过马丹总督的叔父抚养成人。穆赫塔尔本人曾经参加过穆斯林·阿基尔的叛乱，当他从牢狱中释放出来以后，他就到麦加去投奔了左拜尔。三年之后，他又在伊拉克出现了，显然是作为阿里的一个小儿子的使者而去的。阿里的这个儿子跟他的母亲取名称为穆罕默德·伊本·哈纳菲亚。

由于这个儿子并不是法蒂玛生的，没有先知穆罕默德本人的血统，因此真正说来也就并无承继之权。于是穆赫塔尔很快地就选择了另外的一条道路：他表面上说是得到了天使迦伯利的啓示而传起道来，他模仿着《古兰经》的形式用一种晦涩的押韵的散文宣传有一个麦海迪马上就要出现。他说这个麦海迪到宇宙末日会消除大地上的一切不公平的现象，使世界上到处都充满正义。他的传道吸引了皈依伊斯兰教并受其保护的亚拉姆人和伊朗人，这些人是被阿拉伯人当作二等公民看待的。穆赫塔尔把统率他们的军权授予易卜拉欣·马立克·艾什台尔。艾什台尔是阿里手下的一个名将之子，他征服了库法的阿拉伯人。穆赫塔尔从库法取得了整个伊拉克及东部各省的支援，这些地方被征服的人民热烈地投入他的旗帜之下。

但是他却不曾把库法的阿拉伯人争取过来，库法的阿拉伯人乘艾什台尔外出率兵进攻阿卜杜·马立克的机会就向穆赫塔尔进攻。穆赫塔尔这时危险万分，幸得军队听到消息赶回才把他营救出来。因此穆赫塔尔就把所有反对他的人们都予以残酷的惩罚，说他们在侯赛因殉难事件中曾经是同谋犯。两天之后，艾什台尔在哈吉尔把欧贝杜拉·齐雅德率领的叙利亚军队战败，齐雅德就是那个因克伯拉的杀戮而觉得内咎的领袖，他在哈吉尔阵亡。这是穆赫塔尔的一次最人的胜利。穆赫塔尔为庆祝这一胜利举行了一次奇异的仪式，把一个空宝座当作神位而加以膜拜。但是继这次胜利之后不久他就被推翻了。在同哈瓦利吉派进行战争期间一直坚定地留在巴士拉按兵不动的穆萨布这时率兵向他进攻。经过两场血战之后，穆斯阿卜把穆赫塔尔围困在库法要塞里。穆赫塔尔困守了四个月之后在687年4月4日一次出击战中战死。虽然穆斯阿卜以无比残酷的手段消灭了穆赫塔尔的支持者，但是穆赫塔尔的教义却在十叶派的来世论中留传下来。

穆斯阿卜这时在伊拉克还能够再镇压下几次小规模的伍麦叶王朝运动。但是在691年阿卜杜·马立克亲自率领着一支军队到达伊拉克。这时穆斯阿卜的精锐部队正在和哈瓦利吉派作战受到牵制。穆斯阿卜进兵到巴格达以北底格里斯河西岸亚美尼亚教长修道院那里去迎击这位哈里发。可是他的军官们都表现得极不可靠，他们甚至竟和哈里发进行起谈判来。不过哈里发却对他们的变节行为不认可，他甚至还对穆斯阿卜表示如果他肯投降过来就可以让他作伊拉克总督。但是穆斯阿卜是非常忠实于他的兄弟的，在10月中旬，他在战场上阵亡。

这时阿卜杜·马立克所需要对付的只有阿卜杜拉·左拜尔一个人了。左拜尔住在麦加，从那里他维持着整个汉志的统治。马立克派哈查只·伊本·优素福去攻打他。哈查只是塔伊夫的一个萨基弗人，他在攻打穆斯阿卜战役巾得到了马立克的赏识。哈查只利用他的出生地作为作战根据地，从塔伊夫向麦加进攻。他对于这个城市的神圣不可侵犯地位完全没有放在眼里，从艾卜库贝斯山上就开始向麦加轰击起来。但是另外那个对立的哈里发在卡巴天房又坚守了七个月，到692年10月一次出击时连他自己的几个儿子都背弃了他，他也就战死了。这样一来，这个帝国又重新恢复了统一。论功行赏，这位得胜的将军除了也门和叶麻麦之外又得到了汉志总督的职位。当他用了两年的时间把那里的秩序恢复了之后，在694年12月哈里发又把他调任到这个帝国里的最重要的职位上。去接替哈里发死去的兄弟比什尔而为伊拉克总督。他在库法就职时在讲坛上发表了一篇演说，这篇演说已经和他的前任齐雅德的演说同样地有名了。

阿卜杜·马立克在解决了他的竞争者以后，马上就恢复了停息了约有十五年之久的对拜占庭的战争，在这以前，马立克不得不以纳贡方式换取和平。这次战争的恢复据说是和阿卜杜·马立克所采取的币制改革有关。根据稗史上的传说，一直到那个时候，阿拉伯帝国里的通用货币只有拜占庭的货币，内地造的钱币上面也都有希腊文字。至于拜占庭人所用的纸则是从埃及那里弄来的。埃及的国家工厂为拜占庭造的纸上面都有基督教的纹章，还有带十字架的透明花纹。据说哈里发把这些都用表明伊斯兰教信仰的纹章来加以代替。因此拜占庭人就威胁要准备一种金第纳尔，上面带有侮辱先知的字样。而当时阿拉伯人除了从拜占庭人那里才能得到金第纳尔之外，在别的地方是弄不到金第纳尔的。因而在693年哈里发就决定在大马士革自己铸造货币，在第二年哈查只在库法也仿法他的榜样。于是，在正式记载账目的时候就采用了阿拉伯文，虽然和从前一样官员们还完全是些非阿拉伯人；而在此以前在叙利亚一直是用希腊文，在伊拉克则用波斯文记账的。阿卜杜·马立克又把一向给予基督教徒臣民的自由大大地加以限制，籍以保证帝国的统一。

阿卜杜·马立克在朝廷之中也树立了一种与过去不同的风气。在他以前的统治者一向都是像古代阿拉伯部族族长一样的对待他们的臣民，而阿卜杜·马立克则是第一个以专制的统治者的姿态出现。作为一个神权政体国家的代表人，他也赋予神学家们以较大的势力，他自己也认真地执行他本身在宗教方面的责任。当然，这并不足以妨碍他把基督教诗人艾赫泰勒请到他的宫廷里来。艾赫泰勒是出生于希赖的一个台格利卜部族的人，曾经给叶齐德一世效过劳。由于这位诗人不受任何宗教上考虑的限制，哈里发就可以让他运用他那种有力的诗句去打击麦地那宗教界人土所结戍的反对势力，这种反对势力有时候还是很麻烦的。

阿卜杜·马立克任命了自己的亲戚作各省总督(伊拉克除外)，藉以稳定各省的局面。埃及和北非这些在他统治时期才把柏柏尔人最后的反抗予以摧毁的地方则由他的兄弟阿卜杜·阿齐兹统辖着。阿齐兹原先曾经得到他父亲的保证有承继哈里发的权利。后来阿卜杜·马立克曾经试图说服他这个兄弟放弃承继权刊，但是未得成功。不过阿卜杜·阿齐兹却先于阿卜杜·马立克而死去了，因此在705年阿卜杜·马立克的儿子韦立德并未遭受反对就承继了他父亲的位置。

韦立德的武功所及之处又远远超过了帝国的疆界。经过长期围攻之后，小亚细亚的提安那落入阿拉伯人手中，虽然韦立德所策划的进攻君士坦丁堡的战役并未能实现。对于东方各地的征服是从伊拉克开始的。伊拉克总督哈查只也是整个伊朗的总督。704年，阿卜杜·马立克就已经根据哈查只的意见任命了古太白·穆斯林为东方的呼罗珊省的总督。呼罗珊的地域所及从乌浒河(今名阿姆河)远达兴都库什山，这是多少个世纪以来伊朗人和土耳其人发生接触的地方。土耳其人在这个时候已经在卡普汗可汗（中国人称为默啜可汗）统治时期在682年从中国人统辖之下夺取了上地，把他们的北部领土向西扩张。关于土耳其人以前的历史，将来在研究他们决定进入伊斯兰世界的时候当另有详细叙述。土耳其人有一个封臣以“塔尔甘”的身份驻在萨拉夫珊河南岸的粟特(又称河中)：阿拉伯语为马瓦拉安纳尔)首府撒马尔罕。萨拉夫珊河下游的布哈拉是一个伊朗人和土耳其人杂居的地方，由一个土耳其王朝统治着。古太白利用这个最后一个王朝里的纷争倾轧，把那里的一个青年册立为王。这个青年本人皈依了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此后就在布哈拉扎下了坚固的根基。撒马尔罕的塔尔甘也投顺了古太白，不过后来却被群情激昂的民衆所废弃。他的继任人古拉克在长期的被围困之后被迫投降古太白。虽然古拉克保住了他的王位，但是他却不能不接受阿拉伯人驻防。从此以后，虽然不免还是有些骚乱，但是伊斯兰教在这两个城市里却都存在下去，而且后来这两个城市还成为伊斯兰教在中亚细亚的最重要的堡垒。从这里古太白更进一步地向东推进攻打弗尔干纳。714年夏天，古太白在那里突然听到哈查只死去的消息，因此他就撤兵到麦尔夫根据地。次年，韦立德也死了，古太白害怕韦立德的继位人苏莱曼报复，因为原先古太白曾经声明反对过苏莱曼，拒不归顺他。不过古太白在一次士兵哗变之中被杀了。哈查只的女婿穆罕默德·嘎西木足驻巴士拉的总督，他在711年开始从波斯南部和俾路支去征服信德，这样就为伊斯兰在印度开辟了另一个广大的势力范围。

在西方，阿拉伯人在韦立德统治时期跨越了直布罗陀海峡，在 711年7月25至26日在巴卡河谷一战(一度误称为萨雷斯德拉夫朗泰拉之战)给予当时因内部动乱而削弱了的西哥德王国以致命的打击，最后的一个哥德国王罗德里克就在该地丧命。这支胜利的军队里面差不多完全是柏柏尔人。阿卜杜·阿齐兹任命并经韦立德认可的北非总督穆萨·努赛尔当初只是把这些柏柏尔人当作侦察部队派到海峡对过去的。率领这支部队的人塔立格·伊本·齐雅德是北非总督的受护民。塔立格登陆后集合队伍的那座山迄今仍用着他的名字称为直布罗陀(阿拉伯语为贾巴尔·塔立格)。塔立格这次意外的胜利引起了他的上司的妒忌，穆萨·努赛尔马上就继他之后带领一支主要是由阿拉伯人组成的军队更为深入地向那个地区推进。他开始的时候在麦地那一锡当尼亚和卡尔莫纳取得一些初步胜利，后来由于围攻塞维尔和美利达而耽搁了一年的时间不能前进。在这个期间，另一些军队则在奥利胡拉和一个哥德国君塞奥道米尔作战。后来穆萨·努赛尔和塔立格在托勒多会师，一起征服了西班牙北部从萨拉哥萨到那瓦拉的地方。

714年，他携带着大批战利品回到非洲，随后又浩浩荡荡地开着凯旋的队伍登程前往叙利亚，韦立德这时在叙利亚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在穆萨·努赛尔回到大马士革之后不久，这位刚刚满四十岁的哈里发就在715年2月逝世了。

韦立德在帝国本土享受着他父亲的活动成果，到处都承认他是唯一独尊的君主。他一直在把越来越多的基督教徒从行政机构中排斥出去。他甚至还解除了塞尔仲·曼苏尔家族的职务，塞尔仲·曼苏尔家族是从穆阿威叶在世的时候起就一直掌管着财政事务的。像很多古代东方君主一样，韦立德也曾经大兴土木，但是这并不仅是由于他喜好炫耀铺张，而是想增加他的财産收入。叙利亚人认为他是一个理想的统治者。

使得韦立德以建设者而闻名的主要工程是大马士革的那座通常称为伍麦叶朝清真寺的大建筑物。过去那种指定一块地方就作为祈祷之用，利用有带顶门廊的院子(像穆罕默德在麦地那住的那样)那一类的简单的形式很快地就过时了。

以前的征服者在伊拉克的库法和巴士拉以及在埃及的弗斯德特最初建筑的一些军营都止于模仿穆罕默德的旧式清真寺的式样而已。欧麦尔和奥斯曼就已经把麦地那和麦加的清真寺加以扩充，他们把附近的房子都收买过来，把简单的亭子改为一些石柱门廊。各省也都仿效着他们的办法；赛耳德·阿比·瓦嘎斯把萨珊王朝的建筑物和希赖各教堂的圆柱都拆出来装修库法的清真寺。在穆阿威叶时期，库法和巴士拉两地的清真寺都更加讲究起来。挨着米拉卜，即祈祷壁坛的地方，朝着麦加那个方向(基卜拉)，都有政府的建筑物和清真寺毗连，因为在首都和各省里宗教仪式都由哈里发和总督们主持。据说奥斯曼曾经在麦地那的清真寺里为他自己修了一层隔板(马克苏拉)以防遭人袭击。伍麦叶王朝时期各省总督也都纷纷效尤，依样办理。

当左拜尔占据麦加，分廷抗礼也作哈里发的时候，阿卜杜·马立克因为他的臣民们不能到麦加朝觐，曾经想在耶路撒冷另修一座卡巴天房，以供朝觐之用。就在欧麦尔进入耶路撒冷时要求作为穆斯林礼拜之用的那个神圣的岩石台上，阿卜杜·马立克修建了一座神殿，今天称为岩石神殿(有人误称为欧麦尔清真寺)。那个由穆罕默德夜行故事里取名的阿格萨清真寺也在这时在神殿区建立起来。阿卜杜·马立克把查土丁尼的圣玛丽教堂当时还完好的部分都修在这个建筑物里，造了一个有三排圆柱的门廊，后来又添上有一个拱顶的侧堂和四个楹间。在帝国首都大马土革城内，穆斯林们至此只有一所朴质无华的小清真寺。

早在崇拜偶像时代；大马土革城中心就有一所大神殿，这所神殿后来经罗马人——可能是在图拉真时期——按照巴尔米拉的那座著名的太阳神庙的式样重建过，只是规模更大些。这所建筑物的一些残存的圆柱现在仍然还可以在清真寺的附近看到。379年在这个崇拜偶像时代的神庙原址上修了一座名为施洗礼的约翰的教堂，这个教堂在豪瑙里乌斯的儿子阿尔卡迪乌斯时代又加以重修。它全部一直都是基督教的财産。有一种说法认为穆斯林在征服这个地方之后马上就占据了教堂一半的地方供给他们礼拜之用，而把另一半留给基督教徒应用以酬谢他们投降，这种说法是后来伊斯兰教传说中编造出来的，这种传说己无法理解为什麽要对基督教徒那样照顾了。尽管早期的几位哈里发曾经对于基督教徒的权利加以注意，但是韦立德在705年初却一下子就把这座教堂从基督教徒手里拿了过去，加以重建；把南面的墙以及与墙相毗连的那个旧神殿的门廊都修在一起，修成一个共有三个楹间，把拱顶架在柱上的正堂，一个式样模仿拜占廷遗址的侧堂，还有一个木屋顶。侧堂的那个石造圆顶穹无疑是在负责内部装饰的拜占廷镶嵌细工匠的主张之下第一次修造的。侧堂正中那一楹间的四角都仿效叙利亚的教堂的式样用一些半圆形的凹壁同中间的拱顶圆厅连接起来。圆柱的柱头都涂以金色，墙壁也是用大理石来装饰的，墙上还有一些描绘着城市和树木风景的镶嵌艺术品。在旧门廊西南角的一个旧塔的基础上又建立了一个新的召祷塔，清真寺门廊北边耸峙着那个“宣礼员的召祷塔”，院子外面朝北盖了一个高大的拱廊。

这种把有列柱的门廊和前厅连在一起的建筑式样 (后来有许多清真寺都模仿它)是提尔奇在拜占廷的埃塞留斯和奥古斯提安的遗址发现的，在这些遗址上把皇宫的前厅当作大殿，设有典礼殿以供朝觐及接见之用，后者也是根据古典的式样的。这种建筑物在各省都是通过使用强迫劳役而修造的。一个从阿普洛狄铁发现的埃及草纸古本谈过这种建筑所花费的劳动。工人们毫无例外地都是外国人；文学传说中记载着曾经从拜占庭征募过一千二百名工人；我们从埃及草纸古本中也看到那里曾经雇用过一个波斯人。根据这些情况，不消说建筑的式样不可能是整齐划一的。外国技术后来也还需要采用；十二世纪时这个清真寺里的那座大锺就是由波斯人装置的。不幸的是叙利亚这个穆斯林建筑最古老的遗迹却是命运多乖，饱经浩劫的。在1069、1400、1893年，这所建筑物曾经三度遭受火灾，几乎烧得只剩下了墙基。

在这个帝国里，除了叙利亚这个枢纽地区之外，最重要的省份就是伊拉克了。在阿卜杜·马立克和韦立德时期，伊拉克是由哈查只·优素福统治着。前已述及，哈查只在693年担任了这个职务。他在那里的处境是非常困难的。当地居民由于积年累月地替哈里发进行战争，因而变得十分凶悍。在库法，假先知穆赫塔尔起兵作乱的事仍然在激动着人心。哈瓦利吉派仍然在巴士拉城外到处活动。这一派里面这时出现了一个新的派别称为艾兹赖格派。这一派人把任何和他们见解不同拒不改变信仰的人都当作异教徒看待，就要连同他们的妻子儿女一并处死。

穆海莱卜·阿比·苏弗拉在为穆斯阿卜服务时期就已经和阿兹赖格派进行过斗争。穆海赖卜在他这个主子战死以后就归顺了阿卜杜·马立克，仍然保持着兵权。688年，阿兹赖格派推选了台米木部族的盖特里·伏查艾作哈里发。这个当时也以诗人而闻名于世的新哈里发，在库齐斯坦经常对伊拉克构成一种威胁，给穆海赖卜添了不少的麻烦；特别是由于阿卜杜·马立克最初派的两个总督由于妒忌的原因未曾给予穆海赖卜以足够的支援。头一个把新的军队交给他支配的是哈查只。有了新的军队，穆海赖卜就能追击反叛的人们一直远达波斯的基尔曼省内地。

接着反叛的人们之间发生了内讧。盖特里带着阿拉伯人继续向塔巴利斯坦前进，而那些受护民则留在后面，在吉路夫特城里推选了一个新的领袖。穆海赖卜在这里轻而易举地战败了他们。在塔巴利斯坦，盖特里的那些阿拉伯人残酷地压迫当地人民；因此当地人的领袖就要求拉伊的总督前来援助。拉伊的总督把这些阿拉伯人打得一败涂地，盖特里本人也在这一次战役里阵亡(697年或698年)。另一个小哈瓦利吉派领袖是舍伊班部族的沙比卜，他一连有两年之久以摩苏尔为根据地，使得伊拉克的局面不得稳定。

沙比卜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盗魁，当地的基督教徒都关照他：因此他能够经常改变隐藏的地方，从那里袭击哈查只的军队。一直等到697年哈里发从叙利亚派来增援部队之后，才在杜及尔河畔把他战败，使他淹死在河水之中。哈查只对于叙利亚军队前来援助表示感激，却引起了当地贵族的不满。哈查只把受伊拉克统治的基尔曼省里的反叛者们完全清除了以后，又派了一支装备特别齐全的军队(“孔雀军”)，由过去的金达王室后裔阿卜杜·拉赫曼·伊本·艾史阿斯统率着，去征服当时由一个有土耳其血统的国君统治着的一个边陲小国西吉斯坦。这次出征没能够像这位暴燥的总督所希望那样迅速地达到目的，而总督却又一定要求迅速解决，于是伊本·艾史阿斯就把这件事情交给他的将官们去作决定，他知道对于这些将官们来说，哈查只和在这个野蛮地区里作战二者都是同样令人憎恶的。

情况既是如此，他的将官们也就愿意马上宣誓拥戴他，如果他能够率领他们返乡对哈查只作战。于是艾史阿斯就和土耳其人缔结了和约，缓缓地带兵向西移动，这时在波斯的驻军也参加到他们一起了。当哈查只开出军队去打这些反叛者的时候，他们打败了哈查只，夺取了巴士拉，只剩下近郊还在哈查只的控制之中。这位总督从郊区又把反叛者打退回去，反叛者们这时又转向库法。哈里发于是又派出一支叙利亚军队，由他的儿子阿卜杜拉和他的兄弟穆罕默德率领着。给这两个人的任务是先和艾史阿斯进行谈判，甚至还授权他们表示可能召回那个为人痛恨的总督。

但是即使这样，艾史阿斯还是坚持拒不归顺，因此政府军队就转而进攻，先把他打败于德尔雅马杰姆，再败于马斯金；支援他们的人们有一部分在马斯金背弃了他。阿卜杜·拉赫曼·艾史阿斯逃到西吉斯坦的土耳其国君那里去，后者的确把他从一个阿拉伯长官手里解救出来，不过后来却又把他交出来送给哈查只的使者们。在押解途中，艾史阿斯在704年从一个城堡的垛口上跳下来自尽了。

哈查只直到把伊拉克的阿拉伯人这一次最后变乱镇压下去之后才能够安心地从事于巩固他的政权的工作，他这个政权是以叙利亚的军事力量为基础的。在702年他在库法和巴士拉这两个骚乱不休的城市中途修筑了一个新的城市，称为瓦西特(“中间城”)作为他的政权中心和根据地。当哈查只在世的时候，他容许住在瓦西特的，除了来自叙利亚的阿拉伯军人之外，只有河中来的土耳其人。这些土耳其人原先大部分都是当作战俘和被放逐(虽然也是出于自愿)而来巴士拉的，这时都在这座新的城市里定居下来。直到哈查只死后，才准许亚拉姆人和波斯人到这个城市里居住。哈查只建立的这个新的城市，和在底格里斯河对岸的那座姊妹城卡斯卡一样，由于具有战略地位，一直到阿拔斯王朝时期还在伊拉克的城市中保持着它的地位，虽然阿拔斯王朝政府所在地已经不在瓦西特而是在巴格达了。

在韦立德统治时期，哈查只享受了他在韦立德的前任统治之下劳苦功高所种下的果实。这位新的统治者对于他保持着充分的信任；特别是由于哈查只拥护韦立德继位，反对阿卜杜·阿齐兹争夺承继权，因而使得韦立德心中对他怀有感激之意。哈查只这时积极努力使这个经过战乱蹂躏二十年的地区重趋繁荣。在这方面主要的问题是修复那些把两条河流的水运送到伊拉克各地的渠道以及那些防御沙漠保持地力的堰坝，使它们能够重新使用并且经常加以管理，这些堰坝都是稍有损坏就要开裂的。他采取了有力的措施，防止乡村居民大批流人大城市。他修正了货币制度和度量的标准，使得人们感觉在交易中可以安心，互相信任。据说他甚至对于正确地传达《古兰经》也发生过兴趣；可能这也不无政治上的原因，因为从奥斯曼那时以来《古兰经》的念经人总是很容易煽动起反对政府的情绪的。《古兰经》的念经人为了报答他这种关怀就宣传了一段轶事，说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在故乡塔伊夫作过教师。曾经一度获得他的赏识的唯一当代诗人是哲利尔。哲利尔在穆斯阿卜统治时期就已经在伊拉克声誉卓著，他曾经和他对立的诗人法赖兹德格互相攻讦。正如同阿卜杜·马立克曾经在和反对他的麦地那人进行斗争时利用过基督教徒艾赫泰勒一样，他这位总督也利用哲利尔来为自己歌功颂德，揭露秘密反对叙利亚统治的人们，714年6月，哈查只在实施了二十年仁政之后逝世了，当时年纪只不过刚过五十二岁而己。

继承韦立德的是他的兄弟素莱曼，这是按照他们父亲预先规定的次序的。哈查只晚年的时候曾经激烈地反对这样作，他劝哈里发让他的儿子继位。因此素莱曼就对哈查只怀恨在心，但是素莱曼的仇恨现在只能往哈查只手下的将官们身上发泄了。素莱曼继位之后马上就把麦地那总督奥斯曼·穆里免职。在征服东方的武功中声誉甚隆的呼罗珊总督古太白，穆斯林觉得还是先下手为强，因此他号召他的军队起义反抗哈里发。但是原先曾经和他有过纠纷的台米木部族却声明反对他，结果把他杀死了。新任哈里发把伊拉克总督一职授与哈查只的死敌叶齐德。叶齐德是名将穆海莱卜·苏弗拉之子，当初在他父亲死后就承继了他父亲的职位作了呼罗珊总督；但是不久之后他就同他的伊拉克上司发生纠纷。哈查只的妻子就是叶齐德的姊妹，但是哈查只却断然拒绝不让她从中调停。他设法使哈里发革掉了叶齐德的职务，甚至还把他监禁了一年之久。后来叶齐德逃脱出来跑到拉姆拉去投靠素莱曼；这位哈里发的承继者于是就派他到伊拉克去，在那里向前任总督的部下报仇雪恨。哈里发只是把财政事项交由一位专门官员负责办理；据说这是出于叶齐德的请求，因为叶齐德是想借此而避免呻吟于赋税重压之下的人民对他的怨恨；不过哈里发当时可能也只是奉行那种旧日行之已久的办法而已。叶齐德不久就和这个财政负责人发生了冲突，因为这个负责人拒绝遵照他的要求动用国库的款项。于是叶齐德就开始想找一个更为有利的职位。他要求哈里发把他调到呼罗珊去，不过还保留在伊拉克的统治权。他在东方的军事成就并不甚大；并且由于他横征暴敛遭到人们的痛恨，以致哈里发在死前就在考虑要向他问罪了。到哈里发的两位承继人时期叶齐德的命运也就到了尽头了。

素莱曼把宫廷设置在巴勒斯坦的拉姆拉。他在未继位之前就住在拉姆拉，深得居民爱戴。他在叙利亚北部的达比葛设置了一个规模很大的军队集合营，以供对拜占廷人进行战争之用。

他时常亲身到那里去视察；但是却不能够取得什麽决定性的胜利。在 715年秋冬两季围攻阿摩利姆未能取胜之后，他的军队也曾经向西深入，远至佩加莫斯和萨迪斯，并且包围了君士坦丁堡历时有一年之久。虽然如此，他却不得不一无所获地罢兵而归。回来以后只不过一年的光景，素莱曼就在717年9月死于达比葛。

按照阿卜杜·马立克遗嘱中的指示，素莱曼死后应由他的兄弟继位，不过素莱曼却早已经让人们宣誓拥戴他的儿子艾优卜。但是艾优卜却又先于他而死去，苏莱曼于是就听信神学家拉贾，赫瓦的话，把哈里发的职位转让给他的一个虔诚的堂兄弟欧麦尔·阿卜杜·阿齐兹；结果后者顺利无阻地就任了哈里发。

欧麦尔二世是长寿的埃及总督阿卜杜·阿齐兹·麦尔旺的儿子。根据母亲血统他是欧麦尔一世的后裔，这是他非常自豪的一点。他出生于麦地那，青年时期就在麦地那和圣门弟子的虔诚的后代相处在一起。当706年韦立德任命他出任汉志总督时，他还与这些人过从甚密。有十个虔诚的精通伊斯兰教传统的人组成的一个常设委员会使得他处理事务能够保证符合于先知的“逊奈”的标准。不过由于他允许伊拉克的难民到麦地那避难，哈查只就设法使哈里发把他召回，虽然韦立德对他的恩宠依然未衰。

欧麦尔二世继任哈里发之后马上就命令在小亚细亚的穆斯林军队停止前进，以便腾出手来经营内地的事务；他想在内地实现他自少年时代在麦地那就已经抱负的一些政治理想。只是在辽远的西方，他这种爱好和平的意愿约束不住他那些总督们。他们跨越了比利牛斯山脉向法兰西的南部进攻，在纳尔榜设置了一个固定的大本营，这可能就是欧麦尔二世在位时代的事情。欧麦尔二世又设法要把多年和他的家族作对的阿里派争取过来。他把法达克绿洲拨归阿里派使用，法达克绿洲是当初先知穆罕默德在征服那里之后曾经留归自用的地方，不过到这时已经成为国家的産业了。欧麦尔二世又废除了在过去几个哈里发时期成为惯例的在教坛上诅咒阿里的作法。他也在可能的条件下怀柔基督教徒；他把古达的圣托马斯教堂让给基督教徒用，以补偿韦立德原先在大马土革所没收的圣约翰教堂，尽管从征服古达那时起圣托马斯教堂就一直被当作清真寺使用，这是违反投降条件的。他又减轻了在塞浦路斯、亚拉(在亚喀巴湾)以及在阿拉伯南部内志兰的基督教徒的纳贡负担。他使那些法律地位低下的新皈依的保护民(mawau)和阿拉伯人享受平等的地位；过去这种不平等的地位曾经在伊拉克多次引起了变乱。他除了对呼罗珊的保护民战土们付给薪饷以外，还免除了他们的纳税义务。这样一来他就为他的继位者们巩固了帝国的地位。

但是欧麦尔二世所最关心的重要的事情是财政改革。欧麦尔一世所施行的税收政策这时已经不起作用了，因为在被征服的省份里有很多穆斯林已经取得了土地财産，要求免予纳税。另一方面，由于有很多住在乡村负有纳税义务的人们改奉了伊斯兰教，而他们住到都市里就能够逃避纳税，因此哈查只干脆就禁止他们移居，并且对穆斯林财産也规定照样缴纳土地税。和哈查只的这种作法不同，欧麦尔二世坚持所有穆斯林都免予纳税的原则；不过他又重新采取了欧麦尔一世所规定的办法，就是被征服的地方整个都属于穆斯林社会所有，因此他禁止穆斯林个人将来从这里面取得任何东西。如果一个负有纳税义务的农民改信了伊斯兰教，他的土地也就改归全村所有。如果他愿意继续耕种，他就需要租用；这种地租就用来缴付当地需要征收的赋税。欧麦尔的用心不拘如何说来都是好的，并不像人们所想像的那样是出于非世俗上的，神学上的观念，不过在他在位的短时期内——他死于720年2月9日——他未能大力实行他的办法而已。而他的继位者们则都使用了哈查只那种比较容易实行的办法。

欧麦尔的继位者叶齐德二世是阿卜杜，马立克的第三个儿子。他在就位哈里发之后马上就需要镇压伊拉克人的一次新的叛乱。呼罗珊总督叶齐德·穆海莱卜曾经自吹自擂地夸大了他最后——战役的战果，但是却又无力照例缴付战利品的五分之一；因此欧麦尔二世就把他监禁起来。他也不能指望从叶齐德二世得到宽恕，因为叶齐德二世的妻子是他的一个宿敌哈查只的侄女。于是他就从在阿勒颇监禁他的地方逃到巴土拉去，他在巴士拉召集了他的部族阿兹德人和他们的南阿拉伯其他族人起来参加圣战，反抗宗教上的敌人伍麦叶家族。波萨斯和基尔曼两地也都附合他起事。叶齐德二世最初打算和他进行谈判，后来又派遣麦斯莱麦·阿I、杜·马立克去攻打这些反叛者。麦斯莱麦是欧麦尔二世的最得力的将军，曾经在小亚细亚的几次征战中表现出他的英勇气概。他们在720年8月25日在瓦西待和库法之间的一个村庄阿克附近发生了激战。反叛者们被击溃，叶齐德·穆海莱卜本人战死；他的家族被抄斩，男的都处死，并且一反习俗惯例，把妇女和儿童质卖为奴。

叶齐德二世，和他那个跟他同名的族兄一样，在反对伍麦叶的人们的传说中被认作是一个把各省事务交给总督办理而自己则沈溺于声色犬马、歌台舞榭的人物。实际上在他短短的统治期间，即使在乎定了伊拉克之乱以后，也还是事端衆多的，他统一了麦加和麦地那的行政管理；在埃及他开始重订各部族的户籍簿，这是给他们发放年金的根据。他甚至还企图矫正欧麦尔二世的财政改革之后发生的种种弊端，因而采取一些不受欢迎的措施，例如恢复了他的前人们在各省已经废止的土地税。他也反对他的前人们对基督教徒那种友好的态度：他不仅没收了一些基督教堂，并且还下令捣毁宗教神像。很难相信这样一个人会因为一个宠幸的歌女逝世而伤心致死，但后来的传说就是这样说的，说他在724年1月因为这个缘故而死于外约旦的阿尔巴达(另传为伊士比德)宫堡。

这种宫堡是当年伍麦叶王朝的统治者们有时想要忘怀一下国事，不为之操劳，所去之所。在莫阿比，这种沙漠宫堡有一些直到现在还是很好地保存下来，我们因此能够得窥见当年建筑情况。其中最有名的是姆萨塔，意即“冬季住房”。这个建筑物正面的雕刻有很大的几块被阿卜杜·哈米德苏丹当作礼品献给德皇威廉二世，现在陈列在柏林弗雷德雷克大帝博物馆里。这座宫堡是沙漠里的两种代表性建筑式样之一，是用石头修造的贝都印人住房的式样。场地呈正方形，四边各长一百五十七码，有一墙相围。墙的两侧筑有楼塔。南边的建筑物正面气象极为宏伟，有一个大门，大门两侧又有两个楼塔。大门里面有三个楹间。中间大道从大门口开始经过一个院子，院子中央有一个水池，再进去就是大殿，尽头是一个寝宫。寝宫的圆屋顶是三个半圆形合成的。寝宫左右两侧的有两个筒形穹窿，上面那些低垂的尖形弓架结构具有波斯艺术和后来的伊斯兰艺术的特色。从弯进去的部分的形状上看来；当初原计划在这两个地方都要盖一些房间，不过这个计划却一直没能够实现。大门的正面装饰着一些雕刻带，上面有横线竖纹交互错列着，还浮镶着一块扁的纵断面拱基石。门廊上的圆柱柱头都是由外面运来的大理石作的，上面涂成蓝灰色，这是美索不达米亚地方的人喜爱的顔色。凯旋门上的柱头和建筑物正面的衬底都在光平的表面上雕刻得看起来好像是花边或花毡一样。门廊正面和圆柱上都有爵床叶形的装饰，不过却涂成深黑色。设有宝座的大殿的特点是有一些旁边有圆柱的壁龛，后来清真寺里的祈祷壁坛也采用这种形式。

姆萨塔非常可能是伍麦叶时代的産物，但是却不能够确实加以证明；不过在死海北端东岸的另一个宫堡库塞尔一阿姆拉，因为里面保存着一些题铭却足以直接证明是第八世纪前叶修建的。这个宫堡是穆西尔发现的；但是，不幸是修造人的名字还是不能加以肯定。库塞尔一阿姆拉里面有一座墙，上面画着四个国君，据说他们代表着伊斯兰教所征服的一些国家。这些国君都有阿拉伯文和希腊文题名，写着凯撒、晓斯劳斯(波斯)、纳加希(阿比西尼亚国王)和罗道里克(西班牙最后一位哥德国王罗德里克)。靠近这四个帝国统治者画有两个没有题名的人。由于这些统治者都是按照他们国土的地理位置次序排列的，因此M．范·柏尔辰就断定靠近波斯王的第三个人是东方更远的一个帝国的统治者，因此可能是默啜可汗(即东土耳其斯坦的卡普可汗，716年被杀)或者甚至可能就是中国皇帝。在他们的身后可以看到还画有两个人头，这一定是伊斯兰教所征服的一些小国君。如第三个一定画的是阿比西尼亚东面的一个国家的国君；这可能是一个土耳其或印度的国君，也许就是信德的达赫尔(712年征服)。

根据这些情况看来，这个宫堡可能是韦立德一世修建的。这个建筑物是用带红色的石灰石造的，有一所大殿，顶部是由三个筒形穹窿构成的。在对着门口的尽头处有一个低垂的呈筒形穹窿的壁龛，两侧各有一个房间，屋顶也同样呈圆筒状，室身呈半圆形。筒形穹窿的正面墙上开了六个小窗户，光线从那里射进来。大殿东面有三个小房间，上面的屋顶一个是筒形穹窿，一个是十字穹窿，一个是三角穹窿。这些房间组成一套洗澡室，靠墙都放着凳子，还有一套排水管设备。这四个房间都有图画装饰着，图画都保存得非常完好，这是在亚洲土地上的希腊化艺术的最后一批创作。在大殿壁龛正面的墙上画着一个有胡须的人，身穿华丽的袍服，头上画有一个光环，坐在宝座之上，上面的华盖还有柱子支撑着。一望而知这人就是哈里发。在右面站着一个妇人，右臂举起：左面站着一个男人，手里拿着棍杖；两个人都面向坐在宝座里的人。围绕着这个半圆形画着一连串的沙漠里的飞鸟(沙鸡类的鸟，阿拉伯语称为“卡塔”)，这些飞鸟都是诗人笔下时常描绘的东西。

在宝座的底下画着海波起伏，海里有鱼，还有一只渔船。在西面墙上中央画有一个裸体妇女站在水池的旁边，在右边可以看见有一些不穿衣服的运动员作着各种运动姿式。左边站着的就是前面所说的那些统治者。墙上其余的地方画着赛马，猎兽，追捕野驴和羚羊的景致，还有一些风俗画，和一些有象征意义的女人画像。那个圆顶房间里面则画着十二宫和北极天空。中间那间浴室里面画着一些裸体妇女沐浴的景象。第三个房间里在两个半月形的地方(弧形壁)画着亚当堕落的故事；东面墙上有一个怀孕好多个月的妇女坐在左边，右面画着一个男人，身子背向观衆；下面，在这两个人中间有一个婴儿，在那里躺着踢着腿。在西边那座正面墙上有一个妇女站在一个死了的男人身旁，死神阿兹赖尔在那里把她挡开。筒形穹窿上画着一些男人的半身像，各种年纪都有。画像周围的地方，和一般墙上的情况一样，都画着各式各样的飞禽走兽。除了这两个保存得最好的沙漠宫堡(“巴迪亚”)以外，我们对于穆瓦卡尔的情况也是很熟悉的。穆瓦卡尔是叶齐德二世建造的，建筑模仿着萨珊王朝的式样把基础放在拱状阶坛之上，但是现在留下来的也只是那些基础而已。罗马帝国在阿拉伯省边境所修的那些堡垒也有一部分被欧麦叶王朝改建为宫堡了。

叶齐德二世由他的兄弟希沙木继任。希沙木通常都是住在幼发拉底河畔的鲁沙发。他很幸运地得到了哈立德·伊本，阿卜杜拉·盖斯里给他作伊拉克总督，这个伊拉克总督是可以和他的伟大的前人齐雅德和哈查只媲美的。哈立德出身于一个落落无闻的小部族，但是由于他超群出衆，他能够约束住克斯人里面那些无事生非的人们。他对于地方上最伟大的贡献是规模宏大地继续进行哈查只所开始的那种土地改良工作。他把底格里斯河下游靠近瓦西特周围的沼地里的水排涸，因而开辟了广大土地可供耕种，这给他带来了很大收入。

哈立德利用这种办法中饱个人的私囊，但是这却并未影响哈里发对他的看法，因为他从来不曾忘记完成他对大马士革朝廷所应交纳的赋税任务。不过，等他更进了一步又从事粮食投机的时候，反对他的人们却终于把他的官职革掉，这时他已经任职有十五年之久了。不过在这样一个强有力的人物不在伊拉克统治的时候，太平局面马上也就不能够再维持下去。阿里的一个曾孙宰德·阿里在库法起事，要实现他们家族继任哈里发职位的权利。在接受拥戴宣誓的时候，他保证奉行《古兰经》和先知穆罕默德的“逊奈”，反对不义的统治者，保卫弱者，替被剥夺年金的人们主持正义，平均分配政府收入，并且召回在远方作战的土兵。总督优素福·欧麦尔·赛盖菲在经过一番巷战之后把这个阿里派杀死，这样并没费多少手脚就把这次变乱镇压下去。但是这不过只是一系列连续发生的，最后导致伍麦口卜王朝覆灭的十叶派运动的开端而已。到第九世纪的时候，就是这位宰德的后裔在也门建立起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经受了多少个世纪的风暴，屹立不倒，成为现在硕果仅存的一个阿里派国家。

希沙木也重新恢复了对拜占廷人的战争，这种战争自从上次在716到了17年对拜占廷都城徒劳无功地进行过攻击之后就打得很不起劲了。在希沙木统治时期，这种战争也没取得过什麽持久的胜利，因为他的军队在夏季所占领的阵地通常到冬季时又得放弃。有一次在714年哈里发不能不亲自出马，因为拜占廷人一年前在弗里吉亚的阿克鲁诺斯把阿拉伯人打得大败之后又进攻麦里提尼城；不过他们还是被打退了。

在希沙木统治时期，阿拉伯人花了很大努力向西推进。在和西班牙的基督教徒作战的过程中，过去时常由于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的团结搞得不好而妨碍了穆斯林的前进；因为柏柏尔人总是觉得遭受阿拉伯人的歧视。柏柏尔人穆纳扎甚至脱离出去，在北部边疆宣布独立，同阿奎丹公爵尤道结成联盟。希沙木这时在西班牙任命了一个新的总督阿卜杜·拉赫曼·阿卜杜拉。这位新任总督打败了穆纳扎，接着就转向尤道。他在加龙河和多尔多涅河之间的一个地方把尤道战败了，又乘胜向卢瓦尔方向追击。但是在卢瓦尔省都尔和普瓦提埃之间的地方，他在732年10月遇到理查·马特的抵抗。在奥斯垂西亚的法兰克人坚决地抵抗阿拉伯人的进攻。阿拉伯人在夜间撤退，他们的领袖也被杀。虽然阿卜杜拉的几个继任人继续入侵高卢，但是因为他们时常有内部动乱而受到牵制。

在非洲的柏柏尔人虽然是些虔诚的穆斯林，进行圣战时也热心作战，但是却一贯被阿拉伯人当作臣民相待，要他们纳贡，因此他们就心怀不满。于是来自伊拉克的哈瓦利吉派的使者们就得到一个有利的条件向他们宣传他们的教义，鼓动他们反对这位伍麦叶王朝的哈里发。当柏柏尔人再一次向朝廷提出他们的申诉而被拒的时候，他们就发动了一次大暴动。这次暴动的火焰燃遍了从摩洛哥到开拉万的整个非洲。在非洲的埃米尔们即使得到总督欧格白从西班牙前来相助一臂之力，也还不是他们的对手。741年希沙木不得不派出一支叙利亚军队由库勒苏木·伊雅德率领前去攻打柏柏尔人，但是这支军队也战不过他们的凶悍勇猛。741年在那汪河畔的一次大战里，库勒苏木本人战死，他的侄子巴尔杰·比什尔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以带着残余的三分之一的队伍杀开一条出路前往西班牙。直到一年之后阿拉伯人打了一次胜仗才使得他们至少把开拉万保住了。

希沙木最大的缺点就是贪得无厌。在他看来国家只是一个供他个人剥削的领域。因此他不断地驱使他的总督们对臣民进行横征暴敛。他把塞浦路斯的纳贡数目提高了，又把亚历山大港的纳贡数目也增加了一倍。正如同在非洲的柏柏尔人一样，在河中的波斯人和土耳其人也被希沙木的这种政策迫得走投无路。这样一来也就在东方为阿拔斯王朝的使者们造成了一种有利的局面。希沙木在743年2月6 日逝世，这时的帝国已经陷入十分衰败的境地。

希沙木的承继者是他的侄子韦立德二世。韦立德二世是叶齐德的儿子，他有着他父亲的那种艺术天才和寻欢作乐的性格，由于他叔父并不赞成他继承哈里发的位置，因此他不得不到远离朝廷的巴勒斯坦的一个沙漠宫堡里度过他的青春。希沙木死后他进入大马土革，当他入城的时候，一般老百姓都欢欣鼓舞地欢迎他，把他当作是一个解放者，认为能使他们免除他前任在经济方面的横征暴敛之苦。但是他并没有满足他们的这种希望，因为他作了哈里发后不久又回到沙漠宫堡里去，在那里饮酒赋诗，寻欢作乐。

伊斯兰教到此为止对于阿拉伯信徒们的生活习惯发生的影响并不很大，因此阿拉伯人的诗在实质上也一直保持着古代的传统。在新征服的叙利亚和伊拉克这两个地方，生活已经上升到比在阿拉伯本土还要高的水平。部族之间的仇恨也采取了远为激烈的形式。盖斯人和凯勒卜人之间的斗争几十年以来就一直在激烈地进行着。如前所叙，在阿卜杜·马立克和哈查只统治之下的伍麦叶王朝鼎盛时期里，这种部族之间的争斗就构成了诗的内容。宫廷诗人艾赫泰勒和他的对手哲利尔和法赖兹得格互相攻讦论战，其凶狠无情的程度为前所未闻。有很多小的诗人也都企图参与他们的争斗，跟着一起出名。后来政治诗的格调也是在这时候成形的。

在希沙木执政时期，库迈特作诗维护先知穆罕默德家族，特别是法蒂玛的后裔继承哈里发职位的权利。只有在阿拉伯本土，诗人的笔调才较为柔和一些；因为麦加和麦地那在完成了它们的政治任务以后已经成为一个无牵无挂的享受人生乐趣之乡了。对于女人的爱慕之情，在古诗里以及在后来叙利亚、伊拉克的诗人笔下，几乎只有在长诗中的那种必不可缺的序曲里面才能提到，而这时却又作为一种单独的爱情诗的样式而出现了。

在阿卜杜·马立克统治时期，麦加有一个麦赫助木世族的成员欧麦尔·伊本，阿比·赖比阿，作了一些多情的，纯粹关于个人的一些诗歌；里面说的全部都是有关调情的事情，调情的物件通常都是同路到麦加朝觐的标致的妇女。这些诗歌里面完全没有爱情的苦恼，也没有离别的悲痛，而在古诗里所描写的则只有这些东西。这种写法在阿拉伯是很新鲜的，因此到处都受到热烈的欢迎。韦立德二世这时为享乐主义的诗歌又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饮酒歌。酒虽然在信奉偶像时代阿拉伯人的诗里面占有一席地位，但主要却是当作诗人口中夸耀的一种东西而已。先知穆罕默德禁酒的结果既未能使世人不再饮酒，也未能完全使诗里面对酒不加以歌颂。虽然如此，韦立德二世还是可以算得是伊斯兰教饮酒歌的真正创始人。这种诗歌后来到阿拔斯王朝时代则又为人们热心地加以提倡。韦立德二世在这一方面是继承了阿迪·宰德的传统；阿迪·宰德是在莱赫米王朝末年在希赖享有盛名的一个基督教徒诗人。韦立德二世通过他的酒友嘎西木·伊本·图斐利的关系而知道有这麽一个人，因为嘎西木·伊本·图斐利本人就是一个希赖的基督教徒。

哈里发在女人、歌手、诗人群中所过的这种放荡的生活，使他很快地就把希沙木所积蓄的钱化得一干二净。因此他只好和他的前任一样地向他的总督们索取。他还指定他的两个儿子作为继位人，虽则他们都年幼而且还是女奴所生。这样一来就使得他的族人对他离心离德，因而他们又另立叶齐德·韦立德·阿卜杜·马立克为哈里发，与韦立德分廷抗礼。韦立德在抵抗派来打他的军队时出人意料之外地勇敢，但是叶齐德在大马土革却并未遭受任何反对就接受了拥戴宣誓。韦立德于是就撤退到巴尔米拉以南巴克拉的宫堡去。在744年4月17日，当他正在读《古兰经》的时候，他和以前奥斯曼一样被人暗杀了。

韦立德的遭人暗害是这个王朝覆亡的开端。由于伍麦叶王朝自己在一向忠诚的叙利亚败坏了哈里发的名声，因此原来在各省已经取得很大进展的哈瓦利吉派的革命宣传这时在叙利亚也就发生了作用。于是在政治上就开始分崩离析了。韦立德的继位人叶齐德三世在同年9月25日逝世。阿卜杜·马立克的氏族碰到了一个敌手麦尔旺·穆罕默德。麦尔旺·穆罕默德是哈里发麦尔旺·伊本·哈凯木的孙子；他母亲是一个库尔德族的女奴，他父亲在作美索不达米亚和亚美尼亚总督的时候曾经指挥征讨拜占廷人的战役有多年之久。麦尔旺二世本人曾经在高加索作战十二年，他根据这种经验改组了伊斯兰军队。过去那种以贡金收入给土兵关饷的制度不再能够经得起这些战役的考验了，这种战役是需要有更严格的纪律的。因此麦尔旺就改变了军队中那种按照部族编组的旧组织，而代之以用职业士兵率领联队。过去军队在漫长的战线上作战，在战线前面各自与敌人搏斗，战争最后结果通常都是由这样的搏斗决定的。麦尔旺不采用这种办法，他现在开始建立了一些机动性很大的战术小单位。

麦尔旺原先曾经拒绝承认叶齐德三世，他现在也反对叶齐德三世的继承人易卜拉欣·韦立德。他以维护韦立德后嗣们的权利为名，把军队开进叙利亚去。政府军队出来迎击，麦尔旺在安提黎巴嫩山前战败了政府军。政府军的领袖素莱曼是哈里发希沙木的儿子，他在往大马士革退却的途中把韦立德的两个儿子都杀死了，然后又带着所有他能够弄到手的钱财逃出叙利亚。744年12月7日韦立德在大马士革接受了拥戴宣誓，不过他随即迁居到哈朗，因为他可以在哈朗得到对他效忠的克斯人的支援，这样一来却又引起了叙利亚的凯勒卜人叛变；不过在同年他就把这次叛变镇压下去了。然后他在凯勒卜族人之中征募一支军队，要这支军队和他自己的军队一起去征伐这时还没有归顺他的伊拉克。不过在往伊拉克进军的时候，鲁沙发的叙利亚人要求住在他们那里的素莱曼作哈里发来领导他们。素莱曼夺取了金那斯林，因此麦尔旺只好中断了往伊拉克的进军；他打败了素莱曼·希沙木。素莱曼先逃往赫姆斯后又逃往库法。由于赫姆斯城在围攻了多少个月以后才投降，麦尔旺就把赫姆斯的城墙拆毁，后来又把巴尔贝克、大马士革、耶路撒冷以及叙利亚其他城市的防御工事也都通通拆掉。直到746年夏季麦尔旺才真正控制了全部国土。

与此同时，在帝国的东部伍麦叶王朝的势力已经完全衰亡了。阿里派这时已经在库法宣布阿里的兄弟哲耳法尔的曾孙阿卜杜拉·穆阿威叶作教长(伊马木)。阿卜杜拉自称上帝的神灵已经通过他的那些是先知穆罕默德后裔的祖先们传到他的身上，因此他就为后世十叶派的极端教义奠定了基础。虽然宰德派也和他联合到一起，并且有时他也能够控制库法要塞，但是韦立德二世派驻伊拉克的总督阿卜杜拉(欧麦尔二世之子)却终于把他战败。但是由于准许他自由撤退，他就去往米地亚，无数的信徒不久之后也就成群结队地跑到他那里去。伊朗人对于阿里派自居正统嫡传的观念很久以来就已经是十分熟悉的。阿卜杜拉最初住在伊斯法罕，后来又到伊斯特克尔(古名波斯波里斯)居住，把他的势力范围扩张到邻近的省份库齐斯坦、法尔斯和基尔曼。由于他准许哈瓦利吉派的人到他的领土里避难，而这些哈瓦利吉派却是为麦尔旺的一个将军阿密尔·杜巴拉在底格里斯河畔所战败的，因此后者就向他进攻，749年在麦尔夫—沙德汗把他战败。他逃到呼罗珊去，不过在那里却被艾卜·穆斯林看作是一个讨厌的敌手而杀死了。艾卜·穆斯林就是现在要谈到的阿拔斯王朝的开创者。

由于欧麦尔二世的儿子阿卜杜拉拒不承认麦尔旺，麦尔旺就派奈德尔·赛仪德·哈拉希到伊拉克去作总督。在这两个人争斗了四个月之后，他们又被迫联合起来去反对共同的敌人。因为哈列哲教派运动虽经哈查只和他的继任者所镇压，但是却并未完全制止下去。这个运动这时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赖比耳部族重新爆发起来。因为赖比耳人对于古莱氏人作哈里发是心有不甘的，他们推选达哈克·伊本·盖斯·舍巴尼作哈里发，出兵去攻打这两个在库法城外互相争斗的伍麦叶王朝总督。尽管这两个总督现在联合一致对抗哈瓦利吉教派，但是他们却不是后者的对手。他们大败之下，只得撤离库法。欧麦尔的儿子同哈瓦利吉派媾和，并经哈瓦利吉派的哈里发批准作梅珊和法尔斯的总督，在他的主子倒台后，也在750年在哈朗监狱中染疫而死。

哈瓦利吉派在库法过了大约二十个月之后又回到美索不达米亚去，占领了摩苏尔。麦尔旺这时仍然在叙利亚分不出身来，现在大有失掉美索不达米亚作为他政权的主要支柱的危险。他原先曾派他的儿子去镇压反叛者，但是经过一次不顺利的战役之后，他儿子不得不退守纳西宾城中。不过这时麦尔旺却腾出手来，他就亲自出马和哈瓦利吉派作战。746年9月，他把哈瓦利吉派打得一败涂地，哈瓦利吉派的哈里发战死了，继承者也阵亡了。但是一直等到次年，麦尔旺的将军叶齐德·胡贝拉把伊拉克再度从哈瓦利吉派手里夺取过来之后，哈瓦利吉派的实力才算彻底地摧毁了。这时麦尔旺才能够把下一步平定东方的工作交由他的将军去负责进行，他自己则回到哈朗的宫殿去。

不过就在麦尔旺好象已经达到了目的的这个时候，他毕生的事业在东方又陷入危险之中。呼罗珊总督奈斯尔·伊本·赛雅尔已经告警多时，说阿拔斯家族正在进行阴谋策划，把他们在呼罗珊的追随者集合在黑色的旗帜之下。不过由于当时的处境，麦尔旺对于这种告急的请求却是感到爱莫能助，力不从心。

在呼罗珊，从种族上反对阿拉伯人统治的伊朗人和一些虔诚的穆斯林联合一起。这些穆斯林维护关于正统嫡传的原则，认为伍麦叶王朝政府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哈里发国家，而是一个与真主为敌的世俗王国。按照他们的看法，神权政体国家的统治权应该由先知穆罕默德的家族，亦即阿里的后裔执掌。东方的这种反伍麦叶王朝的情绪却为阿拔斯家族所利用。阿拔斯家族的祖先阿卜杜拉·阿拔斯是先知穆罕默德和阿里的族弟。他在阿里死后曾经和穆阿威叶言归于好，并且得到由巴士拉国库支付的赠金。他看到在政治上不可能起什麽作用，于是就把注意力转移到研究圣训传说上面去。他丰富了它的内容，添了些不成熟的幻想和一些他从改奉伊斯兰教的犹太人那里得来的犹太法典的传说。在阿卜杜·马立克统治时期，他的儿子阿里就已经来到大马士革，不过在韦立德死后，阿里则在叙利亚朝觐公路旁边的胡迈马定居下来，一直在那里活到高龄，到736年方才死去。当他在世的时候，他的儿子穆罕默德就已经自居为十叶派教长，并且传位给他的儿子易卜拉欣。他们的密使们很久以来就已经在帝国东部进行活动。易卜拉欣又在746年把一个在波斯出生的艾卜·穆斯林·阿卜杜·拉赫曼·穆斯林派到基础打得很好的呼罗珊去。艾卜，穆斯林首先在胡扎阿部族的土地上进行活动，这个地方破天荒第一次地用阿拔斯家族的名义举行星期五的聚礼。但是由于那里当时还有一个更老的派别领袖在妨碍着他，因此他又前往马赫万；他在马赫万摆出了一副唯我独尊的神气，因此引起了阿拉伯人的怀疑。但是和在帝国中部一样，部族之间相互仇恨使得他们不能联合一致去对付他：有些南部阿拉伯人甚至还参加到他那一边。支援他的人们大部分都是伊朗农民，他们凭《古兰经》和先知穆罕默德的“逊奈”起誓，要服从先知家族不论那个推选出来的成员。他又特别规定军队有义务无条件地服从官长。据说他头一个把呼罗珊的波斯贵族地主(“迪甘”)争取过来皈依伊斯兰教；不过他所宣传的内容有些也是根据伊朗人的信仰。据说他曾经传布过灵魂转生的道理并且自称是真主的化身。

阿拉伯人之间的不团结使得艾卜·穆斯林能够夺得在木尔加布流域那块肥沃绿洲的中心麦尔夫。他从麦尔夫又继续同尼沙浦尔总督奈斯尔·伊本，赛雅尔进行斗争。于是战事就扩大开来，终于导致了伍麦叶帝国的崩溃。第一次的进攻并不是由艾卜‘穆斯林亲自进行的，而是由卡赫塔巴，伊本·萨利进行的。卡赫塔巴是泰伊部族人，他早在718年时就是呼罗珊的阿拔斯派的—卜二个首脑之一；747年他在麦加的时候，易卜拉欣曾经授予他一幅黑旗，指派他作副将。卡赫塔巴回到呼罗珊以后就在都斯打败了奈斯尔的儿子；奈斯尔本人则逃往朱尔詹。748年6月艾卜·穆斯林进入尼沙浦尔。伊拉克总督叶齐德·胡贝拉接到奈斯尔求援的呼吁，就派兵到朱尔詹去：卡赫塔巴出而迎敌，在748年8月1日把这支军队击败。奈斯尔在逃命途中死去。他那些残兵败将投奔了波斯境内残存在尼哈温德的叙利亚军队，在那里又为卡赫塔巴的儿子哈桑所包围。由基尔曼总督阿密尔·穆里率领的一支叙利亚大军赶来解围，却又在749年3月18日被卡赫塔巴在伊斯法罕附近战败。过了好几个月之后，被围困在尼哈温德的叙利亚军队也不顾呼罗珊当地军队而径自同意投降，于是后者也就遭受毫不留情的屠杀。

卡赫塔巴马上又从尼哈温德向伊拉克挺进。伊拉克总督越过底格里斯河前往迎击。最初卡赫塔巴避过他去径自转攻库法。等叶齐德·胡贝拉又追击他的时候，他在749年8月27日在安巴尔附近向叶齐德的营房进攻，迫使叶齐德退却到瓦西特。在这次夜间的散兵战中，卡赫塔巴不是淹死就是被杀死了。他的儿子哈桑本来就能够独立领导作战，这时就顺利地担当起统帅，占领了库法。

库法长时期以来就是阿拔斯运动的中心。称为“维齐尔”(大臣)的艾卜·萨拉马一向就在秘密地进行这种鼓动，他还通过一些密使们经常和艾卜·穆斯林保持联系。这时艾卜·萨拉马就公开出面来主持大局了。在此以前不久，哈希木族的族长就由哈里发麦尔旺下令在胡迈马予以逮捕，押解到哈朗去。哈希木族族长在事先就劝告他的族人到库法避难，并指定他的兄弟艾卜·阿拔斯作承继者。749年10月有十四个阿拔斯家族的人到达了库法。

“大臣”艾卜·萨拉马和易卜拉欣的结合原本只是一种个人的关系，他不想马上就轻易地屈居于这些阿拔斯家族之下，他企图使这些阿拔斯家族在呼罗珊人中间孤立起来。据说他甚至还开始和阿里派进行谈判；不过阿里派这时还是推不出一个能够领导他们的人来。艾卜·穆斯林的一个代表带领了十二个呼罗珊酋长去见艾卜·阿拔斯，宣誓拥戴艾卜、阿拔斯。这时艾卜·萨拉马不得不放弃他的反对意见，于是在749年11月28日，艾卜·阿拔斯就在库法清真寺接受拥戴宣誓，开始了这个新的王朝。他第一次在教坛上发表演说的时候由于忽发高烧而中断，不过他的叔父达乌德却替他接着讲下去。他试图用真主的话来证明他的家族比阿里派更有权利担任哈里发的职位，并且特别强调呼罗珊人要把伊拉克从为人痛恨的叙利亚人奴役之下解放出来。不过这位哈里发总是觉得在库法有点不大安全，于是他同艾卜·萨拉马一起到呼罗珊营地里去，但是后来他却又扔下了艾卜·萨拉马而去希赖。不久之后他就不再有艾卜·萨拉马为患了，因为艾卜，萨拉马被艾卜·穆斯林的一个亲信所暗杀。

在底格里斯河上游作战的军队是由卡赫塔巴任命的奥纳·艾兹德统率着。库法陷落之后，奥纳·艾兹德只好把兵权让出来，交给阿拔斯家族的阿卜杜拉·阿拔斯。麦尔旺发兵攻打这些呼罗珊人，战事在大萨布河西岸爆发了，这次战争打了九天，结果麦尔旺战败。在呼罗珊人追击之下，麦尔旺取道哈朗和大马士革逃到埃及的沿海城市法尔马。叙利亚各城市未经一战统统投降了新的统治者，只有大马土革抵抗了一个时期。750年8月上半月在下埃及布锡尔最后一战中麦尔旺也阵亡了。

伍麦叶政权的最后一个据点是哈查只建立在底格里斯沼地中的营房城市瓦西特。尽管被包围在那里的南北阿拉伯人之间闹不团结，但是这个城市却又坚持了十一个月之久。直到总督叶齐德·胡贝拉听到麦尔旺的死讯之后，他才开始进行谈判。谈判了四十天，条件讲妥，并经艾卜·阿拔斯亲自批准。不过这些条件还是被破坏了，被俘的将官们，连同总督本人在内，都被处死了。

阿拔斯王朝对待覆灭的伍麦叶王朝的办法是空前残酷的。在叙利亚各地伍麦叶王朝的人都像野兽一样被赶尽杀绝。甚至哈里发的坟墓(除了穆阿威叶和欧麦尔二世两个人的以外)，也都不免于难。只有哈里发希沙木的一个孙子逃到西班牙去，在西班牙建立了一个新的帝国。

叙利亚人由于痛恨麦尔旺的缘故，伍麦叶王朝即使对他们颇有劳绩，但是他们对王朝的覆灭原先是抱着一种几乎漠不关心的态度的，不过这次残忍的杀戮却引起了他们的反应。在金那斯林，盖斯人举起了素福彦家族的人艾卜·穆罕默德的旗帜而行动起来。但是他们在752年7月就被击溃了。在逃亡途中，艾卜·穆罕默德落入在汉志的阿拔斯王朝的刽子手们手中。无疑地，他的信徒们不肯相信他已死去；他们继续希望他会回来，就像希望救世主的来临一样。以便使叙利亚能够恢复帝国旧日的风光。由于他们这种希望毕竟还是没有能实现，艾卜·穆罕默德就被吸收到伊斯兰教来世论之中，成了假基督的先驱。像十叶派一样，把政治愿望和诺斯替教理结合在一起的一些亲伍麦叶王朝教派，它们的最后残余今天还留传在库尔德族叶齐德派中间，这一派人住在新贾尔山上摩苏尔一带以及往北分布远达高加索内地。

随着伍麦叶王朝的衰亡，不仅叙利亚人而且一般的阿拉伯人都失掉了他们在伊斯兰教里的绝对统治地位。他们的本土很快地又退回到完全野蛮状态。新近皈依的非阿拉伯人本来一向是被他们当作二等的穆斯林看待的，这时却和他们处在平等的地位了。由于阿拔斯王朝的胜利是靠伊朗人聚居向东方而得到的，由于呼罗珊人的军事组织保证了伊朗人在胜利中自己的一份汗马功劳，因此伊朗人不久就在伊斯兰教中取得了优越地位。但是他们却仍然不足以完全把阿拉伯人压下去；在居统治地位的军官和官吏之中仍然还有阿拉伯人，而且阿拉伯人在这个先知穆罕默德氏族的王朝之中还是得到有力的支援。因此，在这个新的帝国里，阿拉伯语文在官场往还中，在整个的文化生活中，特别是在宗教方面，还是保持着无可争辩的权威地位。

谢选骏指出：阿拔斯王朝的特点是向阿拉伯人以外的各族人民实行开放政策，从而扩大了帝国的统治基础。在我看来，阿拔斯王朝取代伍麦叶王朝，就像汉朝取代秦朝、罗马帝国取代罗马共和国——都是多数人统治取代少数人统治的帝国。但是与此同时，世袭贵族的地位却遭到瓦解，平民逐渐变成编户的费拉。

（另起一页）

【第二卷  伊斯兰帝国及其瓦解】

（另起一页）

【第一章  阿拔斯王朝的最初几个哈里发】

阿拔斯王朝第一任哈里发艾卜·阿拔斯·阿卜杜拉只统治了一个很短的时期；因此他在历史上主要只是作为一个伍麦叶王朝的歼灭者而留传下来。歼灭者在阿拉伯文中称为赛法哈，意为“屠夫”，这是他在库法清真寺接受拥戴宣誓时所作的讲话中给自己的称号。真正建立起他的王朝统治的人是他的兄弟艾卜·哲耳法尔·阿卜杜拉·曼苏尔。曼苏尔在754年6月继他为哈里发。不过曼苏尔的叔父阿卜杜拉·阿里也提出了继位的要求，因此曼苏尔还需要设法确保自己的职位。阿卜杜拉·阿里当时随军驻扎在叙利亚北部和拜占庭人对峙，不过不久之后就被艾卜·穆斯林战败了。

艾卜·穆斯林是阿拔斯王朝所赖以兴起的一个主要人物。不过这位忠心耿耿的仆从后来不久也尝到了这位新任哈里发的忘恩负义的滋味。当然艾卜·穆斯林自己也有点过于居功自恃。他甚至在754年时就要求过赛法哈准许由他护送朝觐的旅队去麦加，并且在那里以赛法哈的代表人的身份出现。不过赛法哈当时却把他放在自己的兄弟(曼苏尔)之下。艾卜·穆斯林那时在曼苏尔面前就有遇事过分擅作主张的表现。因此曼苏尔的第一件心事就是把艾卜·穆斯林从呼罗珊调走，因为呼罗珊是他的权力的坚实基础。艾卜·穆斯林拒不接受要他就任埃及总督的建议。虽然如此，他后来还是被劝诱到巴比伦尼亚去；在靠近古都马丹的地方，他就当着哈里发的面前被杀死了。替他报仇的人是一个波斯人松德巴德。松德巴德在呼罗珊举起反叛的旗帜，一直杀到米太。但是在米太，在一个介于哈马丹和拉伊之间的地方，松德巴德被哈里发的军队战败身死。

阿里派可能直到最后还一直抱着希望，认为呼罗珊人是在替他们卖力气：他们对于那些同族兄弟的兴起，一时并不是心甘情愿的。不过和他们的祖先一样，他们本身的力量不够，又缺乏政治头脑。在当时他们这个氏族已经散居到各地，他们主要集居的地方是在麦地那。他们也就特别在麦地那进行鼓动反对这个新王朝的活动。曼苏尔任命的一位总督把他们很多人都囚禁起来，并且发动了一次严密的搜查，要捉拿魁首穆罕默德。穆罕默德是哈桑的曾孙，按照他祖母的关系来说，也是侯赛因的曾孙。不过这样一来却恰恰促使了这次反叛的爆发。

762年年底的时候，阿里派举事，把他们被监禁的亲族们搭救出来，并且让那位著名的神学家马立克·伊本·艾奈斯(马立克教派的创始人，这个教派今天在北非各地占有优势地位)替他们解除了他们对于阿拔斯王朝效忠的誓言，说那次誓言是在武力威胁之下强迫作出的。他们觉得仿效先知穆罕默德的办法修筑一条城壕就完全能够保护自己，当然有这种天真的想法的反叛者是不难为曼苏尔当时迅速派往麦地那的呼罗珊军队所战败的。经过一番奋勇抵抗之后，穆罕默德被杀，他家中的财産也被没收。麦地那这时已不复再足以成为哈里发的威胁，因此在其他各方面都予以从宽处理。

阿里派在巴士拉的叛乱所引起的忧虑却要严重得多。那里的叛乱是由穆罕默德的兄弟易卜拉欣领导的。易卜拉欣在政治方面也是才干不够。尽管他已经夺取了巴士拉，并且利用从巴土拉弄到手的钱又把波斯和苏士安那都争取过来，但是他还是拒不接受别人的劝告，不敢向库法进攻，而库法正是曼苏尔的驻在地，当时只有很少的军队。曼苏尔手下的将领伊萨·伊本·穆萨在把麦地那的叛乱镇压下去之后马上就向苏土安那进军；经过几场激烈的厮杀之后，伊萨就控制住苏士安那的局面。易卜拉欣终于决定前往攻打库法，但是在763年2月14日在库法以南的巴哈姆拉和伊萨的军队作战中被杀了。

在同阿里派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曼苏尔就大兴土木，为帝国修建一座新的都城。这件事在他就任哈里发之后不久就已开始着手进行了。他的哥哥原先曾经在幼发拉底河西岸靠近安巴尔的哈希米雅建立了都城。不过这个地方邻近库法，而库法的那些难以驾驭的居民过去曾经给伍麦叶王朝制造过很大的麻烦，他们可能很容易地就成为这一新王朝的未来之患。曼苏尔经过仔细的考虑之后决定选择底格里斯河西岸的一个名为巴格达的基督教徒小村庄作为重建他的帝国都城的地址。这一地方选择得非常之好：它之所以迅速成长繁荣起来不仅是由于这位统治者本人一时兴之所至的愿望，而也是由于占有地利的缘故，使它甚至在巴比伦尼亚境内的文明完全解体之后还保持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位哈里发大量地使用强迫劳役在底格里斯河的西岸修建了许多宫殿，清真寺和政府机关。以优厚的建筑条件吸引商人们迁来新都。建筑对料主要地都是从前萨珊王朝在马丹的旧都那里运来的。水道系统的布置也是煞费苦心，上面都架设有桥梁可通；水利设备和城防工事使得人们可以在那里生活而安全无虞。

附近的一系列的地区都划归这个城市的管界之内，这些地区里以卡尔克(亚拉米语称为卡尔卡，意为“城市”)为最关重要。今天的巴格达主要部份都在东岸，曼苏尔在东岸最初只修了一座营房供他的儿子麦海迪应用。曼苏尔把城市周围的地皮都当着封地赐给他的亲族、受护民和官员们。他把这一新建的城市命名为达尔一撒兰姆或称马迪那特一撒兰姆，意为“和平之家(或城)”。不过真正通用的名字还是这座城市的古名。

从一开始的时候起，这个新建首都的情况就和大马土革完全不同。尽管阿拉伯人还是继续不断地出入于曼苏尔的宫廷，但是阿拉伯人却不再能够象在阿卜杜·马立克时代那样地把哈里发当作是他们同伙里面有资望的人而接近他了。住在巴格达的并不是一个部族的舍赫而是波斯皇帝的继位者了。后来对于波斯书籍中关于萨珊王朝宫廷礼节也发生了兴趣，并且曲意加以模仿。朝廷中和国家里的高官显爵这时已不再是贵族阶级世袭的特权，而是根据哈里发的宠爱及个人好恶而颁赐的东西了。有一种荣誉的服装称为“基拉”或“卡拉”(我们语言中的gala即由此而来)这时就成为这种恩宠的有形标志，这是在伍麦叶王朝时代前所未闻的事。伍麦叶王朝时代，有一个侍从长替哈里发管理觐见事务，基本上也就够了，而这时在宫廷之中却有日益衆多的一大群官吏和仆从们把哈里发和老百姓隔得越来越远。哈里发几乎完全不再亲身处理事务了，他们把事务交由大臣们代办。不过关于生杀的大权还是由他们直接掌握。在阿拉伯文明中前所未有的一种现象出现了：刽子手经常随侍在哈里发的左右；装盛首级之用的皮囊也随时准备在宝座的旁边。

（谢选骏指出：这正说明帝国体制使得“世袭贵族的地位遭到瓦解、平民逐渐变成编户的费拉”。秦汉和罗马也都发生了类似的转化。）

阿拔斯帝国里的行政管理原则也是由曼苏尔定下来的。曼苏尔基本上保留了在伍麦叶王朝已经实行过的那种拜占庭和萨珊公文往来的程式。他总是设法安置干炼的总督来领导各省。尽管在这一方面他不能够完全不照顾他自己的氏族，但是他却从不犹豫，敢于甚至把他的受护民和自由民安插在最高的职位上。他对于各省的行政管理方面有一种很好的查核的办法，就是设置驿报长官。本来在伍麦叶王朝时代就已经有了驿报长官，但是直到曼苏尔执政时期这种制度才真正健全起来。驿报长官负责政府全部通讯事宜，不过他们的主要职责则是使哈里发能够及时了解各总督处理政务的情况。驿报长官们的这种定时而缜密的汇报对于公衆福利也是有好处的。例如，他们关于播种情况的报告就使得有可能事先采取适当的办法来预防农作物歉收的事情发生。他们所设置的驿报站的记载也就成为下一代在阿拉伯人中兴起的地理科学的材料来源之一。

对于圣训和法学有研究的专家们过去在麦地那一直就是一个反伍麦叶的集团，他们这时却为曼苏尔吸收到他的朝廷中去。这时他们梦寐以求的神学上的理想终于是实现了，因为权力又重新回到先知穆罕默德家族的手里。当然，在法学上的两个派别(今天残存的最古老的派别中的两个)的创始人本身就是同情阿里派的人物。

哈尼法派的创始人艾卜·哈尼法是征服喀布尔之役中俘虏的一个奴隶的孙子，这个奴隶是由他的一个特马拉部族的主人所释放。哈尼法的门徒为哈尼法作了一个家谱，把哈尼法的祖先一直追溯到传说中的一个古波斯王身上去。作为特马拉部族的一个受护民，哈尼法人身独立，在库法做丝绸生意。他曾经支援过宰德·易卜拉欣在巴士拉的暴动，后来在767年死于巴格达的一个监狱里。他在库法曾经公开讲过学，传授了一些法学观点。在他的法学观点上，他严格遵守圣训，同任何法学教师一样，不容许有任何演绎推测的余地。只是到后来一些派别的领袖出于嫉妒才开始对他提出这一方面的责难。

在麦地那和他同时代的马立克·艾奈斯是马立克派的创始人。前面已经谈到过，马立克是一个阿里派，因此在阿里派起事失败之后马立克遭受了笞刑的处分。不过后来的哈里发们却对他十分敬重，当他在朝觐途中逝世之前不久，哈伦·赖世德还拜访过他。马立克的门徒们传布他的学说的地方主要是在西班牙和北非一带，而哈尼法派则不久就为中央政府服务。作为伊斯兰教的第一任总法官(最高法官)的艾卜·优素福取得了官方批准艾卜·哈尼法的学说。他替哈伦·赖吐德写了一本关于土地税的基本著作，而在这以前，麦海迪手下一个曾经在伍麦叶政府任职的秘书已经写了一本关于土地税的书，把实际情况作了叙述。

曼苏尔经常念念不忘的是要确保他这个强大帝国的边疆无虞，并且还想尽可能的随时向外扩张。尽管对拜占庭人几乎连绵不断的战争在曼苏尔统治时期并没有比在伍麦叶王朝的时候取得更多的进展，尽管几次战役——对高加索的土耳其族哈扎尔人、对里海南岸的德拉姆人、对乌浒河对岸的土耳其人以及对印度人的战役——也没能够使得国势有什麽重大的发展，但是这些战争却足以表明这个精力充沛的中央政府是很有应付风暴的能力的，而象这样的风暴在未来几代国势衰微的情况下却无力应付了。使这个王朝时常受到威胁的是在呼罗珊发生的一些宗教上的派别运动。呼罗珊是伊斯兰教的一个边陲之区，伊斯兰教在那里和佛教和黄教思想发生了接触，特别是伊朗国教这时在那里人们的思想之中仍然存有余波，发生着很大的作用。

不错，曼苏尔本人曾经清除了艾卜·穆斯林，而且在758年当有些狂热之徒从呼罗珊跑到他在哈希米雅的府邸之前把他当作神的化身而加以崇敬时，他因为用好言相劝不起作用而干脆把他们杀掉。不过在778年麦尔夫却有一个曾经给艾卜·穆斯林作过秘书的波斯人哈希姆在信徒中出现，自称在主死后他就是神的化身。哈希姆在群衆场合中出现时总是戴着一个用金丝绣制的面纱，这个面纱犹如摩西的面纱一样，据说是为了遮掩至上之神的光辉之用，因为俗眼凡胎是不配看到这种光辉的。因为这种缘故，所以历史中就以他的绰号相称，叫他作穆盖奈耳，意为“戴面纱的人”。穆盖奈耳乘着哈瓦利吉派在呼罗珊又发生暴动的时候就从他在河中靠近克什的萨南要塞出发征服了整个省份。直到战败了各方面的军队之后，他才被包围在他的要塞里，自己放起一把火来，同几个妻子和追随者一起烧死(780年)。

在这前一年，萨珊王朝时代马兹达克的社会公有化的教义在朱尔詹省又重新死灰复燃，到哈伦统治时期竟爆发成为一次危险的叛乱。

在北非，曼苏尔的势力所及之处大概至多也逾越不出开拉万多远。曼苏尔在北非也有一次柏柏尔人叛乱需要加以镇压。柏柏尔人虽然顺从了伊斯兰教，但是却坚决抗拒一切要使他们阿拉伯化的企图：他们直到今天还一直保持着一种强烈的民族观念。由于这种缘故，在帝国中部差不多已经被消灭了的哈瓦利吉派一再地能够在他们中间找到有利的土壤从事宣传活动。

曼苏尔最初曾经有意立他的族弟伊萨·穆萨为他的继位人。伊萨在镇压阿里派的叛乱中曾经替这个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不过到曼苏尔的儿子麦海迪长大成人之后，曼苏尔又改变了主意要让自己的儿子继位。伊萨在压力之下才放弃了自己的权利，但是曼苏尔还逼使伊萨解除老百姓在767年对他作过的拥戴宣誓。因此曼苏尔在775年10月7日在他一向喜欢亲身领导的朝觐归途之中逝死时，麦海迪就顺利无阻地登基继位作哈里发。

尽管曼苏尔在他统治时期保持着东方大君主的种种排场，但是由于他本人自奉俭朴，结果还是能够有所积蓄，使得国库的财力十分雄厚。因此生活方式本来就已经十分讲究的麦海迪就有可能在宫廷里满足自己的种种要求。对于诗人和歌手们来说，麦海迪是一个慷慨大方的米西奈斯。但是除此之外，他对于促进帝国的繁荣方面也作了不少事情。他修建了一个公路网，并且改善了驿报制度。巴格达由于地利的缘故在麦海迪统治时期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对印度贸易的主要货物集散中心。但是麦海迪在提倡土産实业方面也表现出有远大的眼光。前叙在各波斯省份中所发生的种种宗教派别运动使得这位哈里发认为有必要对于住在帝国中心的臣民们在精神生活方面也更加严密地予以监督。

在那些新皈依伊斯兰教但又对于伊斯兰教拘泥虚礼的刻板形式并不完全感到满足的人们中间仍然还发生着很大的影响的，并不是纯粹的袄教，而是摩尼教，特别是在伊拉克；摩尼教差不多已经成为一些有教养的阶级所信仰的宗教了。曼苏尔本人原先就曾经把作家阿卜杜拉·穆盖法耳处死。穆盖法耳(波斯名为罗兹比)是一个曾经为哈查只·优素福供职的收税官的儿子。他作为阿里·伊萨(阿拔斯王朝头两任哈里发的叔父)的支持者而改奉了伊斯兰教。穆盖法耳曾经翻译过用中波斯文写的一部波斯史：《列王记》，并且从波斯文译本中又把印度寓言《卡利莱和迪木奈》翻译成阿拉伯文。他还模仿伊朗体裁作了几篇有关政治学识的论文。

据说他在作秘书的时候曾经为哈里发的叔父艾卜·阿拔斯·阿卜杜拉起草了一个语意含混的特赦令，因而触怒了曼苏尔。究竟这种传说中的欺主之罪是否是巴士拉总督对他施以酷刑的唯一原因，这还是一件值得怀疑的事。他可能使人怀疑曾经参与伊朗人的政治性的宗教活动，而这些活动，如前所述，已经成为哈里发的心中之患。在麦海迪统治时期，诗人撒里哈·阿卜德·库杜斯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这位诗人曾经在巴土拉用他的一些宗教论文公开地宣传波斯人的二神教，因而引起了神学界人士的仇恨，他逃到大马士革去，但是麦海迪却又把他捉回来在783年以“精底格”的罪名将他以磔刑处死。“精底格”是当时流行的对于信奉异端邪说的人的称呼；这一名称原先在萨珊王朝时期本来是用以称呼任何敢于对袄教经典作出新的，非正宗的解释“精德”，的人们，而在这时则特别用来指摩尼教徒和马资达克派的教徒。

同年，盲诗人白沙尔·伊本·布林德也被处死。白沙尔在诗里面公开宣传他祖先们的拜火教。他同时又以善于毁谤攻击而闻名一时；他讽刺的笔墨所及甚至连哈里发本人也未能幸免。因此，和穆盖法耳的情况一样，在传说中也把他这种悲惨的结局归因于他在政治上的错误行动。就在这个时期前后，麦海迪把对于信奉异端邪说的人的审讯事项委托给一个专职官员“阿里夫”(什长)办理，这个官吏据说最初曾经活跃了有三年之久。到他的几个继位人的时候，这种审讯的矛头也指向伊斯兰教本身范围内关于教义方面的意见。这些意见尽管本来是并无毒害的，但是由于种种理由却为这个政府所不喜。

麦海迪执政十年之后在785年逝世，把位子传给他的儿子穆萨·哈迪。穆萨竭力对抗他母亲赫祖兰的权势。赫祖兰是一个柏柏尔血统的女奴，在她丈夫执政时期她就对于国家大事怀有浓厚的兴趣，而且差不多能够左右她丈夫的意见。穆萨的兄弟哈伦是他母亲所锺爱的人，穆萨想要迫使哈伦放弃他的承继权而未得结果。在786年9月15日，无疑地是在他母亲的唆使之下，穆萨在摩苏尔附近他的后宫之中被人杀害。早在这个时期，这种使阿拔斯王朝最后灭亡的祸因就已经露头了。

哈伦统治了二十三年；这是阿拔斯王朝国势最强的时期。由于在这个时期里物质福利同时也达到了空前鼎盛的程度，后代的人们就更加愿意把哈伦·赖世德哈里发看作是一个理想的统治者，把当时只不过是由于条件有利而取得的一些成就归之于个人的功劳。

哈伦在执政初年把国家事务几乎全部交由他的大臣们料理。这种职务长时期以来是由白尔麦克家族世代承袭的。白尔麦克家族是在巴尔克的瑙巴哈尔佛教僧院高僧家族的后裔；后来波斯传说由于民族自尊心而把这些高僧说成是拜火教士。在艾卜·萨拉马被暗杀之后，赛法哈曾经亲身指派哈立德·白尔麦克作他的大臣，或者，更恰当一点说，作他的首席秘书(“卡提卜”)。到曼苏尔执政时期，哈立德也保持着执掌财政的大权，建设巴格达时特别有劳绩。哈立德同时也是一个能征善战的军人。他不仅在青年时代在艾卜·穆斯林和卡赫塔巴的部下参加过战役，而且在769年间在他身任塔巴利斯坦总督时曾经结束了特马文德山间最后一个土王统治。

他上了年纪以后甚至还参加过对拜占庭人的几次战争。和其他的官员们一样，他利用这一切时机来发财致富，这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因此，曼苏尔在他死前不久曾经向他索取了将近三百万迪尔汗，然后才授予他摩苏尔总督一职。由于摩苏尔靠近骚动的库尔德人，所以这个职位就显得非常重要。与此同时，哈立德的儿子叶哈雅也就任了阿塞拜疆总督。在麦海迪统治时期，叶哈雅被召回巴格达。777年，哈伦被任命为西部各省以及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总督，叶哈雅这时出任哈伦的文书长官。在哈迪企图迫使哈伦放弃他的承继权的时候，叶哈雅一直地忠实于哈伦，据说他还因此一度失掉了自由。为了报答叶哈雅的这番忠心，哈伦在继位哈里发以后马上就提升他为人臣。

叶哈雅和他的两个儿子法德勒和哲耳法尔在786至803年间手中拥有无限的权力，尽管叶哈雅在就职后的头几年中还是受着哈里发的母亲严格地监督的。法德勒身任东部各省总督，他在战时的武功以及和平建设事业中都立下了很大的功劳。而哲耳法尔则因得哈里发的宠幸一直留居在首都，把他受命治理(其实也就是供他剥削)的几个省份都交由他的代表去管理。不过他这种友谊一定使哈里发日久生厌了。关于使他最后失宠的原因在传说上有过这样一段后宫插话：据说哈里发曾经让哲耳法尔和他的妹妹阿巴赛在名义上结成婚姻，以便因此能够和这两个人同时处在一起；而哲耳法尔却老实不客气地利用了这种结合关系。

在790年哈里发的母亲死后，据说哈里发马上就把一向由哲耳法尔执掌的国玺取回来，并且把哲耳法尔的一部分事务也移交给他对立的也是继任人的法德勒·拉比。在803年年初，哈伦在从他一向总是亲身领导的麦加朝觐之行归来以后，在1月29日夜间下令把哲耳法尔处死，并且把他的首级悬挂在巴格达中央大桥上示衆，又把他的尸身切成两段分别陈列在另外两座桥上。同时又逮捕了哲耳法尔的父亲和兄弟们，查抄了他们的家产。在伯尔麦克家族失宠之后，哈伦就把他的都城迁移到幼发拉底河畔的拉卡去。

在哈伦执政时期，帝国内地叛乱频仍。796年，多年以来南北阿拉伯人之间的敌对在叙利亚又重新爆发成为激烈的战争。因此而在大马土革所发生的骚乱则为暴民所乘，他们起而大肆劫掠。直到哲耳法尔破例地亲身去往那里普遍解除武装之后才使那里的秩序得以重新恢复。

在非洲，叛乱也继续不断地发生，反抗哈里发所派去的总督。这里的秩序最初是由易卜拉欣·伊本·艾格莱予以恢复的。艾格莱卜的父亲是麦维尔鲁德当地人，他在作伊夫里基雅总督的时候在767年的一次暴动中丧命。艾格莱卜自己在795年就已经出任阿尔及利亚南部比斯克拉河两岸萨布地区的总督一职。当他父亲的继任人伊本·穆卡蒂尔又被反叛者驱逐出去的时候，艾格莱卜就在797年前往援助，并且用了很大的手腕把那里的秩序恢复过来。论功行赏，哈伦就把那个地方赏赐给他作为出：袭封地，但每年得纳四万第纳尔的贡金。艾格莱卜马上就开始在开拉万以南三英里的地方修建一座新的都城名叫阿巴西亚。到第二年的时候，艾格莱卜已经能够在那里接见查理大帝派来的使节了；查理大帝的使节们表面上是来求取圣西普里安的遗骨，而实际上却无疑是来建立外交关系，试探他的意图，以便采取一致行动对付西班牙。

哈伦本人也以据说他和法兰克人的这位元伟大国王保持关系而名闻西方，这种关系据说是由于他在埃克斯一拉一夏佩勒设立了一所使馆而首先建立起来的。不过阿拉伯的史料中并未谈到这一点，大概只是一些东方商人自己冒称是哈里发的使节，事实上并未经正式委任。

对拜占庭的战争在整个哈伦统治时期一直连年的拖延下去，其结果除了在征服赫拉克利之后迫使奈塞福拉斯皇帝在806年缔约纳贡之外并无更大的成就。在伊朗也是动乱蜂起。805年拉菲·来斯在撒马尔罕兴兵作乱，征服了整个河中，因此哈里发御驾亲征。不过哈里发只行军到呼罗珊的都斯就病倒了，于809年3月24日逝世。

使得哈伦执政时期特别光辉四射的是阿拉伯文学当时在古巴比伦尼亚文明的肥沃的土壤上所开放出来的花朵。沙漠诗人们在伍麦叶王朝还把全部精力消耗在吟诵部族之争和个人恩怨上，这时已为新兴的一代城市诗人所替代。对于旧日诗人所作的那种拖得很长的“长诗”，人们既没有时间欣赏，也丝毫不能够了解。这种形式已经为新的艺术所打破，当时的诗是企图把各种内容分别处理的。当然，在思想的境界方面并没有什麽扩大。爱情、狩猎、饮酒等事也都是古人所歌颂过的内容；古代的诗人也曾经用尖刻的词句来挖苦他们的对手，有时也较为真挚地嗟叹世间事物的变化无常。在阿卜杜·马立克时代，欧麦尔·伊本·艾比·赖比耳的诗歌已经使得爱情诗自成一种体裁；哈里发瓦立德二世则恢复了酒诗这种样式。所有这些主题现在都为新兴的诗人们所进一步地加以发展。

新诗人所用的美丽的词藻不仅是从当代口语中采用而来，而且也广泛地采用贝都印人的辞汇，贝都印人的语言在当时仍然被人们认为是一种理想的语言。在一些颂扬哈里发和伯尔麦克家族的作品中，非阿拉伯血统的诗人们时常还是保持着旧的风格，运用得也很熟练。阿拔斯王朝最有名的颂辞作家麦尔旺·伊本·艾比·哈福赛是呼罗珊一个犹太人的曾孙，不过他自己通常则住在叶麻麦，在他去哈里发宫廷发表颂辞之后，他经常也总是回到叶麻麦去的。在佛尔干纳有一个自由民的儿子哈拉弗·艾赫麦尔深得古诗的奥妙，其类比之作甚至可以使人认为出于古人的手笔。不过在当时最著名的诗人则是艾卜·努瓦斯，他是一个波斯的洗衣妇之子，青年时期住在巴士拉和库法；他对于各式各样的阿拉伯语也都特别精通，因此有人认为他之所以能够有些造诣只是由于他长期置身于沙漠阿拉伯人之间的缘故。不过在他的即兴诗中，他也采用一些日常言语中的句法。

这位诗人无疑真正具有写抒情诗的天才，虽然他也时常有尽力追求效果的无聊趣味。在他那种轻浮的笔墨之下连宗教他也并不奉为神圣；他的诗集里面或明或暗地引用了很多的淫荡之词，这种特点也说明了他的读者们的低级趣味。艾卜·努瓦斯本人好象在宫廷之中和在巴格达社会里也时常充当一种插科打诨的弄臣的角色，这也是和他同时代的艾卜，杜拉马的唯一爱好。不过比较道学一些的诗人想把京都社会的道德败坏之风加以改变的也颇不乏人。艾卜·阿塔希叶的诗里面无疑地就有基督教的影响。艾卜·阿塔希叶在年轻的时候因为写了一些动人的爱情诗而在哈伦的宫廷之中颇受礼遇，不过后来他却一心一意地提倡抛弃尘世，因此被人闻出异端邪说的味道，引起了人们的怀疑。

就象从前伍麦叶王朝在麦加和麦地那时候的情况一样，新的爱情诗主要地也是由歌女们传布开来的。歌女们在巴格达社交生活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哈里发麦海迪和一个德莱木族女奴所生的一个儿子是一个爱好音乐的人，他的曲调曾经在巴格达和萨马拉风行一时，据说他有一些革新的腔调丰富了音乐的内容。在哈伦及其后的几个哈里发当政时期，首都音乐生活掌在一个波斯的纳税农民之子易卜拉欣·伊本·马汉，摩苏尔和他的儿子易司哈格的手里。他们父子二人都训练女奴唱歌，然后把她们再以高价转卖。阿拉伯文学里面充满了关于这些少女和她们情人的优美的爱情故事，这些情人们并不是都能够满足她们的主人在金钱上的要求的。

尽管在文艺方面阿拉伯语还是无可争辩地占着统治地位，但是却有不少伊朗血统的诗人在他们的作品中公开表明他们对于自己的文化遗産的骄傲，颂扬波斯人，贬损阿拉伯人。这种倾向在当时萌芽中的散文里面表现得尤为清楚。有一个在哈伦和麦蒙的宫廷图书馆里作抄写员的名叫阿兰的波斯人，他把旧诗中各阿拉伯部族之间相互辱骂之作搜集到一起，编成一本专书。人们因此就给他取了一个别号称为“舒乌比”，意即保卫各民族权利平等的人。这种倾向也表现在当代大批的作品之中。

阿拉伯语及阿拉伯人过去的伟大事迹在当时的文化生活中究竟仍然占据着怎样的一种统治地位，也可以从当时成为读书人兴趣中心的语言学和历史学这两个科学部门中看得出来。语言学的産生与《古兰经》有关。由于人数衆多的新皈依者都是来自语言各不相同的社会，因此他们就有必要逐步发展提高他们对于《古兰经》的了解，并且在祈祷时加以正确的运用。同样也有迫切需要使他们能够完全掌握阿拉伯文字的意义方面细微的差别及其极为丰富的字汇。

任何人要想立身于巴格达社会就不仅需要对于当时在社交往还中仍然为人奉为准则的古代诗人的诗句有充分的了解，而且还要能够模仿这种格式自行写作。因为这种原因，巴士拉人赫立里的那部大字典就在阿拉伯语言学发展史的初期産生出来。这部字典是按发音器官中的发音部位而排列的，一开始就是重喉音“阿因”(因此人们就称之为《阿因书》)。这种排列方法很不方便，因此这本书不久之后就为文学界人士所摒弃不用。不过那种根据古诗章句阐明字义的办法却为此后治学所取法。关于研究诗的工作也很早地就开始了。这种工作一方面是对于贝都印人生活中各种制度加以研究，因为贝都印人的生活是构成诗的内容的骨千也正是城市居民一般都不了解的东西；另一方面则是搜集关于诗人本身的材料，最后就有了对文学批评的尝试。

据说赫立里还想出了一些韵律和文法的基本概念。赫立里关于文法的概念虽然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学派的逻辑方法，但是从其他方面说来却是新阿拉伯文明的一种完全独立的産物。赫立里的一个弟子波斯人塞包亚(西伯韦)虽然文笔非常拙劣，却把这种规律总结起来成为后世的规范。和他争名的是一个《古兰经》念经师基萨伊。基萨伊是库法人，曾经教过哈伦本人，哈伦又把自己的儿子麦海迪托付给基萨伊予以教导。基萨伊的弟子法拉据说曾经在库法的一座清真寺里讲过学，讲解关于《古兰经》的注释。不过法拉也经常住在巴格达，据说他也曾经在麦蒙的宫廷里写过一本关于文法释义的书，这本书现在已经失传。阿拉伯人在文学历史方面的传统追溯起来有巴士拉和库法两个学派互争短长，到了后一代的时候才统一成为巴格达学派。

不过巴士拉和库法两个城市里个别的学者之间的争论似乎被人过分地夸大了。

对于历史传说的兴趣早在阿拉伯古代的时候就已经是很浓厚的。阿拉伯没有史诗，代替史诗的是阿拉伯人在战争年代里的故事，是一些通常由于一点点小事引起的部族之间争斗的故事；这些故事由于是让主人公们用诗句讲述出来的，因而叙述得很是生动。征服各省份的事迹这时又给这种艺术带来了一种意想不到的动力。各个部族都有整部整部的诗歌传颂它们参与各民族大争斗中的英雄故事。这种诗歌早在伍麦叶王朝时代就已经汇集成书。在库法有一个艾兹德部族人艾卜·米克纳弗·卢特·叶哈雅把这些故事用散文写成一本很出色的作品，里面共有三十多篇，通常又分成一些单独的场面和对话。

他的作品有两个库法学者——穆罕默德·萨伊卜·凯勒比和特别是他的儿子希沙木——保存下来。泰伯里就是从希沙木手里得到了这些材料写成了他那部伟大的《年代记》。凯勒比对于各阿拉伯部族的家系特别发生兴趣，他还想利用当时还保存在各教堂里的墓志铭，给希赖的莱赫米王朝作一个年表。希沙木又根据他父亲的劳动成果编成一本伟大的家系学作品，这部著作一直到现在还保存着。据说希沙木曾经由于他写的一些关于伍麦叶王朝的缺点而博得麦海迪的欢心；根据他这些报告，这位哈里发的秘书们就能够答复西班牙的伍麦叶统治者的一封无礼的信札。希沙木还有一部流传下来的作品，里面有些关于偶像教时代阿拉伯人宗教情况的宝贵材料。无疑地因为他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他把这本作品命名为《推翻偶像之书》。

阿米·米克纳弗本人尽管作为一个库法人是同情阿里的，但是在他的作品之中他对于这一点并未多所宣扬，不象后人在替他僞造的一些作品中关于卡尔巴拉殉难以及假先知穆赫塔尔等事所渲染的那样。十叶派倾向在《西芬战史》一书中表现得就不是那麽隐蔽。《西芬战史于是纳斯尔·穆扎希姆的作品。纳斯尔在827年死于库法，他这部作品的真本一直流传至今，直到今天十叶派人士仍然把它当作一部民族散文故事而诵读着。在哈伦执政时期享有盛名的还有赛义夫·欧麦尔·阿萨迪。赛义夫是塔米姆族人，在他写的关于各地征服战争，阿拉伯人的背教(在先知穆罕默德死后)以及骆驼之役等历史中，他总是不放过机会颂扬自己的部族，并且还喜欢用一些想入非非的修饰。他这种丰富多采的叙述——然而在细节上却极不可靠——深为编史家泰伯里所喜爱。泰伯里几乎完全根据赛义夫的叙述而写作，使得后来以泰伯里为依据的史学家们都因此而以讹传讹了。

麦地那的情况则有所不同，这里人们对于历史研究有较深的造诣。艾卜·麦耳舍尔是第一个把先知穆罕默德的几次战役编写成书的人。艾卜·麦耳舍尔是来自印度的一个奴隶。他先到麦地那，后来在巴格达落户。他的主要兴趣在于编写一本比较准确的年表。模仿他这种作法的有穆罕默德·易司哈格。穆罕默德·易司哈格也去往巴格达，可能是由于要逃避专门研究严格的圣训的学者们仇视的缘故。他在巴格达为曼苏尔写成了第一部关于先知穆罕默德的全传，这部作品只有后来的改写本流传下来。在哈伦执政时期继续他这一工作的是伯尔麦克家族叶哈雅的门客瓦基迪。瓦基迪在一些叙述先知穆罕默德所进行的战役及征服各地战争的作品中不敢流露他内心中对于阿里及其家族的同情。

他的学生兼助手伊本·赛耳德后来把所有关于先知穆罕默德以及穆罕默德的朋友和他们的第一代后继人的材料都搜集在一本《类书》(分类笔记)里面。这部作品促进了传记文学的发展，而后代的人们把这种文学发展到几乎是过于追求细微末节。在这些记载里面，除了有很多无关重要和一无可取的材料之外，还保存下来一些在文化史上有很大价值的史料。即使在艾卜·麦耳舍尔和瓦基迪的作品里所写的也都一律是关于各哈里发在位年代，各总督的行政措施、领导朝觐的人物以及在夏季所进行的征伐拜占庭人战役等。这些作品里只是在很难得的情况下才对于重要事件加以详细叙述，使得内容生动一些。泰伯里继续了他们的工作(可能也受了些波斯官方年代纪的影响)成为帝国里的一个伟大的编年史学家。泰伯里出生于泰伯里斯坦的阿姆尔，他开始的时候先根据《古兰经》注释家搜集的后期犹太人传说编写圣经史前史，并且从穆盖法耳用阿拉伯文翻译的中波斯语《列王记》里选了一部份附在书里面。在写伊斯兰教史的时候，他利用了前叙的一些材料；他在引叙的时候也把材料来源都仔细地罗列出来。此外，他利用了一切能够利用的材料编了很庞大的一部《古兰经》注释。不过他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独立的法律学派，但是他这一派流传的时期却并不很久。

哈伦死后，帝国江山大有立即分裂为二之势。哈伦曾经亲自指定他的长子穆罕默德·艾敏继任大位，穆罕默德·艾敏是曼苏尔的外孙女左拜达所生：哈沦同时又任命他作叙利亚总督。在另一方面，哈伦又把东部各省交由他的次子治理，他的次子阿卜杜拉·麦蒙是哈伦同一个波斯女奴所生。哈伦同时又下令规定如果长子对于次子的权利有任何侵犯即将失去继承大位之权。使得麦蒙的权利更进一步受到限制的是他还有另外一个兄弟嘎西木在美索不达米亚作总督。虽然艾敏在继位之后马上就把嘎西木的统辖权限制在金那斯林一地，但是他还不敢触犯麦蒙本人，尽管他父亲的大臣法德勒·伊本·拉比竭力怂恿他这样作。麦蒙最初也不拘他自己的大臣法德勒·赛海勒如何坚持要求他恢复帝国的统一，他还是不能不注意他哥哥的权利。麦蒙这时仍然因为东方有兵事威胁而受到牵制。

因为在阿拉伯人征服中亚细亚的时候，西藏人曾经在喀什噶尔的阿拉伯人支援之下和中国进行战争，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不过后来西藏人感觉到伊斯兰教的发展对于他们是一个威胁，因此当拉菲·伊本·来斯在撒马尔罕进行叛乱的时候他们就予以援助；现在西藏人又有进攻河中之势。不过到了810年麦蒙却不能再那麽多所顾忌了，因为这时艾敏除了麦蒙之外又规定他自己的儿子穆萨的名字在星期五的聚礼时提到，这样一来麦蒙能否实现他的继位元权也就发生了问题。等麦蒙更进一步地和巴格达断绝了一切关系时，艾敏就宣布废黜麦蒙，责令阿里·伊萨元帅对麦蒙采取必要的行动。不过阿里·伊萨元帅在拉伊为麦蒙的元帅塔希尔·伊本·侯赛尼所战败身死。艾敏第二次又派去的军队也被歼灭，到第三次再振兵东进时，军队拒不前进，在伊拉克的边境卡纳金即行停了下来。

在叙利亚这时也发生了暴动反对艾敏，艾敏和他的母亲在首都被在拉伊阵亡的阿里之子侯赛尼所监禁了一个时候。不过后来艾敏还是为一些仍然效忠于他的人们所救释。等阿拉伯半岛也参加了宣誓表示拥戴麦蒙之后，麦蒙的两个元帅塔希尔和哈尔萨马就进迫巴格达城下。巴格达城一部分一部分地相继落入他们之手，最后艾敏不得不出而投降。尽管哈尔萨马曾经保证他的生命安全，并且在813年9月将近月底的时候还亲自从他的宫殿里把他带到船上，但是塔希尔的部下还是袭击了艾敏，把这位哈里发给杀死了。

虽然麦蒙在这次战胜他的哥哥之后就成了唯一的统治者，但是他最初还是留驻在麦尔夫。伊拉克的阿里派趁他不在就滋生事端。

815年年初，在库法出现了一个穆罕默德·易卜拉欣·塔巴塔巴想僭取大位，可是轻而易举地就被哈尔萨马镇压下去。不过哈尔萨马在取得这次胜利之后，却在哈里发和他的大臣眼里成了一个危险人物，因此他们在哈尔萨马进入麦尔夫之后马上就把他逮捕起来，不久之后就将他杀害。同样有功劳的塔希尔·侯赛尼则率领一支兵力不足的队伍去往幼发拉底河畔那个骚乱从未平息过的拉卡。817年，-巴格达人欲立麦海迪之子曼苏尔为哈里发。不过曼苏尔却忠于哈里发，他企图为哈里发恢复秩序。麦蒙无疑地则认为可以用和婚的办法把伊拉克人争取过来，他采纳了大臣法德勒·伊本·赛海勒的献策，在817年3月把他的女儿许配与阿里派的阿里·穆萨·里达为妻，并且指定他继承哈里发的大位；同时他又把阿拔斯王朝的黑旗换成阿里派的绿旗。不过伊拉克人却拒不拥戴阿里，他们在6月24日改立麦海迪的另外一个儿子爱好音乐的易卜拉欣为哈里发。

这时，麦蒙终于决定在帝国的中心采取有力的行动。原来，关于伊拉克的情况，据说他的大臣法德勒·赛海勒过去一直在用假报告欺瞒着他，只是他的女婿才头一个把那里的真实情况向他讲清楚。在东方这时新的危险也正在威胁着。过去艾卜·穆斯林和他的弟子穆盖奈耳所宣传的那些关于灵魂转生以及真主化身的道理又在阿塞拜疆被一个名叫巴比克的人重新传布起来。巴比克的信徒很多，他的势力如果进一步发展的话就可能使那些伊朗省份和西方脱离关系。麦蒙于是就亲自到都斯去，在他父亲哈伦的墓前祈祷以坚定自己的意志。在去往那里的途中，他的大臣在萨拉赫斯入浴的时候遭人杀害。到了都斯之后，他的女婿阿里也害起病来，表面上说是什麽肠胃病，可能就是中了毒。阿里就埋葬在哈伦的陵墓附近。由于不久之后十叶派的人就尊奉阿里为殉道者，因此在阿里的墓旁就出现了一座新的城市，称为马什哈德—里达维，或者简称马什哈德。这座城市完全取代了古城都斯的地位，今天成为仅次于克伯拉的十叶派教徒圣地。大臣法德勒的兄弟哈桑原来坐镇在瓦西兑，为伊拉克人所痛恨。

在法德勒死后不久，哈桑就发疯了，或者至少也是被人以疯癫为藉口而遭受监禁。因此巴格达人也就放弃了他们对立的那个哈里发，麦蒙于是就在819年8月进驻首都。在麦蒙撤离呼罗珊之后，哈瓦利吉派就在那里举行叛乱。麦蒙派遣塔希尔前往镇压，塔希尔在短时期内就控制了全省的局面。但是不久之后塔希尔就觉得那里是一个别人奈何不得他的地方，于是在822年举行星期五聚礼的时候他竟敢不提哈里发的名字。虽然这种作法就等于是公开造反，但是在这位老军阀逝世之后，哈里发还是不敢不把呼罗珊赐与塔希尔的儿子塔尔哈。塔希尔的后裔继续保持着他们的权势，为时几达一个世纪之久；关于他们的事迹将来还另有叙述。这种情况实际上是使这个最东部的省份和那个最西部的省份一样地脱离了伊斯兰帝国。

塔希尔的另一个儿子阿卜杜拉在西部各省对于帝国的贡献颇大。艾敏的一个支持者奈斯尔·伊本·沙巴斯在艾敏死后还在阿勒颇地区一直保持着自己的地盘，直到825年阿卜杜拉才把他彻底打垮。阿卜杜拉接着还得恢复埃及的秩序与和平。在埃及，南北阿拉伯人之间多年之争在艾敏和麦蒙争斗时期又重新爆发起来：盖斯族支援艾敏，凯勒卜族支援麦蒙。还没等到帝国重新恢复统一，西班牙人又闹起事来。西班牙人在伍麦叶王朝在西班牙的统治者把他们放逐之后，夺取了亚历山大港，这时又想要重新制造骚乱。不过阿卜杜拉很快地就把他们赶到克里特去，恢复了政府机构。在他的哥哥塔尔哈死后，阿卜杜拉就承继了塔尔哈在呼罗珊的职位。埃及则为王储穆耳台绥木所接管。有一次在科卜特人叛乱时，穆耳台绥木独自不能应付，哈里发麦蒙只好亲身过问其事，把叛乱平复下去。

虽然麦蒙在执政末期一般都不亲身率兵征战，但是迫于情势他却不能不御驾亲征重新进行对拜占庭人的战争。拜占庭人对于在阿塞拜疆当时仍然尚未被征服的叛逆巴比克继续予以援助，可能是这种情况促使麦蒙在830年3月向小亚细亚发动进攻。哈里发一连三年都参与了夏季战役。832年西奥菲拉斯皇帝在他的最坚固的边疆要塞——塔尔苏斯的卢卢亚陷落之后乞和，但是麦蒙还是把战争继续下去。833年8月在塔尔苏斯附近的布丹登第三次战役中，这位哈里发弃世而去了。

在麦蒙住在巴格达的二十年期间，由于他本人对于希腊科学的爱好，他对于伊斯兰文化也有过很多的贡献：对于希腊科学的研究，在叙利亚的道院里一向没有完全间断过。为了要了解希腊教会教土们的神学观念，当时就有必要时常回溯到亚里士多德哲学，这是希腊神学所由来的形态基础。在希腊教士之中，特别以毛普苏埃斯提亚的塞奥道尔在景教关于圣经的注释之中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不过数学和自然科学那时也经常引起人们一定的兴趣，尽管在叙利亚人之中有关知识方面事物的研究完全掌握在教士的手里。

在医药方面，亚历山大学派及其哲学精神在阿拉伯人征服时期切断了同拜占庭的联系之后就已经不再流传；虽然如此，在安提阿和哈朗的叙利亚人还是继续把这种传统发扬下去，并且还把它传布到巴格达。在这一方面来说，更为重要的是过去萨珊王朝在苏士安那的冈第什普尔所建立的那座医学院所发生的影响；那里出了一个以行医闻名的波赫提晓家族。这个家族里面有一个叫吉尔吉斯·吉卜里尔的人曾经在巴格达为哈里发曼苏尔治过病。直到后来这个家族的人还在那里以行医为业。在巴格达，除了希腊医学之外还有印度医术。哈伦·赖世德本人就曾经有一次把一个印度医生曼卡请到巴格达去，而巴尔马克家族也曾经请人把印度医学作品译成阿拉伯文。所有这些事情这时都得到了麦蒙的关怀与赞助。

在麦蒙的宫廷图书馆——称为“智慧馆”(贝特希克马)——里面，麦蒙立意广为搜集文学宝藏，对于伊斯兰以及各国文学兼收并蓄；他还从小亚细亚搜购了希腊书籍。在麦蒙执政时期，艾卜·优素福·叶尔孤比·肯迪开始了他的学术活动。肯迪是世界史中的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加大诺在1552年称他为“阿拉伯的哲学家”。他不仅把亚里土多德和新柏拉图派哲学翻译过来或者加以改写，把这种知识介绍给阿拉伯人，并且还根据这种哲学的精神研究博物学和气象学，从而扩大了阿拉伯人的知识领域。肯迪也受了时代的影响，把占星学、甚至连摸肩相骨预言未来之术也完全当作正经的科学来加以研究。尽管他对于炼金术的种种欺人之谈采取了一种否定的态度，但是他还是对于蒸馏香料发生兴趣，并不觉得这是有辱他的身份的事情。肯迪甚至还从事于军事科学的研究；他写的关于评刀论剑的文章曾经根据制造的国别列举名剑二十五种以上，从也门谈到锡兰一直远到法国和俄国。文章叙述了每一种剑的质量，并且对于如何用逐步冷却法铸补残毁的刀剑一事有所说明。

在巴格达，人们特别发生兴趣的是数学和天文学。欧几里德的作品和托勒密的《大综合论》(阿拉伯人称之为《巨著》)都由哈查只，优素福·马塔尔为麦蒙翻译出来。在此以前，马塔尔还把欧几里德的《几何学原理》翻译出来献给哈伦。不过这一方面也吸取了印度科学里面的东西作为补充材料。易卜拉欣·法萨里曾经把印度关于天文学的书《辛德信德》(《Siodhind》)替曼苏尔译成阿拉伯文。穆罕默德·花拉子密又把这本书替麦蒙作了一个摘要。花拉子密还把托勒密的《地论》(《Geographike Hyphegegls》)加以改写，并且自己又写了第一本代数教科书，因此直到今天数学术语里面有一个计算公式还用着他的名字。麦蒙对于天文学的一些实际问题也有些了解；他又根据在巴格达和大马士革两地同时进行观察的结果把托勒密的几个天文计算表加以修订，并且还推算出子午度。

麦蒙对于当时神学上的一些问题所采取的态度也和他这种赞助希腊科学的态度相同。在伊斯兰教兴起最初两个世纪内，人们在知识活动方面的努力主要地是放在怎样能够把《古兰经》和圣训的神学思想和现实调和起来的这样一个问题上。虽则奥斯曼那次校订工作使得关于《古兰经》文字上的核正很早地就告一结束·，可是关于怎样去正确地诵读《古兰经》这一方面的种种问题却使得学者们一代复一代地化着功夫去加以研究。我们前面已经不止一次地看到《古兰经》念经人以宗教一政治热狂者的姿态出现过；而在后面的一些时期里他们还是继续地在公衆生活之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对于《古兰经》的解释，一般说来还是操纵在讲故事的人手里。讲故事的人早在伍麦叶王朝的时候就有了。在战争时期，他们在战场上用《古兰经》里的历史事迹鼓动着信教的战土们，在这一方面他们所起的作用往往和讲道人一样。

在太平时期，信徒们在清真寺里聚围在他们的旁边听讲故事，正如同成群的闲人在街头聚围在普通讲故事的人身边一样。伊斯兰纪元第二世纪时有过一个记载，说有一个伊拉克人给坐在他的左右两侧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讲《古兰经》，他同时用两种语言对他们讲。当时讲故事的人所讲的内容大部分都是从基督教的圣徒故事和犹太法典的传说部分里找来的材料，这些东西经过辗转传述，传到他们那里的时候已经都变了样子了。这些材料也是穆罕默德·凯勒比所作的《古兰经》注释的来源。凯勒比是阿拉伯史学的创始人之一，前文已有所叙述。和他同时有一个稍为年轻一点的人穆卡提尔·巴勒希已经在从事努力，要系统地整理《古兰经》里关于律法方面的材料，并且还把宗教术语作出明确的定义，予以确定下来。在这一方面当时还同时进行着纯粹从语言学方面来解释《古兰经》的工作。

从事这种工作的以法拉为代表，法拉是库法文法学家基萨伊的弟子。这一代人所研究的全部材料当时都为泰伯里编在他那部包罗广泛的《古兰经》注释里。关于先知穆罕默德的事迹和教义在这个时候还差不多完全是用口头传述，只是偶尔关于个别的问题或者由某一个特殊对于圣训有研究的人传下来的材料才搜集在一起用文字记载下来。直到下一代的时候才出现了布哈里，穆斯林及其他诸人关于圣训所搜集的一些被人奉为宗范的材料，这些作品后来和《古兰经》同样受到信徒的敬重。由于对于先知穆罕默德的“逊奈”(即圣训中叙述的关于穆罕默德生前的模范事迹)的引用这时出现了一门学问“费格海”，在这门学问里，就如同在大多数文化水平低的地方一样，司法裁判和神学实践二者还是混合在一起的。除了伊拉克的艾卜，哈尼法和麦地那的马立克这两个早期的派别之外，在叙利亚还出现了一个奥扎仪派。

这一派曾经一度在北非占着统治地位，直到后来为马立克派的教义所排斥为止。奥扎仪派在它的发详地则不久就为沙菲仪派所压倒。沙菲仪由于在他的家乡汉志有马立克的门徒、在伊拉克有艾卜·哈尼法的门徒，因而自己这一派就不得行其道，就想到埃及去打开一个新的局面。沙菲仪在 820年1月20日死于弗斯德特。他虽然和他的前人们一样毫不怀疑圣训具有头等重要意义，但是他对于法学原理却进行了较为透彻的研究。尽管如此，阿默德·罕百勒在巴格达还是感到不能不对于圣训加以强调，他对于这个问题提的甚至比马立克和沙菲仪还要尖锐。他对于任何中间路线都粗率地予以拒绝，这样就使他和政府发生了冲突。在巴格达后来一直有几个世纪之久他的追随者们狂热的行动对社会治安构成一种严重的威胁。在近代，阿拉伯半岛的瓦哈比运动对于他的学说又重新加以提倡，使得停滞了的伊斯兰教得到了一个向前进一步发展的有力的推动力量。

伊斯兰的宗教理论也只是在关于阿里的哈里发地位在社会上所引起的一些政治问题的斗争发展过程中随着发展起来的。拒不承认阿里的哈列哲派在他们的狂热行动中甚至竟把每一个犯有大罪的穆斯林都认为是一个异教徒。穆尔吉亚派反对他们这种论调，这一派认为一经皈依伊斯兰教之后就永远不能勾消，因此他们认为犯罪的人的命运只有在来世由上帝自己来作决定。关于道德品质的这种温和的看法使得支援伍麦叶政权的神学家们能够和反对派的严酷的作法相对抗；就连拥护阿里派的人们也能够因此而引以自慰，据说艾卜·哈尼法就是这样。后来到哈里发希沙木统治时期，当拥护阿拔斯家族的人们敢于公开作乱时(虽然最初还是在阿里派、特别是温和的宰德派的支援之下)他们的追随者们在这两种主张之间采取了一种中间路线，因而就使得他们能够在阿里派和反对派的斗争中间采取了一种与衆不同的中立立场。代表这一支派(“伊提扎耳”)的人们称为穆尔太齐赖派。这一名称后来也用以称呼脱离虔诚的圣训学家哈桑·巴士里(死于728年)而另行创立了两个学派的弟子们。

这些人认为犯了罪的穆斯林是处在介乎信教与背教二者之间的一种中间地位。哈桑的弟子瓦绥勒·伊本·阿塔被人视为穆尔太齐赖派的首要人物。他的学说得到了阿慕尔·伍拜德的拥护，阿慕尔反对阿里派的程度甚至比瓦绥勒还要厉害，因此他认为不仅艾卜·伯克尔和欧麦尔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合法继承人，就是奥斯曼的承继也是合法的。他后来作了哈里发曼苏尔的宗教顾问。瓦绥勒和阿慕尔两人都反对和他们同时代的贾赫姆·萨弗万。贾赫姆的学说是十足的宿命论，而穆尔太齐赖派则不否认人有自·由意志。虽然如此，好象穆尔太齐赖派却从他们这位对手那里接受了关于《古兰经》是在一定时期内创造出来的、以及关于上帝的属性的学说。

在开始的时候，瓦绥勒和阿慕尔同诗人撒里哈·伊本·阿卜德·库杜斯以及这位诗人的友好们都保持着一种比较亲密的关系。不过不久之后他们之间就发生了冲突。在他们破裂之后，穆尔太齐赖派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和摩尼教在有教养的阶级中所发生的强大影响作斗争。

不过为了要发挥关于上帝属性的道理，利用希腊哲学的形式基础来作理论上的探索是必不可少的事情，虽然这种倾向很自然地被断然加以拒绝。代表纯粹圣训派的人们认为圣经——《古兰经》是和上帝一样地无始无终的，而穆尔太齐赖派关于上帝属性的推测则産生了这样一种看法，认为《古兰经》不是无始无终而是创造出来的。这种看法过去贾赫姆就曾经主张过。穆尔太齐赖派的这种理论使得哈里发麦蒙也发生了兴趣，因此麦蒙在827年宣布这一理论为国定教理，把反对的人们都送交宗教审判，就如同过去对待摩尼派教徒一样。第一个遭受迫害的人是那个热狂的圣训家艾哈迈德·罕伯勒。当麦蒙驻扎在塔尔苏斯和拜占庭人作战时，艾哈迈德在巴格达被捕，戴上镣铐被押解到麦蒙的大本营那里去。只是没等囚犯带到，哈里发就死了。

于是艾哈迈德又被送回巴格达去。在麦蒙的继位人统治时期对于艾哈迈德的迫害也并未停止，直到穆台瓦基勒时期反面意见擡头之后才使他重新得到出头之日。通常总是有一种倾向认为和正统派比较起来，穆尔太齐赖派是代表着开明一些的神学观念。根据上面所谈，可以看出一个毋庸再行置疑的问题，就是穆尔太齐赖派和正统派都同样地是一些热狂的神学家，他们的不同并不在方法上而只是在个别的教理上的不同而已。

麦蒙死后由他的兄弟穆罕默德继位，御名穆耳台绥木—比拉。穆耳台绥木原任埃及总督，由于在他出来继位时，军队放弃了他们原先所宣誓拥戴的麦蒙的儿子阿拔斯，因此他得以顺利无争地就任了哈里发的位置。不过伊拉克动荡不稳的局势说明了这个王朝的声誉已经损害到何等地步。在伊拉克南部萨珊王朝曾经把一个叫作贾特的印度民族(阿拉伯文称为佐特)移殖到巴士拉和瓦西特之间的一些沼泽地带。这个民族的人，和他们的亲属吉卜赛人一样，当初何以离开了他们自己的乡土，其原因已无从查考。

过去穆斯林们把贾特人一视同仁地招收在军队里作战，但是即使在麦蒙时期，贾特人也变得难以驾驭：他们几年以来就使得巴士拉和巴格达之间的一切交通往还都陷于中断。穆耳台绥木这时觉得对他们不能不采取彻底的措施，但是直到825年他才把他们制服，把他们放逐到西里西亚的阿因扎巴边疆要塞。

麦蒙在执政初年曾经对波斯人特别表示好感；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之间的互相竞争敌对已经迫使他不能不把他的个人安全交付在一支奴隶军团的手里。这些奴隶之中有一部分是柏柏尔人，但主要的却是土耳其人。这些土耳其人是从乌浒河北面的地方来的，有一部分则是当作奴隶贩运而来。过去对于这支军团的控制权一向都是操之于自由民之手，但是穆耳台绥木无疑地为了取得他们更大的忠诚却把他自己的一些奴隶也安插到军官的位置上。在穆耳台绥木执政时期，这些获禁卫军的领袖们就已经对于政府发生了影响作用，他们在一个短时期内就成为这个国家的真正主人。他们对于阿拉伯人所构成的威胁当然很久以来就已为有识之人所洞悉。因此在穆耳台绥木时期的一个作家伊本·赛耳德就借先知穆罕默德的一个友人之口作出预言，说总有一天土耳其人会把阿拉伯人赶回沙漠里去。

穆耳台绥木手下最有名的一个将领当然还是一个波斯人。这位将军名为赫达尔·卡乌斯，他的祖先是过去中亚细亚苏对沙那的国君，因此人们通常就用他祖先的名字称他为艾福兴。艾福兴在837年秋季到阿塞拜疆去袭击巴帕克，占领了他的要塞，因而打垮了这个教派的统治。接着艾福兴又引兵指向拜占庭人，因为拜占庭人在西奥菲拉斯皇帝时期曾经进攻过叙利亚北部和美索不达米亚。艾福兴打败了西奥菲拉斯皇帝，并且经过长期的围攻之后，他使用诡计智取了卡拉提亚的阿摩利阿姆。但是可能就是由于他取得了这些胜利引起了哈里发的猜忌之心。尽管他在班师回朝之后还制止了另一次要扶立麦蒙的儿子阿拔斯登基的阴谋，他在840年还是被控犯有背叛伊斯兰教之罪，使他活活地在地牢之中饿死，因为没有人敢于对他使用在一般情况之下所常用的那种在十字架上钉死的磔刑。

哈伦当初在他晚年的时候宁肯住在幼发拉底河畔的一个称为拉卡的乡下小村庄里而不愿住在动荡不安的巴格达，可是穆耳台绥木却在836年决定在巴格达以北一百公里、底格里斯河东岸的萨马拉再兴建一所府邸。萨马拉可能是一个波斯名字，这个名字在阿拉伯人听来含有不吉之兆，因此官名改为’“苏拉一曼一拉阿”(意即“观之悦目”)：穆耳台绥木委派了一名土耳其将领阿什纳斯前往修建。凿了两条水道从底格里斯河引水东流，和主流一起把这所新建筑物划在一个孤岛里，使得地势倍增安全之感。那里原先就修造了八所基督教修道院。这个雅萨格宫堡最初是为穆耳台绥木修建的；穆耳台绥木的后继者之中有七个曾经在这个地方临朝，历时足有半个世纪之久：他们把这一地区又点缀了更多的宫殿和清真寺。尽管在这一短的繁荣时期内所修建的这些华丽的建筑物到今天所留下来的只是一些废墟遗迹，但是人们都可以从那些残瓦颓垣之中看出阿拔斯王朝时代的建筑情况，比在首都巴格达看得还要清楚；因为巴格达的大建筑物在经过蒙古人的蹂躏之后，又为后代的人所糟踏。在东方，和西方一样，穆斯林建筑师都类比过去的传统式样。

萨马拉有一所地基犹存的最重要的建筑物是哈里发穆台瓦基勒修造的巴尔库瓦拉宫堡。这所宫堡在设计方面，布局方面以及建筑物正面的构造方面都是模仿忒息丰的中波斯宫殿的形状。这所建筑物呈长方形，两侧几乎有三分之二英里长。在西面，斜坡一直伸到一层层台阶前面的江中，有三条砖砌的拱顶通道从下而上，通到起居室和一些觐见厅。这些房屋相互毗连形成十字状，分成三个内院，周围有数不清的华美的厅房，里面设有浴室和膳房：往东去是一所带有瀑布的花园和宫殿相毗连。北面有一个大池塘，池塘两旁有一些洞室和水池。宫殿的四周修了一些宫内侍从们的住所和警卫人员的营房。修造大清真寺的建筑师们甚至模仿非常古老的建筑式样。他们修的那个宣礼楼(用以招呼人们祈祷的塔)底层有三百二十八码长，这显然是模仿那些巴比伦尼亚带楼梯的高塔“庙塔”的样式而造的。尽管这时帝国的全盛时期已过，而供建筑师们使用的资材还是非常巨大惊人。这从这座清真寺的庞大的体积上可以看出来。这座长方形的建筑物将近有二百六十公尺长，一百八十公尺宽。内部分成二十五条通道，其面积有四万四千多平方公尺。与此相较，罗马的圣彼得教堂，面积是一万五千一百六十平方公尺，伊斯坦布尔钓阿亚索菲亚教堂面积是六千八百九十平方公尺，科隆大教堂的面积是六千一百二十六平方公尺。

谢选骏指出：人说“尽管在文艺方面阿拉伯语还是无可争辩地占着统治地位，但是却有不少伊朗血统的诗人在他们的作品中公开表明他们对于自己的文化遗産的骄傲，颂扬波斯人，贬损阿拉伯人。这种倾向在当时萌芽中的散文里面表现得尤为清楚。有一个在哈伦和麦蒙的宫廷图书馆里作抄写员的名叫阿兰的波斯人，他把旧诗中各阿拉伯部族之间相互辱骂之作搜集到一起，编成一本专书。人们因此就给他取了一个别号称为‘舒乌比’，意即保卫各民族权利平等的人。这种倾向也表现在当代大批的作品之中。”——我看波斯人在阿巴斯帝国所发挥的作用，很像希腊人在罗马帝国所发挥的作用。所以顺理成章的，波斯语后来也统治了穆斯林世界的东半部，就像希腊语统治了罗马帝国的东半部。尽管基督教是和平的征服，而穆斯林却是形形色色的战俘。

【第二章  哈里发帝国的衰微和诸小王朝的兴起】

土耳其将领在穆耳台绥木的儿子瓦西克—比拉继位后执政期内(842年至847年)，已在巴格达大大巩固了他们的权力，这使哈里发不得不将苏丹的称号授予阿什纳斯，因而承认他的权利远远超出军事职司。瓦西克在早年死去时，阿什纳斯的继承人瓦西弗已有力量将任何他所中意的人捧上王位。起先，他立瓦西克的幼子穆罕默德为哈里发，这种行动当然仍与最高文官的职权相符合的。但不久之后，他又以穆罕默德的叔父哲耳法尔·穆耳瓦基勒·比拉代替穆罕默德。但是这个新哈里发很快就想摆脱拥立国王者的影响。

三年之后，在穆耳瓦基勒就位后不久，与他一直作对的大臣伊本·泽亚特不得不为此赎罪。哈里发也把和瓦西弗一起为他效命的土耳其将领伊塔赫免职。他希望在正统沙菲仪派中找到支持者，来反对一再不断擡头的阿里派的企图。麦蒙的顾问、最高法官艾哈迈德·杜阿德就在穆耳瓦基勒登基后中了风，他把职位传给他的儿子穆罕默德。

但是哈里发在执政后第二年就命令把穆罕默德及其兄弟逮捕起来，将他们的财産没收。他把最高法官一职授给沙菲仪派的叶哈雅·阿克塔姆，后者在麦蒙的执政期内已享有极大的威望，但由于他反对穆尔太齐赖派，以致不得不暂时安于在各省供职。

由于穆耳瓦基勒的猜疑和贪得无厌，他在位只有三年，而这三年的任期中他造成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毁坏了在克伯拉的侯赛因的陵墓并禁止到该地朝拜。所有由于反对《古兰经》是创造出来的这一教义而受拘禁的神学家，其中有艾哈迈德·伊本·罕百勒，都一概得到释放，并且禁止以后对这一点还有任何争论。但是基督徒和犹太人也因新政权的排挤异教而遭殃，这些人作为学者特别是医师曾在他前任的宫廷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连穆耳瓦基勒也缺他们不行。所有在巴格达新盖的基督教教堂和犹太教会堂概被拆毁；在这两个宗教的信徒所穿的衣服上都贴上了带有侮辱性的标记，还禁止不信伊斯兰教的人除了驴骡以外不得使用的任何其他坐骑。

这位哈里发在执政一开始的时候就指定他的长子为继承人，并且表示在他长子死后王位转传给他的两个幼子。但是在宠臣法斯·哈甘的影响下，他后来又选了幼子穆耳台兹。甚至连在851年被任命为巴格达的军事总督的塔希尔家族的穆罕默德也不能打破土耳其禁卫军将领的权力。由于哈里发性好挥霍，因而不能经常满足他的禁卫军所提出的金钱要求。858年，他企图摆脱他们的影响而定居在大马士革，但是很快又回到了巴比伦尼亚。后来，他极为轻率竟企图没收瓦西弗将军在米太的财産，后者遂与王储孟台绥尔勾结，在861年12月9日夜间，哈里发在萨马拉城门前新盖起来的雅法里王宫内被刺身死。

这个弑父者只能保持王位六个月，他逼迫他的兄弟们放弃承继权利，起用阿里派，企图以此来保持自己的王位，但是没有结果。在他被毒死后，土耳其人立穆耳瓦基勒的侄子艾哈迈德·穆斯台因—比拉为哈里发。他只执政了四年就失去了权力。其实，他的权力很久以来就由于土耳其将领之间的派系斗争而被削弱殆尽了。捧他上台的布加在对手逼迫下一起逃至巴格达，而在萨马拉，穆塔兹就被立为哈里发。由穆斯台因任命为伊拉克和两个圣城的总督的塔希尔家族的穆罕默德企图援助被困于巴格达的穆斯台因，但他和布加发生争吵后投奔到敌人方面去，因此穆斯台因无法继续在巴格达坚持下去，不得不在866年1月逊位，同年10月，他在瓦西特遇刺身亡。

穆耳台兹是靠了土耳其人的力量才得升为哈里发的，虽然如此，他却企图在他的非洲籍的卫队中建立一支力量来与土耳其人相抗衡。但在四年半之后，由于他无力满足土耳其人提出的金钱上的要求，于869年7月也被土耳其人所推翻和杀害了。瓦西克的儿子穆罕默德·穆海台迪—比拉继位，他企图避免他的前任的命运，把宫廷的开支加以减少以使完全混乱的财政制度得能恢复某些稳定。然而，甚至在他还不满一年的时候，他在征讨布加的儿子穆萨的一次战役中阵亡了。

为了维持禁卫军的开支和由于哈里发易位频繁，当时的中央政府极为软弱无力，这可从奴隶逃亡、盗匪遍野的情况中清楚地表明出来。甚至在中央政府的眼前，几乎在首都的大门前，也是如此，而且几年来继续使巴比伦尼亚全境国无宁日。在巴土拉附近蕴藏有大量的盐，由东非运来的黑奴为了巴士拉矿主们的利益而在那里开采。在这些人中出了一个波斯人名叫阿里·穆罕默德，他标榜自己出身宰·伊本·阿里氏族，为阿里和法蒂玛的后裔(他可能确是这个部族的人，因为到那个时候该部族已分布得很广了)。他号召黑人和剥削者斗争。当然他没有宣传任何类似社会改革的东西，只是对这些包括奴隶在内的被压迫人民作出许诺，要使他们的处境得到改善、使他们有自由和生活宣裕。他本人并没有以他的家族的承继权相标榜，只声称他信仰哈瓦利吉派的教义，而哈瓦利吉派的否定一切民族特权的主张使他的信徒看来一定是特别投合心意的。他第一次出现是在869年9月10日，不久之后他便控制了巴土拉的四周。从巴格达派去攻打他的军队一再遭到失败，特别是因为有色人雇佣军通常都投奔到他那一方面去。巴土拉居民在869年10月23日出阵迎战，也不再能抵得住他的骁勇善战的部下。他的新作战根据地有无数的河道和沼泽，因而容易防守，在这个根据地很快出现了一个新的城市，名为穆勒塔拉，即“选民”之意，这个城自然是用砖石匆忙盖成的，但很快就有丰富的战利品作为点缀。就这样，他统治着底格里斯河流域一直到下游河口的地方，然后由此出击库齐斯坦。

但与此同时，首都的情况却有好转。虽然新哈里发穆耳瓦土勒的儿子穆耳台米德本人完全是一个昏庸无能的人，但是在870年他登基之后，就很快任命他的精力充沛的兄弟穆瓦法格—比拉为帝国副摄政王。后者一俟在871年夏季巩固了他在萨马拉的地位后就派遣一支军队征伐黑人，尽管这支军队一开始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无论如何不是黑人的对手。连在四周地区的贝都印部族都开始加入叛军。

871年9月7日，乘巴土拉居民进行星期五聚礼的时候，他们出兵奇袭成功，攻取该城。这个富裕的城市被洗劫一空，居民遭受屠杀，据最低的估计，死亡者达三十万人，叛军并在城内纵火焚烧。穆瓦法格在872年4月亲自出战，也被击败。与此同时，在东方出现了新的危险，穆瓦法格暂时只得听任黑人为所欲为。

原来哈瓦利吉派在其他各地都被镇压下去，但是在今伊朗和阿富汗之间的边疆地区的伊朗东南部塞伊斯坦省内，却坚持了一个长的时期。但是在这个边远的地区内，哈瓦利吉派已几乎沦为土匪。这个区域甚至在哈伦·赖世德时代就归当地的小国国君所管辖，和省政府只有松弛的联系。居民出于自卫，终子采取行动对付哈瓦利吉派。和他们作战的民军领袖夺取了省会并把呼罗珊总督 (塔希尔家族的人)安置在那里的副长官赶走。这个民军领袖的部下有个以前当过铜匠的叶耳孤白(阿拉伯人叫铜匠为萨法尔，因此他的后裔称为萨法尔人)。叶耳孤白骁勇善战，所向无敌，因此他的前主子很快就把最高统帅权完全交给了他，而自己则在去麦加朝觐之后便在巴格达定居下来。他的兄弟企图使叶耳孤白服从他的权力，结果没有成功；逐渐地，这个铜匠作为统将就征服了全省，肃清了省内的土匪，厥功甚伟。

大约只不过在七年之后，即在867年，他出兵攻打塔希尔家族在南部的领地赫拉特。他从战利品中拨出厚礼献给哈里发企图博得他的宠信。中央政府应叶耳孤白的请求，很乐意地将邻近的基尔曼省封给他，但在同时，它又把该地封给巴尔斯总督阿里·侯赛因，由此可见它对这些地方还是有点重视的。侯赛因企图抢在叶耳孤白之先夺取该地，但是他的将领给叶耳孤白击败俘获之后，亚库卜进军攻击阿里·侯赛因。869年4月26日，他打败了阿里·侯赛因并夺取了他的省会设拉子。叶耳孤白因为不能控制巴尔斯的全部，于是再度引兵东进，将伊斯兰教传布到阿富汗，从而获得了宗教战土的荣誉。当他在871年再度攻打巴尔斯时，哈里发把巴尔克、都卡里斯坦和倍德封给他，使他不再西顾。

与此同时，塔希尔家族在他们的故乡呼罗珊的权力已极衰弱，这使得叶耳孤白能在一些变节的呼罗珊贵族的帮助之下几乎不经一战而在873年8月夺取了他们的省城尼沙浦尔。哈里发命令他立刻撤出该省，但他不仅不撤军，反而往里海南岸的塔巴利斯坦进军。因为塔巴利斯坦的统治者宰德·阿里的后裔收容了在那里避难的塔希尔家族。虽然叶耳孤白在这里也赢得了一次初步的胜仗，但是因为该地地势的特殊困难，使他很快的看到必须撤退。

875年夏季，他再度向巴尔斯进攻，一无困难地又一次攻占了这个地区，之后，他通过库齐斯坦继续引兵西进。由于巴格达政府还在忙于应付黑人而无法分身，它企图把在这之前拒绝给叶耳孤白的呼罗珊和邻近地区同巴尔斯一起封赐予他，这样来诱使他撤军。但是这时已没有什麽东西可阻止他了，他继续向巴格达进逼。在德尔一阿古尔城以南约十二英里的地方，副摄政王穆瓦法格率领一支大军迎击叶耳孤白。867年4月8日，叶耳孤白在这里遭到他生平第一次的严重失败。但在叶耳孤白撤至巴比伦尼亚边境时，穆瓦法格不敢追击他。当时黑人首领提出和叶耳孤白签订同盟条约，却遭到他的无礼拒绝。穆瓦法格再次和叶耳孤白进行谈判，但在谈判还没有什麽结果以前，叶耳孤白于879年6月5日在冈第什普尔死去。

叶耳孤白由他的兄弟阿姆尔继承。阿姆尔以前当过驴夫和石匠，长时期以来早巳证明有当军事领袖的才干。穆瓦法格立即和他缔结了一项条约，条约承认他哥哥所有征服的地方，此外，还授给他以巴格达军事总督的官衔，这种官衔当然是有名无实的，以前是塔希尔家族的装饰品。但是叶耳孤白以前的一个亲信胡贾斯塔尼在呼罗珊背叛了阿姆尔，并在880年7月7日打败了他而夺取省会尼沙浦尔。阿姆尔暂时被迫放弃该地，撤退到他的本省塞伊斯坦。两年之后，胡贾斯塔尼遇刺身亡，当时阿姆尔又将呼罗珊夺回来了。

叶耳孤白对巴格达采取的威胁态度是有利子黑人的，黑人不仅业已征服了在巴比伦尼亚的瓦西特重镇，而且也在库齐斯坦占领了一个特别强固的据点。由于穆瓦法格现在在东部可以自由行动，他谨慎地．但是大力地恢复和这些反叛者进行的战争。为了攻打他们四周有城壕环绕的城市，必须建造船只。穆瓦法格的儿子艾哈迈德·艾卜·阿拔斯，即后来的哈里发穆耳台迪德，进行了这次的战役。起初，他满足于一些小的胜利，而企图诱使敌军的军官，特别是一般士兵，弃阵脱逃。直等到一年之后的秋季，穆瓦法格才亲自上阵，但是他在攻克了黑人所建立的第二个城市曼尼亚 (意即“牢不可破”)后，却向后开往库齐斯坦，目的在肃清那里流窜的黑人。

881年春季，黑人的都城穆赫塔拉本身遭到围攻；为了围攻，在底格里斯河对岸面对穆赫塔拉城建立了另一个城市，这是一个专门的军营城，取名穆瓦法吉亚。政府军有几次确实攻进了敌方城内，但是一直等到883年7月，穆瓦法格才敢进行一次决定性的进攻，这是在他的军队得到卢卢的军队增援之后发生的，卢卢是埃及的总督派在叙利亚的一个知事，他背叛了他的主人。这个城在883年8月由于卢卢的力量而终于被攻克了。这次使哈里发王国的这个最富庶的省份遭到长时间的破坏的叛乱终于被粉碎了。

当初，帝国的西部，象东部一样，也完全脱离了中央政府的势力。在前几十年中，担任埃及总督的阿拔斯王朝的王族或土耳其贵人为了在政局的不断动荡中能够亲自照顾本人的利益通常委派代表治理埃及按时缴来收入，而本人则在首都内居住。868年，这个肥缺落入土耳其人巴亚克贝克的手里。他派遣来自布哈拉的一个土耳其奴隶突伦的儿子艾哈迈德到埃及当他的代表。突伦已在穆耳台绥木手下当过禁卫军司令官，他的儿子艾哈迈德曾受到苦心的培养，在拜占庭边疆塔尔苏斯地方服役了一些年后，艾哈迈德和在萨马拉的哈里发穆斯台因发生了极为密切的关系，以致后者在866年逊位之后去瓦西特的流亡途中请他当警卫。但是这个土耳其人却听任哈里发遭到杀害而自己回到了首都，在那里新统治者正在犒赏那些曾在动乱时期中帮助过他的人们。艾哈迈德的寄父巴亚克贝克是其中之一。

艾哈迈德在埃及建立了极为强固的地盘，使得继巴亚克贝克取得该省的土耳其人亚尔米赫也留艾哈迈德在那里担任原职，并且把他的一个女儿嫁给艾哈迈德，想使艾哈迈德同他本人的利益结合在一起。873年，当哈里发穆耳台米德的儿子哲耳法尔接受埃及为帝国西半部的一部分时，他也只能满足于一笔固定的贡金。最初几年中，艾哈迈德在他身边留用了一个独立执掌财政大权的官员艾哈迈德·穆达比尔，后者自856年起即已掌管这个职务。由于穆达比尔横征暴敛，强行垄断专卖，使许多经济部门受到损害，因此引起人们的憎恶，也可能由于他的财势使中央政府视为危险人物，艾哈迈德在872年终于把他调走。虽然由巴格达任命的财政官一职在很长一个时期内还保存下来。艾哈迈德以固定纳贡的办法逐步摆脱财政官的控制。

当哈里发穆海台迪委派艾哈迈德去征服不服从命令的巴勒斯坦总督并授权予他组织一支奴隶军队的时候，他乘机建立了一支为他本人使用的不断扩大的军队。他实行了最严格的纪律，企图控制住良莠不齐的这伙人，其中希腊人在后来占了优势。但是甚至在他当权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具有了危险性，到了他的后任的时代，就确实变得令人可畏了。艾哈迈德这时不让以农业和发达的纺织工业为基础的财富外流，并在不破坏经济生活的情况下不断地使这种财富得到增加。司法行政权按土耳其人的习惯操在他自己所任命的审判官手中，因此有可能使法官的职位一度空缺了八年之久。该省的繁荣使池有能力在宫廷的豪华方面和哈里发相媲美。

按照在萨马拉建筑的新都模样，艾哈迈德在旧都弗斯德特(旧开罗)东北建立了一个新城市，这个区域是作为封地给他的军政官员的，因而称为盖塔伊耳(封地)。他还在悬崖上面建立了一个堡垒，俯瞰着这个地区，这个堡垒今称为萨拉丁城堡。他在这里移植了伊拉克文化和艺术，我们在上文已经谈到过，这种文化和艺术中是有波斯和希腊式的成份渗杂在一起的。当穆瓦法格以副摄政王的身份自居为他的哥哥的保卫时，他也企图在埃及再度提高中央政府的权威，尽管艾哈迈德同意增加一些他的贡金，但他根本不理要他离职和将他的职位移交给叙利亚总督阿马朱尔的命令，非但如此，他甚至乘阿马朱尔在877年去世时攻入阿马朱尔所有的省份，并迫使在那里的人们宣誓效忠于他。因为穆瓦法格当时在巴比伦尼亚还受黑人的牵制，他不得不听任艾哈迈德安然无事的为所欲为。

艾哈迈德手下那个脱离了奴隶身份的卢卢原来留在叙利亚为长官，他在那里也有利害关系的，可能由于害怕有一部分土地丢给他的敌手，因此在881年拒绝听命于艾哈迈德而加入穆瓦法格的一边。艾哈迈德对这一行动的回答是向哈里发要求摆脱他的兄弟的保卫而受艾哈迈德的保护。他于是首途前往叙利亚，在那里的拜占庭边境上已发生了一次叛乱。哈里发穆耳台米德企图逃出拉卡去艾哈迈德那里，但是他在最后一分钟内被拦住了。艾哈迈德根本不想为了穆耳台米德的缘故而向穆瓦法格公开进攻，尽管如此，他还是和后者决裂，下令在他的领域内，星期五聚礼祷告时不再称穆瓦法格为王位的继承人。他的对手则下令在清真寺内诅咒他。但是穆瓦法格也想用和平的方法达成妥协，拒绝将军队拨给卢卢作进攻埃及之用，尽管穆瓦法克是靠了卢卢的帮助才将黑人征服的。他甚至和艾哈迈德进行谈判，但在谈判有任何结果以前，艾哈迈德于883年 3月在叙利亚北部死去。

艾哈迈德的长子阿拔斯一度反叛他的父亲，在军队中和在他的父亲手下的官员中同样的不得人心，他被迫向他的弟弟胡马赖韦宣誓效忠，不久之后，他就被杀害了。穆瓦法格认为这个没有经验的继承人是容易对付的，因而中断了和平谈判。艾哈迈德派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总督和大马士革的总督联合起来拒绝对胡马赖韦效忠。虽然叛军起初在奥伦蒂驻扎过冬时打了败仗，穆瓦法格派遣他的儿子艾哈迈德——即后来的哈里发穆耳台迪德——率领一支军队去援助叛军，埃及人因此大败：因为对战利品问题上无法取得协定，艾哈迈德被他的盟友所抛弃了，在885年春季当胡马赖韦率领七万新兵向巴勒斯坦进军时，艾哈迈德手下只有四千兵士。4月6日，在拉姆拉附近的塔瓦因发生了一场战斗。尽管胡马赖韦的人马衆多，但他很快承认这场仗打输了，往埃及撤退。但他的敌人却没有乘胜追击，稍遇抵抗即回大马士革，在那里发现不受欢迎，就继续前往塔尔苏斯。

因为在这里也遭到抵抗，他就完全败给胡马赖韦了。因此后者能从容地对付所剩下的敌人。886年签订了一项和平条约，保证在三十年内土伦家族享有在埃及和叙利亚的总督地位以及两地边界的安全，交换条件是要付一笔为数不多的贡金。在这之后四年内，胡马赖韦以前的敌人之间发生了争吵，使得胡马赖韦有机会把他的势力扩张到美索不达米亚的北部。穆瓦法格和哈里发穆耳台米德分别在891年和892年死去，前者的儿子艾哈迈德登基为穆耳台迪德—比拉。胡马赖韦和他签订了项新条约，并以他的女儿许配给哈里发来保证这个条约，虽然婚礼直等到两年之后于896年在公主满十二岁时方始举行。

埃及总督在准备他的女儿的妆奁上面极为豪华，这使得长久以来惯于境况甚为贫困的巴格达宫廷感到难为情，并引起谣传说哈里发和胡马赖韦结亲只是为了要使胡马赖韦破産。的确，胡马赖韦挥霍成性，耗尽了他的领域内的财源，以致896年初他在大马土革被暗杀后，他的家族的权势很快就瓦解了，他的遭受暗害显然是与后宫丑闻有关系的。他的第一个继承人艾卜·查伊什在位九个月就被他的弟弟哈伦废黜了。后者未能对当时正在蹂躏叙利亚的盖尔麦兑派给予有效的抵抗。大马士革居民就请哈里发穆克台菲(穆耳台迪德的继承人)派兵援助。后者恢复那里的秩序之后，时机似已成熟可以撤除土伦家族的最后一个无能的统治者了。当一支舰队从西里西亚起程驶往三角洲时，伊拉克的军队也通过巴勒斯坦进军。在达米埃塔沦陷之后，哈伦于904年12月30日在他的阿巴萨府邸内被他的族人所刺杀。弗斯德特城在905年1月12日沦陷，艾哈迈德所建立的卡达伊城也被夷为平地，而他的家族的最后一代子孙则被押送到巴格达去了。

土伦家族的统治，从他们的历代继承人所取得的成就来衡量，似乎对后世说来是一个黄金时代。物质上来说，在艾哈迈德的精明的财政政策指导下人民生活极为繁荣，这种政策铲除了许多弊端，尤其是制止了外来剥削者的吸脂吮膏，虽然卡达伊城的遭受毁灭使胡马赖韦的宏伟建设事业没有留下任何东西，但在876年到879年期间，艾哈迈德建立的伊本·土伦清真寺，尽管遭到了破坏，它的遗迹还是保存了下来，仍然生动地体现了那个时期的艺术上的成就。它是按萨马拉的大清真寺的模样建成的，但只有后者的一半大。寺的正堂分成五排柱子，其中一排现已破坏，毗连的侧堂为两个窗口所隔开，有尖头的拱门以及小角柱，这些角柱楔入介乎柱子和外墙之间的墙架。外墙用砖砌成并用灰泥粉饰，其白色表面镶着雕刻的饰边。除了开了一些窗户以外，外墙上还有些小圆形的壁龛，墙的顶部有很多齿状小花圈。墙上露出供祷告用的壁龛，其半圆形状突出墙外仅有两步距离。外院在三边衔接围墙，使整个环境成四方形以与外间世俗隔离。伊斯兰建筑物所特有的尖塔仿照在萨马拉的模样，耸立在教堂北端的外面。用石灰石造的这个尖塔的结构并没有巴比伦尼亚的螺旋形状而是象波斯火塔的四方形状。

虽然巴格达政府在埃及独立了几乎有四十年之后还能够再度征服埃及，但在同一时期，阿拉伯南部是肯定地失去了。伊斯兰教在帝国这个最遥远的省内无法彻底地改变社会和政治情况。象在赛纳伊和希木叶尔王朝的时期一样，贵族统治者住在堡垒里，在他们的势力范围内称王称霸，只要他们能够比较经常纳贡，哈里发派在萨那的总督对他们的统治并不干涉过问。

这些贵族统治者之中有一个名叫哈桑·哈木丹尼的，他和他本阶级的政治势力一再发生冲突后于945年死在萨那的一个牢狱里。他写了两本书《王位》和《阿拉伯人之岛》，给我们描绘了他的国家的情况，其中对祖先的文化充满了自豪，这种感情是任何其他信奉伊斯兰教的省份所无法流露的。有一个时期，阿拔斯王朝的政府看来认为除了有它们自己的总督之外还应该赞许地方政权中心的兴起。麦蒙在他奉行阿里派的政策失败后，派遣由穆罕默德率领的呼罗珊军队前往阿拉伯南部。穆罕默德是一个久经考验的军人，自称是伊拉克总督齐雅德·阿比希的后裔，后者传说是穆阿维叶的同父异母的兄弟。穆罕默德把远至哈达拉毛的什赫尔这些海岸地带和丘陵地区边沿置于他的权力管辖之下，而直正的山地则仍由在萨那的总督们所控制。

他和他的后裔以他在扎比德的驻地为根据地，在这个省内保持权力达一百五十年之久，虽然也有许多的挫折。但是他的第二个继承人的权力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当地贵族亚弗尔·阿卜杜·拉赫曼的限制，后者反抗穆耳台绥木派去的总督。亚弗尔从他的祖先的居住活动的地方什班姆出发，向南部扩张势力，他的儿子获得承认为萨那的总督。阿里派这时在这些错综复杂的局势中也插了一手。盖尔麦兑派(下文即将详尽谈到)的使者在周边山区出现，但未能保持他们的地位多久，虽然他们继续进行了宗教和政治宣传。另一方面，宰德·阿里的一个后裔却在这里建立了他的家族的地位，经过许多世纪的斗争，这种地位仍能保持下来，即使在现在，仍然是阿拉伯历史上的一个有力的因素。

宰德在伊拉克进行的推翻伍麦叶王朝哈里发希沙木的统治权的冒险尝试失败之后，他的后裔就退到边远各省。他的一个曾孙哈桑·宰德具有他的祖先一般所没有的政治上的精明头脑和能力，当里海南岸的塔巴利斯坦和毛桑得朗的贵族们在物色一个领袖来反抗塔希尔家族的总督们对他们的压迫的时候，哈桑·宰德就在他在拉伊的驻地投靠他们，为他们效劳。他和他的后裔虽然在这里经过了长期的战争，但仍能保持生存达半个多世纪(864年到928年)。宰德的另一个后裔叶哈雅·侯赛因是嘎西木·易卜拉欣的孙子，按他的家族在拉斯山上的産业取名为拉西。由于他的博学和虔诚，引起了人们的希望，认为他作为教长可能恢复他的家族的荣耀。他在塔巴斯坦访问了他同族的兄弟们后，深信他不可能在那里取得一个据点，因此他把注意力集中在阿拉伯南部，该地的混乱情况，在麦地那是够熟悉的。

897年3月16日，他只带了五十个人出现在萨达的城门外，萨达是位在麦加和萨那之间朝觐者使用的大道上的主要休息地，距离萨那只有五天的路程。从这里，他以教长哈迪(意为“正义的指导者”)的身份，发出号召，要人们服从先知的家族。正如先知当初被人们请来调解部族之间的争斗而终于使他能够确立自己是麦地那的主宰的地位一样，哈迪作为在内志兰旧主教管区内伊斯兰教徒和基督教徒的仲裁人，依附者越来越多，后来在该地区的贝都印人中间，依附者也越来越多。但他的势力仍限于萨达及其附近的地区，因为南部的盖尔麦兑派和亚弗尔人跟他在争夺那里的统治权。尽管如此，他在911年8月18日死去时，他传给他的儿子们一个巩固的基地，从而使他的后裔一度得能把势力扩张至全境。

穆耳台迪德在891年继承他的父亲为副摄政王，次年又继承他伯父为哈里发，在他的统治下，帝国中心各地再度受到一个宗教一政治运动的震荡。在十叶派人土中，普遍流传着一种教义，认为一旦在如今还没有显露真身的最后一个教长作为麦海迪(意为“得道者”)出现在地球上时，世界上一切不公道现象就会消除。阿里派在作了很多次的尝试失败后，他们的信徒就退而把希望寄托世界末日的到来上。其中有一个在后来才取得政权的集团等待阿里的第十二代后裔降生成为这个麦海迪，其他的人则把希望寄托在第七代的易司马义的身上，后者在762年就死去，甚至比他的父亲哲耳法尔·萨迪格还死得早。不仅是因为这个偶然事件，而且无疑是更由于七这个数目字的神圣性——在东方这是从古以来得到公认的——使这些“七数派”有了教义的根据。

这种教义加上伊朗的神思观念，起源于炼金术的诺斯替式的玄思以及希腊哲学的因素和上层人物所信奉的摩尼教，就结合成了一种秘密的教义，这种教义是符合近东种族在东方还存在的遗风——组织秘密团体的倾向的，并且在不同时期内，被野心勃勃的鼓动者所利用以达到政治上的目的。一个世纪之后，这种教义在《真实的朋友》(早期的译者称之为《纯洁的兄弟》，这是一部哲学方面的百科全书。)的著作里笔之于书。890年，它第一次作为一个教派在伊拉克境内瓦西特周围的地区出现。在那里，奴隶起义刚在不久之前被镇压下去。一个名叫哈木丹·盖尔麦兑(可能是一个阿拉马字，意为“秘密导师”)的人在那里为他的信徒设了一个聚会的场所，他按先知的榜样，称这个聚会场所为迁土之家(达尔·希杰拉)。整个这一教派按他的名字盖尔麦兑，名为盖尔麦兑派。

在这个运动的这第一个小组织中，实现彻底共有，新人会者举行备有乐园中的食物的聚餐，这可能是仿照从古以来在这些地区内本来就有的曼德安诺斯替教派的习惯。据说哈木丹的姻兄阿卜丹还写了一本有关这个教派分七个等级入会的书。这些等级后来增加到九级，首先通过仔细考查入会者的宗教信仰，导使他相信他还没有了解这个信仰的全部美点，其次使他怀疑到它的基础；然后要他宣誓服从隐秘的教长及其代表们的权力(这些人的身份从不向他透露)，还对他指出所有以前的啓示和教规只不过是一种帷幕，其中还有内在的意义，除了用寓意解释之外就不能了解这种意义，经过这样训练后，新人会者最后宣誓无条件服从这个团体及其首领，而且摆脱一切教条上的约束和一切法律上的束缚。两个据说是居住在伊拉克境外担任“纯洁之主”的首领之一，将活动能力更强的齐克拉瓦伊·丁达尼代替了阿卜丹，并派他到叙利亚去。

他在900年终于在叙利亚鼓动乌来斯族的贝都印人起来反叛本已极为衰弱的突伦王朝的政权。“纯洁之士”登基为哈里发艾卜·阿卜杜拉·穆罕默德，名义上属于阿里的后裔。盖尔麦兑派窜扰叙利亚所有的城市，大肆蹂躏；只有大马士革能够抵御他们的围攻。他们的哈里发于901年死去，由其弟艾卜·阿卜杜拉·艾哈迈德接替，但后者在两年之后就被俘，在巴格达处决。齐克拉瓦伊也在 906年被杀后，巴格达政府由于在最末一代的突伦政权灭亡之后业已重新牢固地控制住叙利亚，终于扑灭了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这个运动。

但是盖尔麦兑派在阿拉伯半岛所取得的胜利却比较持久。到 894年，“纯洁之主”派艾卜·赛义德·哈桑·伊本·伯海拉木·占那比到了波斯湾巴赖恩地区的阿萨。由于贝都印人阿卜德·盖斯部族的帮助，艾卜·赛义德在这里建立了一个独立国家，定都穆明尼亚，而不用旧都哈贾尔，即今胡富夫。他和他的后代作为隐秘的教长的代表在那里实行统治，对贝都印人的古老的传统颇为照顾，允许部族长老参与决策。艾卜·赛义德的儿子继承大位以后一再在伊拉克进行劫掠，破坏朝觐的交通(914年至943年)。93(3年1月12日，他甚至侵占麦加，把卡巴的黑石运到他的首都阿萨那里存放了达三十年之久。至于盖尔麦兑派在阿拉伯南部要想取得据点而不甚成功的尝试，前文已有所叙述。

对盖尔麦兑派的斗争贯穿了穆耳台迪德的儿子、哈里发穆克台菲(902年至908年)的整个统治时期。他的大臣阿拔斯·哈桑，贾尔贾莱在他的执政时期业已将在内地的一切权力操诸在手，但还没有能够很好地利用这种权力，就因为企图立哈里发的兄弟，年仅十三岁的哲耳法尔为穆格台迪尔—比拉以巩固自己的地位而遭到他的敌人的暗杀，后者立哈里发穆耳台兹的儿子阿卜杜拉为哈里发。可是阿卜杜拉很快就遇到九十年前他的祖先之一的兄弟易卜拉欣的命运。象后者一样，他从青年起毕生致力于研究学问和诗。他的诗有现代诗人的风格，特别是艾卜·努瓦斯的风格，但有一种贵族的优雅而又并不完全摆脱对贝都印古典诗人的模仿。巴格达宫廷人土尽管权势日衰，当时仍然过着奢侈豪华生活，经常表现在他的诗中，就是细腻的雕琢。但他也是第一个人尝试在一首史诗中歌颂他的堂兄，哈里发穆耳台迪德的丰功伟绩，当然这首史诗不免常常沦为一种枯燥乏味的押韵编年史。他也是第一个人尝试将受到希腊哲学影响的语言学家在许多诗评中就诗的技巧方面所作出的评语总结成一个体系。

除此以外，他还是一个热心研究文学史的学者，写了第一部近代史诗。他沈湎于生活享乐的程度可以从他的关于狂饮浅酌习惯的著作里看出来。这个不幸的王子在他预定要登基的同一天被拥立穆格台迪尔的人所推翻了。在阉奴穆尼斯的领导下(穆尼斯以前曾在穆耳台迪德执政时期任禁卫军统将，后来被谪放到麦加，这时刚刚回到巴格达不久)，拥立穆格台迪尔的人守住哈桑宫，抵御来自拥立另外一个哈里发的一帮人的攻击，并且在一次出击时，巷战获胜，于是穆耳台兹的儿子不得不在一个友好的珠宝商家里避难，908年12月29日，即他称哈里发十二天，他在那里被刺身死。穆尼斯企图利用他对年青的统治者穆格台迪尔的影响来保证他取到为穆格台迪尔效劳的报酬，但是大臣伊本·佛拉特经常成了他的障碍。哈里发有两次要想把这个家伙除掉，因为他贪婪无厌而又庸碌无能，使得哈里发的政权岌岌可危，但是哈里发一再受到他的影响的支配，一直等到他满了三次任期之后，才把他连同他的儿子穆哈辛一起于924年7月18日处决掉。

我们所得到的关于穆格台迪尔统治期内国家财政的材料，是根据流传下来的918—919年度的预算。虽然大部分省份几乎完全独立而不受巴格达的管辖，但它们继续缴纳大量贡金。在阿拔斯王朝统治期的头几年内，东部各省用白银入贡，而在从罗马帝国夺来的各省则用金币，在那里，自古以来就已开采金矿了。流入巴格达的黄金后来也流往东部，在整个帝国内，白银原来的流通价值跌了一半以上。但是银币虽然贬值，却随着中央政府权力的日益缩小而扩大了地盘。

在穆格台迪尔执政期内，哈里发只是在伊拉克、库齐斯坦、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和埃及仍被公认为实际上的君主，在阿曼、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被公认为直接的宗主。在土地税、航运税、饮水消费税、通行税以及市场税等方面，伊拉克上缴一百五十四万七千七百三十四第纳尔(当时每一个第纳尔包含十六个以上银迪尔汉)；东部各省上缴六百二十一万三千二百八十三第纳尔；埃及和叙利亚上缴四百七十四万六千四百九十二第纳尔；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一起只上缴二十二万六千三百七十第纳尔这样一笔总数，哈里发也无可奈何：另外还有一笔土地所有权和宗教基金的收入一百七十六万八千零十五第纳尔，用这些收入所充的开支包括维持麦加和麦地那这两个圣城，朝觐公路，边疆要塞，法官、市场警长的薪俸，上诉法院以及各省邮驿站。但是最大的支出是哈里发宫廷的费用和军饷，尽管如此，哈里发和他的亲属还常能攒积相当巨大款项。

当穆格台迪尔开始执政时，他前任的财库内有一千五百万第纳尔，其中九百万是穆耳台迪德搜括的。但是预算在决算时常出现亦字，因为当时不可能象在一个现代国家一样用贷款来弥补赤字，所以必需的款项是以罚金的形式向有钱的人，通常是向得过肥缺宦囊累累的官吏们强征而来。由于经常施用这种办法，因此就将它订为制度。

914年，穆格台迪尔曾经没收过一个珠宝商的价值在四百万第纳尔的财産；罚金五万到十万第纳尔更是屡见不鲜的事。因为现金财産这样不安全，购买土地就自然成了竞向追逐的一种投资方式，特别是因为地産的负担比较轻。

对地方上的统治者所握有的土地，一般是全部免税的，或者是顶多只付出一笔固定的款项。使财産既能免税同时又免于没收的一种常用的方法是宣告将这些财産充作宗教上用途，即作为赈济穷人的基金，或维持边防和两个圣城以及其他等等的基金。管理这些基金的权力保留给本人，本人死后则由长子接掌，世代相传。

在埃及，真正的家庭保管金就是由这种基金发展而来的。穆格台迪尔的母亲就企图用这种方法来保全她的地産，但没有好久，因为在她的儿子死去之后，当他的异母兄弟嘎希尔开始执政而她坚决不答应把她的大宗基金转移时，嘎希尔干脆就用一道司法命令宣告这些基金无效。但是当哈里发们因为缺少现金而开始以地契付给他们的军队充作军饷时，国库便遭到最大的损失，这最初发生在嘎希尔的执政初期。我们已经提到过，各省军权和财政是严格分开的。埃米尔(总督)身旁的阿米勒(财政官)保证以一定数目的款项给中央政府作为一省上缴的税款，因此自然极为卖力，不仅张罗这一笔钱而且也给自己弄到数目、可观的收入，他的下属也依法效尤。如果总督把财政管理权也抓到手，象埃及的艾哈迈德·突伦那样，那麽他们的权力便完备了。

哈里发们在全伊拉克的广大地区内也任命土耳其将领为包税人，让他们自己去筹措他们的军队的饷银，这样，他们的收入就不归国库。当事情发展到下属官兵们也以同样方法自措饷银时，所造成的损害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大领主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无论如何还保持为土地的肥沃所必需的灌溉设备，这是需要继续支出金钱的；但是下级军官们在把农民榨取得一千二净的时候就把土地归还政府，而要求分配给更好的土地。在伊拉克境内，不仅在农村中的生活极不安定，城市内也是如此。多年来，奴隶战争和盖尔麦兑派的入侵摧残了商业、贸易和交通。上层阶级的穷奢极侈与下层阶级的普遍贫困形成显明的对比，尽管东方人崇尚节俭和货币仍然有相当高的购买力。

除了统治者之间的派系斗争之外，还有宗教派别之间的紧张，这种紧张继续不断地由宣教师一再煽动起来。这不只是十叶派和逊尼派之间互相敌对的一个问题。逊尼派，特别是宗教狂热的罕百里派，继续不断地挑纠纷。比较有思想的人就想从有关宗教—政治和教义问题上的吵闹中摆脱出来而进入安静的沈思。这种趋势在伍麦叶王朝统治下的伊拉克就曾经出现过；巴士拉的哈桑·巴士里(死于728年)，十叶派的炼金术土查比尔·伊本·哈彦和库法的诗人艾卜·阿塔希叶就是这样的。在巴格达成为帝国的京都之后，专心于沈思生活的人士在那里组成一些团体，在清真寺内举行公开讲座，并在他们自己的居处试以音乐来激起和提高神秘心情。他们摹仿基督教的僧侣穿着白色羊毛粗布大袍(苏非)，因此很快就以苏非派着称了。

在沈思仪式上显而易见地可以看出基督教的影响，但是这个运动的起源纯然来自阿拉伯和伊斯兰。除了巴士拉的哈桑的讲道之外，我们从穆哈西比的忏悔中可以极其清楚的看到他们的根本动机。穆哈西比于781年生于巴士拉，早年定居在巴格达，于837年死在那里。鉴于当时伊斯兰教分成无数的宗派，他起先要想寻求一个统一的宗教领袖而无结果。象那个孤独的伊斯兰创始人一样，他也承认个人只有在世外寻求自己的灵魂得到拯救，只有研读《古兰经》才能指点出他的正确途径，而通过最认真的遵守《古兰经》教条和严格的仿效先知的行动，这条途径会通往上帝。在遵天命而蒙神恩后，灵魂就会洋溢着感谢上帝之情和爱戴上帝之心。

这个神秘主义者认为这条通往上帝的道路是分九个阶段的，首先是通过悔恨和耐心引导他同上帝亲密无间，最后引导他思考纯粹的真理(哈克)。

这种用来见正统经传的方法使灵魂接近上帝的尝试不可能不遭受到正统派的反对。虽然穆哈比西的教义还没有被公开的谴责过，但是艾哈迈德·罕百勒宣称它和穆尔太齐赖派教条主义的思想悟道的方法的关系过于接近了。这种教义得到祝奈德进一步的发展，他首先由其叔父萨里·萨卡提传授给他苦行主义者克尔赫人麦耳鲁夫的教义，但克尔赫人麦耳鲁夫的教义过于简单平易，不能使他感到满足。当然他也拒绝了他的新师傅以教条主义者的言语来包藏他的教义的倾向。他的全部思想的焦点是对上帝的爱；据说这种爱是无限的，使个人放弃整个自我而和上帝交溶在一起。这是后来的一切神秘主义的中心思想，以后给祝奈德的门徒侯赛因·伊本·曼苏尔·哈拉只 (“刷毛人”)通过严格的实践把它发展了。

他于858年生在波斯，是一个袄教徒的儿子。在库齐斯坦的土斯达(又名舒斯达)地方，他同独立思想家赛海勒·图斯塔里交往，赛海勒在穆哈西比主张必须回到上帝那里去的教义成了经典之后给了它严格禁欲形式，并且借用十叶派诺斯替式的教义，说到所有的信徒的灵魂中都有先在的灵光，使他们有权利感到和上帝合为一体。京都的繁华也迷住了哈拉只，他在巴格达加入了祝奈德的团体。但是约摸过了六年之后，由于赛海勒在他的心中引起了他已上升至和上帝合为一体的水平的意识，他就和祝奈德分手。而这种水平还是他的师傅祝奈德所还不能达到的理想。他成了一个游方教士，外出旅行远至印度，在旅途中他遇见了当时最著名的医师拉齐(又名拉齐斯)，接触到希腊哲学。他据说也遇见了盖尔麦兑派的一些领袖。他在再度去麦加朝觐之后于908年回到了首都。

他的神魂出舍的教义最终就是通过忍受苦难同神的意志合而为一以及苦行者得到神的灵感，因此苦行者作为神的见证人有权把本人和神的真理等同起来，因而消除了宗教法律的不可侵犯性。这种教义很快就吸引了一大群的门徒。他的活动似乎进一步地危害了正在瓦解的社会秩序，因此神学家很容易地使统治者对哈拉只的教义发生猜忌。他被投入狱中达八年之久。

哈里发穆格台迪尔的母亲和侍从大臣奈斯尔企图救他出来，但是正因为他们的恩宠引起了大臣哈密德对他的仇视。在长达七个月的审讯之后，他被代表各派的最高法官们一致判决死刑，于922年3月26日在底格里斯河右岸巴格达新监狱前面的广场上绞死，他的尸体被割去了头颅后焚毁。他的殉道使他的教义在将来反而变得真正有力量了。他的门徒逃往呼罗珊，在那里为伊斯兰教文化最美丽的一朵花，即波斯人和土耳其人的神秘主义的诗歌准备了条件。

哈里发穆格台迪尔一直不能使他的不断遭到盖尔麦兑派的威胁的政权巩固起来，即使在他撵走了大臣佛拉特之后也是这样。他向阿塞拜疆省总督优素福·阿比·萨杰求助，但是没有结果。929年2月，他自己的不受驾驭的军队迫使他让位给池的兄弟穆罕默德。嘎希尔。当后者，更恰切地说是那个把他捧上台的禁卫军统将，发现无法满足军队的饷银要求的时候，在他的老庇护人穆尼斯那里避难的穆格台迪尔就被请回来。但是穆格台迪尔相信不能没有保留地依靠穆尼斯，因而指望取得新禁卫军统将穆罕默德·雅古特的支援来对付穆尼斯。虽然穆罕默德一向能够制服桀骜不驯的巴格达禁卫军，但由于穆尼斯的坚持，哈里发不得不于931年7月将穆罕默德谪放至西吉斯坦，但到了932年2月，他已将穆罕默德召回，并派他率领一支军队去攻打从摩苏尔来犯的穆尼斯。

但是穆罕默德临阵胆怯，退回首都，哈里发就亲自带领人马冲锋陷阵，攻打这个背叛他的埃米尔。他很清楚知道他这是去送死的，因此他身穿银色长袍，戴上阿拔斯王朝的黑带，外披先知的斗篷，腰间围上了红色的皮带挂着先知的宝剑。就这样，在稍经接触后，他于932年10月31日阵亡。虽然穆尼斯想立哈里发的儿子艾哈迈德为王——艾哈迈德曾站在父亲这一边上阵作战过——但后者的叔父穆罕默德·嘎希尔再度夺取了池以前一度曾在一个短时期内行使过的统治权。残酷和贪婪是他性格上最显着的特点。大臣伊本·木格莱、禁卫军统将穆罕默德·雅古特和埃米尔穆尼斯相互争夺对哈里发的控制。当哈里发企图除掉他的大臣时，后者阴谋推翻他而立穆克台菲的儿子。这个阴谋事前败露，穆尼斯被撤职并遭处决，而伊本·木格莱却能幸免一死。

这位大臣乔装乞丐在全国各处游说，要想煽动起对哈里发的仇恨。934年4月，哈里发在他的宫廷里遭到袭击，因为他拒绝退位，被弄瞎了眼睛而监禁起来。王位被穆格台迪尔的儿子艾哈迈德·拉迪所夺取；但是他又不得不将大权交给穆罕默德·雅古特，在后者于935年4月垮台之后，又交给木格莱。但在936年4月，这位大臣被穆罕默德的兄弟穆扎法尔俘虏，这时哈里发就寻求新的支援人：他任命瓦西特和巴士拉的总督穆罕默德·拉伊克为总埃米尔，不仅给他以全军最高统帅的职务而且还任命他为整个政府的首长，甚至给他以特殊荣誉，在星期五聚礼时提到他的名字。这样，哈里发首先使自己限于作为衆教徒的最高宗教领袖，这就是他的所有继承人后来唯一享有的权力了。但是伊本·拉伊克政府也不能恢复中央政府在帝国东部的任何权威，他只是靠纳贡办法才使盖尔麦兑派不侵犯巴格达。两年之后，他就被土耳其人巴杰克姆逼下台，巴杰克姆有一度制止了哈姆丹人和布雅人的进攻。

在第十世纪中，对拜占庭人作战的任务是由一个真正的阿拉伯王朝所担负起来的。890年，这个王朝的奠基人、台格利卜部族埃米尔哈姆丹和哈瓦利吉派结成联盟，夺取了上美索不达米亚的马尔丁要塞。之后；虽然哈木丹被哈里发所俘虏，但在他的儿子侯赛因打败了哈瓦利吉派后，哈木丹就得到特赦。

905年，侯赛因的兄弟艾卜·赫贾被穆格台迪尔任命为摩苏尔总督，在那里统治到 929年死去时为止，并从920年起得到儿子哈桑的辅佐。哈桑把势力扩展到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北部。941年，由于巴里迪兄弟一再从他们的库齐斯坦省向伊拉克进攻，哈里发穆台基被迫和他的总埃米尔伊本·拉伊克一起——拉伊克当时已再度得势——出奔逃至摩苏尔，哈桑就把伊本·拉伊克暗杀掉，强迫哈里发将拉伊克的职位连同纳绥尔·道莱(即：国家的胜利)这个荣誉称号转让给他。哈桑的兄弟阿里姆也接受了赛弗·道莱厂即：国家的宝剑)称号；和阿里姆在一起，哈桑把哈里发送回首都：但在945年，布雅王朝的穆仪兹·道莱占领了巴格达，他便主刻发动和哈木丹人作战，战争结果，他们被推翻了。

作为必须向布雅王朝纳贡的一个藩臣，纳绥尔试各种办法逃避他的纳贡义务，他苟延残喘，直到968年死去之前的一年被他的家族宣告为昏庸无能而遭监禁时为止。他的统治是东方专制统治最坏的榜样；他向臣民横征暴敛，还不以此为满足，而且把国内大量的土地占为已有。他死后他儿子还能在摩苏尔苟延残喘一个很短的时期，但在979年死去之后，他的兄弟和后裔便失去了独立，沦为布雅王朝和法蒂玛王朝的藩臣。

纳绥尔的兄弟赛弗·道莱的声誉较高。他认识到在土耳其人和布雅人的威胁下他不可能在伊拉克保持他的作为哈里发的总管家地位，因此就转向叙利亚，于945年从埃及的伊赫希德手中夺取了阿勒颇。他也想把权力扩张到大马士革去，但在这一尝试失败后，把和拜占庭作战作为他的终生事业。虽然当法蒂玛王朝在埃及掌握政权的时候他自己承认是他们的一个藩臣，因而也是一个十叶派人，但他在自己的领土内是握有主权的。如同在较早的一些世纪内一样，和拜占庭进行战争，主要是夏季的袭击和环绕堡垒进行的前哨战，在这些战争中，阿拉伯人和拜占庭人互有胜负。

赛弗·道莱于949年进行的第一次战役以失利告终；次年，他夺获了大量的战利品，但在归途中，在陶鲁斯山的隘口中了埋伏而又丧失殆尽，好不容易才带了一小队人马脱险。这时交战双方都兴起了一个职业军人阶级，他们的领袖以夺获的土地赏赐给他们；有时停战的间歇时期较长，他们也互通了文化。

953年，拜占庭掌大权的巴尔左斯似乎担心帝国会遭到更大的危险，他投入了一支人马衆多、有俄罗斯人、保加利亚人以及哈扎尔人服役的军队攻打边疆，但是在靠近马拉什的地方在赛弗·道莱的手中遭到惨败。五年之后，约翰·齐米塞斯报了这次仇，在距离间勒颇不远的阿拉伯人自己的领土内打败了他们。

962年，赛弗·道莱又吃了一次大败仗，这次是败给赖塞福拉斯的。阿勒颇本身，包括城寨，落入希腊人的手里，希腊人在该地四处进行破坏和抢掠。两年之后，赛弗·道莱虽然半身不遂还能够击退希腊人的一次进攻；他于967年死在阿勒颇。他的儿子赛耳德·道莱和孙子赛义德·道莱把阿勒颇一直维持到1002年，他们把以前的敌人拜占庭人争取过来，结成同盟，一起抵御埃及的法蒂玛政权对他们的共同威胁。

赛弗·道莱的出名除了由于他能打仗以外，还由于他赞助艺术和科学事业。他的族弟艾卜·菲拉斯曾任他的曼比总督，和拜占庭勇敢地作战，一度在君士坦丁堡当了两年的战俘。艾卜是一个有技巧的诗人，他也能写调子较为深沈的诗，特别是在他的关于被俘生活的哀歌中。他的一首赞美阿里派的诗在十叶派中获得极大的声誉，并且一直到今天十叶派中还有人在研究和阐释这首诗。948年，诗人穆塔纳比来到了赛弗·道莱的宫廷，他是阿拉伯文学中所出现的最后几个伟大名人之一，他取姓穆台奈比——意为“未来的先知)”——是由于他年青时的自由狂放，当时他作为盖尔麦兑派的一个煽动者，企图鼓动贝都印人在库法和巴尔米拉之间的叙利亚沙漠上实行起义。即使到了后来，他的语言中仍然是充满着盖尔麦兑派的形象，虽然他热衷于他在荒野中学到的贝都印人的语汇。有九年之久，他在阿勒颇歌颂哈木丹王朝的国王的丰功伟绩，之后，他由于争吵而离开了这个国王；起初他在埃及的土耳其统治者伊赫什德·卡夫尔的宫廷内谋出路，后来到了巴格达，最后到了波斯布雅王朝的阿杜德·道莱那里。

965年，他从波斯的归途中在靠近巴格达的地方遇到了匪徒的抢劫而丧了性命。穆台奈比仍能很熟练地应用古代长诗的形式；虽然他过分呆板地墨守古诗格式，但是他的语汇丰富，他的形象比喻豪放，在这些方面常常超过了古诗。他的诗时常遭到他的同时代的人尖锐的攻击——当然主要受到热衷于古代言语纯洁性的人的攻击——但是他的诗産生于真正的阿拉伯精神，受到后辈齐声一致的赞扬，即使在今天，他的诗——仅次于哈利利的《麦嘎麻特》——还受到所有有教养的人的爱好。甚至在阿拉伯最远的阿曼省内也是如此。

1936年，整个阿拉伯世界在大马土革庆祝他的一千周年纪念日。科学也得到了赛弗·道莱的宫廷的赞助。伟大的亚里士多德学派的学者法拉比发现那里是个很好的沈思默想的场所，法拉比出身是土耳其人，他在巴格达完成了他的研究工作。虽然他的著作到了后来给伊本·西那(阿维森纳)的著作挤出了文坛，而且他的知识份子化的体系不可能在穆斯林世界上获得长远的影响，但作为希腊思想家们的具有最大独立思考能力的门徒之一，他在伊斯兰文化史上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人物。

大约在这个时期，一个注定要起重大政治影响的新朝代在帝国的东部的许多小国统治者中间兴起了。在里海南岸的塔巴利斯坦，一个名叫马尔达维杰的德莱木人在那里推翻了阿里派的宰德人的统治，而宣告独立。他的同乡布雅(又称布韦希)给他效劳。布雅的儿子阿里是哈马丹东南部卡拉杰的总督。 932年，他在那里背叛他的宗主，在逐出了哈里发嘎希尔的卫戍军之后占领了伊斯法军。虽然马尔达维杰仍然能够惩罚这次侵犯，将叛军赶出伊斯法罕，并将这个城市交还给哈里发，但是阿里和他的兄弟们联合起来进一步的扩张了他在伊朗的势力，并在934年征服了设拉子。他就在这里定居下来。  933年，当马尔达维杰被他的土耳其军队刺杀时，阿里的兄弟统治了米太，他的第三个兄弟艾哈迈德已征服了基尔曼。

同时，巴格达方面条件也已经成熟，可以由他来进行干涉了。拉迪的继承人哈里发穆台斯(940至944年)成了争夺权力的将军们和总督们——库齐斯坦的巴里迪、伊本·拉伊克和哈姆丹人——手中的玩物，最后土耳其人都孙劫持了他，并在他和埃及的伊赫什德进行谈判时将他的眼睛弄瞎。他的儿子穆斯台克菲同样的无能为力，控制他的埃米尔将领们既不能满足军队提出的薪饷要求，又不能解决巴格达的饥荒威胁，他就欢迎从基尔曼西进的布雅人艾哈迈德，把他看成是一个救星。艾哈迈德在回巴里迪和都孙打了一仗后，夺取了瓦西特，并在945年12月进入巴格达。哈里发授予他以总埃米尔和穆仪兹·道莱的荣誉称号；但在这之后不久，穆斯台克菲也遭到了他的祖先的命运：据说因为他和布雅人的敌人有勾结。

他的继承人穆帖仪(946年至974年)，塔伊耳(974年至991年)和嘎迪尔(991年至1003年)仍然只不过是布雅人手中的傀儡；除了铸造钱币仍然用他们的名义这一种名誉上的权利和星期五聚礼祷告时仍提到他们为统治者这一点外，他们没有任何实权。他们的掌实权的人有的住在巴格达，有的住在设拉子，只有在跟伊朗的山区人民和美索不达米亚酌阿拉伯部族不断进行前哨战的情况下才能维持权力。在伊朗的山区人民越来越表现出要造反的倾向，例如德莱木人；而在美索不达米亚的阿拉伯部族中，继哈木丹人之后仍有少数历时短暂的朝代继续出现。布雅三兄弟建立了他们这个王朝的政权，但他们的后裔却为了争夺继承权而发生无数次的争吵。从976年开始，哈桑的儿子阿杜德·道莱把所有他的同族兄弟和亲兄弟的领土抢过来，再度把伊朗和伊拉克统一起来归他统治。但到了983年，由于他的儿子们的争夺，这个政权已经再度解体。

1029年，东部各省的统治者被土耳其人麦哈茂伊本·素卜克特勒除掉；1055年，伊拉克的统治者被塞尔柱克人突格里勒·贝格除掉。这两个统治者都死在地牢中。

帝国的西部长期以来早巳脱离了哈里发的控制。从800年起，在艾格莱卜王朝统治下的非洲已完全独立，虽然艾格莱卜人并没有忘记从战利品中选送礼物给他们的君主藉以向后者恭敬地表示他们的权力有了扩张。在西部，他们的权力扩展至波那；在西南部扩张到萨布，萨布与塔赫特的鲁斯塔姆王朝的领土接界，这个王朝由哈列哲派的一个支派伊巴底叶派所建立的；在东部，他们统治了的黎波里，但该地经常遭到来自纳福萨山那边也属于哈瓦利吉派的柏柏尔人的威胁。开拉万是他们政权的中心地，居民全部是阿拉伯移民，就是为了对付阿拉伯移民的特权势力，柏柏尔人在哈瓦利吉派的教义中寻求后盾。

艾格莱卜王朝的领土的位置极为有利，它的内地出产丰富，海港控制了地中海的商业，使他们既有钱又有势，这在今天仍可从他们的首都开拉万的清真寺得到证明，这个清真寺虽然可能比不上萨马拉和开罗的巨大建筑物，但仍不失为伊斯兰教的最宏伟的建筑物之一。这个清真寺按最初的征服者西迪·欧格白命名，但他所盖的那部分在今日所唯一留下来的东西只是造在现在用作祷告的凹坛后面的壁龛了，这个凹坛，象整个建筑物一样，是从齐雅德特·阿拉一世时期开始建筑的。大门廊的柱子分成十七个楹间，当中比较阔的一个楹间引入中堂，中堂的四周靠近麦加方向的墙附近双排柱子相围，同中堂相连有一个丁字形的侧堂。艾格莱卜王朝的统治者艾哈迈德(956年至963年)把这座墙砌上了彩色的花砖，并在供祷告用的壁龛上盖了个圆顶。在他的执政期内，用巴格达出产的梧桐木制成的有名的讲坛也盖起来了。巨大的木门把大门廊和庭院隔开不通行，庭院和以双柱为底的间壁支起的许多门廊特别美观。  876年，当以狂热出名的马立克派法学家的影响在开拉万变得太大时，这个王朝的第七个统治者易卜拉欣二世按阿拔斯王朝的榜样在辣卡达内地九公里处为他自己盖了新的府邸。

艾格莱卜王朝的第三个执政者齐雅德特阿拉(817年至838年)开始了征服西西里的事业。在经过了互有胜负的战争之后，阿拉伯人于831年9月占领了巴勒莫而在岛上建立了一个强固的据点，到840年，他们已征服了约有三分之一的西西里岛。但参加这些胜仗的不仅有艾格莱卜的军队，并且还有来自西班牙的冒险分子，这些冒险分子于830年在岛上登陆，并在以后得到从本土派来的援兵。

875年，锡腊库札也落入艾格莱卜人的手里。但是阿拉伯人中各族间的不团结现象在这里正如同在西班牙一样的严重，因此易卜拉欣二世不得不亲自来到西西里恢复他的政权的威信。他的逝世立刻使短期的成功遇到危险，956年，阿拉伯人由于内部不团结不得不和拜占庭皇帝康斯坦丁七世(波菲罗金尼塔斯)签订了一个条约。根据这个条约，他们放弃了托珞曼尼姆，但在965年，该地又重新落入他们的手中。从那时候起，阿拉伯人在西西里享有了七十三年的和平，这个时期足够使他们在岛上传布他们的文化，以致在罗歇·德·奥特维尔伯爵领导下的诺曼人于 1060年结束了阿拉伯人的统治，他们不仅接受了阿拉伯的行政制度，而且也接受了伊斯兰文化在精神生活和艺术方面的基本要素。 1154年，阿拉伯人易德里斯在罗歇二世的宫廷里写了他的有名的描述地球形状的文章。霍亨斯陶芬王室的弗雷德里克二世(1197年至1250年)继诺曼人在西西里实行统治，他钦佩阿拉伯人及他们的希腊祖师的科学，对这种遗産加以发扬。

由于时运的变迁，这个富饶的殖民地，在艾格莱卜人遭到内地发生的宗教和政治上混乱局势的威胁时，并不能帮助他们巩固在非洲的统治。除了哈瓦利吉派教徒继续煽动柏柏尔人反对阿拉伯人之外，十叶派本身也从780年起参与争夺权力。哈桑的孙子易德里斯·阿卜杜拉在麦地那起事失败后取道埃及逃到摩洛哥北部，他得到居住在那里的各个柏柏尔部落的公认为教长，在反对艾格莱卜人的斗争中，扩张他的统治权远至特累姆森。  808年，他的儿子易德里斯二世——他在他的父亲被毒死时还在他的娘胎里就要继承父业——在法斯(后称非斯)为他的王朝建立了一个新都。到了他的儿子一辈的手里时，因为他们分夺遗産，势力就瓦解了。

从930年起，他的后裔就不断丢失领土，一部分丢给西斑牙的伍麦叶王朝，另一部分丢给法蒂玛王朝。

虽然易德里斯家族只是靠了武力才成立了一个王朝，而并没有给跟随这个家族的人所信奉的特殊教义增加任何影响，但这个家族在它所代表的正宗的原则方面却为比较幸运的继承人在非洲准备了基础。约在890年，住在阿勒颇附近萨拉米亚自称是阿里和法蒂玛的后裔的穆罕默德·哈比卜——他的家系却引起强烈的怀疑——派了信使四出为他的家族所期待的马海迪寻觅支援。他承认信奉十叶派中的易司马仪派，这一派人，象和他们有关系的盖尔麦兑派一样，用寓言来解说《古兰经》的字义，并且只承认它的内在意义(阿拉伯语为巴颓尼；因此他们又称为巴颓尼叶派)，使得穆斯林教义服务于他们的政治目的。

阿拉伯南部有一个名叫艾卜·阿卜杜拉的人已被争取过来支援这一事业，他得到当时在麦加朝觐的属于基塔麦部族的一些柏柏尔人的效忠，到他去他们的本土访问时，他们自愿受他的指挥。他集合了一支军队，905年，他打败了艾格莱卜王朝的最后一个统治者齐雅德特·阿拉二世，后者被迫逃到美索不达米亚去。埃及总督拒绝听从穆格台迪尔要他去帮助这个艾格莱卜人收复他的帝国的命令。艾卜·阿卜杜拉占据了艾格莱卜王朝的都城辣卡达，一度亲自执掌政权。之后不久，法蒂玛后裔穆罕默德死去，他的儿子欧具杜拉为了逃避哈里发的暗算而到非洲。在那里他以马海迪的姿态出现。虽然西吉勒马赛的总督一度将他俘虏，但他的父亲的使者艾卜·阿卜杜拉在910年将他释放了，并在辣卡达立他为王。欧贝杜拉于是在附近的沿海地区马迪雅建立了新都。一切以前的伊斯兰教国君，包括在西班牙的伍麦叶王朝在内，他们的土地至少在名义上都是由巴格达的哈里发所封给的，但法蒂玛王朝却自称是哈里发帝国的唯一正当的继承人。虽然欧贝杜拉不得不镇压失意的艾卜·阿布杜拉所发动的又一次叛变，但他在几年之内已巩固了他的政权，使他能够从事征服事业。他的军队征服了西部，远达摩洛哥；他在924年死去之后，他的继承人又将一直到休达的西部土地征服，但在休达，他的军队却给西班牙的哈里发阿卜德·拉赫曼三世所打退。

由于在奥雷斯山属于泽纳塔部族信奉哈瓦利吉派的柏柏尔人实行了叛变，法蒂玛王朝的统治权再度受到严重的危害。一个有宗教狂热的人艾卜·叶齐德骑着一匹驴以古时的先知的姿态出现，在他的领导下，勇敢的柏柏尔人拼着命猛力地进行恢复他们的自由的战争。艾卜·叶齐德在征服了全国之后，围攻法蒂玛王朝哈里发嘎义木在马迪雅的都城有整整一年之久。但在这里他的力量耗尽了。他放弃围攻之后，他的军队也被击败。这个领袖在他的最后一个堡垒被突破之后于947年8月19日给新哈里发易司马仪所俘虏。

欧贝杜拉本人也曾打算征服埃及，但首次进攻就失利。914年，他的军队攻取亚历山大港和法尤姆地区，但很快又被逐出。他的儿子艾卜·嘎西木的运气也并不妙，他在921年挺进一直到上埃及，但在后来就被穆格台迪尔的将军穆尼斯打得一败涂地。935年以后，又有一个政权在埃及兴起，这个政权使它的边疆有一个世代之久不受法蒂玛人的侵犯。

土耳其人穆罕默德·伊本·突格只在这个时候来到埃及就任总督之职，他的祖父和父亲曾在巴格达为哈里发服务过。他在两年之内，建立起了这样大的权力，使他能在937年呈请哈里发拉迪提升他到高于一般总督的地位，而赐给他伊赫什德的称号。他的家族的统治者在他的本乡弗尔干纳未被伊斯兰征服前就拥有这个称号(如同在1867年奥斯曼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以基代夫①的称号封给他的埃及藩臣易司马仪帕夏，使他的地位高于其他贵族一样)。起初，他还得为了保护他在埃及的地位防备总伊埃米尔拉伊克的攻击，但到了最后拉伊克被迫以对埃及的防务说来是不可缺少的西奈半岛以及巴勒斯坦南部一直到拉姆拉等地方让给他，而他则以纳贡为交换条件。

在拉伊克死去之后，突格只就打算自己担任拉伊克的地位，并且已和在幼发拉底河畔辣卡的哈里发穆台基进行谈判。但是对他说来，把一个富饶的省牢固地掌握在自己手里，比之在帝国贫穷的中心同土耳其将领争夺权力，更为有吸引力。因此，他企图通过加强他在叙利亚的前哨据点使他在埃及的地位得到巩固。在这里，他遇到哈木丹人赛弗·道莱的作对，但后者在最后被迫将他们两人都在争夺的大马士革放弃给他。突格只在946年死去时，政权由一个名叫卡夫尔的阿比西尼亚阉奴代表他的儿子们接管；在突格只的第二个儿子死去之后，哈里发在966年以埃及封给卡夫尔本人。

卡夫尔自己还能够保卫埃及和叙利亚，抵御法蒂玛人和哈木丹人的侵犯，但是968年他死去之后，当前任伊赫什德的一个刚刚成年的孙子艾卜·法瓦里斯·艾哈迈德开始执政时，法蒂玛王朝的第四个哈里发穆仪兹就重新进行他这个王朝的征服计划。他有一个以前做过希腊奴隶的昭海尔为他带领军队，昭海尔在958年已能使法蒂玛王朝控制西部土地一直到休达和丹吉尔。 969年2月5日，昭海尔率领军队从辣卡达出发，在亚历山大港大门前接见埃及派来表示臣服的使节。虽然埃及军队在6月里重振旗鼓进行抵抗，昭海尔在靠近吉铎的金字塔进行一次战役中轻而易举地就把它击退了。

7月初，他进入这个国家的首都。正如以前的突伦家族在首都大门前卡达伊建立了新的政府所在地一样，他在7月9日开始把未来的法蒂玛王朝的都城划在曾经一度连接尼罗河和苏伊士运河但在那时已给填平的老运河与穆卡丹高山脊之间。在一些古老的伊斯兰城市内各阿拉伯部族都分别有各自的居住区，这个新城市也为各种雇佣军——希腊人、亚美尼亚人，柏柏尔人，库尔德人、土耳其人和黑人——分成几区。新城市取名曼苏利亚，四年之后在哈里发穆仪兹进入这个国家时，把它改名为开伊拉·穆仪兹雅(即穆仪兹的凯旋城，开罗这个名字即由此而来)。

法蒂玛王朝统治埃及约有二百零五年。埃及在他们的统治下的情况是相当安谧的，虽然捐税负担仍旧很重。穆仪兹和他的继承人阿齐兹靠信仰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官员的协助使这个国家有一个健全的政府的基础，这个政府也是由大臣领导的。统治埃及的第三个法蒂玛国王哈基木·艾卜·阿里·曼苏尔(996年至1020年)特别有名，但是这不是由于他对国家的贡献，而是由于可能以不正常的心理状态为基础的各种性格特征。在他执政的头几年中，他战战兢兢地担负起统治者的责任，并且致力子促进国家的繁荣。因此，他把著名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哈桑·哈赛木(西方叫他为哈曾)从巴士拉请到埃及，后者的主要著作《光学》打倒了原来欧几里德派解说视觉是眼睛发射出来的光源的说法，在欧洲这部著作在这门科学上也占了很重要的地位，一直到凯普勒的学说出现时为止。

哈桑保证要把这个国家土地所以肥沃的尼罗河水加以调节，但是因为他不能把理论的估计变成实践，使哈基木生了气，他不得不隐藏起来，一直到哈基木死时才露面。哈里发哈基木拥有无限的权力，这种权力由于宗教的灵光而更加神圣了。一定是由于这个缘故，他最后终于发生了神经错乱。哈基木一心一意想恢复伊斯兰法律由于文明发达而失去的效力，例如禁酒，这项法律长期以来就成了死条文。他当时下令毁灭所有的葡萄园(当然，在埃及本土，葡萄园是并不太多的)并禁止输入一切易醉的饮料。

日常生活受到法律的干扰更为厉害，他企图用法律限制人民寻欢作乐；他不仅禁止宴会和音乐，而且对下棋，最后甚至连在尼罗河边散步都加以禁止。他严禁妇女有不道德行为。在大城市里，妇女虽然被关在后房，但是仍然有机会同人发生苟且。他的办法是由老年妇女来进行道德上的监督。在哈基木看来这样做还是不够，他又规定所有妇女一概禁止离屋外出，为了使这个禁令得到更彻底的执行，他对制造女鞋的人加处罚。他恢复了以前对犹太人和基督徒所实行过的带有宗教狂热的衣着规定，其用意是从外表上将他们同穆斯林加以区别，他的规定订得更为严格，要求犹太人带上小铃，基督徒在颈项上戴五磅重的十字架。在他朝廷里，他自然赞成十叶派的最极端倾向，这种倾向按照古代伊朗的榜样，认为嫡系的统治者是神的化身。很可能他本人已认为要对他象神一般膜拜了。

在他死去之后，穆罕默德·易司马仪·达拉齐以及他在叙利亚的继承人哈木宰·艾哈迈德·哈迪为一个按创始人德鲁兹命名的新教派鼓吹，在这个教派内，神秘主义一泛神论和古代拜物教观念加上崇敬神笔的哈基木的概念完全淹没了伊斯兰教。在黎巴嫩，这个教派的热诚支援人来自勇敢的、爱好自由的山区居民，这些人到今天还有，并有许多次影响了叙利亚历史的发展过程。无疑不仅由于宗教上的原因，而且也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哈基木丧命原因至今仍是个谜。有人认为他的喜怒无常的统治在宫廷显贵人物中间引起不满，以致把他暗害，据说他们唆使人在1021年年初当他在开罗城门前骑马驰骋时把他刺死的。

他的继承人总的来说都是沈湎于奢华的宫廷生活中，没有能力驾驭桀骜不驯的雇佣军，也没有能力医治正好这个时候尼罗河的水位过于低落而造成的国家经济上的病害。一直到哈基木的孙子穆斯坦绥尔(1036年至1094年)长期执政的后半期内，才有一个名叫伯德尔·哲马利的亚美尼亚人打倒了土耳其将领和埃米尔们的虐政，恢复了国家的秩序。哲马利是在叙利亚带兵起家的，在 1073年被赋予广泛的大权。但是他未能在经常遭到小朝廷统治者威胁的叙利亚维护法蒂玛王朝的统治，以抵御当时业已在东部兴起的塞尔柱克人的势力。

到了1060年，阿勒颇丢给了叙利亚贝都印部族中出现的米尔达斯王朝；耶路撒冷于1071年落入塞尔柱克人的手里，1076年又失去了大马士革。哲马利的儿子和继承人麦列克·艾弗德勒在他的父亲和哈里发两人于1094年死去之后，立哈里发的幼子穆斯台阿利，把他完全控制在手里。麦列克·艾弗德勒起初还能恢复法蒂玛王朝在叙利亚的统治，从塞尔柱克王朝的藩臣奥尔陶克人手中夺取他们的首都耶路撒冷。但是伊斯兰教即时就要在这里遇到危险的新对手十字军了，由于叙利亚的一些小王朝为了争夺霸权而引起的大混乱中，十字军的重要性在起初显然是被低估了。1099年，耶路撒冷落入十字军的手里，在这之后的二十年中，十字军在经过一系列的互有胜败的战役后将法蒂玛王朝的统治限制在太尔和阿斯卡伦的沿海地区。

1121年，麦列克，艾弗德勒被一个刺客所杀害，原因是庸碌无能的哈里发阿密尔对他的保护深为不满。这时，这个王朝的末日已无情的到来了。一方面是叙利亚的十字军和土耳其族的统治者，一方面是首都的不听命令的禁卫军，只有象塔拉伊·鲁兹齐克这样一个能干的将军才能使这个夹在中间的国家获得短期的和平，他是于—1154年由被刺死的哈里发扎菲尔的妻妾请来掌政的，但在六年之后，他本人也在刺客的匕首下丧了命。法蒂玛王朝的最后一代统治者阿迪德无法再抵御统治大马土革的塞尔柱克将军们占优势的力量，他被迫任命其中之一的库尔德人施尔科为大臣，后者的继承人萨拉丁(下文即将叙及)把法蒂玛王朝的名存实亡的政权的最后一些残余也正式的消灭了。

尽管法蒂玛王朝有弱点而且这种弱点暴露的很快，但是由于最初两个哈里发奠定了国家行政的基础，他们使埃及享有长期的高度繁荣。他们的宫廷有一套细节都有规定的礼仪，其宏伟的气派是任何对手所不能比拟的；象哈基姆清真寺和爱资哈尔清真寺这样宏伟的建筑物证明他们有着崇高的抱负，爱资哈尔至今犹是最著名的伊斯兰教学术中心。

法蒂玛王朝原来是从非洲的这个区内兴起的，但是就在他们在埃及定居下来之后，这个省份就不知不觉地脱离了他们的控制。他们的第一任总督优素福·布卢金·齐里于792年宣告独立。在他的孙子巴迪斯的执政期内，巴迪斯的叔父哈马德在阿尔及利亚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穆斯林在这次内争中耗尽了力量，结果把西西里丢给了罗歇统治下的诺曼人，他们在科西嘉和撒丁的属地也丢给了热内亚人和比桑人。

谢选骏指出：政教合一是伊斯兰教的特点。在中东地区，这似乎可以缓和政教分离的基督教所引起的社会纷争；因为短期看，政教合一的制度可以“集中精力干大事”，但从长期看，政教分离却可以提供社会以长远的活力。而伊斯兰教就很像殷商时期的上帝崇拜了，《古兰经》就很像其占卜神谕了；伊斯兰教甚至缺乏西周式的理性主义和务实精神，尤其因为穆罕默德的言传身教，他用政教合一的武力夺权牟利及其背后的“强权就是真理”的思考模式……成了穆斯林社会的运行主轴！而在文化方面，穆斯林社会主要承接了各个被征服地区的遗产——东西罗马帝国、波斯人、印度人，以及中亚细亚的游牧文化……所以很难获得持续的发展。

【第三章  波斯人和土耳其人】

在西伯利亚南部广大平原上和介乎里海和阿尔泰山脉之间的草原上，一个以种族和语言结合起来的、在原始时代也可能包括蒙古人和通古斯人的社会中，出现了土耳其民族。他们的东边是西藏人和中国人，北边有原始亚细亚(鲜卑)种族，西边有芬兰—乌格里人。土耳其人经常是由家长制小游牧民族的领袖中崛起的伟大统治人物所率领的，他们在有关这些地区的后来的历史上再出现。他们在历史上出现是在从天山山脉突进至中亚细亚草原地带的时候，这时他们业已具备了极为显著的种族特征，人类学家称之为突兰人。北部部族带有蒙古族的容貌，而南支则保持高大适度的优美体格，中等的长脸形，鼻子挺直，额高而陡，头发密盛。

在西元第六世纪，土耳其人己拥有两个强大的国家，由两个兄弟所建立，其领土从蒙古、中国的北部边界伸展至黑海。东部这个国家的创始人布明于552年死去；征服西部的弟弟伊斯特米比他哥哥多活了二十五年。中国的唐朝于630年左右推翻了在它北面的东部国家，子659年左右推翻了西部国家。但在682年，北部的土耳其人摆脱了异族的统治，保持独立一直到745年。

在蒙古的鄂尔浑河畔，这个王国的两个国君比尔加可汗和他的弟弟库尔特金的共同陵园中遗留下来刻有土耳其文的最老的墓碑，这是731年和734年起留传下来的长篇墓志铭，用一种象古代北欧石刻文字的书写体，这种书写体是从伊朗人那里学来，是亚拉姆的书写体演变出来的。这些游牧民族国家是由组织松弛的部族联盟所组成的，由各自的汗所领导，后者则在最高军事首领可汗统率下结合在一起；汗出身于贝格贵族，广大人民自愿服从他们。各种职司有固定的命名法，其中一部分在一些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民族国家内仍然保存下来。这种体制证明在制订公共法典方面已有一个肯定的开端，这些国家的后代也承袭了这种法典。斯拉夫人也从阿伐斯人那里接受了这种古老的土耳其法典。民族生活集中表现在节日里进行狩猎和从事抢劫的远征上，国君的主要责任之一就是要毫不吝惜地为节日作准备。

宗教信仰的领域则是黄教僧侣所支配的，他们通过一种往往是人为的神魂出舍状态，传说能驱祓地下妖魔，赢得友好的土地神、水神以及在天堂的部族祖先们的庇护。只有通过黄教僧侣，人们才有可能和最高主宰即天神(坦格里)发生接触，世界是天神创造的，他并且管辖地上十七层内居住的善人。在伊斯兰教入侵之前，普遍信仰命运的力量，这种命运的力量体现在世事和时间的变幻无常上，按照自己的想法把这种力量设想为对于人世繁华充满着妒嫉和报复的欲望。

只有在一个能够不断侵袭邻国和强迫邻国纳贡的领袖的维系下，这样一种国家结构才能得以保持。这个国家西部最远的前哨据点在大约700年的时候被伍麦叶王朝统治下的阿拉伯人所征服。约在745年，北部的王国也落入另一个土耳其部族回纥族之手，回纥族原居在更北面色楞格河一带。要允许属于景教派的叙利亚基督徒以及粟特人派出的摩尼教使者在他们的领域内有传教的自由；他们采用了一种较新的阿拉米字母代替原来的古代北欧石刻文字，因而阿拉米字母也在蒙古国内流行。

840年，在吉尔吉斯族推翻北部的回纥族帝国时，后者移民到今日中国的新疆地方，在他们回来之前，土耳其人已在那里定居下来。佛教徒也在这里出现了，他们同基督教徒和摩尼教徒互相竞争，为这些土耳其人创造了一种富有伸缩性和表达能力很强的语文，虽然这种语文在最初只是用在翻译作品上。

在两个回纥国中，在甘州的一个1028年被唐古忒人消灭，而第二个一直保持到蒙古人的时代。早先已把回纥族逐出祖传领土的吉尔吉斯族已被蒙古人的一支契丹(今天俄国人还以此名呼中国)所征服。这个部族的统治者据说曾请求由于具有较先进的文化而受到尊敬的回纥族回到老居住地去，但是他们不想再回去了。在第八世纪初期，西部那个土耳其王国的藩臣仍然控制着伊朗的边疆，而在伍麦叶王朝的统治期内它们已被征服，并且源源不断供应大量人口到奴隶市场。这些奴隶在阿拔斯王朝统治期内篡夺了巴格达的政权以及个别人物在其他省内也一度夺取了控制权的情况，本书上文已有所叙述。

在第九世纪时，他们以前的老家河中、布哈拉和撒马尔罕在萨曼王朝的开明政权统治下相对安谧的生活。这个朝代的奠基人萨曼胡达特(意即(巴尔克地区)萨曼村的王爷)是一个伊朗人他在伍麦叶王朝哈里发希沙木(724年至743年)的执政期内皈依了伊斯兰教。约在819年，他的四个孙子由麦蒙任命为撒马尔罕、弗尔干纳、沙什和赫拉特的总督，在开始时他们仍然隶属于塔布林王朝。弗尔干纳的总督艾哈迈德后来也设法取得对撒马而罕的控制权。

875年，他的儿子奈斯尔得到哈里发本人授以河中的封地，奈斯尔任命他的兄弟易司马仪为布哈拉的统治者。自从和萨法尔王朝打了几次仗以后那里一直动乱不已，易司马仪不仅结束了这种情况，并且也迫使当地的贵族屈服。903年，易司马仪在和他的哥哥奈斯尔进行了一次斗争使奈斯尔退居为一个徒具虚名君主之后，他也从萨法尔人阿慕尔的手中夺取了呼罗珊，另外在和阿里派的穆罕默德·宰德作战胜利之后也夺取了塔巴利斯坦。他的继承人也征服了塞伊斯坦和朱尔詹，但是他们又丢了塔巴斯坦给布雅人；在他们祖居的土地上，他们也越来越受到土耳其斯坦一带逐渐扩张的伊莱格汗们所组成的土耳其族王朝的限制。伊莱格罕们原先起源于天山南北，由此向西推进。

但在第十世纪上半世纪内，萨曼王朝的领土在奈斯尔二世 (913年至942年)和努赫一世(942年至954年)的统治下仍是文化昌盛的地方。河中的低地受到河水灌溉极为充分，长时期来已有人耕种，灌溉得当，收成很好。波斯人长期受到在政治上和宗教上称霸的阿拉伯人的奴役，但是在这里，他们的民族意识复苏了。波斯人从阿拔斯王朝统治一开始起，在管理国家行政的能力上和文化上虽然胜过阿拉伯人，但是他们的成就到底还是为阿拉伯人服务的，因为在公事上不再能排斥《古兰经》语文，如同在文学上不能排斥它一样。但是在这里东方，波斯人第一次再度想起他们的祖国语言的尊严。虽然波斯的地主贵族从未停止过在帝王和英雄的传说中苦心培养对民族历史的自尊，而且毫无疑问，人民也没有忘记诵诗的艺术，但是使这种精神上的遗産重新开花结果的工作尚有待于萨曼王朝的宫廷来完成。在奈斯尔二世执政期内出现了第一个我们有比较详细了解的波斯抒情诗人鲁达基。

虽然他的语言不能摆脱阿拉伯辞汇，而且他的音律象所有他的继承人的一样是模仿阿拉伯的，他却宣扬一种逍遥自在的快活的处世之道，尽管有着伊斯兰教的诫律，这种处世之道仍是受到对声、色、酒的爱好的支配的。鲁达基也是波斯文学中最发达的一个部门教喻叙事诗的创始人。除了辛德伯和七个宰相的故事以外，他也将一部印度古代著名神话《卡利莱和迪木奈姆纳》用波斯诗句复述出来，萨珊王朝科斯洛·努希尔万皇帝(531年至579年)也曾命他的御医布林佐译戍中波斯文，在阿拔斯王朝的头几代哈里发时期也为波斯人伊本·穆盖耳法译成阿拉伯文。在曼苏尔·伊本·努哈的执政期间(961年至976年)，大臣伯勒阿米将泰伯里所著的《大阿拉伯世界史》译成波斯文，因而成了波斯史学的创始人，这种史学工作后来有高度的发展。

在纯科学方面，阿拉伯文在这里东部当然也仍然保持着首要地位。例如在萨曼王朝第八个统治者努哈·曼苏尔 (976年至997年)的执政期内就出山的著名哲学家和医学家伊本·西那(阿维森纳)用阿拉伯文写了他的哲学著作和医药大典，这本医药大典在中世纪也是欧洲医药科学上的基础书，而且一直到最近以前，在波斯的整个医术上还占着统治地位。

在萨曼王朝的宫廷里，阿拉伯地理学也达到了它在科学上的登峰造极的地步，虽然阿拉伯人对各国情况的记述确实早就发生了兴趣，这种兴趣在阿拉伯南部尤其得到鼓励，因为这个地区对于它在伊斯兰教以前的先进文明有着自豪盛，这可从945年在萨那监狱里瘐死的木丹尼关于阿拉伯情况的著作中得到证明。到了第九世纪，驿报制度已经为帝国官吏建立起一种交通网。驿报制度原来是由伍麦叶王朝从波斯的伟大帝王那里学来的，在阿拔斯王朝时期第一次有了很好的改进。关于土地税的著作也是同帝国组织有关的。在当时是世界贸易中心的巴格达，人们对外国、各帝国和各国人民发生了兴趣，这可以在散文学家查希慈所着的但已失传的地理书中看出。

在萨曼王朝易司马仪(892年至907年)的宫廷里，大臣杰哈尼写了一本书，在谈到赋税的时候也描述了一些邻国，不幸这本书也失传了。之后，作为一部较老的伊斯兰地图集 (根据在846年以前由花拉子密改编托勒密的地理学而写成的)的续篇，在巴尔克给易司马仪服务的艾卜·宰德·勒希写了本关于制图的著作，这本书在后来经过改编以适合法蒂玛帝国的情况，又由一个西班牙人加以增补以适合他本国的情况。这本书也是巴勒斯坦人麦格迪西所写的经典著作的基础，他在978年用他在萨曼及法蒂玛这两个王朝的领土内旅行时所收集到的材料，以一种优美的文字体裁使制图学让人读来生动有趣。比他见闻范围更广的是麦斯欧迪，他于946年死在埃及，他爱好旅行，曾经取道印度远至锡兰而进入中国海，但是他认为地理学不过是他的记述范围很广的历史著作的一种基础，而后者不幸只有摘录留传。

萨曼王朝最后由于使阿拔斯王朝覆亡的同样的弊害而灭亡了。象阿拔斯王朝一样，萨曼王朝越来越依靠土耳其人来作为他们军队的永久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新兵来源，而其程度还要超过阿拔斯王朝，因为萨曼王朝统治的广大地区内，居民都是土耳其人。象在巴格达一样，土耳其人在萨曼王朝的军队里也逐渐爬上军官的地位并且由此而转到民政方面，由于他们的高压手段，他们很快就具有了危险性。

萨曼国王阿卜杜·麦立克一世(954年至 961年)任命前奴隶土耳其人艾勒卜特勒为驻呼罗珊的最高统帅，其用意主要是想把他调出首都，因为他在首都的势力太大了。艾勒卜特勒在他的主子死去之后撤至阿富汗素莱曼山区的加土纳，他的父亲以前曾担任过这里的总督。他本人死的太早，因而没有从那里危害到萨曼王朝。但是以前是他的奴隶后来成了他的女婿的素卜克特勒很快把他的其他承继人赶走，开始扩张势力，用兵征服印度。他首先夺取西吉斯坦的博斯特。博斯特的统治者曾请求过素卜克特勒援助他对付一个篡夺王位的人：但当这个统治者没有履约付给素卜克特勒贡金作为酬报时，他就失去了王位。素卜克勒特在印度的几次战役更为成功，因为拉贾卜特王朝的不团结替他开辟了道路，他从那里取得了最丰富的战利品。在两次胜利的战役中，他迫使旁遮普的杰巴尔国王将主要边区喀布尔割让给他，这是通往肥沃富庶的印度平原的要道。与此同时，他博得了作为伊斯兰教对异教徒的战士的名声。

即使在那个时候，他的儿子麦哈茂德就戍了他的得力助手， 994年，萨曼王朝将呼罗珊总督职位转授给麦哈茂德。当麦卜克特勒在997年死去时，首先继承他的是长子易司马仪，但是易司马仪是个庸碌无能而又好挥霍的人。·他的弟弟麦哈茂德便要求他逊位，次年又用武力迫使他这样作。麦哈茂德在他的父亲死了七个月之后就即位为苏丹。同年，萨曼王朝的努哈国王也死去，麦哈茂德干脆命令他的承继人曼苏尔放弃呼罗珊省。但是还来不及这麽做，曼苏尔就被一个土耳其将领弄瞎了眼，他的兄弟阿卜杜·麦立克被立为王代替他。那时，麦哈茂德可以装作一个维护合法继承王位原则的人了；他把这个背叛者连同后者的新主人一起逐出巴尔克，而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都城。阿卜杜，麦立克逃到布哈拉，落入土耳其斯坦的伊莱格汗的手中，并被押解到乌尔金赤。约在1004年，萨曼王朝的最后一个国王孟台绥尔在进行了一些不吉利的冒险后被杀害了。然麦哈穆德则从哈里发那里获得了为他的政权所仍然缺少的正式承认和亚明，道莱即国家的右手的称号。

麦哈茂德的一生征伐不断。他一再突入印度；1001年，他征服了喀布里斯坦，之后又很快征服了谟尔坦和克什米尔，并尝试在各处以伊斯兰教替代婆罗门教。1006年，他为了保护他在东北部的属地而不得不和伊莱格汗作战，在巴尔克平原一战中狠狠地打败了伊莱格汗。在这之后他又马上向印度进犯，他征服了旁遮普；在这里，他的后裔们奠都拉合尔，又维持了一百五十年的统治地位。他在远征杀掠中最远到达恒河以南很远的地方；1025年，他占领了古吉拉特，这就结束了他在印度的征服事业。与此同时，他在北部也扩张了势力，征服了东方的花拉子模和西方的格鲁吉亚。 1026年，他从布雅王朝的吉德·道莱的手中夺取了拉伊，并将马吉德本人押送到他的首都加士纳。

但是这个粗暴的军人麦哈茂德远不是敌视和平的艺术的人。他以宏伟的建筑物装饰了加士纳，将用他在1026年掠夺来的古吉拉特境内印度教松纳特神庙的偶像做他的清真寺和他的宫殿的阶石。但是他的王朝灭亡后，这个城市也就荒芜了，在他的建筑物中，到今天还保存下来的只有清真寺的尖塔和他的陵墓，陵墓的外门给英国人在1842年移到印度，他们错误的认为这些大门也是索姆纳特神庙的一部分。但是麦哈茂德也能使一些学者和诗人为他的宫廷服务。

在他的晚年，为他服务的有当代的大学者、整个伊斯兰世界中最伟大学者之一的艾卜·赖哈尼·穆罕默德·比鲁尼，后者在麦哈茂德于1017年吞并了他的前主人，花拉子模国王麦蒙的领土后跟随麦哈茂德到了加士纳。比鲁尼从加士纳出发到被征服的印度各地进行了几次的考察旅行。他从当地的学者那里学会了梵文，使他能够研究印度人在科学上和宗教上的丰富的文献。1000年，当他还年青时，他在朱尔詹编了一本各国人民的年代记，之后，在1017年，他开始写他的有名的关于印度的著作，这本书作为一部外国文化的全面描绘，在阿拉伯文学上占有相当独特的地位，对欧洲的学术界也有很大的贡献。作为一个土耳其人，麦哈茂德尊重逊奈(先知的言行)，因此喜爱阿拉伯文学而不喜欢波斯文学，波斯的文学代表通常是十叶派人。他也迫害其他持有异端邪说的人，不仅迫害他们的最极端激进的易司马仪派，而且也迫害抱有穆尔太齐赖派倾向的学究式的神学家。

当然，他对于甘杰—鲁斯塔克驿站长伍特比歌颂他的丰功伟绩的书《亚明尼》是否有很多了解，是很成问题的。在这个衰落的时代里，波斯官场文书的令人作呕的劣等文风深深地影响了阿拉伯历史写作，而且使东方人的浮夸作风臭名远扬，而这本书就是这种文风的头几部代表作之一。

麦哈茂德对最伟大的诗人、史诗作家菲尔道西是一点也不了解的，后者是麦哈茂德的臣民，并且枉费心机企图得到他的青睐。伊朗的帝王和英雄传说在这个时候以前主要是口头传述下来的。但是它的基础业已在中波斯散文作品中奠定了，这种散文作品曾由伊本·穆盖法耳译成阿拉伯文，因而使得阿拉伯历史学家特别是泰伯里能加以利用。957年，一个高级官吏艾卜·曼苏尔·马马里派了四个人将这部传说全部改写成为新波斯散文，献给当时为呼罗珊境内都斯的统治者阿卜德·拉札克的儿子艾卜·曼苏尔。第一个尝试给这部材料以当之无愧的形式的，是诗人达基基，他居住在萨曼王朝努哈·曼苏尔国王(976年至997年)的宫廷里，但是他在刚刚写完了约一千首诗的时候被一个娈童所杀害了。

约在990年，都斯的菲尔道西承担了他的未了工作，当时菲尔道西年已六十，他在十一年之后完成了这部著作。从这部《帝王纪》中，我们看到了达到极臻完满地步的波斯史诗体的精华，尽管这里面还有许多的陈词旧套，却表现了一个天才诗人的杰出的文笔。这本书是由菲尔道西献给他本国的统治者麦哈茂德苏丹的；在许多地方，他歌颂麦哈茂德是最强大和最仁慈的统治者。但是他所盼望的报酬却没有得到，只是在后来，这个苏丹才送他一份礼物——一份不值钱的薄礼。菲尔道西的反应是在他的这部不朽著作上写了一篇带有尖刻讽刺性的序文，藉以抵消这本书对苏丹的歌颂。之后，为了逃避他的君主的报复，他移居西部，到了布雅王朝白哈·道莱在巴格达的宫廷，在那里，他写了一部史诗《优素福和祖莱克赫》，其气魄与《伊利亚特》相仿。这部史诗仍然证明这个年已七十多岁的老人的精神，却特别清新，虽然因为他长期从事写作，他下笔很快而且根据波斯人的判断，这部著作还比不上《帝王纪》。

这个年迈的诗人实在不能再适应伊拉克的十分不同的生活条件，因此，他在知道麦哈茂德愿意宽恕后，回到他原籍的城市去；1020年刚过不久，他就在那里死去了。菲尔道西用完善的诗的形式写成的著作是集他的人民的神话和历史故事的大成，尽管它涉及的范围颇为广泛，比《伊利亚特》大约大八倍，但从不落巢臼，使用陈旧的技巧，波斯人把它当作波斯文学上最伟大的杰作，是一点也不过分的。他的风格自然是波斯人和后来的土耳其人全部史诗作品的范例。由于这个缘故，在礼萨·巴列维国王的统治下民族意识已经觉醒起来的伊朗人民于1934年在全国庆祝他们的最伟大的诗人的一千周年纪念日，这是完全适当的，虽然由于缺乏年代考据的传统，这个纪念日的年代日期的确是有些任意选定的。

虽然布雅王朝已证明没有能力制止在帝国中心爆发的无政府状态，波斯人在这里也很快完全被土耳其人驱逐出去了。在土耳其斯坦的伊莱格汗和加士纳的苏丹中，一个注定要统治整个近东的新的氏族兴起了。约在970年，乌古思部族的酋长塞尔柱克连同他的部族从吉尔吉斯草原进入赛痕河流人阿拉尔湖入的詹德之后，又从那里到了布哈拉。乌古思或称奥古思部族在他们皈依伊斯兰教后又称土库曼人，就是原来在第六世纪时曾建立北部王国而在这以后往西部游牧的那个土耳其族大集团。这些土耳其人在他们皈依伊斯兰教以后，信奉逊奈，因为逊奈的清晰和朴素的信仰内容是适合他们的简单的头脑的，并且是他们还天真无瑕能够满怀热情的心灵所真心诚意接受的。塞尔柱克的部族这时参加了萨曼和卡拉汗王朝之间的各次战争，后来也参加了伊莱格汗和加士纳苏丹之间的多次战争。但是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也进行了一些袭击，使他们远到西部的阿塞拜疆和伊拉克。

1040年，塞尔柱克的两个孙子突格里勒·贝格·穆罕默德和沙格里·贝格·达乌德在夺取撒马尔罕和布哈拉的尝试失败之后，从加士纳苏丹麦哈茂德的儿子亦即继承人麦斯欧德的手中夺取了呼罗珊。在麦尔夫，达乌德命令人们在星期五聚礼时诵念他的姓名，突格里勒·贝格则在尼沙浦尔要人们在星期五聚礼时诵念他的姓名。由于加士纳人之间为了争夺王位而很快发生了内讧，塞尔柱克人得能乘机扩张了自己的势力。他们将花拉子模和塔巴利斯坦夺了过来，在 1043年甚至将“波斯的伊拉克”(米地亚)也夺了过来。他们不费什麽手脚便把波斯的布雅王朝消灭了。他们继续把大本营往西推移，最初到了拉伊，以后到了伊斯法罕。

无怪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嘎义木(1031年至1075年)宁愿要这位东部的新统治者而不要布雅人作为他的保护人了，何况，他的布雅保护人这时已被一个名叫白萨西里的土耳其将领剥夺了所有的权力。1055年，当突格里勒·贝格在胡尔万等待出兵时，哈里发给他以在巴比伦尼亚境内星期五聚礼时诵念他的姓名的荣誉。布雅王朝的末代国君麦立克·赖希木于1058年死在拉伊的一个地牢里。但是塞尔柱克人要对付白萨西里却不容易。

白萨西里已逃到北部，当突格里勒·贝格追踪他到摩苏尔时，突格里勒·贝格的同父异母兄弟易卜拉欣·伊拉勒离开了他而回到伊拉克。突格里勒·贝格只是在得到了他的侄子(西吉斯坦的统治者达乌达的儿子)阿勒卜·艾尔斯兰的帮助后才制服了易卜拉欣，1059年 8月3日，易卜拉欣由于这次背叛而丢了性命。白萨西里利用这种纠纷和阿拉伯乌克里国君古莱氏·伊本·巴德兰结成同盟，占领了没有防备的巴格达。当后者将哈里发送到美索不达米亚的阿纳地方去时，白萨西里则命令人们在星期五聚礼时诵念法蒂玛王朝的穆斯坦绥尔的姓名。突格里勒·贝格一俟腾出手来，就将哈里发嘎义木送回巴格达，并从哈里发那里得到东方和西方国王的封号以酬谢他的功荣。白萨西里逃到瓦西特去，于1060年初在那里和塞尔柱克军队进行的一次战争中被杀。

突格里勒·贝格在1063年死去，由其侄子、达乌达的儿子阿勒卜·艾尔斯兰承继王位，阿勒卜·艾尔斯兰在他的父亲晚年时，已在他的父亲的领土中技政：最初，他必须击破若干拒不承认他的地位的亲戚的抵抗。但他很快能在四面八方扩张他的领土的疆界。他在东部征服了位处博斯特和喀布尔之间的苏步兰小国；他在西部亲自和拜占庭人进行了若干次的战争，虽然没有取得多麽持久的胜利。1071年8月26日，他在马拉斯柯特打败了拜占庭皇帝罗马纽斯·戴奥哲尼斯，并加以俘虏。后者在被释放时却不能实行他同意的和约条件，因为在这同时米迦勒七世已登位。但艾勒卜·艾尔斯兰能从法蒂玛人手中夺取了他们一直到大马士革的领土。1072年12月，他为了要夺回他的家族的原来游牧地而在奥克沙土河以东的地方征战时，给一个他要处以死刑的反叛者所刺杀了。

艾勒卜·艾尔斯兰把自己还未成年的儿子马里克沙托给大臣尼采木·木勒克，后者曾在他的父亲手下当过呼罗珊总督。这个副摄政几乎有无限的权力，马里克沙一再尝试摆脱他的影响，但是没有成功，虽然他自己的王位完全是靠这个大臣打败了叛逆的亲戚后才有了保障的。对付哈里发的政策也是尼采木决定的，他使哈里发的朝廷受到和他友好的官吏们的监督。1083年，他在这方面遭到了抵抗，他就反对哈里发的最后一个直属藩臣、迪雅贝克的麦尔旺王朝的统治者，以此泄恨，这样，他加强了他的势力。

在尼采木·木勒克的统治下，波斯和巴比伦尼亚又享受了一个时期一定程度的繁荣，虽然这个大臣(或称阿塔贝格，意为苏丹的保卫者)主要是他提倡神学和学术而著称的。他提供了良好的设备，在帝国的各重要城市内都设立了宗教大学(阿拉伯文为迈德赖赛)。从第十世纪末叶起波斯就已有这种学校，这是有史料可查的，但是这个塞尔柱克王朝的大臣特别赞助，在1065—67年间，他先在尼沙浦尔在巴格达设立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学校尼采米亚大学。艾什耳里派的已故创始人阿里·阿什里(死于935年)的主要努力是把穆尔太齐赖派的辩证方法同正统思想调和起来，当初突格里勒·贝格的大臣还热衷于迫害阿什里派神学家，而尼采木·木勒克所赞成的却正是这一现代倾向。

在尼采木·木勒克的保护之下，伊斯兰教最后一个伟大的神学思想家安萨里首先在尼沙浦尔然后在巴格达的尼采米亚大学完成了他的著作。安萨里在年青时曾深入研究了烦琐哲学派的司法一神学体制，并在一系列的杰出的教课书内作了一番叙述。在他的恩主尼采木·木勒克于1092年被一个狂热的易司马仪派用匕首杀害后，他研究了易司马仪派的教义，并写了许多辩论文章来加以驳斥。他在这方面的工作也导致他对哲学作更深入的研究。虽然他极其热心地研究了各种体系的教义，但是，其中没有一个体系使他对真理的追求有什麽满足，因此他一度成了一个严重的怀疑论者，他从青年时代起就一直流露有怀疑论的倾向。他在精神发生危机的时候，经历了一种带有决定性意义的宗教感受；如同先知本人一度因为害怕在最后审判日要作出交代而意识他的使命一样，安萨里也考虑起自己灵魂的得救问题。他因此在1095年放弃了他在巴格达的优越地位而宁愿过一个流浪者的自由生活，目的是为了彻底检查他的在宗教和理性之间发生严重冲突的信仰。他变得越来越倾向神秘主义，这使他亲身有了笃信的体验。

他过了十一年平静的隐居生活，其中大部分时间在叙利亚，写了他的《论宗教科学的复兴》的著作，这本书在伊斯兰纪元第五世纪开始时出版。据说先知曾答应过他的信徒在每个世纪开始时会派来一个能使他们的宗教得到复兴的人，安萨里明显的感到这就是他的使命。他完成了由阿什里开始的、把辩证法和神学始终加以调和的工作，并且为伊斯兰的教义提供了以辩证法为基础的新结构。在巴尔基雅鲁格的兄弟、1104年即位的塞尔柱克王朝苏丹穆罕默德和尼采木·木勒克的儿子、大臣法赫鲁·木勒克的坚请下，安萨里在尼沙浦尔恢复了公开的传教活动，但是不久之后就回到他的原籍都斯城再度过隐居生活，他于1112年12月19日在那里死去，那时只有五十四岁。虽然他的著作并不总是为他的同时代人所能完全了解的——的确，相传西班牙的正统派的狂热教徒甚至将他的著作焚毁掉——但是他并没有失传于后世，而且是伊斯兰教的进一步发展中一个很起作用的因素。

次于神学，纯粹科学在塞尔柱克王朝时代也引起了很活跃的兴趣。有名的数学家欧麦尔·赫雅木出世比安萨里晚，大约死于 1132年。欧麦尔·赫雅木是第一个用代数解决不仅是代数上而且也是几何上的立方方程式取得成功的人(他分出有十三种立方方程式)。他作为数学家的声誉既着，苏丹马里克沙，查拉勒丁便命他负责改革历法；当然他所建议的查拉里纪元是行不通的，虽然其精确性却超过格雷高里历。他在欧洲出名主要是据说是他写的风趣的波斯四行诗，这些诗有时轻松地，有时则深刻地宣扬一种自由自在的享乐生活，并且把伊斯兰教的基础溶化在神秘主义的泛神论中；这些四行诗经菲兹杰拉德富有诗意的转述，多年来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里流传极广，外交家法兰西斯·罗森也曾把它们介绍到德国。这些四行诗中有不少在其他诗人的诗集内也一再出现，因此长期以来有人怀疑它们是否出之欧麦尔的手笔：现在我们既已知道他的真正的神学和哲学的著作，因此这些四行诗中所表现的观点不能再归于他了。

当这个时代的波斯人在努力解决最先进的宗教和科学问题时，一个阿拉伯人创作了一部作品把阿拉伯语言中所有的细微的差别都包罗无遗。阿拉伯人的叙事散文在伊斯兰教之前的古代曾经用插丰富而缺乏前后连贯性的形象手法描绘贝都印部族所进行的小规模战争，这种散文在描述伊斯兰教征服史中所发生的大事件以及伊斯兰教内部争夺权力的争夺也显出它的技巧。

我们已提到过，要使这些过眼烟云的事件的描写贯连成为帝王历史的叙述，伊朗文化提供的刺激在开始的时候是必不可少的。在伍麦叶王朝的统治期内，除了记述袭击和战争外，出现了许多关于著名情侣的传说，这成了后来得到进一步精采加工的短篇故事的基础。但是这项工作通常是由来自民间的讲故事的艺人来担负的，因为在思想严肃的人看来它们是不值得花费他们的功夫的。这一门艺术只有通过语言学家才流传一些例子下来，因为语言学家发现在解释他们传给后辈的诗中这些例子是很有用的。来自印度人的丰富的叙事文学的材料也在早期由波斯人介绍给伊斯兰文化。

但是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只是保存在从第十世纪末叶以来的目录单内这一类的许多著作的书名了；这种材料只有一部分编入了《天方夜谭》而留传下来，后者的编写工作是到了第十三和十四世纪的时候才开始的。在第九世纪里，在修辞上下功夫所得到的乐趣仍然压倒对实际创作文艺作品的任何兴趣。这一点特别可从869年在巴格达死去的散文家查希慈所写的文章中得到证明，即使在他晚年所写的著作《动物学》内，尽管他明显地努力使读者对科学问题发生兴趣，他还是不能使自己超出无章法地堆砌材料的水平，因而在无数的论文和书籍内表现有一种倾向特别爱写奇闻轶事来描绘人类社会中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性格。正如古代诗人对于单独的一节诗比这节诗是否符合长诗的格调更加重视一样，他和他的读者也认为个别的一点比结构严谨的叙述更为有价值。遣辞造句的功夫使得讲话的艺术达到极为完臻的地步，这种情况甚至在贝都印人中也是如此。这种华丽的文体在穆盖法耳介绍给阿拉伯人的中波斯历史文学中也有了萌芽。

在宗教讲道中以及在阿拔斯王朝尤其是在其中几个短促朝代的官场政治文件中，这种艺术得到刻意的培植。它在都市内成长起来的无産文人的手中，在谋求官职未必成功的人的圈子里，就成了一种韵文，不再是官场文体，而仅仅为语言学家的门徒所使用，作为到处游历寻求赏赐或者在豪门富户那里寄食的手段。卖艺者的道白称为“麦嘎麻”，这个名称原来是指宗教讲道。早在第十世纪后半叶，在波斯的各个小朝廷里作食客的白迪耳·宰曼·哈马丹尼就将这一样式提高到文学的地位；他笔下的“主人公”用韵文以第一人称叙述一个流浪文人的经历，字数不长，但是生动流利。哈马丹尼也用同样的形式来表达完全不同的内容，但是约在百年之后步他后尘的哈利利则完全限于描写这一类的风俗画场面。不象他的前人哈马丹尼能够依靠自己作为一个流浪者的切身经验，哈利利则是一个富有的资产阶级。

他在靠近巴士拉的故乡马山城内负责宫廷情报工作，于1122年在那里死去。他的叙事诗讲述的是有关萨鲁杰的艾卜·宰德的冒险轶事，极为成功。虽然他在想象力方面不及他的前人，但在应用极其矫揉造作的形式上则超过了他的前人，这种形式从此以后就成了这一类文学样式的特征。他的作品在其他国家文学内也有模仿的人，例如用希伯来文写作的西班牙籍犹太人哈里奇和用叙利亚文写作的尼锡比斯大主教埃贝德耶舒(死于1318年)，吕克特在他所写的《萨鲁杰的艾卜·宰德的活动》一书内用德文作了极其恰当的转述。一直到现代开始时，哈利利的叙事诗同穆台奈比的诗一起都被阿拉伯人认为是他们的精神的最完善的表达。

即使在尼采木，木勒克的政权管理下，塞尔柱克帝国国家行政方面也有它的缺点，他本人就曾经用波斯文写的一篇杰出的论文中承认过。这篇论文是按照苏丹的愿望在尼采木·木勒克本人于1092年死去之前不久写的，但一直等到二十二年以后才予以发表。因为作者写文章时假定读者是了解当时情况的，因此没有为我们提供很多关于帝国的内部组织的情况。他警告苏丹不要让他的私人朋友在国家事务上起不负责任的影响，同时建议恢复责成驿站长提供情报的旧制度(但这是苏丹的父亲阿勒卜·艾尔斯兰业已予以拒绝了的)和加强秘密人员的控制。当时的法律一定是处在危险的状态：因为他警告不要以判决权授予宫廷派出的麦木鲁克(奴隶)，后者自然不免利用这一差使来勒索过高的费用。

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了土耳其民族原来的由国王委派的官员执行法律的这一习惯所造成的贪赃枉法情况——虽然尼采木甚至对受过司法训练的法官也有滥用职权的倾向的也不予以免罪。他恰当地警告要防止即使在阿拔斯王朝时代已经存在的增设官职的现象。在军事方面，我们从这篇文章中了解到这个重要事实：除了雇佣军外，还有封建军队。一般来说尼采木是不大注意历史材料也不大了解历史的，他错误地认为这种趋势是一种完全新的东西。其实，封建军队在阿拔斯王朝时代就已存在了，即使只是作为一种弊端和一项紧急措施，在定都加土纳时，据说是不知道有这麽一回事的，但对西部的土耳其人来说，特别是奥斯曼人来说，封建军队在以后就构成了国家结构的基础。此外，他还建议将采邑加以精确地划定界限，并规定一定的时期。尼采木·木勒克在他被刺死之前不久还在他的论文内加上了一章，他警告苏丹要注意易司马仪派对他的帝国的威胁。

马里克沙也扩张了他的帝国的疆界。1089—1090年，他征服了撒马尔罕和喀什噶尔。他从法蒂玛王朝那里将叙利亚全部夺了过来；在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出现了许多小藩臣属国。他的堂兄弟、库特卢米什的儿子素莱曼继续前进至小亚细亚进行征服事业，我们在以后将提到他的情况。

在马里克沙执政期内，帝国的内部出现了一个敌人，长时期内这个敌人使整个近东感到恐怖。尼采木·木勒克警告苏丹提防十叶派的阴谋不是毫无理由的。

十叶派在开始时纯然是一个争夺王位的党派，新皈依的穆斯林在它的旗帜下进行反对阿拉伯人称霸的斗争，但是后来也屡见不鲜地给不择手段的野心家所利用，作为掩饰不利于政府的完全利己的目的的一个幌子。十叶派传教士周游会国设法争取群衆，向他们作出诺言说将有一个麦海迪要降世来惩罚统治者的不义行为。

在这些传教士中，有一个名叫哈桑·萨巴哈的人在马里克沙的执政期内出现。传说他在年青时和尼采木·木勒克以及大数学家欧麦尔·赫雅木颇为友好。在埃及，他被说服相信法蒂玛派的教义，决定赞助法蒂玛王朝哈里发穆斯坦绥尔的尼扎尔。但是尼扎尔没有登上王位。拥护萨巴哈的人因此又被称为尼扎尔派。1090年，他作为他们的使者在波斯出现。他带着一小群信徒在卡兹温以北六十巴拉桑的鲁得哈巴尔县内称作阿拉木图(意即“鹰巢”)的山间要塞的前面扎了营，要求马里克沙派驻在那里的将领宣誓效忠于穆斯坦绥尔。

他被拒之后就夺取了这个要塞，自此之后，这个要塞就成了他的政权的所在地。按照法蒂玛派的教义，他建立了分成各级的教会。虽然在人教的人中只有极少数人信奉一种否定一切道德或宗教限制的自由放肆主义，但他们的秘密人员则受到最严格的宗教狂热的训练。他们遵照主人的命令对一个反对真正信仰的敌人加以暗杀的行为被说成是一种取悦上帝的任务，执行了这个任务就是保证他们能够享受天堂的快乐。这些暗杀者被称为菲达伊，“自我牺牲者”，或称作哈希希(Hashishis，英语AssasinsC刺客)的名称即由此而来)，意即那些受大麻中麻醉剂哈希什麻醉的人。

使用刺激品在其他任何地方神秘主义者的圈子中也是极为流行的；在第十六世纪的阿拉伯南部，咖啡也是供这种用途的。因此，环游世界的旅行家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大约在二百年之后(1271年或1272年)经过阿拉木图一带时所写的报道可能只是些传说而已，就是传说有个菲达伊在受到了哈希什麻醉后被放在阿拉木图花园内装饰成象天堂一样的所在，有年轻的处女供他们取乐，目的是为了让这些刺客先尝一下来世的快乐的滋味，从而使他们能很容易接受领导人的命令。以阿拉木图为根据地，这个教派在短期内夺取了在波斯以及叙利亚的其他城堡。塞尔柱克政权想把他们镇压下去的尝试遭到失败，得到的报复是尼采木，木勒克在1092年被刺身亡，虽然不是完全不可能苏丹本人是知道这件暗杀的阴谋的，他在成年之后越来越对这个权力极大的大臣感到厌恶。但在这以后两个月，苏丹本人也跟随尼采木·木勒克到黄泉路上去了。

巴尔基雅鲁格是马里克沙本人指定为继承他的王位的人，他在最初为了他的权利而和他的年仅四岁的同父异母兄弟麦哈茂德的母亲以及他的身为大马士革总督的叔父突突什进行斗争。哈里发穆克台迪曾经准备承认麦哈茂德，为此他在巴尔基·雅鲁格子 1092年取得了胜利之后偿了命。同突突什的斗争又持续了一年，一直等到突突什在波斯境内靠近拉伊的一次战役中阵亡时才告结束，这是在他业已征服美索不达米亚并强迫巴格达的哈里发穆斯林台兹希尔在星期五聚礼时提到他的名字以后发生的。但是巴尔基雅鲁格还有另外一个亲戚出来反对他。他的叔父阿尔斯兰·阿尔贡在呼罗珊宣告独立，但于1096年被他的一个奴隶所暗杀，这个省就此归属帝国。但在1099年，巴尔基雅鲁格的兄弟、统治阿塞拜疆的穆罕默德起来反对他，穆罕默德连同第三个兄弟桑贾尔——当时还年未满二十岁，由巴尔基雅鲁格任命为呼罗珊的总督——在两次交战后打败了巴尔基雅鲁格，并逼他逃到达马甘山区去。

1103年，在许多次互有胜负的战役之后，签订了一个和约，巴尔基雅鲁格承认穆罕默德独立，并将身为呼罗珊总督的弟弟桑贾尔归穆罕默德管辖。只在一年之后，巴尔基雅鲁格就死去，身后遗有未成年的儿子一名，这个时候，穆罕默德就宣告自己为唯一的统治者。

东部在穆罕默德的统治期内(1105年至1118年)再度得到相当的安宁。他致力消灭在僻远地区不断兴起的寄生性的小国家。 1108年，他打败了属于马兹亚德族的阿拉伯酋长艾卜·赛德格，后者从靠近古代巴比伦的希雷出发篡夺了统治美索不达米亚的贝都印部族的权力。但是穆罕默德却未能消灭他的帝国的最大毒瘤——刺客派——尽管他曾将他们在各地的堡垒夷为平地，在 1118年他的军队甚至包围了阿拉木图本身。但在这个堡垒投降以前，穆罕默德本人于4月18日死去，时年三十七岁，可能是被某些支援刺客派的人毒死的。他的军队在听到这个消息后就立刻解除围困，因为他们不知今后究竟应向谁效忠才好。

在哈桑·萨巴哈(于1124年)死去之后，他的信徒在叙利亚也取得了一个据点，并有许多次参加了同十字军的战争。1140年，他们夺取了努赛里雅山东面山坡上的马斯雅德堡垒；这就是阿拉木图的大法师在叙利亚的下属的大本营，关于这个大法师我们在下文中将再度遇到，他被称为舍赫，贾巴尔，意即“中山老人”，他是在叙利亚争夺权力斗争中的一个重要人物。

塞尔柱克帝国很快就四分五裂。这个王室的以后历代国君的权力完全丧失给他们的保护人即艾塔伯格，其中某些人通过有效的施政在一定时期内创造了在较小的地区内还可以过得去的条件。

谢选骏指出：人说“约在990年，都斯的菲尔道西承担了史诗写作的工作，当时菲尔道西年已六十，他在十一年之后完成了这部著作。从这部《帝王纪》中，我们看到了达到极臻完满地步的波斯史诗体的精华，尽管这里面还有许多的陈词旧套，却表现了一个天才诗人的杰出的文笔。这本书是由菲尔道西献给他本国的统治者麦哈茂德苏丹的；在许多地方，他歌颂麦哈茂德是最强大和最仁慈的统治者。但是他所盼望的报酬却没有得到，只是在后来，这个苏丹才送他一份礼物——一份不值钱的薄礼。菲尔道西的反应是在他的这部不朽著作上写了一篇带有尖刻讽刺性的序文，藉以抵消这本书对苏丹的歌颂。之后，为了逃避他的君主的报复，他移居西部，到了布雅王朝白哈·道莱在巴格达的宫廷，在那里，他写了一部史诗《优素福和祖莱克赫》，其气魄与《伊利亚特》相仿。这部史诗仍然证明这个年已七十多岁的老人的精神，却特别清新，虽然因为他长期从事写作，他下笔很快而且根据波斯人的判断，这部著作还比不上《帝王纪》。这个年迈的诗人实在不能再适应伊拉克的十分不同的生活条件，因此，他在知道麦哈茂德愿意宽恕后，回到他原籍的城市去；1020年刚过不久，他就在那里死去了。”——我看伊斯兰文明使得穆斯林缺乏真正的超越精神，这些被征服的穆斯林战俘，似乎是为了赏金而活着的，就像许多汉人是为了做官而活着的。这是因为，回教和汉人这两个社会都是政教合一的，文人与各个阶层的成员一样，没有（政教分离的社会）夹缝里的那种相对独立的存身之地，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奴性的深深印记。

【第四章  伊斯兰教在西班牙和北非】

伊斯兰教在西班牙的权力也早己过了它的鼎盛时期。在伍麦叶王朝最末几个国王的执政期内由于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之间发生了内讧，同基督教徒打的胜仗也己停止。在西班牙的阿拉伯人也仍然分裂成盖斯和凯勒卜两个家族。随着他们在叙利亚的统治开始衰弱，约有五百个阿拉伯人在伯勒只·伊本·比什里的领导下从非洲渡海到西班牙，在埃尔维拉和哈恩两个军事地区内定居下来。伍麦叶王朝第十代哈里发希沙木的孙子阿卜杜·拉赫曼绰号“古莱氏族之鹰”。

他从阿拔斯王朝那里逃奔到北非，在塔赫特的鲁斯特木王朝的宫廷中避难。因为在那里没有机会取得与他的出身相配的地位，他就瞩目于西班牙。西班牙的总督优素福·伊本·阿卜杜勒·赖哈曼·菲海里和帝国中枢失去了联系，他的唯一支持者是盖斯族的领袖苏迈尔·基拉比。上述那个伍麦叶王朝的亲王和他的家族的受护民一起于755年9月在西班牙阿尔木尼卡地方登陆，并立即向这个总督进攻。756年5月15日，他定都哥尔多瓦，自任伊密。他把分裂的伊斯兰教力量团结在一起并在反对基督教徒的斗争中扩张了他的势力范围，虽然他在三十二年执政期间(756年至788年)都得跟反叛者不断进行战争。被他驱逐出去的总督优素福·菲海里企图夺回哥尔多瓦，于759年在靠近托勒多的地方作战身死。

南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继续起来反对这个伍麦叶王朝的亲王。强大的法兰克帝国的奠基人查理曼在这些战争也曾经插一手，他在打败了撒克逊人之后于777年在巴德包举行一次五月节的庆祝，在那里，也门族酋长素莱曼·阿拉比同总督优素福的一些亲属来谒见查理曼，请求他援助他们攻打伍麦叶人。因为查理曼认为和伊斯兰教新兴力量保持和睦是得策的，并且在他看来阿卜杜·拉赫曼分明是一个篡夺合法统治的人，他答应西班牙的使者予以援助。他说好派遣军队通过比利牛斯山巴赛罗那的总督优素福立即与他们会师，而优素福的亲属连同他们的菲赫尔部族一起则密谋在东南地方造反攻打伍麦叶人。但是这次起事没有到成熟的时候就爆发了，被也门人镇压下去。

当法兰克人于778年在萨拉哥萨城前出现的时候，该地的居民拒绝向在那里的阿拉比效忠，并且关闭城门抵御基督教军队。在围城时期，查理曼听到撒克逊人又在他的后方造反，因而他不得不立即中断他的西班牙冒险。归途经过比利牛斯山时，他的由布列敦海岸边防大臣鲁奥特兰所率领的殿后部队在朗斯佛山谷被巴斯克人打了一次大败仗。就在法兰克军队撤退之后，阿卜杜·拉赫曼便向北部推进。

780年，他将萨拉哥萨并人哥尔多瓦的领域内，虽然为期很短：并且征服了巴斯克人。阿卜德·拉赫曼在788年死去时传给他的儿子希沙木的是一个组织得很好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基础是一支很强大的军队，但是要长久维持这个国家还得需要象他那样为了维持权力而愿意冒一切危险并且决不退缩的统治者。虽然他不顾劳累地压住了全国各地发生动乱的因素，但却不能加以彻底消灭。阿拉伯贵族们只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才接受他的铁腕统治的，而皈依伊斯兰教的新教徒对穆斯林统治者的抵抗在这里西方也已开始擡头了。

他的继承人也不能象这个朝代的创始人一样那麽容易地对付这个半岛上还没有被征服的信奉基督教的国家。在阿斯都里亚，随着阿尔封索二世的登基而出现了一种新的精神。他同巴斯克人和阿奎丹的法兰克人结成同盟，于801年，再度把巴赛隆纳从伍麦叶第三代统治者哈克木一世的手中夺过来，并且在向南部进行的一次袭击中，甚至占领了里斯本一个短时期。哈克木的父亲希沙木在位只有七年就于798年死去，哈克木继承了王位后在这个国家的内地就为了自己的王国进行不断的斗争，但是在保持王国方面表现了象他的祖父的同样的精力。虽然迄今为止，奥扎仪法学派在西班牙如同在叙利亚一样占优势，但是它的地位即使在他的父亲的统治期内就可能已被马立克派学说所取代了，后者已在北非占统治地位。马立克派的代表叫富卡哈(单数为法基赫)，他们一开始就以特别忠于法律和一种宗教狂热野心而出名。因此他们很不满意哈克木象他的叙利亚祖先那样对于法律毫无顾忌的生活方式，他们和心怀不满的贵族们一起在伊斯兰新教徒中进行煽动反对哈克木。

805年和806年，哈克木有两次不得不镇压在他的首府哥尔多瓦发生的叛变。在托勒多，新皈依的穆斯林和他们仍然信仰基督教的同胞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市政府，公然反抗埃米尔。一直等到他诱使该城的统治者中了埋伏，将他们全体在他新建的城堡的庭院里靠近一个墓地的地方杀死，然后派了对他绝对忠心的新人教的阿姆鲁斯·优素福当该城的总督，才征服了这个城市。象阿拔斯王朝的统治者一样，阿卜德·拉赫曼也深受他的臣民的痛恨，必须依靠由外国雇佣军组成的卫队保护他。这些外国人被叫做“哑巴”。在哈克木的执政期快结束时又发生了一次冲突。

817年，在宗教狂热的富卡哈的煽动下，住在瓜达尔基维尔河左岸的哥尔多瓦南部的居民企图袭击埃米尔的宫殿。在他的卫队杀戮了这些起义者之后，他又将这个郊区夷为平地，将为数约有六万人的居民驱逐出去，分散各地。其中三分之一的居民在非斯定居下来，他们在那里的居住区在后来还叫做“西班牙人之岸”，其余的则远到埃及，首先在亚历山大港获得了一个立足点。他们和其他冒险者结成联盟，抵御阿拔斯王朝的总督的进攻，保持这个城市达十年之久，在被征服之后又被迫迁移到克里特岛上。

哈克木的继承人阿卜德，拉赫曼二世为人软弱，在他的执政时期(822年到852年)，托勒多再度得到了实际的独立。

在哥尔多瓦，基督教徒也给这个政权造成了新的困难。这些基督徒在这以前是愿意顺从穆斯林的宽容统治的，他们甚至受到优越的伊斯兰文化很大的影响。但在现在，象欧罗济亚斯牧师一样的宗教狂热之徒则在鼓动起他们对本宗教信仰的勇气，因此许多基督教徒以咒骂先知穆罕默德来博取殉道者的荣誉。在埃米尔的指使下，主教赖卡弗赖德召开了一个会议来谴责这种视生命为儿戏的行为，但是没有效果。下层教土的势力一再使这个政权遇到麻烦。这个伊密没有魄力象他的父亲那样采取严厉措施来对付这种行为。不错，有一个名叫叶哈雅·伊本·叶哈雅的圣训学家是马立克·艾奈斯本人的门徒，在宫廷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这个法律学家主要关心的是怎样使他的老师的学说在西班牙取得最高的地位。伊密受到他的影响不如受到他所喜爱的妻子泰鲁卜和她的亲信西班牙阉奴奈斯尔的影响大。

此外还有音乐家齐尔雅卜。齐尔雅卜是摩苏尔人易司哈格的学生，他是因为深恐先生忌才加害才远走他乡的：他到西班牙时，声名四播，国王于822年亲自到哥尔多瓦去见他。他在短时期内不仅左右了宫廷中的音乐趣味，而且激起埃米尔想在许多寻欢作乐的方面同他的巴格达对手相竞赛的欲望。在内地的困难曾迫使埃米尔用武力征服美利达和托勒多，在诺曼人手844年向西班牙进攻并占领了塞维尔的时候，这种困难愈益增加了。埃米尔派遣他的宫廷诗人叶哈雅·哈木克·加扎尔去同住在丹麦的一个岛上的诺曼人领袖谈判停战，他回到西班牙时带来了有关北方各国人民最初的知识。

阿卜德·拉赫曼的继承人穆罕默德一世(852年到886年)曾受到富卡哈(法学家)的宗教狂热精神的彻底熏陶，在他的很长执政期内，他对两部分居民中间的冲突火上加油—一—规定即使是倾向和解的基督教徒也要为他们的宗教狂的同道所犯的罪行偿罪。受害最重的托勒多基督教徒迫不得已向莱昂的国王奥多诺一世求助，后者派遣将军比欧尔扎伯爵于854年进攻穆斯林的领土，并在沙里特山谷(瓜达塞里特)打败了埃米尔的军队。虽然所受到的损失由于三次沈重地打败了托勒多人而得到补偿，但是穆罕默德在持久和有效的包围这个城的问题上不能打定主意，因此这个城市又保持了独立八十年。这个榜样对哥尔多瓦的基督教徒也起了鼓励的作用。虽然哥尔多瓦城内的基督教徒杀身殉道的浪潮由于攸罗吉阿斯和理奥克里提阿于859年死去而告一结束，但是这些宗教信仰见证人的榜样继续在全国各地起着影响。

二十四年之后，穆罕默德向阿尔封索大帝乞和时不得不将攸罗吉阿斯的遗骨交给他，在此以前，攸罗吉阿斯就己被宣布为圣徒。穆罕默德一心想改善由于他的父亲挥霍无度所造成的空虚的国库情况，他过分节俭竟然忽略了国家的军事防御。因此他在同阿斯都里亚和那瓦那这两个地方作战时经常处于困难地位。在阿拉贡，皈依伊斯兰教的穆萨和他的儿子们宣告独立，在巴达佐，另一个皈依伊斯兰教的伊本·麦尔旺和阿斯图里亚斯的阿尔封索三世结盟，于875年起来反对埃米尔。在北部，西班牙的民族意识和阿拉伯人的异族统治之间的矛盾压倒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宗教冲突到了这个地步，使得麦尔旺竟能设想为他的人民创立一种混合这两个宗教的新宗教。西班牙人在北部的胜利对在这以前是安分守己的南部居民也起了煽动性的作用。

884年，欧麦尔·伊本·哈佛逊在位于隆达和马拉加之间的塞兰尼亚山区反抗伍麦叶王朝的统治，好几年采继续固守他的波巴斯特洛堡垒，抵抗穆罕默德的继承人孟迪尔的进攻，后者在身为皇储时就已同他作过战。孟迪尔执政只有两年，就被他的兄弟阿卜杜拉(838年到912年)所毒死，后者立即和叛军媾和。

阿卜杜拉不得不媾和，并不是由于他缺乏魄力，而是由于当时全国各地的情况极不安定。长期以来，阿拉伯的大地主，象伊密本人一样，维持了大队的奴隶，有时也将这些奴隶武装起来替他们打仗解决宿仇。大地主之一库赖卜·伊本·哈勒东就在阿卜杜拉登位之后不久用这种军队夺取了整个阿尔贾拉发地区；但是在塞维尔的改宗者同定居在周围山区内的柏柏尔人结成联盟拒绝向伊密效忠之后，库赖卜就参加伊密这一边保卫阿拉伯人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联合一起镇压塞维尔人。但在八年之后，伊密又同另一位阿拉伯酋长易卜拉欣·哈查只发生争吵，后者消灭了库赖卜并和哈佛逊结成同盟。因为各地的封建领主也对伊密表示公开的反抗，他被迫以塞维尔的统治权割让给易卜拉欣，即使易卜拉欣在最后还是被压服下去。最后连哥尔多瓦的基督教徒在塞尔万多伯爵的领导下也和哈佛逊订盟，因此阿卜杜拉调集军队准备给以一个决定性的打击。

891年，他进攻了这个叛徒在哥尔多瓦以南的波雷堡垒，并迫使他后退至波巴斯特洛。在这里，哈佛逊却进一步地损害了自己的地位，他背叛了伊斯兰教而改信基督教，这样就使他自己处于他的人民(大部分人民完全出于信仰而皈依伊斯兰教)，而他的新教的同道并不能给他以任何援助。阿卜杜拉在连续不断的战争中企图打败他的许多敌人，尽管有若干挫折，他终于巩固了他的政权的威信。

912年10月，阿卜杜拉去世，由其孙子阿卜杜勒·赖哈曼三世继承。阿卜杜勒的父亲穆罕默德是给阿卜杜拉杀死的。这个新伊密成了伍麦叶王朝在西班芽的最重要的统治者。在他几乎持续了有五十年(912年到961年)的统治期内，他首先设法使他的祖父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所开始的国内戡乱战争告一结束，然后他重新树立起在国外的威信和影响。在一个短时期内，由于他作战有魄力、为人又和蔼，他使哈恩和埃尔维拉两个省内的阿拉伯贵族的领袖重新向他效忠，虽然哈佛逊于917年死去之前一直在塞兰尼亚山区老巢保持了独立。

918年，哈佛逊的一个儿子素莱曼不得不放弃斗争；另一个儿子哲耳法尔企图拯救自己的性命再次皈依伊斯兰教，因此被他的信仰基督教的部下所杀害。最小的儿子哈弗斯在波巴斯特洛这个主要的堡垒坚守到了928年，之后，他也不得不投降。大部分其他堡垒都已在这之前投降了；它们都被烧掉，国内的著名人物也被迫迁居到哥尔多瓦。930年，只有托勒多仍然保持着独立，但是就连这个已享受了八十年自由的城市共和国在经过了两年的围攻之后也被迫向伊密投降。从920到924年，阿卜杜勒·赖哈曼也击退了里昂国王奥多诺二世的进攻，后者和纳瓦拉的桑绰结盟，在南方，曾迫使穆斯林退至美丽达以南的地方，在北方一直退至图德拉和瓦尔埃迪拉。阿》杜勒·赖哈曼追击他们到国境以外的地方。

阿卜杜勒·赖哈曼一方面在内地恢复他的祖先所建立的帝国，同时就一直在注意法蒂玛王朝的政策，当时法蒂玛王朝正企图象在其他地方一样，在北非的西部扩张他们的势力。929年，为了反对法蒂玛人的野心，他象他们一样自封为哈里发和穆民的领袖官以代替他的祖先所用的埃米尔的称号，他并且根据东方的传统仪式给自己起了纳西尔·丁·阿拉(意为“为真主的宗教争取胜利的人”)的尊号。同时，他建立了一支舰队以防法蒂玛人进攻。931年，他先发制人，夺取了直布罗陀海峡东部出口处的摩洛哥境内的休达。在内地的小统治者，鉴于他们受到法蒂玛王朝的威胁，立即请求阿卜杜勒·赖哈曼予以保护，因此他得能在整个北非扩张他的势力，远及980年曾给法蒂玛王朝征服过的塔赫特。

象阿拔斯王朝的统治者一样，阿卜杜勒·赖哈曼也设法以一支外国雇佣军来维护他的政权，这支军队由购买得来的奴隶所组成。组成这种军队的人在东方是土耳其人，而在西班牙则为萨嘎里伯人，即斯拉夫人，这个名字是用来称呼一切来自欧洲各国的战俘的。在这个时期，西欧奴隶贩卖极为活跃，主要是由犹太人经营。其物件主要是那些在沿德国东部边境斯拉夫民族居住地区内发生的战争中给俘虏的人，这些战俘经过法国被运送到西班牙；凡尔登成了阉奴切势的主要中心地，那时西班牙也在搜罗阉奴，仿效巴格达的做法用他们当作后官奴仆。

其他奴隶由拜占庭供应，这些奴隶是它在黑海沿岸的打击中俘虏过来的，但西班牙的海盗们自己也在奴隶市场上出售他们在法国和意大利海岸劫来的人。象巴格达的土耳其人一样，这些在西班牙的萨嘎里伯人也往往由于主人的宠信而发财致富，成名成家。阿卜杜勒·赖哈曼认为他们比之经常对他祖先造成这样大的危险的阿拉伯贵族更为可靠。

因此他有时甚至任命萨嘎里伯军官率领整个军队。例如在939年，哈里发派遣了斯拉夫人纳杰达带领军队向里昂国王拉米罗二世和他的那瓦拉同盟军作战。但是这件事使得阿拉伯人感到极为不服，他们在西曼卡的战役中就消极作战，结果使得阿卜杜勒·赖哈曼打了一次有生以来最大的败仗。他在执政时期快结束的时候也征服了他的信奉基督教的敌人。拉米罗二世和卡斯提尔伯爵结了怨仇，他的两个儿子奥尔诺三世和桑绰在他死之后争夺王位。因为桑绰得到卡斯提尔人的支援，奥尔诺因此和阿卜杜勒·赖哈曼签订了和约并承担纳贡的义务。桑绰于955年继奥尔诺为王，并撕毁了这个条约，但他被他的侄子逐出国土，被迫逃到那瓦拉的年迈的托塔皇后那里去。他同她一起亲自到哥尔瓦多请求阿卜杜勒·赖哈曼援助。他得到了这种援助，以割让一连串的边疆堡垒作为交换条件。穆斯林军队帮助他在其领土内重新建立起统治权。

在阿卜杜勒，赖哈曼的长期统治下，内地不再发生任何动乱不安，文化也在安达鲁西亚有了发展，引起中世纪欧洲各国的羡慕。农业、园艺、商业和工业都达到了繁荣的阶段。阿拉伯人种植谷物并且在西班牙推广种植椰枣树；他们的果园遗址在今天仍可在巴伦西亚省南部埃尔契的棕树林内找到。工艺特别精于制造金属和皮革品，一直到今天，哥尔多瓦出产的皮革在世界市场上仍然使人们想起这个安达鲁西亚的首府的名字。在阿卜杜勒·赖哈曼执政时期内，每年从捐税和关卡的收入计达六百二十四万五千第纳尔。其中三分之一据说是用在当年的国家支出上，另外三分之一由哈里发存入国库，其余的都花在建筑上，这使他在伊斯兰最出名的建筑者中占一席应有的地位。

象在东方一样，这里的统治者主要关心的是从事建造宏大的清真寺。在哥尔多瓦，最初的征服者满足于将圣文森佐的基督教堂没收一半作为他们礼拜的地方。第一所清真寺于785年到786年由伍麦叶王朝的奠基人建立起来。这座建筑物的地基于十二个月内完工，这样赶紧的工程势必耍从其他大概已经残破的教堂借用柱子，而且也没有注意到柱头是否适合柱身。穆斯林也仿效西哥特人的建筑物用马蹄形的拱门，这些拱门是用白色和彩色相间的楔形砖石砌成，它们和柱子相互连接，渐次通过二楼中堂而导向原先雕刻和漆得很好的天花板。

后来所有他的继承人都对这个清真寺加工，使它更为精致。希沙木一世为这个清真寺造了个尖塔；阿卜杜勒·赖哈曼二世将中堂中十一个楹间放长七个拱门，并添了第二个壁龛。穆罕默德一世用栏杆将麦格苏赖划出成为专供皇家使用的专座。阿卜杜拉一定是特别担心自己的安全，他将特别席通过一条秘密的便道同位在清真寺西边的王宫连接起来，使得埃米尔的宫殿(卡斯尔)和清真寺构成一个单位，正如同伍麦叶王朝的统治者在伊拉克造的一样。第一个在西班牙自称为哈里发的阿卜杜勒·赖哈曼三世于951年造了一座建筑宏伟的新的尖塔代替给地震毁坏的尖塔，这个新尖塔成了有名的塞维尔风信塔以及在西方的许多其他尖塔的榜样。他的继承人哈卡木二世又将中堂再放长，增加十四个拱门，往南约达一百公尺长，(根据在965年所写的题铭)他并造了一个新的壁龛，也就是迄今犹存的赞卡隆八角小教堂，有状如蚝壳的凹槽大理石圆屋顶，他还造了一所有三个房间的麦格苏赖，这“构成清真寺的建筑艺术的顶点，有交叉的拱门，扁圆拱门和别致的扇形拱顶”。副摄政王曼苏尔最后又在十一个很长的楹间之外加了另外八个楹间，用七排柱子分开。因此，这个清真寺中堂里共有十九个楹间宽，有三十五个柱子长；通向壁龛的中堂就这样和主轴隔绝了。

一座二、三公尺高的墙环绕着整个建筑物，墙上筑有雉堞，南北成长方形。因地基斜向河边就需有强固的下层建筑。大门共有二十一扉，用熟铜装饰起来，今天大部分门洞已经堵塞；窗户及其两旁用拱顶凹坛连同塔形的扶壁形成了清真寺的正面。少数的门专供妇女进出之用，通向屋顶之间为她们盖的楼廊；具有拜占庭教堂特色的妇女特别席没有被伊斯兰教采用。由阿卜杜勒。赖哈曼三世的官员于957年监工完成的庭院周围绕以走廊，这些走廊现已不存在了，庭院中心有一个水池，周围有石块砌成的柱子和拱顶。这个水池为信徒们提供了祷告前沐浴的所需用的水。

在阿卜杜勒·赖哈曼的统治下，宏伟的非宗教性建筑物进一步的装饰了首都，这种建筑物，我们只是从历史学家的描绘中才知道一二。阿卜杜勒·赖哈曼进行的主要工程是在扎赫拉郊区，这是按他的一个宠奴的名字命名的。

郊区的建设工程于936年开始，场址是在哥尔多瓦以北约三阿拉伯里的阿鲁斯山脚下。一万名工人在那里干了二十五年之久。这个城市建筑在山坡上的三层地坛上。花园选在下层，中层是宫廷侍从的房屋，上层盖了哈里发的宫殿。大殿完全以彩色的大理石和黄金盖成。大殿的中央挂有一颗夺目的真珠，这是拜占庭皇帝利奥所赠的礼物。大八扉大门，门边栓子都是彩色缤纷的大理石和水晶石制成的柱子，门顶成拱形，以镶有宝石的黑檀和象牙做成，光彩夺目，在哈里发的寝室里有一只水盆，盆上饰有十二个赤金动物像，城堡的体积从东到西是二千七百绳，从北到南是一千五百绳，一千五百扉门都用镀金的铁、铜包装，四千三百根柱子一部分从非洲输入，另一部分从法兰克人的领土输入。阿卜杜勒·赖哈曼的继承人没有力量维持这样豪华的建筑。到了第十一世纪的后半叶，只有极小部分的建筑物仍然屹立无恙，但到现在，表明它的遗迹的只有在所谓旧哥尔多瓦城(离开山坡上的哥尔多瓦城有一英里地)内剩下的一堆垃圾。

与这种物质文明的昌盛的同时，精神文明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关于诗歌，不幸我们只有对穆斯林西班牙在政治上衰微的后期中诗歌的发展才比较熟悉。我们可以假定，诗之在西班牙，如同在叙利亚一样，原先是部落争斗的传统副産物——歌颂和讽刺。在伍麦叶王朝的宫廷里，在同时代的巴格达艺术的影响之下，阿谀奉承、歌功颂德的诗有了初步的发展。但是真正如东方的波斯人将新的生命注入贝都印旧诗形式一样，在这里，西班牙人的气质也影响了这种旧诗形式；特别深厚细腻的感情，几乎具有现代人一样的容易感受大自然和艺术的魅力以及能够用优美深刻的文笔来加以描绘，凡此种种正如A·冯·沙克伯爵所承认的一样，显然是伊比利亚一罗马血统的遗传，只不过是用阿拉伯征服者的言语表达出来的罢了。在科学方面，神学和语言学也很快在西班牙得到热心的研究。

由于受得势的马立克派的传统的支配，使得西班牙不致发生关于教义研究的方式和方法上的争论，而这种争论曾经震动了巴格达和东方的思想界。而在这里，对历史发生的兴趣很快超过了纯神学的探讨。下文即将述及神秘主义的思想有了一定的表现，这种神秘主义思想后来在东方也流行起来。

引起人们对哲学问题发生兴趣的功劳属于哥尔多瓦人伊本·麦萨赖，他约于900年左右集合一群门徒于其周围在哥尔多瓦山脉的山坡上过着隐居生活，由于有人怀疑他提倡异端邪说，他出发前往圣地朝拜，一直等到阿卜杜勒·赖哈曼三世登位后方才回来。他恢复讲学活动，于931年死去。现在还不能确定他怎样会知道移植到新柏拉图哲学上去的假的恩柏多克利形而上学。认为宇宙万物是通过知力，即宇宙精神和天性起源于一神的流出说，使他深信，人类的灵魂必须重新探寻这条道路，因此人类的命运并不由于死亡而结束。这条走向至善至美境界的道路最好大家一起来走，在许多西班牙城市内，这样的团体按哥尔多瓦的榜样纷纷兴起，他们不顾正统派的迫害，坚持一直到第十三世纪。

象在东方的波斯人一样，在西班牙的本地人愿意强调他们祖先的美德来和阿拉伯人相比。在阿卜杜勒·拉赫曼三世的执政期内，一个名叫艾卜·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哈桑的法官也甚至胆敢这样做，他极受人们的尊敬，连哈里发本人也出席听他的讲学。

942年，亚美尼亚出生，在巴格达受过教育的嘎里把语言学的研究介绍到哥尔多瓦来。历史的编写在信奉伊斯兰教的东方以及西班牙都受到很热心的扶植，它几乎完全是宫廷的附属品，因而在叙述时是不能达到公正的。特别下功夫研究的是穆斯林的征服史，其典范的例子是和嘎里同时代的穆罕默德·伊本·孤帖叶(意为“哥特人妇女的儿子”)所编写的(整个东方的情况都是如此)学者和杰出人物的历史。在医学和自然科学方面，有人尝试过使西班牙摆脱东方的传统的束缚。阿卜杜勒·拉赫曼三世命人将迪奥斯考里德斯的治疗学根据君士坦丁堡送给他的希腊本再翻译一遍。他的儿子哈卡木二世是一个热心崇尚学术的人，他收集了(号称)有四十万卷的图书，为了使他的藏书更臻完备，他在东方各地派驻了收集书籍的人。他还在哥尔多瓦建立了二十七所学校以促进知识的传布，对贫苦子弟实行免费教育。

哈克木二世穆斯坦绥尔·比拉在位只有十五年(961年至976年)，却能够使他的父亲在内地遗留下来的事业更加丰富，使国土不受他的信奉基督教的邻国的侵犯，所有这些邻国都逐渐被迫向他屈服。他在晚年中了风而瘫痪，因此他不得不将大部分的政务让给他的并不太能干的首席大臣哲耳法尔·穆沙菲来管理。在西班牙，首席大臣称为哈吉》；在大马士革伍麦叶的宫廷中，这是侍从大臣的官衔，负责国王和臣民之间的事宜，因此他得能对国家事务的处理发生影响。在非洲，法蒂玛人在迁到埃及之后对西班牙领土的压力变得越来越小了。但是，柏柏尔人的两大族之间发生的冲突，造成了新的困难。一个是给伍麦叶王朝所征服的泽纳塔族；一个是桑哈贾族，它的名称仍然在塞内加尔保存下来，他们的土地就是以这条河为界的，到了940年，他们的一个领袖齐里曼纳德已在阿尔及尔以南的阿什尔建立了一个牢固的中心，但他在 971年和哈克木的藩臣们作战时阵亡。他的儿子布鲁金在法蒂玛王朝的穆仪兹国王迁到开罗之后被授以执掌非洲各省及其都城开拉万的行政职务。他替他父亲的死于非命报仇，进攻了伍麦叶王朝的领土，这次进攻远及西吉尔马萨。973年，他征服了特累姆森；979年，他占领了非斯和西吉尔马萨。

他之所以这样大胆的进攻是由于西班牙继续不断的处于混乱状态。976年，哈克木二世由他的年仅十岁的独生孤儿希沙木继承。他的母亲奥芬拉·素卜哈是巴斯克人，她和一个名叫穆罕默德，伊本·阿比·阿米尔·曼苏尔的阿拉伯贵族一起当他的保护人。曼苏尔是当她的産业的管家起家的，由于得到她的宠信，他升为财政大臣；有了这种地位，他用巧妙的手段和加里卜将军进行了谈判，得能减少为了特殊使命而在非洲作战的军队的大量支出。加里卜将军在后来成了他的岳父。就在希沙木登基后不久，曼苏尔得到当时为麦地那西里总督的加里卜的帮助，剥夺了侍从大臣哲耳法尔·穆沙菲的职务，限制了萨嘎里伯将军们的影响，后者已在哥尔多瓦起了与土耳其人在巴格达相同的作用。曼苏尔和哈里发的母亲结成同盟(他不久就成了她的情人)用一种特别富有宗教色彩的教育，使这个年轻的国王不过问国家大事。

978年，曼苏尔开始在哥尔多瓦的大门前建造一个新城市，名扎希赖城，这个新城市很快发展成为实际政府所在地。曼苏尔为了取得仍然有势力的富卡哈的支援，在他们谴责哈克木二世有哲学兴趣时，竟悍然将哈克木二世非宗教性藏书销毁掉。他取消了以前的对非洲的政策，因为实行这种政策的结果只是承担了大量的支出，对国家没有什麽好处，反而危害到它的地位。他的新政策是只对休达海港加以牢固的控制，而让内地的土王作为哥尔多瓦政府的藩臣在当地保持统治权。只是在伊德里亚王朝的国王伊本·江农于985年企图不再履行他的采邑义务并恢复他的祖先的领土时，曼苏尔才唆使伊本·江农的堂兄弟把江农推翻掉，并杀了他的头。

不同的是，他对北方的基督教国家却恢复采取强硬政策。他不顾岳父加里卜的反对，改组了军队，以来自非洲的柏柏尔人和西班牙北部的基督徒雇佣军代替了不可靠的斯拉夫人。他对基督徒雇佣军的控制极紧，使得他敢率领他们去同他们的同道作战。他征伐里昂获胜，使他荣获曼苏尔一比拉的称号，但一直到了987年他才彻底征服了这个国家。985年，他进行第二十三次战役，突袭成功，占领了巴赛隆纳；997年，他毁灭了半岛上著名基督教圣地圣地牙哥康波斯特拉，连这个使徒本人的坟墓也被毁灭掉。991年，他将自己担任的哈吉卜的官职传给他的儿子阿卜杜勒·马立克；997年，他僭称为赛义德和马立克·卡里姆(“高贵的国王”)，因此哈里发的活动范围，如同在巴格达的哈里发一样，就被限制在他的宫殿里了。曼苏尔在第五十二次出征中征服了加纳勒斯，在回国时，于1002年8月10日死于途中。

他的儿子阿卜杜勒·马立克起初能够在无人争夺的情况下承继了他的位置，并继续进行他在西班牙北部的征战。但在六年之后，他中了毒药，这是他的兄弟阿卜杜勒·拉赫曼唆使人出来干的。阿卜杜勒·拉赫曼是那瓦拉的国王桑绰的女儿所生，因此被称为小桑绰，他为人极为不智，竟然要哈里发希沙木下令一旦哈里发死去时由他继承王位。他离开首都去征伐加利西亚的基督教徒，在他后方发生了叛乱反对他这个篡位者。被排斥继位权的伍麦叶族人迫使哈里发希沙木放弃王位而让堂兄弟穆罕默德二世即位，后者称号麦海迪。当阿》杜勒·马立克引兵向他进攻时，这位哈吉卜被他部下的雇佣军抛弃，在城门前被处决了。

新哈里发将副摄政王的扎希赖城毁掉；他停止发给柏柏尔雇佣军的饷银，企图这样来消灭他们的势力，因为柏柏尔雇佣军由手以前敌视西班牙人的非洲一个部族桑哈贾人的加入而得到增强。但是因为哈里发不能建立任何新的军队来对付他们，所以他在伺一年内被推翻了，由阿卜杜勒，拉赫曼三世的孙子素莱曼接替。后者曾率领柏柏尔人同加拉特拉瓦和瓜达拉哈拉的基督教徒作过战，后来占领了哥尔多瓦，但是麦海迪争取到麦迪那西里守军将领瓦迪将军，巴赛隆纳的莱蒙德伯爵和乌尔盖的埃尔门高尔伯爵的援助。

他们在哥尔多瓦城门前打败了柏柏尔人，这个不幸的都城遭到了胜利者的劫掠，这是争夺王位者之间的你争我夺使它付出代价。然而柏柏尔人仍然控制住四周的乡野，他们割断了哥尔多瓦和外界的联系。而在城内也有着反对麦海迪的阴谋，他的能力不足以应付这样一种的局势。他在1010年被杀，希沙木二世又被立为王。但瓦迪将军也没有能力代表希沙木二世和柏柏尔人媾和；柏柏尔人最后强迫哥尔多瓦人重新向素莱曼效忠。由于素莱曼不得不将全部权力交给柏柏尔人，哥尔多瓦人在最后向休达的一位前任总督、摩洛哥的前伊德里西王族阿里·哈木德求助。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除掉素莱曼，他本人就遇到了同样的命运。

后来，他的另外两个族人也参与了七个以上伍麦叶族人的王位之争。因为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有力量确立自己为这个城市的领袖，所以在最后一代的伍麦叶统治者垮台后，希沙木三世接管了哥尔多瓦政府，成立了一个贵族共和国，象以前在托勒多的那个一样。

穆斯林西班牙当时就成了一个小国林立的地方。南部主要是柏柏尔人，东部则是“斯拉夫人”执政，他们在各个城市内夺取了政权。只是由于基督教徒的不团结，所以在这些小国成立之后，伊斯兰教还有能力继续控制这个半岛。在这些小王朝中，只有在塞维尔的阿巴德人建立的王朝值得稍加一叙。在这个城市里，如同伍麦叶哈里发王国瓦解之后在哥尔多瓦城所发生的情况一样由贵族们接掌了政权。阿里派争夺哥尔多瓦王位者的一个兄弟嘎西木·伊本·哈木德巩固了他在马拉加的地位，也企图把他的统治扩大到塞维尔。

但在塞维尔，一个属于南阿拉伯的阿巴德家族的名叫穆罕默德的法官领导斗争为他本人出生的这个城市争取自由；虽然他只有法官的头衔，他却能把他的政权传给他的后裔。他本人已推翻了一系列的邻近的小王国。他的儿子阿巴德于1042年继承他，继续奉行这种政策而得到成功。虽然他的父亲一直认为有必要取得名义上的伍麦叶国王希沙木的承认，以确定他的统治权，但是在穆罕默德死去之后阿巴德却感到他本人的力量已足够的强大，可以接受臣民的拥戴宣誓，御名穆耳台迪德。他用过分残酷手段除掉了他所有的敌人。他又用巧计同卡斯提尔和莱昂王国的国王菲迪南德一世谈判，以免遭到后者的进攻，因为后者已大力恢复了对穆斯林的斗争。到1069年穆耳台迪德死去的时候，他的儿子穆罕默德·穆耳台米德已经能够控制这个半岛上差不多整个的西南部分。1071年，穆耳台米德也征服了哥尔多瓦，但在三年之后，又丢给一个受到托勒多国君支援的一个王位争夺者。

正如穆耳台米德本人在十三岁时就替他的父亲带领一支军队一样，他自己的儿子阿巴德被任命为哥尔多瓦的总督。阿巴德就是在那里丧了命的。穆耳台米德一直到了1078年才有机会为他了乙子的死于非命报了仇，当时他夺回了哥尔多瓦，并从托勒多的国君手中夺过来南部领土。阿巴德还能够用纳贡的办法从卡斯提尔的统治者那里为自己买得和平，但是穆耳台米德很快看到他的领域遭到后者的野心勃勃的继承人阿尔封索六世的威胁。1080年，这个卡斯提尔人向托勒多进军，只是在进行了五年的围攻后才征服了托勒多。但在1082年，由于他派去收贡钱的犹太籍官吏受到侮辱，他向穆耳台迪德的领土进攻，一直推进到了塔里法。在托勒多陷落之后，阿尔封索要求穆耳台米德归还他从这个城的统治者手中所夺去的土地。

为了避免受到基督教的危害，穆耳台米德同西班牙其他穆斯林小国君主一起，向北非的阿尔莫拉维王朝求助(关于阿尔莫拉维王朝的兴起，下文不久就会谈到)。为了这种援助，他们将来不得不付出重大的代价。在打败了基督教徒之后，他们一个接着一个的都相继被废黜。穆耳台米德被俘解到非洲，他于1095年死在摩洛哥亚加迈特的一个牢狱里。

对西班牙的穆斯林说来，这个时期虽然在政治上极为衰微，但在文化上仍带来了丰收。各城市内的统治者的势力越是受到限制，他们越是愿意招揽一些仿效长久以来形式呆板的颂词为他们歌功颂德的诗人，来为他们的宫廷增光。在曼苏尔的执政期内，这一行业的最杰出大师艾哈迈德·达拉杰·卡斯塔利在哥尔多瓦享有盛名，他的一支熟练的军队也在政治上起了作用。西班牙长期以来就仿效东方的习惯，各国君主之间交换的国家文件所采用的格式尽量艺术化。与他同时代但比他稍许年轻的伊本·沙希德，由于耳聋而不能出侍朝廷，但他的愉快和机智的诗却使他亨有极大的盛名；他写了一篇以叙述充满鬼怪的山谷游记为体裁的杰出的信札来批评他的同一时代的人和前人的艺术。这种描写世外游记的体裁约在二十年之后被叙利亚的一个诗人艾卜·阿拉·麦阿里借用，作为评定在伊斯兰世界内所有最出名的诗人的一种方法。诗人伊本·宰敦在伍麦叶王朝灭亡以后曾一度在哥尔多瓦这个贵族共和国内取得一定程度上的势力。他和有伍麦叶血统的女诗人韦拉黛发生的爱情使他卷入和情敌伊本·阿卜都斯打的一场文字官司，阿卜都斯是该城总督伊本·哲海韦尔的首席大臣。

伊本·宰敦写了一封充满着历史暗喻的信给他的情敌，使后者成了公衆的笑柄，虽然这封信确实使他大大地出了名，但也使他付出了失去自由的代价，因为他的情敌把他当作一个属于伍麦叶党派的嫌疑犯。他在设法逃出了监狱之后不得不长期离开他出生的城市，只是在伊本·哲海韦尔死了之后才能回来。哲海韦尔的儿子请他当差，担任他的大使，因此伊本·宰敦对所有的小朝廷的情况极为熟悉。由于这个缘故，他在哥尔多瓦再度失宠后却能在塞维尔受到阿巴德王朝穆耳台迪德国王的殷勤款待；他在后者的儿子穆耳台米德执政期间也保持了原有的地位；在征服哥尔多瓦时，他给穆耳台米德出了很大的力量。如同半世纪后在东部的哈里里所写的叙事诗一样，他的饶有风趣的但基本上是琐碎的信札，可以说是阿拉伯人除了用旧体诗以外在精神上寻求恰当的表现形式所作出的一种最后努力。

在诗的形式的圆熟方面，他在穆耳台米德宫廷上的敌手伊本·阿马尔胜过了他，阿马尔在穆耳台米德担任塞尔维斯总督时就赢得了他的宠信。当伊本，宰敦在征服哥尔多瓦时立了功，使伊本·阿马尔有被压倒的威胁时，伊本·阿马尔就利用犹太人发生叛乱为藉口，派伊本，宰敦回塞维尔去镇压叛乱。不久之后，伊本·宰敦就在那里死去。伊本·阿马尔终究为他的野心所驱使而不能自制。他在他所征服的木尔西亚宣告独立，结果于 1086年丢了他的脑袋。尽管柏柏尔人有表现自己民族特色的倾向，阿拉伯文学对他们所引起的吸引力达到怎样大的程度，可从巴达佐的统治者阿弗塔西家族的故事里得到证明。他们的祖先是曼苏尔带到西班牙的柏柏尔雇佣军里一个军人。

1022年，他的一个担任大臣的后裔僭立为王；于是，根据当时的习惯，他自己声称属于阿拉伯的家系。他的儿手穆扎法尔于1045年继承了他的王位，后来未经一战就向菲迪南德一世投降，宁愿抛弃政治而从事文娱方面的著作以博取文坛上的声誉。诗人伊本·阿卜敦当他的儿子欧麦尔·穆台瓦基勒的宫廷秘书，后者在他的哥哥叶哈雅于1081年死去之后重新掌握了对他的祖传领土的统治权，一直到1094年丢失给阿尔莫拉维王朝。在伊本·阿卜敦对这个家族的覆亡所写的挽歌中，有很多历史暗喻，提及自从大流士以来其他王朝遭到的相同的命运，他的挽歌使阿弗塔西家族在阿拉伯文学上得到一种完全不配享有的盛名。

所有这些诗人，以及他们为数多得无穷的同行——后者通常必须满足于微薄的报酬——墨守早已没有什麽生命气息的古诗格式和文字。但是西班牙血统的新教徒势力很大，对文学也起了影响。在伍麦叶王朝阿卜杜拉(888年至912年)的宫廷里，盲诗人穆卡达姆·卡卜里大胆地打破了单调的长诗形式，把它分成节；因为他在诗中用了充满着西班牙成份的通俗语言；可以假定他在诗节形式方面也摹仿了当地的榜样。这种革新极为成功，以致连象伊本·阿卜杜·拉比希这样一个文学家和西班牙的第一个大诗人拉马迪都致力于这种流行的艺术化的写作。

伊本·阿卜杜·拉比希被人们称赞为西方的第一个大诗人，他的娱情之作《项链》完全依照东方传统的最严格的规范；拉马迪亲身经历了伍麦叶王朝的衰亡，作为大语言学家嘎利的一个弟子，他掌握了阿拉伯古典著作中的所有细腻精密的笔法。第二种诗体，即“民谣体”，原先起源于西班牙，它不再受数量的限制，却受重音的限制，这种诗体当时由伊本·顾兹曼应用到文学上，据说顾兹曼在年轻时曾为巴达佐的阿弗塔王朝最后一代的统治者服务过。他的国家的不幸情况(卜文很快就会谈到)使他得不到小宫廷里以前能得到的表面成功的机会。作为一个吟游诗人，他不得不利用一只猴子的耍把戏来使得他的艺术更能吸引人；他过着一个行乞诗人的生活在全国各地到处流浪，一直到老年时他在哥尔多瓦为一个清真寺献艺为止。他不得不用一种关于男色的色情之作来迎合观衆的低级趣味。

这样，一度曾在西班牙极为盛行的艺术就此完蛋了。情诗甚至在阿拔斯王朝时代就已发展起来，这种诗在阿拉伯历史的初期是受传统形式的束缚的。虽然后宫(房)制度使男子不能和自由的妇女发生关系，但同女奴、歌女和妓女一起厮混的生活则提供了更多的培养情感的机会。即使虔诚的神学土也不感到有这种情感是可耻的，他们甚至把这种情感发展成一种学说。在巴格达，达乌德·伊本·阿里(死于884年)已立了一种新的教义，比罕百里派甚至更为严格的反对一切玄思，承认只有绝对按照《古兰经》和圣训的字义来理解才有效力。因此，和巴丁派相对照，他的门徒被人们叫做扎希里派(拘泥字句派)。他的儿子穆罕默德刚满十六岁就继承他的父亲为这一派的领袖，他在年轻时编了一册诗选，其中第一部分 (现在只有这一部分还留传下来)是情诗，并附有一篇分析爱情在诗中的表现的文章。属于同一派的西班牙人伊本·哈兹木在年轻时也写了一本著作，详细地分析了一切情欲和附带而来的现象，用大部分由他亲笔写的诗来加以说明。

这里我们看到所有那些后来在西班牙的法国普罗温斯抒情派诗人和德国吟游诗人所写的诗中极为流行的主题都得到充分的发挥；很可能他们的艺术是受到了西班牙的影响，虽然毫无疑问，我们不可能弄清楚这种影响是怎样经过伊比利亚半岛北部传到那里去的，，因为我们对当时这个半岛北部的文化知道的太少了。

在西班牙，科学研究甚至比诗发展的更为活跃；和诗不一样，科学研究并不这麽依靠宫廷的赞助，也几乎不受力量在不断削弱的当局的妨碍。它的最杰出代表人物之一就是刚才提到过的伊本·哈兹木。他于994年生在哥尔多瓦，是一个哥特血统或塞尔忒—伊比利亚血统的皈依伊斯兰教的西班牙人的曾·孙、哈吉卜曼苏尔的一个大臣的儿子。他在尼不拉县曼塔里珊他家的庄园里渡过了青年时代，除了接受科学训练外，他还致力于谈情说爱和写情诗。阿米尔人(曼苏尔的家族)的灭亡使他的家庭也不再显赫。起初，造成他的家庭破産的内战，迫使他逃到阿尔美利亚去，但在素莱曼失败后，他有参与伍麦叶王朝阴谋的嫌疑，给拘禁了几个月之后被放逐出境。他在瓦棱西亚给伍麦叶王朝国王阿卜杜勒·赖哈曼四世服务，后者在一个短期内在那里保持了他的政权。

1018年，他回到他的本乡，在1023与1024年之交，他在那里又给一个伍麦叶王朝的国王阿卜杜勒·赖哈曼五世效劳，当了七个星期的大臣。1027年，他在雅蒂瓦出现，在那里他写了上述论爱情的著作，结束了他的青年时代。不久之后，他便开始写他的伟大的宗教一历史著作，这是世界文学上第一部这种著作，书名为《有关宗教、异端和教派的决定》。他在这部著作里不仅对伊斯兰教的各种派别而且也对犹太教和基督教加以深刻的分析。虽然在开始时他加入了阿辈仪派——阿卜杜勒·拉赫曼三世在哥尔多瓦利用这—派人作为防止马立克派富卡哈的野心的屏障——但在这时他却倾向那顽固地维护原始伊斯兰教基础的扎希里派。他和他们一起反对所有阿沙里派的教条主义，还反对神秘主义、圣徒崇拜和迷信。

关于他在后半生中究竟做了哪些事，我们没有确实的材料，只知他在这个时期中写了大量的其他历史和神学著作。他在这个混乱的时期中没有能够集合一批人在其周围成立一个学派。1038年到1048年这十年中，他在马佐卡岛的总督那里避难，后来一个狂热的马立克派和他发生了争执而将他逐出岛上。不管怎样，他在他祖传的庄园内渡过他的晚年生活，于1064年死在那里。虽然他一直不能为他的教义取得任何支援，但他的教义，和西班牙的呆板的宗教生活相比，却起了挑动性和刺激性的作用。

在希腊科学中，医学在西班牙的各个小宫廷上最受重视，如同在东方的情况一样。来自哈里发在哥尔多瓦的扎赫拉郊区的艾卜·嘎西木·宰海拉威(拉丁人称他为阿布林卡西斯，约在1023年死去)写了一部医药全书，后辈特别推崇内中有关外科的部分，以及对外科手术工具的详细说明。这部著作在第十五世纪时译成拉丁文，印了不少版本，留传极广。

犹太人也极活跃地参加了这种文化生活。他们散布在整个半岛上和西哥特人杂居一起，给信奉基督教的一些国王担任财政官吏。同样，阿卜杜勒·拉赫曼三世任命他的犹太籍医生哈斯德·本，舍卜鲁特当财政大臣。柏柏尔国王哈布斯约在1024年取得了他的叔父扎维·伊本·齐里所放弃的格拉那达的统治权，在那里统治一直到1038年，在他的手下一个名叫塞缪尔·纳格达拉的犹太人甚至当了大臣。因此，自古以来就在这里生活的人数衆多的犹太人就自动的授给纳格达拉以纳格达这个犹太称号。

不错，他为了文坛成名而写的著作，完全是关于犹太人的学问方面的，在当时的西班牙，按照阿拉伯人的榜样，这种学问特别注意研究语言。一度曾受到塞缪尔青睐的所罗门·加比鲁勒，由于他的希伯来诗，在犹太人中颇负盛名，这种诗显然是受到阿拉伯诗的影响的。但他也深入研究了伊本·麦萨赖的哲学，在他写的《生命的由来》这一本书内，对之作了一番叙述。这本书由托勒多的受过浸礼的犹太人约翰·希斯伯陵西斯译成拉丁文，从而也使所罗门·加比罗尔在西方学者中也出了名，不过他的姓名通常被错译成为阿维塞伯罗尔或阿维塞布朗。

当然，在西班牙的犹太人并不是没有挫折的。在塞维尔爆发了反犹太人的骚乱，诗人伊本·宰敦被派往那里去镇压叛乱，这在上文已有述及。在阿尔莫拉维王朝的统治下，他们的处境极为困难，以致著名医师和哲学家迈蒙尼德的父亲约在 1150年离开哥尔多瓦，首先到非洲，然后到了巴勒斯坦。儿子本人则在埃及长期寄寓。

在非洲的西北部，那里的许多小国向来一部分受西班牙的影响，一部分受阿尔及利亚的影响，这时也在酝酿着一个运动，这个运动注定要左右伊斯兰教世界的整个西方地区。撒哈拉的柏柏尔人各部族，虽然表面上从九世纪起已改信伊斯兰教，但他们的宗教信仰的水平还是很低的。在巴尔格瓦塔部族中，一直到伊斯兰教纪元第二世纪的最初二十五年中，我们仍可看到他们信奉的不是安拉而是巴卡神，这是我们从北非发现的罗马碑文中知道的。直到今天，北非仍有部族只在名义上信奉伊斯兰教，而实际上仍旧完全遵从他们祖先的宗教和风俗习惯。的确，任何一种世界性的宗教都不能不对新皈依者的原来宗教感情让步；即使在埃及和叙利亚，那里的基督教已替伊斯兰教打开了局面的地方，在崇拜圣徒和一些节日的风俗方面，仍保留了古代多神教信仰的残余。在所有的伊斯兰教国家中，新皈依者为了争取他们当初被阿拉伯人剥夺的政治和社会的平等地位而进行了斗争，这种斗争在北非特别显得活跃。

柏柏尔人的民主精神使他们决不甘心向阿拉伯人屈服。因此，在非洲的土地上，我们几乎从一开始就可看到反抗的运动，伊斯兰教的历史家把这种运动的起因归之于哈列哲派的煽动；而后者能够取得如此广泛的回应，正标志了柏柏尔人的民族精神对厂伊斯兰教徒中老大哥的统治的反抗。因此，任何说教的人只要打动柏柏尔人的民族感情并号召他们起来反抗统治势力，都能得到广泛的支援。

在属于散哈哲人一支的拉姆图纳部族中，叶哈雅·伊本·易卜拉欣·贾达利在旧的部族王国瓦解后的混乱局势中崛起，成为这个部族的首领。散哈哲人的帐幕所及，南面远达塞内加尔，并已征服了周围的黑种人。

叶哈雅曾于1048至49年间赴麦加朝觐，相信有必要改变他的人民的宗教信仰。归途上，在后来称为马拉喀什地区的纳菲施，他结识了有学问的神学家阿卜杜拉·亚辛·朱祖利，后者就与他同行，作为一个宣传纯正信仰的传教师，在他的人民中进行工作。由于最初的时候，他的说教收效极微，因此他和少数忠实的信徒退居到塞内加尔河的一个小岛上，在那里建立了一个“里巴兑”，意即一个与异教徒作斗争的前哨，同时也是一个进行静修的所在地。他的改革的尝试，不仅针对着私生活中的弊端，而主要是针对着国家生活中的弊端，例如过高的捐税等。在十年中，他的信徒人数大增，使他已可以发动他们与沙漠北端的小国国君们进行斗争了。

他的这支队伍称为穆拉比顿，西班牙人讹传为阿尔莫拉维人。亚辛让酋长叶哈雅担任这支队伍的军事指挥，在叶哈雅于1056年去世后，由他的弟弟：艾卜·伯克尔和他的侄儿优素福·伊本·塔什芬继任；亚加迈特的国王的寡妻宰奈卜在这个城市被征服后，成为艾卜·伯克尔的妻子，她在艾卜，伯克尔与优素福统治期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1059年，在伊本·亚辛与大西洋海岸柏柏尔人的巴尔格瓦塔部族作战阵亡之后，这两个军事首领也掌握了政府。

他所以同巴尔格瓦塔部族作战，是闪为这个部族有他们自己的先知，因而被认为是异教徒。由于留在南方的同族间发生了纷争．，这两个军事首领开始各据一方。艾卜·伯克尔回到撒哈拉去恢复和平；把自己的妻子也让给了他的侄儿，后者继续在北部进行征服。他于1062年在马拉喀什(摩洛哥)建立了新的都城，1070年占领了非斯，1078年占领了吉尔，在 1080至82年又扩展他的权力远达阿尔及尔地区。当艾卜·伯克尔企图再度在北部加强他的权力时，塔什芬坚决地将他赶回了撒哈拉；艾卜·伯克尔于1087年在那里去世，他的侄儿就成为从非洲北部海岸直到塞内加尔的阿尔莫拉维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了。

法蒂玛王朝在北非的属国，已因突尼斯的齐里人和阿尔及利亚的哈马德人之间的分裂而趋于衰落，同时它在地中海中岛屿上的重要领土也落入了基督教徒的手中。法蒂玛王朝穆斯坦绥尔国王的胡作非为又加速了这些地区的崩溃。贝都印人中以野蛮着称的希拉勒和素莱木部族以及其他的阿拉伯部族，已在埃及定居了一个世纪以上。哈里发阿齐兹在经过激战以后，将贝都印人从尼罗河三角洲驱逐到了上埃及。他们在那里与盖尔麦兑派结成一伙而成为法蒂玛王朝哈里发帝国的一个威胁。为了摆脱他们的威胁，穆斯坦绥尔于1052年把他们赶往开拉万，让他们在北非为自己寻找新的居留地。他这样做的目的同时也为了惩罚齐里人穆仪兹·巴迪斯，因为后者脱离哈里发而独立，甚至于在他的境内放弃了十叶派的信仰。贝都印人破坏了平原地区，这个齐里人的势力局限于他在马地雅的都城，在其他城市中则兴起了贵族共和国。这个地区中过去繁荣的文化已被入侵者彻底破坏，因此他们为阿尔莫拉维德王朝的胜利铺平了道路。

同时在西班牙方面，卡斯提尔—莱昴的国王阿尔封索六世充分利用了各伊斯兰教小国衰弱的时机。在托勒多陷落以后，塞维尔的阿拔斯王朝国王穆耳台米德看到他自己受到了直接的威胁；因此，在与他最近的邻国，即巴达佐和格拉那达的国君会商以后，他派遣一个由他们的主要城市的法官组成的使团到优素福·伊本·塔什芬那里去，恳求他派兵帮助他们与基督教徒作战。其时优素福已因取得休达而方才清算了与哈马德人的旧账，他是准备援助的，仅要求取得阿耳赫西拉斯作为他的据点，除此以外，他保证尊重其盟邦的领土。由于派来的使节无权作这样的让步，他把他们打发走而未作肯定的答复。优素福手下的富卡哈提出法特瓦(意见书)说：为了与基督教徒斗争而占领阿耳赫西拉斯，即使违反了该地合法统治者的意志，也是情有可原的，因此他于1086年派遣一支舰队到那里去，穆耳台米德派他的儿子拉迪在阿耳赫西拉斯担任总督，拉迪对于这支舰队不敢进行抵抗。

不久以后，优素福自己也在该处登陆，并在适当的加强了他的后援，据点以后，向塞维尔前进，穆耳台米德与邻近各国的国君在那里卑躬屈节地加以接待。阿尔封索得到他到达的消息后，放弃了对萨拉哥萨的包围，而率军向他那方面前进，一直到达巴达佐附近的地区。在阿尔封索拒绝屈服后，10月23日，在萨拉卡(萨克拉里斯)地方发生了战争，结果基督教徒惨败。阿尔封索因此不能不退出瓦棱西亚地区并解除了对萨拉哥萨的包围。但他仍控制了木尔西亚和罗尔卡之间的阿列多要塞作为进攻穆耳台米德领土的根据地。优素福因为他的儿子去世而回到了非洲，他这个儿子原来留在休达作为他的代表。留在西班牙的三千名柏柏尔人无法控制卡斯提尔人。在瓦棱西亚，熙德劳德里哥·坎庇多尔自立为国王嘎迪尔的保护人，阿尔封索是因为嘎迪尔丧失了在托勒多的统治而把瓦棱西亚这个城市给他作为补偿的。

因此不久以后，西班牙各地的代表都来乞求阿尔莫拉维国君的援助，但是直到穆耳台米德亲自来到他的宫廷请求援助后，他才决定发动第二次对西班牙的军事远征。1090年春，他再度在阿耳赫西拉斯登陆，与他会师的，除穆耳台米德以外，还有马拉加、格拉那达与阿尔美利亚的国君，他们的军队向阿列多要塞推进，但这个要塞挡住了第一次的猛攻。为了包围这个要塞，必需进行准备，这种准备工作一直拖延到了冬季。但在阿列多城外的军营中，西班牙各小国国君之间，特别是阿尔美利亚的穆耳台绥木与穆耳台米德之间的纷争与猜忌，很快再度爆发，而最为不智的是他们要求阿尔莫拉维国君作为仲裁者。在冬季开始的时候，阿尔封索率领强大的军队来援救阿列多。优素福放弃了阵地，他因为看到各西班牙同盟军并不可靠，不敢进行会战而主动撤退至罗尔卡。在阿尔封索方面眼看阿列多要塞由于长期炮击而已几乎全部破坏，只有付诸一炬，而将守军撤退至卡斯提尔，因此也并不感到满意。即使在围城期间，优素福已听信了法官们关于西班牙各小国国君庸碌无能和丧失尊严等不满的话。他长期以来无疑地就在酝酿一个占领整个西班牙的计划，而现在由于得到了法学家的帮助使他能够加以贯彻这个计划。他首先发动格拉那达与马拉加的法官们提出法特瓦，宣布各小国国君由于不断违反《古兰经》的诫律，已不配进行统治；为了彻底能有把握，他邀请东方最有名的法学家，包括伟大的神学家安萨里在内，来证实以上的意见。他把执行这个判决的吃力不讨好的差使交给了他的亲属齐尔·阿比·伯克尔，而他自己则回到了非洲。西班牙人无法对他的柏柏尔人军队进行任何抵抗；只有萨拉哥萨的国君由手赠送重礼而尚能苟延残喘，但在1110年去世后，他的儿子立即失去了王位。

当优素福在1106年去世时，他留给他儿子的是伊斯兰西方地区一个空前强大的帝国。但这个广大国家的内部组织却如一盘散沙。他的儿子阿里只关心宗教方面的事。对于帝国的最根本基础曾有过重大贡献的宗教顾问现在完全占据了上风。但是他们的宗教生活极其呆板，不容表现即使是最细微的个人虔诚的倾向。当安萨里所着《宗教科学的复兴》(The Revivification of the Science of Religion)一书在西班牙传布时，它引起的不是自我分析而是愤怒的狂潮。哥尔多瓦的法官把一份有他的同僚副署的意见书交给阿里，把这个伊斯兰教正统教义的恢复者斥为异端。这本书在哥尔多瓦城内被公开焚毁，而全国各地的读者都要被处死刑。这就难怪教士们对待非穆斯林的手段更加严厉了。罗申那的犹太人，是西班牙最富有的，在付出了巨额的赎金后才换取了礼拜的自由。其他的人，例如穆萨·伊本·麦蒙的父亲，只好离开这个国家。在各地已使用阿拉伯语文的信奉基督教的穆斯塔里巴人(穆札赖卜人)，由于富卡哈的宗教狂而受到的苦难也并不少。

结果，他们对于基督教国王们重行发动的进攻可能表示欢迎，而受到西班牙文明的享乐影响后迅速失去刚强性格的柏柏尔人，对于这种进攻已不能再作有力的抵抗。1118年12月19日，阿拉贡的阿尔封索—世攻占了争夺已久的伊斯兰教在北方的前哨萨拉哥萨。1125年他继续南进，他虽然没有达到夺取格拉那达的目的，但在犹太人聚居的罗申那城附近的阿尼色尔使穆斯林遭受了一次惨败。当时最有名的法官伊本·鲁世德，即著名的哲学家的祖父，下令把基督教徒放逐到摩洛哥，说这次失败是他们造成的，基督教徒们在萨勒与麦克尼斯定居下来。

但是在穆斯林的城市中，对于阿尔莫拉维政权的不满情绪也愈来愈大，因为柏柏尔人军队的暴行并不下于以前小国国君的雇佣军队，并且使商业和贸易受到了破坏。

但是，在北部非洲的柏柏尔人各部族中不久发生了新的骚动。神学上的争论産生了一个反对阿尔莫拉维人统治的非常危险的敌人。

在马格里布各地，除了马立克派的法学体系以外，(这个教派于1049年从法蒂玛王朝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以后，已在易弗里基叶重新掌握了权力)，关于教义上的问题，流行的是严格的正统派思想，它规定对于《古兰经》中一切神人同形说的解释，必须完全依据字面的意义，任何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都被认为是异端邪说。正统派的代表们认为根据认可的教科书而进行的琐细解释才是科学。上文已有述及，理性主义的穆尔太齐赖派教义，已向正统派思想屈服，即使在伊斯兰教世界的中心地区也不例外，虽然这个教派在那里曾一度受到政府的保护。

在巴格达，十世纪开始的时候，在四十岁以前信奉穆尔太齐赖派教义的艾卜勒·哈桑·阿里·艾什里(死于935年)到四十岁时也改信了正统派教义，同时对之用辩证的方法加以改革，并且使它具有科学的基础。

他的信徒为了使他的方法取得承认而不得不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即使在阿勒卜·艾尔斯兰统治的最初几年中，这个方法还在讲坛上被斥为异端邪说。但伟大的塞尔拉克王朝的大臣尼采木·木勒克对这个方法加以支援，延聘艾什耳里派的信徒朱威尼(麦加和麦地那两大圣地的伊马木)和古舍里到他在巴格达创立的学院中去；当时虽有反动的罕百里派的反对(这个教派有时仍在街头闹事)，而艾什耳里派的教义终于在东方流行。他的工作由安萨里加以完成，加札利把恢复《古兰经》和逊奈的地位作为他的神学的指导原则，但同时也承认，除了教条以外，信奉温和的神秘主义的权利。

在1107年左右，马斯穆达部族的柏柏尔人穆罕默德，突麦尔特在哥尔多瓦作短期逗留后，到巴格达这个发源地去完成他的神学研究，突麦尔特生于今日摩洛哥西南部的苏斯，他在哥尔多瓦逗留期间正是该地焚毁安萨里著作的时候，但是伊本·哈兹木的著作引起他作进一步的思考。他在巴格达时一经接触到艾什里的学说，立即以他的人民特有的坚韧性格加以拥护。他回家以后，就与在本地流行的神学中的神人同形观念进行斗争；他主要着重的是承认两者的统一，即“陶希德”，他的信徒就有了唯一神教徒之称，西班牙人讹传为一神论者。在实际神学方面，他强调圣训作为生活的准则的无比重要的意义，而·阿尔莫拉维派则最重视富卡哈的司法上的推论。为了在与当时流行的弊端的斗争中取得更大的权威，他自称为麦海迪，其任务是在世界上伸张正义。和在他之前的阿尔莫拉维派一样，他反对与伊斯兰初期的传统不相符合的苛捐杂税，这证明了阿尔莫拉维派在这一方面言行是不一的。

由于他的激烈态度，在包括马拉喀什在内的若干大城市中，没有人听信他的说教，而在其他各地，他也受到了排斥。因此他回到亚特拉斯山中他自己的部族中去宣传他的教义，结果颇获成功。在纳菲施河发源地附近的丁—马拉尔，他建了一个清真寺，因此奠立了阿尔莫哈王朝第一个首都的基础。作为麦海迪和教长，他设立了一个由十个最早的门徒组成的会议，以后又增设了由柏柏尔人各部族的五十名代表组成的一个会议。为了迎合柏柏尔人的民族意识，他用柏柏尔语召唤祈祷。由于在他的信徒的心目中，所有其他的人都被认为是异教徒，他不久以后就能够对阿尔莫拉维政权发动了进攻。

第一个覆亡的是苏斯的总督；马拉喀什在1130年仍在坚守中。伊本·突麦马尔特在四个月以后去世。在他生前就已以代他指挥军队的最忠实的信徒阿卜杜勒·慕敏·伊本·阿里成为他的哈里发，继续进行他的工作。但阿卜杜勒，慕敏·伊本·阿里是外族人，因此“十人会议”显然把突麦尔特去世的消息，保守秘密达两年之久才正式宣布他作为继承人。在以后十年中，他连续击败阿尔莫拉维军队。他们的势力日见衰落。早在1122年，他们与齐里人哈桑联盟，曾经向西西里的诺曼人进攻；诺曼人为了报复起见，于1148至1149年将这个齐里人从他的首都马地雅驱走，一度占领了从苏斯到的黎波里的整个海岸。在西班牙方面，基督教徒也逐步取得了愈来愈多的进展，声势咄咄逼人。

阿尔莫拉维王朝的懦弱无能的国君阿里于1143年去世。他的儿子塔什芬竭力想阻挡阿尔莫哈军队的前进而未果。他在特累姆森被包围一年以后，沿着海岸逃亡奥兰，企图与他从阿尔美里亚召来的舰队一起从那里逃往西班牙。但是由于已经占领了奥兰的阿尔莫哈军队穷追不舍，他连人带马从海岸的一处绝壁上坠下身死，(约在1145年或1146年)，没有能逃到舰上。

西班牙方面，在阿尔莫拉维政权崩溃后，许多小统治者再度兴起，他们对基督教徒自然不能作什麽进一步的抵抗。1147年，葡萄牙的阿尔封索一世从穆斯林手中夺回了他的国土的首都里斯本，这个城市在阿尔莫拉维王朝统治的初期曾一度被基督教徒占领，但以后于1110年又被齐尔·阿比·伯克尔征服。卡斯提尔的阿尔封索七世于第二年曾进展到哥尔多瓦；但在那里阿尔莫哈军队前来应战，因此他只能半途而废，向后撤退。1149年，哈里发阿卜杜勒·慕敏·伊本·阿里在柏柏尔人中进行了大屠杀，终于在北非平定了对于他的统治的最后的反抗之后，现在能以更大的力量对付外国的敌人了。他首先派他的将军巴尔拉斯到西班牙去，后者在经过激战后将阿尔莫拉维人击退到巴利阿里群岛。哈里发本人则从西西里的诺曼人的统治下解放了北非沿海地区；他当时已在准备在这次战争结束后渡海前往西班牙，但他于1163年去世。

在他的儿子艾卜·叶尔孤卜，优素福(1163至1184年)和孙子叶尔孤卜·曼苏尔(1184至1199年)统治的时候，阿尔莫哈王朝的力量达到了黄金时代。优素福完成了对穆斯林西班牙的绥靖，但他在包围散塔朗时阵亡，当时他正与葡萄牙桑绰亲王作战。他的父亲打破了狂热的马立克教派在精神上的控制，而他却居然支援这一过去被排斥的教派的代表。伊斯兰教西部地区两个最重要的哲学家伊本·图斐利和伊本·鲁世德(阿维罗伊)从西班牙来到他的宫廷。格拉那达附近瓜提来的伊本·图斐利最初在格拉那达行医，以后担任阿尔莫哈政权驻该城长官的秘书：1154年，通过他的长官的介绍，又担任阿卜杜勒·墓敏的一个在休达与丹吉尔任总督的儿子的秘书。接着优素福把他召至宫廷中担任御医。他以写作阿拉伯文学中第一部哲理小说而著名。伊本·西那(阿维森纳)曾写作一本名为《哈义·伊本·叶格赞》的意义深刻的寓言，而伊本·图斐利在他的关于认识论的幻想故事中，借用了伊本·西那书中的主人翁。作者描叙海伊是一个在无人荒岛上成长的孤儿，由于与自然界的接触，使他明白了文明的基础并且认识了世界和上帝。

年老的时候，当他已形成他的完整的宇宙观时，通过一个邻近岛屿的统治者沙拉曼国王的大臣阿布赛尔的介绍，他通晓了天啓的宗教。他们两人都认识到他们的基本原理是相同的。但是哈义靠这位元朋友的介绍而认识的国王，没有能力使他自己提高到他们的信仰水平；最后他们回到荒岛上，将余生完全献给虔诚的沈思，而让国王和他的人民去崇拜偶像。对于故事中的主人翁说来，那种崇拜偶像的信仰水平远没有脱离原始的阶段。

这部作品在两百年以后译成希伯来文，以后又以拉丁文为媒介，译成了几乎所有文明国家的文字。作品本身很好地证明了在阿尔莫哈王朝统治期内为了将神秘主义与哲学加以调和可以达到多大的自由。伊本·图斐利或许曾希望他的工作由年轻的伊本·鲁世德来继承，鲁世德是哥尔多瓦一个著名的法官的孙子；伊本·图斐利曾亲自把伊本·鲁世德介绍到马拉喀什的宫廷中，在1182年又推荐他继任他的御医之职。但是由于伊本·鲁世德继他的祖父和父亲担任哥尔多瓦法官已达十二年之久，哈里发放了他回去。伊本·鲁世德的主要成就是他对于亚里斯多德的著作所作的注释，哈里发本人曾对这项工作加以鼓励。西方国家通过这些作品的拉丁文译本，才真正接触到了希腊的哲学。

最早的译本是迈克尔·斯科特在1230年开始翻译的。伊本·鲁世德在自己的著作中曾企图将穆斯林教义和哲学上的结论加以调和。他对于世界的永恒性(拥护这种说法而反对世界是从虚无巾创造出来的说法)和对于上帝的认识等问题的看法，引起了西班牙宙卡哈的反对，正如后来在十三世纪时，它也使基督教会禁止他的学说一样。优素福的继承者叶耳孤卜开始时与他的父亲一样，对鲁世德加以保护；但他为了报杀父之仇而与基督教徒进行的斗争中，不能没有西班牙富卡哈的支援，因此他终于让步，同意了他们的主张，将这位哲学家放逐到哥尔多瓦附近的罗申那，让他受到痛苦的审讯，并且焚毁他的著作，但医学，数学和天文方面的著作不在焚毁之列。

不久以后，在1195年7月19日，哈里发在阿拉考斯与卡斯蒂勒的阿尔封索八世作战取得辉煌的胜利，但因后方发生叛乱使他不能不很快返回非洲，因此在胜利后未能扩大战果。在非洲恢复治安以后，他撤销了对鲁世德的判决，并召他到马拉喀什宫廷中；但不久以后，鲁世德于1198年12月10日去世，哈里发也在第二年相继去世。

阿尔莫哈王朝的广大的帝国，与过去任何其他的穆斯林国家不同，除了西班牙以外，还包括整个北非，直到埃及边境的地区。但这个帝国在它的创始者的懦弱无能的继承人统治之下迅速地衰落了。叶耳孤卜的儿子穆罕默德·纳绥尔在登位之初，就不得不镇压反抗他的统治的叛乱。他在平定亚特拉斯山中柏柏尔人的古马拉部族的叛乱后，又不得不立刻赶往国境的东部去镇压伊夫里基雅地方叶哈雅·伊本·加尼亚的反叛。

1206年1月，他收复了艾格莱卜王朝的都城马地雅后，他留下阿卜杜勒·瓦希德·阿比·哈弗斯·欣塔提担任东部地区的总督，后者是对帝国的建立有卓著功勋的阿布·哈弗斯的儿子，而他的后代，即哈弗斯人，以后在突尼斯宣告独立。纳绥尔还消灭了阿尔莫拉维王朝统治的最后残余。加尼亚族的王朝在丧失西班牙后据有巴利阿里群岛而独立。

1207年，纳绥尔派遣一支舰队从阿尔及尔出发向他们进攻，这支舰队替他占领了马佐卡。但是他对于基督教徒的进攻无法进行任何长期的抵抗。1212年7月16日，卡斯蒂勒的阿尔封索八世对穆斯林的领土发动进攻，并在希斯纳—乌格布，即西班牙人称为纳瓦斯—德—托鲁萨地方使阿尔莫哈统治者受到了歼灭性的失败，而穆斯林军队当时在数量上是占极大优势的。纳绥尔急忙赶回非斯，不久以后就把政权完全交给了他的儿子优素福，在这以前，他的政权主要操在他的无能的大臣伊本·查米耳手中；纳绥尔于1213年 12月25日在拉巴特去世。

优素福·穆斯坦绥尔在位十年，完全受他的大臣的控制，后者的权力只受到阿尔莫哈贵族们的限制。突尼斯的哈弗斯人总督穆罕默德向优素福宣誓效忠是非常勉强的，而在哈里发去世后，当大臣伊本·查米耳立叶耳孤卜·曼苏尔的一个兄弟阿卜杜勒·瓦希德为王时，就发生了大规模的叛乱。在西班牙的穆尔西亚，阿卜杜勒·瓦希德的一个侄子阿卜杜拉接受拥戴宣誓，自立为哈里发，御名阿迪尔。

至此，摩洛哥的酋长们废黜了阿卜杜·瓦希德，并把大臣放逐出境。但阿迪勒在西班牙还有一个人同他争王位，即贝雅萨(贝萨)总督艾卜·穆罕默德，此人最初自称是阿卜杜勒·慕敏的后代，以后又说是哈弗斯的后代。他向国王菲迪南德三世要求援助，而菲迪南德三世因贝萨割让给他就欣然接受了请求。

1225年，阿迪勒战败逃往非洲，把与叛徒及基督教徒斗争的责任交给了他的弟弟艾卜·乌拉。但摩洛哥的酋长们拒绝向阿迪勒效忠，而立他的侄子叶哈雅·穆耳台绥木为王。阿迪勒在与穆耳台绥木的部下作战时阵亡，他的兄弟麦蒙在西班牙觊觎王位。麦蒙通过进一步割让领土换取了菲迪南德的援助而在摩洛哥建立了统治。他在把叶哈雅赶走并在酋长们之间进行大屠杀之后，认为一切抵抗均已粉碎。为了巩固他的权力，他取缔了贵族们信仰的一神论的教义，而恢复了马立克教派。

这样就使突尼斯的哈弗斯人艾卜·扎卡里亚得到了求之不得的藉口，拒绝向他效忠。麦蒙的儿子阿卜杜勒·瓦希德二世(赖世德)于1232年按位时虽然又恢复了一神论的教义，但并不闪而取得任何好处。突尼斯的艾卜·札卡里亚并没有取消其独立的意思，其他的人也继起效尤。泽安部族的柏柏尔人亚格穆拉桑·伊本·阿卜德·瓦德于1236年担任赖世德驻在特累姆森的总督，事实上他是完全独立的，他的子孙也保持独立一直到1393年。但促成阿尔莫哈王朝最后崩溃的是泽纳塔族系马林族的柏柏尔人，他们在其同族人于1145年大败之后，因逃亡至撒哈拉而未被征服。

1216年，他们自穆路亚山谷出发通过中部摩洛哥进行了一次袭击，大肆烧杀。他们首先在阿拉伯人里亚族的土地上取得了一个永久性的立足点。赖世德的继承者赛仪德的军队虽于1244年将他们击退，但在赛仪德的继承者统治之时，他们又发动了进攻。他们的埃米尔艾卜·叶哈雅，阿卜德·哈克在名义上是给哈弗斯人效劳而向阿尔莫哈王朝进攻。他并不亵渎深受当地人民尊敬的摩洛哥圣徒，而是使这些圣徒们的影响供他自己利用。他把富饶的采地分给他的亲族。他召募外国的雇佣兵，而使他的战斗部队增加了好几倍，因此他能从阿尔莫哈王朝手中夺取了沿海的萨勒和拉巴特以及菲斯与麦克尼斯等重要城市。

1269年，当马拉喀什再度发生争夺王位的内讧时，艾卜·叶哈雅的继承人艾卜·优素福占领了首都；1275年，阿尔莫哈王朝最后的子孙在亚特拉斯山中被艾·优素福的一个总督所消灭。

西班牙方面，在阿尔莫哈人撤退后，祖先曾统治过萨拉哥萨的穆罕默德·优素福·伊本·胡德在木尔西亚崛起成为反对基督教徒的战士，他利用了邻近的基督教国家存在的弱点，逐步把全国最重要的城市统一在他的统治之下。但是1230年，在阿尔封索国王去世后，莱昂与卡斯提尔重新联合起来，因此基督教徒恢复了进攻，于1231年在萨雷斯将伊本·胡德击败。一个阿拉伯野心家立刻乘他失败的时机，企图夺取他的地位而代之。哈恩北面的阿尔约那是优素福·伊本·艾哈迈德·伊本·奈斯尔的驻地，此人为先知穆罕默德时代赫兹赖只部族酋长的一个后代，他的部族称为艾哈麦尔族。就在1231年，他自立为安达鲁西亚的统治者，居然能够在哈恩、瓜提和巴札等地确立了他的统治。

1235年，他占领了格拉那达，自此以后，这个城市就成为他所建立的奈斯尔王朝的竹都。由于穆斯林自相残杀的结果，穆斯林西班牙的历史悠久的泞都哥尔多瓦于1236年6月29日陷入基督教徒手中。两年以后，胡德遇刺身死，死前他曾又一次被基督教徒击败。奈斯尔为了对付与他争夺权力的敌人，在付出巨额贡款后，取得卡斯提尔的菲迪南德一世(1217—1252年)的保护，成为他的藩臣，并于1248年在菲迪南德一世与塞维尔作战时对他提供军事援助。他的继承人穆罕默德二世(1273—1302年)企图与摩洛哥的马林人联合起来，以逃避他的作为藩臣的义务。艾卜·优素福因为穆罕默德二世把阿耳赫西拉斯和塔里法割让与他，象在他之前的阿尔莫哈和阿尔摸拉维王朝一样，准备对西班牙进行干涉。

这个马林人曾前后四次渡海前往西班牙。虽然他的军队在历次进攻中使基督教徒受到损失，但他们都无法使当地的权力作任何长期的变更。奈斯尔王朝负担了柏柏尔人一师军队的费用，这支军队不久以后就成为国家的一个沈重负担，与过去要纳贡没有什麽两样，因此穆罕默德为了对付他的马林盟友，而向卡斯提尔的阿尔封索五世请求保护，就是特累姆森的亚格穆拉桑也表示愿意出力制止他的邻邦对西班牙进行远征。艾卜·叶耳孤卜的第二个继承人艾卜·哈桑坚决放弃了其前人的干涉西班牙的政策，因此奈斯尔王朝靠采取了随机应变的圆滑的政策，得以又存在了二百五十年，这是西班牙境内的最后一个穆斯林王朝，其疆域是在沿着直布罗陀海岸直到阿尔美利亚的狭长地区中，在内地最远到达隆达山脉与埃尔维拉山。

即使在这个最后的苟延残喘的时期中，穆斯林西班牙的文明仍打着辉煌的成就。西班牙伊斯兰教当时産生的两个伟大的思想家征东方结束了他们的生命。1165年7月28日生于木尔西亚的神秘主义者伊本，阿拉比曾于1173年至1202年在塞维尔从事神学和法学的研究，以后他往麦加朝觐而没有回到故乡。他游历了许多地方，最远到过小亚细亚，最后定居在大马土革，于1240年10月在那里去世。在本土的时候，他信奉伊本·麦萨赖学派的教义。在麦加，他受到盖尔麦兑派的泛神论教义的影响。

他的著作极为丰富，其中最主要的著作是1201至1231年间写成的十七卷《麦加啓示录》，他把其中的精华又表达于《智慧的印记》一书中。在这些著作中，他使这种神秘主义教义，在与奉行苦修与涤罪的历史较久的苏菲派教义的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他的同胞伊本·赛卜耳因的思想走着相似的道路。赛卜耳因曾编纂极为浅近的哲学问题解答一书，相传这些问题是西西里的弗雷德里克二世提出的；他于1270年赴麦加朝觐时，得出了这些泛神论教义的必然结论，其首尾一贯在伊斯兰教中是独一无二的，最后通过自杀来追求他的灵魂与真主的合一。

这个奈斯尔王朝小国还可以因産生了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而自豪，这位历史学家一生的浮沈突出地反映了这个小国在十四世纪中的政治生活。穆罕默德，伊本·赫帖卜·萨尔马尼·列萨努·丁生于1313年，是奈斯尔王朝国王优素福(1333—1354年)统治时期一个宫廷官员的儿子。他的父亲于1341年在塔里法战役中阵亡后，他担任了大臣伊本·杰亚》的秘书。1349年，欧洲南部与地中海沿岸国家中黑死病流行，他的上司也染病身亡，因此他被任为大臣。在苏丹的了L子第一次短期的在位期间(1354—1359)，赫帖卜也得到了他的信任。由于新的苏丹尚未成年，列德旺将军担任了苏丹的保护人。

这件事引起了另一个将军艾卜·赛仪德的妒忌，当年幼的苏丹在乡间时，他占领了格拉那达的要塞阿尔罕布拉，拥立苏丹的兄弟伊土美尔为苏丹，并把大臣赫帖卜投入牢狱。这些骚动使马林王朝新近才登上摩洛哥王位的艾卜·赛里木得到了求之不得的干涉机会。他设法使被黜后——直在瓜提固守的穆罕默德五世逃出这个地方，同时救出了他的大臣，后者追随他的主人逃亡到了摩洛哥。这个大臣此后在沿海城市萨勒从事学术研究，而他的苏丹则进行复国的准备。

在这方面，摩洛哥的最高法官伊本·赫勒敦对他进行了很大的帮助。

伊本·赫勒敦以后也以历史学家著称，他于1332年生于突尼斯，1347年马林王朝的国王艾卜·哈桑征服了突尼斯，他也跟随到了摩洛哥。他说服他的恩主把仍山摩洛哥人据守的西班牙的隆达要塞授给这个奈斯尔国王，而穆罕默德五世从该地出发胜利地收复了他的首都格拉那达。伊本·赫帖卜紧跟着他到了那里，不久以后，并以大臣的地位在政府中取得了无限的权力。1361年，伊本·赫勒顿由于他的恩主艾卜·赛里木被暗杀而不能不离开摩洛哥，也来到了格拉那达。这两个伟人的学者，曾有两年的时间在格拉那达保持了亲密的友谊，但两人之间不可避免的竞争终于使这种友谊未能长久保持。伊本·赫勒顿曾任奈斯尔王朝派驻卡斯提尔国王暴君彼得罗的大使，他得到彼得罗极大的信任，彼得罗甚至允许他收回他的家属过去在塞维尔的全部财産，只要他答应替他服务。但他仍旧忠于他自己的国家，而当伊本·赫帖卜的妒忌愈来愈明显时，他宁愿退往非洲，投奔了在比加雅(布吉)统治的哈弗斯王朝。但伊本·赫帖卜的权力也在衰落中。

由于他滥用权力，象当时流行的风尚一样，无所顾忌地扩张他个人的势力，在诽谤者的进谗之下，很快引起了他的国君的猜忌。他藉口视察直布罗陀的要塞，于1371年逃往休达以逃避毒手。他在摩洛哥受到了马林王朝国王阿卜杜·阿齐兹(1366至1372年)的欢迎，他在阿齐兹登位时，消灭了在格拉那达居住的竞争马林王朝王位的阿齐兹的叔父和其他对手的竞争，因而已取得了阿齐兹的好感。法官根据伊本·赫帖卜的著作，控告他信仰异端邪说，并将他判处死刑；但马林王朝的国王拒绝把他交给他的敌人。不过仅在一年以后，由于国王逝世使他失去了庇护者，而在继之必然发生的争夺王位的斗争中，觊觎王位的艾卜·阿拔斯·穆斯坦绥尔，以引渡这个前大臣为条件，换取了奈斯尔王朝的国王的支援。继伊本·赫帖卜为大臣的著名诗人穆罕默德·伊本·祖姆鲁克原是他的学生，来到非斯主持对他的审讯，但在审讯开始以前，伊本·赫帖卜在监狱中因私仇而被暗杀。他的老对手伊本·赫勒顿的命运较为好些。在北非统治者之间的宦海浮沈中，他总是能在适当的时刻，跳出沈没中的船只，而保持了他的显要地位。

1378年，在一位阿拉伯小君王伊本·萨拉马在陶格苏特的要塞里，他在和平的环境中开始写他的世界史，四年以后，他又在突尼斯开始写他的柏柏尔人的历史，因为突尼斯的图书馆对他有很大的吸引力。当他的处境变得过于危险时，他从那里出发到麦加去朝觐，但在开罗停留了下来，开罗的麦木鲁克苏丹贝尔孤格先给他一个教授的职位，以后又任命他为马立克派的最高法官。担任这个职位，他就不致于受到任何阴谋暗算。其时帖木儿率领的蒙古人威胁着麦木鲁克帝国，他于1401年参加了对蒙古人的战争，曾与这个大可汗谈判大马土革投降的条件。

1406年3月17日，死亡结束了他的充满着惊涛骇浪但命运之神一再使其不致覆没的生命。

这两个敌手——伊本·赫帖卜和伊本·赫勒顿——在他们的文学活动中也表现了尖锐的矛盾。伊本·赫帖卜属于当时受过教育的文人的类型，也存在着这种文人的缺点。几乎可以认为，对他来说，风格就是一切；这种情况不仅表现在他的模范尺牍选中，也表现在他的伟大的历史著作中，他为了词藻，甚至愿意牺牲记载的真实性。历史背景对他来说几乎毫无意义；在他的伟大作品格拉那达史以及东方城市编年史中，他着重的是人，与他同一阶层的人物即文人的命运，一般比较他们的时代背景更见重要。

反之，伊本·赫勒顿在他的惊涛骇浪的一生中，从来没有余暇来特别注意他的风格。他关切的是整个民族的命运。他写的柏柏尔人的历史在阿拉伯著作中是一种绝无仅有的尝试，企图根据个人的观察和对资料的苦心研究，从各个方面描绘出整个民族的生活。他特别出名的作品是他的世界史的《序言》。他的世界史并未超过一部模仿阿拉伯著作中泰伯里编年史的水平，但在他的可以独立成书的《序言》中，伊本·赫勒顿试图概述最早的历史观。他的关于国家和社会的学说，，无疑地完全受到舍里耳派伊斯兰教法学体系的影响：但他也加入了许多他自己的根据亲历其境有时是居于领导地位的动荡历史时代所得出透彻的观察和结论。在他的详尽和清楚的记述中，他对于伊斯兰教科学和文化的各方面所提出的正确的和成熟的意见，是任何穆斯林作家所不及的。

有两个马格里布人也遗留给我们关于当时东方文化的最丰富多采的记述，这是以前的时代所没有的。

1145年生于瓦棱西亚的西班牙人伊本·祝拜尔，于1183年出发去麦加朝觐，朝觐的目的表面上是为了赎洗他的饮酒的罪恶，因为作为格拉那达总督的书记，他在总督的社交活动中是无法避免饮酒的。他从塔里法渡海到亚历山大港，又从那里取道开罗与红海到达麦加。在访问圣地以后，归途上他经过伊拉克、摩苏尔、阿勒颇和大马土革而到亚克，再渡海往西西里。他有幸能借此了解萨拉丁的稳固统治下的东方，那时东方仍在繁荣的时期，他用优美的文字记录了他的见闻，这种文字避免r职业作家的舞文弄墨，但也无愧于他曾经受过的宗教学者教育。他以同样的热情记述了他看到的在诺曼贤君威廉统治下的西西里的灿烂文明，并且一再高兴地强调指出这种文明主要仍是伊斯兰的文明。

1185年他取道卡塔里纳到达格拉那达，四年以后“思乡病”使他再度游历东方，又在那里度过了两年。在七十三岁时，他又一次冒险去东方旅行，但在离开亚历山大港以前就去世了。一世纪以后，丹吉尔人伊本·拔图塔于1325年啓程赴麦加朝觐。东方对于这位年仅二十一岁的旅行家，比他的前辈伊本·祝拜尔具有更大的吸引力，他，或者可能他的著作的改写者，按照当时的文人习气，大肆抄袭伊本·祝拜尔的著作来描述他们两人都曾到达的地区。

他在外旅行达二十五年之久，遍历波斯、小亚细亚和克里米亚等地。他从克里米亚陪伴一位希腊公主往君士坦丁堡探视她的双亲，这位希腊公主是苏丹乌兹贝克的妻子。他从伏尔加河出发经过中亚细亚到达印度，在德里担任了两年的法官工作。他曾与一个派往中国的使节同行，但仅到达了马尔地夫群岛，他在那里滞留了一年半，担任法官工作。在终于访问了中国的沿海城市刺桐和广州以后，他取道苏门答腊回到阿拉伯，最后于 1349年深秋的时候又回到了非斯。三年以后，他又去黑种人的国家中作一次旅行。然后他在摩洛哥定居下来，把旅途中的见闻口授给一位元作家，文字修饰工作全由这位作家负责。他的见闻之广，只有比他略早的同时代人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才能和他相比，马可波罗也是由他的秘书负责写作的。这两部著作在我们对于亚洲的知识方面互相作了最有益的补充，因为马可波罗对于远东的知识耍比这位摩洛哥人更为正确。

另一方面，拔图塔的长处是他对于他所旅行的地区的文化状况有着更亲切的了解。他们两人都不是地理学家，但是这位元穆斯林的地志资料要比那个基督教徒更加可，，靠；只有在谈到“黑暗之疆”的时候，他不得不抄袭文学作品中的材料，因为很显然，他在俄国南部的时候放弃了深入保加尔人的国土作长期而艰苦的旅行的念头，当时保加尔人仍居留在伏尔加河的上游。

奈斯尔王国的艺术和手工艺，始终保持了高度的水平，特别是金属制造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为国家的繁荣打定了基础。穆斯林建筑在西班牙的最后的和最雄伟的纪念物阿尔罕布拉(红堡)就是奈斯尔王国的杰作。在俯瞰这个城市的山上，在伍麦叶王朝时代就有一座城堡，但是这座有名的宫殿的建筑最早是由穆罕穆德开始的，十四世纪上半期他的后裔在兴建这座宫殿时都互相争胜。阿尔罕布拉只有小部分是用石头和砖瓦建筑的；大部分是用所谓“塔比亚”建筑的，这是用泥土、石灰和沙砾合成的人工石材。它的拱门、圆顶和天花板都用木板和铁条轻巧地连接起来。

由于这些材料不能耐久，这种显然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建筑技术的模型，没有在任何地方传下来。这座城堡所在的小山，周围环绕着道圆形的外墙，墙上有雉堞和无数高塔。墙里面的宫殿，周围都是规模很大的花园，有两个庭院通往内部的建筑。在南端是所谓“月桂花宫”，一直通到雄伟的康麦尔斯塔，北首就是“大使厅”。“月桂花宫”的东南部垂直地紧接着下面的“狮宫”，从这里可以直接通往法庭；从右首可通往“萨拉只府邸”。左首则通往“两姊妹殿”。“月桂花官”的得名，由于庭院中的一部分周围都环绕种着月桂花；“狮宫”的得名则由于在狮像的中间有一口井泉，两侧的狭窄溪流即在这里汇合。宫中的镶板上饰有关于武土与打猎情况以及十个王子并坐在一条长凳上的绘画。

“地面上是正方形的白色大理石；沿着墙壁的下部，镶有高约四英尺的采色陶片；上部用泥灰粉饰，接着是靠近天花板的长条饰带，再上面是下垂的屋顶，有时用小型半柱支援着，半柱是一部分用木片，另一部分用灰泥糊戍的小层和小孔砌起来的。”有着各式各样柱头形状的极为优美的大理石柱子撑着屋顶，屋顶是一个个涂有泥灰的木制拱顶，最通行的形式是高耸的半圆形，与马蹄形有些仿佛；但它们往往由于涂在上面的泥灰而成了尖形的拱顶。墙壁有各种各样凹进去很深的壁龛；大的垫着枕头，作为休息的处所；小的里面放着水瓶。宫殿中的每一部分，在墙壁、天花板、柱子、圆拱和壁龛上，都有各种各样华丽的装饰品；陶片镶成多种多样的阿拉伯图案，大理石也凿成各种各样的形式，泥灰凸出的线条层出不穷，形成了各种千变万化的图形——五角与八角形，各种植物与各种石头的形状。

此外，沿着长条的饰带，还有无数凸出的铭刻，这些铭刻环绕着圆拱、窗户与壁龛，各自成了对称的雕饰，用和其他装饰同样的方式处理，对外行的人说来，往往只是阿拉伯式的花纹。这些铭刻与其他建筑物上的铭刻不同，其内容并不是真实事物，其形式也采用颂词形式的诗句或西班牙诗体中特有的枯燥笔法。最后，丰富多采的绘画使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宫殿中的每个房间，采色都极鲜艳。顶部由于比较强烈的反射，主要呈现洋红色、金色和蓝色；下面呈现青紫色，紫色和桔黄色。即使是地上的白色方形大理石，也按照各种各样的花纹而加上了彩色。

奈斯卡王室一直不断的内讧，使信奉天主教的伊萨贝拉能够轻易地将他们消灭。她与菲迪南德二世结婚，使卡斯提尔与阿拉贡两个王国合而为一，之后，她于1479年决定将异教徒全部驱逐出西班牙。格拉那达最后一个埃米尔艾卜，哈桑的两个儿子艾卜·阿卜杜拉·穆罕默德(西班牙人称之为波布迪尔)和优素福都背叛了他。这场斗争结果，由波布迪尔占领了格拉那达，在这场战争中，伊萨贝拉的丈夫菲迪南德采取了狡诈的外交手段插手进来。他首先从阿拉伯人手中夺取了较小的城市，阿拉伯人有时曾极其英勇地保卫了这些城市。接着经过了长期的围困，格拉那达终于在1492年1月2日向他投降。波布迪尔最初获得一小块的采地，但是后来他退往非斯，终于在那里去世。至于未曾迁出西班牙的穆斯林，天主教的宗教法庭指引他们参加唯一的能使他们得到拯救的教会，而不顾原来的投降条件；但很多的人渡过了直布罗陀海峡，因此繁荣了摩洛哥的文明，并把这种文明的影响带到更南的地区。

谢选骏指出：大致说来，伊斯兰国家兴盛于“欧洲中世纪”，其时代位于欧洲古典文明与西方蛮族文明之间。所以从文明周期的角度看，它必然早于近代西方的蛮族文明而衰落。基督教的兴起虽然早于伊斯兰教，但是因为横跨了古典文明和蛮族文明两个历史阶段，而模糊了历史的视线，使人忘记了“西方近代的蛮族文明属于伊斯兰教文明的晚辈”。

【第五章  十字军时代的近东和麦木鲁克人在埃及的兴起】

关于东方的历史，上文谈到在穆罕默德苏丹死后，塞尔柱克帝国已分崩离析。即使在此以前，在叙利亚已出现一个新的力量，与土耳其埃米尔们和艾塔伯克们竞相摧毁这个前哈里发帝国，这个力量就是十字军。这里不预备叙述十字军对欧洲的重要意义。对于伊斯兰教世界来说，十字军的武土们不过是与土耳其人争夺叙利亚权力的讨厌的竞争者而已，特别是他们专攻穆斯林也认为是圣地的耶路撒冷，这使穆斯林同他们的斗争，至少在萨拉丁领导下的时候，又有了宗教狂热的因素。这主要表现在当时出现的一些流行著作中，其中把先知穆罕默德及其同伴的征服战争作为壮烈的榜样来鼓舞为信仰而战的战士。

当布荣的哥德夫利和一些法兰西与诺曼首领率领的第一批十字军在叙利亚山现时，那里的塞尔柱克埃米尔们正各据一方，互相残杀，因此对于援助第一个受到攻击的安提阿的伊密雅基·西彦并不感到兴趣。安提阿城虽然有着蜿蜒在四周山上的雄伟城墙作为良好的保护，但在长期围攻以后由于叛徒出卖于1098年6月3日陷于猛攻的十字军武土手中。

当时耶路撒冷是由埃及人占领的，但他们没有作认真的抵抗，就在1099年7月15日将耶路撒冷放弃给法兰克人。十字军从安提阿将他们的势力扩展到叙利亚北部；1098年，鲍尔温一世己在埃德萨建立了一个公国。1110年，当已当选为耶路撒冷国王的布荣的哥德夫利去世时，鲍尔温接替了他的王位。他在1101年命令图卢兹的雷蒙德伯爵去征服叙利亚的的黎波里，在那里建国。但是，只是在经过了八年之久的围攻之后，这个四周土地肥沃的城市才落入基督教徒手中，雷蒙德本人则早于1105年死在为了包围这座城市而建筑在圣吉尔斯山对面山上的堡垒中。基督教徒后来占有了这个城市达一百年。

伊斯兰教的地位由于塞尔柱克的诸王在叙利亚争霸而完全受到破坏，直到第十二世纪的第二个二十五年中，才在一个王朝身上找到新的支援，这个王朝历经你争我逐终于称雄一方，并且至少在一个时期中能够团结穆斯林的力量，对基督教徒进行了有力的斗争。摩苏尔于1127年以后一直受到土耳其人伊马杜丁·赞吉的统治，他本来是塞尔柱克国君阿勒普·艾尔斯兰与法鲁赫·沙的艾塔伯克(即保护人)。由于他不但是个老练的战略家与外交家，而且是个卓越的行政官员，因此他的势力范围日益扩大：在1146午他去世之时，他的势力范围包括了几乎全部美索不达米亚，一直到达了北部，(那里的奥尔陶克人仍据守着马尔丁)，也包括了叙利亚的大部分。

赞吉极关心他的臣民的疾苦，因此人民有时主动要求他的援助，来反对他们原来的本国压迫者。社会正义与个人安全，这个地区中的人们是长期以来不知为何物的，这时又由赞吉把它们恢复过来。当他登位的时候，摩苏尔大清真寺的四周是一片废墟，而在他去世之时，广场上到处都是新的建筑。他的最后的伟大的事业是收复埃德萨(1144年)，这个城市落在法兰克人手中已将近半个世纪。

的确，即使在他的成就达到高峰的时候，他也知道他的政权的基础是不稳固的，这是因为他的被保护人塞尔柱克国君阿勒普·艾尔斯兰背着他暗中进行着阴谋活动。赞吉不费什麽卜脚就破获了这个阴谋，但是于1146年9月15日被他自己的奴隶所杀害，当时他正在围攻幼发拉底河中游左岸乌克里人的城堡 (名贾巴尔城堡)。

赞吉的两个大儿子平分了他的领域。事实上，也很难作为一个单位去抗拒衆多敌人。长子赛义夫·丁·加齐取得摩苏尔以及艾塔伯格称号，又取得美索不达米亚，一直到哈布林；次子努尔丁·麦哈茂德取得叙利亚，驻在阿勤颇城。麦哈茂德继承了他父亲的统治者的美德，并且青出于蓝。

几世纪来，穆斯林统治者几乎毫无例外地只把他们的领地看作是广大的榨取物件，而他是第一个人感觉到关心臣民疾苦是他对上帝的责任。他几乎没有任何个人的需要，而把国家的充裕的收入，不但用来巩固他的四面受敌的地位——在这个方面，固然需要很大的开支来加强防御——而且主要是用于文化方面，清真寺与托钵僧的静修所，客店、医院及学校。他的国家所以能有充裕的收入，是由于他有卓越的管理才能使他的人民并不感觉负担过重。他在大马士革创立了最早的研究圣训的学校，和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医院，后来很快发展成为一所高等医学院。他葬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神学院中。

他的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是驱逐法兰克人。就在赞吉去世以后，佐塞林二世伯爵在主要是亚美尼亚人的当地基督教徒的协助下，重新占领了埃德萨：而努尔丁对于这次阴谋很快进行了报复，在他的一次令人恐怖的惩讨中，所有的基督教徒几乎全被杀害。埃德萨的陷落，在欧洲再度掀起了发动十字军的狂热。教皇尤金尼三世有克莱弗的圣伯纳作为一个受到圣灵感召煽动对异教徒作战的宣教师，法兰西国王路易七世与霍亨斯多芬王室的康拉德三世在1146年都志愿地回应了他的狂热的号召；但是他们的军队在开往匈牙利的途中，就因饥饿与疾病而受到惨重的损失，因此只有少数疲惫不堪的残余部队到达了圣地。但是他们在那里决定发动一次对穆斯林的新的进攻。第一个吸引人的目标是大马土革，那时统治这个城市的是麦木鲁克穆因丁·阿纳尔，他是代表塞尔柱克帝国的一个艾塔伯克的后代布林家族的穆吉尔丁·亚巴克在那里实行统治的。

当基督教徒在这个城市的面前出现时，这个麦木鲁克向努尔丁求援，但在他的援军到达以前，法兰克人已解除了包围。基督教徒内部的分裂立即使努尔丁获得了进攻的机会。的黎波里的雷蒙德伯爵认为受到了年轻的图卢兹伯爵贝特朗发自阿利迈要塞的威胁，而请求努尔丁与穆因丁的保护，他们的军队的确把阿利迈夷为平地，但是也把雷蒙德俘往阿勒颇。在以后几年中，穆斯林与法兰克人之间曾不断发生小规模的接触和袭击。在战争中证明穆吉尔丁愈来愈不可靠，因为他觉得努尔丁的力量日益强大，比当时已分裂为许多小国的法兰克人更加可怕。

努尔丁于 1154年4月废黜了他，先把希姆斯给他作为采邑，以后又换成更小的市镇巴里斯。这种对法兰克人不断进行的小规模的战争，主要是争夺安提阿与阿勒颇之间的哈里姆要塞，在战争中只有一次出现危险的局面，那是拜占庭皇帝曼纽尔一世(康尼纳斯)于1158年到了叙利亚来惩罚安提阿国王雷纳德，因为他向塞浦路斯作了一次偷袭。鲍尔温三世本来几乎已与拜占庭皇帝建立了对付努尔丁的联盟，但由于努尔丁向拜占庭人献了殷勤，而拜占庭人当时最关切的是边境的安全，并不想继续冒险，这使得努尔丁终于消除了这次危机。

在赞吉和努尔丁的麾下，有一个库尔德人的家族当时上升到了重要地位，并在不久以后终于消灭了土耳其人在近东的霸权。库尔德人沙德希的儿子艾优卜和施尔科兄弟二人一生的事业是在伊拉克开始的，哥哥艾优卜在那里是阿拔斯王朝哈里发派驻塔克里特城的总督。当时发生了一次有施尔科牵涉在内的暗杀事件，使这个家族不得不逃亡他乡。施尔科成为赞吉的部属而艾优卜投奔了大马土革的布里家族。当努尔丁进攻大马士革时，艾优卜是防守这个城市的守将，而施尔科则统率了进攻的军队。但兄弟二人终于和平地联合起来。从此以后，艾优卜成为努尔丁派驻大马士革的总督，施尔科获得希姆斯作为采邑，他的后代以后统治了这个采邑一个世纪。施尔科本人后来还有更进一步发展的机会。

在埃及方面，大臣塔拉伊·鲁兹齐克曾使这个由于军事叛乱而残破了的国家，至少恢复了一个短时期的和平，但1160年，在法蒂玛王朝最后一个哈里发阿迪德即位后不久，鲁齐格遭到了暗杀。由于哈里发本人几乎毫无实权，被暗杀的大臣鲁齐格的儿子继任后，与他父亲的一个下属沙韦尔之间展开了斗争，沙韦尔本来由他任命为重要的上埃及总督，其驻地是在库斯，斗争是在大臣下令召回这个有野心的总督时爆发的。沙韦尔在斗争中取得了胜利 (1163年1月)；但是山于沙韦尔的儿子们可耻的滥用了父亲的权力，他的一个下属狄尔格汉在与哈里发协商后，在同年8月起兵反他。沙韦尔未作反抗就向后撤退，并向大马士革的努尔丁求援。希姆斯的总督施尔科奉命担负了使他复职的任务。

久经战阵的叙利亚军队击败了法蒂玛王朝的雇佣军，并于1164年5月使沙韦尔在开罗恢复了原职。但沙韦尔与施尔科之间又立即发生了冲突，沙韦尔为了赶走这个讨厌的援助者，甚至向耶路撒冷国王阿马利克求援。法兰克人在弼尔倍斯包围了施尔科，但后来法兰克人发现哈里姆要塞被努尔丁包围后陷落，在北方受到了威胁，这时便允许施尔科撤退至叙利亚。三年以后，施尔科又在埃及出现，最初他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不久再度被迫撤退，因为他的侄儿、艾优卜的儿子萨拉丁被沙韦尔及其法兰克同盟军包围在亚历山大港，而这个城市已无法据守。结果埃及不得不对法兰克人的援助付出极高的代价。除了要求一笔巨额的贡款以外，法兰克人还要求在埃及驻兵并派一个高级专员驻在开罗。

这些要求立刻引起了争执，法兰克人将沙韦尔包围在开罗旧城弗斯德特中。哈里发阿迪德见局势紧急，亲自向努尔丁求援，后者第三次派施尔科前往埃及，但其时沙韦尔见弗斯德特城已不能据守就将它付诸一炬，用赎金换取了法兰克人的撤退。当沙韦尔想再一次回避对叙利亚人的义务时，他被施尔科的侄儿萨拉丁和其他若干将领邀请到教长沙菲仪的墓地进行谈判，在1169年1月18日受到袭击身亡。哈里发阿迪德任命施尔科接替沙韦尔担任大臣，施尔科在两个月后即去世，其职位由他的侄儿萨拉丁继承，并取得了马立克·奈西尔的称号，同时努尔丁任命他为叙利亚军队的统帅。

萨拉丁(萨拉·丁)具有过人的魄力和非凡的外交才能，因此他最初的处境虽仍相当危险，但终于确立了任何伊斯兰教王公过去没有长期取得过的有力地位。他在开罗首先不得不肃清法蒂玛王朝的不可靠的黑人军队。法兰克人立刻认识到一个强大的埃及统治者对于他们的危害性，因此再度向欧洲求援。结果有一支拜占庭的舰队和一支来自意大利南部的军队开到了达米埃塔。努尔丁应萨拉丁的请求，派遣萨拉丁的父亲率领辅助部队增援。当达米埃塔久攻不下，而拜占庭的供应发生困难时，耶路撒冷国王阿马利克在取得赎金后撤退。

萨拉丁是否真的需要努尔丁提出劝告以后才废除法蒂玛朝的最后一个哈里发，至今仍是一个疑问。但无论如何，他于1172年下令在星期五的祈祷中以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名字来代替法蒂玛王朝哈里发。哈里发阿迪德在不久以后去世。萨拉丁虽然没有用武力来镇压十叶派，但由于法蒂玛王朝的衰落，使，它自然地失去了支援，而逊尼派很快就在埃及再度得势起来。

萨拉丁的势力日益扩张，必然使努尔丁对于他是否仍是一个效忠的藩臣一点産生怀疑。一到法兰克人撤退以后，萨拉丁就计划把征服巴勒斯坦作为他下一步政治目标，因为不取得这个在东部的重要地区，历史上任何政权都不可能在这个尼罗河畔的国家中保持长久的统治。

他在占领了红海沿海的亚拉港作为征服巴勒斯坦的基地。但是当努尔丁想要在巴勒斯坦南部取得一个立足点，而要求萨拉丁在军事上援助他去征服约旦河东岸的十字军要塞克拉克与肖巴克时，萨拉丁藉口埃及的局势仍不安定而回避了这个义务。为了这件事情，努尔丁已开始集合军队准备惩罚萨拉丁，但是一封卑躬屈膝的来信又使他软了下来。当1172年萨拉丁在埃及镇压另一次叛乱时，努尔丁决定向他进攻，但他于5月15日在大马土革去世。

努尔丁的儿子易司马仪，马利克·撒列哈，年仅十一岁，最初毫无异议地不仅得到了他自己的埃米尔们的承认，也得到了萨拉丁的承认。但他的伯父摩苏尔的赛福丁·加齐继续占领着他的军队驻屯的美索不达米亚各城市，赛福丁·加齐是为了支援努尔丁向埃及进军而率领军队开进后者的国境的。易司马仪的保护人看到他们自己同时也受到法兰克人的威胁，就同意放弃赛福丁所占领的地区，与年幼的国君一起撤退至阿勒颇，认为这样做更加可以保证得到他的保护。

只要埃及与叙利亚不能统一，萨拉丁在埃及的统治是不能巩固的，特别是在受到邻近的十字军国家威胁的情况之下。他刚才打退了一次西西里的诺曼人的舰队对亚历山大港的进攻后，耶路撒冷国王阿马利克即告去世，使他消除了一个心腹之患。他僞装为易司马仪的一个忠诚的藩臣，指斥伊士美尔的保护人向摩苏尔的统治者屈服。他藉口要恢复伊土美尔在大马士革的原有权力而向这个城市进军。他在占领大马土革后(但城内卫城的守将在几个月以后才投降)，就与易司马仪的保护人进行谈判。后者洞悉他的野心，宁愿向法兰克人求援。萨拉丁于是立刻发动进攻，占领了哈马和胡姆斯，并在1172年年底包围了阿勒颇。由子在阿勒颇遭遇了英勇的抵抗，他表示愿意再度退出哈马和胡姆斯，交换条件是承认他为伊士美尔的大马士革总督。这个建议被拒绝后，他向伊土美尔与赛福丁在哈马的联军大举进攻，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现在他第二次将易司马仪包围在阿勒颇，强迫后者缔结和约，把后者的权力只限于这个城市。同时，萨拉丁自立为独立的苏丹，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派了一个使节予以承认。

在第一次包围阿勒颇的时候，守将曾雇刺客向萨拉丁行刺，只是由于一个幸运的意外才使他幸免于难。在叙利亚1169年以后，一个新的山中老人赖世德丁·息南改组了这个可怕的教派，并在努塞里山东麓的马斯雅德(马斯雅夫)要塞中建立了一个坚不可摧的基地。·萨拉丁缔结了阿勒颇和约以后，又想消灭息南，但不久以后就不得不放弃对息南的要塞的包围，而与息南缔结了和约，在他去世以前忠实地信守了这个和约。

萨拉丁甚至在叙利亚确立了他的权力以前，就根据目光远大的政策，试图在红海南部入口地区加强他在埃及的统治。他在 1173年派他的弟弟突兰沙到刀口里去，其时统治这个地区的各小王朝——萨那的哈木丹尼王朝与萨比德的纳贾王朝正受到一个宗教狂热者的威胁和蹂躏。在1159年左右，蒂哈马地方出现了一个麦海迪，在伊斯兰教的历史中，这是常见的事情。这个麦海迪在信奉他的贝都印人的支援下占领了萨比德。从1162年起就追随在他左右的他的孙子阿卜杜·纳比保持了他的地位达十一年。萨拉丁的将领，一定也认为驱逐这个异端的篡夺者是一件可以取悦上帝的事情。埃及的远征军没有多大困难就把他赶走了，接着突兰沙废除了萨那与亚丁的其他统治者，从此以后直到1228年，突兰沙和他的子孙以埃及统治者藩臣的身份统治了这个地区。

萨拉丁在叙利亚的统治地区的边界不断受到十字军的侵扰。1171年，他为了击退十字军在巴勒斯坦南部的进攻，在拉姆拉遭刊大败，直到两年以后他在马尔杰阿云取得胜利才洗雪了前耻。萨拉丁利用当时订立和约的机会，在叙利亚北部扩张和巩固他的仪力。1181年，阿勒颇国君易司马仪去世，将他的领土赠给他的堂兄弟，摩苏尔的伊兹丁·麦斯欧德：但伊兹丁宁愿把阿勒颇交给他的弟弟赞吉二世，来交换与他祖传的领地接壤的辛贾尔山脉。但在新的统治者能够确立在阿勒颇的地位以前，萨拉丁就占领了这个城市，在以后几年中他并进攻美索不达米亚，强迫伊兹丁成为他的藩臣。

鲍尔温五世死后继任耶路撒冷国王的卢锡南的居伊，对于萨拉丁与十字军缔结的和约是同样愿意遵守的，但由于他的藩臣不受约束，使和约常被破坏。在死海以东古代的莫阿比地区中的克拉克要塞，位于一座险峻的山岭上，控制着从大马土革通往汉志和埃及的队商人道，这个要塞的主人夏蒂荣的雷纳德不断地四出劫掠，骚扰朝觐旅客和商人的来往。萨拉丁对于这种情况不能再置之不问，在1187年初决定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当他自己进入克拉克地区时，他将他的叙利亚军队集结在哈里姆，然后在加利利湖地区与他们会师。为此耶路撒冷国王也在萨夫里亚集结了由武士组成的大军。但他没有在这个战略卜有利的阵地上等待萨拉丁的进攻，反而向已由萨拉丁占领的泰比利亚斯推进。泰比利亚斯以西是哈丁(又名希丁)白垩高原，道路崎岖，干燥无水，向北陡倾。萨拉丁在那里给他以毁灭性的打击，耶路撒冷国王本人被俘。全国各地的要塞因守军力量薄弱，在短时期内逐一陷落，萨拉丁于1187年9月进抵耶路撒冷，同月迫使这个城市投降。

萨拉丁在他的几乎全体家族的参加下，再度代表伊斯兰教占领了这个圣城，破坏了圣地上所有基督教的教堂。萨拉丁企图乘胜摧毁法兰克人在东方统治的最后残余；但由蒙特弗拉特的康拉德保卫的蒂尔城挡住了他的进攻。由西西里的诺曼人威廉率领的一支基督教舰队解救了的黎波里。耶路撒冷的陷落使发动十字军讨伐的想法在欧洲复活起来。霍亨斯多芬王室弗雷德里克一世，法兰西的菲利普，英国的狮心王理查，在教皇强使他们和解后，参加了十字军。萨拉丁在占领亚克城后曾用全力加强了这个城的防御工事，但在1189年8月，这个城就被十字军包围。萨拉丁驰往救援，但菲利普和狮心王理查率领的生力军在1191年到达，围城的十字军控制了港口，因此比穆斯林占有很大的优势。

1192年7月12日，亚克守军投降。萨拉丁拒绝交付巨额的赎金，双方都对俘虏进行了野蛮的屠杀。由于双方在军事上都未取得决定性胜利，萨拉丁的弟弟麦列克·阿迪勒开始与狮心王理查进行和平谈判。对战争感到厌倦的狮心王，急于想回英国以免丧失他在本国的王位，因此在1192年缔结了和约。萨拉丁保持了远至利达、拉姆拉以及阿斯卡伦的征服地区，而允许不带武器的基督教徒可以到耶路撒冷去朝觐。

萨拉丁在缔结和约后，只享受了几个月的和平生活。11月底他从耶路撒冷迁往大马士革，1193年2月他在大马土革生病去世，年仅五十五岁。在欧洲，由于他与十字军的作战，使萨拉丁成为，东方最有名的国王之一，而在东方，他与哈伦·赖世德以及麦木鲁克的拜伯尔斯，都同样长期留在人民的记忆中，成为历史上最幸福的时期之一的象征。的确，在伊斯兰教国君中，像他那样不为自己打算，而一心关切国家和人民的幸福的，并不多见。他对被征服的敌人表现了高尚的风格，这点即使是敌人自己也不能不加以承认。作为热心奖励科学的人，学者中不乏有人乐意为他作传。

他的秘书穆罕默德·赫帖卜·伊斯法哈尼原来是在大马土革替努尔丁服务的，以后追随他参加了历次的战争，曾记述了对耶路撒冷的征服，可惜的是他太爱舞文弄墨，给人的印象是，对他来说，优美的文宁似乎比所处理的题材还要重要。比较平易近人的，是萨拉丁的军法官与耶路撒冷法官白哈艾丁·伊本·舍达德写的萨拉寸·的传记。萨拉丁属下最重要的官员是阿斯卡伦的法官法迪勒。他一生的事业始于法蒂玛朝最后一个哈里发的时候，而在萨拉丁属下，开始就掌握了全部行政权力。他在任职期间写有工作日记，可惜的是这本日记只流传下来一些摘录；他的公文今天也只留下了一些片断，不幸的是这些片断的选择不是根据历史的价值而是根据文体的优美。

在武士吴萨麦的间忆录中，保存了对于当时文化的生动的描写，吴萨麦山身于居住在哈马以北沙伊查地方的孟基兹族世家。在大马士革的布林王朝仟职时，吴萨麦与法兰克的武土建立了友好关系；接着他参加了努尔丁对法兰克武士们的战争，而在年老的时候，在大马土革又为萨拉丁效劳。他虽然精通当时所有的卖弄文笔的技巧，但他在回忆录中却完全不屑为之，这在他的其他作品中也可以看出。他用平易的。谈话式的语调，记述了他在战争、和平、而特别是在围猎中的无数冒险事迹，他对穆斯林和基督教徒的看法，都是公正不偏的。

但萨拉丁同时是一个支援逊尼派神学家的人，在他们的协助下，他在埃及最后消灭了法蒂玛王朝的十叶派的倾向。只有一次他不得不设立一个对付异端邪说的法庭。在由他的儿子麦列克·扎希尔代表他担任阿勒颇的总督，一个来自小亚细亚的被斯移民素胡尔韦尔迪，在研究亚里斯多德与柏拉图的哲学后，信奉了一种以新柏拉图主义与新毕达哥拉斯主义为基础的诺斯替教。正像过去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者与哲学家曾经暗示过的，这种教义的要点是：上帝的灵光普照着世界，是一切事物的真正实质。他发展了他的灵光哲学，这种哲学还存在于他在小亚细亚建立的一个托钵僧教派中。这种思想立即引起了正统派的怀疑，并且传说此人代表了反对国家的盖尔麦兑派的教义。萨拉丁虽然温和宽大，他没有其他的办法，只好批准了法官对于这个异端判处死刑的决定(1191年)。

萨拉丁是耶路撒冷与开罗的一个积极建设者。他在耶路撒冷把查米耳—艾格萨(十字军曾用作王宫)重建为清真寺，并且用精美的雕刻与大理石装饰一新，还有一座从阿勒颇运来的贵重的讲坛，一直保留到了今天。在开罗，他在教长沙菲仪的墓地上建立了第一座有四个楹间宽的神学院。为了军事上的目的，他开始建筑开罗的卫城，但他生前没有看到这座卫城的建成。早在1129年，他就拟定了把开罗与弗斯德特联合成为一个设防单位的计划。在两个城市之间的东西，他开始按照十字军堡垒的式样建筑这座卫城，他并准备以后就住在卫城里面。为了保卫开罗防止来自叙利亚方面的攻击，他决定建筑一道城墙，最远的地方在东西直到穆卡丹山；但以后只建成了北面的城墙，而其他的工事都没有认真地进行建筑。

萨拉丁在去世前就把他的帝国分给了他的继承人。他的长子麦列克·艾弗德勒，作为一家之主，继承了苏丹的称号以及大马士革和叙利亚南部；在他的弟弟中，麦列克·阿齐兹获得埃及，麦列克·扎希尔获得阿勒颇与叙利亚北部；他们的叔父，萨拉丁的弟弟麦列克·阿迪勒继承了美索不达米亚。在萨拉丁去世一年以后，他的儿子之间就发生了纷争。他们的叔父利用了鹬蚌相争的机会，把他们逐一消灭；萨拉丁的子孙只有在阿勒颇一地保持了统治，直到蒙古人侵入的时候(1260年)。阿迪勒在1200年时，已经几乎把整个帝国统一在他手中，在阿勒颇与也门的旁系亲属也拥戴他为君主。但他在生前就把国土分给了他的儿子。埃及属卡米勒；大马士革属穆阿扎姆；在美索不达米亚，先后作为他的代表的让奥哈德．法伊兹与艾什赖弗。

虽然局势动荡不定，艾优卜王室在与十字军及小亚细亚邻国的斗争中仍保全了他们的领土。在这个时候，为夺取圣地而战的念头，事实上已烟消云散。直到1217年时，匈牙利国王安德鲁才旧事重提，武装了一支远征军向埃及进攻。当十字军到了达米埃塔时，阿迪勒刚刚去世(1218年)。由于卡米勒先得在他自己的国内巩固他的统治，他无法制止这个控制着尼罗河三角洲东部支流的要塞的陷落。但十字军也不能挡住艾优卜王室的联合进攻；第二年达米埃塔就再度收复。不久以后，错综复杂勾心斗角的欧洲政治重新燃起了夺取耶路撒冷的斗争。

霍亨斯多芬王室的弗雷德里克二世，是作为教皇英诺森三世的被保护人而登上皇位的，为了对他受到的支援表示感谢，他不仪必须同意在牺牲帝国的基础。上来扩张神权国家，对在德国进行的主教选举不作任何的干涉，同时必须宣誓派出十字军(1215年)。但是他实在无意实行这个誓言，因为作为西西里诺曼王室继承人，他正紧张地在那里励精图治，准备夺回意大利。他与诺曼人一样，爱好阿拉伯的文化，并且拥有一支阿拉伯的雇佣军。教皇格雷高里九世见他一再延缓发动十字军的日期，于1227年将他逐出教会。

为了取得教皇的宽恕，他于1228年从布林迪西港出发前往圣地。卡米勒苏丹在此以前已开始与他谈判，希望他协助进攻苏丹在大马土革的弟弟穆阿扎姆。当弗雷德里克二世在巴勒斯坦登陆时，穆阿扎姆已经去世，而卡米勒已把大马士革交给了原来据有美索不达米亚的另一个弟弟。但谈判仍在继续进行，为了换取弗雷德里克二世对他在叙利亚领地的保证，卡米勒把耶路撒冷以及伯利恒，拿撒勒和通往雅法和塞依达(西顿)的沿海走廊都交了出来，避免了冲突。1229年3月18日，弗雷德里克在耶路撒冷的圣塞普契尔教堂中加冕成为圣地的统治者、即布莱纳的伊萨贝拉的夫君。但无论是基督教徒或穆斯林都不赞成这个极为明显的外交计谋。教皇甚至命令耶路撒冷大主教，只要弗雷德里克留在那里，就把整个城市革除教籍。

但卡米勒利用了他在巴勒斯坦买得的和平，向北方伊康尼姆的塞尔柱克人地区扩张他的势力。这个行动引起了大马士革他的兄弟艾什赖弗的妒忌。当卡米勒到达人马士革城下时，由于艾什赖弗的去世，他消除了一个心腹之患，但卡米勒本人不久以后也接着去世(1238年)。两年以后，卡米勒在埃及的儿子阿迪勒被他的兄弟撒利哈赶走，撒利哈于1244年率领一支因成吉思汗进攻而逃亡的花拉子模土耳其人的军队再度占领了耶路撒冷。在此以前，克拉克的国君达乌德，在他与弗雷德里克二世订立的条约到期后，也曾于1239年短期占领了耶路撒冷。

另一方面，萨利丧失了大马士革，这个城市被他的叔父撒利哈、伊士美尔占领，过去伊士美尔在他的哥哥艾什赖弗死后曾被迫将这个城市交给卡米勒。但撒利哈在攻克耶路撒冷后，又于1245年攻下了大马士革，因此，几乎整个萨拉丁帝国，最远直到阿勒颇和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又重新统一了。但撒利哈在统治期间，曾不断与他家族内部的敌人，以及法兰克人和花拉子模土耳其人斗争，花拉子模土耳其人是谁出价最高就愿意为谁效命的。

1248年，当撒利哈停留在大马土革准备向阿勒颇的优素福二世发动进攻时，他接到了法兰克人又一次侵入埃及的消息而病倒了。号称法兰西的圣徒的路易九世已在达米埃塔登陆并且占领了这个城市，因为撒利哈卧病的消息己使他的军队的土气一蹶不振。撒利哈于1249年11月23日去世，他的奴隶出身的妻子舍哲尔·杜尔在他的儿子马利克·穆阿扎姆·突兰沙从美索不达米亚赶来之前一直秘不发丧。突兰沙生长在与埃及迥然不同的环境中，他偏信他从美索不达米亚带来的麦木鲁克人，而不重用埃及人，因此发生了反对他的阴谋，使他于1250年初遭到暗杀。但其时他已夺回达米埃塔并且俘虏了路易九世。为了封闭这个时常受到海上来的威胁的海港，他把达米埃塔夷为平地。

突兰沙被暗杀后，麦木鲁克人拥戴了撒利哈的寡妻为女王；她的将军艾伊贝克以保护人的身份随侍左右，不久就成为她的丈夫。她在埃及拥有几乎绝对的权力，艾贝格得在叙利亚保卫她的权力，因为叙利亚并不承认她为女王。当艾伊贝克于1257年阴谋将她搞掉时，她先下手为强，在他入浴时将他杀害。但她不能取得麦木鲁克人的支援，不久以后，她自己也遭到暗杀，由麦木鲁克人曼苏尔·努尔丁·阿里掌握了政权。

虽然发生了这些纷争，艾优卜王朝即使在萨拉丁去世以后，对于埃及和叙利亚来说，仍是一个繁荣的时期。这个王朝对于农业的重视并不下于商业。当时只有通过经常兴修水利才能保持农业的高度发展，而商业则经常由于商路的不安全而受到破坏。这个王朝与基督教徒的敌对状况并未妨碍它与欧洲国家缔结了一系列的贸易协定。它与十字军武土间忽战忽和的变幻无常的关系，也导致了多方面的文化交流；艾优卜王朝的纹章制度以及其他一些武士的传统似乎也都已传到了西方。

和以前的阿拔斯王朝一样，艾优卜王朝曾不得不依靠买来的奴隶(麦木鲁克)来维持他们的统治，因为他们领域内的居民早已不习惯于服兵役了；此外他们也常征用整个土耳其人游牧部落，这些部落被蒙古人驱逐后，已在近东出现。因此，正像过去常有的现象，从这些部落的首领中，出现了一批新的统治者，他们长期统治了埃及和叙利亚，直到奥斯曼人征服的时候。一系列统治者中的第一个是艾伊贝克，他原来是撒利哈驻屯在尼罗河中芬达岛上的一个卫士，因而他和他的继承人都被称为来自巴利(河流)的麦木鲁克人。此后迅速地相继继承艾伊贝克的，是他的儿子阿里和阿里的保护人库图兹以及拜伯尔斯·扎希尔·鲁克尼·丁。拜伯尔斯曾参加暗杀突兰沙的阴谋，事后逃到叙利亚而没有受到惩处，他在库图兹掌权后回到了埃及。其时蒙古人的风暴正横扫整个辽东，使埃及面临着覆亡的威胁。因此古突兹任命他率领在巴勒斯坦征集的前锋部队抵御蒙古人。

在1259年的阿因加鲁特战役中，拜伯尔斯因个人的勇敢而显露头角，这次战役使蒙古人的狂潮第一次受到抑止，以后并逐渐衰退。他因战功而希望取得阿勒颇作为采地，而当他的要求未能满足时，他暗杀了古突兹，并由将军们拥戴他为苏丹。在所有的伊斯兰教国家中，只有埃及的文化发展的乎坦道路没有受到蒙古人侵略的打断，这一点是与拜伯尔斯的功劳分不开的，关于蒙古人侵略所造成的破坏情况，下文就要提到。以后的事实证明，拜伯尔斯也是一个非常能干的统治者。为了加强他的统治，对付任何可能以艾优卜王朝名义进行复辟的人，他准许在巴格达刚被蒙古人推翻并几乎被灭族的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家族的一个后裔逃至开罗避难，当时，拜伯尔斯在向这个哈里发宣誓效忠后，被任为共同摄政。

这位在埃及的第一个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能力，似乎是拜伯尔斯初料所不及的。他率领了拜伯尔斯的军队出发，企图夺回巴格达，但拜伯尔斯只给他一支力量薄弱的军队，蒙古人很快就轻而易举地把他消灭了。从此以后，这个哈里发的所有继承者，都不过是麦木鲁克人手中的傀儡而已。

拜伯尔斯非常勇敢与他的敌人斗争以保卫自己，但同时也时常采用狡猾诡诈的外交手段。他在巴勒斯坦还得与法兰克人打交道，但他设法从圣约翰武土团手中夺取了最坚强的要塞之一——希斯—阿克拉德，又从圣殿骑士团手中取得了萨非德城。刺客派不得不割让了马斯雅夫和一系列较小的堡垒，但拜伯尔斯没有完全解放这个宗派，因为他还要利用这个宗派的刺客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他把最后一个仍旧独立的艾优卜王室克拉克国君骗到开罗，然后自食其言，把后者和后者的儿子一起杀害。

在北方，他用不断侵入对方领土的方法，挡住了小亚细亚的亚美尼亚各国的国王；在南方，他使努比亚成为埃及的属国。伊拉克的蒙古人曾一再想报复他们第一次的失败，而由于他们的亚洲帝国的内部情况而未能实现，但拜伯尔斯仍不得不经常击退侵入他的领土的小规模的进攻。他与拜占庭皇帝米迦勒·培利俄罗加斯订立了一个条约，使他免于再度受到欧洲十字军的进攻，这个拜占庭皇帝当时已从法兰克武士的统治下恢复了他的帝国。

在国内方面，拜伯尔斯仿照伊朗阿拔斯王朝的邮驿制度建立了一个情报机构以巩固他的帝国。他在开罗建筑了一座宏伟的清真寺，材料是他于1267至 1268年从被征服的雅法取得的。可惜全寺今日已成一片废墟，仍巍然矗立的围墙，用石块砌成；主要的建筑物用的是砖头。以尖形拱门连贯起来的六排圆柱一直通到清真寺里面，并附有一个侧堂，这个侧堂的供祷告用的壁龛的前面顶上是一个圆形拱顶，拱顶下有三个楹间。庭院的其他几边盖有两个楹间宽的圆柱大厅。外墙开了三个突出的小门，墙角耸立着长方形的塔，外墙大门装有壁龛，圆形和平行四边形雕饰。

后代认为拜伯尔斯政权，像哈伦·赖世德政权和萨拉丁政权一样，对伊斯兰教来说，是一个光辉的时代。很早时期就出现了以他为中心的许多传奇故事，在这些故事里，他的丰功伟绩通过一个幻想的历史人物同古代埃及原有的流浪者的故事中千篇一律的主题融洽在一起了。即使到了现代埃及开始的时期，有关拜伯尔斯的传奇故事，经过后代说书者的增补，成了埃及人普遍喜爱的娱乐材料，除此之外，还有有关安泰来侠土事迹的传奇，贝都印人希拉勒族的故事以及《天方夜谭》传说。

拜伯尔斯在去世以前八年，已册立他的长子白赖凯汗为王位继承人：因此他在1277年去世后，他的长子能够顺利地接位；但在两年以后就被废黜。有一个在拜伯尔斯在世时就以勇敢着称的将领盖拉温，担任了拜伯尔斯的年仅七岁的儿子赛拉米什的保护人，而不久以后，盖拉温索性取而代之，成为独立的统治者。盖拉温在抵御蒙古人以保卫他在叙利亚的势力这一点上，与拜伯尔斯同样有功；他击败法兰克人，扩张了在叙利亚的势力，同时肃清了叙利亚的其他埃米尔，而在过去他曾不得不同他们平起平坐。在1290年盖拉温去世的时候，他已可以把帝国传给他的儿子，他的后代保持王位达四代之久，直到1382年，虽然事实上他们往往必须通过选举才继承王位。

但后来，盖拉温征集蒙古人和塞加西亚人建立起来的、驻屯在开罗卫城的堡垒中的部队中，有一个军人贝尔孤格登上了王位。这支军队称为布林吉(意为‘卫城的’)。军人们废除了世袭制度，选举任何一个他们认为最合适的人，有时只是选举了他们中间年纪最大的人。从此以后，在理论上没有限制的苏丹的权力已不断缩小。他的决定要取得由主要的麦木鲁克将领组成的国务会议的同意。军人们非常注意使他们的阶层保持纯洁。他们派遣专人从主要的奴隶市场中购买奴隶来加以补充，这些市场上的奴隶主要来自俄罗斯南部和高加索；年青的奴隶在开罗的卫城中加以训练，然后分配给各将领，日久就可望得到提升。

但除此以外，麦木鲁克人还维持一支依靠采地为生的雇佣军队，这支军队的一部分也转化成为世袭的阶层；例如马立克派法律教科书的著名作者赫立里即属于这个阶层，他的教科书至今仍是这个学派的权威。赫立里死于1365年，在同一年中，他曾与开罗的驻军一起参加了亚历山大港的保卫战，抵抗塞浦路斯国王的进攻。只仃地方官与神学院教授的职位才由当地的学者担任，而在文官系统方面，犹太人和基督教徒录用的人数较多，其中最高的职位是文书长官。

由于政局经常变幻不定，没有一个统治者能够长久在位，而且难得有人克享天年。这种局势使得整个宫廷和政府官员的生命和财産朝不保夕，历史上只有罗马帝国末期旧贵族的处境相像。即使是能干的官员，很少能够任职三年以上，不少法官一生中职位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在十次以上。此外还有正统派富卡哈在精神上的控制，甚至像罕百里派伊本·太伊米叶那样一个虔诚而严谨的信徒，他们也曾加以迫害，由于他未能遵守这个教派的全部意见，并且在许多方面反驳这个流行的宗教，例如关于尊重先知和圣徒的问题。贝巴尔斯本人曾承认罕百里派教义为正统，同意这个教派及其他三个法律学派在开罗各有一个最高法官的职位。

但是罕百里派的教徒，正像过去在巴格达的他们的创始人一样，由于自称是穆罕默德的真正教义的唯一代表而一再引起了其他教派的反感。因此，于1282年在大马士革继承他的父亲担任教师的太伊米叶，由于对于哈马那边向他提出的一个问题所作的答复，也被认为有异端的嫌疑：他违反了十叶派的教义，因而被解除职务。十叶派于1305年传他至开罗他们的法庭中审问，把他判处徒刑。当他过去的恩主马利克·纳绥尔苏丹第三次登位时，任命太伊米叶在苏丹创立的神学院小担任罕百里派的教师，并于1313年把他带往大马士革。

但太伊米叶于1318年由于发表一个对于离婚问题的意见而再度引起了激怒，而这一次即使他的恩主也无法再庇护他，虽然五个月以后他又从监狱中开释，并恢复了教师的工作。到1326年7月，他的敌人又把他逮捕，理由是他早在1310年时曾发表过一项关于参拜先知与圣徒墓地的意见。他被囚禁在大马土革的卫城中，最初还能进行文学写作，但以后断绝了纸和笔的供应，使他于1329年9月29日终于因忧愤而去世。当时曾有人企图用暴力来禁止他的教义，但他的教义在他一派为数有限的人中还是保留了下来，并在四百年以后推动了瓦哈比运动，因此也促进了今日的伊斯兰教革新运动。除了神学以外，在其他方面，叙利亚人与埃及人在麦木鲁克统治时期也有很丰富的着述，其中有的是很有价值的作品，特别是在历史方面，但这些着述几乎完全没有任何新的创见。

在麦木鲁克人统治时期中出现这麽许多丰富的着述的经济基础是阿拔斯王朝统治时期创立的宗教基金制度，这种制度在埃及和叙利亚达到了极其惊人的规模。与较早时期的伊拉克一样，这种墓金的形式有助于保存大宗财産使之不受国家的干涉，至少给基金的创始人和其后代以一定数目的收入。但是这些基金不断使许多人不必谋生，过著作为宗教首领或托钵僧的静修生活，同时又不让大片土地交给私人精耕密植，因此这种制度对于东方经济的衰落就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虽然大部分的基金设在城市中，它们还从小店铺和工场那里收取租金。

作为统治阶级的麦木鲁克人依靠通常是大块分封的采地为生，这种采地不能成为家属的财産，因为法律禁止地産的转移。在采地的所有人死亡后，其遗族甚至必需将死者所预支的一定服役期限的未满期部分饷银归还国库。财政部特别设立了一个机构专门负责这些事宜。这种规定执行得颇为严厉，后来又发表一个特别指令加以放宽。依附在这些采地上的农民，禁止离开土地，不言而喻，他们是饱受了采地所有主的欺凌。

此外，在经济制度方面的特点是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虽然宗教法典一再指出这是一种虐政，但这种苛捐杂税仍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占有重要地位的是强制性的购销，即由政府收购最重要的粮食，按规定价格转售给零售商人；当然，在需要的时候，这也是防止投机的一种办法。在麦木鲁克人统治的时期中，虽然有着这种种限制，商业仍非常繁荣，因为当时意大利各商人共和国与印度进行着繁荣的贸易，埃及和叙利亚仍旧是过境的国家。意大利的商人共和国常与麦木鲁克人订立条约，以保证他们的特权；这些条约以后成为埃及对外订立丧权条约的基础，对于埃及的历史直到现代都发生了影响。

这样，麦木鲁克苏丹们获得了大量的收入，使他们能够大兴土木，其规模之人可与伊斯兰教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媲美。从盖拉温的时期以后，他们的伟大建筑一般都采用石材，例如来自穆卡丹的白垩石和来自上埃及的斑岩和花岗石，因此这些建筑比他们祖先的建筑更加不易朽坏，今天仍构成了开罗郊外的主要景色。其中最重要的是陵墓。他们的陵墓的式样，是从土耳其斯坦传人埃及的，有着美丽的高耸的圆顶。这样，麦木鲁克人虽然自幼就被迫离乡背井，并且一般都出身微贱，但都很尊重他们本土的艺术，这些艺术的代表们就在他们中间受到庇护。和法蒂玛和艾优卜王朝盛行的波斯风格不同，土耳其拱顶，利用角隅上墙柱或一排一排的相互支撑的三角形把它的多角形或圆形拱顶放在长方形或平方形的支援物上面。这里就保持了印度的木结构风格，石圆顶就是从此演化出来的。

在哈桑苏丹的统治期内(1347到1351年)，一种新的风格在开罗出现，表现在清真寺正面。清真寺的高大和光滑的石墙隔成平行的壁龛，高至屋詹，横里用钟乳石饰边隔开。在壁龛内装上窗户，墙顶上通常有雉堞，大门一般在角落里一个深壁龛里，有阶梯通到那里。这种风格表现了巴比伦一亚述艺术，一定是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和库尔德山区移植到北方的阿塞拜疆和小亚细亚以及南方的埃及，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和库尔德山区是当作古迹保存下来的。这种风格的特出例子是埋葬哈桑苏丹的清真寺和他所建立的神学院，院内分别设有专用课堂讲授四种不同教派的教义。

谢选骏指出：人说“几世纪来，穆斯林统治者几乎毫无例外地只把他们的领地看作是广大的榨取物件”；我看穆斯林统治者们却伪装自己“第一个感觉到关心臣民疾苦是他对上帝的责任，他几乎没有任何个人的需要”。这是因为，他们其实都是像“先知穆罕默德”一样的居无定所的外来冒险家。

人说——“突兰沙被暗杀后，麦木鲁克人拥戴了撒利哈的寡妻为女王；她的将军艾伊贝克以保护人的身份随侍左右，不久就成为她的丈夫。她在埃及拥有几乎绝对的权力，艾贝格得在叙利亚保卫她的权力，因为叙利亚并不承认她为女王。当艾伊贝克于1257年阴谋将她搞掉时，她先下手为强，在他入浴时将他杀害。但她不能取得麦木鲁克人的支援，不久以后，她自己也遭到暗杀，由麦木鲁克人曼苏尔·努尔丁·阿里掌握了政权。”

我看——妇女在伊斯兰社会中的地位其实不低。

人说——“由于政局经常变幻不定，没有一个统治者能够长久在位，而且难得有人克享天年。这种局势使得整个宫廷和政府官员的生命和财産朝不保夕，历史上只有罗马帝国末期旧贵族的处境相像。即使是能干的官员，很少能够任职三年以上，不少法官一生中职位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在十次以上。”

我看——用暴力夺取的东西，只能遭到暴力的夺取。

【第六章  土耳其人与蒙古人哈里发制度的废除】

土耳其人在历时几个世纪的残暴统治期间，使一度有灿烂文明的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受到了最惨重的破坏，而十三世纪初与土耳其族有关联的鞑靼人或蒙古人的入侵，使这种破坏工作彻底完成。阿拉伯史学家伊木·阿绥尔在关于伊斯兰教纪元617年 (西元1220年)的编年史中，用动人的沈痛的文字，正确地称之为他们的侵入近东，是他所知道的人类所遭受的最大灾难。

正像过去阿拉伯人从阿拉伯出来征服世界一样，经济因素可能是起了一个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牧羊人和牧马人之间争夺草地可能是一个因素；但是历史上这种情况已数见不鲜：把过去一向在中国边境游牧的蒙古人与住在北方的渔猎为生的同族联合起来的是一个强有力的人物，不过这一次是成吉思汗而已。这个新的力量与领导，以他们的种族特有的残酷与狂暴，现在席卷横扫了有着古老文明的国家。

（谢选骏指出：作者似乎忽略了火器在蒙古征服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因为正是火器的使用，使得蒙古侵略的破坏力远远高于以往的游牧民族的野蛮人。但是这个空前也是绝后——因为火器的技术升级最终封杀了游牧民族的生存空间。）

过去哈里发帝国的东部地区，在塞尔柱克人的统治崩溃以后，已成为土耳其统治者的逐鹿之地，他们的连续不断的战争，破坏了这些一度有着高度文明的国家。对于这种无法形容的悲惨景象，这里不可能作详细的叙述，只能提到一些最重要的事实。在1097年以后，塞尔柱克苏丹的一个后代桑贾尔，在他在位的和平年代中，曾一度把波斯和乌浒河流域的国家重新统一起来。在花拉子模，他曾不得不承认阿努什特金的儿子穆罕默德为他的藩臣，(阿努什特金是以前由巴尔基雅鲁格册封的，他已自立为花拉子模的沙)；在西吉斯坦，桑贾尔不得不承认萨法尔王朝的后代塔杰·丁·艾卜·法斯·塔希尔为藩臣。河中的独立的统治者加兹尼王朝，一向忠于他们家族的古老传统，把掠夺印度作为终身的大事，其时也多少臣属于桑贾尔。但第一个花拉子模沙的继承人艾特西兹 (1128到1156年)，曾企图摆脱塞尔柱克苏丹的控制。

为了惩治他的叛变，艾特西兹曾被废黜王位，但当桑贾尔离开他的国境以后，他又起来叛变。为了把桑贾尔的力量引向东方，他鼓动仍相信异教的蒙古部族黑契丹进攻撒马尔罕。关于黑契丹人史前的情况，过去已经提到一些，这个与土耳其人是近亲的部族，在916年以后曾在中国建立辽朝，因此俄罗斯人至今仍称中国为契丹。通古斯的女真族，在1125年前后赶走了他们，迫使他们向西迁徙。起初蒙古人进攻叶尼塞河流域的吉尔吉斯，然后进攻南方的疏勒 (喀什噶尔)和和阗。

1141年9月9日，桑贾尔在乌浒河对岸受到严重的失败。自此以后，蒙古的王爷统治了一个辽阔的区域，北起叶尼塞河，南到巴尔克，西至其国王己成为蒙古人藩臣的花拉子模，东到回纥帝国，其驻地在丘伊河沿岸的巴拉萨贡附近，丘伊河是今日苏联土耳其斯坦的主要河流。在这个地区中，景教传教士传布的基督教仍在与伊斯兰教斗争，但由于伊斯兰教教派分布各地，伊斯兰教终于取得了优势。

艾特西兹利用了他的宗主失败的机会。他虽然未能长久保有他所取得的那一部分领土，在最后又被迫向宗主效忠，但是在1156年继承王位的他的儿子伊尔·阿尔斯兰，建立了独立的花拉子模王朝，这个王朝对于中亚的历史曾起着决定性的影响，虽然历时并不太久。

不久以后，加兹尼的麦哈茂德所建立的王国也受到新的土耳其部族的进攻。在阿富汗希尔曼德山谷与赫拉特之间的戈尔山国中，当地苏里家族的王公，成为加兹尼王朝的藩臣。这个家族的一个王公，被加兹尼王朝的伯海拉木沙所杀害，这个王公原来住在伯海拉木沙的宫中。他的兄弟于1148年兴兵复仇，进攻加兹尼，使苏丹被迫逃往印度。苏丹从印度牛领新的军队回来，打败了这个苏里家族的人，后者本人被俘处死。这个家族的兄弟们又兴兵复仇，率领剽悍的游牧部族于1150年征服了加兹尼，把这个城市夷为平地；今天在其遗址只留下两座尖塔。从此以后，伯海拉木沙流亡印度，住在拉合尔。

当高里人继续向赫拉特前进，进攻桑贾尔的领土时，这位塞尔柱克苏丹率兵迎战。高里人战败，首领被俘，在囚禁两年以后才准予返回本国。但桑贾尔在与土库曼的乌古思部族的战争中就没有这样幸运。乌古思部族是被黑契丹逐出他们的牧地的，他们被迫侵入桑贾尔的国境。他们原想和平归顺，但由于税吏的欺压而被迫反抗。1153年，他们大败桑贾尔，把这个苏丹囚禁了三年。1157年，桑贾尔在逃出后不久就去世了。

乌古思部族战胜以后，在桑贾尔的领土内大肆劫掠和屠杀。桑贾尔的继承人是他的侄儿麦哈茂德，但不久就被他的保护人穆阿亚德废黜了。穆阿亚德在伊尔·阿尔斯兰死后，就参与了他的两个儿子夺取花拉子模王位的斗争，长子台卡史在1174年击败并杀死了穆阿亚德。接着兄弟之间进行·了长期的战争，散布在国内各地的乌古思人也参加了战争，1193年，台卡史终于在其弟弟死后平定了全国。在他的统治期间，直到1200年以前，花拉子模没有受到乌古思部族的侵扰，因为这个部族正忙于进攻加兹尼王朝在印度的残余领土。台卡史死后，其继承人阿拉丁·穆罕默德二世在1204年受到高里王朝穆仪兹·丁的进攻。穆仪兹·丁的军队战败，而在撤退途中几乎被契丹人全部歼灭；这次失败对于高里王朝在印度的统治也有影响。那里的伊密们不久就发生了争夺权力的斗争，但奴隶出身的土耳其人伊尔图特米什终于再度统一并统治了全国。

在波斯方面，花拉子模沙与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纳绥尔(1180至1225年)的势力范围发生了接触，纳绥尔先从宫廷贵族的统治下解放了巴格达，然后以巴比伦尼亚为根据地向东扩展他的势力。这位阿拔斯王室最后一个具有政治才能的后代，企图通过扶植十叶派这个办法来加强他的依然困难重重的政权。几世纪来，伊拉克有着由老战土组成的团体(富图瓦)，这些团体无疑最早是由边境一带宗教战土组成的，但以后在国内各地活动，而在政治上发生骚动时，往往残害居民，甚至流为盗贼，但在和平的时期中，他们与苏非教派发生关系。纳绥尔改组了这些团体，并亲自担任他们的首领，企图使这些团体供他自己利用。先知穆罕默德的女婿阿里作为英雄的典范，由于在一定程度上是他们的守护神，因此纳绥尔在不影响自己权力的前提下，给了阿里的后代在这个新的武土团体中活动的余地，以利用他们的声望。由于这个武土性质的教派热烈地提倡体育活动，使其他的王公也认为参加这个团体是一种荣誉，但这个团体并没有使哈里发取得他可能希望取得的更加广泛的政治势力。

这个虽然信奉十叶派但己不再是十分危险的刺客派的首领，向哈里发宣誓效忠，是不十分重要的事情。但当台卡史在东方抽不出身的时候，哈里发的大臣就征服了库齐斯坦和波斯的边境省份；在1196年，当台卡史有了余力的时候，他夺回了这些地区，直到库齐斯坦。哈里发于1214年向北方进军，因为在米地亚地方，有一个名叫门格利的麦木鲁克人夺取了权力。为了反对门格利，哈里发支援被推翻了的阿塞拜疆的帕莱威王朝乌兹贝格的一个亲属，后者在取得胜利以后，任命了他的奴隶奥格卢米什担任总督。

当他准备与花拉子模的沙阿拉·丁·穆罕默德建立联盟的时候，纳绥尔派遣一个刺客将他暗杀掉。花拉子模国王当时决定铲除这个麻烦的对于的权力基础，因此在1217年召集了一个宗教会议，来讨论阿里的后代是否能当哈里发之尊的问题，因为阿里的信徒，即十叶派教徒，仍旧广泛分布在波斯各地。一位来自特尔莫德的阿里派的阿拉·穆尔克被册立为哈里发，花拉子模国王已开始装备一支军队准备送他到巴格达去登位，但由于严冬来得过早而使他不能不中途折回。而第二年在他能够再次实现他的计划以前，伊斯兰教各国遭受了一场可怕的灾祸而使政治局势根本改观。

在亚洲腹地各族人民中间，发生了另外一次大规模的迁徙运动。土耳其人的东邻是原来与土耳其人同种的部族，他们保存了蒙古人的种族特征。其中的一个部族，即前面已经提过的黑契丹人，是继匈奴之后第一个向西部迁移的。那时候这个部族仍居住在今天的蒙古和西伯利亚南部。中国人称呼他们为鞑靼人，这个名称最早出现同鄂尔浑碑文是一个时候，并且按他们的发展阶段把他们分为三个部分。中国人称呼居住在长城后面的紧邻为白鞑靼人，他们显然已经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在戈壁沙漠以北居住着游牧的黑鞑靼人，景教的传教士在他们中间已经展开了活动：居住在鄂嫩河与克鲁伦河上游以及图拉河流域的克拉叶人已信奉了基督教。

在他们以北是完全过着打猎生活的森林居民，把前面提到的同族看作是已经退化了的弱者。在他们中间仍流行黄教，由于对鬼神的信仰，使巫师——即僧侣——对居民的生活有着重要的影响。在其中的一个部族，即居住在靠近黑鞑靼人边境的特吉乌特部族中，孛尔只斤族的酋长伊苏克于1155年生下了他的长子铁木真，而当他在1167年去世时，铁木真并没有继承什麽正式的权力；事实上，他父亲本人是否有过这种地位也是很成问题的。

铁木真个人的勇敢，使他很快取得一群冒险者的支援，他率领他们向他比较开化的同族发动劫掠远征。中国政府对于这些麻烦的强悍的邻居一贯挑拨他们互相残杀，藉以克制他们。

在1161年，中国的金朝取得居住在伊尔湖附近的邻居部族的协助，消灭了一个称为蒙古(莫卧儿)的鞑靼部族。但当中国人觉得这些邻居部族变得过于强大时，又发动了相信基督教的克拉叶人向他们进攻，而冒险者铁木真也参与了这个战争。铁木真作为蒙古人的复仇者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并以蒙古人称他自己的部下，以后又称他的全体人民。在1202年左右，以前的同盟者之间发生了争吵，使铁木真陷入困境，而不能不率领少数部下退往巴尔及纳湖。他的部下中已经有三个伊斯兰教徒，可能是伊朗的商人，因那时伊朗商人是经常往远东经商的。

其中两人，在铁木真远征期间曾长期追随左右，并且可能对他的帝国的组织参加过意见。铁木真在1203年已经击败了现在成为敌人的前同盟者和战友，将他们赶出国境，使他成为蒙古东部各部族一致拥戴的统治者。1206年他又征服了蒙古西部信奉基督教的强大的乃蛮部族。

那时(根据有的材料是在几年以前)他又取得了由一个黄教僧侣加给他的成吉思汗的称号，他就以这个称号名传后世。

那时他又召集了第一次议会(库里尔台)，会上，制定了一面饰有九根白色马尾的旗帜，作为他的帅旗，同时在这次会上，他奠立了他的帝国的初步基础。他的力量的中心，是由一万多人组成，其中一千人是他个人的亲兵。他们经常在成吉思汗亲自监督下，受到严格而必要的训练，而每一个土兵在地位上被认为是与军官平等的。成吉思汗从乃蛮人那里借用了畏吾儿文作为国家行政上应用的文字。他最初显然并未准备有计划地扩张他的帝国。在以后几年中他的远征，不过是大规模的劫掠，其目的是夺取被征服者的敌人的骏马和妇女。他在蹂躏唐古特国以后，第二年就进攻中国北方的金帝国。1214年双方罢兵言和，成吉思汗与一位中国公主结婚以保证和平。

但在1215年战事又起，最后他攻占了北京。成吉思汗刚离国境，金国又恢复了独立。被蒙古人逐出的王公向西进攻，由于花拉子模沙穆罕默德叛变而已削弱了的黑契丹帝国(穆罕默德以后于1210年在塔拉斯打败了黑契丹人并且征服了河中)。黑契丹帝国的其他部分，落入了乃蛮王公库什卢库之手。与他接壤的南方的畏吾儿国王、北方的柯耳鲁可汗及伊黎河流域的阿力马里国王都接受成吉思汗的保护。

成吉思汗攻占北京后，于1215年派他的儿子术赤向西进攻蔑尔乞人，这个部族曾与乃蛮人联盟，自贝加尔湖流域的原来牧地被逐往吉尔吉斯草原。术赤在进攻时，遭遇了花拉子模国王派来征服蔑尔乞部族邻居乞卜察克部族的一支军队。双方在战争中未分胜负，术赤显然基于一种误解而决定置之不理。花拉子模沙则认为有必要派一个使节到成吉思汗那里去，以了解他的国力。两个帝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则无疑早已存在。

最令人不解的是花拉子模沙在1218年发生的冲突中所采取的态度。那时候，三个穆斯林商人，携带丰富的礼物来到河中谒见花拉子模沙，他们代表蒙古可汗，称呼他为他的最亲爱的儿子，当时这句外交辞令的意思就是把他作为藩臣。虽然根据我们的材料，说明花拉子模沙在接见以后才向使节表示对于此事的愤怒，但是无法假定不久以后三个使节在边境驿站被杀害及其马队受到劫掠，事先他都毫无所知，特别是他对于第二次的使节，非但没有给予满意的答复，而且又加以杀害。

成吉思汗不能容许对于这种严重的侮辱不加以惩处。虽然他的一部分军队由于对中国的金朝的战争而受到牵制，他集中了他的精锐军队，由他自己和他的儿子们指挥，发动了对花拉子模的战争，为了这个战争，柯耳鲁和阿力马里的穆斯林国君也被迫提供了军事援助。令人不解的是花拉手模沙穆罕默德竟没有集中全国的军队，要是集中了的话，就会超过蒙古人。由于他无法信任新近征服的地区中的军队，他仅仅加强了边境的堡垒，而他本人则在撒马尔罕等待蒙古军主力的进攻，当时蒙古军队正分四路前进，并驱使附近村落的居民作为冲锋部队和挖地道的工兵，以围攻前进途中的城市。

当成吉思汗的儿子们围攻边境的堡垒时，大汗本人率军疾趋布哈拉，这个城市在短期的围攻后陷落，并在可怖的暴行中成为一片焦土。花拉子模沙接到这个不幸消息后，丧失了斗志，撤退到巴尔克，以后又退到尼沙浦尔。成吉思汗在亲自攻占撒马尔罕和其他大城市以后，派遣少数部队追赶花拉子模国王。花拉手模沙若作一定程度的努力，以其仍能指挥的军队再度与蒙古人交锋，并非难事，因为他的土耳其族土兵都知道蒙古人决不会放过他们，个别的部队曾以无比的英勇进行了自卫战。穆罕默德最后逃亡到里海中的一个小岛上，追赶的蒙古人失去了他的下落；1221年1月11日他死在这个小岛上，他的王位由长子贾拉尔·丁·曼古比尔蒂继承。

蒙古人沿着里海南岸继续进行破坏工作，然后突破高加索山进入俄罗斯南部，渡过伏尔加河返回故乡，其时，贾拉尔·丁首先回到了还没有给蒙古人蹂躏的花拉子模。但那里的土耳其人已拥立了他的弟弟奥斯拉格，花拉子模的王位原定是由他继承的，因此他们拒绝向贾拉尔·丁效忠。结果他前往加兹尼，并在那里征集了一支军队，对当时已经征服花拉子模和呼罗珊的成吉思汗作战。贾拉尔·丁在巴米安山道与客布林河和加兹尼河流域之间丛山中的皮尔万附近击败了一支蒙古人的先遣部队，但是他部下的各将领发生内讧，结果哈尔吉部族和土库曼人背弃了他，使他无法以仍旧效忠于他的残部，再冒——次向蒙古人进攻的危险。他只能向印度逃亡，但尾追的蒙古人沿着峻峭的印度河两岸设下了埋伏，使他不敢渡河，他的军队几乎全部覆灭，他本人则跃入水流湍急的河中才幸免于难(1121年11月)。

他以后在印度又集合了一支由散处各地的土耳其族冒险者组成的小部队。成吉思汗一度停止了追击，一边在花拉子模以前的领域内继续进行屠杀，一边退回蒙古。

花拉子模沙在印度居留了三年，然后前往波斯的基尔曼省，这个省已被他的兄弟吉亚斯·丁·比尔沙的保护人卜拉格·哈只卜所征服。贾拉尔·丁与土耳其人及蒙古人在基尔曼省及米地亚——波斯边境的山区中又你赶我逐了几年，直到1231年8月16日，他被一个库尔德族的复仇者所杀死。不管他所进行的一切战争是怎样的毫无计划，他无论如何是在异教徒进攻前面的最后一个伊斯兰教的保卫者，因此他是值得他的秘书奈赛威在叙述他的一生时所作的赞扬的。其他的穆斯林国君，如叙利亚的艾优卜人和小亚细亚的塞尔拉克人，都争先恐后地向蒙古人摇尾乞怜；希望至少被容许作为蒙古人的藩臣在本国境内苟延残喘。

在战胜伊朗后，成吉思汗先在新征服的草原中，接着又在故乡，休整了几年，1225年又一次发动了对唐古特人的西夏的进攻，西夏在今天的甘肃省，像一个插在中国北部和南部之间的楔子。 1227年8月，成吉思汗在围攻西夏的首都期间去世，几天后这个城市就被攻陷了。成吉思汗在世的时候，按照蒙古的习惯，已将帝国分封给他的儿子。长子术赤留在他所征服的西方国家中；而不久以后，他的独立倾向曾经使他的父亲考虑要用武力来使他就范，但他比他的父亲早六个月去世。次子察哈台被认为是成吉思汗制定的法典最好的解释者，因此他从伊黎河流域的驻地发挥着最大的影响，他并未要求取得任何特殊的权力范围，但在术赤死后就成为他的继承者。最小的儿子拖雷，根据蒙古的习惯，继承了父亲的老家(即蒙古东部)，第三个儿子窝阔台，根据成吉思汗的命令被宣布为大可汗，定都在鄂尔浑河流域。

在1241年末至1242年初，窝阔台与察哈台相继去世，他们的子孙展开了王位的争夺，使伊斯兰教国家又能够苟延残喘一个时期。在1235年的库里尔台会议中，术赤的次子拔都奉命将东欧置于蒙古的统治之下。他在1236年与察哈台、窝阔台及拖雷的儿子一起出发，在1237年攻下了伏尔加河保加尔人的首都。在1237年至1240年间征服了俄罗斯，1241年至1242年征服了波兰、匈牙利和达尔马提亚。在1241年的基督耶诞节，拔都渡过了冰冻的多瑙河，征服了格朗，1242年春他攻入保加利亚，而在1242年至 1243年之间的冬季，取道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回到了伏尔加河区域。即使在这次远征期间，他和他的堂兄弟之间已发生冲突。

窝闹台是在1241年12月去世的，他的长子贵由直到1246年才被宣布为大可汗，贵由在巴尔干战争期间已不服拔都。但在两年以后，贵由在西征进攻拔都领土时暴卒。作为整个家族的长者，拔都企图任命他的继承者。在拔都召集的一次会议中，他的兄弟别里哥促使会议宣布拖雷的长子蒙哥为大可汗。察哈台与窝阔台的儿子都没有参加会议，而他们以后来参加宣誓效忠时，与他们的亲属均遭暗杀，因为他们被指斥为另有阴谋诡计。这样蒙古帝国分裂为两个势力范围，其分界线是塔拉斯河与丘伊河之间的草原。拔都的后代成为金帐汗国的统治者，掌握着东欧的命运，蒙哥的弟弟旭烈兀则向近东扩展他的势力。

旭烈兀在西征途中，于1256年1月1日渡过了乌浒河，波斯与高加索的小国国君们立即纷纷投诚，其中也有刺客派的国君，刺客派的名声，早已一落千丈，但是由于据有许多非常强固的堡垒，它仍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它的最后一个国君鲁克尼丁，新近才继承了他的父亲的位子(他父亲是被杀害的，而无疑做儿子是不会不知情的)，旭烈兀并没有接受他作为藩臣，他在被拒绝后逃往阿拉木图区的梅蒙—的兹要塞中。著名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突斯人奈绥尔丁与他在一起。奈绥尔丁劝他放弃抵抗，向蒙古人投诚，显然这位突斯人认为这样做可以拯救他自己的性命。但鲁克尼丁在被押往旭烈兀军营的途中被暗杀了。其部下在波斯各地都被追捕杀戮掉。但奈绥尔丁受到蒙古人的优待，作为其新主人的宫廷天文学家，随军继续西征，以后又奉命在阿塞拜疆的马拉加建立了著名的天文台。

旭烈兀的目标，自始就是在西方建立一个作为他哥哥的属国的新帝国。他在征服波斯以后，巴比伦尼亚的阿拔斯王朝就成为他的最接近的邻邦。在那里，从1225年以后，干练的奈绥尔的继承者都是些无能的人。蒙古人无需像图西那样的十叶派波斯人的任何劝说，就会注意到这块垂手可得的肥肉。双方进行了几次谈判，在谈判中阿拔斯王朝的最后一个哈里发坐失了投降的良机，因为他当时显然不可能集中他的军队作真正的抵抗。1258年1月17日，巴格达陷入蒙古人的手中。这个城市的本身，大部分未受破坏，但是哈里发的王宫受到了劫掠，哈里发和他的许多亲属被处死。少数亲属逃往埃及，前面已经说过，埃及的统治者麦木鲁克人拜伯尔斯，为了使他的统治合法化，捧其中一人充当哈里发，称号穆斯坦绥尔—比拉。这个受荫庇的傀儡哈里发以后世代相传，直到奥斯曼征服的时候(1516—1517年间)。

巴格达陷落后，叙利亚的许多小国国君也纷纷归顺。但是从埃及的土耳其族麦木鲁克人那里，蒙古人遇到了第一次成功的抵抗。蒙古人要求他们投降，他们的答复是向巴勒斯坦发动了进攻；在1260年9月3日，麦木鲁克人在纳布鲁斯附近的阿因—加鲁特使旭烈兀的军队受到了决定性的失败，当时旭烈兀本人正忙于对金帐汗国的战争，因为金帐汗国的别里哥汗觉得受到了旭烈兀新兴势力的威胁。埃及的麦木鲁克人，特别是拜伯尔斯苏丹，逐渐从旭烈兀和他的继承人伊儿汗们手中夺取了整个的叙利亚，当时的中央蒙古帝国已因内讧而四分五裂，对于它的西方分支也爱莫能助。

在伊儿汗们中，只有一人值得一提，即旭烈兀的曾孙、阿鲁浑的儿子合赞(1295——1304年)。的确，他与多数蒙古人一样，由于染上蒙古人传统的酗酒嗜好而死得较早，但是在他在位的短时期中，他曾努力对他祖先对波斯所犯的罪行作了一定程度的洗赎。旭烈兀的祖先是单纯的武夫，从来不注意其臣民的精神生活，旭烈兀和他的祖先一样，他本人并不相信宗教，但他比较偏爱佛教徒，同时为了讨好他的信仰基督教的妻子道库兹可敦，也偏爱基督教徒。另一方面，合赞自幼信奉佛教，但在继承王位的不久以前，他在与他的一个堂兄弟作战时，他和他的全军都改信了伊斯兰教的逊尼派，而他的弟弟和继承者完者都·豪达班达(1304)又改奉了十叶派。从他在位时铸造的钱币可以看出：合赞不愿意作为驻在北京的大可汗的代表，而自立为“上天授权”的统治者。

他对待他的亲属和蒙古将领是极端严酷的，即使是对他继位有功的将领瑙鲁兹不久也加以杀害。他奖励全国经济的发展。过去的土地税一向是由蒙古总督与波斯官员予取予求的，而他首先下令重新进行普遍的调查，作为收税的根据。在1304年的税收法令中，他命令须将税收的数额铭刻在木板、石板、金属版或粉板上，放在村落的入口处，或清真寺，礼拜堂、犹太教堂中，甚至牧民的草地上，通告人民。他的史官赖世德·丁对于这件事情的记述，己为在阿尼和安哥拉的他的继承人时代传下来的两块碑铭所证实。他鼓励向由于蒙古军队破坏而人烟绝迹，田园荒芜的广大地区移民。新的移民可免去捐税。他铸造了一种成色充足的金属货币，来代替他的祖先依照中国规矩而采用的币值不稳定的纸币，而使商业贸易重新得到保障。

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他在位期间的国家岁收从一千七百托曼增至二千一百托曼，约等于一千二百万美元。他又整顿了波斯的司法，过去由于采用非常简单和不明确的蒙古习惯法而使司法陷于混乱状态，而他恢复了伊斯兰法的效力。他设立了一个执行两类法律的普通最高法院。他在首都大不里士兴修了许多壮丽的建筑，对于当地的清真寺和学术机关拨给了充裕的基金。他也建立了一座天文台，并因此而建立了一所研究实用科学的学校，他和其他的蒙，古国君一样，由于这种科学具有实用价值而特别加以重视。按照他的命令，据史载还是在他亲自合作之下，他的御医和握有大权的大臣赖世德·丁用波斯文写了一部详细的蒙古史，书名是《合赞编年史》(Ta'rikhi Ghazani)。

在合赞的弟弟及继承者完者都·豪达班达在位期间，伊儿汗的权力保持在最高峰。他在他的儿子艾卜·赛义德诞生地，把伊拉克北部的苏丹尼雅城改为国都，这个城市位于赞詹河与阿布哈河之间的分水岭上，由于其良好的山地气候以及牧地的猎场，总是吸引蒙古人的，并且在阿鲁浑时已将这座城市加固设防。但是在这个王朝覆灭后，由于大不里士的地位更加适宜而使这座城市不能保持其原来的地位。完者都由于消灭了基兰与赫拉特的国君而加强了他在内地的权力；但他企图在小亚细亚建立立足点并限制麦木鲁克人的势力都没有得到成功，同样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取得欧洲基督教国家的援助的努力也没有得到成功。

在合赞和他的继承人统治的地区——同时不久以后在他的同族统治的远达中国的地区——波斯文和土耳其文成为公文和外交上使用的文字。蒙古文太不方便，而且无论如何，蒙古人是谈不上有独立的精神生活的。前已提到，成吉思汗的文书当中使用了从乃蛮人那里学来的畏吾儿文，这种文字源自叙利亚古语的闪族字母，我们的文字也基于同样的字母，在几世纪中，景教的传教土曾将这种字母传布到远达亚洲腹地的地区。畏吾儿文也用来写东土耳其语，并代替了类似古北欧的文字，后者也源自闪族字母的变形，我们所知道的最早土耳其可汗就用这种文字记述了第八世纪他们在鄂尔浑(又名奥克洪)河的两岸的业绩。

但是土耳其人没有能与波斯文学相媲美的任何值得一提的独立文学，虽然畏吾儿族在他们位处天山南麓吐鲁藩的大本营，在佛教和摩尼教传教士的影响之下，曾有大量翻译作品，在这些翻译作品内首先使用了畏吾儿文。我们能看到这些翻译作品的残余，主要靠德国人组织的中亚细亚探险队，首先由德国天才学者缪勒加以解释。一种抒情和叙事性的民族文学一度在中亚细亚土耳其人中有很大的发展．但我们只是从疏勒(又名喀什噶尔)的麦哈茂德(1073年)为阿拉伯人而写的最早的和内容最丰富的土耳其教科书中的引语中才知道一些片断。

在鄂尔浑碑文之后，第一个独立的土耳其文学运动最初是在疏勒的畏吾儿王国衰落之后半世纪兴起的，在那里，在巴拉萨贡的优素福·哈斯·哈只卜于1069到1070年为了苏丹布格拉汗，哈桑·伊本·素莱曼·阿尔斯兰，起草写了讲述处世之道——特别是些国君们的处世之道——的伟大教训诗，名为《快乐之道》(Kutadhghu Bilig)，这是根据哲学家伊本·西那 (即阿维森纳)的思想而写的，其音律模仿波斯文学。他通过自己所虚构出来的寓言人物来表达他的训诲——一个名为库恩·托格杜的国君代表正义，一个名为艾·托尔杜的大臣象征快乐，其他人物还有后者的儿子奥克土尔米什以及他的朋友艾利格和奥土·奥克土米什。

尽管这些人物喜欢白矜博学，但是通过他们使我们能够对于作者的文化生活环境中的社会和国家结构得到一些了解，这是很有价值的。在这部著作中还不能看到伊斯兰教的巨大影响，虽然在不久之后模仿这部作品的民族文学内，伊斯兰教的影响越来越明显了，其中最主要的题材是关于先知的得势和圣徒的传记。只有在极个别的情况下应用了畏吾儿文，畏吾儿文逐渐由阿拉伯文所替代，《快乐之道》的原本也可能是用阿拉伯文写成的。一直到了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帖木儿和继承人的时代，东土耳其文学才有进一步的发展，其中波斯文学的影响，越来越重要了。

在蒙古人的摧残时期中，波斯文学在伊朗东南部法尔斯省找到了庇护所。1148年，属于萨尔古尔家族的一个所谓塞尔柱克苏丹保护人在那里宣告独立，他的王朝保有了一百三十年，首先作为伊拉克的塞尔柱克苏丹的属国，后为花拉子模沙的属国，最后成了蒙古人的属国。从1256到1291年，在这些统治者之一赛耳德·伊本·曾吉的统治期内，诗人萨迪在其原籍城市设拉子写了他的两部道德说教性质的主要作品，一部名《玫瑰园》，诗文并用，另一部名《快乐园》，完全用诗写成。第一部作品(自从1654年起，这部作品由于西里西亚人奥利亚雷斯即奥尔希拉格用德文翻译后成了欧洲流行的作品)一直到今天仍然被每一个波斯人认为是表达了在民族革命之前极占优势的民族特征的一个方面——即固执和大惊小怪的倾向——的经典作品，因此波斯人极为喜爱这部作品。在伊儿汗统治瓦解后的一个长时期内，玫瑰城设拉子的平静安谧生活也过去了。

约在1340年艾卜·易司哈格·麦哈茂德·沙·因朱夺取了这个城市，但在1353年他又把这个城市丢给穆罕默德。穆罕默德是穆札法尔家族的人，自称是在征服呼罗珊后定居在那里的一个真正阿拉伯部族的后代。1364年，他由其儿子沙·舒贾接位，后者于1358年将其父亲的双目弄瞎并关入监狱。在他的统治期内，最出名的波斯抒情诗人舍木斯·丁·穆罕默德在文坛崛起，这个诗人以富有诗意的名字哈菲兹(即背诵《古兰经》的人)闻名，他是一个(属于十二伊马木派的)十叶派，他只是在迷信逊尼派的穆罕默德死去之后才得以自由行动。新苏丹沙舒贾对他颇加青睐，并在诗人的一个朋友、大臣基瓦姆，丁·哈桑的推荐之下，请他在设拉子神学院内担任讲解《古兰经》的教授，他一直担任这个职位至 1389年死去时为止，这是发生在帖木儿的侵略之后。

从他于1368至1369年发表诗集起，他在整个波斯语世界内声誉卓著。他的诗赞美大自然的美色，特别是在春季早起的时候，因为他经常在布雅王朝国王鲁克尼·道莱为了灌溉设拉子平原而于950年开凿的运河的两岸享受大自然的美色，他也经常在木沙拉散步，他也在那里找到了最后的归宿。这些诗中仿拟夜莺的求偶情歌，歌颂青春、饮酒的快乐，并用一种含蓄的语调颂赞长时期来在东方流行的男色习惯；这些诗嘲弄一切矫饰、僞善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市侩作风，表现了一种奔放无羁的伟大精神，说明他在当时他的故乡的悲惨情况下，知道怎样蔑视所有一切其他的生活标准，追求感官的快乐来代替这些标准。后来由于这个有修养的玩世不恭的美学家在他的全部是非宗教的歌曲之中注入了另外一种内容(这使人想起天主教教会对极为淫荡的《歌之歌》加以新的解释)他因而在宗教界中也有钦佩者。由于这些诗的形式完美，作为无与伦比的爱情抒情诗的范例，它们对后来的波斯和土耳其诗人起了指导的作用。

但是伊斯兰教最伟大的神秘主义诗人贾拉尔·丁·鲁米则是在波斯以外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他于1207年生在巴尔克。他的父亲巴哈·丁·瓦拉德在失宠于花拉子模沙穆罕默德后被迫离开这个国家。1226年，在过了长期的流浪生活后，他在小亚细亚科尼亚找到了一个恩主，即塞尔拉克国君阿拉·丁·克考巴德。他在那里接受了一个教授的职位，这个职位后来在他于1230年死去之后由他的儿子继任。在这之后不久，他的儿子遇到了神秘主义大师舍木斯·丁·大不里士，后者使他完全改变信仰而过沈思默想的生活。鲁米用大不里士的名义发表了他的诗集。他建立了传布很广的并一直到土耳其发生民族革命以前极为有势力的毛莱威教派，即跳舞托钵僧，他们随着笛声而进入神秘的狂热的状态。他的主要著作《马斯纳维》(又称梅斯尼维)，共六卷，章法极乱，包括寓言，故事和回忆录，但文字极富诗意，说明了神秘主义的基本观念，要用泛神论的观念来溶化自我。他的信徒极为珍视他的著作，几乎把它和《古兰经》看成一样的重要，几世纪来，这部著作决定了奥斯曼帝国社会精华的思想观点。

谢选骏指出：伊斯兰教的经典作品，都是乱中取胜的“超神之作”，因此越乱越好，才能脱开理性，进入暴力狂迷的状态。伊斯兰教是暴力征服的结果，作为伊斯兰教徒的穆斯林，从一开始就是暴力的受害者和加害者，具有战俘和战犯的双重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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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卷  作为伊斯兰教领导力量的奥斯曼土耳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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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奥斯曼帝国的起源及其扩张，直到素莱曼一世时代】

在十三世纪中叶前后，许多土耳其部族仍然在阿拉伯人所建立、遭到波斯人的破坏、最后被蒙古人灭亡的哈里发帝国的废墟上争夺战利品。这时，在这个国家的西北边境地区小亚细亚地方出现了一个强国，这个国家不仅命中注定要比所有其他土耳其国家存在得更长久，而且注定要在将近五百年的时期中成为所有伊斯兰教国家的领袖。

有几个世纪的光荣，穆斯林的袭击队和拜占庭的雇佣军不断地在叙利亚和小亚细亚边境一带发生冲突，互有胜败，但是从来没有一方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双方都出现了伊斯兰教的加齐和希腊的阿克利托瓦杂居的边疆社会。尽管他们所信奉的宗教是敌对的，而且双方都分裂成各种教派，他们却培养了类似的骑士思想，促进了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的文化交流。在塞尔柱克人建立起他们的帝国时，艾勒卜·艾尔斯兰向安那托里亚发动了进攻，企图借此巩固帝国的边疆。1071年他在亚美尼亚高原上的曼齐克特附近打败了拜占庭皇帝罗马纽斯·戴奥哲尼斯并且将他俘虏。虽然他自己在这里并未有任何长久的打算，在缔结了光荣的和约之后就把他的俘虏释放了，但这次胜利终究创造了完全不同的局面。

在陶鲁斯山区和西里西亚这些边疆地区出现了许多独立的亚美尼亚小国，这些小国后来发展成为小亚美尼亚王国。在马拉底亚 (麦里提尼)，从拜占庭分裂出来的亚美尼亚血统的总督们为希腊人加布里埃尔所驱逐，加布里埃尔迫使巴格达的哈里发承认这个地区归他所有。但是边境地方失去了首都保护后的空虚状态也诱使土耳其人重新开始进行劫掠。艾勒卜·艾尔斯兰的同族人库特卢米什于1063年背叛了他，在作战中被杀死。为了使库持卢米什的儿子素莱曼离开帝国的中心地区，艾勒卜·艾尔斯兰的儿子马里克沙继位后于1072年把他和仍在帝国各地窜扰、危害帝国安宁的土耳其匪帮一起放逐到了小亚细亚。素莱曼在一次勇敢的进攻中从拜占庭人手中夺取了安那托里亚的西北部，并于1081年在同拜占庭近在咫尺的尼加亚建立了立足点。但是这个伊斯兰教国家最远的前哨据点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小又丢失了。然而素莱曼的真正目标依然足要在东方取得权威的地位。到1084年时，他已经夺取了安提阿。

1086年他在向阿勒颇进攻时战死。他的儿子基利杰·艾尔斯兰企图在小亚细亚东南部建立一个新根据地来执行他父亲的计划。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个敌手——土耳其的领袖达尼什曼德(他可能属于亚美尼亚血统)。在土耳其族边疆战士的帮助下，达尼什曼德在拜占庭所放弃的锡瓦斯建立了一个国家，并且向北扩张直抵安卡拉、阿马西亚和尼克沙尔，在南方远至阿尔比斯丹。1101年他从加布里族手里夺取了马拉底亚，波希蒙德企图援救这个希腊人但是没有成功。由于达尼什曼德根本没有想到把他的全靠抢劫而得来的权力集中在一个稳定的政府手中，因此当拜占庭人在十字军战土帮助下将安那托里亚的西部重新收归帝国版图中时，这个国家就又瓦解了。但是直到1106年达尼什曼德去世后，基利杰·艾尔斯兰才获得了马拉底亚，定都马亚发雷根。像他父亲一样，基利杰·艾尔斯兰企图以马亚发雷根为根据地在东方建立新的势力范围。1107年他在进攻摩苏尔时，在哈布林河岸上进行的一次战役中牺牲。

在这以后，他的继承者都没有越出小亚细亚。他的儿子麦斯欧德占领了科尼亚；1190年5月18日至26日，日尔曼皇帝巴巴罗萨曾把这个地方占领了十四天，随后他在动身参加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时淹死在西里西亚的加里卡德努斯河泛滥的河水中。科尼亚和开塞利之间的平原由于受到灌溉而极其肥沃，平原上的希腊居民还未受到边疆社会的影响。因此这个地区给麦斯欧德和他的继承人提供了建立一个伊斯兰教国家的根据地，这个国家仿照哈里发的先例，允许他的居民有自己的宗教和文化生活，以便用他们辛勤劳动得来的收入来维持征服者豪华的生活。

作为古代拜占庭的土地，他们的国家仍然被称作罗姆。麦斯欧德的儿子基利杰·艾尔斯兰二世在查尔达克(密罗开发罗埃)隘口进行了一次突袭，彻底打败了打算恢复在东方的统治的拜占庭皇帝曼纽尔，并且迫使他签订一次和约，这样，基利杰·艾尔斯兰二世终于巩固了他的边疆地区。经过了对曼尼什曼德的继承者们进行的若午次战争之后(拜占庭人和小亚美尼亚的国王们也参加了这些战争)，他在1177年从他们手中夺取了马拉底亚，并且在1180年结束了他们的统治。

当基利杰·艾尔斯兰二世还在世时，他的儿子们就各据一方不受他的控制；他死后，这个塞尔柱克国家就瓦解了。但是在拜占庭的法兰克骑土建立了拉丁帝国之后，卡伊考巴德和他的儿子卡伊卡乌斯利用拜占庭的软弱把他们的势力向南向北扩张。他们占据了地中海岸的阿达里亚(安塔里亚)和黑海边的西诺皮这两个重要的海港。这就为他们的王国开辟了走向世界贸易的道路。由于它和各意大利城市共和国签订了有利于它的商业条约，它能够以丰富的农产品进行交换而获利。资金不断流入这个国家的结果，使得它的伊密们能够奖励日益兴盛的建筑业和手工艺品制造业。

建筑物正面装饰得丰富多彩是塞尔柱克建筑的特色。他们的清真寺和神学院主要是靠堂皇的大门建筑给人以深刻的印象的。在文字装饰和对称的花边装饰之中混杂着动植物的形象。在这方面土耳其的民间艺术摆脱了原来伊斯兰教艺术成品中排斥形象的传统，这种传统是由于闪族的抽象概念而産生的。但是在土耳其人的文化领域中，动物装饰仍然限于科尼亚的城墙之类的非宗教性建筑，而这种风格经由亚美尼亚和俄罗斯也在所有西欧教堂的正面建筑上表现了出来。

但是财富也给塞尔柱克人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他们由于生活奢侈而日趋软弱，对于武事越来越不习惯，因此雇用了希腊、亚美尼亚和阿拉伯的雇佣兵来服兵役。1239年卡伊豪斯劳二世在位时，发生了反抗埃米尔们的腐败统治的平民暴动。不过这次由托钵僧巴帕，易司哈克领导的起义受到了血腥的镇压。这时蒙古人已经进逼小亚细亚边境，1243~年他们在科泽达大败卡伊豪斯劳二世的军队。这时卡伊豪斯劳仍然能以巨额的贡金从蒙古人手中保持他的独立。但是1245年他去世后，他的儿子中间发生了争夺王位的争吵。这时旭烈兀就插手进来，把沿基齐尔河(哈利斯)边境的土地分给他的两个儿子伊兹·丁和鲁克尼·丁。伊兹·丁企图和蒙古人唯一的劲敌埃及的麦木鲁克人结成同盟。

他为这件事受到了惩罚，他的领地被剥夺，而他的弟弟则置于一个官衔称为波瓦那的蒙古官员的监视之下。此后不久，这个蒙古官员将鲁克尼·丁黜废，以他的儿子吉亚斯，丁的监护人的身份治理国家。土耳其伊密们这时把拜伯尔斯请进了这个国家，拜伯尔斯曾于1277年在阿尔比斯丹打败蒙古人，并且一直进逼到开塞利。但是由于他在这个国家中得不到支援，不久他就不得不撤退了。随后阿八哈②除了惩罚了波瓦那以外也重重地惩罚了这些将领，因为他们没有挺身而出抵抗拜伯尔斯。这个王国的独立肯定地是完结了。

但是在边境地区，古代宗教战士的理想又死灰复燃了。继蒙古人之后，许多宗教领袖和教派首领从中亚细亚陆续不断地来到了安那托里亚。他们恢复了对拜占庭人进行圣战的想法，而拜占庭人忙于在巴尔干半岛恢复他们的势力因而放松了在小亚细亚的抵抗。这样一来，小亚细亚西部就再度遭到了土耳其人的蹂躏，统率宗教战土的埃米尔们在各省建立了独立的国家。直到奥斯曼人时，这些小国才被消灭。卡拉曼人在古代的里卡翁尼亚和伊色里亚定居下来；格曼恩人定居于库塔雅，哈密德人定居于密西亚，萨鲁汗人定居于马格尼西亚。

在上述这些宗教战土由陆地前进的同时，一个最古老、最重要的埃米尔国由于海路而兴起。在门特舍族领导下的土耳其人联合了拜占庭的航海者(他们由于舰队在1284年被解散而无以为生)从里希亚和巴姆菲利亚海岸出发攻入卡利亚，并且沿着马意安达河逆流而上。这些沿海地方甚至在古代就潜在着一个威胁罗马帝国本身的海盗国家。他们从这些沿海地方蹂躏爱琴海沿岸，甚至征服了罗德岛，直到1310年时圣约翰骑士团才把他们驱逐出去。他们看到自己受到包围，就和继续骚扰爱琴海的北方邻居埃丁埃米尔国联合起来，直到1344年威尼斯人和塞浦路斯以及圣约翰骑士团联合起来占领了土麦那时才将他们击溃。

在土耳其人中，和拜占庭进行斗争特别成功的是奥斯曼人。传说他们的由来是这样的：据说土耳其的奥古兹部族联盟中的卡伊族在蒙古人进迫呼罗珊时被迫后退，接受了花拉子模国王查拉勒丁·曼古比尔蒂的保护，这位国王指引他们到亚美尼亚西北部的牧场去。在他们的这个保护人遭到暗杀后，据说他们的酋长素莱曼决定带领他的人民回到亚洲腹地的草原上去，远远离开争夺古代文明之乡的各小国的混战。

他在流浪途中，在阿勒颇高地附近的幼发拉底河渡口处被人杀死。但是他的第三个儿子埃尔陶格鲁率领了这个部族的一小部分约四百户人家仍回到了小亚细亚，和他们一起在伊康尼姆的塞尔柱克苏丹阿拉丁二世之下服务。阿拉丁二世将卡拉苏流域的索古德和道曼尼赫山以及埃曼尼—达格山上的靠近拜占庭的一些边境地方封赐给埃尔陶格鲁，任凭他去侵略基督教邻国来扩张领土。据说早在1288年时他的儿子奥斯曼(传说生于1258年)就将他的驻地从索古德再向南移，搬到了为他所占领并且改名为卡拉贾希萨的麦朗吉农。

但是这个传说经不起历史的考证。奥斯曼的儿子奥尔汗于1334年在布鲁萨修建了一个清真寺，他在这个清真寺的题词上只把自己称作“苏丹、加齐的苏丹之子、加齐之子加齐，天下勇土、寰球英雄”。奥尔汗的父亲的一个同时代人、马意安达河畔埃丁的伊密就自称为加齐的苏丹，他从科尼亚的毛拉维教派的领袖那里接受了这个称号。同样，奥尔汗的父亲奥斯曼曾经让他的岳父托钵僧舍赫·埃德巴利给他佩带宝剑成为加齐。

后来斯坦布林的奥斯曼王朝苏丹们也同样地由金角湾的艾优卜清真寺的伊马永佩上奥斯曼的剑，从而给予他们苏丹的地位。在奥斯曼重新发动了对拜占庭的战争之后，来自安那托里亚各地和土耳其各部族的宗教战土都源源不断地投奔到他那里。仿照各种托钵僧教派组成的各工匠和商人如同业工会(阿克希)，早已散布于小亚细亚各地，这时也随着宗教战土进入了这个年青的国家，为战土们服务来剥削他们的被征服者。但是他们在建立这个国家方面，不可能象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起了主要作用。继他们之后而来的是作为伊斯兰教文明代表的教士。

在财政方面，象在所有伊斯兰教国家中一样，基督教徒和犹太人都是不能缺少的。

奥斯曼手下的兵力由于各土耳其部族的迁入而不断加强。他率领他的军队从卡拉贾希萨出发向普罗旁蒂斯河和黑海前进，在西方远达控制着哥克齐苏河渡口的叶尼西赫尔。1300年，他又把卡拉贾希萨作为封地给他的儿子奥尔汗。这时蒙古人正在消灭科尼亚的塞尔柱克人的统治，但是他们却没有惊动小亚细亚西北端的土耳其人。

1326年当奥尔汗的父亲在索古德命在垂危时，奥尔汗完成了他父亲的事业，征服了奥林匹斯(卡希什—达格)山脚下的布鲁萨。他把他父亲的尸体埋葬在这个城堡的教堂中，并且立即把教堂改成了清真寺：因此布鲁萨就成了奥斯曼王朝的圣城。在这个国家的新都里很快地就出现了宏伟的建筑，其中最古老的清真寺——乌卢加米清真寺——直到奥尔汗的继承人穆拉德一世时才修成。这个清真寺是一个长方形的没有装饰的圆柱大厅，有五个殿堂，每个殿堂都有一排四个圆顶。1327年，尼可米底亚(伊士密特)也落入奥尔汗的手中。作为伊斯兰教的一个真诚信徒，他建立了奥斯曼帝国的第一所神学院，任命在埃及受过训练的达乌德·克萨里来领导这个学校。这件事表现了他对学术的尊崇，而提倡学术一向是伊斯兰教统治者最自豪的一件事。

拜占庭人企图至少要解救尼加亚之围，但是他们的援军于1330年在非洛克林被打败。这个城市不得不向奥斯曼人投降。在奥斯曼人统治下它不久就再度繁荣起来，成为彩色瓷器工业和一些学校的中心。1335年奥尔汗王室中发生了争夺邻近的卡拉西埃米尔国的王位的斗争，卡拉西位于古代密西亚地方，并非在贝加马。这件事提供了一个干涉这个国家的事务的机会；但是好象直到1345年它才被彻底征服。

不久之后，统治国家需要更严密的组织这一点就很明显了。伊密们(直到1473年为止，奥斯曼统治者仍旧常常这样称呼自己)认为他们的领土权来自科尼亚苏丹所封赐的土地。因此，他们也将被征服地区的土地分封给作战有功的同族和战友，而封地领主必须在征兵时要尽到提供骑兵的义务。封地的这种军事目的表现在将封地分成山贾克——即旗——上。在布鲁萨被征服后，成为一个新旗的首府，这个旗封授给了太子穆拉德，定名为库达文德 (统治者的土地)。后来有两个这样的旗——在东南方由各奥斯曼部族定居地组成的苏尔坦诺努(或称伊诺努)和西北沿海地区的考贾伊利，后者是以它的征服者和第一任贝阿克舍·考贾命名的。

在奥斯曼人的宗教生活中，象在其他土耳其部族中一样，以有势力的托钵僧为代表的十叶派倾向仍然完全占有控制地位。这个国家的法律从理论上来说只是以《古兰经》和逊奈中所规定的宗教法为根据的；逊奈是先知穆罕默德平时口头讲话中所表示的意见。虽然十叶派并不否认逊奈，但是和逊尼派不同，他们只承认伊马木(教长，为先知穆罕默德圣训的解释者，拒绝承认所有不属于先知家族的圣训解释者；而逊尼派则认为这些人有同样权威。但是由于这时的生活已经复杂得多而且是建立在完全不同的经济基础上，这两种法律的基础就不是以解决生活中所有的问题。

因此，除了宗教法之外就有必要承认新的、纯世俗的法律；因为即使到了那个时期，宗教法也非常死板，没有人敢于修改它使之适应新的情况，而在伊斯兰教最初几个世纪中一些法学家倒仍然能够那样做。因此除了沙里·舍里夫(圣法)之外，在奥斯曼人中又出现了卡农 (法典)。从一开始人们就承认它还有发展的余地，后来的苏丹又丰富了它。  

最初的世俗法规渊源于苏丹奥尔汗的一个兄弟阿拉丁。据说阿拉丁年轻时曾经弃世出家，但是后来又回到了宫廷，以他的法律知识为国家服务。因此传说他是帝国的第一任大臣。据说他最初曾经致力于三方面的工作：铸造货币，规定服饰式样和组织军队。

将自己的名字铸在货币上，和在星期五的祈祷中诵念自己的名字在伊斯兰教中早就被认为是君权的象征。作为科尼亚苏丹的藩臣，奥斯曼伊密们无论如何不得不准许科尼亚苏丹的货币长期在他们的领土中自由流通，虽然他们的史官把他们拥有造币权的日期说得尽可能早些。但是传说阿拉丁一直到1328年时才以奥尔汗的名义铸造银币，这肯定的是唯一足以凭信的传说。新币是根据塞尔柱克人模仿拜占庭货币的式样铸造的。它的标准重量据说相当于六个基拉特，即在其他伊斯兰教国家流通的迪尔汗的四分之一。这种货币在整个小亚细亚都称作“阿克舍”(白币)，它是从第十世纪以来就在整个拜占庭使用的“阿斯波朗”翻译过来的。由留传下来的最古老的货币看来，它的正面铸着信仰的表白，反面铸着国君的流行名字“奥汗”和祝词“愿真主延长他的统治”。货币上没有铸作为头衔的父名，也没有注明铸造的年月和地点。

现代的西方人也许会对规定服饰式样这件事感到惊奇，这种规定也是奥斯曼国家生活中最重要的原则的一部分。在比较古老的文明社会中，衣服是一个人的地位的重要标志，今天只有军人的制服才有这种作用；它不仅仅是一种穿在外面的必要附属品而已，随你爱怎麽穿就怎麽穿。当时服饰不仅是社会阶级地位的标志，也是民族的标志。由于在伊斯兰教国家，卜各民族的权利相差悬殊，立法者不能不把他们加以明显的区别。正如非斯帽将奥斯曼人和欧洲人区别开(从麦哈茂德二世采用这种帽子起直到1925年穆斯塔法·凯末尔将它废止时为止)，也正如直到今天它仍然是埃及人的标志一样，在东方长久以来就把帽子当作是服饰中真正表示特点的东西。阿拉丁对当时人们所戴的高大、锥形的毡帽作出了规定，凡是在军队和宫廷中服务的都要戴白色的帽子；直到最近为止，波斯各地的情况依然如此。苏丹本人和参加正式仪式的各族统领都用头巾将毡帽缠起来，直到后来头巾的使用才更为普遍。

在军队组织方面，据说苏丹和他弟弟的身边有俾里杰克的军法官卡拉‘哈利勒·江达尔利·哈依尔丁帕夏作技术顾问，虽然从其他的史料看到他直到穆拉德统治时期才露面。土耳其人自从在草原上出现之后就以武艺娴熟、大胆无畏的骑兵而出名，但是他们仍然没有任何战术组织的概念。虽然在战场上他们比腐朽的拜占庭雇佣军要优越，但是进攻深沟高垒的阵地却需要他的军事技能。建立一支步兵证明是非常必要的。最初，曾经试图在土耳其人本身组成一支步兵。在战争期间，挑选出来服步兵兵役的军事封地领主每天发给一个阿克舍的薪饷，这些人编成了十人、百人和千人的队伍。但是这种办法经受不起考验，由于不习惯当步兵，使他们提出了过分的要求，以致不久之后奥尔汗就不得不决定解散这支军队。

据说奥尔汗根据江达尔利的建议，重新采用了把战利品约五分之一收归国库的这个古老的伊斯兰教惯例。因此，他有了支付一支常备军的薪饷的钱。他企图用习惯于服这种步兵役的基督教徒组成军队来代替土耳其族的步兵。但是根据伊斯兰教国家宪法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只有穆斯林才能携带武器，因此必须强迫被：挑选出来组织新军的基督教徒改信伊斯兰教。开始时，从基督教徒的家庭中抓走了一千个少年，强迫他们改变了信仰，但是反过来飞黄腾达的前途也使他们忠于统治者本人。正如为了对异教徒进行战争而建立的基督教骑士团一样，据说早在1330年这支新军 (叶尼·舍里)也有了一个半宗教性的组织。小亚细亚一直是各种各样致身于实行神秘主义苦行的生活和从事社会福利特别是为外国旅行者服务的宗教团体活动的肥沃土壤。加入这些团体的还有许多非宗教的同业公会会员，如前面提到的工匠和商人的同业公会。因此，新军加入了比克特西教团；根据传说，这个教团的创始人在这个军团建立时曾经祝福过它。在奥尔汗统治的时期，骑兵的组织也加强了。他建立了一支领薪饷的精锐部队——四个骑兵营——作为骑兵的基干。这支部队最初只有二千四百人，后来发展到一万六千人之多。保卫帝国军旗的任务就交给了这支军队 (从赛里木一世时候起，先知穆罕默德的旗帜就成为帝国军旗)。此外，还有在各省统领指挥下的封建骑兵——穆萨拉蒙(意为“免税者”)。

奥尔汗以这些新组成的军队不断地对沿海地区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不久，最大而且最重要的一些港口就正式归顺于他的统治下，以此来保证他们的商业的安全。1337年，他向拜占庭发动了第一次进攻以惩罚拜占庭皇帝坎塔库曾，因为后者同意和塞尔柱克人缔结保护同盟来对付他。虽然这次进攻遭到惨败，拜占庭皇帝对于从近邻地方他向进逼的奥尔汗的威力感到十分恐惧，因此暂时他宁愿和奥尔汗缔结同盟。

1345年他把女儿许配给奥尔汗，想借此加强同盟关系。实际上这件事未能阻止奥斯曼人继续推进：1357年他们在太子素莱曼指挥之下在色腊基半岛上的加利波利建立了据点。但是素莱曼在这次胜利之后不久逝去，葬在色腊基的土地上。

奥尔汗的第二个儿子穆拉德于1362年即位后，立刻将他的注意力转向巴尔干半岛。这时半岛上的许多小统治者正在争战不休，互相残杀。但是在他能够向巴尔干半岛进军之前，他必须要打倒小亚细亚的一个敌对的联盟。穆拉德的哥哥素莱曼曾于1354年将安卡拉并入他父亲的版图。在安卡拉，行政权主要操在组成同业公会的批发商的手里，在遥远的边疆城市，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这些批发商以为他们可以利用新君刚刚即位的机会和邻近的卡拉曼的塞尔柱克人联合起来摆脱异族统治的沈重负担。但是在一次速战速决的战役中，穆拉德打败了他的敌手，长驱直入抵托卡特。

这样一来，他就得以将他的注意力直接转到巴尔干战争上。他在第莫蒂卡设立了司令部，于是巴尔干各国国君们一个个地被坚决追求远大政治目标的奥斯曼人所消灭。1362年拜占庭失去了亚德里亚诺堡；从1366年到君士坦丁堡陷落时为止，这个城市就成了奥斯曼统治者的首都。教皇乌尔班五世曾号召基督教徒组织十字军解救君士坦丁堡，但是没有效果。虽然在萨伏依国王阿马迪奥斯率领下的一支骑土军暂时在加利波利取得了一个立足点，但是这支军队在它继续前进的路线的问题上不能和拜占庭人取得一致意见，不久它就不得不撤退了。佩利奥洛格斯诸帝越来越依赖土耳其人，在土耳其人征服费拉德尔菲亚(阿拉色希尔)时，他们甚至不得不提供军事援助。

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之间的不团结使奥斯曼人轻而易举地征服了他们。

1371年穆拉德在亚洲时，塞尔维亚人在马恩雅夫塞维奇王室的伍卡欣率领之下发动了一次进攻，企图防止可能降临他们身上的奴役。但是他们在马里查河畔的奇门被哈只·伊尔贝吉打得落花流水并且失去了在马其顿的属地。随后于1385—1386年间，索非亚和尼什相继被占领。马其顿的征服是来自加利波利的哈伊尔丁帕夏·江达尔利(他在1385年在加利波利建立了埃斯基加米大清真寺)和埃弗莱诺斯·贝格将军所完成的，埃弗莱诺斯·贝格在他的卡拉西家族被推翻后曾为素莱曼所雇佣。奥斯曼人从埃弗莱诺斯所征服的古莫尔齐纳出发，占领了塞尔维亚人和拜占庭人争夺的齐里斯，又从齐里斯出兵占领了萨罗尼加。

希腊北部远至阿卡纳尼亚都遭到了侵掠。保加利亚皇帝希什曼三世不得不和他的住在维丁的弟弟斯拉西米尔瓜分他父亲亚历山大的帝国(1364年)，成为穆拉德的姻兄。但是穆拉德向巴尔干半岛的推进使他感到忧惧不安，因此他参加了塞尔维亚人和波斯尼亚人的同盟。1387年他们的联军在布罗赫尼克和土耳其元帅拉拉沙欣遭遇，打败了拉拉沙欣并且几乎使他全军覆没。这次胜利只是由于穆拉德又在忙于亚洲的事务才成为可能。原来担任欧洲总督的穆拉德长子骚吉同一个拜占庭亲王和卡拉曼的塞尔柱克埃米尔联合起来背叛了穆拉德；但是1386年他们的联军在科尼亚被打败。

1388年卡拉·哈利勒·江达尔利的儿子阿里帕夏为奥斯曼人在巴尔干半岛的失败报了仇。他率领三万士兵越过纳迪尔隘口，攻下了特尔诺伏和舒姆拉两个城市。保加利亚皇帝希什曼被围于多瑙河畔的尼科波里斯，但是奥斯曼人准许他在缴纳贡金和割让西利斯特里亚的条件下请和。当他破坏了这个协定时，他又被围于尼科波里斯，这一次他不得不无条件地投降，仅仅保全了他的王位和生命。第二年另一个反对奥斯曼人的大同盟又组成了。这一次穆拉德亲自率领他的儿子巴叶济德和叶耳孤卜以及萨鲁汗、门特舍、埃丁和哈米德等地藩臣所纠集的亚洲军队。1389年6月15日，奥斯曼人在伊巴尔河、瓦达河和德林河二条河流的发源地山鹰之乡(科索伏·普利)同塞尔维亚人以及波斯尼亚、马扎儿、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的援军遭遇。

在这个旷日持久的战争中，胜利时而属于一方，时而属于另一方：基督教徒军队的抵抗使奥斯曼人多次遭到重大的伤亡。穆拉德本人也被杀死：按照土耳其人的说法，他是被一个受了伤躺在战场上的塞尔维亚战土米劳什·考比利奇暗中杀害的；而根据塞尔维亚的传说，穆拉德在他的军营中被十二个勇敢的战士乱刀杀死，这些战士曾经相互发誓来完成这件事。但是最后塞尔维亚国王拉扎尔被他的盟友所丢弃，因而被奥斯曼人俘虏。据说根据当时命已垂危的苏丹的命令，拉扎尔和他的侍从们都被就地斩首。指挥左翼的太子巴叶齐德纠集残部，领导他们打败了由于国王战死而军心涣散的塞尔维亚军队，从而取得了最后胜利。

这位新统治者比他的祖先更要穷兵黩武。他不再以宗教战士首领的身份而是以一个大国元首的身份来从事征战。他的邻国不久就感到了他的压力。1390年拜占庭人失去了他们在小亚细亚的最后一块领土——费拉德尔菲亚城。在攻占这座城时，年青的拜占庭皇帝曼纽尔不得不亲自给苏丹提供军事援助来进攻他自己的忠实的臣民。三年之后，保加利亚人肯定地被征服了；在他们的皇帝希什曼战死之后，大主教欧西米亚斯领导他们在首都特尔诺伏进行了最后的抵抗。

当然，到了这个时候，这些胜利已经使西方感到不安。教皇卜尼法九世派人在法国、阿尔卑斯山各国和德国南部宣传反对异教徒的战争。1396年春天，似乎早巳被人忘记了的组织十字军的念头重又擡头，一支强大的西欧骑土军纠集在布达的匈牙利国王西基斯蒙德的周围。但是由：于这些宗教战土毫无纪律，他们的热情也就完全被抵消了。西基斯蒙德打算建立一个战术指挥部的一切努力一直没有成功。因此巴叶济德能够在9月27日大败—十字军于尼科波里斯。奥斯曼人乘胜追击，一直追到斯蒂里亚。十字军的同盟者——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拉丁统治者们——受到巴耶齐德的惩罚，他们的国土遭到了蹂躏。

1394年当巴叶济德达到成功的高峰时，他通过一个使者向住在开罗的哈里发穆台瓦基勒请求给予他罗姆的苏丹的称号，以便使他的祖先早已掌握的权力在伊斯兰教世界的眼光中得到宗教上的正式承认。哈里发的保护人、麦木鲁克苏丹贝尔孤格无法拒绝这个要求，因为他不能不把奥斯曼人看作是抵抗威胁他们双方的蒙古人的唯一盟友。

这时，奥斯曼王国在东方已经受到严重的威胁，使拜占庭的希腊人又得到了一个苟延残喘的时期。原来蒙古人中又出现了一个伟大的军事英雄，他再一次使伊斯兰教世界遭到野蛮的可怕的破坏。

约在1369年时，来自河中的克什的帖木儿(成吉思汗的一个后裔，生于1336年)废黜了呼罗珊和河中的察哈台埃米尔(成吉思汗的第二个儿子察哈台的后裔)，后者本来也只是掌握在土耳其军事贵族手中的政权的一个名义领袖而已。帖木儿把他的领土变成了自己的帝国，定都于撒马尔罕。他一反他的祖先的游牧传统，在这个城市定居下来，并且让波斯工匠用宏伟的建筑将它装饰起来。作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他奖励学者和教土，特别是纳克什班德这个托钵僧的教团。但是他并不以此为满足，他打算恢复他的祖先成吉思汗的全部旧业，年复一年地到处进行战争，从莫斯科直到恒河流域，向西方远至叙利亚。

巴叶济德预见到和这个世界征服者的一场战争在所难免，因此从他在位的最初几年开始，就努力加强他在亚洲的地位来对付帖木儿。1391年，巴叶济德从他的姻弟卡拉曼埃米尔的下小夺取了科尼亚，虽然他的父亲一直没有侵犯这位统治者。第二年，在这位埃米尔被巴叶济德的大将帖木儿塔什打败之后，巴叶济德又夺取了他其余的领土。随后，开塞利、托卡特和锡瓦斯的土库曼人也归顺了他。1393年卡斯塔摩尼的埃米尔失去了他的领地。这些被黜废了的国君们逃到帖木儿那里，煽动他反对巴叶济德。当巴叶济德侵犯了帖木儿属地埃尔津疆的亚美尼亚领主时，这位把亚美尼亚领主看作是他的藩臣的可汗于1400年进入小亚细亚，征服了锡瓦斯，并且将守军全部屠杀，包括巴叶济德的长子埃尔陶格鲁在内。

帖木儿最初对巴叶济德这样惩罚一下就算了。他继续前进，对埃及的麦木鲁克法赖吉进行了一次掠夺性的远征。也许他想起了埃及的麦木鲁克人对旭烈兀进行的一次抵抗，因此他要掩护他的侧翼。他在外高加索的库拉河和阿拉斯河之间的卡拉巴格高原度过了第二年的冬天(1401—1402年之交)，在那里他秣马厉兵准备和奥斯曼人一决雌雄。

1402年初春，帖木儿发动进攻，他经由埃尔津疆和锡瓦斯来到安卡拉平原。7月底巴叶济德在契布卡巴应战，虽然他的顾问们看到了军队的士气不高、与敌人又衆寡悬殊而竭力加以反对。由于这次战争中的敌人是信仰相同的人，奥斯曼人缺乏在另外情况下所有的狂热。无论如何基督教辅助军只是勉强地投到巴叶济德的旗帜下的。虽然如此，在1402年7月20日早晨发生的这场战斗开始时，形势对土耳其人并不是不利的。铠装披甲的塞尔维亚骑兵猛攻装甲薄弱的蒙古人，但是巴叶济德由于害怕受到包围将他们撤了回去。

蒙古人在后面追击。当他们进入土耳其人的阵地时，塞尔柱克军队看到他们旧日的君主在敌人一边，就纷纷投敌。巴叶济德和他的一万新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直到黄昏，但是已无法挽回败局。当这位苏丹乘暮色初降逃走时，他和他的儿子穆萨都被俘虏。穆萨的兄弟穆罕默德和伊萨逃到了卡拉马尼亚。最初战胜者对待这位被俘的统治者很宽大。只是在巴叶济德企图逃跑未遂之后，帖木儿才对他严加看守，把他放在铁笼中随军前进。

1403年3月8日巴叶济德死于哈密德的阿克色希尔，帖木儿将他埋在布鲁萨的清真寺里。在小亚细亚，帖木儿恢复了被黜废的塞尔柱克统治者们的地位，并且占领了拜占庭人从埃丁的乌马尔·贝格手中夺去的土麦那。但是他把鲁美利亚留给了巴叶济德的儿子素莱曼统治下的奥斯曼人，素莱曼不得不从他手中领受这个地方作为封地。随后帖木儿回师东向，回到撒马尔罕去。1405年1月19日，帖木儿在进攻中国的途中死于俄特拉尔。小亚细亚的局势就听其自然的发展了。

帖木儿的儿子沙鲁赫和米兰沙以伊朗高原的边缘为界把帝国分成了东西两半。伊拉克、阿塞拜疆和高加索的一部分的统治者米兰沙被迫归顺他的哥哥，在和自称和黑羊部族的一群土库曼人的酋长作战时被杀死(1408年)。沙鲁赫在他弟弟死后统一了整个帝国。这时，黑羊部族和它的敌手白羊部族就互相争夺沙鲁赫的西北各省。作为诗歌和科学的奖励者，沙鲁赫和他的子孙在波斯和东土耳其的文学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他的子孙中，乌卢格·贝格(1447—1452年)以对天文学有兴趣而出名。  乌鲁格·贝格的继承人艾卜·赛仪德(1452—1469年)在从伊拉克到印度边境这个地区内重新建立了很高的威信，但是他在和乌宗·哈桑作战中阵亡。关于乌宗·哈桑，下文述及奥斯曼人时还要加以叙述。

继撒马尔罕之后，侯赛因·贝卡拉从1469至1506年的都城赫拉特成为繁荣的伊斯兰教学术和艺术的中心。但是在东方，土库曼部族乌兹贝克人在他们的领袖舍伊班率领下紧逼帖木儿帝国。1500年舍伊班黜废了艾卜·赛仪德的孙子巴卑尔，强迫他从撒马尔罕迁居印度。巴毕尔在印度建立了大莫卧儿帝国。在西方，沙易司马仪在十叶派的阿达俾尔僧国的土地上重新建立了一个统一的伊朗。从此以后，帖木儿帝国的地位就难以维持了，这件事下文还要述及。

巴叶济德死后，他的儿子之间立即展开了争夺继承权的斗争。他的最精明强悍的儿子穆罕默德曾经从安卡拉逃往东方，在阿马西亚和托卡特附近的山岭中建立了根据地。他从这个地方向他的哥哥伊萨发动进攻，因为伊萨夺取了布鲁萨，并且拒绝了他的平分亚洲属地的建议(1403年)。穆罕默德在乌鲁巴德将伊萨打败，随后进入了布鲁萨；伊萨则逃往拜占庭。他的弟弟素莱曼不以仅仅得到了鲁美利亚为满足，因此派遣伊萨再度率领生力军前往小亚细亚。但是伊萨又一次被打败，在卡拉曼尼亚阵亡。

将近1404年年终时，素莱曼亲自越过了海尔斯旁特河，将穆罕默德从布鲁萨赶走，第二年又将他逐出安卡拉。四弟穆萨曾经在安卡拉被俘，但是被格曼恩的塞尔柱克埃米尔所释放。这时穆萨根据穆罕默德的命令在塞尔维亚人的支援下向鲁美利亚发动了进攻。但是素莱曼在靠近君士坦丁堡的金角湾将穆萨打败，并将他赶回达达尼尔海峡。

素莱曼由于行为放纵逐渐失去了他的随从们的同情。因此，三年之后当穆萨再次向他进攻时，战斗还未开始他就被人卖了。1410年7月他在逃亡中被农民杀死。但是穆萨拒绝承认穆罕默德为君主。他将三年前的失败归咎于塞尔维亚人的出卖。因此，他在开始建立自己的政权时就向塞尔维亚人发动远征以报前仇，攻占了帖撒利。随后，当他紧逼拜占庭皇帝曼纽尔时，曼纽尔通过穆萨自己的使臣同穆罕默德结成了反对他的同盟，这个使臣本来是在拜占庭收年贡的，但是投到了穆罕默德方面。他们于1410年发动了第一次联合进攻，但是结果在雅伊吉兹被打败。随后有两年的光景，穆罕默德被牵制于同小亚细亚的士麦那和安卡拉的伊密们进行的战争中。直到1412午时他才能重新在欧洲发动进攻。当穆萨的军队驻扎在君士坦丁堡城下时，穆罕默德一直向北推进，直抵尼什，以便和对穆萨作战的塞尔维亚人会师。第二年夏天穆罕默德和塞尔维亚人一起挥师南下。

1413年7月10日，穆萨在索非亚以东阿斯克河谷中狭窄的卡木尔鲁平原上向联军迎战。但是他在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之后战败，在逃亡时被俘，绞死在他哥哥的营中。战胜者割让了土地给塞尔维亚人和希腊人，以酬谢他们的帮助。

大多数欧洲和亚洲的藩国在稍事抵抗之后也都臣服了穆罕默德。但当他试图强迫爱琴海各岛上的威尼斯人归顺他时，他和威尼斯发生了冲突。最初，他的舰队于1416年5月29日在加利波利吃了大败仗，他不得不放弃他的要求。

但是国家的基础已为蒙古人的进攻和后来自相残杀的内战所动摇，其程度可以从一个值得注意的针对伊斯兰教本身的宗派运动上看出来。曾在穆萨麾下任军法官兼首相、西毛纳的伯德尔·丁·麦哈茂德是科尼亚的塞尔柱克埃米尔的一个近亲。他曾经写过一本关于伊斯兰教法律的教科书，这本教科书被采用了很长一个时期，这说明他对伊斯兰教法律的熟悉。伯德尔，丁在他的主人失败之后，在尼加亚定居了下来。在这个地方，这位受人尊敬的法学家信上了一种狂热的神秘主义教义，这种教义毫无疑问最初渊源于在十叶派教徒中普遍存在的对麦海迪的信仰，但是最后它使伯德尔·丁和伊斯兰教完全对立起来。

他的新教教义主张公有制并且承认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在信仰上帝上处于平等地位。这种教义为小亚细亚的农民所热烈信奉，因为这些农民都痛受封建领主的压迫，在他们中间还普遍存有基督教的思想，间杂着古代小亚细亚偶像教的观念。他的门徒、以前的管家布林克卢杰·穆斯塔法将他的信徒召集在开俄斯岛对面土麦那湾南端的斯提拉里奥斯山上。在狂热的托钵僧率领之下，他的教徒们不久就到处进行袭击，远至马格尼西亚地区。埃丁的总督希什曼是一个皈依伊斯兰教的塞尔维亚人，他接到命令镇压这个危险的运动。但是当他轻率地冒险进入斯提拉里奥斯山峡时，他受到了袭击，全军覆灭。他的继任者阿里·贝格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但是总算保全了性命。

这时，穆罕默德的年仅十二岁的儿子穆拉德正在阿马西亚担任总督职务。穆拉德不得不把他的军队和鲁美利亚的贝勒贝巴叶济德帕夏的军队会集起来向叛乱者进攻，最后在卡拉布隆岬将他们打垮。穆斯塔法作为殉道者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老师巴德尔·丁事先逃到瓦拉几亚，在那里纠合了残余的信徒占领了一个巴尔干山口。当穆罕默德亲自率军向他进攻时，巴德尔·丁的军队听到了穆斯塔法殉道的消息就投降了。巴德尔·丁和他的最后留下来的信徒继续流浪了一个时期，最后他们将他交了出来。1416年他以叛国重罪被绞死在齐里斯。

1421年，穆罕默德在亚德里安诺堡逝世。他的继承人穆拉德二世为了保卫他的王位最初不得不和一个与拜占庭皇帝曼纽尔结成同盟并且冒充是巴叶济德的儿子穆斯塔法(他在安卡拉被杀)的王位觊觎者进行斗争，随后又得在亚洲和他自己的年仅十三岁的弟弟穆斯塔法进行斗争。在他镇压了叛乱者之后想要夺取萨罗尼加以惩罚曼纽尔皇帝时，威尼斯人出面阻挠，从曼纽尔手中买去了这个城市。最初穆拉德准许他们占有这个城市，但必须以纳贡作为代价，但这只是为了取得时间重整军备。

1430年他开始转入进攻。3月29日奥斯曼人发动猛攻占领了萨罗尼加。这个遭到严重破坏随后为穆斯林重新定居的城市，由于它有一个保证在任何时候都有大量贸易的港口，逐渐地才恢复了它的繁荣。

穆拉德随后打算把他的权力向北扩张到巴尔干半岛，这时马扎儿人阻碍了他。德兰斯瓦尼亚的罗马尼亚人约翰·洪亚迪在巴尔干打败了穆拉德的军队，这些胜利甚至使向异教徒发动基督教十字军的念头又死灰复燃。教皇尤金四世发表的公告在最受威胁的匈牙利和波兰，以及在德国和法国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1443年7月，一支十字军从布达出发，于12月24日在索非亚和腓力波波里斯之间的雅罗瓦兹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但是由于严冬，十字军未能乘胜前进。随后，作为人质在奥斯曼宫廷中抚养成人的格奥尔吉·加斯特里奥塔(斯坎德培)也在阿尔巴尼亚高举义旗背叛了奥斯曼人。这时穆拉德被迫求和。1444年在塞格丁举行的—次秘密会议准许穆拉德获得为期十年的和平。

但是教皇看到了他的计划由于这次和约而化为泡影，因此他唆使马扎儿人破坏和约，说向异教徒发的誓是没有约束力的。他们以土耳其人未曾根据和约从一些塞尔维亚要塞撤退为藉口，在同年9月侵入巴尔干各国，沿着黑海沿岸推进来和在加利波利的成尼斯舰队会师。但是穆拉德于11月9日在瓦尔纳城下向基督教军进攻，赢得了辉煌的胜利。这次胜利是由于年仅二十岁的国王弗拉迪斯拉夫轻而易举取得的，弗拉迪斯拉夫由于忌妒洪亚迪的初步胜利，放弃了指定的阵地，在进攻新军时被杀死。

四年之后，代表死去的国王的未成年幼儿治理匈牙利的洪亚迪才试图雪洗瓦尔纳之耻。1448年9月末他攻入塞尔维亚，10月 17日穆拉德在科索伏的旷野里向他迎战。经过两天激烈的战斗之后，瓦拉几亚人投降了奥斯曼人。洪亚迪在试图杀出一条血路到多瑙河的途中，落入敌对的塞尔维亚人之手，被迫签订了极其不利的和约。

穆拉德的统治在许多方面意味着奥斯曼人古代文化的结束。在他的统治下，旧的官僚贵族仍然能够维持他们的权势。后来，他们的权势就为基督教背叛者(伊斯兰教新皈依者)所夺取。宗教生活仍然局限于神秘主义的范畴中，文学也带有神秘主义的色彩。十三世纪时，东土耳其的神秘主义者艾哈迈德·耶塞维的诗已经通过传布他的教义的各托钵僧教派在安那托里亚为人所熟知。他的诗是以通俗的语言和真正土耳其的韵律写出来的。在安那托里亚，直到十四世纪初期以后还活着的优努斯·埃姆尔继承了他的艺术。此外，在塞尔柱克伊密的宫廷里流行着一种模仿波斯诗的非宗教诗。在塞尔柱克帝国瓦解成为小国，把它的遗産瓜分了之后，教育总水平降低了。

这时，土耳其人开始愈来愈排斥标准的文学语言——阿拉伯和波斯文。一种完全是散文体的阐明《古兰经》和啓发默想的通俗宗教著作已经出现。在奖掖学者、诗人和音乐家的穆拉德宫廷中，出现了用土耳其散文写成的第一批长篇著作，最初的作品当然是以翻译为基础的。

1451年2月5日穆拉德逝世时，他的儿子穆罕默德继位，他所作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杀死他的弟弟艾哈迈德。自此以后，由于前几世代的悲惨经验，新统治者登位时兄弟残杀几乎成为穆罕默德子孙的家法。穆罕默德被人不公平地认为没有才干，因为在瓦尔纳战役中的危险时刻，他的父亲把已经交给他的军队指挥权又收了回去。

象差不多其他每次新君登位元时的情况一样，这一次卡拉曼伊密也立即打算摆脱奥斯曼人的统治。当穆罕默德忙于镇压小亚细亚的反叛者的时候，拜占庭皇帝康士坦丁九世轻率地扬言要立素莱曼的孙子奥尔汗亲王为苏丹，如果穆罕默德不把每年拨给他作为亲王的教养费用增加一倍的话。这样一来，他就决定了自己的命运；1451年年底，穆罕默德结束了对卡拉曼的战争，刚刚回到欧洲，他在离君士坦丁堡城门不到七公里、博斯普鲁斯海峡最窄的地方建立了宏伟的鲁美利希萨城堡(巴叶济德曾在亚洲这边建立了一个周边堡垒来控制这个海峡)。当拜占庭皇帝派遣使者抗议这种行动时，穆罕默德下令将他们斩首。这是他宣战的信号。

处在危险境地中的拜占庭只得到了开俄斯岛上的热内亚穆尼的援助。教皇提出两个教会合并作为援助的条件，但是首都狂热的暴民使教会合并成为不可能的事，虽然拜占庭皇帝连这种牺牲也准备接受。

拜占庭皇帝的战斗部队连在长度约步行五个多小时的拜占庭城墙上布防还不够，但是这个城市靠着它的防御工事对仍然不熟练的奥斯曼炮兵进行了差不多两个月之久的抵抗。直到1453年5月29日敌人发动了正面总攻击后才攻入这座城。康士坦丁九世在巷战中阵亡。接近中午时，穆罕默德本人在城中出现，下令军队停止屠杀，正式占领圣索非亚教堂，将它改为清真寺。卡拉塔的热内亚人，由于在围城中一直保持中立，被准许在有利的条件下投降。这些条件保证他们在缴出所有的武器后得到了生命和财産的保障，在缴纳一切合法捐税后得享有贸易的自由。

西方的基督教国家决定派遣舰队援助拜占庭，但是已经太迟了。这支舰队驶抵内格罗旁特港时刚好听到君士坦丁堡陷落的消息。在穆罕默德定都帝国的天然中心君士坦丁堡之前，他于1453年回到了亚得里安诺堡等候君士坦丁堡遭受破坏的防御工事的修复。但是他立即规定了被征服的希腊人的地位。正如他的祖先未干涉保加利亚人的宗教制度一样，他也承认希腊教会的全部权力，因为这样作完全符合古代的伊斯兰教政治家风度的概念，这种概念是得到宗教传统的认可的。事实上他甚至于扩大了希腊教会的权力，把对教民的民事审判权也授给了他们。

穆罕默德当时最关心的是如何增加首都的大为削减的人口。在他任命了一个希腊教会的一个坚定代表为大主教之后，许多在大难来临之前离开的希腊人，回应他的号召回到了他们的家乡。他们在金角湾西岸人主教府邸的周围住了下来。他们依靠经商得来的财富以及他们的技能，一直使他们处于被优待的地位。这些希腊人的技能后来使奥斯曼人政府在和西方国家交往中离不开他们。此外，穆罕默德也强迫他的帝国中其他民族的代表在首都定居下来，特别是大批的南部斯拉夫人。

但是亚洲的穆斯林也蜂拥地来到这个新的帝国中心——大多数的伊斯兰教的信徒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逐渐受到了它的吸引。他们来到这个城市是为了要获取它的得天独厚的地位所带来的商业利益，特别是为了要利用穆罕默德和他的继承人所慷慨设立的宗教基金来从事学术研究。伊斯坦布尔不久就变成了伊斯兰教的文化中心。

这个城市被征服以后，就立即决定把圣索非亚教堂作为主要的清真寺，这个教堂只需要略加改建就适用于举行伊斯兰教仪式。由于正统的伊斯兰教禁止给任何生物画像，成为拜占庭艺术特点的绘在教堂拱形圆顶上的堂皇富丽的涂金彩画就不得不涂上石灰。在教堂东面的半圆形后殿中的中间和南面窗口之间修造了“米海拉卜”即朝着麦加祈祷的方向的壁龛。在壁龛的右边教堂中东南方的大圆柱上，修建了为星期五讲道而设的讲坛。讲坛对面是苏丹的带有涂金的格子花样的专席。在清真寺的墙壁上和圆柱上的巨大的圆形盾牌上以绿地金字写着真主、先知穆罕默德和最初的几个哈里发的名字，有些字有九公尺高。

不过这是在穆拉德四世的时代(1623—1640年)才开始有的。教堂外部改建为清真寺的特征是召唤祈祷所用的尖塔。第一座尖塔是穆罕默德自己下令修建的在赛里木二世和他的继承人的时期又增建了三个。赛里木二世也在大拱顶上修建了一个直径三十公尺的青铜制的新月。正如增建的埋葬主教的小教堂使许多日尔曼式的圆屋顶的原有轮廓走了样一样，经过了一个时期之后，阿亚索非亚清真寺也淹没在各种各样的附加物——陵墓和学校，特别是支衬的建筑物——之中了。  

但是穆罕默德也认为对统治者来说，修建新建筑物是他的最重要的职责。他下令让希腊建筑师克里斯托都洛斯在城市中心，过去皇帝的墓地使徒教堂的旧址上建立起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清真寺(名穆罕默德耶或称苏丹穆罕默德·法提·贾米)。这个于1463年至1469(1473)年间修建的清真寺成为奥斯曼建筑中最完美的纪念物。但是原有的建筑屡次为地震所破坏，最近一次是在1767午。因此，今日的建筑只能够约略表现出原有建筑的设计。正如戈尔利特所证明的，穆罕默德把使徒教堂和索非亚教堂的轮廓混合起来修建了这个清真寺。清真寺十字形的内部覆以巨大的中央圆顶，这个圆顶由在四个同样宽的半圆形屋顶之间的四个圆柱支撑着。

清真寺的四角有四个较小的圆顶。从六排上下排列的窗户照射进来的明亮的光线使清真寺内部通明透亮。两个细长的尖塔高耸于清真寺上。清真寺和毗连的学校、澡堂、餐厅、一所所谓“汗”（为外国商人准备的下榻处)、一所贫民收容所和医院等附属建筑物占了古老的桥对面小山的整个山峰。正门右面的一块大理石板上用金字刻着现在已经实现了的先知预言：“他们定会征服君土坦丁堡，祝完成这件事业的君王和军队幸福！”

除了另外十个清真寺之外，穆罕默德于1459年在殉道者艾卜·艾优卜·安萨里的坟墓附近也修建了一个清真寺，这位殉道者在678年阿拉伯人第一次进攻君士坦丁堡时牺牲。在最后一次围城开始时，舍赫·阿克·香斯·丁于梦中在科斯米狄翁郊区附近“发现”了这座坟，因而鼓动了军队的宗教热情。在这个完全用白色大理石造成的清真寺附近就是这位殉道者的陵墓——一个质朴、四方形，没打侧边楹问的圆顶建筑物。苏丹们在登基之后就在这个陵墓小正式山布尤克·舍来比，即迈伍莱威斯托钵僧教派的教长佩以奥斯曼之剑。一些苏丹和他们的亲属以及高官显贵们就埋葬在附近。

各个清真寺不久又附设了藏书丰富的图书馆，三种珍贵的伊斯兰教著作空前大量地流入这些图书馆。此外也增建了附有教授和学生宿舍的学校、医院、贫民施食站、旅店、澡堂和井一苏丹和他们的大臣们争先恐后地竞相开设这些公共企事业机构或设施。

首都中最重要的非宗教建筑的设计也渊源于这位征服者。他修复了城墙，并且在城西南端靠近马尔马拉海的地方建造了七塔堡(耶迪·古利)，这个宫堡后来成为国家监狱，有时欧洲大国的大使也被囚禁于其中。穆罕默德在海港中修建了造船厂和兵工厂，甚至市场也是他所建造的。1454年，他在城内一个小山上开始建造他的皇宫塞腊伊宫，这个皇宫后来成为塞腊斯克(军政大臣)的官邸。1464年，他在城东端马尔马拉海浪涛冲击的地方开始修建一座新宫，这是过去希腊皇帝一直居住的地方，直到曼纽尔·康尼纳斯时才把他的大本营移到法纳尔河北岸金角湾上的勃勒休乃。从这位征服者的时代一直存留到今天的唯一非宗教建筑就是奇尼里(彩瓷)塔，这个塔于1466年兴建，1472年完工，1599年时又重建。今天这个塔中收藏着国立博物院的一部分珍藏。

穆罕默德的政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在巴尔干半岛北部巩固他的统治，因为他在那里的统治仍然受到邻近的好战的马扎儿人的威胁。为了取得一个对付马扎儿人的巩固的作战基地，他必须结束塞尔维亚人的独立。他强迫以前的拉扎赖维奇王朝的一个王族和他结亲，这样就有了亲戚关系为这件事提供了藉口。1454年，当他以此为理由要求国王格奥尔吉·布兰科维奇交出他的国家时，这位国王逃到了匈牙利的洪亚迪那里。虽然马扎儿人把奥斯曼人从他们一度占领的塞门德里亚要塞赶了出去，并且在克鲁晓瓦兹大败穆罕默德的菲劳兹·贝格将军，他们不得不以守住多瑙河一线为满足，因为他们期待的欧洲援军并未到来。

1456年穆罕默德亲自率领大军从陆路上包围了贝尔格莱德。但是洪亚迪率领一支由十字军战士、主要是受到修道士加比斯特兰诺的感召的下层社会的人组成的杂色部队跨过多瑙河进入被围的城市。6月22日他在一场血战中击退了奥斯曼人的一次主力进攻。穆罕默德本人在这次战役中受了重伤，被迫率领军队回到索非亚。但是在这一年中，贝尔格莱德的两位英勇的保卫者都逝世了——洪亚迪死于8月14日，加比斯特兰诺死于10月23日。两年后，格奥尔吉·布兰科维奇也去世了，他的后嗣在继承权问题上发生了倾轧。这时，穆罕默德毫不费力地征服了塞尔维亚。他用屠杀、奴役和迁移到帝国其他地方去的办法粉碎了塞尔维亚人民的力量。

同时，穆罕默德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向佩利奥洛格斯诸帝发动了进攻，因为后者联合阿尔巴尼亚的格奥，卡斯特里奥塔背叛了他。这个地方在骇人听闻的暴行中平定了下来，这些暴行与年俱增地给予穆罕默德越来越大的乐趣。

同年他也消灭了小亚细亚的最后一个希腊王朝——特里比桑德的康奈尼王朝。直到那时，康奈尼王朝还在期待着白羊土库曼族的乌宗·哈桑可汗的帮助。乌宗·哈桑从他的部族驻地狄雅培基尔出发，和他的敌手黑羊土库曼族(黑羊部族信仰十叶派而白羊部族是逊尼派教徒)进行战争，从而在亚美尼亚建立了相当大的国家。后来，他在打败黑羊部族之后又取得了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

1458年，特里比桑德的康奈尼王朝最后一位君主戴维把他的侄女凯塞琳(他的哥哥前王卡罗—琼奈斯的女儿)许配给乌宗·哈桑。早在1457年和1460年时，乌宗·哈桑就通过他在君士坦丁堡的使节宣布他要取得小亚细亚东部的霸权。当穆罕默德忙于平定西诺皮的伊斯芬迪亚尔奥格鲁的叛变时，乌宗·哈桑向奥斯曼人的领土进攻，并且劫掠了托卡特和阿马西亚周围的地方。

1461年春穆罕默德腾出手来之后，他立即向土库曼人发动进攻。在乌宗·哈桑的先锋部队被艾哈迈德帕夏打败之后，他就不敢把乌合之衆的骑兵拿出来和胜利的新军一决雌雄。他的母亲萨拉可敦在以前的冲突中证明是一位有才干的外交家。这次她亲身来到穆罕默德的营中，说服了穆罕默德使他不再向他的儿子进攻。但是她为特里比桑德争取宽大处理的努力却未成功。奥斯曼人占领了这个城市，把最后一个皇帝和他的贵族们一起放逐到伊斯坦布尔，把大多数的居民都质卖为奴。但是战胜者把一部分王室财宝交给了萨拉可敦，供她的媳妇使用。

穆罕默德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活动已经使他多次和威尼斯发生冲突，威尼斯是在希腊领土上的唯一的仍然能够对他进行抵抗的国家。这场早已不可避免的战争由于一些微不足道的琐事终于在1462年秋天爆发。战争的主要负担落在格奥尔吉。卡斯特里奥塔的肩上。穆罕默德亲自出征，于1466年在克罗雅特将格奥尔吉包围。两年之后格奥尔吉逝去，阿尔巴尼亚人的独立也就丧失了。穆罕默德在阿尔巴尼亚人的领土上的中心地方建立了巴桑据点。随后威尼斯人自己也感到了奥斯曼人的压力。1470年夏天在一场艰苦的围攻之后，威尼斯人失去了优卑亚岛上的内格罗旁特城，这个城市在他们手中已经有二百六十四年之久。

但是威尼斯的执政者又找到了一个对抗奥斯曼人的盟友。1467年乌宗·哈桑征服了波斯，直到这时他的敌手黑羊部族的可汗贾汗沙一直占有着这个地区。贾汗沙向乌宗·哈桑的部族老家狄雅培基尔发动进攻，但是于1467年11月11日被乌宗·哈桑打败，在逃亡时死于非命。在乌宗·哈桑南下围攻巴格达时，贾汗沙的儿子哈桑·阿里得到了帖木儿后代艾卜·赛义德的帮助。1468年3月，艾卜·赛义德从呼罗珊出发占领了伊拉克北部(属于波斯)所有地方。随后他企图把乌宗·哈桑赶出卡拉巴格。但是当他包围了阿拉斯河下游南岸草原上的马木达巴时，他被俘虏并且玻送交给一个世仇杀死。哈桑·阿里在哈马丹被乌宗·哈桑的军队杀死，乌宗·哈桑于是长驱直入占领了整个波斯。威尼斯人在1463年已经派遣使节到乌宗，哈桑那里，争取他结盟对抗奥斯曼人。

1471年这位使节在一个土库曼使臣陪同下回到了威尼斯。随后加特里诺·齐诺(他的母亲是乌宗·哈桑的特里比桑德妻子的妹妹)被派遣到大不里士。同年，威尼斯的执政者派遣吉奥萨弗·巴巴劳在乌宗·哈桑的一个使臣陪同下前往波斯。巴巴劳出发时带着六门大型臼炮、六百支步枪以及滑膛枪和弹药，由二百名士兵川军官护送。但是他只到达了塞浦路斯岛，在那里毛瑟尼高指挥下的一支威尼斯舰队正在沿着小亚细亚的南岸活动，并且占领了沿岸的一些地区。  1472年乌宗·哈桑派遣一支军队从狄雅培基尔进入奥斯曼领土，在托卡特和开塞利大肆劫掠。穆罕默德在和土库曼人交换了一些措词越来越尖锐的照会之后，于1473年3月亲自率兵前往小亚细亚。乌宗·哈桑在埃尔津疆建立了大本营，于1473年8月1日在特尔疆打败了奥斯曼人先锋部队。8月12日，在他追击向特里比桑德撤退的奥斯曼军队时，穆罕默德亲自率领军队的主力在埃尔津疆以北、幼发拉底河和科鲁克河上游分水岭地方向他发动进攻。骑兵战进行多时，双方都不能取得胜利，但是新军和奥斯曼炮兵最后决定了战争的结果。由于地形复杂，穆罕默德根据他的首扪的建议不再追赶乌宗·哈桑。威尼斯人企图诱使乌宗·哈桑重新进攻奥斯曼人，但是没有成功。乌宗·哈桑的弟弟乌韦斯和他的儿子奥古尔卢·穆罕默德都背叛了他。他在镇压了这些叛变之后又忙于整顿波斯和伊拉克的局势。这些事都使他不能继续对小亚细亚有什麽打算。1478年1月6日乌宗·哈桑逝世后他的帝国就象以前所有这一类国家一样地不复存在了。

在欧洲，阿尔巴尼亚人的抵抗被击溃之后，奥斯曼袭击队源源不断地从波斯尼亚出动侵犯威尼斯的乡间。最后威尼斯共和国决定于1479年1月26日缔结一个光荣的和约。它放弃了包括杜拉佐和安提瓦利在内的全部阿尔巴尼亚属地，并且放弃了优卑亚和雷姆诺斯以及伯罗奔尼撒半岛上泰格托斯的居民。它一次付出十万杜卡而且每年缴纳一万杜卞的税金，以此为代价换取了在地中海东部沿岸诸国贸易的自由，和在靠近伊斯坦布尔的卡拉塔再派遣一个官员来代表它的利益的权利。

威尼斯人能够引以为慰的是在和约签订之前不久，他们在东方国家中最危险的竞争者热内亚人的地位也几乎维持不住了。热内亚人直到这时一直从他们的沿黑海北岸的属地，特别是克里米亚的卡发，取得最大的商业利益。但是他们在这里和鞑靼人的酋火发生了冲突。由于鞑靼人的可汗门格利·吉赖站在热内亚人一边，酋长们于是求助于奥斯曼人。穆罕默德立即派出舰队，6月6日卡发就被迫投降了。这个热内亚殖民地永远被消灭掉，它的居民中没有成为奴隶的都被运到了伊斯坦布尔。但是鞑靼人也成为这个苏丹的臣民了。

这时罗德岛上的圣约翰骑士团是爱琴海上各岛中唯一没有归顺奥斯曼统治的国家。1480年穆罕默德进攻这个防守坚固的岛屿失败之后，第二年他又发动了一次进攻。在这次战役中，穆罕默德于1481年5月3日死在小亚细亚斯库塔里和格布塞之间的德克福·撤里的军营中，时年五十二岁。

把穆罕默德的优缺点放在一起来看，他是古代奥斯曼人最真实的代表人物。他的百折不挠、不知疲倦地追求新目标的精神，是同一种残暴作风结合在一起的，其残暴程度甚至远远超过他所处的时代作风。他对待战俘的惨无人道只有亚述的“伟大国王”们可以与之相比，那时把战俘锯成两半是非常普通的事情。穆罕默德在战争中干出了极其残酷的暴行，甚至连他的部下有时也拒绝执行他的命令。但是就在这样一个人身上集中了当时文化领域中各方面的知识。他对伊斯兰教传说和诗歌非常爱好，这不仅可以从他对它们的代表给予物质帮助上看出来；他自己也喜欢尝试写诗，并且把许多他认为有价值的诗留给了后代。当然，象他的国家所有的诗人的诗一样，他的诗也局限在以波斯诗为模范的固定格式内，它的精神内容从来没有逃出由于哈菲兹而出名的半神秘半性感的调情诗的狭窄范围。穆罕默德对波斯文尊重的程度可以由他任命安那托里亚诗人舍迪仿照费尔道西的《帝王纪》用波斯文写一部关于奥斯曼历史的诗上看出来。他的一个宫廷诗人哈米迪的诗集中除了土耳其文的诗以外也有波斯文的诗。因此在这个时期的散文中间杂着许多外国字的矫揉造作的风格也占有支配地位，这种风格是在波斯官场文书中发展出来的。但是穆罕默德对于受到轻视的非伊斯兰教人民过去的艺术成就也表现出是有所理解的。

1458年夏当他正在乎定希腊时，他对希腊古代建筑的宏伟遗址感到心迷神醉，因而准许雅典自治。他对意大利当时正在萌芽的文艺复兴运动也表现出是有所理解的。有一次他曾经让拉古萨地方用意大利的手稿来代替贡金。他公然不顾伊斯兰教对画像的禁令，在他逝世的前一年命令威尼斯人金蒂尔·贝里尼为他画像，这幅像迄今仍然保存在威尼斯来亚得美术馆中。

穆罕默德去世后，他的帝国再度陷入兄弟阋墙的战争中。他本人当时似乎是指定他的在科尼亚担任卡拉曼总督的幼子杰姆继承王位。不管怎样，首相把苏丹逝世的事情隐瞒了一个时期，打算很快地立杰姆为苏丹。但是他的计划为新军所识破。他们攻入斯库塔里的宫堡，杀死了首相，并且抢劫了犹太人和外国商人的住宅，以此泄愤。这时担任阿马西亚总督的长子巴叶济德于5月20日进入斯库塔里，他不得不宽赦新军的暴行，而且准许增加他们薪饷。从此以后，每更换一个统治者时新军就要求增加薪饷，好象成了定规一样。

与此同时，杰姆在布鲁萨被立为苏丹。他向他的哥哥建议把帝国分成欧洲和亚洲两部分。巴叶济德不同意这个建议，反而在亚洲向杰姆发动进攻，于6月23日在叶尼西赫尔将他打败。杰姆逃到埃及的麦木鲁克苏丹嘎伊特贝那里。

后来卡拉曼诺格鲁·卡西姆贝格要他前往小亚细亚。杰姆在侵入小亚细亚未获成功之后逃到罗德岛上圣约翰骑土团，希望同他们以及西方国家结成同盟来同他的哥哥对抗。但是骑土团后来和巴叶济德缔结了一项有利的和约，要了一笔看管杰姆的费用，将他拘禁在法国南部。1488年圣约翰骑士团将他送交正在计划对奥斯曼人发起十字军的教皇英诺森八世。约在1494和1495年之交，英诺森八世的继承人亚历山大六世被迫将杰姆送交给正在围攻罗马的法国国王查理八世。但是在这之前，据说亚历山大六世在巴叶济德唆使之下已经让这个王位争夺者服毒了。结果杰姆于1495年2月25日死于那不勒斯。

欧洲国家长期把这个人质抓在手中，这件事也许是决定巴叶济德执行和平政策的一个因素，但是这个政策也符合于他的心愿。

巴叶济德象他的弟弟一样也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诗人的天才，他性好问根究底，因此也以提倡科学为乐事。他企图主要通过建造宏伟的公用建筑物来尽到他作统治者的职责。他使希腊和保加利亚的名匠完成了他祖先已经开始在帝国各处修建的街道和桥梁网。虽然这些街道和桥梁主要是为军事之用，它们对于一般交通也有无可估价的贡献。但是他的主要工程是在伊斯坦布尔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清真寺，这个面对着皇宫的清真寺修建于1497至1503年间。它所用材料之多和它的波斯式的装饰使它与城中所有其他大建筑物都有所不同。黑白大理石相间的尖形拱门立在昂贵的碧玉和美斑石的柱子上，柱上有雅致的乳锺石柱头。

这些尖形拱门从四面环绕着有高大的柏树和悬铃木遮荫的前庭，并且支撑着许多连在一起的拱顶门廊。在庭院的中心是一所由圆柱支起的八角形井房。四个波斯式的大门向外开着。这个清真寺的尖塔的位置也与衆不同，它不象其他清真寺尖塔一样耸立在角落上而是分散耸立在独立的侧翼。清真寺周围的整个市区都是以它的名字巴叶济德(现名贝亚齐德)命名的，这部分市区中包括以前军政大臣府，即今日大学的所在地。这位爱好和平的君主也不能防止沿着帝国北部边境地区发生的冲突，因为这些冲突是由于他的人民向外扩张的倾向和邻国政治局势的动荡不定而不断地自然而然发生的。虽然奥斯曼人对德兰斯瓦尼亚的几次入侵都被打退，他们却征服了全部的波斯尼亚，并且以狠狠的打击防止了波兰人征服摩尔达维亚的尝试。

巴叶济德在他执政的初期曾经和威尼斯人和平相处。当威尼期人征服塞浦路斯岛和纳克索斯岛时，他曾经不动声色地袖手旁观。但是威尼斯人和法国的关系引起了他的怀疑，1499年另一次战争爆发了。经过三次胜败交替的战役之后，巴叶济德于1503年和威尼斯缔结了一项和约，获得了杜拉佐、雷盘托和麦塞尼亚后就感到满足了。毫无疑问，他所以愿意缔结和约的一个原因是帝国东方受到了威胁。在波斯，沙易司马仪统治之下的一个当地人的王朝在当时仍然在奥斯曼帝国有广泛影响的十叶派的支援下继承了土库曼人，这在以后隔一章中还要叙述。巴叶济德感到不安是有理由的。

巴叶济德的晚年充满了争夺继承权的残酷斗争，因为他的儿子们不想等他死去后再动手。他指定了他宠爱的儿子艾哈迈德继承王位，甚至打算逊位给他。他的次子塞利姆由于勇武好战获得了亚武兹即“勇狠的人”的绰号，他在军队中很孚衆望。为了防止他哥哥即位，赛里木要求给他一个欧洲总督的职位，以替换他的特里比桑德总督的职位。当这个要求遭到拒绝时，他于1511年率领二万五千人在亚德里亚安诺堡城下出现，不顾他父亲的命令，夺取了塞门德里亚和维丁两旗，因为他口头上说要在北方为自己建立一个新帝国的计划在新军中得到了热烈的拥护。直到他以武力夺取了亚德里安诺堡时，老苏丹才集合兵力进行抵抗，于1511年 8月3日在科鲁将他打败。

由于赛里木被迫逃到了克里米亚的可汗那里，艾哈迈德已经计划在伊斯坦布尔登基，但是新军兵变迫使他回到了亚洲。

1512年4月赛里木又在伊斯坦布尔城下出现，受到了守军的热烈的欢迎。他强迫他的父亲逊位。巴叶济德计划回到故乡第莫蒂卡度过晚年，但在5月26日在旅途中被毒死了。一般人都认为这件事是他的儿子唆使的，这种想法毫无疑问是正确的。

艾哈迈德在布鲁萨称王，但是到1513年时就被打败并且被杀。他的儿子穆拉德逃到了波斯。巴叶济德在位的最后几年中，在沙库利领导下的小亚细亚十叶派教徒靠着统治波斯的教友们的帮助曾经起来叛变。

在赛里木将叛变镇压下去之后，他对居民在他的领土中的十叶派教徒发动了普遍的宗教迫害。为了替十叶派的被害者报仇，沙易司马仪立即在小亚细亚发动了进攻。赛里木召集信徒对异端派进行圣战，于1514年8月23日在乌米亚湖和大不里士之间的卡尔狄朗河谷将沙易司马仪打败。随后赛里木进入了他的敌人的首都大不里土。这时他已经计划着从大不里士继续扩张他在亚洲的势力了。

但是在这里，第二个伊斯兰教大国——埃及的麦木鲁克人的国家——挡住了他的去路。象所有其他强大的尼罗河流域的统治者一样，塞加西亚人早巳夺取了叙利亚，并且从叙利亚将他们的势力不断地向北方扩张。甚至在穆罕默德二世统治的时期，沿小亚细亚和叙利亚边境地方已经发生冲突。此外，麦木鲁克人怀疑奥斯曼苏丹要在管理圣城和到麦加朝觐者的事情上和他们竞争，而这件事一直被认为是最强大的伊斯兰教统治者的特权。麦木鲁克人曾经利用巴叶济德不崇尚武事来扩张他们的势力；他们不仅在小亚美尼亚和西里西亚进行扩张，而且也向北方扩张势力。

在奥斯曼和埃及的势力范围同波斯人的势力范围发生接触的陶鲁斯河流域，土库曼人的杜·卡德尔王朝从十四世纪中叶起就控制着从马拉什经过阿尔比斯丹和马拉底亚一直到哈尔普特的地区。赛里木是这个王室的一位公主的儿子。虽然这位公主的父亲阿拉：道莱是由穆罕默德二世所立，他只是在埃及人的帮助下才能够进行自卫抵抗一个竞争者。

1507年，由于他拒绝把一个女儿嫁给易司马仪沙，他和易司马仪沙发生冲突，失去了哈尔普特和狄雅培基尔。虽然如此，阿拉·道莱的外孙赛里木指责他在自己同沙易司马仪作战时有暧昧行为。因此，在赛里木从波斯回国途中，他命令息南帕夏惩罚阿拉·道莱。年迈的阿拉，道莱在战斗中阵亡。他的小国被交给他的侄子、在波斯战争中曾经跟随着赛里木的阿里·贝格。直到素莱曼统治时期这个小国才最后并入奥斯曼帝国的版图。年老的麦木鲁克苏丹甘苏·古里和沙易司马仪结成了同盟，企图借此保卫他自己不让奥斯曼人侵入他们共同的势力范围。

当赛里木开始对波斯沙发动新的战争时，甘苏表面上作为和平的调停人去到了阿勒颇。但是赛里木已经进入叙利亚国土，他傲慢地将这位埃及使者赶了回去。8月24日在阿勒颇以北靠近达比葛的地方发生了一场战斗。由于麦木鲁克人认为大炮是他们不屑使用的一种武器，因而完全不注意炮兵的发展，他们吃了一个大败仗，他们的统治者在逃亡时死去。这时，整个叙利亚都在战胜者的足下。赛里木于9月26日进入了大马土革。

最初赛里木愿意让麦木鲁克人占有埃及，如果他们在讲坛上的祈祷中和在货币上承认他为君主的话。由于新苏丹突曼贝拒绝这样作，赛里木于是在苏丹的领土上向他进攻。1517年1月21日他陈兵开罗城下，第二天他的优越的炮兵决定性地打败了麦木鲁克人。经过激烈的巷战之后，首都才落入奥斯曼人之手。突曼贝逃到三角洲地带，但是不久就被人出卖落入敌人手中。

在这次战役中被俘并且被押回开罗的人质中，包括阿拔斯王朝的最后一个哈里发。自从1261年以后，麦木鲁克人为了使他们的政权合法化，准许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后代有象征性的权力。根据传说，这个阿拔斯哈里发被送到了伊斯坦布尔，并且被迫将管理所有正统伊斯兰教徒的哈里发职权移交给赛里木。实际上在这之前，赛里木在讲道坛上的祈祷中已经把自己称作哈里发了。

1517年8月，他也以哈里发的资格接管了卡巴天房的钥匙。埃及和奥斯曼帝国仅仅保留着松懈的联系。第一个负责管理埃及财政的著名学者舍木斯·丁·卡马尔帕夏估计苏丹从这个新占领地所能得到的收入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即使在素莱曼统治之下，埃及的贡金的数位也规定得很高，因为埃及巨大的经济潜力迅速地得到了恢复。但是麦木鲁克人的贝格们由于拥有大量土地，不久就取得了极大的统治权力。因此，苏丹的总督就不得不仅仅以收贡金为满足了。

赛里木的胜利在欧洲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以致教皇里奥十世对基督教世界的安全感到了恐惧；因此开始计划一次新的十字军。直到后世的土耳其人都把赛里木看作是一个最伟大的军人和英雄。由于这个缘故，青年土耳其党人把在1914年8月逃避英国地中海舰队而落入他们手中的德国“戈本”号巡洋舰命名为“勇狠的苏丹赛里木号”。但是这位苏丹，象君土坦丁堡的征服者穆罕默德·法蒂一样，也尝试用波斯文写诗。

1904年保罗·豪恩根据德皇威廉二世的命令出版了赛里木的诗集，并且把帝国出版局出的一部精装版本送给了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作为礼物。在赛里木统治时期，由于在政治上反对波斯的结果，伊斯兰教中的逊尼派迫使自从帝国初期就在安那托里亚保存势力的十叶派退居完全不重要的地位。

当赛里木于1518年回到亚德里安诺堡时，他可能已经带回了征服西方的计划。1520年9月2口他在从伊斯坦布尔回到亚德里安诺堡的途中病死。但是无论如何这时他已经在整顿军备准备进攻罗德岛上的圣约翰骑土团了。

赛里木的儿子素莱曼没有经过任何斗争就登上了苏丹的宝座。他在作皇太子的时候总是不声不响事事居后，因为他的父亲想到自己当初抢得王位时的情况总是不相信他。但是现在登位之后素莱曼能够充分发挥他的英明才干了。他立即着手解决他祖先留下来的最重要的任务——巩固北部边疆地区。年幼的路易二世自1516年起就统治着匈牙利。忙于内讧的权贵们对边疆完全疏于防守，因此1521年奥斯曼人在素莱曼苏丹指挥下占领了贝尔格莱德。

在这次胜利之后，素莱曼停止了北方的战事以便实现他父亲最后的征服罗德岛的计划。因为使奥斯曼帝国成名蒙耻的是，罗德岛上的圣约翰骑土团仍然在帮助信仰基督教的海盗进行抢劫的远征。1522年7月底对这个要塞开始围攻，但是直到12月21日双方都遭受重大损失之后，骑士团的首领才投降。作为交换条件，他们取得了撤退所有骑土的自由，人身和财産安全的保障，和岛上原来的基督教居民免税五年的规定。

法国的政策和它反对哈布斯堡王室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素莱曼对北方邻国的野心。这时巴黎和伊斯坦布尔的宫廷之间发展了友好关系，这种关系在这以后几百年间保证法国人在各大国在东方的政治斗争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1526年素莱曼恢复了对马扎儿人的战争。在8月28日发生的不顺利的摩哈赤战役中，年仅二十岁的马扎儿国王路易阵亡，他的精锐部队也都被消灭。9月11日奥斯曼人第一次占领布达，全城都被投入火海。在奥地利的菲迪南德和德兰斯瓦尼亚的瓦弗得·约翰·扎波里亚之间爆发了争夺匈牙利王位的战争。素莱曼站在扎波里亚方面。1529年9月他再度征服布达，并且立扎波里亚为国王。随后他进军维也纳城下，但是由于供应不足，他不得不于10月15日放弃对这个城市的围攻。

1532年的战役也不顺利。在这次战役中，素莱曼在整个八月中被匈牙利境内小小的冈斯要塞所阻，他只得对乡村地区加以破坏，直到8月28日冈斯陷落时为止。这个小小的胜利由于查理皇帝的舰队的活动又发生了问题，查理的舰队在热内亚海军大将安德烈亚·多里亚指挥下沿着摩里亚海岸不断地打胜仗。第二年，素莱曼宣布愿意缔结和约，承认双方属地的现状，因为这时亚洲的局势使他不得不予以注意。

从1524年起，易司马仪主子塔赫马斯普就统治着波斯。塔赫马斯普像他父亲一样不承认苏丹有权作哈里发。在波斯驻巴格达总督叛变投到苏丹方面但又被波斯沙征服后，素莱曼以此为藉口对波斯发动了战争。1534年夏，波斯沙在一个土耳其将军的进攻下被迫撤退。素莱曼于是长驱直入波斯首都大不里士，并且在11月中未经一战就占领了巴格达。素莱曼在这些他无意再放弃的边疆省份恢复了秩序之后，于1536年年初回到了伊斯坦布尔。

这时素莱曼最关心的事情就是建立强大的海军以雪上次战争之耻。在这件事情上，海盗赫伊尔丁·伯尔伯罗萨为他效了劳。伯尔伯罗萨是累斯博斯岛上米提利尼的一个希腊人。多少年来他和他的哥哥阿鲁杰就进行抢劫危害沿海地区，特别是西部地中海地方。北非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使他们能够在那里立足。突尼斯的哈弗斯王朝苏丹穆罕默德曾经任命阿鲁杰为杰尔巴岛的总督。为了要消灭这个海盗之患，西班牙人对北非发动了几次进攻，并且占顶了阿尔及尔对面在大炮射程之内的几个多山小岛，他们从这些小岛控制了海港的入口处。由于阿尔及利亚人的最重要的职业受到了妨碍，他们在信奉天主教的菲迪南德去世后就邀请阿鲁杰帮助他们抵抗西班牙人。

阿鲁杰占领了阿尔及尔和它附近肥沃的乡村。虽然他未能驱逐西班牙人，却击退了他们向大陆的几次侵犯，使之遭受重大伤亡。但是1518年当阿鲁杰把他的势力再向西扩张直到特累姆森时，他在一次战役中被西班牙人切断退路后杀死。他出征时让兄弟伯尔伯罗萨就任阿尔及尔的总督职位，这时伯尔伯罗萨就接管了军队的指挥权。伯尔伯罗萨看到自己四面都受到阿尔及利亚统治者们的威胁，于是请求刚刚征服埃及的苏丹赛里木支援他。赛里木任命他为贝格贝，派遣了两千土耳其人带着大炮去援助他，他还允许以享有新军权利的雇佣兵来补充这些军队。

1519年在进攻突尼斯的一次战役中，由于有人出卖，作战基地的联络被切断，伯尔伯罗萨因此不得不在吉杰里岛上恢复海盗生涯。他用掳获的战利品建立了一支新军，最后征服了阿尔及尔，并且把西班牙人赶出了培能山城。  1534年他甚至占领了突尼斯，但是1535年6月这个地方又被查理五世统治下的西班牙人所收复。此后不久，伯尔伯罗萨迁到了伊斯坦布尔，以便更有力地和西班牙人进行海战，他在1533年已经被任命为卡普丹帕夏了。在伯尔伯罗萨的怂恿下，素莱曼于1537年向威尼斯宣战。在三年之中威尼斯失去了爱琴海中远至克里特、提诺斯和密科诺斯各岛的所有属地。但是伯尔伯罗萨的主要兴趣仍然是要实现他对北非的政治抱负。虽然他自己不再有机会踏上北非的土地。因此，他在伊斯坦布尔以最大的热情拥护和法国的法朗西斯一世结成同盟以对抗西班牙皇帝查理五世，1451年伯尔伯罗萨的军队击退了查理五世对阿尔及尔的进攻。

当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战争再度爆发时，伯尔伯罗萨率领一支土耳其舰队进袭意大利沿海地方并且围攻了尼斯。但是1544年的克雷斯比和约迫使他将军队撤退。两年后伯尔伯罗萨逝世，他给苏丹留下了一支装备优良的舰队和久经战斗的船员，这支舰队常常成为执行苏丹政策的一个有效的武器。

素莱曼在陆地上打败哈布斯堡王朝取得了一个巨大的胜利，给他的帝国增加了宝贵的一个省份。1543年约翰·扎波里亚去世时，素莱曼进入了匈牙利以阻止人们承认菲迪南德为国王。他于 9月2日进入布达，把城中主要的教堂改为清真寺，并且建立了奥斯曼帝国的匈牙利省政府。1547年在土耳其人继续推进，占领了格朗和斯图尔威森堡之后，菲迪南德被迫缔结了一个为期七年的和约。

1550年在他权力的鼎盛时期，素莱曼开始在伊斯坦布尔建造一个富丽堂皇的清真寺，这个清真寺成为奥斯曼帝国建筑中最美丽的纪念碑之一，他甚至使阿亚索非亚清真寺都黯然失色。为了建造这个清真寺，素莱曼在旧皇宫以北划出一大块地区来，并且将一些古老的基督教堂和旧的建筑材料拨归建筑师息南使用，这个清真寺的前庭也建造得非常华丽，特别是清真寺主轴上第四个侧翼用了一个波斯式官门。前庭的四角耸立着四个尖塔。三个楹间的主要建筑上面覆盖着一个宏伟的圆顶，由四个巨大的四方形柱子支援着，这个圆顶比阿亚索非亚清真寺的柱子还要大五公尺。清真寺内部所有的墙壁和圆柱都嵌着五顔六色的大理石，后墙和朝向麦加祈祷方向的壁龛都用瑰丽的波斯花砖装饰。这面墙的九个窗户由当时最著名的玻璃画家塞尔豪什·易卜拉欣涂以极其华丽鲜明的顔色。

根据1865年在伊斯坦布尔出版的建筑师息南的自传中的叙述，他在赛里木一世时代曾作为壮丁被征入新军，并且曾经参加过贝尔格莱德、罗德岛和摩哈赤等战役，在围攻维也纳时他曾担任工兵队队长职务。他在巴格达寄居了一个长时期之后，直接为宫庭所雇用，不久就被任命为建筑总监。他在担任这个职务时显示了惊人的精力：根据他的皇家主人的命令，他建造了七十五座大清真寺。四十九座小清真寺、四十九所学校、七所《可兰经》研究院、卜七个公共施食站、三所医院、七座高架桥、七座桥梁、二十七所宫殿，十八个队商客栈、五个金库，三十一个澡堂和十八个殡仪馆。

但是素莱曼家族中，儿子之间发生纷争的命运已经注定，由于后宫制的结果没有一个奥斯曼统治者能够完全逃脱这种命运。在素莱曼的所宠爱的俄国血统的劳骚拉纳-胡尔拉姆和他的女婿首相鲁斯塔姆的进谗下，他的为军队所爱戴的长子穆斯塔法引起了他的怀疑。因此，1553年在一次波斯战役中，素莱曼亲自下令把穆斯塔法缢死在埃累格利的军营中。但是后来在劳骚拉纳的儿子中间也爆发了公开的战争。据说在鲁斯塔姆的唆使下，素莱曼的第二个儿子赛里木的教师穆斯塔法·里扎在赛里木和他的更有才干的弟弟巴叶济德之间制造不和。

1559年时，两兄弟应当交换他们所管辖的旗：巴叶济德应当以科尼亚交换阿马西亚，赛里木应当以马格尼西亚交换库塔雅。巴叶济德公然违抗了这个命令，并且将他的军队召集了起来。1559年5月30日他在科尼亚被打败，逃到了波斯。但是波斯沙将他送交给素莱曼，1561年9月25日素莱曼将他处决。这样一来，素莱曼的最无能的儿子赛里木——一个浪子和醉鬼——就成为无人争夺的王位继承人。

素莱曼晚年时，他在对外关系方面也很不顺利。1551年，战争又在匈牙利爆发。在海上，西班牙舰队联合了1530年起就占领了马尔他岛的圣约翰骑士团一同和奥斯曼人作战。素莱曼虽然尽了一切努力但始终未能把他们从马尔他岛赶走。为了弥补这件事，他打算至少要加速匈牙利战争的缓慢步调。1566年5月1日素莱曼带病到达了西格特，这个地方在兹里尼指挥之下对他进行了一个月的抵抗。9月5日夜间素莱曼在西格特逝世。仅仅两天之后，这个成了一片瓦砾的堡垒就落入新军之手。西方的历史家给予素莱曼以“大帝”的尊称，而奥斯曼人则尊称他为卡奴尼——“立法者”。素莱曼在向外扩张势力方面胜过了他所有的前任。这和他的继承者统治下迅速开始的衰落情况，形成了更为鲜明的对比。因此，他的逝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适当的机会，回顾一下他的人民在国内发展方面的情况。

谢选骏指出：

人说——“在财政方面，象在所有伊斯兰教国家中一样，基督教徒和犹太人都是不能缺少的。”

我看——这说明穆斯林没有基本的经营能力。

人说——“但是素莱曼家族中，儿子之间发生纷争的命运已经注定，由于后宫制的结果没有一个奥斯曼统治者能够完全逃脱这种命运。……1579年10月11日索科利被人暗杀，也许只是为了私人的复仇，但是首相职位的重要性也突然降低。这件事要归咎于后宫制的破坏性的后果，一个世纪之后穆罕默德·考普鲁卢才把国家从这种制度中解脱出来。”

我看——兄弟阋墙的后宫制度很像蜂王的选拔，出来一个，杀死其他——其实这就是战俘命运的缩影！——土耳其苏丹、哈里发本人就是战俘的首脑和最大的战俘！这显示了伊斯兰教的奴化过程。而现代的伊斯兰革命，不过是蜂王死后、马蜂窝崩溃、没头苍蝇般的“蜂拥而出”。

【第二章  帝国全盛时期奥斯曼人的文明】

素莱曼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军事领袖，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组织者。他改善并且完成了他的祖先所建立的各种制度。奥斯曼国家的基础仍然是封建制度。最初的统治者仿效拜占庭建立了这种制度，素莱曼把它按条款编制成法典。有功劳的军人最初授以小块封地，原来占有这块土地的农民必须以臣民(拉亚)的身份继续耕耘它，这块封地每年能为领主産生三千至两万阿斯波的收入。

作为接受封地的代价，领主必须提供两个到四个骑兵服兵役，或者提供两个到四个水手参加海军。这样的封地叫作“蒂马尔” (timar)，它是希腊字“普罗诺伊亚”(pronoia)的波斯译文，类似拉丁字“(居拉”(cura)。只有亲身服役才能使采邑领主取得更大的封地“济亚美特”(ziamet)，但是他的儿子必须无条件地从蒂马尔开始。济亚美特的领主称为“札伊姆”(zaim)，他的收入高达十万阿斯波以上，但是每收入五千个阿斯波他就要出一个人。一个阿斯波银币通常应当有一个德来克马的四分之一重。

在穆罕默德二世时期，四十个阿斯波的价值仍然相当于一个杜卡，但是在他的继任者统治之下，货币贬值到六十个阿斯波相当于一个杜卡的程度。再大的封地“哈斯”(hass)赐与各省总督，它和蒂马尔和济亚美特不同，不受负责监督封地的会议官的视察。在素莱曼一世统治时期，欧洲的封地提供约八万个骑兵，亚洲的封地提供约五万个骑兵。但是在被征服的波斯各省建立新封地已经不再可能，因为没有人愿意在这些不断遭受战争破坏的地区承担义务。

封地领主的骑兵最初构成奥斯曼军队的核心。他们的武器是弓和箭(在亚洲军队中使用弓箭的时间最长)，轻矛和短剑，偶尔还有铁锤矛和圆形小盾。这些骑兵逐渐地才开始穿戴铠甲和尖顶钢盔，以前战士们普遍戴头巾。根据记载，封地领主的主要职责是照料马匹，疏忽这种职责甚至可能失去封地。

各军事封地组成旗即“山贾克”。

最初只有两个这样的旗，但是后来增加到二百九十个。旗由统领即“贝”治理，因为即使在阿拉伯人中，军旗(即“里瓦”)也曾经是授予军队最高指挥权的象征。最初在各旗统领之上有两个贝勒贝：一个是安那多鲁(安那托里亚)贝勒贝，一个是鲁美利亚(欧洲)贝勒贝，他们拥有帕夏的称号。前者的司令部最初设于安卡拉，1451年以后迁至库塔雅；后者的司令部设在索非亚。鲁美利亚贝勒贝的地位较高，他的军旗上有三根马尾作为标志，而安那托里亚贝勒贝的军旗上只有两根马尾。鲁美利亚贝勒贝也代表苏丹为最高统帅，甚至王子王孙也要听命于他。  

随着帝国在亚洲不断的扩张，才任命了新的贝勒贝。但是他们的地位比安那托里亚贝勒贝的地位要低，虽然他们统率的军队更多。再后来一些旗合并成帕夏立克，或称维拉叶特(州)，十九世纪初，帕夏立克不下于七十个。这件事本身在最初是按着严格的中央集权的方针建立的国家行政方面构成了破坏性的因素。

在世代相传的狭小的奥斯曼本土经过考验证明是优越的封建制度，在不断扩张的帝国中很快就腐朽了。统治者不得不至少让贝勒贝有权封授有六千阿斯波收入以下的小块封地。但是贝勒贝不把可以分配的蒂马尔交给有武功的战士，却封给了他们自己的亲信(常常是奴隶)；而对于后者根本不能指望这些人服兵役作为报答。不久，贝勒贝们甚至更进一步辞退了可靠的封地领主，如果他们对于这些人的奥斯曼血统有丝毫怀疑的话。

1530年素莱曼一世颁发了“卡农那默”(意为法典)，企图制止这些滥用职权的行为。他从贝勒贝手中收回了任意授予封地的权利。从这时起，贝勒贝们必须为有资格得到封地的人提出申请书，帝国政府根据申请书发给授地通知，并将他登记在封地簿册上。关于封建地主的子孙的世袭权有严密的规定。封地绝不能由父亲直接传给儿子。儿子只能要求授与一小块土地，直到他凭自己的武功表现取得更多的土地。首次封地的大小据说决定于领主的父亲是战死在疆场上还是死在病床上。未成年幼子也可以分配到一块蒂马尔。但是如果他们过了十九岁尚未服兵役的话，他们就会失去这块封地。

但是素莱曼的法典并未消除一切滥用职权的行为。很多封地占有者没有将由他们的贝勒贝提出的申请书呈交帝国政府批准，目的是为了避免出壮丁，因为帝国政府官员常常随心所欲地任意增加名额。一个死去的西巴希的田産常常分成数块，以便分给几个儿子每人一块蒂马尔，这样一来这些蒂马尔的领主只需要轮流出丁服役就行了。最后在亚洲的封地中甚至妇女有世袭继承权。但是大封建地主也越来越多地企图不履行军事义务。苏丹艾哈迈德一世的财政监督埃尼·阿里在苏丹的法典中抱怨说，在收获时争夺土地收入的十个蒂马尔领主中，到服兵役时就没有一个人出头露面了。但是埃尼和首相纳苏帕夏要想至少重新编制征集名册的努力都未成功。无论如何，纳苏在1614年的暴卒一部分是由于他努力进行这些改革的结果。

因此，雇佣军逐渐地代替封建军而成为军队的陔心。在这些雇佣军中，帝国政府的骑兵是最老的兵团。在1555至1562年间曾代表哈布斯堡皇帝菲迪南德出任驻苏丹素莱曼二世朝廷大使的法国外交家吉兰·德布斯贝克在他的一些著作中记录下了他对奥斯曼帝国的出色的观察。他称赞他们骑兵的骏美的马匹和他们的由于装饰着金银珠宝而闪闪发光的鞍辔。士兵们穿着大红、青黄或深蓝色的锦缎或丝绸的衣服。他们的武器是弓和箭、一个小盾、一支轻矛、一柄常常装饰着珠宝的短剑和放在鞍头的一个铁锤矛。直到1548年波斯战争时才开始采用手持的火器，但是这个最初的尝试完全失败了，虽然这时大炮已经非常普通。最初由于欧洲的战争才使奥斯曼人不得不采用新武器。虽然如此，直到十六世纪末叶时，西巴希主要仍然依赖弓和箭。

奥尔汗亲自建立的四营的领饷骑兵的人数后来大大增加，特别是在赛里木和素莱曼进行大战役的期间。1534年时，人数增加封一万一千五百人。头三个师是从在战争中被俘虏送到皇宫中抚养成人的基督教少年之中征集的。而第四个师——不十分受到重视的外籍军团——是从皈依伊斯兰教的成年基督教徒中招募来的。

在波斯战争期间，这支军队显着的腐朽了。在敌军逼近时，波斯沙往往把边境各省加以破坏，并把居民撤退到内地去，使进攻者在军队和马匹的粮秣供应方面感到很大困难。因此早在1586年就发生了西巴希兵变，这次兵变只是在苏丹答应了亲自率领他们进入波斯的要求之后才得平息。随后，在十六、十七世纪之交，帝国政府由于财政困难付不出薪饷，西巴希们在一次又一次的兵变中宣布说他们的薪饷已经不足以支付战争中的花费了。经过一个时期之后，这个兵团规定的兵额和实际人数之间的差额逐渐变得越来越大了。

古代亚洲游牧生活的风气，由于文明进步和军队纪律，在封建军队和西巴希中大大削弱。但是这种风气在军队中不领薪饷的骑兵先锋队“阿金基”之中仍然完整无缺地保留了下来，这支部队的酬劳完全是免纳赋税，和从事抢劫。它主要是由租种封地的佃农组成，他们从事抢劫以补偿封建地主的压迫所带给他们的困苦。

1477至1478年间，这些匪徒把破坏的恐怖带到了威尼斯大陆上繁荣的平原地区和斯蒂里亚阿尔卑斯山的山谷高地。约有一个世纪之久，他们蹂躏着匈牙利，并且把几十万人虏去作奴隶。

来自纳贡的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辅助部队、克里米亚的鞑靼人、格鲁吉亚人和库尔德人也充当了类似的角色。克里米亚的可汗也预备好了五万人准备一有机会就进攻波兰的侧翼。格鲁吉亚人和库尔德人对波斯人也有同样情况。但是军队的核心仍然是由新军组成的。挑选出来补充新军的基督教少年在亚德里安诺堡、伊斯坦布尔的新旧皇宫和培拉的四个侍从少年院中抚养成人。学员分成五班。他们的训练虽然很严格，但完全合乎人道，因为把他们教养长大不是为了要变成跛子或懦夫，而是要成为男子汉。在最高班即苏丹私人侍从班中，从来不超过二十五至三十个青年。这是训练国家和宫廷最高级官员的初级学校，大多数的首相都是这个学校训练出来的。

虽然在穆拉德二世时期(1421至1451年)就挑选基督教少年送到侍从院训练，但是直到赛里木一世时这件事才坚定不移地组织起来。每隔五年——后来更为经常，最后每年——把在欧洲各个巴尔干半岛国家和希腊征募的少年集合起来，后来也在匈牙利进行征募。只有少数几个享受条约特权的地区如伊斯坦布尔、卡拉塔和罗德岛免于这种负担。开始时每五个少年中才选一个，后来凡十岁至十五岁身体健壮的少年都被征集。在这件事情上弊端百出。官员们允许有钱的父母购买他们的子弟们的自由。他们也并没有把所有征募的少年送往少年侍从院，反而把很多少年卖给奴隶贩子以饱私囊。但是新军未来远大的前程大大减弱了挑选少年这件事的残酷性。事实上它甚至引起了土耳其人的羡慕，他们不时地设法把自己的儿子偷偷混入基督教少年中。直到十七世纪末叶征集少年的事才逐渐废止。

最初参加新军的年龄限制为二十五岁，直到几次波斯战争破坏了军队的编制之后，这个年龄限制才降低了。这支精锐部队的人数从来未曾超过一万五千人。新军初期发生的难于驾驭的情况也使它的人数不可能再增加。他们不仅在新苏丹即位时坚持要求越来越贵重的礼物，而且举例来说，他们在波斯战争中强迫赛里木一世把首相、军法官和他们自己的领袖的头献给他们。一度甚至试图用分散的办法，将他们暂时派驻边疆驻防地，使他们无法为害。例如1581年新军中只有四千人驻在伊斯坦布尔。十六世纪末叶肘准许新军结婚，这意味着新军沿着衰败的道路上更前进了一步。结果新军的成员不久就简直成为世袭职，不管他们的军事才能如何。

随后穆拉德三世时的不顺利的波斯战争使得这个兵团漫无限制地加以补充，到1660年它甚至扩充到五万四千二百二十二人。此外在兵员名册上还有约同样数目的人，他们不领薪饷，能够不纳捐税就满足了。他们也不服兵役，但是随时准备在兵变时支援新军。经过一个时期之后，由于薪饷越来越降低，新军不得不借某种手艺来谋生，而他们的长官则通过给外国大使服务来改善他们的境况。

虽然步兵和骑兵是逐渐地才使用火器的，奥斯曼人从一开始就非常注意炮兵。穆罕默德二世曾经亲自设法从德国和匈牙利请来大炮铸工和教练来建立一支炮兵部队。甚至在巴叶济德二世时期就有了“陶普吉”(炮兵)兵团了，在赛里木一世时这个兵团的人数增加到了一千人。后来素莱曼主要从事于训1练一支野战轻炮兵和必要的辎重队。

从一开始，必须随同军队前进的巨大辎重队就成为奥斯曼军队的重大负担。因为在匈牙利和波斯进军时，军队所经之地都是事先资源耗尽或有目的有计划加以破坏的地区。例如1529年围攻维也纳的军队用了不下两万二千只骆驼来运输面粉。此外还有同样数目的骡子。照管这些运输队的责任落在了大部分由保加利亚农民组成的辎重兵团(伏伊纳克)的身上，他们通常不领薪饷只享受豁免赋税和其他一些权利。在进军中，轻炮兵队和制造武器的“杰比吉”组成先锋部队，新军和他们一起前进，后面跟着新军的指挥官(阿格哈)和两个军法官以及会计官。

随后苏丹本人在他的禁卫军和侍从少年簇拥中前进。在苏丹的后面是战旗即帝国军旗 (从赛里木一世时期起就是先知穆罕默德之旗)和各师的六面军旗，以及西巴希雇佣兵的六面小旗子。在中央部队最后的是首相和其他大臣以及无数随从人员。再后是率领大队封建骑兵的鲁美利亚贝勒贝和安那托里亚贝勒贝。在欧洲作战时，鲁美利亚贝勒贝在先，在亚洲作战时，安那托里亚贝勒贝在先。最后压队的是行李和给养大队。

在战斗开始时，两个贝勒贝前进到第一线，其中左翼被认为是上位。两翼各由一师炮兵和一师阿金基加以后援。随后是西巴希新军在中间靠后的地位。在他们后面是苏丹和战旗以及高官显贵们。

所有的欧洲记载都连篇累牍地对奥斯曼军队的纪律加以称赞。他们军队中不准喝酒、赌博或嫖妓，而这些是当时欧洲军队中从来不缺少的。对不信仰伊斯兰教的人进行的战争实际上仍被认为是一种宗教责任，在奥斯曼军队的极盛时期，这种宗教责任感在保证战胜基督教徒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奥斯曼人的全部历史使他们必须在陆地上作战。他们从事海战只是迫于形势，并非出于本领。威尼斯人于1416年5月29日在加利波利取得的胜利使奥斯曼人从根本上认识到建立一支海军的必要性。但是穆罕默德二世是使奥斯曼在海上也享有应得的声誉的第一个人。

1456年春天，一百八十只帆船从加利波利出发蹂躏爱琴海沿岸各地。赛里木一世大力继续进行准备，素莱曼则将船只的数目增加到三百艘。在素莱曼统治时期，上文提到的海盗赫伊尔丁·伯尔伯罗萨把奥斯曼的威名远远传播到西班牙沿海地区。但是奥斯曼舰队实际上缺乏骨干，它的拉丁敌手在海上十分强大，主要是靠一支强大的商船队作为骨干。当然，和这件事对照起来，奥斯曼人在资源方面则处于优势，因为沿着黑海沿岸的森林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木材仓库，尽管当时受到了滥事砍伐。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矿山也提供了必要的金属，虽然帆布必须从法国进口。

指导造船的工作大多由威尼斯人担任。工人通常是希腊人，但是对造船工业很不利的是这些工人不是长期在海军工厂中工作的，而是在需要时召集在一起的。奥斯曼造船厂生産的速度常常使欧洲大吃一惊，但是对造船的材料的挑选和造船技术方面却有许多值得改进的地方。从一开始奥斯曼海军的致命弱点就是管理方面的不廉洁，这种情况继续不断地传到了近代。甚至在赛里木一世统治时期，船只的建造和武装都交由船长进行；举例来说， 1592年有四百六十个船长和他们的船员们支领薪饷，而其中真正作事情的船长还不到一百五十个人。船员通常由意大利和希腊的基督教徒组成，他们一般都是亡命之徒，由于每支奥斯曼舰队配备船员设有巨额奖金的诱惑而成群结队地来到培拉。船员中的一个更加不可靠的因素就是——上了手铐或脚镣而牢牢束缚在船上的奴隶。

在赛里木统治时期，这些奴隶还够配置在四十只船上，但是在十七世纪开始之后，他们的人数锐减。曾经尝试在当地人民中实行定期征兵的办法来补充缺额。整个帝国划分为若干地区，每区必须提供一定的人数在舰队中服务。被征集入伍的人可以出钱买回他们的自由，然后船长用便宜得多的奴隶来代替他们。由于为补充陆军而进行的征兵已经使欧洲负担过重，海军所得到的大多数是亚洲人，他们通常都是体质孱弱不适于干重活的人。结果代替制越来越完善，直到最后它发展成为获利非常大的海军税。几乎陆军所有各部门都逐渐地参加了海军的服役。在海军中新军也是最优秀的，他们的勇敢，特别是在登陆作战时的勇敢，使他们的基督教敌手们胆颤心寒。

奥斯曼舰队有大型战舰和轻巡洋舰，其中最大的战舰造于 1575年，有五百七十六个奴隶桨手，轻巡洋舰平均有一百五十个桨手。舰队的炮兵最初非常弱，每只军舰上只有二十门重炮。但是在汲取了不幸的雷盘托战役的经验之后，军舰的战斗力在这方面也大大加强，它们可以和威尼斯的军舰相匹敌，至少在大炮的数目上不相上下。

从伯尔伯罗萨的时期起，非洲柏柏尔海岸的海盗船就构成奥斯曼舰队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每当苏丹武装起来进行海战时，这些海盗们就成群结队地参加他的舰队，为的是在这支舰队保护之下破坏基督教徒的贸易。由于他们的行驶快速的帆船人员配置得非常好，最初他们的帮助是很得到重视的。但是他们难于驾驭，这一点不久就使他们在帝国政府的心目中声名狼藉了，特别是由于在和平时期他们几乎不断地引起外交上的麻烦。

随着舰队本身的发展，舰队指挥官的职务也加重了。最初海军由加利波利旗统领指挥。但是作为海上贝勒贝，伯尔伯罗萨同时兼任爱琴海上各岛屿总督的职务，最后他管辖的地区包括有十四个旗。由于在装备舰队时他可以得到巨大利润，即使他是相当老实的话，因此这个位置是整个官场中最有利可图。最为人希冀的一个肥缺。虽然在雷盘托惨败之后，奥斯曼人以惊人的毅力将舰队重建起来，它一直未能打赢一场大胜仗以恢复它的威望。这支舰队的活动越来越限于在沿海巡逻。1576年时，在三百艘可以使用的军舰中只有四十艘是完全武装的，其他的舰只都已朽坏，卸除武装后停放在船坞中或码头旁。

在封建制度所産生的军队和国家的最上面是苏丹。最初的奥斯曼的伊密仍然是科尼亚的塞尔柱克苏丹的封臣。塞尔柱克王朝，特别是在十字军东征之后，在哈里发的同意下拥有苏丹的称号，成为伊斯兰教的拥护者。但是奥尔汗也要求有君主的特权，即铸币权和在星期五公衆礼拜中提到他的名字的权利。如前所叙，巴叶济德一世从开罗的阿拔斯王朝哈里发那里取得了苏丹的称号，虽然他的祖先在他之前就非正式地拥有这个称号了。

在君士坦丁堡陷落后，穆罕默德二世采用了苏丹巴尔来恩·巴赫来恩即“两个大陆和两个海洋的统治者”的称号。他的比较流行的称号是“洪基阿尔”和“帕迪沙”。穆拉德一世在征服亚德里安诺堡之后已经自称为上帝的哈里发了。只是根据后来的传说，1517年赛里木一世才设法使开罗的阿拔斯王朝哈里发把这个称号让给他。直到 1774年的库楚克—卡纳齐和约把伊斯兰教徒划归基督教统治之下时，奥斯曼外交家才骗使欧洲人相信哈里发，像教皇一样，被认为是所有穆斯林的精神领袖，因此哈里发也有权要求在基督教徒统治地区中的穆斯林在星期五祈祷中提他的名字，就像奥地利在并吞波斯尼亚之后仍然承认阿卜杜勒·哈米德有这种权利一样。

但是尽管如此，土耳其人性格中根深蒂固的对统治者的忠诚，甚至在古代就由某种宗教裁判而进一步加强。因此统治者的臣民比同时代的任何西方统治者的臣民更无条件地服从他的指挥。他对于一切国家资源也有无限的权力。只有实权，特别是新军的专横，才能暂时限制他的权力。从理论上讲，甚至国家也被认为是他私人所有。赋税的纯收入，除了经常费支出外，都收进他的金库“七塔堡”。关于奥斯曼国家预算的规模，我们只有不精确的估计数位。

在穆罕默德二世统治的晚年，拜占庭人查尔康狄拉斯估计国家全部收入为四百万杜卡。但是根据威尼斯人的材料广十六世纪中叶时这个数目已增加到一千万或一千五百万杜卡，其中每年有两百万杜卡纳入苏丹的金库。个别的统治者，特别是穆拉德三世，在金库中积累了数目巨大的货币，并且不让这些货币在市面流通。但是遇有紧急事务时，就要从金库中拿出大笔钱来，而在统治者更叠时，新军的要求常常弄得金库空虚。舆论认为苏丹应当从事各种各样的建筑，事实上只有极少数的苏丹没有这样作。

从理论上讲，苏丹握有一切政治大权，在相当长的时期中，事实上也是如此。但是随着帝国迅速的扩张，最初只作为苏丹首席顾问的首相的重要性日益增加了。穆罕默德在他的国家根本宪法“卡农那默”(法典)的第一节中，已经把首相提高到帝国事实上的摄政的地位。作为“帕迪沙”的全权代表，首相要把千头万绪的行政事务集中在自己手中，并且有完全独立的权力来决定一切国家大事，包括生杀大权。首相掌管带有图拉格(在位苏丹的姓名的头一个字母拼成的记号)的国玺，作为他的权力的象征。宫廷中的仪式也保证首相有苏丹代表的地位。像苏丹一样，首相每周规定几天接受宫廷和国家官员的朝贺。他只有在衣饰华丽的随从簇拥之下才在公衆面前出头露面。他将国家领导人召集在崇高的阙下(巴比一阿里)他的官邸中商议国事，因此他的官邸就成为政府的真正所在地。

1524年素莱曼一世将来自佩加的一个希腊人的儿子易卜拉欣帕夏提升为首相。在委任状中，素莱曼一世将自己君权的很大一部分移交给了新首相。易卜拉欣担任这个职务许多年，得到了苏丹的充分信任。苏丹对他很友好，甚至把自己的妹妹许配给他。但是使这位统治者晚年不快的家庭纠纷也动摇了首相的地位。易卜拉欣帕夏遭到了毫无根据的怀疑：认为他希望先登上匈牙利国王的宝座，最终登上奥斯曼苏丹的宝座。1556年3月 15日他被暗杀在皇宫中紧紧靠近苏丹的睡椅上。只有他的第二位继任人，波斯尼亚的索科尔村来的一个斯拉夫人穆罕默德·索科利又取得了相似的权力地位。但是他十分机警，知道怎样避免易卜拉欣所遇到的危险。他一心想要增加他的财富而不是要提高他的权力。他接受赂贿，把他的已经十分可观的收入增加到惊人之多的数目。

各省的帕夏每年必须以重礼来重新购买他们的职位。据说开罗的帕夏每年付给索科利十万泽奇诺以上。由于死亡而空缺的职位给予出价最高的人。此外还要加上外国赠送的礼物。德国皇帝不得不把根据最近缔结的和约规定每年要送的礼物三千台勒尔秘密增加两倍。1573年，威尼斯以一万五千杜卡购买了一个屈辱的和平。帝国最高官员的榜样自然对政府各部门都産生了腐化的影响。1579年10月11日索科利被人暗杀，也许只是为了私人的复仇，但是首相职位的重要性也突然降低。这件事要归咎于后宫制的破坏性的后果，一个世纪之后穆罕默德·考普鲁卢才把国家从这种制度中解脱出来。

当穆罕默德二世把他的几乎无限的权力移交给首相时，他随即在首相之旁设置了“宫相”数人，目的是要适当地约束他。但是这个目的从未达到。虽然标志这些宫相品位的外表标记——三根马尾——使他们和首相平等，他们的势力从来不是很大的。宫相的人数最初限于四人，后来增加到六人。他们常常试图用其他方法来取得他们的宪法地位所没有赋予他们的权力，因此，在不断威胁和破坏首相权力的阴谋中通常都担当了重要的角色。

正如蒙古人的“库鲁台”常常把王公以及全体军队首领集合在可汗周围来讨论对国家有重大关系的事务一样，奥斯曼人在早期也举行“迪万”(国务会议)——为了决定重大事务，特别是和战问题，像游牧时期一样在马上召开的国家各部门首脑的全体会议。但是“迪万”逐渐从首脑的集会发展成为大臣会议。在穆罕默德二世统治的末期，主席一职一般都是由首相来担任的。只有所谓“国家栋梁”(埃尔卡尼·德夫来特)仍然参加这个会议；他们是：（1）两个军法官，一个安那多鲁的军法官，一个鲁美利亚的军法官，在赛里木征服许多地方之后又加上了第三个——非洲的军法官； (2)亚洲和欧洲的两个贝勒贝：(3)管理帝国两部分地方财政的两个会计官，后来同样地增加了非洲的第三个会计官；(4)代表陆军的新军指挥官(阿格哈)；(5)代表海军的卡普丹帕夏即海上贝勒贝，这个职务最初是为赫伊尔丁·伯尔伯罗萨设立的；(6)苏丹的掌玺官(尼山吉)。

像早期模仿波斯的伊斯兰教国家中的情况一样，这些最高级帝国官员的头衔设想都非常精密，互相制约，不分高低。而且这些头衔被认为非常重要，因此穆罕默德二世在他颁布的法典的末尾对每一级官员的头衔都加以精确规定。国务会议于每星期自星期六至星期二的四天中定期开会，会议在皇宫的第二个庭院中的二个大厅举行。会议从早晨开到下午很晚时刻，其间中断两次一起进餐。最初每个臣民都可以到会上来，提出他的要求和控诉，这些要求和控诉一般都交由各部门处理。由于苏丹不再亲自主持会议，他在每周国务会议结束时正式接见出席会议的人以听取关于会改所作出的决议的报告。

由于亚洲和欧洲的两个贝勒贝在国务会议中占有席位而且有发言权，国务会议对各省行政自然还有某种程度的影响。但是如果说连中央政府的官员都非常贪财，在各省这种情况就更加厉害了。既然帕夏每年必须重新向首相购买他的官职，他自然要把这笔费用转嫁到他的部下身上，他的部下又转而向老百姓勒索。所有的二十个贝勒贝，事实上所有的二百九十个旗统领，都设法在身边设立法庭，由他们的行政区来负担法庭的费用。他们的部下(苏巴希)常常随意利用警察权力来进行无耻的勒索。

某些旗里的统领在规定的时期中还委托私人包税；在这些地区，情况就更坏些。但是被压迫的人民很少像在塞浦路斯岛的情况一样起而：自卫，在塞浦路斯岛，希腊人和土耳其人联合起来把他们所痛恨的贪赃枉法的贝勒贝几乎打得体无完肤。

像整个行政机构一样，最初法律的执行也是以军事为基础的。因此在司法系统的最上面是军法官，甚至在以后的一个时期仍然如此。军法官这个职务是穆拉德一世所设立的，毫无疑问它是仿效埃及麦木鲁克人的制度设立的。随后，穆罕默德二世和赛里木一世在这个军法官之旁又设置了两个军法官，一个管理欧洲事务，一个管理非洲事务。但是这些军法官的权力范围并不限于军事事务，而是扩大到了整个民法方面。他们任命一切司法人员“卡迪”和他们的副手“纳伊卜”。他们也构成最高上诉法庭，这个法庭的司法权只受到首相和苏丹的限制。在司法系统的等级方面，他们之下首先就是高级穆拉，即首都和各省城的法官，和低级米拉，他们是十个二级省城如巴格达和索非亚的法官。低级法官分成三类：“穆非蒂什”，即侦查官；法官“卡迪”和卡迪的副手“纳伊卜”。

卡迪握有他的地区中的最高司法权。在陪审推事不在时，他根据“沙里·舍里夫”(以《古兰经》和逊纳为根据的宗教法律)的原则独自决定民事和刑事案件。他也负责一切公证事务，代拟遗嘱和其他证书。奥斯曼法律的特点是它的程式简便，但是这种优点也被法官的贪财所抵消。早在1394年巴叶济德一世就企图规定诉讼费，以此来制止伊斯兰教司法中这种年代久远的积习，但是没有成功。

在赛里木一世以后，所有司法和宗教官员都相继隶属伊斯坦布尔的穆弗蒂，但是他的权力完全是理论上的。他必须在有关诉讼问题的起诉状上批示他的意见(法特瓦)，但是他无权使他的判决得以执行，虽然实际上没有任何法官敢于不服从他的判决。穆罕默德二世和素莱曼一世明白地确定了穆弗蒂的地位在所有官员之上的特殊地位。事实上握有统治权的人支援穆弗蒂的权力是有种种好处的，因为他们自己在困难的政治局势下也不得不求助于他。例如，赛里木一世曾使穆弗蒂宣告许可对埃及的穆斯林进行战争。1570年塞里木二世得到了著名的穆弗蒂艾卜·萨乌德的同意，毫无理由地破坏了和平，因而开始了对威尼斯人进行的塞浦路斯战争。

这种宗教权力可能是国家在神秘主义的十叶派时期的残余物。但是后来的苏丹常常不顾这种权力，特别是由于握有这种权力的人常常牵连在政治阴谋事件中。

在首都批准宗教官员的任命也是穆弗蒂的责任，而在各省这是军法官的事情。另一方面，实际提名宗教官员的人一般都是各清真寺的建立者。在小地方，特别是在乡间，阿訇单独负责一切宗教仪式。另一方面在较大的伊斯兰教寺院中却有分工。在这种情况下，阿訇的职务限于领导每天五次祈祷。地位在他之上的是星期五的讲道者“赫兑卜”。赫兑卜有责任举行规定之外的沈思礼拜以加强教民的宗教精神。卑贱的工作则由清真寺的下级职员“克伊姆”来执行。克伊姆加上按照太阳的位置决定祈祷时期的人“穆瓦克基特”和祈祷召集人“穆安津”构成了特殊的阶级。

对担任宗教职务的人员的训练已经由古老的传统加以规定，穆罕默德二世又在一项特别命令中将它确定下来。立志担任宗教职务的人在神学院中受训。苏丹和他们的首相们在首都和各省大规模地竞相建立了许多学院，这些学院通常都在清真寺的隔壁。学员分成三班。

实际上学习的学生叫作“骚夫塔”，这个字是阿拉伯文苏非(神秘主义者)和波斯文苏赫塔(被激动的——即被对上帝和知识的敬爱所激动的)的混合，它不仅仅在欧洲作家的著作中出现。穆拉德二世时期的人口调查说明，在帝国各地共有九万名骚夫塔。这些易于激动的学校青年常常干预有关政治问题的决定，特别是后一时期。骚夫塔受到“穆伊德”即导师的监督。在学习完结之后，这些年青的学者得到“丹尼什蒙”即著名学者的称号。这时他们可以在三种职业中任选其一：教师，教士或地方官。但是任何人如果希望进入较高的等级——低级穆拉或高级穆拉——时，他在成为学者后必须在学校中再学习七年。此外还要在穆弗蒂面前通过考试。考试及格的就有资格取得“穆得里”即神学院中的教授或教员的职位。穆得里又按城市的重要性分成十级，低级穆拉就来自最高级的穆得里之中。在教士阶级中占有较高职位的人往往是从埃及来到奥斯曼帝国的，从波斯来的很少；他们工作一个时期之后，常常又回到自己的家乡去。

人民的宗教生活受各托钵僧教派的影响比受官方的教土们的影响还要大些。这些教派如纳克什班德教派、迈伍莱威教派、和贝克塔希教派自古以来就在小亚细亚各地广泛传布，后来在鲁美利亚也很流行。一般秘传教义中逐级上升的制度，在伊斯兰教各教派中往往很盛行。虽然入会的人并没有表示不愿作出泛神论神秘主义的最后结论(这种神秘主义不仅使伊斯兰教的教理瓦解，而且把穆斯林从道德戒律中解放出来)，但宗教意识是通过神魂出舍的默坐灌输到人们心中的。虽然对迷信的利用也有时在这方面起了直接的作用，虽然迷信本身也可能被教派中不肖的教主利用来达到纯物质的目的，但是不能否认，在野蛮人的情况下，各教派在很大程度上起了教化文明的作用。

奥斯曼人的学术生活几乎完全没有独创之处，而是局限在传统的固定范围中。对穆斯林来说，科学并不意味着取得新知识，而是意味着尽到最大可能全面地掌握前人的研究结果。关于宗教和宗教法律的知识受到最大的尊重，宗教法和民法分不开而且控制着民法。由于伊斯兰教经典著作是用阿拉伯文写成的，奥斯曼学者中的神学作家一般也使用阿拉伯文。只有啓发俗人的某些书籍才用民族文字写成。奥斯曼学者的优点不是大胆或深刻的思想而是记忆力强和刻苦钻研的精神。

虽然奥斯曼人承认阿拉伯人在纯科学方面是他们的老师，他们在历史著作方面却模仿波斯人。最古老的历史学家实际上用波斯文从事著作。虽然后来广泛地使用本民族的文字，在历史著作中的辞汇充满了从阿拉伯文和波斯文中借用的字。这些著作的风格模仿波斯的虚夸修辞，几世纪以来这种风格从宫廷文书中渗入波斯历史著作中，有一个时期也渗入阿拉伯的历史著作中。但是从内容上看来，奥斯曼人对历史著作有肯定的突出的贡献。不错，关于奥斯曼帝国的起源和它最初几个世纪的情况，我们只有很少的；而且大部分是混乱的传奇式的记载。

如果没有拜占庭历史家的帮助，我们就不可能有把握地来说明这个时期的情况。但是关于后来奥斯曼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比较重要的事件都有详尽的而且一般都是非常有价值的目击者的记述，这些人通常都是亲自参加这些事件的发展的高级官员。但是在很早的时期就开始了关于民族历史的有条理的记录。第一部这类作品是巴叶济德一世时期的托钵僧阿默德·阿希克巴沙札德写的，它的风格仍然是非常通俗而且大部分是传奇式的。十六世纪以后，帝国政府任命了正式史官写作历史。第一个史官是赛耳德·丁，他曾任王子的教师、军法官和穆弗蒂，死于1599年。

西方的学术只有在地理学方面才在奥斯曼人中得到了一些发展。甚至在地理大发现时代前，拉丁探险家已经把他们在海上的航行绘制成了航海指南和地图。十六世纪时，土耳其海军大将皮利·赖伊斯学习他们的榜样绘制了地中海沿岸的地图，他随着他叔父克马尔·赖伊斯，后来又跟随着伯尔伯罗萨沿地中海航行了无数次，因而熟悉了这一带的情况。但是在准备对西班牙和葡萄牙作战的过程中，皮利·赖伊斯也搜集了有关这两个国家在美洲的发现的情报。由于西葡两国对这些情报保守秘密，他必定是通过意大利间谍取得这种情报的。他根据这些情报，在加利波利绘制了一张大西洋地图，这张地图以哥伦布的地图为蓝本，包括了美洲和欧非两洲的西海岸，地图上的地名是他的情报员用意大利文的形式提供给他的。

1517年他在牙罗把这幅地图献给了赛里木苏丹。由于这幅地图为了要达到政治目的，它没有象他的航海指南一样地出版发行而是被收藏在苏丹的皇宫里，直到1929年才在皇宫的图书馆中发现。同样地，皮利·赖伊斯在完成航海指南三年之后，于1529年将第二幅地图献给苏丹素莱曼一世，这张地图的一部分直到最近才在同一地方发现。这张地图也包括了葡萄牙人在南美洲和中美洲以及纽芬兰新发现的地方，他在那时也熟悉了这些地方。在担任埃及向卡普丹帕夏期间，皮利·赖伊斯于 1547年占领了亚丁，于1551年占领了马斯卡特。随后，他在围攻波斯湾的霍尔莫士时，听到一支敌人的舰队驶来的消息就撤退了。但是他的舰队在巴赖恩群岛失事，他仅仅带了两只船回到苏伊士。由于这件不幸的事，他在开罗被判处死刑。

一个世纪之后，最伟大的奥斯曼学者之一哈只·赫勒法在一个皈依伊斯兰教的基督徒的帮助下，于1654至55年间将麦卡脱和洪迪亚斯的小地图集(阿恩海姆，1621年版)译成了土耳其文；哈只曾经以军队中行政文官的身份参加了历次亚洲战争，因而从个人观察中熟悉了帝国的大部分地区。他在1648年将一本名为《世界概观》的世界志呈献给苏丹穆罕默德四世。随后他又根据麦卡脱和洪迪亚斯的小地图集和其他欧洲资料将这部作品加以修改。但是在他完成这部著作前，于1657年突然逝去。他在1656年曾经出版了一部奥斯曼海上力量史。

奥斯曼人在文学方面的独创性较之在科学方面更要微少。当然，在最初几个世纪中，正如今天一样，在使用土耳其语的地区必定有丰富的民歌和民间故事。托钵僧把神秘主义的宗教精神注入了民族歌曲的形式中，特别是在优努斯·埃姆尔的诗中，这些诗在托钵僧和他们的信徒中间流传了很长时期，而且广泛地为人模仿。这种艺术不仅在帝国的中心地区，而且在东部边疆地区也盛行一时。十四世纪时，胡鲁菲雅教派的诗人奈西米用安那托里亚东部和阿塞拜疆的方言写诗，他在1404至1405年间被当作异端在阿勒颇处决。

十六世纪时，家乡在巴格达的福祖利也使用了这些方言。有关先知穆罕默德和殉道者侯赛因生平的民间故事(这些故事在十叶派中特别流行)，以及有关托钵僧圣徒和史前时期的苏丹和英雄们的民间故事也以朴实的散文形式打动了农民和土兵的心。但是人们也喜欢用韵文的形式来写这类作品，例如加利波利的亚齐吉—奥格卢在1449年写成的著名的《穆罕默德耶》(muham· mediye)黑海对面的土耳其人也非常推崇这部作品。但是“知识份子”一般都看不起这类作品。

正如在科学方面阿拉伯人被认为是模范一样，在诗歌方面波斯人被认为是模范。模仿波斯人被认为是有教养的人值得作的唯一的事情。奥斯曼人以其特有的彻底精神从事于波斯诗的研究。在用语言学阐明波斯经典作品方面，他们的成就是卓越的。苏鲁里和波斯尼亚的苏迪在这方面的成就特别出名。苏鲁里在素莱曼一世时期享有盛名，他是王子穆斯塔法的教师，他为穆斯塔法写了他对萨迪的作品的著名评论。在很长的一段时期中，人们也用波斯文和波斯的格式写作，赛里木一世自己就用波斯文写成了一部大诗集。但是奥斯曼人在使用自己的语言时，也努力模仿波斯诗的一切形式，阿拉伯抒情诗被认为是一切诗的创造的最高峰，但是这种诗只是一味寻求以不断更新的词句来表达范围狭隘的感觉和思想。一些苏丹也参加了这类诗的写作。

直到十九世纪时，巴基一直被认为是一派最卓越的大师。他于1600年在伊斯坦布尔逝世，他的动听的辞汇掩盖了他的诗意的肤浅。查拉勒丁·鲁密和查米耳以及尼扎米的带有神秘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的“马斯纳维”诗也广泛地为人模仿。甚至连喜欢讽刺的饕餮颂扬者，波斯的艾卜·易司哈格也有奥斯曼人模仿。

虽然奥斯曼人的人数从来不是很多，但是由于军事封地制，他们能够控制广大的地区，这种制度把他们作为富有的士绅分配到各处去。实际说来，居于统治地位的民族从来没有完全同其他民族隔绝过。甚至在塞尔拉克人统治之下时，土耳其人就和小亚细亚的当地居民混在一起了。

1272年当威尼斯的探险家马可·波罗经过这个国家时，他发现土耳其人仍然是放牛牧羊的游牧民族，而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却是城中唯一的主宰。但是拜占庭大地主的虐政首先将乡村中的希腊居民赶人土耳其人的怀抱中，土耳其人在十四世纪时也侵入了城市。这个时期希腊大主教管区的纪载告诉我们，以前在小亚细亚十分兴盛的基督教在伊斯兰教和土耳其人面前衰落了下去。从开始奥斯曼人就承认参加他们的宫廷和军队中的每一个皈依伊斯兰教的新教徒是平等的公民。甚至在奥斯曼军事贵族最重要的四个家族中，米哈劳格卢家族就属于希腊血统；这个家族起源于比西尼安地方奥林匹斯山脚下的奇尔门基亚堡的领主考泽·迈克尔。

迈克尔于1308年皈依了伊斯兰教，随后成为奥斯曼和他的儿子奥尔汗的最忠实的骑士之一，他被授予阿金基指挥官的地位。长期以来，奥斯曼人就通过征募少年而夺取和吸收了被征服人民中男青年的佼佼者。我们已经谈到过，这些侍从少年也是政府最高级官员的来源。根据加尔泽的估计，在奥斯曼帝国鼎盛时期的1453到1623年间，四十八个首相中只有五个属于土耳其血统：一个是高加索的塞加西亚地方人，十个出身不详，其余的三十三个人是皈依伊斯兰教的基督徒：即六个希腊人、十一个阿尔巴尼亚人、十一个斯拉夫人、一个意大利人、一个亚美尼亚人，一个格鲁吉亚人。

在巴尔干半岛，奥斯曼人社会地位的优越无疑地也诱使他们的许多臣民皈依了伊斯兰教，例如大多数的阿尔巴尼亚人和全部波斯尼亚的贵族，后者借此保持了他们在他们的领地中原有的势力。但是这些伊斯兰教徒不再象小亚细亚老百姓一样被吸收到土耳其人中。阿尔巴尼亚人和波斯尼亚人以及皈依伊斯兰教的保加利亚人、包马克人和克里特人都保留了他们的民族语言。这说明了奥斯曼人为什麽不能长久占有巴尔干半岛。除了政治上的不公平之外，地方上特别是比较遥远的省份的基督教人民更进一步地受到难以忍受的强迫劳动的压迫。他们必须缴纳人头税来提供保卫国家防务的费用。

1590年人头税达一个泽金，其价值约合美金二元。其报答是他们享受奥斯曼人的军事保护。在首都和周围的地区，基督教徒按民族和教派分成许多教区。由于在这些地方，对下级政府的专横可以很容易地向中央呼吁求助，因此那里的基督徒，特别是希腊人(罗姆教区)，充分地享受公民和宗教的自由。在奥斯曼统治下，他们的大主教的权力甚至比以前在拜占庭时期还要大。受洗礼、结婚．葬礼和圣地参拜全都公开举行，其庄严盛大常常给人以深刻印象。在大圣日，土耳其当局甚至亲自派新军卫兵在教堂门口站岗，以保证礼拜仪式不受阻扰。

既然原则上奥斯曼国家不干涉宗教事务，它实际上变成了十六世纪初被驱逐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犹太人的宗教自由避难所。1590年前后，伊斯坦布尔的犹太人街已经住有两万左右的居民。最初犹太人以演滑稽戏和变戏法的人的身份进入苏丹的皇宫，特别是在赛里木二世时期，他非常喜爱这种娱乐。但是作为医生，他们也是不可缺少的。来自日尔曼的纳桑·所罗门，阿什克纳齐医生甚至对穆罕默德，索科利都有很大的影响。在赛里木二世时期，犹太人约瑟夫·纳西发挥了类似迈克尔·坎塔库曾的作用。他的真名字是胡安·米库兹，他曾于1550年带着相当大的一笔财産从葡萄牙迁入君士坦丁堡。

当赛里木还是太子和库塔雅总督的时候，纳西就很巧妙地利用了赛里木的享乐习气。赛里木执政后，除了将爱琴海中十个岛屿的收入赐给他之外，还将酒的什一税的包给了他。在他和欧洲人来往时，允许他自称为纳克索斯公爵，在爱琴海有一个西班牙人代表他作总督。甚至在赛里木逝世后，纳西还保有他的收入，因为他的膝下无子女，他的财産总归要回到苏丹的国库里去。在近代成为希腊人和犹太人最危险的商业竞争者的亚美尼亚人，当时在伊斯坦布尔只占有无足轻重的地位。虽然他们有自己的主教，他每年必须缴纳一千杜卡的税金。他们作仆人和小商人来维持生活，直到十九世纪时许多亚美尼亚人仍然以此为生。

虽然在首都的基督教徒一般说来对当时环境都适应得很好，在各省，人们仍然抱着从异族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希望。每当欧洲国家在和帝国政府斗争取得胜利时，巴尔干半岛的希腊人就准备参加他一边。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真正怀有坚定的争取解放的思想的是阿尔巴尼亚人，即使在他们被征服而且受到最沈重的压力之下，争取解放的念头也没有在他们心中消失。斯拉夫人，特别是塞尔维亚人，通过他们的民族诗歌使人们保持着争取解放的思想，这些诗歌热烈地歌颂对土耳其人的战争，特别是伍卡欣之子马尔考王的英雄事迹。

谢选骏指出：

人说——“西方的基督教国家决定派遣舰队援助拜占庭，但是已经太迟了。这支舰队驶抵内格罗旁特港时刚好听到君士坦丁堡陷落的消息。在穆罕默德定都帝国的天然中心君士坦丁堡之前，他于1453年回到了亚得里安诺堡等候君士坦丁堡遭受破坏的防御工事的修复。但是他立即规定了被征服的希腊人的地位。正如他的祖先未干涉保加利亚人的宗教制度一样，他也承认希腊教会的全部权力，因为这样作完全符合古代的伊斯兰教政治家风度的概念，这种概念是得到宗教传统的认可的。事实上他甚至于扩大了希腊教会的权力，把对教民的民事审判权也授给了他们。”

我看——土耳其人的胜利并非宗教的胜利，而是战争的胜利——穆罕默德也是如此。只是在他们把战败者奴化之后，才慢慢地迫使这些战俘的子孙习惯性地接受了伊斯兰教这个原始而粗暴的宗教。

人说——“法国的政策和它反对哈布斯堡王室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素莱曼对北方邻国的野心。这时巴黎和伊斯坦布尔的宫廷之间发展了友好关系，这种关系在这以后几百年间保证法国人在各大国在东方的政治斗争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我看——奥斯曼帝国的暴力成就，离不开法国等等西方蛮族的协助——这些“基督的叛徒”正在背离十字军的传统，和异教的魔鬼勾结起来，残害主的子民。

【第三章  新波斯帝国的兴起和土波之间的冲突】

从蒙古人人侵的时候起，波斯就成为蒙古族和土耳其族统治者之间争夺的物件。我们已经看到土库曼的白羊部族的乌宗·哈桑在打败他的敌手黑羊部族的酋长贾汗沙之后，于1469年把仍然在帖木儿家族统治之下的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以及远至呼罗珊的伊朗全部地方都并入了他的版图。我们也看到了他在和奥斯曼人发生冲突(在冲突中威尼斯人曾支援他)之后，他退缩了。1478年 1月他的儿子赫立里继承了他，但在同年7月被他的年仅十五岁的弟弟叶耳孤卜打败，并且在作战中阵亡，因之叶耳孤卜就占有了他父亲的领地。

在叶尔孤卜统治时期，出现了前面提到的艾尔德比勒僧国，这个国家注定要成为一个单一民族伊朗国家发展的起始点。我们在前面常遇到这种情况：沈思默想的生活和好战的政治目的两者结合起来，最初针对着不信伊斯兰教的人，后来也针对着伊斯兰教内部的异端分子，就象北非的阿尔莫拉维王朝中的情况一样。

苏非派教长易司哈格·萨菲艾丁在阿塞拜疆东部离开里海西南岸一天路程之远的阿尔达比尔逝世，他是据说从南阿拉伯迁来的一个阿里派的后裔。易司哈格娶了他的宗教教师扎希德 (来自里海南岸的基兰)的女儿，并且在波斯的伊儿汗的大臣赖世德·丁那里享有很大威望。他满足于过着圣徒生活的名声，而不追求世俗的权力，直到他的第三代子孙都是如此。萨菲的孙子豪贾·阿里名闻遐迩，因此帖木儿在战败巴叶济德之后将艾尔德比勒和它周围地区赐给豪贾和他的后裔作为宗教上的捐赠。这份财産和教派的领导权是世袭的，但不是按照长子继承的办法，而是由教长在他的儿子中自由选择。豪贾的信徒遍布艾尔德比勒境外各地，远及安那托里亚，在这些信徒中，象其他教派的教长一样有一个哈里发代表他。

艾德比勒的教长们的狂热信徒越来越激烈地传布十叶派教义。不久他们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邻近的世俗统治者的注意。约在1350年左右，萨菲艾丁的儿子萨德尔丁教长曾一度被当时阿塞拜疆的蒙古统治者所囚禁。1447年，在尚未成年的教长祝奈德和他的教父兼保护人哲耳法尔反目之后，哲耳法尔怂恿他的儿子的岳父、黑羊部族的可汗贾汗沙将祝奈德驱逐出境。经过在小亚细亚的一段冒险流浪之后，祝奈德去到沿亚历山大勒达湾的阿苏斯山的一个旧十字军城堡中避难，他在那里纠集了他的信徒。由于他的十叶派的图谋引起了麦木鲁克苏丹哲格麦格的怀疑，哲格麦格打算逮捕他，但是他逃到了黑海边的詹尼克。

祝奈德在詹尼克又集合了许多信徒。他率领这些信徒对特里比桑德王国发动了一场圣战。但是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把特里比桑德并入了他的帝国作为属国，因而使祝奈德即将到手的胜利化为泡影。但是穆罕默德二世的敌手乌宗·哈桑在狄雅培基尔给予祝奈德以殷勤的招待，祝奈德在乌宗·哈桑的国土中得以不受阻挠地发展他的教派。1459年他作为乌宗·哈桑的女婿回到了他的家乡。为了防止黑羊部族可汗再度将他放逐，祝奈德对塞加西亚人发动了一场圣战。·他在经过希尔万沙的国土前进时，遭到了希尔万沙的攻击，1460年3月4日他在卡拉苏河谷之战中阵亡。

祝奈德死后一个月，他的妻子在阿米德生了哈伊达尔。哈伊达尔在乌宗·哈桑保护下长大成人，于1470年在艾尔德比勒被立为他父亲的继承人。在他长大不需要他叔父哲耳法尔的保护之后，乌宗·哈桑将他自己和特里比桑德的公主德斯比纳·可敦所生的长女许配给哈伊达尔。哈伊达尔婚后于1487年7月17，得了第二个儿子易司马仪，易司马仪就是未来的萨法威王朝的创立者。哈伊达尔在他外祖父死后主要靠着自力更生。他重新改组了他的教派，按照东方的习惯，采用了新头饰来表示新组织，这就是用十二根流苏来表示十叶派的十二个伊马木的红哈伊达尔帽。在奥斯曼人中戴这种帽子的人就得到了“基齐尔巴什”即“红头派”的称号。哈伊德尔的拥护者都是各土耳其族的后裔，其中帖木儿留给豪贾·阿里教长的安那托里亚战俘的后代占有优越的地位。

1483年哈伊达尔开始了他的军事事业，对塞加西亚人进行侵掠得成功，希尔万沙准许他过境进行了这次侵掠，但是哈伊达尔还得为他死去的父亲报仇。1488年他以再度讨伐塞加西亚人为藉口向希尔万沙王发动进攻，并且将他关闭在古里斯坦的城堡中。希尔万沙的埃米尔们派来一支援军迫使哈伊达尔撤退，希尔万沙逃了出来。但是在哈伊达尔再度将他的军队打败之后，希尔万沙不得不立即逃到另外一个堡垒去。与此同时，当哈伊达尔在围攻笛宾特堡垒时，他的表兄弟、土库曼苏丹叶耳孤卜派出了一支军队向他进攻。

1488年7月9日红头派和土库曼人在厄尔布林士山脚下发生战斗，哈伊达尔在战斗中阵亡。叶耳孤卜把哈伊达尔的儿子和他们的母亲一起从艾尔德比勒押送到法尔斯省的伊斯特克尔。 1490年年终叶耳孤卜逝世。在他的儿子之间发生的争夺继承权的战争中，哈伊达尔的儿子们被从监狱中释放出来，以便号召他们的支持者帮助德斯比纳的孙子鲁斯塔木来反对叶耳孤卜的儿子贝桑库尔。哈伊达尔的长子苏丹·阿里和他的红头派于 1493年将贝桑库尔打败，开始掌握艾尔德比勒僧国的领导权。但是在苏丹·阿里到达家乡之前，鲁斯塔木在苏丹·阿里家乡附近的一个村庄中向他进攻，在战斗中苏丹·阿里被抛入急流中淹死。

苏丹·阿里的两个弟弟易司马仪和易卜拉欣在艾尔德比勒的随从将他们两人藏匿起来，不让追赶的人找到。随后他们将易司马仪带到了基兰的安全地带。基兰的统治者虽然是白羊部族的封臣，却和他家很要好。易司马仪躲在基兰隐居，直到1497年鲁斯塔木的表兄弟格伍德·艾哈迈德夺去了鲁斯塔木的王位和生命时为止。

据说刚刚十三岁的易司马仪只带领了七个随从就动身去继承他父亲的遗産。但是他在艾尔德比勒首先为土库曼苏丹阿里·贝格·查卡尔鲁所拒，再一次地撤退到里海边的阿斯塔拉。但是他在阿斯塔拉又逐渐地集合了一大群土耳其血统的信徒，特别是来自安那托里亚和叙利亚的信徒。1500年春天，他已经能够开始对信仰基督教的格鲁吉亚人进行圣战了。但是这只是他向希尔万沙报杀父之仇的藉口。法鲁赫沙(希尔万沙)在古里斯坦发生的战斗中被杀，他的自认为是萨珊王朝努希尔万后裔的王朝就此告终。易司马仪在占领巴库之后转而向阿塞拜疆的白羊部族的可汗阿尔万德进攻。战败阿尔万德，打开了通向大不里土的道路，易司马仪在大不里土被立为波斯沙。虽然城中十叶派的教士向他指出城中三十万居民中至少有三分之二是逊尼派教徒，他立即将十叶派定为国教。为了表明这件事，他强迫所有的臣民咒骂最早的三个哈里发。

在又一次战胜阿尔万德之后，易司马仪转而进攻阿尔万德的兄弟穆拉德。1503年易司马仪从穆拉德手中夺得了设拉子的控制权，把他的权力一直扩充到阿斯特拉巴德和伊兹德。随后他毫不费力地征服了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拉克，因此成为十叶派的圣地纳贾夫和克伯拉的主人。当时十叶派中极端的一派在胡威柴成立，这一派教徒把阿里当作真主，而且他们的领袖要求信徒象敬神一样地来崇拜他们。易司马仪象对付逊尼派教徒一样严酷地镇压了这些异端。

在易司马仪以这种方式征服了整个波斯之后，唯一和他对抗的敌人就是西方的奥斯曼人和东方的乌兹贝克人了。前面已经叙述过他和巴叶济德的冲突。土耳其族的乌兹贝克人的可汗舍巴尼在和土耳其斯坦的蒙古国君们的战争中发展了他的军事才能。在他的领导下，乌兹贝克人在土耳其斯坦取得了政权。他们于1494年肃清了呼罗珊和赫拉特的残余的帖木儿王朝的国君，因而成为波斯的邻邦。我们不能肯定地论断，坚决拥护逊奈的舍巴尼是否激怒了易司马仪，使他要求舍巴尼重新皈依正教。但是按当时的惯例，他们愈来愈尖锐地互相指责，这件事似乎是有根据的。他们之间发生冲突的直接原因是乌兹贝克人侵入了波斯的基尔曼省。

作为报复，易司马仪于1510年向东方发动了一场战争，这次出征同时也使他有机会访问十叶派的第二个大圣地——阿里·里札教长在马什哈德的葬地。12月1日或2日，在靠近麦尔夫的塔希拉巴德发生了战斗。在这次战役中舍巴尼战败被杀。为了表示这次胜利，易司马仪将舍巴尼的尸体送给苏丹巴叶济德，并且把舍巴尼的头颅镶以金边作为饮器。但是乌兹贝克人的力量并未因这次战役而被打垮，在很长的时期中，他们继续威胁伊朗东部边境地区。易司马仪在卡尔狄朗之战失败之后，也和奥斯曼人讲和，直到赛里木逝世后他才敢向西方进行了一次新的冒险事业——对格鲁吉亚基督教王国发动了战争。不久之后，易司马仪于1524年5月 23日在访问艾尔德比勒的途中逝世，这时他只有三十八岁。

有人认为萨法威王朝的建立是伊朗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标志。但是除了民族的概念对于当时情况完全不相符合之外，波斯的统治王朝中，余了阿拉伯血统之外还有土耳其和希腊的血统，而且这个王朝是靠土耳其族军队在首都扶持起来的，这样的王朝很难称之为民族的王朝。帮助易司马仪使十叶派在波斯掌握政权的学者们大多数属于外国血统。由于他们用阿拉伯文写作，他们不能心安理得地作为伊朗人民的代表。易司马仪的统治时期战争连绵不绝，并不太有利于文学方面的发展。他的时代的几个诗人在土库曼人和帖木儿家族的小宫廷中比在他自己的朝廷中受到更多的奖掖。其中最著名的一个诗人、阿斯特拉巴德的希拉利甚至属于土耳其血统，而且他的造就应当归功于伟大的东土耳其诗人奈瓦伊的提掖。人们很有理由怀疑，易司马仪的波斯臣民是否认为他的统治维护了他们的民族尊严，——如果说在宗教骚动时期他们还有民族尊严的感觉的话。

易司马仪的儿子塔赫马斯普在十岁时就继承了王位，统治了国家五十二年半。他的统治时期，连接不断地发生了和他的敌人——东方的乌兹贝克人和西方的土耳其人——的战争。舍巴尼汗的儿子欧拜德汗从1525年起到1560年他死时为止，对波斯进行了不下七次战争。除了圣地马什哈德之外，赫拉特特别受到了狂热的逊尼派教徒的多次侵犯，他们对十叶派教徒进行经常的严酷的迫害。我们已经叙述过奥斯曼人对波斯进行的战争。在对逊尼派敌人作战的间歇期间，塔赫马斯普对信奉基督教的格鲁吉亚人进行了七次战役，但是这些战役没有给他带来持久的胜利，虽然许多格鲁吉亚人后来参加了他的军队。

这位波斯沙以严格奉行伊斯兰教十叶派的每一条戒律为荣，不管这一戒律是多麽不重要，而且在他统治的晚年，他在皇宫里几乎完全与世隔绝。不用说，他的长期统治并未使波斯得福，特别是由于军事动乱，盗贼四起，不断地扰乱公共秩序。威尼斯驻波斯朝廷的大使温琴托图·达历山德里讲到有一次这位沙决定减轻他的臣民的沈重捐税负担，因为他梦见了一个天使就这件事威吓他。从他的自传中我们得知，梦在他的生活中通常起着重要的作用。根据阿里·里扎教长在梦中对他的警告，塔赫马斯普在二十岁时放弃了饮酒的享受，并且下令关闭了全国所有的酒馆。

1576年5月14日塔赫马斯普逝世时，他并未对继承的事情作出安排。他的长子穆罕默德·胡达班达从1536至1556年间任职总督驻在赫拉特。由于他和一位元高级军官发生争吵，他这个职位交换了设拉子总督的职位。但是他长期以来几乎双目失明，因此按照东方一般的习惯，他不能继承王位。塔赫马斯普的第二今儿子易司马仪和他的父亲和哥哥大不相同，他充满了尚武的精神，因此为红头派教徒所爱戴。他在和奥斯曼人进行的战争中已经声名显着，特别是在1552年他对埃尔佐鲁姆的总督伊斯康得尔帕夏进行了大胆进攻而取得了胜利。他于1556年继他的哥哥就任呼罗珊总督。在他担任这个职务的期间，他的独立的作战计划引起了他父亲的怀疑。

从1557年以后，他就被囚禁在艾尔德比勒和大不里士之间的萨瓦兰山中的卡卡喜堡垒中。在塔赫马斯普的其他七个儿子中，他最喜欢哈伊达尔。他已经命令他的驻奥斯曼帝国政府的大使设法使奥斯曼帝国政府对哈伊达尔继承王位一事不要阻挠。

宫廷中的格鲁吉亚人和红头派乌斯塔杰卢部族都站在他一边。毫无疑问，塔赫马斯普的波斯臣民也同情他。但是在易司马仪逃出他的囚禁地之前，他的党羽在他的异母所生的妹妹贝里汗·哈农的指挥下已经占领了卡兹温首都中的王宫，杀害了哈伊达尔。

易司马仪的看守人听到哈伊达尔被杀的消息后立刻就将易司马仪释放了。易司马仪于5月23日动身向首都出发，于6月13日进入首都，最后在8月22日登上了他祖先的王位。这位新沙由于受到长期监禁，神经已经有些错乱，这时他将全部精力完全集中在巩固他的权力上。在很短的时期中，他把所有的兄弟都杀害了，只有穆罕默德·胡达班达和他的儿子们幸免于难。胡达班达的长子侯赛因也遭到杀害。

侯赛因的弟弟阿拔斯，即后来的波斯沙，只是靠偶然的机缘才逃脱了同样的命运。新皇沙由于公开表示不喜欢十叶教派因而疏远了他家族的柱石红头派。他不让十叶派教徒把宗教信条印铸在他的钱币上，并且禁止公开诅咒最早的三个哈里发。他由于酗酒而神经失常的混乱性格使人不能断定他采取这种态度的原因是由于希望借此和他的国家的世仇逊尼派教徒和好呢，还是仅仅由于想向他死去的父亲报仇，因为他的父亲差不多害了他的一生。易司马仪在得到后嗣之后不久，于1577年11月 24日在一个娈童的家中死去，大概是被毒死的。他的野心勃勃的异母所生的妹妹已经在考虑代表他的幼子担任帝国摄政的职务。但是红头派的领袖将半盲的穆罕默德·胡达班达拥立为沙。在这以后不久，一个加兰达尔的托钵僧在库尔德人的卢利斯坦省自称是被谋杀的沙，并且在那个地区保持他的统治一直到1582年。这件事说明了国家的衰微。

穆罕默德·胡达班达即位后，立即除掉了他的野心勃勃的异母所生妹妹贝里汗·哈农和易司马仪的幼子。他的妻子是来自毛桑得朗的一个马拉西族族长的女儿。直到一个红头派领袖将她暗杀时为止，她一直代替胡达班达处理国家大事。国家的衰弱为它在四面八方的敌人所乘。·因此，直到这时一直担任呼罗珊总督阿拔斯沙的第二个儿子，在他哥哥被暗杀后，进入首都进行干涉。 1587年10月他强迫他的父亲逊位，并且把他的两个弟弟都弄瞎然后囚禁在阿拉木图。

“阿拔斯”大帝(1588至1629年)四十三年的统治使伊朗达到了它的权力的最高峰。这位沙即位时只有十七岁。他即位之后不久就用暗杀的手段将穆尔希德·库利汗除掉，穆尔希德在阿拔斯作总督时曾经侍奉他，并且帮助他登上了王位。阿拔斯机警地看到了他的国家所处的危险地位，因此他立即和奥斯曼人缔结了一项屈辱的和约，因为自从易司马仪二世去世以后，奥斯曼人就不断地向波斯进攻。他割让了奥斯曼人已经占领的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省以及卢利斯坦省的一部分，在他的国土中停止咒骂最早的三位哈里发，并且把他的堂弟哈伊达尔·米尔扎送往伊斯坦布尔作人质。这就使他腾出手来平定国家内地，驱逐不断侵掠呼罗珊的乌兹贝克人。

直到1598年阿卜杜勒·慕敏可汗死后，阿拔斯才将他们从波斯驱逐出去。不久之后，两位英国猎取财富的武土——安东尼·舍可莱爵士和罗伯特·舍尔莱爵土——来到了他的宫廷。在陪同他们一起来的一个本炮铸工的帮助下，他们终于使阿拔斯能够以大炮来装备波斯军队。由于过去缺乏大炮，波斯军队在和土耳其人作战时总是处于劣势。为了使他自己摆脱他的祖先深受其患的红头派教徒，他模仿奥斯曼新军建立了一支由皈依伊斯兰教的格鲁吉亚人和亚美尼亚人组成的军队，和一个新的土耳其卫队“沙塞温”。

在穆罕默德三世统治的末期，奥斯曼帝国陷入了对奥地利进行的长期战争中，在小亚细亚又受到查拉里教派起义的威胁。阿拔斯于是在1602年率领他的新军发动了战争。他不仅收复了大不里士而且还收复了希尔万和巴格达，虽然在他的在位时期这两个地方又为奥斯曼人占领过若干次。在高加索，他也恢复了波斯人的统治，并且将东方的国境一直伸展到麦尔夫和巴尔克。1622年3月，他在英国船舰的支援下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了波斯湾中的霍尔莫土岛，并且在古姆伦港建立了一个新的商业基地，把它建成了阿拔斯港。

阿拔斯将他的国都从被许多悲惨的事件弄得阴沈沈的卡兹温迁到了伊斯法罕。他把亚美尼亚人从阿拉斯河畔的雅法迁移到伊斯法罕，亚美尼亚人把他们所建立的郊区以他们的家乡的名字来命名。他在伊斯法罕添了不少富丽堂皇的建筑物，如大清真寺四十圆柱宫(希奇尔苏通)和森德鲁德河上的大桥，并且设计了四大花园。

他在早些时候和奥斯曼人签订的和约中已经减弱了十叶派教义的严酷性，而这时他的容忍态度甚至达到准许加麦尔人在伊斯法罕定居下来的程度。在他的长时期的统治下，波斯的文化生活又开始活跃起来。在阿拔斯的宫廷里的学者之中，穆罕默德，巴基尔·伊本·穆罕默德·达马德特别有名气，连沙本人也尊敬他。除了神学外，他还研究哲学和博物史，甚至写下了他自己对蜜蜂的观察。还有博学多才的巴哈·丁·阿米利，他试图通晓当代所有的各种知识。另一方面，伟大的哲学家萨德尔·丁·设拉子喜爱在圣城库姆中过沈思默想的生活，他的形而上学的影响留传到我们的时代，成为新的宗教巴布教形成的一个因素。在阿拔斯执政时期，诗歌和音乐也再度流行起来。

但是当阿拔斯的长子萨菲·米尔扎在人民中间的声望似乎使他具有危险性时，即使这位在其他方面远远高出他的祖先之上的君王也毫不踌躇地将他的儿子暗杀掉。1629年春天，阿拔斯在他在毛桑得朗的法拉哈巴夏季行宫中逝去。他的孙子萨姆．·米尔扎继承了他，即位时用了他父亲的名字萨菲。

阿拔斯的这位孙子在位的时期是这个久经患难的国家的历史上最不幸的时期之一。这个无能的暴君企图以接连不断的野蛮行为来维持他在国内的权力。在国外他虽然击退了土库曼人对呼罗珊的侵犯，但是他却让德里的沙贾汗占去了今日阿富汗境内的坎大哈，这个地方最初为塔赫马斯普所征服，后来又为阿巴斯所收复。此外，他还让奥斯曼人夺去了巴格达。

1624年阿拔斯二世在十岁时继承了他父亲的王位。在他执政时期，波斯又经历了短期的繁荣昌盛。他收复了坎大哈。此外，他只在1657年才需对塔赫穆拉斯汗领导下的格鲁吉亚人的叛乱进行了镇压。他对待所有的臣民一视同仁，不论他们的宗教信仰如何，因此基督教徒也享受了充分的宗教自由。虽然在教士的坚持下，他力图限制饮酒，他自己后来却患了嗜酒狂，因此早年夭折。

1665年他的儿子萨菲即位，用了素莱曼的名字。他继续执行他父亲的对外国人一视同仁的政策。象他父亲一样，他也嗜好饮酒，酒醉时常常对周围的人，施以惨无人性的暴行。1694年他的儿子苏丹·侯赛因继承了他。侯赛因是一个堕落的脓包，他把国家大权全部交给了十叶派的教土，他们滥用这种权力对当地的逊尼派教徒进行了无情的迫害。在穆拉之中，穆罕默德，巴基尔·马吉利西由于他对苏非派的盲目痛恨而特别出名。这就是王朝被推翻，权力转入阿富汗人之手的原因，这件事以后还要加以叙述。

谢选骏指出：新波斯帝国的兴起和土波之间的冲突，缓和了基督教世界所受到的压力和逼迫。尤其因为伊斯兰教所实行的政教合一，大大强化了暴君的权力，使得他们可以尽情胡闹、为非作歹，导致社会急剧破落。不幸的是，这些社会本来就是战俘的杂凑，现在更是陷入了持续的内乱，从而变得更加混乱和不堪一击了。所以我想，要让一个民族陷入万劫不复的屠杀血腥之中，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它们接受伊斯兰教的奴役。

【第四章  奥斯曼帝国的衰落直到十八世纪末叶】

在赛里木二世任马格尼西亚总督时，他的父亲在1566年的匈牙利战争中突然死于西格特城下。他立即匆忙地赶到贝尔格莱德等待首相穆罕默德·索科利将他父亲的尸体运回。最初他不得不以极高的报酬买通新军进入伊斯坦布尔。他继续把国家大事交由首相处理。1568年2月这位首相和奥地利签订了一项和约，得到三万杜卡的贡金，并且彼此承认领土的现状。尽管有这次军事上小小的挫折，赛里木二世的犹太宠臣约瑟夫·纳西不久就说服了他对威尼斯发动了另一场战争。威尼斯共和国的重要属地塞浦路斯岛引起了纳西的垂涎。1570年当威尼斯拒绝了纳西的割让塞浦路斯岛的要求时，他就劝使苏丹向威尼斯的执政者宣战。奥斯曼军队没有遭遇任何重大的抵抗就占领了这个岛屿。这时威尼斯舰队停泊在克里特岛等待着西方的援助。

直到1571年威尼斯才说服了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和教皇保罗五世提供援助。9月中，联合舰队在墨西拿港集合。在奥地利的唐·约翰的指挥下，这支舰队决定搜索停泊在科林斯海湾出口处古代叫瑙巴托斯的雷盘托湾的奥斯曼舰队。奥斯曼舰队在骚扰了克里特岛和爱奥尼亚群岛沿岸之后，刚刚从塞浦路斯岛驶来，得到了阿尔及尔贝勒贝指挥下的四十只船舰的增援。卡普丹帕夏不顾他的部下的劝告，决定放弃安全的停泊地雷盘托，向已经在10月7日进入海湾的基督教舰队迎战，虽然他的部下指出由于许多逃跑事件，船员的力量已大为削弱。

基督教舰队高超的战斗力彻底地打垮了奥斯曼舰队，只有阿尔及尔贝勒贝挽救了舰队左翼的四十艘船。但是唐·约翰并未乘胜追击。他甚至没有向雷盘托进攻，虽然内地的基督教居民眼巴巴地在等着这次进攻好起来反抗奥斯曼人。联军静悄悄地撤退了。到第二年苏丹才能够将差不多同样强大的一只舰队投入战斗。因此，在达尔马提亚也处于劣势的威尼斯人丧失了进一步抵抗的意志。1573年3月他们签订了一项和约，将塞浦路斯岛割让给奥斯曼人。苏丹的精力由于纵欲过度而衰退，一年之后12月 12日就因患中风而死。

赛里木二世的长子穆拉德三世未受阻挠地登上了苏丹的宝座。由于他还是王储时，就被认为具有严肃的性格，人们指望他会继承他祖父的衣钵。但是他比他父亲更深地沈湎于后宫之乐，将·国家大事的决定权交给了他的母亲努尔·巴努和他的正妻，意大利巴法家族的萨菲亚。

在威尼斯人为西方国家丢弃之后，他们力图唆使年老的波斯沙塔赫马斯普对苏丹作战。但是在塔赫马斯普的软弱无能的儿子穆罕默德·库达班达即位之后，奥斯曼的主战派没有放过再和他们的世仇一决雌雄的良好机会。1577年奥斯曼人向高加索进攻，占领了梯弗里斯。1579年他们修建了卡斯要塞，这个要塞对巩固他们的权力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直到1585年他们才把战场挪到波斯本土，并且占领了波斯以前的首都大不里士。关于阿拔斯大帝即位后如何向奥斯曼人求和的事前面已经叙述过。

在波斯战争期间，奥斯曼人也加强了他们在俄罗斯南部的势力。1581年和1583年他们就在这个地区部署军队准备进攻格鲁吉亚。在哥萨克人之中发生的骚动也给他们捉供了对波兰进行干涉的另一个机会。波兰国王斯蒂芬·巴骚里和(1587年后的)西基斯蒙德实际上可以看作是苏丹事实上的封臣。

1583年休战后，战事的余烬在沿着奥地利边境发生的小冲突中一直没有熄灭，十年之后终于又爆发成为熊熊的烈火。1593年 6月，波斯尼亚总督在袭击匈牙利境内的西塞克时吃了大败仗。为了要报仇雪耻，必须恢复大战。但是在大战爆发之前，穆拉德三世于1595年1月10日逝世。

穆拉德三世的儿子穆罕默德三世继承了他，穆罕默德三世是，为了培养成为统治者而被授予马格尼西亚总督职位的最后一个奥斯曼王储。他即位后第二年就亲自出征，幸运地参与了这次战争中他的军队取得的第一个辉煌的胜利——在克利兹丹斯打败了哈布斯堡的帝国军队。但是在这次战役之后，战争只是有气无力地进行着。穆罕默德三世于1603年逝世，他的儿子艾哈迈德继承苏丹职位，但是战争进行的情况并没有任何转变。直到升任德兰斯瓦尼亚国王的匈牙利大公波奇凯参加奥斯曼人一边时，奥斯曼人才时来运转。这件事导致了1606年的西特瓦托罗克和约，但是在这次和约中苏丹放弃了一直作为礼物缴纳给他的贡款。

甚至就在奥斯曼人取得胜利的克利兹丹斯战役中，一个长期以来慢慢发展着的严重威胁国家存在的弊端已经显露出来。不但新军对苏丹的权力早就毫不尊重了，而且蒂马尔制度下的征兵，特别是亚洲的征兵，也证明是靠不住的。据说当时有三千名蒂马尔土兵因受不住首相希加拉的苛刻待遇而逃跑，希加拉命令他们自己的同胞追捕他们。1599年他们回到家乡之后，塞格班人组成的一师新军的指挥官阿卜杜勒·哈利姆·卡拉·亚齐吉率领这些可能响往过去奥斯曼生活的不满分子夺取了埃德萨。帝国政府任命亚齐吉为阿马西亚的总督，以为这样就可以安抚他，但是这件事只有使他更加得寸进尺。1600年4月，他在开萨尼亚附近发生的战斗中打败了大马士革和巴格达的两个总督。在这以后不久他自己也在作战中阵亡，他的弟弟随即代替了他。他的弟弟有一个时期保持了自己的独立自主，但是后来在答应他担任波斯尼亚总督职务的引诱下进入欧洲。他在1603年围攻布达时阵亡，他的军队也大部分都被消灭。

同年大不里士的奥斯曼卫戍部队发生兵变，这给了阿拔斯沙一个占领这个城市的机会。因此帝国政府看到它自己被迫在两个战场上同时作战。对波斯作战尤其困难，因为在小亚细亚的从事劫掠的酋长们接连不断地举行了一连串的新叛变，其中有叙利亚境内靠近阿勒颇的克里斯的世袭总督库尔德族的江布拉德和黎巴嫩的德鲁兹国君法赫鲁丁。在西特瓦托罗克和约之后，总算有了打败这时逃到黎巴嫩的法赫鲁丁那里的江布拉德，消灭小亚细这个最危险的叛变领袖的可能。在奥斯曼人重新占领大不里土之后，阿拔斯勉强同意了一项和约，这个和约虽然使他不需要再纳贡，但是对领土问题只作了临时的规定，就象西特瓦托罗克和约对匈牙利的规定一样。

1617年苏丹艾哈迈德逝世。作为家族中最年长的亲王，他的弟弟穆斯塔法按照古老的继承法承继了苏丹之位。但是仅仅三个月之后，他不得不让位给他的年轻的侄子奥斯曼二世。1620年9月20日由于和波兰人发生边境纠纷在雅西爆发了一场大战，这次战役迫使苏丹亲自出阵。但是他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在科斯杰姆要塞的城墙下失败了。1621年由于毫无成就他不得不同意缔结和约。他将失败的原因归咎于新军，这不是没有理由的。因此，他的首相劝告他设法除掉新军，恢复依靠帝国的亚洲各省来作为他的支援。本来打算在对叙利亚的法赫鲁丁进行征伐和向麦加朝觐的过程中执行这个计划。但是由于有人泄露机密，新军获悉了他的企图，强迫他放弃了这次出征。当他拒绝交出首相时，新军将他囚禁在皇宫里并且又将白痴一般的穆斯塔法拥立为苏丹。

根据新首相的命令，奥斯曼于1622年5月31日在七塔堡中被人暗杀。仅仅两年之后，伊斯坦布尔的头脑比较清醒的人土又占了上风。 1623年9月11日穆斯塔法被迫让位给艾哈迈德的第五个儿子、年仅十一岁的穆拉德四世。直到1632年在政界元老的帮助下穆拉德四世才摆脱了新军的掌握，清除了他们的领袖。他停止征集少年，藉以限制新军的数目，并且自己组织了新的可靠的军队。

由于首都局势动荡不安。奥斯曼人在叙利亚的统治受到了严重的打击。早在1603年黎巴嫩的德鲁兹国君法赫鲁丁就联合库尔德族的江布拉德背叛了帝国政府。即使在江布拉德失败之后，帝国政府还让他占有自己的领土，只是每年要缴纳贡款。富有企业心的杜斯加尼公爵菲迪南德一世和法赫鲁丁建立了关系以便为佛罗伦萨的贸易打开新的道路，而法赫鲁丁希望在他以及教皇和西班牙的帮助下征服巴勒斯坦。1610年法赫鲁丁占领了巴尔贝克，甚至有攻下大马士革之势。1613年当一支土耳其舰队沿着海岸出现时，他逃到了勒豪恩。这时，菲迪南德的儿子科斯马斯已经开始统治杜斯坎尼。他十分谨慎，不敢考虑发动一次新十字军的计划。在法赫鲁丁在佛罗伦萨寄居的五年期间，他的精明的母亲为她的孙子艾哈迈德·阿里保全了他的国土以抵抗大马士革的帕夏。在法赫鲁丁回国后，他不得不继续承认他的儿子为伊密，以他的儿子的名义对奥斯曼人作战。在波斯战争期间，他把他的统治沿着叙利亚沿海一带一直扩张到安提阿。1631年他拒绝让一支。打算进攻波斯的军队在他的境内过冬，并且用武力将它赶走，这样他就和帝国政府发生了公开的冲突。

两年之后，为了报复这次对和约的破坏，另一支奥斯曼舰队沿着叙利亚海岸出现并且占领了所有的海港。同时奥斯曼的总督们从陆路向德鲁兹人进攻。奥斯曼于10月15日诱使法赫尔丁的儿子阿里在乎原上进行决战。阿里遭到惨败，他和他的叔父都阵亡了。11月12日法赫鲁丁不得’不在他最后的避难处投降，被押送到伊斯坦布尔。在他的侄子迈尔赫姆举行武装起义以恢复他家族的荣誉的企图失败之后，法赫鲁丁于1635年4月13日在伊斯坦布尔被斩首．

1623年由于奥斯曼总督将巴格达交给了波斯沙，和波斯之间的战争又爆发。争夺这个城市的游击战在高加索和阿塞拜疆同时进行了十五年之久。1635年穆拉德四世率领他新组成的军队亲自出战进攻亚美尼亚。1638年他重新占领了巴格达。一年之后，他和波斯缔结了和约。

穆拉德四世在这次波斯战争的可喜结局之后并没活多久。 1640年2月19日他因饮酒过度而死。在他的弟弟易卜拉欣即位之后，穆拉德在晚年所制止的纪律废弛和女人专政的弊端又在伊斯坦布尔发生。易卜拉欣在位的最初两年，首相卡拉·穆斯塔法在制止这些趋向方面还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他因为在陆军和海军方面实行节约和进行货币改革及税收改革而损害了许多私人利益，因而结下了很多仇人。因此太后和易卜拉欣的三个宠妃很容易地煽动了新军来反对他。当新军于1644年1月31日要首相的头时，苏丹不敢反对他们。

尽管易卜拉欣毫无作为，他在位时奥斯曼人却聚集了兵力在欧洲进行了又一次伟大的军事作战。威尼斯人仍然从克里特岛控制着爱琴海的入口处，但是伊斯坦布尔早就不把他们看在眼里，因为在达尔马提亚边境或者在柏柏人各国的每一次冲突中，他们总是望风披靡并且设法用金钱来购买和平。一个夺取他们在地中海东部最后的属地的计划成熟·了。1644年时，兵工厂已经在不断地以新武器装备军队。第二年6月1日帝国政府宣布开战，下令逮捕帝国各地的威尼斯人，没收他们的财産。奥斯曼舰队没有遇到任何重大的抵抗就在克里特岛登陆，在秋天时已占领了干尼亚，虽然后来进展很慢。“结果在伊斯坦布尔出了一个阴谋，要把战争进展迟缓归咎于正在穷奢极侈地浪费国家财富的苏丹。8月9日他被废黜，十天以后被绞死。策动阴谋的人将他的未成年的幼子穆罕默德四世立为苏丹。

三年之后发生一次宫廷革命，结束了穆罕默德四世的祖母对这位年轻的苏丹的有害的影响。苏丹的母后已经注意到一个命定要改组这个国家的人。这个人就是穆罕默德·考普鲁卢，他来自阿马西附近的哈里斯河畔的科普鲁，他的祖父是从阿尔巴尼亚迁到这个地方僞。他似乎是作为一个被征集的少年来到皇宫的。但是不久他就从低级的宫廷职务升任国家官吏，担任首相的会计长。随后他又出任大马士革，特别波利斯和耶路撒冷的帕夏，后来又回到首都就任一个重要大臣——宫相——的职务。这时他的敌人反对他的阴谋获得成功，他退隐回到了他的故乡。但是首相穆格里。包伊努(“歪脖子”)又将他从他的家乡召回首都。

与此同时，威尼斯人在他们拼命保持地中海东部的地位的战争中，一直在尽力设法得到其他国家的援助，但是没有成功。他们未能解放干地亚但是却在达尔马提亚取得了一些进展。1651年他们在巴罗斯将奥斯曼舰队打败。

由于这次失败使奥斯曼帝国的悲惨处境达到了最大限度，考普鲁卢的时机到来了。1656年9月22日他年已达八十高龄接替了首相的职务，但是条件是苏丹必须给予他无限制的权力，可以指挥文武百官。考普鲁卢用大规模处决的办法严酷无情地消灭了反叛的风气，连苏丹宫中的宠臣也不放过。他向苏丹私人财库大量借钱，将宗教基金拨供世俗用途，减少教士收入，用这些办法恢复了财政秩序。他在1661年逝世之前为他的儿子艾哈迈德取得了继承他的权利。艾哈迈德完成了他父亲的改革，但是没有采用他的残酷手段。

奥斯曼国家内部的复兴不久也表现在在北方的邻国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上。在德兰斯瓦尼亚，企图规避履行对苏丹的封建义务国王柯奥尔吉·拉科齐为听话的阿巴菲所代替。当奥地利皇帝在马扎儿人的压力下拒绝承认阿巴菲时，帝国政府就威胁着要进行战争。在欧洲，基督教国家有共同抵抗土耳其灾祸的义务的想法又复活了，这种想法是威尼斯人长久以来就求之不得的。甚至和奥斯曼帝国政府保持着良好关系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也回应了教皇的要求援助抵抗土耳其人的号召。他命令和他一起参加奥格斯堡同盟的日尔曼各国国君提供两万士兵归奥地利皇帝指挥。这个建议使维也纳朝廷很为难，因为它仍然打算避免战争，进行谈判。但是1663年4月，苏丹忍耐不住了，他的军队向奥地利的匈牙利发动了进攻。当奥斯曼人威胁到维也纳本身时，奥地利皇帝向奥格斯堡同盟国家甚至向瑞典求援。奥地利打了两个胜仗，其中在蒙特库库利伯爵指挥下在拉阿布河畔的圣哥大进行的战役特别著名。但是即使在这两个胜仗之后，奥地利皇帝在1665年还是缔结了和约，为的是重新腾出手来对付法国的政策。

这时奥斯曼人能够重新将全部力量投入克里特岛的战争中，在那里干尼亚的围攻一直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威尼斯人仍然希望至少取得法国的帮助，但是路易十四无意和帝国政府公开决裂。他对于曾经帮助奥地利皇帝这件事已经正式向伊斯坦布尔道歉。关于他对柏柏尔各国所采取的强迫措施，伊斯坦布尔还更感到愤懑。为了防御海盗的掠夺，路易十四虽于i664年7月23日占领了吉杰里，但是在10月31日之后法国人在这个地方守不住了； 1665年又轰击了阿尔及尔和突尼斯乙因此在艾克斯拉夏培勒和约之后，他只准许个别的军官在威尼斯军队中服务。直到1669年夏时，才有一支载有七千士兵的法国舰队驶向克里特岛。但是不论这次援助也好，奥地利皇帝和布伦斯威克公爵的援助也好都不再能够挽救这个受到紧紧围攻的要塞。它不得不于9月6日投降。在后来缔结的和约中，威尼斯放弃了克里特岛。

奥斯曼人在恢复了对东地中海的控制之后，也想在东北扩张他们的势力。1668年，一直臣属波兰国王的哥萨克酋长多罗申科投到帝国政府的保护下。但是直到1672年帝国政府确知路易十四不会干涉后，它才要求波兰割让乌克兰。波兰国王迈可在边境要塞卡曼尼支受到短期围攻就失陷之后，早已在一个屈辱的和约中放弃了波多利亚和乌克兰。但是第二年索比埃斯基元帅就破坏了这项和约。11月11日他在科斯杰姆打了一个胜仗。由于国I迈可在这次战役之后不久就逝世了，索比埃斯基元帅就得到了王位(约翰三世，1674至1696年)。但是他在后来的战役中也不能取得任何持久的胜利。1676年，他在利沃夫打了胜仗，在这次胜利的鼓舞下冒险渡过了德涅斯特河。这时，他在祖拉夫纳受到包围，10月中被迫接受一项和约，根据这个和约他又割让了波多利亚和乌克兰的大部分土地。同年，刚过四十岁的艾哈迈德·考普鲁卢在乘船前往靠近亚德里安诺堡的苏丹军营的途中逝世。

波兰取得了这些宽大的和平条款，只是由于俄国有同奥斯曼人发生冲突的威胁。在哥萨克反俄国人的战争中，奥斯曼人曾经在乌克兰进行干涉。在双方都遭受了重大损失后，他们于1681年缔结了一项和约，根据和约俄国占有了基辅和它周围的地区。

当奥斯曼人在东方空出手来之后，他们立刻又将全部力量用来对付匈牙利。马扎儿的大公们在陶考莱伯爵领导下曾经建议苏丹征服奥地利统治下的其余匈牙利领土，事后愿以每年纳贡为报。

1683年5月，土耳其军队从贝尔格莱德出发对奥地利皇帝发动了战争。奥皇的军队慢慢地向维也纳撤退，指望着有更多援助到来。奥斯曼人在首相欧麦尔·穆斯塔法的指挥下于7月17日包围了这个都城。这时，虽然路易十四采取了威胁的态度，一支大军从日尔曼开出同一支波兰军队联合起来于9月12日在卡伦堡打败了奥斯曼人，并且强迫他们放弃了围攻。虽然波兰国王索比埃斯基提出的要求使他和日尔曼人发生了分歧，收复整个匈牙利的计划这时有力地提了出来。通过教皇的调停，奥地利皇帝和索比埃斯基于1684年3月31日结成了对土耳其人作战的同盟，威尼斯也加入了这个同盟。

这时奥斯曼人在匈牙利一次又一次地败北。1686年日尔曼人的帝国军队兵临布达城下。经过两个月的围攻之后，这个一百四十五年来一直是奥斯曼人统治匈牙利的堡垒终于落入日尔曼帝国军队之手。

在同盟其他成员中，只有威尼斯人尽到了他们的责任。但是他们的成就也止于在1687年占领了雅典，第二年他们又被迫从这个城市撤退。从1684至1687年间，波兰人努力想要收复卡曼尼支但是没有成功。1687年俄国加入了同盟，但是它的夺取克里米亚的企图也以失败告终。

1687年奥斯曼军队在匈牙利境内的摩哈赤吃了另一次大败仗之后，发生了反对首相素莱曼的叛乱，这个叛乱立即蔓延到了伊斯坦布尔。虽然苏丹把首相牺牲了，他受到谴责说他耽溺于狩猎而忽视了国家的福利。11月8日在阿亚索非亚清真寺召开的教士大会宣布将他废黜，并且根据艾哈迈德的儿子副首相穆斯塔法·考普鲁卢的建议，将被废黜的穆罕默德四世的弟弟素莱曼二世立为苏丹。

第二年夏天，奥地利帝国军队推进到贝尔格莱德城下。1688年9月6日他们在一次猛攻后占领了这个城市。维也纳宫廷已经在考虑将奥斯曼人赶出欧洲去。但是奥斯曼人在尼什遭到惨败之后，上述的穆斯塔法·考普鲁卢成为新首相领导国家，这时奥斯曼人又重振旗鼓。考普鲁卢是一个能干的政治家，他的恢复财政秩序的努力获得了成功。但是他缺乏军事经验，虽然他在1690年9月重新占领了贝尔格莱德。第二年他在进攻匈牙利时，于8月19日在倒楣的沙兰克门战役中阵亡。

1695年，精明强悍的苏丹穆斯塔法二世最后又承继他叔父艾哈迈德二世而登基。他亲自担任在匈牙利的最高统帅的职务，解了特梅斯瓦尔之围。但是他碰到了一个劲敌那就是萨伏依的尤金亲王。1697年9月11日尤金亲王在台伊斯河畔的赞塔消灭了苏丹的军队。这时考普鲁卢家族的另一个人阿木札查德·侯赛因执掌了政权。由于1695年沙皇彼得也恢复了对奥斯曼的战争，并且在 1696年中占领了亚速，苏丹接受了英国和荷兰的调停。1699年1月26日在卡尔洛维茨签订了和约，根据和约，奥斯曼政府被迫将德兰斯瓦尼亚直到特梅斯瓦尔那部分，差不多整个匈牙利以及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大部割让给哈布斯堡王朝；将卡曼尼支、波兰人在波多利亚占领的所有土地和乌克兰割让给波兰；将摩里亚以及达尔马提亚的一些地方割让给威尼斯。

在这次不体面的和约之后，苏丹撤退到亚德里安诺堡，将统治权几乎完全交给了穆弗蒂费札拉。费札拉将考普鲁卢免职，但他本人由于贪婪和任用私人而深深为人所憎恶。结果1703年发生了叛变。苏丹被邀请回到伊斯坦布尔在他的“迪万”会议上回答问题。他拒绝出席，因而被废黜，他的弟弟艾哈迈德被选为苏丹。

在卡尔洛维茨条约签订之后不久，亚速就割让给了俄国。随着亚速的割让，沙皇进入了直到这时一直是奥斯曼内湖的黑海。这时，在沙皇遇到了强大的敌手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之后，奥斯曼政府当然很乐于和查理建立关系。查理十二世在波尔塔发战败之后，奥斯曼政府让他在本德尔要塞中避难。但是直到1710年年终时奥斯曼政府才开始武装准备和沙皇作战，因为在把受它保护的人引渡到沙皇的领土中去这个问题上，双方不能达成任何协定。因此，彼得不得不停止在波罗的海省份的作战而转向南方。在普卢特河畔，彼得和他的军队几乎全部被奥斯曼人所俘虏，只是由于首相的贪财他才能于1711年7月中在宽大的条件下撤退。彼得被迫撤出了亚速，并且将塔干洛格的防御工事拆毁。

如果说奥斯曼政府同意了这个显然不利的和约的话，这是因为它更加迫切地想重新收复由于卡尔洛维茨条约而失去的土地，而不想在东北扩张它的势力。1714年在门的内格罗的冲突提供了对威尼斯发动战争的藉口；为时不久，威尼斯共和国就失去了它在摩里亚和达尔马提亚群岛的最后属地。但是这时，哈布斯堡王朝干预了这场战争。1716年8月5日尤金亲王在彼得华达因获胜，10月中攻克了奥斯曼在匈牙利国土上的最后一个要塞特梅斯瓦尔，第二年占领了贝尔格莱德。但是他的胜利之路不久就被西班牙在意大利的政策所阻塞，这个政策迫使奥地利皇帝同意奥斯曼人的和平建议。根据1718年7月21日在巴沙洛威茨缔结和约，奥斯曼人将贝尔格莱德和一直到阿路塔河流人多瑙河地方的整个地区割让给奥地利皇帝，而威尼斯人则不得不放弃摩里亚。

这时奥斯曼政府不得不再一次将它的注意力转向亚洲，因为在波斯它的老敌手之中发生了骚动。阿拔斯沙的最后一个后裔侯赛因从1694年起就统治着波斯。他和阿富汗人发生了冲突，阿富汗人曾经把自己置于波斯的保护下以避免印度莫卧儿人的征服，但是他们却一直能够保持独立。当波斯沙企图加强控制时，阿富汗人的领袖韦斯亲王起来造反，并且直到1715年他逝世时为止一直保持着他的独立君主的地位。他的第二个继承者麦哈茂德亲王转而向波斯进攻，于1722年10月中推翻了在伊斯法罕的萨法威王朝的最后一个君主。沙皇彼得利用这些动乱取得了高加索的达吉斯坦省。在希尔万的都城沙马奇立了朝廷的来吉安人的酋长请求奥斯曼政府的保护以对抗沙皇。他成为奥斯曼的封臣并且得到了笛宾特作为封地。但是由手彼得已经远远推进到巴库地方，奥斯曼政府不得不同意他合并这个地方，直到库拉河和阿拉斯河汇合处。

波斯人没有力量抵抗他。侯赛因的儿子塔赫马斯普在抵抗阿富汗的麦哈茂德方面获得了成功，但是他被麦哈茂德的继任艾什赖弗逼退到毛桑得朗。但是这时，在艾什赖弗提出要求承认他为和苏丹地位相等的第二教长之后，爆发了一场战争。虽然阿富汗人在1726年打了一个胜仗，战争的结果他们还是放弃了他们的要求。阿富汗人在波斯的统治并不长久。在呼罗珊，他们遭到了土库曼的阿弗沙族的领袖纳迪尔·库利的反抗。1729年10月，纳迪尔·库利联合塔赫马斯普在丹根将阿富汗人击败，1730年1月又在设拉子将他们打败。艾什赖弗在逃跑途中在俾路支被杀死。

塔赫马斯普也立刻向奥斯曼在波斯的属地进攻以恢复他的祖先的帝国原有的版图。苏丹在对塔赫马斯普发动战争上似乎有些迟移不决。这时伊斯坦布尔的新军发生了叛变，结果艾哈迈德三世于1730年10月10日被废黜，他的侄子麦哈茂德一世被立为苏丹。但是直到两年之后，通过对叛乱者进行了血腥的镇压之后，首都才恢复秩序，在这次镇压中有五万人被杀。

波斯沙的藩臣奈叠尔为了向波斯沙表示敬意曾经取名奈叠尔·塔赫马斯普·库利汗，然而还是反叛他，拥立沙的仍在襁褓的儿子阿拔斯。随后，他和俄国缔结条约，毅然向奥斯曼人发动战争。经过三次战役都获胜之后，由于婴儿阿拔斯己死，奈叠尔于1736年 3月10日自己接管了政权，和奥斯曼政府缔结了一项和约。根据和约，后者放弃了它过去获得的远至巴格达的所有土地。在土库曼人奈叠尔即位之前，他已经强迫把他当作救主来欢迎的波斯贵族们放弃易司马仪一世所传人的十叶派教理，认为和他祖先的信仰相违背。但是他没有要求他们改信逊尼派，而给了他们一个新的(第五个)正统教派的地位，这个教派是以哲耳法尔·萨迪格教长的名字命名的。虽然奈叠尔在和土耳其人签订的和约中打算在麦加为新教派取得一个专设的祈祷区，但是这个值得注意的改革在他的统治时期之后并没有继续下去。

在这次战争中，奥斯曼由于克里米亚的鞑靼人的关系已经和俄国发生多次纠纷。但是波兰的局势牵制住了安娜女皇，虽然她决心继续沙皇彼得已经开始的向黑海和里海推进的事业。海权国家制止了俄国向奥斯曼的进攻，这些国家为了他们的商业利益力图阻止俄国的继续扩张。1735年秋天波兰的骚乱停止之后，俄国对奥斯曼人发动了进攻，但是最初它只能推进到亚速。根据条约有义务支援俄国的哈布斯堡皇帝最初打算进行调停，到1737年时他才参战。但是他的军队屡战屡败，1739年他刚刚受到包围的贝尔格莱德割让给了奥斯曼人。

在随即签订的和约中，奥地利皇帝放弃了他在巴沙洛威茨得到的所有的土地。这时俄国也被迫签订了一个和约，根据和约它仅仅得到了遭到彻底破坏的亚速。1740年奥斯曼政府再度承认法国对东方基督教徒的保护权，表示感谢它在这次战争中所给予的外交支援。

在奈叠尔沙恢复了萨法威帝国的疆界之后，他为印度莫卧儿国的富庶所引诱而向南方出征，莫卧儿在军事方面的脆弱当时已经十分明显。1738年6月他没费很大力量就占领了加土尼和喀布尔。随后他将他的儿子礼萨·库利派到波斯作摄政。他首先向拉合尔进攻，于1739年2月占领了这个城市。

莫卧儿的穆罕默德沙从德里出发向他迎战，在1739年2月24日军队被彻底打垮后被俘。奈叠尔长驱直入德里，但是5月中在穆罕默德沙割让了印度河以北各省之后，奈叠尔又让他重定。奈叠尔强要这位莫卧儿统治者缴纳的不可胜数的贡礼，包括著名的科兴瑙钻石和孔雀宝座在内，使他能够将波斯全国的各种赋税豁免了三年。在印度战役之后，奈叠尔转向他的帝国的东部边疆来平定布哈拉和希瓦境内不断向呼罗珊进攻的乌兹贝克人。事实上他没有流什麽血就达到了这个目的。他任命乌兹贝克人的可汗为封臣并且迫使他承认乌浒河为边界。1741年5月15日，在对高加索的来吉安人进行的一次出征中，有人企图在毛桑得朗谋杀奈叠尔。据宣布这件事的煽动者是王位继承人礼萨·库利。作为惩罚，奈叠尔将他的儿子双目弄瞎。从此以后，他越来越变成了一个残忍的暴君。

由于奥斯曼政府拒绝答应承认奈叠尔在波斯所建立的第五个正统教派的要求，奈叠尔向奥斯曼美索不达米亚的属地发动了进攻。但是巴格达的帕夏以巧妙的谈判手段转移了奈叠尔的注意。这位波斯沙满足于前往伊拉克的各个圣城进行一次朝拜，以及由在纳加夫举行的宗教会议再一次确定他的宗教改革的合法性这两件事。他的帝国内部的叛乱使他不能以更大的力量来进攻美索不达米亚的土耳其人。1746年奥斯曼政府派遣了一支生力军向他进攻。虽然奈叠尔在埃里温取得了一个辉煌的胜利，他还是以恢复穆拉德一世时代的疆界为满足，而且放弃了承认他的宗教改，革的要求，承认了苏丹为哈里发。奈叠尔以日益残暴的手段镇压了他的帝国中不断发生的暴动，这可以从沿着他经过的道路上留下了堆积如山的人头这件事上得到证明。

1747年在一次出征中，奈叠尔被他自己的阿弗沙族人的酋长们联合卡加尔人在库詹的库尔德人领土之内的法特哈巴地方暗杀了。他的侄子阿里·库利继承他成为阿迪勒沙。仅仅一年之后，阿里·库利在和到处出现的王位觊觎者进行的战争中失去了他的帝国。在这些王位觊觎者之中，南波斯人曾德族的卡里姆汗最后取得了胜利。从1750年到 1779年，他从设拉子统治整个帝国，但是他希望人们仅仅把他看作是萨法威王朝最后一个后裔易司马仪三世的代表，他将易司马仪三世囚禁在阿巴达。在他的统治之下，这个玫瑰之城又经历了一段繁荣的时期，这一点直到今天仍然可以由城中一些极美丽的建筑物来证明。但是他死后，他的部族中发生了残酷的内讧，这就为卡加尔人取得王位扫清了道路，这件事以后还要叙述。

由于奥斯曼帝国的敌手波斯势力的衰落，帝国享受了长时期的和平，它的欧洲邻国也没有扰乱和平。1757年又有一个能干的苏丹穆斯塔法三世即位。在他在位的最初几年中，他将统治权交给了他的首相拉吉卜帕夏。直到这位首相于1763年逝世时为止，他把国家财政弄得有条不紊，并且保持了军队的组织使它不致趋于腐败。在七年战争中，弗雷德里克大帝曾经希望利用拉吉卜帕夏的帮助使奥斯曼向奥地利发动进攻。结果奥斯曼于1761年 3月29日和普鲁士签订了友好条约，但是由于教土的意见苏丹对和平的爱好进一步加强了，因此无法诱使他干预这个战争。

波兰问题的发展使奥斯曼政府又积极地参加了欧洲的政治。伊斯坦布尔最初平心静气地看着凯塞琳削弱波兰，虽然俄国也在支援格鲁吉亚人反对奥斯曼人，并且给克里米亚的可汗制造困难。但是波兰的联邦党最后终于诱使苏丹采取行动保卫他在东北的势力。对比萨拉比亚边境上的巴尔达城的破坏促使穆弗蒂发表了同意对俄国作战的法特瓦(宗教上的主张)，尽管他的同宗们都是爱好和平的。

奥斯曼政府长期以来没有整军备战，这时就受到了报应。奥斯曼军队还驻扎在多布鲁加时，俄国人打败了在基里姆·吉拉伊可汗率领下发动战争的鞑靼人，并且占领了科斯杰姆。1770年俄国人在迫使罗马尼亚的大公们宣誓效忠凯塞琳之后，经由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一直推进到多瑙河，占领了基里亚、本德尔和布莱拉。这时一支俄国舰队在爱琴海第一次出现，它的冒险性的任务是发动和支援希腊的起义。迈瑙特海盗占领了摩里亚境内的一些要塞，但是未能守住这些地方。1770年7月俄国人用火攻办法消灭了在小亚细亚沿海切斯梅湾中的奥斯曼舰队。伊斯坦布尔本身已经开始担心受到进攻，但是俄国人没乘胜前进。

第二年俄国人取得了另一个胜利，他们在进攻皮列科普地岬之后征服了克里米亚。普鲁土和奥地利出面调停，作为报答，奥斯曼放弃了对波兰的一切要求。这次调停导致了1772年6月的休战，但是关于黑海要塞的问题却未能达成协定，虽然奥斯曼准备放弃克里米亚。与此同时，他们大大改组了军队，使他们能够拦阻俄国人在巴尔干半岛的前进。1773年年终时，俄国人被迫放弃了对西利斯特里亚和瓦尔纳的围攻，撤退到多瑙河以北。这时苏丹决定亲自指挥他的军队。但是在1773年12月24日他因病逝世。

他的庸碌无能的弟弟阿卜杜勒·哈米德继承了他。1774年 7月首相穆赫辛札德在舒姆拉地方中了圈套，由于土兵逃亡而损失了一大部分军队。因此他决定向罗曼佐夫元帅乞和。1774年7月22日在西利斯特里亚以南的库楚克开纳尔吉签订了和约。奥斯曼把黑海上最重要的要塞刻赤、耶尼卡拉和金本交给了俄国，割让了高加索的大卡巴达和小卡巴达，并且允许俄国舰队通过达达尼尔海峡。它被迫承认克里米亚的鞑靼人的独立，并且给予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居民以大赦，允许他们有信仰自由。它在欧洲的威望空前低落，因此将奥斯曼人驱逐出欧洲看来只是时间问题了。紧随着和约的签订，奥地利利用这种形势以鸡毛蒜皮的事为藉口并吞了布哥维那，奥斯曼政府无法加以阻止。1783年凯塞琳征服了鞑靼人，从而结束了克里米亚的独立。在1784年的艾因纳里卡瓦克公约中，苏丹对这件事不得不予以同意。

1784年高加索各民族，包括穆斯林和基督教徒，起来反抗受凯塞琳保护的格鲁吉亚的希拉克留斯亲王，这件事似乎又使奥斯曼政府看到了收回它割让给俄国的土地的希望。但是苏沃洛夫的优越的指挥才干粉碎了它重新占领克里米亚的企图，苏沃洛夫保卫住了金本并且继1788年夏天奥斯曼舰队在克里米亚沿岸被歼灭之后于12月中猛攻奥查科夫。

同年2月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也向奥斯曼宣战，但是他的军队在塞尔维亚和德兰斯瓦尼亚只取得了不大的进展。在这次战争中，阿卜杜勒·哈米德逝世。赛里木三世于4月7日继位为苏丹。赛里木三世也是在损失严重的情况下继续进行战争，直到约瑟夫二世死去后奥地利的威胁才初步受到制止。在普鲁士和各海权国的调停下，1791年8月4日签订了吉斯托瓦和约，根据和约奥斯曼保留了直到奥尔索瓦地方的多瑙河各公国。经过在比萨拉比亚、克里米亚和多瑙河的激烈战斗之后，奥斯曼才于1792年1月9日和俄国在雅西签订和约，将第聂斯特河确定为边界并且将克里米亚明确地划给了俄国。

到十八世纪末叶，奥斯曼帝国被迫从进攻的地位完全退入防守的地位，似乎只有欧洲国家的互相对立才使它能够继续在欧洲存在。随着帝国势力的衰微，它的文化生活也衰落了。这个时期的苏丹和首相中没有一个人对文学感到丝毫兴趣。尽管在政治上和波斯敌对，这个时期的诗歌仍然受到波斯古典作品的影响，虽然也作了一些尝试在文学中采用通俗的体裁。但是即使在诗人之中，他们对社会弊端的辛酸悲叹和尖锐的批评也反映出了一些那个时代的痛苦。在散文中，词藻越来越矫揉造作了。唯一突出的例外就是埃弗利亚·舍里比的游记，他在1679年以后不久逝世。

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的《旅行家见闻录》不能完全为他同时代的所欣赏。埃弗利亚出身于古老的军人家庭，他亲自参加过在俄国。德兰斯瓦尼亚和匈牙利的战争。在和平时期他遍游帝国各地，他的足迹所至在南方远及叙利亚和埃及。如果人们不去注意他对寓言和奇迹的癖好(这是这个时代的反映)的话，他的作品在提供有关奥斯曼帝国情况的丰富材料方面应该被认为不仅在全部奥斯曼文学中，而且在整个伊斯兰教文化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虽然十八世纪时也出现了一些游记，如赖斯米对他出使弗雷德里克大帝宫廷的记述，但是没有一本游记能够和埃弗利亚的叙述活泼生动的游记相媲美。

谢选骏指出：整个伊斯兰世界都因为土耳其人的扩张陷入了战乱——这再次显示了穆斯林们作为战俘群体的悲惨处境。之所以说是“再次”，是因为上一次的战俘处境是由阿拉伯人带来的。阿拉伯人被文明世界开化以后，新的野蛮人就由“被中国世界赶了出来的土耳其人”来充任了。随着土耳其人的逐步开化，我不知道“大规模屠杀和破化性作业”的伊斯兰后继者为谁。毕竟，印度的居民不够野蛮（巴基斯坦、孟加拉国），而东印度群岛的野蛮人又过于分散。

（另起一页）

【第四卷  十九世纪的伊斯兰教】

（另起一页）

【第一章  奥斯曼帝国和埃及】

十八、十九世纪之交，仍然以伊斯兰教国家领导者自居的奥斯曼帝国国运已经十分衰落。它的北邻奥地利和俄国已经夺去了它的许多宝贵的属地。在亚洲，1784年格鲁吉亚国王希拉克略逊位之后，沙皇帝国已经直接推进到奥斯曼边境。在查萨尔帕夏和麦木鲁克人统治下，叙利亚和埃及差不多已经成为独立的国家。在欧洲的非伊斯兰教的人民中，到处都出现了独立的愿望。军队已经完全衰退，因为一度使得军队强大的制度早已过时了。

因此，除了一些倒退的措施之外，帝国的内政完全为寻求改革 (旦齐马特)的愿望所支配。人们希望采用被认为是欧洲国家优越性的基础的那些制度，同时不损害帝国的基本特点。维新是在军队中开始的，因为军队终究是整个国家的基础。结果，在采纳欧洲文明的过程中就实行了军事至上的政策，后来的一切发展证明这种政策是有致命的危害性的。主要的问题在于成立一支新的、真正有作战效力的军队来代替新军，因为新军早已不再是首都的保卫者而变成为祸害了。苏丹赛里木三世已经作了一次尝试，要建立一支新的民团。当时法国的外交家在他的宫廷中仍然有很大势力，甚至在法国革命之后还是如此。因此，他把法国的制度当作榜样，在这方面拿破仑的大使塞巴斯蒂亚尼将军曾向他提供意见。但是在新建的兵团还没有受到足够的训练能够用来镇压在巴尔干半岛发生的叛乱的时候，新军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各要塞的卫戍部队想出了一个阴谋。1807年5月29日，他们把所有提倡改革的人赶到新军的兵营中加以屠杀，然后迫使苏丹逊位。

他的堂弟穆斯塔法四世当然是得到军队中反动份子支援的，但是他只作了一年苏丹就被西利斯特里亚的总督穆斯塔法·贝拉克塔尔所推翻。既然赛里木已被处决，他的弟弟麦哈茂德二世继任为苏丹。但是反动派的势力仍然很强大，以致不久贝拉克塔尔就不得不屈服，而麦哈茂德由于外交方面的失败也被迫推迟实行使他成为近代土耳其的奠基者的改革计划。麦哈茂德在对俄国进行的战争中失去了尼科波里斯、西利斯特里亚和鲁斯查克。只是由于拿破仑进犯的危险才使得沙皇于1812年5月28日签订了布加勒斯特和约，根据和约，沙皇放弃了进行新的征服的打算，承认普卢特河为边界。对帝国更危险的是被征服民族的起义。早在 1804年塞尔维亚人在卡拉柯奥尔吉奥斯领导下已经起义。在最后一次战役中，他们曾给予俄国人以有力的支援。为了对这件事表示感谢，俄国人坚持要给予塞尔维亚人以半自治的地位并且有自己的法庭，以此作为缔结和约的一个条件。

但是由于塞尔维亚人的主要不满——纳贡的义务——并未消除，他们继续进行斗争。在卡拉格奥尔吉奥斯逃到奥地利去之后，米劳什，奥卜赖瑙维奇接替了他。1820年发生了希腊的起义，这个受到欧洲慷慨激昂的希腊热所鼓励的起义事件结果不仅使奥斯曼失去了不十分宝贵的一省，而且特别也引起了无穷无尽的外交纠纷。但是苏丹却消灭了大公们(鲁美利亚的阿伊安和安那托里亚的得勒贝)的独立，并且恢复了中央政府在各省的权威。

在所有这些战役中，新军再一次证明是完全不中用的。但是麦哈茂德很好地利用了反动派强加在他身上的等待时期，逐渐地任命对他个人忠实的人来担任最重要的职务。1826年春天，他终于重新开始了赛里木的计划。俾科士的总督将安那托里亚的民兵集合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东岸。

在这些民兵的保护下，麦哈茂德发布了建立新的正规军的命令，称为毛来姆，爱希金吉(受过训练的卫兵)。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将所需要的教官派遣给了麦哈茂德。麦哈茂德的计划得到了新军军官的赞同，但是下级军官却变本加厉地反对这项改革。麦哈茂德下令于6月18日在伊斯坦布尔附近的甜水谷检阅新的兵团。为了阻止这次检阅，新军在三天之前举行叛变。最初他们只要求取消训练条例。但是在教士们的同意下，苏丹下令展开先知穆罕默德的大旗，就象要对异教徒作战一般，并且迅速动员军队，将新军包围在他们的兵营(阿特米丹)之前的广场上。穆弗蒂庄严地宣布对他们的咒诅，然后开始了一场大屠杀，没有一个人得以幸免。

在城中的其他地区约有一千名新军被杀。他们的军旗和他们的标志——新军军帽——被践踏在污泥之中。他们的清真寺和常去的咖啡店都遭到破坏。和他们有关的比克特西教团以及和他们有密切关系的消防队和挑夫的组织都被解散。甚至在炮手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看守人(他们这一次对苏丹保持了忠诚，虽然在另外情况下他们常常和新军是一致的)中，所有有反动倾向嫌疑的人都被消灭。

但是西方国家并未给苏丹以时间来取得这次血腥改革的成果。1827年7月7日，法英俄三国缔结了三国同盟条约，随后普鲁土也参加了这个条约，条约的目的是为了要迫使苏丹承认希腊人民的独立，因为这时穆罕默德·阿里的儿子易卜拉欣和他的埃及援军已经在紧紧地进逼摩里亚的叛乱分子。经过六个月的围攻后，叛乱分子的最后一个堡垒密索朗吉被迫于1826年4月23日投降。帝国舰队沿着摩里亚海岸出现，载运了四千步兵和五百名骑兵来援助易卜拉欣。但是在舰队停泊的那瓦林港前出现了盟国的地中海联合舰队，这支舰队不准担任舰队司令的易卜拉欣在希腊沿海进行任何新的活动。由于易卜拉欣拒不同意盟军对他的军事上司的最高权力所进行的这种干涉，10月20日发生了灾难性的海战，在六小时的交战中，拥有一百多只军舰的帝国舰队全部被歼灭。

帝国政府没收了停泊在金角湾的所有外国船只作为对和平时期进行的这种可怕攻击的回答。在谈判毫无结果的情况下，三国同盟的代表于12月中旬离开了君土坦丁堡。但是直到第二年5月俄国在有了充分准备之后才发动战争。在战争的第一年，俄国军队在巴尔干半岛和高加索都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1829年春天，德比什亲王担任了欧洲俄国军队的指挥官。他包围了以前拦阻大军前进道路的舒姆拉，向前推进直抵亚德里安诺堡。

9月14日他在亚德里安诺堡强使苏丹接受了一项和约。俄国满足于得到多瑙河中的岛屿以及高加索的伊麦雷吉亚和格鲁吉亚两省之间的土耳其领土。但是苏丹必须参加伦敦条约，也就是承认了希腊的独立。

当麦哈茂德仍然在徒劳无功地力求通过改革加强国家的效率时，他的埃及封臣穆罕默德·阿里在这条路上已经远远走在他前面了。这位近代伊斯兰教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于1769年1月生于马其顿海滨的卡瓦拉，他的叔父是那里的“穆塔萨里姆”(副总督)。穆罕默德·阿里没有受到过任何真正的教育，但是在他叔父的政府首脑会议中得到了关于实际事务的初步知识。在他二十岁时，他已经在他家乡的主要商品———烟草——上大作投机生意了。但是这个遥远的省份对他的野心说来是太狭小了。

甚至在1517年赛里木征服埃及后，麦木鲁克人在那里仍然保持着他们的权力。对奥斯曼帝国来说，这个国家除了以贡礼的方式缴纳赋税之外，主要作为保持帝国在叙利亚和阿拉伯的权力的作战基地。只是在拿破仑把埃及看作攻击英国在印度的霸权的必经通道之后，埃及才进入了世界政治的舞台。为了保持它在红海的航运，英国于1778年和麦木鲁克的阿里贝缔结了一个通商条约，阿里贝曾经对帝国政府保持了一个短时期的独立。1798年7月，拿破仑以麦木鲁克人的苛政危害了法国居民的财産为藉口向埃及进行远征。他在金字塔附近取得胜利后暂时结束了麦木鲁克人的统治，虽然8月1日纳尔逊在阿布基尔的胜利已经使法国在这个国家的地位难以维持。

不管苏丹赛里木三世以前对这个国家如何不关心，这时他也不能看着他的主权受到侵犯而无动于衷。因此他在1799年夏天派遣了几只船载运军队到埃及。穆罕默德，阿里的叔父也有义务提供一支三百人的部队。他派了他的年轻的儿子去指挥这支部队，并且派穆罕默德·阿里去作顾问。在埃及登陆之后不久，穆罕默德·阿里就正式地统率了这支军队。随后发生的战争迫使法国人于1801年从埃及撤退。在这次战争中，穆罕默德·阿里名闻遐迩，因此他一跃被提升为将军。法国人撤退后，一个过去的阿卜克哈兹族奴隶豪斯赖伍被任命为帕夏。由于他不久就一心一意地在搞宫廷的阴谋，埃及对他说来只不过是他的向上爬的梯子上的第一步，他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使他能够很快地带着大量财富离开这个国家。由于穆罕默德·阿里在他的阿尔巴尼亚军队中保持着比总督的军队更要严格的军纪，他巧妙地离间麦木鲁克人和豪斯赖的关系逐渐地使全部下埃及隶属于他的统治下。 1803年豪斯赖伍从他的已经无利可图的差使上被召了回去。他的第一个继任者只干了几个月，穆罕默德·阿里就让开罗的爱资哈尔清真寺的教土根据宗教法明确地宣布他是权力的承担者，爱资哈尔清真寺在伊斯兰教世界中被尊崇为宗教研究的学府达几个世纪之久。

1805年11月穆罕默德·阿里成为全国事实上的主人，1806年4月帝国政府不得不承认而且批准他为瓦利(总督)。他暂时让麦木鲁克人统治上埃及，交换条件是后者缴纳巨额的贡金。但是当他们开始和英国谈判时(后者的登陆部队于1807年4月被他在罗塞达击退)，穆罕默德·阿里在1811年3月中邀请他们的头子到开罗来，名义上是为了商量关于对阿拉伯的瓦哈比派作战的事情。3月11日他在开罗将他们三百个人全部杀死。

这样穆罕默德·阿里就成为埃及的绝对统治者。这是在他以前的帕夏没有人作到的。但是他的阿尔巴尼亚军队仍然受到奥斯曼军队很深的影响，他们在和瓦哈比派几次作战中都不孚原来的期望，因此直到1815年他一直忙于对付瓦哈比派。他试图让这些军队习惯于严格的纪律，结果1816年在开罗发生兵变。但是他毫不费力地就把这次兵变镇压了下去。随后他将军队全部解散，改征农民入伍。他用欧洲武器把它配备起来，并交给后来成为帕夏的塞韦上尉仿照法国军队加以训练。他用这支军队，在一系列的战役中征服了努比亚、塞那尔、顿古拉和达弗。实际上这些战役只不过是大规模地搜索奴隶而已。

但是穆罕默德·阿里也注意到了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他不但以无数奥斯曼式的建筑来装饰开罗和亚历山大，还在亚历山大建造了海港，用运河将这个城市和尼罗河的西支联结了起来。但是他把这个国家完全看作是私人的田産，而他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要从这块田産上榨取最大的收入。1815年他占有了棉花，大麻和亚麻的全部出产。两年之后他也占有了靛青、芝麻和其他的油料作物的全部出产。但是这些收入还不能满足他的贪心。到1812年时，他已经并吞了所有的宗教基金和全部封地。这时他设立了一个委员会来检查所有房地産的地契。凡是没有地契的(大多数世代相传的农民自然都没有地契)，从那时起都得作为帕夏的佃农来耕种他的土地。按照古代东方的惯例，他征用了所有的木材和建筑工人来建立一个舰队，并且以规定的价格买进所有输入的木材。他的不顾一切的关税政策造成了生活费用难以容忍的上涨乙由于这种政策对来自其他伊斯兰教国家的货物比来自欧洲的货物抽税更重，这就更加使人感到透不过气来了。

穆罕默德·阿里对欧洲文明所带来的福泽看来非常羡慕，因为欧洲文明有使这个国家的生産力增加的希望。模仿欧洲学校建立的第一所学校是一个采用英国教学方法的算术学校。但是在其他方面，法国人在宫廷中占有优势。除了一些真正关心于国家情况有所改进的人们之外，他花了钱上了一大群骗子的当之后才能找到一个有足够能力安装工厂设备的人。尽管他的自私自利的政策造成了许多错误，在使这个国家接受欧洲文明的影响这件事上应当归功于穆罕默德·阿里。

穆罕默德，阿里势力日增不免引起了伊斯坦布尔的不安，伊斯坦布尔怕他在和外国的关系上迟早也要超越出他的省总督的职权。最初他确实在小心翼翼地避免任何看起来可能触犯对苏丹应有的尊敬的事情。因此他毫无异议地提供了军事援助来镇压起义的希腊人。他的儿子易卜拉欣把在那瓦林被歼灭的帝国舰队的残余船只和埃及船一起开到了亚历山大港以便修理这些船只。当帝国政府命令他派遣自己的舰队和土耳其舰队同时开到伊斯坦布尔时，他汇了笔款来疏通这件事，汇款总是受到欢迎的。为了酬谢他承担和俄国作战所借的战债的一部分，帝国政府甚至将克里特岛授给他作封地。

但是过去在埃及兴趣的每一个大国都必然向叙利亚扩张它的势力。帝国政府也曾答应将叙利亚给予穆罕默德，阿里以酬谢他在希腊战争中的帮助，但是没有实践他的诺言。穆罕默德·阿里可不打算放弃这个地方，因之很容易找到了和亚克的帕夏发生冲突的藉口。在穆罕默德，阿里的土地政策下，民不聊生，农民成群结队地迁入了叙利亚，穆罕默德·阿里自然不承认苏丹的臣民在帝国内有迁居的自由。

1831年秋天，穆罕默德·阿里派遣他的儿子率领一支军队进入叙利亚，他的儿子在亚克包围了阿卜杜拉帕夏。但是虽然有舰队支援着陆军，这个要塞的围攻一直到了第二年5月。穆罕默德·阿里对帝国政府要他撤兵的温和命令的回答是要求赐给亚克和大马土革两省作为封地。同时，在黎巴嫩的国君伯什尔·什哈比的帮助下，易卜拉欣征服了全部巴勒斯坦。伯什尔是经过长期拖延之后才和他联合在一起的。随后在亚克也陷落之后，他于1832年5月26日一直推进到西里西亚的首都亚达那，并未遇到任何抵抗。与此同时，苏丹武装了军队来对付他的叛变的封臣。

这时一支五万人的大军在前新军军官侯赛因帕夏率领之下向南方前进。侯赛因和军政大臣豪斯赖伍帕夏不和，豪斯赖伍帕夏把他的养子穆罕默德帕夏任命为侯赛因的参谋长。为了要在他的上级之先取得预计中的胜利，这位从属的指挥官强行军向赫姆斯进攻。当埃及人出来迎击他时，立刻发生了战斗。他的士兵由于长期行军精疲力尽而且腹中空空。在几小时内易卜拉欣的胜利就决定了。在穆罕默德重新和军队的主力会合之后，在阿曼努斯山上的巴兰隘口发生了第二次战斗。这次由于易卜拉欣的优越战略，埃及人又取得了胜利。侯赛因回到了卡拉曼，在那里他不得不将指挥权移交给塞加西亚人的赖世德帕夏。易卜拉欣并没有让严寒的冬季耽搁他的追击，虽然他的军队不习惯于这种天气。

12月21日他在科尼亚第三次打败土耳其人。通向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道路已经在他的面前展开。但是欧洲国家不允许这件事发生。俄国派遣了两队海军前往援助苏丹。在俄国和法国外交家的调停下，1833年4月 8日在库塔雅地方易卜拉欣的司令部签订了一项和约。和约保证穆罕默德·阿里取得叙利亚为封地。他进二步要求亚达那和西里西亚，这个地方也割让给了他。但是在俄国舰队离开博斯普鲁斯海峡之前，沙皇的外交家诱使帝国政府于1833年7月签订了洪克雅—伊斯基里西条约。两国保证在受到攻击时互相援助。但是根据一项秘密的附加条款，帝国政府答应必要时封锁达达尼尔海峡，因而免除了承担任何更多的义务。事实上奥斯曼已经降到依附俄国的地位。

在叙利亚，呻吟在土耳其苛政下的人民把与易卜拉欣的军队几乎当作解放者一样地来欢迎。但是不久叙利亚就感到非常失望了。不错，在埃及人井井有条的管理下，官员们用来中饱私囊的各种苛捐杂税都取消了，但是叙利亚人也失去了最后一点点的个人自由。埃及的政权在开始时实行了普遍的解除武装。由于德鲁兹人的国君反叛，也在德鲁兹人中实行了这种措施。普通兵役制实行得极其严格。繁重的捐税使人感到尤其难于忍受，因为这些税款全部流入了埃及。仅仅几个月的时间，这个国家的情绪已经完全转而赞成奥斯曼的统治了，虽然又过了两年之后受奴役的人民才敢起来反抗新统治者的严密的军事力量。

1834年5月在纳希鲁斯和赫布隆山中农民发生了暴动。由于地形崎岖这次暴动给易卜拉欣带来了不少困难。只是由于农民内有人出卖，他最后才平定了这个危险韵运动。

穆罕默德·阿里在阿拉伯不象他在埃及和叙利亚那样幸运。在阿拉伯，他的权力遇到了一个巨大的民族复兴运动的抵抗。在十七、十八世纪之交，塔米姆部族的穆罕默德·阿卜杜勒，瓦哈比在阿拉伯内地的内志高原诞生。他致力于神学和法律学的研究，按照古代的习惯进入了伊斯兰教东方各国首都的大学读书。在巴格达，他熟悉了艾哈迈德·伊本·罕百勒的教义，罕百勒是伊斯兰教四个正统教派中最后一个教派的创始人，他以最严格的始终如一的精神提倡唯有圣训才正确的原则，反对较老的法学权威中向理性让步的倾向。瓦哈比进一步地研究了艾哈迈德·伊本·太伊米叶的著作，太伊米叶在十四世纪时就已经使伊本·罕百勒的教义再度流行。这些研究使瓦哈比获得了这种信念：当代伊斯兰教中最有势力的形式——特别是在土耳其人中——充满了弊病。

在他回到他的家乡之后，他最初企图恢复教义和生活在其有限的环境中原有的纯洁性。但是当他攻击了他的故乡阿伊纳城对当地圣者赛耳德的尊崇，并且在他的信徒中实行了对奸妇应予的惩罚——用石头打时，(这种惩罚虽然被认为是合法的但早巳过时)，他被驱逐出境。1740年他投奔到阿伊纳的舍赫(长老)的一个敌手穆罕默德，伊本·沙特那里；作为阿纳扎族的族长，这个人住在离阿伊纳只有六小时路程之远的达利亚的筑有防御工事的村落中。在这里，瓦哈比受到了友好的接待，在不久之后他的教理也得到了拥护。他反对崇拜先知穆罕默德或其他的圣徒，这种模仿基督教和更原始的宗教习俗的作法在伊斯兰教中已存在了几个世纪。他宣布那些犯有崇拜罪的穆斯林是偶像教徒，按照《古兰经》应该与之进行斗争，直到他们改变信仰或者被消灭时为止。

他以无情的严格态度，坚持他的信徒无须参加星期五的礼拜。他禁止穿华丽的衣服，特别是丝制的衣服，以及对寺院和坟墓加以任何装饰。他不断扩大先知穆罕默德对一切易醉饮料的禁令，甚至也禁止信徒吸烟，事实上在烟草最初传入东方时，几乎所有的法律学家，包括非罕伯里派人都宣布反对吸烟。因此，在思想的丰富和有独创性方面这位改革者并不比先知穆罕默德更具有特色。但是象穆罕默德一样，瓦哈比能够啓发他的信徒，使他们的无休止地进行斗争的热情有助于他的事业。有十年的期间，穆罕默德·沙特使大约三十平方英里的地区服从于新教义和他的统治下。

直到1757年时，曾经一度将这个改革者从阿伊纳驱逐出去的哈萨国君的继承人才集合军队和他作战。但是这时也在向西方扩展势力的瓦哈比派将哈萨打败并且占领了他的领土。1765年，穆罕默德·沙特逝世，他的儿子阿卜杜勒·阿齐兹继承了他，阿齐兹在他父亲活着的时候已经在战争中表现得很出色了。他继续执行他父亲的征服的政策，到1788午时他已经远远扩展到阿拉伯东北海岸唯一的港口科威特港了。

1787年他让穆罕默德·阿卜杜勒·瓦哈比在一个群衆大会上确定他的儿子沙特为他的继承人，从而为他的家族取得了世袭继承权。1792年瓦哈比死后，他的儿子也继承他担任穆弗蒂的职务。

瓦哈比派的成就逐渐使他们的邻居感到沈重的压力。麦加的沙里夫加里卜最初以为他可以单独对付他们，加利卜的阿里派的祖先自从第十世纪以来就统治着这个圣城。但是1790年加里卜派到内志去的军队没有取得任何成就，在撤退时甚至为沙特所败。随后的几年中，瓦哈比派继续向北推进。因此最后巴格达的帕夏不得不对他们采取防御措施。  1797年他率领了约七千土耳其人和数目一倍于此的阿拉伯人向瓦哈比派的最富庶，最肥沃的哈萨省发动了进攻。但是他没有立即向他们的都城达利亚进军，反而在围攻哈萨城时耽搁了一个月。随后在沙特亲自向他进攻时，他不敢还击反而和沙特缔结了一个为期六年的和约。因此瓦哈比派已经看不起他的权力，1801年时他们向他的领土发动了进攻。他们的目标是克伯拉，这个地方有所有十叶派教徒都十分景仰的先知穆罕默德的外孙侯赛因的基地。

4月28日开斋节这一天，克伯拉城落入瓦哈比派手中。他们破坏了侯赛因墓上的富丽堂皇的圆顶建筑，并且掠走了大批的战利品。

随后几年中，内志差不多所有的贝都因各部族都参加了瓦哈比派。他们在1803年4月朝觐节向麦加发动了进攻。虽然这个城市里到处都是朝觐圣地的外国人，它在略事抵抗之后就投降了。沙里夫加里卜逃到了吉达港。三天之后，叙利亚的朝觐队的首领，大马土革的帕夏阿卜杜拉不得不离开这个城市。但是同一年阿卜杜勒·阿齐兹由于他在克伯拉的行为而遭到报复。11月4日他在达利亚清真寺为一个狂热的十叶派教徒所暗杀。

阿卜杜勒·阿齐兹的儿子沙特是改革者瓦哈比的外孙。他解除了吉达之围并且让加里卜回到麦加作他的封臣。加里卜作为封臣被迫放弃了他的获利最大的收入来源——吉达的关税收入，因为按照伊斯兰教法律严格的理论，这种税收一直被认为是非法的勒索。  1804年春天麦地那落入瓦哈比派手中。这个向先知穆罕默德的墓地进行偶像朝拜的所在地在征服者手中所遭到的惩罚比麦加更要苛刻。在麦地那定居的大批土耳其人被驱逐出境。在神圣的墓地之上的宝贵的物品都被劫掠。这样一来，整个汉志这时落入了瓦哈比派手中。

作为哈里发，奥斯曼苏丹负有将受他保护的圣地从异端派的控制下解放出来的义务，他指令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进行这项工作。但是直到1811年麦木鲁克人被消灭后，阿里才腾出手来。与此同时，瓦哈比派又一次向纳加夫和大马土革发动了进攻。虽然大马士革守住了，他们却将势力范围向北伸展到阿勒颇。穆罕默德·阿里在进行了周密的武装之后，派遣他的儿子都孙率领骑兵由陆路进入阿拉伯，同时他的舰队将步兵运到了杨波港。10月间，埃及联军向麦地那前进，但是它在先知穆罕默德历史上出名的巴特战场附近的地方受到攻击，虽然它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是仍几乎全军覆灭。只是靠了一个皈依伊斯兰教的苏格兰人托马斯·基思(他的穆斯林名字是易卜拉欣·阿加)的勇敢，都孙才得以保全性命。但是这时当沙特和他的军队的主力继续向北推进进行劫掠时，都孙获得时间以援军加强了他在杨波的军队。

1812年11月他征服了麦地那。第二年1月加里卜将麦加交给了埃及人，夏天时埃及人又占领了塔伊夫。

但是由于瓦哈比派在他们的家乡的势力仍然还没有被摧毁，穆罕默德·阿里决定亲自指挥军队。在他到达阿拉伯半岛之后，他首先逮捕了沙里夫加里卜，因为加里卜这时对埃及人的保护真正感到不满意，因而秘密地在帮助瓦哈比派。加里卜被押送到萨罗尼加，三年之后他在那里染疫而死。11月间，都孙在塔拉巴又遭到惨败，这次他失去了全部炮兵。由于和瓦哈比派作战下去只有遭到更多的损失，穆罕默德·阿里把注意力从无利可图的内志转到富饶的南阿拉伯半岛。

沙特于1814年4月27日逝世。他被认为是模范的阿拉伯统治者。他站在绝对平等的立场和贝都印人的族长们相交往，但是总是能够以他个人的品质，尤其是以在阿拉伯仍然非常受重视口才，来影响他们。他和他的家属住在达利亚城中略靠北的一所房子中。他唯一的享受就是他的马匹，据说他拥有约两千匹马。他的理论虽然很简单，但是恢复了几个世纪以来在阿拉伯半岛不存在的社会秩序。法律上的争执不再私下解决，而是由推事来决定，他们由达利亚付给薪金，而且不准收任何费用。每一个用暴力进行的盗窃事件都要由事件发生当地的部族负责。直到这时一直被认为可耻的接受血族赔偿的办法受到推荐，用来代替血族复仇，而且这种办法常常用武力强迫执行。把罪犯置于部族保护下免除惩罚的这种古代部落的特权，这时已不再为人承认。

刑法完全按照《古兰经》的规定来实施。履行宗教义务是以无情的严厉来执行的，偶尔破坏了斋戒月的斋戒就要处以死刑。没有随意征收的苛捐杂税，只是按照《古兰经》中规定的原则征收恤贫税。的确，军事远征成为信徒的沈重负担，因为每一个人必须自己武装，自己拿出马匹和粮食来，而唯一补偿就是抢劫到的东西可以有一份的希望。国家的岁收就是五分之一的战利品、恤贫税和被征服后又叛变的部族和城市所没收的土地上收得的租金。从城市居民和农民身上征收的恤贫税归入国库，除了它专门的用途外，也用来支付地方官和教师的薪金以及作为建造和保养清真寺和公井之用。贝都印人的税收归入国君的私库，他不仅用来支付家庭生活费用，也用来支付他的卫队的开支。两种税收的总额据估计为一百五十万玛丽亚·泰丽莎元。

沙特的儿子阿卜杜拉继承了他父亲。虽然阿卜杜拉已经证明是一个勇敢的战土，但是这时他看来无法抵御埃及人的威胁。穆罕默德·阿里在巴萨尔打败了瓦哈比派，从而为他的儿子最近的失败报了仇。但是他随后离开了阿拉伯半岛的北部，向蒂哈马南部荒凉的山地中的阿西尔族人发动了进攻。他得到胜利的消息传来后，一些来自内志北部的贝都印酋长们向他的留在麦地那的儿子都孙提出帮助他打瓦哈比派的建议。因此都孙攻入了卡西姆省。但是在卡西姆，阿卜杜拉强迫他签订了一项和约，根据和约，阿卜杜拉虽然放弃了各圣城，但是他却获得了从内志撤退和将背弃他的族长们引渡给他的保证。穆罕默德·阿里拒绝批准这个条约，同时他自己离开了阿拉伯半岛，让他的养子易卜拉欣继续进行这个战争。

1816年8月，易卜拉欣从开罗出发。当他到达阿拉伯半岛时，他又向嘎西木发动进攻。在他的顽强的毅力的面前，瓦哈比国君撤退到他在达利亚的首都去。1818年4月他在达利亚受到包围。虽然这个城市只有原始的防御工事，埃及人不得不用了整个夏天来围攻它，因为他们和作战基地之间的辽远的距离使供应问题非常困难。1818年9月9日阿卜杜拉投降了，这时他只有四百名黑人卫兵在他周围。他在伊斯坦布尔被处决。达利亚城被夷为平地。易卜拉欣任命了一个土耳其官员为内志总督，然后撤退到了麦地那。

穆罕默德·阿里在南阿拉伯半岛的打算并不那麽顺利。他对阿西尔地区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这个地区的居民击退了埃及人的进攻连续有十二年之久(1825—1837年)。他对于这些地区的兴趣逐渐减少了，因为他的注意力大部分都集中在和帝国政府的关系上。1839年英国占领亚丁之后，他肯定地放弃了他在阿拉伯半岛的计划，并且再度将占领圣城这种总是耗费巨大的事情交给了帝国政府去负责任。

埃及人在内志的统治也并不长久。瓦哈比派又聚集在他们的王朝的代表的周围，这个人就是阿卜杜拉的从达利亚逃出来的堂弟土耳基。土耳基在离达利亚不远的利雅得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不久就给埃及人制造了许多麻烦。虽然土耳基在1832年被一个篡位者所暗杀，他的弟弟费萨勒在他的军官阿卜杜拉·赖世德的帮助下继承了王位。作为报酬，阿卜杜拉得到沙马尔部族的世袭总督的职务。  1838年费萨勒落入穆罕默德·阿里的军队的手中被押到了埃及，但是在他的继承者阿拔斯的帮助下他逃跑了。他回去后继续指挥瓦哈比派。1849年他迫使最后一个埃及总督离开了这个国家。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费萨勒逝世后，他的儿子们在继承问题上发生了纷争。这样一来他们的封臣沙马尔的统治者的势力就超过了他们。

最初阿卜杜拉·伊本·赖世德虽有费萨勒所赋与他的权力，但必须自己花力量来实际掌握这种权力。在他除掉了沙马尔的族长之后，他缓和瓦哈比派的狂热情绪以及和麦地那的土耳其总督之间的良好关系，用这个巧妙的办法巩固了他的地位。他的都城哈伊勒不久就胜过了利雅得，因为他能够在哈伊勒吸引商人去作生意。到十九世纪末叶时，他的国家成为阿拉伯半岛唯一重要的王国。1845年塔拉尔继承亍他的王位，1876年默罕默德·赖世德又继承了塔拉尔。瓦哈比派的宗教教义在他们中间没有引起什麽动乱。拉伊巴利拉的赛义德·艾哈迈德从1822至1823年间参拜圣地之后将这种教义传到了印度，在后来的几十年中，由于这种教义，从巴特那地方发生了骚乱，因为它的信徒不断地对非穆斯林宣布圣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瓦哈比运动在阿拉伯半岛又重新得到新的生命，这在以后还要详细叙述。

易卜拉欣在叙利亚进行的几次战役都取得胜利之后，苏丹麦哈茂德所最关心的事情就是要收复这个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需要对军队进行比消灭新军之后所进行的更要彻底的改组。由于大国的嫉妒，直到这时麦哈茂德一直请不到欧洲的教官。但是1836年夏天，两个普鲁士参谋总部的军官冯，毛奇和冯·柏格旅行经过伊士坦布林时被引见苏丹。军政大臣在和这两位军官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中就学到了很多东西。根据他的建议，苏丹要求普鲁土国王准允毛奇在他的帝国中作长期的勾留，让毛奇陪同他在鲁美利亚视察。毛奇的建议，特别是关于建筑防御工事的方法的建议，使苏丹获得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因此他要求弗雷德里克·威廉三世再派遣四名军官给他做教官。由毛奇开始的并在他之后由许多普鲁士军官继续进行的军队改组，大大地加强了奥斯曼帝国的抵抗力量。一直和军政大臣有同等地位的近卫队长和炮兵队长这时隶属于他了。随着军队的改组，国家最高级的职务也有了类似的变动。

1837年首相的官衔暂时取消了，他的职务交给了巴什·威基尔首席大臣，后者同时也兼任内务大臣的职务。1838年5月随着又采取了影响更大得多的措施。所有的国家公务人员都给予固定的薪金，而在过去，低级职员由公衆直接供养，较高级的职员则通过他们下级由公衆供养；尽管有俄国外交家和普鲁士教官的一切警告，麦哈茂德还是不断地寻找对穆罕默德·阿里发动战争的藉口；1837年2月穆罕默德·阿里又一次拒绝了封给他领有埃及的世袭权利以及叙利亚沿海总督的终身职务作为他让出叙利亚内地的代价的建议。

其后，1838年8月间，在哈菲兹帕夏率领下的土耳其军队在马拉底亚停留下来，因为在那里军队中流行着热病和痢疾。这时一个靠近马拉什的地区提供了发动战争的藉口。埃及人占领了这个地区，但是帝国政府声称这个地方确实是它的属地。1839年1月苏丹向他的军队发出了进军的命令，但是由于欧洲外交家的抗议旋即将命令撤消了。但是他只是等待着更有利的机会，在4月重新发出了进攻的命令。土耳其军队在十分艰苦的情况下渡过了陶鲁斯河，在幼发拉底河上游左岸的俾勒西克集结。渡河之后，对埃及统治早就心怀不满的居民立刻起来拥护苏丹。直到这时，易卜拉欣一直是小心谨慎地退避着，因为他的父亲希望避免在欧洲看起来是侵略的任何迹象。

直到6月中他才接到了进军的命令。6月24日他和敌人在纳西宾发生接触。土耳其人出乎意外地挡住了一次大胆的正面攻击。但是突然他们的骑兵没有接到命令就冲向敌人方面，他们被敌人的炮兵打退，随后践踏了他们自己的步兵。土耳其军队中的一切纪律立刻都消失了。库尔德人向他们自己的军官射击，军政大臣好不容易才保卫住自己不受叛兵的攻击。在这里发生了军事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整营的打了胜仗的军队投向了敌人，埃及的穿着胸甲的骑兵和土耳其骑兵一起狼狈溃逃。在这种情况下，易卜拉欣不可能考虑追击朝着马拉什和马拉底亚败退的土耳其人。

苏丹麦哈茂德没有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他于1839年6月 30日逝世，在位达三十一年之久。他死时只有五十四岁，但是由于饮酒过度体质早巳衰弱了。虽然他在外交方面屡次失败，而这也使他的也许是急躁的改革计划不能成熟，麦哈茂德将永远被人认为是奥斯曼家族中最优秀的统治者之一。象彼得大帝在俄国一样(麦哈茂德很喜欢和他相比)，他在土耳其人眼中看来是新时代的缔造者，虽然批评他的青年土耳其党人对此是有异议的。

麦哈茂德的十六岁的儿子阿卜杜勒·麦吉德继承了他。由于对首相(在新君登基时又恢复了这个职位)豪斯顿伍的仇恨，海军大将法齐帕夏听到了纳西宾战败的消息后，在法国拉朗德海军上：将的支援下，将舰队开到了亚历山大港。

穆罕默德·阿里早就计划着要以苏丹的总管家的地位来执掌整个帝国的政权，这时的局势似乎对这个计划是有利的。因此在年轻的苏丹即位时，穆罕默德·阿里在他管辖下的各省开始了欢乐的庆祝，并且总是把自己称作苏丹最忠实的仆人。他号召土耳其的将军们和他一起保卫统治者来反对首相和俄国人。但是他的阴谋未获成功，因为欧洲国家除法国外大都反对他的政策，而且国内的困难也牵住了他。经过前几年无情的征兵，埃及的军队没有兵源补充，而整个叙利亚只是在等待着他的军队战败就会起来反对他。他的国库大为空虚，为了充实国库到苏丹进行的劫掠遭到了悲惨的失败。

同时外交大臣赖世德帕夏从他的驻伦敦全权公使的任上回到了伊斯坦布尔。在伦敦他成为宪政和议会制政府的热情拥护者。他打算凭藉一部宪法使土耳其跻身子自由国家的行列，这个宪法将以现代的措词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而且宣布消除行政中的急应矫正的弊端。他企图以此来博取英法两国的同情，保证土耳其不受专制的俄国的侵犯，特别是要在欧洲舆论中使穆罕默德·甲里相形见绌。年轻的苏丹认为能够被整个欧洲看作是民族救星是值得骄傲的事情，因此他毫不踌躇地赞同了这个计划。一个立宪宣言秘密地准备起来了。

1839年11月3日，帝国政府中所有的高官显贵，伊斯坦布尔的奥斯曼居民和非伊斯兰教民族的代表以及外交团都被邀请到靠近马尔马拉海的皇宫南边的古尔汉凉亭中来聆听苏丹的古尔汉诏书(哈蒂·舍里夫)。

这个文件包括的都是麦哈茂德已经努力实践过的计划。为了避免引起伊斯兰教人民的反感和争取基督教徒的同情的双重考虑，使文件起草人前后矛盾地称赞古代伊斯兰教法规为真正的拯救国家之途，同时又推荐新制度以矫正由于违反这些法规所産生的弊病。苏丹许诺所有的臣民，不论其民族和宗教信仰如何，都享有生命，名誉和财産的安全；少量而公平地分摊各种捐税；特别是对穆斯林有正规化的兵役制并且限制服役期为四年到五年。过去的政体中特别令人感到难以忍受的三种弊端——垄断专卖、将地方捐税包给出价最高的人和没收——明确地加以废除了。

上述这些办法虽然早就宣布无效但仍然一再实行。死刑的判决要以经过正式调查后所作出的司法定罪为依据。

这次俄国大使称之为讨好人心的计策，在欧洲报界引起了一片颂扬之声，但是野心勃勃的赖世德并不以此为满足。他感到他必须树立一个人民代议制的榜样来加强全世界对他的自由思想的、看法。当然选举人民代表的事不能够交给完全没有准备的老百姓，这些代表毋宁说是由政府挑选的。代表们对苏丹模仿英国的例子发表的御前演说致了谢词作为回答之后就被苏丹仁慈地打发开了。

这种庸俗的骗取欧洲舆论信任的投机行为所获得的刻薄的嘲笑使帝国政府不敢再重复这幕滑稽剧。

同时欧洲各大国解除了苏丹对顽固的埃及封臣所有的任何忧虑。虽然法国为了巩固它的殖民地阿尔及利亚，打算将埃及作为保护国，帕默斯顿勋爵认为任何将叙利亚和埃及合并的国家都危胁通往印度的道路，他诱使四大国对穆罕默德·阿里采取一致的步骤。根据奥地利的建议，举行了伦敦会议来协商埃及问题。英国建议，除了在埃及的世袭领土之外只把巴勒斯坦留给穆罕默德·阿里，法国对此表示反对。

1840年3月2日激进派的蒂埃尔斯内阁在巴黎掌握了政权。蒂埃尔斯内阁为了它的被保护者的利益而出面干涉，就象土耳其只是靠着它的恩典才得以存在一样，这时俄国外交家破坏了直到这时一直存在于英法两国之间的和谐关系。 1840年7月5日英俄两国和两个日尔曼国家缔结了所谓四国同盟，它的义务是保证土耳其的完整，在必要时用武力强迫穆罕默德·阿里放弃叙利亚，只将除了亚克之外的巴勒斯坦留给他。在帝国政府又一次在亚历山大港试图进行的谈判失败后，苏丹宣布穆罕默德·阿里为国家的敌人，取消了他的各项职务和地位。同盟国的包括有二十二艘大型战舰的地中海舰队，加上帝国政府的两只巡洋舰和一些载有六千名登陆部队的运输船在叙利亚海岸外面集结向易卜拉欣发动了进攻。当盟国舰队在贝鲁特港外出现时，黎巴嫩的马龙派在贝鲁特又举行了一次新的起义，以前已经发生过起义的事情，但是被易卜拉欣镇压了下去。盟军在离贝鲁特之北几小时路程的朱尼雅登陆之后，马龙派成群地涌到海边来领取给他们的枪支。但是英国的史密斯将军满足于将贝鲁特包围起来。贝鲁特的司令官素莱曼帕夏在给养用尽之后于10月中突围而出，他在巴尔贝克和易卜拉欣会师，但是易卜拉欣的军队已经完全失去了斗志了。

11月中，查理斯·内皮尔爵土开始围攻亚克，这个著名的要塞于1799年拿破仑撤出埃及之后曾经进行英勇的自卫来抵抗拿破仑的进攻，在1822年曾经抵抗帝国政府的讨伐，在1832年曾抵抗易卜拉欣的进攻；穆罕默德·阿里曾花了巨额款项采修成这个要塞。在致命的轰击中，一个火药库爆炸，守军有四分之一被炸死。经过四小时的轰击之后，活下来的企图逃跑，但是在一场血战之后被俘，要塞也被攻陷。易卜拉欣听到这个消息后转而前往大马土革，在那里又勒索了四千万皮阿斯特，然而在起义的形势下逃回了埃及，留下了弹药和武器。

11月下半月，查理斯·内皮尔爵土率领舰队在亚历山大港前山现，强迫穆罕默德·阿里接受一项条约，根据条约，他答应交还土耳其帝国舰队和从叙利亚撤退。作为交换条件，这位海军上将答应保证穆罕默德·阿里在埃及的世袭统治。穆罕默德·阿里在一封给首相的信中将他的命运委诸苏丹的恩典，并且．交出了舰队。随后，在各大国的合作下，又重新规定了他在埃及的宪法地位。他每年须要付给土耳其三千万皮阿斯特的贡金，他的军队限制为一万八千人，由苏丹任命高级军官，采用和帝国其他地方相同的法律和捐税制度，并且承认帝国政府和外国缔结的条约在埃及发生效用。在阿里死去后从他的儿子中选择继承人的权利最初交给了苏丹，后来在伦敦会议上改为由这个家族中的长子袭继权。

战争使叙利亚的情况更加混乱了，整顿叙利亚局势的困难任务落到了帝国政府的肩上。在黎巴嫩，当地的台努赫、麦耳尼和什哈比家族的王室已经居住了好几百年。照麦哈茂德以前粉碎小亚细亚的得勒贝们的势力同样的办法，帝国政府此时也不得不试图把黎巴嫩置于它的省总督的直接管辖之下。曾经一度将这个国家交给易卜拉欣的黎巴嫩国君伯什尔于1840年10月间乘英国战舰逃到了马耳他。他的长子低能，而幼子也不适于继承他。但是自居东方的基督教徒和马龙派教徒(信奉罗马天主教的叙利亚人)的保护者法国，不愿意让一个基督教国家轻易地消灭。在各大国的压力下，帝国政府任命年老的伯什尔的一个侄子为总督，但是它同时煽动德鲁兹人举行叛乱，这就有必要在整个黎巴嫩驻军。

由于基督教徒的控诉：帝国政府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强迫居民向苏丹请愿设立土耳其的管理机构。1842年8月各大国将黎巴嫩分成两个行政区，由一个德鲁兹派和一个马龙派的著名人士来管理，他们的头衔是卡伊姆马卡姆(“摄政”)。在两种人杂居的地区，例如通往大马士革的公路上的重要的马特恩居留地(在那里占人口大多数的马龙派在德鲁兹派的舍赫管理之下生活)，两个摄政各任命一个副手。由于各大国仍然坚持要德鲁兹人赔偿1842年叛乱期间所造成的破坏，1845年5月内战重新爆发。这时帝国政府将双方都解除了武装，在两个执政之旁设立了一个有行政和司法权、由各阶层居民代表组成的委员会。

穆罕默德·阿里于1848年逝世。由于易卜拉欣比他早八个月死去，阿里的儿子阿拔斯帕夏继承了他。阿拔斯是一个极端轻视欧洲教育的狂热的穆斯林。在他执政之后，紧接着就提出了用运河沟通地中海和红海的计划。由于法国资本家对这个计划感到兴趣，英国反对它并提出了修建一条通过苏伊土地峡的铁路的对抗计划，1851年这条铁路的修建就实际开始了。

但是在这以后若干年中决定东方命运的并不是这个后来对全世界都有十分重大影响的交通问题，而是另外一件事情，虽然帝国政府总是把这件事情当作一件琐事，但是这时它给欧洲大国造成了决定要控制东方的藉口。这就是著名的圣地问题。为了纪念耶稣和他的大弟子的一生而奉为圣地的耶路撒冷和它周围的地区，从十字军时期之后就由六个基督教派共同占领。这些教派是：罗马天主教(本书称为拉丁教派)、希腊教派、亚美尼亚教派、叙利亚教派、哥普特教派和阿比西尼亚教派。

后面三个教派由于软弱而自动地请求亚美尼亚教派的保护，在东方金融界握有很大势力的亚美尼亚派教徒是帝国政府所不能缺的臂助。但是作为苏丹的一千万正教臣民的代表而且由于俄国的保护，希腊教派比这几个教派都占优势。拉丁教派的神父大多数是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他们享受外国人的治外法权和法国外交部的保护。这些不同的教派的权利只是口传下来的，彼此之间没有明确的划分，因此常常到当地穆斯林当局面前去打官司。在各教派共同占有的圣墓教堂中，牧师的人数衆多但作用很小，他们之间不时发生殴斗。因此在复活节期间必须要有一个土耳其卫兵在这个教堂中维持秩序。

1847年夏天伯利恒的圣诞教堂丢失了一个曾经悬挂在救世主诞生地的带有银色题词的星章。有人控告说是希腊教派挪走了这个星章，但是负责调查这件事的当局不能作出结论。1849年当法国政府又受到教土影响时，它热心地抓住这个机会，因为这件事也使法国政府得到了它所希望的在东方同俄国势力抗衡的机会。因此法国政府根据1740年的一项条约命令它驻伊斯坦布尔的大使提出将以前给予拉丁教派的权力大大扩充的要求。但是俄国威．胁帝国政府要和他断绝外交关系，如果它改变了圣地占有人的地位的话。经过两年的谈判和宗教会议后，苏丹作出了如下的决定：在耶路撒冷一切照旧，但是在伯利恒的圣玛丽教堂和圣诞教堂的大门的三个钥匙要交给拉丁教徒。虽然有了这个决定，拉丁教徒仍然没有得到西边巴西里卡教堂的大门的钥匙。

在不久之前还用威胁的口吻提到法国皇帝的荣誉的法国大使，这时却不得不对这个荒谬的让步表示满意。但是俄国打算利用这个机会把它的政敌从东方舞台上最后赶出去。它设法使帝国政府向耶路撒冷的总督传达了一项命令：在交出钥匙时应当向拉丁教徒讲清楚，并没有给予他们走过大门的权利。它并且使帝国政府把希腊教派在圣地的一切权利记录在市法院的档案中，而且宣布拉丁教派的任何进一步要求都是无效的。当法国也平心静气地接受了这个挑战时，俄国驻巴勒斯坦的总领事要求将苏丹新颁发的敕令在耶路撒冷予以公布。法国大使对此提出了抗议，并且威胁帝国政府说，如果它再顺从俄国的话，法国就要封锁达达尼尔海峡。但是在帝国政府答应了俄国的要求之后，法国再一次未敢将它的威胁付诸行动。

门的内格罗问题引起了新的冲突。帝国政府认为门的内格罗的居民是它的罗姆教区的一部分，虽然它没有作出任何努力来征服他们。从十七世纪起这些居民就为教土们所统治着，这些教士的宗教头衔是大主教，但是人民只称他们为“伏拉迪卡”，即统治者。1852年10月统治者彼得二世死去后，他的侄子和继承人达尼罗放弃了宗教上大主教的职务，以一个独立的世袭王朝的创立者的身份开始他的统治。

帝国政府当然认为这是造反，于是派了它最能干的将军欧麦尔帕夏去镇压达尼罗。奥地利的南斯拉夫人站在他们的同族一边，这些南斯拉夫人在匈牙利叛乱期间的表现曾得到了维也纳内阁的感激。在他们的请求下，奥地利皇帝派遣了一个特命全权大使到伊斯坦布尔去劝告帝国政府行动要有所节制。俄国感到自己有责任参与这件事。虽然当俄国的特使门什考夫到达伊斯坦布尔时门的内格罗事件已经解决，但是他在伊斯坦布尔的行为仍是极其轻率，以致弗阿德帕夏辞去外交大臣的职务。门什考夫这时要求帝国政府和俄国签订一个特别条约来规定圣地的问题，并且要求它承认希腊大主教为独立的教会领袖。

当帝国政府拒绝这些不能接受的要求时，这位大使离开了伊斯坦布尔。6月26日沙皇尼古拉向俄国人发表了著名的宣言。他在宣言中说，由于奥斯曼政府干涉了东方各教会的权利，俄国自古以来就有的保卫希腊正教的使命迫使他命令他的军队开入多瑙河各公国，其目的不是为了发动战争而是为了取得保障恢复这些受到侵犯的权利。一个星期之后，俄国军队跨过了普卢特河。伊斯坦布尔旧日的尚武精神立刻又复活了。在各大国试图进行调停失败之后，一支法国舰队和一支英国军队驶入了马尔马拉海，穆斯林人民把它们当作盟友一样地热烈欢迎。

10月4日，帝国政府向俄国宣战。两星期之后，它的军队在欧麦尔帕夏率领下渡过了多瑙河，但是不久他们又被撤退。虽然土耳其人也占领了外高加索的个俄国堡垒，他们不得不撤退到土耳其属地亚美尼亚境内的主要要塞卡斯去。西方国家仍然企图进行调停，直到俄国人在西诺波停泊地消灭了一支土耳其舰队之后他们才派遣舰队进入黑海。 1854年春天，俄国人渡过多瑙河发动了一次新的进攻，但是被西利斯特里亚要塞所阻。这时，在普鲁土和奥地利要求俄国撤出多瑙河地区而且日尔曼同盟已经沿着加利西亚边境集结军队之后，俄国人让步了。同时西方国家也在伊斯坦布尔集合了地面部队，9月间他们用这些军队在克里米亚向俄国发动了进攻。9月20日俄国沿着阿尔玛河吃了一个大败仗。虽然如此，塞瓦斯托波尔要塞一直坚守到1855年9月8日。但是俄国人在高力嗦取得了优势，虽然他们的穆斯林臣民——在著名的民族英雄沙米尔领导之下的来吉赛人以及阿卜哈兹人和塞加西亚人——背叛了他们。经过长时期的围攻后，卡斯于11月28日落入俄国人手中。

为了使已经在谈判中的和约的前途有所保障和使俄国不再有干涉奥斯曼帝国内政的任何藉口，西方国家坚持伊斯坦布尔须要进行新的改革。在他们的压力下，于2月1日公布了第二个改革诏书“哈蒂·胡马云”。

在这个诏书中，苏丹首先肯定了在古尔汉诏书中给予他的臣民的权利。基督教民族的非宗教性事务不再和以前一样单独由教士处理，而是由各民族自己选出来的僧、俗委员会来处理。直到达时仍然在讲道坛上的演讲中对基督教臣民使用的轻蔑的称呼都废止了。改信基督教的穆斯林不再象从前一样地被强迫再皈依伊斯兰教。国家设立的学校和行政职务都向基督教徒打开了大门。基督教徒也要服兵役，而直到这时为止这是穆斯林的特权。虽然他们也有雇用代替人的自由。省和市镇议会中的基督教徒得到了有比以前更有效的代表权的许诺。在一定的情况下可以允许外国人取得土地。最后，也计划实行一个更公平的税收制度，采用年度预算制和消灭一切贿赂的现象。

人民对这个新的诏书并不象对以前的古尔汉诏书那样热烈地欢迎。穆斯林抱怨失去了他们自古以来的权利。由于许多悲惨的经验而变得多疑的基督教徒对新法律并没有抱有得到实际好处的希望。此外，双方对诏书的内容都有所怀疑，因为它来自欧洲国家的政府这——点是无可置疑的。

在外交家们认为他们在伊斯坦布尔已经尽到了他们的责任之后，他们认真地开始了和谈。1856年3月在巴黎会议上完成了和谈。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双方所占领的一切地区都归还给对方。各大国保证奥斯曼帝国的独立，并且允许它成为“欧洲大家庭”的一员，享受国际法的一切保障。达达尼尔海峡仍然象以前一样地不开放，黑海中立化。由一个特别委员会独立管理多瑙河的航运。帝国政府答应准许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建立独立的民族政权，并保证他们有完全的信仰、立法、贸易和航运的自由。塞尔维亚也获得了同样的自由，但是它们仍然附属帝国政府。后者也保留了在塞尔维亚驻扎军队的权利。

巴黎条约签订四年之后，欧洲国家又得到了干涉奥斯曼帝国内政的机会。黎巴嫩的德鲁兹人和马龙派的双重政权不断引起冲突，特别是由于那里的狂热的老土耳其党人感到没有欧洲外交家的监视，因而煽动德鲁兹人来发泄他们对基督教徒的仇恨。1860年5月内战又爆发。抢劫和谋杀一直继续到7月间，因为军队几个月领不到薪饷没有出面干涉。在这些暴行中三万多基督教徒丧失了生命。在山地中的这种危险的榜样对平原上的狂热信徒也起了煽动的作用。

在大马士革开始了对基督教徒的迫害，要不是由于在大马土革流亡的阿卜杜勒·嘎迪尔(他由于阿尔及利亚的卡比尔人对法国进行的解放战争而出名)和他的儿子们和一小股兵力救了许多人的话，所有的基督教徒都会被消灭掉。这个野蛮的行为在欧洲引起了极大的愤怒，以致帝国政府认为有必要给予富阿德帕夏以全部权力，派他去惩罚罪犯。法国也派遣六万人到叙利亚，其他国家提出了外交抗议。黎巴嫩和大马士革的法庭作出了残酷的判决。但是德鲁兹人找到了英国来保护他们，因为英国需要他们作为对基督教徒的保护者法国的一种对抗力量。英国的抗议阻止了已经开始的对德鲁兹人的领袖们的处决。有两千四百九十一个德鲁兹人被放逐到的黎波里，但是仅仅五年之后就允许他们回到家乡去了。

苏丹阿卜杜·马志德于1861年6月25日逝世。他的弟弟阿卜杜勒·阿齐兹继承了他。阿齐兹以前曾被囚禁在他母亲的家中，只能和托钵僧和《古兰经》解说人交往。后者使他脑子里装满了关于哈里发的宗教威严和国际权力的荒诞无稽的幻想。他怀着最善良的愿望开始了他的统治。他遣散了前苏丹的后宫嫔妃，宣布他满足于一个妻子的愿望，并且对整个宫廷都加以限制。但是整个伊斯坦布尔都以后宫的消费做生意。因此他不能逆流行事，不久这位新苏丹就变成了一个极端放荡的人。此外，从他的统治开始起他就遭到严重的财政困难。他的前任们给他留下了一笔一千五百万英镑的债。到1861年时亏空已达四亿五千万皮阿斯特或一亿零三百万法郎。第二年帝国政府接洽好一笔六百万英镑的英国贷款，但是作为条件，它必须让一个英国专员监视这笔款项的使用。其他大国的财政代表不久就接踵而来。根据他们的建议，设立了一个审计委员会和一个国家银行，但是由于缺乏胜利的官员，它们对管理财政都没起很大的作用。

在阿卜杜勒·阿齐兹的统治之下，奥斯曼帝国肯定地失去了它最宝贵的一些省份。1856年7月，帝国政府根据巴黎条约任命贵族巴尔什和吉卡为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摄政。巴尔什在仅仅八个月之后就逝世了，由他的财政部长、前萨摩斯国君的儿子沃高里德斯所代替。这两个公国已确定的政体将由一个为了这个目的而召开的会议来加以讨论。

1858年12月底，会议选出了康沙上校为摩尔达维亚的元首。不久之后，瓦拉儿亚也承认了他。但是康沙受到一些宠臣和情妇所包围，挥霍掉了这个国家的财富，这种情况甚至在东方也是前所未闻的。他的全权顾问是以前奥斯登德的一个侍者利卜赖什特，后者被任命为邮电局局长。1866年2月的一次阴谋迫使库沙让位。临时政府请年轻的卡罗尔·冯·霍亨佐伦亲王即位。5月13日议会宣布两个公国在新统治者的世袭统治之下统一起来。在他的统治下，罗马尼亚得到了顺利的发展。

1854年无能的暴君阿拔斯帕夏在埃及逝世，大概是被毒死的。穆罕默德·阿里的受过欧洲教育的第四个儿子赛义德继承了他。1856年12月赛义德作出了一个对埃及未来的发展有着严重后果的决定：他给了他的老朋友法国领事菲迪南·德·莱塞普斯修建一条通过苏伊土地峡的运河的权利。虽然英国外交部竭力反对，帝国政府并未直接拒绝答应这个要求。1860年它明确地宣布不反对开凿这条运河。但是莱塞普斯在这之前已经开始修建这条运河了。赛义德于1863年1月17日逝世。继任者易司马仪由于挥霍无度不久就陷入财政困难中。

英国人利用这种情况对他们所反对的工程进行了新的攻击。由于棉花的价格因美国的内战而上涨很多，英国人向易司马仪建议说，如果他让为了修建运河而提供作强迫劳动的六万农民在他的前任留给运河建造公司的土地上种植棉花的话，他就会大发其财。当易司马仪向莱塞普斯的董事会要回土地和劳工时，董事会最初宣布说这样一来整个事业就会遭到破坏。通过拿破仑的调停，这件事提交给一个仲裁法庭，法庭裁决给予公司三千万和三千八百万法郎作为它放弃六万公顷土地和五分之四的劳工的赔偿。易司马仪的改种棉花的决定对埃及经济的发展甚至比修建运河有几乎更为深远的影响。

不久，大多数的大地主也决定改种棉花。在这以前，埃及不仅能够以它丰富的粮食生産自给自足，而且能够供应它的邻邦。现在棉花的种植使它愈来愈深地卷入世界经济和它的危机中，不久埃及就失去了它的独立。莱塞普斯以机器来代替他的被剥夺的人力。经过十二年的努力之后，这条九十三英里半长、九十六至一百一十码宽、三十五英尺深的运河于1869年秋天修成。它从地中海的塞得港开始，笔直流过孟札拉湖和贝拉湖，然后穿过十六公尺高的吉斯尔高地、提姆萨湖、塞拉比安和大、小苦湖在苏伊土和易卜拉欣港流入红海。

1869年11月17日为运河建成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在庆祝中易司马仪毫无顾忌地大肆挥霍，以同等的身份周旋于欧洲君主的代表之中一奥地利皇帝亲自莅临，拿破仑三世派遣了他的欧仁尼皇后，普鲁士的威廉一世派遣了皇太子参加庆祝。

公平地来说，易司马仪还是能够自认为是他的伟大祖先的政治遗嘱的执行人。早在1866年时，他对当时由于克里特人起义而陷入严重困难的帝国政府提供了军事援助，而且将他的贡金从三十万零七千土耳其镑增加到七十二万土耳其镑，这样他就在伊斯坦布尔为他的朝代取得了欧洲式的由父传子的直接继承权，来代替土耳其均由年长者继承的习惯。第二年，他取得了除国际条约外独立公布一切政府措施的权利。苏丹同时赐给他古代波斯的“基代夫”(统治者)的称号，这就将他的地位提高到远远超过瓦利即总督的地位，几乎承认了他的独立主权。

后来在英国和老一辈的埃及王公们的挑唆下，苏丹要求易司马仪放弃他的装甲舰队，限制他的陆军，每年向帝国政府呈交预算，而且没有苏丹的批准不得接受贷款和缔结任何政治协定。由于运河修成之后法国不再象以前一样地迫切需要他的帮助，他不再能够得到拿破仑的外交家的任何支援来对抗这种屈辱。但是1871年9月帝国政府中反对他最激烈的阿里帕夏首相逝世，继任者麦哈茂德对易司马仪的野心勃勃的计划表示要圆通得多。

1873年6月苏丹发表了一个诏书，修改了基代夫的宪法地位。由于授给了他苏亚金和马苏瓦的摄政的权力，易司马仪的领土权也扩充了。他得到了直系继承权的保证。苏丹于前一年已经根据1869年召开的国际委员会的建议批准了新的司法机构，这时又给了他行政和立法上的完全独立。他斟酌增加军队，以及和外国缔结非政治性的条约和接受贷款的权利得到了承认。1875年废除了关于民事方面的领事裁判权并且将处理这些事务的权力交给混合法庭，这时他在和外国的关系上也得到了更为自由的地位。

易司马仪为了他的国家文明的发展所进行的活动也是成功的。他修建新运河利用尼罗河水灌溉和建立蔗糖工业而使农业获得了好处。他为发展商业而修建了码头和港口，修建了新的铁路和电报线，并且改进了邮政制度。在他的统治下，开罗、亚历山大港和苏伊士得到了煤气和自来水设备。他增设了国立学校以提高国民教育的水平，在他的统治下国立学校的数目从一百八十五个增加到四千八百十七个。埃及的第一所女子学校，一所医学校和一个军事学院的成立都应当归功于他。

象他的王朝的创立者一样，易司马仪也企图向南方扩充他的势力。由于易司马仪并吞了达弗苏丹的领土和马苏瓦的内地，他和阿比西尼亚基督教帝国开始接触，这个国家虽然完全处于中世纪封建形式政府的统治下，但是它有一支虽然未经训练但是很勇敢的军队。埃及人在1875年征服哈拉尔之后，他们以为能够侵入内地的阿比西尼亚山国。但是冒险进入内地的第一次远征为阿比西尼亚皇帝约翰在冈代特所挫。

1876年在埃及统治者的一个儿子哈桑帕夏指挥下的第二支军队甚至被阿比西尼亚人所俘虏。在居拉进行的第三次战斗中，埃及人损失了全部的大炮。对他们说来幸运的是，约翰皇帝的一些封臣叛变了，因此在1877年他愿意缔结一个和约，至少把马苏瓦留给埃及人，因为这个地方已经受到敌人的威胁了。

这些不幸的战役，加上基代夫的近乎疯狂的挥霍，破坏了这个富庶的国家的财政。而赛义德的三百万英镑的贷款后来已经使国家财政不堪沈重的负担了。易司马仪力图利用欧洲最新的技术发明来增加他的巨大的田地上的出产，但是没有效果。花很多钱买来的蒸汽犁和其他机器，凡是加以使用的只能用一个短时期。1875年11月易司马仪由于一时的困难不得不以四百万英镑的代价将苏伊士运河的股票卖给英国。

到1876年时，他的外债已增加到一亿镑。他的宗主曾于1875年宣布国家破産以解救自己，这个例子诱使他加以效法。1876年4月易司马仪对他的国债和私人债务停止付利息三个月。他不付给公务人员薪金，并且将农民每年缴纳的捐税增加一倍。但是亚历山大港的欧洲法庭判决易司马仪必须偿还他的债务，并且下令没收他在拉姆拉的皇宫，这时根据苏丹所认可的新司法组织，欧洲法庭己代替了领事法庭。英法两国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埃及的财政情况。

1878年这个委员会迫使易司马仪和他的亲戚把他们的大部田産交给国家，而且没有由本地人和外国人组成的议会的同意不能征更多的税。在新组成的由亚美尼亚人努巴尔帕夏领导的内阁中，邀请了英国人威尔逊担任财政大臣，法国人德布里涅尔担任公共工程大臣。但是恼羞成怒的基代夫不能忍受这种指导，特别是有人也建议减少他的军队。他煽动起了一个反对基督教徒的军事叛乱，这个叛乱的目的是要强迫外国人退却。但是只有努巴尔帕夏辞职了，而威尔逊和德布里涅尔则参加了在皇太子陶菲格领导下的新内阁。这时，据说在一个当地著名人士的会议的唆使下，易司马仪宣布辞退外国人。

同时，他企图用他自己的法令来减少对他的债主所负的债务。1880年5月德意志帝国政府为这件事向他提出了抗议照会，其他国家也提出了抗议。在他们的督促下，苏丹于6月26日宣布易司马仪被废黜，并且任命他的长子陶菲格为基代夫。

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奥斯曼帝国也发生了连续不断的财政困难。1875年时财政困难达到了最高峰。帝国政府在巴黎进行谈判筹借新贷款，并且使奥斯曼银行成为整个帝国的总收税人员和出纳入，但是都没有成功。如果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那时能够下定决心将他的巨大的私人财産牺牲一部分，或者是削弱他的宫廷的消费，那麽最坏的事情仍然可能避免。但是不能够指望他作这种牺牲，因此除了宣布国家破産之外，帝国政府别无他法，即使俄国大使没有明白地劝告他这样作的话。

10月间首相宣布说在此后的五年中，帝国政府由于财政亏空在付利息时不得不仅付一半现金，另一半以五厘利息的债务偿付。唯一的例外是最初的两笔贷款，这两笔贷款是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借的，而且是由英法两国保证的；例外的还有苏丹手中的达一亿四千四百万法郎的国家债券。在这以前的二十年间，帝国政府共借了十笔外债，最后一次贷款是在最不利的利率下借的，平均利率达九厘半。在宣告破産的时候，未偿清的债务加上当时为购买装甲船、克虏伯大炮和马丁枪所举的债款据估计达六十二亿二千五百万法郎以上。

在鲁美利亚的各斯拉夫省份到处都发生了动乱。有人指责俄国的领事参加煽动反动奥斯曼人的活动，这毫无疑问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在黑塞哥维那，早在1875年7月就发生了骚动，在这个地方基督教徒的膏血已经被他们自己的贵族榨得干干净净，这些贵族是在被征服之后就皈依了伊斯兰教的。帝国政府集合了一支军队，但是最初他打算进行一些改革，任命了包括基督教官员在内的一个行政委员会。当这个新的机构试图在叛区开始活动时，它受到了穆斯林的阻挠。

1876年1月保加利亚也发生了起义，原因是陷于财政困难中的帝国政府发出命令在四个星期之内将所有拖欠的税款收齐。5月6日萨罗尼加的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之间为了一个保加利亚少女发生争吵，当时德法两国的领事遭到了暗杀。结果一支欧洲的舰队开到了萨罗尼加港外。这时伊斯坦布尔的神学和法律学的学生发生了暴动，推翻了首相和穆弗蒂。三个帝国建议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之间实行两个月的休战，如果在这个期间不能够达成和平协定的话就要采取更有效的措施。

苏丹的滥事挥霍和庸碌无能引起了一个阴谋，这个阴谋的主使人是米德哈特帕夏。米德哈特帕夏在多瑙河的保加利亚省任总督时，和在1869年以后在巴格达任总督时曾树立很大的功勋。他也曾在穆罕默德·鲁什迪帕夏首相的内阁中担任了一个短时期的不管部大臣职务。这一年年初他向俄国之外的各大国发出了一个匿名的备忘录中他说伊斯兰教的法律要求废黜苏丹，因为这个法律要求国家元首有十分正常的智慧。5月30日夜晚，包括军政大臣侯赛因·奥尼帕夏在内的阴谋者出其不意地占领了苏丹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旁的多尔马·巴格吉宫，并且向他读伊斯兰教教长宣布他被废黜的一个意见书。同天晚上穆拉德五世被立为苏丹。6月5日发现阿卜杜勒·阿齐兹死在他的奇拉甘的皇宫中，据说他用剪刀切断了他手腕的血管。新苏丹受过欧洲教育，有着开明的声誉。但是他的健康早已就因饮酒过度受到伤害，而他登基时的恐怖情景更加使他完全变得郁郁寡欢了。

帝国政府认为有必要以全力镇压保加利亚的叛乱。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他曾经让俄国高加索的塞加西亚人移民迁入保加利亚定居。这时它放任他们向基督徒进攻。塞加西亚人和半野蛮的非正规骑兵“巴希布祖克”一起将一些村落整个地加以消灭。在保加利亚发生的这些暴行在英国引起了十分激烈的愤怒浪潮，以致反对党领袖格拉德斯通要求立即将奥斯曼人逐出欧洲。

在塞尔维亚，主战派这时也占了上风。贝尔格莱德政府于6月27日向帝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撤消土耳其卫戍部队和塞尔维亚边境的非正规部队，并且任命米兰亲王为波斯尼亚的总督。米兰于7月2日在他的德里格勒的司令部中发表了宣战书，门的内哥罗也公开参加了战争。1867年夏天塞尔维亚人仍然为土耳其人所扼阻，而门的内哥罗人于7月27日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

同时，穆拉德的神经错乱已经如此声名狼藉，因此伊斯兰教教长于8月31日宣布他被废黜。他的弟弟阿卜杜·哈米德二世于9月1日即位。在这以后不久，米德哈特帕夏就任首相指导国家事务。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同意和他缔结一项在巴尔干休战两个月的协定，但是帝国政府只是把休战当作重新武装的时机。根据英国的建议，在伊斯坦布尔召开了一个大使会议，再一次想以新的改革建议来换取和平。各大国要求在最初五年内保留认可保加利亚总督之权，并且要求任命一个国际管制委员会。米德哈特帕夏企图以内部改革来制止这种对苏丹主权的侵犯。

他任命一个包括十六个文官、十个教土和两个师长级的将军组成的委员会，负责起草新宪法。经过激烈的争辩之后通过了如下的决议，这些决议是以比利时宪法为基础于12月23日以卡奴尼诏书的名义发表的：伊斯坦布尔的各种特权应予取消，这个城市直到这时为止有一个特别的政府，它的居民不服兵役而且不缴纳所得税；帝国所有的臣民都应称为奥斯曼人而且有人身自由；定伊斯兰教为国教，但国家也保护其他所有得到承认的宗教；在法律的范围内应有新闻自由；所有精通土耳其语言的奥斯曼人都可以按他们的能力担任国家的任何职务；通过两个议院——衆议院和参议院——建立人民代表制，衆议员和参议员不得因他们的意见或投票而受到迫害；两院于每年11月1日开会，由苏丹致开会词；两院所制定的法律经两院通过由苏丹批准的开始生效；参议院议长及议员由苏丹任命，为终身制；每五万公民中应有一个衆议员，除大臣职务外该议员不得担任任何公职；衆议员任期四年，但是他们可以连选连任，每一个衆议员都代表全体奥斯曼人，而不是代表任何一个集团，选民必须从他们所在省份的居民中选出他们的衆议员；衆议院的议长和两个副议长由衆议院提出名单经苏丹选择决定；预算草案由衆议院负责制定；衆议院会议对公衆公开；设立一个由十名参议员、十名国家咨议和连名上诉院咨议组成的最高法院，作出关于大臣、议长、上诉院法官和被控告犯有危害治安和叛国罪的人的决定；各省政府应实行地方分权；所有奥斯曼人都应受初级义务教育。

最初帝国政府宣布它不经议会同意不能作出任何更多的让步，企图借此逃避各大国的要求。由手议会尚未选出，帝国政府象以前类似情况下一样召开了一个两百多人的大会，当时和过去的高官显贵以及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的代表都参加这次会议。1877年1月18日这个会议一致拒绝了各大国的要求。

于是各大国的代表们离开了伊斯坦布尔。但是米德哈特帕夏的圆滑的外交手段又一次离间了他的对手们。2月28日和塞尔维亚签订了一项条约，恢复了以前的局面。由于3月19日召开的奥斯曼议会拒绝了门的内哥罗的扩张领土的要求，休战协定没有扩充到门的内哥罗。

俄国于4月24日向各大国宣布说，东方的骚动妨碍了它的和平的发展，因此它不得不积极地进行干预。在巴黎条约中曾保证奥斯曼帝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各大国宣布了它们的中立。罗马尼亚不能够阻止大批的俄国军官和志愿人员过境到塞尔维亚去，后来又不得不准许俄国军队过境，因为俄国军队只有经过这条路才能和敌人交锋。由于在这件事发生后土耳其人也不再尊重罗马尼亚的国境，罗马尼亚和俄国签订了一个军事条约，将它的全部资源和交通工具都交由俄国使用。5月13日，罗马尼亚向帝国政府宣战，5月21日两院都宣布了这个国家的独立。

1877年6月底，俄国将军吉尔考渡过了多瑙河，推进到了巴尔干半岛并且占领了控制着通向亚德里安诺堡的公路的西普卡隘口，虽然他前进道路的两旁都还驻有土耳其军队。在后方，奥斯曼帕夏占领了控制所有通往保加利亚北部的公路的普利弗那交叉点。但是在巴尔干半岛南部指挥作战的素莱曼帕夏并未想到和他会师，反而徒劳无功地袭击了西普卡隘口。这时罗马尼亚的卡罗尔国王干预了这个战争，但是经过长期围攻之后直到12月10日才迫使奥斯曼帕夏投降。

1878年1月俄国人经过巴尔干半岛占领了亚德里安诺堡。他们于1月31日在亚德里安诺堡同土耳其人缔结了一个休战协定。由于英国舰队驶进了贝西卡湾而且英国议会同意增加军备，俄国被迫放弃了它的东方政策的一贯目标——向君土坦丁堡前进。3月3日在圣斯忒法诺签订了一个临时和约。土耳其同意割让为俄国人所占领的亚美尼亚的卡斯要塞和重要的巴统港，并且同意建立一个独立的保加利亚公国，这个国家一直伸展到爱琴海，它只是在宗主权上属于苏丹。但是英国不承认这些条款，土耳其已经将塞浦路斯割让给英国以酬谢它的帮助。由于奥地利也在进行武装，俄国不得不同意在将在柏林召开的一个会议上修改和约。

柏林会议于1878年6月13日开会，会议举行了四周。在俾斯麦的帮助下，土耳其总算保全了保加利亚南部作为在一个基督教总督管理下的东鲁美利亚自治省，而保加利亚北部则成为一个独立的公国。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获得了完全的独立，希腊也由于获得领土让步而感到满足。罗马尼亚被迫割让比萨拉比亚给俄国，而得到了一个完全不适当的补偿——多希鲁加。对未来最不祥的就是将占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诺维巴沙旗的权利给予了奥地利。

对指望英国给予的支援感到了失望的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于1877年2月5日解除了力主依赖西方国家的米德哈特帕夏的首相职务，并以叛国罪将他放逐国外。米德哈特帕夏所建立的制度从来不曾实行过。阿卜杜勒·哈采德这时一心一意地从事子用德国教官来改进他的军队的训练，但是拒绝了按照欧洲的办法进行其他任何改革。他企图恢复最后的东方式的专制来巩固他的权力。他的帝国中的每一个自由的思想活动都在萌芽时就被扼杀。通常称之为青年土耳其党的首创改革观念的人们，不得不离开这个国家，在巴黎和日内瓦组成了新的精神生活的中心。

宫廷亲信使苏丹老是害怕阴谋，而叙利亚籍的宫廷神学家艾卜·胡达·赛亚迪在精神上也控制了他。在他们的影响下，他愈来愈深地陷入不现实的幻想中：愈来愈重视他作为哈里发的宗教尊严，他希望借此来达到控制所有穆斯林的目的。苏丹的这种想法自然是和受过教育的广大阶层的想法是一致的，特别是在教士之中。对他们说来，伊斯兰教仍然代替着不存在的民族意识，而且他们在梦想有一个泛伊斯兰教的复古运动来对抗欧洲的霸权。

但是奥斯曼帝国的弱点已经十分明显，因此它以日益增加的速度走上了分崩离析的道路。在一直只不过是松懈地依附着帝国政府的北非，突尼斯早在1881年就丢给了法国。

在埃及，较弱的统治者陶菲格不得不眼看着欧洲委员会为了解决债务问题而对他的财政主权加以日益增加的限制。当欧洲委员会采取行动削减他的军队时，这件事引起了军官们的反对。但是首先由于他们分成了土耳其派和埃及派，他们就不能采取一致行动。从穆罕默德·阿里时期起，许多土耳其人在军队中就仍然继续占有地位，他们偏袒他们的同族人。军队中出现了一个当地埃及人的领袖艾哈迈德·阿拉比。他是一个农民的儿子，靠了自己的努力逐渐升到了上校和第四团团长的地位。1881年1月他和第一团团长阿里·法赫米一起对乌斯曼帕夏。

里弗基政府的措施提出了抗议，因此成为民族党的领袖，这个党派同时也代表农民的利益反对土耳其血统的大地主。经过一些事件之后。他于1882年2月被任命为陆军大臣。土耳其军官反对他的阴谋，引起了阿拉比和陶菲格的冲突。大臣会议违反了这位统治者的意愿召开了一个元老会议。由于英国认为在这个国家中的欧洲人的安全受到了威胁，它在亚历山大港外举行了一次舰队示威，法国也参加了这次示威。这件事加剧了埃及的紧张局势。

6月11日在亚历山大发生了一个残酷的排外暴动。由于阿拉比害怕大国的干预，他开始在亚历山大修筑防御工事。在格莱德斯通领导下的英国政府仍然没有占领埃及的意思。由于法国在突尼斯和印度支那同时遇到了困难，特别是受了它和德意志帝国的关系的阻碍，它从亚历山大召回了它的舰队。这样一来，英国感到要独自为欧洲人的安全负责。由于阿拉比不停止修筑防御工事，英国海军于7月11日轰击亚历山大港。陶菲格事先请求英国的保护，随后他和英国的登陆部队会合。结果阿拉比于8月2日宣布自己是苏丹的代表，但是苏丹却指责他为反叛者。9月13日，他率领他的装备不足的军队在退尔·卡比尔向沃尔塞利将军的登陆部队进攻。

结果他被打败，两天之后在开罗被俘。对他判处的死刑撤消了，他被流放到锡兰。1901年又准许他从锡兰回到开罗。

退尔·卡比尔之败决定了埃及半个世纪的历史。英国控制了财政和埃及军队的最高指挥权。此外，一支英国卫戍部队长期驻扎在这个国家。正如在印度地方统治者旁边的代表英国的驻扎官一样，总领事克罗麦尔勋爵站在基代夫之旁成为埃及的真正统治者。因此，在这个时期中，埃及的历史就是大英帝国历史的一部分，它在英帝国中成为确保对印度的控制的依靠。它经过了二十年不屈不挠的斗争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重新获得了它的独立。

阿卜杜勒·哈米德退居到他的伊尔迪兹宫中，越来越和公衆隔绝。当他在伊尔迪兹宫中一心一意地想借分布广泛的间谍系统来镇压奥斯曼帝国中每一个自由倾向时，他企图用改善商业的办法来巩固他的政权。赫希男爵用不正当的办法取得了巨大的利润。他用这些款项修建东方铁路一直没有完成。直到1881年取消了和他签订的合同之后，修建工作才有真正的进展。1888年年终时，铁路将贝尔格莱德和君士坦丁堡联结了起来，在亚洲它从海达帕夏伸展到伊士密特。随后德意志银行在提供了九十九年内最低限度收入的保证后，获得了将这条铁路一直修到安卡拉的许可。

1892年铁路修到了这个城市。立刻有人提出了将铁路修过安那托里亚和伊拉克一直到波斯湾的计划。这样不仅将帝国中最重要的地区和首都联系了起来，而且这些地区的丰富的天然资源也可以通向世界贸易了。但是这个计划同时也危及英国在东方的地位和俄国对波斯的打算。虽然目光远大的德国政治家劝告不要冒这个计划的风险，但是只知从事促进经济利益的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人们却推动了这个巴格达铁路计划，并且使德皇威廉二世对它也感到兴趣。

1898年当威廉二世在耶路撒冷之行的归途中访问君士坦丁堡时，他要求苏丹授权德意志银行建造哈伊达尔帕夏港，以对抗英国和俄国的阻挠进一步延长巴格达铁路的努力。苏丹把威廉二世当作朋友，而且由于以冯·德·戈尔茨帕夏为首的德国军官训练了土耳其军队而对他表示感激。

1902年德国获得了修建巴格达铁路的许可。这条铁路以布鲁萨(到安卡拉的支线从这里开始)为起点，经过阿非翁卡拉希萨尔、科尼亚、埃累格利、保尔格鲁，经由纳西宾和摩苏尔到巴格达。至保尔格鲁的一段可以在1904年10月25日通车。虽然在安那托里亚的铁路是为了经济和战略的目的，苏丹的最有特色的工程——汉志铁路——是为了提高他作为哈里发在伊斯兰教世界中的威信而修筑的。在这以只能从大马土革取道艰难的队商的小路经沙漠或者乘船通过红海到达圣城，而现在这些圣城可以由铁路和帝国的中心联结起来。铁路的建造主要是由苏丹的私人秘书、一个叙利亚的阿拉伯人伊泽特帕夏推动的。德国工程师在1900至1980年间将这条铁路一直修到了麦地那。修建铁路共花费三百万土耳其镑，其中三分之一是由世界各地的穆斯林自动捐助的。

在帝国内所有由于安那托里亚铁路而得利益的臣民中，阿卜杜勒·哈米德认为他只惧怕亚美尼亚人，因为在亚美尼亚人中间争取独立的民族生活的野心早已就很明显了。他们的同胞散布到整个地中海地区，远至印度。这些人往往发了大财，他们支援争取独立的民族生活的愿望，使这种希望在于人们心中。这个最不幸的东方民族，住在安那托里亚、阿塞拜疆和里海之间山脉中的最高的中央山岭上。他们保持了最纯洁的安那托里亚原始居民的人种特点，但是他们的语言是从印欧移民的一个阶层借来的，使之适应他们祖先的语言。在他们的到处都是高山之间的辽阔平原的国家中，封建制度在很早的时期就得到了发展。

这种制度在古代曾一度産生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但是除此之外差不多总是毫不费力地为邻国所征服。在他们被奥斯曼人征服之后，他们的南方邻居库尔德人不断地扩大在这个国家的权力。阿卜杜拉·哈米德相信他可以依靠库尔德人作为他的权力钓最安全的基础，虽然他自己的母亲也是亚美尼亚人。他在伊斯坦布尔的私人卫队“哈密德叶团”主要是由库尔德人组成的。在各省，哈米德准许库尔德人可以自由活动，虽然他很想限制他们的统领的权力，并且镇压他们中间的一切民族主义的活动。

作为勤劳的手工匠和精力充沛但是不择手段的商人，亚美尼亚人在经济方面比他们的邻居更先进。长期住在国外的人常常积累了大量财富，而且往往为了他们的同胞的利益对欧洲国家施加影响。巴尔千半岛各民族的榜样也唤起了亚美尼亚人的取得某种程度的独立的愿望，就象东鲁美利亚在柏林会议上所取得的一样，尽管他们的地位完全不同。但是这种望愿引起了苏丹的猜忌。1905年，库尔德人和土耳其人联合起来在这个国家几乎所有大城市中和特里比桑德、埃德萨甚至在伊斯坦布尔对亚美尼亚人进行了残无人道的屠杀。苏丹对这件事肯定的未加反对。第二年在俾特利斯州和凡州又重复了这种屠杀。这些暴行不仅损害了奥斯曼帝国在整个文明世界中的威信，并且也动摇了这个政权的基础。

希腊人对在柏林条约中对他们的国境所进行的调整感到不满。特别是将绝大多数是希腊人居住的克里特岛并入他们的王国的愿望不断地激动着人民的感情。1896年这个岛上发生了暴动，希腊的乔治国王担任了这次暴动的领导。和这件事相关联的是 1897年春天帖撒利也发生了战争。但是这个王国军事上的软弱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以致各大国不得不维持它使它免于全面崩溃。结果，各大国所规定的和约条款只给大陆上的希腊人带来了微不足道的边境调整，虽然克里特岛得到了在一个基督教徒总督管理下的自治省的地位。

马其顿的情况使奥斯曼帝国更感棘手，在那里土耳其人、希腊人、阿尔巴尼亚人、瓦拉几亚人、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混居在一起。由于这种情况，所有的三个边境毗连的基督教国家都争夺这个土地肥沃、特别是由于它出产烟草而具有重大价值的省份。 1902年秋天，成群的保加利亚人在马其顿组织了起来，在乡间各处流浪威胁其他的斯拉夫人，甚至连土耳其军队也不能平定他们。结果俄国和奥地利要求帝国政府设立一个由欧洲人担任总督和在欧洲军官指挥下的警察队。但是指挥这个宪兵队的意大利将军也不能恢复秩序，其他各族人反而也效法保加利亚人进行游击战。甚至当各大国强迫苏丹将国家财政提交他们监督时，他们在使激昂的情绪平静下来这方面也不能有所作为。奥地利企图利用这种局势通过从塞拉热窝起经过它管辖之下的诺维巴沙旗的一条公路将它的势力一直伸到萨罗尼加。这件事引起了俄国和其他大国的妒嫉，他们这时要求任命一个受到他们控制的总督。

这个计划加于他们的祖国的新耻辱，引起了驻马其顿的土耳其军队中的军官的极大愤怒。1908年6月，英王爱德华七世和沙皇尼古拉二世在勒佛尔举行会议，完成了英俄两国根据1907年8月18日至31日的条约所缔结的协约。在这之后，奥斯曼预计有瓜分帝国的新计划出现，这种威胁使军官中的激动达到了沸腾点。尽管有各种间谍机关的活动，长久以来就受到镇压的青年土耳其党的自由运动仍然在军队中建立了立足点。在马其顿，作为驻柏林的陆军武官因而非常熟悉德国军事方法的思维·贝伊和在对马其顿的匪徒作战中取得了军事经验的尼亚齐中校担任了一个阴谋的领导，这个阴谋的直接目标是恢复米德哈特帕夏于1876年制定的宪法。

在文职人员中，报务员塔拉特为了他们的计划而积极地从事活动。自称为联盟进步委员会的阴谋策划者们从控制这个城市的商业生活的“杜默”(萨罗尼加皈依伊斯兰教的犹太人)那里得到了财政上的帮助。

尼亚齐和一些同志逃到勒斯那的山中，而且受到了当地的摄政的秘密支援。他和艾优卜，艾芬迪在奥克里达会合之后，他们两人拍了一个电报给苏丹要求他恢复宪法。被派出去逮捕他们的舍姆西帕夏被击毙。随后思维也离开了萨罗尼加，在提克维什为联盟进步委员会进行宣传鼓动工作。这时阴谋策划者们已经感到十分有把握，因此他们于1908年7月2日在摩那斯特尔公布了新宪法。7月22日和23日，他们又在萨罗尼加公布了新宪法。同月间，他们突然向伊斯坦布尔进军，几乎没有遭遇抵抗就占领了这个城市。他们强迫苏丹承认新宪法，并且任命了他们可以接受的大臣。12月17日召开了土耳其议会。

这个专制政权的突然垮台受到了整个帝国的热烈欢迎。青年土耳其党也相信他们仍然可以靠宣布新土耳其宪法来取得帝国中所有基督教民族的信任和支援，新宪法的理想是消除一切阶级、宗教和出身上的差别。但是阿卜杜勒·哈米德和青年土耳其党之间缔结的和平协定并不长久。到1909年4月13日已经发生了一个反对新统治者的叛变。苏丹于4月15日任命陶菲格帕夏为首相，他的任务是将圣法再度付诸实施。萨罗尼加的军团又一次地进行了干涉。4月间萨罗尼亚军团的领袖侯赛因·胡斯尼帕夏在参谋长穆斯塔法·凯末尔的陪同下向首都进军。经过短短的战斗之后，麦哈茂德·晓克特帕夏占领了这个城市。国民议会于4月26日在圣斯忒法诺开会。在伊斯兰教教长的一项意见书的支援下，国民议会决定废黜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的弟弟穆罕默德五世被立为苏丹。

在新成立的议会中，自称为自由主义者并且宣传他们的纲领为“自由和团结”(Hurriyet Veltilaf)的资产阶级团体组成了一个政党，它急于削弱军官们的占优势的势力。但是国外的局势不允许奥斯曼帝国平静地发展它的宪法生活。

这时意大利正在为它不断增加的人口在地中海寻找一个殖民地，以终止它由于人口自然增加而不断移民到海外各国去的这种损失。它的直接目标、已经吸引了无数意大利移民的突尼斯已为法国占去。意大利这时把目光转向了的黎波里坦尼亚，奥斯曼帝国已经把这个地方当作是一个失去的前哨据点。但是青年土耳其党由于面子关系不同意割让这个地方，因为这种要求使他们感到突如其来。意大利因此于1911年9月29日宣战，并且于10月5日派遣军队在非洲登陆。恩维·贝伊和穆斯塔法·凯末尔担任了防守的任务，凯末尔在这个地方第一次获得了军事上的荣誉。虽然当地的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大力支持土耳其人，最后土耳其人终于战败。根据奥奇和约土耳其不得不于1912年将的黎波里和班加西割让给意大利，哈里发所保留的唯一权利就是任命宗教官员之权。

甚至在和意大利缔结和约之前，巴尔干各国已经于1912年 10月向奥斯曼帝国宣战。虽然这些国家之间还有一些尚待解决的分歧，他们感觉到土耳其政府的计划威胁到了他们的共同利益，这个计划就是用让伊斯兰教移民重新移居马其顿的办法把这个地区和奥斯曼帝国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土耳其人抵抗不了他们的联合力量：保加利亚人围攻亚德里安诺堡，而希腊人则占领了萨罗尼加。自由主义的内阁缔结了休战协定，并且准备放弃亚德里安诺堡。在思维的领导下，军官们对这种丢脸的事提出了抗议，并且于1913年1月13日强迫内阁辞职，麦哈茂德·晓克特接管了政府。既然这时亚德里安诺堡已经陷落，防守不得不限于卡塔尔雅线。但是在5月间在伦敦举行的和平会议上，土耳其人最后不得不同意割让爱琴海上恩诺斯线以西的所有地区和黑海旁的米迪亚。但是由于他们的敌手们在瓜分抢劫来的土地上不能达成任何协定因而陷入战争状态，思维第二次又采用武力重新占领了亚德里安诺堡。最后在伊斯坦布尔和约(1913年9月)和雅典和约 (1914年)中，保加利亚人被迫放弃了这个城市。

在这些动乱之中，奥斯曼帝国的国内政策不可能有前后一致的路线。把所有的公民包括在一个奥斯曼社会中这种理想不久就破灭了。作为代替，在土耳其人中逐渐出现了民族主义的思想。从法国革命和德国浪漫主义思想中産生的民族主义思想，首先激发了东欧各民族，引导他们走向巨大的政治胜利。这种思想这时在土耳其人心中扎了根也就不奇怪了。既然语言是民族的真正维系物，土耳其人也就不难跨过政治边界和生活在外国统治下的语言相同的同族人寻求共同的理想了。

一些有天才的作家从鞑靼人居住的俄国南部地区躲开了沙皇的压迫，迁入了土耳其。他们在包括所有土耳其人的新图兰人理想的发展上起了决定性的影响。近代土耳其的一位才气横溢的女诗人哈立德·埃迪卜所写的一本小说中就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这种新理想。但是在这个古老的帝国衰落前夕的动乱中，这种理想只能産生一种分解作用，它把青年土耳其党引导到和帝国中的任何阿拉伯人疏远的歧途上，而伊斯兰本来应该使他们和阿拉伯人团结起来对付基督教徒的：青年土耳其党人希望阿拉伯人放弃阿拉伯文化来接受纯粹的土耳其教育。只是在穆斯塔法·凯末尔所创立的独立自足的民族国家新土耳其中，这种民族思想才能发挥它的持久的力量。

在社会关系方面，青年土耳其党在解决妇女问题上特别有成绩。虽然在这以前乡村中和小城市中的妇女已经享有作为男子的平等的工作伴侣的权利，但是在上层社会中，她们仍然被限制在家庭和后房之中，成为伊斯兰教社会的俘虏。极少数的土耳其妇女，如上述的女诗人哈立德·埃迪卜，的确也在伊斯坦布尔的美国学院中受到了欧洲教育，但是在旧政权下，她们不能从事任何公衆的活动。首先把他们从这些桎梏中解放出来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因为必须以她们的劳动来代替在前线作战的男子。从此之后，土耳其妇女以惊人的速度来模仿她们的欧洲姐妹们的生活，一直到新的民族国家给了她们政治权利和在各方面工作的自由。

土耳其加入同盟国方面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它希望借同盟国家的力量来打破英法两国在近东的霸权。土耳其陆军和海军的辉煌战绩击退了英国对达达尼尔海峡的进攻。土耳其海军由于德国移交了“戈本号”和“布来斯劳号”巡洋舰而加强，这两只军舰重新命名为“勇狠的赛里木号”和“米迪里号”。在安纳福达的防守战中，穆斯塔法·凯末尔又一次证明了他的杰出的军事天才。

冯·德·戈尔茨于1916年4月19日患斑疹伤寒而死。在他指挥下的土耳其军队阻止了在唐森将军指挥下的英印远征军向伊拉克的推进，击退了一支英国援军，并且迫使在库提亚马拉受到包围的唐森师于1914年4月29日投降。但是经过一段长时期后，在占优势的英国军队的压力下伊拉克防守不住了。1917年2月，英国人重新占领了库提亚马拉，3月间巴格达也落入英国人手中。这就使英国控制了波斯和伊拉克的油田，按照寇松勋爵的话来说，这些油田中丰富的石油导致了协约国的胜利。 对苏伊土运河的进攻并不成功，然而土耳其军队却牵制住了大批英国作战部队。但是1917年12月英国人进入了巴勒斯坦。在阿拉伯，英国间谍特·埃·劳伦斯利用政治独立的希望诱使麦加的沙里夫背叛了奥斯曼帝国，这件事在阿拉伯国家发展史中还要加以叙述。1918年10月初，他率领阿拉伯军队一直推进到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占领了土耳其人所放弃的这个城市。

土耳其人在高加索战线上取得了他们唯一的持久的胜利。虽然1916年7月他们在俄国人的压力下不得不让出高加索，在沙皇政权垮台后，他们于1918年5月经由埃尔佐鲁姆向前推进直抵石 油工业的中心巴统和巴库。

但是土耳其在和优越得多的敌人进行了四年不顾一切的防御战中受到了巨大的损失，这种损失在它的盟友们被迫放弃任何最后胜利的希望之后，必然会使它丧失了战斗的意志。在东方新成立的由冯，法尔根海恩指挥的伊尔德里姆军团又从英国人手中夺回了巴格达，但是它已经不能挽回危局，特别是由于德国和土耳其领袖们在这个军团的战略使用上发生了意见上的分歧。1918年10月30日穆德洛斯的休战决定了帝国的崩溃。青年土耳其党的领袖们离开了这个国家。思维去到俄国。1920年8月4日他在土耳其斯坦地方巴斯马基人和布尔什维克进行的斗争中被杀。塔拉特在德国避难，后来在柏林被一个亚美尼亚人所暗杀。军政大臣贾马尔帕夏到了阿富汗成为那里的一个军队组织者。

这就是奥斯曼帝国的结局。作为一个过时的原则的支持者，它灭亡了。在它的废墟上兴起了近代的土耳其民族国家，这在下一章中还要加以叙述。

谢选骏指出：奥斯曼帝国可以说是“伊斯兰教”这个政教合一的“军事法西斯”现象的回光返照——它消灭了阿拉伯人对于哈里发这一职位的垄断，然后又毁灭了哈里发职位本身——这就使得伊斯兰世界陷入了群龙无首的类似于“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的瘫痪状态。在这以后，穆斯林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充分暴露了“行尸走肉”的植物人处境。在穆斯林的各个分支之间，它们互相征服，互为战俘与奴婢，完全丧失了基本的人身保障和人格尊严。很像俄国和中国所发生的内战与“革命”。

【第二章  十九世纪奥斯曼帝国和埃及的文化生活】

十九世纪时，墨守传统形式的土耳其民族精神，再一次证明在文化领域内比之在政治和军事方面有更大的抗拒西方文明影响的力量。1831年《塔克维尼·维开》日报的创立是第一次对新时代的让步。接着创办了其他一些带有文学倾向的报纸，如1860年的《德朱马尼—阿赫瓦尔》和1862年的《塔苏里·埃弗基亚》称为“丹齐马特”的改革时期还引起了教育制度的变革。过去，除了传授《古兰经》以外，初等学校根本不存在，只有在神学院才能受到高等教育。1853年成立了一个专门机构来编撰小学教本，1861年开设了第一所女子高等学校。1869年甚至还创立了一所大学，但两年后这所大学在反动的风暴攻击下关门了。遗留下来的只有一所医学院和一所法律学校。

直至十九世纪中叶，奥斯曼人在文学上坚持波斯的内容和风格。但在教育制度的改革过程中，也派遣了一批有才能的青年到巴黎去留学。其中有专门研究法国文学的易卜拉欣·希纳西。据说，他在巴黎参加过1848年的革命，在巴黎住了五年之后，他回国在教育部供职，但不久即脱离供职，到1860年创立的第一家民办报纸《德朱马尼·阿赫瓦尔》去工作。1862年他创办了自己的报纸《塔苏里·埃弗基尔》，这一家报馆抵住了一切政治风暴的袭击，直到1925年才被穆斯塔法·凯末尔封闭。希纳西在新闻工作的活动方面对土耳其文字有很大贡献。他把这种文字从浮夸虚饰的缚束中解放出来，回到人民语言的简单结构中去。

1859年，他出版了一些法国散文和诗的头一部土耳其文选译。译本内并将原文并列，以供对照，两种文字各十一页。这本小册子向受过教育的土耳其人说明了原文中他们所熟悉的概念，也可以用本国语言表达出来的。它还使翻译作品有了很繁荣的发展。他本人的诗才不高，而且受旧的风格所束缚。尽管如此，他却是替土耳其人写了一本小喜剧的头一个人。剧名是《诗人的婚礼》，写的是妇女的地位问题。这一剧本在文学界上一直引起了不少的讨论。

一般人都认为旧文学已经过时了；这使希纳西的尝试有了一个很好的园地。年青一辈的作家都倾向于这个新运动。齐亚帕夏在翻译卢梭和莫里哀的作品中继续使语文做到纯洁。但是希纳西最重要的门徒却是纳米克·克马尔。他在1864年赴巴黎时将报馆的编辑职位让给纳米克·克马尔。克马尔知道光采用法国的概念是不够的，文学应该就地取材来处理“土生土长的”题材才能对人民发挥影响。可是政治活动妨碍了他的文学工作。由于他参加了齐亚创立的青年土耳其委员会，1866年他被迫和齐亚一起逃亡到伦敦去。直至1871年首相阿里帕夏死后他才能回国。

在阿卜杜勒·阿齐兹在任末期的骚动的几年里，巴尔干到处变乱蜂起。他在1872年出版了《祖国抑西利斯特里亚》的剧本。这剧本是歌颂 1854年抵抗俄罗斯人入侵西利斯特里亚要塞的保卫战；破天荒第一次使土耳其人知道有个同苏丹个人无关的祖国的概念。这剧本引起了如火如茶的爱国热情，以致政府认为它有危险性，因此在该剧第二次演出之后，政府就勒令禁演，并把诗人流放到塞浦路斯去。阿卜杜勒·哈米德对他的批评以及他的艺术的爱国性和群衆性更不能忍受，于是使他长期远寓京城，名义上还给他一个官职，实际上是流放，最后一个职位是当开俄斯岛总督。但是他的作品使他的思想永垂不朽，并且对青年土耳其运动达到目的有很大的贡献。

纳米克·克马尔的弟子阿卜杜·哈克·哈米德实现了克马尔由于政治目的而常常不得不牺牲的艺术理想。哈米德被派至巴黎。伦敦和布鲁塞尔去当外交官，到1937年4月12日逝世时享年八十六岁，历经旧帝国的衰亡，但还能欣幸看到民族国家的兴起。除了抒情诗以外，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法国古典文学和莎士比亚影响的戏剧，尽管是从欧洲人而不是从土耳其人的文化中的感情生活为取材源泉，却为土耳其文学开辟了新的道路。

但是把文学引向纯粹大衆方向的这种努力并未放松。一向被受过教育的阶层所鄙视，而在人民大衆当中流传的唯一的真正土耳其散文是由民间说书人在叙述人民的日常生活的故事中慢慢发展起来的。艾哈迈德·米德哈特把他们这种艺术介绍到文学中去。

在那本《有趣的故事》里，他虽然还是大部分依靠法国的材料，却有极其丰富的从现实生活中经过敏锐的观察而得到的细节，并且懂得怎样使这些细节具有引人入胜的形式。真正的民族内容当时是由穆罕默德·陶菲格通过他的《伊斯坦布尔一年》这部作品介绍到文学中的。这本书描写一度住在首都的人民当时还没有受到外来不良影响的生活，冬天长夜里快乐的娘儿们的说说笑笑，咖啡馆里的吵吵闹闹，以及到金角湾顶端欧洲的甜水泉去的远足。侯赛因·拉赫密更能深入人民的生活。他的全部教育是从伊斯坦布尔的新式学校得来的，他从来没学过法文。他受的教育使他爬到间接税局档案处长的地位。他作为人民的好儿子，特别乐于歌颂安那托里亚的健康的农民——这是国家的希望。不过他把农民的真实情况写给大家看，始终与农民打成一片来了解他们。他的作品和他的前辈一样，带有劝人为善和悲观色彩，但这种态度并不是由于效仿西方的感情，而是在实际环境中有它的根源，因此是完全真实的。

在抒情诗的领域中，受古典主义所束缚的枷锁也动摇了。麦哈茂德·埃克赖姆把民歌介绍到文学中去，用外国的民谣诗和浪漫故事说的形式使之有所提高。伊斯坦布尔渔家子弟穆罕默德·埃明写的诗把这种大衆爱好的抒情形式提高到完美的程度，这是青年土耳其运动的胜利的副産品。

随着这些民族愿望而来的是要达到语言纯洁性的新的热情。萨米·弗拉舍里在这方面的成就特别突出。在抛弃了古代的古典作家的矫揉造作、臃肿繁琐的文体而代之以人民的朴素的语言之后，还想把辞汇中不必要的大量阿拉伯和波斯外来语逐步清除出去。这种外来语在旧文学中曾阻碍了被蔑视的土耳其语言的发展。极有地位的《进步报》的发行人艾哈迈德·杰伍德(死于1880年)出版了奈瓦伊作品的原文和奥斯曼译本。作者在这些作品中在赫拉特的帖木儿王朝宫廷里赞扬土耳其语言而贬低阿拉伯的语言。的确，有时甚至还企图用早就过时不用的土耳其古字来代替已经完全本国化的外来语。尽管有上述这种过火情况，这些语言纯洁派的努力是有健全的内容的，而且是有成就的。

阿卜杜勒，哈米德统治的末期，文学必经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奋斗。由于他害怕年青土耳其党人反对他的专制统治，他跟外界越加隔绝，深居伊尔迪齐宫中，这使他的亲信人物对人民中间的健康进步的运动更容易産生怀疑。由于这些运动的代表不甘心保持缄默，他们的活动受到了极其使人讨厌的检查，例如，《威廉·退尔》的译本也被禁止出版，祖国这个辞汇也不许用。因此这些年代的文学，受到为艺术而艺术的当代法国诗的影响，只産生了病态悲观的感伤作品。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聚集在《塞维蒂·福蒙》日报的周围。这一家报馆发表了哈立德·齐亚的小说。《蓝与黑》和《被禁止的爰情》。这两本书尽管作风矫揉造作，在土耳其人当中却打下了这一种文学样式的第一个真正基础。除了哈立德·齐亚之外，艾哈迈德·希克梅的文字简单、想象丰富，内容一般且脱离现实的短篇小说，引起了读者的兴趣。

青年土耳其党的革命把文学马上从检查制度的压制下解放出来。只有象抒情诗人艾哈迈德·哈希姆等少数几个诗人继续忠于前一个时期的纯美学理想。除此之外，年青的民族文学很快走上蓬勃发展的道路。革命后不久，土耳其协会成立。四年后，在1912年，又成立了一个活跃的土耳其之家的团体。它的刊物《土耳其祖国》不仅在文学中而且通过深入研究历史来提倡土耳其民族主义这个新理想；如前所述，在发展新的思想当中，除了土耳其人以外，一批从沙皇俄国逃出来的鞑靼作家也不遗努力。这个运动的领导权落在齐亚·戈克·阿尔普的手里。协约国认为他是个危险人物，于是在占领伊斯坦布尔后，把他流放在马尔他岛上。他的象征诗《基济尔·埃耳马》和更大程度上是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新设立的大学里的课程以及讲演，激起了青年人的民族理想。女诗人哈立德·埃迪卜的小说《突兰》，以极其优美的文字表达了这种理想。战争结束时的困难并没有摧毁这个运动。这个运动在新的民族国家里有了生气蓬勃的复兴，下文当另有叙述。

在土耳其本土，和欧洲文明发生的接触逐渐引起了文学生活上的全面剧变。但是在阿拉伯国家，它们受欧洲影响虽然更深、更早，旧的观念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仍起作用，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开始逐渐衰落。除北非以外，其他阿拉伯国家仍旧从属于奥斯曼帝国。埃及在政治上脱离奥斯曼帝国妨碍了阿拉伯文学的统一发展。穆斯林人与活跃得多钓基督徒之间缺乏任何共同的民族目标，这样就增加了这种障碍。在埃及，穆罕默德·阿里家族及其追随者这个统治阶层对土耳其文学比对阿拉伯文学有更大的兴趣。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开罗创立的报纸的特点是：不但军事条例用土耳其文刊登，土耳其古典文学作品也大批大批地刊登，而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刊登阿拉伯文的作品。

在叙利亚，为在贝鲁特创立美国学院的基督教传教土服务的马龙派和为它所对立的创立圣约瑟大学的耶稣会服务的马龙派，都竞相复活文学和恢复古典阿拉伯文的纯洁性。纳西弗·亚齐吉(1879年死于贝鲁特)的作品基本上就是为了上述目的。他在诗中企图模仿穆台奈比，在叙事诗中则模仿哈利利。有一个名叫马鲁·纳克卡什(1871年死于贝鲁特)的试图为他的人民创作一种法国形式加上东方内容的戏剧。他们孤零零的尝试没有人效法。在叙利亚执行的检查制度，同伊斯坦布尔同样严厉，这妨碍了叙利亚报纸的发展。因此，许多有才能的新闻工作者都宁愿留居埃及，特别是因为英国当局对埃及的报界给予了更大的自由。在阿卜杜勒·哈米德统治下，叙利亚的阿拉伯文学的典型代表是纳卜哈尼。纳I、哈尼是贝鲁特宗教法庭庭长，苏丹的伊马木艾卜·胡达的朋友。他那极其丰富多産的文学活动表现了旧式的伊斯兰精神，反对基督教欧洲的影响。

在埃及，阿拉伯文学的圈子起初只以穆斯林人为限，哥普特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新的政治条件下，才开始插足进来。穆罕默德·阿里对欧洲文明的兴趣引起了广泛的翻译活动。除了最初需要的技术和科学作品的译本之外，不久也有大量的法国小说译本出现。这些常常是不加选择地译出的法国小说，经常左右读者的喜好，而成为民族艺术事业的障碍。叙利亚人素莱曼·布斯塔尼用交替的阿拉伯韵律的诗体翻译《伊利亚特》，能很好地抓到这部史诗的气氛，但是尽管加上许多学术性的注解，总不能够使阿拉伯群衆能够比较容易了解这种外国内容。因此，他那孤芳自赏的努力没有人模仿。在诗这方面很流行模仿阿拔斯王朝时代的古典大师。这表现在军政大臣萨米·巴鲁迪的作品中。他在阿拉伯革命后被英国流放到锡兰去，直至老年时，才能回祖国。在流放中，他用独出心裁和动人心弦的笔法写出了他那不幸的遭遇。

萨米是一个土耳其家族的后裔。而基代夫的宫廷诗人艾哈迈德·绍基的阿拉伯血统中却渗杂着外国的血液。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因对主子出言不逊被英国放逐到西班牙去。他也是完全沈湎于古典传统，而在战后才走上了新的艺术道路。在叙事散文方面，叙利亚人朱尔吉·宰丹写了许多描述古代伊斯兰的历史小说，而占了统治地位。他的作品虽然毫不深刻，但想象丰富的故事和朴素的风格却抓住了读者心。因此，为战后时期间这种文学样式的繁荣开辟了道路。宰丹进一步努力向阿拉伯人介绍欧洲对历史和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

在埃及，戏剧缺乏任何传统，因此也只能慢慢发展。虽然在吸收法国古典悲剧方面下了很大的努力，但是真正成功的还只是具有轻松的法国风格剧本。乌斯曼·查拉勒(1829—1898年)在作了这种尝试后转向到模仿莫里哀的喜剧，希望能够加以埃及化的改编，来使作品的内容适合同胞的胃口。在这方面他大胆地首先使用大衆化的方言，而不用当时只在舞台上仍占优势的古典语言，但是成就很小，他的剧本一直到1912年才演出，可是不久又停演了。

在高度发展的埃及新闻事业方面産生了一种新的散文体。这种散文体被在英国统治下出现的政客们当作一种有效的宣传工具。在这些政客中，嘎西木·艾敏(死于1908年)值得一提。他的两本书《妇女解放》(1899年出版)和《新妇女》(1901年出版)使妇女问题在伊斯兰世界中成为流行的讨论话题。后来，在土耳其对这个问题采取具体的解决办法并取得进步之后，埃及社会也川继效法，初时还犹豫不决，但不久便取得了持久的成功。

但是埃及的宗教生活，过去和现在都是受伊斯兰教的支配。这是主要由于波斯人贾马尔·丁的影响。他为了政治原因，愿意自称为阿富汗人，因为他在那里曾经度过了青年时代。

1870年，他的恩主多斯特·穆罕默德总督死后，他不得不离开他的第二祖国，他到了伊斯坦布尔。在那里他虽然还没有发表过什麽著作，可是大学者的盛名早就传开了。因此，他受到政府和学术界的善意的欢迎。他在新建立的大学里的授课和演讲给他们很深的印象。可是伊斯兰教长却使人们怀疑他有自由思想，终于把他放逐出境。他于是到开罗去。在开罗他备受欢迎。这里他跟官方毫无关系，直至阿拉比起义前，能够自由地工作，并且在埃及青年当中鼓起了这种希望：如果为着保卫伊斯兰教使它成为一种比较先进的宗教，他们能吸收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科学方法，那麽就有可能摆脱掉欧洲的统治。英国占领埃及后，他被流放到印度去。但在1883年他有机会到巴黎。在巴黎他和他的弟子穆罕默德·阿卜杜一道出版了《欧瓦·伍思卡》周报。这家周报虽然不久就停刊，但影响很大。他后来的命运，本书下文在谈到波斯历史中将会述及。

1885年，他的弟子穆罕默德·阿卜杜先回贝鲁特，1888年再回到故乡埃及。在埃及，他的同胞把他当做解放他们的使者来欢迎他。他当了人民法庭的法官，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1899年提升为埃及的穆弗蒂。他在1905年7月11日死去以前，对法律改革和古老的爱资哈尔大学教学改革起了很大的影响。他创立了伊斯兰教的现代主义运动，目的是要恢复创教者的理想，以便使这些理想清除一切后来添上的东西，在这个已因西方文明而完全改观的东方世界中也能表现出活力来。他的思想直至现今仍然支配着埃及的宗教生活。

谢选骏指出：肢解了基督教会的“世俗主义”和“民族主义”也同样肢解了伊斯兰世界。在传统的基督教社会，由于这种肢解的力量来自内部，其取代者便是科学与民主；在传统的伊斯兰世界，由于这种肢解的力量来自外部，其取代者便是迷信与专制了。伊斯兰世界的这一处境，与俄国和中国的情形有些相似。

【第三章  北非】

的黎波里，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自从在十六世纪被奥斯曼征服后，就成了各该省总督的驻在地。这些总督们的头衔或称帕夏，或称代，或称贝，他们和在伊斯坦布尔的中央政府关系上比之在埃及和叙利亚的帕夏更具独立性。因为从十七世纪起，苏丹手里就没有一支像样的舰队。

1835年夏季，的黎波里坦尼亚的帕夏优素福死去。他属于从1711年起就统治这个国家的卡拉曼利家族。有两个族人争夺继承权。一个有法国势力的支援，另一个有英国势力的支援，因拿破仑远征后，法英在这个国家都占有一个立足点。在冲突过程中，这两位卡拉曼利族人都请求帝国政府作主。后者就抓住这个机会恢复它在这个失去的前哨的权力。它派遣一支分舰队来到的黎波里，任命那位受法国保护的人为总督。当后者亲自到伊斯坦布尔就职时，他被当做政治犯扣押起来。穆罕默德，拉乌弗帕夏代替他来到的黎波里当总督。另外一个争位的人起兵造反，把他困在的黎波里卫城内，而要守住这个卫城是很困难的。

直至1836年4月，海军大将率领分舰队增援之后，土耳其人才能再次征服这个国家的内地。次年精明的哈桑帕夏就任总督，诱使居住在人迹罕到的地区柏柏尔人至少在名义上承认苏丹的统治。在土耳其统治下，的黎波里城内不久出现了一个意大利人的居留地；这个国家如何在1911年落入意大利人的手里，上面已经述及。

一直到十九世纪初叶，突尼斯的贝和阿尔及利亚的代(总督)同的黎波里坦尼亚的卡拉曼利家族，和摩洛哥的统治者一样，都极力从事海上抢劫，由于目标是基督徒，穆斯林人认为这种行为是值得赞美的宗教战争。基督教国家从来不能够联合起来对付他们，而宁愿各自纳贡来交换航行自由。

（谢选骏指出：基督教世界较早受到世俗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撕裂，比伊斯兰世界更早分化。取代基督教的是殖民主义的炮舰政策。）

十八世纪末叶法国甚至和阿尔及利亚的总督建立了亲密的关系。拿破仑准备远征埃及时，这位总督运粮来接济他。但是在付款问题上却没有达成协定。这笔交易由两家犹太商行白克里和布斯纳赫进行的谈判。(这两家商行的头子纳弗塔利在1780年起就控制了这个国家，把它的财富吸吮得千干净净，直至1805年新军哗变才把他推倒。他和许多其他犹太人都被杀死。)经过长期诉讼后，到1819年10月28日，才付给他们一笔七百万法朗的款项。但债权人在法国扣留了这笔钱，而总督却要求直接付给他的人。

因此，他在海上禁止法国船只的航行，并在他的领土上给法国商行找麻烦。他特别愤恨德瓦尔领事，认为拖延付款是他捣的鬼。在1820年4月30日开斋节的那天上午招待外交团的会上，总督怒不可遏，竟用手杖打了这位领事，并把他撵走。在他拒绝道歉之后，法国把阿尔及利亚海岸封锁了两年之久。由于法国政府耍避免战争，因此在谈判时表现了温和态度，而总督却认为这是软弱的表示。1829年7月发生了另一件事情。“拉普鲁翁斯号”舰长一直在阿尔及利亚谈判，但无结果。当这只船驶离港口时，一个炮台开炮袭击。法国对这个新的侮辱不能再置之不理。

1830年5月25日，军政部长德·布林蒙亲自率领三万大军分乘六百只帆船及七艘小轮船，从马赛驶向非洲。  6月14日，法军在阿尔及尔附近登陆。四星期后，这位阿尔及利亚统治者被迫投降。布林蒙当时已从海上占领了奥兰和波那，在陆上推进到小阿特拉斯山脉下的布利达。当时7月革命已在巴黎爆发，克洛泽尔将军接替了他的职务。克洛泽尔在9月2日到达阿尔及利亚，立即计划在这个国家进行殖民。到10月时，他已经建立了第一个模范农场。他把君士坦丁省送给突尼斯总督，他代表法国只要阿尔及利亚的肥沃平原——马蒂亚。他这种独断独行引起巴黎方面的愤怒。次年初，即被召回。继任他为司令官职务的人大多数都把精力消耗在和阿拉伯及柏柏尔人的小接触上。法国政府由于害怕英国，当时已经几乎要放弃这个殖民地了。

与此同时，奥兰省陷入完全无政府的状态之中。这种局势被青年冒险家阿卜杜勒·嘎迪尔所利用。他是一个穆拉比特伊斯兰教隐士、一个托钵僧的儿子。他年青时，曾经到麦加朝拜过两次。哈希姆和阿密尔两族为了连年格斗，疲于奔命，都投到这位勇敢．聪明而虔诚的年青人的麾下。当时他只有二十二岁。他在短期内，就在战场上击败了其他酋长，然后自称为“信徒的领袖”，并且宣传耍对法国进行圣战。奥兰省司令官德米歇尔将军和他进行谈判，但是这位将军的继任者特雷泽尔，低估了对方的力量，率领力量不足的战斗部队深入内地远征。1835年7月26日，他在马克达河一带遭到惨败。从此以后，阿卜杜勒·嘎迪尔在整个北非被认为是伊斯兰的救星。

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法国政府在1835年8月再度任命克劳泽尔为总督。他把阿卜杜勒·嘎迪尔赶出他的马斯卡拉首都，将被后者的军队包围在特累姆森的土耳其人解围。由于巴黎方面对于大举远征的开支颇为踌躇，克劳泽尔只得暂时满足于远征君士坦丁。当时有一位觊觎王位的年青人答应帮助克劳泽尔将军反对执政的总督。后者从奥斯曼帝国政府那里获得了帕夏的衔头，但是他的横征暴敛引起了百姓的憎恨。克劳泽尔认为有七千兵力就可以占领这个国家。但到了11月，经过苦战之后，被迫退回，任务没有完成。由于这次败绩，1837年2月达姆雷蒙将军接替了他。

这时，比若将军击败了不断向西部法军阵地骚扰的阿卜杜勒，嘎迪尔。但由于法国政府要首先雪除在君士坦丁所受的耻辱，比若只得在5月31日在塔夫纳河上和阿卜杜勒·嘎迪尔签订了对法国非常不利的和约，不但把马斯卡拉，而且把几乎奥兰全省和阿尔及利亚省的相当一部分都归完给嘎迪尔。可是，阿卜杜勒·嘎迪尔在马赞那、吉邦和拉荷雅特设置了总督，把自己的权力向东扩展。他还向撒哈拉挺进，在1838年11月，在围攻五个月之后，击败了穆罕默德·提拉贾尼隐士的堡垒。提拉贾尼依仗自己在柏柏尔人中的威信曾经反对嘎迪尔。嘎迪尔企图主要用欧洲的方法来训练军队藉以维持他的统治。

1837年9月底，达姆雷蒙率领一万二千人向君土坦丁出发。 10月6日开始炮轰这个城市。达姆雷蒙原定在六天后开始正面攻击。但在准备期间他战死了，由瓦莱继任。经过浴血巷战之后，这个城市的主要堡垒在10月13日投降。在这次胜利后，占领这个国家的战事进展得很快。在这新占领的省份内修建了菲利普维尔港口。从阿尔及尔基地出发征服了布利达。1839年10月阿尔及尔和君土坦丁的队伍通过了阿特拉斯山脉在布伊拉森林会师了。

阿卜杜勒·嘎迪尔认为法军的这些进军是违反了塔夫纳和约；因此，他在麦地亚宣布了圣战。他的一个总督——伊本·赛里木向马蒂亚进攻。有一个时期，防御薄弱的阿尔及尔城也处于危险之中，可是后来瓦莱在什法击败了阿卜杜勒·嘎迪尔，并在1840年5月18日占领了麦地亚。

到了年底，法国最优秀的军人比若将军出任阿尔及利亚总督。 1841年春季，他从麦地亚出征和阿卜杜勒·嘎迪尔作战，5月4日赢得了辉煌的胜利。他接着回到沿海一带，从穆斯塔哈尼姆再向内地进军。5月18日征服了阿卜杜勒·嘎迪尔的新都塔格迪姆特。又从马斯卡拉基地出发，毁坏了阿卜杜勒，嘎迪尔父亲的堡垒。这个堡垒是这位伊密常去休养的地方，一度是穆斯林狂热的一个很危险的中心。

1842年春季，比若占领了特累姆森。2月9日，嘎迪尔的最后一个设防城市塞布也失守了。此后，他带了五千下属在国内到处流亡，常受法军的追击。5月16日奥马尔公爵经过多次急行军之后，赶上了而且击溃了这些仓皇失措的敌人。四千名士兵，连同嘎迪尔的财宝和他的随从贵族的家属全都落入法军手中。但阿卜杜勒，嘎迪尔在卫土的奋勇保护下，这一次又逃出了追兵的重围，避入摩洛哥的国土。比若和摩洛哥的谈判要求引渡失败之后，就自动过境追击。同时，法国有一分舰队在摩洛哥沿岸出现，威胁着丹吉尔和摩加多尔。8月14日，摩洛哥苏丹的儿子率领了六万五千名土兵沿塔夹纳河支流伊斯利和法军交战。比若虽然只有六千人，却击败了这些装备不良、纪律涣散的摩洛哥军队。苏丹这时准备讲和。但他不交出阿卜杜勒·嘎迪尔。他即使愿意把他交出，也做不到，因为在边境上的柏柏尔部落并不尊重他的权力，同教的情谊，特别是德卡氏族人的同教的情谊，煽起他们狂热主义的火焰。因此，他们继续进行反法的游击战。1845年春，出现了一个新的宗教维护者，布·马札隐士，又称为《带羊的人》。他领导着柏柏尔人达拉部族反抗法国人。

当阿卜杜勒·嘎迪尔再度攻打阿尔及利亚时，比若在整个 1845年至1846年之交的秋冬两季派十八支骑兵纵队追击他，但是没有追到。到了春天，嘎迪尔战败一两次之后，又退到摩洛哥国上去。在法国政府的一再抗议下，最后摩洛哥苏丹被迫派遣军队来驱逐他。12月21日，在摩洛哥炮火之下，嘎迪尔渡过边界上的穆路亚河，不久即被法军包围起来。在法方答应把他送到亚克或亚历山大港后，他在同月23日投降。因为他希望再去朝拜一次圣地。可是他却被押送到土伦，监禁在安布赛。1852年12月2日，拿破仑三世释放了他。他首先到布鲁萨定居下来，1855年发生地震后，他搬到伊斯坦布尔，最后到大马土革。关于他和随他流放的同胞们在1860年德鲁兹人的大屠杀中救出无数的基督徒一事，上文已有叙述。1883年他死于大马土革。

在阿尔及利亚，法国人在该省东部同顽强的柏柏尔人还需要进行长期的斗争。1857年延尼部族中出现了一位女先知——拉拉·法特马，周围各部族都追随她。南敦总督不得不亲自率领三万大军来攻她，经过几次血战后，才活捉了这位女先知。此后，这个柏柏尔人居住的国家才被彻底征服。

在该省南部，法国人派当地的乌来德族的西迪，舍赫为总督，并赋予他们极大的权力。1864年2月，这个王朝的一个代表——西，斯利曼——对一些法国军官的行为感到不满，他叔父西·拉拉鼓动他起义。法军总司令包普莱特从提阿勒赶来，但是本地人的骑兵队起义，把他和他的步兵连砍死。他在垂死的痛苦中还开枪打死了站在他面前的西·斯利曼。这样并没有敉平暴动。

西·斯利曼的兄弟穆罕默德和西·拉兹拉格隐士继任指挥。由于拿破仑三世对这个国家的安全很有信心，早已把久战沙场的占领军调到墨西哥和印度支那去，因此南方的战争拖延了一个很长的时期。到了1864一1865年间的冬天，尽管这两位首领业已战死，可是居住在深山里的他们的部下并没有放下武器。敌人追来时，他们即躲到摩洛哥境内去。维姆芬将军虽惩罚了他们的同盟者，可是到1870年起义者越退越深入撒哈拉。直到1884年才把他们完全征服。

1871年普法战争中，法国战败，改变为共和政体，这又引起了阿尔及利亚重获自由的希望。穆斯林人特别认为1871年10月24日让所有犹太人归化的法令是懦弱的表示。甚至在这一年年初，在征集阿尔及利亚骑兵时，就有骚乱发生，特别是在沿突尼斯边境一带。这个运动有穆克拉尼为他们的强有力领袖，他是马贾那族的巴什·阿格哈。他有两位隐土做助手。他出身于君士坦丁省最富有、最贵族化的一个家庭。他过去表现颇为忠诚，政府曾给予各种各样的荣誉。但当民政政府建立时，他辞职了，据他自己所说，辞职的原因是他决不愿听命于犹太人。他的辞职除了政治上的不满外，还有私人的动机。

在1867年的一次饥馑中，他为了自己阿拉伯人的荣誉感，帮助了他的同胞而欠了大量的债。政府曾答应帮他还债，但没有履行诺言。3月中，他召开了一个部族大会，向最近的一个兵站的司令宣战。4月8日拉赫曼教派的首领哈达酋长，在他野心勃勃的儿子阿齐兹的鼓动下，和他联合起来。在很短的时间内，从海上到撒哈拉沙漠，所有的卡比尔族人都出来作战。叛军已在阿尔及尔邻近一带活动。5月6日，穆克拉尼在奥迈尔附近的绿地河谷上的遭遇战中阵亡。他的兄弟布·马兹拉克继任其位。后者屡战失利，被迫日益向南退却，1872年1月20日，他在鲁伊沙特附近被俘。

在叛军最后被镇压之后，卡比尔人对这次战争不得不付出很大的代价：地方自治权被取消：还要交出四十丘万三千公顷以上的土地给法国殖民者居住。除了一些零星的小规模的起义外，这一场战争是阿尔及利亚最后一次的解放运动被扑灭的标志。越来越多的欧洲殖民者霸占了这个国家，它以后的历史就成了法兰西殖民帝国历史的一部分。

在突尼斯的贝仍然维持独立，但是他疏于政事，因此到了七十年代末叶，富庶的国土有三分之一完全荒芜。突尼斯首都有很多、意大利人居住。他们的祖国希望在这里能够学法国人的榜样。但是，罗马害怕引起国际纠纷，还没有作出决定的时候，法国一有机会就插足进来，也想夺取这个国家。1881年，突尼斯的贝在和一家法国商行发生纠纷之后，在首都被一批法军缴械。这批法军藉口一个贝都印部族侵犯边界要加以惩罚而进攻突尼斯的。贝虽然在名义上仍被保留在位，但实权已被剥夺。

从1544年起，摩洛哥就由一个阿里后裔的王朝统治着，他们先是萨迪一支的沙里夫，1664年，统治权操在哈萨尼·菲拉里家族的手里，这个家族到现在在名义上还是统治者。这个家族执政的代表号称哈里发和信徒的领袖。他们的统治是根据自己是先知的后裔这个嫡传原则，因此，称他们为十叶派会更合适些。但摩洛哥的阿里后裔和在东方、南阿拉伯，特别在波斯的十叶派所从事的宗教发展运动毫无关系。和整个北非一样，摩洛哥也受属于严格的正统的逊尼派的马立克派的控制。

当葡萄牙人正在设法插足于摩洛哥南部而最后几个，马林王朝统治者抵挡不住葡萄牙人进攻的时候，塞耳德家族起来当政。1511年，塔格马达勒特的沙里夫就任宗教战土的司令。他的儿子穆罕默德在1554年击退外国人后，又击败了阿尔及利亚的土耳其人。马林族人原来是希望在后者的帮助下来恢复他们的王国。在这之后，穆罕默德就在全国建立统治。他的儿子、第五代承继者曼苏尔·艾哈迈德一世(1578—1610年)把他的家族的权力深入到撒哈拉沙漠，征服了提姆巴克图，并消灭了加奥的阿斯基亚王国。

对外的胜利使他在马拉喀什维持了一个富丽堂皇的宫廷，却忽略了国内的发展。他不在内地加强自己的权力，却满足于用驻在非斯城周围的北非南部的柏柏尔人和特累姆森及乌志达两个地方的阿拉伯人部队替财政大臣收税。他的几个，继位人都昏庸无能，在他们的统治之下，非斯独立了。被逐出西班牙而在拉巴特和萨尔的摩尔人叫做安达鲁西亚人，由于从事海上行劫而致富，他们住在贵族化的城市共和国内，象在老家一样。有些伊斯兰教隐土在自己的寺院的隐土居留地内对徒衆也行使世俗的权力。

1660年最后一个萨迪王朝统治者被杀之后，统治塔菲来尔特的哈萨尼贵族的首领拉希德崛起，逐步消灭了各个小统治者。他的兄弟和继承者易司马仪(1672—1729年)建立了一支强大的黑奴兵团。这些黑奴受布哈里传统教规的约束，因而叫做布哈里部队。他用这个兵团牵制柏柏尔人，而且想清除利用萨德王朝的庸弱无能乘机侵犯国土的外国人。几乎有两个世纪(1471—1661年)，葡萄牙人占领了地中海最重要的丹吉尔海港。1661年，布拉甘扎的凯塞琳公主把这个城市作为妆奁给了他的丈夫英王查理二世。

1684年，易司马仪围攻丹吉尔六年之后，终于从英国人手里夺回这个城市。他还把西班牙人从大西洋沿岸的根据地赶出去。

1580年西班牙王菲利普二世兼并葡萄牙时，也占领了休达，就在葡萄牙王国恢复之后，休达还隶属于西班牙。易司马仪围攻休达时，西班牙虽然受王位继承战争的牵制，无暇顾及英勇的守军，休达孤城守了二十七年(1693—1720年)。易司马仪死后，摩洛哥又陷入无政府状态，黑人军队兵权，任意拥立和废黜统治者。易司马仪的孙子穆罕默德一世(1757—1792年)，首先恢复秩序，进而与欧洲列强订立商约，企图制止自己的臣民的海上劫夺行为。可是这个办法没有给他的国家带来期望的利益。在他后代的统治之下，政府的缺点越来越明显。他们极严密地封锁国境来对抗欧洲人的压力，只许欧洲国家派遣外交使节驻在丹吉尔，企图这样来保卫自己。

摩洛哥的宪法对缴纳捐税和供应兵源的被征服地区布拉德马赫辛和比它大约莫四五倍的独立地区布拉德赛巴，有明确的区别。在亚特拉斯山区，只有一块小得快要消灭的地方算是布拉德马赫辛的一部分。只有在西边沿海一带的几个部族确是真正被征服的。其他的部族在名义上虽然还承认苏丹的权力，却不纳税，不过有时向马拉喀什送些贡礼而已。在亚特拉斯山区，人迹罕到的地方，有些部族甚至可能根本就不晓得有苏丹的存在。

柏柏尔人大族的酋长们把自己看做跟苏丹同样有权力，把苏丹看作不过是一个敌对的遥远部族的领袖而已。譬如说，1889年，拉赫马部族甚至不肯把干：草供应给自己区内的一万名属于苏丹的军队。这一年，这个部族又干脆不让要向苏丹呈递国书的意大利大使过境。在这些情况之下，苏丹的对策是命令一个邻近的部族来对付这个抗命的部族，允许它把这个抗命的部族“吃掉”。“吃掉”是摩洛哥政治上的一个专门术语。可是这种办法并非经常有效的。许多小部族，例如迈兹古尔达部族，多年来不断地反抗苏丹。一般来说，苏丹不得不与各部族协商；而他的主权仅仅限于在名义上批准部族自己所选出的酋长，很少超过这一点。苏丹最关心的事情总是和隐土友好相处。这些隐士在柏柏尔人当中有很大的势力。他们来拜访的时候，苏丹总不敢不给以厚赐。

布拉德马赫辛也谈不上有组织的政府。苏丹的民政权力由卡伊德执行。在非斯、拉巴特和麦克尼斯这些摩洛哥大城市，这些卡伊德的头衔是帕夏。他们的主要职务是收税，其次是维持公共秩序和执行法院的判决。按照东方的古旧的惯例，他们都没有薪水，反而要拿钱来买缺。他们因此在合法收税和其他收入之外，非得进行勒索才能补偿买缺的高昂代价。苏丹的处境有时和从前巴格达的哈里发相似：在从前从属于他的统治的地方，为了要至少保留一点威信的样子，不得不承认一个新得势的人做卡伊德。而这个新得势的人常常很可能是拦路强盗出身的。

卡伊德供给苏丹的姆哈兹尼亚(部队)大部分是封建骑兵，其中有一部分在苏丹宫中当侍卫，另一部分分散在全国各地亚特拉斯山谷一带的卡斯巴中维持治安。苏丹在所有的大城市招募步兵 (阿斯卡尔)，受一些欧洲式的训练，来补充这些队伍。在二十世纪初叶，这支步兵由一个英国人麦克莱思指挥。不过军队的武器和训练还有很大的改进的余地。

1873年，满怀着国家富强的美梦登位的哈桑苏丹，为了在国内与实际情况进行斗争，弄得精疲力尽。他虽然能够向南进一步扩大布拉德马赫辛，甚至更进一步深入撒哈拉沙漠，但是他所能够支配的有限权力，、不能够把国内的实际情况扭转过来。1894年，他征伐一个背叛的柏柏尔部族时，死于军中，遗下塞加亚西族女奴所生的未成年幼子阿卜杜勒·阿齐兹。他遗命废长子，立这个幼子。他手下最有权力的顾问，西·艾哈迈德，伊本·穆罕默德，秘不发丧，直到尸体运到继位者的驻地的拉巴特才公布。他在那儿拥立阿齐兹为哈里发，自居保护人。1900年，这位大臣死后，年轻的苏丹向往欧洲文明，增加赋税，以至民心离散。国内民变蜂起。突出的是塔扎的鲁基·欧麦尔·扎尔胡尼，人称布·哈马拉，意即“骑驴的人”(东方古代救世祖的称号)，他长期骚扰，直到1909年被捕处死为止。

法国企图利用摩洛哥的这个弱点，乘机向西扩大殖民地。1904年，法国承认英国在埃及的地位，答应西班牙在北部旧属地扩大势力范围之后，获得它们同意自己这个目的。法国强迫摩洛哥苏丹接受一个在法国的协助下进行行政改革的计划。1905年3月31日，德皇威廉二世在地中海周游时，曼奈斯曼兄弟争取到了他的顾问们支援他们在摩洛哥采矿方面的当时并不明确的经济利益，在这些顾问们的劝告之下，德皇在丹吉尔登陆，而且在一篇演讲中，出面卫护苏丹的独立。阿卜杜勒·阿齐兹因此能够召集一个国际会议来研究摩洛哥问题。1906年1月15日至4月7日的阿尔赫西拉斯会议承认苏丹的主权，并决定建立一支国际海港警察队，利用欧洲资金设立一个国家银行。

尽管有这种援助，阿齐兹还不能够恢复国内的秩序。1907年，他只能眼睁睁地瞧着法国强占乌志达和卡萨布兰卡。因此，他的兄弟阿卜杜勒·哈菲兹在全国对他普遍不满的情绪下，起来反对他，将他废黜。哈菲兹在很短时间之内平定全国，承认阿尔赫西拉斯公约之后，得到西班牙和法国的承认。但是哈菲兹跟他的哥哥一样，对困难的状况也应付不下。

1911年，当他被叛乱者包围住非斯的时候，甚至不得不向法国乞援。西班牙也乘机扩大属地，占领了拉腊歇和卡斯尔之后，摩洛哥的国运从此休矣。虽然德国还派“豹号”炮艇到阿加迪尔，企图争取一些经济权利。不过，德国最后也承认法国的保护权。1912年11月4日，法国与摩洛哥苏丹签订条约，把这一点明确规定下来。优素福继承哈菲兹的王位。1927年优素福死后，由其子穆罕默德三世继位。法国将领里利奥泰元帅进攻尚在顽抗的部族，恢复了政府的威信，但是苏丹不过是个有名无实的元首而已。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法国保持着原有的地位。从1921年到1924年之间，法国经过了耗费人力物力的游击战将政权扩大到摩洛哥全国各地。在此以后，为摩洛哥自由而斗争的战土还只有一个，那就是阿卜杜勒·克里木。他的家族很久就住在阿尔胡西迈斯湾上阿日迪尔的海岸。他为了替尚未受西班牙人所征服的部族争取自由，1921年带领一小队的人反抗西班牙。这个小队发展很快，终于使摩洛哥北部的部落差不多全数加入作战。他使西班牙军队受到重大损失之后，还进攻法国地区。西班牙和法国采取联合行动的时候，他已经威胁到非斯。 1926年春，阿卜杜勒·克里木战败投降，先被流放到马赛，后来到毛里求斯岛。此后西班牙在摩洛哥也巩固了自己的权力。摩洛哥的英勇战士在帮助佛朗哥军队征服自己的祖国时，起了很大的作用。

整个北非的文化生活到现在还完全停顿在中古时代的水平。摩洛哥学者继续从事他们祖先受传统限制的旧式科学工作，写宗教经典的评注，以及范围广泛的传记。哈菲兹苏丹本人也积极参加这些方面的研究。他甚至成了一个作家，并且自己出钱印行古典书籍。在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法国人尽管办了初等教育，阿拉伯人在文化上也不能有更高一些的成就。因此，突尼斯虽然创造了一个革新党和一个立宪党，提出的要求对保护国政权说来，有时是很伤脑筋的，可是北非的穆斯林直到很久之后，才能够对外国的统治进行文化上的斗争。1922年7月10日，新担任贝的穆罕默德·哈比卜开始统治之后，政府方面实施了一些无关紧要的改革。伊本，贾鲁尔医生领导之下的阿尔及利亚知识份子和在阿拉尔·法西领导下的摩洛哥知识份子要求改革的愿望看来也是没有什麽希望。1938年初，阿拉尔法西被法国放逐到法属塞内加尔境内的加蓬去了。

谢选骏指出：从外部肢解了伊斯兰世界和穆斯林国家的欧洲列强，并不在那里传播基督教，而是在那里教唆犯罪，因为他们自己早已脱离了基督教，而变成了唯物主义的恶棍。

【第四章 苏丹】

在撒哈拉沙漠之南，从塞内加尔到上尼罗河流域之间，黑人，即所谓地中海种族的含族人、尼罗特人、努比亚人居住的地区之内，阿尔莫拉维王朝早就已经在西边一带传播了伊斯兰教。早在十一世纪，加纳的国君，和他们的藩臣塔克鲁尔人(现在叫做图库劳尔人)的统治者，同上尼日尔河的马里国王一样，都已经信奉他们主子的宗教。十三世纪的时候，提姆巴克图是伊斯兰教文化的中心。

1591年，摩洛哥人袭击提姆巴克图，结果非但没有加强，反而摧毁了这种文化。直到十八世纪，1720年，塔克鲁尔人在法图—雅伦建立新的神权政体之后，穆斯林的宣传才有新的推动力量。1776年，他们征服异教徒富尔人，强迫他们信奉伊斯兰教。塔克鲁尔人乌斯曼·丹法约使豪萨人改变了信仰，在1802年建立索科多国。他的族人欧麦尔去麦加朝觐的时候，参加了在摩洛哥非常有势力的贾尼提教团。该教团的教长把苏丹一地封给他。从1838年起，欧麦尔征服大部分苏丹地方，到了1864年死的时候，苏丹承认伊斯兰教为国教。1890年之后，他的后代被法国殖民者所征服。

在中部苏丹，沿乍得湖一带，早在十一世纪的时候，伊斯兰教就已经传入坎尼姆，但是到十六世纪后才能够在波尔努和巴及米教获得一个牢固的立足点。到十七世纪才能够在瓦达伊获得一个牢固的立足点。

在东部苏丹，七世纪以前信奉基督教的努比亚人很早就由手埃及的关系而改信伊斯兰教。一个新王朝的始祖素莱曼在十六世纪时，把伊斯兰教带到达弗。到了十八世纪，他的后代征服科多凡。可是，直到十九世纪埃及征服苏丹之后，伊斯兰教才大大发展起来。但是异族统治同时也煽动了宗教的狂热，这种狂热情绪出了一个领导人物，就是著名的麦海迪。

穆罕默德·阿卜杜拉是一个穷校长的儿子，十九世纪中叶生于顿古拉省。他的家庭自称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他念完神学之后，参加托钵僧的萨曼教派。1870年，他移居于白尼罗河中的阿巴小岛，在河边一个洞穴里修道。他同他的教师反目，因为后者替儿子举行割礼节的时候，取消教派内禁赌禁舞的教规，他认为师父这回事做得不对，而被逐出这个教派。他拒绝接受任何调解。他这种严格的行为，获得全国一致的赞许，不久就纠合许多门徒。他既然预料到政府方面不会帮助他，就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劝告门徒们起来挽救宗教的堕落。因此认为他负有崇高使命的念头一定是在他心里逐渐成熟起来的。

他像伊斯兰教过去历史上其他改革家一样，以自己的祖先穆罕默德的名义对信徒们发誓，自己是救世的麦海迪，要在世间替天行道。他的一个朋友属于达弗西南塔阿沙·巴加拉部族的阿拉伯人阿卜杜拉·穆罕默德·法基加强了他的这种信心。阿卜杜拉·穆罕默德·法基后来成了哈里发，他要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去科多凡走一趟，因为西部的比较强大、比较勇敢的部族似乎是更容易争取过来举行起义的。穆罕默德在途中与一切世俗的和宗教的领袖接触，相信全国到处都是怨声载道。有的对埃及当局的贪得无厌感到不满，有的对苛捐杂税摊派不均和横征暴敛觉得不满。

此外，在英国的压力之下，埃及政府宣布废除奴隶制，因而扰乱了整个经济生活。

埃及政府逐渐注意到他，特别是因为他从前的教师对他一再散布怀疑。1881年7月，苏丹总督赖乌弗帕夏发出传票召穆罕默德从阿巴岛到喀土穆来辩明自己。但是这位麦海迪却把这种傲慢不逊的建议置之不理。他现在公开自称为一国之主，宣传反异教徒的圣战。他当然把不承认他有上天使命的穆斯林也包括在异教徒之内。赖乌弗低估了穆罕默德的力量，认为两百名带枪的土兵就能够把他结果掉。8月11日晚上，这一支部队坐汽船到阿巴小岛，把茅屋包围起来，四面开枪。但是麦海迪和他手下虽然手无火器，都埋伏在长得很高的草里，直到天黑才冲出来。埃及的队伍几乎全军覆没，只剩下几个人游水回到船上。虽然有了这次胜利，麦海迪仍决定退往科多凡，避免靠近喀土穆而受到威胁。他一路无阻地到查底尔山，在此地击毁法绍达的穆迪尔派来打他的军队。这批刚刚攻克达弗的久经沙场的军队一点也没有把托钵僧看在眼里，没有按照苏丹流行的惯例往往在晚上安营时设下刺网作为防御措施。到了夜里，他们被劫营，全军溃散。

这一场胜仗给麦海迪带来了不可胜数的新信徒。他像先知穆罕默德的作风，把大量的战利品分给信徒，藉以争取人心。9月初，他兵临乌拜德。城里的商人已经和他谈判好，但是守城的埃及部队却准备作战。麦海迪初战被击退，之后，就把城市包围起来。1833年1月18日，该城被迫投降。他现在就定都乌拜德。苏丹各处的信徒源源不断地到这里来见这位真主的圣徒。他身上只穿一件长袍，一条布裤，腰间围着一条绳子或布带，在信徒们面前，外表和举止都显得很谦卑。可是在屋子里，他早就过着很好的生活，他像先知穆罕默德一样，喜欢女人，还像先知一样，经常在战利品中，选择最美丽的女子留给自己享受。

（谢选骏指出：回教先知穆罕默德晚年纵情声色是在恶补他年轻时遭受老寡妇骚扰性侵霸占消费的青春损失……那么现在这位自称“真主的圣徒”的家伙呢？是否也有不能启齿的童年创伤和悲摧情怀。）

他的统治保持了尽可能的简单的组织形式。按照穆罕默德的法律：有什一税，五分之一的战利品，犯叛国、饮酒、抽烟等罪的人的财産都归国库。对麦海迪的使命有任何怀疑的人都处以死刑，或财産充公。研究神学和法学从前是得到尊重，现在受到禁止，有关书籍全部焚烧。另一方面，他介绍大家勤苦阅读《古兰经》和先知穆罕默德的少数几条格言，却又禁止公开讨论这些东西。

这个时候，埃及已经被英国占领，当时派了希克斯帕夏率一万名埃及军来到苏丹。这支军队带着六千匹骆驼，由于对英国的统治不满，进军很慢。因此，麦海迪能够不慌不忙地武装备战。1883年11月3日，他在乌拜德东南约三十七英里的比尔克特进攻埃及军队。他首次攻营不利，可是第二天早晨袭击了在行军中的埃及军队，把对方完全击溃。

打过这场胜仗之后，整个苏丹都屈服在麦海迪的脚下。住在大城市的欧洲人和埃及人仓皇逃命。1883年12月，达弗省会达拉的城防司令前奥地利军官斯拉丁帕夏跟麦海迪的部下打过一年仗之后，也投降了。

英国政府已经准备放弃全部苏丹，派出曾在中国打败过太平军的戈登将军来喀土穆，护送还留在喀土穆的欧洲人回埃及。戈登从前做过苏丹的总督；他认为自己在那里特别得到人心，因此能够违令继续维持英埃的统治。但是他的威信由于反对贩卖奴隶而已经大受影响。2月18日，他抵达喀土穆，就马上通告麦海迪，提出如果麦海迪肯释放俘虏的话，就承认他做科多凡的统治者，恢复自由贩卖奴隶，还跟他开始建立贸易关系。麦海迪的答复要他投降。8月22日，麦海迪出兵攻喀土穆；他一面慢慢进军一面从四面八方吸收战斗的力量， 10月间他包围了这个城市，初时进展不大，因为麦海迪派挡不住炮火。由于戈登没有疏散城内非战斗人员，供应问题不久就严重起来。到了1884年年底，虽然有一支英军沿尼罗河而上，在马他马击败麦海迪的前哨部队，可是到了1885年1月15日，乌姆—都尔曼堡垒还是投降了。1月25到26日夜里，麦海迪身先土卒，攻陷城垣。戈登在宫中被杀死。

当时英国对苏丹毫无办法，只有让它去，麦海迪迁都到喀土穆，在这儿他的威权达到最高峰。他的部下都得学他的样子，穿托钵僧的衣着。他为了防止部下受到对自己威信有害的影响，封锁全国的·边境，并且禁止到麦加去朝拜圣地。他总算还好，没有亲身尝到势力衰落的滋味。1885年6月中旬，他害了伤寒病，一个星期后病死。

麦海迪临死时，在病榻上再次明确指定别名艾卜，伯克尔的阿卜杜拉哈里发做自己的继承人。阿卜杜拉是他生时的得力助手。忠于麦海迪的人毫无异议地宣誓忠于新主。阿卜杜拉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把救世主所任命的两个哈里发免职。阿卜杜勒·凯里木伊密当时正在围攻卡萨拉的埃及守军，为了不小心讲些哈里发职权的话而被召回。他不得不把对自己本人效忠的黑人部队移交出来。阿卜杜拉迁都到乌姆都尔曼，这是最初被麦海迪派攻下的尼罗河左岸上捍卫喀土穆的堡垒。

这时候，卡萨拉已经攻下。埃及军队现在还从阿比西尼亚边境一带的要塞据点撤退。哈里发派一个埃米尔驻在加勒巴特，不久之后，这个埃米尔就进攻阿比西尼亚，但在侵入间姆哈拉省的时候，被该省省长拉斯·阿达尔打得大败。哈里发为了报仇雪恨，又派遣六万大军出征阿比西尼亚。拉斯·阿达尔首先进兵到布拉辛平原迎战，被击得一败涂地。麦海迪派乘胜直捣当时阿比西尼亚的首都贡达尔。城中居民弃城逃遁。麦海迪派便焚城而回加勒巴特。

1889年初，阿比西尼亚皇帝约翰矢志报仇雪耻，集中全国军队，带两师兵进攻加勒巴特。他的兵有的是他自己的提格勒部族人，有的是阿姆哈拉省人。头一天围城，阿姆哈拉部队就能够深入防御薄弱的地区。皇帝对他们的功绩心怀妒忌，坐在宝座上，让自己部族的战士擡着宝座督战，结果受了伤，当天晚上(1889年3月 9日)身死。阿比西尼亚军队失却领袖，连夜撤退，他们改朝换代的时候，很少没有经过一番变乱的。麦海迪派军队出来追击，迫得阿比西尼亚军队弃营而逃。

由埃明帕夏(即施尼茨勒博士)替埃及坚守到这个时候的赤道省，到了1888年夏天，在埃明帕夏与斯坦利一起移往东海岸之后，被麦海迪的军队所占领。

哈里发连战连捷之后，决定出征埃及，这是麦海迪既定的许划。1889年5月，他派阿卜德·拉赫曼·努朱米率兵北征，命令他绕过瓦迪—哈尔法，夺取阿斯旺，然后在那里等候命令。可是，努朱米行军时，连瓦迪—哈尔法的守兵都把他打得损失惨重。到了托斯基，埃及军总司令出来迎战，把他的军队歼灭殆尽。这一年，1889年，苏丹祸不单行，遍地饥荒，哈里发束手无策，因为四面八方都是敌人包围，他得不到粮食供应。

1890年，形势有些好转。苏丹境内最勇敢的一个黑人部族希卢克人被征服了。麦海迪军队由水路袭击这个部族的都城法绍达，守军抵挡不住这支有机关枪配备的军队。

哈里发的专横统治特别激起了麦海迪的亲族的不满，因为他剥夺了他们的一部分权力。麦海迪的几个遗孀中，特别是他的正妻，鼓动群衆反对哈里发。这个正妻是麦海迪援先知穆罕默德的前例，取名叫阿绮莎的，意即“信徒之母”，跟她同名的阿绮莎从前也鼓动过群衆反对阿里哈里发。哈里发及时地得到报告，知道这些沙里夫图谋不规。麦海迪亲族也按先知穆罕默德的前例，都称为“沙里夫”。在阴谋者集合之后，正在准备袭击哈里发的时候，哈里发把他们包围起来，但是他考虑到信徒的情绪，饶恕了他们，向他们作了一些让步。

他们听信了他的话，放下武器，这时，他就提出法律起诉，把他们流放到法绍达去。

在阿比西尼亚边境，这个麦海迪国家受到意大利人的威胁。意大利人在埃及撤退之后，占领了马苏阿，从那里向内地推进。 1893年1月，他们在这儿与哈里发的一万多名军队相遇，而把它击败，这支哈里发的军队当时正在劫掠东部苏丹的阿拉伯人。 1894年春天，意大利军队进攻卡萨拉。守城的麦海迪军队对领袖不满，不肯应战，而撤退到戈拉查布。还好这时候阿比西尼亚的麦纳利克皇帝挡住了意大利军队的进展。1896年3月1日，他在阿多瓦一场血战中，把意大利军队打得大败，因而替麦海迪军队在这一方面消除了此后的任何危险。

但是在这个时候，亡国的乌云已经在北方密布。1896年秋天，埃及军总司令基钦纳将军奉命进攻苏丹。在乌姆·都尔曼血战中，哈里发本人阵亡。基钦纳摧毁了麦海迪的帝国。但是，麦海迪的思想并未消灭。到1928年7月，英籍苏丹总督还认为必需在苏丹保持一支强大的空军用以应付虽然潜伏着，可是仍然存在的麦海迪主义再度爆发的危险。

九十年代末期，非洲东边角上的索马利亚人当中发生了一个与麦海迪主义有关的运动。1895年，欧加登部族的穆罕默德·本·阿卜杜拉·哈桑大约在三十五岁的时候；朝拜圣地，在麦加被穆罕默德·本·萨利吸收加入了自己所创立的萨利托钵僧教团。萨利是苏丹神秘主义者易卜拉欣·赖世迪的门徒。萨利教团是从麦海迪运动分离出去的一个派别，艾哈迈德教派的支派。哈桑回家之后，在杜尔巴汉塔部族中定居下来，按照他的老师的方针，代表一种更加虔诚的信仰，在穆斯林当中进行工作。他在这个部族，就像他在自己的欧加登部族亲戚当中一样，不久就有很大的势力，甚至柏培拉的英国行政当局也得利用他来平息游牧部族之间的争端。

到了1899年，他自称为麦海迪，而英国人却叫他做“发疯的穆拉”。在以后他连年征伐几乎有二十年之久不断给英国人，意大利人和阿比西尼亚人制造了不少麻烦。英国人虽然把他的队伍击败过不止一次，可是到了1905年，英意这两个殖民国家还准备让他在努伽尔河谷，意大利占有这一部分地区内保有独立的领土。但是到了1908年，他又出兵劫掠意大利和英国的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意大利终于与跟哈桑敌对的北部索马利亚兰的部族酋长们签订条约来牵制哈桑的力量。

直到1920年初，英国才决定积极对付他：英国的空军很容易就捣毁了他的阵地；在英国的骆驼部队和他们的盟军索马利亚人追击下，哈桑逃回自己的欧加登部族。

1920年11月23日，他死在那儿。他像麦海迪在苏丹那样，企图光靠托钵僧的统治，不顾部族之间的一切矛盾，在宗教的基础上把人民团结起来。这种企图早在1905年就已经失败了，因为在这之前，他的老师在麦加受英意两方面的嗾使，把他驱逐出教，使在索马利亚人当中传道的另一个嘎底里叶教派能够把哈桑当做异端来向他斗争。此后，他不过是普通一个部族酋长而已，他手下的人追随着他不过指望分到大量的战利品而已。

在麦海迪的托钵僧霸占苏丹东部的时候，在西部，在从前埃及领地的废墟上産生了一个新兴的力量。阿拉伯人左拜尔帕夏作为埃及基代夫手下一个比较独立的总督统治着伯克尔—格萨尔。

1874年底，他奉召到开罗当诽谤者面前为自己辩护的时候，指定儿子素莱曼代理自己的职务。在他被扣留之后，他儿子就保持着这个职位。1879年英国将领戈登作为苏丹总督正在努力扑灭奴隶买卖的时候，素莱曼与被废黜的达弗国君哈伦会师反抗戈登。意大利人杰西帕夏经过长期穷追后终于把他包围。素莱曼准备投降，但是他的义弟拉比劝他别投降。拉比是从塞那尔来的阿拉伯人，从前忠心耿耿地替他父亲服务，此后与素莱曼同甘共苦。但是素莱曼坚持要投降，拉比就带着几千名左拜尔手下的最优秀的战土离营而去。

他盘据达尔—曼加山巴，从这个地方向南猎捕奴隶。他征服了古蒂黑人国的统治者和击退了兼程来救援古蒂的瓦达伊的苏丹之后，在1884年奉列麦海迪的命令叫他归附。他拒绝接受，把问题提到已经宣布麦海迪为异端的赛努西教团的首领。

赛努西教团是穆罕默德·阿里创立的。穆罕默德·阿里1791年生于阿尔及利亚境内穆斯塔哈尼姆附近的托尔什。他在麦加建立了一个备受尊重的托钵僧寺院之后，1834年移居的黎波里坦尼亚的阿赫达尔山。几年之内，他就把自己的教团从这个地方扩大到整个北非。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派对他的敌视，迫使他于1855年把大本营搬到西瓦绿洲东南要走两三天路程的贾格布。他在一些黑人的国家内，通过传教者也有很大的势力。1859年，他死的时候，年纪还很轻的儿子穆罕默德·麦海迪继承领导这个教团。

1895年，后者把教团驻在地搬到库佛拉，1899年又搬到古鲁去，1901年死于古鲁。继承他的是侄儿艾哈迈德，于1902年又搬回库佛拉。在非洲内地，沿着通麦加和其他地方的队商的大路上，赛努西教团拥有不可胜数的寺院。他们在寺院里勤俭务农，宣传纯粹的神权思想，拒绝承认土耳其苏丹自称哈里发的权利。意大利占领了的黎波里之后，这个教团加入反意大利的斗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这个教团与土耳其联盟，1915年到1916年的冬天里，攻克索伦这个重要海港之后，进攻埃及。甚至在英国于1916年2月重占索伦之后，赛努西教团于1916年夏天还威胁过埃及好几次。到了这个时候，他们的尚武精神已颓丧殆尽，虽然教长穆罕默德·阿比德的弟弟在撒哈拉沙漠一带对法国人继续作战直到1918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意大利的格拉齐亚尼将军完全征服的黎波里坦尼亚的时候，这位教长在1921年到安卡拉去，希望在那儿能够为自己的理想继续努力。但是由于土耳其民族国家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他不久被迫放弃活动。

1877年，拉比进攻瓦达伊苏丹国失败之后，西转向乍得湖进军。1892年，他进攻巴及米苏丹，在包围了布戈曼七个月之后，攻陷这个都城。非洲内地一个最古老，最大的国家波尔努，居民久已不知使用武器，1893年陷入拉比的手里。拉比移都到乍得湖西南岸的迪科亚，这个地方在十九世纪初叶有一个短时期内曾是波尔努国的都城。

拉比的帝国北到瓦达伊，南和西南毗邻索科多和后来成为德属阿达马瓦，东达麦海迪国境。他一般总让自己帝国之内的土着统治者继续作他的藩臣，但派自己的亲信做他们的顾问和监督；只有少数地方，才设置了新总督。在理论上，他力图实行伊斯兰教的组织法。他的最高法官是索科多一个王族海阿图。后者在本国不得继位，因此专心学习。由于各省理当交给拉比的一半税收不够维持军费，他就仍旧大规模地猎捕奴隶，这种活动同时也起了使他部下不断练习作战的作用，他通常是把这种活人战利品拿到的黎波里坦尼亚去贩卖。但是，到了1894年1月10日，法军征服了提姆巴克图之后，向东边撤退的图阿勒格人把这条穿过撒哈拉沙漠的商路闹得很不安全。

拉比因此向西寻找新的市场。1896年，他进攻索科多的富尔比人国家，虽然打赢了几仗，他却不得不放弃原定计划，因为他需要保留实力来对抗法国。法国人很久以来，为了要把北非和西非的殖民地连成一片，蓄意要并吞乍得湖地区。

1897年，法属刚果的一个公务员名叫让蒂尔的突然来到乍得湖，开始与巴及米的统治者进行谈判。拉比炮轰这个藩臣的城市，以示惩戒。1899年，法国行政长官布莱顿奈特带四十四名塞内加尔人组成的步枪队向他进攻。布莱顿奈特认为这一队人加上巴及米统治者的四百名战士就够对付拉比，可是到了7月18日，他却全军覆灭，战败身死。拉比退回库诺堡垒。让蒂尔沿沙利河而下，攻击拉比。

10月底，发生剧烈巷战，法军伤亡过半，可是拉比本身也受伤。虽然这样，这个要塞仍旧坚守未下。法军的拉米少校从北方穿过撒哈拉沙漠来到乍得湖，在波尔努立了一个新的苏丹，在沙利河三角洲上与让蒂尔会师。4月22日双方决战，结果法军胜利，但是牺牲重大。拉比本人战死。5月1日，他的都城迪科亚陷落。他的儿子法德拉拉初时沿着贝努埃河逃入英国属地，后来虽然收复了迪科亚，可是不久之后，他也战败被杀。

1893年11月15日和1894年3月15日所订的两个条约把乍得湖周围地区瓜分给法、英、德三国。1898年7月10日，当麦海迪的国家与英国斗争而战败的时候，法国马尔尚少校进军到希卢克族的法绍达领土。这地方是1890年麦海迪手下的哈里发征服的。但是到了9月19日，基钦纳迫使马尔尚撤兵，经过长期谈判之后，法绍达于12月 11日并入英埃苏丹。1904年，英法协定成立之后，把法绍达这个不祥的名字改换为科多克，目的是想把这两个西方强国的冲突忘记掉。

谢选骏指出：人说“穆罕默德·艾哈迈德·马赫迪（英文：Muhammad Ahmad Mahdi；1848-1885）苏丹马赫迪起义领袖。原名穆罕默德·艾哈迈德(Muhammad Ahmad)。1881年称马赫迪(伊斯兰教的救世主)，号召均贫富，反压迫，反对英、埃（及）统治，领导人民起义。1883年全歼英将统率的军队一万人。1885年攻克喀土穆，击毙总督查理·乔治·戈登。统一分散的部落，为马赫迪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我看从外部肢解直接了伊斯兰世界和穆斯林国家的那些欧洲列强，并不在那里传播基督教，而是在那里教唆犯罪，因为他们自己早已脱离了基督教，而变成了唯物主义的恶棍。这个历史背景，也是二十世纪“伊斯兰革命”、二十一世纪“伊斯兰国”等等骚乱得以爆发的国际政治和地方社会的背景。

【第五章  波斯和阿富汗】

在波斯，奈叠尔沙的政权分崩离析之后，全国各地有几个王朝互相争权称霸。在这次斗争中，最成功的一个竞争者是卡加尔人，卡加尔人是跟随萨法威王朝易司马仪一世的军队来到波斯的七个土耳其部族之一。阿拔斯一世为了限制他们的势力，除了里海东南岸的阿斯特拉巴德以外，把他们分驻在三个地方：麦尔夫、埃里温和格鲁吉亚的甘哲。奈叠尔死后，阿斯特拉巴德这一支的领袖穆罕默德·侯赛因，在里海各省闹独立，然后并合了阿塞拜疆。但是当他转过来攻打设拉子的卡里姆汗的时候，他和另一个卡加尔族领袖发生冲突，被后者刺死。他的儿子阿迦·穆罕默德，五岁时就被阿里沙切势成为阉奴，在卡里姆汗宫中做人质。1779年，卡里姆汗死时，他逃到毛桑得朗，从这个地方开始，进行了十年的征战，而统治了整个波斯。他迁都到德黑兰。1795年，他征服了格鲁吉亚。格鲁吉亚国王希拉克留斯1783年已经与俄罗斯结盟，但是他的保护者背弃盟约未加救援。次年，阿迦·穆罕默德自立为波斯沙。俄罗斯女皇凯基琳想补救对格鲁吉亚的政策，于1796年派出了一支军队，在她死的时候，这支军队已占领了笛宾特和巴库。她的庸弱无能的儿子彼得马上把兵召回国。1797年，波斯沙又出兵攻打格鲁吉亚，占领了阿拉斯河两岸的什沙之后，被两个为了小事而被判处死刑的奴隶所刺杀。

他的侄子法斯·阿里继位。法斯首先要从叔叔萨迪克汗手里夺回王位。他目前的迫切问题是重建被阿富汗人破坏的德黑兰城。但是，他在德黑兰不过是过冬而已；夏天的时候，他遵循祖先的游牧习惯，住在苏丹尼雅平原上的大营帐里。他对待波斯像对待被征服的敌国似的，不是好好地管这个国家，而是要把它搜刮殆尽。他把自己的许多儿子分派在各省当省长。他们也都学他的榜样。

到现在为止，波斯的外交政策涉及到的只有俄罗斯和奥斯曼帝国，但是拿破仑很早就把波斯包括在自己远大计划里面。甚至在他从埃及和叙利亚撤退之后，他就把波斯看做是进攻印度的一个作战基地。他跟俄罗斯发生冲突的时候，在1807年5月7日和波斯沙订立共同反俄的条约，派加丹将军做特使，从华沙到德黑兰去。可是不久之后，的梯尔西特和约使波斯沙想从拿破仑那里得到援助的希望落空。波斯沙因此转向英国，要求遣派军官训练波斯军队，继续法国军事代表团所开始的工作。这些英国教官却不能有什麽成就，因为到这时候为止，波斯国内的战争全是游牧马队进行的，还没有训练步兵的基础。

波斯沙初时虽然宣称准备参加拿破仑攻打印度的战役，他的主要目的仍然是收复格鲁吉亚。格鲁吉亚最后一个国王，格奥尔吉十二世临死时，把王位让给俄罗斯沙皇，1800年，格鲁吉亚正式归并入俄罗斯。1804年，波斯沙还能够在埃里温击退俄罗斯的初步攻势，里海沿岸一带也防御得很成功。但是在1812年，有一支俄罗斯军队沿阿拉斯河进攻，把波斯军队打得一败涂地，英籍的步兵司令也战死。波斯被迫接受和约。率领波斯军的王位继承人阿拔斯，米尔扎放弃了对高加索的格鲁吉亚、达吉斯坦、明格雷利亚、伊麦雷吉亚、阿布哈西亚各省的权利；把笛宾特、巴库、希尔万、沙基，卡拉巴赫、以及里海边上基兰省内大部分的塔里什地区割让给俄罗斯；  自己并保证不在里海驻扎任何军舰。一切这些条件换来的只是在将来支援他登位的谎言而已。

但是这个条约对边界既然仍没有明确的规定，边界的纠纷就不断发生，到1826年夏天，引起了一切新的战争。波斯王位承继者阿塞拜疆总督阿拔斯·米尔扎渡过阿拉斯河，占领塔里什，但到了9月间，他在甘哲(又名伊里沙维特波尔)战败，被迫渡河退回。

1827年春天，俄罗斯将军帕斯凯维奇率兵攻入波斯国境。有设防的埃里温很成功地抵住了俄国人的攻势，但俄军却能够攻陷邻近的亚美尼亚大主教的驻在地埃奇米阿津，以及纳克奇温和阿拔斯阿巴德要基。阿拔斯·米尔扎驰往援救，但是在7月18日遭到惨败，8月29日，他在埃奇米阿津打败俄国人，总算报复了前仇。

但是吝啬的波斯沙拒绝给他继续作战所需要的供应，因此他只得撤兵。10月13日，俄罗斯军队攻下埃里温。现在阿塞拜疆全境都在俄国军队的脚下；他们占领了大不里土，11月间又劫掠萨法威王朝的发源地阿尔达比尔。1828年2月21日，波斯沙不得不接受土库曼查和约，放弃对埃里温和纳克奇温两省的要求；按照在土耳其所实行的投降条款，允许俄国人在波斯领土内享有治外法权。此后欧洲其他国家也相继要求享有这种治外法权。给俄国的战争赔款使波斯沙陷于经济困难。英国利用这个机会使他同意放弃1814年英国在德黑兰签订的条约中所答应的援助。

波斯沙在失去西部各省后，想在呼罗珊找些补偿。呼罗珊虽然长期以来在名义上属于帝国的一部分，可是他到了现在才开始积极开发这个地方。那里有一个有相当力量的波斯贵族；而土库曼游牧部族几乎不断侵入该地进行掠夺。1831年秋天，阿拔斯·米尔扎被派到这个地方，在开始时，他只对几个大城市进行围攻，有些围了很长的时间，在两年之内才征服了呼罗珊。一个土库曼汗所统治的萨拉赫斯陷落后使赴援不及的邻邦希瓦的可汗的劫掠式远征中途停止。

这一次胜利之后，阿拔斯·米尔扎还想征服阿富汗。在萨法威王朝统治时期，他们与印度的莫卧儿帝国分治这个国家。住在山区的阿富汗部族保持了相对的独立，他们的人口的自然增长的结果就开始外溢，一部分向东移徙到印度平原，另一部分向西移徒到希尔曼德河一带低地。萨法威的政权崩溃之后，加尔泽部族酋长麦哈茂德自立为波斯沙，但是继位的堂兄弟艾什赖弗被土耳其人奈叠尔所废黜。

奈叠尔死后，一个在他军队里服务的阿卜达利部族酋长在坎大哈省的势力逐渐强大起来，他在名义上是奈叠尔的孙子沙鲁赫的保护人。他征服了呼罗珊。自立为沙后，御名杜里—杜兰。他的部族因此叫做杜兰尼族。继位的帖木儿沙(1773— 1793年)迁都到喀布尔。1800年，帖木儿沙的儿子泽曼沙的王位被其弟麦哈茂德沙所篡夺。麦哈茂德沙在位时，骚乱与阴谋频连不息。喀布尔被多斯特，穆罕默德所夺(多斯特·穆罕默德的兄弟法斯汗曾经拥护过麦哈茂德登位，但后来又把它干掉)。其余部分的国土，包括赫拉特在内，被巴拉克查依族各酋长所占据。

1892年，麦哈茂德死后，他的儿子甘姆兰在赫拉特实行统治。阿拔斯·米尔扎现在招他归降。甘姆兰拒绝投降后，阿拔斯·米尔扎决定讨伐。阿拔斯·米尔扎为了备战，亲身去德黑兰走一趟，但在 1833年10月21日死于呼罗珊境内的马什哈德途中。他的儿子穆罕默德·米尔扎当时正在围攻赫拉特，闻丧兼程回德黑兰，为的是要取得王位继承权，因为年迈的法斯·阿里已经快要死了。 1834年10月23日，法斯·阿里死去。、  法斯·阿里有一个儿子，名叫阿杜德·道莱，他写了一本回忆录，非常清楚地描写了法斯·阿里的宫廷生活。在他的后宫中，最有地位的是约四十个来自卡加尔族和国内其他贵族妇女，其中最漂亮的是王储的母亲，阿西亚夫人。除她之外，得宠者只有嘎西木王子的母亲。其他的妇女徒有宠幸的虚名而已。

真正获得法斯·阿里欢心的，一般是从比较低的社会阶层来的，其中有一个犹太妇女，马尔亚姆夫人特别获得他的欢心。宫中的财政是由一个从前当过女奴的妇女管理。跟她一起还有一个咖啡桌旁的侍女也很受宠幸。她们所享受的特权之一是：从御服上捉到一只跳蚤，拿到一个王子面前，而王子有义务购买这荣誉，即把这只胆敢伤害统治者御体的小动物杀死。这一笔很大的款是由沙在事前亲自规定的。法斯·阿里尽管小气，但宫中的生活却是奢侈无度的。得宠的塔乌斯夫人一个人每年花在厨房作料的钱，据说不下一万二千杜曼 (等于两万三千美元)。国王子女衆多，每逢婚嫁，总预备丰厚妆奁。他的正式收入，来自数目不大的地租，只有九十八万九千杜曼，新年进贡、罚款和没收的财産一年大约有一百五十万杜曼。整个行政机构和军队的费用当然是要靠自己设法筹措的。

穆罕默德沙首先要与两个叔父争夺王位：一个是法尔斯总督弗尔曼，弗尔马；另一个是统治德黑兰的齐利·苏丹。后者得到已故国王的首相道莱将军的支援。英国大使坎贝尔在穆罕默德驻扎的大不里士借款给穆罕默德充兵饷，然后英人贝休恩带着穆罕默德的军队开往德黑兰。那里觊觎王位者，并没有作认真的抵抗，贝休恩不得不进军到伊斯法罕，去打弗尔曼·弗尔马，在库米沙把弗尔曼·弗尔马，他被俘了，在流放到阿尔达比尔的途中死去。

穆罕默德登位后不久，又恢复了他做王子的时候所发动的对阿富汗的征伐，因为甘姆兰仍旧不肯纳贡，甚至强占波斯自认为是自己的领土塞伊斯坦省。1837年U月，穆罕默德沙侵入他们的领土。赫拉特城英勇坚守；这完全靠来自孟买炮兵队的英军中尉波廷杰。他是信德省英国驻扎官的侄儿，他是乔装潜来赫拉特的。替波斯沙服务的英籍军官在波斯沙出征之前不得不自动退职。穆罕默德愈来愈受俄国大使达马尔提亚伯爵西蒙尼奇的影响。西蒙尼奇派几个俄国军官为他服务，指挥作战。1838年6月，英国派三百八十七名骑兵到波斯湾上的哈迦拉克小岛；威胁波斯沙说，如果不肯从赫拉特撤围，就要进攻波斯。喀布尔的统治者多斯特·穆罕默德到此时为止一直不为英国或俄国间谍的游说所动，不参与帮助或反对赫拉特。俄国人所策划的正面猛攻堡垒的行动又一次失败之后，穆罕默德接受英国大使的劝告撤围，9月9日收兵回国。

1839年，英国占领喀布尔和坎大哈省，为了要防止印度边境再次遭到波斯和俄国方面来的威胁。英国认为萨都采部族的沙舒贾作为埃米尔执行它的政策的一个很驯服的工具。但是1842年，多斯特·穆罕默德把英国军队打得一败涂地，迫使英国撤出阿富汗，承认多斯特·穆罕默德做埃米尔。

穆罕默德沙的政策尽管失败，但是他继续让俄国人在国内拥有最大的势力，让他们占领阿素拉达小岛，扩大他们在黑海的统治。穆罕默德沙还经常把总督的缺卖给出价最高的人。买到缺的人既然不知道什麽时候自己的差使又会被国王出卖给别人，因此必然尽速进行敲诈勒索来捞回买缺的钱。1846年，有一个新到任的基尔曼沙总督把全部羊群没收，卖到国外去，不管他省内马上就会发生的饥馑。

1848年9月4日，穆罕默德沙死去，由十六岁的长子纳绥尔·丁继位。阿塞拜疆有一个卡加尔族的青年可汗叛乱，在呼罗珊找到了盟友，还得到阿富汗人的支援。纳绥尔·丁虽然得首先平乱，他的政权开始时看来还是很顺利的。这个青年的国王任命侍从军官塔基·汗为首相。塔基·汗是先王穆罕默德的大臣家里厨子的儿子。塔基不用大臣的官衔，只用陆军总司令(阿米里·尼扎姆)的称号。他努力废除行政上不可胜数的弊端，初时是成功的，不过因此树敌。太后是他有力的对头之一，到了1851年，为了他在军队里甚得人心，他受到了国王的疑忌。他被逐出宫廷，不久即被杀死。纳绥尔·丁的父亲的暴政种下祸根，使他现在受到了恶报。各地受害的人民纷纷起义(例如1850年的伊斯法罕起义)，此外还加上一个很危险的宗教运动。

这个运动的创始人赛义德·阿里·穆罕默德于1821年3月26日生于布西尔，在这个地方学生意。但是他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研究宗教的问题。他去克伯拉朝拜圣地的时候，接触到了舍赫教派的神秘主义教义。他回家之后，在设拉子的铁匠清真寺传教，攻击当时得势的正统十叶派。舍赫教派的头子勒什特的赛义德嘎西木死后，这一派选他做继承者。他去麦加朝拜圣地的时候，写了一系列的文章，他的门徒把这些文章当作神的啓示来看。

1844年5月23日，他回到设拉子。这一天恰好是一千年前第十二代伊马木遁世的日子，第十二代派还在等待他重临世间。据他自己所述，阿里·穆罕默德回来之后，觉得自己受天命要充当人类与神意执行者伊马木之间的“门”(巴布，这一派后称巴布派)。这种门的教义是十叶派，尤其是舍赫教派所一直提倡的。但是，阿里·穆罕默德更进一步，后来自称为努克塔一伊一阿拉(“最高点”)，或努克塔一伊一贝安(“啓示点”)，后来又自称为嘎义木(在世界末日从先知家族中出现的人)，最后自称为神的啓示的化身。从前世间出现的最后一次化身就是1270年前的穆罕默德。他初时还遵守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后来愈离愈远，对自己的神秘主义教义愈来愈有发展。他初时只要人家认为自己是伊马木麦海迪——穆罕默德曾经预言过他的降世，就像基督曾经预言过含有穆罕默德降世来做“圣灵”那样。他后来又自称为信徒们能够在他身上看到上帝的“镜子”。

穆罕默德有《古兰经》，这位巴布也有他的啓示录《贝安经》。上一代的伊斯兰教神秘主义曾极为广泛地玩弄数位。这就成了他迎合群衆的胃口来解释当时流行的教义的方便手段。他把十九这个数位看作特别神圣，这是阿拉伯字瓦希德(“独一”)和伍珠德(“存在"的数位。他因此把一年分为十九个月，一月份为十九天，任命一个由十九名社会领袖组成的委员会。他恢复拜火教的古代民族思想，主张用石棺埋葬以免尸体被泥土所污，宣布新年为主要的节日。伊斯兰教的确也是经常隆重地庆祝这个节日的。他提倡星期五早晨拜太阳。他废除妇女罩面纱的戒律，准许妇女与男人交往。他禁止研究到此时为止认为有权威的法学和哲学。他的宗教像伊斯兰教一样，也要求独霸全世界，这种统治要从波斯的五个神圣省份出现，再也不能容忍异教徒做统治者了。

1845年，巴布派遣使徒们从布西尔到设拉子。他们很快就引起政府方面的注意。8月16日，法尔斯省省长禁止这些使徒继续传教，20日派轻骑来到布西尔拘捕巴布。他被押送到设拉子之后，审问过一次，就关进监牢里。但是过了六个月，他终于脱逃，来到伊斯法罕，省长米努希尔·汗对他殷勤招待。1847年2、3月间，巴布的恩主死后，他被送到阿塞拜疆的马库，在那儿又坐了三年牢。这个时候，他的门徒在波斯全国努力热烈传布他的教义，颇获成功。

在卡兹温，年青，美丽、颇有诗才的库拉特·埃恩改奉这个教，首先把巴布的关于妇女问题这一方面的教义付诸实行，她不罩面纱，开始公开传教，轰动一时。她的叔叔是个受尊重的神学者，为了此事，诅咒巴布，不久之后，他在清真寺里被一个巴布教徒所杀。1848年夏天，巴布教徒在马什哈德引起骚乱。他们被逐出巴尔佛鲁什城之后，退到城南十二英里到十五英里之间的塔巴西教长的墓旁，掘壕固守。新国王纳绥尔·丁派兵来打他们。巴布教徒击退了第一次的攻势。1849年7月到8月之间，巴布教徒获得特赦的诺言，被诱投降，但是降后还是被屠杀了。在赞詹，巴布教徒在1850年几乎固守了一整年，挡住占优势的政府军队。同年7月8日，巴布本人和一个门徒在大不里士被枪决。

但是正由于这个教头的殉道，才真正鼓动了巴布教徒起来反抗。举国陷入起义的风云之中，促使前任首相垮台。8月15日，波斯沙从尼亚拉万的夏宫出猎，有几个巴布教徒在途中谋刺未遂。因此对这个教派又来了一次杀戮。8月底，库特拉·埃恩和许多其他殉道者，也一起被害。

这个教派的领袖们为了避免迫害，都退到巴格达去。他们的头子是苏卜希—埃泽尔，不过他的弟弟巴哈—阿拉这个时候就已经比他更突出。

1861年到1862年之间，他著有《伊坎》一书，这本书在这个教派中甚至比创始人自己的著作传播得更广。由于巴布教徒居留在那麽靠近边境的。巴格达，对波斯政权似乎还是有威胁，所以波斯政权跟奥斯曼帝国政府商量把他们移到帝国的内地去。1864年夏天，他们被押送去伊斯坦布尔，12月又被押送去亚德里安诺堡。

1866年到1867年之间，巴哈在那里自称是巴布所预言的下一次神的化身。由于他哥哥的那派拒绝承认他，因此发生了，分裂。纠纷发展到动武的时候，奥斯曼政府只得把这两个派系隔离分离。巴哈和他的门徒被流放到亚克城。苏卜希—埃泽尔和他的门徒被流放到塞浦路斯。英国政府给了他一笔年金。1892年5月27日，巴哈死去，子阿卜杜·巴哈成为这一派里的当然领袖。他让他这一派教义中伊斯兰教的和神秘主义的成份逐渐消失，而为一种一般的人道主义宗教所代替。他争取得一个英籍妇女劳拉·克里福德·巴尔奈信奉他的教义，把他的作品译成英文和法文进行宣传，而且替他的教派招募新教徒。

到了1893年的时候，巴哈教派已经在美洲出现，不久所有大城市都有巴哈教徒，除了从其他宗教的教徒的改宗者之外，还有很多的有色种人。

在外交方面，纳绥尔·丁沙在位头几年也是顶不幸的。1851年，虚弱年少的赛义德·穆罕默德成为赫拉特的统治者，要求与波斯联盟。波斯沙虽然在1853年答应英国政府不派兵到赫拉特，可是到了1856年，他派兵占领了这个城市。英国初时派多斯特·穆罕默德先下手去攻波斯，但是由于多斯特·穆罕默德不肯出兵，英国只得自己派兵在波斯登陆。在争夺布林西和库齐斯坦几场无足轻重的战役之后，波斯沙于1857年订立巴黎条约，同意从阿富汗撤兵，承认阿富汗独立。虽然这样，波斯终于在1856年把马斯卡特伊密驻阿曼的代表从阿曼对岸的阿拔斯港赶走，这个海港从 1798年以来是租给历任总督的。波斯还得到塞伊斯坦和俾路支两个仍旧比较独立的省份承认波斯沙的主权。但是在艾哈迈德沙之后，阿富汗也提出它对塞伊斯坦的主权；多斯特·穆罕默德的儿子舍尔·阿里1863年继位后又重新提出这个要求。1872年，一个英国边界委员会决定分割塞伊斯坦，而阿富汗所得不过边境上几片贫瘠的土地而已。

在北部边境上，波斯沙在1857年通过呼罗珊总督能够从土库曼人手里夺取麦尔夫。土库曼人猎捕奴隶使城外地区经常处于恐怖的状态。但是三年之后，下一任的总督打了一次大败仗，麦多夫城又失守。在这一边国境上，俄罗斯人逐渐替波斯沙减轻了边境上安全的顾虑。因为俄罗斯自从十八世纪征服吉尔吉斯和1822年吞并奥伦堡地方的小帐汗国之后，与希瓦和布哈拉的两个乌兹别克可汗国的冲突逐渐增加。

1849年以后，俄罗斯向锡尔河流域进展，在这里和考干德可汗国发生冲突。1868年，布哈拉的可汗战败，只得割让撒马尔罕。在1873年和1876年，希瓦和考千德都相继并入沙皇帝国的版图之内。1877年到1881年之间，俄罗斯又征服卡拉—库姆草原上的德克—土库曼人。1884年，麦尔夫自愿归并，俄罗斯在中亚细亚的地位至此遂达到完满与巩固。

英国当然把俄罗斯这种进展看做对印度的一种威胁。俄土战争之后，英国拒绝承认圣斯忒法诺的初步和议，有使沙皇帝国失掉胜利的果实的危险，俄罗斯的斯科别列夫将军这时就奉命深入阿富汗，来转移英国在奥斯曼帝国的目标。但是在这位将军还没有充分准备进行这项艰巨的任务之前，柏林会议已经结束。他进攻当时还是独立的德克·土库曼人，结果失败。

虽然这样，斯托列托夫将军率领一个俄国军事代表团到喀布尔，结果获得与国君舍尔·阿里联盟反英，因为舍尔·阿里觉得英国在划定塞伊斯坦边界时，对他不公。英国放心不下，要求舍尔·阿里答应英国使节由军队护送入境。舍尔·阿里挡住这个使节的驾，不让入境。英将罗伯茨勋爵便于1878年12月进攻阿富汗，在短时期之内占领了喀布尔和坎大哈。

舍尔·阿里逃往土其斯斯坦，1879年死于马萨里—沙里夫。他的儿子叶耳孤卜继位。叶耳孤卜一度在印度政府的支援背叛过他的父亲，被他的父亲关在牢里。1879年5月28日，他签订甘丹马克和约，不仅答应英国在喀布尔设置大使馆，而且把波伦道和库拉姆流域割让给英国，使英国随时能够直捣阿富汗的国土。尽管这样，到了1879年夏天，当俄军还在徒劳无功地攻土库曼人的时候，喀布尔群衆把英国大使卡瓦纳里连卫队一起砍死。叶耳孤卜虽然为了这件事亲自在印度谢罪，英国还是派罗伯茨再度进攻阿富汗。他虽然能够占领喀布尔，可是后来受到群衆的围攻，费了好大的劲才能脱身。

叶耳孤卜后来被废黜，放逐到印度去。他的侄儿阿卜德·拉赫曼在舍尔·阿里之先，逃往土耳其斯坦，这时得到俄罗斯的协助，企图争夺王位。他不久就认识到比较妥善的办法是要得到英国的谅解。舍尔·阿里有一个儿子，艾优卜·汗，从赫拉特起兵背叛阿卜德·拉赫曼，他还没有来到坎大哈之前，就被罗伯茨击败。此后阿卜德·拉赫曼成为全国之主。这个时候英国朝政操在格莱德斯通手里。他作为一个自由党党员，放弃掉迪斯雷利过去的帝国主义政策。他马上撤退英国军队，并且甚至向阿卜德·拉赫曼作这样的让步，就是英国驻他宫廷的大使一定要是一个穆斯林教徒。这样，阿富汗在外交方面，重新获得比较广泛的自由。

波斯边境这样全部安定之后，在国王纳绥尔，丁统治之下，波斯差不多有二十年很稳定的发展。不过初时由于全国的普遍落后，没有多大成就。国王对那些能够加强自己权力，增加自己收入的西方文明的成就感到兴趣。到了1864年时，他批准了一个英国的工程计划，从巴格达经过基尔曼沙和哈马丹到布西尔架设电讯线路。1870年，西门子兄弟公司把这条线路接上从伦敦到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奥德萨、梯弗里斯和大不里士的电讯线路。英国技工然后在其他省份添设支线，使中央政府能够更有效地监督各省。1872年波斯首相准许英籍朱利叶斯·德·路透男爵获得大规模的垄断事业，交换条件是替波斯建筑铁路，开矿和开设一家国家银行。

第二年，波斯沙到欧洲旅行，想借此扩大眼界，可是到圣彼得堡就碰到很大的一个钉子，再到伦敦，也没有人对这些计划感到热情。因此他在回国之后，很正确地决定取消这种垄断权的出让。

波斯沙此后又到欧洲两次：一次在1887年，另一次在1889年参观巴黎国际博览会。但是所花的费用之大，比之他的国家由此获得任何实际的好处却不大相称。他把自己在这几次旅行中以及 1873年到克伯拉朝拜圣地的时候所见所闻的，用轻松而优雅的笔法，写成了旅行记，给他的臣民看。他的笔法与以前的史书的浮夸文字相比，使人心胸为之一爽，对近代波斯散文的形成起了有利的作用。

在最后一次的旅途中，波斯沙于1889年慕尼黑遇到泛伊斯兰主义的鼓动家贾马尔·丁·阿富汗尼，回国时把他带回德黑兰。阿富汗尼1886年在波斯沙的宫廷中只作了短期逗留，就不得不离去，因为他在波斯人当中的威信很高，看来会危害到统治者了。国王纳绥尔·丁对他的革新思想初时颇感兴趣，可是在首相阿塔贝格·阿扎姆·阿里·阿斯加·汗影响之下，不久就转而反对他。阿富汗尼躲在德黑兰的阿卜杜·阿齐姆沙的圣堂里避难，这个地方被视为不可侵犯的避难所，他在这里呆了七个月，继续对他的崇拜者发生影响，他们不久就组织成一个革新的党派。

1891年初，波斯沙把他从这个地方抓出来，经过土耳其边境，把他驱逐到伊拉克去。他先到伦敦，从伦敦不只鼓动欧洲方面反对波斯政府的愿望，而且不断用公开信影响波斯国内拥护他的人。不久之后，阿卜杜勒·哈米德邀请他采伊斯坦布尔，希望能够利用他做自己的泛伊斯兰主义计划的工具。阿富汗尼在那里一直住到1897年3月 9日死于尼山塔什。土耳其虽然不肯把他引渡给波斯，可是苏丹一直对他严加监视，尤其是在波斯沙被刺之后更加厉害。

波斯沙想利用国家对烟草的垄断来减轻由于自己在欧洲旅行的花费所造成的财政困难。他把全国种烟和烟叶贸易的控制权让给一个欧洲资本家集团，换取每年一万五千英镑的款项和四分之一的利润。对人民最普遍的嗜好进行剥削的可恶行为激起了群衆的愤怒，教士于是挺身而出，国人最敬重的神学家要求大家戒烟，全国到处都听从了这一号召。骚乱既已爆发，波斯沙不得不拿出五十万英镑来收回这项权利。这样就开了波斯国家向王家银行欠债之端。这个银行是1889年国王为满足德·路透的要求而设立的。但是人民的不满并不因此而稍减。1896年，波斯沙准备庆祝自己登位五十周年大典，他按照古例接受臣民诉状的时候，被贾马尔·丁的一个门徒开枪刺死。

他的儿子穆扎法尔·丁，由英俄两国大使从王储的驻在地大不里士护送到德黑兰，没有遇到什麽阻碍而登了王位。他学他父亲的榜样，藉口到温泉去治疗，马上到欧洲去旅行。他需要钱，想向英国借款不成，于是从俄国财政部1900年在德黑兰设立的银行借到四千二百万卢布。设立这家银行的条件是给予俄罗斯从朱尔法到德黑兰建筑公路和勘察煤矿和石油的权利。这笔钱不久就被他挥霍殆尽。为了偿还债务，他把特别照顾对俄贸易的海关行政权转移给一个比利时籍的官员管理。

人民谴责首相阿因·道莱驸马采取了这些损害国家财政的措施，不敢拒绝国王的不断要求的要求。因此在受过教育的阶层当中，逐渐有人有了要想对政府发生影响的愿望。

当然，至此为止，波斯还没有一家能够代表民意的报刊。虽然，在1851年，纳绥尔·丁在位第三年的时候，曾经用期刊来发表诏渝，后来也采取了类似的办法，可是对群衆的教化啓蒙工作一直是由1875年君士坦丁堡出版的《阿赫塔尔》(《星》)周刊在进行的。纳绥尔·丁被刺之后，阿卜杜·哈米德于1896年把这一家报馆封掉；1890年，一个亚美尼亚人的儿子马尔考姆·汗王子和贾马尔·丁在伦敦共同创办的《卡农》(《法律》)杂志，首先对波斯政府进行更激烈的攻击。普选就是马尔考姆·汗第一个在这家杂志中提出要求的。

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他曾经在德黑兰成立一个俱乐部，但不久就被政府解散。他本人被驱逐出国，不过到了1872年又任驻伦敦大使。

引起起义的近因，象常见的一样，是一件本身并不重要的事情。1905年12月，有几个投机的糖商被德黑兰总督判处笞刑。波斯从古以来就有到清真寺去避难，免受君主刑罚的老例，贾马尔．丁从前就这样做过。就在阿富汗尼逃避纳绥尔·丁的追捕所躲避的阿卜杜·阿齐姆沙清真寺内，对笞刑不满的群衆集合起来，人数日益增加。他们不只得到教士方面的支援，而且据说也得到王储和这个大失民心的首相的前任的支援。国王只得答应免掉这个大臣的职务。但是在群衆散开之后，国王却无意践约，因此在1906年春天，又发生了一次到寺内避难的举动，最后主要的宗教领袖都移徙到库姆圣城去。

第七代伊马木(教长)的妹妹法蒂玛和许多其他虔诚的教徒都是埋葬在那里。这就使宗教领袖们所控制的司法系统有瘫痪的威胁。阿因·道莱企图用武力强制商人开市，商人于是都躲到英国大使在古拉哈克的避暑寓所。结果有一万二千人露宿在寓所内的花园里。这样国王终于只得让步，把阿因·道莱免职，把教土们从库姆召回。但是人民对此还不感满意。经过英国大使馆调停之后，国王被迫答应召开民选的代表机构，其中成员由王室、教士、贵族、地主、商人当中选出。10月间，国王亲临国会开幕之后没有几天死去。

继位的穆罕默德·阿里最迫切的愿望就是学他父亲的榜样，借一笔贷款来充实他的空虚的国库。但是国会不同意。因此他就把三年以来在国外的艾塔伯克·阿扎姆·阿里·阿斯加汗召回来对付国会。这个大臣跟态度比较缓和的一些国会议员协商失败之后，被一个狂徒刺死。一个灵活的行政官员纳绥尔·穆尔克继任首相，他厉行节约，有一个短时期，克服了国家财政混乱状况。可是他对巨大的政治困难也应付不了。

宪法颁布之后，出版了许多报纸，其中只有几家，如《国会报》和《苏里·阿斯拉费尔报》是真正关心人民教化啓蒙的。大多数报纸的寿命非常短促，所起作用仅止于政治鼓动而已。国会里除了如大不里士的塔基扎德和他的同乡那样有远见的政治家，能言善辩的德黑兰神学家，和许多贵族之外，还有许多从仍旧非常落后的南方各省来的代表。革命的推动力量是“恩求门”，这一半是地方代表机构，一半是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和恐怖主义的辩论会这样的一种组织；他们的使者，例如暗杀艾塔伯克·阿扎姆的刺客，象从前的刺客派一样自称为“菲达伊”。

国王为了对付这些新兴的力量，按俄国方式，成立了几个有训练的哥萨克旅。1907年12月，他企图利用这些部队的协助来解散国会，但是由于得到卡兹温方面增援的“恩求门”的有力反对，放弃了这种企图。

这个时候，俄国在日本手中吃了败仗之后，它的扩张矛头越来越指向中亚细亚。英国为了转移俄国在印度的目标，要把俄国牵制在西部无法分身，因此与俄国达成协定把波斯分为两个势力范围。英国既然只要一个缓冲地带来保卫印度，因此所要求的不过是从阿富汗边境到阿拔斯港这一块价值不太大的波斯南部，剩下波斯北部，从卡斯尔—什林到俄—阿(阿富汗)边境，包括伊斯法罕、伊兹德，卡克在内，留给俄国。难怪英俄两个帝国虽然在名义上承认波斯独立，可是波斯人仍觉得自己被英国出卖了。因为在英国的保护之下，波斯人争取自由的初步努力才有实现的可能的。

可是波斯国王还不甘心让自己的权力受到国会的限制，一切妥协的努力全归失败。1908年2月，有人向他的汽车投炸弹，炸死了一个卫兵。6月初，国王离首都到夏宫，派利亚柯夫上校率领他的哥萨克族到德黑兰，炮轰国会大厦，宣布全城戒严。

大不里士的民族主义者受到土耳其反对君主阿卜杜勒·哈米德的革命刚刚成功的鼓舞，起来反对这种暴行，把国王的心腹驱逐出城。8月间国王派兵进攻，把这城市包围起来。1909年4月，俄罗斯军队占领大不里士。

可是民族主义事业在波斯南部也有了新的拥护者，那就是巴赫蒂亚里游牧部族。革命爆发的时候，酋长西尔达里·阿萨德刚刚从欧洲旅行回来。他终于使得自己的部族赞助自由的事业，首先进攻伊斯法罕，将该地居民从省长的专横统治之下解放出来。在勒什特，这时也建立一支作战部队——由高加索、土耳其和亚美尼亚各族的人组成，由一个退职将军穆罕默德，瓦利汗和一个亚美尼亚手工匠耶卜赖姆(即埃福林)率领。俄英两国大使虽然警告过西尔达里·阿萨德，他还是决定用这一支军队进攻德黑兰。俄国军队虽已在恩齐里登陆，但在它们能赶去援助国王之前，民族主义者在首都巷战三天之后已占领了首都，废黜了国王。7月16日，国王逃到俄国大使馆内避难。

一个素孚衆望的卡加尔族领袖阿萨德·穆尔克，出任废王的十二岁儿子艾哈迈德沙的摄政。废王拿到一笔年金之后，到奥德萨旅行去。警察总长耶卜赖姆虽然急于恢复城内的秩序，可是巴赫蒂亚部族领袖与瓦利汗将军之间发生了猜忌。前者是内政部长，后者是军政部长。前者在国会里获得极端派的支援，这个极端派就是把稳重的塔基扎德驱逐出德黑兰的革命派。阿萨德在他们的协助下把这位军政部长排挤掉。废王想利用这种变乱乘机夺回王位。他带着一支新兵，从阿斯特拉巴德向德黑兰进军，他的拥护者也从南方基尔曼沙前来会师。他得到俄国的支援，但是英国政府坚持反对他复辟。他因此只得下野，目的没有达到。

现在掌握政权的革命党首先忙于整顿波斯以前历届政权施政不当所弄得混乱不堪的财政。欧籍顾问毕竟只是替本国的债权人工作的，对他们不能寄托很大的希望，革命党因此转向美国大使馆要求协助。在美国国务卿建议之下，华盛顿的联邦信托局官员摩根·舒斯特尔受聘到波斯任会计长，手下有四个美国人当助手。这个美国人雄心勃勃，可见对波斯的情况毫无了解，他肯定是有良好的愿望，要为这个请他来的国家尽力服务，他也写了一本书，对于波斯的悲惨状况加以毫不客气的揭露。可是他在方法上选择错了。为了能够真正控制税收，国会给他一支受他指挥的宪兵。他想用快要离职的英国大使馆武官做宪兵队长，这受到俄罗斯方面的破坏。他头一次想派自己的宪兵协助进行干涉的企图又陷于流産。

因为废王的兄弟舒贾·萨尔塔纳支援废王阴谋复辟，国会曾决议没收他的财産。舒斯特尔想派自己的宪兵执行这个决议的时候，俄国总领事派哥萨克部队阻止他执行这个决议，理由是萨尔塔纳欠了俄国银行的债。舒斯特尔于是派出一支更强大的部队把保护萨尔塔纳的部队赶走，结果有两个俄国副领事自称受到威胁。为了报复起见，俄国于11月5日要求免除舒斯特的职务。这个要求受到拒绝后，从前在大不里士、勒什特和恩齐理跟波斯民族主义者作过战的俄国军队向德黑兰进军。在俄国军队的压力之下，国会于12月25日被迫批准把舒斯特尔免职。

这个不幸的国家不久就感到俄国对它的压力。

1911年8月，废王手下最激烈的一个将军舒贾·道莱，率领一支保皇派军队，围攻民族主义者的据点大不里士。1912年1月2日，他终于攻进城内，下令残酷处罚民族主义领袖们。俄国以呼罗珊省内马什哈德圣城的俄籍侨民受到他们自己一个代理人造成骚乱的威胁，这样一件小事为藉口，在3月29日，竟然炮轰那个十叶派的大圣地，即里扎教长的墓地。从此以后，波斯北部很明显地束手待擒，因为英在南部自己势力范围之内，能够在瑞典籍军官所率领的宪兵协助之下维持好秩序就心满意足了，新王成年加冕之后，国会在1914年7月复会，来听他的御前演说，他宣布波斯在即将爆发的世界战争中要保守中立。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中，波斯的西部边境有一个短时期成为俄土两国的战场。1915年1月，库尔德人进攻大不里士，可是到了4月30日就被俄军击退。1917年秋天，库尔德人在凡湖和乌米亚一带与受到俄国支援的宿敌景教徒进行激战，使景教徒吃尽苦头。土耳其军队在库提—亚马拉奏捷之后，越境进迫德黑兰。由于其他战场更为迫切需要兵力，这些军队不久又得撤退。在坦吉斯坦内地各部族当中有很高威信的德国前驻布西尔领事瓦斯穆斯，在波斯南部给英国人制造了不少麻烦。但是他达不到他在阿拉伯的英国敌手劳伦斯的目的，即促使他的朋友们动手作战。冯·尼德尔迈伊尔所带的德国使团想号召波斯和阿富汗对压迫它们的俄英两国作战，这个使团虽然作了勇敢努力，却不能成功。由于布尔什维克宣布放弃一切沙皇政权遗留下来的特权，俄罗斯前线的崩溃使北部的波斯人恢复自由。下卷叙述大战之后，这个历经患难的国家在一个励精图治的统治者领导之下怎样重新富强起来。

谢选骏指出：人说“国王只得答应免掉这个大臣的职务。但是在群衆散开之后，国王却无意践约，因此在1906年春天，又发生了一次到寺内避难的举动，最后主要的宗教领袖都移徙到库姆圣城去。第七代伊马木(教长)的妹妹法蒂玛和许多其他虔诚的教徒都是埋葬在那里。这就使宗教领袖们所控制的司法系统有瘫痪的威胁。阿因·道莱企图用武力强制商人开市，商人于是都躲到英国大使在古拉哈克的避暑寓所。结果有一万二千人露宿在寓所内的花园里。这样国王终于只得让步，把阿因·道莱免职，把教土们从库姆召回。但是人民对此还不感满意。经过英国大使馆调停之后，国王被迫答应召开民选的代表机构，其中成员由王室、教士、贵族、地主、商人当中选出。10月间，国王亲临国会开幕之后没有几天死去。”——我看什叶派国家似乎有点政教分离的意思，这也是后来1980年代的伊斯兰革命得以出现的条件。但是可笑的是，1980年代的伊斯兰革命将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却在消灭政教相对分离的地区传统，这岂不等于消灭了自己的基础？

（另起一页）

【第五卷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伊斯兰教国家】

（另起一页）

【第一章 土耳其】

1918年10月4日的穆德洛斯停战协定使奥斯曼帝国退出战场。签订这个停战协定的塔拉特和思维不能够负责谈判和约，因为在敌方眼里，土耳其参战应由他们两人负首要责任。可是相继执政的伊泽特帕夏和陶菲格帕夏还是受到协约国的疑忌，只有在 3月4日上台的反对民族主义者的达马德·费里德帕夏，才是战胜国所能同意。美国总统威尔逊的第十二点允许土耳其在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部分领土内，保有无庸置疑的主权，达马德·费里德帕夏对这十二点的信任被可耻地辜负了。1919年5月15日，希腊得到协约国的同意，占领了士麦那。6月间的巴黎和会不肯接受费里德对这个事件的抗议。

伊斯坦布尔的民族主义者的各派企图挽救国运，可是徒劳无功。1918年11月29日，一个野心非常大，而在政治上庸弱无能的眼科医师伊萨德博士，召开八个党派和无数零星小集团参加的全国代表大会，开了几次会都没有结果之后，大会就解散了。三十个前任部长和其他显贵集合在前议长和总统艾哈迈德·里扎的周围，自称为“民族统一派”，他们也同样没有什麽成就。

救星只可能来自土耳其人民。稠密的安那托里亚，这儿农民占优势，他们尽管受过长期兵燹，还是充满着生气勃勃的力量。希腊人在士麦那干下了前所未闻的暴行。土耳其人在铁匠埃费·迈赫默德和尤鲁克·阿里领导之下自发起义反抗。土耳其正规军在参谋人员领导下，不久也加入作战，他们的无情的游击战使敌人穷于奔命。5月3日，嘎西木，卡拉贝基尔将军来到东部安那托里亚，推迟了向英国监督委员会缴械的日子。在前任国会议员赖乌弗领导之下，埃尔佐鲁姆的民族主义者于5月30日决定召开保卫国家的全国代表大会。

在这个时刻，倒是协约国本身推动了命运注定要建设新土耳其的那个人的事业。他们要求土耳其政府恢复安那托里亚的秩序，必要的时候得用武力。在土耳其政府看来，谁都比不上捍卫阿纳福达的宿将穆斯塔法．凯末尔更为合适了。他的伊尔德林姆集团军群在巴勒斯坦和在阿勒颇周围的战役中，曾经保全过土耳其军队的声誉。5月15日，他进入安那托里亚，立刻掌握了民族运动，在伊斯坦布尔的拥护者也纷纷来归。1919年6月21日，他在阿马西亚发动在锡瓦斯召开一个全土耳其代表大会。在这个大会还不能够召开之前，他7月23日在埃尔佐鲁姆召开了一个准备很不充分的代表大会，从此之后，这一天就定为土耳其的国庆日。到 8月7日，这个头一届代表大会已拟定好宣言，要求不得侵犯土耳其这一部分的安那托里亚，同时号召民族力量奋起保卫这个地方。

在凯末尔主持之下，代表大会于9月4日在锡瓦斯开幕，鲁美利亚也有代表参加。这个代表大会刘在埃尔佐鲁姆所通过的决议案，只略加修正，即行批准。在伊斯坦布尔仍旧掌权的费里德帕夏当时召凯末尔回来；凯末尔抗命不从，费里德宣布他是叛徒，并且设法使协约国对他发生猜疑。但是凯末尔这个时候的势力已经扩大到安那托里亚全境，而且切断了伊斯坦布尔政府和安那托里亚之间的一切交通。1919年10月2日，费里德只得下台。他的职位的继任者前军政部长阿里·里扎帕夏，在凯末尔坚决要求之下，作了让步，重新选举土耳共国会，但是却在伊斯坦布尔召开。而凯末尔要求将国会移到安那托里亚召开，以魏玛国会为例来说明这个要求是合理的。阿里·里扎虽然在1月6日已经把改革建议提交协约国，给协约国的委员以很大的监督权，国会虽然很不愿意公开声明支援凯末尔，但是，到了1月28日，国会还是接受了所谓“国民公约”，这个公约肯定了埃尔佐鲁姆和锡瓦斯的决议，要求在一切土耳其民族占多数的地区，包括伊斯坦布尔和马尔马拉海沿海地区在内，完全独立自由，帝国的其他地区则由投票决定其命运。

协约国对这种毫无疑义的民族意志的表示的回答就是强迫阿里·里扎于3月7日下台，3月16日占领了伊斯坦布尔，把民族主义者领袖，包括齐亚·戈克·阿尔普在内，押送到马尔他岛去。4月5日，费里德帕夏再次执政，由军事法庭把凯末尔和他的名望最大的同谋者，包括女诗人哈利德，埃迪卜·哈尼姆在内，判处死刑。

至此，这个近代土耳其的创始人对伊斯坦布尔政府就不再有任何情面的考虑了。他在安卡拉召开了大国民议会，于1920年4月23日开幕，议员三百五十人，选出凯末尔为议长兼执行委员会及部长会议的首脑。

费里德帕夏不得不同意于8月10日签订塞佛尔条约，因为不然的话，协约国就威胁要把土耳其人完全驱逐出欧洲地区。这个条约如果毫无遗漏地全部执行的话，土耳其民族的存在肯定是从此告终了。因为不仅仅阿拉伯各省要脱离土耳其的版图，土麦那和它的内地也要改为自治；亚美尼亚也要独立；色雷斯除了很狭的一片土地之外，也要划归希腊；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两海峡也要受国际委员会的控制。协约国同时达成协定把西里西亚和库尔德斯坦南部划给法国，又把安那托里亚南部远及土麦那划给意大利，供为开发之用。

这种可耻的暴行激起整个伊斯兰世界，尤其是英国所顾忌的印度穆斯林，发出愤慨的宣言，而且促使伊斯兰教其他国家有无数的志愿人员来投效土耳其军队。虽然这样，安卡拉政府起初还是准备同意希腊占领土麦那和放弃对亚德里安诺堡的要求的。1921年2月，土耳其代表贝基尔·萨米在伦敦会议上建议士麦那在一个基督徒省长统治之下成立自治省。希腊和协约国不久之后虽然为了面临着很大的困难和普遍的厌战情绪，放弃派福煦将军率领远征军去征服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的计划，可是对土耳其的建议都认为不满意。法国不愿意看到小亚细亚的冒险危害到自己的叙利亚托管地。意大利也不愿意自己在多得喀尼斯群岛的新领地受到一个更大的希腊国家的包围。而英国却鼓励希腊向土麦那推进。同土耳其义勇军进行的游击战现在变成了争夺安那托里亚西部的全面战争。3月23日，希腊军队进犯厄斯基色希尔和阿非翁—卡拉希萨两个重要铁路交叉点。他们虽然能够在南面占领了阿非翁—卡拉希萨一个短时期，可是在4月里头几天，在北面的印奥努却打得大败，迫得撤退到布鲁萨。到了7月10日，希腊军队又向库塔雅进攻，准备一决胜负。继库塔雅之后，阿非翁—卡拉希萨和厄斯基色希尔也陷入希腊军的手里。但是，凯末尔却在萨卡利亚把土耳其的战斗部队集中起来。8月24日，希腊军在这儿进攻凯末尔，经过激战之后，9月16日，希腊军被迫撤退。对异教徒这一场胜利肯定地决定了这个新国家的命运。国民议会庆祝胜利，把“加齐”这个光荣的称号赐给凯末尔。

在这种新的情况下，法国首先作出决定。10月20日，法国在安卡拉通过佛兰克林—布伊昂，与土耳其订立条约，放弃对西里西亚的要求，交换的条件是获得在流入黑海的哈希特河流域开采铁、铬、银矿特权。这个条约使土耳其能够腾出约莫八万人的军队和大量的作战物资来对抗希腊人。1921年1月，意大利由阿达里亚撤退。3月16日，土耳其与苏俄订立条约，接着又在10月13日与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各苏维埃共和国订立一个协定。卡斯割让给土耳其，土耳其保证保护他们。俄土这两个国家之间本来夹有一个由协约国所制造的亚美尼亚共和国，双方都感觉到英国控制黑海的威胁，直接接壤以后曾经发生过冲突：1920年9月，嘎西木·卡拉贝基尔帕夏占领了埃里温，10月占领了卡斯。 12月，土耳其在埃里温与当地的苏维埃签订和约。在穆德洛斯停战协定签订之后，英国曾经占领过巴统，后又撤退。3月间，巴统这个重要海港成为红军与土耳其军队角逐的物件。还没有发生战争，与莫斯科签订的条约把巴统划归格鲁吉亚共和国。

凯末尔虽然终于准备向希腊和它的保护者英国大大让步，可是1922年夏天的谈判还是没有结果。8月18日，敌对行动重新开始。8月26日，希腊认为牢不可破的阿非翁—卡拉希萨陷落。希腊军队在都姆鲁—比纳又遭到一次失败之后，奔窜溃退，一路放火焚烧村落。9月9日，土耳其军队几乎兵不血刃占领了士麦那。可是半个城市都陷在火焰之中，因而毁掉任何足以使人回想起希腊人统治的遗迹。

现在凯末尔决定也要收回色雷斯。本来很可能同在达达尼尔海峡上的卡纳克—卡勒的英国守军发生冲突，因为有赫林顿将军在那里拦住去路，就象在7月里，他曾经拦阻过希腊军队，不让他们进攻伊斯坦布尔那样。但是10月11日订立了穆达尼亚停战协定，希腊放弃色雷斯半岛上到马里萨为止这一带地区。这些事件的结果，使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的东方政策遭到失败。于是他在 10月19日下台。

1922年11月20日，洛桑和会开幕，但是在 1923年2月4日无结果而散。4月23日，代表们重新集合开会， 7月24日，终于産生了和约。土耳其恢复全部小亚细亚和伊斯坦布尔的领土，连东部色雷斯在内。小亚细亚境内的希腊籍居民得迁回祖国。尚在巴尔干各国的土耳其人则陆续回安那托里亚。只剩下摩苏尔归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摩苏尔周围的地区由于有油田，在经济上非常重要。主要的居民是库尔德人，在北部库尔德人多半已经在土耳其的统治之下。土耳其与南边的邻国怎样发生纠纷这一点将在伊拉克的历史里讲到。关于土耳其内政方面，协约国放弃导源于古代“教区制度”的基督教徒少数民族的特权，这个特权得与治外法权同时取消。

民族主义者倚靠自己的力量，没有与苏丹穆罕默德六世合作，而获得这次辉煌的胜利之后，1923年10月29日，国民议会宣布土耳其为共和国，选出穆斯塔法·凯末尔为总统。苏丹原来一直留在协约国军队占领下的伊斯坦布尔。哈里发的制度当时认为暂时还应该保留。这个职位传给苏丹的儿子阿卜杜勒·麦吉德。这位新任的哈里发虽然不争个人的权力，但是凯末尔很快就看出，一个受整个伊斯兰世界公认的最高宗教领袖，尽管自己不愿意这样做，也会成为反动野心的吸引中心。

凯末尔决心遵循欧洲文明的道路来领导自己所创立的国家。对伊斯兰教的过去有任何留恋只会是这条道路上的一种障碍。他因此宁愿放弃掉土耳其作为伊斯兰教的精神中心所可能得到的利益。1924年3月3日，国民议会通过决议取消哈里发制度，把哈里发本人放逐出国。4月20日，又颁布了土耳共新宪法。这个步骤引起很大的愤怒，特别是希望新兴的土耳其能够对反抗英帝国主义的印度穆斯林加以保护，其中有些人甚至已经移居到安卡拉来。在其他伊斯兰国家一切重新设立哈里发的企图必然终归失败，因为再也没有地方有这样的条件。凯末尔坚决拒绝要他自己出任哈里发的要求。

无论如何，要对这个国家的伊斯兰教的过去完全决裂，不免要遇到一些严重动乱。库尔德人是伊朗的一个民族，高山峻岭分隔着他们的乡土。他们有史以来就没有享有过自己国家的政治生活。1575年，库尔德人被奥斯曼帝国所征服。他们当中有一个历史家、俾特利斯的易德里斯，当时，能够通过巧妙的谈判，挽救了他们一些高贵民族的族长的权力。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虽然压制他们，不许有任何民族运动，甚至禁止优素福·哈利迪印行第一本库尔德文的文法，他却利用库尔德人来镇压亚美尼亚人，甚至他的骑兵卫队多半是库尔德人组成的。

青年土耳其党仍然执行哈米德的政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利用库尔德人对亚美尼亚人作战。但是现在这些库尔德人与英土长期以来争夺的摩苏尔区的兄弟们分离之后，民族独立的愿望和脱离土耳其统治的希望也在他们心中擡头起来。库尔德人从土耳其违反伊斯兰教教律将哈里发制度取消这件事找到了采取行动的藉口。1925年2月13日，在库尔德人当中非常有势力的托钵僧纳克什班德教派的世袭教长舍赫·赛义德揭旗起义。由于他与库尔德贵族有密切关系，他很快就得到群衆的支援。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库尔德人占优势的东部十三个州都纷纷起义。他们要求立阿卜杜勒·哈米德的一个儿子赛里木为哈里发兼苏丹。

由于伊斯坦布尔必然担心反动分子也起而叛乱，这个地方也宣布戒严。库尔德人首先袭击狄雅贝克城(即阿米德)；3月7日城陷，但不久又失守。由于在这些战役中，他们的几个重要领袖阵亡，他们失却继续抵抗的意志。然而，舍赫·赛义德直到6月才被俘，后来在安卡拉被处死刑。1929年，在阿拉拉特山区和凡湖一带的库尔德人又燃起反叛的火焰，但是很快就派去一大支政府部队，把反叛镇压下去。为了防止再有任何叛乱发生，土耳其政府采用东方历史上经常行之有效的放逐方法，把一些库尔德人移徙到东部色雷斯去。

个别的叛乱巢穴还得由紧急法庭进行根除。这次叛乱促使凯末尔政府进一步实行国家的政教分离。宗教基金部在1924年3月2日已经取消，合并到教育部去。1925年6月，禁止一切托钵僧教派的活动，9月解散一切寺院。宗教方面对政府所采取的措施的一切批评都受到残酷无情的压制。

1931年到1932年这一年内，甚至限制清真寺的数目，五百公尺周围的地方只允许有一家清真寺。拿政府薪水的教士的人数减少到三百人。他们有义务在星期五讲道的时候，除了讲教义之外，还得进行有关农业等方面问题的实际知识的传授。伊斯坦布尔城内最有名的两个清真寺停止开放，不作礼拜之用：一个是阿亚苏菲清真寺，改为博物馆。另一个是法提清真寺，改为军械库。在家庭关系范围之内在这以前仍旧有效的教法现在改用瑞土型的民法。其结果是把多妻制度结束掉。多妻制，即使只是为了经济的原因，实际上也的确只限于富有的阶层。与此有关的是1934年7月2日的法令规定实行土耳其过去从来没有实行过的姓氏制度。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土耳其妇女已经在许多工作上代替赴前方作战的男人，现在在法律上有了平等权利，最后还取得选举权与被选举权。1935年春天重新选举的时候，有十七个妇女当选进入“大国民议会”。

根据1925年11月25日的法令，凯末尔所努力争取吸收欧洲文明也体现在外表方面。这个法令规定戴呢帽来代替从前的黑缝无边的民族头饰非斯帽，一如当初麦哈茂德二世在位的时候，曾把这种帽代替过头巾那样。不久之后，各界人土也开始穿欧式衣服。

土耳其人民在外表上接受西方的风俗习惯还没有使凯末尔满意，他还想拿欧洲的精神来灌输给自己的人民。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得首先取消阿拉伯字母。到了3月24日，在阿拉伯数字已经改换国际公用数位之后，凯末尔决定把阿拉伯字母取消。这种字母，无论如何，是很不适合表达土耳其的语言。

1928年6月26日，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负责采用拉丁字母书写土耳其语。这个委员会在尽可能准确的发音与传统的拼音法之间，取用折衷的办法，煞费苦心地完成了任务。到了8月2日，新文字已经在安卡拉问世。凯末尔坚持要亲自教授这种新文字。8月9日，他在伊斯坦布尔演讲，宣布采用新文字。

11月3日新文字由法令规定施行。全国各地都设立学校，人民不分老少都得学习新文字。在惊人的短期间之内，新文字就通行了。在这以前认为要了解土耳其文学就必需懂得阿拉伯文与波斯文，但是于9月1日，这两种文字在高级中学里向来有的课程也取消了。用阿拉伯字母印刷土耳其著作也受到禁止。从前在伊斯坦布尔各印刷厂内印成的无数书籍等物都出口到埃及、波斯和印度去。这是土耳其与本国的过去和其他伊斯兰教徒之间的又一个决裂的行动；后果如何一时还不能够预测。

作为代替这一切行动所造成的精神价值的丧失，Ghazi，或者说阿塔土耳其——这个姓氏是国民议会在通过姓氏法后于1934年11月24日赐给他的，藉以“表示全国人民对他们最伟大的儿子的感谢和尊敬”——决意要鼓起国人对自己的国家有新的自尊心。青年土耳其党曾经想争取整个帝国的臣民都支援自己的政治原则 (使土耳其成为一个民族、即奥斯曼民族和权利平均的国家)，他们的这个希望落空之后，又企图通过突兰主义的理想，在一种新的民族觉悟当中，把土耳其人同一切同语言民族团结起来。凯末尔有真正的政治家的眼光，把这种理想撇在一边。

相反，他要使安那托里亚的土耳其人相信一个古老和文明的民族的光荣就象现代的埃及人想用对尼罗河地区的原始文化引以自豪的心理，针对着英国压迫者，来提高自己的民族觉悟一样。他为了这个缘故，采纳了几个欧洲学者的随便推测，即认为古代巴比伦文化的创始人苏美尔人的语言是与土耳其语言有联系的。在安那托里亚的波加兹考伊地方，德国学者温克勒发掘出一些说明喜特人文明的古物。这种文明是由小亚细亚的各民族创造，被移入的统治民族印欧族所窃取。通过大胆篡改历史，这些喜特人被说成是土耳其人的祖先。这样，创造世界上最古老文明的，说起来还是土耳其人了。

不久又出现一种说法，说印欧语和闪族语最初都是与土耳其语有关系，而且是从土耳其语发展出来的，并且用到不受任何批评的语源学上的大胆假设来说明这个问题。为了支援这些假设，还制造了“语言的太阳原理”的荒谬理论，这分明是共和国总统的亲信人员干的。土耳其文字中有很多外国辞汇，从前的修词学家对这些外国辞汇曾尽力扫除过，而且设法恢复失用的古代土耳其文字来代替它们。现在这样做就能够证明一切外来语都是土耳其语言的真正材料。

例如法文“Ecole”(读)字溯源到与远古土耳其的“okumak”(读)这个字，而采用在土耳其辞汇之中成了“okul”。而且也不惜把外国文的字尾，如常用的法文social中的a1等加到真正的土耳其字或阿拉伯字上去。经过这样做法，産生一种普通人几乎无法看懂的新文字。例如，在安卡拉国民议会议长席上面挂着土耳其宪法的基本原则——“主权是来自人民的”用的是“Egemenlik Ulusup·dur”这两个字，这两个字除了头一个字的字尾“lik”和后面一个字的字尾dur”(意即是)之外，在几年前，是没有人懂得是什麽意思的。

当然这些民族意识的过分的表现，不久之后就由于比较清醒的考虑问题而消失了。土耳其人虽然觉得被迫放弃伊斯兰教的传统，自己的民族遗産毕竟还是那麽丰富，因此不需要借用外来的东西来提高民族意识。事实上，很久以来，土耳其学者一直在努力用科学的调查方法发掘自己文化的真正宝藏，而有相当的成就。

随着伊斯兰教摆脱了它的反动代表们在思想上的统治之后，人民也有机会接触到它在宗教方面的真正价值。1931年4月，过去只能够用阿拉伯文念的《古兰经》头一次译成土耳其文，加上土耳其文的注释出版。1932年1月，这本译文头一次在伊斯坦布尔的一个公开诵读，从此之后，传唤祈祷也用土耳其语了。宗教自由发展到1933年允许有些人改奉基督教，而按照伊斯兰原来的法律，这种行为从前是该处以死刑的。

由于共和国总统的有力赞助，文艺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在旧帝国的时候，除了建筑以外，文艺从来没有受到任何的扶植。几年之内，新都安卡拉从一个外省与世隔绝的小地方发展成为现代化的大都市。

从1927年以后，建筑师们，大部分是德国人，按照最新式的欧洲风格，改建这个城市。除了他们之外，还有许多土耳其建筑师也很活跃，他们很有成效地采用外国的建筑思想来适应本国人民的特点。德籍雕刻家还创造了阿塔土耳其的雕像，放在每一个大都市的广场上。这证明了新的文化倾向一反过去伊斯兰教禁止形象表现的传统。他们的学校还培养成了很有成就的本国雕刻家。绘画在波斯和印度原来只是用来装饰书籍的，在土耳其过去也是完全不注重的，现在，特别是在法国影响之下，唤醒了许多天才画家。他们到1936年的时候已经能够在雅典开展览会展出他们的作品。音乐的纯粹东方色彩一直保守到1928年。弦乐器和笛子只来伴奏土耳其名歌手的单调而且常常是悲伤的歌曲。很久就传说土耳其总统决定在这方面也要领导人民走上一条新的道路。1928年，他请一个奥地利的作曲家来到伊斯坦布尔的音乐学院任教。1934年安卡拉设立了一所近代化的音乐学院，由兴德米斯和普勒托里乌斯指导，目的是要学习欧洲的音乐，不过同时也要使土耳其的音乐更加丰富和深刻。

在文学方面，就象在造型和绘画这两种艺术一样，土耳其人也向新的道路前进，要使自己的文化适应西方这个目的。土耳其的妇女领袖哈利德·埃迪卜·哈尼姆曾经跟着凯末尔到安那托里亚，并且亲身参加过解放战争。她在自己的小说《火焰之衣》里，给解放战争作了一番扣人心弦的描述，之后，为了意见不合，不得不离开祖国；她在英国用英文写成内容丰富的回忆录，她有一个时期住在巴黎。伟大的抒情诗人阿卜杜勒·哈克·哈米德死于 1937年4月12日，享寿八十岁，他和敏感的艾哈迈德·哈希姆保持了青年土耳其运动时代的传统。新小说的创始人叶耳孤卜·卡德里，使这种新小说为新文化运动服务。除他之外，赖沙特·努里，萨德里·埃尔特姆和晓克特·苏赖亚都能够使安那托里亚土地上産生出来的国家的新生活在艺术上得到表现。

阿塔土耳其身为自己所创立的人民党的领袖，能够使土耳其的政治循着固定的轨道发展，可是在头几年内，就是在他的合作者的圈子里面也不乏磨擦，这种摩擦有时候在国民议会的剧烈辩论当中发泄出来。到了1921年，已有一个所谓第二党开始成立， 1924年称为自由党，后来又改称为共和进步党。这个党包括有政治和宗教方面的反动分子，再加上以前青年土耳其运动的领袖，此外还有凯末尔的一些初期合作者。人民党则改名为共和人民党。后来到了库尔德人叛乱爆发的时候，需要把所有民族的力量紧密地联合起来，因此根据1925年6月安卡拉独立法庭决定，把反对党解放。

一年之后，1926年6月，在士麦那发现一个阴谋，企图雇用刺客在总统入城时行刺。阴谋的主犯十八名，其中五名是前青年土耳其运动领袖，被判处死刑。前国民议会长，内阁首脑赖乌弗·贝，和外交部驻伊斯坦布尔的代表阿德南·贝博士，连他的妻子哈利德·埃迪卜，都被放逐出国，为期十年。嘎西木·卡拉贝基尔和阿里·富阿德帕夏两位将军无罪释放。四年之后，纳克什班德托钵僧教派所策动的另一次反政府叛乱在士麦那以北的门尼门爆发。在后备军中尉库比莱指挥之下的——小队士兵成为牺牲品，但是这次叛变很容易就镇压下去。凯末尔主要是为了应付外国方面批评自己的政治制度，在1930年，又一次让议会里有反对派。他让前任总理、驻伦敦大使费提以独立共和党领袖的身份参加新选出的国会。但是不久之后，在独立共和党的党徒与人民党的党徒发生多次冲突之后，独立共和党又被解散。

一直到1936年重新选举的时候，才有十三名无党无派的议员当选，其中希腊人代表两名，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代表各一名。对他们的希望是通过没有偏见的批评和监督来推动政府和人民党的工作。由于人民党的代表与国家公务员之间有时发生摩擦，1937年2月3日通过法令，把人民党的党纲包括在宪法之内。内政部长同时兼任人民党的总书记。人民党驻各省的代表被召回。这样，党国之间的斗争在有利国家的情况下得到解决，而又不损害到国家的民主性质，因为权力归根结底来自国民议会，而国民议会只有向选民负责。在阿塔土耳其的政权之下，土耳其经济生活方面的长足进步已经有很多人谈到，这里不再赘述。因此，在这里可以追述一下的是，农业虽然还是国家繁荣的主要基础，但是过去几乎不存在的工业——如果多半是在家里织的传统地毯业不算的话——由于有了远大目光的指导，是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着。

这种工业还同时保证了国防的安全。国防的安全的倚靠是一支完全用新式装备和训练的陆军和一支适应国防需要的海军。

这个年青的国家头几年外交政策的主要问题是争夺前摩苏尔州的斗争。这个州之所以宝贵是由于有尚未开发的油田，因此英国代表受它托管的伊拉克争夺这个州。土耳其要求归它所有是根据国民公约，因为这个州内的人口，象邻省一样，基本上是库尔德人。在洛桑条约里，没有作出明确的决定，不过规定要是无法达成协定的话，留给国联来处理。经过爱沙尼亚的来敦纳尔将军所领导的委员会长期谈判和调查之后，1925年12月15日，这个对土耳其也有战略上重要性的地区划归伊拉克托管地。在1926年7月5日的安卡拉协定保证土耳其可以获得油田将来的利润的十分之一之后，土耳其同意了这个决定。此后，由于经济关系的恢复和瓦相信任的合作，土耳其对英国的紧张关系也消失了。1932年7月18日，土耳其加入了国联。

土耳其共和国与苏联在国民生活与经济生活的基本观念上尽管互不相同，但是在新土耳其国家刚成立之后，双方签订的条约关系是一直忠实遵守的。伊斯麦特·伊诺努总理于1932年率领一个土耳其代表团访问了莫斯科，军事人民委员伏洛希罗夫率领一个苏联代表团回访了安卡拉，这种彼此访问加强了这种条约关系。由于根本不存在人数衆多的産业工人阶级，共产党宣传在安那托里亚反正是无法扎下根的，可是这种宣传还是不容许的。土耳其除了东部边境获得安全之外，还从苏联得到一定程度的经济上的利益。

土耳其还得和南部邻邦、受法国托管的叙利亚解决前伊斯肯德伦(即亚历山大勒达)旗的问题。这个旗里有叙利亚人和很多的土耳其少数民族杂居。按照1921年10月20日与法国订立的条约，双方同意设立一个单独的行政机构，用土耳其文为官方语言，保证土耳其人的文化生活不受侵犯。但是两国之间只是在经过长期谈判之后，这个激动土耳其的舆论的问题才能够由1937年1月 27日国联理事会所批准的条约加以解决，这个条约保证这个旗的内政完全独立，只有在外交政策的问题上，才受到叙利亚的控制。

土耳其运用灵活的外交手段，能够与巴尔干半岛上新得到政治独立的有世仇的国家完全和好。希腊希望夺回爱奥尼亚这块古代的殖民地，这种希望曾在战争中得到协约国的鼓励，现在要希腊人放弃掉这种希望是很困难的。经过广泛的人口交换终于消除了一个很危险的摩擦的来源，虽然这种交换在起初曾使希腊陷于很大的经济困难之中。1929年，这个摩擦来源终于消除的时候，两个国家就能够在第二年订立一项中立条约，1933年，跟着又订立十年之内保证边境安全的条约。1925年，土耳其已能够和保加利亚签订友好条约，并且由于1929年签订的中立条约而得到加强和延长，尽管保加利亚仍然没有参加的土耳其，希腊，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于1934年2月9日在雅典签订的巴尔干公约，这个公约规定各国之间不仅负有维持和平的责任，而且一旦受到侵犯，还要在军事方面互相援助。这四个国家还成立一个联合经济委员会来考虑它们的经济利益。1937年3月，这个委员会在雅典决定共同管理某些农产品的出口。随着土耳其驻军重新占领达达尼海峡上的炮台和亚德里安诺堡之后，和约在军事方面对土耳其的最后几项的约束也变得过时了。

因此，当1938年11月10日阿塔土耳其在伊斯坦布尔久病之后逝世的时候，能够把一个国泰民安的国家留给土耳其人。对他们来说，他未免死得太早了。与他多年合作的同志，伊斯麦特·伊诺努继掌国政，为共和国第二任总统。

谢选骏指出：作者为何把肢解奥斯曼帝国叫做“这种可耻的暴行”？难道他不知道奥斯曼帝国仅仅来自几百户人家的疯狂扩张？显然他是知道的。但是因为这个作者是个德国人，乃是土耳其的同盟国，就像法国的路易王们和现在的北约组织那样，不惜背叛基督也要为土耳其叫屈。但我却知道，小亚细亚和奥斯曼帝国的其他领土一样，“自古以来”就不是土耳其人居住的地方。所以我预感，现在霸占小亚细亚的土耳其共和国，就像南斯拉夫联邦一样，只是昙花一现的过渡产物。

【第二章 埃及】

1882年英国占领埃及之后，埃及脱离了伊斯兰教各国的共同命运。当然，在起初的时候，英国控制这个尼罗河国家，目的只是为了巩固通过苏伊土运河到印度去的海道；不过英国一旦控制了这个国家的命运，就面临到新的任务。盎格鲁·撒克逊人讲究实际的特点，总是按照这些任务出现的前后次序，来逐个对付的，而对这个国家的将来避免作出任何决定。当英国政治家一再提出保证说，除了保护英帝国的利益外，他们唯一关心的主要只是在物织上和文化上提高埃及的居民，这话一定不要把它当作政治僞善表现或漂亮话。埃及明智的爱国人士也承认，英国的管理的确使埃及得到很大的好处。不用说，要不是英国的参预其事，阿拉比帕夏的运动是不可能调和穆罕默德·阿里及其土耳其军事官僚贵族的统治与本地人民的要求之间的矛盾的。

应该设想，英国既然控制了埃及，问题虽然可能还没有解决，无论如何，总打下了解决问题的基础；从前独揽大权的阶层一定会常常痛恨英国总领事伊夫林·巴林爵士(后封为克罗麦尔伯爵)从1883年9月11日到 1907年5月6日之间的严厉教导的；可是没有这种教导的话，埃 A的繁荣以及埃及人民在知识上和道德上的提高会不会那样快就做得到，那是有很大疑问的。英国在埃及政权的历史是属于英帝国的历史，不是本书的范围。同样，历届政府的更迭只反映出英国的影响对埃及统治集团所産生的作用，这一方面的历史也不需要在本书中叙述。但是埃及人民在这种统治之下的发展情况，应该简短地叙述一下。

英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杜弗林勋爵是英国占领埃及之后，英国政府头一任驻埃及的代表。埃及农村人口生活穷苦之甚，连他也恨不得马上设法加以改善。从前埃及官员总是对欠税的人任意施以笞刑及其他酷刑，这样来完成他们的主要任务——收税——的。杜弗林勋爵下令取缔这种行政上的惯例。随后也废除了农民在尼罗河泛滥后疏浚运河淤泥的强迫劳动。并且在跟国际财政管理委员会的代表们经过一些很困难的外交交涉之后，才获得他们的同意拨款支付自愿参加的劳动。一直到1892年1月，陶菲格帕夏死后，才能够明确废除强迫的劳动，作为新基代夫登位时送给埃及人民的一种礼物。虽然这样，人民的捐税负担仍旧沈重不堪，因为除此之外，埃及人民还得支付英国的占领费用，派到各部对一切问题有决定大权的英国顾问的费用，和一系列其他行政官员的费用。

在克罗麦尔勋爵控制之下，埃及财政部的顾问(开始的时候是文森特爵士，从1888年以后是埃尔温·帕麦尔爵士)虽然不能够大量减少国债，却的确彻底整顿了埃及的财政。过分尊重国际财政管制有时也引起不良的措施。减少捐税的负担也没有什麽成绩。国家收入的财源能想到的都找到了；跟从前一样，应服兵役的人可以用钱赎免，这种权利当然只有富裕的阶层才能够利用。不过不能忽视的是，当初是穆罕默德·阿里所提倡的，后来经易司马仪进一步推广的植棉事业，经英国水利工程师汲取印度方面的经验，获得了做梦也想不到的成就。为了要实行印度的经验，需要建筑庞大的水坝使灌溉系统能够不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在1842到1863年之间，已有一个法籍工程师在三角洲入口处筑成了一个水坝，实际情况证明这个水坝是不够用的。

1885到1890年之间，斯科特—蒙克里夫重修了这个水坝，三角洲上的棉花産量就增加了一倍。此后，1898到1902年之间，威廉·维尔考克斯爵士在阿斯旺建成了大水坝。当然不应该忽视，埃及因此而被拖入世界经济的体系当中，受到世界经济危机好几次的影响，因而失去了粮食自给自足的能力。外国人在埃及享受治外法权，经常控制埃及的经济生活，而英国人从来就没有想到过取消这种特权地位。埃及人必然对这一点特别不满。但是对克罗麦尔的统治应该提出特别严重的谴责的是：跟拨付给对英国也有利的设备的巨款比较起来，拨付给埃及人民的教育费用是绝对不充分的；例如1882到1902年的教育费用还不到阿斯旺水坝费用的一半。

继克罗麦尔职位的劳埃德勋爵企图这样替他解释：除了缺少必要的资金之外，英国也无意强行在埃及推广英国的文化。当然，这样做对埃及人是没有好处的，但是帮助埃及人促进本国的文化来抵抗上层社会所采用的法国文化，对埃及人却是有益的，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不提到，埃及即使在摆脱掉英国的保护以后，统治集团对教育问题远不如对经济方面有兴趣。开罗大学文学院院长塔哈·侯赛因在1939年年初出版的一本书中还沈痛地提出过不满的意见。

在这种情况之下，埃及人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根本谈不到有任何独立的政治生活。埃及是直到1892年，即陶菲格死后，他的在维也纳长大、当时年纪还很年青的儿子阿拔斯二世(希勒米)登位的时候，才産生头一次反抗外国统治的力量微弱运动的。领导埃及政府的，在陶菲格的末年是亚美尼亚人努巴尔帕夏，从 1888年以后是里亚德帕夏，这两个人稍有违反克罗麦尔的措施的表示，就不得不辞职引退。阿拔斯继位后，盲目效忠于英国的穆斯塔法·法赫米担任首相。

1892午年底，穆斯塔法·法赫米病重的时候，阿拔斯趁这个机会把他换掉，指派支援努巴尔的女婿提格兰的法克里帕夏继任。提格兰本人原来担任外交大臣，现在却宁愿躲在幕后。这回事阿拔斯没有跟克罗麦尔勋爵事前商量过。但是连这一步骤对这位元基代夫来说也是无权采取的。在英国的压力之下，他不得不把自己选择的首相免职，还好他不必再受法赫米的气了，因为里亚德帕夏已经入阁。这位基代夫在瓦迪—哈尔法视察的时候，胆敢批评英国军官所率领的军队的军容，因而遭受第二次的侮辱。他因此不得不把军政部次官马希尔帕夏免职而任命一个对基钦纳总司令唯命是听的傀儡来代替他的职务，而且还得公开收回自己的批评。

从此以后，他不再过问政事，只管自己的田庄産业。他没有得到他的宗主阿卜杜勒·哈米德苏丹的支援来反抗英国。1904年4月8日，英法达成协定，英国允许法国在摩洛哥自由行动后，法国也放弃了自己在埃及的势力。英国自居为埃及的主宰到什麽程度，可以从西奈半岛上亚喀巴海港的纠纷事件上看得出来。苏丹希望利用汉志铁路来巩固自己在阿拉伯的哈里发地位，1904年秋天把这条铁路延长到马昂，据说还在计划铺一条支线到亚喀巴，藉以便利来自埃及的朝拜圣地的香客。在这个时候之前，英国绝少管西奈半岛上的事情，现在却派一个委员会来划定未决的边界，来对付奥斯曼帝国，并且扬言要派舰队去示威，强迫苏丹放弃建筑铁路的计划。

基代夫在自己与英国的一切冲突当中，得不到埃及人民的任何支援。1893年，他把希望寄托在《穆阿达德报》的创办人阿里·优素福的身上，可是终于徒然。因为围绕这个报馆编辑的周围的革新小政党得不到任何政治的力量。民族意志的形成，其动力首先来自资产阶级，而不是来自基代夫。这个阶级是由英国的统治所産生的，他们的子弟在法国受教育。其中就有一个埃及工程师的儿子穆斯塔德·卡米勒，他曾经在都鲁斯学习法律，在那儿认得法国很有势力的报人朱利埃特·亚当。

他回国之后，于1894年创立祖国党。他希望能够取得欧洲舆论的支援来解放埃及的人民，除在埃及以外也想在西方各国的首都传布这种思想。他在 1900年所创办的《利瓦报》(《旗帜报》)发行量很大，1907年以后又出版了该报的英文版和法文版。他极端热烈地主张建筑汉志铁路，1904年，苏丹赐他帕夏的头衔，可是埃及的基代夫受到克罗麦尔的恫吓，开始害怕穆斯塔德·卡米勒的势力，也就在这一年，不肯再支援他。

日本战胜俄国鼓起了东方人的希望。埃及这个时期的诗歌庆祝这次胜利，把它看为整个亚洲在对抗欧洲优势的斗争中的模范。但是首先使全国人民觉得自己处于屈辱的地位的人却是一桩本身不大重要的事件。1906年6月13日，英国军官在三角洲上的丁沙威村里射鸽子，射死一个妇女：愤怒的埃及农民手执木棍来追打这些军官，其中有一个军官在逃跑的时候被群衆打死。克罗麦尔下令严酷处罚这些罪犯，6月28日把其中四个人绞死示衆，另外十七人笞打之后关入监牢。这种野蛮无理的刑罚不仅在埃及，而且在欧洲和在英国议会，引起了一阵忿怒的风暴，有很长的时间，在埃及的报刊上和民族主义的诗歌里，都一直在提到这件事，使得英国在埃及的地位连根动摇。穆斯塔德·卡米勒在伦敦向自由党首相坎贝尔—班纳曼爵土坚决抗议，要求撤换克罗麦尔。

事实上克罗麦尔也已经于1907年5月离开埃及，因为他不愿意接受自由党的要求，向埃及人民的愿望让步。继任的是埃尔顿·戈斯特爵土，他准备执行自由党的政策，希望挽救英国在尼罗河的地位。他一到任，的确就遇到很大的困难，因为埃及财政危机极为严重，同时尼罗河的水位又非常低，使危机更加加深了。由于戈斯特开始时想把基代夫争取过来，穆斯塔德·卡米勒也就攻击戈斯特，1907年12月7日，他召开了全国共有一千零七名代表出席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们选他做终身主席。他发表了一篇激烈的演说，鼓动代表们热烈支援他的目标——就是通过全国人民的政治教育使埃及成为埃及人的埃及。可是1908年2月10日，他因痼疾逝世。他死后，他的党也跟着衰落；1938年，只有八个党员获选人议会。

戈斯特不仅离间基代夫和祖国党的关系，而且挑拨哥普特人反对祖国党，因为祖国党的创始人同情于土耳其苏丹的泛伊斯兰的目标。  1908年11月，首相穆斯塔德·法赫米退休的时候，戈斯特诱使基代夫任命一个哥普特人、前财政大臣布特鲁斯·加利帕夏继任。民族主义者对新首相疯狂攻击的结果使他在1910年2月20日被刺，并造成穆斯林与基督教徒少数民族之间的分裂几乎有陷全国于内战之势。

1911年，戈斯特病重的时候，英国政府派埃及军队前任总司令基钦纳勋爵来接替。意大利开始进攻的黎波里坦尼亚的时候，基钦纳制止了民族主义者给予土耳其方面的任何支援。戈斯特当初利用埃及基代夫做后盾，而基钦纳却马上使他感到自己高居在上的优越地位。1912年夏天，当学生们试图谋杀这两个统治者的时候，基钦纳对阴谋的幕后人物严加惩处，使民族主义者的政党完全被打垮了。基钦纳颁布法令，规定五个埃及亩以下的小土地所有者欠债不得扣押其土地，企图这样来争取农民，与支援民族主义者政党的资产阶级知识份子阶层对抗。他所设立的农业部保证了英国在埃及种植棉花的利益，同时也推翻了基代夫原来的农会的优势。

最后，向埃及人民的建立欧洲式议会政治制度的愿望，作出让步的时候似乎也来到了。到这个时候为止实行的是1883年5月 1日杜弗林勋爵所提出的组织法，规定除了省议会之外，设立一个有三十名委员的立法委员会，内中十四名由政府指定，其余由省议会和大城市选出，还规定设立一个立法议会，由六个部长、立法委员会委员和四十六名选举出来的代表组成。1913年7月24日颁布宪法的结果是，一个由八十一名议员组成的议会代替了立法会议，其中十五名议员由政府指定，六十六名由间接选举産生出来。这个议会虽然有权批准捐税，却不能够否决政府的立法案，关于这一点没有达成协定。这件事情刚一开始就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中断了。

1914年8月4日，宣布全国戒严，9月10日，向土耳其宣战。 12月18日，英国政府宣布对埃及实行保护，废阿拔斯的基代夫，立侯赛因·卡米勒为苏丹。不久之后，前印度西姆拉政府的政治秘书，亨利·麦克马洪爵士任埃及高级专员，掌握了埃及政府的实权。他的主要任务是动员全国一切可以调动的辅助资源，不仅为了保卫西奈半岛的前线，而且为了侵略土耳其的战争。1915年8月，有一批埃及劳工派到穆德洛斯。但是不久之后，甚至优厚的工资也不能够使农民自动离乡背井到军队里做工，尤其是冒着炮火。政府只得强迫征召。统帅部不断发出日益紧张的命令，而埃及人民却消极抵抗，另外一方面，伦敦政府又忙着其他的问题而无暇顾此，在这些情况之下，麦克马洪把高级专员这项吃力不讨好的任务移交给了前任苏丹总督雷金纳德·温盖特爵士了。

埃及在一切不是为了本国利益而进行的战争中所受到的苦难，唯一的微薄补偿是随着外国军队而流入的大量外币，得到好处的首先只是商人，而不是农民。农民被迫离乡背井，耕畜又被夺去了。不断增植棉花造成国内粮食的困难，结果严重到使政府不得不于1917年9月完全禁止在上埃及种植棉花的程度。但由于这种商品的世界市场价格高得惊人，对土地占有者来说，违禁种棉即使付出轻微的罚款也比放弃不种更为有利可图。一切设法减轻灾荒的措施既然无效，战争对穷苦人民的压迫只有更加厉害，而富人却能从中取利，坐视不救。

1917年10月9日，身体早已拖垮的侯赛因苏丹逝世。他死后，英国在埃及失却支柱，因此想吞并埃及，把它并入英帝国版图之内，尤其是在苏丹的儿子明确表示放弃继承王位权利之后。不过最后还是认为最好不要伤害埃及人的感情，因此把王位传给苏丹的兄弟艾哈迈德·富阿德，虽然他经常住在意大利，同本国几乎毫无联系了。

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英国在埃及面临着一种完全新的形势。美国总统威尔逊保证要在民族自决的基础上重新组织整个世界，这个谎言在埃及也引起热烈的反响。结果出现了一个在此后十年中决定国家命运的人物，那就是赛耳德·札格卢尔帕夏。光从他的头衔看来，他在政治上不是个新手。他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学过法律，他当律师的时候，受到青年土耳其党的朋友穆斯塔法·法迪尔亲王的女儿纳齐利公主的委托，管理她的财産。札格卢尔作为克罗麦尔所宠信的穆斯塔德·法赫米的女婿，在政治舞台上初露头角是在1907年创立人民党。

克罗麦尔希望把这个党拿来对付穆斯塔德·卡米勒的祖国党。可是人民党无法与人民建立联系，早在世界大战的第二年就不得不停止活动。克罗麦尔为了答谢札格卢尔的服务，派他负责新成立的教育部。在戈斯特统治之下，他接管了司法部，但是跟阿拔斯·希尔米发生了一场冲突之后，于 1912年4月辞职，不久又被选为新议会的副议长。他天生的口才不久就为他赢来了不断增加的拥护者；有了他们的支援，他有时候甚至能够给基钦纳制造严重的困难。

1914年年初，札格卢尔的岳父为了帮助他解决经济困难，要提升他做巴黎埃及留学生监督，可是这个英国总领事因为讨厌他而没有批准，反而失却把这个兴风作浪的鼓动家撵走的机会。富阿德苏丹要札格卢尔当大臣，也得不到雷金纳德·温加特爵土的批准。可是现在这个野心勃勃的人物看见自己的时机到了。1918年11月13日，他和一批朋友领导一个埃及人民的代表团(华夫脱)来见雷金纳德爵士，要求批准他们到英国去要求埃及脱离英国政府而完全独立；这位高级专员声明，自己无权同意这个要求。华夫脱党就是这样诞生的，在此后二十年内它能够自认为已是人民所信任的唯一代表。

由于在那个时候其他阿拉伯国家还能够自我陶醉一番，以为能够在和会上代表本国的利益，而埃及人却没有这种希望，因此更加觉得受到压迫。话得说回来，埃及人为了英国的胜利毕竟作出了很大的牺牲。雷金纳德爵士马上认识到让札格卢尔和支援他的人到和会上去倒没有把他们留在国内那麽危险，因为他们在和会上得在完全不熟悉的环境中摸索，而在国内却能够要英国怎样就怎样；因此当英国外交大臣召他回国述职的时候，他建议向华夫脱党让步，但是不受采纳。在他回国期间，埃及政府辞了职。3月3日，札格卢尔威胁苏丹说，如果企图组织新政府，就要暴力来对付。代理温加特职务的米尔恩奇塔姆爵士，在这种情况之下，想到唯一能采取的办法就是把华夫脱党的领袖们撵走。英国外交大臣同意他的建议把他们放逐到马尔他岛。

3月8日，札格卢尔和三个最亲密的同志在亚历山大港登上一艘英国的驱逐舰离境。在此后一切革命运动当中充当先锋的学生青年一听到他们被逮捕的消息，就涌上街来，不久全国都陷入叛乱状态中；3月17日，开罗对外的一切交通都被切断，在上埃及，人数很少的驻军被起义者包围起来。一直到4月 10日，布林芬将军才用别动队恢复了全国的秩序。劳合·乔治这时决定派在巴勒斯坦战役中成名的将军埃德蒙·艾伦比爵土到埃及来，要他不惜一切代价维持英国的保护权。3月25日，他一到开罗，就发出告示企图安定民心，4月7日答应释放驱逐到马尔他岛的领袖们。4月9日，鲁什迪帕夏重新上台，但是直到22日艾伦比扬言耍极其严格地实行戒严法后，公务员罢工才停止下来。

公务员为了恐惧而回去上班，到5月赛仪德帕夏才能够组成新政府；但是叛乱者已经试验过自己的力量，准备一有机会就再拿出来。在艾伦比建议之下，英国政府委派米尔纳勋爵领导一个委员会去调查埃及的政治情况和提出新宪法的建议，这提供了叛乱者再一次拿出力量来的好机会。华夫脱党不愿接受来自国外的宪法，而想自己来决定国家的将来。不知为什麽英国政府居然让华夫脱党有整整夏秋两季的时间来鼓动反对英国，到了12月7日米尔纳入开罗的时候，赛仪德又下台，群衆进行了一系列对英国军人的袭击，以此泄愤12月15日，新任首相瓦赫巴帕夏遇刺，仅以身免。

这种政治动乱到了新年又因经济困难而加剧。在这种压力之下，米尔纳委员会下了结论：迄今为止从来没有明确合法规定的埃及地位只能够与英国订立一个条约来规定。这项条约的草案规定：如果埃及答应英国在埃及国内驻军，埃及司法部和财政部聘请英籍顾问，埃及保证不缔结任何对英国不利的条约，并且给予英国保护外籍侨民不受埃及法律不公正待遇的权利，就让埃及独立。跟从前的情况比较起来，英国的这些让步毕竟是非常大的，但还是引起了埃及全国的剧烈反对。华夫脱党代表从马尔他岛去了巴黎、还在那里开会。米尔纳不得不邀请他们到伦敦来参加7月7日开幕的会议。札格卢尔声明自己对订立条约的建议是满意的，但是对某几点不肯表示明确的态度。

劳合·乔治的政府很久不能够决定是否在米尔纳代表团报告的基础上与埃及恢复谈判。直到1921年2月22日，英国政府才请埃及的苏丹派代表团来谈判。关于这一方面的考虑引起内阁改组，使阿德利·帕夏·耶根上台。札格卢尔发表宣言，要求在谈判开始之前，英国先放弃掉在埃及的保护权、新闻检查制度和戒严状态，这造成了严重的困难。4月5日，他回到埃及，受到拥护他的人的热烈欢迎。阿德利绕过华夫脱党于5月10日，从土耳其贵族官吏当中，选出全部支援自己的人组成一个代表团之后，开罗与亚历山大港又陷入纷乱状态，这次骚乱特别是以希腊人和意大利人为物件的。1921年7月1日，阿德利帕夏带领代表团往伦敦，留下札格卢尔在国内维持巩固自己的地位。

阿德利帕夏与英国政府谈判毫无结果之后，于12月5日回开罗，三天之后辞职。直到11日，英国宣布准备取消保护权，而且答应埃及成立外交部之后，萨尔瓦特帕夏才准备组阁。英国高级专员为了支援他，逮捕了札格卢尔，为了这回事又发生了骚动，他就于12月29日把札格卢尔放逐到锡兰去，再从锡兰放逐到赛舌耳群岛。一直到1922年2月20日艾伦比亲自到伦敦力陈局势的危急之后，英国政府才决定宣布终止保护权，并且表示可能即将取消戒严。这样，萨尔瓦特终于才能组成内阁。1922年3月15日富阿德采用了埃及国王的称号。

但是这并没有能够解除困难。1922年消耗在徒劳无功的谈判新宪法之中，在谈判中苏丹地区的问题是意见分歧的主要焦点。虽然有一批英国官员退职，谋杀英国人的事件还是不断发生。只有在富阿德放弃兼任苏丹国王的称号之后，经过两次内阁改组，无党无派的叶哈雅帕夏才子1923年3月15日受命为首相，能够公布新宪法。3月24日，札格卢尔被英国从塞舌耳岛转送到直不罗陀，英国现在把他释放，但不许回国，希望借此缓和埃及舆情。但是，这种让步和取消戒严都得不到所预料的效果，因此英国不得不决定允许札格卢尔于9月17日回到埃及。他初时对国王与高级专员还谨慎相处，但不久就激烈攻击新宪法。1924年1月，议会选举结果，在二百一十四席当中，他的代表占有一百九十席的多数，因此国王不得不在1924年1月27日任命他负责组阁。

几乎也在这个时候，工党在英国执政，工党领袖拉姆齐·麦克唐纳认为对埃及人民独立的愿望表示同情的最好办法，莫过于释放一百五十名左右的政治犯。札格卢尔信赖这种同情，而在苏丹进行激烈鼓动，结果引起暴动。6月25日，英国内阁在上议院宣布坚决不再放弃苏丹的时候，他觉得非常失望。他对国内政策初时不过是替他手下的人找些职业而己，结果引起有人谋害他的生命。7月25日，他接受麦克唐纳的邀请，到伦敦当面谈判与英国订约的问题，但是到了9月25日谈判才开始；10月底，由于札格卢尔坚持要求英国完全撤出埃及，谈判陷于破裂。不久之后，保守党内阁接替了麦克唐纳的政府。

札格卢尔回国后不久，民族主义者所燃起的排外火焰11月 19日在埃及军队总司令兼苏丹总督李·斯塔克爵士被刺的事件上爆发出来。札格卢尔企图回避英国提出的给予赔偿的正当要求，当然赔偿的内容包括牺牲埃及利益改进苏丹的灌溉水利。但是当英国高级专员强占海关的强硬态度迫得札格卢尔让步。11月24日，艾哈迈德·齐瓦尔帕夏继任了政府首脑。英国减低了对新任首相的要求，但是海关虽然于12月2日归还，新政府对赔偿还是非常拖拉。英国甚至也不坚持要英人担任总司令的职位。

齐瓦尔帕夏以为他能够把自己的政权建筑在反对华夫脱党的分子的基础上。1922年，阿德利帕夏创立自由立宪党：其中一个党员易司马仪·西德基帕夏任内政部长，把华夫脱党的党徒清洗出部。国王想利用联盟党来加强自己的势力。不过，两个政党都没有能力排除华夫脱党的广泛的力量。议会重新选举之后，札格卢尔又当选，他得到有力的支援，而被选为议长。但是国王不任命他组阁，反而于1924年3月24日解散国会，不久之后，还利用内阁内部无关重要的意见分歧的机会，把自由党的阁员排斥出内阁，只靠自己的联盟党人员来进行统治，而越来越把权力交给他的文房长官纳沙特帕夏。

但是札格卢尔丝毫无意放弃自己的势力，尤其是失意的自由党人要想同他联合起来。政府既然不肯召集国会，他就出面召集议员于11月21日开会。当他发现议会大厦已被占领之后，就带着议员们到大陆旅馆去开会，在这儿他又获选为议长。英国如果不愿意冒险在这个国家失掉自己的威信，就不能袖手旁观。1925年10月21日就职的新任高级专员劳埃德勋爵，说服埃及国王改派他的文书长官为驻马德里大使。

埃及政府为了对已有利而修改选举法的企图失败之后，国王最后得作出决定，到底同意不同意重新选举。1926年5月25日新选举后，札格卢尔在二百零一个议席之中，获得一百四十四席的多数。他虽然声明自己年纪太老了，不宜再担任首相职务，而打算退居“国之元老”的地位，可是到了27日，他仍想把政权接受过来。英国由于害怕变乱又起，因此当劳埃德勋爵提出异议而札格卢尔却不肯放弃要求的时候，劳埃德就要求派一艘兵舰到亚历山大港。札格卢尔的党徒担心他们自己政治活动的成果会受到影响，强迫他同意辞让。

阿德利帕夏受命组阁。札格卢尔是为了顾虑到英国方面才不得不克制自己，可是通过支援他的人，他在国内的力量还是非常大。他的党的眼前目的是在埃及军队里加强势力。阿德利帕夏不肯负这个责任；因而于4月18日藉口议会里一件无关重大的小事而辞职不干。不过，华夫脱党还是认为最好是别提出自己的领袖，而让萨尔瓦特帕夏掌握政权。可是他内阁里的军政部长哈沙巴，贝伊在华夫脱党压力之下让步，同意加强军队，一有可能，就设法摆脱英籍总监的势力。札格卢尔与英国驻扎长官长期谈判之后，同意政府所批准的英方要求，保持了总监的权力。

1927年7月，萨尔瓦特赴英国恢复关于两国条约的谈判；他虽然没有得到肯定的诺言，在8月里动身回国时却能够抱着已经为国家铺平了独立道路的希望。不过，仍旧充满着附带条件的草约只有借助札格卢尔的力量，才能在议会通过。但是这位“国之元老”病了不久之后，于8月23日突然弃世，在政治生活上留下一道不能马上弥补的缺口。主要是靠他的力量，一千年来受国内外统治者压迫的埃及人才觉醒过来，意识到自己有自决的权利。他的成就不免受到他的时代和环境所带来的限制，但是，他一生致力为人民服务，牺牲了不少个人的利益，这应该是埃及人民所没齿难忘的。

这时，萨尔瓦特于10月间在伦敦恢复谈判，11月回国时带来一份英国政府要求不加修改而接受的草约。但是他还来不及向议会提出就在1928年1月底辞职，因为上下两院已经通过法令，把政府从前能够限制自由集会的权利的手段都取消了。札格卢尔死后，他的党日趋激进，曾经多年任他的秘书，现在继承他的领导地位的穆斯塔德·纳哈斯帕夏，在野心和毅力这一方面虽然不比他差，可是在政治家的才能这一方面就远不如他了。决定埃及命运的责任现在落在他身上，因为3月15日国王命他组织政府。英国政府虽然极其明显地向他示意，不能同意埃及议会所通过的威胁埃及国内和平的新法令，他初时仍然能够用敷衍的答复来对付，使英国政府声明感到满意。可是到了6月间，国王藉口一桩公开的丑闻，免掉他首相的职务。国王不久就更进一步；那就是，他自己所任命的首相、埃及国内一个最富有的地主，穆罕默德·麦哈茂德帕夏解散了国会，停止选举三年。

国王在不受拘束的统治时期，做到很有利地规定对埃及十分重要的尼罗河河水在埃及与苏丹之间如何分配的问题；他还在考虑限制某些特别令人难堪的治外法权，首先是扩大会审公堂的权力，藉以削弱领事裁判权。

1929年5月，英国工党重新执政的时候，仍旧获得农民无限信任的华夫脱党再度産生了掌握政权的希望。工党的第一步行动是把劳埃德勋爵召回，因为他对埃及在独立方面的发展没有足够的关心。6月间，麦哈茂德帕夏在伦敦开始重新谈判规定两国关系的条约；不过他知道得很清楚，这样的条约只有埃及议会才能通过。1929年秋天白皮书中发表的草案比萨尔瓦特帕夏所做的让步还大得多，在英国政府方面来说，这是妥协的极限了。当然，埃及方面很可能认为只要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可能争取到更多的要求。英国归根到底还是准备把开罗和亚历山大港的驻军撤退到苏伊士运河区，把埃及军队里全部英籍军官召回，并完全放弃在埃及内政部的欧洲司的权利。

国王由于想要议会批准与英国所订的条约，只得同意下令重新选举议员。一如所料，华夫脱党党人又获大胜，国王不得不把政权再次交给纳哈斯帕夏。1930年3月3日，纳哈斯帕夏在伦敦恢复谈判订约的问题。由于他的前任已经替埃及争取得到够多的让步，他现在把全副精力转移在苏丹的问题上。

他由于坚持埃及的移民不得再受到限制，又由于开始时打算承认英埃共同统治苏丹的期限只延长一年，因此没有完成任务就只好回国了，不久就被国王免职。人民党领袖易司马仪·西德基帕夏继任首相。他利用新的选举法把华夫脱党排挤出议会，作为国王的代表进行统治，直到 1933年为了健康的缘故不得不退休。当国王也病重的时候，他的不负责的宫廷顾问掌握了大权，以致新任首相叶哈雅帕夏考虑到必须向英国求助来对付他。群衆的愤慨把他赶下了台，国王不得不批准继任的纳西姆帕夏恢复西德基帕夏所废除的选举法。华夫脱党因是重新取得政权。

国内政治陷在派系斗争当中，而派系斗争的结局又常常由学生的骚动来取决胜负的。就在这个时候，埃及和英国都看到它们在苏丹的共同利益受到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的行动所威胁。一个掌握着现代技术的欧洲强国盘踞在那里，对于起源于塔纳湖的一条尼罗河最重要的支流，可能起一种决定性的作用。埃及各政党看到对国家繁荣的一个最重要的来源受到威胁的时候，就联合成为统一阵线，以便使以前老是搁浅的英埃谈判告一结束。

1935年 12月12日，统一阵线的各政党领袖要求英国高级专员迈尔斯·兰普森爵士邀请英国政府恢复谈判条约。英国政府发表声明说，埃及方面如果打算先讨论最重要的问题，即军队的组织和苏丹的问题，英国政府就随时准备进行谈判。这时候，脱离联盟党的阿里·马希尔帕夏组成了一个中立派内阁，这使政党领袖们不用担心，选民要他们对谈判的结果负责。

1936年3月2日，在兰普森领导之下的英国委员会与在纳哈斯帕夏领导之下的埃及人在开罗举行会议；埃及方面除纳哈斯帕夏以外，还有七名华夫脱党人和六名其他政党的代表，其中有三个曾任首相：麦哈茂德、西德基和叶哈雅。8月26日，在伦敦签订条约，11月15日和18日，埃及议会批准这个条约，1月24日和25日，英国议会也予以批准。除了仍旧留下一万名英国作战部队在沿海地区保卫苏伊士运河之外，这条约终于结束了英国在埃及的军事占领。英国为了承认埃及有绝对的主权，派一名大使代表英国驻开罗，不过其地位优于其他国家的代表。

英国还得替埃及提名加入国联。双方还订立同盟，彼此保证不得与其他国家发生任何对这同盟有害的关系。如果有战事发生，埃及有义务把全国的资源提供英国使用，如果必要的话，宣布戒严和实行检查制度。埃及得按照英国从战略观点认为必要的地方建筑铁路网。在不损害主权问题的情况之下，苏丹的行政仍旧留在英国所任命的总督手里；埃及的军队也由他指挥；埃及去苏丹的移民只有为着公共治安与健康的理由才予以限制。英国声明愿意支援埃及取消治外法权，最终目的是连会审公堂也撤销掉。这条约暂定为期二十年，期满以后，任何争执都提交国联委员会裁决。

埃及的异族统治跟着这个条约而结束了：埃及的国际地位虽然还是与英国的国际地位有其密切的关系，但是它的国内发展却已经开辟了道路。不过这一点还得取决于党派之间的斗争。华夫脱党领袖纳哈斯能够替埃及人民取得他们渴望多年的独立，但是这个党不久就滥用他的威信；他很不高明地模仿有名的榜样，在青年党徒当中创立一支“蓝衫队”的卫队。他的日益专制的作风以及与科卜特人财政部长马克拉姆·乌贝德帕夏的密切关系，终于带来了不幸的后果，有些札格卢尔的老部下在阿里·马希尔帕夏的兄弟艾哈迈德·马希尔博土和努克拉希帕夏领导之下，与他脱离关系，而组成赛耳德派(纪念赛耳德·札格卢尔帕夏)。

1936年4月28日，国王富阿德死去。他的儿子法鲁格生于 1920年2月11日，当时在伍利治的英国军事学院学习。在他成年前一年，国事由摄政委员会处理。1937年7月底，他亲政之后，马上看出华夫脱党的弱点，华夫脱党在争取到独立以后，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现在对国家进一步发展已经成了一种障碍。1937年12月30日，他免掉纳哈斯帕夏的首相职务，而命元老政治家穆罕默德·麦哈茂德帕夏代替他的职位。1938年2月2日，他还解散了议会，在这一届议会中有一百七十席的华夫脱党仍旧拥有五分之四的多数。

1938年3—4月间选举的时候，只有十三个华夫脱党议员获选重入议会，而其领袖纳哈斯和最杰出的支援他的人都不在内。在律师艾哈迈德·侯赛因领导之下的青年埃及党企图在华夫脱党遭到打击后乘机纠合青年，尤其是中产阶级中的青年，鼓动他们的热情，为极端民族主义的排外纲领而奋斗；他们组织了“绿衫队”与纳哈斯的“蓝衫队”互相抗衡，可是这个组织在1939年战争爆发之前不久即被解散。新政府的目的是要提高整个国家的生活水平，尤其是要减轻土地税和发展灌溉设备来改善农民的地位，对棉织品征收进口税来保护本国的工业。因为除英国的进口货之外，日本也已经在埃及市场上倾销棉织品。

埃及还企图进一步摆脱掉英国的保护，为了作为象征，把埃及军队增加了一倍，名额四万人。埃及在文化方面和在穆斯林人士之间的地位，长期以来是毫无异议地首居第一的，今后将随着它的政治威望而同时发展，而且还会从欧洲文化的影响下实现解放的宿愿。

谢选骏指出：从历史上看，谁能控制埃及，谁就能控制地中海——马其顿人、罗马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法国人、英国人……都是如此。德国人在二战的时候力图夺取埃及却失败了，然后就输掉了整个战局。这似乎不是偶然的。至于现在和未来，埃及是独立的呢？还是受制于以色列？或是别的什么强权？一切似乎没有确定。

【第三章  阿拉伯半岛】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阿拉伯半岛在名义上固然算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却已经分裂成为许许多多的小势力范围。以麦加为都城的汉志是由哈希姆家族的(沙里夫)侯赛因·阿里·奥纳统治的，他从1893年以来，作为阿卜杜勒·哈米德苏丹的“宾客”居住在伊斯坦布尔，到了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替他恢复了他的祖先先知穆罕默德家族的继承权。内志分为两个部分：在赖世德家族统治之下建都于哈伊勒的舍麦尔，和建都于利雅得的瓦哈比人的老王朝。赖世德家族一再发生连绵不断的阋墙之争，关于这个家族的典型阿拉伯的历史，这里所能够记载的不过是：它的最主要的代表人物穆罕默德·阿卜杜勒·赖世德(1872—1897)得到土耳其的支援，推翻了在利雅得的比较老的沙特王朝。

可是在继承他的王位的侄儿阿卜杜勒·阿齐兹·米塔卜统治的时候，沙特族的阿卜杜勒·阿齐兹·阿卜杜勒·拉赫曼投靠到在英国治下的科威特的舍赫·穆巴拉克，于1902年收复自己部族的据点利雅得。1906年赖世德族的阿卜杜勒·阿齐兹死后，经过长期的混乱，他的儿子沙特即位。但是在后一个国家里，虽然瓦哈比主义的古代精神已几乎灭绝，但是伊本·沙特却能够于1910年创立伊赫万兄弟会把这种精神恢复过来。他规定自己的徒衆必须严格遵守伊斯兰教法律。

伊本·沙特就象塞努西教派那样主要不是在神秘玄想的生活方面，而是在实际劳动方面训练徒衆，把加入伊赫万的人移植于内志境内比较肥沃的农业地区，因而在不安定的游牧生活当中，初步创立了国家组织的中心。这些人同时也是他的常备军。1913年他趁着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半岛分身不暇的机会，在英印政府同意下，征服了向来受巴格达统治的邻省哈萨。这给他通往海上的道路。土耳其不但没有惩罚他，反而设法拉拢他，不加以任何条件，任命他做内志的总督。

在汉志南部，穆罕默德·阿里曾经企图征服不果的阿西尔山区，虽然在名义上还算属于奥斯曼帝国，却是完全独立的。

到了十八世纪末叶，阿里派摩洛哥支系中的一个成员艾哈迈德·易德里西，去麦加朝觐之后，就在那里定居下来。他在文化水平仍然非常低的人民当中，获得圣徒的称号，这就保证了他的后代有了一定的政治权力。其中有一个穆罕默德，曾在开罗的爱资哈尔大学念过书，然后有一个时期在基勒内加的库佛拉和塞努西教徒住在一起，，他不肯向土耳其效忠，然而与同盟者宰德派教长叶哈雅一起被击败，但是受到意大利的援助，却能够象这个同盟者一样，又恢复了自由。

在邻邦也门，土耳其尽管从1850年以来竭力设法想征服也门的宰德王朝，却能够维持存在。

在1904年到1905年的激战期间，阿卜杜勒·哈米德的政府看到这个遥远的边陲不能够用武力维持之后，就已经准备把这个山区留给教长叶哈雅作为一个自由的领域。但是青年土耳其党认为这是有辱国家的荣誉，不肯让步，而恢复了斗争，结果到了1911年10月，也只得同意在同样条件之下订立和约。

在印度洋和波斯湾沿海地区，，从哈达拉毛经过阿曼到科威特之间，有许多阿拉伯小统治者盘踞在那儿／他们或自称为苏丹或自称为舍赫，而或多或少都直接依靠英国。英国自从1839年以来，就已经很巩固地盘踞着亚丁，而且全力维护波斯湾内通往印度海道的安全。

沙里夫侯赛因在被放逐到伊斯坦布尔的时候，已经了解到了土耳其帝国的弱点，到了1914年春天，就已经通过儿子阿卜杜勒，设法要与英国在埃及的人建立关系，希望获得英国的协助，使自己能够独立。土耳其参战的时候，他就立刻保证自己不会听从伊斯兰教教长的号召加入圣战。可是，在土耳其企图拉阿卜杜勒·阿齐兹·伊本·沙特参战而不成之后，英国想把侯赛因拉过来，使他更积极地对土耳其作战。英国政府因此派遣快船和炮舰在群衆当中散发传单，而且用封锁汉志人民所倚靠的埃及谷物的进口作为要挟汉志的有效措施。

1915年7月，侯赛因终于准备亲自与英国高级专员麦克马洪直接谈判。他在7月15日的信中已经用阿拉伯人民的名义来讲话，英国如果肯答应阿拉伯人从西北的美尔星那一亚达那直到波斯边境和印度洋这整个地区独立，而且声明英国同意建立一个阿拉伯的哈里发国家的话，侯赛因就会支援英国。麦克马洪在8月30日的复信中，虽然保证英国不反对把哈里发的职位传给一个先知穆罕默德家族的后裔，却说明确划定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的边界还没有到时候，因为还有许多阿拉伯人在土耳其那边作战。

侯赛因与麦克马洪之间的通讯一直拖到1916年1月底，为着照顾到法国的利益，侯赛因还得不到任何肯定的诺言，虽然这样，他仍着手策动帮同对土耳其作战的自己手下的郎族，而且派自己的部队加入作战。他的儿子费萨勒甚至冒险深入虎穴，从1915年1月起逗留在大马士革，作为土耳其将军贾马尔丁的宾客，他在那儿利用他以前与阿拉伯军官协会和非军人的青年协会的关系，进行策动反对土耳其的统治。但是在侯赛因还不能够采取公开行动进行反对他的君主苏丹之前，他就被出卖而得不到所希望的胜利果实，因为俄国外交大臣萨佐诺夫、英国东方问题专家马尔克，赛克斯和法国前任驻贝鲁特总领事弗·格·皮科在圣彼得堡达成协定，规定将来如何瓜分奥斯曼帝国。

这个赛克斯—皮科协定后来只有在俄国退出协约国之后才对阿拉伯各省发生效力，它规定：巴勒斯坦设立一个国际管理机构：在巴勒斯坦以北沿大马土革、霍姆斯和阿勒颇这些城市的这一条线以西的叙利亚沿海地区划为法国的势力范围；伊拉克划给英国；剩下当中的叙利亚内地、加上摩苏尔州，建立为独立的阿拉伯国家或联邦。

由于争夺达达尼尔海峡的激战和英国在开始对受到惨重损失的伊拉克战争，与侯赛因着手进行的谈判一时还不能化为行动。直到英军从加里波利撤退之后，才觉得似乎可以动员汉志的兵力了。在埃及担任指挥的默里将军初时并不重视这一支兵力。费萨勒这时候已经回国，率领一支贝都印部队从苏比山威胁着尚为土耳其占领的麦地那。

在再南面一些的拉拜温泉，从前在土耳其军队当过上校的阿拉伯一塞加西亚血统的阿齐兹·阿里·马斯里正在努力训练从叙利亚和伊拉克来的志愿军人。在开罗的阿拉伯事务局为着指导阿拉伯的事务，派遣劳伦斯去汉志。他后来学了一些叙述本身的经历的著作而在文坛成名，在英国青年眼里几乎成为民族英雄。他不久就看到侯赛因的几个儿子当中最有胆识的费萨勒在反对土耳其的斗争，已经取得最有利的地位，于是就跟着费萨勒在——起。但是他一来到费萨勒那儿，就因为土耳其军队挺进而不得不撤退到杨布港。费萨勒听了劳伦斯的意见，决定再向北靠近瓦志一带集中自己的队伍，这儿可以最不费力地威胁汉志铁路。默里希望看到土耳其部队从瓦志撤退途中被全部歼灭，劳伦斯却急于要从北部多得一个据点作为支援。

费萨勒留驻在瓦志的时候，劳伦斯终于在1917年7-月5日得到一个受群衆敬重的贝都因族长的协助，奇袭亚喀巴港成功。他希望从那能够作为右翼，掩护和帮助艾伦比进攻西奈半岛和巴勒斯坦。艾伦比攻陷耶路撒冷之后，不得不把部队调到法兰德斯去，因而暂缓进军，劳伦斯于是又回到费萨勒那儿，准备进攻麦地那，尽量牵制在巴勒斯坦前线的土耳其部队。艾伦比很成功地攻破汉志铁路三点之后，在巴勒斯坦袭击土耳其军队，把他们赶到约旦河对岸去。劳伦斯因此向北推进，在得到一师一个师的澳大利亚军的增援能够于1918年11月30日进入大马土革城。

费萨勒和阿卜杜勒本人在战场上同土耳其军队作战，他们的父亲侯赛因忙着在汉志巩固自己的权力。

他为着这个目的，请贵族们在麦加宣布自己为“阿拉伯人的国王”(1916年10月29日)，并且按照古例，于11月2日接受他们拥戴宣誓。他这样做法的意思是要在一开始的时候就保证自己认为已与麦克马洪订妥的条约所给予他的权利。但是他马上就大失所望，因为英国、法国，意大利只承认他为汉志的国王，1月3日用联合照会通知他。这一事足够说明他缅念自己祖先的光荣，过分估计了自己的实力和自己在阿拉伯半岛的地位。这时候阿卜杜·阿齐兹·伊本·沙特在内志得势，关于这一点，下文即将述及。他不肯承认侯赛因自命在阿拉伯有宗主权。因此毫无疑问，他也用不着一定先要与侯赛因敌对的表兄弟哈立德：卢阿伊的煽动，就进攻侯赛因的部队。

1919年5月19日，伊本·沙特在塔伊夫之东的都拉巴击败率领侯赛因军队的阿卜杜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对侯赛因在阿拉伯的威信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但是他不雪此耻，反而把自己全部的精力集中在巴黎和会上，仍然希望巴黎和会会同意他得到他的非分的要求。因此后来在极端失望之余，他拒绝接受凡尔赛与塞佛尔两个条约，可是这样做的结果只有使他得不到邀请去出席洛桑会议。 1921年3月，英国军政人物在开罗会议上决定了如何处理阿拉伯问题的基本方针之后，派劳伦斯于8月底到吉达港与侯赛因订立条约。作为英国继续支付从前的津贴和答应保护侯赛因使汉志不受袭击。交换的条件，侯赛因必须承认这时候已在圣勒摩会议中确立的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托管权。他也明知不会有任何别的建议，却仍不能够同意这一点。谈判一直拖到1924年夏天，侯赛因对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条件已经让步，但是仍拒绝承认巴勒斯坦的托管权，使谈判终于搁浅。他对自己的地位还是估计错误了，这从以下这件事就可以看得出来：穆罕默德六世被废黜后，哈里发的职位虚悬着，侯赛因，这时到英国封为外约旦埃米尔的儿子阿卜杜拉的许那都城访问，经他儿子劝进，1924年3月5日半推半就地接受了哈里发的称号。

但是连叙利亚都不承认他，更不必说严厉谴责他背叛土耳其的印度穆斯林了。无论如何，他为了没有设法制止对麦加朝觐的旅客所进行的积习已久的剥削，也没有改善国内的行政，他的威信在伊斯兰教世界里已经受到了损失。他自称为哈里发使伊本·沙特有藉口攻击他为异端。侯赛因转向英国求助来对付伊本·沙特的时候，英国干脆抛弃了他，而支援另一个新兴的力量。

1924年8月里最后一个星期，瓦哈比人进攻塔伊夫；他们攻克这个城市屠杀居民。麦加人要求侯赛因退位。他传位给长子阿里，自己逃到亚喀巴去。但是现在已不能使伊本·沙特停止进攻了；10月13日，他的副司令，沙里夫哈立德·卢阿伊占领麦加。瓦哈比人头一次夺取圣城的时候，曾经残杀过逊尼派，伊本·沙特现在先安定了害怕再受肆虐的逊尼派之后，12月5日亲自领先入城。阿里坚守吉达，直到1925年12月，然后逃奔到伊拉克，投靠他的弟弟费萨勒。伊本·沙特还要求收回亚喀巴，1926年6月，英国把侯赛因驱逐出境，而准许他在塞浦路斯岛上避难。

到了1930年底，他获准移居外约旦的安曼和他的儿子住在一起：1931年6月，他死在那里，埋葬于耶路撒冷。在他身上哈希姆家族的命运又一次告终了：他象阿里家族里许多祖先那样，坚信自己的神权，结果看不见这个世界的客观情况，因而成自己信仰的牺牲品。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瓦哈比君主阿卜杜拉·阿齐兹·伊本·沙特还忙于在国内巩固自己的势力，不敢冒险严格执行作为土耳其任命的瓦利(总督)所应尽的职责。由于他接受英国驻科威特领事莎士比亚的劝告，土耳其就站在赖世德族的沙特那一边来反对他，尤其是在赖世德族的沙特的保护人扎米勒被一个野心勃勃的叔伯兄弟沙特·撒里哈暗杀之后。赖世德族的沙特既然得到土耳其在金钱和武器的支援，莎士比亚终于策动了瓦哈比人向他进攻。

1915年1月，在雅拉布发生战斗。伊本·沙特有占优势的骑兵，相信自己已经得胜，这时候，从另一路进攻的步兵突受袭击；从前被伊本·沙特夺去哈萨牧地的阿杰曼部族的贝都印人乘机下来劫营，因此决定了他的败绩。莎士比亚坚持要亲自指挥伊本·沙特当时所有的唯一大炮，不肯退避，死于阵中。此后伊本·沙特谨守不动，尤其是英印政府初期在伊拉克失败之后，对阿拉伯的战场既然也不表示有什麽特别的兴趣。

这时候英国政府把分配给英印政府对土耳其的作战任务转交给侯赛因。但是英印政府却相信必须使伊拉克战争由自己通过伊本·沙特的协助来进行，派圣约翰·菲耳比去利雅得。他马上得到这位王君的完全信任。侯赛因攻入内志的企图在都拉巴之役被伊本·沙特所挫。他在召集兵马与伊本·沙特决一最后胜负之前，还得消灭从后方威胁他的赖世德家族的力量。1920年春天，在哈伊勒的国君沙特被刺。这给伊本·沙特一种藉口来反对继沙特职位的阿卜杜拉·米·塔卜。1921年4月，米塔卜战败之后，穆罕默德·塔拉尔代替他的职位，坚持都城，直到1921年11月。都城陷落之后，伊本·沙特能够恢复自己的家族在整个内志的统治。   

向北的扩张受到新创立的叙利亚和伊拉克两个托管国所阻。不过，这两个托管国的边界既然还没有确定，伊本·沙特终于向西通过西尔汉河谷推进，向东通过隆马河谷推进。可是这时候侯赛因篡夺哈里发称号的冒昧企图，一如上面所述，给了伊本，沙特一个藉口(在信徒眼里却是权利)把他赶走，而在汉志建立沙特家族的统治。1926年5月间在开罗召开的代表大会讨论哈里发问题没有什麽结果之后，伊本，沙特6月间在麦加召开另一个全穆斯林代表大会，以便消除一个被认为异端的君主统治圣地因而在伊斯兰教世界里所造成的疑惧。

从阿拉伯半岛来的代表人数当然是特别多，从俄罗斯、阿富汗、爪哇和苏丹来的代表团补足缺席的北非代表的人数，因此参加麦加大会的人数比参加开罗大会的人数多了一倍(六十与三十之比)。瓦哈比人的灵活外交手腕使大会能够做到各教派在圣地都有平等的权利，因而替整个伊斯兰教世界确保了朝觐的自由。可是定期开会的打算和为了开会而征收定额的捐款都没有下文。1930年，伊本·沙特在麦加加冕，称为内志和汉志国王。

伊本·沙特的外交政策起初是决定于他与南部邻邦的关系的。在阿西尔，1923年穆罕默德死后，后代陷于分裂。宰德派教长叶哈雅乘机夺取沿海地区，连1921年1月31白英军撤出的胡德达这个重要海港在内。阿西尔的舍赫为着对付这些侵犯行为，向伊本·沙特求援，1926年10月21日在麦加签订条约，把自己的领土置于伊本·沙特保护之下。

这时候，叶哈雅教长与意大利搭上了关系。意大利希望从对岸取得对厄立特里亚殖民地安全的保证，而且很久以来就已经在也门夺取了一个经济据点。1926年9月2日，叶哈雅与意大利订立友好条约，根据这项条约，叶哈雅可以得到经济上的援助和军用品的供应，交换条件是答应让意大利发展企业，和在取缔贩卖奴隶方面与意大利合作。

1927年6月1日，太子赛义夫·伊斯兰·穆罕默德访问罗马，以便与意大利实业家进行谈判。这位教长把这样得到的援助估计得太高，还相信自己能够首先在亚丁这个英国保护地的内地扩大自己的领土。英国既然实际上只对亚丁有兴趣，因此这位教长虽然屡次侵犯英国的保护地，英国初时还是准备让步，直到教长要求收回从前属于也门的一切领土的时候，英国才出动空军。教长虽然把自己所占领的一部分土地归还，却坚持很长一个时期不肯订约，一个苏联的商务代表团来到，又加强了他的对抗力量。

他只有到了受到伊本·沙特威胁的时候，才同意订约。他同受瓦哈比保护的阿西尔的边境上不断发生摩擦，这使伊本，沙特到了1934年年初采取激烈的行动。伊本·沙特的部队迅速进军，占领提哈马沿海地区，包括胡德达在内。但是1934年5月 20日，在塔伊夫签订和约时，伊本·沙特得到对方承认自己的边境后就心满意足，而放弃任何领土的要求。

这位内志和汉志国王对巩固自己的权力比扩大自己的权力更关心。他虽然有时镇压过个别贝都印部族的叛乱，一般说来，还是愿意学习先知穆罕默德的榜样，与统治的舍赫联婚，这样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在这一方面，伊斯兰教的婚姻法和离婚的简便给了他很大的方便。但是他在开放自己的领土接受西方的文明方面也很有成就，在这一方面圣约翰·菲耳比给他提供了很周密的意见。上面已经提到他的伊赫万兄弟会的农业殖民地。他对运输的问题特别注意，这问题由于他的国土幅员广大，所以特别重要。

一如法国人和英国人在叙利亚和伊拉克逐渐以汽车来代替骆驼旅队一样，这位国王也开始在阿拉伯使用汽车，现在阿拉伯境内朝觐的交通是完全使用汽车了。

伊本·沙特的行政机构很久以来都在用电话和无线电，最近，尤其是在亲自领教过欧洲医疗的长处之后，还努力设法使自己的臣民也能得到近代卫生与医疗的益处。除了麦加和麦地那两个地方外，阿拉伯过去是完全没有教育的，现在他连教育也注意到了。

谢选骏指出：人说“费萨勒和阿卜杜勒本人在战场上同土耳其军队作战，他们的父亲侯赛因忙着在汉志巩固自己的权力。他为着这个目的，请贵族们在麦加宣布自己为‘阿拉伯人的国王’(1916年10月29日)，并且按照古例，于11月2日接受他们拥戴宣誓。他这样做法的意思是要在一开始的时候就保证自己认为已与麦克马洪订妥的条约所给予他的权利。但是他马上就大失所望，因为英国、法国，意大利只承认他为汉志的国王，1月3日用联合照会通知他。这一事足够说明他缅念自己祖先的光荣，过分估计了自己的实力和自己在阿拉伯半岛的地位。”——我看这一举动反倒说明阿拉伯在二十世纪已经回到了前伊斯兰教的部落时代了。

【第四章  叙利亚、巴勒斯坦、外约旦和伊拉克】

侯赛因的反叛土耳其同时也鼓动了整个奥斯曼帝国境内阿拉伯人的希望。当然，由于叙利亚境内在社会结构方面和宗教方面存在着分歧，任何一类居民都谈不到有什麽民族的感情。除了库尔德族、亚美尼亚族、和分散在各地的塞加西亚这些少数民族之外，牧民、农民和市民的经济利益也太复杂多样，不可能把人民群衆团结起来。他们一方面是逊尼派、十叶派、德鲁兹派和努赛尔派，另一方面是与罗马有联系的天主教徒：马龙派、麦勒克派和雅各派，还有希腊正教徒和景教徒。只有上层人土才感到大家都是属于反对土耳其主子这一方面，这种感觉是受一百多年以来在沿海地区很有势力的法国文化和贝鲁特美国大学所传播的民主思想这些影响所唤醒的。

阿卜杜勒·哈米德的暴虐政权压制一切思想的自由，这加上经济落后，迫使许多叙利亚人移居于埃及和美国。青年土耳其党想在一种新宪法的理想的周围，团结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一切公民，而不顾民族的区别，因此用暴力压制阿拉伯语言的教育。他们这种统治加强了阿拉伯人争取自由与自决的愿望。在这种政治的状况之下，相信这种理想的人不得不学习青年土耳其党自己的榜样，组织地下团体。叙利亚人纳吉卜，阿祖里于1904年创立一个阿拉伯爱国协会，目的是争取法国的协助使阿拉伯各省脱离奥斯曼帝国：可是到了土耳其宪法提出之后，他却认为自己的目的已达，而把自己和前法国殖民地官员埃·荣格所合办的《阿拉伯独立报》停刊。

土耳其宪法一公布之后，住在伊斯坦布尔的许多阿拉伯人就组成阿拉伯—奥斯曼族兄弟会，在新国家的结构之内促进他们的民族理想；可是在阿卜杜勒·哈米德的政变之后，这个团体受到镇压。在伊斯坦布尔的阿拉伯人的官吏、议员和文化界人士有了前车之鉴，于1909年夏天组织了一个在表面上纯文学性的俱乐部，而特别努力在青年当中唤起阿拉伯的民族感情。

1905年3月，这个团体解散。在这个俱乐部之内，有几个职位比较高的阿拉伯人成立一个有政治目的而范围比较小的协会；其中有前宗教基金部部长赫立里·哈马达帕夏和我们已经讲过为侯赛因服务的参谋总部军官阿齐兹·阿里·马斯里。这个会産生了军官俱乐部，后来有一个伊拉克的特别小组参加，改名为“阿拉伯革命”，这个新名字很明确地说明这个会的目的。黎巴嫩很久以来就有一个几乎脱离奥斯曼帝国势力的自治行政机构，在这儿已经组成黎巴嫩进步党，它主张由法国占领这个地区，因而得到法国驻贝鲁特总领事的大力支持。基督教徒在贝鲁特创立的改良党和它合作。这些党派不久多半都吸收到1912年年底在埃及创立的“分权联盟”；这个联盟的支部网扩大到整个使用阿拉伯语的地区。

1911年在巴黎的阿拉伯学生所创立的“阿拉伯青年”也参加这个联盟，与军官俱乐部密切合作，特别是在叙利亚的公务员当中进行活动。1913年6月，这些团体的代表在巴黎召开的代表大会的会上，把他们的要求集中起来，其中最重要的是限制阿拉伯人在本国境内服兵役和采用以阿拉伯语言为官方语言。青年土耳其党有自己的人参加大会，在巴尔干战争压力之下，表示愿意在这些方面让步。但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在叙利亚的第四军总司令贾马尔帕夏不肯容忍这些团体在后方活动。这些团体与法国驻贝鲁特总领事皮科来往的信件落入贾马尔帕夏手里之后，他对它们的成员严格执行军法的处罚，其中有三十三人在黎巴嫩的阿里雅军事法庭上被判处死刑。

穆德海斯和约订立之后，1918年11月8日，英法联合声明它们已经达到解放被土耳其压迫的各民族这个军事目的，现在准备在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设立独立的政府，来保证这两个国家有发展的自由。这个联合宣言使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恢复了而且充满了希望。即使英国确实履行了半心半意的诺言的话，侯赛因的儿子费萨勒尽管在大马土革建立了关系，侯赛因到底能够不能够做到把这些利益分散的集团纠合在自己的统治之下，当然是很有疑问的。可是光看赛克斯一皮科协议和1917年11月2日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国家的鲍尔弗宣言就够说明，关于土耳其帝国境内阿拉伯各省的命运，协约国已经作出很不同样的决定了。

法国在叙利亚的经济利益虽然不算大，可是几世纪以来自命有权保护东方的基督教，而且在叙利亚很有成就地努力传播过法国的文化。在法国来说，问题是威信的问题，也是最后得到一些政治利益的问题。但是英国却记得住自己的帝国在伊拉克有切身的利害关系，为了确保通往印度的海上航线的安全，不致受到波斯湾而来的任何攻击，得用新办的航空线来补充这些海上航线，而且最后把波斯南部和伊拉克境内的丰富油田作为维持自己海上霸权之用。

侯赛因已经绝望灰心之后，他的几个儿子还在想至少捞到一些什麽。费萨勒在赛克斯一皮科协定订立之后，同意法国占领叙利亚沿海地区，希望承认自己至少在有可能成为“独立”国的内地做个统治者。他因此于1918年11月往伦敦与英国外交部和犹太复国主义者领袖们谈判。在巴黎的叙利亚中央委员会虽然已经要求叙利亚与黎巴嫩在法国托管之下取得特殊的地位，1916年2月6日，费萨勒还是与劳伦斯向巴黎和会提出阿拉伯人完全独立的要求。由于费萨勒特别要求听取群衆自己的愿望，3月25日，四巨头委员会同意美国威尔逊总统的建议，派两个美国专家K．C．金和查尔斯·R．克伦前往叙利亚。

这使费萨勒相信自己的目的已达，在4月的头一个星期就回叙利亚去。他在那儿马上就开始进行反对法国的工作，因此获得土耳其，尤其是英国的支援，英国拿钱供应他，拿武器供应他的手下。到了2月初，前秘密团体“阿拉伯青年”已经公开成立阿拉伯独立党，召开代表大会，要求叙利亚连巴勒斯坦在内独立，奉费萨勒为国王，同时拒绝接受托管，要求美国协助，或者无论如何，要求英国协助，来建立这个国家。金一克伦调查团从6月10日起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访问了六个星期之后，也声明同意费萨勒做叙利亚国王，赞成托管制度，但是拒绝把巴勒斯坦让给犹太复国主义者。

由于这个调查团回国后不久，威尔逊就患病，它的报告对叙利亚的命运远没有什麽影响。法国和英国达不到任何协定之后，劳合·乔治邀请费萨勒于1919年 8月再次来伦敦。费萨勒得到劳合·乔治的指示，于11月27日在巴黎与克莱蒙梭达成协定，规定如果费萨勒肯接受法国的协助来发展自己的国家，法国就保证承认费萨勒的国家是个缓冲的独立国。不久之后，英国开始从叙利亚北部撤退，法国方面一推进，就在的黎波里、巴尔贝克及其他地方遇到阿拉伯人的抵抗。

费萨勒回到叙利亚的时候，他和克莱蒙梭所订立的协定开始受到严厉的批评。但是他指出这是临时性质的，终于安定了左右的心。1920年3月8日，在大马士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布费萨勒为国王。

但是1920年4月25日的圣勒摩会议把整个叙利亚移归法国托管。在黎巴嫩的法军司令古罗将军，有了这个决议的支援，于 1920年7月14日，拿最后通牒送给费萨勒，要求他承认法国的托管，监督铁路，使用占罗自己发行的纸币，和惩罚“革命分子”。费萨勒起初还想屈服，但是后来在激昂的舆论压力之下，不得不拒绝接受这个最后通牒。7月22日，他的部队被戈恩将军击败。7月 23日，阿勒颇被法军占领；25日，大马士革又被法军占领。费萨勒等着英国的援助，结果失望。

1920年8月10日的塞佛尔条约规定叙利亚作为独立国，由法国托管到条件成熟可以成立自治政府为止；但是这并不能够制止法国把叙利亚分为四个邦：(1)大黎巴嫩， (2)大马士革，(3)阿勒颇，(4)阿拉威邦(黎巴嫩北部奥伦蒂河与地中海之间的努塞里族地区)。贝鲁特和的黎波里两个城市，以及比卡(盆地；古代的科埃勒一叙利亚)也都并入黎巴嫩，因此叙利亚本部完全断绝了海路交通；忠于法国的二十万马龙派教徒本来就是黎巴嫩的多数民族，现在来了十三万五千各派的基督教徒，再加上三万亚美尼亚人，两万外国人，以及二十五万逊尼派，十万零五千十叶派和四万四千德鲁兹派，传统的不团结使国家内部的发展非常困难。豪朗境内的前德鲁兹派自治区现在归并大马土革。大马士革虽然有一个亲法的叙利亚人当总督，四个邦的权力都完全操在法国官员手里。

但是，叙利亚人不会甘心受到这样分割的。他们不只在国内的报刊，而且通过在欧洲的同胞，发动了激烈的运动来反对这种分割。1922年法国企图把大黎巴嫩以外的三个邦合并为叙利亚联邦，作为对策，但是各邦内部的组织并没有任何重要的更动。

1926年5月22日的宪法把大黎巴嫩改为共和国，这个共和国内费用很大的行政机构，此后两年之间，还得大大精简。

叙利亚联邦设立一个联邦委员会，每年选举一次总统。由于总统的命令得先由法国高级专员批准，这些命令对没有成立联邦之前各邦的独立行政来说是没有什麽意见的。因此不到两年之后，法国就放弃这种有名无实的结构。古罗的继承者魏刚将军于 1925年1月1日解散这个联邦，把大马土革与阿勒颇合并为一个叙利亚邦，剩下的阿拉威邦独立存在。

受骗失望的叙利亚人长期以来酝酿着的不满情绪，由于一个以专员身份统治他们的法国上尉的残暴行为，于1925年7月在九世纪以来素以独立自豪的德鲁兹族人中间爆发出来。9月间，甘默林将军虽然能够替被德鲁兹人包围在苏外达的法国讨伐军解围，起义的火焰已在大马土革以及全国各地都燃烧起来。法国人毫不犹疑地把塞加西尔人和亚美尼亚人武装起来，让他们随意驻扎在任何地方。萨拉伊将军从空中轰炸、从卫城炮击大马士革之后，虽然奉召回国，继任的文官德·儒弗内尔于1926年5月被迫采用同样的行动。游击战争一直继续到1927年春天才停止。

1926年8月，法国不得不派一个有经验的行政官员蓬索，到叙利亚去代替以前的军事总督。他在七年工作当中，虽然纠正了前任的最严重的过失，但是还不能够满足民族主义者的要求。 1928年2月，他责成一个民族主义者塔杰·丁·哈萨尼组成政府，4月2日下令选举国民议会，国民议会的任务是使叙利亚终于有一个宪法。蓬索虽然不遗余力来左右这次选举，结果还是激进派获得全胜。议会召开之后，激进派选出曾任费萨勒的首相哈希姆·贝·阿塔西做议长。8月2日，议会设立的立宪委员会提出宪法草案，内容完全不理托管制度，而要求成立共和国，三年选一次总统，奉伊斯兰为国教。由于国民议会不顾蓬索对这种不符合国联的托管制度的要求的抗议，他下令停止开会。

只有他与各党派领袖经过长期协商，后者对他的反对意见不再形成坚决的统一战线来对付之后，他才能够于1930年提出共和国宪法。1932年6月的选举産生了一个合乎他心意的议会，因为这一次选举操纵得更加成功。国会选出一个顺从法国的议长。次年，蓬索还能够向叙利亚议会提出与法国订立条约的草案，象伊拉克与英国订立的那样，是用来代替托管委任的；可是由于这草案不能满足民族主义者的愿望，不获通过，蓬索因此辞职。议会再次拒绝接受这个条约草案之后，继任的德马泰尔解散了议会，亲掌政权。

1936年1月的上半月，在开会纪念一个民族主义政党领袖的时候，德马泰尔派警察搜查这个党派的机关。反对他这种统治措施的愤怒情绪爆发成为抗议罢工。，使经济生活停顿了好几个星期。到了2月底，这位高级专员觉得自己不得不让步。法国政府宣布准备与叙利亚代表团在巴黎谈判条约的问题。3月1日罢工结束。但是只有在莱昂·布吕姆继达拉第上台执政之后，才子9月9日订立一个使叙利亚满意的条约，11月13日，德马泰尔以这个条约为蓝本，与黎巴嫩共和国也订立一个类似的条约。这个与叙利亚订的在三年之后才生效的条约，限制法国在叙利亚境内驻军，只能在豪朗与拉塔基亚两地驻军。

此外，还有两个长期使用的空军基地，法国在黎巴嫩的驻军权仍旧受到限制。法国承担这两个国家得以进入国联的义务。这样就会满足民族主义者最迫切的要求，还扫清了两个国家自由发展的道路，而法国又不必放弃自己在东方更进一步完成文化使命的可能性。

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站在英国这一边，从土耳其统治之下解放自己的国家作了很大牺牲，结果使他们失望，因此比叙利亚人更加怀恨。侯赛因一直把巴勒斯坦连同耶路撒冷城在内这个穆斯林也看做神圣的地方，当作自己希望建立的阿拉伯国家的一个必要部分。但是土耳其进犯苏伊士运河又一次使英国相信这个历史上一再证明的道理：只有在叙利亚有了缓冲的地区才能够保证对埃及的控制，英国当初为了这个目的所夺取的西奈半岛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1915年格雷勋爵和劳合·乔治似乎批准过埃及总司令部方面所提出的一个把巴勒斯坦并入英帝国版图的计划。但是顾虑到世界舆论，把这个计划掩蔽在人道主义的门面后面似乎比较妥当些；1897年8月在巴塞尔召开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第一次代表大会所提出替犹太民族在巴勒斯坦创立一个国家的要求提供了英国很适当的一个藉口。由于法国仍旧提出对整个叙利亚的要求，赛克斯一皮科协定只讲到在巴勒斯坦设立一个国际行政机构，由协约国和麦加的沙里夫共同决定这个机构的形式。

贝尔福于1917年11月致罗斯柴尔德勋爵的信中，头一次公开声明同意建立一个犹太民族的国家。英国在巴勒斯坦的计划得到犹太报界的支援。可是在巴黎和会上，英国的计划引起法国的反对，英国只有在以不支援法国掠夺德国作为威胁后，才达到自己的目的。在圣勒摩会议上，英国使巴勒斯坦的托管权于 1922年7月24日转移到自己手中，再也不提到什麽国际行政机构了。8月10日，英国公布巴勒斯坦的宪法，英国政策的双重目的决定了宪法内容含糊不清的态度，埋下了日后的祸根。

英国政府所设置的高级专员取得了几乎绝对的权力，有权划分全国的行政区，随便处理国家的土地，矿藏和财富等等，任命和罢免官员。他身边有一个十位官员和十二位由选举産生的委员所组成的立法会议。除了设立新的非宗教法庭，其中一个设在比希尔巴区，按习惯法解决贝都印人之间的纠纷之外，还有穆斯林教徒、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的宗教法庭；专门处理一切个人身份的法律问题。英语、阿拉伯语和希伯莱语都被认为有平等权利的官方语言。

移民入境的问题由至少十一个立法会议的委员组成的委员会决定；这个委员会与高级专员之间的不同意见由英国外交大臣裁决。巴勒斯坦的外交由英国政府代管，英帝国政府还要派军队保卫巴勒斯坦。英国政府虽然马上解释说，这个宪法并非作为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的工具，可是两个宗教的阿拉伯人都马上惊动起来，害怕他们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受到犹太移民的威胁，尤其是因为英国派出一个犹太人赫伯特·塞缪尔爵土做第一任高级专员。事实上，犹太资本家从许多住在国外的阿拉伯大地主的手里买到从前未开垦过的土地，而在这土地上建立犹太人的农业垦区。在城市里，特别是在特拉维夫这个新建的地区，犹太资本首创了繁荣的工业，日益吸引了商业。

国内毫无疑问的经济繁荣很难说得上是很有居民带动起来的；不只这样，原有居民在很小程度上对繁荣有所贡献。移入境内的犹太人的人数不断增加，从1925年起趋于减少，到了1927年移出境外的人数甚至比移入境内的人数还要多，从1933年以后，移入的人数又增加得很可观。1926年在巴勒斯坦公务员中，犹太人占六百七十八名，穆斯林只占六百三十二名，但是还是远不如基督教徒一千二百四十四名的人数。在头几年当中，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的矛盾(这在圣地从古以来就特别尖锐)，仍旧阻碍着阿拉伯人之间的团结。

只有到了1928年才能够在耶路撒冷召开阿拉伯代表大会，于7月23日要求英国高级专员设立一个民意机构，这个机构如果建立，犹太人势必占少数，因此他们竭力反对这个建议；但是英国政府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认为不能同意这个建议。

1933年犹太人开始由德国迁移入巴勒斯坦，1935年人数增加到六万一千五百四十一人，这种移民的高潮马上引起阿拉伯人方面的剧烈反应。到了这个时期，基督教徒和穆斯林教徒联合起来共同自卫。穆斯林世家之间在此以前还是极端激烈的互相对立，现在也退处不重要的位置。耶路撒冷的穆弗蒂艾敏·侯赛尼，作为穆斯林教徒的领袖，势力日益增加。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从古以来袭击旅客成为习惯，连受托管的国家的警察都无法制止；除此以外，从前两个民族之间的冲突现在逐渐发展成为内战。从1935年以来，阿拉伯志愿兵把自己组织起来，为阿拉伯人争取自决权。这些残杀的惨事不必也不可能在这儿详述。

英国企图补救它的东方政策上这个大失败，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成功。

1936年夏天，英国派一个皇家委员会来到巴勒斯坦调查情况。不幸得很，阿拉伯人决定抵制这个委员会，而只有到了这个委员会离境五天之前，才放弃掉这种不得策的态度，因此这个委员会主要是向英国和犹太当局方面了解情况。这个委员会在 1937年7月的报告中，提出了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建议：把这个在结构上只能成为一个经济单位的国家分为三个独立国：西北一个犹太国(国内仍旧包括大约三十万阿拉伯人)；剩下的土地成为一个阿拉伯国；其中还有一个包括耶路撒冷、伯利恒和拿撒勒三个圣城在内的英国新托管区。

这个计划在阿拉伯人中间引起了愤慨的怒潮，英国在1938年春天，却派一个技术委员会来调查，如果必要的话，用广泛人口迁徒的方法，这个计划到底可以不可以实行。这时候英国政府也相信以这一条途径，解决不了这个困难的问题，因此召集互相敌对的双方领袖开会来和平解决这个问题。由于英国不许因受到逮捕的威胁于1937年10月19日逃往贝鲁特的耶路撒冷的穆弗蒂参加这个会议，因此直到1939年2月这个会才开成。叙利亚、伊拉克、埃及和沙乌地阿拉伯都派代表参加。但是阿拉伯代表拒绝与犹太代表见面，因此到了1939年3月初，巴勒斯坦的命运还是未定之天。

外约旦根据自己的全部历史，是属于叙利亚的，在赛克斯一皮科协定上，也是包括在准备建立的阿拉伯国家的领土之内。在 1922年的圣勒摩决定的托管权规定之下，外约旦是作为“约旦河与巴勒斯坦东部边界之间”的土地移归英国。英国这种变相取得外约旦的要求，是因为它作为与伊本·沙特的王国之间的缓冲国和作为与伊拉克之间的联络地带，英国少不了它。此外，这个经济尚未十分发展，人口多半是贝都印人的国家，能够提供一个很好的机会，使阿拉伯世界忘记掉英国对侯赛因王室的背约弃信。费萨勒的兄弟阿卜杜拉原来要被立为伊拉克的统治者，后来却迫得向自己的兄弟让步，1920年底，阿卜杜拉带着一小队的贝都印人出现于巴勒斯坦的南部边境，目的是插足到叙利亚。英国官员虽然没有劝诱他退回汉志，却劝诱他停止前进。12月费萨勒到伦敦，向当时英国殖民地大臣邱吉尔进言说，满足自己和哥哥的要求对英国是有利的。

为着这个缘故，邱吉尔于1921年3月亲自到开罗，再从开罗到耶路撒冷。在邱吉尔的命令下，阿卜杜拉乘汉志铁路的特别快车，由一个英国军官领到克拉克和安曼，而在那些地方接受了酋长们宣誓效忠。早在1920年7月12日，英国高级专员赫伯特·塞缪尔爵土在沙尔特发表的演词中，已经准备把“独立”给予这些酋长们了。3月28日，邱吉尔在耶路撒冷接见阿卜杜拉，确认他为国君。英国只保留派遣驻扎官驻在都城安曼和在安曼与吉札建立两个空军基地的权利。但是英国政府认为暂时把事情搁下来是妥当的。

1922年10月，阿卜杜拉带着从前在大马土革替他兄弟服务过的首相里达·里卡比，亲自到伦敦，想得到一个明确的决定。可是直到1923年5月24日，塞缪尔在穆斯林教开斋节访问安曼时才能够宣布；阿卜杜拉如果肯与英国订立一个关于托管和实行宪法的条约，英国就会承认阿卜杜拉的国君地位。

这个要求是要进一步限制他的本来已经很有限的权力，结果在政治上完全未成熟的贝都印人当中激起了一番骚动，他们在组织现代政党的藉口之下，恢复了古代的四分五裂局面。因此到了1924年8月，阿卜杜拉到麦加朝觐的时候，变乱发生，而且蔓延到了叙利亚。他回国的时候，英国向他提出最后通牒，不只要他交出罪犯，而且要把财政管理完全不受他的控制。阿·卜杜拉不得不同意政府中最重要的三个部都操纵在英国官员的手里。1928年2月20日，在伦敦订立的条约剥夺了阿卜杜拉的一切实权。不过英国低估了这个国家的力量。全体阿拉伯报界在强迫阿拉伯人放弃一切权利问题上鼓动起来的愤慨情绪，造成了骚动和抗议罢工，而英国却企图用轰炸机压制下去。

4月16日强加在阿卜杜拉身上的宪法使他和他的人民在英国统治上毫无权利可言，因而受到四面八方的反抗。 1928年7月在安曼召开贝都印酋长和城市贵族的会议决定拒绝接受英国的托管，因为它违反准备自治的真正作用，会议并且要求有一个自由选举的议会。因此到了秋天，人民群衆猛烈反抗政府按照自己的办法来进行选举的企图，到了1929年1月，才能够召集一个只有百分之三有选举权的人选出的“人民的代表会”。在这些情况之下，外约旦谈不上有任何政治生活的发展。议会经常开不成会，因为议员不出席。国家的经济生活特别受到犹太复国主义者设法替犹太移民购买土地所扰乱。

1933年阿卜杜拉本人把在戈尔一卡皮特的田地六万五千杜那姆(每一杜那姆相当于九万平方米)租给犹太人，租期是九十九年，租金是两万巴勒斯坦镑；不久之后，他到圣徒艾》·欧拜德·阿米尔·贾尔拉基前朝拜，人民把这个行动当作背信以后的赎罪。但是还有其他大地主，如萨克尔族酋长米斯卡尔帕夏，费兹，却赞成犹太人殖民的办法，而且创立一个新的政党，以《沙漠回声报》为机关报。这个党还在安曼召开代表大会，讨论进一步发展国家的经济计划。在侯赛因帕夏·塔劳纳召集的一个唱对台的代表大会上，着重提出的是阿拉伯团结问题。在它的影响之下，1933年4月，“人民代表会”通过法律，禁止任何土地租或卖给犹太复国主义者，或如10月里公布的法律时所说，给任何外国人。因此，梅尔切特勋爵和两个埃及籍的犹太人想设立的农业银行的计划也就告吹。

伊拉克是头一个荣获独立的阿拉伯国家。几个世纪以来伊拉克在奥斯曼帝国版图之内，保持了某种程度的独立存在。土耳其政权，在这儿跟在埃及一样，从来没有完全控制住困难的情况；又象埃及一样，麦木鲁克(奴隶)有时夺取了政权。沿幼发拉底河下游的贝都印部族在十八世纪中叶时，已经结成联盟，称为蒙塔菲克，曾给巴格达的帕夏造成许多麻烦。居住在纳加夫、克伯拉和卡．兹曼三个圣城周围的十叶派教徒与波斯境内的同教派信徒经常互相密切来往，他们只是怀着极其勉强的心情才承认自己是异端苏丹的臣民的。在二十世纪初叶以前，逊尼派教徒中的文化生活非常落后。因此这儿的阿拉伯民族感情的发展条件远不如叙利亚。

只有在伊斯坦布尔受过训练的文武官员在那儿接触过现化的思想：有些军官在叙利亚驻防期间，也被叙利亚军官俱乐部的代表争取过来，回国之后，在国内建立了几个支部。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印度政府认为必须保护波斯湾内的利益，因此派了一个英印军团负责征服伊拉克。占领巴土拉之后不久，跟随这个远征军团的政府官员开始按照在印度行之有效的办法，进行有秩序的行政管理；他们计划把印度移民移殖到伊拉克和推广种植棉花。但是对这个国家来说，军政府是一个很重大的负担。象在埃及一样，农民被大量征用，强迫劳役，经常使他们毫无保证地离乡背井。的确，在军队的需要没有满足之前，连粮食买卖也经常是不许可的。不错，就象米德哈特帕夏已经试过而有很大的成就的那样，作为农民在有利条件之下定居下来，的确削弱了蒙塔菲克的力量；可是要贝都印人交税，他们却又是非常不高兴。后来为了设法争取贝都印人的支援，曾经采取厚待部族酋长的做法。军事当局起初时冷淡对待包围他们的野心家(例如塔列卜帕夏曾经自告奋勇要在伊拉克南部策动反抗土耳其的起义)和土耳其军队的逃兵，甚至把他们放逐到锡兰、印度和埃及去。

这个英印军政官僚可实行的政策，在占领巴格达之后，又与英国政府的一般指导原则结合起来，这些原则的基础是管理埃及的经验和劳伦斯的汉志政策。要把初步征服的巴士拉州长期维持在英国统治之下，而在巴格达把英国的这种统治装上一道“阿拉伯的门面力，这个任务实在是很难执行的。策动阿拉伯人向土耳其作战的希望也终成幻影。还好穆德洛斯和约使英．国统帅部免却这种担忧，现在要做的只是根据1918年11月7扫的法英宣言来改组伊拉克国内状况的问题了。不幸，1918年3月，珀西·考克斯爵士调任驻德黑兰大使，行政方面少却了一个最能干的官员。英国外交大臣在劳伦斯建议的基础上，正在考虑在上下美索不达美亚替侯赛因两个小儿子阿卜杜拉和宰德建立两个独立国。由于叙利亚准备给费萨勒作为哈希姆家族的效劳的酬报，同时使这个家族受英国的牵制，英国民政专员A．T．威尔逊爵士提出反对，认为这样分割是不可能的，侯赛因没有一个儿子对付得了本地的贵族。他于是建议举行公民投票来决定在英国保护之下是不是要成立一个单一的阿拉伯国家，或者是不是需要一个阿拉伯人作统治者，要是这样的话，谁是大家意中的侯选人。他还获得近东和中东部际委员会批准这项建议。

由于大量农村居民的落后状况，英国专员只征求了部族地区和小城市中的酋长和大地主的意见；这些人物，象巴土拉和摩苏尔的一些经过仔细选择出来的贵族一样，声明他们自己赞成英国统治，库尔德人特别着重指出，他们是无法生活在阿拉伯人管辖之下的。几个圣城的十叶派的意见分歧：纳加夫由于战略上的重要性，受到了英国的影响，因此发表声明表示拥护英国；在克伯拉和卡兹曼的教土把异教徒的帽子扣在任何胆敢主张异教徒统治的人的头上。在巴格达的穆斯林教徒代表，在人选上虽然说是经过特别慎重的挑剔，却声明主张把侯赛因的一个儿子请来。

“公民投票”的结果尽管不十分好，英国政府还相信能够提出条约草稿，规定英国高级专员为国家元首，下面由阿拉伯人的省长和从区参议会选出的省参议会。英国高级专员想把摩苏尔归并入伊拉克，作为一个行省，但是寇松在和平谈判结束之前，轻易不肯接受新鲜的主意，因此他指示高级专员把摩苏尔从伊拉克分割出来，另行设置为一个阿拉伯省份，把它围绕在一连串的库尔德族的自治邦里面。

这时，叙利亚既然已经成立一个——当然寿命很短促——独立国家，因此就有人提出要求说，伊拉克最后也一定要脱离外国的统治，这项要求特别得到伊拉克血统的军官的支援。由于英国民政专员在一个具体问题上处理不当，激动了民族主义者的情绪。原来军事当局要占领的只是到幼发拉底河中游的开姆这一块地方，而民政专员却认为需要占领到更靠北的德尔—苏尔。而后者早已被叙利亚政府以防备土耳其的侵入为名并人间勒颇省了。民族主义者剧烈反对，而且策动贝都印人一再袭击在英国护送下的商队；英国看到自己不得不从过分挺进的前哨撤退的时候，阿拉伯人庆祝胜利，把这看成是英国害怕阿卜杜拉的军队。

1920年3月8日，军官俱乐部的伊拉克支部宣布侯赛因的儿子阿卜杜拉为伊拉克国王。因此英国要是再耽搁宣布在伊拉克建立一个民族政权的话，对英国的威信似乎会有很大打击。可是英国外交大臣寇松勋爵坚持不能够相信东方民族有自治的能力，尤其是认为自己得等待在圣勒摩召开的托管委员会所作出的决定。

这个时候英国民政专员已经指派自己的行政官员组成一个委员会，在法律专家E．博纳姆-卡特爵士领导之下，对怎样把从前的军事法政权转变为一种平时状态的问题，负责进行了周密的调查。这个委员会的结论是：要在英国托管之下使人民志愿自治，最好的办法是以埃及为榜样，设立一个国务会议。但是在高级专员领导之下，这个国务会议的职权问题，意见还是不一致。到了4月底，当托管权移交给英国的时候，一阵又一阵的民族主义者的激动浪潮，在巴格达再次达到高潮。

十五名代表从清真寺的一个人民代表团体得到指示，要求英国民政专员接见，民政专员在6月2日在四十个他自己认为是亲英的贵族面前接见这些代表。但是这些贵族也不肯听从民政专员博纳姆—卡特的建议，而要求召开国民会议。他现在不得不看到自己不顾民族的愿望，认为这种愿望不外人为制造出来的，而要按照在印度行之有效的原则来管理这个国家的政策已经搁浅了。他建议把珀西·考克斯爵士调回原任，考克斯是在伊拉克唯一有足够的威望能够建立托管政府的人。

伊拉克已经积累了那麽多的火种，因此一桩无关重要的事件 (幼发拉底河下游的鲁迈达有一个部族的酋长和——个英籍政治官员在租地问题发生争执)就足以激动全国的广大土地区在6月30日爆发起义。这一次起义到9月底已经从幼发拉底河下游蔓延到十叶派的各城市，直到波斯边境——可是没有占领到巴格达。英国守军得到印度方面增援后，经过几场损失惨重的战役，才能够把这次起义镇压下去。10月1日，珀西·考克斯爵士到巴土拉就任高级专员的时候，国内有一半的地方还是紊乱不堪，在1921年春天才能够完全平定下来。

珀西·考克斯爵士在格特鲁德·L·贝尔女土(她研究考古学，多年以来对东方的情况十分熟悉)和H．圣约翰·菲耳比(他是阿拉伯探险家，以与伊本·沙特谈判的本领出名)这两个人的协助之下，起初想在一个阿拉伯贵族领导之下设立临时政府。经过长期婉拒之后，巴格达的年迈贵族领袖阿卜杜勒·拉赫曼·吉拉尼出任领导。获得英国准许于1920年2月回国的赛仪德，塔列卜帕夏任内政部长。曾任土耳其高级军官的哲耳法尔·阿斯卡里任国防部长。巴格达的一个犹太银行家萨松·埃芬迪任财政部长。教育部让给一个来自克伯拉的学者，目的是想争取十叶派。

可是这时候英国政府相信，自己要在伊拉克维持势力，就得设置一个君主作为这个政府的首脑。本来擡举一个本地贵族登上王位，可能是很合适的。可是两个被提名的人都有缺陷：吉拉尼这个贵族领袖太老了；塔列卜帕夏的野心已经结下了许多仇敌。许多官员瞩目的土耳其王子布林汉·丁，可能引起穆斯塔德·凯末尔的土耳其与伊拉克之间的冲突。因此，侯赛因的几个儿子算是最合适的候选人了。在这几个儿子当中，阿卜杜拉已准备引退，把位让给被法国赶出大马士革的兄弟费萨勒。于是英国的政治和军事代表便选定了费萨勒，1921年3月12日，邱吉尔把他请到开罗去。费萨勒最危险的对手，塔列卜帕夏竟然轻率地恫吓说，政府要是出任何力量来影响选举的话，他就在贝都那人当中发动自己的党羽进行暴动。他因此被放逐到锡兰去。贝尔女土竭尽全力替费萨勒奔走。

6月23日，费萨勒来到巴土拉，29日受到巴格达群衆的热烈欢迎，可是在巡行到小地方时受到有所保留的冷淡接待。因此似乎很需要有一种人民的议会来保证他的王位；由于在民选的国民议会里；结果怎麽样似乎很靠不住，因此当局认为在英国顾问监督之下，各地区贵族和官员发表一下声明也就够了。在这样“民意投票”的基础之上，珀西·考克斯爵土于8月23日宣布费萨勒为国王。

费萨勒即位后发表的演词提出一个规定与英国建立新关系的条约。英国政府虽然准备尽量避免用托管这个不愉快的字眼，却更加坚决反对限制自己的势力。政府向国王提出的条约初稿，跟这种要求还寓得很远，因此受到民族主义者的剧烈反对。费萨勒有了他们的支援，认为自己逃避得了英国的保护，由是于1922年8月14日，批准以吉拉尼这位贵族领袖为首的第一届内阁辞职。

两个新组成的民族主义政党利用费萨勒登位一周年纪念日的机会，举行示威游行，反对托管，这时候国王病重，使英国高级专员利用国王病重得到了一个方便的藉口，独自掌揽政权。英国高级专员把几个政党领袖放逐到波斯湾中悬崖绝壁的汉雅姆小岛，还威胁另外几个领袖迫使他们迁徙出境，国王病愈之后，不得不同意吉拉尼这位贵族领袖重任首相，并且批准条约；可是此后不久，吉拉尼这位贵族领袖独自辞职，阿卜杜拉·穆赫辛·贝格，萨东继任首相。

要起草一个宪法，既照顾到伊拉克人的愿望，又同样照顾到英国的要求，这个任务也同样困难的。

没有疑问，英国国内时常有人埋怨东方政策的代价太高，1922年10月23日，劳合·乔治内阁垮台之后，甚至有人把从伊拉克撤退的要求拿来做竞选的口号。就伊拉克方面来说，在英国管辖的重担之下，压得痛苦呻吟，英国行政机关的代表所拿的薪津比本地人官员高得多。但是英国政府绝对无意放弃伊拉克，想的只是如何恰当地来发挥自己的影响，有时通·过高级专员对国王发挥影响，有时通过英籍顾问对部长和议会发挥影响。由于宪法出诸英国之手极其明显，因此十叶派对定于1922年10月选举的制宪会议竭力反对。只有把十叶派的领袖们逐回波斯老家之后，选举才能进行，制宪会议于1924年3月 5日开幕。

伊拉克与英国订立的条约经过议会长期讨论，还经过英国威胁如果条约不付诸实施，英国就要请国联授权对伊拉克采取新的措施之后，才获批准。它最后的迁就还受了与土耳其争夺摩苏尔的影响，伊拉克要是没有英国的协助是无法夺到摩苏尔的。英国还能够利用这种恐惧心情，取得基尔库克的丰富油田的租让权；一条油管横贯沙漠把石油输送到巴勒斯坦的海法港之后，英帝国在伊拉克一项最重要的利益就得满足了。因此在石油租让权解决之后，跟着的就是1925年3月21日公布最后定案的国家宪法。

伊拉克与英国1923年4月30日订立的条约的议定书规定：双方同意该条约到伊拉克加入国联之后废止。在此以前，英国保证在二十五年内每隔四年研究一次英国介绍伊拉克加入国联的可能性，以及关于财政与军队方面的协定是否需要修改。1928年头一次期满的时候，费萨勒带着首相哲耳法尔，阿斯卡里亲到伦敦，企图说服英国政府，伊拉克已经条件成熟，可以加入国联，但是英国要他等到1932年再说。工党在英国当权的时候，伊拉克和埃及一样都希望它对民族的愿望会考虑得大度一些。事实上，英国的新政府可能于1932年向国联提出，而且声明自己准备与伊拉克和埃及订立新的条约。民族主义者虽然激烈反对英国的保留款项 (一旦发生战争，伊拉克由英国自由处置，空军基地由英国长期使用)，新选出的议会于11月16日已准备批准这个条约，从此以后，英国的确已开始撤消自己的行政机构。1932年5月30日，伊拉克保证照顾少数民族的权利和维持正规的司法制度，在这以后，它于10月3日被接受加入国联。

费萨勒在位最后的一年发生一次很严重的冲突。亚述人是讲叙利亚语的景教徒，他们还没有被世仇的库尔德人所消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起义反抗土耳其，和平之后，他们在摩苏尔定居下来。英国托管行政机关，在英国国教的传教土的劝告下，对他们特别优待，尤其是由于他们在军事上证明了很有用处。他们信赖英国的这种支援，就拿英国的钱，在各次暴动中，攻击邻近的库尔德人，而成为库尔德人最凶狠的敌人。英国势力衰落之后，伊拉克政府对他们不再做任何让步，这样失策的结果，迫使他们武装起义。而巴基尔·西德基上校惨无人道地把这起义镇压了下去。

1933年9月8日，费萨勒死的时候，全国普遍举行哀悼，这说明他的政权是很得民心的。英国高级专员的劝告虽然有时可能阻挠他，使他没有采取任何过分大胆的措施，可是，作为一个外国人，而且处在最困难的环境之下，他毕竟登上了王位，巩固了王权，无论如何是有很大功劳的。他为人八面玲珑，使他在社会利益复杂宗教信仰不一的人民当中，经常能取得支援，来实行他的一开始就很正确地选定的而且一贯坚持不易的政治路线，领导国家走向独立的政治生活和繁荣富强，同时又能慎重顾到议会的形式，承认英国的无可争辩的权利。而英国的保护是伊拉克所不能缺少的。他在位期中所组成的内阁几乎都听从他的命令，而不是听从议会的命令的。任何时候他于预政府，总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他的世仇、内志和汉志国王伊本·沙特有一个时期想向北扩充势力，侵犯邻国，而在英国调解之下，费萨勒和伊本·沙特竟能友好相处，1936年4月21日，在费萨勒的儿子统治之下，甚至还能够与伊本·沙特订立了一个友好条约。

费萨勒的儿子加齐一世二十一岁登位，由于年事太轻，要继续他父亲的事业当然不可能有同样的成就。他登位元之后，头一次组织新阁的企图由于英籍和伊拉克籍顾问的意见冲突而失败，因此对政府此后的人事更动他都没有什麽决定性的作用。国内政治情况的不安定可以从1936年10月29日的政变看出来。国王出于一股对“英勇”事迹的青年热情，曾经把镇压亚述人的巴基尔·西德基升为将军，西德基在巴格达城外举行军事演习的时候，派部队与飞机袭击首都，想推翻亚辛帕夏的内阁，指责他有反动的倾向。在双方谈判当中，年迈但是能干的大臣哲耳法尔帕夏被刺。亚辛引退之后，1913年土耳其首相的兄弟，希克梅特·素莱曼、麦哈茂德·晓克特帕夏和巴基尔的党羽等共同执政。虽然亚辛帕夏早巳以阿塔土耳其的崇拜者自居，可是只有到了现在这个新政府才真的想仿法阿塔土耳其的榜样。土耳其是清一色的，没有任何外国的势力。与土耳其对比起来，伊拉克是在英国监督之下，在少数民族，内地移民，以及财政这些问题上还得克服重重困难，才能获得国内稳定。

这些狂风暴雨的年头对伊拉克的文化生活并不特别有利。由于当地的两大势力，十叶派和逊尼派，竞相恢复本国古代文学的传统，妨碍了文化的发展，因此政府主要转向叙利亚和埃及吸引现代教育的代表人物到国内来；但是这些人物绝少能够维持得很久，因为伊拉克人抱着狭隘的爱国主义情绪，很容易觉得受到了侮辱。因是之故，1927年有一个叙利亚青年为着写一本颂扬伍麦叶王朝的书，被解除巴格达师范学校历史教员的职位。尽管如此，伊拉克的现代的教育精神，尤其是在埃及报刊影响之下，也在逐步擡头，特别在诗歌和编史方面，也逐步夺取传统派的阵地。

谢选骏指出：叙利亚、巴勒斯坦、外约旦和伊拉克——这是人类文明的最早发祥地，通过小亚细亚，对希腊发生过影响，同时也是阿拉伯人在中东地区推行“教族化”的首轮灾区。现在，这里又是以色列复国主义的前线和伊斯兰国的活跃地区。可以说，这里是世界历史的枢纽。谁控制了这里，谁就控制了世界——苏美尔、巴比伦、亚述、波斯、马其顿、罗马、阿拉伯、土耳其、英国、美国。在历史上，中国很少涉足这一地区，但是如果想要扮演更为重要的全球角色，中国迟早需要进入这一地区。

【第五章  伊朗(波斯)和阿富汗】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波斯几乎陷于一片混乱之中。不错，在布列斯特一立托夫斯克条约订立之后，布尔什维克马上就把在波斯所获得的一切交还波斯，而且放弃掉沙皇政权对这个国家的要求；但是俄国军队所撤退的地区马上又被英国占领。1919年 8月9日，珀西·考克斯爵士与波斯达成一项协定。这项协定，按照埃及与伊拉克的蓝本，把军队和政府交给英籍“顾问”之手。同时有一个波斯代表团在巴黎，没有得到自己政府的充分指示，徒劳无功地力图引起正忙于在世界命运问题上争吵不休的协约国的注意。

可是布尔什维克不久在波斯也恢复采取积极行动的政策。1920年5月，他们占领了巴库之后，穷追逃遁到里海上波斯海港恩齐里而被波斯方面缴械的白俄将军邓尼金所率领的小舰队，炮轰恩齐里海港，而且追逐一路撤退的英军直到内地的勒什特，在那里建立了一个以库楚克·汗为首的临时政权。他们快要追逐到德黑兰的时候，波斯的哥萨克旅才收复了勒什特，然后又撤退到英军防线的后面。

哥萨克部队里的波斯籍军官把这一场失败诿罪于自己的俄罗斯籍同志，这不是无因的。其中有一个波斯军官，毛桑得朗的礼萨·汗，1878年3月16日生于萨瓦特库，父亲是个少校，他曾经与俄罗斯人干过一场，当时，他奉到政府的命令，解除一个不肯放弃职务的俄罗斯籍军官的职位，而在旅里建立一个对自己真正忠诚的卫队，恢复了这个旅的战斗力量。

当英国还在考虑最后要不要放弃自己已经失去了的这个波斯前哨的时候，波斯大使穆沙维尔·麦马立克正在莫斯科与希舍林谈判条约，规定俄国方面放弃在波斯境内所占的一切地方和一切治外法权。

以艾哈迈德沙为首的德黑兰政府不能形成一条明确的政治路线，因此在礼萨·汗影响之下，驻在卡齐因的哥萨克军官决定干涉首都的政治。他们为了这回事，认为需要有一个能说会道、擅长笔墨的文人，结果找到了齐亚·丁。2月2日，礼萨·汗带着两千五百人，陈兵于都门之前，要挟波斯国王建立一个新政府。宪兵队与他们打过一场很短的仗之后，瑞典籍的宪兵司令也投向哥萨克部队。已经替自己担忧的国王毫无抵抗地同意齐亚·丁组织一个新政府，这个政府清算了只顾本身利益的前任统治人物，而把他们贪污的财産充公归入国库。担任军政大臣兼总司令的礼萨·汗辛勒不懈地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一些残余部队，加上自己的哥萨克部队，改编成为一个随时能够作战的新兵团。身为首相的齐亚·丁企图强迫礼萨·汗聘用英籍教官的时候，礼萨·汗赶他下台；而让一个原来被逮捕的省长卡瓦姆·萨尔塔纳出任首相。

但是各省的统治者还一点也没有意思服从新的中央政权。在基兰，除了俄国抉上台的库楚克·汗政权之外，还有一系列也是受俄国支援的其他头子也得加以推翻；在阿塞拜疆，有一个库尔德族的酋长宣布成立共和国，问题是要在布尔什维克还没有认定他值得帮助之前，赶快先把他结束掉。在1921年与1922年两年中，伊朗北部经过破坏很大的游击战争，才被征服下来，1923年，礼萨·汗还得收服南部，因为英国在那里已经把中央政府的威信破坏无遗。

礼萨·汗上战场的时候，就不管都城里的阴谋，其中有三次闹到把首相换掉。但是到了10月，发现卡瓦姆·萨尔塔纳谋害礼萨·汗生命的时候，礼萨·汗就任首相兼军政大臣。波斯国王像他的祖先一样，只顾本身的利益，认为还是到欧洲无定期游历一番来逃避责任为妙。

礼萨·汗的地位与穆斯塔法·凯末尔的地位有足够共同之处。因此人们有理由期望他跟土耳其一样，得出结论要废除苏丹和哈里发制度。但是在民族方面还远远谈不上团结，在宗教方面，尽管十叶派居于优势，还是宗派衆多的这样一个国家，礼萨·汗十分精明，没有过分估计自己的地位。因此到了1924年初，当两方面都是要求建立共和国的时候，他却慎重自制；复兴党在议会里认为以后能够利用议会来修改宪法，而被英国禁止入纳加夫境内的十叶派神学家穆罕默德·哈利西(可能是在布尔什维克影响之下)力主重新选举，建立一个“人民共和国”。

（谢选骏指出：所有的“人民共和国”都是苏联的卫星国，其中当然也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

1924年3月，宪法的问题引起议会的激烈辩论，1924年引起了街头骚动和罢工。礼萨·汗用十分狡猾的姿态来对付共和运动。他旅行到库姆圣城，那地方有全国的人都十分敬重的教士，他们叫礼萨·汗保卫国家的根基和伊斯兰教，防止进行任何现代化的变动。他就地发表的宣言没有引起反应，于是他便辞职，于4月8日下野到鲁德亨去。

他手下的将领借此威胁要向德黑兰进军，马上就有一个议会代表团出发去见礼萨·汗，要求他回都。议会不得不宣布对他的信任，他然后再出来领导政府。这时在卢尔人当中爆发了叛乱，他的军队加以平定之后，他尽全力来建设军队，配备用法国工厂所出的新型武器。

伊朗最后一个不肯服从中央政权的省份是阿拉伯居民占大部分的库齐斯坦。早在1905年英国已经与穆罕默拉的酋长哈兹阿尔订立条约，获得这个地方的油井。油管的终点是在夏台—阿拉伯河口的阿巴丹，为了保护这条供应印度洋上英国船只的油管，英印军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就占领了伊拉克的南部。

英波石油公司的租让权当时虽然是由德黑兰政府给予的，英国却又与哈兹阿尔签订特别条约，给哈兹阿尔以武装援助来对付任何方面的袭击。哈兹阿尔统治者夏台—阿拉伯河的整个左岸和从阿瓦土以下的卡隆河下游可以航行的地区。礼萨·汗追迫哈兹阿尔交付所欠的税款的时候，英国让这个条约失效。年迈的哈兹阿尔企图鼓动在波斯革命期间曾经一度夺取政权的巴赫蒂亚里部族来反对礼萨·汗，可是终归徒然。当礼萨·汗率兵入库齐斯坦境内的时候，哈兹阿尔束手无策，只得屈服。

礼萨·汗为了这一场不流血的战役恢复了伊朗帝国的旧界，亲自到伊拉克参拜十叶派的圣地。

礼萨此后恢复使用自己旧家族的名字，总是自称巴列维。尽管这位巴列维总司令有了这些伟大的功勋，住在巴黎的艾哈迈德沙还愚蠢地希望留在德黑兰的儿子穆罕默德·哈桑，米尔扎还能够纠集卡加尔族的党羽替自己出力。议会提出要求国王回国的动议虽然无人支援，可是到了1925年10月1日，国王却胆敢通知首相，说自己准备回伊朗。

礼萨·汗十分精明，他复信欢迎国王的这个决定，一方面通函全国，传布这个消息。这一次又是阿塞拜疆省领导反对卡加尔族的运动。一如革命时期所常见的那样，这个运动也是以人们纷纷到清真寺要求避难开始。在德黑兰的人也到军事学校避难，纷纷向巴列维首相提出要求，请制止大家所憎恨的卡加尔族的国王回国。

10月28日，终于召开议会，讨论废黜这个卡加尔族的国王和把行政权交给首相直到国民议会通过国家的新宪法为止的议案。卫宪派议员塔基扎德虽然再次为着宪法执言，可是经过一场短促的辩论之后，议案还是通过。就在这一天，礼萨·汗把王储从古里斯坦皇宫，经过卡兹温，送到巴格达去。

为了形式起见成立了国民议会，对新宪法又讨论了六个星期，新宪法奉礼萨·汗·巴列维为伊朗的世袭统治者，于1925年12月15日在议会宣誓效忠于新宪法。1926年4月，礼萨佩带着奈迪尔沙从印度掠夺回来光彩夺目的宝石，登上“孔雀宝座”。

伊朗进步的时代就此开始，这个时代在十年之内补上了几个世纪的不足。新国王能够很机警地避免伤还有很大势力的十叶派教土的感情，却又能指导伊朗人很顺利地走上近代文明的道路。这位老军人还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在政治生活上各方面都进行有利的改革。议会在名义上仍然存在，但是除了接受国王的法律之外，没有更多的事情可做。他有很准确的眼光，认识到一切改革的基础必须是利用新式的工具来便利全国的交通；因此到了1925年，把茶糖这些主要消费品的最重要的国家税收用在铁路建设方面，从里海岸上以前叫做恩齐理的沙港到波斯湾上的沙普尔港这—条通南北的铁路，1929年由德国柏格尔洋行兴工，从1933年以后，由丹麦—瑞典的甘普塞克斯财团继续建筑。

这项建筑工程在三年之内钻了七十五个山洞，搭了无数座的桥，征服了北部山区，这样的现代技术可谓天斧神32；在十五小时内直到德黑兰的一段四百六十一公里铁路在1937年6月5日就可以通车。这一条铁烙继续经过库姆和苏丹纳巴德，穿过扎格罗斯山脉中一百五十个山洞。从波斯湾上同时开工的南段，到了1938年8月2日也接上了北线。

1927年在财政方面进行了整顿；米里银行代替1890年设立的帝国银行发行钞票：基本通货是里尔，值四分钱，1937年发生八 rL里尔钞票流通使用。1932年11月公布与在库齐斯坦雇用两万名伊朗劳工的英波石油公司订立的协定，协定保证伊朗获得适当；匕例的産品和收入。

尽管英国拼命反对，1928年把近代国家不该有的治外法权废止掉。模仿法国的新民法和刑法置诸实施来代替在此以前唯一有放的宗教法律。

对农业给予了特别注意。游牧民族的落后性对国家经常形成威胁，现在得安居下来；布施尔附近的王室土地，为了这个目的，于1937年分配给游牧民族。农业学校和模范农场推广新的方法。 1934年有两百万株茶树分配到全国各地。为了使农民在精神上乐于工作，定3月15日为“植树节”。

进步的最大障碍之一，是宗教习惯和伦常道德所造成的妇女的落后地位，早在1926年就已经对这种落后状况作过斗争，废除了最严格的一种面罩；自从1926年以来，波斯就完全不用面罩了。 1935年，舍姆西·巴列维公主设立第一所妇女俱乐部和女童子军。也就在这一年实行了新婚姻法，把女子的最低结婚年龄提高到十五岁，采用结婚前健康检查证明制度，以及如果丈夫要再结婚的话，妇女有离婚的权利。

学校不断增加；1935年中学毕业生除了六千六百二十一名男学生之外，还有二千二百五十三名女学生。1935年2月4日，开办一所大学，内设理工学院和音乐学院，也聘有欧洲籍教师授课。这一年跟着就设立伊朗科学院，有会员三十七名，它的任务，像在大马土革和开罗的科学院一样，首先是为语言纯洁化服务。在卡加尔族统治之下，尽管伊朗人不乏才能，文学还是濒于衰落，现在却蓬勃复兴，尤其是在史学方面已经有许多使人满意的成就。伊朗人对自己过去丰富文化遗産颇为自豪，这对使他们的民族自尊心起了不少的作用。

这一点在1934年庆祝伊朗伟大诗人费尔道西一千周年纪念的时候，就很清楚地表现出来。伊斯兰教之前的伊朗历史也已经在发掘了，在德黑兰重建国家银行的时候，甚至还敢回到萨珊王朝的忒息丰，即塔格·吉斯拉的建筑学上的大胆思想。

在外交政策方面，礼萨·汗·巴列维除了自己国家的利益外，还能够卫护近东与中东的文化和宗教利益。1925年就在他执政之后，他与俾路支的英国当局和阿富汗分别订立条约，明确修正南部及东南部的边界。1934年6月，他访问安卡拉，与阿塔土耳其初次建立了私人的关系。

1937年7月8日，在德黑兰之北十六公里的萨达巴德夏宫，与土耳其、伊拉克和阿富汗签订有效期五年的条约，规定三个国家互相保证边境的安全，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用和平谈判的方法解决彼此之间的任何内部冲突，而且不得与其他列强缔结任何类型的攻势同盟。礼萨·汗让伊朗王储与埃及公主联姻，这样，已经恢复自由的伊斯兰教各国的圈子就围住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新的时代会给大家看到：东方排脱掉西方的枷锁之后能够在进步的道路上有什麽样的贡献。

（谢选骏指出：德国异教徒为他们的伊斯兰盟友高兴的显然太早了。）

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伊朗东邻阿富汗也大力承担保卫伊斯兰世界的责任，使不受到俄罗斯与英国的征服。1919年英国最后一次企图征服阿富汗的结果是：由于英国终于放弃控制阿富汗的企图，阿富汗尽管在军事上打了败仗，在外交上却得到了胜利。俄国也得放弃把阿富汗列入自己所设立的一系列土耳其族苏维埃共和国之内的计划。

俄国由于宣传无神论，无疑永久失却了把阿富汗拉入自己文化势力范围之内的任何希望，他们的无神论也传播到伊斯兰教地区，迫使许多伊斯兰教徒迁入阿富汗。阿富汗王朝由于自己的过失，曾经暂时发生过危险。1919年2月20日，国王哈比巴拉被兄弟纳斯拉拉指挥下的叛徒刺死，儿子阿曼纳拉继位。阿曼纳拉于1923年平定了阿利泽人的叛乱，1924年平定了曼加尔人和巴丹人的叛乱，现在巴丹人多半在英国统治下的印度定居。但是阿曼纳拉对时机尚未成熟的改革操之过急，造成了自己的失败。他学习土耳其和伊朗的榜样，想通过推扩现代技术的成就，改革立法与行政，改良学校制度，尤其是设置常备军，一下子把自己的国家提高到文明各国的行列。

他的臣民对他的措施思想上还不能接受，因此心怀不满，终于在1928年他到欧洲旅行准备为新的改革打下基础的时候，爆发出来。他赶紧回国之后，设法平定叛乱，但终徒然。叛乱领袖巴沙·萨卡接受拥戴为哈比巴拉二世；1929年1月阿曼纳拉只得逊位离国。直到10月，他的叔伯兄弟奈叠尔汗才能征服盘踞喀布尔的叛徒领袖，把他枪毙。奈叠尔汗虽然废除了阿曼纳拉的一切不得人心的措施，却于1933年11月8日在宫中被刺，年龄只有二十岁的儿子穆罕默德·扎希尔·汗登位。他的政权直到1939年只发生过一次危险，那是在1934年1月，有一个冒险家穆罕默德·萨迪·基拉尼·底迈什基，在瓦齐里斯坦举行暴动，可是不久就被镇压下去。

1923年阿富汗与邻国波斯缔结条约：此后又于1937年订立上面讲过的公约，使阿富汗成为在礼萨·汗·巴列维领导下的联盟中的一份子。甚至早在1931年10月31日，奈叠尔汗已经用波斯做蓝本，制订国家的宪法，不过把行政权保留在国王与大臣们手里。从此以后，小心翼翼地阿富汗也回到改革的道路上去，努力借鉴欧洲的技术而为己用。但是民族思想已经得势。1928年在喀布尔设立了科学院，把本地的语言布希图语发展成为文字。在那个时候以前，一切书籍，包括报纸在内，都是用波斯文写的；此后布希图语还逐渐打入报纸中，而且全体官员都得懂这种文字。无疑地，这个最年轻的伊斯兰教国家还得走很长的一段路才能够与自己的同盟国并驾齐驱。

第二次世界大战把伊斯兰教国家卷入了战争的漩涡中：北非是几次恶战的战场：伊拉克和叙利亚—黎巴嫩被盟国军队占领，后者在伊拉克与亲轴心国的民族主义分子作战，在叙利亚—黎巴嫩与维希法国作战；伊朗也被盟国所占领。

在经济上，战时状态使这个地区受很大的影响，物质缺乏，民生凋敝，平时供应品的来源，尤其是工业品供应来源，断绝了，贸易道路破坏了。缺乏国外的供应促进迅速的工业化，企图就地取得尽量多的货物来供应本地人民和这个地区的盟军武装部队。中东各国结果发生不同程度的通货膨胀。

军事计划也促使运输大量扩充和改进。贯穿伊朗的铁路为着把租借法案的物质运到苏联，变成头等重要的路线。英国把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的铁路连接起来，使铁路线贯通整个阿拉伯．地区。航空运输也有很大的发展。

中东大部分与英镑集团发生关系，中东各国在伦敦有相当大的存款帐目。另一方面，伦敦发起设立中东供应中心站，初时作为英国的企业，后来改为英美两国的企业。这个机构负责在很大范围之内进行计划与调节中东的经济生活；它的主要任务虽然是怎样为纯军事供应品来节省运输舱位，结果却积累了许多关于从苏丹到伊朗之间各国的经济结构和需要上的知识和经验。

宣传战进行了多年，对人民群衆不会没有影响。在战争中，由于意识到在中东的边沿上的战役的严重性质，政治觉悟和自己地位的重要感觉提高了，特别是在埃及；开罗成为盟国参谋部的国际中心，这儿驻有一个英国负责中东事务的内阁大臣。人民群衆接触到许许多多生活程度比自己高的盟国军人和官员。土産品价格的高涨可能帮助某些国家的农民还清债务，有时甚至还积了一些现钱。

在政治方面，除了战前的思想感情有所保留之外，还有战时对大规模冲突的反应，宣传机构和当地人士对战争的看法。法国的崩溃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英国还保持着主要地位；但是外受美国和苏联的竞争和压力，内受国内困难的阻碍，已在放松自己的控制。

土耳其很成功地避免已卷入战争，计划组成某种形式的巴尔干联盟，同萨达巴德公约所加强的中东联盟联系起来。这个计划如果说得到西方列强赞许的话，却遇到东方很明确的敌视。

战后不久，出现了两个新的阿拉伯独立共和国——叙利亚和黎巴嫩，沙乌地阿拉伯由于有石油资源和美国在那里的利益，出乎意料之外变成一个很大很富足的力量。自从1944年底以来，阿拉伯联盟一直在进行工作，企图协调七个成员国的政策。

中东没有一个国家参加过反对轴心国的军事活动。

在国内政治方面，旧的统治集团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新兴力量，其中有左派分子；社会问题正在有力地惹人注意。

土耳其

1939年5月12日，英土签订互助条约。6月23日，土耳其跟着与法国签订类似的条约。英法两国都愿意借款给土耳共，法国还把叙利亚托管地的一部分亚历山大勒达省割让给土耳其。10月19日，土耳其与英法订立同盟，又拿到更多的借款。因此战事刚开始，土耳其就被拉入盟国的范围之内。

可是土耳其好几年都还维持着非战的状态，声明自己的军备的供应不够充分。土耳其曾经设法建立一道反侵略的巴尔干防线，但是遭到苏联的反对。在德苏签订条约之后，土耳其处于德国与苏联双方的不断压力之下。

1940年战事迫近土耳其的国境：在北面与西面，德国占领罗马尼亚和希腊，意大利进攻阿尔巴尼亚而加入作战；在南面轴心国家派代表团兼程赶到在维希政府控制之下的叙利亚。2月间伊斯坦布尔的船坞和工厂解雇德国技术人员，同时苏联政府召回在土耳其的技术人员。1941年6月18日，土耳其与德国签订十年互不侵犯条约。四天之后，希特勒进攻苏联。

现在德国要求土耳其订立贸易协定；德国特别需要土耳其的铬铁矿。对安卡拉的外交上的拉拢继续进行着。12月美国罗斯福总统声明，保卫土耳其对美国来说是绝对必要的，1942年3月，美国租借法案的物质抵达土耳其海港。美国在北非登陆之后，德国的压力减少，铬铁矿没有供应给德国。

可是艾登、邱吉尔和罗斯福想把土耳其拉上火线的一切企图还是失败了，虽然1943年在史达林格勒战役之后，土耳其一边仍不参加交战，一边却更明显地亲近盟国了。

土耳其与苏联的关系还是很紧张。1944年8月2日，土耳其与德国断绝邦交，对泛突兰主义者的镇压很容易被认为是对苏联表示一种友善的姿态。可是到了1945年3月，苏联声明废除1925年的友好、中立、互不侵犯条约。据说莫斯科要求重新规定关于达达尼尔海峡和巴尔干的事务，以及在高加索(卡斯、阿达汉)土地割让的问题。

1945年2月23日，土耳其向轴心国家宣战。

战争结束之后土耳其出口货的价值减低，这增加了经济失调。由于疑惧仍旧存在以及“神圣战”仍在继续，土耳其还保留着很大的一支武装部队；三分之——的国家预算是拨付为国防费用。

1946年苏联的要求以及其他盟国的立场都很明显了，主要的问题：达达尼海峡的命运到底应该只由黑海各国(特别是作为决定性力量的苏联)来决定，还是应该由更加广泛的国际法庭来决定；大战前夕，政权民主化的尝试已在考虑中。大战之后，又重新考虑这些尝试。1946年新国民议会选举时，人民党有三百九十六名代表获选，在杰拉尔，巴亚尔领导之下新成立的民主党有六十二名代表获得议席。

阿拉伯联盟

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愿望一直是要把说阿拉伯语的人民联合成某种组织，形成各方面的统一，更明确的是政治上的统一。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阿拉伯国家被瓜分和内部缺乏团结，这个理想终于不能实现。可是通过阿拉伯国家的知识份子和政治家在文字上与个人方面的接触，再通过像反抗外国统治的斗争这些在很大程度上为阿拉伯各国共有的问题和趋向，统一的理想还没有放弃。

1941年5月29日，英国军队正在迫进起义的巴格达，并且在作最后的准备要从维希政府军队的手里夺回叙利亚—黎巴嫩，就在这个时候，艾登在英国衆议院宣称：英国为了追求阿拉伯人的传统友谊，会赞成阿拉伯采取走向统一的步骤。在东方的英国官员，在那些危急的日子里，急于要争取阿拉伯人对轴心国家的广泛同情，把这项政策付诸实施。英国政府这种善意的态度促使阿拉伯政治家开始预先谈判阿拉伯的统一问题，谈判历时很久，也不露声色，迄今为止，对泛阿拉伯运动还是持超然冷淡态度的埃及一变而为这个运动的先锋。

阿拉伯各国之间和各国领袖之间的不和，疑忌和嫉妒是很强烈的。各国虽然都准备在口头上赞成统一，可是各有各的打算。人口有一半是基督教徒的黎巴嫩颇具戒心地防卫着本国的独立：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民族主义者抱着一个包括黎巴嫩、巴勒斯坦和外约旦在内而且可能与伊拉克联盟的大叙利亚计划。外约旦的阿卜杜拉国王要想自己成为这样一个大叙利亚的国王，并且使这个大叙利亚成为哈希姆王室的主要支柱。但是伊本·沙特国王不能让这样的一个组织成立。的确，他似乎已经与埃及国王法鲁克携手要共同阻挠这个计划。阿拉伯各国报纸，童子军、医师、律师，妇女界的会议所造成的群衆压力给这些谈判带来了推动力量。在这期间，巴勒斯坦问题始终被利用为团结一切阿拉伯人民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和压迫的中心力量。

1944年9月24日，埃及、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外约旦的代表(后来又有沙乌地阿拉伯和也门的代表加入)在亚历山大港开会，讨论两个星期之后，发表“亚历山大港议定书”，作为在“阿拉伯国家联盟”中，“加强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密切联系”的一项初步协定。1945年2月14日与3月22日之间，参加亚历山大港会议的七国外交部长在开罗举行会议，拟订了阿拉伯联盟的公约或称宪章，作为这个新团体的最后的正式宪法。

阿拉伯联盟公约建立

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各国联盟，还规定其他独立的阿拉伯各国将来也可以加盟(第一节)。联盟的目的是使盟员国“更加紧密”，“使它们的政治行动互相配合”，“保卫它们的独立和主权，全面考虑有关阿拉伯国家以及它们繁荣的问题”。在经济、交通、文化，国籍、卫生和社会事业这些问题上，将进行合作 (第二节)。联盟由理事会领导，理事会的一项任务是“决定如何同将来可能成立、藉以保证和平与安全并组织经济与社会关系的国际机构合作的办法”(第三节)。“其他阿拉伯国家”可以派代表参加特别委员(第四节)。在盟员国之间的关系上，取消使用武力，“与独立、主权或土地完整无关的问题上”，仲裁是应该和必需遵守的(第五节)。如经理事会一致通过，盟员国受到侵略必须共同予以抵抗(第六节)。一致通过的决议各国都必须遵守；大多数通过的决议只要接受这些决议的盟员国遵守(第七节)。盟员国在发出通知一年之后可以退盟(第十八节)，可是，如果将来对公约有任何修改，而有盟员国反对，它可以马上退盟(第十九节)。

特别附件内有一项关于巴勒斯坦的决议；“联盟理事会应指派一个从那个国家来的阿拉伯代表参加理事会的工作”。

阿拉伯各国的代表团在旧金山企图取得联合国承认该联盟为“区域性集团”，但是没有成功。

这个联盟使用压力支援叙利亚和黎巴嫩的要求，和促使外国军队从这两个地方撤退；在国外开设宣传机构，这些机构多半致力于反犹太复国主义的宣传；设立许多委员会研究各国之间可能互相配合的计划，等等。在协商的初期，伊拉克似乎对建立联盟起了重要的作用，现在的领导权似乎是操在埃及和沙乌地阿拉伯的手里。

1946年5月24日，英国外交大臣贝文说，他“很愿意看到整个中东和英国以及英国自治领共同合作，最后结合成为联合国范围内区域性防御性组织”。

阿拉伯联盟对自己成员国的内部生活，如经济、社会工作、立法、教育等等方面，到现在为止有什麽成就，还很难看出。联盟还是处在计划各项措施的阶段，而且忙于对外的政治活动。

埃及

1939年8月，穆罕默德·麦哈茂德帕夏辞职，阿里·马希尔帕夏组成新内阁。9月3日，宣布戒严，就在战争爆发那一天，印度军队开到埃及。埃及与德国断绝邦交，非交战状态一直维持到 1945年2月底。

1940年6月，当意大利把战事引到地中海和苏丹，而且从利比亚进犯埃及的时候，形势紧张起来。亚历山大港和开罗遭受空袭。可是到了1940年12月，意大利军队在西迪巴兰尼战败。1941年英军攻克了意属东非洲，在它受到严重挫折之后，又在埃及和利比亚之间的沙漠前线发动攻势，德国将领隆美尔就在那里率领德国强大的机械化部队作战。1942年夏天，隆美尔向前挺进，发生了有名的托不鲁克和阿拉曼战役，但是到了离亚历山大港只有七十英里的地方之后，1943年10月到11月之间，德军被迫后退。由英军防卫的埃及因此免受全面的侵略。

与此同时，继萨卜里帕夏和西尔里帕夏两个中立内阁之后，由于英国方面的大力要求，1942年2月2日，在纳哈斯帕夏领导之下的华夫脱党政府上台，英国当时需要得到一个群衆支援而对英国友好的政府来应付群衆对盟国和战时努力普遍不满的情绪。但是强要华夫脱党上台却加深了日后与国王法鲁克宫廷的摩擦。

1942年3月，华夫脱党占多数的新议会开幕。但是过了好几个星期，华夫脱党的一个领导人物马克拉姆·乌贝德被开除出党。他曾经散发一本“黑书”，内容全是揭发党内领袖们的滥用职权和贪污行为。他后来又被开除出国会。他组成一个自己的小集团，把攻击纳哈斯和华夫脱党的绝好材料提供给宫廷。几年之中，对这个问题的剧烈讨论还使群衆同该党的关系继续恶化。

7月间，中东供应中心站成立，初时作为英国的，后来作为英美共有的区域性经济计划机构。这是一个有相当成就的尝试。英国采购埃及的棉花，藉以避免经济危机以及必然産生的民怨。大量金钱，通过当地驻军和支付驻军所需用的劳役和物质，象流水般涌入埃及。1943年在开罗附近开辟了一个美国的飞机场。8月间苏联设立了大使馆。

纳哈斯领导了关于阿拉伯统一的谈判。1944年10月8日，就在谈判成功，公布题为亚历山大港议定书之后，他被国王免职。

萨德派领袖艾哈迈德·马希尔出任首相。1945年2月24日，他在国会宣读宣战书之后被刺，努克拉希帕夏继任首相。这两个首相所倚靠的新国会有一百二十四名萨德派议员，七十四个自由党议员和三十名马克拉姆派议员。

战事一结束，几乎马上就来了一阵请愿的高潮，要求撤外籍军队，修改英埃联盟条约，实行改革，和尼罗河流域的统一(这就是说，苏丹合并入埃及国王的领土)。报刊的恶毒舆论，游行示威，暴动骚乱，甚至恐怖行为和排外行动跟这些要求一起出现。

基伦勋爵(即迈尔斯·蓝辛)在埃及当过十二年英国大使之后，离职回国。1946年2月，西德基帕夏组成新阁。4月英国代表团来到埃及讨论检查1936年的联盟条约。这个埃及首相还到了伦敦走了一趟。谈判还是终于破裂。

12月9日，努克拉希帕夏受命组阁。1947年2月3日，他声明埃及要向联合国要求废止1936年的英埃条约。阿拉伯半岛

1940年2月4日，美国与沙乌地阿拉伯建立外交关系。这是与美国各石油公司在沙乌地阿拉伯广泛开发石油和大量投资有关系的。1943年4月19日，美国把租借法案扩大到沙乌地阿拉伯。5月美国派第一任公使到沙乌地阿拉伯：10月国王伊本·沙特的儿子、外交大臣费萨尔亲王访问华盛顿。

1945年1月，埃及国王法鲁克访问汉志。2月沙乌地阿拉伯国王伊本·沙特会见美国总统罗斯福。3月1日，沙乌地阿拉伯对轴心国宣战，而加入盟国，但是对汉志各圣地附有保留的条件。

这些动态的背后有这个基本事实：阿拉伯石油资源的开发迫使它放弃孤立。成千成万的外国人派到波斯湾上沙乌地阿拉伯的油区，可以期待沙乌地阿拉伯的命运和人民的命运会发生剧烈的变化。

也门也被放弃传统的孤立。因此它到了·1946年也与美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

伊拉克

1939年4月3日，国王加齐坐汽车失事殒命。四岁的儿子费萨尔二世宣布继位，阿卜杜勒·伊拉亲王摄政。

战事在欧洲爆发的时候，伊拉克与德国断绝邦交，不过意大利的特务还继续进行德国所开始的周密的宣传工作，尤其是在长期5反对巴格达领导、军界当中集团。1941年4月4日，赖世德·阿里·格拉尼发动政变成功。他的政府极端反英，而且违反联盟条约，反对英军在巴土拉登陆。5月5日，他与德国恢复外交关系。这是德国在巴尔干和北非的钳形攻势达到高峰的时候。英军在六个星期的战役中，再度占领巴格达，6月1日，恢复摄政和他的政府。

但是，好几个月之后，形势还没有安定下来，因为轴心国家的特务和前任耶路撒冷的穆弗蒂留下宣传机构，在行政机构内根深蒂固，而且引起·了广大群衆的共鸣。只有到了隆美尔的军队在阿拉曼被击溃，和美军在北非登陆之后(就是英国再度占领伊拉克大约一年半之后)，伊拉克政府才敢于1943年1月16日对德国宣战，它是头一个对德宣战的阿拉伯国家和穆斯林国家。

1943年这个国家的首要政治家努尔·赛仪德帕夏，为了计划的阿拉伯政治统一，积极进行活动。1945年与1946年之间，他领导和土耳其谈判“关于经济和文化问题”的条约。

库尔德人的问题还是给国内的政治生活带来一些麻烦。1945年又有一次库尔德人起义被镇压下去，甚至有人怀疑这一次起义与阿塞拜疆事件不无关系。

叙利亚和黎巴嫩

法国结果没有批准叙利亚和黎巴嫩所缔结的条约，1939年6月23日，法国把亚历山大勒达交给土耳其，分明是为了在迫在眉睫的世界战争中，把土耳其拉到英法联盟这一边来。

这一来把法国在政治上所剩下的信用都破坏殆尽乙战争爆发的时候，魏刚将军有相当大的兵力驻在叙利亚。有许多民族主义者，虽然不是全部拥护法国当局。可是1940年法国的崩溃和维希政权都进一步使近东的民族主义者采取反法的方针。毕竟，托管国的责任首先是保护被托管的地区，使它不受侵略，而法国似乎在战败之前(割让亚历山大勒达)和在战败之后(当德意两国代表团抵达近东的时候)，都没有做到这一点。

1941年2、3月里，群衆和法国人之间发生冲突。6月8日，就在镇压伊拉克反叛之后，英国和自由法国的军队马上侵入叙利亚和黎巴嫩，交战一个月之后，7月14日签订停战协定，允许维希方面的法国人自由出境。，自由法国和英国两方面宣布准备在叙利亚和黎巴嫩成立自治政府。领导自由法国的卡特鲁将军似乎又回到载在1936年的条约草案中的那些思想；9月16日，他宣布叙利亚独立，10月23日，宣布黎巴嫩独立。塔杰·丁·哈萨尼被宣布为总统，叙利亚民族主义者参加了政府。

1942年2月8日，英国派公使驻叙利亚和黎巴嫩，10月美国也派遣外交使节。由于供应不足，政府有很大的困难。由于加速发展和庞大的军事工程，如修建公路之类，失业现象消失了。但是，政治上的困难还继续存在。轴心国家的特务还在活动；有些法国份子对叙利亚的独立表示反对，同时英美却催促戴高乐派份子实现叙利亚的独立。

1943年恢复实行宪法，7月叙利亚举行选举；9月黎巴嫩举行选举。舒克里·库阿特利亚任叙利亚总统：毕沙赖·库利任黎巴嫩总统。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老前辈里亚德·苏尔所领导的黎巴嫩新国会决定勾消不符合于国家的主权与独立规定的时候，与法国方面发生冲突。国会的决定就是绝对不理什麽托管制度和受托管的国家。法国行政长官丁·海洛认为逮捕黎巴嫩总统、阁员和尽可能多的议员，就可以把这个运动镇压下去，但是结果却激起全国的愤恨。英美都不肯支援法国。法国只得让步。

这次胜利促使这两个共和国要求自己有权控制住本地征募的武装部队，拒绝给法国人任何特殊的地位。1945年2月，这两个共和国都加入盟国，因而加强了自己的地位，取得了在旧金山会议的出席权。

叙利亚和黎巴嫩要求法国军队撤退。群衆与法军发生冲突，法国说是英国方面策动这些冲突，想把法国从中东排挤出去。叙利亚—黎巴嫩事件的确使得法国相当怨恨英国。到了英国方面想抚慰法国的时候，时间已太晚了。因为叙利亚的政治的力量一经解放出来就把法国在这个地区的最后一点点残余威信都一扫而光。

1946年2月，两个共和国都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呼吁，要求英法军队撤退。安全理事会表示信任这两个大国是打算早日撤军的；4月里叙利亚庆祝外国军队撤退。最后一支法国军队于12月 31日撤离黎巴嫩。

在叙利亚德鲁兹派与努赛尔派继续引起麻烦。1946年5月，所有政治组织都被解散。

巴勒斯坦

1939年5月17日，英国政府发表白皮书。国联常设托管委员会在6月里开会的时候，虽然没有批准这个文件，它却成为英国对巴勒斯坦的新政策的开始。白皮书规定：(一)犹太人只有在一部分地区之内可以自由购买土地，这个部分后来限制到约占巴勒斯坦百分之五的土地；(二)五年之内准许七万五千个新的移民入境，五年之后再有移民入境的话，要看阿拉伯方面是否同意而定； (三)十年之内设立自治机构。白皮书在英国下院以超过半数很少的禀数通过，投反对票的有邱吉尔、埃麦里和工党议员。阿拉伯人逐渐转变过来，肯接受白皮书作为根据，犹太人却提出白皮书的用意是在未来的阿拉伯国家之内把巴勒斯坦的犹太人降到长期处于少数民族的地位。

战争的爆发似乎减轻了当地的政治紧张状况，而把精力引到作战方面。7月16日，意大利开始空袭沿海城市。1940年犹太人开始自愿向英国军队投效，要求组成犹太人的部队。政府不肯批准成立这种单独的部队。而想征募些混合连。但是阿拉伯人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受着轴心国家宣传的影响；耶路撒冷的前穆弗蒂从叙利亚的避难所逃到伊拉克和伊朗，再经过土耳其到罗马尼亚和柏林(1941年)，在那儿号召阿拉伯人协助轴心国家来反抗“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和犹太人的威胁”。因此只有极少数的阿拉伯人自动向英国军队投效。最后到了1944年8月，犹太旅成立，在意大利前线作战。早在1940年，巴勒斯坦就变成英国的堡垒，是北非前线与伊拉克油管之间的重要联络环节，到了1941年，又成为镇压伊拉克反叛军和叙利亚—黎巴嫩境内的维希法国军队的作战基地。工业，尤其是犹太人的工业，突飞猛进。

1940年公布新的土地买卖法律。没有证明文件的移民不许在巴勒斯坦登岸。‘巴特里亚’号船上的一千七百七十一名乘客不许登陆，结果在海法港内爆炸(五十五名乘客死亡，一百九十名失踪)。1942年2月，‘斯特伦马’号轮船载有七百五十八名难民在黑海失踪。此后到了1943年，有消息传出来说，犹太人在希特勒统治之下的欧洲火炉中受到有系统的绝灭。这一切事情必定使得犹太人的愤恨达到极点，尤其是在巴勒斯坦，这儿的犹太人与盟国共同作战有辉煌的战绩。有些犹太人甚至走向恐怖主义的道路，他们相信如果恐怖主义能够使英国方面采取亲阿拉伯的政策的话，它也能够转过来使英国方面放弃这样的政策。

一个年轻的古典作品研究者亚伯拉罕·斯特恩领导一个小小的团体专门用恐怖的行动对付英国人。他被警察杀死，但是他这小组的成员在开罗刺杀了英国驻中东的内阁大臣莫恩勋爵。从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分裂出来的极端“修正主义者”组织了一个大一些的军事组织，叫做伊尔贡，共有几千人。他们觉得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过分信赖英国。巴勒斯坦犹太人的中间派群衆自卫组织哈格那，为了使移民入境方便，进行破坏行动。英国方面用搜查、戒严、大规模甄别和扣押的办法来镇压这种行动，指责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代理处的领袖怂恿恐怖活动。犹太当局不肯承认这些罪名，说明自己总是采取反对恐怖主义的立场的，但是并不反对无证件移民入境，因为他们认为这种移民入境并非“不合法”，而是限制犹太人入境是不合法的。

1942年5月11日，在纽约召开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会议决议(称为比尔特摩尔决议)犹太人民不仅应该要求取消白皮书，而且，鉴于需要采取果断和广泛的措施来营救在欧洲剩下的残余犹太人，还得要求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共和国，至此，犹太人的政治斗争又进入新的阶段。这个被绝大多数犹太复国主义者所接受，而且的确得到绝大多数犹太人支援的方案成为战后期间犹太人要求的总口号。

1945年11月，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组织一个有阿拉伯联盟支援、新的((阿拉伯高级委员会”作为对策。准军事组织也在阿拉伯人当中出现。

1945年12月，美国国会通过议案，赞助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愿望，杜鲁门总统请英国开放巴勒斯坦，让在欧洲流离失所的十万犹太人人境。一个英美调查委员会派到欧洲和巴勒斯坦去；这个委员会还在华盛顿和阿拉伯各国的首都听取过报告。委员会的报告建议让十万犹太人马上入境，建立一个既非犹太人又非阿拉伯人的国家。英国的工党政府成员和党的本身是多年以来以坚决支援犹太复国主义者闻名的，而且在竞选的时候，曾经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采取亲犹太政策。英国工党政府现在对这些建议却置之不理。

1946年2月，被驱逐出境的前穆弗蒂的政党领袖贾马尔·侯赛尼被准许回巴勒斯坦。8月，这位前穆弗蒂坐飞机离开法国，来到埃及，埃及国王接见他，而且允许他在埃及居留避难。1947年初，在1936年到1939年时阿拉伯起义军的“司令”法齐·卡伍克吉，从德国回到东方来。其他被放逐的人也都络续回来。这些人增加了阿拉伯人的激昂情绪，尤其是现在他们能够倚靠阿拉伯联盟了。

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英国方面置诸不理，阿拉伯方面对它也表愤恨不平，不管什麽移民入境，阿拉伯方面都反对，而且要求把 1939年的白皮书付诸实施；这就是说，要建立一个巴勒斯坦的全国政府。阿拉伯人既然占人口三分之二，这个政府必定是阿拉伯人的政府，而且最大可能会由前穆弗蒂来领导。在犹太人方面来说，国家的前途既然是这样，他们没有办法，只得顽强抵抗。英美两国的专家企图根据委员会提出的方案定出一个计划，这样就分割巴勒斯坦的计划又露头了。在犹太人当中，这种想法也占了优势：他们急于要尽速得到一个解决方案，使他们能够吸收相当数量的移民，而获得国际上的地位来建立犹太民族的国家。但是讨论搁了浅。

1946年9月，英国政府召开一个有阿拉伯各国的代表参加讨论巴勒斯坦问题的会议。到了10月，会议陷于停顿，1947．年1月，会议重开，结果又陷于僵局。1946年12月，第二十二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在巴塞尔召开，决议只有英国政府改变政策，犹太人才认为可以参加伦敦会议。英国政府既然不肯改变政策，犹太人就没有参加这个会议。

由于美国杜鲁门总统再次表示自己的愿望，想看到再有相当数量的犹太移民入巴勒斯坦，英美政府之间发生矛盾，这在英国外交大臣贝文的言词中表现得特别突出。

这一连串的事件的后果反映在巴勒斯坦重新发生暴力行为上。恐怖行为和反恐怖的措施都逐渐加剧，一切有关方面的怨恨逐渐加深，使这个小国家陷入背信弃义和希望破灭的一团混乱之中。外约旦1946年3月22日，外约旦与英国订立独立条约，宣布外约旦独立。附件规定允许英国建立军事基地。5月25日，立阿卜杜拉为外约旦哈希姆族王国的国王。

这个国王推行以建立大叙利亚和与土耳其亲善为目的的政策，1947年他访问过土耳其。

伊朗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伊朗醒悟起来，使它对德国和苏联的意图有很多疑虑。大批而来的德国旅行家和技术人员加深了这种疑虑。1941年伊拉克人反叛之后，亲轴心国的阿拉伯人也从南方逃来。

德国进攻苏联使苏联与英国在伊朗携起手来。1941年8月25日到30日，英国军队从南面，苏联军队从北面进入伊朗。9月16日，礼萨·汗退位，他的儿子穆罕默德，礼萨·汗继位。过了四天之后，恢复立宪政体。

1942年1月29日，订立英苏伊朗条约，规定占领军的负责人得“尊重伊朗的领土完整、主权和政治独立”。占领军还负责保卫伊朗抵抗侵略，同时伊朗国王同意采取战时的必要措施，授权英国和苏联在伊朗境内驻扎军队，可是这不算是军事占领。到了轴心国家与盟国战争结束之后，六个月内，这些军队就得撤退。维希法国和日本的特务被驱逐出境。

巨量的供应物质从波斯湾开始，向北经过伊朗，运到苏联。 1943年内每天有六千吨的供应物质从波斯湾上的三个港口运出。但是伊朗还是很贫困、缺少物质。阿瑟·密尔斯波博士奉派由美国来协助伊朗管理经济和财政。

但是，一方面伊朗和占领国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盟国之间的矛盾，都在发展着。苏联逐渐把伊朗的北部孤立起来；1943年不许旅客和伊朗官员入北部境内。就在德黑兰会议之后，盟国发表一项关于伊朗的宣言：盟国“在维持伊朗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愿望上，与伊朗政府意见一致”。

9月9日，伊朗向轴心国家宣战。可是国内外的紧张形势继续使政府遇到困难。因此美国为了密尔斯波博土的金融代表团受到袭击，不得不提抗议(1944年)。苏联要求获得北部的石油开采权，可是伊朗当局想推到战后再决定。

在城市里面激烈的左派运动(杜德)在发展起来。1945年控制达达尼海峡和苏联南部的海港与盟国通航之后，从军事交通的观点来看，伊朗的重要性降低了。但是由于在苏联军队的保护之下，在伊朗的阿塞拜疆建立了一个自治政权的运动，在国际事务上，伊朗又显得很重要。

1946年1月，伊朗向联合国抗议苏联的军队还留在伊朗境内。3月间这个问题提出讨论。苏联要求安全理事会延期调查，后来声明在六个星期之内苏联军队可以离境。4月4日，伊朗要求延期讨论这个案件。

2月里，公认为与苏联相当友好的政治家，新任首相卡瓦姆·萨尔塔纳往莫斯科，可是很明显地没有达成协定。他准备承认在伊朗政治体制之内的阿塞拜疆自治政权。在3月2日之前，英国军队撤离伊朗。议会没有开成，因为拥护左派运动的人阻挠使出席不够法定的人数。

到5月6日，苏联军队撤退。但是阿塞拜疆政权与德黑兰所进行的谈判没有什麽结果。宣布重新选举议会的时候，政府决定派军队到各省，以便保证有和平自由的选举。阿塞拜疆政权不肯伊朗军队入境；结果打起仗来。12月之中，政府军队占领阿塞疆的都城大不里土而把这个地方政权解散。

谢选骏指出：这位德国作者感激涕淋地说道，“中东没有一个国家参加过反对轴心国的军事活动。”我看这是因为，伊斯兰教就是古代的法西斯主义，武装政变、政教合一、一党独裁、军事体制。同时我们看到，阿拉伯国家联盟具有庞大的体积——阿拉伯国家联盟22个成员国，总的人口三到四亿，领土面积1400万平方公里，其中10个位于非洲，12个位于亚洲。可是如此庞大的社会却十分松散，打不过人口只有五十分之一的以色列。这都是因为，现在的阿拉伯人并非纯种，而是阿拉伯人和其征服了的各族战俘的杂种，所以明显缺乏战斗力。

（另起一页）

【大事年表】

西元  纪事

106  奈伯特王国覆亡

273  巴尔米拉的阿拉伯王朝告终

529  加珊尼王朝哈里斯五世被指派为阿拉伯人的贵族和族长

530  在阿拉伯南部的阿比西尼亚人大约250—602  希赖的莱赫米王朝-

610  阿拉伯人在杜—卡尔打败波斯人

622  希吉拉，穆罕默德移居麦地那，伊斯兰纪元开始

624  穆罕默德在巴特(一译伯德尔)打败麦加入

625  他在伍侯德山被打败

627  城壕之战

628  阿拉伯半岛上犹太居民被消灭

629  拜占庭在木达打败一支穆斯林军队

630  征服麦加。侯奈恩之战

632  辞朝。先知死(6月8日)

632—634  艾·伯克尔哈里发。阿拉·伯半岛上反叛之平定

633  征服美索不达米亚南部

634  对巴勒斯坦的拜占庭人的亚杰纳丹恩之战

634—644  欧麦尔哈里发

635  征服大马土革。波斯人在卡迪西雅战败

636  拜占庭人在雅穆克河战败

637  波斯人在雅鲁拉战败。雅比雅会议

639  征服埃及

640  征服波斯

644  奥斯曼哈里发

647  的黎波里坦尼亚被征服

649  穆阿威叶对拜占庭人展开海战，占领塞浦路斯

651  萨珊王朝末代国王耶兹德格尔德在呼罗珊被刺杀

653  奥斯曼校订《古兰经，

656—661  阿里哈里发

656  骆驼之战

657  绥芬之战

658  阿兹鲁哈的仲裁

661—750  伍麦叶王朝

661—680  穆阿威叶一世

662—675  伊拉克总督齐雅德，阿比希

670  欧格白·纳菲征服西北非洲

674—679  君士坦丁堡被围

680—683  叶齐德一世

680  侯赛因在克伯拉遇难

683—692  阿I、杜拉·左拜尔在麦加争位

683  叙利亚的阿拉伯人之间的斗争

684—685  麦尔旺一世

685—705  阿杜勒·麦立克

685—687  穆赫塔尔在伊拉克的反叛

691  穆萨阿·左拜尔阵亡。阿杜勒·麦立克征服伊拉克

692  哈查只·优素福占领麦加

694--714  哈查只任伊拉克总督

705—715  韦立德一世

711  巴卡河谷之战，征服西班牙

711—712  征服信德和河中

715—717素莱曼

717—720  伍麦叶二世，税收改革

720—724  叶齐德二世

724—743  希沙木

732  都尔和波亚迪之战

741  柏柏尔人的反叛。在小亚细亚与拜占庭作战

743—744  韦立德二世

744—750  麦尔旺二世，改组军队

746  凯勒卜人在叙利亚反叛和哈列哲派在伊拉克反叛。阿布·穆斯林为阿拔斯家族在呼罗珊进行宣传

748  卡赫塔巴打败伍麦叶王朝的呼罗珊总督

749  阿拔斯人占领整个波斯5他们向库法进军

750  麦尔旺在萨布河战败，他死在埃及

750—754  赛法哈，消灭伍麦叶王朝

754—775  曼苏尔

756—788  伍麦叶王朝的阿卜杜·拉赫曼——哥尔多瓦的埃米尔

762—763  阿里派在伊拉克和麦地那反叛。巴格达建城

767  艾卜·哈尼法之死

775—785  麦海迪，波斯对阿拉伯文学的影响，对摩尼教的斗争

778—780  穆盖奈耳领导呼罗珊的反叛

778  查理曼出征西班牙

785—786  哈迪，哥尔多瓦大清真寺的建筑

786—809  哈伦·赖世德，阿拉伯文学的繁荣  

796—822  西班牙的哈克木一世，哥尔多瓦的反叛，托勒多的城市共和国

799  艾格莱卜，非洲的世袭总督

803  伯尔麦克家族的覆亡

809—813  艾敏

813—833  麦蒙。伊斯兰教学术和科学的繁荣。穆尔太齐赖派和关于《古兰经》被造的争论

817  尝试与阿里派修好

819  塔希尔任呼罗珊总督，萨曼王朝为他的藩臣

822—852  哥尔多瓦的阿卜杜勒·拉赫曼二世

831  阿拉伯人占领巴勒摩

833—842  穆耳台绥木。正统派反动。土耳其族雇佣军

836  萨马拉建城

877  巴比克公有派在波斯被击溃

842—847  瓦西格

847—861  穆台瓦基勒约850  中亚细亚的回纥王国

852—886  哥尔多瓦的穆罕默德一世。基督教殉道者，改宗者的反叛

861—862  孟台绥尔

862—866  穆耳台兹

866—869  穆赫塔迪

869  阿里·伊本·穆罕默德在巴土拉建立黑奴王国

868—906  突伦家族为埃及世袭总督

869—892  穆台耳米德，他的兄弟穆瓦法克掌政

871—879  叶耳孤·赛法哈(铜匠)统治波斯

876  穆瓦法克在德尔—阿古尔击败叶耳孤卜

877  艾哈迈德·突伦占领叙利亚

883  黑奴国家被灭亡

888—912  哥尔多瓦的阿卜杜拉对抗反叛者

890  盖尔麦兑派在伊拉克首次出现

892—902  穆耳台迪德

900  宰德派在南阿拉伯的兴起

902—908  穆克台菲，同盖尔麦兑派作战

908—932  穆克台迪尔，敌对的哈里发阿杜勒·穆耳台兹之死

909  阿布·阿卜杜勒为法蒂玛王朝打败最后一代的艾格莱》

910  欧贝杜拉在马地雅(一译麦海迪叶)建立法蒂玛哈里发帝国

912—961  哥尔多瓦的阿卜杜勒·拉赫曼三世，雇用萨嘎里伯(奴隶)军队

913—942  萨曼王朝的奈斯尔二世

923  史学家泰伯里之死

928  盖尔麦兑派在麦加，卡巴天房的黑石被劫走

929  哥尔多瓦的阿卜杜勒·拉赫曼称哈里发

932—934  嘎希尔

932—940  拉迪

932—967  布雅人穆仪兹·道莱为哈里发的保护人

936  穆罕默德·伊本·拉伊克任总埃米尔(总司令)

939  阿卜杜勒·拉赫曼在西曼卡斯被莱昂的拉米罗击败

940—943  穆台基

943—946  穆斯台克菲

944—967  哈木丹人赛弗·道莱在阿勒颇同拜占庭人作战；在他朝廷上的诗人穆台奈比和哲学家法拉比

951—961  萨曼王朝的阿卜杜勒·麦立克。加兹尼的土耳其人艾勒r、特勒

961—976  哥尔多瓦的哈克木一世

969  昭海尔为法蒂玛王朝征服埃及。开罗建城

976—997  加土纳的素卜克特勒

996—1021  在埃及的法蒂玛王朝的哈克木·德鲁兹教派的兴起

998—1030  加土纳的麦哈茂德。费尔道西的叙事诗(死于1020)

1006  麦哈茂德击败土耳其斯坦的伊莱格汗

1023—1091  塞尔维亚的阿拔斯王朝

1027—1031  哥尔多瓦的伍麦叶王朝的末代国王希沙木三世一1031  比鲁尼的印度游记

1037  塞尔柱克人突格里勒·贝格和达乌德占领呼罗珊

1055  突格里勒·贝格从最后一代布雅人手中接过来对哈里发嘎义木的控制

1062  阿尔莫拉维人优素福·塔什芬征服摩洛哥

1063—1072  突格里勒·贝格的继承人艾勒卜·艾尔斯基。同拜占庭人的战争(1071年曼齐克特战役)

1072—1092  塞尔柱克苏丹马里克沙；他的大臣尼采姆·木勒克；神学家安萨里(死于1111年)。欧麦尔·赫雅木·哈利利。

1072—1107  塞尔柱克的素莱曼在小亚细亚

1107—1300  他在科尼亚苏丹国的子孙。

1083  卡斯提尔的阿尔封索六世击败塞尔维亚的穆耳台米德

1086  优素福·伊本·塔什芬在萨拉卡击败西班牙基督教徒

1090  优素福在西班牙第二次征战中废黜小国君王

1099  十字军占领耶路撒冷

1107—1130  穆罕默德·突麦尔特建立阿尔莫拉维王朝

1132—1163  阿尔莫拉维王朝的阿卜杜·慕敏；他的继承人优素福(至1184)和叶耳孤卜·曼苏尔(一1199)

1137  塞尔柱克国家权力在艾塔伯克手下解体

1140  艾特西兹建立花拉子模诸沙王朝

1145  阿尔莫拉维末代国君塔什芬的覆亡

1150  高里人毁灭加士纳

1154  努尔丁·赞吉(1146—1173)占领大马土革

1171  萨拉丁·艾尤卜推翻埃及的法蒂玛王朝

1174  他占领大马士革和叙利亚

1180—1225  阿拔斯王位上最后一个政治家纳绥尔

1187  萨拉丁在哈丁击败法兰克人，占领耶路撒冷

1193  萨拉丁之死；他的领域的分裂

1195  阿尔莫哈的曼苏尔在阿拉考斯击败卡斯提尔人

1199—1220  花拉子模诸沙穆罕默德的鼎盛时期

1203  铁木真—成吉思汗(1206后)建立蒙古帝国

1218—1238  埃及的苏丹卡米勒

1220  蒙古人征服花拉子模·布哈拉，撒马尔罕

1220—1231  花拉子模的末代君王查拉勒丁·曼古比尔蒂

1225  阿尔莫哈人放弃西班牙；马林人在非斯的兴起，齐加尼人在特累姆森的兴起，哈弗斯人在突尼斯的兴起，伊本·胡德在西班牙的兴起

1227  成吉思汗之死。他的帝国在大汗窝阔台手中分裂

1232—1492  奈斯尔人，格拉那达的艾哈麦尔族。艾勒哈卜拉宫的兴建

1248  法国的路易九世在达米埃塔

1254—1517  麦木鲁克人在埃及的统治

1256—1291  波斯诗人萨迪

1258  旭烈兀占领巴格达，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帝国的覆亡

1260  麦木鲁克人在阿因—加鲁特击败蒙古人

1273  波斯神秘主义者查拉勒丁·鲁密去世

1277  麦木鲁克人拜伯尔斯(1266—1277)在阿尔比斯丹击败蒙古人

1326  奥斯曼酋长奥尔汗占领布鲁萨

1337  他的进攻被拜占庭人击退

1357  加利波利被素莱曼征服

1362—1389  穆拉德一世，亚德里安诺堡的征服者

1369  帖木儿征服呼罗珊和河中

1371  塞尔维亚人在马里查河被击败，丧失马其顿

1385—1386  土耳其人在尼什和索菲亚

1387  土耳其人在布罗赫尼克被击败

1389  科索伏·波利战役，波斯诗人哈菲兹去世

1389—1402  巴叶济德

1390  费拉得费亚被占领

1391—1393  塞尔柱克埃米尔国臣服奥斯曼人

1393  保加利亚人臣服奥斯曼人

1400  帖木儿在锡瓦斯

1402  巴叶济德在安卡拉被帖木了L击败俘虏5塞尔柱克人复国

1403—1421  奥斯曼的穆罕默德一世同诸兄弟的斗争

1405  帖木儿去世。他的帝国分裂。

1408  卡拉·考荣卢战胜米兰沙

1416  威尼斯舰队在加利波利附近战胜土耳其人。处决叛徒伯德尔·丁

1421—1451  穆拉德二世

1430  攻占萨罗尼加

1443  约翰，洪亚迪率领下的一支十字军在雅罗瓦兹击败土耳其人

1447—1452  帖木儿后代乌卢·贝格

1448  穆拉德在科索伏·波利击退洪亚迪

1451—1481  穆罕默德二世

1453  征服君土坦丁堡

1456  贝尔格莱德之围

1458  格奥尔吉，布兰科维奇去世。塞尔维亚人被征服

1461  征服伯罗奔尼撒和特里比桑德

1468  征服阿尔巴尼亚人

1469  帖木儿后代艾·赛义德被乌宗·哈桑击败

1469—1506  帖木儿后代侯赛因·贝卡拉在赫拉特

1470  威尼斯人丧失了优卑亚岛上的内格罗旁特，他们同乌宗·哈桑结盟

1473  乌宗·哈桑在特尔疆被穆罕默德击败

1475  热内瓦人从卡发被赶走；奥斯曼人在克里米亚的鞑靼封臣

1479  同威尼斯缔和

1481—1512  巴叶济德二世。他同哥哥吉木(1495年死于那不勒斯)的斗争

1492  格拉那达和西班牙摩尔人的覆亡

1497—1503  君士坦丁堡巴叶济德清真寺的修建

1499—1503  同威尼斯作战

1502  阿尔达比尔的萨法威王朝的易司马仪定十叶派为波斯国教

1512—1520  赛里木一世亚武兹。迫害十叶派

1514  赛里木在卡尔狄朗击败易司马仪沙

1516  赛里木在马尔杰—达比克附近击败麦木鲁克人甘苏·古里

1517  征服埃及

1520—1566  素莱曼一世大帝，卡奴尼

1522  征服罗得

1526  匈牙利的路易在摩哈赤战役被刺

1532  冈斯之围。安德烈亚·多里亚在摩里亚的海岸上

1534  攻占大不里土和巴格达

1533—1546  赫伊尔丁·巴尔巴罗萨海上帕夏对抗西班牙舰队

1543  征服匈牙利

1544  摩洛哥的先知后代萨迪人

1547  皮利·赖伊斯攻占亚丁

1550  君土坦丁堡素莱曼清真寺的修建

1566  素莱曼在西格特附近去世

1566—1574  赛里木二世

1570  征服塞浦路斯  

1571  奥地利的唐·约翰在雷盘托击沈奥斯曼舰队

1574—1595  穆拉德三世

1577—1585  同波斯作战，攻占梯弗里斯、卡尔斯、大不里土

1578—1610  艾哈迈德一世曼苏尔占领提姆巴克图  

1586—1628  波斯沙阿拔斯大帝

1595—1．603  穆罕默德三世

1599  宫廷史官赛耳德·丁去世

1600  诗人巴基去世

1603—1617  艾哈迈德一世，德鲁兹国君法克尔·丁的反叛

1606  西特瓦托罗克和约

1617—1622  穆斯塔法一世

1618—1622  奥斯曼二世

1623—1640  穆拉德四世

1633  击败法赫鲁·丁

1638  收复巴格达

1640—1648  易卜拉欣

1645  在克里特岛上同威尼斯的战争

1648—1687  穆罕默德四世。哈只·赫勒法的宇宙志

1651  威尼斯舰队在巴罗斯的胜利，1656年在海峡附近的胜利

1656  穆罕默德·考普鲁卢首相

1664  菲拉里在摩洛哥的统治。奥斯曼人在拉阿布上的圣哥大被击败

1665  法国人炮轰阿尔及尔和突尼斯

1669  威尼斯割让克里特给土耳其

1672  波兰割让波多利亚和乌克兰

1673  索比埃斯基在科斯杰姆的胜利

1676  索比埃斯基在利沃夫的胜利，在祖拉夫那的失败

1679  探险家埃弗利亚·舍里比去世

1681  土耳其割让基辅给俄国

1683  土耳其人直捣维也纳城下

1686  土耳其丧失匈牙利

1687  土耳其在摩哈赤被击败

1687—1691  素莱曼二世

1688  奥地利人攻占贝尔格莱德

1689  尼什之败·穆斯塔德·考普鲁卢首相

1690  收复贝尔格莱德

1691  穆斯塔法·考普鲁卢在沙兰克门战役被刺身亡

1691—1695  艾哈迈德二世

1695—1703  穆斯塔法二世

1696  彼得大帝攻占亚速夫

1697  土耳其人在台伊斯河上的赞塔被击败

1699  卡尔洛维茨和约

1703—1730  艾哈迈德三世

1711  彼得大帝在普卢特河被击败

1714  威尼斯丧失了摩里亚和爱琴海中的最后属国

1716  在彼得莱达因得胜的尤金亲王攻占特姆斯瓦尔

1718  巴沙洛威茨和约

1722  阿富汗的米尔·麦哈茂德废黜萨法威王朝的末代国君。俄国征服高加索

1729—1730  奈叠尔，库利·汗把阿富汗人逐出波斯

1730—1754  麦哈茂德一世

1735—1739  对奥俄作战胜利

1736—1747  波斯的奈叠尔沙

1739  奈叠尔攻占德里

1740  在达利亚(阿拉伯半岛)的穆罕默德·阿卜杜，瓦哈卜

1750—1757  设拉子的卡里姆汗·曾德统治波斯

1754—1757  奥斯曼三世

1757—1774  穆斯塔法三世

1757  瓦哈比人攻占哈萨

1761  土耳其人与弗雷德里克大帝缔友好条约

t770  与俄国作战。土耳其舰队在切斯姆破歼灭

1773—1789  阿卜杜勒·哈米德一世

1774  库楚克—卡纳齐和约。奥地利占领布哥维那

1779—1797  阿格哈穆罕默德创立卡加尔王朝

1783  凯塞琳征服克里米亚的鞑靼人

1784  艾因纳里—卡瓦克条约

1789  拿破仑在埃及

1789—1807  赛里木三世，效法法国进行改革的第一次尝试

1801  瓦哈比人袭击克伯拉

1803—1804  他们占领麦加和麦地那

1804  塞尔维亚人在卡拉格奥尔吉奥斯领导下起义

1807  法斯·阿里沙(1797—1834)与拿破仑订约反俄

1807—1808  穆斯塔法四世

1808—1839  麦哈茂德二世

1811  穆罕默德·阿里消灭麦木鲁克人

1812  与俄国订布加勒斯特和约。穆罕默德·阿里的儿子都孙进攻瓦哈比人，占领麦加和麦地那

1818  穆罕默德·阿里的儿子易卜拉欣击败瓦哈比人

1821—1829  希腊人起义

1826  麦哈茂德消灭新军

1827  三国反土同盟。那瓦林海战

1830  法国占领阿尔及利亚

1831—1832  易卜拉欣征服叙利业·阿拔斯·米尔札征服呼罗珊

1832  易卜拉欣在科尼亚击败土耳其人

1833  库塔雅和约。在洪克雅—伊斯基里亚与俄国签约

1834—1848  波斯的穆罕默德沙

1835  阿卜杜勒·嘎迪尔在马克达击败法国人。毛奇和冯·伯格为土耳其效劳

1836  收复的黎波里坦尼亚

1837  白什维克尔代替首相。波斯人围攻赫拉特(由一英国人守卫)

1839  土埃战争。土耳其在纳西宾败绩。喀布尔和坎大哈被英国人占领。亚丁被英国人占领

1839—1861  阿卜杜勒，麦吉德

1839  恢复首相一职。赖世德帕夏担任外交大臣

1840  伦教会议决定埃及与土耳其的关系

1842  德鲁兹人反叛。黎巴嫩改制。多斯特·穆罕默德把英国人逐出阿富汗  

1843  阿卜杜勒，嘎迪尔越境入摩洛哥。穆罕默德，阿里在的黎波里坦尼亚建立萨努西教派

1844  巴布——米尔札阿里·穆罕默德

1845  隐土布·马札在阿尔及利亚。阿卜杜·嘎迪尔被俘

1848  穆罕默德·阿里去世。阿拔斯(一1854)接替

1848—1896  纳绥尔·丁沙

1849  瓦哈比人费萨勒把最后一个埃及总督逐出阿拉伯半岛

1849—1852勒斯坦各圣地之争

1850  巴布的门徒们被屠杀

1852  门的内哥罗第一任世俗统治者达尼罗

1853  克里米亚战争爆发

1854  土耳其保卫西利斯特里亚。俄国人在阿尔玛河战败

1854—1863  埃及的阿里·赛仪德帕夏

1855  塞瓦斯托波尔陷落。沙米尔领导来吉安人起义抗俄

1856  赫蒂，胡马荣(Hatti Humayun)。巴黎和约。英国对波斯的战争

1859  易卜拉欣·希纳西，现代土耳其文学的发轫

1860  苏伊士运河开始修筑。大马土革迫害基督教徒

1861—1876  阿卜杜·阿齐兹

1863—1880  埃及的易司马仪帕夏；1866年采用基代夫称号

1869  苏伊土运河完工

1870  苏丹的麦海迪——穆罕默德·阿卜杜拉

1873  埃及重新确定宪法地位

1875  埃及设立混合法庭

1873—1894  摩洛哥的哈桑苏丹

1875  埃及人占领衣索比亚境内的哈拉尔；被约翰皇帝击败。易司，马仪将苏伊土股票售给英国人。土耳其国家破産。黑塞哥维那起义

1876  在保加利亚的暴行。米德哈特阴谋反对阿卜杜，阿齐兹苏丹。穆拉德五世

1876—1909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

1876  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宣战。米德哈特首相实行土耳其宪法

1877—1888  俄土战争。普利弗那和西普卡山口争夺战。俄国人在亚德里安诺堡·圣斯忒法诺停战协定。塞浦路斯割让给英国

1878  柏林大会。

1880—1892  埃及的基代夫陶斐格  

1881  法国占领突尼斯。阿拉比在退尔—卡比尔被击败。英国占领埃及

1882  麦海迪把埃及人逐出苏丹

1883  麦海迪占领乌贝德  

1885  喀土穆受到进攻。戈登被杀。麦海迪去世。他的哈里发阿卜杜拉·艾卜·伯克尔

1888  麦海迪派在衣索比亚击败拉斯·阿达尔，击毁空达尔，征服赤道省

1889  在加勒巴特击败衣索比亚人。约翰皇帝被杀

1892  拉比在乍得湖建立王国

1894  法国占领提姆巴克图

1894—1907  摩洛哥的阿卜杜·阿齐兹苏丹

1896  基钦纳在乌姆—都尔曼击败麦海迪派。哈里发被杀。希土战争。纳绥尔·丁遇刺

1896—1909  波斯沙穆札法尔·丁

1900  拉比的国家被法国人灭亡

1904  阿尔黑西拉斯会议。波斯宪法

1906  丁沙威事件。克罗默辞职

1907  波斯划分为俄英两国势力范围

1908  年青土耳其党的革命

1909  波斯革命。穆札法尔·丁逊位。沙艾哈迈德继位。向伊斯坦布尔的第二次进军

1909—1918  苏丹穆罕默德五世

1911—1912  意大利占领的黎波里坦尼亚

1912  巴尔干战争。丢失亚德里安诺堡和萨罗尼加

1913  恩维收复亚德里安诺堡。君土坦丁堡和雅典和约(1914)

1914  11月1日。土耳其在德国一边参战。埃及的苏丹侯赛因，卡米勒

1915  进攻苏伊土运河。海峡之战。12月初唐森将军于1914年秋率领英印军队在巴士拉登陆后在库提—亚马拉被围

1916  4月22日。唐森投降。俄国向高加索和波斯进军

1917  3月——英国占领巴格达。12月——征服巴勒斯坦。埃及的富阿德苏丹。穆罕默德六世瓦希德·丁苏丹。

1918  劳伦斯占领大马土革(10月)。10月30日——穆德洛斯停战协定。埃及华夫脱运动的兴起

1919  希腊人占领士麦那(5月15日)。凯末尔在安那托里亚(5月15日)。埃尔佐鲁姆大会(7月23日)。国民公约。埃及民族主义骚动。

1920  协约国占领伊斯坦布尔(3月)。国民议会在安卡拉开幕(4月23日)。圣勒摩托管会议。塞佛尔和约。英国派米尔纳调查团到埃及。法国驱逐费萨勒国王出叙利亚。礼萨·汗向德黑兰进军

192l  凯末尔在萨卡利亚河击败希腊人。同法俄订约。埃及的札格卢尔被流放到塞吉尔群岛。费萨勒任伊拉克国王(8月23日)。阿卜杜，凯里木在摩洛哥起义

1922  希腊人被逐出小亚细亚。  洛桑和约。埃及国王富阿德(3月15日)。巴勒斯坦颁布宪法

1923  土耳其成立共和国(10月，29日)。阿卜杜·麦志德为哈里发。埃及颁布宪法

1924  取消哈里发制度(3月3日)。  埃及富阿德解散议会。札格卢尔担任首相。伊本·沙特占领汉志

1925  库尔德人起义。取缔托钵僧教派。采用西式帽子。叙利亚起义。摩苏尔保全下来。礼萨·汗·巴列维任伊朗国王

1926  土麦拉的阴谋。札格卢尔又任首相。成立大黎巴嫩共和国。阿西尔并入汉志。麦加召开全伊斯兰大会。阿卜杜·克里姆被击败

1927  札格卢尔去世。萨尔瓦特与英国谈判一项条约

1928  土耳其采用拉丁字母

1929  巴勒斯坦有骚乱。伊朗的阿马纳拉逊位。伊朗铁路(1929—1938)

1930  小亚细亚的门尼门发生叛乱。土耳其参加国际联盟。限制清真寺数目

1932  伊拉克参加国际联盟。景教徒起义

1933  巴勒斯坦有骚乱。伊拉克国王费萨勒去世(9月8日)，加齐国王继位

1934  巴尔干条约。土耳其与伊朗订约。土耳其实行姓氏制度。凯末尔称阿塔土耳其。伊本·沙特同也门的叶哈雅教长作战。塔伊夫和约。

1935  土耳其国民议会首次有女议员。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反对犹太移民日增。波斯解放妇女。设立德黑兰大学

1936  埃及与英国订约。富阿德去世(4月28日)，法鲁克继位。英国派皇家调查团到巴勒斯坦。伊拉克政变(10月29日)

1937  土耳其与叙利亚就亚历山大勒达省订立条约。土耳其同伊拉克、伊朗、阿富汗订萨达巴德条约。埃及穆罕默德，麦哈茂德帕夏组阁。巴勒斯坦穆弗蒂逃亡

1938  阿塔土耳其去世(10月11日)。伊斯麦特·伊诺努继任总统。埃及解散议会。华夫脱党衰落。皇家委员会提出巴勒斯坦分治计划

1939  伦敦2月会议。加齐国王汽车失车殒命(2月4日)，四岁的费萨勒二世即位。英国领事在摩苏尔被谋杀。

（另起一页）

书名

阿拉伯与穆斯林都是战俘

Arabs and Muslims are prisoners of war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Lulu Press, Inc.

3101 Hillsborough

St.Raleigh, NC 27607—5436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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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5月第一版

May 2023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232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