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全集第199卷：

中国通史批判第十卷

（第三期中国文明的破晓）

Chinese General History Criticism Volume Ten

(The third phase of the daw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2022年5月第一版

May 2022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99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99

（另起一页）

内容提要

本卷涉及的清末民初，是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正式开始，清末类似东汉末年，八国联军类似五胡乱华，新文化运动类似胡化的佛教运动。

Synopsis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volved in this volume are the official beginning of the third Phas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is similar to the end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the Eight-Power Allied Forces are similar to the Wu Hu Luan Hua(the Turmoil the Five Northern Minorities Caused in Central China), and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is similar to the barbaric Buddhist 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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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上册）》】

第一章 文献资料

第一节 政府官书

第二节 各级官员文书

第三节 典章制度

第四节 私家著作

第五节 人物史料

第六节 经世文选编

第七节 报刊

第八节 建国以来近代文献的整理出版

第二章 研究概况

第一节 建国前的近代史研究

第二节 建国后近代史新学科体系的建立与发展

第三节 建国后关于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第四节 建国后关于近代经济史的研究

第五节 建国后关于近代文化史的研究

第六节 建国后关于近代社会史的研究

第七节 建国后关于近代中外关系史的研究

第八节 近些年来有关近代史重大理论问题的争论

第三章 本卷编写旨趣

乙编综述

第一章 鸦片战争和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第一节 英国发动侵华战争

第二节 战争的进程和清廷的失败

第三节 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第四节 鸦片战争前后的学术文化

第二章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兴起和发展

第一节 太平天国的兴起

第二节 太平天国的制度和政策

第三节 清廷对抗太平军的措施

第四节 太平军北伐和西征

第三章 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

第一节 云南各族人民大起义

第二节 贵州苗民大起义

第三节 西北回民大起义

第四节 新疆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

第四章 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廷政局的变化

第一节 英、法发动侵华战争和《天津条约》

第二节 英法侵略战争再起和《北京条约》

第三节 俄国侵占中国领土

第四节 清廷政局的变化

第五章 太平天国后期的斗争

第一节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分裂

第二节 艰苦转战和改革内政的努力

第三节 保卫安庆和经营苏浙

第四节 太平天国的失败

第六章 外国的经济侵略和官员的洋务活动

第一节 外国的经济侵略

第二节 洋务派的出现

第三节 军用工业和新式海陆军的建立

第四节 官督商办民用企业的兴办

第七章 商办企业的出现。新阶级的产生。思想文化的变化 第一节 商办企业的出现

第二节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产生

第三节 思想文化的变化

第八章 中国边疆地区在侵略势力下的危机。

第一节 中国边疆地区在侵略势力下的危机

第二节 中法战争 第二节 中法战争

第九章 中日战争和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活动

第一节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

第二节 战争进程和清廷的失败

第三节 《马关条约》的签订和中国人民的反割台斗争

第四节 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

第十章 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运动

第一节 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第二节 维新思潮的兴起和维新运动的高涨

第三节 百日维新及其失败

第十一章 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

第一节 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第二节 八国联军的侵华和清廷的宣战

第三节 八国联军的暴行

第四节 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和《辛丑条约》的签订

第十二章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

第一节 空前加剧的社会危机

第二节 人民的反抗斗争和资产阶级领导的爱国运动

第三节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兴起

第十三章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清廷的“预备立宪”

第一节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

第二节 清廷的“预备立宪”

第十四章 武昌起义。中华民国的成立和清皇朝的灭亡

第一节 武昌起义及全国的响应

第二节 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

第三节 袁世凯的窃权和辛亥革命的失败

第四节 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思想文化

第十五章 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

第一节 袁世凯专制统治的建立

第二节 洪宪帝制和护国运动

第三节 军阀的割据统治

第十六章 中国革命的新曙光

第一节 民族工业的发展和工人阶级的壮大

第二节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丙编典志

第一章 近代农业和农学技术

第一节 中国农业经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开端（1842—1894）

第二节 中国农业经济的进一步半殖民地半封建化（1895—1927）

第三节 中国农村经济中资本主义的滋长

第四节 中国农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

第五节 鸦片战争后中西农学的交汇①

第六节《农学报》的刊行和农业学堂、农事试验场的创办

第二章 手工业

第一节 鸦片战争前后至太平天国时期的手工业

第二节 同光年间手工业的衰落

第三节 官手工业的变化

第四节 清末手工业的新变化

第三章 工业

第一节 中国机器工业的产生（1840——1894）

第二节 中国机器工业的初步发展（1895—1919）

第四章 工业工程技术

第一节 土木工程

第二节 能源

第三节 冶金

第四节 交通

第五节 其他重工业

第六节 轻工业

第五章 土地制度、租佃关系的演变及自然经济的分解

第一节 封建土地制度的演变

第二节 封建租佃关系的演变

第三节 自然经济的解体

第六章 商业

第一节 外国资本主义商品侵略下的中国商业（1848—1894）

第二节 甲午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支配下的中国贸易

第七章 交通邮电

第一节 航运

第二节 铁路

第三节 电信

第四节 邮政

第八章 河工、漕运、盐政的衰败

第一节 清代财政经济的三大痼疾

第二节 为增加封建剥削而进行的改革

第三节 近代河工的衰落 鸦片战争后河工费的减少

第四节 中国盐政的殖民地化

第九章 海关、关税和子口税

第一节 近代海关行政管理制度的演变和确立

第二节 近代关税制度 《南京条约》与关税自主权的丧失

第三节 子口税制度

第四节 近代海关与关税制度对晚清政局的影响

第十章 法制

第一节 晚清法律制度的变化（1840—1911）

第二节 太平天国的法律制度（1851—1864）

第三节 中华民国的法律制度（1912—1919年5月4日）

第十一章 中央和地方政权机构

第一节 晚清政权机构的变化

第二节 太平天国的政权机构

第三节 民国初年的政权机构

第四节 北洋政府的政权机构

第十二章 宪政

第一节 清末“预备立宪”

第二节 民国初年的宪政

第三节 袁世凯时期的宪政

第四节 皖系军阀时期的宪政

第十三章 兵制

第一节 湘军

第二节 淮军

第三节 新军

第四节 近代海军

第十四章 秘密结社

第一节 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时期

第二节 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时期

第十五章 新式学堂的开办与留学运动兴起

第一节 洋务学堂的开办与留学生的派遣

第二节 维新学堂的开办与留学政策的确定

第三节 科举制度的废除与新政学堂的开办

第十六章 学术

第一节 哲学

第二节 史地之学和考古学

第十七章 文学、艺术

第一节 诗文 龚自珍、魏源

第二节 小说 狭邪小说与侠义小说

第三节 翻译文学的发展 晚清时期翻译文学的初起

第四节 白话文运动与文学革命

第五节 戏剧

第六节 音乐

第七节 绘画、书法

第十八章 新闻出版

第一节 新闻事业

第二节 图书出版事业

【原《第十一卷　近代前编（下册）》】

丁编传记

第一章 林则徐

第一节 悉心研求经世之学

第二节 实现匡时济世之志

第三节 在广东禁烟和抗英

第四节 遣戍伊犁

第二章 龚自珍 魏源

第一节 龚自珍

第二节 魏源

第三节 龚、魏的不同性格

第三章 洪秀全

第一节 从应科举到拜上帝

第二节 建立太平天国

第三节 社会经济理想和思想文化政策

第四节 洪、杨内讧

第五节 重建领导

第六节 对外关系

第七节 后期的政策和失败

第四章 李秀成

第一节 从战士到将领

第二节 被封忠王

第三节 经营苏福省

第四节 两次进攻上海

第五节 从愚忠到晚节不终

第五章 洪仁玕

第一节 笃诚的拜上帝教徒

第二节 学习西方文化

第三节 发展资本主义的宏伟计划

第四节 壮烈殉国浩气长存

第六章 杜文秀

第一节 永昌惨案

第二节 北上叩阍

第三节 丙辰惨案

第四节 大理政权的建立

第五节 四反围剿

第六节 反招抚

第七节 东征昆明

第八节 大理保卫战

第七章 慈禧太后

第一节 从兰贵人到太后

第二节 除“八大臣”

第三节 惩儆恭亲王奕訢

第四节 再次垂帘听政

第五节 六十寿典与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

第六节 戊戌政变

第七节 对义和团的抚与剿

第八节 施行“新政”和“预备立宪”

第八章 奕訢

第一节 兄弟积怨

第二节 留守京师办理“和局”

第三节 中外“合作”镇压农民起义

第四节 发动“辛酉政变”

第五节 对外妥协与御侮的双重心态

第六节 遭慈禧太后的惩儆

第七节 与顽固派的论争

第八节 被罢黜闲置

第九节 对日主和

第九章 光绪帝

第一节 冲龄即位

第二节 幼帝生涯

第三节 亲政波折

第四节 甲午主战

第五节 下诏变法

第六节 曲折余生

 

第十章 曾国藩

第一节 获取功名

第二节 上折陈言

第三节 组织湘军

第四节 镇压太平天国

第五节 从主张抵抗到外敦“和好”

第六节 举办洋务

第七节 “剿捻无功”

第八节 “曲全邻好”

第十一章 李鸿章

第一节 在镇压农民起义中起家

第二节 洋务运动的中心人物

第三节 办理外交事务

第四节 在侵略战争面前节节退让

第五节 从签订《中俄密约》到出任两广总督

第六节 最后的对外屈服妥协

第十二章 左宗棠

第一节 究心经世之学

第二节 御“外患”与除“内忧”

第三节 参与镇压太平天国

第四节 创办福州船政局

第五节 用兵陕甘

第六节 收复新疆

第七节 督办福建军务

第十三章 张之洞

第一节 清流派的首领

第二节 整顿山西吏治

第三节 筹划抗法

第四节 同维新派的联系与分歧

第五节 镇压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

第六节 “变通政治”的《江楚三折》

第七节 废除科举制度

第八节 督办铁路

第九节 任中枢重臣

第十四章 郑观应

第一节 从买办生涯到投资洋务企业

第二节 撰《救时揭要》和《易言》

第三节 任职轮船招商局、为抗法战争作贡献

第四节 扩编《易言》为《盛世危言》

第五节 再度任职企业与信仙求道

第十五章 康有为

第一节 勤学与苦闷

第二节 “参中西之新理”

第三节 从崇古文经学到尊今文经学

第四节 长兴讲学

第五节 发动“公车上书”

第六节 推进戊戌变法维新

第七节 流亡海外

第八节 反对民主革命

第九节 成立帝国宪政会

第十节 鼓吹尊孔

第十六章 梁启超

第一节 从学海堂到万木草堂

第二节 宣传维新变法和君主立宪

第三节 民初政坛的风云人物

第四节 多变的政治思想和卓越的学术成就

第十七章 严复

第一节 弃科举

第二节 走“变今”维新的道路

第三节 翻译西书

第四节 反对民主革命

第五节 保守复旧的落伍者

第十八章 谭嗣同

第一节 为维新改革而献身

第二节 激进的社会政治思想

第三节 复杂多变的哲学思想

第十九章 黄遵宪

第一节 “伸自主之权”、“保公众之益”的外交思想与实践

第二节 著《日本国志》与《日本杂事诗》

第三节 “欲捐其躯以报国”

第四节 倡导“我手写我口”的晚清新派诗人

第五节 革职回乡

第二十章 张謇

第一节 从状元到资本家

第二节 在两个世纪之交

第三节 辛亥革命前后

第二十一章 李善兰

第一节 雅志说算术

第二节 朝廷养兵本卫民

第三节 步算中西独绝伦

第四节 朝译几何 第五节辅佐洋务新政

第六节 合中西之各术

第七节 学问量天测地赅

第二十二章 徐寿

第一节 研读科技典籍

第二节 一代翻译名家

第三节 中国近代最早的化学家

第四节 乐律研究的成就

第五节 创办格致书院

第二十三章 詹天佑

第一节 留学十载

第二节 驾舰绘图

第三节 筑路七载

第四节 修筑京张铁路

第二十四章 孙中山

第一节 探索救国的途径

第二节 创立兴中会

第三节 组织中国同盟会

第四节 策划反清武装起义

第五节 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第六节 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

第二十五章 黄兴

第一节 走上革命道路

第二节 创立华兴会

第三节 参与组织中国同盟会

第四节 领导武装起义

第五节 民国初建

第六节 南京讨袁

第七节 流亡日、美

第二十六章 邹容 陈天华

第一节 留学日本

第二节《革命军》和“苏报案”

第三节 为警醒同胞而蹈海

第二十七章 章太炎

第一节 从埋头“稽古之学”到主张“革政”

第二节 鼓吹反清革命和“苏报案”

第三节 主编《民报》

第四节 在袁世凯统治时期

第五节参与护法运动

第六节 晚年主张抗日

第七节著述的编印

第二十八章 秋瑾

第一节 抱“匡济艰危”之志

第二节 东渡日本

第三节 创《中国女报》

第四节 组织反清武装起义

第二十九章 宋教仁

第一节 踏上革命征途

第二节 宣传爱国民主思想

第三节 筹谋民国大业

第四节 为宪法而牺牲

第三十章 袁世凯

第一节 在朝鲜的政治活动

第二节 小站练兵

第三节 出卖维新志士剿灭义和团

第四节 在直隶推行“新政”

第五节 回籍“养疴”

第六节 东山再起攫取民国总统

第七节 镇压“二次革命”摧毁共和制度

第八节 复辟帝制自取败亡

第三十一章 蔡锷

第一节 东渡日本习军事

第二节 在湘桂训练新军

第三节 在云南响应武昌起义

第四节 对袁政权的幻想

第五节 发动反袁的护国战争

第六节 亲赴前线指挥作战

第三十二章 程长庚 谭鑫培

第一节 程长庚

第二节 谭鑫培

第三十三章数学

第一节 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国数学

第二节 晚清时期的中国数学教育

第三节 二十世纪初年普及西方数学

第三十四章 天文学

第一节 近代天文学知识的传入

第二节 清末民初各类学校中的天文教育

第三节 天文机构的变迁

第三十五章 气象学

第一节 西方传来的气象学

第二节 列强在中国设立的气象台站

第三节 中国兴办的气象站网

第三十六章 物理学 

第一节 传统物理学的终结

第二节 近代物理学的引进 第三节物理学教育

第三十七章 化学

第一节 早期的化学书籍翻译与化学知识传播

第二节 化学教育的形成

第三十八章 地学

第一节 地理学

第二节 地质学

第三十九章 生物学

第一节 西方生物学的东传与西方人在华的生物采集活动

第二节 国人介绍和引进西方生物学

第三节 生物学教育和科研的始萌

第四十章 医药学

第一节 传统医学的缓慢发展

第二节 西方医学的传入

第三节 中西医汇通派的产生

第四十一章 科技社团与科研机构

第一节 科技社团中国最早的科技社团

第二节 科研机构

题记

（另起一页）

【第一章 文献资料】

有关中国近代史的文献资料非常丰富，仅中文文献就有官方的印书、史书、档案，私家的文集、日记、书信，以及地方志、报刊等。此外，还有大量外文资料。这里只就中文文献（含译为中文的外文资料）分类择要介绍。

第一节 政府官书

清代皇帝每天都要批阅奏章，发布谕旨，这就形成了以皇帝为中心、以皇帝的谕旨和臣下的题奏为主要内容的档案。主要以这些档案为根据修成的官书我们称之为政府官书。它是那个时代重要的历史文献。

综合类官书可以其内容分类。关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内容的，我们把它们归结为一类，可以称之为综合类政府官书。这一类政府官书主要有《实录》和《圣训》、《东华录》等，以及民国政府的《公报》。现分述如下：《实录》和《圣训》清沿明制，每一皇帝死后，例开实录馆，根据这个皇帝在位时的起居注和其他日常办公的有关档案，用编年体的形式编纂他这一朝有关朝章国政的大事记，称作该皇帝的实录。光绪皇帝死后，他的实录到民国年间才修成，其时宣统皇帝也已逊位，所以便把宣统一朝三年间的事情也编纂成书，称作《宣统政纪》。实录修成后缮写满、汉、蒙文本若干部，存放在北京宫中，另送一部藏在盛京（沈阳）清故宫的崇谟阁。

伪满“满日文化协会”将崇谟阁藏历朝实录以及《宣统政纪》，合起来影印出版，总名之为《大清历朝实录》。后在1964年，台湾华文书局又据伪满影印本翻印。有关中日甲午战争部分中，凡日本方面忌讳的字眼均经挖改，如“赴倭责问”改为“赴日询问”，“倭势猖獗”改为“敌情叵测”，但未增减字句。现在中华书局根据北京所藏善本影印，名《清实录》，已于1987年出齐，当是最好的版本。

实录体例，按年月日纪事。所据原档日期，在实录中改用干支。仅于每月初一这一天的干支下面书一“朔”字，由此可以推知本月以下干支各是哪一天。

实录记载皇帝的举止言行，包括典礼、祭祀、视朝、巡幸等；各部院及地方学政以上官职除授，武职总兵以上除授，新疆、西藏等地将军及领队大臣以上官职除授，奉使国外，陛见，大臣进退奖惩；官缺裁设，衙署移驻；文武官员选法、品级、考课则例有大更动者；每岁人丁、户口、田地税粮，蠲免粮赋；漕运、钱法、茶盐、榷关则例有更动者；官员俸禄和军士月粮则例有更动者；定礼仪、正乐律、治历法、勘方舆一切经钦定者；天象云物、气候应征、日食、星变、地震等，颁历进春；乡试、会试、殿试、传胪；国子监及直省学政条例有更定者；恩赏、旌表；命将出师，调兵筹饷，开拓疆土，改土归流；兵制、驿传；刑罚；坛庙工程，河堤水利，等等。可以说，举凡朝章国政，无所不包，事无巨细，均由皇帝躬亲裁决。

清朝实录，自道光以后属于近代，计《宣宗成皇帝实录》476卷、《文宗显皇帝实录》356卷、《穆宗毅皇帝实录》374卷、《德宗景皇帝实录》597卷，以及《宣统政纪》70卷。清朝实录，自乾隆以后，记事者少，主要是选录上谕，几乎成为按日排比的谕旨汇编。

臣下奏章，只在上谕中扼要述其内容，而后书明皇帝是如何裁处的。外省来的奏报，不是按出奏的日期编排，而是按皇帝批阅裁处的日期编排。为封建**皇帝修实录，自然是以维护封建皇权的统治为其根本思想。对人民革命斗争的诬蔑，对封建伦理道德的宣扬，对皇权的崇拜和皇仁的感戴，都是当时封建统治阶级政治需要的反映。作为史料来看，实录的价值是高的：（1）内容重要。实录记载皇帝的活动，记载他发出谕旨，批答奏章，这是最高层的核心文献。这些记载，一般来说都是有关朝章国政的大事。（2）材料丰富。实录所涉及的诏令奏章，包括了一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以及天象星变等自然现象的记载，内容十分丰富，且卷帙浩繁，道光朝以下的实录，即达到1873卷。（3）编纂体裁优越。实录为编年体的史料长编，历朝大事均按时间顺序扼要记载，便于了解一代大政的主要线索。（4）史料的可信性强。实录根据起居注和其他有关档案编纂而成，所根据的多系原始文件，是第一手资料。

不过实录是为本朝皇帝编纂的，和易代以后为前朝皇帝修史者不同，歌功颂德自不待言，有对朝廷不利之处，或回避或篡改。清初《实录》一改再改，已为治清史者所熟知。近代《实录》，亦不免有“不实”之处。例如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咸丰皇帝病危，召内廷王大臣在寝宫奉面谕写了两道谕旨：（1）“皇长子御名（按指载淳）著立为皇太子。特谕。”（2）“皇长子御名现立为皇太子，著派载垣、端华、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特谕。”这两道谕旨的原件至今尚在，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军机处上谕档》中。而在西太后等发动辛西政变后否认咸丰皇帝派八大臣“赞襄一切政务”的遗命，说那是肃顺等人矫诏，“自不应纂入实录中”①。咸丰、同治两朝的实录均只编入立载淳为皇太子的上谕，对咸丰派八大臣赞襄政务的上谕则讳莫如深。

收入实录的上谕，有些被篡改。例如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运动时期，六月初六日乙亥谕内阁云：“现在朝廷弹压（招抚）义和团民，各以安分（忠义）相勉，不许妄动，以安人心（同仇敌忾，万众一心）。”括号里是根据档案校出的原文，可以看出，把褒奖义和团篡改成弹压义和团，已远非原意。所以又有实录不实之讥。

实录馆纂修每朝《实录》的时候，又选取部分谕旨，编成该朝《圣训》，“垂训后世”，教育子孙。乾隆二年五月上谕，命令汇刻太祖、太宗、世祖、圣祖、世宗五朝《圣训》，颁行天下。至光绪年间，又添上高宗、仁宗、宣宗、文宗、穆宗五朝，上海有《十朝圣训》的印本行世。总计922卷。台湾又有影印本。

《实录》有记事文字，《圣训》则只采上谕。《实录》按年月日编排，《圣训》则是分类编排，每一类中的谕旨再按时间先后编排。清廷将《实录》和《圣训》互相参照，作为一朝政要记载，历朝视为大政，采取不同的编纂方法，是各有所长的。

清初《圣训》分类较少，只二三十类。而至近代，既多内忧，又有外患，国势衰微，事务殷繁，宣宗、文宗、穆宗三朝《圣训》分类增多了，卷帙也增多了。《清宣宗圣训》130卷，《清文宗圣训》100卷，《清穆宗圣训》0卷。《十朝圣训》共922卷，前七朝200年事共532卷，近代三朝50多年共390卷，占《十朝圣训》总卷数的42％。

《圣训》的价值在于：（1）分类编排查阅某类事的有关上谕时，比较方①《谕内阁著即销除载垣等所拟赞襄政务及驳斥董元醇谕旨》，《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辑，第139—140页。

便；（2）《圣训》所收谕旨，间有《实录》未收的，可补《实录》之阙；（3）这是颁行天下的官书，可从而了解和研究清朝廷是用什么教育臣民，施行其思想统治的。《圣训》作为史料看的不足之处是：（1）一些机密性的谕旨，在《圣训》中是看不到的；（2）《圣训》重在立言，谕旨中述及具体事务者多有删节；（3）内容缺少，仅凭《圣训》所收谕旨，是往往看不出所涉及的事情的原委。

《东华录》《实录》藏之大内，外间无由得见。乾隆时蒋良骐供职国史馆，得见自太祖至世宗五朝《实录》，及其他史料档案，择其有关“朝章国典，兵礼大政”①者摘要抄出，按日排列，体例一如《实录》，共得32卷，因抄录于紫禁城之东华门内，名之为《东华录》。至近代，又有王先谦、潘颐福、朱寿朋三家《东华录》续出。

王先谦于同治光绪之际，编纂《东华录》，先后成乾隆朝120卷，嘉庆朝50卷，道光朝60卷，咸丰朝100卷，同治朝100卷，名之为《东华续录》。又“病蒋氏简略，自天命迄雍正录之加详”①，计前五朝共100卷，合《续录》总名之为《十朝东华录》。

王氏《东华续录》之道光、咸丰、同治三朝，属于近代，大事有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王先谦显然略前者而详后者。道光朝《实录》中关于鸦片战争的谕旨，《东华续录》抄的不多，且常压缩。如道光二十一年闰三月二十日（1841年5月11日）有一道谕旨，命令在广州的靖逆将军奕山等“分路兜剿”，不管以前“琦善与义律如何说话”，总要将“英人占据之香港”等地方“尽行收回”，而同时对于合法外商“著该将军妥为抚绥”②。而在《东华录》中，把这道上谕仅归为一句话：“谕奕山等抚绥各国洋务”。对第二次鸦片战争所记也甚简略。咸丰、同治两朝，正是清政府全力抵御和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的时候，王先谦仅从《实录》摘抄谕旨便感到不够了，谕旨叙事过略，他便大量从《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和《钦定剿平捻匪方略》中选录有关重要战斗情况和情报的奏折。

潘颐福亦据《实录》等辑成《东华续录》，但仅得咸丰一朝，凡69卷，有光绪八年（1882）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排印本。“潘录”只是摘抄《实录》，不若“王录”之兼采他书，辑录奏章。“潘录”不如“王录”丰富，也不如“王录”流行，但“潘录”在某些内容方面（如关于清廷财政的窘迫状况）可以补充“王录”之不足。

朱寿朋纂辑光绪一朝《东华录》220卷，于宣统元年（1909），由上海集成图书公司铅印出版。初版时亦名《东华续录》，因内容只记光绪一朝，故人们称之为《光绪朝东华录》。1958年中华书局校点重印，即名《光绪朝东华录》。

朱寿朋纂辑此书，虽沿用《东华录》的名称，而实际上不论是史料来源或编辑方法，和以前各家《东华录》都已有所不同。以前各家《东华录》，都是主要以《实录》为底本。而《光绪朝东华录》的材料来源约有以下几类：一是具有政府官报性质的《邸抄》和《京报》，并且利用了《谕折汇存》、《阁抄汇编》之类的刊物。二是辑录了许多本来并不公开的奏折和廷寄上谕，①蒋良骐：《东华录自序》。

①王先谦：《东华录序》。

②《清宣宗实录》卷350，中华书局版，第21页。

这些主要来自当时刊印行世的高级官员的奏议专集。三是近代报刊。

《光绪朝东华录》无《实录》为底本，也就摆脱了那种以胪列皇帝的活动和谕旨为主的编纂方法的影响，而大量采入奏议，特别是握有地方实权的督抚的奏议。有些人的奏稿并未结集刊印，或虽有结集而未收入者，也在《光绪朝东华录》中保存下来。甚至在清故宫档案中找不到的奏折，也因朱寿朋的及时采录而被保存下来。例如戊戌变法时期，宋伯鲁、杨深秀参劾礼部尚书许应骙阻挠新政，许奉旨明白回奏一折，就收入《光绪朝东华录》，而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则不见。大量采录奏折，就比以前各家《东华录》以及《实录》更能反映这一朝史事的面貌和过程。这是《光绪朝东华录》的最大特点和最大优点。《光绪朝东华录》所收上谕没有《清德宗实录》那么多。但因为朱寿朋辑录上谕另有来源，所以也收有不见于《实录》的上谕。但《光绪朝东华录》的日期常有不准确之处，使用此书时应予注意。

民国政府公报《政府公报》是中华民国政府刊行的公布法律、命令的机关报。这是继承清朝《邸报》而来的。辛亥革命以后，民国政府公报在其形成中经历了几个段落。1911年秋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曾发行《中华民国公报》。1912年初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创刊发行了《临时政府公报》。同年2月13日清帝退位后，袁世凯组织的北京临时政府发行《临时公报》。参议院由南京移至北京，袁世凯正式组织中华民国政府，5月7日起将《临时公报》改名为《政府公报》。

上述《中华民国公报》、《临时政府公报》、《临时公报》和《政府公报》，是有关辛亥革命、南京临时政府和民国初期历史的基本资料。按照行政常例，政府《公报》是不刊载机密文件的。

《临时政府公报》和《临时公报》，已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前者又曾刊载于《近代史资料》总25号，有删节。《政府公报》藏于各地图书馆，台湾有影印本。

军事类（方略）

《方略》是清朝由政府主持编纂刊行的关于用兵打仗的政府官书。从康熙朝起，凡大兵事之后，为了宣扬皇朝“武功”及皇帝指授方略的“庙谟”，亦备尔后用兵借鉴，设方略馆，纪其始末，纂辑成书，名曰《方略》或《纪略》。

清朝官修《方略》或《纪略》大体可分两类：一类是关于征服割据势力，平定叛乱，统一内部和对外用兵巩固边疆的；一类是关于镇压国内各族人民起义的。近代国力衰微，对外抗战大都失败，无可宣扬，此类《方略》无法纂修（另纂《筹办夷务始末》）；而镇压了太平天国等各地各族人民起义后修的几部《方略》或《纪略》则属于后一类型。此类书共有五种，均由军机处王大臣奕等等奉敕撰。计有《钦定剿平粤匪方略》420卷、《钦定剿平捻匪方略》320卷，皆同治十一年（1872）出版；《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320卷、《钦定平定云南回匪方略》50卷、《钦定平定贵州苗匪纪略》40卷，皆光绪二十二年（1896）出版。以上五种均有台湾影印本。其中关于新疆的部分，则是平定得到外国支持的阿古柏分裂割据政权的，在性质上说是属于上述前一类的。

《方略》或《纪略》沿用《实录》那种以皇帝为中心的方式编纂，把皇帝的谕旨和官员的奏报按年月日编排，上谕是皇帝发出的日期，奏折也是皇帝批阅的日期。所不同于《实录》的是没有记事的文字，内容完全是上谕和奏折，谕折完全是直接关于军事的。和今存谕折原档比较，收录的只是比较重要的一部分，每个文件也多有删节。

《方略》的史料价值较高，第一，每一种《方略》均将此次用兵打仗的上谕奏折集中起来，是系统了解清朝镇压太平天国、捻军、西南和西北少数民族起义以及左宗棠收复新疆的不可或缺的基本史料，也是研究近代军事史和战争史的不可或缺的基本史料。《清实录》和《东华录》也有这方面的记载，但不如《方略》辑录的系统、全面。清朝重要将帅如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均有文集行世，其中亦有一些这方面的奏折，但少谕旨。尚有很多将领没有文集，他们的有关奏报则可在《方略》中找到。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的更为完全的有关谕折档案史料编辑出版以前，晚清五种《方略》是研究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的近代军事史的必读史料官书。第二，《方略》收录的谕折，均择要采编，奏折多删去通行套语而存其要点。奏折有讳饰虚妄者不少，但此类不实的奏报，多系关于具体打仗情况的，大端则能存真。比如某地失守，奏报者是不敢隐瞒的，也是隐瞒不了的。第三，《方略》按年月日编排谕折，日期于干支外并书某日，眉目清晰。

《方略》的缺陷是：第一，只收直接反映战事的文件，此外，虽和战争关系密切，例如有关筹措军饷的重要文件，雷以諴的《抽厘助饷疏》亦摒弃不录。第二，记载战况多失实之处。前方将领的奏报，本来就多夸大战功，掩饰失败。《方略》意在炫耀皇朝武功，每次起义均被“剿平”，编纂又在“奏功”之后，对谕折的删节取舍之间，更是略败详胜。

夷务和外交《筹办夷务始末》鸦片战争以后，“夷务”成为近代中国的大事，也就必然地产生专记这方面事情的政府官书。首先出现的就是《筹办夷务始末》。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30卷，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30卷，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100卷，收道光十六年（1836）至同治十三年（1874），前后39年间，清政府处理对外战争和外交事务的档案共9300件、770余万字，为研究中国近代前期帝国主义侵华史和中国对外关系史保存了非常丰富的珍贵资料。所收文件也有删节，但基本保留了原貌。也还有未收的文件，或纂修时认为不重要而未选，或因保管方式不同，如留中，纂修时见不到。抗日战争前，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蒋廷黻主持搜辑未编入《筹办夷务始末》的档案文件，编为《筹办夷务始末补编》，故宫博物院出版的《史料旬刊》，载有鸦片战争的道光留中奏折。

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筹办夷务始末》，分别成书于咸丰六年（1856）、同治六年（1867）、光绪六年（1880），1929—1930年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就原本影印出版。建国以后，由齐思和主持整理，道光、咸丰两朝《筹办夷务始末》已先后于1964年和197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整理本取消了原书中的封建抬头；每个文件都加了标题，并编了目录，加了标点符号，较长的文件分了段；干支之下注明农历日期，并附公元月日；外地奏折的出奏日期和上谕寄到的日期也尽可能注明；改正了一些文字上的错误，加了索引。这样的整理本，改进了原书编辑格式上的缺点，为读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和《筹办夷务始末补遗》也将整理出版。

《清季外交史料》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筹办夷务始末》，是由修三朝《实录》的实录馆同时编纂的。光绪、宣统两朝，修成《德宗实录》和《宣统政纪》，辛亥革命以后，实录馆草草结束，未再循例编辑两朝的《筹办夷务始末》。王彦威、王亮父子所辑《清季外交史料》，填补了这一空白。王彦威在方略馆值宿时见到前三朝的《筹办夷务始末》，他于是在军机处档案中搜检光绪朝的外交文件，“摘取事由，记明月日。凡属旧事，则由大库调取案卷，其新事则皆承值时逐日所寓目者，因按年编次，分别纂录”①。光绪二十六年至二十七年（1900—1901）慈禧太后挟光绪帝逃往西安，王彦威随扈行在，他仍随时搜集材料，将这两年间过手的重要文件抄出，后来编成《西巡大事记》。王彦威死于光绪三十年（1904），光绪一朝最后四年（1905—1908）和宣统一朝三年（1909—1911）的外交史料，是由其子王亮继续搜集的。他采集清末外务部档案、驻外各使领存稿及各种有关的重要出版物，将包括光绪、宣统两朝的《清季外交史料》赓续编成。

《清季外交史料》总计273卷。其中包括《光绪朝外交史料》218卷，又卷首1卷，《宣统朝外交史料》24卷，《西巡大事记》11卷，又卷首1卷，《清季外交史料索引》12卷，《条约一览表》1卷，《清季外交年鉴》4卷，《清季外交史料》所收文件和后来公布的一些档案核对，基本符合原貌，有不少文件且是在别处不易查找的。此书的价值，不下于《筹办夷务始末》。①王彦威：《西巡大事记序》。

第二节 各级官员文书

近代各级官员文书是与中央官书相对应的另一类重要史料。这是在各级官员办公过程中形成的文件。它们以官员个人存稿或各该衙署存档的形式积存下来。衙署档案，从中央各部院到地方各省府州县衙门的档案，几经战乱，绝大多数已荡然无存。个人档案保存下来的较多，其人居官时经办的文件，出于办公的需要，大多要存稿，特别是重要文件如奏折，更是要郑重保存。它们经过再编纂，常以公文专集或含有公文的遗集、文集、全集的印本、抄本、稿本等形势传世。现存总数约有七八百种，大量辑录保存了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的各种公文，内容很丰富，它们对中国近代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文化等多方面问题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是中国近代史的又一个基本史料群。

奏议在各级官员文书中，以奏议最重要。因为这是奏报给皇帝的文件，有资格上奏的也是官阶较高的臣僚，所奏内容也大多是有关国家重要政务的。因此，在各级官员文书中，以奏议最受重视，保存下来的也最多。

近代奏议的传世概况近代奏议编集的传世数量很大，已知者约有五六百种。记载近代奏议书目较多的近代文献目录，有刘锦藻《清代续文献通考·经籍考》、《清史稿·艺文志》及其《补编》之《诏令奏议类》、日本《东京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汉籍分类目录·诏令奏议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近代奏议目录》（油印本）。未见于上述目录者还有不少，散藏于各地图书馆或其他处所，还有待于搜集整理。

这些奏议的编集形式多种多样，大致有以下几类：

1.综合性汇编。如《同治中兴中外奏议约编》8卷，陈弢辑，光绪元年（1875）刻本；《道咸同光奏议》60卷，王树敏等辑，光绪二十八年（1902）上海久敬斋石印本。选择当时人感兴趣的奏议汇编在一起，成书不多。

2.专题奏议。有汇编本，如《变法自强奏议汇编》20卷，毛佩之纂，光绪二十七年（1901）上海书局石印本。这是清政府在西安下诏行新法以后，在上海应时而出的书，是书贾编印的商品。内收自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七年（1895—1901）间的变法自强奏议，惟“要必以变法而不乱法者为断”（本书例言），康有为等维新派的变法奏议皆未收。《教案奏议汇编》8卷，程宗裕编，光绪二十七年（1901）上海书局石印本。时在义和团运动**之后，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案子是人们所关心的问题，这是在此背景下书贾编印的书。《邮传部奏议类编》6册，该部参议厅编核科辑，排印本。内收该部光绪三十二年九月成立时起至三十四年十二月年终的奏议，分为总务、船政、路政、电政、邮政等五类编次。嗣后按年继续编印。这主要是该部的办公用书，“以备修纂政要根据”，自然也有向部外流传之意，但“事关重要应守秘密者存目不印”（该书例言）。又有具奏人专集性质的专题奏议，如曾国藩的《查办湖团奏折》1册，同治刻本，是为查办山东境内微山湖地区“湖团”所需的书。《江楚会奏变法折》3册，光绪二十七年（1901）两湖书院刻本，这是清政府在西安下行新法诏以后，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应诏陈言，会衔上奏的长折，分三次上奏，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一个折子，一面上奏，一面刻印出来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还有一件奏折的单行本，如《考察政务戴端两大臣条陈学务折》1册，京师官书局铅印，是戴鸿慈、端方出洋考察归来所上的奏折；《宪法编察馆会奏遵议宪法大纲暨议院选举各法并逐年筹备事宜折》1册，奕领衔具奏，光绪三十四年（1908）铅印。以上两种，均由官方印出，除政务需用外，还有向公众宣传的意思。

3.个人著作集。以个人著作形式出现的近代奏议为数最多，总计约有500种。它们编在作者的全集、遗集或文集中，而更多的是以奏议专集的形式流传，约有300余种。

个人奏议专集，或称政书，或称奏议、奏疏，或称奏折，或称奏稿、奏牍，前面冠以作者名号。有谥号者，那时认为这是最高荣誉，均以谥号题名，如林则徐的《林文忠公政书》、曾国藩的《曾文正公奏稿》等。有以爵号题名的，如左宗棠的《左恪靖侯奏稿》，李鸿章的《李肃毅伯奏议》，这是因为编集出版时他们都在世，还没有谥号。有以官衔题名的，如张亮基的（左宗棠代撰）《张大司马奏稿》，程德全的《程中丞奏稿》。有以籍贯题名的，如徐致祥、宝廷的《嘉定长白二先生奏议》，康有为的《南海先生戊戌奏稿》。有以别号题名的，如贺长龄的《耐庵奏议存稿》，徐继畲的《松龛奏疏》。有以治地题名的，如李嘉端的《抚皖奏稿》，张凯嵩的《抚滇奏疏》。有以住所题名的，如宋晋的《水流云在馆奏议》，袁世凯的《养寿园奏议辑要》。至于现代整理出版的，则径以其人的名字题名，如《锡良奏稿》、《郭嵩焘奏稿》、《袁世凯奏议》等。

个人奏议不单独成书，编在他的全集、遗集、文集中的为数也不少。近代著名大官显宦，如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均有全集或遗集出版行世，奏议编在最前面，数量且较大。就曾、左、李三人来说，《曾文正公全集·奏稿》30卷，收录折片897件；《左文襄公全集·奏稿》64卷，收录折片1314件；《李文忠公全书·奏稿》80卷，收录折片1921件。名为全集，实际上并不全。现在着手搜集增补。已经增编出版的有《林则徐集·奏稿》，计收587件，为《林文忠公政书》150件的39倍，无关重要的尚未编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以及袁世凯，这些重要人物的全集均已开始进行增编，陆续出版。其他将奏议编入个人文集者，如徐鼒的《未灰斋文集》、王先谦的《虚受堂文集》等，通常是其人官不大，奏议不多，不能单独成集，甚至不能单独成卷，便和其他文稿编在一起，但大多数也是照例把奏议编在文集的最前面。

至于电奏，由于当时许多官僚士大夫视之为“私文书”，不像奏稿那样受重视，刊印传世者较少。张之洞、李鸿章、刘坤一、锡良、徐世昌、杨文鼎等人的全集、遗集、政书中收录了一些电奏，《张文襄公全集》中有电奏13卷，数量较多。

晚清官员的上奏情况清朝对于什么人可以上奏是有严格限制的。京师的阁部大臣、各衙门堂官和科道言官，外省文官自道员以上、武官自总兵以上的官员，才有资格上奏。其他下级官可以呈请其上级主官代奏，一般民人可以具呈都察院代奏，但很少见。各类官员的职掌不同，奏议内容不同，编集传世的多少亦不同，大体情况如下：

1.京师的阁部大臣及院寺堂官的奏议，约近百种。如刑部左侍郎黄爵滋的《黄少司寇奏疏》，太常寺少卿许乃济的《许太常奏议》，体仁阁大学士翁心存的《知止斋折稿》，户部尚书孙瑞珍的《孙文定公奏议》，内阁学士署户部右侍郎袁希祖的《袁侍郎奏稿》，都御史陆宝忠的《陆文慎公奏稿》等。

2.科道言官的奏议，约有四五十种。如尹耕云的《心白日斋集》，赵启霖的《静园集》，江春霖的《梅阳江侍御奏议》，胡思敬的《退庐奏疏》。3.各省督抚的，如前举林则徐、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人的奏议都是。他如马新贻的《马端敏公奏议》，曾国荃的《曾忠襄公奏稿》，沈葆桢的《沈文肃公政书》，刘岳昭的《滇黔奏议》，丁宝桢的《丁文诚公奏稿》，岑毓英的《岑襄勤公奏稿》，谭钟麟的《谭文勤公奏稿》，陶模的《陶勤肃公奏议遗稿》，刘铭传的《刘壮肃公奏议》，李秉衡的《李忠节公奏议》等，为数很多。近代督抚共有四百六七十人，其中有一百四十余人有奏议留下来，各种结集和版本总算起来，共约二百六十余种。

4.边疆地区的将军、大臣、都统、副都统等，和内地督抚一样，掌管该地区军政事务，其奏议结集的也有二三十种，如驻藏大臣景纹的《驻藏奏稿》，归化城副都统兼署绥远城将军文瑞的《光绪绥远奏议》。

5.钦差大臣的奏议，为数不多，如《向荣奏稿》，《僧格林沁奏稿》，又《僧王奏稿》。

6.驻外使节的奏议，约计三十余种，如出使英、法、俄等国大臣曾纪泽的《曾惠敏公遗集·奏稿》，出使法、德、奥、俄等国大臣许景澄的《许竹筼先生奏稿录存》，出使英、法、意、比等国大臣薛福成的《庸庵全集·出使奏稿》。

7.其他各地文武官员，包括学政、布政使、按察使、道员、提督等，传世的奏议亦有数十种，但各人的奏议篇数并不多。

上述情况表明，近代各类官员的奏议分布不均衡，督抚奏议最多，约为近代奏议总数的一半，占据特别重要的地位。这种情况，是由近代特殊的内外权力结构和各类官员的实际地位形成的。

其他公牍各级官员的公牍，除给皇帝的奏疏以外，还有日常处理政务的其他各种公牍。其内容一般说来不如奏议重要，但就其记述下层事务的具体详尽来说，又往往超过奏议，可补奏议之不足。

辛亥革命后废除皇帝，奏折亦随之消失。至于各级官员的办公文书，民国初年大体沿袭清末习用的格式，变动不大。

近代海关的重要官员任用外国人，主要是英国人，从而形成了主要以英文书写的海关档案。实权操在洋员手中，但它在名义上是中国衙署，从海关总税务司起所有海关都是由中国政府任命的，所以他们办公留下的档案也应当视为中国官员的办公文书。

晚清各级官员来往文书晚清各级官员奏议以外的办公文书，不像奏议那样被重视，因而保存下来或编刊问世的不像奏议那样多，但也有相当的数量和丰富的内容，有其一定的史料价值。

由公家贮存的公牍档案保存下来的不多。四川巴县档案，从康熙以后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的，是全国仅有的一份。至于个人居官积存的档案，有些高级重要官员的保存下来了，如现存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端方全宗》、《赵尔巽全宗》，现存上海图书馆的李鸿章、盛宣怀的档案，现存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的吴煦档案等，但为数也不多。一般中下级官员的档案能够保存下来的更是绝无仅有了。

各级官员办公文书之编刊行世者可分为衙署公牍和官员个人专集两大类。

京师各部院衙门的公文大都以官署而非个人的名义收发，因而也多由官署编印。例如《清国史馆移咨札示汇送文》1册，光绪年间刻本。又如《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档》，是该衙门清档司日常整理的专题公文汇编，现已开始作为史料出版问世，如《教务档》、《四国档》等。

各省则由于办公的需要，有的编刊《省例》，如《粤东省例新纂》8卷，道光二十六年（1846）刻本。又如《江苏省例》4编，陆续编刊于同治八年（1869）、光绪元年（1875）、九年（1883）、十六年（1890），内收自同治二年至光绪十五年（1863—1889）的督抚藩臬的文件，意在举例示范，“俾各属遵守奉行，免致歧误”。其中所收文件虽不多，但可看出该省日常公务中的各种问题及处理原则。

到清末最后十年间，受近代报纸、期刊的影响，从各省到京城又排日或定期发刊《官报》，直隶发刊《北洋官报》（1902年），两江发刊《南洋官报》（1903年），其他湘、赣、川、豫、皖、粤、鄂、鲁、桂、甘、浙、黔、闽和东三省相继编印《官报》，即各该省政府的机关报，仿照中央政府《邸报》的形式，报导政务活动，刊登奏折、上谕，还刊登该省各级官员的其他公牍。此外，从京师到各省，还有各衙署编刊的《官报》，如学部的《学部官报》、农工商部的《商务官报》、邮传部的《交通官报》；各省“三司”（提学使司、提法使司、交涉使司）“二道”（巡警道、劝业道）也多编印《官报》。不过，从政府各衙署到各省府州县日常办理公务所产生的文件数量来说，发表在《官报》上的也只是极少的一部分；而且，机密文件或因他故尚不便公之于众的文件，在《官报》上也看不到。

京官公牍之编入个人专集者不多，有之如黄云鹄的《兵部公牍》2卷，收入他于同治初年任兵部司官时所撰拟的咨文，禀稿等三十余件；又如周家楣的《欺不负斋全集》，前三卷收他充总理衙门章京时所拟的有关对外交涉的文稿。

出使大臣的有《许竹筼先生出使函稿》，是许景澄出使俄国、德国时发给总理衙门的咨文和信函；《中俄会商交收东三省全案汇存》系出使俄国大臣杨儒与沙俄交涉撤退侵华俄军及交还东三省的有关文电和谈判记录。

地方官员的一般公牍编印行世的，还是以总督巡抚这一级的高级官员为多。林则徐在广州禁烟的公牍，其后人编成《信及录》一书于1929年出版。解放后中山大学历史系编辑《林则徐集》，《公牍》1册196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于《信及录》之外又增添了五十多篇。这大约是晚清公牍中最为人们所熟知的一种。

稍后曾、胡、左等人的公牍亦知名于时。胡林翼的《胡文忠公遗集》86卷，奏疏51卷外，书牍批札等35卷，其中尤以书牍为主。他自称其“军事精神思虑多注于往返书札之中”。曾国藩的《曾文正公全集》中奏稿30卷，而公务书札33卷、批牍6卷，其杂著2卷亦收有告示等公牍，总数且超过奏稿，惟其中由幕府代拟者不少。左宗棠的《左文襄公全集》（光绪十六年开雕本）收书牍28卷，批札7卷，咨札、告示、说帖各1卷。近年岳麓书社编印《左宗棠全集·札件》，多方搜辑，仅增补了38件。该社又访得上海图书馆和上海博物馆藏左宗棠函札原件辑印为《左宗棠未刊书牍》1册，计176通，绝大多数是谈公务的。

李鸿章的《李文忠公全书》，奏议80卷之外，朋僚函稿20卷、译署函稿20卷、海军函稿4卷、迁移蚕池口教堂函稿1卷，又电稿40卷。这是吴汝纶为之编定的。李鸿章自同治九年（1870）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以后，一般公牍或假手幕僚，而有关外交之“总署信函，则全系亲笔”；光绪六年（1880）起，“机要事件皆在电报，亦不肯请人代办”①。惟吴汝纶意在为李鸿章“止谤”②，有些文件删而不录，收录者亦间有删改。至于多由幕僚起草之公牍如批札咨文等，因“已离本任，无从搜罗”①，遂一概从略了。但在徐赓陛的《不慊斋漫存》（光绪三十一年刻本）中却保存了八国联军入侵后李鸿章自广东到北京议和时的一些代李起草的文件，折奏之外，其他咨、批、照会等有74件，可以看出李鸿章处理直隶地方洋兵、拳教、赔款等问题的情况。

曾、胡、左、李之外，较重要者尚有刘坤一的《刘忠诚公遗集》和张之洞的《张文襄公全集》。刘集又有1959年中华书局新版本，改名《刘坤一遗集》，共61卷（略去文集1卷），奏疏、电奏之外，有书牍17卷、电信3卷、公牍2卷。张之洞遗集先有许同莘编辑本，其中奏议、公牍、函、电四种于1918—1920年铅印单行出版；后由王树枬增补，编为《张文襄公全集》229卷，1928年木刻行世，其中公牍36卷，电牍（兼收来电）80卷、书札3卷。

以上诸人是晚清数十年间特别重要的封疆大吏，有关全局的重大事件在他们的全集中都先后有所涉及，奏议固属重要，而其他公牍与奏稿相表里，奏议语焉不详或未曾语及之有关情况，每可于其他公牍中得之。

官至督抚每重奏议，其他公牍单独编集问世者较少。除前述《信及录》外，其后较著者有丁日昌的《抚吴公牍》50卷，皆下行文，涉及面很广，可以说是一省长官率属官办理庶政的有代表性的公文编集。

专谈军事的，有反映从金田到永安和太平军作战情况的《乌兰泰函牍》（内收向荣、姚莹的来信），湘军将领王錱的《王壮武公遗集》和李续宾的《李忠武公书牍》，抗法名将冯子才的《军牍集要》和其时任浙江提督守宁波的欧阳利见的《金鸡谈荟》。有些地方官遇上战事，也有把有关公牍编为专集的，如同治中任山东东昌知府兼山东抚标营务处的龚易图的《东昌军中牍稿》和同时署山东汶上知县的张锡纶的《军书汇钞》，都是有关堵御捻军的文件。地方官亲理庶政，不止是军事，上述两书是特例。

地方中级官即道府之公牍，近代著名者当首推胡林翼之《宦黔书牍》7卷，已编入《胡文忠公遗集》中，为胡林翼自道光末年至咸丰初年在贵州历任安顺、镇远、黎平知府时写给上级的禀报和给下级的指示，其中有许多是有关办团练、镇压苗民起义和防备太平军入黔的。易佩绅于同治九年（1870）署安顺府时的《安顺书牍摘钞》3卷，主要涉及镇压乌束陇仲家族起义事。

①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十五日吴汝纶答潘藜阁书，《桐城吴先生全书·尺牍》，家刻本，卷1，第148页。②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十五日吴汝纶答潘藜阁书，《桐城吴先生全书·尺牍》，家刻本，卷1，第148页。①光绪二十三年六月三日午汝纶致周玉山（馥）书，见《吴挚甫尺牍》，宣统二年国学扶论社石印本，卷1下，第20页。

又易佩绅于光绪二至六年（1876—1880）任贵东道时的《贵东书牍节钞》4卷，时在贵州苗汉各族历时20年的抗清起义之后，其辖区又是苗族聚集地，故涉及剔析弊政、总结教训者颇多。

方浚师著《岭西公牍汇存》11卷，为方氏于同治八年至光绪五年（1869—1879）任广东肇阳罗道时的公牍，大多数是肇庆府、罗定直隶州和阳江直隶厅的民事刑事案件公文。其地州县官的公牍有，徐赓陛的《不慊斋漫存》12卷，光绪三十一年（1905）刻本，内收作者于同治十二年至光绪七年（1873—1881）历署广东遂溪、海康、陆丰、南海等县知县，并奉委办理肇庆后沥厂厘金时的办公书牍。再后有李锺珏光绪二十年（1894）署理广东陆丰县的《圭山存牍》（光绪二十一年刻本）、二十一年（1895）署理广东新宁县的《宁阳存牍》（光绪二十四年刻本）和二十五年（1899）署理广东遂溪县的《遂良存牍》（《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4期），后者有关于法帝国主义强占广州湾和当地人民反抗的记载。从以上诸书中可以看到晚清广东沿海地方上的许多情况。

《山东义和团案卷》2册，齐鲁书社1981年出版。原本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内容是山东各府（缺登、莱、青三府）县给巡抚的禀报，报告各该府县地方的义和团情况，自光绪二十五年八月（1899年9月）至二十七年二月（1901年3月）。罗正钧的《劬盦官书拾存》2册，1920年潭乡罗氏养正斋刻本。光绪二十六年（1900）上半年，罗正钧署理直隶定兴县知县，正值京保地区义和团兴起，本书所收全是禀报当地义和团兴起情况的。晚清各级官员文书，材料较丰富，内容较具体，在近代史的许多问题的研究中能起相当重要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然而这些官员文书也有其弱点。有上奏权的高级官员重视奏报，很少亲自处理一般公文。中下级官员，许多咨、札、批、禀等公文的拟稿、誊正、收发、登记等工作，主要由幕友或书吏承担。幕友书吏师徒授受，父子传袭，盘踞衙署，互通声气，形成一个实际的封建行会。他们援引例案，套用框式，所办公牍，往往流于官样文章，内容虚实不一，这就需要我们在使用时有所鉴别了。

民国政府官员文书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湖北以及其他好多行省先后组成军政府，军政府在处理各种军政事务中形成了一些公文。后来南京临时政府作为资产阶级的临时中央政权在其政务活动中也形成了一批公文。

南京临时政府和各地军政府的公文函电，一部分以档案的形式保存下来，分藏于南京中国第二档案馆和其他一些地方档案馆，也有一部分刊载在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等出版物上。以文书编集形式传世的亦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约有一二十种。比较重要的有：《革命文牍类编》，上海时事新报馆民国元年（1912）初出版；《民**政文牍合编》，广益书局民国元年出版；《革命军文牍初集》、《二集》、《三集》，光汉学社出版；《共和关键录》，上海筑艺书局民国元年出版。这些文牍汇编的内容更为集中，为我们查找辛亥革命历史文献提供了方便，有些文件还是在别处很难找到的。以个人集著行世的有李烈钧的《武宁书牍》，黎元洪的《黎副总统政书》。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蔡锷、朱执信、廖仲恺等人的集著中，也都收有公文函牍，其中有许多是和辛亥革命有关的。《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收录孙中山1912年任临时大总统时的各种文件四百数十件，其中函电占多半，另外也有咨、批、令等正式公文。这些文件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孙中山在这一时期的重要历史活动，记载了作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政权的南京临时政府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的情况。黎元洪的《黎副总统政书》34卷，前8卷为他任湖北军政府大都督以及南京临时政府副总统时的来往电文，约计800件。这些电文反映了黎元洪“军民分治”等政治主张，记载了湖北方面的军政情况，独立各省组织临时中央政府的情况、南北议和的情况，等等，其中有相当部分是不见于他书的。

袁世凯建立起北洋军阀政权后，继承南京《临时政府公报》，也定期印发《政府公报》，不过内容远不及南京《临时政府公报》中丰富活泼，实质上是清代《邸钞》的继续。各省有些也沿袭清末之《官报》而出《公报》。虽然当时机密公文不会在这些官方《公报》上发表，但也毕竟积存了一些文件。

民国初年继续有一些公牍汇编之类的书出版，如《中华民国新文牍》、《中华新文牍类纂》、《通电汇钞》等。这些类纂汇钞保存了不少北洋政府官员的正式公文，但更多的还是官员间的来往函电。

北洋政府官员个人的文件编集行世者，中央有：《袁大总统书牍汇集》，民国三年（1914）出版；《黎大总统政书初编》，民国五年（19）普益书局出版；等等。

地方长官者有：四川民政长、巡按使陈延杰的《川牍存要》（1913—1915），广东省长朱庆澜的《粤东公牍辑要》（19—1917），陕西省长李根源的《秦中文牍》（19—1917），自民国元年（1912）起久任新疆都督、省长等职的杨增新的《补过斋文牍》等。不过为数不多，不像清末督抚那样大半有公牍编集行世。

袁世凯当政后，废府并县，知县改称县知事。他们也有印行其公牍的，但为数不多，大抵为自我宣传其政绩而付印，如周大封的《莱阳录》即如此。袁世凯窃取政权之后，革命党人反对袁世凯及其后继者的北洋军阀政府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宋教仁被刺后爆发“二次革命”，继之以“护国”、“护法”，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以及其他参与反对北洋政府的军政人员，也留下不少公务文书。《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版）第3、4卷，内收1913—1918年孙中山的著作，其中大多数是和反袁、护国、护法有关的文件。《蔡松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曾业英编，其中有关于辛亥革命云南起义和“护国战争”的文件。又梁启超的《盾鼻集》、唐继尧的《会泽首义文牍》，皆为“护国”之役的有关公牍史料。唐继尧的《会泽靖国公牍》，则为“护法”时期他乘机向四川进攻前后的文件。

海关档案及其编译出版中国近代海关在处理各种公务的过程中，形成了大批公文档案。其中有各种报告、咨、呈，以及大量的来往函电。这些文件的形成时间，自鸦片战争后各通商口岸建立新式海关起，直到民国年间。它们过去一直由各海关作为档案自行保存着，解放后被我们接收过来，称之为海关档案。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国海关总署的档案。

海关档案是一种特殊的公文史料。一方面，中国近代海关作为近代中国的政府机构之一，它所使用的公文函电，和我们前述的咨札函电一样，也应属于近代各级官员文书之列。另一方面，中国政府虽派有海关监督，而实权操在“募用”洋员税务司之手。海关职员大多是外国人，主要是英国人，他们的办公文书主要使用英文，也有法文、德文的。虽有汉文的，但为数不是很多。所以，海关档案又与一般中国政府官员的办公文书有着明显的区别，它们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环境中在公牍领域的特殊产物。建国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中国近代经济史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与对外贸易部海关总署研究室合作，对海关档案进行整理编译，出了《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丛书11辑，包括中法战争、缅藏问题、中葡里斯本草约、中日甲午战争、英德续借款、义和团运动、庚子赔款、近代邮政、辛亥革命、1938年英日关于中国海关的非法协定等11个专题。近代中国发生的历次大事件，在海关档案中无不有所反映。通过出自在中国海关供职的洋员之手的这些文件，使我们有一个很特殊的渠道，得以从某一侧面了解帝国主义列强在这些事件中的一些鲜为人知的阴谋活动和真实意图。

九十年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陈霞飞主编的《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1874—1907）》，分为9卷，中华书局出版。共收入赫德与金登干往来信件3528封，电稿4496份，另附赫德与其弟赫政往来电报426件。赫德，英国人，从1863年到1908年担任清政府海关总税务司，控制了中国海关达45年之久。金登干是赫德的亲信，1874年被赫德派任海关驻伦敦办事处主任，历时34年。这些函电指示了许多迄今还不大为人们所知道或者知之不详的晚清外交秘密，是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一份重要记录。

第三节 典章制度

历史上每个朝代都有其成套的典章制度，反映出不同于其他朝代的统治特点。中国近代包含鸦片战争以后的清朝政府和民国北洋军阀政府统治的时代，这时的典章制度，就其性质而言，有属于封建的、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也有属于半殖民地的。记述清朝和民国初年北洋政府的典制资料很多，这里只扼要介绍几种最主要最常见的专书。

大清会典会典是从明朝开始修撰的，它是从“会要”发展而来的。“会典”、“会要”名称不同，内容相似，都是当时现行制度的总汇。

《大清会典》从康熙朝开始编撰，雍正朝又续修，主要是将清朝开国以来的统治经验制度化，便于官员遵守，提高统治效能。书有典有例，典例结合。典是正文，不能变。例是则例，是对典的补充或说明，是可以变通的。乾隆朝第三次修订，以典例合辑，使“典例无辨”，谕令将典和例分卷纂辑。嘉庆朝第四次重修，在《会典则例》基础上补入逐年事例，改名为《会典事例》，又增修《会典图说》。

嘉庆以后的道光、咸丰、同治三朝都没有续修会典，直到光绪十二年（1886）才开始第五次重修。这次修纂主要以历朝实录及国史馆所藏有关资料和各部院则例为依据，先由各阁部院府守监等各该衙门起草，最后由会典馆总汇。其断限上起清初，下迄光绪二十二年（1896）。光绪二十五年（1899）书成，计《光绪会典》100卷，《会典事例》1220卷，《会典图》270卷。光绪朝修的《大清会典》是清代五朝会典中最详尽的一部，不但增加了嘉庆以后有关典制的新内容，也补上了前此历朝会典之不足。新增的有咸丰十一年（1381）设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补充的有军机处。军机处成立于雍正年间，但《雍正会典》和《乾隆会典》未收，《嘉庆会典》收而不详，《光绪会典》弥补了这个缺陷。

在记述各衙署典制时采取“以官统事，以事隶官”（《凡例》）的方法，即各衙署首列最高长官的职掌，并对其职掌范围内的各种规章制度详加解释，然后分列所属机构、官员、职掌、编制等。例如吏部，首记尚书、侍郎，“掌天下文职官吏之政令”；再记所属文选、考功、验封、稽勋四清吏司的官员设置并详叙其职掌。以下详列全国地方文官及其职掌。

本书有光绪二十五年（1899）成书的清缮本，二十八年（1902）石印本，三十四年（1908）商务印书馆据原写本的影印本，该馆后又将影印本收入《万有文库》。

康熙、雍正两朝会典是将典和例编为一书的，《乾隆会典》起典例分辑，“以典为经，以例为纬”（奏定凡例），以后遂成定制。《光绪会典事例》是清代诸会典中保存典制方面资料最丰富的一部。

《会典事例》也是以各衙门（缺军机处）为纲，其次序，完全照会典。

在每个衙门下，又分若干目，目下又有细目。事例辑录的是清朝开国至光绪二十二年（1896）前的有关谕旨，按不同的部门、事类、逐年排比，主要说明现行制度是经过怎样的“因革损益”而形成的。例如内阁，分建制、典礼、职掌三目；建制一目又分内三院沿革、设官二细目；职掌一目又分进本、票拟、票拟加签、御门进折本、巡幸发递本报、勾到、收发红本、收存揭帖、颁发书籍、收存副本、恭拟谥号、撰拟制诰、撰拟匾额字样、承宣谕旨、记载纶音等27个细目。每目之下，将有关该项制度因革变化的谕旨按时间先后扼要列出，清楚明白。

但是，会典和事例都只记到光绪二十二年（1896）；鸦片战争后新增机构只辑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亦嫌简略。光宣之际清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改革，事在本书修成之后，便都没有记述了。

光绪《大清会典图》，沿嘉庆《大清会典图说》，有图有说明文字，又有所订正和增益。计天文图32卷，从《嘉庆会典图》之157图增至333图；冠服图20卷，从2图增至285图；礼图30卷，从227图增至286图；舆卫图14卷，从182图增至214图；乐图（包括谱表）26卷，从184图增至386图；武备图卷，从248图增至3图；舆地图132卷，363图，完全是新增的。这些图说，主要也还是记录清朝典制，但有些具体事物仅靠文字不易说清楚，绘图再加说明，便可一目了然了。

舆地图是新添的。计全总图1幅，百里开方的各省全图27幅，五十里开方的府和直隶州图335幅，皆有文字说明。惟缺基层州县图，这是自嘉庆《大清一统志》以后又一次全国规模的绘制地图，比上次绘的好一些。这些图是行政区划图，可与《会典》之记各省府州县职掌部分对读。这些图，详水而略山，合起来可以说是一部比较详细的全国河流图。

清修《文献通考》清乾隆时，继杜佑《通典》、郑樵《通志》、马端临《文献通考》之后，由政府组织人力先修《续文献通考》，继修《续通典》、《续通志》，并另修清朝（原称皇朝）的《通典》、《通志》和《文献通考》。以上六书至乾隆五十年（1785）陆续完成，其中《清朝文献通考》对研究清代典制最有参考价值。

《清朝文献通考》，300卷。内容主要记有努尔哈赤始建后金国起至乾隆五十年以前的清代制度，分26门：田赋考、钱币考、户口考、职役考、征榷考、市籴考、土贡考、国用考、选举考、学校考、职官考、郊社考、群祀考、宗庙考、群庙考、王礼考、乐考、兵考、刑考、经籍考、帝系考、封建考、象纬考、物异考、舆地考、四裔考。

此书记的虽是清代前期事，但由于到乾隆后期，清代典制已经过百余年的调整而基本定型，以后大都遵行不变，所以此书对于了解鸦片战争以后的清代制度仍是重要的资料。

《清朝文献通考》所记止于乾隆五十年，嘉道以后，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陷入半殖民地深渊，社会各方面都发生激烈变化，典章制度也不能例外。单靠《清朝文献通考》来了解清代典制已远远不够，刘锦藻编纂的《清代续文献通考》填补了这一空白。他先着手编纂《清朝续文献通考》，计划自乾隆五十一年至光绪三十年（1786—1904）间事，宣统二年（1910）完稿。第二年便爆发辛亥革命，清帝退位，刘锦藻遂又补辑光绪三十一年至宣统三年（1905—1911）事。共400卷。有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

《清朝续文献通考》除仿照《清朝文献通考》之26门外，对清政府在近代采取的新措施新制度用两种办法补入：一是附入已有各门，一是另增新门类。前者如银行、海运附于国用考，厘金、洋务（鸦片）附于征榷考，团练、练军、巡防队、海军等附于兵考。无可附入者，另列新门类，计有：外交考：包括交际、界务、传教、条约4目。

邮传考：包括总务、船政、路政、电政、邮政5目。

实业考：包括总务、农务、工务、商务4目。

宪政考：不分目。原26门加新增4门，共30门。对了解近代洋务运动及光宣间的官制改革、预备立宪等，尤为不可缺少的系统资料。

类似的书还有《皇朝掌故纂编》100卷鄞县张寿庸等编。分内外编，内编以帝系冠首，以吏、户、礼、兵、刑、工六官为纲，分述各部规制。外编以外务部为纲，以各国立约年月考弁首。本书有光绪二十八年（1902）求实书社铅印本，错讹太多。

《清史稿》志《清史稿》中记述清代典章制度的志有种，共142卷。志是：天文、灾异、时宪、地理、礼、乐、舆服、选举、职官、食货、河渠、兵、刑法、艺文、交通、邦交。

《清史稿》编纂工作组织得不好，完稿后未认真复核，又仓卒付印，以致存在不少问题。如职官志竟缺总理衙门和南北洋大臣，这是重要疏漏。《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记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典制的有政府公报、年鉴及公布的各种法令规则，但很分散，也不易找到。目前比较系统全面介绍这时期典制的是《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一书。此书上、下两册，钱实甫著，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作者在本书例言中说：“本书主要说明民国元年（1912）四月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开始，至民国十七年（1928）六月张作霖逃出北京为止，前后共计十六年间的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政治制度，也可以简称为‘北洋官制’。”“南京临时政府、护**政府、护法军政府和广州大元帅大本营等，虽不属北洋政府的范围，但这些政府大都存在于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或多或少各有一些不能完全割断的联系（特别是‘法统’上的关系），所以在本书内也一并说明，以便参考。”本书对每个政治机构的说明，既注意其职掌的性质，又不忽视其历史的变化，既详尽，又全面。此外，可与刘寿林编的《辛亥以后十七年职官年表》互相参用。

第四节 私家著作

私家著作所记载的是私人的活动、感受、见闻、议论等，能够反映官方文件所涉及不到的许多方面。也有使用官方文件记述官方事务的私人著作，乃是事后的追述，与事发当时起政令作用的官方文件是不同的，其价值也就在于事后下笔，可作综合叙述并评其得失。

近代去今不远，私人著作流传下来的很多。就其内容来说，大致可分为专著、诗文集、信札、日记，以及野史笔记等，并各具特色。

专著近代专著为数不少，大体可分为记事和记言两大类。

记事专著有魏源的《圣武记》，内容却是近代以前清朝的“武功”。作者眼见鸦片战争失败，感愤时事，藉此书以抒发如何图强御悔的思想，当时影响颇大。

近代大事头一件是鸦片战争。记此事的著作有一批，主要的有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抚记》、梁廷枏的《夷氛闻记》、夏燮的《中西纪事》。以上三书的作者都未出国门，故所记外国情事不免有传闻失实之处。

从鸦片战争开始，国人了解外国情况成为时代的需要，这时有两部著名的书，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畲的《瀛环志略》。魏书博大，徐书谨严。虽仍有对外国情况叙述不尽准确之处，但在闭关一百多年的中国，使国人开始得以窥见外部世界，其影响是很大的。此外，还有姚莹的《康輶纪行》、梁廷枏的《海国四说》等。

近代初期的第二件大事，就是以太平天国为主的各地各族人民反清起义。这次起义**是被清朝镇压下去而结束的，统治阶级方面为此而编撰的书很多。记事首尾齐全的先后有杜文澜的《平定粤匪纪略》和李滨的《中兴别记》。

记中法战争的有罗惇曧的《中法兵事本末》，记中日甲午战争的有姚锡光的《东方兵事纪略》，记戊戌变法的有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记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的有李希圣的《庚子国变记》。另有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记光绪一朝清廷大事。

有关辛亥革命的记事专著较多。孙中山的《革命源起》（即《建国方略之一：孙文学说》第8章《有志竟成》），是他自述革命活动之作。邹鲁著《中国国民党史稿》，记事自1894年兴中会成立起，至1925年止。其他如陈少白的《兴中会革命史要》、陶成章的《浙案纪略》、曹亚伯的《武昌革命真史》等，则是记有关辛亥革命的各地各事的著作。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在五四运动以前，记大事的著作主要有，黄毅的《袁氏盗国记》，曾毅的《护**纪事》，马震东的《袁氏当国史》，白蕉的《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记张勋复辟的有许指严的《复辟半月记》、天悔生的《复辟之黑幕》等。

记言专著有：《校邠庐抗议》，冯桂芬写于1861年的政论，影响颇大。

《弢园文录外编》，王韬撰。本书所收大半是他在香港主持《循环日报》时写的宣传变法自强的文章。

《盛世危言》，郑观应著。此书对戊戌维新运动影响较大。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郑观应集》收入此书。

《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是康有为为戊戌维新造舆论的两部重要著作。

《变法通义》，梁启超著。1896年发表于上海《时务报》，后收入《饮冰室合集》。

《仁学》2卷，这是谭嗣同的哲学著作。1899年梁启超将其中一部分在《清议报》上发表，后来全文出版成书。中华书局出版的《谭嗣同全集》（增订本）收入此书。

《訄书》是章炳麟（太炎）早期政治社会思想论文的结集。初刻于1900年，计50篇。后又重订，删去一些戊戌变法时期改良主义的论文，加了宣传反清革命的内容，计63篇，另有“前录”2篇，1904年于日本出版。1914年更名《检论》，62篇，另有正文附录7篇。比较研究，可以考察章太炎思想发展的脉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章太炎全集》收入此书。

《革命军》，邹容著。1903年出版之后风行海内外，销售逾百十万册。

《警世钟》和《猛回头》，陈天华著。后收入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天华集》。

《建国方略》，孙中山著。本书包括《孙文学说》、《实业计划》、《民权初步》三部著作，写于1917—1919年，后收录中华书局出版的《孙中山全集》。

诗文集近代文人的诗文集很多，难得有精确统计。有的学者据各大图书馆藏书存目计算，清人诗文集约有1.5万种，这还不是完全的数目。其中，属于道光朝以后的在半数以上。至于民国年间属于近代的诗文集有多少，尚无统计，其下限也不易确定。

诗文集中的诗和文，一般都是分开编辑的，我们这里也分开谈。

文集不同于专著，是把作者不同时间、不同内容、不同体裁的诸篇文章编在一起的。其内容的特点是散，杂。因为文集内容散而杂，所以也难有概括其内容的题名。有的冠以作者的名号，如龚自珍的《龚定庵文集》、曾国藩的《曾文正公文集》、贺涛的《郝先生文集》、章炳麟的《太炎文录》等，为数较少。大多数冠以作者的书斋或住所的名称，如林则徐的《云左山房文集》、郭嵩焘的《养知书屋文集》、邵懿辰的《半岩庐遗文》、潘曾莹的《小鸥波馆文钞》、冯桂芬的《显志堂稿》、方浚颐的《二知轩文存》、薛福成的《庸庵文编》、黎庶昌的《拙尊园丛稿》、徐宗亮的《善思斋文钞》、叶昌炽的《齐觚庼文集》……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出现了一批具有新的时代气息的新文集。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一批站在时代前列的知识分子，抱着挽救民族危亡的迫切志向，写文章，作宣传，以期唤起民众共同奋斗。先在报刊上发表，或以小册子单行，而后才汇编成集。如谭嗣同、刘光第、康有为、严复、唐才常、陈天华、章炳麟、禹之谟、黄兴、宋教仁、朱执信、蔡锷、马君武、熊希龄等人的文集，近年来已陆续编辑出版，其内容主要是政论文章。这类政论的文章，就其内容之丰富和影响之大来说，可以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和孙文的《孙中山全集》为代表。

诗集，常常和文集合编在一起，如刘蓉的《养晦堂集》、戴望的《谪麟堂遗集》，内收文集，也收诗集。又有书名“文集”，但里面也收诗集的，如朱一新的《佩弦斋文存》、史念祖的《俞俞斋文稿》、王先谦的《虚受堂文集》……

近代中国受帝国主义侵略日益严重，也就日益激发中国人救亡图存的思想，从而产生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大批诗篇。阿英辑有《鸦片战争文学集》、《中法战争文学集》、《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庚子事变文学集》等，收录爱国诗歌甚多。

有一类可以称之为“纪事诗注”体的诗，多为五七言律绝句，于字句间加注，或于题下加叙，或于每一诗后附以较长的说明。例如贝青乔的《咄咄吟》，对鸦片战争时期江浙战场清军之腐朽乖戾有具体揭露。如记太平天国时事的有：佚名的《粤西独秀峰题壁三十首》、海虞（常熟）学钓翁的《粤氛纪事诗》、陈庆甲的《金陵纪事诗》、秦荣光的《上海竹枝词》等。记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的有：胡思敬的《驴背集》、高树的《今銮锁记》、龙颙山人（郭则沄）的《庚子诗鉴》、洪寿山的《时事志略》等。刘成禹的《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注记袁世凯窃国称帝的许多史事。后来又有张伯驹撰《续洪宪纪诗补注》。

书信近代距今不远，书信流传下来的也多，有的早已编印行世，有的近年才整理出版，有的还收藏在公家或私人手里，其总量是很大的。近代书信编印行世的，大致有以下各种情况。一般文人的文集中收有信稿，其内容有许多是说经论史的重要人物，如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人的全集中，书札很多，单编为多卷。

书信编集单行的，有曾国藩的《家书》、《家训》，左宗棠的《家书》，李鸿章的《尺牍》等。

后来陆续出版的书信集，多是作为商品或史料编印出来的。如《何桂清等书札》、《胡林翼未刊往来函稿》、《曾国藩未刊信稿》、《曾国藩未刊往来信稿》、《左宗棠未刊书牍》、《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荣禄存札》等。近代印刷技术进步，有些书札是影印的，如林则徐致刘建韶（闻石）的《林文忠公尺牍》（北京懿文斋本）、故宫博物院藏的《林则徐书札手迹选》、《陶风楼藏名贤手札》、于式枚拟稿李鸿章审定修改的《李文忠公尺牍》、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的《清代名人书札》等。这样的影印本提供给读者的是写信人的手迹，比排印本更可靠。

上述这些排印的或影印的书信集，都是就收藏者（私人或单位）所藏书信稿编印的。也有多方搜集编印成集的，不过这类搜集整理的书信单独成书的少，大多编入作者的文集中。如王栻主编的《严复集》、李有明等编的《刘光第集》、汤志钧编的《陶成章集》等，皆收有多方搜集来的书信。

不论是官方通信或私人通信，凡当时并不公之于众的，大都有不同程度的保密性。而人们最为注意的，是那些与重大政治事件有关的秘密信件。近代最著名的是与1861年“辛酉政变”有关的《热河密札》，是咸丰皇帝死后，有人从承德行宫向北京发出密信，报告肃顺等赞襄政务王大臣和企图揽权的皇太后之间的冲突。又如《袁世凯致徐世昌函》、《端方密函》、《张勋藏札》等，可以看到这些政治事件中的里层情况。

和密信相反的是公开信，例如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就是以给康有为公开信的方式来驳斥康有为的保皇谬论的。又如孙中山的《讨袁宣言》，也可以说是直接诉之于公众的公开信。

还有晚清一些革命志士的遗书，在慷慨赴死以前，留给家属、朋友、同志的，如《吴樾遗书》、陈天华的《绝命书》、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的《与妻书》、方声洞的《致父书》等，充满爱国激情，令人感动。

总之，我们要注意各类书信的特点，并要了解这信是由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和什么情况下、为了什么事、以什么方式、写给什么人的，了解了这些才能知道该信的性质，才能判断该信内容讲的是真话、是假话，或有哪些是真话，然后才能准确地评估其文献价值。

日记近代知识分子，很多有写日记的习惯。日记是自己日常生活的记录，大多是为自己备忘而不供别人看的，所记的是当日的行事、见闻、思想、心情，比其他私人撰述更具有真实性、原始性。

公开印出来流传的，较多的是记行程的日记。当时在士人和官员中有一种风气，一上路就写日记。赶考的、上任的、出差的，乃至被罪赴戍的，都写日记，可以出示亲友或印出来馈赠亲友。这类日记主要记沿途所经的山川名胜，间及风土人情，有的也要记及这次旅行的任务。

林则徐的《荷戈纪程》是遣戍新疆时从西安到伊犁的日记，是由他的后人在光绪三年（1877）刻印出来的。不过据《林则徐集·日记》（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所收这段日记的原稿对勘，可知刻印时颇多删改。

派赴各省的主考和学政，几乎无例外地要写日记。如潘祖荫《秦輶日记》，瞿鸿《使豫日记》和《使闽日记》，皆只记行程，严修《蟫香馆使黔日记》、吕佩芬《湘轺日记》，除记行程外，并记考试诸事。

考生赴试的有，云南新平举人马太元的《北游日记》。官员入都或赴任的有，黎庶昌《丁亥（1887年）入都纪程》，记由黔川陕晋北上；保廉《辛卯（1891年）侍行记》，随其父陶模自陕入觐又赴新疆巡抚任。这两种日记，详记沿途山川道路等情，并予考订，号称博雅之作。

还有其他出差日记，如聂士成的《东游纪程》（1893年），李树棠的《东缴纪行》（1898年），皆自天津至黑龙江的往返考察日记。

近代中国派员出国考察或派出驻外使臣及其随员多有日记，近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和岳麓书社搜集整理，编印《走向世界丛书》，已出第一辑10册，收36种，其中主要是外交使者的日记，记有：斌椿《乘楂笔记》、志刚《出使泰西记》、张德彝《航海述奇》、《欧美环游记（再述奇）》、《随使法国记（三述奇）》、《随使英俄记（四述奇）》。祁兆熙《游美洲日记》、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刘锡鸿《英轺私记》、何如璋《使东述略》、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徐建寅《欧游杂录》、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载泽《考察政治日记》等。此外尚有黄山书社出版的崔国因的《出使美日秘日记》。

还有一类专题日记，是专记特定事件的一些日记。鸦片战争时有张喜奉派赴英舰接洽议和的《抚夷日记》，曹晟记英军陷上海的《夷患备尝记》，朱士云记英军陷镇江的《草间日记》等。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记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的有不著撰人的《庚申都城戒严事记》，刘毓楠《清咸丰十年洋兵入京之日记》等。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日记更多。如陈徽言《武昌记事》，记太平军第一次克武昌；周邦福《蒙难述略》，记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克庐州府（合肥）事。松江姚济《小沧桑记》，秀水（嘉兴）沈梓《避寇日记》，皆记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东下苏浙等地情况。中法战争时期，有唐景崧的《请缨日记》。八国联军入侵时期的日记，以北京、天津为多，刘孟扬《天津拳匪变卷记事》，不只记“拳匪”，且记八国联军；鹿完天《庚子北京事变记略》，作者系教民，记避入使馆被围困情况。仲芳氏《庚子记事》、杨典诰《庚子大事记》、华学阁《庚子日记》、高楠《高楠日记》等，记北京情况为主，兼及各地。

多年连续不断的日记，特别是重要人物的常年日记，记录所经历的重要事件，始末具备，最有价值。近代重要人物的日记主要有：《林则徐集·日记》（中华书局）。其中他领导的禁烟运动和反抗英国侵略期间的日记最有价值。《李星沅日记》，中华书局《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之一。这是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九年（1840—1849）李星沅历官豫、陕、川、苏、云南、两江监司、督抚的日记，所记颇详。曾国藩日记，先有1809年据手稿影印的《曾文正公手书日记》，1965年台湾又出版手稿影印本，增添了道光十九、二十两年的日记；近年岳麓书社编印《曾国藩全集》，《日记》部分据以上两本校点排印出版。《郭嵩焘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他的日记自咸丰五年（1855）起，至光绪十七年（1891）止（缺三段约39个月）。翁同龢日记，1925年有影印手稿本，名《翁文恭公日记》，中华书局近年编入《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中，出版标点排印本，名《翁同龢日记》。起咸丰八年（1858），至光绪三十年（1904）逝世止，前后46年（只缺咸丰九年四月以后9个月）。另有《军机处日记》，为他第一次充军机大臣时（1883—1884）的办事备忘手记，有1938年影印本，现亦校点整理附印在《翁同龢日记》中。《王文韶日记》，中华书局《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之一。（1830—1908），字燮石，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历官湖南巡抚、云贵总督，其日记起自同治六年（1877），止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稿本有缺失，大部分完整。记事比较周全，内容丰富。

还有些常年日记，作者并非身居要职的达官显宦，但所记者抑或涉及大事要事，特别是数十年不断，遂亦为世所重。这样的日记有赵烈文的《落花春雨巢日记》（1852—1856）和《能静居日记》（1858—1889）；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1863—1889）；《赵缦堂日记补》（1854—1862）；《郇（荀）学斋日记》（1889—1894）；王暝说摹断骁猜ト占恰罚?869—19）；叶昌炽的《缘督庐日记》（1870—1917）；孙宝瑄的《忘山庐日记》，仅存光绪十九年至三十四年（1893—1908）间的十年的日记。

宋教仁的《我的历史》，是他留学日本时的日记，起1904年10月30日，迄1907年4月9日（缺1905年9月22日至12月），多记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1920年在宋氏故乡湖南桃园石印出版。近年收入陈旭麓主编之《宋教仁集》，中华书局出版。

还有一些从常年日记中分类摘抄（不是全抄）重行编次的有：曾国藩《求阙斋日记类抄》，方玉润《星烈日记汇要》，吴汝纶《桐城吴先生日记》。这样的分类日记其好处是便于按类查找材料。

野史、回忆录、笔记等野史，也叫稗史，是相对正史而言。大多是作者回顾某一历史事件中的经历之作，凡属个人经历的，就是回忆录，也有于个人回忆之外，兼采其他材料的。近代这类野史很多，比较有史料价值的，大都已能择要稍作介绍。甦庵道人（杨綮）撰《出围城记》（《鸦片战争》第3册），作者镇江人，此文记鸦片战争时英军陷镇江事，于乱离之状言之甚悉。

涤浮道人撰《金陵杂记》、谢介鹤撰《金陵癸甲记事略》、张汝梅撰《金陵省难纪略》（《太平天国》第4册），太平军攻占南京时，作者皆在南京城里，所记为亲身见闻，为研究太平天国建都初期情况的重要史料。

陈思伯撰《复生录》（《近代史资料》总第41号），作者在武昌参加太平军，后随军北伐进至天津附近，又40年后写成此文，这是从太平军内部记述北伐全过程的回忆录。

李召棠撰《乱后记所记》（《近代史资料》总34号），作者是安徽贵池人，是他在当地经历了太平天国战争之后写的回忆录。

《庚子西狩丛谈》，吴永口述，刘治襄记录。庚子年（1900）慈禧太后携光绪帝西逃时，吴永正官怀来知县，于混乱中接驾，并随扈西行，“回銮”时又自西安随行至开封，亲见往返情形，并得与闻行宫琐事。所记慈禧太后的多次谈话，为其他记载所不及。

《辛亥革命回忆录》，是解放后为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发动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人撰写的回忆录的结集，间亦有写于解放前的，共300多篇，编为6册，1961至196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后文史出版社有增编。作者各据所经历的和所知道的情况撰写，有很多是过去未曾见于记载的。

近代笔记甚多，内容亦杂，记人，记事，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记典章制度，记风俗人情，总之，所记内容并无限定。其中，以记亲身经历和直接见闻者可信性强；记间接传闻的，其可信度就要看情况来判定了。亲自经历和见闻的笔记，如《水窗运呓》2卷，上卷湖南湘潭欧阳兆熊撰，下卷浙江嘉善金安清撰，内容记述道光、咸丰、同治各朝的政治、经济、社会风尚等情况，共约100条。《梦燕亭杂记》2卷，陈燮龙著。作者以兵部司员追随荣禄，庚子之变时以顺天府尹留京，此后十年间外任督抚，杂记所记其这段时期内亲身经历闻见之事，多涉及清末政局。内容既有直接见闻，也有兼采其他材料写成的笔记。又《革命逸史》6集，冯自由著，中华书局1981年新版。此书记述清末革命党人的种种活动，根据作者的亲身见闻，并参考一些当时报刊等文字材料，所记内容丰富，翔实具体，为治辛亥革命史者所不能不读。

有些主要是根据过去文字记载抄撮而成的笔记，如《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42卷，又《四笔》11卷，陈康祺著。此书记述清初以来掌故，属于近代者只是其中一部分，大都是涉猎书籍，摘抄而成。但多不注出处，文字亦随手变动，不是第一手资料，其价值较差。《花随人圣盦摭忆》，黄浚著。他在南京时，以《摭忆》为总题撰写遗闻轶事，连载于《中央周报》，1943年集印成书，1983年上海古籍书店又影印出版。书中所记以晚清史事居多，间亦述及更早的和民国初年的人和事。作者生活的时代较晚，书中所记大多是他不能亲历的；但他多引用当时人的文集、笔记、日记、书札、公牍、密电，所以所记的价值并不低。

近代笔记完全来自亲身经历的或完全不是亲身经历的并不多，大多数是既有亲身经历的，也有间接的；其价值高低也并不完全取决于是否来自亲身经历。

以下大体按内容先后举出比较著名的笔记：梁章钜《归田琐记》、《浪迹丛谈》，黄钧宰《金壶七墨》，薛福成《庸庵笔记》，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徐宗亮《归庐谈往录》，王之春《椒生随笔》，史念祖《弢园随笔》，龚淦《耕余琐闻》，刘声木《苌楚斋随笔》，刘体仁《异辞录》，文廷式《闻尘偶记》，李岳瑞《春冰室野乘》，胡思敬《国闻备乘》，魏元旷《坚冰志》、《光宣佥载》，金梁《四朝佚事》，继昌《行素斋杂记》，何刚德《春明梦录》、《客座偶谈》，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朱彭寿《旧典备证》、《安乐康平室随笔》，夏仁虎（枝巢子）《旧京琐记》，汪东（旭初）《寄庵随笔》，刘成禺《世载堂杂忆》等。

搜集多种野史笔记，将其中之遗闻轶事逐条抄出，分类排列，是为笔记汇编。其优点是材料集中而又分类，便于查阅；缺点是不注出处，无从考核其来源和可靠性，这样的笔记汇编，有以下三种。

《清稗类钞》48册，徐珂编，商务印书馆1918年出版。徐珂自清末即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作编辑，他搜集大量野史笔记，包括辛亥革命后报刊上有关清朝的遗闻轶事，雇人分条抄出，再由他润饰文字，分类编辑，共1.35万余条，92类，例如时令、地理、园林、外交、度支、考试、战事、宗教、会党、戏剧等类。中华书局于八十年代重排出版。

《梵天庐丛录》37卷，柴萼编，1925年石印本。此书辑录明清朝野遗闻，而以近代者为多。共1898条，分1183目。各条皆不注出处，也有少数是他自己的见闻。

《清朝野史大观》12卷，1936年中华书局出版，1981年上海书店据其旧版复印。分编为清宫遗闻、清朝史料、清人逸事、清朝艺苑、清代述异等共五类。书前列有引用书目149种，但每条并不注明出自何书，仍不便于考核。此书内容和《清稗类钞》重复者不少。

第五节 人物史料

人物史料，主要是人物传，其次还有人名录（表）。

人物传人物传就体裁来分，有传记、碑铭、行状、年谱和弟子记，以及遗事、轶闻等。

年谱，是一种编年体的人物传。有自撰的，有后人撰的。自撰的，自己记述自己的生平经历见闻，史料价值高些。例如张集馨（1800—1878）的《道咸宦海见闻录》（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又名《张集馨自订年谱》）；段光清（1798—1878）的《镜湖自撰年谱》（1960年中华书局出版），对所见之官场黑暗、社会矛盾，记之甚详。但也并不是所有自己写的年谱，其史料价值就一定高。如潘世恩（1769—1854），历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以状元出身，官至大学士，充军机大臣，前后服官60年，且久处机要，其政治经历可谓极丰富，而其《潘文恭自订年谱》，仅历述升迁，详记恩赏，大事如鸦片战争，竟无一语及之。

年谱于身后由别人撰写的比自撰的多。

还有于其人死后多年为之编纂年谱的，这多系后世学者研究性的著作。

如吴大澂（1835—1902）的《吴愙斋自订年谱》（曾连载于《青鹤》杂志第1—2卷），记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叙述较简；又四十年代有顾廷龙编的《吴愙斋先生年谱》问世（1935年哈佛燕京社出版），广泛搜集材料，内容远比前者丰富清楚。林则徐逝世80年后，魏应骐编《林文忠公年谱》（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是在就有关史料进行研究的基础上编写的。该书有一定价值，但限于史料，尚有考订不准处。又过了40多年，来新夏著《林则徐年谱》（198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材料丰富，考核精详。

名公巨卿的门生弟子为之撰述生平行事，间有称“弟子记”者。阮元（1764—1849）晚年退居扬州雷塘，其门生张鉴等及阮元的几个儿子撰《雷塘庵主弟子记》，按年代顺序记述阮元一生仕历、著述及家事甚详。此记又名《阮芸台相国年谱》，因为这实际上也是年谱。求阙斋是曾国藩的斋名，其门下王定安撰《求阙斋弟子记》，也是按时间顺序纪事的年谱。到了袁世凯，其门客沈祖宪、吴晟参度葩值茏蛹恰罚鞘轮列橙辏?911），出版于袁世凯做大总统势焰正盛的民国二年（1913）。还有一种《抱冰堂弟子记》，分条记述张之洞的政绩，实际是张之洞写的自我吹捧之作，托名弟子记。

关于查找年谱的工具书，最新的有来新夏著《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详载年谱版本著录情况、谱主简历和对该年谱的评述。

重要人物传记，主要有《清史列传》，私家撰述的主要有几家《碑传集》，还有属于正史型的《清史稿·列传》。

《清史列传》80卷，不署编纂人，1928年中华书局出版。1987年，中华书局又出版王钟翰以此为底本的点校本。王钟翰在《点校序言》中认为，该书的稿本来源有三：（1）出于原国史馆纂修的大臣列传稿本；（2）小部分抄自《满汉名臣传》；（3）大部分抄自《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全书人物约3000，近代者几占一半，有较高史料价值。

嘉道间钱仪吉辑《碑传集》，收清初至嘉庆朝私家撰述的碑版状记之文。继之者有缪荃孙的《续碑传集》、闵尔昌的《碑传集补》、汪兆镛的《碑传集三编》等，近代散在各处的私家撰写的碑铭传记之文，主要收在这三种书里。

钱仪吉辑《碑传集》0卷，又卷首、卷末各2卷。有光绪十九年（1893）刻本。内容共有2000余人，分类编次。

缪荃孙以《碑传集》止于嘉庆朝，乃继续搜集编成《续碑传集》86卷，卷首1卷，光绪末江楚编译书局刻本。共收录1099人的传，几乎全都是近代的，但未及收录死于光绪末和宣统朝的，间有重见者（如何秋涛）。援《碑传集》体例，也分类编次。

钱氏《碑传集》中，有一小部分“有删节而无点窜”①。缪氏沿其例，“亦或删节，而无改易”①。但既删节文字，事实也就难保尽如原意。又经过抄写、刻印，总不免又多一些讹误。所以使用《续碑传集》，应再找该碑传的出处原文。

闵尔昌搜集缪荃孙未及见之碑传，编成《碑传集补》，以补《续碑传集》为主，《碑传集》所未收者间亦补之。1932年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出版。共60卷，又卷首、卷末各1卷。共收834人的传（间有重见者，如戴熙），分类编目。《碑传集补》所收人数虽不如《碑传集》和《续碑传集》多，但对两集特别是续集作了重要的补充。例如张之万、李鸿藻、王文韶、翁同龢、孙家鼐、荣禄、鹿传霖、张之洞、陆润庠、瞿鸿等是晚清政坛上的重要人物，龚自珍、魏源为近代影响很大的思想家，《续碑传集》均缺，《碑传集补》给补上了。

汪兆镛编的《碑传集三编》意在续《碑传集》和《续碑传集》。他在《自叙》中说：“近有补编别出，采及时流，以媚浊世，此则非愚瞀所敢知矣。”所谓“时流”者，主要是指《碑传集补》中革命党人诸传，他是不承认补编且要取而代之，才辑录此三编的。《碑传集三编》50卷，卷首1卷。汪兆镛生前仅编成清钞稿本，1978年由香港大东图书公司影印出版。此书共收450人的传，也是分类编目。所收集不如前几种丰富。但毕竟又多搜集到了一些人物传，其中也不乏重要的和有用的人物传，如丁日昌、邓世昌、盛宣怀、陈宝琛，如《新元史》的作者柯劭忞、《左文襄公年谱》的作者罗正钧、《镜湖自撰年谱》的作者段光清，以及监督第一批赴美留学生的陈兰彬等。

以上几种碑传集中，还有一些从方志中钞来的传，也算是公家立传，但为数不多，主要的，绝大多数是私家撰述的碑传事状。它们都是为使传主留芳后世而作，充满了尊敬的称呼和颂扬的词藻，不免虚夸，若传主有不光彩的事，或曲为掩饰，或根本不讲。而其褒贬标准，除少数几篇清末党人传之外，几乎全部都是从封建地主阶级，特别是清朝统治阶级的立场出发来立言的。不过，这些私家撰述的碑传毕竟记载了大量的近代人物事迹，是清国史馆传所不能代替的又一类近代人物史料群。

①《碑传集》卷首，校刊者诸可宝写在《沈吉士书》后边的案语。

①缪荃孙：《续碑传集序》，按此序写于宣统二年。

《清史稿》536卷，是记载有清一代历史的大型断代纪传体史书。自1914年设清史馆，由前清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为总裁（馆长），延聘清朝遗臣及旧文人100多人先后参加编写，1920年写出初稿，至1926年始着手修订定稿，而“以馆长病故，北伐日亟”①，北洋政府摇摇欲坠，修订工作尚未完成，即于1927—1928年仓促印出。出版后曾被南京国民政府查禁，因它站在清朝立场上反对和污蔑革命党。有的批评者则认为它撰述不合史法，内容未经考核，等等。然而它毕竟汇集了有清一代史事成此一部大书，没有别的书可以取代它。六十年代台湾出版补充修改本，删去“稿”字，径名“清史”，但仍不能取代原书。1981年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又出版《清史稿》的影印本。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中华书局组织史学专家整理“二十四史”，同时也按同一规格整理《清史稿》，并且采用“二十四史”同一版式于1977年出版，这就是中华新版标点本，这是此书问世50年来最好的版本。

《清史稿·列传》部分（不包括土司、藩部、属国等传）中之人物约一半属于近代，有1500多人。这些人物传，特别是重要人物如高级官员的传，所根据的材料，主要是清国史馆传稿，也参考私家撰写的碑传事状。但若作为研究中国近代史和近代人物的根据来说，它不是第一手史料。近代距今不远，比这些列传更原始的记载尚不难寻见。

其他传集，有朱孔彰撰的《中兴将帅别传》30卷，收曾国藩等60余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辽宁刻本；又续编6卷，收李鸿章等后死者10余人，光绪三十二年（1906）江宁刻本。此书内容主要是湘淮军将领的传，又有僧格林沁以及华尔、戈登、勒伯勒东等洋将的传。出版以后，一时风行。上海书商改名翻印，有名《咸丰以来功臣别传》者，有名《中兴名臣事略》者，后者又与李元度的《国朝先正事略》合为一书名为《续先正事略》。

所有上述人物传中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缺点，即作者很少反映近代中国的新思想、新事物。例如冯桂芬传中不谈他的《校邠庐抗议》，《盛世危言》的作者郑观应根本无传，他如唐廷枢、朱其昂虽也已官至道员，亦均无传。其他还有一些地方性的人物传集，如徐世昌编的《大清畿辅先哲传》，马其昶撰的《桐城耆旧传》，杨昌濬等撰的《甘肃忠义录》，王国均等纂的《沧城殉难录》等，为数不少。而地方性的人物群传，更大量地存在于各省府厅州县的地方志中。

人名录人名录不同于人物传，它不像人物传那样记述传主生平事迹，而只记录人物的姓名、籍贯，或再加上其人的简历，至多包括家庭情况和社会关系。人物传一般单独成篇，人名录则必须是某方面、某范围的人物群，能向人们提供该方面、该范围的人事信息。

人名录主要分两大类：一是职官录，一是科名录。前者是政府官员的人名录，后者是科举中式的人名录。近代学堂兴起，又有毕业同学录。

①朱师辙：《清史述闻》，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75页。

职官录职官录有全国范围的，有地方范围的，也有只是某某衙署的。其中，以全国范围的职官录为最重要。

清代全国职官录的正式名称为《爵秩全览》，这是吏部官刻本的名称。

坊刻本或名《大清缙绅全书》，清末还有题名《大清日新职官录》、《大清最新百官录》等。这类开列全国官员名单的书，也可以说是一部具体的职官志，能使我们一目了然地了解各衙署内部的组织结构和各省的行政区划及其隶属关系。

辛亥革命以后，建立民国，“爵秩”、“缙绅”之类的称呼已不合时宜，于是继之而出的名为《职员录》，由中央政府的印铸局负责编印。书内开列除大总统和副总统以外的自中央的国务总理到各省县知事的全国文武官员名单。开始由于编制未全，常有空缺。后来由于政局动荡，北洋政府不能控制的省份，也常常空缺。到北洋政府后期，因经费拮据，已不能按时出版了。以上是全国官员人名录，尚有各省官员的人名录，当时大都名之为“同官录”。但也不是作为一种制度按期编印，而是或有或无。就现在各图书馆收藏来看，尚不能说各省皆有，更不能说每年皆有。

衙署题名录，一般是记载本衙署自清初到编纂当时的官员名单，按到任先后排列，注明字号、籍贯、出身及简历，兼有注明后官至某官者。

这类衙署官员的题名录，也不是定制以内的事。有的记载本衙署全体官员，有的只记载该衙署的某一类或某一小单位的官员。例如《枢垣题名》是军机处全体官员题名，而《国朝御史题名录》（又叫《谏院题名》）则只载历年补授的御史名单，不载都察院正副都御史，也不载六科给事中，即不载“谏院”（都察院）的所有官员。

辛亥革命以后，直至现在，陆续有后人编的清代或晚清某些衙署重要官员的年表。

首先是《清史稿》中的重要官员年表：大学士年表，军机大臣年表，部院大臣年表，疆臣年表，交聘年表（上编为中国遣驻使，下编为外国遣驻使）。1932年出版《清代征献类编》，严懋功纂，其中有年表四种：宰辅年表2卷、八卿年表、总督年表3卷、巡抚年表4卷。

建国后出版的有：钱实甫编的《清代重要职官年表》、《清季新设职官年表》，章伯锋编的《清代各地将军都统大臣年表》，最后钱实甫编的《清代职官年表》四册于1980年出版，可谓有清一代重要官员人名录的总汇了。由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和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的《清季中外使领年表》，于1985年出版，备载中国派驻外国的使臣和外国派驻中国的公使，兼载中外领事，可为《清史稿·交聘年表》和《清代职官年表·出使各国大臣年表》之补充。

建国后新编出版的还有刘寿林的《辛亥革命后十七年职官年表》，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1912—1928）的职官年表，包括中央和各省中级以上各衙署官员的人名录。

所有以上建国后编印的诸职官年表，后面都附有“人名录”，注明各该官员的简历，还附有“字号索引”。

科名录通过科举制度的各级考试取得功名的人，如秀才、举人、进士等等的人名录，总称之为科名录。

同科考中的人彼此称“同年”，把他们编在一起的科名录，一般称之为《同年录》。最低一级的院试考中的新秀才，地位尚不高，编刻同年录者尚不多。新科举人通常都有《乡试同年录》，内载名号、籍贯、生辰、简历、三代及家世情况。最高一级的考试是各省举人齐集京师参加的会试，包括殿试和朝考。会试发榜后，中式者称贡士，官方照例刻印本科《会试录》。新贡士接着应殿试，成进士，官方及书坊随即刻印本科《登科录》。再经朝考，然后授职，照授职情况编印《同年官职录》。还有一种《会试同年齿录》，按年齿（龄）大小排列。

还有地方性的历届科名录全编，单独成书者不多，但大量存在于各省府州县的地方志中。

明清两代历科进士题名碑，现仍存于北京国子监。近由朱保炯、谢沛霖编成《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备载明清两代201科取中的524名进士名单。道光朝以后的共39科，进士9980人。每科一碑，分科列名，下只注籍贯，在各种科名录中这是内容较简略的，但也为我们查找人物材料提供了线索。

民国年间，最后一科即光绪三十年（1904）甲辰科榜眼朱汝珍辑的《词林辑略》出版，有清一代历科翰林全收在这里。所记除姓名、字号、籍贯外，并记始终官阶、封爵、谥号以及著作，较以前诸书为详。

清末学堂渐兴，学生毕业时有编印《同学录》。

近代人名录，包括职官录和科名录，在传世的近代人物史料中占有很大的分量，除有很多单独成书的以外，还大量存在于近代地方志的职官志和选举志中。它们虽然不像人物传那样为我们提供比较完整的记载，但却可以提供人物生平线索。近代人物之留有传记的和在各种人名录中之留有姓名及简单记载的相比，后者比前者要多得多，占有数量优势，所以这也是一个不可忽视足资利用的人物史料群。

第六节 经世文选编

《经世文编》和《补编》清代至乾嘉之际，社会矛盾日渐尖锐，于是关心社会现实问题的经世思想也日益兴起。乾隆年间陆燿辑成《切问斋文钞》，选辑清人经世致用的文章于一编，为清后期经世文选编之先驱。但还未太引起人们的重视。道光初江苏布政使贺长龄有志于此，延请魏源辑成《皇朝经世文编》，这是清代以《经世文编》命名的第一部书，始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皇朝经世文编》120卷，魏源辑，于道光六年（1826）成书，选录自清初以来的经世文章2193篇，作者450余人。不论其身份地位，只视其文章内容，“凡俾世用者”皆选入文编。分为8纲65目，卷前有总目，还有所收文章的作者及其论著的简单介绍，供读者了解作者简历及查找文章出处。道光七年（1827）刊出后，深受世人重视，影响很大，陆续有多种版本重刻重印。此书是在鸦片战争前编成的，但所论列的问题大都到近代也还存在，或更有了发展，为治近代史者不可不读。

道光末，有张鹏飞编的《皇朝经世文编补》，又名《补皇朝经世文》。

他推崇魏源编的《经世文编》，但认为其选文有“详东南，略西北”的缺点，于是增补重刻，增补计351篇，多为西北人士之文。此书成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已在鸦片战争之后，但并无涉及鸦片战争的文章。该书仅有张鹏飞的束鹿堂咸丰元年（1851）刻本，流传不广。

洋务运动时期的《经世文续编》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和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动荡，清政府展开了洋务运动。在此时期，主要有饶氏、葛氏、盛氏三家《皇朝经世文续编》。其中颇多有关洋务的文章。这是接踵《皇朝经世文编》而来的《续编》，但却有了不同于《皇朝经世文编》和《补编》的时代特点。

饶玉成所编《皇朝经世文续编》，120卷，有光绪八年（1882）刻本。

共519篇，其中有33篇抄自《皇朝经世文编补》。补录了一部分道光以前的文章，主要是选录道光、咸丰、同治三朝50多年间的经世文章。有关洋务的文章不少。一如魏编体例，分8纲63目。此书对所选文章有妄加删略之处，且校印不精，为时人所讥。

葛士濬辑《皇朝经世文续编》，120卷。此书于光绪十四年（1888）由上海图书集成局出版，以后又有数种翻印本。主要收录鸦片战争以后到光绪初年的文章，也补选了少数近代以前的文章，共1301篇，其中有和饶玉成《续编》重复的246篇。其编例沿袭魏编，大体反映了中国近代前期社会大变动的情况，在三种《皇朝经世文续编》中，以这一种的影响最广。但因成书当嫌仓促，选文间有删节不当或校勘不精之处。

盛康所编《皇朝经世文续编》，120卷。其子盛宣怀也参与编辑工作。

所收道光至光绪近80年（1820—1897）间文章，其编例仍沿袭魏编，共8纲71目（有关对外交涉的文字，拟辑为外编别立纲目，故未编入），1989篇。作者达538人，编列作者生平简介及文集名，以便追索原出处。奏议皆注明日期。有光绪二十三年（1897）武进盛氏思补楼刻本。木刻印刷的数量受限制，又成书较晚，所以流传之广不如葛编。但因内容丰富，校刻精审，再加编者之声名显赫，故仍得到当时社会的重视。出书时已至戊戌变法前夕，但不收维新派的文章。

甲午战后至戊戌时期的经世文选编甲午战争失败，人们产生了急于救亡图存的危机感，维新变法运动也迅速进入**。在这一时期出现下述一些经世文选编，有的仍承袭上一时期的洋务内容，有的则选收资产阶级维新派鼓吹变法的文章。

《皇朝经世文三编》，80卷，陈忠琦编，光绪二十四年（1898）上海龙文书局石印本。又有二十七年（1901）上海书局石印本，二十八年（1902）上海龙文书局石印本。本书为葛氏《续编》之续编，故称三编。所收为葛氏《续编》以后十年间（1888—1897）的文章，共639篇，有些是外国人写的。《皇朝经世文三编增附时事洋务》（又名《新增经世文续编》、《皇朝经世文新增续编》、《皇朝经世文新增时务续编》），72卷，甘韩编，光绪二十三年（1897）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收甲午战争以后三年间的“时务”文66篇，介绍外国情况的“洋务”文12篇。

《时务经世文编》（又名《皇朝经世文编五编》），32卷，光绪二十三年（1893）求是斋编辑出版，又二十八年（1902）香港宜今室石印本。收甲午战争以后关于新政时事论文377篇，编者曾出使英法等国，颇谙西事，选文亦多采言西事之书，是一大特点。

《皇朝经世文新编》，32卷，麦仲华编，光绪二十四年（1898）上海书局石印本。这是维新运动**时期编辑出版的书，内容主要是鼓吹变法议论新政的文章，共511篇，其中有外国人写的5篇。光绪二十八年（1902）又有上海古香阁石印本，惟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不署名。

庚子以后“新政”时期的经世文选编光绪二十六年（1900）慈禧太后挟光绪帝出逃西安，十二月初十日（1901年1月29日）下诏变法。于是戊戌政变后一时沉寂的谈新政不再禁忌，反而成为时尚。旧有的经世文编大都重新出版，也有些新编的，当时不只是学者关心经世大业之作，书商也将其视为应时牟利之作。市场需求大，也反映了当时社会人士关心新政。

《皇朝经济文编》，128卷，求自强斋主人编。成书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二十七年（1901）上海慎记书庄石印本。此书选收清末经国济世之文为主，多戊戌变法前后文，大约由于戊戌政变后的顾虑，作者多不署名。《皇朝经济文新编》，62卷，上海宜今室主人编辑，光绪二十七年（1901）石印本。多收经国济世以救农工商的论文，共846篇。此书出于书贾之手，编选欠精，又多不署作者。在相继出版的这类书中，此书不为当时人重视。《皇朝经世文统编》，102卷，邵之棠编，光绪二十七年（1901）上海慎记书庄石印本，又上海宝善斋石印本。选文自清初至光绪二十七年，主要是道光以后诸朝的，共2481篇。为供当时应经济特科考试者参考。此书在各种经世文编中，是收文最多、内容最广、子目最细的一种。

《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21卷，甘韩编，光绪二十八年（1902）商绛雪斋书局本，又瑶林书馆本。收光绪二十七年（1901）元月至二十八年（1902）五月间的文章，共557篇。

《皇朝蓄艾文编》，80卷，于宝轩编，光绪二十九年（1903）上海官书局铅印本。这实际上也是《皇朝经世文新编》的继续，续收戊戌前后论述维新变法的文章，共1079篇。此书晚于《新编》四年，为选收中外人士关于变法论述文最完备的一部。

《皇朝经世文四编》，52卷，何良栋编，光绪二十八年（1902）鸿宝书局石印本，又上海书局石印本。“皆取中西名人伟论，有关经世之用，为初、二、三编所无者，莫不搜求”（《凡例》），而多数为写于庚子前后的文章，共359篇。此书系为满足清政府宣布行“新政”后一般士大夫的需要而选编的，反映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的文章多未选收。

《皇清道咸同光奏议》，64卷，王延熙、王树敏编，光绪二十八年（1902）出版。这是只选收奏议的一种经世文选编。

此外尚有仲英采辑的《洋务经济新学论》（1895）、管斯骏编《洋务自强新论》（1896）、陈昌绅编《分类时务通纂》（1902）等等。

第七节 报刊

中国近代报刊开始是由西方来的外国人创办的，稍后才有中国人创办的。到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宣传维新变法的报刊受到读者欢迎，形成一个报刊**。进入二十世纪，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以报刊宣传反满革命，形成又一个报刊**。辛亥革命爆发之后，革命派活动由秘密转向公开，全国报刊骤增，其中言论主张并不一致，但总之是言论自由，一扫旧皇朝时期的法令禁锢。袁世凯及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报刊又被迫萎缩，然而也酝酿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具有崭新思想的报刊的出现。

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报纸最先在中国创办近代报刊的是外国传教士，他们创办中文的和外文的报刊，既向中国人传教，也向外国人介绍中国情况，为其侵略中国服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人，包括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逐步增多，十九世纪四十至九十年代半个世纪中，他们在中国创办的中外文报刊有170余种，约占同时期中国报刊总数的95％。主要有《万国公报》、《中西闻见录》、《益闻录》等。《万国公报》是这些报刊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种。1868年创刊于上海，初名《教会新报》，1874年改名为《万国公报》。主编林乐知。这是以时事为主的综合性刊物。1907年停刊。《格致汇编》，1872年创刊于北京，初名《中西闻见录》，1876年迁于上海，改名《格致汇编》。英国人傅兰雅主编。以介绍科学知识为主。1892年停刊。《益闻录》，1878年创刊于上海，李杕主编。主要报导国内新闻。1898年与《格致新闻》合并，改名《格致益闻汇报》。

为适应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需要，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商业性质的报刊也迅速发展起来，其中以《申报》最为重要。《申报》，1872年创办于上海，为英国商人美查（E.Major）集资创办。1909年卖给报馆买办席子佩。1912年席又卖给史量才。1949年停刊。历时77年，共出版约25000号。内容有论说、新闻、广告、货物价格表、轮船进口表等。因历年久，所载近代史料甚丰富，尤富于经济史料。上海又有《新闻报》，1893年创刊，先后由英国人丹福士（A.W.Danforth）和美国人福开森（G.C.Ferguson）主持，也偏重经济新闻及商贸消息，一度成为可与《申报》竞争的上海大报。1949年停刊。此外尚有天津英国人办的《时报》（1886—1891）、北京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1901—1903）。

这一时期帝国主义还在中国创办了一些外文报刊。其中时间长影响大的当数在上海出版的《北华捷报》（NorthChinaHeaald）。《北华捷报》，1850年创刊，为英国人创办的一种周报。主要刊载时事新闻、商情、司法和领事公报。后因商情新闻日增，1864年增出日报《字林西报》（NorthChinaDailyNews），作为《北华捷报》的副刊。随着《字林西报》发行量的扩大，《北华捷报》反而成为《字林西报》的星期日增刊。《字林西报》成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喉舌。两报皆于1951年停刊。

中国人创办的报刊和维新运动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起，在香港、广州、上海、汉口等地，也先后出现了中国人自己办的最早的一批报刊，如香港有《中外新报》（创刊于1858年）、《华字日报》（1864年）、《循环日报》（1874年）、汉口《昭文新报》（1873年）、上海《汇报》（1874年）、广州《述报》（1884年）、《广报》（1886年）等。这些报刊多由初具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进步知识分子所创办，向国人宣传了一些新知识、新思想。

到维新变法运动兴起时期，中国人办的报刊开始出现**。在1895—1898年间由维新派创办的各种报刊达30多种，其中《中外纪闻》、《强学报》、《时务报》、《知新报》、《国闻报》、《湘学报》和《湘报》等影响较大。

《中外纪闻》，1895年8月创刊于北京，由强学会主办，梁启超、麦孟华编辑，两日刊。初名《万国公报》，因与上海广学会所出刊物重名，12月改名《中外纪闻》。主要转载邸报，编译西电西报，介绍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意在广开知识，改变士大夫不通外情的闭塞状况。每期随《京报》送与在京官员，达二三千分。1896年1月被封禁。是月，强学会上海分会创办《强学报》，又出三期，即与《中外纪闻》同时被封禁。

《时务报》，1896年8月在上海创刊，10日1册，汪康年任总理，梁启超等任主笔。以宣传变法图存为宗旨，数月间销至一万多份。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下令改为官报，并派康有为督办。汪康年以“商款仍归商办为由”，改为《昌言报》，又出了10期。

《知新报》，1897年2月在澳门创刊，总理为康广仁、何廷光。先为五日刊，后改旬刊，又改半月刊。宣传变法图存，介绍戊戌新政。政变后继续出版，为维新变法辩护。1901年停刊。

《国闻报》，1897年10月在天津创刊，严复主编，日出一大张。主张变法自强，为维新派在北方的主要报纸。又出副刊《国闻汇编》旬刊。戊戌政变后售予日本人。

《集成报》，1897年5月陆念护创办于上海，旬刊，为维新运动时期文摘性的刊物。今见者有第1—34册，保存大量史料，分类辑录，便于检阅。戊戌以后的立宪派报刊戊戌政变镇压了维新运动，但由维新运动激荡起来的办报热潮却不可遏阻，中国近代报刊仍保持着发展势头。

康有为、梁启超等逃亡国外，成立保皇党，继续进行政治活动，继续创办报刊，主要有《清议报》、《新民丛报》、《政论》、《国风报》等。《清议报》，1898年12月在日本横滨出版，旬刊。梁启超主编，宣传实行君主立宪，主张保救光绪皇帝。1901年12月因火灾停刊，共出100期。后又出版汇编本《清议报全编》26卷，内容有增删，编次也和原刊不同。《新民丛报》，1902年2月创刊于日本横滨，初为半月刊，后不定期。

仍由梁启超主编，为当时改良派最主要的宣传阵地。其后革命思潮高涨，而此报仍坚持君主立宪，反对革命，与革命派的《民报》展开论战，声誉骤减，于1907年8月终刊，共出69期。

《政论》，1907年10月创刊于日本东京，后移上海出版，月刊。为政闻社机关报，梁启超、蒋智由主编，宣传君主立宪，反对暴力革命。出至9期停刊。

《国风报》，1901年在上海出版，旬刊。发行人何国栋，实际主持人为梁启超。立论仍主君主立宪，要从思想上影响和指导当时的资产阶级立宪运动，鼓吹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实业和金融。至1911年6月停刊，共出52期。以上为戊戌政变以后至辛亥革命爆发前以梁启超为主要编辑人的君主立宪派的主要刊物。此外尚有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外交报》和《东方杂志》，其政治主张也是君主立宪，但不像上述诸刊那样着重宣传政治主张，而主要是时事报道和时论选辑。《外交报》1902年1月创刊至1911年1月停刊，旬刊，共出100期，保存了辛亥革命前10年间有关中外关系的丰富的编年史料。《东方杂志》，1904年3月创刊，至1948年12月终刊，是中国近代出版时间最长的大型综合性杂志，月刊（中间曾改为半月刊），共出44卷。保存了极为丰富的历史资料。

辛亥革命前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刊随着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涨，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进行武装斗争的同时，也创办了许多报刊进行革命宣传。他们在国内各地以及港澳、日本、南洋、美洲等地，创办了约120多种报刊，其中日报60多种，期刊50多种，发行数量最多的达2万份。

《中国日报》，1900年1月在香港创刊，陈少白任社长兼总编辑。日报日出两大张，同时附出《中国旬报》刊载长稿。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第一份报纸，兴中会和同盟会的机关报。曾和香港的保皇派报纸《商报》展开论战。辛亥革命后迁广州，成为国民党的宣传机关。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被查封。

《苏报》，1896年6月创办于上海，初以报道市井琐闻为主。1902年章士钊任主笔，渐成为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的机关报，1903年清政府勾结租界当局将《苏报》查封。

在日本，主要在留日学生中，创办一批宣传革命反满的报刊。1901年有《国民报》，1902年有《游学译编》，1903年有《湖北学生界》、《浙江潮》、《直（隶）说》、《江苏》，1904年有《白话》，1905年有《醒狮》，1906年有《洞庭波》、《云南》、《豫报》、《鹃声》，1907年有《汉帜》、《晋乘》、《粤西》、《河南》，1908年有《四川》、《夏声》等。其中尤以《民报》影响最大。《民报》的前身是华兴会的《二十世纪之支那》，1905年6月创刊于东京。中国同盟会成立后，改名为《民报》，为同盟会之机关报，这年11月26日在东京创刊。孙中山亲撰《发刊词》，第一次将同盟会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公布于世。初为月刊，后改为不定期出版，共出26期，另有一本增刊《天讨》。内容以政论为主，宣传革命思想，力辟保皇谬说，甚得读者欢迎，销数一增再增，发行至18期以后，销数已达12000多份。

辛亥革命前夕在上海出版的鼓吹反清革命的报纸，最著名的当数相继创刊的《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世称“竖三民”，主要创办人为于右任。《民呼日报》，1909年6月创刊，出至93期被查封。不久改办《民吁日报》，1909年10月3日创刊，11月19日又被查封。1910年10月11日又创刊《民立报》，继续出版至1913年9月4日，其间对辛亥革命及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均作了积极的报道和评论，被袁世凯查封。辛亥革命及民国建立后的报刊辛亥革命的胜利及清朝政权的垮台，使报刊一时间空前繁荣，全国大城市及许多中小城市几乎都有报刊出版，由原有的100多种，骤增至近500种，总销数达四千二百万份，被称为中国报界的黄金时代。

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纸得以发抒的时期，如前述《民立报》之外，尚有北京的《国光新报》、上海的《民权报》、《太平洋报》、《中华民报》、《民国新闻》以及武昌起义后不久即在武昌创刊的《中华民国公报》等，它们的共同点是坚决主张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反对袁世凯独裁。

这一时期的报刊呈多元化的发展，各政党、团体、政治派别、以及各持不同政治观点的个人，都可以创办报刊。比较重要的有：《大共和日报》，为中华民国联合会机关报，1912年1月4日在上海创刊，章炳麟任社长兼总编辑。其政治倾向是拥护袁世凯，反对国民党。后成为共和党的报纸，1915年6月停刊。

《民声日报》，1912年2月在上海出版，为黎元洪创办的报纸，反对孙中山及南京临时政府。后为民社机关报。

《庸言》，1912年12月在天津创刊，先为半月刊，后改月刊，以政论为主，实际反映进步党的政见。

《亚西亚日报》，1912年在北京创刊，为袁世凯的御用报纸。

《不忍》杂志，1913年2月在上海出版，月刊，康有为创办，仍然发表反对共和的主张。

在袁世凯和北洋政府以及各地军阀统治下，报刊受到严重摧残。但1915年新文化运动兴起，《新青年》创刊，中国报刊又有新的气象，《国民》、《新潮》、《每周评论》等相继出刊。

第八节 建国以来近代文献的整理出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对中国近代文献有过一些整理出版，如故宫博物院编印的《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系整理清宫档案而成。自二十至四十年代，先后有程演生、俞大维、萧一山、王重民等，从法、德、英等国图书馆发现太平天国印书多种，拍照或抄录回来编印出版。说明人们已开始重视近代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工作，但成果尚不多。大规模地有组织地进行这一工作是在建国以后。主要有：（一）以大事件为主的史料整理，（二）专史资料的编辑，（三）有关中国近代史外文资料选译，（四）《近代史资料》期刊为代表的零星史料的发表。

中国近代大事件专题史料按中国近代大事件编辑史料，当以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为代表。

建国之初中国史学会成立以后，即着手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由徐特立、范文澜、翦伯赞、陈垣、郑振铎、向达、胡绳、吕振羽、华岗、邵循正、白寿彝为总编辑委员拟出《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捻军》、《回民起义》、《洋务运动》、《中法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北洋军阀》等共12个专题（最初还拟有“五四运动”专题）。这套丛书大多数在五十年代前期编成出版，只《第二次鸦片战争》出版于七十年代末，《北洋军阀》出版于八十年代末。这套丛书，分头编辑，并无统一体例；且有关史料各有差异，亦难强求划一。早期出版的有的不免显得零乱，如《鸦片战争》（1954年），其中有关的上谕、奏折，选自多种来源，不一定完全，又不免重复。而《第二次鸦片战争》出版晚（1978年），在编辑过程中有较多的时间去搜集、整理、比较、选择，几经修订而后定稿，便显得清楚严整。有关的上谕、奏折，全是就清故宫档案整理而成，既完整，又准确。

也有考核不精致选入伪作的失误。如《太平天国》中的《江南春梦庵笔记》和《义和团》中的《景善日记》，都是伪造的①。至于选材时之取舍或有不尽适当之处，要算是在所难免的小疵了。

这套丛刊，总计有2500万字，搜罗宏富，把许多分散在各处的史料，包括一些流传不多或未曾刊布的史料，编辑在一起，呈献在读者面前，只就这一点来说，就对推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起了很大的作用，为开展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中国近代史资料甚多，仅有这样12个大事件的选题是远远不够的，有些情况或事件就包括不进去，例如马嘉理案和烟台条约、日俄战争，就无从涉及。而且只就这12个大事件的史料来说，丛刊已选录的也只有一部分或一小部分，所以都不断有新整理的史料出版。例如根据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宫档案编的《鸦片战争档案史料》，《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戊①据罗尔纲：《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集》一书中之《太平天国史料里的第一部大伪书——〈江南春梦庵笔记〉》。程明州：《所谓〈景善日记〉者》，见《燕京学报》第27期；丁名楠：《景善日记是白克浩司伪造的》，见《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4期。

戌变法档案史料》、《义和团档案史料》、《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等。此外还有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编的《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所筹委会编的《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等。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的《太平天国资料丛编简辑》，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编的《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头两种是《辛亥革命》和《南京临时政府》）等等，为数甚多。近年又计划编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拟定的第一批专题有太平天国、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立宪运动、辛亥革命。其中戚其章主编的《中日战争续编》11册，已由中华书局出版。张振鵾主编的《中法战争续编》8册，前2册为中文资料，后6册为翻译法文资料；福建师范大学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的《清末教案》6册，前3册为中文档案，后3册为翻译外文档案，均已由中华书局开始出版。中国近代专史、专题资料中国近代专史、专题资料的编辑出版，包括经济史、思想文化史、军事史、中外关系史等，而以经济史资料尤为显著。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重要者有：《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1940—1895）、孙毓棠编；第2辑（1895—1914），汪敬虞编，1957年科学出版社出版。又一部《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4辑，陈真等编，1957—1961年三联书店出版。内容以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为主，故与前书很少重复，可互相补充。《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4卷，彭泽益编，1957年三联书店出版，前两卷内容为自鸦片战争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资料。《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4辑，1957年三联书店出版，第1辑（1840—1911），李文治编；第2辑（1912—1927），章有义编。以上四书，搜罗宏富，共计近一千万字。均按章节题目选编资料，节录适当，剪裁精到，很便于查找参考。其他还有《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863—1911），宓汝成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1辑（1840—1895），聂宝璋编；《中国近代盐务史资料选辑》，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1840—1911），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姚贤镐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与经济政策资料选辑》（1840—1864），巫宝三等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赵靖、易梦虹主编。

其他关于地方或个人企业的经济史料，有《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料选辑》（1840—1949），黄苇、夏根编；《贵州近代经济史资料选辑》（上），蒋德学主编；《清代四川财政史料》，鲁子键编；《张謇农商总长任期经济资料选编》，沈家五编；以及《上海钱庄史料》，《荣家企业史料》、《刘鸿生企业史料》，《启新洋灰公司史料》等等，成绩也相当可观。

中国近代军事史料，有张侠等编的《清末海军史料》和《北洋陆军史料》，杨志本主编的《中华民国海军史料》。

文化思想方面，有张静庐编的《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二编）和《中国出版史料补编》；舒新城编的《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陈学恂主编的《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朱有恂主编的《中国近代学制史料》；陈学恂、田正平编的《留学教育》（《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之一）；李甄馥等主编的《中国近代哲学史资料选编》；陈崧编的《五四前后东西方文化问题论战文选》等等。

中外关系方面，有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中美关系资料汇编》，朱士嘉编的《美国迫害华工史料》，陈翰笙主编的《华工出国史料汇编》，孟广耀编的《中俄关系资料选编》等。

有关中国近代史外文资料选译建国以来，对于有关中国近代史的外文文献资料，也陆续选译出版。这些资料，相当一部分收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等书中，也有一部分单行编集出版。如胡滨译的《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广东省文史研究馆译的《鸦片战争史料选译》、《鸦片战争与林则徐史料选译》，王崇武等编译的《太平天国史料译丛》，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的《太平军在上海——北华捷报选译》，北京太平天国史研究会编的《太平天国史译丛》，许崇信等译的《八国联军目击记》，邹念之编译的《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等等。翻译的外文资料，可以弥补中文文献的不足。

近代史资料期刊1954年《近代史资料》出刊。这是由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研究所）编辑的一个资料性期刊。初为季刊、双月刊，中经停顿，“十年动乱”后复刊，现为不定期刊，而总数已出至80多期，发表了一千四五百万字的资料。内容包括自1840年以来清朝和民国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各方面的史料，如档案、函电、日记、著述稿本、回忆录、访问记或调查记以及图片等原始资料，成为治中国近代史的人不能不读的刊物。

《近代史资料》编辑组尚编有《近代史资料专刊》20多种，如《太平天国资料》、《庚子纪事》、《山东义和团案卷》、《民报》、《辛亥革命资料类编》等。

《近代史资料》极少发表清宫档案，而整理发表清宫档案的则有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1989年改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的《清代档案史料丛编》，不定期出版，1973年开始，至1990年已出至第14辑。

解放前，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曾编印《掌故丛编》、《文献丛编》、《史料旬刊》，陆续刊布清宫档案。《清代档案史料丛编》是上承以上三种档案丛编而来的，就故宫所藏清代档案，以及少数明代档案，以专题辑录，每辑一般收数个专题。如第1辑的专题是：《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清政府的财政状况》、《辛酉政变》、《洪全福起事》、《顺治朝继续加派练饷》，三个专题是近代的，只最后一个专题是清初的，且只收三个题本。而第4辑三个专题都是顺治年间的事，只在最末收录了三件在清方档案中保存下来的太平天国文书。可见这个《丛编》选录近代档案，并不偏重近代。

原在清宫以外的档案有些也已入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如清末重要督抚赵尔巽、端方的档案均已入藏。第8辑选辑主要有关辛亥革命时期东北情况的文件，皆录自《赵尔巽全宗档案》；第14辑《出国游学生等致端方函札》80通，皆录自《端方档案》。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有《档案史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有《民国档案》，皆季刊，发表一部分论文，刊布一部分档案。其他如北京、上海等地的历史档案机关，也编有包括近代档案的期刊。

（谢选骏指出：人说吴汝纶意在为李鸿章“止谤”，有些文件删而不录，收录者亦间有删改。至于多由幕僚起草之公牍如批札咨文等，因“已离本任，无从搜罗”，遂一概从略了。——不过在我看来，这些都算小事，真正要命的是，那些“忠实的原件”，其实也并非历史真相的展示，而是一种即时杜撰的谎言，经常用于掩盖真相的浮现。所以连黄俄杂狗都说，“单靠《清朝文献通考》来了解清代典制已远远不够”。不过在我看来，即使所谓“密信”，其实也是某种意义的公开信，所以如何做到去伪存真呢。马列狗黄俄猪只知“以记亲身经历和直接见闻者可信性强；记间接传闻的，其可信度就要看情况来判定了。”——即属此类肤浅之见。他们依靠这种东西来从事历史研究，充其量只能旁敲侧击，无法洞穿底里。）

【第二章 研究概况】

第一节 建国前的近代史研究

在新中国建立前，近代历史已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与研究。其中，资产阶级学者曾出版过一些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著作。例如，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长河商务印书馆1938年）和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商务印书馆1947年）等等。这些著作在史料的收集、考订和某些具体问题的论述诸方面，多有建树；某些论著对于近代历史的思考，也不乏真知灼见。例如，蒋廷黻在他的书中就提出了中国社会近代化的问题。他说：“近百年的中华民族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废除我们的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能富强，不能者必遭致惨败，毫无例外。并且接受得愈早愈好，日本就是好例子。”但是，从根本上看，因著者的阶级局限，上述的著作都未能给中国近代历史以科学的说明，并指明其客观的规律性。更有甚者，颠倒是非，贬斥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而为帝国主义侵华政策作辩护。蒋廷黻将英国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说成是“东西对打”，肯定琦善而贬抑林则徐，并谓“不平等条约的根源，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无知，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法制未达到近代文明的水准”，就是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真正构成近代史新学科的滥觞的，是其时马克思主义者筚路蓝缕的开创性研究。1933年李鼎声出版了《中国近代史》一书，是较早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代表作之一。1939年后，**在《中国革命和中国**》、《改造我们的学习》等许多有名的著作中，不仅号召重视对中国近百年史的研究，还对诸如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与性质、中国民主革命的对象、动力与前途等一系列涉及中国近代史的重大原则问题，作了马克思主义的精辟论述。这些论述后来成为新中国的学者们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理论依据。其后，以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为代表的研究近代历史的开拓性著作陆续问世。

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册）撰写于1945年，1947年出版，共分八章：第一章，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章，中国人民的反英反满斗争；第三章，太平天国革命；第四章，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五章，洋务派的“自强”与第一次割地狂潮；第六章，甲午战争及第二次割地狂潮；第七章，第一次改良主义运动——戊戌变法；第八章，对抗瓜分的义和团运动。本书虽未全部完成，但其突出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主线是十分明显的。它揭露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高度赞扬了从林则徐、洪秀全到义和团，中国人民英勇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同时谴责了以清政府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实行对外妥协投降的政策，祸国殃民。作者以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他说：“鸦片战争开始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它不再是完整的封建社会而是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了。战前的历史仅是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史；战后的历史是民主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史，性质是截然不同的。”

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是一本专著。它从“官、民、夷”三者关系上阐述帝国主义侵略是怎样引起了近代中国社会内部各种政治力量的新调整和阶级结构的变化，从而揭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本质与规律。作者在六版“序言”中指出：“为了说明只有彻底地从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下解放出来，只有彻底地打倒作为帝国主义的工具的中国反动阶级，中国才能有真正的国家的统一，人民的民主和民族经济的发展。为了警惕帝国主义会用这样那样的方法来破坏中国人民的革命，为了指出中国的民族独立只有依靠无产阶级的领导而不能依靠资产阶级的领导来实现，作者当然不需要在写作时丝毫离开历史事实的真相，恰恰相反，越是深入揭露历史事实的本质的、规律性的东西，越是能说明问题。”

范文澜与胡绳的著作，开一代新风，对其后新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和教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节 建国后近代史新学科体系的建立与发展

中国近代史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一般人囿于传统的观念，厚古薄今，甚至不认为中国近代史足以构成一门“学问”。只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人民政府建立了专门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机构，在各高等院校历史系开设中国近代史课程，培养和组织起一支稳定的教学和科研队伍，中国近代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才得以真正确立，并日益显示其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前景。

建国前旧有的资产阶级近代史学科体系，有三大特征：（一）从通史编写的体例看，藉以区分近代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和阶段的标准，不是清朝皇位的更迭和北洋军阀当权者的更换，就是中国社会政治运动的某些表象，如“积弱”、“变政”、“共和”，或者放弃分期，而满足于对重大事件的简单铺陈。但无论采取何种体系，旧的学者都无视对近代历史发展本质和主流的把握；（二）固执唯心论的英雄史观，无视、歪曲和贬斥近代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三）不承认近代中国历史发展有自身规律性。显然，资产阶级学者赖以指导自己研究的学科体系是历史唯心主义。

建国后，史学工作者即开始努力探讨打破旧的资产阶级学科体系，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的近代史学科体系。1954年胡绳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一文，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延续三年之久的大讨论，并促成了新学科体系的最终确立。所谓分期问题，就是要从纷纭复杂的中国近代历史现象中，找到一条线索，循此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划分为若干符合其自身逻辑的阶段，以充分展现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及其演进脉络。胡绳认为，中国近代史著作的基本任务，就是说明在外国帝国主义侵略的条件下，中国近代社会内部阶级结构的变动，及其相互关系和发展趋势。因此，“可以在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来做划分时期的标志”。据此，他主张以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三次革命**为主要标志，将近代史分为七个阶段：1840—1850年、1851—1864年、1864—1895年、1895—1900年、1901—1905年、1905—1912年、1912—1919年。其后，孙守任、金冲及、范文澜、戴逸等人先后提出商榷。其中有代表性的不同意见有二：（一）“从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发展及其质的某些变化为标准”，将近代史分为四个阶段：1840—1864年、1864—1894年、1894—1905年、1905—1919年（孙守任：《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的商榷》，《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二）“应该是将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的表征和阶级斗争的表征结合起来考察”，将近代史分为五个阶段：1840—1864年、1864—1895年、1895—1900年、1900—1914年、1914—1919年（金冲及：《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意见》，《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显然，这些不同意见只是补充了胡绳的观点，从根本上说，并没有超越前者。故讨论的结果，胡绳的以阶级斗争为标准的分期法，基本上为多数人所接受。

这就是说，新中国的学者强调以阶级斗争为主线，借以理解和把握近代历史发展的本质与主流，重在通过对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变化的考察，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并充分肯定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这就有力地打破了唯心主义的旧学科体系，将近代史研究置于科学的基础之上，建立起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新的学科体系。其基本范式，可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两个过程”（即指**在《中国革命和中国**》中所说：“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三次革命**”、“八大事件”（即指：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

新的学科体系不是抽象的，它的确立生动地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1958年后，近代通史性著作开始重新编写并陆续出版。其中有影响的著作有：林增平著《中国近代史》（上、下册，1958）、戴逸著《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1958）、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四册（1962年）、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四册（1965年）。这些著作尽管各具特色，但就其编著体例而言，都体现了以阶级斗争为主线，以“三次革命**”为标志的近代史学科的新体系。此外，大、中学校中国近代史教材的编写也概莫能外。这样，新的学科体系实际上已成为新中国不同层次的人们所共同接受的模式了；其二，形成了对近代史研究的宏观指导。新中国的学者都能在自觉体认新的学科体系所揭示的对近代历史发展本质与主流的规范上，展开自己的具体研究。因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特别是建国后的17年间，近代史研究的繁荣与发展正是这一新的学科体系充分展布的结果。这即是说，新学科体系的建立不仅为17年的近代史研究提供了赖以展开的前提，同时其自身即构成了全部研究成果中最深刻、最本质之所在。

进入八十年代后，又出版了一批通史性的近代史著作。其中，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二册），是一部有广泛社会影响的著作。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著的《中国近代史稿》（四册），体例严谨，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变化等，都给予了应有的重视。苑书义等著的《中国近代史新编》（三册），博采众家之长而又不囿于成说，对不少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但是，这些著作在编写体例上，尚未有根本性的突破。

随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八十年代后研究者不可避免地要对一成不变的近代史学科范式提出异议。他们以为，近代中国社会错综复杂，动荡而变化急剧，多样而非单一。现有的学科范式只突出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史，近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等更为丰富的内容被轻忽了，本是丰富多彩的历史因之变得枯燥乏味。现有的中国近代史格局应当突破。不过，尽管“三次革命**”说在实际上已被研究者放弃，但是，近代史学科体系究竟应当怎样改造，至今依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第三节 建国后关于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政治史从来是历史研究的主干，加之近代中国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都空前尖锐，社会经历巨变，政治风云急剧变幻，跌宕起伏，所以政治史自然也构成了近代史研究的一个主要领域，著述如林。近代政治史研究主要集中于“八大事件”。其中第二次鸦片战争和中法战争的研究，除了蒋孟引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和牟安世的《中法战争》两部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外，从总体上看，相对薄弱。限于篇幅，这里只具体介绍除上述二者之外的其他六大事件及北洋军阀研究。

鸦片战争史中英鸦片战争是中西方关系和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点，所以历来为研究者所重视。牟安世的《鸦片战争》和萧致治主编的《鸦片战争史》，是迄今出版的两本系统研究鸦片战争史篇幅较大和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二者都注意到了广泛和充分地利用中外文资料，却又各具特色。前者在详细考察了“鸦片输入”、“禁烟过程”、“战争过程”的基础上，比较完整地描绘出了鸦片战争的全貌。同时，作者着力从政治与军事两方面的结合上，系统地考察了战争的历程，包括每一阶段，以至每一场主要的战斗，在战略战术上的成败利弊，都作了探讨，使已有的研究深入了一大步。后者则视野更加开阔，不仅仅将鸦片战争看成是中英两国间发生的一场战争，而且将之视为中国历史发展中带转折意义的重大事件，因之除了叙述战争的全过程之外，更着力于从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视野，探讨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后果和影响。陈胜粦著《林则徐与鸦片战争论稿》，是一部论文集，作者将林则徐的一生与整个时代和社会有机地联系起来，作多方面和整体性的研究，也比较全面地重现了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社会的历史场景。

同时，研究者对于战争前后的士林风气、经世派以及对西方的了解，汉学宋学的论争，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战争前后中国社会经济状况与变化等等，也都有所论述，且观点愈趋平实。学术界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使用主战派、主和派两个概念，界分鸦片战争时期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有的研究者对此提出异议，以为清政府内部并不存在主战、主和两大阵营。道光帝为首的统治集团经历了主抚—主战—再主抚的变化过程，反映了儒家传统的剿抚并用的政策。而其失败，则又提出了外交观念与政策“从传统走向近代化的任务”（郦永庆《从档案看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的对外政策-兼谈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问题》，《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有的研究者则考察了士大夫的不同阶层在鸦片战争中的不同表现，以为其上层即官僚士大夫，多经历了由自大转为自卑的过程；其中下层即尚未入仕的读书人和虽入仕尚未更多受官场积习影响的中下层官僚，多战前倡导禁烟，战时积极参战，战后则开眼看世界。中国传统文化积极与消极的层面，都在不尽相同的士大夫身上表现其深层的影响（沈渭滨《从睡眼方开与昏昏睡去——鸦片战争与中国士大夫散论》，《江海学刊》1990年第5期）。还有的研究者则着眼于一个长时段的考察，以为嘉道间士习的衰恶是清皇朝步入衰世的表征，一些有识之士因之起而批评时弊，倡言变革，形成了所谓的经世派。鸦片战争前后，随着时代的变化，经世派中的一些人将视野从时务扩展到“夷务”，进而主张学习西方。但他们地主阶级的立场是坚定的，即不是封建制度的“拆天”者，而是补天者。林则徐、魏源、姚莹、冯桂芬等人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镇压农民起义，从根本上说，他们与湘、淮系的那些头面人物并无本质的不同。所以，“从嘉道年间崛起的地主阶级经世派，其发展脉络是明显的，这就是以湖南、安徽为中心的湘、淮系的一批人物”（龚书铎《清嘉道年间的士习和经世派》，《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这些论述无疑都表现了开阔的思维。

鸦片战争时期的重要人物，诸如龚自珍、魏源、林则徐、道光帝、徐继畬、姚莹、琦善等，都有不少研究成果。其中林则徐的研究最有成绩。这方面的成果，除了陈胜粦的《林则徐与鸦片战争论稿》外，杨国桢的《林则徐传》具有代表性。作者“以林则徐的政治活动为主线，以在历史上的突出贡献为重点”，分章论列，鲜明地突出了林则徐作为地主阶级改革家的形象。太平天国史建国前太平天国研究便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建国后更成为各专史研究中的热点，成果最为丰富。

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是新中国太平天国研究集大成的巨著。全书150万言，共88卷。作者经过长期探索，在我国古代作为正史体裁的纪传体基础上创造出一种综合性的新体裁。《太平天国史》正是依此新体裁撰成的太平天国通史性著作，全书史料翔实，见解精辟。其第一篇“叙论”，对太平天国的始末作综合性的叙述与评论。第二篇“纪年”，依时间先后为序，记录大事。第三篇“表”，分门别类，列表以详。第四篇“志”，为各种专门史，凡政治、宗教、经济、军事、外交、礼仪、文化、艺术等皆有专志。第五篇“传记”，上起天王洪秀全，下至乡官钟志诚，旁及捻军人物和其时各地各民族起义领袖，如刘丽川、杜文秀等，均为之立传。茅家琦主编的《太平天国通史》，共三册，同样是规模宏大的太平天国通史性著作。本书较全面而详细地叙述了太平天国的兴衰历史，并及其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与外交等诸方面。全书资料翔实，脉络清晰，独具特色。

太平天国的专题研究，成果更显丰硕。如郦纯的《太平天**事史概述》、茅家琦的《太平天国对外关系》、郭毅生的《太平天国经济制度》、王庆成的《太平天国的文献和历史：海外新文献刊布和文献史事研究》、夏春涛的《太平天国宗教》等等，就太平天国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作专深的研究，各有创见。特别要提出的是，钟文典主编的《太平天国史丛书》，共15册，计500万字，现已陆续出版了苏双碧的《太平天国史综论》，祁龙威的《太平天国经籍志》，钟文典的《太平天国开国史》，张一文的《太平天**事史》，郭毅生的《太平天国经济史》，吴善中、周新国的《太平天国刑法、历法研究》，吴良祚、史式的《太平天国词语、避讳研究》，贾熟村的《太平天国时期的地主阶级》，茅家琦的《太平天国与列强》等九种，从广度与深度上将上述领域的研究推进了一步。此外，还出版了一批太平天国地方史的著作，如董蔡时的《太平天国在苏州》、徐川一的《太平天国安徽省史稿》等。

王庆成著《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是一部有影响的论文集。内容包括史事新论、史料考释、太平天国宗教问题以及太平天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问题等。

太平天国人物研究也有不少成果。除了钟文典的《太平天国人物》和陈宝辉等的《太平天国诸王传》外，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石达开、洪仁玕、李秀成等太平天国的主要人物，都有相关的专书出版。

对于太平天国的对立面，即地主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也颇为可观。贾熟村的《太平天国时期的地主阶级》、龙盛的《湘军史稿》、朱安东的《曾国藩传》、董蔡时的《左宗棠评传》、苑书义的《李鸿章传》等著作的相继出版，实使太平天国史的研究深化了。

甲午战争史中日甲午战争史的研究在近代史研究中也是相对薄弱的环节，但近十多年来取得了明显的新进展，甚至在某些方面获得了重大突破。

甲午战争是日本蓄意挑起的，这一点久成定论，并无疑议。但是，一些关系重大的具体问题并未完全解决。1894年7月25日发生的丰岛海战，是甲午战争的序幕，对整个战争影响甚大。谁是战争的挑衅者？丰岛海战后，日本当局极力将挑起战争的责任推给中国，以掩盖其不宣而战、突然袭击中国海军的事实。日本海军军令部编的《二十七八年海战史》写道：“七时五十二分，济远首先向我发炮，旗舰吉野立即应战。”我国史学工作者和正直的日本史学家虽然都承认是日本挑起了丰岛海战，却又在很长的时间里接受了海战七时五十二分开始的说法，陷入了无法解决的矛盾之中。近年来研究者根据中文记载，尤其是《济远航海日志》，判明：首先发炮的是吉野，时间为七时四十五分，济远发炮时间虽然确是七时五十二分，却是为了自卫还击。这样，丰岛海战开始的时间不是七时五十二分，而是七时四十五分。考定数分钟的差异，却判明了谁是战争挑衅者这个大是大非问题（戚其章：《甲午海战史》）。黄海海战是中日双方海军的一次主力决战，其规模之巨，战斗之烈，时间之久，为此前世界海战史所仅见，因之历来为中外研究者所关注。北海舰队以何种阵形迎战及海战的胜利谁属？这也是争议颇多的问题。戚其章、孙克复、关捷考证认为，“北洋舰队变阵的结果，整个舰队便形成人字阵，它始终没有真正形成夹缝雁行小队阵”（《甲午黄海之战北洋舰队阵形考》，《辽宁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戚其章且认为，“北洋舰队终于‘以寡敌众，转败为功’，最后迫使日舰不敢再战，仓皇遁逃”。（《甲午战争史》）

在甲午战争史研究中，怎样看待台湾民主国的建立，同样是个存在分歧的重要问题。李鸿章的法律和外交顾问、前美国国务卿柯士达，在其《外交回忆录》中就以为台湾民主国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连贯的《台湾通史》也称其事为“独立”。迄今海外仍有某些人出于政治目的，将台湾民主国说成是**运动的“先驱”。建国后近代史的著作对台湾民主国多采取回避的态度，或语焉不详。近十多年来，研究者才开始认真讨论这一问题，并有了共同和明确的认识：台湾民主国不是为脱离祖国而独立，而是在非常情况下采取的一种保卫祖国领土完整的特殊措施。因而是一种积极的爱国主义的行动（林其泉：《试析一**五年的台湾民主国》，《厦门大学学报》1981年增刊）。

系统研究甲午战争史的有代表性的著作，主要有：戚其章的《北洋舰队》、《甲午战争史》；孙克复、关捷的《甲午中日海战史》、《甲午中日陆战史》。这些著作大体上反映了甲午战争史研究的总体水平。

当然，已有的研究还涉及到了人物评价、帝后党争、国际关系、战争对中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诸多方面的影响等广泛的领域。戴逸、杨东梁、华立合著的《甲午战争与东亚政治》一书，以中、日、朝鲜三国为中心，考察甲午战争与东亚国际关系的新格局的确立，表现了更为开阔的视野。

戊戌变法史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深远的大事件。1958年9月在北京举行的纪念戊戌变法60周年学术讨论会，正确地指出它是一个救亡图存的维新运动，“是中国民族觉醒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是具有长久意义的”（刘大年：《戊戌变法六十年》，《人民日报》1958年9月29日）。建国以来学术界一般都认为戊戌变法代表着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具有爱国的进步的意义。但是，同时也认为它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的运动，主要意义在于以自己的失败证明改良主义的道路走不通，对其历史地位的评价偏低。近年来，一些研究者对把戊戌变法定性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的传统观点表示异议，认为不能把改革、改良和改良主义等同起来，戊戌变法不应称作改良主义，而应称作改革或改良（林增平：《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略论》，《中华学术文集》；陈旭麓：《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有的学者还提出，戊戌变法就其本质来说，具有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陈庆华等先后在讨论会上提出这个观点）。

对于戊戌变法的历史作用，近年来许多学者更强调它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启蒙地位。李侃以为，就戊戌变法的直接结果来说，资产阶级维新派是失败者，但是，就新旧思想文化的较量而言，他们却是胜利者。他们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在政治经济诸方面的影响（《八十年后话“戊戌”》，《历史研究》1983年第5期；《戊戌维新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红旗》1983年第7期）。龚书铎则提出了“戊戌新文化运动”的概念。他认为，“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并不仅是‘五四’时期发生过新文化运动，在戊戌变法时期（就文化的角度说，这个时期大致从1895年中日战争后到二十世纪初年）也曾经发生过一次这样的运动”。“这场运动，不仅对辛亥革命时期的文化影响很大，而且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开辟了道路”（《戊戌新文化运动述略》，《光明日报》1983年8月24日）。与上述的认识相应，对于戊戌变法失败原因的认识，研究者已不满足于已往的结论：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严重脱离群众、没有明确的反帝纲领，进而注意探讨中国官僚政治的特点、维新派策略失误以及与日本明治维新比较研究等等。

汤志钧的《戊戌变法史稿》，是第一部系统研究戊戌变法史的专著。他的《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则是戊戌变法系列人物传记。这两本书是研究戊戌变法史有代表性的著作。

进入八十年代后，一些学者对康有为《戊戌奏稿》的真实性提出怀疑。

《戊戌奏稿》是康有为戊戌年间的变法奏议辑录，戊戌政变后，由其长女康同薇搜集抄存，麦孟华编辑，清宣统三年（1911）于日本横滨铅印出版。收录康有为戊戌年正月至七月（1898年2—8月）间所撰奏疏20篇，附录进呈编书序文5篇，共计25篇。另开列有奏疏存目13篇，无正文。《戊戌奏稿》长期被人们视为信史，成为学术界据以研究戊戌变法史及其戊戌时期康有为思想和政治主张的重要史料。一些学者根据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军机处档案和《杰士上书汇录》等材料，对《戊戌奏稿》进行考订，发现内容经过大量篡改，增添了召开国会、制定宪法、立行立宪、限制君权之类的内容。因之，认为全书不宜再作为研究康有为及维新派戊戌年间思想认识的基本文献依据。但是，《戊戌奏稿》与原件不同的文字，一方面表达了康有为戊戌年的相当一部分的真实想法，另一方面又鲜明地反映了戊戌政变后其思想认识所发生的变化，因而仍具有重要价值（孔祥吉：《康有为对的改篡及其原因》，《晋阳学刊》1982年第2期）。有关《戊戌奏稿》的上述发现，是近年来戊戌研究引人注目的新进展。它为史学界研究康有为的变法思想和戊戌维新运动提供了新资料、提出了新课题。孔祥吉的论文集《戊戌维新运动新探》，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对戊戌变法史人物的研究，近年来出现了一批专著，如马洪林的《康有为大传》，耿云志、崔志海合著的《梁启超》和李喜所、元清合著的《梁启超传》、谢俊美的《翁同龢传》等。

义和团运动史建国后的义和团运动史研究推翻了清朝统治者与资产阶级学者有关“义和拳匪”的种种诋毁污蔑，高度肯定义和团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1954年，周恩来在欢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大会上说：“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正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英勇斗争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在北京各界欢迎举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55年12月12日）。这一认识实成为新中国义和团运动史研究的根本指导思想。

但是，在研究中同样存在着人为“拔高”义和团运动的倾向。近十多年来，随着学术环境的优化，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渐趋平实。许多学者认为，应该从具体历史依据出发，指明义和团运动一方面表现了反帝爱国的正义性，另一方面又表现了农民小生产者保守性和落后性。既要看到运动的主流方面，也要看到它有严重的弱点。片面强调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个方面，就不能对义和团运动作出全面的正确的评价（李侃：《关于义和团运动评价问题》，《人民日报》1980年4月10日；戴逸在《光明日报》1980年5月27日座谈会的发言）。正是由于评价趋于平实，因此对义和团运动存在的严重弱点也注意加以探讨。如关于义和团的笼统排外思想，论者指出小生产者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义和团眼光狭窄，文化落后，只能用反洋教、洋人和洋物的直观认识来表达对侵略者的仇恨。至于义和团的宗教思想，论者除分析它起了促进运动发展的思想上和组织上的作用外，同时指出神秘主义是无知者的世界观，是义和团运动先天的和致命的弱点，它集中表现了运动的蒙昧落后的一面，成为导致运动悲剧结局的重要原因（程啸：《义和团思想述评》，《文史哲》1981年第1期；《民间宗教与义和团揭帖》，《历史研究》1983年第2期）。

义和团的组织、源流的考察，是义和团研究中的一个着力点。但是长期以来有来自于白莲教系统与来自于团练说两种分歧观点。近年来研究者一般认同“多源合流”的观点。如仅就拳会组织而言，便认为它并非单纯来自义和拳，或大刀会，或八卦拳之武场，实际上它是大刀会（金钟罩）、梅花拳（义和拳）、红拳、神拳等众拳会之汇合，其中占主导的组织形态乃是与金钟罩相结合后的神拳，也称神团或金钟罩团（路遥：《论义和团的组织源流》，《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

清政府与义和团的关系，是义和团研究中的又一个复杂问题。研究者于清政府对义和团采取什么政策，持论不一。不过，一般都承认其政策并非始终一贯，而是经历了阶段性的变化。大体上说，初始剿抚并用，“平原事件”后，转而主抚。义和团能大批进入北京，与清政府的此种政策转变有关。义和团曾经受清政府的操纵与欺骗并被派去围攻使馆，“充当了封建统治者盲目排外的不自觉的工具，这幕悲剧不能不深刻地反映出封建统治下农民群众的严重缺陷”（李德征、丁凤麟：《论义和团时期围攻使馆事件》，《文史哲》1981年第1期）。

义和团运动史研究还探讨了帝国主义侵华政策及其矛盾冲突、八国联军入侵、“东南互保”、沙俄占领东北等问题。但从总体上看，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比较薄弱，其广度与深度远不能与太平天国史与辛亥革命史相比。迄今只出版了金家瑞的《义和团运动》与廖一中的《义和团运动史》两本专著，即反映了这一点。

辛亥革命史辛亥革命史研究涉及领域广泛，成果十分丰富，与太平天国史研究一起构成了建国后近代史研究中双峰并峙的两大“热点”。

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迅速发展，得益于1956年隆重纪念孙中山90诞辰活动的推动。其时，**发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发表了重要讲话，《人民日报》也发表了重要社论，都充分肯定了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

辛亥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这是建国后研究者的共识。刘大年为此提出四条根据：（一）中国资本主义已经初步成长，资产阶级已成为一支足以发动和领导一场革命的力量；（二）主要领导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映了那个阶级和时代的要求；（三）他们提出了明确的资产阶级纲领；（四）农民在资产阶级领导下发挥了革命主力军作用（《论辛亥革命的性质》，《赤门谈史录》）。与此相联系，研究者不赞成将辛亥革命归结为“反满运动”。他们认为，反满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运动，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服从于不同阶级的利益。在辛亥革命时期，反满宣传是从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体现了反帝反封建和建立独立与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刘大年：《辛亥革命与反清问题》，《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1编上，第212页）。资产阶级与农民的关系问题，是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的重点之一。围绕着资产阶级革命派是否与农民建立过联合战线问题，人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尽管多数论者对此最终持否定的态度，但是这场讨论的结果不仅加深了人们对中国农民问题的理解，而且促进了人们对资产阶级性格、旧民主革命的规律性以及辛亥革命历史教训等作进一步探讨。同时，由此生发开去，研究者还探讨了会党与新军，以及清季中国社会结构等许多重要的课题。

怎样看待立宪派是辛亥革命史研究中争论颇多的问题。在很长时间里，学术界存在斥立宪派为反动派加以全盘否定的简单化倾向。近些年来，研究者注意分析问题，避免作概念化的判断。许多人认为，立宪派与革命派是同属于资产阶级的两个政治派别，彼此间并无根本的利害冲突，都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与要求，诸如呼号救亡图存，反对封建**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等。他们的共同敌人是封建主义，二者的分歧在于用什么样的方法和手段去实现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具体主张有不同。“因此，不能只强调其差异，任意夸张，更不能把两派的矛盾作为阶级斗争的主线来认识辛亥革命的进程。”（林增平：《评辛亥革命时期的立宪派》，《湖南师大学报》等）但是，对于立宪派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评价，仍存较大的分歧。金冲及以为，对立宪派的积极作用固然应当肯定，但评其功过必须在“立宪派方向错了”的前提下进行，抹杀立宪派与革命派间的是非界限，甚至于认为立宪派较革命派更正确，是不尊重历史（《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人民日报》1981年4月13日）。

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还探讨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革命派与立宪派的团体、清末立宪运动、武昌起义及各省独立、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袁世凯窃权与复辟、“二次革命”、张勋复辟、护法战争、社会思潮、人物评价等等，一系列涉及广泛领域的重大问题，相关的研究成果累累。其中通史性的著作，主要有：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三册），视野开阔，论述系统，脉络清晰；金冲及与胡绳武合著的《辛亥革命史稿》（四册），大量利用报刊资料，突出重要问题的探讨，分合有致，论述有深度；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为辛亥革命史，是书注意从中华民国史的全局出发把握这段历史，论述独具特色。人物研究在辛亥革命史研究中占相当大比重，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果，孙中山、黄兴、章太炎、宋教仁、邹容等重要的人物几乎都有传记或年谱出版。其中孙中山研究最为突出，达到相当的深度，业已形成了一支有水平的队伍。陈锡祺主编的《孙中山年谱长编》（二册）、张磊的《孙中山思想研究》、姜义华的《章太炎思想研究》、唐文权与罗福惠的《章太炎思想研究》、汤志钧的《章太炎年谱长编》（二册），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近些年来，人物研究已有了更加广阔的视野，以孙中山的研究为例，已不局限于政治思想，三民主义理论，而是进一步探讨了诸如孙中山与帝国主义以及军阀的关系、战略思想、教育思想、近代化思想、文化思想、伦理道德观等等新的课题，展现了新的前景。

北洋军阀史长期以来北洋军阀史的研究一直比较薄弱，但是近年来却有了长足的发展，引人注目。

李新、李宗一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二编共三册，叙述“北洋政府统治时期”（1912—1920）。本书以大量翔实的历史资料为基础，以袁世凯及其为首的北洋军阀的兴衰、共和与**的较量为主线，对此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广泛的领域作了具体和深入的探讨，实为迄今规模最大的一部有关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通史性著作。来新夏的《北洋军阀史稿》是另一部有代表性的通史性著作，叙述简明，视角独特，成一家之言。上述二书的出版，集中反映了北洋军阀史研究的总体水平。

已有的论著除了从理论上探讨北洋军阀的成因、特点、阶级属性及其历史地位外，还就北洋政府的经济政策、北洋军阀的内部纷争、“废督裁兵”和“联省自治”运动、北洋军阀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帝制复辟、“二次革命”、护国、护法运动等一系列重大的问题，作多角度的专题性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谢本书等人的《护国运动史》、董方奎的《梁启超与护国战争》、莫世祥的《护国运动史》等，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

在人物研究方面，也出版了一批专著，如李宗一的《袁世凯传》、侯杰的《袁世凯一生》、谢本书的《袁世凯与北洋军阀》、胡柏立的《袁世凯称帝与北洋军阀》、常城主编的《张作霖》、任松等的《郭松林将军》等，都各有所长。

第四节 建国后关于近代经济史的研究

近代经济史研究曾是近代史研究的薄弱环节。八十年代初，有学者提出，要推动近代史研究进一步发展，突破口当选在狠抓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刘大年：《中国近代史研究从何处突破》，《光明日报》1981年2月17日）。不管人们是否都赞成此种观点，其后近代经济史的研究确实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和获得了迅速的发展。

迄今近代经济史研究涉及了广泛的领域：工业、农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外贸、金融业等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地区经济；清政府及民国政府的财政、经济政策、赋税结构、内外国债、货币制度，都作了不同程度的探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及其特征与历史作用问题，是研究者长期关注的热点。与此相应，许多学者对洋务工业的兴起，外资企业在华活动，以及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对中国民族资本的压迫等问题，也都作了研究。并且，围绕着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资本原始积累、民族市场的形成、资产阶级的构成以及洋务工业的评价等问题，学者们先后开展了一系列的学术争鸣。

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已经孕育着的资本主义萌芽，与鸦片战争后的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关系是什么？这是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首先就遇到的重大问题。

林增平的《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论略》一文以为，中国封建社会孕育的资本主义萌芽过于微弱，鸦片战争后因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大多凋零，幸存者绝少，因之“在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就缺乏原来的手工工场作为发展的基础。中国新兴的近代企业，绝大部分是从无到有，把西方已有的企业成套地移植过来的”（《中华学术论文集》）。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同样强调，中国近代工业是鸦片战争后“直接从外国输入机器创办起来的”。

吴承明对此持异议。他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一文中详细考察了鸦片战争前后手工业变化情况后指出：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中，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大机器工业这一过程，同样是存在的，只是没有形成一个工场手工业时期而已。鸦片战争前已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十几个手工业行业中，只有踹布和刨烟业两个行业在鸦片战争后被外国商品代替了，其余都维持下来，并有九个向机器工业过渡。因之，他认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是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得以产生的途径之一。所谓鸦片战争后西方工业品对传统手工业的破坏被夸大了，“明清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并未中断”（《中华学术论文集》）。

汪敬虞选取一般论者公认最有可能由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发展的福建茶园、云南铜矿和四川盐井三个行业进行了具体考察，则提出对资本主义萌芽的估计应当注意避免两种倾向。他在《再论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产生》中说：“割断中国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的萌芽和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联系，认为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就不可能有资本主义的出现，这是一种极端。反之，不承认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特殊历史条件，强调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和原有的资本主义萌芽的联系，把它看成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的主要途径，甚至是唯一途径，这是另一个极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续辑》）

与此相关，研究者对于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年代也有各种不同的看法。

以往一般都认为，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于十九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近年来有些学者以为当提前到十九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否则便是在实际上忽视了此期“新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的出现和发展”，忽视了此期“买办已经形成为一个社会集团”，忽视了此期“资本主义性质的商业在发展”。换言之，即忽视了近代早期这三种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郭羊林、陈绍闻：《中国资产阶级的形成时期及其结构》，见《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续辑》）

中国资产阶级的结构许多学者认为，中国资产阶级一产生便包含着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个部分，此种结构是与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包含着两种不同的资本形态相联系的。姜铎在《略论旧中国两个资产阶级》一文中指出：中国的资本主义与西欧、日本不同，就在于一开始就有存在着官僚买办资本与民族资本两种不同的形态，因之，“必然相应地产生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个不同的本国资产阶级”。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买办性”和“封建性”的有无或多少，“是区分二个阶级的根本标志”。也惟其如此，二者在近代中国社会所处的经济政治地位不同，在近代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起的历史作用也不同。前者所起的是反动与消极的作用，后者则是起着积极与进步的作用。他以为上述两种资本形态与两种资产阶级的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清政府垮台的50年，是“初步形成阶段”；从袁世凯窃权到1927年北洋军阀政府垮台为止的年，是其“发展阶段”；从1927年国民党蒋介石建立反动政权至1949年垮台为止的22年间，是其“最后定型阶段”（《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研究续辑》）。黄逸峰、姜铎、唐传泗、陈绛合著的《旧中国的买办阶级》一书，对此有更具体的论说。

有些学者对此持异议，不认为中国资产阶级一开始就存在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分。他们以为“洋务运动期间创办的近代企业，虽有多种形式，但都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企业，对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具有明显的抵制作用，因此都属于民族资本主义”（《全国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简况》，《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既然肯定洋务运动期间中国人所办的资本主义经济都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那就意味着当时并不存在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经济，从而也就不存在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在这些研究者看来，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要晚到1927年国民党反动政权建立之后才出现，这就是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

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学术界通常又认为其有上、中、下三层的分别。在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代表资产阶级中下层，立宪派代表资产阶级上层。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新的看法，以为很难区分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的上层和中下层，即使存在这种阶层的差别，也与他们各自的政治态度没有必然的联系，支持革命者不乏所谓的上层，反之，对抗革命者也不乏所谓的中下层。因之，立宪派未必是上层的政治代表，革命派也未必仅代表中下层的利益（杨立强、沈渭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83年第6期）。

林增平在《革命派、改良派的离合与清末民初政局》一文中，不赞成上述的意见。他指出，社会生活是复杂的，因某些原故或特定社会关系的影响，一定阶级或阶层中若干成员的好恶和政治态度，同他所属阶级或阶层的动态和向背很不一致，甚至截然相反，是屡见不鲜的。肯定立宪派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代表，是指它的主张纲领或章程、宣言之类，以及它的成员所进行的活动，确属体现了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意愿、要求及其所要实现的任务，而不是以若干上层人士对立宪派所持的态度作为依据。对于革命派代表资产阶级中下层，也应当作如是观（《历史研究》1985年第3期）。大多数学者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力量，它的形成时间应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

洋务企业的性质与作用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工业是在洋务运动期间出现的，洋务企业包括军用工业与民用工业，因之，探讨洋务企业的性质与作用便不能不成为研究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内容。

一些研究者认为，洋务派所办的军事工业不从事商品生产，生产目的不在追求利润，它只具有封建性与买办性，不具备资本主义性质。持此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军用工业是清政府对内镇压对外妥协的产物，并无任何积极的作用：对外它难以“御侮”，对内除镇压人民外，复加重人民负担，“阻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系：《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册）

另一些研究者则认为，洋务派的军用工业使用新式机器，雇用大量工人，大体上按照西方的机器工厂的组织形式进行生产，已不同于旧有的官营工场手工业。价值规律在生产中起作用，不仅清政府调拨各军营的军火是“计价”的，计价就具有商品的性质，而且各制造局的工人多是自由劳动力的出卖者，即是剩余价值的创造者。故其带有资本主义的性质是明显的（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册；夏东元：《略论洋务运动的多边关系》，《社会科学》1982年第9期）。持此种观点的学者，不否定清政府创办这些军用工业具有镇压人民革命的目的和作用，但是又以为，它在传播西方科学技术，推动新的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在历次对外战争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也是应当肯定的。

以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形式为主体的民用工业，属于近代资本主义企业，是为学者们的共识。但是，其性质为官僚买办资本主义企业，还是为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研究者却又见智见仁，莫衷一是。

有的研究者认为，官督商办企业体现着“大官僚和大买办的结合”，封建主义与资本帝国主义“两种反动势力的代理人的结合”。它依附外国资本，压抑私人投资，终究被引上官僚资本主义的道路（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另有研究者虽然也肯定它属早期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但是并不持完全否定的观点，而认为“早期官僚资本虽一开始就具有反动本质，但也包含着若干进步性因素，就促进民族资本产生来说，进步作用还是主要的”（林增平：《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论略》，《中华学术论文集》）。还有的研究者以为，官督商办企业一开始便存在着走向官僚资本与走向民族资本两种前途。他们肯定洋务企业具有封建性和垄断性，但是强调它与后来的国民党“四大家族”的封建性和垄断性，不属同一个范畴，不应等量齐观。（汪敬虞：《试论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5期）此外，也有的研究者不认为洋务企业属官僚资本主义企业，而主张称之为“国家资本”。丁日初以为，“叫国家资本比较恰当”，“因为企业所有权属于国家，不是官僚的私产。企业在前一个政府倒台后就被后一个政府所接管”。黄逸平进而补充指出，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在其时同属于民族资本。胡滨、李时岳的观点更为明确：洋务运动时期，“只有一种资本，就是民族资本”，不存在官僚资本和官僚资产阶级（《“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讨论会综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续辑》）。持这样观点的研究者自然都肯定洋务企业具有“民族性”，即具有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抵制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积极作用。

第五节 建国后关于近代文化史的研究

建国以后在“文化革命”以前，近代文化史研究在很长的时间里，涉及的只是一些具体的文化部门，如文学、史学、教育、艺术等，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将文化史研究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加以总体开拓，则付阙如。八十年代初，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受到了史学界的重视，并迅速形成了一个热门的领域。十多年来，不仅部门文化的研究获得了新的进展，综合性的整体研究尤其得到了加强。对近代文化的分期、性质和特点，发展的过程、规律和结构的演变；西学的传播、中西文化的冲撞与融合、文化思潮的演进；不同历史时期和区域性的文化、重要人物的文化思想，社会风习变迁，以及文化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等等，涉及内容广泛的许多重大课题都作了探讨，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近代文化的发展历程、结构变化及特点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说到底，是“中、外、古、今”冲撞与融合的结果。研究者探讨了近代文化的演进历程、结构的变化及特点。

庞朴在《文化结构与近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一文中认为，近代中国文化的发展依次经历了三个层面的变化：从鸦片战争、经洋务运动，至甲午战争，是在器物上“师夷之长技”的时期；从甲午战争、经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是在制度上进行变法的时期；从辛亥革命，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从文化深层进行反思的时期。这是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有的学者对此持异议，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是着力于思想文化方面，但作为器物、制度、思想文化三个阶梯顺序排列，未免机械。事实上，思想文化的变革始终贯穿着近代文化的发展历程，如制度文化变革的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时期，思想文化的变革也是明显的，人们都称之思想解放运动或启蒙运动，既然如此，把它仅定为制度文化的变革就不够全面、准确了。况且制度的变革离不开思想的变革，没有思想变革不可能有制度变革。

龚书铎的《近代中国文化结构的变化》一文认为，直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文化一词始具有近代的意义，其变化及其使用频率的增加，反映出近代文化本身结构的变化。他认为，文化结构的变化，从横向考察，包含三个层面：首先是文化构成的变化。在鸦片战争以前的封建社会，中国文化是单一的封建文化。在鸦片战争以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除去封建文化之外，还有帝国主义文化、新文化。中国的新文化，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文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无产阶级文化；其次是文化内在结构的变化。随着资产阶级民权、平等思想的提倡和传播，封建纲常伦理支配意识形态一切领域的权威遭到了削弱，“使中国文化结构的核心发生了变化”，哲学、法学、政治理论、教育、史学、文艺、习俗等等，逐渐地以民权、平等为指导思想并为宣传这种思想服务。“文化内在结构的这一质的变化，是近代文化不同于古代文化的一个根本点”；再次是文化的部门结构的变化，它表现为“一是原有学科内容、体系的变革，一是新领域、新学科的兴起”。从文化变化的历史进程即纵向上看，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是中国文化的两大转折，中国文化经历了从师夷长技到中体西用的演变，“甲午战争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文化较为迅速地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体系”，在此之前只是它的准备阶段（《中国近代文化探索》，北京师大出版社1988年版）。龚书铎还将中国近代文化的特点，归纳为以下四点：（一）近代文化是在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互相冲突又会通融合的过程中形成的；（二）近代文化的核心是民主与科学；（三）近代文化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同政治、救亡图存密切结合在一起；（四）近代文化既丰富多样，又肤浅粗糙，没有完整的体系。（《略谈中国近代文化的特点》，见同上）

近代社会文化思潮近代中国社会急剧动荡，东西文化冲撞交融，造成了社会思潮跌宕起伏，引人注目的历史现象。

桑咸之的《晚清政治与文化》、胡维革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吴雁南主编的《清末社会思潮》、黎仁凯的《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等，是研究近代社会思潮的通史性著作。各书不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爱国主义、经世思潮、洋务思潮、维新思潮、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实业救国思潮、国粹主义思潮等清末几种重要的思潮都作了具体考察，而且注意从宏观上把握近代社会思潮起伏的历史动因、特点及其内在的规律性，从而在相当的广度与深度上，展现了近代社会思潮变迁的全貌。

郑师渠著《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师大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系统考察了以章太炎、刘师培诸人为代表的晚清国粹派和国粹主义思潮崛起的历史机缘，并对国粹派的文化思想，包括文化观、史学思想、伦理思想、经学思想及其历史地位等作了具体深入的探讨。作者认为：“国粹派及国粹思潮的崛起，实从一个侧面鲜明地彰显了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变动及其相互交感的时代品格。因此，国粹派及国粹思潮的出现，决非如某些论者所说，是封建地主阶级复古思潮在革命派队伍中的顽强表现；而应当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在传统的学术文化领域的延伸”。对于国粹派及其思潮的历史地位，至少可以指出以下几点：（一）藉中国的历史文化为时代和革命酿造了爱国主义的激情；（二）俗化、历史化孔子与《六经》于思想解放的意义；（三）开创了近代“国故研究之新运动”的先河；（四）提出了关于中国文化问题的新思路；（五）提出了某些积极的新文化主张。蒋俊、李兴芝的《中国近代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汤庭芬的《中国无政府主义研究》和徐善广、柳剑平的《中国无政府主义史》等书，在详细考察了无政府主义从传入、流传、衰落到破产的全过程基础上，不仅探讨了近代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兴起的历史条件与思想来源，而且还具体探讨了中国无政府主义与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及与五四运动、中国早期**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等的关系。对中国无政府主义历史地位的判断，各书作者均持分析的态度，注意避免简单化。他们多认为，中国无政府主义是在二十世纪初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形成的，这决定了它与欧洲无政府主义有不尽相同的历史作用。在马克思主义未传到中国之前，它的影响在客观上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后，它才逐渐走上了反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成为中国革命的严重障碍。

近代学术思想史近年来，近代学术思想史愈益为学术界所重视，出版的成果渐多。侯外庐主编的《中国近代哲学史》和冯契主编的《中国近代哲学史》（上下册），对中国近代学者的思想历程都作了详细和深入的考察。二书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系统性著作。

传统学术的核心是儒学。龚书铎的《晚清儒学论略》一文，对晚清儒学的变化作了宏观的探讨。他认为，鸦片战争前的清代儒学，虽承明季之绪而衍变，乾隆后更出现了程朱与陆王之辨，宋学与汉学之争，以及今文经学的复兴等等，但是，这些都是在儒学内部发生的，是儒学内部各派之间的消长兴衰，以及各自地位的竞争，不影响儒学的总体地位。使儒学发生重大变化是在晚清。其间，理学、今文经学、汉学都曾经有过相对的兴盛，但没有形成哪一派独盛的局面。而儒学各派的复兴，也不是由于哪一派比哪一派进步，而是因为“时势”的关系。不论哪一个阶级，或哪一个政治派别，他们都因面对着巨大“变局”而要去应付或改变这种局面，而从儒学某一学派中去寻求思想武器；尽管他们的政治立场和目的很不相同。“儒学各派都趋向于经世致用，包括被指责为空疏的宋学和琐碎的汉学，这是晚清儒学的一个特点”。晚清儒学各派去门户之见，主张调和会通，固然反映了在时代剧变的情势下它本身所具有的调整、适应的能力，同时也表现出儒学的中心正统地位的动摇。而面对西学的冲击，“儒学和西学既存在着矛盾和斗争，又有着调和会通。儒学和西学的调和会通，是晚清儒学发生重大的变化，也是它的正统地位发生更大动摇的表现”（《近代中国与文化抉择》，北京师大出版社1993年版）。

经学则为儒学的中坚。汤志钧著《近代经学与政治》（中华书局1989年版）一书，原名《近代经学》，虽涉及经学与政治的关系颇多，仍不失为一部有关探讨近代经学史的著作。除导论外，本书共七章：第一章，汉学的复兴；第二章，经学的递变；第三章，经学的锢蔽；第四章，经学的改造；第五章，“旧学”和“新学”；第六章，“革政”和革命；第七章，经学的终结。本书指出：“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情况变了，经学的传统地位没有变；内容变了，经学的形式没有变。”它以为近代经学有以下特点：（一）统治阶级利用经学锢蔽思想，进步的思想家利用经学昌言变革，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种特殊思想形态；（二）根据经书立论，拘守经义的情况有所改变。根据社会需要，借用儒经的倾向逐益明显。它与封建时代的经学有别；（三）近代经学继承了前人的经学遗产，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为不同的阶级或阶层服务；（四）近代经学充满斗争，而论战的双方都是以经学为形式。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清代尤其是晚清理学缺乏研究。史革新著《晚清理学研究》，就晚清理学的演变进程、程朱陆王的论辩与调和、汉宋对峙与合流、理学经世思想的形成、理学与西学的冲突及其衰落诸问题，作了有意义的系统的探讨。作者认为，晚清理学处于与宋明和清初不同的历史环境，具有自己的时代特征，这便是讲求“实学”、“实政”，注重“事功”的提倡和“外王”的开掘。在思想理论上，它基本上墨守孔孟程朱的道统学统，无所创新，使其在总体上陷于僵化；其积极方面则在于，理学中的一些思想因素如“格物致知”等，被赋予近代的意义，成为沟通古今和中外思想衔接的桥梁。尤其是“求变”、“务实”的“理学经世”思想较多地强调了向外求知和“开外王”，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宋明理学偏于“内圣”的偏颇，顺应了近代学术文化的发展趋势，并为后来的新儒家反思和改造提供了借鉴。“历史证明，传统儒学单靠自身的力量实行局部的改造和调节，是无法近代化的，只有通过近代的科学民主思想的洗礼，才能使它走出中世纪的深谷”。

一向寂寞的近代史学史研究，近年来却是成果迭出。吴泽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学史》（上下册）、张岂之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陈其泰的《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马金科与洪京陵的《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叙论》、张国抗和杨燕起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学史概要》、胡逢祥和张文建等的《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等，都将近代史学史的研究推向了前进。

第六节 建国后关于近代社会史的研究

与近代文化史研究一样，近代社会史研究在长期中断后于八十年代重新恢复，并很快成为了近代史研究领域又一个新的热点。

近年来近代社会史研究已涌现了一大批成果，广泛涉及了近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在研究体系上，由个案和专题研究上升到整个社会史研究；在研究对象上，突破了衣食住行等狭义的“社会生活”和病态社会的领域，向着政治社会、经济社会、社团、阶级、社区、城市、现代化、社会心态、灾荒和救济等重要的社会问题的方向发展；在研究方法上，引进了社会学、经济社会学、城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现代化理论等理论与方法，从而使社会史研究由表象描述深入到对社会内在结构功能、社会生活及其社会变迁的探索。

乔志强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史》，是第一部系统探讨近代社会史的通史性著作。著者对社会史作如下的界定：“社会史研究的对象，不是包罗政治、经济、文化等在内的所有社会现象的历史，而是研究人类有史以来赖以生存并必然结成的社会本身的历史。就是说，有史以来，人们从来不能单个生活而是在人们结成的社会中生活，它本身有其发展变化的历史，这就是社会史，就是我们研究的对象，或者叫范畴”。史革新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晚清卷》，是第二部相类的通史性著作。资料丰富，论说分明，是上述两书的共同点，但前者分析细腻，后者则突出史的叙述，又各具特色。

专题性研究成果甚多，如行龙的《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桑兵的《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和《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马敏的《官商之间》、虞和平的《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朱英的《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周育民的《中国秘密社会史》、李文海等的《中国近代十大灾荒》，等等，都是较有分量的专著。人口的研究主要是涉及了人口的数量、结构状况、变动过程、社会成因及其带来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问题；近代的商会及其他社团的研究，广泛涉及了它们的社会属性、内部结构、社会功能以及与政府相互间的关系等深层次的问题。会党的研究也超越了传统政治史的范围，而将之视作社会的一种组织和力量来研究，并把哥老会、青红帮等会党与土匪、军阀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分析其共生的社会关系；灾荒史的研究不仅涉及了近代灾荒的危害、成因、清政府的对策等等，而且注意探讨灾荒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变动乃至于和中外战争关系等等，较传统的研究有了更加开阔的视野。此外，有关婚姻、家庭、宗教、会党、风习以及社会心态等等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

第七节 建国后关于近代中外关系史的研究

帝国主义侵华史建国后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一个重点，是帝国主义侵华史。

通过发动一系列侵华战争，迫使清廷订立不平等条约，从而不断扩大在华权益，这是近代列强侵华的主要方式。因此，有关这方面研究的论著也最多。但人们的研究并不限于列强的政治军事侵略，而且注意到了它们对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侵略更加广泛的领域。同时，由于近代中国遭受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列强彼此间不可避免形成的互相利用和互相争夺的复杂关系，对近代中国社会的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许多研究者注意到了这一点，具体论述了列强在甲午战争后掀起的瓜分中国的狂潮中，以及在镇压义和团运动和干涉辛亥革命的过程中的相互关系与对华政策。当然，列强侵华不是孤立进行的，它是在与中国封建统治阶级逐渐勾结的过程中，将中国社会推向半殖民地的，因此研究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关系的课题就显得更加重要。一些论者通过论述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性人物与外国侵略者的相互关系及其变化过程，以及通过考察清代外交机构的变迁，都指出了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外国侵略者总是各自寻找代理人作为执行他们意志的工具，这似乎是成了历史的规律。

在帝国主义侵华史的研究中，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专著。

揭露美国对华侵略的著作主要有：刘大年的《美国侵华史》和卿汝楫二卷本的《美国侵华史》。前者重在剖析近百年美国侵华的全过程；后者更注重从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其对华政策的关系上，考察其侵华活动的演进。虽然只写到十九世纪末，但它大量利用美国官方档案，所论独具特色。

揭露英国对华侵略的著作主要有：佘素的《清季英国侵略西藏史》，集中叙述十九世纪后半期到二十世纪初英国对西藏地区的侵略过程。余绳武、刘存宽主编的《十九世纪的香港》，征引了大量中外档案和书刊，对十九世纪香港史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内容也包括英国侵占香港的经过。蒋孟引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和牟安世的《中法战争》，则是对英法发动侵华战争的个案研究。

揭露沙俄对华侵略的著作，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主编的四卷本《沙俄侵华史》。其第一卷叙述早期沙俄对中国的武装入侵和《尼布楚条约》、《布连斯奇条约》的订立。第二卷叙述十九世纪中叶沙俄武力并吞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和逼签《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经过。第三卷叙述十九世纪下半叶沙俄通过《勘分西北界约记》和《伊犁条约》割占中国西部大片领土及违约侵占帕米尔的经过。第四卷叙述十九世纪末至1917年沙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的侵略。

揭露日本对华侵略的著作主要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日本侵华七十年史》。该书大量利用了中、日、英文资料，系统考察了日本侵华的全过程，起于1874年日本进犯台湾，止于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涉及中日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对70年间中日之间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皆有论述。戚其章的《甲午战争史》，则是系统研究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的专著。

丁名楠、余绳武等人合著的《帝国主义侵华》，是一部系统研究列强侵华史的著作。其第一卷于1958年出版，第二卷在中断20年后于1986年出版，写到1919年。本书充分利用了中外文资料，是迄今综合研究帝国主义侵华史引人注目的成果之一。此外还有宓汝成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铁路史》、汪敬虞的《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等。

中外关系史研究除了帝国主义侵华史外，中外关系史研究还涉及了外交史、边界问题、条约及租界问题、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外交机构的变迁以及人物的外交思想等等广阔的领域。

在中美关系方面，陶文钊的《中美关系史（1911—1950）》虽重在研究民国时期中美政治、外交关系，但有一个序章，介绍早期中美关系，故实可视为一部通史性著作。吴孟雪的《美国在华领事裁判权百年史》一书，对美国在华领事裁判权的起源和确定、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期间的中美法权交涉、美国在华领事裁判权的废除和复活等问题，均作了系统考察；在中俄关系方面，吕一燃的《中国西北部边疆史研究》，深入地探讨了中俄西部边界的沿革、管辖和民族问题。刘远图的《早期中俄东段边界研究》，则对中俄东段边界一系列重要问题作了详尽的考证，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在中英关系方面，余绳武、刘存宽的《十九世纪的香港》，除了记述英国侵占香港的经过外，对19世纪香港的政治制度、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也都有具体的论列。刘蜀永的《从香港史看西方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史学集刊》1991年第2期）一文，在指出英国侵占香港使之成为进一步侵略中国的基地的同时，也指出：在香港产生了华人商业资产阶级，出现了洪仁玕、王韬、何启、胡礼垣、孙中山等一批具有不同程度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新型知识分子，从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意识形态发展变化的角度考察，香港又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输入中国，影响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窗口，客观上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也产生了某种积极的作用。这些研究显然都远远超出了单纯的帝国主义侵华史的范围。

在近代中外关系史上，还有国际间友好交往的一面，长期研究不够，近年来也开始有所发掘。张芝联的《历史上的中法关系》（《历史教学》1980年第3期），介绍了早期法国在文化艺术上向中国学习和近代中国思想家政治家向法国革命传统学习的情况。赵金钰的《辛亥革命前后的日本大陆浪人》（《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2期），也介绍了真诚帮助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日本人宫崎寅藏等。

在外交史方面，程道德主编的《近代中国外交与国际法》一书，从国际法角度，对列强在华特权、中外多边关系、中日关系、中英关系等许多问题进行研究，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被认为多平实之论。在外交机构方面，王立诚著《中国近代外交制度史》，分为传统外交体制、洋务体制、清末外交体制改革、民国外交制度等四编，系统论述了在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过程中，中国近代外交制度的产生与发展，以及与之相关的选拔、培养、任用外交官的人事制度上的变化，勾勒出了近代中国外交制度发展变化的脉络。在租界史方面，费成康的《中国租界史》，对中国各地租界开辟、拓展、收回，以及租界或类似租界的地区等基本情况，逐一加以考察，全面介绍各地及各国租界的土地、法律和行政制度，是一部颇具特色的专著。

刘培华的《近代中外关系史》（上下册），是一部系统研究近代中外关系史有代表性的著作。

关于正确把握近代中外关系史的实质问题怎样看待近代中国与西方世界关系的实质，是正确把握近代中外关系史必须正视的宏观理论问题。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胡绳在《关于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6期）一文中认为：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了近代中国的贫穷落后。中国落后挨打，不断挨打，所以更落后，造成恶性循环。以首先解决近代化问题为突破口来解除这种恶性循环，行不通。必须首先解决民族独立的问题。在中国**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奋斗完成了这个历史任务，为中国的近代化现代化开辟了广阔道路。他不赞成个别论者所谓帝国主义侵略有助于中国近代化的说法，指出：帝国主义迫使中国对外开放，但他们的掠夺和剥削又使中国贫穷落后，处于没有能力正常地对外开放的地步。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把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变成一个贫穷衰弱的半殖民地国家，在远东造成了一个国际矛盾和斗争的焦点，并成为世界不安定的因素之一。

汪敬虞在《近代中国社会和中西关系的实质问题》（《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1期）一文中，不赞成所谓帝国主义在近代中国引进科学技术，促进了中国现代化的观点。他认为，西方科学技术向近代中国的介入，与西方国家对近代中**事和经济入侵，不仅是同步进行，而且有同一目的。不能认为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造成中国的殖民地化，只是由于军事上的侵略、政治上的控制和经济上的剥削，而在科学技术上，则是对中国进行帮助，使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西方生产技术的引进，固然引起了中国资本主义企业的产生，但是并没促进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相反，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存在、代表这种势力的外国现代企业在中国的优势地位，始终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现代企业发展的一个障碍，最终压制和延缓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只有中华民族真正觉醒独立自主以后，西方文明才能真正为我所用。

余绳武的《殖民主义思想残余是中西关系史研究的障碍》（《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6期）一文，则对美国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中的某些观点提出批评。《剑桥中国晚清史》认为，清廷要求英使谒见皇帝时行跪拜礼，并限制外商在广州一口贸易，是把西方国家当“藩属”对待，恶化了中英关系，最终导致了鸦片战争。余文以为这并无根据，跪拜礼是当时中国的宫廷礼节，适用于一切外国来华使节，限广州一口通商主要出于巩固海防的考虑，两者皆与藩属制度无关。《剑桥中国晚清史》歪曲了鸦片战争的起因和性质，也掩盖了鸦片战争后中外条约的不平等性质。余绳武强调，《剑桥中国晚清史》的失误说明，殖民主义思想残余的存在，是西方学者研究中西关系史的障碍。

第八节 近些年来有关近代史重大理论问题的争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史学研究进入了新时期，史学工作者思想解放，对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定论或禁区的一些有关近代史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提出了讨论，一时形成了研究中的热点、重点和难点。

关于近代社会性质研究进入八十年代以来，有的研究者对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提出不同的看法，从而引起争论，并由此形成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一些人认为，“半殖民地”指的是国家地位，即丧失了独立，而处于附属国的地位；“半封建”指的是社会形态，即发生了资本主义，但封建剥削制度和封建**统治仍然保持着。半殖民地的另一半是半独立，半封建的另一半是半资本主义，这是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在近代中国，这二者既非同趋，也非同步，其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界定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是不恰当的。更多的人则坚持认为，不应把“半殖民地”与“半封建”分割为不相联属的两个范畴，因为二者是同步的、共生的。由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成了半殖民地；与此同时，又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使中国变成了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为了侵略的利益，又保护和支持中国封建主义，扼制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近代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条件下的半封建，又是半封建基础上的半殖民地，两者互相制约，互相依存，共同形成了中国近代社会的特定状态和属性。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界定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完全科学的。

由社会性质的争论，还引出了一场关于“两种趋向”论的争论。有的学者认为，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存在着两个而不是一个趋向：一是由于帝国主义侵略，使中国从独立国变为半殖民地（半独立），并向殖民地演化的趋向；另一是由于封建经济解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使中国从封建社会变成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并向资本主义演化的趋向。二者“在本质上是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因而不能把近代中国说成完全沉沦的过程。对此不同意见有两种：一是认为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沉沦的过程。另一些人则认为半殖民地半封建是一个统一的过程，视半殖民地沉沦，半封建为上升，把二者完全对立起来，仍不脱简单化。应当说近代中国殖民地化与半封建化二者都是既有沉沦又有进步，相互交错斗争，呈复杂的关系，沉沦不断阻遏进步，但进步最终战胜了沉沦（李时岳：《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几点思考》，《历史研究》1988年第1期；《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答记者问》，《学术研究》1988年第6期。林有能：《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再认识——广东史学界的一场争论》，《学术研究》1988年第6期）。关于近代史的基本线索研究这也是近年来争论较激烈的一个问题。围绕这一问题，形成了诸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是中国近代史前期争取独立和要求进步的根本道路。据此，他们把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洋务运动、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认作近代中国进步潮流发展的“四个阶梯”，是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另一种意见，则不同意按照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的线索来论述这个时期历史的进步潮流，认为这三者之间在政治上并无必然的继承关系，其性质是不大相同的。考虑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应制约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及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这一中心任务，因而**所说“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正确地概括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这一派人并不轻视中国近代史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重要性，但认为只有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才是中国争取民族独立和谋求人民解放的正确道路。还有一种意见，则从民族运动的角度阐述近代史的发展线索，对上述两派的观点都有所批评，但又认为**所说的“两个过程”是客观存在的历史实际，是中国近代史全过程的主干（李时岳：《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及有关问题》，《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章开沅：《民族运动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

关于中国近代化问题研究近些年来，不少学者重视从近代化的角度探讨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但于近代化的概念、进程和特点等问题颇多争议，其中最大的分歧是于近代化的内涵理解不同。一派人认为，近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化。另一派人则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认为近代化不能脱离中国的实际，不改变半殖民地的社会地位，不解决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压迫和掠夺，近代化就化不起来，而只能是半殖民地的“近代化”。近代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主权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不仅是中国近代化的应有之义，而且直接为中国实现近代化提供了前提条件。

与近代化问题相关，学者们对近代史上的洋务运动的评价，也产生了争论。关于洋务运动的争论，不同的观点大体有三：一部分学者认为洋务运动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的产物，是统治阶级为挽救自身危机而发起的自救运动，它对促进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客观上有某种进步作用，但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主要起了阻碍作用。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统治下，它不可能引导中国走向完全的资本主义，因而不能将之视作代表近代中国进步运动与近代化的开端。另一部分学者主张以是否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标准和从中国近代化总的进程这个角度来考察洋务运动的历史。他们认为，洋务运动既是封建势力和外国侵略者间矛盾的产物，又是中国积极回应世界文明潮流的结果。其主要目的在于反对外国的政治和经济侵略，提倡学习西方，推进近代文明。它是一场地主阶级领导的带资本主义倾向的改革运动，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过程。因之，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代表了中国社会进步的不可逆转的方向。还有一部分学者则主张分阶段评价，认为1880年以前，洋务运动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880年后，当资本主义发展要求变**为民主以适应它的发展时，洋务运动仍坚持封建**制度，便因违反历史潮流而失败（李时岳：《中国近代史学科的改造与建设》，《广州研究》1988年第1期；苑书义：《中国近代化历程述略》，《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1期；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论及其指导意义》，《高校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

（谢选骏指出：马列狗黄俄猪所撰写的《中国通史》，是为其专制政治的主子进行洗脑服务的公共浴池。不过，即使这样的公共浴池，也被毛贼东封杀了，因为这个老贼是个不洗澡不刷牙的骚猪。只是在他的僵尸挺于天安门之后，洗脑的公共浴池才慢慢恢复。但依然不改其死性，继续沿着“文革古墓出土的还乡团”的马列狗道、黄俄猪途，爬行不已。）

【第三章 本卷编写旨趣】

以清道光二十年（1840）的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历史进入了近代，即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这个时代，包括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时期。从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中间包括中华民国的成立和清皇朝的灭亡，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五四运动以后，中国**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本卷论述的是自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80年的历史，为近代前编。在我国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的下限，目前尚存在着不同的见解。有不少著述的下限断于1919年五四运动，此前为中国近代史，此后为中国现代史。但也有许多研究者认为，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应至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因为在1949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的。本卷采取后一种意见，即以五四运动作为近代前后编的划分，而不是近现代的划分。

鸦片战争后，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也由于清皇朝的**，中国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国近代的历史，是灾难深重的屈辱历史，也是英勇抗争和不断探索的历史。独立、民主、富强和统一，成为中国近代历史的主题。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个任务是为后一个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近代中国人，从林则徐禁烟、抗英，太平天国起义，戊戌维新运动，义和团反帝运动，辛亥革命，直到护法运动，等等，都是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了国家的繁荣富强。他们都为此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但也都没有能够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地位。因而在五四运动后，又有中国**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在鸦片战争后的晚清社会里，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除原有的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外，出现了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经济，这是鸦片战争以前所没有的。到辛亥革命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有了进一步发展。但是，这种发展是很缓慢的，很微弱的。据统计，近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到1920年仅为4.9％，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却占95.1％。这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压迫、掠夺的结果。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结合起来，支持反动派作为他们统治中国的支柱。正是由于帝国主义的维护，封建的土地关系、商业高利贷资本和一切前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及上层建筑得以保持下来。帝国主义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化，又使中国停留在半封建状态。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阶级结构也发生变化，出现了新的阶级。这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成长，必然要在政治上提出要求。反映这种要求的，一是戊戌变法运动，一是辛亥革命。

鸦片战争后，西学的传播，尤其是新知识分子的出现，在思想文化方面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与传统历史循环论、纲常名教等相对立的，是进化论、民权、自由、平等等思想的传播。“诗界革命”、“文体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改良”以及“史界革命”等相继提出，使文艺、史学出现了新气象。废科举，办学堂，出国留学，教育方面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到五四运动前，新文化运动形成了**。

关于近代前80年历史，涉及的事和人很多，文献也很丰富，在这一卷里不可能都写到，只能论述主要的，虽不完备，但大致可勾勒出基本的轮廓。

（谢选骏指出：马列狗黄俄猪所撰写的《中国通史》，其实只是总结了他们自己在二十世纪红色中国的思想堕落过程——因此我不得不立此存证、掩鼻批判之。顺便也说中国历史一二三四，鉴古知今，以今知古。）

（另起一页）

【乙编综述】

（另起一页）

【第一章 鸦片战争和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第一节 英国发动侵华战争

以清道光二十年到二十二年（1840—1842）的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历史进入了近代，也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这个时代，包括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时期。从道光二十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中间包括中华民国的成立和清皇朝的灭亡，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本编综述的内容，属于前一个时期。

鸦片战争是英国资产阶级为了维护鸦片贸易而对中国发动的侵华战争。

鸦片战争前，清皇朝的封建统治已腐朽衰落，国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激化，危机重重；而英国则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当时，英国在世界各地占有许多殖民地（包括中国的邻邦印度），并处心积虑地要打开中国这个市场。英国商人主要向中国输出毛、棉织品，而从中国输入茶、丝等物。但英货在中国市场上销路不大，这是由于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外国商品还具有顽强的抵抗作用。在正常的情况下，英国对中国的贸易发生逆差。在乾隆四十六年到五十五年（1781—1790）间，中国茶叶输英总值是9626万元；乾隆四十六年到五十八年（1781—1793）间，英国毛织品等货物输华总值是87万元，仅及中国输英货价的。因此，英国必须以大量白银来抵付贸易差额。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英国殖民主义者大量地向中国推销鸦片。据不完全统计，乾隆五十二年（1787），英国输华鸦片是200箱（每箱约100或120斤）；嘉庆五年到九年（1800—1804）间，每年平均3500箱；嘉庆二十五年到道光四年（1820—1824）间，每年平均7800余箱；道光十四年（1834），增至21800余箱；道光十八年（1838），竟达4万余箱。这些鸦片绝大部分是英国鸦片贩子从印度、土耳其等地运来的。清廷曾多次下令查禁鸦片入口，但英国殖民主义者任意破坏禁令，用行贿和走私的办法继续贩运鸦片。鸦片贩子通过贿赂收买清朝官员，“议定规银每箱若干，这些规银系给予总督衙门以及水师文武官员，唯关口所得最多”。正如马克思所指出：“中国人的道义抵制的直接后果就是，帝国当局、海关人员和所有的官吏都被英国人弄得道德堕落。侵蚀到天朝官僚体系之心脏、摧毁了宗法制度之堡垒的**作用，就是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被偷偷带进这个帝国的。”①由于鸦片的激增，中英间的贸易逐渐发生了变化，英国由入超变为出超。在道光十七年六月到十八年五月（1837年7月—1838年6月）这一年度内，中国从英国进口总值是560万英镑，其中鸦片占340万英镑，占60‰。而这年中国对英国的输出总值是310万英镑，入超250万英镑。如果将鸦片除外，只算正当商品，中国仍是出超。鸦片贸易不仅使英国由入超变为出超，也使英国鸦片贩子从中取得惊人的暴利。每箱鸦片，卖价比买价要多出400余元，扣除少数运费及其他支出外，剩下的就是鸦片贩子的实际利润。英国①马克思：《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7页。大鸦片贩子颠地在私人信件中说，最好的年头，鸦片利润高达每箱1000余元。鸦片税成为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政府的一个重要税源。英印政府按鸦片成本300‰以上的税率抽税，道光九年到十年（1829—1830），所得超过100万英镑，约占全年总收入的110。

鸦片的大量输入，损害了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健康和意志。吸食鸦片的大部分是剥削阶级的人，也有一部分劳动群众。从官员、绅士、幕僚、胥吏、兵丁，以至皇宫里的太监，都有吸食的。据记载，鸦片战争前，吸食鸦片者达200万余人，吸食地区从“滨海近地”扩展到十数省。鸦片是一种慢性的杀人毒药，对吸食者健康和精神生活都有严重的损害。魏源指出：鸦片“槁人形骸，蛊人心志，丧人身家，实生民以来未有之大患，其祸烈于洪水猛兽”①。英国人蒙哥马利·马丁也说：“不是吗，‘奴隶贸易’比起‘鸦片贸易’来，都要算是仁慈的。我们没有毁灭非洲人的**，因为我们的直接利益要求保持他们的生命；我们没有败坏他们的品格、腐蚀他们的思想，也没有毁灭他们的灵魂。可是鸦片贩子在腐蚀、败坏和毁灭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存在以后，还杀害他们的**。”①鸦片的大量输入，致使大量白银外流。道光元年到二十年（1821—1840）间，中国白银外流至少在一亿元以上，相当于当时银货流通总额的15。白银外流的结果，造成了银贵钱贱的现象。乾隆五十九年（1794），一两白银折换铜钱1000文左右，道光十八年（1838），增至00多文。清代币制是银钱并用，但民间日常使用的只有铜钱，银两是国家财政上和大宗贸易上的计算出纳单位。农民粜谷所得为铜钱，缴纳赋税需易白银，从前粜谷一石多就可完纳税银一两，如今则需粜谷两石多才能够完银一两。农民和手工业者实际负担增加，因而愈益贫困。白银大量外流和银贵钱贱，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和国家财政受到破坏，加深了清廷的统治危机。

鸦片的泛滥，不仅使清廷的吏治更加**，也使军队日益腐化。兵丁沾染吸食鸦片的恶习，更加丧失战斗力，“以鸠形鹄面之徒，为执锐披坚之旅，又安冀其能折冲御侮乎！”

对于鸦片的输入和吸食，道光帝曾一再饬令严加禁止。但例禁愈严，输入愈多，吸食者愈众，痼疾难除。对于鸦片问题究竟应该采取怎样的对策，在清廷内部发生了不同意见的争论。道光十四年四月（1836年6月），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上了一篇《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提出了弛禁的主张。许乃济认为，鸦片输入愈多，吸食者日众，白银大量外流，都是由于严禁的结果，对此，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弛禁。他提出的方案是：“仍用旧制，准令夷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入关交行后，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只禁文武员弁士子兵丁等吸食，“民间贩卖吸食者，一概勿论”；准许内地民人栽种罂粟，“内地之种日多，夷人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牟，外洋之来者自不禁而绝”①。许乃济的弛禁论实际上就是取消禁烟，它符合中外鸦片贩子的利益。这种主张得到广东大吏和一部分士绅的支持，但也遭到一些官员的反对和驳斥。同年，礼部侍郎朱嶟、兵科给事中许球、江南道御史袁玉麟先后上奏折，对许乃济的弛禁论严加批驳。

①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魏源集》上册，第8页。

①转引自马克思《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14页。①《黄爵滋奏疏许乃济奏议合刊》，第2—219页。

弛禁论是“坏政体而伤治化”，“见小利而伤大体”，其为害有六：一是“撤藩篱而饲虎狼”；二是“夺农功而耗本计”；三是“绝民食而伤元气”；四是“虚捍卫而启窥伺”；五是“济奸民而通洋匪”；六是“狃目前而贻后患”②。

道光十八年闰四月（1838年6月），鸿胪寺卿黄爵滋上奏道光帝，痛陈鸦片的危害，分析屡禁不止的原因，提出“重治吸食”的办法。他指出：“然则鸦片之害，其终不能禁乎？臣谓非不能禁，实未知其所以禁也。夫耗银之多，由于贩烟之盛；贩烟之盛，由于食烟之众。无吸食，自无兴贩；无兴贩，则外夷之烟，自不来矣。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③重治的办法是：对吸食鸦片者，限期一年戒绝，过期仍吸者，平民处以死刑，文武官员加等治罪，其子孙不准参加科考。道光帝命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及直省各督抚复议。在有关官员的复奏中，已没有人公开主张对鸦片实行弛禁，但赞成对吸食鸦片者处以死罪的为数甚少，只有湖广总督林则徐、两江总督陶澍、四川总督苏廷玉等。

道光十八年五月（1838年7月），林则徐在《筹议严禁鸦片章程折》的复奏中，极力赞成黄爵滋的主张，指出：“历年条奏，不啻发言盈廷，而独于吸食之人，未有请用大辟者论死之说，私相拟议者，未尝乏人，而毅然上陈者，独有此奏。然流毒至于已甚，断非常法之所能防，力挽颓波，非严蔑济。”①同时提出了必须将烟具收缴净尽、加重开馆兴贩及制造烟具者的罪名等六条禁烟措施。这些禁烟措施，林则徐在他管辖的湖北、湖南地区已认真实行，并取得很大的成绩。同年八月，林则徐再次上奏道光帝，痛陈鸦片“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无股栗！”②道光帝深感银荒兵弱的严重威胁，决心严禁鸦片。九月，他令各直省将军、督抚严禁鸦片，“毋得稍为松动”；将公开主张弛禁的许乃济降级，勒令休致；并宣召林则徐进京商议禁烟事宜。十一月十五日（12月31日），道光帝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前往广州查禁鸦片。

道光十九年正月（1839年3月），林则徐到达广州。他在两广总督邓廷桢的支持下，严令捕拿烟贩，惩办受贿的官吏，限期令外国商人交出鸦片。他宣布：外船进口，必须具结，保证“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收，人即正法，情甘服罪”；并严肃表示禁烟的决心：“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③英国住华商务监督查理·义律（C.Elliot）极力破坏禁令，阻止英商交烟具结，指使停泊在珠江口外的鸦片船逃避，并准备武装挑衅。林则徐坚决打击义律的破坏活动，下令暂停中英贸易，派兵严守英国商人居住的商馆。义律不得已，命令英商缴烟，保证烟价由英国政府赔偿。英国鸦片贩子被迫交出鸦片2万余箱，美国鸦片贩子也缴出1500余箱，共计重237万余斤。在林则徐主持下，四月二十二日至五月十三日（6月3日至6月25日），将缴获的鸦片全部在虎门滩当众销毁。虎门销烟打击了外国侵略者的气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维护民族尊严和反抗外国侵略的决心。

②《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

③《黄爵滋奏疏许乃济奏议合刊》，第71页。

①《林则徐集·奏稿》，第568页。

②《林则徐集·奏稿》，第601页。

③《林则徐集·公牍》，第59页。

虎门销烟后，林则徐宣布恢复中英之间的正常贸易，但严禁鸦片输入。

义律一方面继续进行破坏禁烟的活动，一方面鼓动英国政府发动战争。

英国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是蓄谋已久的。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以祝贺乾隆帝80寿辰为名，派马戛尔尼为首的使团到北京，提出开放宁波、舟山、天津等地为商埠，割让舟山附近的岛屿与广州附近的地方，减轻税率等侵略要求，遭到清廷的拒绝。嘉庆十三年（1808），英兵舰13艘侵扰我国东南沿海，闯入虎门，被中国水师击退。嘉庆二十一年（18），英国侵略者就扬言：“如果我们要和中国订立一个条约，这个条约必须是在刺刀尖下，依照我们的命令写下来，并要在大炮的瞄准下，才发生效力的。”①道光十七年到十八年（1837—1838），英国发生经济危机。英国资产阶级为了摆脱困境，更加紧对外扩张，发动侵略战争，夺取新的市场。中国禁烟后，英国工商业资产阶级及鸦片贸易集团立即发出一片战争喧嚣，他们致书英国政府说：“中国方面的无理举动，给了我们一个战争的机会”，“大不列颠现在极应以武力向中国要求‘恢复名誉’了”①。英国政府认为这是发动战争的最好借口，即召开了内阁会议，讨论武装侵略中国的问题。外交大臣巴麦尊（H.J.T.Palmerston）表示：对付中国的唯一办法，“就是先揍它一顿，然后再作解释”②。道光二十年正月（1840年2月），英国政府任命乔治·懿律（G.Elliot）和义律为正副全权代表，并任命懿律为侵华英军总司令。巴麦尊发给他们以侵华训令和《对华条约草案》，对具体侵略步骤作了指示，并提出赔款、割地、开放通商口岸、领事裁判权等侵略要求。三月（4月），英国议会正式通过派兵侵略中国。五月（6月），懿律率领的一支由军舰艘（载炮540门）、武装轮船4艘、运输船28艘、陆军4000人（后增至15000人）组成的“东方远征军”，到达了广东海面，正式开始了这场侵略战争。

①广东省文史研究馆译：《鸦片战争史料选译》，第48页。

①《英国蓝皮书》，《鸦片战争》第2册，第661—664页。

②《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4期。

第二节 战争的进程和清廷的失败

鸦片战争从道光二十年五月（1840年6月）开始到道光二十二年七月（1842年8月）结束，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道光二十年五月英军封锁珠江口开始，到二十一年正月（1841年1月）道光帝诏令抗击英国侵略军之前止，历时约7个月。

道光十九年十二月（1840年1月），林则徐被任命为两广总督，邓廷桢调任闽浙总督。林则徐积极加强战备，随时准备抵抗英国侵略者的武装入侵。他加强虎门一带所安设的木排铁链，添置炮台炮位，购买西洋大炮船只，督促水陆官兵操练，招募民间壮丁数千人编成水勇，加紧训练。他认为“民心可用”，并公开号召：“如英夷兵船一进内河，许以人人持刀痛杀。”林则徐还注意了解外国的情况，组织了对外国报纸和书籍的翻译，译有《四洲志》、《华事夷言》等。根据中英双方军事力量的特点，他认为应采取“以守为战，以逸待劳”①的作战方针。

五月，英国侵略军到达广东海面后，看到广东已严加戒备、无隙可乘，同时根据英国政府的训令，避免在广东拖延，在封锁珠江口后，主力北上。六月，英军进犯厦门，未能得逞。接着北犯浙江，攻陷定海。七月（8月），英**舰到达白河口，威胁北京。清廷文武官员惊惶失措，妥协派乘机攻击林则徐，主张同英国妥协。道光帝动摇了禁烟和抵抗的信心，命直隶总督琦善前往天津海口同英军谈判，并下谕说，林则徐等查禁烟土，“措置失当”，“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定能代伸冤抑”②。琦善向英国侵略者保证重治林则徐的罪，表示只要他们退回广东，一切都可商谈。他还宣扬失败情绪，夸大英军的武力不可战胜，“且本年即经击退，明岁仍可复来，边衅一开，兵结莫释而频年防守，亦不免费饷劳师”，只“可以好言相诱”①。英国侵略者同意到广东省谈判，于八月离开大沽南下。道光帝派琦善为钦差大臣到广州办理交涉，并下诏把林则徐、邓廷桢撤职查办。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1840年11月），琦善到达广州。他同林则徐的做法完全相反，下令撤除了珠江口附近的防御工事，解散壮丁、水勇，以讨好英国侵略者。时懿律因病回国，义律接任全权代表。在中英谈判中，义律提出赔偿烟价、割让岛屿等侵略要求。为了迫使琦善完全屈服，义律再次发动战争。十二月（1841年1月），英军攻占沙角、大角炮台，副将陈连升及守台官兵全部阵亡。随后，义律在澳门发布了一份公告，内容包括割让香港岛、赔偿烟价600万元、恢复广州通商等。这就是义律所谓的双方签订的《穿鼻草约》。事实上，琦善对于这个草约只是面允，并未签字，也未盖用钦差大臣关防。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三日（1841年1月25日），英国侵略军悍然强占了中国领土香港。

第二阶段，自道光二十一年正月（1841年1月）道光帝诏令抗击英国侵略军始，至四月《广州和约》止，历时4个月。

琦善的妥协活动，引起了广州的爱国士绅和群众的强烈不满。清廷内部倾向抵抗的官员也奏请罢免琦善。道光帝认为，割地赔款超出了原来为谋求妥协而准备让步的限度，损害了清廷的统治地位，于道光二十一年正月（1841年1月）下诏对英作战，任命宗室奕山为靖逆将军、湖南提督杨芳等为参赞大臣，到广州主持军务，并下诏把琦善革职锁拿。

①《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762页。

②《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3。

①《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4。

奕山未到达时，二月，英军向虎门炮台发动进攻，水师提督关天培率守军400余人英勇抵抗。由于琦善拒发援兵，虎门陷落，全部官兵壮烈牺牲。英舰越虎门驶入省河。

三月，奕山及各省援军先后到达广州。奕山到达广州后，不积极布置防御，反而诬蔑广东人民都是“汉奸”，执行“防民甚于防寇”的方针。他企图侥幸取胜，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于四月初一日（5月21日）发动了一次夜袭。英军乘机反扑，侵占广州城北的主要炮台，包围了广州城。初六日（26日），奕山挂起白旗向英军乞降。翌日，奕山与义律订立《广州和约》，规定奕山等所有外省清军于六日内退出广州城60里以外，赔款600万元。英军的暴行和清官员的投降卖国，激起了人民的爱国义愤。四月初九日（5月29日），占据炮台的英军到广州城外的三元里，抢劫骚扰。群众奋起反击，当场打死英兵数名。三元里人民聚会，约定以三星旗为令旗，“旗进人进，旗退人退”，“宁死不屈”。随后，又联络附近的村民共同战斗。初十日（30日），三元里附近103乡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手持刀、矛、锄、耙，迎击英军。“老弱馈食，丁壮赴战，一时义愤同赴，不呼而集者数万人”①。他们把英军层层包围起来，展开了肉搏战。一些爱国士绅也参加了抗英斗争。十一日（31日），番禺、南海、花县、增城、从化等县400余乡的群众赶来，与三元里群众一起围攻英军。英军伤亡惨重，义律只好派人向广州知府余保纯求救。经余保纯“向三元里绅民揖劝，代夷乞免”，英军才狼狈逃脱。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是近代中国人民最早的自发反抗外国侵略的英勇斗争，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和勇于斗争的英雄气概。

第三阶段，自道光二十一年七月（1841年8月）英军从广东海面北上进攻福建厦门开始，至道光二十二年七月（1842年8月）《南京条约》签订为止，历时1年。

道光二十一年闰三月（1841年4月），英国政府获悉义律提出《穿鼻草约》的消息后，认为这个条约所得到的权益太少，决定撤换义律，改派璞鼎查（H.Pottinger）为全权公使，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

七月（8月），璞鼎查率领英国舰队自广州海面北犯福建厦门。总兵江继芸率清军英勇抗击，力战阵亡，厦门陷落。八月十二日（9月26日），英军继续北上，进犯浙江定海。总兵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率守兵5600人与英军激战6日，最后壮烈殉国。十七日（10月1日），定海再度失陷。二十六日（10月10日），英军攻镇海，总兵谢朝恩战死，浙江提督余步云临阵逃脱，两江总督裕谦自杀，镇海失守。英军遂溯甬江而上，于二十九日（10月13日）不战而占据宁波。英军所到之处烧杀掳掠，在占领宁波后，掠得可供两年之用的谷物和12万元左右现金和纹银。英军的侵略罪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英勇反抗。浙东人民在黑水党领导下，采取多种多样的方法袭击英军，使侵略者感到十分恐惧。

英军在侵犯浙江省的同时，先后两次分兵窜犯福建省台湾。台湾军民在总兵达洪阿、道员姚莹的组织下进行抗击，击沉英舰，除斩首不计外，俘虏①梁廷枏：《夷氛闻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5页。

敌人183人，取得了胜利。

九月（10月），道光帝获悉定海、静海失守的消息后，决定第二次出师，任命宗室奕经为扬威将军，到浙江主持战事。奕经和奕山一样，代表封建统治最腐朽的势力。他出京时，“或战或抚，游移两可”，一路上游山玩水，铺张糜费。到苏州后，即驻足不进，“淫娼酗酒，索财贪贿”，怨声载道。在督抚等的催促下，奕经不得已于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十六日（1842年2月25日）移驻浙江绍兴。从京城出发至此，历时4个多月。二十九日（3月10日），他在不了解敌情和无准备的情况下，轻率地分兵三路，企图一举收复定海、镇海、宁波，结果大败，从此不敢再战。

浙江出师的惨败，使道光帝由主战转而妥协求和，任命主和的盛京将军耆英为署杭州将军、钦差大臣，起用因庸懦无能被革职的前两江总督伊里布，令他们前往浙江寻求谈判的机会。

英国侵略者认为议和的时机尚未成熟，不足以威胁清廷接受它的全部要求，决定仍照原定计划，攻打长江流域下游要害地区。道光二十二年五月（1842年6月），英军进攻长江口的吴淞。两江总督牛鉴闻风而逃，提督陈化成率守军坚决抵抗，开炮击伤敌舰，最后与部下一同壮烈牺牲。英军接着侵占上海，进犯江苏镇江。驻防镇江的副都统海龄率清军奋起抵抗，经过激烈的巷战后，镇江失守。英军据城之后，大肆烧杀抢掠，“比户劫掠，无家不破西门桥至银山门，无日不火，市为之空，城乡皆被蹂”①。对英军的侵略罪行，恩格斯曾撰文予以谴责，他指出：“在劫城的时候大肆屠杀。英军作战时自始至终采取了极端残酷的手段，这种手段是和引起这次战争的走私贪欲完全相符的。”②六月，英**舰到达南京江面。清廷向侵略者屈服了。七月二十四日（8月29日），清廷的议和代表耆英、伊里布在南京江面的英**舰上，跟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鸦片战争至此结束。

中国所进行的反对英国鸦片侵略的战争，是正义的自卫战争。在战争中，英国在武器方面虽然居于优势地位，但也存在着与本国距离遥远、补给困难、兵力有限等不利条件。然而战争却以中国失败告终。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原因，固然可以从多方面去说明，但根本原因是由于清朝封建统治的腐朽。当时，吏治十分**，官吏渎法嗜利，阿谀奉迎，柔靡圆滑，骄奢淫逸，置国计民生于不顾，对外国事物更是暗昧无知。他们外而震慑于英国侵略军的船坚炮利，内而十分仇视人民，认为“患在内而不在外”，担心战争延长，“靡饷劳师”，国内可能出现人民揭竿而起的局面，不如早日向英军妥协求和。因此，道光帝在广东、浙江两次出师遭到失败后，就完全采取一意求和的政策，接受屈辱的和约。

①陈庆年：《横山乡人类稿》卷5，《鸦片战争》第4册，第702页。

②恩格斯：《英人对华的新远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190页。

第三节 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也是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第一个条约。条约规定：一、割让香港给英国；二、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三、赔款2100万元，其中鸦片费600万元，商欠300万元，军费1200万元，分四年付清，《广州和约》的赎城费600万元不包括在内；四、英商“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应秉公议定则例”，开了协定关税的恶例，使中国丧失关税自主权。

道光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1843年7月22日）、八月十五日（10月6日），英国又强迫清廷签订《五口通商章程及海关税则》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即《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补充。通过《虎门条约》，英国又取得了以下重要特权：一、英国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即英国人在中国犯罪时，由英国领事按照英国法律处理，不受中国法律的制裁；二、进出口货物的关税税率值百抽五，中国不能自由变更；三、英国在中国享有最惠国待遇，即中国将来给予其他国家任何权利，英国人可以“一体均沾”；四、英**舰可常驻通商口岸港口；五、英国人可在通商口岸租赁土地，建房居住。

《南京条约》签订以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接踵而来。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八日（1844年7月3日），在美国武力的胁迫下，钦差大臣、两广总督耆英与美国专使顾盛（C.Cushing）签订了《望厦条约》。九月十三日（10月24日），耆英又跟法国专使拉萼尼（ThéodosedeLagrené）签订了《黄埔条约》。美、法两国不仅同样取得了《南京条约》和《虎门条约》中除割地、赔款外的一切特权，而且还获得了新的特权。如《望厦条约》扩大了领事裁判权的范围，不仅美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的刑事或民事案件，而且美国人与其他外国人在中国发生的一切诉讼，都由美国领事审理，中国官员不得过问。协定关税则从《南京条约》的“秉公议定”税率确定为“须合众国领事等官议允”。美国还取得在通商口岸建立教堂、医院等特权。《黄埔条约》特别规定，“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破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随后，法国又胁迫清廷同意取消对天主教的禁令，准许他们在各通商口岸自由传教。基督教也跟着获得同样的权利。从此，西方各国的传教士，随着鸦片和商品一起，纷纷窜入中国。

鸦片战争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订立，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战前，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清廷可以行使全部主权，不受外国干涉。战后，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遭到破坏，开始丧失了政治上的独立地位，而清廷不仅代表中国地主阶级的利益，还逐步变为外国资产阶级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战前，中国的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由于战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遭到猛烈的冲击而逐渐解体，中国经济也就逐渐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庸。战后，英国向中国掀起一个倾销商品的狂潮。尽管在道光年间外国商品在中国还不能获得广泛的销路，但在遭受外国商品冲击的靠近五口通商的沿海地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已开始发生分解的现象。由于外国棉纱棉布的源源输入，使通商口岸附近地区的手工纺织业受到了打击。如道光二十六年（1846），江苏松江、太仓一带出现了“无纱可纺，松、太布市，消减大半”①。福建漳州、同安一带的土布，原畅销台湾、辽宁等地，这时也出现了“壅滞不能出口”的情况。外国棉纱棉布的冲击，使这些地区出现了纺、织分离和耕、织分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从中国掠夺农产，大批丝、茶从上海、广州和福州等通商口岸运出。生丝的贸易差不多全部操纵在英国人手里。从道光二十五年（1845）起，生丝的出口量不断上升，这一年超出了1万担，咸丰八年（1858）达6.9万担。茶叶的贸易相当大部分也是英国人所独占。道光二十四年（1844）出口量即达53万担，超过战前最高出口量13万担，此后出口量继续上升。②丝、茶出口量的激增，刺激了如江苏、浙江、福建、湖南等省一些地区大量种桑养蚕、种植茶叶，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对自然经济的分解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丝、茶的出口几乎是为英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所操纵，开始走上了依附外国资本的道路。

战后，西方列强利用《虎门条约》的规定，纷纷在通商口岸租赁土地、建造房屋、划定租界。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1845年11月），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G.Balfour）与上海道宫慕久议定土地章程，在上海划出一个区域作为英租界。道光二十七年、二十九年（1847、1849），美、法两国也相继在上海强行划定租界。后来，租界制度逐渐推广到其他通商口岸。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在租界实行了完全独立于中国的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以外的另外一套统治制度，使租界成为“国中之国”。

鸦片战争后不久，英、美、法等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利用中国的劳动力和原料，为了其商品输出和文化、宗教侵略的需要，在通商口岸地区开始设立企业。道光二十三年（1843），英国传教士在上海创办墨海书馆。二十五年（1845），英人在广州黄埔开办柯拜船坞，修理船舶。同年，美国传教士在宁波开办美华书馆。三十年（1850），英人在上海开办字林西报馆，出版《北华捷报》、《字林西报》等。此后，英、美等国商人又陆续在上海等地开办船舶修造、印刷、食品、制药、打包等企业。这些企业雇佣了中国工人，他们是中国最早的一批产业工人。

随着社会性质的改变，阶级斗争的形势也发生了变化。这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除了原有的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以外，又加上了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并且后者成为最主要的矛盾。从此，中国人民既要反对本国封建主义，更要反对外国资本主义，承担了双重的革命任务。

①包世臣：《答族子孟开书》，《安吴四种》卷26。

②据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8—79页。

第四节 鸦片战争前后的学术文化

鸦片战争前后的学术文化，有了新的变化。第一，地主阶级中一部分比较开明的官吏和知识分子，继承并发展了明清之际讲求“经世致用”的传统，注意研究实际问题，要求了解外国情况，要求改革国内政治。林则徐、龚自珍、魏源、徐继畬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第二，因边情的需要，研究边疆历史、地理，写出专门的论述。张穆、何秋涛在这方面作出了贡献。第三，在文学上出现了大量的反侵略作品。第四，在科学技术方面有一定的成就，其中包括了对资本主义国家一些先进技术的介绍及有关理论的运用。

林则徐（1785—1850），字少穆，福建侯官县（今闽侯县）人。在中外关系上，他看得较远。在广州期间，他组织了对外国报纸和书籍的翻译，译有《四洲志》和《华事夷言》等，既介绍外国的情况，也介绍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当英国侵略气焰方盛时，他却看到了北方边防的问题，提出：“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他很注意农田水利建设，晚年在新疆修沟渠，垦田3.7万余顷，有利于当地农业的发展。他的著作后人编为《林则徐集》。龚自珍（1792—1841），号定庵，浙江仁和县（今杭州市）人。作为思想家，他把当时的社会比作满身疥癣的病体，已到了无法治疗的程度。他指出当时的层层官吏以贪污、压榨的手段供其无耻的享受，使农民织女仅仅是为供其奴役而存在。他认为，“法无不改”，“事例无不变迁”，形势终要发生变化，提出“更法”的主张。他的著作、后人编为《龚自珍全集》。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邵阳县人。他在鸦片战争前，曾代人编辑《皇朝经世文编》，又先后为林则徐等筹议漕运、水利、盐政等问题。鸦片战争爆发后，他参与了浙江省前线抗英战争的筹划。后来，他写了《圣武记》，历述清皇朝过去武功上的胜利，用意在与当时军事上的颓势相对照。又综述各国历史、地理及中国应采取的对外政策，写成了《海国图志》100卷。他主张变法革新，认为“小变则小治，大变则大治”，“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在对外国侵略的问题上，魏源反对当权派的闭塞无知和盲目自大，批判他们拒绝吸取西方国家的“长技”和把机器看作“奇技淫巧”的保守思想。他提出了有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也就是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科学技术和养兵练兵之法，以抵御外国的侵略。魏源的主要著作还有《古微堂内外集》等。

徐继畬（1795—1873），号松龛，山西五台县人。他在福建省任市政使期间，获得世界地图册和西方人士的有关口述，并广泛搜集中外文献资料，撰成《瀛环志略》10卷，对世界各国的史地状况作了较系统的介绍。时人往往把此书和《海国图志》相提并论。

张穆（1805—1849），字石洲，山西平定州（今平定县）人。他研究了蒙古各部的地理位置和前代在这一地区的设施，写出有名的《蒙古游牧记》一书。他死的时候，书尚未定稿，由何秋涛补辑校印，共卷。

何秋涛（1824—1862），字愿船，福建光泽县人。他认为中国跟俄国接境，一直缺乏有关这一广大边区的专书。他研究了中国蒙古、新疆、东北地区的历史和地理，并注意了中俄关系问题，成《北徼汇编》（即《朔方备乘》）80卷。

林则徐等人的思想和作品，反映了时代变动在文化领域里的脉搏，影响是相当大的。

在文学方面，鸦片战争以后的爱国主义作品是丰富的。这类作品热情地歌颂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严厉指责英国的侵略暴行和清朝统治者的对外妥协投降。著名的，如魏源的《寰海》诗，斥责了清朝官僚的投降活动，而张维屏的《三元里》诗，则描写了三元里群众抗英斗争的高昂的爱国热情和雄伟的声势，嘲笑外国侵略者在中国人民打击下狼狈不堪的丑态，并对清朝统治者的妥协投降表示愤慨。民间的揭帖和歌谣，是以通俗朴素的语言和尖锐鲜明的思想，痛斥外国侵略者和清朝统治者，鼓舞人民起来反抗，富有战斗性和鼓动性。

在科学技术方面，吴其浚、邹伯奇和郑复光都是有成就的。吴其浚（1789—1847），字瀹斋，河南固始县人。他汇集古代有关植物的文献，成《植物名实图考长编》22卷，共收植物838种。又根据自己的观察和访问，成《植物名实图考》38卷，共收植物1714种。这是我国近代植物学上的重要著作。邹伯奇。（1819—1869），字特夫，广东南海县人。精于天文、历、算及地理、测量之学，著有《甲寅恒星表》、《赤道星图》、《黄道星图》、《乘方捷术》等书。他在总结了中国关于几何光学成就的基础上，成《格术补》一书，进一步用数学方法，表述了关于反射镜、透镜、透镜组等成像规律，以及关于眼镜、望远镜、显微镜等光学仪器的基本原理。郑复光（？—1846），字元甫，安徽歙县人。他著有《镜镜詅痴》一书，把我国和西方的光学知识系统起来，阐明了望远镜、放大镜和各种透镜的制造及应用原理。他还著文，说明蒸汽轮船的结构原理，并附有详细的图样，这是中国人研究近代轮船的开始。

英美等国开始在中国设立教堂，办报纸，办医院，办博物馆。咸丰八年（1858），英国皇家亚细亚学会还在上海设立分会，称作亚洲文会。这些外国人的文化活动，固然起着中外文化交流的作用，但本质上还是在大炮庇护下所进行的文化侵略。

（谢选骏指出：在我看来，说“英国发动侵华战争”，是一种满狗汉奸言论——因为英国所发动的，不过是一种狗咬狗的“侵夷战争”，是英国狗在撕咬满洲狗，所以才能轻易得胜。黄俄鬼子说，“虎门销烟打击了外国侵略者的气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维护民族尊严和反抗外国侵略的决心。”——这更是胡说八道！虎门销烟是满狗汉奸自己烧自己的银子，然后再去趁机搜刮百姓的无耻行为！它所“鼓舞”的，不是中国人民，而是盘踞皇宫的满蒙禽兽。中国人民的民族尊严早在满清入关的时候就丢失干净了！至于说到“半殖民地社会”，那显然是种历史的进步，帮助中国从满洲殖民地的奴役下解脱出来——两只狗互咬总比一只狗独裁好！正如文革，毛狗与刘邓林等狗互咬，大家就都思想解放了。）

【第二章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兴起和发展】

第一节 太平天国的兴起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英国，在鸦片战争后对中国大量推销棉纺织品和其他工业品，破坏了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地区的手工业，剥夺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生计。同时，英国的鸦片走私越来越猖獗。道光二十九年（1849），鸦片输入超过了5万箱。鸦片泛滥所引起的白银外流、银贵钱贱等问题，比战前更为严重，使劳动人民的负担更加沉重。清廷为了支付战费和赔款，用重税掠夺农民。地主也乘机加剧了土地兼并。道光二十六年至三十年（1846—1850），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各省都遭受严重的水、旱灾害，两广地区也是水、旱、蝗灾不断。**天灾，使广大人民陷入失业、破产、饥饿、死亡的困境。农民的反抗斗争不断在各地发生，在战后10年间，汉、苗、回、瑶、壮、彝、藏等族人民的起义达100多起，广西、湖南等省的天地会起事声势尤盛。到道光三十年底（1851），人民的反抗斗争汇成一股强大的革命洪流，这就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

洪秀全，广东花县（今花市）人，是一个农民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做过村塾教师，对于农民的痛苦和要求有较多的了解。他曾经几次到广州应考秀才，但都没有考取。多次科场失意，使洪秀全愤懑不平。就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最后一次应试落第后，他阅读了传教士梁发的基督教布道小册子《劝世良言》，并加以附会解说，按照书中的启示，祈祷上帝，自行施洗，开始从事传教活动。他劝人只拜上帝，不拜祖先、邪神，不行恶事。他的同学、塾师冯云山和族弟洪仁轩等最早接受了他的宣传，并将村塾中供奉的偶像和孔子牌位尽行撤去。这一行动违背了传统的风俗伦常，引起当地有势力者的不满，他们失去了塾师的职位。

道光二十四年（1844），洪秀全、冯云山离开家乡去广西，在农民中进行宣传组织活动。不久，洪秀全回到花县，一面教书，一面传教，并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作品。稍后，又写了《原道觉世训》。这些作品要求平等，反对压迫，提出了“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抨击了封建等级制度，企望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社会。同时，冯云山在广西省桂平县紫荆山区、建立“拜上帝会”组织，团聚了会众2000多人，包括汉、壮、瑶各族的贫苦农民和手工业者，其中有种山烧炭的杨秀清和贫农萧朝贵。道光二十七年（1847），洪秀全回到紫荆山区和冯云山会合。为巩固和发展拜上帝会，他们共同策划、制定了“十款天条”、各种条规和宗教仪式，加强对会众进行思想和纪律教育。拜上帝会影响越来越大，因而同当地封建势力的矛盾也逐渐尖锐起来，并由开始的反对神权发展为政治性的斗争。地主豪绅凭借团练武装的力量，压制拜上帝会的活动，斗争愈演愈烈。道光二十八年（1848），恶霸地主王作新率领团练逮捕了冯云山等人，向桂平县衙门控以“结盟聚会”，“不从清朝法律”①。在贵县的洪秀全闻讯立即赶到紫荆山，随后又赴广州设法营救。冯云山被捕入狱，洪秀全又回广东，拜上帝会一时失去了主持人，会众发生混乱。在紧要关头，杨秀清假托“天父上帝”下凡附体，传言群众，安定人心。随后，萧朝贵也以同样方式取得代“天兄耶稣”传言的资格。“天父”是拜上帝会信仰的最高主宰，它的体现者是洪秀全。杨秀清代“天父”传言，虽然对维系拜上帝会组织起了一定作用，但他却从此在宗教地位上取得了凌驾于洪秀全之上的最高权威，给日后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分裂埋下了一重危机。

冯云山在拜上帝会会众营救下出狱后，往广东寻找洪秀全。道光二十九年（1849），两人重返紫荆山。这时，拜上帝会力量迅速发展起来，以紫荆山为中心，东由平南、藤县，西至贵县，北起武宣、象州，南迄陆川、博白，以及广东的信宜、高州、清远等地，都有它的组织。拜上帝会在发展和斗争中，形成了以洪秀全为首的领导核心，成员有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和石达开。

道光三十年（1850），道光帝死，咸丰帝即位。当时，广西又遇大饥荒，农民到处起来斗争，把整个广西省都震动了。拜上帝会起义时机已趋成熟，洪秀全要求各地会众到金田村“团营”，整编队伍。拜上帝会会众到金田团营后，按军队编制建立了一支队伍，与清军展开战斗，先后在平南县思旺和金田附近的蔡村江大败清军。这两次胜仗，稳定了金田的形势。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1851年1月11日），在洪秀全生日这天，洪秀全率众在金田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

金田起义后，清钦差大臣李星沅发现太平军与天地会不同，“实为群贼之尤”，决定集中兵力围攻太平军，由广西提督向荣指挥。在清军的围攻下，太平军英勇奋战，在大湟江口击败清军。咸丰元年二月（1851年3月），太平军转进武宣县东乡扎营。洪秀全在东乡登极，正式即天王位。八月（9月），太平军击败新任钦差大臣赛尚阿督率的清军的围攻，并一举攻克永安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蒙山县）。洪秀全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规定西王以下各王都受东王节制。还订立了军事、政治方面的制度，颁行了天历。

清廷急忙调集重兵包围永安城。咸丰二年二月（1852年4月），太平军由于城中粮、盐、弹药都很缺乏，于是突围北进，出广西入湖南。在湖南南部连克道州、郴州，当地天地会及劳动群众参加太平军的很多，其中的挖煤工人组成了土营。其时已是七月（8月）。十月（12月），以久攻长沙未下，转占益阳。十一月（12月），克岳州。太平军在益阳、岳州获得大批军火、船只，组织了水营。在进军的战斗中，冯云山、萧朝贵先后牺牲。

太平军撤离岳州后顺流东下，进入湖北，连克湖北重镇汉阳、汉口。咸丰二年十二月（1853年1月），攻占湖北省城武昌。湖北巡抚常大淳等败死。清廷震惊，将钦差大臣、署湖广总督徐广缙革职拿问，命署湖北提督向荣为钦差大臣专办两湖军务，以两江总督陆建瀛为钦差大臣防守安徽、江苏，以署河南巡抚琦善为钦差大臣驻防河南，妄图堵截太平军。太平军在武昌停留了将近一月。咸丰三年正月（1853年2月），洪秀全放弃武昌，统率大军，水陆并进，连克江西九江、安徽安庆、芜湖等地，兵临南京城下。二月初十日（3月19日），太平军攻破南京外城，斩两江总督陆建瀛。翌日，攻克内城，杀江宁将军祥厚等。太平天国把南京改称天京，定为都城。随后，太平军又先后攻克江南重镇镇江和江北重镇扬州，肃清了天京外围的残敌。

太平军在进军途中，坚决镇压和打击官僚、豪绅、地主，焚烧衙门、粮册、田契、借券，对封建统治秩序进行了扫荡。而对于人民群众则爱护备至，“所过之处，以攫得衣物献给贫民，谓将来概免租赋三年”①。这使太平军到处受到群众的欢迎和拥护，连反对者也不得不承认，太平军至“争迎之，官军至皆罢市”，“乡民处处助贼打仗”②。因此，太平天国起义获得迅猛发展。

①方玉润：《星烈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册，第82—83页。①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第3册，第271页。

②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第3册，第272、275页。

第二节 太平天国的制度和政策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它明确提出“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规定把田地按好坏分成九等，在分配时好坏搭配，不分男女，岁以上的都可以分到一份，15岁以下的减半。它还规定，居民25家为一基本单位，称为“两”。地方基层政权建立乡官制度。各家农副业生产所得，除个人消费部分以外，其余都应缴归国库。婚丧等额外开支，都由国库按定额发给。太平天国想通过实施这个制度，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

《天朝田亩制度》大大发展了过去农民战争提出的均贫富和均田的思想，反映了广大农民迫切要求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愿望，具有重要历史意义。但是，这个制度所制定的平分土地的办法，给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所设计的那一套方案，却不切合实际。要在小生产的基础上废除私有制和平均一切社会财富，以求人人平等，这是农民的平均主义空想。《天朝田亩制度》的理想没有能够实现，也不可能实现。为了适应现实的迫切需要，太平天国不得不采取一些较为切实可行的措施，在安徽、江西等地实行“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这一政策是仿照清朝的办法，即地主是田赋的主要交纳者，征收地丁银和漕粮。这表明太平天国承认地主占有土地，并允许地主收租。封建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虽然受到冲击，但并没有改变。尽管如此，在太平天国辖境内，由于很多地主被杀或逃亡，原来耕种地主土地的农民不再向他们交租了。留下来的地主大都失去了昔日的威风，不少佃农拒绝向他们交纳或者少交田租。这一切说明农民的生活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

在城市管理方面，太平天国一度在天京完全废除私有财产，生活必需品由国库按定额供给。居民按性别分别编入男馆女馆，夫妇不得同居。男子除参加军队者以外，都要参加生产或在政府机关中服役，女子大致相同。商业也被废除。对于手工业，则由诸匠营和百工衙统一经营管理。诸匠营和百工衙只是为供应太平天国的需要而生产，产品直接分配给各单位，不经过市场进行交换，生产者除吃穿之外别无报酬。洪秀全等太平天国领导人依照农民平均主义思想所制定的改造城市的方案，让居民过平均主义式的生活，有城无市，原来的城市变成了城堡，这是违背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向的，所以终于遭到失败。咸丰四年底、五年初，他们允许居民恢复家庭生活，承认私营工商业，天京的秩序逐渐恢复原来的状态。

太平天国还规定了尊重妇女的政策。《天朝田亩制度》中规定妇女跟男子同样分得土地，规定“凡天下婚姻不论财”，废除买卖婚姻。太平天国曾提倡“一夫一妇”，禁止娼妓、缠足、买卖奴婢等封建陋习。他们还建立了女军，设立了女官，还享有参加考试的权利。这些措施对封建宗法制度起了冲击作用。但是，洪秀全、杨秀清等领导者却仍沿袭历代封建帝王的妃嫔制。洪秀全还宣扬“妻道在三从，勿违尔夫主”之类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

在思想文化领域，太平天国对孔子和儒家的正统权威进行了一次冲击。

金田起义前，洪秀全便在他的私塾中撤去孔子的牌位。在道光二十八年撰写的《太平天日》中，洪秀全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反孔思想，指出“推勘妖魔作怪之由，总追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并把孔丘像捆掷在“皇上帝”面前，接受审判、斥责和鞭挞，使“孔圣人”威风扫地。金田起义后，太平军所到之处尽情扫荡孔庙和孔子等人的牌位，把儒家经书斥之为“妖书”，宣布“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①。这样空前猛烈地冲击孔孟及儒家经书，无疑具有革命意义。但是，太平天国并没有对儒家思想中的封建性糟粕进行任何实质性批判，对四书、五经也只是删去鬼神祭祀之类的字句，或做些枝节的文字改动，而把儒家思想中的基本内容如等级制、三纲五常、天命论等，都保留了下来。

在对外关系方面，太平天国虽然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本质认识不清，但他们反对不平等条约，严禁鸦片输入，坚持了反对外国侵略的立场。咸丰三年三月到四年五月（1853年4月—1854年6月），英国公使文翰（S.G.Bonham）、法国公使布尔布隆（A.deBourboulon）、美国公使麦莲（R.M.McLane）等先后打着“中立”的幌子到天京访问。他们访问天京，是为了窥视太平天国的实际情况，试探太平军及其领导对西方国家的态度，以便确定其侵华政策的具体措施。这些公使到天京后，企图胁迫太平天国承认各国在华的侵略利益。文翰就把《南京条约》抄送给太平天国政府，其用意是要太平天国承认此项不平等条约。他还扬言，如果革命触犯了英国的利益，他们将会像发动鸦片战争那样来对付太平天国。洪秀全、杨秀清等人没有屈服于外国侵略者的恫吓，拒绝承认《南京条约》。而对于正当贸易，太平天国则加以鼓励。当时中国大宗出口的丝、茶，一部分是产自太平天国的辖境之内，另一部分则必须通过太平天国占领区才能外运。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丝、茶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逐年上升。

①黄再兴：《诏书盖玺颁行论》，《太平天国》第1册，第313页。

第三节 清廷对抗太平军的措施

太平天国起义的胜利发展，沉重打击了清朝的统治，京师震动。据记载，“官眷出城者约有四百家，崇文、宣武两门外官宅十空其六七。钱铺闭歇者，自二月十五后相继，共有三百家。典铺当者，以十千为率。银价斗落至大钱一千二三百文一两，西客收帐，商贾歇业”。①为了维持统治地位，清廷采取了一些对抗太平军的措施。

太平军占领南京后，清廷命钦差大臣向荣率清军到达南京城东孝陵卫，成立“江南大营”；另一钦差大臣琦善率清军至扬州，成立“江北大营”，以图形成包围天京的态势。

由于八旗、绿营的溃败，咸丰帝于二年底（1853年初）命令大江南北各省在籍官绅举办团练，组织地主武装。曾国藩所办湘军，就是其中之一。曾国藩，字涤生，湖南湘乡人，道光末年官至侍郎。咸丰二年底，他因丧母在籍，咸丰帝命他去长沙帮同湖南巡抚办理团练。他以罗泽南的湘勇为基础，“别树一帜，改弦更张”①，略仿明戚继光的成法，募练了一支不同于绿营的军队——湘军。湘军任用一批知识分子为营官，主要有罗泽南、彭玉麟、李续宾等。他们和曾国藩一样，都笃信程朱理学，热心于经世致用之学。曾国藩以同乡和伦常的封建情谊作为维系湘军的纽带，选将募勇坚持同省同县的地域标准，鼓励兄弟亲朋师生一同入伍，甚至同在一营。实行士兵由营官自行招募，每营士兵只服从营官一人，整个湘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形成一种严格的封建隶属关系。对士兵进行三纲五常为核心的思想教育和严禁扰民、嫖赌、吸食鸦片的军纪教育，进行技击、枪法和阵式的军事训练。咸丰四年二月（1854年3月），湘军编练成水陆两军，共1.7万余人。于是，曾国藩和他的湘军，成为清朝统治的重要支柱和太平天国的凶恶敌人。

为镇压太平军，至咸丰三年六月，清廷已拨军饷2963万余两，户部库存正项待支银仅剩22.7万余两，“度支万分窘迫，军饷无款可筹”①，于是千方百计进行搜括，除加重原有捐税、广开捐输、行大钱、发钞票等外，又实行厘金制度。厘金分为两种，一是行商的货物过境税，一是坐商的交易税，税率约为1％。咸丰三年九月，清帮办江北大营军务大臣雷以诚在扬州仙女庙等地开征。第二年，推行到许多地区。最初是征收过境的粮食，后来范围日益扩大，成为一种常规，有些州县税卡林立。厘金制度是一种沉重的经济勒索，它增加了人民的负担，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①吴昆田：《潄六山房全集》卷9。

①《与王璞山》，《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

①王先谦：《东华续录》咸丰朝，卷24。

第四节 太平军北伐和西征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随即派兵北伐和西征，对清统治区实行了大规模的主动出击。

咸丰三年四月（1853年5月），林凤祥、李开芳率太平军自扬州出发，开始了北伐。北伐军在浦口上岸，经安徽北上，一路连破州县，五月入河南，在归德（今商丘）毙伤清军3000余人。随后沿黄河沿岸西进，攻省城开封，不克。于是在汜水、巩县之间渡过黄河，六月进围怀庆（今沁阳）。清廷派直隶总督讷尔经额为钦差大臣，调集北方兵力约2万人防堵。北伐军在这里同清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围攻将近两个月，未能攻克。八月，北伐军撤围，入山西，复经河南入直隶，击溃讷尔经额所率清军，克军事重镇临洺关。九月，进占深州。咸丰帝命惠亲王绵愉和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调集军队阻挡北伐军。京中官绅逃迁者甚多，情况极为混乱。北伐军乘虚东进，前锋直抵杨柳青，进逼天津。清军决运河堤放水，北伐军进攻天津受阻。时届隆冬，北伐军粮尽衣缺，于咸丰四年正月（1854年2月），弃静海、独流南撤，四月（5月）转据山东东光县连镇待援。天京派出的援军，曾到达山东境内，不幸在临清失败。北伐军听到援军北上的消息，由李开芳分兵自连镇南下接应，被清军围于山东高唐州。北伐军被截断两地，处境更为困难。经过一年多的英勇战斗，北伐军粮尽援绝，于咸丰五年先后失败。

为了确保天京，夺取安庆、九江、武昌三大军事据点，控制长江中游，发展在南中国的势力，与北伐军出发的同时，太平天国又派兵西征。咸丰三年四月（1853年6月），胡以晃、赖汉英、曾天养等率太平军溯江西上。西征军进展极为顺利，五月即攻克安庆，进围南昌。八月，撤南昌围。此后，西征军分为两支。一支由胡以晃率领，以安庆为基地，经略皖北，不久攻克皖北重镇庐州（今合肥）。太平天国占领安徽的广大地区，成为西征军的运输要道，也是太平天国的主要给养地和战略要地。另一支由石祥祯、韦俊率领，攻占九江，沿江西上。咸丰三年九月（1853年10月），再克汉阳、汉口，因兵力不足，退守黄州。曾天养率部来援，于四年正月（1854年2月）在黄州大败清军，湖广总督吴文镕自杀。西征军乘胜三克汉口、汉阳，围攻武昌，并分军进入湖南。

攻入湖南的太平军遇到了曾国藩湘军的顽抗。曾国藩率湘军倾巢出动，并发表了《讨粤匪檄》，攻击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三月，西征军在岳州大败湘军，进占靖港，分军攻取湘潭，钳制长沙。太平军在湘潭同湘军水陆激战，伤亡很大，于是弃湘潭，突围走靖港。这时，靖港的太平军几乎全歼湘军水师，曾国藩羞怒交加，投水寻死，被随从救起。太平军在靖港的胜利，并未能挽回湘潭失败所造成的局势，被迫放弃钳制长沙的打算，从而给曾国藩以喘息的机会。湘军经过休整补充，六月重新出动，攻陷岳州。八月，湘军进入湖北，直逼武昌。太平军迎击湘军，战斗一整天，武昌、汉阳相继失守，停泊在汉水的大批船只也被湘军焚毁。这时，太平军在西征战场上也处于严重不利地位，曾国藩的气焰极为嚣张，叫嚷要“肃清江面，直捣金陵”。①面对西征战场失利的局势，杨秀清急调石达开为统帅，率军西援，进驻江西湖口。咸丰四年十二月（1855年1、2月），太平军用诱敌深入、以少胜多的战术，在湖口和九江两次战役中痛歼湘军水师。曾国藩率残兵败将逃往南昌。太平军乘胜西进，咸丰五年正月（1855年2月）占领汉口、汉阳，二月（4月）三克武昌。

在江西大捷的同时，太平军又在天京外围进行了一场激烈的破围战。这场战斗，是从保卫镇江开始的。咸丰六年二月（1856年3月），太平军镇江守将吴如孝率部与增援的秦日纲军内外夹攻，大败清军，解镇江围。太平军随即乘胜渡江，连克扬州、浦口，大破江北大营。四月，太平军又回师镇江，大破清营七八十座，江苏巡抚吉尔杭阿自杀。太平军乘胜攻破江南大营，向荣率残军败退至丹阳毙命。太平军击溃江北、江南大营，解除了威胁天京三年之久的军事压力。

太平天国经过三年多激烈的军事斗争，在长江中下游取得了重大成就，控制了从武昌到镇江沿岸的城镇，安徽、江西、湖北东部以及江苏部分地区都为太平天国所掌握。

在太平天国胜利发展的鼓舞下，各地人民的反清起义蓬勃地发展起来。

主要有：长江流域以南和东南沿海广大地区天地会及其支派起义，北方的捻军起义和西南地区以少数民族为主的起义。上海小刀会起义和广东佛山镇（今佛山市）陈开、李文茂起义是天地会系统中有名的起义。上海小刀会于咸丰三年（1853）八月在刘丽川领导下起义，占领上海县城及附近各县，到咸丰五年初在清军和英法侵略武装的联合镇压下失败。陈开等于咸丰四年（1854）在佛山起义，围攻广州城。第二年转入广西省，在浔州府城（今桂平县）建立“大成国”。咸丰十一年（1861）失败。

捻军活跃在安徽、河南、山东西南部和江苏北部一带，以破产农民、游民等为主要成分。咸丰元年（1851）以后，因黄河决口，大雨成灾，人民无以为生，原来以数十人、数百人为一股的捻军开始起义。咸丰三年因受太平军北伐的推动，捻军的起义有了发展。咸丰五年，各路捻军会集于安徽蒙城雉河集（今涡阳县），推张洛行为盟主。此后，捻军成为北方反清斗争的主力。太平天国失败后，捻军和太平军余部联合作战，一直坚持到同治七年（1868），转战八省，给清朝反动政权以沉重的打击。

①《请饬各路带兵大臣督抚择要防堵片》，《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4。

（谢选骏指出：没有组织据点的支持，如何传教呢？还不被土人杀了？当地人宁愿你白吃白喝，也不会同意你传教，否则不等于臣服于你了吗。或者你能充当义工，为他们扫地，慢慢让他们接受你。或者你由上级的传教机构派出……那就另当别论了；鉴真和尚能到日本张扬，那是凭借唐朝的国势欺负倭人，另当别论了。结果呢？武装的太平军只能类似回教和白莲教，属于宗教军事团体，不再依靠基督教的信、望、爱了。）

【第三章 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

鸦片战争以后，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期间，随着各种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激化，少数民族反抗清朝压迫的斗争此起彼伏。其中以云南杜文秀领导的各族人民大起义、贵州张秀眉领导的苗民大起义、西北回民大起义和新疆各族人民的大起义，声势最为浩大，影响也最为长久。

第一节 云南各族人民大起义①

云南回回大规模的反清斗争始于咸丰六年（1856）。咸丰六年，昆明官绅屠杀回民，并传当局有灭回之谕，这使各地回民心怀疑惧，纷纷聚众自保。回民杜文秀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联络汉族、彝族和白族人民在蒙化举起了反清的大旗。

杜文秀领导的起义军纪律严明，所到之处，实行公平交易，不取百姓一草一木，农民工商各安生理，人心说服。起义军先后夺取了53座城，占全省的大半。在攻占大理城后，杜文秀被起义群众推举为兵马大元帅，建立了大理政权。

杜文秀建立的大理政权，有明确的革命目的，就是推翻清朝统治。大理政权制定了文武官制，并制定了军政管理条例。杜文秀领导的大理政权，特别注意协调民族关系，在起义的官兵中，汉族居多数，同时还有其他兄弟民族。为此，大理政权设有处理兄弟民族事务的专职人员。杜文秀的重要谋士、大司寇李芳园和大司空李国纶，都是杰出的汉族将领。军队中不少的高级将领都是由彝人担任的。同时，大理政权还注意兴办水利，发展农业生产，减轻人民负担，并鼓励手工业和商业经营，发展同缅甸的贸易往来。杜文秀领导的大理政权，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

自攻占大理后，大理政权逐步向外发展。到同治六年（1867）十月以前，除云南大半地区都处在大理政权的控制下，杜文秀还派出别动队去贵州、陕西、四川等地发动起义，起义军在西南地区的势力迅速扩展。大理政权受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很深，曾主动派军同石达开的太平军配合行动。

杜文秀建立帅府不久，清军来攻，滇西赵州失而复得，清军溃退。咸丰十年（1860），清军再次来攻，清提督褚克昌战死，清军覆没。同治二年（1863），清军三次来攻，义军奋战击败清军。同治五年（1866），清军第四次来攻，于次年三四月间败归。清统治者曾于同治元年招降杜文秀，并派专员前往，被杜文秀严辞拒绝。

同治六年（1867）十月，杜文秀任命蔡廷栋为大经略，举十八大司、20余万大军东征昆明，拟先肃清全滇，再图川、黔。但这时太平天国已被消灭，反动政权已能集中力量来对付云南起义军。尽管如此，东征一开始，形势仍发展得很快，不久，起义军就对昆明形成了包围，但由于蔡廷栋不能督率各军乘胜攻下昆明，反而屯兵城下将近两年之久，以致坐失战机，使清军有整顿部署的机会。同治八年八月，因将帅不和，大司疆段成功率所部降清，蔡廷栋所部溃散。形势急转直下，义军由优势转为劣势，清军转守为攻。

同治十一年（1872），清军破上、下两关，进逼大理。十一月，大理城外防守工事尽失，外援断绝，城中誓死抵抗。清军用火药穿地道，把东城轰坏了十几丈，但仍进不得城。十一月二十五日，杜文秀召集文武官员会议。大司衡杨荣提议“归顺”。杜文秀最后决定，牺牲自己以换取全城百姓的生命安全。第二天，他和全家服毒自尽。但他的善良愿望没能实现。清云南巡抚岑毓英到大理后，便背信弃义，杀死了全部降将，血洗了大理城，各族男女老少几乎无一幸免。

①本文材料采用《中国少数民族》第129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又《杜大元帅墓表》、《回回民族的新生》，载《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北师大出版社1992年版。

云南人民反清运动虽然被镇压下去，但杜文秀领导的以回汉联合为基础的各族人民联合反清运动，他们所奉行的纲领，在中国农民运动史和中国民族关系史上，都是很大的创举。

杜文秀死后，他的大司空李国纶在腾越一带坚持到光绪二年（1876），直至被俘，不屈而死。这去大理失守已5年了。

第二节 贵州苗民大起义①

早在清乾嘉年间，湘西、黔东北地区的苗族人民在石柳邓、石三保、吴半生、吴八月等领导下，于1795年展开了大规模的反清起义，以“逐客民（指满、汉地主、官吏）、复故地”为号召，并提出“穷苦兄弟跟我走，大户官吏我不饶”等口号。起义军声势浩大，所到之处，对民愤极大的贪官污吏和满、苗、汉地主恶霸都给予严惩。清廷慌忙调集云贵、两广、两湖和四川七省兵力，由云贵总督福康安率领，前往镇压。后来起义军与白莲教起义军相呼应，使清军顾此失彼，起义一直坚持到嘉庆十二年（1807），前后达12年之久。

鸦片战争以后，咸同年间，黔东南等地又爆发了以张秀眉为首的苗民大起义。各路起义军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几乎攻占了整个黔东南地区，他们与各地以汉族为主的“教军”、“号军”相互配合，和侗、水、布依、瑶等族农民起义军密切联系，协同作战，后来还与太平天国石达开的部队取得了联系，直接或间接地打击了清皇朝的统治。起义先后坚持了18年（1855—1873）之久，是苗族历史上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的一次斗争。苗族人民纪念这次运动中杰出领袖张秀眉等的颂歌一直流传到今天。

张秀眉领导的贵州苗族大起义与杜文秀领导的云南各族人民大起义以及与太平天国革命都是利害相关的。当太平天国革命势力昌盛时，清统治者主要先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无法抽调军队南下镇压贵州和云南起义；而当太平天国革命被残酷镇压下去后，反动统治者就马上调集军队，回过头来全力镇压云南和贵州起义。贵州和云南起义军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在贵州苗族大起义被镇压后不久，大理政权也继而遭到统治者的残酷镇压。

①本文资料采用《中国少数民族》第453—454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今有删改。

第三节 西北回民大起义①

西北回民大起义始于同治元年（1862），规模之大，遍及陕西、甘肃（包括宁夏、青海）以及新疆各地。

同治元年春，在太平军扶王陈得才部联合捻军进入陕西的直接推动下，关中各地回民纷起响应，短时间内形成了十八大营，其首领是白彦虎等18人。起义军曾包围西安达3年之久，还曾包围了潼关，一度威胁着陕晋豫的咽喉要地和山西滨河一带的地区。在周至，则有与杜文秀及太平天国有联系的蓝大顺据守。陕西回民起义不久，即与甘肃西南部回民取得联络，于同年秋占据泰州（治所在今天水市）秦安。翌年，平凉、固原、西宁、狄道、河州、宁夏，先后为义军所占据。当同治五年（1866）捻军梁王张宗禹等部进入陕西时，原来已经退到甘肃的陕西回民起义军又纷纷东下，与捻军协同战斗，“捻回合势”曾造成西北反清革命形势的**。甘肃回民起义军的迅猛发展，在甘肃形成了以金积堡、河州、西宁、肃州为中心的四个反清基地，起义领袖为马化龙、马占鳌、马桂源、马文禄。

清廷先是用了大力来对付陕西的回民起义。从甘肃、直隶调来大量军队，特派胜保作钦差大臣，负责全省军务。胜保屡次打败仗。1862年11月，又派多隆阿代替胜保。多隆阿在攻取周至时战死，由穆图善接替了他。自同治三年至五年（1864—1866），战争互有胜负，起义军没有退出陕西。甘肃方面虽然已陆续有清军的援军开去，但都不济事。同治五年（1866）三月，兰州清军内部火并。而这时，陕甘饥民也揭竿而起。甘肃回民起义军，在这种情况下就更强大起来。

太平天国革命被镇压下去后，清统治者于同治六年（1867）抽调更多军队来对付回回起义军，并任命左宗棠作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左宗棠受命后，于翌年六月将捻军镇压下去，其后便制定了所谓三路平回之策。一是派刘松山由绥德取道花马池，进攻金积堡，这是北路。二是派周开锡由秦州进攻巩昌、河州、狄道，这是南路。左宗棠和刘典，亲督大军自乾州，沿陕甘大道入甘，这是中路。和这种进兵计划相配合的，是招抚活动于陕北和甘肃合水、宁州和正宁等地的董福祥起义军，并举办军民屯田，以减缩动荡的范围，安定清军后方。

同治八年（1869）二月，左宗棠移军乾州，诱逼陕境回回入甘，以集中兵力，专心来对付甘肃方面。

同年八月，刘松山进兵灵州，进逼吴忠型，又分兵到峡口宁夏，对金积堡形成包围的态势。金积堡地区的起义领袖马化龙团结了本地的回回，并吸收了从陕西入甘的白彦虎等部队，在金积堡周围布置了五百七八十座堡寨，时时出奇兵攻击并截断了清军的粮运。刘松山顽强地向金积堡进攻，曾缩小了包围圈，破坏了起义军不少的堡寨。翌年正月，刘松山被白彦虎部下打伤致死。刘松山的侄儿刘锦棠继帅其众，采取严密包围的办法，长期围困。金积堡人多粮少，日子一久，便无法解决食粮问题，至十一月，马化龙恐日后堡破，人民死亡太重，决心以个人的生命来换取大众的生命，便向清军投降。马化龙父子因此受到凌迟，但不少的回回生命却得以保全，被安置到平凉。

①本文采用白寿彝著《回回民族的新生》，载《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北师大出版社1992年版；《中国少数民族》第129—130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今有删改。

同治十年（1871）七月，左宗棠率清军主力直接进攻河州马占鳖领导的回回义军。马占鳌占太子寺作据点，环营掘成长壕，联络数十里，凭山依水，护以长堡。并分兵断清军粮运，迫使清军不得不宰骡马为粮。又在除夕，乘清军宴飨，连夜筑起3座堡垒，阻断了清军的联络，使他们前后不能相顾。翌年正月，马占鳌发动反攻，把清军打得大败。清提督傅先宗、徐文秀，总兵郑守南、李其祥，副将卢才华、王福昌，参将吴明胜、陈东海都被打死了。起义军大获全胜，但马占鳌却乘着大胜的机会要求投降。这完全出乎左宗棠的意外。河州算是在战后没有经过屠杀和移民。西宁等地，至同治十二年（1873）才被完全镇压下来，领袖们有的投降，有的被杀，有的是被脔割而死的。

肃州马文禄领导的起义军，成为陕甘回回义军最后汇合的堡垒。同治十一年（1872），左宗棠派徐占彪进军肃州，后又加派队伍。肃州周围100多个堡垒尽被破坏，肃州被围困起来。清军日夜用炮轰城，城随坍随垒。清军掘隧道，马文禄则从城内截断。清军整整攻了18个月，肃州仍未攻下。翌年八月，左宗棠亲自到肃州督战，刘锦棠也从西宁率军前来。在其他根据地尽皆覆灭的情况下，肃州是处在清军优势兵力的包围之下，其孤立无援、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八月间，马文禄被迫放弃了战斗，向左宗棠请罪。结果，他和另外8名领袖被磔，城内居住的回回，除土著者不准移动外，从甘州、关外、西宁、河州、循化及陕西来的回回，共1573人全被屠杀。夜间清军又进城放火，把城内回回5400余人也全部屠杀。起义军唯一逃脱血腥屠杀的，只有白彦虎所率领的队伍。

以白彦虎为首的陕西回族在河州战役结束后，同当地回族、撒拉族结成联军，为了民族的生存，恃险拼死抵抗，给进犯清军以不断的打击。由同治十一年（1872）九月下旬至十一月底，前后两月有余，大小50余战。十一月十九日，刘锦棠进驻西宁后，白彦虎深知左宗棠的残忍刁诈，誓不投降，率领眷属及党羽约2000余人，于翌年二月下旬由大通经永安冒着冰雪严寒向河西奔去。三月初，白彦虎率部通过仅容单车行走又有5营清军防守的扁都口，经山丹、东乐至甘州城外，三至四月中进至高台，肃州回民曾多次出城配合白彦虎部迎击清军，但由于清军截击，白彦虎不愿进驻肃州，而是率部经文殊山进军嘉峪关外，由敦煌奔向哈密①。后在左宗棠的追击下，白彦虎部又由新疆转道至今吉尔吉斯坦共和国境内，他们的后人至今仍生活在那里，称东干族。

这次西北回民大起义的结局是非常惨烈的，陕甘回族人民遭受了重大的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它虽然被清朝统治者残酷镇压下去，但同时，也给了封建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它是当时以汉族人民为主体的遍及全国反清**的一个组成部分。

①有关白彦虎的材料，参见马寿千《同治年间陕甘回民自卫抗清斗争述略》。

第四节 新疆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②

鸦片战争爆发后不久，在太平天国、捻军和云南、陕西、甘肃各族人民的武装起义影响下，新疆各族人民也纷纷起义，反抗清朝的统治。新疆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是西北以回民为主的各族人民大起义的一个组成部分。

同治三年（1864），库车的维吾尔族和回族人民首先发起武装暴动。乌鲁木齐、莎车、伊犁、巴里坤、奇台、哈密、木垒、济木萨、昌吉等地各族人民也纷纷响应。一时间，新疆几乎全部成为起义群众的天下。迅猛的反清风暴席卷天山南北，震撼了清朝在新疆的统治。

在南疆和北疆的广大地区，先后出现了几个互不统属的割据政权：以库车为中心的热西丁汗和卓（回族），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妥明（回族），以和田为中心的哈比布拉汗（维吾尔族），以喀什为中心的金相印（回族）与思的克伯克（柯尔克孜族）和以伊犁为中心的塔兰其苏丹（维吾尔族）。但是，由于“民族”的、“宗教”的旗号转移了群众斗争的目标，以致维吾尔族和新疆各族人民用鲜血换来的胜利果实，最终被一小撮民族和宗教上层所篡夺。

②本文采用《中国少数民族》第180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今有增删。

（谢选骏指出：“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都失败了，所以“各国人民的反清斗争”开始了——在这种意义上，我要为“西方的侵略”拍手叫好！我看见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是又爱又恨，但首先是爱他们烧杀了满蒙汉奸，其次才是恨他们没有“放下赃物”。因为他们的进攻对象，是满清，不是中国。至于中国，早就亡了；中国人民，早就奴化了。）

【第四章 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廷政局的变化】

第一节 英、法发动侵华战争和《天津条约》

咸丰六年到十年（1856—1860），正当太平天国起义达到**的时候，英国和法国在俄美两国支持下，对中国发动了一次新的侵略战争。它们企图利用中国国内战争的机会，胁迫清廷全面修改条约，扩大鸦片战争中所取得的侵略权益。因这次战争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继续，历史上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

咸丰六年九月初十日（1856年10月8日），广东水师在黄埔停泊的中国船“亚罗”号上逮捕了12名海盗。英国蓄意挑起事端，硬说这是一只英国船，并说船上悬挂了英国国旗，而这面旗子受到了中国士兵的侮辱。九月二十五日（10月23日），英国舰队悍然向广州进犯。十月初一日（10月29日），英军攻进广州城，大肆焚掠。当地人民和清军奋起抵抗。英国兵力不足，被迫撤走。

英国在“亚罗”号事件发生后，决定扩大侵略战争，任命额尔金（EarlofElgin）为全权专使，率领一支海陆军前来中国，同时要求法国共同出兵。法国即借口天主教神甫马赖（A.Chapde－laine）在广西被杀，派葛罗（BaronJ.B.L.Gros）为全权专使，率军来华。美国和俄国也积极支持，英、法、美、俄四国结成了侵略中国的联合战线。

咸丰七年十一月初九日、十二日（1857年12月24日、27日），额尔金、葛罗向两广总督叶名琛等发出通牒，限24小时内让出广州城。叶名琛忠实执行清廷“息兵为要”的方针，不事战守。十三日（28日），英法联军进攻广州城。都统来存、千总邓安邦等率兵顽强抵御，次日失守。叶名琛被俘，被解往印度加尔各答，咸丰九年（1859）病死于囚所。广州将军穆克德讷、广东巡抚柏贵投降，柏贵在以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H.S.Parkes）为首的“联军委员会”的监督下继续担任原职，供敌驱使。

在敌人入侵的严重形势面前，当地人民在佛山镇成立团练局，集合数万人，经常武装攻城，使侵略者胆颤心惊。香港、澳门同胞也开展抗英斗争，以为支援。咸丰八年，香港岛人口仅8万人，而离港返回内地的各业中国工人约2万人，使英国殖民者的日常生活陷于困境。

英法联军侵占广州后，小部分留守，大部分乘军舰北上，于咸丰八年三月（1858年4月）到达大沽口外。俄国公使普提雅廷（E.B.Пyтятин）、美国公使列卫廉（W.B.Reed）也陆续到达，他们表面上扮演了“调停人”的角色，实际上却为英、法出谋画策。四月初八日（5月20日），英法联军炮轰大沽炮台。守台清军英勇还击，然而直隶总督谭廷襄等人毫无斗志，争相逃跑，大沽陷落。侵略军溯白河而上，进逼天津城下，扬言即将进攻北京。腐朽的清廷急忙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去天津向侵略者求和。

五月十六日、十七日（6月26日、27日），桂良、花沙纳分别同英、法订立《天津条约》。十月初三日（11月8日），英、法又迫使清廷订立《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这些不平等条约规定：外国公使驻北京；增开牛庄（后改在营口）、登州（后改在烟台）、台湾（台南）、淡水、潮州（后改在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外国商船可以在长江各口岸自由航行；外国人可往内地游历、通商、传教；鸦片贸易合法化；中国海关由外国人帮办税务；进出口货物一律按时价抽5％的关税，外货入内地只加征2.5％的子口税；对英国赔款银400万两，对法国赔款银200万两。在中英、中法《天津条约》订立前，俄国公使普提雅廷诱逼清廷于五月初三日（6月13日）首先订立了中俄《天津条约》，取得了许多特权，还特别规定两国派员查勘“从前未经定明边界”，以便通过“勘界”来侵占中国领土。美国公使列卫廉也于五月初八日（6月18日）迫使清廷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同样攫取了许多特权。

第二节 英法侵略战争再起和《北京条约》

《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侵略者仍不满足，准备再次扩大侵略战争。

咸丰九年五月二十日（1859年6月20日），英国公使普鲁斯（F.W.A.Bruce）、法国公使布尔布隆、美国公使华若翰（J.E.Ward）借口到北京与清廷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分别率领军舰到达大沽海口。清廷通知他们从北塘登陆进京。英、法公使拒绝清廷的安排，坚持以舰队溯白河进京，并于二十五日突然袭击大沽口炮台。守卫炮台的直隶提督史荣椿、大沽协副将龙汝元等，在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的指挥下，发炮还击，击沉击伤敌人舰艇多艘，打死打伤敌人近500人，史荣椿、龙汝元等将士阵亡。英法侵略军狼狈逃走。在战斗中，美国舰队从旁协助英法联军作战和撤退。七月，美国公使华若翰由北塘进京，并在返回北塘时与直隶总督恒福交换中美《天津条约》批准书。在此之前，俄国代表已在北京换约。

大沽战役是英法侵略者挑起的，清军被迫还击，完全是为了保卫自己国家的正义行动。马克思在论述这次战役时指出：“中国当局不是反对英国使节前往北京，而是反对英国武装船只上驶白河难道法国公使留驻伦敦的权利就能赋予他率领一支法国武装远征队强行驶入泰晤士河的权利吗？就算是中国人必须接纳英国的和平公使入京，他们抵抗英国人的武装远征队也是完全有理的。中国人这样做，并不是违背条约，而是挫败入侵。”①但是，英、法统治阶级却叫嚷要对中国“实行大规模报复”。英国首相巴麦尊派的报纸竟然扬言：“大不列颠应该对中国海岸线全面进攻，打进京城，将皇帝逐出皇宫。无论如何总得采取恐怖手段，应该教训中国人尊重英国人，英国人高中国人一等，应该做他们的主人。”②一时间，战争鼓噪声甚嚣尘上。

咸丰十年（1860）初，英法两国分别任命额尔金和葛罗为全权代表，率舰队前往中国，再次发动侵略战争。六月（7月），英法联军抵大沽口外。俄国公使伊格那提耶夫（H.П.Иrнaтьев、美国公使华若翰也先后到达，再次以“调停人”为名，配合英法侵略军行动。伊格那提耶夫还向英法联军提供了北塘未设防的情报。六月十五日（8月1日），英法联军在北塘登陆。随后，侵略军攻占塘沽、大沽等地，七月初八日（8月24日）侵占天津。在清廷派桂良等同侵略者进行的谈判破裂后，八月初四日（9月18日），英法联军攻陷通州。初七日（21日），清僧格林沁部与敌军在八里桥激战溃败。初八日（22日），咸丰帝带领一批官员逃往热河（今河北省承德市），令其弟恭亲王奕留守北京，负责和议。在英法联军攻打北京前夕，伊格那提耶夫参与研究攻城计划，并提供俄国使团私自测绘的北京平面图，指出城防最薄弱的地点。八月二十九日（10月13日），英法联军侵占安定门，控制了北京城。侵略军一路烧杀抢劫。八月二十二日（10月6日），英法联军占领了清廷经营了150多年的圆明园。圆明园这个综合中西建筑艺术，规模宏大，举世罕见的壮丽宫殿，及其收藏的许多精致艺术品和珍贵图书文物，在被英法联军洗劫一空之后，在英国首相巴麦尊的批准下，又被放火烧毁。大火焚烧了三天，号称“万园之园”的圆明园化成了一堆堆败瓦颓垣。

①《新的对华战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0页。②马克思：《新的对华战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39页。

参与焚掠的英国殖民主义者戈登（C.G.Gordon）承认：“我们就这样以最野蛮的方式摧毁了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①英法联军扬言要炮轰北京城，捣毁皇宫。清廷在侵略军的武力逼迫下屈服了。九月十一日、十二日（10月24日、25日），奕先后与额尔金、葛罗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并签订了《北京条约》。条约规定：开天津为商埠；准许华工出国，实即承认外国侵略者贩卖华工的合法化；割让“九龙司一区地方”，“归英属香港界内”，中国九龙半岛南部便被英国强行割占；归还以前没收的天主堂资产。法方还擅自在中文约本上增加“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天津条约》中所规定的对英、法赔款，都增加为银800万两，另增恤金英国50万两、法国20万两。

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和不平等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签订，中国领土又遭到进一步劫夺，外国侵略者进一步从中国攫得了大量权益，加紧了对中国的政治控制和经济、文化侵略。资本主义各国通过其公使直接向清廷施加压力，操纵、控制中国的内政和外交。大批商埠的增开，从东南沿海一直扩大到沿海七省和长江中游，又使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更为深入。外国侵略者还直接管理中国海关，更从财政上加强控制清廷，从而便于扩大其政治影响。中国的主权丧失更多，进一步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

①贺翼柯：《戈登在中国及苏丹》，见王崇武等编译：《太平天国史料译丛》，第148页。

第三节 俄国侵占中国领土

俄国一直对中国抱有领土野心。鸦片战争后，它就不断加紧武装侵略中国黑龙江流域。咸丰八年四月十六日（1858年5月28日），即中俄《天津条约》签订前半个月，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H.Mypaвьěв-Aмypcкий）乘英法联军进攻天津的时机，用武力强迫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了不平等的《瑷珲条约》。根据这一条约，俄国割占了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6O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仅在瑷珲对岸精奇哩江（今俄罗斯结雅河）以南的一小块地区（后称江东六十四屯）仍保留中国方面的永久居住和管辖权，并把乌苏里江以东至海约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为中俄“共管”。清廷没有批准《瑷珲条约》，并对奕山等人予以处分。俄国无视条约是非法的，竟把瑷珲北岸的海兰泡改名为“报喜城”（今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

咸丰十年十月初二日（1860年11月14日），俄国公使伊格那提耶夫又利用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的时机，借口“调停”有功，并以“兵端不难屡兴”相威胁，逼迫奕签订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在这个条约中，俄国除迫使清廷确认《瑷珲条约》外，又把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割占了去，还为割占中国西部领土制造了“根据”。俄国还把条约签订前一年由它单方面绘制的边界地图，当作条约附图强加给中国，清廷拒绝签字。咸丰十一年五月（1861年6月），中俄双方签订了《勘分东界约记》。

这次勘界，实际上仅勘分了兴凯湖以南的陆界，并没有勘分乌苏里江和黑龙江的水界，只是在这张比例尺小于一百万分之一的地图上画了一条红线，表示两国以这两条江为界，它既不表明也不可能表明边界线在江中的确切位置。

从同治元年五月（1862年6月）起，清廷勘界大臣明谊和俄国全权代表巴布科夫（И.Φ.Бабков）、扎哈罗夫（И.И.Захарв）等，在塔尔巴哈台（今新疆塔城）开始勘分西北边界的谈判。中国的西部边界原在巴尔喀什湖。从康熙年间起，俄国不断进窥该地以东以南地区。通过中俄《北京条约》，俄国强行规定中俄西段边界的走向，把清朝设在境内城镇附近的常住卡伦指为分界标志，把中国的内湖斋桑泊和特穆尔图淖尔（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指为界湖。随后，俄国出兵强占这一地区，制造既成事实。在谈判过程中，俄国代表蛮横无理，致使谈判中断。到同治三年九月（1864年10月），中俄双方才在塔城重开谈判。俄国陈兵塔城卡外以为威胁，巴布科夫强迫明谊必须按照俄国的分界议单划界，否则派兵强占。清廷屈于俄国的武力威胁，令明谊让步，接受俄方议单。九月初七日（10月7日），明谊与巴布科夫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划定了从沙宾达巴哈山口起至浩罕边境为止的中俄西段边界。据此，沙俄割占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包括斋桑泊、特穆尔图淖尔在内的约44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俄国通过不平等的《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和一系列勘界条约，侵占了中国144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

第四节 清廷政局的变化

由于《天津条约》规定外国公使常驻北京，清廷同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已无法避免。咸丰十年十二月（1861年1月），清廷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别称总署或译署），任命恭亲王奕、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为总理衙门大臣。总理衙门主管外交、通商、关税及建筑铁路、开矿、制造枪炮弹药等事务，总揽了全部洋务事宜。咸丰十一年二月（1861年3月）以后，英、法、俄等国分头在北京建立使馆。从此，它们在中国的官员就不断对奕等施加影响。

与总理衙门关系密切的机构有总税务司和同文馆。总税务司成立于咸丰十一年，管理全部海关事务，这一职位长期由英国人担任。同文馆于同治元年（1862）在京师设立，是培养外国语言文字、科学技术人才的学校。此外，总理衙门对南洋通商事务大臣（两江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直隶总督兼）也有备顾问、代传达的关系。

咸丰十一年七月（1861年8月），咸丰帝在热河病死，其子载淳继位。

载淳年幼，遗诏任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总摄朝政。载淳的生母那拉氏，被尊为慈禧皇太后。皇后钮祜禄氏，被尊为慈安皇太后。慈禧太后是一个有极强烈的权力**，力图取得最高统治权力的人物。但她的野心遭到载垣等人的阻挠。她与慈安太后密谋铲除载垣等赞襄政务王大臣，并与外国侵略者所支持的奕相勾结，拉拢握有兵权的胜保等人。

咸丰十一年九月二十九日（1861年11月1日），慈禧、慈安太后带着载淳由热河回到北京。次日，大学士贾祯、周祖培、户部尚书沈兆霖、刑部尚书赵光等在奕的暗示下，上奏折“请皇太后亲操政权”。此前，御史董元醇、兵部侍郎胜保曾先后上折，奏请两太后“垂帘听政”，制造舆论。慈禧、慈安太后即以贾祯等人的奏请为由，接连发出四道上谕，解除赞襄政务王大臣任，派奕等会议皇太后垂帘听政事宜，将载垣、端华、肃顺等革职拿问。

奕和肃顺等人虽然在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的问题上立场一致，但在对待外国侵略者的态度上却有所不同。奕对外国侵略者是“待以优礼”，“以信义笼络”，而肃顺等人则要维持“天朝”的威风，对外国侵略者心存疑惧。因此，外国侵略者担心肃顺等人一旦返回北京，外交上很可能出现反复，不希望他们继续掌握实权，而支持能“尽心和议”的奕。慈禧太后和奕的上台，使外国侵略者感到非常满意，认为这完全是他们“几个月来私人交际所造成的”，也是奕等人“对外国人维持友好关系使然”①。英国驻华公使普鲁斯在致英外交大臣的信中说：“在过去十二个月中，造成了一个倾心于并相信（同外国）友好交往可能性的派别，有效地帮助这一派人掌权，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成就。（我们）在北京建立了令人满意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了这个政府的顾问。”②从此，清廷与外国侵略者开始走上了彼此结合的道路。清廷决意求助于外**队来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公然宣布“借师助剿”。而英、法、俄、美等国为了全部实现《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中规定的权利，也撕下了“中立”的伪装，公开向清廷提供武器军火，组织军队，共同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慈禧太后、奕等清廷最高统治者，对外依靠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对内则注意调整同曾国藩集团的关系，以取得他们的支持。慈禧太后等人懂得，清廷所依赖的武装力量八旗、绿营已基本上被太平军摧毁，要巩固其统治地位，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必须依靠掌握有能同太平军对抗的唯一军事力量的曾国藩集团，给他们以更大的权力。还在咸丰十年江南大营覆灭后，咸丰帝接受肃顺的建议，给曾国藩以地方实权，任命他为署两江总督，旋实授，并加钦差大臣衔，督办江南军务，节制大江南北水陆各军。咸丰十一年，慈禧太后上台的当月，又命令曾国藩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节制四省巡抚、提督以下文武官员。两个月后，又加曾国藩太子少保衔，授为协办大学士。不仅用兵方略听从曾国藩，甚至任命大员也听他的意见。慈禧太后对曾国藩集团的放手使用，改变了过去既使用又限制的方针，调整了满族贵族和湘军集团的关系；而曾国藩集团也就得以发展成为地主阶级当权派中最大的实力派。到同治三年（1864）湘军攻陷天京，四年多的时间，曾国藩集团共有21人先后出任总督、巡抚。以同治二年（1863）为例，当时清廷共设8个总督（未含漕运总督、河道总督）、15个巡抚实缺，曾国藩集团竟占了5个总督、9个巡抚。曾国藩集团不仅拥有军事大权，而且掌握了地方政权和财权。

辛酉政变后，慈禧太后与奕之间在权力上的矛盾、斗争日渐显露出来。随着太平天国的失败，清廷政局逐渐稳定下来，慈禧太后的统治地位也日趋巩固，于是就处心积虑地要削弱奕的权力。同治四年（1865），她以奕“目无君上”、“暗使离间”等罪名，下诏革除其一切差事。慈禧太后这一突然的重大政治举措，使许多王公大臣感到惊诧，纷纷上折请求收回成命。她见用权示威的目的已经达到，而且出于政治需要，也就采取先打后拉的手法，仍令奕管理总理衙门，接着又恢复他的领班军机大臣职务，但取消了议政王的称号。从此，慈禧太后大权独揽。

清廷与外国侵略者的公开勾结，对曾国藩集团的加强依靠，这就使太平天国和各地人民的起义所面临的形势比以前更为复杂和险恶。

②坂野正高：《中国和西方》（1858—1861），第241页。

[谢选骏指出：太平天国失去国际支持，如同鱼类失去了水源，中国革命都有外国因素——正如我在《中共会在日本“购钓鱼岛”行动前临阵退缩》（博讯2012年9月7日）中所说“对外关系失败推动中国改革”——简单说来：1、太平天国（1850——1864年）是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年）战败的结果；2、洋务运动是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战败的结果；3、戊戌变法（1898年）是甲午战争（1894——1895年）战败的结果；4、辛亥革命（1911年）是八国联军征服北京（1900年）的结果；5、北伐战争（1927——1929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失利的结果（1914——1918年）；6、共产党夺取中国政权（1949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年）中国受损的结果；7、文化大革命（1966——1969年）是中国大饥荒、中共和苏共交恶（1959——1962年）的结果；8、改革开放是中美缓和的结果（1971——1979年）；9、中国的崛起是美国全面接纳中国作为和国际社会一员的结果（1979——2001年）。]

【第五章 太平天国后期的斗争】

第一节 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分裂

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农民阶级的一些弱点在起义队伍中逐渐显露出来。起义初期的反封建的朴素平等思想，逐渐被封建等级观念所侵蚀。太平天国颁布了一套“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的礼制，从天王到普通士兵之间，等级非常森严。天王及诸王、侯都是世袭的。一些领导人滋长了享乐腐化的倾向，起义初期那种“敝衣草履，徒步相从”的质朴思想作风多被抛弃，代之而起的则是对权利名位和豪奢生活的追求。太平军进入南京后，立即大兴土木，把两江总督衙门扩建为天王府，拆毁了大批民房，动用了成千上万的男女劳动力，“半载方成，穷极壮丽”，旋被大火烧毁。咸丰四年又在原址复建，方圆十余里，宫殿林苑，“金碧辉煌”，“侈丽无匹”。东王府的修建也是“穷极工巧，聘心悦目”。至冠履服饰、仪卫舆马等，都备极奢华。领导人之间的关系也逐渐疏远，原来“寝食必俱，情同骨肉”，变为“彼此睽隔，猜忌日生”，宗派色彩日益明显。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和起义队伍的壮大，成分日益复杂，有不少地主、士绅、胥吏、商人以及游民、溃勇等进入太平军。其中有些是暗藏的敌对分子，有些是投机分子。他们或在太平军中进行挑拨离间，煽动逃亡、叛变，甚至与清军暗通消息，企图从内部进行破坏，或以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和作风来腐蚀太平军。

咸丰六年（1856）八月，正当太平天国在军事上达到全盛的时候，领导集团内部发生了公开的分裂。

杨秀清是太平天国的领导人之一，曾经为太平天国建立不少功勋。但是，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他日益居功自傲，“威风张扬，不知自忌”①。咸丰六年七月，清江南大营被打垮，天京被包围的形势暂时解除，杨秀清乘机扩大个人权势，遇洪秀全封他为“万岁”。洪秀全密召在江西督师的韦昌辉、在湖北督师的石达开迅速返回天京。韦昌辉对杨秀清长期怀有不满情绪，在接到洪秀全的密令后，立即率领心腹部队于八月初三日（9月1日）深夜赶到天京，包围了东王府，次日晨将杨秀清及其眷属杀害。接着天京城内发生混战，太平天国优秀将领和战士两万多人死亡。经过这场屠杀，韦昌辉控制了天京，独揽军政大权，在天京造成恐怖局面。

八月中旬，石达开从湖北回到天京，责备韦昌辉不该滥杀。韦昌辉又企图杀石达开。石达开闻讯后逃往安徽安庆，起兵讨伐韦昌辉。韦昌辉的屠杀和专擅横暴，激起了天京广大将士的愤怒。洪秀全接受将士的要求，于十月初杀死了韦昌辉，结束了韦昌辉对天京历时约两个月的恐怖统治。

十月下旬，石达开回到天京。洪秀全命他提理政务，“合朝欢悦”。但是，洪秀全经杨、韦事件之后，对石达开也心存疑忌，又封其兄洪仁发为安王、洪仁达为福王，同理政事，以牵制石达开。咸丰七年五月（1857年6月），石达开因为洪秀全对他不信任，离开天京，率大批精锐部队单独作战。他的这一行动，使太平军的兵力大大分散和削弱。石达开的军队起初在江西、浙江、福建等省活动，屡战不利。从咸丰九年起，转战于湖南、广西、湖北、四川、云南、贵州等省，多次击败清军，对这些地区的群众起义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他脱离天京后，毕竟是孤军作战，没有建立根据地，粮食、武器补给困难，部队的战斗力日益削弱，分离叛降的情况不断出现。同治二年四月（1863年5月），石达开在四川大渡河紫打地（今石棉县安顺场）被清军包围，全军覆没。

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分裂，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它破坏了内部的团结，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损伤了元气，丧失了乘胜歼灭敌人的有利时机。清廷趁机纠集军队，于咸丰六年底，攻陷武昌、汉阳，随后占领江西大部分地区，并重建江北、江南大营，围困天京。

①《李秀成自述》影印本。

第二节 艰苦转战和改革内政的努力

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分裂后，形势顿挫。洪秀全为扭转危局，曾作了努力，提拔了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等一批青年将领，担负军事重任。

咸丰八年（1858）六月，陈玉成、李秀成会集各路将领，在安徽枞阳镇（今桐城县东南）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采取联合作战方针，同心协力解除清军对天京的包围。七月，陈玉成等部太平军在皖北作战，击溃署安徽巡抚李孟群部湘军，攻占庐州。八月，陈玉成、李秀成两军在滁州境内会师东进，攻破浦口，再次击溃江北大营，并进占江浦。浦口一带战斗的胜利，打通了天京与江北的交通，解除了江北清军对天京的封锁。其时，湘军主力李续宾部在攻陷江西九江后，乘势侵入安徽，进逼庐州咽喉三河镇。十月，陈玉成、李秀成率军救援。太平军乘大雾发起猛攻，李续宾部乱成一团，拼死突围，终不得出。经过激战，太平军摧毁了湘军全部营垒，歼灭曾国藩之弟曾国华等湘军数千人，李续宾自杀。太平军乘胜追击，收复桐城，围困安庆的清军不战而逃，皖北复为太平天国所有。天京上游局势，至此暂时得到稳定。咸丰九年三月（1859年4月），洪仁玕从香港来到天京。金田起义后，洪仁玕迫于清军缉捕，于咸丰二年避居香港。他在香港接触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情况。到天京后，被封为干王，总理太平天国朝政。因为诸将的不满，不久洪秀全又先后封陈玉成为英王、李秀成为忠王，其他将领也陆续封王。

洪仁玕向洪秀全提出了《资政新编》。这是一个统筹全局的方案。在政治方面，洪仁玕认为立政的关键，“惟在乎设法用人之得其当”。所谓“设法”，就是制定法律、制度。他指出立法的重要性，英国之所以成为当时“最强之邦，由法善也”。他反对“结党联盟”，针对当时存在分散、离心的倾向，强调要“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在经济方面，洪仁玕主张仿效西方兴办铁路、轮船、邮局、工厂、矿山、银行等，奖励发明创造者“自专其利”。在思想文化方面，他主张设学馆、医院，建跛盲聋哑院、鳏寡孤独院、育婴堂，禁庙宇寺观，革阴阳八煞，除九流堕民，禁溺婴、买卖人口及使用奴婢，严禁鸦片入口。他还批判那种“不务实学，专事浮文”的学风，在《戒浮文巧言谕》中，主张“文以纪实，言贵从心”，提倡“切实明透，使人一目了然”的浅明文体。洪仁玕的这些建议，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色彩，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洪秀全对这些建议深为赞赏。但由于当时还缺少必要的条件，这些政策没有能够施行。

咸丰十年二月（1860年3月），太平天国为打破江南大营对天京的围困，派李秀成等奇袭浙江杭州，以分散江南大营兵力，然后太平军迅速由杭州回军，会同陈玉成等部猛攻江南大营。闰三月（5月），击溃了江南大营，解除了对天京的包围。钦差大臣和春、帮办大臣张国梁率残部逃奔丹阳。太平军乘胜追击，连克丹阳、常州、无锡。清军节节溃败，张国梁在丹阳落水而死，和春在浒墅关自杀。四月，太平军又相继克苏州、浙江嘉兴等许多州县，开辟了苏南地区，建立了以苏州为首府的苏福省。

当太平军席卷江南、逼近上海的时候，上海的官僚、地主、买办大为恐慌。江苏巡抚薛焕派上海道吴煦向英、法领事请求派兵防守县城，得到了他们的同意，表示将协助清军“弥平一切不法叛乱，保卫上海”①。美国流氓华尔（F.T.Ward）也在薛焕、吴煦的支持下，招募外国在华的一些亡命徒组成了洋枪队。咸丰十年六月，李秀成率太平军在江苏青浦大败洋枪队，重伤华尔。七月，太平军逼近上海城时，遭到协助清军防守的英军和停泊在黄浦江的英、法军舰炮火的攻击，李秀成还想与“洋兄弟”取得谅解，严禁还击，致使太平军遭受重大伤亡，只得从上海地区撤退。

①呤唎著，王维周译：《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册，第205页。

第三节 保卫安庆和经营苏浙

当太平军向东南进军时，曾国藩的湘军包围了安庆。安庆是太平军和皖北捻军进行联系的纽带，也是保障天京、保证粮食供应的战略要地。为解安庆之围，太平天国决定由陈玉成、李秀成分兵两路攻武昌，以牵制湘军回援。陈玉成率北路军从安徽入湖北，于咸丰十一年二月攻克黄州（今黄冈），逼近武昌。武昌城内一片混乱，湖广总督官文惊慌失措，官员纷纷逃遁。当时在汉口租界的英国参赞巴夏礼为阻止太平军进攻武汉，赶到黄州会见陈玉成，声明要保护武汉的商务，太平军“必须远离该埠”。由于外国侵略者的干涉，加上李秀成大军迟迟不来会师，安庆形势又日益吃紧，使陈玉成放弃进攻武昌，回师救援安庆。李秀成锐意经营苏南、浙江，对救援安庆抱消极态度。直到咸丰十年十月，因江西、湖北一带的大批起义群众要求参加太平军，他才以招兵西进为主要目的，留下主力部队防守苏州、常州，自己率领一部分太平军从皖南经浙江进入江西。咸丰十一年五月进兵湖北，前锋攻占武昌县。李秀成在兴国会见了英国驻汉口领事金执尔（W.R.Gingell），金执尔加以阻挠和恐吓。当对陈玉成已从湖北折返安庆，李秀成终于放弃了进攻武汉的计划，率军从湖北撤入江西。

太平军攻武汉、保安庆的战略决策未能实现，曾国藩认为已无后顾之忧，于是集中兵力围攻安庆。陈玉成屡次组织援军，在安庆外围与湘军展开激烈的争夺战，终于未能与城内守军汇合。咸丰十一年七月二十日（1861年9月5日），安庆失守。从此太平天国在上游的重镇尽失，天京已无屏蔽。同治元年（1862），陈玉成在庐州与清军激战三个月，突围至寿州，不幸被俘，五月初八日（6月4日）在河南延津英勇就义，年仅26岁。

当陈玉成等部太平军与湘军争夺安庆时，李秀成、李世贤的军队由江西入浙江，到咸丰十一年九月间，先后攻克金华、处州（今丽水县）、严州等城，控制了浙江中部。李秀成进兵攻克临安、余杭，围攻杭州。十一月，太平军攻破杭州城，巡抚王有龄自杀。李世贤部黄呈忠、范汝增也于同月攻克重要港口宁波。浙江和苏南成为太平天国最后两三年中的主要根据地。

苏浙地区，太平军和乡官的成分严重不纯。充任乡官的除劳动人民外，有流氓无产者，还有大批地主、士绅和依附地主阶级的人；新参加太平军的，有会党队伍，有土匪、地痞、流氓，还有大批清朝的败兵溃勇。太平军队伍被严重腐蚀，烧杀掳掠、虐待百姓、逃亡叛降的事件经常发生，一些将领也在蜕化变质。

苏、杭是地主阶级势力比较强大的地区，他们采取各种手段顽抗太平军。浙江诸暨的地主包立身纠集了一两万人的团练武装，盘踞包村半年多；湖州举人赵景贤率团练据城困守，历时近两年。在苏南地区，团练武装的重要首领有：苏州的徐佩瑷，常熟的庞钟璐，无锡的华翼纶、杨宗濂，江阴的王元昌等。太平军对这些地主武装往往满足于招抚，结果使地主武装得以保存下来。徐佩瑷等人表面上打着太平天国的旗号，暗中仍受清朝官员的接济和指挥，并拉拢太平军将领熊万荃、钱桂仁、骆国忠等，组成一个叛乱集团，策划在苏州一带发动叛乱。阴谋暴露后，徐佩瑷等被处死。

太平天国后期虽然开辟了苏浙根据地，但在这些地区内存在着复杂的矛盾斗争和严重的危机。

第四节 太平天国的失败

太平军占有苏浙，并不能弥补它在皖北战场和天京上游的损失，无法扭转军事上的不利局面。曾国藩取得统辖四省军务大权后，号令统一，筹饷较易。他自己坐镇安庆指挥，委其胞弟江苏布政使曾国荃率湘军主力由皖北沿长江东下，进攻天京；继派左宗棠率另一支湘军由江西进犯浙江。不久，左宗棠被清廷任命为浙江巡抚。他勾结英、法侵略者，镇压浙江的太平军。咸丰十一年十二月（1862年1月），李秀成兵分两路，由苏、杭出发，再次进攻上海。敌对势力在上海成立“中外会防公所”，策划防守方案和筹措饷械。在上海的英、法侵略军增至数千人，华尔的洋枪队改称“常胜军”，扩编至5000人。同治元年（1862）三月初，英、法、俄侵略军和华尔的“常胜军”联合清军，向沪西的王家寺、罗家港等太平军阵地进攻。由于太平军的几个阵地被迫相继放弃，上海得以解严。

三四月间，李鸿章率淮军从安庆乘轮船到达上海。咸丰二年（1852）春，他奉曾国藩之命，仿照湘军营制，在安徽编练成一支拥有6000余人的淮军，成为继湘军之后又一支重要军阀武装。李鸿章到达上海之日，清廷授他江苏巡抚。在官僚、豪绅、富商、买办的支持下，他与外国侵略者积极合作。四月，李鸿章率淮军联合英法联军和华尔的“常胜军”攻陷青浦，随后进犯奉贤南桥镇。太平军与敌军展开激烈战斗，杀伤了不少侵略军，击毙法国海军司令卜罗德（A.Protet），但终因伤亡过多，南桥失守。李秀成率精锐万余人反击，在太仓大败敌军，乘胜克复嘉定。五月，太平军又在青浦大败敌军，活捉“常胜军”副统领法尔思德（EdwardForrest），收复县城。太平军又一次进逼上海近郊，侵略军龟缩上海不敢出战。正当此时，曾国荃率湘军扎营雨花台附近，围攻天京甚急。李秀成在洪秀全的严催下，不得不率师回援，第三次进取上海功败垂成。

同治元年（1862）闰八月，太平军与湘军在雨花台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李秀成、李世贤率军20余万，装备了相当数量的洋枪洋炮，向湘军发动猛烈攻势。曾国荃全军约3万人，凭借深沟高垒，坚守顽抗。太平军围攻44天，虽毙伤湘军约5000人，但未能攻破营垒。十月，李秀成撤兵。随后李秀成奉洪秀全命渡江进兵皖北，企图诱使围攻天京的湘军回援江北。但没有取得什么战果，却损兵十数万。这时，太平天国的处境已非常不利。

湘、淮军联合外国侵略军乘天京被围，加紧在江浙地区展开进攻。浙江方面，同治元年（1862），英法侵略军伙同清军攻陷宁波，随即成立了“中法混合军”（“常捷军”）和“中英混合军”（“常安军”、“定胜军”）。外国侵略者和清军结为同盟，向太平军进犯。太平军英勇抵抗，在慈溪击毙来援的“常胜军”统领华尔，同治二年在绍兴屡败敌军，先后打死“常捷军”统领勒伯勒东（LeBrethondeCaligny）及其继任塔提夫。但这些局部战斗的胜利，不能扭转整个战场的被动局面，慈溪、绍兴等城先后失守。这时，衢州、严州、金华各府县也相继被左宗棠的湘军攻陷。此后，左宗棠湘军和“常捷军”全力进攻杭州。同治三年二月（1864年3月），杭州失守。太平军浙江据点全部瓦解。

在江苏，英法侵略军和英**官戈登继任统领的“常胜军”，伙同李鸿章的淮军组成的联合武装，配备了优势的炮舰、轮船和洋枪、洋炮，以上海为基地，向西进犯。同治二年（1863）三月，中外联军攻陷太仓、昆山，七月进逼苏州。慕王谭绍光率领太平军英勇抵抗。李鸿章因强攻损失重大，遂致书诱降。谭绍光坚决抵抗，誓不投降；而以纳王郜永宽为首的苏州其他守将密谋叛降。十月二十四日（12月4日），郜永宽等刺杀谭绍光，献城投降。过了两天，他们都被李鸿章杀死。苏州的失守，标志着太平天国苏南根据地已陷于绝境。同治三年四月，常州失守。太平军在苏南的根据地也陷于瓦解。天京形势更加危急。城外太平军的防御工事已被破坏殆尽，天京城被曾国荃的湘军四面围困，内无粮食，外无援兵。李秀成建议让城别走，但洪秀全对他严加斥责，说：“朕铁统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者乎？”①同治三年四月二十九日（1864年6月3日），洪秀全病逝。长子洪天贵福继位为幼天王。六月十六日（7月19日），湘军用火药轰塌天京城墙。经过激烈巷战，天京陷落。曾国荃的湘军攻入天京后，大肆抢劫烧杀。

李秀成突围，在天京城外被俘。他写了几万字的供词，曾国藩还是把他杀害。洪仁玕在江西被俘，坚贞不屈，从容就义。太平军余部在天京陷落后，仍在大江南北继续坚持武装斗争。江南太平军余部于同治五年（1866）失败。江北太平军在遵王赖文光的率领下与捻军会合，增强了实力。同治四年，清廷以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为主力，对捻军发起大规模的进攻。捻军把僧格林沁主力引到山东菏泽县西北的高楼寨，利用有利地形设伏。僧格林沁督军紧追，陷入捻军的包围，伤亡惨重，他本人也被击毙。此后，清廷相继派曾国藩、李鸿章督师“剿捻”。捻军经过长期艰苦的战斗，于同治七年（1868）最后失败。

太平天国的失败，使清廷得以腾出手来，先后镇压了西南地区各族人民的起义。陕甘地区从同治元年起，爆发了回民起义，斗争了十二年后，在同治十二年（1873）失败了。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虽然失败了，但它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宏大的一次农民战争。它建立了政权，提出了鲜明的反封建纲领；它坚持斗争14年，攻克600余城，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沉重地打击了清朝封建统治者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太平天国的伟大斗争，推动了历史前进，激励着中国人民的革命斗志。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业绩和功勋，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不朽的一页。

①《李秀成自述》。

（谢选骏指出：内讧是理想的反证。打着理性主义旗号所进行的内讧，尤其难以弥合——只用同归于尽的结果，才能告一结束。太平天国如此，文革也是如此。）

【第六章 外国的经济侵略和官员的洋务活动】

第一节 外国的经济侵略

两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仗恃着他们从不平等条约中所攫取的种种特权，争着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海关总税务司成立后，总税务司一职长期由英国人赫德（RobertHart）等担任，掌握了行政、用人大权；各口税务司和海关的高级职员也都由外国人充任。如同治十二年（1873）海关行政部门共有93名外国人，其中英国人58名，美国人8名，法国人12名，德国人11名，其他国家人4名。由于关税在清廷的岁入中比重逐渐增长，因而海关总税务司的地位日益重要，对清廷的影响也日益增强。

外国资产阶级把中国当作商品的销售市场和榨取原料的基地。他们推销的商品，品种繁多，据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说：“大宗有二：一则曰鸦片，每年约耗银三千三百万两；一则曰棉纱、棉布，两种每年约共耗银五千三百万两。此尽人而知为巨款者也。不知鸦片之外又有杂货，约共耗银三千五百万，如：洋药水、药丸、药粉、洋烟丝、吕宋烟、夏湾拿烟、俄国美国纸卷烟、鼻烟、洋酒、火腿、洋肉铺、洋饼饵、洋糖、洋盐、洋果干、洋水果、咖啡，其零星莫可指名者尤夥。此食物之凡为我害者也。洋布之外，又有洋绸、洋缎、洋呢、洋羽毛、洋漳绒、洋羽纱、洋被、洋毯、洋毡、洋手巾、洋花边、洋钮扣、洋针、洋线、洋伞、洋灯、洋纸、洋钉、洋画、洋笔、洋墨水、洋颜料、洋皮箱箧、洋磁、洋牙刷、洋牙粉、洋胰、洋火、洋油，其零星莫可指名者亦夥。此用物之凡为我害者也。外此更有电气灯、自来水、照相玻璃、大小镜片、铅、铜、铁、锡、煤斤、马口铁、洋木器、洋钟表、日规、寒暑表，一切玩好奇淫之具，种类殊繁，指不胜屈。此又杂物之凡为我害者也。以上各种类皆畅行各口，销入内地，人置家备，弃旧翻新，耗我资财，何可悉数。”①在品种繁多的进口货中，以鸦片和棉纺织品为最大宗。同治九年到十三年（1870—1874）的五年平均数，鸦片为2598.7万海关两，占进口货总值6886.9万海关两的39.2％；棉纺织品为2145.1万海关两，占进口货总值的32.2％。鸦片居于首位。经过20年的发展，到光绪二十年（1894），进口货总值增加到14423.3万海关两，增加了109.4％。其中鸦片为2994.7万海关两，占进口货总值的21.1％；棉纺织品为4965.3万海关两，占进口货总值的35.3％。棉纺织品上升为首位，鸦片下降为第二位。这表明外国对华进口贸易的性质从资本原始积累的性质向现代资本主义性质过渡。②外国售价低廉的棉纱、棉布的大量进口，破坏了中国的手工棉纺织业，也使得中国手工棉纺织业者大量失业。其他手工业也相应遭到机制洋货的破坏。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慨叹说：“洋布、洋纱、洋花边、洋袜、洋巾入中国，而女红失业。煤油、洋烛、洋电灯入中国，而东南数省之桕树皆弃为不材。洋铁、洋针、洋灯入中国，而业冶者多无事投闲。此其大者，尚有小者，不胜枚举。所以然者，外国用机制，故工致而价廉，且成功亦易。中①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586—587页。

②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下册，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8—19页。国用人工，故工笨而价费，且成功亦难。华民生计，皆为所夺矣！”①这一时期，中国对外出口主要还是农产品，以茶叶和生丝为最大宗，其他还有牛皮、草帽缏、豆类、棉花等。由于茶、丝在国际市场上受到印度、日本等的竞争，出口呈现下降。同治九年到十三年（1870—1874）五年平均数，茶叶出口值为3515.3万海关两，生丝出口值为2572.3万海关两，而光绪十六年到二十年（1890—1894）五年平均数，茶叶出口值下降为2921.8万海关两，生丝出口值下降为2412.1万海关两。其他出口货如棉花、豆类、牛皮、草帽缏等，虽有显著增加，但售价低廉，只是为外国资本主义提供原料而已。在中国的出口贸易中，几乎全被外国洋行所控制，农产品和原料受到外国商人的压价掠夺。

为了便于在中国倾销商品和从中国输出原料，西方列强还在中国经营轮船航运业。同治元年（1862）美国旗昌洋行设立了第一家专业轮船公司，其后英国太古、怡和两家轮船公司相继成立。这些轮船公司势力扩张很快，垄断了中国沿海和内河的航运，不仅严重打击了中国旧式帆船运输业，而且阻碍了中国新式航运业的发展。这一时期，外资工厂也逐渐增多起来。其中大多数是为了发展他们在中国的航运业而办的船舶修造业，以及为了掠夺中国原料而经营的各种加工工业，如砖茶、缫丝、轧花、制糖、打包等工厂。此外，为了在中国利用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就近销售于中国市场，还建造了火柴、造纸、肥皂、制药、纸烟等工厂。到了光绪二十年（1894），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设立的工厂至少已有100多家，成为压迫和阻碍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一种势力。

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在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过程中，还陆续在中国设立银行。早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英国便在上海设立了东方银行（又名丽如银行），这是外国在中国开设的第一家银行。到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外国在中国开设的银行逐渐增多。其中主要有：同治四年（1865），英国分别在香港、上海设立的汇丰银行，是外国在中国资本最为雄厚的金融机构；光绪十六年（1890），德国在上海设立的德华银行；光绪十九年（1893），日本在上海设立的正金银行；光绪二十年（1894），法国在上海设立的东方汇理银行等。此外，俄国也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在中国设立华俄道胜银行。这些银行在中国吸收存款，发行纸币，经营国内外汇兑，并贷款给清廷，操纵中国的金融市场，成为资本主义各国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重要机构。

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势力的扩大，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

①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715页。

第二节 洋务派的出现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廷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屈服，出现了所谓“中外和好”的局面。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在勾结外国侵略者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看到了西方坚船利炮的重大作用，于是对其大加赞赏。曾国藩说，火轮船“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除向外国购买船炮，还要自己制造①。李鸿章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山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②，因而必须购买外国枪炮，设局制造枪炮，“以资攻剿”。奕也说，“自强之术，必先练兵”。这表明在一部分官员中逐渐认识到要保持清朝的统治，必须在军事上和工业技术等方面，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创办新式军事工业。

在洋务活动兴起之际，咸丰十一年（1861），冯桂芬写成了《校邠庐抗议》一书。他在书中明确提出“采西学”、“制洋器”的主张，认为对西方国家“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他还提出一条兴办洋务的宗旨，即“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一宗旨，不仅成为兴办洋务的指导思想，而且成为后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滥觞。

主张举办洋务的官员中，清廷中枢有恭亲王奕和军机大臣桂良、文祥，地方总督、巡抚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和张之洞等。由于他们在兴办洋务的问题上，思想主张基本一致，在清廷内部形成了一个势力相当强大的派别，被称为“洋务派”。

洋务派兴办洋务的活动，受到清廷一些大臣和士大夫的反对。他们以理学权威自命，恪守“祖宗成法”和“圣人古训”，故步自封，排斥新思想、新事物，以为封建制度及其伦理纲常尽善尽美。这部分人被称为守旧派或顽固派，代表人物有大学士倭仁、徐桐、李鸿藻等。

在兴办洋务过程中，洋务派和守旧派既有共同之处，又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洋务派兴办洋务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谓“中学为体”，也就是维护封建制度和纲常名教。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两派意见一致，没有分歧。两派的分歧点在于“西学为用”，也就是要不要学习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举办机器制造工业，以资“求强”。在同治五年（1866）奕等人建议在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馆，招收翰林、进士、举人、贡生及科举正途出身五品以下京外各官入馆学习；光绪六年（1880）刘铭传建议修筑铁路等问题上，都遭到守旧派的激烈反对。倭仁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甚至主张“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①。在守旧派的心目中，以孔孟儒学为代表的“中学”是万古无弊的“圣道”，能够解决治国平天下的一切问题，而西学只不过是“夷族蛮邦”的“奇技淫巧”，不用学习，更不能“用夷变夏”。守旧派反对学习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阻碍了洋务事业的顺利兴办。

①《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4，第10—11页。

②《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第9页。

①《洋务运动》第2册，第30页。

第三节 军用工业和新式海陆军的建立

洋务派用力最多的，是建立军用工业。还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时候，咸丰十一年（1861），曾国藩就在安庆建立“安庆内军械所”，以手工生产仿制“洋枪洋炮”，并制造了一艘木壳轮船。同治元年（1862），李鸿章在上海设立“上海洋炮局”，手工铸造炮弹。次年，李鸿章又委派英国人马格里（H.Macartney）在松江附近设厂制造弹药。清军攻陷苏州后，李鸿章命马格里将该厂迁至苏州，添置一些机器，设立“苏州制炮局”。这是洋务派兴办新式军用工业的开端。

从同治四年（1865）江南制造总局设立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中日甲午战争结束，30年间，洋务派设立的规模大小不等的军用工业共21个。其中由清廷中枢直接拨款、规模较大的有4个，即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和天津机器局。各省督抚也纷纷自筹经费兴办军用工业，但大都是中小型的，只有张之洞创办的湖北枪炮厂规模较大。

江南制造局建于同治四年（1865）。是年，李鸿章购买上海虹口的美商旗记铁厂，又将上海洋炮局并入，并增添由容闳经手从美国购买的机器设备，合组成江南制造总局。同治六年（1867），该局由虹口迁至上海城南高昌庙。此后规模逐渐扩大，先后设立了机器厂、轮船厂、枪厂、炮厂、炮弹厂、水雷厂、炼钢厂、栗色火药厂、无烟火药厂等个分厂，还附设了学堂、翻译馆等，成为一家综合性近代军用工业。其主要产品有枪支、大炮、弹药、水雷、轮船、钢材等，都由清廷调拨，分发各地驻军。江南制造总局由于在资金经费方面得到清廷的大力支持，因此不论生产设备和技术力量，都是当时国内最大的兵工厂。

金陵机器局，也称金陵制造局。同治四年（1865），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将马格里主持的苏州洋炮局随迁南京，改称金陵机器局。其规模计有机器厂3处，翻沙、熟铁、木作车间各2处，还有火箭局、火箭分局、洋药局、水雷局及乌龙山暂设炮台机器等，主要生产弹药、枪支和大炮，产品大都供应李鸿章的淮军和天津大沽炮台。在清廷直属的4个大型军用工业中，金陵机器局规模最小，“所出枪炮无多”，它为大沽炮台所造的大炮在演放时一再爆炸，质量低劣。

福州船政局，又名马尾船政局，是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任闽浙总督时向清廷建议设立的。由法国人日意格（P.Giquel）、德克碑（P.D’Aiguebelle）主持建厂和造船，还雇用几十名法国工匠。筹建不久，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赴任前向清廷推荐前江西巡抚沈葆桢任总理船政大臣。船政局设有转锯厂、大机器厂、水缸厂、木模厂、铸铁厂、钟表厂、铜厂、储材厂、拉铁厂、锤铁厂、铁胁厂及船坞一座，并附设船政学堂，是一个设备比较完备的造船工厂。同治八年（1869），船政局造成的第一艘轮船“万年清”号下水。到同治十三年（1874），该局共造大小轮船15艘。因合同期满，日意格及一部分法国工匠被辞退，有关船只的设计施工由船政学堂培养出来的人员主持。由于经费短缺，生产困难，加以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中遭到破坏，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20年**造兵船19只。船政局在造船过程中，技术上逐渐有所提高。最初只能造150马力以下的木壳船，到光绪十三年（1887）造成了第一艘铁甲船，轮机也由旧式单机改成复合机，马力由150增至2400。福州船政局在中国近代造船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天津机器局，是华北地区第一个官办军用工业。同治五年（1866），恭亲王奕奏准在天津设局制造军火。次年，清廷委派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主持筹建。同治九年（1870）发生天津教案，崇厚出使法国，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兼管该局事宜。经过逐年扩充，天津机器局分设东西两处。东局设在城东贾家沽，主要制造火药、洋枪、洋炮、各式子弹和水雷，附设有水师、水雷、电报学堂；西局设在城南海光寺，以制造军用器具、开花炮弹为主，兼制造各种炮车器具、电线、电机等。所生产军火，主要供应淮系水陆各军。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略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

湖北枪炮厂，是湖广总督张之洞在光绪十六年（1890）建于湖北汉阳。

光绪十九年（1893）初步建成，次年厂房因火灾被焚，甲午战争以后才得以修复，主要生产枪、炮、子弹、火药等。

洋务派在同治四年以后创办的近代机器军用工业，完全是官办的。经费主要来自海关关税、厘金、军饷等。所生产的军火直接调拨装备湘、淮军及各省军用，不是为进入市场交换而生产。这些官办的军用工业具有浓厚的封建性。所有局厂不但要受总督、巡抚的控制和监督，而且还要受总理衙门的节制。企业类同官府衙门，成为当权者安插亲朋故旧的地方。人员冗滥，甚至挂名领取干薪，营私舞弊，管理混乱，**现象严重。洋务派兴办的军用工业尽管具有封建性、落后性，但它毕竟在中国开了近代机器工业的先河，实行了雇佣劳动的形式，存在着资本主义性质的因素，客观上对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民用企业的产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洋务派在兴办军用工业的同时，还训练新式陆军和建立新式海军。

训练新式陆军的起步，是整顿八旗、绿营。咸丰十年十二月（1861年1月），奕等人的奏折中即提出“自强之术，在于练兵”。咸丰十一年十二月（1862年1月），清廷批准了练兵章程。随即成立了神机营，并从京营八旗挑选精壮兵丁，演练洋枪洋炮和“洋人阵式”。同治三年（1864），神机营在这支队伍的基础上加以扩充，建立了“威远队”，成为一支拥有5000余人，融马队、步兵、炮兵于一体的洋枪队。同治五年（1866），总理衙门大臣奕等从绿营中挑选精壮兵丁，按湘、淮军营制、营规编练军队，共选练六军，15000人，称为“练军”。到光绪二十年（1894），全国绝大多数省份都相继建立了练军。此外，李鸿章的淮军和左宗棠部湘军也都较普遍使用外国新式武器。这些军队大都聘用英、法、德等**人，按西方操典演练队列阵式。

除整编陆军外，洋务派还筹建新式海军、整顿海防。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侵略中国台湾，清廷以赔款作为日本撤兵的条件，于是筹办海防、海军的建议随之兴起。经过筹划，光绪元年四月（1875年5月），清廷任命直隶总督李鸿章和两江总督沈葆桢分别督办北洋、南洋海防事宜，开始了近代海军的筹建。在南洋、福建、北洋三支水师中，南洋水师起步较早，但发展缓慢，到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爆发前夕，共拥有舰艇14艘，除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总局所造外，余均购自英、德两国。福建水师是在福州船政局所造的部分舰船的基础上形成的，共有舰艇11艘，其中9艘为船政局自造，2艘购自英国。中法战争时，福建水师在马尾港内遭法**舰的突然袭击，几乎全军覆没。北洋水师于光绪元年筹建，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到光绪十年已拥有舰艇14艘，初具舰队规模。光绪十一年（1885）中法战争后，清廷成立海军衙门，委派醇亲王奕为总理海军事务大臣，庆郡王奕、直隶总督李鸿章为会办大臣。海军衙门成立后，贯彻先发展北洋水师的方针。到光绪十四年（1888），北洋水师正式成军，各类舰船基本具备，共有25艘。舰艇主要购自英国、德国，聘请英国海军军官为总查，按新式海军编制训练，并参照英国的规章制订了《北洋海军章程》。李鸿章还先后在旅顺口、威海卫等地布置防务，修筑炮台、船坞，成为北洋海军的两大基地。光绪十四年以后，北洋水师未再增添新式舰艇。这支苦心经营的海军，在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

第四节 官督商办民用企业的兴办

洋务派为了供应军用工业需要的原料、燃料和运输，并受到外货倾销、外资优厚利润的刺激，从同治末年开始，便陆续创办资本主义工矿业和交通运输业。到光绪二十年（1894），共创办民用企业20多个。这些企业，只有少数是官办，大多系官督商办。所谓官督商办，即在官府监督下，招徕社会上的私人资金，创办民用企业，以解决清廷由于财政拮据，难以筹拨企业所需的巨额资金。此外，有个别民用企业采取官商合办的形式。在这些民用企业中，规模较大的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汉阳铁厂、上海机器织布局、湖北织布官局等。

轮船招商局于同治十一年（1872）在上海创立，是这类企业中兴办最早规模最大的一个。创办之初，李鸿章令浙江海运委员朱其昂主持局务。由于招募商股困难，筹办半年，实际资本还不到20万两，其中12.3万两系贷借官款，加以朱其昂又不善于经营新式航运，遂于次年进行改组。轮船招商局改组后，由买办唐廷枢任总办，买办徐润，洋务官员盛宣怀，旧式商人朱其昂、朱其诏任会办，规定资本100万两。在唐廷枢的主持下，招商局扩充了运输业务，到光绪二年（1876），航运船只增至10艘。次年，又以220万两购买美商旗昌轮船公司的产业，船只增至30余艘。招商局规模虽扩大，但也出现船多货少、债务严重等新的困难。太古、怡和等英国轮船公司为了维护其在中国航运的垄断地位，继续削减运价来挤压招商局，使其陷入艰难处境。由于李鸿章采取了暂缓缴还官款利息、增拨运粮、准其承运官物、如有盈余全部留局作公股等措施，才使招商局的情况日渐好转。中法战争前夕，光绪九年（1883），上海发生金融恐慌，招商资金周转失灵，曾举借外债。李鸿章乘机进行第二次改组，派盛宣怀为督办，马建忠为会办。中法战争期间，主持局务的马建忠在李鸿章的支持下将招商局售予旗昌洋行，战后收回。盛宣怀通过重新制订章程，以督办大员身份控制了招商局的人权和财权，加强了“官督”的权力，“商办”的色彩大为减弱。

开平矿务局于光绪二年（1876）筹办，李鸿章委派唐廷枢主持，虽系官督商办，但着重突出“商办”。原拟采煤、炼铁、修铁路同时并举，所需经费约80万两，但到光绪四年只募集股金20万两。煤矿钻井进展顺利，而炼铁由于成本过高，且缺乏冶炼专门人才，只好停办铁矿，专营煤矿。光绪七年（1881），开平煤矿正式投产，当年产煤3600余吨。以后产量不断提高，到光绪十五年（1889）即上升到年产煤24.7867万吨。生产的发展急需解决运输的问题，光绪八年（1882）唐山到丰润县胥各庄的铁路开始通车，光绪十二年（1886）又将铁路延长至大沽。光绪十八年（1892），开平矿务局总办唐廷枢病故，李鸿章委派江苏候补道张翼继任。张翼原为醇亲王奕的侍役，昏聩贪鄙，对于近代企业的经营一窍不通，管理混乱。为筹集秦皇岛港口工程的费用，他以矿务局财产作抵押，向外商借贷。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华期间，英国人以欺骗、讹诈手段攫夺了开平矿务局全部财产。电报总局于光绪六年（1880）在天津设立，并创办电报学堂，培养电报专门人才。还在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侵略中国台湾时，办理台湾海防钦差大臣沈葆桢因感防务需要，向清廷建议架设福州至台湾的电线，但未能实现。光绪五年（1879），李鸿章在天津至大沽之间试架电线，效果良好。次年，他奏请清廷批准架设天津至上海的陆路电线。架线工程于光绪七年（1881）完成，并投入使用。光绪八年，电报总局由官办改为官督商办，派盛宣怀任总办。光绪十年（1884），电报总局由天津迁至上海。电报局创办后，营业发展迅速，到光绪二十年（1894），电讯交通几乎遍及全国各重要城市。

汉阳铁厂于光绪十六年（1890）设立。光绪十五年，两广总督张之洞筹建广州炼铁厂时，清廷将其调任湖广总督，负责建造芦汉铁路，于是铁厂也从广州迁移到湖北。到光绪十九年（1893），铁厂才基本完工，次年正式投入生产。全厂有炼生铁、炼熟铁、炼贝色麻钢、炼西门士钢、造钢轨、造铁货6个大厂，另有4个小厂，雇用外国技师约40人，工人约3000人。开工后即遇到原料和燃料供应的困难，所炼的钢又因含磷过多，不宜用于制造钢轨。铁厂从筹办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共支出582万余两，都是官款。经费开支庞大，而生产却是产量低，产品质量差，成本太重，销路少。这种情况使铁厂很难维持下去。中日甲午战争后，清廷财政更为竭蹶，无力为铁厂筹拨经费。张之洞准备将铁厂及其他矿业转让给外国商人，因遭到各方面的反对，于光绪二十二年被迫改为官督商办，由盛宣怀接办。

上海机器织布局筹办于光绪四年（1878），李鸿章批准了前四川候补道彭汝琮提出的建厂计划，并委派他和郑观应负责在上海筹建。彭汝琮未能集到股本，又同郑观应等人发生严重分歧。郑观应辞职，彭汝琮被李鸿章斥退，织布局筹建工作陷于停顿。光绪六年（1880），织布局改组，李鸿章派龚寿图专办“官务”，郑观应专管“商务”，并总办局务。郑观应等人主持下的织布局，很强调企业的商办性质，在新订的章程中提出：“事虽由官发端，一切实由商办，官场浮华习气，一概芟除。”①章程公布后，公开招股的工作进行顺利，很快就招集到50万两。但龚寿图等人不愿意商股太多，以免影响他们在织布局的地位，与郑观应等人发生意见分歧。光绪九年，郑观应私自挪用局款真相暴露，又应兵部尚书彭玉麟的邀请，遂离开上海到广东，织布局由龚寿图、龚易图兄弟主持。光绪十六年（1890），织布局正式投产。开工不到一年，又发生亏空。于是再次更换负责人，最后由淮系官员杨宗濂、杨宗瀚兄弟承办。到光绪十九年（1893），织布局已颇具规模，有织布机500台，纱锭2.5万枚，工人4000人。所产布匹主要在上海销售，此外，还远销牛庄、福州、重庆等地，营业兴旺，纺纱利润尤为丰厚。经李鸿章奏准织布局享有特别专利权，规定“十年之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产品纳税也有优惠，所产布匹，如在上海销售，免完厘税，如运销内地，仅在上海新关完一正税，概免沿途税厘。由于纺纱获利优厚，李鸿章决定扩充纺纱规模。但就在此时（光绪十九年），织布局因清花间起火，全厂被烧毁。李鸿章随即派天津海关道盛宣怀、上海海关道聂缉椝负责恢复织布局，这就是后来的华盛纺织总厂。

湖北织布官局于光绪十九年建成投产。先是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内筹建，光绪十五年（1889）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纺织机器全部随之运往湖北。织布局建成后，共有纱锭3万枚，布机1000张，工人约2500人，日产纱100担。由于棉纱畅销，利润优厚，张之洞决定在布厂之外增建纺纱厂，以其盈利来填补他所办的铁厂经费的不足。原计划建两个纺纱厂，但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才在织布局旁边建成北厂，称为“湖北纺纱官局”，南厂未能建成。

①《洋务运动》第7册，第469页。

洋务派所办的民用企业，大都是官督商办，吸收了一部分买办、地主、商人的资金，对建立和发展近代企业，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抵制外商对中国近代企业的垄断和压迫有积极作用。但是，这些企业有浓厚的封建性，企业大权都掌握在“官”的手里，“一切惟总办之言是听”，商股不得过问局务。此外，这些民用企业还存在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依赖性，技术大权甚至行政大权都为外国人所控制。洋务派所办的民用企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阻碍了商办企业的发展，也没有能够达到“求富”的目的。

（谢选骏指出：满汉蒙古鞑子的洋务运动是沐猴而冠，共产党的改革开放也是如此——它们的区别仅仅在于“前清”和“后清”。）

【第七章 商办企业的出现。新阶级的产生。思想文化的变化】

第一节 商办企业的出现

在洋务派创办近代企业的同时，中国社会还出现了一批商办企业。这是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发端，也是中国社会经济发生重要变化的一个标志。这些企业主要是由一部分官员、地主、买办、商人投资创办的，也有一些是从原来的手工业工场、作坊采用机器生产转化而来的，主要有船舶机器修造业、缫丝业、棉纺业、面粉业、火柴业和印刷业等。据统计，自同治年间到光绪二十年，除缫丝业外，约有80个企业①。

船舶机器修造业。创办较早、规模较大的是上海发昌机器厂。同治五年（1866），方举赞初创时为打铁作坊，仅有打铁炉一座。同治八年（1869），采用车床。原为外商船坞锻造修配轮船的零件，到光绪二年（1876），已能自造轮船和生产轮船机器、车床、汽锤等机器产品。由于业务发展迅速，光绪十年左右，拥有车床、钻床近20台，工人300人。中日甲午战争后衰落，光绪二十六年（1900）卖给外商耶松船厂。另外一家规模较大的企业是上海均昌船厂，其初期业务只限于修理船只。由于经营管理较好，生产效率较高，业务发展迅速，从光绪八年到十年（1882—1884）先后制造了6艘轮船，技术水平比较先进。但这家企业后来也被耶松船厂兼并。

缫丝业。机器缫丝业最早出现在手工缫丝比较发达的广东地区。同治十二年（1873），华侨商人陈启源在广东南海县设立第一家机器缫丝厂——继昌隆缫丝厂，以蒸汽机为动力，雇用女工六七百人，产丝精美，行销欧美，获利优厚。两年后，南海又建立4家机器缫丝厂。到光绪七年（1881），广州、顺德、南海等地陆续增加到10家。其后，广东机器缫丝业发展迅速，中法战争后，仅广州一地就有缫丝厂五六十家。光绪七年，浙江丝商黄宗宪在上海建立公和永缫丝厂，开办时有丝车100部，后来发展到858部。到光绪二十年（1894），上海又相继建立了5家缫丝厂，其中规模较大的坤记丝厂资本为24万两。这些丝厂受到外商的挤压，生产情况不如广东。

棉纺业。在光绪二十年中日战争以前，中国创办的近代机器棉纺织厂和机器轧花厂很少。光绪十二年（1886），买办商人严信厚在宁波建立通久源轧花厂，有40台新式轧花机，雇用工人三四百人。光绪十七年到十九年（1891—1893），上海又相继成立了棉利、源记、广德泰和礼和永4家轧花厂，武汉也成立了昌记轧花厂。轧花兼纺纱的工厂，是唐松岩于光绪十三年（1887）在上海创办的华新纱厂（初名轧花纺纱新局），有纱锭约7000枚，布机50台。光绪十九年（1893），安徽商人朱鸿度创办上海裕源纱厂，于次年开车，纱锭2.5万枚。紧接着又有人创办了裕晋纱厂、大纯纱厂，严信厚也在宁波设立了通久源纱厂。此外，重庆、镇江、广州等地也在酝酿建立棉纺厂。面粉业。光绪四年（1878），轮船招商局会办朱其昂在天津成立了贻来牟机器磨坊，雇用工人约30人，每年可获利银六七千两。此后，陆续创办了上海裕泰恒火轮面局、福州机器面粉厂、北京机器磨坊等，规模与贻来牟机器磨坊差不多。

①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下册，第1442、1446、24、39页。火柴业。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天津、上海、重庆、广州等地创办火柴厂约有十余家。其中如天津自来火公司，由官绅杨宗濂、买办吴懋鼎等人成立于光绪十二年（1886），资本1.8万两。光绪十七年，因失火厂房被焚。随即公开集股重建，资本增至4.5万两，聘请英、俄商人帮同管理帐目、购买机器。光绪十六年前后，上海成立了燮昌火柴公司，资本5万两，职工约800人，所使用化学原料从欧洲输入，木梗、箱材及纸使用日货，日生产火柴20余箱，但质量较差。

印刷业。商办机器印刷业主要集中在上海，广州、杭州、北京等地也陆续办了一些工厂。其中较有影响的，是光绪八年（1882）徐鸿复、徐润在上海设立的同文书局。同文书局有石印机12架，雇用职工500人，主要影印古籍，如《二十四史》、《古今图书集成》等。光绪二十四年（1898），同文书局停办，徐润复设立广百宋斋，为铅字印刷。

此外，玻璃制造、制糖、制茶、造纸等商办企业，也在上海、福州、台湾等地设立。

从同治年间到光绪二十四年中日战争前，历时20多年，在中国陆续出现了近代商办企业。这些企业主要是日用轻工业，一般规模较小，资本大都在10万元以下，有的只有几千元，设备简陋，技术落后，比起外资企业和官办企业，力量是微弱的。但有了这些商办企业，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就出现了。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很困难。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及其在中国开设的企业，在中国大量推销商品，掠夺原料，跟中国民族资本企业竞争。中国民族企业不仅在原料来源和产品销售市场方面受到巨大压力，而且经常受到外国资本吞并的威胁。同时，中国民族企业在机器、技术等方面都依赖外国，有的还依靠外国势力的“保护”。清廷对民族企业不但不予扶植，而且从各方面束缚了它的发展。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商办企业始终没有取得清廷的正式承认，在设厂、经营和产品销售方面，没有法律保障，完全听任官吏随意处置。例如，光绪七年（1881），广东南海知县徐赓陛即以“各省制办机器，均系由官设局，奏明办理，平民不得私擅购置”，以及机器缫丝厂“男女混杂，易生瓜李之嫌”、“夺人之生业”为由，查封各处缫丝厂。许多地方官吏还对商办企业加重征收税捐，敲诈勒索，大大加重了这些企业的负担。在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困难重重。许多企业为了生存，不是依靠外国势力的“保护”，就是寻求封建势力的支持。这就决定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同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封建势力既存在矛盾的关系，又存在依赖的关系；既有其社会历史进步性，又具有先天的软弱性。

第二节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产生

近代工业在中国的出现，使中国产生第一批近代产业工人。这是早期的中国无产阶级。此后，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出现，资产阶级也产生了。

中国早期的无产阶级，从鸦片战争后英、美、法等国在沿海通商口岸非法设立船坞、工厂的时候，就开始产生了。当时，一部分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受雇于外国资本家。同治以后，在洋务派举办的军用工业、民用工业和在民族资本的企业中，产生了更多的产业工人。产业工人的人数，除码头工人无法统计以外，到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前，约有10万人。其中，外国资本企业中的工人约占35％，洋务派举办的军用工业、民用工业的工人约占37％，民族资本企业的工人约占28％。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中国无产阶级的产生要比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早了近30年。中国无产阶级还具有比较集中的特点。当时在中国出现的近代企业，大都集中在上海、汉口、广州等一些通商口岸，因此，在这些地区产业工人相对集中。据估计，上海、汉口、广州三地的工人约占全国工人总数的76.7％，其中上海一地即占46.4％。此外，从产业类别上看，工人相对集中在机器缫丝业、船舶修造与机器铁工业、军用工业、轧花业与棉纺织业、采矿业等，约占全国工人总数的68％①。据统计，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500工人以上的厂矿有39家，其中外国资本经营的企业11家，洋务派经营的企业13家，民族资本经营的企业15家，最大的企业雇用工人达三四千人。在这39家企业中，工人人数总计约有5.713万至6.22万人，约占全国工人总数的一半以上。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长的中国无产阶级，身受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三重压迫和剥削，其严重性和残酷性在世界上是很少有的。他们的工资很少，而且常被任意拖欠，或被借故罚款克扣，很难维持自身的生活。他们的劳动时间很长，随时受监工、工头的任意打骂和处罚。工厂的劳动条件恶劣，没有卫生设备和安全保护，工伤事故经常发生。工人连最低限度的自由都没有，过着十分痛苦的生活。

中国无产阶级在极端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下，进行了英勇顽强的反抗斗争。中国工人最早反对外国资本家剥削压迫的，是同治七年（1868）上海美商耶松船厂工人的罢工。光绪五年（1879），这个工厂的工人因工头克扣工资进行罢工。同年，上海英商祥生船厂的工人因外籍监工殴打工人举行罢工。光绪九年（1883）和十六年（1890），上海江南制造总局的工人反对延长劳动时间，发动罢工。光绪十七年（1891），开平煤矿工人反对外国工程师欺压工人，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压迫斗争，迫使外籍技师一度离矿。这个时期，工人的罢工斗争主要还只是经济斗争，说明中国无产阶级还处在早期阶段。

在中国无产阶级出现之后，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也产生了中国资产阶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主要是由那些投资于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及商办企业的一般商人、买办、地主和官员转化而来，有一些则是由采用机器生产的手工工场主转变而来。例如，创办南海继昌隆缫丝厂的陈启沅，是在南洋经商多年的华侨商人；在上海创办公和永缫丝厂的黄佐卿，是经营丝业多年的商人；创办上海裕源纱厂的朱鸿度，是安徽巨商、浙江牙厘局总办；在天津创办贻来牟机器磨坊的朱其昂，官至道员，曾代理津海道，死后诏赠光禄寺卿；创办天津自来火公司的杨宗濂是曾任直隶通永道的淮系官员，吴懋鼎是汇丰银行的买办；在上海创办源昌机器五金厂、源昌碾米厂、源昌缫丝厂的祝大椿，是怡和洋行的买办；创办上海发昌机器厂的方举赞，则是打铁作坊主。他们当中不少人在官府机构中取得一定的官职头衔，或在农村占有相当数量的土地，具有亦商亦官或亦商亦绅的多重身份。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本国封建势力、外国资本主义之间，既有无法避免的矛盾，又有着切不断的联系。因此，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一方面具有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本国封建压迫的要求，希望中国能够独立富强，为民族资本主义的顺利发展提供条件；另一方面又具有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妥协性，是一个带有两重性的阶级。

第三节 思想文化的变化

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原来地主阶级改革派要求变法和学习西方以抵御侵略的思想，在同治、光绪年间，发展成为维新思潮。它的早期代表人物，主要有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王韬（1828—1897），号紫铨，江苏长洲（今吴县）人，主要著作有《弢园文录外编》。薛福成（1838—1894），字淑耘，江苏无锡人，他的著作经后人编为《庸盦全集》。马建忠（1844—1900），字眉叔，江苏丹徒人，著有《适可斋记言》等书。郑观应（1842—1922），号陶斋，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著有《盛世危言》等书。

郑观应等人的思想，主要是：（1）反对外国侵略，维护国家主权。早期维新思想家对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民族危机不断加深，忧心忡忡，担心这是心腹之患，将来要弄到“国几不国”的地步。他们谴责外国侵略者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指出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片面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等条款，损害了中国主权，给中国造成无穷的后患。（2）要求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反对清廷限制工商业的政策。他们批评洋务派所办的官督商办企业是“官有权，商无权”，“官督商办势如虎”，主张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将厘金合并于关税，保护关税，以便于跟外国资本主义竞争。郑观应打破了“重农抑商”的传统封建思想，提出“商战”的口号。他认为，“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并强调发展本国的机器工业，把“商战”建立在发展工业的基础上，把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作为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出路。“商战”论具有反侵略的爱国的积极意义。（3）提出政治改革的主张。王韬、郑观应等人介绍西方国家“君主”、“民主”、“君民共主”三种政治制度，认为“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①，主张在中国推行“君民共主”制，仿效西方国家设立议会。郑观应说：中国如实行“君民共主”、议会制，就能够达到“天下有公是非，亦即有公赏罚，而四海之大，万民之众，同甘共苦，先忧后乐，若理一人，上下一心，君民一体，尚何敌国外患之敢相陵侮哉？”②虽然他们对议会、民主等还不能从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本来意义上去理解，但是在反对君主**制度和初步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方面，摆脱了洋务派思想的窠臼，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具有进步性。

早期维新思想家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也没有形成政治运动。这是资产阶级力量还处在微弱时期的表现。他们虽然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但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又都不能摆脱与洋务派的联系。

鸦片战争以后，较早提出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的是冯桂芬。他在咸丰十一年（1861）写成的《校邠庐抗议》中，认为“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皆得格物至理”，而“一切西学皆从算学出”，因而主张“采西学”。同治年间有了洋务派举办的企业和民族资本企业以后，中国科学家李善兰等才对西方近代科学作了系统的接受和传播。西方近代科学是以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开始而大踏步前进的。后来，由笛卡儿（RenéDescartes）制定了解析几何，耐布尔（JohnNapier）制定了对数，莱布尼茨（GottfriedWil－helmLeibniz）和牛顿制定了微积分。在刚体力学方面，牛顿在刻卜勒（Johannes①郑观应：《盛世危言·议院下》，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3、313—314页。Kepler）所发现的行星运动规律的基础上，从物质普遍运动规律的观点进行了概括，提出了万有引力定律。对于近代科学中这些最基本的伟大成就，李善兰通过翻译和论述的形式几乎是全面地介绍到中国来。李善兰和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等人合作，先后译书7种，如接续翻译明末徐光启等未译完的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后9卷，英国物理学家胡威立（W.Whowell）的《重学》，英国天文学家赫歇尔（F.W.Her－schel）的名著《天文学纲要》，取名《谈天》等。李善兰（1810—1882），字壬叔，浙江海宁人，对数学造诣颇深，著有《则古昔斋算学十四种》。所著《方圆阐幽》，已独立地达到了微积分的初步概念。他与人合译的《代数学》、《代微积拾级》，分别是关于符号代数学、解析几何和微积分的第一个译本，所创译的“代数”、“微分”、“积分”数学名词，至今沿用。李善兰坚持按照自然界的本来面貌来认识自然界，反对以自己的主观臆想强加于自然界。这种严格的科学态度，闪耀着唯物主义的光辉。他的译介西方近代科学著作，具有鲜明的爱国思想，他在《重学》的序言中说：“今欧罗巴各国日益强盛，为中国边患。推其原故，制器精也。推原制器之精，算学明也异日人人习算，制器日精，以威海外各国。”

跟李善兰同时的科学家有华蘅芳、徐寿等。华蘅芳（1833—1902），字若汀，江苏金匮（今属无锡市）人，数学家。著有《行素轩算稿》6种，共23卷。他与西方人士玛高温、傅兰雅（J.Fryer）等合译西方科学著作12种，内容包括数学、动物、地学、军事、气象等方面，其中关于数学的7种。华蘅芳不懂外文，玛高温对中文仅勉强可通，译书难度很大。但他不畏艰难，不辞劳苦，一丝不苟地力求把书译好。他在《金石识别》的序言中追忆译书过程的情景说：“挟书卷，袖纸笔，徒步往来，寒暑无间，风雨不辍。汗不得解衣，咳不得涕吐，病困疲乏，隐忍而不肯休息者，为此书也。唯是日获数篇，奉如珍宝。夕归自视，讹舛百出，涂改字句，模糊至不可辨，则一再易纸以书之，不知手腕之几脱也。每至更深烛跋，目倦神昏，掩卷就床，嗒焉若丧。而某金石之名，犹来萦扰于梦魂之中，而驱之不去。此中况味，岂他人所能喻哉！”徐寿（1818—1884），字雪村，江苏无锡人，化学家。同治六年（1867）以后，他一直在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担任编译工作，共译书12部。其中化学著作占大多数，也涉及物理、机械制造等方面，影响较大的有《化学鉴原》和《西艺知新》两书。徐寿译书时，遇到如何统一化学元素译名的难题。他创造了取西文第一音而造新字的原则，许多元素如钠、钾、锰、镍、钴、锌、钙、镁等，都是依此原则新造的，一直沿用至今。徐寿还曾和华蘅芳试制木质轮船，长50余尺，每小时能行40余里，取名“黄鹄”。这是中国人最早自制的轮船。光绪元年（1875）左右，徐寿在上海创办格致书院，开始化学实验的演示工作。徐寿是一个有唯物主义思想倾向的科学家，反对鬼神迷信，提倡“以实事实证引进后学”的学风。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条件下，中国虽也出现了个别优秀科学家，但没有发展的近代工业的支持，他们还不能对历史的前进起较大的影响。

①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1202页。

（谢选骏指出：马列狗为了胡侃阶级斗争，胡诌了“商办企业的出现”、“新阶级的产生”，进而胡掰“思想文化的变化”……来证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胡话。这些黄俄猪，哪里懂得，这些“商办企业”都是官商勾结的产物，和共产党“改革开放”以来“红顶商人”的情况如出一辙。满清汉奸的洋务派所孵化的“商办企业”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都是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所以“主要是由官员、买办”投资创办的，只有“一些是从原来的手工业工场、作坊采用机器生产转化”而来的。他们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并无决定意义——只要当官的一声令下，他们马上就扑倒在地了。这在两百年后的二十一世纪，是依然如故的。马云等小丑，证明了一个真理——所有的首富都在监狱里，就像兽父。）

【第八章 中国边疆地区在侵略势力下的危机。中法战争】

第一节 中国边疆地区在侵略势力下的危机

同治以后，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它们为了争夺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资本输出场所，夺取殖民地、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日益尖锐起来，远东地区成了它们激烈争夺的对象。美、日、英、俄、法、德都把侵略的黑手伸进中国广大边疆地区，使中国边疆地区出现了严重危机。

美国早有侵占中国台湾的野心。咸丰三年（1853），美国海军舰队窜到台湾，并向美国政府建议占领台湾作为海军根据地。同治六年（1867），美国借口失事船只“罗佛”号的水手在台湾遇害，派军舰侵略台湾，在台湾南部的琅■（今恒春）登陆。高山族人民给予迎头痛击，打走了美国侵略军。日本也有侵略中国台湾的野心。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在美国帮助下，派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兵5000余人侵略台湾。日兵在琅■劫掠焚杀，当地高山族和汉族人民据守险要，顽强抵御。日本侵略军遭到伤亡，无法前进。清廷在跟日本交涉的同时，派船政大臣沈葆桢率军赴台，部署防务。但是，在英、美等国的“调停”下，清廷被迫与日本订立《台事专条》（即中日《北京专约》），以赔偿白银50万两作为日本撤兵的条件。

英国在同治年间不断派人以游历、探险为名，进入中国云南、西藏侦察。同治十三年（1874），英国派军官柏郎（H.A.Browne）率领近200人的武装部队从缅甸出发，到云南探测路线；驻北京英国使馆派翻译官马嘉理（A.R.Margary）从北京经云南入缅甸接应。光绪元年（1875），马嘉理等率领武装部队侵入云南省腾越地区。当地景颇等族人民立即予以阻拦，马嘉理竟然开枪行凶。群众激于义愤，打死马嘉理，把侵略军赶出云南。英国侵略者以此为借口，提出种种勒索。光绪二年，清廷在英国的胁迫下，派李鸿章与英国代表威妥玛在山东烟台签订《烟台条约》和《入藏探路专条》。条约除规定“赔款”、“惩凶”、“道歉”之外，还允许英国可派人到云南“调查”通商情况，并可派人由中国内地经西藏到印度，或由印度进入西藏，探访路程；增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四处为通商口岸等。

《烟台条约》签订后，英国根据其中的另议专条规定，一再要派人进入西藏，进行侵略活动。西藏人民和一部分地方官员，坚决拒绝侵略者入藏。光绪十四年（1888），英国悍然发动对西藏的侵略战争，向隆吐山进攻。西藏爱**民誓死抵御，在打击了侵略军后转移至亚东山谷。**的清廷一味妥协求和，不准西藏爱**民反抗，罢黜了支持抗英斗争的驻藏大臣，使英军得以继续进犯。光绪十六年（1890），清廷与英国谈判，划定中国和哲孟雄（锡金）的边界。光绪十九年（1893），清廷与英国又订立《藏印续约》，竟同意英国的侵略要求，规定中国亚东辟为商埠。从此，英国势力侵入了西藏。

当美、日侵略中国台湾，英国侵略中国西南的时候，俄国也极力向中国新疆扩张。同治四年（1865），中亚浩罕汗国的一个军官阿古柏乘中国新疆地区纷乱之机，率军侵入喀什噶尔。同治六年（1867），阿古柏在南疆宣布成立“哲德沙尔”（七城汗国）。同治九年（1870），他又进占乌鲁木齐和吐鲁番盆地，势力伸展到玛纳斯。至此，南疆全部和北疆部分地区都被阿古柏所侵占。那时，英、俄都力图在新疆扩展侵略势力，竞相勾结和支持阿古柏。同治十年（1871），俄国出兵侵占伊犁地区，扬言“伊犁永久俄占”，对当地各族人民进行残酷的军事殖民统治。俄国挟其军事威势，于次年与阿古柏订立“通商条约”，以承认阿古柏为“哲德沙尔”领袖，来换取它在南疆的通商等特权。为跟俄国争夺，英国也于同治十三年（1874）与阿古柏订立“英阿条约”，承认阿古柏的统治地位，从而取得了在喀什噶尔设立领事、通商等特权。

俄国和阿古柏对新疆的侵略，遭到新疆各族人民的强烈反抗。他们热切盼望清廷早日收复失地，并自动起来同侵略者作斗争。当时，正值日本侵略中国台湾，东南海防形势紧张。面对同时发生在西北和东南的两个危机，清廷的官员提出不同的对策，发生塞防、海防的争论。直隶总督李鸿章强调海防的重要性，认为应大力加强海防，但他却以“海防、西征，力难兼顾”为由，主张放弃新疆，“移西饷以助海防”，竟说“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①。陕甘总督左宗棠则力主收复新疆，“尺寸不可让人”，认为“若此时即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宜以全力注重西征，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各国必不敢构衅于东南”①。清廷接受了收复新疆的主张，于光绪元年（1875）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次年，清军进入新疆，仅半年多的时间，就收复了北疆大部分领土。光绪三年（1877），清军乘胜进军南疆，连战皆捷，阿古柏在逃走途中身亡。是年十一月（1878年1月），清军最后收复和田。至此，只有伊犁地区还在侵略者手中。

清廷一再向俄国提出收复伊犁地区。俄国拒不交还，反而提出一系列无理要求。光绪四年（1878），清廷派吏部侍郎崇厚为全权大臣出使俄国谈判索还伊犁的问题。崇厚在俄国的胁迫下，于次年擅自签订了《交收伊犁条约》（即《里瓦几亚条约》）。条约规定：中国偿付俄国“代收代守伊犁兵费”500万卢布（合白银280万两）；割让霍尔果斯河以西及伊犁南境的特克斯河流域的大片领土；塔尔巴哈台附近边界作有利于俄国的修改；俄商在中国蒙古、新疆地方贸易免税；俄国在嘉峪关、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古城（今奇台）设领事；增辟两条由陆路到天津、汉口的通商线路。消息传来，舆论大哗，群情激愤。清廷将崇厚革职拿问，并向俄国声明，崇厚所议条约“违训越权”，拒绝承认，同时任命驻英公使曾纪泽兼任驻俄公使，谈判改订条约。

光绪六年，曾纪泽赴俄国彼得堡谈判。在谈判中，俄国代表蛮横无理，声称“只要照办，无可商议”。经过半年多的反复交涉，光绪七年正月（1881年2月），双方签订了不平等的《伊犁条约》（也称《改订条约》）和《改订陆路通商章程》。根据条约规定，中国虽然收回伊犁和特克斯河流域及穆索尔山口，但霍尔果斯河以西原属中国的大片领土划归俄国；赔款增加到900万卢布（约合银500万两）；喀什噶尔及塔尔巴哈台边界另订界约；俄商在蒙古地方贸易照旧不纳税，在新疆则暂不纳税等。此外，条约还规定，伊犁居民“或愿迁居俄国入俄国籍者，均听其便”，为俄国劫迁大量中国各族居民造成借口。这次和后来通过几个勘界议定书所割占的中国领土有7万多平方公里。清廷收回伊犁后，于光绪十年（1884）在新疆建立行省，设置州县。《伊犁条约》签订后，俄国又加紧侵略中国的帕米尔地区。光绪十八年（1892），俄国违背中俄关于帕米尔地区边界的光绪十年（1884）《续勘喀什噶尔界约》，强占了萨雷阔勒岭以西2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清廷当时曾声明，不放弃对中**队当时所驻地区以外的帕米尔领土的所有权。光绪二十一年（1895），俄国竟然背着中国跟英国立约，私自瓜分了中国萨雷阔勒岭以西的帕米尔地区。

①《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第19页。

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6，第36页。

第二节 中法战争

咸丰年间，法国出兵强占了中国邻邦越南的南部，并于同治元年（1862）强迫越南签订了《西贡条约》，将南圻变为它的殖民地。同治十二年（1873），法军又侵略北部河内地区，而且要以越南为基地进一步侵入中国。活动在中越边境、红河中游的中国农民起义军旧部刘永福的黑旗军，应越南政府的邀请，与越南军民一起坚决抵抗，在红河两岸屡创法军，击毙其统兵官安邺（F.Garnier）。越南国王封刘永福为三宣副提督。光绪六年（1880），茹费理（J.Ferry）出任法国内阁总理，极力推行殖民扩张政策，增兵越南。光绪八年（1882），法军攻陷河内，企图打通红河，进窥中国云南。越南政府再度邀请黑旗军参战。次年，刘永福的黑旗军和越南军民一起向河内的法国侵略军发起进攻，在城西纸桥又一次打败侵略军，击毙法军司令李维业（H.L.Rivière）。越南国王晋升刘永福为三宣提督。

就在这一年，茹费理再次出任法国内阁总理，立即增加军费和增派军队，扩大侵越战争。七月，法军攻陷越南首都顺化，逼签《顺化条约》，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顺化条约》订立后，法国立即要清廷承认法国对越南的殖民统治，撤出在越南北部的清军，开放中国云南边界。

面对法国的侵略、越南的求援，清廷的官员意见分歧。主张抵抗的有左宗棠、曾纪泽等人，他们认为越南与中国“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越南的存亡与中国的安危关系十分密切，法国夺取越南北部，势将威胁到中国西南地区，尤其是云南的安全。李鸿章等人则主张妥协求和，认为中国如援助越南，就是与法国“失和”，中国“兵单饷匮”，“海防空虚”，即使“一时战胜，未必历久不败，一处战胜，未必各口皆守”，“断不可轻于言战”，而应“遇险而自退”，力保“和好大局”①。掌握军事外交大权的李鸿章，寄希望于“以夷制夷”，甚至企图诱使英国与越南立约，借以制止法国。清廷虽也注意到法国侵略越南，则中国藩篱尽失，后患无穷，于光绪九年分别令广西布政使徐延旭和云南布政使唐炯率兵进驻越南北部，以为增援；但是，却又三令五申，“不可衅自我开，转滋口实”，并授权李鸿章与法国代表会谈，希图达成妥协协议。

清廷的妥协退让，助长了法国殖民主义者的侵略野心。光绪九年十一月（1883年12月），法军悍然发动对驻越南北部清军的进攻，中法战争从此开始。到次年三月，法军先后攻占了山西、北宁、太原、兴化，完成了占领红河三角洲的计划，直逼中越边界。清廷为掩饰败绩，将徐延旭、唐炯革职拿办，任命潘鼎新、张凯嵩分别署理广西、云南巡抚。一直跟恭亲王奕有权力矛盾的慈禧太后，借机指责奕因循失职，办事不力，撤去他的一切职务，并改组军机处，以礼亲王世铎为军机处领班大臣；贝勒奕主持总理衙门，并封庆郡王；军机处遇有重要事，会同醇亲王奕商办。

清廷做了这样重大的人事变动，并不是下决心要抵抗法国的侵略，而是急于妥协求和。奕掌权不久，即授权李鸿章设法寻求与法国和谈。光绪十年四月，李鸿章与法国海军军官福禄诺（F.E.Fournier）在天津进行谈判，签订了《中法简明条约》。主要内容是：清廷同意对于法国与越南间“所有已定与未定各条约”，不加过问；中**队从越南北部撤回边界；中越边界①《中法战争》第5册，第158、257页。

开放通商。条约的签订，表明了清廷对法国侵略的妥协屈服。

《中法简明条约》签订后，法军急于要接管越南北部的清军防地，即向谅山推进。驻谅山的清军代表向法军军官解释没有接到清廷撤军的命令，法军军官蛮横地宣称，“和与不和，三日内定要谅山”。闰五月初一日（6月23日），法军竟然开枪打死清军代表，炮击清军阵地。清军被迫还击，打退法军。法国制造了这次军事冲突，却反诬中国破坏《中法简明条约》，以此进行讹诈，要清军立即从越南北部撤回边界，赔偿兵费2.5亿法郎；同时，任命孤拔（A.A.P.Courbet）为舰队司令，将法舰调往福建福州和台湾，把战火扩展到中国领土上来。

清廷深恐和局破裂，决定限期撤军，并派两江总督曾国荃去上海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JulesPatenlre）谈判，并严令沿海各省“静以待之”，“不可先发开衅”。闰五月二十三日（7月15日），法国海军中将孤拔率领舰队进入福建水师基地马尾军港，监视港内福建水师。福建水师广大官兵要求起锚整训，以期自卫。但船政大臣何如璋、帮办军务张佩纶惟恐妨碍“和谈”，“不准无令自行起锚”，甚至下令“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①清廷的软弱妥协，助长了法国的侵略野心。光绪十年六月（1884年8月），法国舰队副司令利士比（Lespès）率领一支分舰队向台湾基隆炮台发动进攻，强行登陆。督办台湾事务大臣刘铭传指挥守军英勇抵御，把法军赶回舰上。法军转而集中力量进攻福建省福州。七月初二日（8月22日），停泊在福州马尾军港的法国舰队司令孤拔得到进攻福建水师的命令。次日上午，孤拔将开战通知交给何如璋等人。但是，何如璋等人仍然不作任何战斗准备，却向法军请求将他们的开战日期改在明日。孤拨给予拒绝，而且命令舰队开炮进攻。福建水师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仓促应战。有的军舰还没有来得及起锚，就被击沉。何如璋、张佩纶弃师不顾，仓皇逃跑。在不利的形势下，水师广大官兵表现了顽强不屈的战斗精神，誓死抵抗。战斗只经历了半小时，福建水师的军舰和运兵船几乎全被击沉、击毁，官兵伤亡700余人。第二天，法**舰又炮击马尾造船厂，击毁马江两岸的炮台、民房。七月初六日（8月26日），清廷被迫对法宣战。

法国的侵略，激起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沿海各地不断发生捣毁教堂、驱逐外国传教士等群众性的反侵略斗争。海外侨胞也积极捐款支援祖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香港的中国工人用罢工来反抗法国侵略者。

光绪十年八月，孤拔率法国舰队再次侵犯台湾，强占基隆。督办台湾事务大臣刘铭传率部退守淡水，与来犯的法军展开激战。法军受挫，伤亡几十人，其余狼狈逃回海上。为了截断大陆对台湾的接济，孤立台湾守军，法舰封锁了台湾。法**舰还侵犯浙江镇海。光绪十一年正月（1885年3月），法舰几次进犯镇海招宝山炮台，都被守卫炮台的清军击退。法军未能得逞，于二月（3月）转而侵占澎湖。

法国侵略者在侵扰浙江省的同时，又在中越边境地区增兵，并向驻越南北部的清军潘鼎新部发动进攻。潘部仓皇败退，法军乘势闯入广西省镇南关（今友谊关）。镇南关失守后，潘鼎新被革职。年近70的老将帮办广西军务冯子材率军赶到镇南关前线，积极修筑工事，对兵力作了部署，准备迎击来犯之敌。二月，法军猛攻关前御敌的长墙，有的已经越墙而入。在这紧急关头，冯子材手持长矛，奋勇当先地跃出墙外，杀进敌阵。全军将士异常感奋，跟随着扑向敌人，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法军大败溃退。当地壮、瑶、白、彝、汉等各族人民和1000多名越南人民也赶来助战。冯子材率各军乘胜追击，取得了重大胜利。法国侵略者称这次战役是灾难性的失败。

法军惨败的消息传到巴黎，导致了茹费理内阁的倒台。法国在政治上军事上都陷于混乱，形势对抗法斗争十分有利。但是，清廷的本意是求和，“时时为和计”，最终在胜利声中屈辱议和。光绪十一年二月十九日（1885年4月4日），英籍海关职员金登干（J.D.Campbell）代替清廷在巴黎跟法国签订停战协定。二十一日（6日），清廷即命令前线停战，关外驻军分别撤回。两广总督张之洞、督办广东防务彭玉麟等表示反对，分别致电清廷，指出“条款未定，万万不可撤兵”，“停战则可，撤兵则不可”①。但是，清廷不顾有关官员、将领的反对，授权李鸿章在天津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于四月二十七日（6月9日）缔结不平等的《中法新约》。条约规定：法国侵略军定期从台湾、澎湖撤出；清廷确认法国对越南的殖民统治；同意法国在云南和广西两省边界开埠通商；中国修建铁路时，应向法国人商办等。这样，中国西南的门户进一步被打开了。法军撤出台湾、澎湖后，清廷于是年九月设置台湾省，任命刘铭传为第一任巡抚。

①《中法战争》第3册，第131页；第2册，第144页。

①《中法战争》第6册，第384、385页。

（谢选骏指出：满蒙帝国主义和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大地上互相争夺了六十年——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00年的八国联军……结果满狗清猪终于倒地不起，十年以后就被辛亥革命一扫而光了！所以我说，1840年到1900年这六十年发生在中国的，不是什么反侵略战争，而是两拨禽兽之间的无耻撕咬！1903年，革命军前的马前卒邹容出来了——宣告这俩禽兽的灭亡！八年后满洲帝国主义真的灭亡了，十五年后，西方帝国主义也真的灭亡了！——经过1914年至1918年的世界大战！1939年至1945年的帝国主义战争，不过是其回光返照的死猫跳。）

【第九章 中日战争和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活动】

第一节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

光绪二十年至二十一年（1894—1895），日本为了吞并中国邻邦朝鲜，并向中国扩展，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对中国的侵略战争。

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发展迅速，一跃而成为亚洲的强国，并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为此，日本政府制定了“大陆政策”。该政策的主要内容是以征服朝鲜为其“利益线的焦点”，并进而吞并中国的东北、台湾和澎湖列岛等地。随后，日本政府即按此政策对中国、朝鲜进行侵略扩张。从同治末年起，日本多次武装侵略朝鲜，攫取了通商、驻兵等特权，使朝鲜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光绪十六年（1890），日本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社会政治、经济矛盾异常尖锐。日本统治阶级为了转嫁危机，大肆扩充军备，加快了对外扩张的步伐，并且不断派遣间谍潜入中国，窃取各种情报，秘密绘制了中国东北和渤海湾的详细地图，着手准备侵华战争。

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得到了美、英、德、法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帮助和支持。美国当时集中力量扩充在太平洋的势力，难以顾及远东，故对日本采取了扶持的做法，希望能够“利用日本在远东与英法抗争”①。德、法两国也希望日本发动战争，以便趁火打劫。英国在侵略东亚的过程中，经常同俄国发生争夺。为了对抗俄国，便采取了接近日本的态度。光绪二十年六月十四日（1894年7月日），英国和日本签订了《日英通商航海条约》，废除了在日本的租界和领事裁判权，提高了英货进口的关税税率。次日，日本大本营举行御前会议，决定对中国开战，并制定了作战计划。

光绪二十年（1894）春，朝鲜爆发了东学党领导的农民起义。朝鲜封建统治阶级极为恐慌，要求清廷派兵协助镇压。日本乘机诱使清廷出兵朝鲜，并声称“我政府必无他意”。李鸿章听信了日本的保证，在接到了朝鲜政府“恳请北洋大臣酌遣数队，速来代剿”的文书后，即派直隶提督叶志超等选带淮军1500人，乘船东渡朝鲜。同时照会日本，表示“派兵援助，乃我朝保护属邦旧例”，并声明“一俟事竣，仍即撤回，不再留防”②。但日本却以护送驻朝公使赴任和保护侨民为借口，乘机出兵侵入朝鲜，把部队部署到从仁川到汉城一带的战略要地。

当中日两国陆续派兵赴朝时，东学党起义已经平息。清廷按原议提出中日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军的方案，同时命令正准备增援的后续部队停止出发，并电令在朝清军向牙山集结，准备订期内渡回国。但是，日本不仅拒不撤兵，反而命令驻扎仁川的日军开进汉城，把朝鲜政府置于日军的监督之下，并继续增兵入朝，使侵朝日军增至万余人，数倍于清军，战争迫在眉睫。

六月二十三日（7月25日），日本舰队在牙山口外丰岛附近，突然袭击中**舰，中国雇用的英国运兵船被击沉，船上兵士700多人死难。日本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

①井上清、铃木正四：《日本近代史》上册，中译本第96页。

②《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中日战争》第2册，第548—549页。

第二节 战争进程和清廷的失败

在战争一触即发的情况下，清廷内部出现了主战和主和两种主张。以翁同龢、文廷式等帝党一派极力主战，反对妥协求和，同时想以此争取人心，扩大实力。他们得到了光绪帝的支持。主和派则以把持了军事、外交大权的李鸿章等后党官僚为代表，为了保存实力，主张避战求和。在中日战争爆发前，面对紧急的形势，李鸿章没有在军事上积极备战，而是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企图在外交上依靠列强的折冲调停，迫使日本与中国同时从朝鲜撤兵。李鸿章和主持总理衙门的奕先后求救于俄、英、德、法、美等国，但毫无结果。驻扎牙山的清军将领叶志超感到形势紧急，曾多次电请李鸿章增援备战。李鸿章却不为所动，在回电中依然强调“已付各国公论”，英、俄等国必有办法；并严令叶志超“静守勿动”，以为“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①结果，贻误了时机。

在袭击中**舰的当天，日本陆军进犯驻扎牙山的清军。清军主将叶志超放弃牙山，逃至平壤。由于日本已经不宣而战，清廷被迫于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日（1894年8月1日）对日宣战，日本也在当天向中国正式宣战。这一年是阴历甲午年，故这场战争史称“甲午战争”。

八月十六日（9月15日），日军集结重兵对平壤发起猛烈攻击。中**队在朝鲜人民的配合下与日军展开激战。总兵左宝贵登城指挥，力战身亡。统帅叶志超却率军仓皇出逃，致使清军迅速溃散。八月下旬，清军渡过鸭绿江，退入中国境内。

平壤战役后两天，日军为了控制在黄海的制海权，又在大东沟以南的黄海海面对北洋舰队进行偷袭，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黄海海战。八月十七日（9月日），海军提督丁汝昌统率北洋舰队10余艘舰船，护送运兵船至大东沟。次日中午，正当北洋舰队准备返航旅顺时，在大东沟以南的黄海海面遭到日本舰队的袭击。由于受李鸿章等人消极避战的影响，准备不足，所以海战一开始，中国方面仓促应战，再加上指挥缺少经验，北洋舰队被日本海军包围。但是，中国海军在战斗中还是表现出了英勇无畏的精神，对来犯之敌予以坚决反击。战斗开始后不久，丁汝昌即在旗舰“定远”号的飞桥上跌落受伤，但他仍坐在甲板上鼓舞士气。“定远”管带刘步蟾接替指挥。“致远”号受重伤后，管带邓世昌下令开足马力猛冲，意图撞毁日舰“吉野”，不幸中鱼雷沉没，邓世昌和全舰200多名官兵壮烈牺牲。“经远”号管代林永升力战牺牲，全舰官兵继续战斗，坚持到最后一分钟。海战历五小时，北洋舰队沉毁军舰五艘，而日本舰队包括旗舰“松岛”在内五艘军舰也遭到重创。日本舰队无力再战，首先退出战场，北洋舰队还尾追一阵才返回旅顺。此战，北洋舰队虽损失不小，但它还拥有“定远”、“镇远”两艘重型铁甲舰及“靖远”、“来远”等战舰，仍有一定的战斗力。况且日本舰队也遭到很大打击，一时也失去了继续作战的能力。然而，黄海战后，李鸿章一味强调“避敌保船”，命令北洋舰队躲藏在威海卫港内，不准出击，以致造成坐困待毙的局面。

从九月（10月）下旬开始，日军分两路大举入侵中国。一路渡过鸭绿江，进攻中朝交通要道九连城。沿江驻守的四万多清军，除据守虎山的聂士成部①《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第25页。

进行过抵抗之外，其余均望风而逃。日军接连攻陷九连城、安东（今辽宁丹东）、凤凰城、长甸、岫岩、海城等地。另一路从辽东半岛的花园口登陆，以夺取旅顺、大连为目标。在十几天的时间里，大批日军在此登陆，并把大量军火辎重运送上岸，清军未进行任何抵抗。旅顺守将总兵徐邦道等见金州危急，建议旅顺守军分兵增援，以保护后路，并电请李鸿章速令北洋舰队赴援大连。但这一建议没有得到其他将领的响应，反而被李鸿章斥责为“糊涂胆小”①。十月初九日（11月6日），日军进犯金州，徐邦道率孤军奋战，抵抗失败。徐邦道退守旅顺。次日，日军进攻大连炮台。由于守将赵怀益已先一日脱逃，兵勇溃散。日军轻易地占领了大连，并缴获了清军遗弃的大批军用物资。

十月二十一日（11月18日），日军向旅顺发起进攻。丁汝昌曾亲往天津面见李鸿章，请求率北洋舰队驰援旅顺。李鸿章却严令丁汝昌“保船避战”，否则虽胜亦罪。而驻守旅顺的清军统帅前敌营务处总办龚照屿，在开战前即已逃往烟台。在旅顺的1万多清军军心涣散，将领互不统属。徐邦道率部迎敌，一度击败日军的先头部队。双方激战数日，徐军终因后援不继而失败。二十五日（22日），旅顺失守。日军攻占旅顺后，连续四天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屠杀，近2万的无辜群众被杀害。

面对日军的野蛮侵略，盛京（今辽宁省）广大人民奋起抵抗。日军进攻岫岩时，当地挖煤工人联络几十个村庄的人民，自动组织起来进行武装抵抗，打死打伤许多敌人。辽阳地区的农民，在1个月内连续打退敌人的4次进犯。旅顺人民在日军的屠刀下，宁死不屈，表现得英勇顽强。

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895年1月20日），日本侵略军在山东半岛登陆，抄袭威海卫后路，并以海军封锁威海卫港口，使北洋舰队陷于港内，腹背受敌。二十一年正月初五日（1895年1月30日），日军占领了威海卫南岸炮台，北岸守军望风溃散。丁汝昌派人炸毁了北岸炮台和弹药库，以免资敌。随后，日军又占据了北岸。北洋舰队陷入重围。正月初九日（2月3日），日舰和占据炮台的日军以大炮水陆合击北洋舰队。北洋舰队的爱国将士拼死抵抗，多次打退日本舰队的进攻。但日军猛烈的炮火，也使清军伤亡惨重。这时，日本舰队司令致信丁汝昌，劝其率部投降。在北洋舰队服役的洋员和部分贪生怕死的将领也公开要求投降。丁汝昌下令各舰冒死突围，后又命令炸舰沉船以免资敌。但遭到一些将领的反对。只有“定远”管带刘步蟾沉舰后自杀。十八日（11日），丁汝昌在增援和突围均已无望的情况下，自杀身亡。次日，洋员浩威盗用丁汝昌的名义，向日军投降，北洋舰队尚存的11艘战舰和刘公岛炮台及大量军器弹药，全部被日军所缴获。北洋海军全军覆没。

清廷因淮军屡战屡败，转而起用湘军旧将，希望以此挽回颓势，任命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督办东征军务，湖南巡抚吴大澂和淮军总统宋庆为帮办。光绪二十年十二月（1895年1月），刘坤一率六万湘军开赴山海关，发动反攻。但湘军同样**不堪，一触即溃。二十一年二月（1895年3月）上旬，山海关外的牛庄、营口、田庄台等相继失守。清廷以淮军既溃于前，湘军复败于后，加之北洋舰队已经覆没，不再抱取胜的希望，于是决意求和。清廷的**是导致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当时，清军大都士无斗志，许多将领贪生怕死，甚至闻风而逃。以投入战场的主要部队淮军而言，时人对其**情状曾有形象的描绘：“‘文官三只手，武官四只脚’。四脚脱如飞，还恐被追攫制敌不在斗，与斗何如走。”①另外，清廷在战争中的失败，还因为以李鸿章为首的主和派企图依靠俄、英等国的调停，不作战守准备，军事上失去适时把握的时机，造成被动挨打的局面。

对日战争的失败，证明清廷推行的“洋务新政”并不能使中国走向独立和富强。

①《朱强甫集》，《中日战争》第5册，第509—510页。

第三节 《马关条约》的签订和中国人民的反割台斗争

清军在平壤战役和黄海海战失利后，慈禧太后的求和之心就日益急切起来。她重新起用了恭亲王奕来主持总理衙门，由奕和李鸿章请求英、俄等国出面调停中日战争。英国为了自身的在华利益，曾向美、德、俄等国提出联合调解中日战争的建议。但由于列强各有所图，一时未能就此达成一致意见。日军侵入辽东后，清廷又转求美国出面调停。在美国公使的斡旋下，清廷派户部侍郎张荫桓和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于光绪二十年十二月（1895年1月）赴日求和。当时日军正在围歼北洋舰队，不愿立刻停战议和，就借口清廷所派代表“全权不足”，拒绝了和谈。日本通过美国转告清廷，议和必须以割地、赔款为条件，并由奕或李鸿章充当全权代表。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1895年3月），李鸿章同其子李经方、美国顾问科士达（J.W.Foster）到达日本马关（今下关），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进行谈判。在谈判中，日本提出了极为苛刻的媾和条件，并蛮横地表示，李鸿章对所拟各款只能说“允”与“不允”。日方还威胁一旦谈判破裂，就将重新开战，并攻打北京。随同前往的美国顾问也与日本配合，劝李鸿章妥协。在日、美的胁迫下，李鸿章接受了日本的要求，于三月二十三日（4月17日），与日本代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其主要内容如下：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①；赔款20000万两白银；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允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工厂。

《马关条约》标志着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条约规定准许外国在华投资设厂，这适应了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输出资本的迫切需要。《马关条约》的签订，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

《马关条约》的签订，引起了中国各阶层人民的极大愤慨。人们纷纷声讨侵略者的罪行，谴责清廷的卖国行径，掀起了一个反对割台赔款的抗议**。许多报纸竞相发表文章，反对投降，要求坚持抵抗，发出了“我君可欺，而我民不可欺；我君可玩，而我民不可玩”①的呼声。官员们纷纷上奏，反对割台，一时间“章满察院，衣冠塞途”。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康有为联络来自全国18省的1300多位举子联名上书，要求清廷拒和、迁都、变法，以挽救危机。割台的消息传到台湾省后，台湾人民鸣锣罢市，抗议示威。台湾人民发布檄文，表示“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②，决心为保卫祖国和家园而同敌人血战到底。

由于割地一事过于苛刻和全国人民的强烈抗议，光绪皇帝曾一度拒绝用宝。但最终还是在内外压力下，批准了《马关条约》。不久，清廷不顾全国人民的抗议，下令台湾巡抚唐景崧率在台官员撤出台湾。同时，清廷派李经方为割台专使，与日本首任“台湾总督”办理割台手续。在这种情况下，台湾人民自动组织起来，担负起保家卫国的重任。在台湾士绅丘逢甲的倡议下，台湾人民于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日（1895年5月25日），成立了名为“台湾民主国”的抗日政府，年号“永清”，寓含永远隶属清朝之意；推举巡抚唐景崧为总统，丘逢甲为副总统兼抗日义军统领，驻台黑旗军将领、总兵刘永福为大将军。

①《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18，第22页。

①光绪十一年九月（1885年10月），清廷决定台湾建为行省，辖台湾本岛及所有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①《申报》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1895年7月15日）。

②《中东战纪本末》，《中日战争》第1册，第203页。

五月初，日军在台湾基隆东北强行登陆，台湾巡抚唐景崧逃回大陆，台北不战而失。台湾汉族、高山族人民在徐骧等人的领导下组成义军，跟刘永福所部黑旗军共同战斗，先后在新竹、台中、彰化等处与日军进行激烈的战斗。保卫彰化的战斗，是跟侵台日军进行的一次规模最大的搏战，先后击毙日军1000多人，敌少将山根信成也在重伤后丧命。但此战也使义军和黑旗军受到很大伤亡。八月，战事逼近台南，日本海军配合陆军进攻，在台南附近登陆。台南守军孤立作战，粮尽援绝，终于失陷。中**民为了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英勇抗击侵台日军，在不到5个月的时间里，打死打伤日军3万多人。此后，在日本侵略者霸占台湾省的50年里，台湾省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从未停止过。

第四节 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

中日战争后，英、俄、美、日、法、德等国争先恐后地夺取侵华权益，迅速形成了瓜分中国的局势。列宁曾指出：“帝国主义，作为美洲和欧洲然后是亚洲的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截至1898—1914年这一时期已完全形成。”①甲午战后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瓜分活动，是与当时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这一发展过程相联系的。

扩大资本输出，是帝国主义时代列强对外侵略政策的一个突出特点。当时帝国主义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对华输出资本：

首先，向清廷进行政治性贷款。《马关条约》规定中国赔款20000万两白银，以后又追加了3000万两的“赎辽费”，在三年内还清。当时清廷每年的财政收入是8000万两，根本无力偿还如此巨额赔款，只好举借外债。列强就利用这个机会，争相向清廷贷款。在列强的争夺和逼迫下，清廷在短短的3年多的时间里，先后3次向列强借款：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1895年7月），清廷同俄、法集团签订《四厘借款合同》，借款40000万法郎；二十二年二月（1896年3月），订立《英德洋款合同》，向英、德集团借款英镑；二十四年二月（1898年3月），订立《续借英德洋款合同》，向英、德集团再借款。这3笔大借款，债额总计达白银30000万两，加上利息，高达70000万两以上。这些借款的特点是利息高、折扣大，而且带有苛刻的政治性条件，使帝国主义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关税和盐税，也加深了清廷对帝国主义的财政依赖。

其次，争夺中国铁路的投资权。在甲午战后的几年间，英、德、俄、法、美等国，经过激烈的争夺，先后夺取了芦汉铁路、津镇铁路、粤汉铁路等线路的投资权和修筑权，总长1.9万余里。

第三，直接在华投资设厂开矿。《马关条约》规定，日本可以在通商口岸投资设厂。按照“利益均沾”的原则，列强也都获得了这一特权。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列强在华设厂的总数，就由甲午战争前的80家，激增至933家。为了控制原料产地，列强还对中国的矿业进行渗透和争夺。在几年的时间里，先后获得了在10余省投资开采矿山的特权。在中国的新式工矿业中，外资占有了绝对的垄断地位。如以机械开采的铁矿业和新法冶铁业的产量，光绪二十六年（1900）至1925年都是百分之百的被帝国主义所控制，只是在1926年略减为94.6‰①。这些工厂享有各种特权，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料，赚取了巨额利润，也严重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此同时，各国除原有银行外，又相继在中国开办了许多银行，其中较为著名的有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俄国的华俄道胜银行，美国的花旗银行等。这样，列强通过政治贷款、开办工厂、修路开矿，形成了对中国财政经济的垄断和控制。

帝国主义列强还在中国夺取“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以三国干涉还辽为开端，列强在甲午战争后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马关条约》规定割让辽东半岛给日本。俄国认为这将阻碍它向中国东北的扩张，于是向法、德政府建议：三国联合劝告日本退还辽东半岛。

①《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5页。①见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27页。

作为俄国在欧洲的盟国，法国对此表示支持，并希望能够以此为由从中国攫取更多的权益。德国侵入远东的时间较晚，急于在中国找到一个立足点，也表示愿意同俄国合作，希望以此换得俄国对它的支持。这样，在《马关条约》签订后的第六天，俄、法、德三国公使奉本国政府训令，照会日本政府，要求其退还辽东半岛。三国的海军舰队也同时游弋于日本海面。刚刚经过一场战争消耗的日本，感到无力对付三国的联合军事行动，请求英、美调停。但英、美既不愿意为日本而冒战争危险，也不希望看到日本在华势力过度膨胀，所以都劝告日本接受要求。于是日本被迫退还辽东半岛。清廷则为此又付出了3000万两的“赎辽费”。俄国的干涉还辽，使清廷产生了很大的幻想，以为可以依靠俄国来牵制其他列强。俄国则乘机以“还辽”有功为借口，向清廷索要报酬。光绪二十二年四月（1896年6月），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按照俄国政府的要求，清廷派李鸿章为专使前往祝贺。在俄国政府的威逼利诱下，李鸿章与俄订立了《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使俄国取得了中东铁路的修筑权，加强了其在东北的垄断地位。八月初二日（9月8日），俄国又强迫清廷与华俄道胜银行签订了《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合同规定由俄国独揽中东铁路的修筑和经营权，以及在铁路沿线开矿办厂权，并同意其派驻警察，俄国实际上开始将这些地区变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对此，列宁曾经指出：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活动中，“俄国政府恐怕是最先伸出魔掌的”①。

俄国行动于前，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也不甘于落后，纷纷采取行动，在中国抢占沿海良港，争夺铁路修筑权并划定势力范围。

甲午战争结束后不久，德国以干涉还辽“有功”为由，向清廷提出了租借港湾的要求。光绪二十三年十月（1897年11月），山东发生了巨野教案，德国在俄国的支持下，派兵强占山东省的胶州湾。次月，俄军便出兵强占了旅顺口和大连湾。二十四年二月十四日（1898年3月6日），德国迫使清廷订立《胶澳租界条约》，规定将胶州湾租借给德国，租期99年，在租期内，胶州湾完全由德国管辖；山东境内两条铁路的修筑权和铁路沿线30里以内地区的开矿权也归德国，使山东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

三月初六日（3月27日），俄国与清廷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闰三月十七日（5月7日），又签订了《续订旅大租地条约》，租借了旅顺和大连湾及其附近海面，租期25年，在租期内，租借地完全由俄国管辖。俄国还获准修筑中东铁路支线，以连接旅顺、大连。次年，俄国又擅自把租借地改为“关东省”，把其势力范围扩展到东北全境。

法国也是在干涉还辽之后就立即向清廷提出了“酬谢”的要求。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1895年6月20日），法国迫使清廷签订了《续议商务专条附章》和《续议界务专条附章》，使中国西南边省的门户被进一步打开。二十三年二月（1897年3月），法国强迫清廷做出保证，不将海南岛割让给他国。同年三月（4月），又迫使清廷声明，保证不将临近越南的云南、两广割让或租借给他国，并同意将广州湾租给法国。二十五年十月十四日（1899年11月日），中法正式订立《广州湾租界条约》，法国租借了广州湾及其附近水面，租期99年；取得了自广州湾赤坎至安铺的铁路修筑权，以及承办中国邮政等特权。从此，云南、广西、广东三省成为法国的势力范围。

①《对华战争》，《列宁选集》第1卷，第279页。

英国把长江流域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1898年2月11日），清廷在英国的压力下被迫公开声明，保证不将长江流域沿岸地区让与或租给他国。四月二十一日（6月9日），英国迫使清廷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租借了包括沙头角海到深圳湾之间最短距离直线以南、英国九龙割占地界限街以北广大地区以及附近岛屿和大鹏、深圳两湾水域，租期99年。此后，英国为了防止俄国势力的南下，于五月十三日（7月1日），同清廷订立了《订租威海卫专条》，租借了威海卫。继续保持了它在长江流域的优势。

日本除霸占台湾省外，又于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1898年4月），迫使清廷同意不将福建租让给其他国家，从而将福建省划入它的势力范围。

当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激烈争夺势力范围的时候，美国正忙于准备跟西班牙进行争夺菲律宾的战争，没有来得及参与对中国势力范围的争夺。待美西战争结束后，列强在华的势力范围已基本划定。在这种情况下，光绪二十五年（1899），美国向英、俄、法、德、意、日等国政府提出了所谓“门户开放”政策。这个政策承认各国在华的势力范围和它们已经取得的特权，同时要求列强开放在华的租借地以及势力范围，使美国享有均等的利益和机会。对此，英国首先赞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也陆续表示接受。从此，美国在中国的侵略势力一天天扩大了。

帝国主义国家的激烈争夺，使中国被瓜分的大祸迫在眉睫，出现了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

（谢选骏指出：满清面对日本，还不如三百年前的明朝之面对满清，由此可见帝国时代的败坏日益加深了，也可见满人还不如汉人。）

【第十章 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运动】

第一节 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加大了对中国的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进一步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扩大了中国的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甲午战争的失败和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严重危机，促使了人们的觉醒。一批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官僚、士绅、商人和知识分子，纷纷提出了设厂、开矿、自办铁路的要求，以抵制外国的经济侵略。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已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洋务派无力继续垄断近代工业。此外，由于《马关条约》已准许外商在中国自由办厂，所以清政府也就不便再禁止本国商人投资新式企业。清政府工商政策的转变，也进一步刺激了民间投资的积极性。由于以上原因，在甲午战后的几年间，中国出现了兴办工业的浪潮，民族资本主义得以初步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从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1895—1898），新设立了62家商办企业，资本总额达1240多万元①。这远远超过了中日战争前20多年民族资本的总和。在当时民族工业的各个部门中，棉纺织业的发展尤为突出。光绪二十二年，陆润庠等在苏州创办了苏纶纱厂，张謇在江苏南通创办了大生纱厂；二十三年，杨宗濂、杨宗翰在无锡开办业勤纱厂，庞元济在杭州创办了通益公纱厂，陈光颍在浙江萧山创办了通惠公纱厂；二十四年，朱幼鸿在上海创办了裕通纱厂，等等。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这些新设立的纱厂都先后开工生产。

主要集中在上海和广东的缫丝工业在这一时期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同时在苏州、杭州、镇江、萧山等处也出现了一些规模较大的缫丝厂。此时，缫丝工业成为了民族工业资本最多的一个部门。

轮船运输业的发展也颇为迅速。除轮船运输业的中心上海之外，在江苏、浙江、湖南、湖北、广东、福建等地也相继创办了轮船公司和轮船局。

此外，诸如面粉、酿酒、造纸、印刷、火柴、肥皂、碾米、制革、织麻、采矿业，也都有一定的发展。

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在这一时期虽然有了初步的发展，但力量还十分薄弱，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下，其发展可谓步履维艰。甲午战后，列强利用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以暴力攫取的在华特权，掌握了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控制了商品的原料产地。外国还直接在华投资设厂，并且一般都规模较大、资本雄厚，从而给中国的民族工业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他们还加大了向中国的商品输出，进一步侵夺并控制了中国的商品市场。帝国主义强大的经济压力，使民族工业深受打击，常常出现亏损甚至破产或被外商兼并。以发展较快的棉纺织业为例，其受外商的打击最为严重，进口的洋纱和外资在华纱厂所产棉纱在中国市场占据优势，民族资本的纱厂不仅无力与之竞争，而且岌岌可危。如上海及苏、杭一带的华商纱厂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已普遍亏损，能够全年开工的已是寥寥无几。此外，本国的封建主义也束缚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清廷虽然已准许“民间设厂”，但直到戊戌维新运动前后，华商自由设厂的权力仍未得到法律上的保证。各级官吏的敲诈勒索、日渐增多的苛捐杂税，严重地阻碍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民族资本主义的成长虽然受到了种种压迫和阻碍，但较之从前毕竟还是有了初步的发展。逐渐壮大起来的民族资产阶级面对着严重的民族危机，承受着封建势力的压迫。他们要求挽救危机、改变现状，创造出新的政治、经济环境，以适应并推动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以救亡图存为旗帜的民族资产阶级就这样登上了政治舞台。

第二节 维新思潮的兴起和维新运动的高涨

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出现的要求改变现状的早期维新思想，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在战后迅速发展起来，并形成一股新的社会思潮。作为新思潮的鼓吹者，资产阶级维新派从救亡图存的爱国要求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以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和社会政治学说为武器，对封建的**制度和纲常伦理进行了尖锐的抨击，并对洋务运动的缺陷与弊端，给予了揭露和反思。他们认为，只有维新变法，走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才能够挽救民族危机，实现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富强。维新思潮经过几年的酝酿和发展，终于催生了一场带有一定群众性的政治运动。这个运动的领导者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他们提出了维新变法的主张，所以也称为维新派。

康有为，号长素，广东南海人，是维新理论的创造者和变法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他对国势日衰、政局动荡忧心忡忡，并对现状产生了强烈不满。光绪十四年（1888），康有为趁入京参加顺天乡试的机会，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由于顽固派的阻挠，这次上书未能递到光绪帝手中，但它却在社会上流传开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光绪十七年（1891），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招生讲学。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移学舍于广州万木草堂。他在培养维新运动骨干的同时，撰写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书，为变法主张建立了理论根据。

《新学伪经考》刊于光绪十七年。在书中，康有为把自东汉以来一直被奉为经典的“古文经”都斥为“伪经”，认为是刘歆为帮助王莽篡汉而伪造的，它与孔子无关，只是新莽一朝之学，故称“新学”。虽然《新学伪经考》的观点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但它却动摇了人们对封建传统观念的迷信，打击了顽固派“恪守祖训”、泥守古法的教条，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并为变法制造了理论依据。也正因为如此，该书遭到了封建顽固派的激烈攻击，他们指责该书本旨在于“黜君权，伸民力”①。《新学伪经考》曾两次遭到清廷的查禁。

《孔子改制考》写于光绪十八年（1892），刊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是康有为在其弟子陈千秋、梁启超等人协助下完成的。在书中，康有为把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和中国儒家的“三世”说附会在一起，认为社会历史是沿着“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顺序逐渐前进的。他认为时下封建君主**制度统治的中国社会是“据乱世”，而要达到所谓的“太平世”，即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的社会，就必须先对“据乱世”进行改革，建立君主立宪制度的“升平世”。尽管康有为对人类历史进程的描述和解释并不科学，但他强调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否定了君主**永远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说教，主张变封建的君主**为君主立宪制，这就进一步奠定了维新变法的理论基础。在《孔子改制考》中，康有为把孔子装扮成“托古改制”的“素王”，试图以此证明维新变法非但没有违背圣教，相反是光大了孔子之道。该书同样遭到了顽固派的围攻，并被清廷下令毁版。

光绪二十一年（1895）《马关条约》签订时，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康有为发动各省应试的举人1300多人联名上书，反对签订条约，要求立即变法。①叶德辉：《〈輶轩今语〉评》，苏舆：《翼教丛编》卷4，第9页。

此次上书虽然被阻挠，但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不仅标志着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潮已演变为变法维新的政治运动，而且使康有为成为了维新派的领袖人物。不久，康有为考中进士，授工部主事。此后，他又连续上书，反复说明他的变法主张，希望清廷变君主**为君主立宪；奖励民间兴办新式工业，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取消八股取士制度，提倡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以挽救民族危机。清廷中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和洋务派都坚决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反对政治改革。康有为的几次上书又都遭到他们的阻挡，没有成功。但是上书的文稿被印成书，在社会上得到传播，进一步扩大了影响。光绪二十一年六月（1895年8月），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创办《中外纪闻》（初创时名《万国公报》），报道时事，鼓吹变法。七月，他们又组织强学会，定期讲演，印行书刊，介绍西学，制造舆论，聚集力量。不久，又在上海成立了强学会分会，出版《强学报》。当时，清廷内部存在着光绪帝和慈禧太后两派势力的矛盾。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翁同龢和其他拥护光绪帝的帝党官员支持强学会，而围绕在慈禧太后周围的封建顽固势力和洋务派则对之百般攻击。光绪二十一年底（1896年初），北京的强学会和《中外纪闻》被查封。随后，强学会上海分会和《强学报》也被张之洞查封。

但是，议论时政的风气已开，维新变法的潮流并未因顽固派的阻挠而停止发展。梁启超任主笔的上海《时务报》，谭嗣同在湖南倡议设立的南学会及由他参与创办的长沙时务学堂，严复等编辑的天津《国闻报》等，都是宣传变法的重要阵地。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是康有为的学生和得力助手。

他在《时务报》上发表了《变法通议》等一系列文章，鼓吹民权学说，提倡维新变法。梁启超认为中国要自强，仅仅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是不够的，还必须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文化教育制度。他批判封建的君主**，要求“伸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制。梁启超宣传变法的文章在知识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他主笔的《时务报》在数月间行销万余份，促进了维新运动的发展。

在地方上，湖南是在维新运动中最活跃的一个省份。在湖南巡抚陈宝箴、署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及后任徐仁铸等人支持下，维新志士谭嗣同、唐才常等人积极鼓吹变法，使维新运动迅速开展起来。

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出身于官僚家庭。曾游历各地，目睹了民生的艰难和国家的积弱，逐渐萌生了学习西方、变法图存的爱国思想。光绪二十二年（1896）春，他在北京结识了梁启超等维新派，开始积极投身变法活动。光绪二十三年初，完成了《仁学》一书的撰写。在书中，他宣传了资产阶级的民权思想，对封建的君主**制度和纲常名教进行了较为深刻的批判。他痛言数千年来三纲五伦的“惨祸烈毒”，并特别指出：“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巨矣！”①他指责“君为独夫民贼”，君主**政治是强盗政治，号召人们起来去冲决一切封建网罗。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1897年11月），谭嗣同应邀回到湖南进行维新活动。此前，江标等人已创办了宣称维新变法的《湘学新报》（后改名《湘学报》）。同年九月（10月），巡抚陈宝箴在长沙创办了时务学堂，并聘请梁①《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337页。

启超担任中文总教习。谭嗣同、梁启超的到来，使湖南的维新运动更加蓬勃开展起来。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谭嗣同、唐才常等建立南学会，总会设在长沙，并在各县设立了分会。同时，谭嗣同还参与创办了湖南主要维新喉舌《湘报》（日报）。南学会每周讲演一次，宣讲天下大事和变法主张，每次都有近千人听讲，湖南维新风气得以大开。维新派的活动使湖南的顽固势力非常恐慌，于是他们群起攻击。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等向陈宝箴递交了《湘绅公呈》，要求“整顿”时务学堂，辞退梁启超、唐才常等人。随后，王先谦又与叶德辉等人煽动部分守旧学生订立《湘省学约》，制定维护封建礼教的条规，以对抗维新思潮。在顽固派的煽动下，一些人哄闹南学会，殴打《湘报》主撰，致使梁启超等维新派被迫离开湖南。

这期间，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在天津也展开了积极的活动。

严复，字又陵，后改为几道，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他早年曾留学英国，对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有较多的了解。中日甲午战争后，他翻译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T.H.Hux-ley）的《进化与伦理》（《EvolutionandEthics》）的前两篇，取名《天演论》，并附加了自己的许多见解。严复认为中国只有顺应“天演”规律实行变法，才能由弱转强，否则就将亡国灭种。他特别强调了“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生物进化论观点，以及“世道必进，后胜于今”的社会进步观点。严复所宣传、提倡的进化论思想，成为维新派批判封建顽固派守旧不变、激发人们要求变法图强的理论武器。光绪二十一年（1895），严复在天津的《直报》发表了《原强》、《辟韩》等文章，依据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权学说，批判封建君权。他指出，按照社会分工的原则，君应由民选择共举，也可以由民废掉。他把秦代以来的**皇帝都斥为“大盗窃国者”①。

除北京、上海、湖南、天津外，在全国其他地区也陆续出现了许多以宣传维新变法、培养维新力量为宗旨的报刊、学会和学堂。据不完全统计，从光绪二十二至二十四年（1896—1898）间，北京、上海和直隶、湖南、广东、广西等省先后设立学会、学堂、报馆，达300多所，这说明维新运动趋于高涨。

为了适应宣传变法维新的需要，梁启超提出过文体改革的主张。他的散文打破传统古文的格局，明快晓畅，通俗易懂，号称“新文体”。梁启超、谭嗣同等还发起所谓“诗界革命”，要求在不破坏旧风格的前提下，诗歌要反映新的现实政治社会内容。黄遵宪在诗歌创作方面的成绩最大。黄遵宪，字公度，广东嘉应州（今梅州市）人，著有《人境庐诗草》、《日本国志》。他认为写作诗歌的目的在于表达思想，反对因袭古人。他写的诗歌反映了异国风物、时代的风云和新的思想文化，开辟了诗歌史上从未有的广阔领域。其中如传诵很广的反对割让台湾的《台湾行》，写出了“人人效死誓死拒，万众一心谁敢侮”的雄壮诗句。

在维新运动期间，维新派与清廷内部反对变法的顽固派和洋务派进行了激烈的论战。顽固势力的代表人物王先谦的弟子苏舆编辑了《翼教丛编》，洋务派的头面人物张之洞也撰写了《劝学篇》，对维新变法进行攻击和非难。对此，维新派针锋相对地进行了批驳。当时，论战主要是围绕着三个方面的问题展开：

第一，要不要变法。顽固派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洋务派虽然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但认为中国的封建制度和纲常名教是尽善尽美、不能改变的。维新派以进化论思想为武器，指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变者，天下之公理也”①，所谓“祖宗之法”也势必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改变。他们以中国历史上典章制度特别是清皇朝本身在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变化为依据，对此进行了论证。他们还批评洋务派的主张是“变事”而非“变法”，指出洋务活动的历史已经证明，洋务派所为并不能使中国走向富强。

第二，要不要变革封建的政治制度。顽固派与洋务派都要求维护封建的君主**，反对提倡民权、实行君主立宪制度。顽固派认为兴民权、设议院必将导致天下大乱，所以“民主万不可设，民权万不可重，议院万不可变通”①。洋务派也说：“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断言“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②。维新派则援引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并从中国历史上先进的思想家那里吸取了有益的养料，对封建的“君权神授”论进行了批判。他们宣传“天赋人权”理论，指斥**君王为窃国大盗、独夫民贼，并指出封建的君主**是中国贫弱的根源。他们认为，只有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才能使“国家无难决之疑，言路无壅蔽之患，内政即清，外侮不作”③。

第三，要不要改变封建的教育制度。顽固派彻底排斥西学，坚决维护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洋务派虽然赞同采用西方的科学技术，但又特别强调要把封建教育的主要内容即儒家的四书五经、封建的纲常名教作为立国之本，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维新派则批评科举制“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是造成国家贫弱的重要原因④。他们要求改革封建的教育制度，废八股、兴学校，为国家培养有用之才，并认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⑤。

这次论战，实质是资产阶级思想与封建主义进行的第一次正面交锋。通过论战，开阔了知识分子的眼界，解放了人们的思想，造成了一个人人谈维新、处处讲变法的新局面，从而进一步促进了维新运动的高涨。但是，另一方面，维新派对封建文化给予了尖锐的批评，却又奉孔子为教主；要求变革，却只允许“渐变”，反对“突变”；提倡兴民权，却又惧怕和仇视人民的革命斗争，只是希望能够让资产阶级和部分士绅参与政权，这说明他们自身与封建主义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表现出维新派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

①《辟韩》，《严复集》第1册，第35页。

①梁启超：《变法通议·论不变法之害》，《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8页。①王仁俊：《实学平议》，《翼教丛编》卷3，第14页。

②张之洞：《劝学篇·正权》。

③赵而霖：《开议院论》，《戊戌变法》第3册，第195页。

④严复：《救亡决论》，《严复集》第1册，40—44页。

⑤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0页。第三节百日维新及其失败光绪二十三年十月（1897年11月），德国以巨野教案为借口，出兵强占了胶州湾。清廷的腐朽统治引起了人民的不满。在严重的民族危机激发下，维新运动迅速高涨。次月，康有为从上海赶到北京，第五次向光绪皇帝上书，指出中国已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危机，人民群众的反抗活动也已威胁到清皇朝的统治，如若再不及时变法，则“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①此次上书由于工部尚书淞桂拒绝代呈，未能递达光绪帝，但却在北京的一些官员和士大夫中辗转传抄，后又在天津、上海公开见报，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光绪皇帝为了摆脱危机，并借此挣脱慈禧太后的束缚而夺取实权，开始倾向支持康有为的变法要求。但恭亲王奕等反对变法的守旧大臣，以“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不得召见”为由，阻挠光绪帝召见康有为。于是，光绪帝只好命王大臣传康有为“问话”。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三日（1898年1月24日），李鸿章、荣禄、翁同龢等五大臣在总理衙门召见了康有为。康有为再次阐明了变法的紧迫性，批驳了荣禄等人对变法的责难。帝党首领翁同龢对康有为非常赏识。事后，翁向光绪帝做了汇报和举荐。光绪帝下令对康有为的条陈要随到随送，不得阻拦扣压，并命总署将康所著《日本变政考》、《大彼得变政记》等书进呈。

正月初七日（1月28日），康有为向总理衙门呈递了上清帝第六书，即《应诏统筹全局折》，提出维新变法的政治纲领。他建议光绪帝效法日本，推行新政，并立即采取三项措施：“一曰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二曰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三曰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①康有为希望能够借助皇帝的权力来推行维新变法，使维新派参与政权，改革政治制度，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联合专政的君主立宪国家。在上书中，康有为的政治主张较之从前有所缓和，没有再提兴民权、设议院。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看到反改革的势力太大，为了减少阻力而不得不调整策略，转而尊崇君权，“以君权变法”。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康有为及维新派在思想和行动上的软弱性与妥协性。

光绪帝的态度，极大地鼓舞了维新派。他们联络发起的各种地区性学会如粤学会、关学会、闽学会、蜀学会等，相继在京成立。光绪二十四年三月（1898年4月），康有为联络、发起并由御史李盛铎出面组成了保国会，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准备在北京、上海设立总会，在各省、府、县设立分会。他们发表演说，号召人们起来挽救危亡。此后，保浙会、保川会、保滇会等也相继成立。维新派的活动再次遭到保守势力的攻击。御史文悌上折参劾，指责保国会“名为保国，实为乱国”。在守旧势力的压力下，许多人退会以避祸，甚至保国会的发起人李盛铎也转而攻击保国会。在这种情况下，保国会成员锐减，在开了三次会之后，就被迫停止了活动。

①《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戊戌变法》第2册，第189—190页。

①《杰士上书汇录》卷1，故宫博物院藏内府抄本。

随着维新运动的高涨，帝、后两党的斗争也日趋激烈。光绪帝决定利用不断高涨的维新运动来推行新政。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他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任命康有为参赞新政，并任命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在军机处帮助主持变法事务。从这一天开始，到八月初六日（9月21日）变法失败，历时103天，史称“百日维新”。在百日维新期间，维新派通过光绪帝颁布了一系列变法诏令，主要内容如下：

1.经济方面：设立农工商总局，保护工商业，奖励发明创造；设矿务铁路总局，修筑铁路，开采矿产；举办邮政，裁撤驿站；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

2.政治方面：改革行政机构，裁汰冗员；提倡官民上书言事。

3.军事方面：裁减旧式军队，训练海陆军，推行保甲制度。

4.文教方面：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文；设立学堂，学习西学；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准许自由创立报馆和学会；派留学生出国。

改革诏令的颁布，对于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传播西方科学文化，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在变法诏令中没有提到设议院、立宪法。不仅如此，康有为还劝说光绪帝在变法过程中应该“勿去旧衙门，而惟增置新衙门；勿黜革旧大臣，而惟渐擢小臣；多召见才俊志士，不必加其官，而惟委以差事，赏以卿衔，许其专摺奏事足矣”。①然而尽管如此，变法还是遭到了顽固派和洋务派的阻挠。对于新政诏令，除湖南巡抚陈宝箴能够认真执行外，其他各省督抚则大都推诿敷衍，甚至根本不予理睬。如两江总督刘坤一和两广总督谭钟麟，对变法期间“谕令筹办之事，竟无一字复奏”，经电旨催问，刘坤一托称“部文未到”，谭钟麟则“置若罔闻”。由于顽固派和洋务派的抵制，变法诏令大都成了一纸空文。

在百日维新期间，变法和反变法的斗争非常激烈。在光绪帝下令变法第四天，慈禧太后就迫使他连发三道谕旨。首先，撤去支持变法的帝党首领翁同龢的军机大臣等一切职务，逐回原籍，使帝党的力量大为削弱。其次，凡授任新职的二品以上的官员，必须到皇太后面前谢恩。这样，本已归政的慈禧太后又牢牢控制了用人权，使光绪帝无法重用维新派和支持变法的帝党官员。第三，任命慈禧太后的亲信荣禄署直隶总督（不久即改为实授），统领北洋军队，掌握了京、津一带的兵权。与此同时，慈禧太后还加强了对颐和园和北京城内外的警戒，密切监视光绪帝和维新派的活动。

面对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势力的阻挠，光绪帝也曾试图予以反击。七月十九日（9月4日），他下令将反对改革、阻挠礼部主事王照上书的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等六名官员一并革职。次日，任命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为军机章京，赏四品卿衔，参与新政，加紧推行变法。此举使守旧势力大为恐慌，双方斗争更加激烈。变法的反对者四处活动，或造谣生事，或向慈禧太后控告光绪帝，请求她重新垂帘听政。慈禧太后也令人到天津与荣禄密谋。荣禄将聂士成部调至天津陈家沟，董福祥军移驻北京长辛店。军队的异动，使局势变得更为紧张。京、津一带开始盛传慈禧太后跟荣禄密谋，将乘光绪帝去天津阅兵时，以武力逼他退位。光绪帝感到事态严重，于是密令康有为等设法应付。维新派没有群众基础，自身又毫无实力，在这紧要关头，惟有痛哭失声。最后，只好把希望寄托于袁世凯的支持和帝国主义的干涉。

①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第页。

袁世凯出于政治投机，加入过强学会，骗取了支持维新的名声。此时，他统率着7000余人装备精良的新建陆军。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维新派希望能够争取袁世凯，利用他掌握的军队，做最后的抗争。在维新派的举荐下，八月初一日（9月16日），光绪帝召见了袁世凯，赏以侍郎衔，专办练兵事宜。初三日（18日）深夜，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劝他诛杀荣禄，包围颐和园，以解救光绪帝。袁世凯信誓旦旦地表示：“诛荣禄如杀一狗耳。”次日，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提前回宫，把光绪帝严密控制起来。初五日（20日），袁世凯在请训后返回天津，向荣禄告密。第二天，慈禧太后已经“训政”的消息传到了天津，荣禄随即派人进京，向慈禧太后报告了维新派“锢后杀禄”的计划。慈禧太后立即囚禁了光绪帝，并下令搜捕维新派重要人物。百日维新失败。

在维新变法运动期间，维新派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希望得到它们的支持。当时，英、美、日等国和俄国之间有矛盾，俄国支持慈禧太后，而英、美、日等国想拉拢光绪帝和维新派以对抗俄国，并乘机加强对清廷的控制。所以，它们曾插手维新运动，表示要“帮助”中国变法。维新派也主张联络英、日，以利用这些国家的支持。七月二十九日（9月14日），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到了北京，维新派对他此行寄予了厚望，准备聘其为变法顾问。然而，当伊藤博文发现变法败局已定时，就无意再支持光绪帝和维新派。维新派请求外国公使出面干涉，也是毫无结果。政变发生后，康有为和梁启超分别在英国和日本的帮助下，逃往国外。谭嗣同拒绝逃亡，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①八月十三日（9月28日），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康有为的弟弟）6人被杀害，许多赞成新政的官员被革职。变法新政，除设立京师大学堂外，全部废止。

维新运动是由资产阶级维新派领导的一次爱国救亡运动，它虽然失败了，但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仍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维新派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高举救亡图存的大旗，要求改革封建的社会制度，发展资本主义，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他们的政治实践和思想理论，不仅贯彻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而且顺应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趋势。

维新运动不仅仅是一场政治运动，而且还是一次资产阶级文化运动。在维新运动期间，维新派着力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宣传天赋人权、自由平等观念，批判封建君权，猛烈地冲击了陈旧腐朽的旧文化。由于变法维新政治需要，由于新学的提倡和传播，也导致了文艺领域的变革。“诗界革命”、“文体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改良”等相继而起，形成广泛的文艺革新运动。作为一次文化运动，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上，戊戌维新具有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重要意义。以此为起点，资产阶级文化打破了封建文化独占文化阵地的局面，并发展成为主流，以儒学为中心的文化结构才发生了新的根本性的变化。

但是，维新派由于自身的软弱与局限，完全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甚至把变法维新当作抵制人民革命运动的手段。他们反对引起社会巨大变动的革命，认为只要依靠封建皇帝自上而下地进行改革，就可使中国变成资本主义强国。他们也幻想以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来消弭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并试图从列强那里寻求对变法的支持。这些就注定维新运动的必然失败。而这场以和平手段对传统体制进行改良的最终失败，也暴露出清朝统治阶级的腐朽与顽固。血的教训使人们警醒，从而促使一部分人放弃改良，开始向革命转化。

①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第109页。

（谢选骏指出：满清的维新派都剃发留辫，和中共的改革派都有党籍一样——所以他们的活动都是裤裆下的运动，他们的言论都是扭曲病态的嗫嚅，他们的思想都是为五斗米折腰的苟且偷生。世无英雄，遂使清奴共奴成名。）

【第十一章 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

第一节 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在维新运动失败后一年，爆发了以农民为主体的震撼中外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这个运动是帝国主义侵略加深、民族灾难空前严重的产物，是中日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侵略反瓜分斗争的发展，也是长期以来彼伏此起、遍及全国的群众反对外国教士和教会侵略斗争的总汇合。

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列强纷纷在中国的土地上划分势力范围，掠夺铁路修筑权和矿山开采权，加大了对中国的商品和资本输出。使中国的社会经济秩序受到严重破坏，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许多依靠旧式运输为生的水手、脚夫等纷纷失业。在帝国主义侵华过程中，外国的教会势力扮演了一个侵华急先锋的角色。鸦片战争后，外国的传教士陆续来到中国，到戊戌变法前后，在华的外国传教士已达3000多人。他们依仗侵略特权的保护，深入中国城乡各地，建立教堂，吸收教徒，横行乡里，欺压良善，致使民教纠纷不断。在处理民教讼案时，清朝各级官员往往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采取“袒教抑民”的政策，造成普遍的“民冤不伸”的局面。不仅如此，外国教会的活动还直接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活动联系在一起。他们搜集各种情报，为本国政府的侵华出谋画策。如德国在山东的主教安治泰就曾多次怂恿德国瓜分中国。巨野教案发生后，他又立即建议德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出兵强占胶州湾。德皇威廉二世对安治泰的所作所为曾给予赞扬，巴伐利亚王室还特别授予他贵族的称号。此外，法国的传教士樊国梁、美国牧师丁韪良、李佳白等，都曾狂热地鼓吹对中国侵略。

外国教会的侵略行径，激起了中国各阶层人民的极大愤怒。从同治初年起，全国各地不断爆发反洋教的斗争。到戊戌变法时，反洋教逐渐同反瓜分相结合，斗争出现了新的高涨。

义和团源自山东、直隶一带的义和拳、梅花拳等民间秘密结社和习拳练武的组织。其中，有的属于白莲教系统的八卦教。在乾隆中叶，八卦教的分支清水教就组织了义和拳。义和拳改称义和团，最早见于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1898年6月30日）山东巡抚张汝梅的奏折。他认为直鲁交界冠县等地的义和拳，就是咸、同年间创立的名为义和团的乡团。根据地方官的建议，他主张对当时流行的义和拳采取改拳为团的方针，将其纳入乡团之中，“听其自卫身家，守望相助”①。次年夏，继任山东巡抚毓贤将义和拳改称义和团，试图将义和拳改造成受官府控制的团练武装。同年九月（10月）后，清廷也开始在公文中称其为义和团。后来，在帝国主义侵略加深、民族危机加剧的情况下，这些组织就逐渐由反清的秘密结社或单纯的习武团体，转变为具有广泛群众性的反帝斗争组织。

义和团运动首先在山东发动。在甲午战争中，山东惨遭战火的洗劫。战后，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德国强占了胶州湾，并划山东为其势力范围。不久，英国又强占了威海卫。在山东的外国教会势力也不断膨胀，山东是全国民教纠纷最多的省份之一。加之当时黄河连年溃决，山东的许多地区都遭受了严重的水灾，人民流离失所。各地教堂却趁火打劫，高利盘剥，囤积居奇。致使人民长期郁积心中的仇恨与不满，终于通过义和团运动爆发出来。光绪二十三年（1897），冠县梨园屯的村民在阎书勤的率领下，拆毁教堂，驱除教民，反抗教会的压迫。梅花拳首领赵三多率拳众前来支援，在梨园屯亮拳设厂。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十日（1898年10月24日），赵三多和阎书勤在冠县蒋家庄打出“助清灭洋”的旗帜，率众攻打教堂。队伍发展到千余人，蔓延十几个县。此后，义和团在茌平、禹城一带得到迅速发展。仅在平一县，习拳者就多达800余处。二十五年秋，茌平拳民首领朱红灯和禹城拳民首领心诚和尚互相支援，驱赶教士、焚毁教堂，并打败了前来镇压的清军。其他各支义和团也纷纷起来响应，造成巨大的声势。山东巡抚张汝梅、毓贤，一方面调军队进行镇压，但另一方面也深知长期以来“教民肆虐太甚，乡民积怨不平”①。所以，对义和团采取了剿抚兼施，乃至以抚为主的政策。这在客观上也有利于义和团运动在山东的发展。

义和团的反侵略斗争，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很多人踊跃参加。但义和团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义和团的组织称坛，又叫坛场（厂）、拳场（厂），多设在庵、观、寺院或其他公共场所。坛首称大师兄、二师兄。各坛人数不一，信仰各异，活动范围也不确定。他们往往是各自为战。义和团在组织上有明显的分散性和浓厚的迷信色彩。

在各地的反洋教斗争中，几乎同时都打出了类似“但诛洋人，非叛国家”的旗号。义和团运动兴起后，也提出了“助清灭洋”、“保清灭洋”等意思大致相同的口号。后来“扶清灭洋”这个口号逐渐为各地义和团所普遍采用，成为义和团的行动纲领。这个口号将斗争的矛头鲜明地指向了帝国主义侵略者，表达了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强烈愿望，激发了群众的爱国热情，广泛地争取了爱国官绅和清军将士的同情，从而扩大了义和团运动的群众基础。“扶清”是以灭洋为前提的，一旦清廷破坏灭洋，出于自卫和灭洋的需要，义和团是不会被“扶清”所束缚的。但是，该口号也反映出义和团对清廷的本质认识不清。他们要拯救祖国，却不能把祖国同清皇朝区分开来，对清皇朝抱有幻想，缺少警惕。同时，“灭洋”也带有笼统排外的色彩。

义和团运动在山东省的迅猛发展，使帝国主义列强非常恐慌。美、英等国驻京公使不断催促清廷严厉镇压义和团，甚至公然压迫清廷任命袁世凯接替山东巡抚。袁世凯从直隶省率新建陆军7000余人到山东后，纠合地方武装，残酷镇压义和团，致使山东的义和团反帝斗争转入低潮。光绪二十六年（1900）初，一部分义和团转移到直隶省，与当地义和团汇合，多次击败前来镇压的清军，势力更为扩大。在京畿一带，义和团“一倡百和，从者如归。城市乡镇，遍设神坛，坛旁刀戟林立”①。四月，义和团占领涿州，控制了直隶省城保定，并逼近京、津，在京畿一带形成燎原之势。

义和团运动的迅速发展，使其成份变得复杂起来。不少地主阶级分子，包括顽固士绅和受过教会欺压的中小地主，也参加到运动中来。这些人的加入，使农民队伍中本来就存在的笼统排外主义、排斥近代工业和科学技术等落后面进一步扩大。

①《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5—页。

①《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24页。

①《义和团》第2册，第485页。

义和团声势浩大，使清廷感到威胁，而想对它加以利用和控制。这时，清廷跟外国侵略者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矛盾。慈禧太后因英、日等国让康有为、梁启超等在国外继续活动，不同意她废光绪皇帝的计划，而心怀猜忌。在经过几度密议之后，清廷决定承认义和团的合法地位，默许它进入北京。本来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初春，北京城内就已有义和团活动，现在内外结合，声势更为壮大。几天之内，居民加入义和团的达十几万人，满、汉士兵也纷纷参加。义和团在北京焚毁教堂，打击外国侵略者，不断示威游行。同时，义和团也进入天津城，在城内划界管辖，守卫各城门，对外国侵略者进行斗争。

义和团在北京、天津的迅速发展，鼓舞了全国人民。不仅山东省和直隶省，山西、陕西、河南、内蒙、东北等地区也都爆发了义和团的反帝斗争。南方各省，反对教会侵略的斗争彼伏此起，跟义和团反帝运动相呼应。中国大地上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怒潮汹涌澎湃。

第二节 八国联军的侵华和清廷的宣战

为了镇压义和团的反帝运动，帝国主义国家开始着手准备联合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光绪二十六年三月（1900年4月），英、美、德、法四国公使先后照会清廷，限令清廷在两个月内剿灭义和团，否则将直接出兵干涉。五月初一日（5月28日），驻北京的各国公使举行会议，决定以“保护使馆”为名，联合出兵北京。五月初三日至十二日（5月30日至6月8日），各国侵略军近千人由天津陆续开抵北京，进驻东交民巷。为了阻止侵略军继续进犯北京，义和团开始拆毁京津铁路，切断京津电报线，并与前来镇压的清军发生激战。此时，在大沽口外已集结了俄、英、日、美、法等国的24艘军舰，在天津租界里已有侵略军2000余人。五月初十日（6月6日）前后，驻华公使们议定的联合侵华政策相继得到了本国政府的批准。十四日，英、俄、日、美、德、法、意、奥八国组成的侵略军2000多人，在英国海军中将西摩的率领下，以“救护使臣”为名，在大沽登陆后，由天津向北京进犯。义和团手持大刀长矛等原始武器，协同清军在落垡、廊坊等地跟侵略军展开血战。敌人伤亡惨重，狼狈逃回天津租界。

与此同时，聚集在大沽口外的各**舰在俄国海军头目的指挥下，攻占了大沽炮台。大批侵略军纷纷从大沽登陆，向天津进犯。俄国侵略军2000多人开到天津火车站后，就开炮袭击义和团。曹福田领导的义和团和马玉昆的武卫左军，奋勇抵抗。他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勇猛冲杀，打死打伤俄国侵略军500多人，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张德成率领的义和团和直隶提督聂士成亲率的武卫前军等部分清军，也对天津租界发动猛烈围攻。由青年妇女组成的“红灯照”，也投入了战斗。他们夜以继日，浴血奋战，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八国联军的进兵，使在北京的帝国主义分子气焰更加嚣张。使馆官员和卫兵屡次向义和团挑衅，任意枪杀无辜的中国居民和同情团民的清军士兵，并在使馆区筑垒设岗，积极备战。五月十八日（6月14日），德国公使克林德（F.vonKlemensKetteler）带领德国兵外出时，发现有团民练武，就立即开枪射杀，打死20余人。二十四日，克林德又在东单牌楼附近向中国士兵开枪，结果被中国士兵当场击毙。出于对侵略罪行的义愤，从这天起，清军和部分团民开始围攻使馆。

面对义和团运动的高涨和八国联军的进犯，清廷内部在应采取怎样对策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吏部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等认为无力与八国同时开战，主张坚决镇压义和团，以根绝联军进京。这一派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支持。端王载漪、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等顽固派大臣由于守旧恶新，加之在“废立”问题上与列强有矛盾，所以主张招抚、利用义和团以对抗列强。军机大臣、刑部尚书赵书翘等上奏：“拳会蔓延，诛不胜诛。不如抚而用之，统以将帅，编入行伍，因其仇教之心，固作果敢之气，化私忿而为公义，缓急可恃，似一因势利导之一法。”①在和战、剿抚问题上，慈禧太后最初也是举棋不定。五月二十日（6月日），慈禧太后召开第一次御前会议，商讨对策。决定暂时停止镇压义和团，如果列强继续进兵，就不惜开战。但同时她又派兵保护使馆，幻想以此换取列强停止进兵。

①《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10页。

第二天，慈禧太后接到了列强强索大沽炮台的奏报，以及要求她归政的谎报，使她更加不满。当天召开第二次御前会议，欲强行宣战，遭到光绪帝等主和派的反对。慈禧太后只好下令死守大沽，并命各省督抚调兵驰援北京。二十三日，召开第三次御前会议，决定派王文韶、许景澄等人前往使馆，要求各国公使劝阻联军，但未能成功。随后，大沽沦陷的消息传到北京，慈禧太后立即召开第四次御前会议，在与列强的战争已无法避免的情况下，决定对外宣战。二十五日，清廷发布“向各国宣战谕旨”。

在对外宣战的同时，清廷下令招抚义和团，对义和团犒赏银、米，称义和团为“义民”，派庄王载勋、协办大学士刚毅统带义和团，在庄王府设坛挂号，凡挂号者名为官团，称“奉旨义和神团”；制订《义和团团规》，要义和团听命于清廷，如有违背者，以“伪团”论处，从而进一步欺骗和控制义和团。另一方面，又暗中进行投降活动，随时准备跟帝国主义妥协。宣战后仅四天，慈禧太后就下令停攻使馆，并派人商议和局。她还在给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等人的电旨中，对他们反对宣战、主张镇压义和团的态度表示了肯定，认为他们的主张是“老成谋国之道”①。六月初三日（6月29日），慈禧太后再次向各国公使保证，将继续保护使馆，并对义和团“设法相机自行惩办”②。初七日，清廷又向俄、英、日发出呼吁，乞求帝国主义“暂弃小嫌，共维全局”③。

在义和团运动期间，以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等为首的洋务派集团，反对宣战，主张坚决镇压义和团，以免招致列强的干涉。英国惧怕义和团运动波及长江流域，威胁其在华利益，表示愿意以武力支持张之洞、刘坤一等“维持秩序”。清廷对外宣战后，他们拒不奉旨，反而通过盛宣怀指使上海道余联沅，于五月三十日（6月26日）与各国驻上海的领事制订了《东南互保章程》，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①。此后，两广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袁世凯、浙江巡抚刘树棠、闽浙总督许应骙等，都先后对“东南互保”表示了支持。“东南互保”破坏了东南各省人民的反帝斗争，阻碍了义和团向南方的发展，也使帝国主义列强得以集中兵力镇压北方的义和团运动。

①《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86—187页。

②同上书，第203页。

③同上书，第228页。

①《官方文电》，《义和团》第3册，第327页。

第三节 八国联军的暴行

为了加紧进攻天津，帝国主义开始不断增兵。至六月（7月）上旬，兵力已达1.8万余人。六月十三日（7月9日），联军分三路围攻据守天津城西南的聂士成军和团民，遭到清军和义和团的顽强抵抗。正如一位外国官员所言：“我曾经见到过世界各地的战斗，但从来没有见到过象对付这些未经训练过的中国人更为艰苦的战斗了。”②聂士成力战身亡。就在这关键时刻，清廷派力主镇压义和团的四川提督宋庆到天津主持军务。宋庆按照朝廷的旨意，命令军队大肆屠杀义和团。在中外反动势力的夹攻下，义和团受到严重伤亡，大大削弱了守卫力量。六月十八日（7月14日），天津城陷落。

清廷在天津失陷后，更急于投降，派人到外国使馆慰问，表示道歉、赔款、惩凶。但是，帝国主义为了攫取更多的侵略权益，拒不理睬，加紧准备进犯北京。七月初十日（8月4日），八国联军近20000人，从天津沿运河两岸向北京进犯。义和团和部分清军进行了英勇抗击。但清廷却任命李鸿章为议和全权代表，向侵略者乞和。二十日，侵略军占领北京。慈禧太后带领光绪帝，仓皇逃往西安。联军以北京为基地，四出扩大侵略，占领山海关、保定等地。

在镇压义和团的过程中，侵略军到处烧杀抢掠，犯下累累暴行。在攻陷大沽后，连日纵火，将繁华的市区夷为平地。攻入天津后，联军对着逃难群众任意开枪、放炮，天津城内“但见死人满地，房屋无存”①。占领北京后，八国联军开始了更加疯狂的屠杀和掠夺。他们大肆杀戮义和团民，仅在庄王府一处，就杀戮、烧死了1700多位团民。任八国联军总司令的德国元帅瓦德西还纵兵大掠三日，其后更继以私人抢劫。当时，从公使、将军直到传教士、士兵，都参与了这一暴行。日军从户部抢去白银300万两，并烧房毁灭罪证。各官衙所存库款被抢劫一空，损失约计6000万两②。堆满金银和历朝宝物的皇宫、颐和园等地，也遭到洗劫，大量的珍贵文物被抢掠、毁坏。明代的《永乐大典》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法联军洗劫，成为残本，此次又失去307册。正如时人所言，经过这场浩劫，“中国自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自典章文物，下至国家奇珍，扫地遂尽”③。

俄国除参加帝国主义联军外，还单独出兵侵占中国东北地区。当义和团运动发展到东北地区后，光绪二十六年六月（1900年7月），俄国以保护中东铁路为借口，调集15万军队，分兵几路，先后攻入黑龙江、吉林、盛京。到**月（10月）间，东北全境几乎都被俄军控制。俄国侵略军到处烧杀抢掠。仅在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被杀害、烧死和淹死在黑龙江里的中国人民就有7000多人，历史悠久的古城瑷珲被烧成一片瓦砾。列宁当时就愤怒谴责俄国侵略者“把一座座村庄烧光，把老百姓赶进黑龙江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①。

②天津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编：《八国联军在天津》，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255页。①佚名：《遇难日记》，《义和团》第2册，第172页。

②佐原笃介：《拳乱纪闻》，《义和团》第1册，第199页。

③柴萼：《庚辛纪事》，《义和团》第1册，第3页。

①《对华战争》，《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0页。

面对俄国的野蛮侵略，东北义和团和各族人民到处掀起了抗击侵略军的武装斗争。后来，他们组成了“忠义军”转战各地，提出了“御俄寇，复国土”的口号，不断袭击俄军，使其坐立不安。

第四节 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和《辛丑条约》的签订

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争着从中国攫取最大的利益。它们之间矛盾重重，争夺激烈。俄国主张撤兵、议和，并支持慈禧太后继续掌权，但条件是清廷承认其独占东北。英国希望废慈禧太后，由光绪帝主政，建立一个由英国政府控制的政权。日本也试图争夺东北，故支持英国，反对俄国。法国为了遏制英国在两广的扩张，倾向于支持俄国。德国则正在继续调兵，企图以武力占领烟台，以便加强对山东的控制，反对立即议和，提出了惩办慈禧太后和载漪的要求。经过一段时间的争吵后，列强逐渐达成一致意见，即接受美国提出的第二次“门户开放”政策，继续维持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廷的统治，形式上保持中国的“领土与行政完整”，实质上是要建立对中国的共管。在这个基础上，这些国家跟清廷的代表李鸿章和庆亲王奕开始媾和谈判。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1901年9月7日，阴历辛丑年），俄、英、美、日、德、法、意、奥、比、荷、西11个国家迫使清廷签订了《辛丑条约》。除正约之外，还有19个附件。主要内容如下：

1.清廷向各国赔款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分39年还清，本息共计九亿八千多万两，还有各省地方赔款两千多万两，总数超过十亿两；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由帝国主义控制，作为偿付赔款之用。

2.北京东交民巷划为使馆区，允许各国派兵保护，不准中国人居住。

3.拆毁大沽炮台，从北京、天津到山海关铁路沿线的重要地区允许外**队驻守。

4.清廷向各国认错道歉，惩办曾经支持过义和团的各级官员，并保证永远禁止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的行为，违者处以死刑。

5.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

《辛丑条约》是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沉重枷锁。巨额的赔款严重破坏了中国的社会经济，不仅加剧了清廷财政危机，而且使列强得以控制了清廷除田赋之外的主要财政来源；使馆区的设立，炮台的拆除，军队的驻扎等，使列强进一步强化了对清廷政治和军事控制。它又一次使中国的主权受到严重的破坏，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程度，给中国人民造成深重的灾难。

慈禧太后因为继续保持了她的地位，所以对这个条约非常满意，竟然宣称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甘愿充当帝国主义势力统治中国的工具。早在逃亡西安的途中，她就已命令各地官兵剿灭义和团。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四日（1900年9月7日），清廷发布上谕，公开出卖义和团。声称：“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①各地清军开始大肆绞杀义和团，并以此献媚于侵略军。联军统帅瓦德西曾说：“当联军前进之际，常常发现中**队与拳队相战之遗迹。各个城镇入口之处，多悬已斩拳队领袖之头，以欢迎联军。”②面对中外反动势力的镇压，义和团民进行了英勇的反抗。血的教训使团民们警醒。他们开始摈弃“扶清”的提法。光绪二十七年（1901），四川的义和团相继提出了“灭清剿洋”、“扫清灭洋”的口号。

①《义和团》第4册，第52页。

②《瓦德西拳乱笔记》，《义和团》第3册，第30页。

第二年，在直隶省，爆发了景廷宾领导的起义。起义军打出“扫清灭洋”、“官逼民反”的大旗，纵横20余县，向教会势力和前来镇压的清军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清廷调集重兵进行镇压，外国侵略军6000余人也前往“助剿”，起义失败。

轰轰烈烈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下失败了。但是，义和团以其英勇顽强的斗争，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压迫的反抗精神，它向世界昭示，中国人民不惜用鲜血和生命来捍卫民族的独立与尊严。

义和团运动自其爆发之日起，就遭到了当时西方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府的攻击。他们指责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是由“黄种人敌视白种人”、“中国人仇视欧洲的文化和文明”引起的。对此，列宁曾撰文批驳道：“是的，中国人的确憎恶欧洲人，然而他们憎恶的是哪一种欧洲人呢？为什么要憎恶呢？中国人憎恶的不是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憎恶的是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1856年英法对华的战争）的人，那些利用传教伪善地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①在此，列宁对中国人民所进行的反侵略斗争的正义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祖国面临被瓜分的危机时刻，在腐朽清廷已无力捍卫国家主权的背景下，中国人民挺身而出，组织起来，保家卫国，发出了吼声：“还我江山还我权，刀山火海爷敢钻，那怕皇上服了外，不杀洋人誓不完。”他们是在为国家和自己的生存而战。“好男儿，要灭洋，好女儿，要保国，灭了洋、保了国，我们才能活。”所以义和团所反抗的首先而且最主要的，就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和奴役，而不是什么来自西方的先进的文明。曾任美国驻华使馆代办的何天爵也曾这样指出：“要追根寻源，就必须回到六十年以前中国人和外国人开始有外交接触或联系的时候。要懂得它的势力和力量，必须探索当时发起席卷全国的排外情绪，研究它是由一个接着一个的事件所孕育，被上千次互相误解与不平的真实原因所加重它代表六十年来增长的愤怒和仇恨，由于长年的压迫而更加激烈，它获得亿万没有卷入运动的中国人的衷心的同情。毫无疑问，义和团运动代表了他们一种爱国的努力，是要把他们的国家从外来侵略和可能发生的瓜分中拯救出来。”①义和团运动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野心，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进程。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广大的义和团民和爱国将士，不怕流血牺牲，表现了中国人民敢于同帝国主义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使得侵略者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尚“含有无限蓬勃的民气”，并断言“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瓜分中国不啻“梦呓”②。

①《对华战争》，《列宁选集》第1卷，第279页。

①何天爵：《中国之过去与将来》，转引自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6页。

②《瓦德西拳乱笔记》，《义和团》第3册，第86页。

长期占据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职位的赫德也认为不可能瓜分中国，因为义和团运动使他意识到“不论中国哪一部分领土被分割去，都必须用武力来统治。像这样，被分割去的领土越大，治理起来所需的兵力就越多，而骚乱和叛乱的发生就越是确定无疑。中国如被瓜分，全国就将协同一致来反对参与瓜分的哪几个外国统治者。”他承认义和团运动是一个为了使中国强盛起来的、纯粹的爱国主义运动，但这个运动对帝国主义则是不祥之兆③。

当然，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义和团运动，还有着明显的小生产者的特点，在指导思想、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等方面，还带有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和落后性，它不可能真正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但是它的失败，也促使了中国人民的觉醒。清廷对列强的妥协投降，对义和团的利用和叛卖，进一步暴露了其反动本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要挽救危亡，就必须推翻清皇朝的腐朽统治，掀起革命的浪潮。

③吕浦等编译：《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中国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45—152页。

（谢选骏指出：赫德高估了中国的废垃，因为中国被俄国割去了五分之一的领土，都将近两百年了，也没有丝毫的动静，就像一片死亡之海。同样，日本也差点灭亡了中国本部，几乎没有惩罚就全身而退。至于义和团，他们先提“灭清剿洋”、“扫清灭洋”的口号，没有多大成效；他们后提“扶清灭洋”虽是错的，但却带来了“诱清攻洋”、“引洋灭清”的后果，不可谓不善也。如果这是他们的主观意图，那么他们就是“高级黑”、“高级红”了。后来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中国自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自典章文物，下至国家奇珍，扫地遂尽”——这就算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帝国时代的陪葬了。在我看来，这堪比五胡乱华的联台大戏，深化了迄今为止的现代南北朝的两世纪乱局——如果把太平天国和湘军淮军计算在内。）

【第十二章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

第一节 空前加剧的社会危机

《辛丑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各国加紧了对中国的掠夺和控制。它们除继续在中国遍设各种工厂外，还进一步夺取筑路和开矿的权利，用直接投资和高利贷两种方式把持中国铁路、矿山。路矿权利的不断丧失，成为当时中国极为严重的问题。

义和团运动爆发前，列强已经为争夺在华的修路权而展开了争斗，至此，争夺更加激烈。英、俄、日三国在退还山海关内外铁路的交涉中明争暗斗；法国成立滇越铁路公司，加紧建设滇越铁路，并试图谋取两广路权；日、美、德等国为控制闽、浙、赣的路权而大肆活动；日本成立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相继取得了南满铁路、新奉铁路和吉长铁路的控制权，并以保护铁路为名，在沿线驻扎了日本军队；俄国以中东铁路公司为大本营，垄断了东北北部的水陆交通。光绪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1902—1903），正太、卞洛和沪宁三条铁路的修筑权，分别落入了俄、比、英等国的手中。列强把夺取铁路权作为其扩张侵略势力的有效手段，进而控制铁路沿线的森林砍伐、矿山开采权，甚至可以派驻军队，干预行政。对此，日本的《朝日新闻》曾一语道破：“铁路所布，即权利所及。凡其他之权、商权、矿权、交通权，左之右之，存之亡之，操纵于铁路两轨，莫敢谁何。故夫铁道者，犹人之血管机关也，死生存亡系之。有铁路权，即有一切之权；有一切权，则凡其地官吏，皆吾颐使之奴，其地人民，皆我刀俎之肉”①。到宣统三年（1911）为止，中国已修成的铁路总长为9292公里，其中有40％是控制在列强手中。

列强还以多种形式攫取中国的矿山开采权。继光绪二十六年（1900）开平煤矿落入英国之手后，全国10余省的主要矿权又逐渐被英、美、俄、法、比等国所夺取。列强不仅大量侵夺了铁路沿线的矿山开采权，而且将侵略势力深入到中国的内地和边远省份。至清末，帝国主义国家已经控制了中国煤矿机器开采量的90％以上，而中国的铁矿生产则全部被帝国主义所控制。除铁路、矿业外，在航运业、棉纺业、造船业、烟草业、金融业等方面，帝国主义的投资也迅速增加。帝国主义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渗透和控制，把中国进一步推向了殖民地的深渊。时人惊呼：“经济既尽，国家随亡，于是分割土地以为殖民地，中国完结矣！”②帝国主义列强为了争夺在中国的权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当时，东北是列强争夺的一个焦点。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俄国乘机侵占了东北，妄想建立所谓“黄俄罗斯”。《辛丑条约》签订后，各国侵华军队陆续撤出华北，但俄国的十几万军队仍驻扎在东北，拒不撤兵。光绪二十八年三月（1902年4月）中俄订立的《交收东三省条约》本已明确规定，俄军要在一年半的时间内分批撤出。然而，在将要到期之时，俄国又向清廷提出七项无理要求，为其长期霸占东北制造借口。俄国独霸东北的企图，与日本的侵略政策发生严重冲突。在得到英、美的支持后，日本于光绪三十年（1904），在中国的领土上与俄国展开了一场为争夺中国东北而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这场战争以俄国的失败而结束。日俄双方在美国的调停下，于次年八月签订了《朴次茅斯和约》，规定俄国将旅（顺）大（连）租借地、长春至大连铁路及其他有关的权益，全部“转让”给日本。

①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2册，第684页。

②铁厓：《警告全蜀》，《四川》第1号，第19页。

这场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帝国主义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盛京地区“陷于枪林弹雨之中，死于炮林雷阵之上者数万生灵，血肉飞溅，产破家倾，父子兄弟哭于途，夫妇亲朋号于路，痛心疾首，惨不忍闻”①。然而，**的清皇朝在战争爆发时，竟然宣布“中立”，把辽河以东地区划作战场。战后，清廷承认了日俄所签条约的分赃规定。这样，俄国势力退到东北的北部，日本势力侵入东北南部。

长期以来，英国与俄国对中国西藏地区进行了激烈的争夺。光绪二十九年至三十年（1903—1904），英国乘俄国的注意力更多集中在东北的时机，发动了入侵西藏的战争。西藏地方军民进行了坚决的抵抗。他们在江孜保卫战中表现得英勇壮烈，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光绪三十年六月，英军攻占拉萨，大肆抢掠。三十二年（1906），英国迫使清廷签订了不平等的《续订藏印条约》，规定开放江孜、噶大克为商埠；清廷保证非经英国政府允许，外国人不准租买西藏土地，不准干涉西藏一切事宜，不准派员入藏，不准享受铁路、电线、矿产等各项权益。

清廷对义和团的出卖和向帝国主义势力的投降，充分暴露了它反动腐朽的本质，也使它的统治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为了缓和矛盾，延续统治，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廷宣布“变法”，在几年之内推行了一系列的所谓“新政”。“新政”的一部分措施，如提倡民族工业、废科举、设学校、派留学生等，是为了缓和统治者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政”的主要内容是练兵筹饷。二十九年（1903），清廷设立练兵处，开始改革军制。三十一年，又拟定了全国编练新军36镇（师）的庞大计划。同年，又设立巡警部，编练警察。

“新政”的一些内容多是在百日维新时就曾提出，在戊戌政变后又遭到了否定。所以，“新政”某些内容的实行，在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新政”与戊戌维新有着本质的区别，它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的**制度和纲常伦理，加强对人民的统治。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在其发布的“变法”上谕中，就已对“新政”的性质做了明确规定：“世有万祀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即封建的**制度是永远不可改变的，只是某些具体的统治方法可以有所变通。故此，清廷还特别强调“新政”与维新派的变法有着根本的不同，指责“康逆之讲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①。另外，“新政”还有进一步博取帝国主义的欢心的用意。清廷曾向俄、法、英、美、德、日、意等各帝国主义国家表示：“敝国现议力行实政，正期图报各大国之惠于后日，将来中外必能益加修睦，与各大国永享无穷之利益。”①光绪二十七年，清廷根据帝国主义各国的要求，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

①《盛京时报》，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初一日。

①《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总第4601页。

①《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总第46页。

此后，又依照它们的需要，明文规定保护外国人在中国筑路、开矿等方面的投资。

第二节 人民的反抗斗争和资产阶级领导的爱国运动

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和清廷的对外卖国、对内压榨，使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更加困苦。清廷还利用推行“新政”之机，加捐加税，勒索人民。当时，“所有柴、米、纸张、杂粮、蔬菜等项，凡民间所用，几乎无物不捐”②；“当捐之行也，一盏灯，一斤肉，一瓶酒，无不有税”③。各级官吏乘机从中勒索中饱，广大民众难以为生，民怨鼎沸。各地人民的反抗斗争，连绵不断。光绪二十八年（1902），直隶省一带的农民起义，鲜明地举起了“扫清灭洋”的大旗。规模更大的是同年广西省汉、壮、苗、瑶等各族人民的武装起义，烽火燃遍全省，斗争持续了三年。抗捐抗税和抢米的斗争，在各省普遍发生，其中规模大的有湖南省长沙的抢米风潮和山东省莱阳的抗捐斗争。宣统二年（1910），长江流域发生严重的水旱灾荒。一时间，“江、浙、湘、沔、淮、泗之间，嗷嗷之声，达于比户。而淮安、扬州、江宁、平湖、海州等处，老弱流亡，络绎道路，或数百人为一起，或数千人至万人一起。汉口地方聚至二十余万人”①。灾民只得靠吃树皮、草根过活。绅士、地主和中外商人则乘机囤积粮食，获取暴利，致使米价暴涨，饥馑遍地。宣统二年三月（1910年4月），长沙城乡饥民忍无可忍，要求官府减价粜米，遭到镇压，死伤数十人。饥民奋起跟清军搏斗，参加的群众发展到几万人。他们捣毁米店、钱庄，烧毁巡抚衙门、税局，还捣毁外国领事住宅、洋行和教堂，将斗争的矛头直指封建统治者和帝国主义侵略者，终于迫使清廷允许平粜。同年，莱阳县乡民要求清算被官绅侵吞的备荒积谷，用来渡荒和支付捐税。他们的要求被官吏拒绝，代表被拘押。于是，几万乡民围困了莱阳县城，进行了多次激烈的斗争。据不完全统计，光绪二十八年至宣统三年（1902—1911），全国各地此伏彼起的民变多达1300余起，平均每两天半发生一次。遍布全国的越来越尖锐的阶级斗争，削弱了清皇朝的统治，使它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困境，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创造了客观的社会环境和群众基础。

在人民群众反抗斗争的推动下，资产阶级领导的具有反帝爱国性质的拒俄运动、收回利权运动和抵制美货运动，也在工人、农民、学生和城市居民的热烈响应和支持下，在全国蓬勃展开。

光绪二十九年（1903）爆发的拒俄运动，揭开了反帝爱国运动的序幕。

由于武装占据东北的俄国侵略军拒不如约按期撤兵，反而向清廷提出了七项无理要求，企图长期占领东北，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慨。上海各界爱国人士纷纷举行集会，抗议沙俄的侵略行径，致电清廷外务部，表示对俄国的要求“我全国人民万难承认”；并通电各国外交当局说：“即使政府承允，我全国国民万不承认，倘从此民心激变，遍国之中，无论何地，再见仇洋之事，皆系俄国所致。”①北京、武汉等地的学生也相继集会抗议，罢课示威。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召开了拒俄大会，组成拒俄义勇队（后更名“学生军”），发誓要与侵略军血战到底。留学生还派代表回国，请求清廷出兵抗俄，并表示学生军愿为先锋。但是，清廷却指责学生军“名为拒俄，实则革命”，命令驻日公使蔡钧勾结日本政府强制解散了学生军，压制了运动。

②《江西巡抚冯汝骙奏宜春乡民抗捐仇绅聚众攻城折》，《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55页。

③《论近日民变之多》，《东方杂志》1904年第11期。

①陈雨人：《陈侍御奏稿》卷1，第37页。

①《江苏》第2期，《纪事》，《本省时评》。

光绪三十一年（1905），资产阶级领导的抵制美货的爱国运动在全国展开。自鸦片战争以来，美国资产阶级从中国诱骗走了大批的华工。这些华工在美国垦荒、修路、开矿，担负着极为繁重的劳动，促进了美国的繁荣。同治、光绪年间，美国发生经济危机，美国资产阶级为了摆脱困境，开始煽动排华。光绪二十年（1894），美国迫使清廷订立了《限禁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约》，对赴美华工作了种种苛刻的限制。美国各州也发布了各种排华法令，迫害华工、华侨的罪行愈演愈烈。三十年（1904）条约期满，清廷在广大华侨和国内人民的压力下，向美国提出了修约的要求，但遭到拒绝。于是爆发了反对美国排华、抵制美货的爱国运动。三十一年四月初七日（1905年5月10日），上海商务总会决定，以两个月为期，如美国强我续约，则联合全国誓不运销美货以作为抵制。运动以上海为中心，迅速波及全国许多大中小城市，并得到了海外侨胞的大力声援。工商业者、学校师生和各界群众组成了各种爱国团体，举行集会演说，商家不进、不卖美货，人们不买、不用美货，码头工人不装、不卸美货。抵制美货运动的迅速高涨，使美国政府大为震惊。于是，对清廷不断施加压力，要求清廷出面压制。在美国的压力下，清廷下令停止对美货的抵制，并电令严办运动的领导者、上海商务总会会长曾铸等人。压力之下，民族资产阶级内部出现分化，上层人物开始动摇。曾铸发表了《留别天下同胞书》后，从此就称病不出。但广大群众坚持斗争，终于迫使清廷和美国未敢再续签限制华工的条约。

从光绪二十九年（1903）起，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控制我国路矿权的收回利权运动，在全国的许多省区迅速开展起来。经过斗争，先后收回了黑龙江、山西、奉天、山东、安徽、四川、云南等省被帝国主义侵占的部分矿区。广东、湖南、江西、江苏、浙江等省，还相继成立了商办铁路公司，以确保利权为宗旨，要求清廷收回路权，废除向外国借债修路的合同。收回利权运动持续发展，最终成为辛亥革命爆发的导火线。

人民的反抗斗争和资产阶级领导的爱国运动，都遭到了清廷的破坏和镇压，这使得人们逐渐认清了清皇朝的反动本质，懂得只有推翻清廷才能挽救民族危亡。如拒俄运动失败后，黄兴、陈天华等一部分留日学生就立即组成了革命团体军国民教育会。他们抛弃了以往“乞怜于满洲政府”的做法，从此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

第三节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兴起

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是从孙中山开始的。孙中山，名文，字逸仙，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少年时代曾到檀香山，受西方资本主义教育。光绪十一年（1885）回国后，在广州、香港学医。光绪十八年（1892）起，在澳门、广州行医。这期间，他结识了一些爱国青年和会党人物，经常在一起抨击清廷的黑暗统治。他很倾慕太平天国的反清事业，并以“洪秀全第二”自居。孙中山也受到改良思想的影响，同辛亥革命的许多领导人和骨干分子一样，他并非从一开始就主张以革命推翻清廷，而是经历了一条从改良到革命的道路。光绪二十年（1894），孙中山曾上书李鸿章，试图通过清廷自上而下的改革来挽救民族危亡，但遭到拒绝。不久，中日战争爆发，孙中山感到国家面临的危机严重，认识到依靠清廷不可能实现国家的富强，要救国就必须推翻清朝的封建统治，走革命的道路。

光绪二十年十月（1894年11月），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联络华侨多人，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第二年，他回到香港，邀集同志，建立兴中会总会。兴中会在会章中揭露了清廷的**无能，指出中国正面临着被帝国主义瓜分的严重危机。在会员入会誓词中，明确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目标。

兴中会成立后，立即筹备武装起义，并决定于光绪二十一年九月（1895年10月）在广州发动起义。但由于计划泄露，起义还未发动就受到镇压。孙中山遭到清廷通缉，被迫逃亡国外。他到了日本、欧美各国，接触了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学说，也发展了革命组织，准备再次发动武装起义。义和团运动期间，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利用这个时机，于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1900年10月），在广东省惠州发动武装起义。起义军在半个月内曾经发展到20000余人，屡次击败清军。后在清军优势兵力的围攻下，弹尽援绝，起义失败。此次起义虽然又告失败，但孙中山所进行的革命斗争，却赢得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同情。对此，孙中山曾回忆说：“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①孙中山也没有气馁，而是继续探索救国道路，坚持革命斗争。

光绪末年，中国资本主义有了初步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有所增长。风行一时的出国留学和国内新式学校的开办，为这个阶级培养出大批的知识分子。光绪二十九年（1903）留日学生已有1300多人，三十一年激增至8000人，三十二年达1.2万人。与此同时，在国内由各类学堂培养出来的学生人数也是逐年上升，至清廷覆灭之前，学生总数已达150多万。在这些有别于旧式文人的新知识分子中，有许多人接受了变法维新运动失败的教训，又受到农民反帝爱国运动的启发，开始逐渐感觉到，要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就必须走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道路。他们在国内外组织了革命团体，出版了许多报纸刊物，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思想。上海和东京是他们革命活动的中心。在日本，从光绪二十六年（1900）发刊的“专以编译欧美政法名著为宗旨”的《译书汇编》开始，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具有明显的革命倾向且产生了较大影响的《国民报》、《游学译编》、《湖北学生①《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5页。界》、《浙江潮》、《江苏》、《二十世纪之支那》等刊物，相继问世。在上海，资产阶级革命派和进步的知识分子宣传革命的舆论阵地主要是《苏报》、《大陆》、《童子世界》、《国民日日报》、《警钟日报》等。据统计，革命党人先后在国内外创办了约一百二三十种报刊，用以“灌输最新学说”，“传播革命思潮”，“鼓舞国民精神”。发行数量，最多的达到两万多份。革命党人创办报刊的同时，还编印了大量宣传革命的小册子。从孙中山发动广州起义失败后到宣统三年（1911）武昌起义爆发期间，革命党人共印发这类读物130种左右。革命书刊的大量出现，预示着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正在蓬勃兴起。

在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方面，章太炎、邹容和陈天华等人有很大的影响。

章太炎，名炳麟，浙江省余杭县人。早年受改良思想的影响，曾参与维新变法的宣传活动。戊戌变法失败后，他逐渐转变了政治立场，走上了革命道路。当时，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逃亡国外，成立了“保皇会”，继续宣扬改良的道路，鼓吹君主立宪，反对革命，曾一度在海外华侨中得到广泛支持。光绪二十八年（1902），康有为发表了《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及《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两封长信，美化清廷的统治，指责革命将会导致天下大乱，以致“亡国灭种”。第二年，章太炎在上海《苏报》上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文章，全面、深刻地批驳了康有为的保皇主张，指出只有革命才能得到民主自由，明确表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观点。他把被保皇派奉若神明的光绪皇帝斥为“载湉小丑，未辨菽麦”，针对康有为宣扬的公理不明，民智未开，因而不可行革命的观点，提出了以革命明公理，用革命开民智的主张。他还特别撰文向国人推荐邹容所著的《革命军》一书，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章太炎的文章打击了保皇派的气焰，促进了人们的觉醒。

邹容，四川巴县（今重庆）人，留日学生。光绪二十九年（1903），不满20岁的邹容在上海出版了震动一时的《革命军》。他热情地讴歌民主、鼓吹革命，宣传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学说，主张用革命手段“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政政体”，恢复人民应有的民主权利。他提出了建立资产阶级的“中华共和国”的号召，要求永远根绝君主**政体，反对外国人干涉中国的革命和独立，并大声疾呼“革命独立万岁！”《革命军》出版后，立即风行海内外，先后印行20多次，销量上百万册。清廷对此十分恐惧仇视，勾结上海的帝国主义势力，于光绪二十九年查封了《苏报》。章太炎和邹容先后入狱，邹容遭受两年的监禁折磨，死于狱中。

但是，清廷的高压政策非但未能使革命思潮沉寂下去，反而加速了它的传播。正如时人所言：“前日之《苏报》与《革命军》议论虽激，然而阅此报与此书者几何人也？一般之国民国未尝知其所号呼者为何事，其鼓吹者为何事。今日《苏报》之被禁，章、邹之被锢，其势固已激荡于天下。然‘《苏报》何以被禁，章、邹何以被锢’之一问题，出诸于一般国民者必多，则必应之曰：为逐满故。何为而逐满？则又必应之曰：为汉族之受满族之荼毒已不胜其苦，满族实汉族之世仇故。以此而互相问答，互相传说，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万。于是，排满之一主义，遂深入于四万万国民之脑髓中。”①陈天华，湖南新化人，曾留学日本。他在光绪三十年（1904）出版了《猛回头》、《警世钟》两书，以通俗的语言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号召大家起来跟帝国主义战斗，并且揭露清廷实际上已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指出：“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所以，要挽救危亡，就必须发动革命，推翻清皇朝这个“洋人的朝廷”，“要想拒洋人，只有讲革命独立”。这两本书也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孙中山领导兴中会也仍在国外进行活动，在华侨中发展组织，宣传革命，跟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光绪二十九年（1903），孙中山发表了《敬告同乡书》，严格区分了革命与保皇的界限，揭露了梁启超假革命真保皇的面目，指出革命与保皇是两条不同的道路，“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孙中山旗帜鲜明的革命言论，澄清了是非，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他还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充满信心地指出：清朝统治“正迅速地走向死亡”，“中国现今正处在一次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全国革命的时机现已成熟”，“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②。

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同时，进一步展开了建立革命组织的活动，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光复会等革命团体相继成立，并多次组织武装起义。

黄兴，字克强，湖南善化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赴日本留学。在日本期间，他参与了《游学译编》和《湖北学生界》的创办，报名加入了“拒俄义勇队”。后又在军国民教育会中担任运动员。光绪二十九年夏，黄兴受军国民教育会的派遣，回国进行革命活动。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黄兴和湖南的革命志士陈天华、宋教仁、刘揆一等人，于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三十日（1904年2月15日），在湖南长沙正式成立了华兴会，推举黄兴为会长，宋教仁、刘揆一为副会长。华兴会成立后，立即着手组织武装起义。黄兴等联络会党首领马福益，商定在慈禧太后70岁生日（十月初十日，11月日）那天，在长沙举行祝寿典礼的皇殿预埋炸弹，以便一举消灭前来参加典礼的全省高级文武官员，乘势占领长沙，并在岳州、常德、浏阳、衡州、宝庆策动响应。他们还联络了外省的革命党人，以配合这次起义。但在起义前夕计划泄漏，清廷大肆搜捕革命党人。黄兴等华兴会骨干辗转逃亡日本。

光绪三十年五月二十日（1904年7月3日），刘静庵、张难先、曹亚伯等革命党人在武昌成立了科学补习所，暗中进行革命活动。他们一方面在湖北新军中进行革命宣传和组织活动，一方面与华兴会取得联系，准备响应华兴会的长沙起义。华兴会起义计划泄漏后，科学补习所也随之受到了牵连而被迫停止了活动。后来，刘静庵等又在科学补习所的基础上，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组成了新的革命团体日知会，继续坚持革命活动。

光绪三十年十月（1904年11月），另一个重要的革命团体光复会在上①《江苏》第4期，《纪事》，《本省时评》。

②《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54—255页。

海成立，蔡元培为会长，主要骨干有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等人，当时因“苏报案”而尚在狱中的章太炎也与闻其事。光复会以“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为宗旨，具有较为浓厚的反满色彩。光复会成立后，就着手联络江浙一带的会党，努力策划武装起义，并以此与华兴会在湖南的起义相呼应。华兴会起义失败后，光复会的起义也被迫暂时中止。

除以上比较重要的有较大影响的革命团体之外，当时在国内还出现了其他一些革命团体，如福建的文明社、汉族独立会，安徽的岳王会，江西的易知社、自强会，江苏的强国会，陕西的励学斋，四川的公强会，等等。这些革命团体虽然带有一定的地域性，往往是各自为战、分散活动，但是，它们大都以推翻清廷的封建统治、实现民主共和为其政治目标，努力宣传革命思想，积极策划武装暴动。这些革命团体的建立及其活动，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也使建立统一的全国性革命政党的条件日趋成熟。

（谢选骏指出：马列狗黄俄猪胡说八道什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但是，中国从来没有“资产阶级”，如何可能发生“民主革命”？因为猪狗们不知，所谓的“资产阶级”，都是西方法制社会的产物，正如西方的民主革命，都是第三等级要求法律平等的结果。而中国呢？根本就没有民法，如何产生资产阶级和民主运动呢？但是马列狗黄俄猪为了抢班夺权、推动反革命镇压，不惜捏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便作为自己的“无赖阶级专制暴政”的斗争对象。）

【第十三章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清廷的“预备立宪”】

第一节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

革命形势的急速发展，使原来由各革命团体分头活动的斗争形式，已难以适应形势的需要。革命党人深切地感到有必要组建一个全国性的统一政党来领导革命运动。于是，深孚众望的革命领袖孙中山，开始同各革命团体的负责人广泛接触，致力于建立起一个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明确的政治纲领的革命政党。经过与黄兴、宋教仁等人的磋商，决定成立一个全国规模的统一的革命组织，以便指挥全国革命斗争。经孙中山提议，该组织定名为中国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二十日（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和黄兴等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等革命团体的部分成员，在日本东京正式举行了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会议通过了同盟会的章程，选举出它的领导机构，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

同盟会的本部设在东京，其机构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在总理之下设有执行、评议、司法三部。黄兴为执行部庶务科总干事，总理外出时，即由黄兴负责主持本部工作。国内分设东、西、南、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暴露出来的各种矛盾和弊病，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未能解决土地问题。为了能够使中国在革命成功后避免资本主义的祸害，以致造成新的社会危机，他提出了民生主义，希望能够“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①。

三民主义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它的提出，对于统一革命党人的思想，动员、号召群众，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但是，同盟会的纲领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战斗口号，没有提出彻底的土地纲领。因此，它是一个不彻底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这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此外，同盟会成员对其纲领的理解也不尽一致。有的只是从单纯反满的角度去理解民族主义，有的不赞成民生主义，而只接受民族、民权主义，有的虽然接受了三民主义，但在具体解释上却又有着很大的差异。在组织方面，同盟会所计划中的组织系统，始终未能完备地建立起来。在支部一级，仅建立了海外的南洋支部和国内的南方支部。本部和地方分会之间还缺乏紧密有效的联系，而且同盟会内部还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派系斗争。这一切，都为日后革命运动的发展留下了隐患。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及其纲领尽管还存在着种种缺点和不足，但它毕竟使中国革命有了一个领导核心和统一的指导思想。同盟会的成立及其纲领的形成，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预示着全国性的革命**即将到来。

同盟会成立后，在孙中山领导下，立即着手在两个方面展开了革命活动。一是在政治思想上对改良派的论战，一是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

就在同盟会成立的当年，清廷迫于形势宣布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并于次年宣布了“预备立宪”。此举使流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大①《<民报>发刊词》，《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89页。

受鼓舞，他们更加起劲地宣传保皇立宪，反对革命。为了使民主革命的思想深入人心，就必须对改良派的改良主张予以批判。革命党人在《民报》创刊号上发表文章，阐述三民主义学说，宣传以共和代**，用革命救中国，并点名抨击了康、梁的观点。改良派立刻撰文反击。从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1905—1907）间，双方分别以东京的《民报》和横滨的《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展开了一场大论战。两派在新加坡、檀香山、旧金山和香港等地的报纸，也相继投入了战斗。

论战所涉及的问题范围很广，但论战的中心问题还是围绕着同盟会所提出的纲领即三民主义而进行的，也就是中国是否应以革命手段推翻清廷的统治，是否应当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并改变封建的土地制度。

改良派竭力歌颂君主立宪，诋毁革命。他们认为要使中国富强，不必推翻清廷，只要劝清廷改良，要求它实行君主立宪就可以了。他们攻击革命，断言革命必将造成社会的动荡，招致外国干涉，导致国家的灭亡。康有为诋毁革命是“杀人流血”，声称：“革命之举，必假借于暴民乱人之力，天下岂有与暴人乱民共事，而能完成者乎，终亦必亡，不过举身家国而同毙耳。”①对此，革命党人针锋相对地指出：清廷一点权利也不肯放弃，根本不可能实行君主立宪。他们指出清廷已成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如果不推翻清廷的反动统治，中国将被它完全断送。他们认为：“革命不免于杀人流血固矣，然不革命则杀人流血之祸可以免乎？革命之时，杀人流血于双方争斗见之。若夫不革命之杀人流血，则一方鼓刀而屠，一方觳觫而就死耳。为国而死，则吝惜之；为野蛮异族政府所蹂躏而死，则忍受之，何死之不择也。”①他们还指出，革命可以“救人救世”，“无革命则亦无和平，**而已，苦痛而已”②。在革命战争中，杀人流血是不可不免的。但革命正是要以流血换来不流血，换来广大人民群众免受反动统治阶级的蹂躏、屠杀。革命派认为，中国所面临的被瓜分的危险，也不是来自革命，而在于清廷的**和卖国。所以，推翻清廷的革命正可以避免中国被列强所瓜分。

中国是否能够建立民主共和国，是这次论战的又一个重点。康、梁一贯认为政治改革必须循序渐进，经过一个长期的君主立宪阶段，然后才能实行民主共和制。如果“躐等”，骤然实行民主共和，必然险象环生，最终仍将归于**。对此，梁启超曾专门撰写了《开明**论》和《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等长文来加以阐述。他的结论就是与其革命不如改良；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不如开明**。所谓“欲为种族革命者，宜主**而勿主共和；欲为政治革命者，宜以要求而勿以暴动。”③革命党人则认为，追求民主共和是世界潮流、大势所趋，中国人民完全有能力在推翻封建**统治之后，建立起一个民主共和的国家。孙中山指出：“所以吾侪不可谓中国不能共和，如谓不能，是反夫进化之公理也，是不知文明之真价值也。且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①

①康有为：《法国革命史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308页。①《民报》第9号。

②思黄：《中国革命史论》，《民报》第1号。

③《开明**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七。

①《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83页。

至于国民政治素质不高这个问题，革命党人强调要以革命开民智来加以解决。

这场论战的双方存在着原则分歧，但也有一些共同点，并都反映出了其理论上的幼稚和阶级的局限。尽管如此，这次论战仍具有重大的意义。在这场论战中，对于改良派的主张，革命党人作了有力的辩驳，揭露了他们反对革命的实质，进一步划清了革命与改良的界限，扩大了革命阵地，在理论战线上击败了改良派，取得了思想领导权，从而使民主革命思想深入人心，促使革命形势蓬勃发展。经过这场论战，就连立宪派也不得不承认：“数年以来，革命论盛行于国中，其旗帜益鲜明，其势力益磅礴而郁积，下至贩夫走卒，莫不口谈革命，而身行破坏。”以致主张立宪者“气为所慑，口为所钳”②。

革命党人在与改良派进行论战的同时，还在国内发动了一系列的武装起义。

光绪三十二年（1906），江西省萍乡县和湖南省浏阳县、醴陵县一带爆发了由会党、农民、矿工参加的武装起义。同盟会会员参加了起义活动，并为起义军发布了以同盟会政纲为内容的革命文告，号召群众奋起反抗。起义队伍很快发展到30000余人，并迅速控制了四五个县，屡次击败清军。清廷急调数省军队50000多人加以围剿，才把起义镇压下去。

光绪三十三年至三十四年（1907—1908），在孙中山的直接领导下，同盟会在广东、广西、云南等省接连发动了六次起义，即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钦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廉上思起义，河口起义，广州新军起义。在广西省镇南关的起义中，孙中山亲自参加了战斗。

就在同盟会连续发动武装起义的同时，光复会也在浙江、安徽发动了起义。同盟会成立之后，光复会的部分成员虽然加入了同盟会，但由于意见分歧等原因，一些人实际上仍以光复会的名义自行活动。光复会的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等人，在浙江秘密联络会党，在绍兴创办大通学堂作为据点，策划起义。原来准备浙江、安徽两地同时举事。但由于组织不严，浙江嵊县的会党先期发难失败，致使事机败露，各地会党武装相继遭到镇压。徐锡麟闻讯后仓促行动，于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1907年7月6日）刺杀了安徽巡抚恩铭，发动了起义，失败后被捕遇害。受此牵连，秋瑾也被捕牺牲。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日（1911年4月27日），孙中山和黄兴等经过半年精心筹备，发动了震动全国的广州起义。革命党人分路发动进攻。黄兴率领的100多人攻破了两广总督衙门，跟前来镇压的大队清军展开激烈的巷战。由于孤军力薄，激战一夜而失败，黄兴等负伤逃脱。战斗中英勇牺牲和被捕就义的有近百人。广州人民不顾生命危险，把殉难烈士中72人的遗体营葬于城郊红花岗，并将其改名为黄花岗。因此，这次起义后来又被称为“黄花岗起义”。

同盟会领导的多次起义，由于群众基础薄弱，又往往采取突然袭击的单纯军事冒险方式，所以最后都失败了。但是，每次起义都使清皇朝的统治受到了打击。革命党人那种以满腔热血为革命奋不顾身的崇高精神，振奋了全国人民的反抗意志，激起更多的人投身于反清斗争。正如孙中山所指出：黄花岗起义虽然失败，“然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①。

②《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第607—608页。

①《〈黄花岗烈士事略>序》，《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50页。

第二节 清廷的“预备立宪”

日益高涨的革命浪潮和人民群众此伏彼起的反抗斗争，猛烈地冲击着清廷的统治，一些督抚大员对此深感不安，他们认为只有实行立宪，才能应付危局，保住清廷的统治。特别是到了光绪三十一年（1905），俄国在日俄战争中的失败，舆论大都认为这与俄国未行宪政而日本实行了宪政有着密切关系。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还联衔上奏，请定十二年后实行宪政，并奏请简派亲贵大臣出国考察政治。一时间，立宪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正如时人所说：“今日立宪之声，洋洋遍全国矣。上自勋戚大臣，下逮校舍学子，靡不曰立宪立宪，一唱百和，异口同声。”②迫于形势和舆论的压力，清廷于光绪三十一年九月（1905年10月）派载泽、端方、戴鸿慈、李盛铎、尚其亨等五大臣分赴日本及欧美各国“考察政治”。次年，出洋考察的大臣们陆续回国，并向朝廷密陈实行立宪的三大好处，即“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建议朝廷诏定国是，仿行宪政，以便安抚人心，稳定大局。慈禧太后经过反复考虑，采纳了他们的意见。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1906年9月1日），清廷正式宣布“预备仿行宪政”。但预备立宪的原则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并特别强调当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所以要“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①。清廷决定先从改革官制入手，逐步厘订法律、广兴教育、整顿武备、普设巡警，作为实行宪政的“预备”。虽然清廷对立宪采取了拖延敷衍的态度，但“预备立宪”的宣布，还是使一些人受到很大鼓舞，他们立刻组织起来并积极活动，以响应和督促清廷尽早实行立宪。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1906年12月），江浙绅商学界在上海成立了名为“预备立宪公会”的立宪团体，推举郑孝胥为会长，张謇、汤寿潜为副会长。随后，汤化龙在湖北成立了“宪政筹备会”，谭延暝诤南成立了“宪政公会”，丘逢甲在广东成立了“自治会”，等等。流亡海外的康有为也决定将保皇会改名为“中华帝国宪政会”。三十三年九月（1907年10月），梁启超等在日本成立了“政闻社”，并向清廷保证：“政闻社所执之方法，常以秩序的行动，为正当之要求，其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其对于国家绝无扰紊治安之举。”①各地的立宪团体互通声气，彼此唱和，并在要求清廷立宪的运动中逐渐联合起来。他们也被称为“立宪派”。

但是，清廷并无立宪的诚意，而是企图借立宪之名，实行中央集权、满族贵族集权。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日（1906年11月6日），清廷公布了中央官制改革方案，行政中枢军机处保持不变，对某些部的名称做了更改；迫使袁世凯将已练成的“北洋六镇”交出四镇，归满族亲贵控制的陆军部统率。与此同时，清廷力图削减地方督抚的权力。次年八月，把湖广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袁世凯调升为军机大臣，剥夺了这两位实力最强的汉族总督的实权。

立宪派发现清廷对于立宪并无实际行动，便开始派代表进京联名上书请愿，要求朝廷速开国会。

②《中国未立宪以前当以法律遍教国民论》，《东方杂志》第2年第11号，第221页。①《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总第5564页。

①《政闻社宣言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第26页。

作为对请愿运动的回应，清廷于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初一日（1908年8月27日），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规定大清皇帝的统治“万世一系”，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一切颁行法律、召集开闭解散议院、设官制禄、统率海陆军、宣战媾和、订立条约、宣布戒严、司法等大权，全在君主一人手中。特别是用人、军事、外交等大权，议院根本不得干预。这个“宪法大纲”完全是为了巩固君权、强化君权。但同时也应允预备立宪以九年为限，期满后正式召开国会，并规定“筹办咨议局”。清廷此举进一步暴露了它根本没有立宪的诚意。十月二十一、二十二日（11月14、15日），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死去，溥仪继承了帝位，年号宣统。宣统皇帝年幼，由他的父亲醇亲王载沣摄政监国。

载沣执政后，为了笼络人心，表示要继续推行立宪，下令各省尽快成立咨议局。另一方面，他罢斥了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袁世凯，令其回籍“养病”。载沣自任大元帅，亲统禁卫军，命其弟载洵、载涛分任海军大臣和军咨大臣，■昌为陆军大臣，试图以此来加强满族亲贵的权力。但是，袁世凯的心腹早已布满朝廷内外，特别是北洋军事集团的将领们多是袁世凯的亲信，他们“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朝廷”。载沣此举进一步激化了满汉官僚的矛盾，加剧了统治集团的分裂。

宣统元年至二年（1909—1910），各省咨议局和北京资政院相继成立，立宪派在其中占据了优势。立宪派的代表人物张謇、汤寿潜、汤化龙、谭延辍⑵训羁〉确直鸬Ｈ瘟私铡⒄憬⒑北、湖南、四川等省咨议局的议长。咨议局的宗旨规定只提供一些备各省采取的舆论，以本省之事为限；会议由督抚召集。督抚有监督咨议局选举及会议之权，对其通过的议案有“裁夺施行”之权，以及令其停会、奏请解散之权。议员的成员主要是地方士绅和由地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上层资产阶级分子。咨议局具有地方议会的性质，“为各省采取舆论之地”。许多议员为争取对本省行政、参政、法律等方面的监督权，在要求改革地方弊政和检举地方官吏贪赃枉法的事件中，同地方官吏发生矛盾、争执，揭露了清廷的黑暗腐败现象，对打破专制局面，活跃民主空气，有一定积极作用。但是，咨议局受地方督抚控制，无半点实权，还不能说是完善的近代意义的地方议会。

从宣统二年（1910）起，各省立宪派连续发起组织了三次声势浩大的请愿运动，要求清廷缩短预备期限，于宣统三年召开国会，立即成立责任内阁。三次请愿的结果，只得到清廷宣布缩短预备立宪期限，定于宣统五年召开国会。此后，清廷再也不允许请愿早开国会。宣统三年三月（1911年5月），清廷宣布成立第一届责任内阁，在内阁大臣13人中，满族贵族占了9人，而其中皇族又占5人，被称为“皇族内阁”，军政大权进一步集中到皇族亲贵手中。这就暴露了“预备立宪”的骗局，引起了地方军阀、官员和立宪派的普遍不满，清廷变得更为孤立。立宪派认为清廷此举“不合君主立宪国公例”，要求另外组阁。清廷断然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各省咨议局联合会发表《宣告全国书》，痛苦地承认“希望绝矣”。立宪运动彻底破产。

清廷的倒行逆施，使社会矛盾更加激化。为了换取帝国主义势力的贷款，清廷于宣统三年四月（1911年5月），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在“国有”名义下强夺商办粤汉、川汉铁路，把这两条重要干线的利权出卖给帝国主义势力。因此，四川、湖南、湖北和广东四省迅速掀起了有广大群众参加的保路运动，四川省尤为激烈。这年五月，四川省各地普遍成立“保路同志会”，有几十万人参加。七月，成都举行几万人的保路大会，号召罢市、罢课和抗粮抗捐。立宪派力求控制保路运动，但已无能为力。四川总督赵尔丰奉清廷旨意，逮捕了咨议局、保路同志会、铁路公司及股东会负责人。数万群众闻讯后到督署请愿，要求释放被捕之人。赵尔丰下令枪杀请愿群众数十人，造成流血惨案。人民更加愤怒，武装暴动迅速在全川掀起。同盟会员吴永珊（玉章）等在荣县起义，建立革命政权。保路运动发展成为武装起义，猛烈冲击了清廷在四川的统治。推翻清皇朝的革命已经来临。

（谢选骏指出：清廷的“预备立宪”就和共产党的“改革开放”一样，是所谓“中国梦”回光返照——南柯一梦和黄粱一梦。只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没有租界，类似同盟会的民主党也就无法藏身于租界的“治外法权”的庇护之下，所以共产党才能“与时俱进”地苟延残喘。）

【第十四章 武昌起义。中华民国的成立和清皇朝的灭亡】

第一节 武昌起义及全国的响应

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它是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人民反抗斗争不断高涨的结果。

武汉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是帝国主义侵略的重要据点和清皇朝的一个统治重心，也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活动非常活跃的一个地区。自科学补习所成立之后，湖北的革命党人就把新军作为进行革命活动的主要对象。虽然革命团体多次遭到破坏，但是从日知会、湖北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直到文学社和共进会等各革命团体，始终都注意在新军和学生中进行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将大批青年学生和会党群众输送入伍。经过努力，在新军的基层建立起了革命组织，参加的士兵达5000多人，占全省新军人数的13左右，为武昌起义的发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宣统三年六月，四川省爆发了保路运动，并迅速激化，发展成武装斗争。这使湖北的革命党人深受鼓舞，文学社和共进会几经磋商，决定联合发动起义。为此，革命党人建立起统一的领导机构，推举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为总指挥，共进会领导人孙武任参谋长，预定在中秋节（10月6日）起义。

然而，待起义日期临近，因时间仓促，准备不够，革命党人决定将起义延期到八月二十日（10月11日）。不料，在十八日发生了孙武检测炸弹失慎爆炸事件，起义的领导机关遭到破坏，起义计划暴露。湖广总督瑞澂立即下令全城戒严，开始大肆搜捕革命党人。蒋翊武逃脱，彭楚藩等被捕牺牲。新军里的革命党人见事态紧急，决定提前起义。

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夜，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军猛攻总督衙门，瑞澂等官员仓皇逃走。经过一夜的激战，革命军占领了武昌。二十一日，又占领了汉阳、汉口，完全控制了武汉三镇。

武昌起义的胜利，迅速推动了全国各地群众革命热情的高涨。革命党人在各省积极发动新军、会党起义，农民、工人、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也纷纷自发地起来参加斗争。

最早响应武昌起义的是湖南和陕西两省。九月初一日（10月22日），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率新军、会党攻占长沙，建立湖南军政府，焦、陈分任正、副都督。

同一天，同盟会员笼络会党和新军在陕西发难，建立了陕西军政府，原日知会成员、新军队官张凤翙为都督。

九月初二日（10月23日），江西九江新军起义，宣布九江独立。九月初十日（10月31日），驻扎南昌的新军起义，建立江西军政府。后来，由同盟会员李烈钧任都督。

九月初八日（10月29日），山西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发动起义，组成山西军政府，新军标统阎锡山任都督。

九月初九日（10月30日），云南同盟会员联合新军发动起义，次日成立云南军政府，新军协统蔡锷为都督。

九月十三日（11月3日），上海革命党人起义成功，同盟会员陈其美出任上海军政府都督。

九月十四日（11月4日），贵州新军起义，占领贵阳，成立了贵州军政府，新军教练官杨荩诚为都督。

同日，杭州新军起义。次日，成立浙江军政府，立宪派首领汤寿潜出任都督。

九月十五日（11月5日），在立宪派和绅商、官僚的劝说下，江苏巡抚程德全宣布独立，并任军政府都督。

九月十七日（11月7日），广西独立，广西巡抚沈秉堃任军政府都督。

不久，原广西提督陆荣廷兵变，自任都督。

九月十八日（11月8日），在立宪派的劝说下，安徽巡抚朱家宝宣布独立，并出任军政府都督。后来，他感到形势不稳，便逃离了安徽。同盟会员孙毓筠、柏文蔚先后出任都督。

同一天，革命党人许崇智率新军在福建起义。九月二十一日（11月11日），福建军政府成立，新军统制孙道仁任都督。

九月十九日（11月9日），广东独立，同盟会员胡汉民任都督。

至此，在武昌起义爆发后的短短一个月内，全国已有鄂、湘、陕、赣、晋、滇、浙、苏、贵、皖、桂、闽、粤等13省及全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先后宣布脱离清廷独立。在其他省的许多州县，也纷纷爆发了起义。在革命洪流的冲击下，清廷的反动统治陷于土崩瓦解的局面。

湖北的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的第二天，即开始筹组政府。他们接受立宪派的建议，推举清新军军官黎元洪做都督，成立了湖北军政府。又推举立宪派首领汤化龙任民政部长。接着，宣布废除宣统年号，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在革命形势迅速高涨的背景下，革命派也暴露出了自身的一些弱点。他们没有一个统一的坚强的领导核心，缺乏把革命推向前进的勇气和力量。他们既担心帝国主义出面干涉，又惧怕广大群众把反封建斗争深入开展下去，只是希望尽快推翻清朝统治，建立共和制度，对封建的旧势力缺少足够的警惕。另外，在革命浪潮的冲击下，许多立宪派人士也转向了革命，有的参与了起义，有的积极策动清廷官员宣布独立，这对于壮大革命声势，加速清廷的灭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不少立宪派人物利用革命派的妥协进入政权之后，煽动叛乱，杀害革命党人，阻碍了革命的深入。有的省只是表面独立，实质与旧政权并无区别。江苏巡抚程德全只是在巡抚衙门挂上军政府的招牌，把巡抚改称都督，而对其余一切都无所改变。还有一些革命党人在掌权之后，革命意志衰颓，逐渐蜕化为新官僚。

第二节 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

武昌起义胜利后，各省纷纷独立，建立一个统一的共和国政府的问题，已提到了议事日程。围绕着中央政府的建立，各种政治势力相互斗争，重新组合，形成了湖北、江浙等地方政治集团。

宣统三年九月十九日（1911年11月9日），以黎元洪为首的湖北集团电邀各省代表到武汉商议组织中央政府。二十一日（11月11日），以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上海都督陈其美为首的江浙集团也发出通电，要求各省代表到上海开会。九月二十五日（11月15日），已光复的各省代表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定名为“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后在湖北集团的要求下，上海方面同意将代表联合会移往武汉。

十月十日（11月30日），各省代表在汉口租界举行会议。当时，袁世凯已向南方发出了停战议和的试探，革命阵营内部也出现了妥协倾向。十月十二日（12月2日），会议通过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并决定临时大总统一席虚位以待袁世凯反正归来。当天，江浙联军攻占南京。会议也移至南京继续举行。

十月二十五日（12月15日），正在南京举行会议的各省代表获悉袁世凯“赞成”共和的消息，决定暂缓选举临时总统，虚位待袁，先推举大元帅、副元帅。但又在人选问题上争执不下，临时政府陷于难产。

正在这时，孙中山于十一月初六日（12月25日）从海外回到上海。各省革命党人大都主张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立宪派和旧官僚也认为在袁世凯“反正”之前，只有孙中山堪称总统的最佳人选。十一月初十日（12月29日），各省代表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宣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改用阳历，当年称中华民国元年。接着，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并在南京成立了临时参议院，作为立法机关。南京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所在地。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成立，标志着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权建立起来了。

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产物，这个政府中虽然有立宪派和旧官僚参加，但资产阶级革命派居于领导地位。临时政府的行政首脑，由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副总统黎元洪和九名国务员（各部总长）组成。其中，陆军总长黄兴、外交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蔡元培是同盟会员，实业总长张謇、交通总长汤寿潜为立宪派首领，内务总长程德全、司法总长伍廷芳为旧官僚，海军总长黄钟英是起义的舰长，财政总长陈锦涛是曾在清廷任职的所谓“理财专家”。按照同盟会设计的“部长取名，次长取实”的方案，由孙中山直接任命的各部次长、局长和总统府秘书长等，除海军次长外，都是同盟会的骨干。程德全、汤寿潜、张謇等没有到南京就职，各部多由次长代理。所以，革命派掌握了政府的实权。在临时参议院中，40余位参议员中，有同盟会员30人，立宪派不足10人。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在短短的3个月内，颁布了许多有关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的法令。根据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的原则，宣布人民享有选举、参政等政治权利，以及居住、信仰、集会、结社、出版、言论等自由；废除刑讯；保护华侨，禁止贩卖华工；严禁买卖人口，废除奴婢；禁止种植和吸食鸦片；奖励兴办工商业和华侨在国内投资，等等。在文化教育方面，提倡以“自由平等博爱为纲”的“公民道德”；否定忠君尊孔的封建教育，废止中小学读经；禁用清廷学部颁行的各种教科书。这些措施都有利于民主政治和发展资本主义。但它没有触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无法解决人民切身的基本要求，特别是广大农民的土地要求。所以，南京临时政府的群众基础是很薄弱的。

第三节 袁世凯的窃权和辛亥革命的失败

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革命的迅猛发展非常恐惧和仇视。武昌起义之后，它们大力支持清廷，破坏革命。在几天之内，英、美、日、德、法等国的十几艘军舰聚集在武汉江面，日夜升火待命，随时准备进行武装干涉。由于形势发展很快，帝国主义者被迫伪装“中立”，实际却暗中支持清廷。它们不仅继续把关税送到北京，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还贷给清廷白银300多万两，企图借此维持清廷的腐朽统治。俄国也竭力破坏中国革命，妄图乘机分裂中国。它指使一小撮蒙古王公宣布外蒙“独立”，并出兵强占黑龙江省呼伦道（今海拉尔）、满洲里等地。

但是，由于革命风暴已席卷全国，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对于直接出兵干涉的后果也是心存顾忌。于是列强转而催促清廷起用被罢黜的袁世凯，希望他能够把革命镇压下去。

受形势所迫和帝国主义的压力，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三日（1911年10月14日），清廷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要他率领北洋军去镇压革命。野心勃勃的袁世凯对此并不满足，他以“足疾未痊”为由，拒不出山。九月初六日（10月27日），清廷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节制湖北水陆各军。九月十一日（11月1日），皇族内阁辞职，清廷被迫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在掌握了清廷的军政大权之后，袁世凯立即派兵攻打武汉革命军，夺取了汉口。

帝国主义国家在扶植袁世凯的同时，还对南方施加压力，迫使革命党人与袁世凯停战议和。革命政权内部的立宪派、旧官僚和一部分革命党人也同意进行谈判，并表示愿意拥护袁世凯。十一月，南北双方开始和谈。和谈期间，英、美、俄、日、法、德六国领事向南北双方的代表提出了照会，要他们“尽速成立和解”，以迫使革命派交出政权。帝国主义还在政治上拒绝承认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政权，并在经济上切断了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源，使之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

革命党人在内外反动力量的压迫下妥协了，同意在清帝退位和袁世凯赞同共和的条件下，把政权让给袁世凯。于是，袁世凯转而向清廷施加压力，由北洋将领发通电逼清廷同意共和。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退位，结束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次日，袁世凯声明“赞成”共和，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并由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为了能够对袁世凯有所约束以确保革命成果，孙中山在辞职时提出了定都南京、新总统到南京就职和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三项条件。孙中山还派蔡元培等为专使，北上迎袁南下。袁世凯指使部下在北京发动“兵变”，以此为借口拒绝南下。列强也从各地调兵进京，故意制造紧张局势。孙中山被迫让步，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建立起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反动政权。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所窃夺，从此开始了北洋军阀对中国的统治。

在袁世凯就职的第二天，孙中山在南京公布了临时参议院匆忙赶制出来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家制度、政府组织机构和人民所应享有的各项民主权利。如“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人民一律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有请愿、选举和被选举等项权利。它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的性质，带有革命性、民主性。但是，在失去政权的情况下，指望以一纸《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来约束袁世凯的野心，只能是一种幻想。袁世凯一方面表示拥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另一方面又说以后要进行修改，从而为其日后废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留下了伏笔。

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次日，临时参议院决议将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南京临时政府夭折。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历史上只是昙花一现，就被中外反动势力所绞杀了。这次革命推翻了最后一个封建皇朝，但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继续统治着中国，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还远远没有完成。

辛亥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仍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它结束了延续了2000余年的君主**，建立了共和国。它使中国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一次大解放，使民主观念深入人心。正如林伯渠在1956年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说：自辛亥革命以后，“就是民主主义成了正统。过去**主义是正统，神圣不可侵犯，侵犯了就要杀头。现在民主主义成了正统，同样取得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侵犯了这个神圣固然未必就要杀头，但为人民所抛弃是没有疑问的。”①不仅如此，辛亥革命还解放了清朝**统治禁锢下的生产力，为民国初年资本主义经济进入较大规模发展的“黄金时代”开辟了道路。

①《人民日报》1956年11月12日。

第四节 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思想文化

辛亥革命时期的学术文化，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潮为主要思潮。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努力向西方寻找救国的真理，把卢梭的《民约论》当作福音，把法国革命和美国独立视为楷模。他们广泛地介绍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政治理论、历史、哲学等，以此为武器，批评封建主义和改良主义，举起“民主共和”的旗帜，走“流血革命”的道路。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学说，成为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理论纲领。

在辛亥革命时期，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得到广泛的流传。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国内翻译的西学书籍大多是自然科学方面的。维新运动期间，对西方社会科学的译介虽有所增加，但数量仍然有限。西方社会政治学说译介的大量增多，是在辛亥革命时期。当时从事译书工作的，既有革命党，也有改良派和其他人士。欧美主要哲学流派和代表人物，从古代到近代，都被介绍到了中国，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培根、斯宾诺莎、霍布斯、达尔文、卢梭、孟德斯鸠、边沁、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尼采、以及詹姆士的实验主义。政治思潮除民主主义外，“五四”前后在各种思潮中曾占有优势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也是在此时被介绍到中国。对中国产生了伟大影响并成为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潮，也是在此时就介绍进来。其中以《民报》的贡献为大，朱执信的表现为突出。他在文章中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是“最进步的社会”，并介绍了马克思的《**宣言》及阶级斗争学说。

这一时期，对于外国历史有不少的翻译介绍，主要是介绍英、法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史，美国、意大利、希腊等国的独立史，以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梁启超等人用进化论的观点，对中国传统的史学思想和历史著作进行了批评，指出他们不过是帝王将相传记的汇集，不能说明社会进化的趋势和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他提出建立资产阶级“新史学”的主张，要求历史学应该“叙述人群进化的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①。章太炎在同时期也提出了类似的见解。用这种观点来编写中国历史的第一部著作，是光绪三十年（1904）出版的夏曾佑的《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后改名为《中国古代史》。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教育也很重视。他们指出：“社会教育之不兴，我祖国其将不国矣。”②基于这种认识，他们大力提倡“兴学堂，普及教育”，并利用学校进行革命活动，“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当时，全国很多学校都受到革命党人的影响，有的就直接掌握在革命党人的手中。如蔡元培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在上海创设的爱国学社，秋瑾主持的浙江绍兴大通学堂等。这些活动不仅培养了大批革命人才，而且传播了科学文明，冲击了守旧陋习，促进了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

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廷为了统治需要，在这时期将各省省城书院改为大学堂，各地普遍设立中、小学堂。并任命了管学大臣，主管京师大学堂和全国一切学堂事务。光绪三十一年（1905）又成立了学部。但这只是形式上的改变，在教育内容上还是以“修身读经为本”，把诵习儒家经典和遵循封建道德摆在了首位。

①《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3—4页。

②云窝：《教育通论》，《江苏》第3期。

次年，清廷明令宣布以“忠君”、“尊孔”为教育宗旨，这就明显暴露了它兴办学校的目的。

为了侵略中国的需要，西方的传教士在中国各地建立了教会，并创办了大批学校。到戊戌变法失败时，仅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四省天主教会举办的中、初级学校已有500多所。光绪二十四年（1898），美国在中国的教会学校，已达1100多所。它们还在中国设立高等学校，到辛亥革命时期，已有北京汇文大学、武昌文华大学、济南齐鲁大学和上海圣约翰大学等。

在文学艺术方面，人们翻译了大量的西方资产阶级的作品。光绪二十五年（1899），林纾译法国小仲马的《茶花女》在福州刊印。辛亥革命时期，对外国小说的翻译有了很快的发展。到宣统三年（1911），翻译出版的小说有几百种，翻译的范围也日益扩大，如莎士比亚、狄更斯、巴尔扎克、雨果、普希金、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都被陆续翻译出版。其中，译书最多的是林纾。林纾，字琴南，福建闽县（今闽侯县）人。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反对美国虐待华工运动的**中，他译出了《黑奴吁天录》，用美国虐待黑奴的故事激励人们的爱国思想。

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了小说改良的主张，极力强调小说对改良政治社会的作用，认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①。在小说的创作方面，出现了一大批谴责现实黑暗的小说，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曾朴的《孽海花》、刘鹗的《老残游记》等最为有名。这些小说用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写成，广泛运用讽刺和夸张的艺术手法，对封建统治阶级和外国侵略者的罪恶活动作了不同程度的揭露。

革命知识分子还有意识地通过诗歌及其他通俗的文艺形式，宣传革命思想。秋瑾不仅是一个女革命家，同时也是一个诗人。她写了大量诗歌，表现了她坚决的革命意志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热忱。宣统元年（1909），以同盟会会员为中心的“南社”成立了。这是一个革命的文学团体，由柳亚子等编辑出版了《南社丛刻》，用诗歌来鼓舞革命。

在戏剧方面，从道光年间逐渐流行的京剧，具有深厚的民间艺术基础，集中了许多地方戏曲的优点，在唱腔、表演、念白、武打等方面逐渐超过了以往的各个剧种，广泛地吸引了观众。咸丰以后三四十年，京剧的剧目丰富，题材广泛，名演员大量涌现，创造了许多生动优美的艺术形象，成为在全国影响最大的一个剧种。在名演员中，对京剧的形成和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有程长庚、谭鑫培等人。辛亥革命时期，随着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在京剧界也产生了影响。著名的演员汪笑侬（1858—1918），在八国联军入侵后编演了《哭祖庙》，借三国末年蜀北地王刘谌反对投降、哭祭祖庙的历史故事，宣传爱国思想，抨击清廷的腐朽。有的演员还尝试排演时装戏，直接讽刺时政。辛亥革命爆发后，上海的一些京剧演员参加了攻打江南制造总局的革命活动。

资产阶级革命派把戏剧作为宣传革命的武器。光绪三十年（1904），陈佩忍、柳亚子在上海创办了第一份专业戏剧杂志《二十世纪大舞台》，提倡戏剧改革。

话剧是在清末开始出现的。话剧一产生就和革命紧密结合在一起。光绪三十三年（1907），一部分留日学生在东京组织“春柳社”，把《黑奴吁天录》改编成五幕话剧，公开演出，配合了反对美国虐待华工的斗争。

①《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第6页。

此后，上海又上演了《秋瑾》、《徐锡麟》等话剧。宣统二年（1910）成立的进化团和1912年成立的“新剧同志会”，是话剧创始时期两个重要的职业剧团，有较大的影响，演出的剧目如《共和万岁》（歌颂辛亥革命胜利）、《黄鹤楼》（赞武昌起义）、《黄花岗》（纪念七十二烈士）等，起了宣传资产阶级革命的作用。

在科学技术方面，清末的中国是更为落后了，但也有一些成就。光绪三十一年（1905），中国开始建筑自办的从北京到张家口的铁路，由詹天佑任总工程师。这条铁路长约200公里，里程虽不长，但要经过燕山山脉，地形复杂，在工程上有许多困难。一些外国人曾以极其轻蔑的口吻进行讽刺，说什么会修这条铁路的中国工程师“尚未诞生”。詹天佑（1861—1919），安徽婺源人。同治十一年（1872），清廷选派第一批幼童30人赴美学习，十二岁的詹天佑就是其中的一员。光绪七年（1881），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耶鲁大学，获土木工程学士学位，随即回国为祖国效力。他为了替祖国争气，勇敢地承担起主持这条铁路的修建工程。他和工人们克服重重困难，创造性地解决了被认为是世界铁路工程史上罕见的艰险工程，把隧道的长度减少到原来欧美技术人员设计方案的一半，同时又用两个机车和“人”字形的轨道解决了爬坡的难题。这条铁路于宣统元年九月（1909年10月）正式通车，比原计划提前完成，工银也有节余。

詹天佑的成绩，是在艰难的条件下取得的，是难能可贵的。这又一次表现了中国人在创造发明上的才能。但由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帝国主义势力和国内反动政权的严重压迫和摧残，使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长期陷于落后的状态。

（谢选骏指出：马列狗黄俄猪到死也不明白，第三期中国文明是一种基督教化的中国文明。而使得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长期陷于落后的状态，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壁垒所形成的废墟——具体说，那就是释儒道所形成的入室盗。）

【第十五章 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

第一节 袁世凯**统治的建立

袁世凯在篡夺了临时大总统的职位以后，残酷镇压民主势力，逐步建立独裁、卖国的反动统治。

1912年3月13日，袁世凯提名唐绍仪为国务总理，组织第一届内阁。

在内阁的10个部长中，司法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蔡元培、农林总长宋教仁、工商总长王正廷是同盟会员。唐绍仪在“南北议和”时也参加了同盟会。这样，在内阁阁员中，同盟会员占了半数，被时人称为“同盟会中心内阁”。但实际上内阁的重要部门皆被袁世凯的亲信所控制（如陆军总长段祺瑞、内务总长赵秉钧、海军总长刘冠雄）。4月，南京临时参议院决定临时政府北迁。由于唐绍仪事事强调大总统发布命令须经国务员副署的“责任”，使袁世凯感到这届内阁的存在已有碍他的独裁统治。6月，袁世凯利用唐内阁任命非袁嫡系王芝祥为直隶都督一事，指使北洋将领通电反对，并不经内阁副署就发布了改王芝祥为南方军宣慰使的命令，破坏了“责任内阁制”。唐绍仪及4个同盟会阁员被迫辞职。财政总长熊希龄、外交总长陆征祥也相继辞职。

唐内阁倒台后，袁世凯提名陆征祥为国务总理，组织第二届内阁。在袁世凯的武力威胁下，参议院被迫通过内阁新成员名单，但随即又对陆征祥提出弹劾。陆从此称病不出，袁世凯乘机任命亲信赵秉钧代理国务总理，将内阁变成了自己的御用机关。

在军事方面，袁世凯以统一军令为名，强迫革命党人控制的南方各省大量裁军。黄兴所领导的南京留守府在其存在的两个月中，主要工作就是裁遣民军。1912年6月14日，南京留守府正式撤销，黄兴解职。

袁世凯一方面在向集权**道路上推进，一方面又信誓旦旦地声称“忠于共和”、“忠于约法”，以欺骗和麻醉国民。因为当时革命党人在南方还拥有数省实力和十几万军队，特别是因为辛亥革命使清朝覆灭、帝制废除，造成了一股强劲的“自由之风，共和之气”，开创出一个前所未有的民主自由的新局面。这样，在民初，社会上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民主空气浓厚，政党、社团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报纸“风起云涌，蔚为大观”。在这种背景下，革命党人一度对袁世凯放松了警惕。孙中山表示10年之内不入政界，将专心致力于发展实业。黄兴也主动裁撤南方军队。在同盟会里，宋教仁等一部分人幻想通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跟袁世凯进行议会斗争，以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1912年8月，在征得孙中山、黄兴的同意后，宋教仁等以同盟会为中心，联合统一共和党等几个小党派，组成国民党，提出政治统一、发展地方自治、注重民生等主张，比同盟会的纲领大为倒退。经过努力，在1912年底到1913年初举行的国会选举中，国民党获得了压倒多数的席位。宋教仁等大受鼓舞，希望能够就此以国会多数党的地位组织责任内阁，来削弱和限制袁世凯的权力。但是，袁世凯已决心用暴力来维护他的**统治。1913年3月，在袁世凯的指使下，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杀。

在宋教仁被刺后，孙中山主张立即发兵推翻袁世凯的统治。但许多国民党人对武力讨袁没有信心，主张静待法律解决。大部分国民党议员也主张通过国会举行合法斗争，反对武力讨袁。此时袁世凯却秘密下达动员令，要用武力消灭国民党在南方几省的实力。4月，他指派赵秉钧等人同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了2500万英镑的《善后借款合同》，合同规定年息5厘，分49年还清，以中国全部盐税为担保。袁世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卖国借款，准备内战。对此，列宁在当时即已指出：“整个欧洲的当权势力，整个欧洲的资产阶级，都是与中国的一切反动势力和中世纪势力勾结在一起的。”“为了反对中国的民主派，已经签订了向中国提供一笔新借款的契约，因为‘欧洲’支持准备实行军事独裁的袁世凯。”①袁世凯一方面加紧战争准备，一方面传话给国民党人，凶相毕露地公开威胁：“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②他还特别强调，此话“即是袁慰亭说的，我当负责任”。

1913年6月，袁世凯下令免去国民党人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的职务，并派兵南下，发动了反革命内战。国民党的领导人被迫应战，发动讨袁的“二次革命”。7月，李烈钧、黄兴等分别在江西湖口县和南京宣布讨袁。安徽、湖南、广东、福建、四川等省也先后宣布独立。由于国民党内部涣散，反袁的力量薄弱，“二次革命”不到两个月就完全失败了。孙中山、黄兴被迫再次逃亡日本。北洋军阀的势力进一步扩展到长江流域，资产阶级革命派所掌握的地方政权全部丧失。

①《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列宁选集》第2卷，第318页。

②《时报》1913年5月24日。

第二节 洪宪帝制和护国运动

袁世凯虽然镇压了国民党领导的“二次革命”，但在国会中，国民党议员还占有多数议席，袁世凯还要利用国会选举他成为正式大总统。所以，在对南方国民党人进行武力镇压的同时，袁世凯还授意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合并成进步党，与国民党相抗衡。他还采取各种方式收买议员，而议员也以此猎取利益。议员的收买情况，据记载：“除脱党入党外，有不必脱党入党，投一票赞成一事即有若干金者，且有不必投一票赞成一事，只不出席便有若干金者甚有买卖议员从中说合者，未能如约得折扣工资，竟提出诉讼，以买卖猪犬鸡鸭亦无中资不付为比者。”①1913年10月，在袁世凯的压力下，国会未等宪法制定完毕，就匆忙进行了总统选举。自称“公民团”的袁世凯的便衣军警、流氓数千人，包围了会场，强迫议员选举袁世凯为总统，否则不准走出会场。就这样，袁世凯当上了正式大总统。第二天，又选出黎元洪为副总统。英、俄、日、德等帝国主义国家同时宣布承认袁世凯政府，表示支持。

袁世凯登上正式大总统的宝座后，便决定抛开国会、废弃《约法》，为复辟帝制扫清障碍。1913年11月，袁世凯以国民党议员参与了“二次革命”为借口，下令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议员的资格，从而使国会因不足法定人数而无法开会。他又以政府不能无咨询机关为理由，下令组织政治会议，作为他的御用工具。1914年1月，袁世凯下令取消国会，各地的自治会和省议会也被通令取消。5月，袁世凯废除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公布了由其党羽炮制的《中华民国约法》，改责任内阁为总统制，把总统的权力扩大到与**皇帝相似的程度：总统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撤销国务院，在总统府内设政事堂作为办事机构，政事堂以国务卿为首脑。首任国务卿是袁世凯的结拜兄弟、曾是晚清重臣的徐世昌。根据所谓《中华民国约法》，又设立参政院代行立法机关职权，参政由袁世凯任命。6月，参政院正式成立，成员多为袁世凯的亲信、前清遗老和进步党人。参政院为袁世凯修改了《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10年，连任不受限制；总统任期届满时，若认为“政治上有必要”，不必改选即可连任；总统继任人由现任总统推荐，被推荐者没有限制。袁世凯还下令将各省都督改称将军。至此，体现辛亥革命成果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包括《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国会等等，全部遭到破坏，袁世凯的**独裁统治被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了下来。他不仅自己成为权力无限的终身总统，而且可以传之子孙。

虽然中华民国只剩下了一空名，但袁世凯仍嫌不足，决心连这个空名也要去掉，以便正式登上皇帝的宝座。而与政治倒退相伴随的，则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尊孔复古的逆流。1912年，袁世凯下令尊崇伦常，要“全国人民格守礼法”。1913年，他又颁发“尊崇孔圣”的通令。当年，在镇压“二次革命”的同时，袁世凯政府查封了大批进步报刊，许多报人遭逮捕、枪杀，使当时国内报刊锐减300多种，酿成“癸丑报灾”。1914年，袁世凯在其正式颁发的祭孔告令中声称：“孔子之道，亘古常新，与天无极国纪民彝，赖以不坠。”他诬蔑辛亥革命以来“纲常沦弃，人欲横流，几成为土匪禽兽之国”①。随即他亲率百官到孔庙祭孔。其后，他又下令正式恢复前清的祭天制度。袁世凯祀孔祭天的活动是复辟帝制的先行。在这种情况下，各地也相继出现了各种名目的尊孔复古组织，如孔教会、孔道会、孔社、经学会等等。这些组织与北洋军阀相唱和，攻击辛亥革命，谩骂民主共和，鼓吹非孔教、非复辟不能救中国。

帝国主义国家也想通过支持袁世凯称帝来扩大他们的侵略势力。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的帝国主义国家忙于互相厮杀，日本便企图乘机扩大其在华势力。它借口对德宣战，出兵占据了青岛和胶州铁路，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侵略地位。但日本并没有就此满足。1915年1月，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奉命向袁世凯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其主要内容是：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并加以扩大；承认日本在东北南部和内蒙古东部的特权；延长旅顺、大连的租借期和有关铁路的期限；合办汉冶萍公司；中国沿海港湾及岛屿不得租借和割给他国；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军事顾问；中国警政和兵工厂由中日合办。日本的交换条件是支持袁世凯称帝。袁世凯为了做皇帝，除了对个别条款要求日后协商外，接受了“二十一条”。

“二十一条”签订的消息传出后，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慨。各地纷纷集会游行，罢工抗议，各种反日爱国团体大量涌现，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迅速波及全国。由于全国人民的反对和抵制，使“二十一条”未能付诸实行。对于人民的爱国之举，袁世凯百般压制，并命令要“严拿惩办”。

袁世凯的反动统治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广大群众纷纷掀起自发的反抗斗争。其中规模最大的是1912年河南省的白朗起义。起义军转战河南、安徽、湖北、陕西、甘肃五省，攻破县城40余座，跟袁世凯调集的大军战斗了两年多。这次起义不仅打击了袁世凯的统治，也鼓舞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坚持反袁斗争的信心。

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被迫逃亡日本。他发誓要坚持反袁，以挽救辛亥革命成果，“欲竟辛亥之功”①。另一方面，他也总结了“二次革命”的经验教训，认为失败的原因在于革命党内部“意见分歧，步骤凌乱”，“未尝以统一号令，服从党魁为条件”②。所以，孙中山在1917年7月在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时，就特别强调了要严密党的组织。该党以“扫除**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③。孙中山规定入党者必须宣誓绝对服从他本人，并要按指模。他还按入党先后把党员分为“首义”、“协助”、“普通”三种，分别享有不同的权利。

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继续坚持反袁斗争，表现出顽强的斗争精神。

他对革命组织的整顿也是必要的。但是他的做法却带有家长制和宗派主义色彩，脱离了群众，妨碍了革命队伍的扩大。黄兴等一批革命党骨干，由于不同意孙中山规定的入党办法，加之与孙中山早已存在分歧，故没有加入中华革命党。另外，该党没有提出反帝纲领，认为民族主义已经完成，表现出对帝国主义的本质尚缺乏认识。

①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1册，第157页。

①《政府公报》1914年9月26日。

①《致黄兴函》，《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6页。

②《致陈新政及南洋同志书》，《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92页。

③《中华革命党总章》，《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97页。

中华革命党在东京创办了《民国杂志》，不断揭露袁世凯卖国和复辟帝制的罪行。它还在国内策动了一些小规模的武装斗争。但由于该党自身存在的弱点，使它未能在国内政治生活中产生较大的影响。

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袁世凯一方面镇压了“二次革命”和人民的反抗斗争，一方面加快了恢复帝制的步伐。

1915年8月，袁世凯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发表了《共和与君主论》一文，指责中国人民“智识不甚高尚”，“无研究政治之能力”，公开宣扬“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①。袁世凯的法律顾问日本人有贺长雄也发表了《共和宪法持久策》，鼓吹中国不适于实行共和政体，必须由袁世凯当皇帝，才能避免中国的分裂。紧接着，在袁世凯的授意下，杨度、孙毓筠、严复、李燮和、胡瑛、刘师培等发起组织了“筹安会”，他们被称为“筹安会六君子”。筹安会成立后，立即通电全国，要求各省派代表进京，讨论国体问题。袁世凯在各地的爪牙纷纷响应，各省代表陆续到京。在湖南、湖北、安徽、南京等地，还相继出现了筹安会分会。代表到京后，组成了所谓“公民请愿团”。袁世凯亲信梁士诒也组织了一个“全国请愿联合会”，收买各方，组织了各种请愿团。这些请愿团一起到参政院请愿，要求废除共和制，改行君主立宪制。与此同时，杨度等人还接连抛出《君宪救国论》、《君政复古论》等鼓吹帝制的文章，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

1915年9月，参政院将各省代表的请愿书送呈袁世凯，建议在年内召开“国民会议”，以便对国体问题进行表决。袁世凯嫌国民会议开会迟缓，又指使人发动请愿，迫使参政院推翻原案，改由“国民代表大会”决定国体。10月，袁世凯公布了《国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在各省军政长官的监督下，选举出所谓国民代表，并在当地进行国体投票和推戴袁世凯为皇帝。12月，结果公布，各省“国民代表”1993人所投之票，竟然全部是拥护恢复帝制，并一致“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参政院亦上书“劝进”。袁世凯在假意推辞一番之后，于12月12日公然恢复君主制，自称“中华帝国皇帝”，下令19年改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准备于元旦正式登基。袁世凯的独裁**和卖国活动，不仅激起了人民的反抗，也使一些原本对袁世凯心存幻想的人认清了他复辟帝制的野心，从而转变了立场。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既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不满，又恐怕在袁世凯倒台后的中国政局中“我为牛后，何以自存”①，于是，也加入到反袁斗争的行列。

1915年9月，梁启超拒绝了袁世凯的重金收买和武力威胁，在报纸上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旗帜鲜明地拥护共和，反对帝制。各地报刊相继全文刊载，产生了很大影响。11月，梁启超帮助他的弟子蔡锷从天津登上日轮，秘密经日本转赴云南。

在全国人民反袁的**中，1915年底，蔡锷在云南发动起义，成立云南军政府，推唐继尧为都督，宣布云南独立。他们发布了讨袁檄文，组成“护**”，蔡锷、李烈钧、唐继尧分任第一、二、三军总司令。由蔡锷率军攻打四川，李烈钧兵出两广，唐继尧部留守云南。各地纷纷响应，贵州、广西、陕西、浙江等省先后宣布独立。孙中山也发表宣言，号召人们起来讨伐袁世凯，并指挥革命党人投入战斗。在中华革命党的压力下，广东也被迫独立。

①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171—172页。

①《致籍亮侪、陈幼苏、熊铁厓、刘希陶书》，《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28页。

在山东、湖北、四川、安徽、江苏等地，也都有中华革命党人的活动。

云南的起义使袁世凯大为震惊，他急忙调集了十几万军队前去镇压，妄图一举消灭护**。但袁军涣散，节节败退。袁世凯亲信冯国璋、段祺瑞等也对建立袁家王朝态度消极，他们先是拥兵观望，后又联名致电，逼袁世凯取消帝制。日、美等国看到袁世凯大势已去，也随之改变了态度，放弃了对他的支持。日本明确表示，不能承认帝制。

在内外交困、众叛亲离的情况下，袁世凯于16年3月22日被迫取消了帝制，次日废除“洪宪”年号，却还企图保留总统的职务。但是，反袁风暴继续扩大。人们认识到“袁逆不死，大祸不止”，决心“再接再厉，扑杀此獠，以绝乱种”①。孙中山也公开号召“除恶务尽”，不可姑息，“决不肯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②。5月8日，独立各省在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宣布指挥全**事。5月22、29日，袁世凯的亲信四川将军陈宦和湖南将军汤芗铭先后宣布独立，袁世凯彻底绝望。6月6日，气愤忧惧的袁世凯在举国上下的唾骂声中病死。

护国运动粉碎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野心，结束了袁世凯反动的独裁统治，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护国运动同样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地位，中国仍处于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之下。

①《十九省公民否认袁世凯冒称总统书》，《袁氏盗国记》下册，第13页。②《讨袁宣言》，《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85页。

第三节 军阀的割据统治

袁世凯死后，帝国主义列强为了维护并扩大在华的侵略利益，纷纷寻找和扶植自己的代理人。各派军阀在帝国主义国家分别支持下，争权夺利，使中国出现了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

在南方，最大的军阀势力，是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和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他们是在护**的讨袁战争中形成的。滇系占有云南、贵州两省，桂系占据广东、广西两省，都是亲英、美的。在北洋军阀集团内部，分裂为以段祺瑞（安徽合肥人）为首的皖系军阀和以冯国璋（直隶河间人）为首的直系军阀。皖系军阀依靠日本的支持，操纵北京政府，控制了安徽、陕西、山东、浙江、福建等省。直系军阀得到英、美的支持，盘踞在江苏、江西、湖北三省。东北的张作霖（奉天海城人）依靠日本的支持，形成奉系军阀，成为直皖两系之间举足轻重的势力。此外，晋系的阎锡山据有山西，张勋屯兵徐州，也是割据一方的军阀。

19年6月，黎元洪继任总统，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国会。段祺瑞任国务总理，掌握了北京政府的实权，并向黎元洪和非皖系势力施加压力。黎元洪和直系军阀为保持势力，力图对抗皖系。他们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终于在1917年围绕对德宣战问题，爆发了“府院之争”。“府”指总统府，是以大总统黎元洪为代表的政治集团。“院”即国务院，是以总理段祺瑞为首的政治集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宣布对德绝交，准备参战，并要求中国也采取一致行动。黎元洪表示同意。这时日本也怂恿段祺瑞对德宣战，并以减缓交付庚子赔款、提供参战军费等为诱饵。美国为了与日本相抗衡，随即转而反对中国参战。段祺瑞为了以参战为名扩充武力，主张立即参战。黎元洪为了遏制皖系势力的发展，在美国的支持下坚决反对参战。1917年5月，段祺瑞指使军警流氓数千人组成“公民请愿团”，包围了国会，胁迫国会通过参战案，遭到议员们的抵制。随后，黎元洪下令免去了段祺瑞的国务总理的职务。段祺瑞决心以武力继续把持政权，便指使直隶、奉天、山东、河南等省的军阀独立，并在天津组织了“独立各省总参谋处”，声言要进兵北京。黎元洪束手无策，只得邀请安徽督军张勋进京调停。

张勋曾任前清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在袁世凯统治时期，因参与镇压“二次革命”有功，被封为长江巡阅使，驻扎在徐州一带。他一向主张复辟清皇朝，并为此四处活动。为了表示效忠清朝，张部禁止剪发，故有“辫子军”之称，他本人也被称为“辫帅”。张勋在段祺瑞的暗中支持下，先胁迫黎元洪解散了国会，随即拥兵入京，逼迫黎元洪去职。1917年7月1日，张勋拥溥仪复辟，改称这一年为“宣统九年”，他独揽大权，出任所谓首席内阁议政大臣。参与复辟的康有为被封为“弼德院”副院长。黎元洪躲入日本使馆，电令副总统冯国璋代行总统职权，并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讨伐张勋。

张勋的复辟活动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北京的大部分报纸停刊，以示抗议。湖南省长沙10000多人集会，呼吁出师讨伐。孙中山在上海约集革命党人和军政界人士开会，严正声讨复辟势力。段祺瑞见驱逐黎元洪、解散国会的目的已经达到，立即转过来反对复辟。7月3日，段祺瑞在马厂召集军事会议，组成“讨逆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次日，段祺瑞在马厂誓师，进军北京。各省军阀也摇身一变，表示反对复辟。7月12日，“讨逆军”攻入北京，张勋逃入外国使馆，溥仪再次宣布退位，12天的复辟丑剧就此结束。段祺瑞乘机再任国务总理。

段祺瑞上台后，对外顺应日本帝国主义的意志，对德正式宣战；对内不再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国会，企图以武力统一中国，以建立皖系军阀的独裁统治。为了扩充势力，段祺瑞政府多次向日本借款，总数为3.86亿日元，以铁路、电讯、矿产、森林等作抵押，放手出卖国家主权。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俄国势力瓦解，日本立即乘虚而入。1918年，段祺瑞又与日本签订了《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等条约，使日本在中国取得了驻兵和军队自由出入中国东北与蒙古的特权。随后，大批日军开进东北，迅速取代了俄国在东北的侵略地位。

段祺瑞的卖国独裁统治，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1917年7月，孙中山到达广州，公开发表演说，指斥段祺瑞之流“以假共和之面孔，行真**之手段也”①。他提出了拥护约法、恢复国会的主张，举起“护法”旗帜，并通电国会议员南下召开国会。海军总长程壁光响应号召，率舰队从上海开赴广州，部分原国会议员也相继到达广州。8月，孙中山在广州召集国会非常会议，通过了《中华民**政府组织大纲》，规定：为戡定叛乱，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特组织中华民**政府，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未恢复之前，由大元帅代行行政权。9月1日，成立护法军政府，孙中山当选为大元帅，陆荣廷和唐继尧为元帅。孙中山宣布出兵北伐，开始“护法”战争。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反对段祺瑞的独裁统治，维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尊严，有着进步的意义。但所谓“护法”，这时已经没有什么号召力，缺乏群众基础。而孙中山依靠的也仅仅只是一些地方军阀。西南军阀表面上赞成护法，实际是要维护自己的地盘。他们为了排斥孙中山，勾结一些官员、政客操纵非常国会，不顾孙中山等人的反对，于1918年5月改组军政府，使西南军阀篡夺了军政府的实际权力。孙中山被迫辞去大元帅职务，离开广州。护法运动的失败，使孙中山认识到，军阀是“南与北如一丘之貉”①，不可能依靠军阀进行革命。

帝国主义在操纵军阀连年混战的同时，还趁火打劫，加紧了分裂中国的侵略活动。

俄国对中国北方领土垂涎已久。1911年11月，一小撮蒙古王公活佛在俄国的策动下，发动叛乱，宣布外蒙“独立”，并与俄国签订了《俄蒙协约》、《商务专条》、《通商章程》等一系列条约，将外蒙的主权和资源大量出卖给俄国。

外蒙“独立”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对。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多次致电外蒙王公活佛，要他们取消独立，勿为俄国利用，并拒不承认《俄蒙协约》。但后来的袁世凯政府却与俄国妥协，签订了《中俄声明》，虽然确认外蒙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但又允其“自治”，中国不得在外蒙驻军，这实际上承认了俄国对外蒙的控制权。

此后，俄国又在黑龙江呼伦贝尔地区策动叛乱。1915年11月，在俄国的压力下，袁世凯政府与俄国签订了《呼伦条约》，使俄国获得了在该地区的各种特权，而中**队非经俄国允许，不得入内。

①《在广州黄埔欢迎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114页。①《辞大元帅职通电》，《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471页。

1912年俄国还在中国内蒙策动叛乱，进行分裂活动。但北京政府及时派兵进剿，很快平息了叛乱，使俄国的阴谋未能得逞。

与此同时，俄国还发动对新疆的侵略。1912年6月，俄国侵入伊犁和喀什噶尔，在中**民的英勇反击下，被迫撤出。1912年8月，俄**队伙同外蒙傀儡军侵入阿尔泰地区，并策动叛乱。中**队在各族人民的支持下，英勇抗击，重创侵略军。北京政府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下令将叛乱分子撤职，并宣布他们与俄国所订立的条约一律无效。

英国一直觊觎我国的西藏地区。它主要通过在西藏统治集团内部扶植代理人，来进行分裂中国的活动。1910年初，英国策动**十三世和少数亲英分子逃往印度。1913年英军武装护送**回拉萨，宣布“独立”。西藏广大人民坚决反对破坏祖国统一。北京政府命令四川都督尹昌衡、云南都督蔡锷率军进藏平乱。后袁世凯政府屈服于英国的压力，下令川军停止进藏，并恢复了**十三世的名号。

1913年10月，在英国的操纵下，所谓的中英藏会议在印度北部的西拉姆召开。英国企图迫使中国承认西藏“独立”，并提出了事先准备好的“西拉姆条约”，强迫中国接受。会议期间，英国侵略分子麦克马洪背着中国代表，与西藏地方代表在会外以秘密换文的方式，划定了一条所谓“麦克马洪线”，把九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归英属印度。1914年英国又勾结西藏的分裂分子签订了《西拉姆条约》。当时以及后来的中国政府都没有承认非法的《西拉姆条约》和“麦克马洪线”。

（谢选骏指出：北洋军阀政客都是满狗清奴的恶棍走卒出身的侏儒，简直不值一提。但是孙中山和洪秀全一样，表面上是个基督徒，实际上是只是“会道门”的成员。蒋介石、李登辉基本上也是这个路子，所以他们治下的台湾，仍是异教的天下。袁世凯临死当皇帝，只是吴三桂的再世——典型的废垃，同样的朝秦暮楚，机关算尽……也算“过了一把瘾就死”，可惜没有灭族。）

【第十六章 中国革命的新曙光】

第一节 民族工业的发展和工人阶级的壮大

中国的民族工业自其产生之日起，就一直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发展非常缓慢。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法令，以保护和奖励工商业的发展。袁世凯窃取政权后，为了笼络资产阶级以赢得他们的支持，也把一些资产阶级上层的代表人物吸收到政府中来。资产阶级利用手中的权力，又制订出了一些有利于发展民族工业的政策和法令，逐步解除了某些对资产阶级的封建束缚。1915年，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后，全国掀起了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爱国运动，有力地推动了民族工业的发展。这样，在1911年革命后，中国出现了兴办资本主义工业的热潮。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各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压迫，这就给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一个有利的机会。这期间，曾给民族工业造成严重压力的外国的商品倾销有所缓和。由英国输入的货物，1918年跟1913年相比，差不多减少了一半，法国货减少了13，德国货几乎完全停止进口。同时，帝国主义国家为了满足战争的需要，也需从中国购买大量的战略物资，使中国的出口贸易额出现了连年递增的趋势，这也刺激了中国民族工业中某些部门如铁、面粉等行业的发展。从1912年到1919年的8年之间，中国民族资本建成的厂矿有470多个，加上原有企业的扩建，新增资本至少有一亿三四千万元，超过了过去50年投资的总和。

民族工业在这时期的发展，主要以轻工业为主，其中又以纺织业和面粉业的发展最为迅速。在纺织业方面，1913年前有纱厂家，纱锭约50万枚，1918年增至35家，纱锭约65万枚。纱厂的盈利也非常丰厚，在1914年，支纱每包盈利为19.58元，1917年达到36.93元，1919年更高达70.56元①。

基础一向薄弱的面粉工业，在这一时期也有了迅速的增长。由于战争的关系，帝国主义国家粮食短缺，对面粉的需求迫切。这使得中国的面粉业不仅扩大了国内市场，而且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国际市场。1911年，全国有面粉厂40家，1922年增至123家，资本从600多万元增至约4000万元，其中民族资本经营的105家。从面粉的进出口来看，1912到1914年，每年都入超200万担以上，从1915到1921年，每年出超百余万担以上。

此外，如火柴、毛纺织、卷烟、造纸、制革、肥皂等轻工业也有较大的发展。至于重工业，这一时期虽有一定程度的增长，但主要都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控制之下。

中国的民族工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虽有较快的发展，但仍不能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束缚。特别是日本和美国在战争期间，还乘机加紧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美国在1917年和1918年输入中国的货物值白银6000万两左右，约合1913年英货入口总值的60‰。日本在中国的企业投资，1913①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5页第41表。到1919年，从38000多万日元增到88000多万日元。日资几乎控制了中国生铁和铁矿的全部生产，并占有了煤矿生产的13。在棉纺织业方面，日资企业占全部开工设备的14以上。日本在中国的经济扩张，形成了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的巨大压力和障碍。

中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并没有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

民族工业的发展还不能排除帝国主义对重工业的控制和在轻工业中已经形成的势力。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列强又卷土重来，致使民族工业立即开始萎缩。中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仍然直接受到帝国主义势力的严重束缚。民族工业的发展，也不能改变封建经济在全国经济中仍旧占绝对优势的地位。高额的封建地租、高利贷和商业利润都限制了产业资本的形成和扩大。中国资本主义跟本国封建主义也仍然保持着既矛盾又依赖的关系。

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和外国在华投资的增加，中国无产阶级的队伍也相应地壮大起来。辛亥革命前，全国产业工人约有五六十万人，到1919年已增至200多万人。中国的产业工人主要集中在矿山、铁路、纺织、火柴、卷烟及轮船航运等企业中，并集中在上海、武汉、天津、广州、青岛、大连、哈尔滨等十几个大城市。单是上海，就集中了三四十万产业工人。中国无产阶级高度集中的特点，使他们得以较早地联合、团结起来，成为一支强大的战斗队伍。

中国无产阶级身受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中国工人的工资之低、工时之长，为世界罕见。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地位并没有得到改变。在军阀统治下，工人的生活更加困苦，政治上也毫无民主权利，一切集会、言论、罢工的自由都被剥夺。北洋政府先后颁布的《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治安警察条例》、《治安警察法》，都把工人罢工定为妨碍“社会秩序和安宁”的犯罪行为，公开宣布要“采取警察力量，防止一切工人结合与行动”。中国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和压迫，“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①。辛亥革命后，中国工人罢工的次数越来越多。从1912到1919年5月间，工人罢工130多次，比革命前的7年增加了1倍多。在这几年内，罢工的规模和斗争的水平都有显著的提高，具有了新的特点。工人的罢工最初还主要是为了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和生活待遇，后来逐渐由单纯的经济斗争发展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在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卖国的政治斗争中，中国无产阶级旗帜鲜明，坚决彻底，所起的作用日益显著。1915年在反对日本与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的爱国运动中，上海码头工人首先罢工，上海、长沙等地日资企业中的中国工人都参加了这场斗争。19年，天津法资企业中的中国工人举行罢工，反对法国强占天津老西开，扩大租界。在工人罢工的推动下，天津的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北京等地的工人也掀起了支援罢工、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天津各业工人组织了“工团”，领导了罢工斗争和示威游行。罢工斗争坚持了五六个月，终于制止了法帝国主义这次侵略行为。这些斗争，表明了中国无产阶级已成为一支坚强的力量。

工人在罢工中互相支援和举行同盟罢工，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已经由分散的、自发的要求改善生活待遇的经济斗争，很快发展到联合的、有领导的①《中国革命和中国**》，《**选集》第2卷，第644页。

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政治斗争。从1912年1月到1919年4月，产业工人大规模的同盟罢工有六七次之多。在罢工斗争中，近代的工会组织陆续建立，代替了原来的行帮组织。191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工人罢工，向资本家明确地提出了不准干涉工会活动的要求，就是由工会领导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和工人运动的发展，表明了中国无产阶级正在由自在的阶级转变为自为的阶级。无产阶级的成长和政治觉悟的提高，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的诞生，准备了阶级条件。

第二节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在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后，实行**独裁统治，搞帝制复辟，并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为了捍卫共和、反对倒退，一批民主主义知识分子针锋相对地发起了一场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陈独秀（1879—1942），字仲甫，安徽怀宁人。他创办的杂志，标志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从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19年迁到北京出版。李大钊、鲁迅、胡适等先后参加了杂志的编辑或撰稿。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河北乐亭人。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这个杂志联系了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成为开展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在《新青年》的影响下，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刊物在全国各地大量涌现。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宣传民主和科学。这是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认为，辛亥革命没有在中国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治，因而大力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坚决反对**政治，希望以此来争取实现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共和国。19年2月，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指出，中国必须抛弃延袭数千年的“官僚的**的个人政治”，实行“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而这又有赖于全国人民在政治上的真正觉悟①。李大钊也认为“民”与“君”、“自由”与“**”不能两立，“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活则自由亡”。他强调说，对于“国家之叛逆、国民之公敌”的“复辟之辈”，决不能姑息和优容，必须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永绝其萌，勿使滋蔓”②。这样的主张在当时虽不可能实现，但对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是一个有力的揭露和冲击。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所提倡的科学，就是要反对迷信、盲从。他们运用近代自然科学知识来反对鬼神迷信，批判“君权神授”、“祸福天定”等谬论，宣传无神论观点，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唯物主义哲学。陈独秀认为“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表明提倡人权、民主，必须同时提倡科学。他号召人们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认识问题，打破“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树立“真实的合理的”信仰①。鲁迅也大力宣传科学思想，认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主张用“科学”来救治人们的迷信和愚昧②。

其次，批判封建的儒家学说。随着运动的发展，斗争的锋芒指向了被历代儒家不断发展了的以维护封建**为基本内容的儒家学说。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从反对政治**出发，对思想领域的文化**也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其焦点就是批判三纲五常，反对尊孔复古。

①《新青年》第1卷第6号。

②《民彝与政治》，《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6页。①《偶像破坏论》，《新青年》第5卷第2号。

②《随感录》三十三、三十八，《新青年》第5卷第4、5号。

针对北洋军阀的尊孔复古，以及康有为等要求“以孔子为大教，编入宪法”的鼓噪，他们以进化论阐明了孔子之道已不适应于现代社会生活，不能编入宪法，不能把孔教定为国教。李大钊认为，社会、道德都是进化发展的，“孔子之道，施于今日之社会为不适于生存”，“孔子者，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也。宪法者，现代国民之血气精神也。以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入于现代国民之血气精神所结晶之宪法，则其宪法将为陈腐死人之宪法，非我辈生人之宪法也”③。他们还揭示了维护**制度的孔教与民权、平等的思想是背道而驰的。陈独秀认为民主共和国重在平等精神，孔教重在尊卑阶级，“若一方面既然承认共和国体，一方面又要保存孔教，理论上实在是不通，事实上实在是做不到”①。他们还集中批判了封建的三纲五常，指出“儒者以纲常立教，为人子为人妻者，既失个人之独立人格，复无个人独立之财产”②。鲁迅的名著《狂人日记》、《我之节烈观》，吴虞的《家族制度为**主义之根据论》、《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吃人与礼教》等，也都揭露了封建礼教的罪恶，对封建的伦理道德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在批评旧的封建伦理道德的同时，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还大力提倡资产阶级的新道德，强调个性解放。他们认为个人是社会、国家的基础，“社会是个人集成的，除去个人，便没有社会；所以个人的意志和快乐，是应该尊重的”③；“集人成国，个人之人格高，斯国家之人格亦高；个人之权巩固，斯国家之权亦巩固”④。没有个人的独立人格，个人的权利，个性的解放，思想的解放，个人的智慧才能便不能释放出来，社会便不能进步，国家也难以达到民主富强。

第三，提倡文学革命。在新文化运动中，《新青年》还提出了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口号，开展了一场“文学革命”。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了“文学改良”的口号，主张以白话文作为中国文学的“正宗”，并提出了“不用典”、“不用套语”、“不作无病之呻吟”等改革文学的八项主张。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革命论》，进一步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主张用“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取代“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和“山林文学”。他还明确地把文学的革新同政治的变革联系在一起。白话文的写作由来已久，但是，白话文成为一种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运动，则是以此为开端的。《新青年》从第4卷第1号（1918年1月）起，改用白话文，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学革命中的主将鲁迅从1918年5月起，开始陆续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小说和多篇杂文，出色地把反封建的革命内容和现代小说的艺术形式结合起来，树立了新文学的典范。

③《孔子与宪法》，《李大钊选集》，第77页。

①《旧思想与国体问题》，《新青年》第3卷第3号。

②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第2卷第4号。

③陈独秀：《人生真义》，《新青年》第4卷第2号。

④陈独秀：《一九一六年》，《新青年》第1卷第5号。

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引起了封建势力的仇视和恐惧。反动军阀诬蔑新文化运动是“异端邪说”、“洪水猛兽”，一些守旧的文人也对它发起了攻击。1919年1月，刘师培等支持组织了《国故》月刊社，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反对新文化运动。林纾也在报纸上发表影射小说《荆生》、《妖梦》，咒骂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煽动军阀以暴力压制新文化运动。他还公开致书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攻击新文化运动是“覆孔孟，铲伦常”。对此，蔡元培公开回信作答，强调他所主张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原则，有力地维护了新文化运动。

从1915到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由于领导者的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给运动带来了缺点和局限，主要是忽视人民群众，没有把新文化运动跟广大群众相结合，使它局限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缺少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对待文化问题，存在着片面性等。但是，新文化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的思想文化，解放了人们的思想，鼓舞了人们敢于打破传统束缚的革命精神和勇气，促进了中国人民进一步的觉醒，锻炼、孕育了崭新的一代人物。它促使人们加紧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为伟大的五四运动作了思想先导，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正当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了中国。中国的先进分子热烈欢呼，并从中看到了拯救中国的新希望。于是由向西方学习转向研究和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过程中，中国产生了第一批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为代表的具有初步**思想的知识分子。1918至1919年间，李大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宣传十月革命，传播马克思主义，欢呼“试看将来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①。他还组织了“马客士主义研究会”，团结一些进步青年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1919年4月出版的《每周评论》，摘译了《**宣言》中的一段，并在按语中称这“是表示新时代的文书”。1919年5月，在李大钊主持下，《晨报·副刊》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陆续刊载马克思著作的译文和介绍马克思生平的文章。1919年7月在长沙创刊由**主编的《湘江评论》，对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也起了重要作用。这样，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开来。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新文化运动迅速发展为学习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运动。中国革命也迅速地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以1919年5月4日开始发动的五四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这标志着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

①《李大钊选集》，第117页。

（谢选骏指出：新文化运动鱼目混珠、泥沙俱下，而其中最低劣的就是诲淫诲盗的布尔什维克传播的马客死主义——社会魔鬼理论。）

（另起一页）

【丙编典志】

（另起一页）

【第一章 近代农业和农学技术】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一个封建国家，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在整个经济部门中占着绝对统治地位。男耕女织，个体经营，生产技术落后等，构成了传统农业经济的基本状况。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传统农业随着社会状况的变化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这一方面表现为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因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呈现出衰落的状况；另一方面表现为在外国资本入侵的冲击下，逐步走上了半殖民地化的道路。

第一节 中国农业经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开端（1842—1894）

传统农业经济的衰落“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曾经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起过积极的作用，但到封建社会后期当商品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以后，这种生产方式的落后性日益暴露出来，成为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形式。在鸦片战争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小农经济不仅在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中占绝对统治地位，而且呈现出日益衰落的趋势。这种状况导致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停滞和僵化。

晚清时期，地主阶级的土地占有制仍然是中国农村最主要的经济制度。

农业土地占有方式有官田（公田）与民田（私田）之分，官田属于封建国家所有，民田属于地主或自耕农所有。由这种土地占有制而导致的土地兼并及土地集中的现象，在鸦片战争以后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更为变本加厉。清朝皇帝是全国最大的地主，掌握着大量土地。清朝初年，内务府所辖官庄数量有限，如近畿官庄只有132处。到光绪朝中期，据内务府会计司统计，由内务府管辖的官庄共886个，占有土地3360965亩，仅畿辅一带就有官庄373处，有地758739亩①。依靠镇压太平天国而崛起的一大批“军功”地主，大都伙同当地豪绅巧取豪夺，暴发致富。兼并土地自然是其必行之举。以合肥为中心的皖中地区，许多土地落入淮系军阀官僚的手中。如总督张树声、提督张树珊兄弟，巡抚刘铭传，提督周盛传、周盛波兄弟，提督唐殿奎、唐定奎兄弟等，每家每年收租谷在2万石至5万石不等。最大的地主还是李鸿章兄弟，李家分布在合肥东乡原籍的土地就有50多万亩，占该乡全部土地的三分之二②。在扩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过程中，除了皇族和贵族、官员外，一般地主、商贾、高利贷者等，也是兼并土地的积极参加者。土地兼并的结果，迫使大批中小土地占有者失去生产资料，大大加强了大地主土地所有制，激化了阶级矛盾、社会矛盾，对农业生产造成了直接的威胁。

战争和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也是构成中国近代农业发展迟缓的重要因素。

①《清朝续文献通考》卷6《田赋考·八旗田制》。

②郭汉鸣等：《安徽省之土地分配与租佃制度》，引自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182、183页。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黑暗统治，中国社会危机严重，矛盾激化，内忧外患接踵而至。仅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以前，东西方列强就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等较大的侵略战争。这些战争给中国造成极大的破坏，尤其对农业经济的破坏更为严重。发生于咸丰、同治两朝的内战对中国农业经济的破坏是无法估量的。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清廷动员了全国的兵力，对起义者大加杀戮。这场战争不仅延续时间长，而且波及到全国大部分地区，使一些城乡变成废墟，大量人口死于战乱，成千上万亩良田荒废。据统计，在嘉庆十七年（1812）以前，清代历朝各省耕地面积均呈逐年扩大的发展趋势，如顺治十八年（61）为5492577顷，康熙二十四年（85）为6078429顷，雍正二年（1724）为7236429顷，乾隆三十一年（1766）为7807156顷，嘉庆十七年（1812）为7913939顷，而到咸丰元年（1851）则下降为77254顷，到同治十二年（1873）又下降为7703515顷。直到14年后的光绪十三年（1887）才达到8477606顷。①显然，咸丰、同治两朝各省耕地面积的大幅度减少，是这个时期战乱影响的结果。

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也是导致晚清农业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晚清的灾害种类主要有水、旱、震、风、虫、疫、雹、霜、雪、火等，其中水灾、旱灾次数最多，危害也最大。据有关统计，在道光二十年至宣统三年（1840—1911）间，我国发生较大的水灾共236次①。黄河、长江、淮河等重要的江河经常发生水患，不仅淹没了大量农田，而且祸及城镇。如道光二十一年六月（1841年8月）河南开封南厅祥符汛三十一堡的黄河堤防决口，不仅吞没了大量村庄，而且水迫开封，围困开封城达8个月之久。我国南方遍布江河湖泊，水灾亦甚频繁。王先谦在光绪十一年（1885）上奏的《三海工程请暂行停罢折》中说：“两江两湖两广，大水成灾，为数十年所未有。自臣乡来者言，湖南省城西关外，水与屋齐，城内半通舟楫。男女露处啼号，惨动心目。常澧一带，淹毙万余人。各省灾民，流离道路，情形大略相同”。②光绪三年（1877），中国北方发生了空前严重的大旱灾。受灾地区波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及山东部分地区，仅山西一省，“迭遭荒旱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口之多，大祲奇灾，古所未见”③。由于我国当时社会生产水平低下，广大民众抗灾御灾能力十分薄弱，再加上清朝吏治败坏，各级官员并不尽心组织民众御灾，甚且吃灾卖荒，这就大大加剧了自然灾害的破坏力，对农业经济的发展造成极大摧残。

除此以外，中国传统农业还面临着技术条件差，耕作方式落后的严重问题。一位外国人在考察了湖北地区种植情况以后说：是处播植，如所见小麦、油菜、蚕豆各种子，并不选择坚好肥硕之品；甚至杂有草种，亦不剔除。最为可异，其所用农具，颇欠精良所见棉花较美国远逊，其故殆由排种太密，不知选子，且地气嫌太湿、太冷、太酸。见耕地之法似欠讲求，所用齿钯、锄、犁等具，均甚笨拙，翻土既不能深，碾土又不能细；所用耕牛大车，蹇缓无力。外国耕地多用马，中国马少，倘不能改用，宜用壮健之牛，或一犁双牛，较可得力。至农具尤亟应改制精良，庶几事半功倍。①这种说法大致反映了鸦片战争后中国农业生产的一般状况。农业技术的低下决定了农作物产量的低下。在许多地区生产不足或产量递减的情况十分普遍。耕畜减少、肥料缺乏、土地贫瘠等问题时时困扰着广大农户。农作物产量长期徘徊在较低的水平，甚至还出现递减的情况。

①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60页。

①陈高傭等编：《中国历代天灾**表》，上海书店1986年版。

②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723页。

③曾国荃：《曾忠襄公奏议》，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741页。①《农学教习白雷平考察湖北大冶武昌左近山田种植情形报告》，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582页。

江苏松江府，“嘉道前，每亩（指棉花）得收一二百斤，每斤值售钱七八十文及尔年收数日薄，售日贱，以致生计渐蹙，户口萧条”②。另据《各省历年夏季收成分数统计》显示，直隶、河南、山西、陕西、江西、湖北、福建等省，在道光年间夏季收成多在七八成左右，而咸丰以后大都下降至五六成，河南省从咸丰十年至宣统三年（1860—1911）连续51年收成仅有五成。安徽则从同治八年至光绪二十三年（1869—1897）连续28年只有五成的收成③。中国传统的小农业本来就经济实力薄弱，技术水平落后，生产力低下，再加上地主阶级土地兼并，内外战乱破坏及自然灾害的侵袭，更形雪上加霜，发展艰难，出现衰落萧条自难避免。

外国资本的冲击和自然经济开始解体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结构对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侵略曾有过顽强的抵抗，在最初的短时间内起了一些延缓作用。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以后，由于腐朽的清皇朝与外国侵略者的勾结，并且日益成为外国侵略者的统治工具；资本主义各国在中国权益的扩大和经济侵略活动的加强，为击破中国自然经济结构创造出比以前更为有力的条件。再加上买办阶层的形成等等，都增加了外国资本主义商品对中国自然经济的竞争力，自然经济则处于不利境地，逐步退却，并且普遍开始了解体的过程。正如**所指出的：“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①

1.农村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解体及其与农业的分离。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手工棉纺织业的生产主要是与小农经济相结合，以家庭手工业形式进行的，这种“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结构是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核心。因此，中国农村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衰落与农业的分离，是自然经济解体的主要标志。小生产竞争不过机器生产，一定要被机器大生产击破。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商品倾销和原料的掠夺，手工棉纺织业便在全国许多地区出现了开始解体的状况。中国农村手工棉纺织业解体的过程，大体经过两个步骤：首先是洋纱代替土纱，即手工纺织业者放弃手纺，从而使手纺与手织业分离；其次是洋布代替土布，使手织业与农业分离。

从鸦片战争，特别是七十年代以后，中国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由于外国廉价机制纺织品的倾销开始广泛解体，标志着中国二千多年以耕织结合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若按照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一般是在手工业中，由小商品生产经过工场手工业过渡到大机器生产，其中工场手工业在资本主义工业形成的发展中具有重大的意义，它为大机器工业准备了分工和市场的基础。因此，自然经济解体后手工业与农业分离，会使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得以发展，而且自然经济解体得充分、解体得越快，这种资本主义萌芽发展速度也会越快、程度也会越高。

②《申报》，光绪六年六月二十一日。

③参见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有关统计表，第755—757页。①**：《中国革命和中国**》，《**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6页。

然而，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没有出现过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阶段；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是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打击之下开始的，中国的手工业被破坏，大部分遭到破产或消灭，使中国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失掉了生长的基础，失去了成长为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并由此过渡到大机器工业的可能。中国已不可能正常地向资本主义发展。因此，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引起的重大变化就是堵死了中国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正常道路，使解体后的农村经济具有明显的半殖民地性质。

2.农产品商品化的增长。

鸦片战争，尤其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手工棉纺织业被破坏，广大农民被迫到市场上购买洋纱洋布及其他必需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等工业品，不得不在农业中经营某种商品作物以换取货币；出口的激增使农民扩大种植那些市场需要的农作物，尤其某些手工业原料的农产品。结果，小农经济日益与市场联系起来，农业生产商品化发展成为自然经济解体的另一方面重要表现。

农业生产商品化发展，主要表现在茶、桑、烟草、豆类和罂粟等种植的扩大和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商品率的提高。以棉花为例，鸦片战争前后，国内用棉还靠印度输入补充，六十年代后，印度棉花被美国大量吸收，中国进口棉花来源减少。不久，日本兴起机器棉纺织业，到中国收购棉花，使中国棉花出口剧增，从同治七年（1868）的587821两增到光绪十七年（1891）的3841129两，光绪二十一年（1895）激增到11202661两①。棉花从入超转成出超。需要的增长和棉价的提高，促使棉花种植的扩大。原来产棉较多的江苏、浙江、河北、山东等省，种植面积更为扩大，像松江府，所属州县“均栽种棉花，禾稻仅占十中之二”，原来不种棉花的华亭县也开始“改禾种花”②了；以前种棉花不多的湖北、江西、安徽等省棉花面积几乎年年扩大；一些向来专门从事养蚕植桑的人也都兼种棉花。种植商品化发展最快的是罂粟。鸦片战争，尤其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鸦片输入合法化，为鸦片销售提供了市场。腐朽的清政府完全丧失禁烟能力，却鼓励农民种植罂粟以增加税收，因此罂粟种植日益扩大，很快普及全国各省，尤以西南为甚。咸丰六年（1856）时，罂粟在云、贵、川三省已经“连畦接畛”了；当时“川东无处不种罂粟，自楚入蜀，沿江市集卖鸦片烟者，十室中不啻六七”；苏皖浙省，年产烟达7万担，烟田230万亩；山西几乎“无县无之”；东三省“种罂粟者不下十之六七”①。罂粟的种植完全是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贩毒的直接结果，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极其严重的危害。首先，占去了大量农田，排挤了粮食和其他经济作物的生产，许多产粮区成了缺粮区。如素称沃野粮仓的陕西渭南地区，就因为“遍地罂粟”成了缺粮区，而“不得不仰给于渭北”。同时罂粟最耗地力，种了罂粟之后的良田，即令改种粮食和经济作物，收获也要锐减。其次是摧残了社会生产力。全国种植的罂粟所制烟土，绝大部分是内销，随着种植面积的扩大，人民吸食者日益增多，农民染上吸毒嗜好，严重损害了身体健康，变得“黄稿奄奄，不任操作”，不少劳动人民因吸食鸦片倾家荡产。

①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90—391页。②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418—419页。

①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58—464页。

粮食商品化的程度，是考察自然经济状况的重要标志。鸦片战争前，粮食作为商品已经广泛存在，但是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粮食贸易都是在城乡、地区间较小范围内进行的交换，数量亦不大，商品率只占总产量的10％以下。鸦片战争后，由于扩种经济作物占用了原来种植粮食作物的耕地，导致这些发展经济作物地区对外地粮食需要的增加，如原来是余粮区的浙江余姚，因为棉花、罂粟种植较多而成了缺粮区；以产棉为大宗的江苏南通“稻则不足供一邑之食”，只好仰仗他乡输入粮食；原来就缺粮的山西、陕西、河南、甘肃等省因为棉花、烟草、罂粟等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不得不远从江南、东北输入粮食；广东则靠越南、缅甸每年输入百万石大米维持。随着通商口岸的开辟和这些商埠经济的发展，上海、武汉、广州等中心城市的兴起，亦增加了商品粮的需求量，这些为粮食商品化提供了必要的市场条件。一些地主、商人为了购买洋货也大量出卖粮食，经营粮食投机生意，促进全国粮食更广泛规模和更大数量的贩运。产粮较多的湖南、四川成为长江下游各省和华北一些地区商品粮的重要来源，重要城市如长沙、武汉等便成了全国有名的粮食集散中心。此时粮食作物的商品率有了普遍提高，从道光二十年至光绪二十年（1840—1894）全国粮食商品率由10％增长为％，说明商品经济在一定程度上的增长。然而，这一时期农产品商品化的增长却是外国资本主义破坏城乡手工业和加紧掠夺农产品，尤其所需要经济作物原料的结果，从总体上说，中国农产品商品化过程缓慢、程度不高，未成为促使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因素，而且还带有明显的半殖民地特征。

综上所述，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凭借侵略战争和不平等条约攫取的一系列特权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经济侵略和冲击，是中国自然经济初步分解的外部条件。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和小手工业生产既无法与外国资本主义倾售的商品竞争，也无法长期阻挡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冲击；航运、铁路等交通事业的发展、城乡经济联系的加强，又促使商品经济也在初步发展的情况下进一步改组，这是中国自然经济逐步分解的内部根源。从鸦片战争后，特别是七十年代到甲午战争之前的时期内，以“男耕女织”为核心的中国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但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倾销下，与农业结合的手工业，特别是棉纺织手工业开始解体，其他城市手工业也遭到破坏，广大农民的日常生活用品和生产资料不得不因而依赖于市场，成为世界市场的购买者；另一方面，在外国资本主义原料掠夺下，中国农产品的商品化也迅速扩大，广大农民又成为世界市场的原料供给者，这正是中国农业经济半殖民地化的重要标志。然而这种情况仅仅是开始，独立的封建经济刚刚遭到破坏，还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因此这个时期又是农业经济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开始。

第二节 中国农业经济的进一步半殖民地半封建化（1895—1927）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掠夺和对中国经济命脉的控制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资本输出具有决定性意义。殖民地不仅是最廉价的原料产地和最好的商品销售市场，也是最有利的投资场所。于是各帝国主义列强对于处在半独立状态的中国加剧了侵略和分割活动，他们已不满足于获得通商口岸、最惠国待遇、协定关税等殖民特权，而是更迫切需要用战争手段强迫清政府完全取消种种限制，获得投资设厂、修筑铁路、开矿等进行资本输出的特权了。甲午战争失败后签订的“中日马关条约”，除一般的割地、赔款、开商埠外，又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境内投资设厂。从此，帝国主义各国对中国的资本输出取得了合法地位，并通过借款加强了对清政府的控制，继之而来的是瓜分“势力范围”的狂潮，从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1895—1899），短短4年内，中国领土几乎都被帝国主义划成了各自的势力范围。

各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铁路修筑权和矿山开采权也展开了疯狂的掠夺，投资修筑并控制长达1.2万公里的铁路，向长江上游和一些内河伸展了航线。外国商品长驱直入，在向中国输出“过剩资本”获取高额垄断利润的同时，扩大了已有的商品输出和原料的掠夺。光绪二十七年（1901），列强在联合镇压了义和团为代表的中国人民反帝斗争之后，迫使清政府又一次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中国的政治、军事，控制了财政经济命脉，为其资本输出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中国农村经济的半殖民地化

1.帝国主义侵略下中国自然经济的加剧解体。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开始以资本输出为主的经济侵略，同时继续扩大商品输出，在这两方面力量夹击下大大加速了中国农业经济的解体过程：一方面更加广泛深入地破坏了自然经济的基础；另方面则更有力地促进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第一，耕织结合的进一步破坏。

光绪二十一年（1895）以后，国内机纱量迅速增长，农户使用机纱、掺和土纱织布的日益增多了，土布中机纱比重也从光绪十九年（1893）的23.4％增到73％，长江上游的四川等地光绪二十一年（1895）以后进口纱布也急剧增加，说明更多农民放弃纺纱改为买纱，机纱进一步代替了土纱。1913年以后，机织布更深入中国腹地及西南、西北、东北地区，光绪二十年（1894）全国棉布消费量中机织布只占14.1％，1913年已占34.7％，充斥市场的洋货机布代替了土布。再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来看，1895—1926年中国进口贸易总值增加700％，农产品原料的出口价值与出口增值的百分比则从1873年的2.6％增到1920年的38.4％，充分说明半殖民地的中国已日益成为帝国主义工业品销售市场和农业原料取给地。

帝国主义正是通过对中国的“贸易”和在中国投资这两个方面大力倾销其工业品和加紧掠夺农产品原料的。比如机制棉纺织品，光绪十九年（1893）进口棉布总值4.491余万元，棉纱约140余万担，1911年棉布增加为11.653余万元，棉纱增到264万担；在外资棉纺织工业的纱锭从光绪二十三年（1897）的万枚增至1913年的34万枚，从而加剧破坏了中国手工业、特别是广大农村的家庭手工业。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对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则具有摧毁性力量。修筑铁路、扩大内河航行，增设商埠、投资设厂等特权，不仅使商品输出扩大到中国内地的更广大地域，而且彻底摧毁了自然经济的顽强抵抗能力，其解体速度和范围比前阶段快得多、广得多。除手工纺织外，其他农村手工业如麻纺织、丝织、土烟等也加速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上海、宁波、广州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纺织之户，十停**”，有些地方“巡行百里，不闻机声”，“近年洋布洋纱大行，中国织户机女，束手饥寒者，不下数千万人”。这些受外国商品侵略较早的地区，手工纺织业已基本趋于破灭。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直接结果就是自然经济的加速解体。

第二，中国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首先是一般经济作物面积的扩大和商品率的提高。二十世纪初，棉花、大豆、花生、油菜、烟草和蚕桑等经济作物较前一时期有较快增长。随着棉花种植的逐年扩展，棉田所占耕地面积的比重不断上升，从光绪三十年至宣统元年（1904—1909）的11％上升到1914—1919年的14％，再上升到1924—1929年的18％，河北、山东、山西、陕西、河南、江苏、浙江等省迅速发展成为中国的棉花生产地。以山西为例，辛亥革命前棉花种植不多“只供日常生活所需，并无余额外销”，可到1919年全省棉田面积已达40余万亩，此后连年扩展。1920年达50余万亩，1926年猛增到140余万亩。棉产的商品率也在提高。光绪二十年（1894）棉花出口和国内纱厂购买量约70万担，1923年增为600余万担。从1921—1925年间，棉产商品率平均达31％。再以大豆为例，大豆从光绪十六年（1890）到1920年出口总额增长187倍。中国大豆生产商品化的出现，正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需要增长的结果。某些商品性经济作物的种植也与政府的鼓励政策有很大关系，例如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山西省地方政府曾大力提倡植棉，在临汾设立棉业试验场，购买美国棉籽，无偿发给农民，还宣布“凡植棉有成绩者，给奖励金30元”①。从整体上讲，这个时期经济作物商品率的增长还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需求的增长。其次是粮食作物商品率的提高。甲午战争后，粮食商品量从光绪二十年（1894）到1918年增长率达41.7％，商品率从光绪二十年（1894）的％增到1919年的22％左右。个别省份主要粮食作物的商品率总平均达38％以上，尤其一些自给性的谷物生产的商品化受经济作物扩种的排挤而有显著增长，如光绪二十六年（1900）至1924年山东、河南等地花生所占耕地面积从4％上升到30％以上，排挤了各种谷物，进一步促进谷物生产的商品化。这一时期粮食作物商品率提高，除了前一阶段中所谈到的因素之外，还应看到农业生产技术的不断改进和农业生产水平的不断提高，比如肥料质量的提高、耕作方法的改进、品种的改良等等，使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有提高，一些地区农民家庭的剩余农产品有了增加，为粮食作物商品化发展提供了可能的条件，从而促进异地间粮食贸易的增长。

①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98页。

再次是新的农业专门化区域的形成。甲午战争后，由于国内外经济需要，特别是国际市场的需要，经济作物的发展和粮食作物商品化的结果，若干新的农业化区域逐步出现，主要是大豆、花生、烟草等作物生产区域的形成。大豆产区主要在东北，中国所产大豆占世界总产量的80％，其中60％—70％产于东北，种大豆的土地日益增多。宣统二年（1910）播种面积中大豆占20％，1927—1928年已上升到平均约29％。花生产区主要是山东、河南、江苏、湖北，尤其山东花生的产量约为全国总产量的45。由于国际市场需求的增多，山东章邱花生种植面积与耕地面积百分比从光绪二十六年（1900）的0.1％上升到1920年的45％。烟草产区主要是河南、山东、广东、湖北等省的部分地区。1923年河南许昌7个重要烟草区的产量占全国烟草总产量的45％，山东胶济铁路沿线烟草种植面积1926年为1913年的250倍。另外还出现了产棉区、产茶区、蚕桑区等等。农业生产专门化区域的出现既是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的表现，也是自然经济解体的重要标志。

最后是农民与市场联系的密切。据金陵大学对安徽、河北等七省2000多个田场的调查，在1921—1925年间，农产品出售部分占52.6％，家庭自用部分占47.4％；在另一项调查中1922—1925年间，农户生活资料的全部价值中，从市场购买的占34.1％①。说明农民的生产活动在较大程度上受市场的支配，包括在个人消费方面或者在自己的生产方面。农民的生产不取决于自己生活上的需要，主要服从于市场需要，这是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加剧解体的反映。

总之，中国农村商品经济的这些初步发展，主要不是资本主义农业经营发展的结果，而是帝国主义的掠夺造成的，所以，中国农产品商品化实质上就是农业经济的半殖民地化。

2.中国农村商品市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

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凭借特权控制和操纵中国农产品市场，中国农村经济日益陷入帝国主义殖民地市场的深渊。**指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工业品市场，同时又使中国的农业生产服从于帝国主义的需要”②。中国农产品商品生产的发展或衰落以外国需要的增加或减少为转移，受世界市场支配。以茶叶种植的波动为例，茶是中国具有悠久历史的主要出口贸易产品，光绪二十年（1894）以前一直占出口物的第一位，由于各帝国主义列强在它们的殖民地发展茶叶生产，中国茶叶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就动摇了，光绪十九年（1893）以前中国输出的茶占世界总输出量的50％以上，而到1920年只占了6.2％。在茶叶生产日益亏本的情况下，大量茶树被砍。这时期帝国主义向中国大量倾销剩余农产品，进口洋米从光绪二十六年（1900）以来逐渐增加，光绪三十二年（1906）已达1277万担以上，1922—1927年每年平均在1500万担左右。洋麦进出口也从平均每年数十万担到1923年就猛增到300—400万担。大量过剩农产品的倾销，使中国农产品价格大跌，严重打击和破坏了中国的农业经济，其结果反而使中国的农产品市场依附于国际市场。中国农产品的价格取决于国际市场，并且实际价格比国际市场价格还要低。

①转引自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主编：《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93页。

②**：《中国革命和中国**》，《**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9页。

各帝国主义垄断和操纵了中国农产品市场后就支配中国的农村商品生产，掠夺中国农民。比如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在与中国贸易上采取不等价交换的方式，用“剪刀差”掠夺高额利润。光绪六年（1880）至1920年间，农产品物价指数上升6.8倍左右，而同期工业品物价指数却上升12.5倍，这就是说，农民以同样数量的农产品所换回的工业品只及原先的一半。帝国主义列强还以操纵市场价格来影响农民的生产，使其服从于自己的需要。比如英美烟公司，在1914—1915年间选定河南襄城、叶县两地以较高价收买烟草，在价格刺激下，两地烟草种植迅速扩大，不几年，以许昌为中心烟草种植区发展到附近几十个县，每年生产的烟草价值达2400万元。再如湖北土质宜种植美国烟叶，英美烟公司就在1913年派人分给农民烟种，极力提倡种植烟草，第一年丰收后，公司将烟草分为三级全部收购，一等烟草百斤值价14两，三等为9两。但是到了第二年农民多种了烟草之后，该公司就以品质不良为借口，只以上年数量的34进行限额收购，价格也低于上年，其余烟草只好被迫减价贱售，最高价不过3—5两。这是对中国农民**裸的掠夺。

为了向中国农村推销工业品和掠夺农产品原料，帝国主义还勾结和支配中国封建地主阶级、买办商人结成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商业资本，通过抑价收购和贷款预购手段对农民进行剥削。如湖南，1927年每担稻米价格在收成前为13元，而在收成后仅值5元，农民的产品几乎绝大部分被商人以低价掠夺去了。又如在一些产烟区，农民缺乏资金，向洋商和买办商人贷款，得把烟草按半价预卖给他们。上海一带产丝区，商人以贷款方式按每担低到1—1.5元的价格预买农民的桑叶，到桑农急需桑叶时，则以5—6元高价出售，若按一担上等茧需桑叶25担，每担5元计算，需要125元，可是当时一担好茧很难卖到80元以上，那么只有让蚕饿死！这种窒息生产的剥削，比中国农村一切资本主义以前的剥削形式有过之而无不及。帝国主义和中国农村封建势力、城市买办商人勾结在一起，从中国的通商都市直到穷乡僻壤，编织成一个买办的和商业高利贷剥削网。农民贫困破产的加速，使中国农村在半殖地深渊里愈陷愈深。

综上所述，甲午战争后，主要由于帝国主义掠夺中国农产品原料引起的中国农村自然经济的加剧解体和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标志着中国农业经济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加深。

第三节 中国农村经济中资本主义的滋长

中国农村自然经济的加剧解体和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也使中国农村中产生了一些资本主义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富农经济是中国近代农业资本主义的主要成分由于自然经济的解体和农业商品化发展，加速了农民的分化，自耕农中的少数上层在经济上从富裕中农上升到富农。这些富农一般占有20—60亩不等的土地，雇佣2—5名长工，农忙时雇些短工，虽然自己也参加劳动，但是依靠剥削雇工为其生活来源的一部分或大部分。因为有余钱，他们一般还放高利贷或经营商业。还有一些富农是佃富农，租地主土地雇工耕种，类似西方租地场主；一些城市商人、资本家也租地主土地种植果树或其他经济作物，资本主义性质更为典型，但是规模不大，一般数十亩，百亩以上土地者较少，而且多是手工劳动，很少有机器生产。中国富农大多有一部分土地出租，又放高利贷，对于雇农剥削也很严重。例如，雇工劳动时间很长，除每天休息六七小时之外，其余时间都要为雇主劳动；报酬很低，有些地方还实行“工偿制”，即不给长工工资，只拨一点薄地叫雇工耕种来代替工资；受雇短工还要自带工具；雇工随便受雇主役使或打骂，没有完全的人身自由。这些都反映出中国富农经济的半封建性质。

中国的富农经济不仅采用雇工剥削形式，而且经营规模比中农或佃农大，资金比较多，拥有较完善的生产工具和较多的肥料，也比较注意改良生产技术。所以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率比一般小农高，是当时农业中代表一种比较先进的资本主义成分。但是整个富农经济成分在农业经济中所占比重并不大（富农约占农村人口5％左右①），发展也不平衡，并具有半封建性质，尤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环境下，本身微弱的富农经济的发展前途，不是扩大经营面积、发展其资本主义性质的因素，而是愈来愈多的扩大土地出租部分，最终退化为完全的封建地主经济。正如时人所论：“这种极少数的资本主义富农，在一般封建关系占着统治地位的环境之下，他们的发展前途，多分是向着半地主化的方向进行，否则，就是堕落下去。”②富农经济的微弱及不断向封建地主经济退化，是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农业经济极不发达的集中表现，反映近代农村经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

租地农场主和农牧垦殖公司的出现二十世纪初，在部分地区出现了租地农场主和以集资组成公司的名义来经营的农林牧垦殖企业，而租地农场主经营和极少使用机器的部分农垦企业却具有较完全的资本主义性质，是旧中国资本主义农业经济成分中最先进的部分。据北洋政府农商部的统计，光绪二十八年（1902）至1912年，全国17省登记成立的农垦公司有171家，江苏、安徽、浙江、山西、河南、吉林、察哈尔8省在1912年共有农牧垦殖公司59家，资本总额286万元；1919年已发展到100家，资本总额1245万元。经营范围甚广，农、林、牧、副、渔业俱全，其中种植棉花、桑树等经济作物的较多。投资人主要是军阀、官僚及买办商人、华侨和少数工业资本家。二十年代前期，租地农牧场经营就已经大量出现，如在绥远归绥东南，牧场经营者租了一块蒙古人的大牧场，盖起饲养牛羊和马的房舍厩圈，以月工资2元雇佣人工放牧。1915年广东商人杨某，在江湾租地60亩，仿照西法种植靛青，经营获利，第二年租地200亩扩大经营。于是一些“农业资本家”纷纷用自己的资本，向一个或数个地主租地，雇佣农民耕地，自己完全属于监督地位，少数农垦公司大量采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收到成效。如1915年，黑龙江有一个宁波人经营的大农场，资本达80万元，面积36万亩，有大型拖拉机5台、25马力拖拉机2台、打谷机3台、割禾机8台、播种机8台、大型犁3台，雇工45人，主要种植小麦和燕麦，并附设面粉加工厂，产品行销县内外。再如广东香山，1919年也出现规模较大的种植粮食的农业公司和种植水果的公司①，这些公司在引进近代农业机械、新品种种植和先进生产技术以及促进商业性农业生产的发展等方面，都起了积极作用。

但是必须看到，这类农垦公司是屈指可数的少数几个，大部分农垦公司主要还是封建性的。许多公司成立仅仅是为了贱价领取官荒，然后再以高出若干倍价格将土地出售，并未开垦，只是一种土地的投机，属于封建地主经济范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加之内部经营管理的**，许多农牧垦殖公司相继破产，而且相当普遍。所以这一时期的农垦公司，基本上是封建性的，并带有一些资本主义性质；完全系资本主义性质的农场为数极少。从这些农场的发展趋势看，也多向封建地主经济逆转，没有向资本主义继续发展。

经营地主的增加甲午战争后自然经济的广泛解体及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为经营地主从事经营农业及生产提供了更为廉价的劳动力和农产品销售市场，因而从鸦片战争后已出现的经营地主不断增加，并且在清末民初较普遍存在，如肥城东向村的618户中有富农4户，雇工123人，经营地主则有6户，雇长工4—9人以上。山东章邱县东矾硫村太和堂最为典型，光绪三十年（1904）拥有土地515.5亩，在外村的43.5亩出租给农民耕种，472亩雇工经营，每年雇长工213人，其中5人总揽经营业务称“大伙计”，常雇20—45名短工，有耕牛9头、驴骡各4头、羊100余只、猪40余头，还有牛犁、大小车辆、各种农具。由于生产手段优越和协作劳动的形式，劳动生产率较高，作物亩产量比当地一般农户高出一倍以上，除经营土地外，太和堂还同时经营酒店、杂货铺、药铺、赁贷铺等商业，并放高利贷。①经营地主与租佃地主相比，其特点为：经营地主自己指挥生产、直接剥削雇工的剩余劳动，而不是以地租剥削为主；采用雇工经营，与雇工之间基本上是一种货币关系；生产目的也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获取利润，因此或多或少带有资本主义性质；他们一般经营面积较大，也集中，便于管理，劳动生产率比中农、富农要高，相对租佃地主来说有较大区别。但是经营地主在生产目的上带有自给自足性质，生产管理上基本是封建家长式；全部土地中一般有相当数量放佃收租，兼有租佃地主身份；不少人兼营商业和高利贷剥削；他们和雇工之间一般还带有一定人身依附关系，因此又带有浓厚的封建性。由此可见，经营地主具有封建性和资本主义性质这两重性质：一方面，经营地主本质上仍属于地主经济，经营地主本人仍然过着地主式的剥削生活，这是主要方面；另一方面又雇工经营，集体劳动，部分地为市场生产而获取利润，具有一定程度资本主义性质。与租佃地主比较，有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积极作用，因此可以说经营地主是一种由封建地主经济向资本主义农业经济过渡的一种形式。

就全国范围看，经营地主并不发达，在二三十年代，全国地主雇工经营的土地面积约占其所有土地面积的10％，约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5％左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这种过渡形式被不断排挤而逐渐萎缩、窒息，不可能向资本主义方面发展下去。

①**：《中国革命和中国**》，《**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5页。②朱新繁：《中国农村经济关系及其特质》，引自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446页。①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352—359页。

①以上资料引自景苏等：《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4—66页。

农村手工业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长在自然经济解体过程中，农村出现了原料、市场、生产品种均不相同的一些著名手工业区，其中以棉麻纺织业，特别是织布业最为广泛，河北高阳、宝坻、定县和江苏南通，山东潍县、浙江平湖等地较为典型。如定县从事纺纱的农户中，86％的农户纺纱都是为了出卖，供织户用，而不是自织①。1932年时，平均每户手织业的收入，在定县已占全家总收入的17.8％，在高阳已占78.9％，说明这些地区手工棉纺织业基本上商品化了，这些织户也基本上脱离农业，以织业为生了。

手工业生产的商品化必然导致两极分化并产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在高阳、宝坻、南通等地最为突出，一些织户已属资本主义作坊或手工业工厂性质；随农户手织业的商品化，织户与商人之间成为实质上的资本主义雇佣关系了，于是工资织户不断增加，如高阳织机总数中，工资织户所占比重从1912年的34.5％增到1917年的69.2％，1927年达到88.6％。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手工棉纺织业较发达的地区出现了。但是这些工厂规模很小，织机也只10架左右，雇工仅10余人，很难积累起足够资金去使用机器动力，因此，无法上升为近代机器工业。马克思说：“工场手工业根本不能离开保护，因为只要其他国家发生任何一点小的变动都足以使它失去市场而遭到破产。”②这些工场手工业一旦遇到帝国主义加紧倾销或者遇到封建势力的摧残勒索就很快衰退下去，例如宝坻棉布工场，由于日本势力的伸入而开始衰落，1923年的67家包买主，到1929年减为40家，1931年为18家，1933年仅剩7家；工资织户也由1923年的67％降到8％。说明在帝国主义压迫和封建势力束缚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中国农村由于自然经济解体和商品化发生而生长起来的资本主义手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机器业一样没有前途。上述四个方面表明，这一时期中国农村经济的资本主义因素开始滋长，但是力量极其微弱，发展速度极为缓慢，这是因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阻碍着它的发展。在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农业资本主义完全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支配与控制之下，中国农业经济的商品化不可能有持久的繁荣，相反，在不断遭受销路阻滞及破产失业的打击下，无法进行内部积累，根本不会有发展资本主义经营的可能；各种封建势力的苛捐杂税、地租和高利贷剥削限制农业资本主义经营的发展，在封建剥削制度重压下，一些经营者重新走回封建经营的老路。这就决定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出来的农村经济资本主义因素不可能获得独立发展的时机，不可能冲破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缚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

第四节 中国农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

近代中国的农业生产力曾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变化：如在一些农垦殖场中使用了农业机械；中国资本主义工业产生后，一些民族资本家为获得廉价优质原料曾向政府提议改良棉花、蚕桑、茶、小麦的品种，要求设立试验场，以便从事品种研究和推广，像1920年一些纱厂、纺织厂就从美国购买大量优质棉种，散发给河南、陕西、山西等省农民试种；帝国主义各国为了把中国变成他们的优良原料供应地，也派人来中国调查、宣传和直接进行农作物品种的改良工作。像英美烟公司曾在山东、河南等省大力推广美国烟草品种的种植，日本在河北、东北等地推广过美棉、水稻、甜菜等的种植和蚕的饲养等等；甲午战争后，有些地区开始使用化肥，中国也开始进口外国化肥。这些说明农业中产生了新的生产力，但是，这些新的生产力发展很缓慢，在农业生产力中的比重很小。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的基本状况仍是以个体的手工劳动为特征，以家庭经营为形式，技术极为落后，劳动生产率很低，每个农业劳动者生产的产品少、产值低。如1921—1925年，中国小麦每公顷产量仅9.7公担，可宣统元年（1909）至1913年丹麦每公顷产量已为33.1公担，比利时25.3公担，英国21.2公担，日本13.5公担，法国13.1公担，可见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程度了。

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原因，首先在于小农经营的普遍存在。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地主利用土地放佃收租的剥削方式继续保持，小农经济也广泛地保存下来，并在农业生产中继续占据优势地位，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还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1922年浙江、江苏、安徽、山东、河北5省9县农家田场规模平均十亩以下的竟占58.1％，11—25亩的占24.1％，26—50亩的占9.4％，51亩以上仅占8.3％。这些小农经济不仅数量大，而且规模小，地块比日本种植水稻的规模还要狭小许多，田场面积还在不断缩小，如1922—1927年，无锡3村全部农户中，使用田地在10亩以下的增加了3.15％，使用田地在10—19亩之间的就减少了0.82％，使用田地20亩以上的就减少了2.43％。小农财少力单、耕作土地少，无力购置新式农具，更限制了大型农机具的添置，生产方式多以手工劳动为主也限制新式农具和大型机具的添置，因而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也导致农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重要特点在于土地可以买卖，社会积累不是用于农业生产工具的更新和改进以及扩大经营规模，而是统统向购买土地、进行土地投机转移。如金陵大学的调查显示：2866家田场，平均投资于购买或典当土地的竟占75.5％，而用于牧畜和农具的只占6.3％。这种封建土地所有制窒息了农业生产力。

第三，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榨下，广大农民极端贫穷。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支柱，因而“帝国主义到处致力于保持资本主义前期的一切剥削形式（特别是在农村），并使之永久化，而这些形式是它的反动的同盟者生存的基础”①。正因为帝国主义的支持、栽培，在中国近代农业中，封建剥削制度继续保存，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国的地主、买办、高利贷等各种封建势力结成一个剥削网，对农民敲骨吸髓的榨取，造成农村金融枯竭，农民的赤贫乃至无力购买机械设备和改进农业生产技术，甚至连农业再生产亦难维持；尽管农业中商品性生产有所提高，但在帝国主义极力阻挠之下也不可能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中国农村经济一直保持落后的生产方式，长期停滞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最根本原因在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相勾结共同扼杀了农业生产力。

①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273页。

②马克思：《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5页。①**：《中国革命和中国**》，《**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9页。

第四，天灾**对农业生产力的巨大摧残和破坏。近代中国，政治混乱、战争频仍、社会环境动荡。帝国主义在多次侵华战争中烧、杀、抢、掠，严重摧残了农业生产。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全国发生过112次战争，每次战争持续时间长、规模大，单是19—1924年间，平均每年的战区面积达7个省。战争造成农田荒芜、水利失修，使自然灾害更加肆虐，1913年，全国受灾农田达6.5亿亩，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一半，到1926年已是全国各省皆灾，农业经济陷入空前严重的困境之中。

综上所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村经济下，生产力水平低下是必然的。

生产力水平低下，也是近代中国经济，尤其农业经济落后的重要根源。

第五节 鸦片战争后中西农学的交汇①

如前所述，鸦片战争后，中国自给式农业解体，中国逐渐成为西方列强农产品的倾销市场和工业原料供应地。中国的传统农学迟滞，但在迟滞中，也还是有缓慢的进展。

中西农业生产技术在国际范围比较、竞争十九世纪下半叶，中西农产品和农业生产技术开始了广泛的对比和竞争。中国是丝茶的故乡，丝茶曾是中国对外贸易中的主要商品。自印度、锡兰、日本大量发展植茶，创制揉茶机、烘茶机，采用成套机器，进行加工制作，印、锡红茶在英国迅速占领市场，日本绿茶在美国很快打开销路。中国丝制品也遇到手工作坊生产与工厂机器加工制作产品质量相差悬殊的困惑。陈炽曾提到：“中国出口之丝，每包百斤，仅值三百余金。上海西人所设缫丝各厂，购中国蚕茧，以机器缫之，每包值七百余金。高下悬殊，理不可解。后知中国手缫之丝不匀不净，不合西人织机之用，伊购归里昂各埠，必以机器再缫，则以三百金购之华人者，仍以七百余金售之西人，此四百余金者，约为再缫工本，而彼之获利无穷矣。”①外贸的消长和农产品质量的对比，促使人们深思。光绪十五年（1889），浙江海关税务司派江金生、金炳生到法国学习其养蚕业制造无病毒蚕种的方法。光绪二十四年（1898），《农学报》《奏折要录》中载叙福建茶商曾有人“至印度学习，归用机器焙制，去岁出口四万箱，获利甚厚”。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两江总督派郑世璜去印度、锡兰考察茶业，回来后，力主“设立机器制茶厂，以树表式”。这些，对茶、丝等技术的发展，都有一定的推进作用。

出国官学人员甚为关注本国农业的兴衰。容闳（1828—1912）是最早的赴美留学生之一，他在其所写《西学东渐记》一书中，记叙同治二年（1863）他在安庆晋见曾国藩时，提出建设机械厂，其目的之一是生产农机具。1876年被派往美国费城参加万国博览会的李圭，对博览会中“机械院”、“耕作院”中外展品作了比较。他已注意到西人“不仅器具便巧，尤讲究种植之法”。他见到吸水机器，“因思中国江河之水，涨落不时，旱涝互患。西北高原，种植每艰灌溉。讲水利者，尤以此为亟务”①。清廷派出首任驻英法使臣郭嵩焘1876—1879年间在英法期间颇为留心农业，他曾到英国伊普斯威奇的工厂参观新颖农田机器，对刈麦、刈草、犁田、出麦、吸水机器甚感兴趣②，所见锯木机器能将圆围七八尺的巨木，“锯成寸许木板，用锯齿十八，得板十九”。称其“一机器兼四十人之力，而神速又复倍之”。到英国里丁参观子种局及子种会，注意到英国种子公司已将“其蔬子及花草诸子种贩运各国”，并精心设计参加国际博览会的种子展橱。郭氏叹称“西洋之务为奇博如此”。

①《皇朝经济文编》卷49，第7页；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54页。

①陈炽：《续富国策》卷1，“种桑育蚕说”。

①李圭，1876《环游地球新录》，《走向世界丛书》第1辑第六册，岳麓书社1985年版。②郭嵩焘，1876—1879《伦敦与巴黎日记》，《走向世界丛书》第1辑第四册。

郭嵩焘还曾到过法国格立雍（农业学馆）农学院，参观其农田机器图式院、谷种院，了解课程设置和各种仪器设施。注意到有一馆专讨论牛马诸兽骼骨及筋络血管及辨马齿年岁。参观了格致院，“始知西洋园户种花变易颜色，一出于格致之功，即所谓化学也”。

列强对中国农林资源的肆意掠夺鸦片战争之后，列强侵占我国国土与农林资源。仅在东北就失去颇大范围的农林权益。1896年《中俄密约》签订后，俄国开办中东铁路，举凡枕木、电杆、建筑材料，皆无偿取自林中。俄国公司接连进入中国招人采伐森林，开拓伐木业务。光绪三十四年（1908）《外务部奏中日合办鸭绿江右岸木植订定采木公司章程折》中提到：“伏查鸭、浑两江一带，林木蓊郁，确系绝大利源，自日俄战事（1904）起，两国兵民恣意斫伐，日本军队，复立厂所抽收军用材料，木把（伐木的包工把头）生计，半为所夺。”俄日等列强以武力侵夺或其商人依靠铁路、海运的运输条件，资本雄厚，采用较新式的伐木制材器械，迅速在我国拓展业务，有的在林区设制材厂，就地加工。近代林学创始人之一德国的H.科达（Catta，H.）曾称“林业科学是木材必需或匮乏的产儿”。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其国家工业建设中对林木需求和抚育的认识与实践过程。中国则是在战争连绵、毁林开荒和外国侵占森林资源、掠取林木利权的背景下发展近代林业。除光绪四年（1878）华商张子尚等较早在上海创办锯木厂。到光绪三十年（1904）以后，东北才接连出现国人兴办的机器制材厂。中国近代林业是在剧痛中滋长起来的。

农业技术必须兼采中西各法的走向中外农业产品与技术比较中，高低互见。清廷一些要员认为舰船、枪炮、机器等是强国的关键，曾倡行“洋务运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又一次败北，这激发人们关注农业工业。1897年《农学报》首期载清光绪皇帝的上谕中也称：“农务为国家根本，亟宜振兴，各省可耕之地，未尽地力者尚多，着各督抚督饬各该地方官，劝谕绅民，兼采中西各法，切实兴办，不得空言搪塞。”十九世纪后期，农业技术兼采西法已是不可阻遏的潮流。

1.引进优良作物、林木品种。

大规模引种与品种培育从光绪十八年（1892）购入美棉种子开始。张之洞于光绪十六年（1890）在湖北武昌倡办湖北织布局，为解决机器纺织所需棉花原料问题，于光绪十八年以2000两白银，通过清政府出使美国、日本、秘鲁的大臣崔国因在美国选购适宜湖北气候土壤的两种陆地棉种子34担，寄湖北棉区试种。由于所购棉种寄到湖北已过了种植节候，且栽种太密而收成不好。张之洞未因头一年引种美棉受挫而气馁。翌年又电请崔国因“再行多购美国棉子百余石运寄来鄂”。“并考究外洋种法，刊刷种棉章程，分发晓谕，以冀广为如法劝种”。张之洞引种美棉，显出了见识和决心，对那一时期江苏、浙江、山东、河北、河南等省引种美国棉种有相当的推动作用。近代树木引种也较活跃。光绪三年至四年（1877—1878），清政府驻日本副使张斯桂从日本将刺槐种子带至南京试种成功。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出使意大利的官员吴宗濂、钱恂见当地桉树生长迅速，且有除湿祛病的功效，曾携回种子苗木试种，吴宗濂还翻译有关桉树著作，撰写了一部《桉谱》，对我国桉树种植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①。

在近代林业中，华侨致力经济林的开拓是甚有意义的。光绪三十二年（1906），华侨何麟书曾在海南岛创办中国第一家橡胶垦植公司。何麟书在马来西亚橡胶园里做过工，对橡胶树的培植管理有丰富的经验。他心系祖国，将橡胶引种到海南岛，最初几年用种子繁殖，历经种植失败和集来股本付诸东流的挫折，他以百折不回的精神，变卖自己的产业，重新集股，经过精心培育，开拓出200多亩胶园。探索出一条从播种到移植树苗的成功道路，以约10年的努力，获得在中国土地上正常收取橡胶汁液的良好成效。

2.畜禽优良品种引进。

畜禽优种以乳牛引进为最早。上海乳牛业的发展为其一例。1842年“南京条约”后，外国官员商贾人等带着家眷纷纷拥至上海，急需多量牛奶。乡民以水牛挤奶挑担零售，是牛奶业的雏形。同治九年（1870），外侨引入爱尔夏牛，乳牛业得到一定发展。不久，法国人引入一批供自己需用的红白花牛。光绪五年（1879），肖神父在浦东设奶棚饲牛40头；光绪七年（1881），当地人开设太和奶栅，用黄牛挤奶；光绪十二年（1886），外侨引进黄白花奶牛并逐渐传到中国人手中，成为上海乳牛业发展的基础。光绪十九年（1893），安福奶棚使用杂交技术改良当地黄牛获得成功。各侨民奶棚大都雇用中国人操作，使奶牛饲养繁育等经验和用奶公牛改良黄牛的技术很快在中国人办的奶棚中传开。光绪二十七年（1901），徐家汇天主堂修道院引入黑白花奶牛6头（其中公牛1头），由于它较黄白花牛产奶量高，在上海很快得到传播①。

马的引种。清初禁止内地汉人养马，只有武童和取得功名的人可以养坐骑。清中叶以后，马禁才开。但马的行速和挽重与国外马匹相较，差距颇大。光绪二十六年（1900），法国人曾由北非输入阿拉伯血统公马百匹到东北。马群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分散售与内蒙各地，血统逐渐混杂，为地方马种同化。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军牧司在察哈尔两翼牧场建立模范马群。宣统二年（1910），购有德国产纯血公马1匹、俄产公马3匹、母马1匹，曾产生一些杂种。

传入优良种猪。道光二十年（1840）后，俄国人将一种白色猪种带入东北，德国人将约克夏猪带入山东，日本人将约克夏、巴克夏猪带入东北。光绪二十三年（1897）台湾由日本购进盘克夏种猪7头，供试验繁殖及与本地猪作杂交之用。光绪二十七年（1901）直接由英国进口约克夏种猪，在农业试验场作繁殖、饲养试验，认为均适合当地风土，且为改良本地猪的良好品种。

羊的引种。光绪十八年（1892）政府商情报告有美利奴羊6只运往察哈尔供杂交改良之用的记载。光绪三十年（1904）陕西高宪祖等人集资20万元兴办牧羊公社，在安塞县北路周家洞附近开设牧场，饲养美利奴羊数百只，对附近各村绵羊改良有明显指导作用。光绪三十二年（1906），奉天省设立农事试验场，由日本输入美利奴羊32只，以改良绵羊业。

优种鸡的引进。鸡因体型小、繁殖快，中国曾较早引进外国优种。

①黄森木：《桉树引种小考》，《林史文集》（1），农业出版社1989版，第131—132页。①李文梁：《我国近代国外畜种的引进和开发利用史》，北京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88年。

光绪二十六年（1900），罗振玉即提到：“近鸡卵之输出者日益众，而价亦日昂，此莫妙之机也，宜选佳种而奖励养鸡业。考欧洲有名‘列古吽’（莱航）者，富产卵力，多可得卵二百七八十至三百，长成极速，五阅月即产卵，宜求此类之种，而配以华种而事移植改良，则利莫大焉。”①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黑龙江哈尔滨鸡场养莱航鸡近万只，以产卵为主。山东济南鸡场饲养莱航、洛岛红，曾进行杂交及试验推广。但一些权威学者概括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的养鸡业也指明：“引进外种类别繁多，所做工作均如大海投石，影响所及，既小且暂。”①

3.引进机器装备。

中国近代采用机器耕田首见于光绪六年（1880）的《益闻录》第66号，其载文称：“天津有客民在距津150里地方批租荒地5万亩，概从西法，以机器从事。”对于引进国外农业技术装备，在如何应用方面也有所论评。麦孟华（1895）年5月在《时务报》著文说：“西国农工，竞于新法，石膏以化土，鱼料以肥培，电气以速长，沸汤以暖地，玻罩以御寒，汽机以播刈，一切机器，日新月异，徒守旧法，必不足以尽地利矣。”提到中国农业经营规模“罕及百亩，一用新机，必至亏损”。觉察到独立经营，资本微落，维持“化学之器，动费数石，打稻之机，佳者逾千，工作之夫，少数于百”的难处。但是，西方农业机械、装备、化肥、农药等终于引进来了。不少地方农业家开始添置、创制新的农业器械。光绪二十四年（1898）《农学报》第54期《秣稜兴农》文中提到江苏上元张是保“现在江宁讲求农学”，“又购买美犁，导农深耕云。”光绪三十三年（1907），久居海外的华侨、祖籍广东新会的陈国圻在黑龙江创办兴东公司，曾引进外国火犁，进行开垦。光绪二十六年（1900）前后，清政府提倡振兴实业，鼓励官商投股或利用华侨资本购置机器，兴办垦殖企业，并给予优惠政策，曾在全国范围出现兴办垦殖公司的**。至1912年，各类型农业垦殖公司达170家，申报的资本逾600万银元。①近现代渔业技术的肇兴，主要表现为开始使用渔轮及与之相适应的渔业科学技术的发展。光绪三十一年（1905），商部的头等顾问官张謇条陈商部，并奏清廷获准于沿海7省组织渔业公司，开发海洋渔业。翌年，张謇在上海创办江浙渔业公司，兼任经理。同年，该公司将一艘在青岛捕鱼的德国500马力蒸汽机拖网渔轮购买过来，命名为“福海”号，为我国近代渔业史上的第一艘渔轮。它在航行上不再依靠风力，生产操作上借助机械的传导，增大了网具，提高了捕捞生产效率，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生产安全。“福海”号渔轮投入捕捞运转，为中国采用国外先进技术，迈向渔业机械化的一个起点。②

①罗振玉：《农事私议》卷上，第3页。

①蔡无忌等：《中国现代畜牧兽医史料》引言，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6年版。①汪敬虞：《论近代中国的产业革命精神》，载《近代中国》第1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版，第—18页。

②徐荣：《上海机轮渔业的起源与发展》，《古今农业》1991第1期，第76—81页。

第六节 《农学报》的刊行和农业学堂、农事试验场的创办建立农学会、出版农学报刊的先导作用

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失利签订“马关条约”，中国有识之士已知悉：“日人扬言，此次和约，意欲使中国五十年后不能自振。”“日人以中国舆图，用五色画界，指示西洋各国，拟与西洋各国瓜分。”①沉重的割地赔款负担和国家民族存亡的危机感，激起民众纷起抗争，寻求出路。振兴农业已成为人们的共识。1895年孙中山曾在广州筹建农学会，并写有《创立农学会征求同志书》。张謇在所撰《请兴农会奏》主张立国之本“在乎工与农，而农为尤要”，提倡讲求农学，行西国农学所得之法。1896年，梁启超任主笔的《时务报》在上海创刊，同年罗振玉等人联名在《时务报》刊出公启，发起成立农学会。孙中山建立的农学会，由于清军搜捕，孙中山出走海外而停顿。罗振玉等人发起的农学会由于创办农业报刊则起到介绍、普及推广新农学的先导作用。

从十九世纪中叶，我国学术界已在翻译西方生物学、农学著作，但尚无将中国传统农学与西方实验农学结合起来并加以分析的情形。罗振玉从1897年创《农学报》，开了这方面的先例。

《农学报》光绪二十三年四月（1897年5月）创刊，半月一刊，载“务农会”的略章，农事奏折、条陈、农事（农业生产情况）西报、东报（译文），会事。翌年增加了禀牍、事状栏目，改成旬刊。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农学报》的篇幅每期减半，格局变化为文篇与译篇，罗振玉《农事私议》各文，多在此年各期刊载。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刊头开始加“江南总农会印”字样。罗振玉在主编《农学报》时，组织力量，收集国内和翻译国外农学书籍，汇编成为《农学丛书》，署“江南总农会”编，分七集，包括233种译著（一说235种），清光绪末年（1900—1903年间）石印出版。这套丛书汇集了我国古代农业科学技术的不少要籍，增添了不少民间农业生产调查内容，反映了当时中国传统农学及其发展趋向。它又通过译述欧美日本农书，较全面地引进实验农学的丰富材料。《农学报》、《农学丛书》也以此确定了它在中国近代农业科学技术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创办农业学堂对中国近代型农业肇始、发展起基础作用的是兴办农业教育。沈宗瀚认为：“中国采用外国科学新法谋改良农业者，初由学校教育入手。”①早在光绪十六年（1890），孙中山在《致郑藻如书》中，就力主办学，提到“虽多置铁甲，广购军装，亦莫能强也，必也多设学校，使天下无不学之人，无不学之地”。光绪十七年前后，他所写《农功》一文，对比中西农政、农学，提出“农部有专官，农功有专学”的主张。光绪二十年（1894），他在《上李鸿章书》中，即切陈发展农业、兴办农业学堂的重要。他说：“窃以我国家自欲行西法以来，惟农政一事，未闻仿效，派往外洋肆业学生，亦未闻有入农政学堂者，而所聘西儒，亦未见有一农学之师，此亦筹富强之一憾事也。”中国农业教育最早发展起来的是实业学堂。光绪二十二年（1896），江西高安县曾筹办蚕桑学堂。次年，在中国蚕丝生产区浙江杭州，由杭州知府林迪臣发起创办蚕学馆，于翌年开学，修业年限3年。1898年3月，张之洞在《设立农务工艺学堂暨劝工劝商公所折》里提出“于湖北省设立农务学堂，研究种植、畜牧之学”。同年5月，清光绪皇帝下诏各省州县皆立农务学堂。光绪二十六年（1900），光绪帝下诏出茶叶的省设立茶务学堂，出生丝的省设蚕业学堂。1902年1月，清政府又令各省为振兴农业，于省城设农务学堂。光绪三十年（1904），北洋马医学堂在保定成立。光绪三十二年（1906），在安东建起奉天中等林学堂。1910年5月在天津建立第一个水产讲习所。光绪三十一年（1905）起，张謇即在南方筹办的水产学堂，1912年选址在上海炮台湾正式成立江苏省立水产学校，涵盖船舶驾驶、水产捕捞、水产加工、海水养殖、渔业经营等学科。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总理衙门在《遵筹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所拟方案“学问宜分科”里面，第七项为“农学科，种植水利附焉”。光绪二十八年（1902），朝廷颁发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书有：“农业科之目四，一曰农艺学，二曰农业化学，三曰林学，四曰兽医学”的规定。翌年又颁《奏定大学堂章程》，其第六节农科大学项开列农学、农艺化学、林学、兽医学各科课程，教学时数、实习安排，已具有新式农业教育的格局。及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被迫明令取消了科举。同年，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筹议的京师大学堂农科，被批准正式兴建为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在崎岖的筹备、发展道路上行走了8年。首任农科大学监督为罗振玉。他没有经受学校教育训练而首任农科大学监督（校长）；他没有农业科学基本功底而致力于农学的倡导和传播。罗振玉是中国从帝制到共和、由废科举到办学校教育巨大转折特定历史条件下曲折多态的著名人物，其事迹迄今仍能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研讨的兴趣。

光绪二十六年（1900）前后清政府颁行的教育制度，学校分为普通教育和实业教育。普通教育分为小学堂、中学堂、高等学堂、大学堂。大学堂分科，中有农科大学。实业学堂分初、中、高三等。农业实业教育有初等农学堂、中等农学堂、高等农学堂。据统计，宣统元年（1909）全国有高、中、初等农学堂95所，在校学生6028人。中国早期高等农业教育，教材、实习内容受日本影响较多。1913年，金陵大学农科建立后，美欧农业教育科学体制曾发挥较大作用。

创办农事试验场光绪二十八年（1902）起，河北、山东等不少省份建立了农事试验场。

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政府设立农工商部，内设农务一司，管理农业行政。同年，选择北京西直门外二里许乐善园旧址，即今北京动物园及以西一些地区，由农工商部筹设农工商部农事试验场①，初建树艺、蚕桑、畜牧等科，①穆祥桐：《农工商部农事试验撤，《中国科技史料》1987（4），第22—27页。不久重新划为农林、蚕桑、动物、博物、畜牧等科，作了中外种子比较，中外农器比较，肥料、植物病虫害、农药、畜牧兽医试验，在中国，肇始将农业生产、技术改进建立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之上。试验场还曾辟博览馆，展示优良品种等。

新式农科大学、农业学堂播下的种子，新型农事试验场所开辟的基业，为兴起的中国近代农业科学技术领域培育着一批又一批人才。这些人才中不少成了我国新农业科学教育战线和开拓新学科领域的元勋。当年他们披荆斩棘，探索新路，为农业各分支学科打下发展基础的可贵创造精神，为后辈所景仰和永志不忘。

①张謇：《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书》，1895，载《张季子九录》《政闻录》，中华书局聚珍仿宋版，1931年。

①沈宗瀚：《中国近代农业学术发展概述》，《中华农业史论集》，（台）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75—304页。

（谢选骏指出：对于中国文明的发展来说，遭到各国瓜分的命运，也好过满清鞑靼的独占。这就是“以夷制夷”的好处。但是马客死主义——社会魔鬼理论，也在这样的乱局之中，经过一批话术专家的长期打造，成为一种猪羊变色的泔水。国民党和共产党都经过这桶泔水的浸润，它们以满清的继承人自居，国民党胡扯“五族共和”，共产党胡扯“民族自治”——他们都想极力阻扰中国文明的自主生长。）

【第二章 手工业】

第一节 鸦片战争前后至太平天国时期的手工业

鸦片战争以前，清代社会仍然沿续着统治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制度，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社会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手工业和农业是国民经济的两大基本生产部门。手工业中，家庭手工业（即农民家庭手工业和城镇个体手工业）占绝对优势。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家庭手工业的一些产品已作为商品来生产和售卖。官府手工业同以前一样，占有着当时社会最高的生产技术和最大量的手工业劳动力。清代官府手工业的经营范围不及明代广，主要经营纺织、陶瓷、军火、钱币铸造及造船等，其中规模较大的官营手工业工场有：江宁、苏、杭三织造局，京内织染局，景德镇御窑厂，户部宝泉局，工部宝源局，福建造船等。官府手工业的产品只供统治集团的消费和为其政治统治服务，它是封建经济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清代前期，民间工场手工业已在一些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在某些生产行业中出现和发展着。丝织业早在明代就已出现手工工场，到了清代又有了进一步发展，规模愈加扩大，分布地域更加广泛。另外，与丝织业相关联的染印业也出现了手工工场。其他如云南的炼铜业、四川的井盐业、广东的冶铁业、景德镇的陶瓷业，以及陕西汉中的造纸业，均出现了规模较大的手工工场。在这些手工工场中萌芽着新型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是，由于受到封建统治者的严重摧残，民间工场手工业发展的速度极为缓慢。

鸦片战争以后，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大炮轰开了中国大门。从此，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中国，大量的外国商品倾销到中国市场，封建的自然经济结构遭到破坏。中国的手工业面临着与外国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竞争的不利局面。

在鸦片战争结束后的最初十多年中，中国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发展的家庭手工业，对外国资本主义商品的输入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这时期，外国资本主义输入中国的商品以洋纱和洋布为主。而中国的家庭手工业主要从事的就是棉纺织业，且质量、价格俱优于洋纱洋布。一个英国人曾记载说：“远在1844年，我曾把这种土布的各种质地的样品，标明每一种的价格送回英国。和我通信的人都说，按照所标的价格，他们在曼彻斯特也做不出来。而所标的价格比此地（中国福建省。引者注）的价格还压低了很多”①。中国家庭手工业生产的棉布，有时甚至比曼彻斯特生产的洋布的成本还低②。在这种情势下，外国商品在中国市场上的销售十分有限。有资料表明：英国输华货值，鸦片战争前为数十万英镑，战后增至200多万英镑，但道光二十六年（1846）以后开始下降，到咸丰四年（1854）为100万英镑多一点，仅略超过战前的水平①。

①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04页。②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经济研究》1955年第2期。①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经济研究》1955年第2期。

这个时期家庭手工业遭受洋纱洋布打击的，主要是东南沿海，接近通商口岸的一些地区，如厦门，由于洋纱洋布的输入，“江浙之棉布，不复畅销，商人多不贩运；而闽产之土布土棉，遂亦因之壅滞不能出口”②。宁波自五口通商后，其地的棉纺织手工业“已经受到了显著的影响”，“六年以前，每疋售价六元的白布（叫南京土布），现在只要三元五角就能买到。这样和本地货相同的货物的进口，已经使许多织布机停了下来”③。松江太仓的棉花梭布原来非常出名，但道光二十六年（1846）包世臣在《答族子孟开书》中说：“近日洋布大行，价才当梭布三之一。吾村专以纺织为业，近闻已无纱可纺，松江布市，消减大半。”④可见这里的手工纺织业也明显地衰落了。另外，广东顺德的织布业也由于“西洋以风水火牛运机成布，舶至贱售”，导致原先遍于县市的织布“女工几停其半”⑤。

但总的看来，除上述几个地区外，这一时期，中国的家庭手工业所受到的外国资本主义商品的冲击并不很大。

咸丰元年（1851），洪秀全领导的空前规模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

起义者以天京（南京）为首都，建立了与清皇朝对峙达14年之久的农民政权。为了保证革命斗争的需要，太平天国建立了自己的官营手工业体系，将分散的手工业工人组织起来，按照技术专业的不同，分别设立“诸匠营”和“百工衙”。诸匠营和百工衙在“永安建制”时即在军队中设置了，到天京后更加扩充。诸匠营采用军事编制，有水营，管理船只及水上运输；土营，最初专门担任攻城挖地道的任务，后来水泥匠编入该营，又担任土木建筑工作。除“水营、土营而外，又有木营，其卒皆木工；金匠营，其卒皆金银匠；织营，其卒皆织机匠；金靴营，其卒皆靴鞋匠；绣锦营，其卒皆男绣匠；镌刻营，其卒皆刻字匠，各营以指挥统之”①。百工衙在军队中所设比较简单，计有典旗帜、典炮衙、典铅衙（铅弹）、典红粉（火药）、典硝衙、典铁匠、典木匠、典竹匠、典绳索等9种，都是军需品的生产。定都天京后，又在食品、服装、建筑、交通、日用品、印刷、美术，以及印玺、器饰、货币等各种手工业行业都设立了许多“衙”，如：豆腐衙、舂人衙、宰夫衙、典织衙、缝衣衙、国帽衙、梳蓖衙、油漆衙、战船衙、镌刻衙、刷书衙等等，名目繁多。另外，太平天国还设有各种典官，如：典金官、典玉局、典绣锦、典金靴、督铣炮、铸铜炮等等，职同指挥，每官领有人数不等的工匠。

诸匠营和百工衙只为供应太平天国政权的需要而生产，产品直接分配给各级单位，不进入市场。生产者除吃、穿之外别无报酬。这种制度下，生产效率相当高，“凡军中所需，咄嗟立办”②。它对于支援太平天国的革命战争，满足太平军各项需要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太平天国非常重视有技术专长的手工业者。《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凡二十五家中，陶冶木石等匠，俱用伍长卒为之，农隙治事。”定都天京后洪秀全曾下“招贤榜”，称：“江南人才最多，英雄不少，或木匠、或竹匠、或铜铁匠，吹鼓手你有那长，我便用你那长；你若无长，只可出出力的了。”

②《清代钞档：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十七日敬■奏》。

③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第494页。

④包世臣：《答族子孟开书》，《安吴四种·齐民四术》，第34页。

⑤冯奉初等：《咸丰顺德县志》卷3，第45页。

①张德坚：《贼情汇纂》卷5上。

②张德坚：《贼情汇纂》卷4。

①由于太平天国采取了有利于生产发展的各项经济政策，其统治区内，手工业生产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里是我国主要的蚕桑产区，在太平天国统治期间，生丝的出口基本保持着增长的趋势。一个外国人记载说：“自1853年太平天国占领南京以来，他们获得扬子江下游的大块产丝区域。1853年以前的10年中，中国的生丝出口，每年平均在000包至25000包之间。1853年的出口为25571包。1854年即陡增至61984包。1860—1861年间太平军占领苏州后，事实上握有整个产丝区域，丝的出口为69137包。次年，增至88754包。1862—1863年，太平军占领产丝区域的最后一年，丝的出口为83264包”②。另外，茶叶的出口也保持着增长的趋势。“1852—1853年，出口为72900000磅。1853年，太平军定都南京的一年，出口为77210000磅。1854—1855年，为86500000磅。1860—1861年为87220754磅。1861—1862年增至1073549磅。1862年又增至118692138磅”③。这种增长趋势，表明了这里蚕桑业和制茶业的发展。

但是，在太平天国反对清皇朝统治的斗争中，以及清廷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各地的手工业，包括蚕桑业，也受到了程度不同的破坏或影响。清军攻陷南京后，蚕桑产区遭到了极大的破坏，生丝的出口量急剧减少，下降了一半以上，同治三年至四年（1864—1865）生丝的出口仅为41128包①。战争期间，南京、杭州的丝织业均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太平军攻克南京后，这里的丝织业机户一半以上逃亡别处，“织工流离四散”②，加之战时难以从附近产丝区获得正常的原料供应，产品也难以顺利推销出去，导致南京的丝织业急剧衰退。杭州受战争的破坏更加厉害，其丝织业的衰退情况比南京还严重。《杭州市经济调查》记：“杭州机户，昔以万计。洪杨之役，遂致星散，幸存者不过数家。”③远在北方的直隶，其丝织业也因生丝流通不畅而衰落。直隶饶阳县出产饶绸，“从前织此绸者共有十余家溯自南省不靖，丝价腾贵，此绸亦遂料薄价昂，无人购买，各织户俱赔累，陆续关闭，近年仅存二家”④。另外江苏及吴江盛泽镇的丝织业，浙江平湖的棉纺织业，淮南的制盐业，四川、云南的制盐业、矿冶业，贵州的矿冶业、茅台的酿酒业，江西景德镇的陶瓷业，安徽合肥的碾米业，福建崇安的制茶业，广东新会的制葵扇业等等，均因受战争的影响或衰退，或遭到破坏。一直到同治末年以后，各地的手工业生产才逐步得到了恢复。

①徐珂：《雪窗闲笔》，《康居笔记汇函》，第92页。

②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第544页。

③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第544页。

①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第544页。

②同上书，第602页。

③《杭州市经济调查·丝绸篇》，第71页。

④刘长佑：《停贡饶绸片》，王廷熙等：《皇朝道咸同光奏议》卷27下，第32页。

第二节 同光年间手工业的衰落

咸丰六年至十年（1856—1860），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从清廷手中攫取了更多的特权和利益，使中国的手工业陷入更加不利的境地。

同治以后，随着机器大工业生产力的迅速提高，外国资本主义输入中国的商品的价格不断下降，加之西方商人逐渐了解了中国人所喜欢的商品的质量、价格、式样等，改变了以前盲目输入商品的做法，从而使其商品在中国市场上的销售迅速上升。这样，中国相同产品的销路便受到了愈来愈严重的损害。生产这些产品的手工业因此趋向衰落。

手工纺织业是衰落较早的部门。造成中国手工纺织业衰落的经济原因来自两方面。一方面，外国资本主义输入中国的棉纱量迅速增加。据资料：同治中年，洋纱每年输入不过100余万海关两，光绪初增至300余万海关两，中法战争后迅速增至一千二三百万海关两，甲午战争前后更达三四千万海关两①。光绪初年以前，中国棉纱市场由英纱独占，此后，中国各通商口岸的销量，便无不以印纱为主了②。甲午战争以后，日本纱也开始在中国市场上销售。与此同时，洋纱的价格大幅度降低，同治十一年至光绪十六年（1872—1890），进口棉纱的价格下降了14以上，如以同治十一年（1872）的进口棉纱价格为基数，光绪十二年（1886）时进口棉纱的价格仅为它的66.9％①。而同时期土纱的售价远远高于洋纱，如光绪十三年（1887）时，牛庄地区的洋纱售价，每包（300斤）57两白银，而同样重量的土纱却要87两左右②，土纱比洋纱贵52.6％。这样，自然使一些地区的手工织布者舍弃土纱而改用洋纱。另一方面，中国市场上原棉价格的提高。由于英国棉纺织业对印度棉花的大量需要，以及印度本土棉纺织业的发展，使印度棉花向中国输出的数量大为减少。不仅如此，由于日本的棉纺织手工业也发展起来了，其本国出产的棉花不能满足需要，因而从中国大量收购棉花。在这种情势下，中国市场上的原棉价格上涨，其价格甚至与进口的印度棉纱的售价相仿。宜昌海关在光绪十六年（1890）的报告中说：“印度棉纱和（东部诸省来的）棉花的零售价格相差无几，所以买进棉花再来纺纱，反而比直接用洋纱更贵。”③因此，土纱再无市场了。

洋纱代替了土纱，造成各地手工纺纱业大批破产。同治、光绪年间，广东、闽南、江浙苏松杭及长江流域各省手工纺纱业纷纷停业破产，山东土纱纺织业也“几乎全部停歇”④。到甲午战争前后，全国各地“无一省不有大批手工纺纱业破坏的情形”⑤。《中外日报》载江西的情形：“近年省属各处销售洋棉纱多至数万包，土棉纱已无人过问，妇女纺业多废。间有无工可作仍从事纺纱者，然土纱每斤售钱二百五六十文，洋纱每斤售钱二百**十文。土纱不及洋纱匀洁，故价格日跌。乡村妇女因失业而困苦者，不知凡几”①。江南一带“乡间几无自轧自弹自纺之纱”②。贵州黄草坝“过去曾为不可少的纺车都摆在一边，满布着灰尘，被遗弃了”③。广州附近“纺纱之业，风流云散，至觅一纺纱器具而不可得”④。大致到民国初年，中国手工纺纱业除了偏僻地区和纯粹为了自给之外，大部分都已在外国机制棉纱的压迫下停歇了⑤。和手工纺纱业同时出现衰落趋势的，是与之相关的手工织布业。洋布最初输入中国，只是城里的一些有钱人才穿用。一个外国人在他的调查报告中说：“沿海城市里一部分富裕阶级穿用我们的布匹，在夏天，为了节省丝绸与绉纱；在冬天，则加上棉絮，节省皮衣和厚重的缎子。商店的账房先生和店员穿用我们的布匹也相当普遍。洋布比同等的土布好染色而显得光彩，富裕阶级之所以穿洋布，也不是因为洋布好，而是因为做起所需衣服来，碰巧洋布比他们土布便宜罢了。”⑥而大多数人，尤其是广大农民仍使用土布。道光以后，欧洲棉纺织业生产技术大幅度提高，生产费用显著降低，布匹的售价也大幅度下降。“例如：本色布在1866年（同治五年）的售价是2两9钱至4两，1867年是2两5钱至3两，而1868年的价格大约在2两2钱到2两5钱之间。外国棉布在这样的低价下就能与土布竞争，并能负担运输费用而深入到内地去”①，因而洋布得以大量涌入中国市场。同治末年以后，进口棉布增长的速度尤为明显，光绪元年（1875）棉布进口金额为1700多万海关两，光绪六年（1880）为1900多万海关两，光绪十一年（1885）为2500多万海关两，光绪二十六年（1900）达4500多万海关两，光绪三十一年（1905）更是达到11000多万海关两②。由于洋布价廉，在农村中穿用的人也日益普遍起来。“过去中下层人因土布比洋布价廉耐用而偏好土布，现在这一层理由可以说已不存在了洋漂布主要流行于本省（浙江）贫瘠和人口稀少的区域，如衢州、姚州（即余姚）、金华便是”③。同治十年（1871），《英国领事商务报告》中也提到：“中国（汉口）农民开始发现这种外国货物（洋布）比他自己的（土布）便宜得多，在某种程度内，（洋布低廉的价格）抵补了（洋布）不耐用的（缺点）。”④光绪元年至二年（1875—1876）的该报告还称：“土布和进口商品（洋布）相竞争，（在品质上）决不就处于不利的地位。但是手织土布的售价较高，因而贫苦的中国人便不得不买便宜的但并不耐用的竞争品（洋布）了。”⑤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也指出：“迄今通商大埠，乃内地市镇城乡，衣土布者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十之七八。”

①杨端六：《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

②参见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

①参见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

②参见《海关贸易报告册》（英文本），1887年，牛庄口，第2页。

③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79页。

④《海关贸易报告册》（英文本），1887年，烟台，第43页。

⑤樊百川：《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历史研究》1962年第6期。

①《中外日报》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六日。

②《利国宜广制造论》，光绪二十一年八月一日《申报》。

③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214页。

④邬庆时：《番禺末业志》，“工商业”第四，卷4；又见梁鼎芬等：《番禺县续志》卷12《实业志》，“工商业”，第36页。

⑤参见樊百川：《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历史研究》1962年第6期。⑥转引自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80页。

①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220—221页。

②参见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上海市棉布商业》，中华书局1979年7月版，第页。③《关册》（英文），1871—1872年，第133—134页。

④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220—221页。

⑤转引自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222页。

其言虽不很准确，但也可见一般。在这种情势下，中国的手工织布走上没落的道路。如浙江鄞县，所产土布因结实、耐用而闻名，俗称结布或老布，“为民间家庭工艺之最普泛者”①。但是，“迨至光绪十年后，则巡行百里，不闻机声”②。在江苏，同治中期以前“土布遍销内地，为土民出产之大宗。十年之后，逐渐稀少。又十年而通都大邑，竟至绝迹。今日虽在穷乡，聆纺织之声，诧为异矣”③。甲午战争前后，北方“畿辅深、冀诸州，近来外国布来，尽夺（我国）布利，间有织者，其纱仍购之外国”④。湖南岳州，“目下欲求一匹真土纱都布（布名），几如披砂拣金”⑤。广西贵县也因“洋布输入，土制纱布，相形见绌，纺织之业，遂一落千丈”⑥。

但是，手工织布业的衰落在进程上较手工纺纱业缓慢。这是因为一些具有长期商品生产传统，手工纺织业收入在农民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地区，当其手工纺纱业几乎全部停顿时，大量的劳动力又以低于价值的价格，投入到与之接近的手工织布业中，同时在手工织布中大量使用价格低廉的进口机制棉纱，从而使手工织布业在洋布的强大冲击下，得以保存，甚至有了新的发展。光绪八年至十七年（1882—1891）《海关十年贸易报告》（英文本）载：广东琼州“随着大量的洋纱进口，土纺织业几乎全部停止了文昌女工既失其纺纱职业，便转入织布，据说她们的收入现在已较前些年约增加一倍”①。江西《庐陵县志》也载：“十数年来，纺车朽蠹，而机杼不减于旧，盖业布者市洋纱为之，贫妇计段责值而已。”②有些地区用洋纱织成的土布，不仅比用土纱织成的土布便宜，甚至比进口的洋布还便宜。光绪十八年（1892）镇江口海关报告称：“北方各处之人，俱购洋棉纱自织，其织成布匹较市中所售价廉而坚。”③光绪二十一年（1895）九江口的海关报告也称：“内地人民有尽用洋棉纱织成土布款式，取其工省，而价值亦较土棉纱为廉，且较买市肆洋布，更为便宜。”④这样使土布得以抵抗洋布的冲击，甚至挤占洋布的销路。如江苏“通州所出布匹，销场极大。各省之人，皆闻其名，皆乐于购”⑤，致使从镇江进口的“洋布减销尤甚从前如江北内地各州县，均用洋布，近则用土布者渐多”⑥。一个外国人在他对贵州安顺府、黄草坝和独山的调查报告中说：“这三个主要织布中心，近二十年来，织布业有了迅速的成长。据消息灵通的外国侨民说，这种情形正方兴未艾。我们不论在那里参观，人们都以愉快而直率的态度向我们解说进口洋布贸易范围过于狭小和家庭织布业的范围之广大。例如黄草坝一个最大的商人曾着重指出洋布的进口每年不超过1500匹，而另一方面，黄草坝镇上和近郊的织布机数，据他的合理估计有2500台。

①郑观应：《盛世危言》卷7《纺织》，第20页。

②蔡藏卿、马厓民：《鄞县通志》第三《博物志》，第81页。

③《书徐侍御请减土布落地厘捐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五日《中外日报》。④吴汝纶：《深州风土记》记21，第46页。

⑤《关册》（中文），1903年，下卷，第30页。

⑥梁崇鼎等：《民国贵县志》卷11，第337—338页。

①参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233页。

②曾灿材等：宣统《庐陵县志》卷4，第14页。

③《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光绪十八年，镇江口。

④《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光绪二十一年，九江口。

⑤《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光绪十八年，镇江口。

⑥《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光绪十九年，镇江口。

这些织布机共出多少布，可惜无法确定。但是进口的布匹，不论在价值和数量上和本地布比较起来，便显得不足重视。”①上述情况，在长江下游江浙一带，湖北沙市附近，广东佛山、兴宁，四川重庆、乐山，直隶高阳、宝坻等地均有发生，使手工织布业又有了新的发展。

还有一些地区，由于外省手工织布者的大量涌入，使本地织布业迅速发达。如云南府，光绪十七八年，“城内仅有少数几架织机”，到二十一二年已发展到几百架，“这种增长完全由于四川移民和廉价的印度棉纱几乎是同时来到云南所致”②。其时云南南部，“全体人民都是穿的印度棉纱织成的布”③。而“云南府的洋布贸易所值甚微，重庆一天的贸易等于云南府一年的贸易”④。

从整体上看，中国手工织布业在进口洋布的打击下总趋势是日渐衰落了。但由于这种打击的程度是不平衡的，一些地区破坏程度较轻，其手工织布业还可以有一定的发展。而个别边远地区甚至从未见过洋纱洋布，其家庭纺织业自然也就仍占统治地位。

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不仅使中国的手工纺织业出现衰落的趋势，也使其他一些手工业出现了衰落的趋势，其中冶铁炼钢业、蜡烛业、制针业、制靛业等部门遭到了比手工棉纺织业更为惨重的破产的命运。

中国的冶铁炼钢业是手工业中比较发达的一个部门，在古代社会，其技术长期领先于世界各国。鸦片战争前后，外国铁及铁制品的输入数量很少，但从同治年以后，其输入量急剧增长。历年海关报告》记：同治六年（1867）进口铁为113441担，光绪十一年（1885）增加到1202881担，不到20年增加了近10倍。而光绪十七年（1891）更剧增至1726056担①。洋铁大量涌入，使土铁日益受到排挤。宁波、烟台一些地方，同治中期就已出现洋铁差不多全部占夺土铁销路的情况。中法战争前后，天津也主要进口洋钢了②。洋铁能够代替土铁的最重要原因，仍然是其价格低廉。此外，输入的洋铁多为铁条、铁片等，因而使用加工便利，可以大大地节省时间和劳力，很受用者欢迎。这样土铁的销路逐渐缩减，大批冶炼作坊先后倒闭。例如：铁工业最著名的广东佛山镇，原有铁砖行10余家，后来全部关闭；10余家铁线行也仅剩不多的几家；原本极兴盛的铁钉行，其营业也十分冷落了③。安徽芜湖出产的钢“为旧日驰名物产”④。咸丰、同治时，其钢坊已从过去的数十家减少为14家，到光绪中期芜钢绝迹于世⑤。湖南邵阳，“原名宝庆，所产之钢，称曰宝庆大条钢前清初叶，宝庆大条钢，极负盛名”⑥。

①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250页。

②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251页。

③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251页。

④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251页。

①参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4页。

②《海关贸易报告册》，1888年，天津口，第19页。

③参见洗宝干等：《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6，第15页。

④鲍寔等：《民国芜湖县志》卷35，第6页。

⑤参见张九皋《芜湖手工炼铁业片断史料》，《安徽史学通讯》1958年第1期。⑥《中国实业志》（湖南省），第7编，第349—350页。

其钢坊在同治年间还有20余家，到宣统二年（1910）仅剩8家，以后不久也全部停歇了⑦。湘潭的苏钢以前也较有名。咸丰年间，这里的钢坊有40余家，以后相继停闭，到宣统二年仅剩3家，不久也全部停顿了⑧。山西的生铁、熟铁，以前在南北各省都有大量销路。鸦片战争前后，仅晋城县就有生铁炉10余座，熟铁炉百余座①。洋铁大量输入后，同治、光绪之际，其“销路局限于中国北部”②，产量逐渐减少，不久因连年大旱，炼铁“炉数顿减大半”③，到光绪末年，这里所存炉数已不及昔日的110④。其他各地的手工冶铁炼钢业，虽或衰歇的时间略有先后不同，但大致情形雷同。

其他各种手工业，凡是生产与进口商品相同，或可以用进口洋货替代的产品，都遭到了和冶铁炼钢业相同的命运，如蜡烛业被煤油排斥，火石和铁片被火柴排斥，土针、土靛被洋针、洋靛排斥等等。这些手工业部门都只有被逐步淘汰的命运，而不可能获得新的发展机会。

与手工棉纺织业及冶铁炼钢业不同，丝、茶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丝、茶是外国资本主义着重掠夺的中国产品，中国出口商品中，占大宗的始终是丝、茶两项。同治、光绪之际，二者在出口货物总值中所占比重达90％左右，以后虽逐渐下降，但到甲午战争前后仍占60％⑤。丝、茶的大量出口，直接刺激了缫丝业和制茶业的发展。缫丝业方面，如浙江乌程县南浔镇出产的辑里丝，以前其销路仅限于国内，“销行范围既小，营业不盛”⑥。五口通商后，“销售上海洋庄转运出口，其名始显”⑦。其后“外商需求既殷，收买者踊跃赴将，于是辑里丝价雀起，蚕桑之业乃因之而愈盛”①。到光绪二十年前后，“南浔附近各乡居民，及震泽、黎里一带，约有车户二三千家。每家平均约有车四部”②。江苏溧阳在太平天国起义前每年产丝约260万两以上。太平天国失败后，育蚕者渐渐增加，生丝产量增多。光绪六年（1880）生丝产量达500万两之多，其中80％运往上海输出国外③。广东的生丝，光绪六年（1880）输往欧洲12000包至14000包（每包重80斤）；输往缅甸3000担至4000担；输往美国10000箱（每箱75斤）；本省消费为20000担④。其他如四川、贵州、湖北、山东、奉天等省的缫丝业均有较大发展。制茶方面，湖南平江县“道光末红茶大盛，商民运以出洋，岁不下数十万金凡山谷间向种红薯之处，悉以种茶”⑤。

⑦《中国实业志》（湖南省），第7编，第349—350页。

⑧《中国实业志》（湖南省），第7编，第349—350页。

①李希霍芬：《旅华日记》，第560页。

②《中国实业志》（山西省），第3编，第171—172页；第6编，第478页。③《中国实业志》（山西省），第3编，第171—172页；第6编，第478页。④《中国实业志》（山西省），第3编，第171—172页；第6编，第478页。⑤参见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09页。⑥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吴兴农村经济》，第120—121页。

⑦《中国实业志》第三编，第11页。

①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吴兴农村经济》，第122页。

②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第11—12页。

③参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73页。

④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吴兴农村经济》，第94页。

⑤同治《平江县志》卷20“物产”，第3页。

福建“自开海禁以来，闽茶之利，较从前不啻倍蓰”⑥。广东“鹤山山多田少，山地最适于茶树之栽培，故植茶者较多。清道光年间，为中国茶叶之全盛时代，全年出口有二百万担之多。时该县无论土著客家，多以植茶为业”⑦。此外，湖北羊楼峒一带，皖南建德、祁门，及江西等省，种茶制茶业，都因出口的增长而有很大发展。但是，由于丝、茶出口贸易差不多完全掌握在外国人手中⑧。国内市场亦受洋商及其买办的操纵，致使“华商之业丝茶者，反仰洋人之鼻息，厘毫不能主持，洋人洞知华商资本不足，华人心志不齐，每届丝茶上市，为欲取先予之计，视来贷之不旺，故抬价值；迨已群聚，则又故作观望，相持久之，则华商之心虚胆怯者，急思脱手，必有自愿跌价者矣。迨市贷既空，则又故抬其价以招之。如此几经番手，华商悉堕其术中。洋商心计本工，加以通事买办之嗾导，不肖市僧之输情，深识华人之情伪，故张弛操纵之间，不至尽倾华商之血本不止”①。这样，尽管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刺激了中国丝茶手工业的发展，但同时也使之陷入了依附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境地，成为其附庸经济，仰其鼻息，随其波动。同治、光绪之际，由于中国丝、茶在国际市场上受到外国丝、茶的竞争，洋商抑勒价格，造成大批丝、茶业者破产，如九江一地，过去茶庄林立，每年或五六十家，或三四十家，此时仅存10余家，甲午战争前后更只剩四五家。②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除走向上述两种道路外，还有一些部门因为是在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等特殊条件下产生的，有的甚至还带有特种手工业的性质，如陶瓷业、爆竹业、制扇业、宣纸业、中草药加工业、刀剪业、铜锡器制造业等，大多没有受到直接的影响，或无较明显的影响，除少数部门曾随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风尚的变迁逐渐衰落下去以外，大多都得以保存下来。另外，还有一些手工业部门具有长期发展的历史，手工工场和商品生产比较发达，仍有较多发展的余地，如榨油业、碾米业、采矿业、丝织业等。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势力在这些部门暂时还不可能很大发展，虽然也曾受某种外国商品的压力，有过短期的衰退，但因出口数量的增大和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在较晚时期，又有了新的发展，少数企业还逐渐过渡到机器工业。①

⑥吕佺孙：《闽省征收运销茶税》，求自强斋主人：《皇朝经济文编》卷54，第3页。⑦陈兴琰：《广东■山之茶业》，《国际贸易导报》第8卷第5期，第130页。⑧参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第488页。

①商霖：《整顿丝茶策》，求自强斋主人：《皇朝经济文编》卷49，第2页。②参见《茶事近闻》，《农学报》第29册。

①樊百川：《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历史研究》1962年第6期。

第三节 官手工业的变化

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清朝的官府手工业也发生了变化。一些部门，如军火手工工场衰落了。军火手工工场本是清朝重要的手工业部门之一，主要生产刀、矛等冷兵器。同治年间，洋务运动兴起，清廷从外国引进技术和设备，在各地设立了一些用机器生产军火的军事工厂，仿制洋枪、洋炮，装备清军，逐渐替代了大刀、长矛等冷兵器。到光绪末，旧式的军火手工工场先后被废止了。还有一些部门，如铸钱手工业，改用机器生产，铸造铜圆。这样，其生产技术，生产过程，乃至生产关系都发生了变化，脱离了旧式手工业，进入近代机器工业行列。其他手工工场虽继续存在，但地位逐渐下降，规模越来越小，内部的生产关系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如苏杭织造局，开始“准许织工在完成北京定货以后，可在闲余时间接受私人定货”②，光绪三十年（1904），作为清廷江南三织造局之一的江宁织造局因“物力艰难”③被裁撤。这一时期，地方政府纷纷筹办了一些官府手工业，如湖南蚕桑总局、福州织布局等，广西的桂林、梧州、庆远、柳州等二十几个府厅州县都设立了蚕丝机坊，出产生丝。这些手工工场的工匠系自行招募而来，工银按技术高低发给，故生产关系变化更大。如湖南蚕桑总局从浙江招募工匠，规定每人先借予安家费60至80元；准许一年回家探亲一次，路费由“局中赏给”；教授本地学徒合格者，给予一定的奖励等等。①戊戌变法后，清廷在继续经营原有官府手工业的同时，在所谓“振兴实业”的口号下，兴办了一些工艺局和工艺传习所工场。其中规模较大的工艺局是农工商部工艺局和北洋工艺局。

农工商部工艺局创办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到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全部开工，设有织工、绣工、染工、木工、皮工、藤工、料工、纸工、铁工、画漆、图画、井工等12科。仍属官办手工工场，工师匠徒缺乏人身自由，如《各科匠徒执事规则》规定：“凡匠徒在场工作，必须整齐严肃，不准接谈嘻笑。下工时，各依次序，按照体操便步法行走，不得紊乱。下工后，各归宿舍，亦不得杂聚喧哗”。“匠徒无故不准擅出大门，如有事外出，应报明情由；经监工处允准后，领公出小牌，到稽查处挂号，限时缴牌回场，不得逗留游荡。”《雇募工师条例》规定：“工师除婚丧大事外，到局三年，方准给假回籍省视工师亦不得无故旷工，请假回籍。”《招募工徒条例》规定：“毕业工徒，须在本局效力三年期满，方准赴他处作工。”“官费工徒，未经毕业；或已毕业，未满效力年限，而私往他处作工，或故意犯规被革者，均须追回历年所给工食津贴，及书器等费。”①但其所出产品，除供统治者消费外，大部分作为商品行销各处，不完全同于旧式官府工业。北洋工艺局创办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为北洋官营实业之总机关”②。下设高等工业学堂，“以培养工业人才为宗旨”③，分化学、机器、制造、绘图四章科；考工厂，“以启发工商智识为宗旨”④，“购求各省及外国常用稀用品物，标签陈列，任人参观，俾资取法改良”⑤。其下附设工商研究所、工商演说会、工业售品所（后改称天津劝工陈列所）；教育品陈列馆，“以浚发学识，教育实验为宗旨”⑥，“罗列大中小学堂各项教育用品，及各种学科成绩书籍，以备参观，购取有所师承”⑦；实习工场，“以传习手艺，提倡各项公司为宗旨”⑧，为培养工匠之才以兴实业，分设机械、劝工、彩印、染色、木工、窑业、刺绣、提花、图画、烛皂、制燧（即火柴）等11科。北洋工艺局对于推动天津及附近地区手工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当时士大夫多重清谈，鲜有自办实业者。自有实业工厂之示范训练，故技术人手渐多，遂有醵资创办各种工厂：如天津造胰公司，丹凤火柴公司等，为一时士绅所筹办，皆间接受实习工场之启导”⑨。与此同时，各省也纷纷建立了工艺局，但名称不一，有称工艺厂，也有称工艺所，主要是官办的，也有一些是由官绅投资兴办的。在各省的工艺局之下，都设有许多传习所工场。由于它们多从事商品生产，所以虽是在原有官府手工业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但已属于资本主义性质了。据1913年《世界年鉴》对直隶、奉天、吉林等22个省的统计，有工艺局228个，各种传习所519个，劝工场10个，公私建设备工场247个①。它们不仅为各地手工业的发展培养了一批技术力量，对清末各地手工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而且也为机器工业培养了一定的技术工人。

②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5页。

③朱寿朋：《东华续录》，第13页。

①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19—22页。

①参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511—515页。

②周淑媜：《周止庵先生别传》，第3—4页。

③《光绪三十年直隶总督袁世凯奏筹办工艺各事浙著成效分别胪陈折》，周尔润：《直隶艺志初编》，牍类，卷上，第1—2页。

④《光绪三十年直隶总督袁世凯奏筹办工艺各事浙著成效分别胪陈折》，周尔润：《直隶艺志初编》，章牍类，卷上，第1—2页。

⑤周淑媜：《周止庵先生别传》，第14页。

⑥《光绪三十年直隶总督袁世凯奏筹办工艺各事浙著成效分别胪陈折》，周尔润：《直隶艺志初编》，章牍类，卷上，第1—2页。

⑦周淑媜：《周止庵先生别传》，第14—17、4—6页。

⑧《光绪三十年直隶总督袁世凯奏筹办工艺各事浙著成效分别胪陈折》，周尔润：《直隶艺志初编》，章牍类，卷上，第1—2页。

⑨周淑媜：《周止庵先生别传》，第14—17、4—6页。

①参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576页。

第四节 清末手工业的新变化

清末，随着帝国主义在华投资的激增以及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的手工业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其一是：旧的手工业部门中手工工场的增多和使用新式机器的新的生产部门的出现与形成。在旧的手工业部门中，榨油业、碾米业、织布业、煤矿业等增设手工工场最为显著。榨油业，如江苏武进“在清光绪二十年至宣统初元，为油坊最盛时，全县境内，共有油坊**十家”②；山东是出产花生油的主要省份之一，榨油业的历史很悠久，但最昌盛的时期，则是在“航运通达，津浦铁路筑成之后”③，约当二十世纪开始的一二十年间，几个产量较大的地区，如烟台，光绪二十六年至宣统三年（1900—1911）榨油作坊和手工工场有四五十家，潍县哈蟆屯有30家左右，安丘也有数家④；东三省盛产豆油，大连“自1906年双和栈油坊开设以来，1908年增加成18所工厂，1909年增至35家，逐年呈倍加的盛况其他各重要都市，油坊工厂的设立亦陆续增加，据说当时油坊总有300余家”①；山西大同、神池等地，“光绪年间，斯业颇盛”，各有油坊百余家②，其发达时间差不多也都是在清末。碾米业是遍于南方各城镇的重要手工业部门之一。安徽芜湖在道光年间碾米作坊仅20余家，到清末增至100余家③；长沙碾米业有数百年的历史，但是发达时也在清末，作坊达600余家④；汉口的碾米业也大约在同时期增至100余家⑤。织布业在这期间也出现了大批手工工场。如江苏“常熟之有织布厂，实始于前清光绪二十九年。厥后逐渐增多，至三十一家”⑥；“1907年起上海郊区计有小型工场百余家，主要由安徽帮手工棉织业者自安徽安庆、芜湖等地迁来”⑦。据不完全统计，光绪二十七年至宣统三年间（1901—1911），全国新设织布手工工场约达300余家⑧，成为最重要的工场手工业部门。新兴手工业部门的产生和形成差不多全在清末，如针织业，到宣统三年（1911）止，先后设立了约40家⑨；火柴业自光绪二十三年（1897）湖北汉口燮昌火柴厂创办以后，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各地兴办火柴手工工场不下17家①。其余如皂烛业、卷烟业，玻璃业等也都是这一时期新兴的一批手工工场。

其二是，资本主义家庭劳动的广泛形成和发展。

②于定一：《武进工业调查录》，第6—7页。

③《中国实业志》（山东省）第8编，第153页。

④参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344—347页。

①沈学源译：《东三省物产资源与化学工业》上册，北京轻工业出版社1959年版，第128—131页。②《中国实业志》（山西省）第6编，第172页。

③民国《芜湖县志》卷35《实业志·商业》，第1页。

④参见《中国实业志》（湖南省）第7编，第115—1页。

⑤《支那经济全书》第1辑，第247页。

⑥《江苏省实业视察报告书》，常熟县，第126页。

⑦《上海手工业调查报告》，1951年10月。

⑧樊百川：《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历史研究》1962年第6期。⑨樊百川：《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历史研究》1962年第6期。①参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334页。

一方面，由于新兴的工场手工业和许多带有工场手工业性质的新兴工业中，一部分工作不需要集体协作或使用机器生产，如火柴业、卷烟业的糊纸盒工作，毛织业的纺毛绒工作，草帽业的编草辫工作，机器制造厂的零活和非标准件的加工等等，因此便广泛地采用了家庭劳动的形式来承担。这些家庭手工业者（包括小作坊主）成为手工工场或工厂的场（厂）外计件领酬劳动者，其生产关系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另一方面，由于机器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刺激和促使商业资本不再像以前那样单纯地作为商品交换的媒介，而开始直接控制商品的生产，从而造就了一大批从事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家庭劳动。如河北高阳的织布业，这里自清光绪末年以后，织布业兴起，过去经营高利贷资本的钱粮商人见此业利厚，纷纷输入大量机制洋纱。与此同时，足踏织布机也逐渐输入高阳，因其比旧式木机生产效率可提高若干倍，农民凡能力所及都要买一架，从而使用纱量激增。当时除极少数资力雄厚的农民，可以自购原料，依自己的计划，织布出售外，大多数农民，只能从商人手中购买原料，“为原料不致缺乏计，不得已只有仰商人的鼻息，替商人织布而赚取工资”，商人则收取成布，运销各地。这样“农民虽仍在自己家内用自己的工具来织布，但性质上完全受商人的监督而受雇于商人”①。河北宝坻县及山东潍县的情形与高阳差不多。其他各地的织布业，虽或发生的时间稍晚些，也都经历了相同的过程。

其三是，为适应市场扩大的需要及企业间日益剧烈的竞争，一部分资力较充裕的手工工场逐渐过渡为机器工业。光绪十三年（1887）浙江宁波轧棉业的通久源轧花厂“购置了蒸汽引擎和锅炉，附有40架日本大阪制造的最新式的轧花机，以原有场房加上新的建筑作为机器轧花之用”②。此大概为中国手工业较早采用机器生产的企业。其后，广东三水和山东烟台的缫丝业，及辽宁营口的榨油业，也改用机器生产。清末，天津的肥皂业、江苏宝山的薄荷油业、四川彭县的铜矿业、云南个旧的锡矿业，浙江杭州、安徽芜湖、江苏武进的碾米业，及武进的印刷业等都开始采用机器生产③。

中国手工业在清末所出现的上述新的变化表明，它们已不再孤立于资本主义之外独立发展，而是逐渐纳入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范围和轨道，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这些新的变化并不是中国手工业自然发展的结果，主要是由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所造成的巨大经济压力所致，同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对手工业的这些变化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①参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415—420页。

②同上书，第392页。

③同上书，第386—393页。

（谢选骏指出：马列狗黄俄猪们，把满鞑子叫做“清皇朝”，这里充满了奴颜婢膝的阿谀奉承，是件量身定制的寿衣。我在文革之前所见的寿衣，就还是满清的服饰，很像香港电影里的僵尸。）

【第三章 工业】

鸦片战争前，中国只有传统的手工业生产。鸦片战争后，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最先在我国强行设置工厂进行机器生产。同治年间，清廷为加强国防、改进军事装备，开始创办军事工业，随后又创办民用工业。先军事工业后民用工业的发展顺序，反映了创办者的政治、军事需要和时代特点。与此同时，民间兴办的机器工业也开始陆续出现。从此，中国机器工业开始了缓慢的发展历程。

机器工业是十八、十九世纪欧美“工业革命”的产物。它不仅迅速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环境，而且成为人类最终战胜封建制度、确立资本主义制度的强大革命武器。然而，西方列强在我国开办机器工业的目的则在于经济掠夺，在于将我国经济纳入其殖民地、半殖民地轨道。中华民族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得不在经济条件尚不充分的条件下，开始兴办机器工业，使抵御西方列强侵略和瓦解本国封建统治基础的物质力量在日积月累中形成。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环境造成我国机器工业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然而，机器工业得到越来越多具有远见卓识的爱国志士的欢迎和支持。他们纷纷将投资工业作为爱国、救国的实际行动，推动机器工业在不断排除阻力中得以发展。其中，从咸丰十年至光绪二十年（1860—1894）大体为机器工业的产生时期；光绪二十一年（1895）至1919年则为机器工业的初步发展时期。第一节中国机器工业的产生（1840——1894）

外资工业的入侵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开始在我国创办便于对华经济掠夺和多方面控制所需要的船舶修造、加工工业和租界内为其生活服务的公用事业。与此同时，还开办了一些小规模的轻工业。

（一）船舶修造业最先出现的是由英国人柯拜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在广州黄埔设置的柯拜船坞，专事船舶修理。其后，西方列强相继在上海、厦门、香港、福州等沿海口岸地区建立船舶修理厂或修造厂，到光绪二十年（1894）有名可稽的厂累计约达39个，大多为英国资本家所经营。其中，规模较大的有：

1.香港黄埔船坞公司。该公司由英商怡和洋行与大英轮船公司、德忌利士轮船公司合伙筹资24万元，于同治二年（1863）创办于香港。创办伊始即收买了柯拜船坞公司。其后，该公司不断扩充实力，增殖资本。在激烈竞争中，它先后吞并了阿白丁船坞、何伯船坞、於仁船坞公司、桑兹船台和环球船坞公司，到光绪初年已垄断了香港、九龙、黄埔地区的船坞修造业。光绪二十年（1894）年，其资本已达156.25万元。

2.祥生船厂。该厂由英商和记洋行于同治元年（1862）创办于上海浦东。后在英人格兰特等人经营下，迅速发展为拥有大型船坞和机器厂的大型企业，并于光绪十七年（1891）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资本达80万两。该厂不仅修理各种船舶，而且制造多种小型货轮、汽船、拖船，有时甚至为清政府承造浮江炮艇、水雷艇等军用船只。仅据《捷报》零星记载，自光绪五年至光绪二十年（1879—1894）已造各色船只约40艘。自光绪十七年至二十年（1891—1894），年纯利与资本的百分比达17.5％—17.9％。①

3.耶松船厂。该厂由英商佛南于同治四年（1865）创办于上海虹口。它长期租用浦东的两个船坞，下设若干分厂，能修理各种船舶并能制造汽船、客货船、拖船、小炮船等。光绪十八年（1892）改组为有限公司，资本为75万两。其第一年度纯利与资本的百分比为13.5％，第二年即升至21％②。这些企业，便利了英国对华经济掠夺和垄断航运业，同时又在数十年间垄断了我国的轮船修造业，攫取了高额利润，排斥、压抑了我国船舶修造业的兴起与发展。

（二）加工工业这是列强为便于掠夺原料、推销商品的产物。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外资在华企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以掠取原料而经营的加工工业为主，以推销商品而经营的加工工业较少。其主要加工工业有：1.砖茶制造业。砖茶是俄国从中国攫取的重要商品。早在汉口开埠后，俄国商人即在同治二年（1863）投资设立“顺丰砖茶厂”。最初用手工制造，10年后陆续使用机器生产。其后，机器制茶厂陆续开办，到光绪朝中期以后，汉口已有“阜昌”、“新泰”等若干大型砖茶工厂。汉口砖茶出口量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达35.4454万担，主要输往俄国。此外，俄国还在福州、①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册，第20—26页。

②同上书，第26—36页。

九江等茶叶出口地相继设立几个规模较小的分厂，如“九江新泰砖茶厂”、“九江顺丰砖茶厂”和福州的若干工厂等，从而基本垄断了这些地区砖茶生产。其间，虽偶有英商等开办砖茶厂，但均无力取代俄商地位。俄国在华砖茶业由于采取机器生产，产品成本低，又享有子口税，致使我国旧式砖茶制造业每况愈下。

2.机器缫丝业。生丝是列强掠购的主要商品，出口量逐年增加。为使中国发展机器缫丝业，增加产量，以便运销欧美从事丝织，英商怡和洋行于咸丰十一年（1861）在上海创办了第一家机器缫丝厂①。其后，光绪四年（1878）美商“旗昌丝厂”试办成功，大型机器缫丝厂“怡和”、“公平”、“纶昌”、“信昌”、“瑞纶”、“乾康”等相继在上海开办。其间，旗昌丝厂于光绪十七年（1891）归法商接办，改名“宝昌丝厂”；“乾康丝厂”成立不久即售予华商，因此，到光绪二十年上海共有外国丝厂7家。估计资产达530万元②。光绪三年（1877），德商在烟台也设立“缫丝局”，从事机器生产。

3.其他。主要包括制糖、制革、轧花、打包等业。

制糖业：先后有英商怡和洋行于光绪元年（1875）在香港设立的“中华火车糖局”和太古洋行于光绪九年（1883）在香港设立的“太古糖房”。中华火车糖局还于光绪四年（1878）始在汕头设立分厂。它们从华南和南洋掠取原料，从事机器生产，产品运销欧美并部分返销中国市场。

制革业：英商于光绪二年（1876）始在汉口开办压革厂，用机器压缩皮革，减少了运费，便利了出口。光绪元年仅出口皮革5319担，光绪三年即增达5万担。光绪七年（1881），英商还曾在上海设立熟皮公司进行生产，但不久毁于火。

轧花业：日本、欧美等国商人不顾中国政府一再禁阻、抗议，强行于光绪十四年（1888）在上海浦东设立“上海机器轧花局”，英商祥生厂在浦东设机轧花等。

打包业：有“隆茂洋行”、“平和洋行”、“德隆洋行”，自咸丰十年（1860）以来先后设立于上海、天津、汉口、重庆等地的打包厂，便利了皮革、羽毛、猪鬃、毛皮、棉花等原料出口。

此外，为出口加工蛋品、樟脑、茶叶、油料、毛绒等企业和为便于推销商品所设立的加工工业也间或出现。如，德商瑞记洋行于光绪十九年（1893）在上海浦东修建有三个火油池，可储煤油2500吨，并附设油箱制造厂，以便销售。此后，汕头、厦门、九龙等地继有火油池及油箱制造厂出现。又如，为了推销鸦片，它们还在香港、厦门等地设立鸦片制造厂等。

（三）小型轻工业这些轻工企业大部分集中在上海。从道光二十年到同治末年，首先有一批食品加工、化学工业和印刷业问世，包括了面包制造、面粉加工、制药、酿酒、汽水、制酸及金银熔炼、砖瓦及锯木和印刷诸多种类。其中，老德记药房、江苏药水厂、点石斋石印局等，后来都发展成规模较大的企业。

光绪六年（1880）前后，外商曾在上海形成一个投资热潮，相继有制冰、火柴、肥皂、造纸、玻璃制造、铁器制造、家具制造等企业出现。

①采孙毓棠说。见《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册，第67页注③。②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册，第238—341、244页。

火柴制造业中的“燧昌自来火局”、造纸业中的“华章造纸厂”、木材加工业中的“祥泰本行”等规模较大。自光绪朝中后期，外资企业再次大幅度增加。其中，以生产多种饮料著称的“泌药水厂”、制药业中的“屈臣氏药房”、生产啤酒的“福利公司酒厂”，以及“美国烟草公司”、“上海水泥公司”等，在当时都颇具规模。这些企业的产品不仅供销上海，而且销往我国各口岸、城镇，并深入到广大农村。

与此同时，外国资本还先后在汉口、牛庄、厦门、福州、广州等地兴办过制冰、铁锅制造、豆饼加工、金银提炼等工业，并多次强烈表现出在我国投资棉纺织业和采矿业的企图。

到甲午战争之前，外资在华投资的轻工业种类日渐增多，并呈现逐渐扩大的趋势。

（四）租界中的公用事业这类企业主要集中在上海。同治三年（1864），英商在“公共租界”始设“大英自来火房”从事煤气生产。最初资本10万两，至光绪二十年（1894）已增至20万两。煤气出售量达4889万多立方英尺。1866年，法商在“法租界”也建立“自来火行”，规模较小，后因经营不善，于光绪十八年（1892）被大英自来火房吞并。光绪九年（1883），英商在公共租界建成上海自来水公司，最初资本7.5万英镑，到光绪二十年增至14.4万英镑。该公司不仅对租界供水，并延伸到上海县城边，一昼夜可供75万加仑。光绪八年（1882），英商创设上海电光公司，开始架设电灯。后因经营不善，于光绪十四年（1888）改为新申电气公司，光绪十九年（1893）又由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接办，改为工部局电气处。此外，天津开辟租界后，英商集股于光绪十五年（1889）也开办了一个煤气公司。

外商在租界开办公用事业，目的在于改善其生活、工作环境，使其享受到在本国同样的优越条件。但同时由于自来水、电灯、煤气灯等设施的建立，也开始改变了旧城市的面貌。

到甲午战争前夕，外国资本在我国开办的企业达191个，其中船舶修造和各种加工工业占到总数的60％①，且大多分布在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口岸和长江流域的汉口。外资企业投资总额估计约达2800万元②，利润一般在10％至24％之间，雇佣工人约达34000人，占当时我国工人总数的34.6％至37％③。

应当指出，外资在华设厂是没有任何法律或条约依据的侵犯我国主权的行为。愚昧、软弱的清政府初则放任、迁就；继则在民族工业初步发展之际试图阻抑外资在华设厂。但这种阻抑除少数成功外，大多失败。列强仍蛮横设厂，我行我素，并进而图谋攫取在我国设厂的法律权利。

外资企业依靠其种种特权和先进的技术设备，残酷剥削中国人民，攫取丰厚利润，阻碍与压抑着我国民族工业的兴起与发展。但在它的企业中却产生了我国最早的产业工人。它依靠机器生产迅速提高生产率和成品质量、获取高额利润、改善人们生活的现实，又在相当大程度上激起中国人民学习西方、投资近代工业的愿望和热情。

①汪敬虞：《十九世纪外资对中国工矿企业的侵略活动》，《经济研究》1965年第12期。②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册，第247页。

③同上书，按第1201页统计表计算。

中国机器工业的兴起自同治初年，清政府开始主持创办军事工业；同治末年倡导兴办民用工业，与此同时，民间机器工业也陆续出现。此后二三十年间，我国机器工业逐渐发展，至甲午战争前已初具规模。

（一）清廷创办的军事工业嘉、道之际，我国制造军器、火药、战船的技术已大大落后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鸦片战争爆发后，领导抵抗英国侵略的开明官员林则徐等人已明确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并在爱国官绅、知识分子支持下试造新式船炮，进行了可贵的实践。不幸，由于战争的失败，腐朽的封建统治集团奢靡苟安，中断了它的发展。

咸丰末年，清廷遭受到人民革命的沉重打击，尤被英法联军所重创，乃至出现京师沦陷，皇帝北逃的惨剧。为加强封建国家机器，扑灭人民革命，提高国防实力，清皇朝中一部分正视现实的官员，倡导仿制西方船炮以自强，开始着手创办军事工业。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1861年12月），两江总督曾国藩在安庆创办“安庆内军械所”，用手工制造洋枪洋炮及子弹、火药。没有雇佣外国人，只是招募了一批有志于近代科技的知识分子，探讨西方科技，研究新式船炮并制成一艘小轮船。不久，即派容闳赴美国购办机器，准备建立近代军事工业。同治元年（1862），江苏巡抚李鸿章委派英国人马格里在松江城外创办“上海洋炮局”，用手工仿制炮弹、火药。不久，形成由马格里和刘佐禹、韩殿甲、丁日昌分别主持的三个洋炮局。同治二年（1863），马格里主持的洋炮局迁往苏州，改为“苏州洋炮局”。马格里协助李鸿章从遣退的“阿思本舰队”上购回一批制造军火的机器设备，使炮局开始机器生产，仿制长炸炮、短炸炮和炮弹、枪弹。

安庆内军械所和上海洋炮局规模小、设备简陋，除马格里主持的炮局曾采用一些机器外，其余仍为手工生产，生产能力有限。如安庆内军械所仿制的轮船“行驶迟钝，不甚得法”①，“新制之坐劈上炮，不甚合式”②。尽管如此，但这却是中国经营近代军事工业的开端，体现了由手工业生产向机器大生产的过渡。

同治三年（1864），湘军攻陷太平天国首都天京，清朝统治暂时趋于稳定。为了发展军事工业，清廷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引进机器设备、招揽技术人才，近代军事工业于是迅速兴起。

从同治三年以后的30年中，由清廷直接拨款或各省督抚自筹经费，共建立了规模不同的近代军用企业共22个之多，它们的简况如下表：清廷创办近代军事工业简表（1864—1894）①①《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7，第7—10页。

②《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卷15，同治元年十一月十二日日记。

①资料来源：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册。《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4册。

局名创办年创建人主要产品所在地江南制造总局1865曾国藩李鸿章枪、炮、子弹、火药、水雷、兵轮和机器。设有炼钢厂。

上海金陵制造局1865李鸿章枪、炮、子弹、火药。南京福州船政局1866左宗棠修造轮船。福州天津机器局1867崇厚李鸿章枪、炮、子弹、火药、水雷，设有炼钢厂。

天津西安机器局1869左宗棠子弹、火药。西安福建机器局1869英桂子弹、火药。福州兰州机器局1872左宗棠枪、子弹、火药。兰州云南机器局1872？岑毓英炮、子弹、火药。后停办再建。昆明广州机器局1874瑞麟子弹、火药、水雷，修造小轮船。广州广州火药局1875刘坤一火药。广州山东机器局1875丁宝桢枪、子弹、火药。济南湖南机器局1875王文韶枪、开花炮弹、火药。长沙四川机器局1877？丁宝桢枪、炮、子弹、火药。成都吉林机器局1881吴大澂枪、子弹、火药。吉林金陵火药局1881刘坤一火药。南京浙江机器局1883刘秉璋子弹、火药、水雷。杭州神机营机器局1883奕譞炮、枪、子弹、水雷等。北京山西机器局1884张之洞火药。太原广东机器局1885张之洞枪、炮、小轮船。广州台湾机器局1885刘铭传枪、炮、子弹、火药。台北湖北枪炮厂1890张之洞枪、炮、子弹、火药。汉阳奉天制造局1894依克唐阿不详。沈阳这22个局厂，规模较大的5个，即江南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厂。除福州船政局专造轮船外，其余都能造枪、炮、子弹、火药，有的还能造轮船、机器，并设有炼钢厂；中型的有5个，即广州机器局、山东机器局、四川机器局、吉林机器局、神机营机器局，一般能造枪、子弹、火药，有的也能造炮。其他12个厂局，规模较小，一般只能造子弹、火药，有的时开时停。下面简要记述前4个较大的企业：1.江南制造总局（简称“沪局”）。

曾国藩、李鸿章创建。同治四年（1865）夏，由海关道丁日昌出面以6万两白银买下设在上海虹口的美商旗记铁厂及铜、铁、木料，再将丁日昌、韩殿甲主持的两个洋炮局和容闳买回的机器设备归并一处，成立“江南制造总局”。局址初设虹口，同治六年（1867）迁至城南高昌庙，随着购、造机器增多，先后建成机器厂、木工厂、铸铜铁厂、轮船厂、锅炉厂、枪厂、炮厂、黑色火药厂、枪子厂、炮弹厂、水雷厂、炼钢厂、栗色火药厂、无烟火药厂及广方言馆、翻译馆、操炮学堂（后改为炮队营）和10余个附属机构。这些机构和设备，使江南制造局成为能汲取西方科技知识、培养科技人才，具有综合生产能力的新式军工企业。

其产品主要分五类：

一枪支。初期仿制旧式前膛枪。同治十年（1871），开始仿制林明敦中针后膛枪。光绪九年（1883），又加造黎意枪。不久，林明敦式已陈旧，遂于光绪十七年（1891）改制快利新枪。粗略统计，至光绪二十年（1894）共产各类枪51295支。

二大炮。初期制造旧式劈山炮和生铜炮，同治十三年（1874）试制成功12磅前膛来福炮。光绪四年（1878）设炮厂，开始仿制40磅子前膛快炮。光绪六年至七年（1880—1881）又先后造成120磅子、150磅子乃至180磅子前膛大炮。光绪十七年（1891）开始仿制全钢后膛大炮。快炮重2吨多，炮弹重40磅；大炮短式的重48吨、长式重52吨，炮弹重800磅，大大提高了攻坚能力①。到光绪二十年，共生产新旧各类炮共585尊②。

三弹药。生产枪弹、炮弹种类甚多，既有本厂所造枪炮配套成品，也为从国外购进的枪炮配制弹药。火药方面，先后试制成黑色火药、栗色火药和无烟火药。此外还生产地雷、水雷。到光绪二十年（1894），共生产各种炮弹1201900枚；各种火药4081469.5磅；各种水雷563具及大量子弹③。

四轮船。同治六年（1867）始建轮船厂和船坞。次年，造成第一艘木壳兵轮“恬吉”号（后改名“惠吉”）。至光绪十一年（1885）先后造成兵船8艘及小型轮船7艘④。其中，8艘兵船的动力逐渐由400马力上升到2000马力，并造成两艘铁甲船，标志造船技术日益提高。但由于经费不足，光绪十一年（1885）后，停止制造轮船，只从事修理南北洋各省船舰。

五炼钢。光绪十六年（1890）前，钢材全靠进口。为避免洋商哄抬物价，乘机敲诈及保证战争急需，遂于光绪十六年开始设炼钢厂，逐步建成15吨西门士炼钢炉和三吨炼钢炉各一座。前者可日出钢20吨，后者日出钢3吨。虽然所出钢材有限，但开我国自行炼钢、自产钢材之先河。

此外，到光绪二十年（1894）还生产车床、刨床245台，各种机器3具，并翻译了大量西方科技、文化书籍，培养了一批科技及企业管理人才。2.金陵机器局（简称“宁”局）。

李鸿章于同治四年（1865）将苏州洋炮局迁至南京扩建而成，规模不大。初期，仍由马格里主持。马格里并非内行，且专横跋扈。光绪元年（1875），他主持制造的大炮在大沽炮台连续爆炸。他却对事故百般抵赖，遂被撤职。此后，金陵机器局一直由中国人主持，不再任用洋人担任监督。

金陵机器局建立后，逐渐增添机器，并于光绪五年（1879）合并了乌龙山机器局，下设机器厂3座，翻砂厂、熟铁厂、木作厂各2座和火箭分局、枪子机器厂及铁汽锤厂、拉铜机器厂等机构。主要生产过山炮、后膛炮等多种口径大炮、炮弹、前后膛各种抬枪、枪子、水雷及炮车和其他军用品。生产数量不详。据刘坤一在光绪二十五年依据当时机器设备和产量计算“每年可造后膛抬枪一百八十枝，两磅后膛炮四十八尊，一磅子快炮十六尊，各项炮弹六万五千八百颗，抬枪自来火子弹五万粒，毛瑟枪子弹八万一千五百粒”①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册，第299—303页。

②同上书，据第293页表统计。

③同上书，据第293页表统计。

④同上书，第286页。

①。此外，还造成2艘小轮船。

3.福州船政局（简称“闽”局）。

左宗棠于同治五年（1866）创办于福州马尾山下。亦称马尾船政局。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由沈葆祯接办。

该厂机器设备购自法国，先后建成铁厂（包括锤铁，拉铁二厂）、水缸厂、轮机厂、合拢厂、铸铁厂、铜厂、储材厂、钟表（仪器）厂、打铁厂、转锯厂、木模厂、砖窑、铁肋厂、鱼雷厂等②。此外，还建有船坞、学堂、绘事院和艺圃，培养轮船制造和驾驶人员及技术工人，并向欧洲派遣留学生。初期，聘法国人日意格、德克碑为正副监督，及多名法国技师进行技术指导。同治七年（1868）初，开始兴造轮船。同治八年，第一号轮船“万年青”号下水。其后到同治十三年（1874）在日意格任职期间，共造船15艘，均为木质轮船。其中，除“扬武”号马力较大（250匹）、配炮多（13门）外，其余马力均在70匹左右，火炮3至6尊不等，且舱位较大，实为武装商船。光绪元年（1875），按约遣退洋人，开始自行设计制造兵舰，至光绪二十年（1894）共造成轮船18艘。除前4艘仍为木肋兵轮外，其他均为铁肋或钢甲；马力由150匹上升到75O匹，最高达2400匹；速度由每小时4O里逐渐上升到110里①，提高了船舰战斗力，显示了造船水平的提高。其中，光绪十四年（1888）下水的双机铁甲兵舰“龙威”号（后更名“平远”），配置“康邦式”轮机两副，马力2400匹，标志该局造舰技术和工艺达到了更高水平。光绪十二年（1886），始设鱼雷厂，由出洋归国学生陈才鍴开始试造鱼雷。4.天津机器局（简称“津”局）是清皇朝急于建立由中央直接控制的军工企业的产物。由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于同治六年（1867）创建于天津。初称“军火机器总局”，同治九年改称“天津机器局”。是年冬，由直隶总督李鸿章接管。光绪二十一年（1895），改称“北洋机器局”。光绪二十六年被八国联军毁坏。

津局经历年扩充，逐渐建成铸铁厂、熟铁厂、锯木厂、机器房、碾药厂、洋枪厂、枪子厂、电气水雷局、火药库、栗色火药厂和炼钢厂等机构，成为北方最大的军火工厂。津局分东、西两局。西局在城南海光寺，规模较小；东局在城东8里大直沽东北，规模较大。以上诸机构分隶于两局。其中，东局以制造火药、洋枪、洋炮、各类子弹、炮弹和水雷为主，并附设有水师学堂、水雷学堂和电报学堂。光绪十七年（1891），始设炼钢厂，两年后投产。西局则以制造军用器具和开花子弹为主，也制造炮车器具、电机、电引及挖河船等，并于光绪七年（1881）制成两艘130马力的布雷艇。

天津机器局生产状况无系统资料，据近人统计，从同治九年（1870）李鸿章接办至光绪八年（1882）已生产火药610万磅，枪子07万多粒，炮弹40多万枚，铜帽29746万颗①，各式大小水雷、地雷3000具②。

①《刘忠诚公遗集·电奏》卷1，第58页。引自《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册，第334页。②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册，第395—399页、443页。①据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册，第422—423页统计表。

①王尔敏：《清季兵工业的兴起》，第88页。

②引自李时岳、胡滨：《从闭关到开放》，第87页。

光绪十二年（1886）时人记载：机器局“每年可制枪炮火药一百万磅，铜帽五千万粒，大小炮子数万颗，毛瑟枪子五百万粒，其余各种水雷、电线及轮船机器之属，无不兼制”③。于此可见一斑。

各地兴办的军事工业，经费全部由官方支出，管理人员由官方任命，企业所有权、管理经营权归之官府，是典型的封建官办企业。它们生产的产品基本上不是商品，不进入市场，而是由政府调拨。生产中虽然不能不考虑成本，但基本是以满足封建统治集团的军事、政治需要为前提，价值规律不起主导作用。

但是军事工业已普遍采用大机器生产，开始实现由手工生产向机器生产的重大变革，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这些企业虽然还没有近代意义的资本家，却已采用雇佣劳动，产生了一批进行大机器生产的工人，并锻炼、培养了中国第一批近代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并翻译、传播了西方科学文化。

军事工业制造的枪、炮、弹药、军舰等武器、装备，开始改变我国武器、装备陈旧、落后局面，逐步实现了军队由冷兵器向热兵器的转变。这固然加强了封建统治集团控制的国家机器，便于镇压人民革命，却也增强了国防实力，在近代反侵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清廷倡导与控制的民用工业鸦片战争后，外国廉价工业品依持特权大量倾销中国，造成“进口洋货日增月盛”，“出口土货年减一年”①的严重局面。抵制洋货倾销，维护民族权益的需要，呼唤着民用工业的诞生。与此同时，正在兴办的军事工业也不可能长期单独存在与发展。它既需要获得原料、燃料的供应以及交通运输业的配合；也需要巨额经费支持。因此，军事工业愈发展，对民用工业的需求与期待愈迫切。

当时，我国传统的自然经济结构在外国商品冲击激烈的沿海、沿江等通商口岸地区日渐解体；城乡商品经济日渐发展，破产失业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日渐增多，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逐步扩大。一些官僚、买办，商人在外资企业获得高额利润和本**事工业的刺激下，逐渐萌生投资民用工业的愿望。

从同治末年起，清政府由单纯求“强”发展到“富”、“强”并重，乃至提出：“必先富而后能强”的口号②，在兴办军事工业的同时，开始倡导兴办民用工业。为便于控制，它大体采用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三种方式。官办，即企业投资与管理均由封建官府负责；官督商办，由商人投资，往往开办初期要垫借部分官款，由政府委派官员监督管理。官商合办，则由官、商各出一部分资本，经营管理权往往由官方操纵。这三种方式对某一企业不是固定不变的，往往因某种原因由一种方式变为另一种方式，但官督商办在甲午战前一直是主导方式。

从同治末年开始的20多年间，清政府倡导建立的近代民用工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矿业主要分煤矿、金属矿两类。

机器采煤业是为适应军事工业和轮船、炮舰对燃料的大量需求，抵制洋煤入口而产生的。从光绪元年（1875）李鸿章筹办“直隶磁州煤铁矿”开始，到光绪二十年（1894）止，共兴办大小煤矿8座。

③周馥：《醇亲王巡阅北洋海防日记》，载《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1期，第14页。①《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9。

②《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43，第43页。

其中官办的6座：直隶磁州煤矿（1875年）、湖北广济兴国煤矿（1875年）、台湾基隆煤矿（1876年）、山东淄川煤矿（1887年）、湖北大冶王三石煤矿（1891年）和湖北江夏马鞍山煤矿（1891年）。官督商办的2座：直隶开平煤矿（1878年）和北京西山煤矿（1884年）①。其中官办的基隆煤矿和官督商办的开平煤矿筹建较顺利，设备较完善。

基隆煤矿：由沈葆祯筹建于光绪元年。该矿雇佣英国矿师，采用英国机器设备并铺设了由矿区到海口的轻便铁道，于光绪四年（1878）开始出煤。当年产14029吨，第二年产30046吨，第三年产41236吨，第四年约产54000吨①，生产逐年上升，并于光绪九年（1883）解雇了外国矿师，自行生产。后来，由于矿局官吏**日甚，使煤矿亏损日多。中法战争中，为避免沦于法军之手，台湾当局遂将煤矿炸毁。战后，先后采用官商合办、商办、官办方式恢复，但成效不大。台湾巡抚刘铭传曾试图招商承办，以摒除官场**风习，无奈清廷不允，仍归官办，因而产量日减，煤矿日呈衰败。光绪十八年（1892），该矿停止生产。甲午战争后，台湾沦陷，该矿遂为日军所占。开平煤矿：由李鸿章指派唐廷枢等筹建于光绪二年（1876），官督商办，招商集股，初募集银20万两，后逐步增多。聘英国矿师，购置机器、建立矿井、炼焦炉、洗煤机、煤气厂（供煤气灯用）、及运煤的铁路、河道等设施，于光绪七年（1881）开始出煤。初期，日产煤约300吨，其后日渐增多，光绪十二年（1886）已达日产800—900吨。光绪十八年（1892），张翼继唐廷枢为总办，生产能力仍持续上升，光绪二十一年（1894）日产量则高达1000—1500吨。是近代煤矿业中最成功的企业。

开平矿务局所产煤质好，“烟少火白，为他国所罕有”②，不仅长期供应天津机器局、北洋海军、轮船招商局及诸多企业，而且抵制了洋煤进口，逐渐占领了天津市场，进而远销海外。与此同时，开平股票价格迅速上涨，面值100两的股票在光绪九年（1883）已超过150两。该局的设立还带动了铁路、航运、陶瓷、酿酒等行业的发展。光绪十二年（1886）该局所设立的“唐山细棉土厂”则开创了我国水泥生产之先河。

后来，张翼以借洋债代替招集商股，使外债在该矿负债总额中日渐增高，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已达44％①。八国联军侵华之际，张翼逃入英国租界，委派德璀琳为开平矿务局总代理人。德璀琳遂与美国人胡华勾结，故设圈套诱使张翼在合同上签字，将该局改组为中外合办公司在伦敦注册，使该矿坠入英商之手。

其他煤矿，除直隶磁州煤矿未能正式开办和湖北广济兴国煤矿开采失败后改归商办外②，均得以正式开采。其后，虽有不少煤矿生产不佳，但大多数均查明了矿藏，开凿了矿井，并不同程度地使用机器开采，从而为发展近代煤炭生产奠定了基础。

①还有若干虽称为官督商办的煤矿，因只是商人请求官府批准，未曾依靠官款或借官款很少，基本上由商人管理，其性质实为“商办”，故列到民间机器工业类中。金属矿业亦如此。

①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册，第590—591页。

②《益闻录，光绪八年四月初四日》。引自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654页。①李时岳、胡滨：《从闭关到开放》，第176页。

②该矿改归商办，是由盛宣怀主持，移至荆门开采，称“荆门煤矿”。

自同治末年以来，社会对各种金属需求日益增加。清廷遂与地方绅商投资开采金属矿藏。从光绪七年（1881）起至光绪二十年（1894），先后开办金属矿达8座。其中官办的3座：热河土糟子遍山线铅矿（1887年）、山东淄川铅矿（1887年）和湖北大冶铁矿（1890年）；官督商办的5座：热河平泉铜矿（1881年）、安徽池州铜矿（1883年）、贵州青谿铁矿（1886年）、云南铜矿（1887年）和黑龙江漠河金矿（1889年）。所开矿种包括金、铜、铁、铅。

这些金属矿中，仅云南铜矿、青谿铁矿、漠河金矿和大冶铁矿资本较多，规模较大。然而，前两矿生产并不理想。云南铜矿至甲午战争前仍未恢复到道光年间土法开采时的产量，青谿铁矿曾为冶炼钢铁提供了原料，但不久即停产。较为成功的只有漠河金矿和大冶铁矿。前者出产金砂日多，陆续归还了所借官款，而且赢利；后者为汉阳铁厂提供了原料。其余诸矿，一般规模较小，采用机器不多，发展极为缓慢，有的甚至中途夭折。

2.钢铁冶炼。

钢铁是工业、国防、交通诸方面须臾不可离的重要材料。但是，一段时期以来我国只有依赖进口。为改变被动局面，随着铁矿的开采，清廷开始筹办钢铁企业。光绪十二年（1886），贵州巡抚潘霨靠其胞弟潘露在青谿开采铁矿基础上建成官督商办的青谿铁厂。该厂坐落于镇远青谿小江口，拥有别色麻钢炉2座，炼熟铁炉8座，轧条机13副，轧板机1副①。光绪十六年（1890）正式投产，用西法冶炼，一昼夜出生铁约25吨②，成为我国第一座近代钢铁企业。不幸潘露在投产当年病故，因承办无人而停产。其后，江南制造局和天津机器局曾分别设置炼钢厂，但产量有限。较大规模的是张之洞创办于湖北的汉阳铁厂。

汉阳铁厂：初为官办。光绪十九年（1893），包括炼铁厂、机器厂、铸铁厂、炼贝色麻钢厂、炼熟铁厂、炼西门士钢厂、造钢轨厂、造铁货厂及大冶铁矿、马鞍山煤矿等在内的主要设施基本竣工。光绪二十年（1894）正式投产。“生铁熟铁两炉全开，每日可出生铁一百余吨。其贝色麻钢厂、西门士钢厂、熟铁厂三厂并炼，每日可出精钢、熟铁共一百吨，每年可出精钢、熟铁三万吨”③。但因经费缺乏、煤炭供应困难，不能全部开工，并于第二年招商承办。尽管如此，汉阳铁厂仍是甲午战前我国成功创办的第一座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它与其他钢铁厂共同为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3.纺织业。

这是为抵制洋货、开发利源而设的企业。从光绪五年至光绪二十年（1879—1894）主要有6个。其中，官办2个：左宗棠于光绪五年（1879）设立兰州织呢局；张之洞于光绪十五年（1889）在湖北设立织布官局。官督商办1个：即李鸿章于光绪五年奏设的上海机器制布局。

①《潘霨致张之洞电》，光绪十五年十二月初一日。引自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683页。

②《潘霨致张之洞电》，光绪十五年十二月初一日。引自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683页。

③张之洞：《查复煤铁枪炮各节并通盘筹画折》。引自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813页。

兰州织呢局：创办经费约30万两，购置德国机器，聘用德国技师，于光绪六年（1880）建成开工。该厂有线锭1080枚，织机20张，本拟利用西北羊毛就地加工生产，无奈当地羊毛粗劣，产品质量不高，生产效率低；运输不便，又造成销售困难，开工不到两年即停产。光绪十年（1884）被继任陕甘总督谭钟麟裁撤。

上海机器织布局：是筹建最早的机器棉纺织厂，曾奏准专利10年。但筹办过程几经波折，至光绪十六年（1890）才正式投产。资本最初招股50万两，后增至100万两。从英、美购置轧花、纺纱、织布全套设备，拥有纺锭35000枚，布机530台。投产初期，日产布200匹，产纱6000磅①，后逐步提高，每月获利约达1.2万两②。不料，光绪十九年（1893）该厂毁于大火。此后，李鸿章指派盛宣怀规复，招募新股100万两，扩建为“华盛纺织总厂”，于次年开始部分投产。据盛宣怀称，至年底，总厂已装成纱锭50000枚，布机750张①。

湖北织布官局：由张之洞筹设于广东，移建于武昌。先后筹资约134万两，购置英国机器，聘用英国技师，于光绪十八年（1892）建成投产。厂**有纱锭30000枚，布机1000张。光绪二十年（1894）有600架织机开工，仅日班生产，每天即可产布330至450匹②。全年可产本色布70288匹、斜纹布5970匹、棉纱4413担。

此外，“新华纺织新局”，资本达29万两，拥有纱锭7000枚，布机50台，也颇具规模。

这些企业的开办，部分抵制了洋纱、洋布的进口，开辟了利源，为发展纺织工业积累了经验，培养了技术力量。特别是大量雇佣女工，为社会开了新风。

综观甲午战争前20来年清廷控制、经营的采矿、炼铁、纺织等企业，虽然有一些中途夭折，不少发展缓慢，但终归形成了几个颇具规模的大型企业。它们成为我国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着当时社会生产力的新发展，对社会经济、文化的进步、工业技术人才、管理人才的培养和产业工人的增多乃至民间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作用。

（三）民间机器工业的出现几乎与清廷兴办民用工业的同时，我国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员开始投资机器工业。他们资本有限，主要投资资金少、见效快的轻纺工业，只有少数人对重工业做了试探性投资。

1.轻纺工业。

最早采用机器生产的是上海洪盛米号，于同治二年（1863）始用机器碾米。不过，它还不是专门的碾米厂，只是米店的一部分。正规的机器生产企业则是广东南海县陈启源于同治十二年（1873）创办的缫丝厂。其后，机器①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1063、1065页。

②《翁文恭公日记》，光绪十九年三月廿五日。

①盛宣环：《愚斋存稿》卷24，第10页。

②《蔡锡勇致张之洞电》，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十日。引自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918页。

生产在诸多行业逐步推广，出现了一批颇具规模的企业。

（1）机器缫丝业。

自陈启源在广东南海县创办继昌隆缫丝厂以来，由于机器缫丝“出丝精美，行销于欧美，价值之高，倍于从前”①，很快在当地得到推广。其间，虽有守旧势力阻抑、反对，甚至毁机拆厂，但南海、顺德、三水等地机器缫丝厂有增无减，仅顺德一县在光绪七年至二十年间（1881—1894）就有35家开业②，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已达200家以上③。广州口岸出口厂丝（机器缫丝）从光绪八年至九年（1882—1883）的1254担，到光绪二十至二十一年（1894—1895）猛增到18179担；七里丝（按土法手工缫丝）则从光绪八年至九年的8302担，到光绪二十至二十一年衰减到2159担，充分显示了用机器生产替代手工生产的趋势。

在上海，机器缫丝业同样发展很快。光绪七年（1881），商人黄佐卿在苏州河边创办了当地第一家机器缫丝厂“公和永”丝厂。初期，仅有丝车100部，两年后即增至900部①。其后，又有“坤记丝厂”（1884年）、“裕慎丝厂”（1890年）、“延昌丝厂”（1893年）、“正和丝厂”（1894年）、“纶华丝厂”（1894年）和“源昌丝厂”（1894年或1895年）等相继开业。每厂约有二三百部丝车，雇佣工人五六百人至干余人不等。这些工厂的出现，使上海地区成为我国机器缫丝业的又一中心。

此后，机器缫丝业又相继在江苏、浙江等地得到发展。

（2）棉纺织业。

机器轧花业最早出现于宁波，由严信原创办于光绪十二年（1886），称“通久源”轧花厂。该厂以5万两资本，购置日本所产轧花机40台，聘用日本技师，利用当地原料和工人进行生产，获利颇丰。以后，相继两次扩大设备，提高生产能力。光绪十七年（1891）可产皮棉3万担，光绪十九年已达6万多担②。不久，上海接连开办了“棉利”（1891年）、“源记”（1891年）、“礼和永”（1893年）等机器轧花业，分别拥有40台至120台轧花机。轧花企业的开办，为发展棉纺织业提供了条件。

第一家商办纱厂，是道员朱鸿度于光绪二十年（1894）在上海开办的“裕源纱厂”。该厂机器设备购自英国，拥有2.5万枚纱锭。同年，宁波严信厚在轧花厂附近增设“通久源纱厂”，拥有1.1万多枚纱锭，400架织机。光绪二十二年正式开工，每月可产四种型号的棉纱25万磅。此外，福州、镇江、重庆、天津、广州等地绅商也陆续酝酿筹设纱厂，但在甲午战争之前均未建成。

①《南海县志》卷21，第2页。

②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970页。

③同上书，第969页。

①缪钟秀：《上海丝厂业概况》，引自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972页。②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977—978页。

①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986页。

（3）粮油加工、火柴、造纸、印刷等工业。

粮油加工工业：产生于人口较多的大城市。光绪四年（1878），朱其昂在天津首创“贻来牟机器磨坊”，用机器磨面，所产“面色纯白，与用牛磨者迥不相同”，“每年获利六七千两”①。其后，相继有“汕头豆饼厂”（1879年）、上海“裕泰恒火轮面局”（1882年）和“源昌碾米厂”（1888年）、“福州机器面粉厂”（1887年）、“北京机器磨坊”（1891年）、汕头“长发油房”（1893年）等出现。这些企业，虽然规模不大，供应市场有限，但却开始用机器磨面、碾米、榨油，明显提高了粮油加工水平。

火柴业：我国本无火柴，英、德、美等国遂大量倾销。从光绪四年至十九年（1878—1893），广东、天津、上海、重庆、福州、慈溪、太原等地相继建立了火柴厂。其中，“天津自来火公司”（建于1886年，后改为中外合办）、上海“燮昌火柴公司”（1890年）、重庆“森昌泰火柴厂”（1889年）和“森昌正火柴厂”（1891年？）规模较大，各佣工数百人。如，燮昌火柴公司有资本5万两，日产火柴30—50箱；森昌泰火柴厂也有资本5万两，年产量可达6.3万箱②。它们的火柴行销内地，价格较进口火柴便宜，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火柴进口。

造纸与印刷出版业：机器造纸业创办于广州和上海。早在光绪八年（1882），广州已有造纸公司出现。光绪十五年（1889），商人钟星溪在广州盐步水藤乡创办“宏远堂机器造纸公司”③，资本15万两，设备齐全，日产纸62担，光绪三十二年（1906）改为官商合办。光绪十七年（1891），李鸿章等在上海杨树浦创建“伦章造纸厂”，资本30万两，月产纸40万斤。1906年，因外国进口纸倾销，使该厂负债累累，被迫停业。

石印、铅印技术传入中国后，我国绅商自同治十二年（1873）开始在汉口、上海、广州、杭州、苏州、宁波、北京等地相继创办了十几家刊行报纸和书籍的机器印刷企业。报刊印刷方面：艾小梅在汉口于同治十二年创办的“昭文新报馆”为最早；继起者有容闳于次年创办于上海的《汇报》、邝其照于光绪十二年创办于广州的《广报》等。书籍印刷方面：主要有徐鸿复、徐润在上海创办的“同文书局”（光绪八年，1882）、李盛铎在上海创办的“蜚英馆石印局”（光绪十三年，1887）及北京的“撷华书局”等。这些印刷工业，主要采用石印技术，一般雇工100至200人，影印了大量古版书籍，对保存古籍和文化交流起了重要作用。

此外，木材加工，机器制茶、制糖、制冰、制玻璃、制药、制煤砖等行业，都有规模较小的企业在以上海为中心的沿海城市和台湾地区出现。与此同时，我国绅商自办的城市公用事业也开始起步。光绪十六年（1890），旧金山华侨黄秉常在广州创设“广州电灯公司”。该公司有两台100马力发动机和两架发电机，可供1500盏灯用电，使广州城40条街上店铺和公共场所开始用电灯替代了煤油灯。广州、汉口、沙市、南京、扬州等地，一些商人开始筹设自来水公司以改善城市用水。

2.重工业。

在重工业方面，民间资本薄弱，投资不多，仅在上海、广州、汉口出现了一些船舶修造厂和机器修理厂。此外，有一些小型煤矿和金属矿。

（1）船舶修造和机器修理业。

船舶修造厂一般以修理船舶兼打制零配件为主，有的可以制造小型轮船。其中，上海李松云创设的“均昌机器船厂”（光绪八年，1882，后改名“发昌机器厂”）规模较大，修理过多艘不同规格的轮船，并能造小型汽船。

②同上书，第993—995页。

③该厂创办人采孙毓棠说。同上书，第1000页注。

机器修理厂主要从事机器修理及零件配制，其中规模较大的是祝大椿创办于上海的“源昌机器五金厂”（光绪九年，1883年）。

（2）采矿业。

光绪初年，开始出现一批民间资本经营的小型煤矿。主要有：“安徽池州煤矿”（1877年）、“湖北荆门煤矿”（1879年）、“山东峄县煤矿”（1880年）、“广西富川县贺县煤矿”（1880年）、“直隶临城煤矿”（1882年），“江苏徐州利国驿煤铁矿”（1882年）、“奉天金州骆马山煤矿”（1882年）、“安徽贵池煤矿”（1883年）等。这些煤矿大部分是在原来土法开采基础上创办的。其中，池州、利国驿煤矿具有中等规模，各有资本10万两左右，机器设备稍多，其余各矿资本一般在二、三万两左右，设备因陋就简，或仅在个别工序上使用机器。

民间资本投资金属矿稍晚于采煤业。从光绪八年前后开始，10余年间共创办了10余矿，适应着社会对金、银、铜、铁、铅等金属日益增长的需要。但是，由于民间资本不足，设备简陋，大部分矿山只使用少量机器，规模一般不大。其中，“热河承德府三山银矿”（1882年）、“福建石竹山铅矿”（1885年）、“直隶顺德铜矿”（1883年？）、“广东香山天华银矿”（1880年）等，都因集资试采不成功，不久即停业。“湖北长乐鹤峰铜矿”（1881年）、“海南岛琼州大艳山铜矿”（1887年）、“广西贵县平天寨银矿”（1889年）、“吉林珲春天宝山银矿”（1890年）、“热河建平金矿”（1892年）和“吉林三姓金矿”（1894年），则开采时间较长。当时，规模较大的金属矿是由“广东巨富”李宗岱于1883年创办的“山东平度招远金矿”，前后投资达80万两，开采区域达数县。但是，由于经营不善以及地方官府不肯支持，最终归于失败。民间资本投资重工业，仍有极大困难。

综上所述，从咸丰末年到光绪朝中期，我国机器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门类日渐增多，地域日渐扩大。其中，由封建官府倡导、支持、保护的企业获得较快发展。这些新生的机器企业尽管受到西方列强和本国封建势力的阻抑、兼并和盘剥，但它代表了社会生产发展的方向，在不断排除阻力，艰难缓慢的发展中为我国工业奠定了基础。

第二节 中国机器工业的初步发展（1895—1919）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依恃中日《马关条约》允许外国在华设厂的条款，急剧增加工业投资，使外资企业迅速扩张，在许多工业部门占据垄断地位。与此同时，清政府控制的企业得到延续和发展，有些民用企业在承办方式上发生明显变化。民间机器工业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收回利权运动时期有了显著发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了长足进步。

外资工业的扩张中日《马关条约》不仅使列强原先擅自在华设立的企业获得“合法”地位，更重要的是使它们得以急剧增加对华投资，使外资企业迅速发展。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913年，创办资本在10万元以上的大型厂矿达136家，总资本为10300多万元，约相当于此前50年投资的13倍①。按国别划分，这136家外资企业中，英国占37家，资本4968.1万元；日本占49家，资本2633万元；德国占12家，资本768.1万元；沙俄占17家，资本664.8万元；其他国家共占21家，资本1281.3万元②。其中，日本企业大量涌入最为显著。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压迫暂时放松，主要表现为商品输入减少，工业投资速度趋缓，但外资企业仍在继续扩大投资，提高生产能力。

列强对华工业的投资，主要分布在煤矿、造船、轻纺工业和城市公用事业等方面。

1.矿冶业。

甲午战争后，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合同，掠夺我国矿产资源。

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法国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通过签订《中法续议商务专条附章》，夺取了开采云南、两广各种矿产的权利；俄国于次年通过签订《东省铁路公司章程》，夺取了中东铁路沿线各种矿权；德国于光绪二十四年（1893）通过签订《中德胶澳租界条约》，夺取了胶济、胶沂两条铁路沿线30里内矿产开采权；同年英国通过签订《山西采矿条约》，夺取了山西省煤、铁、石油开采权；日本于光绪三十一年（1906）通过签订《满洲协定秘密附件》，夺取了奉天省各种矿权。据不完全统计，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到1912年，列强迫使清政府签订和攫取各地矿权的条约、协定、合同达42项之多，致使大量矿产资源落入列强之手。

在此基础上，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至1913年，列强先后采用自办或合办名义开办煤、铁、金、银、铜、水银等矿37家①。其中，开办时资本在10万元以上的32家，总资本达4996.9万元，约占同期外国工矿企业总资本的48.4％。煤矿则占了绝大比重，开办达27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列强对煤矿的掠夺仍在发展。1917年，英商福公司与中原公司合并，成立“福总公司”，随后侵占了河南焦作煤矿。

①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第3页。

②同上书，第2页。

①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第140—144页。

1915至1920年间，英国又霸占了北京门头沟煤矿。与此同时，列强又以借款或合办名义，控制更多的矿区。1913年，全国煤矿投资总额为10710万元，外资和中外合资达8537万元（其中外资5882万元），占全国投资总额的79.6％；1919年，全国煤矿投资总额为12660万元，外资和中外合资达7675万元（其中外资5922万元），占全国投资总额的60.6％②。1913年，全国煤产量约达1288万吨，其中外资控制的企业产量达713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55.4％；1919年，全国煤产量约达2014万吨，外资控制企业的产量达969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48.1％①。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外资在煤炭生产方面的投资比重和产量比重虽有所下降，但绝对值仍在增长。我国铁矿和冶铁业则基本为列强所控制。

2.船舶及机器修造业。

甲午战争后，外资原有企业规模迅速扩大，新的船舶修造厂和机器工业明显增多。在航运发达的上海地区，先后有英商创办的“和丰船厂”（1896年）、英商瑞记洋行开设的“瑞澂造船厂”（1900年）、英商创办的“万隆铁工厂”（1905年）等企业出现。1912年，瑞澂造船厂兼并了万隆铁工厂，增加了企业实力，拥有新式设备，可制造多种民用船只。在此之前，原先的耶松船厂于1900年合并了和丰船厂。第二年，又与祥生船厂合并，资本增至557万两②，改称“耶松船厂公司”。该公司凭借其雄厚资本和先进技术设备，垄断了上海船舶修造业。

在东北地区，日本船舶修造业急剧发展。在大连地区，日本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设立“西森造船所”、次年设立“川崎造船所”、宣统三年（1911）设立“小金丸造船所”。在安东，有“鸭绿江造船会社”等企业相继出现。此外，哈尔滨、厦门、上海等地还有一些其他外商设立的造船厂或机器厂，承揽修造轮船和机器修理业务。

3.轻纺工业。

外商投资比较广泛，但主要集中于纺织、面粉加工和烟草工业。

（1）纺织工业。光绪二十三年（1897），外资棉纺织厂开始出现。当年既有英商“怡和纱厂”和“老公茂纱厂”、美商“鸿源纱厂”、德商“瑞记纱厂”四个大规模纱厂在上海开办，资本合记421万多两，纱锭达万多枚。光绪末年，日商先后收买上海兴泰纱厂、大纯纱厂，改组为“上海纺绩株式会社”，分设上海纺绩第一厂、第二厂。宣统三年（1911）日本内外棉株式会社又在上海设立内外棉第三厂、第四厂和“日信纱厂”，1914年设第五厂西厂、1915年设第五厂东厂；1918年设第六厂、第十厂和第十一厂于青岛；1919年设第七厂、第八厂于上海，并于同年收买华商裕源纱厂改为第九厂。此外，还有日商于1912年设立于青岛的“大康纱厂”等。可见，日商在纺织业的发展极为迅速。在全国范围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外资纺织工业空前扩大。据统计，1913年，外资在华纱锭为33.896万枚，布机1986台；到1919年，纱锭增至57.701万枚，布机达3839台①。这些外资纺织设备，约占我国当时棉纺织设备总量的一半。此外，外资还在机器缫丝、毛纺等门类设置了相当规模的企业。

②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32—133页。

①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26页。

②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第237页。

①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34页。

（2）面粉业。自光绪二十二年（1896）英商在上海设立“增裕面粉厂”以来②，沙俄、日本、德国、荷兰等国纷纷在华投资设厂，到1913年达43家。其中突出的是沙俄和日本。沙俄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在哈尔滨设立“第一满洲面粉厂”后，至1913年已在东北地区先后设立面粉厂34家①。日本则后来居上，自光绪三十二年（1906）在铁岭设“满洲制粉会社”后，先后在长春（1912）、哈尔滨（1918）、山东济南（1918）设分厂。日商其他面粉厂则遍及东北的抚顺、大连、开源、辽阳及山东、上海、汉口等地。②（3）烟草工业。自光绪二十一年（1895）以来，菲律宾、希腊、俄国、英国和日本商人陆续在上海、哈尔滨、天津、沈阳、营口等地投资烟草企业。其中，规模最大的是英商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成立的“英美烟公司”。该公司先后在上海、汉口、沈阳、哈尔滨、天津、青岛等地设立卷烟厂、烤烟厂及一系列附属企业，并以上海为中心建立了辐射大半个中国的产品推销机构。到1913年，其资本由初创时的10.5万元扩充到1100万元，超过了当时中国所有20家纸烟公司资本总和137.8万元的7倍③，攫取了巨额利润。此外，俄国的“老巴夺父子烟公司”在光绪三十年（1904）从莫斯科迁移到哈尔滨，使俄国烟草逐步称霸北满。日本在日俄战争后，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于沈阳设立“三林烟草公司”；宣统元年（1909），日本“东亚烟草株式会社”在营口开设卷烟厂，日产量1000万支。1917年，该厂又在天津设立分厂。

其他，如火柴、砖茶、制糖、啤酒、汽水、蛋粉、制冰、造纸、砖瓦、水泥、木材、皮革、轧花、猪鬃、榨油、碾米、精盐、氧气、樟脑、肥皂、钢琴、电工器材等工业，外商也多有投资，并占有重要地位。

4.公用事业。

列强为巩固在华租界的统治地位，继续扩大对租界内电力、煤气、自来水、电车等公共事业的投资，并由租界扩展到众多被迫对外开放的商埠，同时阻挠中国人自行开办。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至1913年，英、日、法、比、德等国在上海、天津、汉口、北京、厦门及东北地区投资设立电厂19家，仅天津就有以上各国分别设立的电厂5家。自来水、煤气、电车也陆续在各城市发展。其中，在公用事业比较完备的上海，外资在水、电、煤气工业中形成三大托拉斯：即上海工程局电气处、上海自来水公司和上海煤气公司。上海煤气公司原为大英自来水房，1900年改组为该公司。1914年春，上海煤气公司资本已由开办时的12.24万两增至120万两；煤气年出售量达52484万立方英尺，用户达9020户①。工部局电气处开办时资本仅6.61万两，光绪二十一年（1895）为21.6万元，到1913年猛增至961.5万元；其电厂容量为10400千瓦，1918年增至21222千瓦②，控制了大部分民族工业的电力供应。

②《东方杂志》第22卷第22号。

①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第285—286页。

②祝慈寿：《中国近代工业史》，第350—351页。

③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第400页。

①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第270页。

②祝慈寿：《中国近代工业史》，第334页。

上海自来水公司设备不断扩大，生产量逐年提高，到1913年水管总长度达84.92英里，放水总量为3497百万加仑。③甲午战争后，列强对我国轻、重工业的投资可谓无孔不入，并在以上诸多方面居于垄断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强对华工业投资速度虽渐趋缓，但绝对值仍在上升，生产规模在众多领域继续扩大。它们不仅以此攫取巨额利润，使资本飞速增殖而且严重阻抑了我国工业的发展。

官属工业的演变与发展

清政府军事工业的延续与扩充（一）

清政府为加强国家机器和国防，下大力更新军事装备和编练新军，不仅维持原有军事工业，而且增加经费和设备，使其生产能力和水平进一步提高，枪炮式样和火药品种程度不同地有所改进。其中，有代表性的是江南制造总局和湖北枪炮厂。

江南制造总局：从光绪“二十一年试造无烟火药，停造水旱雷，**各种铜引。二十四年造七密里九口径新毛瑟枪，并将所有各式旧枪一律停造”①。其生产状况，据光绪二十二年（1896）统计，“炼钢厂每年可出快炮管、快枪筒及枪炮机件、炮架器具等钢料二千余吨；栗色药厂每年可出栗色火药二十余万磅；无烟药厂每年可出无烟火药六万余磅”②，其快炮、快枪、枪子、炮弹均已一律改造新式。其中，“加利新枪每年可成一千五百杆；一百磅子快炮每年可成六尊，四十磅子快炮每年可成十二尊，快利枪子每年可出一百二三十万颗，快炮钢弹每年可成一千五百余颗，大小铁弹每年可成一万余颗”③。但该厂管理体制**，浪费严重。后来，在生产组织上逐渐推行包工制，虽有些成效，又出现以贿而求承包、制品粗糙、质量下降等问题。辛亥革命后，改称“上海兵工厂”。

湖北枪炮厂：由张之洞筹设于广东。后因张之洞任湖广总督，遂于光绪十六年（1890）迁建于汉阳。机器设备主要购自德国。光绪二十一年（1895），以较新机器装备的枪厂、炮厂、炮架厂、枪弹厂、炮弹厂等所属各厂陆续建成投产。当年始“仿造德国一千八百八十八年五响毛瑟快枪，口径7米里九式”；同年，还“仿造德国克鲁森式陆路快炮口径三生的七，及过山快炮口径五生的七两种”①。其后，陆续添设镕铜、机器、锅炉、翻砂、木样、打铁、打铜等厂，设备日趋完备。光绪三十年（1904）后，仿造丹玛新式机关枪；1913年，仿造德国克虏伯式七五陆炮；1915年试造马克沁机关枪，并可生产黑色火药、白色火药、黄色火药和酸料等。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共造成步、马快枪11万多支，枪弹4000多万颗、各种快炮740多尊、前膛钢炮120余尊、各种开花炮弹63万多颗、前膛炮弹6万多颗及诸多枪炮器具②。

③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第262页。

①魏允恭：《江南制造局记》卷3，第1页。

②刘坤一：《刘忠诚公遗集》卷26，第31页。引自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第420页。

③刘坤一：《刘忠诚公遗集》卷26，第31页。引自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第420页。

①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第424页。

②同上书，第430页。

当年改称“汉阳兵工厂”。

此外，北洋机器局、金陵机器局、山东机器局、成都机器局等军火工业的生产能力也有程度不同的发展。福州船政局则在造成大小兵轮、商轮40艘后，因经费竭蹶，效率不高而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停办。辛亥革命后改称“海军造船所”。

这一时期，清政府开始注意在内地设置新的军火工厂，以便战时使内地与沿海沿边相互接济。新设的军火工厂先后有：新疆机器厂（1895年后）、江西制造局（1898年）、山西制造局（1898年）、河南机器局（1899年）、湖南机器局（1903年）、北洋机器局新厂（1904年）。其中，北洋机器局新厂（亦称“德州机器局”），规模较大。1900年，北洋机器局被八国联军焚毁后，北洋大臣袁世凯于1901年将原北洋机器局的残余设备移至山东德州，并购置新、旧机器，于光绪三十年（1904）建成投产。该局下设12厂，以制造子弹、火药为主。

与此同时，部分军工企业在“制造军火之暇，兼造各种机器”①思想的指导下，开始改制民用产品。光绪三十一年（1905），江南制造总局将船坞、轮船厂、机器厂等划出另组“江南船坞”，归海军督察，采用商办方式，到1912年4月共制造各式兵轮、商轮130多艘，打破了由耶松船厂垄断上海造船业的局面。辛亥革命后，江南船坞为海军部接管，改称“江南造船所”，并对设备有所扩充。从1912至1921年，江南造船所共承造兵、商大小轮船240余艘。江南制造局则加添工匠，制造为矿务、农务所需的机器设备。福建机器局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为本省善后局承担铸钱任务。安徽制造厂于宣统元年（1909）改为电灯厂，经营电灯、电话业务，而将原来承担的修配枪械等事务另设修理所附设于电灯厂中。这些变化，体现了军事工业兼造民用产品的动向。

辛亥革命后，清廷官办军事工业被北洋军阀政府接收。

（二）清廷控制的民用工业的发展与演变

从甲午战争到1913年，民用工业有了明显发展。据统计，资本额在1万元以上的新式工矿企业达549家，资本总额为12029.7万元。其中，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企业达86家，资本额为2949.6万元，约占这一时期新增资本的四分之一①。这86家官方控制的企业，有85家成立于清皇朝统治时期，并主要分布于采矿、冶炼、纺织等方面。

1.矿冶业。

近代工业、交通的发展，对燃料、原料的需求日益扩大，官方控制的采矿业有了发展。湖南、四川、广西、福建、安徽、河南、湖北等省纷纷设立矿务公司主持其事，其中尤以煤矿为突出。

（1）煤矿。自光绪二十二年至宣统三年（1896—1911）新增设的资本在万元以上的采煤企业达17家，占这一时期万元以上采煤业总数41家的41％；资本为763.4万元，占采煤业资本总额1410.3万元的54％②。

①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第461页，载《光绪32年闰4月商部奏》。①据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869—919页表统计。②据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870—873页表统计。

其中规模较大的煤矿有：北洋滦州煤矿有限公司：由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委派周学熙招商，设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成立于次年四月，在开拓矿区，请照开办诸方面享有特权。光绪三十四年（1908）改称“北洋滦州官矿有限公司”。初定股额200万两，光绪三十四年增资300万两，实缴不过300万两。该矿从欧洲购置新式机器，修筑运煤铁路，设有发电站、炼焦炉等。到宣统二年（1910），已开采的6矿每天总产量为1300吨③，生产颇有起色，并与英商控制的开平煤矿展开竞争。辛亥革命之际，周学熙等转而要求与开平煤矿联合，遂于1912年两矿合并成立“开滦煤矿总局”。从此，滦州煤矿亦为英商控制。

萍乡煤矿：由盛宣怀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购置机器开采，主要矿区在江西萍乡安源。该矿拥有采煤机械、洗煤机、焦炭炉、电灯、电车、铸造厂等设备，日产量约在1000吨至3000吨之间。宣统三年（1911）前三季日产量平均达2240吨，日产焦炭达551吨。煤炭主要供应汉阳铁厂。

（2）金属矿冶。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至1912年，官方控制的金、锑、铜、铅、锌等矿冶业达29家，占当时新增矿冶业总数39家的74％以上。投资在20万元以上的有四川“麻哈金矿”（1895年）、湖南益阳“中路久通矿务公司”（1896年）、湖南平江“黄金洞金矿”（1897年）、云南“蒙自官商公司”（1904年）、广西“梧州炼锑厂”（1906年）、湖南常宁“水口山铅锌矿”（1907年）、江西“赣州铜矿”（1907年）、甘肃古浪“甘肃炼铜厂”（1908年）、云南文山“宝华锑矿公司”（1909年）、湖南长沙“黑铅炼厂”（1909年）、广东曲江“宝昌公司（锑矿）”（1910年）。其中，湖南官办矿业最为显著。光绪二十一年（1895），省设湖南官矿局，采取官办、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三种方式开矿，下辖企业颇多，除上述投资较多的大型金属矿外，还有一批小型金属矿和金属冶炼厂，获利颇丰。

（3）石油。陕西巡抚升允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开始在陕西延长开工凿井，设立“延长油矿”。该矿采取官商合办方式，筹集官商股本600万两，从日本购置设备，聘日本技师。从光绪三十三年（1907）至1919年，共开凿四井。其中，第3号井和第4号井无油报废。第1号井自光绪三十三年至1919年，共产原油341.3万斤；第2号井于宣统元年（1911）动工开凿，日产原油二三百斤，因与1号井同源，后来产量互为增减。1919年，第2号井被毁①。该矿的设立为我国石油工业的起步提供了借鉴。

这一时期令人注目的是，湖北的汉阳铁厂与大冶铁矿和江西萍乡煤矿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合并为亚洲第一家大型近代化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汉冶萍公司”）。企业也由官办变为商办。不过，由于汉冶萍公司资金严重不足，转而大量向日本银行借款，遂使日本势力日渐侵入。

2.轻纺工业。

甲午战争前设立的纺织工业规模有所扩大，有的在向商办转化；同时，又有一批新纺织企业产生。此外，其他轻工业均有所发展。

纺织工业，主要是湖北官纺织四局和华盛纺织总厂的形成和发展。

湖北纺织四局：张之洞继开办湖北织布官局后，于光绪二十年（1894）底设立缫丝局；光绪二十三年（1897）设立纺纱局，次年又设立制麻局，均为官办企业。

③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775页。

①陈真、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第655页。

四局动用经费近400万两，利用本地原料，采用机器生产，使生产规模空前扩大，在我国近代轻工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后因官办经营不善，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租给粤商“应昌公司”经营；宣统三年（1911）转归张謇等人的“大维公司”承租，1913年又归“楚兴公司”承租。楚兴公司承租时，议定每年租金11万两，租押25万两，租期10年。其生产的纱、布在武汉销售，概免厘税，如转运它埠，在江汉关只完正税，沿途概免厘税，仍保留湖北官局名义。租办期间，由于经营得法，扣除租金及机械修理费用外，“每年的净利，据说都在15％以上”①。其盈利从1914到1919年达580万两②。

华盛纺织总厂：盛宣怀等人以官督商办方式于1894年建成并部分投产，同时在上海招股购机筹设华新、裕源、裕晋、大纯4个分厂。甲午战争后，该厂面临洋商激烈竞争，经营顿入困境，致使“裕晋”厂卖给德商、“裕源”厂拟招洋商入股，“大纯”和“华新”均岌岌自危。华盛总厂连年亏损，在支持了7年之后，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由盛宣怀改组为商办的“集成”纺织厂，后又改名“又新”，实际上被盛攫为己有。辛亥革命爆发，盛宣怀怕被政府查抄，聘英国人为总理，一度在香港注册，挂英国招牌。1913年又改名为“三新”。

这一时期，陕西、山西、直隶、重庆、新疆等地官府先后拟购机设置纱厂，但均未成功。官商合办的呢绒厂有所发展，相继有光绪三十二年（1906）在上海创办的“日晖织呢厂”、次年在北京兴办的“溥利呢革厂”和光绪三十四年（1908）在武昌设立的“湖北氈呢厂”问世。1918年，南京建有官商合办的“利民柞绸纺织工厂”。此外，官方控制的企业在卷烟、造纸、印刷、制革、陶瓷及公用事业的水、电等方面均有发展。比较著名的如：天津“北洋烟草厂”（1902年）、直隶唐山“启新洋灰厂”（1906年）、“广州士敏土厂”（1906年）、江西景德镇“江西瓷业公司”（1907年）、山东“博山玻璃厂”（1907年）、广州“广东电力有限公司”（1908年）、“上海闸北水电公司”（1910年）等。

辛亥革命后，清廷所办的民用工业一般为北洋政府接收，成为官僚资本企业。

（三）北洋军阀政府控制和创办的企业

1.军事工业。

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政府接收了清政府所办的军工企业，并由陆军部军械司作为主管机构，但江南造船所和福州船政局则划归海军部管辖。它们在保留各地兵工厂基础上，对湖北枪炮厂、广州机器局、四川机器局等均有程度不同的扩充，制造枪炮日趋新式。后来，各地军阀据地自雄，争战不已，纷纷“设立修械所、兵工厂等以造械弹”，造成军工企业“系统紊乱，兵器庞杂”的局面①。其间，新建较大的兵工厂为河南巩县兵工厂。

河南巩县兵工厂：由北洋政府筹设于1915年。目的在于改变兵器制造“各厂自为风气，参差不齐”的局面②，选定河南巩县孝义镇建厂，以为各厂之规范。设备主要购自德国、美国，设有电厂、枪厂、压炮弹厂、炮弹工作厂、引信厂、机器厂等。

①《中国棉货》，第9页。引自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第591页。②陈真、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第294页。

①《70年来中国兵器之制造》，《东方杂志》第33卷第2号。1936年1月。②陈真、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第679页。

1921年后陆续建成投产。初期，**各种山陆炮弹，后陆续投产制造手掷炸弹、飞机炸弹、攻城重炮弹、手枪、手提机关枪、八二迫击炮、七九步枪等。全厂职员110多人，工人2200余人，为北洋政府开办的大型兵工厂。

此外，湖南曾设有陆军工场机械厂。张敬尧督湘后，曾在原厂基础上维持生产。张敬尧逃离湖南前使该厂遭受严重破坏。后来，在此基础上建立“湖南兵工厂”，生产马克沁水机关枪、哈乞开司旱机关枪、自来得手枪、勃郎宁手枪、宝林式手枪及军刀、军用器具、工作机械等。

2.民用工业。

清政府所办的民用工业，一般由北洋政府接收，一些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企业为北洋政府收买，成为官僚资本企业。如北京清河镇“溥利呢革厂”的设备规模在全国毛纺织厂中居第一位。1915年，北洋政府陆军部将其收买，改为“陆军织呢厂”。上海“日晖织呢厂”被财政部收归官办，1919年又转租给商人经营。此外，北洋政府也创办了一些企业，主要有：华新纺织公司：1915年，财政总长周学熙为北洋政府筹建于天津。额定资本1000万元（官股十分之四，商股十分之六），以其弟周学辉为督办，并取得在直隶、山东、河南三省30年专利权。当时政局动荡，商股裹足不前，筹建未见成效。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后，段祺瑞内阁遂发文撤销该公司，派官员前往接收。周学熙乃与股东多方活动，使公司得以保存，并撤销官府督办，改为商办公司。1919年，该公司正式建成，并使天津、青岛两家纱厂投产。天津纱厂拥有25000枚纱锭，当年获利150万元。青岛纱厂拥有33000多枚纱锭，当年投产5000枚。其后，该公司又分别各以80万两资本在唐山、卫辉建立两个厂，使四厂股本总额达1000万元，获利颇丰。

湖南第一纺纱厂：原名经华纱厂，由吴作霖借公款始建于1912年。第二年被汤芗铭收为省有。后因政局不稳，建设迁延，至1917年改由华实公司承租续建，到1920年正式建成。该厂购置机器用费200万元，有纱锭40000枚，但生产效益不高。1926年，收归官办，更名“湖南第一纺纱厂”。

陕西制革厂：光绪三十四年（1908），由陕西第一牧场公司经理高幼尼等提议创建于西安。宣统三年（1911）被收为官办，隶属省都督府，更名“陆军制革厂”。年底扩充资本达12万元。不久，又更名为“陕西制革厂”。该厂以生产军用皮件为大宗，长期由军人把持，对产品予取予求，很少营利。此外，北洋政府还经营有安徽宣城水东煤矿、贵池馒头山煤矿、湖北象鼻山铁矿、湖南常宁水口山铅锌矿、河北斋堂煤矿等一批民用企业。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不少军阀、官僚的私人资本投向近代企业。当时，黎元洪、段祺瑞、靳云鹏、曹锟、冯国璋、徐世昌、徐树铮、梁士诒、倪嗣冲、张勋、周学熙、李纯等45位军政要人到1919年已投资采矿、冶炼业14家；建筑水泥业3家；公用事业6家；化工6家；纺织业8家；粮食加工3家；农林垦渔等业9家；其他企业6家①。投资主要是商办企业。投资地区遍及17省，但大半企业集中在华北，尤以天津为多。如天津在1915至1920年间组成的“裕元”、“恒源”、“华新”、“裕大”四大纱厂，为官僚、军阀集资创办，其中有总统4人、临时执政1人、大元帅1人、总理2人、督军9人、总长11人。这4家纱厂资本占天津市总资本的48.7％。

①据魏明《论北洋军阀官僚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一文载表统计，《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2期。

这些军阀、官僚往往一人在诸多企业占有股份，并凭借政治权势和经济实力在企业中充当理事长、董事长、监察等要职，有的则独资创办。如王占元，除独资创办“汉口第一纺织公司”（19年，资本300万元）和“庆丰面粉公司”（1921年，资本60万元）外，还向“金城银行”（1917年）、“中华懋业银行”（1919年）等金融业投资。张勋曾投资于11个企业，其中在“中兴煤矿”投资80万两，任该矿监察人；又在“久兴纺织公司”投资90万两，任董事长。官僚、军阀参与投资的企业在当时工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民间机器工业的壮大

甲午战争后，中国人民面对民族危机，掀起了“设厂自救”，实业救国热潮。清廷也被迫放松对民族工商业的限制，并采取了一些奖励民族工业发展的措施，使民间机器工业有了初步发展。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到1913年，资本在万元以上的民间机器工业约产生463家①，涵盖了矿冶、纺织、缫丝、食品加工、水电、火柴等诸多类别。辛亥革命后，民族资产阶级对投资设厂产生更高兴趣，随之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列强一度减轻对我国经济压力，商品倾销减弱，出口需求增大，商品市场扩大。这些因素，造成有利工业发展的社会环境，使1914至1919年间民间机器工业有了重大发展，企业数字成倍增长，尤以纺织、面粉、电气、烟草发展显著，此外还涌现了化工、橡胶等一些新兴工业。

1.轻纺工业。

（1）纺织业。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至1913年，共设立轧花厂、纺纱厂、织染厂、缫丝厂、呢绒厂、织麻厂及其他纺织品厂共159家①。1914年后，纺织业空前发展，到1920年前，企业总数增至475家（含有少部分官方控制的企业）②。纱锭由1914年的502700枚增至1919年的851032枚；织布机由1914年的2300台增至1919年的2650台，1920年达到4310台③。其中，不少原有企业得到恢复和扩大，新设企业则逐步由东南沿海、沿江地区向奉天、山西、河南乃至陕西、甘肃等内地发展。此外，丝织业也有明显发展，民国初年已约有433家，丝车达6754部。这些丝厂大多建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后，每厂大约有丝车400至500部④。针织工业这时开始兴起，机器织袜、织毛巾、织衫裤等企业逐渐在上海、江苏、浙江、天津、山东、四川、辽宁、湖北等地区得到兴办。在各类企业中，出现了一些较大规模的棉纺织企业。

申新纺织公司：以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为主体，集资30万元，1915年创办于上海。19年，第一厂正式生产。1917年，在上海收买恒昌源纱厂，改为第二厂。1919年，在无锡设立第三厂。其资本在初创时仅为21.73万元，到1917年达到70万元，1920年达到189.2万元，5年间，增长约8.7倍。

①据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869—920页资料统计。①据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890—904页资料统计。②陈真、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第56页。

③祝慈寿：《中国近代工业史》，第487页。

④同上书，第511页。

其设备增长很快，纱锭数在19年为12960枚，到1922年达到134907枚，较前增加10.4倍。布机数在1918年为600台，到1922年增至15台，增加2.69倍⑤。到抗日战争前夕，申新已有9厂之多，成为我国著名的民族资本纺织企业。

大生纺织公司：张謇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筹设于江苏南通。光绪二十五年（1899）建成第一厂，试生产成功。光绪三十三年（1907）在崇明久隆镇创办大生二厂。到宣统三年（1911）止，两厂已获净利约370余万两。为给纱厂提供原料，从光绪二十七年（1901）冬开始创建通海垦牧公司，10年后初具规模，其所产棉花在南洋劝业会上获优等奖牌。从光绪二十七年至三十三年（1901—1907），张謇围绕大生纱厂创办了19个企业，主要有利用轧花棉子榨油的“广生油厂”；利用油厂“下脚”制造皂烛的“大隆皂厂”；磨粉以供浆纱与食用的“大兴面粉厂”；为解决运输而设立的“大达轮步公司”和“船闸公司”；为解决机械设备维修设立的“资生铁冶厂”；从事实验的染织考工所等，形成以纺纱为中心的大型企业。到1921年，大生一、二两厂资本增至360多万两，历年纯利累增总额达770余万两。到1924年，大生已增为4个厂，资本达770余万两，纱锭150000枚，布机1500多台。（2）面粉业。机制面粉业在甲午战争后续有增长。光绪二十二年（1896）至1913年新设企业57家；1914至1919年新增64家，1919年时实有企业99家，资本达2043.5万元①。这些企业，主要分布于沿海长江流域、东北、华北及湖南、四川、云南等广大地区。

较大的面粉企业有以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为主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创建于无锡的保兴面粉厂。光绪二十九年（1903），该厂改名“茂新公司”，获利颇丰。1912年，又在上海创办“福新面粉公司”。旋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无暇东顾之机，极力扩充企业。茂新到1919年扩大为3个厂，福新到1926年扩展为8个厂。1921年，茂新、福新面粉公司日产面粉达7.6万包，其生产能力已占全国的23％，占民族资本面粉厂的31％。荣氏兄弟因此有“面粉大王”之称。此外，孙多森创建于上海的“阜丰面粉公司”（1898年），以及上海的“华兴面粉公司”（1902年）、汉口的“海丰面粉公司”（1906年）、北京的“天民面粉公司”（1918年）、济南的“惠丰面粉公司”（1918年）等，均有较大的生产规模。

面粉工业的迅速扩大，提高了面粉质量，改善了人民生活，同时抵制了西方面粉的输入。在中外贸易中，面粉从1915年起变为出超，行销俄国、英、法和日本、南洋等地，至1919年出超金额达1039万余海关两①。

（3）火柴业。光绪二十年（1894）前，我国仅有12家火柴厂，资本额约为40万元左右。其后，发展逐步加速，到1913年达到52家，资本294万多元。1919年达到98家，资本490多万元②。这些企业，一般资本不多，平均资本不过5万元。由于资金薄弱、设备简陋，为在竞争中立住脚跟，原先的天津自来火局、汉口燮昌火柴厂、重庆森昌泰、森昌正火柴厂都先后依靠当地政府取得10至25年专利。

⑤《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111页、第613页。

①《旧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统计资料》，第32—33页。

①祝慈寿：《中国近代工业史》，第531页统计表。

②同上书，第545页统计表。

与此同时，又有一些规模较大的火柴厂问世。如1917年由天津“华昌”和北京“丹凤”火柴厂合并而成的“丹华火柴公司”，成为我国当时最大的火柴公司。此外，上海的“荧昌火柴公司”、“利民火柴厂”，天津的“北洋火柴厂”等，均有相当规模。这些企业为抵制洋火柴进口，发展民族火柴业作出了可贵贡献。

（4）烟草业。我国烟草工业是在抵制洋货、挽回利权、振兴国货的热潮中兴起的。自光绪二十五年至三十四年（1899—1908），私人投资烟草业达18家，资本约126.8万元。其后，发展日趋迅速，在1912—1920年间，资本年平均增长率达36.7％①。如上海地区，光绪三十一年（1905）仅有1家，1919年已达9家，1927年则高达182家②。在这些企业中，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规模最大。该公司由简照南、简玉阶兄弟光绪三十一年（1905）创办于香港，资本10万元，机器购自日本。宣统元年（1909）该公司改组后，产品质量日渐提高，产量逐年上升。特别是辛亥革命后，获得迅速发展。1913年盈利10万元，1914年盈利万元。1915年开始在上海设厂，逐步把公司重心由香港移到内地，在广州、汉口、北京等地设分公司，在各地设代销处，其分支机构遍及各大城市及南洋群岛。19—1919年，每年盈利100万元以上。1919年，与英美烟公司竞争，改为股份有限公司，集资达1500万元，成为华商中最大的烟草企业。

此外，轻工业在榨油、酿酒、食品加工、制糖、造纸、印刷、制药、肥皂、化妆品、制革、玻璃、油漆等方面都有较大发展。如张振勋创办的“张裕酿酒公司”（1895年创办于烟台）自1914年投产以来，产品畅销，驰名中外，多次在博览会获奖；夏瑞芳等创办的“商务印书馆”（1897年创办于上海）和陆费逵创办的“中华书局”（1912年创办于上海）均成为规模较大的印刷、出版企业。

2.重工业。

我国煤、铁矿在甲午战争后大量被帝国主义列强所攫取。清末，收回利权运动兴起，相继收回了一些矿区，同时刺激了民间采掘、冶炼、制造等工业的发展。

（1）煤矿。一方面一些原有土法开采的小型煤矿逐渐向机械开采过渡，另一方面商办机械采煤业有了新发展。光绪二十二年至宣统三年（1896—1911）开办的民间机械采煤企业达25家；1914—1919年间注册的又有5家。这些煤矿一般规模不大，产量有限，年产量在20吨以上的，仅有山东峄县中兴煤矿、河南六河沟煤矿、磁县怡立公司和山西保晋公司等数家①。1919年，全国年机械采煤量约为312万吨，民间企业约产68.4万吨，占总量的21.9％②。

（2）有色金属矿。这一时期铜、钨、锑、铅、锌、锰、汞等矿的机械开采有所增加，冶炼技术明显提高。全国铜矿年产量猛增，冶铜技术率先在云南“东川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得到改进，开始用“12吨鼓风炉冶炼精铜”③。

①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第125页。

②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2—3页。

①祝慈寿：《中国近代工业史》，第566页。

②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54页。

③陈真、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第6页。

欧战时期，各国对钨、锑等需求加大，价格猛涨，致使不少人投资开采，使钨矿年产量1918年达1万多吨；锑矿最高年产量19年达4万吨④。锡矿1917年产量为1.1万多吨。其中，钨、锑产量均为世界首位。锡产量居世界第四位。在这些矿产中，民间投资日趋增多。湖南省光绪三十四年（1908）成立的“华昌炼锑公司”大获厚利，新化、安化、益阳等重要产地骤增许多新矿，云南、贵州、广东等地也纷纷开采。据19年统计，两湖、两广、云南五省已有炼锑厂64处之多。

（3）钢铁业。光绪三十四年（1908）后，汉冶萍公司的汉阳铁厂和大冶铁厂（1914年筹设，1920年出铁）向商办转化，此外尚有华商经营的上海“和兴钢铁厂”（1914年筹设，1917年出铁）、山西保晋公司的阳泉铁厂（19年筹设，1920年出铁）、汉口扬子机器公司铁厂（1919年筹设，1920年出铁）和龙烟钢铁公司的石景山铁厂（1918年筹建，1922年因资金不足而停产）等数家。规模以汉阳和大冶两厂为大。1919年，全国生铁产量为407743吨，钢产量为34851吨①。

（4）机器制造业。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至1913年，先后有15家（内含两家官办企业）机器制造业出现。其中，较大的有“求新机器轮船制造厂”（1902年上海）、“大隆机器铁厂”（1902年上海）、“扬子机器厂”（1907年汉口）、“天津铁丝铁钉厂”（1908年天津）等。与此同时，天津三条石地区机器工业也开始起步。如建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左右的郭天成机器厂，最初仅能生产织布机零件，光绪三十三年（1907）后已可生产整套织布机。以后，相继又生产弹花机、轧花机、打包机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内对机械五金需求增加，而进口削减。机器制造、五金生产企业日渐增多，在上海及其他通商口岸等工商业发达地区较为集中。如上海地区，不仅机器制造业数量迅速增多，而且逐渐由机械修理为主转向机械制造，逐渐能够仿造纺织、缫丝、针织、印刷、农产品加工乃至车床、小型动力机等诸多机器设备。到1920年，全国机械五金企业达252家，资本3888.5万元①。

水电等公用事业：这一时期发展较快，从光绪二十六年（1900）到1913年，新设电灯厂、自来水厂46家，其中41家为商办企业，区域遍及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汉口、南京、福州、重庆、长沙、太原、长春、成都、镇江、苏州、昆明、烟台等城市，尤以沿海地区为集中。其后，发展日趋普及。1914至1919年间，有开办年月可查的商办电灯、电力厂达103家②，使以电为动力的工厂日渐增加。工业集中的上海市，宣统三年（1911）工厂使用马达总量为1775马力，到1919年已增至33062马力③。

此外，水泥、建筑等工业也有相应发展。

3.新兴工业。

这一时期，有一些新兴工业陆续出现，主要是化学工业和橡胶工业。

（1）化学工业。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我国还没有无机化学的基础工业，所需酸碱主要靠进口。

④据陈真、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第981页出口数量估计。当年出口量为43324吨。①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41页。

②南开大学历史系、天津历史博物馆：《天津三条石早期工业资料调查》。①陈真、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第56页。

②《中国近代史记》中册，第93页。

③祝慈寿：《中国近代工业史》，第583页。

1914年后，“洋碱”锐减，致使以碱为原料的工厂纷纷倒闭，甚至日常生活中发面做馒头用的碱面也难以保证。面对窘境，爱国实业家范旭东首先于1914年在天津塘沽创办“久大精盐公司”，19年9月第一批国产精盐运销天津。然后，在化学家侯德榜支持下筹建碱厂。此前，山东、上海曾有人试办碱厂，但或因方法不宜，或因成本过高而失败。范旭东于1918年在天津正式创立“永利制碱公司”，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1922年正式出碱。日平均产量达90余吨。此后，相继有“山东鲁丰化工机器制碱公司”、“上海电解工厂”、“天津漂粉公司”成立。

（2）橡胶工业。最早的橡胶工业是1917年产生于广州的“兄弟树胶公司”，**橡胶靴鞋。1919年，上海有“中华橡胶厂”创立。其后，以广州、上海为中心的橡胶工厂日渐增多。如广州地区1922至1923年间，已先后有23家橡胶厂出现。这些橡胶企业为制造车胎、胶鞋、胶带、雨衣、儿童玩具等橡胶制品提供了原料。

据不完全统计，到1920年前，我国共有近代工厂1759家，其中纺织工业475家，食品工业280家，印刷文具业51家，机械五金业252家，化学工业383家，冶炼工业12家，公用事业243家，军械工业23家，铸铁工业5家，其他工业35家，总资本达500620万元①。这些工厂的兴办，使我国工业门类日渐增多，数量日渐增大，生产设备、技术和产品质量明显提高，工业资本空前增长，从而大幅度拓宽了我国的工业基础，增强了经济实力。与此同时，我国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队伍也空前增长，形成可观的政治力量。然而，从我国经济总体发展看，民族工业仍没有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作为基础工业的重工业仍相当薄弱，帝国主义列强控制的工业在诸多领域仍占据垄断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势力卷土重来，国内则军阀混战不已，民族工业发展又面临新的困境。

①陈真、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第56页。

[谢选骏指出：马列狗黄俄猪们，把满洲畜生逃出北京叫做“惨剧”，体现了丧尽天良的汉奸嘴脸。难怪直到文革，中国民间依然流行“洋火”（火柴）“洋碱”（肥皂）“洋油”（煤油）“洋灯”（电灯）……一类的称谓。不过在我看来，西洋鬼子毕竟比满蒙鞑子还是温柔敦厚多了，因为他们只想盘剥，不想霸占；后来的日本苏联，则更凶残，因为他们不仅盘剥，还想霸占。共产党土八路更加过分，因为他们还要“改造中国”。]

【第四章 工业工程技术】

第一节 土木工程建筑

中国近代建筑史的内容极其复杂，它既包含传统建筑方式的延续与变化，旧城镇的改造，也包含近代西方建筑方式的传入与发展，以及新兴城市的建设活动。但从本质上讲，这时期建筑文化反映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也是中西建筑方式交融的过程。

由于封建社会末期清朝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造成了经济与技术的停滞，在建筑发展方面也已远远落后于西方，不论在建筑类型、建筑理论、建筑设计方法方面，还是在建筑材料、建筑结构、施工技术等方面都不能和欧美先进国家同日而语。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和中国殖民地化的日益加深，新兴的西方建筑方式日益在中国传播，对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产生了严重挑战，并促使中国近代建筑逐步走上现代化的道路。

（一）建筑新类型、新技术与新形式的出现随着资本主义列强在华势力的深入与巩固，各国为了满足其殖民统治的需要，开始在中国的许多城市中建造了一系列新兴的西方建筑。其中有为政治服务的公使馆、领事馆、总督公署、巡捕房、工部局、兵营；有为经济服务的银行、洋行、海关、饭店、新兴商业建筑；有为交通运输及工业生产服务的码头、船舶修造厂、火车站、原料加工厂、仓库；有为其生活享乐服务的娱乐性建筑、花园住宅等等。此外，由于交通运输与商业贸易的发展，许多大城市的人口急遽增加，房荒日趋严重，于是为了满足广大居民生活需要，一种仿欧洲联排式住宅的城市里弄住宅类型便最初在上海产生。这种类型的住宅后来很快在沿海城市流行起来，并且根据中国的城市环境而有一定的变化和发展。

当时的房屋，一般说来，都没有固定的风格，早期以殖民地式和折衷式居多，逐步又传来了古典式、罗曼式、哥特式、巴洛克式、欧洲村舍式和平房式。从现存的版画与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到，在开埠之初，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所建造的西式洋房都只有一二层。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已出现不少三四层的建筑。这些建筑物多是砖木结构，砖墙承重，木楼梯，木梁板，其造型比例和细部装饰都不大考究，外墙以青砖砌筑，夹有红砖水平线条装饰，墙的外表不施粉刷。到二十世纪初时，已开始出现不少五层以上建筑，建筑艺术也考究多了，外观已有应用面砖、石块和水刷石粉面等做法，内外装饰也相应增加，房屋的机械设备也比较现代化，高层建筑已应用了电梯。上海在1843年建于外滩的旧英国领事馆和1848年建于金陵东路外滩2号的旧法国领事馆都是二层建筑，造型仿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式样，砖木混合结构，形式比较简朴。室内有壁炉，屋顶上有许多烟囱。其中法国领事馆在中部还高出一圆顶为三层，主立面二层均采用了连续的券廊做法。到十九世纪晚期，在上海外滩一带建造的俄国领事馆和德国领事馆已都是三层建筑，立面采用连排的券形窗，屋顶上部还设有阁楼和老虎窗。1905年建造的上海旧日本领事馆则已达到极其堂皇与豪华的地步，外观采用西方古典建筑式样和装饰，在立面上有突出的柱式和连续券廊，建筑材料则为砖石混合，在中部屋顶上还做有方形的曲线穹顶，似带有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大师帕拉第奥（AndreaPalladio，1508—1580）的手法。

北京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已在东交民巷、台基厂、御河桥一带形成外国使馆区，区内陆续建有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使馆、银行、洋行、教堂、花园洋房和兵营等等。其中以英、美、法、日、俄等国的使馆规模较大，四周均有围墙，内部有广阔的庭院和各类建筑，前面有庄严的大门，建筑布局与设计手法往往中西结合，不甚严格。如原英国使馆，虽大门为雄伟的欧洲文艺复兴式样，但围墙与院内附属建筑则仍沿用中国传统形式。原法国使馆和日本使馆的大门均为不严谨的折衷主义建筑式样，虽然都有中央券洞和壁柱、檐口等西方古典建筑细部，但手法粗劣，而且还都在大门两旁设置一对中国传统的石狮，是中西结合的典型例子。而北京原比利时使馆虽规模不及上述几个国家，但其主体建筑则为典型的北欧中世纪府邸形式，复杂的高坡屋顶、老虎窗和许多小尖饰，与简洁的墙面、窗户产生对比，衬托在绿树成荫的庭院内，显得异常怡然幽雅，这无疑是经过建筑师精心设计的。

1898年在青岛建造的旧德国总督公署则采用欧洲古典复兴时期的公共建筑形象，平面的中部与两端突出，造成在水平方向划分为五段，内部为单面走廊式布局。立面造型严谨，高四层，顶层部分为阁楼，上面还设有一排弧形的老虎窗。建筑主体部分的立面为二层连续券廊，正中部分有一宽阔的券门，入口台阶直上二层。建筑外部为石墙，内部应用钢骨包混凝土结构，顶上为陡峭的两折形孟萨式屋顶，红瓦屋面，颇能表达庄严的气势。此外，1861年建造的武汉前英国领事馆则是采用英国花园式住宅的例子。

上海江海关建筑的变化过程可以说明公共建设的发展情况。1857年在汉口路外滩建造的上海江海北关还是一座古庙式的建筑，前有牌坊，主体建筑为二层传统形式，上面还高出一个三层的小阁楼。1868年《天津条约》签订后，中国江海关全由外国人管理，江海关的建筑也由外国人负责建造。1891年开始拟建的上海江海关关署，由一名英国建筑师设计，于1893年落成。由于该建筑是由英国人设计的，所以建筑物带有英国哥特建筑风格，主体高三层。该建筑“前面以铁栏围绕，入其门，地甚广，可以方轨并驰。由南首石梯历级而升，梯傍有石狮，盖仿中国衙署式样也。中央有钟楼。屋顶并设有避雷针。各处玻璃窗装在外面，百叶窗装在内，为防日曝雨洒之用又有暖气设备，天寒时便可满室温和”①。

新式旅馆是近代出现的一种重要公共建筑类型，从平面布置、建筑形式到结构做法都与中国传统客栈迥异。1866年在上海英租界建造的前汇中饭店，高三层，造型是仿欧洲十九世纪的折衷主义建筑做法，砖木结构，外墙为砖砌，每层均有白石檐口线脚装饰。1906年，前汇中饭店的三层建筑被拆除，重建新楼，高六层，是当时首批上海高层建筑之一。新楼主体局部应用了钢结构，其余仍为砖木结构，内部已装置电梯设备。它的立面外墙为红砖所砌，每层均有线脚划分，窗间墙为白色面砖装饰，总体造型带有折衷主义建筑风格。比这座建筑略早几年在北京长安街上于1900年落成的北京饭店旧楼，是由法国人投资建造的。建筑物主体高七层，钢骨架外包混凝土结构，电梯设备齐全。正立面为土红色面砖贴面，并在适当部位做有檐口、阳台等古典细部装饰，总体造型新颖简洁，气势宏大，因而形成为当时北京新建筑的重点。本世纪初在北京建造的六国饭店（后改为国际饭店），外观则完全仿法国古典主义建筑形式，手法严谨，立面主体部分为三层，底层做成基座状，二、三层用通长的柱式与窗间墙连成整体，顶部为陡峭的两折形孟萨式屋顶，上面开着一排老虎窗，里面设有阁楼作为辅助用房。这座建筑的设计可算是外国建筑师的精心之作。

此外，在这段时期中，资本主义列强在我国建造的洋行、银行、工部局、俱乐部更是与日俱增，这些建筑多半是采用西方古典建筑形式或欧洲中世纪的建筑手法，一般说来，早期比较简朴，后期则规模逐渐增大，设计也豪华精致得多。例如上海汇丰银行在1867年、1880年、1923年三次兴建的大楼中，就可明显看到其发展的过程。如在1880年建造的汇丰银行只不过是三层的折衷主义小型建筑，而到1923年落成的汇丰银行新楼则已是赫赫有名的六层石砌外墙的古典大厦了。在十九世纪后半叶，上海的洋行已有41家，最出名的是上海怡和洋行，位于今北京路外滩，当时建筑规模已很宏大，高三层，内部有壁炉，外观为殖民地建筑风格，入口有古典柱式的门廊。本世纪初已改建为六层大厦。其他如天津的旧义品放债银行、天津旧英国工部局、天津旧日本领事馆、天津旧德国俱乐部（1907年）、上海前市政厅大厦（1864年建，已拆除）、上海旧旗昌洋行（1898年）、上海东方汇理银行（1898年）等都是本时期比较典型的西式建筑实例。

（二）天主教与基督教建筑的广泛传播

1840年以后，西式教堂便在各地不断出现，教堂式样也随着传教士的修养与兴趣而有所不同。

罗曼式教堂：亦称罗马风教堂，这是十至十二世纪流行于欧洲的一种教堂建筑风格，平面呈拉丁十字形（长十字形），以山墙面为主要入口，特点是立面应用一些古罗马建筑的细部，但不甚严谨，门窗顶部均用半圆形券，屋顶内部天花为石砌半圆形肋骨拱结构，外部覆盖有高坡屋顶。早期在中国出现的西式教堂常采用这种型制。1847—1853年建造的上海董家渡圣·方济各·沙勿略（St.FransisXavier）教堂为现存最早的一座西式教堂，它是罗曼式与巴洛克式混合的教堂。当时该教堂为罗马天主教耶稣会常驻远东大主教的驻节座堂所在地。设计人为西班牙传教士范廷佐（FerrandJean），监修者为罗礼思（FlelotLouis）神父。教堂平面为罗曼教堂常用的拉丁十字形，内部用柱墩分成中厅和两个侧廊，中厅较高，侧廊略低，内部天花都是做成罗曼式半圆形的肋骨拱顶。但其拱顶结构却不像欧洲罗曼式教堂那样是真正由石料砌成，而是用木骨构成轮廓后，再在外部粉上灰泥，形似拱券，这可能是当时中国工匠尚未掌握西方这种拱顶的建造技术，只求外貌相似。因此门窗都开得较大，并且在窗间墙处不设砖扶壁，这是由于假拱顶没有侧推力的缘故。教堂的立面则带有意大利巴洛克教堂手法，山花部分应用了一些柔和的曲线，两侧各有一个高起的小钟楼，造型端庄而又富有变化，是早期教堂建筑的精美实例之一。1860—1861年在上海法租界四川南路建造的洋泾浜天主堂，原名为圣·约瑟堂（St.JosephisChurch），是较典型的法国罗曼式建筑，砖木结构，设计人和监造者均为罗礼思神父，正立面山墙顶上设有三座尖塔，下面有一圆形的玫瑰窗，整座建筑造型精美别致，尤其是侧面墙上的彩色玻璃花窗特别引人注目。此外，1870年建成的南京石鼓堂路天主堂及1894—1898年在上海郊区佘山建造的佘山修道院、四川彭县白鹿乡的天主教堂、1933年建造的青岛圣米厄尔天主堂等等，都是典型的罗曼式教堂。

哥特式教堂：是十二至十四世纪盛行于欧洲的一种教堂建筑风格，起源于法国。平面内部常有一个中厅和一二个侧廊，尽端有半圆形的圣坛，主入口在正对圣坛的山墙面，上面有巨大的圆形玫瑰窗。建筑特点是用尖券、尖拱和骨架结构，外部有明显的扶壁和飞扶壁，立面上一般有三个层层退进的尖券门，两个对称的钟塔，或集中为一个，体形高耸，屋顶上还有许多小尖饰，墙面常做有宗教故事题材的装饰，表现了超尘脱俗的宗教思想。建筑四周的窗户较大，多用彩色玻璃镶嵌画装饰，富有神秘宁静的气氛。这种教堂式样在我国天主教与基督教建筑中均常采用。1703年在北京蚕池口建造的天主教旧北堂就是采用哥特式，1887年因皇室扩展宫廷，旧北堂被拆除迁建于西什库，1888年建成，俗称西什库教堂，亦称新北堂，仍然采用法国哥特教堂型制。它是北京最大的天主教堂，建筑墙身全用城砖砌筑，表面用汉白玉石料装饰细部，做工精致，形象准确，但教堂前的平台栏杆、石狮和一对碑亭则为中国传统旧制，形成中西结合的布局。1863—1888年建于广州的石室圣心教堂是我国近代最典型的法国哥特式天主教堂之一，尖塔高58.5米，居全国所有教堂之冠。中国最杰出的哥特式天主教堂当推上海的徐家汇天主堂，它也是上海最大的天主教堂，原名圣依纳爵天主堂，系法国天主教神父南格禄（GottelandClaude，1803—1856）和法籍教士梅德尔（LemaitreMathurin，18—1863）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所创建，光绪初年，开拓旧址，重建新堂，1910年10月23日举行落成大典。新堂平面进深79米，面阔28米，中间最宽处达44米，塔高31米，规模宏大，成为上海一重要建筑物。礼拜堂的大门朝东，正门两侧有高耸的塔楼，几里之外已能望见。礼拜堂内部为哥特式的骨架券结构，墙面主要为红砖所砌，墙基勒脚用有一部分青石，线脚、花饰、雕刻均为白大理石做成，塔顶则为淡紫色的石片瓦，整座建筑体形高大，色调和谐古雅，细部精致秀丽，给人以神圣、崇高的印象，故被称之为“中国教堂之巨擘”①。在基督教教堂中亦不乏哥特式建筑的佳作，比较杰出的例子为上海圣三一教堂，俗称红礼拜堂，是上海现存最早的基督教礼拜堂。教堂位于江西路，1866年奠基，1869年落成。建筑师为英国人史浩德（GilfertScott）与凯德纳，承造者为番汉公司。该教堂原为外国人礼拜之用，教堂型制为英国乡村哥特教堂式样，外观非常秀丽，礼拜堂内部呈拉丁十字形，在中厅与侧廊之间设扶壁与尖券门窗，厅内天花亦做成骨架形的六分尖拱，用木构仿石工做法。堂内两侧的彩色玻璃花窗，每扇均为纪念有功于教会的人士，构图与做工均极精致。1891—1893年间，又在教堂前增建了一座方形钟塔，体形高耸，已成为教堂的重要标志。此外，如1899年在上海新闸路建造的圣彼得堂、1900年在天津泰安道建造的基督教礼拜堂（安格利教堂）、1897年重建的天津望海楼天主教堂也都是采用哥特式的实例。

文艺复兴式与巴洛克式教堂：欧洲文艺复兴建筑思潮流行于十五、十六世纪，主要提倡人文主义与古典建筑型制；巴洛克建筑风格则流行于十七、十八世纪，强调在古典建筑形式上自由变化，并常在造型上应用大量曲线与曲面。这两类风格的教堂在我国亦为数不少。①引自屠诗聘主编：《上海市大观》，中国图书编译馆1948年版。

①参见路秉杰：《上海的教堂》，《新建筑》1986年3期。

北京八面槽天主教堂就是典型的仿文艺复兴式教堂实例。该堂原名圣若瑟堂，俗称东堂，55年由利类思和安文思二位神父创建，1720年毁于地震，1885年重建成为文艺复兴式教堂，面西向，立面上采用了严谨的西方古典柱式和分层的檐部，顶上还做有钟楼和突出的穹顶。不久该堂又被毁，现存的东堂为1905年所重建，基本上按原样修复，总体造型尚严谨，只是两侧略有修改，细部掺有中国传统建筑的手法，做工也比较粗糙。1904年重建后的北京宣武门天主教堂，原名圣母无染原罪堂，俗称南堂，则是一座带巴洛克风格的教堂，造型活泼秀丽，建筑外墙全为青砖砌筑，立面上应用了明显的卷涡和曲线装饰，山墙顶部与入口上部的小山花也都做成对称的卷涡状，而装饰细部也带有一些中国传统建筑手法。此外，在有些城市还出现了带俄罗斯建筑风格的东正教堂，典型例子如哈尔滨道里的东正教教堂（1901年），上海新乐路东正教教堂（1931年）等。

教会学校与医院：起初多沿用中国传统建筑型制，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一部分学校与医院已开始应用现代建筑技术，但仍保持中国宫殿式建筑屋顶形式；另一部分则直接移植了欧洲建筑式样，为新式学堂和医院建筑开辟先例。例如1888年，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的傅罗到南京干河沿创设汇文书院。同年建有三层西式教学楼，南面中间还建有五层钟楼，外墙全部用青砖砌筑，内部为木结构，该建筑目前仍保存完好，即现在金陵中学的钟楼，它是南京最早的三层西式楼房。后因屋顶失火，故将主体建筑改为二层，原三层部分改为阁楼，设有老虎窗，并将原两折式屋顶改为四坡屋顶，钟塔部分原为五层，后改为四层现在的样子。现存的这座建筑平、立面对称，钟亭在最高位置，显示出庄严肃穆的效果。立面简洁朴素，二层间有线脚装饰。根据现存建筑的特点分析，该建筑形式属美国殖民期的建筑风格。1898年，汇文书院又在钟楼两旁建有教堂、西教学楼等三座建筑，均按西方建筑型制，亦为南京仿西式建筑做出楷模。此外，在成都已于1907年建成了四层的四圣祠医院，亦为教会所办，外墙全用青砖砌筑，但在柱顶、券面等某些局部则点缀有红砖作装饰，也是该时期常用的手法。

（三）洋务派与民间仿洋式建筑1840年以后，洋务派在兴办军事工业的同时，也在江南一带建造起一批最早的工业建筑。如上海的江南制造局和江南造船厂的厂房，南京的金陵机器局、金陵船厂、金陵火药局的厂房等。这些厂房均为二层砖木结构，屋顶用三角形木桁架，并辅以钢结构拉杆和铁件，外墙用青砖砌筑，这是与当时欧洲红砖厂房不同之处。其中金陵机器局厂房现在还保持着原貌。

除工业建筑之外，洋务派还建造了一批大型民用建筑，如火车站、邮电局、国会、咨议局、劝业会场、学堂等等。较典型的例子如：京山铁路北京车站（1893年，现为北京前门车站），北京的旧国会（1908年，现为新华社），北京的万牲园大门、畅观楼（1906年，现为西郊动物园），北京的旧陆军参谋本部（1908年，现为北大医院病房），清华学堂（1911年），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英籍教员楼建于1890年），两江师范学堂（1905年），江苏省咨议局（1908年），以及清两江总督张人骏的西式花厅（1910年建，现为孙中山办公旧址）、上海前市政府（1864年建，现已拆除）等均是。

在民间，许多店铺和住宅的门面也自发地模仿西洋建筑形式。当时所谓的“洋式门面”多半都带有巴洛克建筑的装饰，也有一部分是其他式样。这类例子在北京前门外大栅栏与沈阳中街一带到处都可见到。

所有上述洋务派建造的一些公共建筑与民间的仿洋式建筑中，只有江苏咨议局、湖北咨议局与清华学堂建筑造型严谨，外观为欧洲文艺复兴建筑式样，目前保存得也最好。其余建筑多半都是在西式门面上掺杂着浓厚的中国传统装饰。如旧国会大厦、万牲园大门等都在巴洛克门面上雕刻着云龙装饰。北京前门车站则是一座比较典型的西方折衷主义建筑，并有高耸的钟塔，但在拱形候车厅正立面的两边也刻有明显的中国升龙图案。在一些民间的“洋式门面”上，还常常雕刻着狮子滚绣球、福禄寿三星、刘海戏金蟾以及中国的卷草、葫芦等装饰。这些特殊情况的出现都是与当时晚清文化的总方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分不开的；同时也有当时工匠习惯于迎合中国人传统习尚的关系，它充分地表明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在建筑上的反映。

水利自1840年至1919年八十年间，随着西方现代科学技术的传入，中国的水利科学同其他许多学科一样，经历了由传统的技术向近现代技术的过渡。这一时期，引进国内的新技术主要有：（一）河道测量测量是水利工程规划设计的基础，我国在清初康熙时，就有全国性的三角测量。咸丰十一年（1861）英国海军测绘长江航道，根据此次的测量成果，9年后绘制了长江计里全图。同治二年（1863）两江总督曾国藩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命测绘长江自湖南巴陵以下至上海崇明海口长江河道图。光绪十五年（1889），河南、山东河道总督吴大澄在开封设立河图局，进行河南阌乡至山东利津海口的河道测绘工作，光绪二十五年（1899）天津武备学堂学生施测了山东曹州至利津黄河下游河道。

我国具有实用意义的河道地形测量则开始于近代，应用于水利工程，约在民国初年。

宣统三年，张謇设江淮水利局于清江浦，用新法实测淮、运及沂、沭、泗水道，有平面及断面各图，还有水位、流量的测量，并有完整的测量图表及报告。这次测量后所绘的图2500多幅，图说1000多份，表25卷，在水利测量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19年，江淮水利测量局又以旧黄河口平均水位为假定零点高程，实测各处河湖底的海平，这是海拔在淮河测量史上的首次使用。1917年，江淮水利测量局对淮河进行第二次测量，测量工作从该局上届测量止点五河县开始，持续上溯至桐柏主峰胎簪山止，全长760余公里，历时一年半。1919年，张謇依据历年来的测量成果，发表了江淮水利计划书。在此前后，华北各河流，长江、珠江等河也先后开展了作为水利规划前期的测量工作。

（二）水文测验

近现代水文测验技术取得了根本的变化，表现为：测验工具及计算方法的更新，定量连续的观测，水文测验作为水利规划的依据，测站大量增加，先进的测验手段不断引进，观测的内容也逐渐丰富。咸丰十年（1860）上海海关在长江口外吴淞口设置潮位站。同治四年（1865）汉口的长江干流也设置了水位站。光绪六年至三十年（1880—1904）福州、厦门等地还先后设置了潮位站和雨量观测站。

（三）施工机械和通讯设备

现代施工机械的引进对提高工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早在光绪初年，福建乌龙江上就首先使用挖泥船疏浚河道。清末时，黄河淤积严重，决口不断，有人建议采用机器挖泥船疏浚黄河。光绪十四年（1888），在黄河铁门关以下河口段采用挖泥船疏浚，但是由于船吃水太深，使船体搁浅无法行进。光绪十七年改用轮船带传统疏浚机械混江龙，但效果也不太理想。另外，海河工程局、上海浚浦局也有多艘各种式样的挖泥船。光绪十二年，上海江南制造局开始参考外国图纸试制挖泥船。

光绪十九年（1893），薛福成建议各省在大江大河沿线架设专用电话线，将有线通讯用于江河防汛。稍后，永定河设置了报汛专用电话线。山东河防局于光绪二十八年开始设置了电讯机构，架设电话线路，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两岸已架线长700多公里。报汛电话的使用，改变了历史上“飞边报情”，人与水抢速度的状态，大大提高了报汛速度。光绪十四年，黄河河南长垣、山东东明堤防段施工中始用小铁路运输土料。同年郑州堵口、次年山东章邱堵口，都采用了小铁路运输材料，工效提高好多倍。此后，黄河岁修和堵口抢险都普遍采用小铁路。电灯照明也在黄河河工中使用，大大改善了施工条件。

（四）水力发电1912年（一说1913年），在我国云南滇池地区的螳螂川建成我国第一座水电站。这座水电站于1908年酝酿筹建。当时滇越铁路自越南修至云南，法国以铁路沿途用电为理由，要求在滇池出口处之螳螂川上设水电站，云南恐利权外溢，决定集官商股份自办，定名为商办跃龙电灯股份有限公司，电站即由跃龙公司主持兴建。电站设计者是德国人，电机也是从德国进口的，1912年建成发电。民国早期还在四川金堂、泸县、康定等地修建了5座小电站，总发电量300千瓦。这一时期是我国水电事业的初创和起步时期。

此外，在张謇的倡导下，1915年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在南京成立，校长由李仪祉担任，完全采用西方教学方法办校。它是我国第一所专门培养水利工程技术人员的学校。

第二节 能源电力

十九世纪末叶，电力工业开始传入中国。中国生产和使用电能的年代，与欧美一些国家相比较并不晚，但由于长期政局动荡，战争迭起，电力的发展曲折缓慢，大大落后于一些工业发达国家。

（一）电力工业的发展从1882到1911年，英、法、德、日、俄等国商人，在各国政府支持下，在上海、香港、广州、天津、北京、大连、青岛、汉口等二十余个城市，相继兴建了约30座电灯厂（公司）。与此同时，中国官僚、民族资本工商业者，在上海、宁波、杭州、福州、汕头、苏州、镇江、芜湖、武昌、重庆、成都、昆明、开封、长沙、济南、烟台、太原、吉林、满洲里、齐齐哈尔以及台湾台北等30余城市也相继开办了40多座电灯厂（公司）。这一时期建成的近80座电厂的发电设备总容量约有37000千瓦。据其中30座电厂统计，发电容量22767千瓦，外资和民族资本经营的各占50.9％和49.1％。

1919年2月出版的《电界》第39期，内有全国电灯公司统计表，其中经清邮传部立案的电厂有11座；经民国交通部立案的电厂有62座；未经交通部核准立案的电厂有42座。全国共有115座电厂，其中88座电厂总容量为21589千瓦（另27座电厂统计表中未填容量，也未列入外商所建电厂）。另据《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中第904页：“1903—1947年历年华商发电容量、发电度数”记载，其中1903年全国电厂总容量为300千瓦，到1919年增加到28615千瓦。

以上资料表明，中国电业发展初期的27年（1882—1919）中，民族资本办电已有一定规模，除通商口岸城市外，各省城以及商业兴盛城市几乎都创办了小型电灯厂（公司）。以下简述中国电力工业萌芽时期最早办电的几个事例。

1.中国最早的电厂。

中国最早出现电灯和兴办电业，发生在上海租界。清光绪五年（1879）4月11日①，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电气工程师毕晓甫（J.D.Bishop），在虹口乍浦路的一幢外商仓库里，以一台10马力（7.46千瓦）蒸汽引擎带动直流发电机发出的电能，点燃了炭极电弧灯。这是电能在中国大地上第一次应用。中国兴办公用电业始自光绪八年（1882）。英国商人李德（R.W.Little）等招股筹集白银5万两，创办上海电气公司（ShanghaiElectricCompany），在南京路江西路西北角31号A（原为老同孚洋行住房后的仓库，今南京东路190号）建设发电厂，安装一台购自美国的马力蒸汽机以皮带拖动的发电机。同时在南京东路、江西中路的转角围墙内竖起了第一根电杆，再沿外滩至虹口招商局码头的街道旁立杆架线，串接15盏电弧灯，于7月26日下午7时正式供电。

①引自1992年6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电工卷第638页。1994年12月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的电力工业》第2页则为5月28日。

翌年，发电机组迁装到乍浦路41号，另建新厂，扩建了从英国购进的2台蒸汽发电机组，可供40盏电弧灯用电。6月，上海电气公司与公共租界工部局签约，在外滩、南京路、百老汇路（今大名路）3条街道旁安装电弧灯，淘汰了煤气灯。

上海电气公司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公用电业之一，与1875年在法国巴黎北火车站建成的世界首座火电厂相距仅7年。由于经营管理不善，1888年，上海电气公司破产，后由董事长魏特摩（W.S.Wetmore）等另招股集资，在乍浦路41号原址成立新申电气公司（NewShanghaiElectricCompany）。1890年，从英国购进1台25千瓦单相交流发电机（频率为100赫兹），配以双缸凝汽式蒸汽机；并引进新型户内交流白炽灯，电压100伏，亮度采用8—500烛光，由用户自由选用，比电弧灯使用方便多了。缴纳电费由过去按灯头计价，改为按电能实耗收费，因而深受市民欢迎。1891年，上海市民家中陆续装用白炽灯。翌年，外滩一带的155盏煤气灯都改用白炽灯。不到两年时间，装用白炽灯总数达2895盏，公司的经营效益迅速提高。

1893年8月31日，工部局以白银6.61万两收买了上海新申电气公司，成立工部局电气处。

1893年9月1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在武昌路、乍浦路东南角租地建设中央电站，装机总容量197千瓦。工部局又增加投资2万两购置设备，选新址于虹口斐伦路（今九尤路）原屠宰场，兴建新中央电站，装机总容量为298.5千瓦。厂房设计和机器设备的布置安装，均参照英国曼彻斯特市电厂。1901年，英国人奥特里奇担任电气处总工程师，用银7万两和5年时间，更换全部直流发电机为交流发电机，总容量达600千瓦，由原来只供夜间照明改为昼夜连续供电。为了提高电能质量和降低线路损失，从1903年起，发电机频率从100赫兹降至50赫兹；供电电压从100伏上升到200伏、220伏；通向市中心的5条高压线路相继建成投入运行。1904年，开始向工厂提供动力用电，全市白炽灯增加到88201盏。1905年，电厂改造完成，发电设备容量增加，最高负荷达1090千瓦。1907年，该厂安装了中国第一台汽轮发电机组，容量800千瓦，由英国派生公司制造；同时安装1台当时远东最大最先进的自动链条炉排锅炉，蒸发容量为每小时2.4万磅（10.9吨），由英国拔柏葛公司（B＆W）制造。翌年，直流供电电压提高到400伏，有2台直流发电机专供电车公司，容量600千瓦。从此上海街道出现有轨电车。是年斐伦路电厂容量4400千瓦，最高负荷2500千瓦。1911年，电厂容量增至6400千瓦。

1908年，工部局以银7.5万两购置杨树浦沈家滩黄浦江边39亩土地，1911年11月动工兴建江边电厂（后改名为杨树浦电厂），1913年4月12日建成发电，装有2台德国制造的2000千瓦汽轮发电机组和4台英国制造的2.2万磅（9.98吨）小时链条炉排锅炉。1923年，杨树浦电厂容量增至12.1万千瓦（汽轮发电机组12台，锅炉26台），成为远东最大的火电厂。

2.最早的官办和民办电业。

中国最早于1882年在上海创建电厂后，1888年，广州、台湾、天津、北京相继出现电灯厂，发展迅速。清末洋务派首领之一张之洞（1837—1909）在两广总督任内，派人在国外购买一台直流发电机，随带电灯100盏，于1888年7月18日运到广州，在总督衙门（今广州越华路广东省民政厅）旁建厂，安装发电机，架设线路，23日开始发电，整个衙门亮起了电灯。这是中国官府建厂用电的开端。

1890年，美国旧金山的华侨商人黄秉常，禀准两广总督张之洞在广州开办电灯厂。他在美国华侨中集资40万元，筹办广州电灯公司。2台100马力发动机和2台100马力交流发电机（每台可供电灯750盏）购自美国威斯汀豪斯（西屋）电气公司。1891年，广州沿街、店铺和公共场所共装电灯700盏。这是民族资本经营电业之始。

3.中国最早的水电站。

1888年，台湾巡抚刘铭传在台北市东门创立兴市公司，建设电灯厂，从国外购进蒸汽发电机组，建成发电。随后，刘氏曾计划在台北市附近的淡水河支流新店溪，开发建设龟山水电站，甫见端倪，却因于1891年离任而搁浅。该水电站直到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日本侵占台湾后，才于1905年建成发电，装机容量500千瓦。它是中国国土上最早的一座水电站。

4.宫廷里的第一盏电灯。

清光绪十四年（1888）为了慈禧太后还政光绪帝载湉后退居休养，修葺西苑（今中南海），北洋大臣李鸿章（1823—1901）派机器局总办恩佑，用白银6千两，向丹麦祁罗弗洋行购买发电设备。当年农历三月由海军衙门付定银4千两，将发电机组运到北京，安装在中南海（今国务院）西门外盔头作北侧饽饽房，称西苑电灯公所，隶属于清宫廷内的奉宸苑。发电机容量15千瓦，供宫内照明用电。北京第一盏电灯安装在西苑慈禧寝宫仪銮殿，当年12月14日（农历十一月十二日）前已供电亮灯了①。

5.中国大陆最早的水电站。

1908年，云南劝业道刘岭舫与云南总商会商定，由民间集资，招募商股，成立商办耀龙电灯公司，聘请德国工程师在螳螂川上兴建石龙坝水电站。1910年，从德国西门子公司购进2台240千瓦水轮发电机组，电站设计、施工、安装承包给德商利和洋行。同年7月开工，1912年4月建成发电。同时，中国当时输电电压最高的石龙坝至昆明市区的23千伏线路架设完工，全长34公里，把水电站的电能送到小西门万钟街水塘子变电所，降压为3300伏，分送市区各配电变压器，再降压至110190伏，供用户用电。石龙坝水电站是1919年以前中国大陆仅有的一座水电站。

（二）电器工业的发展

中国在1919年前的电器制造工厂寥寥无几，而且均集中在上海，都是规模很小的从事修配业务或生产零部件、低压电器的工厂。

由于外商在中国享有殖民主义者的特权，在资本与技术方面都占有优势，并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因而外国资本最早在中国兴办电器制造工厂。1911年，美国慎昌洋行在上海开办电器修造工场，它的主要业务是修理该行经营的进口电器设备，同时生产一些简单的小型电器。

1913年，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在上海成立子公司，称安迪生灯泡厂，主要生产白炽灯泡，并生产低压线路电瓷配件、电风扇以及家用电灯开关，资本约为白银100万两，职工有近千人。在当时称得上是一座产品较先进、质量较好、颇具规模的大厂。

国人兴办电器事业始自1914年。是年，钱镛森在上海创办钱镛记电业机械厂。新中国成立后的上海南洋电机厂，就是以该厂为主的几家工厂合并组成的。①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清宫案卷中，有清朝国子监祭酒（最高学府主管官员）盛显，于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1888年12月14日）致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奏折，内称：“闻近日北洋大臣有呈进电灯之事”，“太监等人未经娴习或有差失，不可不虑”，“可否即饬停止”。这说明1888年12月14日前，西苑内已亮起了电灯。

上海华生电器厂，是由洋行职员叶有才和布店帐房杨济川、木行跑外袁宗耀三人合资经营的，主要生产电风扇、电流表和电气开关等产品，并制造电力变压器和电机。1917年，该厂自行设计、制造成中国第一台电力变压器。1922年，该厂制造的8千瓦直流发电机和60安电镀用直流发电机，曾在上海总商会的展览会上获金奖。1926年，该厂又制造出中国第一台交流同步三相发电机，容量150千瓦。进入三十年代，华生电器厂在制造电机和输变电电器方面有了更快发展，取得较大成就。

1919年，上海华通电器机械厂成立。该厂是由原上海电力公司方棚（即变压器）车间的总领班姚德甫集资创办。该厂初期承包装修工程，随后仿制市场上缺少的电器元件，逐渐批量生产电流表、电压互感器等。三十年代中期，华通电器机械厂的产品已发展为三大类：工业电器、家用电器和铁路电器，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综合电器工业制造厂。1936年，该厂为上海华商电气公司制成1台仿西门子公司的33千伏、600安高压油开关，安装在上海泗泾变电所投入正常运行，为上海电网电压上升为33千伏作出贡献。

煤炭中国近代煤炭工业技术在社会历史急剧变化中，经历了由手工操作到半机器操作的过程。煤炭工业新技术主要是伴随近代煤矿的诞生而从西方引进的。

（一）近代新式煤矿的诞生

近代新式煤矿诞生的标志主要是指使用了以蒸汽为动力的提升机、通风机和抽水机，并具有生产的规模性、专业性和商业性。

中国近代煤矿诞生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当时清政府已经建立起几十个近代军工民用企业，外国商人也在中国建立了一批航运、铁器、玻璃等民用企业。旧式手工煤窑生产，已无法满足大量的煤炭需求。因此，购买西方采煤机器，聘请外国技师，开办新式煤矿成为清政府洋务派官员的迫切要求。在洋务派首领李鸿章、沈葆祯等人的积极倡导下，从光绪元年至二十年（1875—1894），中国先后建起了规模大小不等的近代新式煤矿个，采用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三种方式进行经营，但不论哪一种方式，实权主要操于官府。个煤矿中大多归于失败，只有基隆煤矿和开平煤矿算得上应用西方采煤技术和设备正式建成投产、并具有大机器生产特征的近代新式煤矿。基隆煤矿建成最早，堪称中国近代煤矿的先声，开平煤矿发展最快，堪称近代新式煤矿的代表。

台湾基隆煤矿是由两江总督、福州船政局督办沈葆祯创建的。1876年开始筹建，聘请英国工程师、购买英国机器，1878年建成投产，日产能力约300吨，主要设备有蒸汽提升机、通风机和抽水机。由于基隆煤矿是官办企业，管理人员官气十足，不善经营，中饱私囊，投产几年后还未达到设计年产能力，便开始走下坡路，1879年产煤3万吨，1881年产煤5.4万吨，1882年产量开始下降，1883年降至3.1万吨。1884年因中法战争，矿井被炸，生产停止。战后一蹶不振，长期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1892年因长期亏损而封闭。188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台湾沦陷，基隆煤矿被日本侵占。

开平煤矿是由直隶总督李鸿章委派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创建的。1881年建成投产，日产能力500吨。主要设施有：提煤立井1个，深60丈，直径14英尺；通风、抽水立井1个，深30丈，直径14英尺；蒸汽绞车（即提升机）1台、蒸汽动力扇风机1台，蒸汽动力水泵3台、靠重车牵动的小绞车1台；机修车间1个；运输铁路1条，从唐山至胥各庄，长15里（是中国第一条铁路）；运河（称煤河）1条，从胥各庄至芦台，长70里。这些机器设备主要购自英国，是当时比较先进的煤矿技术设施。开平煤矿的建设和生产，都聘请英国人任总工程师。开平煤矿与基隆煤矿不同，创办经费主要来自私人资本，截至1891年，共用银220万两银，其中直隶总督垫款仅24万两。开平矿务局招商章程，是中国煤矿业中第一个明显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招商章程，其中心内容表明：该矿以商品生产为目的，是由商人主持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强调投资者的资本安全和有利可得，保证大股东对矿山的管理权。开平煤矿从建成投产至1892年唐廷枢去世，一直在唐廷枢的主持管理之下，依章办矿，产销两旺，盈利丰厚，发展迅速。到1894年建成三对井，日产煤1500吨，到十九世纪末，开平煤矿年产量已接近80万吨。

开平煤矿的利润在中国早期近代企业中是不多见的。它在建成投产后的第八年即1888年开始发放股息，每年股息在10—12％以上。因此，开平股票在上海市场上为人们争相追逐，溢价购买。

与基隆煤矿、开平煤矿同一时期筹建的新式煤矿尚有直隶（今河北）磁州煤矿（1875年）、湖北广济煤矿（1875年）、山东峄县煤矿（1880年）、直隶临城煤矿（1882年）、江苏徐州利国驿煤铁矿（1882年）、北京西山煤矿（1884年）、山东淄川煤矿（1887年）等14个。但是，这些煤矿或是由于地质条件差，或是由于资金不足购买不到外国机器，或是由于管理不善，未能形成规模生产能力，仍以沿用手工开采为主。

近代煤矿是适应清政府洋务派和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发展需要而产生的，它们一出现就带有明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煤矿新技术不能得到充分应用、充分发挥，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煤矿创办人大都是封建官僚和地方官吏，资金来源不足，经营管理又带有严重的衙门习气，机构臃肿，管理**，领导人常常远离生产现场发号施令，坐失时机，耽误工期，浪费资金；（2）技术上完全依靠外国，没有消化吸收外国的先进技术，离开外国工程师，煤矿生产建设则无法进行；（3）生产的煤炭首先满足洋务派开办的军工、民用企业需要，剩余部分才投入市场，所以，煤矿生产缺乏市场的驱动力。这三个方面的特征，也是中国早期近代煤矿成功少、失败多、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

（二）近代新式煤矿的初步发展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电力革命的推动下，得到迅速发展，煤炭成为发展经济最重要的能源动力，而中国丰富的煤炭储量，为列强觊觎已久。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清廷败北，此后中国国势日衰，列强乘势来华攫取开矿权，通过独资或合资经营的方式，纷纷在华建矿。与此同时，中国民族资本在外资刺激下，也纷纷筹资建矿，一时间新式煤矿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到1919年，生产规模稍大的煤矿有42个，年产量总计达到2005万吨。生产规模比较大的新式煤矿有：中英合办的开滦煤矿，日资经营的抚顺煤矿和烟台煤矿，英商经营的福公司焦作煤矿，中日合办的本溪湖煤矿，中德合办的井陉煤矿，中德合办的淄博、坊子煤矿，中英合办的门头沟煤矿，中比合办的临城煤矿以及中国民族资本经营的保晋矿务公司、峄县中兴煤矿、萍乡煤矿、六河沟煤矿等。这些煤矿技术设备比较新，主要设备均是从外国购入，有的设备为当时国外最新产品，例如开滦林西矿立井在1908年安装了1台1000马力的蒸汽绞车投入运行，这种蒸汽绞车是英国1906年出产的最新产品。萍乡煤矿在1907年投产时，即在总平巷使用架线式电机车，共有36台。当时西方在煤矿井下使用电机车也刚刚开始不久。焦作煤矿1902年开始先后开凿5个立井，涌水量都很大，小时涌水量共计1818吨，该矿共安装36台蒸汽作动力的抽水机进行排水，抽水能力之大，当时在世界上也很罕见。抚顺煤矿地面运输在1914年前使用蒸汽机车运输，1914年后改用电机车运输。这些新技术都接近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

（三）西方采矿科学的引进

清廷洋务派为了实行“自强求富”的政策，在开办近代企业的同时，开办一些专科学校，聘请外国人讲授现代自然科学知识，翻译西方科技著作，以更好地引入西方的科学技术。与开采煤矿有密切关系的引进措施有两项。一是设立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和开平矿务局翻译处，翻译自然科学和技术工艺书籍；二是开办中西大学堂，培养人才。仅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设立二十余年间，就翻译了近代地质、采矿科学书籍十几种。该馆在同治十二年（1873）首先翻译了《金石识别》，接着又翻译了英国著名地质学家赖尔的《地学浅释》。嗣后，翻译了《开煤要法》（1875年前译）、《井矿工程》（1879年）、《宝藏兴焉》（1893年）以及《求矿指南》、《矿学考质》、《开矿器法图说》等等①。这些著作分别介绍了各种矿藏形成的原因，矿藏与地层的关系，寻找矿藏的方法，开采矿藏所用的机器设备以及各种金属的冶炼方法。西方地质采矿科学论著的翻译出版，无疑对巩固和发展新兴的采矿业起了理论指导作用。

在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同时，地质采矿学作为一门学科也被列入新兴学堂的专业之一，并且还出现了一些地质采矿的专科学校。1892年建立的湖北铁路局附属矿学堂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初等矿业专门学校。1895年创建的天津中西学堂（北洋大学）设有矿务学专业。1896年创办的南京矿务铁路学堂和南京储才学堂也都设有矿务专业。1906年，唐山路矿学堂创办。1909年，焦作路矿学堂创办。这些学堂的创办，为中国培养专门的矿冶技术人材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石油石油工业引进外国的技术与设备开矿，始自洋务运动。光绪二年（1876）清政府两江总督沈葆桢到台湾巡视，得知台湾苗栗出磺坑产石油，有人正在那里用土法开采，并欲将该处租给英国商人。沈葆桢主张将之收归国有，文煜、丁日昌上奏清廷，奏准，便从美国购进钻机设备，聘请钻井技师，于1878年开钻一口井，深120.17米，日产油1.5吨。第二口井钻至中途发生事故，工作就此告终。又光绪十一年（1885），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再次开发台湾石油资源，上奏清廷成立矿油局，先后于苗栗出磺坑钻五口井，最深120米，仅一口出油。后因资金匮乏，刘铭传与英商范嘉士订立承办台湾油矿合同，遭到清廷反对，刘铭传亦被革职，苗栗油矿被查封。清政府不允许与外国人订合同，但允许聘请外国人承包技术与购买外国设备。

①《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卷二，宣统元年印；并参看叶晓青：《近代西方科技的引进及其影响》，载《历史研究》1982年第1期。

1903年，陕西省大荔绅商于彦彪等人与德国世昌洋行汉纳根私订开采延长油矿的合同，实际上是出卖矿权，遭到陕西布政使樊增祥的斥责。后经陕西省巡抚曹鸿勋上奏，将延长油矿收为官办，由赈款20万两生息项下拨付开办经费。请两名日本技师来华勘查，并在延长成立了石油官厂。1907年钻成了1号井，日产油三百公斤。这是中国大陆上第一口近代化油井，即现在的延1井。出油后，用小铜釜试炼，日可得油25斤，经试用“烟微光白，不逊外油”。于是又建炼油房，当月就有14箱灯油运往省城。中国大陆第一次炼出“洋油”，“延长官厂”也引起全国关注。后又连钻5口井，但仅有2口出油，且产量不多。后来因为辛亥革命即将爆发，日本技师借故回国。开采工作几乎停滞。

宣统元年（1909），新疆地方政府筹集30万两纹银，从俄国购买了1台提油机（炼油设备）和1台挖油机（钻井设备）。当时，提油机安在乌鲁木齐工艺厂，挖油机则运到独山子开始钻井。井钻到七八丈深时，井内声如波涛，油气蒸腾，直涌而出，“以火燃之，焰高数尺”。这是新疆用钻机打出的第一口油井。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忠于清廷的新疆巡抚袁大化下令停办石油采炼工业，刚刚萌芽的新疆石油工业便被扼杀了①。

1914年，北洋军阀将地方油矿一律“归为国有”，设立“筹办全国煤油事宜处”。经办的第一件事便是与美孚石油公司签定《中美合办油矿合同》，开设溥利石油公司。又派熊希龄为督办，在陕北延长成立“中美油矿事务所”。当年由美孚派出地质、测量技师，与中国人一起，到陕北进行石油地质勘查。他们用新式顿钻机钻了7口井，但均未获得工业性油气流。经两年时间，耗资270余万元，结果一无所获。于是，美国技师弃之而去。美孚石油公司在陕北延长一带钻探石油未达到目的，回国后便发表文章断言说：陕北油层系石炭纪，无大规模开采价值。受其影响，外国地质界也一直认为中国油源贫瘠，不是产油国，而是售油国。

从1878年台湾苗栗油矿由美国人打出第一口井起到1919年，41年间共开发了3个油田：台湾出磺坑油田（1878年）、陕西延长油田（1907年）、**山子油田（1909年）。其中有两个夭折。至1919年，仅有延长1口井出油，年生产原油96吨。中国石油工业起步艰难，后又长期处于勉强维持的状态。

①见《新疆图志》关于兴办石油矿的记载。

第三节 冶金

经历两次鸦片战争后，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有鉴于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清朝统治阶级中分化出一个洋务派，由他们掀起“借法自强”的洋务运动。从此至90年代中期，洋务派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思想，举办了一系列求强求富的活动，如制造枪炮船舰，编练新式陆海军，兴办近代工矿企业，设立学堂，派遣留学生等。为解决兵工厂所需的原料、燃料和经费等问题，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兴办了一批用新式机械从事开采、冶炼的金属矿山和冶炼工厂，在开办官办金属工业的同时，民族资本主义的金属工业也有所发展。甲午战争后，清政府看到“强敌环伺、伏莽潜滋”①，并因国内革命运动的高涨，而强调扩充军事工业，与此相应，官私矿冶业也有所发展，同时，外资开办的矿冶厂也日渐增多。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因进口减少而出口增加，从而为中国金属冶炼事业提供了空前未有的良机，使我国的金属冶炼在这一时期得以较快地发展。

钢铁冶炼由于制造枪炮、弹药、轮船和铺设铁路需要大量钢材，而向国外进口又要耗费巨额资金，所以洋务派所办的金陵制造局、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厂等兵工厂都附设有新式冶金设备，但没有形成生产规模。在19世纪90年代钢材需求量大增的情况下，发展冶金乃成为第一要务，为此，1890年海军衙门在奏折中写到：“设立炼铁，乃开办铁路、铸造枪炮之第一要义。”②张之洞说：“枪炮、路轨各厂皆以铁厂为根。船板、锅炉及各机器皆需要精钢，炮钢尤精，今日炼钢尤为自强要务，必宜速为讲求。”③李鸿章也说：“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济、非煤不济。”④在此形势下，我国近代新法冶金事业逐步发展起来。1885年兴办贵州青谿铁厂是我国兴办钢铁厂的第一次尝试，而1890年汉阳钢厂的建立，则标志着中国新法冶金的正式开端。

1885年贵州巡抚潘霨奏准清廷办购近代钢铁冶炼设备，创立青谿铁厂。

1886年2月，潘霨将青谿县城土炉炼的铁，送“南北洋”检验，“经沪津局试验，均称绵软而韧”，与洋铁相同，如果用近代技术方法冶炼，“其质地之良，比洋铁有过之而无不及也”。遂派员赴英国游历各厂，观其所用之具，择要购买，于1887年购回日产25吨高炉1座、1吨贝塞麦酸性转炉2座、炼熟铁炉8座、轧条机3座，共花费12610英镑。潘霨的胞弟潘露被委任为该厂总办。此人曾任江南制造总局会办，人称其“语及机器、化验、制造诸事，在在熟谙”。潘露就任后，带领各项工匠抵青，经营五载，积劳成疾于1890年7月10日病故（另说是畏惧追究，吞金自杀）。

①光绪二十五年一月两江总督刘坤一奏议，见《东华续录》卷151，第32页。②《张文襄公全集》卷96，第21页。

③《张文襄公片牍》卷“致海署”。

④《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9。

而该厂于1890年6月26日开炉出铁，因为资金紧缺，厂址距离焦炭产地有数百里之遥，导致焦炭成本高，加上缺乏经营管理人才及交通不便等原因，致使该厂投产不久即停产。①如果说青谿铁厂的创办是中国新法冶金的尝试，那么，张之洞于1890年开始建立的汉阳铁厂则是我国大规模引进新法冶金的开端，正式拉开了建立中国近代钢铁联合企业的序幕。作为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张之洞早在1881—1884年担任山西巡抚期间，见山西煤矿资源丰富，就曾萌发开矿山、办铁厂的想法。任两广总督后，他看到国内所需钢铁及机器皆购自外国，事事仰给于外人，尤非长远之计，因而于1889年开始拟在广州城外设立铁厂。张之洞因提出修建芦汉铁路的建议获得醇亲王奕的支持，遂被调任湖广总督，新任两广总督李翰章以广东铁资源不足和资金困难为由，建议铁厂移往湖北兴建①。该厂于1891年8月在汉阳正式动工，至1893年12月22日竣工，次年6月正式投产。全厂包括大小10个分厂，内有248立方米高炉两座、8吨酸性转炉2座、10吨平炉1座，钢轨厂有800毫米轧机，还有铁货厂、熟铁厂、机器厂、铸铁厂、造鱼尾板道钉厂、自备电厂和轮船、码头等，投资为546万两库平银，如再加上在广东时购机垫付的预定金13万多两及从广东调湖北运矿船1只10万两，则总共投资569万两以上。在兴建汉阳铁厂的同时，张之洞还从德国购买采矿设备，建设大冶铁矿，铺设了30多公里轻便铁路，使之成为中国第一个用近代技术开采的露天铁矿。该矿于1891年开始生产铁矿石，年产4万吨。

由于对冶金工业毫无经验，同时也缺乏知识，张之洞办厂时不免出现一些失误。如配置的两座酸性贝塞麦炉，不适合于含磷较多的大冶矿石，影响了所产钢轨质量，使钢轨容易脆裂，遭到用户抵制，企业亏损延至1903年，该炉不得不停产。由于焦煤供应不上，生产时停时续，以致只好高价购买北方开平矿和从德国进口的焦炭。

为寻求资金来源，张之洞保举盛宣怀招商承办汉阳铁厂，在招商承办章程中规定，每出一吨生铁提银一两以还官本，官本还足以后继续提取以为报效。先招商股100万两，年利八厘；商办之后，用人理事，均由督办一人经手。从1896年4月11日起由官办改为官督商办。为了保证铁厂产品的销路，清廷于同年9月任命盛宣怀督办总公司，并要求全国所需的钢铁材料应向汉阳铁厂购买，还批准汉阳铁厂的产品减免厘税五年。

官督商办后，着手解决焦煤的难题，1898年3月，由张之洞、盛宣怀上奏，决定在江西萍乡采煤炼焦，并提出禁止另设公司，各小煤厂的煤由萍乡煤矿总局统一收购，并吞和收买小井265口。至1907年，该厂基建工程完成，解决了铁厂的燃料问题。另一个大问题是钢铁产品质量问题。1904年，盛宣怀派李维格出国考察，李维格认为：“铁厂命根，全在铁矿、焦炭。应将所有生料带往外国考验（化验）。倘生料不合化炼，则旧厂必须停止，断无扩充之理；如果合用，承炼成钢铁，本轻质佳，可期与欧美争胜，然后放手去做。”李维格等人带着矿石、焦炭、生铁、钢材等样品，自1904年3月赴日本、美国、欧洲考察，与国外同行切磋，听取他们的建议，并请英国化学家梭德对样品进行化验。化验结果表明，铁矿石含铁60—65％，是好矿石，但含磷高（＞0.1％）；焦炭质量上佳；贝塞麦炉所产钢含磷0.20％。由于钢中含磷过高，使钢轨易脆裂。

①孙毓堂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74—687页。①刘汉明主编：《汉冶萍公司志》，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0页。

归国后，李维格向盛宣怀提出：“炼钢有酸性、碱性之别，酸法不能去铁中之磷，惟碱法能之。”①因此必须废弃贝塞麦而改用马丁碱法，同时建议购置新机、改造炉座、聘请外国工程师等。盛宣怀接受建议，并委任李维格为汉阳铁厂总办，负责该厂的改造扩建任务，从此开始了汉阳铁厂的大规模技术改造的序幕。他从欧美诸国择优购机，新建250吨炼铁高炉1座；拆除原有的贝塞麦炉和10吨小马丁炉，改建为30吨马丁炉4座；新建150吨混铁炉1座，辊径为10毫米的初轧机1座，辊径为760毫米的钢板轧机1座以及其他辅助设备。聘请德国汉堡工厂工程师吕柏担任汉阳铁厂总工程师，还有4名德国工程师，在技术上把关，并制定了严格的产品质量标准和化验、力学等检验制度①。

辛亥革命爆发后，工厂遭到战火破坏，外国技术人员撤走，工厂停产。

我国技术人员吴健率领技术人员负责进行恢复工作，使工厂基本恢复到战前水平。19年吴健被任命为汉阳铁厂厂长，兼任大冶铁厂副厂长，主持筹建大冶铁厂。1917年兴建的大冶铁厂，建立两座年产450吨的大型高炉，使汉冶萍公司成为亚洲最大的钢铁煤联合企业。企业的管理体制也从最初的官本官办发展到官督商办以至完全商办。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各国互相厮杀，无暇东顾，加以战争需要，汉冶萍公司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又购置开办了一批附属厂矿，投资兴办了一些合资企业。

改造后的汉阳铁厂面貌为之一新，产量与质量大幅提高。生铁产量1902年为15825吨，1908年增至66410吨，1910年猛增至119360吨，1919年达6096吨，为该厂建厂以来的最高记录。炼铁耗焦也从1904年的1.75吨降到1910年的1.05吨。钢产量在1907年新建平炉恢复生产后，至1919年增至50113吨。钢的品种除钢轨外，还有方钢、扁钢、等边与不等边角钢、工字钢、槽钢、丁字钢和八角钢等多种，钢中含磷降至0.012％。质量提高使产品信誉大增，销路顺畅，不仅国内有大批客户，而且远销至香港地区和日本、美国等地。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除汉冶萍公司有较大发展外，本溪、鞍山、上海、阳泉和石景山等地钢铁企业也先后起步，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综上所述，1840至1919年，钢铁业也和其他行业一样，引进了西方先进技术与设备，开始新法冶金，其中又以汉冶萍公司为代表，它是一座铁钢煤的联合企业，并与军工、铁路等行业发展紧密相连。

有色金属经过洋务运动，中国的有色金属工业也逐步发展起来，出现了一批官办的采用新式机械的厂矿。如漠河金矿等。同时，民族资本的金属工业也有所发展，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十多年中先后开办的有色金属金、银、铜等民营厂矿约有家。甲午战争后，矿冶业更加受到重视，自1904年至1911年又先后开办了官办或官商合办的有色金属矿场12处，如麻哈金矿、黄金洞金矿、观都金矿、赣州铜矿、水口山铅锌矿、蒙自锡矿、铜仁锑矿等。同时外资开办的矿场也逐渐增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我国有色金属工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

①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上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76页。①刘汉明主编：《汉冶萍公司志》，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95页。

矿冶业的发展推动了金属工业技术的引进，使我国的有色金属冶炼技术有了较大提高，但就总体而言，技术水平仍然是相当落后的。

在采矿技术方面，这时的金属矿山开采的设备和工艺还很落后，大多停留在手工操作的水平，仅个别矿山使用机器开采。如1909年，官商合资集股成立的个旧锡务有限公司，从德国订购新式设备，1913年开始机械化采锡。1927年，平桂锡矿在水岩坝设模范锡矿场，采用砂泵、水轮开砂锡矿。对于地下开采，绝大多数矿山没有地质勘察报告，只有极少数（如云锡、水口山、锡矿山、大吉山等）凭露头和地质构造推测和估算，提出矿床评价报告。开采时也没有正规的开拓系统和采矿方法，一般是从矿体露头起，掘进弯曲而起伏不定的狭窄坑道，追踪矿脉或矿体，见砂采矿，采富弃贫。当时较先进的矿井是我国的第一口新式矿井——水口山铅锌矿一、二坑。1904年水口山铅锌矿聘请夏佐卿于老鸦巢建成第一坑斜井，并装设锅炉、抽水机、吊车、铁轨，利用机械排水和运矿石。1914年，在第一坑附近开第二坑竖井作为主风井，以后又陆续开拓三坑斜井和四坑盲井，形成一个竖井、盲井和斜井的联合开拓系统①。19年，板溪锑矿也开始采用西法开采。

在选矿技术方面，这时的选矿技术大多停留在落后的手工拣选和重力淘选方法。如锡选矿大都沿袭锤碎、马磨、人挑运搬、手工洗选方式。锑选矿则先将采下的矿石在窿内用肉眼分选一次，运至地面，以铁锤敲去矿砂的废石；将青砂（高品位硫化锑）与花砂（低品位硫化锑）分开，这叫锤选；再把粒度在10毫米以下的碎粉砂置于篾筛中，浸入水桶，以手捧筛旋转震摇，矿砂留于筛底，细末及泥土沉入桶内（即淘选）；最后将淘选时沉入桶内的细泥砂置于三合土斜槽的高端，经水流使较轻的泥土与细砂分开（称为滴尘）。这时期较先进的选矿设施和技术是1909年水口山铅锌矿建成的选矿厂，该选矿厂能处理非手工所能选别的铅锌混杂砂，是我国第一座机械重力选矿厂。主要设备有鄂式破碎机、对辊破碎机、圆筒回转筛、淘洗箱、威尔夫勒洗床等50台，日处理矿量200吨。全厂以蒸汽为动力，设有锅炉3台，共120匹马力。厂内装有手动吊车，原矿及废石利用卷扬机运输①。另外，机械化程度较高的个旧选矿厂碎矿、磨矿和矿砂选别采用了碎矿机、磨矿机和摇床。

在冶炼技术方面大多仍采用土法冶炼。

铜的土法冶炼工艺是先焙烧矿砂，然后进入鼓风炉冶炼，得到冰铜，进一步吹炼即得到粗铜。用土法炼出的粗铜一般只含铜85—90％，要得到精铜需要将粗铜放入反射炉精炼。1912年云南会泽开始用反射炉精炼铜，炼出99.5％的精铜。

铅的土法冶炼，当用氧化矿原料冶炼时，将氧化矿直接加入鼓风炉，在高温下被木炭还原，熔铅从炉底流出。用硫化矿原料冶炼则要先脱硫，然后在鼓风炉中还原得铅。1910年湖南建立黑铅炼厂，从美国采购机械设备，以鼓风炉火法冶炼。这是我国当时唯一西法炼铅的炼铅厂，能日炼铅砂50吨。锡的冶炼在二十世纪以前普遍采用人力鼓风的土鼓风炉冶炼。

①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湖南省志》第9卷《工业矿产志·冶金工业》，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76页。

①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湖南省志》第9卷《工业矿产志·冶金工业》，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77页。

1910年云南锡公司开始采用水箱鼓风炉和煤气反射炉炼锡，因效率低而继续用土炉冶炼。

我国近代锑的冶炼技术有很大进步。1896年粤商黄大成创设大成公司，从日本引进冶炼生锑（硫化锑）技术。1908年梁焕奎兄弟创设华昌公司，从法国购得赫得士米德发明的蒸馏炼锑法专利，用挥发焙烧还原熔炼法从低品位矿砂中炼出纯锑，1909年工厂投产。我国锑冶炼在工艺上有许多独到之处。一是华昌公司的赫氏焙烧炉经我国工人的实践，建成中国式挥发焙烧炉（俗称直井炉）①，大大提高了冶炼的质量和产量。这种焙烧炉不受赫氏专利的限制，故而遍及全国各地。二是高品位的氧化矿经破碎还原后直接还原成纯锑。三是把炼纯锑后的泡渣再炼纯锑，即将还原熔炼所产炉渣先在反射炉或坩埚中重熔还原成粗锑，然后在反射炉中炼成纯锑。

土法炼汞的土灶有蔑篓灶、葫芦灶、土圈灶（又称气包灶）三种，它们的冶炼方法一样，不过焙烧、冷凝部分形状各异，大小不同。1901年贵州铜仁万山汞矿采用与英法水银公司1902年竖炉炼汞大致相同的炼汞技术。

在1949年前我国炼银一直采用如下的方法：先在水中淘洗含银的矿石细粉，得到精矿（称为“矿肉”），然后拌之以糊粉使成团，进行烧结，得到烧结块（称为“窖团”），再将“窖团”加入鼓风炉内冶炼，得到含银的铅，最后用灰吹法将铅氧化成密陀僧（PbO）除去，便得到银。云南、贵州等地近代仍采用类似上述的方法炼银。

土法炼锌使用马槽炉，其工艺是将氧化铝矿和还原用的煤粉混合后装入陶质蒸馏罐内，罐内接漏斗，加上铁盖，将罐排列于长方形土砖炉格上，加灼炭于格间，再加炭团，随着温度升高，锌质还原上升遇铁盖凝集，沉入漏斗凹处，取出放入模中，即为锌块。

①赵天从：《锑》，冶金工业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

第四节 交通铁路

从1840至1919年，中国的铁路建设从无到有，从少到多，逐步从华北、东北向全国各地延伸扩展，至1919年，我国铁路总长达10926公里①，为日后铁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1840年以后，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的日益加深，中国的铁路修筑权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攫夺，至1919年，列强在我国修筑的铁路达3755公里，约占我国铁路总长度的34.4％②。近代中国的铁路建设，是在控制与反控制、掠夺与反掠夺的斗争中艰难地发展起来的。

（一）中国铁路的开创1876年英国怡和洋行诡称欲在上海至吴淞之间“修一条寻常的马路”而购得一块地皮，却修筑了一条14.5公里的窄轨铁路。这是在中国的国土上出现的第一条铁路。由于它并未得到中国政府的批准，侵犯了中国的主权，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人民的反对。但是，清廷把铁路这现代化的交通工具看作是奇技淫巧，担心它会对人们的思想产生不良的影响，因而，在花了28.5万两白银把它赎回后，即行拆掉。

1880年7月，唐山煤矿开始出煤，为了把煤运至天津，清政府准许修一条从唐山至胥各庄（今丰南县）的铁路。铁路于1881年11月8日通车，这是一条长10公里、每米仅15公斤的轻轨铁路，轨距为1435mm的标准轨距。它是我国自己修筑的第一条铁路，在我国铁路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条铁路开通后，起初为了避免火车震动陵寝，决定车厢由骡马牵引，后来才使用了由中国工人用旧锅炉改制成的一台被称为“龙号”的机车作牵引动力。这条铁路后来向两端延伸，向南经芦台、塘沽至天津，称为津沽铁路，全长为131公里；向北经古冶，穿出山海关至中后所（今绥中县），全长为348公里，共修筑了15年。这条铁路成为今日京沈线中的一段。从1887年至1893年，台湾也修建了第一条铁路，从基隆经台北至新竹，全长为100公里。

（二）赎回路权斗争与商办铁路的发展

甲午战争后，日本、俄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列强，竞相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强行攫取在中国修筑铁路的特权，以及对所修铁路的经营管理权。1903年，俄国在东北地区修筑了长达2556公里的铁路。1904年，德国在山东建成440.7公里的铁路。1908至1910年，德国与英国两次对津浦路贷款。1910年，法国在云南建成滇越铁路中国段达469.6公里。另外，法国还贷款参与京汉铁路的修筑。1898年，英国获得了天津至镇江、山西至长江沿岸、九龙至广州、浦口至信阳、苏州至宁波五条铁路的贷款权。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取代俄国侵占了我国东北的铁路权益。

帝国主义列强或是直接侵占中国的筑路权益，或是通过贷款的方式来控制中国的铁路命脉，这种强盗行径激发了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爱国热情。以1905年从美国赎回粤汉铁路权益为发端，在全国范围相继展开了以赎回路矿权，拒绝借款，创设铁路公司为内容的一系列爱国群众运动，从资产阶级上层、地主绅士、地方官员到广大的人民群众，都卷入到这个运动中。在收回路矿权益运动的推动下，各省展开了商办铁路的活动，对帝国主义的掠夺和清政府的出卖，展开了正面的斗争。

①参见本卷《丙编·典志》第七章第二节。

②参见本卷《丙编·典志》第七章第二节。

仅在1903至1907年，全国就有14家铁路公司创立。他们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集中了一批资金，先后修筑了一批铁路。自1906至1915年，浙江修建了208.8公里，江苏修建了78.5公里，广东修建了244.2公里，福建修建了28公里，湖南修建了50.7公里，江西修建了52.7公里等。

（三）官办铁路的发展

在收回路矿权的反帝声浪中，官办铁路也有了较大发展。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詹天佑于1905至1909年主持设计修筑的京张铁路。京张铁路从北京到张家口，全长201公里，地形复杂，有相当长的地段需劈山、架桥、挖洞才能通过。当听说这条路将由中国人自己设计修筑时，外国报刊就公然讥讽说：“中国造此路的工程师尚未诞生。”①詹天佑不畏艰险，亲自勘查线路，设计线路图纸，制定施工方案，终于以四年的时间，比原计划提前了两年，工款比预计的节省了4％，完成了京张铁路的修筑任务。京张铁路共开凿了总长为45米的隧道，架设了125座桥梁，开挖了200多个涵洞，动用的土石方约200万立方。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在纪念詹天佑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上说：“詹天佑领导修建京张铁路的卓越成就，为深受侮辱的当时中国人民争了一口气，表现了我国人民的伟大的精神和智慧，昭示着我国人民伟大的将来。”①造船以林则徐为代表的中国有识之士，看到西方的飞箭式帆船和蒸汽机轮船，胜过中国的老式帆船，早在鸦片战争期间就曾提出造船铸炮，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观点，借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以“御侮”、“自强”。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到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就出现了由封疆大吏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操办的洋务运动。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的近代造船业得以发端。

（一）中国第一艘轮船“黄鹄”号

1861年12月，曾国藩设安庆内军械所，制造枪炮。1862年，委任中国近代科学家徐寿（1818—1884）、华蘅芳（1833—1902）等人，设计和制造轮船。首先制成蒸汽机船模长约1米，旋即着手实船试造。1863年11月造成一艘木质暗轮（即螺旋桨）蒸汽机船，试航结果未能满意。1864年7月，曾国藩攻占南京，徐寿等人的轮船试制工作也迁南京进行。1865年4月，终于建成中国自行设计的第一艘轮船。该船载重25吨，排水量约45吨，船长.8米，航速6.7节，命名为“黄鹄”。“黄鹄”号的成就，虽与前5年在英国建成的巨型远洋客货船、排水量达27384吨的“大东方”（GreatEastern）号相差悬殊，但在我国这却是一项伟大的科学实践，在培养人才方面的作用未可低估。

①引自金士宣、徐文述：《中国铁路发展史》，第258页。

①《人民日报》1961年4月27日，第4版。

（二）江南制造总局及其所造船舶

1865年，曾国藩、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主要是制造枪炮借充军用。1868年，总局制成中国第一艘木壳明轮兵船“恬吉”（后改名为“惠吉”）号，船长59.2米，宽8.7米，吃水2.56米，排水量600吨，装炮8门，航速约9节①。

江南制造局在1865到1885年的20年间，仅造船12艘，排水量总计10490吨，另外还修船11艘。然后竟长期荒芜达20年之久，直到坞局分立。

1905年4月，船坞从制造局独立出来，称江南船坞。由于经营上采取了商业化的做法，为江南船坞带来了生机。自局坞分立后至1911年的6年间，江南船坞累计造船136艘（排水量21040吨），修船524艘，还提前还清了局坞分立时所借开办费白银20万两。

辛亥革命后，江南船坞改称江南造船所。1912年，江南造船所建成船长约百米的长江客货船“江华”号。该船曾被改建，前后营运了60多年，充分显示了它的优越性能。

1918年，江南造船所建成船长59米、载重330吨、载客200余人的川江客货船“隆茂”号，试航速度达13.79节。川江滩多流急，对船舶的操纵性要求严苛。“隆茂”号不仅航速快，能自行上滩，而且操纵灵活，受到川江航业界的欢迎。

（三）福州船政局及其造船技术成就

1866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在福建马尾创办福州船政局，专事造船。1867年在福州船政开办求是堂艺局，后来改称船政学堂。

1867年12月，福建船政局第一座船台竣工。1868年1月18日，开工制造第一艘船舶，次年6月10日下水，该木壳轮船命名为“万年清”。该船船长23丈8尺，宽2丈7尺8寸，吃水14尺2寸，排水量1370吨，载重450吨。指示功率为150马力，航速10节。同年9月，“万年清”北上试航，船中操驾及管理人员全用中国人。1870年1月，更有第二艘轮船“湄云”号建成试航，该船排水量550吨，功率80马力，航速9节，配火炮5尊。1872年4月22日，木壳巡洋舰“扬武”号比原计划提前半年下水。该船排水量1560吨，功率250马力，航速12节。吨位和航速都有很大提高，显示了一定的技术水平。到1875年的近10年间，船政局兴建成兵船、商船15艘，排水量合计17000余吨。这批船虽属仿制的木壳轮船，质量上只达到西方的二三流水平，但却反映了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前进步伐。

1874年，依照合同雇用的外国技匠期满，大部分辞退回国。船政学堂自己培养的学生则逐步走上生产岗位，促进了船政局向自造的阶段顺利过渡。1875年，船政学堂制造专业学生吴德章、罗臻禄、游学诗、汪乔年等，献其自绘船身及机器图样，禀请自造。经过1年制成，于1876年3月28日下水。自己独立设计制造的蒸汽机船命名为“艺新”号，排水量245吨，功率50马力，航速9节。汪乔年、吴德章于1876年7月10日驾驶“艺新”号出洋试航，“船身坚固，轮机灵捷”。担任副监督的法国人德克碑认为：“中华多好手，制作驾驶均可放手自为。”①

①参见杨槱：《中国造船发展简史》，《中国造船工程学会1962年年会论文集》第二分册，国防工业出版社1964年版，第18—20页。

①参见陈道章：《马尾船政大事记》，福建省航海学会，1986年。

船政大臣沈葆桢对“艺新”号的成功给予很高评价，称之：“实为中华发创之始。”②自“艺新”号起，船政局进入了自主造船时期。

船政局在造船技术上，紧跟当时西方的技术进展。例如西方在1850年开始盛行铁木混合结构船，也称铁肋船，船政局在1876年就着手制造铁肋船。西方在1860年开始盛行钢质船，船政局第一艘钢质船则始于1886年③。在蒸汽机的选用和试制上也是这样。1876年，船政局就曾向国外购买较新式的省煤的康邦轮机（Compoundengine）。康邦轮机，即复合式的多汽缸、蒸汽可多次膨胀的两缸或三缸蒸汽机，机器效率较高，功率也较大。

1877年5月，船政的第20号船“威远”号下水，这是第一艘铁肋船，排水量1268吨，功率750马力，航速12节。安装的正是购自英国的卧式康邦蒸汽机。

1878年6月，船政的第21号船“超武”号下水，这是第二艘铁肋船，其排水量、功率和航速均与第20号船相同。所有铁肋、铁梁、铁龙骨、斗鲸（首柱）及所配轮机，均系华工按图仿造，而且与购自外洋者如出一辙。1882年，由船政学堂派遣去欧洲学习的留学生魏瀚、杨廉臣、李寿田等学成归国。由他们监造的我国历史上吨位最大、航速最高的铁肋巡海快船（即巡洋舰）“开济”号，于1883年1月下水。船长85米，宽11.5米，深8.1米，吃水5.85米，排水量2200吨，卧式康邦机2400马力，航速15节①。“开济”号的建成，表明中国在造船技术上与西方的差距在缩短。

“第一艘巡洋舰开济号拨归南洋水师后，得到两江总督左宗棠的重视，决定再定造两艘，是为二号快船与三号快船。”②第二号快船“镜清”号，大约用两年半时间建成。第三号快船“寰泰”号，用了35个月时间。这三艘铁肋木壳巡洋舰的主尺度、结构和蒸汽机基本相同，惟镜清号、寰泰号设有具有减摇作用的舭龙骨，“日后船行愈稳而不簸”。

1886年12月7日，在当时任福建军务大臣的左宗棠等人的促使下，我国第一艘钢质、钢甲巡洋舰“龙威”号开始安放龙骨，由魏瀚备料监造。1888年1月29日下水，1889年5月15日建成。该舰长62.5米，宽12.6米，深6.8米，吃水4.2米，排水量2100吨，双蒸汽机共2400马力，航速14节。配有260毫米主炮1门，120毫米炮3门，鱼雷发射管4具。军舰前段装甲厚5英寸，后段装甲6英寸，机舱、炮台装甲厚8英寸③。在编入北洋海军序列后改名为“平远”，是后来参加中日甲午战争的主力战舰之一。“龙威”号的建成，标志我国科技人员的造船技术水平达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因而博得外国技术专家的称赞。

1884年8月，法国远东舰队闯进马江，挑起震惊中外的甲申中法马江海战，海战中船政局损失严重。1898年的戊戌变法期间，慈禧发动政变，废除一切新政，拨给船政的款项被挪作京师部队的军费，给船政造成极大困难。1907年6月，清皇朝走向没落，顽固派控制船政局，陆军部咨令停造轮船。福州船政遭到内外反动派的扼杀。

②参见林庆元：《福建船政局史稿》，第2页。

③参见林庆元：《福建船政局史稿》，第202页。

①参见《中国近代舰艇工业史料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32页。②林庆元：《福建船政局史稿》，第203页。

③参见姜鸣编著：《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记（1860—1911）》，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304页。福建船政局从1866年开创到1907年停造的40年中，共造大小兵商轮船计44艘。

中国其他各近代造船工厂还有：1873年创办的广东军装机器局所属黄埔船局；1867年成立的天津机器局（1880年曾建造过一艘潜水艇）；1880年兴建的北洋水师大沽船坞（系当时北方最早、最大的造船中心）；1890年竣工的北洋水师旅顺船坞局（该局所筑大石船坞当时号称“东洋第一坞”）；1898年由俄国中东铁路公司所建的大连修造船场；1898年由德国人所建的青岛水师工厂，1907年改名为青岛造船厂（建有1.6万吨浮船坞）。

航空（一）民间的航空活动鸦片战争后，西方的航空知识传入中国。首先是航空新闻和科幻小说，接着是外国飞行家来中国作飞行表演。最著名的是法国的环龙。他于1911年1月10日携飞机来上海，从2月到5月进行了三次表演，观众达数万人，但不幸的是他在5月6日的飞行中，遇难身亡。

正是在这种国门洞开，航空知识传入的情况下，中国也出现了一批热爱航空，富于探索的航空先驱者。如谢缵泰、余焜和、冯如、谭根等都是自发地投身于航空事业的先驱者。

谢缵泰是广东开平人，1872年生于澳大利亚，1937年卒于香港。中学毕业后随父到香港，肄业于皇仁书院。他在数学和手工技艺方面相当擅长。西方飞艇成功的消息传到香港后，引起他研究飞艇的兴趣。他从1894年开始研究，1899年设计成中国号（CHINA）飞艇。这艘飞艇采用铝合金为主要材料，在气囊之下悬有艇身。艇身前后有电动机驱动的螺旋桨，推动飞艇前进。谢缵泰的飞艇在当时可谓是先进的。1908年，《东方杂志》载文《华人之新发明家》说，谢缵泰在英国研制飞艇的朋友菲利普也尝试研制新飞艇，但这种飞艇一遇大风便只能退而不能进，而谢缵泰的发明远胜于他①。

谢缵泰完成中国号的设计后，欲把这项设计献给清政府，但遭到冷遇。

谢缵泰在气愤之下，将图纸和说明书寄给了英国飞艇研究家，深受同行的赞赏。中国人的一项优秀设计没有被本国所重视，这实是一大遗憾。《东方杂志》评价说：“呜呼！吾国工艺之不振久矣。而其咎实国家社会尸之，始之无教育，继之无辅助，终之无保护。”②与谢缵泰相似，另一位华侨余焜和在甲午战争后，立志研制飞艇以抵御外侮，洗雪国耻。余焜和也是广东开平人，旅美30年。他一向热心机械学。他认为：“世界机器之大用，可为国家富强之用者莫如飞船（即飞艇）。”③于是潜心研究西方的飞艇，在博采各家之长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新设想。他设计的飞艇，比西方的飞艇更为优越。1905年，在清政府派端方、载泽赴美考察之时，余焜和乘机前去宣传飞艇，希望政府能够采纳，但未能成功。

①黄汉纲：《我国最早的气艇专家谢缵泰、余焜和》，《航空史研究》总11期；冼玉清：《我国第一个制造气艇的人》，《羊城晚报》1961年8月14日。

②姜长英：《中国航空史》，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4页。③黄汉纲：《我国最早的气艇专家谢缵泰、余焜和》，《航空史研究》总11期；冼玉清：《我国第一个制造气艇的人》，《羊城晚报》1961年8月14日。

1907年，余焜和回国，再次要求政府发展飞艇，要求授予其飞艇设计专利，广州的《农工商报》也为其宣传。结果还是未得到支持。无奈，他只好返回美国，在华侨的资助下，于1910年初制成一艘飞艇，试飞成功。这是中国人制造成功的第一艘飞艇。由于得不到政府的支持，余焜和的飞艇研制仅此而已。

中国最早的航空活动都没有得以继续下去。中国有自己的设计家，而他们的才华根本没有施展的机会。由于当时清皇朝的**无能，不鼓励也看不到本国的人才。像谢缵泰、余焜和等几位先驱者也就成了昙花一现的人物。飞机的出现立刻成为震惊全球的大事。不久在中国发生了辛亥革命，民国政府建立。北洋政府和民国政府都十分重视航空事业。尽管当时政局不稳，但航空事业由于其军事价值，仍然得以在中国植根、发展，并且涌现出一大批成就非凡的先驱者。这些先驱者不但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而且也影响到整个国家的航空意识。他们使飞机和现代航空在中国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在这些先驱者当中，冯如是杰出的代表。

冯如1883年生于广东恩平。他自小聪颖，入私塾读书时已表现出很高的机械天才。1895年他12岁时，随表亲来到美国。先在旧金山，后到纽约。白天在工厂做工，晚上读书。10年之后，在机械和电学方面已有很深的造诣，曾发明打桩汽机和其他机器。

美国莱特兄弟1903年发明试飞成功第一架飞机，1904年日俄两国为争夺在中国的利益而在中国领土上打仗。这两件事对冯如影响触动很大，他立志研究制造飞机，用以加强中国国力，振兴中华。1907年秋，冯如得到当地华侨的资助，在旧金山奥克兰设厂研制飞机。华侨青年朱竹泉、朱兆槐、司徒璧如等先后作其助手参与飞机制造。1908年4月，冯如制造成功了第一架飞机。但飞机在试飞时没有成功。接着，冯如对这架飞机进行了大量修改，设计成功第二架飞机。1909年2月在试飞时，只飞起了十几米便摔了下来。经过两次失败，冯如并没有动摇，但资助者失去了信心。在非常困难的时候，他在美国成立了广东飞行器公司，集资研制飞机。他对原飞机失败的原因进行了大量研究，并观察飞鹰的动作，开始制造第三架飞机，经十多次修改，终获成功。1909年9月21日，冯如驾驶这架飞机试飞取得了成功。这是中国人第一次驾驶自己制造的飞机的成功飞行。由于1908年秋莱特兄弟的公开表演而在美国引起了飞行热潮，冯如的飞机和飞行再次在美国引起广泛关注。9月23日的《旧金山观察者报》头版发表文章《中国人的航空技术超过了西方》，报道了冯如制造飞机的失败和成功的经过①。中国《东方杂志》在1909年和1911年也对冯如的事迹给予高度评价。在美国的孙中山闻讯后，也对冯如大加称赞。

1910年10月，冯如又制成一架飞机，试飞了10多次。据记载最大飞行高度已达200多米，时速超过100千米，距离达32千米②。这在当时是相当出色的成就。冯如的事迹受到旅美华侨的赞许，还获得了美国国际航空学会颁发的甲等飞行员证书。美国的报纸对冯如取得的成就齐声赞扬。美国各地争相请他任教，但被他谢绝。他的愿望是以航空报效祖国。

①参见黄汉纲：《中国创始飞行大家——冯如》，《文物天地》1981年第1期。②参见姜长英：《中国航空史》，第50页。

1911年2月，冯如偕同助手朱竹泉、朱兆槐等带两架飞机回国，并准备把在美国的广东飞行器公司迁回广东，以发展中国的航空事业。其中一架飞机机翼长8.85米，弦长1.35米，发动机功率22.4千瓦。1912年8月25日，冯如在广州燕塘表演飞行。飞机升空后，因转舵过急，飞机失速下坠。冯如身受重伤，不幸牺牲。中国第一位飞行家兼飞机制造家冯如就这样壮志未酬身先死，时年仅29岁。

冯如制造的飞机虽系仿制①，但取得的成就和产生的影响很大。冯如死后葬于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左侧，碑塔正面篆刻“中国始创飞行大家”，左右两侧刻有《民国第一飞行家冯如君墓志铭》②。

与冯如齐名的另一位中国早期航空先驱者是谭根。他原籍广东开平，1889年生于美国旧金山。谭根飞行技术高超，获得过美国加利福尼亚飞行协会证书、万国飞行协会证书，是美国航空学会会员。他在当地华侨资助下试制水上飞机。1910年7月制成船身式水上飞机一架，参加芝加哥万国飞机制造比赛大会获奖，为水机组第一名。他也是当时整个亚洲唯一参赛的人③。

1913年，檀香山的华侨创建了中华飞行器公司，聘请谭根任设计师并培训飞行员。这期间他制造了两架教练机。此后，他在夏威夷群岛、日本和南洋各地进行飞行表演，曾飞越菲律宾境内24米高的马荣火山，创造了当时水上飞机的世界飞行高度纪录。他曾先后飞行400次之多。在日本的飞行也受到广泛赞扬，被誉为东亚飞行界之第一人①。

1915年谭根应邀回国并在香港、广州进行飞行表演。同年7月，谭根任广东航空学校飞行主任。19年，谭根又任广东护**讨袁航空队队长。但此后的情况众说纷纭。有的说他看到孙中山连遭失败而对革命失去了信心，转而投靠了军阀龙济光。也有的说他在1918年参加了讨伐龙济光的战役。还有的说他是出于无奈而投靠了军阀。无论如何，他在回国后，再也没有设计过飞机，后来也与航空无缘了。这也是非常可惜的事②。

（二）官方的航空活动

清政府在行将倒台之际，也曾批准一些在海外的留学生学习航空，但以飞行为主。厉汝燕就是较早的一位。他于1909年毕业于伦敦纳布生敦工业学校。此时欧洲航空正值大发展之际。他立志从事航空事业，曾多次呼吁清政府重视航空。1910年经清军咨府批准入英国布里斯托尔飞行学校学习。毕业后经英国皇家航空俱乐部考试合格，取得飞行员执照。1911年受革命军政府委托，在奥地利选购两架“鸽式”单翼机回国，被委任为沪军都督府航空队长。1912年4月在上海江湾跑马场作飞行表演并散发传单，取得很好的飞行成绩。清宣统元年（1909），曾从法国留学生中选派了秦国镛、潘世忠、张绍程、姚锡九等人学习飞机驾驶，前后共三年。宣统二年（1910），军咨府请留日学生李宝焌、刘佐成制造飞机，制造厂设在北京南苑庑甸毅军操场。1910年，刘佐成和李宝焌在日本制造了第一架飞机，但未获成功。1911年，刘佐成在南苑制造了第二架飞机，在试飞时因发动机出现问题，飞机起飞后坠落失败。

①参见陈应明：《冯如飞机的考证及其他》，《航空工业史料》第三辑，1983年。②参见黄汉纲：《中国第一个飞行家冯如历史文献正误》，《航空史研究》总第5期，1984年。③参见彭谦：《航空救国与振兴中华》，《航空史研究》总第15期，1987年。①参见郭天麟：《东方早期航空人物——谭根》，《航空史研究》总8期，1985年；黄严：《关于谭根二、三事考辨》，《航空史研究》总24期，1989年。

②参见马毓福：《中**事航空》，航空工业出版社1994年版，第43页。

这些派留学生学习航空，购买飞机、建航空工厂和制造飞机的活动，标志着中国官方航空事业的开始。虽然取得的成就不大，但这些工作的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那时学习飞行的留学生大都进入军事航空领域。秦国镛担任了北洋政府在南苑创建的北京航空学校校长。该校曾培养了大批飞行人员。潘世忠于1914年担任南苑航空学校修理厂厂长。厉汝燕曾担任副厂长并兼管教练军士。这个厂曾仿制了螺旋桨、机翼和飞机机身，还曾利用外国发动机设计、制造了一架飞机，于1913年10月20日试飞成功。设计者就是潘世忠。这架飞机采用推进式螺旋桨，机头装有一挺机枪，命名为“枪车”，可谓是中国第一架自行设计制造的军用飞机。

这一时期，中国航空仍处在开创阶段，取得的成就不大。在此期间虽有一些人设计制造成功飞机，而且水平也不低，但没有得到足够重视，飞机的研制工作得不到继续，致使许多有才华的人忍痛放弃了航空事业。

通信

（一）近代邮政的产生和发展

我国近代邮政是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而产生的。首先是由外国人强行在我国境内设立邮局，以后才逐步转到由中国政府开办邮政。

1840年鸦片战争后，英国以不平等条约为据在我国各通商口岸设立邮局，其他各国竞相效法。法国于1861年、美国于1867年、日本于1876年、德国于1886年、帝俄于1897年先后在我国设立邮局。这些“客邮”，不仅收寄他们侨民寄往本国的信件，而且还收寄中国人国内互寄的邮件，他们各自印制各国的邮票，有的还以怪异邮票高价谋取暴利，肆无忌惮地侵占我国通信主权。

由于西方各国对华往来的日益增多，以及国内商埠、港口的通信联系日趋频繁，清政府于1866年决定由海关兼办邮政。当时海关为英国人赫德所把持。海关先后在北京、天津、烟台、牛庄（今营口）、上海等处，开办邮政，并发行了中国第一套邮票——大龙邮票。这是我国近代邮政的雏形，史称“海关邮政”②。

海关邮政开办时，面临着全国邮政通信的杂乱局面。当时除海关邮局之外，还有古老的驿站通信、外国侵入的“客邮”以及私人办理的“民信局”等等多种通信系统，这种混乱情况对发展统一的邮政通信是极为不利的。赫德在取得海关邮政的大权以后，又进一步向清政府要求扩大成为官办邮政。清政府的一些大臣也提出驿站臃肿**，开支浩大，传递效率又低，奏请开办统一的国家邮政。1896年3月20日光绪皇帝批准开办大清邮政官局，总理衙门随即委任赫德为总邮政司，负责大清邮政官局事务，至此“大清邮政”正式开办。与此相应，驿站在经济上难于维持，被自然淘汰。对于民信局则采取行政手段和多种措施，通过竞争、控制或排挤使之逐渐衰落。对客邮则予以限止，唯有侨批局因其深得华侨信任，又难以取代，因而仍继续存在。①本文主要参考下列著作：《中国近代邮电史》，人民邮电出版社1984年版；《中国邮电百科全书》，人民邮电出版社1993年版；《当代中国的邮电事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②《中国邮电百科全书》综合卷，第707页。

大清邮政参照当时世界各国邮政的方式而经营信函、明信片、印刷品、报纸杂志、货样以及快递信函、汇兑、包裹等各种业务。到清朝结束时，邮政事业已有了较大发展，1911年，全国邮界总局达49处，邮政局、分局和代办局达到6250处，邮路总长达到19万公里。邮政业务发展迅速，以进口、出口及转口信函总数为例，1901年为1000万件，1904年达到6600万件，1906年超过1亿件，到1911年达到4亿多件，是我国早期邮政的大发展时期①。

（二）电信业的兴起

我国近代电信业是随着国外新技术的出现和国内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以及军事政治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由于帝国主义入侵，清**无能，电信主权不断被外商强占、分割和蚕食。自办的电信则步履艰难，发展缓慢，设备要向外国购买，人员要请外国人培训。再加之官僚主义和上层的**，通信效率不高，质量也不能得到保证。但电信网络的建立却大大促进了我国国内经济和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推动了我国民族工商业的增长，并为我国未来的通信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1.电报通信的建立。

自从美国人莫尔斯于1837年制成电磁式电报机以后，在西方各国，发展很快。当时，正是帝国主义势力大举入侵我国的年代，各国为了及时了解中国的军政商情，千方百计在我国装置电报线路。1868年，美商旗昌洋行首先在上海私设陆上专用电报线，进行通报。随之各国机关企业纷起仿效，在上海租界内，私自架线通报。1871年由丹麦、英商和俄国皇室投资的大北电报公司在沙俄怂恿下，由海参崴敷设水线经日本长崎而在我国上海擅自登陆，并在英租界私设电报房，收发国际电报。与此同时大北电报公司又从香港敷设水线至上海，从而达到从北线可通日本、俄国，从南线经香港通达欧美各国，强行夺取了我国国际通信的主权。大北的举动，促使英美等电信公司的海线也纷纷在我国海岸非法登陆，经营电报业务。外国公司所办的通信业，大大方便了帝国主义盗窃我**事政治和经济情报，严重侵犯我国主权，威胁我国安全。在此情况下，我国一些有识之士和洋务派官员鉴于国防、外交、经济及维护主权的需要，主张自主兴建电报通信“以息各国之垂涎”①。我国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大商贾也强烈要求使用电报通信。1874年，清政府首次批准在台湾海峡两岸，自设电报，但未能付诸实施。我国第一条自办的电报线路是1877年6月15日在上海建成，从直隶总督行辕到江南制造总局，开创了我国自主通信的首例。1876年初福建巡抚丁日昌在福州船政学堂内附设我国第一所电报学堂，培训电报技术人员，并随即于1877年10月11日在台湾建成台南至高雄的电报线路，全长约95华里，这也是我国最早自行修建和管理的电报线路之一。

①参见《中国邮电百科全书》综合卷，第707页。

①《中国邮电百科全书》综合卷，第708页。

1879年5月清政府为加强军事通信，从大沽、北塘海口炮台架设电报线通达天津，这是我国第一条军用电报线。随后1880年9月又批准建设天津至上海的电报线，全长1536公里，于1881年12月28日竣工并开放营业。相应在天津设置电报总局和电报学堂，在紫竹林、大沽口、临清、济宁、清江浦、镇江、苏州、上海等处设立电报分局。其后，清政府连续修建了津京线、长江线和广州—龙州线，这几条线路加上津沪线路，大大加速了京城到边疆的通信，在中法战争中，改变了以往闭目塞听、被动挨打的局面。中法战争结束后至1899年，我国又先后建成川汉、川滇、沪粤、粤桂、赣粤、闽台、津奉（今沈阳）、津保、保陕等线，至此全国总计约有45000多公里电报线路，初步构成全国干线通信网①。

随着我国自办电信的迅速发展，西方各国不能容忍中国建设独立的通信网络，因而变本加厉地强行架线，争夺对我国电报通信的控制权。甲午战后，西方各国进一步强占租借地，疯狂争夺和瓜分势力范围，我国的电信主权，不断被鲸吞蚕食，大北、大东和太平洋公司互相协商，瓜分了我国国际电报的收益，德、法、丹麦等国利用侵华战争的机会，继续加速架设电信线路。台湾的电报陆线和福州至台湾的水线因1895年中日签订马关条约而落入日本手中。由此可以看到，由于清政府的软弱和**，我国电信业是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在帝国主义各国的侵略压迫下，艰难地发展起来的。

电报的出现，在清末社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加强国防方面，改进了军情的及时性和军队的机动性，在外交方面，加强了与世界的联系，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此外对航运、防汛、工商以及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均起了推动和促进的作用，电报通信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

2.电话通信的发展。

我国电话通信的发展情况与电报相似，同样是在帝国主义侵略的年代，在外商纷纷抢占我国的电话经营中起步。1876年美国科学家贝尔发明电话通信以后不久，1881年丹麦的大北电报公司就抢先在租界开始装设电话，并在1882年2月于上海设立第一个电话交换所①，经营电话业务。同年英商上海电话互助协会也争相设立电话交换所，开业通话。这些电话所，各有用户二三十家，这是我国电话通信的开始。1883年英商东洋德律风公司兼并上述电话所，进一步发展电话。随后，外商又要求在汉口、厦门等地开办电话。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在青岛及烟台等地安装电话。1900年丹麦人璞尔生趁联军入侵之机，在天津租界开设“电铃公司”，架设电话线至塘沽、北塘，次年又延伸至北京。京津间开始出现外商经营的长途电话。清政府电政督办盛宣怀为防止电话事业继续被外商分割，于1899年奏准由电报局兼办电话。当年在天津设置少量专供衙署官邸使用的电话，八国联军侵华时均被毁。1900年南京电报局设置市内电话，供官署专用，有个用户。至清末，南京、苏州、武汉、广州、北京、天津、上海、奉天（沈阳）、太原、厦门、烟台、昆明等地，已先后开设官办、地方官办和商办的市内电话。1904年11月，我国自建的第一条长途电话线路——京津线架成通话。1905年4月，清政府以5万两白银收购璞尔生电铃公司设备，与自办电话统一经营。据统计，至1911年，我国建有电信局所503个，电话交换机容量达8872门，电话用户8369户①。

以上史实说明我国电话通信同样是在与外国势力激烈争夺中艰难地发展起来的。

3.无线电通信的出现。

1895年无线电通信问世以后，由于其在远距离通信中的极大灵活性，在我**事通信中很快得到应用。

①《中国邮电百科全书》综合卷，第708页。

①参见《中国邮电百科全书》电信卷，第62页。

①参见《中国邮电百科全书》电信卷，第6页。

1900年前后，两广总督为加强军防，先后在广州督署衙门及马口、前山、威远等军事要塞以及广海、宝壁、龙骧、江大、江巩、江固、江汉等江防舰艇设置无线电机，这是我国最早使用无线电的记载②。与此同时，这种空中的通信方式也很快地被帝国主义用于对我国的侵略活动。1904年初，法国在秦皇岛高地设立了无线电柱，并曾分别被日俄在战争中利用。同年六月，沙俄在烟台领事馆筹建无线电台与旅顺通信。鉴于以上情况，清政府开始考虑设立南北间的无线电通信。1905年7月，北洋大臣在天津开办无线电训练班，聘请外国教师，并购买马可尼的火花式无线电机分别装置于南苑、保定、天津等处行营以及海圻、海容、海筹、海琛等四艘军舰上，作为相互间的通信联系。此后无线电通信逐渐向民用领域发展。1906年广东琼州海线中断，乃向上海礼和洋行购买无线电机两套，分装于琼州和徐闻两处以恢复两地的电报通信。1907年江苏省吴淞至崇明水线，因时常被船舶抛锚而毁断，修理费用很大，也在两端安装无线电机，收发电报。在无线电通信发展过程中，日、美、法、英、俄等各国强行私设无线电台，争夺无线通信权，到清末，外国私设的无线电台有20处之多。

4.通信新技术的采用。

清代通信技术是在帝国主义的入侵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所采用的技术、设备都由外商自行设置或者向外国购置并聘请洋人培训人员、安装建设。当时国外的电信新技术刚刚兴起，处在初创时期，电子管、自动机械等尚未发明，因此所用技术均为早期的简易设备。例如：电报机是使用人工莫尔斯电报机，用手击电键进行发报，用电磁铁推动声、光或画出纸条进行收报。所用电话机均为磁石式手摇摇把电话机，由接线员人工予以接通双方电话。无线电机则使用火花式产生电波的马可尼发报机，总之均为早期初创时的新技术。清政府对我国自己发明的新技术则拒绝应用。如1873年，华侨商人王承荣从法国回国后，与福州王斌制造出我国第一台国产电报机，每小时可拍千个汉字，呈请清政府自办电报，可惜清政府竟拒不采纳，使王承荣的名字长期湮没无闻，他们自制的电报机也未传于世①。由于传递汉字电报的需要，我国郑观应在参考法国人所编的《电报新书》的基础上改编而成《中国电报新编》，经清政府邮传部电报总局采用，这是我国使用的汉字电码最早文本，以后历经改进成为现用的汉字电码本①。

②《中国邮电百科全书》综合卷，第709页。

①《中国近代邮电史》，第47页。

①《中国邮电百科全书》电信卷，第81页。

第五节 其他重工业兵器

十九世纪中叶，在洋务运动“自强”的口号下，中国近代的兵器工业开始建立，以两江总督曾国藩于1861年创办安庆内军械所为开端，到1865年李鸿章委派丁日昌购买上海旗记铁厂，建立江南制造局，从此，中国的兵器制造由手工步入机器生产的新时代。在洋务运动的推动下，清朝末期，几乎每省都建有一个甚至数个规模不等的兵工厂，形成中国早期的近代兵器工业。清朝灭亡后，在北洋政府统治期间，陆军部曾计划集中统一管理全国的兵器工业，统一兵器制式，但随着袁世凯的称帝失败和去世而未能实现。北洋政府分裂后，形成军阀割据的局面，各派军阀在各自的割据区域内，或利用清代遗留下来的兵工厂，或建立新的军工企业，生产所需的武器弹药。这一时期，由于注意引进和仿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出现的新式枪械、火炮和弹药，从而把兵器的生产技术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一）枪械利用火药燃气能量，发射直径一般小于20毫米的身管武器，以点毁伤方式，杀伤个体生动目标和装甲目标的兵器，称之为枪。大于20毫米者称之为炮。按枪械的使用特点，可分为步枪、轻重机枪、冲锋枪、手枪和信号枪等，主要用于装备步兵，也用于装备其他兵种。下面分别对近代中国的步枪、轻重机枪、手枪的发展情况进行介绍。

在我国近代兵器工业建立的初期，西方各国的步枪制造技术不断出现突破，步枪品种繁多。我国各机器局仿制的步枪也品种各异，口径大小不尽相同。按弹药装填方式区分，从枪口装入膛内的枪称为前装枪或前膛枪，从枪身尾部装填弹药的枪称后装枪或后膛枪。前装步枪中，枪身未刻来复线的称滑膛枪，刻有来复线的称线膛枪。清朝采用西方技术设备制造步枪则始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大体上经历了由前装到后装、由大口径到小口径、由滑膛到线膛、由单发到连发的发展过程。

1867年，江南制造局仿制成功第一支德国11毫米单响毛瑟前装线膛枪，这也是中国最先采用机器制造的步枪。其他各局也曾先后制造过此枪。这种枪已属西方国家淘汰产品，在后装线膛枪仿制成功后，此枪逐渐淘汰。我国后膛枪的仿造，也始于江南制造局，1867年开始仿造美国13毫米林明敦边针后膛单发枪。同前装枪相比，这种枪的射击精度和射速均有很大提高。1891年，江南制造局综合奥国曼利夏连珠快枪和英国新利枪、南夏枪三者之优点，研制出8毫米5响快利连珠后膛枪，简称快利枪，这是清代在仿造的基础上，唯一有所创新的枪，但由于质量存在问题，1901年停造。此外各个制造局还先后仿造过其他多种步枪。

在清代，促使步枪产量和质量都取得重大成就的是张之洞1890年创办的湖北枪炮厂。1893年，该厂开始仿制德国力佛厂1888年式毛瑟枪，在仿制过程中，因材料和加工存在一定困难，故作了一些改进，1895年投产，定名汉阳式步枪。到1909年共生产步马枪130658支，成为晚清产量最多的一种步枪。由于此枪口径小，性能优良，清政府曾议定将此枪定为制式步枪。1906年陆军部议定将步枪制式由7.9毫米改为6.8毫米，以1904年式毛瑟枪为制式，请德国代行设计6.8毫米步枪。广东制造军械总厂于1907年首先仿制成功，接着其他各局也先后仿制成功，此后，其他各厂的老式步枪逐步淘汰。进入民国后，1913年北洋政府陆军部决定将7.9毫米毛瑟枪定为制式步枪，此后，7.9毫米制式步枪的生产在全国迅速发展，除个别者外，所有生产步枪的工厂，均统一生产这种制式步枪。在此基础上，汉阳兵工厂（前名湖北枪炮厂）总办刘庆恩于1915年开始设计出一种7.9毫米的自动步枪，这是中国自行设计研制的第一支自动步枪。由于自动步枪耗弹量大，加之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分裂，军阀混战，此枪未能组织正式生产。

在机枪方面，我国的机枪制造技术经历手动机枪和自动机枪两个发展阶段，自动机枪的发展又有一个先有重机枪后有轻机枪的过程。1881年金陵制造局开始仿制美国加林托1862年发明的加林托轮转机枪，这是中国最早的手动机枪，四川机器局1884年也开始仿制。1884年金陵制造局又仿制美国诺敦飞1878年设计的多管排列式机枪。由于这两种枪系多管手动，装填弹药费时费事，在自动机枪问世后，逐渐被淘汰。1888年，金陵制造局开始仿制英国人希兰·马克沁1883年发明的第一代单管自动马克沁重机枪，这是我国最早制造的单管7.9毫米自动重机枪，生产30余挺后，1893年停造。1914年，金陵制造局按照德国1899年式马克沁重机枪实样进行测绘，1915年试制成功，至共生产300余挺后1922年停造。除马克沁重机枪外，部分工厂还仿制了1907年式奥地利6.8毫米守瓦兹洛色重机枪等类型的重机枪。丹麦1902年发明的麦特森轻机枪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轻机枪，我国广东制造军械总厂于1908年开始仿制麦特森轻机枪，原枪口径为8毫米，为使与我国的步枪口径一致，1921年将口径改为7.9毫米，定名为79旱机关枪。汉阳兵工厂1915年也开始仿制，但产量不大。此外，1915年上海制造局（前名江南制造局）仿制成功法国哈其开斯轻机枪，此后湖南兵工厂、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也曾仿制生产。

手枪的发展过程，与步枪基本相同，只是各种不同类型的手枪出现的时间，略晚于步枪。据史料记载，在清代已开始生产手枪，四川机器局1902年至1903年曾制造利川前装手枪1970支。在此前后还制造德国毛瑟手枪2824支，此枪是前装手枪还是后装手枪，现有资料无法定论。半自动手枪的制造是在进入民国时期以后开始仿造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在1920年以前，我国所仿制的主要是1900式勃郎宁半自动手枪。此枪系美国约翰·摩西·勃郎宁设计，型号较多，有半自动和自动手枪系列。在我国仿造的是其早期设计的M1900年式半自动手枪中的6英寸和8英寸两种型号。金陵制造局从1913年开始仿造，至1920年共生产1900式6英寸和8英寸勃郎宁半自动手枪1000余支。上海兵工厂19年至1921年共生产6英寸勃郎宁半自动手枪7600支、8英寸勃郎宁半自动手枪2481支。

（二）火炮中国近代的火炮制造技术主要从西方国家引进，炮的仿造经历了从前装炮到后装炮、从滑膛炮到线膛炮、从采用铜铁铸造到采用钢材加工制造，由低级向高级逐步向前发展的过程。各种火炮的仿造，一般都落后于当时国外的先进水平5到10年。

前装炮的弹丸从炮口装入，先有前装滑膛炮，后有前装线膛炮。19世纪60年代初，我国从英法等国引进并仿制的前装滑膛炮，一般以生铁为原料，将其熔化为铁水，用铁模铸造，将心轴取出后，再用火将炮身烧透，待冷却后，对内孔外圆进行打磨，使其光滑，然后，钻通引火，即可使用。1864年，苏州洋炮局以蒸汽为动力用天轴皮带机床加工制造的24磅子生铁短炸炮，是中国最早采用机器制造的前装滑膛炮。随后，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等也都先后制造过多种型号的前装滑膛炮。随着技术的进步，前装滑膛炮发展为前装线膛炮，通过在炮膛内增加数条螺旋形膛线（来复线），使从炮口飞出的弹丸在空中高速旋转，不仅提高了射程，而且炮弹侵彻力和命中精度都明显提高。1878年，江南制造局仿制的英国阿姆斯特朗式40磅子前装线膛炮，以钢为内管，采用热套工艺，在管外加熟铁箍，以增加炮身强度，是我国最早出现的钢膛熟铁箍前装线膛炮。1880至1885年江南制造局又仿造80、120磅子阿姆斯特朗式钢膛熟铁箍前装线膛炮50门。在后装线膛炮出现后，这种炮很快被淘汰。

后装炮炮弹弹形长，炮弹从尾部装入，采用炮闩将其闭锁于炮膛内，炮弹装填既迅速又简便，这是火炮技术的一大进步。我国仿制的后装炮分为旧式后装炮和新式后装炮两大类。1867至1873年期间仿制的9磅子后膛来复炮，是中国最早的后膛炮。此后的30多年间，江南制造局仿制成功包括英国阿姆斯特朗式80磅子、180磅子、800磅子等在内的多种型号规格的后装炮。而兰州机器局、金陵机器局、湖北枪炮厂、大沽造船所、福建机器局、四川机器局、吉林机器局等也生产过部分后装炮。随着火炮生产技术的发展，十九世纪末，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西方各国研制出一批新式后装炮。这种炮同旧式后装炮相比，系管退式，炮身长，射程远，配有瞄准装置，射击精度高，而且重量轻，机动灵活，既可用于边防，也可用于山地野外作战。二十世纪初，我国一些兵工厂纷纷引进仿造，在1920年前所生产的主要品种有山炮、野炮、榴弹炮等，如：（1）沪造克式75毫米山炮。此炮系江南制造局1905年仿德国克虏伯式14倍75毫米后装管退式山炮而成。（2）沪造克式29倍75毫米野炮。此炮系上海制造局1913年仿德国克虏伯式29倍75毫米野炮而成。（3）汉造29倍75毫米野炮。此炮系汉阳兵工厂1913年仿德国克虏伯式29倍75毫米野炮而成。（4）汉造克式120毫米榴弹炮。此炮系汉阳兵工厂1918年仿德国克虏伯式120毫米14倍口径榴弹炮而成。

（三）弹药弹药品种繁多，包括枪弹、炮弹、手榴弹、航空炸弹、水雷、地雷及其他爆破器械等，现选择枪弹、炮弹、手榴弹3个主要品种简述其发展。

中国近代枪弹的生产，始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最初引进前装枪用的铜火帽和铅丸进行仿造，进而仿制后装枪用黑药枪弹，直至仿造各种无烟药枪弹。1864年，苏州洋炮局最先采用机器仿制铜火帽和铅丸，用于前装滑膛枪和前装线膛枪。此后兴建的其他局厂，有的也曾一度生产铜火帽和铅丸。由于前装枪使用的铅丸和火药需从枪口装入，装填费时，影响射速，在后膛枪及枪弹出现后，前膛枪弹则逐步淘汰。1867年，江南制造局在仿造后膛枪的同时，开始仿造后膛枪弹。最初的后膛枪弹系无被甲的铅锡合金弹头，发射药为黑火药，用一铜壳（药筒）把弹头、火帽和发射药组装为一个整体，形成定装弹，又称黑药铅弹，这是枪弹生产技术的一次重大发展。此后，其他各局厂也先后生产这种枪弹。由于这种枪弹直径较大，一般均在10毫米以上，发射时初速低，射击后产生烟团，既妨碍射击视线，又易暴露目标，至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无烟火药的发明及应用，黑药铅弹逐步被淘汰。1884年，法国发明单基无烟药后，很快被用于枪弹作发射药，使枪弹的技术战斗性能大大提高。1891年，江南制造局生产的新快利枪弹，是我国最先采用无烟药制造的枪弹。随后其他各局厂也纷纷停产，将黑药铅弹转为生产无烟药枪弹，至1910年前后，我国生产的步机枪弹基本上都属于无烟药枪弹。其品种规格基本随着我国枪械口径的发展变化而变化。

我国近代的炮弹生产，随着火炮生产技术的发展，经历了从前装炮弹到后装炮弹、从滑膛炮弹到线膛炮弹的发展过程。1864年，苏州洋炮局仿造的短炸炮弹，是中国最先采用机械加工的方式生产的前装滑膛炮弹，此后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天津机器局、吉林机器局、福建机器局、云南机器局、杭州机器局、湖北枪炮厂等先后都生产过这种炮弹。前装滑膛炮弹系用生铁铸造，大多为球形，重量约6磅至180磅不等，分空心和实心两种。这种炮弹虽比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前用手工业生产方式制造的炮弹技术性能有很大提高，但存在弹丸弹道不稳定等弊端。江南制造局1867年开始生产前装线膛炮弹，有12、18、40磅子等多种型号，直到1897年左右，才停止线膛炮弹的生产。金陵制造局1892年左右制造的瓦瓦司三槽开花弹和铜珠来复炮弹也属于前装线膛炮弹。前装滑膛炮弹和前装线膛炮弹，都必须从炮口装填，操作不便，弹丸弹道稳定性差，发射速度也较慢，在后装炮弹出现后，逐渐被淘汰。

后装炮弹弹形长，弹丸附有弹带，发射时弹带嵌入炮管膛线，赋予弹丸以旋转运动，并可防止火药气体泄出，提高了射速和命中精度。这种炮弹按其生产技术的发展，有旧式和新式之分。旧式后装炮弹，是我国各兵工厂早期仿制的炮弹。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期所仿制的旧式炮弹，弹体用包铅作导引部，有简单的碰炸引信，弹体装黑炸药，用黑火药栗色火药发射，无药筒，发射时将发射药用法兰绒或粗棉绸包裹后，进行装填。各式钢膛熟铁箍炮和全钢后膛架退式等火炮均使用这类炮弹。至1890年后至二十世纪初，我国生产的旧式后装炮弹有所改进，弹体已采用铜作导引部，炸药为黑火药或石子药（块状药），发射药为无烟药，开始使用底火和药筒，有较复杂的着发引信。这类炮弹主要供快炮、过山炮等使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西方各国火炮生产技术发展很快，一些性能优良、运动性强，适宜阵地作战的各种管退式山炮、野炮陆续出现，与此相适应的管退式火炮炮弹也得到迅速发展。管退式火炮炮弹的弹体材料，逐步由生铁过渡到钢性铣和钢。弹体炸药也由黑火药逐步过渡到用苦味酸和梯恩梯。引信由单一引信逐步发展到使用着发和延期双用引信。保险机构更加完善可靠。炮弹发射药已完全使用无烟药。我国仿制的新式后装炮弹品种以75毫米山野两种炮弹的生产时间最长，产量最大，使用也最广泛。我国近代的手榴弹制造，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从国外引进仿制，逐步发展起来的。最先制造手榴弹的是汕头制弹厂，于1917年开始制造。北洋政府大总统府军事处驻保（定）修械司至迟在1919年就已开始组织手榴弹的制造。

（四）火炸药黑火药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火药的发明和运用于军事，使兵器发生了一次深刻的革命，从而由冷兵器时代进入了火兵器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西方一些国家又研究出栗色火药、无烟火药和各种炸药，用于枪炮作发射药和弹体炸药，黑火药的使用范围则大大缩小。中国近代兵器工业建立初期，枪炮发射药和弹体炸药均为黑火药，基本购自西方国家，并称之为洋火药。我国采用机器生产黑火药始于天津机器局。1868年，天津机器局自英国购买机器，于1870年建成一座生产黑火药的工厂，这是中国第一个以蒸汽为动力，用机器生产黑火药的工厂。继之各兵工局厂也纷纷仿造各种规格的黑火药。虽然工厂较多，但是产量并不大，据对1874至1911年期间的不完全统计，各厂共生产黑火药1921万磅。

随着远程火炮的出现，需要燃速较慢的火药。为降低燃速，美国于1868年至1882年期间，采用降低制造火药所用木材的焙烧温度制成棕色木炭以代替黑色木炭，将火药配方中的硫磺比例降低，用水压机将火药压成高密度、单孔或多孔的几何形状药饼（也称藕形饼），再经低温烘干，制成火药，因其颜色为栗色，故称栗色火药。我国生产栗色火药的仅有两家，天津机器局自1887年开始仿制，1898年具有年产栗色火药20万磅的生产能力；江南制造局1893年开始制造栗色火药。自无烟火药、苦味酸和梯恩梯炸药出现，取代了黑火药和栗色火药作枪炮发射药和弹体炸药，此后黑火药和栗色火药的使用范围更加缩小。

我国化学家徐寿、徐建寅父子于1867至1874年，在江南制造局制成镪水棉花火药，这是中国最早制造的硝化棉，但未正式投入生产。天津机器局自1881年开始仿制硝化棉，1883年获得成功，随后建厂大量生产，这时生产的硝化棉，主要充当炸药使用。中国无烟药的仿制与生产始于江南制造局。1893年，江南制造局从德国购进无烟药生产设备一套，1895年建成投产，这是中国最早的生产无烟药的工厂。此后天津机器局、湖北钢药厂、德州北洋机器局、四川机器局、广东制造军械总厂等纷纷建厂生产无烟药。它们的建立，初步形成了我国的无烟药工业，仿制生产出各种枪炮所需的不同品种规格的发射药。

中国猛炸药的试制与生产起步较晚。1915年，北洋政府陆军部军械司徐尚武试制成功苦味酸，但未投入生产。直到汉阳火药厂1922年和1924年先后研制成功苦味酸和梯恩梯以后，我国才开始小批量生产这种炸药。

化工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由于贸易的不断发展，西方近代化学化工知识逐渐传入我国，中国近代化工技术由此而萌芽。

（一）西方化学化工知识传入时期（1840—1900）

1.化学知识的传入。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兴办了工厂和矿山，修铁路，办电报，办学堂，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包括化学知识也陆续传入中国。1855年，英国医生霍森（BenjaminHobson）编著的《博物新编》在中国出版，其中第一集介绍了西方近代化学知识，谈及化学元素有56种，介绍了氧（书中称“养气”或“生气”）、氢（“轻气”或“水母气”）、氮（“淡气”）、一氧化碳（“炭气”）以及硫酸（“磺镪水”或“火磺油”）、硝酸（“硝镪水”或“水硝油”）、盐酸（“盐镪水”）等的性质和制造方法。此外，1868年京师同文馆出版的《格致入门》中也介绍了一些化学知识。第一位比较系统地介绍西方近代化学知识来我国的学者是徐寿（1818—1884）。他在江南制造局参加西方科技书籍的编译工作前后达17年，共编译书籍13种，其中大多数是化学方面的著作。1871年他翻译出版了《化学鉴原》一书，书中概述了一般化学教科书的内容，包括一些基本理论和各种重要元素的性质。此书曾风行一时，“对西方近代化学知识在我国的传播，起了一定的作用”①。此书述及的元素已有64个，徐寿首创的以西文第一音节造字的原则，被后来的中国化学界所接受，一直沿用至今。此外，他还译有其他化学著作，如《化学鉴原续编》，内容是有机化学方面的知识，《化学鉴原补编》介绍了无机化合物的知识，《化学考质》内容是定性分析，《化学求数》介绍定量分析，《物体遇热改易记》介绍了物理化学知识。1866年，徐寿的儿子徐建寅（1845—1901）翻译出版了《化学分原》，介绍了定性分析的知识。

以上书籍的出版，较系统地介绍了当时西方化学知识的各个方面，为近代化工技术在中国的萌芽创造了条件。

2.化工技术的传入。

随着化学知识的传入，化学工艺操作和技术也陆续传到了中国。1880年，徐建寅和汪振声合译的《化学工艺》出版，书中介绍了制酸制碱等化工工艺知识。1883年前后，徐寿还和一些人发起成立了“格致书院”，在这里举办一些讲座或科学讨论会，也向听讲人作示范性的化学试验。

化工工艺知识的传播促进了化工产品的制造生产。英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首先在我国开设化学工厂，如1853年，英商就在上海开办老德记药房，用以配制西药。1870年英国人在上海开办美查肥皂厂生产肥皂等产品。1889年英商在上海开办美查制酸厂（后来改名为江苏药水厂），用铅室法生产硫酸，供银炉业提炼金银用。这一时期，中国的官办和民办企业也开始生产一些化工产品：1867年上海江南制造局建成了采用铅室法技术制硫酸的工厂。1876年天津机械局建立淋硝厂，也采用铅室法生产硫酸，日产量达2吨。1880年上海燧昌自来火局开始生产火柴，1888年叶澄衷在上海创办“燮昌火柴第一厂”，每日可产梗硫磺火柴36万盒，约占当时全上海火柴日产量（包括外商办的火柴厂）的40％。1896年，叶澄衷又在湖北汉口创办“燮昌火柴第二厂”，生产价廉物美的“双狮”牌火柴。1889年唐廷枢创办唐山细棉土厂（今启新水泥厂）开始生产水泥。1895年江南制造局试制成功无烟火药，并在上海建立了单基无烟火药厂。

（二）化工技术的萌芽时期（1901—1919）

随着化学化工知识的传入和少量化工产品的生产，二十世纪初，中国的近代化工技术进入萌芽阶段。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外国输入中国的商品减少，稍具规模的民族工业开始生产纯碱、硫酸铵化肥和一些轻化工产品，中国基础化学工业由此起步。

1.制碱。

纯碱是一种基本化工原料，制碱工业是中国化学工业中历史最久的行业。1903年，内蒙古鄂托克旗王爷下令放垦土地，山西人李京客在白彦淖设立“大兴号”作坊，开始生产锭子碱。后来，山东人郭永熙设立“天聚泉”碱厂，每年可产10万公斤的碱锭。其生产工艺为：将取自碱湖里的碱块放入化碱锅化成液体，除去泥沙杂草后澄清，加入熬碱锅熬浓结成碱锭。每口锅出一个碱锭子，约50公斤。山西人郑氏（名字不详）在郭永熙之后，在内蒙古察尔汗也用相同方法生产锭子碱。

①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60页。

1910年，北京人董立衡买下吉林省大布苏湖的开采权，成立“天惠”公司，生产面碱。其生产工艺与天聚泉厂基本相同，年产面碱700—800吨，产品畅销东北三省。由于质量好，每年还有相当数量的面碱出口日本，为当时天然碱工业之最。与此同时，有人在吉林省双辽县创办郑家屯鱼碱公司，在玻璃山设有7家作坊生产面碱（年产900吨）和砖碱（年产210吨），从业人员达105人。在20世纪初至大连碱厂投产前30年间，天惠和郑家屯鱼碱公司的产品基本控制我国东北市场。

1917年，范旭东创办永利制碱公司（后改名为永利化学工业公司），1919年在塘沽建设永利碱厂，采用苏尔维法（SolvayProcess）生产纯碱。但这一技术当时为苏尔维公司所垄断，从美国买到手的只是落后的设计图纸和设备。范旭东邀请当时在美国留学并获得博士学位的化学家侯德榜回国担任总工程师。在没有专利的情况下，从事制碱技术的探索，经过3年多的艰苦努力，终于在1924年生产出第一批纯碱。

2.制酸。

硫酸工业在中国起步较早，继十九世纪下半叶江南制造局和天津机械局用铅室法生产硫酸之后，1918年河南巩县兵工厂首次采用当时先进的接触法工艺生产硫酸。此厂用煅烧硫磺产生二氧化硫，再通入空气在催化剂铂作用下生成三氧化硫，进而得到硫酸。

3.氮肥。

中国最早生产的氮肥是硫酸铵。19年，抚顺煤矿门德式煤气工厂，采用硫酸吸收煤气中的氨这一工艺，生产硫酸铵。1919年鞍山制钢所开始炼焦，并用同样方法副产硫酸铵肥料。用以上方法生产的硫酸铵产量极小，谈不上规模生产。

4.轻化工。

这一时期，我国民族资本家在沿海城市陆续建起几个化工厂生产轻化工产品。1915年上海建起了开林油漆厂和瑞太石粉厂。1918年在上海开设振华油漆厂和永和实业公司，主要生产厚漆、喷漆。1918年日本人在大连设厂开始生产二硝基氯苯及硫化黑染料，年生产能力后来达到2000吨。次年，中国商人开始在青岛、上海、天津等港口城市创办了一些染料厂，主要生产硫化染料，所需中间体从国外进口，大多是将国外的原染料运来后拼成各种商品染料。1919年上海大丰化工厂开始生产无机盐类产品。

1915年，归国华侨在广州开设“广东兄弟创制树胶公司”，开始生产胶鞋。此后在上海相继建立上海正泰化工厂、大中华橡胶厂，它们生产的双钱牌，箭鼓牌胶鞋和回力牌球鞋等产品，在东南亚享有一定的声誉。1919年由袁良、钱赏延等集资设立北京溥益实业公司，在山东设制糖厂和酒精厂，利用甜菜作原料，用双碳酸法制白糖，日产糖可达50吨，用糖密发酵法制酒精，每日可生产96％的酒精7000余磅。

上述化工厂生产所需的原料、设备，部分或全部需依赖进口，生产技术大多十分落后，中国化学工业还要走很长的路。

第六节 轻工业纺织

从1840到1919年，我国的纺织技术就总体来说，经历了由引进西方技术，逐步推广集中性工厂化生产，到开始消化仿制动力纺织机器的过程。即由手工业逐步向近代大工业过渡。

（一）1840年前后我国纺织技术状况

1.纺纱技术。

1840年前后，我国手工纺纱机器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

纺纱有多种形式复锭脚踏纺车，一人可以同时纺2—3根纱。欧洲产业革命前也曾出现过有2个锭子的纺车，但“能够同时纺2根纱的纺纱工人，几乎和双头人一样不易找到”①。

合股拈线广泛采用20锭转轮推车式拈线架和56锭退绕上行式竹**纺车①，这也都适于相当规模的手工作坊使用。

以上这些与西欧产业革命时期所推广的机器相比，纺车上还缺抽长拉细的牵伸机构，因此牵伸是在人手和锭尖之间进行，难以多锭化。至于拈线则除了未使用“二次能源”（蒸汽发动机）之外，一点也不落后。而且诸如上行式加拈方法，现代最新式拈线机上还在采用。

2.机织技术。

1840年以前，我国的手工机织技术，在制造高档、精美产品的领域中，也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各地因地制宜广泛使用传统的大花本花楼机、丁桥②形多综多蹑（踏板）机、竹笼式提花机、绞综纱罗织机等多种织机，用来织造丰富多彩的丝、麻、棉、毛织品。大花本花楼机传到欧洲后，法国人发明了回转打孔纹版和横针来代替线编花本，用来作为花纹信息的存贮器。后来又加上动力驱动，到1860年造出了贾卡提花机。多综多蹑机用纹链和转子取代蹑和丁桥，加上动力驱动，就成为近代多臂织机。纹综纱罗织机更换了综的材料，加上动力驱动，就成为近代纱罗织机。这些织机近代化的改造，虽都由欧洲人完成，但渊源关系是很明显的③。

用于生产大宗织物的，1840年之前我国早已普及了脚踏提综开口、手投梭的狭幅木织机。大多数用水平式机架，局部地区也有采用直立式的。十八世纪中期，欧洲人发明了手拉滑块打击梭子，使其沿筘座旁的走梭板往复滑溜的“飞梭”机构。以后，又发明了用踏盘（凸轮）压镊代替足踏，曲轴推筘打纬代替手拉，再加上动力驱动，就演变成近代的“力织机”①。

西欧产业革命以后，动力纺织机器连同工厂化大工业生产方式逐步传入我国。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97页。

①参见陈维稷：《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古代部分），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70、192页。②丁桥，在密排的踏板上有散布的如过河踏步石相似的凸栓，以备足踏，避免相邻踏板的动作互相干扰。

③参见陈维稷：《中国大百科全书·纺织》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①参见陈维稷：《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古代部分）。

（二）动力纺织机器的引进和推广

1.纺纱机器。

十九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开始引进西欧动力纺织机器。如甘肃织呢局引进德国全套粗梳毛纺纺纱、织造和染整设备；上海机器织布局和湖北织布局引进英国和部分美国的全套棉纺和棉织机器。当时棉纺的工艺流程是：原棉要经过松包、给棉、开棉、再经3道清棉；头道清棉成卷后，在第二、三道都是4个棉卷并合；三道棉卷经梳棉成生条，再经3道并条，每道都以6根并合，最后成为熟条；然后通过3道粗纱机纺成粗纱，最后上细纱机纺成细纱。本厂自用的纱送去络筒或卷纬，销售的纱则经摇绞打包出厂。粗梳毛纺工艺流程，则几乎和现代一样。这些引进机器的技术水平，在当时世界上是先进的。但当时中国还没有自己的纺织技术人员，起初掌握不了关键技术。对于原料选配、防火措施、工艺操作、生产调度等都一无所知，完全依赖聘请的洋技术人员，以致洋人一走，不久便发生甘肃织呢局锅炉爆炸（1882年）和上海机器织布局失火全部焚毁（1893年）的重大事故，导致全厂停产。当时引进的设备也多不能与国产原料相适应。机器的制造质量也完全不能与后来所造相比。如当时牵伸罗拉未经淬火，易于磨灭；皮辊芯子固定，常有轧煞，影响产品质量。在这种技术条件下，我国棉纺厂生产棉纱以14英支为主，用于织造14磅布。生产率每锭每24小时约产14英支纱1磅。工人当车能力清棉每机1人，梳棉每6台1人，粗纱每台2人，细纱每台（400锭）4人，摇纱每台1—2人。此外还有出废花、收回花、送筒、掮纱、收管、摆管、帮接头等辅助工人。总计每万锭的工厂需用工人约650人①。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英国、日本等外资纺织厂在中国相继开办。英国、日本的技术和管理经验逐步传入中国。接着民族资本纺织厂渐多，他们聘请归国留学生，特别是曾在日资在华工厂工作过的人为技术骨干，并逐步开始自行培养不同层次的技术人才。这样，中国人才逐步掌握动力机器纺纱技术，并且进行局部的改进，使外国制造的机器能够适应中国的原料、市场和环境条件。在工艺和技术管理方面，也逐步掌握了随纱的支数、用途、季节等条件而选配适当长度、粗细、强力、转曲、色泽的不同原棉。设备保全、保养方面，学会了平车、揩车、磨车以及定位、吊线、求水平等技术。运转方面则推行了分段、换筒、落纱、接头、生头以及加油、清扫等的合理化工作法。为了交流研讨技术，出刊了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恒丰纺织技师手册等书刊。

2.机织机器。

我国引进动力机织设备始于十九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甘肃织呢局引进的全套德国造毛纺织染设备中，包括普通毛织机20台，提花（贾卡）毛织机、卷纬机、整经机、浆纱机各1台。上海机器织布局从英国和美国引进的全套棉纺织设备中，包括络纱、整经、卷纬、浆纱、穿经和大量棉织机。当时的织机还是人工换梭，没有断经自停的“力织机”，用蒸汽机的动力，通过天轴（或地轴）集体传动各机。操作技术和工艺都是由聘请的外国技术人员传授的。

①参见朱仙舫：《三十年来中国之纺织工业》，《三十年来中国工程》，1945年，第9卷第8期，第325页。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我国已有动力棉织机4000余台，动力毛织机100余台，以及与之配套的络、整、浆、穿等准备机械。由于当时没有自己的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当车能力很低。如棉织机每人1台，整经机2人1台，另外还要配备帮接头等工人。100台棉织机的车间，要用工280人，而且男工的比例很大①。直到抗日战争前夕，所产棉布以磅粗布和12磅细布为大宗，花色布很少。因此棉织厂大都是平纹机，很少采用有梭箱调换运动的多臂机②。

至1919年，我国棉纺有143万锭，其中日资33万余锭，英资24万余锭。纺织厂附设织机近8000台，内日资近2000台，英资近2400台。不包括半机械半手工和手工织机。初步形成了纺织大工业。

陶瓷清代后期，中国瓷业由停滞走向衰落，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中叶。与中国相反，从中国学会了瓷器烧制的欧洲人，在产业革命之后，借助于近代科学的兴起和机器代替手工劳动的工业生产，陶瓷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近代的化学和矿物学知识，使他们在制瓷的原料和釉料的选择和加工上更趋于合理，机器的加工，特别是成型技术不仅保持了瓷坯的成型质量，而且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技术水平的提高使他们生产的瓷器在质量上逐渐赶上和超过了中国，在生产的数量和成本上也是中国难以相比的。特别是英、德、法等国的陶瓷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日本的制瓷业也发展很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的瓷器已可与英、德、法等国相抗衡了。

鸦片战争后，享有种种特权的西方商人在疯狂地掠夺中国财富的同时，也把大量洋货倾销于中国市场。不能自主的海关保护不了中国脆弱的民族工业。中国瓷业虽然有着得天独厚的原料、传统的技艺和廉价的劳动力，但是面对洋瓷的挑战，处境十分艰难。这种处境最突出的是表现在它仍然是一些规模小、生产零散的手工作坊，无论在资金、技术、产品和市场等各方面都缺乏竞争力。这种情况使得中国瓷业由停滞走向衰落的趋势更为明显。

甲午战争后，中国一些民族工商业者开始在中国的瓷业中推行一些改革，并创办了一些新型的瓷厂。其中最典型的是江西景德镇瓷业公司和湖南瓷业公司的创建。

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景德镇由江西与安徽的通道变成军事重镇，数载的战火致使景德镇庐舍为墟，百业尽废。光绪年间，稍微恢复了一点元气。甲午战争以后，清廷制定了中国第一部工业法典《公司律》，于1904年颁布实施。在这种形势下，江西景德镇瓷业公司宣告成立，原定为官商合办，但由于商人害怕“受制于官”而心存疑虑，1907年经商人曾铸禀请农工商部按照《公司律》，改归商办。与此同时，制瓷原料蕴藏量极为丰富的湖南醴陵，也创办了一个官商合办的“湖南瓷业公司”。原先醴陵只有一些小的手工作坊生产粗瓷，自湖南瓷业公司成立后，开始大量生产日用细瓷，并创造了釉下彩瓷的新品种，由此一举成为当时的制瓷重要产地。此外，1903至1908年间在农工商部注册的陶瓷厂还有9个。这些陶瓷厂的建立促成了中国陶瓷业发展的一个**。然而当时由于社会动荡，国内环境很恶劣，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私营企业又要面对大量倾入的洋瓷的竞争，如据不完全统计，1913和1920两年洋瓷输入的情况如下：瓷输入统计表单位：银两英国德国俄国日本香港（英）

1913年102627212704744493470583710471920年69746（美国）1343199067113117176时间国别大量涌入中国市场的洋瓷，价廉物美，在中国市场上占有较大份额。中国瓷业则处境艰难。

①参见朱仙舫：《三十年来中国之纺织工程》，《纺织染工程》，1945年，第9卷第8期。②参见《25年来我国棉纺织业之回顾与前瞻》，《杼声》，1937年第1期。

面对洋瓷的激烈竞争，中国瓷业只有迅速走上工业化的生产道路，凭借国内资源和劳动力的优势与之相抗衡。但这条路在已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是很难行得通的。为了生存和发展，这一时期中国瓷业只能另辟蹊径，充分利用中国传统瓷器的特色，发展仿古瓷和艺术瓷的生产。中国仿古瓷器的生产在清末民初已有相当规模。早在清朝雍正、乾隆年间，精工仿制的上自战国金银铜壶，下迄唐三彩及定、汝、哥、官、钧窑的瓷器，大都达到了以假乱真，真伪难辨的程度。有此基础，且青花、五彩、粉彩、珐琅彩及多种色釉的传统工艺并未完全失传，因此所制仿古瓷器甚为精致，不仅在国内有买主，同时也走上了国际市场，深受外国收藏家欢迎。日本收藏家上田恭辅曾提到：“今日市场（指中国）之物，大抵为摹仿品或后世之伪造物”，“仍以青花、五彩、炉均、胭脂红等，尚有可观，其价格之便宜，殊堪惊异”。艺术瓷的发展是这一时期瓷业生产的另一个特点。中国传统的瓷业造就了一批能工巧匠，他们在精细瓷的装饰艺术上充分发挥了才干，展现了极高的艺术水平。在艺术瓷的制作中，他们不但继承了原有的锥拱、玲珑、镂雕等技艺，而且还吸收了西方的雕塑技法，使美术瓷中的人物一改过去的单调呆板模样而变得生动活泼，瓷雕如“太白醉酒”、“蚕食”等，还具有强烈的现实内容。另外，他们还创造了一种浅绛彩技法。由于这是一种费时的人工彩绘，所以产量很有限，不合大量生产的要求。

然而，尽管上述仿古瓷和艺术瓷的生产在市场上占领了一席之地，但是对于中国这个广大的市场，粗瓷的生产仍然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广大劳动群众，买不起洋瓷，也不需要仿古瓷或艺术瓷，这种状况不能不对整个瓷业产生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欧美列强忙于战事，暂时缓和了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趁此机会，中国的民族工业在国内一片“抵制洋货”，“收回权益”的口号下稍微有些发展，新式的瓷厂又建了几个，例如1914年吉林建起了中兴瓷业股份有限公司；1915年浙江创办了泉色瓷业工场；此外还有福建的凤济公司，四川的蜀瓷公司，山东的博山瓷业公司，河南的新安瓷业厂，河北的北京瓷业公司，山西的晋艾陶器有限公司及辽宁的肇兴窑业公司等。这些制瓷企业的规模和产量都不大，又由于当时交通不便及政府的苛捐重税，以致它们只能维系生产、部分解决国内低档次的瓷器需求。这些新式的瓷厂在制瓷技术上已开始采用碎石机粉碎原料，采用石膏模法铸坯，采用雾吹器上釉，采用刷花法或贴花法装饰等，但是这些技术上的初步改进与西方瓷业的生产技艺和生产效率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

造纸

（一）中国传统手工造纸业的衰落

十九世纪末叶至二十世纪初叶，中国造纸工业步入了历史的重大转折时期，一方面是传统手工造纸业的日益衰落，另一方面是近代机器造纸业的开始萌芽。

我国传统的手工造纸业到了明清时期虽在个别地区已出现过一些资本主义萌芽的工场手工造纸业，但为数甚少，生产规模也很小。从总的情况来说，我国手工造纸业绝大多数仍停留在小农经济的家庭副业状态，仍沿袭使用传统的生产工艺和简陋的工具设备，存在劳动生产率低，生产周期长，产量低，成本高等缺点。

自十八世纪六十年代至十九世纪初叶，由于印刷业的机器化和报纸业的出现，西方造纸工业的机械设备和生产工艺不断出现新的发明创造，如荷兰式打浆机、加压蒸煮锅、造纸机以及化学法和机械法制造木材纸浆的技术等等。清嘉庆三年（1798）法国人罗伯特（N.L.Robert）发明了长网造纸机后，1804年在英国正式投产。从此欧美各国逐渐由手工造纸发展为机器造纸，根据社会需要，生产技术不断发展，产品种类增多，质量日益提高，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从而形成了近代化的工业生产。而中国在长期的封建统治下，直到清朝晚期仍闭关自守，使我国的传统手工造纸技术呈现停滞不前的状态。从此我国的造纸技术开始落后于西方国家。

1840年鸦片战争后，适应现代生活的“洋纸”（即进口机制纸）便开始涌入中国市场。由于洋纸的大量倾销，使原有的传统手工纸市场逐渐被洋纸所侵占。

由于西学东渐，国内新的文化教育和出版印刷事业逐渐兴起，社会上所消费的纸张，不但在数量上大幅度增加，而且在品种规格和质量方面均有了新的要求。原有的传统手工纸，其特性只适用于毛笔书写、绘画和一般旧式账册、单面印刷书刊，而不适于钢笔书写和新式印刷的要求，于是，大量的纸张便只有依赖进口的洋纸。在传统手工纸中，只有专供中国书法绘画和毛笔书写信札文件的高级纸张如宣纸、连史纸等尚能在纸张市场中保持一定的地位。1915年安徽泾县生产的宣纸还以其优异的质量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国际金质奖章，这是我国纸张当时唯一获奖的优质产品。

（二）近代机器造纸技术的传入

1.洋务运动影响下中国机器造纸业的诞生。

在晚清时期掀起的“洋务运动”影响下，社会各阶层开展了“实业救国”、“挽回利权”的爱国主义热潮。新式的机器造纸工厂也在清皇朝统治的最后30年期间，从无到有，陆续建成或筹建。这一时期建成的不同规模的一批机器造纸厂约有30家，这是我国机器造纸工业的开端。

关于我国第一家机器造纸厂，在近百年来有关历史文献中都认为：“清光绪十七年（1891），李鸿章在上海杨树浦创办伦章造纸局，是我国机器造纸厂的嚆矢。”但实际上李鸿章并非我国机器造纸厂的首创者，伦章造纸局也不是我国第一家机器造纸厂。根据多方面的历史考证，实际的情况是：中国第一家机器造纸厂是在1884年投产的设于上海杨树浦的上海机器造纸局。该厂是由官僚资本家曹善谦（字子挥）于1882年筹建，并获得当时清政府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批准而创建的①。此厂即现在上海天章记录纸厂的前身。

继上海中国机器造纸局之后，又有广东的宏远堂机器造纸公司（1890年）、上海浦东陆家嘴的华章造纸厂（1901年）、上海龙章造纸厂（1907年）、湖北武昌白沙洲造纸厂（1909年）等一批机器造纸厂相继建成投产。2.近代机器造纸技术的传入。

我国早期建成的机器造纸厂均是成套引进国外的机器设备，并聘用外国造纸专家为技术顾问。生产纸浆所用的原料主要是破布、稻草、竹子、废纸等，而木材纸浆尚不能生产，仍要靠从国外进口。就是制造纸浆所需的化工原料和造纸机上所用的重要器材如铜网、毛毯等也要依赖进口。这批早期的民族造纸工业，由于多种原因，虽历时30年，但进展缓慢，效果不佳，甚至有很大一部分失败破产。但是，它们对于我国机器造纸工业的发展是具有启蒙作用的。

在我国机器造纸业萌芽的时期，中国人也开始到国外学习西方机器造纸技术。由于当时东邻日本的机器造纸工业已渐趋发达，最早到国外学习的人员大多是去日本，随后又有前往英、法、德、美等欧美国家去学习的。光绪二十二年（1896）由清朝廷公费派遣18人到日本学习造纸和印刷技术，各地官府也派有官员赴日参观学习，民间也有自费赴日学习的。这批留学人员中的不少人后来在我国机器造纸工业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出国学习西方机器造纸技术的同时，我国少数著名的传统手工纸生产人员也有到国外参观学习的，对手工纸生产技术的进步也带来一定的积极作用。清光绪十八年（1892）安徽泾县小岭的曹廷柱奉两江总督刘坤一之命，赴日本考察纸业，探求改良传统手工造纸之法。曹廷柱见日本手工造纸均用洋碱蒸煮原料，用漂白粉漂白纸浆，效果显著，使用方便，归国后即提倡用进口洋碱和漂白粉代替原来使用的桐碱蒸煮原料和日光漂白，此后逐渐在宣纸和其他手工纸生产中得到推广。光绪三十年（1904），河北省迁安县的实业家李显庭曾三次到朝鲜平壤参观学习手工和机制高丽纸的生产技术，回国后用当地的桑皮原料仿制出糊窗和书画用的高丽纸，并建成河北省第一家机器造纸厂——显记造纸厂，生产机制高丽纸。从此，迁安的手工和机制高丽纸长期并存，现在已发展成为驰名中外的“迁安书画纸”①。

（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1919）机器造纸工业的短暂发展中国机器造纸工业在发展初期即受到进口洋纸的压力。进入二十世纪以来，洋纸的进口数量逐年迅猛增长。国产机制纸因抵不住洋纸的沉重压力而生产仿手工纸如连史纸、毛边纸等产品，而这些是传统手工纸中的高档产品，这就使得手工纸的生产受到了侵占排挤。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帝国主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以及人民爱国运动的高涨，形势有所好转，我国的机器造纸工业又有所发展。在这期间又有四家新厂建成投产，其中坐落在汉口谌家矶的财政部造纸厂是清皇朝及北洋政府相继投放巨额资金创设的官办企业。

①参见缪大经：《上海机器造纸局——中国第一家机器造纸厂》，《纸史研究》第13期，第24—27页；罗端阳：《也谈我国第一家机器造纸厂》，《纸史研究》第13期，第28—29页。①参见曹天生：《中国宣纸》，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页；马咏春：《迁安造纸考察散记》，《纸史研究》第1期，第63—69页。

该厂主要生产钞票纸，资金雄厚，规模宏大，机器设备齐全，均系购自美、德、比各国，并雇用了外国工程技术人员。但是官办企业受官僚**的影响，投产后生产很不正常。由于经营管理不善造成长期亏损，从1915年开工生产不到6年，即于1921年被迫停产。

在1914—1919年间，全国实际运营生产的机器造纸厂只有8家，年生产能力为9334吨，总资本额443.26万元，职工共1205人，全年总产值为2277106元①。因为机器造纸厂在轻工业中投资较多，建设时间较长，利润也不如当时的棉纱、面粉等行业高，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发展速度和发展规模。印刷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在近代前期（1840—1919）的印刷领域，仍占据主导地位。近代前期是中国传统印刷为主导的近代印刷术的传入和发展期。

（一）雕版印刷业的发展与兴盛

古代的中国，雕版印刷主要用来刻印书籍。直至清末，全国各类图书，除少数为传统的活字印刷外，绝大部分都是雕版印刷的。

中国的雕版印书，历来分官、私、坊刻三大系统，其中以官刻图书为多。（1）官办雕版印书系统。官办雕版印书系统，由中央和地方设立的官办刻书机构组成。清代中央刻书集中在武英殿。武英殿刻印的图书，史称“殿本”，创于康熙朝，盛于乾隆朝。同治八年（1869），武英殿失火，损失惨重。光绪年间，随着变法、革新措施之施行，虽曾一度中兴。然其刻书数量和质量均赶不上康乾二朝。近代前期的雕版印书主要集中在各地的官书局。官书局是清末州府县衙等地方政府设立的刻书机构，所刻图书，史称“局本”。局本的刻印创始于同治，极盛于光绪①，是清末刻书最多、影响最大的官办刻书系统。

官书局的创立，与太平天国的反儒政策及宣传有着直接的关系。当时太平天国执行反儒政策，对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儒家经典采取了一系列毁灭性措施。马寿龄著《金陵癸甲新乐府五十首》之《禁妖书》载：“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①可见，太平天国对儒家及其经籍的打击措施是非常严厉的。为了维护清皇朝的统治和传统的儒家思想文化，1863年，曾国藩率先在南京创设“金陵书局”。此后各地纷纷创立官书局，出版了大批图书。其中以1867年在浙江杭州创办的浙江书局、1867年在武昌创办的崇文书局、1886年在广州创办的广雅书局刻书最多。与此同时，太平天国对刻书也颇为重视，设有庞大的出版刻书机构诏书衙、诏命衙、刊书衙、宣诏衙、镌刻营和刷书衙，分别承担着图书的编辑、刻版、刷印与发行任务。

（2）私、坊雕版印书系统。在清末，私人集资刻书已成为被人推崇、兼文化与福利性质的、有惠于社会的高尚事业。晚清私人刻书成果累累。著者有金山钱氏（钱熙祚、钱熙辅等）、缪荃孙、王先谦、叶德辉等。其中叶德辉刻书多种。

①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轻工业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中国近代造纸工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①朱自嘉：《官书局书目汇编·缘起》。

①《贼情汇纂》卷4。

坊肆刻书，南方集中在苏州、上海、广州、南昌、成都等地；北方则以北京为多。这些坊肆在晚清刻印了不少图书。

2.雕版印刷在证券、年画及织物等领域的应用。

在晚清，以纸币为主的各种证券印刷、商品广告印刷、包装装潢印刷、诗笺年画印刷、织物印刷，仍在采用雕版印刷方式，而且在工艺技术上也有所改良和进步。

纸币印刷，咸丰三年（1853），因军需浩繁，筹措不支，开始发行以银两为单位的“户部官票”和以铜钱为单位的“大清宝钞”，此后又发行银票和钱票，设立银钱局。光绪年间，银钱局已遍布各省。与此同时，太平天国于1860年刻印发行“天国宝钞”，用薄棉纸印刷。

纸币之外，晚清时期刻印量较大的证券是“地契”。地契多由县一级的主管部门印制。另外，还有当票、借据等证券采用雕版印刷。

在清代，诗笺、画纸和年画印刷，是雕版印刷的重要领域。由于诗笺、画纸和年画多为彩色印刷，所以对印刷技艺的要求较高，反映着当时雕版印刷业已达到的技术水平。光绪年间刻印诗笺之风在北京十分兴盛，北京琉璃厂的松古斋、清秘阁等十几家店铺都从事诗笺画纸的刻印与销售。由于诗笺的发行对象是达官贵人、文人墨客和社会名流，因此制作都十分精致、考究，达到了当时雕版印刷技艺之高峰。

咸丰、同治年间，木版年画作坊遍布全国各地，其中尤以苏州的桃花坞、天津的杨柳青、山东潍县的杨家埠最为著名。当时每年各地年画作坊的印销量均以百万计，除满足国内需要外，还远销印度、缅甸及东南亚各国。年画的幅面已达长108厘米、宽56厘米，是当时世界版画业的一大奇观。

清末，织物印花仍采用传统的雕版印刷。按其雕刻印版的特征，当时有木戳印花、木滚印花和镂空型版印花。这些印花工艺，在中国流行已久，近代仍很盛行。

（二）传统活字印刷的发展与兴盛中国的活字印刷，到清末，出现了泥、木、铜、铅、锡等各种不同质的活字并存的繁荣景象。

1.泥活字的进一步研制和应用。

毕昇发明的泥活字印刷，除宋周必大、西夏僧侣和元初杨古曾用来印刷图书外，史载甚少，可见未能推广开来。到十九世纪上半叶，有苏州李瑶用泥活字排印的《南疆绎史勘本》和《校补金石例四种》，字体隽美秀雅，质量上乘，可与雕印之精品媲美。有泾县翟金生竭尽三十年之心力，制成大、中、小、次小、最小五种泥活字十余万枚，排印了《泥版试印初编》、《仙屏书屋初集》等图书多种，颇受世人赞誉。

2.木活字的应用和普及。

木活字在清朝颇为盛行，占尽风骚。自武英殿用金简制作的木活字排印《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之后，从书局、衙门、书院到个人，广泛效法，流行遍及全国各地。流传至今的清代木活字印本多达2000种。可见清代本活字流行之盛。

清末民初的木活字印刷，可分为官民两大类。其中：官办木活字印刷除武英殿外，主要由各地的衙门、书院和官书局承办。

在大量排印书籍之余，还排印了北京的《京报》、《万国公报》，无锡的《白话报》等报纸和《晋绅录》等定期出版物。

民办木活字印刷包括坊肆和士大夫阶层的木活字印书和遍布全国的木活字家谱。其中尤以家谱最为普及。北京图书馆收藏家谱五百种，60％是光绪年间用木活字排印的。

3.以铜活字为主的金属活字印刷。

以铜活字为主的金属活字，有铜活字、锡活字、铅活字三种。以铜活字使用最多。武英殿曾用铜活字排印了一万卷的《古今图书集成》。1840年后，铜活字印刷转向民间。其中最让人称道的是福建林春祺的“福田书海”。林春祺秉承父志，自道光五年（1825）到道光二十六年（1846），历时20多年，耗资白银20余万两，刻成大小铜活字40多万枚，几近武英殿铜活字的两倍。因其故籍是福清龙田，故名为“福田书海”。福田书海古今字体齐全，楷书隽美，字画精巧。林氏用其排印了顾炎武的《音论》、《诗本音》等图书。

锡活字和铅活字较之铜活字使用为少。锡活字出现于宋末元初。清之佛山镇，赌博盛行，所需彩票——闱姓票和白鸽票数量颇巨，佛山一唐姓出版商为印此彩票，于道光三十年（1850）开始用锡铸造活字，计扁体、大字长体和小字长体三副，共十余万枚。咸丰元年（1851）用其印成马端临《文献通考》。

铅活字印刷始于明朝，清道光年间广东梁发曾手刻铅字排印自著《祈祷文》。其后清河王锡祺又于光绪五年（1879）用铅版印刷潘德舆著《金壶浪墨》。这时，更为先进的西方近代印刷术已传入，中国人就不再用旧法制作铅活字印刷了。

（三）近代印刷术的传入和发展1.近代印刷术的传入。

中国的近代印刷，究其源，发轫于十九世纪初。最先传入的是凸版印刷术，稍后是平版印刷术，再后是凹版印刷术。

（1）凸版印刷术的传入。

凸版印刷的传入，主要是铅活字版、泥版浇铸铅版和纸型浇铸铅版及其相应技术、设备的传入，以铅活字版传入为始。

（i）铅活字的传入和中文铅活字的研制。1807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Morrison，1782—1834）为排印中文圣经，在中国雇人刻制字模，浇铸中文铅活字。这是在中国本土采用西方铅活字印刷术制作中文字模、浇铸中文铅活字之始，故史学界把1807年作为西方近代印刷术的传入年份。马礼逊的行为引起基督教旧教的忌恨和清朝官府的注意。刻工因怕招致灾祸，便将所刻字模付之一炬。这使他的尝试遭受重大挫折。7年之后，马礼逊为避免重蹈前辙，派助手Dr.及新收教徒到马六甲设立印刷所，并于1819年印成第一部《新旧约中文圣经》。与此同时，英国人马施曼（Dr.JoshuaMarshman）在槟榔屿译印《新旧约圣经》①，因托汤姆氏（P.P.Thoms）在澳门镌刻字模，浇铸中文铅字。以上二例，是早期在中国用西法制作中文铅活字的开端。此后，西方各国纷纷效仿，研究制作中文活字，印刷中文书报。

①张树栋、张耀昆：《中国印刷史简编》，百家出版社1991年版。

西方铅活字技术用于中国，最大难题是数以万计的汉字活字之制作。对此，美华书馆的姜别利功勋卓著。咸丰八年（1858），姜别利（WillianGamble）来到中国宁波，主持美华书馆事务，翌年始创电镀（铸）华文字模。其法是以黄杨木镌刻阳文，再镀制紫铜阴文，镶入黄铜壳子。此法不仅大大减少镌刻用工，而且质量甚佳。姜氏还把中文活字制成大小与西文活字相同的七种字号，创用“元宝式”排字架，既解决了中西文混排难题，又提高了排版速度。

（ii）泥版与纸型铅版的传入。铅活字印刷系直接印刷，弊端是印后拆版，重印则需重排。因有此弊，遂有泥版和纸型做型版浇铸铅版之发明。泥版传入中国的时间，当在铅活字印刷传入不久。美国设在澳门的花华圣经书坊，上海的字林西报、著易堂、申报馆等创建初期曾用之。泥版浇铸铅版，只能一次性使用，浇完即碎，不久即为纸型所取代。

纸型系在排好的活字版上压制而成，于浇铸铅版后可以收存、反复使用，且可方便地运往外地浇版印刷。中国采用纸型在光绪中叶（1890年前后），上海修文书局始用之①。

凸版印刷于纸型铅版之后，是照相铜锌版的传入。照相铜锌版采用当时先进的照相术。照相术用于制版并传入中国，大大加速了中国近代印刷事业的发展进程。

（2）平版印刷术的传入。

平版印刷是用图文处在同一平面上的印版进行印刷的工艺技术，始于塞纳菲尔德（AloisSenefelder）于1796年发明的石印术，包括石版、珂罗版、照相平版（以上为直接印刷）和胶印（间接印刷）等。

石印术是率先传入中国的平版印刷术，传入时间不晚于1832年。石印术分单色石印、彩色石印和照相石印三种，在传入初期均系单色石印。随后，彩色石印、照相石印、影印、马口铁平印、珂罗版平印、金属版平印、胶印，及其相应设备陆续传入。这些平版印刷术及相应设备的传入多为国人自行引进。

（3）凹版印刷术的传入。

凹版印刷是用图文部分低于空白部分的凹版进行印刷的工艺技术，主要是雕刻凹版印刷，我国古已有之。近代传入的凹版印刷，有雕刻铜版和影写版两种。其中雕刻铜版的传入分南北二系。南方为意大利派，经日本传入中国；北方为美国所授。

意大利派的雕刻铜版首先传入日本。中国元和王肇鋐游学日本，因将其所绘地图付镌于日本某印书局而发现日本有雕刻铜版印刷之法，遂努力考求、学习，尽得其法，并于次年撰就《铜刻小记》一文，详细记述了当时雕刻铜版的工艺技术及过程。数年后，上海江海关印务处开始采用雕刻铜版印花，直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商务印书馆聘得日本雕刻铜版技师来华，雕刻铜版技术才得以发展。

光绪三十四年（1908），北京（当时称北平）度支部印刷局派遣陈锦涛赴美考察印刷，聘请美国雕刻家海趣为技师，到该局传授雕刻凹版技术，用雕刻凹版工艺印制邮票、钞票等有价证券。此为北方采用雕刻凹版印刷之始。2.近代印刷术的发展。

①修文书局为日人开设于上海，铅印，其版多为纸型浇铸之铅版。

近代印刷术的发展，需从工艺技术的演进及其相应设备的引进、众多印刷机构的建立两个方面加以描述。

（1）工艺技术的发展。

（i）凸版印刷工艺技术的发展。前已述及，泥版、尤其是纸型铅版的应用，为活版印刷的重大发展。此后，又有石膏版、照相铜锌版等凸版印刷术的传入和研制，尤其是三色照相网目铜版之应用，使得凸版印刷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这是凸版制版方面取得的发展和成就。

凸版印刷发展的另一成就和标志，是凸版印刷机械设备的更新和发展。

西方最先传入的凸版印刷机是手扳架，每日印数不过数百张。同治十一年（1872），上海申报馆始用手摇轮转机，效率大为提高。此后，蒸汽引擎和自来火引擎以代人力的印刷机、以电气马达为动力的华府台单滚筒印刷机相继传入。至此，凸版印刷处在即将高速发展的前夜，预示着中国近代印刷业崛起之日的来临。

（ii）平版印刷术的发展。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传入的石印术，是直接手书上版的单色石印。同治十五年（1876），英人美查在上海开办点石斋印书局，采用石版印刷《康熙字典》等书籍。光绪八年（1882），国人自办的上海同文书局开业，购置石印机12架，影印《康熙字典》、《二十四史》等书籍和字画碑帖。形成了同文书局、拜石山房与点石斋印书局在石印业的三足鼎立之势。此后，石印业迅速发展，光绪年间，仅上海一地就有石印所50余家，为铅印所之两倍有余。原因是石印业投资少、见效快，致使光绪年间石印较之铅印占有明显的优势。

石印术传入约半个世纪，同业中出现了彩色石印。此后彩色石印因其能以区分图像的浓淡层次而饮誉一时，是清末石印术已经达到的技术水平之标志。

1875年，珂罗版、胶印工艺传入中国，使得平版印刷工艺技术更是锦上添花。上海土山湾印刷所曾用以印刷精致的圣母画。1876年有正书局用其大量印刷书画碑帖。1902年文明书局又出版了大批书画册。商务印书馆于1907年采用此工艺，印品质量十分精美。清末珂罗版印刷也曾饮誉一时，颇受青睐。

中国1911年前引进、使用的平版印刷机，均采用直接印刷。最先使用的是木质石印架，到英人美查创办点石斋印书局，改用轮转石印机。石印架和轮转石印机均系手工操作，效率低且费人力，后改用自来火引擎以代人力，印数稍有增加。光绪末年，商务印书馆购进轮转铝版印刷机，印数可达1500张小时，为平版印刷术之重要改进。宣统三年（1911），上海英美烟草公司购进小型胶印机，为间接印刷在中国之首先采用者。胶版印刷的引进和发展，为近代印刷术的进一步发展和中国近代民族印刷业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iii）凹版印刷术的发展。近代雕刻凹版技术传入后，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商务印书馆聘请日本雕刻技师和田满太郎等来华传授雕刻凹版技术。这时雕刻凹版技术除手工外，开始采用机械。凹版印刷得到初步的发展。1908年清政府在北京建立的度支部印刷局，规模之宏大，技术之先进，堪称亚洲之最，在中国印钞和凹版印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909年，该局从美国购进“万能雕刻机”全套设备和打样机、试印机；1910年，美国技师海趣亲自设计、雕刻了大清银行钞票的钢凹版。该版分一元、五元、十元、百元四种，图案设计精致，雕刻线条清晰，层次分明，六色印刷。这套钞票的印制，对中国印钞及凹印技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后，该局又陆续添置了切纸、铅印、石印、打孔，以及电动凹印等设备。其规模建制、技术设备，均居亚洲领先地位。

（2）近代印刷机构的建立和发展。

（i）外国人在中国建立的印刷机构。据不完全统计，1840—1919年，仅西方基督教徒在中国建立的印刷机构就有50多家，另有一些外国商人也投资印刷，在中国建立印刷机构。外国人所建印刷机构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墨海书馆、美华书馆和申报馆。

“墨海书馆”系英国伦敦布道会于1843年在上海创办。初建时仅拥有中文铅字二副，西文铅字七副，并从英国运来印刷机三台。因当时上海尚无电力，出现了用牛拉机器进行印刷的奇闻。

美华书馆系美国基督教长老会所设，前身是1844年创建于澳门的花华圣经书房，1860年经宁波迁到上海，是当时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规模最大、设备最全的活版、机械印刷机构。

申报馆系英国商人美查于1872年创建于上海。二年后，用其所获利润又开办了点石斋印书局和图书集成铅印书局及申昌书局。其中，点石斋设有在当时来说全国最大的石印工场。

（ii）国人自办的近代印刷机构。清末民初，国人自己也创建了一些新的印刷机构，其中影响或规模较大的，当属同文书局、商务印书馆、度支部印刷局和中华书局。

人们较为看重同文书局，是因为同文书局——还有与其同时建立的拜石山房的创建，打破了外国人建立的点石斋印书局称霸中国石印业的局面，形成了点石斋、同文书局、拜石山房在石印业的三足鼎立之势。它的创立，既是西方近代印刷在中国已站稳脚跟并开始加速发展的标志，又是中国近代印刷业蓬勃发展之先兆。

1897年，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北京路开业。1900年又盘入日办修文书局的印刷机、铜模和铅字。至此，商务印书馆已初具规模。1903年，商务与日本合资，利用日本的资金、技术和设备，使商务迅速发展。此后，商务在技术、设备、管理诸方面，一直处在国内同行业的领先地位，对近代民族印刷业的崛起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08年，清政府批准在北京建立了亚洲最大的印钞企业度支部印刷局。

该局1909年购进美国先进的“万能雕刻机”及全套设备，设备先进，技术精良，承担着国内纸币、邮票等有价证券的印制任务。

1912年，以出版发行业务为主的中华书局在上海成立。次年，该局在北京、天津、广州、汉口、南京等地设立分局，1915年开始自办印刷厂。到19年，该局在各地的分局多达40余处。各厂的铅印机、胶印机以及相关设备数百台。是国内仅次于商务印书馆的第二大出版印刷企业。

从上述四个大型印刷企业、尤其是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创立及发展不难看出，西方近代印刷术从十九世纪初传入后，经过约一个世纪的发展，到二十世纪初，逐渐取代中国传统印刷之势业已形成。

（谢选骏指出：1888年电灯照亮了满洲畜生盘踞的明朝故宫，却无法照亮这些猪狗的心，结果几年之后还不是被日本鬼子打的满地找牙。至于建筑，属于“民族文化的灵魂体现”，二十一世纪的两个中国，不约而同地引进西方建筑，正是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明证了。这种盛况甚至在第二期中国文明也是前所未见的。所以梁思成等人的仿古建筑流行一时，最后还是无疾而终了——这是因为，中国社会吸取西方文化的阶段尚未过去。）

【第五章 土地制度、租佃关系的演变及自然经济的分解】

第一节 封建土地制度的演变

在封建社会中，土地是基本的生产资料，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封建生产关系的基础。鸦片战争前，中国的封建社会主要存在着三种土地所有制形式：封建国家（清皇朝）占有土地所有制、封建地主私人占有制和自耕农小土地所有制。其中，地主土地所有制占绝对支配的地位，从而构成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基础。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这一基本特点，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封建土地关系不仅继续得以保存，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日益结合起来。

尽管封建地主经济继续保存了下来，但是，在鸦片战争以后，在某些时期、某些地区，封建土地制度也出现了一些变化。

首先，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打击了封建土地制度。

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加剧了中国封建社会固有的矛盾。道光三十年十二月（1851年1月）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它严重地动摇了清皇朝的统治，也打击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

太平天国的土地制度及其有关政策集中反映在它的纲领《天朝田亩制度》中。《天朝田亩制度》的基本内容，是要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把全部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给广大农民。它规定：“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①根据这个原则，制定了平均分配土地的办法：以每亩土地按一年产量的多少分为三级九等，然后好田坏田互相搭配，按人口平均分配。分田“不论男妇”，15岁以下者减半，等等。可以看出，这些主张虽然带有绝对平均主义的色彩，而且在实际上也没加以实施，同时也不可能实现。但是它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在一定范围内，使封建土地所有制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太平天国起义所到之处，命令大地主交纳金银、粮食等物品，征收地主的田赋。所到之处，“地符庄帐付焚如，官牒私牒总扫除”。使原有的封建土地制度受到不同程度打击。第二，在太平天国起义影响下，有些地方的农民把租种的土地暂时当成自己的产业，不交地租，使原有的封建土地制度受到了冲击。第三，太平天国后期，有些地区采取了允许地主收租纳粮的办法，但对地租率严加限制，监督和限制地主的收租额。

其次，封建军阀、官僚、地主大肆兼并土地，出现了许多非土著地主。

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土地集中趋势日趋严重。由于清军的野蛮烧杀，人民大量死亡，不少地区土著死亡殆尽，土地大量荒废，地价非常便宜。江苏嘉定，原地价“亩至二十余金，地狭民稠之处，有贵至四五十金者”。起义失败后，“亩不过三五金”。与此同时，地主、富豪和商人趁机大量购置和侵占土地。安徽南陵土著地主“死亡殆尽，地广人稀、劳工缺乏因致土地几等无价值，乃有他处豪富，多量收买，而造成四家大地主，其有田最多①《天朝田亩制度》，《太平天国》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21页。者，约两万余亩。”①大军阀大官僚兼并土地更为突出。他们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抢劫巨额财富，大量收买和强占民田。曾国藩及其亲属，仅在湖南长沙、湘乡就有田1.3万多亩，李鸿章一家在安徽合肥就占地60万亩。其他官僚军阀在各地兼并的土地也很多。到清朝末年以后，随着封建军阀势力的不断增长，地方割据逐步形成，土地兼并的现象更为激烈。袁世凯在河南一些地区占有田产400余顷，徐世昌在辉县有地50多顷。至于那些中小军阀也同样在各地大肆兼并土地。

中国近代土地集中的又一个显著特点是，除了封建官僚、军阀兼并土地之外，商人和高利贷者也参与了土地的兼并。在封建剥削依旧保存并在农村占优势的情况下，一些新兴的工业资本家也是主要的土地兼并者，他们当中不少原来就是由地主商人转化而来的。他们在投资近代工业同时，也热衷于对土地的投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迹的产业资本家，如大生纱厂的张謇、恒丰纱厂主聂缉椝等，都在农村占有大量土地。

这一时期，军阀、官僚、商人和资本家所以热衷于土地兼并和封建剥削，主要原因是：在帝国主义控制下，封建制度根深蒂固，资本主义工商业在二者之间求得发展，工商收益没有保障，利润很不稳定，而地租率则往往高于工业利润率，土地收益较高又可靠，土地经营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即使工商业中有较高盈利，也往往为求得持续稳定的收入，而不断购置土地，从而使一部分资金流向土地。

土地兼并的结果，一方面使土地高度集中，土地占有的不合理状况日益严重。另一方面，土地兼并的主要对象是自耕农，这一时期，也造成自耕农户显著减少和佃农的增加。如江苏昆山县，全部农户中自耕农所占的比例由光绪三十一年（1905）的26％下降到1914年的11.7％，与此同时，佃农由57.4％上升到71.7％。南通也有同样的情况，自耕农的比重由光绪三十一年的20.2％下降到1914年15.6％，而佃农同时期由56.9％上升到61.5％。佃农比例上升，不仅意味着大量农户的破产和自耕农的没落，而且破产后，仍是束缚于土地上的贫苦农民。因此，这一时期总的反映出，土地所有权的更加集中及土地使用权的更加分散和缩小。

再次，官田公地的逐步私有化。

官田公地主要指清廷的屯田、旗地等各种官田，及庙田、学田、族田等等。清末以来，这些官田大量转入私人手中。屯田和旗地原来是不准买卖的，然而实际上，在暗中已经出现了典卖这些土地的现象。虽然历经政策上的变化，但是，旗地、屯田买卖之势已成必然。进入民国以后，北洋军阀政府更加彻底地实行出卖官田的政策，逐步完成了官田私有化进程。清末以来各种官田大量低价转让给私人，首先得利的仍然是一些大官僚、大军阀及新兴地主。甲午战争后，中国的土地所有制，虽然出现了“官田”私有化，但是这种变化，大大削弱了自耕农经济和发展中的农村资本主义因素，但并没有改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实质，封建剥削制度仍然占着明显优势。

①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下同），第176页。

第二节封建租佃关系的演变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封建生产关系的基础。太平天国失败以后，封建土地关系得以继续维持下来，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是占主要地位的土地占有形式。这种土地占有制反映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特殊结合方式，它在经济上主要采取了租佃制度和赋税制度。前者是地主阶级以个人出面对农民进行剥削的主要形式；后者是地主阶级以国家出面对农民进行剥削的主要形式。（这里仅就租佃关系进行分析）

租佃制度是封建社会中，地主阶级掌握了大量的土地所有权，将土地分租给农民，对农民榨取地租的剥削制度。在中国封建社会，封建地租有三种形式：实物地租、货币地租和劳役地租。马克思指出：“不论地租有什么独特的形式，它的一切类型有一个共同点：地租的占有是土地所有权借以实现的经济形式，而地租又是以土地所有权，以某些个人对某些地块的所有权为前提。”①因此，不管地租采取何种形式都是地主阶级凭借其土地的所有权对农民进行剥削的手段。中国的封建社会一直到近代，地主将土地分割成小块出租给农民榨取地租，仍是封建土地经营的主要方式。

但自太平天国以后，随着封建土地关系出现了一些变化，其剥削形式反映在租佃关系上也有了一些新的特点。

1.永佃制在一些地区广泛地出现。

所谓永佃制，就是在土地租佃关系中，佃农有永久耕种和处理所佃土地耕作权的一种租佃制度。永佃制是以土地所有权与土地耕作权相分离为前提，地主拥有土地所有权，负担田赋，有权收租，但不能随意加租或夺佃。佃农享有土地耕作权，即佃权，并有权将其田出卖、典押或出租，出租以后，佃农也可以收取地租，但这不影响其向地主交租的数量。佃农如果欠租不交，地主可以撤销佃农的佃权。

永佃制的扩大，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太平天国失败后的安徽、浙江等广大地区，由于人口锐减，土地荒芜。在安徽，“地主以荒芜之地，无从利用，乃令佃农设法垦殖，允其有永佃权。盖若开垦后，而无长期耕种之保障，则佃农非所愿耳。地主为奖励起见，故特让以田面之权，令其永久佃耕，以安其心”①。浙江一些地区在战争之后，“居民大半逃散，田地荒芜者甚多招徕荒民开垦成熟后，许其有佃种权。固有之田主只能收取租息，完粮为业，佃户可以永佃”②。所以，永佃权制是地主阶级诱使农民开垦种地，以便获得地租的一种剥削手段。二是在湖北、江西部分地区，自耕农欲逃避各种捐税或为环境所迫。故而将田地低价售给地主富豪，求得保留其永久佃种的权利，这实际也导致了自耕农的破产。

永佃制的租佃关系，没有改变封建地主占有土地的所有制，也没有改变地主与佃农之间的剥削关系。它是地主被迫对农民让步的一种措施，也是地主阶级与佃农之间的租佃关系的一种调整。永佃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封建地租的剥削程度，使地主任意加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有些地方佃农对佃租的土地有了一定的支配权，地主不能随意收回自耕地，这使地主土地所有制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农民对地主依附关系也有所放松。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版，第714页。

①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251、252页。

②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251、252页。

2.封建地租形式仍以实物地租为主，但个别地区货币地租趋多；另外，劳役地租也仍然存在。

在中国近代的地租剥削形式上，实物地租率通常有两种确定形式：一种是分成地租制，它是按收获量的一定比例收取地租，地租的多少与农业收成的丰歉有直接关系。这种地租制多盛行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地主为了保证其地租剥削，往往对佃农的生产活动进行干预，因而妨碍了农民的独立经营，分成地租制的存在并成为主要形式，反映了中国近代农业经营落后的状况。另一种是定额地租制，即地主按耕地面积定期向农民征收固定数量的地租。这种形式一般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获得普遍的发展。而且到了近代有了加快发展的趋势。定额地租制可以是实物地租，也可以是货币地租。但定额地租较之分成租制表现了农业生产的进步，有利于提高佃农生产的积极性。首先：由于定额租制的租额是固定的，增产部分归佃农所有；其次，由于租额固定，地主所得地租与农业收成好坏无关，地主不再直接干预生产，佃农有了较多的经营自主权，减轻了人身依附关系；再次，由于定额租制可以采取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两种形式，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下，在租额不变的情况下，实物地租加快了向货币地租转化的进程。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地租有了逐步的推广，当时的货币地租，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折租；另一种是约定的货币地租。

折租在鸦片战争以前就已经小部分地出现，在这一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扩大，以江、浙一带较为普遍。所谓折租，只将原定额的实物地租按市价折成货币，再向地主交纳的租，即把实物地租折成货币征收，是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过渡的一种形式。地主一般在农作物收获前，谷价较高时折价，新谷上市粮价降低时收租，这样，即使租额不增，农民实际负担则大大加重。折租的扩大反映了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

约定的货币地租是地主与农民直接订立有货币地租的契约，这是纯粹的货币地租。这一时期货币地租已有相当增长，这是甲午战后二三十年间，地租剥削的一个变化。货币地租首先出现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是自然经济的对立物，它是封建地租的解体形态。因为货币地租的出现，把基本的封建关系——人身隶属关系变成“纯粹的货币关系”。所以，货币地租的出现，意味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标志着封建自然经济的开始分解。

另外，这一时期劳役地租仍是实物地租的重要补充形式。劳役地租主要存在于边远地区的某些少数民族中。

3.地租剥削程度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地租剥削形式除正租外，还有押租、预租和各种附加租。而且超经济强制手段仍存在。

到了近代，地租额不仅高而且一般有增长的趋势。由于土地集中，农民破产增多，城市工业发展不充分，不能吸收更多的剩余劳动力，破产农民除了佃种土地外，别无出路，争相租田的结果，促使地租日益加重，尤其在经济发达的地区比较突出。山西省可种美棉的土地，每亩地租由1—2元涨至3—4元，甚至高达10元。天津李家嘴的沙田70亩，由40个农民分佃，光绪十八年（1892）种植谷物，每亩每年纳租1元，光绪三十四年（1908）地主全改种蔬菜，加租至3元①，租额明显增长。

①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361页。

押租制在近代也日益普遍化。佃户为了佃种地主土地而事先交给地主的一年抵押款，押租额一般高于地租额。而且还有逐步增加的趋势。如四川灌县，光绪四年（1878），押租相当地租的5倍以上。地主握有押租可以任意增加正租，当佃农遇有荒灾之年不能交租时，地主即可从押租中扣除，所以押租成为地主阶级加强对农民剥削的一个重要手段。

在近代，预租也比较普遍，农民为预付租金而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

此外，地主阶级还巧立名目，索取各种附加租。例如，订立租约时有“认东酒”，改佃时的“退佃酒”；交租时有手续费。还要交纳各种生产物或副产品，等等。附加租可以是实物地租，也可以是货币地租。有的地方，佃农还要定期或不定期为地主提供各种无偿劳动。可见，对各种附加租的索取，实际上是对佃农的**裸的掠夺。

值得注意的是，到了近代，超经济强制在有些地方仍然存在，而且是各种地租实现的重要手段。超经济强制的重要表现，就是地主以强制力量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不许佃户任意退佃。同时，还强迫农民交租。这些都受到清廷法令的保护。《大清律例》规定：佃户“拖欠租课，欺慢田主者，杖八十；所欠之租，照数追给田主”①。有的地区，如江苏常熟县地主为逼租而设私刑就有24种之多。

①《大清律例》卷27，道光五年，第26页。

第三节 自然经济的解体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经济形式，也是中国封建剥削制度的基础。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是从鸦片战争以后开始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一个时期，中国的自然经济结构曾对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侵略进行过顽强的抵抗。但是，这种抵抗只能延缓外国资本主义商品在中国倾销的增长和自然经济的解体过程。因为小生产竞争不过机器生产，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征服落后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获得了更多的特权，同时，由于东西海上交通条件的变化及产业革命在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完成等，都加强了外国资本主义商品对中国自然经济的竞争力，从而加速了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的进程。所以自咸丰末年起，中国的自然经济一步一步地走上了解体的道路。这种解体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外国机制棉纺织商品的倾销，导致城乡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衰落而与农业分离；另一方面是外国资本加强对中国原料的掠夺，使中国农村商品生产迅速发展。

城乡家庭棉纺织业的衰落及其与农业的分离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结构就是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紧密结合，具体表现为“耕”与“织”的结合。“耕织结合”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核心。这种结合的经济单位就是家庭。中国长期以来就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以男“耕”女“织”为主要社会生产形式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而城乡家庭棉纺织业的衰落与农业的分离，是自然经济解体的主要标志。

咸丰末年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技术及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棉纺织品的生产费用迅速下降，产品成本降低，再加上东西海上交通条件的改善，即同治八年（1869）沟通地中海与印度洋的苏伊士运河的正式通航，它缩短了中美航程的四分之一左右，并促进了轮船的普遍使用；同治十年（1871）香港与伦敦间海底电线接通，使贸易消息得以迅速传递。同治十一年至光绪十二年（1872—1886），棉纱价格下降了三分之一以上①。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机器产品的便宜和交通运输业的变革，是夺取国外市场的武器。”②因此，在咸丰末年以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市场的迅速扩大，输入商品也在急剧增长，同治六年（1867）外国棉纱、棉布进口总值仅1376万两，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增长到5209万两（海关两）③，增长了近3倍。这样，与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棉纺织业，终究抵挡不住外国机制棉纺织品的冲击，在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各省开始解体。

当洋纱布大量输入的时候，中国农村家庭手工棉纺织业遭到破坏并逐渐与农业分离。这个过程经历了两个步骤：第一步是洋纱代替土纱。使纺与织分离；第二步是洋布代替土布，使织与耕分离。

①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72页。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94页。

③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489页。

纺纱和织布，是纺织的两道工序。在中国的家庭手工棉纺织业中，纺和织是结合在一起的。由于资本主义的先进的机器生产，使纺纱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据有关资料估计，一个机纺工人的出纱能力相当于一个手纺工人出纱能力的80倍，而一个机织工人的出布能力只相当于一个手织工人出布能力的4倍①。因此，洋纱的价格比土纱要低得多。光绪十三年（1887）在山东牛庄，土纱每包（300斤）售价银87两，而洋纱只售57两②，相差如此悬殊，土纱自然难与洋纱竞争。

另外，自咸丰末年以后，由于印度和日本棉纺织业的发展，印度国内对棉花需要的增加使印棉输入中国的数量逐渐减少；日本因纺织业的发展，开始输入中国棉花做原料。加之西欧国家也间或收购中国棉花，这就促使中国棉花价格的提高。面对原料价格的提高和洋纱的价格优势，中国传统的手纺织业陷入困境。“随着大量洋纱进口，土纺织业已经几乎全部停止了”③。“土纱和洋纱不能在价格上竞争，文昌女工即失其纺纱织业，便转入织布”④。山东的纺工放弃纺车后转而以编制草帽为生。在洋纱跌价的情况下，沿海和通商口岸邻近的城市手工棉纺织业者均用洋纱代替土纱织布，接着，洋纱逐渐畅销内地。如江西南昌，农家世世代代生产一种簆布，但“光绪中岁以后，簆布之业寝微，妇女愁叹坐食，机杼不闻；间有织者，以洋纱为经，棉纱为纬，或经纬皆用洋纱，求昔之簆布无有矣”①。甲午战争前后，在四川和云南一些边远省份，也出现类似情况。

洋纱代替土纱所出现的“纺废织存”，反映了手纺与手织的开始分离。

从现象上看，似乎这种手织业与小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手织业一样。而实际上已改变了自给自足的性质。洋纱代替土纱的结果，使手纺趋于没落并与手织分离，一贯穿衣自给的广大农民，不得不买进洋纱，织布售卖，不但部分地依赖市场了，而且在原料上也依赖外国。在价格上要受外商控制。这种生产性质已不同于原来的手织业。因此，这个过程就是耕织结合的自然经济结构解体的第一步。

在洋纱取代土纱的同时，洋布代替土布的过程也在进行。这是自然经济结构解体的第二步。

中国手工所织的土布，在明朝时期就曾远销国外，销往美国西欧等地。

在19世纪初期的30多年内，土布的出口，在当时中国对欧美的贸易中，仅次于茶叶和丝，居第三位。但此后，随着外国的机器棉纺织业的蓬勃发展，中国土布的出口迅速下降。咸、同年间（1851—1874），随着洋纱大量输入，洋布也大量运进中国。这样，中国土布原有的质地耐穿和价格便宜的优越性，被洋布更低廉的价格所压倒，“其染色更娇艳夺目”，“自比土布为可爱”②。因此，到同治年间，“过去中下层人因土布比洋布价廉耐用而偏好土布，现在这一层理由可说已不存在了”①。

①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81页。

②同上书，第77页。

③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07页。④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07页。①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220、219页。

②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220、219页。

①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221页。

出现了无论通商大埠，及内地市镇城乡，“衣大布者不过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已有十之**”②的严峻局面。这说明了在全国许多地区手织业已经衰落，有些地区的农民，不仅放弃了纺纱，而且也放弃了织布。他们的穿衣不再靠自给，而只得通过市场购买洋布了。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一时期农民家庭手织业就整体来讲开始衰落，手织业与农业也开始分离，但是手织业的衰落要比手纺业缓慢得多，也就是说，洋布代替土布的过程比洋纱代替土纱来说要缓慢得多。同治十一年至光绪十六年（1872—1890）间，洋纱进口量增长20.6倍，而洋布只增长27％③。主要原因是：第一，中国农村手织业者为了生存，利用洋纱价格的低廉，加上织机的改良，使用洋纱织成土布，降低了成本，增强了土布的竞争能力。第二，洋布的劳动生产率低于洋纱的劳动生产率，洋纱的竞争能力远比洋布大。第三，土布原有的质地耐穿的优点，使土布在国内外市场上仍有一定的销路。在甲午战争以后，手工织布业一度还有较大的发展。当然，这种现象并不意味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未被破坏，实质上手工织布业已经开始与农业分离，自然经济的性质已经发生变化。

总之，鸦片战争后，特别是同治朝以后，中国家庭手工棉纺织业开始了解体的过程，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以来的耕织结合为核心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另外，造成中国原有的家庭棉纺织业的破坏和解体的，主要在于物美价廉的洋纱洋布的大量倾销。有史料记述：“近年洋货骤赢，土布骤绌，中国每岁耗银至三四千万两，则以洋布洋纱畅销故也。盖其物出自机器，洁白匀细，工省价廉，华民皆乐购用，而中国之织妇机女束手坐困者，奚啻千百万人。”①同时，这种解体就全国来讲，在深度上、广度上也不平衡。一般说，在沿海和长江中下游一些省份较明显，手工棉纺织业遭受破坏的程度比较重，在交通不便的边远、偏僻地区则不太明显或洋货根本没有输入，受破坏的程度比较轻。

需要指出的是，自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期间，资本主义国家棉纺织品的倾销动摇了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基础。其他商品的输入也冲击了中国相关的手工业，中国的冶金、制铁、榨油，部分制糖、磨粉等手工业，也和棉纺织工业一样，在外国资本主义商品倾销下趋于没落。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对外国机制产品和市场的依赖程度。这就意味着自然经济的广泛解体。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自咸、同年间以来，中国自然经济结构初步分解的另一个重要表现，便是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这是城乡手工业遭到破坏和外国资本主义掠夺农产品原料的结果。

由于棉纺织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和其他手工业的被破坏，动摇了自然经济的基础，迫使广大农民不得不到市场上购买生产和生活必需的工业品，也参与了某些商品作物的经营。从而扩大了农副产品商品的市场。另外，外国商人在中国市场上出售机器工业品之后，加强了对中国农产品原料的掠夺，以满足其本国工业的需要。同治朝以后，我国农产品的输出（不包括茶叶）②同上书，第223页。

③同上书，第199页。

①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233页。

1.茶叶。茶叶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就是我国的主要经济作物和出口商品，鸦片战争以后，外销茶叶激增，从而刺激了茶叶种植面积的急剧扩大，遍及福建、广东、安徽、江西、湖南等地。但光绪六年（1880）前后，由于印度、锡兰和日本茶叶的竞争，茶叶出口锐减。因此有的地方“自光绪七年后，茶价甚低，每年头春嫩庄七**两，粗庄三四五两银。开茶庄及采箱者，屡年折本，倾家荡产，人多不以茶为正项生理叹种茶者，勤劳艰苦，大受茶累矣”①。到了光绪十三年（1887）时，茶园已“十荒七八”，到了甲午战争以后，普遍出现了衰败的情况。

2.棉花。棉花是中国较早的商品之一。鸦片战争前后，中国还是棉花的输入国。同治朝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棉纺织业的普遍发展和中国资本主义棉纺织业的相继产生，刺激了对棉花的需求，从而引起中国棉花出口的增加和价格的提高，这就刺激了棉花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如上海、南汇等地“均栽种棉花，禾稻仅十中之二”②。如皋、通州、海门也“一望皆种棉花，并无杂树”③。以前不种棉花的地区，也开始普遍种植棉花了。“江西、浙江、湖北等处，向只专事蚕桑者，今皆兼植棉花。”①甲午战争以后，棉花的种植发展速度更快，“植棉之地，年有扩张”，“几乎全国均从事植棉”②。河北、山西、山东、陕西、河南、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南等省，均成为全国棉花重要产地。

3.蚕桑。中国农民养蚕植桑，已有数千年的历史。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生丝的出口数量增长很快，促使国内蚕桑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如江苏高邮，“民素不饲蚕近年湖东西以农兼桑者不可胜计，至丝成时，江南贩丝者无岁不至”③。又家庭手工棉纺织业受到破坏后，农民转而种桑养蚕卖茧，如江阴县，“素业织土布。自洋布盛行，其利已薄。光绪中，西人始至内地市茧乡人获利，育蚕者骤增，不数年，境内每岁售茧所获逾百万金，且递增不已”④。原来不饲蚕或饲蚕不多的州县到同、光年间都已经广泛饲蚕了，甚至在北方一些地区，如河北、山东、山西、陕西、河南等省，也日渐饲蚕，并有所发展。

4.烟叶。鸦片战争前，种植烟叶已经是商品性的农作物生产，但烟草出口不多，主要在国内销售。光绪朝开始，出口增加很快。光绪十年（1884）出口数量为2.4443万担，光绪二十年（1894）为11.3886万担，由于英美烟草公司的大力推广和抢购及本国民族资本卷烟业的兴起，促进了烟叶生产的发展。

①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447页。

②同上书，第418页。

③同上书，第419页。

①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196—198页。

②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196—198页。

③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427—428页。

④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427—428页。

5.罂粟。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鸦片的输入不仅合法并有增无减。**的清皇朝不仅完全丧失了禁烟能力，而且鼓励农民种植罂粟以增加税收。鸦片的种植区日渐扩大。首先种植的是云南、贵州，后至四川、甘肃，以至陕西、山西等地，一二十年来，皆废田而种罂粟。

6.粮食。自咸丰末年以来，一些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占用了原来种植粮食作物的耕地，导致了粮食产量的减少，使一些地区变成仰给外地的缺粮区。如陕西渭南因“遍地罂粟”，粮食“反仰给于渭北”。江苏南通“出产棉为大宗，麦次之，稻则不足供一邑之食，故多仰给他郡”①。同时加上工业的兴起，城市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多也扩大了对商品粮的需求。其结果必然刺激农民生产和出售粮食的积极性，从而增加商品粮食的流通数量，促使粮食商品化的迅速发展，特别在甲午战争以后，地区之间的粮食贸易有了较快的发展。例如，湖南的粮食供应长江下游及湖北一带，江苏、安徽等地的粮食供应长江下游各地的需要。粮食商品化发展的结果，在一些城市，如无锡、芜湖、长沙等形成了粮食的集散中心。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农产品商品化的过程，主要是在甲午战争以后，伴随着帝国主义掠夺中国农产品原料的加强而发展的。

我国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一般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和商品率的提高。例如，据15省100县的调查，棉田的比重从光绪三十年（1904）至1910年的11％上升到1914至1919年的14％，同时棉花商品率也在提高。光绪二十年（1894）棉花出口和国内纱厂购买的棉花有70万担，1923年增为600余万担。其中日、英、美的一些纱厂就约占300余万担。烟草也是如此，由于英美烟草公司和日本在湖南、山东等地推广美种烟草，进行收购，烟草的种植也得到发展，并形成一些烟产区。蚕桑的种植面积在1920年前后达于最盛。广东在1923年桑田面积达到150万亩，江苏无锡1921年桑田占全县土地的30％以上。四川治县从宣统元年（1909）至1919年，桑田面积从2.5万亩扩大到5.5万亩。生丝的出口由于受到国际市场的影响，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开始下降，但出口绝对量仍在增加。宣统二年（1910）为14万担，1919年为.5万担。

其次，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导致农业生产专门区域的形成。一部分地区以经济作物为主，另一部分地区以粮食作物为主。例如棉花、蚕桑、茶叶、大豆、烟草、水稻、小麦等农业生产专门区域分布在经济发展和交通比较发达的一些省份和地区，它的出现是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的表现。

再次，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使农民与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农产品出售的部分占很大的比重，农民生活资料的消费中从市场上购买的比重也在增加。

中国农产品商品化是在帝国主义垄断资本和买办商业资本支配下的小商品生产。促进中国农产品商品化的主要原因是来自帝国主义对中国原料需要的增长，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景气如何，对农产品需求的大小，部直接影响着中国农业生产的兴衰。这一时期获得较大发展的几种经济作物，都是国际市场上畅销一时的农产品，例如茶叶、棉花、生丝等。同时，由于帝国主义对中国大量倾销剩余农产品，使中国农产品价格猛跌，严重破坏了中国的农村经济。

①农也：《十九世纪后半期中国农业生产的商品化》，《经济研究》1956年第4期，第129页。

值得注意的是，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是在中国逐步演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中国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主要是外国资本主义掠夺促成的。它的发展，并没有带来农村资本主义的相应发展，它始终是建立在小农经营的基础上。这种农业商品经济的性质，是带有浓厚封建性质的小商品生产。同时它也反映中国农业生产对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依赖性，具有半殖民地性质。农产品商品化发展的同时，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开始解体。

总之，同治朝以来，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侵略下，中国手工业的破坏和农产品商业化的发展，标志着以“耕织结合”的中国自然经济结构的分解。当然，由于中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时间和程度不一，因此，各地自然经济解体的程度也有所不同，沿海、沿江的一些地区，自然经济分解的速度就快、程度就深，广大内陆地区分解的速度就慢。中国自然经济的分解，是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结果，但外国资本主义大规模地进行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以及掠夺原料，其目的不是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条件，其结果是破坏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外国资本主义借助于中国农村封建势力和城市买办商人得以把掠夺的触角伸向各地。中国自然经济的分解为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市场，使中国社会经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了。

（谢选骏指出：犹太人是一种经济动物，除了算账之外不会别的——即使他们的政治也是“政治经济学”。至于黄俄，除了跟班犹太人还追随哥萨克——拿着屠刀瞎吆喝。穆斯林是一手拿歪经，一手拿屠刀；共产党是一手拿算盘，一手拿着枪杆子——敲骨吸髓、莫此为甚。）

【第六章 商业】

第一节 外国资本主义商品侵略下的中国商业（1848—1894）

鸦片战争后的中外贸易

1.对外贸易自主权的丧失。

英国为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首先发动鸦片战争，逼迫清皇朝签订了《南京条约》。随后，法国、美国、俄国、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时、荷兰、瑞典、挪威等资本主义国家也倚仗强大的军事实力，与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夺取了巨额赔款和各种在华特权，破坏了中国的独立和主权，中国社会开始发生根本性质的变化。其中以对外贸易自主权的丧失，对中国的商业活动，尤其对外贸易的危害最大。

第一，外国侵略者享有协定关税税则权，中国的关税自主权被剥夺。海关自主权是国家独立自主的标志，海关起着保护民族工业和民族经济发展、保护本国市场稳定，防止外国竞争和商品侵略的重要作用，对于经济落后的国家，更是抵制外来商品侵入，保护本国商业的重要武器。鸦片战争前，清廷与一切独立自主国家一样，对海关的税收和行政管理都享有独立的主权，一切来自外国的船舶都要接受检查和监督，并按照规定的原则和税率缴纳进出口税。进口税一般为％，出口税一般为4％，这是较合理的和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的税率，海关自主权起着抵制外国商品冲击的作用。

但是在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不平等条约剥夺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在《南京条约》第十条中规定，中国不能根据本国利益和政策单独制定关税税则，而只能和英国共同来“秉公议定”。在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中，按照英国方面意见，制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协定税则。在《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中，协定关税原则被固定下来。从此，不经外国同意，中国不能自行修改海关税则。中国既已丧失了税则自主权，海关也失去了保护本国经济，尤其是保护对外贸易的功能。

除海关关税外，外国侵略者还侵犯了中国内地征税的主权。当时清廷规定，任何商品在国内流通都有常关税。《天津条约》却规定，外国货物（洋货）运销内地或从内地运土货到通商口岸出口，除纳一次5％的海关税外，在内地只须在第一关交纳2.5％的子口税（也就是内地关税）后，就可以遍运中国各地，不必像中国商人贩运商品那样逢关纳税、遇卡抽厘。结果，中国在丧失关税自主权的同时，还部分地丧失了内地税自主权。外国资本主义没有了从港口到内地的一切关税障碍，更强有力地冲击中国商品和商品市场，最后为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倾销商品、掠夺中国土特产和原料打开通道。第二，外国侵略者又夺取了中国海关的行政管理权。海关是监督进出口货物合法进出国境和征收关税的行政管理机关，是国家政权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正式成立海关，由清廷掌握海关的行政管理权。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一些不平等条约中却规定：外国商船进入中国港口，由该国领事通知海关，双方共同检查货物和划定货价；外商的非法行为由外国领事处理；外商在非通商口岸走私货物，由外国领事来决定是否没收。这些都是对中国海关管理权的侵犯和粗暴践踏。咸丰三年（1853），英、美、法侵略者和上海道台吴健彰相勾结，镇压上海小刀会起义，乘机占领了上海海关，并于咸丰四年五月二十四日（1854年6月19日）订立关于上海海关协定。根据这个协定，于咸丰四年六月十八日（1854年7月12日），由英国人威妥玛（咸丰五年改由李泰国）、美国人卡尔、法国人斯密斯组成上海海关总税务司管理海关行政，中国最重要的上海海关大权被外国侵略者所侵夺。

与此同时，外国侵略者又乘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机要挟清廷，进一步控制我国其他海关。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内规定：“中国政府海关之统一制度，通用于各通商口岸”，“任凭总理大臣邀请英人帮办税务”。咸丰九年（1859），英人李泰国被清廷任命为第一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设总税务司署于上海。同治二年（1863），英国人赫德继任，并在两年后把总税务司署迁到北京，设衙门办公，成为掌握中国海关大权的机构。以后，就用赔款、借款抵押手段，全部控制中国海关收入的保管和支配权。

总之，中国丧失海关关税自主权、海关行政管理权以及关税保管支配权，使中国海关彻底变成了外国侵略者控制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据点，中国民族工商业遭到致命打击和摧残，是鸦片战争后中国商业发生种种变化的根本所在。

2.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侵略和对中国商品市场的控制。

外国资本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目的在于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工业品销售市场，同时大量掠夺原料，使中国的农业生产服从于它们的需要。在道光二十年（1894）以前，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活动，是以商品输出为中心展开的。就其商品侵略的方式和结构及其深入程度来看，光绪朝以前，主要在各通商口岸附近，机制工业品输入数量也不很大，还未全面触动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此后，随着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过渡，在商品输出渐增的同时，列强开始对中国大规模资本输出，经济势力开始深入到中国内地和广大农村，逐渐控制中国国内商品市场和原料市场，操纵对外贸易，把中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漩涡，成为世界资本主义殖民地市场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国对外贸易自主权的丧失，中外贸易发生了显著变化。

第一，外国洋行迅速控制中国的进出口贸易。

首先，中国在进出口贸易上处于不利地位。鸦片战争后，鸦片贸易逐步合法化，走私口岸从广东扩展到福州、浙江、江苏沿海各地，直到河北、东北地区，上海成为鸦片走私的另一个中心。嘉庆五年至道光十九年（1800—1839）进口鸦片42.87万箱，道光二十年至咸丰十年（1840—1860），仅由印度进口鸦片就达94.92万箱；咸丰十一年至光绪二十一年（1861—1895），更高达234.75万箱。若从平均每年输入鸦片总值与贸易总额比重看，同治三年至十二年（1864—1873）占38.9％，同治十三年至光绪九年（1874—1883）占42.5％，说明从鸦片战争到中法战争前后，鸦片贸易居进出口贸易的首位。“花钱买鸦片消耗了白银而大大妨碍了中国人的一般贸易，实际上就必须用茶叶和丝来偿付其他商品”①。而英商却在罪恶的鸦片贸易中大发横财。英国东印度公司和孟加拉生产每箱鸦片为237印度卢比，运到中国售价为2618印度卢比，攫取利润高达11倍。鸦片贸易的增长是中国在进出口贸易中失去优势的重要原因。

①马克思：《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4页。

同治朝末年，欧洲工业技术革新，动力机器迅速推广，铁路、轮船航运业迅速发展，工业生产品产量迅速增长，生产费用却大为降低。同治八年（1869）苏伊士运河通航，缩短了对中国输出商品的运程，运输费用减少。同治十年（1871），上海—香港、香港—伦敦间海底电缆接通。这一切使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有很大增长。从同治三年至光绪二十年（1864—1894）中国进出口贸易值看，同治三年出超2446.4万两（海关两，下同）；同治十年入超839.8万两；光绪六年（1880）入超140.9万两；光绪十六年入超8994.9万两；光绪二十年入超3399.8万两。其间，同治十一年至光绪二年（1872—1876）的5年里，虽有出超，但自光绪四年（1878）以后到甲午战争前已无出超，全是入超，而且入超额越来越大②。其次，在外国商品输入量激增的同时，中外贸易的商品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同治十年至十二年（1871—1873），中国丝茶两项占出口总值的87.2％，光绪十七年至十九年（1891—1893）降到51.5％，其他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则由12.8％上升到48.5％，其中主要是棉纱和棉布，豆类、草席、花生、皮毛等物品。出口货物种类的新改变是由于世界工业发展对这些原料的需求，中国越来越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原料供应地。出口商品的价格也由外商操纵，直接影响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平衡。中国对外贸易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为了商品输出的需要，鸦片战争后外资洋行迅速增加。道光二十年（1840）还不足40家，同治十一年（1872）就达343家，光绪八年（1882）增到440家，光绪十九年（1893）已达580家。外资洋行在同治末年后，从经营进出口贸易又扩展到航运、金融、码头、货栈、保险、工业企业方面的投资，尤其凭借其在中国夺取的沿海、沿江航行特权，纷纷建立轮船公司，加强商品倾销力量，进一步强化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控制地位，并且直接或通过买办向华商贷款购货，将华商置于自己的附庸地位。外国洋行在中国进出口贸易中的作用，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对外贸易上的一个重大变化。

第二，买办资本的产生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形成。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实现它们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侵略，直接雇用了为它们服务的买办。

鸦片战争前在中外贸易中就出现了买办，但那时他们还属于中国公行的雇员，主要任务是代理外国商人推销商品、买进货物，基本受封建政府控制和委托，管理和监督外国商人。鸦片战争后公行制度废止，外商自由贸易，可以自行雇用中国人充当买办。这时的买办不受清廷任何约束，完全受外商支配，为外商在中国推销商品和收购原料。后来，随着掮客商人的加入以及外国商行直接培训和提升仆役人员，买办的队伍日益扩大。买办与外商之间的雇佣关系发展成为一种买办制度，双方订有契约，中国政府无权过问。许多从官商巨贾转化来的大买办，指望从外国资本主义分子那里分到一杯羹，同时利用买办的有利条件，继续经营自己的商业和其他企业，加速资本积累，因此，格外卖力地为外商服务，危害着民族工商业。

买办和买办化商人在为外商服务的活动中增殖起来的资本，就是买办资本。主要有三方面的来源，首先是靠买办的佣金收入。除薪金外，外商又根据推销商品、收买原料的营业额大小，付给买办报酬，一般1—2％，高者达5％；并用“销价差额佣金”鼓励买办为他们攫取高额利润。所以佣金已不仅是对买办劳务所支付的一种代价，而是刺激买办追求高价，从而达到扩大利润的一种重要手段。甲午战争前，一般买办薪金低的只数十元，高者也不过数百元，但是一年的佣金收入却常在数千元甚至几万元。为了“致富巨万”，买办要竭尽全力为外商服务。其次是买办兼营企业的收入。买办中不少人原来就经营商业或钱庄，投靠外商后，依靠他们在中国攫取的特权，打着外商的招牌，闯关偷税获取非法利润；或从国外银行通融资金，增加工商企业的资金和竞争力，大发其财。如怡和洋行买办唐廷枢，自己买有许多商号货栈，帮助侵略者推销鸦片、棉毛织品及收购丝茶产品。可以说，买办假洋人之手发财致富。外商企业吸收中国人投资来壮大自己实力，是其实行经济侵略、压榨民族资本的重要手段之一。买办为博得外商的赏识、分享外商的暴利以及逃避本国捐税，纷纷“附股搭办”外商企业，成为买办资本的重要来源。估计中法战争前后，在上海的许多外国公司中至少有4％股票是由中国人投资的，这其中多数都是外国洋行的买办。

鸦片战争后国内商业的变化鸦片战争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引起中国社会经济的急剧变化。其变化首先从流通领域开始，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市场的扩大。

首先是商业中心的逐渐形成。《南京条约》签订后，上海成为首批对外开放的口岸之一。进入咸丰年间，上海已取代广州成为对外贸易的中心。同治四年至光绪二十年（1865—1894），上海直接对外贸易货值量一般都占全国对外贸易货值总量的50％左右，最高年份超过60％。上海逐渐成为全国的商业中心。到甲午战争前，又有一批城市被辟为商埠，这些商埠遍及沿海、沿江、边地和内陆各地，中国口岸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在全部口岸中，上海成为进出口货物集散的中枢，其他各埠则成为进出口货物吐纳的纽带，初步形成了一个以上海为中心，各商埠为环节，向全国辐射的商品流通网。其次是商品种类和流通数量的增加。在商业中心逐渐形成过程中，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货，传统进口的棉花下降，棉纺织品大增。除传统工业品外，新增加的“进口杂货”几乎全是工业品，而且品种繁多。投入市场的国货种类也有扩大。鸦片战争前，在市场上流通的主要是粮食、棉花等7种商品，以家庭手工业和农业品为主。鸦片战争后，投入市场的主要是棉布、棉纱、桐油、粮食、棉花、烟叶、花生、黄豆等20种商品，以原料和经济作物为主。反映出鸦片战争后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逐步解体和国内市场对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依赖性。

随着对外贸易值的增长，国内各口之间相互贸易值也相应增加，同治十一年（1872）各口岸相互贸易总值为2.52亿两（海关两，下同），光绪二十年（1894）为4.42亿两。商运路线也比鸦片战争前有发展，陆路运输更频繁，水路运输也随着航运业的兴起有更大发展。同治十一年（1872）轮船招商局的创办，增加了内河运输力量，口岸间联系更加密切。

总之，在光绪初年以前，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并没有能够迅速占领中国市场，相反中国市场在外国资本主义商品刺激下还有一定发展。只是从光绪初年以后，中国市场才发生明显的变化。

2.私人资本主义近代商业的兴起。

鸦片战争后，随着大量外货输入和国货输出，兴起了经营进口货物的新式商业，旧式商业也因之向新式商业转化，私人资本主义商业逐渐滋生起来。上海开埠后，兴起了一批经营进出口货物的商业。先是外商洋行通过买办，利用京广杂货店推销外货，时称华洋杂货店，是近代百货业之始。因为棉布进口增加迅速，跃居进口货之首，约从道光三十年（1850）起，出现专销进口棉布的第一家洋布店，到咸丰八年（1858）增到15家，并且建立“振华堂洋布公所”。同治元年（1862），曾从事舢舨业的小贩叶澄衷开设志顺记五金号，成为上海第一家五金店。后发展成新式五金行业。到甲午战争后五金店多达57家。此外，还有西药、颜料、呢绒业等。除上海外，其他首批开放的口岸也都有私人资本主义商业的兴起，如广州开设洋货店户的道光二十三年（1843）达200家以上；厦门在开埠后不到1年，就有不少人开设行店，专同外商做买卖；福州仅与怡和洋行有购销关系的茶行就有11家。

新兴商业不同于前资本主义商业。如上海旧式土布店，购销双方的对象多是农民和手工业者，这时的商业资本在交换的两极间起中介作用。新式洋布店则不同，它们购买外国棉纺织厂生产的商品，并主要销向中国的城市消费者，这样，商业资本已经同外国产业资本发生密切的联系。再如上海五金商店，交换的一极是进口外国机制五金材料的洋行，另一极是工矿交通企业。商业资本也部分地服务于外国产业资本。当然，这些资本主义的近代商业仍保存着浓厚的前资本主义性质，处于自身发展的初期转化过程中。

3.商业与产业的联系逐渐密切。

鸦片战争以后，有不少中国商人在外国在华企业中搭股。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于贸易中心和其他通商口岸的大小型企业，而且占很大比重，不少外资企业的华股占40％，琼记洋行、旗昌轮船公司和上海自来水公司的华股在50％以上，怡和丝厂的华股甚至超过80％。华商在外资企业的搭股资本累计在5600万元以上。中法战争后，华商的搭股活动达到狂热程度，在已查明的47个搭股华商大股东中，最多的是洋行买办，共28人，占59.6％；其次是丝、茶、洋布等行业的商人14人，占29.8％；其余5人是官绅，占10.8％。这些股东涉及外资各行业。

商人资本支配生产的范围也有扩大。鸦片战争前，包买商和手工工场主要稀疏地存在于井盐、丝织、造纸、制茶等行业中。鸦片战争后，这些行业中的大作坊和手工工场大都继续存在，生产各有增长。到中法战争前后，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开、市场的扩大和手工业商品的发展，手工产品出口有增长趋势，商人进一步支配这些出口商品的生产，除成为包买商之外，也有投资于作坊和手工工场的。如广州、上海、福州等地，不少茶商投资经营土庄茶栈，设厂进行加工制作。

鸦片战争后就有商人投资近代企业。光绪二十年（1894）以前，中国出现的100多个近代企业，大都有商人投资。这些商人中，有封建社会原有的商人，如盐商、钱庄老板等，他们把原有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还有鸦片战争后新兴的商人，主要是经营纱布、煤油、五金等进口货及贩卖鸦片的商人。

尽管这种联系程度和发展都是微弱的、缓慢的，但是它从侧面反映了进入近代后，中国商品经济有了某种程度的发展。

4.商业行会的重建。

同治三年至光绪二十年（1864—1894），我国10省24个城市有107个商业行会，其中新行会超过50％以上。行会的组织形式也日趋普遍，分帮分业愈来愈细，107个行会中，包括67种行业的商帮，几乎囊括了当时国内商业的主要行业。这些行会还加强内部管理，以巩固其垄断地位。

随着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进一步加深，商业行会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相应变化。首先，官府利用行会包办税捐和管理城市商人，商业行会为寻求封建统治的保护，日益成为维护封建势力的工具；但是封建官府的苛重厘捐，以及收税胥吏的额外勒索，又导致行会的不满和反抗，行会势力和封建统治势力之间，又存在矛盾和斗争。其次，为推销进口货物和收购出口国货，洋行商人和中国行会商人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互相依赖；但是为了垄断和控制市场，争夺利润，行会商人和洋行商人之间又有深刻的矛盾。最后，在中国资本主义新式工业兴起过程中，行会势力也曾对它进行了种种阻挠，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商业行会处于同封建主义、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资本主义既联系又有矛盾的地位，反映出社会变化引起商业活动的一系列变化，同时商业的近代化发展更要求冲破内外阻力，寻找适应自己的新的、先进的组织形式。

买办的商业高利贷资本剥削网的逐步形成

1.鸦片战争后商业高利贷资本的增长。

鸦片战争后，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外国侵略者打开了中国的门户，侵略势力伸向各通商口岸，并逐渐控制国内外贸易的中心城市，中国关税自主权的丧失，使外国商品深入内地。外国银行纷纷在上海建立，而且操纵了中国的金融市场，控制中国原有的钱庄等金融机构。从此，一个买办性的商业高利贷剥削网逐步形成。主要表现在：

第一，钱庄的买办化。同治朝末年以后，外国银行接受钱庄庄票作为抵押向钱庄进行信用放款，成为经常而大量的现象。这是钱庄买办化的开始。钱庄为进出口贸易提供信用便利，则是买办化的进一步发展。钱庄既协助洋货内销，又协助外国侵略势力搜购土产。如光绪七年（1881）福州茶区由外商向茶贩贷出的预购款项只占贷款总额的10％，其余90％的贷款绝大部分来自钱庄。

第二，买办职能范围的逐渐扩大。同治朝末年以后，外国侵略者对华贸易急速增长，买办的职能范围也从媒介、经纪、代理等一般性职能扩大到经销与承购、包购与包销，买办本身也由此具有双重身份：不仅是洋行雇来媒介生意的雇员，而且是对洋行做生意的独立商人。买办要向洋行承担并保证全部购销的职责，洋行则承诺不轻易把购销任务许给他人的义务。通过包销包购，买办的商业活动获得洋行的进一步支持，买办商人的势力扩大了，洋行业务同时得到买办的进一步保证，二者的利益相连，勾结更加紧密。

第三，更多华商的买办化。随着买办职能的扩大，更多的华商进入买办的控制范围。这是因为：首先，征收子口半税制度有利于外国商品的倾销，所以《烟台条约》规定，持有外国货的中国商人也可以领子口税单。但是一般华商请领很困难，因此想分享这份特权就得通过买办；同时内地商人不通过买办也进口不了洋货，于是购销洋货的内地商人必然与口岸的买办商人之间建立起广泛联系，必不可免地要沦为买办商人的洋货推销员。其次，买办资本还通过钱庄、栈号进行广泛的商业活动，从而把许多商人纳入自己的控制范围。加上由于买办可以赚取优厚利润，也促使华商资本向买办转化。这样，大批华商从资金、货源、货运等几个方面纳入了买办的业务范围之内，更多华商也日趋买办化，买办资本扩大了。

第四，买办购销网的形成。随着买办商人势力的扩大，外国商人的商品贸易路线扩大了。本来外商贸易一般都由香港或上海的买办商人扩散，到甲午战争后，却有更多的内地商人到上海开设了分号，直接间接向洋行批发洽购，越来越多内地商人卷入了外商贸易的漩涡，一个从通都大邑到穷乡僻壤的买办购销网也形成了。

首先是洋货推销网的形成。外商一般总是先通过买办向内地市场推销洋货，然后由买办采用或交由当地或其他口岸买办化华商承销，或利用其他推销渠道直接向内地华商摊销的办法推销。从买办商人、批发商人到基层零售商人之间普遍采用赊购的交易方式，这对于缺乏资本的华商是很有吸引力的。买办则在赚取“佣金”的同时，乘机剥削华商增加额外收入。随着内地华商买办化程度的加深，这个买办购销网更壮大了通商口岸买办资本的势力。到甲午战争后，在18个通商口岸中，进口的英美棉纺织品，有一半是由华商订购的，有些洋货甚至有75％是由华商订购的。买办资本在商业资本中越来越占重要地位。

其次是土产收购网的形成。在茶、丝的收购过程中，有丝行、丝庄、丝栈、茶贩、茶庄等一系列中间环节。在五口通商刚开始时，中外商人之间没有信用关系，外商收购土产的办法主要是派出各自的买办携现款到内地活动，也有个别洋行通过买办建立自己的收购点。同治朝末年以后，由于大批买办的出现，以及外商银行贷款业乃至钱庄抵押借款业务的展开，出口贸易的中间环节和从事茶丝生产的小生产者一起落入外商和买办的直接或间接控制之中，这个土产收购网也就形成了。

2.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对农民的剥削。

主要是利用小生产者缺乏资金的情况，采取预买形式控制和榨取小生产者。商业资本的剥削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建立层层贷款关系，形成沉重的高利贷剥削。在商业高利贷剥削下，生产者失去讲价、自由处理产品的权利，只能听任买办商人的摆布。

各级买办商人还利用其优势地位搞杀价、压价活动。如光绪十一年（1885），在汉口的广东商人事先散布不利于茶叶贸易的谣言，茶叶生产者纷纷廉价出售茶叶，广东商人由此获取不下二三百万两银子；湖北红茶每百斤售银从50至60两，下降为头茶21至22两，甚至18两，二茶仅13至14两，子茶售银跌到5至7两。光绪十五年（1889），江西茶行还联合进行压价，致使付给生产者的茶价从每斤350文下降到270文。

在银钱比价上玩花样，也是商人进行剥削的一种手段；至于收购时使用大秤，在重量、价格上做文章，则更是惯伎。

综上所述，从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各种主权尤其关税自主权的丧失，外国资本主义在商品侵略的同时逐步控制中国的对外贸易，他们扶植的中国买办商业资本，使刚兴起的私人资本主义近代商业逐渐买办化。这说明随着中国社会性质的根本变化，中国的商业也打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烙印。在国家独立和主权丧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国内市场、对外贸易等商业活动都为外国资本主义所控制。

第二节 甲午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支配下的中国贸易资本输出和外国资本主义支配下的中国贸易1.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

甲午战争以前，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主要是商品输出，资本输出的数量不多，总税额不过2至3亿美元。甲午战争为帝国主义对华投资打开了通路，中日《马关条约》标志着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进入资本输出的时期。它们攫取了在中国设厂、开矿、修铁路的一切投资特权，获得了大规模对华投资的机会。在联合镇压义和团运动之后，帝国主义列强通过《辛丑条约》扩大了投资范围，并由清廷提供了在华投资的安全保障。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统治者更加投靠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在华投资环境更好，投资额增加更快。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各国对华投资总额达到15亿美元，比甲午战争前增加5至8倍；1914年达到22亿美元以上，比甲午战争前增加8至11倍；1930年则已接近35亿美元，比甲午战争前增加11至15倍。在投资者中，以美国、日本增长最快，光绪二十八年（1902）至1914年，外国在华投资，英国增长93.1％，美国增长24.8％，法国增长33.51％，德国增长28.27％，日本则为44.7％。

1.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性质。

2.国民经济中外国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形成。

甲午战争以前，外国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主要是通过商品输出和从中国掠夺原料、土特产的商业流通活动实现的。外国在华所建企业也限于对华贸易的服务行业，地点多在通商口岸租界之中，工厂不多，规模不大。其产品在中国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很小，没有形成一种经济成分。

光绪二十一年（1895）以后，外国在华投资大大增加，投资范围扩展到有关中国国计民生的工矿业、能源业、铁路航运业等重要产业部门。目的在于生产就地销售的商品。外国在华产业资本在中外产业资本总额中占70％以上的优势地位，其中对华贸易业投资也迅速增长。在中国经营贸易的外国资本商行，光绪十八年（1892）为579家，1913年为3805家；在华贸易投资总额1914年为1.42亿美元，占外国在华企业投资的14.2％。随着外国在华贸易投资的增长，洋行势力迅速扩大。甲午战争后，在中国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商行，除了怡和等一些早就设立的洋行外，还出现世界性垄断组织在中国设立的分支机构。像英国的烟草公司、利华肥皂公司、亚细亚火油公司；美国资本的美孚油公司、杜邦公司、通用电气公司、钢铁公司、福特汽车公司。垄断组织掌握一些部门的进出口商品，而最大的两个垄断组织是英国的怡和洋行和日本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怡和洋行到1914年所辖企业有30多个，资本在4000万元以上。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80％以上操纵在洋行手中。

总之，甲午战争后，外国列强在前一时期控制中国海关、对外贸易、国际汇兑与航运基础上，又凭投资产业特权，从商品的生产领域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市场，完成了控制中国经济命脉的第一步，外国垄断资本主义成为中国国民经济内部的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成分。中国的贸易和商业严重半殖民地化。

外国资本主义控制下的中国对外贸易

1.对外贸易的增长和入超的上升。

甲午战争后，投资开设工矿企业所需的资金、货物与机器等进口的增加，使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加上对外贸易中的出超款项被就地转化为产业资本，使中国对外贸易的入超继续上升，而且对外贸易和入超两者相促进交替上升。

对外贸易总值光绪二十一年（1895）为4.91亿元，1927年为30.10亿元，33年间增加近6倍。中国出口净值光绪二十一年为2.23亿元，1927年为14.32亿元，比光绪二十一年增加5.5倍；进口净值光绪二十一年为2.68亿元，1927年为15.79亿元，增加近3.5倍。由于进口多，出口少，以及列强用抬高工业品价格、压低农产品价格的手段，使中国长期处于入超地位。光绪二十一年入超4424.72万元，1919年入超2.6亿元，是光绪二十一年的5.87倍。即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外国对中国商品倾销有所放松时，也年年入超，而且入超数额也呈上升趋势。

2.对外贸易中商品结构的变化。

第一，进口商品种类有较大增加。宣统二年（1910）商品进口总值155.8万元，达35项，其中有些进口商品的地位发生明显的变化。首先，鸦片输入明显下降。甲午战争前，鸦片进口值在12项主要进口货物总值比重中占20.5％，居首位。以后由于中国人民的抵制及清廷采取禁烟措施，英国被迫逐步削减对华鸦片输出，并于1917年停止。1919至1921年间，鸦片占进口总值比重不到0.05％，此后不见于海关贸易统计。其次是生产资料进口值逐渐增加。甲午战争前，生产资料在进口总值中比重不到10％。甲午战争后，生产资料的进口值逐渐增加，光绪二十九年（1903）已占15％，宣统二年（1910）占17.6％，1920年占28.5％。最后是棉织品取代鸦片在进口总值中居第一位。1913年棉织品和棉纱进口值约占对外贸易总值的13。随着国内中外棉纺织业生产的棉织品的增加，棉布在进口总值中比重一直下降，光绪二十一年（1895）以前为20％以上，光绪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1901—1903）为19.7％；宣统元年至三年（1909—1911）为.7％，1919至1921年在一度回升后又降到10％以下。而棉纱比重有较大增长，光绪十七年至十九年（1891—1893）为14.6％，光绪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1901—1903）跃升为18.6％，此后只是由于国内机制纱增加，棉纱的比重逐渐大幅度下降。

第二，出口商品种类的扩大。

清廷原来禁止出口的粮食和豆类已可出口。农产品中的茶叶、丝与丝织品出口比重下降，而经济作物的豆类、豆制品、籽仁、植物油却逐渐上升。如光绪二十六年（1900），豆类在出口总值中仅占1.9％，1913年迅速增为5.8％，1925年达15.9％，到1928年便居出口商品首位。

中国对外贸易的这些变化，说明甲午战争后，随着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中国已变成帝国主义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的场所和原料产地，中国的对外贸易完全控制在外国资本主义之下，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商品流通的一部分。外国资本主义支配下的国内商业

1.国内商业的持续发展。

光绪二十一年（1895）至1913年，国内商业出现持续发展的势头。其原因主要是：

第一，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势必引起各口岸之间相互贸易的增加。国内各口岸相互贸易总额光绪二十一年（1895）为7.4亿元，1913年为17.42亿元，增加2.4倍。

第二，清廷商业政策的调整。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不平等条约签订后，清廷被迫地改变一些传统的限制国内商业的政策，采取设商部、制定商律、劝办商会、奖励和保护工商业等措施。这些在一定程度有助于商业的发展。

第三，铁路运输提供了一定条件。光绪二十一年至宣统三年（1895—1911）是中国铁路建设的第一次**，新建铁路长9253.28公里，平均每年兴建544.34公里。铁路的兴建，有助于商品流通，如扩大贸易区域，增加商品流通量，降低商品流转费用，加快商品流转速度等，以及后来大规模的群众收回路权斗争，均为国内商业的发展提供了较好条件。

第四，国内工矿业与社会分工有了发展，进一步促进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

第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外国资本主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控制，私人资本主义工业有进一步发展，促进了为之服务的商业发展**到来，使国内商业在1913至1927年仍有持续发展。

综观光绪二十一年（1895）至1927年国内商业的持续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商品种类和商业经营对象的扩大。辛亥革命时期，汉口商业经营的品种，外货棉制品的品种达60种，杂货达27种，五金制品达15种以上；在国货方面达60余种。1913年以后，以进出口货的扩大最为典型，植物油和金属矿产作为重要经济作物和工业原料成了新的重要出口产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大豆和籽仁已居中国出口贸易之首，在国内商业中也处于引人注目地位。

第二，商品流通量的增加。进出口商品都要经过国内市场进行交换，因此外贸对国内商业具有强大的支配力，随着对外贸易的增长，国内商业也相应发展。1913年以前，国内各口岸相互贸易增加和对外贸易增加的速度基本相一致。1913年以后，国内各口岸相互贸易的增加速度就超过对外贸易。同时在增长的商品流通量中，中国产品埠际贸易（各口岸之间贸易）占的比重则大幅度提高。由外国进口占全年贸易值，1913年为49.6％，19年为42.2％；向国外出口占全年贸易值比重，1913年为35.1％，19年为39.4％；国产品的埠际贸易占全年贸易值，1913年为15.3％，19年为18.4％。

第三，商品流通渠道方面，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上海为中心，其他大中城市为枢纽的，从沿海城市到内地农村的商业网。

上述商业的持续发展，只是对国内商业本身历史过程而言。甲午战争后，在外国资本操纵中国财政经济命脉的情况下，国内商业的发展则更大程度上显示了中国贸易对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依附性。

2.私人资本主义商业的发展。

第一，经营范围扩大。在棉布行业业务发达的上海，纷纷出现新商号，光绪二十六年（1900）有130余家，到1913年约200至300家。上海成为进出口棉布集散的枢纽，全国各地大城市棉布商都纷纷到上海设立商号。还有其他经营进口百货、西药、五金、呢绒、钢铁、化学原料的行业，在宣统二年（1910）以后也相继出现。

第二，经营规模的扩大。如上海有21个行业中发展起私人资本主义批发商。经营外货的商号也有增加，如汉口的京广杂货铺就改为以外货为主、广货为辅的经营出口货的商业行号；汉口的猪鬃业，刚产生时仅有7家商号，店主雇员不过70至80人，到宣统三年（1911）时商号增至60家，职工达2000余人。

第三，商业与产业资本联系更为密切。从沿海到内地的这些城市商业，与外国及本国的产业发生了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有的联系还极其密切。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棉纺织工业发展较快，在上海出现了一批专销本国工业产品的批发字号，称为本厂百货字号，使商业更好地为产业资本服务。第四，一批较大规模的近代商业企业的出现。这些商业企业与旧式商号最大区别在于：它们一开始创业，就采用资本主义股份公司的组织形式和经营管理方法，以“经营环球百货，推销中华土产”的营业内容。比较有名的如：光绪二十六年（1900）前后，主要由侨商在香港创办的多家百货公司；宣统二年（1910）在上海设立的先施公司和1918年在上海开办的永安公司。此外如哈尔滨的同记百货公司、重庆的宝元通兴业股份有限公司等。从光绪二十九年（1903）至1912年，全国共有工、农、商、交通运输等各类股份公司977家，资本1.1亿多元，其中商业股份公司131家，占13.4％，资本1343万元，占总资本的12.1％。

这些近代商业企业由旧式商业继续向新式商业转化，如北京的瑞蚨祥，就是从以买贱卖贵剥削小生产者的旧商业，部分地变成为产业资本服务、分取剩余价值的新式商业。此外，还发生商人资本进一步向产业资本转化的情形。以铁路为例，光绪二十九年（1903），侨商张煜南首先获准承办潮汕铁路，其后5年中，各省先后成立18个铁路公司，创业者中有不少是商人；也有通过斗争手段，主要是收回矿权、路权斗争，实现商人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光绪二十九年（1903）后出现商人投资产业的**，股份公司兴起，全国有工业公司531家，资本5480万元，占全国各类公司资本的49.4％，其中大量是由商业资本转化来的。同治十一年（1872）至1913年，创办或投资于棉纺织业、面粉业和轮船业的商人有37户，占这些企业投资总户数的18.3％。1914至1920年，同类企业的投资户为65户，占这些企业投资总户的53.7％，成为商业资本转化为工业资本的最盛之时。而且投资近代企业的商人，1913年以前主要是封建性旧式商人，1914至1922年主要是新兴商人。当然，这一时期私人资本主义商业的发展与外资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没有更大的独立性。

3.外国商业资本在中国市场的优势地位。

中国国内商业的发展，绝对改变不了外国商业资本在中国市场上占据有利地位的状况。协定关税和5％的低税率，使外国有力地控制中国的对外贸易；2.5％的子口税，为外贸和土特产的进出口商品在国内市场的流转创造了极为有利条件。就以中外棉商负担的税捐为例：1927年华商由山西运棉至天津，每担缴纳各种厘捐3.73元，而外商每担只纳0.254元的子口税。华商的负担为外商的14.4倍，因此，外商掌握绝对竞争优势而左右中国国内市场。加之在甲午战争后，外资取得对铁路修筑、经营、运输的种种特权，更加强了外国支配国内市场的力量。

与此同时，外国洋行进一步扩展从城市到乡村的商业掠夺网，以巩固这一优势地位，甚至直接操纵农产品的市场价格，使中国市场进一步为其进出口贸易服务，逐渐从属于世界市场。首先，国内市场的商品种类和数量随着世界市场的需求而波动，中国茶在世界市场地位下降后，相应在国内市场地位也下降，以至在埠际贸易额中降到棉货、桐油、面粉等之后。中国沦为帝国主义原料生产地后，国外工业所需要的新的原材料增多，于是中国的大豆、花生、猪鬃、麻、桐油等经济作物就先后成为重要出口商品，并且在国内市场也活跃起来，逐渐占居重要地位。而粮食进口年年增加，光绪三十一年（1905）占进口总值的2.9％，1913年为5.2％，19年为6.8％，国内市场上充斥进口粮食，严重排斥了国产粮食，造成农民的破产和中国农业的凋敝。其次是国内市场上商品的价格也为世界市场所决定。

总之，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以后，中国国内市场在外国资本主义控制和支配下，已从属于世界市场，中国商业的半殖民地化程度更加深了一步。

（谢选骏指出：马列狗黄俄猪似乎不懂，满狗清猪最擅长的“商业”，就是出卖中国领土！这些领土都不是满蒙畜生的祖业，而是他们抢来的赃物，当然可以随意出售甚至丢弃了！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时、荷兰、瑞典、挪威、法国、这些弹丸之地，为何也能其在满清头上作威作福、炫耀“强大的军事实力”？显然，因为满狗野蛮愚蠢、压制了中国的能力。所以欧洲白畜得以“与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夺取了巨额赔款和各种在华特权，破坏了中国的独立和主权”。其中外贸易自主权的丧失，对中国的商业活动，尤其对外贸易的危害最大——凡此种种都是满蒙造的孽，他们最终必须血债血偿、彻底灭绝！马列狗黄俄猪为何不懂上述道理，因为他们就是当代的满狗蒙猪。）

【第七章 交通邮电】

诞生于欧美的火车、轮船、电报、电话，以及建立在这些新式交通工具、通讯设备基础上的近代邮政，拉近了人们的生存空间，加速了商品交换与信息传递，迅速推进了工商业乃至军事、政治、文化诸方面的交流与发展。然而，在资本驱使之下，西方列强却将这些近代交通设备用于殖民掠夺。它们不顾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反对，公然损害我国的交通、邮电主权，纷纷在我国沿海、沿江地区设置航运、电报、邮政机构，擅自修筑铁路，用以收集情报、传递信息，便于经济掠夺、军事侵略和政治控制，用先进的交通工具、通讯设备加重中国人民的灾难，严重损害了我国权益。

与此同时，我国的交通、通讯还停留在落后的中世纪，与西方先进的交通、通讯相比形成鲜明反差，成为我国近代经济、文化发展的重大障碍。于是不少有识之士纷纷上书，“以国权、商务、戎机所关甚巨”①，急切吁请创办航运、铁路、邮电，遂“开我国数千年未有之奇局”①。同治十一年（1872），我国始创上海轮船招商局；光绪三年（1877），台湾始设电报线；光绪四年，开设海关邮政局；光绪五年，始设电报线于天津至大沽、北塘之间；光绪七年，筑成唐山至胥各庄铁路。凡此种种，成为我国近代交通、通讯之嚆矢。从此，我国的近代交通、通讯事业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①《清史稿》卷149《交通志序》。

①《清史稿》卷149《交通志序》。

第一节 航运

中国是世界古代航运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勤劳、智慧、勇敢的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为发展水上运输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奇迹。然而，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机器轮船的出现，中国传统的靠风帆、人力驾驭的旧式船舶明显落伍，开始面临机器轮船的严峻挑战。

外轮的侵入与旧式航运的衰落早在鸦片战争时期，英国即凭借其先进的船炮在中国沿海肆虐示威。不久，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凭借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中国沿海航行轮船的特权。道光二十六年（1846），有两艘外轮在香港、广州间从事运输业务。不久出现了经营定期班轮的“省港小轮公司”，这是外商在华创办的第一家专业轮船公司②。道光三十年（1850），大英轮船公司曾一度在上海、香港间开辟定期航线。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列强又将沿海航运特权扩展到长江流域。依赖这些特权，列强在中国沿海、长江的轮船激增。在上海的各大洋行纷纷置备轮船，争先从事沿海和长江航运。同治元年（1862），美国旗昌洋行（出资100万两）在上海创办了大型专业航运公司——“旗昌轮船公司”。其后，相继有英国在上海设立的“中日轮船公司”（同治元年），英印创办的“中国商业轮船公司”（同治二年），英美创办的“省港澳轮船公司”（同治四年）和英国的“公正轮船公司”（同治六年）、“北清轮船公司”（同治七年）、“太古轮船公司”（同治十一年）、“华海轮船公司”（同治十二年）、“扬子轮船公司”（光绪五年）、“怡和轮船公司”（光绪七年）、“道格拉斯火轮公司”（光绪九年）、“川江轮船公司”（光绪十三年）及俄国在海兰泡成立的“黑龙江贸易汽船公司”（光绪十八年）出现。它们活跃于我国沿海并相继向内河渗透，很快排斥、取代了我国传统、陈旧的帆船运输。我国沿海及长江航运几乎为外商所垄断。其中，美国旗昌曾一度充当在华轮运势力的霸主，不久即为英国怡和、太古势力所取代。与此同时，英、美、法、德、日等列强相继控制我国远洋运输航线，使中国至欧美及东南亚运输邮件、货物、搭载旅客的业务绝大部分为列强所占有。

外轮在华势力的扩张，加速了西方列强对我国的经济掠夺，同时对中国旧式航运造成了毁灭性打击。靠风帆、人力驾驭的旧式船舶无法与迅捷、准时、安全、省时的机器轮船竞争，无可奈何地衰落下去。道光年间活跃于北洋和长江的3000余号沙船，到咸丰年间减掉三分之一；到同治年间只剩下四五百号，十年间大约淘汰了十分之八。这不仅使广大沙船业水手失业，尤使中国航权大量丧失。正如有的官员指出的：“计十余年来，洋商轮船日增，中国民船日减，获利之后，得步进步，始而海滨，继而腹地，终必支河小水，凡舟楫可通之处，皆分沾之”①。出现“中国内江外海之利，几为洋人占尽”②的局面。

②聂宝璋：《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序言》。

①《太常寺卿陈兰彬奏》光绪二年十月二十四日，《洋务运动》第6册，第9页。②《直隶总督李鸿章奏》光绪元年二月二十七日，《洋务运动》第6册，第8页。

近代航运业的兴起外**量入侵与我国旧式帆船的迅速淘汰，将发展民族轮船航运业提上了日程。一些华商羡慕轮船航运业的丰厚利润，逐渐萌生投资轮船运输的愿望。然而，腐朽的清皇朝却顽固地禁阻华商制造或购买轮船③。外轮企业为了扩大资本则千方百计诱使华人投资。不少华商遂将资本投向外国轮船企业，或自买、租赁轮船交洋商代理。如美商琼记洋行咸丰九年（1859）购置“金山”号轮船时，在所需资金的34个股份中，华商就占了9股④。又如，旗昌洋行创办旗昌轮船公司时，在它实收的100万两资本中，华商投资竟达三分之一以上。同治年间，华商自买轮船托洋商代理的现象已相当普遍。同治三年（1864），江海关道丁日昌密查后报告说：“内地商人买雇洋商火轮夹板船只，写立笔据，多托洋行出面，赴领事衙门呈报更名入册，领取船牌行驶，从未赴地方官报明立案。上海为中外通商总汇之区，其中仍与洋商合伙贸易者十之七八，自置货物贸易者十之二三。合伙贸易之船，凡报关完税等事，固由洋行出面，即自行贸易之船，亦多托洋行代报。缘洋商之货，进出只须完税，并无捐项，华商之货，进出即应完税，又须报捐。华商避捐，因托洋行，洋商图利，愿为代报。”①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此类现象大同小异。其结果，使洋商既吸收了华商投资，扩大了自己企业，又控制华商船只，从而充实和扩大了外国资本侵夺我国航运权益的力量。

为打破外轮垄断我国江海航运的局面，改变华商投资外轮企业或购买、租赁轮船而诡寄洋商名下骗捐取利的现象，清廷逐步改变态度，缓慢地向鼓励华商置买轮船、自主开办航运的方向转变。同治六年（1867），总理衙门指出，“与其听任私买，将来必为洋人所挟持，自不如显为告谕，任从买卖，则其权尚可归华商自主”②；主张“开华商造、买洋船之禁”，力图改变在航运方面“洋通华滞，利权尽失”③的局面。经与两江总督曾国藩往返函商，不久，即由上海道颁布了《华商买用洋商火轮夹板等项船只章程》。这个章程虽然允许华商购置轮船，但却规定华商轮船与外轮一样只准在通商口岸来往，“不得私赴沿海别口，亦不得任意进泊内地湖河各口”④，并没有给华商任何优越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商人开始向政府提出兴办轮运企业的试探性要求。

同治六年（1867），曾留学美国的后补同知容闳提议设立一个由中国人集资的股份制轮船公司并拟定章程上报。后因被清廷怀疑有洋商或洋行买办参与，又得不到任何优待而作罢。同年，道员许道身、商人吴南记等禀请置备轮船承运漕粮。同治七年（1868），沙船商人赵立诚等亦有同样申请，但均因两江总督曾国藩拒绝用商轮承运漕粮而搁浅。这表明，清廷虽然对华商置备轮船解除了禁令，但并无扶持商轮的实际举动，只是任其自生自灭而已。因此，在外**量侵入我国沿海、长江水域的情况下，清廷的许诺，只是开了一个空头支票，自然不会有什么实际效果。

③《总署致两江总督曾函》，《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1366页。④汪敬虞：《十九世纪外国侵华企业中的华商附股活动》，《历史研究》1965年第4期。①同治三年九月初六日总理衙门收上海通商大臣李鸿章文，《海防档》甲，购买船炮（三），第809页。②《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1365页。

③《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1366页。

④《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1369页。

同治十一年（1872），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力倡由官方招商购置轮船，同时许以运漕之利，发展由官方控制的轮运事业。目的在于：“略分洋商之利”①以裕饷源，“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②。同时还将举办轮船事业与巩固海防联系起来，指出“海防非有轮船不能逐渐布置，必须劝民自置，无事时可运官粮客货，有事时装载援兵军火，藉纾商民之困，而作自强之气”③。他的主张立即得到总理衙门支持，旋被委派主持创办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招商集股。《招商局局规》明确规定：股票要详填姓名籍贯，“以杜洋人借名”入股，也“不准让与洋人”，保证企业单一的民族资本。为保证官府对企业的控制与利用，则采取“官督商办”的办法，即“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弊，而听该商董自立条议，悦服众商”④，企业“所有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⑤。官与商的这种关系成为日后民用企业官督商办的一种主要模式，对近代企业发展影响极大。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1873年1月18日），“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正式成立。

轮船招商局开创之际，既缺资金、设备，更无经营管理经验。唐廷枢、盛宣怀、徐润、朱其昂等总办、会办负责制订章程、筹集股本、购置船只、雇用管驾，并在各口岸设置码头栈房。招商局除在上海设总局外，先后在天津、牛庄、烟台、福州、厦门、广州、香港、汕头、宁波、镇江、九江、汉口及国外之长崎、横滨、神户、新加坡、槟榔屿、安南、吕宋等十九个口岸设置分局。其航线均以上海为中心。在国内，由上海北抵烟台、天津、牛庄，南达温州、宁波、汕头、广州、香港、澳门、海口，同时沿长江而上直驶湖北。在海外，陆续试航各地。同治十二年（1873），轮船招商局“伊敦”号首航神户、长崎；年底驶往吕宋等地；光绪五年（1879），“和众”号首航檀香山；光绪六年（1880），“美富”、“康济”号驶往越南海防；光绪七年（1881），“美富”号首航英国，为开辟远洋航线进行了探索。

招商局创办伊始，即面临外国轮船公司的激烈竞争。当时，美国旗昌轮船公司控制着我国江海的主要航线，它与成立不久的英国太古轮船公司暂时停止了相互倾压，共同以降低运价为手段，企图挤垮刚刚成立的招商局。面对挑战，招商局与外轮跌价竞争。为弥补亏损，官方特许招商局承运漕粮，甚至由“北洋酌拨官款以济之”①。在顶住了旗昌轮船公司的激烈竞争后，在盛宣怀等人的力主下，光绪三年正月十七日（1877年3月1日），招商局购买了旗昌轮船公司的全部航运财产，增强了航运实力。

招商局初创的10余年间，获利颇丰，股市价格明显上扬。李鸿章在光绪十三年（1887）奏报中说：“创设招商局十余年来，中国商民得减价大益，而水脚少入洋商之手者，奚止数千万，此实收回利权之大端。”①面对太古、怡和轮船公司多次削价与招商局竞争，招商局不甘示弱，在盛宣怀的主持下，不仅应战，而且积极进攻，迫使怡和、太古两公司与招商局于光绪三年（1877）、光绪九年（1883）和光绪十九年（1893）三次订立“齐价合同”。从而进一步增强了招商局的实力，对民族资本主义航运业起了有益的作用。光绪朝初年以来，工商业的发展及社会对轮运事业的广泛需求，一些华商开始冲破封建统治者的严厉限制，在内河开办航运，内河小轮企业不断涌现。

①李鸿章：《轮船招商请奖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5，第4页。②《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0，第33页。

③李鸿章：《轮船招商请奖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5，第4页。④《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1，第39页。

⑤《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0，第33页。

①《洋务运动》第6册，第13页。

①《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9，第24页。

光绪十六年（1890）前后，清廷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允许“另定专章，奏准暂时雇用”②。其后，有更多小轮船企业相继开业，出现了诸如“汕潮揭轮船公司”、“益利轮船局”、“泰昌义记申杭湖州轮船公司”等企业。这些轮船企业，一般规模小，大的不过五六只船，小的仅有一二只船，而且大多倏兴倏灭，兴废无常。它们长期处于半合法地位，仅限于搭客和附拖官商座船，不准载货，也不准拖带货船，航线大多受官府限制，受到封建官府严厉盘剥，因而总体发展缓慢。

甲午战争前，不少华商仍托名洋商或以中外合办名义办轮船企业，比较著名的有光绪十五年（1889）以中外合办为名的“鸿安轮船公司”和光绪十九年（1893）由太古洋行买办林毓彦联合林清记在汕头设立的“伯昌轮船行号”。鸿安轮船公司到光绪十六年（1890）底已拥有轮船11艘，开辟了从上海到汉口；沿海北至天津、烟台、牛庄，南至汕头、淡水、基隆等6条航线，规模仅次于太古、怡和和招商局。伯昌轮船行号则开辟海外航线，在汕头与暹罗间航行。但是，这些企业一直受外国侵略势力控制，也没有大的发展。

总之，甲午战争前我国轮船航运业发展缓慢。据《海关报告》（1892—1901）下卷附录载：到光绪十九年（1893）中国籍轮船仅有133艘，如果再将一些挂洋旗的华商轮船包括在内，我国拥有的轮船总数估计仅150余艘，净吨数约四万余吨，折合总吨数约六七万吨①。尽管船只不多，吨位有限，但它们终归为我国航运业奠定了发展基础。

近代航运业的发展甲午战争后，由于《马关条约》的签定，不仅使日本及西方列强取得了在长江流域直航重庆的特权，而且打破了外轮不得驶入长江以外内河的限制，使中国内河、内港陆续向外轮开放。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中国人民实业救国的热情日益高涨，发展民族航运业成为实业救国的一项重要内容。清廷被迫逐步解除对内河不准行驶轮船的禁令。光绪二十一年（1895）清廷“始许华商小轮于苏杭间行驶”，两江总督“张之洞更推广其航行之路于镇江、江宁、清江浦及赣之鄱阳”②。光绪二十四年（1898）面对列强步步紧逼，总理衙门“拟将通商省份所有内河，无论华商洋商，均准驶行小轮船”①。当年七月清廷颁布《内港行船章程》，进一步将小轮船行驶范围由通商省份扩大到所有内河内港②。从此，华商轮运企业，特别是内河小轮企业得以迅速兴起。

②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第215、2页注①。

①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第306页。

②《清史稿·交通志二》，轮船。

①朱士嘉编：《十九世纪美国侵华档案史料选集》，第415—4页。

②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786页。

光绪二十一年（1895），浙江宁波绅商最先创办了“外海商轮局”和“永安商轮局”，得以航行沿海内河。其后，福建、广东、广西、上海、苏州、杭州、镇江、芜湖、湖北、湖南以及山东、天津、吉林等地商轮公司或轮船局相继开办。约计从光绪二十一年到二十六年（1895—190O），各地先后开业的小轮运输业约近10O家，原先存在的一些商轮企业也得以扩充发展。除去中途停业者外，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继续营业的约有七八十家，轮船约有440艘③。如果连同招商局和挂洋旗的华商轮船一并计算，估计达480艘④。尽管这一时期外轮的垄断和倾压及封建势力的盘剥仍严重阻碍它的成长，但内河航运业毕竟取得了合法地位，并获得了发展。

光绪二十六年（1900）以后，大、中型轮运企业开始兴起。当时列强航运势力蜂拥而至，除英国继续保持在华优势外，日本、德国船只大量侵入我国各大水域，俄国、美国船只也陆续增多。它们不仅继续垄断远洋运输，而且深入长江及内地，在诸多水域具有垄断地位，对华轮极尽倾压、欺侮之能事。面对列强咄咄逼人之势，中国人民掀起了大规模的救亡图存斗争。清廷为维持自己的统治，也不得不向资产阶级作出某些让步，做出一些鼓励发展民族工商业的姿态。资产阶级，特别是具有较多资产和较高政治地位的资产阶级上层中相当一部分人开始在抵制外轮侵略的口号下，兴起创办航运公司，特别是创办中大型轮船公司的热潮。

华商自办大中型轮船企业约始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其后，虽然有相当一批大中型轮船公司在列强的倾压、破坏和封建腐朽官吏阻抑下夭折破产，但却有一部分在逆境中得到发展。其中较著名的有江浙名绅张謇创办的“大达轮步公司”（1904年），宁波陈志寅的“中国商业轮船公司”（1907年），四川官商合办的“川江轮船公司”（1907年），东北兴办的“松黑两江邮船局”（1908年），宁波商人虞和德等兴办的“宁绍商轮公司”（1908年），西江地区的“西江航运公司”（1908年）和汉冶萍煤铁联合企业的轮运事业等，均成为各地区较大的轮运企业。据统计，从光绪二十七年到宣统三年（1901—1911），先后创办的大中型轮船企业46个，到宣统三年底能够继续运营的达31个①。这显然是一大进步。

但是，如果将进出通商口岸的中外行驶远洋、沿海和大江河的较大船只进行比较，即可发现，到宣统三年时，中外进出通商口岸的大型轮船共有90艘，其中，中方船只仅35艘，占总数的39％，外轮仍占绝对优势。与此同时，内河小轮企业随着城乡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在广阔地域、众多航道上得到迅速发展，使内河轮船遍布15个省。如果将进出通商口岸的中外内河船只比较，宣统三年时，中外内河轮船共有8艘，其中，中方船只达153艘，占总数的91％，形成绝对优势。据不完全统计，从光绪二十七年到宣统三年，这11年间新创内河轮船企业405家，资本约580多万元，轮船630余艘①，加上原有企业的扩充，除去中途停闭者，到宣统三年共有五百数十家企业，资本约800万元，拥有小轮船九百数十只，形成遍及上海、长江干支流及东南沿海和珠江流域的航运网络。

③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第334—335页。

④同上书，第338页。

①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第419—420页。

①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第430页。

近代航运体系的初步形成辛亥革命的爆发，增强了国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欧洲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大量外轮撤出中国沿海、内河及远洋航线，从而使轮船航运在辛亥革命后的10年间有了显著发展。

在国内航线上，相继出现了由浙江虞洽卿创办的包括三北轮埠公司、鸿安商轮公司、宁兴轮船公司组成的“三北航业集团”；大连张本政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创设的“政记轮船公司”；上海郑良裕等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形成的“通■集团”；营口李彦园创设于宣统元年（1909），发展于1919年的“肇兴轮船公司”；天津盛昆山创设于宣统三年（1911）的“直东轮船公司”和郑效三等创设于1917年的“北方航业公司”；福州陆炎全等创设于宣统三年的“泉安轮船公司”；黑龙江流域有新旧交通系官僚与当地绅商投资创设于1918年的“戊通轮船股份公司”等为代表的一批大中型轮船企业。它们一般拥有多只乃至数十只轮船，总吨位由数千到数万吨，形成在国内江海颇具实力的航运力量。内河小轮业在企业数字、资本数额和船只数量上均成倍增长，航行范围空前扩大，几乎遍及自然条件能够通航的所有河流。

在国际航线上，远洋航运业得以兴起。辛亥革命前，我国几乎没有远洋轮船航运业。中法战争前，轮船招商局曾远航欧美，但受挫后即不敢再越出国门。此后只有“伯昌轮船行号”和“华暹轮船公司”等少数轮船公司靠租赁外轮在东南亚一带航行。辛亥革命后，不少商人，特别是爱国华侨利用当时的政治环境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远洋轮船奇缺、运费高涨之机，纷纷投资远洋航运。其中，最早出现的是由仰光华侨林振宗于1912年设立的“宗记公司”，开辟了厦门至仰光航线。与此同时，新加坡华侨林秉祥设立“和济公司”，航行于厦门至马来西亚的槟城。1913年，汕头又有“福东公司”航行于厦门、汕头、香港、新加坡、爪哇间。世界大战爆发后，投资远洋航线的轮船企业日益增多，主要有1915年菲律宾华侨设立的“中华汽船公司”、爪哇华侨黄仲涵等设立的“建源号”、19年上海金叔屏设立的“金汪记”、1918年上海顾棣三设立的“利淮商号”等诸多企业。其中最驰名的则是“中国邮船公司”行驶于中美间横渡太平洋的万吨邮轮。该公司于1915年10月由旧金山华侨与国内外各埠商人联合创立，拥有3艘万吨级邮轮，成为华商自办发展最快、规模最大的远洋轮运企业。此外，1917年由秘鲁华侨在利马创办的“中华航业公司”也颇具规模。到1919年，从事远洋航运的民族轮运企业至少有家之多，轮船达30余艘，加上国内航线临时船只的加入，盛时高达40余艘。

到1919年，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拥有的轮船企业已有千余家，其中既有9个拥有千吨级以上轮船、吨位总数达1万吨以上的大型企业；又有87个拥有500吨级以上轮船或有数百吨级以上轮船、吨位总数达500吨以上的中型企业；更有千余个小型企业。其船只已遍布沿海、内河和远洋航线，初步形成了我国以大中型企业为骨干的轮船航运体系。尽管当时外轮在华轮船总吨位仍占绝对优势，民族航运业仍无力摆脱半殖民地的境遇，但终归壮大了民族航运业，并带动了民族工商业发展。

第二节 铁路

西方列强为了加强其在中国的掠夺，竭力抢夺筑路权，修造由他们控制的铁路。洋务派为与列强夺利、抗争，也积极自建铁路。

列强在华建筑铁路的阴谋与我国自建铁路的开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为扩大经济掠夺，纷纷开始了在华修筑铁路的阴谋活动。他们一方面以伪善者的面目，对清政府进行“劝诱”、“说服”，乃至利用修约进行讹诈，企图将中国筑路权抓到手；另一方面则开始在中国进行强行筑路的准备活动。自同治初年英国翻译梅辉立阴谋修筑广东到江西铁路以来①，先后有英、法、美三国拟筑苏州到上海的苏沪路；英人史蒂文森规划中国主要干线；英国拟筑滇缅铁路；英人私自勘察北京至大沽铁路等活动，企图实现其控制交通命脉的目的。中国政府理所当然地拒绝了列强的筑路要求。但他们仍肆无忌惮地开始强行修筑铁路活动。同治四年（1865）秋，英国人杜兰德在北京宣武门外曾铺设一条小铁路，哄动京师，旋由步军统领衙门饬令拆卸①；同治十一年（1872）又有英国商人在天津租界演示火车，以广招揽。不过，这两条铁路只是作为演示、推广而用，还称不上中国土地上出现的真正铁路。列强在华强行修筑的第一条铁路是以怡和洋行为代理人的“吴淞铁路有限公司”擅自修筑的“吴淞铁路”。它以买地修路为借口，偷偷建造了由上海到吴淞的铁路约30里。全路于光绪二年十月十六日（1876年12月1日）正式通车。面对列强擅自筑路的侵权行为，清廷表示反对，遂通过外交途径，与英国签定《收赎吴淞铁路条款》②，决定由中国以28.5万两白银的代价，收归国有，并令将其拆毁。列强在修筑铁路上的种种行径，暴露了其控制我国路权的野心。

早在列强兴办吴淞铁路之前，中国有识之士已发出自筑铁路的倡议。咸丰九年（1859）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首次提出修筑铁路的主张。同治十一年（1872）以来，李鸿章、丁日昌、郭嵩焘等人又相继倡言自筑铁路。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侵略中国台湾后，福建巡抚丁日昌倡议在台湾筑路。光绪六年（1880），清廷向俄国索还伊犁谈判陷入僵局，为筹备防务，淮系将领刘铭传又重提修筑铁路之议。这一切努力，均因守旧派反对与经费困难而作罢。铁路建设一直处于难以起步的窘境。

开平矿务局投产后，煤炭运输成为当务之急，兴修铁路势在必行。为减轻守旧派的冲击，李鸿章取得了光绪帝父亲醇亲王奕的支持，嘱其“试行于煤铁之矿、开垦之地，以及屯军设防之一二口岸，俾见闻习熟，渐推渐广”①。

①《李文忠公全书·海军函稿》卷3，第6页。又见李岳瑞：《春冰室野乘》，第204页。②具体条文载《交通史路政编》第1册，第8—9页，《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1册，第54—55页转载。①《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光绪七年正月初八日。

光绪七年五月十三日（1881年6月9日）唐胥铁路破土动工。该路由唐山煤矿起至胥各庄止，当年十一月告竣，全长20华里。钢轨轨距为四英尺八英寸半，遂为日后中国轨距之定例。这就是在中国土地上自行建造的第一条铁路。铁路修成后，因怕反对派禁阻使用机车，声明以驴马拖载，遂成为铁路史上之奇观。第二年才敢用机车牵引。后虽连续遭言官弹劾，“谓机车直驶，震动东陵，且喷出黑烟，有伤禾稼，遭奉旨查办，旋勒令停驶”，但几经周折后，仍照常开驶②。

中法战争后，清廷特设海军衙门以加强海防，由醇亲王奕总理海军事务，李鸿章、曾纪泽等分任会办和帮办，并将修筑铁路事宜归划海军衙门办理。奕过去对兴办铁路不以为然。中法战争中，因奕为首的军机大臣被慈禧太后全部罢斥，奕得以“隐握朝纲”③，痛切感受到缺乏火车、船舰造成的弊端，遂转而支持兴办铁路。首先支持兴办台湾铁路和扩展唐胥铁路。当时，第一任台湾巡抚刘铭传奏请铺设台湾铁路，当即获得朝廷批准，光绪十七年（1891）修成台北至基隆段；接着又往南展筑，光绪十九年（1893）修至新竹段，全长达107公里，使台湾铁路正式铺设成功。唐胥铁路则于光绪十三年（1887）扩展至阎庄，旋由海军衙门奏准，从阎庄延伸至大沽北岸，再由大沽拓展至天津，于是成立中国铁路公司，由沈保靖、周馥任督办，伍廷芳、吴炽昌为正副总办，招募商股。后因入股者不多，又加入官款和借洋款，共用银约130万两，于光绪十四年（1888）九月建成津唐铁路。李鸿章、奕等人又从加强京师防务出发，要求一鼓作气，将铁路伸向北京，接修津通（州）铁路。此议一出，立即使相持已久的铁路之争进入**。

大学士恩承、吏部尚书徐桐是反对修铁路的主要人物，其他反对者所在多有，纷纷上疏，罗列“资敌”、“扰民”、“夺民生计”三大罪状进行谏阻。慈禧太后本无定见，见状愈发犹豫，遂将反对折件交海军衙门及各地议奏。海军衙门及各地赞成修路的官员在奕等人支持下奋起反击，逐条批驳；同时，奕利用承修三海工程之机，从法国买进机车、钢轨，在西苑修起了铁路，让慈禧太后实际体验火车的作用，促其早下决心，也使都中士庶大开眼界。光绪十五年八月初二日（1889年8月27日），光绪皇帝依据慈禧太后的意见，充分肯定了修路决策，从而使旷日持久的铁路之争宣告结束。清廷肯定修路举措时，中国已失去了八十年代自造铁路的大好时机；同时在具体线路上，搁置了津通路，却肯定了湖广总督张之洞兴修芦汉路的计划。修筑铁路首在筹款、制轨。张之洞统筹该路，以“储铁宜急，勘路宜缓，开工宜迟，竣工宜速”①为指导，首先兴办大冶铁矿和汉阳铁厂，并于光绪二十年（1894）修成28公里的大冶铁路以运矿石。芦汉铁路在甲午战争前并未动工。与此同时，俄国则开始修筑西伯利亚到海参崴的铁路。为抵制俄国，清廷立即决定修关东铁路，派李鸿章为督办，在山海关设“北洋官铁路局”，从滦州境内之林西镇向东北延伸，至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已修至山海关外60余公里的中后所。该路与原有的津唐线衔接，长348公里。

综上所述，甲午战争前清廷主持修造的铁路，仅有由天津至关外中后所，时称为“畿辅铁路”（其中天津至古冶为中国铁路公司筹资兴办的“商路”，古冶至中后所为清廷拨款的“官路”）和台湾铁路及湖北大冶一小段运矿铁路而已，合计约483公里。

②《交通史路政编》第1册，第11—12页。

③刘体仁：《异辞录》卷2。

①《张文襄公奏稿》卷18，第3页。

甲午战争后铁路的发展与西方列强抢夺路权活动

甲午战争后，铁路对加强国防惠及工商的巨大作用已被社会广泛接受。

与此同时，列强在中国周边国家加紧修造铁路，力图向中国境内延伸。清廷被迫把修筑铁路作为抵制侵略、挽救危机的重要内容，企图独立发展铁路事业。对此，列强难以容忍。它们乘清廷战后财政竭蹶之机，纷纷争当债权人。在东北地区，俄国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通过《中俄密约》，成立“中国东省铁路公司”，取得修筑东省铁路由满洲里经哈尔滨至海参崴的修筑权。光绪二十四年（1898），俄国又通过《中俄会订条约》取得东省铁路南满支路的修筑权，使之由哈尔滨经长春、沈阳至大连、旅顺，从而控制了贯穿东三省南北的主要干线，并取得优质良港。是年夏，两线同时开工，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全线竣工通车，连同附属支线，总长达2556公里①。

在山东，德国于光绪二十四年利用“巨野教案”，强迫清廷签订《中德胶澳租界条约》，取得在山东修筑胶济铁路特权。该路于次年动工，光绪三十年（1904）建成，形成横贯山东半岛由青岛至济南以及张店至博山、淄川至洪山支线，全长440.7公里。此外，德国还极力扩大铁路投资范围，于光绪三十三年和宣统二年与英国两次对津浦路进行贷款，使其贷款额达1220万英镑。津浦路全长1009.5公里，光绪三十四年（1908）动工，宣统三年（1911）完成铺轨。

在华南和西南，法国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通过签订《广州湾租借条约》，取得在我国雷州府属之广州湾地方赤坎至安铺修筑铁路的权利。光绪二十九年（1903），又通过签订《滇越铁路章程》，取得由法属越南经中越边界老街到达云南昆明的铁路修筑权和经营权。其中，越南境内称越段，光绪二十九年修成；中国境内称滇段，于光绪三十年（1904）开工，长469.6公里，宣统二年（1910）完成。此外，法国还通过借款，染指京汉铁路及其支线。

甲午战争后，地处南北干线的芦汉路受到中外广泛重视。清廷不仅将它作为“富强兼资、势不可缓”的要政②，而且开始筹划其南部粤汉铁路的兴办。清廷无款兴办，遂于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十四日（1896年10月20日）决定改归官督商办，准设铁路总公司，由盛宣怀督办，并决定铺设双轨。第二年，铁路总公司设立于上海，并在天津、汉口各设一分局。开办伊始，请部分官款为开办经费，同时请各地方官帮助招集商股，使之据有1300万两资本，又几经交涉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同比利时签订《芦汉铁路比国借款续订详细合同》及光绪三十一年（1905）《续订京汉全路完工应用小借款合同》，借款12500万法郎。此后，该路从南北并举，于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初八日（1906年4月1日）正式建成通车，改名为京汉铁路。其间，还修筑了正太和汴洛路两条支路。光绪二十八年（1902），通过《正太铁路借款合同》向俄国贷款4000万法郎，使正太铁路（正定至太原，后改为正定至石家庄），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竣工。光绪二十九年（1903）通过《汴洛铁路借款合同》，向比利时借款2500万法郎，使汴洛铁路（由开封府经京汉线至河南府）于1909年12月竣工。

粤汉铁路自光绪二十四年与美国合兴公司订立《粤汉铁路借款合同》以来，美方先后违反3年乃至5年竣工的承诺，所修铁路无几且费款巨大，并私自吸引比利时入股，引起湖北、湖南、广东三省广大绅商公愤，强烈要求废约自办。清廷被迫与美国交涉，于光绪三十一年与美国签订《收回粤汉铁路美国合兴公司售让合同》，将粤汉路收回自办。

①金士宣、徐文达：《中国铁路发展史》，第47页。

②《张文襄公全集》卷78，第19页。

在长江流域和东部沿海地区，英国于光绪二十年向清廷提出修筑天津至镇江、山西经河南至长江沿岸、九龙至广州、浦口至信阳、苏州经杭州至宁波五条铁路的要求。清廷迫于压力，答应了除津镇路以外的全部要求，致使英国顺利获得以上诸路贷款权。津镇路因与德国在山东利益发生冲突，后双方妥协达成共同修筑、共同管理协议，改为津浦路。广九路于光绪三十三年动工，宣统三年（1911）竣工。山西经河南到长江的铁路由英国福公司承造，于光绪三十一年修成道口至柏山段，后由清廷收回自造展至清化，为道清路。由此可见，甲午战争后，我国重要铁路干线的兴建都是在举借外债的条件下开展或完成的，或多或少地丧失了权益，遭到了一些爱国官绅的极力反对。光绪二十四年，在戊戌维新爱国运动影响下，清廷于七月初一日（8月17日）在京师设立铁路矿务总局，统一对铁路的管理。在该局制定的《矿务铁路章程》中，将维护路权，提倡商办，限制洋股、洋款作为重要内容。它规定各地铁路公司“集款以多得华股为主，无论如何兴办，统估全工用款若干，必须先有己资及已集华股十分之三，以为基础，方准招集洋股或借用洋款。如一无己资及华股，专集洋股与借洋款者，概不准行”。同时将批准举借外债的权力收归中央，明令凡举借洋款，必须由总局和总理衙门批准①。八国联军侵华之际，华北、东北等地铁路遭到破坏，列强纷纷将铁路据为己有。其中，突出的是英国占有京津、津榆线，俄国独占东北铁路，日本也想染指。后经艰苦交涉，清廷才与英、俄签订收回以上诸路章程，但沙俄拒不兑现从东北撤兵。日俄战争期间，日本强行修筑安奉路（安东—沈阳），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完工。日俄战争后，东北铁路遂为俄、日所控制。日本遂于光绪三十二年成立“南满洲铁路公司”于东京，设支公司于大连，不顾清廷一再反对，加强对南满铁路控制。其后，日本又迫使清廷允许其继续经营安奉路，架设鸭绿江大桥与朝鲜铁路相接，对原路展宽使之成为南满铁路的一条支线。光绪三十一年，日本还强行修筑新奉路（新民—沈阳），并以强行提供贷款方式霸占吉长路（吉林—长春）修筑权。与此同时，英、美等国在东北；日本、美国、德国、葡萄牙等国在福建、浙江、江西、广东；法国在两广；英国在西藏、云南等地进一步展开掠夺路权的阴谋活动。

面对列强瓜分中国路权的阴谋，登上政治舞台不久的民族资产阶级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收回路权斗争，要求民间承办铁路。清廷被迫允许商人设铁路公司自办，并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由商部奏定《铁路简明章程》二十四条①。

《铁路简明章程》受到广大爱国绅商欢迎。他们以挽回“利权”相激励，自光绪二十九年至三十三年（1903—1907），先后有四川、湖南、江西、云南、安徽、山西、浙江、江苏、福建、湖北、广东、广西、陕西、河南、黑龙江等15省设立公司，纷纷招募商股，雇工聘匠，察勘线路，兴起一股全国性的收回路权、商办铁路热潮。

①《路矿总局暨总署会奏矿务铁路章程疏》，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初六日。引自《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2册，第527页。

①《轨政纪要初编》卷1，第5—6页。引自《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3册，第925—928页。

最早申请商办铁路并获得清廷批准的是侨商张煜南。他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获准创办公司，筹办潮汕铁路。该路于光绪三十二年建成，全长39公里。光绪三十年（1904），广东新宁绅商陈宜禧等要求承办新宁铁路获准，至1913年筑成。光绪三十一年清廷赎回粤汉铁路后，准粤、湘、鄂三省共同承担。其中，广东自光绪三十二年开始兴建，到宣统三年由广州至黎洞106公里建成通车。19年又展筑至韶关。在湖南，宣统元年开始动工，至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911年1月29日）株洲至长沙段建成通车①。湖北则在张之洞主持下，粤汉、川汉两路兼筹，开始筹集资金及勘察路线。与此同时，四川也大规模设公司，筹资兴办川汉铁路，至宣统元年共集股达1175.9万余两②。此外，江西从光绪三十年始筹划九江至南昌铁路，于宣统元年修成九江至德安50多公里③。福建从光绪三十三年（1907）六月动工兴建漳厦铁路，宣统二年建成嵩屿至江东桥段28公里。山西同蒲铁路公司至宣统三年修筑成15里轨道和70里土工④。黑龙江于宣统元年修成由齐齐哈尔至昂昂溪45里的齐昂铁路⑤。

商办铁路最有成效的是浙江和江苏。光绪三十一年两省绅商提出废除清廷与英国于光绪二十四年签而未办的《苏杭甬铁路草和约》。经反复交涉，清廷废除该草约，将铁路归两省自办，并将线路改为以上海为起点，成为沪杭甬铁路。浙江省到宣统元年集股达925万余元，江苏省到宣统三年集股达409万多元③。浙江省于光绪三十二年开工，至宣统元年建成杭州经嘉兴至枫泾线；江苏省于光绪三十三年开工，至次年十月建成上海至枫泾线（嘉兴属境）。至此，上海经嘉兴至杭州线于光绪三十四年完全开通。此外，浙江省还于光绪三十三年修通江干至拱寰桥线；又修通宁波经慈溪、余姚至百官铁路，使甬曹线开通。

①《湖南省志》第1卷，第245页。转引自《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3册，第1042—1043页。

②《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3册，第1096页。

③同上书，第982页。

④同上书，第1124页。

⑤同上书，第1147页。

⑥同上书，第1108页。1914年在收回路权、商办铁路时期，清廷兴办了京张铁路。鉴于京张的战略地位，清廷事先向觊觎已久的英、俄两国声明：“将来如添造由北京向北之路，只用华款、华员自造，不允他国承造”①。为此，清廷动用关内外铁路余款，任用著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主持勘路修筑。从北京到张家口，中途经八达岭等处，山峦叠嶂，地形复杂。詹天佑不辞劳苦，带领技术人员风餐露宿，创造性地设计用“人”字形路线，便于机车爬坡，亲临指挥开山凿洞，使该路从光绪三十一年九月（1905年10月）兴工至宣统元年八月（1909年9月）全线201.2公里顺利通车。京张铁路是我国铁路发展史上的创举，不仅提高了民族自信心，而且为民族、为中国工程技术界争得了荣誉。

商办铁路的兴起，激发了广大爱国官绅的热情，显示了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在很大程度上抵制了列强攫取我国路权的野心。

①《袁世凯请留詹天佑片·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十七日》，转引自《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2册，第9页。

然而，由于民族资本不足，在全国范围内，商办铁路成效并不乐观，大多省区或集股有限难于开办，或仍限于筹议之中，徘徊不前，成效不大。个别商绅乘机骗取钱财，甚至任意挥霍股东钱财，引起民众不满。清廷当时正在筹划铁路干线国有政策，以实现国家控制干线，遂乘机于宣统三年四月十一日（1911年5月9日）颁布上谕，宣布铁路干线收归国有，继而于四月二十二日（5月20日）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签订两湖地区内粤汉铁路及湖北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借款600万镑以缓和财政困难，同时派员南下接收铁路。这一举措严重伤害了该路所在省份民众权益，立即引起全国人民反对，纷纷掀起保路运动，并以此为导火线，引发了辛亥革命。

清末自光绪七年（1881）修筑唐胥铁路始，到宣统三年（1911）清朝覆亡止的30年中，建成以北京为枢纽的京奉、京汉、京张、津浦四条官办铁路干线，以及华北的正太、汴洛、道清、胶济；江南的沪宁、沪杭、萍株、株长以及华南的广九、潮汕、漳厦；西南的滇越等官商所办各线，总长约达9292公里①。其中列强利用各种方式侵夺路权在华建筑的铁路达3718公里，占铁路总长度的40％以上；自建铁路达5574公里，约占铁路总长度的59％。

民国初年铁路建设趋向停滞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南京临时政府力图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但政权很快被袁世凯篡夺。袁世凯上台后，利用孙中山致力于实业建设思想，委任他为全国铁路督办，负责“筹办全国铁路全权”。孙中山立即于10月14日在上海成立“中国铁路总公司”进行筹划。孙中山鉴于清末华北、东北及长江以北和东南沿海铁路略有规模的现状，拟重点发展华南、西南和西北，提出三条铁路计划：1.由广州经广西、云南与缅甸铁路相接；2.由广州经湖南、四川展筑至西藏；3.由长江口经江苏、安徽、河南、陕西、甘肃抵达新疆伊犁。

孙中山主张在“不失主权”的前提下利用外资，拟在10年内修20万公里铁路。当时不仅外国资本家无意帮助他实现修路计划，袁世凯集团也暗中阻挠、破坏。孙中山领导“二次革命”后，被取消筹办铁路之权，其发展铁路计划落空。

袁世凯、段祺瑞等控制的北洋政府继续推行铁路干线国有政策。他们当时既无力修路，也无钱争战。为实现其扩充实力、排除异己、武力统一中国的野心，遂以修筑铁路名义向西方列强举借外债。据统计，在1912至19年袁世凯执政时期，先后与日、法、英、德、俄、美等国达成修筑13条铁路借款，包括“四洮铁路”、“同成铁路”、“沙兴铁路”、“高韩铁路”、“顺济铁路”、“钦渝铁路”、“宁湘铁路”、“广赣铁路”、“广潮铁路”、“广西境内铁路”、“滨黑铁路”、“株钦铁路”、“周襄铁路”①，其中11条有里程可查的借款，已出卖路权长达10273.77公里。

①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历年铁路兴建里程表》。

①孙健：《中国经济史·近代部分》附表，第826—830页。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段祺瑞执掌北洋政府，继承其衣钵，继续以修路名义举借外债，到1919年与日本共达成修筑6条铁路借款，计“长洮铁路”、“开海铁路”、“吉海铁路”、“洮热铁路”、“高徐铁路”、“济顺铁路”，其中前四条有里程可查的借款已出卖路权长达1366.23公里。②应当指出的是，北洋政府的对外铁路借款不仅丧失的主权远较清朝为多，而且大部分是用于内战的军费开支，并不关心铁路建设。西方列强当时正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从中国攫取大量铁路建筑权，但无力兑现，致使大量线路搁置不修，只有少量几条铁路得以兴筑和扩展。

京张铁路建成后，清廷开始筹建张绥（张家口—呼和浩特）路。宣统三年（1911）已由张家口展筑至山西阳高。1914年到达大同。不久，京张、张绥连为一路，统称京绥路，继续向西发展，至1923年修至包头。

在陇海线上，比利时于1912年9月夺得铁路贷款权，1913年3月开始从东西两端同时开工，至1915年秋，相继修成开徐段和洛阳至观音堂段，共306.4公里。

在粤汉线上，英国银行团按照宣统三年清廷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定的湖广铁路借款合同继续交付贷款，于1918年9月修成了粤汉铁路湘鄂段，即武昌至长沙间365公里铁路。此外，商办铁路继续发展。1912年粤汉铁路广韶段黎洞至连江通车；第二年8月展筑至英德，19年6月广州至韶关段224.2公里全线通车。

综观民国初期铁路，除京绥、陇海、粤汉等铁路稍有成效外，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从1912到1919年，新修铁路总长仅34公里①。至此，我国铁路总长达10926公里，其中西方列强兴建的有3755公里，约占总长度的34.4％。

②孙健：《中国经济史·近代部分》附《帝国主义掠夺中国路权表（二）未成各路》估算。①据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载《历年铁路兴建里程》表计算。第三节电信我国自同治、光绪之际引进电报后，电信事业不断进展，线路日展月拓，门类日趋齐全。

有线电报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俄、美等国为加速传递中**政情报和市场信息，纷纷要求在我国架设电线、开办电报。它们或施加外交压力，或以经济利益引诱，甚至以欺诈手段擅自架线，以期攫取、控制中国电报通讯，但均遭到我国人民的反对和清廷的拒绝。

列强在我国架设陆线失败后，遂转而谋求在沿海铺设海线。当时，英国于同治七年（1868）组建的东方电报公司已将海线穿越地中海、红海、印度洋，准备直达香港，再向我国沿海口岸扩展。同治八年（1869），由北欧一些电报公司合并组成的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在俄怂恿下，企图经过西伯利亚陆线在东方铺设海线，向日本和中国扩展。同治九年（1870），英国东方电报公司将海线铺设到印度后，专设中国水线电报公司（后改称大东电报公司），开始向我国和东南亚扩展。当年，英国公使威妥玛照会总理衙门，要求“由广州、汕头、厦门、福州、宁波向准通商各海口的水底暗设铜线，通至上海”。总理衙门大臣奕因中国无力禁阻其在海上设线，遂做出“尚可通融准办”的决定，但以“线端不牵引上岸，与通商口岸陆路不相干涉”为条件①，并不承担保护海线的责任。当时英国尚来不及铺设，丹麦大北公司却捷足先登，开始在我国沿海铺设海线。

同治十年（1871），大北电报公司由香港到上海的水线铺设成功，四月十六日（6月3日）开始通报。六月又接通上海到长崎的水线。从此，大北公司的水线经日本与俄国相通；南下香港与欧美相通，沟通了中国、日本与西方的电报通讯。中国的国际电信主权开始丧失。此后，光绪九年（1883），与大北竞争的英国大东电报公司又铺设一条上海与香港的沪港水线。光绪二十六年（1900），大北、大东公司又强行铺设沟通上海、烟台、大沽的水线，并在威海卫、旅顺、青岛等地为俄、英、德等国抢修水线，并将大沽水线接展陆线至北京。以后，美国、德国、法国、俄国、日本等国水线也相继在华登陆，侵夺我国国际通讯权力。

列强在华铺设水线，往往违反定约，不是将线端设在趸船，而是偷偷引向大陆。如大北电报公司水线相继在上海、厦门鼓浪屿登陆；英国大东公司沪港水线也相继在吴淞、福州登陆，企图逐步实现攘夺海线登陆权的阴谋。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列强在铺设海线的同时，时时觊觎大陆，染指陆上电报。同治八年（1869），美国旗昌洋行私自设立了从虹口洋行所在地到法租界金利源码头间的电报线。这是列强在上海设立的第一条陆上电报线。此后，上海工部局、公董局、巡捕房、救火会、自来水塔之间，各大企业内部纷纷架设专用电报线。由于这些电报线设在租界，清廷无可奈何。同治十二年（1873），大北电报公司公然不顾清廷的反对，将在吴淞登陆的水线接至上海。清廷江海关道员沈秉成于同年（8月19日）向驻沪13国领事发出照会，抗议这种擅自架设陆线的行为，但大北公司置之不理。后经多次交涉，直至光绪九年（1883）才用3000两白银买回这条陆线。清廷在与列强交涉中，坚持外国只能在中国634设海线，陆线全部由中国自设的原则，从而为中国自办电报创造了条件。

①《海防档案·电线》第1册，第88页。

中国自行架设的第一条电报线于光绪三年（1877）创建于台湾。此前，我国爱国官绅、商人已对外国迅速发展的电报通讯产生浓厚兴趣，通过新闻媒介、实地参观、购买、仿造等手段进行考察、了解，积极宣传，力主推广。西方列强在中国强行铺设电报线路，损害中国电讯主权的强盗行径，引起清廷和爱国官绅的警觉。为使国防、外交、外贸及国内工商、交通诸方面尽快利用电报这一先进信息传递手段，独立自主的电报业应运而生。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侵台后，船政大臣沈葆桢深感台湾孤悬海面，与福建交通阻隔，信息传递迟缓，奏请设立由福州经厦门到台湾的水陆电报线，得到清廷批准。后因大北公司乘机强行揽造福州至厦门的电线引起纠纷而中止。光绪元年（1875），丁日昌改任福建巡抚，极力倡导兴办电报。二年三月初六日（1876年3月31日），在福州船政学堂附设了我国第一所电报学堂，请丹麦大北公司教习教授1年，培养了首批40名电报技术人员。光绪三年，丁日昌奏报拟在台湾“先由旗后（今高雄）造至府城（今台南），再由府城造至鸡笼（今基隆）”①的陆上电报方案，很快得到清廷批准。丁日昌遂将沈葆桢拟修福州至台湾电报器材运至台湾，依靠电报学堂学生主持，从八月开工至十月完工。由于经费不足，只修成从台湾府到旗后一段，全长95公里。这是我国第一条自行设置、自主管理的陆上电报线。

第二条电报线由直隶总督李鸿章主持，于光绪五年（1879）在天津至大沽、北塘炮台间架成，全长40公里。李鸿章在同治十一年（1872）复丁日昌的信中，已明确表示“吾谓百数十年后舍是莫由”①。光绪三年（1877），在台湾架设电报线之际，李鸿章开始让天津水雷学堂学生兼习电报，并在天津机器东局到其衙署之间试设电报线取得成功。据称：“东局至敝署十六里内试设电线，使闽粤学生司其事，能用浅俗英语及翻出华文，立刻往复通信，洵属奇捷。”②光绪五年（1879），正当中俄伊犁交涉紧张、举国备战呼声强烈之际，李鸿章在天津鱼雷学堂教习贝德斯协助下，在“大沽、北塘海口炮台试设电报以达天津”，而且改用汉字传递电文，对“秘密要事，另立暗号，即经理电线者亦不能知，断无漏泄之虑”③，使电报通讯更适应中国需要。

台湾特别是天津电报试设成功后，李鸿章于光绪六年（1880）上奏清廷，以通讯快捷、有利防务为由，请准予推广，着手筹设沟通南北洋的津沪电报。清廷两天后即予批准。李鸿章旋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派盛宣怀为总办，担负筹设津沪电报及向全国推广事宜。同时，在天津设电报学堂，从丹麦聘洋人来华教习电学收发报等技术，培养自己的电报人才，“庶几权自我操，持久不敝”④

①《洋务运动》第6册，第334页。

①李鸿章：《复丁雨生中丞》，同治十一年九月十一日。《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2。②李鸿章：《复丁雨生中丞》，光绪三年五月二十一日，《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7。③《洋务运动》第6册，第336页。

④《洋务运动》第6册，第336页。

电报总局成立后，请丹麦大北公司代为购置机器、材料，查勘津沪间设线道路，于紫竹林、大沽口、济宁、清江、镇江、苏州、上海各设分局。线路南端的上海分局由郑观应任总办。光绪七年四月（1881年5月），架设工程从南北同时动工，至当年十一月竣工。十一月初八日（12月28日），津沪间首次通报，开始营业。全线长3000余里，用湘平银17.87万多两。开办前，李鸿章奏准“先于军饷内酌筹垫办，俟办成后仿照轮船招商章程，择公正商董招股集资，俾令分年缴还本银，嗣后即由官督商办，听其自取信资，以充经费”①。津沪线开通后，李鸿章即饬盛宣怀与郑观应、经元善等制定招商章程，于光绪八年三月初一日（1882年4月18日）起将电报总局改为官督商办。官督商办的电报总局先缴还官本6万两，5年后分年续缴银2万两，其余垫款（9万8千余两）从作为“头等官报”应收电报费中陆续抵缴。垫款缴清后，“头等官报”仍不收费，作为商人对政府的“报效”。

继津沪线之后架设的是穗港线。广东商人受到津沪电线的鼓舞，遂成立“华合公司”，招商集股，拟先创办穗港电线，成功后再向四周发展。当时，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要求总理衙门允许大东公司由香港设置水线直达广州，并在沙面登陆。总理衙门函嘱两广总督张树声酌情办理。张树声认为此举既有碍海防，又损我主权，遂积极支持华合公司设旱线进行抵制。光绪八年（1882）春，穗港线自广州动工，修至九龙时，英商不允许与其水线相接。后几经交涉，至光绪九年才由盛宣怀与大东公司达成协议：中国上海吴淞口陆线与该公司海线相接；该公司海线与华合的穗港线相接。穗港线的架设，迫使英国大东公司放弃在此沿海敷设水线的企图。该线开通后，因所收电费有限，遂于光绪十年归并电报总局，华合公司改组为广州电报分局。

由津沪线向南延伸的另一条南北干线是贯穿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省的沪粤线。光绪八年，英、法、德、美各国公使请在上海设立万国电报公司，添设由上海至香港所经各口岸海线。李鸿章与总理衙门反复函商，主张应激励华商、群策群力架设沪粤陆线相抗衡，“以杜外人觊觎之渐，而保中国自主之权”①。盛宣怀等秉承李鸿章的意图，自光绪九年春动工，至次年全部完工。该线既着眼于军政要地，又将沿途盛产丝茶的地区和商业重镇连接起来，北起江苏苏州，经浙江之湖州、嘉兴、杭州、绍兴、宁波、台州、温州和福建之福宁、福州、兴化、泉州，再接广东之潮州、惠州，直达广州，全线约长5650里。该线的设立，使我沿海地区形成了贯通天津至广州的动脉，不仅有利于传递军情政令，而且促进了工商贸易，对外则挫败了列强侵占我电讯主权的企图。其后，光绪十四年（1888），由南昌、吉安、赣州到大庾岭线又与广东南雄相接，成为另一条贯穿南北的线路，起了辅助沪粤线的功能。沪粤线设立后，上海成为南北通报的中枢，电报总局遂由天津迁往上海。

由上海向汉口延伸的长江线，是横贯中国中部的东西干线。光绪七年闰七月（1881年9月）至年底，在刘坤一、左宗棠支持下先修成由镇江到南京的宁镇线。不久，英国开始策划敷设长江水线。左宗棠为抵制英国，决定在长江先设陆线，使宁镇线向西伸展至汉口，全长约00里，光绪十年（1884）竣工，归电报总局经营管理。

①《洋务运动》第6册，第336页。

①《洋务运动》第6册，第339页。

光绪九年到十年，为加强两广通讯、抵御法国侵略，架成由广州经梧州至龙州线路，其中广州至梧州由电报总局招商筹办，梧州至龙州由官方筹款兴办。该线对中法战争中传递边关情报、保卫西南边疆起了积极作用。

津沪、沪粤等线路的开通，起了开风气的作用，使一些激烈反对的守旧派逐渐改变态度；同时，中法战争迫在眉睫，清廷要求加速沟通中央与地方的通讯联络，于是在1883年架通天津至北京通州180里的陆线。第二年秋季，又分两条电线引入北京，一条接至内城总理衙门附近的泡子河，专收发官电；一条接至外城东河沿，专收发商电。津京电报线的架设，使清廷直接利用电报了解军情、指挥中法战争与对外交涉，同时又推动了各地电报事业的发展。中法战争后，电报得到迅速推广。在长江沿线及西南地区，光绪十一年（1885）长江线由汉口向西伸展，其汉口至四川成都段归电报总局招商承办，成都至云南蒙自段归官府筹款承办，全线长5000余里。光绪十三年（1887）鄂、川、滇全线接通，成为连接西南的干线。其后，光绪十三年架成两湖地区从长沙经湘阴、岳州到蒲圻的湘鄂线；云南、贵州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电报几乎遍及各府县。光绪二十九年（1903），又修成桂林至柳州线。

在东北地区，为加强防务，李鸿章于光绪十年（1884）开始筹设天津北塘经山海关、营口至旅顺电线。由于该线仅营口一处略有商报，难以招商，遂在天津成立官电总局，由北洋海防经费项下拨款，于光绪十一年建成。其后，该线向东北地区迅速发展，先后拨官款由电报总局代设营口至沈阳，再由沈阳经吉林、宁古塔至珲春。光绪十三年（1887）又从吉林经伯都纳、齐齐哈尔至大黑河屯，形成东北电报干线。

光绪十一年（1885）清廷在台湾设立行省。为加强与大陆联系，加强东南防务，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请德国泰来洋行承办台湾从基隆经沪尾、淡水至台北陆线，又请英国怡和洋行承办由福州之川石至沪尾台北，再续接澎湖至台南的安平口海线，架通台北至台南陆线。光绪十四年（1888）海陆两线先后建成，总长达1400余里。这是当时唯一借外债架设的电线，后陆续由官款筹还。

西北地区设线较晚。先是李鸿章办成天津至保定官线，光绪十五年始筹设由保定至嘉峪关电线。其中由保定经太原到西安由电报总局招商承办；由西安至嘉峪关为官线，光绪十六年（1890）冬全线竣工。光绪十八年，该线展至新疆乌鲁木齐，旋又由吐鲁番至喀什噶尔架南线，由乌鲁木齐至伊犁架北线，又由乌苏架一支线至边境塔城，均于光绪二十年竣工。光绪三十年（1904）新疆又架设迪化至奇台线，于光绪三十四年建成。

为沟通国际电讯，中国电报局又分别与各国达成接线协议。光绪十年（1884），中英达成协议，在英属缅甸的同岗和中国云南的腾越之间接线；光绪十四年（1888）中法订立合同，在越南同登与中国广西镇南关、越南芒街与中国广东东兴、越南保胜与中国云南蒙自三处接线；光绪十八年（1892）在东北海兰泡与俄国巴拉哥威盛、珲春与俄国那和斯司克接线，使中国与国际电讯联系日益加强。

甲午战争后，沿边电报发展较快，内地线路也陆续增置。其中，山东沿海建成胶州至青岛；威海至成山头；烟台至登州各线，均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完成。北京经张家口、库伦至恰克图的京恰线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完成；其他如广东、广西、安徽、直隶、吉林、奉天、山东黄河沿岸以及为慈禧太后从陕西回北京架设的贯穿陕西、河南、直隶的电线均相继建成。电报初设之际，守旧官绅阻抑、反对，无知乡民惊骇、破坏，以及意外损坏层见叠出。如“贵州毕节乡民之拆线；山西霍山乡民之毁杆；湘省澧州民误以电线为外人所设，集众毁弃；陕之长武、乾州、醴泉、邠州、永寿，甘之泾州、平凉等处，人民谓旱疫为电线所致，拆毁殆尽”①，一直到义和团时期，电报再次遭到损害，致使“京师至保定电线先为所毁，京津、京德继之，山西、河南又继之，驯至晋、豫、直隶、山东四省境内荡然无一线之遗，南北隔阂，中外阻塞，消息不通者数月”②。然而，电报作为先进的通讯工具以其迅速、准确、便捷逐步征服了民众，到清末官民“咸知电报之利，或本无而创设，或已有而引伸，其尤要之区则陆线、水线兼营，正线支线并设，纵横全国，经纬相维”③，形成涵盖沿海、沿江，与铁路相表里，遍及除西藏以外各省区的电报通讯网络。与此同时，中国电报通过与各国接线，已使电报直达欧美、日本、俄国、朝鲜、东南亚等地。

清廷对电报的投资、管理，主要仿轮船招商局官督商办。电报总局初设天津，后移上海，各省或设分局，或设局自办，均以官督商办为主，即由商人集资入股兴办，由各级官府督责。但对工商萧条、贫瘠之区，特别是边防、海防要地，由于商股不愿投资，财主要靠官方筹资兴办。总之，大体以官督商办为主，以官办为辅。各地线路则往往商线、官线交错相连。及至全国线路基本造成之际，清廷见电报有利国防、外交、商务，又见商股获利颇丰，遂拟将商股收归国有。初，袁世凯督北洋，在清廷支持下，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公然宣告拟吞没商股，收归国有，引起商民强烈反对，有的甚至将股票转售外商，引起严重交涉。清廷不得已，以更换电局头目而告终。邮传部设立后，再次推行国有政策。最初，邮传部拟每百元电股给值一百二三十元收赎，激起股商强烈反对，各地股东纷纷痛斥清廷吞并商股的行径，清廷不得不让步，最后以180元1股收赎，才渐渐平息风潮。电报收归国有后，电政虽归于邮传部统一管理，但电报并无明显发展。相反，电报经营混乱，通讯质量下降。清廷靠借外债收赎商股，反使电信事业与帝国主义列强勾结更为紧密。此外，八国联军侵华以来，列强乘机在京津、山东、东北等地或强占中国电局线路，或擅自架线，使中国电讯主权日渐丧失。后虽经多次交涉，但收回权益颇为有限。

辛亥革命后，电报归民国交通部管理。1913年划全国为13个电政区，各设相应机构。交通部颁布一系列章程条例，开办诸色特种电报，逐步完善电报挂号和电报随到随送制度等，并从1912年6月起减收报费。然而，随着北洋军阀统治的建立，军阀割剧为雄，电报统一已名存实亡。军阀间争战对电报线路、设备肆意破坏；各地邮局官电、军电充斥；军阀又纷纷截留电费，而电局内营私舞弊、挥霍公款有增无已，列强乘机进一步侵蚀中国电报主权，致使电报业受到巨大损害，影响了它的健康发展。

电话电话（时称“德律风”，英文Telephon音译）是比电报更为直接的通讯工具。

①《清史稿》卷151《交通志·电报》。

②《清史稿》卷151《交通志·电报》。

③《清史稿》卷151《交通志·电报》。

自光绪二年（1876）贝尔的第一部电话机在美国问世以来，迅速被欧美各国所采用，成为与电报相辅而行的工具。

电话最早被引进到中国的上海租界。光绪七年（1881）夏秋之际，上海丹商大北电报公司、英商东方电报公司、美国旗昌洋行等，先后向公共租界工部局、法租界公董局申请在两租界内经营电话业务。大北公司最先获得批准，旋即树杆挂线，设置电话交换所，于光绪八年正月初四日（1882年2月21日）正式租机通话。当时，该所拥有二三十家用户，同时还为用户架设不通过交换所转接的对讲电话。同年三月，由英国电报技师别晓拨主持、立得尔洋行为代理人组成的英商上海电话互助协会也得到批准，使第二个电话交换所宣告开业。光绪九年，英国伦敦中国东洋德律风公司在上海设立分公司，将两个电话交换所并归己有，一直经营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宣告停业。此前，由于该公司服务质量不高，引起用户广泛不满，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乃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重新招标，被瑞典斯德哥尔摩埃立孙电话公司上海经纪人欧伯格为经理的英商上海华洋德律风公司中标承办。

光绪二十三年（1897），德国强占胶州湾后，在青岛设立邮电局，除经营邮政、电报外，开始在市内经营电话业务。此后，德国相继在汉口、烟台安装市内电话，由当地德国邮电局经营①。

电话传到中国后，并没有得到迅速推广。究其原因，大约有二：一是已有电报在先，电话并非为军事、国防所急需；二是费用较高，当时一架话机年租费约需银元100元左右，推广有一定难度。但是其直接对话的功能却为电报所不及，久为中国官绅所羡慕。为使电话事业为中国所有、所用，光绪二十五年电政督办盛宣怀以发展电报已具规模，开办电话不可再缓，致为外人觊觎为由，奏请招商试办德律风。他称：“惟有劝集华商资本，自办德律风，与电报相辅而行，自通商口岸次第开办，再以次及于各省会各郡县，庶可预杜彼族觊觎之谋，保全电报已成之局。”①旋奉旨“依议”，奏准电话归电报总局兼办，逐步推广。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大举侵华，给我国北方，特别是京、津地区造成空前灾难。电话事业难以开办。丹麦人濮尔生乘机在天津租界架设电话，沟通天津与塘沽及北塘的电话联络。次年，又把电话线延伸到北京，使北京、天津拥有了长途电话。他还在北京城内擅自开设电话业务，用户主要为各国驻华使馆及部分衙署府邸。为收回电话主权自行开办，北京电报局总办黄开文于光绪三十年（1904）开始向濮尔生交涉，要求收回。后经多次协商，以5万元为代价，并以聘濮尔生任“顾问”3年为条件，于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初一日（1905年5月4日）将其北京、天津两地电话设备收买自办。在北京灯市口租民房1所，设立北京电话总局；在天津闸口租民房1所，设立天津电话总局，从此京津地区有了中国自主、自办的电话业务。所用设备为磁石式交换机。光绪三十二年，天津电话总局将电话发展到租界之内。与此同时，在清廷招商承办电话政策推动下，各地或官方承办，或招商承办，从光绪二十六年到三十二年（1900—1906）先后在广州、北京、天津、南京、苏州、武汉、上海、太原、沈阳等城市，自行开设了市内电话，方便了信息传递，使电话业务有了初步发展。

①《中国近代邮电史》，第114页。

①《愚斋存稿》卷4，第3—4页。

当时，由电报总局在广州、北京、天津等地用于筹设电话及常年开支费用虽然较大，但目的在于渐开风气，逐步推广，以收利权。无奈多年以来，“各通商口岸洋商，在租界自设电话，久已无可争辩。又往往以接至内地为请，侵夺权利，莫此为甚”①，严重阻碍了我国自办电话事业的发展。其间，虽经中国电报总局坚持拒绝，然而中国政府并未明定办法，以至防范殊难。光绪三十一年（1905）七月，督办电政大臣袁世凯遂上奏请旨，“声明：中国电话准归电局经办。除通商口岸已设之电话外，无论何地何人，凡未经中国政府及电局允准者，概不准擅设电话，以保电利而维主权”②，从而将全国开办电话大权收归电报总局，并以此遏制外商擅设电话的侵权行为。这一举措对维护电讯主权、发展自主电话不无裨益。但是，清廷当时财政竭蹶，根本无力投资；其后北洋政府亦多靠借债度日，因此，靠政府投资发展电话业务遂成空谈。此后，只是在一些中小城市中商办电话有了一定发展。

无线电报无线电报是比有线电报轻巧便利、随地可设的通讯工具。自光绪二十一年（1895）由意大利人马可尼试制成功后，欧美各**舰、商船及军、政、商等机构竞相配置，迅速推广，成为取代有线电报的有力通讯工具。

最早在中国使用无线电报的是西方列强。据说，光绪三十年（1904）初，法国就在秦皇岛高地设立了无线电柱。不久，被日本、俄国先后用于在中国辽沈地区进行的日俄战争中。光绪三十年五月，俄国在烟台领事馆开始筹建与旅顺联系的无线电台。清廷官员为此曾去信制止，但俄国领事置若罔闻。面对列强私自设立无线电台的侵略行径，清廷考虑自办无线电报，并首先用于军事、国防。

①《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总第5379页。

②《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总第5379页。

中国最先采用无线电报通讯的是广东地区。两广总督衙门及其所属南洋水师和沿岸海防要塞很早即开始在“督署内及马口、前山、威远各要塞，并广海、宝壁、龙骧、江大、江巩、江固、江汉各江防舰艇设置无线电机，由丹麦人那森承办”。时间约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初。不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于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在天津开办无线电训练班，聘请意大利人葛拉斯为教师，培训无线电技术人员；同时委托葛拉斯代购马可尼瞬灭火花式无线电报机，分装于北京南苑、保定、天津等处行营及海圻、海容、海筹、海琛四艘军舰上，开始采用无线电通讯联络。广东、天津等地创办无线电报的实践，开拓了中国电报通讯的新领域，培养了技术人才，为各地发展无线电报通讯创造了条件。然而，由于清末官场**，事权不一，无线电报并没有得到广泛、迅速的推广，只在某些地区孤立地、小规模地得到利用。为使国家控制无线电报通讯大权，防止列强擅自架设电台，当时主管电政的袁世凯于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上奏，指出：“近闻泰西创设无线电报，并有暗中阑入中国之事。查各处修造铁路，沿路安设电线，已虑铁路所经一带，所有电报商利为其所夺。经臣等筹议，设法限制今无线电机系至为轻便之物，随地可设，大为防不胜防。”“声明除津榆通道一带，各国驻兵未撤以前，应归另案办理，无论何国何人，一概不准在中国境内私设无线电报。如不遵行，按例科罚。其中国各处海、陆军队，或有需用此项无线电报者，应随时知照电政大臣办理。”①清廷当即允准。

无线电报民用通讯也最先始自广东。光绪三十二年（1906），因广东琼州海线中断，当地电报局即在上海礼和洋行购置无线电报机两副，分设琼州、徐闻两处。据《海关档》载，琼州海关税务司在信函中称，该局“机器的有效通信距离为80英里，充电的发电机是德国货，电刷和整向器都很清洁，显然是得到了正常的照料”②。其后，江苏省开始安设无线电台。光绪三十三年，吴淞至崇明间电报水线时常因船舶抛锚毁坏而中断，修理费用高昂、费时、费力，严重影响通讯联络，遂委托礼和洋行在吴淞、崇明两地安装无线电报机，取代有线电报。

当时，尽管清廷明令不准任何国家和个人在中国私设无线电台，但日本、美国、法国、英国、俄国等仍偷偷在中国境内私设。光绪三十四年，英商在上海英租界汇中旅馆私设无线电台与海上船舶通报。清廷发现后，立即由邮传部与英国驻华公使交涉，于宣统元年（1909）出价收买，移装于上海电报总局。

为发展远距离无线电通讯，清廷于宣统三年（1911）批准德国德律风根公司的申请，允许其在北京、南京之间安装无线电报机，试验获得成功。该公司拟将机器设备出售给清廷，但未被接受。辛亥革命爆发后，南北之间有线电报中断，这部试验电台则起了沟通联络作用。其后，海军部才在对方讹诈的情况下出高价将其收买。

北洋政府时期军、政机构争相发展无线电报。1912年，交通部向德国定购火花式电台5部，于1913至1915年间装设在张家口、吴淞、广州、武昌、福州。1918年8月，陆军部向英商马可尼无线电公司订立军用无线电借款合同，借款60万英镑，以半数经费用于购置无线电台通讯设备200部，半数挪作军用①。同年10月，交通部也向该公司借款20万英镑，在兰州、乌鲁木齐、喀什噶尔三处架设无线电台②。此外，海军部则在1918年2月与日本三井洋行订立借款53.6267万镑合同，拟设一大无线电台，以与日本、欧美各国电台直接通电，并规定中国政府在30年内不得允许外国私人或公司在中国建设以通讯为目的的无线电台③。这个规定无疑使日本取得垄断中国无线电通讯30年的特权，从而引发列强间一场无休止的争斗，直至北洋政府垮台，始终未获解决。

无线电报自引入中国，虽历经清末民初战乱，发展缓慢、曲折，但其轻巧灵便、架设随意的特点却预示了替代有线电报的必然趋势。

①《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总第5379—5380页。

②转引自《中国近代邮电史》，第1页。

①《中外旧约章汇编》第2册，第1400—1402页。

②同上书，第1422—1425页。

③同上书，第1347—1351页。

第四节 邮政

旧式邮递的衰落

鸦片战争前的旧式邮递，主要是官办的驿递和民办的民信局及侨批局。

驿站源远流长，历代均属官办。清代隶属兵部，由车驾司综理驿务，各省则归按察使司管理。驿递依各地路程远近及冲僻，分设驿、站、塘、台、所、铺等机构①，负责预备人、马、车、船，办理递送政令公文及官员书信，不收民间信件。民间经营的民信局约始于明初的沿海、沿江地区商业活动集中的城镇，办理商民通信、汇款乃至货运业务②。以后，中国东南沿海居民到海外谋生者日众，又出现办理侨胞同家属间通信、汇款的侨批局。以上诸种类型的邮递，主要靠车、船、人、马诸方式，行动迟缓，但基本满足了当时政府公文往来、信息传递和商民间寄递信件及汇款、运货的需要。

鸦片战争后，这些旧式邮递方式逐渐衰落。一方面，建立在火车、轮船等近代运输工具基础上的新式邮政业务在欧美迅速崛起，以其迅速、方便、管理完善而为世人称道，在世界各地迅速发展。中国旧式传递因其迟缓而日渐落伍。另一方面，随着自然经济的逐步解体和中外贸易、国内贸易的发展，中外人员交往和国内人员流动量的增加，旧式邮递业务已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的多方面需要。学习西方，建立新式邮政已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课题。

西方列强“客邮”的入侵与泛滥西方列强为刺探情报、了解信息、倾销商品、走私鸦片，早在鸦片战争前就开始在我国沿海设置通讯机构。起初，在我国近海水域的趸船上悬挂信箱，以备来华人员通信。不久，即明目张胆地在我国沿海城市设置邮局。道光十四年（1834），英国商务监督律劳卑公然在广州设立了第一个“英国邮局”，开外国侵略者在华开办邮政之先例。这种邮局被软弱的清廷称为“客邮”。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初五日（1842年4月15日），英军侵略头目在强行占据的香港岛上开办“香港英国邮局”。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以香港为基地，迅速在五口通商口岸地区开办邮局，法国、美国、日本、德国、俄国也竞相效尤。它们以中国没有邮政机构为借口，使“客邮”数量不断扩大，特别是甲午中日战争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客邮”机构，包括野战邮局、代办所之类，日趋增多。设置地区则由通商口岸逐渐推向内地及边远地区，乃至新疆、西藏、云南、黑龙江等地都有了它们的机构。据不完全统计，到1918年止，各国在华“客邮”机构已达340余处，其中最多的是日本和俄国。

这些“客邮”机构，设在中国领土，却行使本国的邮政章程，按照各自邮资标准，贴用西方流通的邮票办理“客邮”业务。它们除收寄本国侨民信件、包裹外，还收寄中国人发往国外的信件、包裹，乃至收寄中国国内各地的互寄邮件。

①《大清会典》卷51。又见张德泽：《清代国家机关考略》，第81页。②孙君毅编：《清代邮戳志》，第4页。

它们的邮件均用本国邮袋装运，往往不让寄包裹者到中国海关接受检查，偷漏官税；尤以此为掩护，大肆从事走私、贩毒活动。如光绪二十八年（1902）江海关税务司检查上海英国邮政分局一处收发的小件包裹，几天中就发现“内有吗啡一项，估值银3579两；珍珠一项，估值银45267两；贵重首饰等项，估值银2510两；钟表药材各货，估值银至数千两有奇等情”。该关税务司指出：“不仅英国一国邮局如此，即俄、德、美、法、日本等国所设分局类皆如此”①。从而揭示了各国“客邮”的污秽面目。

外国在中国设立“客邮”统计表单位：处18701897190619131918英国28141420法国12141321美国11114帝俄—5518119德国—2141240日本—717129140总计42565187344国别年份西方列强在华开设“客邮”的同时，还纵容租界工部局以及本国投机商在我国境内开办形形色色的“书信馆”。最早的“书信馆”是光绪十年（1864）设立于上海租界董事会的“上海工部局书信馆”。据光绪二十二年（1896）海关调查，该书信馆华洋职员仅31人，宣称其通邮范围却远达沿海、沿江14座大型城市。实际上，它经营的主要项目不是通信，而是利用推销邮票大发横财。到甲午战争前后，此类书信馆已遍及汉口、烟台、重庆、九江、芜湖、镇江、宜昌、威海卫、厦门、福州、南京等广大地区①，成为扰乱我国邮政、骗取钱财的机构。

需要指出的是，“客邮”及其“书信馆”，都是不顾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反对擅自设立的，严重损害了中国的邮政主权。特别是中国在光绪二十二年自办邮政之后，虽屡次“商令裁撤”各国在华邮局，但列强“大半借词推宕”，甚至公然扩张。如德国在山东胶济铁路沿线的青岛、胶州、高密、潍县、周村、济南等处任意开设邮局；法国则在西南蒙自、贵阳、重庆、成都、万县等地私自开辟邮路；日本甚至要以本国邮船行驶中国内地，并要中国政府予以津贴②。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按照它们自己的表述，在中国强行设置邮政机构，“大要为政治原因，或为其对于中国之将来计划起见，以巩固其在中国之地位；或因嫉妒他国在华地位”。

①《中国海关与邮政》，第154页。

②转引自《中国近代邮电史》，第17页。该表依据《交通史邮政编》和《客邮外史》所载资料统计。其中，1870年是指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1897年是清廷邮政开办初期；1906年是日俄战争后；1913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1918年是大战末期至1922年仍然开设的机构。

①转引自《中国近代邮电史》，第18页。

②《中国海关与邮政》，第171—173页。

它们虽然承认，“客邮之设立，并未得中国之允许”③，但仍明目张胆侵犯中国主权。然而，软弱的清廷在设置自己的邮政后，不仅无力裁撤这些侵略者设置的邮政机构，甚至不得已予以承认，利用其机构沟通与海外各国的邮路，使其取得了合法地位。到辛亥革命推翻清皇朝，“客邮”一直存在，直至1922年2月1日的太平洋会议上，因中国政府的力争，才通过了撤销在华“客邮”的议案。此后，除日本在中国东北旅顺、大连及南满铁路沿线的邮局和英国在西藏的邮局外，英、美、法、日本在华邮政机构均在1922年底以前撤销。俄国在华邮局，则在十月革命后撤销。以后，中国政府与日本长期交涉，但日本拒不撤局，直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才彻底撤掉其“客邮”。英国在西藏的邮电机构则迟至1955年才由印度政府交还中国。

海关试办邮政中国邮政试办于海关。咸丰十一年（1861），英、法等国乘第二次鸦片战争胜利之机，强行将其驻华使馆与本国邮件往来的任务交由总理衙门通过驿站向通商口岸代递。海关总税务司署由上海迁至北京后，总理衙门遂于同治五年（1866）将此事交由海关办理。总税务司赫德早就想插手控制中国邮政，即于当年开始在北京、天津、镇江、上海间承办外国驻京使馆及海关自身邮件寄递，并以此为契机，逐步拓展，企图以海关兼办邮政。

中英《烟台条约》谈判之际，赫德向总理衙门提出由总税务司兴办送信官局和银局的要求。总理衙门嘱李鸿章与赫德酌议。李鸿章“因该总税司欲信局、银局两事皆由税司经理，银局关系较重，驳令由中国自办；信局既无庸禁止民局，无甚流弊，又牵涉洋商，可由总税司筹办”①作答。赫德得到李鸿章的允许，经过一段筹备，从光绪四年（1878）春起，指派德璀琳以天津为中心，在天津、北京、烟台、牛庄、上海海关开始试办邮政。各海关设“海关书信馆”，并于是年夏制出面值银一分、三分、五分的邮票——即中国第一套大龙邮票投入使用。邮件在有轮船通航的口岸及可通航的季节，由上海轮船招商局及英国太古轮船公司负责免费代运。同时，李鸿章命令北洋各军舰，将离港时间预先通知牛庄和天津的海关税务司，以便免费带运邮件。在无航路可通或冬季封冰季节，则仿照先前北京、天津间邮差递送外国使馆邮件的办法，委派津海关听差胡永安为总信差，在天津雇佣曾在民用信局有5年工作经历的信差，取保录用，陆续组成天津—牛庄；天津—镇江；天津—北京间的骑差邮路。在南方则采用水陆承继的办法。邮差均穿制服，包括制服帽和镶有红边和白色盾形胸补的黑色号衣，上面有“津海关信差”字样，并由津海关税务司发给护照②。

③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1卷，第187页。

①《复陈华洋信局》，光绪四年八月二十五日，《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8。②《中国海关与邮政》，第4页。

海关邮政试办于光绪四年二月二十日（1878年3月23日）。由于海关仅限于通商口岸，本身人力不足，没有收寄中国人信件的办法，而民信局存在多年，素有信誉，久为商民信赖，致使海关书信馆开办初期仅能收到外国人邮件，邮费收入极为有限。如天津海关书信馆自光绪四年二月二十日至五年五月十一日，仅收入关平银1598两有余，支出则为4093两之多③。

海关试办邮政之前，曾向清廷许诺不禁止民间信局的存在和发展，但为开拓市场、争夺国内邮件，竞争已不可避免。为将中国人的邮件抓到手，赫德与德璀琳计议，由海关另设一个代理邮政机构，以招揽客户。德璀琳遂派华员文案吴焕与天津办理委托事务的大昌商行经理刘桂芳达成协议，于光绪四年开始在北京、牛庄、烟台和上海开办邮务代理机构，定名为“华洋书信馆”。华洋书信馆的开办及办事经费自负，邮费暂由本馆自行规定，全部归本馆所有，“以便于和民信局竞争”①。其邮件在试办期间由海关免费运送。海关不惜代价开办“华洋书信馆”，目的在于通过它争夺市场，谋取全国邮政大权。但吴焕却企图靠海关之便利，筹组一个以上海为中心，遍及全国主要城市的商办邮政网络，承揽境内所有华洋邮政业务。赫德发觉这一做法后，立即责令其清点华洋书信馆债务，并将吴焕开除出海关。与此同时，赫德令德璀琳在海关立即另行筹建新的邮政机构。光绪五年十一月三十日（1880年1月11日），德璀琳建立了由海关税务司自行经理的邮局——海关拨驷达局，承揽北京、天津、牛庄、烟台、上海、镇江等口岸往来邮件，同时代寄经由口岸间的内地邮件。拨驷达局邮送工作正式展开后，赫德遂决定切断海关与各地华洋书信馆的联系，并于光绪八年（1882）下令停闭各口岸华洋书信馆②，以使拨驷达局独揽华洋邮件。此后，海关邮局随着海关的增多而推广，到光绪二十二年（1896）初，已先后在北京、牛庄、天津、烟台、重庆、宜昌、沙市、汉口、九江、芜湖、镇江、上海、苏州、杭州、宁波、温州、福州、厦门、汕头、广州、琼州、北海、龙州、蒙古等24处设置邮局①，大大拓展了邮政业务。

国家专门邮政机构的设立与统一中法战争前后，中国爱国士绅纷纷呼吁自办邮政抵制“客邮”的侵略。

这一主张首先在台湾得到实现。

中法战争后，清廷在台湾设置行省，命刘铭传为首任巡抚。刘到台后，鉴于旧式驿站糜费公款，效率不高，遂筹办新式邮政。光绪十四年正月三十日（1888年3月12日），台湾邮政总局在台北成立，并公布了台湾邮政章程，宣布当年二月初十日（1888年3月22日）正式开业。它将驿站改造为邮站，以台北为中心，向南到恒春，向北经基隆达宜兰，全长869华里，中间分设正站、腰站、傍站，限程递送，并设有“南通”、“飞捷”两艘邮轮往来上海、福州及台湾各港。光绪十四年四月（1888年5月）前，台湾邮政总局发行了专供官府寄递文书贴用的“台湾邮票”和专供商民使用的“邮政商票”。台湾改驿为邮，既便于沟通全台信息往来、邮件往来，又加强了与大陆的联系，开中国独立自主兴办邮政之先河，令中外人士叹为观止。

清皇朝国家邮政正式开办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

③同上书，第14页。

①《中国海关与邮政》，第9页。

②同上书，第25页。

①《中国海关与邮政》，第78页。

此前，试办海关邮政的总税务司赫德及浙海关税务司葛显礼早已对开办全国邮政进行全面筹划，主张全国邮政应由海关兼办，并以能限制客邮，收回邮权相期许。一些关心时政的开明官僚鉴于西方“客邮”急速发展，极为忧虑，也纷纷建议清廷及早兴办。薛福成、刘坤一、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先后上奏吁请。总理衙门遂于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十二日（1896年8月20日）奏准批准海关兼办国家邮政，并委任总税务司赫德兼任“总邮政司”。总邮政司初归总理衙门节制，光绪二十七年（1901）总理衙门裁撤后归外务部管辖，光绪三十二年（1906）划归税务处。

赫德就任总邮政司后，即将北京总税务司署的寄信局改为邮政总局，各地海关的寄信局作为邮政局，各邮政局在其附近处所增设分局，继而由通商口岸向内地及边远省份扩展，特别强调与铁路、电报及航运相辅而行，在设有电报线、铁路和通航的地方设局通邮。官办邮政业务包括寄送信件、包裹及汇寄银钞等项目。赫德在制定的《开办邮政章程》中明确规定，禁止局中员役私拆信件；除向邮局挂号的民信局外，不准商民擅自代寄递信件，违者处罚等条款①，使制度臻于完善。

邮政官局设立后，西方列强急剧发展“客邮”机构，并拉拢民间信局争夺国内邮件，肆无忌惮地侵犯中国主权，破坏邮政专营。光绪二十八年，清外务部照会驻京各国公使转达各国政府迅速撤回其在华邮局，但各国或借词拖延，或置之不理。为此，邮政官局一方面大幅度下降国内平信邮资进行竞争；一方面设法拆散“客邮”与民信局的联合。同时，清廷规定，铁路只准带运邮政官局邮件。清廷虽以这些措施进行回击，但成效不大。“客邮”仍然依恃特权抗衡。邮政官局不得已与之妥协，签定互相交换邮件章程，但规定其收寄中国境内邮件的邮资不能低于中国邮局的国内邮资，以防止“客邮”压价竞争。

邮政官局对遍布全国的旧式民信局则采取控制与逐步排挤的手段。邮政官局开办时只有20余处，且多处于沿海沿江地区，无力取代遍布全国的民间信局，因而赫德提出，将民信局置于邮政官局的控制之下，逐步将其改造成为官局代办机构，使之可利用官局的政治地位独享火车、轮船带运邮件之利，并明令民信局到官局登记挂号，可由官局帮助带运邮件，迫使民局依赖官局；与此同时，不断在内地增置官局，并以降低邮资、扩大经营范围、揽运报纸杂志、开办快递、进行集中统一管理、提高邮递效率等资本主义竞争手段与民局竞争，挤垮经营原始、组织松散的民信局。到宣统元年（1909）后，民信局被迫依附官局，并只在官局触角未到的地区或不屑于去做的业务方面起些辅助作用，并逐步地衰落下去。

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廷在推行“新政”中成立邮传部，分管船政、路政、电政、邮政。按职权分工，海关邮政理应迅速移交邮传部。但是，总税务司却多方刁难、阻抑，一直到宣统二年（1910），才由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与代理总税务司安格联经过讨价还价达成移交协议。协议规定：（1）现任总办法国人帛黎仍充邮政总办；（2）邮政事务统归邮政总局局长督理；（3）所有原华洋邮政人员全部留用，并享受在海关时的“长久留用及薪水、升降、请假、养老等”方面的规定；（4）邮传部负责偿还海关兼办邮政时的垫款。在此条件下，邮传部才于宣统三年五月初一日（1911年5月28日）正式接管邮政。第一任邮政总局局长由署邮传部左侍郎、铁路总局局长李经方兼任。

①见《邮政开办章程》，载《中国海关与邮政》，第81—83页。

实权却操在邮政总办法国人帛黎手中。

邮传部掌管邮政后，曾致力于裁驿归邮，发展邮递，但不久即因清廷覆亡而终止。这时，邮政事业已初具规模。到宣统三年底已设有总局、分局、支局、代办处等邮政机构6201处，“邮差邮路、轮船邮路、火车邮路，总计三十八万一千里，每面积百里通邮线路七里又四九”①，形成由东北黑龙江至西北新疆；由西南云南、西藏至东南台湾、广东等地沟通全国的邮政网络，使我国近代邮政体系初步形成。

辛亥革命后，全国邮政划归中华民国（北洋政府）交通部，仍设邮政总局管理。邮政总办先是法国人帛黎，1915年后为铁士兰。北洋政府当局继续推行了邮政事业，于1912年5月由交通部下令将各地驿站裁撤，同时将清廷专为驻外使节传递文书的文报局也一并淘汰。此后，我国邮政相继开办收寄商务传单、保险信函、代售印花税票、兑换国际回信邮票券、邮政储金、邮传电报等业务；开始利用汽车、摩托车等交通工具递送邮件，拓宽了业务范围，加快了传递速度。在国际上，我国于1914年3月正式参加国际邮政组织——万国邮联，同时声明自当年9月1日起实行国际邮政公约；加入国际邮政互换包裹公约。1918年11月，又加入国际互换保险信函及箱匣协约（从1920年1月1日起实行）。这一切加强了与各国邮政的联系，便利了海外通邮。

①《清史稿·交通志·邮政》。

（谢选骏指出：马列狗秉承其根深蒂固的官商勾结的思想，胡说历史曰——“西方列强将近代交通设备用于殖民掠夺。它们不顾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反对，公然损害我国的交通、邮电主权，纷纷在我国沿海、沿江地区设置航运、电报、邮政机构，擅自修筑铁路，用以收集情报、传递信息，便于经济掠夺、军事侵略和政治控制，用先进的交通工具、通讯设备加重中国人民的灾难，严重损害了我国权益。”——这些黄俄猪狗丝毫不懂，西方列强的交通邮电并非都是官商，而“中国”的交通邮电却是都属官商，和“中国人民”一毛钱关系也没有！至于中国的消费者们，就会捡便宜，谁便宜就用谁的，和国家民族也没干系——蝗军来了迎蝗军，蝈军来了迎蝈军，蛾军来了迎蛾军！反正这些虫子都是不齿于人类的东西。）

【第八章 河工、漕运、盐政的衰败】

第一节 清代财政经济的三大痼疾

清代的漕运、盐政和河工清廷的基本财政收入来自田赋、漕粮、盐课、关税、杂赋（以上为正额）和耗羡（额外附加税）。所以，漕运、盐政和河工与清廷的财政经济密切相关。

清皇朝定都北京后，为供应聚集在京师及附近的皇室、贵族、官僚、军队以及不事生产的旗人的食粮，因袭历代形成的水运网，每年要从全国粮食产量较高的东南地区调运大量粮食，经运河运到北京，凡有关这项事务，就统称漕运。清代的漕运，由两江总督及漕运总督主管江南北漕运，山东、直隶两省的漕运由河东河道总督及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分管。总督之下各省份设粮道，在运河两岸设卫所，保护漕粮的运输，在有漕粮任务的省份设屯田，专为赡养屯丁运粮之用。清代形成了一整套漕运制度，以确保朝廷的财政收入。鸦片战争前，清代漕粮全部征收实物，只限于在有漕粮任务的山东、河南、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八省中征收。因此，漕粮是从田赋派生出来的一种土地租，属于中国封建剥削的主要形式实物地租。只因为有一套征收、运送的机构与制度，因而可以与田赋的征解全部分开而成为一种独立的税收制度。漕粮的征收数目也有定额，在鸦片战争以前的近200年中，正粮定额为每年400万石，占田赋征实830万石的48.2％。它是清廷财政经济收入的一大支柱，对国计民生有重大影响，直接关系到清朝统治的稳定。

盐课是政府向每个食盐者征收的一种间接税，即盐税。中国从汉代开始就实行国家专卖盐铁，设盐官主收盐税。到唐代中期以后，又特设盐铁使，成为当时握有财政大权的重要官职。清代也设官管理盐政，道光、咸丰年间，由各省督抚兼管盐政，盐税权力集中在清廷手中。鸦片战争以前，食盐除了少数池盐和井盐外，主要是海盐，有芦盐、淮盐，而以淮盐为主，行销全国绝大部分地区。清廷对食盐也实行包商专卖制度而从中征税，根据行政管理和运输的便利，将全国划分为12个行盐的区域。鸦片战争前，全年财政收入4850万两，分别来自田赋（2300万两）、盐课（650万两）、关税（450万两）、杂税（800万两）、耗羡（650万两），盐课收入已占到13％，仅次于田赋。鸦片战争后，随着田赋收入的减少，关税和盐税逐渐成为清廷的主要财政收入。光绪二十四年（1898）清廷的关、盐税收入年约4000—5000万两，清末已达到7000万两左右。北洋政府时，1913年的财政预算中，盐税占总收入的23.12％，与关税合起来，将近总收入的一半。

河工本是治理河道、防止水患的工程，又特指治理黄河、运河的工程和事务。清代，河工已有岁修、抢修、另察、专察、奏办、咨办等名目；运河工程还有冬挑例工，如从丹阳至镇江段运河、邱宿运河、山东运河、淮扬运河及直隶运河也有疏浚工程，但不是经常性的。由于漕运十分重要，并与河工密切相关，所以清代河工管理机构比较庞大，设河道总督，对黄河和运河分段、分省进行管理。主要由江南河道总督主管江苏、安徽省的黄、淮和江北运河工程及大江两岸运口埽坝，京口闸等启闭工程。两江总督除主管江南北漕运之外，还要与江苏巡抚兼管常州镇江段运河及练湖挑浚闸、坝等工程。河东河道总督除与山东、直隶督抚分管山东、直隶两省漕运之外，还要主管河南、山东的黄河工程及山东运河工程。直隶运河工程则由直隶总督兼管。督抚以下设道、厅、汛三级河工管理机构。河工需要大量人力、物力，河工费用一直属于生产性支出，并且受到封建统治者的重视。自乾隆年间以后，黄河的岁修、抢修经费每年约80万两银，另外还有厢埽、筑坝等工费叫“另案”，每年常达100—200万两，两项常在300万两以上。每年运河工费以江北运河最多。到鸦片战争前夕，清廷的经常性财政支出中，河工费、塘工费共计526.28万两，占总支出的10.39％，仅次于军费支出（占57.14％）和官吏的俸禄支出（占15.58％）。

清代财政经济的三大弊政由于封建地主阶级奢侈腐化的阶级本性和封建官僚机构的无能，绝大部分胥吏营私舞弊、中饱私囊。

首先是漕粮的运输费用很高、损耗很大，运送一石漕粮，要花费几倍的代价，因而年年要支付大量经费。于是就向农民转嫁漕赋，定额一石，常实征3至4石，甚至高达7至8石①。而由此引发的拖欠漕粮、狱讼，以及“闹仓”事件层出不穷，加深了清代财政危机，成为一大弊政。

清代基本上继续采用明朝的纲盐制，也就是包商专卖制度，从中征税。

可见，纲盐制是由少数纲商垄断食盐购销，并由他们包纳盐课的制度。纲商除了按规定缴纳盐课之外，还要承担对清廷和地方官吏的各种捐派与报效。封建皇朝则保护他们在一定地区行盐的垄断权利，允许增加盐价及在规定的引数之外加带无税的盐斤，这样，在各地盐业中形成了官商勾结的封建垄断性的商业势力。由于盐税和其他捐派的增加，以及各种弊端，盐价不断上涨，人民的负担加重，结果官盐滞积，私盐活跃，以致清廷的盐课收入日益减少，形成“上、下交病”的局面，成为另一大弊政，其中又以两淮盐区最为突出。河工则从清代中叶开始成为贪污渊薮。当时贪污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基本上从工程和料价上下手。如虚报工程数量，增加河工料价等。因此，清廷每年拨出大量经费治河，而由于河员贪污中饱，结果是花费浩大，水害反而愈烈，病民也愈甚。正如魏源所说：“黄河无事，岁修数百万，有事塞决千百万，无一岁不虞河患，无一岁不筹河费，此前代所无也”②。河工成了清廷财政的漏洞和病民扰民的弊政，成为清统治者特别头痛又长期找不到解决办法的大问题。

①包世臣：《致前大司马太常书》，中国史学会主编：《鸦片战争》第1册，第547页。②《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下同），第3页。

第二节 为增加封建剥削而进行的改革

清朝后期，随着封建社会基本矛盾的加剧和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殖民势力的侵入，漕运、盐政、河工弊端已严重影响封建皇朝的财政收入，引起地主阶级和社会有识之士的关注，他们把三者列为“经世之务”，寻求改革措施。林则徐、包世臣、魏源、姚莹等参与主持过河工、漕运、盐政等事务的人，根据经验体会，提出一些能切中时弊的主张，其中不乏具有积极意义的改革措施和补救方法。

漕粮的海运商运及漕粮改折

1.漕粮的海运商运。

由于贪污**，河工积弊，运道经常发生阻塞，漕运必须改变渠道。嘉庆十二年（1807）时，浙江巡抚阮元就考虑过漕粮海运。而当时民间海运业已具有相当规模与力量，可以担负起漕粮北运任务，为漕粮海运提供了条件，从而主张南漕商运、海运的人多起来。

主张漕运改革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包世臣和魏源。

包世臣是“善经济之学”的地主阶级改革派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他本人长期居住在东南地区，对商品经济较了解，较清醒觉察到封建统治的危机，因此潜心研究财经方面的问题。包世臣对漕运的弊政是了解的，早在道光二年（1822）就提出“南漕海运”的建议，主张将漕粮由原来的官运、河运改为商运、海运。他认为船商既然能承担南北货物的运输，官府也常常雇民船转运各种货物，就能承担漕粮海运北上的任务。他指出，实行南漕商运海运有许多好处，比如可以减少官吏的中饱私囊和借故勒索，使“公费大减”，还可以减少“扰民”。又如，商运比官运迅速，这样既可以保证京师的粮食供应，增加仓储，还能使“船商大利”，是一举多得的办法。为了刺激船商承担漕粮海运的积极性，他还主张照顾船商的利益，提出一系列利商的具体措施。如公布海运行情，酌情增加运价，规定合理的折耗率以及合理的海损摊赔等。为了减轻漕粮负担，包世臣又主张“召东南习农而无田者”，使其迁到直隶等处，佃种官屯，以代南漕之粮①。以发展北方农业生产来解决漕运问题是积极的办法，有利于封建经济的发展。

包世臣的这些漕运改革方案，虽然目的是“裕课”，即增加封建剥削，但是适当照顾商人利益，发展经济，减轻民户赋税负担，减少封建王朝财政支出，增加赋税收入，可以说是一种进步。

魏源也主张改河运为海运，改官运为商运。但是，他比包世臣更明确地提出了“利商”的观点。他把“海代河”、“商代官”、“因商用商”看成是一种必然的历史趋势。提出将南漕改为海运、商运有四利、六便，即：“利国、利民、利官、利商”②；“国便、民便、商便、官便、河便、漕便”③。魏源关于漕运改革的考虑，已经突破漕粮本身，而与河工，尤其促进“通商”联系起来。

①包世臣：《中衢一勺·庚辰杂著四》卷3。

②《道光丙戌海运记》，《魏源集》上册，第4页。

③《海运全案序》，《魏源集》上册，第411页。

通过实行南漕的商运、海运，增加南北物资交流，物资交流有利于商，物价下降则有利于民。

经过长期争论，在鸦片战争前，一部分漕粮从官运改为商运、海运。

2.鸦片战争后的漕粮改折。

鸦片战争的爆发，迫使清廷增加军费开支，战争失败，清廷又被迫支出大量赔款。道光二十一年（1841）1年内国库存银就减少了34％。道光三十年（1850）国库存银1050多万元，咸丰三年（1853）减至29万元，不仅不能及时提供急需的军饷，连朝廷官吏、工役的薪俸都难照常支付。

清廷为应付财政危机，除了采取一些节约开支措施外，主要用增加旧税、创设新税、向富人开捐、向外国人借债这4个办法增加收入。

道光二十二年（1842）以后，田赋与漕粮的定额没有大的变动。从田赋方面增加收入的办法，主要是通过地方政府增添田赋附加和漕粮改折。

咸丰二至三年（1852—1853），太平军进军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河南等有漕粮任务的省份，并占领南京、长江中下游和镇江等运河口岸，南方数省漕粮北运无法照旧进行，京师所需之粮已供不应求。清廷除留一部分漕粮就地供应军队外，主要采取两项措施以解京师所需：一是江、浙漕粮均改由海运；再就是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河南五省的漕粮“变价解京”，由征收实物改为折征货币，称为改征折色，简称改折。大体上漕粮正额1石折银1两多，附加征实物的也折成货币。这样，传统的实物地租进一步货币化，这是清代田赋制度的一大改革，标志着土地税从实物地租变为货币地租的过程已进入后期阶段。

货币地租的出现，意味着商品经济有一定发展，因此漕粮改折仅反映在商品经济冲击下，封建自然经济开始分解后封建地租形态的危机。

漕粮改折，土地税由实物折征货币，就有一个折价的问题。地方政府借口银钱比价变动不定，提高折价，贪污中饱。漕米石折色后，照时价往往超过2石，甚至高达4至5石，当时人称“勒折”。清廷也借漕粮改折之机，加厘金勒折浮收。同治、光绪之际，由于国际国内各种原因，出现银贱钱贵的趋势。原来每两银合铜钱约2400文，同治末年后，降到只合1200至1300文，顶多1500文左右。许多地方在征收地丁、漕粮时，从原来的收银改为收钱，而且故意提高银钱折价。如河北冀县，每两银只能折钱1500文，但征粮时却要按每两合钱2400至2500或3000多的比例收钱。光绪十四年（1888）时，江浙一带每两银折钱00文，但官府却按每两2400至2500文收钱。这种受到清廷法令保护的对农民超经济强制的搜刮，使农民过着贫穷困苦的生活。漕粮改折，将征收实物地租改为征收货币地租，从形式而言，无疑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变化，但这项政策的出台，更是封建统治者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漕运无法维系而采取的一项应对之策，它从根本上代表了封建统治者的利益。而且在施行过程中，统治者更有意抬高折价，将严重的财政危机转嫁给广大农民，这种残酷的剥削，引起了全国各地的抗粮斗争。

票盐制的推行1.淮北率先改行票盐制。

对如何改革盐政，一般人认为“以缉私枭为治盐之要”，包世臣、魏源则指出盐政弊病症结不在于此，而在于吏胥的中饱、纲商的垄断、官商的勾结和营私舞弊。他们根据“裕课通商”的原则，主张改纲盐为票盐。

包世臣是清代较早提出推行票盐主张的人。他提出的办法主要有三点：第一，取消少数纲商的垄断，允许任何愿意经营食盐的商人领票办课，运销食盐，即使一些“担商”，也“听其肩挑售卖”。由于增加和鼓励经营者，必然扩大了盐业市场。第二，放宽对于运销地区、价格等限制，“票境之内，听其所之，不复问其卖价”。这是用放宽价格、扩大经营范围办法扩大市场。第三，减税降价以抵私，即以低价办法解决走私问题。他认为盐价降低后，票商有的可以“获利三倍，虽从前枭徒贩私之利不能及此”，“枭徒化为小贩”，走私现象可以不禁自止了。这实际是利用价格的杠杆作用，增加市场竞争。包世臣关于改纲行票的主张，实际上是要以普通商人的自由贩运来代替官商勾结的封建性商业垄断，并在其中贯以“利商”、“通商”、“用商”的观点。

魏源在其“改纲行票”主张中，突出了利商的思想。他明确地指出：“夫行盐原欲使商获利”①，“纲利尽分于中饱蠹弊之人，票盐特尽革中饱蠹弊之利，以归于纳课请运之商，故价减其半而利尚权其赢也”②；并且主张轻税，裁浮费，这样票商有利可图，经营食盐的商人增加了，靠价格竞争解决食盐走私，国家的赋税也就自然增加了。可见，在魏源的关于盐政改革主张中，虽然是以增加盐课为目的，但明显体现了重视商业资本的思想。

在经过一段议论和酝酿之后，两江总督陶澍在包世臣、魏源等人协助下，于道光十二年（1832）首先在淮北盐区改行票盐制。规定每票运盐10引（个别州县以一引起票），任何人只要照章纳税，便可领票运输。票法和纲法，都是由民制盐、商贩、商运、商销的制度，区别就在于，纲商垄断并世袭其业，而票法则认票不认人，一般散商都可以经营，无所谓编册世袭的专商。改纲行票之后，封建官僚机构对食盐产销的干预削弱了，取消了纲商对食盐运销的垄断，降低盐税和盐价，普通商人经营食盐者多了，从而增加了食盐的贸易税，官府的税收亦增加了。改革后取得一定效果。姚莹在评论时说：“嘉庆、道光间，两淮盐法之弊极矣。淮北无商，陶文毅力行票法又转盛”，“夫票法之善，以去商贩之束缚而民便之也”①。到太平天国起义前，不仅淮北盐区的29个州县改行票盐，而且在陶澍和继任的陆建瀛的推行下，两淮盐区都实行了票盐制度，无论大小商人只要购盐纳课，就可领票转运，在所规定的销区自由出售。其中淮南之盐行销于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广大地区。

及至太平军占领长江中下游一些地区后，淮盐，特别是淮南之盐难以运销，票盐制度未能继续推行，清廷盐课收入锐减。为解决盐课征收和盐的运销问题，清廷于咸丰四年（1854）实行“就场抽税”之法，又于咸丰七年（1857）改为“设局征税，令水贩就栈采买”，虽然有些成效，但是收效不大，而“以盐抵饷”之法还造成很大混乱。咸丰十一年至同治元年（1861—1862）清军陆续控制长江沿岸后，有些人随之主张恢复票盐制度。如同治三年（1864）任浙江巡抚的左宗棠就上疏要求在浙江试办票盐，第二年任闽浙总督后，又上疏请在福建试行票盐。两江总督兼摄两淮盐政的曾国藩则修改盐法，于同治二年（1863）核定淮（南）盐运行章程，得到清廷批准。

①《筹鹾篇》，《魏源集》下册，第434页。

②《淮北票盐志叙》，《魏源集》下册，第439页。

①《皇朝经世文续编》第51卷，第58页。

后来，署两江总督李鸿章，于同治四年至五年进一步改变票法，以解决盐课收入和运销问题。2.增加盐税是清廷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

盐税是清廷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因而增加盐税成为加强封建剥削的重要手段。除了征收盐税正额外，清廷从咸丰五年（1855）开始在全国举办“厘金”，共分百货厘、盐厘、洋药厘、土药厘四类。这样，关税、厘金与盐税、田赋成为清廷财政收入的四条支柱。盐税与关税、厘金，在岁收入中比重逐渐加大，并且日益超过土地税。

甲午战争后，清廷财政支出恶性膨胀，与财政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光绪二十一年（1895）到庚子赔款前，每年约差2000万两，光绪二十八年（1902）庚子赔款开始后，就差3000万两以上。为维护摇摇欲坠的腐朽政权，清廷加紧财政搜刮。首先就是增加赋税，向各省分摊。其次就是摊入盐税和厘金。光绪二十年（1894）盐税共收入674万两，宣统三年（1911）增加为4631万两，约增加6倍。

清廷主要是通过提高盐价来增加盐税。清代食盐销售实行包销政策，盐税由各包销商统一交纳，盐价为各包销商所垄断。从咸丰年起，清廷就不断增加盐税，随之，盐商也提高了盐价，即盐斤加价。盐斤加价是惊人的；两淮直隶等地，咸丰年间一般每斤盐约20余文，后增至30至40余文；山西临汾则由.7文涨到34文；福建由10文增到20余文。四川食盐咸丰年间起便销往湖北，每斤也从20余文增到40余文。河北文定县，光绪二十一年（1895）时每斤盐28文，宣统元年（1909）加到44文，1920年增至银4分8厘，其他地方也都成倍增加。盐斤加价成为增加盐税的直接办法。北洋军阀时期的盐斤比清末更重，而且是全国的普遍现象，仅四川一地，盐的附加税项目竟有26种之多，全国盐的正、附税，1926年比1913年增加4倍。盐价上涨可想而知。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十五日（1902年9月日），《辛丑条约》签订后不到10天，户部为了支付每年要偿还的2000多万两庚子赔款本利，提出一系列增加捐税的项目，其中主要有“盐斤价值每斤再增四文”，并且向各省摊派款项。1913年“善后大借款”之后，盐厘、盐斤加价则更成为各省军阀进行勒索的重要手段。

第三节 近代河工的衰落

鸦片战争后河工费的减少鸦片战争以后，清廷本已入不敷出的财政经济更是雪上加霜。为了解决财政危机，除了增加田赋、盐税之外，清廷还不得已削减了必要的开支。因此，在鸦片战争前占支出比重第二位的水利费用，主要是用于生产性支出的河工费与塘工费比重急剧下降。从同治二年（1863）以后，每年拨河工费仅50至60万两，正常的岁修无法维持，只能用于抢修。道光二十九年（1849）长江中下游六省遭受百余年来灾情最重的水灾，国家拨出河工与赈灾费用也仅数百万两。光绪十四年（1888），由于黄河在郑州决口，并且南侵运河，使运河沿岸成灾，原定山东河防费每年60万两，结果又改为40万两。河工费的大量减少，加上官员贪污中饱，实际用于河工工程的费用就更少，这是近代河工衰落，反利为害的重要原因。

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努力河工与漕运和农业都密切相关，历来受到重视。为革除河工弊政，遏止水害，包世臣、林则徐、魏源等地主阶级改革派，不仅提出积极的主张，还身体力行，作出一定成绩。

包世臣指出治水不能单纯地防水患，而应该把除水害和收水利结合起来，以增加农业生产来治水。这些兴治水利的主张是积极的、建设性的。魏源在诗中写道：“急卖田，急卖田，不卖水至田成川。谁人肯买下河地，万顷膏腴不值钱。”①痛陈水利失修对农田之害。他认为河水为患的原因，天灾是一个方面，**，即河政的**和豪右的垄断水利则是更重要的原因所在。他指责河吏的管理水利和豪右的垄断水利，是“惟许害民，不许利民，旱则益旱，涝则益涝，人事突然，天则何咎？”②认为改善河政，对于解决清廷财政危机和改进农业生产有重要意义，“欲兴水利，先除水弊。除弊如何？曰：除其夺水夺利之人而已。”③他把兴治水利同革除河工弊政联系起来，把发展农业生产与社会改革联系起来，是切中时弊、有见地的。

林则徐作为近代中国最先睁眼看世界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和爱国者，不仅在漕运、盐政等财政经济改革中提出积极措施，而且在他担任地方官职的40多年中，积极实践他改革河工弊政的主张。首先，对河工弊政加以革除。河工用料上贪污是河工弊政主要表现之一。林则徐亲自逐一查看修防、堵口的料垛，不仅禁止贪污现象的发生，也保证了河工用料的质量。他注重工程质量，尤其在竣工前，总是亲自验收，对于马虎从事的属吏则视情节轻重给予处分，不讲情面，并且令其重新返工。在河工费的使用上，林则徐注意节省，杜绝浪费。其次是积极兴治水利，尽量减轻水害。林则徐从传统的农本观念出发，提出“水道多一分之疏通，则田畴多一分之利赖”，“赋出于田，田资于水，故水利为农田之本，不可失修”。

①魏源：《江南吟十首》，《魏源集》下册，第671页。

②魏源：《筹漕篇·下》，《魏源集》上册，第408页。

③魏源：《湖广水利论》，《魏源集》上册，第391页。

由于河工弊政，加上自然灾害频繁，当时江南连年水患，黄河多次决口，并影响南漕北运。林则徐在江苏、湖北任职期间，多次组织人力物力疏浚省内河道港汊，减轻当地水旱之灾。这种以工代赈的办法，不仅减轻人民负担，发展农业生产，也减少了清廷的河工支出。

但是，个别官员的努力并不能根除河工弊政，尤其在封建地主阶级统治下，社会生产力发展趋于停滞，河工技术无法改进和提高，河工更趋衰落。河工的衰落近代河工的衰落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河工技术的陈旧。与西方相比，中国近代的河工技术已大大落后了。虽然黄河肆虐中华由来已久，但是一直靠最原始的驿站传递报告汛情，直到宣统元年（1909）才从陕州万锦滩开始，用电报向黄河下游报汛。又如，没有对水位观测和水文资料的积累，直到同治四年（1865）才在汉口海关设长江水位站，主要是英国侵略者为了把长江作为入侵通道，极力鼓吹设立的。再如，到光绪十五年（1889）才开始用新的方法测绘黄河图，第二年完成河南以下河图。至于进行河工研究的机构和培养人材的学校的建立就更晚。光绪三十四年（1908）设永定河河工研究所，宣统二年设山东黄河河工研究所，但都属于培训性质。1915年在南京建立海河工程专门学校。国家对河工也没有统一规划和指导，一般由行政官吏兼管，限制了专业人员才能的发挥。1914年虽设立全国水利局，但事权仍属各部及省。而中国的第一座水电站云南海口石龙坝水电站光绪三十四年开工，1912年才建成。第二，是黄河的大改道。旧社会，黄河以善淤、善决、善徙著称，“三年两决”的说法虽然缺乏根据，但据粗略统计，自有文献记载以来的二三千年内，大约决、徙1500余次，在我国自然灾害史上居首位。明、清两代决口一般2至3年一次。黄河每一次决口，洪水横行，受灾面积有时可达数省之境，受灾人口动辄数十万、数百万。鸦片战争后，河工趋于衰败，致使黄河更加频繁地决口：道光二十一年（1841）祥符决口，水围开封城，之后漫流皖北、豫东五府23州县；道光二十二年七月桃源一带决口，到冬天溢众兴一带，溺死者万余人；道光二十三年中牟决口，淹皖北、豫东28州县。同时，黄河含沙量之高居世界河流之首。每年平均输沙量达亿吨，使下游河床迅速淤高，形成悬河，一旦洪水破堤，大水到处漫溢使灾期延长。如咸丰五年（1855），黄河在铜瓦厢（河南兰考西北）决口，淹没5府20余州县，直到同治十三年（1874），河水漫流20年。决溢之时，大量泥沙冲出，洪水消退，泥沙滞留，于是又形成沙害，造成大片黄泛区。因此，黄河为患不仅在洪水漫流之时，还有黄泛区带来的无穷无尽灾难。黄淮平原在一千年前还是我国最富庶的大平原，就因为黄河之患，直到今天安阳、新乡一些地区，农业生产条件仍极差，到处沙荒，还是全国贫困地区之一。另外，黄河决口之后，不能自行归河，或改道，或夺运河，影响漕运。咸丰五年黄河决口后，改道现黄河河道，打乱其他水系，带来更大水灾。黄河多次决口、改道所造成的巨大灾害，表明近代河工的无力和落后。第三，运河的荒废。咸丰五年黄河改道以前，每年由京杭运河漕运南粮400万石至北京，春秋漕船约4000多只，分3批组成100帮左右，直航通州。由于运道要经过数河，水程情况复杂，必须经常修浚。但是，清代的运河修治，重点在维持漕运通畅，其他方面很少顾及，加上河工弊政带来的诸多人为灾害，不可能对运河进行综合开发和利用，一旦发生河患，运河亦受害，运道阻塞，反为水害。太平天国起义期间，南漕改行海运，江北运河一度因漕运不盛失于修治。黄河改道后，淮阴、扬州段运河开坝决堤均成大灾，淹没大片土地。太平天国失败后，又启用江北运河，但已是小粮船，并且改道中运河向北。光绪二十七年（1901）漕粮改折，漕运废止，光绪二十八年便停止运河漕运，运河渐渐堵塞，仅局部通航。到光绪三十年时，取消漕督，全废河运，运河渐趋荒废，黄河北岸到临清段的运河到民国时已成为平地。运河的荒废，表明近代河工的规模已大大缩小了。

第四节 中国盐政的殖民地化

中国盐政主权的丧失，是从盐税作为外债抵押开始的。

盐税作为外债抵押，主要开始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英德续借款”。也有人认为始于光绪二十一年的“瑞记借款”，已开始以部分盐税作担保①。该借款合同的第六项规定以宜昌盐厘、鄂岸盐厘、皖岸盐厘作抵押。之后的一些借款，如光绪二十七年（1901）的“庚子赔款借款”；光绪三十一年的“镑亏借款”；光绪三十三年的“湖北官钱局借款”；光绪三十四年的“京汉赎路借款”，宣统元年（1909）的“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鄂境川汉铁路借款”，宣统三年的“币制实业借款”等，都以部分盐税作担保。这时的盐税仅用作担保，而且不断扩大担保的范围和数量，但是盐税仍由中国的银行存储，盐政管理主权仍在中国。

1913年4月，袁世凯向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举借2500万英镑的所谓“善后大借款”，以全部盐税及关税余额作担保，先规定盐税收入一律存入五国银行。当时中国的全部盐税平均每年将近5000万两白银，由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各省立银行全部移归汇丰、德华、东方汇理、华俄道胜和横滨正金银行存储。从此，从地方到中央的盐税收入完全被银行团掌握和支配。银行团又设立盐税机构，并强迫北洋政府聘外国人负责全部盐税征收事务。由银行团设立盐务稽核总所，稽核收入和支出，监督征解。盐务稽核总所下设分所，遍及全国各地。中国必须聘用外籍顾问及外籍会计、会办。盐务稽核总所的大权由英国人把持，法、俄各出一人担任顾问，审计处由德国人控制。各地产盐区设立的稽核分所均设华、洋所长，但是实权在洋所长的手里。从此，盐务方面的实际权力都掌握在这一群洋会办、洋所长、洋顾问、洋会计之手，五国银行团逐渐攫取了中国盐政方面的行政权。最重要的则是对中国盐税使用权的规定。第一，中国的盐税收入，不经过洋会办同意，没有稽核所签字，中国政府不能提取；第二，北洋政府要提拨、动用盐税每期偿还借款本息后的多余款项，即“盐余”（也包括动用“关余”）也必须经过银行团核准、同意、签字；第三，中国将来如果以盐税作担保品借款，银行团有进而承办之选择权，即完全由他们决定。这些规定是层层绞索，帝国主义不仅控制了中国盐税的征收和存储，也取得了监督、掌握中国盐政和保管中国盐税收入的权利。从此，中国继海关主权丧失之后，盐政主权亦落入帝国主义列强之手。中国财政已严重殖民地化。

中国盐政主权的丧失，使盐政成了增加帝国主义税收的收款机器。关、盐两税在整个北洋军阀统治的时期（1912—1926），每年平均收入计银15700万余元，每年必须存储在银行团所属银行的款项，平均计达676万余元，偿付外债本息平均约6336万余元，仅占存款额的38％。帝国主义通过贷款获取了特殊的经济权益和财政主权，控制着中国的财政，攫取了惊人的暴利。

①魏永诠：《中国近代经济史纲》上册，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谢选骏指出：河工、漕运、盐政就是清代财政经济的三大痼疾，它们的衰败，是中国社会从满清僵尸的坐骑之下开始恢复元气的开始。而黄俄猪马列狗却对此却多所抱怨说，西方列强和帝国主义侵夺“中国的利益”——他们难道不知道，这些利益本来就不在中国手里吗？这些利益，本来已在满洲猪狗的蹄子里了，横遭它们予取予求、任意夺取，已经两百多年了！）

【第九章 海关、关税和子口税】

第一节 近代海关行政管理制度的演变和确立

鸦片战争后海关行政主权的开始丧失鸦片战争使中国由封建社会开始逐步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海关主权也开始逐步丧失。

鸦片战争以前，外国商船到达广州，须投行认保，所有进出口货税均由保商（即行商）代纳。战后废除了行商制度。道光二十三年（1843）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规定，“裁撤保商，则进口货船即由英（领事）官担保”；并规定了领事报关制的具体施行办法：英国商船进口后，即将船牌、舱口单、报单各件呈送该口英国领事，领事即根据这些文件把船只大小、装运货物种类等项通知海关；英商船只卸货、装货时，亦应先期通报领事，“由英（领事）官自雇通事转报海关，以便公同查验”；英商船缴纳税钞之后，海关发给完税红单，商人即将红单呈送领事验明，方准发还船牌，令行出口①。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还规定，外商若不遵守领事报关制，或有呈送假舱单及未领牌照先擅自开舱一类作弊行为，由领事代中国课以罚金。中英《虎门条约》第十二款并规定，走私案件也应由领事通报清地方官员，“以便本地方官捉拿”①。

道光二十四年（1844）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均对领事报关制及领事插手缉私问题作出了类似规定。

按照上述规定，不仅中国政府对外国船舶进出中国港口的批准权被领事剥夺，而且外船进港手续办理之权、海关缉私之权也被外国领事所窃取。领事报关制实行的结果，使得走私贸易，特别是鸦片走私，“像一棵绿色月桂般地欣欣向荣起来”，不法外商“毫不踌躇地抓住每一个机会，不是把关税逃避得一干二净，就是用假报单或和解办法，千万百计缴纳少于协定税则所规定的数额”②。

咸丰三年八月初五日（1853年9月7日），上海小刀会起义，占领上海县城，上海海关道吴健彰逃入租界。英国领事阿礼国（R.Alcock）“遂认此为实行其昔日改良关税行政计划之良机”③，迅速与美国副领事金能亨（E.Cunninghan）磋商，并于八月初七日（9月9日）公布了《海关行政停顿期间船舶结关临时规则》（六条）。该规则宣布：英、美商人分别向英、美领事馆办理一切报关纳税手续，所有进出口税，应向英、美领事馆缴纳，或用现款，或用见票四十天付款的保单均可④。

①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40—43页。

①《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37页。

②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姚曾廙译，三联书店版，第35、88页。③高柳松一郎：《中国关税制度论》第1编，第29页。

④《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第294页。又见海关总司署造册处编：DocumentsillustrativeoftheOrigin，Development，andActiv-itiesoftheChineseCustomsService，（以下简称《海关文件汇编》）第6卷，第20—22页。

阿礼国推行领事代征制度的目的，除了进一步直接掠夺中国海关行政权之外，还在于用交纳保单的办法，作为万一英商财产因战争而受损时，可向中国政府索取赔偿①。

领事代征制实行一个月后，吴健彰于九月初八日（10月10日）通知各国领事，他从即日起恢复海关监督职权。阿礼国立即在复照中刁难说：“本领事认为须俟大清官军收复上海县城、阁下到江海关复职视事之日，本领事始准备与阁下进一步谈判征收关税事宜。”②九月初十与十二日（10月12与14日），吴健彰又两次照会阿礼国，要求支付八月初五日（9月7日）以前10艘英船所欠4.5万余两关税；并登记八月初五日以后各船欠款，否则他将在内地各关向华商征收丝茶出口税。阿礼国在随后的两次复照中，不仅抵赖八月初五日以前应缴税款，并且把清廷拟实行向华商征税的措施视为“挑衅行为”，恫吓说：“我国政府必在其他方面实行报复。”③九月二十四日（10月26日），吴健彰又通知各国领事将于租界对岸浦东的两艘税船上执行海关职权。法国代领事伊担（B.Edan）带头宣布：“中国唯一在上海的海关，它已经被当地居民捣毁”，“本领事充分相信我国商船可以免税自由进出”。英领事阿礼国亦拒不承认吴健彰设“临时水上海关”，并于十月初二日（11月2日）通告英商：现行临时规则继续有效④。

九月二十七日（10月29日），奥国船罗伯特（Robert）号拒交关税，扬帆而去，“宛然象是没有一个海关这样的机构存在一般”①。各国商人趁混乱之机纷纷逃避关税。咸丰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854年1月20日），美国领事以最惠国条款“美国船舶应一体均沾”为借口，公开准许两只美国船“奥乃德号”（Oneida）和“赛恩施号”（Scienle）免税结关出口。阿礼国也于咸丰四年正月初二日（1月30日）公开宣布英商也不按临时规则向领事馆缴纳货税“保单”②。

吴健彰恢复租界海关和设立浦东税船均遭阻挠，最后只好照会英、法、美三国领事，在苏州河北岸远离贸易中心的地方设立海关临时办公处，并于正月十二日（2月9日）开始受理业务。三国领事表面上准备“承认”这一临时海关，但前提是：“海关的监督权不论对于缔约国或非缔约国的任何船只，均应一律生效。”③于是，英商带头以“要付税就得大家付，如果不付的话，大家也不必付”为借口，仍然拒交关税④。

二月二十七日（3月25日），吴健彰奉江苏巡抚许乃钊之命通知英、美、法三国领事，说是为了防止偷税漏税，避免海关监督与外国领事及商人发生争端，暂“在内地河边设立两处关卡，一在白鹤渚，一在闵行镇；中国商人必须负责纳税”⑤。

①姚贤镐：《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海关行政权丧失述略》，《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3期。②《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第305—306、308—313、327页。

③《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第305—306、308—313、327页。

④《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第305—306、308—313、327页。

①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第108页。

②《海关文件汇编》第6卷，第28—32页。

③《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第366、368、411—412页。

④《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第366、368、411—412页。

⑤《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第366、368、411—412页。

英、美、法三国领事于四月初五日与十三日（5月1日与9日）两次提出“抗议”，认为这种设内地关卡办法“显系违反条约”，竭力阻止清廷行使征税的主权⑥。

阿礼国等外国领事在阻挠清廷行使征税主权的同时，还进一步精心策划将中国海关机构控制在列强“有效管理之下”①。咸丰四年四月初五日（1854年5月1日），阿礼国的副手威妥玛（T.F.Wade）在其草拟的“上海临时制度备忘录”中，具体提出了以“外国机构”征收税饷的办法②。五月二十日（6月15日），阿礼国呈包令（J.Bowring）备忘录，建议由英、美、法三国领事与上海道台会同指派一个外籍司税，驻在海关官署办公。一切公文应由他审阅稽核，税票应有他的签署，同时一切中文案卷和簿籍要随时送交各领事和道台核阅。

五月二十六日（6月21日），美国公使麦莲（R.M.Mdane）在昆山会见两江总督怡良，提出裁撤两个内地税关，“否则就难以在该埠（上海）征税，并圆满解决过去九个月的欠税问题”③。在归还欠税和在外籍司税管理下可以收到税款的双重引诱下，在各国领事对新设两处内地税关的坚决反对下，怡良只得同意裁撤内地税关，并授权吴健彰与英、美、法三国领事对“海关行政问题商量一个办法”④。

咸丰四年六月初五日（1854年6月29日），吴健彰与英领事阿礼国、美国领事马辉（R.C.Murphy）和法国代领事伊担举行会议，出卖了江海关行政权。这次会议决定三国领事各提名一人任司税，“组成包括通事、录事和扞子手等中外僚属的一个混合机构”，负责处理海关行政事务；并配备一艘由外籍船长指挥的缉私巡艇；海关监督所发一切文书，如无外籍司税副署不能生效；船舶进口仍经由领事报关，等等①。

英国方面首任司税，是上海副领事威妥玛，法国方面任司税的是其国驻上海副领事史亚实（A.Smith）；美国方面任司税的是其国驻沪副领事贾流意（L.Carr）。史亚实和贾流意，则仍兼任他们各该领事馆的职务。按照三国领事与吴健彰所订非法“协定”规定：各司税应不视为中国官吏，他们“在法律上对一个由三有约国领事和道台组成的混合法庭负责。虽说在这种审判中道台有两个投票权，可是事实却是骗不了人的。外国领事们享有永远占多数的特权”。因此，江海关的行政管理权完全由三国领事的代表所组成的司税所控制，“领事们实际上已经把这个新机构作成了各领事馆的一个附属机关”②。实质上，这几乎是个完全殖民地化的海关。

咸丰四年六月十二日（1854年7月6日），英、美、法三国领事联合向外商发布通告，原有在内地设立的两处关卡即行裁撤，由外籍司税组织的机构“足以保证充分发挥征收关税的效能”，所有报关纳税手续自六月十八日（7月12日）起在苏州河岸新关办理③。但外籍司税设立后，所谓“归还欠税”的诺言并未兑现。

⑥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第112页。

①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张汇文等译，三联书店版，第24页。②《海关文件汇编》第6卷，第33—44页。

③姚贤镐：《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海关行政权丧失述略》，《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3期。④《海关文件汇编》第7卷，第7页。

①《海关文件汇编》第6卷，第51—55页。

②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第120页。

③《海关文件汇编》第6卷，第55—57页。

李泰国与“帮办税务”制度的建立

起初，英国政府对于这种“把海关和关员确切而不可争辩地置于各有约国领事的管辖之下”的“方案”，认为“是值得一试的”①。但是，一些侵略者很快察觉到，在中国这样一个由列强共同争夺的国家中建立一个完全殖民地性质的海关机构，事实上是很难行得通的。李泰国（H.N.Lay）正是最早富有这种敏感的一个侵略者。

咸丰五年四月十六日（1855年5月31日），威妥玛辞去了海关司税一职，回任其英国领事的原职。四月十七日（6月1日），李泰国接替威妥玛的司税职务。值得注意的是，李泰国任司税一职并非由其本国领事提名，而是由清军驻上海官员吉尔杭阿提出。这种提名方式，与前述三国领事与吴健彰的“协定”中由领事提名的规定是不一致的。同治元年（1862），李泰国在其备忘录中特别提到：“就是在我的任命上，英国领事停止了提名。”②李泰国不赞成在中国建立那种由外国领事直接控制的完全殖民地性质的海关，而主张创立一种形式上由中国保留独立、而实际由有中国雇员身份的洋员来“帮办”管理的海关，即实质上的半殖民地性质的海关。

李泰国的这一主张，在侵略分子之间曾引起过某些争议。例如，法国领事推荐的司税史亚实及他的继任人伊担、美国副领事贾流意等坚持认为海关行政应“完全在领事管辖之下”③。

这场争论，反映了列强在对华侵略政策上的某种分歧。咸丰五年九月（1855年10月），英国外交大臣柯勒拉得恩伯爵通过英驻华公使向各领事发布新的政策性指令：“中国海关的英籍委员，不应该视为英国君主的官吏，而应该视为一个代表上海道台的中国官员”。这种策略性变动，“成了《天津条约》的谈判代表们凭以奠定通商善后条约第十款（即“帮办税务”）的基础，而只是在这个基础上，李泰国和他的继任者赫德才能建立起中国海关的结构”①。

差不多与此同时，美国方面也明确制定了新的政策，根据咸丰六年（1856）美国领事法的规定，美国公使和领事们不得推荐任何公民充任任何外国政府的职务，“这便自动地制止了美国当局方面再作任何新的提名”②。咸丰五年（1855）和咸丰六年两年中，英国外交大臣柯勒拉得恩一再督促包令，要他“因势利诱，使中国当局在其他各口岸设立一种类似或相同的有效征税制度”③。随后，包令和李泰国奉命在各通商口岸推行上海外籍司税制度。但是，他们的“努力已告失败”④。

①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第119—120页。

②同上书，第126页。

③同上书，第130页。

①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第130—131页。

②同上书，第127页。

③同上书，第131页。

④同上书，第132页。

福建与广东地方当局坚决抵制。福州将军有凤等在咸丰六年五月二十七日（1856年6月29日）奏折中指出：“此时若听其添设司税官，夷情叵测，利之所在，难免不生觊觎此时欲令福州仿照而行，臣等断不能轻许，致紊关政。”咸丰帝也明确表示，“是时断难允行”⑤。因此，在咸丰八年以前，李泰国和英国当局企图使把持江海关行政权的外国司税变成所谓的“中国官吏”，并企图在通商各口均推行这种制度，清廷未予承认。

为了争得“帮办税务”合法化，英公使便企图通过“修约”的外交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咸丰六年（1856）李泰国出面威胁上海地方官吏，声称“各国条约章程，必求更改，否则恐致生事”①。结果仍遭清廷拒绝。

列强通过外交讹诈办不到的事情，终究是要凭借武力来解决。咸丰八年四月（1858年6月）《天津条约》谈判期间，李泰国作为英方代表之一，态度极为横暴。耆英在奏折中说道：四月二十九日（6月10日）晚，“英夷通使（事）李泰国至奴才桂良、花沙纳行寓，逼索条约各款，必欲一一照准。复经随员等向其婉言商榷，该夷顿起愤激，即欲转回，言语狂悖，极为可恶！次日李泰国复同通使（事）威妥玛至奴才桂良、花沙纳行寓，仍逼索议准照会，神色俱厉”②。《天津条约》签订后，列强与清廷又于是年九月（10月）在上海续订附约《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第十款作出如下规定：“通商各口收税，如何严防偷漏，自应由中国设法办理，条约业已载明。然现已议明各口画一办理，是由总理外国通商事宜大臣，或随时亲诣巡历，或委员代办，任凭总理大臣邀请英人帮办税务，并严查偷漏，判定口界，派人指泊船只，及分设浮桩、号船、塔表、望楼等事，毋庸英官指荐干预。”③从而正式承认了“帮办税务”制度的合法性。因此可以说，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性质海关制度的正式创立。

《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尚未对“帮办税务”制度作出具体的设计。条约签订不久，李泰国乘侵略战争之余威，胁迫清地方当局继续与其规划帮办税务制度的具体模式。其后，在插手中国海关主权方面，李泰国又获取了如下新的进展：

第一，窃取首任总税务司职务。

在李泰国紧逼下，新任“总办各口通商事宜”大臣何桂清于咸丰九年正月（1859年2月）“约定邀伊（李泰国）帮同总办”。李泰国即抓住这个非正式的“帮同总办”不放，于正月十六日（2月18日）提出要“预筹全局”，“如督宪信伊实心帮助中国办事，请发札谕一道，令伊预为选择（各关洋员），去留亦听伊主持”。次日，吴煦把江海关雇募洋员的权力托付给李泰国，请李泰国“代主持一切”，进而为李泰国巧取中国海关行政之权提供了方便。咸丰九年四月（1859年5月），由吴煦呈送何桂清等“鉴核”的《派令英人李泰国为海关总税务司议单》规定：“督理江海关江苏苏松太兵备道吴，今遵钦差大臣总理各口通商事务两江督宪何［桂清］札谕，派令李总税务司帮同总理稽查各口洋商完税事江宜。”“议定以五年为限”，江海关“税务司及各项办公外国人等，均议归李总税务司选用约束，不分何国之人，总期正派妥当，如有不妥，惟李总税务司是问”①。

⑤《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2册，第462—463页。

①《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2册，第451页。

②《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3册，第945—946页。

③《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4册，第1252页。

①《吴煦档案选编》第6辑，第301页。

据此规定，总税务司明确成为中国海关行政的最高首脑。同年六月初二日（7月1日），李泰国正式就任为近代中国海关第一任总税务司②。

第二，改司税为税务司。

在李泰国谋划“帮办税务”制度过程中，江海关原向外国领事直接负责的“司税”摇身一变，即成为具有“中国官吏”身份的税务司。李泰国是第一个被称作“税务司”的外国人。早在咸丰八年（1858）上海谈判前夕，额尔金在致桂良照会中即称李泰国为“税务司”。咸丰九年正月十七日（1859年2月19日），吴煦致李泰国公文中即沿称李为江海关“税务司”①。咸丰九年三月（1859年4月），李泰国推荐英国人德都德（H.T.Davies）为江海关税务司，称德都德为“上海正税务司”，并规定税务司为一口海关行政之最高官长②。六月初二日（7月1日），德都德正式成为帮办税务制度下江海关第一任税务司，英文称作Commissioner③。

第三，制定江海关新章。

经过李泰国与吴煦所谓的“商酌”，至咸丰九年四月（1859年5月），江海关“各样章程，已粗具眉目”④。新制定的海关条款主要有：《派令英人李泰国为海关总税务司议单》（八条）、《各口经费清折》、《各国商船进出起下货物完纳钞税条款》（廿二款）、《运出入内地货物事宜》（九款）、《给发存票事宜》、《江海关征税给单验货现行事例》、《发给免重征执照事例》、《发给存票事例》、《给买洋药照单事例》、《运出入内地征税给照验货各新例》、《税务司管理》，等等。

通过这些章程，总税务司总揽了海关行政大权。中国监督对海关的管理之权也正式移交外籍税务司之手，《税务司管理》规定：“海关税款，外国商运外国货，外国商运内地货，内地商运外国货，俱归税务司管理。凡外国船及外国商雇用内地之船，内地商雇用外国之船，并外国样式之船，无论挂何旗号，统归税务司管理。”上述章程的订立，为“帮办税务”制度推行各口提供了一个模式。

咸丰九年九月（1859年10月），李泰国携带“上海章程”赴广东、福建开设新关。英公使卜鲁斯（F.W.A.Bruce）致各地英领事函，指令各领事全力支持：“李泰国先生为了创立一个统一的海关管理制度，即将赴各主要口岸考察。女王政府对这一尝试的成功付以极大的关怀，我必须请求你们将他完成此事给予必要的协助。”①九月二十九日（10月24日），李泰国在广州设立新关，美国人吉罗福（G.B.Glover）任粤海关首任税务司。接着，李泰国又“采取了第二个步骤”，于咸丰九年十二月九日（1860年1月1日）设立潮海关（汕头），委任另一个美国人华为士（W.W.Ward）为潮海关首任税务司②。

广州与汕头新关的设立，终于使帮办税务制度得到最初的巩固。

②海关总署造册处编：CustomsService；OfficersinCharge，1859—1921，1926年版，第197页。①《吴煦档案选编》第6辑，第274页。

②同上书，第291页。

③CustomsService：officersinCharge，1859—1921，1926年版，第197页。④《吴煦档案选编》第6辑，第298页。

①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939页。

②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928页。

不久，英法联军再次发动侵华战争，“推迟了这个制度的进一步扩展”③。

赫德与半殖民地化海关行政制度的完备

1.赫德代理总税务司与半殖民地中国海关行政制度的巩固。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李泰国重新开始推行帮办税务制度。咸丰十年十二月十四日（1861年1月24日），在李泰国的要求下，恭亲王奕参照当年何桂清任命李泰国为总税务司的样式，发给他一道“札谕”，作为总税务司的“执照”①。从此总税务司直接隶属总理衙门管辖，这不仅更有利于侵略者对中国海关的控制与把持，也有利于总税务司直接与清廷交涉各项维护列强利益之事。

李泰国计划在所有通商口岸全面推行“帮办税务”制度，他选定英商宝顺洋行协理林纳（J.K.Leonard）为镇江关税务司②，又选法**官日意格（M.P.Giquel）为浙海关（宁波）副税务司③。这一计划刚开展，李泰国却因曾“充当志愿兵”保护租界“受了重伤”，此时伤势发作，不得不于咸丰十一年正月二十五日（1861年3月6日）呈奕“申陈”，请假回英国十五个月。未经奕批准，李泰国即自行回国。回国之前，他擅自指定英国人赫德（R.bertHart）与费士来（G.H.Fitzroy）“代办”总税务司职务④。

赫德（1835—1911），咸丰四年（1854）来华。先在英驻香港商务监督署受训，逐被派到宁波英领事馆任见习翻译，旋升助理翻译。英法联军侵占广州后，赫德于咸丰八年调广州英领事馆任助理翻译，兼任英法联军三人委员会秘书。由于赫德善于以“友善”的态度与清廷地方大员打交道，与两广总督劳崇光和粤海关监督恒祺等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受到了英国驻华公使包令和广州领事阿礼国等人的赏识，被视为与清朝官员交往的“一个现成的桥梁”①。咸丰九年春，劳崇光、恒祺与赫德仿照江海关模式主持广州开关事宜。赫德即向劳崇光等建议请李泰国来粤主持开关，同时向李泰国提供了涉及粤海关事务的备忘录。咸丰九年五月（1859年6月）底，赫德为筹建粤海新关而离开领事馆，充任粤海关副税务司②。

李泰国因回国养伤而指定赫德代理总税务司，总理衙门很快予以认可。

咸丰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1861年4月30日），奕要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札谕赫德“暂行代办”③。

赫德在代理总税务司职务期间，为半殖民地中国海关行政制度的巩固与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一，加强了总税务司与总理衙门的密切关系。在英国公使卜鲁斯的安排下，赫德于四月二十七日（6月5日）抵京。赫德就海关行政、关税与开埠等问题与总理衙门会谈了近一个月。五月二十三日（6月30日），奕正式颁发赫德与费士来联合署理总税务司（ActingConjointlyasInspectorGeneral）委任书。

③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第34页。

①《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8册，第2705页。

②《吴煦档案选编》第6辑，第411页。

③《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8册，第2877页。

④《第二次鸦片战争》第5册，第439页。

①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第9页；叶凤美：《赫德传》，见《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1卷，第4页。

②《海关文件汇编》卷1，第148、70页。

③《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8册，第2830页。

第二，将外籍税务司制度推行到新开各埠。在赫德主持下，镇江于四月初一日（5月10日）开关。接着开设新浙海关（宁波），英国人副税务司休士（G.Hughes）主持关务。同月，津海关（天津）设立，法国人克士可士吉（C.Kleczkowsky）为该关首任税务司。其后又分别在福州、烟台、汉口、九江、厦门、淡水、打狗（高雄）等处设立新关。到咸丰十三年（1863），除牛庄和琼州外，不平等条约规定开放的其他各口岸都开设了新关。

第三，进一步详订各项海关管理章程及关税细则。咸丰十一年（1861），赫德在京期间，向奕递交了有关这方面内容的清单七件、禀呈二件。赫德对各海关可征税款数额及海关行政费用提出了新的计划，创立了由总税务司向总理衙门直接呈报《海关收支各数清折》的制度，还主持制定了各所设新关外国商船完纳税钞章程。从而，使得帮办税务更加具体化、制度化。与此同时，赫德还出面与清廷订立《长江各口通商暂行章程》（十二款）及《通商各口通共章程》（五款）。同治元年（1862），又与湖广总督官文新修订《长江通共章程》（十三款）。此外，赫德还主持制订《子口税章程》、《沿岸贸易法》等税收细则。通过赫德的努力，列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所攫取到的种种特权得以迅速兑现。

赫德代理总税务司两年多时间内，使“帮办税务”制度进一步确立，并得以真正的推行和巩固，“虽然赫德不是中国（半殖民地）海关的首创人，但是他却是一个实际的建立者”①。

2.赫德正式接任总税务司职务与半殖民地中国海关行政制度的继续扩展与完善。

同治二年十月五日（1863年11月15日），奕借阿思本舰队事件撤去了李泰国总税务司一职。赫德被任命为近代中国海关第二任总税务司。此后，赫德更加放手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一步完善了半殖民地海关制度。同治三年（1864），赫德制订和颁布了《通商各口募用外国人帮办税务章程》和《关于外人管理下的中国海关组织的备忘录》等文件，明文规定各关洋员的任免、升降、调动、奖惩等均由总税务司作主，总税务司署及下辖各税务司署是海关划一的行政管理机构，这样便进一步剥夺了清廷海关监督的权力，把海关的行政和用人大权集中到总税务司手中。为了缓和西方各国对中国海关权力的争夺，赫德在确保英国优势地位的前提下，注意邀请与中国有通商关系的国家派人参加海关工作，使中国海关具有“国际性”。

同治六年（1867），赫德制订《引水章程》，把引水监督权明文划归海关。同治七年，又制订《会讯章程》，把领事裁判权引伸到海关案件的审理中。光绪七年（1881），赫德颁布一项海关条约，规定海关洋员享有治外法权。

赫德不断扩展海关行政机构，使之规模日益扩大。同治七年（1868），在总税务司署中设海政局（MarineDepartment，亦称“船钞项下”部门），把非海关业务的海务、港务并入了海关；同治十二年（1873）设总司署上海①《海关文件汇编》卷7，第379页。

造册处；同治十三年设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等等。海关人员从很少的编制开始，到光绪元年（1875）已增加到424名外国人和1417名中国人；光绪三十二年（1906）海关（包括邮政）人员有1345名外国人和1062名中国人；1915年海关（邮政已独立经营）人员有1327名外国人和6150名中国人①。赫德还善于捕捉时机，从其他各方面扩张海关势力。甲午战争后，英德续借款成立，清廷曾指定苏州、淞沪、九江、浙东4处货厘和宜昌、鄂岸、皖岸3处盐厘作为偿债基金的一部分，赫德乘机攫取了海关控制和代征这7处厘金的权力。《辛丑条约》规定每年摊付1800余万两赔款，除盐课及海关税项下拨付一千三四百万两外，其余四五百万两，由常关税项下拨付，并规定：“所有常关各进款，在通商口岸之常关，均归新关（即海关）管理。”于是赫德便强制兼管23处常关。此23关为：山海关、津海关、东海关、江海关、镇江关、芜湖关、浙海关、瓯海关、九江关、江汉关、宜昌关、重庆关、闽海关、潮海关、北海关、琼海关、胶海关、沙市关、金陵关、福海关、厦门关、三水关、梧州关。根据规定，各常关所设收税分局在距海关所在口岸50里以内者归税务司兼管，其在50里以外者，仍由各常关监督专管。所以，海关兼管的常关包括23关附近50里内所设的税局税卡在内。

赫德还把海关行政控制权力伸展到清廷的邮政与教育部门。从同治五年（1866）开始，他就利用海关代寄各国使馆邮件的制度，逐渐扩展到收寄外界信件。光绪四年（1878），他命令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G.Detring）试办北方各通商口岸和北京、上海间的邮递业务。光绪五年（1879），决定向其他口岸推广，同时积极向总理衙门和各省督抚进行威胁利诱，并提出建立全国邮政的具体方案。光绪二十二年（1896），清廷终于批准了由海关兼办邮政，并命赫德兼任总邮政司。从此中国邮政权开始落入帝国主义之手①。对培养洋务人才的同文馆，赫德尽力使之自创办之初，就处于他的影响和控制之下。同治元年（1862），总理衙门设北京及广东二处同文馆，开英语科，以海关所征部分船钞作为其经费。同治五年，赫德在欧洲亲自为同文馆增聘了四名洋教习。同治六年，他又建议该馆增开天文、算学、格致、法律等科目。同治八年，他推荐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任该馆总教习。连同文馆学生的考卷，他有时也亲自阅看，以至被丁韪良恭维为同文馆的“父亲”①。与邮政系统一样，同文馆也隶属海关行政的管辖。

在赫德设计与经营之下，中国海关实际上变成了帝国主义设置在清廷内部的一具包罗万象的庞大侵略机器。

近代海关行政机构的组织设置及其沿革

1.总税务司署。

总税务司署是近代中国海关行政最高首脑机关。它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列强进一步攫取中国海关主权的产物。咸丰九年（1859），李泰国窃取首任总税务司职务，总司署随即产生。初期的总司署附设在江海关关署内，但徒具可能。

①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4页。

①参见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资料丛编之八：《中国海关与邮政》。

①W.A.P.Martin：AcyclicofCathay，1896年，第295页。参见叶凤美：《赫德传》，《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1卷，第419页。

赫德代理总税务司之后，为了在各通商口岸广设新关，不得不暂缓总署机构的组建，赫德本人也很少在上海驻留。实际上，这时期总司署的办公机关常随赫德在广州、北京等处奔走而移动。

同治二年（1863），李泰国返华。为了便于与总理衙门交涉，他企图将总司署设在北京。李泰国原在北京勾栏胡同有一套办公住所，“计房一百余间，极为宽敞”。但他仍嫌狭小，“口称必须得一府第居住。且指明要肃王府，或分给一半居住。如王府不能让给，即要詹事府衙门居住”①。李泰国被解职后，驻京外国公使们认为，“最好还是让总税务司驻扎在沿海”②。同治四年（1865），赫德“刚搬进上海住宅并已把它陈设好”，却意外接获总理衙门迁总司署到北京的命令，这显然是因为赫德深受奕信任的缘故③。此后，总税务司署在赫德、安格联、易纨士任内，都设在北京东交民巷台吉场（又称台基厂）④。

总税务司署，最初隶属于总理衙门，自光绪二十七年（1901）起，改隶外务部，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以后，则归清廷新设的税务处管辖。早期总司署不设副总税务司。光绪元年（1875），赫德规定：总税务司因病、死亡和其他原因离缺，总税务司将由总理文案税务司和汉文案税务司联合代理。直到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九日（1898年1月1日），海关总司署才设有副总税务司一职。首任副总税务司系赫德内弟裴式楷（MatthewBoydBredon）。

总司署组织机构庞大复杂，主要由下列部门组成：总理文案。该职初设于同治元年（1862），原与稽查帐目合由一人兼任。总司署首任总理文案兼稽查帐目税务司为金登干（J.D.Campbell）。金登干常驻伦敦办事处后，总理文案与稽查帐目遂分为两个部门。同治十二年（1873），裴式楷任首任总理文案税务司。

稽查帐目。该职与总理文案合设于同治元年（1862）。与总理文案分开后，同治十三年（1874）由雷德（F.E.Wright）任首任稽查帐目税务司。赫德规定：该部门税务司总辖海关之会计，并审查各地海关之会计，至少每年到各关巡视一次，副税务司留驻北京总司署负责审查各关报表。

管理汉文。同治五年（1866）设立，专管各关汉文报表与清廷的往来文件。葛德立为首任管理汉文税务司。

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同治六年至十三年（1867—1874），H.C.Batchelor为中国海关驻伦敦专任代理人。同治十三年（1874），赫德正式在伦敦设立常驻办事处机构，金登干为首任税务司，其担任该职直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去世为止。该部门专司采购灯塔与航标工程所需器材、北洋海军之军舰军械，募借外债，招聘洋员等事。金氏驻伦敦凡三十余年，还常受赫德之命作秘密外交活动，往来欧陆各国。

上海造册处。同治十二年（1873）设立，首任上海造册处税务司为廷得尔（E.C.Taintor）。该部门负责整理各海关汇总来的进出口和转口货物报单，①《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1，第48页。

②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第157页。

③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第51页。

④北京大学历史系编《北京史》认为：1865年8月，在北京设立了总税务司署，署址在金鱼胡同。见该书第291页。

在一定时间内编印成册，名曰贸易报告，包括年报、季报、月报及各种分类统计表，余如通令、通函、密件以及其他公文、规章、报表及调查报告、税则分类等书刊表册。

民国时期，上述机构中文名称有所改变：总理文案改称总务科；管理汉文改称汉文秘书科；稽查帐目改称会计科；造册处改称统计科，等等。此外，总司署还新增几个部门。如：1913年设立铨叙科，后改称人事科；1929年设立财务科和审榷科；1931年设立查缉科，等等。

2.税务司署。

税务司署为各海关税务行政机关，又称征税或税务部门。各关税务行政组织，大致分为总务、秘书、会计、监察、查验五科，就工作性质来说，习惯上称为内班、外班、海班三类，分掌行政、检查、缉私等。税务司实为各地海关行政之最高官长。

内班，也称征税科，专办海关内部事务，处理关税、船钞（吨税）的征收，及统计、报告、会计、庶务等关务。该科设有税务司、署税务司、副税务司、代理税务司、各等帮办、供事等职。

外班，又称稽查科、察验等，专任检查船舶、查验货物等事务，其地位不如内班。该科设有总巡、验货、铃字手等职。

海班，又称巡缉科，专任缉私。设管驾官、管驾副等职。

3.海政局。

海政局，又称“船钞项下”和海务部门。该系统隶属海关总税务司署直辖，由巡工、理船、灯塔、运输四科组成，主要工作为测绘及建立各种助航设备、改置浮桩、号船、塔表及料理灯事。由于海关在沿海沿江进行测绘，中国海防便无秘密可言。从助航设备的业务性质来说，它属交通范围，海关本无权过问。

巡工科，又称巡工总局。下设：（1）总务股，其职务先后设有巡工司（同治九年，1870年底裁撤）、各口巡工司、巡工司或海务巡工司。（2）江局职员，又称巡工江局，设有巡江工司等职务。（3）营造科，又称营造处或工程局人员，设有总营造司、营造司等职。

理船科，又称理船处，管理船只进出港口事务，其职权分为指泊、巡江、救火三项，负责人称理船厅，后称港务长。

灯塔科，又称灯塔处。设有巡灯司（又称灯塔巡视员）、主事人（又称船主或灯船船长）、值事人等职。

运输科，设有管驾官（又称舰长）、管驾等职。

4.其他。

海关行政系统还包括了同文馆和邮政局两个部门。

同文馆分京都同文馆和粤省同文馆。京都同文馆主持人为总教习和暂署总教习，下设格物、化学、天文、医学、法文、英文、俄文、东（日）文等教习。粤省同文馆设有英文、俄文等教习。

邮政局首脑称总邮政司、邮政局总办、邮政局副总办；各口海关所属邮政局设有邮政司、副邮政司、邮政局司事等职务。

京师同文馆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并入京师大学堂，此后与海关脱离。广东的同文馆后来并入两广游学预备科。至此，海关的“教育”部门才告撤销。海关邮政总局于宣统二年（1910）改归清廷邮传部直辖。

第二节 近代关税制度

《南京条约》与关税自主权的丧失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享有完全的关税自主权。海关征收货税与船钞两项正税。清代海关货税，基本上是从量税；船钞按照船只体积大小分等征课。额定正税之外，还有“缴送”、“归公”、“行用”等项附加的征课。正税较轻，但附加征课有时数倍于正额。这种封建性关税，实际上与闭关政策下的限制贸易不能分开，多少束缚了国内商品流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西方商人不断向中国当局提出“布价较贱，及税高之货不来，辄图减其额税”一类的要求①，并积极从事走私贸易。

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丧失了关税自主权。《南京条约》规定：英国商人“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②。这项规定，开了协定关税的恶例。道光二十四年（1844），中美《望厦条约》进一步加强协定关税权，规定“中国日后欲将税例更变，须与合众国领事等官议允”③。同年，中法《黄埔条约》亦规定：“如将来改变则例，应与佛兰西会同议允后，方可酌改”④。根据这些条约和片面最惠国待遇规定，从此中国失去了自主调整税率的权利。

道光二十三年八月十五日（1843年10月8日）中英《虎门条约》签订，并附有《海关税则》⑤。这个税则是璞鼎查委派英国怡和洋行职员罗伯聃（R.Thom）拟定的。璞鼎查非常满意，认为这个税则“竟比商人们本身所敢于提出的，还要更加有力一些”⑥。

《海关税则》分为出口和进口两大类，前者包括61种货物，后者包括48种货物。为了征收时方便，这些列入税则的商品基本采用从量税率。绝大部分出口货及进口货的税率，都比鸦片战争前大为降低。

例如，出口货中，八角、樟脑、藤黄、大黄、土丝的税率，减了50％左右；三籁、土珠、夏布和冰糖的税率，约减65％；草席、南京棉布（紫花布）和黄白糖的税率，约减75％；土茯苓、铜器和黄姜，约减80％。

所有出口货中，最重要的是茶的税率。鸦片战争前，茶的出口正税为每担1.279两银子，加上各种附加税，实际征收约6两银子①。而《海关税则》则定为每担2.5两银子。

也有少数出口货税率得以提高。例如绸缎的税率增加了差不多50％；银器和金器的税率提高到3倍以上。

这个税则所载主要进口货物的税率，较以前粤海关实征的税率，降低了约58—79％。

①广东省文史研究馆译：《鸦片战争史料选译》，第85—91页。

②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32页。

③同上书，第51页。

④同上书，第59页。

⑤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43—51页。

⑥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第10页。

①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91页。

道光二十三年（1843）中英协定关税前后几种主要进口货物的新旧税率水准②货物单位(1843年)前旧税率(1843年)新税率新税率较旧税率减少百分数棉花担24.195.5677.02棉纱担13.385.5658.45头等白洋布匹29.936.9576.78二等白洋布匹32.536.9578.64本色洋布匹20.745.5673.19斜纹布匹14.925.5662.73注：旧税率包括粤海关所征正税，及各种额外勒索在内，为进口货实际负担的税率。新旧税率都是按道光二十三年市价折算的。

一般进口货的税率也都大为降低。例如阿魏、中等燕窝、牛黄、铅、钢、锡和洋青等的税率，约减50％；儿茶、铁、荳蔻、胡椒、木香、藤和毛哗叽等的税率，约减66％；槟榔膏和檀香的税率，约减75％；上等燕窝、丁香、哆啰呢和冲毛呢等的税率，约减80％；苏木的税率，约减87％；荷兰羽缎的税率，约减90％。

税则中也有极少数进口货物的关税提高了。如：呀囒米的税率提高到1倍以上；麻布和水银提高1倍①。

《海关税则》中还规定：凡进口木料，如红木、紫檀木、黄杨木等，及凡属进口铜、铁、铅、锡等类，如白铜、黄铜等，“例未赅载者，即按价值若干，每百两抽银拾两”。此外还规定，凡未列举的品目，不论出口货或进口贷，一律即按价值若干，每百两抽银伍两②。这是值百抽五税率在近代中国关税制度中的首次出现。虽然值百抽五税率在第一个协定税则中的多数进出口货物中尚未被采纳实行，但它却成为列强日后继续压低中国关税的一个基本标准和原则。

总之，进出口税率的降低，有利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倾销其工业品和掠夺中国的农产品，将中国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海关税则》的签订，使中国海关失去了保护本国工农业生产的作用。

②引自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59页。

①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第11页。

②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47—49页。

咸丰八年（1858）的协定税则与同治年后进出口税率水准的变动道光二十三年（1843）中外第一个协定税则产生后，尽管税率比前大为降低，但西方商人并不满足，他们一方面走私逃税，一方面继续要求清廷进一步降低关税。道光二十五年（1845），英国驻香港商务监督德庇时（SirJohnDavis）就曾与耆英商谈过减轻陶器税，又曾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商请将糙木料的关税从值百抽十降低到值百抽五。道光二十五年，驻厦门领事巴夏礼出面交涉，也把樟脑的出口税从每担1500两银子减至1000两银子，等等①。咸丰四年（1854），英、法、美等国公使向清廷提出了“修约”要求，坚持要“重订税则”②。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关税主权进一步丧失。咸丰八年（1858）《天津条约》第二十六款，确认值百抽五的税率为税则的“公平”标准。据此，英、法、美等国在上海与清廷分别签定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新订税则明确承认以值百抽五率作为计算各种从量税率的统一标准。

咸丰八年（1858）修订的新税则，进口货税目增至83种，出口货税目为104种，许多货品的税率又大为降低。下面选出几项重要进口商品的税率变动，加以比较③：货名单位(1843年)税率(1858年)税率(1858年)税率较(1843年)税率减少百分数棉花担6.545.7212.54斜纹布匹7.895.0535.99（续表）

货名单位（1843年）税率（1858年）税率（1858年）税率较（1843年）税率减少百分数斜纹布（美）匹4.634.63-印花布匹14.254.9865.05袈裟布匹10.684.9853.37棉纱担6.944.8629.97羽缎丈9.466.3133.30由上表可见，重要进口货税的降低是显著的。此外，不少出口土货的税率又大为降低。如：白矾从每百斤原课0.1两减为0.045两；樟脑由每百斤原课1.5两减为0.75两；土丝从每百斤原课0.2两减至0.13两；白糖从每百斤原课0.25两减为0.20两；黄姜由每百斤原课0.2两降为0.1两；茶叶从每担原课2两5钱减为1两，即降低了60％。

《天津条约》签订后40年间，税则丝毫未变。因为对于任何一种货物的关税率的变动，非得所有缔约国的同意，否则不能生效。但是，《天津条约》签订以后，实际税率仍继续降低。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新订税则绝大部分为从量征税，税率水准的高低与进出口物价的涨落作相反的波动。同治后，物价的下跌只是短期现象，一般情形是物价上涨，因而，实际税率平均常常不到3％。《天津条约》签订10年后期满，同治八年（1869年）总理衙门与英公使会议于北京，改订税则子目10余项，既已签字，但英国政府不予批准，议案作废。

①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第14页。

②《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1册，第343—347页。

③转引自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59页。

直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因《辛丑条约》强迫清廷赔款45000万两，并指定以关税作为赔款基金的主要部分时，列强从保障“赔款”出发，才同意中国“进口货税增至切实值百抽五”。实际上，直到1918年（第三次）和1922年（第四次）修改税则，仍然没有做到“切实值百抽五”。

详见下表：三次修改税则前后八种主要进口货物的税率水准①按1902—1906年平均价格计算所得的税率按1917—1921年平均价格计算所得的税率按1922—1926年平均价格计算所得的税率货物单位1858年旧征税率1902年新订税率1902年旧征税率1918年新订税率1918年旧征税率1922年新订税率本色市布匹(重7磅者)5.033.151.683.06——漂白市布匹2.623.532.063.212.924.58洋标布匹(宽32英寸)3.983.482.052.522.323.78印度棉纱担2.853.872.022.732.685.44日本棉纱担2.813.811.962.642.194.45棉花担2.173.712.343.122.382.38马口铁担6.434.662.593.494.254.91车白糖担——2.563.313.233.33煤油美加仑——3.5.005.006.84注：平均价格采自“海关第五次十年报告”上册，第179页。因无1918—1922年平均价格，故采1917—1921年的平均价格，并按各次修改税则计算而得。

还应指出：出口平均税率水准历年都较进口平均税率水准为高。如光绪十一年（1885），竟高出1倍以上②。这种状况，愈来愈不利于中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如，中国在鸦片战争前后，茶与丝独占世界市场，茶丝出口税也成为清廷的重要财政收入。但其后，丝业盛于日本，茶叶则兴于印度。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茶丝出口税仍不得调整，无疑削弱了中国丝茶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出口税率高于进口税率，这正反映了晚清协定税则的半殖民地性质。

第二次鸦片战争不仅使进出口货税进一步下降，而且首次确定了鸦片贸易的合法化，并特为鸦片进口规定了税额和征税办法。咸丰八年（1858）《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第五款议定每百斤鸦片税银30两。“惟该商止准在口销卖，一经离口，即属中国货物，只准华商运入内地，外国商人不得护关”；“其如何征税，听中国办理，嗣后遇修改税则，仍不得按照别货定税”①。据此，清地方当局在上海设局抽厘时，除征进口税银30两外，另征华商税银50两。

①引自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60页。

②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797页。

①《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117页。

但英领事和洋商竭力阻挠，认为厘税过重影响了鸦片贸易。为了调和鸦片纳税问题上发生的纠纷，赫德提出两种征税办法：一是进口时征一次“重税”，即每箱60两，完税之后，准往各处，而不另征别税；一是完纳正税30两后，另征子口税15两，“即可在本府所属各州县售卖，而不重征税饷”②。赫德这一主张，为后来协定鸦片税厘埋下了伏笔，它在维护鸦片贸易合法化方面，显然比《天津条约》更进了一步。奕认为赫德所言“有理”。此后各省所征鸦片税厘减轻了。如同治七年（1868），鸦片除每百斤税银30两外，另征收“本口税捐”，各口平均约为36两③。此后，鸦片税厘问题仍成为中外交涉的重要问题。光绪十三年（1887），《烟台条约》的续增专条在伦敦签订。在这项专条中规定，凡鸦片运抵中国的任何口岸时，应即由海关封存在一个具有保结的栈房里，从这栈房提货的时候，则须按照每担完纳进口税（即正税）30两和厘金80两，此后便可行销全中国，免收任何捐税①。

鸦片贸易的合法化并没有制止住毒品的猖獗走私。

沿海贸易“复进口半税”

《南京条约》以后，列强在中国五口“贸易通商无阻”，中国开始丧失了沿海贸易主权。《天津条约》又进一步规定，外国商船可以自由在各通商口岸转口贸易，不必重复课税。不过直到《天津条约》止，外商所获取的沿海贸易权，仅局限于通商口岸之间往来贩运洋货。但外商在通商口岸之间贩运中国土货，《天津条约》也“无禁止专条”②。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列强根据“没有禁止就被解释作准许”的逻辑，坚持扩大这一权利③。咸丰十一年（1861）赫德向清廷提出，应准外商在中国通商口岸贩运土货，土货转口贸易免再征税，并称此“即薄税敛以裕国课之一道”④。奕与赫德讨论这个问题时，原想加重此项税课，以防“华商影射及洋商贪入内地各事”，结果，却接受了赫德“仅加一复进口之子口税”的方案。这就是沿海贸易“复进口半税”的来由，其税率为“值百抽五”的一半，亦称“沿海移出入税”。随后，奕将此方案照会英法公使。咸丰十一年八月四日（1861年9月8日），赫德在总税务司通令中正式将沿岸贸易税付诸实行。复进口半税特权首次见诸条约规定，是同治二年（1863）中丹条约第四十四款。其后西方各国纷纷将“沿岸贸易税的专款列进各该条约之中”①。上述沿海贸易权的扩大，使得中国“凡属生意码头，外国已占十分之九”②。甚至原为内地商船“营生之本业”的登州牛庄所出之豆饼，亦允许外商在华转口贩运。中国传统的民间航运业，遭到了空前的摧残。

②《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8册，第2934页。

③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第221页。

①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第420页。

②《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8册，第2918页。

③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第185页。

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8册，第2930页。

①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第195页。

②《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7，第50页。

免税与减税

值百抽五的税率已经很低，但列强还以各种借口希图免减纳税。早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所附税则表中，曾列出凡进口金银类各样金银洋钱、锭课，免税；又进口洋米、洋麦、五谷等皆免税。咸丰八年（1858）《天津条约》规定，英商在各口岸自用艇只，运带客人、行李、书信、食物及例不纳税之物，毋庸完钞。同年在上海签订的《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第二款，又作出了更具体的免税规定：凡有金银、外国各等银钱、面粟、米粉、砂谷、米面饼、熟肉、熟菜、牛奶酥、牛油、蜜饯、外国衣服、金银首饰、挽银器、香水、碱、炭、柴薪、外国蜡烛、外国烟丝烟叶、外国酒、家用杂物、船用杂物、行李、纸张、笔墨、毛毯、铁刀利器、外国自用药料、玻璃器皿等物进出通商各口，皆准免税①。

由于获准免税权利，上述商品趁机大量输进中国。而同样性质的货品，如衣物、米粉、蜜饯、纸、墨、金银器、酒药、烟丝、烟叶、毛毯等，在出口货税则表中却列入应税品内。

光绪七年（1881）《中德修改条约》还规定了德国在中国设立的船厂为修理而非为建造船舶所用材料的豁免关税问题，这种免税是“非常宽大的”②。直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辛丑条约》为保证列强索取巨额赔款，才基本裁减上述免税。条约规定：“所有向例进口免税各货，除外国运来之米及各杂色粮面并金银以及金银各钱外，均应列入切实值百抽五货内。”③但此后洋米、洋面继续免税进口，对中国农业和面粉工业的发展依然产生抑制作用。

此外，还有陆路关税的减征规定。陆路关税的减征，是从中俄贸易开始的。同治元年（1862）中俄《陆路通商章程》规定：两国边界贸易，在百里内均不纳税；俄商运货至张家口或天津，应纳进口正税，按照各国税则三分减一；如由天津水路赴南北各口，则应按照各国税则，在津补足原免三分之一税银。光绪七年（1881）中俄《改订陆路通商章程》又作了类似规定，并新增俄商“在张家口贩买土货，出口回国，应在该口纳一子税（即正税之半）”④。后来法国、英国分别猎取到这种陆路边界通商的减收关税权。光绪十二年（1886）中法《滇粤陆路通商章程》规定洋货进入云南、广西，按海关税则减五分之一纳税，法商从中国内地购买土货运出云南、广西，按海关税则减三分之一征出口税。可是这两种减收办法还不能满足法商的欲壑，因而在光绪十三年中法《续议商务专条》第三款中，又议定：凡由越南北圻入中国滇、粤通商处所之洋商，即按照中国通商海关税则减十分之四收纳正税，其出口至北圻之中国土货，即按照中国通商海关税则减十分之四收纳正税。英国于光绪二十年（1894）中英《续议滇缅界、商务条款》中，也规定凡货物由英商经由蛮允、盏西西路运入中国者，完税时照海关税则减十分之三，若货由中国经此两路运往缅甸者，完税照海关税则减十分之四。

①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1页。

②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第287页。

③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1006页。

④同上书，第388页。

此外，列强还取得某些免纳船钞的特权。道光二十四年（1844）中美《望厦条约》规定，商船进口，因货未全销，复载往别口转售者，只纳货税，不输船钞，以免重征。中法《黄埔条约》更明确规定，法船从外国进中国，“止须纳船钞一次”①。其后，这种特权又进一步得以扩大。

船钞（吨税）及其指定用途鸦片战争前，船钞属于正税之一，按照船只体积大小分等征课。鸦片战争后，船钞改为按吨课税，不分等级。

道光二十三年（1843）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规定：“凡英国进口商船，应查照船牌开明可载若干，定输银之多寡，计每吨输银五钱。所有纳钞旧例及出口、进口日月规各项费用，均行停止。”①中英《虎门条约》规定，小船在一百五十吨以内“按吨纳钞一钱”。按上述规定，战后船钞大为减少。战前一艘420吨的船纳船钞842余两，连同他种名目共纳2600余两，而战后只须纳210两；战前一艘900吨的船纳船钞规费等3000至6000两，战后仅纳450两。

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列强又进一步降低船钞的水准。咸丰八年（1858）中英《天津条约》第二十九款规定：英国船应纳钞课，150吨以上，每吨纳钞银4钱，150吨正及150吨以下，每吨纳钞银一钱。为了外国航运的便利，列强还强制中国的船钞，指定用作助航设备之费用。咸丰八年（1858）《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第十款规定：“其浮桩、号船、塔表、望楼等经费，在于船钞项下拨用。”②咸丰十年（1860）按赫德建议，实际提出十分之一充作助航设备之用；该年船钞的十分之一数额为2.691万两。自同治七年（1868）后又以十分之七充此项用途。到宣统三年（1911），船钞的十分之七达到94.247万两。至宣统三年末，全国使用该项基金共建立了180座灯塔，138个浮桩和119所警标；灯塔则由55名外籍和407名华籍的守塔者予以管理③。

从同治二年到光绪二十六年（1863—1900）止，曾用船钞的十分之三用作同文馆费用。1917年4月，总税务司获准保留全部船钞收入以支付海务处日益增长的开支④。

①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60页。

①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41页。

②同上书，第118页。

③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第173页。

④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第200页。

第三节 子口税制度

子口税制度的建立

子口税制度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产物。当时以海关所在口岸为“母口”，内地常关、厘卡所在地为“子口”。

早在鸦片战争时期，英国当局就注意到子口税问题。道光二十年三月二十四日（1840年4月25日），巴麦尊致懿律等训令中，曾希图在条约中规定英国货物由中国一省转运另一省时，免除内地税捐；此要求若不能实现，便在条约中规定：“货物自一省转运另一省时所另行加征之税捐，总共不得超过此等货物价值的百分之几，或相当于此等货物进口时已缴纳之税之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①道光二十二年（1842），中英《南京条约》第十款对子口税作了一项含糊的规定：“英国货物自在某港按例纳税后，即准由中国商人遍运天下，而路所经过税关不得加重税例，只可按估价则例若干，每两加税不过［几］分。”②由于该条款并未说明子口税的应征确数，且不包括土货出口在内，因此该条约规定对清地方内地税捐的征收未起实际限制作用。

促使列强完善子口税制度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咸丰元年（1851）后厘金的出现。厘金的征收是奉旨核准的，但其税率和征收方法却听由各省当局处理。作为一种新的广泛流行的国内贸易征税制度，厘金成为列强对华贸易的障碍。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列强通过《天津条约》对子口税作出了新的规定：外商“已在内地买货，欲运赴口下载，或在口有洋货欲进售内地，倘愿一次纳税，免各子口征收纷繁，则准照此一次之课。其内地货，则在路上首经之子口输交，洋货则海口完纳给票，为他子口毫不另征之据。所征若干，综算货价为率，每百两征银二两五钱”①。

咸丰十一年（1861），署总税务司赫德首次进京与总理衙门会谈时，特禀呈“子口税”清单，他以子口税“无所甚难征收”为理由，提出征收子口税的具体办法。赫德建议，在货物流通之总路应设关卡，“土货未曾完纳子口税，应留在卡内而不准过，洋货未曾完纳子口税，应留在卡外而不准过”②。五月三十日（7月7日），奕在奏折中表示，“此项子税，既为条约中应行之事，且系内地税，可以不扣二成，应令南北通商大臣妥筹办理”。随即奉旨正式实行③。

子口税制度与国内外贸易1.子口税制度与洋货内销。

由于子口税制度的实施，洋货内销的状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①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811页。

②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32页。

①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99—100页。

②《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8册，第2927页。

③同上书，第2917、2925页。

因为，洋货在口岸完纳了固定而又微少的子口半税后把货品运至目的地，就可以免纳以往较重的内地税；于是华商立刻愿意购买大批洋货，转售到内地城市和乡镇。洋货从此充斥中国城乡市场。如，从同治年开始，在镇江“洋布的惊人销量主要是因推广子口税制所提供的便利而获得的”；河南与山东的商人，“他们为现行子口税对货运的便利所动，遂到镇江试行直接贩运（洋货）到自己的家乡去卖”；糖和市布这两种货物，在子口税保障下，几乎已经深入安徽及其邻省的每一角落。“这种贸易的增长要大大地归功于这个税单，它使得运至内地市场的洋糖价格远低于土糖价格。因为土糖要完纳31％的税课。”①福州在同治末年，已“广泛领用子口单”。中法战争前后，外商认为子口税制度下洋货内销的增长，成为芜湖“口岸发展的最好的标记之一”。②

2.子口税与厘金。

子口税的实施，无疑是对厘金制度的猛烈冲击。但由于各省厘金局卡遍布各处，对外商赴内地采购土货出口，仍不免发生抽收厘金的事实。例如，贵州、四川、湖北的地方税局曾发生互不承认别省税局所签发的外商购货运照因而重复课税的事实。同时，各地税局厘卡不顾外商有无海关发给买货报单、一概征税的情况也不是没有的③。为了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某些地方当局有意把厘金减低到接近子口税的税率，“商人为了避免各关卡税吏因发现货物备有子口税单而常加以细小的麻烦和羁留，便宁愿完纳稍微高一点的厘金。直到甲午战争前后，厦门申请子口税单的数目，决定于地方税税额和地方税关执行任务的效率和速度。“如果地方税税额轻微，官吏征税的效率高，检验和批准货物的时间迅速，申请子口单的数目就少。”①同治八年九月十九日（1869年10月23日）中英签订《新定条约》（十六款）及《新修条约善后章程》（十款），承认外商将土货运至海口沿途所纳的税厘与子口税比较，多退少补。中英《新定条约》规定：“英国允：英商照章领照，赴内地置土货，运赴海口，沿途逢关纳税、遇卡抽厘。中国允：此项土货如系出口运往外国者，一年之内，准将沿途所纳税厘与子口半税银数比较其多余者，照数发还；若报明出口复进口，多则毋庸给还。”《新修条约善后章程》规定：“英商自内地运土货到最后子口，该商应赴该口税务司处报明遵验，将报单呈关存查。倘十二个月内原土货运往外国（香港不在其内），除照纳出口正税外，其应交之半税准将该货交过沿途税厘扣算，少则饬该商补足，多则由该关给还。如报明出口复进口，多则毋庸给还。”②但上述条约未经英国政府交换批准，因此无效③。

①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823页。

②同上书，第826—827页。

③彭雨新：《清代关税制度》，第38页。

①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836页。

②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308—312页。

③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第245页。

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四日（1902年9月5日），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即《马凯条约》）签订。该约规定，洋货运入内地及土货运经海口输出，在国内一律免纳厘金，而以“加税”的方法作为弥补，进口洋货所加抽之税不得过于“进口正税一倍半之数；此项进口正税及添加之税一经完清，其洋货无论在华人之手或在洋商之手，亦无论原件或分装，均得全免重征各项税捐，以及查验或留难情事；至出口土货所纳税之总数不得逾值百抽七五之数”①。但这种“裁厘加税”的方法由于遭到清地方政权的反对，亦由于列强之间的矛盾，仍然没有实现②。

1931年，子口税与厘金同时废止。

3.子口税制度下的华商。

子口税制度实行后，中国商人仍须“逢关纳税，遇卡抽厘”，民族工商业因而受到严重压抑。外商为了扩展对华贸易，委托华商代销代购，把子口税单交给中国商人。于是，一部分华商向外商买得半税单，以图减免厘金税捐。从同治年起，“子口税单的买卖，其重要性几乎达到足够使它本身成为一种交易”③。洋商因此坐收华商之利，“流弊遂不可究诘”④。光绪二年（1876）中英《烟台条约》规定，洋货运入内地请领半税单，“不分华洋商人均可请领”，但土货出口仍禁止华商享受子口半税之特惠⑤。这种规定，显然为列强商品输入内地提供了更有利条件，并未根本改变华商的地位。

更离奇的是，由于规定土货经由香港运送它口时，亦作为洋货课税，得享有子口税之特权；于是，华商设法将土货有意经由香港转入内地，冒充洋货输入。例如从同治、光绪之际开始，“所谓的洋糖，绝大部分都是中国生产的，主要产于广东省和台湾；称之为洋货，并按洋货进口，为的是可以凭子口单运往内地，因为来自香港就作为真正的洋货处理”⑥。又如，西江农民所产烟草大部在广东北部消费，“若将烟草直接运往消费地点，则需纳为数额颇多的厘税，于是华商就先把烟草运往香港，然后再自香港运回，作为洋货进口，这样，华商就可得到子口单而把烟草运往目的地”①。可见，子口税制度加深了华商对洋商的依赖。总之，由子口税制度“而滋生的不正当行为和违法行为，真是多如牛毛”②。

①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103页。

②彭雨新：《清代关税制度》，第39页。

③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838页。

④同上书，第842页。

⑤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349页。

⑥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831页。

①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842页。

②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第182页。

第四节 近代海关与关税制度对晚清政局的影响

海关与海防

近代半殖民地海关制度的建立，对中国海防发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外籍税务司制度的实行，使中国海防要地完全暴露在侵略者面前。更有甚者，总税务司李泰国、赫德等还直接插手清廷筹办海军的活动，谋图窃取中国的海军大权。

同治初年，赫德与李泰国导演了轰动一时的阿思本舰队事件。咸丰十一年（1861）赫德在京与奕讨论镇压太平军“制胜之方”时，首次“论及购买外国船炮之事”③。随后，赫德等人将清廷步步诱入圈套。在经费问题上，奕起初担心外国会因此向清方敲诈一笔巨款，赫德却说，若用小火轮船十余号，其费不过数十万两，鸦片税厘“岁可增银数十万两，此项留为购买船炮，亦足裨益”④。同治元年（1862），当清廷正式决定向英国购买舰船之后，赫德借故猛增加价，购买轮船需银81万余两，加之雇用洋员等费，“通计需银一百五六十万两”①。在雇用洋员问题上，咸丰十一年赫德在初议时称道：轮船驾驶之法，可雇华人随时学习，“亦可雇用外国人两三名，令其司舵司炮”②。其后，赫德又进而提出雇募外国官兵船户管轮水手等人“多至数百名”③。同治元年（1862），赫德向清廷通报雇用洋人统带各船“武员姓名，系实纳阿士本，所有各船柁工炮手水手，及看火人等，均由该员雇募以专责成等语”④。同治二年（1863），“接手管理”购舰事宜的李泰国抵京向清廷宣称，所购轮船大小八只，“以英国总兵阿思本为总统，其余弁兵共六百余名。并代中国与阿思本立有合同十三条”⑤。李泰国“竟想控制关税作为财源，控制舰队作为权力工具，以便强迫中国政府采用他所提议的一切办法”⑥。由于阿思本舰队遭到地方督抚的强烈反对，并引起国际列强之间的争议，清廷方决心白费巨款将舰队遣散。

自从阿思本舰队解散后，赫德仍企图控制清廷筹建海军的活动。同治十三年（1874），李鸿章依靠赫德向英国阿摩士庄厂定造舰船，赫德乘机向李鸿章推荐一种称为“蚊子船”的小型炮舰，并“力劝中国用蚊船”作为海军的主力舰船。福州船政监督日意格指出，赫德目的是使“船政工程渐废”，“使中国水师永无兴日”⑦。后来连李鸿章也不得不埋怨道：赫德“于治兵实门外汉也，前在英厂购蚊船数只均系铜片镶做，岁须两修，蚊船吃水仅八尺”①。购买蚊子船，致使清廷再次虚糜巨款。

③《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第9页。

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8册，第2915—29页。

①《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第10页。

②《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8册，第2915页。

③《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第10页。

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第31页。

⑤《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21，第2页。

⑥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第155页。

⑦《海防档》，乙编，第857页。

①《李文忠公办海军函稿》卷1，第2页。

光绪五年（1879），赫德向总理衙门条陈试办海防章程，并毛遂自荐，请清廷任命他为“总海防司”。南洋大臣沈葆桢以“中外人员共事不易，且以赫德揽权为虑”，坚决予以抵制；加之李鸿章也表反对，“而赫德总海防司始作罢论”②。

赫德总揽中国海军大权阴谋未能得逞，便改变手法，设法让英**官琅威理进入中国海军。光绪八年（1882），“赫德已为一个琅威理上校谋得了提督下面的主要职位”③。光绪十六年（1890），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暂时离职，琅氏坚持在丁离职期间，北洋舰队应由他以副提督资格负责，未获李鸿章允准，琅氏愤而辞职。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黄海海战之后，赫德又运动琅威理回华执掌海军大权，因琅提出须由光绪帝颁给海军最高职衔等苛刻条件，此议遂作罢。

由上可见，在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赫德等人的干预和影响下，中国近代海防的建设遭受了相当严重的损害。

海关与外交从帮办税务制度酝酿产生之初起，半殖民地化中国海关制度与晚清外交就密切相关。咸丰八年（1858），李泰国以司税身份参加《天津条约》和《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的谈判，首开了海关外籍人员插手外交活动的恶例。李泰国任总税务司以后，便企图“要不受约束地控制着关税的征收和帝国的外交政策”①。赫德接任总税务司之后，公开以“顾问”身份，广泛插手清廷的各种外交活动。归纳起来，主要包括如下几方面：第一，维护列强利益，插手中外纠纷和战争的调停。

同治十年（1871）天津教案发生后，赫德帮助法国胁迫总理衙门②。同年崇厚为此赴法“道歉”，赫德派其妹夫法籍税务司吴秉文（A.Huber）等随同崇厚赴法。

光绪元年（1875），总理衙门就处置“马嘉理案”征询赫德意见，赫德为此呈递一份“节略”，提出一系列有利于英国的具体意见。随后还插手此案的谈判，促成签订了使英国获益甚多的《烟台条约》③。

中法战争后期，赫德派税务司金登干赴巴黎与法国秘密磋商和款。光绪十一年二月（1885年3月）中**队获镇南关大捷，法国茹费理内阁倒台，金氏赶紧于二月十九日（4月4日）签订了使中国蒙受屈辱的《中法停战条件》。与此同时，天津德籍税务司德璀琳（G.vonDetring）也撮合李鸿章和法国水师总兵福禄诺订立《简明条款》。尔后，赫德又一手操纵了正式和约的签订。由于赫德“调停有功”，清廷赏赐他双龙二等第一宝星和赏戴花翎。法国政府授予他“荣誉勋位武官勋章”。

第二，插手各种不平等条约的谈判。

②《洋务运动》第2册，第439页；《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211，第11页。③［英］季南：《英国对华外交》（许步曾译），第222页。濉肪*211，第11页。①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第48页。

②费正清等整理：TheI.G.InPeking，卷1，第58页。

③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第335—336页。

近代史上，中外间许多重要不平等条约的谈判，均有外籍总税务司或税务司的插手。例如：咸丰八年（1858），李泰国参加《天津条约》和《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的谈判。

咸丰十一年（1861），赫德协助英公使卜鲁斯订立《长江各口通商暂行章程》（十二款）及《通商各口通共章程》（五款）①。

同治元年（1862），赫德在英驻汉口领事金执尔配合下，与湖广总督官文订立《长江通共章程》（十三款）②。

光绪二年（1876），赫德充当李鸿章助理，促成《烟台条约》的订立。

光绪十一年（1885），赫德与金登干、德璀琳操纵了中法和约的谈判。

光绪十二年（1886），在赫德插手下，清廷与英国签订了中英《缅甸条约》，承认英国统治缅甸。

光绪十三年（1887），金登干代表清廷签订中葡《里斯本会议草的》，迫使清廷接受葡萄牙对澳门的侵略要求。此外，如光绪十九年中英《藏印条约》、光绪二十七年（1901）《辛丑条约》、光绪二十八年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等许多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总税务司或一些外籍税务司都在其中发生了关键作用或恶劣影响。

第三，插手清廷派出使团的活动。

同治五年（1866），赫德请假回国。在他建议下，总理衙门派斌椿率同文馆学生一行5人随赫德赴英、法等国考察。此为清廷派员赴欧之始。赫德特派英籍海关帮办包腊（E.C.Bowra）和法籍帮办德善（E.deChamps）陪同“照料”斌椿出使欧洲①。此后，赫德等插手清廷派出使团的活动更加频繁。第四，代表清廷参加国际博览会。

晚清国际展览会全由海关派员代表中国参加，借此兜揽中国土产的销售市场，以便外商获利。例如：同治十二年（1873），英籍税务司包腊代表中国政府参加奥京维也纳博览会。光绪四年（1878），英籍税务司贺壁理（A.E.Hippisley）代表中国参加巴黎博览会。光绪三十一年（1905），比利时籍税务司阿里嗣（J.A.vanAalst）任中国参加列日（Liege）博览会委员，等等。此举除了有替外商开拓商业利益的目的外，也有侵占中国外交权的用意。

由上可见，海关外籍人员从各方面影响和左右了晚清的外交政策和活动。

关税与晚清财政近代关税成为清廷的重要财源。李泰国与赫德创立、推行帮办税务制度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以关税为诱饵。咸丰十一年（1861），赫德首次与总理衙门会谈时，为确保在新开各口迅速设立新关，便向奕许诺，通商各口每年可征收洋税银两“通共一千零六十八万两”②。

近代关税额增长的速度是很快的。

①《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第20—26页。

②《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7，第22页。

①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第203页。

②《第二次鸦片战争》第5册，第504页。

鸦片战争前，粤海关每年税收约白银100万两左右。到同治三年（1864），各口海关各项税收达787万余两；同治十年（1871）达1120余万两；光绪十三年（1887）达2050余万两（包括鸦片厘金）①。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廷财政岁入约8800万两，而其中海关税收就占了2300万两②。

关税在晚清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及外交等方面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归纳起来，清廷关税的用途主要表现如下几方面：

第一，用于镇压人民群众斗争的军费开支，例如关税就成为清廷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重要经费来源。

第二，近代海防经费基本取源于关税。例如阿思本舰队的经费开支；其后各省舰船的购进，各种海防设施的设置，均依赖于海关税款。

第三，为近代教育提供经费。如京师同文馆与粤省同文馆，向在海关船钞项下开支。福州船政局马尾前后学堂的各种经费支出，及其所派历届出洋留学生经费支出，均由海关税款提供。

第四，为洋务派某些企业提供筹办资金。如全国最大造船厂——福州船政局，其由创办到发展长达数十年过程中，各项资金与经费基本依赖于海关税款的拨给。

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从未放弃过对中国关税的劫夺。其掠夺方式主要有三种：

其一，以关税支付战争赔款。咸丰十年（1860）起，清廷为支付英法等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勒索的赔款，便允准列强要求，以海关税收总额的五分之一按季摊付。从此，海关总税务司署便成为偿付列强历次赔款的“出纳机关”①。

其二，关税成为外债的担保品。各种外债的担保品主要是关税，仅一小部分是厘金及其他收入。甲午战争之前，在清廷关税收入中，按照历年海关报告计算，支付外债本利的款额平均约占15.8％，最多的一年（光绪十八年，1892）占19.6％②。甲午战后，在支付军费和巨额赔款的压力下，清廷大借外债，这些外债利息高、折扣大，大都以关税为担保。其结果，不仅使列强最大限度地劫夺税款，而且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海关行政的控制。例如光绪二十二年（1896）及光绪二十四年英德借款合同规定，至借款清偿之日为止，前者定为35年，后者定为45年，在此年限内，清廷不得变更海关行政组织。辛亥革命时期，列强又以维护债权为借口，进而夺取了关税保管权。

其三，海关外籍人员通过高薪等方式侵吞巨额税款。

早在咸丰十一年（1861），赫德呈总理衙门“通商各口征税费用”清单，即要求对海关洋员实行高薪制。其中支付税务司年薪银6000两；副税务司年薪银3600两；帮办年薪银1800两；总税务司本人年薪高达银12000两。而海关的中国差役，年薪仅银72两。以支付洋员薪俸为主的这笔海关“征税费用”，每年需银“五十七万五千三百三十二两”③。

①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801页。

②《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第65页。

①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425页。

②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第5页。

③《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8册，第2942页。

此数约占税款收入总数的十分之一。此费日后有增无减，光绪二年（1876），增加到109.8万余两；光绪十四年（1888）增加到173.8万余两；光绪十九年（1893）增加到185.8万余两；光绪二十四年（1898）增至每年为3.8万两。①总之，近代关税对晚清的财政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关税在促进中国近代化方面起过一定作用；但另一方面，关税又成为清廷镇压人民的经费来源，并成为列强的掠夺品。“关税收入与外债的关系，和关税在政府财政收入所占巨大比重，一方面使国内外反动势力常利用关于关税收入的谈判，达成政治上的妥协勾结；另一方面也决定了旧中国的历次进出口税则都只能是财政税则而不能成为保护税则。”②近代收回海关行政与关税自主权的斗争中国人民为收回海关行政与关税自主权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和努力。

近代中国早期维新思想家是这方面斗争的先驱。

咸丰六年（1856），容闳曾在江海关翻译处谋得一职，他不能容忍海关主权被外人把持，某日当面向英籍司税李泰国提问：作为华员，将来“亦能升至司税之地位乎？”当李泰国答复“绝不能有此希望”时，容闳即责问道：“中国人为中国国家服务，奈何独不能与彼英人享同等之权利，而终不可以为司税耶！”于是愤然辞职，以示抗议③。

其后，许多维新思想家都发出了收回海关自主权的呼吁。如进步思想家陈炽在《庸书》中指出：“天下事，利之所在，即权之所在，不可轻以假人者也”；揭露赫德“阴持朝议”、“左袒西商”、“心怀鬼蜮”的种种行为①。钱恂在《通商综核表序》中大声疾呼：“呜呼！何以堂堂中国曾不倭若，以天下利权授之外人之手，而使坐长好利，以笑中国之无才哉！”他还主张学习日本，“日本初聘西人协理（海关），今则全换土人，不用西人矣”；中国“渐裁外人而使代之，我华人皆知奋勉，次第迭更，不十年而各关皆无外族矣”②。

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运动，对洋人把持中国海关主权表现了鲜明的民族立场。愤怒的义和团群众攻毁了北京总税务司署。赫德逃入英使馆，组织使馆人员及海关洋员对抗义和团，“邮政总办被炮伤故，及稽查各口帐目税务司、副税务司二员受重伤”③。赫德不得不承认，义和团是“爱国组织”④。

二十世纪初年，在民主革命运动推动下，清廷被迫实行某些改革。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廷特设税务处，所有各海关所用华洋人员统归税务处节制。此举引起列强不安，英国首先抗议。清廷被迫又向列强表明，税务处的设立，海关统辖关系虽然变更，但其内部组织并不变动，列强非难遂告平息。

①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414—415页。

②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第3页，“中译本序言”。

③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补译本，第35—36页。按：译文中将司税作总税务司，今予改正。

①陈炽：《庸书·外篇》卷上《税司》第35页，引自《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933—934页。

②郑观应：《盛世危言》卷3，第4—7页。引自《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937—938页。③《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第24页。

④同上书，第6页。

但税务处的设置，赫德的地位“毕竟受到了一个严重的打击”⑤。宣统三年（1911）邮政由海关分离移归邮传部管辖，也可视为是收回利权运动的结果。

辛亥革命的发展将收回海关与关税自主权的斗争推向一个新的阶段。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于11月与巴黎《政治星期报》记者的谈话时表示，革命“新政府应将海关税则重行编订，务使中国有益，不能徒使西商独受其利”①。1912年5月30日，宋教仁也提出，“海关税亦速由中央政府派专员监督”②。虽然革命党人的上述主张由于袁世凯窃取政权而未能实现，但收回海关主权的正义呼声日益高涨。

1919年，中国在巴黎和会上，首次正式提出要求恢复关税自主权。在中国人民强烈要求下，1925年10月在北京召开了关税特别会议，以谋求修订税则和讨论关税自主问题。1928年下半年，中外关税谈判继续进行。同年，中国与西方11个国家签订了中国恢复关税自主的协议。其后，中国虽然逐步实施了自主关税，修订并提高了税率，但海关行政仍基本上控制在外国人手中。直到新中国成立，海关与关税自主权才算彻底收归中国人民手中。

⑤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433页。

①《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61页。

②《宋教仁集》下册，第399页。

（谢选骏指出：1840年代的满清杂种被外国列强毒害、盘剥、敲打、抢劫、凌虐……都是罪有应得，这比他们1640年代对中国犯下的罪行，严重程度相差很多了。这就算是恶有恶报了吧。）

【第十章 法制】

第一节 晚清法律制度的变化（1840—1911）

鸦片战争后，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步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化。殖民主义势力的入侵，国内社会经济、阶级关系的变动，西方资产阶级法律思想、文件和著作的涌入，猛烈冲击着中国古老的封建法律制度。但清朝封建守旧势力顽固坚持“祖宗之法”不可改，竭力维护和推行清朝原定的《大清律例》，各部院则例等法律、法规和司法制度，只是根据新需要，随时修“例”或“则例”而已。《大清律例》是清朝最基本的法典，乾隆五年（1740）修成，分名例、吏、户、礼、兵、刑、工7篇，30门，436条，附例1049条，嘉庆时增至1573条，同治时已达1892条。它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部法典。其内容较前代法典，更加严格维护封建**统治和地主阶级私有财产权。

司法制度亦沿旧制。中枢司法机关为刑部（掌审判、司法行政）、大理院（掌复核、平反）、都察院（掌监察政事和复核各地案件）。地方行政、司法组织混一，分州县、府、省按察使、总督或巡抚四个审级。另有朝廷官员定期会审重囚（被判处“斩监候”和“绞监候”的死囚）的“朝审”、“秋审”等制度。凡死刑，经复核报皇帝批准（即“勾决”）后，方能执行。咸丰三年（1853）起，为镇压太平天国和其他各地农民革命运动，特令准备督抚“就地正法”（即先斩后奏），后相沿不改。至光绪七八年（1881—1882），刑部才略加限制：“如实系土匪、马贼、游勇、会匪，方准先行正法。寻常强盗，不得滥引。”①这是清末关于死刑复核程序的一个变化。

但是，在列强加紧入侵、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人民革命运动不断打击下，特别是经历了1900年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清朝统治者深感再也无法照旧统治下去了。为了防范和镇压人民革命运动，调整新的社会关系，应付新思想的挑战，同时也为了粉饰“预备立宪”，清朝统治者不得不对其法律制度作了较大的变革。

修订律例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廷下令修订现行律例，派沈家本、伍廷芳负责，要求“按照（与列强）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②。并令设立“修订法律馆”。光绪三十年四月初一（1904年5月15日），修订法律馆开始工作，“延聘东西各国精通法律之博士、律师以备顾问”，“待以国宾之礼”，用资讲学和编纂法典。光绪三十三年（1907）更派沈家本、俞廉三为修订法律大臣，并充实修订法律馆人员。

修订法律馆在七八年间。先后译出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典，修改、制定了几部重要法典和一系列单行法规。从而使清朝原有的法律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①《清史稿·刑法志》。

②《大清法规大全·法律部》卷首，第1页。

（一）刑法光绪二十八年（1902），刑部议准：军①、流②除“常赦所不原者照定例发配”外，其他军、流以及徒犯均“毋庸发配”，按所定年限在本省（地）收容所“习艺”（做工）。即把封建的徒、流、军刑的绝大部分改成资本主义性质的以剥夺自由、强制劳动为内容的刑罚。翌年，刑部奏准：废除充军刑名，将其中的“附近”、“近边”、“远边”并入“三流”③，“极边”、“烟瘴”改为“安置”，仍与当差并行。光绪三十年（1904），法律馆议准：改笞、杖为“罚银”，如无力完纳，折为做工。光绪三十一年（1905），沈家本等奏准：删除旧例344条④；废除凌迟、枭首、戮尸、刺字等酷刑和缘坐。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1908年1月），沈等又议定满、汉通行刑律，删除旧律1条、旧例40条，修并改旧例9条⑤。此后，删修和制定了两部刑法典，即《大清现行刑律》和《大清新刑律》。

1.《大清现行刑律》。系删修《大清律例》而成，作为新刑律颁布前的过渡性刑法典。宣统二年四月初七日（1910年5月15日）颁行，共30门，389条，附例1327条⑥。其内容与《大清律例》有些差别。所删修的主要是：（1）删去旧律以吏、户、礼、兵、刑、工分篇的总目，统分为30门（篇）；（2）分别民、刑，即将旧律中继承、分产、婚姻、田宅、钱债、违约等纯属民事法律范畴的条款分出，不再科以刑罚；（3）编入前已奏准的各章条，确定刑罚为死刑、流刑、遣刑①、徒刑、罚金等五种；（4）删去因形势变化而过时的条目②，更改陈旧的词语，增加了些新的罪名（如盗毁铁路要件罪等）。《大清现行刑律》虽属封建性法典，但较旧律变化不少，特别是将一些属于民法范畴的条款从刑律中分出，冲破了旧的编写传统，而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

2.《大清新刑律》。清末制定的一部新刑法典。光绪三十三年（1907）草成奏呈，因遭诘难而搁置。宣统元年（1909）复令“修改删并”，并诏示：“三纲五常实为数千年相传之国粹，立国之大本”，今“固不宜墨守故常，致失通变宜民之意”，但“凡我旧律义关伦常诸条，不可率行变革，庶以维天理民彝于不敝”③。

①军：充军刑，较流刑重、死刑轻的一种刑罚，分附近、近边、远边、极边、烟瘴五等。②流：流刑，分2000里、2500里、3000里三等。

③三流：流刑三等之称。

④见《大清法规大全·法律部》卷2，第1页。

⑤见《大清法规大全·法律部》卷3，第3—10页。

⑥《清史稿·刑法志》：“旧例，除删并外，合续纂之新例，统1066条”。此乃沈家本初呈《现行刑律草案》的附例数，不是经宪政编查馆核议奏准颁行的《现行刑律》的附例数。

①遣刑：分两种：极边足4000里及烟瘴地方安置；新疆当差（均须在当地做工12年）。②如删去“犯罪免发遣”、“天文生有犯”、“文官不许封公侯”、“奸党”、“同姓为婚”等，详见《清史稿·刑法志》。

③《大清法规大全·法律部》卷首，第1—2页。

这是修改新刑律的宗旨（也是制定其他各律的宗旨）。沈家本等遵此于同年十二月修竣具奏，经宪政编查馆核订、资政院议决（只议决总则部分），于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11年1月25日）颁布。计总则17章，分则36章，共411条，后附《暂行章程》5条。这部刑律，本文仿照资本主义国家刑法体例分为总则、分则两编，确定刑罚为主刑和从刑两种：主刑有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分五等）、拘役、罚金；从刑包括褫夺公权、没收、缓刑、假释等制度，取消了旧律中因官秩、良贱、服制等在刑罚适用上所规定的不平等条例，增加了内乱①、妨害国交、妨害选举等罪。因该律草成后遭诘难，宪政编查馆在审核时，增《暂行章程》附其后。所以，该律本文与附文的规定有矛盾：前者表现出浓厚的资本主义法律色彩，后者则反映了浓厚的封建性。如本文不认为犯罪（无夫奸），而附文则定为犯罪；本文已规定了侵犯皇帝罪、内乱罪、亵渎礼典及发掘坟墓的刑罚，附文又作了加重的规定。这种矛盾明显地反映出该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后被中华民国北洋政府稍加修改而援用。

（二）工商法清朝原推行“重农抑末”传统政策，实行并扩大“禁榷制度（即封建国家对某些重要商品——盐、铁、茶和贵金属等实行专营制度），限制私人开矿，严禁对外贸易。鸦片战争后，直至十九世纪末，在洋货倾销，利源外溢，爱国人士纷纷要求“振兴实业”、“设厂自救”的压力下，清廷为挽救财政危机，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三月发布“上谕”，承认“通商惠工，为古今经国之要政”，以往“积习相沿，视工商为末务，国计民生日益贫弱，未始不因乎此。亟应变通尽利，加意讲求”②。故准令成立商部，派载振等先订商律，作为则例③。同年九月、十一月先后发布“力行保商”和保护“出洋商民回华”利益谕。十二月初五日（1月24日）公布《公司律》（附《商人通则》9条），共131条。其中规定：“凡凑集资本共营贸易者，名为公司。”分合资、合资有限、股分、股分有限等四种。又由商部奏定《公司注册试办章程》（18条）。凡设立公司，须“赴商部注册”①。光绪三十年九月十五日（1904年10月23日）起，施行《商标注册试办章程》（28条）及《商标注册试办章程细目》（44条）。又颁《改订商标条例》（12条）、《商部商标注册局办法》（8条）等。光绪三十二年（1906）颁行《破产律》（9节，69条）和商部奏准的《奖给商勋章程》（8条）。翌年谕令各官署：从优奖励经营农、工、商、矿确有成效者。“果有一厂一局所用资本数逾千万，所用人工至数千名者，尤当破格优奖，即爵赏亦所不惜。”②接着，农工商部制定出《华商办理实业爵赏章程》和《改订奖励华商公司章程》。如前者第3条规定：“资本二千万元以上，拟请特赏一等子爵。”③后者第1条规定：“集股两千万元以上者，拟准作为本部头等顾问官，加头品顶戴，并请仿宝星式样，特赐双龙金牌，准其子孙世袭本部四等顾问官，至三代为止。”④其奖赏可算很优厚了。光绪三十四年（1908），清廷聘请日本法学博士志田钾太郎帮同编订商律。至宣统元年（1909）完成，名曰《大清商律草案》。这是中国近代首次编定商事法典草案，因清朝迅即灭亡而未及颁行。

①按新刑律：“意图颠覆政府，僭窃土地及其他紊乱国宪而起暴动者，为内乱罪。”与旧律中之内乱（谓奸小功以上亲、父祖妾及与和者）根本不同。

②见《大清法规大全·实业部》卷首，第1页。

③见《大清法规大全·实业部》卷首，第1页。

①见《大清法规大全·实业部》卷9，第1页。

②同上书，卷1，第2页。

③同上书，卷1，第2页。

④同上书，卷4，第2页。

以上立法，是清末修律中最为新鲜的内容，改变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视工商为末务”的政策，促使当时出现了一个兴办工商的**。然而，真正得到实惠和发展的是“官商”、“官工”。

（三）民法中国封建社会没有专门的民法典，主要的民事权利和活动由刑律来保护和规范，犯之往往处以刑罚。直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才命编定民律，并聘请日本法学士松冈义正等协同调查、起草。宣统二年（1910）颁布《大清现行刑律》，始将旧律中的继承、分产、婚姻、田宅、钱债等纯属民事的条目正式分出，不再科刑。宣统三年八月（1911年9月），《大清民律草案》修成，分总则、债权、物权、亲属、继承5编①，共37章，1569条。其内容，前3编（由松冈义正等起草）大部分依照德国、瑞士、日本等国家的民法典，后2编（由法律修订馆会同礼学馆起草）则保留了不少中国封建制法律的原则。先后分别奏呈。这部民律草案是旧中国起草的第一部民法典，因清朝迅即灭亡而未及审议颁行。

（四）诉讼法中国封建社会历来把实体法与诉讼法混同为一体，“诉讼断狱附见刑律”②，没有单独的诉讼法典。沈家本很重视诉讼立法，认为实体法不全，“无以标立法之宗旨”；诉讼法不备，“无以收行法之实功”。“二者相同，不容偏废”③。在他主持下，先后编成三部诉讼法典草案。

1.《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光绪三十二年四月（1906年4月）完成呈奏。分5章，共260条，附颁行例3条。是旧中国第一个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诉讼法原则起草的诉讼法典，最先规定了公开、陪审和律师等制度，但因遭各省督抚反对而未颁行。法部为“调和新旧”，于光绪三十三年十月（1907年11月）奏准《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颁行，共5章，120条。2.《刑事诉讼律草案》和《民事诉讼律草案》。在上述诉讼法草案的基础上，于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911年1月27日）编成。内容较前者更加详细和周密。《刑事诉讼律草案》分6编，共15章，514条。《民、事诉讼律草案》分4编，共22章，800条。这两个草案未及审议颁行清朝即亡。（五）法院组织法中国自秦至清，“行政、司法二权，向合为一”①。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廷改革官制，仿西方“三权分立”之意，明确大理院“专掌审判”，并于同年公布了《大理院审判编制法》（5节，45条）。光绪三十三年（1907），修订法律馆依照日本国《裁判所构成法》，拟出《法院编制法》，经宪政编查馆审核，厘定为章加附则，共4条，于宣统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1910年2月7日）颁布施行。它在形式上仿资产阶级国家所标榜的“司法独立”，规定各审判衙门分别民、刑，独立审判，行政长官和检察官“不准违法干涉”；采审、检合一制，于各审判衙门内分别设置检察厅；并确定了一系列资产阶级的司法原则，但在实际上并没有认真实施。

①参见《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913页。

②《大清法规大全·法律部》卷11，第1页。

③《大清法规大全·法律部》卷11，第1页。

①《大清法规大全·法律部》卷7，第1页。

（六）行政管理法

清廷为适应新的形势和“预备立宪”，颁布了不少行政管理法规，主要的有：光绪三十四年（1908）的《结社集会律》（共35条）、《违警律》（10章，45条）、《清理财政章程》（35条）和宣统元年（1909）的《国籍条例》（5章，24条，附施行细则10条），以及在此前后发布的《户口管理规则》、《各学堂管理通则》等。

经过上述“修订”，清朝原有的法律体系发生了重大变化，诸法分立，各有所司。它标志着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制法律体系开始解体。

改变司法光绪三十二年（1906），改原刑部为法部，专掌司法行政；改大理寺为大理院，为最高审判机关。第二年，命在京师和各省设高等审判厅，在省会及商埠等地分设地方审判厅和初等审判厅，于各审判厅内增设相应的检察机构，并改省“按察使司”为“提法使司”。在此以前，还在一些地方创建巡警，光绪三十一年（1905）增设巡警部，第二年改为民政部。力图在形式上模仿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司法组织，名曰“司法独立”，实际上审判大权仍操之于皇帝和地方大员手中。

《大理院审判编制法》和《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均规定区分民、刑：凡诉讼而“审定罪之有无者属刑事案件”；“审定理之曲直者属民事案件”①。审判衙门分为初级、地方、高等审判厅和大理院，实行四级三审制。采用西方资产阶级国家所定的一系列原则，如回避、辩护、公开、合议以及起诉、上诉、执行等程序，从而在法律上改变了封建的司法程序和制度（如废除朝审、秋审等），但在实践中，大都仍沿旧制。

清末司法制度最突出的变化，是确认了西方列强在华的领事裁判权及会审公廨和法院。

1.领事裁判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不平等条约在半殖民地国家取得的一种司法特权。英国在中国取得这一特权，始于道光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1843年7月22日）在香港签订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及税则》。其中规定：英人在中国犯了罪，不受中国法律制裁，中国政府亦不得过问，“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同年八月十五日（10月8日）在虎门签订的《中英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即《虎门条约》）第5、6款进一步规定：即使英人华民之间的债务纠纷，亦得“由华、英该管官一体从公处结”；英人违犯中国禁约，也须“交英国管事官依情处罪”，中国司法机关无权过问。此后，美、法、日、俄、德、意等列强相继以不平等条约取得了这一特权，并不断扩大其范围：不仅它们在中国的侨民发生民刑诉讼时，中国司法机关无权过问，只能由其驻中国领事等官员或设在中国的司法机构依据其本国法律裁判；即使其侨民与华人发生诉讼，如被告为其侨民，则由其驻华领事等审判，中国只能派员“观审”。反之，虽由中国司法机关审判，但须由其领事派员“莅审”，实际上是操纵诉讼；甚至华人与无约国①侨民涉讼，或者为洋人船上服务的华人犯案，中国司法机关也不能单独审判。

①《大清法规大全·法律部》卷7，第5页。

①指没有以不平等条约取得领事裁判权的国家。

这一特权制度是列强欺凌中国人民和侵犯中国主权的司法工具，严重破坏了中国司法主权，是清末司法制度半殖民地化的重要标志。

2.会审公廨。同治三年（1864），清廷被迫与英、美、法三国驻上海领事协议在“租界”英领署内设立一审判机关，称“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在上述三国领事参加下，负责审理“租界”内的案件。同治七年十一月（1868年12月），清廷与英、美、法、俄、德等国订立《上海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改《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为“会审公廨”（即会审衙门）。第二年，法国领事另于法“租界”设会审公廨。按照《上海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该公廨由上海道派一同知官员，负责处理各国租界内钱债、斗殴、窃盗、词讼等类案件。但凡涉及洋人必应到案的案件、为外国服役和洋人延请之华民的诉讼，以及无领事管束之洋人与华人的诉讼，外国领事都有权会同审理或派员听讼陪审。如属犯罪，有领事之洋人，“按约由领事惩办”；无领事之洋人，亦须“与有约之领事公商酌办”①。此外，厦门、汉口、哈尔滨等地的“租界”内也相继设立了类似上海会审公廨的会审衙门。嗣后，各国领事每欲“扩展权限”。光绪三十一年（1906），上海领事团曾议决并向清政府提出修改上海会审章程，虽未得逞，然在实际上已由会审、陪审，发展到主审。总之，会审公廨名义上是中国的司法机关，实则完全为外国领事所把持，甚至租界内华人的一切诉讼都是由其主宰。从而造成一种反常现象：“外人不受中国之刑章，而华人反就外国人之裁判”②。租界成了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实行殖民统治的“国中之国”。

此外，帝国主义列强还依不平等条约先后在中国设立了各自审理其侨民案件的法院，为其本国法院下属的司法机关，明目张胆地破坏了中国司法组织的完整和审判权的统一行使。

①《大清法规大全·外交部》卷11，第1页。

②《清史稿·刑法志》。

第二节 太平天国的法律制度（1851—1864）

主要立法

太平天国革命是以“拜上帝会”为组织发动起来的。起先，以《十款天条》作为“拜上帝会”的教规和太平军的军律。道光三十年底（1851）金田起义之初，洪秀全曾发布五条纪律诏、遵守天条诏。咸丰二年（1852）永安建制，颁布了《天命诏旨书》、《太平礼制》、《太平条款》，刊印了《太平诏书》、《天条书》等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书。咸丰三年二月（1853年3月）定都天京后，在东王杨秀清主持下，“立法安民”，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太平刑律》（据传有177条，今发现62条）等法律，建立了司法制度。咸丰六年（1856）秋，天京内乱，革命形势也随之逆转。此后，上下猜忌，法纪松弛。咸丰九年（1859），干王洪仁玕特发布《立法制諠谕》，强调整顿和严肃法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国家以法制为先，法制以遵行为要，能遵行而后有法制，有法制而后有国家，此千秋不易之大经，而尤为今兹万不容已之急务也”①。并指出了“事权不一”，邀功争爵的危害性。但因阶级和时代的局限，这些都成了泡影。

除上述法律、诏令外，其他各王、侯、主将等所发布的谕令、告示、条例等，也具有法律效力。兹就其要者分述如下：1.行政立法。

太平天国实行“以教率政”的政、教、军合一的组织原则，从天王、各王、侯、军师、丞相、检点、指挥及至总制、监军、各级乡官，都握有军事、行政、宗教和司法等权力。太平天国设有女官，衔名与男官同，如女军师、女检点、女指挥、女将军等，其职权、地位也与男官平等。这在当时是个创举。地方政权组织分为省、郡、县三级，废止了清朝道一级设置和直隶州、厅等机构。县以下，设各级乡官。依《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县按居民户数分设若干军，军设军帅，受监军领导。军帅以下依次为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伍长，均按五建制。一伍长管五家（伍长家在内）。并规定“每家设一人为伍卒”。其目的是为将行政机构同军事组织结合起来，以加强生产和适应战争的需要。所谓“有警则首领统之为兵，杀敌捕贼；无事则首领督之为农，耕田奉尚（上）”①。事实上乡官的编制及所辖户数，多因当时环境和居民分布状况等而多少不同。

太平天国要求所有官兵熟记和严格执行法律、法规。如《太平条规》规定：“要恪遵天令”；“要熟识天条，及所颁行诏谕”；“要炼好心肠，公正和傩（和睦），毋得包弊徇情，顺下逆上”；“要同心合力，各遵有司约束，不得隐藏兵数及金银器饰”；“不得荒误公事”；“不许谎言国法、王章”②，等等。如有违法，都要严格处理。此外，它还根据形势发展和政权建设的需要，以法律规定了：（1）乡官选举制度。乡官除了随时随地直接委任外，另一种是由群众公举。如《太平天国文书》记载：“凡乡邻熟识之人，举为乡官，办理民务”。

①《太平天国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52页。

①《天朝田亩制度》，《太平天国》第1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324页。②以上见《太平天国》第1册，第155页。

并要求“所举之人，必度其干事才能称职者充当其任”①。（2）保举制度。按《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凡天下每岁一举，以补诸官之缺。”保举要“列其行迹，注其姓名”。“举得其人，保举者受赏，举非其人，保举者受罚”。太平天国前期贯彻执行这一制度是较为认真的。燕王秦日纲在禀奏中说：东王指示“凡保举官员，必须查其平素历练老成，精明灵变，然后传该员前来，亲自勘验，观其言语举动，进退趋跄，果堪胜任，再行保举禀奏回朝，毋得徇情滥保。”②（3）保升奏贬制度（黜陟制度）。三年一次。“若有大功大勋及大奸不法等事”上下相互之间可随时保升奏贬，不受三年的限制。凡所列“贤迹”或“恶迹”，都要有确实的事实和“凭据”，如果滥保滥奏或借机诬奏，要被革职或处罪。（4）考试制度。定都天京后开科考试，每年举行一次，设文、武两科。应试者不分性别、门第等，考中者即被录用。并于所到之地出榜招贤。收揽各方人才。但是，这些有一定积极作用或进步性的制度，是同君主制（尽管与封建君主**制度有所不同）、封官制、世袭制和严格的等级制度相伴随着的。永安建制时，洪秀全即封有东、西、南、北、翼五王，并以诏令宣称：一切功勋等臣，“大则封丞相、检点至小亦军帅职，累代世袭”③。定都天京后，礼仪等级十分繁杂、森严。只有天王及幼天王洪天贵才能称“万岁”。“各王驾出，侯、丞相轿出，凡朝军中大小官员如不回避，冒冲仪者，斩首不留。”④表现出浓厚的封建等级制的特色。特别是后期，随着太平天国政权的封建化，上述一些进步性的制度也都被弃置了。

2.土地立法。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主要内容是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均天下田给天下人同耕。它规定把全国土地按亩年产量的不同，分成“九等”，以户为单位，按人口均分，“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算其家人口多寡，人多则分多，人寡则分寡，杂以九等”①。岁以上受田，得全分。15岁以下为未成年人，分田占成人的一半。并规定：“凡天下田，丰荒相通，此处荒则移彼丰处，以赈此荒处；彼处荒则移此丰处，以赈彼荒处”②，以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③的理想社会。这是一个以小农平均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彻底否定封建土地制度的方案。在反对地主阶级土地占有制的斗争中，“‘平均’地产的思想是正当的和进步的”④，它反映了受尽封建剥削、压迫的破产农民的愿望。除此而外，“‘平均制’的其他一切东西都不过是思想上的幻影”⑤。事实上，太平天国并没有按照上述规定分田，而是依据旧征收粮赋办法来征收税粮⑥。

①《太平天国文书》。

②《太平天国》第3册，第208页。

③《天命诏旨书》，《太平天国》第1册，第66页。

④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第3册，第230页。

①《天朝田亩制度》，《太平天国》第1册，第321页。

②《天朝田亩制度》，《太平天国》第1册，第321页。

③《天朝田亩制度》，《太平天国》第1册，第321页。

④《列宁全集》第13卷，第217—218页。

⑤《列宁全集》第13卷，第217—218页。

⑥参见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事考》，第202页。

咸丰四年（1854），东王杨秀清等三王以“兵士日众，宜广积米粮，以充军储而裕国课”为由，特向天王奏准：在安徽、江西地区“晓谕良民，照旧交粮纳税”⑦。即照旧办法直接向太平天国政府交粮纳税。这一改变，是时势要求的必然。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攻占苏州、常州等地，即令乡官“按亩造花名册，以实种作准，业户不得挂名收租”①。克复无锡后，“乡官随田派捐各佃户认真租田当自产，故不输租，各业户亦无法想”②。实际上承认了农民占有土地的权利。太平天国有的地方政府，还发给农民田凭。“各乡卒长给凭，领凭后，租田概作自产”③。这可谓太平天国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实行的一种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此外，太平天国还在一些地方，直接设收清朝官僚、豪绅以及寺观的土地归太平天国所有，设典农官管理。但是，上述政策在有些地方并未认真贯彻执行。特别是后期在苏杭地区，有主客观原因。钻入该地区军政部门的地主、商人和反革命等，利用职权，发给地主田凭，令其“永远收执、取租办赋”④。并设立租局，强迫农民向地主交租，甚至派兵镇压农民的抗租斗争，从而使太平天国的土地法令部分地遭到破坏。

3.财经立法。

圣库制度和供给制度：太平天国依据“人无私财”原则，创立了一种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圣库”（《天朝田亩制度》称“国库”）制度和大体平均分配的供给制度。规定：凡参加拜上帝会的人，须将各人的财产交给圣库，而每个人的生活用品全由圣库发给。从天王至士兵，都不领俸钱。除肉食和服装有差别外，米、盐、油、用品、衣服等都按定量由圣库供应。这一体现着平等平均思想的制度，曾吸引农民群众潮水般地涌向太平军。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圣库的物资来源已由参加起义人的捐献，变为没收官府和地主豪绅的财产。为此，太平天国在进军途中多次严令：所有缴获的金银财物都须缴归圣库，不得私藏。否则，“一经察出，斩首示众”①。这种制度当初对保证军需和官兵生活，防止贪污抢掠，维护革命纪律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企图以法律形式将之推广到社会，则脱离了社会发展的实际，不可能普遍实施；加之管理不善，特别是领导集团以身破法，私自拥有大量金银财宝，享受特殊待遇，致使这种制度到咸丰五年（1855）后就很难维持下去了。

4.商业立法。

大平天国定都天京之初，曾下令取缔商业，将商贾的资本、物货等收归圣库②。商民生活所需由圣库按规定供应。这种办法很难长期实行，遂改为：（1）允许“老兄弟”“出城买物”，即城外有贸易市场；（2）“人有愿为某业者，禀佐天侯给照，赴圣库领本，货利悉有限制”③。

⑦《太平天国》第3册，第203—204页。

①顾汝钰：《海虞贼乱志》，《太平天国》第5册，第370页。

②佚名：《平贼纪略》。

③倦圃野老：《庚癸纪略》，《太平天国资料》，第104页。

④《太平天国文物图录续编》63号，《太平天国》第2册，第877页。①《天命诏旨书》，《太平天国》第1册，第69页。

②《贼情汇纂》，《太平天国》第3册，第275页。

③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太平天国》第4册，第7页。

这种商店称“天朝某店”，一律“不准私卖”，不准收售珠玉玩物④。此亦引起人们不满，便改行自由贸易、由国家收税的政策。“百般贸易俱可做，烟酒禁物莫私营。”⑤所谓“禁物”，系指鸦片、金银玩物、食盐之类。天京以外地方，看来实行自由贸易，但凡开设商店须向政府领取“商凭”（“印照”等）。“商凭”中载有必须遵守的条款。如“务须公平交易”，“不得奇货自居，亦不得抬高市价”⑥等。同时，主张同外国通商，但外商要遵守太平天国法令，严禁鸦片贸易。

5.刑事立法。

刑律是太平天国法律的主要部分。它把打击的重点首先指向代表封建势力的清朝官员、豪绅、恶霸地主等，贬称他们为“妖”，坚决予以打击，并把矛头直指“满妖咸丰”，指斥他“率人类变妖类”，必须诛戮①。

太平刑律视“反草通妖”（叛变通敌）和谋反为最严重的犯罪，规定：“如有被妖魔迷懞反草通妖，即治以点天灯、五马分尸之罪。”并诛杀通馆通营；“凡有人私带妖魔入城或妖示张贴谋反诸事，定将此人点天灯。其知情不告者一概斩首不留。”②为保护圣库制度，刑律对私藏金银和私自掠夺行为，也视为重罪，予以严惩。如规定：“凡私藏金银即是变妖，定斩不留”；“凡典圣库、圣粮及各典官，如有藏匿盗卖等弊，即属反草变妖，即治以点天灯之罪”；“凡假冒官员私打先锋者，斩首不留”③。

依刑律，凡**、强奸，即斩首示众；无故杀害人、烧毁群众房屋的、虏掠群众财物的、私藏关凭等，均斩④。

严禁鸦片。最早制定的《十款天条》第7条规定：“吹（吸）洋烟是犯天条”。咸丰二年（1852）在永安重颁《严禁违犯第七条诏》，规定：吸洋烟者“一经查出，立即严拿斩首示众，决无宽赦”①。后来，洪秀全还专门发布《禁鸦片诏》。各地也张贴《告示》：“倘有贩卖者斩，吸食者斩，知情不禀者一体治罪。”②当时严禁贩卖吸食鸦片，不仅是向恶习挑战，而且是一种反对外国侵略者的爱国措施。

但是，太平刑律有些规定过于苛重，并带有浓厚的封建等级制和落后迷信的东西。如对打架、饮酒、吸水旱烟、超过三周不能熟记《天条书》等，都列为大罪，处以死刑；属下谈及天王后宫后妃的名字、位次，以及见到后妃不低头垂眼的，都处死刑。这种刑律加剧了内部矛盾。

刑罚有枷、杖、死刑，没有徒、流刑。死刑还沿用了古代一些酷刑，如点天灯、五马分尸等。

6.婚姻家庭立法。

④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太平天国》第4册，第7页。

⑤《醒世文》，《太平天国》第2册，第505页。

⑥《金匮商凭》，《太平天国》第2册，第874页。

①《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太平天国》第1册，第0页。

②《贼情汇纂》，《太平天国》第3册，第228—230页。

③《贼情汇纂》，《太平天国》第3册，第228—230页。

④《贼情汇纂》，《太平天国》第3册，第228—230页。

①《太平天国》，第1册，第68页。

②同上书，第3册，第225页。

太平天国提倡男女平等。从起义开始，妇女就享有同男子同等的权利，可以参军打仗，出任文武职官，以至将帅，官阶与男子平等。在有些城市设立“女营”、“女绣锦衙”等组织，吸收妇女参加和从事各种生产劳动。关于婚姻，提倡一夫一妻制，并以法律形式肯定“凡天下婚姻不论财”，废除封建买卖婚姻及“一切旧时歪倒”。结婚，一般由乡官发给“合挥”（结婚证书），在教士主持下举行婚礼。允许寡妇再嫁。并严禁娼妓、纳妾、买卖奴婢、缠足、溺婴，要求“安老怜幼恤孤”，严格保护妇女的人身权。但离婚是不准的。

在家庭关系上，曾提倡禁欲主义。起义一开始，为防止**，规定：凡参加起义的男女都分别编入“男营”、“女营”，不许男子径进“姊妹营”和“私相授受”。除诸王外，已婚者不许同居，未婚者不许婚配，违者严惩。定都天京后，企图把这种办法强行推向社会，因遭群众反对，不得不在咸丰五年（1855）正式准许男女团聚婚配，全面恢复家庭生活。

太平天国婚姻家庭立法中，也有不少封建毒素。如官书《幼学诗》宣传“妻道在三从，无违尔夫主”①等封建思想。法律规定，“凡婚姻必听其师择配，不得苟合”②。更为严重的是太平天国主要领导成员公然破坏他们提出的一夫一妻制，甚至假上帝之命实行一夫多妻制。这些也是太平天国领袖们摆脱不了封建帝王思想的表现。

第三节 中华民国的法律制度（1912—1919年5月4日）

（此节缺损。）

（谢选骏指出：太平天国与其叫做神权政治，不如叫作“邪教政治”——如果有一天，“法轮功”一类的秘密组织在中国演化出了一个姓李的“新唐朝”，也会是类似的打着宗教牌照的个人纵欲。）

【第十一章 中央和地方政权机构

第一节 晚清政权机构的变化

第二节 太平天国的政权机构

第三节 民国初年的政权机构

第四节 北洋政府的政权机构

【第十二章 宪政】

第一节 清末“预备立宪”

（以上缺损）

第二节 民国初年的宪政

11月9日，黎元洪以首义都督的名义致电各省，请派代表赴鄂共商组织临时中央政府。11日，同盟会中部总会所在地上海也以苏督程德全、浙督汤寿潜、沪督陈其美的名义通电各省，提出由“各省旧咨议局”和“各省现时都督府”各派代表一人到沪讨论筹组临时中央政府。15日，上海、江苏、浙江、福建等省代表在上海举行第一次会议，为“各省都督代表联合会”。由于武汉方面坚持代表会应在武汉召开，上海方面只好决定代表联合会迁往武昌开会。11月30日，11省共23位代表在汉口英租界举行第一次会议，推谭人凤为议长，决定先行起草《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选举雷奋、马君武、王正廷为起草员。会议开到12月4日，传来了江浙联军在12月2日攻克南京，于是代表会决定以南京为中央临时政府所在地，各省代表即日动身去南京继续开会。

《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是宣统三年十月十二日（1911年12月2日）起草，十三日各省都督代表联合会在武汉通过，1912年1月2日在南京重订。这是辛亥革命后颁布的成立中央政府的第一部法规。

《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共二十一条，它的基本精神是以国家共和体制为基调，采取总统制为政权制度原则，以参议院为立法机构。在参议院未成立前由各省都督代表联合会代行职权，并选举临时大总统。但其具体内容缺乏民主精神，主要表现在：（1）对于普通国民的权利与义务，《大纲》未作任何规定；（2）对立法机关参议院的组成，《大纲》规定议员不是由人民选举产生，而是由各省都督派遣。

上述规定，显然存在很大的缺陷。造成缺陷的主要原因是：（1）由于当时处在战争环境，迫切需要成立临时中央政府以作号召，很难做到让人民自由选举；（2）当时把重点放在改变国体，推翻封建**，建立民主共和之上，加之代表会的代表虽以革命派为主，毕竟鱼龙混杂，很少考虑到人民的权利与义务。因此，它很不完备，故名《组织大纲》，而且还是“临时”的。所以，它是一部权宜性的重要临时法规，未称作宪法。

临时参议院的成立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公布1911年11月25日，远在海外的孙中山回到上海。12月29日，孙中山被迁往南京继续开会的各省都督代表联合会选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从上海到南京就职，宣告中华民国正式成立，改纪年为民国元年。根据《修订大纲》的规定，3日，增补黎元洪为副总统，组成临时政府。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的诞生，封建帝制的终结。正如孙中山所说：这是“我国有史以来所未有之变局，吾民破天荒之创举也”①。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按照《组织大纲》规定，1月3日通电各省都督府派人来南京组织临时参议院，代替各省都督代表联合会。到28日开第一次会议时，实际到达的计有江西、湖北、湖南、福建、安徽、江苏、浙江、四川、广东、云南各3人，山西、广西、贵州、山东、河南各2人，陕西、奉天、直隶各1人，共计43人②。其中同盟会33人，立宪派8人，其他2人。会议选举林森、王正廷为正副议长，李肇甫为全院委员会委员长，宣告临时参议院正式成立。临时参议院的职权，主要有议决暂行法律，临时政府预决算、税法、币制、公债发行，临时大总统交议事件，以及答复临时大总统咨询事件，检查临时政府出纳，对临时大总统行使宣战、媾和、缔结条约、制定官制官规、任免国务员和外交使节等同意权。同时还有对行政的监督权，但对总统的弹劾无明文规定。在行使上述权力需要进行投票时，各省3人中只有一票表决权。

临时参议院成立后，在宪政建设方面，除先后批准和公布诸如《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央行政各部及其权限》、《各部官制通则》、《南京府官制》外，最重要的就是着手制定“约法”。

在临时参议院成立时，南北和议正在进行之中，眼看革命政权将落入袁世凯手中，制定“约法”就是为了防范袁世凯的专权野心，使刚刚建立的民主共和制度不致遭到破坏，确保中国走上民主宪政的轨道。但是，《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仅仅是政府组织法，不能完全约束袁世凯。孙中山希望制定一部约法束缚袁世凯的手脚。他说：“北方将士以袁世凯为首领，与予议和，夫北方将士与革命相拒之汉阳，明明为反对民国者，今虽服从民国，安能保其心之无他？故予奉临时约法而使服从。盖以服从临时约法为服从民国之证据，予忧虑其不足信，故心令袁世凯宣誓遵守约法，矢忠不二，然后许其和议。故临时约法者，南北统一之条件，而民国所由构成也！”①在孙中山主持下，临时参议院召开会议讨论约法问题。会议决定组织编辑委员会进行起草，由法制局局长宋教仁主持。约法草稿经过33天的讨论，作了两次修改，到3月8日提交临时参议院审议通过。11日，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名义公布，定名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分为总纲、人民、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副总统、国务员、法院、附则7章56条。它的指导思想是孙中山的民权学说。其主要内容：第一，以“国民革命”的手段推翻作为“恶劣政府之根本”的清朝封建君主**制度，代之以“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规定了国家的性质，确认辛亥革命的积极成果。第二，肯定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治体制和三权分立的组织原则。规定国家政权由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副总统、国务员和法院组成。第三，采取了资产阶级宪法中的民主自①《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99页。

②《临时政府成立记》，《东方杂志》1912年第11号。

①孙中山：《中国之革命》，《中山丛书》1927年版，第31页。

由原则，确认了私有财产得到保护。规定“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第四，在国家体制上，采取内阁制。规定大总统颁布命令需要由国务总理副署，才能生效。第五，约法修改须经议员三分之二以上或总统提议经由议员五分之四以上出席，出席人数四分之三的决议，方能增改①。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颁布，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件有意义的创举。从上述内容看，它是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文献，是近代中国宪政运动的重要成果，是孙中山共和国方案和民权思想在法律上的体现。尽管这部约法“是不完全的，有缺点，是资产阶级性的，但它带有革命性、民主性”②，在中国宪政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①《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陈茹玄：《中国宪法史》，世界书局1933年版，附录。②**：《关于中华民国共和国宪法草案》，《**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08页。

第三节 袁世凯时期的宪政

从临时参议院北迁到第一届国会1913年3月，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后，随即在北京建立北洋军阀政权。4月1日，孙中山公布《参议院法》。5日，决定临时参议院迁往北京。29日，举行开院仪式。5月1日，重选吴景廉、汤化龙为正副议长，宣告北京临时参议院成立。

北京临时参议院与南京临时参议院相比，有许多不同的地方。（1）代表地域广泛。南京临时参议院主要由反清独立各省派代表组成，北京临时参议院则由全国24省派议员组成。（2）议员人数增多。按照《临时约法》规定，各省由3人增至5人，实际到达为113人（西藏未派），约为原来43人的3倍。（3）组织较完备。除原有院内的全院委员会外，增设法制、财政、庶政、请愿、惩罚等委员会。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增加了袁世凯控制的北方各省议员，以及袁世凯政府成立后赞成“共和”省份的议员，而这些“议员”又大都是一些官僚、政客，加之革命党人这时采取不反对袁世凯，只图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对他加以某些限制的方针，因而这时的临时参议院改变了原来成立时的性质，成为袁世凯政府的御用工具。

北京临时参议院成立后，按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53条“约法施行后，限十个月内，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会，其国会之组织及选举法，由参议院定之”的规定，陆续制订《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于1912年8月10日公布。

这三种法律均属于组织国会的基本法，也是国会组成的依据。《国会组织法》规定：国会采取两院制，即由众议院和参议院组成。同时规定众议院议员的法定人数为596名，由各省及蒙、藏、青海分别选出，任期3年，届满重选；参议院议员的法定人数为274名，由各省议会与蒙、藏、青海、中央学会及华侨选举会分别选出，任期6年，每两年改选三分之一。两院议员共为870名，由此构成国会。

《众议院议员选举法》规定：议员的产生按地区人口比例分配，每80万人选一名，不满80万人亦选一名。其中选举人和被选人资格规定为：凡中华民国国籍的男子，年满21岁以上，在选区内居住2年以上，并具有年纳直接税2元以上或有价值500元以上不动产，小学以上毕业或相当于小学以上毕业方有选举权，其中蒙、藏、青海地区还须懂汉语。被选举人除上述规定外，年龄还必须在25岁以上。但有下列情形之一：（1）被夺公权尚未复权；（2）受破产宣告确定尚未撤销；（3）精神病；（4）吸食鸦片；（5）不识字；（6）现役陆海军人及征调期间续备人员；（7）现任行政、司法官吏和巡警；（8）僧道和其他宗教师；（9）小学教师、在校学生以及办理选举人员在其选区内的。前五项没有选举和被选举权，后四项停止选举和被选权，其中（7）、（8）两项对蒙古、西藏、青海等不适用。《参议院议员选举法》规定：议员的产生，除具备众议员被选资格外，还须年满30岁以上才有被选举权。两院选举方法，除采取无记名单记投票法外，众议院除蒙、藏地区“县治未臻健全，不足以为初选区划”外①，一律采取复选制。

①周异斌、罗志渊：《中国宪政发展史》，第70页。

两院设正副议长，下设秘书厅及全院、常任、特别三委员会。在三委员会中，常任委员会内部组织两院略有不同。众议院为法典、预算、决算、外交、内务、财政、军事、教育、实业、交通、请愿、惩戒、院内等委员会，参议院则为法制、财政、内务、外交、军事、交通、教育、实业、预算、决算、请愿、惩戒、院内审计等股。各委员会和股分别审查各类不同议案。两院职权，按《国会组织法》规定，处于平等地位，“民国议会之议案，以两院之一致成之，一院否决之议案不得于国会期内，再行提出”①。即是说，国会对于各种议案的议定，比如法律案的议定，必须经过两院同意才能成立。它的具体权限除“民国宪法未定以前，临时约法所定参议院之职权为民国议会之职权”外，两院还有各自的建议，质问、查办官吏纳贿违法的请求、政治咨询答复、请愿答复、议员逮捕许可、院内法规制定等权。此外，还赋予在宪法未制定前，国会成立后，在两院议员中各选同等人数的委员，进行宪法起草的特权。

两院会议规定每年举行一次，时间为4个月，必要时可适当延长，对议案的议定则分别举行。

按照上述规定，从1912年底到1913年初，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议员选举。在选举的竞争中，由于宋教仁的积极努力，国民党在两院中取得多数席位，其中众议院596席中，国民党得269席，共和党得120席，统一党得18席，民主党得席，跨党者得147席，无党派得26席；参议院274席中，国民党得123席，共和党得55席，统一党得6席，民主党得8席，跨党者得38席，无党派得44席。在国会共870席位中，国民党获392席，占总数45％强，而共和、统一、民主三党仅获223席，占总数25％左右，从而使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得压倒优势的胜利。醉心于政党政治的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大为兴奋，在国会召开前，在长江流域各省发表演说，宣布“国民党在全国的选举都已胜利，已占国会的绝大数，大局已定，政党责任内阁制一定可以成功”①，表示将返京组织第一届责任内阁。然而欲行**独裁的袁世凯已把枪口对准了他，宋教仁在返京途中的上海车站遇刺身亡。

在宋教仁被刺前，进行国会议员选举之时，袁世凯政府于1913年2月10日发布召集国会令：“自民国二年一月十日正式国会召集令发布之日起，限于民国二年三月以内，所有当选之参议院议员及众议院议员，均需一律齐集北京，俟两院各到总议员过半数以后，即行同时开会。”②接着，3月19日又发布命令，规定“民国二年四月八日，行民国议会开会礼”③。

1913年4月8日，国会正式开幕。与此同时，北京临时参议院按照约法规定，在8日午后二时举行结束仪式，将权力移交给正式成立的国会。26日，参议院选举张继为议长，王正廷为副议长。28日，众议院选举汤化龙为议长，30日选举陈国祥为副议长。国会的成立，两院正副议长选出，标志着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的确立，民国后宪政工作的发展。但袁世凯为了建立他的独裁统治，一方面在国会开会前派人暗杀宋教仁；另一方面在国会开幕后唆使共和、民主、统一3党联合组成拥袁的进步党，在国会里与国民党相对抗。

①《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第13、14条，《法令全书》第1期《宪法》。①仇鳌：《辛亥革命前后杂记》，《辛亥革命回忆录》（一），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5页。②《北洋政府公报·命令》1913年2月5日。

③《北洋政府公报·命令》1913年2月5日。

同时，又利用金钱和武力收买和分化国民党，把国会玩弄于股掌间。

“二次革命”后，袁世凯胁迫国会选他为正式大总统。接着以顺从“民意”为词，下令解散国民党，撤销国民党议员资格，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无法开会。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宣称：“国会组织不良”，“又事实上职权上已停止”，“明白宣布，使经济贤能议员，暂结残局”，“一俟厘订组织各法及选举程序以后，政府自必切实进行，依法召集”①。停止了两院现有议员职务，每人发400元旅费，返回原籍，宣告国会正式解散。2月3日，又以“把持财政，抵抗捐税，干预词讼，妨碍行政”等罪名，下令地方自治会“立予停办”②。28日，“以省议会不宜于统一国家，统一国家不应有此等庞大地方议会”为由③，下令解散各省议会。至此，从国会成立到解散，前后约9个月，资产阶级革命派苦心经营的民主宪政被袁世凯彻底破坏了。正式宪法的起草正式宪法的起草，在国会成立前就已提出，但在由何种机构起草和拟订的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分歧。梁启超等人主张由政府发起组织宪法起草机关，并由临时参议院、各省都督、各政党及总统府派员共同组成，得到了共和、统一、民主等党派的赞同。袁世凯左右的官僚策士则主张直接由总统府设立宪法编辑委员会制订，由大总统颁布施行。国民党人主张宪法的起草及制定是关系到国家的根本大计，应由国会来制定，不应由其他任何组织来代替。由于国民党依据《国会组织法》第20条“民国宪法法案之起草，由两院各于议员内选出同数之委员行之”的规定，加之在选举中获得优势，因而其主张取得了胜利。

1913年6月下旬，首先由参议院议定由两院各选委员30人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经过众议院同意，两院制定了《互选起草委员规则》。按《规则》规定，采取三分之二连记投票法，各选委员30人组成。

宪法起草委员产生后，7月12日在众议院开成立大会。19日，选举汤漪为委员长，蒋举清、杨铭源、王家襄、黄云鹏、夏同和、杨永泰等为理事①，并以天坛祈年殿为会址，故所拟宪法又名《天坛宪法草案》。两院还议定宪法起草期限，从委员长选定之日起，在45日内完成。关于如何进行起草，决定分为大纲和条文两部分，先将宪法重要内容提出讨论，议决后编为大纲，然后按照大纲精神，分别章节，系以条文，形成宪法草案。并推举孙钟（政友会）、张跃雷（国民党）、汪荣宝（进步党）、黄云鹏（共和党）为大纲起草员，黄云鹏、张耀曾、孙钟、汪荣宝、李庆芳（公民党）为条文起草员，进行起草。8月初大纲起草完成，起草委员会从8月2日到9月23日完成大纲初读。条文起草后，10月14日开始一读，28日二读完毕，31日举行三读会，全案通过。11月1日，将草案提交宪法会议讨论。至此，历时三个多月，第一届国会制定的《天坛宪法草案》初步完成。

①《北洋政府公报·命令》，1914年1月10日。

②同上书，1914年2月4日。

③同上书，1914年2月5日。

①委员长和理事所属党派是：汤漪、蒋举清、杨永泰为国民党，杨铭源为政友会，王家襄为进步党，黄云鹏为共和党，夏同和为超然社。

其内容分国体、国土、国民、国会、国会委员会、大总统、国务院、法院、法律、会计、宪法之修正及解释11章113条。但是，这个宪法草案经起草委员会提出不久，国会就被袁世凯解散，无法进行审议，直至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去，国会重新恢复才开始审议。

先制宪还是先举总统之争在国会成立前，对于先制宪还是先举总统人们提出过不同的主张。倾向袁世凯的共和、民主、统一三党主张先举总统，认为议定宪法，至少要四五个月，总统地位一日不定，则外人的疑惑与军民的惴忧，即不能一日或释，“故必欲先举，以明意志而杜中变”①。国民党（除统一共和派外）则主张先定宪法，认为总统的地位与性质，均应根据宪法，若先举总统后定宪法，是本末倒置。这一争论持续到国会成立后，袁世凯公开在5月2日向国会提出咨文，要求先举总统。本来主张先举总统后定宪法的共和、民主、统一三党，5月29日合并组成以梁启超为首领的进步党，改变了原来的主张，提出先定宪法，后举总统。这样，国民党与进步党的主张趋于一致，袁世凯的要求未能在国会中取胜。但袁世凯并不甘心于失败，一面指使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出面，用金钱与地位直接在国会里收买议员；另一面制造一个直接受他指挥的御用党——公民党，为他摇旗呐喊，“欲得外国承认，必须先选总统”。再一方面唆使黎元洪联合各省军政长官发表通电，胁迫国会“速将一切议案概从缓议”，先“从选举总统入手”，并限令国会在“旬之间，期于竣事”②，对国会施加压力。结果国民党议员为武力所屈服，进步党议员也纷纷提出先选总统后定宪法议案。9月5日、8日，先后经众、参两院通过，由宪法起草委员会起草《大总统选举法》。9月29日，众、参两院组成宪法会议进行审议。10月4日审议完毕，由袁世凯正式公布。

《大总统选举法》共7条，规定总统与副总统由国会两院议员选举产生。4月15日，众、参两院组成总统选举会进行选举。1913年10月6日，开始选举总统。袁世凯唯恐发生意外，派数十名军警、侦探与自称“公民团”者万余人包围会场，声称：“今天不选出我们中意的大总统，不许议员出门。”这激起了议员们的愤慨，结果从上午8时到晚上10时，经过三次投票，最后以507票微弱多数选出袁世凯为大总统。7日，选黎元洪为副总统。

由此可见，制宪与选举总统孰先孰后之争，其实质是袁世凯为实现其独裁野心对宪政的反动，对孙中山开创的民主宪政的破坏。

从政治会议到约法会议1913年10月6日，袁世凯胁迫国会选他为正式大总统后，进而向国会提出《增修约法案》。遭到国会拒绝后，他就大肆攻击国会继续存在使“政权无由集中”，“不宜统一国家”，“议会政治之万不宜于今日之中国”①。

①刘知仁：《中国立宪史》上册，第248页。

②《黎副总统书牍汇编》卷4，第26—27页。

①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荣孟源、章伯锋编：《近代稗海》（三），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3、94页。

1914年1月10日下令解散国会，以“中央政治会议”代替。

中央政治会议初名“行政会议”。它起因于1913年9月进步党人熊希龄组阁后，同梁启超等人计划向国会提出大政方针。其方针的重点是省制改革计划，“意在废省，以固中央，谋国家的统一”①。但袁世凯的统一方法与熊希龄等人完全不同，不过他将计就计，说这个问题很大，须要召集一个中央与地方长官代表会议来决定，想借此与国会对抗。在熊的同意下，11月26日发布召集令，规定会议由各省、内阁各部以大总统指定76人组成。12月12日任命李经羲为议长，14日任命朱家宝为副议长，15日参加会议人员先到居仁堂“觐见”袁世凯“聆训”，下午集中在北海团城承先殿举行会议。由于发布召集令的时候，正是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使国会无形瓦解的时候，因而将行政会议改为“政治会议”。政治会议一经成立，就秉承袁世凯意旨，除通过解散国会、省议会和各省自治会决议外，最主要的是作出召集“约法会议”的决议。袁世凯原本想利用政治会议作为修改约法的工具，但政治会议的人员觉得本身来历不明，难以承担。于是向袁世凯献策说：“宜于现在咨询机关及普通立法机关以外，特设造法机关，以改造民国国家之根本法。”袁世凯对于这一献策，并不满意，又责成政治会议明确具体的答复。1914年1月14日，政治会议答复这个造法机关名为“约法会议”，其职权专门讨论总统交议的增修约法案。26日，公布《约法会议组织条例》。

按照《约法会议组织条例》规定，约法会议的议员由“选举产生”，名额为60人，其中京师4人，各省24（每省2人）人，蒙、藏、青海联合选出8人，全国商会联合会4人。同时对选举与被选举人资格作了严格规定，以对袁世凯百呼百诺为条件。名义上“选举”产生，实际上是袁世凯变相地指定。这样组成的会议如同政治会议一样，是由官僚、地主、买办、军阀、封建王公所组成。

约法会议是政治会议的化身，袁世凯御用的造法机关，以孙毓筠、施愚为正副议长，1914年3月8日在北京北海团城宣告成立。

约法会议成立后，积极为巩固袁世凯独裁统治制造“新约法”。

《中华民国约法》的颁布与袁世凯的皇帝梦

约法会议成立后，3月20日，袁世凯正式向约法会议提出增修约法案。

其增修大纲是：（1）外交大权归总统，宣战、媾和和缔结条约，无须参议院同意。（2）总统制定官制，任用国务员、驻外大使、公使，无需参议院同意。（3）采取总统制。（4）宪法应由国会以外之国民会议制定，宪法起草权属于总统及参议院，宪法公布权归于总统。（5）公民权的被夺与恢复，总统自由行之。（6）总统有紧急命令和紧急处分财产之权。约法会议议员们按照袁世凯所拟的大纲内容，确定以“力谋国权之统一”，“以总揽统治权属于国家元首，以重大总统之权”为立新法的主旨①。经过40多天的起草和讨论，炮制一部“字字皆袁氏手定”的“新约法”，名为《中华民国约法》，又名《民三约法》，或称《袁氏约法》。

①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中华书局1965年7月版，第194页。①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34册，第15页。

《中华民国约法》共10章68条。①它的最大特点是采取总统个人独裁制。其基本内容是：（1）大总统“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为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全国陆海军”；“代表中华民国”，“对国民全体负责”。（2）大总统制定官制官规，任免文武职官，宣告开战媾和、缔结条约、戒严、大赦、特赦、减刑、复权，不受限制。（3）改内阁制为总统制，以大总统为行政首脑，直接领导各部，“置国务卿一人赞襄之”。（4）改国会两院制为一院制，设立法院，作为立法院机关，但立法院除缔结条约、大赦、特赦、减刑、复权外，无同意权，大总统则有“召集立法院，宣告开会、停会、闭会之权”。（5）设立由大总统任命参政组成的参政院，以“应大总统之咨询，审议重要政务”，立法院未成立前（始终未成立），“以参政院代行其职权”，大总统经参政院同意可以“解散立法院”，“发布与法律有同等效力之教令”等。（6）规定“司法，以大总统任命之法官，组织法院行之”。（7）正式宪法应由国会以外的国民会议制定，总统颁布；正式宪法起草应归大总统与参政院。（8）公民权利的被夺，由大总统自由行之。（9）大总统有紧急命令和财政紧急处分权。上述基本内容清楚地表明，这是一部盗用资产阶级宪法中总统制形式，使袁世凯的独裁统治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成为名副其实的独裁总统，是部非骡非马的独裁法。

“新约法”的颁布，表明辛亥革命后仅存的资产阶级民主宪政形式彻底地被袁世凯破坏了。正如美国一位学者评论说：“由于这个约法，总统成为权力之源泉，事实上无异是独裁者，一个间接选举的、单院式的、每年仅仅举行四个月会议的立法机构，只具有些有名无实的权力，国务员由总统任命，对总统负责。总统的任期现在由五年延长十年，可以无限连任。袁世凯现在已成为独裁者，回到君主政体显然只是迟早更换一下名义的问题而已。”①“新约法”颁布后，1914年5月24日、12月27日先后公布《参政院组织法》、《立法院组织法》，立法院成立前，由参政院代行其职权。6月20日，参政院正式成立。与此同时，改组政府，使袁世凯成为事实上的独裁总统。但他感到还不够尊荣，还想登上皇帝宝座，指使梁士诒向参政院提出修改总统选举法。8月18日参政院进行修改，12月28日约法会议通过。29日，袁世凯予以公布。按照修改后的《总统选举法》，袁世凯成了终身总统、世袭总统。他还指使杨度、孙毓筠等所谓“六君子”组织“筹安会”，进行复辟帝制活动。袁世凯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也发表《共和与君主论》，为他复辟帝制进行鼓吹。1915年8月14日，杨度、孙毓筠等人联名电请各省军政长官和公法团体派代表进京共同讨论国体问题。28日，各省代表投票表决一致赞同君主立宪，并发表宣言，声称：“立国之道，不外二端，即‘拨乱’、‘求治’。我国拨乱之法，莫如废民主而立君主。求治之法，莫如废民主**而行君主立宪。”②9月19日，袁世凯的亲信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张镇芳等人又组织“全国请愿联合会”，向参政院请愿，要求召开国民会议，讨论变更国体问题。9月20日，参政院将83件“公民请愿书”送交袁世凯，请求在年内召开国民会议，讨论团体问题。25日，袁世凯答复同意在11月20日召开国民会议。

①1914年5月4日《申报》。

①马士·亨利：《远东国际关系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351页。②《筹安会与各省相关各团体往复函电》，《君宪问题文电汇编》第1册。与此同时，北洋军阀集团干将段祺瑞、段芝贵、倪嗣冲等人联合19省将军、都统、护军使共同上书袁世凯，请其速正大位。并威吓说：谁敢反对，就要“首先起问其罪，担当诛锄，以去异己”①。袁世凯俨然有筹安会的发动，请愿联合的“民意”，北洋军人的支持，帝国主义的撑腰。10月6日，御用的参政院通过举行国民大会的建议和梁士诒拟订的《国民大会组织法》。8日，袁世凯公布该组织法。10月25日起开始在全国各地选举“国民代表”和进行团体投票，到11月20日各省全部完成，12月11日，参政院开会汇集全国“国民代表”1993人的投票，全部赞成君主立宪。于是参政院以总代表名义上书“劝进”。袁世凯假惺惺退回劝进书。11日晚，参政院又再次上劝进书。12日，袁世凯表示接受，说：“国民责备愈严，期望愈切，竟使予无以自解，并无可诿避”②，装出一副迫不得已当皇帝的姿态。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正式承认帝制。13日，接受文武百官朝拜，大封功臣，下令禁止反对派活动。19日，成立大典筹备处。31日，下令改年号为“洪宪”，准备于19年1月1日正式登基。

然而，经过辛亥革命锻炼的中国人民，已经深刻认识到封建君主**统治的罪恶，决不容许君主制度再现于中国，全国掀起反对帝制复辟的怒潮。12月25日，云南首先宣布独立。继云南独立后，各省纷纷宣布脱离袁世凯而独立。北洋军阀集团看到情况不妙，由冯国璋发起联合五省都督发表通电，要求袁世凯取消帝制。帝国主义也不断警告袁要延缓变更国体。在内外交困下，袁世凯先是推迟登基，最后于1916年3月22日被迫宣布取消帝制。做了83天皇帝梦的袁世凯，1916年6月6日，在全国一片讨袁声中一命呜呼。

①全国请愿联合会编：《君宪纪实》第1册，“函电”，第34页。

②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近代稗海》（三），第204页。

第四节 皖系军阀时期的宪政新旧约法之争

1916年6月7日，黎元洪继任总统。但对黎元洪的继任，在法理依据上南北双方发生分歧。讨袁的南方军务院提出黎元洪的继任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制定的《总统选举法》，应是“继任”。北方以皖系段祺瑞为首的北洋政府提出以《中华民国约法》制定的《总统选举法》，应是“代理”。南北双方围绕总统是“继任”还是“代理”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斗争的实质是恢复旧约法还是承认新约法。6月10日，南方军务院以抚军长唐继尧名义通电北京政府，提出如下主张：（1）恢复民国元年之旧约法。（2）召集民国二年解散之国会。（3）惩办帝制祸首。（4）召集军事会议，筹商善后事宜①。同时表示由国会组织的国务院成立后，军务院即撤销。22日，段祺瑞发表通电，予以拒绝。对此，孙中山屡次致电段、黎，促成迅速恢复旧约法，尊重旧国会。在上海集会的国会议员200多人也联名通电，宣布不承认袁氏新约法，提出恢复旧约法，召集旧国会，依法补选大总统，组成正式国务院。正当南北双方争执不下之时，25日，驻沪海军总司令李鼎新、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及练习舰司令曾兆麟联合发表宣言，声明：“参加护**，非俟恢复元年约法，国会开会，正式内阁成立后，北京海军部之命令，断不承受。”①至此，段祺瑞感到事态严重，不得不接受南方的主张。29日，以大总统名义发布命令，表明“宪法未定以前，仍遵行中华民国元年三月十一日公布之《临时约法》，至宪法成立为止。其二年十月五日宣布之大总统选举法，系宪法之一部，应仍有效”②。同时命令撤销参政院，恢复旧国会。7月14日，南方军务院宣布撤销，西南各省也纷纷取消独立。新旧约法的争论，以南方的胜利而结束。

国会的恢复与《天坛宪法草案》的修订在取得恢复旧国会胜利后，聚集在上海被解散和停止职务的前议员纷纷来京，再加上在京部分议员，于8月1日重新召开国会，两院到会议员为519人。这是国会第一次恢复后第二次常会。会议选举汤化龙、陈国祥为众议院正副议长，王家襄、王正廷为参议院正副议长。黎元洪在会上补行总统宣誓仪式，追认段祺瑞为国务总理，通过各部总长任命名单。10月30日，补选冯国璋为副总统。

9月5日，国会议决组织宪法会议，继续进行制宪，并以1913年宪法起草委员会拟定的《天坛宪法草案》为讨论基础。按照国会决议，宪法会议由两院议员组成。依据《宪法会议规则》规定，对宪草审议采取三读程序。9月22日，开始审议，先由宪法起草委员会说明草案的主旨，然后对草案内容及临时增加条文中的重大问题进行审议。

①岑学昌：《梁燕生先生年谱》上册，第346页。

①《梁燕生先生年谱》上册，第348页。

②《黎元洪恢复约法召集国会令》（19年6月29日），李希泌等编：《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下），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89页。

到1917年1月10日，共开了24次审议会，完成初读。在初读中，大部分问题有了结果，部分问题未获通过。从1月20日起，开始进行草案逐条审议二读程序，直至6月，国会第二次被解散，还未完成。在二读中，经过激烈的争论，议决和删除的条文主要有：（1）关于孔教问题。《草案》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本。”①袁世凯帝制失败后，尊孔之声随之沉寂，但在会议中仍然引起激烈的争论，反对者主张取消，拥护者认为孔教“为天经地义万不可灭”，应予保留。争论双方最后达成妥协，改为“中华民国人民，有尊重孔子及信仰宗教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限制”②。（2）关于国会委员会问题。《草案》51—54条指明设立国会委员会的目的，在于国会闭会期间，留一监督政府机关。在审议时，多数认为除智利外，法、美先进诸国家均无此规定，中国没有必要设立，决议将其删去。（3）关于紧急教令权问题。《草案》65条规定：“大总统为维持公安或防御灾患，时机紧急，不能召集国会，经国会委员会之议决，得以国务员连带责任，发布与法律有同等效力之教令。”③审议时，议员们极力反对，认为紧急教令权，既然与法律有同等效力，那么一切法律均可以此种教令停止或变更，从而形成行政侵犯立法权，何况国会委员会已经删去，没有规定的必要。终以出席议员四分之三票的赞同而废除。（4）关于议员兼国务员问题。《草案》26条规定：“两院议员不得兼任文武官吏，但国务员不在此限。”审议中，一些议员认为议员兼任国务员，违背了三权分立的原则，政府便可借以左右议院，使众议院行使弹劾权及不信任议决权发生种种障碍，主张删去该条。另一些议员认为草案所采非绝对三权分立制度，议员兼国务员可以消除行政与立法之间隔膜，英、法等国实行已久，并非创造，主张维持原案。双方经过激烈辩论，以出席606人中，510人议决而删去该条。（5）关于国会召集问题。《草案》31条规定：“国会自行集会、开会、闭会，但临时由大总统牒集之”①。审议中，对此条争论激烈，议决结果改为：依总统的牒集或两院议员各三分之一联名通告，国会临时会才能召开②。（6）审议议决通过删去原《草案》72、96条关于总统颁予荣典和现得租税未经法律变更仍旧征收的规定。

除此以外，争论最为激烈的是解散国会和地方制度两大问题。关于解散国会的规定，在审议时，有的主张总统解散众议院无需经参议院同意；有的主张删去《草案》75条“大总统经参议院列席议员23以上之同意，得解散众议院，但同一会期，不得为第二次之解散”的规定；有的主张总统解散国会权，应限于国会否决预算时或通过不信任议决时等等。各种主张，互不相让，均未能得到四分之三的赞成而获通过。关于地方制度问题，在草案中未能列入，国会恢复后，宪法会议一读时，国民党议员吕复、焦易堂提出增加省制一章，遭到旧进步党议员汤化龙、梁启超等的反对。双方各持己见，争执不下，甚至发生“轰动一时之大斗殴案，双方通电全国，双方提出惩戒，双方向法庭提起诉讼，扰攘一月之久”①。

①阮湘编：《中国年鉴》第1回，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第63页。

②谢振民：《中华民国立法史》，正中书局1948年版，第139页。

③董寐编著：《中国政府》，世界书局1941年版，第4页。

①董寐编著：《中国政府》，第1页。

②王世杰等著：《比较宪法》，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573页。

①吴宗慈：《中华民国宪法史》前编，第213页。

到了二读时，各党经过反复较量，合并提出省制条，其主要内容大致规定省议会权限、省长任命、省参事会组织大纲等。但在审议时，双方又发生分歧，时值发生督军团干涉宪政，反对派议员纷纷提出辞职，致使审议会不足法定人数，无法讨论，未及通过。6月12日，国会再度被解散。

从国会再解散到临时参议院的成立正当国会进行制宪时，反段祺瑞与拥段祺瑞势力为了争夺统治权展开了激烈斗争。首先是在制宪问题上围绕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展开斗争的。这一斗争，在国会的党派中反映出来。这时国会中最大的国民党已分化成许多小党派，组织呈现涣散状态，以“政治商榷会”为名进行活动，从总体说属于反对派。而仅次于国民党的进步党，却已废党立派，以“宪政研究会”名义进行活动，基本上属于拥段派，并与黎元洪、冯国璋及西南军阀有一定联系。这两大派中拥段派的研究系主张采用一院制，实行中央集权，省长任命，反对省制入宪和省长民选。反段派的商榷会则坚持《草案》中规定的两院制，主张实行地方自治和省长民选。9月18日，宪法会议对省制问题进行审议时，两派发生激烈的争吵，以至相互辱骂、斗殴。事后研究系议员通过各省督军，对商榷会议员大加指责。1917年1月1日，江苏督军冯国璋联合22省军政长官，通电北京政府，要求总统信任总理，总理秉持大政，同时警告国会，力持大体，早定宪法，不要干涉行政。从而开创了督军团威吓总统和国会的先声。其次，在参战问题上，围绕是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府院之争”。以总统黎元洪为首的集团，反对参战。以国务总理段祺瑞为首的集团，主张参战。国会站在黎元洪一边。段祺瑞为了达到目的，通过督军团以武力加以威胁，先后逼黎签发对德绝交令和国务院通过的参战案。但是，黎元洪以督军团干政和参战案未经国会同意拒绝签署。段祺瑞在无可奈何情况下，于5月7日将对德参战案提交国会。10日，国会开始讨论时，段祺瑞采取伪造民意的办法，用金钱收买北京城内军人、警察、乞丐、杠夫和无业游民，组织所谓的“陆海军人请愿团”、“五族共和团”、“政商学请愿团”、“北京市民请愿团”等名目繁多的请愿团3000多人，在陆军部人员指挥下，手执方旗，散发传单，包围国会，声言必须当天通过对德宣战案，并冲击会场，打伤议员20多人。①国会被迫宣布停会。接着内阁成员相继提出辞职，内阁总理段祺瑞成为孤家寡人。19日，国会再次开会，决定参战案待内阁改组后再议。于是，段祺瑞恼羞成怒，利用督军团名义，借口宪法草案中关于不信任权及解散权须经参议院同意等条文不适合国情，呈请总统解散国会，改制宪法。国会针锋相对，呈请总统免去段祺瑞总理职务。黎元洪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总统无权解散国会，提出解决时局办法是总理辞职。5月23日，他在英、美支持下，利用人民反段情绪，免去段的总理职务，以伍廷芳代理。至此，黎段之间的矛盾达到白热化。

段祺瑞被免职后，避居天津，发表通电，声称：“查共和各国责任内阁制，非总理副署，不能发生命令效力，以上各件（指任免令），未经祺瑞副署，将来地方因此发生何等影响，祺瑞一概不能负责。”他公开号召各省军阀脱离中央，并在天津设立“独立各省总参谋处”，武力倒黎，声言：“出师各省，意在巩固共和国体，另定根本**，设立临时政府、临时议会。”①5月29日，皖系与奉系督军纷纷通电独立。

在此情况下，黎元洪内外交困，一筹莫展，只得求救于驻在徐州的张勋。6月1日，黎下令调张入京调解。张勋本是一个梦想恢复清帝的复辟狂，得到命令后，并取得段祺瑞“解散国会，推倒总统后，复辟一事，自可商量”②的默许。6月7日，张勋以“调停”的名义率领5000多名辫子军从徐州北上。8日到达天津，发表通电向黎元洪提出“调停”条件，限三日内下令解散国会，否则不负“调停”责任。9日，先头部队进京向黎元洪示威。黎在张的压迫下，只好答应“调停”条件。6月13日，由步兵统领江朝宗代理国务总理副署，下令解散国会。于是，恢复不到1年的国会再度被解散。

张勋进京后，从7月1日到12日导演了一幕拥清帝复辟的丑剧，遭到全国人民同声申讨和反对。避居日使馆的黎元洪发出“特任段芝泉（祺瑞）总理国事，并电请冯副总统依法代行职权。在冯副总统未能正式代理之前，一切机宜，统由段总理便宜处理”的通电①。7月3日，段在天津马厂誓师，兵分三路进军北京，张勋彻底失败，复辟分子如鸟兽散，溥仪再度退位。段祺瑞利用张勋复辟既达到解散国会、推翻黎元洪，又捞到成为“再造民国”功臣一箭双雕的目的。他继续担任国务总理后，以“中华民国已为张勋复辟灭亡”为由，提出“今国家新造，应仿照第一次革命先例，召集临时参议院，重定国会组织法，再行召集新国会”②。7月20日，国务院会议通过成立临时参议院决议，并通电各省征求意见。这个通电得到北洋军阀统治下各省的附和，却遭到坚持恢复旧国会的孙中山和西南军阀的反对。

但是，段祺瑞一意孤行，公然声称：“一不要约法，二不要国会，三不要旧总统。”③9月29日，他一方面命令筹备新国会；另一方面下令各省选派5名议员组成临时参议院。1917年11月10日，临时参议院正式成立。14日，选出皖系政客王揖唐、那彦图为正副议长。临时参议院成立后，一是修改国会组织法和两院议员选举法，二是议决废除旧组织法中关于参议员由各省议会选举的规定。1918年2月8日、7月12日先后以冯国璋（代理大总统）名义公布修改后的组织法和选举法，以便成立新国会。

孙中山的护法和非常国会的召开1917年7月，段祺瑞继续掌握北京政权后，不顾各方面的要求，拒绝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国会，公然召集临时参议院作为御用工具，引起孙中山极大的义愤。孙中山一直把《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国会视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的象征，他指出：“约法为民国命脉，国会为法律本原。国会存，则民国存，国会亡，则民国亡。”①

①邹鲁编：《中国国民党史稿》第4册，商务印书馆1944年增订渝版，第1070页。①刘绍唐主编：《民国大事日志》第1册，台北版，第88页。

②《复辟始末记》上卷，上海文艺编译社1917年版，第19页。

①张国淦：《近代史片断的纪录》，《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2期。

②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中华书局1965年7月版，第272页。③觉民：《天津通讯》，《民国大新闻报》1917年7月22日。

①《大元帅致西南护法各省将帅电》，《军政府公报》第49号。

为了“攘除奸凶，恢复约法，以竟元年未尽之业，雪数岁无功之耻”②，1917年7月6日，孙中山由上海抵达广州，进行护法斗争。在广州欢迎会上，他揭露段祺瑞等人，“以假共和之面孔，行其**之手段也。故今日变乱，非帝政与民政之争，非新旧潮流之争，非南北意见之争，实真共和与假共和之争”③。19日，孙中山发通电邀请国会议员南下护法，指出：“江河流域，已为荆棘之区，唯西南诸省，拥护共和，欢迎国会。诸君宜自行集会。于粤、滇、湘各省，择其适当之地以开会议，而行民国统治之权，如人数不足，开紧急会议亦可。”④21日，海军总长程璧光与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发表宣言，脱离北洋政府。不久，滇督唐继尧、海军总司令李鼎新也通电护法。7月下旬，部分议员相继到达广州。8月18日，孙中山召集在粤议员120多人举行谈话会，商讨召开国会，由于到达议员不足法定人数，决定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履行职权。

1917年8月25日，国会非常会议在广州召开。由于参议院议长王家襄、众议院副议长陈国祥未能南下护法，会议推举原众议院议长吴景廉、参议院副议长王正廷为非常国会正副议长。9月1日，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组织军政府，“勘定叛乱，恢复临时约法”①。

孙中山就职后，在进行护法斗争的同时，号召北方议员继续南下，定于1918年6月12日召开正式国会。然而到了6月12日，南下议员并未达到法定人数，正式国会无法召开。于是，借用1913年《议院法》第7条规定：“议员开会满一个月，尚未到院者，应解其职。”7月12日，解除51名参议员、147名众议员之职。8月13日，又根据同条规定：“但有不得已故障，报告到院时，得展期延至两个月为限”，又解除58名参议员、69名众议员之职。遗缺由候补议员递补，从而使参、众两院议员达到523名的法定人数，于是宣告国会正式成立。9月日、10月19日分别补选褚辅成、林森为众、参两院议长。

国会成立后，继续召开宪法会议，进行未完成宪法草案的审议。但是，这时军政府已经改组，政府和国会被桂系军阀和政学系所控制。他们一方面迫使国会停止议宪，另一方面以财政困难为由，停止支发国会经费，使国会趋于瘫痪。

1920年2月24日，国会被迫宣布停会。在议员中除少数拥护岑春煊的政学系留粤外，大部分议员离广州赴上海。其间几经辗转，直到粤军回师广东，驱逐桂系，议员才又重新回到广州。

北方新国会的成立与制宪的流产1917年，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战争进行不久，北洋军阀内部以直系冯国璋为首的主和派反对以皖系段祺瑞为首的武力统一派，结果段祺瑞被迫辞去总理职务。段祺瑞下台后，在天津张家花园召集各省军阀会议，讨论对西南作战和对付主和派问题。12月6日，北方的曹锟、张怀芝、张作霖、倪嗣冲、阎锡山、陈树藩、赵倜、杨善德、卢永祥、张敬尧等10督军联名电请北京政府讨伐西南和迅速进行新国会选举。31日，曹锟等人又通电反对恢复旧国会，要求选举新总统。冯国璋在10督军的压力下，被迫同意选举。

②《大元帅答词》，《军政府公报》第1号。

③《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4页。

④同上书，第118页。

①《国会非常会议纪要》，1917—1918年广州本。

1918年2月28日，公布由临时参议院修订的《国会组织法》和两院议员选举法。29日，令内务部筹备新国会选举。3月6日，又公布众、参两院选举和复选日期。23日，下令复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

段祺瑞重新上台后，为了排斥冯国璋，他唆使徐树铮、王揖唐等人组织安福俱乐部，操纵新国会选举。6月19日，督军团在天津开会，提议徐世昌为下届总统。7月12日，冯国璋颁布选举令，定于8月1日前所选议员齐集北京。8月12日，新国会宣告成立。由于这个国会是以安福系议员所组成，史称“安福国会”。

安福国会开幕后，于8月20日至22日选出安福系王揖唐、刘恩格为众议院正副议长，梁士诒、朱启钤为参议院正副议长。9月4日，选徐世昌为总统。10月10日，解除段祺瑞总理职务，以钱能训为总理。段祺瑞虽然下台，但由于“安福系之势力，遍于全国”，他仍然以参战督办名义，操纵国会，控制政府。

与此同时，国会两院于12月中旬议决各选30人，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从事制宪工作。宪法起草委员会成立后，决定废弃1913年制定的《天坛宪法草案》，重新起草宪法。从12月27日起至1919年8月12日止，共开26次会议，拟订新草案101条。这个新草案“其条文十之七八，仍抄袭二年《天坛宪法草案》”。后因1920年7月14日爆发直皖战争，皖系战败，8月3日安福俱乐部被解散，新国会于30日之后无形消灭，制定的新草案遂随之流产。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中，直系军阀打败了奉系军阀，控制了北京政权。黎元洪被拉出来再次担任总统，并恢复旧国会。次年，直系军阀曹锟逼黎元洪下台，以重金收买国会议员，选他为总统，世称“贿选总统”。他所公布的《中华民国宪法》，人们称为《曹锟宪法》或《贿选宪法》。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曹锟兵败被囚禁，《贿选宪法》也随之作废。在军阀统治下，要实施宪政，根本不可能。

（谢选骏指出：袁世凯先是逼宫禅让，后又窃取革命成果，当了独裁者还不够，还要称什么鸟帝——他做的不是第三期中国文明的立宪君主，而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独裁君主。袁世凯昧于时势，除了无知以外为何敢于如此造次？因为底下承风希旨的“马屁精和太监的合体”太他妈的多了，这些人以人民大众的麻木不仁和废垃特性作为靠山，可谓无恶不作矣。而其中最恶的人渣就非袁世凯家人莫属了——否则他怎么可能在这个万恶的社会里获得成功呢？不过总的来说，袁世凯比他之后的独裁者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还是不够厚黑，所以看到手下纷纷背叛，很快就被气死了。但是他的死并未结束南北分裂，实际上，现代南北朝的格局，在八国联军入侵期间的东南自保中，就开始显现了。而现代南北朝和古代南北朝类似的地方，就是北朝的异族背景——先是满蒙，后是日本、苏联——他们的狗腿子就是袁世凯、孙中山、汪精卫、毛泽东。）

【第十三章 兵制】

第一节 湘军

湘军起源与初创

清朝兵制的变化始自咸丰年间湘军的出现。咸丰二年十二月（1853年2月）曾国藩在湖南长沙组建起以招募农民为勇、由绅士管带、兵随将转、兵为将有为特色的湘军，从而以募兵制取代了清朝长期实行的兵权掌握于兵部、兵皆世业、将弁由清廷按定制委派的世兵制。

在湘军出现以前，八旗早已腐朽，清朝所依赖的主要军事力量为采用世兵制的绿营。当咸丰二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冲出广西、攻入湖南并向湖北挺进之际，清朝的军队无论是八旗还是绿营均一败涂地，无力阻止太平军的攻势。咸丰帝在无奈中于年底命令大江南北各省在籍官绅举办团练，组织地主反动武装，希望以此举措扼杀太平天国。湘军正是作为这样的地主武装中的一支而出现的。

咸丰二年（1852）十一月，在湖南湘乡（今属双峰县）因丁母忧守制在籍的礼部右侍郎曾国藩接到了清廷“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的谕旨①。十二月二十一日（1853年1月28日），曾国藩来到省城长沙，与湖南巡抚张亮基及张的幕宾左宗棠等人“感慨深谈”，“无日不共以振刷相勖”②。在曾国藩抵达长沙的两天之前，左宗棠代张亮基拟有《筹办湖南堵剿事宜折》，根据湖南能力阻太平军对长沙长达80余日的进攻而终于迫使太平军退兵的经验，强调要编练一支善战的勇营。折中指出：“委明干官绅，选募本省有身家来历、艺高胆大之乡勇一二千名，即由绅士管带，仿前明戚继光束伍之法行之。所费不及客兵之半，遇有缓急，较客兵尤为可恃。”③曾国藩对张亮基、左宗棠的这项建议表示赞同，他在到长沙的第二天撰有《敬陈团练查匪大概规模折》，指出：“自军兴以来，二年有余，时日不为不久，糜饷不为不多，调集大兵不为不众，而往往见贼逃溃，未闻有与之鏖战一场者，往往从后尾追，未闻有与之拦头一战者。”其原因是“所用之兵，未经练习，无胆无艺，故所向退怯也”。因此，他强调：“今欲改弦更张，总宜以练兵为要务。臣拟现在训练章程，宜参照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有济，不求速效”，他“与抚臣熟商，意见相同”④。这两份内容稍异但根本点相同的奏折，构成了张亮基、曾国藩、左宗棠创办湘军的最初设想。他们都认识到绿营兵训练不精，不足与恃的状况，都想要建立起由绅士管带、招募乡勇并采用戚继光的成法进行编练的军队。恰在此时，张亮基于十二月二十五日调任湖广总督，左宗棠随同前往，曾国藩由“帮同办理”而为独立承担起编练湘军的任务。曾国藩将先前经张亮基、左宗棠檄调来长沙的以王鑫、罗泽南为首的两批湘乡团练编练成第一支湘军陆师。

①王先谦编：《咸丰东华录》卷18。

②《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第8页。

③《张大司马奏稿》卷1，第35页。

④《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第56页。

湘军的起源实由张亮基、左宗棠启其端，而经曾国藩继其成。

湘军的组建与营制

曾国藩组建湘军的过程，可以分为在长沙与衡州的两个阶段。在长沙组军阶段，曾国藩除先收编王鑫、罗泽南两营外，又在咸丰三年（1853）春，招募了由邹寿璋、曾国葆分别管带的湘勇两营。曾国藩还在对驻省城绿营兵的整顿中，奏奖提拔了塔齐布，从而使塔齐布所部绿营改编加入湘军行列，经扩充为湘军的两个营。在八月离开长沙赴衡州前，曾国藩又招募储玟躬、周凤山两营。这样，经曾国藩编练后，湘军在长沙已编成8营。这年八月，曾国藩抵达衡州。在衡州组军阶段，曾国藩不仅扩编了陆营，而且建立了水师。在此阶段，虽有因王鑫与曾国藩不和而独立出去的情况，但曾国藩仍在不断扩充湘军陆营，至咸丰四年（1854）正月，曾国藩率军离开衡州前，编成湘军陆师13营，计5000余人。曾国藩于咸丰三年十月在衡州设厂造船，十二月招募水师弁勇。至咸丰四年正月，船工告竣，制成座船1艘，快蟹船40艘，长龙船50艘，舢板艇150只，又购钓钩船120只改为战船，雇民船100余只装载物资并配以炮位。同月，募得水师弁勇5000人，遂编为10营，湘军水师正式组建。

湘军的营制，分为陆师营制、水师营制和以后组建的马队营制3种。湘军以营为单位，营制源自陆师的编练。咸丰二年十二月奉调到长沙的湘乡团勇已有以360人为一营的营制，经过曾国藩的不断完善，至咸丰三年十月至十二月间，曾国藩初步确定了湘军陆师营制，即一营500人，分为4哨，每哨8队，火器与刀矛各半，此外配长夫180人。①这一营制由曾国藩在咸丰十年（1860）改定于祁门，基本上仿照了在长沙、衡州组建湘军时的营制，即每营500人，另有营官1员、哨官4人，营下分设前、后、左、右4哨，哨辖8队。②水师营制既仿照陆师，又结合自身无前例可循的特点不断完善。有关水师营制，曾国藩在咸丰五年所写《水师得胜歌序》中曾有一些记述，但不具体，罗尔纲在《湘军兵志》一书中根据王定安《湘军记》等文献考订后对此作了阐述：“凡水师，每营营官一员，每船哨官一员。初制营官领快蟹船一只，各哨官领长龙船十只，舢板船十只，合二十一船为一营一营共四百二十五人。至咸丰五、六年间，裁快蟹船，减长龙船为八只，增舢板船为三十二只，合三十船为一营，每营共五百人。营官、哨官都在外。”③至于咸丰九年（1859）曾国藩又设立的湘军马队，仍然是基本上沿用了湘军陆师的营、哨编制。

曾国藩在编练湘军和制订营制的过程中，仿效了戚继光的“束伍”之法来编练军队。所谓“束伍”，即编制军队。戚继光的束伍制以“队”为基本单位，队长辖士兵；队上为“哨”，“四队为一哨”，哨长辖队长；“四哨为一官”，哨官辖哨长；前、后、左、右四“哨官”为一“总”，“把总居之”④。

①参见《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5。

②《曾文正公杂著》卷2，《营制》。

③罗尔纲：《湘军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4—95页。

④戚继光：《纪效新书·束伍》卷1。

这样，“把总”成为一“总”的统将。湘军营制采用营、哨、队三级的编制，明显地是采用并改进了戚继光的束伍之法。

曾国藩以湘军的营制来编制军队，目的在于使湘军能够完全听命于他，其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的办法，改变了绿营官弁由兵部任用，官弁不知兵的状况。在湘军编练成军的过程中，由于勇营是由招募而来，“凡勇皆服原募之人”①。对此，湖南巡抚骆秉璋曾指出：“先择将而后募勇，有将领而后有营官，有营官而后有百长，有百长而后有什长，有什长而后有散勇，其长夫又由各散勇自募。”②显然，以此成军规则编练的湘军，较之“官皆补选，兵皆土著，兵非弁之所自招，弁非将之所亲信，既无恩义，自难钤束”③的绿营兵来说，能够“上下相维，将卒亲睦，各护其长”④，一去绿营呼应不灵、指挥不动的积弊。对此，曾国藩在其晚年奉旨训练直隶练军时归纳了湘军招募制的特色：“勇营之制，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譬之木焉，统领如根，由根而生枝、生叶，皆一气所贯通。是以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患难相顾。”⑤曾国藩编练湘军时，既注重对所招募兵勇的选择，又不断强化对他们以封建的伦理纲常进行训示。在曾国藩拟订的《营规》中，有一条简明的规条称：“募格须择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民土气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①曾国藩在招募这些农民为勇而编练湘军时，便一面对他们进行封建纲常的训导，一面以训家规、训营规的方式提高其战斗力。他在长沙每逢湘军各营操演时，便“集诸勇而教之”，声称：“今日百废莫举，千疮并溃，无可收拾，独赖此精忠耿耿之寸衷，与斯民相对于骨岳血渊之中，冀其塞绝横流之人欲。”②曾国藩在训家规时虽未颁布正式条文，但他明确主张在湘军中应当禁嫖赌、戒游惰、慎言语、敬尊长，并强调“将领之管兵勇，如父兄之管子弟”③。他还颁布营规，就如何遵守点名、演操、站岗、巡逻、放哨等军营规则来训导兵勇。曾国藩对湘军的教练也十分重视，士卒不仅要掌握冷、热兵器的使用，还要练爬坡、跳坑、系沙袋步行等提高身体素质的能力，经曾国藩在衡州制订十日一轮转的操练日程表，各营纷纷加紧对军事技术的教练。

这样，经过整整一年的编练，湘军迅速地从初创到成军，形成一支拥有陆师13营5000人，水师10营5000人，外加长夫及其他丁役6000人，合计全军约33333有000人的不可轻视的军事力量。曾国藩随之由帮办团练大臣而为湘军的统帅。

①《曾文正公家书》卷6。

②《骆文忠公奏稿》卷7，第62页。

③《清史稿》第14册，第3903页。

⑤《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8。

①《曾文正公全集·杂著》卷2。

②《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

③《曾文正公全集·批牍》卷2。

湘军的发展与撤留

湘军编练的缘起是出于镇压太平天国的目的，当其一旦成军之后，所起到的反动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咸丰四年正月二十八日（1854年2月25日），曾国藩统帅湘军从衡州出发趋往长沙，准备北上同太平军作战。曾国藩发布了《讨粤匪檄》，声言太平天国危害巨大，“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自称“本部堂奉天子命，统师二万，水陆并进，誓将卧薪尝胆，殄此凶逆”①。湘军从咸丰四年正月出师同太平军作战，到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1864年7月19日）攻占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在10年半的战争过程中起到了镇压太平天国的骨干作用。其间在咸丰八年和咸丰十年由绿营军组成的江北、江南大营被太平军全部击垮后，标志着清朝正规军的崩溃，清政府只好全力依赖湘军同太平军对峙。咸丰十年（1860），曾国藩被授为两江总督，左宗棠被任命为“襄办曾国藩军务”，左宗棠受曾国藩函嘱在湖南招募了5000人的楚军，该军成为湘军的一个支系。咸丰十一年九月三十日（1861年11月2日）的北京政变发生后，操纵清廷大权的慈禧太后进一步重用在镇压太平天国进程中崛起的汉族地主地方实力派，十月十八日（11月20日），曾国藩奉旨受命督办苏、皖、赣、浙四省军务，巡抚及提、镇以下文武官员皆归其节制，于是他布署了由三面进攻太平天国的战略：一路由曾国荃率湘军主力从安庆沿江东下，主攻天京；一路由李鸿章招募组建起的淮军进入上海，主攻苏南；一路由左宗棠率楚军进取浙江，形成对太平天国苏浙根据地分路进剿之势。太平天国最终败于湘军及淮军之手。

同治三年（1864）湘军攻占天京之际，人数已发展至30余万，其中直接由曾国藩统辖的嫡系有12万。如此庞大的军队，尽管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其存在对清皇朝统治也构成了一定的威胁。曾国藩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深知“用事太久，兵柄过重，利权过广，远者震惊，近者疑忌”①，于是在攻下天京仅十几天后就上奏以“统军太多”为由，准备对湘军进行裁撤。接着，曾国藩一面陈请其弟曾国荃开缺回籍调养，一面着手遣撤曾国荃所部50000湘军，令一半回籍，余留部分守金陵。曾国藩对曾国荃说：“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则渐渐可以收场耳。”②这一语道出了曾国藩裁撤湘军的苦心。经过一年多的裁撤，曾国藩所直接统辖的湘军，除水师改编为经制兵长江水师，陆师保留了鲍超、刘松山等营10000余人外，其余110000人均被遣撤回籍。在曾国藩大规模裁撤湘军的同时，李鸿章的淮军和左宗棠所统辖的另一支湘军（楚军）却基本被保留下来。

曾国藩创办湘军，开了募兵制替代世兵制之先河，湘军营制亦为淮军所仿效，其影响深远。

①《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3，第2页。

①《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3，第34页。

②《曾国藩全集·家书二》，第926页。

第二节 淮军

淮军的创办及其特点

淮军的创办原因同湘军一样，均是出自同太平军作战的需要。同治元年二月（1862年3月），李鸿章在安徽安庆组建起淮军，成为维护清朝统治的又一支武装。

早在咸丰三年（1853）春太平军攻占安徽省城安庆之际，清廷便诏谕工部左侍郎吕贤基前往安徽办理团练以阻止太平军的攻势。吕贤基奏请简派时任翰林院编修的安徽籍同乡李鸿章随他帮办安徽团练。李鸿章在籍举办团练5年多，战场上屡屡受挫，于咸丰八年（1858）底投身曾国藩幕府，随同曾国藩办理湘军军务。咸丰十一年（1861），曾国藩率湘军攻占安庆并旋又受任督办苏、皖、赣、浙四省军务后，嘱李鸿章“创立淮勇新军”，“以济湘军之穷”①，于是李鸿章奉命去创办淮军。

李鸿章创办淮军之前，太平天国在苏南一带非常活跃，对中外反动势力聚集地上海屡屡构成威胁。上海官绅一面借助于华尔的洋枪队（常胜军）防御太平军的进攻，一面派法部主事钱鼎铭赴安庆面见曾国藩请求派兵援沪。身为统辖苏、皖、赣、浙四省军务的曾国藩在天京上游攻占安庆之后，也企图分兵援沪，“由下捣上”②，形成在天京上游与下游合攻太平天国都城天京之势，况且曾国藩还看到“上海为苏杭及外国财货所聚，每月可得厘捐六十万金，实为天下膏腴”③，可谓一举两得。曾国藩遂于咸丰十一年十一月（1861年12月）嘱李鸿章迅速招募淮勇，组建援沪之师。

李鸿章受命后，坐镇安庆，策划按照湘军营制对庐州一带的团练进行整编以组成淮军。他一面写信给庐州团首潘鼎新称曾国藩“意将合阁下照湘军营制募练五百人”，“寄上营制刊本，可覆按照请也”①，一面又在安庆约见合肥团首张树声面商一切。潘鼎新、张树声积极响应，仅用两个月的时间就募勇数营。同治元年正月（1862年2月），由李鸿章招募的淮勇陆续到达安庆，其中有潘鼎新的鼎字营、张树声的树字营、刘铭传的铭字营和吴长庆的庆字营。接着，原由李鸿章办理皖北团练时招募的张遇春的春字营本来归隶湘军，这时也交由李鸿章节制，改属淮军。李鸿章招募的庐州、合肥一带淮勇4营抵安庆后，曾国藩亲自为其“定营伍之法”，凡“器械之用、薪粮之数，悉仿湘勇章程”②。淮军创办后，李鸿章于正月二十四日（2月22日）离开曾国藩幕府，前往安庆北门城外淮军营内任淮军统帅。为进一步加强淮军的力量，曾国藩又根据李鸿章的请求，从湘军中调拨8营划归李鸿章率领，其中有韩正国的亲兵营2营、太平天国降将程学启的开字营2营、滕嗣林、滕嗣武的林字营2营、陈飞熊的熊字营1营、马先槐的垣字营1营。这样，新组建的淮军共计13营，每营500人，合有6500人。

①《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4，第13页。

②《太平天国史料专辑》，第96页。

③《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797页。

①《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第1页。

②黎庶昌：《曾国藩年谱》第8卷，第146页。

淮军不仅在营制上完全仿照湘军，而且李鸿章自认为湘、淮军这种招募制明显优于绿营的世兵制，他后来曾说：“涤帅与弟，治军十余年，皆先选将，而后募营，其营哨须由统将自择，呼应较灵。”③这是湘军、淮军的共性。但李鸿章创办淮军时已同曾国藩当年初创湘军极力强调“使儒生领农民，各自成营”④的招募方式已有明显的不同，淮军各营的统领除潘鼎新为举人、张树声为禀生外，其他诸如刘铭传、吴长庆等人均不属儒生，这是淮军的一个特点。曾国藩在选择营官时要求“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①。到左宗棠招募楚军时就改为“营官多用武人”，“止取其能拌命打硬仗耳”②。待李鸿章创办淮军时，或顺手牵来的是已有数年规模的安徽地主团练，或由曾国藩从湘军中调拨给他数营，这时湘军营官的身份已不再一律要求以儒生为统领，淮军在短短两个多月中成军之急只能广收杂揽了。淮军体系繁杂，且多半来自湘军，这是淮军的又一个特点。

淮军的扩充与作为防军留用

淮军成军后，李鸿章急于率兵进抵上海。经反复斟酌，曾国藩与李鸿章决定雇英国轮船由安庆运兵至上海，其间沿长江航线要经过金陵江面，但为早日实现剿杀太平天国的计划，他们不顾“乘夷船越贼境”的风险，于同治元年三月初七日（1862年4月5日）开始从安庆运兵，历经两个多月，淮军13营全部抵沪。

李鸿章在三月初十日（4月8日）到达上海后仅17天，就被清廷任命为署江苏巡抚。他初到上海，感触最深的是由他统帅的这支以勇营组成的军队的素质问题。淮军因武器以刀矛为主和仅配有少量土枪土炮，并且军装不整而受到了外国人的嘲笑。李鸿章又亲眼看到洋兵使用西式武器同太平军作战的情形，在致曾国藩函中作了如此描述：“洋兵数千，枪炮并发，所当辄靡，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鸿章遵师训‘忠信笃敬’四字，与之交往，密令我营将弁随从，学其临敌之整齐静肃，枪炮之施放准则，亦得切磋观感之益。”①于是，刘铭传所部铭字营率先聘用外国教官教练洋枪，继而其他各营也纷纷仿效。正如李鸿章向清廷奏报的那样：“臣军由江南剿贼，入手本宜水而不宜陆，嗣因西洋火器精利倍于中国，自同治二年以后，分令各营雇觅洋人教练使用炸炮洋枪之法，传习日久，颇窥奥妙。”②淮军聘用外**官教习枪炮与阵法，却没有采用外**队的编制，这是淮军以及湘军不同于以后的新军的一个显著标志。李鸿章认识到了外国枪炮的长处，便从购买与仿制两个方面着手，从同治二年（1863）起，李鸿章着手创办了3所洋炮局，主要为淮军提供军火。

③《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4，第22页。

①《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3，第2页。

②《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5，第51页。

①《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第20页。

②《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8，第35页。

李鸿章率淮军抵沪的主要目的是以上海为基地，主攻太平天国苏南根据地。他感到仅以13营之兵颇难完成此任，便大力扩充军队。他抵上海两个月后，就派张树声、吴长庆回安徽招募9营兵力。但这种派人回籍招募的办法常常受到各种阻碍而使李鸿章感到“千里募军，殊为耽心”③，因而他不再仿照湘军遣人返籍募兵之法，决意对前江苏巡抚薛焕所辖军队和两淮团练以及太平军降众加以改编，扩充淮军。这样，到同治三年（1864）淮军已增至近40营。李鸿章还在淮军中增设水师，其中刘铭传下辖水师2营，潘鼎新、张遇春各下辖水师1营。

淮军在扩充过程中，不但普遍向使用洋枪洋炮以更新装备的方向发展，而且随着人数的急剧扩充，它日益成为太平天国的劲敌。淮军初到上海就与英、法驻华军队及华尔的“常胜军”勾结起来，遏制住太平军对上海的攻势。接着，淮军在同治二年、三年（1863、1864），先后陷常熟、太仓、昆山、苏州、无锡、常州、丹阳等地，击垮了太平天国的苏南根据地。在湘军攻占天京后，淮军又配合湘军攻下浙江湖州，旋又追剿太平军余部。

在清政府依赖湘军、淮军基本上镇压了太平天国之后，无论是湘军还是淮军因性质属于勇营，按清制勇营在事平后予以遣散本是定例。曾国藩对所部湘军作了大规模裁撤，而李鸿章所部淮军却原封不动地只作了一下裁减的样子便被保留下来，这既与时太平军余部尚存、捻军起义方兴未艾有关，又因清廷感到绿营兵已不可恃，于是把在同太平军作战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勇营作为防军保留只能是唯一的选择。这样，裁湘留淮的结果使淮军的地位跃居湘军之上。于是，清朝的军队构成中出现了以勇营屯住各地的情况，李鸿章的淮军、左宗棠部湘军以及其他未被裁撤的湘军连同被保留的各省仿湘军而建的一些勇营，被称作防军纳入清朝军队的行列，清朝兵制为之一变。

此外，清廷从同治五年（1866）起，由总理衙门大臣奕从绿营经制额兵内挑选精壮按照湘军的营制、营规编练军队，共选练6军，15000人，于是又出现了练军。

由于湘军、淮军以及练军均程度不等地使用了外国新式枪炮，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奕等也认识到近代化的坚船利炮的长处，主张购买与仿制并举，特别是淮军与练军及左宗棠部湘军较普遍地使用了外国新式武器，且模仿“洋人阵式”，表明作为勇营留作防军的淮军与湘军和从绿营兵中挑选而练成的练军，已经同以往的八旗、绿营有了很大的区别，从而成为由旧式军队向新式军队过渡型的军队。但因其营制仍与近代西方国家的军队编制有明显的差异，这与此后以完全仿西法编练的新军还是不尽相同的。就淮军、湘军与八旗、绿营比较，前者已属新式军队。而淮、湘两军与甲午战后的新军比较，前者又成了旧军。

③《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2，第24页。

第三节 新军

胡燏芬与定武军

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先是李鸿章的淮军从朝鲜平壤败退至中国辽东，接着刘坤一统率的湘军又全线溃败，继而李鸿章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盛极一时的淮军与湘军迅速瓦解，清朝军制的落后充分暴露出来。中国在战争中败于“蕞尔岛国”日本的严重现实，引起了许多官员对于改革兵制的思考并纷纷提出一些建议，形成了“内外交章，争献练兵之策”的氛围。其中，出使英俄大臣许景澄的奏请颇有代表性。他说：“自辽海军兴，战守不利，中外论者，审溯兵事得失，无不以仿用西法，创练新兵为今日当务之急。”①清廷也觉察到日本是“专用西法制胜”，决定采用西法编练新式军队，声称：“一代有一代之兵制，一时又有一时之兵制，未可泥古剂以疗新病，居夏日而御冬裘也。”②这样，编练一支新式陆军以取代淮、湘旧军，就为形势所迫切需要的了。由胡燏芬编练的定武军实开清末编练新军之先声。

光绪二十年十月（1894年11月），受命在天津办理东征粮台的广西按察使胡燏芬，接到清政府督办军务处令其“主练兵”的任命，于是他在马厂屯驻，募兵训练，聘德员汉纳根为教习，开始编练新式军队的活动。次年春，胡燏芬初步编练成“定武军”，于九月移驻距天津东南70里处的新农镇即小站。小站原是淮系周盛传、周盛波所统领盛军的练兵场，因甲午平壤之战时盛军继任统帅卫汝贵临战溃逃而被处斩，盛军亦由此覆灭。胡燏芬利用此地，编就定武军10营，包括步兵3000人，炮队1000人，马队250人，工程队500人，共计4750人。

胡燏芬在编练定武军时揭露了清朝旧军“军需如故，勇额日缺，上浮开，下折扣，百弊丛生”的情况，指出湘、淮各军武器装备混乱，阵法陈旧，“同属一军，而此营与彼营之器不同，前膛后膛，但期备数，德制奥制，并作一家”，“攻守之法，又沿旧习”①。有鉴于此，胡燏芬所编练的定武军，在编制、训练、战术、武器等方面均一改湘、淮各军的旧习，而使用德国陆军的模式。据他在向清廷的上奏中称：“此次创练新军，一切操练章程，均按照西法办理。”②以往的“旧军”虽然也部分地采用了西式操点，并装备有新式枪炮，但却是以防勇或绿营的军事建制为其特征，定武军则是完全照西法编练的一支“新军”，它的出现引起清代兵制的重大变化。

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二十日（1895年12月6日），清政府派胡燏芬督办津卢铁路。两天后，清廷又根据督办军务处的奏请，命令衔至浙江温处道的袁世凯负责督办天津小站的练兵事宜。袁世凯将定武军加以扩编，易名为“新建陆军”。

①刘锦藻编：《清朝续文献通考》兵二。

②刘锦藻编：《清朝续文献通考》兵二。

①《光绪政要》卷21。

②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第3556页。

张之洞与自强军

有感于《马关条约》的丧权辱国，署两江总督张之洞于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七日（1895年7月19日）向清廷呈上《吁请修备储才折》，首先痛陈和约之害：“此次和约，其割地驻兵之害，如猛虎在门，动思吞噬。”接着提出9条“力求补救”之策，其中第一条为“宜亟练陆军”。他指出：“中国自剿平发捻以来，军威颇振，何以此次军务竟不能支。查发捻虽甚猛悍，然究系流寇，与敌国不同。日本用兵，皆效西法，简练有素，饷厚械精，攻取皆有成算”，而“我军则仓卒召募以应之，心既不齐，械亦不足，技又不习”，加上“积习已深，将领以克扣为故，常以应酬为能事”，甲午战败并非偶然。因此，他强调“非一变旧法必不能尽除旧习”。况且“今外洋各国，无一国不汲汲于兵事日夜讲求，淬厉以相角相伺。我若狃于和局，从此罢兵节饷，而不复为振作之计，是中国永无战胜之日矣”。他建议用1年的时间在全国仿德国陆军建制编练陆军30000人，并就江南情形酌量筹议，“拟练万人一军”，其教练之法“悉照洋法”①。

随后，张之洞开始着手编练新式军队。因经费不足，拟编练10000人的设想未能实现。张之洞通过招募和从卫队、护军营中选拔精兵等措施，编成“江南自强军”。该军有步队8营，每营250人，炮队2营，每营200人，马队2营，每营180人，工程队1营为100人，合计成13营，2860人。为得西法练兵的真髓，张之洞聘请春石泰等35名德**官为自强军教习和担任营、哨两级指挥官，并选中国“壮健有志”的军官为副营官，选天津、广东武备学堂毕业生为副哨官。在训练中，张之洞常常“亲加阅视”，目睹自强军“号令甚严，功课甚勤，兵勇则教以枪炮取准并拆卸修理之法，绘图测量开沟筑垒之事”①。张之洞经过对自强军半年的编练，充分认识到“练兵必须改用洋操”的重要性，并强调“额必足，人必壮，饷必裕，军火必多，技艺必娴熟，勇丁必不当杂差，将领必不能滥充”等7条为“军之体也”，认为“凡事必其体先立，然后其用可得而言”，主张“捐弃旧法，别开局面”，以“舍旧图新”②。这样，张之洞编练的自强军与胡燏芬所编练的定武军开了中国创办新式军队之先河。

光绪二十二年（1896）初，张之洞由两江返任湖广总督，自强军由新任两江总督刘坤一接续办理。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征调自强军到山东归属袁世凯节制操练。后来在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编练北洋陆军时，自强军被编入北洋陆军第六镇。

张之洞从两江返湖广时，随同调走护军前营至湖北。他依照编练自强军取得的经验，加大力度在湖北编练新军。他以从两江调来的护军前营为基础，招募新兵，重新组建了护军前营、后营及工程队，从自强军中选聘德**营担任教习。光绪二十八年（1902），张之洞较大规模地扩充了湖北新军，计有护军步队8营、马队1营、炮队l营、工程队1营，武建军步队8营，武恺军步队4营，武防军步队4营，铁路营步队4营，合计9500人。张之洞还设立参谋营务处、督操营务处、执法营务处，负责统辖湖北新军。光绪三十年（1904），清廷确定新军军制，计划在全国编练新军36镇，湖北新军被统一编为陆军第8镇和暂编第21混成协。渊源于自强军的湖北新军成为清末仅次于北洋新军的一支武装。

①《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37，第17—20页。

①《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38，第3页。

②《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40，第2页。

袁世凯与北洋新军

在甲午战后清政府裁减旧军与创办新军之际，袁世凯因早在光绪八年（1882）曾随淮军提督吴长庆入朝鲜，负责前敌营务处并帮助朝鲜国王训练“亲建新军”的经历和他在甲午战争中曾办理过驻朝通商事务，并在归国后留任清廷督办军务处差委，积极建议创建新军等因素而被清廷选中为接替胡燏芬负责在天津小站练兵的人选。清廷谕令他在训练新军时须“参用西法”，“严加训练，事事核实”，“倘仍蹈勇营习气，惟该道是问”①。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1895年12月日），袁世凯抵天津小站接任练兵事宜。袁世凯接统定武军后，向督办军务处呈递了新建陆军的营制饷章和聘请洋员合同，得到批准。接着，他在定武军10营4750人的基础上，又招募步队2000人，马队250人，成7000人之数，改定武军为“新建陆军”。

新建陆军的军制与营制比较完备，带有明显的近代化陆军的特色。在军制方面，新建陆军的领导指挥机构已经基本上职能化。该军以督练处为总部，袁世凯自任督练总摄其成。督练处下辖参谋营务处、执法营务处和督操营务处，这3个任务处的总办在袁世凯指挥下，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工管理新建陆军的日常事务。督练处另附设粮饷局、军械局、转运局、洋务局、军医局、教习处等机构。这样，新建陆军的领率机关形成了协调有序、职责明显的完整指挥体系。在营制方面，新建陆军分为左、右两翼，翼设统领管辖，统领下设分统，负责各营的训练，营设统带，管辖一营。营下设队，队下设哨，哨下设棚。于是形成翼、营、队、哨、棚5级建制。

新建陆军重视募兵的质量与采取厚给薪饷的办法稳定军队。袁世凯意识到“兵力强弱，在慎选于募兵之始。凡募兵必须遴派委员分赴风气刚劲各处，厚给口食，逐细挑选”①。后来又强调：“练兵之道，养兵为先，兵资饷以为生，饷视兵而尤重，故筹饷为练兵根本。”②光绪二十四年（1898），直隶总督荣禄在帮助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之后，将驻扎在直隶境内的毅军、甘军、武毅、新建陆军等军合编为武卫军，由荣禄本人统辖。武卫军分前、后、左、右、中5军，袁世凯的新建陆军被编为武卫右军，仍驻扎小站。从此，“新建陆军”之名由“武卫右军”所取代。武卫军各军编制为10000人，袁世凯趁机添募3000人，增强了实力。第二年，由于义和团运动在山东不断发展，清廷鉴于山东地方官弹压不力，改派袁世凯接替毓贤的山东巡抚之职，袁世凯带领武卫右军入山东。袁世凯对山东防勇加以裁并改编，编练“武卫右军先锋队”10000余人，加上武卫右军，使其统辖的军队达20000余人。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除袁世凯所部武卫右军在山东避战火外，武卫军其他4军在京、津一带或被消灭，或受重创而溃不成军。

光绪二十七年（1901），袁世凯被清廷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率武卫右军由山东返直隶。此时，清廷正在推行新政，其中一条为编练新军。①《德宗实录》卷378。

①《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1。

②《袁世凯奏议》，第113页。

袁世凯作为北洋大臣兼练兵大臣，在保定设立督练公所，委任段祺瑞为参谋处总办，冯国璋为教练处总办，并以武卫右军为基础，从光绪二十八年至三十年（1902—1904）在保定编练起“北洋常备军”。自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和练兵大臣起，他所统辖的新军自然应当是“北洋军”之称的源起。北洋军阀日后的形成，也开始于此。

北洋常备军的营制开始设“镇”一级建制，先后编有5镇，其建制顺序由上到下依次为镇、协、标、营、队、排、棚，使新军的营制更加完善。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廷设立练兵处，发布谕旨称：“前因各直省军制操法器械，未能一律，叠经降旨，饬下各省督抚认真讲求训练，以期画一。乃历时既久，尚少成效，必须于京师特设总汇之处，随时考查督练，以期整齐，而重戎政。著派庆亲王奕诓总理练兵事务。袁世凯近在北洋，著派充会办练兵大臣。”①次年，清廷又提出在全国编练新军36镇的计划，力求以新军代替旧军。袁世凯利用会办练兵大臣的身份和扩编新军之机会，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编成北洋新军6镇。

北洋新军6镇依次为：（1）光绪二十九年袁世凯奉命挑选八旗兵3000人编练“京旗常备军”，光绪三十一年该军改称北洋陆军第1镇；（2）光绪二十八年袁世凯令王士珍等人在直隶募兵6000人在保定训练，二十九年编成“北洋常备军左镇”，三十年改称北洋常备军第1镇，三十一年改编为北洋陆军第2镇；（3）光绪三十年，袁世凯借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爆发而需加强防务之机，派人在山东、河南、安徽等省募兵编成北洋常备军第3镇，三十一年改编为北洋陆军第3镇；（4）光绪二十九年至三十年间，袁世凯以亲军马队为基础，又在直隶、山东、河南、安徽募兵，编成北洋常备军右镇，旋改称北洋常备军第2镇，三十一年改编为北洋陆军第4镇；（5）光绪三十一年袁世凯以山东“武卫右军先锋队”为基础，从第4镇抽调兵力并从山东募兵，编成北洋常备军第5镇，旋改称北洋陆军第5镇；（6）光绪三十一年，袁世凯将驻扎北京的武卫右军以及归属于他的自强军加以合编，成北洋常备军第4镇，后改称北洋陆军第6镇。

光绪三十一年（1905）北洋新军6镇的建立，标志着作为军事集团的北洋军阀开始形成。袁世凯通过编练北洋6镇，握有京畿一带的兵权。清廷为独揽军权，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合兵部与练兵处为陆军部，试图将“所有各省军队，均归该部统辖”①。袁世凯由此与清廷产生矛盾，他凭借多年编练新军安插亲信使北洋6镇完全听命于他。当光绪三十四（1908）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先后死去，醇亲王载沣摄政之后，载沣为给其兄光绪帝雪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时向慈禧太后告密而酿成政变之恨，以袁世凯患“足疾”为名，要他回河南彰德“养病”。但袁世凯依然操纵着兵权。他不仅贿赂买通庆亲王奕，而且在朝内朝外遍布着他的“小站旧人”，文官如徐世昌、唐绍仪等，武将如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张怀芝等，均是他的心腹，以袁世凯为核心形成的北洋军阀集团势力，在清朝统治集团中已居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宣统三年（1911），湖北新军发动了武昌起义。袁世凯又被清廷起用，他既通过调派北洋新军去攻打南方的革命军，又以军事力量向清廷进行要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担任临时大总统。

①《德宗实录》卷522。

①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总第5601页。

袁世凯则以逼迫清朝皇帝退位的方式来换取孙中山的让位。4月1日，孙中山于南京辞临时大总统职，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自此，袁世凯依恃着北洋新军建立起北洋军阀在中国的黑暗统治。

第四节 近代海军

清廷筹议海防与筹建新式海军

清朝原有旧式水师，无近代化海军。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向道光帝奏称：“从此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其坚”，“制炮造船，则制已可欲如。”①他又建议奕山筹办“外海战船”，认为“此系海疆长久之计”①。这些主张系开创办近代海军之先声。由于道光帝对林则徐的奏折朱批为“一片胡言”，奕山对林则徐的意见也置之不理，林则徐的愿望未能实现。

第二次鸦片战争津沽失陷，京师遭劫的情况对清朝统治集团带来了较大的刺激。咸丰十年（1860），曾国藩委托帮办军务的左宗棠上奏陈言：“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②在许多官员主张仿造轮船的同时，清廷于同治元年（1862）准备从国外购进一支舰队。总理衙门大臣奕通过时任总税务司的英人李泰国向英国订购兵舰。次年，购到船舰8艘，由英海军上校阿思本将舰队带到中国。中英双方因舰队的指挥权争执不下，清廷决定遣散舰队，此为“英中联合舰队事件”。此后，清政府开始对设厂造船和筹办海军略加重视。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鉴于“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星驰飚举，无足当之”③的状况，提出“整理水师”和“设局监造轮船”的建议。次年，丁日昌提议“创建轮船水师”，要求设立北洋、中洋、南洋提督，分别驻扎大沽、吴淞口、厦门。福州船政局与江南制造总局仿造的轮船陆续下水，中国有海无防情况开始得到改观，但海防空虚的局面并未从根本上扭转。

同治十三年（1874），发生日本侵略台湾事件，清政府大为震动，要求加紧建立海军的呼声一度高涨，“于是有海防之议”④。总理衙门呈上切筹海防的奏折，提出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6条“紧要机宜”，请饬沿海、滨江督抚详细筹议。丁日昌通过广东巡抚张兆栋代为递上《海洋水师章程》6条，主张“设北、东、南三洋提督”，分驻天津、吴淞、南澳，建立北洋、东洋、南洋3支海军。3支海军各设大兵船6艘，根钵轮船10艘，每半年会操一次，使“三洋联为一气”①。总理衙门奏请将丁日昌所拟章程发交沿海、滨江督抚，汇入总理衙门筹办海防的奏折，限督抚们1个月内妥议复奏。沿海、滨江督抚的复奏大多对总理衙门提要的6条切筹海防的建议和丁日昌提出的章程表示赞同。又经亲王、郡王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的“廷议”，清廷于光绪元年四月二十六日（1875年5月30日）确立加强海防与建立海军的方针，任命直隶总督李鸿章和两江总督沈葆桢分别督办北洋、南洋海防事宜，并拟“先就北洋创设水师一军”。这样，清廷的海防议促进了中国近代海军的产生与发展。

①《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85、862页。

①见《海国图志》卷80，第10页。

②《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2，第58页。

③《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8，第2页。

④《洋务运动》第2册，第337页。

①《洋务运动》第1册，第31—32页。

在光绪十年（1884）的中法战争中，福建海军几乎全军覆灭于马尾之战，这又对清朝统治集团带来颇大的刺激。于是，要求大力发展和治理海军的议论再起，形成了新一轮的海防之议。

光绪十一年五月初九日（1885年6月21日），清廷发布谕旨称：“自海上有事以来，法国恃其船坚炮利，横行无忌。我之筹画备御，亦尝开立船厂，创立水师，而造船不坚，制器不备，选将不精，筹费不广。上年法人寻衅，叠次开仗，陆路各军屡获大胜，尚能张我军威；如果水师得力，互相应援，何至处处牵制。当此事定之时，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②督抚们的奏折主要围绕着设立海军衙门以统一海军指挥权和设立几支海军两个问题进行了议论。有关设立海军衙门问题，左宗棠主张宜设海防全政大臣，或海部大臣，特建衙署驻扎长江；穆图善建议宜设海部于天津；吴大徵谓宜在京师设水师总理衙门；李鸿章主张或设海部，或设海防衙门。在海军应设立几大支问题上，左宗棠称海军宜立10大军；穆图善说海军宜区4部；杨昌浚认为水师宜设3大支；李鸿章主张宜设水师4支。对于设海军衙门，督抚们与清廷意见一致。关于怎样编练海军，军机处会同总理衙门妥议的结果是：“然与其长驾远驭，难于成功，不如先练一军，以为之倡。此后分年筹款，次第兴办，自可日就扩充。查北洋屏蔽畿辅，地势最为扼要，现有船只亦较他处稍多。拟请先从北洋开办精练水师一支”。①九月初五日（10月12日），清廷成立了海军衙门，委派醇亲王奕总理海军事务，所有沿海水师悉归节制调遣，另派奕、李鸿章会同办理，善庆、曾纪泽帮同办理，并责成李鸿章专司北洋精练海军事宜。海军衙门的设立，是第二次海防之议的重要成果，清政府确立“以大治水师为主”的方针促进了近代海军的发展。其中在北洋“精练海军”方略的确定，又为北洋海军的迅速成军带来新的机遇。

海军衙门的设立，为统一各支海军的指挥权和筹饷扩充海军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作为慈禧太后亲信的奕，在后来却挪用海军经费近1000万两会为慈禧修筑颐和园，又影响了海军的正常发展。光绪十七年（1891）奕病死，总理海军衙门大臣一职由奕继任。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战争爆发，被慈禧太后罢官10年的奕又重新主政总理衙门，并兼管海军衙门。甲午战败后，清廷于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1895年3月12日）下令裁撤海军衙门。

在两次海防议的推动下，清廷对筹建海军和加强海防逐步加以重视。在这个过程中，清政府曾建立有4支海军，即福建海军、广东海军、南洋海军、北洋海军。其中以北洋海军规模最大，体制较完备，具备典型性特色。

②《洋务运动》第2册，第560页。

①《清末海军史料》上册，第59页。

北洋海军的兴起得益于光绪元年（1875）第一次海防议时清政府“先于北洋创建水师一军”的方针。光绪五年（1879）李鸿章在天津设水师营务处，办理北洋海军事务。光绪七年（1881），李鸿章奏准任命淮军将领丁汝昌为北洋海军提督。光绪六年、七年，李鸿章委派驻德公使李凤苞在德国订造两艘铁甲舰，两舰于光绪十一年（1885）编入北洋舰队，分别被命名为定远、镇远舰。同年，李鸿章分别向英、德两国各订巡海快船即巡洋舰2艘，这4艘快船于光绪十四年（1888）编入北洋舰队，分别被命名为致远、靖远、经远、来远。是年，北洋海军主力舰购进并编入舰队，李鸿章认为北洋海军的正式成军已水到渠成，便亲自主持编就《北洋海军章程》，呈报海军衙门转递慈禧太后。八月二十八日（10月3日），清廷批准了该章程，这标志着北洋海军的正式成军。由于该章程在起草过程中参照了西方国家的海军章程，章程中对船舰等级、人员编制及升擢事宜、俸饷杂支等作了具体规定，表明这是一个带有海军近代化色彩的章程，开了中**制改革之先河。在《北洋海军章程》的《船制》一章中，提出应添置各类舰艇18艘，合原有之舰艇“共大小四十二艘，以之防守辽渤，救援他处，庶足以壮声威而资调遣”。①此时，北洋海军的舰艇总数已达42艘，总吨位为45000余吨，且形成了以铁甲舰、巡洋舰为主力舰、鱼雷艇等艇船为辅助舰的组军结构，其实力已超过日本海军，中国具有了一支能跻身于世界海军之列的舰队。然而，北洋海军自成军之日起便止步不前了。这主要是由于奕挪用海军经费去修筑颐和园和陶醉于现状等原因所致。从北洋海军正式成军至甲午战争爆发的6年间，日本却倾全国之力发展海军，添置军舰12艘，日本海军在舰船总吨位、航速和炮火的发射能力方面均超过北洋海军。在这种情况下，北洋海军败于甲午之役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清末民初的海军甲午战争之后，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又出现了重振海军的呼声。张之洞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上奏吁请“宜亟治海军”，指出：“今日御敌大端，唯以海军为第一要务”，“今日无论如何艰难，总宜复设海军”。他提出的具体建议为：“以南洋、北洋、闽洋、粤洋各设海军一支为正办，若限于物力大巨，则南北洋两支断不可少”①。此时，北洋海军已在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清廷为支付对日赔款，又无财力投入海军建设，甚至海军衙门也被裁撤。直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在新政诏令中强调要复兴海军。六月十一日（7月29日）的“上谕”中称：“国家讲求武备，非添设海军，筹造兵轮无以为自强之计”①。同时，又督促各省如数拨解福建船厂经费，要求沿海、滨江督抚筹办水师学堂，并派留学生到日本、英国学习海军专业。在筹造兵轮的同时，清政府又从外国订购的一批军舰，包括向英国订造的海天、海圻2艘巡洋舰，向德国订造的海容、海筹、海琛3艘巡洋舰，以及海龙等4艘鱼雷艇和飞霆号驱逐舰。光绪二十五年（1899），从国外订购的各舰均驶至天津海口，北洋海军得以重建，清廷任命叶祖珪为统领，萨镇冰为帮统，统领衙门设于天津紫竹林。此后10年间，海军发展缓慢。宣统元年五月二十八日（1909年7月15日），清政府设筹办海军事务处，“著派郡王衔贝勒载勋、提督萨镇冰充筹办海军大臣”②。载洵、萨镇冰乘轮船前往欧洲考察海军，在意大利订造了鲸波号炮舰，在奥匈帝国订造了龙湍号驱逐舰，在德国订造同安号等4艘鱼雷艇和江鲲号等2艘炮艇，在英国订造了肇和、应瑞号巡洋舰2艘。第二年，两人又到美国、日本考察海军，在美国订造飞鸿号巡洋舰，在日本订造永丰、永翔号炮舰。

①《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37，第22—23页。

①《清末海军史料》下册，第933页。

②《清末海军史料》上册，第96页。

在清廷设立筹办海军事务处的同月，将海军分列巡洋舰队、长江舰队两大舰队，统一划规筹办海军事务处指挥。清廷任命原北洋海军广丙舰管带程璧光为巡洋舰队统领，任命原北洋海军定远舰大副沈寿堃为长江舰队统领。巡洋舰队负责海防，有舰艇15艘。长江舰队负责江防，有舰艇17艘。第二年，清政府又改筹办海军事务处为海军部，由载洵任海军大臣。接着，又任命海军提督萨镇冰“统制巡洋、长江舰队”①，设司令部于上海高昌庙，萨镇冰成为首任海军总司令。

清廷于清末两次复兴海军，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与世界海军强国的发展水平相比，却是瞠乎其后的。它在抵御外国侵略方面几乎没有任何建树，而在对内镇压革命方面曾一度成为清廷的工具，但不久便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以起义的形式转向与清王朝相对立的方向。

在宣统三年（1911）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调派萨镇冰率海军军舰15艘驶抵汉口协助北洋新军围攻革命军。留在上海至吴淞口江面的策电号等9艘军舰则在革命党人的策动下于九月十二日（11月2日）宣布起义。经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以萨镇冰学生身份，不断派人送信劝萨镇冰反正归附革命军后，萨镇冰自行脱离海军统制之职，其所率海军各舰于九月二十二日（11月12日）宣布起义，驶离汉口返航上海。各舰代表在上海推选程璧光为海军总司令，黄钟英为副司令，黄裳治为参谋长。清政府经营的海军转向革命。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下设包括海军在内的9个部，黄钟英、汤芗铭分别被任命为海军部总长、次长。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临时政府成立之日发布《通告海陆军将士文》，指出：“旷观世界历史，其能成改革大业者，皆必有甲胄之士反戈内向”。“观于吾陆海军将士之同心戮力，功成不居，而有以知共和民国之必将有成也。用敢勉策驽钝，以从吾人之后。吾愿海陆军将士，上下军心，共励初心，守之勿失。”①孙中山对海军起义表示赞赏，希望海军能成为维护共和的力量之一。接着，海军参加北伐。北伐舰队由海容号巡洋舰及其他艇船组成，从上海北上，先后驶至烟台、秦皇岛、大沽、牛庄、营口等处，配合北伐陆军形成强大的阵式，对迫使清廷退位起到一定的作用。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将临时大总统职位让与袁世凯。随着临时政府的北迁，海军部从南京迁至北京。袁世凯对海军进行了人事改组，任命原海天舰舰长刘冠雄为海军总长，汤芗铭为海军次长，主管海军部。又任命黄钟英为海军总司令，萨镇冰为顾问，司令部仍设在上海高昌庙。同时，袁世凯又将原来的巡洋、长江两舰队改编为左、右两舰队，规定“左、右两司令所辖之舰队，即按巡洋、长江性质划分权限”②。是年12月，袁世凯又改海军左舰队为第一舰队，海军右舰队为第二舰队。第一舰队有舰艇13艘，由海军主力舰构成。第二舰队有舰艇25艘，基本上仍是以往长江舰队所使用的小舰艇。

袁世凯任用刘冠雄为海军总长显然是为了控制海军。刘冠雄在光绪三十年（1904）任海天舰舰长时，因该舰触礁沉没，本当处斩，经袁世凯力保得免。刘冠雄便投靠于袁世凯，成为其亲信。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开始了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时期，海军亦成为其实施**独裁统治的工具。

①《清末海军史料》下册，第940页。

①《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4页。

②《中华民国海军史料》，第1页。

（谢选骏指出：湘军淮军，都是满狗驱使的汉奸部队。他们之所能够组织起来，得力于太平天国的失策。正如皇甫嵩等人能够镇压太平道的黄巾军，也是得力于后者的失策。淮军聘用外国军官教习枪炮与阵法，却没有采用外国军队的编制，这是淮军以及湘军不同于以后的新军的一个显著标志。但是更加需要注意的是，淮军来自淮夷——嗜血成性的刘邦、朱元璋也都出自这个地区。曾国藩自作聪明裁撤了湘军，结果使得淮军得以坐大。而袁世凯这个河南人，机关算尽，不过赢得满世界的骂名。所以相比之下，袁大头的野心大于才能，为人处世，还不及李鸿章这个淮夷。）

【第十四章 秘密结社】

秘密结社也称秘密社会，是封建社会末期下层穷苦人民的秘密团体，是经济上贫穷、思想文化上愚昧落后的产物。最初只是为了消灾祈福或互济互助，以后随着组织的发展，逐渐成为少数人藉以满足个人**（追求金钱或权力）的手段，或成为首领们实现某种政治目的的工具。

加入秘密结社者，多出于对自己处境的不满，而凭藉个人力量，通过正常手段又难以使自己的处境与命运得到改善，因而寄希望于秘密结社的组织，用这种“越轨”的手段来达到改变自己命运与前途的目的。秘密结社的首领，往往用一些反对社会秩序的口号，来动员群众，发展组织。

清代秘密结社分两大类：一类是宗教型的，通过茹素诵经，消灾祈福相号召，以师徒传授的方式发展组织，用宗教迷信作为维系内部团结的纽带，简称教门①。另一类是帮会型的，以互济互助、自卫抗暴相号召，以歃血结盟、焚表结拜弟兄的方式发展组织，用忠于誓言，讲究信用和义气作为维系内部团结的纽带，简称会党。

教门根植于自然经济下小农经济的土壤之中。小农（自耕农、自由佃农与依附农民）过着与外界隔绝的封闭式生活，以一家一户作为一个经济单位，生产只是为了满足一家人的消费及交租、纳税，很少同市场发生联系，彼此间仅存在地域关系，很少有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关系，不可能建立起维护自己利益的组织。他们势单力薄，只能勉强维持简单再生产，很难承受天灾**的袭击，对于未来总是充满不安与畏惧。由于贫困与落后造成的愚昧，他们只能把向往美好生活与改善自己命运和前途的愿望，寄托于神灵的庇祐、救世主的降临。正是这种经济与思想状况，使广大农民特别易于接受教门的宣传，使他们涌入教门之中。清代前期，北方各地自然经济的统治比较牢固，教门的组织也比较盛行。

会党也是小生产者的组织，是在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商品经济有一定发展的情况下产生的。其成员主要是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过程中的小生产者与小私有者。清代前期，我国南方闽粤等省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因而这里的会党势力较大。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性质的变化，对秘密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客观上加速了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解体与商品经济的发展。自然经济的解体，使教门赖以存在的土壤逐渐流失，但商品经济的发展，则涌现出大批小商贩、小手工业者、无业游民等，他们纷纷来到城镇市圩，或到异地他乡去谋生，为了在新的谋生地得以立足，互济互助，便大量投入会党。

近代秘密结社的发展，大体上分为两个时期。

①以往学术界多将宗教型秘密结社称作“秘密宗教”或“民间宗教”以区别于正统的佛、道等教。但从本质上看，这类组织并非宗教或教派，而是民间秘密结社，故称“教门”为宜。第一节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时期教门鸦片战争后，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白莲教系统的各个教门组织，都逐渐衰落了。其中比较活跃的青莲教，已开始向会党转化或与会党融合。青莲教是大乘教的一支，又称金丹教。该教门自称：“金者坚之称，丹者圆之谓”，故称金丹教①。青莲教在江西、湖南一带，人们因其徒众茹素食斋而谓之为斋教。传到北方热河的一支，又称“金丹八卦教”。教内有严格的等级，教徒分为顶航、引恩、宝恩、证恩、添恩等。凡入其教门，须由添恩递进，逐级升级。教门内又设有上、中、下三盖经牌，领得上盖、中盖者，才可以传徒②道光年间，青莲教由四川传入湖南武岗、新宁一带。道光十五年正月十九日（1835年2月日），青莲教首王又名从四川成都至湖南武岗县，以算命打卦为名，传徒纠众，宣称青莲教教人坐功运气，是金丹大道。凡习其教者，可以消灾祈福，成仙成佛。该县程孔固听从入教。王又名向他传授坐功运气之术，早晚诵经，忏悔过恶；令他供奉“无生老母”，誓食长斋。后又带他到四川，传给他《龙华经》、《上靠定经》及《众生启上忏悔经》即《五报十忏》，并坎卦图章一个。告以：上字言太上无极，靠字是言告人不可为非，定字是言人有定志。“众生启上”是言众人启告太上，忏悔过恶。坎卦是天一生水，取坎填离之意。程孔固回到武岗后，用红纸书写“无生老母”牌位，供奉家中，劝人吃斋入教，先后传徒程孔读、潘明德、雷倡和等40余人，使之入教。后程孔固之徒雷倡和又传瑶民蓝正尊入教，使青莲教又在该地瑶民中传开。

青莲教在雷再浩、李沅发时，开始向会党转化。

雷再浩是湖南新宁县瑶民，与广西全州人李世德等素相交好，同入青莲教，在武岗一带以“茹素邀福”为号召，传教收徒。后因“本地荤食之人不肯允从”，难以传教，遂仿照附近天地会的方式，纠人结拜弟兄，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在该县创立棒棒会。结会时，“先搭高台，以一头目居其上，称曰大哥。令新入会者拜伏于下，各斋钱一百八十文，焚香歃血为誓”①。由会首发给每人小白旗一方，上书“关口渡牌牒”五字，盖以“保和堂”戳记，作为相互识别之暗号。雷再浩见入会之人渐众，遂与李世德等率众在武岗县黄陂洞地方举行武装起义。后因雷再浩兵败被俘，起义失败。

①档案《军录》裕泰折，道光二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

②档案《朱批奏折》江西巡抚吴文镕折，道光二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①《新宁县志》卷，《兵事志》。

雷再浩以后，又有青莲教首领李沅发在新宁一带创立把子会。李沅发是新宁水头村人，家贫无田地，靠编织草鞋为生。后因难以维持生计，离家“在外游荡”。道光二十七年（1847）参加雷再浩起义，充任“总铁板”。事败，逃归新宁。道光二十九年，新宁暴雨成灾，“谷价昂贵，富户不肯发卖，本县并不劝谕减价，又不开仓平粜。绅士只把宾兴仓义谷出售，为数不多。八月收复后，又勒索重利，贫民无力偿还”。同年十月，李沅发见本地“人心不服”，与同县之谢兴有、刘复昌等“说及生计艰难”，商议结拜弟兄，兴立“把子会”，以“劫富济贫”相号召。凡入其会者，“各出钱百文，买备香烛鸡酒，朝天同拜盟誓，如有翻悔，死在刀下”①。后因会内杨倡实被知县万鼎恩搜获，李沅发遂率领会众300余人，于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十三日（1849年11月18日）深夜起义，进攻新宁县城。起义者头裹红巾，军旗上写有“万云龙”字样，带有天地会特色。起义军在城内会众接应下，攻占县城，救出杨倡实等，处死知县万鼎恩。李沅发下令“众弟兄一齐蓄发”，以表示对抗清廷的决心。起义军在城内设立五营，首领皆称“大哥”，李沅发被尊为“总大哥”，总管五营。又分造五色旗帜及“三军司令”、“劫富济贫”两面大旗。起义军在新宁坚持了40天，后因清军将城墙炸裂，被迫突围，最后失败。青莲教的另一支，则直接与天地会相融合。道光二十五年（1845）八月，江西南康县人董言台，即董时诒，在赣州与当地人刘仙爵会遇闲谈。刘仙爵告以自己曾学习金丹教，入教后茹素食斋，可以获福延年。教内有洋布牌，书写乾、震、离三卦，盖印图章两个，一是八卦，一是“三官会庆”四字，领得布牌者即可自行传徒。董言台即拜刘仙爵为师入金丹教即青莲教，礼敬无生老母。刘仙爵传给咒语，令其盟誓，并给予布牌一个。董言台入教后，不食荤酒，人皆称他为“斋公”。道光二十七年二月，董言台来到湖南，与同教蒋万成、黄松寿及添弟会内唐帼通结拜添弟会。唐帼通向添弟会首领张老二借得拜会时传抄字帖，仿照刊刻印刷，分头纠人。同年三月初五日（1847年4月19日），董言台、唐帼通等同至湖南临武县社下地方，共74人，一同结拜添弟会。其后蒋万成又因贫苦难度自行传教敛钱，陡照造图章、经牌，自称金丹教教首，纠得丁茂盛等8人，拜他为师入教。道光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七日（1847年7月9日），董言台回至江西长宁县，又与素识之谢嗣封等人结拜天地会，后改称“关爷会”。

鸦片战争后，教门逐渐衰落，在群众中的影响也在减弱，以致穷苦人民越来越多地投向会党，甚至有的教门的组织也开始向会党转化或与会党融合。

会党鸦片战争后，会党的发展甚为迅速。不仅天地会系统的会党进一步发展，而且又兴起了两大会党系统，即青帮与哥老会。

天地会系统的会党。

鸦片战争后，天地会总的发展趋势是从秘密传播走向公开的武装反抗斗争，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冲锋陷阵。从组织上来看，比清代前期又繁衍出更多的名目，主要有以下一些。

隆兴会。广东香山县人高名远、周佩居等人创立。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845年1月4日），周佩居来至高名远家中闲坐，谈及彼此孤单，恐人欺侮，商议纠人拜会，以便遇事互相帮助。高名远忆及以前外出谋生时，曾于不识地名山洞中拾得布包一个，内有天地会《会簿》一件，遂向周佩居商议结拜天地会，以期遇事互相帮助，兼可恃众抢劫。周佩居允从，二人分头纠得黄孔怀等68人，于十二月初二日（1月9日）在香山县草旅山地方齐集。每人出铜钱300文，交给高名远买备香烛鸡酒。众人推高名远为“大哥”，高名远在桌上设立洪令牌位，率众跪拜。另外用竹篾扎圈为门，门口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李沅发供词》。

架起纸刀两把，令众人从刀下钻过，传授“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暗号，宰鸡滴血入酒分饮。高名远以天地会名目已久，恐难招人，遂改名隆兴会①。关爷会。江西赣州人凌成荣、谢嗣封纠人创立。道光二十七年（1847）

正月，赣州长宁县人凌成荣、僧道祥等赴素好之谢嗣封家探望。谢嗣封称赣州一带向有天地会名目，同会之人彼此帮扶，可以免人欺侮，倡议纠人结会。凌成荣等允从，分头纠得24人，于是月二十六日（3月12日）齐赴谢嗣封家会齐。谢嗣封用红纸写立关爷牌位，又做纸旗五面，上写“忠义堂”三字，插入米斗之内，并买备香烛鸡酒。谢嗣封先将入会者名单写入纸上，复与众人一同向神牌跪拜。谢嗣封自居老大，凌成荣、僧道祥等为“散老大”，其余按年龄大小排列。谢嗣封站立上首，口念：“有忠有义，无得欺兄骗弟，如有欺骗，立见消亡。”命令众人：此后总老大有事呼唤，不许不至。誓毕，宰鸡取血滴酒分饮。相约会内之人皆以发辫向左盘为记号。其后，谢嗣封“因天地会历奉拿办，恐致张扬败露，遂改为“关爷会”②。

红钱会。福建建阳李先迓等创立。李仙迓原籍江西南丰县，向在福建建阳县种山度日。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与同乡饶聂狗相遇，往来交好。道光二十七年三月，饶聂狗患病时，李先迓为之出资调治。饶聂狗感激之余，向李告知自己以前曾在三点会首领李魁家中佣工，得到结会歌诀一本，遂将歌本交李先迓收存。嗣后饶聂狗病故，李先迓遂欲纠众结会，先后纠得130余人。众人皆拜李先迓为师，李先迓传授“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口诀，及吃饭拿物俱用三指暗号。旋因三点会查拿甚严，遂改名红钱会。相约将铜钱用银朱涂红，每人各给一枚，作为入会凭据①。

尚弟会。湖南衡阳人左家发与广东人李丹所结。左家发即刘开三，又名刘沅龙，行医为业。道光三十年（1850）七月，由湖南衡山县搭船外出行医，会遇同船之广东人李丹及湖北人张添左。适值李丹染患眼病，为左家发治愈，遂相契好。李丹遂向左家发等述及广东旧有添弟会，现改名尚弟会，凡入会者，互相帮助，并可恃众抢劫，按股分银。左家发等遂拜李丹为师。李丹给予三圈印票数十纸，称为门牌。告以内有上盖、中盖、下盖之分。上盖为天盘，中盖为地盘，下盖为人盘，粘贴门首，遇会内之人抢劫，能免劫掠。领买上盖者需缴钱3400文，可保一族；中盖缴2400文，可保一家；下盖缴1400文，可保一身。并称会内分黄、红、白三家，广东老万山之朱九涛为黄家，住处设有忠义堂；李丹为红家；张添左为白家。红、白二家皆听黄家统属。并传授歌诀：“金丹始祖洪启盛，洪英传授与丹隆，大明国玺高溪义，五祖留记教万宗。太极天图高悬挂，天书宝剑插斗中。不知原来真正义，牛八下世坐山宗。”称时常念诵，可免灾患。相约会中人相见，发辫由左盘右，将线垂下，便可识别②。

边钱会。清前期的边钱会尚非天地会系统之会党，后来受到天地会的影响，到近代成了天地会的分支。咸丰元年（1851），江西宁都人李运红等在崇义县所结边钱会，已与天地会毫无二致。是年九月，李运红从荒担上买得旧书一本，内有边钱会结会口诀，遂起意纠人结会。

①《军录》耆英折，道光二十五年九月廿八日，转引自庄吉发：《清代天地会源流考》，第108页。②《军录补》，两广总督徐广缙折，道光二十八年九月初三日。

①《朱批奏折》福建巡抚徐继畲折，道光二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②《军录》程矞采折，咸丰元年十月初七日。

九月二十日（11月12日），与素识之卢金标等8人，每人出钱1000文，同赴山僻空庙内结拜。李运红于供桌上设立洪二和尚牌位，用布搭“桥”，令卢金标等从“桥”下钻过。李运红口念：“有忠有义桥下过，无忠无义剑下亡。”宰鸡取血，滴入酒中分饮。并传授口号“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及“三八二十一”暗藏洪字口诀。相约发辫盘在头上，从左至右，作为相互识别之标志。又发给每人红布一块，分别纠人①。

斋公会。咸丰二年（1852）正月，广东南雄县人曾河阑等人结拜天地会，改称斋公会。曾河阑藏有旧布包一个，内有天地会《会簿》一件、“太极八卦图”木戳一个。是年正月，与同县之张大萌商议纠人结会。曾河阑用黄布刷印会单，盖以“太极八卦图”戳记，交张大萌等纠人。先后纠得饶四姊等共552人，每人出钱100文，交曾河阑买备香烛鸡酒。众人共推曾河阑为大哥，张大萌为头目，于正月二十三、二十六、二十九（3月13、、19）等日，在该县大岭背湖口圩空庙内，歃血盟誓。曾河阑传授“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暗号。因恐天地会名称“沿用已久”，难以招人，遂改名“斋公会”②。是年广西也出现“斋公会”。

除上述新出现的名目外，鸦片战争后有些地方的天地会组织，仍沿用清前期已经出现的名称。

添弟会。道光二十七年（1847），湖南湘潭人张老二等结拜添弟会。是年二月，张老二由广东来到湖南临武县以演习拳棒谋生，遇唐帼通，谈及曾在广东望海山地方遇一游方僧人，向他告知结拜添弟会可以敛钱，互相帮助，并交给他一张字帖，内写“奉天安民兴明室”。唐帼通因家道贫苦，起意自行纠人结会。先后邀得唐大旺等74人，内有曾入金丹教的蒋万成、董言台等多人，于三月初五日（4月23日）在临武县社下地方结拜添弟会。唐帼通向张老二借得会内传抄字帖，仿照刊刷，写立牌位，安设五色纸旗，用尺、剪、戥子各一把，插放米斗内，开写入会者名单，供奉香烛鸡酒，设立竹圈。众人推唐帼通为大哥，唐帼通站立上首，令众人向牌位跪拜，并从竹圈下钻过，名为“过关”。唐帼通又传授众人：“逢人问姓，答以本姓某，改姓洪，接递物件，只用三指。”是为“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然后宰鸡滴血入酒同饮。又刻忠义堂图章，每人分给红布一块，作为拜会凭据①。

双刀会。道光二十四年（1844），福建漳浦人戴仙、广东潮阳人黄悟空等结拜双刀会。道光二十三年七月，戴仙在广东陆丰县大安圩地方，遇长乐县人曾阿三。曾阿三告以从前在漳州曾得有天地会歌诀图一张，戴仙即照样写画一张。道光二十四年八月，戴仙来到揭阳县地方，假冒曾阿三之名，纠约黄阿隆、黄悟空等结拜天地会。每人出钱120文，交黄悟空买备香烛鸡酒，共推黄悟空为大哥。黄悟空设立洪姓牌位，领众跪拜。并用竹篾扎门，架起双刀，令众人从刀下钻过。黄悟空复传授“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暗号，每人分给会单一纸，宰鸡滴血入酒分饮。其后，黄悟空又制备红布三角小旗，上写“靝■岸”字样，意为天地会，作为入会凭据。因天地会名目已久，恐难纠人，遂改名双刀会①。

①《军录》江西巡抚陈启迈折，咸丰四年九月初六日。

②《军录》叶名琛折，咸丰二年九月初六日。

①《军录》两广总督徐广缙折，道光二十八年九月十三日。

①《军录》耆英折，道光二十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小刀会。在近代史上，小刀会中比较有名的有两支，一支是闽南小刀会或厦门小刀会，另一支为上海小刀会。

闽南小刀会。由新加坡归国华侨陈庆真于道光三十年（1850）在厦门创立。陈庆真（道光八年至咸丰元年，1828—1851），祖籍福建厦门店前乡，出生于新加坡。及长，与原籍同安的王泉“合作资本”，在暹逻（今泰国）收买洋货，贩至广东销售。旋因生意折本，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回到厦门，在英国驻厦门领事馆内充当雇员。道光三十年，陈庆真因前在广东时曾稔知三点会即添弟会歌诀、口号，遂与王泉商议纠人结会，以期遇事相帮。议定后，分头纠得刘标等10人，于同年六月在厦门旗杆脚地方，按照添弟会的仪式结拜，取名小刀会。其后，同安、龙海、海澄等县之人，纷纷入会。“不数日间，入会者已近万人”②，遂为官府觉察。福建巡抚徐继畲派令新任兴泉永道张熙宇前往查办，张抵厦门后将陈庆真捕获杖毙。小刀会由黄位继任首领。咸丰三年（1853），黄位、黄德美率领小刀会起义，攻占海澄、同安等县城，占领厦门达半年之久。

上海小刀会。鸦片战争后，上海开辟为通商口岸，成为商业、交通运输业发达，人口众多的大城市。居民除本地人外，还有大量来自福建、广东、江苏、浙江等省的“客民”。这些人中，除少数人因经商致富外，大多成为手工业工人、航运工人、小商贩、小手工业者、杂役或无业游民。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使上海的棉纺织业和航运业遭到沉重打击，藉此为生者，生活更加恶化。为了求得生存，他们结成了各种势力集团，有些以地域划分，“闽则曰建、曰兴化；粤则曰广、曰潮、曰嘉应；浙则曰宁波，而土著则上海也。”①这些势力集团又分别属于不同的会党，如以李咸池为首的福建小刀会；以刘丽川为代表的广东三合会；此外还有以嘉定农民、手工业者为主，以徐耀为代表的罗汉党；以朱自峰为首的庙帮或彭王党；以及以周立春为首的青浦三合会。这些会党，逐渐融合，统一在小刀会这一总的名称之下，于咸丰三年（1853）八月，举行了著名的上海小刀会起义，在上海建立政权，坚持了17个月，为上海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天地会的传播与发展，不断遭到清廷的镇压。被破获的天地会组织，为首者或被凌迟，或为斩决；为从者则被发遣到边远地区。一些被发遣者，往往在配所继续结会。咸丰四年七月，被发配到新疆伊犁的天地会成员段洸前，便在配所纠人结会。段洸前原籍湖南常宁，与因抢劫案被发遣伊犁的河南人吴六在配所熟识。段洸前素习算命，来配所后以裁缝为生，吴六则受雇于旗人巴通阿■铺，充当伙计。咸丰四年七月二十日（1854年8月13日），段洸前来■铺裁制衣服，趁雇主不在家，与吴六谈及贫苦难度。吴六称如今内地战事纷扰，莫若趁机纠众抢劫仓库、富户，以便得财回家。段洸前称恐人少难以成事，从前添弟会内楚粤各省之人最多，可以结会聚众，遂议定纠人“兴复旧会”。二人分头纠得彭正有等6人，于是年闰七月初一日（8月24日），照添弟会仪式结拜，吴六等共推段洸前为大哥，段洸前取出木印一颗，上刻“段成心堂”4字，称系自己执掌之印。又描出5字，令吴六刻成圆木印5颗，分给彭正有等执掌。又制成青、黄、赤、白、黑五色旗，按前后中左右分立5营，作为会内大头目。复裁红纸各方，描出角、亢、氐、房等28宿字样，刻成小木戳28个，以便照数纠人，作为小头目。

②《军录》，闽浙总督裕泰折，咸丰元年五月十六日。

①《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28页。

会内设有号簿一本，用来登记入会者名单，由吴六收藏①。

其他会党

鸦片战争后，不仅天地会系统的会党不断发展，天地会系统之外一些小的会党，也在继续传播，并出现了一些新的名目。

天罡会。道光年间，江西宜黄县潭坊地方有邹姓兄弟二人，纠人结拜天罡会，自任首领。其兄名邹良俚，绰号“梁王”，弟名邹松俚，绰号“松王”。家中供有“天罡星神牌位”，焚香叩祷。遇村邻有人患病请治，即约会族人七八名或数十名，于纸上书写天罡神牌位，用架扛抬，各执铁叉，问明病人常走道路，沿途呐喊“收魂”。兄弟二人手下有六七百人，会内编有仁、义、礼、智、信字号，刻有印信。规定遇有事情，先呈头目，持其印票往召，各字号如约而至。若遇紧急情况，则于信封上加插鸡毛，表示急如风火，严如军令。每月定期聚会，届时首领升堂，会众皆各带军器防身。遇有争执，由首领剖决是非曲直，或罚或责，俱各听命。因会内有文武生监书吏衙役等人，地方官也不敢过问。以邹氏兄弟家中供奉天罡星神位，故名天罡会①。

抬天会。由江苏东安县张克贤、张克贯等在该县五港镇创立，聚有200余人，称抬天会②。

斗台会。由湖南东安县云集庵僧人景灼于咸丰元年（1851）所立。是年八月，景灼于已故僧人葆沅经卷箱内检出书本、木戳、布牌等物，见书内画有斗台佛像，遂设立佛像供奉，并邀人结拜弟兄，先后纠得黄芹藻等42人，于八月二十六日（1851年9月21日）在庵内会齐，各出钱100文，交景灼买备香烛鸡酒。景灼用木斗设立佛像，令众人跪拜盟誓。众人共推景灼为大哥，拈香结拜。因供奉斗台佛像，故名③。

道光、咸丰年间的会党，除上述以会为名者外，还有诸多以“堂”为名者，称某某堂。

征义堂。湖南浏阳东乡地方周国虞首倡，初称忠义堂。周国虞素习拳棒，膂力强悍，并有“封刀”、“封铳”等“邪术”。凡习法术、书数、医卜、星相及粗晓天文、地理，有一艺之长者，均收入堂中。道光二十二年（1842），因附近发生武装反抗事件，周国虞与曾世珍、马二等纠集村众，制裁操练，藉资防御，将村内社庙改为征义堂，作为教习场所。由周国虞总管内事务。凡入其会，先出制钱1000文，报名登簿，邀入暗室，饮符水一碗，将头伸入瓦瓮内，盟誓永不改悔。会内定有记认，随时更换。初以红绳作汗衫纽瓣，其后改用它物。堂内将心腹之人，散布于县署及省城督抚衙门，充当书差、兵役，以暗通消息，省城、县署之一举一动，征义堂无不周知①。

合胜堂。道光二十九年（1849）广东人邓南保等创立。是年正月二十六日（2月18日），广东英德县人邓南保与刘亚才、谭观欣等人会遇，彼此共谈贫苦。

①《军录》奕山折，咸丰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①《军录》，金应麟折，道光十三年六月十二日。

②庄吉发：《太平天国起事前的天地会》，载（台）《食货月刊复刊》8卷12期。③庄吉发：《太平天国起事前的天地会》，载（台）《食货月刊复刊》8卷12期。①《军录》署理湖南巡抚骆秉章折，咸丰三年八月十四日。

邓南保称佛冈厅大庙地方，地僻山深，与清远、英德等县连界，富户甚多。倡议结拜弟兄，以便“恃众索诈。若不允从，即行劫掠”。众人遂共推邓南保为大哥，分头纠人，先后纠得390人。邓南保以“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11字编列号次②。

广西的“堂”甚多，如广义堂、义胜堂、永义堂、得胜堂、洪胜堂、大胜堂等，不一一赘述。

青帮与哥老会的兴起大约在道光与咸、同之际，又兴起了两个新的会党即青帮与哥老会。

青帮的兴起，与漕运水手的行帮和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明清两代，中央政府每年把征自江南③、浙江、江西、湖广、山东、河南等省的粮米，通过京杭大运河，运往北京。清代的漕运仍沿用明代的卫所制，各省的粮船，按省分帮，每省又按地区分为若干分帮。每个分帮由卫所千总1人或2人领运，称为“运弁”。每条船有运丁1名，雇用“谙练驾驶”之水手9人承运。粮帮水手大多来自北方直隶、山东等省的破产农民，他们“终年受雇在船，无家可归”①。所得雇价甚低，嘉白等十帮，重运时，头工给银六两五钱，舵工五两二钱，水手四两；回空时，舵工仅给银一两七钱，水手一两三钱②。水手们驾船航行在千里大运河上，不但劳动极为艰苦，而且十分危险，常有遇风覆没之虞，经济上还要遭受种种勒索。粮船运行是有季节性的，每年约有半年时间无事可做，水手们只得临时外出“佣趁”，藉以糊口。

水手们终年生活在命运未卜、死生不定的畏惧之中，所以早在明季秘密宗教罗教便在水手中传播，入教之后，可以消灾祈福，保祐水手们四季平安，这对水手们颇有吸引力。而且，明季时有密云人钱姓、翁姓，松江潘姓在杭州建有罗教庵堂，回空水手多借居其中，“相率皈依”③。以后这些罗教庵堂逐渐成为粮船水手们“生可托足，死者掩埋”之所。水手们每年平安回来，各出银五分，“置备香烛素供，在庵酬神”。那些“无处佣趁”的水手，衣食无着，则由守庵之人垫给饭食，待来年“重运将开，水手得有雇价，即计日偿钱，藉沾微利”④。这样，罗教不仅在精神上给水手们以慰藉，而且在经济上予以帮助，因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水手入教，罗教庵堂也成了粮船水手们互助性聚居之所。随着漕运的发展，罗教庵堂数目日增，至雍正年间，仅在杭州就有罗教庵堂70余处。

②《军录》两广总督徐广缙折，道光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③包括江苏、安徽。

①《史料旬刊》第12期，浙江巡抚永德折及《江苏海运全案》卷1，监察御史熊遇泰折。②《漕运则列纂》卷9。

③《史料旬刊》第12期，浙江巡抚永德折及《江苏海运会案》卷1，监察御史熊泰折。④《史料旬刊》第12期崔应阶折。

清统治者为了禁绝罗教及防止水手聚居滋事，不断对罗教庵堂加以打击迫害。雍正五年（1727），浙江巡抚李卫曾查封杭州的罗教庵堂50多处。乾隆三十三年（1768），浙江巡抚永德又下令拆毁了杭州续存的33所罗教庵堂。经过这次打击，罗教便把庵堂从陆地转移到粮船之上。水手们在粮船中建立起“老堂船”，每帮设老堂船l只，供奉罗祖图像，分派1人专管香火及通帮水手用钱帐目，称为“当家”。大帮的当家称“老管”，与各帮当家共同组成船帮水手领导集团。老堂船作为帮内议事场所，设有标志老帮规、家法的“神棍”，可对不服管束的水手施以惩处。粮船水手之间，原有互济互助的传统。水手的劳动是集体性的，必须齐心协力，才能完成。特别是通过运河闸口时，每一帮的全部水手、纤夫，都要参加拉纤，才能把所有一帮的船全都拉过闸去。同时，船帮还夹带走私货物与私盐，也与水手们共同的经济利益相关。在老堂船建立之后，水手行帮内部的互助性又有了发展。老管对水手所得雇值，“按名提出若干，收有生息，遇水手患病医药或身故买棺，则老管即于此项内酌量资助”①。在水手的行帮内，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与家长统治。凡拜师习教，皆按照罗教内排定的辈份，论资排辈②。帮内供奉天地君亲师牌位，宣扬“师徒如父子，同参如手足”③。从乾隆中叶到道光初年，在粮船水手中已逐渐形成了组织严密的帮会，既在水手中互济互助，又从事走私贩私，杀人越货。不过这时还未正式出现“青帮”这个名称。

大约在嘉道年间，又出现了一种与漕运有关的武装走私团体，专门帮助粮船水手帮会夹带走私品与私盐，其成员既有各地游民，也有被逐的粮帮水手，号称“青皮”。道光末年，漕运水手大量减员，被裁水手大量加入青皮的队伍。咸丰三年（1853），浙江漕粮改行海路，浙帮被遣散，数以万计的失业水手、纤夫，同青皮相结合，在两淮盐场、运河沿岸及长江中下游从事走私、贩卖私盐及抢劫活动。咸丰、同治之际，在江苏安东、清河一带的游民，“私结党羽，号称师徒”①，也从事走私及贩卖私盐的活动，称为“安清道友”。这样，从道光开始到咸、同之际，在江浙两淮一带，便形成了一支由粮船水手行帮、青皮与安清道友融合而成的会党，通称“青帮”。

道光、咸丰年间兴起的另一新的会党是哥老会。哥老会也称哥弟会，在四川称“袍哥”，江南一带又称“红帮”。

哥老会的源流问题，向来言人人殊。以往大多认为哥老会乃是天地会的分支，为郑成功创立②。近年有学者认为哥老会是天地会系统的仁义会和江湖会发展而来③，也有人认为哥老会乃啯噜之音转④。又有学者提出，哥老会是以啯噜的组织形式为胚型，吸收了天地会、白莲教等组织的若干特点，逐步形成起来的⑤。

从历史发展的实际和档案史料来看，哥老会的产生，与道光、咸丰年间长江中下游木、帆船上的水手、纤夫们的行帮及沿岸的会党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外国轮船侵入长江以前，长江中、下游（从四川重庆到湖北宜昌再到上海），无论是货运还是客运，都主要是依靠木、帆船。档案史料记载：“长江未通商以前，商贾运货，行旅往来，悉系雇用民船，帆橹如织。”①

①《军录》江苏巡抚陶澍折，道光五年七月廿四日。

②即：“清净道德，稳诚佛法，能仁智慧，本来自性，元明兴礼，大通文学。”③《漕运汇选》，第51页。

①《军录》卞宝第折，同治元年十一月廿九日。

②陶成章：《教会源流考》，刘师亮：《汉留全史》。

③朱金甫：《清代档案中有关哥老会源流的史料》，《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第2期。④庄吉发：《清代哥老会源流考》，（台）《食货月刊》（复刊）第9卷第9期。⑤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13页。①《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1辑，第1274页。

因而需要雇用大量舵工、水手和纤夫。据外国人观察，长江“上游船只，按其大小可以分为三类。最大的船，平均六十至七十吨，需要水手十六人棹划船只，另有八人在小引水船，又称五板，用作航行的前驱船”。这是上水船。至于下水船，“大号船约需水手七十人，中号者约四十人，小号者二十至三十人”②。在轮船进入长江之前，重庆至宜昌航线上，共有船夫、纤夫20万人③。航船上的水手、纤夫，漂泊在千里江湖之上，所从事的劳动极为艰苦，而且是集体性劳动，因此在生活与生产上，都需要彼此间互相帮助。他们往往采用歃血结盟的方式结拜弟兄，形成水手行帮。沿岸各地的秘密结社成员与行帮接触后，受其影响，不断加入水手行帮的队伍，使水手行帮同各地秘密结社进一步融合。这些秘密结社，在四川有“啯噜子”④；在两湖地区有天地会、江湖会、仁义会，还有秘密宗教白莲教、青莲教；在江西有担子会、边钱会。经过互相影响与融合，便在长江水手行帮基础上，形成了新的会党——哥老会。正因为哥老会中有其他秘密结社的因素，所以清人往往说：“盖哥老会者，本川黔旧有啯噜匪之别名也。”①或称哥老会②，“又号江湖会”③。或称江湖会为“变名哥老会”④。

因为哥老会的兴起与长江中下游航船上的水手行帮有密切关系，并受到长江沿岸各地秘密结社的影响，所以哥老会的活动据点称作“码头”，首领称为“舵把子”，并因受到仁义会、啯噜子、江湖会、边钱会的影响，又称首领为“帽顶”、“老帽”、“老么”等⑤。至于受到天地会的影响，则更为明显，如有的哥老会成员也自称“洪家”，会内也有隐语暗号，内容也与天地会相类似，以致人们往往把二者视为同一系统的秘密结社。

外国轮船侵入长江航线以后，造成了长江中下游木帆船业的迅速衰落。

“1860年开放长江，轮船通航，数千艘帆船遂被逐入支流。这些帆船对于当时行驶在支流中的小船是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在他们的竞争下，数百名小船的船夫，被贫困和诱惑所屈服其中许多人为了吃饭而不得不加入叛军”⑥。事实上，支流上小船的水手，长江航线被裁减下来的大批水手、纤夫，有的加入太平军，有的则加入清军或湘军。

渗入湘军与清军兵营中的哥老会，往往也称哥弟会、仁义会、洪江会、江湖会、英雄会、乌龙会等。哥老会之所以能够在湘军与清营中传播，主要因为它投合了兵丁们的需要，即遇事互相帮助。“自军兴以来，各省招募勇丁，在营之日类多结盟拜会，誓同生死，期于上阵协力同心，乃历久之习惯”②同上书，第1337—1338页。

③同上书，第1339页。

④四川的“啯噜子”是来自各省游民中的秘密结社，一部分活跃于川陕老林地区，一部分在川东泸州到重庆以下的川江之上，充当水手，或驾船为生。见档案《朱批奏折》舒常折，乾隆四十六年九月七日及李世杰折，乾隆四十七年三月十四日。

①《左宗棠奏疏》卷33。

②《军录》张之洞折，光绪廿五年正月廿一日。

③《军录》左宗棠折，同治五年五月初八日。

④《军录》闽浙总督英桂折，同治八年三月初一日。

⑤《军录》署四川总督锡良折，光绪三十年二月十二日。

⑥《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1册，第1307页。

①。湖南湘勇中，“哥弟会党，人数多不可计”。不仅一般勇丁，甚至“积功保至二三品官阶”者，也纷纷结拜哥老会。咸丰八年（1858），清营中发现蓝翎都司饶嘉宾与都司龙正文、守备刘吉芬等30余名军官结拜哥老会②。光绪五年（1879），一名被革职的总兵杨开泰与曾任知县、都司等职务者，结拜哥老会③。左宗棠的湘军中，哥老会尤多。当左宗棠率湘军来到西北时，哥老会也随之传至陕、甘及新疆等省④。

太平天国失败后，清军、湘军大量裁撤、遣散，被裁遣者，生活无着，遂沿袭军营中结会之习，在各地开堂“放飘”，使哥老会迅速发展。据清官员奏：“自咸同军兴以来，湘民释耒从戎转战者，湘军几遍寰区。从军既久，习于游隋，又兼素无恒业，遂不肯复安耕凿，每踵军营积习，结拜弟兄。”⑤咸同以降，哥老会受到天地会与青帮的影响，或与之融合，往往也带有洪门与青帮的某些特色，如哥老会一般称红帮，因有些哥老会成员也加入洪门或青帮（安清道友），故人们往往把它与青帮、洪门相混，或讹为青红帮。实际上哥老会自有其独特的风格和独立的组织，与天地会（洪门）和青帮不同。哥老会的组织立有山、堂、香、水，如光绪年间湖南哥老会首领龙松年便立有双龙山、公义堂、五湖香、四海水。哥老会内有严格的等级，首领称正龙头、副龙头。其下设有五堂：即坐堂、陪堂、刑堂、礼堂与执堂。举行仪式时，还临时设有“盟证”、“香长”，一般由五堂中人兼任。另外还设有头目，分为：心腹、圣贤（又分文圣贤、武圣贤）、当家（又分披红当家、插花当家）、红旗、黑旗、巡风等。头目之下还有大九、小九、大么、小么、大满、小满。结会开堂，称为“开山”，要举行开山式，一般在深山古庙或人迹罕至之处举行。会场正面设坛，上祀五祖、关羽，并有用红纸书写之“进山东”、“出山东”，内容为誓辞、条规、檄文等。由正龙头向神坛朗诵。一般头目、会员对神礼拜，行“抖海式”立誓。一般会员入会，也要举行入会式，于清净之处举行。新会员入会，须有老会员介绍，称为“保举”。会场之布置，也与开山式相同。由管事者引保举及新入会者进入会场，新入会者跪于神前，由管事者提问，新入会者作答，内容皆有定式。然后举行“抖海式”。这时，管事者斩一白雄鸡，口称若日后背盟，即“有如此鸡”。誓毕，再行礼起立。礼毕，由管事者将新入会者之姓名，填记于“宝”即名录之中，并缴纳会费，即算入会①。

随着哥老会组织的发展，其成员遍布各省，号称其成员不持一文，可往来全国。每至一处，先谒外管，称“拜码头”，继而引见龙头，待以宾客之礼。临行时，复按其在会内之职位高低与路程远近，送给盘费。若需要巨款时，则由龙头派人“拖队伍”，即进行抢劫。

①《军录》湖南巡抚刘崐折，同治六年六月初一日。

②《军录》英桂折，同治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③《军录》贵州巡抚岑毓英折，光绪五年十一月十六日。

④《军录》左宗棠折，同治六年九月初二日。

⑤《军录》湖广总督张之洞折，光绪十八年七月廿三日。

①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第4章，商务印书馆1911年版。

第二节 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时期

义和团运动期间的会党

这一时期，教门在组织上又发生了新的变化。由于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中国已陷入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危机之中，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已经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国内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则降为次要和从属地位。因此，除少数卖国分子外，全国人民都能团结一致，共同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前深受教门影响，被视为教门“羽翼”的民间武术团体，如义和拳、大刀会、金钟罩等，纷纷同各地的地主武装——团练结合起来，组成义和团，以“扶清灭洋”为口号，进行反对外国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白莲教系统的教门组织，也发生了分化。有些成员，放弃了“反清复明”的口号，接受了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口号，加入义和团①。有些继续反对清廷，因屡遭镇压而加入了基督教与天主教②。有些则成为纯粹的封建迷信团体，在民间传播封建迷信思想，靠骗钱财来维持，如光绪八年（1822）成立的一贯道，便是在原来白莲教基础上建立的，后来进一步堕落为反动会道门。

义和团运动期间，各地会党组织十分活跃，在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中，冲锋陷阵。其中较著名的事件，有四川大足龙水镇余栋臣领导的哥老会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长江流域各省反对外国教会的斗争。在浙江，这时还成立了以反对外国教会侵略为宗旨的会党。

终南会。属哥老会系统，也称终南山，其首领张恭、蒋天山及沈荣卿都是知识分子，思想比较开明。他们密切注意局势的发展，议论时政，日益感到“四夷交侵”的险恶形势。在原首领离去后，他们改终南山为龙华会，向群众介绍西方科学文化，宣传革命思想，有众2万余，已倾向于资产阶级革命。

双龙会是由拳师王金宝受终南会之委托而创立，亦有2万余众，以反对外国教会侵略为宗旨，提出“洋教为非当灭”等口号。

伏虎会，亦称伏虎山，系终南会分支，由海宁人王锡桐创立。光绪二十六年（1900），海宁官府支持天主教会欺压群众，王锡桐挺身而出，据理力争，结果遭官府关押。获释后，“立会招贤，以排外为宗旨”，创立伏虎会。光绪二十九年（1903），他组织上万群众，反对外国教会，占领海宁县城，焚毁该县天主教总堂。后遭清廷镇压，事败，伏虎会并入龙华会。

白布会。最初是浙南一带的团练组织，后来流入严州一带，变成客民的同乡会。在濮振声出任首领后，改订章程，按军事编制，建立“独立军”，从事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光绪二十八年（1902）秋，“天主教民专横，官不能制”，濮振声率领白布会起义，活跃在建德、桐庐、新城三县交界处，击败清军防守营，继破从桐庐前来“进剿”的清军，占据桐庐、分水两县，并进兵严州府城。后来濮振声不幸被俘，被监禁在仁和县署。起义失败后，白布会仍在严州各地活动。

①《军录》两广总督叶名琛折，道光二十八年九月十二日。

②王明伦：《团练与义和团运动》，载《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路遥编：《义和团运动》，巴蜀出版社1985年版，第267—271页。

平洋党由嵊县竺绍康创立，最初是为了向当地土豪蔡老虎报杀父之仇，由于清廷包庇蔡老虎，因而把矛头指向官府，接受了反清革命思想。

鸟带党原是诸暨一带无业游民的组织，以“劫质富户，勒索财宝”为事。因腰缠玄带为号，故名。辛亥革命时期因王金发等人加入而重新活跃起来。王金发是嵊县人，秀才出身，有文化知识，在革命思想影响下，于光绪三十年（1904）创办大同学社，以研究学术为名，进行反清活动。在他们的带动下，鸟带党也逐渐倾向于反清革命。

除以上较大的会党外，还有金钱党、祖宗教、百子会、白旗会、红旗会、黑旗会及青帮系统的私贩党等。

辛亥革命时期，教门作为一个带有浓厚封建迷信色彩的原始形式的民间秘密组织，在资产阶级推翻清皇朝封建**统治的斗争中，更难发挥正面的作用。一些会党则由于接受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联络与领导，逐渐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

辛亥革命时期的会党辛亥革命时期，积极参加反清斗争的秘密结社主要是会党。这些会党大多属于天地会与哥老会两大系统，也称“洪门”与“汉留”。其活动地区主要在两广、江浙、江西、安徽、四川、两湖及陕甘等省，甚至宁夏、新疆也发现过哥老会的活动。

辛亥革命时期会党的状况同以前相比，有了很大变化。

首先，这时会党的成员虽然仍以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小私有者为主，但这些阶级、阶层本身已发生了变化。会党活跃的省份，大多经济比较发达，自然经济解体和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都比较高；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小私有者，多已卷入商品经济的浪潮之中，希望发展资本主义。这种要求在受到国内封建统治的阻挠与外国资本主义的打击以后，他们日益产生不满情绪，不断进行自发的反抗斗争。他们的斗争往往由于会党本身的弱点和落后性而陷于失败。一些有较高文化素养，特别是受过西方教育熏陶的知识分子加入会党以后，他们开始积极引导会党群众加入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行列。其次，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已经登上历史舞台，一支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已经形成。他们中间许多人曾留学国外，接受过西方资产阶级的教育，在思想上同封建**制度日益格格不入，倾慕欧美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当帝国主义的侵略日益加深，腐朽的清廷采取投降卖国的政策，使中华民族面临被帝国主义瓜分的严重危机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已经认识到要挽救祖国的危亡，必须推翻清廷这个“洋人的朝廷”，从而提出“革命排满”的口号，主张废除封建的**制度，建立资产阶级的共和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时，亟需农民和其他下层人民的支持，而同下层群众有着密切联系的会党，便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可资利用的一支现成力量。会党也只有得到先进阶级的领导，才能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作出更多的贡献。

辛亥革命时期，会党接受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导，不仅有可能性，而且有现实的基础。

会党具有长期从事秘密活动的经验，有互济互助，患难与共的传统和“富团结力，守秘密，重然诺，急公死义”的精神。而且有自己一套组织系统，是一支现成的队伍。资产阶级革命派大多是出身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虽有奋不顾身的革命热情，却缺乏深入到群众中做艰苦细致的组织工作和发动工作的本领，他们希望有一支现成的队伍为自己所用，会党正是这样一股力量。资产阶级革命派对会党的联络，虽只限于其首领，而会党的家长制统治，重义气，绝对服从首领的传统，恰好有利于革命派这种联络工作。只要首领被动员起来，便可以带动一大片。革命派通过会党，又可以进一步联系广大下层群众。

会党长期受到清廷的镇压与迫害，具有较强的反抗意识，一直以“反清复明”为口号，这同革命党人“革命排满”的口号，在形式上颇为相似。经过革命派的联络与教育，会党大多从原始、落后和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组织，转化为具有民主革命倾向的团体。一些会党不仅组织上接受革命党人的领导，而且政治上也接受了革命党人的纲领，把原先“反清复明”和盲目排外的宗旨，变为以推翻清皇朝封建**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宗旨，其活动逐渐纳入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轨道，因而在辛亥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

1.两广天地会。

辛亥革命时期两广地区的会党，主要是天地会系统的三合会与三点会。

其成员除农民和其他下层群众外，也有一些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知识分子参加，并成为会内首领或骨干。他们中间一些人，接触到西方资产阶级文明的影响，产生了民主意识，思想上已不同于以往会党的首领，所以容易并乐于接受资产阶级的领导，有的后来完全转变成革命党人了。如广东顺德人尤列，少年时曾肄业于广州算学馆，17岁时曾漫游上海，继至日本长崎、神户。后来在上海“入闱”加入洪门。光绪十五年（1889）充任广东舆图局测绘生，后闻香港华民政务司署招考书记员，尤列“欲借此谙习外情，遂毅然至港投考”。光绪二十一年（1895）与孙中山等创立兴中会，其后又在南洋创立中和堂（洪门组织），以后并入同盟会①。广东惠州三合会首领郑士良，少年时即与洪门中人相往还，后至广州德国教会开办的礼贤学校学习，皈依基督教。毕业后进入博济医院附设的华南医学堂，接受了许多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后来辍学回到惠州，专门从事会党的联络工作②。有的会党领袖虽非知识分子出身，但因曾在海外领略过资本主义的新鲜事物，思想上也发生了变化。如广西壮族人王和顺，少年时曾投入刘永福部下，后来参加了三合会。光绪三十一年（1905）广西起义失败后，“漫游海外、博考各国之政治典物”③，也有了新的思想。

这些具有新思想的会党首领与骨干，在革命形势的影响下，迫切要求接受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领导，把会党引导到革命的轨道上去。郑士良曾对孙中山说：“我虽是三合会的头目，但我近来想，非有新思想的人不能成大事。所以我想找一个这样的人，我觉得你是这样的人，便跟着你来了。”④

①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尤列事略》，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②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郑士良事略》。

③《中国日报》1907年9月28日。

④《宫崎滔天谈孙中山》，《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第321页。

光绪二十五年（1899）兴中会邀集长江哥老会、广东三合会首领在香港举行联合会议。会党方面代表表示：“现今世运大开，国事亦非昔比，吾国岂能固步自封？因此特来向诸位请教。”又说：“现在如不了解国际情势，贸然揭竿而起，则将遗祸于百年之后。而我们会党之中，无人通晓外国情形，所以对孙先生期望甚切。”①革命党对会党也颇重视，孙中山提到，广西会党“既然有出奇的战斗力，那么，如果给予足够的供应，谁还说他们无法从中国消灭满清势力呢？”②两广地区革命党人对会党的联络工作，采取多种方式，有的加入会党，成为其首领。如革命党人陈少白首先加入广东三合会，被封为“白扇”，其后又加入哥老会，被推为“龙头之龙头”。有的革命党人则介绍会党首领加入革命团体，如会党首领杨子华、相玉昆等加入兴中会，王和顺、黄明堂等加入同盟会。有的革命党人则使会党与革命团体合并，建立新的革命团体，如光绪二十五年（1899），兴中会邀请哥老会、三合会首领在香港成立兴汉会，其纲领则完全采用兴中会的革命纲领③。

革命党人联络会党的过程，也就是向会党灌输革命思想的过程。会党长期以来以“反清复明”为口号，并不反对封建**帝制，仅反对满族人做皇帝，代之以汉人做皇帝。经过革命党人的教育，会党首领的思想起了变化，带动整个会党也倾向于民主革命。广西会党首领王和顺曾说：“从孙中山先生游，得与闻国之大本，始知民族主义虽足以复国，未足以强国，必兼树国民主义，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根本，扫**不平之政治，建立民主立宪之政体，行土地国有之制度，使四万万人无一不得其所。”④会党有了思想觉悟的提高，因而积极参加革命党人在两广地区发动的武装起义。如光绪二十一年（1895）广州起义；光绪二十六年（1900）惠州起义；光绪三十三年（1907）潮州黄冈起义；同年惠州七女湖起义，广西镇南关起义；光绪三十四年（1908）钦廉上思起义等，会党或成为主力，或全由会党群众参加。

2.浙江的会党。

辛亥革命时期浙江的会党一部分属于哥老会系统，一部分是本地自发产生的。

鉴于浙江各会党在以往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表现，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对会党十分重视，并对会党进行联络。最早联络会党的是光复会的陶成章。光绪二十九年（1903）秋，王锡桐领导伏虎会起义的消息传到日本浙江籍留学生中，海宁留学生祁文豹等即建议陶成章前往联络，并为之介绍。陶成章到达海宁后，起义已经失败，但这件事却坚定了陶联络会党的决心。光绪三十年（1904），陶成章与魏兰回到浙江杭州，经《杭州白话报》主笔孙翼中介绍，两次走访被囚于仁和县署的白布会首领濮振声。彼此“商谈颇洽”，濮振声为陶成章出具介绍函数件，名片数十纸，帮助他们往各地与会党首领接洽。陶成章与魏兰前往富阳、桐庐、分水等地，“遍谒白布会诸头目”，“历探各种秘密会党之内状”①。其后，陶成章又单独取道陆路，由分水入建德、寿昌、汤溪、龙游、遂昌、松阳以至云和。他每天步行七八十里，边跑路，边调查，边联络，边进行革命宣传。继陶成章之后联络会党者，还有敖嘉庆、徐锡麟、秋瑾等革命党人。

①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第8页。

②《孙中山选集》（上），第62—63页。

③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第8页。

④《中国日报》1907年9月28日。

①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第3册。

经过革命党人的联络、宣传、教育，浙江各会党皆“易排外宗旨为排满宗旨”，参加了反清革命。

3.两湖地区的哥老会。

辛亥革命时期湖南的会党主要是天地会与哥老会及其分支。辛亥革命前，这些会党曾多次自发地进行反抗斗争，有的以“劫富济贫”相号召，有的以“官逼民反”为旗帜，有的把斗争矛头直指土豪劣绅，有的则投入反对外国教会侵略活动的斗争。辛亥革命时期，湖南的会党接受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导，走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光绪二十五年（1899）冬，孙中山派史坚如、毕永年等到长江流域联络会党，会晤了湖南哥老会首领李云彪、杨鸿钧、张尧卿等，向他们宣传“革命排满”的思想。为了改变湖南会党山堂林立的局面，革命党人谭人凤于光绪三十年（1904）邀约湖南会党中各个山堂首领在长沙岳麓山举行“游山会”，把各个会党的会名、规章统一起来，皆称麓山道义堂，以“同心扑满，当面算清”八字为口号①。

经过革命党人的联络与教育，湖南会党的觉悟有了很大提高，把从前“劫富济贫”、“反清复明”等口号，改为带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破除数千年之**政体，不使君主一人独享特权于上。必建立共和民国，与四万万同胞享平等之利益，获自由之幸福。”甚至提出：“使地权与民平等，不致富者愈富，成不平等之社会。”②正是基于这个思想基础，会党在辛亥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华兴会成立后，湖南哥老会大头目马福益接受了革命党人黄兴、刘揆一的领导，以同化会少将、起义副总指挥的身份，把浏醴、衡阳、常德、岳阳、宝庆五路会党的力量组织起来，动员数万名哥老会员，积极准备长沙起义。起义失败，马福益被捕牺牲。其后，湖南会党在同盟会领导下，又参加了萍浏醴起义。宣统三年九月一日（1911年10月22日），会党又在焦达峰领导下，为长沙起义作出了重要贡献。

辛亥革命时期湖北的会党，主要是江湖会、哥老会。太平天国失败后，长江、汉水沿岸哥老会的势力有很大发展，多次自发地进行反对外国教会的侵略斗争，提出“反清”、“灭洋”等口号。但因力量分散，多陷于失败。辛亥革命时期，湖北会党的势力相当可观，但湖北的革命党人对联络会党一事最初颇有分歧，认为会党“发难易，成功难。既成而嚣悍难制，不成则徒滋骚扰”①。革命党人吴禄贞也拒绝联合会党进行革命。直到湖北的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成立后，才开始联络会党的工作。

科学补习所成立之时，适值湖广总督张之洞扩大新军，于是由负责联络会党的胡宗琬等，动员会党成员加入新军，致使湖北新军中有大量会党成员。科学补习所以后的革命团体如群治学社、共进会等，皆比较重视联络会党的工作。他们对分散的会党山堂，不是简单地加以联络，而是由革命党人和会党群众共同建立新的革命团体，将其置于革命党人的领导之下，使会党不再拘泥于旧日山堂的组织形式，而以个人身份参加革命团体。如共进会领导人便采用“换帖拜把”这种会党群众熟悉的方式，组织会党群众并向他们灌输革命思想。这样，使湖北的会党（包括新军中的会党分子）在武昌起义中起了重要作用。

4.四川的哥老会。

①陈浴新：《湖南会党与辛亥革命》，《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

②《中华国民起义檄文》，《辛亥革命》第2册，第476页。

①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11页。

辛亥革命时期，四川的会党主要是哥老会。哥老会在四川通称“袍哥”，又称江湖会，所以四川人把加入哥老会称做“江湖”，哥老会内部称入会为“进步”或“光棍”①。

辛亥革命时期，哥老会的组织在四川已遍及各地城乡，并渗透到各个阶层中去。“入会者自绅商、学界、在官人役以及劳动苦力群，不逞之徒，莫不有之”。各个交通沿线的镇场，哥老会皆设立“公口”、“码头”，他们是一支强大的社会势力，因而受到革命党人的重视。黄兴认为，“欲收发难速效，则宜采用哥老会，以彼辈本为反对满清，而早有团结”。因而嘱革命党人李肇甫等“招邀熊克武、但懋辛、余竞成、张百祥之在会党有声望者，先后东渡，深相结合，授以机宜”②。同盟会在四川建立组织后，便着手进行联络会党的工作，他们提出：“四川帮会势力强大，散布地区也广，这是我们必须争取的社会力量”，并制订了“因地制宜，互相联络，联合哥老，适时起义”的方针③。

经过革命党人的努力，会党接受了革命党人的领导，革命党人派一些同盟会员加入会党，并成为领导者。革命党人熊克武回到四川后，由佘英介绍加入哥老会，当了会内“大爷”；侯橘园加入广汉向阳乡的哥老会，也“当上了码头上一步登天的大爷”④。保路同志军的首领王天杰、秦载赓等，都以同盟会员身份兼任会党首领。革命党人还有意识地吸收会党首领加入革命团体，使之以革命党人的身份在会党进行领导。会党的首领张百祥、佘英、李绍伊、张捷先、张达三等，都先后加入了同盟会，成为四川武装起义的骨干。

经过革命党人的宣传与灌输革命思想，大大提高了会党群众的觉悟。四川的哥老会，原来一直停留在旧式农民起义的水平上，“以为革命是想做皇帝”①。经过革命党人的教育，他们走上了民主革命的轨道。孝义会的首领李绍伊原以“兴汉排满”为宗旨，加入同盟会后，领导同志军起义时宣称：“我们这次起义的目的，只是为了推翻清王朝，打倒**余毒，恢复汉族自由，解救人民痛苦，并不是争城夺地，想当帝王。”②哥老会首领周鸿勋加入同盟会后，将所率队伍“改换旗帜，用大黄旗上书‘中华国民军’，傍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并在发布的《中华国民军邀集革命同人启》中提出：“共和创政，平等分疆”③，已经完全接受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纲领。

5.陕西哥老会与刀客。

辛亥革命时期陕西的会党十分活跃，主要是哥老会与刀客。

①石云：《辛亥革命时期的四川哥老会》，《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②《黄兴传记》，《辛亥革命》第4册。

③《辛亥革命回忆录》（三），第6、249页。

④广汉政协：《广汉同志军的活动》，转引自隗瀛涛等：《论同盟会与四川会党》，见《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第558页。

①杨兆蓉：《辛亥革命四川回忆录》，《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2期。②转引自隗瀛涛：《论同盟会与四川会党》，载《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第557—558页。

③转引自隗瀛涛：《论同盟会与四川会党》，载《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第557—558页。

哥老会分为许多山堂，比较著名的有太白山、提笼山、秦凤山、定军山、贺兰山与通统山等。这些山堂之间虽然互相联系，在反清这一点上也相一致，但并未形成统一的组织与领导。大体上陕北较少，关中较多，陕南更多。刀客是关中地区渭河两岸的一批特殊人物，因每人携带一把“关山刀子”，作为自卫武器，人们称他们为“刀客”，主要由破产农民和城市手工业者组成。最初多三两成群，贩运私盐、私茶，或为商家充当保镖。既有反抗意识，也颇具抱打不平、拔刀相助的义气。没有具体的组织，更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和统一领导。辛亥革命时期多集体加入军队①。

陕西的革命党人最初对联络会党也颇有分歧。有些同盟会员认为会党知识浅陋，难以接受革命道理，加之力量分散，难以集中，并担心会党会泄露秘密。经过长时间酝酿讨论，才最后决定联络哥老会与刀客。新军中的哥老会，经过具有哥老会与同盟会双重身份的钱鼎的活动，接受了同盟会的纲领。宣统二年（1910），同盟会主要人物与新军头目，同哥老会首领在西安大雁塔举行了一次结盟仪式，在大慈恩寺佛像前供奉“关帝圣君”神位，供桌上摆着香表蜡烛，由哥老会中资深的朱福胜带领众人叩拜礼，歃血盟誓，巩固了同盟会与哥老会间的团结，为辛亥武装起义奠定了基础。

宣统三年（1911），四川保路运动给了正在酝酿中的陕西革命以有力的推动。当时西安城内盛传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将于农历八月十五日举行起义，清廷遂加强了戒备。不久，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使原已准备起义的陕西新军，如弦上之箭，不得不发。他们决定在九月八日（10月29日）举行起义，旋因新军突然接到开拔之令，起义又被迫提前举行。当时同盟会在新军中的影响远不如哥老会大，也未建立自己的组织。哥老会则在新军中建有与军队编制相应的组织系统，标有“标航”，营有“营舵”，控制着本标、营的哥老会成员。起义爆发后，新军中原有的建制被打乱，哥老会在新军中的各级舵把子和资深人物，便顺利地控制了各个队伍的领导权。所以西安的起义及攻打满城，和后来东西两路抗击清军，主力都是哥老会。这样，军政府成立后，实权便控制在哥老会手中了。这时，哥老会的弱点也逐渐暴露出来。哥老会首领万炳南公开争着要当大统领，张云山也同军政府领导人张凤翙唱对台戏，而且到处增设“码头”，散发“票布”，扩展势力，以为是哥老会出头的日子到了。甚至干涉地方行政事务，把“码头”置于地方行政之上。有的甚至勒索、抢劫财物，激起地方民众的义愤，给革命带来严重危害。

6.海外洪门。

辛亥革命前，海外洪门在华侨中拥有相当大的势力。美洲华侨之洪门团体，称“致公堂”，“华侨列籍堂内者，占十分之**”①。在东南亚华侨中，情况也大体相同。道光年间，新加坡已有天地会成员10000余人，占华侨总数的十分之八②。到光绪十六年（1890）末，新加坡秘密会党成员已达68000余人③。在越南华侨中，从事体力劳动者，十之**都参加了洪门组织三合会④。但是，海外洪门组织，主要在华侨中从事互济互助性质的福利工作，很少政治内容，以“联卫共济，手足互助，患难相顾”为堂规，以“捍御祸害”，“赒恤同人”为义务，成为华侨藉以对付逆境，互济互助的福利性团体，在北美曾以“华人共济会”的名义，在当地政府注册。

①《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第258—278页。

①冯自由：《革命逸史》第6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9页。

②俞云波：《海外天地会研究》，见《会党史研究》，第113页。

③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99页。④广东文史资料选辑：《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第27页。

各个“堂口”之间，往往为了各自的利益或意气之争，互相斗殴，称为“堂斗”，影响了华侨内部的团结。而且有极深的门户之见，凡非洪门弟兄，皆视为“细仔”，即奸细。所以当孙中山最早在美洲宣传革命时，因未入洪门，“洪门人士无助之者，即以其非同盟手足也”。孙中山感到，“非列籍洪门，不足以联络多数之同志”，遂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檀香山加入洪门，并成为“洪棍”①。这使他后来在美洲的革命活动，得到洪门组织的大力支持与帮助。

孙中山加入洪门后，不仅向洪门成员灌输反清革命的思想，而且从组织上加以整顿，纲领上加以改造。他首先提出重订洪门章程，规定各地洪门组织“前有名目不同者，今概改正，名曰致公堂，以昭划一”。并且明确美洲致公堂“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其宗旨。其次，又倡议洪门总注册，以整顿美洲各地的洪门组织。再其次，为了争取更多的海外华侨加入革命组织，孙中山与美洲洪门首领黄三德商定，将美洲致公堂与同盟会合并。在《致公总堂广告》中提出：“同盟会员热心祖国，全体公认其未入洪门者，一律入围，联成一体。”“尽释从前门户之见，冀赞将来光复之伟业”②。经过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的努力，美洲致公堂从原来一个华侨中福利性组织，变成了倾向于反清革命的团体，在辛亥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

首先，为革命党人举行的历次武装起义筹款。为了支援反清革命，美国和加拿大的致公堂建立了“洪门筹饷局”，为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筹集活动经费与购买军火之资金。宣统三年（1911）广州起义前夕，急需军火，加拿大维多利亚的致公堂，因临时捐款“缓不济急”，遂决定把该地致公堂堂楼向银行抵押30000元港币，全部汇给设在香港的革命军统筹部。其后各地致公堂纷纷效仿，“变产助饷”。其次，组织洪门成员积极回国直接参加武装起义。光绪二十一年（1895）广州起义前，檀香山洪门成员邓荫南返回广东，“时常来往于香港、广州间，为义师尽力”①。陈南、黄复、邓子瑜、许雪秋等洪门中人，都积极回国参加辛亥革命。光绪二十六年（1900）惠州起义时，有大批洪门成员参加。据《香港西报》所载，当时惠州起义时革命党人与深圳会党“联成一气”，并有“在美洲及新嘉坡之会友相助”②。

①冯自由：《革命逸史》第6集，《致公堂与孙总理》。

②近代史资料专刊：《华侨与辛亥革命》，第287页。

①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43页。

②《辛亥革命》第1册，第239页。

[谢选骏指出：秘密会社（黑道）原是为了对抗专制暴政（白道）应运而生的，所以带有专制暴政的一切特点。也就是说，黑道与白道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产生，都与秘密会社息息相关，它们俩党的发展也离不开地下活动和犯罪行为，所以他们建立的政权，都无法民主化。例如孙中曾经加入洪帮，成为洪棍。而共产党为了便于活动，也纷纷加入帮会，与黑社会打成一片。有的观点认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组织活动很像基督教会，但总的说来，不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他俩都更像白莲教、太平军等会社，而不像是教会——即使处于地下状态的早期教会，也绝无暴力性质和军事组织。除非那是穆斯林的伊斯兰教。]

【第十五章 新式学堂的开办与留学运动兴起】

从同治元年五月十五日（1862年6月11日）清廷开办京师同文馆至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四日（1905年9月2日）清帝诏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止，中国近代新式学堂的开办经历了44年之久的漫长岁月，从而使延续了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度终于被近代教育制度彻底取而代之。这44年晚清新式学堂开办的历史，可划分为洋务学堂的开办，维新学堂的开办，新政学堂的开办三个历史发展时期。伴随着新式学堂的开办，留学运动也随之兴起。

第一节 洋务学堂的开办与留学生的派遣

洋务学堂的开办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迫于“内忧外患”的严重局势，清廷在洋务派的推动下逐渐开展了洋务活动，希图通过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以求富强。这样，讲求西学、兴办洋务学堂成为洋务派开展洋务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洋务派创办的洋务学堂包括专习“西文”和专习“西艺”两类专门新式学校。专习“西文”的近代学校，主要有京师同文馆（同治元年，1862），上海广方言馆（同治二年，1863），广州同文馆（同治三年，1864），湖北自强学堂（光绪十九年，1893）等。专习“西艺”的近代学校，主要有马尾船政学堂（同治六年，1867），上海江南制造局附设机械学校（同治八年，1869），天津电报学堂（光绪五年，1879），天津水师学堂（光绪七年，1881），上海电报学堂（光绪八年，1882），天津军备学堂（光绪十二年，1886），广东陆师学堂（光绪十二年，1886），广东水师学堂（光绪十三年，1887），湖北铁路局附设化学堂、矿学堂（光绪十五年，1892），天津军医学堂（光绪十六年，1893），湖北武备学堂和南京陆军学堂（光绪二十一年，1895）等等。京师同文馆是洋务派开办的第一个洋务学堂，开中国近代新式学校之先河。依据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规定，以后中外交涉的条约均用英文书写，仅在3年内可以附用汉文。当时清廷急需翻译人才，以免受制于人，为此，同治元年（1862），恭亲王奕上《奏设同文馆折》，认为“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言语文字，方不受人欺蒙”，主张设立同文馆。并以“止学言语文字，不准传教”为条件，延聘英国传教士包尔腾教授英文，汉人徐树琳教习汉文，并暗中兼为稽察，同文馆由此产生①。同文馆开办不到一年，于同治二年（1863）又添设了法文馆和俄文馆。奕奏设同文馆的目的仅仅在于培养满族翻译人员，所以，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1862年8月20日）奏定的《新设同文馆酌拟章程》，是仿照乾隆年间在清帝赞助之下创办的俄罗斯文馆的章程制定的。“章程”共有六款。主要内容是：（1）学生先定10名，最多不超过24名；（2）中国教习工作两年而有成效者以知县录用；（3）设立提调，满汉各一员；（4）考试仿俄罗斯文馆旧例分月考（每月初一）、季考（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之初一日）、岁考（十月初十日前）三种；（5）限年仿俄罗斯文馆旧例改定，每三年由总署大臣亲试，优者一、二、三等分授七、八、九品官，劣者分别降、革、留学；（6）中国教习年俸与学生钱粮均仿旧例①。

与此同时，同治二年（1863）李鸿章奏请在上海和广州建立同样的外语学校，他认为：“彼西人所擅长者，推算之学，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无不专精务实，泐有成书，果有精熟西文者转相传习，一切轮船火器等巧技，当可由渐迪晓。”②因此，李鸿章设想中的新学校应比京师同文馆具有更广泛的目标，即在教授欧洲语言时，也教授数学和自然科学。李鸿章的建议得到批准，上海同文馆于同治三年（1864）在上海道台的监督下兴办起来。

①《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8，第29—35页。

①《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8。

②《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第11—13页。

所取除10名已经通习中文，年龄较大的学生之外，另外限取40名由有声望的官绅保送的14岁以下的青年。学生们除了读经、史、朱熹的著述以及作文等汉文课程之外，还由美国传教士林乐知讲授英文，由一位中国教习讲授数学。广州同文馆根据李鸿章的奏折，在同治三年（1864）夏以同样的方式创办。

由于科举考试仍然是教育士子、铨选官吏的唯一制度，因此这些专习“西文”的洋务学堂，一开始就面临着给学生以什么样的出身和前途的问题。根据同治元年（1862）的《新设同文馆酌拟章程》第五款规定，京师同文馆三年制优等毕业生可以被保举为七、八、九品官。然而，上海和广州的学校却不能享受这个条款；因此，上海和广州两地的同文馆中的学生不得不在学习英文和数学的同时，也练习作八股文，以准备应乡试取得功名。

同治四年（1865），同文馆课程逐渐增添，此后两年内，江南制造总局和福州船政局建立，洋务派通过兴办近代军事企业，对西方近代文化有了更进一步的需求。在李鸿章、左宗棠关于培养掌握新技术洋务人才主张的影响下，同治五年（1866）冬，奕、文祥上奏，请于同文馆内专设科学馆，讲习天文算学。他们认为：外国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没有一件可以离开天文、算学，制器练兵如果不从这一根本上下着实功夫，徒然袭其皮毛，仍无用处；并主张鼓励举人和举人出身的官吏学习新开科目。同治五年十二月（1866年1月），奕等又奏请鼓励进士，甚至翰林院编修报名学习新开科目，并在三年课程结业之后给予“格外优保”①。然而，科学馆的开办在清廷官吏中颇有反对者。同治六年（1867），监察御史张盛藻首先上书反对，认为天文算学是“机巧”，对士习人心产生有害的影响。是年二月十五日（3月20日），大学士倭仁也上书反对，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并攻击奕等人想让中国人“奉夷为师”②。奕上书与之辩驳。结果同治帝赞同奕的观点，诏谕：“天文算学为儒者所当知，不得目为机巧。正途人员，用心较精，学习自易，亦于读书学道，无所偏废。”科学馆终于开办。但由于倭仁的影响，那些报考同文馆天文数学科的正途士子遭到同乡和同僚们的讥笑与嘲讽，士大夫中形成了非正式的约定，不受诱于总理衙门所提供的新机会。奕等向皇帝报告说，由于倭仁的奏章已众所周知，“臣衙门遂无复有投考者”。奕等被迫放弃了原来鼓励士大夫学习近代技术的计划，而仅仅请求皇帝批准按照原计划举行新科目入学考试，以接纳那些包括满、汉两族的72名报考者参加了入学考试。被录取的学生有30名，但最后毕业的仅只5名。由于没能坚持让有声望的士人肄习西学，同文馆开设科学馆的原有意义几乎完全被消除了。纵使如此，同文馆由此也从一个翻译学校逐步转变为一个实用科学的学校。继科学馆开设后，输入的新课程有：算学（1868年），李善兰为教习；化学（1866年），先是赫德兼，后请法国人毕利干为教习；万国公法（1869年），英国人丁韪良为教习；医学生理（1871年），英国人德贞为教习；天文（1877年），美国人海灵敦为教习；物理（1879年），英国人欧礼裴为教习。科学馆开办的第二年（1869年），经总税务司赫德的介绍，任命丁韪良为同文馆总教习，这是同文馆的第一任校长。丁韪良总管校务达三十二年之久，光绪二十年（1894）由欧礼裴继任总教习。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两宫西狩，同文馆一度解散。

①《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6，第47—48页。

②《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8。

次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改为译学馆①。以上为洋务派举办的第一个洋务学堂的历史，它反映出洋务时期七所专习“西文”洋务学堂开办的概况。

同治年间，随着近代军事工业的兴办，洋务派开办了一些专习“西艺”的洋务学堂，解决“学造未能尽洋技之奇”，“造轮船不能自作船主”①的困境，以培养军事将领与军备军械制造人材。这些专习“西艺”的洋务学堂中，以同治六年（1867）左宗棠创办的马尾船政学堂和光绪七年（1881）李鸿章创办的天津水师学堂较为完备，影响也较大。马尾船政学堂是第一个专习“西艺”的洋务学堂。同治五年五月十三日（1866年6月25日），左宗棠在奏请设立福州船政局时请求在船政局内设置学堂。次年初，学堂开办，分前后两学堂，聘请洋人担任教习，总名为求是堂艺局。前学堂注重法文，专习舰船制造，主要课程包括算术、代数、画法几何和解析几何、三角、微积分、物理以及机械学；此外，学校还进行船体建造、机器制造与操纵的实践教育。后学堂注重英文教习，专习管轮驾驶，主要课程包括算术、几何、代数、平面三角和球体三角、航海天文学、航行理论以及地理，这些课程规定在三年半内学完；此后，学生需参加一年半至两年的在训练船上进行的包括航海技术、射击技术和指挥的训练。同治五年十二月一日（1867年1月6日），两学堂同时开学，学生除本地考选的聪颖子弟外，还从香港英国学校中挑选优秀者前来肄业。前、后学堂分别按法国和英国海军学校成规，学习年限都为五年，学成后优异者分赴英法两国留学。前学堂的目的是培养“船主及能按图监造者，准授水师官职”；后学堂的目的是培养“制造驾驶之人，为将来水师将材所自出”②。除前后两学堂外，后因需要，又添设绘事院及艺圃两所。同治六年（1867）冬，福州船厂法人监督日意格认为：“中国匠人多目不知书，且各事其事、恐他日船成，未必能悉全船之窥要。”于是主张开设新科①。次年初，绘事院成立，分为两部：一部学习船图，一部学习机器图，待遇与前后学堂学生大致相同，目的是培养船舶设计制造工程师。两个月后又创设了艺圃，专门招收十五六岁的艺徒，实行半工半读，以培养领班工头。据沈葆桢在同治十一年四月二十日（1872年5月26日）和同治十二年二月十六日（1873年3月14日）给皇帝的奏章中报告，学堂共有学生和艺徒300余名②。继马尾船政学堂后，专习“西艺”的洋务军事学堂纷纷在各地创立。这些新创办的军事学堂的章程基本都是仿行船政学堂的章程，到光绪七年（1881），李鸿章创办天津水师学堂才对旧的章程有所突破。这一突破主要表现为改变以往的就近招收的办法。《天津新设水师学堂章程》第一条规定：“无论天津本管或邻县或外省寄管良家子弟，自十三岁以上十七岁以下”③都准报考，这就使军事学堂从以往的地方性学校进入到全国性学校。据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统计，洋务派共创办军事学堂所，在学堂的数量和学堂授课的课程上，都大大超过了专习“西文”的洋务学堂。

①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122—124页。

①《左文襄公奏稿》卷20，第62—68页。

②《左文襄公奏稿》卷20，第62—68页。

①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第435页。

②《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第467页。

③《万国公报》第361卷。

洋务学堂是中国近代新式学堂的萌芽时期，因此极不完善，具有较大的局限性。正如梁启超在《学校总论》中指出的：今同文馆、广方言馆、水师学堂等洋务学堂“不能得异才何也？”是因为“受病之根有三：一曰科举之制不改，就学乏才也。二曰师范学堂不立，教习非人也。三曰专门之业不分，致精无自也”④。此外，还有个“病根”是受外国人的支配。如同文馆的经费主要来源于海关拨款，受总税务司赫德的支配与控制。许多洋务学堂的校长和教习为赫德所推荐，如同治八年（1869），在其建议之下，丁韪良被任为同文馆总教习，和满汉提调一起工作，任职达32年之久，丁氏自称：对同文馆说来，“赫德算是父亲，我只是一个看妈而已”①。尽管洋务学堂存在这么多的缺点与局限，仍不可忽视其开办的重大历史意义。首先，它们是中国第一批近代性质的新式学校，打破了儒家学说一统天下垄断教育的局面。新学堂内不仅开设了西文，还开设了大量数学、物理、化学、天文等近代自然科学课程，这就大大推动了西方近代技术的引进与传播。其次，它们的开办第一次冲击了晚清科举取士制度，揭开了近代教育改革的序幕。同治六年（1867），同文馆开设科学馆并由此产生的洋务派与顽固派的大论争，其意义是深远的。此外，它们的兴办直接推动了中国近代早期留学生的派遣。留学生的派遣同治十一年（1872），第一批留美学生的派遣，是中国近代首次正式派遣留学生。同治九年（1870），曾国藩、李鸿章等上《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办理章程折》，详细地说明了第一批留学生派遣的理由：其一，办洋务急需。曾、李等在奏折中驳斥那种认为“京师设同文馆，选满汉子弟延西人教授，又上海开广方言馆，选文童肄业，似中国已有基绪，无须远涉重洋”派学生留学的错误思想，指出“百闻不如一见”，洋务学堂的学生之所以对西方近代技术的“本源无由洞彻，曲折无以自明”，原因即在于此，因此“造募学生出洋肄业西学”，可弥补洋务学堂育才之不足，是为“当务之急”。其二，条件已成熟。同治七年（1868）签订的《蒲安臣条约》第七条规定中国人可到美国游学。同治十一年（1872）春，美国公使路经天津时又与李鸿章详细面商此事；加之早在同治六年（1867），中国第一个毕业于美国高等院校的留学生容闳在苏州谒见江苏巡抚丁日昌时，就劝其派学生留美，在丁、曾、李等人的支持下，容闳正在积极筹划办理。这样，通过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等洋务官员的倡导，留学事务作了相当周密的安排，经费预计库平银120万两，每年6万两，分20年由海关洋税项下指拨，并在上海设立了“出洋局”，筹备出洋事宜。同治十一年七月初八日（1872年8月11日），委四品衔刑部候补主事陈兰彬、江苏候补同知容闳分别任留学生正副委员，叶绪东为汉文教习，曾兰生为翻译，率第一批幼童詹天佑等30人赴美。容闳已先期1个月抵达美国，在康涅狄格州教育司的合作下，设立清朝留学使团办事处于哈特福德市。自同治十一年至光绪元年（1872—1875），清廷每年分别派遣了30名，共120名幼童，分入美国中小学学习。

④《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9页。

①《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第8页。

留美学生除学习英文外，还要学习《孝经》、《大学》、《五经》和《大清律例》等书，并定期聆听《圣谕广训》宣讲，朝假想北京方向行礼。这120名幼童全部是男童，年龄在12岁至14岁之间，多出自贫寒家庭，并大部分是南方人。留美学生的年限规定为15年。后来考虑到留美学生年龄过幼，学年过长，又以福州船政学堂为中心，进行出洋前的知识教育，要求在出洋时具有相当的外文水平与专业知识。这样，后来留学英、法等国的期限就缩短到了三年。

出身翰林的留美学生正监督陈兰彬是一个守旧派人物，心中早就对派遣留学生不满，对外国教育极端鄙夷，他与容闳共事，初还貌似同心协力，后来“时有龃龉，每遇极正当之事，大可著为定律，以期永久遵行者，陈辄故为反对以阻挠之”①。就连学生的衣冠穿戴也导致陈与容之间的冲突。学生参加宗教礼拜活动被陈视为叛逆；学生健身运动，跳掷驰骋，不复安行矩步，也被陈目为恃迂。私自剪去辫子则被看作对清皇朝的不忠，而被剥夺留学资格遣送回国。至光绪二年（1876），因剪辫子等原因而召回国的幼童就有9名②。陈兰彬升任驻华盛顿公使后，光绪二年（1876）清廷派遣由陈推荐的吴子登任监督，使矛盾更加尖锐。吴更是变本加厉，处处挑剔，“苛求其短”，不断夸大事实密报清廷。他因学生不向自己行跪拜礼而勃然大怒，攻击学生“绝无敬师之礼”，“若更令其久居美国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并且有害于社会”。他对学生留美事业，必欲破坏殆尽而后快，悍然提出遣返全部留美学生，并说早一日撤回，“即国家早获一日之福”③。

陈、吴二人对留学事业的破坏并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与国内守旧派的攻击遥相呼应的。国内不断对留学提出“非议”，“士大夫议者纷纷“④。守旧派的进攻至光绪六年（1881）达到**，监察御使李士彬上书弹劾，不仅照例指责留美学生入耶稣教门“流为异教”，而且将连留欧学生的预备班——福州船政学堂也牵连在内，说什么“洋局之废弛如彼”，“闽局之废弛又如此”①。在守旧派内外夹击下，李鸿章怕贻人口实，“不愿为学生援手”，先是提出“半撤半留”，后因美国制造华工禁约事件，被迫同意全部撤回②。光绪七年（1881），清廷下令解散留学事务所，留学生全部停学、撤回。120名留美学生除因事故早已撤回及在外洋病故的26名外，其余94名均于年内分作三批回国。头批学生21名均送电局学传电报，二、三批学生内由船政局、上海机器局留用23名，其余50名分拨天津水师、机器、鱼雷、水雷、电报、医馆等处学习当差。这样，留美学生未能竟其学业，不得不中途辍学返国。维新思想家郑观应在当时即深叹留学生“全数遣回，甚为可惜”，批评洋务派“浅尝辄止，贻讥中外”。爱国诗人黄遵宪在《罢美留学生感赋》中也说：“亡羊补恐迟，蹉跎一失足，再遣终无期。目送海舟返、万感心伤悲。”③表达了对祖国前途的深切忧虑，与对疾新如仇的守旧派的严正批判。

与赴美留学使团比较起来，赴欧留学的规划在派遣上更加实际。

①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02页。

②《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0，第5页。

③《西学东渐记》，第193页。

④《复陈荔秋星使》，《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8。

①《洋务运动》第5册，第249页。

②《西学东渐记》，第129页。

③黄遵宪：《人境庐诗草》。

光绪二年十二月（1877年1月），李鸿章和南洋大臣沈葆桢联衔上奏，说应该把船政学堂30个很有前途的毕业生送到欧洲，至少深造3年，拟从海关之税和福建省厘金中拨款20万两作为经费。这项计划得到批准。在此后两个月内，以李凤苞为出洋华监督，日意格为洋监督，带领随员马建忠，及学生艺徒刘步蟾、严宗光（严复）等30余人离闽。光绪三年二月十七日（1877年3月31日），船政学堂这第一届留学生由香港搭轮分赴英、法等国留学，期限定为三年。留学生的任务除学习一门外语，还要学习驾驶与制造等专业课程；此外，留学生还被鼓励学习一些化学、采矿等专业。这说明赴欧留学生由重在学习西方语言而转变为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由单纯培养外交、军事人材进而兼顾实业人材的培养。在留欧30名学生中，刘步蟾等12名留学生学驾驶，魏瀚等15名留学生学船舶机器制造；此外，还按照自愿的原则，同意林庆升等8名留学生学习矿务。光绪八年（1882）和光绪十二年（1886），又有福州船政学堂派出的第二届和第三届留欧学生。第二届派留学生9名，第三届派34名（其中10名为北洋水师学堂学生）；学习课程为驾驶与军工制造；学习年限除第三届制造生改为六年外，其他仍为三年。光绪二十三年戊戌维新运动中，又派遣了第四届留学生6人。

这时期，派遣的留学生以培养外交人员和海军军事人材为目的。如留美学生初只要求他们学习英文，所以当光绪七年（1881）94名学生全部撤回国后，还不得不入天津水师学堂、福州船政学堂继续学习实践了四年；船政学堂的第二、三届赴欧学生被取消了自愿学习矿务的主张，只准学习驾驶与制造，制造课目又全部是战舰营造、枪炮、硝药、鱼雷等军工知识。尽管如此，早期留学生的派遣仍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冲破了闭关自守的封建守旧局面，克服了当时中国士人夜郎自大的心理，开了出国留学风气之先河，为后来留学教育政策的确立开辟了道路；通过留学生的派遣，中西文化正式交流的渠道被沟通，近代自然科学的课程逐渐被重视，国内学习自然科学风气也因此高涨，这样，由新式学堂的创办而萌生的留学生的派遣又反过来充实了新式学堂创办的内容，推动了新式学堂开办的进程。

第二节 维新学堂的开办与留学政策的确定

维新运动与维新学堂甲午战争失败后，民族危机加深，康有为领导了震惊中外的“公车上书”，维新运动由此兴起。变通科举，兴办学校，成为维新派救亡图强的要策。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八日（1895年6月30日），康有为第四次上书，强调“科举不改，积重如故”，“乡塾童学读史、识字、测算、绘图、天文、地理、光、电、化、重、声，汽之学校不设，则根底不立”①。在维新运动的推动下，次年五月二日（6月12日），刑部左侍郎李端棻上《请推广学校折》，指出“人才之多寡，系国家之强弱也”。而中国“非天之不生才也，教之道未善也”。因此主张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京师设大学堂，课程除经史子诸书外，还开各国语言文字、天文、舆地、算学、格致、制造、农、商、兵、矿、时事、交涉等学，学习期限各为三年，毕业生“等其荣途，一归科第，予以出身，一如常官”②。这对传统的科举取士制度是一个大的改革。七月，梁启超在《时务报》发表《学校总论》、《论科举》、《论师范》、《学校余论》等文章，抨击守旧派的因循保守，鼓吹“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③。同月，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并提出先建大学堂一区，四周分建小学堂四所。课程分天学、地学、道学、政学、文学、武学、农学、工学、商学、医学10种，收学生100人，年龄以25岁为度①。光绪二十三年（1897），由熊希龄、谭嗣同等发起，得到湖南巡抚陈宝箴的赞助，在长沙开办了时务学堂，颁布了《招考新设时务学堂学生示》。这是全国第一个省设维新学堂。学堂聘请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欧榘甲、韩文举、叶觉迈、唐才常任分教习；李维格为西文总教习，王史为分教习；许奎垣为数学教习。课程分普通学和专门学，普通学凡学生人人皆当通习，包括经学、诸子学、公理学、中外史志及格算诸学之粗浅者；专门学每人各专一门，包括公法学、掌故学、格算学等。学生有蔡锷、李炳寰、林圭，范源濂等40人。根据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统计：从光绪二十一年到二十四年（1895—1898）3年内，维新派人士在全国共设学堂19所。其中主要的学堂有：谭嗣同创办的浏阳算学馆（光绪二十三年，1897），陈芝昌等在广州创设的时敏学堂（光绪二十四年，1898），吴怀疚在上海创设的务本女学（光绪二十四年，1898）和经元善在上海创设的经正女学（光绪二十四年，1898）等。

光绪二十三年底（1898年初），维新运动已发展成为势不可挡之潮流。

①《戊戌变法》第1册，第180页。

②《戊戌变法》第2册，第292—293页。

③《变法通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0页。

①《光绪政要》卷22。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八日（1898年1月29日），继李端棻、孙家鼐之后，康有为在《应诏统筹全局折》中，进一步强调京师设立大学堂的必要。正月二十五日（2月15日），光绪帝诏谕开办京师大学堂。五月，命孙家鼐为管理大学堂事务，“就景山东马神庙前和嘉公主旧第稍购附近民房益之，拨户部向存华俄银行500万金为学堂经费，刻期兴办”①。

维新派积极推进新式学堂的开办，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把开办学堂与改革科举取士紧密结合起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1898年5月），百日维新前夕，康有为即上《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认为变法最要在“废八股”、“广开学校”，极力主张取士改用策论。同时，梁启超为了配合康有为的主张，联合在京应试举人100余人连署上书请废八股，“推行经济六科，以育人才而御外侮”。他们这种倡议，在当时也经历了严酷的斗争。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记载，当他联合举人连署上书请废八股的时候，“当时会试举人集辇毂下者将及万人，皆与八股性命相依，闻启超等此举，嫉之如不共戴天之仇，编播谣言，几被殴击”。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光绪帝下“定国是之诏”，决定变法，“百日维新”开始。二十八日（日），光绪帝召见康有为。康有为力陈八股流弊，请求立即废除。康有为等废八股的主张遭到守旧派的反对。大学士徐桐说：“八股代圣贤立言，朝考覆试为祖宗成法，变更则正士寒心。”②礼部尚书许应骙企图将经济科归并于八股，士论大哗。事实使光绪帝认识到，不废八股，教育改革无法进行下去。五月五日（6月23日），光绪帝终于下诏废八股，取士“一律改试策论”。百日维新中，在维新派的倡议下，光绪帝发布的一系列改革令中，有关教育方面的诏令有下列各项：废八股，考试策论，借以选拔“体用兼备”、通经济的人才。筹办高、中、小等级学堂，兼习中学和西学。

五月二十二日（7月10日），光绪帝谕内阁即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堂。以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堂，郡城之书院为中等学堂，州县之书院为小学堂。其地方自行捐办义学、社学等，亦令一律中西兼习，并奖励绅民办学。民间祠庙之不在祀典者，由地方官晓谕居民，一律改为学堂。诏下后，天津集贤书院改为北洋高等学堂，南昌友教书院改为算学堂，贵州学古、经世二书院均改为学堂。

筹办京师大学堂。五月十五日（7月3日），光绪帝准设立京师大学堂，任命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孙家鼐为管理大学堂事务，以张元济为大学堂总办（张不久辞职，改任黄绍箕为总办，黄不久调职，由余诚格继任总办），朱祖谋、李家驹为提调，许景澄为总教习，刘可毅、骆成骧等为教习，原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为西学总教习，原设官书局和新设译书局，均并入大学堂，并由梁启超参考日本和西方学制起草《京师大学堂章程》，章程共分八章52条，规定大学堂办学方针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用，观其会通。”课程分普通学和专门学两类，以经学、理学、中外掌故学、诸子学、初级算学、格致学、地理学、文学及体操学为普通学科；以各国语言文字学、高等算学、格致学、政治学、地理学、农学、矿学、工程学、商学、兵学、卫生学为专门学科。章程还规定“各省学堂皆归大学堂统辖”。

创办铁路矿务学堂、农务学堂、茶务学堂、医学堂，鼓励设置各种实业学堂。五月初二日（6月20日），御史曾宗彦奏请于南北洋设立矿务学堂，总理衙门议准设立，并令各省现有学堂酌增矿学课程。六月二十三日（8月10日），光绪帝诏谕：铁路矿务为当今切要之图，亟应设立学堂预备人才，所有各处铁路扼要地区及开矿省份，应行增设学堂，令王文韶、张萌桓筹议办理。五月十六日（7月4日），诏兴农学，令各省督抚饬地方官劝谕绅民兼采中西各法兴办。七月二十九日（9月14日），两江总督刘坤一奏于江宁地方设立农务学堂，“聘明于种植物学、农艺化学人员为之教习”。七月二十四日（9月9日），准孙家鼐奏请设立医学堂，归京师大学兼辖。七月二十六日（9月11日），准刑部主事肖文昭条陈，谕于已开通商口岸及出产丝茶省份，迅速设立茶务学堂及蚕桑公院。七月十日（8月26日），准梁启超设立翻译学堂于上海，编译书籍报纸一律免税。

①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159页。

②《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第90页。

在戊戌变法期间，许多省份在遵旨改书院为学堂的同时，也积极筹办设置新式学堂，如张之洞的《设立农务工艺学堂及劝工商公所折》，黄槐森的《奏广西筹办学堂情形折》，胡聘之的《奏山西筹办学堂情形折》，荣禄的《奏直隶筹办学堂情形折》，刘坤一的《奏江南筹办学堂情形折》，张汝梅的《奏山东筹办学堂情形折》等。

变法失败后，清廷“下诏废各省学校，然民间私立者尚纷纷，亦由民智已开，不可抑遏”①。可见百日维新中，新式学堂的开办具有重大影响与历史作用。

甲午战争后，因受了“国蹙患深”和维新运动的影响，清朝的官员也开始创办了一些新型的公立普通学校。其中比较有名的有津海关道盛宣怀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在天津创办的“西学学堂”（光绪二十九年（1903）改为北洋大学堂）和光绪二十三年（1897）在上海创办的“南洋公学”（为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西学学堂分头等学堂（高等学校）和二等学堂（中学）两级，聘请美国人丁家立为总教习，课程除“中学”外，特别注意学习机械和法律等科目。南洋公学包括四种新型的学校教育：第一，师范院，中国近代最早的新型师范学校，学习年限最少一年；第二，外院，它乃是师范院的附属小学，学科分国文、算学、舆地、史学、体育五科，学生分四班，学习满三年后升入中院；第三，中院或称二等学堂，这是中学性质的学堂，分四班学习；第四，上院或称头等学堂，这是大学性质的学堂，也分四班学习，其中高材生升入师范院。学生人数规定：师范院40名；外、中、上三院各分4班，每班30名。办学经费皆由招商和电报两局众商人及买办所捐，故定名为南洋公学。

维新运动时期开设的新式学堂比洋务学堂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从学堂的设置看，它已从专门的习西文和习西艺的培养外交军事人材的专门学堂，发展到近代教育结构初步完善的普通学堂。如，京师大学堂、各省的实业学堂、南洋公学等。从课程的内容看，它已从偏重于理学转向偏重于实学。如长沙创办的时务学堂，定公法学、掌故学、格算学为专门学，把经学、诸子学降为普通学；京师大学堂设立后，把经学、理学、掌故学等列为普通学，以高等算学、格致学、农学、矿学、商学、卫生学等实学为专门学。从招生的对象看，出现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新事物，开办了女子学堂。如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二日（1898年5月31日），上海电报局的经元善发起创办经正女子学堂开学，课程分中文，西文两种，中文课主要有《女孝经》、诗文、图画，医学等；西文课主要有体操、琴学等。

戊戌运动时期新式学堂的开办比洋务学堂开办更重要的历史意义是它直接冲击了科举取士制度，并改革了旧的书院体制。百日维新中，光绪帝下诏废八股取士，改试策论。伴随着废八股，改革传统书院体制也成为维新学堂开办的重要内容。光绪二十二年（1896），山西巡抚胡聘之、学政钱骏祥上《请变通书院章程折》，主张更定书院章程，书院除讲求经学理学外，也应兼习算学格致等有用之学。同年，翰林院侍讲学士秦授章上《请整顿各省书院预储人才折》，提出“定课程”，“重师道”，“核经费”等主张；对书院课程，议分经、史、掌故、舆地、算学、译学六门，并主张以算学、译学作为正途选拔。梁启超也上书张之洞，议改书院课程，主张向日本学习，“以时务一门课程为诸学之归宿”。在一片改革书院的呼声中，同年，陕西巡抚张汝梅等在陕西创设格致实学书院，课程不限定中学西学，但求有裨实用。这是维新运动时期开创的第一所新式书院。不久，贵州学政严修将贵阳南书院改为经世学堂，讲授经史、算学、时务、政要，首开贵州新学风气。百日维新中，光绪帝下诏将各省、府、厅、州、县现在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堂。这样，改旧书院为新学堂之风一时盛行，如八月十九日（9月14日），两江总督刘坤一同时奏请将江南旧有之储材学堂改为江南学堂，并将旧有之钟山、尊经、惜阴、文正、凤池、奎光等六所书院，全部改为府县学堂①。

留学政策的确立

维新运动时期，维新派和一些开明官吏在积极推进新式学堂开办之时，也积极倡导派遣学生出洋留学。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896年2月7日），总理衙门以“近日交涉日繁，需材益众”，拟派同文馆学生4名，分往英、法、俄、德四国学习语言、文字、算法，以3年为期。清廷同意照派。这是甲午战后中国第一次向外派遣留学生。两江总督张之洞也奏请仿照曾国藩派幼童赴美肄业。及福州船政局屡派学生赴英、法肄业成案，派江南陆军学堂、铁路学堂、储才学堂中已通西文学生出洋肄业，预定中学3年、大学6年为期，先派40名，请出使法国大臣庆常就便监督，由候补知县沈翊清带领出洋。这是维新时期地方上首次奏派留学生。光绪二十二年二月（1896年3月），中国驻日公使经日本政府同意，选定唐宝锷、戢翼翚等13人留学日本，委托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借东京神田三崎町住户为学校校舍，由本田增次郎任监督，吉田、后滕任讲师，教授日语、日文及普通学科。这最早的中国留日学生学校，没有校名，办了3年，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结束，13名留学生有6人中途辍学，7人毕业获得毕业文凭。这7名毕业生中，唐宝锷、胡宗瀛、戢翼翚3人转入专门学校攻读①。此为中国正式派遣留日学生之始。同年夏，船政学堂选派学生6人，由监督吴德章带赴法国学习制造新法，是为船政学堂派学生出洋之第四届。以上为维新运动初期留学生派遣的大致情况。

自光绪七年（1881）清廷全部撤回留美学生后，一直没有统一的派遣留学生计划与明确的政策，以致派遣留学生长期未形成风气。

①《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301—302页。

①实滕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20页。

直至光绪二十四年三月（1898年4月），湖广总督张之洞著《劝学篇》，其“游学篇”大力倡导留学日本之效，才促成了留学风气的形成和清廷留学政策的逐步确立。张之洞在“游学篇”中大力宣扬：“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此赵营平百闻不如一见之说也。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此孟子置之庄岳之说也。”并认为：“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①随后，日本驻北京公使矢野文雄也积极推动。这年四月，矢野文雄向中国政府提出建议：“该国（日本）政府拟与中国倍敦友谊，借悉中国需才孔急，倘选派学生出洋习业，该国自应支其经费人数约以二百人为限。”②第一个赞成这一建议的是御史杨深秀。他连夜制订《游学日本章程》，并且上奏皇帝，请旨准行。随着维新运动的发展，这一建议开始实现。同月，康有为上《请广译日本书、派游学折》，指出“日本道近而费省”，主张“广励东游，速成尤易”③。六月十五日（8月2日），光绪帝诏谕军机大臣等：“出国游学，西洋不如东洋。东洋路近费省，文字相近，易于通晓，且一切西书均经日本择要翻译。令着即拟订章程，咨催各省迅即选定学生陆续咨送；各部院如有讲求时务愿往游学人员，亦一一并咨送，均毋延缓④。军机处奉旨令总理衙门提出具体方案。总理衙门复奏：“同文馆东文学生，酌派数人；并咨行南北洋大臣以及两广、闽、浙各督抚，就现设学堂中，遴选年幼颖悟，粗通东文诸生，开具衔名，咨报臣衙门知照日本使臣，陆续派往，即由出使日本大臣就近照料，无庸另派监督。各生应支薪水用项，由臣衙门核定数目，提拨专款，记交出使大臣随时支发。”①这是清廷第一次明令全国派遣留学生。这样一来，留学政策开始确立，留学日本也从此成为一种国策。

①《劝学篇·外篇》，第5—6页。

②《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23页。

③《戊戌变法》第2册，第222—225页。

④《清德宗实录》卷422。

①《约章成案汇览·游学门》乙篇卷32上，第24页。

此后，张之洞率先派遣志愿学习陆军者4人，又在浙江求是学院派出志愿学习文科者5人（1人因事未出）赴日留学。各省总督也跟着派遣学生留学日本。综计此时派遣赴日留学生共有64名，其中南北洋、湖北各20名，浙江4名。日本方面也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在东京成立成城学校和日华学堂，分别接受以陆军为志愿和以文科为志愿的中国留日学生。在另一方面，维新人士罗振玉在上海开设东文学社，陈宝箴在福州开设东文学堂，教授日语及普通学科。自此以后，同类学校在日本和中国不断增加。戊戌政变后，清廷下令废除维新之法，但百日维新中确立的留学政策并未废除。光绪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1899年9月1日），光绪帝秉承懿意，诏谕军机处与总理衙门制定“出洋学生应如何分入各国农工商等学校专门肄业，以备回国传授”的详细章程。总理衙门遵旨议定出洋学生肄业实学章程六条，即：“一请饬出使大臣就现派出洋学生，督令各肄专门之学；一请饬选拔农工商矿务书，删繁举要使人人易于通晓；一请饬疆吏宽筹常年经费，续派高等学生出洋肄业；一出使参赞随员，如有精通洋文者，亦可令肄习各学；一俟学生业成回华，分派各省农工等艺学堂以开风气；一请将业成回华得有文凭之学生，甄别优劣，分发委用，量予官职以资鼓励。”①但因义和团运动，使这一章程未能实行，所以，这时期派遣的留学生仍以军事为主。光绪二十四年（1898）派遣留学日本的64名留学生中，有45名学生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毕业于东京成城学校，成为这所陆军士官学校的预科学校的第一届毕业生。随后升入陆军士官学校。

这时期留学生派遣与洋务时期留学生派遣比较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由留学西洋转为留学东洋。此外，有一个极为重要的新情况是政治流亡学生的出现。戊戌政变后，维新运动失败，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其门人弟子亦纷纷到日本。次年，梁启超与横滨华侨商议后，在东京牛噫东五轩町筹设东京大同学校，最初有学生18人，多数是流亡日本的维新人士，包括蔡锷和范源濂等原长沙时务学堂学生②。光绪二十五年（1899），康有为离日本赴美之后，孙中山从欧洲来到日本，章炳麟后亦来相会，政治流亡学生与自费留日学生也随即增多。

①《约章成案汇览》乙篇卷32上，第21—28页。

②《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28页。

第三节 科举制度的废除与新政学堂的开办

科举制度的废除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帝逃往西安。十二月（1901年1月），慈禧太后指示，光绪帝在西安发布上谕，宣称：中国过去向外国学的只是表面的语言文字，而非“西政之本源也”，因此高级官员“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等情，向上奏报，以备朝廷实行新政时采纳①。次年，政务处创立，成为实行新政的指挥部。

办理新政，首先需要人才。当时积极赞同新政的封疆大臣袁世凯、张之洞，赵尔巽、周馥、岑春煊，端方等一致认为：“人才之兴赖乎学校”，然而“科举一日不停”，“学校决无大兴之望”②。于是，这时期新式学堂的开办，其矛头直接指向了清末科举取士制度。从这点而论，新政学堂的开办是维新学堂的继承与发展。

清末科举取士制度的废除，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对科举取士内容的改革。戊戌变法中，曾一度明令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取士，因戊戌政变而被取消。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廷迫于形势，不得不改革教育，第二次明令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并同时下旨废除武举。为了破格选拔人才，这年还仿博学鸿词科例，诏开经济特科，定于癸卯（光绪二十九年）会试后正式举行③。

其次，对科举中及第人数的递减。光绪二十七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联名上《会奏变法自强第一折》，认为“今日育才要旨，自宜多设学堂，分门讲求实学，考取有据，体用兼赅，方为有裨世用”。然而，学堂毕业难于取得功名，这样聪颖子弟多裹足不前，于是建议“按科递减科举取士之额，为学堂取士之额”，“必当使举人、进士作为学堂出身，以励济世之人才”①。光绪二十九年（1903），张之洞又会同张百熙、荣庆上《奏递减科举折》，把递减办法具体化，建议“从下届丙午（光绪三十二年，1906）科起，每科递减中额三分之一”②，奏定9年内分三科减尽。

①《光绪朝东华录》卷157。

②《光绪政要》卷30，第57页。

③《光绪朝东华录》卷180。

①《张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2。

②《张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7。

最后，对科举取士制度的全部废除。时代洪流难以阻挡，不待9年，仅仅两年之后，光绪三十一年（1905），许多封疆大臣，如袁世凯、赵尔巽、张之洞、端方等人联名奏请立停科举。他们认为：“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民间更相率观望，私立学堂者绝少，又断非公家财力所能普及，学堂决无大兴之望”。所以“科举不停，学校不广，士心既莫能坚定，民智复无由大开，求其进化日新也难矣。故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拟请宸衷独断，雷厉风行，立沛纶音，停罢科举”。八月，光绪帝下诏“立停科举以广学校”，自丙午（光绪三十二年，1906）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③。这样，从隋朝开创的在中国实行了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度，至此完全废除。这是中国教育史上一件大事。

新式学校的兴办和新学制的颁布废科举的同时，清廷通令全国兴办学堂。光绪二十七年（1901），光绪帝诏谕各省督抚将本省所存书院于省城改为大学堂，各省及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除教读四书五经外，主要学习中外政治、历史、艺学。一时新式学堂越办越多，但各地学堂的课程设置和学习年限差别甚大，弊端不少。为此，光绪二十八年（1902），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上《进呈学堂章程折》，主张“各省督抚责成地方官核实兴办。凡名是实非之学堂及庸滥充数之教习，一律整顿从严，以无负朝廷兴学育才之盛心”①。张百熙还拟订了中国近代第一个系统的学制——“壬寅学制”。该学制分学校为七级：蒙学堂四年，寻常小学堂三年，高等小学堂三年，中学堂四年，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三年，大学堂三年，大学院无定期。儿童六岁入学至大学毕业共计二十年，还不包括大学院的年限。此外，与中学堂并行的有中等实业学堂和中学堂附设的师范学堂，与高等学堂并行的有高等专门实业学堂、仕学馆和师范馆。“壬寅学制”曾于当年颁布，但因学制本身的不够完备和清廷对学制的拟订人张百熙存有猜忌而没有实行。

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廷感到有统一学校标准的必要，于是发出上谕：“派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将现办大学章程一切事宜，再行切实商订；并将各省学堂章程，一律厘定，详悉具奏。”②十一月，张之洞等人以日本学堂管理规章为模式，拟订《奏定学堂章程》，经正式颁布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这一新学制称为“癸卯学制”。它的颁行，对近代中国学校教育制度在组织与形式上影响甚大，清末民初的新学校教育制度主要以此为据。“癸卯学制”共分三段七级，长达29到30年。第一段为初等教育：分为蒙养院4年，初等小学5年（七岁入小学），高等小学4年，共三级13年；第二段为中等教育：设中学堂一级共5年；第三段为高等教育：分为高等学堂或大学预备科3年，分科大学堂3到4年，通儒院5年，共三级11到12年。与上述体系的各级学校并行的，还设有高级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两系：师范教育分初级师范学堂（中等教育）及优级师范教育（高等教育）两等，修学年限共8年；实业教育分初等实业学堂（高等小学）、中等实业学堂（中等教育）、高等实业学堂（高等教育）三等，修业年限合计15年。学制规定：通儒院或分科大学的毕业生被授予进士功名；高等学堂毕业生被授予举人功名；中学堂和高等小学堂的毕业生则取得生员（秀才）的功名。保证了新式学堂的毕业生取得正规官员候补者的资格。

清廷在纸面上定下这一制度后，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建立了学部，作为朝廷的教育行政机构，并将旧有的国子监并入，学部最高长官为尚书，其次则为左右侍郎，均为政务官。在尚书、侍郎之下，设各项事务官分管五司十二科。此外，还设有视学官，轮流出京视察全国各省教育。

③《光绪政要》第27册卷31，第57—59页。

①《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196页。

②《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197页。

在过去，礼部曾负责科举考试以及与此有关的传统教育事项，而在甲午战争之后开办的一些西式学堂的行政权没有授权礼部管理。光绪二十四年（1898）京师大学堂已经成立，由它负责管理新式学堂。事实上，京师大学堂是集大学和学部组织于一身的机构。由于新式学堂的数量增加得太快，京师大学堂已不可能起到管理学堂的最高机构的作用。学部成立后，京师大学堂交出了管理全国新式学堂的职权，被定为当时最高学府。

关于清廷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以后改设和新建学堂的数字，缺乏确切的统计资料。但从一些零星文献记载已可看出，就全国范围而言，虽然说不上学堂普遍兴起，但在一些通都大邑确已粗具规模。如武昌，原两湖书院改为两湖高等学堂，自强学堂改为文普通高等学堂，武备学堂改为武高等学堂，经心书院改为勤成学堂；此外，还办有普通中学堂、师范学堂、高等小学堂、初等小学堂、农学堂、工艺学堂、方言学堂、仕学堂等，总数在七八十所以上。湖北由于张之洞多年提倡，所以各类学堂“粗有基址”，超过其他地区。江苏的近代教育也发展较快，有各类学堂99所，仅苏州就设有高等学堂、优级初级师范学堂、武备学堂，以及40所初级小学堂。同一期间，四川省各类学堂150余所。①长沙城内有各类新式学校共34所，“官立者十五所，民立者十九所”②。光绪三十一年（1905）以后，兴学之风更为盛行。以光绪三十三年（1907）学部统计为例，京师有学堂127所，直隶4591所，吉林1526所，湖北1298所，河南2692所③，出现了“上有各府州县学堂之设立，下有爱国志士热心教育蒙学女学各种私学堂之设立”④的繁盛局面。光绪三十年（1904），学堂总数为4222所，学生总数为9.29万人；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学校总数达3.7888万所，学生总数为102.4988万人⑤。

女子教育章程的制定与女子学堂的开办女子教育章程的制定及女子学堂的开办，是新政学堂开办时期具有历史意义的内容。中国近代最早设立的女子学校，是维新人士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在上海创办的“务本女学”（吴怀疚）和“经正女学”（经元善）等（不包括外国传教士创办的女子基督教学校）。戊戌政变后，这些学校被勒令停办。新政之初，妇女仍被规定不许受新式教育。然而，妇女需要受教育的必要性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还是得到了承认，并于是年制订了关于《女子师范学堂章程》6章36条和《女子小学堂章程》4章26条。章程规定：女子比男子修业期限各缩短一年。这是中国女子教育正式列入新式学堂教育制度的开始。次年六月六日（7月4日），学部奏准设立女子师范学堂于京师，派傅增湘为总理；并咨各省督抚提学使酌于省城府城设立女子师范学堂①，女子学堂由此在全国兴办。

①《东方杂志》第1年第10、11号。

②《各省教育汇志》、《东方杂志》第1年第5号。

③《东方杂志》第4年第4、11、7号；第5年第3号。

④《论教育》，《时报》甲辰七月初四日。

⑤《学部官报·奏章》第4册，第122期。

①《光绪朝东华录》卷217。

新政时期，是我国近代新式学堂开办的完善时期。这不仅仅表现在学制的制定、科举的废除、学部的设立和女子教育的厘定等制度与机构上，同时也表现在各级学校的开办和各级教育结构的形成上。以高等学堂开办为例，在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十八日（1901年8月2日）清帝诏谕的推动下，中国官立大学开始发展。光绪二十八年（1902），山西巡抚岑春煊奏设山西大学堂，将筹备中的中西大学堂并入，这是省立大学的开始。到宣统元年（1909），全国官立高等学校开办，情况如下：学部制宣统元年第三次教育统计图表校别校数学生数大学3749省立高等学堂233963高等农科学校5530高等工科学校71136高等商科学校124特种法政学校4712282高等文科学校192546高等理科学校3211高等医科学校8336高等工艺学校7485总数12322262人此外，依据宣统二年（1910）的统计数字，清廷共设立各类师范学校415所，学生共2.8572万人。

留学**的出现

自科举制度废除后，新学制取代了传统的教育，一时学校供不应求；即使清廷加紧开办各级新式学校，然而，具有新知识的师资力量不足，于是留学教育骤然进入**。戊戌时期，清廷虽已确定了留学生的派遣制度，但没有完整的计划与章程。伴随着科举制度的改革与废除，一套完整的留学生派遣制度逐步制定。

光绪二十七年六月（1901年8月），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合奏《复议新政折》（江楚会奏第三折），大力主张留学，特别是到日本留学，并论述积极与消极的奖励办法。在积极方面，给予优秀的自费留学生进士、举人等资格；在消极方面，即使具有进士、举人等资格，如无留学经历则不授官职①。同年八月初四日（9月日），清廷批准张、刘二人的《复议新政折》，令各省选派学生出洋留学，并责成各省订立奖励及限制办法以督促之。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902年2月1日），复命选派八旗子弟出洋游学。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初四日（1902年10月5日），慈禧太后、光绪帝从西安回京不久，又急忙督促各省督抚筹款派学生赴西洋游学。十月一日（10月31日），派汪大燮为日本游学生总监督。十一月二十八日（12月27日），清廷批准外务部议复《派赴出洋游学办法章程》。

①《张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4。

章程规定：派遣出洋游学的留学生，“未派出洋之前先通中学，将派出洋之时，务毕普通之学，既派出洋之后，精求专门之学”。派遣出洋的学生分为三类：“一曰贵胄学生，凡王公大臣子弟皆是此项学生，应仿照日本、暹罗王子办法，送入高等学堂，如英国伊敦夏鲁学堂之类，恪守堂规，随班受课，不得有挟贵挟贤之意，一切稽察调考，仍归出使大臣办理。如不安分闹事过犯者，责成出使大臣破除情面，切实注劣咨送回华”。“一曰官派学生，如京师大学堂及各省督抚学政暨各大臣所送者皆是，应于各学堂中择其已毕普通学之业，而又中学优长，器宇纯粹，年在三十岁以下者”，经过考查后再派遣。这类留学生“功课行为，由该监督（使馆参赞一人为之）随时稽察切实禀报，每年大考一次，由使臣亲自考校。其季考三次，即委令该监督代考（核）”。学成获文凭毕业后，还须回国通过复试。以上两类留学生严令“不准剪薙发辫”。“一曰游学学生，如民间自备资斧出洋者皆是。该生等既系自筹经费，自不必限以年岁，除到馆报名留学书住址以便查询保护外，如无不安本分及别有过犯，使馆即无庸过为刻核。欲附民间何学，听其自择”。章程还规定：“各项学生遇有患病及一切丁忧事故”，“酌予奏恤，所有用费作正开销”。留学生在“肄业期内，一概不准充当使馆差使”，以免影响学业。该章程与以往清朝留学生派遣的制度比较有个最大的改进，就是取消了中文教习的随派，没有规定留学生在留学期间还要从中文教习学习“四书”、“五经”等经典。章程认为：留学生都是“未出洋之前，中学精通，而普通学又已毕业者”，所以出洋后，应“更习专门”，否则，“即使来洋肄业，亦仅得其皮毛”。对考得外国学位的留学生，“应由使臣随时咨明外务部立案，以便将来从优奖励”①。光绪二十九年（1903）初，留日学生运动兴起。这年四月初三日（4月29日），在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500余人集会于锦辉馆，声讨沙俄侵占东北的罪行，激昂奋发，决议成立拒俄义勇队。次日，京师大学堂师范、化学馆学生“鸣钟上堂”，也发起全校大会，声讨沙俄侵略罪行，拒俄爱国学生运动由此兴起。鉴于这一情况，八月十六日（10月6日），张之洞应慈禧太后懿旨“以出洋学生流弊甚多，饬筹防范之法”，上《筹议约束鼓励游学生章程折》，附《出洋学生约束章程》十款、《奖励章程》十款及《自行酌办立案章程》七款。《约束章程》十款，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以后续往日本游学学生，无论官费生私费生，并无论日本官设学堂私设学堂，均非出使大臣总监督公文保送不准收学”；其二，“妄发议论”、“干预政治”、“品行不端”、“不安分之事者”，一律退学，“严加裁制”。《奖励章程》十款，主要内容为：“一、中国游学生在日本各学堂毕业者，视所学等差，给以奖励一、在普通中学堂五年毕业得有优等文凭者，给以拔贡出身一、高等学堂即程度相等之各项实业学堂三年毕业得有优等文凭者，给以举人出身一、在大学堂未学某一科或数科，毕业后得有选科及变通选科毕业文凭者，给以进士出身。”此外，获得学士文凭者给予翰林出身，得博士文凭者给予翰林升阶的优待。《立案章程》七款，主要内容为：一、“保送学生入日本各学堂，除农工商各项实业学堂及文科、医科各专门不限人数外，其政治法律武备之门，宜分别限定名数，每年只准保送若干名”。其中“武备一门，非官派学生不准保送”。二、“凡各省选派官费学生出洋游学，俟毕业回国后，无论得何奖励，均须在本省当差五年以尽义务。五年期内，概不准另就他省差使，他省亦不得遽请调往差委”。张之洞上奏的章程由外务部补充《咨文》而颁行。《咨文》给章程作了如下三点补充：一、“中国留学生非在照办约束留学生章程之日本学堂毕业者，概不给本章所定奖励”；二、留学生毕业后，由“该官私学堂自行收留者，将来毕业后概不给以奖励”；三、对品行不端之留学生，如日本官私学堂仍听其留学者，“毕业后亦概不给以奖励”①。光绪三十年（1904），练兵处奏定《选派陆军学生分班游学章程》十六条，章程规定：一、“选派学生，须分年派往，拟以四班为一轮，每年选送一班，每班一百名。”二、“选派学生各省须有定额：京旗、直隶、江苏、湖北、四川、广东各六名；奉天、山东、河南、安徽、江西、浙江、福建、湖南、云南各四名；山西、甘肃、广西、贵州各三名；江宁、杭州、福州、荆州、西安、宁夏、成都、广州、绥远城、热河、察哈尔、密云、青州十三处驻防各一名。计共一百名，为第一班；以后三年均照第一年办理。如各省旗有愿多派者亦可，但不得倍于原派之数”。十六条规定：“学生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充见习士官期满，除考入学校及各专门学校外，其余回国，由练兵处就其历年所学一一考试，最优者奏请授职守备，次者授千总，再次者授把总”①。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一日（1907年12月5日），学部和外务部奏准了《贵胄游学章程》十二条。学部成立后，除增订了一些留学生的派遣等项章程外，还拟定了对留学生的考验奖励章程。光绪三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1906年5月15日），学部奏定《考试游学毕业生期限片》，规定自本年始每年八月举行考验游学毕业生一次。八月十五日（10月2日），学部复奏定《考验游学毕业生章程》五条，规定：凡在东西各国正式高等以上学堂毕业，回国后须接受政府按照留学生所习学科，分门考试。考试分两场：第一场就各毕业生文凭所注学科，择要命题考验；第二场试中国文、外国文。考列最优等者，给予进士出身，考列优等及中等者，给予举人出身②。同月，学部第一次举行留学生考试制度，有53名留学生参加考试，共考了两天，结果考取的有32名，其中9人被赐予进士出身，23人给予举人出身。此后，每年举行一次，直到辛亥革命后才停止这种考试。

随着清廷留学制度的不断完善，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二年（1905—1906）间，中国出现了第一次出国留学**。光绪三十二年，仅留日学生人数就达到一万三四千人①。在这期间，出现了女子留学生。光绪二十八年（1902），日本东京有女留学生10余名。这些女留学生都是跟随其父兄或夫婿一齐留学日本的。光绪三十一年，湖南省首次官派20名女学生赴日读速成师范科，此为官费女留学生留学日本之始。紧接着奉天省遣派熊希龄到日本视察教育后，与东京华族女学校的校监，同时也是实践女子学校和女子工艺学校的创立者下田歌子女士约定每年遣派15名女学生到实践女子学校肄业。光绪三十三年（1907），奉天女子师范学堂派出21名学生到实践女子学校读师范科。

①《张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7，第1—7页。

①《大清光绪新法令》，第14册。

②《学部奏咨辑要》卷2；《光绪朝东华录》卷202。

①《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36页。

到年底，仅在东京一地，便有近百名中国女留学生，并组成了留日女生会组织②。江苏省举行留学生考试，共取13人，其中女生3人，赴美国威尔士利女学就读，是为官费女留学生留学西方之始③。

宣统元年五月二十三日（1909年7月10日），因美国退回庚子赔款一部分，外务部与学部会奏，以美国“减收赔款”，选派学生赴美留学，先在京师设立游美学务处，并附设肆业馆一所，学生名额按各省赔款数目分摊。周自齐为督办，唐国安、范源濂为帮办④。七月二十日、二十一日（9月4日、5日），在北京招考了第一批留美学生，八月初三日（9月日）发榜，录取程义法等47名学生⑤。十五日（28日），外务部奏准，建游美肄业馆于清华园。当时规定办学宗旨为先在国内招考学生，经过训练，“择其学行优美，资性纯笃者”，随时送往美国肄业①。次年三月，学部特制订《各省考选游美学生办法》五章，并专设驻美留学监督。同月，学部又奏定《管理欧洲游学生监督处章程》三十一条和《游美学务处津贴在美自费生章程》十六条，加紧了对欧美留学生的派遣。

清末新式学堂的开办与留学运动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清末民初，尤其是对辛亥革命起了“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就这点而论，晚清新式学堂的开办与留学运动都应给予历史的肯定。

②《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54—56页。

③《东方杂志》第2卷第9期。

④《东方杂志》第6卷第8期。

⑤《教育杂志》第1卷第8、9期。

①《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

（谢选骏指出：《劝学篇》之“游学篇”大力宣扬：“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此赵营平百闻不如一见之说也。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此孟子置之庄岳之说也。”并认为：“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随后，日本驻北京公使矢野文雄也积极推动。御史杨深秀连夜制订《游学日本章程》，并且上奏皇帝，请旨准行。随着维新运动的发展，这一建议开始实现。同月，康有为上《请广译日本书、派游学折》，指出“日本道近而费省”，主张“广励东游，速成尤易”。六月十五日（8月2日），光绪帝诏谕军机大臣等：“出国游学，西洋不如东洋。东洋路近费省，文字相近，易于通晓，且一切西书均经日本择要翻译。令着即拟订章程，咨催各省迅即选定学生陆续咨送；各部院如有讲求时务愿往游学人员，亦一一并咨送，均毋延缓。军机处奉旨令总理衙门提出具体方案。总理衙门复奏：“同文馆东文学生，酌派数人；并咨行南北洋大臣以及两广、闽、浙各督抚，就现设学堂中，遴选年幼颖悟，粗通东文诸生，开具衔名，咨报臣衙门知照日本使臣，陆续派往，即由出使日本大臣就近照料，无庸另派监督。各生应支薪水用项，由臣衙门核定数目，提拨专款，记交出使大臣随时支发。”这是清廷第一次明令全国派遣留学生。这样一来，留学政策开始确立，留学日本也从此成为一种国策。……在谢选骏看来，这些人的脑子都像进了水！日本是中国的竞争对手，怎么能向他们派遣留学生呢？留日学生怎么可能领导中国击败日本人呢？留苏的打不过苏联，留美的打不过美国。除非……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天子出现。鼓吹“中学为体”的张之洞不懂，游学归来的人就会“西学为体”了。所以说，留学日本的学生回国后成了革命者，破坏力十足；留学欧美的学生除了那些勤工俭学的劳工被共产党搜罗之外，回国后大多信奉科学了。）

【第十六章 学术影响】

制约着自鸦片战争到新文化运动这70余年间学术的根本因素，是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矛盾。具体地说，随着西方商品和武力的入侵及随之而来的资产阶级文化的输入，使得中国固有的学术呈现出重大的变化：其一是一些原为古老的经学的附庸学科，如哲学、语言文字学、考古学等，独立凸现出来；其二是另一些学科虽仍沿袭原有名称和形式。但从内容到方法、观点，都获得了新的发展，如史学。而在传统旧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经学，由于治学分途而渐趋分崩离析，经过一段回光返照的时期之后，成为史学、考据学和中国哲学史的一部分。

第一节 哲学

哲学在中国，虽然是近代才独立出现的学科，但却不是全新的。不用说热衷于讨论义理性命的理学家，就是朴学家们走的也是“由辞以通道”的途径。不过中国传统哲学重点不在自然观和认识论，而在伦理、历史和社会人生方面。而这一时期的哲学，正处于新旧哲学的转型阶段。

龚自珍、魏源的历史—政治哲学

清中叶以后，庄存与（1719—1788）重振今文经学，着重研究和传播《春秋》三传之一的《公羊传》，并通过他的两个外孙刘逢禄（1776—1829）、宋翔凤（1779—1860），给龚自珍、魏源以直接影响。

龚自珍（1792—1841），少年时曾从著名汉学家、外祖父段玉裁习文字学，27岁时又在北京从刘逢禄学习《春秋公羊传》，并与宋翔凤交游。他从公羊学派所汲取的主要是“变易”思想，而经世致用精神则主要出自他直面现实而产生的危机感。因此他不屑于作章句经师，既批评汉学考据家的“琐碎饾饤”、“繁称千言”①，也不满宋学家的“坐谈性命，其语■■何施于家邦？”②他不仅把清代今文经学推出书斋，走向社会，使“经术”发展为“治术”，而且对今文经学中天人感应说的神学目的论表示了异议，并未自拘于经学藩篱。

龚自珍意识到古往今来的社会是不断变化的。“古人之世，倏而为今之世；今人之世，倏而为后之世；旋转簸荡而不已”③。据此，他称赞“太史公为书百三十篇成，褒汉氏盛德，赫然跻于周室”④。显然认为变化的结果并非后不如前，否定了夏、商、周三代为黄金时期的颂古非今态度。他还指出，社会的发展存在着一种不依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所以在论及由先秦的分封制发展为秦汉的郡县制时说：“封建郡县，天不两立。天不两立，何废何立？天必有所趋，天之废封建而趋一统也昭昭矣。”①当然，“有所趋”的动力、原因何在，龚自珍还无法理解，对于“天”也未作本质说明。但是他已依据当时有限的天文学知识，反对把天神化，批评了借天象预言人事的谬论，他说：“诚可步也，非凶灾；诚凶灾也，不可以步。”意即星象既能推算，说明它不能预示凶灾，如果真能预示凶灾，就不可能被推算。因此，他称最先提出以日食为凶灾的《诗·小雅》是“讽刺诙怪，连犿杂糅，旁寄高吟，末可为典正”②。对两汉的谶纬神学加以批判，宣称“最恶京房之《易》、刘向之《洪范》，以为班氏《五行志》不作可也”，并主张“摧烧汉朝天士之谬说”③，证明了龚自珍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

①《与江子屏笺》、《陈硕甫所著书序》，《龚自珍全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47、195页。②《丁亥诗》，《龚自珍全集》下册，第485页。

③《释风》，《龚自珍全集》上册，第128页。

④《尊史》，《龚自珍全集》上册，第82页。

①《答人问关内侯》，《龚自珍全集》下册，第331页。

②《乙丙之际塾议第十七》，《龚自珍全集》上册，第9页。

③《与陈博士笺》，《龚自珍全集》下册，第346页。

在人性论问题上，龚自珍继承了先秦告子的学说，自称“龚氏之言性也，则宗无善无不善而已矣，善恶皆后起者。夫无善也，则可以为桀也；无不善也，则可以为尧矣”④。又说“善非固有，恶非固有，仁义、廉耻、诈贼、狠忌非固有”⑤，反对孟子和程朱先天的性善论，借以强调环境影响和后天的教育作用。

龚自珍认为，“是道也、是学也、是治也，则一而已矣”①。他主张变易的社会历史观，认为“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②。这是其改革现状的理论基础。他由此出发，对当时的社会黑暗、吏治**作了深刻的揭露，力言“拘一祖之法，惮千夫之议。听其自陊，以俟踵兴之改图尔，孰若自改革”③。他谴责神学说教，是为了开一代风气，振起人们经世致用的精神。

但是，龚自珍又认为“体常静，用常动”④，即认为事物的“本体”是恒常不变的，变化的只是其功用。又受公羊学、象数学历史循环论的影响，提出“万物之数括于三：初异中，中异终，终不异初”⑤。所以他变化的历史观又是包括在一个更大的静止僵化的框架之内。他虽然对天人感应论有所批评，但极不彻底，认为“政不道”，则天人相绝；一旦“有大圣人出”，便能沟通天人，所以盼望圣人出世，并称赞“圣人神悟，不恃文献而知千载以上之事，此之谓圣不可知，此之谓先觉”⑥。与这些哲学观点相一致，他的社会改革思想不仅是渐变的，而且没有改变封建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基础的意图，只限于要求修订封建的礼仪制度、澄清吏治、变革科举取士方法，以及通过扼止贫富“大不相齐”等手段来缓和社会矛盾。他的《农宗》一文，实际是要用封建宗法来组织社会生产和分配财富，使各等级的人安守本分。魏源（1794—1857），早年习王守仁的心学，后从刘逢禄受教，接受了公羊学。他与龚自珍相同之处甚多，所以世以“龚魏”并称。他也强烈主张经世致用，同样批评汉学“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①，批评宋学空谈“心性”、“礼义”，“无一事可效诸民物”②；主张“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③和“以经术为治术”④。

④《阐告子》，《龚自珍全集》上册，第129页。

⑤《壬癸之际胎观第七》，《龚自珍全集》上册，第18页。

①《乙丙之际著议第六》，《龚自珍全集》上册，第4页。

②《上大学士书》，《龚自珍全集》下册，第319页。

③《乙丙之际著议第七》，《龚自珍全集》上册，第5—6页。

④《壬癸之际胎观第七》，《龚自珍全集》上册，第19页。

⑤《壬癸之际胎观第五》，《龚自珍全集》上册。

⑥《壬癸之际胎观第一》、《语录》，《龚自珍全集》上册，第14页；下册，第421页。①《武进李申耆先生传》，《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59页。②《默觚下·治篇一》，《魏源集》上册，第36页。

③《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叙》，《魏源集》上册，第152页。

④《默觚上·学篇九》，《魏源集》上册，第24页。

魏源讨论知行关系的兴趣来自王学，但明显地冲破了王学的限制，主张行为先。他说：“‘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乌有不行而能知者乎？”并举例说，“披五岳之图，以为知山，不如樵夫之一足；谈沧溟之广，以为知海，不如估客之一瞥；疏八珍之谱，以为知味，不如庖丁之一啜。”⑤把直接感性经验视为取得知识的途径，认为知由行来，否认先天的超经验的知的可靠性。

基于这种强调直接感性经验的态度，魏源否认世上有“生而知之”的天才，也不盲从圣人。他问道：“圣其果生知乎，安行乎？孔何以发愤而忘食？姬何以夜坐而待旦？文何以忧患而作《易》？孔何以假年而学《易》乎？”⑥以儒家“诸圣”的言行为例，揭穿“生而知之”的谎言。魏源强调后天的学习，认为只要“潜心”钻研，“中人可易为上智”⑦；重视“勤访问”，以学习和归纳他人的知识智慧，称“独得之见，必不如众议之参同也合四十九人之智，智于尧、禹”①。他的这些认识，是与唯心主义先验论相对立的。魏源已形成较为明确的历史进化观念。他说：“庄生喜言上古，上古之风必不可复，宋儒专言三代，三代井田、封建、选举必不可复。”不仅制度如此，生活亦是如此。假如要社会回复到“三代以上”，“跪地以坐，搏饭以食，跣足舞蹈以为敬，刀漆以为书，贝币以为货”，那就不是大智而成为“大愚”了。复古不仅不应该，根本上就不可能，因为天下大势所趋，“势则日变而不可复”②，社会以不可阻遏之势自行进化，不会以“圣王”的意志、人主的“心术”为转移。

魏源反对复古，反对一成不变的历史观，使他在鸦片战争之前就积极要求改革。他明确指出“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③。鸦片战争中，他亲自参加了抗英斗争，战后又注意收集有关资料，并了解世界各国情况。他从这些丰富的直接经验中，产生了以反对外来侵略为中心议题的改革方案，这就是学习西方，“师夷长技以制夷”。

但是魏源在强调直接感性经验的时候，有忽视理性认识、陷入经验论的倾向，还有浓厚的鬼神迷信思想，甚至声称“鬼神之说，其有益于人心，阴辅王教者甚大”④。他还认为，变化的只是“势”，“其不变者道而已”⑤，而“道”的内容乃是“乾尊坤卑，天地定位，君令臣必共，父命子必宗，夫唱妇必从”①，很明显就是封建宗法的伦理纲常。所以他的改革内容严格地限制在维护封建制度的范围之内，他的“师夷长技”，也主要是通商、开矿、制造船舰火器、养兵练兵之类。

回光返照的晚清理学咸同年间，作为清皇朝官方哲学的理学，依然被置于统治思想的主导地位，代表人物是唐鉴、倭仁和曾国藩。

⑤《默觚上·学篇二》，《魏源集》上册，第7页。

⑥《默觚上·学篇三》，《魏源集》上册，第9页。

⑦《默觚上·学篇二》，《魏源集》上册，第5页。

①《默觚下·治篇一》，《魏源集》上册，第35页。

②《默觚下·治篇五》，《魏源集》上册，第48—49页。

③《筹鹾篇》，《魏源集》下册，第432页。

④《默觚上·学篇一》，《魏源集》上册，第3页。

⑤《默觚下·治篇五》，《魏源集》上册，第48页。

①《默觚上·学篇十一》，《魏源集》上册，第26页。

唐鉴（1778—1861），“生平学宗朱子，笃信谨严，无稍依违”②。他写有一本《国朝学案小识》，编造清朝的理学“道统”。以陆陇其、张履祥等为“传道”，以汤斌、姚鼐等为“翼道”，并在该书《自序》中说，“夫学术非则人心异，人心异则世道漓，世道漓则举纲常伦纪、政教禁令无不荡然于诐辞邪说之中，岂细故耶？”强调理学维护纲常伦理的作用。倭仁（1804—1871），号称理学大师，极力推许唐鉴的《国朝学案小识》“卫道严而用心苦”，并大力宣扬所谓“纲常大节，定要自家努力，不可退居人后”。他们在理学上并无发明和创见，尤其是倭仁，使得当时和以后广为人知的是他的“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的“名言”。

曾国藩（1811—1872），在北京任官期间，曾受业于唐鉴，又与倭仁讨论学问。此外，他早年起就服膺保守的文学派“桐城派”，自称“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③。当然，曾国藩也受到同乡陶澍、贺长龄、魏源等经世学风的影响，因而比唐鉴、倭仁更重视践履和事功。他自称“一宗宋儒，不废汉学”①，但哲学上主要是崇奉程朱理学。他也和大多数理学家一样，不重视自然观和认识论，甚至也少涉及社会历史观，而将注意力放在人心、风俗问题上。他曾说，“盖孟子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莫大于仁，外莫急于礼”，又说“理则礼也”②。所以他的哲学思想，集中在论诚、论仁、论礼几个方面。

曾国藩继承了思孟学派和周敦颐、程灏关于“诚”的思想，称“窃以为天地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贤人之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③。把属于道德范畴的“诚”，说成是神秘的先验的存在，视为世界的主宰，完全颠倒了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这种唯心论哲学的现实政治性，就是对清皇朝的效忠，所以他把自己镇压太平天国的事业，称为“拙且诚者之效”④。在认识论上，曾国藩承袭朱熹唯心主义的“即物穷理”说。他说，“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⑤朱熹与曾国藩的所谓即物穷理，都是指通过与事物的接触，使本就存在于人心中的所谓“天理”显现出来。因为朱熹说过：“大凡道理皆是我自有之物，非从外得。”所以并不是强调感觉和实践能产生所谓的理，而只是通过“即物”唤起和触发心中原有的理。

曾国藩极力宣扬“仁”的说教，称“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①。他对“仁”的意项有三条具体的发挥，一是“仁即恕”，“恕则凡事留余地以处人。功不独居，过不推诿”②；二是“仁者，即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也。待兵勇常望其成立，望其发达。则人知恩也”③；三是对“流转迁徒”、“栖止靡定”的“绅民”，要“周其急”。并说这就是“孟子所称是乃仁术也”④。曾国藩的“仁术”，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之前，还偶有同情民生疾苦的成分，但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展开之后，仁术就完全用于调整地主阶级内部关系，扶助受革命风暴冲击的士绅，鼓励反动的将领士兵彼此配合以建功立业。而对于人民群众，尤其是对于革命者，他表示即使“得武健严酷之名”，“亦不敢辞”⑤，丝毫不曾心慈手软，因为他相信“小仁者大仁之贼，多赦不可以治民”⑥，足见其“仁术”是自有施用范围的。

曾国藩重视“礼”，“先王之道，所谓修己治人，经纬万汇者，何归乎？亦曰礼而已矣！”⑦又说“舍礼无所谓道德”、“舍礼无所谓政事”⑧，宣扬以“学礼”为“经世之术”。其论礼的内容不外两点：其一是用“礼”呼吁地主阶级及其武装力量“谨守准绳，互相规劝”⑨，要求大家“克己求仁”，“捐生”以“戡大乱”。其二是用“礼”来“辟异端”，杜绝“窈冥诞妄之说”，以使“人人纳于轨范之中”①，维护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的封建等级秩序。所以曾国藩的“以礼自治，以礼治人”②实是其政治哲学的核心，亦是镇压农民革命的纲领。

曾国藩还相信天命论，认为“穷通由天作主”，“富贵功名，悉有命定”③，视天为至高无上的主宰。他并且一再在湘军官兵中灌输“人之生死，有命存焉”④的迷信思想，驱使他们为镇压农民起义效命。

曾国藩主诚、主仁、主敬、信天命的落脚点，是所谓挽救当时的“道德沦丧”，“冀其塞绝横流之人欲，以挽回厌乱之天心”⑤。所以，他用与朱熹毫无二致的腔调说，“力去人欲，以存天理”⑥，并怀抱幻想，要以他自己这样的卫道士的身体力行和以身示范，转移世风，“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心之所向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贤且智者，则众人君之而受命焉”，他就是以“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⑦自命的。他的唯心主义的道德论、圣贤豪杰决定一切的英雄史观也是很陈腐的。事实上，曾国藩的学问无进步、新奇之处，不过因其建立了镇压农民起义的“事功”，又颇擅文辞，在文学上造成了“桐城——湘乡派”，因而在后来得到某些人的推重。

②《清史列传·唐鉴》。

③《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圣哲画像记》。

①《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0《复颖州府夏教授书》。

②《曾文正公全集·文集》，《王船山遗书序》。

③《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复贺耦耕中丞》。

④《曾文正公全集·文集》，《湘乡昭忠祠记》。

⑤《曾文正公全集·文集》，《书〈学案小识>后》。

①《曾文正公全集·家训》，《日课四条》。

②《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6，《与鲍春霆》。

③《曾文正公全集·日记》，《军谋》。

④《曾文正公全集·家书》，《致诸弟》。

⑤《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与徐玉山太守》。

⑥《曾文正公全集·杂著》，《笔记·赦》。

⑦《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圣哲画像记》。

⑧《曾文正公全集·杂著》，《笔记·礼》。

⑨《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2，《复胡宫保》。

①《曾文正公全集·文集》，《江宁府学记》。

②《曾文正公全集·日记》，《问学》。

③《曾文正公全集·家书》，《致诸弟》。

④《曾文正公全集·杂著》，《晓谕新募乡勇》。

⑤《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复江岷樵、左季高》。

⑥《曾文正公全集·杂著》，《日课四条》。

⑦《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原才》。

康有为的新考据和唯心主义哲学

康有为（1858—1927），早年随祖父治程朱理学，19岁受学于朱次琦，历时6年。朱次琦讲学，主张融合汉宋，纳郑玄之学于朱熹，教学者以“四行五学”。“四行”即“惇行孝弟、崇尚名节、变化气质、检摄威仪”；“五学”即“经学、史学、掌故之学、性理之学、辞章之学”。后来康有为34岁时讲学于万木草堂，即以“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为纲，并在“志于道”下列“格物、厉节、辨惑、慎独”四目；在“据于德”下列“主静出倪、养心不动、变化气质、检摄威仪”四目；在“依于仁”下列“敦行孝弟、崇尚任恤、广宣教惠、同体饥溺”四目；在“游于艺”下列“义理之学、经世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四目。明显受到朱次琦的影响。而且中年以前的康有为，尚未注意以《公羊》和《礼运》来解释孔学，而以《论语》为孔学核心。

光绪十五年（1889），康有为在广州会见了四川今文学家廖平。交谈之下，深受廖平《今古学考》、《知圣篇》、《辟刘篇》（此书后改名为《古学考》）观点的影响，开始运用今文经学的“三统”、“三世”和孔子“受命改制”等微言大义来阐述自己的变法思想，舍弃《论语》而以《公羊传》为孔学核心。此后接连写出《新学伪经考》（光绪十七年，1891）、《孔子改制考》（光绪二十二年，1896）、《春秋董氏学》（光绪二十三年，1897）和《大同书》（原名《人类公理》）。据梁启超说，“先师年二十八，从事算学，以几何理著《人类公理》，并手定大同之制”。可知《大同书》的一些基本思想和某些章节在光绪十一年（1885）前后，即康有为大量接触西书之后即已产生。但该书直到1913年才在《不忍》杂志上刊载部分。（全书出版于1935年）

《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春秋董氏学》三书，以“新考据”的面目出现，把东汉以来经过许慎、郑玄注疏解释、被历代封建统治者奉为儒学正宗的《周礼》、《逸礼》、《左传》、《诗经毛传》等凡刘歆争立为博士者，均判为“伪经”，称其为刘歆为了取媚王莽而伪造的新朝之学，即“新学”；认为西汉的今文经学才是体现孔子微言大义的真经，并把孔子说成“托古改制”的素王，称六经为孔子的改制创作之书。康有为还仿效西汉董仲舒的神学说教，奉孔子为教主，把今文经学置于独尊的地位。他的出发点是要否定当时被官方奉为正统的古文经学的思想，并把他所向往的资产阶级国家制度附会于今文经典之中，借以证明维新派要求变君主**为君主立宪的合理性。自从清中叶今文经学复兴，龚自珍、魏源都据《公羊》谈改制，但所论不出“治术”的范围，即方法上的改变；而康有为的改制，才具有较全面的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的意义，其侧重面在“制度”。

就学术而言，康有为治理旧学，不求章句、训诂、名物之末，专求义理；而其所谓义理，又不是理学家的言心言性，而在探讨创制立法的精意，实为思想解放，气魄宏大。但是，他在书中判定《左传》为刘歆伪作，《公羊》为改制之书，并将《论语》、《王制》与《公羊》强通，以及对于《史记》时而引以为证、时而斥之为伪，甚至说《汉书》非班固所作等等，所用考证方法及结论多难以令人信服。连梁启超都说，他与陈千秋从康有为学时，“时时病其师之武断”，“至谓《史记》、《楚辞》，经刘歆羼入者数十条；出土之钟鼎彝器，皆刘歆私铸埋藏，以欺后世。此实为事理之万不可通者，而有为必持之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此其所短也”①。就这方面而言，康有为实开近代臆造历史根据、强使服务于政术的实用主义之先河。

康有为的哲学，首先是“以元为本”的唯心主义自然观，或者说神学世界观。他说，“元为万物之本，人与天同本于元”②。直接运用了董仲舒“元统天地”、“为万物本”的神学命题。康有为把“元”与“道”、“太极”一样都作为超时空的神秘莫测的精神性实体，看成为产生宇宙万物的总源。尽管他也说过“元者，气也”，但他又把“气”纳入和“元”一样的精神范畴。

康有为还视“元”为有意志的人格神，“正”就是它的意志体现。他说，“《春秋》以元之气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境内之治”。构造出一个元——天——王——诸侯——境内之治的世界序列，最终指向有神论。他又把“元”等于“仁”，称“不忍人之心，仁也、电也、以太也，人人皆有之，故谓人皆性善”。并将“仁”看作“万化之海，为一切根，为一切源人道之仁爱，人道之文明，人道之进化，至于太平大同，皆从此出”③。以物我相与、天人相通，全在于“仁”。这与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陆九渊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主观唯心论如出一辙。

康有为虽然接触过西学，对自然科学有肯定的一面，但由于他坚持唯心主义的自然观，又受到中国纬书中的迷信思想、西方基督教宗教思想和康德学说中消极方面的影响，时常援引唯心主义的不可知论。把认识的相对性和有限性绝对化，而把宇宙的无限性看成“不可思议”的神秘。将世界划分为可以认识的此岸世界和不可知的彼岸世界。所以他说，“自元元天以上”，还有“无量数不可思议”的“天外天”①。他的这种神学世界观，与他把孔子说成是代天发言的通天教主是完全一致的。康有为的孔教，实质是有神论的新宗教。

在人性论问题上，康有为早年曾有别于宋明理学，认为先秦告子的人性“无善无恶”说“自是确论”。他把人性看成是对“食味、别声、被色”、“视听运动”的生理本能，属于资产阶级的自然人性论观点。他并且以此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还宣称“无所谓大人小人”之别，主张资产阶级的“人性平等”，进而肯定人们“去苦求乐”乃至追求发财致富的合法权利②，反映了新生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尽管这种人性论带有脱离人的社会性和历史发展，把“人欲”当作“人性”的重大缺陷，但不乏冲击“存天理、灭人欲”的反封建意义。但到维新运动失败之后，他就逐渐放弃了早期的反宋明理学人性论的观点，认为“性者，天赋之知气、神明，合于人身而不系于死生者”，人性被看成一种先验的神秘的永恒的精神属性。更因为他承认了封建等级制的合理合法，于是把人性分为三品。“余固以孟轲言人性善者，有中人以上者也；孙卿言人性恶者，中人以下者也；扬雄言人性善恶混者，中人也”③。

①《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56—57页。

②《春秋董氏学》卷6上。

③《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卷上。

①《诸天讲》卷10。

②见《万木草堂口说》、《长兴学记》。

③《孟子微》卷2。

至此，他的人性论和封建地主阶级的人性论完全合流。

在历史观方面，康有为哲学最大的特点是“变易”观和庸俗进化论。他把《周易》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作为理论张本，将其同进化论融合，并借公羊“三世”（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说，宣传“物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腐；新则活，旧则板；新则通，旧则滞”①的进化观点，认为“变易”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这种历史观与封建主义的信古、崇古、复古思想是对立的，具有进步的意义。

康有为还猜测到了事物的对立、矛盾和发展的某些内容。他沿用传统哲学中的“阴阳”，表达事物矛盾发展的思想。他说：“若就一物而言，一必有两”，“知物必有两，故以阴阳括天下之物理。未有能出其外者”②。又说，“盖太极两仪之理，物不可不定于一，有统一而后能成物，不可不对为二，有对争而后能进”③。应该说这是很可贵的思想，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对旧统治阶级、新学反对旧学的理论概括。

但是，康有为的历史哲学终究是一种庸俗进化论。他把“三世”作无穷划分，“由三世而九世，由九世而八十一世，由八十一世而千万世，至无穷世”④。又说“百世之后，穷则变通，又有三统”⑤。于是历史的发展过程成了始终按部就班、无法“躐等”的机械运行和无限的循环往复。而且还包含着历史命定论的神秘主义色彩，“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有时命运遇，不能强致”⑥。一切都是天命所定，人类社会的历史只是天意的体现。

梁启超说：“有为之为人也，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其在事业上也有然，其在学问上也亦有然。”①其实，这种“万事纯任主观”的强毅，正是新兴资产阶级思想家“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表现，康有为等要从事变革大业，但既缺乏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又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只好无限放大主观的作用，甚至不惜以神道设教来证明自己是“代天发言立义”。

谭嗣同的《仁学》

谭嗣同（1865—1898）的思想来源极为庞杂。他在青少年时期受过旧学熏陶，在甲午战争的刺激下，抛弃了汉宋之学，崇拜王夫之的唯物主义思想，但又未能彻底摆脱孔、孟的“圣人之道”。他曾运用王夫之的“道不离器”说，反对理学的唯心主义，批判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说和佛学的“空寂”，一度表现出唯物论倾向和无神论思想。但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起，他游历南京、上海、天津、北京，先后结识了梁启超，接受了康有为的思想学说；结识了传教士傅兰雅，汲取了一些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经济学说，也受到宗教玄想的影响；随即又与一批提倡佛学的人如吴雁舟、杨文会等往来，思想上开始“沉醉于宗教”，以佛法解释孔、孟，以佛经证西学。在极短的时间内，他接触诸多纷至沓来的思想学说，一时不可能真正鉴别、消化和整合，所以他的思想庞杂是必然的。

①《上清帝第六书》。

②《春秋董氏学》卷6上。

③《论语注》卷3。

④《论语注》卷2。

⑤《孔子改制考》卷9。

⑥《孟子微》卷4。

①《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57页。

其中对讲三纲五常的“名教”、对**君主和封建宗法的弊害，声讨尤其大胆激烈。谭嗣同重视自然科学，希望通过讲西学，大量使用机器以开矿、修路、耕植、制造，使中国富强，但他却又相信孔教，认为中国历史上层出不穷的社会病，正是因为“孔教之亡”才产生的，所以唯有重新大力弘扬孔教，才能使中国得救。“孔教之亡，君主及言君统之伪学亡之也。复之者尚无其人。吾甚祝孔教之有路德”。他指责君主为“独夫民贼”，却又盛赞清帝“圣恩高厚”；他重视科学，却又称科学为“下学”，希望它上达“教务之精微”，实际上是要科学服从于宗教。

“仁”或“以太”被谭嗣同视为哲学上的本体。他说，“仁为天地万物之源，故唯心，故唯识”，“天地间亦仁而已矣”。“仁”不仅不生不灭，永恒存在，而且是“通”（破除）一切“对待”（差别、矛盾、斗争）的智慧和力量之源，他说“平等者，致一之谓也。一则通，通则仁矣”。所以“仁”不仅是万物万事产生的根源，也是人们应当追求的终极目标和理想境界。他在这一点上明显受到康有为的影响。

“以太”是古希腊人提出的假说，它究竟属于物质范畴抑或属于精神范畴，其说一直未定。二十世纪初在相对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电磁学和光学理论，已经否定了这一假说。“以太”的概念经光绪十六年（1890）傅兰雅的《光学图说》传到中国。谭嗣同接受之后，把它理解为存在于人们意识之中的精神概念，变成了“特种灵魂”——“仁”的同义语，是一种无始无终、不生不灭的“奇妙非凡”的东西。他说，“知则出于以太”，“灵魂者，即其不生不灭之知也”。这是基督教的灵魂说、佛教的“一切皆有佛性”的有灵论的仿制品。谭嗣同相信灵魂不灭和轮回因果报应，根源就在这里。

在认识论方面，谭嗣同从“三界唯心、万物唯识”出发，否认物质世界存在的客观性和人的感觉的真实性，认为这些都是虚幻不实的，主张通过“止观”（“定慧”）这种宗教修持方式，得到神秘主义的“知识”。然后去把握超越现实世界的“真理”。由于他崇拜灵魂，轻视实践，所以主张“贵知不贵行”，因为“知”属于“灵魂之事”，而“行”属于“体魄之事”，“行”有限而“知”无限，所以“行不能及知”。他由此寄希望于“心力”，夸大精神的作用，说“心力最大者，无不可为”。他把当时中国陷入“火益烈、水益热”的危机局面称为“大劫行至”，并说“缘劫运既由心造，自可以心解”，即认为中国的灾难是由于中国“人心之多机械”，解救的办法也就在去“机心”而归于“仁”。这显然陷入了谬误。

在人性论问题上，谭嗣同从所谓“以太即性”出发，宣传性善说和抽象的“人类爱”。他说，“谓以太即性，可也”；又说“性一以太之用，以太有相成之爱之能力，故曰性善也”。因为他所谓以太，实际上是灵魂和仁的同义语，所以“以太即性”就陷入了神秘主义和先验的人性论。他以此来论证“灵魂平等”、“人性平等”，并把“相成相爱”说成人的天性，调和社会、阶级和民族的矛盾，称“天理善也，人欲亦善也”。并把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侵略称为“相仁之道”，把资本家的投资设厂称为“博施济众”，幻想人人都能“兼爱”、“慈悲”、“爱人知己”、“视敌为友”，从而造成一个“无国则畛域化，战争息，猜忌绝，权谋弃，彼我亡，平等出”的太平世界。在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他的这种人性论自然犹如梦呓①。

严复的西学介绍及哲学思想严复（1854—1921）是中国近代深入系统地引进西学的第一人。他从14岁起在海军学堂学习英语和驾驶技术，较多地了解到近代自然科学，24岁时留学英国，为时将近3年，又系统地接受了西方近代的社会科学知识。他的思想理论，主要是受到西学的影响。

在维新运动逐渐高涨的光绪二十一年（1895），严复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和《辟韩》等震动一时的政论。随后着手介绍西学，从光绪二十四年到宣统元年（1898—1909），先后出版了《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名学》、《名学浅说》和《法意》等书。通过这些文章和译著，严复系统地表达了他的社会理想和哲学观念。

严复最先介绍的是进化论。他在《原强》中就宣扬了达尔文的学说，接着译出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宣传变化、竞争、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稍后，他又传播了十六至十八世纪欧洲自然法学派的一些政治、经济、法律的观点，诸如卢梭的天赋人权思想，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理论等。并以此为武器，对中国旧学展开批判。他认为旧学的三个部分，即宋学义理、汉学考据和辞章，都是“无实”、“无用”的东西，应该统统抛弃①。尤其是批判了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斥之为非牛非马，指出“牛有牛之体，有牛之用；马有马之体，有马之用”，“未闻有牛之体有马之用”。即是认为中学和西学各有自己的体和用，中国要想不触动封建**之体，而辅以西方科技之用，就不可能真正富强。他称赞西学是“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②，中国必须全面地学习西方。

如果说，康有为、谭嗣同的变法思想，主要是以改造传统文化的形式出现，因而不自觉地陷入原教旨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而严复的变法思想则直接来源于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他运用的思想武器，主要是与进化论相联系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及与之有关的经验归纳法。所以，他对旧学的批判达到了一种新的认识论、方法论的高度。他认为，旧学之所以无用，是因为它不是从考验事实出发，而是从僵死的文字记载或微言大义出发的，他称古书成训是“心成之说”，不足以成为理论的前提依据，“旧学之所以多无补者，其外籀（演绎法）非不为也，为之又未尝不如法也，第其所本者，大抵心成之说，持之似有故，言之似成理。媛姝者以古训而严之，初何尝取其公例而一考其所推概者之诚妄乎？此学术之所以多诬，而国计民生之所以病也”③。他强调理论必须是由“内籀”（归纳法）从许多个别、具体的研究之后得出的“公论”，这才符合“科学”。严复正是据此对封建社会晚期最有代表性的陆王之学展开批判，视之为“心成之说尤多”的典型，斥其“师心自用”、“强物就我”、“向壁虚造，顺非而泽”。①严复在自然观问题上，看到了宗教和科学的对立。他说：“大抵中外古今言理者不出二家。一出于教，一出于学。教则以公理属天，私欲属人；学则以尚力为天行，尚德为人治。言学者期于征实，故其言天不能舍形气；言教者期于维世，故其言理不能外化神。”②在科学与宗教的对立中，他站在科学一边，反对宗教的唯心主义，称赞“自达尔文出，知人为天演中一境，且演且进，来者方将。而教宗抟土之说，必不可信”③，否定了宗教的创世说。他在《天演论》中还介绍了古希腊的原子论和辩证法思想，批判旧学中的形而上学。还运用自然科学的“质”和“力”的概念描述万物的存在和相互关系，“大宇之内，质力相推，非质无以见力，非力无以呈质”④。严复正是基于这种科学的自然观，肯定了中国古代荀况、柳宗元、刘禹锡的唯物主义哲学观点，并相信人类能够依据科学，“安治”社会。

但是，严复在一开始宣传进化论的时候，就无视人类社会发展具有与生物进化不同的规律，陷入社会达尔文主义；并因此否定社会的质变，信奉社会改良论。所以在宣传天赋人权、批判封建君主**时，也没有得出废除君主的结论，理由是“其时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①。同时，作《天演论》（英文原名应为《进化论与伦理学》）的赫胥黎就自称为不可知论者，严复除受赫胥黎影响外，还受笛卡尔、康德的二元论，以及资产阶级实证主义的影响，因而宣称对经验之外的东西，只能存而不论，甚至说朱熹、陆象山以至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庄子的“心止于符”，“皆不可轻非”。他一方面承认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一方面又称“理至见极，必将不可思议”②，视事物和现象的本质为不可知。唯心主义仍在他的思想中保存着一定的地位。

进入二十世纪初，严复虽仍在继续介绍西学，希望“破旧学之拘挛”。

但又声言将西学“与旧学相辅为教”。于是他陷入了在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革命派之间的两面作战。他在光绪三十年（1904）翻译了孟德斯鸠的《法意》，就是一方面继续批判封建君主**制度，一方面又宣传君主和国民应该共同对**之弊负责，反对当时革命派的行动，向梁启超的“开明**论”靠拢。其后，他继续翻译的《群学肄言》和《群己权界论》，都旨在强调无过无不及的折衷主义。又评点《老子》和翻译甄克斯的《社会通诠》，前书把自由解释为“物各得其所自致”。以黄老之学的“无为”为“民主治道”；后书则强调社会发展程序，告诫人们对于变革“必俟层累之蜕化”，“不能躐等”，实质是主张取消民主革命。到了辛亥革命之后，他就完全蜕变成为复古主义者。

①以上引文全出自《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①《救亡决论》，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4页。②《原强》，《严复集》第1册，第11页。

③《〈穆勒名学>按语》，《严复集》第4册，第1047页。

①《救亡决论》，《严复集》第1册，第44页。

②《〈天演论〉卷下论十六案语》，《严复集》第5册，第1395页。

③《〈天演论〉卷上导言一案语》，《严复集》第5册，第1325页。

④《译〈天演论〉自序》，《严复集》第5册，第1320页。

①《辟韩》，《严复集》第1册，第34—35页。

②《〈穆勒名学〉按语》，《严复集》第4册，第1040页。

梁启超的新学和哲学思想

梁启超（1873—1929），早年接受正统的传统教育，在十**岁时开始接触西书，此后又受到康有为、夏曾佑和谭嗣同的思想影响，他的“新学”就是以上述三者为基础，通过自己汪洋恣肆、生动活泼、感情充沛的风格表现出来。他的时论、“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新史学”等主张，都贯穿着要求思想解放的精神，但又呈现出庞杂多变的特征。

从大体上看，梁启超的学说，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以前主要是依据公羊学的变易观念，结合历史与现实，以政论和时评的方式宣传维新变法，抨击封建**和社会上麻木不仁、因循守旧的心理，属于那个时代的先进思想理论。光绪二十八年以后，他不再谈“伪经”和“改制”，而是写下了大量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经济学和社会政治学的文章，如介绍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说、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斯宾诺沙、培根、笛卡尔、康德的学说。此举一方面仍然具有思想启蒙的价值，但又有借西学抢占舆论阵地、抵制革命思潮，以及扭曲某些西方思想并将其与唯心主义的理学、心学相糅合的消极性。在传统经学方面，梁启超摒弃了康有为神化孔子为通天教主的粗鄙宗教形式，而用资产阶级文明来装扮孔子，称其为“无迷信、无礼拜、不禁怀疑、不仇外道”，本质上是属于自由而非**的学说，从而断言“孔教无可亡之理”。“文明愈进，则其研究之也愈要”①，极力为**思想的代表学说争取保留合法地位。他还写了于此后影响颇大的《新民说》，既讴歌“自由之神”，主张“取数千年横暴混浊之政体，破碎而齑粉之”，又将中国“积弱”的原因，归结于国民的“愚昧落后”、“道德衰败”和缺乏“国家思想”、“权利观念”、“自治能力”等等。宣传德国资产阶级的国家主义学说，称“我中国今日所最缺点而急需者，在有机之统一与有力之秩序，而自由、平等直其次耳”①。可见，庚子事变后梁启超对中国传统学术的发挥和对西学的引进，主要是服从于尊孔保皇、对抗民主革命的宗旨。梁启超的哲学是儒学、佛学和西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混合。戊戌政变后不久，他曾就世界的本原问题复述了佛学“境由心造”的观点，说“天下岂有物境哉？但有心境而已”②，这当然也是陆王之学“心外无物”的简单承袭。稍后在光绪三十年（1906），他又通过日本给中国输入了马赫主义哲学，他说：“盖言宇宙一切事物，其真有真无不可知，不过我见之为有故耳。若无我，则一切现象或竟不可得见。是与我相缘也，相缘故不能为绝对的存在，而只能为相对的存在也”③。把客观事物说成是我的感觉的产物，就是马赫主义的最纯粹的唯我论。

在认识论上，梁启超否认实践第一的观点，认为先有思想和理论，然后才有“事实”和“实事”。

①《保教非所以尊孔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57页。

①《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第69页。②《自由书·唯心》，《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第45页。

③饮冰译：《小野冢〈国家原论>注一》，《新民丛报》第74期。

他说：“思想者，事实之母也。欲建造何等之事实，必先养成何等之思想”。④他由强调思想理论的能动作用，到完全颠倒了实践和认识的关系。因此他也赞赏王守仁的“致良知”说，认为王学“提出致良知为唯一之头脑，是千古学脉，超凡入圣不二法门”，“今日学界独一无二之良药”①。他还宣传康德唯心主义的先验论，视康德哲学也是“以良知说本性，以义务说伦理”，而“阳明之良知，即康德之真我，其学说之基础全同”。康德的“真我”，就是先验的道德律令，梁启超将其与“良知”所包含的纲常伦理观念相沟通，借以攻击“小人无忌惮之自由，良心为人欲所制，真我为躯壳之我所制”②，抵制革命派所宣传的民主和自由。

梁启超的唯心主义还表现为英雄史观。他说：“世界者何？豪杰而已矣。舍豪杰则无有世界。”③又说：“世界果借英雄而始成立乎？信也。吾读数千年中外之历史，不过以百数十英雄之传记磅礴充塞之，使除出此百数十之英雄，则历史殆黯然无色也。”④不过梁启超在宣传“英雄固能造时势”的同时，也说“英雄与时势互相为因，互相为果”，“时势亦能造英雄”⑤。他还强调英雄豪杰须有“服公理”、“达时势”的特征，以与民众相一致，使“豪杰之公脑即国民之公脑”⑥。他也运用进化论的观点看待英雄与群众的关系变化，认为英雄是“人群未开化之时代”的产物，以后“文明愈开，则英雄将绝迹于天壤”，只有“人民不依赖英雄之境界，然后为真文明”⑦。这些观点明显带有折衷主义色彩，但较之地主阶级的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英雄史观有明显的进步。不过联系到当时中国的实际，梁启超就感到中国“民性之缺点，不下十百”①，因而还是要依靠康有为和他自己这样的英雄豪杰来“整顿乾坤”。

章太炎对旧学的总结批判及哲学思想章太炎（1868—1936），青年时代曾受业于晚清朴学大师俞樾，打下了坚实的古文经学根柢，被视为“治经甚精”而又通“经世之理”的“真通经术者”。甲午战争之后，他广习西学；在因“苏报案”系狱期间，又开始习佛学，以后以佛学会通老庄和儒学，一生之中学术思想变化较大。

章太炎早年治经，重点放在《春秋》及《左传》。他继承并发展了章学诚“六经皆史”的思想，把被历代封建统治者奉为神圣教戒的儒家经典视为“记事之书”，把孔子与司马迁、班固、刘歆等史学家并列，这与视孔子为素王和教主，以《春秋》为改制之书的康有为，在学术上是不同的。但由于章太炎认识到维新变法的进步意义，所以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以前，并未直接与康有为论难。

④《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12页。

①《德育鉴·知本》，《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六，第24页。

②《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第63页。③《自由书·豪杰之公脑》，《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第33页。

④《自由书·文明与英雄之比例》，《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第84页。⑤《自由书·英雄与时势》，《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第10页。

⑥《自由书·豪杰之公脑》，《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第34页。

⑦《自由书·文明与英雄之比例》，《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第85—86页。①《新民说·论毅力》，《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第102页。

他的第一本学术兼政论的文章结集《訄书》，在政治上宣传变革，哲学上肯定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并以此作为标准，初步总结评价了对中国历史有过较大影响的人事和学术思想。《訄书》有初刻本和重订本之别，前书宣传社会改良，与康、梁的尊清、崇孔、改制相离而不相反；后书则通过修订，公然排满，提倡民主革命，对改良主义多所批判，以“光复旧物”为资产阶级革命号召。

光绪三十一年（1905）以后，章太炎在《民报》、《国粹学报》上发表的文章，一方面继续批驳改良派“以事实徇主义”、歪曲经史以为尊孔保皇服务的经史之学；一方面强调从经史中发掘民族性、民主性的意蕴，作为排满反帝的思想材料，并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诸子学略说》等文章中对孔子的学说和道德展开尖锐批评。由于章太炎具有坚实的经史学基础，坚持“无征不信”的谨严学风，并将其经史研究服从于正确的革命方向，做到了“求是”与“致用”的初步统一，因而在当时思想界造成了极大影响。但是与此同时，章太炎开始主张建立以法相唯识宗为主的“新宗教”，希望以此培植人们的“革命道德”和无畏精神，抵御帝国主义侵略和反抗封建主义压迫，结果却使自己转向了“一切唯心”的虚无主义。

在此后10年左右的时间内，章太炎在学术上依然有所发展。他一方面沿着“朴学”的治学路径，写了《国故论衡》（包括《小学答问》、《文始》和《新方言》），探究和总结传统学术；一方面以佛学解释老庄，以社会学解释《周易》。1915—19年他口述《■汉微言》，力图会通古今中西华梵之学，但多调和之说、悲观之情，方法上有时也失之牵强。晚年，章太炎重谈《春秋》，兼及治《礼》，继续阐发“夷夏之辨”、“经国宁民”、“修己治人”的意义，但却是应用于抵抗日本侵略、也对抗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两个难以协调的目标。章太炎作为古文经学家在近代的代表人物，对历来治经者粗鄙的神学目的论、反动的政治功用论和陈腐的伦理劝教论，曾有所批判；对神怪、附会、考据等陈旧的治经方法有所突破，将传统文化向近代推进了一大步。

章太炎的哲学思想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以《訄书》、《菌说》和《视天论》为代表。在继承中国古代朴素唯物论的基础上，吸收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知识，阐述了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认识论，进而又在中国传统“名学”的基础上，摄取西方形式逻辑和印度因明术，丰富和提高了自己的逻辑性。首先，章太炎肯定世界由物质构成，“空不足持世，惟实乃可持世。”①并认为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是原子（阿屯）。对康有为、谭嗣同把精神性的“以太”、“仁”、“不忍之心”、“性海”作为世界本原的唯心主义提出批评，否认有超越天地万物的“仁”和“性海”。他援引细胞学说，认为细胞是生命的基本结构，称“今夫庶物莫不起于细胞然非有神宰畀之矣”②。他还肯定世界的发展是由于物质力的运动，如在宏观上他肯定各个天体因摄力和斥力的相互作用而“浮行太空”，而“以己力绕本轴，以摄力绕重心”③；在微观上认为构成物质的原子由于内部引力和斥力的相互作用，不断处于分解和结合的运动状态，“相易相生相摩”④，由此出现运动和变化。

①《实学报叙》，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8页。②《〈菌说“嫔*1981年版，第82—83页。

③《视天论》，姜义华，朱维铮编注：《章太炎选集》，第43页。

④《菌说》，姜义华、朱维铮编注：《章太炎选集》，第63页。

在认识论方面，章太炎信仰感觉来源于物质的反映论，说“知识之全体。亦不能出乎官骸之外”⑤，他把荀子的以目辨色、以耳辨声、以舌辨味等“缘天官”的认识论称为“天下之公言”，而将视客观事物为主观幻化的唯心论叫做“一人之私言”⑥。到写作《訄书》时，章太炎又进一步认识到仅仅依靠感觉是不够的，曾批评颜元哲学的经验论局限，“概念抽象之用少”①，忽视了逻辑的作用。他还认为中国文化虽然历史悠久，但由于士人不能“‘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决’，言无分域，则中夏之科学衰”②。他于是以荀子、墨子的逻辑学理论为基干，结合西方和印度的逻辑学，力图建立自己的逻辑学体系，以克服王守仁“致良知”的唯心论与颜元经验论的失误，使人求得真知。

章太炎否认鬼神，反对宗教神学。他认为鬼神之说，是由于人们不能对自然现象作出科学解释而杜撰的欺人之谈。他用近代的自然科学知识，称人死则“淡、养炭、轻诸气、盐、铁、燐、钙诸质，各散而复其流定之本性，而人之性亡矣”③。他以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来说明人体的形成，用拉马克的“用进废退”解释动物器官的变化，部分地说明了客观环境和实践与人群进化的关系，并向人们宣传：应该重视科学，正视民族危机，开动大脑机器，才能不断争取生存，争取进步。为了直接反对帝国主义的精神奴役，他还写了《无神论》，运用形式逻辑的推理证明基督教上帝创世说和上帝“全知全能”的谬误。当然，章太炎仅从形式逻辑入手批判基督教神学，不可能深刻揭示其实质。

如果说章太炎在政治上的落伍是在辛亥革命之后，那么他在哲学上向唯心主义的转变则更早。光绪三十二年（1906），他就提倡建立法相唯识宗的新宗教。他说，“今之立教，惟以自识为宗。识者云何？真如即是惟识实性，所谓圆成实也”①。他把“识”（精神、观念）看成唯一真实的存在，把物质世界看成“识”变现出来的假象。还引证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把“自我”看成一切的发端。他虽然强调“自贵其心，不以鬼神为奥主”②，但这种精致的唯心主义与形式粗鄙的有神论具有同样的本质。他并且由这种“一切唯识”的唯心主义出发，取消主观与客观的对立，化解一切差别和矛盾，终于形成“万物一齐”的相对主义，主张消泯彼此、是非、大小、文明野蛮的界限，达到“物亦非境，识亦非境，则有无之争自绝”的境界③。这些虽然不乏代表弱者追求解放和“一往平等”意愿的倾向，但更主要的还是体现了中国小资产阶级由于力量弱小，因而转向在精神世界中通过淡化矛盾、麻痹斗志、以求得虚幻的自由平等的精神状态。

⑤《菌说》，姜义华、朱维铮编注：《章太炎选集》，第70页。

⑥《后圣》，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37页。

①《訄书·颜学》，《章太炎全集》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2页。②《訄书·王学》，《章太炎全集》第3卷，第148页。

③《菌说》，姜义华、朱维铮编注：《章太炎选集》，第68页。

①《建立宗教论》，《章太炎全集》第4卷，第414页。

②《答铁铮》，《章太炎全集》第4卷，第369页。

③《齐物论释》，《章太炎全集》第6卷，第4—57页。

孙中山的进化论思想、知行学说和民生史观

孙中山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④。他不仅创立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政治理论纲领——三民主义，而且他的哲学思想同样产生过巨大影响。

孙中山的世界观，主要受到欧洲十九世纪实验科学的影响，认为“凡真知特识，必从科学而来也。舍科学而外之所谓知识，多非真知识也”①。西方自然科学的归纳、比较、观察和实验等手段，对他的思想方法起了哺育作用，使他认识到科学就是“主张用观察和实验研究万事万物的学问”②。并据此划分科学知识和宗教迷信的界限，说“科学的知识，不服从迷信，对于一件事，须用观察和实验的方法，过细去研究”，而宗教则“专是服从古人的经传”，“古人所说的话，不管他是对不对，总是服从，所以说是迷信”③。孙中山终生反对封建迷信的“天数气运”之说，认为只要掌握了科学，“人事可以胜天”。从实验科学方法论出发的思想，使他自发地倾向于唯物主义。

进化论作为一种自然哲学观点，就是在同宗教神学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斗争中形成的。正因为这样，孙中山推崇进化论，认为它的出现使“世界思想为之一变”，“由是乃知世界万物皆由进化而成”④。他认识到历史发展有其内在的必然性，“文明进步是自然所致，不能逃避的”。这种观点虽还缺乏具体的分析作为依据，但他将进化论与革命主张联系起来，论证了民主革命的合理性，并驳斥了资产阶级改良派把进化论与渐进论结合、反对革命的主张，批评他们“是不知世界的进步，不知世界的真文明”⑤。

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的进化论的自然观继续发展。他以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等科学知识，阐述从宇宙到人类社会的物质世界的自然发展过程，论证“天地万物皆由进化而成”，进化是“自然之道”，并把客观世界分为“物质进化”、“物种进化”和“人类进化”三个时期。对于物质进化，孙中山沿用了“太极”、“以太”的概念，但认其为物质的而非精神的“气”，指出宇宙的形成和发展，是源于“以太”的运动和变化。这种宇宙发展观与形而上学的宇宙静止观是相对应的。

对于物种进化，孙中山创造出“生元”说，“由生元之始生而至于成人，则为第二期之进化。物种由微而显，由简而繁，本物竞天择之原则，经几许优胜劣败，生存淘汰，新陈代谢，千百年而人类乃成”。他所说的“生元”，指的是“生物之元子”，“生物之元子，学者多译之为细胞，而作者今特创名之曰生元，盖取生物元始之意也”①。他把原生生物的出现看作是自然界长期发展进化的结果，而人又是这种生物进化的结果。

孙中山运用进化的自然发展观来说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进化、无限发展的过程的产物，落脚点是鼓励人们顺应历史的发展，不断革新，不断前进。他说：“因为讲地球的来源，便由此可以推究到人类的本源人类庶物由二十万年以来，逐步进化才成今日的世界。现在是什么世界呢？就是民权世界。”②最终是要说明民主革命是不可抗拒的潮流。

进化论本身不可能真正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十八至十九世纪实验科学的经验论也有明显的局限性。所以，孙中山的唯物主义观点是自发的、不彻底的和机械的。例如，他接受了当时细胞学说方面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把有机体看作是细胞的机械组合，于是认为细胞——“生元”是一种“有知觉灵明”、“有动作思为”、“有主意计划”的精微神妙的东西，将其理解为物质和精神合一的“基本机体”①，这就带上了二元论的色彩。因为孙中山的进化论和自然科学经验论在对世界的物质性的认识上始终是直观的和表面的，因而最终在论述到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时，就产生了含混和动摇，可以说他未能完全摆脱唯心主义的思想影响。

孙中山在革命屡遭挫折之后，于1918年写《建国方略》时，认为革命失败是由于党人在思想上“信仰不笃，奉行不力”，而这种思想错误又是由于中了传统的“知之非艰，行之惟难”之说的毒害，于是提出了“知难行易”说。他从革命的需要出发，寻求认识论的武器，冲破了宋明理学家以神秘的内心体验为“知”、以封建道德践履为“行”的唯心主义和伦理原则，而且直斥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与真理背驰”，“不合于实践之科学”②，反映了他对封建传统观念的批判精神。

“知难行易”说的积极意义在于指出人获得知识必须经过“行而后知”的阶段，肯定了“先有事实，后有言论”的唯物主义认识论，这是对“知先行后”的唯心主义先验论的批判。高度重视“行”的作用，把“行”看作是人类获得知识的前提和进步的原因。对于知行关系，他作过这样的概括：“其始则不知而行之。其继则行之而后知之。其终则因已知而更进于行。”①把人类的知识进步看成行知相长过程。

孙中山把人类进化和知识的发展直接联系起来。他说，“世界人类之进化，当分为三时期：第一由草昧进文明，为不知而行之时期；第二由文明再进文明，为行而后知之时期；第三自科学发明而后，为知而后行之时期”②。这种机械的阶段划分当然不尽科学，但他主要表达的是知识文明是人类进化的产物，知是从行产生的，而不是受之于天赐神启或人类与生俱来的东西。他曾以多种科学技术的发展史为例，论证科学知识的获得有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强调“要研究宇宙间的道理，须先要靠事实，不可专靠学者的言论”③。他所说的事实，带有经验论的狭隘性。但他能根据事实和经验发展自己的认识，他的政治主张能随时代潮流而进步，正是源于认识上的这种积极倾向。但是，孙中山的知行观也有二元论的因素。他对“行”的理解是直观的形而上学的，虽然其中也包含着生产活动、政治活动和科学实验的意义，但仍然限于孤立、抽象的人的个体活动，没有上升为人类整体的社会实践，从而离开了人的社会性及其具体的历史发展，这样来讨论知行问题，不能最终揭示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

④《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2页。①《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00页。②《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30页。

③《在广州全国青年联合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3页。④《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94—195页。⑤《在中国东京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81页。①《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95、3页。②《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56页。

①《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3页。②《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0页。①《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99页。②《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00页。③《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66页。

当孙中山在强调“不知亦能行”时，就把行与知截然对立起来了，那么这种“不知亦能行”的“行”，就几乎成了纯粹生物学上的本能行为，根本不是人类具有自觉的能动性的“实践”，而且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并没有纯粹的“不知而行”和“知而后行”的阶段。孙中山把“行”与“知”机械地分割开来，亦难免知行分裂的二元论错误。于是有时强调“行”，而停留在感性的经验论阶段；有时又夸大“知”的作用，认为“心”是“万事之本源”，“心之作用大矣哉”①，表现出混乱和自相矛盾。

由于孙中山哲学思想上的二元论倾向，所以不能把认识来源于实践的观念贯彻始终。他一方面认为，“人不能生而知，必待学而后知”②，一方面又把人分为先知先觉者、后知后觉者和不知不觉者三类。把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视为无知的追随者，这既源于认识论上的二元论倾向，也有阶级的偏见。孙中山用进化论的发展观来观察历史，把人类社会看作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草昧进于文明的自然过程，相信人类社会会越来越光明进步，并认为社会生活和政治制度的变革，完全是符合规律的行为。他从地球的形成、物种的进化来证明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性，强调社会的发展有着一种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而且这种趋势不是来自“天意”和人们的“心力”，而在于社会本身。因而进步和革命的事业虽然有时遭到挫败，但最终会得到成功。

然而，社会历史现象不完全同于自然现象，它贯穿着人类有意识的活动。孙中山指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但在深入探讨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时，观点却不能说全然科学。他认为，“人类求解决生存问题，才是社会进化的定律，才是历史的重心”，“民生问题才可说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③，这就是所谓“民生史观”。

孙中山曾解释“民生”的含义：“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①，包括了社会经济生活和人们对生存、生活的欲求。这表明孙中山具有从社会经济生活中寻求社会进化的动因、力图用人类的物质生活状况说明历史发展的意向，因而接近于唯物主义；但是孙中山又离开了特定的社会历史内容，虽然看到了生产斗争于社会发展的意义，却没有看到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对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把历史发展的重心归结为人类求生**的主观领域之中。尤其是他强调“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②，而阶级斗争“是社会当进化的时候所发生的一种病症”③，是兽性“尚未能悉行化除”的表现④，明显地脱离了人的社会性。他把国家看成是人类的“互助之体”或“人之积”，把民族思想说成“根于天性”，把政治叫做“管理众人之事”，把政权称为“管理众人之事的力量”，凡此种种，都可以看出孙中山未能摆脱抽象的人性论的影响。

①《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59页。②《上李鸿章书》，《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8页。

③《三民主义·民生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65、371页。①《三民主义·民生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55页。

②《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95页。③《三民主义·民生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69页。

④《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96页。

第二节 史地之学和考古学

清中叶的稽古之学，在乾嘉学风和“盛世”表象的笼罩下，学者们主要致力于校勘前史文句，订正或补充前史所载史料，以及编纂方志、谱牒诸方面，史地之学虽有发展但缺乏创造性开拓，倾向于“内”（在原有史著之内和中原之内）的“毛举细故”。鸦片战争之后，由于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加剧，经世致用的学风兴起，史地学家的视野逐步开扩，其思想观点、研究方向都发生了某些变化，一部分人首先从考校补正前史的范围内解放出来，研究与现实联系紧密的当代史地、边疆史地、乃至世界史地一时成为风气。若干与当代政权直接联系的课题，如明末清初史，也有人加以研究。

近代史学的发展可以分为两阶段。在直至维新运动时期的第一阶段内，虽然研究范围有所扩大，在史著的观点和体例上也有一些变化，但没有根本突破传统的形式，作为史学家灵魂的社会历史观，还没有达到完全崭新的高度，所以第一阶段的史学，只能说是传统史学的终结与改革，它孕育着资产阶级近代新史学的萌芽，但还不是新史学本身。

龚自珍、魏源的史学思想和史地著作龚自珍和魏源都受到今文经学的巨大影响，因而都曾运用《公羊传》的“三世说”，表达他们变易的社会历史观。在他们看来，当时中国社会已是处于“衰世”或曰“末世”，只有改革才能自救。他们的史学就是为改革服务的史学。

龚自珍在史学理论上有一定建树。他提出，“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即主张通过历史研究了解社会变化之道，这就是治史的最高目的。为此，他对治史的方法提出较高的要求，认为史学家不仅要记录史事和评判是非善恶，必须“善入”和“善出”。“善入”就是要深入到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制度等各个领域的深层；“善出”即是“出乎史，入乎道”①，了解其所以然，并把握社会变化的规律。他还认为学术与治理密切相关，“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②，尤其强调史学有关于国家的盛衰存亡，因为它在培育人们的爱国心和民族自尊心以及造就人才方面，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他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③，以证明史学的巨大功用。为了发展史学，他提出了“史之才”的标准：“识其大掌故，主其记载，不吝其情。上不欺其所委贽，下不鄙夷其贵游，不自卑所闻，不自易所守，不自反所学”。认为那些媚于当道，求宠求禄，“徒乐厕于仆妾、俳优、狗马”的人，是无论如何算不上“史之才”④、无法胜任史职的。

龚自珍的史学著作不多，代表作是《蒙古图志》，为图28、表18、志12，表、志之前都有序文。梁启超称之为“深通史裁之作品”⑤。

①《尊史》，《龚自珍全集》上册，第81页。

②《乙丙之际著议第六》，《龚自珍全集》上册，第4页。

③《古史钩沉论二》，《龚自珍全集》上册，第22页。

④《古史钩沉论四》，《龚自珍全集》上册，第28—29页。

⑤《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五，第322页。

另有《北路安插议》、《西域置行省议》，注重西北边疆问题，是历史、地理与现实政治的结合之作。梁启超称其“言新疆事颇中窾要”，而且40余年后清政府在新疆的行政措施正如龚自珍当年所言。

魏源虽然也和龚自珍一样，没有完全摆脱“三世”循环论的束缚，但却强烈地反对复古。他说，“五帝不袭礼，三王不沿乐”，批判留恋古昔、食古不化的陈腐观念，认为新陈代谢是必然之势，所以“天有老物，人有老物，文有老物”①，把社会历史看成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因而“天地”、“祖宗”、“圣人”都“必当自变”②。他高度重视史学家的修养，强调史学家必须树立历史客观性的观念，要尽力占有历史资料，并注意从中探寻出历史规律——“道”，不媚不诬，努力做到“于局中而具局外之识”③，以使史学能更有效地作用于现实社会。

魏源的史学著作很多，主要有《明代食兵二政录》（道光七年，1837）、《圣武记》和《道光洋艘征抚记》（道光二十二年，1842成书）、《海国图志》（有五十卷本、六十卷本和百卷本，分别成于道光二十二、二十七年，咸丰二年，1842、1847、1852）和《元史新编》（咸丰二年，1853成书）。《圣武记》和《道光洋艘征抚记》是魏源的当代史著作。前书采纪事本末体裁，叙述清朝历代武功，诸如清初建国，消灭明朝政权，平定三藩，征服蒙古、准噶尔、厄鲁特、回疆、西藏等处，清皇朝与俄国、朝鲜、缅甸、越南的关系，镇压苗民、白莲教、天理教等起义以及统一台湾等重大事件。意在总结历史经验，既以皇朝政权的赫赫武功激发举国上下的抵抗外来侵略的决心，也如实揭示清朝政权由盛转衰的历史过程。书中对“士大夫不讨掌故，道听途说，其究至于贻误于国家”；对于“吏饕民困”、“财用不足”、“人材不竞”、“令不行于境内”的社会危机；以及战争中战和不定、调度失宜、将骄兵悍、纪律败坏、赏罚不明等**现象，均有分析批评。后书则完整地记载了鸦片战争的全过程，总结了中国在战争中失败的经验教训，尤其对统治集团中的投降派加以揭露，锋芒直指道光帝、穆彰阿、琦善、奕山等人。对林则徐、邓廷桢等抵抗派和爱国官兵予以热情肯定，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书中还提出了“师夷长技”的纲领，并具体建议采取开办造船厂“以整水师之武备”的措施。

《海国图志》是历史、天学、地学、科技和时政的综合著作，精华在第一部分《筹海篇》。这部书总结了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中国应采取的补救措施：如严禁鸦片、广开贸易、兴办工厂、加强海防和讲求养兵练兵之法，从而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纲领系统化。书中其他部分分别介绍了世界各国史地和政情，对英、法、美、俄介绍尤为详细。此外还选载了与鸦片战争有关的档案材料及林则徐组织编译的国外情报资料；收集了西方关于船炮、水雷、望远镜、测量器具的技术资料，附有图表和数据。最后是关于天学和地学等有关自然科学知识，可谓当时的百科全书。《海国图志》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写作目的，表现了作者在了解世界情况和更新观念上的巨大突破，开创了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新风，对此后中国的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①《默觚下·治篇五》，《魏源集》上册，第48页。

②魏源：《书古微·甫刑篇发微》卷11。

③《默觚下·治篇十六》，《魏源集》上册，第79页。

魏源在编撰《海国图志》的过程中，牵涉到元史，于是取《元朝秘史》、《蒙古源流》加以研究，参以邱处机《长春真人西游记》、刘郁《西使记》和历代西域传记，写成《元代西北疆域沿革图》、《元代征西域考》及《元代北方疆域考》，最后在此基础上写成《元史新编》。《元史新编》对明代官修《元史》作了正误补阙、删繁弥陋的工作，在体例上改变旧史一人一传的形式，而传以类从。这部书对后来的元史和西北史地研究，具有相当影响。其他有关鸦片战争的史地著作与魏源同时或稍后，还出现了其他一些有关鸦片战争的著作，其中较著名的有梁廷枬的《夷氛闻记》、夏燮的《中西纪事》和徐继畬的《瀛环志略》。梁廷枬（1796—1861），参加过广东的禁烟活动和人民群众抵抗英军侵略的斗争，他参考了《道光洋艘征抚记》的早期抄本《夷艘寇海记》，写成《夷氛闻记》。该书的主要价值在于保存着较多的广州三元里抗英活动和广州升平社学组织活动的第一手资料。但作者的识见显然不及魏源，他反对“师夷”，认为这有失国体之尊严。

夏燮（1800—1875）的《中西纪事》，是根据当时流传的奏稿函札、条约章程、新闻报纸等资料整理而成的。该书所记，始于早期通商，迄于咸丰十年（1860）中英、中法签订的《北京条约》，对于两次鸦片战争的经过、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交涉，均有详细记载。揭露了英、法、美、俄的侵略罪行，歌颂了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事迹。也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历史资料。

徐继畬（1795—1873）与魏源编纂《海国图志》同时，开始编撰《瀛环志略》，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成书。由于他在鸦片战争前后正在广东、广西、福建任职，与外国人有所接触，学到了一些外国史地知识。《瀛环志略》载地图42幅，对世界五大洲近80个国家作了介绍，内容包括地理位置、历史变迁、政治经济、风土文化等等，而重点放在亚洲、欧洲和北美洲。书中地图绝大部分由西方地图册中采集，绘制精确。叙述则侧重于近世，兼及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神异之说则摒弃不取。这部书后来对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和日本的影响，仅次于《海国图志》。

边疆史地和元史研究的发展鸦片战争使“天朝上国”的清帝国大损威严，不仅东南沿海门户被打开，西南、西北和东北边疆的危机也渐引起有识之士注意。加上明代官修《元史》潦草芜秽，尤其是元朝奠都燕京之前四朝（太祖、太宗、定宗、宪宗）事迹概付阙如，清代史学家一直有志于勘治元史。此外还由于一些被流戍西北的官吏、士人的实地见闻感受，增强了他们研究边疆史地和元史的兴趣，使得这方面的学术出现了长足的进展。

姚莹（1785—1853）的《康輶纪行》是西南边疆研究的代表之作。这位爱国官吏在鸦片战争中任台湾兵备道，曾有效地抗击了英军，但事后却遭诬陷贬官，罚往四川和西藏。他饱含爱国热情，从事调查研究，“就藏人往西事”，写成记述我国西藏地区以及印度、尼泊尔以至美、俄等国有关情况的《康輶纪行》。在四川时，他就对英国侵略者在西南的贩烟活动路线作了调查，到西藏后又详细调查了印度、尼泊尔的进藏路线，并将西藏境外各国地形绘制成图。他尤其关注英、俄有关情况，认为英国有“长驱入藏”的野心，主张利用二者的矛盾而采取“制驭”方略。书中不仅详载进藏路线、距离，也介绍了西藏的民俗、生活、宗教等问题。姚莹对西南边疆情形的调查和研究，在当时是首屈一指的。

这阶段的边疆史地和元史研究，除前述魏源的《元史新编》之外，首先是曾官湖南学政、后因事遣戍伊犁的徐松（1781—1848），得以实地勘察西北边地，写出了《汉书西域传补注》、《西域水道记》和《新疆识略》。接着张穆（1805—1849）曾校订《永乐大典》中的《皇元圣武亲征录》和祁韵士的《西域稀地》、《藩部要略》，并研究俞正燮的《俄罗斯佐领考》，写出了《俄罗斯事补辑》、《北魏地形志》和代表作《蒙古游牧记》。

《蒙古游牧记》的写作，是因张穆有感于“内地各行省府厅州县皆有志乘，所以辨方纪事，考古镜今独内外蒙古未有专书”，人们难以系统了解蒙古情形。该书在编纂上沿用了史志体裁，但根据蒙古族“以畜牧为主，不常厥居”的生活方式，以历史上各盟、旗为单位，“因其部落而分记之”。记叙各部情况时，首叙封爵功勋，继考古今舆地及山川城镇的沿革，终言会盟贡道。取得了“缀古通今，稽史籍，明边防，成一家之言”的效果。此外，还有曾任刑部主事的何秋涛（1824—1862），究心时务，对西北史地尤有兴趣。他又精于汉学，遂把汉学家的考据精神和方法，运用于边疆史地研究，将官私著述中有关北部边疆的史料加以分类、排比、考订，编辑为《北徼汇编》，于咸丰八年进呈书稿，被改名为《朔方备乘》，然未刊即毁残于英法联军之役，到光绪年间才经他人据残稿补缀刊行。

《朔方备乘》之作，意在歌颂清初武功之盛，希望清朝统治者总结经验，振作精神，抵御外来侵略。该书范围不限于蒙古、新疆和我国东北，对西伯利亚、中亚乃至东欧，亦俱有考证。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关于中俄关系的史料考订和记载，既具体地叙述了清初俄国在我国东北边疆的扩张、两国交兵、会谈分界立碑的史实，也介绍了康熙年间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经济、文化上的友好往来。其另一进步之见，是强调各民族间要互相尊重对方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以稳定人心，加强团结。该书还对土尔扈特蒙古跋涉万里、重返祖国的原因作了分析，对这一爱国行动及边疆各族人民不屈服于外力威胁的光荣传统加以热情赞扬。

此后直到清末，致力于元史研究并取得较大成就的，还有李文田（1834—1895），代表作是《元秘史注》，取材宏富，于《元秘史》中涉及的地理、年代、史实均有详细参证和考订。洪钧（1839—1893）在使俄期间，接触到波斯人拉施特哀丁的《史集》和亚美尼亚人多桑的《蒙古史》以及其他西方史料，编成《元史译文补证》一书，不仅扩大了史料来源，而且开辟了中西比较、参互对勘的治史新途径。

到本世纪二十年代初，元史的研究仍在进展。屠寄（1856—1921）著有《蒙兀儿史记》，偏重于记载忽必烈以前史事和各大汗国史迹，取材兼及中外，于西北地理沿革考证尤为详尽。曾廉编有《元书》。柯劭忞（1850—1933）著成《新元史》，注意吸收了前人对元史研究的成果，对旧《元史》多所补正，但体例和观点一仍其旧。

中俄边界一度是边疆史地的研究热点。曹廷杰（1850—1926）在光绪十年至十三年（1884—1887），通过研究有关史料和实地勘察，写成《东北边防辑要》、《西伯利亚东偏纪要》、《东三省舆地图说》等书，详细记述了俄国侵占我国东北领土的情形。尤其是拓回永宁寺碑文，于研究明代东北边疆，意义重大。另外，屠寄著有《黑龙江舆地图说》，洪钧有《中俄交界全图》，二十世纪初邹代钧作有《中俄界记》。近代的史地研究，促进了历史沿革地理学的发展，造成了一批专家，其中以杨守敬（1839—1915）和丁谦（1843—1918）成果最多。杨守敬著有《汉书地理志补校》、《隋书地理志考证》、《水经注疏》、《水经图注》、《历代舆地图》，均被视为名作。丁谦则编有《蓬莱轩舆地丛书》等，为社会普及了地理学知识。

突破禁忌的明史研究清初官修《明史》，对南明小朝廷和抗清的人物事迹记载极为简略，但当时一些具有民族气节的汉族士人曾遗留下大量野史笔记，在民间流传。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冲击，使得清皇朝在思想文化上的控制相对削弱，撰写明史的著作渐渐问世，继前述魏源的《明代食兵二政录叙》之后，还有徐鼒和夏燮的有关史著。

徐鼒（1810—1862）于道光三十年（1850）入清朝史馆，着手研究南明史。他参考前人有关史书60余种，兼及诸地方志和诗文集，于咸丰十一年（1861）写成《小腆纪年（附考）》。该书起自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44）李自成农民军进入北京、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登基，终于康熙二十一年（83）台湾郑氏政权归顺，以编年体记载其间40年史事。他同时作有纪传体的《小腆纪传》，两书并行，使这段时期的重要事件和人物行动公之于世。夏燮于同治十二年（1873）刊行了《明通鉴》，其中南明部分占6卷。

该书注重鉴别史料、考订事实、兼及讨论治乱得失，寓评于编。徐鼒和夏燮两人在政治上都依附于曾国藩，是封建道统、秩序、伦常的维护者，因而其指导思想都未能摆脱春秋笔法和《御纂资治通鉴纲目三编》的影响。不过他们都注重“人事”，敢批评“苛政”，强调“直书其事而得失劝惩寓焉”。他们还站在汉族地主阶级的立场，歌颂因对抗农民起义而死的“忠节之士”，也记录并表彰了抗清的“忠臣”、“义士”的事迹，不过都巧妙地通过引用清朝皇帝谕旨的方法加以表达。

西方史学的输入和中国人走向世界从洋务运动时期开始，西方史学随同外国其他文化已逐渐传入中国，到维新运动之前，在梁启超编的《西学书目表》中，“史志”类书籍有25种，大部分为编译的外国史著。通史如日本冈本监辅的《万国史记》，美国谢卫楼著、赵如光译的《万国通鉴》，古代史如英国艾约瑟辑译的《欧洲史略》、《希腊志略》、《罗马志略》，近代史如英国马恳西著的《泰西新史揽要》（原名《泰西第十九周大事记》）、《列国变通兴盛记》，国别史如《俄史辑译》、《大英国志》，日本冈千仞著的《法兰西志》、《米利坚志》，人物传记如黎汝谦译的《华盛顿传》等。当时影响较大的是冈本监辅著的《万国史记》和英国在华传教士李提摩太口译、蔡尔康笔述的《泰西新史揽要》。《万国史记》反对以欧洲为世界中心，对受西方列强侵略的印度、土耳其、波兰表示同情，同时书中主张讲求新政新学，赞美欧洲的立宪制度。《泰西新史揽要》主要记叙十九世纪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李提摩太口译时盛赞基督教，为帝国主义侵略行为辩护，还攻击法国式的民主革命，宣扬温和的改良主义思想。但该书毕竟介绍了法国革命和英国的产业革命，传播了破除封建**积弊、力主“变通”求新的观念。这几本书很适合刚从封建营垒中转化出来的改良派知识分子的需要，所以王韬曾赞扬《万国史记》、《法兰西志》和《米利坚志》，康有为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第五次上书光绪帝时，曾推荐《泰西新史揽要》。

与此同时，由于官吏出洋考察、留学生出国求学和少数人因其他原因出国，各种游历外国的笔记、日记、闻见录渐渐出现。如张德彝的《航海述奇》、斌椿的《乘槎笔记》、志刚的《初使泰西日记》、郭嵩焘的《使西日记》、薛福成的《出使四国日记》、王韬的《扶桑游记》等等，记录了近代中国人对世界的直接闻见和观感。正是在这些基础上，出现了王韬和黄遵宪的外国史著作。

王韬和黄遵宪的外国史著作王韬（1828—1897），于同治元年（1862）到香港，同治六年冬开始游历欧洲，两度经过法国，通过参观访问以及与法国学者交往，对法国的历史、地理、风俗习惯和社会状况有所了解。他于同治九年（1870）回到香港，编辑了《法国志略》，次年又编撰了《普法战纪》。王韬赞成“君民共主”，希望中国学习西方，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因而主张“志欧洲地理必兼政事”，且剪裁时注意“略古而详今，舍远而志近”，在记载法国历代大事时，尤注重法国与邻国的关系，并专载有关通商、军政、物产、民俗、文化等方面的情形。

黄遵宪（1848—1905）从光绪三年（1877）任驻日使馆参赞，在日本居留四年多，对日本的历史和现状作了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于光绪十三年（1887）编撰成《日本国志》，这是到那时为止中国人所写的篇幅最大、内容最翔实的外国史著作。该书将日本数千年历史用国统、邻交、天文、地理、职官、食货、兵、刑法、学术、礼俗、物产、工艺等十二“志”胪列分叙，全书贯穿着“物穷则变，变则通”的历史进化观点，肯定了日本民族不断向外部世界学习的态度，重点记叙了明治维新的各种举措和发展过程，“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凡涉西法，尤加详备”。对调查研究所得资料，如当时日本政府和各地方、各机关发布的公报，法令及统计数字，予以认真收录，从而成为当时中国人了解和研究日本的信史。梁启超称该书“在旧史中实为创作”，更有不少人惋惜此书迟迟于写成后的七八年才刊行，以致中国人不了解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了败仗。

王韬和黄遵宪都注意了“史”与“论”的结合，分别用“逸史氏曰”和“外史氏曰”的形式阐发自己的观点。同时，他们在叙述和议论的过程中，都有将中外情形加以比较的倾向，借以表达自己渴望向外国学习、实行改革的进步愿望。他们还抛弃了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妄自尊大态度，不再以“夷狄”看待他国；同时还感到中国旧史书“专叙历代治乱沿革”而对“国势民情”略而不书是重大缺陷，因而有意使用不少篇幅记载法国和日本社会的经济生活、发明创造、人才培养和风俗习尚。王韬和黄遵宪的史学著作，呈现出由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化的态势。此外，王先谦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曾据中日两国史料，写成《日本源流考》一书，该书记载自日本建国到明治二十六年的日本历史，对明治维新的经过和措施记述尤详。但他认为日本“万世一系”的“世王”制度，是日本得以长期保持独立和维新能够迅速成功的主要原因，体现出他拥护君主制度的落后观念。

清末的当代史料编次和有关历史研究清代对于文献资料的保存和编次相当重视，晚清仍然保持了这一传统。

于“实录”类有《宣宗实录》、《文宗实录》、《穆宗实录》、《德宗实录》和《宣统政纪》。于“东华录”一例，王先谦于光绪十年（1884）完成《九朝东华录》，属于晚清的有道光、咸丰、同治三朝；朱寿朋于宣统元年（1909）补辑了《光绪朝东华录》。属于“方略”类的，有奕等编纂的《钦定剿平粤匪方略》、《钦定剿平捻匪方略》、《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钦定平定云南回匪方略》、《钦定平定贵州苗匪方略》等。光绪朝续修《大清会典》，起自嘉庆十八年（1813），迄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刘锦藻编有《清朝续文献通考》，起自乾隆五十一年（1786），迄于宣统三年（1911），凡400卷。此外，李桓编纂有《国朝耆献类征》，李元度编纂有《国朝先正事略》。

晚清外患连绵不断，故外交史料亦多。计有道光朝、咸丰朝、同治朝的《筹办夷务始末》，光绪朝、宣统朝的《清季外交史料》，系统记载了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外交涉事件和有关条约。此外，魏源在鸦片战争之前的道光十七年（1837）编成的《皇朝经世文编》，不仅具有文献价值，而且有助于当时和此后经世学风的高扬，给士人提供了评议时政的先例和思想资料，因而踵继者不绝。从咸丰元年（1851）到1914年间，各种以“补编”、“续编”、“续集”、“二编”、“三编”、“四编”、“五编”、“新编”和“统编”等名目出现的经世文集，共达18种之多。

同史料编次的情况相比，晚清的当代史著作略显逊色。除前述与鸦片战争有关的著作外，此后关于太平天国和湘军的著作主要是夏燮的《粤氛记事》、张德坚的《贼情汇纂》、胡思敬的《戊戌履霜录》和叶德辉的《觉迷要录》。除了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之外，其他史著的体例和指导思想均属陈旧，除部分史料价值外，乏善可陈。记述时段较长、编纂自成体系的史著，还有王之春的《国朝柔远记》，但其曲意美化清皇朝，故识见远不能与魏源的《圣武记》同日而语。

对其他古史、古学的讨论和研究此处所说的古史，包括自上古先秦经秦汉、魏晋到隋唐两宋的历史。从晚清到民国初年的学者，在田野考古发达之前，对于上古先秦乃至两汉的研究，主要根据是儒家经传注疏、先秦诸子、《史记》和《汉书》，经学和诸子学常成为研究重点。对于汉代以下的研究，根据则是历代正史、有关古籍和学者文集。研究成果则多为考、注、疏、解、辑补、订正之类。所谓古学，即指经学、诸子学和研究其他古史古籍的专门之学。

关于经学的研究，晚清今文学派的代表人物康有为、古文学派的重镇章太炎，在前面有关部分已多次论及，不宜多作重复，故只将其余研究成果有较大影响的学者，按“汉宋调和派”、“今文学派”、“汉学—古文学派”，略加区别和扼要评介。

首先，汉宋调和学派。

这一派在近代的开创者是阮元。阮元（1764—1849）曾任浙江、江西巡抚，两广总督，晚年为体仁阁大学士。他受戴震弟子王怀祖、任子田影响，承乾嘉学风余绪，持以古训求义理的治经态度，认为“古今义理之学，必自训诂始”①，但也曾自称“为学自宋人始，由宋而求唐求晋魏求汉”①，进而推至孔、孟，归结为《诗》《书》。阮元是以训诂求义理的专家，长于归纳，其治学方法是先罗列古训，宁繁勿漏，继之以统整条贯。他反对“以我之性灵思而求其通”，排斥陆王而接近朱熹，于调和汉宋之中又显尊汉抑宋。由于他主持编刻有《经籍纂诂》、《十三经注疏》和《皇清经解》，从而成为清代经学名臣的最后一个重镇。他在杭州创立诂经精舍，在广州创立学海堂，因而在此后数十年中形成为一股学术思潮。

受阮元影响最大的是陈澧。陈澧（1810—1882）曾任学海堂学长数十年，自称“泛滥群籍”，“无不研究”。他明确主张调和汉宋，称“汉儒善言义理，无异于宋儒，宋儒讥汉儒讲训诂而不及义理，非也；近儒尊崇汉儒，发明训诂而不讲义理，亦非也”②。著有《汉儒通义》，于汉儒22人著作中，集录出说经之书，加以排比研究，求其相通，该书对研究汉代学术思想，具有一定参考价值。所著《声律通考》，是考释古代乐律的精善之作。代表作是晚年成书的《东塾读书记》，该书论及《孝经》、《论语》、《孟子》的义理，五经中重大问题的争论，还讨论了郑玄、朱熹的治学方法。陈澧反对门户之争，不取繁琐考订而求大义，对宋学、汉学、时文科举都有批评，强调学术“归本乎心术人才”。但他在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的动荡时代里，却始终不涉及经世，并公言反对“贵近而贱远”，主张“贵远而贱近”。类似陈澧的有朱一新。朱一新（1846—1894）曾官陕西监察御史，因疏劾李莲英弃官后，任端溪、广雅两书院山长。朱一新指责乾嘉学者“逐末忘本，曼衍支离，甚且恣肆无忌者，诚为经学之蠧”①，但仍然主张兼采汉宋之学，“汉学必以宋学为归宿，斯无乾嘉诸儒支离琐碎之患；宋学必以汉学为始基，斯无明末诸儒放诞之弊”②。朱一新还明显受到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影响，主张重视史学，以为“当多事之秋，则治经不如治史之尤要”③，打算转换方向以治史。朱一新逝世前，康有为已在传播《新学伪经考》，他于是致书康有为，对康有为的考证方法逐一批驳，申言《左氏春秋》非刘歆伪作，《公羊春秋》改制只是一家之言，六经及《论语》、《王制》不能与《公羊》强通，因而不能说六经俱为托古改制之作，并认为分辨今古文家法无益于时用。朱一新在政治上是守旧派，然而从学术上看，所论足破康有为“新学伪经”、“孔子改制”的附会曲解。

①阮元：《冯柳东三家诗异文疏证序》，《研经室续集》卷1。

①阮元：《西湖诂经精舍记》，《研经室二集》卷7。

②陈澧：《汉儒通义自序》。

①朱一新：《佩弦斋杂存·复王子裳》。

②朱一新：《佩弦斋杂存·复傅敏生》。

③朱一新：《佩弦斋杂存·弟怀新跋》。

其次，晚清今文学派。

继宋翔凤、龚自珍于传统旧学中宣扬今文经学之后，魏源亦由崇尚宋儒理学转向今文经学（当然魏源不仅仅是今文学者，其哲学、史学贡献已如前述），魏源在今文经学方面著有《诗古微》，考证《诗经毛传》及《诗序》为晚出伪作；有《书古微》，谓不仅东晋《古文尚书》为伪，连东汉马融、郑玄的古文说，亦非西汉孔安国之旧说；有《董子春秋发微》，肯定董仲舒的思想学说。魏源的这些著作把今古文的分歧从庄存与、刘逢禄所认为的在《春秋》经传，延及到了《诗》《书》方面，扩大了怀疑范围。魏源的这些书中同样包含着反对墨守、主张变易的可贵思想，但在理论根据上却以“复古”的形式出现。他说，“今日复古之要，由训诂声音以进于东京典章制度，此齐一变至鲁也；由典章制度以进于西汉微言大义，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此鲁一变至道也”①。魏源治经主张摆脱传注而直求经文，并以微言大义为经术政事的理论张本，因而对乾嘉学风多所批评，称汉学“无用”，说戴震诋程朱是为“争名”，而对造成考据学风的政治环境缺乏分析批评。因而后来颇引起人们（尤其是章太炎）的反驳。

比魏源稍后的今文学家有邵懿辰和戴望。邵懿辰（1810—1861）排斥考据学，以理学和今文学观点解释经典，主要著作有《尚书通论》和《礼经通论》，后书称《仪礼》为足本，《逸礼》39篇皆刘歆伪造，进而把今古文之争的范围延及《礼》。戴望（1837—1873）初研究颜元，著有《颜氏学记》，使颜元之学引起人们的重视。又受前辈今文学家刘逢禄、宋翔凤、陈奂的影响，以求微言大义为职志，作《论语注》，率先用公羊家法解释《论语》。邵懿辰官刑部员外郎，在家乡杭州对抗太平军失败自杀；戴望曾游于曾国藩之门，两人在政治上均属于保守派。

廖平（1852—1932）出版《今古学考》，主张“平分今古”，“以《王制》主今学”；接着转向“尊今抑古”，作《知圣篇》，说孔子受命改制、六经皆孔子为改制而作；作《辟刘篇》，称古文经学出于刘歆，成于东汉，因而多为伪作。廖平的这一学说对康有为思想影响最大。但廖平不参与时政，而且于经学研究屡改看法，一生中有混合今古、平分今古、尊今抑古、古大今小、天人之学等多次变化。皮锡瑞（1849—1908）曾参加湖南地方的维新运动，治经宗今文，景仰西汉今文大师伏生，但不象康有为那么武断，也没有廖平的怪诞，持论较为公允。著有《尚书大传疏证》、《五经通论》，多有心得，并示人以治经途径。还有一部《经学历史》，提纲挈领，将绵延2000多年的经学作一既有系统、又有阶段区分的综合介绍，具有门径清楚、善于归纳整理旧说之长，可说是第一部经学专门史著作。然而他所说的六经断始于孔子，《易》、《礼》均为孔子所作，以及“孔教救国”、相信纬候等态度都是不科学的。

《左传》、《诗经毛传》、《逸礼》、《古文尚书》、《尔雅》等书的后起伪作问题，康有为才提出“新学伪经”，整个推翻古文经学的独尊地位。在康有为之前，大部分今文经学家虽有变易思想，但由于没有以外来学说作为借鉴（魏源了解一些外部史地知识和时事，但还未深入到“学说”），因而只能在传统学术中兜圈子，甚至以复古为变革。康有为高出于前述诸人，一在他综合并大步推进诸家之说，二在他融合了进步的西方学说，尤其是把“学术”与“政术”结合，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因而造成了空前的影响。今文学家以复古为变革，但与认为“凡汉必真、凡汉必好”的古文学家相比，确实多了一些疑古精神。清代学者本有疑古辨伪之风，如崔述（1740—18）著《考信录》，对先秦诸书除《易》、《书》、《诗》之外，全都怀疑，对《春秋》、《论语》中某些部分也不相信。今文学家既受疑古思想的启发，其学术也更助成了疑古思潮，曾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崔适（1852—1924），就引申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著《春秋复始》，疑《穀梁传》为古文；著《史记探源》，称《史记》曾被刘歆窜乱，其学说直接影响到20年代的疑古思潮和古史辨派。

再次，晚清汉学——古文学派。

晚清古文经学派略呈不振。能坚守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朴学、并对当时和后来学术有较大影响的是黄以周、俞樾和孙诒让。

黄以周（1828—1899）曾主讲南菁书院，不太拘守汉宋门户，但服膺段氏与二王的治学方法。精于治《礼》，著《礼书通故》，集清代学者治《礼》之大成，对于每项礼制都博征古说而下以审慎明晰的判断。俞樾（1821—1907）曾任翰林院编修、河南学政，晚年主讲杭州诂经精舍，学问渊博，于群经、诸子、语言文字以及小说、笔记撰述多种。名著有《古书疑义举例》，系在长期札记的基础上组织成书，对古书中出现的、而《说文》所没有的文字予以考证解说，并指出后人许多误读古书、妄改文句、或传抄失真的例子，是训诂学名书，于人读秦汉古书极有帮助。他的另一名书为《群经平议》，主要价值也在训诂和校勘。孙诒让（1848—1908）于经学特长《周礼》，积20年之力写成《周礼正义》，该书以“注明即经明”为旨，收录释注、旧疏极多，声明来历而不强为牵合。梁启超称“仲容（即孙诒让）斯疏，当为清代新疏之冠”，“此书和黄儆季（即黄以周）的《礼书通故》，真算得清代经师殿后的两部名著了”①。上述三位经师不仅受到梁启超的肯定，在古文经学方面尤其给章太炎巨大影响。

属于古文经学派的，除前已谈到的章太炎外，还有刘师培（1884—1920）。他于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二年（1905—1906）曾在《国粹学报》上连续刊载《读左札记》，以多种有力根据批驳了今文经学派以《左传》为刘歆伪作的观点，肯定《左传》为解释《春秋》而作，故政治和文化思想均与孔子一致。此外，刘师培对《周礼》亦有深入研究，在音韵、文法方面，这一时期有更可观的收获。陈澧著有《切韵考》和《广州音说》，研究古代音韵和方言。前述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不仅有训诂、校勘之功，而且总结了古人许多说话、行文、用字的习惯和规律，实际就是探讨了古代文法，因而大有助于阅读古籍。马建忠（1845—1900）利用精通多种外语的优势，参照拉丁语法、从经、史、子、集中选出例句，研究古代汉语的结构和运用规律，写成《马氏文通》，成为我国第一部较系统的语法著作。章太炎著有《文始》和《新方言》，不仅考察古今音变，且由发音探讨字义，研究精审，从而成为现代音韵学的奠基人。

先秦诸子研究的巨大进展。

先秦诸子的学说，在汉武帝罢黜百家之后，直至清代中叶，2000年来问津者寥寥，主要原因当然在政治忌讳和未脱思想牢笼。乾嘉考据学风兴起之后，一切唯古是尚，才有学者渐把目光扩大到六经之外。卢文弨的《群书拾补》、王念孙的《读书杂志》，已推勘及于诸子，毕沅、江中、孙星衍、洪颐煊诸人，也兼治荀、墨。俞樾著有《诸子平议》、《诸子平议补录》和《读书余录》，于先秦管、晏、老、墨、荀、列、庄、商、韩非诸子均有初步研究。孙诒让不仅博通诸子，尤精墨学，以10年之力著成《墨子间诂》，不仅据善本雠正，还探讨古训，刊正错漏，去伪存真。其《附录》和《后语》，辑佚钩沉，考订流别。“盖自此书出，然后《墨子》人人可读。现代墨学复活，全由此书导之”①。《墨子》中的算学、光学、力学、逻辑学，由此渐引起人们的重视和研究。

但是此时对诸子的研究，总的说还处于整理、校勘、注释的阶段。直到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他们，才有对诸子学说思想意义的发掘、评价、利用和改造。

康有为对先秦诸子，如同他认为孔子是“创教”、“改制”一样，提出了“诸子并起创教”、“诸子创教改制”、“诸子改制托古”、“诸子争教互攻”等基本看法，从“政术”的角度，以创教说附会于诸子，为其尊孔子、倡儒教的主张作陪衬。梁启超不同，他不从“创教”、“改制”的角度看待诸子，而是以是否尊君、崇古，能否用世的标准来衡量他们。他说，先秦诸子不是讲“平等”（如墨子）就是“主放任”（如老庄），都“不利于**”；“惟孔学则严等差，贵秩序，而措而施之者，归结于君权”，因此“于帝王驭民，最为合适”。又说，先秦“诸家道术，大率皆得一察焉以自好，承于前者既希，其传于后亦自不广”；而“孔学则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便于后学“自附”，意即保守崇古才能使学说流传广播。他还认为，先秦诸子“未尝有借助于君之心”，因而脱离了现实的可行性，孔学则主张“以用世为目的，以格君为手段”，后代儒者对君主“恭顺有加，强聒不舍”，故能“捷足先得”①。总之，要能“用世”，就一须崇古，二须尊君，否则这种学问就不能流传，不能有用，也就不值得肯定。梁启超的这种出发点是和他当时既要改良时政，又要忠于光绪帝的立场是一致的。

章太炎把诸子研究推进了一大步。在十九世纪末，他就力图发掘先秦诸子丰富的思想意义，作为挽救社会危机的借鉴。他首先把荀学提高到与孔学同样的地位，阐发荀子认识上朴素的反映论，“法后王”的进化观念以及政治上主张“合群明分”，经济上主张“损有余、益不足”，道德上主张“欲不可绝，欲当为理”等学说。同时肯定管仲、申不害、商鞅等前期法家的富强之术和墨家的勤俭刻苦。

①《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五，第230页。①《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40—41页。

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章太炎更写下了于后世影响极大的《论诸子学》，以深刻的批判精神系统地讨论评判先秦诸子。他指出儒家虽“以致用为功”，但“湛心荣利”，因而极易与现实妥协，进而缺乏坚定的政治信念。中庸之道、矫言伪行、投机取巧、竞奔名利，给后代留下了极坏的先例。又指出老子“胆怯”，“事事以卑弱自持”；批评墨家为宗教家，“墨子之说，其不应者甚多”；对韩非力主思想**的学说也作了抨击，只肯定了庄子放言无忌的“抨弹前哲”和遗世绝俗的独立人格理想，以及墨家“所独胜”的“非命说”。此后，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中，也曾多方面尝试用新方法（如西方的逻辑学、心理学），从新角度探讨诸子思想。在《齐物论释》中运用佛学阐发老庄“道法自然”、不强求齐一的主张。

章太炎对先秦诸子的研究，当然没有达到唯物史观的高度，而且前后也多有曲折变化，但他彻底打破了前一阶段停留于名物训释、考校补正的研究格局，抛弃了康有为、梁启超实用主义的附会方法和尊君崇古的价值标准，运用近代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不仅从纵向上考其渊源，察其流变，而且从横向上联系对比，逐层深入分析诸子学说，为人们再现出五光十色的古代思维宝库，举凡诸子在哲学、政治、宗教、伦理、逻辑、语言等各方面的建树，均能初识其大处，评判其长短得失，并将这些理论观点为当时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求是”与“致用”的统一。所以章太炎的先秦诸子研究，明显地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在当时产生巨大震动自不必说，就是在后来也一直被人们重视，“五四”时期出现的“新墨学”、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再往后郭沫若的《十批判书》，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关于先秦诸子的讨论和研究，都能或隐或显地看到章太炎的影子。

刘师培光绪三十一年（1905）在《国粹学报》上发表了《周末学术史序》，对先秦诸子的学说思想，分别划归伦理学、政法学、理科学、计学、宗教学、逻辑学等加以衡量和讨论，评述诸子各自的优长和不足，对此前研究不够的管子，所论尤有见地。刘师培的“诸子出自王官”说，与章太炎相同，但在分析时，章太炎主要关注各家学说的社会效果，刘师培则侧重于各家的学说体系，不过他用近代学科的概念和体系来衡量诸子，仍然显得有些牵强。最后是清末民初学者们对两汉至两宋史书和古籍的研究情况。

此类研究相对薄弱，但有些成果仍值得注意。在两汉史领域中，汪文台有辑佚成果《七家后汉书》，汤球有辑佚成果《东观汉纪》，刘文淇有考释订补成果《楚汉诸侯疆域志》，汪士铎有《汉志释地略》，陈澧有《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丁谦有《汉书西域传考证》。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和《后汉书集解》，是当时影响较大的著作。田野考古兴起之后，王国维利用《流沙坠简》等资料所作的《汉郡考》，更是两汉史研究的重大成果。

在魏晋南北朝史领域中，文廷式有《补晋书艺文志》，汪士铎有《南北史补志》，罗振玉有《魏书宗室传注》，缪荃孙有后凉、北燕等六国的《百官表》。辑佚成果最著名者为严可均的《全六朝文》，敦煌古籍出现之后，罗振玉编有《敦煌石室遗书》和《鸣沙石室秘录》，为敦煌学的兴起开了先河。

在隋唐五代至两宋史领域中，杨守敬有《隋书地理志考证》，缪荃孙有《唐书艺文志注》、《辽文存》、《辽艺文志》和《辽金石存目》，陆心源有《宋史翼》。辑佚之作有严可均的《全隋文》，陆心源的《唐文拾遗》和《唐文续拾》，弥补了嘉庆时所编之《全唐文》的遗漏。另外，徐松在唐代专题史的研究方面颇有建树，撰有《登科考》，研究唐代科举制度；有《唐两京城坊考》，研究唐代东西两部的街市；有《唐折冲府考》，研究府兵制度。

此外，对史书，如《史记》、《汉书》、《三国志》，古籍如《山海经》、《逸周书》、《国语》、《战国策》、《竹书纪年》、《穆天子传》、《淮南子》、《春秋繁露》、《盐铁论》、《法言》、《太玄》、《潜夫论》、《论衡》、《新语》、《中论》、《水经注》、《大唐西域记》等著作，清末民初时每本书都有一人至数人为之校勘考释，为此后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梁启超、夏曾佑、章太炎等与近代新史学维新运动时期及其以后，严复的西学介绍和康有为政治变革学说的影响，加速了中国近代新史学的诞生。严复的翻译作品，直接影响于史学的当推赫胥黎的《天演论》、甄克斯的《社会通诠》以及宣传“天赋人权”思想的作品。这些学说的进化史观、社会发展阶段论、批判封建“君史”、主张重视“民史”的思想，成为资产阶级新史学的核心。康有为对历史学虽无切实的科学研究，但他宣扬的“三世说”、历史进化观和大同思想，尤其是运用史学作为社会变革理论张本的做法，在当时的思想学术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梁启超最先揭出“史界革命”和“新史学”的旗帜。他在光绪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1901—1902）写出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等史论专著。在这两部史论和其他有关论述中，梁启超抨击了中国封建旧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不知有理想”、“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造”的重大弊病；把封建的旧史书称为“君史”、“帝王将相家谱”、“相斫书”、“墓志铭”和“蜡人院”；批评旧史学只能“煽后人之奴隶根性”、“耗民智”，而不能让人掌握群体进化的规律以作为“经世之用”。所以“虽尽读全史，而曾无有足以激励其爱国心，团结其合群之力，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者”①。梁启超对旧史学的批判虽然还存在着形式主义，并有些言过其实，但确实反映了资产阶级在文化思想上的革命朝气。

梁启超希望通过“史界革命”以建立“新史学”，他的新史学，就是以进化论为指导，探讨人群进化和历史事件的内在关系，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公理公例”，“求得前此进化之公理公例，而使后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于无疆”。这与封建旧史学的寻求治乱鉴戒、发挥人伦“义理”，以求皇朝的长治久安的价值标准，显然不可同日而语。梁启超还以历史进化的观点，取代旧史学“一治一乱，治乱相循”的看法②。此外，他在“英雄”和“无名英雄”创造历史的观点上采取折衷主义；把种族优生论、地理环境决定论、文化决定论等引进史学领域；在编纂方法上要求打破旧史学的纪传体和表志体，采用西方史书的章节体，都是开创性和局限性兼而有之的表现。

①《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6页。

②《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8—9页。

夏曾佑（1863—1924）是实践梁启超的“新史学”理论、编写中国通史的资产阶级史学家。他从光绪二十八年（1902）开始着手，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写成并出版了《中国古代史》（三册，原名《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从太古时代写到隋朝）。夏曾佑在该书的《序》中，明确表示研究古代史是为了“知来”，“以供社会之需”，为此他以“文简于古人而理富于往籍”以自勉。书中表明他信仰达尔文的进化论，也采用了甄克斯《社会通诠》中的观点，划分由图腾而宗法、由宗法而国家的社会进化阶段，并认为私有制和**制度取代古代的公有制和公选制是历史的巨大进步，这些显然比传统史学中美化古代、视上古为黄金时代的复古观念高明得多。

夏曾佑还提出，史书的纲领有三条：“一为关乎皇室者，为一代兴亡之所及者”，“二为中国境内周边各族”，“三为关乎社会者，如宗教风俗之类”①。在体例上，《中国古代史》最先采用篇、章、节的结构，以时间为经，以重大事件为纬，在描述历史递嬗时，采用“一代兴亡所系者加详”、“一人一家之事无不从略”的处理方法，把中国几千年的古代史，明晰完整、详略得当地一气贯通。

但作者的意图并未完全实现，《中国古代史》内容的重点，一在帝王将相，多写“宫廷之变，群雄之战”；二在宗教和文化，夸大了精神对历史的决定作用，因为作者认为“古今人群进化之大例，必学说先开，而政治乃从其后”，因而过分地强调了周代文教创制和孔子学说的意义，对于生产和经济状况则讨论不足。《中国古代史》的重大缺陷证明，以进化论和文化史观指导写作的通史，仍然难以说明历史变迁的本质，也无法科学地揭示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

章太炎很早就重视史学在政治斗争中的作用，注意从历史中寻找反帝反封建的思想资料，强调利用史籍增进人们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光绪二十八年（1902），他在《致梁启超书》、《致吴君遂书八》以及重印本《訄书》的一些篇章中，提出写中国史须“熔冶哲理，以祛逐末之陋；钩汲眢沉，以振墨守之惑”；他也以进化论为指导，认为通史之所贵，“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属于进步和革命的史学目的论。稍后，他对于史学的内容曾概括为“第一是制度的变迁，第二是形势的变迁，第三是生计的变迁，第四是礼俗的变迁，第五是学术的变迁，第六是文化的变迁”①。他与维新派人士不同的见解有两点：一是强调“治史尽于有征”，反对康有为的“妄意其事”；二是赞同历史发展可以突变，充分肯定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各种革命。

章太炎在史学领域中的主要成就是初步总结了中国学术思想史。重印本《訄书》从《原学》到《学隐》十三篇文章，以及其后的《诸子学略说》和《国故论衡》，体现了他对中国数千年学术思想的探讨。他对先秦各家各派和后来的汉学、玄学、理学、心学、清代诸家，均有中肯的分析和许多创见。但是章太炎受古文经学派观点束缚，对史料信古少疑，批判精神不及梁启超，“夷夏之防”的种族色彩浓厚，中年以后回归孔学，其学术史研究再未有更大的进展。

①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第2篇，《凡例》。

①章太炎：《教育今语杂志》第2册“社说”。

刘师培亦在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二年（1905—1906）出版了《中国历史教科书》，书中指出中国“上古之史多荒渺，而纪事互相歧；后世之史咸浩繁，而纪事多相袭欲治中史，非编一繁简适当之中国历史莫由”。他强调要以关系国民的重大历史事实为中心，又要有一种系统的哲学思想为之连贯，还应参考西方史学的有关成果，内容应兼及宗教、社会等多方面，“庶人群进化之理可以稍明”。该书对上古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转变作了探讨，对中古、近古社会的种族分合、政体异同、制度改变、学术进退均有论析，而以历史进化论贯穿全书。

近代新史学的首次低落和传统史学的回潮辛亥革命前后，无论是持改良派观点还是革命派队伍中的学者，都更热心于政治活动，真正专心致志于史学者甚少。前述诸人，除夏曾佑有实际为半部的《中国古代史》外，梁启超、章太炎的史学，均呈现为有理论观点，但未成为思想体系；有单篇史著，但未产生专门史书的状况。因而资产阶级新史学不足以真正占领史坛。辛亥革命后，由于封建余孽和北洋军阀政治上的复辟活动，康有为等人在思想上的倒退变古宣传，以及首批资产阶级学者的颓唐落伍，旧史学一度回潮。于是有王先谦、叶德辉继续用史学来宣扬封建宗法思想，并仍然把史学当作经学的附庸。还有缪荃荪的《续碑传集》、闵尔昌的《碑传集补》、尚秉和的《辛壬春秋》、徐世昌的《清儒学案》、《大清畿辅列女传》等宗旨在“崇圣道”①，方法上“仍先秦、两汉治经之家法”②的著作一一产生，而属于新史学的理论和著作却处于不振。

尤其是在袁世凯支持下设立的清史馆，以前清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为总裁（后改称馆长），延清柯劭忞、缪荃荪、王树枬、吴廷燮等百余人参加，内中除极个别人之外，全是清朝遗老和旧史学家。这些人多以遗臣自命，欲“用修史以报故君”，因而在修史之初就确定体例“不妨依据旧史”，在内容上采用于式枚、缪荃荪等在《谨拟开馆办法九条》中所说的“我大清定鼎二百余年，厚泽深仁，休养生息。上无失德之君，下无抗命之臣，固属前代稀有，而武功赫奕、拓土开疆、文教昌明，轶唐绍汉”的观点为宗旨，在1927年北伐军进入北京前匆匆编印成《清史稿》。《清史稿》采摭资料丰富，史实较为赅备，有些资料也经过了一定辨别整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在体例上创立了“交通”、“邦交”二志，“畴人”、“藩部”、“属国”三传，“诸臣封爵”、“大学士”、“军机大臣”、“部院大臣”、“疆臣”、“藩部”等六表，反映清代社会生活和制度的新现象，为旧史所没有。但是《清史稿》极力赞颂清皇朝的统治，称其“顺天应人，得天下之正，古未有也”①，对清代历朝皇帝无不美化为可与尧舜禹汤相媲美；而对于有损清皇朝尊严的历史事实、暴政和对外战争失败，则曲意隐讳，诸如清主之祖原为明朝属臣、顺治初年的圈地、平定东南时的屠城、残酷的文字狱、慈禧与光绪的矛盾等，都运以煞费苦心的“曲笔”，甚至“削而不录”。该书尤其仇视各族人民的抗清斗争和反清起义，甚至诋毁推翻了清皇朝的辛亥革命，藐视和反对民国。如称辛亥起义为“谋乱于武昌”，视辛亥革命中被革命军击毙的端方、赵尔丰、松寿为“慷慨捐躯”、“从容就义”，纪年时凡民国以后之事，均用干支或曰“越若干年”，以表示不奉民国正朔。《辛壬春秋》更明确地表示怀念清皇朝，偏袒立宪派，拥护袁世凯，仇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①徐世昌：《清儒学案·凡例》。

②王国维：《玉溪生诗年谱会笺序》。

①《清史稿·遗隐传序》。

考古学的巨大进展

考古学受到重视，始于清代的乾隆朝，从乾隆十四年到五十七年（1749—1792），廷臣受命编成《西清古鉴》、《宁寿鉴古》、《西清续鉴甲编》、《西清续鉴乙编》共96卷，记载北京内廷和盛京（沈阳）所藏古物80种、4074器，其中有文字者1290件。自此实物考古之风渐起，到鸦片战争前夕，阮元作《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更引起官吏和学者个人考古之风。阮元以后，曹载奎、吴荣光、刘喜海、吴云、吴式芬、徐同柏、吴大澂、陆心源等人，于考金（铜器）、考石刻、考陶器、考印玺，均有专门的研究成果。其中如吴荣光的《筠清馆金石录》，吴大澂的《说文古籀补》、《愙斋集古录》，孙诒让的《古籀拾遗》、《古籀余论》，陆心源的《奇觚室吉金文述》等，在考古学界颇具影响。

光绪末年，河南安阳和西北地区地下古物的出土，既造成了我国珍贵古物的遗失，也促进了考古学的巨大发展。光绪二十四年（1898），在安阳小屯村殷墟发现殷人求卜用的大量甲骨，这些甲骨出土后归于王懿荣，王死于庚子之役后归于刘鹗。刘鹗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名以《铁云藏龟》出版。刘鹗发配新疆后收藏散失，加上河南商贾时以出土甲骨求售，日本考古学家乘机攫得一部分。同时的中国学者最先有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其后有叶玉森、董作宾、郭沫若、商承祚、金祖同等人从事甲骨文研究，孙诒让的《契文举例》是运用《铁云藏龟》考释甲骨文的最早著作。

甘肃敦煌东南三十里鸣沙山有莫高窟（俗称千佛洞），不仅多石刻、绘画，而且藏有六朝隋唐的经文写本。自宋初寺僧将藏经石室密封，不为人知将近千年。光绪二十六年（1900）修理石室，壁破书出，轰动学界。光绪三十二年（1906）英国人斯坦因（MoAuralStein）到新疆，次年五月到千佛洞，盗走写经24箱，艺术品5箱。后来第二次又盗走写经570卷。与此同时，法国人伯希和（PaulPelliot）亦到千佛洞盗去写经六七千卷。同一时期在新疆地区发现的古代木简（称为“流沙坠简”）也被斯坦因、伯希和盗去不少。此外，德国人格路维德（AlbertGrumwedel）从光绪二十八年至三十三年（1902—1907）在新疆、蒙古境内运走古物46箱，勒柯克（AlbertVonlecog）从光绪二十年（1894）至1914年运走古物397箱。俄国人柯兹洛夫（P.KoKozloff）、鄂登堡（S.Oidenburg）于1907到1925年在张掖、吐鲁番等地掘去大批古物。美国人安竹斯（HapmanAndrews）于二十世纪初5次到内外蒙古搜集化石运走，第六次在张家口被扣时，化石有80多箱。还有日本人小牧实繁曾在张家口，驹井和爱在山东，均曾发掘古物而去。中国古物严重散失。

敦煌石窟遗书3万余卷，其中佛经占95％，此外为古书抄本，其中有宋代以后已佚之书。如《古文尚书·孔氏传》、《尚书释文》、《春秋榖梁传解释》、《论语郑氏注》、陆法言的《切韵》、孔衍的《春秋后语》，以及《唐西州沙州诸图经》、《老子化胡经》、《摩尼教经》，唐文词曲及通俗小说若干种，并有古梵文、古波斯文、突厥、回鹘文字等。

殷墟甲骨、敦煌石窟写经和流沙坠简的发现，以及故宫古书古物的逐步开放，为考古学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促进了考古学的迅速发展。除前述诸人的考古成就之外，清末民初以罗振玉、王国维的影响最大。

罗振玉（1866—1940）有《殷商贞卜文字考》、《殷墟书契考释》、《殷文存》、《三代吉金文存》、《贞松堂集古遗文三编》、《流沙坠简》等书，其《殷墟书契考释》多正东汉郑玄笺注之误。其他书文也极大地丰富了古史资料。王国维（1877—1927）更具有多方面的才能，在甲骨文研究和古史考证方面有重要著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古史新证》、《殷周制度论》、《殷礼征文》、《两周金石文韵读》、《观堂古金文考释》等多种。他的《殷周制度论》是公认的以新途径新材料研究古史的代表作。罗振玉、王国维是我国应用甲骨文和金文考释研究中国古史的奠基人。

甲骨、金文的研究，于经、史、文字的影响甚大。首先是开拓了研究对象的范围。使得以前的“以经治经”、以书本治史，扩大到以古器物治史，以史治经。从前研究古文字，不出许慎的《说文》，认为籀文（又称大篆）为书体之一种，其出现在古文之后、篆文之前。对此2000年无异说。而王国维证明籀文非书体之名，它就是古文。还有不少学者据甲骨、金文中考出的文字，对《说文》予以商榷和驳正，孙诒让的《古籀拾遗》即是一例。从甲骨、金文的文字中，发现了六经所载之外的史迹，增添了一些新的史料。而且古器物上的花纹雕镂及其本身的制作，也具有美术史、工艺史的研究价值。其次，甲骨文和金文的研究结果，雄辩地证明了《史记》中《殷本纪》、《三代世表》中所载商代帝王世系的正确可靠，证明了殷周史的信而有征，从而把中国的可信历史上溯到4000年前。此外，这些研究结果也证明了《书经》中的一些篇章以及《山海经》、《竹书纪年》、《楚辞·天问》、《吕氏春秋》等古书古文中记载的史实，具有很大程度的可靠性。对于清中叶以来的疑古思潮，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发展。

最后，这些考古学家，尤其是王国维的思想方法，可以说是乾嘉学派由字通辞、由辞通道的考据方法和西方十九世纪末兴起的实证方法相结合的产物。王国维取地下实物与书中文字互相释证，取他族故书与我国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观点、方法与固有材料参互考证，认为古文字学、古器物之学，与经史之学实相为表里，创造出了“二重证据法”。这与囿于经书、稽古钩沉的乾嘉考据法相比，显然是一大进步。因而王国维以甲骨文治殷史、以金文治周史，所取得的成就，是旧史学家所不可企及的。

当然，王国维“反经信古”、“以事实决事实”的客观主义治史方法，还停留于形式逻辑阶段，严格地说仍是“考史”而非“论史”，这使得他的考古和古史研究虽然为后之史学研究奠定了相当坚实的基础，但其本身仍未能真正揭示中国古代社会的本质特征和发展情形。有关研究依然有待后之研究者继续开拓前进。

（谢选骏指出：龚自珍、魏源这些人，都被吹捧为先知先觉者，但是吹捧他们的人都没有从“狗官处境”去解读并体会他们的言行——因为他们都是留着猪尾巴的汉奸走狗，例如毛泽东的青年时代还留着辫子。所以他习惯于吹捧满清的狗官，何况毛泽东等贼本人还是苏联-共产国际的狗官。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也都有各自的但是类似的狗官处境。谭嗣同的《仁学》虽说“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教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但是他头上还是留着猪尾巴，还在狗衙门里面奔走，最后还心甘情愿地为满清的变法而死去。就看严复的晚年，不还是来了场“狗官回潮”吗？就算孙中山、章太炎这些人，不也给李鸿章等汉奸牲口“上书”吗？这就是官本位社会的河伯井蛙！其他等而下之者，我都懒得说了。）

【第十七章 文学、艺术】

近代文学艺术领域内存在着激烈的变化：西方文学艺术的进入与封建社会的文学艺术发生冲突和交融；近代启蒙思想家，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活动直接影响了文学艺术的发展；爱国反封建反帝构成了进步文学艺术的基本主题，艺术形式得到多样化的发展。

第一节 诗文

龚自珍、魏源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开风气之先的是龚自珍和魏源。

龚自珍精通经学、文字学和史地学，又是著名的思想家、杰出的诗人和散文家。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里说：当嘉道间，举国醉梦于承平，而定庵忧之，■然若不可终日，其察微之识，举世莫能及也。生网密之世，风议隐约，不能尽言，语近世思想自由之向导，必数定庵。吾见并世诸贤，其能为现今思想解放光明者，彼最初率崇拜定庵，当其始读定庵集，其脑识未有不受其激刺者也。龚自珍的诗文在晚清风行一时，他的慷慨浪漫的诗歌散文，在晚清一代青年人的心灵深处激起了强烈的共鸣。龚自珍的政论文大多针对时弊而作，见解精辟，文笔曲折多变。他敢于对当时的黑暗现实，特别是对腐朽已极的封建官僚体系，进行嘲讽和批判。他在《平均篇》里说：“贫者日愈倾，富者日愈壅。”并认为贫富不相齐，“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他在一些文章里还提出了“更法”、“改革”的要求，如《上大学士书》说：“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乙丙之际箸议第七》里又说：“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他的寓言小品《尊隐》写出了作者对社会巨变的预感，并肯定了未来将要发生的大变动，他说：“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目光，吸饮暮气，与梦为邻，未即于床。”“俄焉寂然，灯烛无光，不闻余言，但闻鼾声，夜之漫漫，鹖旦不呜，则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他的记叙文也写得很出色，如《病梅馆记》。通过园艺工人受文人画士的影响，破坏自然之美，致使梅花都变成病态的事发表议论，借梅喻人，反映了他对封建统治者对人才迫害的不满和热切向往使人才自由发展的思想。于生动的记叙之中寄寓着深刻的哲理。既反映了作者思想的敏锐性，也表现了他驾驭文字的艺术才能。

龚自珍的诗歌，也同样反映了时代精神，打破了清中叶以来，文坛上长期沉寂的局面。在他现存的600多首诗歌中，绝大部分是他30多岁以后的作品。这些诗既饱含着丰富的社会内容，又蕴藏着强烈的激情。如他在道光五年（1825）写的《咏史》：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

题为咏史，实则对当时文士低靡庸俗风气非常愤懑。在《己亥杂诗》里，他期望“风雷”来临，以打破封建统治下的沉闷局面：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瘖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

他关注国计民生，对人民苦难深表同情：只筹一缆十夫多，细算千艘渡此河。

我亦曾糜太仓粟，夜闻邪许泪滂沱。

不论盐铁不筹河，独倚东南涕泪多。

国赋三升民一斗，屠牛那不胜栽禾。

这些诗都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龚自珍的诗歌在艺术上也独具特点，他的很多诗，都表现了对丑恶现实的挑战和对理想的求索。他在作品中塑造了一个动人的封建叛逆者的形象。他的创作深受屈原、李白的影响，作品里充满浪漫主义精神。他善于运用比兴，又能驾驭古典诗歌多种传统形式。但某些篇章用典过繁，或含蓄曲折过甚，或过于古奥，因而不免艰深晦涩。

魏源的诗歌创作受白居易影响较大，学习白居易新乐府的形式写诗，称“仿白香山体”，有《都中吟十三章》、《江南吟十章》等。表现了他反抗外侮，同情人民疾苦、忧时忧国的思想感情。他还有一些描写山水抒情言怀的作品，感情充沛，形象生动，如《湘江舟行》、《天台石梁雨后观瀑布歌》等。著作有《古微草堂诗集》、《清夜斋诗稿》。

林则徐（1785—1859）也写有许多政余抒情和官场酬唱之作。在鸦片战争和谪戍伊犁时期的部分作品中，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热情。诗风凄婉苍凉。如《出嘉峪关感赋》写雄关之壮伟，颇有特色：严关百尺界天西，万里征人驻马蹄。飞阁遥连秦树直，缭垣斜压陇云低。天山削摩肩立，瀚海苍茫入望迷。谁道崤函千古险？回首只见一丸泥。

此外，还有嘉庆道光间的著名诗人张维屏（1780—1850），字子树，号南山，广东番禺人。道光二年（1822）曾任湖北广济县知县，江西候补同知，南康府知府。后辞官归家，过隐居生活。著作有《松心诗集》、《国朝诗人征略》。

张维屏晚年家居时，目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激发了强烈的爱国感情，写出了一些歌颂广东人民英勇抗敌的优秀诗篇。如《三元里》、《三将军歌》等。前者讴歌了广东三元里人民英勇打击侵略者的斗争，并揭露了投降派的丑行。后者赞美了三位抗敌殉国的英雄将领。都是近代有名的佳作。张际亮（1799—1843）、贝青乔（1810—1863）也写了不少反映现实的诗篇。

桐城派、宋诗运动及其他从清代康熙乾隆年间开始产生，并盛行了百余年的桐城派散文发展到二十世纪初年，已进入了其发展的最后时期，也可称为终结期。这时期的桐城古文以曾国藩为中兴领袖，因为曾是湖南湘乡人，所以又有“湘乡派”之称。张裕钊、黎庶昌、薛福成、吴汝纶是他的四大弟子；李元度、郭嵩焘、林纾、马其昶、姚永概等都是这一派的作者。

曾国藩为文推崇姚鼐，论文于义理、考证、辞章之外，还强调“经济”，即以封建之理，维护封建统治之用。著有《曾文正公诗文集》，所编《经史百家杂钞》、《十人家诗钞》流传极广。散文《欧阳生文集序》是一篇有代表性的作品。以曾国藩为首的桐城派作家维护封建的皇权统治，与上层统治集团有密切联系。但是在他们当中也有不少人，不同程度地表现了爱国的思想感情。有的还主张变法图强，反对投降媚外。

张裕钊（1823—1894），字廉卿，湖北武昌人。他主持过江宁、湖北、直隶、陕西各书院。著有《张廉卿先生文集》。他主张散文创作要“雅健”而不失“自然之趣”，要求“意”、“辞”、“全”、“法”的统一，而以“意”为主。他的散文如《送吴筱轩军门序》，揭露了清统治集团**误国，充溢着反帝爱国的感情。《送黎莼斋使英吉利序》是为黎庶昌出使欧洲时所写的赠序，文章中心强调一个“变”字，积极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科学，以加强国防，抵御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文章写得情深意切。他的《答吴挚甫书》、《答刘生书》和《北山独游记》、《游虞山记》等写景文章，都是比较能代表作者思想与写作风格的作品，表现了张氏散文长于议论，写景雅洁平实的特点。

薛福成（1838—1894），字叔耘，号庸庵，江苏无锡人，著有《庸庵全集》。薛曾为曾国藩幕僚，后随李鸿章办外交。曾出使英、法、比、意四国。他称赞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还认为“工商业之不振，则中国终不可富，不可以强”。他的《筹洋刍议》十四篇，从内政、外交、军事、工商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变法图强主张。薛福成的文章“演迆平易，曲尽事理，尤长于论事记载”①。他的名篇《观巴黎油画记》简练生动，将画中所描绘的普法交战中的具体细节与环境气氛真实地描述下来，使人有如置身于战场的艺术感受。

吴汝纶（1840—1903），字挚甫，安徽桐城人。长期充任曾国藩、李鸿章的幕僚，曾国藩、李鸿章二人的奏疏多出吴汝纶之手。曾主讲保定莲池书院，“其为教，一主乎文，以为：‘文者，天地之至精至粹，吾国所独优。语其实用，则欧、美新学尚焉。博物格致机械之用，必取资于彼，得其长乃能共竞。旧法完且好，吾犹将革新之，况其窳败不可复用。’其勤勤导诱后生，常以是为说”②。光绪二十四年（1898）京师大学堂创立，吴被奏荐为五品卿衔总教务，未就任，即赴日本考察学制。归国后不久病卒。吴氏在当时文化教育界有很高的声望，著作有《桐城吴先生全书》。吴汝纶的散文长于议论，说理周详，行文平质老练。

林纾（1852—1924），原名群玉，字琴南，号畏庐、冷红生，福建闽县（今福州）人。光绪八年举人。曾渡海游台湾，后客居杭州。主讲东城讲舍。入京后，任教于京师大学堂。早年参加过资产阶级改良活动。晚年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成为守旧派人物。长于古文，能诗词，善绘画，在翻译西方文学作品方面成就也很卓著，影响很大。他的著作有《畏庐文集》、《闽中新乐府》、《畏庐诗存》、《畏庐琐记》、《畏庐漫录》以及小说《官场新现形记》、《冤海灵光》、《劫外昙花》、《剑胆录》、《京华碧血录》等，还有传奇数种。

林纾的散文精通流丽，《清史稿》本传说：“其论文主意境、识度、气势、神韵，而忌率袭庸怪，文必己出。”“尤善叙悲，音吐凄便，令人不忍卒读。”他的文章如《湖之鱼》，由观鱼喋食有所悟，对追逐名利之徒，进行告诫。语言简朴，寓意深远。又如《湖心泛月记》，写月夜泛舟西湖，月色、雾霭、船火、箫声，绘成一幅凄婉美丽的画图，极有情趣，颇有诗的意境。

桐城古文之外，还有一种主张写作回复到六朝文体的骈文运动。

②《清史稿》卷486《吴汝纶》。

任清史馆馆长。他的诗文在形式上主要模拟汉魏六朝，为近代拟古派所推崇。著有《湘军志》、《湘绮楼日记》、《湘绮楼诗文集》，并编有《八代诗选》。后门人将著作辑为《湘绮楼全集》。《嘲哈密瓜赋》、《吊朱生文》是其代表作。文章虽是汉魏时的风格，可是绝无因袭的痕迹。他的碑志文，如《张祖同妻周氏墓志》，写景文字如《秋醒词序》等，都是从六朝文变化出来的。清末诗坛，影响最大的诗歌创作流派，是以程恩泽（1785—1837）、祁寯藻（1793—1866）为代表，经曾国藩大力提倡的“宋诗运动”。所谓宋诗运动，并不是专门以模仿宋诗为标帜，而是作为模仿汉魏六朝盛唐诗派的反对者而出现的一种诗坛风尚。他们以杜、韩、苏、黄为模仿对象，是正统诗坛拟古主义的发展。程恩泽，是当时著名的汉学考据家。他写诗“初好温李，年长学富，则昌黎、山谷兼有其胜”。祁寯藻则主张写诗要有“性情”、“学识”，认为无论诗人“穷通显晦”，总要“温柔敦厚”①。他学诗主要学韩，偶尔也学杜、学白，但是大都是形式与语言上的模拟。曾国藩写诗尊杜，尤尊黄山谷。在他的影响下，宋诗运动更为开展。何绍基、郑珍、莫友芝、江湜等皆是这一诗派的著名诗人。何绍基（1799—1873）写诗“宗李、杜、韩、苏诸大家”②，作品多是书画题跋、山水景物的描写和官场应酬之作。郑珍（1806—1864），诗歌主要学韩，作品也大多以山水风情和抒发个人感慨为主，晚年转而学杜，写了一些较有现实内容的作品。莫友芝（1811—1871），诗风虽与郑珍相近似，但内容却不如郑珍诗歌充实富有生气。

“宋诗运动”到同治、光绪年间，成为正统诗坛上的一大潮流。当时，这一派诗被称为“同光体”。所谓“同光体”，是指同治、光绪以来一班不墨守盛唐，参加“宋诗运动”的诗人的诗。这派诗歌的代表作家是陈三立、陈衍、郑孝胥、沈曾植等。姚鹓雏评近代诗派说：“若同光体诗，海藏（郑孝胥）、石遗（陈衍）之伦，与义宁公子（陈三立）《散原精舍诗》出入南北宋，标举山谷、荆公、后山、宛陵、简斋，以为宗尚。枯涩深微，包举万象。”

陈三立（1852—1936），字伯严，江西义宁（今修水）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其父陈宝箴为湖南巡抚，创办新政，提倡新学，支持改良运动，黄遵宪、梁启超、谭嗣同等改良派人物相继来湖南做官或讲学，宣传改良思想，陈三立当时也参加了他们的活动，成为改良派人物。后陈宝箴与陈三立皆被革职，永不叙用，归隐江西南昌。陈三立写诗，先学韩愈，后学黄山谷，受到新、旧派诗歌领袖人物梁启超、陈衍的称赞。他的诗遣词造意追求“避俗避熟，力求生涩”，好用奇字，代表了当时正统诗坛上“生涩奥衍”的一派诗风。

陈衍（1858—1938），字叔伊，号石遗，福建闽侯人。曾参加湖广总督张之洞幕府，为学部主事。任京师大学堂、厦门大学文科教授。陈衍是晚清宋诗派的诗人和诗论家，与陈三立、郑孝胥齐名，著有《石遗室诗》、《石遗室诗话》。他的《诗话》前编30卷、《续编》6卷，上下古今无所不论，是一部非常浩博的论著。

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号乙庵，晚号寐叟，浙江嘉兴人，官至安徽布政使，护理安徽巡抚。辛亥革命后，以遗老寓居上海。他是“同光①祁寯藻：《■■亭集自序》。

②何庆涵：《先府君墓表》，《珉琴阁遗文》。

体”的重要作家。陈衍曾称他是“同光体之魁杰”。著有《海日楼诗集》、《曼陀罗寱词》。他学识渊博，写诗喜用僻典，故诗歌作品艰奥难读。

另外，与陈三立、郑孝胥一派人同时，在旧诗坛上占有相当地位的，还有易顺鼎、樊增祥。他们写诗皆学中晚唐诗。

这时期的著名词人有蒋春霖、王鹏运、沈曾植、郑文焯、朱祖谋、况周颐、冯煦、赵熙等。

蒋春霖（1818—1868），字鹿潭，江苏江阴人。一生落拓，遭遇坎坷。

少时工诗，中年以后专致力于词，遂负盛名。蒋词介于以朱彝尊、厉鹗、郭麟为代表的浙派词和以周济、庄棫为代表的常州派之间，用意绵密近于南宋；遣词雅正流利，又近于北宋。谭献推纳兰成德与项鸿祚、蒋春霖为清代三大词人，蒋春霖的（卜算子）词：燕子不曾来，小院阴阴雨。一角阑干聚落花，此是春归处。弹泪别东风，把酒浇飞絮，化了浮萍也是愁，莫向天涯去。

这首词借景抒情，感叹春光易逝，隐喻自己的飘零愁苦，格调悲凉。

王鹏运（1849—1904），字佑遐，幼霞，号半塘，晚号鹜翁，广西桂林人。他的词承常州派的余绪，而又有所发扬，对清末词坛颇有影响。词风沉郁，语言工丽，多抒写其不得志的哀怨。著有《半塘定稿》等，又有所辑《四印斋所刻词》。他的《满江红》（朱仙镇谒岳鄂王祠敬赋）：风帽尘衫，重拜倒、朱仙祠下。尚仿佛，英灵接处，神游如乍。往事低徊风雨疾，新愁黯淡江河下。更何堪，雪涕读题诗，残碑打。黄龙指，金牌亚。旌旗影，沧桑话。对苍烟落日，似闻叱咤。气慑蛟鼍澜欲挽，悲生笳鼓民犹社。抚长松，郁律认南枝，寒涛泻。

这首词于凭吊之中抒发了作者的情怀。“往事低徊风雨疾”是写古，写岳飞被迫害，“新愁黯淡江河下”是述今，抒写了作者对处于内忧外患，危机四伏中的清皇朝的忧心与愁绪。

郑文焯（1856—1918），字叔问，号小坡，晚号大鹤山人，奉天铁岭人，属汉军正白旗。他精通音律，写词学周邦彦，体洁旨远，句艳韵美。他与王鹏运、况周颐、朱祖谋称清末四大家。著有《大鹤山房全集》。

朱祖谋（1857—1931），字古微，号沤尹，又号疆村，后易名孝臧，浙江湖州人。他的作品，初近梦窗（吴文英），晚年融化苏轼豪放，词风于沉抑绵邈之中，具有独特风格。著有《疆村语业》，并辑刻唐宋金元人词为《疆村丛书》。

况周颐（1859—1926），原名周仪，字夔笙，号蕙风，广西桂林人。所写的词，音律和谐，情调沉郁。辛亥革命后，多寄寓其眷恋清室的情思。他强调词境以深为主，写境言情结合。他说：“真字是词骨，情真景真，所作必佳”。著有《蕙风词》、《蕙风词话》。

此外，还有词风豪放，于清代浙派与常州词派之外独树一帜的文廷式（1856—1904），著有《云起轩词》；诗词皆受江西派影响的沈曾植；以及冯煦，著有《蒙香室词》（一名《蒿庵词》）等。

王国维（1877—1926），是这时期的一个杰出词人。他的词，数量不多，但以意境胜。王国维的重要贡献，不在于词作，而是他的《人间词话》，该书论词强调境界，是一部极有价值而又有深远影响的理论著作。

太平天国的诗文

太平天国起义，对封建社会文化，产生了强大的冲击波。太平天国建都天京，与《天朝田亩制度》颁布的同时，颁发了提倡语体文的命令。太平天国十一年（1861），以洪仁玕等的名义发表了《戒浮文巧言谕》，明确提出“文以纪事，言贵从心”的写作要求。同年又发表了《钦定军次实录》，其中进一步明确地提出文章“要实叙其事一一叙明，语语确凿，不得一词娇艳，毋庸半字虚浮”，“嗣后禀奏以及文移书启，总须切实明透，使人一目了然”。提倡明白晓畅，人人易解的文风。

洪秀全（1814—1864），作品大多是一些宣传上帝会教义，以及抒发其情志的诗文。如《原道醒世训》、《永安破围诏》、《戒吸鸦片诏》、《诛妖诏》等。他的《吟剑诗》，语言通俗，气势豪壮：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为家共饮和。擒尽妖邪投地网，收残奸宄落天罗。东西南北天河极，日月星辰奏凯歌。虎啸龙吟光世界，太平一统乐如何！

石达开（1831—1863），不仅是太平军中一个杰出的军事将领，同时又工诗能文。他的《白龙洞题壁诗》，以“剑气”自喻，抒写了自己的雄心壮志，表现出诗人冲天射日，勇敢无畏的性格：挺身登峻岭，举目照遥空。毁佛崇天帝，移民复古风。临军敌将勇，玩洞羡诗雄。剑气冲星斗，文光射日虹。

洪仁玕也写过不少诗歌作品，如他的一首律诗很有代表性：船帆如箭斗狂涛、风力相随志更豪。海作疆场波列阵，浪翻星月影麾旌。雄驱岛屿飞千里，怒战貔貅走六鳌。回日凯旋欣奏绩，军声十万尚嘈嘈。

抒写了诗人对太平天国革命的热切感情和强烈的革命愿望。

太平天国时期，民间口头创作的作品非常丰富。这些民间歌谣都反映了当时群众反对清皇朝封建压迫，歌颂太平军的热烈感情。

梁启超、黄遵宪及其他戊戌维新运动的倡导者，既是政治上的维新派，又都是文学方面有影响的作家，其中梁启超是全面推动文学革新的旗帜，并是“新文体”的代表人物，黄遵宪是“诗界革命”的主要诗人。他如康有为、谭嗣同等也有不少佳作。康有为，著有《康南海先生诗集》。他是晚清突出的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也是一个造诣很深的诗人。他的诗受杜甫影响最深，加上他自身的经历，见闻广而情志阔，因此他的作品能开辟诗的“异境”。梁启超评论说：“新世瑰奇异境生，更搜欧亚造新声”。他的诗多为抒怀之作，叙事成分较少。光绪十五年（1889），康有为第一次上书皇帝，受顽固派的阻拦，并遭非议，于九月被迫出京，这时他写下了《出都留别诸公》五首，其一说：沧海惊波百怪横，唐衢痛哭万人惊。高峰突出诸山妒，上帝无言百鬼狞。岂有汉廷思贾谊，拼教江夏杀祢衡。陆沉预为中原叹，他日应思鲁二生。

抒写了自己上书受阻的遭遇及不平之情。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称赞这首诗是康氏的代表作。

谭嗣同的诗歌风格恢廓豪迈，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确是“拔起千仞，高唱入云”（《致刘淞芙书》）。他的作品绝大部分都表现了关注国家命运、济民救国的思想感情，擅长写景抒情。如《潼关》、《崆峒》、《六盘山转饟谣》等都足以表现他的思想风格。他的《狱中题壁》：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更是流传极广的著名诗篇。梁启超《饮冰室诗话》评论他的诗时说：“谭浏阳志节学行思想，为我国二十世纪开幕第一人，不待言矣。他诗亦独辟新界而渊含古声。”

戊戌维新运动前，谭嗣同、夏曾佑、梁启超一起作“新学之诗”。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说：“盖当时所谓新诗者，颇喜挦新名词以自表异。丙申（1896）、丁酉（1897）间，吾党数子皆好作此题，提倡之者为夏穗卿，而复生亦綦嗜之。”光绪二十五年（1899）提出“诗界革命”，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说：“诗的境界被千余年来鹦鹉名士占尽矣。”“著作诗必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言，而又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诗。”他表示：“吾虽不能诗，惟将竭力输入欧洲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可乎。要之，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由此可知“诗界革命”的新派诗即输入欧洲精神思想，使用新语言，而又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的作品。

在此期间，《清议报》、《新民丛报》和《新小说》等刊物，发表了100多位作者的新派诗，又发表了许多通俗歌词，称为“新体诗”。除梁启超所说的夏曾佑、谭嗣同外，还有黄遵宪、蒋智由、丘逢甲等，都是“诗界革命”的重要人物。其中以黄遵宪的成就最为突出，他不仅在诗歌创作方面提出了具体的主张，而且在创作实践方面也最为出色，被誉为“诗界革命”的旗帜。黄遵宪主张写诗要反映现实生活，反映当代人的思想感情，反对拟古，反对形式主义。他在同治七年（1868）所写的《杂感》诗中说：“古文与今言，旷若设疆圉；意如置重译，象胥通蛮语。”提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光绪十七年（1891）又在诗集《自序》中说：“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提出：“仆尝以为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不名一格，不专一体，要不失乎为我之诗。”主张写诗要为事而作，要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具有诗人自己的风格。著作有《日本杂事诗》、《日本国志》、《人境庐诗草》，另有辑本《人境庐集外诗辑》。

黄遵宪的诗歌反映了中法战争、中日战争重大历史事件。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说黄遵宪的诗“多纪时事”，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说：“公度之诗，诗史也”。如他的《悲平壤》、《东沟行》、《哀旅顺》、《哭威海》、《五月十三日夜江行望月》、《降将军歌》、《度辽将军歌》等，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中日甲午战争的历程。甲午战争，日军在平壤发动突然袭击，主帅叶志超弃城逃走，左宝贵战死。《悲平壤》一诗，热情歌颂了左宝贵等爱国官兵英勇战斗的精神：“火光所到雷■■，肉雨腾飞飞血红。翠翎鹤顶城头堕，一将仓皇马革裹。天跳地踔哭声悲，南城早已悬降旗”。同时也记述了陆军将领不战而逃的情景。表现了诗人对叶志超等屈节辱国行为的义愤。

《东沟行》记叙了甲午海战的情况，描写了从敌我相遇，我方布阵迎敌，敌军围攻，双方展开激战，到战斗结束的全过程。全诗既描写了激烈的战斗场面，也揭露了清军内部的混乱和腐朽无能的状态。诗人最后发出“有器无人终委敌”的感慨。《哀旅顺》一诗记录了清军只图自保，无心抵抗，遭受敌人偷袭的史实。全诗首先从正面叙述了旅顺的自然天险和港口的海防设备，接着又从侧面描写了虎视眈眈的侵略者，虽然早已垂涎三尺，但却不敢轻举妄动。最后两句，以急转直下的笔势，写了旅顺口的失守，“一朝瓦解成劫灰，闻道敌军蹈背来！”用语不多，份量极重，其中隐含着作者无限的惋惜，无限的沉痛，无限的愤怒。《哭威海》一诗，更深刻地揭露了清朝军队缺少战斗力的原因，并歌颂了坚强不屈的刘公岛守军。作品表现了对清军互不支援，不敢抵抗的行为的愤慨。旅顺和威海是北洋海军的两个根据地。威海卫停泊船舰，旅顺口修理船只，各设提督衙门，保卫渤海口。旅顺、威海的失守，导致北洋海军的全军覆没。

《马关条约》签订后，清皇朝将台湾、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侵略者。这时黄遵宪写了长诗《台湾行》，诗人列举史实，说明台湾自古就是我国的领土，并叙述了我们祖先辛勤开辟这个宝岛的情况：城头逢逢擂大鼓，苍天苍地泪如雨。倭人竟割台湾去，当初版图入天府，天威远及日出处。我高我曾我祖父，艾杀蓬蒿来此土。糖霜茗雪千亿树，岁课金钱无万数。

接着讴歌了台湾人民的斗争精神：天胡弃我天何怒，取我脂膏供仇虏。眈眈无厌彼硕鼠，民则何辜罹此苦。亡秦者谁三户楚，何况闽粤百万户。成败利钝非所睹。人人效死誓死拒，万众一心谁敢侮。

他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所写的《书愤》：一自珠崖弃，纷纷各效尤。瓜分唯客听，薪尽向予求。秦楚纵横日，幽燕十六州，未闻南北海，处处扼咽喉。

更进一步表露了作者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以及清皇朝屈辱卖国的极大愤懑。

黄遵宪的诗歌独具风格，其主要特点是以文为诗，以诗代史，以古文家抑扬变化的手法作诗，多采用古体长篇，因此他的许多作品都博大宏深，开阖有势。另外，他的诗不避文言俗语和新名词。正如他在《山歌》小序里所说：“土俗好为歌，男女赠答，颇有《子夜》、《读曲》遗意。采其能笔于书者，得数首。”这些诗全用流俗之语。他晚年所写的《五禽言》，《幼稚园上学歌》等，更鲜明地表现出他为探索诗歌新形式所付出的努力。他的诗歌虽然最终仍未打破旧形式，但在从古典诗歌过渡到现代新诗的过程中，诗人的创作，毕竟是成功的。他对后来白话文学的提倡以及对民俗文学的鉴赏与研究都有很大的影响。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对黄遵宪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近世诗人能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者，当推黄公度。”又说：“公度之诗独辟境界，卓然自立于二十世纪诗界中，群推为大家，公论不容诬也。”夏曾佑（1861—1924），字穗卿，号碎佛，浙江钱塘人。曾与严复等合办《国闻报》，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文化学说，有《碎佛师杂诗》。辛亥革命后，宣传尊孔复古，是“孔教公会”发起人之一。

丘逢甲（1864—1912），字仙根，号仓海，台湾人。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曾任兵部主事等职。中日战争失败后，丘逢甲驰电清廷表示反对割占台湾，并以绅士的身份在台湾组织团练，后改称义军，抵抗日本侵略者。当台湾省巡抚唐景崧逃出台湾后，丘逢甲认为大势已去，也离开台湾到广东，但仍以收复台湾为念。他最初同情戊戌变法，后来又倾向民主革命。辛亥革命后，赴南京参加组织政府，任参议员等职。丘逢甲的诗歌今存1000多首，大部分是表现台湾失陷后的缅怀乡国的感情。他的诗，不为格律所拘，雄健奋发，梁启超称赞他是“诗界革命巨子”。现存有《岭云海日楼诗钞》、《仓海先生丘公逢甲诗选》。

蒋智由（？—1929），字观云，号因明子，浙江诸暨人。他与黄遵宪、夏曾佑被梁启超推为“近世诗界三杰”，有《居东集》、《蒋智由诗钞》、《蒋观云先生遗诗》。

散文方面，谭嗣同、梁启超诸人，为了鼓吹“维新变法”，经常写一些宣传文章，这种文章于行文之中，时常掺杂着一些外来的新知识、新思想、新词语，因而在当时被称为“新文体”。《谭浏阳全集续编》里面的文章，可作为这种文学的代表。它不但在理论上引进了所谓西学，而且在文体上也表现出由八股文、桐城派古文、骈文蜕变融合而出的特点。

梁启超在“新文体”方面的成绩与影响最大，他在《清代学术概论》里谈到自己的写作时说：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畅其旨义，国人竞喜读之；清廷虽严禁，不能遏。每一册出，内地翻刻本辄十数。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偶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颇有一种魔力焉。

他的散文，学过晚汉、魏晋，学过桐城派，后来专作政治宣传文章，文笔平易畅达，“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极有鼓动性，成为风靡一时的新文体，亦称报章体。《少年中国说》是他的代表作。此外，《呵旁观者文》、《过渡时代论》等，均很有名。

秋瑾、章太炎及南社秋瑾（1878—1907）工于诗词，诗多抒发对祖国命运的忧心和愿为祖国富强赴汤蹈火的革命情怀。感情炽烈，格调雄健，但也不时流露出感伤的情调。如光绪三十一年（1905），她从日本回国途中所作的《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万里乘风去复来，只身东海挟春雷。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浊酒不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日俄战争中，俄国败北，由于美国从中调解，日俄两国于光绪三十一年，签订了重新瓜分中国东北和朝鲜的《朴次茅斯和约》，俄国将中国辽东半岛（包括旅顺、大连）的租界权转让给日本。诗人面对祖国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的形势，极为忧虑和愤慨：“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同时也抒发了她不惜一切报效祖国的豪情壮志：“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这首诗情调高亢激昂，唱出了时代的心声。

章太炎在文学、历史学、语言学等方面都有贡献。在文学方面的主要成就是散文，他认为文章“莫若魏晋”。他鼓吹民主革命的文章影响很大，如《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革命军序》等。但他的文章大多古字联翩，深奥难解。著作有《新方言》、《文始》、《小敩答问》等。著述刊入《章氏丛书》、《章氏丛书续编》、《章氏丛书三编》。

随着中国同盟会的成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到来，由陈去病、高旭、柳亚子等发起组织的“南社”，于宣统元年十一月十三日（1909年12月25日）在苏州正式成立。它的前身是陈去病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组织的神交社。“南社”第一次集会时共17人，到辛亥革命前增加至200多人，辛亥革命后则增加到千人以上。1923年停止活动。南社的刊物《南社丛刊》共出了22集，收南社成员诗文集百种以上。

陈去病（1874—1933），字佩忍，别号巢南，江苏吴江人，有《浩歌堂诗钞》。他的诗歌表达了对祖国命运的关心，对资产阶级革命的热望。如《读瞿稼轩蜡丸书》。通过对明末遗民的颂扬和对前朝遗迹的凭吊，抒发了自己的革命感情。

周实（1885—1911），字实舟，号无尽，江苏山阳（今淮安）人。宣统元年（1909）参加“南社”，并创“淮南社”。宣统三年（1911）武昌起义后，他从南京回家和阮式共谋响应于淮安，事败被杀害。周实认为，“诗歌非特以见人心，且于以觇世变焉”；“尤贵因时立吾言于此而不可移易！”可见他主张诗歌应反映时代变革。

高旭（1877—1925），字天梅，号剑公，江苏金山（今属上海）人，有《天梅选集》。他著名的《路亡国亡歌》，谴责了清廷将筑路权卖给帝国主义国家，并揭露了帝国主义者的侵略野心。语言明白浅显，完全冲破了格律诗的束缚，深受新派的影响。

柳亚子（1887—1958），原名慰高，字安如，后更名弃疾，字亚子，江苏吴江人。有《磨剑室诗集》、《词集》。刊印流传的有《柳亚子诗词选》。茅盾《在中华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的发言》说：“柳亚子的诗词反映了前清末年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一段时期的历史——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如果称它为史诗，我认为是名副其实的。”柳亚子的诗充满强烈的革命激情。如《吊鉴湖秋女士》四首，赞颂了秋瑾为推翻清朝统治所做的斗争，慷慨悲壮。柳诗受龚自珍影响，凝重含蓄，忧郁悲凉。

此外，还有黄节、马君武、苏曼殊、宁调元、潘飞声等，也是“南社”著名作家。

第二节 小说

狭邪小说与侠义小说

晚清狭邪小说和侠义小说流行，影响较大的有《品花宝鉴》、《花月痕》、《青楼梦》、《海上花列传》、《三侠五义》等。《品花宝鉴》60回，作者陈森，字逸少，常州人。长期以来以作幕僚为生。道光中居北京，尝出入于伶人当中。该书于咸丰二年（1852）刊印，内容写乾隆以来北京优伶生活。《花月痕》，又名《花月姻缘》，卷52回，是写妓女才子的作品。作者魏子安，名学仁，一字子毅，福建侯官人。曾在太原知府家坐馆。书序写于咸丰八年（1858），光绪中作品始流行。《青楼梦》64回，作者署名为慕真山人，真名为俞达（？—1884），字吟香，江苏常州人。著有《醉红轩笔话》、《花间棒》、《闲鸥集》等。《青楼梦》成书于光绪四年（1878）。书中人物皆为妓女。作品写苏州人金挹香，工文辞，过去所结识的36妓，原皆为散花苑主座下司花的仙女，后尘缘尽满，并入仙班，仍不脱佳人才子小说的旧套。《海上花列传》64回，也是写妓女生活的作品。作者韩邦实（1856—1894），字子云，别署花也怜侬，江苏松江（今属上海）人。长期在上海居住，任报馆编辑，对妓女生活十分熟悉，书中故事大都以事实为依据。该书于光绪二十年（1894）出版。全书结构亦为《儒林外史》式，无一定之主人翁，但叙写逼真，颇能吸引读者，又全用吴语，是吴语文学的第一部作品，在方言文学上占有重要地位。

《荡寇志》又名《续水浒传》，70回，俞万春著。作品写陈希真父女等在张叔夜率领下，消灭梁山起义英雄的故事。其目的是想借以宣扬“俾世之敢于跳梁，借水浒为词者，知忠义之不可伪托，而盗贱之终不可为”（《丰月老人续序》）。在艺术上有一定成就。《儿女英雄传》，原本53回，现存40回，题“燕北间人著”，作者为文康（约于1868年前后在世）。他是满洲镶红旗人，费麦莫氏、字铁仙，大学士勒保的次孙，曾为郡守，擢观察，丁忧旋里。该书初名《金玉缘》，又名《日下新书》，又名《正法眼藏五十三参》，最后才题为《儿女英雄传评话》。作品写侠女何玉凤，出身名门，智慧骁勇，其父为人所害，因奉母命避居山东，决心为父报仇，变姓名为十三妹，往来市井间，偶然在途中遇书生安骥困危，十三妹救了安骥。后来，何玉凤以及被何搭救的张金凤都嫁与安骥，二人和睦如姐妹。作者目的在于描写一个五伦全备的家庭，借以宣传封建思想。作品全用北京口语写成，很有特色。

《三侠五义》原名《忠烈侠义传》，出现于光绪五年（1879），120回，作者石玉崑。该书在社会上影响极大。《三侠五义》中的主要人物是“三侠”（展昭、欧阳春、丁兆兰和丁兆蕙）及“五鼠”（卢方、韩彰、徐庆、蒋平、白玉堂）。该书以明人《龙图公案》为蓝本，作许多加工创作。如“五鼠闹东京”，原为一个神怪故事，在《三侠五义》中却都变成武侠的游戏故事。后来俞樾（1821—1907）将该书开篇“狸猫换太子”一回改写，又因作品里已有南侠、北侠、双侠，已为数有四，又有小侠艾虎，艾虎之师智化及小诸葛沈仲元，皆为侠士，改名《七侠五义》，通行本《七侠五义》100回。又有《忠烈小侠五义传》及《续小五义传》相继出现于京师，皆120回，每回前都有“入话”，与宋人话本相似。

《施公案》一名《施公清烈传》，又名《百断奇观》，97回，出于《三侠五义》之先（道光中），未知作者姓名，叙康熙时施世伦断案事，文辞拙直。此后又有续集、三集、四集等，叙写诸侠客行义故事。《彭公案》23卷100回，为贪梦道人作，写于《三侠五义》之后，叙彭朋于康熙中微行访案。亦有续集、三集、四集，每集80回。它们虽然在社会上极为流行，但是其中的绿林好汉，多为统治阶级的驯顺奴仆，且故事千篇一律，人物性格也不统一，思想与艺术都不甚佳。总之，这些作品都没有反映时代面貌。从文学史的发展趋势看，反映出传统古典小说的衰落。

谴责小说的繁荣与发展光绪二十六年（190）左右，资产阶级改良派非常重视小说的社会作用。

康有为说：“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谕，当以小说谕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①梁启超于光绪二十八年创办的《新小说》杂志提倡“小说界革命”。他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极力强调小说改良政治、社会的作用：“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这时许多小说杂志也相继产生，如李伯元主编的《绣像小说》，冷红生主编的《新新小说》，吴趼人与周桂笙合编的《月月小说》，黄摩西主编的《小说林》等，并发表了很多小说作品。这时期发表的小说，据统计约有1500余种。其中最受群众欢迎、最有成就的小说作品，当推谴责小说。鲁迅说：“光绪庚子（1900）后，谴责小说之出特盛”。又说：“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①著名的有《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被称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

《官场现形记》，作者李宝嘉（1867—1906），字伯元，号南亭亭长，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少时擅制艺及诗赋，以第一名入学，后累应举不第。到上海办《指南报》，旋中止，又办《游戏报》，专作俳谐嘲骂文字；又办《海上繁华报》，专记优伶、娼妓消息，兼载诗词小说，盛极一时；后主编《绣像小说》半月刊等。作品除《官场现形记》外，尚有《庚子国变弹词》、《海天鸿雪记》、《活地狱》、《文明小史》等。

《官场现形记》是李伯元的代表作，最初连载于《世界繁华报》，凡60回，近80万字。作品揭露和抨击了清政府官僚机构的黑暗与**，是清末官僚统治集团的真实写照。所涉及的官僚十分广泛，外官：从不入流的佐杂到州府官吏，直到督抚方面大员；内官：从小京官到部司郎曹，直至位居中枢的军机、大学士。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僚胥吏，为了升官发财，无不蝇营狗苟，极为**。作品还突出地描写了清统治者对帝国主义奴颜婢膝的丑态。见到洋人就面容失色，手足无措。总之，《官场现形记》对晚清官僚集团作了比较全面的揭露，对黑暗**现象给以尽情的嘲笑和讽刺。其写作手法略似《儒林外史》。

①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引文。

①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八），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39页。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作者吴沃尧（1867—1910），又名宝震，字趼人，广东南海人。生于北京，长于佛山镇，故又自称“我佛山人”。光绪八年（1882），他到上海谋生。从光绪二十三年（1897）起，先后主笔《字林沪报》副刊及《采风报》、《奇新报》、《寓言报》，光绪二十八年（1902）应《汉口日报》之聘赴鄂。次年回上海，受梁启超影响开始创作小说，并投寄《新小说》发表，还曾一度客山东，赴日本。光绪三十一年（1905）春，任汉口《楚报》中文版编辑。反美华工禁约运动兴起，他主动辞去这家美国人办的报社职务，并积极参加创办《月月小说》，任总撰述。光绪三十三年（1907）创立两广同乡会，并开办和主持同乡会所属的广志小学。吴沃尧是个多产作家，从光绪二十九年至宣统二年去世止，在短短的7年里写下了许多有影响的作品。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痛史》、《电术奇谈》、《九命奇冤》、《劫余灰》、《新石头记》、《恨海》等。又有《趼诗删剩》，《趼廛笔记》、《趼人十三种》、《我佛山人笔记四种》、《我佛山人滑稽谈》、《我佛山人札记小说》等。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作者毕生“渗淡经营”的作品，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发表于《新小说》杂志。作者从光绪二十九年（1903）开始写作，历时7年，至宣统元年（1909）最后完成，共108回。全书以自号“九死一生”者为线索，叙述了他在20年中的所见所闻。作者把他的笔伸向腐朽的清末社会的各个角落，而以暴露官场的怪现状为中心内容。全书记载了189件“怪现状”，大多数都与官场有关，淋漓尽致地暴露了清末官场的黑幕。作品还写了许多风流名士、洋场才子，揭露了他们胸无点墨，冒充文人雅士的种种丑态，写得很成功。

《老残游记》20回，光绪二十九年（1903）发表于《绣像小说》，至13回中止，后又续载于天津《日日新闻》，原署鸿都百炼生著。鸿都百炼生即刘鹗（1857—1909），字铁云，江苏丹徒人。少精算学，后又行医，又弃而为商。光绪十四年（1888）后，曾先后在河南巡抚吴大澂、山东巡抚张曜处作幕宾，帮助治理黄河，获得声誉。在北京时（光绪二十二年，1896）上书直隶总督王文韶，请筑津镇铁路，又主张和外人订约合开煤矿。既成，世俗交谪，责为“汉奸”。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他曾从俄军处贱价购买太仓粮设平粜局，以赈北京居民饥困。后以私售太仓粟罪，流放新疆。其文学创作，抒发了他内心的抑郁。他在《老残游记》初编自序中说：“吾人生今之时，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国之感情，有社会之感情，有种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此鸿都百炼生所以有《老残游记》之作也。”《老残游记》通过一个摇串铃的江湖医生老残在游历途中所见闻的某些社会现象，表达了作者对时局的见解和主张。作品暴露了清朝末年社会的黑暗，他所刻画的那些自命清廉而实际上却给老百姓制造冤狱的官员，如玉贤、刚弼等，有一定认识意义。《老残游记》的艺术性较高，它的情节虽不曲折复杂，但却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这主要由于作品在刻画人物、叙事写景方面都很成功。《孽海花》，原署爱自由者发起，东亚病夫编述。“东亚病夫”即曾朴（1871—1935），字小木，别署太朴、东亚病夫、病夫国之病夫，江苏常熟人。早年在同文馆学法文，翻译过雨果等人作品，曾结识谭嗣同、林旭、唐才常、杨深秀等人，并参加维新活动。光绪三十年（1904），在上海与丁芝孙、徐念慈等创办“小说林书社”。光绪三十三年，受聘为两江总督端方的幕宾，后得端方保举，以候补知府分发浙江，任宁波清理绿营官地局会办。辛亥革命后，先后任江苏省议员、官产处处长。北洋军阀时期，任财政厅厅长、政务厅厅长等职。后又曾到上海，创办《真善美》杂志。“爱自由者”即金天翮，字松岑，编译书籍《自由血》，写俄国虚无党史。《孽海花》的前10回是光绪三十一年发表的，翌年续出10回。光绪三十三年又发表21至25回。1927年作者再赓续11回，又修改全书，于1928年出版了34回本。《孽海花》是以清末状元金雯青和妓女傅彩云（即赛金花）的故事为线索，反映了晚清30年间政治、外交和社会的变革。作者在他的《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里说：“这书主干的意义，只为我看看这三十年，是我中国由旧到新的一个大转关，一方面文化的推移，一方面政治的变动，可惊可喜的现象，都在这一时期内飞也似的进行。我就想把这些现象，合拢了他的侧影或远景和相联系的一些细事，收摄在我笔头的摄影机上，叫他自然地一幕一幕地展现，印象上不啻目击了大事的全景一般。”作品在暴露清末黑暗的政治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方面有一定意义。作品描写了当时宫廷内部的混乱，以及官僚名士的生活。《孽海花》的艺术，有其可取之处，他把所见所闻的政治事件、官场内幕及零星掌故等若干独立的故事，用一条中心线索贯穿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有机结构。一些场面或片断写得很生动。但因有意追求轶闻趣事，对人物的刻画大都没有完成。

宣传民主革命的小说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陆续出现了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小说。陈天华（1875—1905）的《狮子吼》是一部章回小说，共8回，未完。作品以舟山岛上民权村为背景，以狄必攘为主要人物，写了革命党人的活动。小说的“楔子”以“混沌国”比喻中国，以“蚕食国”、“鲸吞国”、“狐媚国”影射帝国主义国家，并以睡狮醒来，象征中国的未来。接着第1、2回叙述中国的历史与现状。第3回写“民权村”，实际上是作者的理想国。革命活动家狄必攘便是这村学堂的总教习，他的学生有的去外国留学，有的到内地联络会党组织革命的力量，有的办报作宣传，成立“自治会”、“强中会”等革命团体。第8回写起义失败后，烈士审血诚义正辞严地指斥审讯官说：“现在国家到了这样，你们这一班奴才，只晓得卖国求荣，全不想替国民出点力，所以我们打定主义，把你这一班狗奴才杀尽斩尽，为国流血，这就叫做流血党！”按写作计划，最后狄必攘等人“后来竟把中国光复转来”。因作者蹈海自杀，未能完成。

黄小配（1873—1913），又名世仲，笔名禺山世次郎、黄帝嫡裔，广东番禺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任香港《中国日报》记者，后又帮助郑贯公办《世界公益报》、《广东日报》、《有所谓报》。光绪三十一年（1905）加入同盟会。光绪三十三年创办《少年报》。辛亥革命后任广东民团副团长，被军阀陈炯明杀害。著有小说《洪秀全演义》、《大马扁》、《廿载繁华梦》、《宦海潮》等。

《洪秀全演义》最先刊载于《有所谓报》，续载于《少年报》，1914年出版单行本，54回，未完。另有174回续足本，后120回为他人续作。作者自叙为“洪氏一朝之实录，即以传汉族之光荣”。作品描写了金田起义的全过程，以及定都天京挥师北上，遭到挫折的情况。洪秀全、石达开等都写得很生动。作者很善于运用章回小说形式，艺术上较为成功。

此外，《大马扁》是抨击康有为的小说。《廿载繁华梦》是揭露清廷官吏、官僚资本家的腐朽丑恶。

辛亥革命失败后，小说领域内盛行“鸳鸯蝴蝶派”小说、“黑幕小说”。“鸳鸯蝴蝶派”小说，主要写爱情故事，产生于清末，是清代才子佳人小说的继续发展。“黑幕小说”出现于19年前后，这类小说以揭露社会黑暗为主，写作目的是使“幕中人知所惧，而幕外人知其防”，而实际上变成了宣传犯罪的教科书。

1915年以后，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的新文化运动，迅速兴起，大张旗鼓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鲁迅在五四运动前夕，连续创作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三篇白话小说，强烈地控诉了几千年来封建制度的罪恶，呼唤人民大众的觉醒，并鼓励他们进行斗争。

第三节 翻译文学的发展

晚清时期翻译文学的初起晚清经历了军事、外交诸方面的一系列失败之后，一些人开始考虑吸收外来文化的问题。当时，除了派遣学生出洋学习以外，还于同治元年（1862）设立了京师同文馆，这是晚清最早的洋务学堂。同治二年与同治四年又先后成立了上海同文馆和江南制造局，专门培养翻译人员。当时所译的书，多集中在军械营阵、史地政法以及宗教经典和医学方面。文艺方面的译著，是从林纾开始的。翻译小说初起时，“政治小说”甚流行。林纾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译成出版了《黑奴吁天录》（美国史托活夫人著，本名《黑奴受逼记》）。作品描写了在种族歧视下黑人受白人残酷虐待的悲惨遭遇。光绪三十四年（1908），林纾又翻译了日本近代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德富健次郎（笔名德富芦花）所著的《不如归》。译者借该作品从侧面透露出的中日甲午海战情况，说明中国海军曾经英勇地打击敌人，揭穿了关于镇、定两舰望敌而逃的谣言，为在抗敌作战中的牺牲者伸张正义。此外，还有独立苍茫子译的《游侠风月录》（1903）、汤绂女士译的《旅顺双杰传》（1909）、赖子译《政海波澜》（日本广陵左左木龙）、陈鸿壁译《苏格兰独立记》等。有关教育问题的有中国苦学生译《苦学生》（日本山上上泉，1903），南野浣白子译《青年镜》，以及梁启超、披发生合译《十五小豪杰》等。译述科学故事的，有王笑译《千年后之世界》，杨德森译《梦游二十一世纪》（1903），海天独啸子译《空中飞艇》（1903），东海觉我译《新舞台》等。至近代后期，又翻译有大批的侦探小说。

近代翻译文学的两个流派近代翻译文学有两个流派，一种是以古文译法进行译述，以林纾为最著名，他的译著在知识层里最受重视；另一派则是用白话译书，如梁启超、李伯元、吴趼人等，他们译述的特点是将原书的内容，用白话口语，以章回小说的形式进行演述，他们的译述，读者面更为广泛。

林纾翻译作品很多，据郑振铎《林琴南先生》和寒光《林琴南传》统计，共计171部，270册，另有未收集的短篇15种。宣统三年（1911）以前出版的约50种。他介绍的著名作家有：英国的莎士比亚、狄更司、司各德，美国的欧文、史托活夫人，法国的大仲马、小仲马、巴尔扎克，挪威的易卜生，西班牙的塞万提司，以及俄国的托尔斯泰，日本的德富健次郎等。其中影响最大的作品如：《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不如归》、《滑铁卢战血余腥录》、《撒克逊劫后英雄略》、《迦茵小传》等。林纾的译作给近代作家和读者以很大影响，对中外文化交流起过很好的作用。但是，由于林纾本人不懂外文，无论对译本的选择，或对语意的理解，都只能依赖口译者，这给他的翻译带来很大的限制与影响。

当时的小说翻译家除林纾之外，还有几个人值得注意。如吴梼（亶中），他的译作以日本的为多，有《薄命花》、《寒桃记》、《寒牡丹》、《银钮碑》《美人烟草》、《五里雾》、《侠黑奴》，以及英国勃来雪克著《车中毒针》、俄契诃夫《黑衣教士》等，表现出相当的文学修养。陈冷血（景寒）以翻译俄国虚无党小说最多，也译有侦探小说一类的作品，有《白云塔》、《侠恋记》、《火里罪人》、《大侠记》、《侦探谭》等。包天笑的译作，近于演述，以教育方面的内容为多，如《馨儿就学记》（《爱的教育》）、《儿童修身之感情》等。此外，周桂笙的译作在当时也很有影响。

这时还有周树人（鲁迅）、周作人兄弟，他们的译作《域外小说集》（1909年出版），全是短篇，有俄国的迦尔洵、契诃夫、梭罗古卜、安特来夫，波兰的显克微兹，英国的王尔德，法国的莫泊桑，丹麦的安徒生，新希腊的蔼夫达利阿谛斯，以及芬兰的哀禾等人的作品，集小说、童话、寓言为一集。译文古朴，虽用的是古文，但仍然保留了原著的章节格式，与林纾的用古文意译相比，《域外小说集》则是一部采用直译的译作。在文言翻译小说中，以林纾的影响最大，但从对文学的理解，以及忠实于原著方面，则当推周树人、周作人兄弟。

诗歌的翻译。首先介绍西洋诗歌的是马君武、苏曼殊。马君武（1882—1939），名和，一字贵云，广西桂林人。初留学日本，学工艺化学，曾参加同盟会，后去德国，习冶金。民国成立，任孙中山临时政府实业部次长等职。后经营工业，晚年任广西大学校长。爱好文学，有《马君武诗稿》。他的诗格律自由，雄豪深挚。他用七言古诗体翻译拜伦的《哀希腊》，还翻译过虎德的《缝衣歌》，以及歌德的《阿明临海岸哭女诗》等。他的译诗如同他的创作一样真挚感人。

苏曼殊（1881—1918），原名玄瑛，字子毅，后出家为僧，号曼殊，广东香山（今中山）人。曾留学日本，漫游南洋各地。参加过“南社”，能诗文、善绘画，并通英、法、日、梵诸文。他的诗歌多感伤情调，运用浅近文言写作的小说，内容多为描写男女爱情的故事，如《断鸿零雁记》、《碎簪记》等。翻译作品有《拜伦诗选》。他的译诗正如他自己所说：“按文切理，语无增饰，陈义悱恻，事辞相称。”苏曼殊还编有《文学因缘》、《英汉三昧集》，都是英译中国古代诗歌的选集。

文学革命运动以后，翻译文学进一步蓬勃发展，译文多演进为白话文。

第四节 白话文运动与文学革命

近代白话文运动的形成与发展

近代白话文运动形成于戊戌变法前后，黄遵宪在光绪十三年（1887）正式提出语言与文学合一的问题，他说：“语言与文学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学合则通文者多。”①梁启超大力提倡新文体，自觉地注意通俗化。光绪二十四年（1898），白话文运动主将裘廷梁在《苏报》上发表了著名的《论白话文为维新之本》，第一个提出“崇白话废文言”的口号。在文章中做了比较系统的阐述。他说：崇白话而废文言，则吾黄人聪明才力无他途以夺之。必且务为有用之学，何至暗汶如斯矣！吾一不知夫古人之创造文字将以便天下之人乎？抑以困天下之人乎？人之求通文字，将驱遣之为我用乎？抑将穷老尽气，受役于文字，以人为文字之奴隶乎？

接着在该文里论证了白话文有“省目力”、“除骄气”、“免枉读”、“少弃才”、“便贫民”等八益，反映了他的进步要求。陈子褒也发表文章提倡推行白话，并在《论报章宜改用浅说》一文中，明确提出报纸应改用白话，用白话文办报，使人人都能读。在他们的大力提倡下，白话报纸陆续出刊，白话书籍也印行。白话报纸如《无锡白话报》（光绪二十四年出版）、《杭州白话报》（光绪二十七年出版）、《苏州白话报》（光绪二十九年出版）、《绍兴白话报》（光绪二十八年出版）、《宁波白话报》（光绪二十九年出版）、《上海新中国白话报》、《安徽俗话报》、《国民白话报》、《潮州白话报》、《北京白话报》、《伊犁白话报》、《蒙古白话报》等，从内容到形式都有革新，有评论有报导，以及游记、曲调等各种文艺样式的文章，文字通俗易懂。此外还用白话编印了大量的教科书宇典，历史地理书，文艺作品，医学、数学书等。这时还有些人大力提倡、推行拼音文字，最早提到拼音的是卢戆章《切音新法》、蔡勇《传音快字》、王炳耀《拼音字谱》等，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王照。戊戌变法失败后，王照创造了“官话字母”60个，并主张以北京话的标准来统一读音。他的主张，对后来的拼音运动也有很大影响。总之，白话文运动在文学的发展方面，确实起了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梁启超等提倡的“诗界革命”、“新文体”与“小说界革命”，可以说是近代初期的文学改良运动。直到1915年以后，陈独秀、胡适等人提倡文学革命，主张白话文学，掀起了新文学运动。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19年9月出版第2卷时，改名为《新青年》。这个刊物针对当时复古尊孔的思潮，提出反对孔教，反对旧道德，提倡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并在“文学革命”的口号下，提倡新文学。他们认为文体的改革和文学领域内的革命是同反对旧政治、旧思想，提倡新政治、新思想的斗争紧密相连的。陈独秀在《青年》杂志一卷三、四号上发表了《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介绍了现代欧洲文艺思想，又在《通信》里《答张家言》文中说：“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庶足挽今日浮华颓败之恶风。”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正式发表了讨论文学的第一篇文章《文学改良刍议》，表现了他对文学的历史进化观点。接着陈独秀发表了《文学革命论》（1917年2月），正式举起文学革命的旗帜。他用文化批评家的眼光来提倡文学革命。陈独秀的激烈态度引起了一般人的反对，从而也引起了更多的人关心新文学运动。1917年的《新青年》里有许多讨论文学的通信和文章（这些讨论文章收集在王世栋编，新文化书社出版的《新文学评论》里）。钱玄同（1887—1939）对陈、胡的主张表示赞同，积极加入了文学革命的行列。他在与陈、胡二人的通信中，讨论文学革命的各种问题，一面补正了胡适的许多论点，一面对桐城巨子与选学名家展开了批评，指出他们的文章是“高等八股”和“变形之八股”。刘复（半农，1891—1934）也在《我之文学改良观》中提出文学的界说问题。

①黄遵宪：《日本国志》卷33，《学术志》二。

文学革命的开展随着文学革命的开展，参加讨论的人逐渐增多，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但主张文学革命的人坚不退缩，因而使文学革命逐渐发展，从1915—1918年的三四年间继续发表了许多理论文章、翻译作品以及诗歌、小说创作，如：胡适的《建设的文学论》、《答盛北熊论文学改革的进行程序》、《论短篇小说》、《易卜生主义》、《文学进化观念与改良》等；周作人的《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人的文学》，并翻译了一些外国短篇小说及小诗，后集成为《点滴》与《陀螺》出版。鲁迅的《狂人日记》也是在这时期完成并发表的。此外，沈尹默、刘半农、沈兼士、俞平伯、陈衡哲、康白情诸人，都在试作新诗。1918年12月，陈独秀等创办了《每周评论》，北京大学学生罗家伦、傅斯年等还办了个《新潮》月刊，都是提倡文学革命的刊物。文学革命运动，这时已逐渐发展成为全国性的革命热潮。由于力倡文学革命的陈独秀等都是北京大学的教授，而傅斯年、俞平伯、罗家伦等又都是北大的学生，因此，北京大学成为“文学革命军”的发源地。反对文学革命的人在社会散布流言蜚语，顽固守旧的反对派的攻击也迎面袭来，一时北京大学便成为惹人注意的目标。古文家林纾先后发表文章和小说《妖梦》、《荆生》，攻击主张文学革命的人，成为反对新文学革命运动的代表人物。蔡元培写了《答林君琴南函》一文，驳斥了林纾的指责，积极支持正在兴起的文学革命运动。蔡、林之间的辩论，是五四运动前夕的一场新旧文学的激烈论战，它引起了全国学术界的注意。此后，新派的革命文学潮流愈益高涨。文学革命运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部分。五四以后，文学革命运动以迅猛之势继续向前发展。

第五节 戏剧

京剧和其他各种地方戏

清中叶，昆曲逐渐趋于衰落，而京剧却脱颖而出，取代了昆曲的地位。

另外，梆子、皮簧、弦索诸腔兴起，以及由弋阳腔演变而来的高腔，在各地形成重要剧种。这时期，各种地方戏曲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延续发展。京剧是以清乾隆以来进入北京的徽班为基础，经徽调艺人和汉调艺人共同努力，吸收借鉴了昆曲、京腔、梆子等剧目、唱腔、伴奏音乐、表演技艺，集众所长，逐步形成的。京剧的诞生，约在清代的道光年间，至今约有200年的历史。道光咸丰间，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套等是京剧的创始人。同治、光绪年间有13位著名的身怀绝技的京剧、昆曲演员活跃在戏剧舞台上。画师沈蓉圃根据他们的真容描绘了一幅彩色戏装人物像，称为“同光名伶十三绝”。这13位演员是：张胜奎、刘赶三、程长庚、时小福、卢胜奎、谭鑫培、郝兰田、梅巧玲、徐小香、余紫云、杨鸣玉、朱莲芬、杨月楼。京剧的传统剧目现在搜集到的约有1200多种，大部分是继承昆曲及各种地方戏曲的剧目，经过广大艺人和作者的不断加工创作而成的。《文昭关》、《宇宙锋》、《群英会》、《借东风》、《清官册》、《李陵碑》、《打渔杀家》、《四进士》、《连升店》等都是思想性、艺术性较高的优秀作品。

明清时在全国各地，几乎每省都有大型戏曲剧种流传，发展至近代已趋于定型和成熟，并且产生和发展了许多民间小戏。如河北评剧，山东柳腔、吕剧，东北二人转，内蒙二人台，安徽黄梅戏，江苏锡剧，福建闽剧，宁波甬剧，浙江越剧，湖南、湖北等地的各种花鼓戏、花灯戏、采茶戏，以及少数民族的傣戏、壮戏等，出现了地方小戏蓬勃兴起的局面。这些地方小戏的内容大多是民间流传、深受群众喜爱的故事，反映了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演出形式生动活泼，曲调丰富，具有浓重的地方色彩。在流传过程中，它们又相互交流，各自吸收新的曲调，各有自己的创造，有的在后来形成影响较大的地方剧种。

戏曲改良运动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开展，在京剧和地方戏的领域内也得到反映。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首先开展了京剧革新活动。汪笑侬是近代最早配合社会运动改编和创造京剧剧本的艺人。汪笑侬（1858—1918），满族人，本名德克俊，又名僢，号仰天。年轻时中过举人，后曾任河南太康知县，因触怒豪绅而被革职。此后专门从事京剧活动，长期在上海演出，专攻老生。他根据自己嗓音的特点，吸收汪桂芬（1860—1906）、孙菊仙（1841—1931）的唱法，别创新腔，自成一派。除改编《哭祖庙》、《将相和》、《党人碑》、《骂王朗》、《长乐老》、《受禅台》、《博浪椎》以外，还有着时装登场的《缕金箱》、《獬豸梦》、《瓜种兰因》、《立宪镜》、《博览会》等，在当时已有“改良新剧”之称。

梅兰芳（1894—1961），名澜、字畹华，原籍江苏泰州，生于北京，出身于京剧世家，是“十三绝”中著名演员梅巧玲之孙。8岁学戏，11岁登台，专演青衣兼刀马旦。早年曾演出反映当代生活的戏《邓霞姑》、《一缕麻》。河北梆子花旦演员田际云（1864—1925），长期在北京演出。据传他在清廷演戏时，曾为当时维新派人士传递消息。宣统三年因约请新剧演员王钟声在他经营的天乐园演出，被拘押百日。辛亥革命后，发起组织艺人群众团体正乐育化会，并举办北京第一个女子科班“崇雅社”。田际云还曾演出《大战罂粟花》。

其他如川剧改良公会和陕西“易俗社”是两个具有明确宗旨，并聚集了相当数量的作家的戏曲改良组织。黄吉安（1836—1924）是近代川剧改良运动中的重要作家。

随着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开展，报刊上也陆续刊载了大量的传奇、杂剧剧本。这些作品几乎都创作于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运动到宣统三年辛亥革命之间。这一时期，反对民族压迫、宣传革命成为戏曲作品的主要内容。这类作品大都取材于历史故事。如：川南筱波山人的《爱国魂》，是写文天祥抗元的故事；反映现实斗争的有浴血生的《革命军》传奇、萧山湘灵子的《轩亭冤》、华伟生的《开国奇冤》等；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如反对美国迫害华工的南荃居士的《海侨春传奇》等；宣传妇女解放、提倡女权的有柳亚子《松陵新女儿》等；有介绍外国资产阶级革命故事的，如梁启超《新罗马传奇》、感惺的《断头台》等。这些作品，都宣传了资产阶级改良或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在当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如大汉族主义观点、反对人民革命的态度，以及反帝反封建的不彻底性等。写作技术方面，有的也不符合戏曲规律，有的难以适应舞台演出。话剧的产生光绪三十一年（1905），新剧活动家汪仲贤（即汪优游）兄弟组织了业余新剧团体文友会，演出了《捉拿安德海》、《江西教案》两个戏。以后又有开明演剧会、益友会、青年会演剧部等。其演出形式，有的脱胎于京剧时装戏，有的借鉴西洋戏剧，但未形成完整的新戏剧形式。光绪三十三年（1907），曾孝谷、李叔同、陆镜若、欧阳予倩等在日本留学期间，受日本“新派剧”影响，组织了“春柳社”，并在日本演出了《茶花女》、《黑奴吁天录》、《热血》等剧。在春柳社的影响下，新剧团纷纷成立。在南方，王钟声于光绪三十三年创办了“春阳社”，并演出《黑奴吁天录》、《迦菌小传》、《张文祥刺马》等剧。新剧剧作家和演员任天知于宣统二年（1910）创建了我国第一个职业新剧团体“进化团”，并演出了《共和万岁》、《黄金赤血》、《都督梦》等剧。春柳社的同人回国后，又以春柳剧场的名义在上海、无锡、长沙等地演出《社会钟》、《家庭恩仇记》等剧，形成了“文明新戏”的热潮。

南方的新剧运动也影响到北方。光绪三十四年（1908）夏，王钟声带着一批人到北京、天津等地演出新剧《宦海潮》、《秋瑾》、《徐锡麟》、《孽海花》等，深受群众欢迎。次年，天津南开学校也开始编演新剧，成立南开新剧团，成为北方早期话剧的重要力量。

袁世凯统治时，宣传革命的新剧团体被解散，以上海为中心的新剧运动一时消沉变质，但仍演出了《皇帝梦》等，对窃国大盗袁世凯进行了嘲讽。这种新剧，是我国现代话剧的前身。现代话剧在当时称为“新剧”，直到1928年才最后定名为“话剧”。

第六节 音乐

近代传统的民间音乐，如民歌、说唱、器乐、歌舞等，从内容到形式都注入了新的因素。明清时期流传的弹词得到进一步发展。在各地民歌小调的基础上，又产生了很多新的说唱曲种。民间乐器在近代也有变化和发展，苏南吹打乐，河北、山东、山西的吹奏乐，在曲调上更为细致和丰富。沿海城市广州一带的广东音乐，形成于本时期末。以上海为中心广泛流行于江浙一带的丝竹乐也很盛行。还有一些音乐家对古老的乐曲进行了整理和创新的工作，出现一些新的演奏曲目。由于西方文化的传入，在音乐艺术上有西洋音乐的初步输入和学堂乐歌的兴起。

学堂乐歌的兴起随着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兴办学校，音乐与音乐教育逐渐受到重视。梁启超在当时也大力提倡音乐，他在《饮冰室诗话》里说：“去年闻学生某君入东京音乐学校，专研究乐学，余喜无量。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此稍有识者，所能知也顷诸杂志《江苏》，屡陈中国音乐改良主义，其第七号已谱出军歌、学校歌数阙，读之拍案叫绝，此中国文学复兴之先河也。”一些著名诗人写出了适合歌唱的诗，如黄遵宪、秋瑾就是突出代表。梁启超评论黄遵宪创作时说：“近年以来，爱国之士，注意此业者，渐不乏人，而黄公度（遵宪）尤其也。公度所制《军歌二十四章》、《幼稚园上学歌》若干章，既行于世；今复得其近作《小学校学生相和歌十九章》，亦一代妙文也。”①杨度也曾写过《湖南少年歌》。梁启超的《黄帝》四章和《终业式》四章亦曾被谱成歌曲演奏。

由于新式学堂的建立，在学堂内开设了乐歌课程。如南京西江师范学校，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创办，专门聘请了日本教师教授音乐课。光绪三十三年（1907），清廷“女子小学堂章程”内正式把音乐列为“随意科”。1912年还规定在中学设立“乐歌”课程，并定为必修课。

“学堂乐歌”的大量产生是在辛亥革命时期，作品的内容多以反帝强兵、御侮爱国、妇女解放为主题。如革命女诗人秋瑾所写的《勉女权歌》，曾在其主编的《中国女报》第2期（1907年2月）用简谱刊出。在这些乐歌中，如《中国男儿》、《何日醒》、《惟我同胞》、《抵制美约》、《国耻》、《劝用国货》、《婚姻祝词》、《演说》等，在当时起到了一定的宣传鼓动作用。辛亥革命前夕曾流传一首《勉学》歌，这首歌号召群众发奋图强，挽救祖国危机，反映了中国人民希望民族复兴的愿望。1912年刊印的《共和国唱歌集》中，有不少热情赞扬辛亥革命的作品，如《庆祝共和》、《共和国民》、《爱国歌》、《女革命军》、《光复纪念》等。总之，学堂乐歌的产生是我国近代音乐史上出现的新生事物。这些乐歌绝大多数是填词之作，曲调主要来自日本，也有来自西欧各国者。学堂乐歌介绍了欧洲和日本的各种歌曲体裁，如儿童歌曲、舞蹈游戏歌曲、摇篮曲。在演唱乐歌时还出现了独唱、齐唱和简单的二声部、三声部合唱等多种演唱形式。群众歌咏的方式，开始进入中国人民的音乐生活，为“五四”运动以后群众歌曲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①《饮冰室诗话》第七十八。

近代音乐教育家伴随学堂音乐的发展，出现了一批音乐教育家，其中以李叔同、沈心工、曾志忞等最为著名。

艺术教育先驱李叔同（1880—1942），名文涛，艺名息霜，原籍浙江平湖，光绪六年（1880）诞生于天津。自小接受传统教育，对于书法、金石尤为爱好。十六七岁时从天津名士赵幼梅（元礼）学习填词，从唐静岩（育厚）学书法。戊戌变法时迁居上海。在上海与袁希濂、许幻园等在城南草堂组织“城南文社”，又与常熟鸟目山僧（黄宗仰）、德清汤伯迟，上海任伯年、朱梦庐、高邕之等书画名家组织“上海书画公会”。光绪三十一年（1905）秋东渡日本留学，学习西洋绘画和音乐。曾独立编辑《音乐小杂志》，在日本印刷后，寄回国内发行。次年九月考入东京美术学校学习油画，同时又在音乐学校学习钢琴和作曲理论，并从日本戏剧家川上音二郎和藤泽成二郎研究新剧表演。他与同学曾孝谷等在日本东京创办了我国第一个话剧团“春柳社”，在该剧社上演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与《黑奴吁天录》中扮演了茶花女和爱美抑柳夫人，受到日本戏剧界的好评。宣统二年（1910）李叔同毕业回国，在天津高等工业学堂担任图案教员。1912年春上海《太平洋报》创刊，李叔同被聘为编辑，主编副刊画报。同年3月加入“南社”，并在上海沪东女学任教，讲授文学与音乐。与柳亚子等创立“文美会”，主编《文美杂志》。同年秋，到杭州，任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图画和音乐教员。1915年，兼任南京高等师范图画、音乐教员。他为艺术界培养了大批人才，如后来成名的画家丰子恺、音乐家刘质平等都是他的学生。1918年，他在杭州虎跑寺出家为僧，法号弘一。1942年圆寂于福建泉州。

李叔同一生创作歌曲50余首，有开明书店出版的《中文名家五十曲》，被当时中小学音乐课广泛采用，受到社会欢迎。他的早期作品，表现了高昂的爱国热情和对祖国存亡的忧虑。如光绪三十一年（1905）采用我国民间曲调“老六板”填写的《祖国颂》，在沪学会的刊物上发表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全国各地学校都将其作为音乐教材。他还有不少填词歌曲，是抒情性的独唱和小合唱，有的歌词是古体诗词，这些作品在词曲的配合和意境的创作等方面，都超过了同时代的学堂乐歌。

音乐教育家沈心工（1869—1947），原名叔逵，又名庆鸿，上海人。辛亥革命前，在上海务本女塾、龙门师范学校任教，是国内学校唱歌教材的最早编辑者。从光绪二十九年（1903）开始，先后编辑出版《学校唱歌集》（三集），辛亥革命后又出版了《重编学校唱歌集》（六集）、《民国唱歌集》（四集）等，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他采用外国歌调，编配新词，作为中小学生和学前儿童唱歌教材。他选曲填词的代表作有《何日醒》、《革命军》和《同胞同胞须爱国》、《兵操》等，表现出对清政府统治者的不满与斗争。他也有少数创作歌曲，如《革命必先革人心》、《军人的枪弹》、《黄河》、《采莲曲》等。

近代器乐的发展近代器乐方面也有所发展。在广东珠江三角洲一带产生和流行的民间器乐曲，称为“广东音乐”。广东音乐又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者包括粤剧和潮州剧音乐；狭义的是指小曲（器乐曲）。近代的广东小曲盛行一时，它在城市和农村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经过不断演化，吸收了各地民间小调、小曲、戏曲音乐和各种乐器乐曲，形成了具有鲜明地方色彩和独特风格的乐种，流畅优美，节奏明快清晰，其中抒情写景之作，更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何柳堂（1872—1934），早期广东音乐创作和改编的作曲家，又是琵琶演奏家。他来自广东番禺，是一位贫苦的民间艺人。他除写广东乐曲外，还写过一些宣传抵制洋货、劝戒洋烟、反对蓄婢等内容的地方曲艺作品。他创作的乐曲如《群舟竞渡》、《赛龙夺锦》、《雨打芭蕉》等都很著名。邱鹤梼（1880—1942），我国较早编写广东音乐书刊的人，在搜集整理广东小曲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著有《弦歌必读》、《琴学新编》。

江南丝竹是近代流行于江苏南部、上海、浙江西部一带的器乐演奏形式。以丝弦和竹管乐器结合进行演奏，故称“丝竹”。丝竹乐在这地区的城市与农村盛行，但演奏风格却完全不同。城市中以文人为多，风格优雅华丽，农村中则吹鼓手较多，演奏大套乐曲，常加锣鼓，气氛热烈，风格简练朴实。宣统三年（1911）以后，以上海为中心，先后组织了许多演奏丝竹乐的团体，如“文明雅集”、“钧天社”、“清平社”等。

“吹歌”是近代广泛流行于我国河北、山东一带的器乐合奏。河北农村的“吹歌”，是农民在农闲或参加婚丧喜庆活动时，用管子及笙、海笛、胡琴、云锣、鼓、钹、小铛铛、梆子等器乐演奏。曲目多为可以演唱的“歌”。河北“吹歌”演奏风格粗犷朴实，表现了北方人民豪爽乐观的性格。山东的鼓吹乐和山西的民间吹打乐也都很有特点。

琵琶独奏自唐宋以来在民间一直流行不衰。发展至近代，因地域、师承、所传曲谱以及演奏风格不同，形成了许多流派。著名的有华文彬（1784—1859），字伯雅，号秋萍，江苏无锡人。曾编有《南北二派秘本琵琶谱真传》（简称《华氏谱》）和牌子小曲《借云销小唱》，对后世琵琶谱的整理影响很大，无锡的传派大都以《华氏谱》为依据。

平湖李祖棻（号芳园），编有《南北派十三套大曲琵琶新谱》（简称《李氏谱》）。由于他出身于演奏琵琶的世家，本人也有较高的演奏技巧，能与当时许多著名的琵琶演奏家互相交往切磋，所以《李氏谱》对于琵琶技巧的传播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他的弟子有张子良、吴梦非、朱行菁等，是为李祖棻派。吴梦非编有《怡怡室琵琶谱》（抄本）。

上海浦东地区有演奏琵琶的历史传统，演奏人才辈出，形成了“浦东派”。近代著名琵琶演奏家陈子敬（1837—1891）就是浦东人。他的曲谱有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传抄本。陈子敬早年参加过太平天国的革命活动，后来专学琵琶，善奏《十面埋伏》、《霸王卸甲》、《平沙落雁》（即《海青拿天鹅》）等曲。浦东派所传乐曲有沈淡初（1889—1953）编的《养心轩琵琶谱》。浦东派谱，较前两谱详尽准确。

上海汪昱庭派。汪昱庭（1872—1951）的演奏兼取平湖派与浦东派之长，所传弟子也较多。经他改编的“浔阳月夜”（“浔阳曲”或“夕阳萧鼓”），成为现代一首著名的琵琶独奏曲。30年代又经柳尧章改编为民族乐器合奏曲《春江花月夜》，流传至今，一直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

此外，还有崇明瀛州古调派，以19年海门沈肇州（1858—1930）编刊的《瀛州古调》曲谱为依据，其弟子有施颂伯、徐之孙等。浙江温州还有琵琶演奏家俟国器、潘志秉、张幼明及其弟子殷北海等，所演奏的乐曲更为古老，多为各地曲派所未收，如《宋玉悲愁》、《琵琶行》等，在技巧上也有较高的要求。

欧洲乐器的大量传入，是在辛亥革命时期。光绪二十五年（1899）袁世凯接受德国顾问高斯达的建议，把军队中的长号筒换为西洋铜喇叭，并组织了一支军乐队。光绪二十九年（1903），袁世凯又在天津开办了军乐学校，共办过三期，每期80人，另组织过一支50人的旗人队。同时还派人到德国专门学习音乐，成立过20人的西洋铜管乐队。后来在中小学里还逐渐开展了业余军乐队活动。钢琴在这时也开始在中国流行，师范学校、教会学校和某些私人教学中已逐渐使用。1918年商务印书馆刊印的《进行曲》，是我国最早出版的钢琴谱，收有乐曲60余首。辛亥革命后，风琴在学校和社会生活中也开始广泛应用。专门供中国人学习使用的风琴教科书也陆续出版，如日本人铃木米次郎编著的《风琴教科书》，李树白编著的《风琴教科书》等。后又有人为适用于风琴弹奏，用简谱记录戏曲和民间器乐曲曲谱，刊印了《风琴戏曲谱》。当时在北京还出现了风琴厂。这时期还出现了新型的音乐社团，并以举办音乐会的形式开展音乐活动。如19年左右，有曾志忞等人在北京创办的“中西青年会”，对戏曲音乐进行学习和改良。同年成立“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分中西两部分。1919年改组为“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蔡元培为会长，下设“古琴”、“琵琶”、“钢琴”、“提琴”等若干小组，并请人讲解西洋乐理等声学。

当时，还有一些音乐家也开始学习欧洲作曲理论并进行创作。如肖友梅（1884—1940），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赴日本学习教育和钢琴，并加入了同盟会，1912年又赴德国莱比锡音乐学院学习音乐理论。著名音乐家刘天华（1895—1932），当时在上海一个新兴的戏剧团体“开明剧社”工作，同时也学习西洋音乐，参加管弦乐队的活动。他既精通二胡、琵琶等民族乐器，也能演奏小提琴、小号和钢琴等西洋乐器。他能在民族乐器的基础上，吸收西洋音乐作曲和演奏技巧，因而在民族器乐的创作和演奏上取得了杰出成就。

第七节 绘画、书法

近代西画相继传入，在绘画方面表现出新的转变。同时，由于现代印刷技术的发展、照相制版技术的传入，以及报纸的发行等，画报艺术随之产生，《点石斋画报》的问世，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绘画方面，自道光以后，有戴熙、汤贻汾二人可称名家，世称“戴汤”。戴熙（1801—1860），字醇士，号鹿床，浙江钱塘（今杭州）人。道光十二年（1832）进士，曾官兵部右侍郎，并以绘画供奉内廷。归里后主讲崇文书院。戴熙画山水，师法王翚，丘壑变化较多，并能取法王原祁及别家。作品于秀丽中见工稳，能集清中期山水画中“四王”派之长，自成一体。亦画竹石花卉。著有《习苦斋诗文集》、《习苦斋画絮》及《赐砚斋题画偶录》。他对作画的认识已突破了董其昌以来“正统派”的束缚，成为“四王”派的后劲人物。代表作品有《香雪堂草卷》、《春江帆影图卷》等。

汤贻汾（1778—1853），字若仪，号雨生，江苏武进人。擅画墨梅、花卉，笔敏秀逸，兼工行草、诗歌。有《琴隐园集》、《画筌析览》等。

这时期的著名画家赵之谦、“三任”、吴昌硕等的绘画成就，更给近代绘画艺术带来了朝气。赵之谦（1829—1884），字益甫，号冷君，浙江绍兴人。咸丰举人，曾官南城知县。为人孤愤，好嬉笑怒骂，与世不谐。其书画、刻石卓绝一时。他的篆刻，初师丁敬，继学邓石如，并法秦汉，后突破秦汉钤印的藩篱，能博取钱币、镜铭及碑版、造像等文字的体势笔意入印，浑厚闲静，开辟了篆刻的新天地。其边款具有魏碑风格，亦作阳文，印侧刻画像，为其首创。其书法，各体都能，用魏碑笔法，写行草书，别具风貌。他的画，以写意花鸟、蔬果为主，旁及山水、人物，笔墨潇洒自如，富有生气。他能将书法入画，将诗书画印结为一体，刚柔相济，理法严密。作品中《葵树绣球》、《蕉石》、《桂树冬荣》可为代表。著作有《勇庐闲话》、《梅庵集》、《悲盦居士诗賸》、《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丛书》、《二金蝶堂印存》、《缉雅堂诗话》、《补环宇访碑录》等。

任熊（1822—1857，一说1820—1856），字渭长，号湘浦，浙江萧山人。少年开始学画，为姚燮所称许。他深受姚燮影响，在诗书画方面不断得到提高。后寓居苏州，往来于上海、苏州一带，以卖画为生。他工于人物画，亦工山水、花鸟。其人物画，学陈洪绶，笔法圆劲、形象夸张，多以历史故事和仕女为题材，代表作品有《列仙酒牌》、《剑侠传》等。并曾刻为木刻画集，《任渭长四种》是晚清木刻的精品，流传广泛。他的山水画，数量较少，但意境开阔，结构宏伟，有《十万图》山水册页。其花鸟画，于技术上工笔重彩与没骨写意兼收并蓄，将民国艺术与文人画的优长融为一体，并吸取了外来的水彩画的方法，情调清新。

任薰（1835—1893），字阜长，又字舜琴，任熊之弟。画风亦学陈洪绶。工人物、山水，尤擅花鸟。任薰之子任预，字立凡，亦能继承家学。

任颐（1840—1896），初名润，字小楼，后改字伯年，浙江绍兴人。其父任鹤声，工于写照，任颐幼年即得其指授。后遇任熊，任熊收其为弟子，并介绍其从任薰学习。任颐自中年寓居上海，卖画终生。他长于写照，浅描淡染，笔墨不多，而有神情，亦兼擅花鸟、山水。取法陈洪绶、华嵒、并受朱耷等影响。所作花鸟，重视写生，形象活泼生动，钩勒、点簇、泼墨交互施用，而设色鲜淡，别具一格。他的人物画，题材广泛，有反映人民生活的，有写历史故事和神话人物的，也有民间流行的通俗题材。作品有《关河一望萧索》、《故土难忘》、《关山在望》、《苏武牧羊》、《八仙》、《西施》和《牡丹双鸡图》等。与任熊、任薰并称“三任”，是近代名重一时的画家。虚谷（1824—1896），本姓朱，名怀仁，原籍安徽新安（今歙县），移居江苏广陵（今扬州）。曾任清军参将，后出家为僧，名虚白，字虚谷，号柴阳山人。往来苏州、上海，以卖画为生，其画颇受任颐推重。他工于花鸟，尤擅画松鼠及金鱼等小动物题材。运用干笔以偏锋或逆锋，冷峭新奇，匠心独运，别具一格。作品有《竹枝秋鼠图》、《柴绶金章图》等。同时也工于肖像，兼能为诗，有《虚谷和尚诗录》。

吴友如（？—约1893），名嘉猷，江苏元和（今吴县）人。自幼贫困，喜绘画，自学勤练，并吸取钱杜、改琦、任熊等人画法，工人物、肖像。以卖画为生，曾应征到北京宫廷作画。光绪十年（1884）开始在上海主绘我国第一部画刊《点石斋画报》，后自创《飞影图画报》。内容多为时事新闻插图和描绘市民社会生活。他的作品还参用了西方绘画透视法，构图紧凑，线条遒劲简洁，对以后的年画、连环画都极有影响。他还为木板年画绘制画稿，在民间流传很广。

吴昌硕（1844—1927），名俊、俊卿，字昌硕、仓石，别号缶庐、苦铁，浙江安吉人。清末曾任江苏安东（今涟水）县令一月，后寄寓上海。工诗和书法，擅写“石鼓文”，朴茂雄健，能突破成规而自成一家。尤精篆刻，雄浑苍老，创为一派。30岁以后开始作画，以写意花卉、蔬果为主，山水人物偶亦为之。他吸收了徐渭、朱耷、石涛、赵之谦诸家之长，并受任颐的影响，兼取篆刻、隶、狂草的笔意，色酣墨饱，极富生趣，在画风上酷似赵之谦，但又有所发展。吴昌硕作画强调“画与篆法可合并，深思力索一意唯孤行”和“作画时须凭一股气”，主张在画中要表现自己的情感。因此，他的作品，富有豪迈奔放的气势和健康的审美情趣。他对构图章法也十分注意，疏密错综，虚实相间。用色鲜艳凝重，不落俗套，喜用西洋红渲染花果。他以其特有的豪迈气魄，以及书法与金石融为一体的艺术境界，在近代绘画史上独负盛名，影响很大。代表作品如《云壑古松图》、《紫藤图》、《墨松图》、《杂花图》等。光绪三十年（1904），与同道丁仁、王礼等在浙江杭州创办西泠印社，并任社长。该社对篆刻书画方面的研究在当时曾产生很大影响。此外，尚有蒋宝龄、秦祖詠等人亦皆善画山水。但他们更以画论著称。

蒋宝龄，字子延，号霞竹，江苏昭文（今常熟）人。工诗善画，其山水画高逸古■，名重东南。他所著《墨林今话》，是中国画史传性著作，计18卷，其子蒋茞生续撰1卷。书中记录了从乾隆至咸丰年间（1736—1861）1200余画家，多属江苏、浙江两省人，各立小传，除叙画艺外，还涉及书法、金石、诗词及收藏等事。写法近似诗话。

秦祖詠（1825—1884），字逸芬，江苏金匮（今无锡）人。能画山水。

他的《桐阴画论》是一部对中国画的评论之作，共编6卷，有同治三年（1864）的著者自序。全书共收晚明至清同治初的画家300余人，分神、妙、能、逸四品，以逸品为最多。除评论之外，各有小传。初编末附有《续桐阴论画》（一名《论画小传》）及《桐阴画诀》（一名《绘事津梁》）各1卷，后者多集录前人的山水画论。

在书法方面，除上述画家中如汤贻汾、赵之谦、任熊、吴昌硕等家外，“咸同以来，以书名者，何绍基、张裕钊、翁同龢三家最著”，“绍基宗颜平原法，晚复出入汉分；裕钊源出于包氏；同龢规模闳变，不为诸家所囿，为一代后劲云”。①年画是我国人民喜闻乐见的一种形式，清中叶是它发展的兴盛时期，遍及全国，在河北、山东、江苏、陕西、四川、广东、福建等地都有年画印制。苏州的桃花坞与天津的杨柳青是南北方生产年画的两大中心。清末，石印技术兴起后，美女月份牌的年画逐渐增多，套印多色，比木刻年画整齐、光润、鲜艳多样，成本低，售价廉，从而逐渐代替了过去的手工生产的木刻年画。太平天国时期，专门设有主管艺术的机构，如“锦绣衙”司壁画与刺绣；“镌刻衙”司木刻、石刻等。民间艺人也受到重视，并被组织起来，制作出大量壁画、建筑彩画、石雕、年画等艺术品。至今我们仍可从遗存的太平天国文物中看到当年的艺术风采。如南京朝天宫西堂子街东王府壁画，以山水、花鸟、走兽等为内容，共有十幅。其中《望楼》，是描绘守卫天京的军事建筑，是珍贵的写实作品。“山亭瀑布”、“云带环山”、“江天亭立”等山水画，较清末文人画家笔下的山水画要生动。苏州忠王府壁画，现存九幅，主要是描绘走兽、飞禽，表现了秀丽细致而又富于装饰的民间艺术风格。忠王府中还有三百余方的建筑彩画，其内容也多是鸟兽、虫鱼、花果、图案等。在安徽绩溪曹氏支祠壁画，存有“太平军攻城图”、“太平军建军图”等。在杨柳青还发现了太平军于咸丰四年（1854）在天津地区绘制分送给民众的木刻年画，其中有“秋景图”、“母子图”、“田园风趣”、“英雄会”等。在南京升州路圣库遗址中，发现的二十个石柱础上刻的装饰浮雕，题材广泛新颖，手法简洁明了，很有特色。其中有以“太平天书”为中心的图案纹样，还有《望亭图》、《海螺图》等。

①《清史稿》卷503。

（谢选骏指出：上述涉及的作品，从专业角度看，多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夕辉，少是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晨曦——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可以见仁见智，可以条分缕析。但都是文明接缝之处的产物，尚未到达自行生长的地步。所以不免滑落两个文明之间的谷底——例如我所经历的青黄不接的全面饥荒——“文化革命”。）

【第十八章 新闻出版】

第一节 新闻事业

近代中国新闻传播以报刊为主要形式。中国近代报刊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如下特点：第一，中国最早出现的近代报刊，是伴随着西方列强的渗透和侵入由外国人创办的。中国封建社会出现的“邸报”和“京报”没有也不可能发展为适应资本主义要求的近代报刊。第二，“报”、“刊”不分。中国近代的所谓报，实际上既指报，也包括各种期刊。从形式上看，当时的报刊，大都采用书册式，与期刊无异。第三，中国近代的办报活动与现实政治斗争关系密切，大部分报刊都是为适应政治斗争的需要创办的。尽管中国近代也不乏以赢利为目的的商业性报刊，但无论从数量还是从影响来看，都远远不及政治性报刊。

中国近代报刊的产生和外人在华办报活动中国最早的近代报刊是由一些外国传教士创办的。嘉庆二十年七月一日（1815年8月5日），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马六甲创《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这是外国传教士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报刊①。此后，各国传教士相继在南洋和中国境内创办了一批中文报刊。如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于道光三年（1823）在巴达维亚（雅加达）创办的《特选撮要每月记传》、英国传教士吉德于道光八年（1828）在马六甲创办的《天下新闻》、德籍传教士郭士立于道光十三年（1833）在广州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②、麦都思于道光十八年（1838）在广州创办的《各国消息》。

随着西方各国来华人员的增加，一些外国传教士或商人又开始在中国创办外文报刊。第一家在中国出版的外文报刊是道光二年（1822）在澳门创办的葡萄牙文报纸《蜜蜂华报》（AAbl-hadaChina）③。其他在中国出版的早期外文报刊还有：英商马地臣和美商伍德于道光七年（1827）在广州创办的英文《广州纪录报》（CantonRegister）、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于道光十二年（1832）在广州创办的英文《中国丛报》（TheChineseRepositery）、英商于道光十五年（1835）在广州创办的英文《广州周报》（CantonPress）。据统计，从嘉庆二十年（1815）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鸦片战争结束，外人在南洋和华南沿海地区共创办近代报刊17家，其中中文6家，外文11家④。这些报刊从内容到形式已明显不同于中国传统的邸报。它们有消息，有通讯，有评论，文章中的新闻要素比较明显，其读者也是一般民众，有广泛的社会性。因此，它们的创办标志着中国新闻事业由古代向近代的发展。鸦片战争后，更多的外国传教士、商人进入中国，由这些人创办的各类报刊也大量增加。

①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版，第55页。

②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58页。

③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69页。

④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

据统计，从道光二十二年（1842）到戊戌变法前后，由外人在华创办的报刊达170多种，为鸦片战争前的10倍，约占同时期我国报刊总数的95％①。这些报刊大致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教会和传教士办的中文报刊。鸦片战争后，最先在华大量办报的是西方教会和传教士。据不完全统计，从咸丰十年至光绪十六年（1860—1890），仅耶稣教会在华创办的报刊就达70多种②。这些报刊中影响较大的有：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于咸丰三年（1853）创办于香港的《遐迩贯珍》，美国传教士玛高温于咸丰四年（1854）在宁波创办的《中外新报》，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于咸丰七年（1857）在上海创办的《**丛谈》，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于同治七年（1868）在上海创办的《教会新报》（后改为《万国公报》），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于同治十一年（1872）在北京创办的《中西闻见录》（后改名为《格致汇编》）。这些报刊一方面进行宗教宣传，成为对中国人民进行奴化教育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它们在客观上宣传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成为中国人接触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基本途径，有些报刊还对中国的政治运动发生了很大影响。如《万国公报》在戊戌维新运动中大力宣传维新变法，尽管它宣传的“维新”与维新派的主张有所区别，但客观上对维新运动和维新派人士产生了较大影响。

第二类是外国人在华办的外文报刊。随着来华并居留中国的外国人数逐年增加，以他们为读者对象的外文报刊大量出现。这些报刊有英、日、葡、法、德、俄等文种，总数达120种以上①。其中以英文报刊势力最大，而日文报刊数量最多。这些报刊主要有英国人办的《德臣报》（DailyPress）、《字林西报》（NorthChi-naDailyNews）、《孖刺报》（ChinaMail）、《京津泰晤士报》（ThePekingandTientsinTimes），美国人办的《密勒氏评论报》（WeeklyReviewoftheFarEsst），德国人办的《德文新报》（DerOstasiatischeLloed），法国人办的《中法汇报》（L’chodeChina），日本人办的《上海新报》等。这些在华外文报刊，在代表各国侵华权益方面比外人在华创办的中文报刊表现得更为露骨，很多外文报刊都成为本国资产阶级在华的代言人。如英文《字林西报》完全代表着在华有“特殊商务利益”的英国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并得到英国驻沪领事馆和上海租界工商局的支持和赞助，有“英国官报”（OfficianBritishOrgan）之称②。

第三类是外人在华创办的商业性中文报刊。外人创办以赢利为目的，刊载较多商业内容，直接为商业服务的商业性中文报刊，始于同治年间。较著名的有英国人的《上海新报》、《申报》、《字林沪报》、《时报》、《新闻报》等，日本人的《汉报》、《佛门日报》、《亚东时报》、《顺天日报》、《盛京日报》等，德国人的《直报》等。这种商业性报刊为了赢利，在编辑业务、报刊内容、版式和经营方式等方面都进行了一些改革，彼此之间进行了一些竞争，这无疑有利于近代报刊的发展。如由英商美查兄弟创办的《申报》，不仅重视广泛的新闻和论说文章，还辟有文艺副刊和广告栏目，它标志着中国近代报刊四种基本成分的确定，反应了中国新闻事业开始了新的发展进程。

①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第18页。

②李时岳：《反洋教运动》，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64页。

①方汉奇等：《中国新闻事业简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4页。②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第35页。

随着外报在中国日益增多，中国还开始出现了专事新闻收集和向报刊发稿的新闻通讯社。根据同治九年（1870）世界几家大通讯社分割世界新闻市场的协定，英国的路透社享有在中国的独占发稿权。同治十一年（1872），路透社总社派记者科林兹到上海建立了路透社远东分社，负责中国、西伯利亚、朝鲜、日本、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的新闻收集和发稿，这是在中国出现的第一家新闻通讯社①。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路透社在中国新闻市场的垄断被打破。1914年日本人宗方小太郎在上海创办东方通讯社，以后成为日本在华的官方通讯社。到二十年代，法国哈瓦斯社和美国合众社都分别到中国活动或建立分社。

戊戌变法前后的国人办报**随着外人在华办报活动的扩张，咸丰年间中国人自己开始创办近代报刊。

中国人自己创办的近代报刊最早出现在清廷**统治所不及的香港。咸丰八年（1858），伍廷芳和黄胜租借了英文报纸《孖刺报》的一套中文铅字，以《孖刺报》中文晚刊的名义创办了《中外新报》。该报“名为《孖刺报》所有，实为华人单独主持，所有一切营业权利，皆属华人”①。因此，可以说《中外新报》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家近代报纸。同治三年（1864），在英商《德臣报》工作的中国译员陈霭亭在伍廷芳、何启等的支持帮助下，借用《德臣报》的设备，以《德臣报》中文版名义创办了《华字日报》。该报从编辑到发行完全由中国自理，因此也是中国人办的报纸②。同治十三年（1874），王韬在香港创办了《循环日报》，他利用该报发表了大量宣传维新变法的政论文章，从而使该报成为我国政论性报刊的先驱。上述三种报纸长期鼎立，成为香港三大中文商业报纸。

到同治、光绪之际，内地也出现了一批中国人创办的近代报刊。如广州的《羊城采新实录》、《述报》、《广报》，汉口的《昭文新报》，上海的《汇报》、《新报》等。

国人早期创办的报刊，从内容来说，明显反应出要求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和反对外国对华侵略的民族主义立场。然而，参与创办以上报刊的多数是一些与外商和洋务派集团关系密切的买办式人物，这就决定了这些报刊对外商和洋务派集团的依赖关系。它们有的长期与外人报纸保持“合办”关系，如《中外新报》、《华字日报》；有的则挂外国招牌，如《广报》（后期）；有的找一个外国人作名义上的“总主编”，如《汇报》。同时，很多报刊在经济上依赖于洋务派官僚。如《汇报》的两个大股东叶固之和唐廷枢都是洋务派官僚；《新报》的一部分经费出于上海道道库，后来又接受江南制造总局的津贴。这些都是中国资产阶级先天弱点在其早期办报活动中的体现。

尽管如此，在封建统治下，这些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近代报刊仍是举步维艰，难以发展。①梁家禄等：《中国新闻业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页。①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69页。

②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第61页。

上述报刊中，除在香港出版的几种外，其余都是非常短命的，大都是一年或不到一年就被迫停刊。出版时间较长的《新报》和《广报》，也只维持五六年。其中《广报》因刊登某大臣被参一折而被两广总督李瀚章以“妄谈时事，淆乱是非”的罪名而“严行查禁”①。这说明了封建统治者对新闻舆论的压制和摧残。

国人办报**的真正兴起是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光绪二十一年六月（1895年8月），康有为和梁启超在北京创办了维新派的第一份报纸《万国公报》。强学会成立后，该报即成为强学会的机关报。这份报纸没有自己的印刷和发行机构，而是托《京报》报房代为排印，并随《京报》免费分送北京各官绅。该报形式同于《京报》，但其内容迥异，包括上谕、外电、各报摘录、译报、评论等，主要是宣传维新变法。后来，由于该报报名与广学会机关报《万国公报》同，遂改名为《中外纪闻》。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1896年1月），康有为又在上海创办《强学报》作为强学会上海分会的机关报。该报“专录中国时务，兼译外洋新闻，凡于学术治术有关切要者，巨细毕登”②，成为维新派在南方的喉舌。

维新派的这两份报纸一创刊就遭到封建顽固派的破坏和抵制。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六日（1897年1月20日），清廷下令封闭强学会，《中外纪闻》和《强学报》也被迫停刊。

光绪二十二年（1896）夏以后，随着维新运动进入**，维新派的办报活动也进入鼎盛时期。在这一时期，维新派和支持维新运动的知识分子共创办了30多种宣传鼓吹变法的报刊。比较著名的有汪康年、黄遵宪、梁启超在上海创办的《时务报》，康广仁在澳门创办的《知新报》，严复等在天津创办的《国闻报》，唐才常等在长沙创办的《湘学报》和谭嗣同、唐才常在长沙创办的《湘报》。其中由梁启超任总主笔的《时务报》是当时维新派的主要机关报。它出版仅几个月，销量就达到1.7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成为当时宣传变法维新影响最大的一份报纸。

维新派人士都把创办报刊作为政治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他们的办报活动直接与当时的政治斗争需要相联系，这就形成了当时办报活动和报刊新闻的若干特点。

就报刊的种类而言，大量的是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的政治性报刊。即使是那些以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为主要内容的刊物如《农学报》、《实学报》、《格致新报》等，也多为提倡新学、推进新政而创办，其政治目的也是很明显的。而在政治性报纸中，又大都以期刊的形式出版。这是因为“阅报之人，亦略可分为二类：大抵阅日报者，则商贾百执事之人为多，而上焉者或嫌其陈述之琐屑；阅旬报者，则士大夫读书人为多，而下焉者或痛其文字之艰深”①。所谓“旬报”就是指期刊。维新派依靠的主要是“士大夫读书之人”，自然在办报上就重视“士大夫读书之人”喜欢阅读的政治性内容。

与此相联系，维新派的报纸特别重视政论这一文体，并始终以政论为其报刊的主要内容。在维新派的办报活动中涌现出一大批有影响的报刊政论家，如梁启超、麦孟华、徐勤、谭嗣同、唐才常等。在这些报刊政论家的创作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新颖的政论文体，当时称为“报章文体”或“时务文体”。这种文体“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和外国语法，纵笔所至，略不检束”①，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八股文、桐城派古文和骈体文等传统文体的束缚，适应了资产阶级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需要，对中国近代报刊文体的演变有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①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101页。

②《上海强学会章程》，《戊戌变法》第4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390页。①严复：《〈国闻报〉缘起》，《严复集》第2册，第453—454页。

戊戌政变后，维新派创办的报刊绝大部分被封闭或被迫停刊。康有为、梁启超等流亡海外。他们相继在海外创办了一系列报刊，继续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在这一时期内，改良派创立的报刊中较重要的有：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华侨商人邱菽园出资，康有为、梁启超等在新加坡创办的《天南新报》，徐勤在美国旧金山创办的《文兴日报》，梁启超在檀香山创办的《新中国报》等。在这些报刊中，影响最大的是《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尤其是《新民丛报》，成为改良派在海外的主要宣传阵地，曾风靡一时，最高发行量曾高达1.4万多份，畅销国内主要城市和10多个国家②。不过，从总体上来说，改良派的办报活动已是强弩之末，其地位正在被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办报活动所取代。

辛亥革命时期的新闻事业

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进行民主革命同时，也很重视报刊宣传活动，从而使一大批革命报刊相继创刊。又由于资产阶级内部政治派别的分化，导致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报刊大论战，也推动了新闻事业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中国近代新闻史上又一个办报**。

光绪二十五年（1899）秋，孙中山鉴于“康有为派所出版杂志，风行内外革命党对之，实属相形见绌”，“始遣陈少白至香港组织《中国日报》”①。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1900年1月），《中国日报》在香港正式创刊。另外《中国日报》还出版了内容侧重于论说方面的副刊《中国旬报》，二者合称为《中国报》。它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最早的宣传阵地。

与此同时，留日中国学生也创办了一批革命报刊。光绪二十六年九至十月（1900年11—12月），留日学生出版了最早的两份刊物，“一为《译书汇编》，江苏人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等主持之，所译西籍皆于青年思想之进步，至有关系；二为《开智录》，粤人冯自由、郑贯一、冯斯栾等主持之，专发挥自由平等之学说，于南洋各埠颇为流行”②。此后相继有秦力山、沈云翔、戢翼翚等创办的《国民报》半月刊，杨守仁、陈天华、黄兴等创办的《游学译编》，刘成禺等创办的《湖北学生界》，孙翼中、蒋智由等创办的《浙江潮》，秦毓鎏等创办的《江苏》等刊物。这些留日学生刊物大力宣传民族主义和民权学说，主张反清革命，对民主革命思潮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

在国内，革命派也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创办了一些报刊，如戢元丞等创办的《大陆月刊》，爱国学社创办的《童子世界》，章士钊等创办的《国民日日报》，蔡元培等创办的《俄事警闻》等。革命派还将原来宣传维新保皇①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四。

②复旦大学新闻系：《简明中国新闻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3页。①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0—11页。

②《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8页。

光绪三十一年七月（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高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办报活动也随之进入了大发展时期。《民报》的创刊就是这种发展开始的标志。光绪三十一年十月（1905年11月），作为中国同盟会机关报的《民报》在日本东京创刊。先后担任该刊主编和撰稿的有张继、章太炎、陈天华、汪精卫、宋教仁等。孙中山亲自为《民报》创刊写了发刊词。在这篇著名的发刊词里，孙中山第一次将同盟会的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民报》自创刊起就致力于三民主义的宣传，力图使其“灌输于人心而化为常识”①。

《民报》创刊后受到国内外读者的欢迎。第四号的发行量已达万份，第七号又增加到1.7万份。它的第一号反复翻印7版，第二、三号也一连发行了5版②，在国内外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民报》所宣传的同盟会的三民主义纲领引起了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的全面攻击。在这种情况下，《民报》作为革命党人的主要宣传阵地与改良派的《新民丛报》展开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报刊大论战。这一论战主要围绕同盟会的三民主义纲领进行。除《民报》和《新民丛报》外，双方在国内外的20多种报刊投入了论战。论战以革命派的胜利而告结束。论战的胜利不仅在政治、思想上划清了革命与改良的界限，壮大了革命派阵营，而且对近代报刊新闻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它促进了报刊政论体的发展。在论战中，双方报刊发表了大量政论性文章，且带有强烈的辩论性质。这就使这些政论文较以前维新派报刊和革命派早期报刊的政论文主题更加鲜明，措词更加激烈，笔锋更加犀利。其次，这场大论战也促进了革命报刊宣传活动的大发展。论战前，革命派的刊物不到30种，报纸仅10多种。而论战后到辛亥革命前，革命派的刊物增加到40多种，报纸增加到65种以上①。由于这一报刊大论战的影响，国内革命派的报刊宣传活动又重新活跃起来。而打破自“《苏报》案”后革命派报刊宣传活动沉寂局面的，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秋瑾在上海创办的《中国女报》。《中国女报》是我国近代最有影响的妇女报刊之一。中国近代最早的妇女报刊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由中国女学会创办，由康同薇、李蕙仙、裘毓芳等女报人主编的《女学报》。此后，又相继出现了10多种妇女报刊。秋瑾创办的《中国女报》与以前的妇女报刊不同，它不是一般地停留于宣传女学女权，要求男女平等，而是进一步提出妇女的解放必须与反清革命斗争结合起来。《中国女报》虽然仅办两期就因“费绌停顿”，但它在当时妇女运动和反清革命运动中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女报》停刊后，秋瑾牺牲。另一女革命家陈志群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底创办《神州女报》月刊，以代替《中国女报》。

①孙中山：《〈民报*289页。

②梁家禄等：《中国新闻业史》，第95页。

①梁家禄等：《中国新闻业史》，第98页。

此后一直到辛亥革命前，全国各地又相继创办了近20种妇女报刊①，但其影响都赶不上《中国女报》。

秋瑾创办《中国女报》成为国内革命派办报新**的开端。当时革命派报刊活动的中心，主要在上海、香港、武汉、广州等大城市。据不完全统计，到辛亥革命前，革命派在上海出版了15家报刊，在香港出版了13家，在广州出版15家，在湖北出版10家，就是在陕西、四川、贵州、新疆等边远地区也有了革命派的报刊。在这些报刊中，以于右任等创办的《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和湖北革命党人创办的《大江报》影响较大。

《神州日报》于光绪三十三年二月（1907年4月）在上海创刊，于右任、王无生等主编，该报报名暗寓“当复中华民族之祖国”的思想，纪年也用干支不用帝号，更有蔑视清廷之意。该报因火灾于创刊后不久停刊。

《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被称为“竖三民”，是先后相继出版的三家革命报纸。《民呼日报》创刊于宣统元年三月二十六日（1909年5月15日），由于右任、范光启等主编。因宣传“吊民伐罪”、“改朝换代”，仅出版92天就被租界当局查封。宣统元年八月（1909年10月），于右任等又以《民呼日报》原有馆址、设备创办了《民吁日报》。因该报宣传反日救亡，引起日本方面仇视。日本对租界当局施加压力，拘留了报社社长，并判“该报永远停止出版”。宣统二年九月（1910年10月），于右任等又创办《民立报》。宣统三年（1911）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后，《民立报》成为其机关报，在揭露清廷预备立宪骗局，报道各地革命斗争方面作了大量工作，成为辛亥革命前夕国内最有影响的革命报刊。

《大江报》创刊于宣统二年十二月（1911年1月），是湖北革命团体文学社的机关报。主持者为詹大悲和何海鸣。该报于宣统三年六月二十二日、闰六月初一日（1911年7月17、26日）发表《亡中国者和平也》、《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两篇短评，在社会上引起极大震动。闰六月初七日（8月1日）湖北官府派巡警逮捕了詹大悲和何海鸣，封闭了《大江报》。《大江报》停刊至武昌起义后一度复刊，但不久又被黎元洪封禁。

辛亥革命时期，不仅革命派报刊得到很大发展，民营报纸也迅速崛起。

这个时期较重要的民营报纸有光绪二十八年五月（1902年6月）由英华创办于天津的《大公报》，光绪三十年四月（1904年6月）由狄楚青创办于上海的《时报》，光绪三十年七月由彭翼仲创办于北京的《京话日报》等。这些民营报纸从政治倾向而言，大都偏向维新改良。在办报业务方面，由于民营报纸之间的竞争，大都进行了一些改革创新。其中《时报》的业务创新最为引人注目，如它宣布的“公”、“要”、“周”、“适”的论说要求和“博”、“速”、“确”、“直”、“正”的记事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闻的某些规律①。此外它创造的短小精悍的时评方式也深受读者欢迎。

面对革命派的报刊宣传攻势，清廷一方面进行镇压，另一方面也开始创办官报，以占领舆论阵地。光绪二十七年（1901）冬，袁世凯首先在天津创办了《北洋官报》（双日刊），并附带出版《北洋学报》和《北洋政学旬报》。光绪二十九年（1903），吕海寰、伍廷芳奏请推广官报获准，于是各省纷纷创立官报，较重要的有《湖北官报》、《南洋官报》、《江西日日官报》、《豫省中外官报》等。清廷中央各部门也开始创办部门官报，如商部创办的《商务官报》、学部创办的《学部官报》。

①参见刘巨才：《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史》，中国妇女出版社1989年版，第477—479页。①《发刊例》，引自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124—125页。

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清廷发行了最高官报《政治官报》（后改名为《内阁官报》）。所有这些官报的内容，以“恭录谕旨第一、奏折第二、咨札第三、章程第四”，极少新闻，“凡私家论说及风闻不实之事，一概不录”②，因而毫无生气，读者甚寡。北洋军阀统治初期的新闻事业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封建统治，使新闻事业也出现了一个短暂的繁荣时期。主要表现在：第一，报刊的大量涌现。辛亥革命后，“一时报纸，风起云涌，蔚为大观”。③据不完全统计，这个时期的报刊达500余家，总发行量达4200余万份。这些报纸大部分是由同盟会改组的国民党系统创办的，较重要的有：北京的《亚东新报》、《中央新闻》、《民立报》；上海除原来的《民立报》外，还有被称为“横三民”的《民权报》、《国民新闻》、《中华民报》；武汉除恢复的《大江报》外，还有《震旦民报》、《民国日报》、《大汉报》；其他如长沙的《国民日报》、南宁的《民风报》、广州的《中原报》、四川的《四川公报》等。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政治斗争的相对缓和，这段时期的报刊政论性文章已失去其主导地位，而新闻通讯则日益增多。

第二，通讯社的大量建立。中国人自办通讯社始于光绪三十年（1904）骆侠挺在广州创办中兴通讯社，宣统元年（1909）李盛铎、王慕陶在比利时创办了远东通讯社。此外，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前夕在武昌创办过类似通讯社的新闻传播机构。辛亥革命后，新闻通讯事业得到较大的发展，1912到1918年，新创立的新闻通讯社有20余家①。较著名的有李抱一于1912年创办于长沙的湖南通讯社，邵飘萍于1915年创办于日本的东京通讯社和19年创办于北京的新闻编译社，还有1918年冬国民党在上海创办的国民通讯社。通讯社的大量建立，改变了我国新闻传播单纯依靠报纸的状况，反映了新闻事业的发展。

第三，记者地位的提高和名记者的出现。随着报刊和通讯社的大量涌现以及人们对新闻需求的增长，以新闻采访为业的记者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有人回忆说，辛亥革命后，“无冠皇帝（指记者）纷然并起。报社如林，报章如雨，高谈雄辩，扬厉铺张，当道虚席，社会侧目，炙手熏天，此为一盛”②。这反映出记者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涌现了一批著名的记者，如黄远生、邵飘萍、林白水、徐凌霄、刘少少、胡政之、张季鸾等。他们大都受过较多的资产阶级教育，有一定的新闻理论修养和办报经验。与以前的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政治活动家兼报刊政论家不同，这些名记者都是专门从事新闻采访。

然而，民国初年新闻事业的发展是短暂的。二次革命后，袁世凯下令封闭了所有国民党人办的报刊。

②《政治官报章程》，引自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43页。

③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147页。

①复旦大学新闻系：《简明中国新闻史》，第130页。

②复旦大学新闻系：《简明中国新闻史》，第130页。

到1913年底，辛亥革命前后发展起来的500多种报刊只剩下130余种，这就是近代新闻史上有名的“癸丑报灾”。接着袁世凯政府又先后颁布了限制言论自由的《戒严法》、《治安警察法》、《报纸条例》、《出版法》等法令条文，并以这些法令条文为据，残酷镇压报纸和报人。从1912年4月到19年6月，被袁氏政权封闭的报馆达71家，被传讯的49家，被捣毁的9家，有24位报人被杀害，60余位报人被捕①。袁世凯在镇压了国民党报刊和反袁报刊的同时，先后创办了《亚细亚日报》、《金刚报》等御用报刊，并用各种方式收买一些报刊为己所用，以达到控制舆论的目的。

1916年，袁世凯死亡，北洋军阀内部发生分裂。各派军阀忙于争权夺利，放松了对新闻舆论的控制。许多被袁世凯封闭的报刊趁机复刊，报刊上反对封建**独裁、宣传新文化的文章也逐渐增多。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此后，又有李大钊创办并主编的《晨钟报》，陈独秀、李大钊创办并主编的《每周评论》，北京大学学生创办的《国民》月刊和《新潮》月刊问世。1918年10月14日，我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正式成立。该会还出版了我国第一份新闻学专业刊物《新闻周刊》，并开始了我国近代最早的新闻教育①。这些都表明，我国的新闻事业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①复旦大学新闻系：《简明中国新闻史》，第134页。

①《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版，第31页。第二节图书出版事业中国近代出版事业的发展具有如下明显的特征：第一，传统刻书业和近代出版并行发展。随着西方科学文化和新的印刷技术、机器的传入，新式出版事业产生并不断发展，但中国传统的刻书业并未因此而衰落。尽管其刻印技术并没有突出的发展，但它仍是中国近代图书印制的重要途径。第二，在近代中国，出版事业的编辑、印刷、发行三个环节往往由一个出版机构完成，这不仅表现在传统的书肆、书坊内，也表现在新式的书局中。第三，中国近代新式出版业最先是由外国人创办，而外国人在华创办的出版印刷机构又往往是报刊出版发行机构。

中国近代出版事业的逐步发展

1.外国人在华创办的出版印刷机构。

鸦片战争前，外国传教士就开始在我国出版发行报刊，而这些报刊中，中文报刊都还是雕刻印刷。嘉庆二十四年（1819），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中国印刷工人梁发和蔡高的配合下在马六甲铸成了中文铅字，并译印了第一部汉字铅印书《新旧约圣经》①。道光二十三年（1843），英国伦敦教会传教士麦都思在上海创办了墨海书馆。该书馆拥有中文铅字和英文铅字，使用较笨重的印刷机器，以牛为动力印制图书。这是外国在中国设立的最早的近代出版印刷机构，也是中国近代第一家铅印出版机构②。它最初主要印刷《圣经》和其他宗教宣传品，后来又译印了一些西方科技方面的书籍，从咸丰二年至九年（1852—1859），共译印9种。道光二十九年（1849），王韬就职墨海书馆编辑，他不仅翻译了一些西方科普读物出版，而且写成《海陬冶游录》、《瀛海杂志》等著述在该馆出版。该书馆还出版了《**丛谈》月刊，这是我国最早的铅印杂志之一。

由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创办的美华书馆，是中国近代另一个重要的由外人创办的出版印刷机构。它的前身是开设在澳门的花华圣经书馆，这个书馆采用英国人制成的汉文铅字（当时称为“香港字”）印制圣经和其他宗教书籍。道光二十五年（1845），该书馆迁至宁波，改名为美华书馆。咸丰十年（1860）又迁至上海。它是当时规模最大的一个出版印刷机构。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它总共出版发行各类图书40万册，其中24万册是《圣经》和其他宗教书刊，其余还有一些学校教科书和自然科学书籍③。该馆还改进了中文活字规格，定出7种标准，奠定了中文铅字制度的基础①。

同治以后，一些外国传教士又相继在中国创办了一些图书出版发行机构，如法国人办的土山湾印书馆，英美传教士办的广学会，英国传教士办的英华书馆、格致书院，以及由大英圣书公会、大英圣经会和苏格兰圣经会合并而成的“中华圣经会”。

①《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第573页。

②吉少甫：《中国出版简史》，学林出版社1990年版，第265页。

③吉少甫：《中国出版简史》，第266—267页。

①《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第574页。

2.据不完全统计，到光绪十六年（1890）止，这些版史上1000余年来一直以儒家经典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并译印了一些外国宗教书；一些出版物如《资政新篇》，还反映了发展资本主义，向西方学习的要求；而且，太平天国出版的儒家经典都作了删改，这在中国出版史上也是少见的。这些都反映了太平天国出版事业所具有的革命意义。

3.洋务派译刊西方书籍。

洋务派为了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于同治年间开始大量翻译刊印西方图书。

洋务派译刊西书活动始于京师同文馆。京师同文馆是洋务派为培养外交翻译人才于同治元年（1862）奏准设立的外语学校。为使学生有翻译实践机会，同文馆也从事西书翻译活动。学生在馆学习五年，最后两年必须译书。教习也多有译著。同治十二年（1873）同文馆附设印刷所，备有中、西文活字4套，手摇印刷机7部。馆内师生译著均由印刷所铅印。光绪十二年（1886）专设纂修官两员，负责编辑加工润笔工作。同文馆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合并到京师大学堂为止，共译刊西方图书200多部，其中以美国人丁韪良所译《万国公法》、中国人杨树和张秀合译的《世界史纲》、法国人毕利干所译的《化学阐原》影响较大。

同治六年（1867），李鸿章创建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附设了翻译馆，开始翻译西方图书。参加翻译的有徐寿、华蘅芳、李善兰等中国科技人员，也有傅兰雅、林乐知、伟烈亚力等外国人。译书方法是由外国人口述，中国人记录并予以改正修润。该馆在前后近40年中，共译出各类西书199种①。内容以自然科学、机械制造、兵工和造船为主，兼及史地、医学、国际公法等。其中以徐寿主译的《化学鉴原》、李善兰与伟烈亚力合译的《续几何原本》、徐仲虎与傅兰雅合译的《运规约》最为著名。

光绪二十三年（1897），盛宣怀奏准创立上海南洋公学，附设有译书院。光绪二十四年至二十七年（1898—1901）间，张元济任该院院长。他主持出版了严复翻译的《支那教案论》和《原富》二书，影响较大。其余出版物主要是学校教科书。直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后才开始译刊各国政治、历史、科技方面的书籍。

在洋务派出版机构翻译出版的图书中，确有不少价值较高的书。但这些译著偏重于自然科学、实用工艺和军事方面，而很少有西方社会经济、政治、历史、文艺方面的著作，这是与洋务派创办这些机构的动机有关的。

4.戊戌维新时期的出版事业。

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兴起后，维新派不仅创办了一系列的报刊宣传变法维新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而且将译印西方图书也作为他们宣传活动的重要内容。梁启超在论述维新派学会的作用时，就将“择购西文各书，分门别类以资翻译”，作为学会的任务之一②。

光绪二十一年（1895），康有为等组织了强学会。不久，强学会改为强学书局，“日以翻译西书，传播要闻为事”①。接着，康有为又到上海组织了强学分会。在上海强学分会所举“最重要四事”中，第一是“译印图书”，第二是“刊布报纸”。然而，无论是北京强学会还是上海强学分会，存在的时间都很短，它们的舆论宣传工作主要是创办报刊，在译印图书方面成果并不显著。

①邹振环：《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与近代科技的引进》，《出版史料》第6辑。②梁启超：《论学会》，《戊戌变法》第4册，第376页。

①《益闻录》第1574号，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十一日出版。

维新派的主要图书翻译出版机构是大同译书局。大同译书局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创立于上海，以康广仁任经理。关于该局的译印范围，梁启超在《大同译书局叙例》中写道：“以东方为主，而辅以西文；以政学为先，而次以艺学。至旧译希见之本，邦人新著之书，其有精言，悉在采纳。”“本局首译各国变法之事，及将变未变之际一切情形之书，以备今日取法。译学堂各种功课，以便诵读。译宪法书，以明立国之本。译章程书，以资办事之用。译商务书，以兴中华商学，挽回利权。”②大同译书局创设至戊戌政变发生时存在的1年时间内，共刊印了10余种书籍，较重要的有《大彼得变政考》、《英人强卖鸦片记》、《瑞士变政记》、《俄土战纪》等译著和《经世文新篇》、《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中西学门径》等维新派论著。其中《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为康有为撰写的宣传变法理论的重要论著，大同译书局将其全文刊印发行，在当时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维新派创立的另一个重要的翻译出版机构是译书公会。译书公会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成立于上海，由董康、赵元益主持。该会以“采译泰西东切用书籍为宗旨，向伦敦、巴黎各大书肆，多购近时切要之书，精延翻译高手，凡有关政治、学校、律例、天文、舆地、光化、电汽诸学，矿务、商务、农学、军制者，次第译成，以厌海内同志先睹为快之意。至日本为同文之国，所译西籍最多，以和文化中文取径较易，本会尤为此竞争焉”①。该会首批译刊的外国图书有法文《五洲通志》、《东游随笔》等，英文《交涉纪事本末》、《泰西志林》等，共10种。另外，译书公会还摘译英国《泰晤士报》、《律例报》，法国《勒当报》、《国政报》，德国《东方报》等5种外国报纸，附于所译书籍之后。该会还创办周刊《译书公会报》，刊登外报、外书译文，并辅以论说，以开民智，广见闻。另外，该会还根据“浙江商务出口之货，以丝蚕为大宗，近年华商折耗，苦累已极的”情况，“广译东方蚕桑各书，并刊简明善本绘图例说”②，以推动浙江蚕桑业的发展。此外，维新派还利用各种报馆和学会译刊外国图书，如《时务报》馆、《国闻报》馆、《湘报》馆、农学会都译印了很多西书。甚至一些地方上的新学学会也纷纷刻印新学书籍，如湖南衡州任学会“设立书会，刻时务丛书，贱价卖售”。③维新派刊印的图书以介绍各国社会政治、历史、地理、律例和宣传维新变法理论的居多，这适应了资产阶级维新派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实行政治改革的需要。他们的图书出版活动实际也成为他们维新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5.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图书出版活动。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图书出版活动开始于兴中会时期。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开始，革命派就翻印大量明末遗民的反清复明小册子，如《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亡明流血史》等，以此反对满族贵族的民族压迫政策。

②梁启超：《大同译书局叙例》，《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

①《上海新立译书公会章程》，《戊戌变法》第4册，第459页。

②《上海新立译书公会章程》，《戊戌变法》第4册，第460页。

③《衡州任学会章程》，《戊戌变法》第4册，第474页。

到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随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运动的高涨，资产阶级革命派掀起了反清民主革命的宣传**，大批革命宣传品出版发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图书出版活动与戊戌变法中维新派的图书出版活动有所不同，即主要是出版直接鼓吹民族民主革命的宣传小册子，而翻译外国书籍不占主要地位。当时革命派出版发行的革命书籍主要分为如下几类：第一类，宣传民族民主革命的政论著作，如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和《警世钟》、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旭书》、刘师培的《攘书》、杨守仁的《新湖南》、黄藻的《黄帝魂》等。第二类，是一些宣传反清民族革命的历史书籍，如《陆沉丛书》、《荡虏丛书》、陈去病的《清秘史》、陶成章的《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等。第三类是赞颂革命志士、民族英雄的人物传记，如《三十三年落花梦》、《孙逸仙》、《沈荩》、《郑成功传》等。另外，还有一些鼓吹民族民主革命的文学作品。革命派还译刊了一批外国著作，影响较大的是一些介绍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和揭露帝国主义侵略奴役殖民地的书籍，如《美国独立战史》、《法兰西革命史》、《华盛顿》、《林肯》、《俄国蚕食亚洲史》、《美国垂涎中国近事》等。另外，还有像《近世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党》等介绍西方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著作。据不完全统计，到武昌起义爆发前，革命派刊印的各类图书达220余种①。

革命派的这些出版物一部分由他们创办的报馆刊印，如《中国日报》馆和《民报》馆都刊印过大量革命图书。另外，革命派还建立了一些秘密的图书出版、印刷和发行机构，如湖北的乐群印刷社、教育图书社，湖南的民译社、湖南编译社，福建的福州书报社，上海的镜今书局、东大陆译印局、国学社、作新社等①。

武昌起义胜利后，图书出版工作出现了一个新的**。大量记载辛亥革命和各地光复的图书出版，如谷钟秀的《中华民国开国史》，剑农的《武汉革命始末记》，寿民的《辛亥革命始末记》。另外，还有一些革命团体历史和革命领袖传记图书出版，如张竞上的《中国同盟会革命史讲稿》以及《共和人物甲集》、《孙文小史》等。

①张于英：《辛亥革命书征》，《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183页。①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第271页。

新式铅印、石印书局的产生和近代出版企业的创建

1.新式印刷技术的传入和铅印、石印书局的产生。

随着西方新式印刷设备和技术的输入，我国相继产生了一批以出版印刷新学图书为主的铅印和石印书局。最早拥有铅印和石印设备出版机构的，分别是英国教会创办的上海墨海书馆和法国人办的上海土山湾印书馆，它们主要是印刷宗教宣传品。到同治、光绪之际，相继出现了民营的铅印和石印书局。同治十一年（1872）创立的《申报》，在初创时期就用铅印。光绪二十年（1894），《申报》附设申昌书局（又称申昌书画室）。开始时，该局用木活字刊印小说、笔记和其他书籍，著名的有尊闻阁主辑的《申报馆聚珍版丛书》。申昌书局前后共刊印图书多种①。光绪十年（1884），《申报》馆又附设图书集成印书局，它曾用铅活字刊印了全套《古今图书集成》和《二十四史》。

石印书局最有影响的当推上海点石斋石印书局，它是由开办《申报》的英商美查于光绪五年（1879）创办于上海，作为《申报》馆的附设机构。它用照相石印技术印刷了大量中国古籍工具书，如《佩文韵府》、《渊鉴类函》等，其中较有影响的是将殿版《康熙字典》缩印以及出版中、英文合璧的《四书》，另外还刊印了一些中外地图、西文书籍等。该局于光绪十年（1884）创办《点石斋画报》，开画报出版之先声，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和重要的史料价值。

与点石斋石印书局成鼎立之势的石印书局有同文书局和蜚英馆。同文书局是光绪八年（1882）由徐鸿复、徐润创办于上海，这是由中国人自己集资创办的第一家石印书局。它用石印术专门翻印古籍中的善本，较著名的有殿本《二十四史》、《康熙字典》、《佩文斋书画谱》等。总理衙门曾以白银35万两委托同文书局石印《古今图书集成》100部作为赠送外国的礼物，这样它在石印业的声誉鹊起。蜚英馆是光绪十三年（1887）由李盛铎在上海创办的。它用石印刊印了一些小说和古籍，获利颇丰。除上述三家外，上海还有其他一些石印书局。如凌佩卿等创办的鸿文书局，是我国最早石印五彩图画的书局；魏允文、魏天生创办的中西五彩书局，是最早由国人创办的彩印书局②。还有钟寅伯创办的积石书局，何瑞堂创办的鸿宝斋书局等。当时，上海已成为中国石印书业的中心，“上海已用蒸汽机石印法印成中国著作数百千种，现有石印局四五家，其所印的书销行于全国”①。在上海石印书业的影响下，南京、武昌、广州、苏州等地也相继有人开创石印书局，石印书风靡一时。在这些铅印、石印书局的影响下，一些传统的刻书业也开始购置铅印、石印机出版图书。

2.近代出版企业的创建。

在上述民营铅印、石印书局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上，中国近代出版企业日趋成熟，而其标志就是商务印书馆的创建和发展。

商务印书馆由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等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创办于上海。该局原来只有印刷所，以印刷商业簿册表报为主。光绪二十六年（1900），商务印书馆收购日本人在上海办的修文印书局，开始在国人自建的出版机构中首先使用纸型②。光绪二十八年（1902），商务印书馆始设编译所和发行所，成为一家出版、印刷、发行全能型的新式出版机构。首任编译所所长由蔡元培兼任。光绪二十九年，张元济正式任编译所所长。编译所分国文、英文、理化数学和辞典等部，分别编辑出版了《帝国丛书》、《地理丛书》、《华英音韵字典集成》、《英文汉诂》、《原富》、《自然科学小丛书》、《新字典》、《辞源》等书。同时，张元济还广延人才，组织教科书的出版，光绪二十九年开始出版《最新教科书》，为商务印书馆出版各类教科书奠定了基础。另外，商务印书馆还辑印了一些珍本、善本古籍，如①胡道静：《申报六十六年史》，《中国近代出版史料》补编，第88页。②吉少甫：《中国出版简史》，第274页。

①《北华捷报》1889年5月25日。引自吉少甫：《中国出版简史》，第275页。②吉少甫：《中国出版简史》，第271页。

《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续古逸丛书》、《丛书集成初编》等。

商务印书馆的创办，对新式民营出版业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继它之后，文明书局、开明书店、广智书局、小说林、群学社等新式出版企业先后创办。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上海成立第一个书业商会，有22家新式书刊出版机构参加。

辛亥革命后，新式出版业进一步发展，其中新创办的、比较著名的有中华书局、大东书局、世界书局。中华书局由陆费逵等于1912年创办于上海。该书局初期以编辑出版小学、中学、师范学校教科书为主，并先后创办了《中华教育界》、《中华小说界》等多种杂志。以后又编辑出版一些重要古籍和工具书，如《二十四史》、《古今图书集成》、《辞海》等。它成为一家与商务印书馆齐名的集编辑、印刷、发行为一体的新式出版企业。大东书局由吕子泉等创办于上海，世界书局由沈知方于1917年创办于上海，它们与商务、中华一起成为民国时期出版发行教科书最多的新式民营出版企业①。

传统刻书业的发展鸦片战争后的一段时间，中国图书出版发行的主要手段仍是传统的刻书业。即使在近代出版事业产生和新式出版机构创建后，传统刻书业也并没有因此而衰落。从同治到光绪年间，传统刻书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一时期，传统刻书业主要有三种类型。

1.官书局刻书。

官府刻书是中国图书出版业的一个传统，自唐宋以来，历代封建皇朝都在中央设有刻书的机构。同治年间，清皇朝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后，为重建封建统治秩序，加强思想统治，在各地广置官书局，大量刊刻传统经史书籍。

早在咸丰末年就有了地方督抚创设的官书局。如湖北巡抚胡林翼于咸丰九年（1859）在武昌开设书局，刻印了《读史兵略》、《弟子箴言》、《大清一统舆图》等书，这是最早的官书局①。同治三年（1864），两江总督曾国藩创金陵书局于南京（后改名为南京官书局），被以后版本学家认为是最早的官书局。以后各省督抚纷纷仿效，几乎每个省都设有官书局。这些官书局仍采用雕版印刷，刊印的书主要是传统的经、史、子、集。其中金陵书局刊刻的《四书》、《船山遗书》，金陵书局、江楚编译官书局、淮南官书局、浙江官书局、崇文官书局合作刊刻的《二十四史》，浙江官书局刊刻的《二十二子》、《续资治通鉴》、《十通》，湖南官书局刊刻的《十三经注疏》，都有较大影响。光绪二十二年（1896），清廷将维新派的强学书局查封改组设立了直隶官书局，亦称京师官书局，实际上是中央官书局。但该书局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即并入京师大学堂。

2.民间书肆、书坊刻书。

民间书肆、书坊刻印、销售书籍，仍是中国近代各地非常普遍的图书出版活动。

①《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第72页。

①吉少甫：《中国出版简史》，第243页。

这些书肆、书坊既刻书，又贩书，它们以获利为目的，所刻印销售的书很多是一些制艺、试帖诗、类书以及民间用的历书、医书、童蒙读物、占卜星相书等。也有一些较大的书肆刻印了一些大部头古籍。晚清时期，书肆、书坊较集中的有北京的琉璃厂、上海的棋盘街、山东的聊城、四川成都的学道街等地。其中北京琉璃厂的富文堂、双峰书屋、富晋书社、宏京堂、荣宝斋，上海棋盘街的扫叶上房、文瑞楼、著易堂、广益书室，山东聊城的旧书业“四大家”，即书业德、善成堂、有益堂、宝兴堂，成都学道街的尚友堂、九思堂、志古堂、二酉书店等，都是当时有名的旧书肆、书坊。这些书肆、书坊刻印的古籍较著名的有《皇朝经世文编》、《殷契钩沉》、《百子全书》、《金石萃编》、《宋元明清四朝学案》、《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五经体注》、《五经备旨》、《四书备旨》、《昭明文选》、《许氏说文》《玉海》等。

3.私家刻书。

同治、光绪年间，随着学术空气的日趋浓厚，也由于官府刻书的推动，文人士大夫私家刻书之风也十分兴盛。据粗略统计，这一时期，湖南私家刻书者就有170多人，刻书近2600种之多①。而湖南刻书业当时在全国仅居中游。私家刻书中，以丛书为多。其中福州张伯行的《正谊堂全书》、归安陆心源的《十万卷楼丛书》、遵义黎庶昌的《古逸丛书》、巴陵钟谦钧的《古经解汇函》、长沙王先谦的《皇清经解续编》、定州王氏谦德堂的《畿辅丛书》、江阴缪荃荪的《云自在龛丛书》、仁和江标的《灵鹣阁丛书》等都是较著名的。

随着近代印刷技术设备的引进和新学的传播，到戊戌变法时，传统刻书业也开始发生新的变化，出现了一些近代因素。这主要表现在：各地官书局除继续刻印经史典籍外，也开始刻印一些“新学”著作和教科书。如金陵书局曾印行《几何原本》，湖南书局也曾刻印《支那通史》等，江楚编译官书局更是以译刻新书为主，所译刻新书达60余种，占所刊行的全部70多种书籍的85％①。另外一方面，一些民间书肆、书坊则受新式出版业的影响，引进近代印刷设备印刷古籍。如上海著名的老牌书肆扫叶山房引进石印机翻印了大量古籍、旧小说、中医药书、字典、字帖，其石印线装书成为行销于清末民初的珍品。再如上海著易堂原来也是刊刻发售雕版书籍的老店，光绪十七年（1891），它用铅印机出版了王锡祺编辑的地理丛书《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成为当时比较著名的出版物。

①静雨：《清代印刷史小纪》，《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第347—350页。①吉少甫：《中国出版简史》，第244页。

（谢选骏指出：中国出现民办报纸杂志出版社，这是第三期中国文明的现象；但是1949年“劫匪（解放）”）以后，这些事业都被收归官有，彻底赤化了。这是中国共产党带头推行的反动倒退——其意图是迫使中国大陆从第三期中国文明的生长，龟缩回到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废墟里。1988年，在北京有记者采访我，询问中国大陆新闻改革的前景，我说“现在是中国历史上最自由的时代”了！他问为何如此说？我说以前中国的新闻出版自由都是在国家分裂的情况下发生的；现在大陆地区起码统一了，如果“政府”敢于进一步放开新闻出版的管制，那就是破天荒的事情了。果不其然。第二年北京就开始了六四屠杀，所有的改革开放的假面舞会一扫而光了。好在我有先见之明，趁着此前共产党松绑的四五年，在报刊杂志书籍上发表了两百万字的作品，大大推动了社会的转型。接下来的时间，我的声音就在中国大陆被封杀了，直到互联网时代的兴起，我又找到败部复活的入手点，以更为自然的形态投入了新世纪战争。）

（另起一页）

【丁编】

【传记】

（另起一页）

【第一章 林则徐】

第一节 悉心研求经世之学

林则徐（1785—1850），字元抚，又字少穆、石麟，晚号竢村老人、七十二峰退叟等，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生于清乾隆五十年七月二十六日（1785年8月30日）。父林宾日，是位穷秀才，一生以教读为业；母陈帙，刻苦持家，平日制作手工艺品换取微薄的收入以补助家用。在父亲的谆谆教导下，林则徐从4岁起开始读书，7岁学作文，13岁获府试第一，14岁便考取秀才。此后就读于鳌峰书院7年，20岁中举人。

书院山长郑光策（1755—1804）是当时福建知名的学者，讲究气节，注重经世致用之学，给他以严格教导。还有前辈学者陈寿祺（1771—1834），被称为“研究今文遗说者”，他的文章对林则徐有较大影响。

林则徐中举以后，家境仍较困难，不得不和其父一样，假馆于外，维持生计。他曾应厦门海防同知房永清之聘，担任了短时期的书记（文书），以后又被福建巡抚张师诚招入幕中，司笔札凡4年。他的才华和勤奋，大为张师诚所赏识。在张师诚的帮助下，他学到不少历史掌故和有关兵、刑、礼、乐等方面的知识，为他日后成为一名精明能干的官吏准备了必要的政治和文化素养。

林则徐在21岁后两次去北京参加会试都落选了。到嘉庆十六年（1811）

27岁时，他第三次参加会试，终以二甲第四名，朝考第五名中进士，被选拔为庶吉士。在庶常馆，他致力于研习满文，悉心研究舆地、象纬及经世致用之学。嘉庆十九年（1814），授编修，嗣被派充国史馆协修。此后五六年间，他先后任撰文官、譒书房行走、清秘堂办事、江西乡试副考官、会试同考官、云南乡试正考官和江南道监察御史等职。在近10年的京官生涯里，他利用翰林院和京师丰富的藏书和档案等有利条件，更加努力研究经世之学，仔细综核“六曹事例因革、用人行政之得失”①，一心等待机会实现自己济世匡时的志愿。

①李元度：《林文忠公事略》，《国朝先正事略》卷25。

第二节 实现匡时济世之志

嘉庆二十五年（1820），林则徐36岁，外放任浙江杭嘉湖道。从这时起到道光十八年（1838）的近20年间，他历任江南和西北、中南地区一些省的司道包括按察使、布政使等职，旋被擢任河东河道总督，以后又担任江苏巡抚、署两江总督和湖广总督，成为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虽然其间因故和两次丁忧有所中断，但在仕途上他基本上是一帆风顺的，使他得以施展自己的才能，实现他平素的主张和宿愿。

林则徐为学“实事求是，不涉时趋”，办事认真负责，讲求实际。他任杭嘉湖道仅一年，“于所属海塘水利，悉心求之”①。道光帝在接见他时特予嘉奖，认为他“在浙省虽为日未久，而官声颇好，办事都没有毛病”②。此后他奉派接署浙江盐运使，又协助浙抚帅承瀛“厘革夙弊”，整顿盐政，取得了成绩，一些由他制定的规章制度一直被沿用下来。道光三年（1823）夏秋之际，他任江苏按察使时，因大雨成灾，田禾被淹，松江一带饥民人心惶惶，聚众将变，巡抚韩文绮拟调兵镇压，林则徐亲往松江，采用劝平粜、禁囤积、减缓征赋、赈济贫饿等积极措施，解救了濒于饿死的饥民，避免了一场一触即发的暴动。

道光十年（1830）六月，林则徐被任命为湖北布政使，七月出都赴任，十一月调河南布政使，次年七月初又调任江宁布政使。1年多时间里，周历3省。他在这3省中，“多所兴革，凡民生疾苦，吏事废坠，人才贤否，无纤悉不知，知无不行”。在兴修水利、救灾办赈、整顿吏治等方面都作出相当的成绩，“一时贤名满天下”。以致当时“儿童走卒、妇人女子，皆以公所莅为荣。辄曰：‘林公来，我生矣’。至以公所行政，播诸歌谣，荒村野市，传之以为乐”③。这年秋天，林则徐又被调任河东河道总督。到任后，认真负责，细心查验，揭露和杜绝了不少弊端，较好地推进了治河工作，使道光皇帝不禁发出赞叹说：“向来河工查验料垛，从未有如此认真者。”认为假如所有官吏都能“如此勤劳，弊自绝矣”①。

由于林则徐政绩斐然，道光十二年（1832）被调任江苏巡抚。这一年，林则徐48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从这时到奉派为钦差大臣到广东查禁鸦片以前的6年多时间里，前5年他在江苏巡抚任内，曾两署两江总督，后1年多时间里，升任湖广总督。在江苏巡抚任上，他与两江总督陶澍“志同道合，相得无间”②。他们采取了一些“兴利除弊”、“利用便民”的措施，处理了清代财政经济中极为棘手的钱漕、灾赈、水利、盐政、货币等实际问题，实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他自奉清廉，办事公正，博得地方民众的普遍好评，被称为“好官”“青天”。

①金安清：《林文忠公传》，《续碑传集》卷24。

②《林则徐集·日记》，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93页。

③金安清：《林文忠公传》，《续碑传集》卷24。

①《林则徐集·奏稿》上册，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8、25页。

②魏源：《太子太保两江总督陶文毅公行状》，《魏源集》下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11页。

在湖广总督的1年多时间里，林则徐面临着当时国计民生中最主要的祸害——鸦片问题。他对触目惊心的烟毒泛滥深恶痛绝，“十余年来目击鸦片烟流毒无穷，心焉如■”③，坚决主张严禁。早在江苏巡抚任上，由于他的得力措施，禁烟就已取得初步成效。到了湖广总督任内，他更进一步推行严禁政策。道光十八年（1838）闰四月，鸿胪寺卿黄爵滋上严禁鸦片重治吸食的奏折，五月初七日（6月28日），林则徐亦上《筹议严禁鸦片章程折》，拟具章程六条，提出成套禁烟的具体办法，并附戒烟药方，建议皇帝颁行各省以资推广。八月初二日（9月20日），他又上了有名的《钱票无甚关碍宜禁吃烟以杜弊源片》，尖锐地指出鸦片泛滥对社会经济和国家财政的严重破坏，认为如再不推行严禁政策，采取有效措施，“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①，促使道光帝下决心严禁鸦片。他在湖北、湖南两省雷厉风行地展开了禁烟运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到他奉命离开武昌赴京觐见前，在湖北所获烟土烟膏即达二万四五千两，收缴烟具数千件②。林则徐不仅厉行查禁，而且立足于劝戒，定以期限，示以戒烟药方，导烟瘾者以自新之路。在严禁吸食鸦片的浩大声势下，许多吸食者纷纷自行戒烟。武昌、汉口各家药店配制的戒烟药，“无家不有，无日不售，高丽参、洋参等药皆已长价数倍”③。当时，“湖广之人，有积瘾三十年日吸一两而居然断去者，断后则颜面发胖，筋力复强，屡试屡验”④。许多吸食鸦片者在戒绝后获得新生，他们的父母妻子都对林则徐表示衷心感谢，“并有耆民妇女在路旁叩头称谢，据云其夫男久患烟瘾，今幸服药断绝，身体渐强等语”⑤。

无可置疑的是，当道光十八年清廷在全国厉行查禁鸦片前，林则徐是所有大吏中禁烟最坚决而又取得显著实效的突出人物。

③《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571、601页。

①《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571、601页。

②林则徐：《致刘建韶》，《林则徐书简》（增订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4页。③《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598页。

④《林则徐集·公牍》，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53页。

⑤《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598页。

第三节 在广东禁烟和抗英

道光年间，正是西方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期。在资本主义各国中，英国走在最前头，它为打开中国的大门，不惜以毒品鸦片为敲门砖。英国鸦片商贩在英国政府的支持和纵容下，用走私漏税等卑劣手段把鸦片烟土源源不断地偷运到中国内地。鸦片战争前，英国等输入中国的鸦片逐年激增。嘉庆二十五年（1820），鸦片输入量还是4000余箱（每箱重100至120斤），到道光十八年（1838），便增加到40200箱①。在道光帝即位后的这18年中，中国白银外流约达2亿元左右。鸦片大量输入，不仅严重损害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和劳动群众的利益，而且也极大地威胁了清朝政府的封建统治，引起了统治集团中相当多人的深切忧虑。在银荒兵弱的现实威胁下，道光帝鉴于烟毒泛滥将根本动摇其统治基础，便下定决心采纳了严禁鸦片的主张。

道光十八年九月，道光下令各地加紧查禁鸦片，“其贩运开馆等犯，固应从重惩办，即文武官员军民人等吸食不知悛改者，亦著一体查拿，分别办理”②，并饬大学士穆彰阿等议定禁烟章程。随即降旨将主张弛禁的太常寺少卿许乃济由正四品降为六品，即行休致，以示惩儆。九月二十三日（11月9日），召林则徐入京觐见。十一月中旬，林则徐由湖北武昌赶到京城。道光帝在八天中接连八次召见他，表示了对禁烟问题的高度重视和对林则徐的倚重。十一月十五日（12月31日），道光帝特颁给林则徐以钦差大臣关防，前往广东查禁鸦片。

林则徐在接受重任后没有多作停留。他于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1839年1月8日）自北京出发，经过两个多月的兼程跋涉，于翌年正月二十五日（1839年3月10日）抵达广州。

禁烟，在当时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内外上下，阻力都很大。当林则徐在京城受命为钦差大臣时，首席军机大臣、大学士穆彰阿对于林则徐居然得到这样特殊的政治待遇很感到意外，他为自己的权位利益考虑，不禁“亦为之动色”①。事实证明，当时林则徐面临的前景是困难重重的，除“中外柄臣，有忌阻之”以外，如同龚自珍在《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中所预计的：在广州，当地官吏、幕僚、游客、商贾、绅士中，反对和阻挠禁烟者，所在必有；加上英国侵略者和中外鸦片贩子的破坏捣乱，真是艰险横陈。与林则徐接近的“京朝官、故人子弟，亦以边衅为公虑”。但是，尽管这些或者已经发生，或者即将发生的种种阻力和破坏，都没能阻拦林则徐南行执行他的庄严使命，也没有动摇他禁绝鸦片的决心。他在临行时辞别其座师工部左侍郎沈维矫时表示：“死生命也，成败天也。苟利社稷，敢不竭股肱以为门墙辱？”②表现了置生死于不顾的凛然气概。以后他在致友人信时也追述道：“戊冬在京被命，原知此役乃蹈汤火，而固辞不获，只得贸然而来，早已置祸福荣辱于度外。”③但是，严禁鸦片，消除烟毒，毕竟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和全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正义事业，它获得全国各阶层的广泛拥护，也取得有爱国心的官吏、将领、士兵们的赞同。林则徐到广州后，在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和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等当地主要文武官吏的积极支持与密切配合下，立足于堵绝来源。面对广东沿海鸦片烟贩猖狂走私的实际情况，他意识到仅仅是严禁吸食已不足禁绝鸦片，要根本解决问题，必须着重于遏制鸦片的输入，查禁走私。这是他禁烟思想的一个重大发展。

①据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张汇文等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39页附表戊。②《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24页。①雷瑨：《蓉城闲话》，《鸦片战争》第1册，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第314页。②金安清：《林文忠公传》，《续碑传集》卷24。

③林则徐：《致叶申芗（小庚）札》，《林则徐书札手迹选》，紫禁城出版社1985年版，第38页。

在严禁鸦片时期，林则徐主要做了三项工作：第一，调查鸦片走私贸易情况，采取有效措施，限令外国鸦片贩缴出烟土进行具结，并将缴获的全部鸦片予以销毁，主持了虎门销烟的历史壮举；第二，组织各方面人才，搜集和翻译西方国家的书报，积极了解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军事、法律、经济、文化、历史、地理等各方面的情况，开近代中国学习西方先进科技和文化知识的先河；第三，积极加紧战备，整顿和加强海防力量，增设炮台，训练水师，招募水勇，号召民众组织起来抵御外来侵略，作各种必要的战争准备，并坚决痛击前来挑衅的英军，从而使他成为统治阶级中抵抗派的领袖。

1.严禁鸦片。

林则徐在离开北京南行途中，抓住各种可以利用的时机，通过各方面的人物，周密地调查了广东鸦片走私的有关情况和查禁鸦片的有效办法。他在行抵安徽舒城时，邀约了曾任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令的田小泉晤谈缉烟问题，虚心听取田在香山县缉获鸦片万余斤的经验；到江西赣州，又将曾任粤海关监督豫堃幕僚的郭桂船接去询问有关粤海关的情况，并通过郭向主编《粤海关志》的梁廷枏索取有关海事的文献图册，其中包括“诸国禀件禁令及沿海要隘、诸县界域道里、墩营炮械”等资料①。因此在抵达广州前，林则徐已初步掌握了外国鸦片贩子与广东海关、水师、行商等勾结舞弊的种种内幕。为了避免外国烟贩等闻风远飏，及早拘拿案犯，行至江西泰和县，他即将在京了解到的京堂科道指名陈奏发交调查的和一路密查暗访到的“所有包买之窑口，说好之孖毡与兴贩各路之奸商、护送快艇之头目”分为最要、次要两种，飞札广东布、按两司，要求迅速予以捉拿②。到达广州后几天，他在两广总督邓廷桢的配合下，查办了历年包庇鸦片走私贪污受贿的督标副将韩肇庆，严惩与外国鸦片贩狼狈为奸的行商。

紧接着，林则徐向外商明确地宣布了他严禁鸦片的坚决意志和禁烟政策。二月初四日（3月18日），也就是他到广州城刚一星期，他即与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等共同传讯了十三行行商，发给谕贴两件。其一是《谕洋商责令夷人呈缴烟土稿》，其二是《谕各国夷人呈缴烟土稿》。他在指斥行商历年与外国鸦片烟贩勾结和他们所进行的种种舞弊不法行为后，责令他们转告外国鸦片烟贩遵照规定缴烟并具结保证：“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指明如能不夹带鸦片，可以“照常贸易”。他庄严地宣告严禁鸦片的决心：“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③但是，那些狡猾的鸦片商开始时多数则怀疑观望，企图拖延时日不了了之，其后又在英国驻广州商务总监督义律的支持和唆使下，负隅顽抗，拒缴鸦片。

①梁廷枏：《夷氛闻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9页。

②《林则徐集·公牍》，第47—49页。

③同上书，第56—59页。

为了打击义律和外国鸦片烟贩的猖狂气焰，制裁他们的不法罪行，以推动禁烟运动的顺利进行，二月初十日（3月24日），林则徐采取断然措施，宣布将停泊在黄埔港的外国商船先行封舱，不准装卸货物，同时撤出广州商馆的全部中国雇员和工人，派兵包围商馆，不让一个外国鸦片商逃走，并断绝商馆内外通信联系、食物和饮水等一切给养，勒令外国鸦片商必须缴出所有鸦片。在林则徐毫不妥协的禁烟措施面前，义律不得不于二月十三日（3月27日）表示同意缴出全部鸦片，第二天呈报承允缴付鸦片烟土20283箱。最后，以英商为主的外国鸦片烟贩一共缴出19187箱又2119袋①，实重2376000多斤，超过了义律承允缴出的数额。从四月二十二日到五月十五日（6月3日—25日），林则徐偕同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和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等在虎门海滩监督销毁所缴获的全部鸦片，取得了禁烟运动的第一个大胜利。

林则徐主持的虎门销烟壮举，气壮山河，它震撼了中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销烟时不仅“沿海居民观者如堵”，而且外国商人和传教士等亦获准前来参观。林则徐还当场接见了美国商人京（或译作经、金）、传教士裨治文、船长弁逊等一行，向他们宣谕了禁烟政策，说明禁烟不影响正常贸易，要他们“永远不可夹带”鸦片，“专作正经贸易”②。当时，在广州和澳门的外国人“对于钦差大臣究竟如何处理已经呈缴的鸦片，揣测颇多”，他们曾经预言这些鸦片将为林则徐等官员所中饱私吞，“有许多人曾断言中国人是不会销毁一斤鸦片的。另外有许多人深信即使真的烧烟，大部分鸦片一定会被偷去”。因此他们怀着猜疑的心情，要“亲眼看看销毁鸦片”。前面所说的美国商人京便携带女眷和传教士裨治文、船长弁逊等，驾船由澳门到虎门亲往观察，回去后，裨治文著文刊登在他主编的《中国丛报》上，写道：“我们反复检查过销烟的每一过程。他们在整个工作进行时的细心和忠实的程度，远出乎我们的臆想，我不能想象再有任何事情会比执行这个工作更为忠实的了。”①另一个美国传教士卫三畏在他写的《中国总论》一书中也说：“鸦片是在最彻底的手段下被销毁的全部事务的处理，在人类历史上也必将永远是一个最为卓越的事件。”②这样，林则徐赢得了原先对他抱怀疑态度的外国人的崇敬，甚至连他的对手和敌人也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很有意思的是，鸦片战争后几年，在英国伦敦一座专门陈列世界名人伟人的蜡像馆里，特为林则徐塑了一尊蜡像。虎门销烟三十九年后（光绪三年，1877），清朝派驻英国的第一任副公使刘锡鸿在陪同公使郭嵩焘等前往参观时记载说：“文忠（像）前有小案，摊书一卷，为禁鸦片烟条约。上华文，下洋文。”他为此发表感慨说：“夫文忠办禁烟事，几窘英人，然而彼固重之者，可谓知所敬。”③

①《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38页。

②《林则徐集·日记》，第343页；《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56页。①《鸦片战争史料选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9页。

②卫三畏：《中国总论》第2卷，第504—505页。

③刘锡鸿：《英轺纪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6页。

说明了虎门销烟这一气吞山河的壮举，对于捍卫中华民族的尊严所产生的巨大作用和对世界的深远影响。马克思充分注意到林则徐的禁烟运动，他写道：“中国政府在1837年、1838年和1839年采取的非常措施——这些措施的最**是钦差大臣林则徐到达广州和按照他的命令没收、焚毁走私的鸦片。”①为了纪念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事件，我国人民政府于建国之初在**广场建立的雄伟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其中第一幅大浮雕便是由林则徐主持的虎门销烟的伟大场面。

在厉行禁烟和虎门销烟的同时，林则徐对从事正当贸易和愿意遵照规定具结的外国商船予以鼓励，欢迎他们进港，与进行鸦片走私及抗拒具结的鸦片烟贩区别开来，坚持“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②，加以争取和分化，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但是，这个正确的对策却为不明世界大局、顽固自大的道光帝所反对和否定。因而，林则徐不得不执行他所不赞成的不分青红皂白与外国所有商船永远断绝的命令。

2.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林则徐不同于一般的封建官僚，他非常注意了解和研究外国，主张睁眼看世界。

为了“采访夷情”，在到达广州后不久，他即组织了当时很难找到的几个通晓外文的人才，从外国报刊上搜集有关的资料。根据这些搜集到的资料，编译成《澳门新闻纸》。从他到广州后的两年时间里，直到后来被革职，由他组织的翻译西书西报的工作一直坚持下来没有中断过。除《澳门新闻纸》外，他还组织人力根据英国人慕瑞的《地理大全》之一部分编译整理成《四洲志》。《四洲志》是我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世界地理大观，它介绍了世界五大洲的30多个国家的地理和历史概况，成为后来魏源编纂《海国图志》的蓝本。他还组织有关人员摘译西方报刊上议论中国的各种言论资料辑成《华事夷言》；摘译瑞士人瓦特尔（或译作滑尔达）关于国际法的著作，编成《各国律例》；摘译英国人池尔洼的《对华贸易》等书。通过这些翻译成汉文的西方著述和资料，林则徐了解到不少“夷情”，并据此制定了对敌的“控制之方”。林则徐在被革职查办后给新来的靖逆将军奕山所提的建议中还特别强调说：从外国报刊书籍翻译过来的资料，“其中所得夷情，实为不少，制驭准备之方，多由此出”①。他还请人翻译西方关于大炮瞄准法等武器制造方面的应用书籍，以学习外国的先进军事技术，改进和提高清朝军队的武器和作战能力，并将这个大炮瞄准法在广东防务中加以应用。

林则徐如此致力于了解“夷情”，目的很明确，是为了“尽得西人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以抵抗外来侵略。这个指导思想也就是魏源后来在《海国图志》中所概括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它对当时和后来人都有很大的影响。这个指导思想划分了林则徐等一些进步的政治家、思想家与一般封建官僚闭目塞听、抱残守缺的保守思想之间截然不同的界限，二者成为鲜明的对照。当时，外国人对此曾评论道：“中国官府全不知外国之政事，又不询问考求，故至今中国仍不知西洋，中国人果真要求切实见闻，亦甚易，凡老洋商之历练者，及通事、引水人，皆可探问，无如骄傲自足，轻便各种蛮夷，不加考究。惟林总督行事，全与相反，署中养有善译之人，又指点洋商、通事、引水二三十位，官府四处探听，按日呈递，亦有他国夷人，甘心讨好，将英吉利书籍卖与中国。林系聪明人，不辞辛苦，观其知会英吉利国王第二信，即其学识长进之效验。”①林则徐的这种努力了解和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科学技术长处，睁眼看世界的精神，在当时是极为难能可贵的。他是道光年间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崩溃之际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和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之开风气者。

3.加强防御，抗击英军侵略。

林则徐在进行禁烟和了解“夷情”的同时，并没有放松警惕。他一到广州，就抓紧海防，积极加强军事上的防备，以对付英国的偷袭和挑衅。

虎门销烟后，义律阻挠英国商船遵照林则徐的规定进行具结，并不时发动挑衅。林则徐针锋相对，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他在亲自视察和调查的基础上，认为“英人非不可制”，相信“民心可用”。他在上道光帝的奏折中写道：“臣等察看民情，所有沿海村庄，不但正士端人衔恨刺骨，即渔舟村店亦俱恨其强梁，必能自保身家，团练抵御。”②因此，他在注重水师训练和招募水勇作为辅助力量外，鼓励人民群众自己组织起来。从道光十九年（1839）起，他就号召“由民间自行团练以保村庄，或由府县雇觅壮丁以资捍卫”③。他多次发出告示悬赏，奖励人民群众勇敢杀敌，号召沿海居民“群相集议，购买器械，聚合丁壮，以便自卫。如见夷人上岸滋事，一切人民各准开枪阻止”④。他赞扬沿海水上居民“渔蜑（疍）各户”勇敢善战，招募他们的水勇进行操练，并进而动员广大民众，如“英夷兵船一进内河，许以人人持刀痛杀”①。他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以守为战，以逸待劳”，以夜战和火攻骚扰敌船。所有这些都是一般封建官僚所无法企及的。但同时也应看到，林则徐并不可能超脱他的时代和阶级局限，在利用民力御侮这个问题上，他从封建统治阶级利益考虑是很明显的，对这些“渔蜑各户”劳动人民，他是很不放心的，认为他们这些人“贪利亡命”，“雇用此辈，流弊亦多”，不能一概信任和依靠，其所以招募他们为水勇，“系属因时制宜”，暂时利用，也是“以奸治奸，以毒攻毒”，因此对他们“权宜虽在暂时，而驾驭必须得法”。

道光十九年下半年，中英双方关系日趋紧张，义律多次率英国兵船进行挑衅。由于林则徐、关天培作了周密的防备而未能得逞。继七月二十七日（9月4日）对九龙水师挑衅遭到反击后，九月二十八日（11月3日），义律又以兵舰阻挡英国商船进港具结，挑起穿鼻洋之战。水师提督关天培奋勇督战，击中敌船，清师船亦中弹漏水。此后9天内，英舰向尖沙嘴迤北官涌山的清军阵地发动6次进攻，都被击退。这些战斗规模都不大，可说是鸦片战争的前哨战，由于林则徐事先的认真备战，中国方面一般都掌握了主动。

十二月，林则徐被任命为两广总督，接替邓廷桢的职务。这时，英国政府为维护其可耻的鸦片贸易，蓄意挑起侵华战争。翌年正月十八日（1840年2月20日），英国政府任命懿律和义律为侵华军全权正、副代表，由懿律率大小兵舰40余艘于六月初抵达广东沿海。由于广州防范严密，英舰无隙可乘，懿律与义律便率舰北上，于七月中到达大沽口外，向清廷进行威胁。七①《澳门月报》，《鸦片战争》第2册，第526页。

②《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78页。

③同上书，第881—882页。

④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72页。

①转引自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第30—31页。

八月间，被英国兵舰吓破胆的道光帝命时任直隶总督的琦善与英方进行谈判，表示要治林则徐重罪，为侵略者“代伸冤抑”。八月二十二日（9月17日），道光帝派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州查办林则徐。懿律等得到上述的答复，率舰南返，等待清政府实现其诺言。

道光帝责备林则徐“外而断绝通商并未断绝，内而查拿犯法亦不能净，无非空言搪塞，不但终无实济，反而生出许多波澜”。在封建**君主的淫威高压下，林则徐不得不自请“从重治罪”①。然而他自信是做得对的。他致书怡良，表示“徐不敢不凛天威，亦不敢认罪戾，惟事之本末，诚不得不明白上陈耳”②。八月二十九日（9月24日），他在《密陈办理禁烟不能歇手片》中，坚持必须严禁鸦片的主张，申述了“鸦片之害甚于洪水猛兽”，“天下万世之人亦断无以鸦片为不必禁之理”的种种理由；驳斥了投降派所鼓吹的“夷兵之来系由禁烟而起”，即战争的发生是由于严禁鸦片的谬说。他指出：“盖逆夷所不肯灰心者，以鸦片获利之重。”说明英国发动侵略战争，是为了以此“试其恫喝”，以“冀得阴售其奸”。末了，他要求道光帝给他一个机会，让他“戴罪前赴浙省，随营效力”。林则徐的这些说明是完全符合实际的，他请求到前线“随营效力”是强烈的爱国心和责任感的表现，是应当得到支持的。然而，道光帝给他的“硃批”答复却是：“无理，可恶！”、“一片胡言”①。九月初八日（10月3日），林则徐和当时已调任闽浙总督的邓廷桢同时被革职查办。

①《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82—883页。

②林则徐：《致怡良》，《林则徐书简》（增订本），第133页。

①《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83—885页。

第四节 遣戍伊犁

当林则徐被“奉旨革职”的消息传开以后，“连日铺户居民来攀辕者填于街巷”，他们向林则徐赠送靴、伞、香炉、明镜和颂牌等物品，以表示他们拥戴的心情。就林则徐日记里不完全的记载看，当时士绅商民呈送的颂牌，自九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九日的四五天时间里，即达52面之多，其中题词有：“民沾其惠，夷畏其威”、“仁风其沐，明鉴高悬”、“恩留东粤，泽遍南邦”、“明察秋毫，忠心对天”，还有“威慑重洋”、“民怀其德”、“德敷五岭”等等。这些题词高度评价了林则徐的政绩和反抗外来侵略②。这一情况，外国人也看得很清楚。一个参加侵华战争的英**官在他的《英军在华作战记》中写道：“若说林公虽然不为皇帝所喜，但是他却很受他新近管治人民的爱戴，这对于林来说，只是公道而已。他的最大死敌也不得不承认他的手从来没有被贿赂玷污过。在中国的政治家中，这种情形是闻所未闻的。”③尽管林则徐冤枉地受了皇帝的惩罚，但是人民拥护他，公道自在人心。此后半年间，林则徐和邓廷桢（也奉命回广东等待查办）都以待罪之身滞留广州。这时，林则徐虽然处于无权和逆境中，但仍密切关心时事，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有助于抗英的事。沙角、大角炮台失陷，陈连升等英勇战死后，林则徐与邓廷桢认为“再难坐视”，怀着焦急的心情要求琦善分配给他们适当工作，结果为琦善拒绝。虎门失守，关天培壮烈牺牲，林则徐感到无限痛心。他与邓廷桢曾催请琦善发兵增援，仍遭拒绝。他对琦善自毁长城，“懈军心、颓士气、壮贼胆、蔑国威”等种种倒行逆施和对英国侵略者一味妥协的行为十分不满。在家信中，他以极度的愤慨沉痛地写道：“此次大败（指虎门之战），皆伊所卖，岂尚能追溯缴烟之事乎？”①因此，他积极支持怡良揭发琦善的卖国罪行。义律咄咄逼人的进攻，使他感到担心。为了保卫广州，他自己捐资招募壮勇。琦善被革职押解返京查办后，他又先后向署两广总督怡良和新任两广总督祁■、靖逆将军奕山提出关于加强战备和要注重调查研究敌情等积极建议，还向奕山介绍造船的经验。但奕山和祁■都没有很好采纳他的意见。

在林则徐的一再恳求和两江总督裕谦、闽浙总督颜伯焘等的再次荐举下，道光帝终于同意派遣林则徐以四品卿衔赴浙江前线协助裕谦抗战。林则徐于道光二十一年闰三月十三日（1841年5月3日）离广州前往浙江，深入到浙东沿海前线镇海一带，积极参加前线的军事防御，考察各地炮台，修筑工事，研制大炮、战船等，并将自己在广东搜集到的和进行研究的制炮技术以及8种战船图样交给龚振麟等技工人员作参考。

然而，正当林则徐在浙江沿海前线积极进行抗击英国侵略者的筹防事务时，这年的五月二十五日（1841年7月13日），从裕谦那里转来道光帝对林则徐的遣戍命令，革去林则徐的四品卿衔，“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林则徐在接到遣戍令后的第二天，即离开镇海踏上赴戍的路程。七月初，他在江苏京口（今镇江）会见魏源，委托魏源将《四洲志》加以修订扩充，这便是后来刊行的《海国图志》。

②《林则徐集·日记》，第372—374页。

③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鸦片战争》第5册，第146页。

①《林少穆先生家信摘录》，《鸦片战争》第2册，第565页。

当他抵达扬州时，又奉旨折回，赴河南祥符河工工地襄助王鼎办理堵口工程。经过半年的辛苦治理，开封附近的黄河堤岸决口胜利合龙。但道光帝违反了以功赎“罪”的成例，仍命令林则徐继续赴伊犁戍所。

林则徐怀着报国无门的极度悲愤心情踏上戍途。一路上他写下了大量的诗篇，抒发自己爱国忧时的情怀。他深切地关注着东南沿海抗英战争的进展情况，条条战讯都牵动他的心。至于个人所遭受的不公正的待遇，他都把它埋在心底，高吟“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诗句，安慰家人“莫心哀”。随着行踪的西移，与战场的距离越来越远，他忧国的情思也就越来越强烈。奕经浙东溃败，他不胜扼腕；镇江失守，他“滋切愤忧”①；英舰长驱直入长江后的局势更使他无限悬念。他在致友人信中痛苦地表示自己的心情说：“自念一身休咎死生，皆可置之度外，惟中原顿遭蹂躏，如火燎原，侧身回望，寝馈皆不能安。”②在抵达伊犁前，途经各地，他必探听战局的发展讯息。他虽身遭放逐，但爱国之心不已。

从河南重赴戍途起，经过将近10个月的长途跋涉，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九日（1842年12月10日），林则徐终于抵达西北边防重镇的伊犁戍所。林则徐在新疆整3年间，前两年主要在伊犁惠远城，后一年则奉命赴南疆各地查勘新垦地亩，奔波于广阔的荒野与戈壁滩。

在伊犁戍所期间，林则徐在起初相当长的时期里，身体很不好，但仍时时关心国事。他通过阅读过期的京报和新疆地方档案资料，了解了不少国家时事和地方上的边防、屯田垦殖、水利、边疆史地等情况。在伊犁后一段时间，他向伊犁将军布彦泰申请捐资兴办惠远城东阿■苏废地垦务。他的认真负责和精明干练，得到布彦泰的高度赞赏。布在给道光帝的密奏中，认为林则徐是他“平生所见之人”中，“实无出其右者”的“有用人才”，要求道光帝予以“弃瑕录用”①。

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林则徐被派遣去查勘天山南路诸城所垦荒地。此后将近1年时间，他仆仆风尘，遍历新疆十城，行程兼及天山南北的广袤地域，经他丈量查勘的垦地，不包括后勘的哈密垦地，面积约达70万亩。在此期间，他特地乘赴喀什噶尔之便，专门拜访领队大臣开明阿和换防镇军丰伸了解西部边防的情况，寻找去过境外中亚诸国的“回子”，“译询卡外各国夷部地土风俗”②，一路上他还注意各族人民的生活，倡导兴修水利，改进推广坎儿井（后被当地人民称为“林公井”），教民制纺车、织布，为新疆各族人民做了不少好事，受到当地少数民族的赞扬和怀念。

通过对边防的了解与实地开垦、查勘，林则徐认识到最重要的是应把垦务与巩固边防密切地联系，也就是说，招民开垦是为了充实边地。他在南疆各地深入基层的实地查勘中，对边疆各少数民族的苦难有了较多的体会，“亲见其居处饮食之苦，男女老幼之愚，实在可怜”①。经过查勘后，他向布彦泰和道光帝建议，将这些垦地发“给回民耕种”。这也是林则徐的筹边思想。正是由于林则徐能较正确地看待新疆的各少数民族，恰当地处理汉族与当地①林则徐：《致刘建韶札》，《林则徐书札手迹选》，第34页。

②林则徐：《致姚椿、王柏心》，《林则徐信稿》，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①《鸦片战争》第3册，第512—513页。

②林则徐：《乙巳日记》，《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中山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76页。①林则徐：《致汝舟》，《林则徐信稿》，第138页。

林则徐在被遣戍新疆的3年，通过他勤于调查和对边境的实地了解，对沙俄侵华野心有了感性的认识。他认为：“予视俄国势力强大，所规划布置，志实不小将来必为大患，是则重可忧也。”②在度过3年流放生活后，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1845年12月），林则徐在哈密被“赐环”，以四五品京堂回京候补。进京途中又被授以三品顶戴署理陕甘总督，随即又被正式任命陕西巡抚。在此后1年里，他在甘肃、陕西镇压藏民、回民和刀客的抗清斗争。道光二十七年（1848）调任云贵总督，翌年以办理“回务”有功，被加以太子太保衔，赏戴花翎。在云贵总督任上，他整理了云南矿务，主张“招集商民，听其朋资伙办”，开采银矿，并对铜矿主张维护“放本收铜”的政策。

这时，林则徐已年老多病，有“决然求退”的想法。道光二十九年（1849）八月，在林则徐的一再恳求下，道光帝批准他开缺回籍，就近调治。九月，他自云南昆明动身，途中经江西南昌稍有停留，于翌年三月初返抵福州原籍。林则徐回到福州时，正是福州人民反对英国侵略者入城斗争高涨之秋。

这一年，英国传教士进一步强行进据乌石山的神光、积翠二寺，激起福州爱国绅民的强烈反对。林则徐回乡后，便与当地士民共同商讨驱逐侵略者的办法。为加强海防抵御能力，他抱病乘船至闽江口的五虎礁和闽安、长门等要塞察看形势，修筑炮台，并向地方大吏闽浙总督刘韵珂、福建巡抚徐继畬提出调兵、演炮、募勇等积极建议。由于刘韵珂、徐继畬等当权者主张对外妥协，与林则徐意见不合。当刘、徐正准备对林则徐反侵略的爱国行动加以“破坏和局”罪名进行中伤时，恰因清廷拟起用林则徐，他们得知风声而悄悄中止。十月初一日（11月4日），林则徐收到新即位的咸丰帝授他为钦差大臣赴广西镇压正在兴起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命令。他带病仓促启程，十月十九日（1850年11月22日）行至广东潮州府普宁县逝世，终年66岁。

②欧阳昱：《见闻琐录后集》卷4，同治四年刊本。

（谢选骏指出：林则徐到底是一个“对英收缴鸦片的民族英雄”，还是一个“对满摇尾乞怜的汉奸走狗”？都算是吧。但在根本上，他还是一个满清豢养的狗官。林则徐之类混水摸鱼的“匡时济世”，就是充当满清牲口的鹰犬。因为他们是汪精卫毛泽东一类汉奸的先行者。对此人格堕落，许多人渣表示认同，但我却不会就此原谅——否则何以正世之观瞻！事实证明，林则徐是头蠢猪——他挑起的鸦片战争，不仅没能搭救他的主子，反而打开了他们“亡国危机”的闸门，真成满洲鬼子输给英国鬼子的“亡蝈喂鸡”了。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残渣余孽，就要遭受第三期中国文明的破晓打击了。至于说林则徐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那更是胡说八道——因为早在明朝，中国人就看到世界全图了！甚至臭鞑子康熙狗也看过世界，可惜他后来闭上了狗眼。甚至臭鞑子乾隆狗还见过英国使臣，可惜他听不见一句人话。至于奴才林则徐的眼睛，则是长在屁股上面的。）

【第二章 龚自珍 魏源】

清道光年间，中国社会急剧地发生着变化。龚自珍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末世向近代社会转换时期的代表人物，他的重要影响越来越被日益觉醒的人们所认识。正如梁启超所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盦文集》，若受电然！”①这一变革时期产生的另一个杰出人物是与龚自珍相齐名的魏源。作为龚自珍的好友和同道，他们生活在同一时期，共受今文经学影响，都猛烈地抨击封建末世的黑暗，主张改革，提倡“经世致用”之学。龚自珍的特点在于以“但开风气不为师”标榜，对旧的社会现象和士林风气进行了最早、最尖锐的揭露和批判，其锋芒所向，主要在封建社会内部。鸦片战争爆发后1年，龚自珍即逝世，在新的时势面前，发展改革思想的旗帜便由亲历了鸦片战争硝烟的魏源继续高举。他以“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响亮口号，开辟了反抗外国侵略、学习西方文明的新方向。

①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54页。

第一节 龚自珍生平事略

龚自珍，又名巩祚，字璱人，号定盦，晚年居住昆山羽琌山馆，又号羽琌山民。浙江仁和（今杭州）人，生于清乾隆五十七年七月初五（1792年8月22日），卒于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十二日（1841年9月26日）。他出身于一个仕宦的书香门第，祖父龚敬身为乾隆进士，曾任内阁中书、知府、道员等官；父亲龚丽正为嘉庆进士，曾任知府、兵备道、署江苏按察使等官，是乾嘉时著名训诂学家段玉裁的门生和女婿；母亲段驯，在当时也颇有文名，著有《绿华吟榭诗草》。龚自珍从小受到经学和举业的熏陶，8岁便读《登科录》。

嘉庆七年（1802），11岁的龚自珍随父亲来到京师，先师事建德贡生宋文暧炙嫱庾娓付斡癫醚啊端滴摹罚邮芰搜辖鞯难第盗贰?4岁即考究古今官制，撰有“汉官损益”等文。岁开始通读《四库全书提要》。他不满足于私塾之学，曾逃到附近的法源寺去读书。21岁时，龚自珍由副榜贡生考充武英殿校录。未几，又随父往徽州任官，参加了《徽州府志》的编撰，负责修撰“人物志”，并创立“氏族表”，初步显示了才华。然而，他的科举仕途却坎坷不平，27岁考中举人，以后五次参加会试考选进士，都落榜不第。十几年中，他随父亲升迁调任，往来于直隶、江苏、安徽一带，出入官场，目睹吏治的黑暗**、贪污横行。这些人间不平事与他胸中积聚的怀才不遇悒郁心情屡屡撞击，进发出改革弊政的思想火花。

嘉庆十八年（1813），天理教徒攻入皇宫的巨变震惊了朝野，嘉庆皇帝也不得不下“罪己诏”，然而同时却把责任推在群臣身上，斥责他们寡廉薄德。龚自珍借此机会，撰成著名的《明良论》，第一次明快地表露了自己的政治见解，对君权**进行抨击。他指出，**的原因首先在于皇帝视臣下如犬马、奴才，使大臣不知廉耻，只知朝夕长跪，只知追求车马、服饰，以言词取媚君上。在这种制度下，“官愈久则气愈媮，望愈崇则谄愈固，地愈近则媚益工”①。入骨三分的针砭，令外祖父段玉裁阅后又惊又喜，他欣然加墨批点：“四论皆古方也，而中今病，岂必别制一新方哉？”他欣慰地说“犹见此才而死，吾不憾矣！”②这一时期，龚自珍诗文中“伤时之语，骂坐之言，涉目皆是”，“甚至上关朝廷，下及冠盖，口不择言，动与世忤”③。龚自珍这一时期的政论文章，揭露重于说理，感情重于理性。他需要更深刻的思想理论来阐明自己的思想主张。

嘉庆二十四年（1819），28岁的龚自珍会试不售，在京师与魏源一起师事今文学家刘逢禄，研读《公羊春秋》。今文经学本是西汉的一个儒家学派，他们以五经推测人间祸福，以微言大义解释统治权术，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在诸经中尤重《春秋公羊传》。古文经学则相反，注重铨释词义、训诂名物，不问政事，在诸经中推崇《周礼》。自魏晋以降，今文经学一直无立足之地。

①《龚自珍全集》上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页。

②同上书，第36页。

③张祖廉纂：《定盦先生年谱外记》，《龚自珍全集》下册，第648页。

然而到了清中后期，作为对乾嘉汉学埋头考据、脱离实际的一种挑战，今文经学开始复兴，首倡者为庄存与，刘逢禄是他的外孙和学生。龚自珍从刘逢禄讲述的今文经学那里找到以微言大义、托古改制的形式来阐发自己改革思想的理论根据，他兴奋地在诗中吟道：“昨日相逢刘礼部，高言大句快无加；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①从此，他便以今文经学家的继承者自许，“但举大谊，不为巵词矣”。

嘉庆二十五年（1820），龚自珍会试再度落第，以举人挑选为内阁中书。从道光元年起，又任国史馆校对等官职，先后十几年。其间，他阅读了内阁丰富的档案和典籍，勾索旧闻，探讨历代得失，以后又参加《大清一统志》的修撰，写出了《西域置行省议》等有深刻见解的文章。

道光九年（1829），38岁的龚自珍经过第六次会试，终于考中进士。他在殿试对策中仿效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撰《御试安边抚远疏》，议论新疆平定张格尔叛乱后的善后治理，从施政、用人、治水、治边等方面提出改革主张。“胪举时事，洒洒千余言，直陈无隐，阅卷诸公皆大惊。”②主持殿试的大学士曹振镛是个有名的“多磕头、少说话”的三朝不倒翁，他“以楷法不中程，不列优等”，将龚自珍置于三甲第十九名，不得入翰林，仍为内阁中书。在历任京官的20年中，龚自珍虽困阨闲曹，仍屡屡上书，指斥时弊，但都未被采纳，甚至被同僚视为“痼疾”。这一时期，他也撰写了更加成熟的一些政论，如《乙丙之际箸议》、《大誓答问》、《古史钩沉论》等，讥刺封建官僚的昏庸。

在京中，与龚自珍密切交往的好友，除了魏源等常州学派的师友外，还有不少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如姚莹、汤鹏、张际亮、黄爵滋、包世臣等。他们常常在诗酒酬唱、赏花观月的聚会中抒发自己救时补弊的情怀。道光十八年（1838）十一月，湖广总督林则徐受命为钦差大臣到广东禁烟，龚自珍极表支持，作《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向林则徐建议严惩烟贩，积极备战，并表示愿随同南下，共事禁烟。

由于龚自珍屡屡揭露时弊，触动时忌，因而不断遭到权贵的排挤和打击。道光十九年（1839）春，他又忤其长官，决计辞官南归，于四月二十三日（6月4日）离京。同年九月又自杭州北上接还眷属。两次往返途中，百感交集的龚自珍写下了许多激扬、深情的忧国忧民诗文，这便是著名的《己亥杂诗》315首。

道光二十一年（1841）春，龚自珍执教于江苏丹阳云阳书院。三月，父亲龚丽正去世，龚自珍又兼任了原由其父主持的杭州紫阳书院讲席。夏末，他曾写信给江苏巡抚梁章钜，准备辞去教职，赴上海参加反抗外国侵略的战斗。但八月十二日（9月26日），突患急病暴卒于丹阳，年仅50岁。

政治思想龚自珍的思想在政治、学术、经济、文学诸方面，都起到了振聋发聩、开一代风气的作用，其中尤以他猛烈批判封建黑暗、鞭挞混浊士林风气的政治思想最为激奋。

①《龚自珍全集》下册，第441页。

②吴昌绶：《定盦先生年谱》，《龚自珍全集》下册，第618页。

嘉庆、道光年间，虽已内尽隳坏，但官僚地主、士子文人却还沉醉在“盛世”的迷梦之中，文恬武嬉，歌舞升平。龚自珍以锋利的笔触，挑破了欺人外皮，无情地挤压着内中的污秽。他在《西域置行省议》一文中指出，嘉庆以来国势陵夷，已是“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衰世了：承乾隆六十载太平之盛，人心惯于泰侈，风俗习于游荡，京师其尤甚者。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①然而，在这样危翳四伏的社会里，高踞于统治阶级庙堂之上的又是些什么人物呢？久居官场、出入士林的龚自珍看得很清楚：京师和地方到处充塞着昏庸卑劣之徒，他们只知道升官发财、封妻荫子。这些丑类互相勾结，盘根错节，已形成一股强大的恶势力。在他们控制下，“俄焉寂然，灯烛无光，不闻余言，但闻鼾声，夜之漫漫，鹖旦不鸣”②，整个社会呈现出一幅豺狼当道，正气不伸，鸦雀无声，黑暗凄凉的景象。龚自珍还指出，另一个使人才被压抑、摧残的原因是官场论资排辈的用人制度和专重八股的科举制度。朝廷取士全看代圣贤立言、脱离实际的八股时文，因为内容空疏无以见高下，便用楷法工整作标准。一个有幸得中的士子又面临着以岁月的累积决定升迁的漫漫之路。自庶吉士至尚书，大约需30至35年，至大学士又需要10年，这时身膺重任的一品宰辅“齿发固已老矣，精神固已疲矣”，“仕久而恋其籍，年高而顾其子孙”③，就像官府门口的石狮子，徒有其形，相向而坐。为了表示愤慨，龚自珍毅然将自己耗尽“华年心力”的2000篇八股文付之一炬。他尖刻地嘲笑，“我家妇人，无一不可入翰林者，以其工书法也！”在这样的恶势力和制度的束缚下，整个社会各阶层都在倒退，思想窒息，人才枯竭。以至到了“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的地步①。目睹这种衰世颓败现象，龚自珍晚年悲愤地呼出自己的心声：“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瘖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②他大胆地预言，一场大的动乱为期不远了。果然，在他去世的前后几年，鸦片战争的战火和太平天国的风雷便无情地冲击着这个衰朽的皇朝。

在龚自珍的政治思想中，闪耀着特异光辉的是：揭露、批判**现象的矛头已经触及到了君主**制度。他斥责封建帝王为了树立自己“一夫为刚，万夫为柔”的淫威，“未尝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嵩高其身”，“震荡摧锄天下之廉耻”③。在这种威胁利诱之下，士大夫养成阿谀奉承的习气，“自其敷奏之日，始进之年，而耻已存者寡矣！”④因此，政事日坏，人才日鲜，也就是必然的了。龚自珍的揭露，实际上已把社会黑暗的根源归结于封建君主**。尽管他的认识还不具有从根本上改变封建制度的要求和意义，但他这种大胆淋漓的揭露，对后世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每每有启迪作用。

①《龚自珍全集》上册，第106页。

②《尊隐》，《龚自珍全集》下册，第88页。

③《明良论三》，同上书，第33页。

①《乙丙之际箸议第九》，《龚自珍全集》，第6页。

②《己亥杂诗》，《龚自珍全集》下册，第521页。

③《古史钩沉论一》，《龚自珍全集》上册，第20页。

④《明良论二》，《龚自珍全集》上册，第31页。

龚自珍是一定时代和社会阶级的代表人物，时代和历史的进程，向中国封建社会提出了改革的要求。作为这种时代社会要求的反映，龚自珍在揭露和抨击衰世弊政和士林风气的同时，还提出了救时补弊的改革主张，他大声疾呼，“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奈之何不思更法？”并提出一系列具体改革措施：淘汰冗员，将八股改为策试，加强大臣的权力，兴修水利等等。但是社会历史条件还不可能使他突破封建制度的门槛和地主阶级的局限，只好把这一切寄托在希望出现的圣君身上，劝说皇帝自动改革。由于他的企求仍建立在补救旧制度之上，因而其改革思想较之对旧制度的揭露和鞭挞颇为逊色，一系列具体主张也不外乎前人早已唱过的老调。

面对“外夷”强陵的时势，龚自珍产生了抵御外侮的爱国主义思想。他和林则徐、黄爵滋一起主张严禁鸦片；建议林则徐赴广东禁烟，“火器宜讲求”，“多带巧匠”，“修整军器”。并申明这场反侵略自卫战争的正义性质：“此驱之，非剿之也”，“此守海口，防我境，不许其入”，而不是畏缩颟顸之流诬蔑的“开边衅”①。龚自珍对鸦片战争的发展态势很有预见，据记载，直隶总督上奏请裁撤天津水师，“谓无所用，岁计费且数十万，上可其奏”。龚自珍闻知，急上书万言，“言不可撤状”，但不为所用。两年后，英**舰果然北上攻打天津，“人始服其先识”②。龚自珍对西北边疆也十分关注，曾协助历史地理学家程同文、徐松修撰《会典》“理藩院”一门，在研究西北山川地理、部落源流的基础上，较早地提出在新疆设省，开垦移民，防止外国殖民者入侵。龚自珍的早逝，使他的抵御外侮爱国主义思想在政治思想内容中未能得到进一步发展。

①《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龚自珍全集》上册，第170页。

②《龚自珍研究资料集》，第342页。

学术思想

龚自珍的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利用了“今文经学”这个旧的形式，使之与“经世致用”相结合，成为他关心国计民生，批评时政、改革社会的武器。

龚自珍并非清代今文经学兴起的首倡者，他之前已有庄存与、孔广森、刘逢禄几代学人。庄存与生活在封建危势渐露的清中期，再度提倡汉代应变的公羊思想，企图以此调整旧的社会秩序，但他主要还是一个经学大师，与现实政治尚保持一定距离。刘逢禄虽然强调何休的“微言大义”，使公羊学逐步和实际相结合，由此可能引申出改制变革的新意，但他们都未脱出汉代以来今古文经学传统斗争的窠臼。龚自珍自幼吮吸的是清代占统治地位的乾嘉汉学浓郁空气，但面临腐朽颓败的社会现实，他对社会的认识也开始发生了变化，从而对今文经学的《春秋公羊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封建末世的社会危机感和挽救这种危机的责任感，使他毅然离弃和抨击脱离现实的考据汉学和宋明理学，“言生平恶《周礼》”，指斥“著书只为稻粱谋”，“至竟虫鱼了一生”的迂腐学风。他认为，道和学、治，本是一体。得天下者为王，佐王者为宰、卿大夫，交租税者为民，民之有识者为士。王、宰、卿大夫与民“相与以有成者，谓之治，谓之道”，“是道也，是学也，是治也，则一而已矣”①。这种把经学和现实政治紧密结合的认识，在清代今文经学中是一个新的发展。同时，龚自珍对汉代以来旧的今文经学也进行了改造和批判。

龚自珍十分强调人的作用，他批判董仲舒“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的公羊学天人感应论，指出“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而人也是“自造”，“非圣造，非天地造”①。极力主张破除对自然现象的迷信和神秘观念，反对用今文经学对人间灾异作穿凿附会解释：“最恶京房之《易》，刘向之《洪范》，以为班氏《五行志》不作可也。”建议根据钦天监中历来彗星运行的记录档案，研究其规律，撰成一书，“可以摧烧汉朝天士之谬说矣”②。他打破了由来已久的今古文经学森严门户的拘束，吸收了“六经皆史”观点，认为《易》、《书》、《春秋》等，都是“卜筮”、“记言”、“记功”之史，从而将今文学家眼中涂有神秘色彩的诸经，还原为社会历史的记载。龚自珍虽然以服膺今文经学相标榜，但实际上他与汉代董仲舒诸人已相去甚远，既不主张寻章摘句、考据训诂的汉学，也不主张以谶纬迷信附会臆说的公羊学，而是用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去阐发经世致用思想。在这个宗旨下，他又提出了朴素的辩证思想。

龚自珍认为，“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③。制度和朝代一样，都是新旧更替，不断变革的，已经陈旧过时了的制度、政令如果不自行改革，就必然被新势力强制改革所代。他引申了公羊三世说的“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把社会历史解释为“治世——乱世——衰世”三阶段。从经世致用思想出发，他明确指出，当时的社会是“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必须对种种丑恶黑暗的现象和制度予以揭露和改革。但是，究竟怎样改革，他却找不出明确的答案。尽管龚自珍是那个时代、那个营垒的佼佼者，但他毕竟要维护封建阶级的根本利益，这种立场的限制，就使他的辩证思想仍然跳不出封闭的循环的圈子。他说：“万物之数括于三，初异中，中异终，终不异初。”只承认现象的变异而否认质的变化，因此事物最终还要回复到原始的状态。这种认识反映在政治态度上，即是一方面对**现象嫉恶如仇，一方面又主张“风气之变必以渐也”。在抨击腐恶、开通风气斗争中表现为勇敢的猛士，在传统儒学和封建根本伦常面前却表现得迷惘和怯懦。这样，笃信今文经学的龚自珍，晚年又“犹好西方（佛教）之书”，校雠佛经，撰《龙藏考证》等。这种矛盾交织的现象，说明他在经世致用、开辟新路的挫折中，“忽然搁笔无言说，重礼天台七卷经”，只好向域外去寻求一些精神安慰和解脱了。

经济思想龚自珍的经济思想，是其政治思想在经世致用过程中，思索衰世之源和寻觅救世之方的反映。

①《乙丙之际箸议第六》，《龚自珍全集》上册，第4页。

①《壬癸之际胎观第一》，《龚自珍全集》，第12页。

②《龚自珍全集》，第346页。

③《上大学壬书》，《龚自珍全集》下册，第319页。

他看到了社会经济中存在的严重贫富不均现象，揭露了清统治者对人民血汗的无止境榨取，谴责开捐例、加赋、加盐价等政策是“割臀以肥脑，自啖自肉”，痛斥官僚大吏只知以苛捐杂税中饱私囊，致使封建社会赖以存在的农村经济严重破坏，广大农民流离失所。透过种种社会经济凋敝现象，龚自珍力图从社会财富分配方面去寻找动乱之由。他在《平均篇》中指出：“其始，不过贫富不相齐之为之尔。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①这里，他能够觉察到封建社会的兴衰取决于社会财富的分配是否平均，并且觉察到由于分配不均而形成的贫富悬殊和社会矛盾，力图从经济根源上寻找皇朝治乱和新旧更替的原因，这无疑是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但是，他对造成严重贫富不均现象的进一步分析，则陷入了主观意识决定论，他把这种现象归结于“人心亡，世俗坏”，因而官吏贪污无忌，商人“皆欲并十家、五家之财”，而不可能揭示封建制度的本质。所以，龚自珍头脑中的经济改革主张只是调整贫富悬殊的较大差别，保持“小不相齐”，防止“大不相齐”，即“富贵者，天所以待王公大人君子”，统治阶级按其等级地位，应该占有较多的财富；“贫贱，天所以限农亩小人”，被统治阶级居于贫贱也是合理的，企图用调和的办法去缓和尖锐的社会阶级矛盾。具体到土地分配上，他在《农宗》一文中提出以西周宗法制度来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办法，将宗法组织中的成员分为“大宗、小宗、群系、闲民”4个等级，按此进行土地多寡的分配。这种以复古的办法来解决农民丧失土地、沦为流民的现实，显然是虚幻的。龚自珍一方面对土地兼并的积弊强烈不满，一方面又苦于公羊学的空洞，在古代经书中既找不到解决实际问题的典章制度，在自己头脑中又设计不出重新规划社会秩序的有效方案，于是也像以前的今文经学家一样，只好从古文经《周礼》中向回归上三代社会那里去寻找出路。然而这是一条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不通之路。

任何先进思想家的思想都必然是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的反映。尽管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但到了龚自珍时代，商品经济在中国，特别是在江南地区仍然有了某些发展。晚年的龚自珍，也由早期重农抑商思想开始向较为重视商品经济转化。他改变了商人是破坏社会经济因素的看法，提倡发展蚕桑木棉等商品原料生产，主张“且仿齐梁铸饼金”来抵制外国银元，并建议林则徐在抵御外侮的同时，发展有限的“互市”。当然，在中国社会自然经济受到外来冲击之前，龚自珍的经济思想内容是比较浮浅的，对商品经济的认识也是出于直观的现实感受。他的建立在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原则下的平均思想，其积极意义在于尖锐地揭露了这种制度造成的“贫者日相倾，富者日愈壅”的社会现象，并从经济上寻找社会危机的原因，向统治者发出了“丧天下”的严厉警告。

文学成就龚自珍的文学成就，如同其政治思想是鸦片战争前夕这个变革时期的产物一样，也以新的内容和风格在封建末世独放异彩。

他写成于南归旅途中的《己亥杂诗》，是中国诗史上罕见的大型组诗，总结了几十年来师友交游、仕宦沉浮、著书倡说的经历，也是对沿途所见社会凋敝、民不聊生景况所发的感慨。他的诗有意境清新、词语瑰丽、高言快语的特点，不过使他的许多诗作不胫而走，备受推崇的真正原因，还在于它对社会腐恶现实的无情鞭挞，引起了人们的共鸣和激赏。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①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津梁条约遍南东，谁遣藏春深坞逢？不枉人呼莲幕客，碧纱■护阿芙蓉。②这些慷慨、悲愤、掷地有声的炼句，深深地打动了迷惘而又不甘沉溺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意绪，喊出了久被压抑的人们的心底之声，因而使他的诗歌从清代诗坛王士祯“神韵说”、沈德潜“格调说”、翁方纲“肌里说”等专重形式的樊笼中冲跃出来，被后世誉为“三百年间第一流”。龚自珍的诗歌在艺术和思想、形式和内容的融合上，展示了一个新的境界，成为晚清现实主义诗歌的开创者。

龚自珍生活在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社会，他的思想在政治、学术、经济、文学等方面都反映出了对当时人间痼疾的强烈不满和深沉忧虑。经世致用、治国安邦的抱负，促使他以开通风气、扭转颓世为己任，然而，重重的羁绊，黑暗的闸门，又使得他徒有雄心，无所用事；阶级的局限和传统思想的缠绕，更使得他实际上提不出改革时弊的有效办法。这种有志救国、无力回天的苦恼和四处碰壁仍奋击不止的生活实践，用他自吟的两句诗概括就是：“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一事平生无■帱龁，但开风气不为师”。还没有等到鸦片战争结束和太平天国起义爆发，这位近代改革的先驱者就与世长辞。

①《龚自珍全集》上册，第78页。

①《咏史》，《龚自珍全集》下册，第471页。

②《已亥杂诗》，《龚自珍全集》下册，第509、517页。

第二节 魏源

广泛问学

魏源，原名远达，字默深，又字墨生、汉士，晚年因信佛，自称“菩萨戒弟子魏承贯”，湖南邵阳人，生于乾隆五十九年三月二十四日（1794年4月23日），卒于咸丰七年三月初一日（1857年3月26日）。其父魏邦鲁曾任江苏海州惠泽司巡检、宝山县主簿等地方佐杂官，管理刑名、钱粮、水利等事务，受到历任布政使林则徐、贺长龄、梁章钜和巡抚陶澍的好评。这对魏源后来经世致用思想的形成有一定影响，也使他能较早地结识一批当时较为注重国计民生的疆臣。

魏源七八岁时入私塾学习，读书十分刻苦，每至通宵达旦仍不释卷，自幼沉默寡言，常独坐深思。15岁时考中县学生员，开始潜心研习明代理学家王阳明的心学。嘉庆十八年（1813），他20岁，举为拔贡。次年，又随父亲魏邦鲁入京。在北京，他被延馆于侍郎李宗瀚家，结识了京师当时各种学术流派的名士，先随胡承珙学习汉学，又师事姚学塽究心宋学，同时仍常常向在湖南时选拔他为贡生的座师汤金钊请教王阳明心学。广泛的求学，刻苦的钻研，使魏源很快名满京师，名士醇儒相与交纳。嘉庆二十四年（1819），他考中顺天乡试副贡生。道光元年（1821），再赴顺天乡试，却仍被抑置副贡生。这个时期，魏源一面为自己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一面也在不断探讨治国安邦的学问。

讲求经世致用，批判时弊道光二年，魏源以第二名的成绩考中顺天乡试举人。不久，他赴古北口受馆于直隶提督杨芳家，并考察山川关隘。道光五年（1825），他被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延为幕宾，编辑清代经世致用文章集大成的《皇朝经世文编》，“遂留意经济之学”。巡抚陶澍是一个注重国计民生的名臣，也常常和他商筹海运水利等政事。

魏源少龚自珍两岁，他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岌岌可危的衰世同样刺痛着他的忧国忧民之心。作为幕宾，通过治民理案，得以体察社会，从而使他对社会危机和官场积弊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

痛感时世**的同时，魏源开始思索世道日衰的原因所在。他在京求学之时，正值清代今文经学崛起，便拜在今文经学家刘逢禄门下，研习《公羊春秋》。在那里，魏源结识了龚自珍，两人都为刘逢禄所激赏，常常在一起切磋古文辞，探讨实学。

道光六年（1826），魏源与龚自珍同赴礼部试。刘逢禄适为会试同考官，得浙江、湖南两卷，“经策奥博”，认为必是龚、魏，极力推荐，但他们还是落第了。刘逢禄感慨万端，于是作《题浙江湖南遗卷》诗以表痛惜，但从此世以“龚魏”并称二人。

同龚自珍一样，魏源对乾嘉之际沉迷于训诂考据、繁琐无用的学风十分反感，他尖锐批评道：“自乾隆中叶后，海内士大夫兴汉学，而大江南北尤盛争治训诂音声，爪剖釽析”，他们将明末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的经世致用之学摒于经学之外，却以专事寻章摘句来“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①。为了纠正这种学风，并从根本上否定这种风气赖以流行的护身符，魏源从今文经学的角度对一些被清代汉学家奉为神明的经典提出大胆质疑。在《诗古微》中，他指斥《毛传》和大小序皆系晚出伪作；在《书古微》中，他认为马融、郑玄之学都出于伪作的杜林《漆书》，提出古文《尚书》是否存在尚有疑问，被视为“阎百诗以后第二重公案”。魏源认为，《六经》并不是万古不变的教条，只是“网罗放失，纂述旧闻，以昭代为宪章，而监二代之文献”②。既然上古三代与后世的天地人物都不同，法令和制度也都随之发生变化，那么就不能泥守古法，必须变革。他举出了从唐代租庸调至两税法，再到明代一条鞭法的一系列赋税制度变化，来说明“变古愈尽，便民愈甚”③，改革越彻底，进步就越显著。这种建立在历史进化论之上的改革思想，较之龚自珍又深入了一步。经学发展到龚、魏手中，开始摆脱了繁琐无用的学风，逐渐与通经致用、改革时弊结合起来。

魏源还猛烈抨击了使士林醉心于功名利禄的八股科举制度，他讥讽这种考试的结果，“专以无益之画饼，无用之雕虫，不识兵农礼乐工虞士师为何事”的“科举兔册”④之人来遍任六官之职，治理四方之民。针对嘉道时期专以楷法工整取士的科举制度，他在诗中辛辣地嘲笑：小楷书，八韵诗，青紫拾芥惊童儿；书小楷，诗八韵，将相文武此中进从此掌丝纶，从此驰鞀铎，从此考枢密，从此列谏官，尽凭针管锈鸳鸯雕虫竟可屠龙共，谁道所养非所用！①尽管他厌恶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但又只能通过这个途径获得一个官职，来实现自己经世致用的抱负。因此，他仍不断地参加会试。

参与盐务、漕运、治河的改革道光八年（1828），魏源以举人捐资为内阁中书舍人，在阅读内阁史馆如“掌故之海”的典籍档案中，他积累了大量有关典章制度的资料，为以后著史理政奠定了基础。道光十一年（1831），魏源以父丧居乡3年。赏识魏源经济才干的两江总督陶澍，延请魏源入幕协助改革盐政。直至鸦片战争以后，魏源在盐务、漕运、治河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主张，并进行具体的尝试和努力。

①《武进李申耆先生传》，《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58页。②《国朝古文类钞叙》，《魏源集》上册，第228页。

③《默觚下·治篇三》，《魏源集》上册，第48页。

④《默觚下·治篇一》，《魏源集》上册，第37页。

①《都中吟》，《魏源集》下册，第675—676页。

清代盐的生产和运销，一直由官府垄断。长期以来，盐官和官准的场商、运商勾结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特权集团。官僚管理的亏损，对皇室的报效，贪官奸商的中饱，都转移到盐的生产者、消费者身上，造成盐价昂贵、产销停滞的严重积弊，致使私贩蜂起，清廷虽以严刑缉私，也缉不胜缉。魏源清楚地看到了垄断的症结，提出改行“票盐”制度的方法。由商人向官府交纳一定的盐税后，官方便发给盐票，凭盐票可以自由买盐、自由贩卖。这样减少了中间环节各级官吏的层层盘剥，“特尽革中饱蠹弊之利，以归于纳课请运之商”①，所以盐价降至一半而商人仍有利可图，私贩自然不禁自灭。魏源的主张被陶澍采用后，果然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每年“倍额溢课数十万”②。此后的历任两江总督陈銮、林则徐、璧昌、李星沅、陆建瀛等，遇有盐政要务，都常来与魏源商议。

水灾频仍，黄河泛滥，是清朝统治者深感头痛的问题。“无一岁不虞河患，无一岁不筹河费”，可是河患依然如故。魏源认为，河患水灾有来自自然的一面，更重要的还在于**，即治河官吏的侵蚀河工经费、地方豪强的垄断水利。所以，“欲兴水利，必除水弊。除弊如何？曰：除其夺水夺利之人而已”③。魏源还认为，过去治理黄河的方法也不对头，“下游固守，则溃于上；上游固守，则溃于下”④。这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无济于事。他主张因势利导，使黄河人工改道，北流入海。指出这是迟早会发生的自然趋势，而以人力预先改道为上策，如果等待黄河一旦崩决，自然改道，则后果不堪设想。魏源的这两种见解，在当时都无法实行。官吏贪污是封建官僚制度的必然产物，无法根除。而在道光咸丰衰世，即使一次小的整顿也困难重重。黄河人工改道，工程浩大，财政上捉襟见肘的清廷也无暇及此。鸦片战争以后，魏源在出任兴化知县等地方官时，又尽自己微薄的力量，在小范围进行了水利治理。兴化境内临近运河和高邮、洪泽二湖，时有涝灾。一次，高邮湖将决，他亲率民卒护堤保稻，“冒风雨伏堤上”，以致“目赤肿如桃”，终于保住了大堤，百姓遂将当年收成称为“魏公稻”①。治水过程中，魏源撰写了筹河、水利、堤防等文多篇，见解虽好，然而生逢末世，终不为所用，使他的才能得不到发挥。魏源临终前二年的咸丰五年（1855），黄河果然如他所预料的那样，于铜瓦厢大决口，改道入海，给下游人民造成惨重损失。漕运，是当时又一积弊。自明清以来，南粮北运一直通过运河，朝廷设有漕运总督等一系列官员进行管理。至晚清，由于各级官吏把持盘剥、地方豪强敲诈勒索日形严重，弄得怨声载道。魏源看到漕运之弊已是积重难返，便主张改为海运，由商人承办，不再以官府垄断。他指出，海运不经河闸，不经层层中饱和馈送，有四利、六便，对国家、人民、吏治、商人均有好处。他进一步指出，商人办海运，可以把江浙之货附于漕船，运往北方，将促进南北物资交流，使物价下降，繁荣国内的商业。道光五年（1825），魏源在巡抚陶澍幕中，还实际参与了筹划海运活动，撰有《筹漕篇》、《道光丙戌海运记》等文，并在《皇朝经世文编》书中对这一关系国计民生和吏治的重大改革予以赞扬。

道光十五年（1835），魏源为了奉养母亲，在扬州买了一所庭园，取名“絜园”，内有“古微堂”书屋，他在此写成了许多诗文，集为《古微堂集》、《古微堂诗集》。在魏源宏富的著述中，还有阐发“微言大义而辟东汉马、郑古文之凿空”的有《诗古微》、《书古微》、《公羊春秋古微》、《董子春秋古微》，探讨学术、评论政治的有《默觚》，以及《元史新编》、《禹贡说》等。

①《淮北票盐志叙》，《魏源集》下册，第439页。

②《太子太保两江总督陶文毅公神道碑铭》，《魏源集》上册，第329页。③《湖广水利论》，《魏源集》上册，第391页。

④《筹河篇上》，《魏源集》上册，第367页。

①魏耆：《邵阳魏府君事略》，《魏源集》下册，第956页。

综观鸦片战争以前魏源的思想和活动，主要是抨击封建末世的黑暗现实，与龚自珍一起以今文经学的形式，倡导关心国事民瘼，主张改革社会政治风气。他继承明末清初经世致用崇尚实学的思潮，提出了一些有积极意义的主张和具体措施，但思想范畴仍未超出探掘阐发古代经书“微言大义”和“经世致用”的框架。

参与抗英和编撰《海国图志》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爆发，正在扬州治河的魏源赶至宁波前线，在钦差大臣伊里布军中参加审讯俘虏的英军军官安突德。从其口供中，魏源对西方的人文地理有了一些了解。次年，他结合其他英俘的口供，撰成《英吉利小记》，后收入《海国图志》。

道光二十一年，魏源在两江总督裕谦幕中筹办浙江防务。裕谦是一个坚决主张抵抗侵略的疆臣，但部下将领余步云等贪生怕死，清军武器装备又极为落后，终使浙江海防失守，裕谦自杀。亲历了这一抵抗英国侵略战争的魏源，看到了英军的残暴行径和坚船利炮，看到了清朝统治者张惶失措、昏聩庸懦的丑态，“羯虏云翻覆，骄兵气指挥。战和谁定算，回首钓鱼矶”。他也看到了沿海军民忠勇抵抗、不怕牺牲的气概。从此，魏源的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魏源从事实中认识到，鸦片战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清统治者的昏庸**，指出了他们对世界情势的懵懂无知、虚妄自大而又畏敌如虎：“承平恬嬉，不知修攘为何事，破一岛一省震，骚一省各省震，抱头鼠窜者胆裂之不暇，冯河暴虎者虚骄而无实。”①他希望清统治者励精图治，整军备武，以求长治久安。为了振奋人心，鼓舞抗击强敌的士气，魏源根据自己任内阁中书舍人以来积累的大量资料，发愤撰写了《圣武记》14卷，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之时完成。书中历述了清初以来的武功方略，讨论了兵制、战术等具体问题，反映出他要求富国强兵的强烈爱国主义热情。

①《道光洋艘征抚记》，《魏源集》上册，第187页。

道光二十一年六月，林则徐被遣戍，从重发往伊犁，途中经过镇江。林、魏当年在北京即志同道合，意气相投，此时相会，两人感慨时事，推心长谈。林则徐把他在广东抗英时所译的《四洲志》、《澳门月报》和粤东奏稿及有关西方枪炮、地理图样交给魏源，嘱“钩稽贯串，创榛辟莽，前驱先路”，编撰一部《海国图志》。魏源果然不负重望，他结合历代史志及明以来的岛志和近日所得“夷图、夷语”等大量资料，于道光二十二年底编成《海国图志》50卷，4年后增广至60卷。咸丰二年（1852），又补充以葡萄牙人玛吉士《地理备考》、美国人高理文《合省国志》等，扩展为100卷，予以重刊。《海国图志》是中国第一部较系统介绍世界各国地理、历史、经济、文化、军事等内容的新书，它的刊刻问世，对国内有识之士开拓眼界，了解世界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咸丰八年（1858），兵部侍郎王茂荫曾奏请将此书广为刊印，使亲王大臣每家置一编，并令宗室八旗作为教材学习。然而酣嬉悠游和麻木僵化的王公大臣、贵胄子弟们已经失去了接受任何新鲜事物的能力。虽有王茂荫煞费苦心的推荐，《海国图志》在中国上层统治者中，还没有达到在日本的受重视的程度。自道光三十年（1850）第一部《海国图志》传入日本，至明治维新前已传入十数部，被日本学人摘译翻刻达22种版本以上①，对日本的维新开通风气，起到了重要影响。

在《海国图志》中，魏源开宗明义地提出了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以抵御外侮的思想，“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②。驳斥了“夷兵不可敌”的畏敌观点及视西方科技为“奇技淫巧”的谬论，并胪列了“师夷长技”的具体内容和措施。“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提出，不仅把中国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思想，推向了有更广泛代表性的抵御外侮、学习西方的近代爱国主义思想新高度，而且开始打破了长期的思想封闭状态，使魏源成为近代中国最早睁眼看世界的呼号者和改革维新思想的先驱者。

魏源对“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认识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他认为师夷是为了制夷，而认真研究夷情是制夷的重要条件。“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③。这是对长期以来清朝闭关政策和陈旧国防观念的否定和批判。同时，他把师夷作为制夷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也泾渭分明地表现出与一味求和、以媚夷求苟安的妥协派的根本区别。其次，魏源明确地指出，夷之长技是“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所谓“长技”，“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利民用”④，而不是什么稀奇古怪的不祥之物。他肯定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是人类生产进化的结晶，嘲笑清统治者中的顽固分子长期以来颟顸蒙昧。最后，魏源具体地指出了要学习的西方长技内容“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魏源是在反侵略战争失败中认识西方的，而战争失败的具体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中国缺乏“夷之长技”。因此，他把加强反抗侵略的军事手段作为当务之急，把学习西方的认识焦点凝聚在西方军事工业技术上，是很自然的。

魏源提出了一系列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具体措施。(1)买进西方坚船利炮，并在国内设厂制造。起初，他以为只靠买进船炮，就可以掌握长技，后来进一步认识到必须自己生产才不受洋人牵制，因而具体提出建议：在广东虎门外设置船厂、火器局，延请法国、美国等“夷目”分携工匠前来司造船械。如此，“我有铸造之局，则人习其巧，一二载后不必仰赖于外夷”。(2)发展“自修自强”的对外贸易，学习西方技艺，利用西方各国之间矛盾。魏源认为，对外贸易如果没有鸦片进口，是有利于中国的。他以道光二十七年（1847）情况为例分析，外国输入中国的货物（不包括鸦片）值银“二千十四万八千元”，而中国出口之货值银“三千五百有九万三千元”，“使无鸦片之害，则外洋之银有入无出，中国银且日贱，利可胜述哉？”①在进口物品中，他主张进口大米的同时，进口武器及发展工业所需的“铅、铁、硝”等物，也准外商以“艘械抵茶叶湖丝之税。”(3)积极培养掌握西方长技的人才。魏源认为中国也应该像西方那样，鼓励学习科学技术，改变单纯以科举词章取士的制度。如有能造西方战舰、火轮船、大炮、水雷等新式器物者，即可给以科甲出身。(4)设立译馆，翻译介绍西方书籍。魏源说：“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始。”①他十分称赞林则徐在广东设译员翻译《澳门月报》等外文书报的举措，自己也非常注重西方著作。他在《西洋人玛吉士地理备考序》中说：西方有“明礼行义，上通天象，下察地理，旁彻物情，贯串古今者，是瀛寰奇士，域外之良友”，应该积极地向他们学习。据统计，《海国图志》一书中魏源引用的西方著作就达20种之多。

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早期有着特殊的意义。它冲击了自明清以来唯我独尊、视外国为“夷狄”，视中外交往为“来贡”的蒙昧传统，大胆提出“师夷”的口号，开创了吸收外来先进文明的风气。尽管这种吸收和学习在魏源身上只达到对西方部分物质表层的认识阶段，但他开创了为拯救中国、抵抗外国侵略而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河，这种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思想，在中国近代相当长的时期中，一直为各个阶层的先进人物所遵循。如王韬所说：“师长一说，实倡先声。”②值得注意的是，在魏源为抵御外侮而激发的新思想中，朦胧地闪现着一些代表近代资本主义要求的思想光芒。他提出的建立新式军事工业的主张，也包含有建立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因素。他看到军事工业的兴起，必将刺激国内商业的勃兴和新技术的传播，对近代工业产品必有蜂起的需求，“盖船厂非徒造战舰也。战舰已就，则闽广商艘之泛南洋者，必争先效尤，宁波上海之贩辽东、贩粤洋者，亦必群就购造”。因此，军事工业除造战舰外，其他如“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水锯、火轮舟、自来火、自转碓、千斤秤”等等，“凡有益民用者”，都可以制造。在军事工业生产民用品的基础上，他终于提出“沿海商民有自愿仿效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的主张①。在鸦片战争硝烟散去不久的几年中，魏源的眼光已超越了林则徐等同时期单纯以“制夷”为目的的先进人物，开始发出了中国近代新式工业的诞生呼喊。在《海国图志》中，魏源还通过介绍欧美资产阶级政治制度，隐约地表达了自己对西方民主政治的憧憬。他说，美国总统以四年为一任，期满更代，“总无世袭终身之事”；选官举贤自下而上公举，“可不谓公乎？”②魏源的介绍和推崇，一直影响到几十年后的戊戌维新思潮，可以说是中国近代维新思想的发轫。当然，在魏源提出这些主张的时候，中国还没有资本主义经济的土壤。他朦胧地看到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某些长处，但还不能设计出近代中国的政治蓝图。他的基本立场仍是立足于补救封建制度。尽管他比龚自珍较多地接触了西方资本主义，在政治见解上也超过了龚自珍开出的“古方”，但在抨击封建君主**弊害方面却比后者要含蓄、缓和。如果说龚自珍是诅咒和鞭挞封建**制度的勇士，那么魏源就是改革弊政、富国强兵的积极追求者了。

魏源在鸦片战争中，看到了沿海人民反侵略斗争的伟大力量，给予很高的评价：“三元里之战，以区区义兵，围夷酋，斩夷帅，歼夷兵，以款后开网纵之而逸。孰谓我兵陆战之不如夷者？”③

①黄丽镛：《魏源年谱》，第228页。

②《海国图志叙》。

③《海国图志》卷37。

④《海国图志》卷2。

①《海国图志》卷2。

①《海国图志》卷37。

②王韬：《漫游随录·扶桑游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02页。①《海国图志》卷2。

②同上书，卷59、60。

③《筹海篇一》，《魏源集》下册，第855页。

他主张利用沿海劳动民众与海上渔民练成兵卒，抵抗侵略，驳斥了封建官僚污蔑他们为汉奸的谰言：“若谓闽粤民兵虽可用，而多通外夷”，为什么广东“斩夷酋、捐战舰者皆义民？”为什么台湾“两禽夷船”、“南澳”“火攻夷船”的也都是义民？①同时，魏源对中华民族战胜侵略者也充满必胜信心，认为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并“不亚西土”，只要“集众长以成一长，则人争效力”，就能“风气日开，智慧日出”，不仅可以战胜西方的侵略，而且可以赶上和超过西方。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入侵，使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化为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在保卫民族生存的前提下，代表地主阶级改革派人物的魏源，其思想在一定时期与人民利益表现了一致性，从而达到了他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高峰。

晚年遭遇

道光二十四年（1844），51岁的魏源终于考中礼部会试第十九名贡士，但因试卷文稿草率，被罚停殿试一科，次年才补中三甲进士，以知州用分发江苏，先后赴东台和兴化县任知县。道光二十六年，他以母丧丁忧去官，后又南游广东，至澳门、香港，与外国人接触，观其景况，深感“扩我奇怀，醒我尘梦，生平未有也”②。北归途中，历游两广、两湖、江西、安徽、江苏7省，行程8000里，经时半年。道光三十年（1850），又出任北海州分司运判，协助两江总督陆建瀛改革盐政。

咸丰元年（1851），太平天国起义席卷中国南部大地，魏源时补授高邮州知州。咸丰三年，太平军定都南京，二月又攻克扬州，距高邮仅40里。魏源以知州先办团练，防御溃逃官军沿途焚掠，又镇压了湖西太平庄响应太平天国的地方起义军。三月，他被督办江北防剿的杨以增以迟误文报而奏劾革职，咸丰皇帝在上谕中饬责魏源：“于江南文报并不绕道递送，屡将急递退回，以至南北信息不通，实属玩视军务！”①不久，钦差大臣周天爵又延魏源入幕参谋军务，因攻打宿州捻军有功，十一月奉旨复官。但这时的魏源却“以年逾六十，遭遇坎坷，世乱多故，无心任宦”②辞归。从此举家避兵兴化，不问政事，唯手订生平著述，又潜心佛学，会译《无量寿经》等。魏源晚年辗转于清军与太平军激烈角逐的江浙地区，虽在任职时参与抵抗太平军，但总的说来态度是不积极的，甚至有传说称魏源曾被太平军聘为谋士③。

咸丰六年（1858），魏源出游至杭州，寄住僧寺，闭门谢客。咸丰七年三月初一日逝于杭州，终年64岁。

①《筹海篇二》，《魏源集》下册，第858页。

②《香港岛观海市歌》，《魏源集》下册，第740页。

①《清文宗实录》卷88。

②魏耆：《邵阳魏府君事略》，《魏源集》下册，第958页。

③据《世载堂杂忆》：刘禺生在香港听容闳回忆，李秀成之弟侍王李侍贤“府中有三老人，称为中国年高有大学问者，最为王所礼遇”。一是古文大家梅曾亮，一是安徽包世臣，“其三为湖南魏先生，通达中外地理”。又李柏荣《日涛杂著》：“默深声既宏伟，又值洪秀全建国南京，提倡文化，设科取士，乃聘江宁梅伯言、泾县包慎伯及默深为乡三老。”

第三节 龚、魏的不同性格

龚自珍和魏源有很深的交谊，同在刘逢禄门下研习今文经学，常常作“促膝之谈”；同任内阁中书时，又时时相聚饮酒赋诗，纵论时弊。魏源离京后，龚自珍深感孤寂地叹息：“默深去后，更可缄舌裹足，杜绝诸缘。”①道光十五年（1835）后，魏源迁居扬州絮园养亲，龚自珍自都中归，必过园留宿。他曾为絮园书一对联：“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综一代典，成一家言。”道光二十一年，龚自珍逝世前不久，还一至扬州，宿魏源园中。二人曾约定，“孰后死孰为定集”。待龚自珍逝去，魏源即受其子龚橙之请，亲手校订遗稿，编定《定盦文录》12卷、《定盦外录》12卷，并为之《叙》。

实际上，这两位齐名于世的密友性格迥然相异。龚自珍性情豪迈，“嗜奇好客”，多出奇僻激烈之言，又“喜与人辩驳，虽小屈，必旁征博引以伸己说”②。他抨击时弊常常不顾忌权贵，骂坐之言，随口而出，被人讥讽为“龚痴”。魏源则“默好深湛之思”，喜独居一处，晚年尤寡言，虽见门生亲友，“接二三语，便寂对若望”。他深为龚自珍的放荡不羁性格担忧，曾致书劝说：“近闻兄酒席谈论，尚有未能择言者，有未能择人者。夫促膝之言与广廷异；密友之争与酬酢异。苟不择而施，则于明哲保身之谊深恐有悖。”“此事要须痛自惩创，不然结习非一旦可致，酒狂非醒后所及悔也。”③龚自珍也曾试图压抑自己胸中愤世嫉俗的不平之气，几度戒诗，烧诗，但戒了又作，作了又戒，甚至为戒诗而作诗：“百脏发酸泪，夜涌如源泉；此泪何所从，万一诗崇焉。”④他对现实的叛逆性格终已铸就，一出都，鞭挞时弊的诗作即如连珠泉涌。其实，魏源内心对龚自珍的性格和政治、学术见解十分钦敬，并引为同志。他在赠别龚自珍诗中把两人共比为：“天昌二鸟鸣，同谪胥江浦，使为世所■，又为讥所俯”，“誓回屠龙技，甘作亡羊补！”①使他们紧紧吸引在一起的，正是这种强烈不满现实企图挽回颓危的抱负和意气。但腐朽没落的中国封建社会，已经容不得这样杰出的人才了。

龚自珍和魏源是中国近代初期并称的杰出人物，他们所开创的经世致用新风，对后世的维新改革有巨大影响。梁启超多次给以很高评价：“自珍、源皆好作经济谈，而最注意边事”，“故后之治今文学者，喜以经术作政论，则龚魏之遗风也。”②“数新思想之萌蘖，其因缘固不得不远溯龚魏。”③另一个戊戌变法的领袖谭嗣同也认为清代文士中，魏源、龚自珍“皆能独往独来，不因人热。其余则章摹句效，终身役于古人而已”④。

把两人的性格对照相比，龚自珍以其浪漫的热情、尖辣的笔墨，对封建末世的黑暗腐朽进行无情砍杀；他的方向，主要在于向鸦片战争以前旧的统治掷出投枪。而魏源则显得深沉、严肃、实际，以具体口号和身体力行从正面提出了抵御外侮、学习西方的建设性方案；他的方向，主要在于对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前途的探索。龚自珍和魏源，以他们清新的思想、共同的追求、不同的格调，在鸦片战争前后这个中国社会大变革时期，奏出了改革浪潮的主旋律。他们的政治思想，也在此后100多年中国人民寻求解放的斗争史诗中，不断闪耀出光辉。

①《甲寅杂志》第1卷第7号。

②吴昌绶：《定盦先生年谱》，《龚自珍全集》下册，第603页。

③《甲寅杂志》第1卷第7号，《魏源集》未收。

④《戒诗五章》，《龚自珍全集》下册，第451页。

①《昆山别龚定庵自珍》，《魏源集》下册，第600页。

②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56页。③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97页。④谭嗣同：《论艺绝句》，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7页。

（谢选骏指出：龚自珍懂得抨击专制政治，却不懂脱离专制政府——他的哀怨诗文不过是一种酸葡萄心理的体现罢了。马裂黄俄吹捧龚自珍，因为他们是一路货色——一边自吹在追求真理，一边卖命在追求权力……不是人格分裂，胜似人格分裂。但是马列狗黄俄猪的阶级分析却胡说龚自珍“对后世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每每有启迪作用”，好像龚自珍是个“启蒙主义者”、“百科全书派”，好像他是个商人而不是个狗官了。至于魏源的《海国图志》，不过是道听途说的二手资料，和魏源的“伪员”身份倒是相符的。魏源晚年潜心佛学，和百年之后的梁漱溟甚像，说明他们都没有走出第二期中国文明的阴霾。）

【第三章 洪秀全】

洪秀全，原名仁坤，小名火秀，大约在信拜上帝后自行改名秀全，自此以秀全之名著闻于世。清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1814年1月1日）出生于广东花县官禄■。父洪镜扬，母王氏，兄仁发、仁达。

第一节 从应科举到拜上帝

清康熙中期，洪秀全的五世祖从广东嘉应州迁到花县官禄■，到洪秀全的父亲洪镜扬时，经历四世，时逾百年，家族繁衍，世代务农。洪秀全7岁入本村书塾，五六年间就能熟读“四书五经”、《孝经》和许多古文，很受业师称许。洪镜扬和族中人都期望和相信他会很快获得功名，光宗耀祖。洪秀全虽聪明而用功，但在科举考场上却始终不得志。大约从十五六岁起，直到31岁的十几年间，他多次应考，但从未得中秀才。

道光二十三年（1843），洪秀全又一次应考失败后，仔细阅读了一本叫《劝世良言》的书。这是早年的基督徒、广东高明人梁发编写的一本宣传基督教的小册子，其内容是摘引新、旧约《圣经》的某些片断，加以中国化的敷衍讲解，宣传拜上帝、敬耶稣，反对拜偶像邪神和天堂永乐、地狱永苦等说教。洪秀全于道光十六年（1836）在广州应考时得到这本书，但当时只略一翻阅就置于书笥。这次细读后，他在思想上产生了强烈震动，“觉得已获得上天堂的真路和永生快乐之希望，甚为欢喜”①。于是他和表兄李敬芳二人按书中所说自行施洗，向上帝祈祷，答应自此不拜邪神，不行邪事，遵守天诫。

此后，洪秀全首先向亲友“宣讲拜偶像之罪恶及拜真神上帝之要”，说服了父母兄嫂侄辈和友人同拜上帝，其中包括他的至好冯云山、族兄洪仁玕。但洪秀全不是一般地信仰上帝，而是自认为负有向世人宣传拜上帝、斥偶像以拯救世界的特别使命。他之所以产生这种自我意识，是同他个人的内心经验有密切关系的。他在道光十七年（1837）病中曾连续地产生一系列模糊的幻觉，似乎有人迎接他到一处华丽而光明的地方，有一老人对洪秀全说，世人都是他生养的，但都忘记了他，反而去拜事妖魔；授给洪秀全一柄斩妖魔的剑和一枚治服邪神的印，要他放胆去做。这些幻象可能是他曾大略浏览过的《劝世良言》中关于上帝、天堂、邪神等片断印象的再现。这次他仔细阅读《劝世良言》，把当年病中的幻象同这些幻象所由产生的本源——《劝世良言》加以对照比附，“大觉大悟，如梦初醒”，认为自己的灵魂曾经升天，见过上帝，他自己就是上帝所派的拯救世人使人们回到敬拜上帝之路的使者。

梁发的《劝世良言》只是一本粗浅的基督教传道书，但他为了从中国传统的意识形态中夺取阵地，却很通俗有力地揭露了中国社会的弊病，并且许诺人们只要信仰上帝，就可以纯洁灵魂，消除邪恶，达到“君正臣忠，父慈子孝，官清民乐”，实现“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清平好世界”。由于自身前途无望而对旧世界、旧信仰产生失望、怀疑的洪秀全，接受了这种新的说教，相信这就是真理。从此，他抛弃功名仕进之途，为着反对世上之陋俗和拯救邪恶的社会而诚心诚意地作一名宣传上帝福音的使者。

道光二十四年（1844）春，洪秀全、冯云山等以极大的热忱离开本乡去外县和广西传教。在广西浔州府贵县赐谷村洪秀全表兄王盛均家，他们停留了几个月，发展信徒百余人。但王家贫苦，难以久住，洪秀全于冬十月返回广东，冯云山不愿回来，独自到桂平县，辗转进入紫荆山，在那里做工、教书、传教。

①韩山文著、简又文译：《太平天国起义记》，1935年燕京大学图书馆印。第9页上文字据英文稍有改动。洪秀全回家后，仍以执教为生，并继续在本乡和附近传教。他在广西传教时和回家后的道光二十五、二十六（1845、1846）两年中写了五十多篇文章。现在留存的有写于道光二十四年的《百正歌》和写于道光二十五年的《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

《百正歌》宣传“正”这样一种道德观念，要求君臣、父子、夫妇、男女和富人、贵人各色人等悉由“正道”行事，反对“不正”的言行。诗歌列举尧、舜、禹、稷、周文、孔丘等古圣先贤，说他们是君正、臣正、父正、子正的典范，列举桀、纣、齐襄、楚平等由于贪色，淫妹、纳媳、纵妻等不正的行为而受到惩罚。洪秀全在这篇诗歌中以正和不正为国家兴衰、个**福之根源。

《原道救世歌》首先宣传所有人应该只拜上帝，不拜邪神。但它的主要篇幅是较《百正歌》更为具体地提出“正道”的思想行为准则，以夏禹、伯夷、叔齐、周文、孔丘、颜回等人为例，宣传孝顺、忠厚、廉耻、非礼四勿、贫富有命等“正道”的思想行为准则；反对六不正即反对淫、忤父母、行杀害、为盗贼、为巫觋、赌博、吸洋烟、饮酒、看风水、相命等。如诗歌题名所示，这是洪秀全当时的救世方案。

《原道醒世训》谴责“世道乖离”、“人心浇薄”，批判国家之间、省府县里乡各地区之间、族姓之间相陵相夺相斗相杀的现象。洪秀全提出天下男女都是兄弟姐妹，不应有此疆彼界之私、尔吞我并之念，憧憬唐虞三代之世“天下为公”的大道。他以为，陵夺斗杀的原因在于“所爱所憎一出于私”，在于人们不知道上帝是大家的共同父亲，“见小故其量小”。所以实现大道之途径在于皈依天父上帝和“心好”、“量宽”、“各自相安”。

洪秀全在乡间的传教活动为在广州的美国传教士罗孝全所闻知。从道光二十七年二月初（1847年3月下旬）直到六月，除短期回乡外，洪秀全一直在罗孝全教堂学习。

罗孝全的教堂称为“粤东施蘸圣会”，成立于清廷对传教弛禁后的道光二十五年六月（1845年7月），当时在粤的著名传教士裨治文、吉勒斯匹和《劝世良言》的作者梁发均任该圣会的教务评议员。

洪秀全在教堂参加了圣经班，每天接受教导两小时，学习了旧约、新约圣经。罗孝全对洪秀全似乎是满意的，说“他学得了比较完备的知识”，“其行为举止无可指责”。在此期间，洪秀全请求受洗并加入教堂。于是，罗孝全委派了一个委员会到洪秀全家乡作调查考核；考查报告是有利的，接着就在教堂进行口试。就在要接纳他的时候，洪秀全对教堂没有薪金表示了犹豫，这使罗孝全宣布无限期推迟洗礼①。

洪秀全在罗孝全教堂受洗不成，决定不回花县，于六月初十日（7月21日）去广西寻找冯云山。这造成了洪秀全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

①关于罗孝全教堂和洪秀全在教堂学习、申请受洗和口试问答等情况，均据美国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市“美国南部浸会差会部”收藏的罗孝全档案和发表于1856年美国《PutuamMonthly》的罗孝全文章《太平王（TaipingWang）》。

第二节 建立太平天国

冯云山同洪秀全于道光二十四年在广西贵县分手后，辗转到了桂平县紫荆山内大冲曾家做塾师，同时向周围人民宣传拜上帝、去偶像。由于他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信徒日多，约至道光二十六年已形成了一个称为“拜上帝会”的团体。道光二十七年六月（1847年8月）洪秀全到紫荆山会见了冯云山。他们分手已近3年，冯云山传教获得了这样大的成绩，使洪秀全喜出望外。于是，洪秀全常亲自向新信徒讲道，拜上帝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约在洪秀全会合冯云山前后，信徒人数已达2000，遍及桂平、平南、武宣、贵县、象州、博白等县。冯云山是团体的创建者，但冯云山拜上帝的信仰得自洪秀全，“洪先生”的名声在团体中早已众所周知，因而洪秀全到广西后立即成为权威的教主。

充满着救世、醒世愿望的洪秀全，几年来在广东家乡苦口婆心对世人的劝诫，只获得寥落的反应，也不能阻挡世风之日下。现在他的好友冯云山竟已取得这样的成功，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团体，并且人人尊奉着迄未识面的洪先生，这使他心中充满喜悦。他在罗孝全教堂请求受洗而不可得，到广西后竟成了拜上帝会的教主。他到紫荆山后一个多月，就同冯云山等商量寻找“隐固处所”栖身，这表明洪秀全的救世主意识正向打江山的帝王抱负发展，因而需要一个密议大事的隐蔽处所。

洪秀全思想的这一巨大转变，是有其主客观条件的。洪秀全信仰的上帝虽然是中西合璧的，但对于中国的既有文化传统，毕竟是一种异端，是对现有意识形态的触犯。而且，他不是一般地拜上帝、去偶像，而是同时不满于当时的**社会，憧憬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因而蕴藏着反抗现实社会的思想。他思想中的这种异端因素和积极因素，在一定条件下就有可能向革命方面转变。

广西的社会条件有利于洪秀全思想的这种转变。广西地处中国南陲，素称多盗之乡。鸦片战争后，“粤东水陆撤勇，逸盗或潜入梧、浔江面行劫，或迭出南、太边境掳掠，勾结本省土匪及各省游匪，水陆横行，势渐鸱张。至道光二十七八年间，楚匪之雷再浩、李元发两次阑入粤境，土匪陈亚贵等相继滋事，小之开角打单，大之攻城劫狱，浸成燎原之势”①。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对付这种局面，竭力倡办地方团练。以下层人民和各种形式的起义势力为一方，封建官府和地主团练为另一方的对垒日益尖锐。这种形势促进了早已对现存社会不满的洪秀全走向反清革命的道路。

洪秀全到紫荆山后，曾偕冯云山等远征象州，捣毁当地群众信服的甘王庙，还进行了其他捣毁偶像的活动。这些行动激发了拜上帝会信徒的信心，同时也引起了本地封建势力的仇视。道光二十七年十一月，紫荆山秀才王作新带团练拘捕冯云山，被拜上帝会群众奋力抢回。王作新向衙门控告冯云山等“结盟供拜上帝妖书，践踏社稷神明”，知县“严提两造人证质讯”，冯云山被解县羁押。冯云山先后向县、府反诉，结果以无业游荡之名被判解回广东原籍。但冯云山在途中说服解差信仰上帝，一同回到了紫荆山。

①严正基：《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页。

冯云山被羁押事件前后约历时半年。在此期间，道光二十八年三月（1848年4月），发生了杨秀清以上帝附体代天父发言的事。接着，半年后又发生萧朝贵以耶稣附体代天兄发言的事。这两件事使拜上帝会内部形势发生了变化。

洪秀全以教主的身份承认了杨、萧代天父上帝、天兄耶稣发言的地位，自此，杨、萧在会内分别取得了天父、天兄代言人的地位，从而使洪、冯，特别是冯的地位受到削弱。杨秀清、萧朝贵都是紫荆山人，出身寒苦，但富于社会阅历和组织才能。他们两人，连同紫荆山麓金田村的韦昌辉和贵县那帮村的石达开，与洪秀全、冯云山逐渐形成了一个密谋起义的领导核心。洪秀全在道光二十七至二十八年间写作了《原道觉世训》。它强调上帝创造世界、主宰世界，并从上帝的权能恩德方面论证人人当拜上帝。但另一方面，它鲜明地提出上帝的对立面，以“阎罗妖”为各种妖魔邪神的代表，指出阎罗妖是“天下凡间我们兄弟姐妹所当共击灭之惟恐不速”的敌人。这篇宗教历史论文曲折地反映了洪秀全决心与清朝统治对抗的政治态度。

道光三十年（1850）春，洪秀全等决定发动起义，在紫荆山连续举行了拜上帝会的骨干分子会议，确立起义大计，洪秀全并曾穿黄袍，这意味着太平天国起义一开始就以推翻清皇朝统治为目标①。五月，洪秀全派人去广东接家属来广西，接着就通知各地会众到金田集中，发动起义。大约至迟从七月起就有起义的会众来到金田，此后四五个月内，来自贵县、平南、象州、陆川、博白等地数以千计的起义者，扶老携幼举家奔赴金田。这年的十二月初十日（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38岁生日这天，他们在金田宣布起义，建立太平天国国号，洪秀全称天王。随即以杨、萧、冯、韦为正副军师，与石达开分领五军主将；稍后又封五人为东、西、南、北、翼五王，以东王杨秀清总理军政，节制其余四王。经过在广西、湖南、湖北等地两年多的战斗，冯云山、萧朝贵先后阵亡，终于在咸丰三年二月十二日（1853年3月21日）攻占南京，在南京建立太平天国的首都，称为天京。

①王庆成编注：《天父天兄圣旨》，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下同），第40页。

第三节 社会经济理想和思想文化政策

洪秀全从道光二十三年起信仰、宣传上帝，以后转变成为造反起义的太平天国天王，在后世看来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历史角色，但对于洪秀全自己，两者之间仍有一以贯之的思想，这就是要“恢复上帝之纲常”。他根据自己对中国历史的独特研究，认为中国古代也是信仰上帝的，这才有唐虞三代的盛世，只是秦汉以后邪教流行，致使世人沉沦，社会污浊，他奉有拯救这个世界重新回到上帝之道的使命。这使命，在他信仰上帝之初希望通过苦口婆心的劝诫去实现，如他自己所说，“婆心固结不能忘，言之不足故言长”。后来，他决心推翻清朝统治，因为清朝统治是一切邪教邪神的保障，所以要以剑与血来恢复上帝之天下。太平天国之具有宗教色彩，其原动力主要在于洪秀全。

与此相联系的，洪秀全在起义前后另一个一以贯之的思想是恢复他理想中的大同世界。他以为上帝之纲常与大同世界是并存的，而他心目中的大同世界就是他早年憧憬的“天下为公”的社会。太平天国内部的思想倾向是各各不一的，有石达开、李秀成等的爱民、济贫政策，有洪仁玕效法西方经济制度的主张，而居于思想指导地位的洪秀全则始终偏爱他自己的理想世界。太平天国起义后，随着武装斗争的胜利，洪秀全在所占领的地区不遗余力地打击佛、道“邪教”，摧毁庙宇，以简单的拜上帝的教义推行于军队和人民，实践着“为上帝争纲常”。建都天京后不久，太平天国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这正是洪秀全描绘的大同世界的一幅图景。

《天朝田亩制度》有这样一些主要内容：

1.“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田分9等，照人口（不论男女）均分，15岁以下减半。

2.以军、师、旅、卒、两、伍编组所有人户。每两25家，为基层单位。

3.每两设一国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苎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

4.每两人户所有婚娶弥月喜事所需俱用国库，但有限式，不得多用。鳏寡孤独由国库供养。

5.每户养5母鸡，2母猪。凡25家的陶冶木石等匠，俱由本两人户在农隙担任。

6.每两设一礼拜堂。礼拜日各至礼拜堂颂祭上帝，听讲道理。童子逐日至礼拜堂听两司马教读太平天国刻印的圣经和洪秀全等的著作。

7.两司马处理本两内的争讼，对本两内各户是否遵守天条、命令，是否勤于耕作，每年逐级上报。

8.每岁一举，以补诸官之缺，由两司马逐级保举；诸官三年一升贬，各首领各保升奏贬其统属。

《天朝田亩制度》要求实现的，是一个平均的、自给自足的、公有的小农社会。这是上帝的救世蓝图。《天朝田亩制度》在规定一切剩余生产物俱交国库后说：“盖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则主有所运用，天下大家处处平均，人人饱暖矣。此乃天父上主皇上帝特命太平真主救世旨意也。”这对于洪秀全早先在《原道救世歌》中的救世方案是一个深化，对在《原道醒世训》中憧憬的理想社会是一个具体化。洪秀全的这些思想主张，局部地曾依靠战争的胜利而得到推行，如以军师旅卒两伍编组人户和推举乡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实施，但其主要的部分即关于均分土地和公有共享的规定却未能贯彻于社会。太平天国在军队中实行过公有共享制度，即军中所有金银财物都必须上缴公库，个人不得私藏；将领士兵的生活需要，由公库供给，供给大体平均。这种公有共享的圣库制度的基础是人无私财和大致的平均分配，其原则即是《天朝田亩制度》提出的“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和“人人饱暖，处处平均”。但这一原则和基础在太平军中并未能持久坚持，起义之初洪秀全就多次下诏要求将士们上缴财物，违者处以重罚，直至斩首，反映出违反制度的现象之大量存在。随着军事胜利，克复城镇日多，财货来源丰富，将士们各有私财，高级领袖生活日奢，供给配额已无实际意义，公有共享名存实亡。在全社会实行均分土地和公有共享，那是更复杂的问题。一切人都有土地，都在平均的原则下得到温饱的保障，在这方面，它代表了无地少地的穷苦农民的利益。但农民既是劳动者，又是小私有者，农民不会愿意把自己劳动所得的剩余生产物都交给上帝去统一运用，在这方面它又不符合当时农民的要求。同时，在这个理想国里，每25家就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单位，虽然提到了银钱的存在，但没有商品交换的地位，事实上要求小农业和手工业在公有制的基础上更加牢固地结合，使社会固定在不要商品经济的自然经济上。《天朝田亩制度》的规定缺乏实践的基础，难以得到人民的支持。据记载，太平天国曾有向农民征收剩余生产物的条例和告示。脱离分配土地而向农民征收剩余生产物，自然更难被接受。“此令已无人理，究不能行”①。这样，太平天国在实践中不得不另订他策。

太平天国在从广西北出的沿途征战中，普遍地以豁免钱粮为号召，军饷支应主要依靠对清朝官库的没收和对敌对分子财产的剥夺。建都天京后，事业发展，人员扩充，农民缴纳剩余生产物之规定既不可行，于是约在咸丰三年到四年间，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联名提出“照旧缴粮纳税”的办法“以充军储而裕国课”，得到洪秀全的同意施行。这一办法是在大体上不触动原有的地权关系的情况下向土地持有者征收钱粮。以后，终太平天国之世都基本上实行这一政策。但太平天国在后期仍重新颁布过《天朝田亩制度》，说明洪秀全在思想上始终没有放弃他的理想社会。

建都天京以后，洪秀全在意识形态、思想文化方面在独尊上帝的原则下进一步提出了激烈的政策，这就是彻底排斥孔孟和诸子百家、古人古书。洪秀全青少年时代熟读经史，对孔孟儒学和诸子百家有很深的基础。信仰上帝后，排斥佛、道不遗余力，但对儒家仍持调和态度，除不承认孔子的教主地位以外，不少儒家典籍中的言论仍被称引于他的著作，以印证上帝之恩德权能。但在建都天京后，洪秀全发动了大规模排斥孔孟、焚禁古书的运动。这次运动的景象，当时身居天京的地主文人有所描绘：“尔本不识孔与孟，孔孟于尔亦何病？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①太平天国官员也曾宣布：“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②

①张德坚：《贼情汇纂》卷10，科派。《太平天国》第3册，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第275页。①马寿龄：《金陵癸甲新乐府》，《太平天国》第4册，第735页。

②《诏书盖■颁行论》，《太平天国》第1册，第313页。

洪秀全对自己已出版的重要著作《太平诏书》（即百正歌、原道救世歌、醒世训、觉世训的汇编）和《天条书》等都作了删改，删去《百正歌》全篇，删去其他篇中一切称引儒家典籍的段落文句。从这些删改来看，这次运动所排斥的不只是儒家典籍、儒家和诸子百家的代表人物，而且包括了各种历史人物。

洪秀全发起这场运动的目的，在于加强思想的统制。太平天国从建都时（或略早）起，就开始刻印旧遗诏书、新遗诏书（即旧、新约圣经），接着就实行新的印书制度，即把太平天国的出版物加以统一编目盖印，只有经过编目盖印的旧遗诏书、新遗诏书和“天命诏旨书”（即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著作）才准阅看。排斥孔孟和古人古书、删除已出版著作中的所有儒家典籍中的章句的做法，是同以上几件事联系在一起的，可以看作是加强思想统制的一部分。

洪秀全强暴地推行排斥孔孟和一切古人古书的政策，遭到杨秀清的反对。咸丰四年正月（1854年2月），杨秀清以天父下凡的方式明确指示不应当毁弃古书，对“四书”“十三经”，对历代史书和古代忠正人物作了肯定评价①。二月，洪秀全下诏设立删书衙，宣布对古书进行删改后准人民阅读，对古人古书实行焚禁的政策有所缓和。但洪秀全接受天父的指示——也就是杨秀清的意见，是勉强的、思想不通的。删书的工作终太平天国之世并未实现，所谓删改后准读只是一句空话；他本人直到晚年仍坚持“有读圣贤书者父师并斩”，还禁止儿子读一切古书。他自己常看古书，但看完后就付之一炬②。

洪秀全这种对待古人古书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太平天国同知识分子的关系。太平天国立国之始就开科取士，其后制度日备，有会试、乡试、县试等，而且录取颇宽，这显然有吸引知识分子的用意。太平天国开科考试虽然仍用八股文，但题目却不准用旧时的“四书五经”，完全出自太平天国的教义。这些题目是只熟悉孔孟的读书人难以理解甚至望而却步的。由于这方面的原因，还由于人们对太平天国的偏见，虽然也不乏士子前往应考的事例，但多数是粗知文义的医卜星相之流。太平天国很多将领和下层官兵珍视读书人，用他们为“先生”。但所谓“先生”，只是司笔墨、任抄写书记工作，并不是用为谋主、备任政治军事之顾问。即使应考得中者，也大都只用为基层乡官，位高的，或用为考官。太平天国失败后，李秀成以“无读书人”为太平天国的缺陷，这可以说是他对太平天国失败原因的一个补充看法。

①《天父天兄圣旨》，第101—103页。

②幼天王供词别录，原件为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

第四节 洪、杨内讧

太平天国建都天京以后，军事上继续发展，长江中下游的两岸地区多入版图。在内部，基于洪秀全的以上帝为天下人共同之父的“天下一家”理论，以衣食与共、安老怜幼恤孤为伦理准则，起着鼓舞人心和团结互助的作用，使太平天国推翻清朝的事业具有胜利的希望。但是，发生于咸丰六年（1856）下半年的领导集团内讧，使太平天国的事业遭到了严重的挫折。

内讧主要发生于洪、杨、韦、石四人之间，特别是在洪秀全、杨秀清之间。

洪、杨间的矛盾种因于太平天国的宗教、政治体制。洪秀全为拜上帝会教主，起义后为太平天国天王，本应是太平天国第一人。但自杨秀清被承认为天父代言人后，洪秀全的地位事实上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尽管洪秀全称天父之次子，曾亲身上天受命，但一旦杨秀清天父附体时，洪秀全就必须俯伏听命。这样，洪秀全地位之得到尊重，洪、杨间关系之得到正常协调，就只能依靠杨秀清的善意，依靠他不滥用天父下凡的特殊权力。

但杨秀清的权势欲很大，不能谨慎使用自己的特殊权力。他获得天父代言人地位之初，天父下凡时所作的指示，有一些是告诫会众应确信洪秀全是他们的“主”，这起了巩固洪秀全地位的作用。这可以看作是洪、杨间的一种默契。但“天父下凡”很频繁，所作指示的内容五花八门。根据现存的资料，其中有不少是直接否定洪秀全的主张、打击洪秀全的威信和地位的。如上述否定洪秀全排斥古人古书的政策即是一例。杨秀清还曾以天父下凡的方式否定过洪秀全建都于河南的主张，否定过洪秀全出版新旧约《圣经》的决定。这些都是事关重大的政策问题，无论天父的指示是否正确，都使洪秀全的地位受到了伤害。

更有甚者，杨秀清还常因一些细小的事情频频以天父名义使洪秀全难堪。如一次，因洪秀全待4名女官过严，天父竟下凡要当众杖责洪秀全。又一次，因洪秀全要求妻妾去问候婆母时应速去速回，天父下凡责备，告以此等事也应与杨秀清商酌。又一次天父在半夜下凡，直入金龙殿，召洪秀全之妻出来加以“教导”。如此等等，都是洪秀全所难以容忍的。

杨秀清假借天父下凡的另一类内容是处分太平天国的官员、将领和其他犯罪人员。这类事很多，处分往往随意而严厉。如秋官又正丞相陈宗扬因犯天条——私自与妻同宿而被天父判决立即双双斩首；燕王秦日纲因作战失利获罪被贬为奴；天官正丞相曾水源因未报告女官对杨秀清失敬的话而被即行处死；北王韦昌辉因天父下凡时未通告众人而被杖责四十①，等等。

①以上事例均见《天父天兄圣旨》。

杨秀清在起义之初已被封为军师，但他获得节制西王以下各高级领导人的地位是在几个月以后，始于被封为东王之时。无论军师或东王，同天王之间是君臣关系，这是明确的，从现存的若干文书可知，一些大小事情如处决吸食鸦片犯、修缮天王府、实行照旧缴粮纳税政策等，均由杨秀清上奏天王批准，就可说明。军师、东王都是臣下，非近代虚君制之首相、总理可比。杨秀清之所以权倾上下，可以不经过洪秀全而任意处分诸事，甚至包括洪秀全的事在内，显然不是因为他是军师，而是因为他是天父代言人。天父的权力是无章可依的，一切都是任意的，杨秀清正是凭借这样的地位在很多问题上架空了洪秀全，侵夺了有司的职权并使洪秀全和许多高级官员难堪的。洪秀全性格刚毅执著，又有浓厚的君尊臣卑思想，按常理是难以容忍杨秀清的侵逼；但杨秀清有大功于起义，“天父降凡”久已成为立国之本，所以只好长期隐忍不发，然而，杨秀清的权势欲没有止境，虽在“天父降凡”时可以为所欲为，仍不满于世俗地位上居于“一人之下”。他的部属早就公开扬言“四海之内有东王”、“护卫东王早作人王”。咸丰六年（1856）夏，击溃天京城下的清朝“江南大营”后，杨秀清以为外患已除，就进一步威胁洪秀全天王的地位。这使洪秀全忍无可忍。于是矛盾剧发。

杨秀清威胁洪秀全地位的具体内容，据李秀成供词是“逼天王亲到东王府封其万岁”。太平天国沿封建旧制和民间旧习，洪秀全称万岁，杨秀清称九千岁，万岁和九千岁的区别是君臣间的分界标志，太平天国起义之初就颁布的《太平礼制》一书，对此规定很严。杨秀清也称万岁，至少意味着“君臣不别”，与洪秀全并为太平天国的君主。

杨秀清逼洪秀全去东王府的日期是咸丰六年七月十五日（1856年8月15日）。洪秀全不得不同意杨秀清的要求，但同时却密召其时在外督师的北王韦昌辉等迅速返京。杨秀清自以为计划将要实现，但他在此前对一些高级重要人物的错误处置，却孤立了自己，为洪秀全加强了对付自己的力量。咸丰六年三月初七日（1856年4月11日），杨秀清为了自作威福，杖责地位仅次于他的韦昌辉。六月十五日（7月日），杨秀清锁押洪秀全次兄洪仁达。七月十五日即他召洪秀全到府的同一日，他指摘领导集团中的有力人物秦日纲、陈承瑢“帮妖”，又批评“朝内诸臣不得力，未齐敬拜帝真神”①。这几乎把所有领导人推向了对立面。

咸丰六年八月初四日（1856年9月2日）凌晨，韦昌辉和秦日纲的部队自外地回师包围东王府，袭杀了杨秀清及其亲属部众。次日，洪秀全以韦、秦杀戮过多，下诏处以鞭刑。杨秀清部属数千人前往观刑，当晚又遭袭杀。此后，忠于洪秀全的和韦昌辉、秦日纲等的部队同杨秀清的余众在城内交战，被杀者数以万计。

洪秀全因杨秀清逼迫而密召韦昌辉等回京，是否同时也密令韦杀杨秀清，这是没有明确的史料可以证明的。从杀杨以后洪秀全责备他们株连太多，仅处以鞭刑来看，杀杨是符合洪秀全的意图的，是为洪秀全解决了问题。杀杨后不久，太平天国的另一重要领导人石达开自湖北前线赶回天京。

石达开也是应洪秀全之召回京的，因路远到达较迟。他也久不满于杨秀清的专横，但他同时也谴责韦昌辉等滥杀无辜，危及国家。当晚他逃出城外，起兵靖难，要求洪秀全杀韦昌辉和秦日纲。石达开得到众多太平军将士的拥护。在这种情况下，洪秀全杀了韦、秦，石达开回到天京，众人推举他“提理政务”，时为太平天国丙辰六年十月末。

这次血腥的内部斗争使太平天国失去了领导核心中的几位重要人物和至少两万名将士，但洪秀全作为天王的地位得到了巩固；石达开富于谋略，深得人心，太平天国的前途仍大有可为。然而，不幸的是，洪、石之间的关系又发生了问题。

洪、石间矛盾的主要问题是洪秀全对石达开的猜忌。当时已担任中级将领的李秀成叙述双方的关系和将士的态度说：“翼王回京，合朝同举翼王提理政务，众人欢悦。主有不乐之心，专用安、福二王，安王即王长兄洪仁发，福王即王次兄洪仁达，主用二人，朝中之人甚不欢悦。”①洪秀全封两位兄长为王以牵制石达开，但这两位兄长并无才干，议事时众人不听，石达开议事则“环绕以听”。石达开的威信越高，洪秀全的疑忌越深，牵制越多，以致石达开不安于位，于咸丰七年（1857）四月底逃出天京。自此，石达开独立行动，脱离了天京政权。

①均见《天父天兄圣旨》。

①李秀成供词，见罗尔纲著：《李秀成自述原稿注》，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14页。

第五节 重建领导

经过杨、韦先后被杀和石达开分裂出走等内部大动乱，太平天国受到极大的打击。实力损失，包括被石达开带走的，减员近10万人。领导骨干或死或走，首义诸王只剩下洪秀全自己。这是有形的损失，还有无形的损失。太平天国以天下一家、互助友爱的宗教政治理论为号召，内乱和互相残杀，使人心涣散失望，使这种理论面临危机。这种在思想、政治方面的后果，是比有形的损失更为严重的。

后期太平天国面临的外部环境也严峻而复杂。杨、韦事起至太平天国七、八年间，武昌失守，湘军反攻江西，先后占湖口、九江，“江南大营”卷土重来，占庐州、镇江，再逼天京。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彻底消灭了“江南大营”，克复苏、常，一度取得辉煌胜利。但同时，太平天国面临的敌人是更为有力的曾国藩湘军和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已获得巨大利益的外国侵略者。

在军事形势逆转和内部动乱损失了大批干部的情况下，选拔新干部是当务之急。洪秀全识拔了后起的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等青年将领，以他们和韦志俊、蒙得恩为前后左右中五军主将，委以军务。又新设“掌率”职位，以蒙得恩为正掌率，陈玉成为又正掌率，李秀成为副掌率，掌理朝政。但陈玉成等主要是在京外征战，朝政实际主要由在京的蒙得恩掌理。这样，到咸丰八年（1858），太平天国中央的一些重要领导职位都已重建，“稍可自立”①。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是太平天国后期的支柱，选拔他们担当大任，是洪秀全用人的成就。

但洪秀全在重建中央领导的过程中有些做法也反映了矛盾和弱点。军师本是“朝纲之首领”，是实际处理军政各务的。洪秀全自兼军师，本来应该意味着亲自管理大事，在经过大乱元气大伤的情况下，也只有他亲自掌握政务，才较能振奋人心、团结将士，解决所面临的问题，但洪秀全却另设“掌率”一职，由蒙得恩担任。“掌率”的职任未见明文解释，据蒙得恩之子蒙时雍说，他父亲“升正掌率二千岁，爵同王位，数年以来，掌握重权，总理国事”洪，可见“掌率”是负责国事的，是军师以下的又一军师。这说明，洪秀全虽自兼军师，但并不真正作为军师实际处理国事。

洪秀全不乐于亲理政务和猜忌外姓，是他后期重建领导核心和任用干部方面的两大弱点。在这样的情况下，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于咸丰九年（1859）春从香港辗转来到天京，洪秀全很快就封他为精忠军师、干王，卸去自己的军师兼职，让洪仁玕担负总理国事的名义和责任。

洪仁玕幼年曾从洪秀全学，又是最早的拜上帝信徒之一。但他没有在广西参加过拜上帝会的活动，也没有赶上金田起义。他在香港流亡多年，接触西方传教士和西方文化较多，咸丰九年历尽艰辛到天京，决心效忠太平天国。洪秀全见洪仁玕到来，“彼此悲喜交集”，称他“志同南王（冯云山），历久弥坚”①。但由于洪仁玕与太平天国渊源较浅，骤封为王和军师，引起宿将不服。洪秀全坚持原议，说“风浪暂腾久自息”，特聚集众将众官，让洪仁玕登台受印。另一方面，洪秀全接着先后封战功最著的陈玉成、李秀成为英王、忠王，以调整新老关系。洪秀全“曾当众饬谕，京内不决之事问于干王，京外不决之事问于英王”②。这表明了洪秀全对于二人的倚重，但同时也表明洪秀全不乐于亲理政务的态度，因而把京内京外的事都交臣下处理。后来，他还借天父梦中传言说，天父叫他不要亲理庶务。这样，他自己就不免愈益脱离实际。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洪仁玕虽居军师之位，但实际上不可能像前期军师那样统理军政。这主要不是军师职位的功能有什么制度上的改变，而是由于实际的形势与前期有所不同。内乱以后，除了洪秀全本人，已很难有人发挥集中统一领导如同杨秀清那样的作用。

太平天国后期，由于家天下思想影响，洪秀全多任用兄弟子侄。他原封长兄洪仁发、次兄洪仁达为安王、福王以牵制石达开，后因朝臣不服，撤去王封，改封安、福爵，但仍以王长兄、王次兄名号位居群臣前列，后又封信王、勇王之位。据“李秀成自述”，洪秀全在朝中第一重用的是幼西王萧有和，掌一切本章是否上奏之权。其次重用的是长兄、次兄和驸马钟万信、黄栋梁等①。这些人或缺乏才能和威望，如长兄、次兄；或年幼无知，如萧有和是洪秀全的外甥，只是十二三岁的孩子。他们居于高位，既不能提高中央领导的水平，反而加剧了将士的离心倾向。于是洪秀全“加恩惠下”，大量加官晋爵，以固结人心。这收到了暂时的效果，“各又振作同心”②。但此种办法一发而难以收拾，不少人“动以升迁为荣，几若一岁九迁而犹缓，一月三迁而犹未足”，统兵将领甚至对下属“私铸印信，私给官凭”③。这不但进一步助长了各各据地自雄的分散主义，而且使官职越封越多，越封越大，一直封到2700个王，简直成为儿戏。洪仁玕到天京后，打算加强中央集权，抑止滥施爵赏的局面，但毫无效果。这样，终太平天国之世未能重建真正有力的领导。

②“洪仁玕供词别录”，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封干王诏”，《太平天国》第2册，第569页。①见“洪仁玕供词别录”。

②“李秀成自述”语，见罗尔纲前引书，第190—191页。

③“李秀成自述”语，见罗尔纲前引书，第190—191页。

第六节 对外关系

太平天国起义，正值鸦片战争爆发外国势力侵入中国。因此，它要对付的不只是清朝封建统治，还有外国侵略者。早在咸丰三年（1853），英、美、法等就先后派它们的驻华使节到南京访问，窥探太平天国的虚实和政治、军事、宗教状况。太平天国内乱后，英、法等国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从中国攫取了更多的权利，包括中国开放长江中下游的几个口岸城市。深入的外国侵略势力同后期的太平天国短兵相接，使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面临更为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

咸丰八年五月（1858年6月），清廷和英国签订天津条约，规定英国船只可到“长江一带各口”通商，但当时南京、安庆等沿江大埠都在太平天国统治下，英国要获得条约的权利，必须和太平天国打交道。十月（11月），英国侵华军统帅额尔金率舰自上海溯江航行作实地探测，在南京江面遭到太平天国炮击，双方交战半小时。太平天国后来向他们道歉、赠礼，并给他们一份洪秀全写的诏旨。这件诏旨中有一些关于中西关系的话，如：“西洋番弟听朕诏，同顶爷哥灭臭虫，万事爷哥朕作主，弟们踊跃建万功”；“西洋番弟把心开，替天出力该又该。替爷替哥杀妖魔，报爷生养战胜回。”所谓“灭臭虫”、“杀妖魔”，都是指消灭清朝官兵。洪秀全这些话的意思，是在褒奖“番弟”对清朝的打击。

关于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是站在英国一边的。早在（1853年）英国使节第一次访问太平天国时，镇守边境的大将罗大纲致书英使：“伪清猖獗，盗据宗邦，内毒生灵，外拒与国。此前此贵邦创义入境，良有以有也。”④这不是由于策略上的需要而造成的错误，主要的原因在于太平天国错误的基本理论观念——不以满族人为中国人。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太平天国很关心战况，曾在招贴板上公布英法联军在大沽、天津战胜清军的消息，并在消息之末写上“杀尽妖魔”的口号①。地方守将与英、法打交道时认为联军入侵是由于清朝“曾欺尊国”，“去岁天津叛议，以致复劳征战”②。

这一切表示出太平天国对英国的侵略是没有认识的。额尔金宣告他们此行是“履行条约权利”，今后还会有其他船舰来往于长江一带，洪秀全的诏旨没有涉及，太平天国的官员在会谈中也没有拒绝，只要求事先告知，以免发生如这次炮击的误会。

咸丰十年（1860），太平天国重整旗鼓，消灭清军江南大营，洪秀全亲自主持确定了东取苏杭上海，然后购买轮船沿江上取湖北的大战略。太平天国于四月十三日（6月2日）占领苏州，半个多月后李秀成即致书在上海的英国公使，表示愿与各国友好，“结为兄弟之国”，现即将收复上海，为避免误犯，邀请各公使来苏面商③。其后李秀成、洪仁玕又一再去信，都未得复。李秀成于七月（8月）进军上海，出乎意料地遭到在上海的英、法军队炮击，失利退回。这是太平天国同外国的首次军事对抗。

洪秀全幻想着“番弟”为上帝出力，但“番弟”却用大炮回报了他。

④洪仁玕《立法制諠谕》，北大文科研究所编：《太平天国史料》，开明书店1950年出版，第147页。①罗大纲照会原件影印，见《文物》1979年第8期。

②据T.W.Blackiston《FiveMonthsontheYang-tze》（1862）书中R.J.For-rest的报告。③何文庆致法国领事照会，《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22页。

这是因为英、法等国已从清廷手中获得巨大利益，尽管清廷在《天津条约》换约时有所抗拒，但普鲁斯已认定必须帮助清朝免于解体。于是，咸丰十年七月（1860年8月）当英法联军正在北方打击清军、压迫清廷就范之际，他们在南方却协同清军和太平军作战。这是侵略者自身的利益决定的。这使洪秀全从自身的体验中逐步认识到他们与“番弟”并无共同的目标。

咸丰十年九月（1860年10月），英法联军在火烧圆明园以后，同清廷签订《北京条约》，获得了更多的利益，长江的镇江、南京、九江、汉口都开放为通商口岸。他们迫切希望这些利益在太平天国统治区落实。咸丰十一年正月（1861年2月），英国侵华海军司令何伯及其政治助手巴夏礼一行自上海率舰队执行这一使命。他们照会太平天国，声称他们已获自由航行长江的权利，要求不干涉持有护照的英国船只，还要求太平军不进入上海及其他开放口岸百里以内地区，其条件是清廷不从这些地方派军进攻太平天国。他们同时又声称这是为了保护商业，对中国内战仍保持“中立”。

洪秀全同意了英船可自由航行长江，拒绝了不进入上海等口岸城市百里以内的要求。咸丰十一年一月（1861年3月），巴夏礼等与太平天国赞嗣君、蒙时雍等几经会谈，巴夏礼等竟闯到天王府要求面见洪秀全。二月二十三日（4月2日），洪秀全终于同意在本年内不进入上海百里以内地区。

洪秀全以为这次妥协只是有限的让步，因为进取上海本不在本年的军事计划之内，而对方则没有坚持太平军不进攻汉口、九江，还声称愿守中立，不助清廷，因此误以为这对双方有利，是可以一劳永逸的协议。洪秀全因此发表诏旨，称“中西永遵和约章，太平一统疆土阔”。但事实上，在南京协议之前不多天，英国人已悄悄地干扰了太平天国进取武汉的行动。二月初八日（3月18日），陈玉成占领了湖北黄州府，武汉旦夕可下，巴夏礼面见陈玉成，劝诱他不要进攻已向英国开放的武汉，陈玉成改变了进军方向。

在本年内不进攻上海的协议即将期满之际，李秀成经略浙江，占领了杭州，准备再次攻取上海。这时，英国官方对太平天国的敌意已日益明显。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861年12月27日），英国舰长宾汉奉何伯之命，提出了几项蛮横的要求，主要是：1.称英国臣民在太平天国地区遭抢劫，要求立即赔偿；2.不仅英国船只，悬挂英国旗的木船，也得自由航行长江，不受检查；3.应无限期不进入上海、镇江、九江、汉口的百里以内地区。

几天后，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初二日（1862年1月1日），蒙时雍等复照宾汉，全面拒绝英方的要求，指出：所谓抢劫，事无凭据，不能赔偿；前已同意英船可自由航行，但不能同意英国雇用的中国木船也有此权利；太平天国志在光复全国，不能允诺不进攻上海等地；倘上海等地没有清兵或英国愿负责驱逐清兵，太平天国可以不用武力，只派员进驻安抚。

这篇有力的复照对英国的动机和立场提出责问，指出，正当太平天国攻克杭州和派军进取长江下游之际，“贵国欲我军勿攻该地，目的何在？”“贵国伪托友好，暗助满妖，派兵驻守彼等重地，箝制我军行动，宁非怪事？”①英方当日致书太平天国，威胁说：“贵方对我总司令提议之拒绝，我国必将相应对待之。”

①太平天国庚申十年五月李秀成致“大英国全权钦差大臣”，原件藏耶鲁大学东亚图书馆。全文见王庆成《太平天国的文献和历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02—304页。

自此，太平天国政府同外国不再有官方往来，英国急剧地走向武装干涉太平天国之路，包括公开支持“常胜军”与太平军作战。据洪仁玕忆述，洪秀全在起义前就有各国和平相处、友好交往的思想①。但他这种观念可能是朦胧的。他并不了解当时世界之形势，甚至也不知道世界上有哪些主要国家。起义后他自称天下万国之真主，其意义虽然主要是宗教上的，但却容易和中国传统的天朝上国观念相通。太平天国前朝英、法、美使节来访，杨秀清等在文书往来中，以归顺、来朝、进贡视之，引起了若干礼仪上的争执。但另一方面，他们同时又以宗教相同，同拜上帝，概以“洋兄弟”、“番弟”称外国人，表现出“傲慢和兄弟情谊的奇特混合”。后期，洪秀全给额尔金的诏旨，虽仍自居真主，但只称额尔金是来“朝上帝”的，没有直接说是来朝拜真主本人，这在外交的方式上是一个进步——虽然把额尔金之来意当作“朝上帝”也是误解。几个月后，洪仁玕来到天京，建议外交来往中不用“万方来朝、四夷宾服及夷、狄、戎、蛮、鬼子一切轻污之字”，洪秀全同意。自此，太平天国在外交的观念上抛弃了旧日的落后传统，但对外国侵略的实质仍然没有认识，仍然幻想着同拜上帝的“洋兄弟”和他们有同一的目标。

从自居天朝上国、幻想外国和自己有共同的目标，到指斥英国“伪托友好、暗助满妖”，是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根据实际的体验而产生的认识上的变化和进步。太平天国拒绝不进攻上海等地的要求，同外国侵略军和雇佣军浴血奋战，他们的战斗具有反侵略的性质。

但他们的反侵略斗争是依据怎样的原则？或者说，他们的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太平天国所强调的是国家领土的完整。以赞嗣君蒙时雍等的名义拒绝允诺不进攻上海等地的照会中再三申述的理由就是疆土，说：“我军肩负重任，为上帝光复全国，不能弃寸土于不顾”，“我国以疆土为重，所欲恢复者中国也”。由于坚持光复全部疆土，洪秀全在晚期还作出了一项重要决策：不与外国武力合作以平分地土。这件事是“李秀成自述”中提及的，他说：鬼子到过天京，与天王及（叙）过，要与天王平分地土，其愿助之。天王云不肯：“我争中国，欲相（想）全图，事成平定（分），天下失笑，不成之后，引鬼入邦。”②此事不见于其他中外文献记载。李秀成以太平天国的军事统帅提到这件事，其真实性是无疑的。

光复全国，不能弃置寸土，或者说，我争中国，欲想全图，这正是洪秀全坚持的原则。这一原则不论是否可以称为“民族主义”，但在道光、咸丰年间外国入侵的年代，却指导了太平天国作出了反侵略的业绩。

①复照原件不存，此据（英）呤唎著、王维周译《太平天国亲历记》，中华书局1861年版，第323—326页。

②见简又文译：《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第6册，第853—854页。

第七节 后期的政策和失败

洪仁玕到天京受任精忠军师干王后，向洪秀全呈递了一篇《资政新篇》的重要文件。它对太平天国的政治、经济、法律、外交、社会、文化、宗教，提出了全面的政策见解，洪秀全几乎完全表示同意。

《资政新篇》主张兴车马舟楫技艺之利，鼓励制造轮船火车和各种器皿，准许专利；兴银行，准富民集资设立，以利于商贾士民；兴宝藏，准民探矿开矿；兴邮亭、书信馆以通公私书信；兴新闻馆以报时事常变，物价低昂；兴市镇公司以司工商水陆关税；兴士民公会，由民办理救济、教育事业；兴医院、跛盲聋哑院、鳏寡孤独院等以济民间疾苦，等等。这是一幅发展资本主义和使中国近代化的蓝图，与洪秀全早年提出的《天朝田亩制度》的旨趣大不相同。

洪秀全虽然赞同洪仁玕的纲领，批准镌刻颁行，但一年以后他又重新颁布《天朝田亩制度》，说明了他思想上的矛盾，说明了他对古代大同世界的偏爱胜于近代资本主义的乐园。然而，如前所述，他的大同理想由于不切实际，并不能刺激农民的积极性。洪秀全没有找到其他的真正出路，于是只好转向轻徭薄赋以吸引、团结人民的传统政策。

咸丰十年（1860）太平天国克复苏州和苏南各属州县以后，洪秀全发布了一道谕“苏省及所属郡县四民”的诏旨。这是存世洪秀全诏旨中少有的直接涉及民生问题的文件。它宣布：“朕格外体恤民艰，于尔民应征钱漕正款，今（令）该地佐将酌减若干。”①洪秀全的诏旨在苏南各县得到了宣传、执行。诏旨于太平天国庚申十年九月颁刻，十一月，常熟县“堂然伪天王黄榜，抚恤民团，起征粮米”①。这一年减征的成数不详，但存世的两件东珊县（今吴县东山）民人辛酉十一年、壬戌十二年地丁银完纳执照，均钤有“奉令减免一成，遵照九成完纳”的印记，可见减免政策一直实行了几年。苏南主要是李秀成的辖区，李秀成有强烈的仁政、爱民思想，他贯彻减征政策是尤为突出的：“苏州百姓应纳粮税，并未足收，田亩亦是听其造纳，并不深追”②

获得民心，争取人民的拥护，是太平天国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清朝有识见的统治者也明白这一点，骆秉章、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与太平天国对抗的同时，先后在长江流域各省推行“减赋”，其重点“在裁减浮收，剔除中饱”，其用意之一，即在与太平天国争夺民心。洪秀全“减征”，减及田赋的正额，比清朝的政策更进一步，而且太平天国虽允许业主收租，但在若干地区又有限租、减租之规定。这本来应更有利于太平天国争取包括自耕农和地主在内的土地所有者以及佃农的支持，但事实却不然。太平天国版图内人民的负担，田赋仅是其中之一。后期疆土缩小，但征战频繁，军需日殷，更非田赋收入所能支持。因此，各统兵将领、基层官员经常向地方派征银两、物品，各种捐税名目繁多，其负担甚至远超过田赋的正额。

①见罗尔纲著：《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第351页。

①《谕苏省及所属郡县四民诏》，《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51页。

②柯悟迟：《漏网喁鱼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0页。

如驻在安徽旌德县的一名将领给乡官下令，要每旅筹办饷银1000两，食油1000斤，盐1000斤。按规定的编制，一旅只有500户，要他们负担1000两饷银，就相当于上万亩的田赋。又如浙江桐乡县征收军需捐，是田赋以外的附加税，但高出正额1倍以上。这些捐税的名目，有些似乎是统一规定的，如田凭费、店凭费、门牌费、田捐等等，另有不少则系地方将领或乡官自定。捐税和摊派大多按田亩计征，使土地所有者的负担远甚于正额减征得到的好处。还有一些是按户计征的，更波及了无地的贫民。洪秀全的轻徭薄赋政策最后也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失去了广大农民的支持，太平天国的斗争就成了一种单纯的军事斗争，在清朝和外国侵略者的联合进攻下，不能不陷于失败。

后期太平天国虽曾取得占领苏南、浙江大部分地区的胜利，但好景不长，自同治二年（1863）后又相继丧失，而后天京被曾国藩直接指挥的曾国荃军包围。在形势逆转并且日趋严重的情况下，李秀成建议“让城别走”，即放弃天京，经江西、湖北与在西北的太平军会合，另图发展。“这确是当时太平天国唯一的救亡良策”③，但洪秀全坚持死守南京。城中被困缺粮，饿死者日增，洪秀全命“合城俱食甜露，可以养生”。甜露是旧约圣经神话中上帝从天降下的一种食物，洪秀全这里所指的是一种草。他自己久食此草，因而得病，于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四月十九日（同治三年四月十九日，1864年5月24日）去世。十多天后，天京城破，太平天国灭亡。

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失败，标志着中国旧式农民革命的终结。

③李秀成自述语。见罗尔纲著：《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第222页。

（谢选骏指出：“在此期间，洪秀全请求受洗并加入教堂。于是，罗孝全委派了一个委员会到洪秀全家乡作调查考核；考查报告是有利的，接着就在教堂进行口试。就在要接纳他的时候，洪秀全对教堂没有薪金表示了犹豫，这使罗孝全宣布无限期推迟洗礼。”——洪秀全可见这厮利欲熏心。后来又把冯云山创立的“拜上帝会”转变成为政治密谋组织，可见这厮权欲熏心。再从他夺取政权以后的种种表现来看，他的大同社会不过是色欲熏心的道具罢了，和百年之后的毛泽东，大同小异，都是烂泥。《天朝田亩制度》，不过变化出了他的三宫——洪秀全禁止一切人甚至他自己的儿子读一切古书，但他自己却常偷看古书，看完之后付之一炬，掩人耳目。这和毛泽东禁止别人观看港台电影，自己却带着女服务员偷看然后学习效法如出一辙。可见喜爱《金瓶梅》的毛泽东们都是虚假的理想主义者，实际的纵欲主义者。洪秀全努力读书却连个秀才都是屡试不第，可见其智能确实低下，有些问题，和口齿不清的毛泽东考不上大学属于同一种人。这种处境使得他们都无法领导优秀人才，只能尽力糟蹋杀戮他们。）

【第四章 李秀成】

李秀成原名以文，生于清道光三年（1823），广西梧州府藤县宁凤乡五十七都长恭里新旺村人。父李世高，母陆氏。李秀成家庭贫苦，属于农村中的“半无产者”，他在“自述”中说：“家中之苦，度日不能，度月格难，种山帮工就食。”李秀成说“自幼时八、九、十岁之间，随舅父读书”。念了3年私塾，就因“家贫不能多读”。辍学之后，曾经在私塾里帮过工。大约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左右，冯云山在桂平紫荆山一带组织的拜上帝教，已经传播到藤县。李秀成由于生活贫困，深受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对拜上帝教宣传普天之下皆为上帝赤子的平等思想，很容易接受，便加入了拜上帝教，是拜上帝教的虔诚信徒。他在“自述”中说过：洪秀全“劝世人敬拜上帝，劝人修善，若云世人肯拜上帝者，无灾无难，不拜上帝者，蛇虎伤人”。李秀成加入拜上帝教主要是从善良的愿望出发，赞赏拜上帝教的平等思想和劝人为善。所以，他“自拜上帝之后，秋毫不敢有犯，一味虔信，总怕蛇虎伤人”。

金田起义之后，咸丰元年八月（1851年9月），太平军进军永安州途中，萧朝贵、韦昌辉率部在李秀成家乡驻扎，李秀成被卷进革命的洪流。后来他在谈到这段历史时，说他是“被团练之逼，故而迷迷而来”。又说“乡下之人，不知远路，行百十里外，不悉回头”。说明他参加革命时对革命的意义认识还不是十分清楚。不过，他从只怕蛇虎伤人而恪守教义，到拿起大刀、梭标闹革命，从一个普通农民，变成了太平天国的战士，这是他一生不平凡历程的开始。

第一节 从战士到将领

从广西到金陵，李秀成从一个普通的太平军战士，逐步成长为一个有觉悟有才能的军事将领。他在“自述”中说：“一路自粤西而来，前之内政，俱不经我手。”咸丰三年二月（1853年3月）太平军攻克南京之后，李秀成已“随春官丞相胡以晃理事”。随后经杨秀清“调保”为“右后四军帅，把守太平门外新营”。同年八月调升为后四监军。十月，随石达开到安庆抚民。李秀成在“自述”中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在皖省巡查民务，又兼带兵，修营作寨，无不尽心。”石达开等“各上司故而见爱”。数月之中，李秀成屡次升迁，说明李秀成的才能得以发挥。咸丰四年（1854）春，胡以晃攻克庐州，李秀成被奏调去镇守庐州。之后不久，李秀成被调镇守和州。前些年发现的《太阳河牛路码头渡船规条碑》，其中有这么一条规定：“凡无钱之人，有紧急事情，务宜飞渡，虽系一人，亦须送去。”此碑立于太平天国甲寅四年十二月三十日，正是李秀成镇守和州期间，表现出李秀成的爱民思想和鲜明的阶级意识。

当然，李秀成在军事上的突出才能还是在救镇江之役开始显露出来。咸丰五年（1855）秋，清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和总兵张国梁率1万多清军围困镇江。对于太平天国来说，“镇江为金陵之咽喉，必应坚守”①。咸丰五年末（1856年初），太平军由燕王秦日纲挂帅，率冬官丞相陈玉成、地官副丞相李秀成等去救镇江。清军连营达30余里，营盘十分牢固。太平军与清军交战10多天，未能破围。李秀成说：“那时我欲救不能，吉、张破我不下，两边安寨对扎，两不交战。”这种两军对峙的局面，对太平军是十分不利的，守将吴如孝困守在镇江城里，已处于弹尽粮绝境地，随时有被清军攻破的危险。李秀成不是救镇江的主帅，但他面对着这种军事形势，却主动协助秦日纲制订破敌对策，决定派年轻勇悍的陈玉成“坐一小舟”，由水面而下镇江。陈玉成冒着枪林弹雨，“舍死直冲到镇江”，和镇江守将吴如孝计议，按照和李秀成约定的时间，集中兵力从城里打出来。而李秀成等则同时从城外攻入，争取两军会师。当时李秀成所部驻扎在汤头，汤头到镇江之间有一条小河。清军地踞险要，扎营河边。李秀成说：“此地一边是山，一边是水，两进为难。”为了牵制清兵，李秀成移师到河边扎营，清军见李秀成摆开攻营阵势，立即把清营“移入汤水山边”，扼住太平军和镇江守军联系的通道。李秀成决定由陈仕章、涂镇兴、周胜坤率兵去攻打清营，而自己挑选3000精兵，乘雾避开清军越过汤头岔河。按原定时间，李秀成击破围城清军的营垒，按时和陈玉成、吴如孝由城里打出来的部队会师，士气大振。李秀成在“自述”中记载了这次战役：“汤头岔河隔汤头水山边廿里之大概，那时镇江吴如孝、陈玉成兵亦到，两下接通。那时欢天喜地，内外之兵，和作一气，大锐声张，与吉、张两帅答话。次日开兵，吉、张兵败，失去清营十六座。”清人陈庆年在《镇江剿平粤匪纪上》也说：“我军先屯岔河，凭险自固，贼移营汤水相抗。我军亦移垒往逼。庚子，伪丞相涂镇兴选悍党突至，李秀成乘夜袭汤头旧垒，断我后我军与贼搏于汤水，相角至午，始知后路被袭，甫引军还斗，城贼已大至。”陈庆年是丹徒人，熟悉本地情况，所记和李秀成所述情况是一致的。镇江解围之后，李秀成等为了扩大战果，当晚就和陈玉成等率主力渡过瓜洲，突袭江北清营，破清军营盘100余座，并攻占扬州，将江北清军的存粮悉数运入镇江，为后来太平军固守镇江作了物质上的准备。随后，于五月间，李秀成等奉命回援天京，他从金山渡江，进攻高资清军营盘，清军主帅吉尔杭阿自杀。九华山一带清营七八十座，因军中无主，全部溃败。李秀成乘胜追击，在丹徒又击溃清将张国梁所部。至此，镇江周围的清军全被打垮，镇江之围遂解。

镇江的解围，为杨秀清计破江南大营创造了条件。李秀成和陈玉成奉命回师南京。咸丰六年五月（1856年6月），李秀成、陈玉成等配合石达开等部，通力合作，大破向荣盘踞达三年多的江南大营。几年之中，李秀成从一个普通士兵成为一个有作为的将领，时势使英雄人物脱颖而出。

①见《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第310页。

第二节 被封忠王

破江南大营之后，李秀成等奉命率兵东进，接连攻占句容、丹阳，迫使由天京败退下来的向荣“自缢而死”。两个多月后，即八月初四日（9月2日），韦昌辉、秦日纲、陈承瑢袭杀东王杨秀清，并借机扩大事态，杀东王所部连同家眷2万多人。洪秀全在石达开和天京军民的支持下，诛杀韦昌辉、秦日纲、陈承瑢。石达开奉诏进京辅政，被天京臣民称为“义王”。但是，洪秀全对石达开信用不专，并有意重用其兄洪仁达、洪仁发，钳制石达开。咸丰七年五月（1857年6月），石达开被迫离京出走，带走精兵20多万人，使太平天国一时出现“国中无将，朝中无人”的危局。

当时太平天国占领区，有点力量并能带兵作战的将领只有李秀成和陈玉成，天京叛乱时，李秀成在句容一带驻守。咸丰七年（1857）初，李秀成联合捻军在安徽霍邱、颍上取得了胜利，又和陈玉成大捷于安徽桐城，占领六安。石达开出走之后，镇江被清军围困，粮食几乎断绝，每天只能发给士兵米二两八钱，有的只好以芦根、野菜充饥，镇江军民面临着覆灭的危险。洪秀全求救于石达开，石达开不理睬，只好调李秀成下救镇江。李秀成奉命率领一支精兵攻入镇江，救出城中兄弟。这一举动对天京军民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李秀成的声誉也由此而提高。此后不久，大约在咸丰七年（1857）冬，洪秀全自任军师，并选李秀成和陈玉成、蒙得恩、李世贤等出来助国，李秀成任副掌率“提兵符令”。

李秀成手中有了权，很想干一番事业，但当时朝中政事不一，人心慌乱，无从着手。经过再三考虑，他认为只有整肃朝规，才能改变人心慌乱的局面。于是他下决心冒死直谏，希望通过说服洪秀全来施行自己的治国之道。正如他在“自述”中说的，是“尽心力而奏谏，恳我主择才而用，定制恤民，申严法令，肃整朝纲，明正赏罚，依古制而惠四方，求主礼而恤下，宽刑以待万方，轻世人粮税，仍重用于翼王，不用安、福王”。这是李秀成向洪秀全提出的施政纲领。中心思想是“申严法令，整肃朝纲”，希望建立一个圣君贤相的天朝，恢复杨秀清执政时律法森严、国政划一的局面。但是，洪秀全却报以极大的不满，李秀成因此而罢官。但李秀成出于维护太平天国的事业，把个人得失置于度外，再次写了奏章，“将天下大势情形，并陈奏谏之来历”。李秀成在进谏之前，先将奏本交大臣传阅转奏。在合朝文武大臣的支持下，洪秀全才重新恢复李秀成的职务，削除安、福王的爵位，并派人携金牌一道及合朝文武签名的表章要求石达开回天京共秉朝政。尽管石达开没有回来，但李秀成的据理力争，洪秀全还是采纳了一部分意见的。随后不久，太平天国恢复了五军主将制，陈玉成被封为前军主将，李秀成为后军主将，李世贤为左军主将，韦志俊为右军主将，蒙得恩为中军主将。这个班子的建立，使动乱之后的太平天国才“稍可自立”。

但是，韦昌辉叛乱和石达开出走对太平天国的打击是十分严重的，留在太平天国占领区的太平军大多是老弱病残，无战斗力，清军乘机对太平天国各占领区发动猛烈进攻，军事重镇频频失守。湖北的武昌，安徽的庐州、巢县、和州，江西的袁州、临江、九江等都先后被清军攻占，曾国藩扬言“金陵指日可克”①。

①《向荣奏稿》卷1，《太平天国》第8册，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第571页。

在这种极端困难的形势下，李秀成从被动中看到主动，他对太平天国的形势作了认真分析，对敌我双方的形势作了乐观估计。他指出清军“好勇而心不齐”，取胜是暂时的现象，太平军虽然暂时处于劣势，却还存在着许多有利条件。李秀成认为“上有皖省无为、巢县、芜湖，有东西梁山之固，有和州之屯粮，又有两浦之通，即使被德帅（德兴阿）攻破两浦，尚有和州之上未动，京中兼有余粮”。“粮米丰足，件件有余，虽京兵少，有粮有余而各肯战，因而坚稳也”①。从两军的态势看，李秀成坚信天京仍然是“坚稳”的，因太平军人马虽少，但士兵“肯战”。李秀成并不悲观，他认为只要把现有的部队积极调动起来，集中兵力打击敌军，太平军是有可能重整旗鼓的。作为一个优秀将领，他能够在不利条件下去寻找有利因素，有了这样一个充满信心的估计，他就有可能去找到最有利的时机和最可行的计策来战胜强大的敌军。这一点是李秀成的杰出之处，也是他能够援救危局的极为宝贵的条件。

咸丰八年二月（1858年4月），李秀成为克服天京的被动局面，决定亲自出京到外围扩大兵员，伺机回救天京。李秀成一到安徽就连克昭关、和州、滁州、全椒等地，颇有旗开得胜之势。但这些胜利都还不能给清军造成威胁，为了从根本上扭转战局，李秀成意识到，必须集中兵力，协同作战，才能打击敌人有生力量。为此，他一面在皖北联合捻军作战，一面和陈玉成等将领在枞阳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决定“各誓一心，订约会战”，各路兵马共同负起解天京之围和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任务。根据会议决定，陈玉成立即从鄂、皖撤兵东进，由潜山过舒城破庐州；吴如孝部联合捻军龚得澍部攻打梁园、定远；李秀成则由全椒“整队领人马到滁州”。李秀成在乌衣和陈玉成部会合，截击清军德兴阿、胜保所部，一举歼敌4000余人。陈、李联军第二天又在江浦小店歼灭来援清军冯子材部5000余人，随后又攻克浦口，太平军士气大振。李秀成说：太平军在乌衣、小店歼灭清军之后，“顺势下浦口，陈玉成攻德帅之前，我攻德帅之后，德军大乱，死于浦口二万余人”。这个胜利使天京转危为安，李秀成和陈玉成为了扩大战果，扫荡清军的江北据点，太平军接连攻克江浦、天长、六合、扬州等城镇。这是石达开出走之后，太平天国在军事上取得第一次重大的胜利。其后，于咸丰八年（1858）底，李秀成又配合陈玉成部在安徽三河打了一次大胜仗，湘军悍将李续宾部进入安徽后，接连攻占黄梅、宿松、潜山、石牌、桐城、舒城等地，来势迅猛，并想在攻占三河重镇之后进攻庐州、安庆。如果李续宾计谋得逞，太平军将处于十分被动境地。陈玉成、李秀成乘李续宾骄兵轻敌，立足未稳，几支部队同时包围了李续宾部，两军展开激战，一举歼灭李续宾部6000余人，李续宾本人被击毙。这一仗给清军以沉重打击，事后曾国藩在哀叹这一战役时说：“敝邑弁勇，自三河败后，元气大伤。虽多方抚慰，而较之昔日之锋锐，究为减色。”①三河战役的胜利，实为后期太平天国军事复兴的转折点。从此，太平军再次由被动转为主动，从处处挨打，逐步转为进攻，并慢慢地恢复了元气。这个军事形势的出现，和陈玉成、李秀成的军事才能是分不开的。浦口、三河战役之后，李秀成即率兵进驻黄山。但是，在这前后却出现了李秀成两个重要部将的叛乱事件。①《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359页。

①《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第2册，第801页。

其一是在三河战役之前，即咸丰八年十月（1858年11月），滁州守将李昭寿率部献滁州向清将胜保投降。李昭寿是由李秀成保举镇守滁州的，但李昭寿其人是由清军投降太平军的，所部纪律极差。李秀成在“自述”中说：“昭寿之兵甚为多事，兵又扰民，逢到州县，要任其支取，不支又扰于民，州县佐将被其打责。”李秀成看到李昭寿这些劣迹并不追究，反而“无不对他重情深待”。这曾经引起李秀成其他部将的不满。所以李秀成对李昭寿的叛变非常生气，曾发过一篇讨伐李昭寿的檄文，声称：“本主将誓必兴师问罪。情义既尽，各路之妖可缓诛，惟胜保与尔（即李昭寿）势必先诛了。”但随后，李秀成却偷偷地把李昭寿“在京所配之妻瞒我天王而偷送付”。暴露了李秀成思想的矛盾和感情上的弱点；其二是咸丰九年正月（1859年2月）太平军江浦守将薛之元献城降清。薛之元也是李秀成保荐镇守江浦的。江浦是天京的北大门，江浦一失，天京形势又变得十分严重。李秀成闻讯后立即从黄山赶回江浦，并立即进攻江浦、浦口，但未能奏效。李秀成求救于陈玉成，陈军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集中兵力救六合、击扬州，在六合歼灭3000多清军，然后回师攻克浦口，击毙清提督周天培，打通了天京、浦口的通途。此时由于安庆告急，陈玉成匆忙挥师救安庆，清军乘机又包围浦口。

由于李秀成的两位部将降清，洪秀全对李秀成已存猜忌，恰巧在这时天京的卫戍部队在浦口搜到清军给李秀成的劝降信，天京顿时进入紧急状态，洪秀全下令不让李秀成部过江。李秀成在受到天京严重怀疑的情况下，坚持与清军进行激战，处境十分困难。时间的考验，使洪秀全看到李秀成的忠心，他没有半点降清迹象。于是洪秀全降诏晋封李秀成为忠王，并亲自用红缎书写“万古忠义”四个大字送给李秀成。李秀成是天京事变之后，继洪仁玕、陈玉成第三个被封王的。后来李秀成在追述这段历史时说，洪秀全“封我忠王，乐我之心，防我之变”。其实，这未必是洪秀全的本意，还是因为李秀成确有卓著功绩才封他为王的。

第三节 经营苏福省

李秀成被封忠王之后，面临的第一重大战役是部署第二次解京围。第一次破京围之后，因天京事变，清将和春、张国梁又重新建立江南大营，严重威胁着天京的安全。当时洪秀全主张如同杨秀清破江南大营一样，召集各路勤王之师解京围，李秀成则认为清军“密密加营，深濠格深”，“京城围如铁桶一般”。然而，此时官军精锐都汇集在金陵，而饷源却在苏、杭。因此，他主张轻兵从间道疾捣杭州，杭州危苏州亦必震动，江南大营担心我军绝其饷源，必分师奔命以救之，我军可乘大营虚弱，还军急击，就可以踏破大营，随后挥兵占领苏、杭就容易了。李秀成这个“围魏救赵”以解京围和进军苏浙的计划，得到总理朝政的洪仁玕的赞同。根据这个方案，李秀成自浦口出师，在芜湖作了解京围的战略部署，他用精警的字句激励士卒：“如欲奋一战而胜万战，先须联万心而作一心。”①随后，于咸丰十年正月中旬（1860年2月初），自南陵经宣城向杭州进发，二月上旬（2月底）攻克广德，留陈坤书等驻守，以作后应。李秀成率谭绍光、陆顺德、吴定彩等将轻师入浙，李世贤也按原计划率部自皖南入浙，合军攻克安吉。随后，李世贤进攻湖州，转移清军视线。李秀成率精兵6000，昼夜兼程，“伪装缨帽号衣”①，直奔杭州，二月二十七日（3月19日）攻克杭州，静候清军援兵到来。几天之后，清江南大营果然派总兵张玉良、浙江提督郑魁士从金陵、宜兴出兵援浙。据记载，江南大营先后抽出精兵1.3万余人，大大削弱了江南大营的实力。李秀成看到江南大营统帅和春、张国梁派兵来援杭州，知道敌人中计，便在第二天主动撤出杭州，取道余杭、临安进入苏、皖交界的建平。在攻占建平的当天，李秀成在这里召开了解京围的军事会议，后期太平天国的名将李世贤、杨辅清、陈坤书、黄文金等各路将领都来赴会。会上决定由李秀成自溧阳、句阳直趋淳化镇、紫金山一带，主攻江南大营；陈玉成率部自全椒南下，至江陵镇直趋板桥、善桥。其他各路也分别从各个方面配合进攻大营。闰三月（5月），各路兵马同时进击江南大营，踏破清营50余座，“官兵死者数万人”②。这是第二次破江南大营的成功战绩，在太平天国历史上这是一次有名的“围魏救赵”的战例。李秀成是这个战役的直接指挥者，显示了他杰出的军事才能。他没有文化，但善于学习。李秀成在杭州时，住张鼎之家，后来张鼎在《庚申泣杭记》中记述这件事时，说李秀成“不加搜括不杀戮”；“案头一卷未卒读，《纪效新书》戚公作”。说明李秀成是在努力学习古代兵书的。

第二次解京围之后，在军事上为进军苏、常创造了条件。洪秀全为进取而召开了军事会议，当时有三种意见：陈玉成意在救安省；李世贤主张进取闽、浙；而洪仁玕、李秀成则主张进军苏、常、上海。洪秀全采纳了洪仁玕、李秀成的意见，并派李秀成率主力东征，陈玉成率部进攻扬州，牵制江北清军。咸丰十年三月二十五日（1860年5月15日），李秀成自天京出师，清军于江南大营新败，如惊弓之鸟，无招架之力。几天之中，连克丹阳、常州、无锡。四月十三日（6月2日），攻克苏州。进军的胜利，不仅使天京得以稳固，而且使天京政权得到充裕的粮饷。仅在常州就缴获清军存粮4万余石，火药10万斤，府库存银七八十万两之多，在无锡、苏州也缴获大批粮、银。《幼主诏李秀成》中称李秀成攻克苏、常是“开疆裕国建奇功”，“富庶之区首苏福，陪辅京都军用丰”。而清廷则出现“江浙岁漕二百万石，粒米不得北上”的局面。

①《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8，光绪二年刻本。

①许瑶光：《谈浙》卷3，《太平天国》第6册，第594页。

②《太平天国》第2册，第852页。

攻克苏州是李秀成军事生涯的全盛时期，他的政治主张也得到进一步施展。在攻克苏州之后，以苏州为中心建立苏福省，辖苏州、常州、松江、太仓等郡。为稳定社会秩序，李秀成采取几项措施：(1)举荐乡官，建立地方政权。并在这个基础上，督民造册，把百姓按太平天国基层组织的办法组织起来。李秀成认为“不举乡官即民事无人办理，不造册则户口无从核查”。(2)赈济饥民，扶助农业、工商业，尽快恢复生产，开户营业。为此，经李秀成建议，洪秀全下诏“体恤民艰”，酌减“应征钱漕正款”。(3)着力提倡农耕，对贫苦百姓“给粮给种”。并下令保护耕牛，“牛用耕田，有宰食者杀无赦”。并在苏福省辖内修筑海塘水利，恢复农业生产。(4)镇压地主武装团练。最初李秀成对团练的本质认识不足，对他们采取“不战自抚，招降一切”的办法，以为只要对他们赤诚相见，他们就可以就抚于太平军。实际上这些团练头子为非作歹，他们不断拦路袭杀太平军，并制造了把张家栅全村烧光、杀光的惨案。在这种情况下，李秀成下令对团练坚决镇压，对敢于袭击太平军的团练聚而歼之。有一次，他在和聚众造反的团练作战中，击毙击伤团练即达3000余人。采取上述措施之后，苏福省基本上得到巩固，农业、商业都得到恢复，市场繁荣，苏州人民对李秀成颂声大起。据清人记载，当时苏州市场是“舶来日多，售亦日盛，乡民过午，满载而归，奚止利市三倍”①。《常熟报恩坊碑序》①也说，当时常熟是“禾苗布帛均出以时，士农工商，各归其业”。李秀成的“洋兄弟”呤唎说他在苏州“屡次见到忠王在国人中享有极高的威信”，所有太平天国的将领没有一个像“忠王这样为百姓所热爱”②。

但是，由于农民领袖的阶级局限，李秀成在苏福省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却也暴露出不可避免的封建化。他被卷进农民起义的洪流，更多的是想拥立一个“好皇帝”，能共享“天下太平”过好日子。当他被选拔出来任副掌率“提兵符令”时，他要求洪秀全“依古制而惠四方”，希望建立一个“圣君贤相”的天朝。在苏福省握有实权之后，他简单地用“逆”与“顺”来区分善与恶。只惩罚那些敢于公开对抗的地主分子，而对那些表面归顺暗中破坏的地主恶霸，则加笼络和重用。如在基层政权里重用有重大罪恶的钱桂仁、徐少蘧、熊万荃等。这些反动势力潜进基层政权为非作歹。后来甚至发展到要暗杀李秀成，这股势力是苏福省长期不安定的因素。而在税收方面，李秀成则实行保护地主收租。李秀成在苏州发田凭，其部将要地主“放胆持凭”，并明确写有“仰该业户收执，取租办赋”的字样。在遇到农民抗租的时候，李秀成的部将则公开站在地主一边，禁止“抗租抗粮”，并规定“住租屋，种租田者，虽产主他徙，总有归来之日，该租户仍将该还钱米交还原主，不得抗欠”③。如果“佃户匿田抗租者，本人处斩，田充公”①。

①萧盛远：《粤匪纪略》，《太平天国资料丛编简辑》第1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4页。①潘仲瑞：《苏台糜鹿记》，《太平天国》第5册，第300页。

②《太平天国》第2册，第887页。

③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下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388页。乡官是由地主、加上不少绅士来充当的，有的乡官竟有“腴田千顷”，对其属下“重征厚敛”②。这样一来，在李秀成统辖的苏福省，地方政权基本上是封建化了，所以，苏福省经历了一段短暂的兴盛之后，地方政权很快发生蜕变，在军事形势吃紧之时，便纷纷发生叛乱，加速了太平军在苏福省的失败。

①沈梓：《避寇日记》，《太平天国资料丛编简辑》第4辑，第73页。②龚又村：《自怡日记》，《太平天国资料丛编简辑》第4辑，第415页。

第四节 两次进攻上海

两次进攻上海，对李秀成的军事生涯和反侵略思想的形成都有重要意义。第一次进攻上海是李秀成在攻克苏州后，立即挥师东向直指上海。在天京御前会议上讨论太平军东进时，洪仁玕在分析当时军事形势时说：“惟东距苏、常、上海，不及千里之远。厚薄之势既殊，其功易成。”说明东进的军事目标是包括上海在内的。洪仁玕还说，这个计划是经过洪秀全“旨准”之后，“即议发兵”的，可见，洪秀全也是同意进攻上海的。作为东征统帅，李秀成当然也是积极主张进攻上海的。从四月十三日（6月2日）攻克苏州到五月十三日（7月1日），一个月间，李秀成先后攻克上海附近的嘉兴、昆山、太仓州、嘉定、青浦、松江等重镇。当时上海城中守兵才2000余人，加上江南大营溃至广勇数千人，力量不足，居民都很害怕，商贾都关门息市，城里乱作一团，如果李秀成一鼓作气，攻下上海当是不太困难的。但是，李秀成对侵略者本质认识不足，在扫清上海外围之后，未能集中兵力攻克上海，而是迟疑不决。李秀成希望通过谈判，在取得外国侵略者支持和谅解的基础上，然后再武力进攻上海。因此，他只带领3000随从部队到达上海城下，准备和英、法领事进行谈判。李秀成接连给各国领事致书数件，各国领事不但根本不予理睬，反而由英、法领事出布告称：“上海县城及外国租界由英法联军占领”，如果有武装部队走近或攻击上海，英法“联军当依法对待”③。侵略者阻止太平军进攻上海本是再明白不过的，但李秀成还寄予一线希望，当陆顺德的部队指向上海时，李秀成却命令陆部停止进攻，等待外国领事正式回信，就这样坐失了时机。外国侵略者利用这些时间建城防，组织洋枪队，进一步加强镇压太平军的准备工作。

李秀成对侵略者的幻想破灭之后，下令部队进攻上海。而在这时，已拼凑起来由美国流氓华尔统率的洋枪队，乘隙袭击松江。清廷借此大肆渲染，并给华尔以3万银两的重赏，以鼓士气。李秀成为报洋枪队袭击松江之仇，亲率大军在青浦狙击华尔的洋枪队。这一仗，把洋枪队和清军打得大败，共“杀死鬼兵六七百人，得其洋枪两千余条”。但是，当李秀成乘胜攻克徐家汇时，英国侵略者一面协助清军守城，一面命令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英国战舰向太平军营地开炮。李秀成所部英勇攻城，在扫清城外清军之后，曾一度突进城区，与敌军激战3天。由于“洋人助妖”，有“一二千鬼子”（即洋兵）阻击太平军，加上遇到暴风雨，内应又被清军破获，太平军终于未能攻下上海而败退下来。白伦在《中国太平叛党志》中说，当太平军进攻城区时，他们用山炮散弹和榴弹对太平军营地进行猛烈射击，迫使太平军不得不退到射程以外去。随后侵略军的炮艇溯江而上，用大炮继续射击太平军的营地，“这个最后的军事行动达到完全阻止太平军任何进一步进攻上海的结果”。李秀成之所以没有攻下上海城，完全是侵略者“助妖”的结果。血的教训使李秀成觉醒了，他在撤离上海前线时给英、美等国领事发了一个谕示，指责侵略军“不公不义无以复加”，“已坏其信，已伤我和，日后只在上海贸易则已，倘再入我地犯我界，我将与汝算之”①。

第一次进攻上海之后，李秀成奉命参与“会剿武汉以救安庆”的战役。

③汤氏辑：《鳅闻日记》，《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1期。

①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册，第207页。

安庆失守时李秀成已率军进入浙江。咸丰十一年十一月（1861年2月），李世贤攻克五口通商口岸宁波，直接打击了侵略者的利益。同月，李秀成攻克杭州。李秀成认为，苏州、杭州已被太平军攻克，上海夹其中间，如果夺得上海，京东千里沃野便全归太平天国所有，而且可以利用这个大港口，取得各国友好人士的援助。但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外国侵略者已和清廷勾结起来，决计联合镇压太平天国。因此，李秀成在第二次进攻上海时，所遇到的敌人主要是外国侵略者。这一点，李秀成是清楚的，在以他部将名义发的一份招降书中明确地指责外国侵略者说：“尔等外国军队更应急速回国，尔等既非我同族，何故与我战争？”①但这次战争，李秀成由于战略战术比较陈旧，仍采取坚固围城的方法来围困上海，而掌握现代化武器的外国侵略者，却可以用炮火射击李秀成的营盘，使近围作战失去效力。所以，尽管李秀成在嘉定、南翔等地多次击败清军和侵略军，但终因敌强我弱，未能攻下上海城。通过这两次战争，他看清了侵略者所谓“中立”的本质，指责侵略者“公然派本国军队，前来侵犯我国疆土”。从对侵略者的认识不清楚，到比较自觉地肩负起反对外国侵略者的任务，是在两次进攻上海中形成的。这也是他在被俘以后提出“防鬼反为先”口号的思想基础。

①《吴煦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选辑》，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页。

第五节 从愚忠到晚节不终

第二次进攻上海失败之后，太平天国的军事形势急剧恶化。同治元年闰八月（1862年10月），天京被曾国藩所围，形势十分危急，洪秀全命令李秀成率部救天京，没有成功。事后，李秀成率兵入安徽，进攻庐州、桐城、舒城、六安等地，都没有得手。次年四月（1863年5月），李秀成回到浦口时，正遇江水猛涨，又遭清军的截击，10多万士兵大部分被清军消灭或被水冲走，最后得以渡江回到天京的“总数不及一万五千人”②。

同治三年（1864）上半年，太平天国在江浙各个战场相继失陷。在李秀成第二次进攻上海之际，曾国藩派左宗棠率部入浙，随后宁波、金华等重镇陷落。是年二月（1864年3月），杭州陷落。在苏福省的太仓、昆山、常熟也被攻占。李鸿章勾结侵略军的头目戈登集中力量进攻苏州、常州。正在这时，苏州守将郜永宽、周文嘉、汪安钧等8人叛变降清，苏州失守；四月，常州失守，天京危急。当时李秀成在丹阳，其弟李世贤看到天京不能保，劝李秀成“另作他谋”，李秀成不肯，还是赶回天京。第二天，即向洪秀全提出“让城别走”的建议。他说：“京城不能保守，曾帅兵围甚严。濠深垒固，内少粮草，外救不来，让城别走。”又说：“若不依从，合城性命不能保矣。”李秀成毕竟多年戎马生涯，对天京形势判断是正确的。在当时情况下，“让城别走”是一条唯一正确的道路。况且，李秀成还提出了“别走”的具体方案。他主张：舍弃天京，尽弃苏浙两省地，御驾亲征，直趋北方，据齐、豫、秦、晋上游之地，以控东南。这些地方清军水师不能到，洋人势力也不能顾及，这样中原可以图，天下可以定。但是，洪秀全未能接受这个方案，而且用“奉上帝圣旨”，“何惧之有？”来驳斥李秀成的“让城别走”。

在这种情况下，李秀成担负起了天京保卫战的任务。天京粮食十分紧张，洪秀全命令“合城俱食甜露”，即食树皮草根，他不但自己先吃，而且亲自制作。李秀成为了减轻天京的压力，放出城中饥民达10多万人。这一举动虽减轻了天京粮食欠缺的压力，却也在某种程度上动摇了天京军民的情绪。特别是在天京保卫战的紧急阶段，洪秀全因食“甜露”生病。四月二十七日（6月1日），洪秀全病逝，李秀成为了稳住军心，在洪秀全逝世后第五天扶幼主洪福瑱即位，是为幼天王。天京形势越来越恶化，6月日（7月19日），天京被清军攻破。李秀成率领余部和清军进行激烈的巷战，第二天清晨他带着幼主，连同1000多余部自太平门侧城的缺口冲出，突围成功。

但是，突围之后，李秀成将自己的好马换给幼主，自己骑的是“不力”之马，在南京清凉山被清军冲散。两天之后，李秀成在荒山被奸民出卖，落入曾国藩之手。

李秀成被俘之初，十分坚强，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曾对李秀成动大刑，“置刀锥于前，欲细割之”，并“叱勇割其臂股，皆流血，忠酋殊不动”①。但是，在受到曾国藩的软化和欺骗之后，他却产生了求生之念，写下了一个“亲供”，即《李秀成自述》。“自述”极尽了对敌人的吹捧和对自己的贬斥，诸如“中丞大人量广”，“一沾清帝之恩，二沾中堂、中丞之德”。说曾国藩“恩深量广”，“仁爱惠四方，兼有德行之心”，等等。

②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下册，第430页。

①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下册，第499页。

此类肉麻的吹捧充斥“自述”，“自述”中还写下了招降十要。“自述”将洪秀全称之为“蒙尘之主”、“不修德政”，把太平天国事业说成是“乱及民间”，是“世人之劫数”。甚至喊出“何生天王而乱天下，何我不才而佐他乎”的感叹，结论是“先忠于秦，亦丈夫信义；楚肯用人，亦而死报”。乞降言词，一至于此。李秀成的行为，对于太平天国事业来说，无论如何是个背叛。这对于那些坚持斗争的英雄们，也是个极大的污辱。所以，当洪仁玕在狱中看到“自述”的刻本时，立即逐条进行批驳，表示了应有的义愤。李秀成写完“亲供”后，于七月初六日（8月7日）被曾国藩处死，在他英雄的一生中，最后时刻留下了这个明显的污点，可算是历史的悲剧。

（谢选骏指出：李秀成是个革命干部——行伍出身，属于文盲，更不读书，不学无术，只会权术和杀戮。洪杨内讧，其实就是太平天国版本的文革，暴露出这场革命不过是一场骗局。尤其它发生得比共产党的文革更早，无法收场，直接导致了前线崩溃。在此危局之下，靠李秀成、陈玉成几个将军，是无法重振旗鼓的了。至于李秀成被捕以后的招供，肯定不乏曾国藩等贱人的作伪之处，那是需要认真辨识的。）

【第五章 洪仁玕】

洪仁玕字谦益，号吉甫，生于道光二年正月二十九日（1822年2月20日），广东花县官禄布村人，是洪秀全的同宗族弟。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是一个具有特殊经历的人物。特别是他在咸丰九年（1859）从香港来到天京以后，向太平天国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的治国主张，希望通过改革朝政，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最进步、最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家，他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第一节 笃诚的拜上帝教徒

洪仁玕从小在家乡念书，和洪秀全一样，曾想跻身仕途，屡次赴考不第。后来在家设帐授徒，自修经史。道光二十三年（1843），洪秀全最后一次应考落第，因受《劝世良言》启发，便在家乡创立拜上帝教，自行洗礼。洪仁玕和冯云山是最早加入拜上帝教的人。他和洪秀全一起，着手在他们的族人、亲戚中传教。随后，洪秀全到莲花塘教书，“在未离本村之前，叮嘱仁玕细心研究新教道，并宣传于其家及族人”。然而传教本身很快就和传统势力发生冲突，被人斥之为“疯狂愚蠢”之事。洪仁玕本人因为信拜上帝教受到其兄殴打，其兄甚至撕破他的衣服，要把他逐出家门。但是，洪仁玕没有向旧势力妥协，为了表示他对皇上帝信仰的笃诚，便将他所在私塾中的孔子牌位拆除，并说：“我是不是老师呢？孔夫子死了许久怎能再教人呢？”①在当时敢于这样旗帜鲜明地反对孔子，是必须有足够的勇气和大无畏精神的。

第二年正月灯节，这是花县有名的传统佳节，在这一天，人们照例要用各种形式来向菩萨献诚。本村父老要洪仁玕和洪秀全写歌颂偶像的诗词和对联。洪仁玕和洪秀全严加拒绝并宣传自己是“尊上帝诫条”行事的，因而大受乡间士绅指责，激怒了旧传统势力。加上由于洪仁玕和洪秀全因撤除孔子和文昌牌位，学生惊散，乡绅便借此解除他们的“教席”。洪秀全被迫远适他乡去传教。洪仁玕则因年纪较小，受到家人的阻拦，没能和洪秀全、冯云山同行。但他在本村也呆不下去了，只好跑到清远去教书，并就地传教。无奈收效甚微，几年之间接受他洗礼的教徒才有五六十人。单纯的宗教活动，群众并不热心。洪仁玕和洪秀全以为是教义不符合中国的国情。所以，洪秀全在广西传教半途而废，回粤后便潜心著作《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重新解释教义的书。在这期间，洪仁玕和洪秀全过往很密切，经常和洪秀全一起探讨真道教义。他自己说在和洪秀全交往中知道了不少道理，对洪秀全更加崇拜。当然，洪仁玕的一些思想自然也注入洪秀全的这些著作中。

不过，洪仁玕和洪秀全一样，他们想通过这些教义，大力发展拜上帝教的信徒，希望通过建立拜上帝教，达到“以教治道”的目的，纠正当时那种“世道乖离，人心浇薄”的社会风气。但是，新教义的编制，是否就能顺利发展拜上帝教，洪仁玕和洪秀全都没有把握。他们想成为一名正式的传教士，以便合法地开馆传教，发展教徒。于是，在道光二十七年二月（1847年3月），洪仁玕与洪秀全一起到广州，在美籍传教士罗孝全处“研究真道”，罗孝全后来曾经回忆说，洪秀全和洪仁玕“来到广州我的住处，寻求宗教原理”。“我教导他们学习基督教教义和关于圣经的知识”①。

离开广州之后不久，洪仁玕回到花县，曾在家乡学习一段医术，后来又到清远教书。由于冯云山在广西紫荆山创立拜上帝教，把发展拜上帝教和农民起义最终推翻清皇朝的目的结合起来，拜上帝教在广西得到很大发展。洪仁玕对广西传来的消息，大受鼓舞。洪仁玕没能到紫荆山，没能够参加太平天国革命准备阶段的工作，也没有能够加入太平天国起义的行列，但在思想上，他是十分向往和积极支持金田起义的，洪秀全在金田起义后曾派江隆昌到花县迎接洪、冯族人及亲友。洪仁玕立即响应，亲自率领“五十多人，或为洪、冯族人，或为友人，一同西上，迨抵浔州时，乃闻悉太平军已弃营他去，不得已乃中途折回”①。咸丰二年正月（1852年3月），洪秀全再次派江隆昌来粤召亲友入桂。当时清地方当局对洪、冯家族实行镇压，挖坟、烧屋无所不为。在江隆昌的主持下，洪仁玕等积极支持，决定在清远的谷岭发动起义，响应太平天国革命。但由于事先缺乏准备，又没有足够的军需，起义没有成功，江隆昌阵亡，不少人被捕。洪仁玕也被擒获，将解官治死罪，幸而他机灵，当晚自解绳索，连同一起被捕的10多人逃入山中，藏匿在山洞中。一连几天，饥寒交迫，历尽艰险才找到一个亲戚家，这个亲戚怕事，竟要将仁玕押送清地方当局投案，幸得一位父老挺身相助，才得以脱险。

咸丰二年三月（1852年4月），洪仁玕逃到香港，住在瑞典传教士韩山文处，积极宣传太平天国革命，曾口述由韩山文写成《洪秀全来历》一文。但是，洪仁玕因生活困难，又向往革命，几个月后，他离港回到广东，隐匿在东莞一个朋友家里。次年十月（1853年11月），洪仁玕再度来到香港，学习研究西方先进理论和文化。

①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册，第373页。①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第6册，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①《北华捷报》1853年8月20日。

第二节 学习西方文化

洪仁玕这次来港起初虽仍然是出于生活所逼，但太平天国革命的理想仍然撞击着他的心灵。当他口述由韩山文写成《太平天国起义记》一文之后，便又回到上海，希望得到外国军舰的援助从上海到南京，但外国人不肯。当时正遇上海小刀会起义，洪仁玕决心先投小刀会，然后找机会到南京，无奈小刀会首领不相信他是洪秀全的族弟，而没有收留他。不得已，洪仁玕于是年冬，再次回到香港。他决心在香港学习西方文化，以便将来回去辅助洪秀全。

洪仁玕这次来香港，韩山文已经去世。他只好受聘于伦敦浸会，为外国传教士教授中文，兼习天文历法。由于他作风端正，学习认真，颇受英国传教士理雅各的敬重。洪仁玕学习西方文化，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博览所能涉猎到的西方著述，当时香港和南洋出版许多报刊，介绍西方各国和当地的情况，以此为媒介，洪仁玕了解到不少西方各国的经济、政治、地理、历史等各方面的情况。同时，一些传教士来到中国，都致力于译述外国书籍，如《大英国志》、《地理全志》、《联邦志略》（即美国史）以及一些科学技术方面的著作。这些书籍，凡是洪仁玕能拿到的，他都进行认真学习；二是洪仁玕广泛接触外国传教士，这些传教士大多是些有学问有主张的知识分子，洪仁玕自然从他们那里学到不少东西。

这一次洪仁玕在香港住了4年多，通过对各国的政治、历史、地理有关书籍的认真研究和考察，他认识到西方国家有许多可取之处，值得仿效。他认为，如果洪秀全能采用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制度来管理中国，中国是会富强起来的。因此，他在香港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文化。他曾经遍览了英国传教士里雅各的藏书，对西方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有了较深刻的了解，这在当时中国人当中确实是少有的。洪仁玕在香港几年，曾多次想到天京辅助洪秀全，均未成功。这种急欲向洪秀全献策的心情表明他对中国和西方各国已经有相当的了解。他认为只有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技术和政治制度，才是中国走向富强的唯一通途；他如果继续留在香港，就不会有所作为，只有把学到的东西和太平天国政权结合起来，才能发挥重大的作用。咸丰八年五月（1858年6月），洪仁玕由陆路经广东入江西，曾一度走入清军蔡康业营地，正遇蔡部和太平军杨辅清部作战，清军大败，洪仁玕趁机弃行李而逃离清营。之后，洪仁玕又辗转走湖北黄梅，一直到咸丰九年三月（1859年4月）才来到天京。

第三节 发展资本主义的宏伟计划

洪仁玕到达天京，正是太平天国用人之际。洪秀全经受了韦昌辉叛乱和石达开出走的事件后，力挽狂澜，自任军师，又选拔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等一批年轻将领出来辅政，使紧张的局势刚刚缓和。但是，由于天京叛乱所造成的恶果并没有消除，“人心改变，政事不一”，一些新提拔起来的将领，虽有“奋兴之志”，却无精诚合作之心，不少人“各守疆土，招兵固宠”，追求个人爵位和功名，“动以升迁为荣，几若一岁九迁而犹缓，一月三迁而犹未足”②。人心涣散，太平天国极需重振朝纲。洪仁玕的到来，使洪秀全“格外欢喜”，他对洪仁玕出来辅国，寄极大的希望。不到一月，洪仁玕就被封为干天福，几天后，又升为干天义，加九门主将衔，接着又封洪仁玕为“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膺以总理太平天国军政大权的重任。

洪仁玕的这种恩遇，并非寻常之事，他没有参加过太平天国的艰苦创业，在一些人看来是无功受禄。对此，朝中大臣“均有不服之色”。当洪秀全知道诸将不服时，“就传令到教堂齐集众官”，令洪仁玕登台受印，下令“京内不决之事，问于干王”。洪仁玕受命之时，当众重申杨秀清秉政时的各项制度，“又把从前案件批评榜示”，在“万人之前，谈论无错”。这就博得大部分朝臣的信服，称他是“文曲星”。洪仁玕认为朝臣的不服是意料中的事，所以，他一再声明，他来天京“非图爵禄之荣”，只是想向朝廷献策，来达到报效天国的目的。当洪秀全任命他当军师时，他“屡辞未获恩准”。当然，洪仁玕并不是真的辞而不干，而是因“诸将不服”，不得不辞。在辞而未准之后，就表示要“竭力效忠，以报知遇之恩”。

洪仁玕就这样登上了太平天国的历史舞台，总理朝纲，他决心要在太平天国的地区推行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他很快就向天王条陈《资政新篇》，随后又颁行《立法制諠谕》、《钦定军次实录》、《钦定英杰归真》等书，详细阐述了他改造太平天国政权的主张。当然，在这些著作中，尤以《资政新篇》最完整、最全面地揭示了他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主张。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是有重要价值的：第一，革新政治，加强中央集权，建立一个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性质的天国。《资政新篇》一开头就说：“照得治国必先立政，而为政必有取资。本军师恭膺圣命，总理朝纲，爰综政治大略，编成《资政新篇》一则。”这个说明十分重要。洪仁玕把“立政”放在第一条。而所谓“新篇”，“新”就在于区别旧的纲领制度。《天朝田亩制度》是太平天国早期的纲领，带有极大的空想性，早已名存实亡。而《资政新篇》正是针对着当时国内外的形势，有纲领有措施地提出了“治国”、“立政”和“取资”的方案。

②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第6册，第875页。

革新政治，首先必须从中央进行整顿。中央没有一个团结一致的强有力的行政权力机构，励精图治也只能是一句空话。而当时中央领导集团各有一心，甚至“各有散意”。一些军事将领则“各守疆土，招兵固宠”。官员之中结党营私的更是屡见不鲜。因此，洪仁玕提出“禁朋党之弊”，他指出：“朝廷封官设将，乃以护国卫民、除奸保良者也。倘有结盟联党之事，是下有自固之术，私有倚恃之端，外为假公济私之举，内藏弱本强末之弊。为兵

者行此，而为将之军法难行；为臣者行此，而为君之权谋下夺。”①洪仁玕还规定，对那些“越队求荣”，“私镌伪铸”印章的，或“私与官职”的，“当律以大辟，私受官职者亦正典刑”①。想从根本上杜绝各级将领随意拉拢亲信、封官给禄的现象。显然，他希望建立一个仿效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政府，他不赞成事无大小都由天王一人裁决，而是主张发挥中央行政机关的作用，建议天王“更立一无情面之谏议在侧，以辅圣聪不逮”②。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主张政府官员要接受群众监督，设立新闻纸和意见箱。对行为不轨的官员及时进行揭露，这样就可以使“奸者股慄存诚，忠者清心可表，于是一念之善，一念之恶，难逃人心公议矣”。希望把太平天国政权改造成一个清正廉洁的政府。

第二，建立法制，以法制来巩固国家政权。洪仁玕在《立法制諠諠谕》中指出：“国家以法制为先，法制以遵行为要，能遵行而后有法制，有法制而后有国家，此千秋不易之大经”。把立法看成是整顿国家的当务之急。在《资政新篇》的“法法类”中认为，如果政府规定的法律都是以法法之之法，多是遵五美、摒四恶之法，诚能上下凛遵，则刑具可免矣。至于那些不遵法的“顽民”，则用刑法来处治他。因此，《资政新篇》又有“刑刑类”之规定。洪仁玕的立法思想，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主张以“教化”为主，他认为应该是“治人心恶之未形者，制于萌念之始”。太平天国的刑法过于残酷，如辱骂官长、夫妻同宿、饮酒、赌博等都属“斩首不留”；在刑法中，除杀头外，还有点天灯、五马分尸等酷刑；而所谓违犯“天法”，被冤杀、错杀的也在所不少。因此，洪仁玕又提出“勿杀”的主张，这是根据第六天条的“不杀人害人”的原则提出来的。对此，洪仁玕作了如下说明：“盖谓天父有赏罚于来生，人无生杀于今世，然天王为天父所命以主理世人，下有不法，上可无刑。是知遵刑者非人杀之，是彼自缚以求天父罚之耳。虽然，为人上者，不可不亲身教导之也。”行文很清楚，“勿杀”是以教化为前提的。“勿杀”之后，有“大罪宜死者”一条，说明洪仁玕并不主张不杀那些罪大恶极的坏人和敌对分子。

洪仁玕的立法，是针对当时社会和政权内部的弊端而定的。但侧重于整饬国家机关，对各级干部严明赏罚，以扭转队伍中的涣散局面。他主张对官吏要抓赏罚，即“器使群材、赏罚严明”。他认为，“器使则人无乱法，严明则人皆服法，无乱而服，则效命取胜之根也”。他还提倡官员要以身作则，用自己的守法行为来教化部下，主张“奉行者亲身以倡之，真心以践之，则上风下革，上行下效矣”。

第三，在经济上提出一个发展资本主义的宏伟方案。主张在太平天国占领区进行经济改革，内容十分丰富，其中最重要的有“兴宝藏”、“兴邮亭”几项。中心是发展现代化交通，开办现代化工业。这些倡导不仅有内容，而且有具体措施。如兴车马之利，他认为交通工具以“利便轻捷为妙”，谁能造出如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火轮车，一日夜可行七八千里者，“准自专其利”，鼓励发明创造；而“兴舟楫之利”，则提倡“坚固轻便捷巧”，不论用火用气用力用风，“任乎智者自创，首创至巧者，赏以自专其利”；办邮政的目的是“通朝廷文书”，设书信馆“以通各色家信”。在“兴器皿技艺”一条中，他主张凡是“能造精奇利便者，准其自售”。而在“兴宝藏”一条，则明确提出：“凡金、银、铜、铁、锡、煤、盐、琥珀、蚝壳、玻璃、美石等货，有民探出者，准其招民探取。”

另外，在“兴银行”一条，主张有“百万家财者”可申请开办银行，印发纸币。也可由“三四富民共请立，或一人请立，均无不可”，“此举大利于商贾士民”。

上面这些主张，是明显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蓝图，是任何封建思想家所无法提出来的。它和《天朝田亩制度》的基本内容是不同的。《天朝田亩制度》主张废除一切私有财产，而《资政新篇》则主张发展资本主义，鼓励财产私有。后者是符合时代潮流的纲领，前者是一个空想的乌托邦的纲领，不能等同而论。

第四，推行进步的文化政策，提倡“文以纪实”。他来到天京，发现太平天国文风很坏，广泛流行着“不务实学，专事浮文”的现象。一些文人的文章，不论“简短长篇，无非空言假话；下僚之禀贴面陈，俱是谗言赞誉”。因此，《资政新篇》明确规定，一切文件“只须写实，勿着一字浮文”。他把文风的好坏看成关系到官员是否实事求是、踏踏实实工作的问题。洪仁玕指出：“文艺虽微，实关品学，一字一句之末，要必绝乎邪说淫词而确切于天教真理，以阐发于新天新地之大观。”

文字是宣传政策主张的工具，文风和政治斗争有密切关系。因此，洪仁玕十分注重文风，他特地给合朝内外官员士人下了一道《戒浮文巧言谕》，规定：“照得文以纪实，浮文在所必删，言贵从心，巧言由来当禁。”理由是这些奏章文谕，“尤属政治所关，更当朴实明晓，不得稍有激刺、挑唆、反间，故意令人惊奇危惧之笔”。若使人“听之不聪，即将贻误非浅，可见用浮文者不惟无益于事，而且有害于事”，后期太平天国的文风有所改进，跟洪仁玕的这些提倡是分不开的。

第五，在外交政策上，洪仁玕主张平等互利，主张积极和先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由于封建皇朝长期闭关自守的影响，洪秀全、杨秀清在和外国人打交道时都曾以“天国老大”自居，把外国和太平天国的往来看成是“臣服”关系。《资政新篇》在“柔远人之法”中，严肃地指出，那种所谓“万方来朝，四夷宾服，及夷狄、戎蛮、鬼子等一切轻污文字，皆不必说也。盖轻污字样是口角取胜之事”，并非“经纶实际”。他认为，这些傲慢的语言会影响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无补于事。

洪仁玕主张和先进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在如下两个方面他的思想主张是突出的：一是建立正常通商贸易关系，而这种通商必须是平等的。他认为，“外洋鸦片烟甚为中国害”，主张“遇其航来之路，或于外洋入口之烟，不准过关。走私者杀无赦”。通过正当贸易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友好往来；二是准许外国“技艺精巧”的技术人员到中国来传授技艺，实际上是一种早期的技术引进思想。他批驳那种良莠不分，排斥一切外国人的做法。他提出一面允许外国人以技艺来“教导我民”；一面制订“一定章程，一定礼法”加以限制约束。这些外国人在华活动就只能是“为国献策”，而不是“毁谤国法”。洪仁玕想通过发展资本主义达到与“番人并雄”的目的，在当时是一种进步的思想。尽管由于太平天国的形势所然，《资政新篇》未能实现。但他的方案提出之后，洪秀全都是加以支持的，多处批了“钦定此策是也”、“此策是也”的字样。洪仁玕的这些主张，虽被李秀成认为是不屑一读，但陈玉成却加以赞赏。资产阶级改良派容闳认为“洪仁玕对外面世界的了解比其他诸王要多，甚至比洪秀全还要多”。容闳还向洪仁玕提出7条经济改革的建议，洪仁玕也是加以赞同的，但因当时处于战争年代，加上守旧势力的掣肘，未能实现。但这并不影响洪仁玕的光辉思想作为向西方学习真理的重要里程碑而载入史册。

第四节壮烈殉国浩气长存

《资政新篇》和《立法制諠谕》的提出，表明洪仁諠的抱负，他希望太平天国政权能通过改革变得更有活力。但是，当时的形势使他的抱负不能付之实现。不过，他作为太平天国的忠诚战士，仍然时刻在为太平天国的事业忘我奋斗。

洪仁玕不是一名行伍军人，但凭他的渊博知识，对敌对我知己知彼，在许多方面显露出他的军事才能。咸丰十年（1860），太平天国部署第二次破江南大营，洪仁玕认为：“此时京围难以力攻，必向湖、杭虚处力围其背，彼必返救湖、杭，俟其撤兵远去，即行返旆自救，必获捷报也。”③因此他同意李秀成“围魏救赵”的作战方案，破京围获得成功。破江南大营之后，洪仁玕主张东征苏、常、上海。他说：“为今之计，自天京而论，北距川、陕，西距长城，南距云、贵、两粤，俱有五六千里之遥，惟东距苏、杭、上海，不及千里之远。厚薄之势既殊，而乘胜下取，其功易成。”①正如英人呤唎在《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所说的，“太平军自起义以来，就想占有一个海口，以便可以和外国通商，并得到武器和军用品的供应”。洪仁玕希望攻克上海之后，即购买火轮装备太平军，然后“沿长江上取，另发一枝，由南进江西，发兵一枚由北进蕲、黄，合取湖北，则长江两岸俱为我有，则根本可久大矣”②。从这个军事部署看，虽然由于对侵略者可能助清守城甚至出面狙击太平军估计不足，但军事部署还是统筹大局的，是有一定的战略眼光的。上海没有攻下，当时安庆告急，洪仁玕立即又部署围武汉以救安庆的计划。他把安庆、武汉这两个上游阵地看得很重。他说：“夫长江者古号长蛇，湖北为头，安省为中，而江南为尾，今湖北未得，倘安省有失，则蛇既中折，其尾虽生不久。”①这个见解也是有独到之处的，但围武汉救安庆的计划由于陈玉成到黄州后没有挥兵进攻武汉造成军事上失误，也由于李秀成配合不力而贻误战机，武汉没有攻克，安庆保卫战处于十分危急阶段。

正当陈玉成和清军在安庆城外激战之时，洪仁玕奉命到皖南和林绍璋、吴如孝筹兵，并率部两万余人前来救援。但这支部队是临时拼凑起来的，洪仁玕有筹划之力，却无指挥作战的实践经验，救援部队指挥权借重老将林绍璋，而林绍璋又是早年湘潭失军酿成大祸的将领，生性怯弱又摆老资格，根本不听陈玉成的指挥。陈玉成在安庆大营《致章王林绍璋书》中曾指责林绍璋说：“殿下之兵，一战未开，即行自退，如误大事是殿下一人所误也。”陈玉成批评林绍璋是“轻举妄动，自惑军心”②。在这种情况下，洪仁玕两次救安庆都未能奏效。安庆失守后，洪仁玕十分痛心，他说：“我军最重大之损失，乃是安庆落在清军之手安庆一失，沿途至天京之城相继陷落不可复守矣。”③洪秀全不分青红皂白，因安庆失守革了洪仁玕的职，由正军师降为副军师。大约在这前后，洪仁玕掌理的外交大权也被剥夺了。

①洪仁玕：《立法制諠谕》，《洪仁玕选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7页。①《资政新篇》，《洪仁玕选集》，第4页。

②洪仁玕：《立法制諠谕》，《洪仁玕选集》，第27、28页。

③《资政新篇》，《洪仁玕选集》，第21页。

①《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第2册，第851—852页。

②同上书，第852页。

①《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第2册，第852页。

②《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第2册，第852页。

③见《浙江日报》副刊，1956年9月23日。

据说是因为和外国传教士关系过于密切，洪秀全不高兴，才不让他掌理外交的。

洪仁玕在天京的实际掌权时间并不太长，安庆失守被革职后，他虽然回到天京，但由于军事形势日下，也很难左右朝政了。天京失守的前一年十一月，洪仁玕便奉旨出京催兵催粮。天京陷落时，洪仁玕在湖州，幼主洪福瑱逃到湖州，洪仁玕就担负起卫护幼主的任务。他认为湖州势孤“恐难建都立业”，主张到江西联络侍王李世贤所部，然后北渡河南与陈得才部汇合，以图振作。但是，当他到江西时，李世贤早走赣南，洪仁玕、幼天王势单力薄兵败被俘。他履行了他早在咸丰十年（1860）的誓言：“宁捐躯以殉国，不隐忍以偷生”，坚贞不屈，决心效法文天祥，“至于得失生死，付之于天”。临刑之前，曾写绝命诗一首，其中写道：“英雄正气存，有如虹辉煌；思量今与昔，忿然挺胸膛”；“一言临别赠，流露壮思飞；我国祚虽斩，有日必复生”①，坚信革命事业最终要获得胜利。洪仁玕最后为清廷所杀，被杀前他大义凛然，视死如归。

①《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第2册，第853页。

（谢选骏指出：洪仁玕《资政新篇》和《天朝田亩制度》类似，都是纸上谈兵、无从实施的乌托邦。不过他的咒语“我国祚虽斩，有日必复生”倒是说对了一步——洪秀全阴魂不散，百年之后附体在毛泽东身上了。毛泽东挺尸之后，这个阴魂又在游荡，试图寻找新的僵尸。）

【第六章 杜文秀】

第一节 永昌惨案

杜文秀是近代以回族为主体的云南各族人民联合反清起义的杰出领袖。

文秀字云焕，号百香，回族，云南永昌府保山人。生于道光三年（1823）十一月初八日，幼聪颖负大志，应童子试，名列前茅。岁补廪生，中秀才。清朝政府自嘉庆、道光以来吏治腐败，社会矛盾激化，危机四伏。又对回族实行空前的高压政策，民族矛盾日益严重。这时，云南地方回、汉民族经常以日常琐事发生冲突。永昌地处西南边陲，这种冲突尤为突出。地方官吏或敷衍塞责，不能认真办理；或挟私徇情，任意抑扬。于是是非混淆，舆论失实。回族人民衔冤难告，嫌怨日深，从而酿成了大规模的回汉械斗和屠回巨案。

嘉庆五年（1800），顺宁府（今凤庆）悉宜银厂回汉民因口角争斗，事态扩大，回民被击杀18人①。道光元年（1821），云龙州白羊厂回民与湖广及临安汉人“因争厂地■硐挟嫌”，发生械斗，双方死伤多人，其中回民居多。回民赴京控告，地方政府奉旨处理，给回民死者每尸给银9两，草草了事②。道光十九年（1839），缅宁（今临沧）官府唆使地方恶棍屠杀城内回民1700人，同时将城郊五寨回民170余户，全部焚杀①。劫余回民在张富、马效青、黄巴巴、蔡发春率领下，聚众自卫。

清朝地方官府始则“助汉抑回”，终则公开屠杀回民。缅宁事件很快冲击到保山。保山县城内有回民4000余人，城外50余村均有回民居住。道光二十三年（1843），汉人万春组织烧香会，将金鸡村等七哨汉民，组成数百人一香，或千人为一香。势力既成，目无官府，率众围困县城，企图尽屠城内回民。幸赖太守陈芝楣多方排解，虽未酿成大祸，但嫌怨已深。二十五年（1845）四月，保山城东板桥地方回汉青年因唱秧歌，发生口角，进而斗殴。回汉之不肖乘机煽惑，纠纷日益扩大。而保山县之官府已被汉绅所包围，与香哨首领呵为一气。始则拆毁板桥清真寺，焚烧当地回民房屋。接着又对金鸡村、八达营、乙丑村等处回民大肆屠杀，脱逃出来的回民前往保山城内避难②。

八月，张富等在距保山城六十里地的丙麻地方大败清军，邓川知州恒文据此以为保山城内回民“悉属匪类”，密召香首周曰庠、练首沈聚成密谋策划，亲授屠杀回民机宜。九月初二日黎明，哨练入城。城内原住回民加上从城外逃进城的，共有8000余人，“无分老幼男妇，混行杀戮”。杜文秀阖家遇难，仅以身免。他的未婚妻马小有姑被恒文家奴黄贵掳匿。当时人即称此为“永昌惨案”。清吏昏庸，回汉之争，至此转为纵汉杀回的局面。风声四播，人心益增不安。保山以外各州县，也不时发生流血事件。

②转引自牟安世：《太平天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7页。①本文原载《回族人物志》第4册，宁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②《白羊厂回汉械斗案》，荆德新编《云南回民起义史料》，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10—11页。①《白羊厂回汉械斗案》，荆德新编《云南回民起义史料》，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10—11页。②《马文昭叩阍封章》、《缅宁回民叩阍稿》，白寿彝编《回民起义》第1册，神州国光出版社1952年版。

第二节 北上叩阍

道光二十六年（1846），杜文秀星夜绕道至昆明，向云贵总督贺长龄上诉，长龄未能秉公办理。文秀与丁灿庭、白廷杨、刘义、沐文科北上京城叩阍。要求严惩永昌屠回案的凶犯，为死者昭雪。二十七年七月，道光帝命陕西巡抚林则徐为云贵总督“赴滇审办”。则徐抵滇，以“只问良莠，不分回汉”相标榜，实为永昌官绅所左右。道光二十八年（1848），林则徐师次永平，判七哨凶徒430名；与此同时，他认为滇西回民“良善少而顽梗多”，判回民491名，还冤杀各县回族士绅76人③。更以“安抚”为名，将保山孑遗200户“难回”强迫押送瘴毒之地潞江西岸的官乃山居住。文秀于二十七年九月被刑部押解回滇，他看到永昌惨案如此了结，实出预料。冤案未雪，孑遗者又面临灭种之横祸。他在压力之下不得不书写“遵断甘结”，表示承认林则徐对此案的判决，因此还落了个“状告失实”的罪名。他家资荡然，无以为生，又不愿迁居官乃山瘴毒之地，便辗转于成都、蒙化（今巍山）之间。在成都忧愤成疾，几乎病死。继至蒙化，暗中结盟，建立了“忠义堂”、“永胜堂”，联络各地义士，宣传太平天国金田起义消息，俟机应变。

叩阍的失败，使杜文秀丢掉了对清廷的幻想，最终被迫走上了武装反清的道路。

③李丙元：《永昌回汉互斗及杜文秀实行革命之缘起》，《回民起义》第1册，第15页；盛毓华《永昌回汉互斗案节略》，《云南回民起义史料》第63—64页。

第三节 丙辰惨案

咸丰六年（1856），有临安矿商与回民争楚雄石羊银矿，诉于官。官府裁决不公，见临安人势盛则扶临安抑回，回人势盛则扶回抑临安，导致流血械斗，互有死伤。临安人退出矿区，将其积恨转移于一般回族民众。二月，临安人尽屠南安、楚雄、三井、武定、广通、禄丰等处回民，并扬言要进省屠杀由楚雄逃至昆明的回民。于是，滇东南的新兴（今玉溪）、昆阳、澄江等地回民风鹤频惊，一如道光年间永昌的回民，人皆自危。

有新兴武举马凌汉，“恨临人之强横”，“怒官吏之不为保护”，便挺身而出，于四月初九日率众从海口到达昆明，驻顺城街清真寺内，意在堵御临安人，保护省城回民。省府不察，派昆明县王某、邑绅黄琮等出城弹压，令其解散。凌汉历诉回民受害情形，请求申雪，官府漠然视之，对临安人反行袒护。凌汉愤极大骂，官府对城内回民益加疑惧。

时藩司青盛，素歧视回民。黄琮奉旨团练，私意亦在制回。今见马凌汉此举，遂起剪除回民之心。碰巧马凌汉在城外打了一次胜仗，有省城陕西回族武举妥福、妥寿前去慰劳。官绅对省城回民疑忌更甚，藉此诬告妥氏“造无门之锁，阴谋作乱”，胁迫巡抚舒兴阿密饬各府厅州县灭回。

初十日，舒兴阿召集临安人和各乡团练绅士入城，听号令。十六日，青盛自上院出，当众紧急宣布：“凡遇回人，格杀勿论。”以黄琮为首的团练和临安恶霸，分头搜杀，“不论良莠男女老幼悉殄灭之”①。历时3日，杀犹未已。十九日，青盛母亲外出，道经沙腊巷口，见被杀的回族妇女剖腹街头，卧于血泊之中，胎儿还蠕蠕转动，非常愤慨，回去责骂青盛说：“男子作事与妇人何涉，乃惨毒至此也！”①因此，杀稍止。然回民仅剩余数十人，押禁在臬署中。妇女投水未死者，则囚禁于报国寺、荩忠寺。临安人见有姿色者，则割襟为记，然后抢劫而去，当时人称这种做法为“割襟”。

这次大屠杀，昆明回民被杀者2000多户，2万余口，较道光年间永昌惨案更加残酷，影响更为恶劣。云南地方最高当局在屠杀省城回民的同时，又传令各府厅州县“聚众杀回，须横直剿灭八百里”。各地官绅、团练便打着“奉宪灭回”的牌子，掀起“灭回”的恶潮。临安、昭通、腾冲、元谋、武定、元江、鹤庆、丽江、剑川等地回民先后罹难。各地回民得不到保护，只得奋起反抗以自卫。一场回民抗暴自卫的风暴席卷全滇。马敏功、马如龙、马德新起于临安；马二花、马连升起于东川、曲靖；马凌汉、杨振鹏起于昆阳、海口；徐元吉起于澄江；田余庆起于河西；马荣起于寻甸。于是，三迤糜烂，滇局不堪收拾。此年岁在丙辰，时人称这次大屠杀为“丙辰惨案”。

①马元：《林则徐与“白绫血书”》，《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四）》，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①马观政：《滇垣十四年大祸记》，《回民起义》第1册，294页。

第四节 大理政权的建立

杜文秀既结盟于蒙化，静观时变，及闻楚雄、昆明屠回噩耗，知大祸再起。

三月，滇西北鹤丽镇标千总张正泰聚集无赖游勇，歃血为盟，成立“合义堂”。七月，屠杀鹤庆、丽江、剑川回民，进围邓川、浪穹，兵锋指向大理。大理及郊区回汉冲突不断升级。八月初，大理回民惊恐万状。回民父老求知府唐惇培制止。唐惇培表面上召集回汉士绅商订“互保”条约，实则以堵防张正泰为名，将回族团练全部调往上关防守。回民又请求知县毛玉成保护，毛玉成率众向唐惇培和迤西道林廷禧请命，均遭拒绝。毛玉成垂泪而已。此时有贵州回民吕藩，住在丰城庄，素以多策谋称。情势危急，回民都来找他问计，表示愿意听从他的驱使。吕藩说：“某日黎明，团练汉人将来夺村。我们预先准备好引火之物，埋伏在附近汉村中。等到他们出兵，各村同时放火，他们会心慌意乱，不战自溃了。”大家按照他的主意办理，各个回民村庄幸得一时保存。大理城内回民看到求官府保护无望，只好分区设防，筑起木栅，防备攻击。

初九日，团练期满，迎团于四乡。火烧回族村寨、清真寺。初十日，团练围攻大理西门，回民拼死抵抗，血战数日。后赖有死士50余人，奋力占有武营军库，得火药若干、大刀多柄、陈旧火枪多枝，得以暂时勉强抗拒。蒙化回民于事前两日得大理回民求救书。“忠义堂”的领导人即在清真寺开会，决议救援。他们通知各村共募得志愿青年近千人。共举马天有带队冲锋，蓝金喜、马朝珍、马金保统帅中军，马三进士办下关粮草事务，马云霄督后队，杜文秀则订行军律例、掌军法。同时通知“永胜堂”，共起弥渡、赵州回众，会师大理。

八月初五，鸡鸣起行。卯时，已距下关不远，遥见关外汉团来屠下关、营头上、小关邑等处回民。红旗②业已进关，有即与城内汉团会合之势。马天有出其不意，挥众而上。红旗军惊溃，马天有遂入下关，进据大理。清军团练均未大战而散，知县毛玉成、迤西道林廷禧，死于乱军之中。知府唐惇培逃往宾川，死于途中。提督文祥时在姚州，分兵回救，为时已晚。其时，张正泰急向大理奔来，回民军分三路出击，大败张正泰军。

杜文秀暨蒙化回民，既据有大理，远近回民，应者日众，势力渐大。蓝金喜、马金保、马朝珍、马良、杜万荣、马名魁等，都自矜有功，各不相下；金喜贪财务得，御下寡恩，更失人望；更有甚者，借机报复，侵扰人民。回民内有识之士，都恐自开衅端，遗人间隙。便发起大会，共同商讨。会中金喜等竞相夸伐，独有文秀沉默不语，最后才说：“欲举大事，须收拾人心，不当专尚武力，且汉众我寡，尤须重用汉人。”大家都佩服他的见解，吕藩尤力赞其议。于是下令严禁杀戮无辜，掳掠民财，并厚葬知县毛玉成。对同情回民的文祥夫人予以抚慰。于是回汉仇杀的局面，顿成过去。而援回抗汉之师，转化成协和回汉各族共同对抗腐败的清朝地方政权的团体。

九月二十五日，文秀被推为“总统兵马大元帅”，升坛授命，授吕藩为军师，马金保为中军将军，杨荣为骠骑将军，刘纲为平东将军，陈义为镇西将军，马良为平北将军，朱开元为平南将军，蓝金喜为奋勇将军，杨德明为左翼将军，宝文明为右翼将军，马天有为前军将军，马朝珍为后军将军，张子经为总理军机正参军，马国忠为总理军机左参军，马印图为总理军机右参军。马安国为都掌教，管理伊斯兰教事务。此后又陆续设官授职。大抵武职为将军、大将军、都督、中郎将、翼长、领军、指挥、先锋、统制等，文职为参军、大参军、参议、参谋、主政、主簿、司务等；又有大冢宰为文职之最高领导，大经略为武职之长，有大司马为军事要员，承审司为司法之官。任用之人，开始以回民为多，其后则汉人之数目大增。对各少数民族旧有之土司根据其原来职位之高低授以抚夷大都督、抚夷大将军、宣政司、副宣政司等职。做到“外连夷长，内结汉民，进无异心，退有余地”①。宣布起义军的纲领：“遥奉太平天国南京之号召，革命满清。”

文秀手订《管理军政条例》，内有关于帅府执行5条，关于镇守官吏执行14条，关于军令执行28条，关于行营23条①。略见其政治建树之大概。一、保举官员，须审查才能，酌量功勋。果然堪授此职，方可保举前来。亦须循序渐进，勿得越级滥保。若有不论才能功勋，或私自受贿，或亲故滥行保举，实属不重名器。一经查觉，本人罢职，该保举官滥保一员，降一级，二员降二级；如至十员以上，罢职。

一、地方税课，旧有例者，方准抽收。不得私加名目，妄自征收。如土产等类，亦不准勒逼抽取。违者，一经查觉，小者记过，大者参处。

一、府厅州县各衙门内，不须多养闲人。至六房书吏，两班差役，以及门房签押各行，须择忠厚明白者用之。一切猾吏，不准任用，以为民害，并量其事之轻重劳逸，每月分别等第，给以工食，不准私索民间分文。如有私索一两至五（十）两者，杖一百追赃；自十两以至二十两者，杖二百，追赃抄家；自二十两以至五十两者，拟绞；至一二百两以上者，拟斩。

一、文武官员，无论镇守地方，或攻开地方，不准估娶民间妇女，为妻作妾。违者，罢职。

一、发兵征讨地方，须委统带官一员，即如元帅亲临。所有各将官，无论何职，务须听号令，勿得违抗。如违，准管带官按所订军令认真惩办，而统带官亦须秉公提调，量能委派，不得于所喜之人委以平顺之事，故意使之成功；亦不得于所恶之人，委以凶险之事，故意使之获罪。如违，实属存心偏袒，有负委托至意，应参处拿问。

一、带兵官经过投诚地方，如有擅入村寨，妄动一草一木，奸淫吓诈等情，查出，不论官兵，均枭首示众。

一、族分三教，各有根本，各行其是。既同营干事，均宜一视同仁，不准互相凌虐。违者，不拘官兵，从重治罪。

一、官兵如经过文武庙宇，不准驻扎。违者，治罪。

杜文秀深受清廷实行的反动民族政策之害，从永昌和昆明惨案中他认识到，直接下令杀害回族人民的罪魁祸首是清廷各级官吏，挑拨回汉“互斗”的也是清廷，汉族人民也“同受其害”，是无辜的。文秀为此制订和执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大力改善回汉关系，加强民族团结。他“重用汉人”，“不分汉回一体保护”，“回人犯罪较汉人定罪加严”。在他的297名统属官职中，汉、白、彝、景颇、傈僳、纳西等族官员就有284名，回族官员仅13人。

②马观政：《滇垣十四年大祸记》，《回民起义》第1册，294页。

①当时清军团练执红旗，回民军执白旗。

①《钦定平定云南回匪方略》卷47。

文职36名内阁参军中，大都为汉、白族。十八大司中汉族有大司寇李芳园，大司成梁国玉，大司略董飞龙；白族中有大司卫姚得胜；彝族有大司防李文学。杜文秀指出：“至若迤西，回之受职者数千，汉之受职者数万。”大理政权军队中，“汉兵十之七八，回民（兵）十之二三。”他对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十分尊重。杜文秀在民族政策方面用力最勤，效果最突出。民族问题在当时当地是最不好解决的问题，杜文秀成功地解决了。从而实现了回、汉、白、彝、纳西、傣、傈僳、景颇各族人民联合反清的政治局面，为大理政权坚持18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杜文秀依李芳园的建议，“改正朔，蓄全发，易衣冠”。废除府厅州县制，把属地改为64四■，每■设大使1人（镇守使）、参军1人（州县官）、主簿1人（管财务）、承审司1人（管司法）。进而严明法制，廉洁吏治，稳定了社会秩序。传说，当时滇西“偷盗绝迹，夜不闭户”。

杜文秀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对发展农业、商业、矿业、手工业生产极为重视。兴修水利，发贷耕牛、籽种给农民耕种。农忙季节则避免大量调动军队和征调夫役。规定“田赋征粮米，除丁银”。“地方税课，旧有例者方准抽取。不得私加名目，妄自征收”。“每年征粮一次，其余大小苛敛一律豁免”。并轻征商税招徕外地商人、商贩和手工业者免税；在交通要道或险要地带派兵保护，以利外地商人通行；在外商贸易之地设立专门办事机构；对进入滇西货物数量及其价值进行登记，如其在境内被盗或遗失，由地方当局负责赔偿；整修道路，促进滇西与四川和缅甸之间的贸易；在大理南门外、永昌、腾越等地设立行店和货栈为商人提供方便。滇西地区商业和手工业发展较快，一些城市的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大理城内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滇西地区“百姓安居乐业”。

伊斯兰教受到了保护，还有了一些发展。掌教阿訇有一定的地位，有的大掌教直接参与政事②。文秀下令修复了各地被清军毁坏的清真寺，在大理城内新建了几座清真寺，各清真寺设立“经馆”，聘请著名经师担任“经馆教谕”、“训导”，发展经堂教育，培养伊斯兰学人。同治元年（1862）刊刻《古兰经》，名曰《宝命真经》，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古兰经》刻本。自咸丰六年（1856）杜文秀得大理建立政权，延揽人才，励精图治，扩充军队，向四方发展。经11年之久，至同治六年（1867）十月，大理政权已奄有云南之半。昆明西之镇南、姚州、赵州、弥渡、宾川、云南、邓川、浪穹、云龙、丽江、鹤庆、剑川、永昌、永平、龙陵、腾越、顺宁、云州、缅宁、永化、蒙化、大姚、姚安、广通、中甸、维西、禄丰、安宁；昆明南之思茅、普洱；昆明北之罗次、武定、元谋、禄劝，均已归大理政权掌握。其最盛时已占有云南53座城池。昆明东之曲靖、寻甸，阳受云南政府的任命，实亦阴听杜文秀的指挥。贵州方面，则有金万照、张翎翔、马河图等，占据新兴府及普安厅所属各州县。陕西、四川方面，则有蓝大顺、蓝二顺、蓝朝鼎等先后攻至绵竹、西安。这几方面都是大理政权的别动队。此时大理政权几近掌握西南各省。

②详见《回民起义》第2册，111—120页。

第五节 四反围剿

咸丰六年（1856），大理政权建立伊始，提督文祥奉朝廷命自姚州向大理进发。都司何有宝奉恒文命西上，与文祥会师。何有宝骁勇当前锋，所向披靡，从镇南直攻至红岩、赵州，距大理30里。杜文秀亲率大军前往迎敌。暗派吕藩诱说何有宝之子自清。文祥拟诱捕何有宝父子斩之。何有宝杀捕者，远遁。杜文秀挥兵掩杀，文祥营溃乱，退回镇南。清军第一次西征，被杜文秀击败。

十年（1860）二月，提督褚克昌倾师西犯，连陷姚州、大姚、云南等县后，又分兵进攻红岩、弥渡、宾川。大理震动。杜文秀亲率大军于红岩、赵州对敌，急调扬威大都督蔡发春于云州星夜来援，乘其不备，相继克复红岩、弥渡、云南县等要地。时迤东南友军马如龙率领东南回民义军赴迤西援助，自曲江出发，取道通海、.峨（峨山），出易门，入南安州（今双柏）。宜良汉族诸生李芳园亦率部由安宁经易门至南安州，联合攻取广通县，进占楚雄，截断褚克昌后路。褚克昌粮运不济，军心动摇。七月，蔡发春攻克褚克昌的宾川大营，褚克昌兵败身亡，全军覆没。清军第二次西征，也被杜文秀击败。

同治二年（1863）八月，署云南布政使岑毓英镇压了迤东曲靖等地回民起义军，率大军西征，破杜文秀于罗川，进占楚雄，分军取景东，复元谋、镇远。邓川、云南、赵州、浪穹、鹤庆、弥渡、宾川均不战而得。继陷永北，败杜文秀于镇南。岑毓英遂命张润、张愉等攻上关，钱大川攻下关。杜文秀督师力战，清军攻上下关者皆败。杜文秀挥兵追击，诸城已失复得。岑毓英腿部中伤，命李惟述扼楚雄，余部退归省城。清军第三次西征，历时一年，终被杜文秀击败。

同治六年（1867）正月，马如龙已降清，为临沅镇总兵，继署提督，久久无功，不为清廷大吏信任，急于立功自效。清军分中路（西路）、北路和南路发起攻势。中路又分为二支：一由参将杨振鹏、副将李惟述指挥，自楚雄攻镇南；一由参将杨先芝、游击合安国指挥，夺取姚州。北路由昭通镇总兵杨盛宗指挥，自昭通进攻永北，再出鹤庆、丽江，攻占上关。南路由署腾越镇总兵田仲兴和署普洱镇总兵李锦文指挥。其一自景东攻蒙化，一自普洱攻威远、云州和缅宁。马如龙亲率宾9000，在楚雄、定远之间往来策应①。四月，杜文秀分三路反攻，一出大小骠川进攻楚雄；一援镇南，攻大姚；一驰援姚州。马如龙本与杜文秀同时起兵反清，其部下大都为回民，今马如龙同室操戈，屠杀同族兄弟，部下多不乐意。合安国、杨振鹏且与杜文秀暗有联络。马如龙军容虽盛，实无战志。未几，杨振鹏溃于宾川，合安国溃于姚州，李惟述退保楚雄。其北路杨盛宗溃于永北，撤回昭通。南路以“瘴疫盛行，粮饷不继”为借口，田仲兴退守新平，李锦文部撤归普洱①。马如龙称病，引兵东归昆明。清军第四次西征，又被杜文秀击败。

①田汝康：《有关杜文秀对外关系的几个问题》的文章后注文43引“印度事务部档案”称：大理文职官员等级表中包括一些宗教领袖的官衔，如维持清真寺都掌教（从二品），都掌教（正三品），副都掌教（正四品），都掌教典籍（从四品），都掌教中书（正五品），司经馆教□（谕）（正五品），司经馆训导（正六品），司经馆主簿（正八品），司经馆司务（正九品）等。这段记载的实施情况，尚不了解。①《钦定平定云南回匪方略》卷28，6页。

第六节 反招抚

清朝云南地方当局对大理政权实行军事围剿不能得手，巡抚徐之铭奏请朝廷从事招抚。以马德新为云南伊斯兰教著名学者，人望甚著，马如龙与杜文秀同为回民，遂委马德新、马如龙出面遣人西上议和。同治元年（1862）二月，派马载堂抵大理，招抚未成，马载堂反被杜文秀说服留居大理任职。五月，遣督标中军副将杨振鹏奉命再赴大理劝降。行前马德新、马如龙分别致函杜文秀。杨振鹏尚未到大理，五月十五日杜文秀即致书杨振鹏，说明不可议和及难于议和之故，并劝其“无烦尊驾到榆”。其文云：想滇南大势，自兴师以来，我等所据城池不少，所戕官员甚多，而今竟转和息，复予官职，是无异杀刺史者为刺史，杀宰相者为宰相。体制何存？在朝廷岂不虑贻笑于天下后世乎？推其心，不过因江南未靖，西洋复来，各省纷争，天下鼎沸，暂为缓此急彼。俟彼处稍定，必将举全师以压我境。迨至彼时，我兵已散，我将各离，始知朝廷包藏祸心，则谋不及施，勇不及逞，嗷嗷待毙，悔之晚矣。此不可和者，一也。

数年以来，我兵到处，杀其父母，夺其子女，搂其玉帛，焚其房屋。凡受害者，无不饮恨于心。所恃者，用威之后，继之以恩。纵有一二不平之人，亦因兵权在我，一切精壮尽为我用，彼即思逞，附和无人。若一从和，则精壮散，兵权分，不平之人于以得计，暗中调为，乘隙生变，以雪前仇，以报前仇。彼时外兵压境，内患迭兴，真使我等手足无措，必将坐受其困矣。此不可和者，二也。

当此时也，我以图谋大事，渐民以仁，摩民以义，凡有驱策，莫不听命。则此时之民，无不视我为父母，即视彼为仇雠。为我驱策，无不听命。若一从和，是为朝廷之民，归之朝廷。彼又将视朝廷为父母，视我为兄弟。一旦有变，犹欲驱百姓以迫敌，则是驱兄弟以攻父母。有是理乎？有是理乎？况为兄弟也者，势必顾父母以攻抗傲之兄弟，未有顺弟兄以攻恃怙之父母。此不可和者，三也。

若一从和，则半年两载之后，或朝廷另委督抚，另委提镇，来滇视事，将现受其职者调往别省。欲不从，则抗违君命。欲从之，则虎已离穴。当乎其际，势必不从。不从，即叛矣。昔日之叛，实因灭回激成，犹可说也。后日之叛，必因违君命而起，有何言哉？则前日之误，犹为不误，后日之误，终为大误矣。此不可和者，四也。

天下穆民，本属一家，何分低昂，今之所设都督、将军、先锋、统制等官，外虽各有官职，而内实顾持教门。所以远近亲友，无不乐从。若一受大清之职，则某也身荣显贵，某也食贫居贱，富贵失望，贫贱攸分，人心含怨，势必至操戈入室，同类相伤，祸有不可胜言者矣。想朝廷以和相议，以官相饵者，尽在此矣。此不可和者，五也。

抑或谓：既受清职，权自我操。远近亲友，莫不尊亲。岂不思曩日之督提镇州县府厅，实因灭回之故，遂至戕杀多员。彼朝廷命官尚难免此，况由叛而得之官乎？异日人思报复，心怀不平将谓我杀官而得官，彼又杀官而得官，又何不可乎？出乎尔，反乎尔，事有必至者矣。此其不可和者，六也。至若迤西，回之受职者数千，汉之受职者数万。十八土司俱各袭职。文则划策，武则立功。三教同心，联为一体，纵不能远期大成，亦可以偏安小就，效法南诏，历年八百。其诸时势，差堪自信。若一从和，则回之受职者固无庸议，汉之受职者将置之于何地乎？富贵失望，贫贱交迫，势必至操戈入室，同类相残，祸有不可胜言者矣！此难于和者，一也。

凡此旧官，秩然有序。若谓现在城池，即令守其土者仍旧职守，我迤西官多地少，安彼则此怨，安此则彼怨。况此同僚，视为手足，一切英雄，素有大志，誓不愿为贪官所屈。若一从和，则各率兄弟，分别四方。昨接来函，传集百议，无一应者。此难于和者，二也。

现在迤西边患已息，内政就绪。府厅州县安堵如常。士农工商，各归本业。同心捍卫，众志成功。一闻讲和，纷纷聚讼，情愿敌忾，不愿从和。犹恐误中奸计，别生事端，则已安之地，反遭蹂躏。揆之人情，和之一说，不惟回不愿，而汉更不愿矣。此难于和者，三也。②文秀对于当时不能妥协的局势，洞若观火。大理政权领导集团反抗清政府情绪之炽烈，更跃然纸上。同年冬，徐之铭、马德新派田余庆三赴大理招抚，被杜文秀断然拒绝。三年（1864）四月，马德新亲赴大理“和谈”，当他劝杜文秀接受清政府委任的官职时，杜文秀义正词严地说：“以一个合法运动的领袖，竟卑怯地放下武器，从压迫者手里接受一个平凡的职衔，我深深替这些人感到羞耻。”①马德新大理之行也以失败告终。稍后杜文秀致马德新函说：“官吏反覆无常，前车在鉴，未可信也。且满人夺我中夏，主政二百余年，今之官吏大都忘其根本。吾三迤，回汉一心，誓绝满虏，有进无退。况今者太平天国业已克复十有余省，石达开奉命来滇，将与吾歃血为盟，互相援助，扫尽腥膻，以安吾民，指顾间事耳。”②这里指朝廷为“满虏”，革命情绪堂堂正正，坦然无讳。徐之铭的招抚政策宣告完全失败。

②《云南通志》卷110，40—41页。

①《覆杨振鹏书》，《回民起义》第2册，105—107页。

②罗舍：《清季云南回民起义始末》。

第七节 东征昆明

同治六年（1867）六月，杜文秀以云贵总督劳崇光病卒，岑毓英引军征黔未归，马如龙围剿滇西“丧师而归，人望顿失”，昆明空虚，遂决计东征。他调集20万大军，兵分五路，以扬威大都督蔡廷栋为大经略，大司戎马国春为总指挥，率大司平马兴堂、大司寇李芳园等十八大司①统摄之。杜文秀誓师，云：此次出师，本为兴汉，戒勿滥杀。如临其境，如遇其民，各当发明宗旨。但得回汉一心，以雪国仇，是为至要。统兵官等须知仁义之师，以道德为甲胄，以亲爱为戈矛，以相应之攻击。

我军有三事焉：始则锄满，次则拊汉，三则除奸。而彼军反对，然反戈矛相见。彼杀我先杀，彼止我先止。

战胜攻取之际：毋肆掳掠，毋贪财货，毋凌妇女。遇官吏顽梗不服者，杀之。良善被挟者，抚之。诸恶元凶，法所必诛，严加惩办，理宜不赦。②又传檄三迤，宣布东征的原因、目的、任务和有关政策，号召回汉各族被压迫的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反对清朝统治者，文云：总统兵马大元帅杜，为兴师五路，收复全滇，除残暴以安良善事：窃思滇南一省，回汉夷三教杂处，已千百年矣。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何尝有畛域之分？慨自满清僭位以来，虐我人民二百年余于兹矣。妖官偏袒为计，石羊起衅，池鱼皆殃；强者逞鸱张之威，弱者无鼠窜之地。尔时百姓危若倒悬，可恶妖官犹安然高枕，置苍生于不问，弃黎庶其如遗。甚至汉强则助汉以杀回，回强则助回以杀汉，民不聊生，人心思乱。

本帅目击时艰，念关民瘼，不忍无辜之回为汉所杀，更不忍无辜之汉被回所杀。爰举义师，以清妖孽。志在救劫救民，心存安回安汉。至大事之图成，惟天命之是听。无知妖官穷谋诡计，倒行逆施，杀协镇者封以协镇，杀都邮者授以都邮。高明退身，庸愚堕计。始也助汉以杀回，今也助回以杀汉；继也助汉以杀汉，今则助回以杀回。鸿沟之血未干，乌合之师突至；妄思螳臂以当车，奚啻鸡卵之击石。

今者小计略施，月奏三捷；雄师半出，功收数城。然妖官未除，祸根犹在；全滇不取，亿兆难安。况乎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用是师兴虎队，将选龙骧，粮运千仓，饷筹百万，枪炮在其前，弓弩列于后，长矛伏中，短刀相接，分五路以并进，效一怒而安民。剑戟横空，胜气腾云，千里旌旗蔽日，威镇雷动九天。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

凡尔城乡绅耆，远近士民，达务知时，不乏俊杰，转祸为福，定有同心。或率众而来归，或开门而效顺，定当量才而录用，不别户而分门。自此烽烟永靖，同登衽席之安；如其天命有归，共成王霸之业。岂不乐哉！岂不快哉！若其眷恋穷城，徘徊歧路，坐昧先机，行将后悔。况天命人心，去之久矣，纵背城航海，亦奚以为！檄文到日，凛遵勿违！此檄。③

①马观政：《滇垣十四年大祸记》，《回民起义》第1册，298页。

②十八大司为大司戎马国春，大司衡杨荣，大司藩安文义，大司平马兴堂，大司寇李芳园，大司政刘诚，大司隶刘纲，大司令马清，大司勋米映山，大司阃马旭，大司徒马德才，大司卫姚得胜，大司疆段成功，大司征马德仲，大司防李文学，大司农刘应贵，大司定马德善，大司骑马国玺。记载稍有不同。③杜文秀：《誓师檄文》，《回民起义》第2册，第127页。

五路大军出动，东北路由大司衡杨荣等指挥，出武定、禄劝，攻占富民，再东取嵩明、寻甸；东路由大司政刘诚、大司隶刘纲、大司勋米映山等指挥，沿迤西大道东进，经楚雄、禄丰，进攻安宁；东南路由大司戎马国春指挥，由禄丰下易门，占领昆阳、新兴，然后转战晋宁、呈贡；北路自鹤庆、丽江攻取永北；南路由顺宁、云州、缅宁攻取景东、镇远和威远等地。前三路为主力，后二路旨在防御清军两翼攻击。大军东下至楚雄，守将李惟述不能支，遂得楚雄。马如龙遣夏毓秀抵御于禄丰，未及战，退守安宁，再退守梁家河。七年正月，大军已迫近昆明近郊。二月，清军中回族将领杨振鹏、田余庆、杨先芝向义军投诚。至此，昆明西北南三面，悉在重围之中。大司政刘诚驻潘家湾、梨烟村、夏家窑、马街、渔村。大司平马兴堂驻柴村、麻园、黄土坡。大司勋米映山驻大小普吉、马村、小坝。大司疆段成功驻五华寺、西岳庙、土坝河。大司藩安文义、大司戎马国春驻万寿宫。大司卫姚得胜由呈贡据澄江。大司寇李芳园则奉蔡廷栋，由富民过寻甸，破嵩明，击杨林。清军自杨林退驻大板桥、小偏桥一带。清军仅余东路由昆明通宜良的粮道，“尚可绕越行走”。马如龙据守昆明，所部兵才15000人，署总兵合安国、守备马云龙、军功马学林等回族将领谋以献城。事泄，被马如龙诛杀。

清廷任命刘岳昭为云贵总督，岑毓英为云南巡抚。岳昭驻曲靖以图寻甸。毓英西上赴援，取道宜良，攻陷小板桥、金马寺、古亭庵，进至大树营，得与如龙会合，打通了滇南与省城交通线。此时清军势稍振，连夺呈贡、武定、元谋、禄劝、罗次、晋宁等地。毓英四出督战，与义军激烈争战。澄江与杨林两地的争夺尤为剧烈。双方死亡惨重。杨林之战，义军枪弹伤毓英鼻部，几贯头脑。

同治八年（1869），清军调集了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湘、川、黔、粤等省大军入滇，攻陷杨林后进攻嵩明。此处为义军东路指挥部，由大司寇李芳园、大司平马兴堂率20000精锐驻守。清军长期围困，城内粮械俱绝。李芳园、马兴堂被俘。寻甸陷于孤立无援，守将马天顺亦降。东征大军总指挥大司戎马国春闻讯后病逝于昆明城郊万寿宫。使东征大军由优势转为劣势。此时，大司疆段成功与马如龙战于五华寺，马如龙腹部中炮伤。段成功粮尽，求于蔡廷栋。蔡廷栋与段成功素有隙，竟拒不与。复贷于马清，亦不得。段成功遂与如龙约降。八月十三日，段成功率所部5000人归清。所部有不愿降者，仍鏖战至两日，始定。清军以法国开花大炮轰击，起义大军在昆明近郊200座营垒全线瓦解。蔡廷栋诈降，逸归。自此各大司军心动摇，或败或退，义军最后在土堆地方激战两月余，十一月十六日土堆失守，义军将士壮烈牺牲。杜文秀多年培养的精锐，丧失几尽。义军历时一年十个月之久的围攻昆明战役，以失败告终。

第八节 大理保卫战

嗣后，清军得以从容整理昆明附近州县，并分遣杨玉科、李惟述等率师西进。大理方面由进攻转为防御。双方互有大胜负。大司衡杨荣调度军事，杨荣骁勇有余，智谋不足，滇西军事部署大不如清，以致清军节节西上。同治十一年（1872）三月，清军迫近大理。杨荣迎战，时败清军。董飞龙、蔡廷栋守下关，虽居重围，无怯色。杨玉科行反奸计，阴说董飞龙降。董飞龙焚屋庐，易红旗，清军遂入下关。上关守将马国玺见下关火起，亦纵火逃。两关俱失，大理的屏障尽撤，战事进入城郊。时杨荣以出卖杜文秀与大理政权为条件，暗中投降了杨玉科。杜文秀亲冒枪矢，指挥作战。十一月大理环城各垒尽失，外援已绝，然城内皆百战余生，誓死抵抗。清军用开花洋炮四面环攻，并挖地道穿城下点燃火药攻之，东城墙被炸毁10余丈。义军死守，清军仍不能进。清军以27门大炮排列城墙，向下轰击，义军退守帅府和几座清真寺内。

二十五日，杜文秀召开大理政权最高军政会议。杜文秀主战，杨荣主降，争论激烈。杨荣说：“今兵临城下，内缺粮草，外无救兵，如背城决一死战，吾所愿也。我毙清军多矣，我虽死，亦得所偿矣。惟兵败之后，玉石不分，鸡犬不留，恐吾人死后，游坟诵经之人亦不可得耳。”他要杜文秀“舍一人之身，救数万生灵”。文秀气愤地说：“汝言是也。吾愿舍我一身，救閤城百姓。我庇此俦十八年矣，但愿汝能庇之十八日也。今我当全体同仁，以閤城百姓交于汝，何如？”荣说：“卑职愿负此任。”此时文秀的子女已被骗作人质，帅印也被窃走献给杨玉科。会后，杜文秀家属、亲友、佣人共百余人，全部服毒自尽。杜文秀亲率将士数百人出帅府，配合义军，向清军猛攻，奋力血战，直至二十六日天明，撤回帅府。

杜文秀血战归来，按回民习惯换水（沐浴净身），请河州老巴巴念“讨白”（忏悔词），然后升帅座，再次嘱咐杨荣说：“我今以閤城百姓交汝矣。”遂升黄呢大轿，有经生二人随从。文武分班跪送，哭泣不能成声。大理百姓堵塞街头哭送，他们都想最后再看一眼给他们带来10多年安定生活的杜大元帅。杜文秀不时揭起轿帘向沿途百姓点头致意。轿出大理北门，杜文秀取出胸前预藏的孔雀胆毒药，服之。转至萝蔔营东，清军遣四轿夫来接，至五里桥下与杨玉科相会。杜文秀说：“杨大人，本帅凑汝成功。不干城内百姓之事，汝须另眼相看。”杨玉科说：“此事皆因受逼而起，奏明皇上，终须分辨。”杜文秀说：“胜者为王，败者休。尚何言也。”言毕，杜文秀头渐垂于胸，毒发气绝。时在同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午时，是年杜文秀50岁。杨玉科取其首级连同帅印、衣冠，派人送省。当地回民将其遗体葬于下兑村。文秀有3子3女，长子宗杨、次庚杨、次成杨并次女，均于大理城破后被岑毓英处死。长女凤杨，任东征昆明的监军，同治八年（1869）五月于嵩明被俘，被马如龙杀害于昆明白鹤桥。幼女于襁褓之中被保姆从大理带出，逃至云州，得以长大成人。

十二月，岑毓英抵大理。初九日，杨荣等已降的大理政权高级军政人员尽被杀。十一日，清军将大理城内外回民驱赶至洛阳村，四面围困，一声炮响，开始屠杀，男女老少无幸免者，大屠杀持续了三天两夜，数万人倒在清军屠刀之下，洱水为赤。事后清军斩人耳人手，装满数十大筐，驰送昆明，炫耀战功。

杜文秀领导的反清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他的英名彪炳千古，永垂不朽！

①杜文秀：《兴师檄文》，《回民起义》第2册，第131—132页。

（谢选骏指出：这部《中国通史》的主编白寿衣是个回民，因此一味偏袒穆斯林，缺乏起码的中立性，缺乏史家的起码素养。我是怎么知道的呢？1981年我在云南旅行了半个月，多次看见回民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殴打汉人、气焰嚣张——这还是在和平时期，回民尚且如此飞扬跋扈、仗势欺人，一旦遇上战乱就更加可以为非作歹、趁火打劫了！中国自从有了回民，就再无一天的太平。因为伊斯兰教信仰军事征服，穆斯林彼此之间都是杀杀不休，何况对于唾弃他们杀人理论的良民。）

【第七章 慈禧太后】

第一节 从兰贵人到太后

慈禧太后，那拉氏，祖居叶赫，故称叶赫那拉。满洲镶蓝旗人。道光十五年十月十日（1835年11月29日）生于北京。父惠徵，曾任安徽宁池太广道。咸丰元年（1851），咸丰皇帝诏选秀女。次年，那拉氏被选入宫，封兰贵人。咸丰四年（1854），晋封懿嫔。咸丰六年三月二十三日（1856年4月27日），生皇长子载淳，晋封懿妃。咸丰七年（1857），晋封懿贵妃。从此，她在宫中的地位，仅次于咸丰帝的皇后钮钴禄氏。由于得到咸丰帝的宠幸，“时时披览各省章奏”①，开始干预朝廷政事。

咸丰十年七月（1860年8月），英法联军攻陷大沽炮台，占领天津，进逼北京。八月初七日（9月21日），清军与英、法侵略军大战于八里桥，清军失利，次日黎明，咸丰帝带着皇后、妃嫔、子女和一些贵族官僚匆匆从圆明园逃往热河（今河北省承德市）避暑山庄。留下他的异母弟恭亲王奕訢与英、法侵略军进行谈判。

咸丰帝即将出逃时，懿贵妃极力谏阻，忤逆了咸丰帝的意旨。到达避暑山庄之后，肃顺乘机劝说咸丰帝像汉武帝赐死钩弋夫人那样杀掉懿贵妃。咸丰帝“濡需不忍”，没有按他的意见办①。但是，懿贵妃已“声势大减，诸所钻求，不敢轻诺”了①。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1861年8月22日），咸丰帝病死于避暑山庄，6岁的载淳即皇帝位，年号祺祥。尊皇后为母后皇太后，尊懿贵妃为圣母皇太后。不久，又分别加上徽号，称慈安太后、慈禧太后，俗称东太后、西太后。

①濮兰德、白克好司：《慈禧外纪》，中华书局1917年版，第7页。

①黄浚：《花随人圣盦摭忆》，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430页。

第二节 除“八大臣”，垂帘听政

咸丰帝临死的时候，一方面派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御前大臣景寿、尚书肃顺、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等8人赞襄一切政务，另一方面又赐给皇后和载淳各一颗图章作为权力的象征。发布谕旨，均由赞襄政务王大臣草拟缮递后，请皇太后、皇上钤用图章发下。上曰“御赏”二字，下曰“同道堂”三字以为符信。慈禧太后则以皇帝生母的身份代行皇帝的职权。当时人称这种体制是“垂帘辅政，盖兼有之”②。

但是，载垣等人为了独揽大权，不仅排斥远在北京的奕訢，也不愿两位皇太后干预朝政。慈禧太后非常不满，她首先说服慈安太后，然后派人和奕訢取得联系。奕訢不顾载垣等以皇帝名义发布的“无庸前赴行在”的上谕，请求叩谒梓宫。八月初一日（9月5日），奕訢到达热河，哭祭后，慈禧太后传旨召见，载垣等极力阻挠。但是，慈禧坚决要见，多次派太监传旨。奕訢请端华作陪，端华目视肃顺，肃顺笑着说：“老六，汝与两宫叔嫂耳，何必我辈陪哉！”于是，奕訢单独进见，和慈禧、慈安太后秘密策划从载垣等手中夺权③。奕訢认为，热河是载垣等的势力范围，要除掉他们，非回北京不可。慈禧太后担心外国人出面干涉，奕訢满有把握地说：“外国无异议，如有难，惟奴才是问。”①这次密谈，长达两个多小时。在一切安排就绪之后，奕訢离开热河，连夜赶回北京。

八月初六日（9月10日），山东道监察御史董元醇奏请皇太后权理朝政，更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令同心辅弼一切事务。慈禧太后看后，非常高兴，召载垣等面谕照所请传旨。载垣等却以祖宗旧制向无皇太后垂帘之礼为理由，坚持写明发上谕痛加驳斥，并由焦佑瀛起草了一份措辞严厉的上谕稿，送交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将它和董元醇的原折留下，不予发抄②。慈禧太后召见载垣等人，载垣等怒形于色，说他们是“赞襄皇上，不能听太后之命”，“请太后看折，亦系多余之事”③。慈禧太后气得两手颤抖，小皇帝吓得直哭，把慈禧太后的衣服也尿湿了。慈安太后从中调停，劝双方“留着明日再说”。第二天清晨，慈禧太后没有传旨召见。载垣等以“搁车”相威胁，发下的折件，他们拒绝开视，说：“不定是谁来看。”到了中午，慈禧太后才将董元醇的奏折和焦佑瀛所拟谕旨发下照抄。载垣等要求钤用图章，慈禧太后也照办了。载垣等始“照常办事，言笑如初”④。载垣等以为，慈禧太后已经向他们屈服，不再把慈禧太后放在心上。而慈禧太后则利用对方的麻痹，积极进行政变的准备。九月十八日（10月21日），慈禧太后就在热河行宫让她的妹夫、咸丰帝的异母弟醇郡王奕譞草拟谕旨，准备回北京后发布。

根据商定的日程，九月二十三日（10月26日），咸丰帝的梓宫从避暑山庄启运回京。慈禧、慈安太后和载淳在避暑山庄丽正门外恭送梓宫上车后，就从小路先行，同行的有载垣、端华、景寿、穆荫。肃顺则等随梓宫后发。赞襄政务王大臣中的三位核心人物——载垣、端华、肃顺，被巧妙地分割开了。

②《热河密札》第12函。

③《热河密札》第12函。

①薛福成：《庸盦笔记》卷1，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页。

③《热河密札》第4函。

④《上谕档》咸丰十一年十月初六日。

九月二十八日（10月31日），慈禧太后到达石槽，钦差大臣、督办直隶山东军务、兵部右侍郎胜保，奏请皇太后亲理大政，并另简近支亲王辅政。九月二十九日（11月1日），慈禧太后一行进德胜门回宫。三十日（2日），大学士贾桢、周祖培，户部尚书沈兆霖、刑部尚书赵光4人联名上疏，请皇太后亲操政权以振纪纲而防流弊。政变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慈禧太后以皇帝的名义发布早在热河就已经拟好的上谕，以不能尽心和议、阻挠咸丰帝国銮、反对太后垂帘等罪名，将载垣、端华、肃顺解任，令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退出军机处。接着，慈禧太后又以载垣、端华“肆言不应召见外臣，擅行阻拦”，将载垣、端华、肃顺革去爵职拿问①。不久，肃顺被斩首，载垣、端华赐令自尽，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均被革职。之后，决定改年号为同治，以翌年为同治元年。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一日（1861年12月2日），载淳奉两宫皇太后在养心殿垂帘听政。奕訢任议政王、军机大臣，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事务，集内政外交大权于一身，成为统治集团的核心人物。

①《热河密札》第4函。

第三节 惩儆恭亲王

慈禧太后登上最高统治者的宝座之后，依靠曾国藩、李鸿章组织的地主武装湘军和淮军，勾结外国侵略势力，先后镇压了太平天国、捻军和云南、贵州、陕西、甘肃等地的苗民、回民起义，使清皇朝的统治得到暂时稳定。在统治集团内部她一方面采用洋务派“自强”和“求富”的方针，购买洋枪、洋炮，训练海军、陆军，开办一些新式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以加强清皇朝的实力，另一方面又支持顽固派对洋务派进行牵制以巩固自己的统治。

随着慈禧太后地位的巩固，她和奕訢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

同治四年三月四日（1865年3月30日），编修蔡寿祺上疏弹劾奕訢贪墨、骄盈、揽权、徇私，并要他“归政朝廷，退居藩邸，请别择懿亲议政”。尽管所劾各款，均无实据，但是，慈禧太后于三月初七日（4月2日）召见倭仁、周祖培等人时，却交给他们一份别字连篇的朱谕，指责奕訢：“从议政以来，妄自尊大，诸多狂敖（傲）。以（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看朕冲龄，诸多挟致（制）。往往谙始（暗使）离间，不可细问。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许多取巧，满口中胡谈乱道。”②谕令革去他的一切差使。这道朱谕，经周祖培等人修改后，当日由内阁颁发。

但是，这种做法，遭致许多亲王和大臣的反对。次日，惇亲王奕誴上书慈禧太后，说：“恭亲王自议政以来，办理事务，未闻有昭著劣迹，惟召对时语言词气之间诸多不检，究非臣民所共见共闻。而被参各款，查办又无实据，若遽行罢斥，窃恐传闻中外，议论纷然，于用人行政，似有关系，殊非浅鲜。”请求“饬下王公大臣集议，请旨施行”①。当天，慈禧太后召见孚郡王奕譓及军机大臣文祥等3人，令传谕王公大臣翰詹科道明日于内阁会议，将惇王、蔡寿祺的奏折发下，并对文祥等说：“恭亲王于召见时一切过失，恐误正事，因蔡寿祺折，不能不降旨示惩。惇王折亦不能不交议。均无成见，总以国事为重。朝廷用舍，一秉大公，从谏如流，固所不吝。君等固谓国家非王不治，但与外廷共议之，合疏请复任王，我听许焉可也。”于是，北京城内盛传慈禧太后的怒气已消，她对奕訢仍然信任。宫中甚至传说，恭亲王将再行辅政。

但是，在会议之前，慈禧太后召见倭仁、周祖培、瑞常、万青藜、基溥、吴廷栋、王发桂等时，却讲了另一番话，她说：“恭王狂肆已甚，必不可复用。即如载龄人材，岂任尚书者乎？而王必予之。惇王今为疏争，前年在热河言恭王欲反者非惇王耶？汝曹为我平治之。”召见后，倭仁等至内阁与王公大臣等会议，转述了慈禧太后的意见，文祥也转述了昨天慈禧太后召见时的谈话。这两种意见，截然相反。诸臣相顾愕然，无所适从，不成议而散，定三月十四日（4月9日）再议②。

三月十三日（4月8日），醇郡王奕譞自东陵赶回北京，急上一疏为恭王求情，他说：“恭亲王感荷深恩，事烦任重，其勉图报效之心，为我臣民所共见。至其往往有失于检点之处，乃小节之亏，似非敢有心骄傲，且被参各款，本无实据，若因此遽尔罢斥，不免骇人听闻，于用人行政，殊有关系。”

②《上谕档》，咸丰十一年九月三十日。

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谕原件。

②奕誴折，同治四年三月初八日。

请求慈禧太后宽其既往，令其改过自新，以观后效。慈禧太后将这一奏折也发交王大臣会议。

三月十四日，王大臣等再次在内阁会议，仍然议论纷纭。倭仁按照前日慈禧太后的面谕，起草了一份疏稿，认为醇王等疏可置勿议。肃亲王隆■惑等则赞同醇王的意见，写成另一疏稿，许多人表示赞同。倭仁不得不4次修改自己的疏稿。后来，军机大臣名列于倭仁折；礼亲王世铎及王公宗室大臣70余人则署名于肃王折；都察院、宗人府别有折；内阁学士殷兆镛、潘祖荫，给事中谭锺麟、广成，御史洗斌，学士王维珍等均有折上呈。慈禧太后感到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妥善解决，不仅会遭到统治集团内部的反对，而且会引起外国的干涉。既然惩儆的目的已经达到，于是顺水推舟，于十六日发布上谕：恭亲王奕訢著即加恩仍在内廷行走，并仍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事务。四月十四日（5月8日），慈禧太后又以奕訢因谢恩召见，伏地痛哭，深自引咎，颇知愧悔为理由，让他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议政王名目则不再恢复，奕訢的权力，被大大地削弱了。

同治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1873年2月23日），同治帝亲政，两宫太后撤帘归政。

第四节 再次垂帘听政

同治十三年十一月一日（1874年12月9日），同治帝染病，御医诊断为天花。在慈禧太后的授意下，所有内外各衙门陈奏事件，又由她批览裁定。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1875年1月12日）酉刻，同治帝死于养心殿东暖阁。戌刻，慈禧、慈安太后就在养心殿西暖阁召见奕誴、奕訢、奕譞、李鸿藻、徐桐、翁同龢等20余位王公大臣。慈禧太后首先发问：“此后垂帘如何？”一位军机大臣回答说：“宗社为重，请择贤而立，然后恳乞垂帘。”慈禧太后说：“文宗无次子，今遭此变，若承嗣年长者，实不愿，须幼者乃可教育。现在一语即定，永无更移，我二人同心，汝等敬听。”她选的这个人，就是醇亲王奕惇的儿子，她的侄子，年仅4岁的载湉。这个决定使与会诸臣都感到吃惊，醇亲王奕譞“惊遽敬唯，碰头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①。

诸臣遵命，退至军机处拟旨。慈禧太后派遣御前大臣及孚郡王奕譓等以暖舆前往宣武门外太平湖醇亲王府迎接载湉。初六日（13日）凌晨，数百名侍卫和太监手提灯笼，簇拥着4岁的载湉，蟒袍补褂入大清门，从正路入乾清门，至养心殿谒见两宫皇太后，以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的名义入承大统为嗣皇帝，年号光绪。慈禧、慈安太后又一次垂帘听政。

光绪七年三月九日（1881年4月7日），45岁的慈安太后突然死去。她的死因引起人们的怀疑。有人认为，慈安太后是被慈禧太后毒死的①。光绪十年三月（1884年4月），中法战争中，清军接连受挫。慈禧太后以奕訢“因循委靡，决难振作”为借口，免去他的一切职务，撤去恩加双俸，家居养疾。

光绪十一年二月（1885年3月），清军大败法军于镇南关（今友谊关），法国茹费理内阁倒台。慈禧太后不顾中国军民的反对，决意乘胜求和，下令撤军，并授权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巴德诺于四月二十七日（6月9日）在天津签订《中法新约》。

光绪十二年六月十日（1886年7月11日），慈禧太后面谕醇亲王奕譞及军机大臣世铎等：自本年冬至大祀圜丘为始，皇帝亲诣行礼，并著钦天监选择吉期，于明年举行亲政典礼。光绪帝当即长跪恳辞，奕譞、世铎等也恳请从缓，都遭到慈禧太后的拒绝。不久，发布懿旨：“皇帝亲政典礼，于明年正月十五日举行。”①王大臣等又纷纷上书恳请训政。经过再三请求。慈禧太后才表示同意于皇帝亲政后，再行训政数年。

①吴语亭：《越缦堂国事日记》第2册，第159—0页。

①《翁文恭公日记》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

①《慈安后薨逝二则》，《清朝野史大观》卷1，第86页。

光绪十四年十月五日（1888年11月8日），由慈禧太后作主，将自己的胞弟副都统桂祥之女指立为光绪帝的皇后，侍郎长叙的两个女儿同时入选，封瑾嫔、珍嫔。次年，大婚礼成。二月初三日（3月4日），慈禧太后撤帘归政。御史屠仁守请明降懿旨：外省密折，廷臣封奏，仍书皇太后圣鉴字样，恳恩批览，然后施行。慈禧太后斥为“乖谬”，将屠仁守开去御史，交部议处②。但是，慈禧太后的急于归政，并不是她自愿放弃权力，她的一再推辞，甚至处分屠仁守，只不过是企图使人们相信“垂帘听政，本非意所乐为”，她的垂帘听政、训政，都是“一时权宜”，出于“万不得已”。

②《光绪朝东华录》光绪十二年六月丁丑。

第五节 六十寿典与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

光绪十一年九月（1885年10月），成立海军衙门，派醇亲王奕譞总理海军事务，庆郡王奕劻、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为会办。他们禀承慈禧太后的意旨，以办海军的名义，修葺咸丰十年（1860年）被英法联军焚毁的清漪园。为了掩人耳目，恢复昆明湖水操，并设水师学堂于昆明湖。

光绪十四年二月一日（1888年3月13日），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上谕，将这一工程公开，取“颐养冲和”的意思，将清漪园改名颐和园。

光绪二十年十月初十日（1894年11月7日）是慈禧太后的60岁生日，准备在颐和园大规模地进行庆祝。光绪十八年十二月（1893年1月），委派礼亲王世铎、庆郡王奕劻总办万寿庆典。不久，又成立庆典处，专办庆典事宜。仿照乾隆年间为皇太后祝寿的成例，自紫禁城西华门至颐和园东宫门跸路所经，分设60段点景，建造各种不同形式的龙棚、经坛、戏台、牌楼和亭座。江南、杭州、苏州三个织造衙门，特造彩绸10万匹，以供庆典之需。光绪二十年六月（1894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中外舆论都认为中国必胜。光绪帝主战，慈禧太后亦主战，“不准有示弱语”①。但是，当有人建议停止颐和园工程、停办点景，移作军费的时候，慈禧太后却非常生气，说：“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身不欢。”①后来，清军在朝鲜战场上接连失利，北洋海军又在黄海之战中受到严重挫折，慈禧太后转而支持李鸿章避战求和的方针，幻想外国出面调停。由于形势日益紧张，慈禧太后不得不宣布：“所有庆辰典礼，著仍在宫中举行，其颐和园受贺事宜，即行停办。”②在大连陷落，旅顺危急的情况下，慈禧太后在宁寿宫度过了她的60岁生日。十月二十四日（11月21日），旅顺失守。美使田贝根据美国政府的指示为中日调处，先令停战，若议不成，再开战。光绪帝认为，“冬三月倭人畏寒，正我兵可进之时而云停战，得无以计误我耶？”③不愿接受。主战派与主和派之间的斗争更加激烈。珍妃之兄礼部侍郎志锐“上书画战守策，累万言”④。并与文廷式等弹劾李鸿章、孙毓汶、徐用仪等主和派大臣。为了打击主战派，十月二十九日（11月26日），慈禧太后以“近来习尚浮华，屡有乞请之事”为借口，将晋封不久的瑾妃、珍妃降为贵人⑤。一天之后，又说珍妃位下太监高万枝“诸多不法”，交内务府杖毙①。

①《光绪朝东华录》光绪十五年正月丁卯。

①《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年六月十五日。

②转引自王芸生《六十年中国与日本》第2卷，第222页。

③《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二十年八月庚午。

④《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五日。

⑤《清史稿》卷470《志锐传》。

①《清德宗实录》卷352，光绪二十年十月壬申。

接着，将奉光绪帝之命在热河练兵的志锐召回北京，调充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并裁撤满汉书房以孤立光绪帝。但是，主战的呼声并未因之停止。十二月初一日（12月27日），御史安维峻上书，请杀李鸿章并弹劾军机大臣，认为“此举非议和也，直纳款耳，不但误国，而且卖国”。并托之传闻说，“和议出自皇太后，太监李莲英实左右之”。尽管他表示对于这样的传闻“未敢深信”，而“未敢深信”的理由则是：“皇太后既归政，若仍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把矛头直接指向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大怒，将安维峻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②。

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三日（1895年2月7日），刘公岛陷落，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而清廷派往日本议和的使臣张荫桓、邵友濂又遭到拒绝，日本要求另派十足全权、曾办大事、名位最尊、素有声望的人为谈判代表。慈禧太后决定派遣李鸿章为全权代表赴日议。这时，李鸿章已被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革职留任。正月十八日（2月12日），慈禧太后面谕军机大臣：“即著伊去，一切开复，即令来京请训。”奕訢说：“上意不令来京。如此，恐与早间所奉谕旨不符。”慈禧太后说：“我自面商。既请旨，我可作一半主张也。”③次日，发布上谕，李鸿章著赏还翎顶，开复革留处分，并赏还黄马褂，作为头等全权大臣前往日本议和。三月二十三日（4月17日），李鸿章与日本代表签订了《马关条约》。

②《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二日。

③《清史稿》卷445《安维峻传》。

第六节 戊戌政变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掀起了一个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在维新运动的影响下，光绪帝锐意变法，遭到了守旧势力的激烈反对。光绪帝曾对庆亲王奕劻说：“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奕劻转告慈禧太后，慈禧太后非常生气说：“他不愿坐此位，我早已不愿他坐之。”奕劻再三劝说，慈禧太后才表示同意，“由他去办，俟办不出模样再说。”④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十日（1898年5月29日），恭亲王奕訢病死。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慈禧太后面告光绪帝：“前日御史杨深秀、学士徐致靖言国是未定，良是。今宜专讲西学，明白宣示。”①于是，光绪帝发布了由翁同龢起草的定国是诏。四月二十五日（6月13日），诏命康有为等于二十八日（日）进见。二十七日（15日），慈禧太后却迫使光绪帝下诏，将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开缺回籍；并接连发布几道上谕：命王文韶来京陛见，以荣禄暂署直隶总督，嗣后在廷臣工，如蒙皇太后赏加品级及补授满汉侍郎以上各官，均著于具折后诣皇太后前谢恩，各省将军、都统、督抚、提督等官，亦著一体具折奏谢。又寄谕荣禄，定于本年秋间恭奉太后由火车路巡幸天津阅操。五月初五日（6月23日），王文韶补授户部尚书，在军机大臣上行走；荣禄补授直隶总督，兼充办理通商事务北洋大臣，节制北洋三军；崇礼补授步军统领，将人事、财政和军事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当变法的诏书接连而下的时候，守旧官员非常惶恐，多跪请于太后，请她出面禁止，慈禧太后笑而不言。有人再三哭求，慈禧太后笑着说：“汝管此闲事何为乎？岂我之见事犹不及汝耶？”②七月十九日（9月4日），礼部尚书怀塔布等阻格王照条陈事务，光绪帝一怒之下，将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侍郎堃岫、徐会沣、溥■、曾广汉6人同时革职。怀塔布的妻子向慈禧太后哭诉，慈禧太后对怀塔布深表同情，“召赴颐和园，详询本末，令其暂且忍耐”①。二十日，光绪帝赏给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4人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康有为建议仿先朝开懋勤殿故事，选举英才，并延请东西洋专门政治家日夕讨论，讲求治理。光绪帝令谭嗣同拟旨，并让他查阅历朝圣训，将康熙、乾隆、咸丰三朝开懋勤殿故事写进上谕。七月二十九日（9月14日），光绪帝去颐和园向慈禧太后请求开设懋勤殿，“太后不答，神色异常”②。

④《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八日。

①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

②《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①梁启超：《戊戌废立详记》，《戊戌政变记》卷2。

②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

光绪帝感到自己的处境非常危险，召见杨锐，赐给密诏，要他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良策。谭嗣同建议争取正在小站练兵的直隶按察使袁世凯的支持。八月初一日（9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玉澜堂召见袁世凯，著开缺以侍郎候补，专办练兵事务。初三日，谭嗣同夜访法华寺，劝袁世凯于初五日（20日）请训时，请光绪帝面付朱谕一道，令其带领本部兵赴天津，见荣禄，出朱谕宣读，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为直隶总督，传谕僚属，张挂告示，布告荣禄大逆罪状，即封禁电局、铁路，迅速载所部兵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宫”③。袁世凯表示同意，并满有把握地说：“诛荣禄如杀一狗耳！”①但是，守旧势力并没有睡觉。早在七月二十日（9月5日）以后，怀塔布、立山、杨崇伊等就先后前往天津与荣禄密谋。袁世凯奉诏入京之后，荣禄即假称有英国兵船数只游弋大沽海口，传令各营整备听调。令聂士成带兵10营来津，驻扎陈家沟，以断袁军入京之路，并派人给袁送信，要他立即回防。这时，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已到达北京，光绪帝准备于八月初五日（9月20日）召见。一些维新派人士认为，如果任用伊藤等人，就可以使新政成功，国家转危为安。守旧势力则认为：“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八月初三日（9月18日），御史杨崇伊通过庆亲王奕劻呈递密折，指控维新派“蛊惑人心，紊乱朝政，引用东人，贻误宗社”，并“吁恳皇太后即日训政，以遏乱谋”②。这天，奕劻、载漪同赴颐和园，哭请太后训政，并说：“伊藤已定于初五日（20日）觐见，俟见中国事机一泄，恐不复为太后有矣。”③慈禧太后立即决定，改变原定计划，提前于初四日（19日）由颐和园还宫。慈禧太后直入光绪帝寝宫，抄走了所有的奏折，当即令人将光绪帝送往瀛台。从此，光绪帝失掉了人身自由，尽管八月初五日（9月20日）袁世凯请训，伊藤博文觐见，都按原计划进行，但是，这些活动，都有慈禧太后的心腹严密监视。八月初六日（9月21日），慈禧太后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上谕，由慈禧太后再行训政。就在这一天，慈禧太后以“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的罪名，将工部候补主事康有为革职，并令步军统领衙门将康有为及其弟康广仁拿交刑部治罪。以“滥保匪人，平素声名恶劣”的罪名，将御史宋伯鲁革职，永不叙用④。

八月初八日（9月23日），慈禧太后在勤政殿举行训政大典。由于袁世凯的告密，慈禧太后已经知道康有为等的密谋。初九日（24日），又下诏将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审讯。未俟复奏，即以“与康有为结党，隐图煽惑”的罪名，于十三日将康广仁、杨深秀、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6人杀害①。康有为、梁启超在外国人的帮助下逃亡国外。许多参与或支持维新变法的官员，分别受到了降级、革职、流放的处分。一切新政全被废除，一场自上而下的救亡图存的维新运动，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势力扼杀了。

但是，慈禧太后并不以此为满足，她还想以光绪帝病重为借口，另立新君。由于列强和一些地方督抚的反对，慈禧太后的计划没有实现。

最后，慈禧太后采纳了荣禄的建议，以光绪帝“痼疾在躬，艰于诞育”为理由，于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900年1月24日），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

③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

①袁世凯：《戊戌日记》。

②梁启超：《谭嗣同传》，《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

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杨崇伊：《吁恳太后即日训政折》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④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

①《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丁亥。

第七节 对义和团的抚与剿，对帝国主义屈膝投降

义和团运动刚刚在山东兴起、开展“灭洋仇教”的反帝斗争的时候，慈禧太后是一意主剿的。她曾多次谕令地方督抚“实力搜剿，毋得养痈贻患”②。随着义和团运动的发展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慈禧太后的态度逐渐发生变化。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四日（1899年12月6日），慈禧太后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撤换了同情和支持义和团的山东巡抚毓贤而代之以袁世凯。但是，在十天之内，她接连三次发布谕旨，要袁世凯严饬各属，“遇有民教之案，持平办理，不可徒恃兵力”①。总以弹压解散为第一要义，“倘办理不善，以致腹地骚动，惟袁世凯是问”②。这时的慈禧太后，既不敢得罪帝国主义，又害怕一味操切，会激成巨祸。她希望各省督抚慎选贤吏，整饬地方，与民休息。遇有民教词讼，持平办理，不稍偏重，化大为小，化有为无，从而达到“固根本”、“联邦交”的目的③。后来，山东义和团由于袁世凯的镇压，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直隶的义和团却得到迅猛的发展，并进入北京。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1900年5月22日），涞水义和团杀死了前往镇压的清军副将杨福同。二十九日，义和团约30000人占据了涿州。各国驻华公使在照会清廷强烈要求镇压义和团之后，又不顾清廷的反对，坚持调兵进京保护使馆。五月初三日（5月30日），军机大臣、刑部尚书兼顺天府尹赵舒翘、顺天府尹何乃莹奏称：义和团声势浩大，“诛不胜诛，不如抚而用之，统以将帅，编入行伍，因其仇教之心，用作果敢之气，化私忿而为公义，缓急可恃”④。对于这样的意见，慈禧太后非常欣赏。但是，义和团是否可靠，慈禧太后还没有把握。五月初九日（6月5日），慈禧太后派遣赵舒翘、何乃莹前往涿州，“名为宣旨解散，实隐察其情势”①。次日，慈禧太后又加派协办大学士刚毅前往涿州。当晚，慈禧太后召集王公大臣密议对付义和团的策略，经过激烈的争论，决定对义和团实行招抚。十二日（8日）夜间，各国驻京领事分别收到本国公使请即火速调兵进京的急电，立即举行会议，决定各派水师弁兵，组成近2000人的联军，以英国海军中将西摩为统帅，美国海军上校麦卡加拉为副统帅，于五月十四日（6月10日）分批乘坐火车，自津赴京。行至廊坊，遭到义和团的阻击。十五日，义和团大规模地进入北京。第二天，北京义和团开始焚烧教堂。慈禧太后派遣启秀等以她的名义慰问各国公使和他们的夫人，并派许景澄、敬信、那桐、赵舒翘等赴英使馆会晤窦纳乐，再次劝阻各国调兵进京。各国公使却联名照会总署，声称“各国之兵现已决计入京，我等无力阻止，深为贵国惋惜”②。以保卫使馆为名强行进入北京的侵略军，在各国使馆官员的指挥下，在北京街头肆意抓捕、驱赶、枪杀甚至炮击义和团和中国居民。

②《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乙未。

①《电寄档》光绪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②《上谕档》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③《电寄档》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④《上谕档》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①《刑部尚书兼顺天府尹赵舒翘等折附片》，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朱批奏折》。②恽毓鼎：《崇陵传信录》。

十八日，刚毅自涿州奏报察看良乡、涿州一带义和团情形，强调“蚩蚩之众，诛不胜诛”，“非推诚布公，剀切晓谕，使知改悔，不能期其相安，断无轻于用剿之理”①。统治集团内部，围绕着对义和团是剿还是抚，对帝国主义是战还是和的争论更加激烈。以载漪、刚毅、徐桐为代表的顽固派，主张招抚义和团，抗击列强；而奕劻、王文韶、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中央大员和地方督抚，则主张痛剿义和团，避免列强的武装侵略。慈禧太后虽然倾向于前者，但是向列强宣战事关重大，所以在一段时间里，依违于剿抚和战之间。为了争取更多的人的支持，从五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6月日至19日），慈禧太后连续召开了四次御前会议，讨论剿抚和战问题。在第一天的会议上，两派就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太常寺卿袁昶认为，义和团是乱民，万不可恃，就令有邪术，自古及今，断无仗此成事者。慈禧太后立即加以驳斥：“法术不足恃，岂人心亦不足恃乎？今日中国积弱已极，所仗者人心耳，若并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国？”②当天晚上，江苏粮道罗嘉杰派遣他的儿子面见荣禄，送上一份机密情报，据称得悉洋人照会，内容共有四条：(1)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2)代收各省钱粮；(3)代掌天下兵权；(4)勒令皇太后归政。荣禄得到这一情报，绕屋而行，彷徨终夜，次日黎明，即进呈慈禧太后。慈禧太后看后，悲愤交加，决心对列强宣战。二十一日（17日）申刻，在仪鸾殿召开第二次御前会议。慈禧太后在宣读了所谓洋人照会的前三条之后，接着表明自己的意见：“今日衅开自彼，国亡在目前，若竟拱手让之，我死无面目见列圣。等亡也，一战而亡，不犹愈乎？”与会诸臣纷纷表示愿效死力，有的甚至痛哭流涕。端郡王载漪、侍郎溥良，更是激昂慷慨，极力主战。慈禧太后又高声说道：“今日之事，诸大臣均闻之矣。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顾事未可知，有如战之后，江山社稷仍不保，诸公今日皆在此，当知我苦心，勿归咎予一人，谓皇太后送祖宗三百年天下。”诸臣又叩头说：“臣等同心报国。”于是，慈禧太后命徐用仪、立山、联元往使馆，谕以利害，若必欲开衅者，可即下旗归国。立山以自己不是总理衙门官员为理由，不愿前往。慈禧太后勃然大怒说：“汝敢往，固当往；不敢往，亦当往。”立山只好与徐用仪、联元一起叩头退出。慈禧太后又令荣禄以武卫军备战守，并要他派兵遥护身入险地的徐用仪3人③。五月二十二日（6月18日），慈禧太后召开第三次御前会议，筹议和战。二十三日（19日），慈禧太后已经得知罗嘉杰递送的情报纯属伪造。但是，法国驻天津总领事杜士兰关于各国水师提督、统领限清军于二十一日（17日）凌晨两点将大沽口各炮台交出，否则以武力夺取的照会，已由直隶总督裕禄奏报清廷。杜士兰的照会表明，战争即将开始。当慈禧太后读到这份照会的时候，大沽口各炮台早已陷落了。这天未刻，慈禧太后在仪鸾殿召开第四次御前会议，决定宣战，命许景澄等往告各国使臣，限他们于24小时内离开北京。光绪帝不愿开战，拉着许景澄的手说：“更妥商量。”慈禧太后怒斥道：“皇帝放手，勿误事！”①于是，总理衙门向各国使臣发出照会，令各国使臣及眷属人等，带同护馆弁兵，于24小时之内起行，前往天津。

①佚名：《庸扰录》，《庚子记事》，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51页。②《协办大学士刚毅等折》，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八日。

③恽毓鼎：《崇陵传信录》。

①恽毓鼎：《崇陵传信录》。

二十四日下午，董福祥所部甘军及武卫中军联合义和团开始围攻东交民巷使馆。二十五日，慈禧太后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宣战诏书。慈禧太后明令嘉奖义和团为“义民”，并令各省督抚，将他们“招集成团，藉御外侮”。清廷对义和团的方针，由攻剿改为招抚。为了加强对义和团的控制，二十七日，慈禧太后派庄亲王载勋、协办大学士刚毅统率京、津一带义和团，并派英年、载澜会同办理。但是，慈禧太后的决定，遭到刘坤一、张之洞等地方督抚的反对。他们联名电奏清廷，力主剿团乞和，并积极活动，与列强订立条约，实行“东南互保”。慈禧太后的决心开始动摇。二十九日，慈禧太后电谕李鸿章、李秉衡、刘坤一、张之洞等沿海沿江各督抚，说明此次宣战，并非衅自我开。当天下午，慈禧太后命荣禄前往使馆慰问各国使臣，并于北御河桥竖立木牌，牌上大书：“钦奉懿旨，力护使馆。”六月初三日（6月29日），慈禧太后在给各驻外使臣的谕旨中，虽仍然坚持此次兵端，并非衅自我开，但是，义和团则成了“乱民”，说什么“中国即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并何至恃乱民以与各国开衅？”要他们向各国外交部切实声明，达知中国本意，并表示对各国使馆仍严饬带兵官照前保护，对“乱民”将“设法相机自行惩办”①。在帝国主义的进攻面前，慈禧太后一方面继续声称“现在中外业经开战，断无即行议和之势”，要求各省将军督抚“务将和之一字先行扫除于胸中”，认真布置战守事宜②。另一方面，她却分别致国书于俄、英、日三国君主，请他们出面“排难解纷”①。接着，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准备与列强谈判。慈禧太后对义和团虽仍继续利用，六月初七日（7月6日），还出内帑银10万两，发给天津浴血奋战的义和团以示奖励。但是，在这之前，慈禧太后就已谕令载勋“务将假托冒充义和团，藉端滋事之匪徒驱逐净尽。倘仍有结党成群，肆意仇杀者，即行拿获，按照土匪章程惩办，以靖地方”②。六月十八日（7月14日），天津失陷。二十一日，慈禧太后又分别致国书于德皇和美、法两国总统，请他们“设法维持，执牛耳以挽回时局”③。令荣禄停止攻打使馆，并令总理衙门给各使馆送去西瓜、面粉、蔬菜、水果、冰块等物。但是，帝国主义并没有停止进攻。七月十八日（8月12日），八国联军攻陷通州。二十日，进入北京。二十一日（15日）凌晨，慈禧太后装扮成民间妇女，头挽便髻，身穿蓝布夏衫，带着光绪帝、皇后、瑾妃、大阿哥及王公大臣十二三人，在2000余名兵勇的护卫下仓皇出逃。行前，将请求让光绪帝留京的珍妃投入乐寿堂后的井中；令奕劻、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帝国主义进行谈判。八月十四日（9月7日），慈禧太后到达山西崞县，正式发布谕旨，说：“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除不可。”④由于慈禧太后的叛卖，一场反对帝国主义的群众运动被断送了。慈禧太后以为，只要她把责任推给义和团，就可以取得侵略者的谅解。

①恽毓鼎：《崇陵传信录》。

②《电寄档》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三日。

①《上谕档》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七日。

②《上谕档》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七日。

③《上谕档》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四日。

④《上谕档》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一日。

但是，各国使臣却以请太后归政，严惩支持义和团的王公大臣作为议和的先决条件，同时，要求慈禧太后、光绪帝及早回銮。在侵略者的压力下，慈禧太后于闰八月初二日（9月25日）发布上谕，以“纵庇拳匪，启衅友邦”的罪名，将载勋、溥静、载濂、载滢革去爵职，载漪撤去一切差使，交宗人府严加议处，并著停俸，载澜、英年交宗人府、都察院议处，刚毅、赵舒翘交都察院、吏部议处⑤。对于回銮一事，慈禧太后却很不愿意。因为，北京在八国联军的控制之下，一旦回銮，光绪帝就可以恢复自由，行使皇帝的权力，慈禧太后则不能“再预国政”，只有“退居深宫，以乐余年”了①。这样的条件，慈禧太后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她不仅不回銮，反而走得更远。闰八月初八日（10月1日），慈禧太后一行离开太原，前往西安。

经过几个月的反复交涉，参加武装侵略的国家除了俄、英、美、日、德、法、意、奥之外，又加上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它们共同拟定了议和大纲十二条草案。十一月初一日（12月22日），奕劻、李鸿章从美国使馆抄得这份“议和大纲”，立即电告军机处，转呈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得知没有将她列为祸首，也没有要她归政光绪帝，如获大赦，当天就电复奕劻、李鸿章，对大纲十二条，原则上“照允”。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1901年2月14日），慈禧太后发布上谕，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②。为了尽快达成和议，慈禧太后全部接受了帝国主义提出的条件。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1901年9月7日），奕劻、李鸿章代表清廷与11个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八月二十四日（10月6日），慈禧太后自西安行宫启跸，取道河南、直隶回京，在开封度过了她67岁生日，并颁发上谕，撤去溥儁大阿哥名号，立即出宫。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902年1月7日）午刻回到北京，结束了她一年零五个月的流亡生活。

⑤《上谕档》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四日。

①《上谕档》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初二日。

②《字林西报》1900年10月13日。

第八节施行“新政”和“预备立宪”

为了讨好帝国主义，缓和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欺骗人民，抵制革命，慈禧太后在西逃的途中，就以光绪帝的名义下诏罪己，下诏求直言，到达西安后，又下诏变法。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十四日（1902年4月21日），谕令设立督办政务处，作为筹办“新政”的机关，派奕劻、李鸿章、昆冈、荣禄、王文韶、鹿传霖为督办政务大臣，刘坤一、张之洞遥为参与。根据刘坤一、张之洞等人的建议，陆续实行了一些新政，诸如废科举、兴学校、派遣留学生、鼓励农工商业、编练新军、调整一些政府机构等。但是，这些新政并没有超出戊戌变法的范围。在资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迅猛发展的形势下，点滴的改良已经无济于事。慈禧太后也不得不承认，尽管“朝廷屡下明诏，力图变法，锐意振兴”，但是“数年以来，规模虽具，而实效未彰”③。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十四日（1905年7月日），慈禧太后选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等五大臣分赴东西洋各国考察政治。次年五月（1906年7月），载泽等先后回国，奏请宣布立宪。载泽在密折中说立宪有三大好处：一是皇位永固，二是外患渐轻，三是内乱可弭。经过激烈的争论，七月十三日（9月1日），慈禧太后发布了“仿行宪政”的上谕。但是，立宪的原则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①实际上是以立宪之名行专制之实，并且以“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为借口，没有宣布实行立宪的时间①。由于要求速开国会的呼声日益高涨，而参加这个行列的已经不只是资产阶级上层的代表人物，还包括一些驻外使臣、地方督抚、中央官员以至皇室成员。为了拉拢立宪派，共同对付革命党人，慈禧太后于光绪三十四年八月一日（1908年8月27日）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并且宣布：预备立宪以9年为期。

这时，清皇朝的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日益尖锐，慈禧太后“万几待理，心力俱殚”②。光绪三十四年（1908）夏天“时有不适”，九月（10月）出现了腹泻。十月初十（11月3日），她在西苑度过了她的74岁生日。由于举行庆典，她的活动过多，病情继续发展。十月十四日（11月7日），出现了“头痛目倦，烦躁不安，口渴舌干，咳嗽，时而恶寒发热”等症状。次日，又“周身疼痛，面目发浮”③。十月二十一日（11月14日），光绪帝在瀛台涵元殿含恨死去。慈禧太后为了继续掌握朝政大权，将光绪帝的异母弟醇亲王载沣之子、年仅3岁的溥仪立为皇位继承人，年号宣统，继承同治帝、兼祧光绪帝，慈禧太后被尊为太皇太后，仿照顺治朝故事，授载沣为摄政王。但是，一切军国政事，载沣都要秉承慈禧太后的“训示”，“裁度施行”④。她万万没有料到，第二天的未正三刻，她的长达47年的统治就随着她生命的终结而结束了。因为她和光绪帝的死仅相隔一天，所以光绪帝的死因引起了人们的怀疑，产生了种种传说，成为晚清的一大疑案。慈禧太后是同治、光绪两朝的实际统治者，她的丧礼，按照清朝列代皇帝的规格举行。她生前的徽号，已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十六字，她死后的谥号，将徽号全部保留，前面加“孝钦”二字，后面加“配天兴圣显皇后”七字，史称孝钦显皇后。宣统元年十月初四日（1909年11月日），葬定陵东菩陀峪，称定东陵。

③《上谕档》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①《上谕档》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十四日。

①《上谕档》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

②《上谕档》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

③《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三十四年十月甲戌。

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太医院档案》。

（谢选骏指出：前人都说慈禧祸国殃民，我说慈禧还是满清的妖星——她这个老巫婆老佛爷，连吃三只小狗同治、光绪、宣统，最后把清狗满鞑子全都打入了地狱。其中光绪狗最惨，如果他有胆一刀，早点刺死妖婆，就可以改写历史了。老妖婆自己吃完狗崽以后，就不能准别人再吃，结果满清瞬间灭亡了。于是难免，慈禧死后二十年，就被掘墓扒掉了衣裤，浑身长满了白毛，尽显出了白骨精的原型。从慈禧母狗的僵尸嘴里，还抠出了夜明宝珠，送到蒋宋美龄的怀里揣着，这窝假基督徒也不嫌肮脏晦气，结果中华民国溃败于蒋家王朝，只好龟缩到台湾鱼肉乡民去了。）

【第八章 奕訢】

第一节 兄弟积怨

奕訢，号乐道主人，生于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833年1月11日）。道光帝第六子，由孝静成皇后所生，与咸丰帝（奕詝）属异母弟。但奕訢生母孝全皇后早死，是奕訢生母孝静皇贵妃受皇后托孤遗命抚育奕訢。奕訢与奕詝同在一母照拂之下，且年龄相仿，同在书房学文读经，无异于亲兄弟。奕訢从小受到极为严格而又特殊的封建教育。他天资聪颖，颇有才气，6岁进乾清宫上书房读书，拜状元翁心存为师。逾年，翁心存以母老乞养，告假归里，奕訢乃师事贾桢。在名师教授下，他学习儒家典籍10余年，对于儒家学说是颇为精通的。道光三十年（1850），道光帝病逝，遗命奕詝即位。奕詝登基后，改元咸丰，封奕訢为恭亲王。咸丰二年（1852）分府，命仍在内廷行走。翌年九月，太平天国北伐军打到天津附近，北京告警，咸丰帝命奕訢署领侍卫内大臣，办理巡防，奉旨仍佩先帝生前所赐白虹刀，以示隆崇。十月，任军机大臣，旋兼任都统、宗人府宗令等职。

奕訢的文才武功均在奕詝之上，道光帝也最钟爱这个儿子。按清朝传统，皇位传给诸皇子中才德兼优者，奕訢有得皇位的可能。咸丰帝的老师杜受田深知奕詝的智识才具都“万不敌”奕訢，不能以条陈时政和骑马习武取胜，乃对奕詝面授机宜，以仁孝之心取悦于道光帝。一日，道光帝领诸皇子狩猎，奕詝故意一箭不发，“上问之，对曰：‘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宣宗（道光帝庙号）大悦曰：‘此真帝者之言！’立储遂密定。”①道光末年，道光帝违和，缠绵病榻，自思多年痼疾，将不久于此位。其时，奕詝伏地流涕，痛切异常，“帝大悦，谓皇四子仁孝，储位遂定。”咸丰帝得位有取巧之嫌，聪明的奕訢未必服气。由此，兄弟俩猜疑不和，心存芥蒂，只是碍于君臣之礼，彼此心照不宣，加上咸丰帝乳母（已尊为康慈皇贵太妃）去世，失去中间调节人，双方感情日益疏远。咸丰五年（1855），恭亲王生母孝静皇太后崩。早在孝静病笃之时，奕訢即请旨尊封皇太后，抚育之恩，咸丰帝不能不依奏，但奕訢请封时不免冲动，形同挟制，咸丰帝心终怏怏。孝静皇太后死后，“帝虽持服百日如制”，但在给太后上谥时却不以本朝家法而沿用明朝故事，有意“减杀太后丧仪”，谥法有异，对孝静皇太后“不系宣宗谥，不袝庙”①，表示嫡庶究竟有别。对此，奕訢深表遗憾和懊恼。手足参商，兄弟失和表面化。在奕訢异常悲痛的时刻，咸丰帝却责其“办理皇太后丧仪疏略”②，降旨撤销其军机大臣和宗人府宗令等职，仍在内廷行走，回上书房读书，以示惩罚。咸丰七年（1857），奕訢复起，受命为都统，九年授内大臣。

①《上谕档》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①《清史稿》卷385《杜受田传》。

②《清史稿》卷214《后妃传》。

第二节留守京师办理“和局”

时值内忧外患，纷至迭起，清皇朝险象丛生，危机四伏。太平军雄踞金陵，虎视江南，与清廷严重对峙，虽几经曲折，其势仍迅猛异常。江南未平，外患又起，英法联军由南犯北，进逼京师。奕訢年轻气盛，主张左右出击，以消除内外两大敌人对清皇朝的威胁。咸丰帝对外态度矛盾，主战情绪时高时低，举棋不定。咸丰八年（1858）五月，英法联军攻占大沽炮台后，溯白河西上，直扑天津，摆出进攻北京的架势。在侵略军咄咄逼人的威慑下，咸丰帝速派员赴天津谈判。奕訢对此表示不满，上奏《通筹大局不能稍涉迁就折》，反对对侵略者委曲顺从，指出“夷性无厌”，倘若“因其桀骜，勉强议准，以图暂了目前，则无厌之求，转瞬又生枝节，日甚一日，仍归于战而后已。与其追悔于后日，不若坚持于此时”③。但咸丰帝无心抵抗，为解京畿之危，他采纳钦差大臣桂良、花沙纳等人力主妥协的意见，决定接受侵略者的无理要求，签订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奕訢又立即提交了反对签约的《江岸通商贻患甚巨宜早筹战备折》，指名道姓地指斥其岳父桂良的妥协言论和张惶恐惧的心理，并提出了一些制敌方针。咸丰帝则企图通过“和谈”方式促使英法联军退兵。但是，《天津条约》的签订助长了英法联军的嚣张气焰和侵略欲望，它们向清廷提出了更为苛刻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朝廷主战派一片主战呼声。奕訢也力言朝廷只要主战，对侵略军进行坚决抵抗，“实可制其死命”①，希望咸丰帝拿定主意，坚持对外作战，上下同心，统一意志，与敌军决胜于疆场之上。再次表达了他对外主战的态度。鉴于英法两国要价太高，“天朝体制”面临严重破坏，咸丰帝也表现出强硬态度，欲修改或废除《天津条约》，并表示英、法如果带兵前来，“惟有与之决战”。于是，咸丰九年（1859）发生了大沽口激战。咸丰十年（1860）八月，清军连连败北，九月下旬，英法联军向通州以西的八里桥清军防线发动总攻。清军一败涂地，死伤惨重，八里桥失陷。侵略军长驱直入，进逼京师。咸丰帝闻讯，大为震惊，在慌乱中命奕訢为钦差大臣，便宜行事，留守北京，督办和局，自己则带着后妃和一批王公大臣，仓皇逃往热河。

清军在战场上的节节败退，“战守均不足恃”，于是奕訢的主战热情开始冷却，倾向求和。尤其是太平天国在南方的迅猛发展，使他痛感“内忧外患，至今已极”。权衡利害，奕訢得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结论，认为如不对外妥协，则内患不已，最终确定了对内镇压、对外乞和的方针。十月初，英法联军洗劫、烧毁圆明园，向清廷提出更为严厉的勒索和讹诈，促成奕訢加快了对外妥协的步伐。十月下旬，他按照咸丰帝的旨意，全盘接受了侵略者提出的苛刻要求，先后与英、法代表交换了《天津条约》批准书，并订立了丧权辱国的中英、中法《北京条约》。接着，又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就这样以中国出卖大片领土主权结局。

③《清史稿》卷221《恭忠亲王奕訢》，第9105页。

①齐思和主编：《第二次鸦片战争》第3册，第367页。

第三节 中外“合作”镇压农民起义

《北京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退回天津，迅速南驶，表示并无取代清朝统治和占据土地的野心。奕訢以为“外夷”尚执条约为据，战争的结果只是索取赔款和权益，“并不利我土地人民似与前代之事稍异”，产生了洋人“犹可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①的思想。英、法、俄等侵略者，出于各国私利，都曾先后主动表示“愿为中国攻剿发逆”①，并多次派人向奕訢表示这一愿望。“两害相权则取其轻”，他愈发坚定了先对付人民起义的信念，强调要首先“安内”，肃清“匪患”，摆脱“捻炽于北，发炽于南”的困境。所以，在咸丰十一年（1861）初，他上疏奏陈：“臣等就今日之势论之：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患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故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②在这份奏折里，奕訢虽然也看到了资本主义列强窥伺中国的侵略嘴脸，看到了中国所面临的被侵略的险恶形象，包含着防范外来侵略的因素，但是，他已经明确地提出了太平天国和捻军才是心腹之患，只有先消灭太平军和捻军，才能维护清朝统治的战略部署，开始酝酿“借师助剿”的计划，以扑灭人民革命的烈火。是年正月十一日（1861年2月20日），他和文祥、桂良等人向咸丰帝上疏建言，认为当今之势，必须采取三国时“联吴伐魏”的策略，称“今日之御夷，譬如蜀之待吴。蜀与吴仇敌也，而诸葛亮秉政，仍遣使通好，约共讨魏，彼其心岂一日而忘吞吴哉？”③要求咸丰帝和西方列强“约共伐魏”，共同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为了消除朝廷对英、法的疑惧，维持中外“和好”的局面，奕訢还提出一个原则规定，即所谓“按照条约不使稍有侵越，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数年间即系偶有要求，尚不遽为大害”①。奕訢的主张得到咸丰帝的批准，也得到地方实力派湘系军阀曾国藩等的支持，当太平军攻占宁波又连克镇海时，清廷害怕太平军会由海道北上。奕訢派人与英、法联系，大沽海口各炮台拟由英法两国派兵防守，而清军则专守北塘。对清廷“助剿”的请求，英、法欣然同意，并表示“停泊各口之船只、兵丁，悉听调遣”，以便尽早“扫除狂寇”。至此，中外反动势力终于勾结起来共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

为进一步调整中外关系，便于与列强“合作”，奕訢又奏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门负责处理外交事务。此前，清廷并无专门的外交机构，《北京条约》签订后，外国侵略者向奕訢提出专门设立外交机构的要求。英国驻华使馆参赞威妥玛表示：如能设立专办外国事务机构，则数十年求之不得。奕訢向咸丰帝多次请求，力陈此举势在必行。迫于大势，清廷采纳了他的意见，于咸丰十一年正月二十日（1861年3月1日）任命奕訢、桂良、文祥等人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办理对外交涉事宜。这是一个规模小、权力大的机关，它的职能除掌握清廷外交外，还逐渐总揽了财政、军事、教育、矿务、交通等方面的大权，实际上，它是决策与管理一切涉及洋务的总衙门，权势很大，地位突出。这样，在咸丰帝回銮以前，无形中在北京形成了列强支持的以奕訢为首的另一个权力机构。

①齐思和主编：《第二次鸦片战争》第3册，第367页。

①《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1，第18页。

②《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13，第54页。

③《洋务运动》第1册，第2页。

①《洋务运动》第1册，第5—6页。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立后，奕訢在“自强”名义下积极倡导购买洋枪洋炮和创办近代军事工业，以增强清皇朝的军事实力，尽快“剿灭”太平天国和连绵起伏的各地农民起义。奕訢在奏折中指出：“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咸丰年间，内患外侮，一时并至，“抑有制胜之兵，而无制胜之器，故不能所向无敌”②。由此出发，奕訢于正月二十一日（3月2日）向咸丰帝提出：“法夷枪炮均肯售卖，并肯派匠役教习制造，倘酌雇夷匠数名，在上海制造用以剿贼，势属可行，应请饬下曾国藩、薛焕酌量办理。”①咸丰帝再次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购买洋枪洋炮事宜立即进行，曾国藩很快便在安庆办起军械所，开始仿效西方自造洋枪洋炮。接着，以生产新式武器为基本内容，“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近代军事工业便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应运而生。奕訢以他的地位和影响力，首倡洋务运动，并积极地把其洋务思想播及臣僚，有关洋务事业的大计方针，差不多均由他参与制定和指示贯彻，各地的洋务事业也深得其支持。因而，他理所当然地成了洋务派的首领。此外，奕訢作为钦差大臣，曾负责抚办“和局”，在与列强的频繁接触中，密切了同外国侵略者的关系，尔后又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迎合外国的需求，深受列强的赏识和信任。它们极力支持和培植奕訢为代表的政治势力，增强了他在朝廷中的地位和声望，希图由他来掌握清政权的中枢机构，迅速接过军政大权。但是，清廷中掌握实权的另一股政治势力，即跟随咸丰帝逃往热河的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以及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等人，对外国侵略者的疑惧未解，对奕訢鄙夷不屑，将奕訢的内政、外交政策搁置不理。咸丰帝虽委托奕訢办理和局，而且后来的和议经奕訢办理结束，但咸丰帝与奕訢的隔阂始终未能消除。和议成，奕訢多次请求咸丰帝回銮，咸丰帝却一再延宕，迟迟不肯回京。七月初，咸丰帝病重，奕訢力求到承德省侍，他强起倚枕，手书批示说：“相见徒增伤感，不必来觐。”②彼此的恶劣关系至死未曾改善。奕訢对此十分伤感，并迁怒于咸丰帝所倚重的载垣、肃顺等左右权臣。种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双方的斗争迅速激化起来。

②《洋务运动》第1册，第5—6页。

①《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第1页。

②齐思和主编：《第二次鸦片战争》第5册，第354页。

第四节 发动“辛酉政变”

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咸丰帝在热河病死，儿子载淳继位，改年号为“祺祥”。幼主冲龄，咸丰帝遗诏令载垣、端华、肃顺等8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顾命辅政。“祖制重顾命”，按亲疏远近关系，应该是奕訢排在第一位，但咸丰帝余憾未释，把奕訢摒弃于顾命大臣的行列之外，这更加深了奕訢与载垣、肃顺等人的矛盾。载淳的生母懿贵妃，本是咸丰帝的宠妃，她常代咸丰帝批阅奏章，与闻政务。肃顺精明干练，跋扈专擅，但深得咸丰帝信任。他对懿贵妃一直严加防范，每欲裁抑，懿贵妃因之恼恨，视肃顺为仇敌。幼主继位，母以子贵，懿贵妃被尊为慈禧太后。她想利用皇太后的地位，用心揽权。但“顾命”制度使慈禧太后大权旁落，因而与肃顺等人严重对立。面对“顾命”制度的挑战，慈禧太后与奕訢均痛感自身的权势受到威胁。利害攸关，只有一个办法，即推翻“顾命”制度，除掉顾命大臣。于是，慈禧太后和奕訢勾结起来，开始了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

在慈禧太后示意下，先是御史高延祐上请“垂帘”，接着御史董元醇又上疏说：“暂请皇太后垂帘听决，并派近支亲王一二人辅政。”垂帘建议立即遭到载垣、肃顺等人坚决反对。慈禧太后虽然恼怒，但考虑时机尚未成熟，只好隐忍让步，把高、董分别治罪，平息风波。不久，在奕訢授意下，大学士贾桢、钦差大臣胜保等奏请“皇太后亲理大政、另简近支亲王辅政”。载垣、肃顺等顾命大臣以清朝家法，只有顾命辅政，向无女主垂帘为理由，痛加驳斥。慈禧太后和奕訢表面上处处“示人以无为”，暗中却加紧部署。八月初一日（9月5日），奕訢以奔丧为名，到热河叩谒梓宫。为了取得列强的支持，事先他特派文祥拜访英、法等外国公使，说明意图。外国侵略者对肃顺这派政治势力的外交路线不满，深感这派势力是办理对华交涉中的障碍，他们决意扶植奕訢为首的政治势力，故对奕訢此举，明确表示赞成和支持。肃顺等人对奕訢早有防范，曾以各种借口阻挠，不允许奕訢到承德。奕訢到热河后，肃顺又以太后无召见外臣之理以及叔嫂避嫌为词，阻止奕訢和慈禧太后见面。慈禧太后设法拉拢、劝诱忠厚的慈安太后出面，两宫太后以垂询家属私事和叙说亲情为名，两次召见恭亲王，“奏对良久”，终于达成了默契。奕訢认为，要发动政变，非早日还京不可。慈禧太后对外国侵略者尚存恐惧、猜疑，怕回銮北京难保安全，奕訢保证说：“外国无异议，如有难，惟奴才是问。”①慈禧太后释此顾虑，遂与奕訢密商了回京发动政变的计划。

于八月初七日（9月11日）兼程赶回北京。他凭着自己的特殊地位和亲信们的多方疏通游说，争取到了大学士贾桢、周祖培和刑部尚书赵光、户部尚书沈兆霖等部院大臣的支持，还争取到了蒙古亲王和大臣的臂助。奕訢又竭力拉拢统领重兵驻扎在京津地区的兵部侍郎胜保，并把胜保的部队布置在密云一带。同时，还笼络了拥有重兵的实力人物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这样，便控制了北京周围的军队，抓住了发动政变所必须的武装力量。

九月二十八日（11月1日），慈禧太后携载淳从热河先行抵达北京。当天，她便立即召见奕訢和其他亲信大臣秘密部署。次日黎明，奕訢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奉“特旨”捉拿了载垣、端华等人，并派睿亲王和醇亲王至密云迎捕了担负送咸丰帝灵梓重任的肃顺。顾命八大臣束手就擒，彻底失败。肃顺被斩决，载垣、端华“赐令自尽”，其余五大臣均“革职”，或充军，或“加恩免其发遣”。旋即废除“祺祥”年号，改元同治。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辛酉政变”。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1861年12月2日），在紫禁城养心殿举行了垂帘大典。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奕訢参与政变有功，“扶倾定危”，破例地以议政王的名义任军机处领班大臣兼摄首席总理衙门大臣，复授宗人府宗令、总管内务府大臣，赏食亲王双俸，王爵世袭罔替，等等。另外，慈禧太后特许他在紫禁城骑马，把只有中宫嫡长女才能享有的“固伦公主”称号授予他的长女，以示优礼。至此，两宫临朝称制于上，恭亲王总揽全局于下；慈禧太后攫取了清皇朝的最高统治权力，奕訢在朝廷中的权势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第五节 对外妥协与御侮的双重心态

辛酉政变的成功，使侵略者感到非常满意。事后，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说：由于支持奕訢上台掌权，英国已在“北京建立了令人满意的关系”；声称由于这一“令人满意的结果”，英国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这个政府的顾问”。所以，英国在中国的喉舌《北华捷报》强调指出：在这个特别的关头，英国比过去任何时候“更有必要去支持帝国的现存政府”。法国人对政变的结局也感到高兴，其驻华公使在日记中写道：“宫廷革命没有骚动地结束了”，“恭亲王成为执政者，以后的谈判将更易进行”。对于列强的扶植和支持，奕訢自然心领神会，所以，当他执掌大权以后，通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努力谋求与列强“和好”相处。用他自己的话说，即“换约以来，事事皆推诚相待”①，满足侵略者的要求和贯彻侵略者的意图。他所倡导的洋务活动基本是围绕“灭发捻为先”的方针，“购洋枪、置洋炮、办机器、造轮船，凡力所能及、有益于战事者，无不随时筹画”。以其显赫的权势，支持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创办一批近代军用工业，借用“外夷”之力，生产枪支弹药以征剿农民起义。与此同时，奕訢还积极实施“借洋兵助剿发逆”的计划，奏请朝廷对曾国藩、李鸿章、薛焕等东南疆吏“借师助剿”“有请必行，不为遥制”，严厉镇压太平天国，以“俾洋人益形鼓舞”。咸丰十一年（1861），他同意委派李泰国和赫德相继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把中国的海关管理大权交给英人掌握。同年，奕訢以巨款托付李泰国购买船舰，筹建海军。同治二年（1863），这支舰队开到了中国，但舰队的指挥却是英国皇家海军上校阿思本，还招募了600多个英国海员和水手。李泰国还私许阿思本对舰队有完全指挥权，除清朝皇帝以外，他不接受任何中国官员的命令，并对皇帝的谕旨有权加以选择。这是由清廷出钱供养，归英国侵略者指挥、控制的一支舰队。奕訢不但没有抵制，还准备接受英国侵略者这一无理要求，甘受外人挟制。这种对外一味顺从的懦弱行为，连曾国藩、李鸿章都感不满，向总理衙门提出抗议，要求将舰队解散。清廷诏令遣散船员，留下船舰。英国方面无理取闹，坚持“既不用其人，则船炮亦应缴还本国”，还向清廷索取赔款。最后，奕訢只好曲从其意，退还船只，向英国赔礼赔款。同治三年（1864），奕訢同意乌里雅苏台将军明谊签署《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将新疆大片领土割给沙俄。同治九年（1870）五月，天津爆发反洋教斗争，群众焚毁教堂，杀死法国领事和外籍教士多人。在处理这起重大涉外事件中，奕訢明知“曲在洋人”，

却在法国等列强的要挟下，一再迁就，息事宁人，支持曾国藩镇压群众，惩处天津知府和知县，了结天津教案，取媚洋人，与外国“曲全邻好”。奕訢对外妥协的外交政策，连其弟奕譞也深为恼火，他诘问奕訢说：“素日无备，故临事以‘无可如何’四字塞责，自庚申至今十年，试问所备何事？”①奕譞还指责奕訢主持总理衙门以来，“夷务尚无起色”，对“外夷”提出的要求“有可无否”，全盘否定了奕訢所执行的外交政策。

①《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3，第26页。

奕譞的指摘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也应该看到奕訢矛盾的对外态度。咸丰十一年（1861），他在奏请练兵“自强”的奏折中说道：“抚议虽成，而国威未振，亟宜力图振兴，使该夷顺则可以相安，逆则可以有备，以期经久无患。”后来，在谈到为什么要购造轮船以求“自强”时又说：现在“虽英、法渐见信服，有日匿而就我之意，而为国家谋久安之策，则防患正不可不深。”同治三年（1864）初，他见太平天国大势已去，“金陵死守孤城，断难久踞”，对清皇朝构不成威胁了，便与英公使卜鲁斯言明：“金陵不用帮助，当议定撤退常胜军，专用中国官兵围剿”，无须再借洋人之力，以免“地方被其蹂躏城池未复而要挟已深”①。天京攻陷后，太平军余部转战福建、广东，福建巡抚徐宗幹慌乱中又奏请借师助剿。奕訢极为恼火，上奏“请旨饬下福建、广东两省将军督抚，毋再仓皇议调洋兵，致滋流弊，贻患疆圉”②，可见奕訢借师助剿的程度是有分寸的。他在屈从列强、妥协退让的同时，又认为“夷情猖獗，凡有血气者无不同声忿恨”，声称英、法等侵略军“为我仇敌”，只是“时事多艰”，不得不忍辱退让，“隐消其鸷戾之气，尚未可遽张以挞伐之威”。事实上，即使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时候，奕訢举办洋务的目的也有两重意思在内。在奕訢看来，乘太平天国还没有被镇压的时候，“托名学制以剿贼，亦可不露痕迹”，如果太平天国业已荡平才去学习，“则洋匠虽贪重值而肯来，洋官必疑忌而挠阻”。故应乘此时机，实力讲求，以期尽窥其中之秘，练兵与办军事工业，“有事可以御侮，无事可以示威”。还说刻下列强凭强凌弱，“洋人之向背，莫不以中国之强弱为衡”，倘若我能自强，器利兵精，则中外可以相安无事，否则，“我无可恃，恐难保无轻我之心”③。所以，他倡办近代军事工业，主要是消除内患，镇压农民起义，但也有攘外的准备，御侮的目的。同治二年（1863）五月，他在奏请购买洋舰时就指出：“如果用之得宜，则近之剿办长江逆匪，远之备御外侮，破浪乘风，纵横万里，实为长驾远驭上策。所最要者，在我须勤为学习，速得其法，庶不致日久为洋人把持。”①奕訢的这些政治见解和种种作为，既反映了当时洋务派的普遍思想，也得到慈禧太后的信任和支持。

①《翁文恭公日记》第10册，第56页。

②《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卷，第1分册，第204页。

③《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15，第33页。

①《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第2—3页。

第六节 遭慈禧太后的惩儆

正当奕訢势权显赫、“声誉日隆”的时候，慈禧太后突然对他施加打击，使他从权力的高峰滑了下来。辛酉政变后，奕訢和慈禧太后之间的关系还算融洽。慈禧太后为坐稳自己的宝座，需要奕訢出力，对他极意笼络，百般优容恩礼。奕訢主政期间，罗致了文祥、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外膺封疆，兴办洋务，镇压农民起义。奕在有分寸地惩办了载垣、端华、肃顺等人的党羽后，继续执行肃顺重用汉人地主知识分子的政策，又将受肃顺排挤打击的部院大臣平反复职，安抚各方，收拾人心，迅速把政局稳定下来。由于奕訢等人的通力合作，清廷暂时渡过了难关，出现了所谓“同治中兴”的局面，奕訢因此博得朝野的一片赞赏。这对慈禧太后揽权是潜在的威胁。在慈禧太后看来，她要保持清朝最高统治者的地位，必须依仗恭亲王奕訢以控制、操纵朝政，驾驭群臣，但同时又害怕他的力量过于强大，危害自己的统治地位。在这种矛盾心理的支配下，她有意识地扶植两派、甚至多派政治势力，使他们互相牵制。所以，她一面支持奕訢为首的洋务派，一面又放任顽固派对奕訢等洋务派的攻击和非难，力图控制和排挤奕訢，削弱他的权势。这种局面的出现，奕訢当然是不满的。况且他年轻气盛，踌躇满志，处于矛盾的漩涡之中，仍然是勇于任事和刚愎自用。工于心计的太后对此难以容忍，说他“狂妄自大，跋扈专擅”。于是，慈禧太后与奕訢之间的关系出现裂痕，彼此猜忌日深。

同治四年（1865）三月，日讲起居注官蔡寿祺揣摩慈禧太后的意旨，上疏弹劾奕訢，给奕訢罗织了“贪墨、骄盈、揽权、徇私”等罪名。慈禧太后决计借此罢黜奕訢，打掉他的威风。三月初七日（4月2日），慈禧太后召集大学士周祖培、倭仁、吏部尚书朱凤标等，公布一道由她亲笔书写的谕旨，斥责奕訢“自议政以来，妄自尊大，诸多狂傲，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看主冲龄，诸多挟制，往往暗使离间”，令其“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职务，不准干预公事”。一纸严诏，笔挟风雷，令人悚然。满朝王公大臣惊诧万分，纷纷要求慈禧太后收回成命，任用奕訢，而倭仁等人则对慈禧太后的谕旨表示附和。倭仁思想保守，对奕訢迷恋“洋务”，视洋务为“身心性命之学”的做法一向鄙夷不屑。他在这次政潮中故意从中作梗，借以打击奕訢。后来，慈禧太后虽难违众论，恢复了奕訢的职务，但奕訢议政王的称号从此取消了。经过这次打击，奕訢在统治集团中的声望无可挽回地受到影响。

第七节 与顽固派的论争

不久，奕訢和倭仁作为洋务派和顽固派的代表，在同文馆要求增设天文算学馆的问题上进行了一次激烈的交锋。

同文馆设立于同治元年（1862），主要任务是培养翻译人才。它招收十三四岁的八旗子弟入学，注重外语的学习。这是奕訢为首的洋务派早期的一项重要措施。由于开始规模尚小，影响不大，倭仁等虽有异议，却没有公开表示反对。但是，作为顽固派的首领，倭仁主张讲求“圣人之道”，严防“以夷变夏”，坚持以“礼义廉耻”、“天道人心”来维护封建统治，保存天朝的体制。他和醇亲王奕譞、协办大学士李鸿藻等人过从甚密，联成一气，“以不谈洋务为高”，坚守封建的纲常名教。他们对奕訢等人提倡学习西方语言文字，引进先进技术，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其外交政策强烈不满，认为是擅改祖制，以夷变夏，伺机进行攻击。同治五年（1866）十二月，奕訢以“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为理由，奏请在京师同文馆内增设天文算学馆，指出“若不从根本上用著实功夫，即习学皮毛，仍无裨于实用”②。为保证质量，要求招收30岁以下的满汉秀才、举人、进士、翰林及科举出身的五品以下的官员入学，并厚给薪水，住馆学习，聘请西人担任教师。还规定学习3年试居高等者，“均准各按升阶，格外优保班次”。对此，顽固派极为恼火，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首先上奏表示反对，紧接着倭仁亲自出马，对奕訢此举大张挞伐，兴师问罪。他向朝廷上了一份奏折，力言：“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指出令学士、大夫学习制器之理，且用升官、银钱去引诱他们，这是重名利轻气节，“上亏国体，下失人心”。倭仁尤其反对“奉洋人为师”，他质问奕訢：“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术，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①倭仁的保守思想和言论得到守旧的满族贵族、官僚士绅和许多八股士子的拥护。一批守旧卫道之士群起效尤。一时“谤议繁兴”，闹得“京师口语藉藉”。对倭仁等人的攻击、非难，奕訢毫不示弱。他直截了当地斥责倭仁“守旧衰谬，不识时务”，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指斥倭仁“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徒以道义空谈”①，是极其谬误的。奕訢故意将倭仁一军，请旨饬令倭仁“着即酌保数员”，并“另行择地设馆，由倭仁督办讲求”，与同文馆“互相砥砺”。上谕发抄，卫道之士大哗，倭仁更是啼笑皆非，狼狈不堪，只好向朝廷明白回奏，“意中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恳求朝廷取消原来的奏议。奕訢仍不罢休，决心再出个难题给倭仁去做，奏请倭仁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要他直接参与为其所深恶痛绝的“洋务”活动。急得倭仁食难下咽，夜不安枕，陷于进退维谷的窘境。倭仁屡疏恳辞，奕訢再三驳斥，致使倭仁无法申辩，十分尴尬，只好硬着头皮走马上任，“中途故坠马，遂以足疾请假”②。这场斗争，使顽固派的气焰有所收敛。是时，各地人民起义相继被镇压，奕所谓的“心腹之患”暂时减轻了。于是他在处理朝政时，较多地注意“抵御外侮”方面。同治九年（1870），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奕訢要他议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顿海防，以备御侮。为捍卫海疆起见，他支持左宗棠自行设厂造船的建议和实践，认为此时东南要务，以造轮船为先，倘若“制于人而不思制人之法与御寇之方，尤非谋国之道”。

②《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15，第33页。

①《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6，第3页。

①《洋务运动》第8册，第231页。

②《洋务运动》第2册，第33页。

同治十年（1871）七月，沙俄乘中国西北边疆动乱之机，以“代为收复”为名，悍然出兵侵占伊犁。奕訢认为“沙俄既于伊城遂其鸠居之计，复于各处冀为蚕食之谋，其心殊为叵测”①，赞同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左宗棠平定阿古柏匪帮的叛乱后，奕訢又全力支持左宗棠大军屯兵新疆，准备从沙俄手中收复伊犁。同治十三年（1874），日军入侵台湾，奕訢奏请派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大臣，办理台防，指示沈葆桢“示以兵威”，决不能对日本示弱惧战。但他后来还是接受了李鸿章关于“兵端不可遽开”，只有“力保和局”的建议，向日本妥协，签订了屈辱的《台事专约》。这对奕訢是一个很大的刺激，深感自办洋务以来，往往“空言自强”，事实上“迄今仍并无自强之实”，乃至“以一小国之不驯，而备御已苦无策”。为有效地御侮，他提出了“练兵、简器、设厂、筹饷、用人、持久”等六项具体建议，强调建设中国海军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奕訢的建议被各省督抚称之为“救时要策”和“切要之图”。福建巡抚丁日昌为此草拟了《海军水师章程》六条，奏请设立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水师。经奕訢敦促，清廷原则上采纳了筹建三洋水师的建议，但限于财力，决定“先于北洋创设一军，俟力渐充，由一化三”。于是，中国近代海军正式筹建了。同时，奕訢还倡导和支持各地洋务派兴办近代民用企业，“以商为战，收回利功”，“以防外人争利”。

①李岳瑞：《春冰室野乘》。

第八节 被罢黜闲置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1875年1月），同治帝崩。载淳无嗣，慈禧太后以旁枝侧出，立醇亲王奕譞之子、年仅4岁的载湉为帝，改元光绪，再度垂帘听政。为驾驭群臣，控制“内轻外重”的政治局面，慈禧太后暗中放任“清流”议论时政，裁量人物，“以清议维持大局”②，并进一步排挤和控制奕訢。慈禧太后还笼络奕譞，利用奕譞与自己的姻亲关系，以及他政治上的幼稚短视、性格懦弱等特点，促使他们兄弟矛盾深化，手足参商。在慈禧太后的鼓弄和支持下，“醇邸挟太上之尊，树用私人，结党相倾”，“日伺恭王之短而攻之”①。奕訢因遭慈禧太后的排挤，又迭遭奕譞和某些清流人物的交相攻击，“势渐孤”，在大臣中的威望日益下降。其间，奕訢为重振势力曾作了些抗争。如同治八年（1869），由慈安太后和年少的同治帝出面，命令山东巡抚丁宝桢以“内监擅离京师，祖制当斩”的罪名，就地诛杀潜过山东境内的慈禧太后幸臣、总管太监安德海。慈禧太后当然知道其幕后策划者是奕訢，表面上不能不承认斩杀安德海是正确的，心里却难免对此耿耿于怀。同治十三年（1874），慈禧太后以“召对失仪”的罪名，把奕訢降为郡王，并夺去他的长子载澂的贝勒爵位。但是第二天又恢复如故。慈禧太后这种出尔反尔的做法，目的无非是让奕訢明白只有她才掌握奕訢及其全家的荣辱和生杀予夺大权。奕訢在慈禧太后的打击下，忧虑自己的身家地位，对慈禧太后处处退让，竭力委曲求全。即使如此，奕訢仍没有逃过慈禧太后对他的严重打击。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失败，奕訢受到“言路交章论劾”。慈禧太后乘机将奕訢等军机大臣全体罢黜，把他及其势力从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全部清洗出去。这次奕訢被罢官长达10年之久。在罢官期间，奕訢过着“超然尘事外，不知忧与患”②的赋闲生活。只是于光绪十四年（1889），光绪帝亲政后，他对慈禧太后明作撤帘而暗中操纵深为不满，曾上疏指责慈禧太后贪握权柄，有悖祖制。慈禧太后置之不理。

②《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88，第34页。

①郑观应：《盛世危言》卷4。

②胡思敬：《审国病书》，《国闻备乘》。

第九节 对日主和，反对变法

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慈禧太后信任李鸿章，避战求和，又招败绩。清皇朝危机四伏，矛盾重重。慈禧太后被迫再次起用奕訢，想借重其过去的声望来调和各种矛盾，打击帝党势力。八月底，她发布谕旨，令奕訢“在内廷行走，管理各国事务衙门，并添派总理海军事务，会同办理军务”①。十月初，清廷成立督办军务处，光绪帝发布谕旨，“派恭亲王督办军务，所有各路统兵大员，均归节制”，旋复授其军机大臣职务。然而，此时的奕訢年老多病，并无实权；多年失势，对政务亦有所隔膜，加以他一再遭受慈禧太后的打击，锐气大减。重新上台后，只敢顺着慈禧太后的意旨办事，不敢稍有出格。光绪二十一年（1895）春，清廷派李鸿章到日本马关谈判。四月初三日（4月27日），李鸿章电告清廷和约十条，奕訢表示赞成，力主“再不能言战”①。四月十七日（5月17日），李鸿章在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上签字。五月初二日（5月25日），奕訢会同奕劻等人请求尚在迟疑的光绪帝批准条约，并派伍廷芳等赴烟台换约。未几，“三国干涉还辽”事起，翁同龢等人主张延期换约，奕訢却以“不换约则兵端立至”②为由，赞成换约，出卖民族权益。

戊戌维新变法期间，奕訢针对清廷某些弊端提出了诸如兴办学堂、修筑铁路、振兴工商、改革武科考制等主张。但它基本上是洋务派主张的老调重弹，实际上是对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提出的君主立宪等变法主张的抵制。他不仅利用自己的身份对光绪帝时加牵制，而且和“议论专主变法”的帝师和军机大臣翁同龢严重对立。早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初，翁同龢接受康有为的建议，令其僚属、户部主事陈炽起草了十二道新政诏书，拟请光绪帝陆续颁行。翁同龢将这些新政诏书“商之于恭邸”，想争取他对变法的支持，殊料竟遭奕訢的坚决反对。奕訢还奏请慈禧太后，撤掉汉书房，将翁同龢赶出毓庆宫，使他失去了和光绪帝“造膝独对”的机会。此后，奕訢和翁同龢“议事龃龉”，“论事不合”，对翁同龢的政治主张和赞助康、梁变法的行动很不以为然，往往从中作梗，阻挠变法。他还指斥翁同龢揽权、狂悖，每每对他裁抑、刁难，施加压力，阻止他对维新变法的帮助支持。光绪二十四年（1898）初，沙俄强占旅大事件发生后，光绪帝召见王公大臣，极言时危，“以变法为急务”，立志改革。奕訢“默然”不答。不久，康有为上书请开制度局，定国是，奕訢也表示反对。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十日（1898年5月29日），奕訢旧疾复发，旋病重而死，时年67岁。清廷优加恩典，皇帝临奠，辍朝五日，赐益曰“忠”，配享太庙。

①《萃锦吟》卷6。

①《清季外交史料》卷97，第3页。

②《翁文恭公日记》第34册，第25页。

（谢选骏指出：人说“恭亲王奕訢人生最后岁月，三起三落的压抑人生，权臣的苦闷与无奈……而清国发生了庚子之变，慈禧和光绪不得不逃亡西安，留下了破碎的北京，像极了1860年的北京，只是这一次没有奕訢再来收拾烂摊子。西方媒体曾经为此感叹道：如果恭亲王奕訢不死，也许不会发生庚子之变。”——我看不然。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奕訢虽然是条公狗，却还要向慈禧母狗摇尾——野地里“母狗摇尾，公狗上背”，清宫里却是“公狗摇尾，母狗上背”——满人连狗都不如……慈禧母狗都啃不动的骨头，他个公狗啃得动吗？显然不行。因为清朝已经烂透了，上上下下都没得救了。也许这狗更加知道底细，知道自己的脆弱，所以极力躲避冲突，混一天算一天。）

【第九章 光绪帝】

第一节 冲龄即位

光绪帝，姓爱新觉罗，名载湉，满族，生于同治十年六月二十八日（1871年8月14日）。4岁继承皇位，因在位年号为光绪而被称作光绪帝，是清朝自顺治帝以来的第九位皇帝。

载湉是同治帝载淳的七叔醇亲王奕譞之子。本来按清皇朝家法，在同治帝身后无子的情况下，应当从皇族近支中的晚辈里挑选一人立嗣继承皇位，然而载湉却是作为载淳的同辈接替了皇位，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事情是清廷内部矛盾与争斗的结果。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1875年1月12日），年仅19岁的同治帝病死，作为其生母的慈禧太后在悲痛之余关注更多的是怎样继续得以垂帘听政的问题。从慈禧太后的角度来看，假如从溥字辈挑选一人为帝，那么她就会因此被尊为太皇太后，这固然已很尊贵，但相差两辈的疏远会直接影响她对清朝统治大权的操纵，在权力欲的支配下，她决意从与同治帝同辈的人中选择了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为帝位继承人。为掩人耳目，慈禧太后在“懿旨”中称立载湉为嗣皇帝乃不得已之举，表示“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帝”③。此时载湉只有4岁，待他有子再承接同治帝的帝位，至少要有十几年的时间。慈禧太后立载湉为帝，以便继续垂帘听政。

光绪元年正月二十日（1875年2月25日），清廷在紫禁城太和殿为载湉举行了登基典礼。接着，两宫皇太后又以皇帝年幼为名再度垂帘听政，重演同治帝即位时的故伎。载湉虽成了皇帝，而操纵政局的人物却仍是慈禧太后。

③同上书，第38页。

第二节 幼帝生涯

载湉经过嗣称帝，与慈禧太后形成了“母子”关系。本来，载湉作为咸丰帝的侄子和慈禧太后外甥的双重身份已与慈禧太后是亲上加亲，慈禧太后选中载湉为帝除了有揽权的用意之外，她也是考虑到由其胞妹之子接替皇位是最为合适的选择。小皇帝入宫后，离开了他的亲生父母，慈禧太后自然要对这个幼童予以关怀，据她自己对臣属说：载湉“常卧我寝榻上，时其寒暖，加减衣衿”，“我日书方纸课皇帝识字，口授读四书诗经，我爱怜惟恐不至”①。当然，这种爱怜是具有既出于对幼童体贴的人情味，而又试图通过不断调教使载湉依附于慈禧太后的双重含意。载湉入宫后，“其父母不敢给以食物”②，表明载湉只能与慈禧太后之间有“母子”之情。慈禧太后还叮咛载湉身边的侍从对载湉讲他已不是醇亲王的儿子，他应当“永远承认太后是他的母亲”③。随着载湉长大懂事，慈禧太后又搬出“家规”要求载湉每日向她问安一次，并常常用孝道来训导载湉对她要俯首贴耳，恭敬听命。作为皇帝的载湉在向慈禧太后请安时，不命之起不敢起，太后稍不如意，就罚令长跪。慈禧太后外出时，载湉“亦必随扈，炎风烈日，迅雷甚雨，不敢乞休”①。以至于载湉每次面见慈禧太后，总是“战战兢兢”，“胆为之破”②。幼小的光绪帝迫于慈禧太后的淫威，产生了对慈禧太后畏惧的心理，甚至听见锣鼓、吆喝、雷电等声都会感到震惊，这种怯懦的心理可以说对他的一生都带来了无法摆脱的影响。

在载湉即帝位11个多月后，慈禧太后于光绪元年十二月十二日（1876年1月8日）颁发“懿旨”，称“皇帝冲龄践阼，亟宜乘时典学”，决定让光绪帝在毓庆宫入学读书，并派内阁学士翁同龢、兵部左侍郎夏同善“授皇帝读”③，一切读书事宜由醇亲王奕譞管理。翁同龢当初曾在弘德殿为同治帝授读，他第一课所讲的明代张居正的《帝鉴图说》即以生动自然博得小同治帝的喜爱，由他再充任小光绪帝的师傅显然堪称此任。

在光绪帝入读毓庆宫前，翁同龢等人在养心殿对其进行了入学前的启蒙教育。光绪二年正月二十二日（1876年2月日），为光绪帝开蒙的第一天，翁同龢先是握着光绪帝的小手临摹“天下太平”、“光明正大”8个字，然后教他认“帝”和“德”两个字，接下去讲解《帝鉴图说》的首篇《三皇五帝》。开蒙4个月后，5岁的光绪帝于四月二十一日（5月14日）在毓庆宫正式入学读书。根据清朝对幼帝进行教育的惯例，光绪帝所学的课程主要有“四书”、“五经”等儒学经典，“圣祖圣训”等先帝治术，由满、汉师傅分别用满文与汉文讲解，还要由武臣教会拉弓射箭等武功。读书的头两年，以认字和听讲书为主，规定生书每日读20遍，熟书读50遍。小载湉起初厌烦读这么多遍书，经翁同龢的变通，采用以读会为准的办法，逐步使光绪帝喜欢上读书。翁同龢不仅教书，还从生活上关心体贴光绪帝，以长辈的厚爱跨越了君臣名份的阻隔，使光绪帝受到创伤的心感受到温暖，以至于他们二人通过毓庆宫的读书与教书关系而建立了深厚的友情。翁同龢等人针对光绪帝伴随年龄的增长需要新知的特点，在光绪八年（1882）载湉11岁时，增添授课内容，讲解了贺长龄、魏源所辑《皇朝经世文编》，两三年后又进讲了越南、朝鲜、日本、中国台湾地图书和魏源撰《圣武记》、《海国图志》等书，随后又讲解有关洋务的折件，使光绪帝眼界大开。

①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1册，总第2页。

②《戊戌变法》第4册，第223页。

③徐珂：《清稗类钞》第3册“宫闱类”，第36页。

①德龄：《瀛台泣血记》，第74页。

②徐珂：《清稗类钞》第3册“宫闱类”，第45页。

③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第57页。

到光绪十二年（1886）载湉虚龄岁时，即中国传统观念认为已为成人之际，据称就已具备了“披阅章奏，论断古今，剖决是非”④的能力。在告别幼帝生涯的当口，光绪帝所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能否顺利地亲政。

④《德宗景皇帝实录》卷23，第7页。

第三节 亲政波折

当初两宫皇太后立载湉为帝、再度垂帘听政之时，曾把听政解释为“一时权宜”之举，保证“一俟嗣皇帝典学有成，即行归政”①。光绪十二年六月初十日（1886年7月11日），慈禧太后在“懿旨”中重申了前面所说的话，并宣布“著钦天监选择吉期，于明年举行亲政典礼”①。表面看来，慈禧太后是在信守诺言，而实际上幼帝长大后迟早都要面对亲政的问题，慈禧太后早做预谋，目的是在无可奈何地让光绪帝亲政后她仍然能够找到一个新的方式操纵清廷大权。对于她的这个用意，醇亲王奕譞是心领神会的。奕譞在两年前的“甲申朝局之变”中取代了恭亲王奕訢在朝廷的地位而成为慈禧太后的心腹。他在慈禧太后准备让光绪帝亲政的“懿旨”颁布后仅5天，就上奏称与各位王大臣审时度势，合词恳请慈禧太后“训政”，并表示皇帝“将来大婚后，一切典礼规模，咸赖训教饬诫”。他提出的训政模式为：“必须永照现在规制，一切事件，先请懿旨，再于皇帝前奏闻”②。慈禧太后顺水推舟，表示接受奕譞的训政请求。这年十月，礼亲王世铎就训政的细则奏报慈禧太后允准，其中“凡遇召见引见，皇太后升座训政”③一条，实质上与垂帘听政并没有什么区别。光绪十三年正月十五日（1887年2月7日），清廷为光绪帝举行了亲政仪式。这与其说是光绪帝亲政的开始，倒不如说是慈禧太后通过训政的方式为其日后归政于光绪帝而铺平了一条能够长期对皇帝加以控制的通道。

在慈禧太后训政两年之后，光绪帝的大婚典礼于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六日（1889年2月25日）在清宫隆重举行。此时，慈禧太后没有打破幼帝一经大婚便要亲理朝政的祖宗之法，只好搬出皇宫到颐和园去“颐养天年”。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已甘心地去让光绪帝行使皇权，而是在归政前后搞了一连串的活动，以便对亲政后的光绪帝加以控制，继续操纵清廷大权。为对光绪帝施加她的影响，在光绪十四年十月择定由她的侄女叶赫那拉氏为光绪帝的皇后。为加强对朝廷的控制，她在文武官员的安排任命上多用对其效忠之人，以至于光绪帝亲政之时所面对的几乎尽是太后听政与训政时期的重臣。为便于把握光绪帝的动向，她决定将光绪帝读书的书房由毓庆宫改在颐和园附近的西苑，要求光绪帝每日到颐和园向她请安，亲政后的光绪帝必须将朝中大事向她“禀白而后行”。显然，慈禧太后为光绪帝亲政设置了重重路障。光绪帝的亲政历程由酝酿到开始经过了两年半多时间，并且是一波多折。但是，已长大成人且渐渐成熟的光绪帝一经正式亲政，其所作所为则是慈禧太后始料不及的。尽管慈禧太后仍不断以各种方式箝制着他，然而作为一个年轻的皇帝，他总还要施展一下自己的政治抱负，他与慈禧太后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已经不可避免。

①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2册，总第2119页。

①《德宗景皇帝实录》卷1，第1页。

②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2册，总第2119页。

③同上书，总第2123—2124页。

第四节 甲午主战

光绪帝亲政以后，慈禧太后仍然时常干预朝政，从而引起了部分臣属的不满。一些大臣表示出对光绪帝的同情和支持，光绪帝也为冲破满朝多是慈禧太后旧臣的局面，相继提拔了志锐、文廷式等少数官员，总算有了一点政治势力。虽然慈禧太后多年所卵翼的势力明显地大大强于皇帝，仍保持着“同、光以来，内外重臣，皆孝钦所亲拔”④的状况，但光绪帝的亲政却不能不说对慈禧太后的独专朝政是一个潜在的威胁。特别是年轻的皇帝经其师翁同龢多年的指点，已具备了掌理朝政的能力。尽管慈禧太后想把他培养成唯自己之命是从的皇帝，但他们两人在对施政方略认识上的不同迟早会发生争斗。到甲午年（光绪二十年，1894年）就如何对待日本的侵略问题上，帝后之间就主战还是主和方面的矛盾公开化了，于是出现了帝党与后党之争。所谓后党是指以慈禧太后为中心的一派政治势力，而帝党则是指以光绪帝为中心的另一派政治势力。慈禧太后多年操纵政局，不仅在王公中培植了醇亲王奕譞、礼亲王世铎等亲信，而且重用孙毓汶、徐用仪等人控制军机处，委任徐桐主管吏部，指使李莲英控驭紫禁城的深宫内院，并对封疆大吏中颇有实力的李鸿章加意笼络，形成后党势力。帝党的形成晚于后党，势力也明显弱于后党。帝党成员主要是光绪帝的师傅翁同龢，还有礼部侍郎志锐、侍读学士文廷式、翰林张謇、工部主事沈曾植等人。在甲午年面对日本的军事挑衅，慈禧太后及后党倾向于主和，光绪帝及帝党倾向于主战。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在发展资本主义的同时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对外积极推行侵略扩张政策，加紧制订了侵略中国、称霸亚洲的所谓大陆政策。光绪二十年（1894）春，朝鲜发生东学党领导的农民起义，由于历史上形成的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朝鲜政府请求清廷出兵帮助镇压农民起义。日本以保护侨民为借口，乘机出兵朝鲜，屡向中国驻军进行挑衅，中日战争迫在眉睫。怎样对待这一局势，是对清朝统治集团的一次考验。

慈禧太后与后党主张对日妥协，加以光绪二十年十月初十日（1894年11月7日）是慈禧太后的六旬庆辰，在年初就已紧锣密鼓地开始修建颐和园的活动正在步步加紧进行。慈禧太后唯恐战争爆发会影响她的“万寿庆典”。因此，她一心力保和局。后党附和她的思路，由军机大臣孙毓汶等人操纵于上，直隶总督李鸿章执行于下，摆出主和姿态。光绪帝及帝党成员则从中华民族的利益出发，认识到日本进行战争挑衅的严重性，痛感“我中国从此无安枕之日”①，积极筹备抗战事宜，表示出主战的愿望。光绪帝多次下诏令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筹备战守事宜，并命南洋各督抚大臣预为筹备，反对李鸿章恳求列强出面调停的做法。为了打破由世铎、孙毓汶、徐用仪控制下的军机处一再向清廷封锁有关中日战端消息的局面，光绪帝于六月十三日（7月15日）下令派翁同龢和礼部尚书李鸿藻参与军机处事宜，与诸军机大臣会商中日朝鲜争端。军机处乃直接辅佐皇帝的政务机构，为商承处理军国大事的中枢部门，非军机大臣不得参与军机处事宜。翁同龢、李鸿藻是奉特旨与会，非同寻常。在会上，翁、李二人提出备战御敌的方策，得到认可。会后第二天，与会诸臣联衔向光绪帝递上《复陈会议朝鲜事宜折》，折中采纳了翁、李的主战见解。对此，光绪帝大为赞同，于六月十六日（7月18日）再次下诏令李鸿章抓紧军事部署。李鸿章只好调派卫汝贵所部开往平壤，租用英轮“高升”号运兵增援驻牙山的清军。但在此之前，日本早已做好了发动战争的准备，正当“高升”号轮船于六月二十三日（7月25日）在北洋海军“济远”、“广乙”舰护卫下运兵行至丰岛海面时，蓄谋已久的日本海军突然发动袭击，击沉“高升”号轮船，悍然挑起中日甲午战争。

④同上书，总第2180页。

①《戊戌变法》第4册，第278页。

面对日本已发动侵略战争的事实，朝野上下要求主战御敌的呼声日趋高涨，光绪帝也毅然决定对日宣战。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日（1894年8月1日），清廷发布对日宣战的“上谕”，指出日本“不守公法，任意鸱张，专行诡计，衅开自彼，公论昭然”，决定“著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厚集雄师，陆续进发”，“并著沿江沿海各将军督抚及统兵大臣，整饬戎行，遇有倭人轮船入各口，即行迎头痛击”①。自此，光绪帝的主战御侮愿望总算通过这份宣战书的颁布得以实现。许多帝党官员也希望“中国果能因此振刷精神，以图自强，亦未始非靖边强国之一转机也”①。

光绪帝颁布了对日宣战的谕旨后，期待着战况能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进展。于是，他于七月初二、初三日（8月2日、3日）接连旨令李鸿章迅速电催各军“星夜前进，直抵汉城”，“一俟诸军齐到，即可合力驱逐倭寇，以解汉城之围”②，希望能痛击侵朝日军。七月初四日（8月4日），卫汝贵和马玉崑率部始至平壤。随后，左宝贵部与丰升阿部也赶到平壤。各军期待着从平壤进军汉城。但李鸿章却在电文中指示卫汝贵称：“平壤要地，宜会商何军留守，方可前进”③，主张以防守为主。对此，光绪帝表示不满，又在七月十六日（8月日）谕令李鸿章“电饬各统将，筹商妥协，迅速进兵”④。李鸿章则在第二天请总理衙门代奏，强调目前只能坚扎平壤，待后路布置妥当再“相机进取”。七月下旬，叶志超率部抵平壤，光绪帝根据李鸿章的提议命其总统平壤各军。不料叶志超是一个畏敌怯战的统帅，他以“各军马步有未到齐者”为由，请求继续“筹调添募”军队，在平壤按兵不动。八月五日（9月4日），光绪帝再次谕令李鸿章称：“朕为军情至急，昕夕焦急。该大臣慎毋稍涉大意，致有疏虞，自干咎戾也。”①这次李鸿章未敢怠慢，电催叶志超出兵，叶志超也感到再不出兵无法向皇帝交待，随即先派骑兵一哨出探，方知日军已向平壤逼来。八月十六日（9月15日），日军向平壤发起总攻，叶志超率部望风而逃，而马玉崑、左宝贵则分别在船桥里、玄武门率部同日军进行了血战，终因寡不敌众，平壤陷于日军之手。这样，光绪帝设想在朝鲜战场抗击日军的计划落了空。

在日军进攻平壤的第二天，李鸿章调派的援军分乘5艘运兵船，由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率12艘主力战舰护送，驶至鸭绿江口。当晚10营援军登岸，次日丁汝昌率航队返航。当北洋舰队行驶于鸭绿江口大东沟附近的黄海海面时，与日本联合舰队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海战，是为黄海海战。海战中，邓世①《中日战争》第2册，第624页。

①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3册，总第3441页。

②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1册，第42页。

③《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第6页。

④《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第40页。

①《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第39页。

海战中，邓世昌不畏牺牲誓与舰船同存亡的英勇表现感动了光绪帝，他亲赐挽联曰：“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②就黄海海战的结局而言，中日双方舰船均有所创，并且是日本舰队先退出了战场，表明这是一次未分胜负的海战。但这次海战后，李鸿章却极力主张“避战保船”，从而丧失了制海权，导致北洋舰队最终被日本舰队困扼于山东威海刘公岛基地而全军覆没。光绪帝壮海军之威的愿望只能成为泡影。

甲午战争爆发后，清廷为招募军队、添购兵船积极筹款。作为光绪帝师傅又兼任户部尚书的翁同龢更为筹款四处奔波，费尽心思。他在光绪帝的支持下，根据文廷式、安维峻等人多次上奏要求慈禧太后停办“万寿庆典”筹备的各折，于八月十四日（9月13日）以户部名义上奏请求停止为祝寿所搞的庆典工程，以节省经费。光绪帝不仅对此折大加称赞，而且又授意志锐、高燮曾等人上奏呼吁移祝寿工程之费为战费。慈禧太后在舆论压力之下，只好在八月二十九日（9月28日）宣布停办各点景、戏台，简化庆典活动，祝寿地点由颐和园改在宫中受贺。这算是光绪帝有生以来第一次迫使慈禧太后作出的让步。慈禧太后虽在无奈之中同意了移颐和园工程之费以作军费，但她却在内心里充满了不满，声称：“今日令吾不欢者，吾将使其终生不欢”，寻找报复的机会。

当日军继攻占平壤又将战火引至鸭绿江边时，慈禧太后感到惶恐不安，把求和的希望再次寄托到列强的出面调停上来。她听说俄国公使喀西尼假满回任将路过天津的消息，便在八月二十八日（9月27日）出面召集枢廷会议，主张由李鸿章出面与俄使交谈。因俄使不愿出面调停，慈禧太后的联俄制日求和活动未能实现。接着，她又鼓动恭亲王奕訢与英使联系，寄希望于英国的调停。本来在甲午战争爆发后，帝党官员纷纷要求光绪帝起用已被闲置10年之久的恭亲王奕訢。光绪帝采纳了这个建议，于九月一日（9月29日）任命奕訢为总理衙门和海军衙门的总理大臣，希望他能以老臣的资历对战局做些指导。不料这位在“甲申朝局之变”中被慈禧太后罢黜的恭亲王，竟在复出后又站到了慈禧太后一边，实令光绪帝恼火。但光绪帝仍幻想利用奕訢与慈禧太后长期政争的矛盾，又于十月初五日（11月2日）任命奕訢为新成立的督办军务处的首脑。光绪帝还在同日任用翁同龢为军机大臣，试图以此来改变军机处由后党操纵的局面。光绪帝的主战与慈禧太后的求和固然形成鲜明的对比，但他对奕訢的重用却是一个失误。奕訢在督办军务处仅两天后，就去商请英、法、德、美公使以赔偿兵费等为条件由列强出面调停。

也在日军逼近鸭绿江之际，光绪帝强调加强鸭绿江防线，在给李鸿章的谕令中称：“著李鸿章统筹进止机宜，妥为调度，朝廷不为遥制。”③李鸿章在掌握统筹进止之权后，并未作积极的防守，以致日军在九月二十六日（10月24日）强渡鸭绿江，接着连陷九连城、安东、凤凰城、金州、旅顺等地。光绪帝于十月二十七日（11月24日）旅顺失守后“责李鸿章调度乖方，褫职留任”①。于此光绪帝调两江总督刘坤一到山海关前线，负责指挥战事，试图用湘军取代淮军以改变不利状况。但湘军的战况依然不佳，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春，日军又接连攻占了山海关外的海城、营口、田台庄等要地，几乎控制了辽东半岛。

②《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9，第13页。

③邓素娥：《邓世昌遗事及有关文献》，《图书馆杂志》1982年第2期。①《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20，第28页。

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895年1月20日），日军又在山东荣城湾登岸，从后路包抄威海。光绪帝连发谕令，要北洋舰队和陆军“奋力冲击”，“切勿再失事机，致以战舰资敌”②。但早已在李鸿章“避战保船”方针下躲在刘公岛基地的北洋舰队不仅无法控制制海权，还遭到日军在威海后路的合力夹击，最终以日本舰队于光绪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2月17日）侵入威海卫港和北洋舰队的覆灭而结束了威海卫之战。

日本军队向威海卫进攻之日，正是清廷遣使赴日求和之时。还在奕訢要求各国公使出面调停的时候，他派出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去天津同李鸿章密商直接派员赴日求和问题。李鸿章建议由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前往日本，结果日本以德璀琳不是清廷钦派大员为借口拒绝接待。慈禧太后又同奕訢商定，由张荫桓作为全权代表赴日。正月初六日（1月31日），张荫桓一行抵达日本广岛。日本为全歼北洋海军，不愿在此时议和，便以张荫桓等人全权不足为由不予开议，日方表示只有奕訢或李鸿章亲自赴日，才能作为谈判对手。在日军占领刘公岛的当天，慈禧太后决定派李鸿章为全权议和代表赴日谈判，李鸿章在旅顺失陷时所受的处分也予以撤销。慈禧太后作了这些安排之后，自己便抱病不出，把怎样议和的烂摊子甩给光绪帝。李鸿章于正月二十八日（2月22日）来京后，与枢臣讨论了议和中的有关问题。李鸿章起初表白“割地之说不敢承担”，想把割地的责任推给朝廷。翁同龢认为“但得办到不割地，则多偿当努力”，这代表了光绪帝的意见。后党成员孙毓汶、徐用仪便称：“必欲以割地为了局”①。帝、后党之间在割地问题上分歧明显。后来李鸿章以如议和不成日本将“照旧进兵，直犯近畿”②相要挟，加以英、俄等国也胁迫清廷尽快议和，光绪帝只好作出妥协，命奕訢代传口谕，授李鸿章“以商让土地之权”，又“令其斟酌重轻，与倭磋磨定议”①。三月二十三日（4月17日），李鸿章在日本抱着“宗社为重，边徼为轻”②的宗旨，与日方草签了《马关条约》。由于该约内容苛刻，光绪帝以割地太多为由，表示对该约“不允”③，拒绝签字用宝。此时，爱国官员的谏诤和举人的上书活动风起云涌，光绪帝怀着通过迁都而与日本周旋的想法到颐和园请求慈禧太后接受这唯一可行之策，结果遭到拒绝。四月初八日（5月2日），军机大臣孙毓汶拿着李鸿章从天津送来的和约稿本与奕訢等人共同逼迫光绪帝签字，慈禧太后在这时也指令必须批准和约，光绪帝“绕殿急步约时许，乃顿足流涕”，被迫在《马关条约》上签了字，第二天“和约用宝”④。

在甲午战争中力主抗击日本侵略的光绪帝，因战败而吞下了苦果。然而，他并没有因此消沉下去，却是以“不愿做亡国之君”的姿态迎合了正在兴起的维新变法运动。

②《清史稿》第4册，第908页。

①《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30，第21页。

②《中日战争》第4册，第538—539页。

①《中日战争》第1册，第83页。

②《中日战争》第3册，第609页。

③《中日战争》第3册，第609页。

④《中日战争》第1册，第126页。

第五节 下诏变法

在光绪帝被迫接受了《马关条约》并在该约文本上签字的当天，即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八日（1895年5月2日），由康有为联络在京参加会试的1300余名举人联名签字的以“拒和、迁都、变法”为主要内容的上清朝皇帝书正式呈递都察院，要求上达光绪帝，是为颇为有名的“公车上书”。都察院以《马关条约》已用宝为名，拒绝接受这份上书。但上书的内容却被广泛传抄和刊印，产生了深远影响。“公车上书”活动拉开了维新变法运动的序幕。接着，康有为又撰写了上清帝第三书，呈递都察院。五月十一日（6月3日），这份上书送到了光绪帝的手中。此时，正在为甲午丧师痛感不安、为签约用宝深怀内疚的光绪帝，亟切需要的是怎样雪耻自强之方，康有为这份上书中所详细陈述的“富国”、“养民”、“教民”、“练兵”等实施变法的具体内容，所申明的必须“及时变法”，“求人材而慎左右，通下情而图自强，以雪国耻，而保疆圉”⑤的剀切之言，引起了他的共鸣，对上书“览而喜之”，立即命令再抄录副本4件，以1件呈送慈禧太后，1件留存军机待日后发交各省督抚讨论，1件存放乾清宫南窗小箧，1件存勤政殿以备随时“览观”①。这是光绪帝同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康有为透过紫禁城的高高厚墙，在思想上发生接触的开始。当然，在守旧官员把持朝政的情况下，这种接触是非常困难的。20余天后，康有为又写下呈光绪帝第四书，先后请都察院、工部等衙门代递，均遭到拒绝，表明康有为与光绪帝之间的沟通道路障碍重重。

鉴于这种情况，康有为深深认识到：“变法本原，非自京师始，非自王公大臣始不可。”②于是，他把帝党官员视为靠山，同翁同龢联系密切。翁同龢早在光绪十四年康有为第一次向清帝上书时就闻知了他的名字，当光绪二十一年的会试期间，翁同龢作为朝考阅卷大臣，对康有为加意赏拔，使其考中进士。出闱后，康有为拜访了翁同龢，反复向翁同龢讲述了变法的重要性，希望光绪帝能够“力任变法，推见贤才”。翁同龢感到康有为对宫中情况不甚了解，便对他说：“与君虽新见，然相知十年，实如故人，姑为子言，宜密之。上实无权，太后极猜忌，上有点心赏近支王公大臣，太后亦剖看，视有密诏否？自经文芸阁召见后，即不许上见小臣，即吾之见客，亦有人窥门三巡数之者。”③临别时，康有为送给翁同龢两本他自己所写有关俄国、日本变法的书籍《俄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考》。不久，康有为又引荐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等人结识了翁同龢。翁同龢则将帝党官员文廷式、李盛铎、陈炽等人介绍给康有为等维新志士。这样，维新派与帝党的结合，对于维新运动的不断高涨起到了促进作用。这一年夏季，《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的创刊和强学会的成立，有力地扩大了变法的宣传，壮大了维新的力量。

⑤同上书，第128页。

①《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132页。

②《戊戌变法》第4册，第131页。

③同上书，第132页。

光绪帝能够对康有为等维新志士进一步加深了解并逐步确立变法的信心，与帝党官员起到的纽带作用是分不开的。他第一次展读康有为的上书时，翁同龢在场向他介绍了康有为的才华。随后“备以康之言达皇上，又日以万国之故，西法之良”来“辅导皇上”①，使光绪帝眼界大开。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冬德国强占胶州之际，康有为又呈上清帝第五书，痛陈中国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危局，要求光绪帝立即变法图存。这次上书又遭顽固大臣阻挠而未递到光绪帝手中。恰在此时，曾三次读过康有为上皇帝书的给事中高燮曾上奏为康氏的遭遇鸣不平，请求光绪帝亲自召见他，委以重任。这是清朝官员第一次正式在奏折中向光绪帝举荐康有为。翁同龢也鼓励光绪帝传旨召见康有为。光绪帝采纳了这些建议，不料却遭到奕訢的反对，理由是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不能召见，康有为是一个小臣，只能由大臣问话后传语。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三日（1898年1月24日），康有为被请到总理衙门西花厅问话。参与问话的翁同龢把康有为在问话时所陈言的有关变法重要性、内容及步骤向光绪帝汇报后，光绪帝命令臣属今后对康有为递上的条陈，要即日进呈，不得阻拦或积压。于是，康有为在问话后的第5天，向光绪帝上第六书，提出了下诏定国是的要求，强调中国变法“莫如取鉴日本之维新”，要义有三点：“一曰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二曰开制度局于宫中”，“三曰设待诏所”②。光绪帝读了这份上书后颇以为然，坚定了变法的决心。二月二十日（3月12日），康有为第七次向光绪帝上书，要求光绪帝以俄国彼得大帝为榜样，以君权厉行变法。三月二十七日（4月17日），康有为等人组织了保国会，由御史李盛铎领首。守旧大臣攻击该会“名为保国，势必乱国”①，甚至要追究入会之人。光绪帝则指出：“会为保国，岂不甚善！”②有力打击了顽固势力的气焰，支持了维新派。

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夏之交，光绪帝既受到康有为等人力言变法图存主张的影响，又目睹这年春季俄国强占旅顺、大连后列强交迫、国势日蹙的严重状况，决心通过变法维新，使自己成为一个有所作为的皇帝。四月十二日（5月31日）恭亲王奕訢的病逝，给光绪帝提供了一次实施变法的机会。他请庆亲王奕劻转告慈禧太后称：“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③康有为也致函翁同龢，促其及时策动光绪帝变法，勿失时机。翁同龢便授意康有为代御史杨深秀、内阁学士徐致靖拟“请定国是”的奏折两件，由杨、徐两人分别于四月十三日（6月1日）、二十日（8日）向光绪帝进呈。光绪帝在二十二日（10日）令翁同龢代拟宣布变法的国是诏。经翁同龢一夜的努力，诏书撰就。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光绪帝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宣告变法。诏书中称：“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①

①《戊戌变法》第4册，第132—133页。

②《戊戌变法》第2册，第18页。

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府抄本：《杰士上书汇录》卷1。

②《戊戌变法》第2册，第485页。

③《戊戌变法》第4册，第143页。

①《戊戌变法》第1册，第331页。

光绪帝在宣布变法两天之后，又下诏定于四月二十八日（6月日）召见康有为。慈禧太后却先发制人，迫令光绪帝在召见康有为的前一天以翁同龢“揽权狂悖”为由将其免职，逐回常熟原籍。光绪帝在一度“战栗变色”后，仍如期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了康有为，商讨变法事宜。康有为首先陈述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指出“非尽变旧法与之维新不能自强”。光绪帝表示同意，他说：“今日诚非变法不可”。为了减少顽固派的压力与阻挠，康有为建议“就皇上现在之权，行可变之事”②。召见之后，光绪帝任命康有为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特许康有为专折奏事。康有为充分利用皇帝赋予他的专折奏事之权，不断上奏，提出一系列有关新政的建议。光绪帝从下诏变法到八月初六日（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前的103天中，先后发布了有关新政的各种诏令达180条左右，其主要涉及的层面和所包括的内容为：第一，文化教育方面，创办京师大学堂，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而改试策论，设立译书局，派留学生出国等；第二，经济方面，保护农工商业，成立农工商局，奖励发明创造，设立铁路、矿务总局，发展铁路和采矿业，设邮政局，裁撤驿站，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等；军事方面，裁减旧军，训练新式海陆军，陆军改练洋操等；政治方面，改革旧机构，裁撤闲散重叠的衙门，准许官民上书言事，允许自由创办报馆和学会等。这些改革措施，虽然带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从北京紫禁城发出的一道接一道的新政诏令，毕竟是光绪帝革旧图新决心的体现，毕竟使维新派的变法愿望得到部分实现，这就在文教上打击了旧学，提倡了新学，经济上有利于资本主义的近代化，政治上给人们某些言论、出版、结社的权利，因而具有进步作用。新政诏令却遭到封建守旧势力的抵制和反对，许多顽固大臣引慈禧太后为奥援，唯“懿旨”是尊，不把光绪帝放在眼里，甚至明目张胆地阻挠新政，致使光绪帝的变法诏书大多成了一纸空文。

从新政诏令颁布始，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守旧势力就预谋着对政局的控制。在翁同龢被开缺回籍的谕令发布当天，慈禧太后又胁迫光绪帝宣布以后凡授任新职的二品以上官员，须到颐和园向她谢恩。同日，任命慈禧太后的亲信大臣荣禄署理直隶总督，以控制京津一带的兵权。光绪帝也未一味示弱，七月十九日（9月4日），他下令将阻挠礼部主事王照上书的礼部尚书怀塔布等6人全部革职，并对王照予以奖赏。次日，他任命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为军机章京，赏给四品卿衔，参加新政。七月二十二日（9月7日），把阻挠新政的李鸿章逐出总理衙门。光绪帝的这些反击措施，进一步引起慈禧太后的忌恨，她不断派人去天津与荣禄密谋策划，京津一带也盛传秋季慈禧太后偕光绪帝去天津阅兵时将废掉光绪帝。

随着天津阅兵日期的迫近，光绪帝惊慌不安，于七月二十八日（9月13日）交给杨锐一道密诏，称：“朕维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①光绪帝这种置自身命运于度外的精神使康有为等人大为感动，但他们在捧诏痛哭之后，却是束手无策，最后只好把希望寄托于东交民巷的公使馆和曾参加过强学会并握有新建陆军的袁世凯身上。各国公使只是虚表“同情”，不愿干预。

②《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18，第15页。

①《戊戌变法》第4册，第145页。

康有为等人便策划了兵围颐和园捕杀慈禧太后的行动①；一方面敦请光绪帝于八月初一日（9月日）召见袁世凯并破格重赏侍郎候补；一方面物色湖南会党首领毕永年为捕杀慈禧太后的人选；又一方面则是由谭嗣同在八月初三日（9月18日）夜访袁世凯，鼓动袁世凯先诛荣禄，再兵围颐和园。毕永年进京与康有为交谈，认为袁世凯不可靠，此事不可恃，便迳赴日本。袁世凯表面上答应了谭嗣同，却在八月初五日（9月20日）再次受到光绪帝召见后，于当日赶到天津向荣禄告了密。荣禄便连夜驰奔京城，向慈禧太后密报。慈禧太后闻讯，深夜从颐和园还宫。八月初六日（9月21日）晨，慈禧太后宣布重新训政，下令缉捕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戊戌政变发生。康有为在政变发生的前一天逃离北京，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六君子”于八月十三日（9月28日）被杀于北京菜市口。慈禧太后在八月初八日（9月23日）举行临朝训政礼后，囚光绪帝于中南海瀛台涵元殿。轰动一时的“百日维新”被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守旧势力所扼杀。

①《戊戌变法》第2册，第92页。

第六节 曲折余生

慈禧太后在发动戊戌政变后，就一心想废掉光绪帝，却因遭到英、日等国的反对而未能得逞。当她令太医捏造“脉案”，谎称光绪帝已病重的消息公布后，英国驻华公使窦乐纳就通知总理衙门称：“我坚信，假如光绪帝在这政局变化之际死去，将在西洋各国之间产生非常不利于中国的后果。”②窦乐纳还派一名医生为光绪帝诊断病情，结果是宣布光绪帝无病。慈禧太后只好暂时忍气吞声，但与英、日的矛盾加深，并伺机再谋废立。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899年12月31日），荣禄向慈禧太后密献计策：“择宗室近支子，建为大阿哥，为上嗣。”①“大阿哥”，即皇位继承人。清朝在康熙帝晚年时已颁立下“永不建储之谕”，慈禧太后却背离祖宗“家法”，接受了荣禄的建议，以光绪帝无子为由，决定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于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初一日（1900年1月31日）举行了立大阿哥的典礼。面对慈禧太后“名为立嗣，实则废立”的阴谋，舆论哗然。英、日、美等国驻华公使拒不参加典礼，列强的军舰也由上海北驶表示对此事要加以“干预”。慈禧太后策立了大阿哥，却未敢废掉光绪帝的帝位。但那位年方15岁、终日以玩犬为乐的溥儁却进了皇宫成了皇位继承人，而光绪帝仍然是被囚在瀛台的挂名皇帝。

通过废立问题的一连串闹剧，慈禧太后对列强的不断干预十分不满，于是便利用了义和团反帝风暴作为她进行报复的工具。本来，列强对光绪帝的支持，是担心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势力再回到闭关自守的老路，对列强在华的侵略权益不利。而光绪帝与维新派共同掀起的戊戌变法，又是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前提的，列强对此也并非完全赞赏。但就光绪帝的开明和慈禧太后的守旧而言，列强自然会选择前者。当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国又发生了“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义和团的反帝爱国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但其盲目排外的一面却恰中守旧势力之下怀，慈禧太后便借以发泄了对列强在废立问题上对她屡次拆台的不满情绪。于是，她在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中旬接受了协办大学士刚毅对义和团“宜抚不宜剿”的建议，一改过去“剿抚兼施”的政策，下了对义和团加以“招抚”的决心，默许义和团进入北京。与此同时，俄、英、德、法、美、日、意、奥八国拼凑2000余人，在英国海军中将西摩率领下由天津向北京进犯，开始了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各国又继续向大沽增兵，试图不断扩大侵略战争。

面对八国联军的侵略，清廷必须在和与战问题上作出抉择。自五月二十日（6月日）至五月二十三日（6月19日），慈禧太后连续在4天之内召集4次御前会议讨论和战问题。光绪帝参加了会议，他不赞成对外宣战，认为顽固大臣所声言的“义民可恃，其术甚神”是靠不住的，指出“诸国之强，十倍于日本，合而谋我，何以御之？”“奈何以民命为儿戏？”①

②参见杨天石：《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确证》，《光明日报》1985年9月4日。①《英国蓝皮书》中国第1号，1899年，第303页。

①《戊戌变法》第1册，第478页。

载漪、载濂、刚毅等顽固大臣则不仅一再申明要靠义和团的“神术”去“报雪仇耻”，而且还指使人编造出一个“请太后归政，废除大阿哥”的所谓“外交团照会”，使慈禧太后大为恼怒，声称：“外人无理至此，予誓必报之。”①经慈禧太后与守旧排外大臣的反复密商后，于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月）颁布了宣战“上谕”。但就在宣战后仅4天，慈禧太后就向列强表示“朝廷慎重邦交，从不肯轻于挑衅”②。又过了4天，又表示“此种乱民，设法相机自行惩办”③。可见，利用义和团去同八国联军作战以实现慈禧太后报复外国人，又试图对义和团加以镇压，这就是慈禧太后宣战的实质。

七月二十日（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慌忙挟光绪帝西逃。在此之前，她调派李鸿章为全权代表与列强议和。经李鸿章与列强的谈判交涉，慈禧太后得知“惩凶”的名单上没有她，对列强十分感激，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④，授权奕劻、李鸿章与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随后，她与光绪帝返回北京，并将大阿哥溥儁废掉。光绪帝返京后，不再被囚于瀛台，而是常常临朝，回复到以往的帝位生活，但慈禧太后对他仍严加控制。此时的清廷固然仍在推行着自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901年1月29日）开始下诏变法所实行的新政，似乎是把戊戌变法时期的新政措施又一步步恢复，然而光绪帝在颁发新政诏令时却不得不服从慈禧太后的旨意“先自骂两句”，说“康有为之变法，非变法也，乃乱法也”①。他在对德龄的自白中表达了苦衷：“我有意振兴中国，但你知道我不能作主，不能如我的志。”②就是在如此心境之下，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1908年11月14日），光绪帝怀着无限的惆怅逝于北京。

①《义和团》第1册，第13页。

②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卷67，第2页。

③《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86页。

④同上书，第203页。

①《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945页。

②《德宗遗事》，第49页。

（谢选骏指出：由于种种机缘巧合，人们同情光绪。但我还是要说一句，狗就是狗，爱新觉罗家的都是狗，即使光绪也不能例外——光绪狗就是光绪狗，绝对不能称之为光绪帝。除非叫他一声“光绪蹄”。而满洲狗蹄之下的满汉臣工甚至科举中人，最多也只能算作狗腿子们了。像慈禧这样的母狗集体，也旁证了“爱新觉罗家的都是狗娘养的”这样一条小小的真理。）

【第十章 曾国藩】

第一节 获取功名，肆力理学

曾国藩，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嘉庆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1811年12月26日），出生于湖南湘乡县南的白杨坪村（今属双峰县）的一个中等地主家庭。祖父曾玉屏，为乡村的土财主。父曾麟书，是个多年不第的老童生，直到43岁才考中秀才。在家庭的严格督促下，曾国藩从小勤奋读书，熟悉了封建礼教纲常等一套儒家伦理道德，成为他以后立身处世的基本准则。道光十年（1830），他20岁时外出求学，先在衡阳唐氏家塾毕业，翌年改进湘乡连滨书院。道光十三年（1833）考中秀才，进入长沙岳麓书院学习。在这里，他系统地接受了封建思想教育和湖南学风的熏陶，对他日后的治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曾国藩于道光十四年考中举人。在以后的两三年间，他连续两次前往北京参加会试，结果都名落孙山。但是这两次北京之行，对促使他努力向学大有帮助。回到湖南家乡后，他闭门在家，发愤攻读，对历史和古文潜心研究，因而较大地提高了学识素养。

道光十八年（1838）正月，曾国藩第三次赴京参加会试，以第38名中试。四月，殿试三甲42名，赐同进士出身。朝考一等三名，以庶吉士入翰林院庶常馆。道光二十年散馆，列二等19名，授翰林院检讨，秩从七品。

考中进士并被选入翰林院，对功名心切的曾国藩是一个很大的激励。早在道光十一年他便改号涤生，要求自己“涤其旧染之污”而新生③。中进士后又“更名国藩”，期望作为国家的屏藩，立功业于乱世。特别是选入翰林院后更是“毅然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①，对于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学习都进行严格的要求，从而更励志于探求学问。正好这时，湖南善化学者唐鉴由江宁藩司入官太常寺卿，曾国藩便“从讲求为学之方”。唐鉴是个理学家，“专以义理之学相勖”，在唐的带动影响下，曾国藩开始“肆力于朱学”。这时中英鸦片战争正在紧张地进行着。对于这一引起中国“数千年来大变局”的大事，曾国藩是很注意的。他当时对于英国资本主义势力之入侵持憎恶和反对态度，谴责他们“逆性同犬羊，贪求无厌”②。赞扬姚莹、达洪阿率领台湾军民击退侵台英国兵舰，俘获英国士兵多人的正义反抗是“大快人心”的举动③。

鸦片战争结束后，曾国藩更致力于理学，按照理学家的严格要求进行修身养性。他以倭仁为榜样，“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④，将读书与修身结合起来。他在治理学的同时又治古文辞，追随桐城派学习古文、诗词等。几年以后又对考据之学感兴趣。

③德菱（龄）：《清宫二年记》，《东方杂志》10卷7号。

①《曾文正公全集·日记》卷上，第27页下“省克”。

②黎庶昌：《曾文正公年谱》卷1，第6页。

③《曾文正公手书日记》第1册，辛丑（道光二十一年，1841）正月初九日。④《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1985年版。

于是他认为的“自西汉至于今识字之儒”的“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三途⑤，都已涉身其中，因而为进一步研究学问打下了较为扎实的基础。

⑤《曾文正公手书日记》第1册，辛丑（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四日。

第二节 上折陈言

然而，时事的变幻使曾国藩朝另一方向发展。

道光二十九年（1849），曾国藩已升任礼部右侍郎。当时，经过鸦片战争之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侵略自沿海向内地而逐步深入，国内原有的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面对着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动荡形势，曾国藩感到忧心如焚，因而在咸丰帝即位后连续上奏，提出不少建议。其中，《应诏陈言疏》关于人才的培养与使用对咸丰帝有所震动，批示“切中情事，深堪嘉纳”，令有关部门“评议以闻”，但经“部议格不行”；《议汰兵疏》进呈后获“召见，嘉其切中时弊，谕以俟广西事定再行办理”①。

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曾国藩在极其焦急之中又向咸丰帝陈奏《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直接向咸丰帝提出三条尖锐的批评意见。其一是“防琐碎之风”，批评咸丰帝“自去岁以来”只注重诸臣之“细节”，而疏于国家大计，表现在“发往广西人员，位置之际未尽妥善”；其二是“杜文饰之风”，批评咸丰帝“徒尚文饰”，不讲实际，不能采纳好的建议，“自去岁求言以来”，对一些“嘉谟至计，究其归宿，大抵皆以‘无庸议’三字了之”；其三是消“骄矜之气”，批评咸丰帝去岁以来既下诏求言，结果却拒谏自专，无视百僚的意见。指出“目今警报运筹于一人，取决于俄顷，皇上独任其劳，而臣等莫分其忧，使广西而不遽平，固中外所同虑也”②。也就是指责咸丰皇专横独断，致使太平天国起义不能很快镇压下去。曾国藩上奏此折是想效古忠臣之鲠直敢谏，自以为不失为忠心耿耿之诤言，但却差一点引起大祸，咸丰帝阅奏后大为震怒，“立召见军机大臣，欲罪之”①。由于周围大臣的劝说才作罢。这次事件对曾国藩教训很深，此后他再也不敢凭一片赤诚去“冒犯天颜”了。

咸丰二年六月，他被派充江西乡试正考官。七月，得悉其母病逝讯息，急忙回原籍奔丧。

①《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55页。

②《国史本传》，《曾文正公全集》卷首，第13页；《曾文正公年谱》卷1，第21、25页。①《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第32—38页。

第三节 组织湘军，屠杀会党群众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1851年1月），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树起了反抗清朝封建统治的大旗。经过两年余奋战，自广西入湖南、进湖北，顺长江而下，经江西、安徽、江苏，于咸丰三年二月（1853年3月）攻下江宁府城，随即将它定为国都，改名天京。

这时清皇朝的八旗兵早已腐败，继起的绿营兵也日趋衰败。清廷先后调集大批军队前往广西、湖南镇压，结果纷纷败溃，只好寻求地方武装力量进行阻挡。当咸丰二年太平军进入湖南后，清廷便命令两湖督抚等地方官员劝谕士绅，举办团练。此时，曾国藩正因母丧在原籍守制。这年十二月十三日（1853年1月21日），他接到湖南巡抚张亮基转来军机大臣转达咸丰帝十一月二十九日上谕，要他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协助张亮基“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曾国藩接旨后四天即前往长沙，着手筹办团练武装。

鉴于清朝原有军队已不足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实际状况，曾国藩认为必须从根本上着手，建立与培训起一支有严密组织并有顽强战斗意识和实战能力的新军。为此，他拟定了他的建军原则，竭尽全力组织起一支新的地主阶级武装湘军。

在湘军兴起前，湖南已有新宁举人江忠源兄弟等在本籍自募的楚勇和湘乡儒生罗泽南、王錱师徒主持的湘勇，在镇压地方农民起义上都取得相当的成效。曾国藩与他们这些人有着师生或同乡的情谊，便在他们原有的基础上，吸收其经验并大加发展。他的湘军与旧军队比较，在兵源、选将、营制以至训练办法上都是“改弦更张”的。

首先，在兵源上，湘军的官兵来源采取逐级自行召募的办法，即：“帅欲立军，拣统领一人，檄募若干营，统领自拣营官，营官自拣哨官，以次而下，帅不为制”。这个“帅”就是曾国藩，上一级负责挑选下一级，层层相连，最后归属曾国藩总指挥。当时湘军士兵只在湖南省内，主要在长沙、宝庆二府内召募，尤以湘乡人为多。这样的募集办法与清朝军队“将不必由帅选”，正好相反。它利用地域观念和同乡感情，促使彼此间团结合作，避免过去官兵“不相习”，上下缺乏感情联系，互不相干的冷漠状况，而达到“一营之中，指臂相联”，使“弁勇视营、哨，营、哨官视统领，统领视大帅，皆如子弟之事其父兄焉”②。

其次，在将士素质上，要求“凡募勇，取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气者；其有市井衙门气者不用”①；而在将官上则选择绅士与儒生，其主要将领大多是有同乡、同学、师生、亲友关系，且是气味相投，讲求“忠君”、“卫道”的程朱理学忠实信徒。用曾国藩的话是，“概求吾党质直而晓军事之君子”②，并具体要求“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归根结蒂是必须肯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作出个人牺牲，即具有“忠义血性”者，以能为封建主义制度效忠的政治标准为根本原则③。

②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曾文正公别传》卷1，第3页。

①以上见王定安：《湘军记》卷20，岳麓书社版，第338页。

②《湘军记》，第340页。

③曾国藩：《与王璞山》，《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第32页。

再次，特别强调对士兵进行严格训练。在“训”字上，“以忠义激励将士”，进行封建伦理和纪律教育。“崇纪律，重廉耻”，要求“有勇知方”。严禁将士吸食洋烟（鸦片）、打牌押宝（赌博）、奸淫妇女和结盟拜会等；在“练”字上则加强练队伍和练技艺。每天必须按规定出操、练习各种武艺和阵法、巡逻放哨和列队点名等，要求行动整齐，勇于作战。

这样，曾国藩利用封建宗法关系作为维系湘军的纽带，使全军上下归他一人调度指挥，湘军成为以曾国藩为首领的私人武装。这是中国近代最早出现的军阀集团。湘军的骨干多是以各种封建关系纠集在一起的中下层封建知识分子。他们出身于一般中小地主家庭，功名不高，或是诸生、文童，也没有显赫的政治地位。但这些人都浸透了封建正统思想，都以坚决维护封建名教和统治秩序为己任。这些人比腐朽的封建官僚有才干，他们兢兢业业，有一股拼命向上爬以取得功名利禄的顽强精神和野心。曾国藩正是带领这样一批儒生们，结成“誓不相弃之死党”④，而成为太平军的死敌。

在曾国藩组织湘军的过程中，即在咸丰三年间，尚未与太平军正式作战前，他就已指挥这些未成军的练勇在湖南境内多次镇压过会党起义，也曾派遣他们到江西支援过当地团练与太平军作战。在对待起义军上，曾国藩采取极为残忍的手段。早在咸丰三年二月他在给咸丰帝的奏折中就提出：对起义军“非严刑峻法痛加诛戮必无以折其不逞之志，而销其逆乱之萌”，主张“欲纯用重典以锄强暴”，并声言：“但得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①他的主张得到咸丰帝的积极支持，批示他“必须从严，务期根株净尽”②，因而他更加放手大干。这年上半年，他在长沙设审案局，依靠地方绅耆，大批捕杀，立三等法：重则处以斩枭；轻亦立死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他不“拘泥常例”，借用巡抚令旗，捕人多，杀人快，“案至即时讯供，即时正法”，心狠手辣，在百十天内，就屠杀了200多人。他这样大肆杀戮的暴行，遭到社会舆论的严正谴责，人们给他起了“曾剃头”和“曾屠户”的绰号。

④《与彭筱房、曾香海》，《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3，第2、3页。

①《与文任吾》，《书札》卷2，第35页。

②《奏稿》卷2，第2—3页。

第四节 镇压太平天国

湘军筹建于咸丰三年，原先只有陆师，以后为与太平军争长江水上优势又筹建水师。水、陆两支队伍于咸丰四年正月下旬分别建成。水陆各5000人，营制每营500人，各分为10营。水师拥有“快蟹”40号，“长龙”50号，舢板150号，拖罟1号（作为曾国藩的座船），又购民船120号改造为战船，另雇民船一百数十号，以载辎重。加上夫役水手7000余人，水陆共有员弁兵勇一万七千余人，自衡州（今衡阳）出发，会师于湘潭，声势浩大，欲“东征”与太平军决一死战。

曾国藩于出师时，发布《讨粤匪檄》，竭力维护封建专制制度和孔孟之道，同时也抓住了太平天国的某些弱点加以渲染。它充分反映了曾国藩对农民反封建斗争的仇恨，表明了他作为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维护者镇压农民起义的顽固立场。

当曾国藩率领湘军大举“东征”时，太平军水师已据有长江天险，陆上则占有皖、赣、鄂三省的大部分。而这时安庆、九江早已在太平军手里，武昌也正处在太平军包围中，太平军显然占有绝对优势。曾国藩的东征，战略目的是在争夺武汉、九江、安庆这长江中游的三大据点，然后进军东南，包围天京。因此，此后七八年间，湘军便同太平军对这三大据点进行了激烈的反复的争夺。

曾国藩面对太平军强大的兵力及其所占有的优势，认为必须逐步推进，步步为营，而不能急于冒进。他首先着眼于两湖地区，与太平军展开了拼死的战斗。战斗最早于咸丰四年（1854）三月上、中旬在岳州府周围进行，老湘营王錱兵败退守岳州，又缒城逃跑，大部分被歼，太平军乘胜进占湘潭，钳制长沙。曾国藩以湘军主力力争湘潭，并自率水师攻打长沙北之靖港，结果湘军水勇溃败，战船三分之一被焚毁和为太平军所获。曾国藩羞愤交加，投水自杀，被随从救出。湘潭方面双方激战7日，太平军伤亡重大，被迫退出，长沙外围缓解。曾国藩利用3个月时间休整，于六月中重新出动，七月初一日夺回岳州府城。

这年八月，曾国藩督率湘军水陆师分三路进攻武汉。八月二十三日（10月14日）攻陷武昌、汉阳，太平军停泊汉水的千余艘船只拟冲至长江，被截毁殆尽，湘军水陆东下，进攻江西。十月十三日（12月2日），湘军水师在彭玉麟、杨载福带领下又攻断湖北田家镇至半壁山的拦江铁链，焚毁太平军船只4500余艘。湘军大为得势。

然而，风云突变，这年十二月太平天国派石达开率军在江西湖口、九江焚湘军水师船只。特别是十二月二十五日（1855年2月11日）在九江夜袭湘军水师，焚战船多艘，获曾国藩座船，尽得其文卷册牍，曾国藩走投无路，再次投水寻死，被人救起送罗泽南营中。紧接着咸丰五年春，太平军第四次攻占汉阳，并第三次攻克武昌城，曾国藩率部龟缩南昌城内不敢出来。下半年十一月石达开回师江西，在短短3个月里，赣中、赣北尽为太平军所得。到咸丰六年上半年，曾国藩率湘军东征与太平军进行了将近3年的争夺战，彼此各有胜负，但总的形势对湘军是不利的，不仅长江中游三大据点都在太平军手里，而且太平军还控制了从武昌到镇江之间所有沿岸的城镇；安徽、江西、湖北东部以及江苏部分地区也都为太平天国所有。

然而不久，“天京事变”爆发，形势急转直下。曾国藩带领湘军趁机反攻。咸丰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1856年12月19日），湖北湘军胡林翼、杨载福等攻陷武昌。咸丰七年九月初九日（1857年10月26日），湘军攻陷湖口，被阻隔3年之湘军水师彭玉麟部与杨载福部在外江会合。

在此期间，自咸丰七年二月到八年六月的一年四个月时间里，曾国藩因丁父忧回原籍守制。他与清廷的矛盾，也通过三四年来战事的进展而有所增长。以咸丰帝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对于曾国藩本来就怀有疑虑，始终都仅赐给他空头衔而不予以实权，使他感到处处都有阻力。他曾向咸丰帝提出至少授给他以巡抚职务以便于办理军务，调动粮饷等，但没有获得同意，而让他继续“在籍守制”。到咸丰八年元月，由于胡林翼、骆秉章先后奏请他统兵援浙，他才再度出山。

经过几年来与地方官吏和清廷的交涉折冲，又经过一年多来在原籍守制期间的反思，再度出山的曾国藩变得老练圆滑了。此后的曾国藩与清廷及与地方官吏的关系渐趋于合拍，他的职权地位也随着形势变化发展而不断有所提高。

太平天国的实力由于领导集团的内讧而大为削弱，使总的形势大有利于清廷，但就湘军与太平军的较量来看，在咸丰八年至十年的两三年间则仍有起伏。咸丰八年四月，湘军李续宾等会同水师杨岳斌（即杨载福）、彭玉麟联合攻下九江，太平军一万七千余人死难，长江中游第二据点又为湘军所得。但同年十月，三河镇之战，李续宾所部湘军精锐6000为陈玉成、李秀成联军全歼，湘军悍将李续宾等被击毙，给曾国藩及其湘军集团打击之大，不亚于咸丰四年冬湖口、九江曾国藩座船被俘获之役，“不特大局顿坏，而吾邑士气亦为不扬”③。

咸丰九年（1859），石达开部太平军拟行入川，骆秉章与胡林翼计议，通过湖广总督官文奏请清廷派曾国藩入川布置，以确保湖北饷源，而乘机为曾谋得川督。咸丰帝虽下令调派曾国藩率军入川，却无意授他以四川地方实权，因而胡林翼等又合计将曾国藩留驻湖北，共谋进军安徽。此后曾国藩便以攻取安庆作为湘军的战略重点和当务之急，把安庆之战看作是“目前关系淮南之全局，将来即为克复金陵之张本”来考虑①。

曾国藩进攻安庆采取围城打援的策略。他以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实行力取上游，逐渐及于下游，也就是先取安徽，再及于江、浙的方针，始终坚定不移。即使是咸丰十年春夏之间江南大营再次解围，和春、张国樑兵败身死，苏常危急，咸丰帝一再催促曾国藩率湘军东下支援，他都拒不从命，安然不动。咸丰帝万不得已，只好赐曾国藩以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并连下谕旨，令他撤安庆之围，驰援苏常。他也还是奏称“自古平江南之贼，必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②，坚持原来的观点。最后清廷不得不同意他的意见。由于坚持先打安庆再及江南的战略方针，在此后安庆攻陷后，湘军在围攻天京上拥有更加有利的形势。

但是，太平天国晚期洪秀全重用洪仁玕，辅以陈玉成、李秀成二人的善于带兵和富于实战经验，使曾国藩的战略意图不可能轻易实现，而且经常陷于困境。咸丰十年夏至十一年初夏，曾国藩坐镇祁门近1年，调兵遣将与太平军争夺皖南。在十年十月和十一年四月，曾国藩就曾先后两次因太平军李秀成和李世贤分别率部逼近而惊慌万状，两次都写了遗嘱安排后事，只是因为太平军没有进一步进攻而使之度过了危机。事后他还心有余悸，再不敢身临前线指挥作战了。

安庆经过长期的围困，于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一日（1861年9月15日）

终于被湘军曾国荃等部攻陷。在曾国藩支持下，曾国荃纵兵杀掠，乘机大发横财。

安庆的失陷，使天京失去重要的屏障。太平军从此居于守势，湘军与太平军的主要战场也由安徽转移到江苏。

③同上书，第4页。

①《复刘霞仙》，《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7，第23页。

②《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1，第44页。

咸丰十一年七月，咸丰帝死于热河避暑山庄。这年十月，慈禧太后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与恭亲王奕訢发动了“辛酉政变”，夺取了政权。为了尽快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慈禧太后任命曾国藩管辖苏、赣、皖、浙四省军事，自巡抚、提、镇以下文武各官皆归节制；同治元年（1862）更加以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官衔。这时曾国藩渴望多年的宿愿得以实现，军、政、财大权一手在握，积极性也大为提高，从而加紧对苏南、浙江进兵，为最终攻取天京作好布防。在他的支持下，曾国荃部湘军包揽了对天京的围攻。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1864年7月19日）天京沦陷，曾国荃部抢得了镇压太平天国的头功，并纵兵对天京大肆掳掠烧杀。清廷论功行赏，曾国藩赏加太子太保衔，赐一等侯爵，世袭罔替，赏戴双眼花翎。曾国荃赏加太子少保衔，赐一等伯爵，其余湘军将领也都赏赐有加。

在慈禧太后把持下的清廷，对曾国藩虽然委以重任并给予实权，但实际上还是很不放心的。特别是在曾国荃进兵雨花台以后，湘军自数万增至十余万人，曾氏兄弟手握重兵，对清廷不能不是一大威胁，因而清廷对曾国藩的态度便有所改变，不像以前那样支持了。曾国藩凭其多年的政治经验，意识到要保存性命，只有退让。于是在攻陷天京后便主动提出裁撤湘军和为曾国荃代请回籍养病，以消除清廷的疑虑。具体办法是裁撤他所直接统率的湘军主力二万五千名，但保留后建的淮军以“御寇”；曾国荃辞去浙江巡抚的职务。对于曾国藩的自释兵权和曾国荃引疾自请开缺，清廷很快便予以批准。

第五节 从主张抵抗到外敦“和好”

当曾国藩正率领湘军与太平军激烈搏斗期间，发生了英法联军侵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时，曾国藩在对待外来侵略的问题上仍然是主张抵抗。两年以后，咸丰九年五月二十五日（1859年6月25日）第二次鸦片战争前一阶段战役结束，《天津条约》已经签订，英法侵略者北上换约，他们故意不按清廷规定的路线，擅自闯入大沽口，遭到大沽驻军的痛击。曾国藩在得到消息后，认为这次胜利大快人心。他在写给当时在僧格林沁营中当幕僚的郭嵩焘的信中说：“五月二十五日之战，自庚子、辛丑（1840、1841）夷务初起后，至是始一大创之，中外人心为之大快。”③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出现了封建统治者与外国侵略者结合起来以对付农民起义的新局面，这便是“借兵助剿”的问题。

在“助剿”问题上，外国侵略者是很积极主动的。咸丰十年冬，俄、法驻华公使便连续向清廷表示愿意共同镇压太平天国。这时通过第二次战争的再次接触，清朝统治集团中的某些重要成员对于西方侵略者的认识已有较大转变。他们认为太平天国和捻军等农民起义军是“心腹之害”，而外国侵略者不过是“肢体之患”或“肘腋之忧”①。于是借洋兵“助剿”便提到会议桌面上来。在谈判桌上，俄、法、英、美很主动，而清廷则处在被动地位。就清廷方面而言，它未尝不想借洋兵以镇压农民起义，但又感到“流弊滋多”，因而迟疑再三，最后只是在太平军占有苏、常，再次进攻沪、杭的严重形势下，才不得不被迫接受。

但是，对于借洋兵“助剿”，曾国藩却另有一番考虑。同治元年正月（1862年2月），他以两江总督的身份在给江苏巡抚薛焕的信中，就曾很不客气地责问道：“其借助西洋一事，未经奉商，遽行举办，此等情形鄙人前皆未闻。”①而当清廷表示“嘉其助顺，听其进兵”，逼他表态时，他在给同治帝的奏折中表示不同意和洋兵联合进行全面会剿，认为“目前权宜之计，只宜借兵守沪城，切勿遽务远略”，始终强调“借洋兵以助守上海共保华洋之人则可，借洋兵以助剿苏州，代复中国疆土则不可”②。

由此可知，曾国藩对于洋兵“会剿”事是有条件的，他在给薛焕的信中曾直截了当声称：“弟所谓愿执其咎者，专指保上海而言，而必欲攻取金陵、苏、常，则始终不敢与闻。”③正是由于曾国藩等的反对，清廷最后没有接受英、法、俄、美等国大规模的洋兵联合会剿，而在同治元年夏的一个上谕宣告：“借洋兵助剿之议，叠经曾国藩等先后复奏，佥称有害无利，前因上海吃紧，英、法两国情愿帮同战守，是以姑事羁縻，未经阻止。”表示以后当主要依靠官军①。

③《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1，第44页。

①《复郭筠仙》，《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8，第35页。

①《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8册，第2675、2674页。

②《复薛觐堂中丞》，《曾国藩未刊信稿》，中华书局版，第27页。

③《复潘玉香观察》，《曾国藩未刊信稿》，第7—8页；《议复借洋兵剿贼片》（同治元年正月二十二日），《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5，第19—20页。

①《曾国藩未刊信稿》，第27页。

曾国藩之所以反对“洋兵会剿”，认为“只宜借兵守沪城”，真正的原因是：第一，他不愿洋人分占其利，特别是不甘愿洋枪队分占由他和其弟曾国荃湘军主攻天京的头功。这是最主要的。第二，这也是从清朝统治者的实际利益考虑。尽管这时这个政权已开始半殖民地化了，但它在能够保有的独立限度里，还是尽量想多维持一点自己的封建主权。

值得注意的还有阿思本船队的事件。这事也发生在咸丰、同治之交，与借洋兵助剿差不多同时。咸丰十一年（1861），总理衙门大臣奕訢、桂良、文祥等首先奏请购置外国船炮以期早平“内患”，曾国藩很表赞同，称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②。第二年，经清廷批准，由总理衙门委托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趁休假回国之便，代购中号兵船3艘、小号兵船4艘。但李泰国违反总理衙门与他的协议，不仅多购1艘，船价由原定60万两增至107万两，而且擅自招募600余名英国人为船队水手军官，聘请英国皇家海军上校阿思本任船队的司令。更严重的是他竟以中国代表自居，与阿思本订立了十三条协定，“依据这协定的条款，司令除了皇帝之外，不接受任何人的命令，皇帝的命令要有李泰国副署才能有效”③。同治二年八月（1863年9月），这支新购的船队到达中国，俨然是一支外国的海军小舰队。与曾国藩“原期操纵自如，指挥由我”的设想完全不是一回事。奕訢等“再四向李泰国严词驳诘”，议定折衷办法，订立章程五条，“由中国选拔武职大员，作为该师船之汉总统，以阿思本为帮总统，均听当地所在用兵地方督抚节制调遣”①，但遭到曾国藩等湘淮系的坚决抵制，最后不得不将阿思本船队解散。

曾国藩对阿思本船队的抵制，含有维护中国民族尊严的积极因素，但同时也反映曾国藩等湘淮军实力派与外国侵略者之间尚存在一定的矛盾。

然而不管怎样，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曾国藩对于西方国家的言论和对策，确实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在根本态度上，反复强调起“与洋人交际，要言忠信，行笃敬”，“要开诚布公，与敦和好”。

曾国藩之所以对外国侵略者的态度有如此大的转变，是因为他的认识有了根本的转变。同治元年五月初七日（1862年6月3日），他的日记记载了他与幕僚们的谈话：“洋人（咸丰）十年八月入京，不伤毁我宗庙社稷，目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助我攻剿发匪，二者皆有德于我，我中国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②由于曾国藩对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的认识和态度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有了如此截然不同的转变，因而促使他由宋明理学的信仰者变为主张“师夷智”以“自强”的洋务派大员。

②《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6，第18—19页。

③《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4，第10页；《上恭亲王》，《曾国藩未刊信稿》，第176页。①何天爵：《中国的海陆军》，《洋务运动》第8册，第474页。

②《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1，第2页。

第六节 举办洋务

举办洋务是封建统治阶级中的实权人物被迫学习西方科技以巩固其政权的活动，曾国藩是其中主要的倡导者。在当时声势浩大的农民大起义的冲击下，为了对付太平天国和捻军等，洋务活动必然首先是从兴办军事工业开始。因此在咸丰十年提出借洋兵“助剿”和委洋商运米粮问题时，曾国藩就表示“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以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③。咸丰十一年，他就在安庆军营里设内军械所，召募科技人士开始制造洋枪洋炮。第二年，“试造洋器，全用汉人，未雇洋匠”，在徐寿、华蘅芳等中国科技人员努力下造成第一艘木质轮船“黄鹄”号，他计划“以次放大续造多只”①。为此，同治二年冬，他派遣早期留美学生容闳到美国购置机器，进行扩充。两年后机器运到，在上海创建江南制造总局，“始以攻剿方殷，专造枪炮，亦因经费支绌，难兴船工”。至同治六年（1867）曾国藩奏留海关洋税二成，以其中一成充作造船费用，至第二年建造成一艘较“黄鹄”号大五六倍的木壳轮船，取名“恬吉”，时速也较前大有进步②。此后，直到曾国藩去世前，江南制造总局又陆续推出“操江”、“测海”、“威靖”三艘轮船，体积、吃水马力与载重，一艘超过一艘。同治十二年又制造成一艘“海安”轮，马力达1800匹，载重达2800吨。“在外国为二等，在国内为巨擘。”③但是曾国藩死后，制造局全由李鸿章管辖，改变了以自制轮船的方针为以买船为主，致使江南制造局在培养本国技术力量和技术设备上的发展受到相当的影响。

除了制枪炮、造船，曾国藩在江南制造局还设置了翻译机构，“另立学馆，以习翻译”。他对于主持编辑翻译的徐寿大加赞许，认为“此举较办制造局为尤要”，强调“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只有通过翻译，才能“明夫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并聘请英、美传教士伟烈亚力、傅兰雅、玛高温等人专事翻译制造的科技书籍多种①。此外，他还接受容闳的建议，在江南制造局兵工厂旁建立了一所兵工学校，以培养机械制造方面的工程技术人才。曾国藩还接受容闳的建议与李鸿章联名奏请派遣幼童赴美留学。同治十年七月初三日（1871年8月18日），曾国藩（时任两江总督）与直隶总督李鸿章联衔会奏，委派陈兰彬、容闳为正副委员选带聪颖子弟赴美国肄习自然科学技术，具体办法为：“派员在沪设局，访选沿海各省聪颖幼童，每年以三十名为率，四年计一百二十名，分年搭船赴洋，去外国肄习十五年后按年分起，挨次回国。”②120名青少年后来虽因封建顽固势力的阻挠破坏，未能按预定15年的期限学完，而于光绪七年（1881）便全部提前撤回，但通过这6到9年的学习，还是培养出一批中国近代早期的外交、海军、航运、电报、路矿、教育等方面的新式人才，其中包括铁路总工程师詹天佑等优秀科技工程人员，并且对以后中国派遣留学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③《曾文正公手书日记》第13册，同治元年五月初七日。

①《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2，第58页。

②《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7，第7—10页；《清史稿·艺术传四》；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卷15；《手书日记》同治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③《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7，第7页。

①《江南制造局记》，《洋务运动》第4册，第125页。

②《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7，第7—10页。

曾国藩办理“洋务”的时间不长，所办的洋务内容比起李鸿章、左宗棠和后起的张之洞等，要少得多。但是他起了创始者与带头人的作用，在近代中国洋务运动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第七节 “剿捻无功”

曾国藩在功名仕进上曾一帆风顺，但在镇压捻军中因“无功”而招致清廷的不满。

同治四年四月（1865年5月），捻军将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的剿捻主力吸引到山东菏泽西北高楼寨，利用有利的地形进行伏击，使僧军被大量歼灭，僧格林沁本人也被击毙。清廷大为震动，赶紧调派曾国藩督师北剿。清廷颁给曾国藩以钦差大臣关防，任命他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所有三省八旗、绿营及地方文武员弁均由他节制。

针对捻军流动作战、行踪不定的特点，曾国藩采取重点设防，坚壁清野，画河圈围的对策。他先驻扎在徐州，作为指挥中心，并在临淮、周口、徐州、济宁（以后加上归德）等地驻防重兵，进行堵截，以后又分别移驻这些据点，重点围攻，另外派遣精锐马队对捻军进行跟踪追击，以达到最后聚而歼之的目的。为了割断捻军与群众的联系，他实行查圩政策，进行坚壁清野，严禁群众接济捻军，并采取软硬兼施，威胁利诱，分化瓦解的政策，企图彻底孤立捻军。他以水师炮船封锁黄河，防止捻军北上，又利用运河、淮河、沙河、贾鲁河等河流的自然地形，挖壕筑墙，进行设防，企图限制捻军的流动。但所有这些，都没能奏效。捻军这时已分东、西两支，仍然往来穿插，驰骋南北东西，使清军经常处于被动挨打地位。同治五年八月（1866年9月），赖文光部东捻与张宗禹部西捻在河南开封大会师，一举冲破曾国藩布置的沙河及贾鲁河防线，大败河南巡抚李鹤年的河防军。然后乘胜东向，突破运河防线，进入山东水套地区。九月，自山东回师，再破清军河防，重返河南，如入无人之境。这使曾国藩煞费心机辛苦经营的合围河防“剿捻”计划破产，不得不自认“剿捻无功”。

由于曾国藩劳而无功，清廷决定以李鸿章来接替他。曾国藩自己也深感这种局面难以维持，便于同治五年十月自请开缺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等职衔，另派钦差大臣接办军务，自己以散员留营效力，并附片暂将封爵注销。清廷只撤换了他的剿捻钦差大臣，命令他南返两江总督原任。

同治六年正月（1867年2月），曾国藩由周口剿捻据点，途经徐州，二月返抵江宁，还驻两江总督衙门。此后两三年间，清廷为了对他进行安抚，先后补授他以体仁阁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等头衔，并于同治七年七月调他任直隶总督。这年十二月至翌年二月，他在北京受慈禧太后与同治帝的数次接见，并在国宴上班列汉官之首，与满大学士倭仁东西相对，享受清廷的最高荣宠。然而在骨子里，曾国藩通过实际的观察体会，对清皇朝之前途及其当权人物深感失望，心情十分凄凉阴暗。还在同治六年六月间二十日晚（1867年7月21日），他就私下与他的机要幕僚赵烈文在闲谈时透露出自己的忧虑。他对赵烈文的清廷“根本颠扑”，命运“殆不出五十年”的估计，起先不肯相信，以后觉得赵的分析有理，而希望速死，免得看到清朝的崩溃而难过③。以后他北上到京、津等地，通过亲自考察和直接了解，对清廷及主要当权人物更是失去信心，感到清廷大势已去，更增添了心头的愁闷。

③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版，第91页。

第八节 “曲全邻好”

同治九年五月（1870年6月）天津发生了重大教案，爱国民众愤怒惩罚欺压中国人民、无视中国主权的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等侵略分子，焚毁教堂和外国驻津机构多处。事件发生后，清廷派遣曾国藩前往处理。曾国藩到天津后，明知这次教案“曲在洋人”，但为了讨好侵略者以维持“中外和好”，他不惜违心地大肆惩办中国人民，将“启衅”的罪名硬加到天津老百姓头上。当时，在中法代表交涉期间，法国公使罗淑亚声势汹汹，以武力进行威胁，企图迫使清廷完全接受其极为苛刻的条件，连清廷都感到事态严重，“有诏备兵以待”，而曾国藩却说：“百姓小忿，不足肇边衅”①。他的对外既定方针是“即令审得确情，实系曲在洋人”，“吾辈亦宜含浑出之，使彼有转圜之地，庶在我不失柔远之道”；“如其曲不在洋人，凭谣言以煽乱，尤须从重惩办”②。在他主持下，完全满足了法国侵略者的要求，任意逮捕了80余名无辜群众，重刑逼供。“先后两次共得正法之犯二十人，军徒各犯二十五人，天津知府、知县发配边疆，赔款四十九万七千余两”③，还由清廷派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为专使到法国赔礼道歉。曾国藩这种视人民如草芥、曲意讨好外国侵略者的卑劣行为，不能不引起全国舆论的强烈反对，甚至连旅居北京的湖南士大夫也气愤地砸掉他悬在湖南会馆上的匾额，声言开除他出同乡会。在社会舆论的共同谴责下，曾国藩不得不承认对于这一事件“办理过柔，寸心抱疚”，“内疚神明，外惭清议，为一生憾事”。以后还再三写信对人表示“神明内疚，至今耿耿”。但实际上他又认为从维护清朝统治利益上讲，是做得对的。他在向清廷奏报对天津教案一事的处理时说，“中国目前之力断难遽启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之一法”①，认为“兵端一开，不特法国构难，各国亦皆约从同仇。能御之一口，不能御之于七省各海口；能持之于一二年，不能持之于数十百年，而彼族则累世寻仇，不胜不休”②。他进而提出“皇上（指同治帝）登极以来，外图强盛如故，惟赖守定和议，绝无改更，用能中外相安，十年无事”③。他认为为了维护清朝封建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惟有采取对外屈辱乞和的妥协方针。也就是在这个奏折中所说的，今后“仍当坚持一心曲全邻好，兵端不可自我而开，以为保民之道”。

此后，他更与郭嵩焘、李鸿章往复讨论。李鸿章说：“洋人所图我者，利也，势也，非真欲夺我土地也。自周秦以后，驭外之法，征战者后必不继，羁縻者事必长久。今之各国，又岂有异。”④曾国藩答复道：“承示驭夷之法，以羁縻为上，诚为至理名言。自宋以来君子好诋和局，而轻言战争，至今清议未改此态。”①他们总结出的“驭夷之法，以羁縻为上”，作为他们对外行动指南，并成为清廷对外关系的总方针。

①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卷27，《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册，第411页。②李鸿章：《曾文正公神道碑》，《曾文正公全集》卷首，第62页。

③《复崇地山宫保》、《复恭亲王》，《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32，第12、43页。①《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77，第14—15、42—43页。

②《复陈津案各情片》，同治九年六月二十八日，《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9，第4页。③《复刘霞仙中丞》，《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33，第4页。

④《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9，第49页。

①《复曾相》，同治九年闰十月二十一日，《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0，第27—28页。

曾国藩按以上指导思想办理天津教案是完全得到清廷同意的，但是由于舆论的指责集中在曾国藩一人身上，使他一下子由“中兴名臣”变成“卖国贼”。为了缓和“清议”，减少自己所受压力，曾国藩上疏请求另派大臣到天津协同办理。清廷接受他的请求，派遣工部尚书毛昶熙、江苏巡抚丁日昌赴津会办教案。这时正好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身死，便下令调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而派李鸿章接替他为直隶总督，复查天津教案。这实际上等于宣布曾国藩没有处理好天津教案。清廷把曾国藩推出来当替罪羔羊，使曾国藩深感难堪，并为之寒心。

曾国藩于同治九年（1870）九月下旬离津入京，十月十五日（11月7日）由京南行，闰十月二十日（11月12日）抵江宁。此后他于同治十年十月曾乘船到江苏长江南北诸城镇巡视军营，并到上海视察江南制造总局所属各厂。由于重病缠身，加上长期的精神抑郁，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病逝于两江总督衙门，终年62岁。

他死后，清廷给他以最高嘉奖，在专发的上谕和祭文中对他大加赞扬，称他“公忠体国”，追赠太傅，谥以“文正”，入祀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并于湖南原籍、江宁省城建立专祠，将其生平政绩宣付国史馆立传。

（谢选骏指出：曾国藩滥用酷刑、杀人如麻，号称“曾剃头”——“他在北京受慈禧太后与同治帝的数次接见，并在国宴上班列汉官之首，与满大学士倭仁东西相对，享受清廷的最高荣宠。然而在骨子里，曾国藩通过实际的观察体会，对清皇朝之前途及其当权人物深感失望，心情十分凄凉阴暗。还在同治六年六月间二十日晚（1867年7月21日），他就私下与他的机要幕僚赵烈文在闲谈时透露出自己的忧虑。他对赵烈文的清廷‘根本颠扑’，命运‘殆不出五十年’的估计，起先不肯相信，以后觉得赵的分析有理，而希望速死，免得看到清朝的崩溃而难过。以后他北上到京、津等地，通过亲自考察和直接了解，对清廷及主要当权人物更是失去信心，感到清廷大势已去，更增添了心头的愁闷。”——由此可见，曾国藩和他周围的那群狗崽子，见识短浅，实为湖南匹夫；曾国藩更无一点起码的历史感，是一个典型的儒棍。蒋介石、毛泽东后来竟然崇拜曾国藩这样猪狗不如的鸟人，焉有不败之理？）

【第十一章 李鸿章】

第一节 在镇压农民起义中起家

李鸿章，字子黻，号少荃，安徽合肥人，道光三年正月初五日（1823年2月5日）出生于封建官僚地主家庭。父李文安曾官刑部郎中，记名御史。李鸿章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考中举人。翌年，通过父亲与曾国藩同年的关系，师事曾氏，“日夕过从，讲求义理经世之学”。过了两年，李鸿章考中进士。道光三十年（1850），授翰林院编修。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李鸿章曾多次率领团勇协助安徽地方官员对抗太平军。咸丰八年（1852），李鸿章奔江西晋谒曾国藩，入其营幕。次年十月，被任命为福建延建邵遗缺道，未曾到任。在曾幕期间，李鸿章郁郁不得志，师徒之间微有龃龉，曾一度拂袖他去，“闲居一年”。咸丰十一年（1861）秋，湘军攻陷安庆，他又回到老师的营幕，这时，曾国藩对他另眼相看，举凡“军国要务，皆与筹商”。李鸿章受到重用，从此成为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左右手。

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进军苏、杭，威胁上海。李鸿章奉命回安徽招募淮勇，皖籍地主武装张树声、周盛波、潘鼎新、刘铭传等人纷纷响应，不久，一支拥有6500余人的淮军正式编成。淮军建立之初，“营伍之法，器械之用，薪粮之数，悉仿湘军章程”②。曾国藩调拨湘军数营并入该军，又以湘军悍将程学启、郭松林等人充当军中头目。同治元年（1862）夏，李鸿章统率淮军由安庆乘英轮来到沪上，旋奉命署江苏巡抚。李鸿章从曾国藩手下的一个幕僚，一变成为清朝统治集团重要的一员，并在军事上取得独当一面的指挥权。

淮军抵沪后，曾国藩谆谆告诫李鸿章对待侵略者要恪守“忠信笃敬”信条。李鸿章又看到外**队拥有新式枪炮，叹为“神技”，“日诫谕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①。他一面以重金聘请洋教官到各营教习；一面向侵略者购买新式武器。此外，他还“全神笼络”华尔，企图通过他向外国聘请“铁匠制炸弹，代购洋枪”②，并以他“一人之心”去“联络各国之好”③。

为了认真训练淮军，并与外国侵略者协同作战，李鸿章与何伯以及英国陆军提督士迪佛立订立会商攻打太平军协议，规定：(1)李鸿章派出淮军6000人与侵略军“共维大局”，其中3000人进驻南桥，3000人由英**官负责严加训练；(2)作战中夺取的军需品应归淮军所有；(3)双方军事调动必须互相通知，并互相供给军事情报。这样，李鸿章与资本主义侵略者正式建立了共同镇压太平军的军事合作。

②《复李中堂》，《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33，第10页。

①梁启超：《李鸿章》，第26页。

②《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2。

③《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2。

同治二年（1863）春，李鸿章与士迪佛立订立《会同管带常胜军条约十六款》，议明：(1)全军编制3000人，暂以奥伦为统领，清军以副将李恒嵩会同管带；(2)常胜军及统带官由抚台（李鸿章）指挥；(3)军费开支由海关收入供应，军火由李鸿章购买拨给。常胜军整顿后不久，戈登取代奥伦为统领，李鸿章很快“成为戈登的好友和赞助他的人”④。

常胜军整顿后，的确帮了李鸿章的大忙。同治二年三月（1863年5月），太仓陷落，太平军被“追斩殆尽”①，李鸿章赞扬戈登“坚忍镇定”。不久，昆山失守，太平军7000余人被俘，3万人遭杀害，李鸿章对戈登的“奋勇”表示“殊堪嘉尚”②。十月（12月），苏州被攻占，李鸿章率军大肆抢劫财物，并发给常胜军7万元，后奉旨另犒赏戈登银1万两，以资鼓励。次年四月，攻陷常州，常胜军宣告解散，留洋枪队300人、炮队600人并入淮军。攻陷苏、常后，清军加紧进攻天京。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1864年7月19日），攻陷天京。李鸿章又调派淮军追杀太平军余部。由于平定“粤寇”有功，清廷赐封李鸿章“一等肃毅伯”。他的淮军由原来的6000余人逐渐扩充到六七万人，逐步取代湘军成为清廷所倚重的一支凶恶军队。在劫掠人民财富方面，李鸿章也并不比曾国藩兄弟逊色，李家兄弟数人在绞杀太平军期间，就兼并土地约60万亩。

太平天国起义被扼杀后，清廷集中兵力围剿捻军。同治五年（1866）秋，李鸿章吸取了曾国藩失败的教训，认为要扑灭“倏忽无定”的捻军，必须增添马队，马步配合，左右夹击，前后堵截，才能扭转尾随追逐，劳而无功的局面。在战略上，他坚守曾国藩“画河圈地”的主张，实行“扼地兜剿”，驱逐捻军到“山深水复之处”③，重重围困，加以歼灭。与此同时，还“阴招其饥疲裹胁之众，使其内乱残杀”①。同治六年十二月（1868年1月），赖文光被俘就义，东捻军为李鸿章所扑灭。同治七年正月（1868年2月），西捻军进入直隶，“京师大震”，清廷急调李鸿章、左宗棠进行镇压。七月（8月），西捻军进入山东境内黄河、运河和徒骇河之间的狭窄地带，被清军围困，无法突围失败。

李鸿章在镇压捻军中立下汗马功劳，于同治六年（1867）被清廷实授为湖广总督，西捻军覆灭，又赏加“太子太保衔”，成为当时一个握有军政实权的封疆大吏，也是为清廷所倚重的一个“中兴名臣”。

④《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

①《太平天国史料译丛》，第182页。

②《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

③金毓黻、田庆余：《太平天国史料》，第371页。

①《捻军》第1册，第141—142页。

第二节 洋务运动的中心人物

李鸿章在镇压农民起义的同时，还开始积极推行洋务运动。所谓洋务运动，是清廷在同治年间兴起的“求强”、“求富”活动。从事这一活动的官员被称为洋务派，李鸿章就是洋务派的首领。

在镇压农民起义和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接触中，李鸿章深感当时清皇朝存在的不仅是“内忧”，而且还有“外患”。他认为外国侵略者“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②，“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他又目睹欧美各国“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未有之强敌”③。为了巩固清朝统治，李鸿章提出变“成法”、立“奇业”的主张，即是在不变更封建制度的前提下，学习西方，略事变革，发展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加强内部统治，对付新的“变局”和“强敌”。

李鸿章到达上海之初，“深以中**器远逊外洋为耻”①，为了学到洋人“长技”，屠杀人民，开始向外国购买洋枪炮。继购置之后，他提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②，决定自己设厂制造。

最早创办的军事工业，是同治元年到同治二年在上海、苏州设立的洋炮局，规模不大，却给淮军提供了一部分枪炮弹药。同治四年（1865），李鸿章又创办江南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局，前者是当时规模最大的一个军火工厂。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后，接办了崇厚创办的天津机器局。这时捻军和少数民族起义已相继被镇压，但他认为：“北省伏莽甚多，匪徒乘机思逞，时需分头防剿，设军火无措，必致贻误大局”③，因而对该厂进行整顿，扩大生产。

筹建北洋海军是李鸿章“求强”事业的重要内容。同治末、光绪初，资本主义侵略者加紧窥伺中国，出现了边疆危机，当时，加强海防，保卫边疆，刻不容缓。同治十三年（1874），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分析了这一危险形势，并向清廷提出建设新式海军的建议。从光绪元年（1875）开始，李鸿章先向英国订购一批炮船，但他认为一支象样的新式海军，“非有铁甲船数只，认真操练，不足以控制重洋”④，于是向德国订制定远、镇远两只铁甲船和一艘钢甲船。中法战争后，李鸿章以中国海军实力单薄为理由，又向英、德等国订购船舰快艇，加强海军实力。光绪十一年（1885），清廷设立海军衙门，以醇亲王奕譞总理海军事务，庆亲王奕劻及李鸿章为会办。经过陆续添购船只，到光绪十四年，北洋海军正式建立，拥有大小军舰雷艇等25艘。这期间，李鸿章还筹措巨款修建旅大、威海卫军港和旅顺船坞。

②《捻军》第1册，第141—142页。

③《洋务运动》第1册，第41—42页。

①《洋务运动》第1册，第41—42页。

②《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

③《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

④《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1。

李鸿章在举办军事工业过程中，时常感到经费不足，使局务难以维持和发展；原料燃料不能自给，不得不向外国购买；缺乏新式交通工具，在运输上碰到很多困难。为此，他决定创办民用企业，以“求富”促进“求强”。李鸿章创办的第一个“求富”企业是轮船招商局。同治十一年（1872），他招集商股，借用官款，采用官督商办形式经营航运业，办起了轮船招商局，这是一个规模较大的民用工业。光绪三年（1877），他举办的开平矿务局，成为中国第一个采用机器生产的大型煤矿企业。由于煤的蕴藏丰富，质量较好，产量日增，被李鸿章称为“成效确有可观”的一个企业。光绪六年，李鸿章在天津创办电报总局。光绪八年，又奏准创办上海机器织布局。光绪十九年（1893），该局遭火焚，李鸿章派盛宣怀设立华盛纺织总厂，并拟另设10个分厂于上海、宁波、镇江等地。李鸿章在《妥议铁路事宜折》中，向清廷提出铺设铁路有利于国计、民生、军务、漕务、通讯、交通等九大好处，并强调指出：“西洋诸国所以勃焉兴起者，罔不慎操此术。”①他还拟定一个修筑铁路的计划，由于当时清廷财力竭蹶和顽固派的阻挠，未能实现。到光绪七年，才修成一条由唐山到胥各庄、全长11公里的短程铁路。光绪二十年，唐山至山海关铁路建成，全长128公里。此外，光绪十四年（1888），李鸿章成立漠河矿务局，开采黑龙江漠河金矿，成绩卓著，是一个经营比较成功的新式矿业。

在“民用”企业中，采用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等形式，厂内设有总办、会办、帮办等大小官员，“一切惟总办之言是听”①，其他商股无权过问。正如梁启超批评的：“李鸿章所办商务，亦无一成效可睹者，无他，官督商办一语累之而已今每举一商务，辄为之奏请焉，为之派大臣督办焉，即使所用得人，而代大匠斫者，固未有不伤其手矣。况乃奸吏舞文，视为利薮，凭挟狐威，把持局务。其已入股者，安得不寒心，其未来者，安得不裹足耶，故中国商务之不兴，虽谓李鸿章官督商办主义之厉阶可也。”②李鸿章自己和他的亲信唐廷枢、盛宣怀等人，依靠政治特权操纵局务，贪污中饱，一个个成为拥有巨大财富的暴发户。

李鸿章从事军火生产时，说是“为今日御侮之资”③，他筹办海军，明确指出“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④，但是他在大谈军事对外的同时，却又宣称“以剿内寇尚属可用，以御外患实未可信”⑤。他也准备与来犯之敌交战，却又说不能“自我开衅”，要等到对方“万分无礼相加”时，才不得已与之一战。这种消极态度，导致了每战必败，所谓“御侮”实际上成了一句空话。至于兴办民用企业，李鸿章也标榜“杜外人觊觎之渐”，创办轮船招商局，声称“此举为收回中国利权起见”；设立开平矿务局，他说“亦可免利源之外泄”⑥；集资兴建煤铁矿，又说有“堵塞漏卮”的好处。当然，在这一方面虽然也多少起了一些作用，但在当时国家不能独立自主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真正去挽回洋商专擅之利权的。实际情况是，只能在承认外国侵略者控制中国海关、航运、市场以及洋货大量涌入内地的前提下，通过微弱的竞争，与外商共分一部分利润。

①《洋务运动》第1册，第41—42页。

①《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9。

②《皇朝经世文编》卷26。

③梁启超：《李鸿章》，第72页。

④《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9。

⑤《洋务运动》第2册，第498页。

⑥《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

李鸿章办洋务固然是从维护封建地主阶级利益出发，各厂局也存在种种**现象，但他能够面对现实，比较清晰地观察当时世界形势的变化和中国积弱贫穷的落后状况，尖锐批评各种陈腐观点，慨然以举办近代新式工业为己任，提出谋求富强的方案。终于在他的倡导下，逐步建立起中国早期的军事工业、新式海军以及民用企业。就此而论，李鸿章与愚昧落后、闭目塞听的封建顽固官僚比较，显然是有所作为的。

李鸿章创办的军事工业，虽然不可能起到真正抵御侵略的作用。但在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中，淮军和北洋舰队还是被迫应战，李鸿章控制的军火工厂，“昼夜不停”，“加倍赶制”枪炮，运赴前线。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曾经重创敌舰，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至于民用企业尽管管理落后，经营**，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民族工业的发展，但由于仿效西方先进生产方式，引进新的生产技术和机器设备，毕竟使中国出现第一批近代企业，反映了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资新式工业和独立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愿望。此外，在各类企业中产生了相当数量的产业工人。为了举办洋务的需要，李鸿章还设立一些新式学堂、翻译机构以及派遣留学生，培养了一批科学技术人才，在客观上不能不为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提供某些有利的条件。

第三节 办理外交事务

正当李鸿章热衷于大办洋务事业时，世界资本主义列强相继进窥我国沿边和邻邦，造成严重的边疆危机。对于凶恶贪婪的资本主义侵略者，李鸿章缺乏足够的认识，坚守“力保和局”宗旨，奉行“外须和戎”外交方针。同治九年五月（1870年6月），天津教案发生。清廷命直隶总督曾国藩主持办案，其判处20人正法，25人充军，赔款49.7万余两。曾国藩的举措，受到舆论的谴责。八月，李鸿章奉命接任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集军事、外交大权于一身，权势显赫、举足轻重。他在天津设立的衙门，号称“第二中央政府”。到任后，李鸿章完全支持曾国藩的原判，正式议结天津教案，先将判处正法20人中的人处死，另4人由于天津群众的坚决要求，李鸿章不得不从轻判决。在办理天津教案中，李鸿章与曾国藩忠实执行清廷媚外政策，天津人民恨之入骨。

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借口出兵大举进犯台湾，遭到高山族人民的顽强抵抗。李鸿章唯恐扩大事件，说什么“台湾系海外偏隅”①，不值得大动干戈，主张与日本签约息事。九月二十一日（10月30日），总理衙门与日本签订《台事专约》三条，赔款50万两，承认日本出兵侵台是“保民义举”。中日谈判期间，英国提出台湾对外通商，李鸿章竟说：“与其听一国（指日本）久踞，莫若令各国（指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均沾”①。意欲通过开放台湾，利用其他国家的力量，阻止日本独占，这就是李鸿章的“以夷制夷”外交的首次运用。总理衙门让步订约后，日本得寸进尺，意图并吞琉球。李鸿章认为琉球是个“黑子弹丸之地”②，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光绪五年（1879），日本正式吞并琉球，改为冲绳县。

在日本出兵侵犯台湾的同时，英**官柏郎率领武装探路队由缅甸闯入云南，意在开辟入侵西南各省通道。英国驻京公使馆派翻译马嘉理前往迎接，在腾越西南蛮允地方，武装队伍悍然开枪击毙群众多名，当地人民立即将马嘉理打死，这就是所谓“马嘉理事件”。英国侵略者乘机进行讹诈，清廷派李鸿章与英国进行谈判。开始时，李鸿章认为英国武装队伍擅自入境，“不独有违条约，亦显悖万国公法”③。及后，在英国公使威妥玛的恫吓威胁下，李鸿章怕“和局”破裂，便改变了态度，于光绪二年七月二十六日（1876年9月13日）与威妥玛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规定赔款20万两；清廷派大臣赴英“谢罪”；允许英人前往云南、青海、甘肃、西藏等省“调查”、“游历”；开辟印藏交通；增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通商口岸；外货运入内地免纳各项内地税以及扩大领事裁判权等，为英国入侵云南、西藏等地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纷至沓来的边疆危机中，李鸿章对俄国于同治十年（1871）悍然出兵强占新疆伊犁这一严重事件，也表现得十分怯弱。俄**队侵占伊犁后，清朝统治集团内部，以左宗棠为代表的部分官员纷纷要求进兵新疆，收回失地。

①《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40。

①《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2。

②《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2。

③《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8。

然而，李鸿章却大唱反调，理由是：第一，新疆是一块旷僻无用之地，“即无事时，岁需兵费尚三百余万，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已为不值”④。出师远征，竭尽财力，势必影响东南海防建设。第二，英、俄久思染指新疆，他们已扶植阿古柏作为傀儡，中国贸然出兵，必定祸不旋踵，“别生他变”①。第三，中国“兵将皆单，军器不精”，“实不及专顾西域”②，而且统兵主帅“左公已老”，将士率皆疲弱。在军需给养方面，由于路途遥远，无法源源运济，纵然克服了重重困难，恢复失地，“势必旋得旋失”③。据此数端，李鸿章主张对已出关或准备出关的清军，“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④。

李鸿章力主放弃新疆的言论，受到朝野的强烈谴责，清廷最后采纳了左宗棠等人的意见。光绪四年（1878），左宗棠率军收复了除伊犁地区以外的全部领土。但俄国赖在伊犁不走，清廷派崇厚赴俄交涉，并于光绪五年签订《交收伊犁条约》，虽然索回了伊犁，却割让霍尔果斯河以西以及伊犁南境的特克斯河流域的大片领土给俄国，另赔款500万卢布，俄国还获得蒙古、新疆贸易免税以及由西北经天津到汉口进行贸易等特权。消息传来，舆论哗然，纷纷要求改约。清廷表示不承认这个条约，并将崇厚革职问罪。俄国立即摆出不惜诉诸武力的架势。李鸿章被吓坏了，坚主崇厚不可问罪，俄约不能推翻，劝告清廷速予批准。

在“边务迭兴”中，李鸿章忠实执行了清廷“保全和局”这个既定方针。对外交涉时，总是借口中国的军事力量大不如人，决非西方国家的对手，因此，抱定逆来顺受，忍辱息事的宗旨。退让的结果是接受无理要求，签订屈辱条约，一步步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的程度。

④《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5。

①《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

②《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

③《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

④《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7。

第四节 在侵略战争面前节节退让

在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中，李鸿章是主和派的代表人物，他避战求和，含忍妥协，最后向法国、日本屈服投降，签订卖国条约。

同治、光绪之际，法国多次进犯越南。其时，法国金融资本发展迅速，积极对外扩张，叫嚣“必须征服那个巨大的中华帝国”⑤，显然，法国是企图以越南为基地，侵略中国。光绪八年（1882），法军进攻越南北圻，清军出境援越。但清朝统治者害怕由此危及自身的安全，授权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在天津谈判。双方议定：清军撤出越境；以红河中间之地划界，中法两国分别保护；开放保胜为商埠。

李鸿章的退让，“招引法国以为中国将不会反抗”①。法国内阁总理茹费理撕毁了协议，大举进攻越南，同时，派驻日公使脱利古来华向李鸿章施加外交讹诈，李鸿章为了保存军事力量和淮系地盘，主张继续执行“永保和局”的外交方针。他认为中国“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②，声称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一时战胜未必历久不败，一处战胜未必各口皆守”①，开战后，“兵连祸结”，“一发难收”。李鸿章的宜和不宜战的论调，在中法战争期间发挥得淋漓尽致。

光绪十年（1884），法军向北越发动进攻。法国水师总兵福禄诺通过粤海关税务司德璀琳向李鸿章诱和。李鸿章函告总理衙门，务必含忍与议，同时强调指出：“与其兵连祸结，日久不解，待至中国饷源匮绝，兵心民心摇动，或更生他变，似不若随机因应，早图收束之有裨全局矣”②。清廷接受了李鸿章“兵心民心摇动”的警告，命他与福禄诺在天津举行谈判。四月十七日（5月11日），双方签订《天津简明条约》，规定：法国“保护”越南；滇桂边境通商；中国撤回军队。

条约签订后，法国又以清军未能及时撤退、双方发生冲突为借口，蓄意扩大事端。闰五月二十二日（7月14日），法舰开入福建闽江口，李鸿章“自度兵船不敌”，一面拒绝清廷调拨北洋船舰增援福建；一面致函会办海防大臣张佩纶，要他勿向法船开炮。七月初三日（8月23日），法舰进攻福建海军，福建船政大臣何如璋在李鸿章的影响下，也“严谕各舰，不得妄动”③，致使马尾海战失败，福建海军覆没。

法国的侵略暴行，激起全**民极大的愤慨，前线广大将士斗志昂扬。

光绪十一年二月（1885年3月），老将冯子材率领清军在广西镇南关（今友谊关）大败法军，扭转了整个中法战局，法国茹费理内阁倒台。当时的局势对中国极为有利，但清廷缺乏胜利信心，李鸿章则认为镇南关大捷不过是“偏隅偶胜”，应该知足罢兵，趁胜求和。四月二十七日（6月9日），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在天津正式订立《中法新约》，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允许法国在我国西南开埠通商；中国兴办铁路应与法人“商办”等，使法国得以插足中国滇、桂等省，西南边疆危机日益严重。

⑤《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

①鲍维：《茹费理与法兰西帝国主义的复兴》，第9页。

②《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第4编，第140页。

①《中法战争》第4册，第45页。

②《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4。

③《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15。

日本从同治年间开始，多次入侵朝鲜，蓄谋大规模进攻中国。光绪二十年（1894），朝鲜爆发东学党领导的农民起义，李鸿章调拨部分淮军赴朝，日本也派兵前往。朝鲜局势稳定后，清廷向日本提出双方同时撤兵，日军拒不撤走，阴谋挑起战争。

在中日关系恶化、战争大有一触即发的紧急关头，李鸿章为了保住他的权位和军事力量，外交上，他玩弄“以夷制夷”伎俩，先后乞求英、俄等国出面斡旋，阻止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把希望寄托在欧美各国的“干涉”和“调停”上，结果一一落空。军事上，他一面命令驻朝清军“镇静勿妄动”，“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即谁理诎，切记勿忘”④，想以“万国公例”去制止日本的军事行动；一面表示不派兵增援朝鲜，说什么：“我若添兵厚积，适启其狡逞之谋”①，企图以中国停止派兵的行动遏制日本增兵朝鲜。李鸿章在外交上的畏葸怯弱和军事上的按兵不动，必然导致中国陷入被动挨打的地位。

然而，这时清廷内部主战派坚主对日采取强硬态度，人民群众要求抵抗的呼声也很强烈，李鸿章不得不派兵往援牙山中国驻军。运兵轮系用重金租雇的高升号等3艘英国商船。六月二十三日（7月25日），高升号在牙山口外丰岛附近遭到日本海军的突然袭击。

牙山战役后，李鸿章惟恐北洋海军与日作战遭到损失，丢掉个人政治资本，因此，只是“令游弋渤海内外，做猛虎在山之势”①，八月（9月）中旬，日军在平壤大败清军。接着，又挑起黄海海战。这次海战，中日双方各有损失，胜负未定。李鸿章却故意夸大败绩。借口船舰陈旧，武器落后，不能与日继续作战，命令北洋舰队全部躲藏在威海卫军港，造成了中国海军坐以待毙的局面。

九月（10月）下旬，日军在辽东半岛花园口登陆，金州告急，旅顺守将徐邦道力主派兵增援，李鸿章斥之为“糊涂胆小”。十月（11月），日军攻陷大连，进犯旅顺，海军提督丁汝昌“自赴天津请以海军全力援旅顺”，李鸿章又训斥说：“汝善在威海守汝数只船勿失，余非汝事也。”②于是，号称东方第一要塞的旅顺军港落入日军手里。光绪二十年十二月（1895年1月），日本海军进攻威海卫。这时，北洋舰队尚有战舰炮艇等20余艘，重整旗鼓，仍可与日一决雌雄，但李鸿章不敢一试，终于在次年正月（1895年2月），北洋海军连同威海卫军事要地全部落入敌手。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1895年3月19日），李鸿章作为清朝的“全权大臣”到达日本马关。翌日开始谈判，日本提出许多苛刻条件，只准李鸿章说“允、不允两句话而已”。李鸿章曾力争“请让少许”，没有结果。三月二十三日（4月17日），李鸿章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规定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赔款银二万万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允许日本在通商口岸设厂制造。这是继《南京条约》后又一个严重损害中国利益的不平等条约，从此中国进一步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

④《中法战争》第1册，第18页。

①《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

①《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15。

②《中日战争》第3册，第172页。

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占有辽东半岛，俄、德、法三国表示反对。在“干涉还辽”事件中，李鸿章又被迫对日让步。九月（11月），他与日本代表在北京签订《中日辽南条约》，订明中国“报酬”日本3000万两，收回辽东失地。

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李鸿章在民族危机极端严重的紧要关头，避战自保，消极应战，屈辱妥协，忠实奉行清廷的投降路线，造成中国惨败，签订牺牲民族利益的条约。战败投降固然是清朝最高统治者的决策，但李鸿章也应负重大的罪责。

第五节 从签订《中俄密约》到出任两广总督

李鸿章签订屈辱的《马关条约》，遭群议指摘。他失去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个权势很重的职位，留京“入阁闲居”。光绪二十二年（1896）春，清廷拟派王之春赴俄参加尼古拉二世加冕礼，俄国想借此机会迫使清廷派能订立条约的使臣，实现久已垂涎中国东北的侵略野心，因而指名要“李中堂”亲自出马，清廷只好任命李鸿章为“钦差头等出使大臣”，前往俄国。四月二十二日（6月3日），李鸿章在莫斯科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密约》，主要内容有两国共同防日，一旦有事，双方派兵互相“援助”，俄方军舰可以进出中国一切港湾；中国允许俄国穿过黑龙江、吉林直达海参崴修造铁路，并在该路运送军队粮食。不久，根据密约，清廷又与俄国签订一个《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这样，俄国在攫取中东铁路修筑权的同时，还掠夺了铁路沿线的采矿、伐木、行政、派驻警察、驻军及减免税厘的特权。俄国在“共同防日”幌子下面，将侵略魔爪伸入我国东北地区。八月二十七日（10月3日），李鸿章返回天津，大肆宣扬中俄关系已是“如胶似漆”③，“中国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①。

办完“联俄”外交后，李鸿章奉命在总理衙门行走。光绪二十三年（1897）冬，德国出动军舰，强占胶州湾。第二年春，李鸿章会同翁同龢与德国驻华公使订立《胶澳租界条约》，德国以“租借”名义强占胶州湾，并取得在山东境内开矿筑路等权利。不久，俄国海陆军纷纷出动，摆出剑拔弩张的架势，要求清廷将旅大“租借”与俄国。三月初六日（3月27日），李鸿章在慈禧太后的庇护下，会同张荫桓与俄国驻华代办巴甫洛夫签订《旅大租地条约》。俄国不仅“租借”旅大，而且取得修筑中东铁路支线直达旅大以及铁路沿线权益不得让与他国等权利，其势力从东北北部伸展到南部，整个东北成为俄国的势力范围。

帝国主义在中国掀起瓜分狂潮，民族危机严重。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出“救亡图存”口号，要求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使中国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在这场新与旧的斗争中，李鸿章采取了先是反对、继而暗中回护的态度。

长期以来，李鸿章坚认现行的封建**统治是“唯一可行的制度”②，并紧紧依靠慈禧太后，受其驱使。因此，当康有为等人抨击他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和拒绝他加入强学会时，忿恨不已，与维新派之间一度形同水火。他向慈禧太后进谗说：“此曹皆书院经生，市井讼师之流。”①光绪二十四年初，总理衙门邀请康有为征询改革大端，李鸿章也出席问话，他竭力反对改革法律官制。

③《中日战争》第1册，第69页。

①《中东战纪本末》卷2，第4页。

②黄遵宪：《人境庐诗草》，第54页。

①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3页。

然而，到百日维新前后，李鸿章的态度却起了变化，原因有三。其一，在“变法”的途径和方法问题上，洋务派同维新派是有根本区别的，但在要求“改革”这一点上，却是相互一致的，这就成为李鸿章一度支持维新派的思想基础。其二，在顽固势力的阻挠下，维新派的“变法”要求不得不略作修改，提出“君权变法”，“乾纲独断”以及“开制度局于宫中”等“温和”主张。这些倒退的政见，意味着他们与洋务派的距离缩短了，李鸿章与维新派之间的隔阂也就随之逐渐消除了。其三，签订《中俄密约》后，李鸿章在总理衙门仅仅做个“伴食之宰相”②。为了改变这个处境，在戊戌变法后期，他一面继续依附慈禧太后，一面又或明或暗地给维新派一定的支持，希冀事成之日，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并借助维新派力量，实现其洋务抱负。

基于上述原因，百日维新期间颁布的诏令，李鸿章并不反对，或保持缄默，或表示赞同。关于加强军事建设、发展农工商业，以及废除八股、兴办学校等项改革措施，在不同程度上李鸿章均抱支持态度。尤其对于设立京师大学堂，他更认为“最关重要，赞助甚力”③，甚至还推荐康有为出任总教习，难怪后来康有为向别人说：李鸿章“助吾革政”①。戊戌政变发生后，李鸿章一面不敢违抗慈禧太后捕杀维新派的通缉令；一面派人慰问康有为等人。康有为出走时，他“遣人慰行”②；梁启超逃亡日本，他托人转言相慰。光绪二十五年（1899），他南下就任两广总督。到任后，李鸿章采取严厉镇压“盗匪”、会党起义的措施，“募巡警”，“办团练”，“昼夜梭巡，随时警察”，在街道“遇有身带火器刀械，立即擒捕”③。

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反帝运动爆发后，李鸿章电奏清廷，要求迅速剿办团民，保护使馆，以免中外失和。五月十九日（6月日），清廷谕令李鸿章到京主持大计，他借口“粤人呼吁攀留”，暂难北上。实际上他是要等待帝国主义军队开抵北京城下，经过“一二恶战”④，清廷改变态度时，再决定自己的行动。

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清廷颁布了“宣战”上谕，命令各省督抚集义民成团，“借御外侮”。但李鸿章拒不执行，宣称“廿五（阳历21日）矫诏，粤断不奉”⑤，并与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共同宣称：长江一带只有“会匪盐枭”，“并无拳会之党可招”①。可见，李鸿章是东南督抚违抗“宣战”命令的首倡者。他还积极参与了刘坤一、张之洞发起的“东南互保”，以破坏义和团在南方的发展。

李鸿章在广东如此卖力保护洋人，英国就提出广东“需要这位总督坐镇”②，并认为他是建立“华南独立政权”的理想人物，因而千方百计不让他北上，要他与孙中山“合作”，在粤“宣告独立”。李鸿章则认为此事必以“清帝后存亡为断”③，在联军未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尚未“遇难”之前，不能贸然从事。因此，他一面坐观局势的发展，一面假意邀请孙中山前来与他“合作”，阴谋一举搞垮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力量。

②《戊戌变法》第1册，第467页。

③蔡尔康、林乐知：《李鸿章历聘欧美记》。

①姚崧龄：《影响我国维新的几个外国人》，第31页。

②姚崧龄：《影响我国维新的几个外国人》，第31页。

③《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430页。

④《义和团》第3册，第335页。

⑤《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23。

①《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22。

②《义和团》第3册，第333页。

③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246页。

这时，孙中山已应邀来港，抵岸后，得到革命党人密告，获“知李督尚无决心，其幕僚且有设阱诱捕”④之意，急乘原船转赴越南。

④转引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第387页。

第六节 最后的对外屈服妥协

义和团反帝运动爆发后，李鸿章在两广总督任上，一面压制和破坏群众反帝爱国斗争，一面观望形势，等待时机北上，扑灭义和团斗争烈火，同帝国主义妥协议和。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1900年7月）初，慈禧太后授命李鸿章回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催他迅速兼程北上。李鸿章仍是踌躇不动。六月十九日天津陷落，李鸿章在清廷的催促下，于二十二日首程赴沪。但到上海后，借口“感冒腹泻”，寸步难行，盘桓申江，继续观望。七月十三日（8月7日），清廷授予李鸿章“议和全权大臣”，他还是没有立即动身赴京。二十日，帝国主义军队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狼狈西逃。三十日，清廷授给李鸿章“便宜行事”、“不为遥制”的更大权力。八月十四日（9月7日），清廷又发布“剿匪”。于是，“养疴”沪上的李鸿章欣然出发赴京。

八月二十三日（9月日），李鸿章离开上海，二十五日抵达塘沽，俄**队将他护送到天津。下车伊始，他便命令直隶官员认真剿灭“拳匪”。半个月后，李鸿章在俄军的保护下来到北京，连日“拜会”各国公使，急谋议款订约。但帝国主义在拟订议和条件问题上分歧较大，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还准备扩大军事侵略，因此，各国驻京公使“不甚与全权见面，亦不与议公事”⑤。

为了迫使清廷接受苛刻条件，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四出攻掠，扩大侵略范围。李鸿章唯恐清军进行还击，影响和议进行，有负清廷对他的重托和期望，因此，他命令各地驻军“在一切场合只要碰到外**队就撤退”①。不仅如此，李鸿章还“将中国兵队之防线形势，制成报告给瓦德西”②，使侵略军对清军的布置了如指掌。

帝国主义的军事压力吓坏了逃到西安的慈禧太后，她授意荣禄电告李鸿章“早安大局”。在慈禧太后催促下，李鸿章加紧进行议和活动。十一月初三日（12月24日），北京公使团提出议和大纲后，李鸿章立即电奏西安，要慈禧太后“迅速乾断，电示遵行”③。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1901年1月15日），李鸿章与奕劻奉命在议和大纲上签字。

议和大纲签订后，接着与帝国主义议订条款细目。李鸿章害怕“和局中败”，因此处处让步。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1901年9月7日），李鸿章、奕劻代表清廷与11国驻华公使在北京签订《辛丑条约》。主要内容有：赔款银45000万两；各国在北京东交民巷设立使馆；拆除大沽炮台和从大沽到北京沿线全部炮台，准许各**队驻扎在京榆铁路沿线的山海关等十二个战略重地；清廷要严防和镇压人民群众的反帝行动。从此，帝国主义又在中国人民身上套上一付沉重的锁链，清廷堕落成为列强的驯服工具，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辛丑条约》签订后不久，九月二十七日（11月7日），李鸿章病死于北京，清廷赐谥“文忠”。

⑤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78页。

①《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840页。

②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339页。

③《义和团》第1册，第114页。

（谢选骏指出：李鸿章虽是淮夷，相当野蛮（淮夷可以活人祭祀甚至生吃人肉如刘邦和朱元璋等族类），但和满鞑子差不多，都属于旱鸭子，伺候伺候老寡妇慈禧已经力有不逮了，还让他去指挥海军，结果闹出了国际笑话。这些清狗，就会在军舰上晾衣服的“北洋水师”，怎么可能不遭全军覆没呢？那些留着猪尾巴的水手，除了喝海水喂鲨鱼，还能干什么呢？李鸿章这厮，除了签订投降条约割地赔款，还能干什么呢？这条典型的“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瘸狗汉奸，他的脑袋后来被人从墓中挖出，让顽童拿来当球踢，祸根在此也。）

【第十二章 左宗棠】

第一节 究心经世之学

左宗棠，字季高，一字朴存，早年自号湘上农人。嘉庆十七年十月初七日（1812年11月10日）出生于湖南湘乡左家塅一个下层地主知识分子的家庭。

从4岁开始，左宗棠就随祖父和父亲学习儒家经传。19岁时，才正式到城南书院读书，受教于名儒贺熙龄。贺熙龄主张经世致用，左宗棠受他的影响很大，一直以宗师事之。贺熙龄的哥哥贺长龄，是著名的《皇朝经世文编》的主编，时为江苏布政使，在回乡时见到左宗棠，对这个年轻人很为器重。贺的藏书很多，左宗棠每次借书，他必“亲自梯楼取书，数数登降，不以为烦”①，还经常同他讨论问题。通过贺氏兄弟，左宗棠逐渐密切了与封建统治阶级中士大夫集团的关系，思想逐步向经世致用发展。

道光十二年（1832），左宗棠20岁时，参加了本省的乡试，与他哥哥同榜中举。这是左宗棠在科举道路上获得的唯一一次功名。同年，他与湘潭一位富室千金周诒端结婚。由于家境清寒，此后就以招赘女婿的身份一直住在周家。

当时的左宗棠，年轻气盛，自负不凡，极想由此一举登上仕途，曾三次赴京会试，但连遭失败。科举的失意使他愤懑不平，“遂绝意进取”，“弃词章为有用之学”①，精力完全集中到经世致用方面来。由于外患日深，不少士大夫特别注意边疆史地的研究，左宗棠也深受影响。他17岁时，即从书肆中购得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以及《齐氏水道提纲》等书，“喜其所载山川险要，战守机宜”①。科举失意的几年中，他悉心钻研地学，尤其是西北、西域的史地著作，加深了对社稷安危的关切和西北边防重要性的认识，形成了比较远大的政治眼光。

道光十七年（1837），左宗棠担任了醴陵渌江学院的主讲。这年，两江总督陶澍“乞省墓道”，回湖南安化，路过醴陵。左宗棠应醴陵知县之请，为陶澍的公馆作了楹联。联中巧妙地嵌入道光帝钦赐“印心石屋”予陶澍之事，大得陶澍的赏识，特地邀见左宗棠，“倾谈竟夜，与订交而别”②。此后来往不断。道光十九年（1839），陶澍病殁，与陶澍有深交的贺熙龄要左宗棠担负起教育陶子（陶桄）的责任，于是左宗棠于次年来到安化小淹陶澍家教学。

在小淹八年之久的教馆生涯，对左宗棠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陶澍家中所藏书籍，特别是“本朝宪章”十分丰富。左宗棠“课读之暇，博观纵览”③，阅读了大量有关水利、田赋、盐政的书籍，探求如何上慰宸衷、下安百姓、振刷纲纪、济世匡时的途径，以挽救正在衰落的封建皇朝。

①《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840页。

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7，第30页。

①贺熙龄：《寒香馆诗钞·舟中怀左季高》，《左文襄公全集·年谱》卷1，第页。②《左文襄公全集·年谱》卷1，第14页。

③同上书，第10页。

同时，又从陶澍的往来书信中开始知道了林则徐，并产生了仰慕之情。林、陶都是当时的重要人物，他们关心民情，刚直不阿，主张改革弊政和抵制外来侵略。这些，对左宗棠都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第二节 御“外患”与除“内忧”

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爆发。英国侵略军犯浙江，陷定海，进逼天津、海口。消息传到湖南，激起了左宗棠的爱国热情。于是他研究了反侵略的“战守机宜”，写出了《料敌》、《定策》、《海屯》、《器械》、《善后》诸篇，并在给贺熙龄的几封长信中，详细讨论了这些问题。其中不少主张与林则徐在广东抗击英国侵略者的策略不谋而合。他还尖锐地指出：“方今时事之坏，无过上下相蒙，贤奸失别”，必须对琦善这样“以奸谋误国，贻祸边疆”的罪魁祸首“驰使封剑，斩首军前”，“以壮三军之气，而寒彼族之胆”①。对于被无辜问罪、发配新疆的林则徐，他则寄予满腔的同情，心“如在公左右也，忽而悲，忽而愤”，“心神依倚，惘惘相随”②，表现了对这位民族英雄的高度敬仰。

但是，左宗棠在主张抵御“外患”的同时，又深为农民起义的“隐忧”而焦虑。特别是《南京条约》签订后，由于清廷的屈辱求和，与外国侵略者的矛盾暂时缓和下来，而国内的阶级矛盾又因封建统治者的横征暴敛而尖锐化。面对岌岌可危的局面，他常与好友胡林翼（陶澍之婿）在小淹“彻夜长谈”，深为“国威屡挫之余，乱民益无所忌”而“百忧攒集”③。地主阶级的立场、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以及自负不凡的性格，都使他“梦卜夐求”干一番为“圣君”清除“内忧”的大事业。这正是他不久后与曾国藩、胡林翼等“中兴名臣”残酷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共同政治基础和思想基础。

道光二十九年（1849）十一月，林则徐引疾还闽，经过长沙时，特遣人召左宗棠一见。左宗棠“谒之长沙舟中”，“宴谈达曙，无所不及”①。林则徐很赏识左宗棠，称他为“不凡之才”②。

咸丰二年（1852），左宗棠接受湖南巡抚张亮基的礼聘，入张幕充当谋士。太平军围攻长沙时，左宗棠在省城内为张亮基调兵遣将进行顽抗，还献“河西合围之策”，企图一举包围、歼灭太平军。在太平军久攻长沙不下，毅然撤围北上后，左宗棠又协助张亮基训练兵丁、整饬吏治，并对响应太平军的广大群众进行报复。他以“首先决策”镇压浏阳秘密会党“征义堂”有功，升用直隶州同知。

不久，张亮基调任湖广总督，左宗棠随往湖北，与江忠源等一起，抗拒太平军的西征。后张亮基又调任山东巡抚，左宗棠不愿随往，而在新任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中，一连干了6年。

从咸丰四年（1854）至咸丰九年（1859），左宗棠的主要活动是为清皇朝坚守湖南。当时的湖南，是曾国藩湘军的发源地，是支持东南五省反动力量的重要基地。在湘军已经倾巢出省镇压太平军，而湖南又受到来自邻边各省和本省农民起义军不断冲击的形势下，左宗棠既要为出省的湘军筹办粮饷、船炮、军械，又要设法抵挡纷至沓来的打击，确是不遗余力，费尽心机。左宗棠在湖南所显示的才干，为统治阶级所赏识。潘祖荫说：“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连最高统治者咸丰帝也特意“垂询及之”。左宗棠对咸丰帝的“特达之知”，刻骨铭心，感激涕零。

①《左文襄公全集·年谱》卷1。

②《致贺蔗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

③《复胡润之书》，《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

①《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

②《与贺仲肃》，《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

咸丰六年（1856），左宗棠以接济曾国藩军饷攻占武昌有功，“诏以兵部郎中用，赏赐花翎”，不久，又加四品卿衔③。正当他得到咸丰帝的青睐，飞腾有望之时，却突然被湖广总督官文奏劾，几遭不测。虽由于胡林翼、曾国藩、潘祖荫等人的力争才免于一死，但不得不退出骆幕。统治阶级内部的倾轧，使左宗棠初次尝到“世网之险”。他知道，即“匿影深山”，也不一定能躲过对方再下毒手，因此转而投靠为他脱险出过力的曾国藩。

③胡林翼：《启程晴峰制军》，《胡文忠公遗集》卷54。

第三节 参与镇压太平天国

咸丰十年（1860）六月，左宗棠奉诏命以四品京堂从曾国藩治军。他招募了5000人，组成了“楚军”，这就是左系湘军的起点。

左宗棠这次因祸而投靠曾国藩，是他经历中的一个转折。过去8年，他虽然倍受重用，名声不小，然而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高级师爷而已；而这一来，却真正成了一员拥兵带队、手握实权的将领。以后，正是凭着这一资本，他的权力越来越大，以至与曾国藩等并驾齐驱，成为同治年间的“中兴名臣”。“楚军”组成后，在长沙金盆岭练军。年底，由江北战场西进的李秀成大军，包围了曾国藩指挥机关所在地——安徽祁门。曾国藩惊恐万状，四处呼救。于是左宗棠不得不率领刚刚练成的楚军出湘，进入江西，在皖、赣交界的德兴、婺源一带与太平军交锋。这一地区是曾国藩大营的粮道，已被太平军拦腰切断。左宗棠的任务就是要打通这一粮道，“严防大营后路”，以解曾国藩之围。他知道，初次出阵的成败，关系今后的命运，因此势在必争。而太平军方面，由于李秀成对救援安庆并不积极，与湘军稍一接触后，就绕过祁门，过浙江，入江西招兵去了。因而左宗棠得以比较顺利地占领了德兴、婺源，接着又在东平、鄱阳击败了准备深入江西腹地的侍王李世贤部，从而打通了曾国藩大营的后路。清廷为对左宗棠表示嘉奖，命其帮办江南军务，并授太常寺卿。

咸丰十一年（1861）十一月底，从湖北回师的李秀成与李世贤会合，一举攻克浙江省会杭州。浙江巡抚王有龄自缢，清廷大震。这时，曾国藩虽受命节制浙江军事，但他占领安庆之后，正集中力量进犯天京，无暇顾及，故一再推荐左宗棠去收拾残局。于是，清廷任命左宗棠为浙江巡抚。

同治元年（1862）春，左宗棠率军自江西入浙。这时，清廷多次令他率兵进驻清军在浙西的唯一据点衢州城，并迅速拿下金华、杭州。但左宗棠是十分谨慎的，他知道在当时的形势下，要马上进攻金华、杭州，固然是“痴人说梦”，就是进入衢州城，也十分危险。因为太平军“每遇坚城，必取远势包围，待其自困而后陷之”，必须“避长围，防后路，先为自固之计”①。于是他决定采取“置于四旁，渐进中央”的策略，先不入衢城，而是分兵拔除赣、皖边境的太平军据点，扫清后路，步步为营，逐渐往前推进；然后避开坚城，从侧路进攻杭州。在英勇善战的太平军面前，他的如意算盘实现得并不顺利。直到同治二年（1863）初，左军虽然竭尽全力，但仍然停滞在龙游、汤溪、兰溪一带，进展缓慢。但后来太平军整个战局逐渐恶化，外国侵略者公开与清军联合，并在浙东开辟了第二战场，攻占了宁波，因而浙西战场的太平军内部发生动摇，出现了火并、叛变。而这一切，都被左宗棠乘机利用，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攻占了处州、严州和龙、汤、兰三城，并进一步占领了金华，军锋直逼杭州。接着，这时已是闽浙总督的左宗棠派蒋益澧率军进攻“为杭州锁钥”的重镇富阳。坚守此城的太平天国康王汪海洋在富阳、新城之间大破蒋军。左宗棠急于事功，在久攻不克的情况下，竟不惜“兼募外**助之攻”①。同治二年八月，左宗棠军与法人德克碑率领的1500人“常捷军”勾结在一起，向富阳再度发起攻势。德克碑以重炮轰城，终于夺取了富阳。

①《清史稿》卷412《左宗棠》。

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

攻占富阳后，左宗棠兵分两路：一路由蒋益澧等率领，直驱杭州；一路由魏喻义、康国器率领，进犯余杭。在左军的围困下，杭州城内弹尽粮绝。同治三年（1864）二月，太平天国听王陈炳文突围出走，比王钱桂仁投降，杭州陷落。余杭汪海洋弃城北走，也为左军所占。六月，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攻陷了天京。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终于被血腥地镇压下去。清廷论功行赏，左宗棠被封为一等恪靖伯。

但是太平天国的战斗并未结束。在天京失陷后突围的各支部队分别转战江西、福建、广东各地，继续坚持斗争。清廷授权左宗棠节制福建、江西、广东三省的清军，策划最后消灭太平军的余部。同治四年底（1866年1月），在左宗棠的统一部署下，闽、浙、赣、粤的清军合围汪海洋的最后据点——广东的嘉应州。汪海洋、谭体元壮烈牺牲，长江以南太平军的英勇斗争至此方才结束。同治五年（1866）元月，左宗棠从广东“凯旋”而归，回到福州。在镇压太平天国的罪恶活动中，他与曾国藩、李鸿章一样，用大量起义者的鲜血染红了顶子，换来了“中兴名臣”的桂冠。

第四节 创办福州船政局

在闽浙总督任上，左宗棠提出了创办福州船政局的计划。这一举动，使他成为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当左宗棠军攻占杭州后，他即派人仿造轮船，但是没有成功。镇压了太平天国后，他开始筹办福州船政局。法国洋枪队将领德克碑和税务司日意格表示愿“代为监造”。由于在浙江战场上形成的特殊关系，也鉴于上次华人自制失败，左宗棠决定接受他们的建议。同治五年五月，双方达成协议，并奏报清廷批准。日意格到福州同左宗棠“详商一切事宜”，同赴罗星塔，选择了马尾山下一处地方作为厂址。在初步规划就绪后，左宗棠任命日意格为福州船政局正监督、德克碑为副监督，“一切事务，均责成该两员承办”②。船厂的生产指标是：在五年中，应照“外洋兵船样式”，制成150匹马力的大轮船11艘和80匹马力的小轮船5艘。

正当左宗棠兴致勃勃地大搞造船的“五年计划”时，清廷却调他任陕甘总督，以镇压西北的回民起义。左宗棠不得不匆匆去西北赴任。但他“身虽西行，心犹东注”①，仍然恋恋不忘于船政局。他推荐沈葆桢任总理船政大臣，并派他的亲信胡光墉直接督察筹划。因此，在左宗棠离开后，船政局的建设仍在他的“遥控”下继续进行。至同治十三年（1874），船政局共建有工厂座、船台3座、船槽1座，并附设艺局等，成为洋务派兴办的最大的船舶制造厂。

福州船政局与其他洋务派军事工业一样，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封建腐朽性和对外国的依赖性。但比较起来，船政局还有自己的几个特点：第一，从造船的目的和作用看，它比较突出“御侮”，也就是针对外国侵略的一面。筹建之始，左宗棠就在给清廷的奏折中明确指出：“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②自造轮船，正是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此后，他又反复重申：英、法、俄、德等国“各以船炮互相矜耀，日竞鲸吞蚕食之谋，乘虚蹈瑕，无所不至”，因此，“非师远人之长还以治之不可”③。

第二，在造船方针上，左宗棠强调自造，反对“造船不如买船”的谬论。他认为，中国自己造船，是“欲得其造船之法，为中国永远之利，并可兴别项之利”，“非如雇买轮船之徒取一时可比”④。还进一步提出附设艺局，聘请西洋技师，派中国工匠、学员学习西洋语言文字、标法画法等，为中国培养造船、驾驶人才。同治十二年十二月（1874年2月），船政局与法人合同期满，日意格、德克碑均退职回国，其他洋匠也逐渐减少。从此，技术设计改由中国技术人员担任。因而福州船政局对外的依赖性较少。

第三，从成绩看，福州船政局前后共成船34艘，其中为南洋海军建造的3艘2400匹马力、排水量2400吨的巡海快船，是当时中国自己修造的最大军舰。因此，从客观上说，福州船政局的设立毕竟为中国建立第一支近代化的海军打下了基础。

②《清史稿》卷412《左宗棠》。

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20，第64页。

②《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8，第59页。

③《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8，第1页。

④《艺学说帖》，《左文襄公全集·说帖》。

第五节 用兵陕甘

同治五年十月，左宗棠离开福建，赴陕甘总督任。他的西征部队，一部分是自己带去和调去的楚军、湘军，又在陕甘等地招募了一部分兵勇，总共在4000人左右。加上原在陕甘和陆续增调的其他清军，共达12万人左右。左宗棠在西北面临着两支相互联系着的起义军——西捻军和回民起义军。他镇压的战略是：“以地形论，中原为重，关陇为轻；以平贼论，剿捻宜急，剿回宜缓。”①这是因为西捻军的战斗力更强，活动范围更广，对清皇朝的威胁也比回民起义军更大。左宗棠的镇压，就是根据这个“先捻后回”的步骤进行的。

同治六年（1867）二月，左宗棠军从汉口出发，分三道入陕。六月，左宗堂到达潼关，正式督办陕西军务。他一面派兵沿渭水扎营，一面兵分两支，渡过渭水，进攻西捻军。但灵活的西捻军转而西进泾阳、咸阳，渡过泾水，集中主力于蒲城一带，有意识地让出泾水西岸地区。左宗棠连忙亲自赶到泾西，策划包围西捻军，企图消灭他们于泾水、洛水之间。不料西捻军突然以马队猛攻渭北地区的清兵，突破包围圈，粉碎了左宗棠的围歼计划。他们进入陕北后，连克安塞、延川等城。与西捻军相呼应的陕西回民军也乘势攻占了重镇绥德，并邀西捻军共同防守此城。由于连失延川、绥德等地，清廷震怒，左宗棠上书请罪。左宗棠不得不承认捻军“飙忽驰骋，避实就虚”，“遇官军坚不可撼，则望风远行，瞬息数十里；俟官军追及，则又盘旋回折”②。西捻军进驻绥德后，考虑到陕北山地较多，不适宜于马队驰驱，同时又接到东捻军在运河地区失利的告急信，于是在同治六年十一月，利用黄河冰冻已合的机会，一举突破了左宗棠所布置的河防，浩浩荡荡渡过黄河，一直打到保定，使清廷大惊，“切责督兵大臣，自宗棠、鸿章及河南巡抚李鹤年、直隶总督官文，皆夺职”①。左宗棠闯了这个大祸，“忧愤欲死”，连忙派了刘松山、郭宝昌两军日夜穷追，自己也随后亲自追赶，狼狈不堪。

但是，捻军进行游击战争而不建立作为战略基地的根据地，总是难以持久的。李鸿章、左宗棠都看出了捻军这个弱点，力求改变紧跟追击的笨办法而采用“画河圈地”、逐步缩小包围圈的策略。当西捻军深入京畿后，即遭到清军的重重包围，几经转战，逐渐被清军封锁在冀、鲁边界沿海狭小地区内，终于在同治七年（1868）六月，全军覆没于徒骇河边。

左宗棠在镇压西捻军中立了功，得以第一次“入觐天颜”，受到慈禧太后的“天语褒奖”。

同治七年十月，左宗棠回到西安，集中力量镇压回民起义。这期间，由于西捻军的转移，陕甘回民起义军的声势已开始衰落。陕西的回民起义军被压入甘肃境内，以宁州的董志原为主要据点。甘肃回民起义军，以马化龙为首，表面上接受了宁夏将军穆图善的“安抚”，实际上仍暗中积蓄力量，继续进行斗争。左宗棠首先用“剿抚兼施”的手段镇压了陕西境内各股零星的起义队伍，收降了董福祥部，然后进入甘肃境内。

①《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8，第49页。

②《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21，第20页。

①《谨拟分别剿机宜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25。

同治八年（1869）初，左宗棠军攻占了董志原。以此为据点的陕西回民起义军被迫向金积堡方向转移。五月，左宗棠到达泾州，部署了三路进军：南路从宝鸡和清水出发，作进攻凉州的准备；中路从泾州出发，进袭平凉和固原；北路从陕西西北出发，进袭定边和花马池，而真正的目标是陕甘回民起义军的中心——以马化龙为首的金积堡。

但左宗棠军对金积堡的进攻，遭到了起义军的坚决抵抗，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一年半之久。期间，左宗棠的爱将刘松山被打死，死亡极为惨重。左宗棠悲叹：“一年之间，连丧大将，人心震骇，谣诼繁兴”，“十余年剿发平捻，所部伤亡之多，无逾此役者”②。同时，清廷也一再严诘：金积堡“一隅之地”，“何以日久未见成功，糜饷老师，该大臣难辞其咎”①。左宗棠受到严责，不得不一面哀求清廷“稍宽时日”，一面更加紧了对金积堡的围攻。同治九年（1870）十一月，金积堡“粮已净尽”，马化龙“自诣军门，哭泣请罪”。接替刘松山的刘锦棠（刘松山之侄），接受了马的投诚，令马化龙招各地回军来金积堡就抚。当目的达到后，即将马化龙及其一家全部诛杀。此后，左宗棠军又镇压、收抚了河州、西宁的回民起义军，并于同治十二年（1873）九月攻占了陕甘起义军的最后一个据点肃州城。

由于镇压陕甘回民起义获得“全功”，清廷对左宗棠大加褒奖，赏加协办大学士。次年，又晋为东阁大学士。但经他镇压后的西北，却是“千里荒芜，弥望白骨黄茅，炊烟断绝，被祸之惨，实为天下所无”②。这种惨状，固然是历届地方官员和清军共同造成的，但作为灾难制造者之一，左宗棠也是难辞其咎的。

②《清史稿》卷412《左宗棠》。

①《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1，第34页。

②《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7，第58页。

第六节 收复新疆

同治、光绪之际，中国的边疆危机接踵而至。其中尤以新疆的情况最为突出。

同治四年（1865）初，中亚的浩罕汗**官阿古柏与民族败类金相印、思的克相勾结，入侵中国新疆南部地区，先后侵占了喀什噶尔、英吉沙、莎车、和田、阿克苏、库车和喀喇沙尔（今焉耆）等城。同治六年（1867），建立了反动政权，阿古柏自称“毕调勒特汗”（意即“幸运之主”）。同治九年（1870），阿古柏进占乌鲁木齐。阿古柏政权不仅残酷地压榨和奴役新疆各族人民，而且勾结英国和俄国，妄图利用他们作靠山，分裂中国领土，成为在英、俄庇护下的一个独立王国。

野心勃勃的俄国一方面千方百计地与英国争夺对阿古柏的控制，一方面策划侵占伊犁。同治十年（1871），当阿古柏兼并了乌鲁木齐不久，俄国就打着代中国“收复”的幌子，武装占领了伊犁，还扬言要“代收”乌鲁木齐。新疆面临着被外国侵略者瓜分的严重危险，收复失地，捍卫祖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迫切要求。

当新疆危机日趋严重之时，左宗棠已年逾花甲，打算“乞病还乡”，但是，祖国西北边陲发生的事变，点燃了他心中的爱国之火，他坚定地表示：“今既有此变，西顾正殷，断难遽萌退志，当与此虏周旋！”③同治十三年（1874），正当新疆的局势危急之时，东南沿海的防务也由于日本侵略台湾而告紧张。受英国影响的李鸿章借全国注视东南之机，提出了放弃新疆，移西征之饷作为东南海防之用的谬论。说新疆这个贫瘠之区“无事时岁需兵费尚三百余万，徒收数千里之广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已为不值”。他认为，“新疆不复，与肢体之元气无伤”，“曾国藩前有暂弃关外，专清关内之议，殆老成谋国之见”①。这就意味着，玉门关以外的中国领土都可以拱手送给别人。李鸿章的谬论，得到相当多的支持者。但也有一些“塞防论”者起而反对。于是，一场“塞防”与“海防”之争就此掀起。

在争论中，清廷的态度摇摆不定，于是“密询”在西北边防问题上最有发言权的左宗棠。左宗棠慷慨陈词，坚决反对放弃新疆。他针对清廷的心理状态，高度赞扬了乾隆帝收复新疆的历史功绩和坚定态度，指出“当时盈廷诸臣，颇以开边未已，耗■滋多为疑，而圣意闳深，不为所动”。同时，他特别从饷需的角度驳斥了李鸿章的谬论，指出“若此时而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晏然”①，把收复新疆提到保障全国安全的高度。左宗棠的结论是：“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不可偏废。左宗棠的精辟议论，把“海防”、“塞防”之争推向了**。从本质上看，这场大辩论是关系到要不要收复新疆，要不要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大是大非问题。以左宗棠为代表的“塞防海防并重论”，是符合中国人民长远利益的。

左宗棠发表意见后，清廷不仅坚定了不放弃新疆的决心，而且也意识到：在全国大吏中，既有力量和信心，又有胆识和魄力，足以担负起这一重大任务者，左宗棠一人而已。光绪元年（1875）三月，诏命左宗棠为督办新疆军务的钦差大臣。左宗棠得到指挥进军的全权，开始了收复新疆的大业。

③《回民起义》第3册，第243页。

①《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1，第48页。

①《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第19页。

光绪二年（1876）三月，左宗棠从兰州进驻肃州（酒泉），以此为西征大本营，并督饬刘锦棠率精锐20余营西进出关。五月，刘部抵达济木萨。此时，连同从同治十三年（1874）起陆续出关的金顺、张曜部和整编的新疆原有驻军，全部近100营，约五六万人。

关于具体的作战部署，左宗棠的方针是：先北路而后南路。首先拿下乌鲁木齐，克复除伊犁以外的新疆北路，然后挥师南下，直捣阿古柏的老巢，收复整个南疆。全部收复新疆的战斗，正是在这一正确部署下一步步进行的。六月，刘锦棠与先期西进的金顺部同时进驻距古牧地（米泉）最近的阜康城，建立了自己的前哨阵地。在很短的时间里，接连收复了乌鲁木齐及昌吉、呼图壁诸城。不久，又攻克了“城小而坚”的玛纳斯。于是，整个北疆，除伊犁之外，均为清军收复。第一战役胜利结束，对南疆的进军已是箭在弦上。

就在这时，英国以“调停”为名，妄图阻止左宗棠大军收复南疆的正义行动。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向李鸿章表示，英国愿出面“调停”中国与阿古柏的关系，阿古柏“作为属国，只隶版图，不必朝贡”②。随后，英国又向总理衙门正式提出这一荒谬主张。左宗棠得知这个情况后，极为愤慨地说：“帕夏（即阿古柏）窃据南八城及吐鲁番”，为“中外共知”，而威妥玛却故意“称为喀王”，“若不知吐鲁番、南八城为我疆土，帕夏为我贼也”，其卑劣的目的不过是“图保其印度腴疆”而已①。针对李鸿章“专一示弱”的做法，他义正词严地向总理衙门表示：阿古柏“为我必讨之贼”，“战阵之事，权在主兵之人”，非他人所参与，亦“无须英人代为过虑也”。左宗棠的坚定态度，挫败了英国的“调停”阴谋，从而为第二战役铺平了道路。

收复新疆的第二战役是整个进军中的关键战役。阿古柏利用天山关隘重点设防于达坂城，并由他的儿子和亲信防守吐鲁番和托克逊。三者互为犄角，是阿古柏顽抗的希望所在。

光绪三年（1877）三月，在避开了冰雪封山的冬季之后，根据左宗棠“分道并规”的部署，刘锦棠部从乌鲁木齐往南，翻过天山向达坂城和托克逊挺进；张曜从哈密往西，先屯盐池；徐占彪从巴里坤往西在盐池与张曜会合后，再往西向七克腾木和辟展（鄯善）前进。三军最后会师吐鲁番。初三日（4月日），刘锦棠军向达坂城发起进攻，初七日，“歼尽守城之寇，杀尽外援之寇”，一举攻克了达坂。初九日，徐占彪军与张曜部前锋会师，攻占了辟展。接着进攻吐鲁番。十三日，刘锦棠的援军也已赶到，于是在一天之内连克吐鲁番满汉二城。这一天，刘锦棠部还收复了重镇托克逊。

关键性的第二战役，不到半个月即胜利结束。三城全克，歼灭阿古柏主力1万余人，打开了通向南八城的门户，为直捣阿古柏的老巢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在西征军摧枯拉朽的打击下，阿古柏走投无路，服毒自杀。阿古柏之死，又引起了反动集团更严重的内讧。阿古柏的小儿子海古拉与大儿子伯克胡里火并，被伯克胡里打死。许多人见大势已去，纷纷作鸟兽散。

②《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6，第36页。

①《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6，第28页。

在这种形势下继续进兵，彻底摧毁阿古柏集团，已经是指日可待的事了。但这时狡猾的英国再度登场。它通过中国驻英公使郭嵩焘要求中国允许阿古柏反动政权保留喀什噶尔数城，“使可立国”。不久，英国代办傅磊斯又向总理衙门转告三项无理要求：“（一）阿古柏承认中国为上国，命使臣入贡；（二）中国与喀什噶尔将地界划清；（三）两边议合后，永远和好。”②显然，直到这时，英国仍想通过“议和”、“划界”的阴谋，分裂中国领土，保存阿古柏集团的政权。李鸿章也再次出来为英国帮腔。他讽刺说：“左帅新复吐鲁番、托克逊等城，自谓南路折■可下，朝廷日盼捷书，催协饷如星火，更无以雅可刊（阿古柏）投诚之说进者。然将来势必旋得旋失，功不覆过。”①左宗棠面对这些压力，仍然寸步不让。他反驳说：收复吐鲁番等地后，“逆夷震慑异常”，“此时机有可乘，乃为画地缩守之策，何以固边圉而示强邻？异时追咎贻误之人，老臣不能任也”②。对于英国的阴谋，他严正指出：英人要别人“立国，则割英地与之，或即割印度与之，可也”，“何为索我腴地以示恩？”他告诉刘锦棠，如遇英国遣说客去啰嗦，则以“我奉令致讨侵占吾宇之贼，以复我旧土为词，别事不敢干预。如欲议别事，请赴肃州大营！”③他的凛然正气，既打击了英国，又回击了李鸿章，从而又一次粉碎了英国的阴谋。光绪三年八月，收复新疆的第三战役开始了。这一战役的目标是全部收复南疆，彻底消灭阿古柏集团。刘锦棠率西征军各部从吐鲁番、托克逊出发，兵分两路，在不到两个多月的时间里，长驱近2000里，全部收复了南疆的东四城——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及附近各城镇。接着，又以破竹之势于十二月攻克了喀什噶尔、叶尔羌、英吉莎尔、和田西四城，并穷追狼狈逃窜的伯克胡里等人。但俄国却居心叵测地把这些残渣余孽收留下来，拒不交出。这时，新疆已是冰雪世界，左宗棠西征大军不顾断指裂肤之痛，勇往直前，为祖国建立了卓越的功勋。新疆除了伊犁地区以外，又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清廷晋封左宗棠二等侯爵，以为奖励。

左宗棠督军讨伐阿古柏，反映了全国人民，特别是新疆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受到新疆各族人民热烈的拥护和支持。在整个进军新疆的过程中，各地各族人民，或为向导，或随同攻伐，积极支持清军。正是这个最重要的因素，为左宗棠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使他能够凭借这个舞台，导演出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

同时，也应该肯定，在整个收复新疆的斗争中，左宗棠的个人作用也是突出的。他不仅在政治上有力地粉碎了英、俄两国的政治阴谋，在政策上采取了有利于团结新疆各族人民共同对敌的方针，在物质供应上解决了“兵、饷、粮、运”四大困难；而且在军事指导上，也十分出色。除了制订“先北后南”的正确的战略部署外，他还巧妙地运用了“缓进速战”的原则。在用兵新疆的3年中，真正作战的时间不过4个来月，其他大部分时间都用于物质准备，选择战机，对敌人的动态进行周密的研究和计算。他的用兵，的确达到了“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境地。

②《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7，第31页。

①《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卷11，第32页。

②《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7，第13页。

③《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8，第48页。

当左宗棠的军队收复南疆各地，消灭了阿古柏集团后，进一步从俄国手中收复伊犁的问题便提到议事日程上了。俄国虽然失掉了可以霸占伊犁的借口，但仍然千方百计地拖延。光绪四年（1878），清廷不得不派专使崇厚到俄国谈判。昏庸无能的崇厚堕入了俄国精心设计的圈套，未经请示清廷，就擅自签订了出卖大量权益而仅仅收回一座空城的《里瓦几亚条约》。消息传来，举国震怒，要求杀崇厚“以伸公愤”。左宗棠也接连上书，痛陈此约的危害，指出：俄国虽名曰归还，而实际上伊犁“四面俄部环居”，“孤注万里，何以图存？”将来“虽得必失，庸有幸乎？”他还揭露俄国的贪欲永无止境，“譬犹投犬以骨，骨尽而噬仍不止”④。因而，必须重新交涉，“先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以挽回崇厚造成的恶果。

光绪六年（1880）一月，在全国上下舆论的压力下，清廷不得不拒绝批准“崇约”，将崇厚撤职定罪，另派曾纪泽赴俄谈判改约。俄国得知崇约被拒，一面摆出断交的架势进行政治讹诈，一面派兵遣将，大搞武力威胁。在全**民反侵略精神的推动下，清廷命令各地加强边防，以准备对付俄国可能挑起的侵略战争。

二月，左宗棠提出了准备三路出兵，武力收复伊犁的方案，以配合曾纪泽的谈判。为了就近指挥这一重大行动，并向全军将士表达自己的决心，年近七十的左宗棠，不顾体弱多病，不畏风沙严寒，从肃州出发，随将士穿过千里戈壁，把大本营设在新疆哈密的凤凰台。他的这种精神，充分显示了反侵略的坚强意志和“威武不能屈”的英雄气概。但正在这时，清廷突然以“现在时事孔艰，正需老于兵事之大臣”，以备朝廷“顾问”为由，把左宗棠调回北京。左宗棠迫于朝命，不得不离开新疆，但他到北京后，仍然“力持正论，与此事相始终”①。

虽然左宗棠调回北京，但他在伊犁问题上的坚决态度，对曾纪泽的谈判仍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此后签订的中俄《伊犁条约》，迫使贪婪成性的俄国不得不将伊犁和特克斯河流城及通往南疆的穆扎尔山口归还中国。在这方面，左宗棠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

新疆建省，是左宗棠长期关注的另一个重大问题。在进军新疆的过程中，他多次向清廷陈述新疆建省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建省的具体方案。光绪十年（1884），清廷正式批准新疆建省，任命刘锦棠为首任新疆巡抚（时左宗棠已在两江任上）。这是新疆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进一步削弱了地方封建割据势力，实现了新疆与全国其他各省行政制度的统一；它大大加强了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对于恢复和发展遭到破坏的经济、对于保卫祖国西北边防，都起到了重大作用。而左宗棠作为创议者，显示了他远大的政治眼光，确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在新疆期间，左宗棠还重视屯田开荒，安置难民；推广蚕桑事业，发展地方经济；修筑道路，便利交通，做了一些有利于新疆各族人民的好事。此外，他还在光绪六年（1880）创办了兰州机器织呢局，希望利用西北盛产的羊毛与外国输入的毛织物竞争。

④罗正钧：《左宗棠年谱》岳麓书社1982年版，第333页。

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5，第5页。

第七节 督办福建军务

光绪七年（1881）正月，左宗棠回京觐见后，诏命入值军机，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不久后，又调任两江总督。这时，中俄条约已定，左宗棠不可能在抗俄斗争中再出什么力，他只得把注意力转向国计民生，期望在有生之年追随陶澍、林则徐之后，做一些利民、惠民的事情。但由于疾病缠身，他已有力不从心之感了。

光绪九年（1883），中法战争爆发，这位曾在反侵略斗争中大显身手的老将坚决主战，并慷慨激昂地表示，为“西南数十百年之计”，愿亲往抗法前线视师，“不效，请重治其罪，以谢天下！”②爱国之情，溢于言表。他还要已退休的老部下、英勇善战的王德榜挑募旧部，组成“恪靖定边军”，前往前线参战。此后，正是这支部队，在镇南关（今友谊关）一役，配合老将冯子材，大败法军，为祖国建立了功勋。

光绪十年（1884）七月，法军偷袭我福建水师和马尾船厂，福建水师几全军覆没。闽、浙前线形势紧张，台湾危急。清廷不得不起用已于年初“因病开缺”的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这时的左宗棠，已是72岁高龄，然而“闻命之余，慷慨戎行，冒暑数千里”，率部兼程赶到福州。到达福州的当天，就命令迅速集中帆船，准备亲自冒险东渡。在被劝阻后，他调王诗正率“恪靖援台军”东渡台湾与法军交战，并“购军火”、“雇商船”，“昼夜孜孜，以谋援台”。当澎湖失守时，左宗棠气愤得“椎胸顿足”，以至“咯血时发”。但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中，他仍然坚持主持战备事宜，不肯休息。光绪十一年（1885）五月，清廷出卖了冯子材等英雄将士用鲜血换来的巨大胜利，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法新约》。并不顾广大爱**民的反对，严令各地撤兵。左宗棠“以此行未能破敌大加惩创引为恨事，肝疾牵动，愤郁焦烦”①，病势剧增。同年七月二十七日（9月5日），逝于福州。清廷予谥“文襄”。

②《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24，第82页。

①《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26，第46页。

（谢选骏指出：“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这说明满清狗靠着狗腿湖南勉强支撑，而湖南的狗头则是左宗棠。这种“湖话”多像毛泽东的口齿不清，显然激发了毛泽东集团的湖匪兽性，诱导毛党为非作歹。而左宗棠建省新疆，毛泽东却把新疆改造成为了异族自治区——真可以说湖南人还一代不如一代了！）

【第十三章 张之洞】

第一节 清流派的首领

张之洞，字孝达，一字香涛，号壶公，晚年自号无竞居士，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道光十七年八月初三日（1837年9月2日）生于贵州兴义府。曾祖父张怡熊，曾任浙江山阴县知县。祖父张廷琛，曾任福建古田县知县。父亲张锳，曾任贵州兴义府知府。

张之洞从小读书用功，才思敏捷，受过严格的儒家思想的教育熏陶。他先后从好几位老师就学，其中丁诵先、韩超两位老师给他的影响较大。丁诵先，道光十八年进士，翰林院侍读。韩超累官至贵州巡抚。咸丰二年（1852），张之洞应顺天乡试，中式第一名。同治三年（1864）参加会试、殿试，中一甲第三名，授翰林院编修。以后，他曾担任浙江乡试的副考官、湖北学政、四川学政职务。张之洞任湖北学政时，整顿学风，建立经心书院，提拔奖励有真才实学的人，颇得众望。他任四川学政时，在成都建立尊经书院，延请名儒，分科讲授，仿照阮元杭州诂经精舍、广州学海堂的例规，手订条教，并撰写《輶轩语》、《书目答问》两本书，以教导士子应读什么书，应怎样做学问以及修养品德等。这两本书在当时和以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书目答问》至今仍是近代目录学的一部具有参考价值的书。他还聘请通才宿儒，如缪荃孙、樊增祥、王文锦、王懿荣、蒯光典、易顺鼎等，教士子以治经门径，通达时务。在四川尊经书院的学子中，他推荐五少年，第一名是杨锐，后来成为戊戌变法运动的六君子之一；第二名是廖登廷，即后来著名的今文经学家廖平。

光绪五年（1879），张之洞补国子监司业，补授詹事府左春坊中允，转司经局洗马。同年，清廷因俄国侵占新疆伊犁，派左都御史崇厚赴俄国交涉索还伊犁。崇厚昏庸无知，与俄国签定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这一条约名义上收回伊犁，但西境、南境被沙俄宰割，伊犁处于俄国包围的危险境地。消息传来，舆论大哗。群臣上疏，张之洞上《熟权俄约利害折》、《筹议交涉伊犁事宜折》，分析俄约有十不可许，坚持必改此议，宜修武备，缓立约，并要求治崇厚罪。折上，被慈禧、慈安太后召见，特许其随时赴总理衙门以备咨询。他同张佩纶、陈宝琛共同起草奏折19件，提出了筹兵筹饷、筹防边备的积极建议。光绪六年（1880），清廷派曾纪泽赴俄，重订伊犁条约。

当时，张之洞、宝廷、张佩纶、黄体芳称翰林四谏，号为清流派。他们拥戴军机大臣、大学士李鸿藻为领袖，而实际上张之洞是清流派的首领。在中俄交涉事件中，张之洞的政治声望提高了，并且得到了慈禧太后的赏识。

第二节

整顿山西吏治，严禁鸦片

光绪七年至十年（1881—1884），张之洞任山西巡抚。当时，山西吏治**，人民生活困苦，鸦片流毒严重。张之洞给友人书云：“山西官场乱极，见闻陋极，文案武案两等人才乏极，吏事民事兵事应急办之事多极。竟非清净无为之地也。”“晋患不在灾而在烟。有嗜好者四乡十人而六，城市十人而■，吏役兵三种几乎十人而十矣。人人枯瘠，家家晏起。堂堂晋阳，一派阴惨败落景象，有如鬼国，何论振作有为，循此不已，殆将不可国矣，如何如何。”②张之洞注意整顿吏治，一上任便勤考吏属，振作革弊，劾罢贪纵害民的县官，奖励好的官吏，严禁鸦片，胪举人才，编练军队，清查仓库。山西的铁运销奉天、上海等地，陆运成本很高，他改由天津出海，海运降低运费，又在产地筹办冶炼局。他创办令德堂，也是仿照阮元诂经精舍、学海堂的例规，聘请王轩为主讲，杨深秀为襄校兼监院。杨深秀后来成为戊戌变法运动六君子之一。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山西传教，刊行《救时要务》等小册子，并举办仪器、车床、缝纫机、单车的展览和操作表演。张之洞会见了李提摩太，读了他的书，受其影响，拟筹建洋务局，未及实现。

光绪十年（1884），法国侵略越南，边疆告急。张之洞上疏建议战守，请严督滇、桂之战，急修津广之防。四月，清廷召张之洞晋京。张之洞陈抗法事，多所谋划，被任命署理两广总督，不久实授。

②《光绪朝东华录》第2册，总2002—2003页。

第三节 筹划抗法，兴办洋务企业

张之洞到达广州后，便加强防务，饬沿海督抚，严密防守。六月，法国侵略军占台湾基隆，张之洞奏请饬吏部主事唐景崧，往会刘永福，合击法军。他认为：“援台惟有急越，请争越以振全局。又言牵敌以战越为上策，图越以用刘为实济。”①清廷采纳张之洞的建议，加刘永福为提督记名。刘永福率领黑旗军骁勇善战，屡创法军。但由于广西布政使徐延旭、云南布政使唐烱所率军队在抗法战争中配合不力，打了败仗，唐烱军逃走，使黑旗军寡不敌众而遭到失败。唐、徐被撤职查办，张之洞因荐徐延旭不当而交部察议。光绪十一年（1885）正月，法军侵占中越边境重镇镇南关（今友谊关），形势危急。张之洞奏请调前任广西提督冯子材、总兵王孝祺等援桂，驻镇南关。70岁的老将冯子材率军，奋力殊死抵抗，大败法军，扭转了整个战局。法国茹费理内阁因此倒台。但是清廷却决意乘胜求和，命令前线各军停战撤兵。前线将士闻讯，“皆扼腕愤痛”。张之洞接连电奏缓期撤兵，竟遭李鸿章传旨斥责。

在中法战争中，张之洞筹饷运械，给岑毓英军200万元，桂军200万元，唐景崧、刘永福40万元，台湾40万元。朝廷表彰他筹济军事，不分畛域。这一时期，他在广东开设水陆师学堂，创设枪弹厂，疏请大治水师、专款购兵舰，设缫丝局，创办机铸制钱局及银元局，筹办织布局和制铁厂，这是他办洋务企业的开始。

光绪十二年，张之洞在广州创办广雅书局和广雅书院。广东原有端溪书院，在肇庆，他聘请梁鼎芬主持端溪书院，后来梁鼎芬率师生来到广雅书院。张之洞又聘朱一新到广雅书院主讲。当时梁鼎芬因弹劾李鸿章主和而获罪，朱一新因弹劾太监李莲英而降职。张之洞不怕非议，敢于延聘他们，显示了他的不凡气度。

光绪十五年（1889），张之洞上奏朝廷，建议修筑一条芦汉铁路，自芦沟桥至汉口，以贯通南北。他认为铁路之利，以通土货厚民生为最大，征兵、转饷次之。他提出芦汉铁路是“干路之枢纽，枝路之始基，而中国大利之萃也”①。朝廷准奏，计划北段由直隶总督主持，南段由湖广总督主持，南北分段修筑。于是，清廷调张之洞任湖广总督。

光绪十五年冬，张之洞到了湖北。他花了很大的精力办起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首先是筹建汉阳铁厂。张之洞办企业，也曾闹过一些笑话。他电驻英公使薛福成购炼钢厂机炉，英国梯赛特工厂厂主回答说：“欲办钢厂，必先将所有之铁、石、煤、焦寄厂化验，然后知煤铁之质地如何，可以炼何种之钢，即以何样之炉，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未可冒昧从事。”张之洞大言曰：“以中国之大，何所不有，岂必先觅煤铁而后购机炉？但照英国所用者购办一分可耳。”英国厂主只得从命。结果，机炉设在汉阳，铁用大冶的，煤用马鞍山的。马鞍山的煤，灰矿并重，不能炼焦，不得已只好从德国购焦炭数千吨。从光绪十六至二十二年（1890—1896），耗资560万两，还没有炼成钢。后改用江西萍乡的煤，制成的钢太脆易裂。张之洞才知道他所购的机炉采用酸性配置，不能去磷，钢含磷太多，便易脆裂。于是又向日本借款①《与张幼樵》，《张文襄化公全集》卷214《书札一》，北平文华斋戊辰刊本。①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卷3，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42页。300万元，将原来的机炉改用碱性配置的机炉，才制出优质的马丁钢。宣统元年（1909），汉冶萍公司的经理叶景葵评论道：“假使张之洞创办之时，先遣人出洋详细考察，或者成功可以较速，糜费可以较省。然当时风气锢蔽，昏庸在朝，苟无张之洞卤莽为之，恐冶铁萍煤，至今尚蕴诸岩壑，亦未可知，甚矣功罪之难言也。”①汉阳铁厂是一个钢铁联合企业。光绪十九年（1893）建成，包括炼钢厂、炼铁厂、铸铁厂大小工厂10个、炼炉2座，工人3000，采煤工人1000。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大规模的资本主义机器生产的钢铁工业，而且在亚洲也是首创的最大的钢铁厂，日本的钢厂建设还比这晚几年。

张之洞还办了湖北织布局。光绪十八年（1892）在武昌开车，纱锭3万枚，布机1000张，工人2000。织布局是盈利的。但是张之洞却将织布局的盈利去弥补铁厂、枪炮厂的亏损，使织布局一直处在高利贷的压迫下，无从发展。

张之洞看到棉纱销路很广，便决定开设两个纱厂。他致电驻英国公使薛福成向英商订购机器。光绪二十三年（1897）建成北厂，纱锭5万多枚，为湖北纺纱局。南厂一直没有建成，机器停放在上海码头任凭风吹雨打，后来张謇领去办了南通大生纱厂。湖北纺纱局、织布局、缫丝局、制麻局到了光绪二十八年（1902）转租给广东资本家组织的应昌公司承办。

张之洞还创办了制砖、制革、造纸、印刷等工厂，还有湖北枪炮厂。他在湖北还注重兴修水利，光绪二十五年（1899）前后修了三条堤。一条是武昌武胜门外红关至青山江堤30里，一条是省城之南的提坝，自白沙洲至金口江堤52里和一条从鲇鱼套起至上新河为止的10余里堤岸。这三条堤的修筑使常受洪水威胁的地区成为良田、市镇。

张之洞到了湖北，其中光绪二十年（1894）调署两江总督，任期一年多。他十分重视湖北、江苏的教育，创办和整顿了许多书院和学堂。在湖北，有两湖书院、经心书院，又设立农务学堂、工艺学堂、武备自强学堂、商务学堂等；在南京，设储才学堂、铁路学堂、陆军学堂、水师学堂等。他派遣留学生到日本留学。在学堂、书院的学习科目方面，他针对社会需要有所改革，添增了一些新的学科。他也注意训练军队，在两江总督任职期内，曾编练过江南自强军，人数1万，地点在徐州，军官全部用德国人担任，采用西法操练。光绪二十二年（1896），他回任湖广总督，将自强军交给两江总督刘坤一。

张之洞在积极兴办洋务企业的同时，对人民群众的反洋教斗争和农民起义进行了残酷镇压。

①《洋务运动》第6册，第254页。

第四节 同维新派的联系与分歧

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张之洞调署两江总督，虽然也筹饷筹军械，但他练的军队没有发挥什么实际作用。朝廷旨调4艘兵舰，他致李鸿章电说：“旨调南洋兵轮四艘，查此四轮既系木壳，且管带皆不得力，炮手水勇皆不精练，毫无用处，不过徒供一击，全归糜烂而已。甚至故意凿沉、搁浅皆难预料。”①甲午战争失败后，张之洞上《吁请修备储才折》，希望朝廷总结失败教训，变法图治。由于他慷慨激昂讨论国家振作，主张反抗侵略，又办洋务企业，因此维新派首领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称张之洞“有天下之望”，对这位封疆大吏抱有很大的希望和崇敬。谭嗣同也说：“今之衮衮诸公，尤能力顾大局，不分畛域，又能通权达变，讲求实济者，要惟香帅一人。”①这是当时维新派的共同看法。康有为组织强学会，张之洞表示赞助和同情，捐5000两以充会费。帝师翁同龢也加入了强学会，当时有“内有常熟（翁同龢），外有南皮（张之洞）”之称，翁、张成了强学会的两大支柱。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一月，康有为南下到了南京，去拜谒张之洞，受到张之洞的热情欢迎和接待。康有为准备在上海设强学会，推张之洞为会长，并代张之洞起草《上海强学会序》。张之洞当时答应了。后来上海强学会成立时，请他列名，张复电说：“群才荟集，不烦我，请除名，捐费必寄。”①他以会外赞助人的身份，捐款500两，拨公款1000两，表示赞同。上海强学会成员中有汪康年、梁鼎芬、黄体芳、屠仁守、黄绍箕，都和张之洞关系相当密切。但是，后来他看到慈禧太后采取了行动，逼令光绪帝封闭了北京的强学会和《中外纪闻》，便借口康有为谈今文经学、主张孔子改制说和他平素的学术主旨不合，停止捐款。

光绪二十二年到二十三年（1896—1897），维新派在上海创刊《时务报》，梁启超主笔，汪康年为经理。张之洞以总督的名义，要湖北全省各州县购阅《时务报》，捐款千元，给予报纸以经济上的支持。后来，《时务报》发表了关于中国应争取民权的文章，使张之洞大不高兴。他授意屠仁守写了《辨辟韩书》，批判严复的《辟韩》一文，在《时务报》上发表。

陈宝箴任湖南巡抚后，湖南掀起了维新运动。他在湖南的新政，包括办厂、改革教育等，得到张之洞赞同。在张之洞的影响下，陈宝箴也命令全省各州县书院的学子阅读《时务报》。湖南成立南学会，创办《湘学报》、《湘报》，张之洞利用政治力量，推销《湘学报》于湖北各州县。自第十册起，《湘学报》刊载了关于孔子改制和鼓吹民权思想的文章，这使张之洞大为不满。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张之洞电陈宝箴说《湘学报》议论悖谬，饬局停发。他还告诫陈宝箴说，这件事“关系学术人心，远近传播，将为乱阶，必宜救正”②。对湖南维新运动施加压力。

①《致天津李中堂》，《张文襄公全集》卷139《电牍十八》。

①《上欧阳中鹄书》，《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58页。②《张文襄公年谱》卷5，第96页。

是年三月，张之洞刊行《劝学篇》。翰林院编修黄绍箕以《劝学篇》进呈。光绪帝发布上谕称是书：“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著将所备副本四十部由军机处颁发各督抚学政各一部，俾得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①由于清廷的赞许，这本书风行海内。张之洞自言其书主旨在“正人心，开风气”。所谓正人心，就是提倡三纲五常，维护君主**制度，批判维新派的民权观。所谓开风气，就是学习西方办铁路、商务、矿务、学堂等，并没有超出洋务运动的范围，仍然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

《劝学篇》的出版，受到守旧派的赞扬，遭到维新派的严厉驳斥。顽固派苏舆所编《翼教丛编》，收入了《劝学篇》中的几篇文章，并赞叹说：“疆臣佼佼厥南皮，劝学数篇挽澜作柱。”②章太炎则毫不客气地批评《劝学篇》上篇，“多效忠清室语”①，宣扬封建的忠君思想。维新派梁启超评论此书道：“挟朝廷之力以行之，不胫而遍于海内，何足道？不三十年将化为灰烬，为尘埃野马，其灰其尘，偶因风扬起，闻者犹将掩鼻而过之。”②在戊戌变法运动中，张之洞和维新派有较多的联系。他自己也是相当活跃的人物。张之洞曾让陈宝箴推荐杨锐和刘光第。杨锐是张之洞的弟子和幕僚，到京后，与张之洞保持密切联系。后来杨锐、刘光第以四品卿衔任军机章京，参与要政。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张之洞奉调晋京，因湖北沙市发生焚烧洋房事件，中途折回。八月，在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前夕，陈宝箴曾奏请光绪帝速调张之洞入京“赞助新政”，但未成。日本伊藤博文游历到北京，曾对总署说：“变法不从远大始，内乱外患将至，中国办事大臣，惟张香帅一人耳。”③不久，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杀害了“六君子”，百日维新失败。张之洞急电挽救他的得意门生杨锐而不得，为此，他深感痛惜。

①《张文襄公年谱》卷6，第115页。

②《劝学篇》，光绪戊戌三月两湖书院刊本，卷首。

①《翼教丛编·序目》。

②《太炎先生自定年谱》，《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1期。

③《自由书》，《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第7页。

第五节 镇压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

光绪二十六年（1900），中国北方掀起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一开始，张之洞便主张坚决镇压。他先后镇压了湖北天门县、荆州府等地的人民焚烧教堂、医院的行动，还会同沿江各省奏请力剿“邪匪”，严禁暴军，安慰使馆，致电各国道歉，完全站在保护帝国主义利益的立场。英帝国主义为了保全长江流域一带的既得利益，便同张之洞、刘坤一等有实力的总督联络，签定了《东南互保章程》。条款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各国商民教士产业均归南洋大臣刘、两湖总宪允认切实保护”④。两广总督李鸿章、闽浙总督许应骙、山东巡抚袁世凯都表示赞同，加入了“东南互保”的行列。

七月，张之洞在武汉逮捕并杀害了自立军首领唐才常等20余人。戊戌变法失败后，唐才常等人联络会党和清军部分官兵组织自立军，准备在安徽、湖北、湖南几省起义，建立君主立宪的“新自立国”，请光绪帝复辟。他们还想通过日本劝说张之洞，拥戴他建立“东南自立之国”。张之洞得知消息，并未立即表态。这时，英国也正在活动香港议政局议员何启等拉拢孙中山，准备在华南策动李鸿章“独立”。李鸿章也在观望。于是出现了这种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在自立军起事迫在眉睫，而慈禧太后也未失去对清廷中枢控制时，张之洞动手捕杀了唐才常等人。

张之洞剿灭了自立军后，发现参加上海张园国会的有许多著名士绅、学者以及留学生。于是他起草了一份《劝戒上海国会及出洋留学生文》，文中列举了自立军是康党的罪状，劝戒国会中的士绅、学者以及留日学生，以分化瓦解革命队伍。留日学生看了大为气愤，他们公推沈翔云写了《复张之洞》一信进行批驳。沈翔云在信中以大量篇幅说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是普遍流行的公理，并不能称为康、梁邪说；揭露张之洞说：“公之定此狱也，一则曰领事恨之，再则曰教士恨之，三则曰洋官、西士无不恨之，公以为领事、教士、洋官、西士，其为中国乎？其为彼国乎？何大惑不解为是也。”①据说张之洞看了这信十分窘迫，便指使两湖、经心、江汉三书院的学生撰写驳文，抵挡一阵才算了事。

④《张文襄公年谱》卷7，第120页。

①《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968页。

第六节 “变通政治”的《江楚三折》

清廷在经过了八国联军侵略北京的战争以后，不得不“变通政治”，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三月成立督办政务处，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遥为参预”。五月、六月，张之洞会同刘坤一连续上了三道奏折：《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遵旨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这就是有名的《江楚三折》。第一折，是关于办学堂、废科举事，提出设文武学堂，酌改文科，停罢武科，奖励游学等建议。第二折，言整顿中法，提出了崇节俭、破常格、停捐纳、课官重禄、去书吏、去差役、恤刑狱、改选法、等八旗生计、裁屯卫、裁绿营、简文法等建议。在这个奏折中说：“近日民情，已非三十年前之旧，羡外国之富而鄙中土之贫，见外兵之强而疾官军之懦，乐海关之平允而怨厘金之刁难，夸租界之整肃而苦吏胥之骚扰，于是民从洋教，高挂洋旗，士人入洋籍，始由隔寝成涣散，乱民渐起，邪说乘之，邦基所关，不胜忧惧。”①这里反映了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深度和毒害，也反映了中国人民痛恨清朝政治**的程度和心理。第三折言采用西法，提出了广派游历，练外国操，广军实，修农政，劝工艺，定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用银元，行印花税，推行邮政，官收洋药，多译东西各国书等建议。在这个奏折里，他说：“施之实政则不至于病民，至若康有为之邪说谬论，但以传康教为宗旨，乱纪纲为诡谋，其实与西政、西学之精要，全未通晓，兹所拟各条皆与之判然不同。”①他还特地申明他采用的西法内容和实质同康有为维新派的毫不相同。

《江楚三折》仍是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具体化，在不变更君主**制度的前提下，学习西方的一些先进的管理方法。虽则如此，但改革的一些项目，如废科举、兴学堂、奖励留学、设商部、学部、兴办实业等是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和新文化传播的。

①《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770页。

①《张文襄公全集》卷53，《奏议五十三》，第32页。

第七节 废除科举制度，实行“癸卯学制”

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月，张之洞被赏加太子少保衔。次年十月，他上《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提出兴办各类学堂，包括师范、小学、文普通中学、武普通中学、文高等学堂、武高等学堂、方言学堂、忠学堂、工学堂、勤成学堂、仕学院、省外中小学、蒙学等。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1904年1月），张之洞奉旨入京，清廷批准张之洞等《奏定学堂章程》，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以法令形式公布的在全国范围推行的学制。当时称为“癸卯学制”。内容是把普通教育分为初等、中学、高等三级，修业期长达25年；与此并行的还有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光绪三十一年（1905）九月，张之洞奏请停止科举，以兴学校。清廷诏准，自翌年始，所有乡试、会试及各省岁考一律停止，一切士子皆由学堂出身，结束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

废科举、兴学校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张之洞在这方面的提倡和努力，在客观上是有利于资产阶级新文化的传播的。

第八节 督办铁路

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上，十分重视兴建铁路，他认为：“铁路为自强第一要端，铁路不成，他端更无论矣。”②“西洋富强，尤根于此。”①他所建议并监修的芦汉铁路，自光绪二十四年兴建，到光绪三十一年三月完成，命名为京汉铁路。

光绪三十一年（1905）六月，张之洞又奉旨督办粤汉铁路。粤汉铁路的筑路权早在7年前就被美国所控制。光绪二十四年（1898），美国合兴公司同清廷签订《粤汉铁路借款草合同》，控制了粤汉铁路的筑路权。光绪二十六年（1900）又订立续约，规定借款为4000万美元，由合兴公司在5年内筑成，不得转让他国。但3年过去，到光绪二十九年铁路尚未动工。光绪三十年，合兴公司又将股票的三分之二卖给比利时的万国东方公司。湖南、湖北、广东三省人民获悉这个消息，非常愤怒，要求废除原订合同，收回路权自办。此时，张之洞奉旨督办粤汉铁路，经过与美国公司一年多的交涉，光绪三十一年（1905）七月，他以675万两的高价赎回路权。随后，张之洞以高股筹集不易为由，于宣统元年（1909）四月与德、英、法三国签订《湖广铁路借款合同》，借款550万英镑筹建粤汉铁路。这激起更大规模的反抗浪潮。

②《张文襄公全集》卷54，《奏议五十四》，第32页。

①《为筹办芦汉铁路情形并议借比国洋款折》，《张文襄公全集》卷46，《奏议四十六》，第2页。

第九节 任中枢重臣

清廷眼看资产阶级革命派势力愈来愈大，为了维护其统治，拉拢资产阶级，欺骗全国人民，便声称“预备立宪”。光绪三十一年（1905）派出五大臣出国考察各国宪政。第二年宣布官制改革，编纂宪法大纲。对于“预备立宪”，一开始，张之洞听到一些风声，感到惊讶，等到五大臣回国到上海，征求他意见时，他回电说：“立宪事关重大，如将来奉旨命各省议奏，自当竭其管蠡之知，详晰上陈，此时实不敢妄参末议。”②态度暧昧。他对外官改制更持反对态度，认为“若果行之，天下立时大乱”，还说：“事关二百余年典章，二十一省治理，岂可不详慎参酌，何以急不能待，必欲草草尔定案耶？”①清廷通过官制改革，欲加强皇权，削弱地方官吏的权力，便把当时地方督抚中权力最大的袁世凯和张之洞调到北京。光绪三十三年（1907）六月，张之洞由协办大学士充体仁阁大学士，七月入京，补授军机大臣，兼管学部，这时，张之洞年已七十一。清廷四面楚歌，处境危急。张之洞到了北京，竭力为清朝的**政治补苴罅漏。为了应付日益高涨的“革命排满”的形势，他再次向慈禧太后提出“化除满汉畛域”，说：“欲御外侮，先靖内乱，探原扼要，唯有请颁谕旨布告天下，化除满汉畛域。”这一建议被采纳.

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光绪帝、慈禧太后相继死去，溥仪继位，改年号宣统。醇亲王载沣以摄政王监国，满族亲贵乘机集权，排斥汉官。袁世凯是当时权势显赫的汉族大官僚，加上戊戌变法时出卖光绪帝，为载沣等皇族亲贵所忌恨。于是，载沣等密谋杀袁。对此，张之洞表示反对，认为“主少国疑，不可轻于诛戮大臣”。宣统元年（1909）正月，清廷以袁世凯患“足疾”为名，让他回河南养疴。

六月，张之洞病重。八月二十一日（七月初六日），奏请开去各项差额，摄政王载沣亲临探视。当天，张之洞在哀叹“国运尽矣”声中去世。清廷谥以“文襄”。

②《铁路第十二》，《劝学篇·外篇》，第42页。

①《张文襄公年谱》卷9，第206页。

（谢选骏指出：马列狗黄俄猪不懂张之洞确实精通人情世故，所以他送给老寡妇慈禧一把“降魔杵”——这其实就是一把“自慰器”、“手淫具”。张之洞也许过度懂得迎合慈禧母狗洞里的秘密，才会胡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便进出慈禧的鬼屋。所谓“中学为体”，就是保住满狗的江山；所谓“西学为用”，就是增强满狗的福利。满狗叶赫那拉氏能不满心喜悦、张开洞洞吗？所以说我说，张之洞成功的秘诀，一言以蔽之曰——“张之慈禧洞”也。后来的湖南瘪三毛泽东也是这个路数，他“革命成功”以后，竟然进驻了慈禧的鬼屋，比他的先行者洪秀全还要不如。共产党的“新中国”就这样装进了前清的棺材里，所以我称他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后清”是十分“科学的描述”！）

【第十四章 郑观应】

第一节 从买办生涯到投资洋务企业

郑观应，又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杞忧生，晚年自号罗浮偫鹤山人。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十七日（1842年7月24日）生于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郑观应的家境并不富裕，祖父郑鸣岐是一位“不屑以寻章摘句为能”②的普通文人，父亲郑文瑞终身未获科名，长期作乡村塾师。鸦片战争以后，在广州、上海等口岸，买办成了时髦的职业，成为发财致富的捷径。在这种社会风气的影响下，郑观应的叔父郑廷江、同宗兄郑济东都作了上海外国洋行的买办。

郑观应幼承庭训，攻读四书五经，企图博取功名。但是，岁那年应童子试名落孙山后，他“即奉严命，赴沪学贾”①，走上当买办的道路。

初至上海，郑观应先寄居在任新德洋行买办的叔父郑廷江处，边听差，边习英文。咸丰九年（1859），入英商宝顺洋行作低级雇员，担任管丝楼兼管轮船客载的工作。在公余之暇，他与广东乡友梁纶卿入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开办的英华书馆夜课学习英文。在宝顺期间，他为洋行开辟了江西、福州等处揽载行，还投资加入中外商人合办的公正轮船公司。

同治七年（1868），宝顺洋行停业。郑观应改任和生祥茶栈通事，代两湖、江西、徽州茶客沽茶，兼营荣泰驳船公司。同治十一年（1872）和生祥茶栈停业后，他又当上扬州宝记盐务总理。这时的郑观应不仅是一位腰缠万贯的富商，而且是一位见多识广、经验丰富的企业经营家了。

同治十二年（1873），英商太古轮船公司成立。第二年，郑观应被聘任为该公司总理，兼管账房、栈房等事务。他后来回忆道：“该公司所有轮船揽载用人事务，归余与美人晏尔吉商办。”②可见其在该行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经郑观应等人的苦心经营，太古轮船公司营业规模不断扩大，盈利丰厚。光绪三年正月（1877年2月），郑观应与太古签订的雇佣合同期满，因公司当局欣赏他的才干，又与他续订了为期五年的合同。

自光绪初年始，郑观应投资于清廷所办的洋务企业，在上海机器织布局、津沪电报局、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局、山东登、莱、青、莒四府和东北锦州的五金矿等企业中都有他的投资或股份。此外，他还联络同人集股开办造纸公司和开垦公司。

清代的富商通常兼有官僚身份，郑观应也不例外。同治八年（1869），他在皖营报捐员外郎，次年捐升郎中。光绪四年（1878），他在上海与盛宣怀、经元善等人劝募款项，资赈晋、豫、直、陕灾区难民，受到清廷褒奖，膺受道员衔。

②《张文襄公年谱》卷9，第206页。

①郑观应：《先考荣禄大夫秀峰府君行状》，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22页。

②郑观应：《复考察商务大臣张弼士侍郎》，《郑观应集》下册，第619页。

第二节 撰《救时揭要》和《易言》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俄、美等国再次以武力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中国蒙受割地赔款、主权受损的耻辱。郑观应受到很大刺激，开始在爱国思想指导下“究心泰西政治实业之学”①，逐步形成社会改良思想。就他当时的思想状况来说，旧的封建传统观念，特别是道教思想占有重要地位。郑观应好道教有家庭根源，其父即是“善青乌术”的好道儒者，并用它来教化子弟。缘此，郑观应“童年好道”①，“尝读《性理全书》、《五子近思录》、《唱道真言真诠》诸丹经”②。在同治、光绪间，他除了出资镌刻刊印道教典籍外，还编辑了一些宣扬因果报应、神仙侠客等迷信说教的小册子，如《陶斋志果》、《富贵源头》、《剑侠传》等。由于时代和经历的不同，郑观应的思想并没有重蹈其父旧辙，而带有了更多的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忧国忧民之情。他在咸丰、同治间陆续写成的《救时揭要》一书，就集中地反映了这个时期的思想状况。这部书主要包括反对外国侵略者贩卖华工、禁止鸦片烟、救灾恤贫、劝人行善和办近代航运业等内容。作者以满腔愤慨揭露了当时社会的一些**现象，描绘出鸦片泛滥、江河水决、哀鸿遍野、人民苦不堪言的悲惨情景。他尤其愤恨的是外国侵略者竟然明目张胆地“拐贩华人过洋为奴，被骗出洋而死于难者，每年以千百计”，幸存者亦“贱同蝼蚁，命若草菅”③。他质问当道：对这件大失“中朝之体统”之事，“各国禁之于先，而中土不闻禁之于后，抑独何钦？”①在《论中国轮船进止大略》一章，他提出发展近代航运业的主张。针对官办造船企业存在的弊病，他要求“改官造为商造”。因为企业由商人自办，“则该事系商人身家性命所关，即无人督责，亦不虑其不造乎精巧”。只有这样，才算“操泰西立法之大旨本源”②。这是他最初提出的学习西方的思想主张。

郑观应在这本书中提出的解救社会积弊的主张还是陈旧的。他把社会治乱兴衰归结于人心的善恶，“此心不治，而可以自立于人世者，未之有也”。据此，他主张救世之法，惟有劝人“一心向善，积现前莫大之功”③。这些观点还没有摆脱劝善积德、善恶报应的说教。

在以后的几年中，郑观应的思想不断发生着变化，逐渐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社会改良主张。成书于同治、光绪间的《易言》，就是他改良思想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

《易言》基本上扬弃了《救时揭要》中善恶有报的消积因素，贯穿着改革变法、学习西方的积极精神。他在序言中指出：“由今之道，变今之俗，宜览往古，法自然，诹远情，师长技，攻其所短，而夺其所恃。”④

①郑观应：《盛世危言·商船下》，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41页。①郑观应：《禀商部条陈六弊请通饬各总商会举调堂员互相砥砺事》，《郑观应集》下册，第604页。②郑观应：《上通明教主权圣陈抱一祖师表文》，《郑观应集》下册，第100页。③郑观应：《重刊慧命经序》，《郑观应集》下册，第30页。

①郑观应：《救时揭要·澳门猪仔论》，《郑观应集》上册，第6页。

②郑观应：《救时揭要·论禁止贩人为奴》，《郑观应集》上册，第13页。③郑观应：《救时揭要·论中国轮船进止大略》，《郑观应集》上册，第55页。④郑观应：《救时揭要序》，《郑观应集》上册，第4页。

这正是《易言》一书写作的宗旨。

《易言》的字里行间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充满着对西方列强侵略罪行的谴责。郑观应认为，在西方列强咄咄逼人的形势下，中国的出路“一言以蔽之曰：莫如自强为先”①。他说的“自强”与洋务派片面发展军事工业的“自强”不同，重点强调发展本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他指出：“欧洲各邦皆以通商为大经，以制造为本务。盖纳税于货，而寓兵于商也。”②在该书的《论商务》、《论开矿》、《论火车》、《论电报》、《论机器》、《论船政》等篇中，他详细地阐述了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性和具体办法，积极主张近代企业由商民自办，认为中国商政不兴，主要在于政府官员的巧取豪夺和官场**积习的干扰。一旦企业归商民自办，“彼将视为身心性命之图，制造必精，程功必速，成本必廉，虚费必省”③。在政治改革方面，他大胆地提出设议院的主张，批评封建**制度的弊病，“于政事之举废，法令之更张，唯在上之人权衡自秉”，上下“情谊相隔”，不如西方议院制度优越。他把西方议院制度比附为士大夫所向往的尧舜“三代制度”，希望中国能够“上效三代之遗风，下仿泰西之良法”，实现“长治久安之道”④《易言》成书后，郑观应即将手稿邮寄客居香港的名士王韬。王韬阅后赞叹不已，遂由他主持的中华印务总局刊印发行。后来，《易言》还传到朝鲜、日本等国，在这些国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①郑观应：《易言自序》，《郑观应集》上册，第63页。

②郑观应：《易言自序》，《郑观应集》上册，第63页。

③郑观应：《易言·论商务》，《郑观应集》上册，第92页。

④郑观应：《易言·论船政》，《郑观应集》上册，第92页。

第三节 任职轮船招商局

为抗法战争作贡献

光绪初年，郑观应在清廷开办的企业中兼职。光绪四年（1878）和光绪六年（1880），他两次襄办上海机器织布局，光绪七年总办上海电报分局，光绪八年二月接受北洋大臣李鸿章委任，就职轮船招商局帮办，正式脱离太古轮船公司。郑观应辞去待遇优厚的买办职务而投身于创办伊始的中国近代企业，主要出自振兴民族经济、挽回国家权利的考虑。

郑观应初到轮船招商局上任，正值该局处于困难时期。当时具有10年历史的招商局外受怡和、太古洋行的排挤倾轧，内受官场积弊侵蚀，连年亏耗，难以维持。李鸿章不得不下令整顿。郑观应在了解到招商局的弊端之后，拟订了救弊大纲条，包括用人宜贤、合理调度、减少消耗、加快船运周转、赏罚分明、禁止工作人员舞弊等措施。与此同时，他偕唐廷枢于光绪九年与怡和、太古签订为期6年的齐价合同。这一合同虽然向外商作了某些妥协，但也起到一定的限制外商倾轧的作用。经过上述整顿，招商局业务颇有起色，出现了“股票价大涨”⑤的局面。因此，郑观应被擢为该局总办。

光绪十年二月（1884年3月），郑观应被督办粤防军务大臣彭玉麟奏调赴粤，会办湘军营务处。在中法战争期间，他多次给醇亲王奕譞、两广总督张树声、北洋大臣李鸿章以及彭玉麟上书言战。是年五月，他受彭玉麟派遣，“往西贡、暹罗（今泰国）侦探敌情”①。郑观应此行历时64日，往返水路行程两万余里，历尽艰辛，为抗法战争作出了积极贡献。同年秋，他被札委办理援台事宜，到香港租轮船运送军队粮饷，接济沿海和台湾的抗法将士。⑤郑观应：《易言·论议政》，《郑观应集》上册，第103页。

①郑观应：《禀北洋通商大臣李傅相为招商局与怡和太古订立合同》，《郑观应集》下册，第790页。

第四节 扩编《易言》为《盛世危言》

郑观应从广州抵达香港，因太古洋行索欠款事被拘留在港，再加上上海机器织布局亏欠事件的纠缠，他便辞去各项差委，归乡闲居。在乡居期间，他从事撰述，扩编《易言》，于光绪十八年（1892）成书，定名为《盛世危言》。他不断根据变化的形势，对此书一再增补。《盛世危言》版本很多，经郑观应手订的版本有光绪二十年5卷本、二十一年14卷本和二十六年8卷本。

《盛世危言》以“图强御侮”为宗旨。郑观应认为，中国若与强敌相处，自己必须要有力量，“所谓势均力敌，而后和约可恃，私约可订，公法可言”。而要强盛就必须变法，“非变法不能富强，非富强不能合纵连横”①。他的改革主张就是紧紧围绕着这一宗旨而展开的。他提出的主张概括起来是：经济上开展“商战”，军事上练兵造械，政治上设立议院，文化上推广西学。其中开展“商战”和设立议院是其主要内容。

所谓“商战”，就是采用西方国家的先进经济技术，发展本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以抵制列强的经济侵略，维护中国的民族经济。郑观应认为，实行“商战”的首要前提是改变中国传统的“重本抑末”经济政策，建立保障工商业利益的制度和法律。他指出：中国传统的思想，视工商为牟利之贱业，“但有困商之虐政，并无护商之良法，虽欲商务之兴，安可得哉？”②郑观应很重视发展近代机器工业。他说：“论商务之原，以制造为急；而制造之法，以机器为先。”并从争取民族独立的角度强调发展机器工业的重要性，指出：如果没有自己的机器工业，机器一旦损坏，仍然依靠洋人，“设洋人不肯修理，则有机器如无机器同，其有不受制于外人者乎？”这样一来，“商战”就成了一句空话。他主张中国宜专设机器制造厂，先仿造各种机器，使“中国之利自不至外溢矣”①。

郑观应看到，西方国家的经济之所以发达，“皆导其源于汽学、光学、化学、电学”②。日本近代工商业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大力“讲求格致、制造、机器、种植、矿务诸学”③。因此，他极力主张改革中国的传统教育，推广西学。他对八股制艺深恶痛绝，认为“时文不废，则实学不兴；西学不重，则奇才不出”④，建议改变科举考试和学校教育的内容，鼓励士人学习西学，掌握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

在政治上，郑观应对学习西方政治制度，实行议院制表现出更加强烈的愿望。他明确表示：“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⑤

①郑观应：《南游日记》自序，《郑观应集》上册，第941页。

②郑观应：《盛世危言·边防六》，《郑观应集》上册，第801页。

①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二》，《郑观应集》上册，第609页。

②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五》，《郑观应集》上册，第626、627页。③郑观应：《盛世危言·西学》，《郑观应集》上册，第274页。

④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二》，《郑观应集》上册，第609页。

⑤同上书，第280页。

唯有这种制度可以避免暴君权臣“施其虐”、“擅其权”，作到“君民共治，上下一心”。他根据中国的实情提出了具体建立议院制度的方案：“本中国乡举里选之制，参泰西投匦公举之法，以遴议员之才望，复于各省多设报馆，以昭议院之是非。”①认为实行这一办法的结果，将使中国转弱为强。

然而，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在郑观应的改良思想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缺陷。郑观应虽然提出社会改革的主张，但是，他并没有新的理论武器去批判封建传统思想和论证自己的主张，所依据的理论还是儒学的道器观、变易思想和历史循环论。他说：“拙作《盛世危言》首篇，亦尝论法可变而道不可变。”②他所说的“道”是指“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以来，列圣相传之大道”③，也就是延续几千年之久的封建传统思想体系。这些是不能改变的，要变更的只是具体的“治法”和“器用”。尽管如此，《盛世危言》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中产生了积极影响。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戊戌维新运动兴起，《盛世危言》受到维新志士的欢迎。蔡元培称赞其“时之言变法者，条目略具矣”④。梁启超把它列入《西学书目表》，向社会大力推荐。渴求新知的青年，把它看作“圯上天书”⑤。《盛世危言》还直接影响到统治阶级的上层，礼部尚书孙家鼐、安徽巡抚邓华熙都把它推荐给倾向变法的光绪帝。光绪帝对该书作了硃批，发到总理衙门，印了2000部，分给各省有司。《盛世危言》的影响很深远，**在青少年时代就受过它的启发。他回忆说：“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我当时非常喜欢这本书”，“《盛世危言》激起我恢复学业的愿望”①。

①郑观应：《盛世危言·议院下》，《郑观应集》上册，第3页。

②郑观应：《盛世危言·议院上》，《郑观应集》上册，第313页。

③郑观应：《答潘兰史微君论读经书》，《郑观应集》下册，第250页。④郑观应：《盛世危言·道器》，《郑观应集》上册，第242页。

⑤蔡元培：《杂记》手稿，高平叔编著：《蔡元培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页。①柏文蔚：《五十年经历》，《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2期。

第五节 再度任职企业与信仙求道

光绪十七年（1891），郑观应重被起用，出任开平煤矿粤局总办。次年，清廷为了扭转招商局在与怡和、太古洋行航运竞争中所处的劣势地位，再次请他入局，就任帮办。郑观应入局后，对招商局内部进行了一系列整顿，改进了经营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与外国船商竞争的能力。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他上书当道，进献应敌之策，并通过各种渠道搜集日军情报，揭穿敌人“虚声恫喝之词”②。

郑观应再度出山，受到重用，主要借重于盛宣怀的举荐。因此，他对盛氏深怀厚谊。光绪二十二年（1896），盛宣怀准备接办连年亏损的汉阳铁厂，郑观应鼎力相助，并兼任该厂总办，竭尽全力地经营操劳。从光绪二十三年至二十九年（1897—1903），他先后担任过粤汉铁路总董、吉林矿务公司驻沪总董、上海医局总董等职。

郑观应对戊戌维新运动给予了一定的同情和支持。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他介绍康有为谒见王韬，与维新派发生联系。以后，他与康广仁、经元善等人创办上海《自强报》。戊戌政变后，他对罹难的维新志士表示同情，称赞他们有“救国之心”③，资助和掩护被清廷缉拿的有关人员。不过，他的支持仅此而已，却始终没有成为戊戌维新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其原因在于：第一：他对康、梁等人的变法理论和政治活动并不完全赞成，认为他们的作法“事速则不达，恐于大局有损无益”。第二：畏惧封建顽固势力的强大，担心“改革甚难有效”①。再加上他与洋务派官僚在政治思想上的密切联系，使他基本上置身于维新运动之外。

光绪二十九年，郑观应被广西巡抚王之春奏调札委统领三江缉捕，后又代理左江道篆兼办左江营务处，参与镇压当地的会党起义。不久，王之春被革职，郑观应辞官回粤。同年六月，郑观应被盛宣怀札委粤汉铁路广东购地局总办。光绪三十一年（1905），广东设立商务总会，他担任广州商务总会协理。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广东、湖北、湖南三省人民要求废除向美国借款修筑粤汉铁路合同，收回利权，掀起了粤汉铁路风潮。郑观应一方面撰文揭露美国侵害中国主权，迫害华民的罪行，一方面参与交涉事宜，表现出爱国热情。

粤汉路权收回后，继续由湘、鄂、粤三省分别出资筑造，但在筹款的问题上遇到了麻烦。署理两广总督岑春煊主张派捐加税，受到绅商们的抵制，筹款工作一时陷于僵局。担任广东商办粤汉铁路有限公司总办的郑观应及时提出用印发小股票的办法来征集民资，得到采纳。这项建议实行的结果，民众购买踊跃，“数月之间，集股八百余万元”②，大大超过原拟招股四百万元的额数，而且股票随即上涨。正当他要大显一番身手的时候，发生了粤路风潮。有人罗织罪状对他进行攻击，新任两广总督周馥也施加压力，迫使他不得不辞职，归居澳门。

②《**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11页。③郑观应：《上两江总督列论中日战务书》，《郑观应集》下册，第486页。①郑观应：《致何君穗田书》，《郑观应集》下册，第16页。

②郑观应：《致经君莲珊书》，《郑观应集》下册，第15页。

在澳门居住期间，郑观应主要从事《盛世危言后编》的编辑整理。光绪三十四年（1908），他被粤商会举为总商会协理兼工艺院、保险公司董事。次年，他第三次入轮船招商局。当时，招商局已被袁世凯把持多年。但在光绪帝、慈禧太后死后，袁世凯遭到罢黜，盛宣怀便乘机利用商股的不满情绪，企图将招商局重新夺回自己手中。郑观应入局后，以盛氏支持者的身份卷入了这场争夺。在盛宣怀的支持下，郑观应等人设股东维持会，成立董事会，力争招商局归“商办”。郑本人也是董事之一。是年九月，为争取招商局商办事，他代表局商赴京，到商部催请注册。经过激烈的争议，终于被批准注册商办。宣统二年十月（1910年11月），他被委为厦门招商局总办，三年改任上海招商局职事稽查的会办，维持着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招商局。

在辛亥革命前的几年，郑观应仍然保持着改良的政治立场，对清廷的“新政”和“预备立宪”很感兴趣，积极参与了资产阶级立宪派掀起的国会请愿运动。光绪三十四年，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宣布“预备立宪”，预备期为9年。郑观应不以为然，要求速开国会，缩短“预备立宪”期。宣统二年，他给摄政王载沣上书，批评清廷的拖延态度，陈述了“锐行宪政，速开议院”的道理。他警告清廷说：“若不及早立宪，效法强邻，尚自因循粉饰，必致内乱，四面楚歌，悔之无及！”①他的目的是既要乞求清廷向资产阶级开放政权，争得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又要抵制革命的发展，维护清朝的存在。

宣统三年八月（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巡察长江各埠分局的郑观应当时正在重庆乡间避乱。十一月（1912年1月），他返回上海，支撑招商局的局面。1913年5月，招商局在上海张园开股东常会，他当选为董事。1914年，他因年迈多病，向招商局提出辞呈，并于冬月写好遗嘱，准备修身静养，安度晚年。晚年的郑观应对教育事业倾注了很大热情，曾长期担任招商局公学的住校董事兼主任、上海商务中学的名誉董事。由于他在商界深孚众望，1919年6月招商局股东常会改选董事时，他仍继续当选。

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篡夺了革命胜利的成果，建立了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军阀割据，连年混战，共和国名存实亡。严酷的社会现实，使郑观应的改良思想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挫折。为了寻求精神上的解脱，在他人生的最后几年，求仙信道。他声称“名利二字久已看破，等诸过眼之浮云矣”①，表示今后“凡入世出世之方，治家治国之道，均不敢再谈，当学金人之三缄其口，敬谢亲友，觅地潜修”②。郑观应不再从昔日的改良思想中找救世良方，而是乞求神灵，“由仙佛法力，慑服乱世魔王，消灭各种火器，务使五大洲生民安居乐业”①。

1922年5月，郑观应在上海提篮桥招商公学宿舍与世长辞，终年81岁②。第二年，他的灵柩移葬于澳门。他的著作除了《救时揭要》、《易言》、《盛世危言》、《盛世危言后编》外，还有《南游日记》、《西行日记》、《罗浮偫鹤山人诗草》等多种。

①郑观应：《致九善堂总商会请粤路董事会开股东大会时提议》，《郑观应集》下册，第765页。①郑观应：《上摄政王请速行立宪书》，《郑观应集》下册，第287页。②郑观应：《致万雯轩先生书》，《郑观应集》下册，第86页。

①郑观应：《答张君弼士并录寄香港张君润生、星加坡何君善园》，《郑观应集》下册，第73页。②郑观应：《上通明教主权圣陈抱一祖师表文》，《郑观应集》下册，第101页。③郑观应的卒年说法不一，这里从夏东元《郑观应传》说。

（谢选骏指出：人说“身历官商两界数十年”的郑观应，嘱咐儿子无论为官为商都应以清、慎、勤为信条。清、慎、勤三字被中国历代官员奉为金科玉律，《三国志·魏志·李通传》述及李秉《家诫》：“为官长当清、当慎、当勤。”此外，南宋吕本中所撰的《舍人官箴》教育吕氏子弟：“当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郑观应担任过多家洋行、民族工商企业的领导，曾为国家执行军事任务，以及组织赈灾筹款，无论在任何岗位，都专心做好所在职位的本分，清廉、谨慎、勤勉，为子孙后代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他70岁时写的《训长男润林书》谈到，“余有生以来，素位而行，惟守清、慎、勤三字。”在《训次儿润潮书》中，他特别强调“清、慎、勤三字，古之循吏垂为官箴，余谓此三字不特为官宜守之，即作商亦宜奉作金科玉律。”故居澳门郑家大屋，有一副木刻抱柱楹联“惜食惜衣不独惜财还惜福，求名求利必须求己免求人。”这副楹联反映郑氏的家风为珍惜福泽，自立自强，光明磊落。他在嘱书亦表明其清廉的品格及救世的志愿：“不妄取，不强求，盖志在救世，事事期无惭于衾影。”为了教育后辈，他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个字编为韵句，关于廉的韵句为：“人能不贪，乃无后悔。至公无私，辞金却贿。布衣蔬食，儒士何嫌。四字铭坐，俭以养廉。”——我看郑观应身处两个文明的交替时代，而且人在澳门，却无丝毫的现代开拓创新意识，简直是抱残守缺，不知他的盛世即将瓦解了。这是因为，他不知新的时代将是基督教文明取代儒释道文明的时代，是第三期中国文明取代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是——中国人必须抛弃旧有的宗教，信从上帝的福音！否则终将一事无成。）

【第十五章 康有为】

第一节 勤学与苦闷

康有为，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戊戌政变后，易号更生；张勋复辟覆败，又号更甡；晚号天游化人。咸丰八年二月初五日（1858年3月19日）生于广东南海西樵山银塘乡一个官僚地主家庭。祖赞修，官连州训导；父达初，江西补用知县；从叔祖国器，护理广西巡抚，参加镇压太平天国运动。

康有为5岁“能诵唐诗数百首”。6岁，从简凤仪读《大学》、《中庸》、《论语》和朱熹所注《孝经》，11岁，父亲去世，跟随祖父接受严格的封建正统教育，攻读经史。这时，太平天国失败不久，他“频阅邸报，览知朝事，知曾文正、骆文忠、左文襄之业，而慷慨有远志矣”③。

同治十一年（1872），康有为再应童子试不售，致力于考试和八股文。

十三年（1874），“始见《瀛寰志略》、地球图，知万国之故，地球之理”。光绪二年（1876），他应乡试不售，从朱次琦（九江）学习。朱次琦教学重“四行五学”：四行是“敦行孝弟，崇尚名节，变化气质，检摄威仪”；五学是经学、文学、掌故之学、性理之学、词章之学。主张“济人经世，不为无用之空谈高论”；“扫去汉、宋之门户，而归宗于孔子”。康有为受其影响，“以圣贤为必可期”，“以天下为必可为”。又攻读顾炎武、钱大昕、赵翼等人论述历史的著作，于是“议论宏起”。

光绪四年（1878），继续跟随朱次琦读书，攻读《周礼》、《仪礼》、《尔雅》、《说文》、《水经注》诸书，以及《楚辞》、《汉书》、《文选》诸文，“大肆力于群书”。不久，以日埋故纸堆中，汨其灵明，渐厌之，乃“闭户谢友朋，静坐养心”。“静坐时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则欣然而笑，忽思苍生困苦则闷然而哭”①。国家的危亡，现实的刺激，使他对传统的文化学术发生怀疑。

光绪五年（1879），入西樵山，居白云洞，专讲道家、佛学之书，“养神明，弃渣滓”。刚好在北京任职的张鼎华（延秋）偕四五人来游西樵山，使康有为接触到当时正在酝酿的改良主义思潮。不久，康有为“薄游香港”，亲眼看到英国侵略者所建立的殖民统治秩序，以为资本主义制度比封建制度要好得多，从此，开始了“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历程。

①《康南海自编年谱》“同治七年戊辰，十一岁”。

第二节 “参中西之新理”

光绪八年（1882），康有为赴顺天乡试，“道经上海之繁盛，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舟车行路，大购西书以归讲求”。

光绪九年（1883），“购《万国公报》，大攻西学书，声、光、化、电、重学及各国史志、诸人游记皆涉焉”。创《不裹足会草例》，规定入会的人皆不裹足，凡已裹而复放的，“贺而表彰”。

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爆发，两广受到侵扰。康有为“感国难，哀民生”，独居一楼，“所悟日深，因显微镜之万数千倍者，视虱如轮，见蚁为象，而悟大小齐同之理”①。俯读仰思，“日日以救世为心，刻刻以救世为事”。

光绪十一年（1885），从事算学，撰《人类公理》，后来又编“内外篇”。康有为自称是“合经子之奥言，探儒佛之微旨，参中西之新理，穷无人之赜变，搜合诸教，披析大地，剖析今古，穷察后来”的作品。《人类公理》未见手稿，“公理书”的修订稿《实理公法全书》①和《内外康子篇》尚有存留。在《实理公法全书》的《凡例》中说：“凡天下之大，不外义理、制度两端。义理者何？曰实理，曰公理，曰私理是也。制度者何？曰公法，曰比例之公法、私法是也。实理明则公法定，间有不能定者，则以有益人道者为断，然二者均合众人之见定之。”他以为几何公理是“一定之法”，如1、2、4、8、、32，是“必然之实”，但它“不足于用”，于是“不能无人立之法”。“人立之法”，“其理较虚”，本来没有“定则”，只是“推一最有益于人道者，以为公法而已”。什么是“最有益于人道”的“公法”呢？那就是平等。

康有为以为人类平等是“几何公理”，所以要“以平等之意，用人立之法”，要“以互相逆制立法”，使之平等。他认为现实不合几何公理，如“人不尽有自主之权”，如“君主威权无限”等，认为“实理公法”是“天地生人，本来平等”的。

这种“平等”思想，在康有为《自编年谱》和《康子内外篇》中也有反映。他这时的著作，除存有封建学说外，还渗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东西，康有为“公理书”、“内外篇”的酝酿和撰述，象征着一个封建知识分子走向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历程。他忧患人生，向往平等，孕育有一种“大同境界”。

①《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四年戊寅，二十一岁”。

①《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十年甲申，二十七岁”，又康有为有《显微》手稿，藏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

第三节 从崇古文经学到尊今文经学

光绪十二年（1886），撰《教学通议》，列目二十，在序文中标明撰书的目的是：“今天下治之不举，由教学之不修也”；“教学之不修”，“患其不师古也”。而所学只是“师古之糟粕，不得其精意”。认为“善言古者必切于今，善言教者必通于治”。它的宗旨是“言教通治，言古切今”。康有为认为，周公是“言教通治”、“言古切今”的典范。经书中的典章，是“周公经纶之迹”，“周公以天位而制礼，故范围百世”。他“熔铸一时”，“以时王为法”，从而“制度美密，纤悉无遗，天下受式，遏越前载，人自无慕古之思也”。周公不是空洞说教，而是“有德有位”，用以“纲维天下”，使“教学大备”、“官师咸修”②的。

《周礼》是古文经典，周公是古文经学崇拜的对象，康有为讲《周礼》官守，崇周公权威，渴望能有“有德有位”的周公其人，以“时王为法”，颁行新政，“天下奉行”，敷教言治，“易民观听”。

光绪十四年（1888），康有为鉴于中法战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伸入中国西南边境，民族危机严重，趁赴京应试的机会，于十月初八日（12月10日）上书变法，这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第一次向清廷正式提出的建议。他痛言帝国主义的侵逼，指责顽固派的“酣嬉偷惰，苟安旦夕”，批评洋务派的“洋差、洋务局、学堂之设，开矿公司之事，电线、机器、轮船、铁舰之用，不睹其利，反以蔽奸”。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政治主张。但这次上书为顽固派所阻，光绪帝没有看到。康有为且备受顽固守旧分子的嘲笑和攻击。这使他认识到找寻新的思想武器的必要。

光绪十五年（1889）秋，康有为离开北京，年底，回到广州。次年春，移居徽州会馆。这时，他晤见了廖平，廖平是今文经学家。今文经学是讲究“微言大义”，主张“通经致用”的。康有为一方面感于“外患日深”而上书不达，另一方面受了廖平的启示，觉察陆、王心学虽“直捷明达，活泼有用”，但不如今文经学的“灵活”；佛教哲学虽讲“慈悲普渡”，但“与其布施于将来，不如布施于现在”①。这样，他便从今文经学中汲取可资运用的东西进而论政，由以往的崇《周礼》、尊周公而崇《公羊》、尊孔子，将今文“三统”说阐发为“改制”、因革的理论，将今文“三世”说推演为“乱世”、“升平世”（小康）、“太平世”（大同）的系统，“愈改而愈进也”。还写了《毛诗伪证》、《周礼伪证》、《说文伪证》、《尔雅伪证》等攻击古文经传之书。

光绪十六年（1890），移居广州云衢书屋，在学海堂肄业的高材生陈千秋听到康有为的声名，前往谒见，大为钦仰。是年秋，陈千秋告诉梁启超，康有为的学说“乃为吾与子所未见，吾与子今得师矣”。梁启超随同往见，康有为“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梁启超感到如“冷水浇背，当头一棒”，对康有为极②《实理公法全书》和《康子内外篇》，未刊，原藏康同璧先生处。1947年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制成显微胶卷，后美国加州大学刘广京教授将该片影印本复制赠予康同璧先生。又《康子内外篇》共15篇，内9篇曾在《清议报》发表，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予辑入。

①分见《教学通议》中《六经》、《从今》等篇，稿本，上海市文物保管会藏。为佩服，“自是决意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①。①梁启超：《康有为传》第三章《修养时代及讲学时代》。

第四节 长兴讲学，撰《伪经考》、《改制考》

光绪十七年（1891），康有为徇陈千秋、梁启超之请，在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开始讲学。讲学内容主要是“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公法比例推断之”①，“大发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②。次年，“移讲堂于广州卫边街邝氏祠。十九年（1893），仍讲学于卫边街。冬，迁草堂于府学堂仰高祠，这时已有100多个学生了。

康有为在长兴讲学时，“著《长兴学记》以为学规”，主张治学要“逆乎常纬”，反对“积习”。在“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之外，增加“经世之学”，以“通变宜民”。认为孔子“因时立教”，“天下道术至众”，而应“以孔子为折衷”。后来，还到广西桂林讲学，鼓吹孔子改制。这几年中，他在弟子的帮助下，刊行了《新学伪经考》，并从事《孔子改制考》的编纂准备。

《新学伪经考》大旨谓：东汉以来的经学，多出刘歆伪造，“始作伪、乱圣制者，自刘歆，布行伪经、篡孔统者，成于郑玄”，所以叫做“伪经”；刘歆“饰经佐篡，身为新臣”，是新莽一朝之学，与孔子无涉，所以叫做“新学”。“凡后世所指目为‘汉学’者，皆贾、马、许、郑之学，乃新学，非汉学也；即宋人所尊述之经，乃多伪经非孔子之经也”③。这种“逆乎常纬”的反抗，予汉学、宋学以根本的打击，予维护封建**制度的传统思想以大胆的扫荡，它在学术意义上是推翻古文经学的“述而不作”，在政治意义上是打击顽固派的“恪守祖训”，为扫除变法维新的绊脚石准备了理论条件。《孔子改制考》的“立例编括，选徒助纂”，始于光绪十七年，而正式出书则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他认为孔子以前的历史，是孔子为救世改革的目的而假托的宣传作品，都是茫昧无稽。中国历史，从秦、汉以来才可考信。周末诸子纷纷起来创立教义，企图凭自己的理想来建立自己认为最好的社会制度，并把自己所建立的制度托为古代曾经实施，借以争取人们的信仰。孔子创立儒教，提出一套他自己创造的尧、舜、文、武的政教礼法，作六经以为“托古改制”的根据。经过诸子争教，儒墨“显学”，从战国历秦到汉，孔子成为全国教主。他打通了《春秋公羊传》、《王制》、《礼运》、《论语》以及其他各经各子，尊孔子为教主，用孔教名义提出变法维新的主张，把孔子装扮成为“托古改制”者，成为变法改制的张本。

《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是康有为在戊戌时期两本最主要的著作，它不是一般的“考辨专著”，而是冲击封建势力提出改制变法的理论著作。它是披着经学外衣，把资产阶级所需要的措施，挂上孔圣人的招牌，拿孔子来对抗孔子，以减轻非圣无法的压力，从而为变法维新创造条件的著作。

①梁启超：《三十自述》。

②梁启超：《三十自述》。

③《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十七年辛卯，三十四岁”。

第五节 发动“公车上书”，组织强学会

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战争爆发，中国又一次惨败；次年三月二十三日（4月17日），清廷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瓜分危机更是迫在眉睫。康有为趁入京应试的机会，联合各省应试举人1300余人，于四月初八日（5月2日）联名请愿，发动“公车上书”。他在“公车上书”中，请求拒和、迁都、练兵、变法，提出“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等改良派的救国纲领。认为变法着重在富国、养民和教民三方面。提出富国之法有六：一、钞法，户部用精工造钞票，设官银行，以扩充商务；二、建筑铁路，收我利权；三、制造机器、轮舟，奖励新制造，并发展、保护民营工业；四、矿务，开设矿学，请比利时人教导勘测，选才督办，不滥用私人；五、铸银，各省设铸银局，以塞漏卮；六、邮政，设邮政局。养民之法有四：一、务农；二、劝工；三、惠商；四、恤穷。教民之法则为分立学堂、开设报馆，以“化导愚民，扶圣教而塞异端”。这是康有为的第二次上书，也是改良派正式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幕。

“公车上书”被拒绝代呈，光绪帝没有看到。不久榜发，康有为得中进士，授工部主事。康有为又于同年五月初六日（5月29日）呈送《上清帝第三书》，提出了变法的步骤，指出自强雪耻之策有四：即富民、养民、教士、练兵，而如何审端致力于上述四策，则在乎“求人才而擢不次”、“慎左右而广其选”、“通下情而合其力”三者，以求“人才得，左右贤，下情达”。这次上书由都察院代呈，光绪帝第一次读到他的上书。

接着，他又上《第四书》，再次吁请“尊贤而尚功，保民而亲下”，使“有情必通，有才必用”，并正式提出了“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但又被顽固派拒绝代呈。

康有为在不断上书光绪帝，以争取进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的同时，又“日以开会之义号之于同志”，认为“思开风气，开知识，非合大群不可”，“合群非开会不可”。于是先办《万国公报》，于光绪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1895年8月17日）创刊于北京，“遍送士夫贵人”，使之“渐知新法之益”，“告以开会之故”，并于十月初（11月中）成立了强学会，又名译书局，也叫强学书局。参加强学会的还有梁启超、陈炽、沈曾植、沈曾桐、文廷式、丁立钧、杨锐等，翁同龢等也予支持，强学会成为改良派与帝党相结合的政治团体。《万国公报》后改为《中外纪闻》，于十一月初一日（12月日）正式出版，双日刊，有阁抄、新闻及“译印西国格致有用之书”，译印后每加附注，论说不多。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初六日（1896年1月20日），后党御史杨崇伊上疏弹劾，“请饬严禁”。强学会被改为官书局，专欲“译刻各国书籍”，不准议论时政，不准臧否人物，这样，“专为中国自强而立”的强学会已违失原旨。

康有为在北京发起筹组强学会后，于光绪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1895年10月17日）出京，至南京游说张之洞，在南北之汇的上海设立强学会，“以上接京师，次及于各直省”。十月，上海强学会成立，拟定章程，说明设立的目的是通声气、聚图书、讲专门、成人才、扶“圣教”。十一月二十八日（1896年1月12日），刊《强学报》，以孔子纪年，欲“托古以改今制”，宣传设会办报，倡导维新变法。北京强学会被劾奏，上海强学会也遭封禁。不久，在此基础上创办《时务报》，由梁启超任主笔，鼓吹康有为的变法主张，议论敏锐，文字新颖，在当时影响广泛。

第六节 推进戊戌变法维新

光绪二十三年（1897），德国强占胶州湾，俄国舰队驶入旅顺湾，强租旅大，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日深。康有为赶回北京，于十一月第五次上书光绪帝，提出“采法、俄、日以定国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听任疆臣各自变法”，提出亡国危险的严重警告说：如果现在再不变法强国，“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还提出国事付国会议行，并请颁行宪法。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三日（1898年1月24日），光绪帝命王大臣延康有为于总理衙门，“询问天下大计，变法之宜”。康有为批驳了荣禄“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顽固思想与李鸿章维持现状的保守思想，讲述了变法的具体措施。旋又上书统筹全局，说明推行新政，就要走明治维新的道路，认为明治维新的要义有三：一曰大誓群臣以定国是；二曰设待诏所以征贤才；三曰开制度局于宫中。制度局下分设法律、税计、学校、农商、工务、矿政、铁路、邮政、造币、游历、社会、武备等十二局，分别推行各项新政。

康有为“既上书求变法于上，复思开会振士气于下”，结合各省旅京人士纷纷倡设学会，“以续强学会之旧”。于是粤学会、蜀学会、闽学会、关学会先后成立。此时需“成一大会，以伸国愤”，遂于三月二十七日（4月17日）开会，拟定《章程》三十条，主要内容是：一、“以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故开斯会，以冀保全，名为保国会”；二、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即“保国家之政权土地”，“保人民种类之自立”，“保圣教之不失”；三、讲求变法、外交、经济，以协助政府治理国家。规定在北京、上海设总会，各省府县设分会，略具政党规模。共集会三次，意在合群策、群智、群力，发愤救亡，推动维新。接着，保滇会、保浙会、保川会成立。吏部主事洪嘉与怂恿浙江举人孙灏出面攻击，说康有为是“厚聚党徒”，“辩言乱政”，“形同叛逆”。御史潘庆澜也上疏弹劾，说康有为“聚众不道”。

这时，康有为又上《请告天祖誓群臣以变法定国是折》，又代杨深秀拟《请定国是而明赏罚折》，代宋伯鲁拟《请讲明国是正定方针折》。光绪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下“定国是诏”，宣布变法，并于二十八日（日）召见了他。此后，康有为迭上奏折，对政治、经济、军事、文教方面提出不少改革建议，包括拟定宪法、开制度局、禁止妇女缠足、裁冗官、置散卿、废漕运、撤厘金、裁绿营、放旗兵、废八股试帖楷法取士、改书院、废淫祠等，希望中国有一个不要根本改变封建制度而可以发展资本主义的宪法；要求保护工商业，予中国资本主义适当的发展；要求重练海陆军，挽救中国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危机；要求废科举、办学校，以培养新的人才。这时，他还和梁启超、谭嗣同、杨深秀等积极策划推行新政。

“百日维新”期间，新旧斗争异常尖锐，例如废八股疏上，后党即多方阻挠，公开宣称嫉恶康有为如仇敌，说是“摇惑人心，混淆国是”①；还有人严参康有为，说其“聚集匪徒，招诱党羽”，“遍结言官，把持国是”①。康有为和御史宋伯鲁、杨深秀等予以反击。但是，后党掌握了军政实权，而光绪帝则只有起草上谕权。七月中旬，后党怀塔布、杨崇伊先后到了天津看荣禄，阴谋策划政变，推翻新政。光绪帝先后发出两次“密诏”，担心“今朕位几不保”，并明谕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迁延观望”。八月初五日（9月20日），康有为离京南下。次日，慈禧太后再出“训政”，政变发生。

①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序目》，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8月版，第92—93页。①许应骙奏，《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版，总第4100—4101页。

第七节 流亡海外，创设保皇会

九月初十日（10月24日），康有为经由吴淞、香港到达日本，他在途中发表公开信，说是“天祸中国，际此奇变”，称慈禧太后为“伪临朝”，称幽废光绪帝为“罪大恶极”，并将“密诏”改窜露布，提出“无徐敬业之力，只能效申包胥之哭”②，表示要“奉诏出外求救”。

接着，康有为发出《奉诏求救文》，首数慈禧太后大罪十条，继言光绪帝“勤政爱民，大开言路”等“圣明”。说明自己“过承知遇，毗赞维新，屡奉温室之言，密受衣带之诏”，准备“奉诏求救”。当他在香港时，就想“动身到英国去”，并“先告英使署参赞及上海领事、香港总督，请其电英廷相救”。还谒见英国子爵柏丽斯辉，“请其出力相救”③。他的弟子梁启超在逃亡途中上书伊藤博文，请他与英、美诸公使商议揭破慈禧太后“欲杀寡君之阴谋，诘问其幽囚寡君之何故”①。等到了日本，康有为又请文部大臣犬养毅予以支持②；又上书同文会领袖近卫笃麿，说明“受衣带之诏，万里来航，泣血求救”③。

这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孙中山、陈少白也在日本，“以彼此均属逋客，应有同病相怜之感”，拟亲往慰问，借敦友谊，曾托日人宫崎寅藏、平山周等向康有为示意。康有为表示自己奉有“密诏”，不便和革命党人往来，拒绝合作。孙中山又通过日本人的关系，组织一次孙、陈、康、梁的会谈，商讨合作方法，康有为不到会，派梁启超为代表，没有谈出什么结果。孙中山复派陈少白往访，梁启超导陈见康，陈少白反复辩论至3小时，请康有为“改弦易辙，共同实行革命大业”。康答曰：“今上圣明，必有复辟之一日。余受恩深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惟有鞠躬尽瘁，力谋起兵勤王，脱其禁锢瀛台之厄，其他非余所知”④。

光绪二十五年（1899），清廷向日本交涉，不准康有为留日。二月二十三日（4月3日），由日本外务省赠以旅费，康有为自横滨乘和泉丸渡太平洋，抵加拿大，在温哥华、乌威士晚士打等地演说：“惟我皇上圣明，乃能救中国”，希望华侨“齐心发愤，救我皇上”①。旋渡大西洋赴美国，企图运动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扶助光绪帝重掌政权，未能实现。又重回加拿大，于六月十三日（7月20日），与李福基等创设保皇会，亦称中国维新会。《会例》指出：“专以救皇上，以变法救中国黄种为主”，准备在美洲、南洋、日本、香港、澳门各埠设会，以澳门《知新报》和横滨《清议报》为宣传机关，以保救光绪帝，排除慈禧太后、荣禄、刚毅一伙顽固势力为宗旨。

②文悌严参康有为折，《光绪朝东华录》，总第41—4121页。

③《新闻报》，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五日。参见汤志钧撰《关于光绪“密诏”诸问题》，《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4期。

①康有为：《谢奉到衣带密诏折》。

②梁启超、王照：《致伊藤博文书》，《伊藤博文关系文书》“外国人书简”八，日本塙书房版，第413—414页。

③康有为、犬养毅笔谈记录，共二版，日本冈山县木堂纪念馆藏。

④《近卫笃麿日记》第2卷，日本鹿岛研究所出版社昭和四十三年六月版，第184—185页。①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戊戌后孙康二派之关系》。

同年，印有《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说要保国保种非变法不可，要变法“非上圣如皇上不可”，凡是有“忠君爱国救种之心”的都是会中同志。他把“忠君”和“救国”联系起来，把光绪帝和变法联系起来，“救圣主而救中国”，在海外颇有一些号召力。

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康有为由香港抵达新加坡，正式接受英国政府保护。这时，义和团运动展开，他主张“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②，“先订和约以保南疆，次率劲旅以讨北贼”③，说是光绪帝复位，就能“辑睦外交”，“中国可安，亿兆可保”④，酝酿“讨贼勤王”。结果，实际活动的唐才常在汉口事泄被杀，演成自立军悲剧。

②康有为：《在乌威士晚士打演说》，《清议报》第十七——十八册，光绪二十五年五月初一日出版，罗裕才笔记，见《康有为政论集》，第407页。

③康有为：《致各埠保皇会公函》，《康有为政论集》，第414页。

④康有为：《上粤督李鸿章书》二，《知新报》第126册，光绪二十六年一月十五日出版。

第八节 反对民主革命

义和团运动以后，推翻清朝封建统治逐渐成为时代主流。光绪二十七年（1901），章太炎在东京《国民报》上发表《正仇满论》，指出：“夫今之人人切齿于满洲而思顺天以革命者，非仇视之谓也”，清廷**，“无一事不足以丧吾大陆”，不能“隐爱于光绪皇帝一人”，处于今日，“革命固不得不行”。“然则满洲弗逐，而欲士之争自濯磨，民之敌忾效死，以期至乎独立不羁之域，此必不可得之数也。浸微浸衰，亦终为欧、美之奴隶而已矣”①。

革命形势的发展，连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欧榘甲都有些摇惑，康有为很是焦虑，连函切责。光绪二十八年（1902），发出《答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和《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二文，前文对梁启超等“摇于形势”，“妄倡十八省分立之说”予以驳斥，主张“今令以举国之力，日以击荣禄请归政为事，则既倒政府之后，皇上复辟，即定变法变新政而自强，是则与日本同轨而可望治效耳”。如果“移而攻满洲，是师法印人之悖蒙古而自立耳，则其收效亦与印度同矣”。后文以为：“谈革命者开口攻满洲，此为大怪不可能之事”，“吾四万万人之必有政权自由，必不可待革命而得之，可断言也”；“且舍身救民之圣主，去数百年之敝政者，亦满人也”；“吾今论政体，亦是‘满汉不分、君民同治’八字而已！故满汉于今日无可别言者也，实为一家者也”；“欲革命则革命耳，何必攻满自生内乱乎？”

康有为以为革命自立是“求速灭亡”，而立宪可以避免“革命之惨”，不准各埠再言革命，不准保皇党人稍涉游移，再三“布告同志”：“本会以保皇为宗旨，苟非皇上有变，无论如何万不变。若革命扑满之说，实反叛之宗旨，与本会相反者也。谨布告同志，望笃守忠义，勿听莠言，仆与诸公既同为保皇会人，仆以死守此义，望诸公俯鉴之。”②表示死守此义，保皇不变。这时，康有为写了《孟子微》、《论语注》、《春秋笔削微言大义考》以及《大同书》。随着他的政治思想的日趋沉沦，“大同”三世学说也起了变化，说是孔子之时，“身行乎据乱”，是“乱世”，如果能循“孔子之道”，推行至于隋、唐，应该进化到“升平世”（“小康”）了；隋唐以后，“至今千载”，中国应该“先大地而太平矣”，但因秦、汉的崇“刑名法术”，王莽、刘歆的“创造伪经”，晋代以后的“伪古学大行”，以致“微言散绝”，“三世之说，不诵于人间；太平之种，永绝于中国”，而二千年的中国，只是“笃守据乱之法以治天下”。据此而言，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不过是“乱世”，并非“小康”，与戊戌变法前的“三世”说已不同了。

过去，他以为“今者，中国已小康矣”，通过变法维新，就可逐渐达到他所向往的“大同”境界。现在却以二千多年的中国是“乱世”，而以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为“升平世”（小康）。“乱世”的中国，要经过“公议立宪”，才能符合世界潮流，进入“升平”；至于“太平”（大同），是必需“假梯级”，必需循序渐进，不能“躐等”的，如仍“据乱”则“大乱生”；“而欲骤期至美国、瑞士之界，固万无可得之势，不待言也”①。以喻中国只可实现“小康”（升平世），只可采取由上而下的改良方式，实现君主立宪，“万无一跃超飞之理，凡君主**、立宪、民主三法，必当一一循序行之，若紊其序，则必大乱”①。

光绪二十九年（1903），章太炎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把康有为等人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光绪皇帝斥为“载湉小丑”，沉重打击了改良主义。接着，孙中山发表《敬告同乡书》，明确指出：“革命者，志在倒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驰”②。号召划清革命与保皇的界限。而康有为则漫游各地，离印度、居香港。光绪三十年（1904），自香港至槟榔屿，自槟榔屿赴欧洲，重渡大西洋去美洲。

①康有为：《与李福基等书》，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初六日。

①康有为：《大同书》，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73页。

②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书》，《政论集》，第476页。

第九节 成立帝国宪政会，开展立宪运动

光绪三十一年（1905）春，康有为自加拿大南游美国。秋，赴欧洲，旋回美国，撰《物质救国论》，以为“中国之病弱”，在于“不知讲物质之学”。这年，中国同盟会成立。为了抵制革命，清廷于次年七月十三日（1906年9月1日）颁布“预备立宪”。正在欧洲漫游的康有为大喜过望，九月四日（10月21日），发出《布告百七十余埠会众丁未新年元旦举大庆典告藏，保皇会改为国民宪政会文》，谓：“仆审内外，度形势，以为中国只可君主立宪，不能行共和革命，若行革命，则内讧纷争，而促外国之瓜分矣。”“今者举国同心，咸言宪法，遂至使臣周咨于外，朝廷决行于上。顷七月十三日明谕，有准备行宪政之大号，以扫除中国四千年之粃政焉。”说是“今上不危，无待于保”，准备于“丁未新年元旦行大庆典”，宣布旧保皇会“告蒇”，新开国民宪政会。说什么“向日之诚，戴君如昔”，“开天之幕，政党我先”③，希望重温立宪之梦。

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十日（1907年3月23日），保皇党人在纽约召开大会，康有为自欧洲赶来，“议行君主立宪”，正式定名为帝国宪政会，对外则称中华帝国宪政会。在章程第二条中申明：“本会名为宪政，以君主立宪为宗旨，鉴于法国革命之乱，及中美民主之害，以民主立宪万不能行于中国，故我会仍坚守戊戌旧说，并以君民共治、满汉不分为本义，凡本会会众当恪守宗旨，不得误为革命邪说所惑，致召内乱而启瓜分。”第三条申明：“本会以尊帝室为旨。”①帝国宪政会成立后，康有为企图回国从事政治活动未果，指使梁启超等与清朝皇室贵族、国内立宪分子联系，又借用侨商名义，写了请愿书，“乞立开国会而行宪法”。

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初一日（1908年8月27日），清廷宣布自本年起第九年召开国会，再于下月颁布《宪法大纲》。这个《宪法大纲》的主要目的是要保存封建**制度。革命派采取了坚决反对的立场，而保皇派则表示拥护。《宪法大纲》颁布不到两个月，光绪帝就“龙驭上宾”了。康有为又说帝国宪政会“本以保皇为事，忠义昭著”，“应发讨贼之义”，但是荣禄早死，慈禧太后也卒，谁是贼呢？“查大行皇帝之丧，实由贼臣袁世凯买医毒弑所致”，于是“签名上书监国公，请杀贼以报先帝之仇”②。

宣统二年（1910），康有为用帝国宪政会名义草书请开国会，指出“若待九年，恐国非其国”，请“立下明诏，定以宣统三年开国会”①。这时，保皇会与国内的国会请愿会联系频繁，拟于年底改帝国宪政会为帝国统一党，向清民政部申请注册，说是“不曰会而曰党，乃合全国人士与蒙古藩王共之”，“故益光明广大之”②。

③《孙中山全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30—232页。

①民意：《希望满洲立宪者之翻案》，《民报》第13号。

②《帝国宪政会大集议员会议序例》，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十日。

①康有为：《光绪帝上宾讨贼哀启》，《戊戌变法》第1册，第433—434页。②康有为：《代美国宪政会请开国会书》，宣统二年。

宣统三年（1911），清廷严制国会请愿。四月，组织皇族内阁，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康有为对奕劻并不信任，一些保皇会员在海外制造舆论，散布揭贴，说是“今举中国之败坏危亡，非他人，皆奕劻一人为之而已；阻挠立宪，阻挠国会，非他人，皆奕劻一人为之而已”。警告奕劻：“若不即开国会，则为举国公敌，为卖国大贼”③。五月，赴日本，初住箱根，后移居须磨。八月，武昌起义。康有为听到消息，“忧心如焚”，仍持“革党必无成”之说，想“用北军倒政府，立开国会，挟以抚革党”，还想“乘此以建奇功”。自我陶醉地说：“人知革之无成，士大夫皆思吾党而归心”，“他日国会开时，吾党终为一大政党，革党亦自知无人才，不能为治也”④。

③《民政部准帝国统一党注册论》。

④《奕劻卖国揭贴》，宣统三年。

第十节 鼓吹尊孔，拥护溥仪复辟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结束，康有为已无皇可保了，但他仍恋栈旧制，眷念君主，是年冬发表《共和政体论》，说“**君主以君主为主体，而**为从体；立宪君主以立宪为主体，而君主为从体；虚君共和，以共和为主体，而虚君为从体。故立宪犹可无君主，而共和不妨有君主”。又说：“中国积四千年君主之俗，欲一旦全废之，甚非策也。况议长之共和，易启党争，而不宜于大国者如彼；总统之共和，以兵争总统而死国民过半之害如此。今有虚君之共和政体，当突出于英、比与加拿大、澳洲之上，尽有共和之利，而无其争乱之弊，岂非最法良意美者乎？”①混淆民主制与君主制度的界限，以最彻底的民主制度为最坏，越不彻底、封建残余保存越多的就是最好；并提出“虚君共和”的口号，想挂一个“共和”的招牌，恢复清朝的统治。

此后，发表《救亡论》和《中华救国论》②，妄说：“共和政体不能行于中国”，“立宪国之立君主，实为奇妙之暗共和国”，而“满族亦祖黄帝”，还应由清朝复辟。

1913年，以母丧归。在国外15年，至此归国。去国时是一个进步的维新运动领袖，回国时却是一个保守的人了。袁世凯邀请他去北京，作为反动政权的点缀。康有为没有答应，这是为了记住袁世凯出卖戊戌变法的旧恨，反对袁世凯乘着革命危机逼垮了清朝。葬母毕，移居上海，办《不忍》杂志，主张“以孔子为国教，配享天坛”，说是“若今不尊孔，则何从焉，将为逸居无教之民欤？暴戾恣睢，以快嗜欲，而近于禽兽乎，则非待烹灭绝种而何？”③戊戌变法前的孔子，在康有为的心目中是“维新”的孔子；这时的孔子，却是封建势力的代表者了。

1916年3月，电请袁世凯退位。6月，袁世凯死，康有为电黎元洪，“望早召正式国会”①，又请“以孔子为大教，编入宪法，复祀孔子之拜跪明令，保守府县学官及祭田，皆置奉祀官，勿得荒废汗菜，勿得以以他职事假赁侵占”②。

1917年，张勋拥护溥仪复辟，康有为于事先《拟复辟登极诏》，说是“民主政体只能攘乱，不能为治，不适于中国”③，并受弼德院副院长职。

①康有为：《致衷孟、慧儒书》，辛亥十一月九日，手迹。广州中山图书馆藏。②康有为：《共和政体论》，《康有为政论集》，第690—691页。

③《救亡论》撰于1911年冬，发表于1912年，《康有为政论集》，第652—678页；《中华救国论》撰于1912年，载《不忍》第1册，《康有为政论集》，第691—731页。

①康有为《孔教会序二》，载《不忍》第1册，《孔教会杂志》第1卷第2号，见《康有为政论集》，第740页。

②《康有为政论集》，第945页。

③《致北京电》，《康有为政论集》，第957页。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康有为发表《请诛国贼救学生电》，首谓“曹汝霖、章宗祥等力行卖国，以自刈其人民，断绝其国命久矣”。继称“幸今学生发扬义愤，奉行天讨，以正曹汝霖、陆宗舆之罪。举国逖闻，莫不欢呼快心”，“政府宜亟释放被捕学生而诛卖国贼”④。

1922年，游曲阜、登泰山，反对联省自治，认为“分裂则必争而大乱，统一则必治而修明”①。11月，杭州别墅一天园建成迁居。12月，溥仪“大婚”，康有为在杭州“望阙叩贺”。溥仪赏以“御书”，他又赋诗志庆。1923年，游开封，与直系军阀吴佩孚往还，又至陕西演讲数次，夏历年底返沪。

1924年，冯玉祥部入京，把溥仪赶出清宫。康有为电北京当局，说是“挟兵逼宫”，“何以立国？”次年，从上海去天津“觐见”溥仪，漫游各地后返沪，办天游书院。

1927年2月，赴天津祝溥仪寿。旋上《追述戊戌变法经过并向溥仪谢恩折》，表示“以心肝奉至尊，愿效坠露轻尘之报”②。3月8日（二月初五日），70寿，溥仪“赐寿”。康有为有诗谢恩。18日，赴青岛。31日（二十八日），病逝。

康有为所写论著，据《万木草堂丛书》目录所列，经部有《孔子改制考》、《伪经考》、《春秋董氏学》、《春秋笔削微言大义考》、《礼运注》、《大学注》、《中庸注》、《论语注》、《孟子微》等19种；史部有《时务刍言》、历次上书、《戊戌奏稿》、《政见书》、《官制考》、《物质救国论》、《金主币救国论》、《理财救国论》、《救亡论》、《共和政体论》、《中华救国论》、《共和平议》等64种；子部有《大同书》、《诸天讲》、《长兴学记》、《桂学答问》等26种；集部有文集、诗集等28种，共137种。

④见《康有为政论集》，第990页。

①见《康有为政论集》，第1066—1067页。

②康有为：《斥赵恒惕联省自治电》，《康有为政论集》，第1076—1084页。

（谢选骏指出：立宪与革命，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种路线斗争，在此后中国百多年的历史上，层出不穷——南北议和，二次革命，北伐战争、黄俄分裂、国共内战、文化革命、改革开放……但其实，这些或多或少都是借口，实质在于权力无法分割，结果只能锦上添花、走向极端。从这种意义说，中国确实无法民主化，因为中国不是基督教国家，国人除了“升官发财”之外缺乏共通的价值准则，因此彼此之间都是零和游戏，无法建立基本的信任与合作，大家都是翻脸不认账的屑小之徒，因此无法达成必要的妥协。因为你让一步，对方就进一步，不仅不思知恩图报，而且希望得寸进尺。康有为就是如此这般的一个小人得志的典型例子。）

【第十六章 梁启超】

第一节 从学海堂到万木草堂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生于清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1873年2月23日）。祖父梁维清，父亲梁宝瑛，都曾以士绅参预乡政，在当地有一定的势力和影响。

梁启超自四岁起居家就读，跟祖父识字。在早年所接受的启蒙教育中，梁启超不仅学到了不少传统的文史知识，而且还听到了许多悲壮激昂的爱国故事。祖父经常给他讲述“亡宋、亡明国难之事”③，朗诵激动人心的诗歌篇章。这种带有爱国情感和思想倾向的课外教育，对梁启超有着重要影响。历代杰出人物忧国忧民的风范、舍生忘死的品格和顽强不屈的精神，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深深地扎下了根。

有清一代自乾嘉以降，知识分子的出路越来越狭窄，只有通过科举，由学入仕，才被视为“正途”，而用其他方法取得功名的机会很少。这就迫使许许多多的青年学子不得不以全部精力去读四书五经，作八股时文，希冀沿着科举的阶梯步步攀登，获取功名利禄。梁启超在少年时代，也是沿着这条道路走过来的。光绪八年（1882），梁启超年仅10岁，就去广州应童子试，结果不中。两年之后，再到广州应试，中秀才，补博士弟子。少年登第，这对梁家来说，确实是件了不起的大事。父亲期望儿子能学优登仕，耀祖光宗，因此对他管教十分严格，而这时候的梁启超也如井底之蛙，“不知天地间于帖括外更有所谓学也”①，整天都在潜心钻研八股文。

光绪十一年（1885），梁启超进广州学海堂读书。学海堂为前两广总督阮元所办，“是省城专治经学之所”。梁启超在这里学习汉学。段玉裁及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等汉学家注重考据，广征博引，精研古籍的治学方法和学术成果，使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相形之下，格式、内容都有严格要求的八股文章，便令人感到缺乏生气和枯燥无味了。在学海堂学习时期，梁启超逐渐萌发了“弃帖括之志”①。

光绪十五年（1889），梁启超在广州参加乡试中举，名列第八。主考官李端棻欣赏其才华，以亲妹相许。这时候，展现在梁启超前面的，是一条“金光大道”，沿此而行，完全可能由学入仕，平步青云。然而，光绪年间，中国正遭受着帝国主义的野蛮蹂躏。面对严峻的形势，梁启超逐渐抛弃了昔日的追求，走上一条充满坎坷曲折的救国救民的道路。

光绪十六年（1890）春，梁启超赴京参加会试，不中。回来路过上海时，看到了上海制造局翻译的一些西书以及介绍世界地理情况的《瀛环志略》。这些书籍，开阔了梁启超的视野，从此他便对西方的政治、文化等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③《康有为政论集》，第1125页。

①《三十自述》，《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第15—页。

①《三十自述》，《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

同年秋，梁启超与陈千秋结交，并通过陈千秋认识了康有为。曾以布衣上书、力倡变法的康有为在当时名声很大。梁启超对他的独到见解和大胆举动十分钦佩，以至“一见大服，遂执业为弟子”②。与康有为结识，是梁启超一生发展的重要转折，从此以后，他退出学海堂，抛弃旧学，投入康门，并且接受了康有为的改革主张和变法理论，逐渐走上了改良维新的道路。

光绪十七年（1891），梁启超、陈千秋等人请康有为在广州长兴学里万木草堂讲学。康有为强调“逆乎常纬”，独辟新路。其讲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与传统规矩不同。“以孔学、佛学、宋明学（陆王心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对列强压迫、世界大势、汉唐政治、两宋的政治都讲。每讲一学，论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并引欧、美事例以作比较证明”。学生除听讲外，“主要是靠自己读书，写笔记。当时入草堂，第一部书就是读《公羊传》，同时读一部《春秋繁露》。除读中国古书外，还要读很多西洋的书”。此外，学生每人还有一本功课簿，“凡读书有疑问或心得即写在功课簿上，每半个月呈缴一次”，再由康有为一一批答①。这种新颖生动的教学方法和与时代要求、国家命运息息相关的教学内容，使习惯于读经诵诗、死记硬背的梁启超感到新奇而兴奋。他勤奋学习，几乎是毫无保留地全盘接受了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在此期间，他还协助康有为编写《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这样的重要著作，成为康有为的高足弟子和得力助手。从学海堂到万木草堂，是梁启超由书斋向社会跨出的重要一步。在万木草堂的学习生涯中，梁启超不仅了解了天下大势和民族危难，立志为改良救国、振兴中华而奋斗，而且由于广泛涉猎中西书籍，大大地开拓了知识面，这为他今后在思想舆论界大展身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②《三十自述》，《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第页。

①《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61页。

第二节 宣传维新变法和君主立宪

梁启超最为自信并常常引以为自豪的，就是他激扬文字、驰骋舆论阵地的宣传才能。从登上政治舞台起，梁启超就与新闻报刊结下了不解之缘，撰写了大量的文章。特别是在维新运动时期和流亡日本之初，他站在时代潮流的前面，猛烈抨击封建**统治，极力宣扬改良和变革，热心介绍西方的思想文化，在社会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舆论界的骄子。

光绪二十一年（1895）春，梁启超和康有为入京参加会试，正值清廷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出，群情愤慨。梁启超受康有为之命，“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②。四月初八日（5月2日），康有为、梁启超发动了著名的“公车上书”，邀集1000余名举人联名上书清廷，要求拒和、迁都、实行变法，从而揭开了维新运动的序幕。梁启超作为康有为的重要助手，不仅协助组织会议，联络人士，而且还撰文誊录，起草奏书，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六月，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不久改为《中外纪闻》），梁启超是该报的主要撰稿人，他“日日执笔为一数百字之短文”①，宣传西学，鼓吹变法，在鼓动舆论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报开两月，舆论渐明”，那些士大夫“初则骇之，继亦渐知新法之益”①。梁启超在办报过程中也得到了锻炼，显示了才华。他那高度的热情和出众的能力，受到了人们的重视。短短的几个月时间，梁启超就从一个人微言轻的普通士子，成为一个广为人知的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了。

光绪二十二年（1896），黄遵宪、汪康年等人在上海筹办《时务报》，梁启超应邀前往主持笔政。在主编《时务报》时期，他以新颖犀利的议论和通俗流畅的文字，写出了《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等一系列文章，系统阐述维新变法理论。他指出：中国要强盛，必须进行变法，“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②梁启超在这些文章中，还大力介绍西学，明确提出要改革中国羸弱落后的面貌，就必须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制度。他还根据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权学说和议会制度，竭力宣扬“民权论”，痛驳“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的封建说教，在当时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他把历代帝王斥为“民贼”，认为“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③，呼吁要“伸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并且强调，这是维新变法中最为根本的问题。他满怀信心地说：“西人百年以来，民气大伸，遂而勃兴。中国苟自今日昌明斯义，则数十年其强亦与西国同，在此百年内进于文明耳。”①

②梁启勋：《“万本草堂”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

①《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4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130页。①《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九，第2页。②《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4册，第133页。

③《变法通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8页。

①《西学书目表后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28页。

梁启超擅长用浅显流畅的文字来阐述重大的时事问题和深刻的道理，文章常带感情，有很强的鼓动性。他对封建**制度的大胆抨击和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大力宣扬，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间具有很大的感染力。连严复这样著名的学者也评价“任公文笔，原自畅遂。其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②。由于梁启超的参加，《时务报》的影响迅速扩大，几个月间销量即达一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③。梁启超的名声也随之日重。

变法理论的宣传，有力地促进了维新运动的开展，但也引起了那些反对维新运动人物的不满和嫉恨。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张之洞，授意汪康年进行干预，力图控制《时务报》，梁、汪矛盾日益激化。梁启超难与其争，遂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邀，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月离沪赴湘，就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由办报改而教学，条件和环境都不同了，但梁启超并没有放弃宣传工作。在讲学过程中，他大力阐述康有为的改制理论，宣传维新思想，培养维新人才。特别是在批答学生札记时，梁启超往往借题发挥，锋芒直指封建**制度。他甚至大胆宣布，“二十四朝其足当孔子至号者无人焉。间有数霸者生于其间，其余皆民贼也”④。这些激昂的言辞，对于那些深受封建思想禁锢的青年学子来说，犹如是出征的战鼓，激励他们投身到改造社会、拯救民族的历史洪流中去。事实上，梁启超的不少学生，如李炳寰、林青、秦力山、蔡锷等，后来都参加了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

甲午战争以后，中国面临着非常险恶的局势。清廷的**和无能，通过这次战争暴露无遗。帝国主义各国趁火打劫，力图扩大自己在华的势力范围。瓜分危机，迫在眉睫。光绪二十三年十月（1897年11月），德国出兵侵占胶州湾，康有为赶到北京，积极组织救亡活动。梁启超由于在湖南受到反维新势力的攻击，也于次年二月返回上海，随即辞去《时务报》主笔之职，于三月初来到北京，跟随康有为奔走呼号，决心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他撰文演说，呼吁要使全国民众“咸知吾国处必亡之势，而必欲厝之于不亡之域，各尽其聪明才力之所能及者，以行其分内所得行之事”。梁启超反复强调，只有如此，才能拯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①。随着维新运动的高涨，梁启超的作用和名声也越来越大。在“百日维新”期间，有关新政的奏折、章程，不少出自他的手笔。五月十五日（7月3日），光绪帝召见梁启超，“命进呈所著《变法通义》，大加奖励”②，赏六品衔，并让梁启超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②《与严又陵先生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09页。

③《与熊纯如书（三十九）》，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第648页。④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卷4。

①《觉迷要录》卷4。

②《保国会演说辞》，《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第28页。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逃出北京，东渡日本，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活。严酷的现实已经证明，改良的道路在近代中国是走不通的。不推翻**的清朝统治，不摧毁封建的**制度，所谓救亡图存也就只能落空。然而谭嗣同等“六君子”的鲜血并未能使梁启超醒悟过来。尽管初到日本之时，他一度与革命派接近，甚至利用康有为去加拿大组织保皇会的机会，与孙中山等革命人士往来密切，并试图联合立会，“拟推中山为会长，而梁副之”。后因康有为得知此事，严厉反对，联合立会才告作罢。但是，梁启超与革命派毕竟不是同路人，他继续追随康有为，坚持改良立场。他们公开提出“保皇”的口号，四处建立保皇组织。特别是梁启超遵从师命来到檀香山后，以“名为保皇，实则革命”为幌子，积极扩大保皇会，以致当地许多兴中会员也受到蒙蔽而加入保皇会，给革命运动造成了很大危害。

为了控制、利用舆论，扩大保皇派的影响，梁启超十分重视宣传工作，于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1898年12月）在横滨创办《清议报》，鼓吹“斥后保皇”，为改良活动摇旗呐喊。他竭力宣扬“光绪圣德”，说什么“今日议保全中国，惟有一策，曰尊皇而已。今日之变，为数千年之所未有。皇上之圣，亦为数千年之所未有。天生圣人，以拯诸夏，凡我同胞，获此慈父，今虽幽废、犹幸生存，天之未绝中国欤！”③尽管与此同时，梁启超在一系列文章中也抨击封建主义，宣传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但是“改良”与“尊皇”，却仍然被他看作是救国救民的灵丹妙药。

《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推翻清朝统治政权的呼声日益高涨，一批宣传爱国思想、号召救亡图存的刊物相继创刊，民主革命的思想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为了与革命派争夺舆论阵地，光绪二十八年一月（1902年2月），梁启超又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继续宣传改良主张。与以前不同的是，梁启超迫于形势，已不得不放弃“保皇”口号，而代之以“新民”之说。他指出：“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因此，“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①。此后，梁启超又在一系列文章中，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当然，梁启超把中国贫弱的原因归咎于国民缺乏公德和知识，这并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不过他所指出的中国国民性中的许多弱点，确实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因此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的文章，在体裁上打破了死板古文的形式，能够用通畅易晓的语言，表达其思想内容，而且很有气势、富于感染力。当时成为一种新文体，以至于“学者竞效之”。

由于康、梁等人顽固坚持改良立场，仇视和抵制民主革命，并且通过自己所控制的舆论工具，攻击革命。为了批驳改良派的谬论，消除改良思想的不良影响，进一步推动革命运动的顺利开展，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改良派作了坚决的斗争和有力的批判。自光绪三十一年（1905）同盟会成立以后，双方的论战达到了**。

在这场激烈的论战中，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连续发表文章，鼓吹“开明**”论。仍然强调中国国民程度太低，“未有共和国民之资格”，因此，“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他攻击革命派要求推翻清朝统治是一种“复仇主义”，污蔑同盟会提出的“平均地权”是为了“博一般下等社会之同情，冀赌徒、光棍、大盗、小偷、乞丐、流氓、狱囚之类悉为我用”①。通过这场论战，梁启超及其所代表的改良派企图以改良的君主立宪来抵制民主革命，以所谓“开明**”来抵制民主共和的面貌暴露无遗。如果说，在维新时期，梁启超还是作为时代的弄潮儿在历史舞台上大显身手的话，那么此时他已经由于不能与时俱进而成为一个时代的落伍者了。

③《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第28页。

①李华兴等编：《尊皇论一》，《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0页。①《本报告白》，《新民丛报》创刊号。

《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社会面临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愈趋尖锐。

清朝统治阶级为了平息不断高涨的反清浪潮，调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博得帝国主义欢心，以达到维持统治的目的，从光绪二十七年（1901）开始推行“新政”；光绪三十一年（1905），又表示要仿行宪政，并派五大臣前往欧、美、日本等国“考察政治”。五大臣回国后，密奏实行立宪有“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三大好处，主张先宣布立宪，“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①。光绪三十二年七月（1906年9月），清廷正式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同时又强调，由于“规制未备，民智未开”，所以不能“操切从事”，而要“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②。实际上清廷根本没有打算实行立宪，只不过是妄图用“立宪”的招牌继续维持封建**统治。

然而对于改良派来说，清廷的“预备立宪”却是很有诱惑力的。因为他们不仅始终对清朝统治者抱有幻想，而且与国内的一些士大夫和资产阶级上层代表人物也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因此便企图利用这个机会，来挽回自己的颓势，阻止革命力量的发展。光绪三十三年（1907），康有为宣布将保皇会改组为“中华帝国宪政会”。九月，梁启超也与蒋智由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政闻社”。他在《政闻社宣言书》中写道：“所谓改造政府，所谓反对**，申言之，则不外求立宪政治之成立而已”，表示了拥护清廷“仿行宪政”的立场。梁启超甚至还明确宣称：“政闻社所执之方法，常以秩序的行动，为正当之要求。其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其对于国家，绝无扰紊治安之举”③。但是，梁启超的这些表白，依然只是一厢情愿。清廷所标榜的立宪，完全是为了迷惑民众，混淆视听，在行动上始终没有什么实际的表示。立宪派对此渐感不满，各团体多次联名上书，并开展请愿活动。梁启超控制的政闻社，也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致电宪政编查馆，请定3年内召开国会。他们哀恳陈词，乞求清朝统治者赐予一些政治权力。清廷本来就对立宪派组织的请愿活动心怀忌恨，伺机镇压，于是便藉口政闻社内有梁启超等“悖逆要犯”，下令查禁政闻社。这对梁启超来说，无疑是一个意外而沉重的打击，他极力挽救，但毫无效果，政闻社最后不得不宣告解散。

然而这些沉痛的教训，仍未能使梁启超从希望清朝立宪的迷梦中清醒过来。溥仪即位后，梁启超又上书摄政王载沣，为清廷实行立宪出谋献策。他写道：“今日中国之病，不在宪法之未颁，不在国会之未开，而在人才之委靡，人心之败坏。”“今日欲举预备立宪之实，万事皆枝叶，惟此养人才、正人心之一事，实为本原”①，婉转地表示了自己这个人才愿为清廷实行立宪效力的心情。此后，梁启超着力宣传立宪政治，撰文介绍欧、美、日本各国宪政，说明君主立宪政体最适合于中国国情。但是，梁启超的政治主张，毕竟是与清朝统治者的愿望相抵触的，他利用舆论工具敦促清廷加快立宪，企图模仿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来治理中国；而清朝政府的本意则是以立宪为名，扩大皇权，强化封建**，梁启超的主张，自然不会被接受。因此，直至清朝灭亡，梁启超苦心设计的救国方案一直未被采纳；他本人作为清廷的“悖逆要犯”，也始终没有得到赦免。

①《开明**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七，第53、74页。

②戴泽：《奏谓宣布立宪密折》，《辛亥革命》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8—29页。③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4页。①《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第23、28页。

第三节 民初政坛的风云人物

戊戌以后，梁启超的政治活动，大都是在海外进行的，与国内政界的联系，只能以其他人物或团体为中介。因此，尽管梁启超凭其卓越的才能，在鼓动舆论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在统治集团中却始终没有扮演过什么显赫的角色。随着武装起义的爆发，清廷被迫开放党禁，这为梁启超跻身政界提供了机会。

面对蓬勃开展的武装斗争和日益高涨的反封建浪潮，梁启超不得不承认，“今后新中国之当采用共和政体，殆已成为多数之舆论”。但为阻止革命势力的扩展，梁启超与康有为又提出了“虚君共和”的主张，意欲使革命派与清廷实行妥协。他牵强附会地解释说：在共和政体中，中国必须选择“虚戴君主共和政体”，“此虽未敢称为最良之政体，而就现行诸种政体比较之，则圆妙无出其右者”①。宣统三年九月二十六日（1911年11月日），袁世凯组成“责任内阁”，任梁启超为法部次官。对此，梁启超感到十分欣慰。在他看来，自己和袁世凯是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两个关键人物，只要能够联合起来，那么社会就会出现转机。所谓“项城坐镇于上，理财治兵，此其所长也。鄙人则以言论转移国民心理，使多数人由急激而趋于中立，由中立而趋于温和，此其所长也。分途赴功，交相为用”①。梁启超自视甚高，他认为自己若以局外人的身份出现，才便于控制舆论，影响国民。“若就此虚位，所能补于项城者几何？而鄙人则无复发言之余地矣，此所谓弃长用短也。”②他对袁世凯的邀请推辞不就，而继续坚持为鼓吹“虚君共和”奔走呼喊，实际上是在观察形势，等待时机。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皇朝，结束了封建**统治，但革命的胜利果实，却为袁世凯所篡夺。1912年2月清帝退位，3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权力的法码，似乎倒向了袁世凯一边。为了博得袁世凯的信任，梁启超对这位新的当权者大加吹捧，说什么：“欧阳公有言：不动声色，而厝天下于泰山之安，公之谓矣。三月以前，举国含生，汲汲顾影。自公之出，指挥若定，起其死而肉骨之，功在社稷，名在天壤，岂俟鲰生揄扬盛美者哉。今者率土归仁，群生托命，我公之所以造福于国家者，实仅发端，而国民所责望于我公者，益将严重。”他表示，“今感情之时代既去，建设之大业方始，谣诼之集，当不如前，驱策之劳，略堪自贡，亦拟俟冰泮前后，一整归鞭，尽效绵薄，以赞高深，想亦为大君子所不弃耶？”③这些言辞，十分清楚地表明了梁启超急于投靠袁世凯的心情。“虚君共和”的调子收起来了，与政府的关系也不“断绝”了，梁启超改而要为袁世凯政府效力了。

1912年10月，梁启超结束了长达14年的流亡生活，从日本回国。由于他声望很高，名声在外，所以回国以后受到许多人的热烈欢迎。他也决心利用这个机会做出一番事业来。

①《上摄政王书》，《梁启超选集》，第549、550页。

①《新中国建设问题》，《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七，第34、43页。②《致罗惇曧书》，《梁启超选集》，第605页。

③《致罗惇曧书》，《梁启超选集》，第605页。

这时候的中国，刚刚经过了一场改朝换代的巨大变动，各派政治力量不断分化，新的政党相继成立。主张实行议会政治的宋教仁，将同盟会与几个小政党合并在一起，组建了国民党，以期扩大力量，参加竞选，控制内阁。为了与国民党对抗，梁启超也积极活动合并政党，他先是组建了民主党，1913年5月又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为进步党，成为民初唯一能与国民党对抗的大党。与此同时，梁启超还办报撰文，鼓吹集权，竭力为维护袁世凯的统治服务。特别是在“二次革命”爆发之后，梁启超利用他所控制的舆论工具，肆意诋毁革命党人，反对革命运动。他在《革命相续之原理及其恶果》一文中，以先觉者的口吻说道：“革命只能产出革命，决不能产出改良政治。改良政治，自有其涂辙，据国家正当之机关，以时消息其权限，使自专者无所得逞。”①他把革命斗争说成是“暴民政治”，攻击革命党人是“乱暴派”，声称“暴民政治之祸，更甚于洪水猛兽”，并公开表示他要以“乱暴派”“为第一敌，先注全力以与抗”②。梁启超及其领导的进步党，为维护袁世凯的统治摇旗呐喊，因而得到袁世凯的赏识。1913年7月，袁世凯任命进步党的熊希龄为内阁总理，9月内阁组成，号称“第一流人才内阁”，梁启超担任司法总长。

但是，袁世凯的真正目的，是要独揽大权，做一个新的独裁者，梁启超所醉心的“改良政治”，是他根本不愿也不可能接受的。当袁世凯利用进步党登上正式大总统的宝座之后，熊希龄的所谓“人才内阁”，对他来说就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碍事的了。1914年1月，袁世凯在当上大总统后仅三个月，就下令取消国会。2月，熊希龄内阁倒台。尽管袁世凯改任梁启超为币制局总裁，但这个没有多少实权的职位，实在难以引起梁启超的兴趣。12月，他辞去币制局总裁之职，携家迁往天津。以后，袁世凯又任命梁启超为政治顾问，委派他考察地方司法教育事宜，梁启超都推辞未就。

在此期间，梁启超与袁世凯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他既不满于袁世凯的**统治，但又对他寄于希望。对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和企图帝制自为的行径，梁启超是反对的。当日本政府迫胁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出后，梁启超在报刊上连续发表《中日最近交涉评议》、《中日时局与鄙人之言论》、《解决悬案耶新要求耶》等一系列文章，抨击日本的扩张政策和侵略野心。他在文中正告日本政府：“我国虽积弱已甚，而国民常自觉其国必能岿然立于大地，历劫不磨，此殆成为一种信仰，深铭刻于人人心目中而未由拔。”①“若欲并其不可屈者而屈之，吾劝日本人亦勿作此妄想也。”然而梁启超在指责袁世凯为一己私利而不惜损害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同时，又不时为他作一些难以自圆其说的辩护。他说：“四月来之交涉，我政府尽瘁事国之诚，良不可诬；其应付之方略，亦不得云大误。”①似乎袁世凯及其政府不仅没有多大罪恶，而且还有很大的功劳。

由“二十一条”引起的政治风潮刚刚开始消歇，袁世凯就加快了恢复帝制的步伐。他的一些外国顾问相继撰文，鼓吹中国应当实行帝制。受袁世凯控制的筹安会也宣告成立，公开打出了复辟帝制的旗帜。只是到这时候，梁启超才对袁世凯完全失望。面对全国已经蓬勃开展起来的反袁斗争，梁启超恐为“牛后”，终于发出了讨袁的檄文。

①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15、618页。②《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第57页。

①《共和党之地位与其态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第20页。①《中日时局与鄙人言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二，第96—97页。

8月20日，梁启超拒绝袁世凯的重金收买和武力威胁，毅然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猛烈抨击袁世凯及其同伙鼓吹帝制的谬论，强调当今中国决不可行君主之制，正告袁世凯之流不要“无风鼓浪，兴妖作怪，徒淆民视听而贻国家以无穷之戚”②。文章义正辞严，犀利尖锐，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与此同时，梁启超又与蔡锷密谋，积极策划武力讨袁。

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组成讨袁“护**”，随即成立云南军政府，与袁世凯进行军事抗争。为策应云南的起义，梁启超于1915年底从天津来到上海。他与蔡锷等人函电往来，帮助护**拟定计划，起草文告；又与广西都督陆荣廷秘密联络，促其独立。19年3月，梁启超应陆荣廷的邀请，绕经香港、越南赶到广西，直接参加“护国”起义。他一方面向北京施加压力，要求以袁世凯辞职作为停战的条件；一方面又全力策划广东独立。4月19日，护**两广都司令部宣告成立，梁启超任都参谋。随后，他又积极筹备组织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的联合政府，以期扩大势力，与北洋政府抗衡。5月6日，军务院在广东肇庆成立，梁启超任抚军兼政务委员长。在职期间，军务院的布告、文电大都由梁启超亲自执笔。

护国运动高举反对复辟帝制的旗帜，得到全国人民的广泛支持。继云南之后，贵州、广西、广东、陕西、浙江等省也相继宣告独立。一心想要黄袍加身的袁世凯，陷入了内外交困、众叛亲离的窘境，因而不得不宣布取消帝制，废除“洪宪”年号。护国运动打破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迷梦，结束了袁氏的反动**统治，又一次显示了时代车轮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梁启超作为这次运动的核心人物，在发动、组织、宣传等方面做了大量而有效的工作，为护国运动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护国运动以后，梁启超就深深地陷入北洋军阀的内部纷争之中了。19年6月6日，袁世凯病死。之后，北洋派系的另一个军阀段祺瑞任国务总理，主持国务院事务，成为新的实力人物。梁启超很快成为段祺瑞的支持者。他在给南方各都督司令的电文中说：段祺瑞“宅心公正，持躬清直，维持危局，非彼莫属”，否则“大局将不可问”，要他们协力予以援助③。在北京政府宣布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召集国会复会，并表示要惩办帝制祸首之后，梁启超便活动撤销军务院，以避免与北方对峙而发生冲突。在梁启超的一再催促下，军务院于7月14日宣告解散，南北“合作”，段祺瑞轻而易举地“统一”了中国。

复会以后的国会，议员主要由原进步党和国民党成员组成。随着北洋军阀内部矛盾的加深，国会也形成了两派主要势力。进步党议员组成宪政研究会（通称研究系），支持总理段祺瑞；国民党议员组成宪政商榷会，依靠总统黎元洪。两派力量互相对抗，矛盾重重。梁启超是宪法研究会的领袖人物，他凭藉自己在社会上的影响和地位，全力为段祺瑞张目。1917年3月，段、黎在对德宣战问题上发生尖锐冲突，梁启超不顾全国多数人的反对，支持段祺瑞对德宣战。当参战案被国会否决后，梁启超甚至指示研究系议员辞职，以向黎元洪和国会施加压力。在两派互相倾轧的斗争中，段祺瑞及梁启超运用各种手腕，先借助张勋“辫子军”赶走黎元洪，然后又反过来讨伐张勋复辟清室的罪行，最后，段祺瑞又以“再造共和”为资本，重新掌握了北洋政府的大权。梁启超和研究系，也因拥段有功而成为新内阁的重要成员，梁启超还挂上了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的头衔。这时候的梁启超，可以说是志满意得，雄心勃勃。然而他却再一次错估了局势，委身投靠**透顶的北洋军阀，是不可能有什么作为的。梁启超在任职期间，极力为段祺瑞扩充军备、巩固统治效劳，并代表北京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两笔以损害民族利益为代价的借款。这些军阀及其同伙的倒行逆施，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遭到舆论界的严厉谴责。11月15日，段祺瑞政府被迫辞职，梁启超也递送了辞呈。从此以后，梁启超就结束了他的从政生涯，转而以主要的精力，来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了。

②《痛定罪言》，《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第1—2页。

③《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95页。

第四节 多变的政治思想和卓越的学术成就

近代中国是一个风云激荡、发展迅疾的时代。面对列强的侵略和欺凌，为了挽救民族危亡，许许多多的热血之士都在进行努力的奋斗和艰苦的探索，寻求有效的救国方案。而随着中西文化交流范围的扩大，各种各样的西方政治理论和思想学说也相继传入我国，这为那些先进的政治家、思想家构筑自己的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可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之快，变化之大，又往往出乎人们的意料，以至于一些人对自己刚刚提出的主张、见解还来不及细细回味，就又要忙于修改订正了。多变的时代造成了多变的思想，梁启超就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人物。他称自己“保持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尝自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①。而事实也确实是这样的。

梁启超一生致力于中国社会的改造，为了民族强盛和国家繁荣，竭力呐喊，四处奔走，付出了几乎全部的心血。然而他的政治主张却又因时而异，不断变化，前后矛盾，以致难以令人信服。

在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随康有为一步一趋，无论办报或教学，都注意并且用力阐述康有为的改良思想和变法理论。他以公羊三世说和西方进化论为依据，鼓吹变法，讲求维新，抨击封建**制度，宣传西方科学文化，充分显露了年轻爱国志士的朝气和锐气。戊戌变法的失败，使梁启超一度认识到要救中国，必须进行一次“破坏”：“历观近世各国之兴，未有不先以破坏时代者。此一定之阶级，无可逃避者也。有所顾恋，有所爱惜，终不能成。”①但是这种居于改良和革命之间的摇摆，在梁启超的身上并没有持续多久，他仍然和康有为一道，鼓吹改良，主张“斥后保皇”。当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论战展开之后，梁启超又改变旧说，转而提倡实行“开明**”，试图与“革命”理论相对抗。使梁启超难堪的是，正当他还在口干舌焦地鼓吹开明**，反对实行宪制的时候，清廷却正式宣布要“预备仿行宪政”了。以后，梁启超又高唱宪政，在立宪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随着武昌起义的爆发，统治中国近270年的清皇朝已经行将就木，眼看革命派就要取得政权，共和之制势在必行，梁启超再一次改变了以前的政治主张，提出了“虚君共和”的口号。直到民国之后，这种多变的特征，在梁启超的政治生涯中依然时有反映，从拥袁到反袁，从护国到拥段。一变再变，终于技穷。

尽管梁启超在不断地变，然而历史似乎在与他开着玩笑，无论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和主张怎样变，时代潮流却总是毫不留情地把他抛到后面。这当然不能说是历史的不公平，而是梁启超的种种变化，归根到底都不能超出改良主义的樊篱，改良、渐进，是他政治思想的基本点。而近代中国恰恰是一个呼唤革命、变化急遽的时代。因此，梁启超的落伍，也就是难以避免的了。1918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梁启超与蒋百里、张君劢等人前往欧洲。梁启超的欧洲之行，长达1年之久，先后到了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瑞士、意大利、德国诸国。

①《致各都督各总司令电（六月三十日）》，《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70页。①《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63页。

在国外，梁启超除游览名胜古迹，了解风土人情外，还旁听了英国国会会议，参观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看到了战争给社会带来的破坏和灾难，听到了列强在巴黎和会上为争权夺利而发出的吵闹。1年多的实地考察，使他了解到了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的许多严重社会问题。他所崇仰的西方社会，他所宣扬的西方文明，原来也充满了弊端和罪恶。梁启超认识到：“自从机器发明、工业革命以还，生计组织起一大变动，从新生出个富族阶级来。科学愈昌，工厂愈多，社会偏枯亦愈甚。富者益富，贫者益贫，物价一日一日腾贵，生活一日一日困难。”①“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①他由此认为西洋文明已经破产，拯救世界还要依靠东方“固有文明”，主张极力发扬传统文化。梁启超从一个旧世界的批判者，成为一个旧传统的提倡者，这种变化，不仅反映了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满和失望，以及对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忌恨与反对，而且也有力地说明，在近代中国，找不到出路的改良主义者，在时代浪潮的冲击和对社会现实的迷惘中，只能回转身来向中国传统文化复归，甚至把倒退看做是出路。

梁启超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宣传家，而且也是一位知识广博、学有专攻的大学者。他的学术成就，是相当广泛而巨大的，涉及到文学、史学、哲学、佛学等诸多领域，其中尤以在历史学和中国思想史方面的贡献为多。梁启超早年投身于政治运动，从欧洲回来之后，他虽然仍不能算作一个自甘寂寞、潜心书斋的学者，但确实是用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来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了。他的一些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著作，大部分都是在欧游归来之后写成问世的。

梁启超的学术研究和活动，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学术与政治的密切结合。在从维新运动至他辞去财政总长这一期间，梁启超一直是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作为一个宣传家，他写下了大量的文章和著作，其中许多论著，都是通过介绍国内外的历史文化知识和社会政治制度，来阐发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同时，他的一些学术研究，也往往是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例如他对管子、王安石等历史上改革人物的研究，对中国民族关系和先秦政治思想的探讨，就带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和明显的政治目的。梁启超积极参与、鼓动的“诗界革命”和“小说革命”，也不仅仅是文学史上关于文学体裁和作品风格的争论，他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明确指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②。可见其在文学领域所进行的“革命”，是与他的政治改良相辅相成的。即使梁启超晚年所醉心的对佛学和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也是与他鼓吹要以东方文明来拯救世界的政治主张密切关联的。

①《破坏主义》，《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第25页。

①梁启超：《欧游心影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第7页。

②同上书，第12页。

梁启超学术的另一个特点是，大量运用西方资产阶级的观点和方法来从事研究工作。他所写的《中国史叙论》、《新史学》等著作，用资产阶级的史学理论，对中国传统史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揭起了“史学革命”的旗帜。他以进化论解释历史现象，套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模式来研究清代学术。他以资产阶级史学家的价值观念，对历史上的民主精神和改革人物大加称颂，而对**制度和独裁暴君则攻击无遗。尽管梁启超的研究存在很多缺陷和不足，有时为了现实斗争的需要还不惜对事实进行牵强附会的引申和无中生有的发挥，然而他毕竟是近代中国运用新的观点和方法来比较全面地从事学术研究的开创者之一。梁启超自称是晚清“新思想界之陈涉”①，事实上，在学术研究中，他也往往开一代之风气。梁启超的许多精辟分析和独到见解，不仅给当时，而且也给后来的学者以重要的启示。他所留下的累累硕果，为中国近代学术史增添了绚丽的光彩。

梁启超晚年曾任清华大学研究院导师，并在一些著名大学任教。除了著述和讲学外，他还先后担任过京师图书馆馆长、北京图书馆馆长、司法储才馆馆长等职务，为培养人才和发展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过有益的贡献。1929年1月29日，梁启超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终年57岁。他的遗著，由友人林志钧编成《饮冰室合集》，共148卷，1000余万字。

①《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第6、10页。

（谢选骏指出：“六月，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不久改为《中外纪闻》），梁启超是该报的主要撰稿人，他‘日日执笔为一数百字之短文’，宣传西学，鼓吹变法，在鼓动舆论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报开两月，舆论渐明’，那些士大夫‘初则骇之，继亦渐知新法之益’。梁启超在办报过程中也得到了锻炼，显示了才华。他那高度的热情和出众的能力，受到了人们的重视。短短的几个月时间，梁启超就从一个人微言轻的普通士子，成为一个广为人知的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了。……梁启超擅长用浅显流畅的文字来阐述重大的时事问题和深刻的道理，文章常带感情，有很强的鼓动性。……在这场激烈的论战中，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连续发表文章，鼓吹‘开明专制’论。仍然强调中国国民程度太低，‘未有共和国民之资格’，因此，‘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他攻击革命派要求推翻清朝统治是一种‘复仇主义’，污蔑同盟会提出的‘平均地权’是为了‘博一般下等社会之同情，冀赌徒、光棍、大盗、小偷、乞丐、流氓、狱囚之类悉为我用’。”——在我看来，黄俄汉奸对于梁启超的先扬后抑，完全是根据其党国的需要在品评人物。因为梁启超的最后遗言，几乎是对于共产党的黑暗预言——“博一般下等社会之同情，冀赌徒、光棍、大盗、小偷、乞丐、流氓、狱囚之类悉为我用。”梁启超企图通过“保皇”来避免革命动乱，但却忽略了“改朝换代”犹如“新陈代谢”的必要性。尤其对于满狗这样的族类，岂能让它登堂入室！）

【第十七章 严复】

第一节 弃科举，习海军

严复，初名传初，乳名体乾，改名宗光，字又陵，后名复，字几道，晚年号癒壄老人，别号尊疑、尺盦、辅自然斋主人、观我生室主人，别署天演宗哲学家，门人谥为文惠先生。福建侯官（后并入闽县，称为闽侯，今为福州市）人。祖父严秉符是一名医生，父严振先继承祖业。咸丰三年十一月十日（1853年12月10日），严复生于福州南台。咸丰九年（1859），“始就外传”①，先后从师数人，中间曾从五叔父严厚甫（光绪年间举人）受业就读。同治二年（1863），严父聘请同邑黄少岩（昌彝）在家设立学馆。黄是“闽之宿儒”①，治学以汉宋并重，平时严复跟他学儒家经典，闲时听他讲述宋元明儒学案，因而为学“明汉宋源委，听指日异”②。越三年，黄少岩去世，其子孟修（拔贡生）继续设馆。同治五年（1866），严复的父亲病逝，学馆中辍。由于生活困难，严复不得不放弃走科举的“正途”。

同治六年（1867），严复进入福州船政学堂，在后学堂学习驾驶。同治十年（1871），他从船政学堂毕业，先后在“建威”、“扬武”两舰实习5年，由于他实习认真，成绩优秀，被选派去英国深造。

光绪三年二月（1877年3月），严复到英国后，先在抱士穆德（Portsmouth）学习，后入格林尼次海军大学（GreenwichNavalCollege）。尽管严复是抱着学习海军知识的目的来到英国的，然而到了英国之后，使他感兴趣的不是西方军事知识与技术，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制度和学术文化思想。在英国期间，除了认真学习军事学校规定的高等数学、格致、海军战术、海战公法以及建筑海军炮堡诸学等自然科学和军事技术外，他十分注意接触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和阅读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著作，并曾去资本主义发展比较早的法国游历。由于他孜孜不倦地研究“中西学问同异”，探索中国富强之道，“穷日夕弗休”③，因而他的学习往往与其他中国留学生不同，引起了清朝出使大臣郭嵩焘的注意。他每逢假日，辄至使馆，与郭嵩焘论析中西学术和中国富强之道，并论及去英国法庭听狱的收获，说：“英国与诸欧之所以富强，公理日伸，其端在此一事。”①郭嵩焘听了大为惊奇，“引为忘年交”②。

①《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65页。

①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王栻主编：《严复集》第5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45页。②林耀华：《严复社会思想》，《社会学界》第7卷（1933年6月）。③王允皙：《侯官严先生行状》，闵尔昌纂：《碑林补集》卷末，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印，线装石印本。①陈宝琛：《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都统严君墓志铭》，《严复集》第5册，第1541页。②孟德斯鸠著、严复译：《法意》上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重印版，第224页。

第二节 走“变今”维新的道路

光绪五年五月（1879年6月），严复以各科考试成绩“屡列优等”毕业回国，被聘为福州船政学堂后学堂教习。光绪六年（1880），李鸿章创办天津水师学堂（或称北洋水师学堂），严复被调任水师学堂的总教习（教务长）。光绪十五年（1889）升为会办（副校长）。次年任总办（校长）。严复出于爱国热情，到天津水师学堂后，一心想把学校办好，多培养人才，建设强大的海军，使中国独立富强起来。但官场的腐朽，使他感到办理海军教育无法施展政治抱负，有意退出海军界，另谋发展。他在中法战争至甲午战争前10年间，曾捐监生，参加举人考试，先后于光绪十一年（1885）、光绪十四年、光绪十五年、光绪十九年4次参加乡试，但都未考中。

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严峻的现实，令严复清醒，他决然放弃追求个人前途的科举仕途，走上了“变今”维新的道路。光绪二十一年（1895），他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评论历史，针砭时事，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光绪二十二年，赞助梁启超、汪康年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光绪二十三年十月（1897年11月），同王修植、夏曾佑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和《国闻汇编》，竭力鼓吹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和“西学”，以解救民族危机。在严复的一系列文章中，较重要的有《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四篇政论文。严复在这些政论文中传播了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文化思想和社会政治观点，猛烈地抨击中国两千年来的封建君主**制度，提倡资产阶级民主，提倡新学，主张变法救亡。在《辟韩》中，他抨击封建君主**说：“夫自秦以来，为中国之君者，皆其尤强梗者也，最能欺夺者也。”“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他还进一步揭露这伙“最能欺夺”的“大盗”，是“坏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③，有力地鞭挞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君权，揭露了封建君主**制度的罪恶。在批判封建君主**制度的同时，鼓吹“尊民叛君，尊今叛古”，提倡资产阶级民主。他说：君主不是天生的“圣人”，天然的统治者，“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①。只是由于人民终日从事耕、织、工、贾“相生相养”的事，才“择其公且贤者”②，立之为君。君主既然是共举出来的，也就有权废除他。他主张“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君主立宪制度。怎样才能获得民主？他认为“设议院于京师，而令天下郡县各公举其守宰”③。这样可以使“君与民皆有权”，君与民“共治”，国家就能独立富强，民族危机就可以解救。他还抨击科举制度“牢笼天下”，“民智因之以日窳，民力因之以日衰”④，批评八股取士制度有“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三大害处，主张废八股，倡西学。他认为中学“好古而忽今”，西学“力今以胜古”⑤。

③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严复集》第5册，第1547页。

①严复：《辟韩》，《严复集》第1册，第34—36页。

②严复：《辟韩》，《严复集》第1册，第34—36页。

③严复：《辟韩》，《严复集》第1册，第34—36页。

④严复：《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1册，第32页。

⑤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1册，第1—2页。

讲西学之后，就可知“中国从来政教之少是而多非”，提出要救亡，要富强，“则不容不通知外国事，欲通知外国事，自不容不以西学为要图”，并且断言“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亦在此”，大声疾呼：“早一日变计，早一日转机，若尚因循，行将无及。”⑥严复用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来反对封建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在这一点上超过了康有为。他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鲜明地把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同封建主义的旧文化对立起来，要求人们不要再走老路，必须改弦易辙，另走新路。这就从思想上武装了进步的知识分子，为他们提供了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使爱国救亡运动有了新的理论基础。

严复除积极宣传变法维新主张外，还积极参与创办新式学校。光绪二十二年（1896），他担任了新成立的俄文馆总办，亲拟课程，延聘教师。他主持的这所学校，成为我国最早的俄语学校。与此同时，他还协助张元济在北京创办通艺学堂，“专讲泰西诸学”⑦，培养维新人才。

在“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急于选拔新政人才，贵州学政严修建议，除八股取士普通科外，另设特别进士科——经济特科，作为选拔人才的途径。凡是长于内政、外交、理财、军事、科学、工程等人员，仿照博学鸿词科的成例，由大臣推荐考试。光绪帝接受了他的建议，并说：“俟咨送人数汇齐至百人以上，即可奏请定期举行特科。”严复先被顺天府尹胡燏芬推荐参加考试，后由詹事府詹事王锡蕃直接向光绪帝推荐。王锡蕃在奏折中说：“北洋水师学堂总办候选道严复，本船驾驶学生，出洋学习，于西国典章名理之学，俱能探本溯源，精心研究，中学亦通群籍，著述甚富，水师情形，尤其所熟知专习，久在北洋供差，奉公之外，闭户寡合，其立品尤为高卓”，请“量才器使”①。光绪帝命严复来京觐见。

严复被光绪帝召见回寓后，将在当年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六日至十四日（1月27日至2月4日）《国闻报》连载的《拟上皇帝书》加以修缮，送呈光绪帝。《拟上皇帝书》的中心思想是提出“谋国救时之道”。他说：“今日之积弱，由于外患者十之三，由于内治者十之七也。其在内治云何？法既敝而不知变也。”因而“谋国救时之道”，“不外标、本两言而已。标者，在夫理财、经武、择交、善邻之间；本者，存夫立政、养才、风俗、人心之际”。所以他主张未变法前先“治标”，变法后才“治本”。他又提出“治标”三策、“治本”四策。“治标”三策是：（一）“联各国之欢”；（二）“结百姓之心”；（三）“破把持之局”。严复认为：“不联各国之欢，则侮夺之事，纷至沓来，陛下虽变法而不暇；不结百姓之心，则民情离涣，士气衰靡，无以为御侮之资，虽联各国之欢，亦不可恃；而不破把持之局，则摇手不得，虽欲变法而不能也。”②至于“治本”四策，在《拟上皇帝书》中没有具体说明，但在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七日（1898年8月23日）《吴汝纶致严复书》中，可知其端倪。书中说：“所示四事，皆救时要政，国势险夷，万法坐敝，条举件论，不可一二尽。又风俗不变，不惟满汉畛域不能浑化，即乡举里选，亦难免贿赂请托、党援倾轧之弊。而土著为吏，善则人地相习，不善则亲故把持，此皆得半之道。”①同年三月，康有为在北京组织保国会，号召人们于覆屋漏舟之中，合群以救之，激耻以振之，厉愤气以张之②，以保国、保种、保教。严复于四月在《国闻报》上连续发表《有如三保》、《保教余议》等论文，对保教予以批评。他说：惟于“以孔子之道律今人，乃无一事是皈依孔子，以此而云保教，恐孔子有知，不以公等为功臣也”③。“孔子虽正，而支那民智未开，与此教不合。虽国家奉此以为国教，而庶民实未归此教也。”①但是，严复的万言书还未送到光绪帝面前，慈禧太后就发动了政变。

严复是当时著名的维新人物，政变时却免受株连，主要原因在于他只是在文字上宣传维新思想，不像康有为、梁启超那样积极从事政治活动，再加上《国闻报》背后有日本人的支持，慈禧太后、荣禄惧怕日本的干涉，不敢轻易对他下毒手。

⑥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1册，第1—2页。

⑦严复：《救亡决论》，《严复集》第1册，第50页。

①《通艺学堂章程》，铅字排印本，上海图书馆藏。

②王锡番：《奏保人才折》，《戊戌变法》第2册，第375页。

①严复：《拟上皇帝书》，《严复集》第1册，第63—77页。

②《严复集》第5册，第1562—1563页。

③康有为：《保国会序》，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31页。①严复：《有如三保》，《严复集》第1册，第82页。

第三节 翻译西书

严复在积极鼓吹变法维新的同时，决心致力于翻译著述，介绍西方学术文化思想和政治学说以“警世”。从光绪二十年（1894）开始，他先后翻译了11部外国著作，约170多万字，其中《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法意》、《穆勒名学》、《名学浅说》最为有名，人们通称为严译八大名著。

严复译著多是用意译。在译述过程中，常常参照自己的见解，用夹译夹议的方式，或者用按语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所以，他译的书，不能看成一般的译著，在很大程度上应视为他的著作。他对译书要求很严，主张译书要忠于原著，准确地表达原意，文字要清晰流畅优美。这三点要求，他概括为“信、达、雅”三原则②。他的翻译，被誉为“自中土翻译西书以来，无此宏制自来译手，无似此高文雄笔”①，被称为“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②，康有为称颂他“译才并世数严林”，把他与林纾并称。

严复译书是有所选择的，既不同于洋务派偏重在天文、数学、机械、汽轮制造等科学技术，又不同于林纾主要在文学艺术，而着重在社会科学。在社会科学方面，他又把重点放在西方资产阶级学术经典著作上，尤其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社会学、逻辑学、政治学等等。他认为只有从这些著作中才能找到西方国家强盛的真正命脉之所在，其他那些都不过是“形下之粗迹”。他把译书与寻找救国道路结合起来，翻译《原富》是为了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翻译《名学》是为了用新的思想方法打破程朱理学的束缚，翻译《法意》是为了反对君主**主义，倡导君主立宪制度等。在这些译著中，影响最大、最重要的是《天演论》。

《天演论》是严复根据英国生物家赫胥黎的论文集《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选译的，原篇名叫《进化论与伦理学》。严复用文言文意译了它的主要内容，并附加了自己的许多见解，于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1897年12月）开始在《国闻报》上陆续发表。次年三月正式出版。《天演论》的基本思想是阐述达尔文的进化观点，认为生物不是自古不变，而是按“物竞天择”的自然规律发展变化的。所谓“物竞”，就是生物之间“生存竞争”，优种战胜劣种，强种战胜弱种。所谓“天择”，就是自然选择，自然淘汰。就是说，生物的进化是在“生存竞争”和“自然淘汰”的过程中发展变化的。在严复看来，《天演论》最主要的意义在于“质力杂糅，相剂为变”③。他反复宣传和强调这种“变”的观点，并利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向中国人民敲起了祖国危亡的警钟，大声疾呼：要顺应“天演”的规律，改革现状，变法维新，才能避免危亡之祸，否则，就会在“生存竞争”和“天然选择”中，被“优胜劣败之公列”所淘汰。严复以生物的“自然竞争”、“适者生存”来代替社会的阶级斗争，在理论上是错误的，但在当时的中国，即将被列强瓜分这一特殊历史条件下，一方面号召学习西方，“与天争胜”，“自强保种”，对唤起人民的觉醒，振奋民族的精神，变法自强，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起了启蒙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打击了那些高唱“夷夏之辨”的封建顽固分子，揭露了他们愚昧腐朽的真面目，确有振聋发聩之作用。所以，《天演论》一发表，震动全国，“风行海内”。它给处于“学问饥荒”环境中的思想界，输送了新鲜的食粮，使人们禁锢的思想，为之一振。康有为读到这部译稿后，推崇严复所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①，并在《孔子改制考》中吸取了进化论的观点。如梁启超所说：“（康有为）喜言‘张三世’；‘三世者’谓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愈改而愈进也；有为政治上‘变法维新’之主张，实本于此。”②梁启超根据严复介绍的进化论，在《时务报》上大做文章，许多爱国志士纷纷以进化论为武器，要求改弦更张，另谋新路。人们和学校纷纷用“竞存”、“适者”、“演存”、“进化”、“进步”之类的词汇命名，一时成为时尚。

《天演论》的发表，不仅促进了维新运动的发展，而且对行将到来的革命起了极大的影响。正如革命派所指出的那样“自严氏之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中国民气为之一变。即所谓言合群言排外言排满者，固为风潮所激发者多，而严氏之功，盖亦匪细”③。

②严复：《保教余议》，《严复集》第1册，第85页。

①〔英〕赫胥黎著，严复译：《天演论·译例言》，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②吴汝纶：《答严几道书》，《桐城吴先生全书》，尺牍一。

③吴汝纶：《天演论序》，《严复集》第5册，第1318页。

①《天演论》，第6页。

②康有为：《与张之洞书》，《戊戌变法》第2册，第525页。

③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第四节 反对民主革命

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运动爆发，严复离开天津，避居上海。其间，曾参与唐才常发起的“中国议会”，并被推选为副会长。此外，他还开名学会，讲演名学（逻辑学）。从此，他脱离了海军界，离开了工作20多年的水师学堂。

光绪二十七年（1901），严复被开平矿务局总办张冀邀去天津，“主开平矿务局事”。这个局是在英国控制下的所谓“中外合办”企业。严复担任该局总办期间，“名为总办，其实一无所办，一切理财用人大权，都在洋人手里”。后来他自己说：“此来徒为五百番（银元）月入耳，其是非乐也。”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廷管学大臣张百熙奏准吴汝纶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李希圣为京师大学堂附设编译书局总纂、严复为编译书局总办。严复担任编译书局总办后，与吴汝纶同处京师，过从甚密，朝夕研讨新旧学问。光绪三十年（1904），严复辞去编译书局总办职务，回到上海。

光绪三十年（1904）冬，发生了开平矿业局诉讼事件，严复被邀前往英国伦敦进行交涉。次年，孙中山由美洲到达英国，获悉严复在伦敦，想争取他参加民主革命，特意去拜访了他。二人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交谈。严复认为：“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之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孙中山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①也就是说，严复坚持“渐进”的观点，认为应从教育着手；孙中山主张“急进”，认为应立即进行革命，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由于双方之间的观点、立场相距甚远，因而未能联合。

严复回国后，恰逢马相伯在上海筹办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他在积极协助马相伯筹办学校的同时，应友人的邀请在上海青年会作了8次政治学讲演。他的讲演稿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取名《政治讲义》。在讲演中，严复以政治同历史的关系及社会的演变来宣传他的“渐变论”，抵制行将到来的民主革命。

严复协助马相伯创建复旦公学后，第一任校长为马相伯。光绪三十二年（1906）马去日本考察，由严复接替，成为第二任校长，但他仅接任几个月就辞职了①。严复辞去校长职务后，又被安徽巡抚恩铭聘去任安徽高等师范学堂监督。他在学校又大讲“立宪之君”，直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夏，恩铭被刺，才离开这个学校。期间他曾去北京一次，被外务部尚书唐绍仪任命为游学生毕业考试同考官，共录取了陈锦涛、颜惠庆等十三人，分别赐予进士和举人出身。

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1905年12月），清廷增设学部，任命荣庆为尚书，主持学政。光绪三十四年（1908），严复被荣庆聘为学部审定名词馆总纂。宣统元年四月（1909年5月）又被派充为宪政编查馆二等咨议官、福建省顾问官。宣统元年十二月七日（1910年1月17日），清廷赐予他文科进士出身。

①汉民：《述侯官严氏最近之政见》，《民报》第2期（1905年）。

①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严复集》第5册，第1550页。

宣统二年（1910），清廷成立预备立宪机构资政院，严复“以硕学通儒”的名义，被“钦选”为资政院议员。同年十一月，清廷设立海军部，由于严复在海军工作多年，特授予他海军协都统衔。宣统三年（1911），清廷又特授予他海军部一等参谋官等职务。

严复从戊戌维新变法失败以后，到辛亥革命前13年间，他虽表示“罢政归第”，不涉足政治，一心一意从事翻译著述，但并没有完全脱离清廷，相反，在清廷担任的职务比戊戌变法失败前更多。这时严复的思想不仅没有随时代的前进而进步，反而日益趋于保守。在《译〈群学肄言〉自序》中这样写道：“窃念近者吾国，以世变之殷，凡吾民前者所造因，皆将于此食其报。而浅谫剽疾之士，不悟其所从来如是之大且久也，辄攘臂疾走，谓以旦暮之更张，将可以起衰而以与胜我抗也。不能得，又搪撞号呼，欲率一世之人，与盲进以为破坏之事。顾破坏宜矣，而所建设者，又未必其果有合也，则何如其稍审重，而先咨于学之为愈乎！”②他一方面批评改良派，“攘臂疾走”，“旦暮更张”，“将可以起衰而以与胜我抗”；一方面攻击革命派，“搪撞号呼”，“盲进破坏”，从一个进步的思想家走向保守的营垒。

1912年1月1日，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在南京宣布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制度，结束了清朝260多年的封建君主**统治。严复虽然对清朝统治不满，但又认为“天下仍须定于**，不然，则秩序恢复之不能，尚可富强之可跂乎。”又说：“吾国形势程度习惯，于共和实无一合。”①

②张若谷：《马相伯先生年谱》，第214—218页。

①《严复集》第1册，第123页。

第五节 保守复旧的落伍者

1912年3月，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当上了民国临时大总统，严复被任命为署理北京大学校长。11月，他辞去校长职务。在辞职前的9月，还被北洋政府海军部编译处聘为总纂，辞职后又被袁世凯任命为总统府顾问。

1913年9月，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10月6日，胁迫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袁世凯登上正式大总统宝座后，感到国会是他搞**独裁的障碍，竭力攻击国会的存在，是使“政权无由集中”，“不宜统一国家”，“议会政治之万不宜于今日之中国”①。1914年1月10日，下令解散国会，以“中央政治会议”来代替。但是，中央政治会议来历不明，不合乎法律手续，于是又制造一个“约法会议”。约法会议如同中央政治会议一样，是袁世凯一手操纵的御用工具。1月26日，严复被举为约法会议的议员。3月18日，会议正式成立，议员们按照袁世凯的旨意，炮制了一部**独裁的《中华民国约法》，使袁世凯的**独裁统治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按《中华民国约法》规定：袁世凯政权的立法机构是立法院，同时设立一个被总统咨询的参政院。立法院议员由选举产生，参政院参政由总统简任。但即使由袁世凯一手包办选举的立法院，也始终未成立，一直由参政院代行职权。严复又被袁世凯简任为参政院参政。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严复将外国报纸上关于战争的新闻和文章，译成中文送给袁世凯备览。1915年5月，严复被袁世凯聘为宪法起草员。当他知悉袁世凯有想当皇帝的意图时，就苦心相劝：“吾固知中国民智卑卑，号为民主而**之政不得不阴行其中，但政体改变，已四年矣，袁公既有其实，何必再居其名。且此时欲复旧制，直同三峡之水，已滔滔流为荆、扬之江，今欲挽之，使之在山，为事实上所不可能，必欲为之，徒滋纠纷”，“于袁氏有大不利也”。但袁世凯还是执迷不悟。1915年8月23日筹安会宣布成立时，严复与杨度、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6人被列为“筹安会六君子”。而列名筹安会，是杨度等强加给严复的，公诸报端也未取得他的同意。虽然，严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未赞一词”，但这并不表明他认清了时代的潮流，反对帝制，赞成共和。相反，他仍然坚持君主立宪制度，只是反对操之过急，“窃意当时，假使政府绝无函电致诸各省，选政彼此一听民意自由，将赞成者，必亦过半。然后光明正大，择期登极，彼反对者，既无所借口，东西邻国亦将何以责言。释此不图，岂非大错”，结果，“欲速不达”，“弄巧成拙”②。

在辛亥革命后，严复不仅在政治上倒退到顽固坚持复辟君主，反对民主，而且在文化思想上由主张学习西方蜕变成提倡尊孔读经和维护封建道统。1913年，他同马其昶、夏曾佑、姚永概、林纾、吴芝瑛、梁启超等200余人发起组织孔教会，并以他为首领。孔教会成立后，他在《庸言报》上发表《孔教会序》，同年又在中央教育会发表《读经当积极提倡》的演说，以后又写《导扬中华民国精神议》，鼓吹尊孔读经，倡导忠孝节义，维护封建道统。他说：“亲见脂那七年之民国与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此不独吾言为然，即泰西有思想人，亦渐觉其为如此矣。”①这样，由一个热心倡导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积极批判封建主义旧文化的革新者，变成了主张复古的落伍者。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中，各阶级各阶层都在作各自的表演。严复完全抛弃了宣传西学、提倡新学、追求光明与进步的革新精神，以维护旧思想、旧传统、旧观念的姿态出现，放言无忌，竭力反对“五四”爱国学生运动。他说：“咄咄学生，救国良苦，顾中国之可救与否不可知，而他日决非此种学生所能济事者，则可决也。”①就是说，学生起来进行爱国运动，是徒劳的，无济于事的。他还辱骂攻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支持学生运动是：“人格虽高，然于世事，往往如庄生所云，‘知其过，而不知其所以过。’偏喜新理，而不识其时之未至，则人虽良士，亦与汪精卫、李石曾、王儒堂、章枚叔诸公同归于神经病一流而已，于世事不但无补，且有害也。”②严复晚年患有哮喘病，久治无效。1921年10月28日，这位名噪一时的中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在福州郎官巷住宅与世长辞，终年69岁。

①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册，第603、660页。

②白蕉编：《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111—112页。

①严复：《与熊纯如书（二十九）》，《严复集》第3册，第629页。

①严复：《与熊纯如书（七十五）》，《严复集》第3册，第692页。

②严复：《与熊纯如书（七十九）》，《严复集》第3册，第695页。

（谢选骏指出：凡人——早年激进、晚年保守，早年新知、晚年旧学——这是一种生物现象、生理状态；唯有天才，可以少受甚至不受生物生理学的干扰限制，成为反常的例外。严复虽然是个优秀的翻译家，毕竟不是旷世难得的天才，只是积极苦学的人才，所以只能落入俗人的窠臼了。）

【第十八章 谭嗣同】

第一节 为维新改革而献身

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又号华相众生、东海褰冥氏、通眉生、寥天一阁主等，湖南浏阳人。同治四年二月十三日（1865年3月10日）生于北京宣武城南烂眠胡同。谭嗣同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其父继洵（字敬甫），官至湖北巡抚。他幼年随父在京读书，师从浏阳学者欧阳中鹄。欧阳甚为推崇王船山的学术和气节，嗣同后来亦十分敬仰王船山，当受其影响。

光绪二年（1876）北京发生流疫，谭嗣同被染，昏死三日，后又苏醒，所以取号复生。在这次流疫中，他母亲和姐姐、哥哥等相继染疾而逝。其母死后，谭嗣同备受庶母虐待，亦遭其父歧视，心灵上受到极大创痛，后来他曾追述：“吾自少至壮，遍遭纲伦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任受。”①他憎恨封建伦理，勇于为理想献身等思想的产生和形成，与他早年的遭遇不无关系。

谭嗣同早年就在京城结交了专以“锄强扶弱为事”的义侠王五（世称大刀王五，名正谊，回族），向他学习拳击和剑术，后来“于文事之暇，喜欢技击，会骑马，会舞剑”①，即由此奠定了基础。王五虽为正统的封建士大夫所不屑，谭嗣同却与之始终保持了密切的友谊。王五那种桀骜不驯，英勇慷慨，以及对世俗的反抗精神，对谭嗣同当然也有影响。

光绪三年（1877），其父由京官外放，补授甘肃巩秦阶道。此后谭嗣同曾多次来往并居住于其父兰州任所，继续读书求学。他还常与父亲的役属奔驰于西北原野，穿山爬岭，踏沙涉水，打野生充饥，吃雪块解渴。晚间则架起帐篷，点起篝火，斗酒纵横，奏琴高歌。这种豪放不羁的生活与勇敢坚毅的精神，促使其喜“为驰骋不羁之文”，好“讲霸王经世之略”①。

谭嗣同作为一个封建达官之子，其父迫切期望他通过科举道路，步入当时的统治集团。而就其个人说来，要施展自己的“经世之略”，也难以抛弃科举之道。因此，他从光绪十年起至二十年止，10年之间，曾往来南北各地，主要是为了参加科举考试，不料，却屡屡败北。但由此，往来南北各地，遍观社会风土，广览“形势胜迹”，又目睹哀鸿遍野，灾民流离之状，大大加深了他对社会的了解，对下层苦难群众的同情，不禁产生了“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廓犹是，人民复非”的感慨，誓志做一些有利于振兴祖国的事业，因自号“壮飞”。

光绪二十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丧权辱国的清朝统治者，又于次年和日本签订了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消息传来，举国愤慨，康有为联合各省赴京应试举人，发动了有名的“公车上书”，揭开了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的序幕。深重的民族灾难，使谭嗣同受到极大刺激，以致悲愤高歌：“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①严复：《与熊纯如书（八十一）》，《严复集》第3册，第696—697页。①《仁学·自叙》，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9页。①欧阳予倩：《上欧阳瓣■师书序》，《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536页。②爱国主义激情促使他的思想起了急剧变化，他在给其密友唐才常的信中说：“三十之年适在甲午，地球全势忽变，嗣同学术更大变。”①他追悔自己“三十年前之精力，弊于所谓考据辞章，垂垂尽矣，勉于世，无一当焉”②，痛感到再不能抱残守阙，决心弃旧图新，走维新变法的道路。此间，他写了一系列论文，阐发其维新变法的观点和主张，脚踏实地地开始具体的改革活动，从“开风气”、“育人材”出发，联合有识之士，从本县、本省着手，筹办和创立算学格致馆、《湘学报》、时务学堂等。

正当谭嗣同积极地在湖南、湖北等地从事维新活动之际，他的父亲却为之捐资取得候补知府的官衔，且一再催促其到南京候补。为此，他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二月离开武昌，北游访学。他先到了上海，访见英国传教士傅兰雅，看到了万年化石、爱克斯光照相，还购买了一批西书，引起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再到天津，看到那里的机厂、轮船、船坞、火车、铁桥、电线、炮台，还参观了唐山的煤矿和漠河的金矿，认为“无一不规模宏远，至精至当”，反映了他对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的向往。在天津，他还加入了当地民间的秘密结社组织——在理教。继而，又到了北京，谒见了帝党要员翁同龢。七月，谭嗣同到南京候补，在官场往来答拜中，他深察官场的黑暗与腐败。此间，他与精通佛学的杨文会“时相往还”，潜心研究佛学。同时，又到上海与梁启超、汪康年、吴雁舟等相交往。梁向他介绍了其师康有为的思想，使正在追求新知识的谭嗣同对康十分钦佩；梁启超也向康有为称赞谭嗣同“才识明达，魄力绝伦，所见未有其比，公子之中，此为最矣”③。和梁启超的结识，使谭嗣同在官场的“空寂”中找到知音。因于这段时间，他多次往来南京、上海，一方面从事维新活动；另一方面与梁启超研讨学问，探讨变法理论，着手撰写其代表性著作《仁学》。

当维新变法运动日益发展起来之后，热心于维新事业的黄遵宪、徐仁铸、江标等先后到湖南任职，湖南巡抚陈宝箴也“一意振兴新学”。加之，当地的维新之士唐才常、毕永年、易鼐、樊锥等，也迫切盼望谭嗣同回湖南共谋维新事业。因此，谭嗣同应陈宝箴之邀，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正月毅然弃官，回归湖南，全身心地参加筹划湖南的维新之举：兴矿务、建铁路、创学会、办报纸，使湖南的维新活动大大向前推进。此间，谭嗣同尤为致力于《湘报》、时务学堂、南学会。如为《湘报》撰写《湘报后叙》近20篇文章，竭力使《湘报》成为维新事业的喉舌，为变法革新、提倡民权制造舆论。再如南学会成立后，谭嗣同亲任主讲，每到会“必讲爱国之理，求救亡之法”，畅论当时中国情势之危急，激发听讲者的爱国主义热忱。当时，在南学会听讲的毕永年深有感受地说：“闻复生先生讲义，声情激越，洵足兴顽起懦。”①谭嗣同期望通过南学会等阵地，“群湖南者智湖南，又以智湖南者智中国。”②尔后，湖南各地的学会，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

②《报刘淞芙书一》，《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第8页。

①《有感一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540页。

②《与唐绂丞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第259页。

③《莽苍苍斋自序》，《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第154页。

①叶德辉：《觉迷安录》卷4。

②见《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408页。

正由于谭嗣同等人的努力，使湖南的新学、新政广为推行，风气大变。曾有人评论说：“全省风气大开，君（指谭嗣同）之功居多。”①湖南因“大行改革，全省移风”，当地的顽固士绅、守旧党徒对此“疾之特甚”。王先谦、叶德辉等气焰嚣张，或“屡遣人至京参劾”，或直接攻击维新党人“首倡邪说”，“背叛圣教”，“乃无父无君之乱党”②，甚至施展种种阴谋手段，“閧散南学会，殴打《湘报》主笔，谋毁时务学堂”③，还扬言要杀谭嗣同。张之洞也针对《湘学报》、《湘报》经常发表阐述民主、民权思想的文章，横加指责：“《湘学报》中可议处已时有之，至近日新出《湘报》其偏尤甚”，“此等文字，远近煽播，必至匪人邪士，倡为乱阶”。面对顽固劣绅、达官权贵的破坏和威胁，谭嗣同义无反顾，毫不动摇。在反动势力的打击迫害下，当时时务学堂的教习，有的被解聘，有的因畏惧而离去，同时内部也出现了分歧。对此，谭嗣同毅然表示：“平日互相劝勉者全在‘杀身灭族’四字，岂临小小利害而变其初心乎！”④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诏定国是”，明令变法维新。谭嗣同因侍读学士徐致靖的保荐，被擢为四品军机章京，至京与杨锐、林旭、刘光第参与维新，时号“军机四卿”。他应诏入京师，天真地认为“朝廷毅然变法，国事大有可为”，决心“益加奋勉，不欲自暇自逸”⑤，致力于变法维新。然而，随着维新改革的推进，新旧斗争愈演愈烈。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下，手无实权的光绪帝感到“朕位几不保”，密诏谭嗣同等设法营救。紧急无策之中，谭嗣同对袁世凯作了错误估计，深夜贸然私访，请其出兵营救。阴险奸诈的袁世凯，虚与应付之后，即叛卖告密。一场宫廷政变终于爆发，光绪帝被废禁瀛台，康有为、梁启超逃往日本。在此千钧一发之际，谭嗣同的密友义侠王五愿作保镖，护送其出京。日本公使馆也派人会见谭氏，愿设法保护。在生与死的抉择面前，谭嗣同大义凛然地表示：“大丈夫不做事则已，做事则磊磊落落，一死亦何足惜！”①，并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②旋，被执入狱。他在狱中犹题诗于壁：“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③在刑场上，他不顾监斩官刚毅的拦阻，临终犹自呼喊：“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④八月十三日（9月28日），谭嗣同被杀害，死时，年仅34岁。

谭嗣同的论著主要有：《寥天一阁文》、《莽苍苍斋诗》、《远遗堂集外文》、《石菊影庐笔识》、《兴算学议》、《思纬■■台短书》、《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壮飞楼治事十篇》、《仁学》，以及大量书信与报章论文等。今人辑有《谭嗣同全集》。

①《群萌学会叙》，《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430页。

②梁启超：《谭嗣同传》，见《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546页。③苏舆：《翼教丛编》卷5。

④梁启超：《戊戌政变纪》卷3，《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第71页。

⑤《上欧阳中鹄书（二十一）》，《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474页。①《致李闰》，《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531页。

②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国闻报》，《戊戌变法》第3册，第423页。③梁启超：《谭嗣同传》，见《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546页。④《狱中题壁》，《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第287页。

第二节 激进的社会政治思想

谭嗣同作为戊戌维新运动中激进派的代表，其思想中最有积极影响的是他的进步的社会政治思想。由于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的侵略进一步加深，清朝统治的衰败腐朽也进一步暴露，中国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矛盾更加尖锐激烈。“帝国主义的侵略刺激了中国的社会经济，使它发生了变化，造成了帝国主义的对立物，造成了中国的民族工业。”⑤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伴随着出现了早期民族资产阶级及其在政治思想上的代表人物。谭嗣同的思想，正是作为早期民族资产阶级政治思想上的代表登上历史舞台的，同时又是中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潮走向高潮的产物。谭嗣同进步社会思想中最主要、最深刻的内容，是鲜明而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对封建君主专制与纲常名教的猛烈批判的激进的民主思想。

爱国主义是谭嗣同进步社会政治思想产生的基础和出发点。他之所以走上维新变法道路，就是在甲午战争民族危亡的形势下，为救亡图强而弃旧图新。他在甲午战后所写的一系列文章中，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发，总结回顾过去，深深地探索、思考救国救民的方案。从爱国主义出发，他愤怒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约（指《马关条约》）中通商各条，将兵权利权商务税务一网打尽”；“自古取人之国，无此酷毒者”。①为了使国家摆脱奴役地位，谭嗣同主张对帝国主义的军事、政治、经济侵略，都必须针锋相对“以相抵御”，而清朝统治者却一味割地赔款，屈膝求和。他们不仅不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相反，却将“中国之生死命脉，惟恐不尽授之于人”①。谭嗣同还敏锐地看到，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步步紧逼，“台湾沦为日之版图，东三省又入俄之笼网，广西为法所涎，云南为英所睨。迩者胶州海湾之强取，山东铁路之包办，德又逐逐焉”②。中国实在是面临着“瓜分豆剖”的局面，因此，他在南学会的讲演，鼓动性很强：“诸君当知此堂堂七尺之躯，不是与人当奴仆、当牛马的。诸君诸君！我辈不好自为之，则去当奴仆、当牛马之日不远矣！”③他自己正是从爱国主义出发，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积极参加维新变法的实践，探研维新变法的理论，提出维新变法的主张。

谭嗣同从历史的总结与现实的感受中，深深感到，要救国，要维新，必须冲破封建君主专制的牢笼禁锢。他在从事维新变法的实践活动与理论著述中，都对封建君主专制及纲常名教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和斗争。

谭嗣同对封建主义的批判，矛头直指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他对秦汉以来的封建社会作了鸟瞰式的考察后，概括指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二者间的相互关系是“相交相资”，“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④，也就是说，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是强盗政治；专制主义的文化是奴婢文化。这些分析批判，一定程度上触及到问题的本质，十分尖锐和深刻。

⑤《临终语》，《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第287页。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4页。

①《上欧阳中鹄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第155页。

②《上欧阳中鹄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第155页。

③《壮飞楼治事十篇》（增订本）下册，《谭嗣同全集》，第444页。

④《论全体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405页。

封建专制主义在政治上最重要的特征是君主独裁专制。对于君主专制的弊端，谭嗣同也予以尖锐揭露。他指出君主把天下作为囊橐中之私产，他们“竭天下之身命膏血，供其盘乐怠傲，骄奢而淫杀”，而且“供一身之不足，又滥纵其百官，又欲传之世世万代子孙”。专制君主几乎是封建社会中一切罪恶的渊薮。谭嗣同谴责专制君主是“独夫民贼”。君主既是“独夫民贼”，那么“彼君主之不善，人人得而戮之”。这些揭露批判，实质上是对君主专制的大胆否定，为其先辈和同时代的思想家所不及。

针对封建专制统治下的种种倒行逆施，往往打着“君权神授”的招牌作为挡箭牌和护身符，谭嗣同吸收、利用了王夫之、黄宗羲的民主思想，以及西方民约论的社会政治思想，论证了君的产生，以及君与臣民之间的关系。他详细论证了君的最早出现与举、废，悉听民意，并非君权神授。在君主专制的淫威笼罩一切的时代，谭嗣同敢于否定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威，剥落罩在君主脑门上的神光圣圈，无疑有进步历史意义。

对于维护封建专制的纲常名教，谭嗣同的批判尤为深刻有力。他说：“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又说：“君臣之祸极，而父子夫妇之伦遂各以名势相制为当然矣。此皆三纲之名之为害也”，“名之所在，不惟关其口，使不敢倡言；乃并锢其心，使不敢涉想”。惨祸烈毒的纲常名教，不但压制了人们的自由言论，也禁锢窒息了人们的思想心灵。

在批判揭露封建专制与纲常名教的基础上，谭嗣同大声疾呼：要冲决封建君主之网罗，冲决封建伦常之网罗，冲决利禄之网罗，冲决俗学若考据、词章之网罗，冲决天命之网罗，总之，网罗重重，都要速其冲决。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冲破封建专制制度及其在各方面的束缚。因此，谭嗣同在中国近代史上，被称誉为“冲决网罗”的反封建斗士。

谭嗣同作为早期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思想上的代表，自然要为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争权力。他从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批判中得出结论：“中国所以不可为者，由上权太重，民权尽失”；主张“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他称赞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学说，认为“法人之学问，冠绝地球，故能倡民主之义”。

谭嗣同还赞美资本主义的大机器生产，认为机器、轮船、铁路、电线、矿山等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与封建主义落后的生产技术和工具相比，“一世所成就，可胜数十世”。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生产，谭嗣同建议“尽开所有之矿以裕富强之民”，广开财源，奋兴商务。这些思想主张，都是想要以资本主义的先进生产技术与生产方式，代替落后的封建主义的生产技术与生产方式。

谭嗣同还把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批判，直接与反清革命结合起来。他指出“《明季稗史》中之《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不过略举一二事，当时既纵焚掠之军，又严薙发之令，所至屠杀虏掠，莫不如是”。他还指名道姓地揭露乾隆帝，“观《南巡录》所载淫掠无赖，与隋煬、明武不少异”。他甚至痛骂整个满族贵族为“爱新觉罗诸贱类异种”。反之，对于奋起反抗的太平天国革命，深表赞扬和同情，他说：“洪杨之徒，铤而走险，其情良足悯焉”，并驳斥封建统治者对太平天国革命的诬蔑和诽谤，根据调查的事实说：“顷来金陵，见满地荒寒气象。本地人言：发匪据城时并未焚杀，百姓安堵如故不料湘军一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入于湘军，而金陵遂永穷矣！至今父老言之，犹深愤恨。”①从谭嗣同对太平天国与湘军泾渭分明的不同评价，他对奋起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太平天国以同情赞扬；而对于死心塌地的效忠于清朝封建统治的湘军进行公开的鞭笞和揭露，再联系到他曾表示：“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除，死无憾焉”。表明他已萌生推翻清朝统治的民主革命思想。谭嗣同还曾热烈赞扬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法人之改民主也，其言曰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遍地球，以洩万民之恨”，洋溢着对资产阶级革命的向往。这些都表明，谭嗣同正在从资产阶级改良派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转化。梁启超曾评论谭嗣同说：“其思想为吾人所不能达，其言论为吾人所不敢言。”①然而，具有反清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谭嗣同，在政治实践上却参加了资产阶级改良派倡导的变法改良活动，并在变法过程中殉难。这种矛盾现象，正是谭嗣同思想矛盾的反映。谭嗣同毕竟是个由改良派向革命派过渡的人物。他的思想中，充满了革命与改良、激进与缓变的矛盾。这些都反映了谭嗣同及其所代表的阶级政治上的不成熟性和软弱性，正是这种矛盾性、软弱性的一面，造成了谭嗣同的历史悲剧。

谭嗣同固然在戊戌政变中殉难，但我们却不能像康、梁那样把他的死简单地视之为是为“酬圣主”而殉节。从谭嗣同一贯的思想与行动看，他的死既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也绝不只是为“酬圣主”而殉节。他的死既体现了他思想上的激进色彩，也是他那勇于献身思想的升华。

①《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337页。以下引自《仁学》者一般不另注，均见《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289—374页。

①《上欧阳中鹄书（十）》，《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466页。

第三节 复杂多变的哲学思想

谭嗣同既是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又是长于思辨的哲学家。《仁学》是谭嗣同最有代表性的哲学著作。他本人在叙述其思想渊源时说：“凡为仁学者，于佛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于西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于中国书当通《易》、《春秋公羊传》、《论语》、《礼记》、《孟子》、《庄子》、《墨子》、《史记》及陶渊明、周茂叔、张横渠、陆子静、王阳明、王船山、黄梨洲之书。”②这里开列的书目和人物，既有属于唯物主义，也有属于唯心主义；既有自然科学，也有宗教神学；既有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也有中国传统的思想。在中国传统的思想中，有民主性的精华，也有封建性的糟粕，将彼此对立的思想熔于一炉，势必使谭嗣同的哲学思想带有矛盾、复杂的特征。

谭嗣同哲学思想的矛盾性、复杂性，表现在哲学体系的各个方面。他所运用的哲学概念，既有中国哲学特有的传统概念如“仁”、“性”、“理”、“气”、“道”、“器”等，又有佛学的“唯识”、“法界”、“性海”，还有西方传来的“以太”、“原质”，乃至他个人造出来的“心力”等等。他在运用这些概念时，有时有明确的质的规定性，有时却又含糊不清。即以其两个主要概念“以太”和“仁”为例：“以太”一般说来基本上是一个物质性的概念，是一种微粒子性的东西，如说：“剖其质点一小分，以至于无，察其为何物所凝结，曰惟‘以太’”；“更小之又小以至于无，其中莫不有微生物，浮寄于空气之中，曰惟‘以太’”①。谭嗣同还说：“遍法界，虚空界，众生界，有至大、至精微，无所不胶粘、不贯洽、不筦络，而充满之一物焉，目不得而色，耳不得而声，口鼻不得而臭味，无以名之，名之曰‘以太’法界由是生，虚空由是立，众生由是出。”①这里所讲的“以太”显然是一个物质性的概念，而且是万事万物的本源。但在另外的情况下，他却又说：“以太也，电也，粗浅之具也，借其名以质心力”②；甚至说：“以太者，亦唯识之相分，谓无以太可也。”③这里，“以太”又为精神性的“心力”所规定所支配，不过是心力的幻想和假借而已，或者是用以作为注释佛教的粗陋工具，是可有可无的东西。显然，“以太”又成为精神的从属品。“仁”也是谭嗣同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他把这个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伦理学范畴，抽象提升为客观世界的规律。关于“仁”和“以太”的关系，通常情况下，谭嗣同讲得很明确：“夫仁，以太之用”，“其显于用也，孔谓之‘仁’”，“佛谓之‘性海’”，“耶谓之‘灵魂’”④。就是说物质性的“以太”是规律性的“仁”的体，而“仁”则是“以太”的用，“以太”是本源的，第一性的，“仁”则是派生的，第二性的。“仁”和“以太”的关系，类似于中国古代哲学中“道”和“器”的关系，这当然是唯物主义的观点。

②梁启超：《清议报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54页。①《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293页。

①《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294、295、293—294页。②《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294、295、293—294页。③同上书，第291页。

④同上书，第331页。

但是，有时谭嗣同却又把“仁”抬到“以太”之上，认为“仁”比“以太”更为根本，“仁”是本源，是第一性的，“仁为天地万物之源，故唯心，故唯识”⑤，“仁以通为第一义。以太也，电也，心力也，皆指出所以通之具”①，又表现了唯心主义的观点。在认识论上，谭嗣同的思想也表现出尖锐的矛盾，他一方面认为“耳目之所构接，口鼻之所接受，手足之所持循，无往而非实者”②，认为感观认识的对象，都是客观实在。他还看到人的认识的相对性和客观真理的不可穷尽，强调“学当以格致为真际”，这是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观点。但他却由强调认识的相对性，怀疑以致否认感性认识，认为“仅凭我所有之五（指五种感观），以妄度无量无边，而臆断其有无，奚可者”③，况且“眼有帘焉，形入而绘其影，由帘达脑而觉为见，则见者见眼帘之影耳，其真形实万古不能见也”④。他看到感观认识的局限，走向否认感观对客观事物认识的可靠性、可能性，并进而陷入神秘主义，提出：“不以眼见，不以耳闻，不以鼻嗅，不以舌尝，不以身触，乃至不以心思，转业识而成智慧，然后‘一多相容’、‘三世一时’之真理乃日见乎前。”⑤竟连理性认识也否认了，企图以神秘的“智慧”，在冥蒙中达到对真理的“顿悟”，陷入了唯心主义认识论的泥坑。在谭嗣同哲学体系中也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他承认事物的对立统一关系，“天阳也，未尝无阴；地阴也，未尝无阳。阳阴一气也，天地可离而二乎？”⑥。他还认为事物都处于不断变化发展之中，“体貌颜色，日日代变，晨起而观，人无一日同也则日日生者，实日日死也。天曰生生，性曰存存。继继承承，运以不停”①，又说：“昨日之新，至今日而已旧；今日之新，至明日而又已旧。所谓新理、新事必更有新于此者。”②谭嗣同还认识到事物的发展变化是通过对立面的矛盾斗争向前推进的，他说：“有好恶，于是有攻取；有攻取，于是有异同；有异同，于是有分合，有生克”③。他还认为大、小；长、短；多、寡；生、死；真、幻；彼、此；庸、奇等矛盾对立的方面，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但是，他不承认转化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夸大了对立面的相互转化，否认了质的相对稳定性，不承认相对之中有绝对，如说：“何幻非真？何真非幻？”“何奇非庸？何庸非奇？”“无彼复无此？此即彼，彼即此焉”；又说：“何以有大？比例于我小而得之；何以有小？比例于我大而得之。然则但有我见，世间果无大小矣！多寡长短久暂，亦复如是。”④这就又走向了形而上学的相对主义诡辩论。梁启超曾评论：“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即生育于此种‘学问饥荒’之环境中，冥思枯索，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⑤之新学派，而已为时代所不容。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深根固蒂，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⑤虽然，谭嗣同的哲学思想，从思想来源，到哲学概念的运用，以及其自然观、认识论、方法论等方面，无不充满矛盾，但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学问饥荒”的时代，他的思想仍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激励作用。有的早期民主革命者在回忆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过程时就说：“我们在最初，都是看了《仁学》一类的书，才起来革命的。”

同上书，第293页。

①《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292、291页。

②《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292、291页。

③转引自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4册，第248页。

④《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317页。

⑤同上书，第317、318页。

⑥同上书，第317、318页。

①《石菊影庐笔识·思篇（七）》，《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第125页。②《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315页。

③《〈湘报〉后序（上）》（增订本）下册，《谭嗣同全集》，第417页。④《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310页。

⑤同上书，第3页。

（谢选骏指出：谭嗣同的临终表现和他的满清狗官的身份很不相符，和他的《仁学》倒很合拍——这说明谭嗣同心机很深，为了做官不惜委曲求全，而且善于伪装；到最后才卸下了狗官的伪装，摇身变为革命的烈士了。他的一生很短，活得太辛苦了！）

【第十九章 黄遵宪】

第一节 “伸自主之权”、“保公众之益”的外交思想与实践

黄遵宪，字公度，号东海公、法时尚任斋主人、水苍雁红馆主人、布袋和南、公之它、观日道人、拜鹃人。清道光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七日（1848年5月29日）生于广东省嘉应州（今梅州市）攀桂坊。高祖、曾祖、祖父均从商。父鸿藻举人出身，先后督办广西南宁、梧州厘务，署思恩府知府。

黄遵宪9岁即以“春从何处去，鸠亦尽情啼”诗句，对“一路春鸠啼落花”命句；又以“天下犹为小，何论眼底山”，破“一览众山小”题。同治九年（1870）始读《万国公报》和江南制造局译书，研究时务。同治十年以岁试第一名补廪膳生。翌年取拔贡生。同治十二年应广东省乡试。次年北上京师应廷试，在京结识友人，颇受同乡先辈何如璋（子峨）等推重。光绪二年（1876）中举，捐知县、道员。光绪三年随何如璋使日，任参赞官，开始了外交官生涯。

中国和日本具有悠久的经济交往和文化交流的历史，而首次正式建交，是在光绪二年十二月（1877年1月）。当时，清廷任命何如璋为驻日公使。何如璋早闻黄遵宪“谈论时务之言论”①，奏请他为使日参赞。光绪三年十月二十三日（1877年11月26日），黄遵宪随从何如璋等由上海登“海安”号兵轮赴日。十一月二十四日（12月28日），他随何如璋及副使张斯桂向日本天皇递交国书。

黄遵宪使日之时，正是日本实行明治维新之初。几年间，日本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带有很大的封建性和军国主义性。日本明治维新后一直企图吞并我国琉球。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以武力迫使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条约称日本吞并琉球的武装行动是“保民义举”。日本进而阻挠琉球向清政府进贡。光绪四年四月初七日（1878年5月8日），何如璋致书李鸿章，主张“对此不得隐忍”，如若听之任之，日本“阻贡不已，必灭琉球，琉球既灭，行及朝鲜”。“琉球迫近台湾，我苟弃之”，“他时日本一强，资以船炮，扰我边陲，台澎之间将求一夕之安不可得”。“为台湾计，今日争之患犹轻，今日弃之患更深。”①梁启超查阅过当时何如璋致总理衙门及北洋大臣文牍有关琉球事件的全案，往返数十函，十余万字，力主采取积极保护手段，其中出自黄遵宪之手者十之七八。十一月二十一日（12月14日），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石川鸿斋笔谈，当谈到琉球问题时，黄遵宪指出：琉球“近为贵国小辈（执政之流）所欺凌。彼臣服我朝五百余年，欲救援之”，谴责日本统治者吞并琉球的企图，“专属鼠偷狗窃之行，可耻孰甚”②。而掌握外交大权的李鸿章却认为“琉球地处偏隅，当属可有可无”，主张退让。光绪五年（1879），日本终于吞并琉球，将其改为冲绳县。

①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71页。①钱仲联：《黄公度先生年谱》，《人境庐诗草笺注》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1页。②《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8，第2—4页。

同治、光绪之际，俄国在我国西部侵占新疆的同时，又派遣海军游弋东部日本海和黄海，由北向南扩张势力，朝鲜面临俄国侵略的威胁。光绪六年（1880），黄遵宪在《朝鲜策略》引言中指出：俄国“十余年来，得桦太洲于日本，得黑龙江之东于中国，又屯戍图们江口”，“其经之营之，不遗余力者，欲得志于亚细亚耳”，而朝鲜“实居亚细亚要冲，为形势之所必争”。“俄欲略地，必自朝鲜始”。因此，他认为“朝鲜今日之急务，莫急于防俄”。黄遵宪主张朝鲜与中国、日本实行联合，以便抵御俄国的南侵，这表明他试图运用外交活动中的“抵制之法”①。

光绪八年三月（1882年2月），黄遵宪奉命调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至十一年八月（1885年9月）黄遵宪驻美期间，正是美国掀起排华高潮之时，黄遵宪针对美国排华情况，进行了一系列维护华侨利益和国家权益的活动。光绪八年七月（1882年8月），美国政府以从巴拿马来美的华商未领取中国官员的执照为词，对华商予以扣留。黄遵宪延请美国律师哈门，向美国司法部门据理力争，美国政府终于允许该华商上岸。经过黄遵宪的交涉，此后由他国来美的中国商人，不领取中国政府的执照，亦均准上岸②。黄遵宪兴奋地禀告郑藻如：“自新例以来所蒙之耻辱，赖以一洒，差强人意。”③美国排华新例不准华人假道美国。黄遵宪指责这是“背条约，妨国例，且有违公法”的，表示要“与之力争”，“争之亦终必收效”①。例如：有华人从旧金山出境，船经英属域多利，绕至飘地桑，美国海关不许入境。经黄遵宪驰电说明，其人系由美境过美境，获准放行。又有华人从呢托来出境，车过英属问拿打，到亚加拉格，被关吏阻留。中国户部以其车票为凭，证明这也是由美境至美境。黄遵宪认为这两例“可以引作华工假道榜样”。又如：有由古巴领取护照来美的华商，纽约海关不许放行。黄遵宪认为这“可作华工假道的引线”②，交涉的结果，美国司法总长通知外交部：“华工假道美境与续来佣工不同，不能作为有犯限禁华工新例。华商人等由他国来美，及曾居住美国再来与执领事护照而再来者，均得通行；华工假道旧金山往他处者，亦由领事给照，不受留难。”对此，旅美华商华工，“无不感戴恩泽”，“忻慰之至”③。

旧金山从事洗衣职业的华人，据黄遵宪当时统计，有五六千人。美国排华期间，便以洗衣馆衣服堆积，易于火灾，用水过多，洗涤不净，喧扰邻居等理由为借口，限制华人以洗衣为业。黄遵宪一方面聘请律师与当局争讼，一方面要求洗衣馆“妥立章程，自行检点”④，以免授柄于美国当局。

①实藤惠秀、郑子瑜编校：《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日本早稻田大学东洋文学研究会1968年版，第20页。

②黄遵宪：《上郑钦使第三十一号》，梅州市档案馆藏。

③参见黄遵宪：《上郑钦使第十九号》。

①黄遵宪：《上郑钦使第二十二号》。

②黄遵宪：《上郑钦使第二十八号》。

③黄遵宪：《上郑钦使第二十八号》。

④黄遵宪：《上郑钦使第二十九号》。

美国官吏还以不卫生为由，逮捕了许多华侨。黄遵宪亲自到监狱看望被捕华侨。他让随从人员测量关满华侨监狱的面积，质问美国官吏：“此处卫生，顾右于侨居耶！”⑤美官吏理屈辞穷，只好释放被捕华侨。

光绪八年，美国商人要在上海使用机器纺织绸缎，上海海关出于保护民族手工业考虑，加以阻止。美国驻华公使杨约翰照会总理衙门，加以指摘。总理衙门指示驻美公使郑藻如了解旧金山华商购买土货制造销售的情况，以资交涉参考。黄遵宪经认真调查研究后认为：“在中国地方容外国商民以手艺改造土货销售犹可，用机器则万万不可”。其理由：一是西方商务发达，商人“类皆能尽智能，以争锥刀之利”，外商购买土货制造物在本地销售，本国商人则以雄资与之竞争，外商便无法获得利权；反之，中国商人资金薄弱，彼此之间又“分门别户，各行其业，势如搏沙，团结又万不能敌西人纠股公司之力之大”。二是西方各国关税自主，而中国的现状是，“税权既不能自主，洋商又无从管辖”。如准许外商以手艺制物，中国商民具有工贱耐劳的优势，尚可与之竞争。外商若采用机器织造绸缎，进而缝制衣裳，再进而制作靴帽，“乃至一切以人工制造之物均可以机器夺之，中国商工恐将尽失其业，流离失所”①。黄遵宪支持抵制外商在上海采用机器制造商品销售的主张，这在当时具体历史条件下，带有保护本国土货，维护民族工商业利益的意义。

光绪十五年（1889）冬，经袁昶向驻英法比大臣薛福成密荐，黄遵宪被任命为驻英使馆二等参赞。光绪十六年正月十六日（1890年2月5日），黄遵宪由香港登轮赴英，三月抵达伦敦。次年七月，薛福成推荐黄遵宪任新嘉坡总领事，兼辖槟榔屿、马六甲和附近各岛，以代替原驻新领事左秉隆。薛福成认为黄、左二人“历练有识，持己谨严，接物和平，允堪胜任”②。黄遵宪到任伊始，即指出国内存在视归国南侨为“鱼肉”，“每每勒索讹诈”的现象，达不到目的，“则有以富商而指为贩卖猪仔者，以良民而诬为曾犯奸盗者”①。光绪十九年（1893），黄遵宪又上书薛福成，申述这样的情况：侨居南洋的华人，居有百年，他们的“正朔服色，仍守华风，婚丧宾祭，亦沿旧俗”。他们对国内“筹赈筹防，多捐巨款”，表现出“拳拳本国之心”。然而他们却受到国内某些“官长之查究，胥吏之侵扰，宗党邻里之讹索”，有的被“指为逋逃者”，有的被“斥为通番者”，有的被诬为“偷运军火、接济海盗者”，有的被告为“贩卖猪仔，要结洋匪者”。他们在国内受到迫害“有强取其箱籄，肆行瓜分者；有拆毁其屋宇，不许建造者；有伪造积年契券，借索逋欠者”。这些华侨“一遭诬陷，控诉无门，因是不欲回国”。黄遵宪针对上述对待华侨的错误行为，提出“今欲扫除积弊，必当大张晓谕，申明旧例既停，新章早定，俾民间耳目一新，应有裨益”②。薛福成在黄遵宪申述上加“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批语，并上奏光绪帝。同年八月初四日（1893年9月13日），光绪帝下谕准许华侨归国，严禁骚扰勒索华侨。

⑤黄遵宪：《上郑钦使第二十九号》。

①《清史稿》卷464《黄遵宪传》。

②黄遵宪：《上郑钦使第三十一号》。

①《薛福成日记》第4卷（光绪十六年十月二十日）。

②高维廉：《黄公度先生就任新嘉坡总领事考》，见郑子瑜：《人境庐丛考》，香港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26页。

光绪二十年（1894），黄遵宪从新嘉坡离任回国后，奉命办理江苏、江西、浙江、湖南、湖北5省未结的教案。清政府地方官吏往往不认真研究中外约章，对外国传教士不分别情况，一律视为外国所派的官吏，视教民如本国化外之民，因而“教士之把持，教民之恃势，平民之积怨者，固不能为外人咎，而教士之横行图赖，伪造契据，借端恐吓，甚至擅用平移总督之官封文套者，亦未尝无人”。黄遵宪依据有关约章，检查证据，区别对待，“应予则予，应斥则斥”③，数十年悬而未决的江南5省教案，在几个月内得到妥善了结。

光绪二十一年，两江总督刘坤一授予黄遵宪为全权代表，与日本领事、“第一流外交家”珍田舍已交涉苏州通商口岸事宜。在交涉过程中，黄遵宪“一月三往来”于苏、杭、沪之间，同珍田“斗唇舌”①。他戳穿日方对《马关条约》有关条文的歪曲，指出条约所载添设通商口岸，只许日本通商，所云“应得优例及利益等亦当一律享受”，是承接上文日本臣民“从事商业、工艺制作”而言，并没有允许苏州成为日本租界地。他还提出了一份通商议案，其主要内容有：日商需地多少，许其随分租赁；道路各项，许其不纳地租，租期十年以内，留给日本，杂居华人，归中国自管；道路公地归中国自筑②。这些内容实际上否定了日本租借苏州的要求。黄遵宪据理力争，珍田莫能反驳。日本政府以珍田在交涉过程中“辱命”而撤职调回日本。然而，最后清政府屈服于日方压力，黄遵宪苦心拟定的草约终被作废。

③《人境庐丛考》，第129—130页。

①黄遵楷：《先兄公度先生事实述略》，北京大学中文系近代诗研究小组：《人境庐集外诗辑》“附录三”，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27页。

②《寄女》，《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册，第723页。

第二节 著《日本国志》与《日本杂事诗》

黄遵宪踏上日本国土，目睹明治维新后日本社会新貌，如同看到“中华以外天”③，视野为之扩大。他立志撰写一部《日本国志》，以备“朝廷咨诹询谋”，帮助朝野上下了解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的过去和现在，改变“狭隘”的思想，打破“荒诞”的闭关自守局面。他在繁忙的外交活动之余，主动结交日本朋友，采风问俗，网罗旧闻，参考新政，查阅资料，克服语言文字障碍、参考资料欠缺和校雠编辑等困难，“朝夕编辑”，在离开日本时，《日本国志》“甫成稿本”。他调往旧金山后，因总领事的政务忙碌，编撰工作几至中辍。光绪十一年（1885）秋，黄遵宪由美请假回国，先去梧州看望其父，接着回到嘉应州。他集中时间和精力，修改《日本国志》，终于在光绪十三年四月（1887年5月）完成了《日本国志》的撰写。全书包括国统志、邻交志、天文志、地理志、职官志、食货志、兵志、刑法志、学术志、礼俗志、物产志和工艺志等12类，共40卷，约50余万字。这是中国人纂写的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和介绍日本的通史。黄遵宪坚持“详近而略古，详大而略小”①的原则。特别强调“牵涉西法，尤加详备”②，把介绍日本学习欧美、进行“革故鼎新”的明治维新以后的现状作为重点，以期适用于中国社会的需要。

《日本国志》写就后，曾呈送总理衙门，希望引起清政府有关当局的重视，但却被束之高阁。光绪十六年（1890）始由广州富文斋出版初刻本，同年又出改刻本。其后有光绪二十四年（1898）浙江官书局的重刻本，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的排印本和汇文书局本，光绪二十七年（1901）上海书局的石印本等，均从光绪十六年的改刻本。

《日本国志》考察了日本历史，指出日本的发展，“无一事不资之外人”：明治维新前，日本“无一不取法于大唐”；明治维新后则“无一不取法于泰西”③，从而使国家由贫变富，由弱变强。

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指出：“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尤注意于求富”①，把“繁殖物产、保护本国物产”作为“先务”②，“观其学校，分门别类，亦骎骎乎有富强之势”③。与之相反，中国长期以来“视一切工艺为卑卑无足道”，把“制器利用之事，第归于细民末匠之手”，“士大夫不复身亲”④。他认为“今之中国，在兴物，以保商务”⑤。

③《寄女》，《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册，第723页。

①《奉命为美国三富兰西士果总领事留别日本诸君子》，《人境庐诗草笺注》上册，第340页。②《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第284页。

③黄遵宪：《日本国志凡例》。

①《日本国志·邻交志》。

②《日本国志》卷15《食货志》一。

③《日本国志》卷38《物产志》一。

④《日本国志》卷33《学术志》一。

⑤《日本国志》卷40《工艺志》。

为此应该吸收先进的科学技术，应当“降心以相从”，借资于欧美之法，“以中土之才智，迟之数年，即当远驾其上，内则追三代之隆，外则居万国之上，吾一为之，而收效无穷”⑥。

黄遵宪在书中介绍了日本的财政状况，他主张中国一方面可以对西方国家实行的租税办法，“择要而行之”，一方面要取国内“旧有之利，祛中饱之弊，还于朝廷，而公于天下”，使岁入常税“骤增五六倍”，这样“国用匮乏，入不敷出”的财政困难即可克服，而制造轮船、铁路等“一切富强工具”⑦的经费问题也可以得到解决。

《日本国志》还介绍了祭祀、婚娶、丧葬、服饰、饮食、居处、乐舞、游宴、神道、氏族和社会等历史状况及明治维新后的变化，阐述了这样的观点：礼和俗“非从天降，非从地出”，而是“因人情而为之”。所谓“人情”，就是人们的习惯。因而治国化民，必须重视人们的习惯。一种风俗一旦形成为习惯，就会对社会产生影响，历史上许多有识之士“故于习惯之善者导之，其可者因之，有弊者严禁以防之，败坏者设法以救之”①。黄遵宪之意显然是希望改变当时中国的风俗习尚。

黄遵宪把撰写《日本国志》搜集到的“旧闻”和“新政”中的“杂事”，以国势、天文、地理、政治、文学、风俗、服饰、技艺、物产等为次，“衍为小注，■之以诗”②，集成一本七言诗集《日本杂事诗》。光绪五年（1879），北京同文馆聚珍本《日本杂事诗》是最初版本。翌年，香港循环报馆重印，继而日本凤文馆，中华印务局，日本东京、京都，广西梧州，湖南长沙等先后翻印，均为二卷本，卷一73首、卷二81首，凡154首。光绪十六年（1890），黄遵宪任驻伦敦参赞期间对《杂事诗》进行了修改，光绪二十四年（1898）由长沙富文堂出版修订本。他郑重声明：“此乃定稿，有续刻者，当依此为据，其他皆拉杂摧烧之可也。”③定本把原本诗154首中删去12首，修改了28首，增补了58首，共辑200首。

《日本杂事诗》是一本介绍日本历史的史诗，其目的是用以答“友朋贻书询外事者”①。它与备“朝廷咨诹询谋”的《日本国志》是姊妹篇。这两部著作在中国近代史学史和诗歌史上都是开创性的著作，对帮助中国朝野上下了解日本和世界起了重要的作用，为戊戌变法维新运动的兴起作了舆论准备。

⑥黄遵宪致蔡毅若观察书。

⑦《日本国志》卷33《学术志》一。

①《日本国志》卷《食货志》二。

②《日本国志》卷34《礼俗志》。

③戊戌四月《日本杂事诗·后记》。

①《重刻日本杂事诗自序》。

第三节 “欲捐其躯以报国”，“志在变法、在民权”

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战争爆发，清军屡遭挫折。十月，黄遵宪奉新任署两江总督张之洞之命，由新嘉坡总领事任上回国，协助筹办军务。他到南京（江宁）谒见张之洞时，“昂首，足加膝，摇头而大语”。张之洞对他目无权贵的表现颇为不满，于是“置之闲散”，改委其为江宁洋务局总办，办理江南5省未结的教案。黄遵宪对此委任虽“甚不乐”，但他仍然关注着中日战争的形势。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1895年3月23日），他听到日舰侵占澎湖的消息，以沉痛的心情写下《乙未二月二十七日公祭沈文肃公祠》诗，缅怀曾坚决反对日本吞并琉球、抵抗日军侵犯台湾的沈葆桢，歌颂正在中日战争前线为国捐躯的将士，谴责“仰求敌国垂哀怜”的官吏。五月，他到湖北办理教案，与友人游览黄鹤楼，“忽闻台湾溃弃之报，遂兴尽而返”②。

中国战败，《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黄遵宪痛心地指出，这个条约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赔款二万万两，不仅把“东南诸省所恃以联络二百余年所收为藩篱者”，“拱手而让之他人”，“而且敲骨吸髓，输此巨款，设机造货，夺我生产”，损失巨款，后患无穷。他叹息“新约既定，天旋地转”，“时势至此，一腔热血，无地可洒”！想想自己“为一卑官，不与闻其事”，不知当道者将“何以善其后”。他“不忍见此净土化为腥羶”，以至于一时产生过“被发入空山”①的消极念头。

甲午战败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加深了中华民族的危机，一个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高潮也随之涌起。黄遵宪也在战后从爱国逐步走上变革社会实践的道路。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康有为和梁启超先后设立了北京和上海强学会。在当时黄遵宪的心目中，康有为“聪明绝特，其才调足以鼓舞一世”，表示“强学会之设，为平生志事所在，深愿附名其末”②，嘱梁鼎芬“代签名”③，参加上海强学会，成为维新派的重要人物之一。强学会被迫解散后，光绪二十二年，他联络梁启超和汪康年等创办上海《时务报》，带头捐款1000元作为经费，继续鼓吹变法图存思想。

是年九月，黄遵宪由上海北上京师，受到光绪帝的破格召见，并询问政见。光绪帝问：“泰西政治何以胜中国？”黄遵宪答：“臣在伦敦，闻父老言，百年以前，尚不如中华。”“泰西之强，悉由变法”④。他在京期间还会见了户部尚书翁同龢。翁称赞他诗文皆佳①。

②《重刻日本杂事诗自序》。

①《上黄鹤楼》自注。《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册，第764页。

②黄遵宪《致建侯书》，转引自麦若鹏：《黄遵宪传》，第67页，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③《黄遵宪致梁鼎芬书》，首都博物馆藏手稿。

④《己亥杂诗》自注，《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册，第842页。

①《己亥杂诗》自注，《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册，第838页。

黄遵宪到日本后，“初见卢骚、孟德斯鸠之书，辄心醉其说”，主张中国实行民主国政治。经过驻美三年，所见所闻民主国的弊病甚多，使他“知共和政体万不可施于今日之吾国”，改变主意，主张采取“渐进主义，以立宪为归宿”②。他曾向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说出了蓄积胸中多年的观点：“二十世纪中国之政体，其必法英之君民共主。”③光绪二十三年，黄遵宪出京师，赴湖南长宝盐法道任。他抵湘后，与巡抚陈宝箴以及江标、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梁启超、皮锡瑞等人密切合作，积极推行新政，从光绪二十三年八月至二十四年三月间，先后设立了湖南南学会、湖南保卫局、湖南迁善所、湖南课吏馆，开办时务学堂，组织不缠足会等。他亲自为湖南南学会发表讲演，公开鼓吹“采西人之政、西人之学，以弥缝我国政学之敝”。一时湖南成为戊戌变法运动中声势最大、影响最大的省份，对全国变法运动起了推动作用。

黄遵宪积极主张变法维新，受到光绪帝等人的重视。光绪二十四年二月（1898年3月），光绪帝命翁同龢再索一部《日本国志》。四月，徐致靖上奏保荐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光绪帝谕张之洞、陈宝箴：黄遵宪“无论行抵何处”，“传令攒程迅速来京”④觐见。六月，授黄遵宪以三品京堂充任出使日本大臣。黄遵宪因病，未能立即就道，留沪治疗。戊戌变法遭到封建顽固势力的反对。是年闰三月（1898年5月），张之洞幕僚梁鼎芬就攻击康、梁“昌言变教”，“乘机煽动”，黄遵宪与他们“同恶相济”，“名为讲学，实与会匪无异”①。他致电威胁黄遵宪“勿从邪教，勿昌邪说”，“如不改，弟不复言”②。五月二十二日（7月10日），王先谦等湖南绅士函告在京湘籍官吏，指责黄遵宪和陈宝箴等在湖南实行新政，“不守祖宗成法”。湘籍京官便通过徐树铭“据情揭参”黄遵宪等。戊戌政变后，工科给事中张仲炘上奏慈禧太后，说黄遵宪“与康有为、孙文同为日本兴亚会总董，现皆将来京，预备召见，不可不防”③。黄均隆奏称黄遵宪的“奸恶与谭嗣同辈等者”，“请旨饬拿”，“从严惩办”④。还有人谎报康有为藏在上海黄遵宪住处。上海道蔡钧派兵200多人包围黄遵宪寓所，“捧枪鹄立，若临大敌”⑤。由于日本使馆的干预，并且已知康有为逃往香港，蔡钧方才撤围。最后，清廷给黄遵宪罗列了散布“非圣无法之言”，“推崇西教”，“诋毁朝政”，“创为民主民权之说，尊康有为曰‘南海先生’”等罪名，撤销驻日公使的任命。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六日（1898年10月11日），黄遵宪怀着“欲捐其躯以报国”，“志在变法、在民权”⑥，而壮志未酬的心情，拖着憔悴的病体，被“放归”广东嘉应原籍。

②《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③《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北京图书馆藏手稿。

④《黄遵宪致梁启超书》，《新民丛报》第13号（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初一日）。①《己亥杂诗》自注；《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册，第840页。

②《梁节庵太史与王祭酒书》，《翼教丛编》卷6。

③《致湖南署臬使黄公度》（闰三月二十四日），《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911页。

④《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71页。

⑤同上书，第472、473页。

⑥《放归》自注，《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册，第776页。

第四节 倡导“我手写我口”的晚清新派诗人

黄遵宪是清末著名的新派诗人。他十五六岁“即学为诗”①，一生诗作除史诗《日本杂事诗》外，还写有题材广泛的诗篇，但“所作诗多随手散佚”。光绪十五年使英期间，他“愤时势之不可为，感身世之不遇，乃始荟萃成编，借以自娱”②。光绪十八年编成《人境庐诗草》4卷，收录此前的诗247首，未曾刊行。光绪二十四年，黄遵宪“放归”嘉应，购筑“人境庐”，继续编著《人境庐诗草》，辑成11卷，按年编次，生前亦未印行。宣统三年，诗集首次刊印于日本，由从弟黄遵楷初校，部分经梁启超复校。之后有1926年出版的古直笺注的铅印本，1930年北平文化学社印行的高崇信、尤炳圻校点本，1931年上海出版的黄能立重校本，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钱萼孙（仲联）笺注本，1957年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钱仲联新式校点笺注本，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重排本，共收古今体诗641首。此外，1960年北京大学中文系近代诗研究小组编、中华书局出版的《人境庐集外诗辑》，辑录《人境庐诗草》以外的黄遵宪诗260首，其中94首系《人境庐诗草》初稿所辑，定稿本删去的。

“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③“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①这是黄遵宪诗歌创作的主要思想。

黄遵宪的许多诗充满炽热的爱国激情和忧国忧民的情感。同治十一年他到香港，眼见30年前被英国割让去的香港如今“居然成重镇，高垒矗狼烽”，不禁感叹“山头风猎猎，犹自误龙旗”，认为割让香港，是因清政府的“自误”。《琉球歌》，记述光绪三年使日抵达神户时，一位“颓髻斜簪衣惨绿”的琉球“白头老臣”，登上使团轮船“倚墙哭”，出示国王密勅，诉说琉球受日侵吞之苦，恳请清皇朝援救。《冯将军歌》歌颂冯子材在中法战争镇南关龙州战役中，英勇打击法国侵略军的爱国行为。《悲平壤》、《东沟行》、《哀旅顺》、《哭威海》、《马关纪事》、《降将军歌》、《台湾行》和《度辽将军歌》等，讴歌了甲午战争中坚持抗日的爱国将士，鞭挞贪生怕死的文官武弁。《七月二十一日外国联军入犯京师》、《闻车驾西狩感赋》、《闻驻跸太原》、《闻车驾又幸西安》、《聂将军歌》、《奉谕改于八月二十四日回銮感赋》、《和议成志感》、《启銮喜赋》和《车驾驻开封》等，是一组反映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帝逃往西安，清将领聂士成抗击侵略军，为国捐躯，以及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的史诗。晚年他还写有《出军歌》八首、《军中歌》八首和《旋军歌》八首，每首末字联起来为“鼓勇同行，敢战必胜，死战向前，纵横莫抗，旋师定约，张我国权”②。这是鼓舞斗志的爱国主义战歌。

黄遵宪认为变法维新已成为一种趋势，并且积极参与维新活动。戊戌政变，一批维新志士或流血牺牲，或受到迫害。《己亥续怀人诗》抒发了黄遵宪对维新派人物陈宝箴、徐致靖、张元济、江标、徐仁铸、严复、夏曾佑、皮锡瑞、欧阳中鹄、唐才常和麦孟华等的深切崇敬和怀念之情。

①《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北京图书馆藏手稿。

②《人境庐诗草自序》，《人境庐诗草笺注》上册，第3页。

③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三十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4页。①《杂感》，《人境庐诗草笺注》上册，第42页。

②《人境庐诗草自序》，《人境庐诗草笺注》上册，第3页。

黄遵宪的诗继承了中国传统诗的优点，不仅反映社会生活，而且善于吸收民歌风格。他在《山歌》序中说：“土俗好为歌，男女赠答，颇有《子夜读曲》遗意。采其能笔于书者得数首。”③他的《新嫁孃》、《幼稚园上学歌》、《小学校学生相和歌》①等，也都是有浓厚民歌色彩的作品。

黄遵宪的诗在晚清有重要的影响。康有为说：“公度之诗乎，亦如磊砢千丈松，郁郁青葱，荫岩竦壑，千岁不死，上荫白云，下听流泉，而为人所瞻仰徘徊者也。”②梁启超的评价是：“近世诗人，能熔铸新思想以入旧风格者，当推黄公度。”③胡适认为“黄遵宪是有意作新诗的”④。郑振铎认为，“欲在古旧的诗体中，而灌注以新鲜的生命者”，“惟遵宪是一个成功的作者”⑤。

黄遵宪诗的局限性也很明显，他写的关于太平天国与义和团的作品，则表现了他对民众斗争的错误态度。

③《人境庐诗草笺注》下册，第1264页。

①《人境庐诗草笺注》上册，第54页。

②《人境庐集外诗辑》，第8—11、62—67页。

③《人境庐诗草序》，《人境庐诗草笺注》上册，第1页。

④《饮冰室诗话》（四），第3页。

⑤《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18页。

第五节 革职回乡，未忘尽“生人应尽之义务”

黄遵宪被革职回乡后，遂退出了政治舞台。两广总督李鸿章屡次请他协办广东巡察和矿务，均被谢绝。但他犹未忘欲尽“生人应尽之义务”⑥。兴办教育是黄遵宪放归后的重要活动。“深知东西诸大国之富强由于兴学，而以小学校为尤重，名之曰普及教育。”①他认为应通过普及教育来提高人们的爱国心和团结力，“虽责效过缓”，然而“此乃救中国之不二法门”②；并奉劝同乡有识之士“同心协力，亟起而图之”③。光绪二十九年，他曾联络一批地方文人，设立嘉应兴学会议所，自任所长。

黄遵宪主张发展教育，“必须先开师范学堂”。光绪三十年，他把原东山书院改为师范学堂，计划一年免费培养各乡推荐的师范生200人左右。他还派遣杨徽五、黄之骏去日本弘文学院师范速成班学习，为东山师范学堂培养师资。

黄遵宪还要求各村乡成立兴学公所，做好6至14岁小学适龄幼童人数的调查工作，选择好办学处所，必要时可借用乡村神庙佛寺，扩大小学入学人数。其目的“系专为大局计，专为将来计”④。为解决“有心向学之士，现在年既长成者无地就学”的困难，黄遵宪还打算设立补习学堂，“兼综各科而择行之”。对那些偏僻闭塞的村邑，黄遵宪提出开设讲习会的设想，“略仿专门学校，俾分科肄业，以期速成”⑤。

黄遵宪生命的最后几年，正是中国革命与立宪之说开始进行激烈论争的时候。他曾抱着中国应“以立宪为归宿”的信念投身于戊戌变法运动。变法失败被放归数年后，他的信念依然“未改”。然而，他既对当时盛行的“立宪之说”“缄閟而不敢妄言”；又对“提倡革命、主持类族”，“闻之而不以为妄”。黄遵宪持这种态度，是因为他认为，“必有此数说者各持戈矛，互相簧鼓，而宪政乃得成立”①。

在对待中西学问题上，黄遵宪指出：“中国旧习，病在尊大，病在固蔽，非病在不能保守。”他主张“中国固有之学”要在“大开门户，容纳新学”，“互相比较，互相竞争”②中加以发扬光大。晚年，他把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供养案头3年，还阅读了严译的西方资产阶级的名著《原富》和《名学》③等。

光绪二十七年（1901）《辛丑条约》签订后不久，慈禧太后宣布实行“新政”，以遏止革命运动的兴起。黄遵宪对“新政”曾抱有幻想，“私谓我目的庶几可达矣”。然而事实很快令他失望。次年，他在给梁启超的信中说：

⑥《文学大纲》（4），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第611页。

①《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北京图书馆藏手稿。

②黄遵宪：《敬告同乡诸君子》，梅州市博物馆藏手稿。

③《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北京图书馆藏手稿。

④黄遵宪：《敬告同乡诸君子》，梅州市博物馆藏手稿。

⑤《敬告同乡诸君子》，梅州市博物馆藏手稿。

①《敬告同乡诸君子》，梅州市博物馆藏手稿。

②《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北京图书馆藏手稿。

③《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北京图书馆藏手稿。

“今回銮持一年，所用之人，所治之事，所搜括之款，所娱乐之具，所敷衍之策，比前又甚焉。辗转迁延，卒归于绝望。”④他还表示：“今日当道实既绝望，吾辈终不能视死不救。”他以为挽救的宗旨、方法和策略，“当避其名而行其实”⑤。黄遵宪在伦敦曾染上了肺病，光绪三十年底（1904），病情加重，他作《病中纪梦述寄梁任父》诗，写道：“人言廿世纪，无复容帝制，举世趋大同，度势有必至。”⑥他断言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势必取代封建帝制，中国将如睡狮惊醒。

光绪三十一年（1905）初，黄遵宪知道自己的病“在今日医术中，尚无治疗之方”，他在给梁启超的信中表示：“余之生死观略异于公，谓一死则泯然灭耳。然一息尚存，尚有生人应尽之义务。于此而不能自尽其职，无益于群，则颓然七尺，虽躯壳犹存，亦无异于死人。无辟死之法，而有不虚生之责。”①黄遵宪临终前的这段话，可以说是他对自己晚年生命价值的评价。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1905年3月28日），黄遵宪病逝于故乡。

④《黄遵宪致严复书》，吴天任：《清黄公度先生遵宪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⑤《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北京图书馆藏手稿。

⑥《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北京图书馆藏手稿。1985年版，第178页。①《人境庐诗草笺注》下册，第1075页。

（谢选骏指出：人说美国官吏还以不卫生为由，逮捕了许多华侨。黄遵宪亲自到监狱看望被捕华侨。他让随从人员测量关满华侨监狱的面积，质问美国官吏：“此处卫生，顾右于侨居耶！”美官吏理屈辞穷，只好释放被捕华侨。我看黄遵宪是个无赖，利用美国官员的教养来教唆清狗逃避法律制裁，严重破坏了华人的形象，对排华运动的兴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人说黄遵宪到日本后，“初见卢骚、孟德斯鸠之书，辄心醉其说”，主张中国实行民主国政治。经过驻美三年，所见所闻民主国的弊病甚多，使他“知共和政体万不可施于今日之吾国”，改变主意，主张采取“渐进主义，以立宪为归宿”。他曾向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说出了蓄积胸中多年的观点：“二十世纪中国之政体，其必法英之君民共主。”光绪二十三年，黄遵宪出京师，赴湖南长宝盐法道任。他抵湘后，与巡抚陈宝箴以及江标、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梁启超、皮锡瑞等人密切合作，积极推行新政，从光绪二十三年八月至二十四年三月间，先后设立了湖南南学会、湖南保卫局、湖南迁善所、湖南课吏馆，开办时务学堂，组织不缠足会等。他亲自为湖南南学会发表讲演，公开鼓吹“采西人之政、西人之学，以弥缝我国政学之敝”。一时湖南成为戊戌变法运动中声势最大、影响最大的省份，对全国变法运动起了推动作用。至于我呢，却看到湖南人的带头作用往往发挥了灾难作用——从曾国藩到毛泽东都是如此。）

【第二十章 张謇】

第一节 从状元到资本家

张謇，字季直，号啬庵，江苏通州（今南通）人。咸丰三年五月二十五日（1853年7月1日）出生于一个富农兼小商人家庭。5岁就读于乡间私塾。岁考取秀才。19岁以后热衷于攻读桐城派古文和宋儒著作。

同治十三年（1874），因家道中落辍学。22岁的张謇前往南京投奔原通州知州孙云锦，在孙所负责的江宁发审局任书记。当时南京有几个大书院，山长都是国内知名学者，张謇经常向他们请教“治经读史为诗文之法”，其中尤以凤池书院山长桐城派大师武昌张裕钊对他影响最大。光绪二年（1876）夏，张謇应庆军统领吴长庆邀请，前往浦口入其幕府，是为他政治生涯之始。光绪六年春，吴长庆升授浙江提督，奉命入京陛见。张謇随同前往，在京师结交袁昶等名士，见闻渐广。同年冬，吴长庆奉命帮办山东防务，张謇随庆军移驻登州黄县。当时边疆危机已渐趋严重，日、俄加强侵略朝鲜，意在染指中国东北。光绪八年（1882），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日本乘机派遣军舰进抵仁川。张謇随庆军从海上疾趋汉城，协助朝鲜国王恢复统治，暂时杜绝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口实。他在错综复杂的国际斗争中增长了阅历，并且以处事冷静而又干练受到赞誉。他曾为吴长庆起草《条陈朝鲜事宜疏》，并撰写《壬午事略》、《善后六策》等政论文章，主张反抗侵略，对外持强硬政策。

吴长庆、张謇的建议受到南派“清流”首领潘祖荫、翁同和等的赏识，但却受到对外主张妥协的李鸿章等实权人物的冷遇。吴长庆于光绪十年（1884）奉调回国，驻防金州，不久郁郁病故。张謇离开庆军，基本上结束了长期寄人篱下的游幕生涯，重新致力于科举考试。

张謇于光绪十一年前往京师参加顺天乡试，以第二名中举，时称“南元”（南人列北榜名次最先者），声名渐著，成为“清流”着重延揽的对象。但此后四次参加会试均遭蹉跌，这不能不使张謇为之心灰意懒。他回顾自己从同治七年（1868）到光绪十八年（1892），总共25年的时间，经县、州、院、乡、会等各级考试20余次，其中仅直接消磨在考场中的时间就有120天之多，结果无非是供考官“喜怒而寒燠之”。失意之余，他把自己多年所用的一套考具也丢掉了。

但是，这些年张謇也不是毫无作为。光绪十三年（1887）曾随孙云锦赴开封府任，协助治河救灾，并拟订《疏塞大纲》。光绪十四年（1888）以后，又曾应聘主持赣榆选青书院、崇明赢州书院，讲学著述之余还兼事县志纂修工作。同时，张謇又开始了“经营乡里”的活动：一是办理通海地区的花布减捐；二是提倡改良和发展蚕桑；三是协助筹办滨海渔团，防范法国侵略者从海上侵犯。他明确提出“欲固国必去厘捐”的口号②，并且主张改良农业、采用机器和集资兴办公司，说明他已初步具有维护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倾向。同时，通过这些活动，张謇与通海地区的花布商、典商、木商、烟商、纸商、洋药商和一般中小地主及富农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正是这些人，以后②《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北京图书馆藏手稿。

成为大生纱厂创办时期的主要支持力量。

光绪二十年（1894）春，张謇奉父命再次进京参加会试，一举高中一甲一名，循例授翰林院修撰。不久，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民族危机促使帝后两党矛盾有所激化。以翁同和为首的“清流”拥戴光绪帝，好发主战议论；其主要抨击目标为畏日如虎的李鸿章，实际上都是借以冲击主和的后党，企图为虚有“亲政”其名的皇帝争取若干实权。名噪一时的新科状元张謇，由于历史渊源和政见相近，很快就成为“清流”的佼佼者，是“翁门”弟子中的决策人物。九月，他单独上《推源祸始防患未来请去北洋折》，悲愤陈言：“试问以四朝之元老，筹三省之海防，统胜兵精卒五十营，设机厂、学堂六七处，历时二十年之久，用财数千万之多，但能漫为大言，曾无一端立于可战之地，以善可和之局，稍有人理，能无痛心。”①在对李鸿章罪行的愤怒谴责中，洋溢着强烈的爱国精神。但是，“清流”们的激昂议论往往流于迂阔的空谈，提不出什么切实可行的办法。他们自身缺乏实力作为后盾。正在主战、主和两派斗争激烈之际，张謇因父丧循例回籍守制。光绪二十一年（1895）初，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奏派张謇举办通海团练，以防御日本海军随时可能对长江下游的侵犯。张謇认真组织训练民团，曾起草《海门团防营制》、《民团续议》等条例文件，还写过一首《通海劝防歌》。歌词以通俗的语言揭露日本侵略军的残暴罪行，激发人们奋起保卫乡里，鼓舞练勇战斗信心。但由于清廷很快就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通海团练未及接受实战检验便半途而废。

张謇愤于清廷的“昏聩”，同时又深忧外资于内地设厂，将会导致“尽撤藩篱”、“喧宾夺主”的恶果，因此产生“实业救国”的思想。他在光绪二十一年夏为张之洞起草的《条陈立国自强疏》，比较明确地主张：尽速讲求商务、工艺、采取保护政策，各省设立商务局、工政局，提倡招商设局、建立公司，以谋抵制洋货倾销。他认为“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应该奉行“商办官助”的方针以发展民族近代工业。次年初，张之洞奏派张謇和在籍前国子监祭酒陆润庠、在籍前礼科给事中丁立瀛分别在通州、苏州、镇江设立商务局。丁立瀛在镇江无所作为，可是张謇与陆润庠却分别在南通和苏州创办了大生纱厂与苏纶纱厂，这就是清末流传一时的“状元办厂”的故事。大生纱厂最初确定是商办，筹集资金十分有限。张謇无可奈何，只得向官府寻求援助，请领“官机”折价作为“官股”，以求解决集资难题。所谓“官机”共4万余纱锭，原系张之洞于光绪十九年（1893）为湖北南纱局向地亚士洋行定购，闲置堆放在杨树浦江边已经整整锈烂了3年。就这样几经周折，拖到二十四年（1898），大生纱厂才正式在通州城西唐家闸破土动工。次年（1899），大生纱厂总算建成投产。但开工以后需用棉花日多，资金周转更加困难。张謇再次向官府求援，结果碰壁而归；请求另派殷富绅商接办，又未能得到许可。张謇等走投无路，只有“定计尽花纺纱，卖纱收花，更续自转，至不能有花纱，则停车而闭厂，以还股东”①。纱厂刚刚开工就准备出让、停车、闭厂，可见幼弱的民族近代工业前景是多么暗淡。

幸好这几年华洋机纱已经在通海地区畅销，纱价一直看涨。大生纱厂利用当地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而且又可以节省大量长途运费，因此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①《张季子九录·文录·致黄学使函》。

①《张季子九录·政闻录》。

当年秋天，卖纱所得价款日益增多，原料得以供应不缺，大生纱厂总算初步站稳了脚跟。大生纱厂的利润逐年增长，光绪三十年（1904），该厂增加资本63万两，纱锭2万余枚。三十三年（1907）又在崇明久隆镇（今属启东县）创办大生二厂，资本100万两，纱锭2.6万枚。到宣统三年（1911）为止，大生一、二两厂已经共获净利约370余万两，这就是张謇进一步创办各种企业的本钱。

为了给大生纱厂提供廉价原料，张謇着手创办通海垦牧公司。光绪二十六年（1900）秋，洋纱进口由于义和团运动而锐减，大生纱厂产品畅销，促使张謇急于用企业方式解决原料基地问题。在此后将近1年的时间里，勘测地界，起草章程，并初步筹集到一批资金。基建工程于光绪二十七年冬正式开始，整整花去10年时间才算粗具规模。垦牧公司在创建阶段面临两大难题，一是地权纠纷，一是风潮灾害。

垦牧公司以平均每亩一钱九分低廉地价领得的12万多亩土地，看来好象是无人过问的荒滩，实际上原有产权关系却极为复杂。其中既有属于淮南盐场的“荡地”，属于苏松、狼山两镇的“兵田”，又有属于民间“坍户”、“酬户”、“批户”等原业主或土地实际占有者的各种名义土地，而且犬牙交错、界限不清。张謇依靠刘坤一等高级官员的支持，并且通过当地豪绅大户的斡旋，整整花去8年时间才把这些土地的产权逐个清理收买完毕。

狂风巨潮给公司和垦区农民、民工带来更大的危害，堤、闸、渠、路等基建工程经常是在与狂风急雨、骇浪惊涛相搏中进行。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夏，好不容易修成7条堤和一部分河渠，并且开垦了7000亩土地。可是一场持续5昼夜的大风暴突然降临，新成各堤都被冲毁，牧场羊群散失殆尽。这场特大灾害也冲掉了股东们继续投资的勇气，张謇只得再次向刘坤一求援，向江宁藩库等单位筹集一批款项，购运棉衣、粮食到垦区实行“工赈”。次年春，3000多通海移民在暴雨肆虐的恶劣条件下陆续修复各条干堤。又经过两年的辛勤劳作，修复工程基本结束，承佃垦荒者合共1300余户，丁口6500余人，植棉初见成效。

垦牧公司除少量“岸台”（堤面）土地系户工自行经营外，绝大部分是佃给赤贫移民耕种。承佃者每亩需交“顶首”（押租）钱2000文，田地收获“公司得四，佃人得六”，说明封建租佃制仍占主导地位。但垦牧公司毕竟从资金到产品都是为大生纱厂服务，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后者的发展。同时，公司的地租收入大部分用于河、堤、闸、路等大规模围垦工程，具有扩大再生产的意义，而且在棉种改良方面也作了一些努力。垦区所产棉花在南洋劝业会上得到优等奖牌，说明公司的成立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还是有进步意义的。

从光绪二十七年到三十三年（1901—1907），张謇先后创办了19个企业单位。这些企业和通海垦牧公司一样，主要也是为大生纱厂服务。就这样，在张謇的努力经营下，在辛亥革命前夜出现了一个粗具规模的大生资本集团。

发展民族近代工业需要科学技术，这又促使张謇去努力兴办学堂，而他首先致力于师范教育。他认为：“欲术学问而不求普及国民之教育则无与，欲教育普及国民而不求师则无导，故立学校须从小学始，尤须先从师范始。”①因此于光绪二十八年着手创办通州师范学校。

通州师范学校属于寻常（中级）师范性质，主要是培养小学教师。初期教员有著名学者王国维等以及日籍教师合共10余人，学生则是原来的“贡、监、廪、增、附五项生员”。学制分本科（4年）、速成（2年）、讲习（1年），并附设实验小学。以后又陆续创办测绘、蚕桑、农、工等科。这是清末第一所师范学校。同时还创办了通州女子师范学校。

光绪三十年（1904），设“通州五属学务处”，作为统筹推广新式教育的办事机构，并陆续兴办一批小学和中学。

为了给各项企业提供技术力量，张謇非常重视职业教育。师范学校的测绘、蚕桑等科发展成为十几所职业学校。其中以纺织、农业、医学三校成绩显著，以后各自扩充为专科学校，1924年合并为南通大学。张謇在外地还先后参与或协助创办了复旦学院、吴淞中国公学、南京高等师范、南京河海工程学校等大专院校。

张謇也比较重视社会教育，光绪三十一年，他在通州建立了国内第一所博物苑（馆）。此外还陆续创办了图书馆、盲哑学校、更俗剧场、伶工学社等，这些在当时都是开风气之先的新事物。他特地从上海招聘欧阳予倩主持伶工学社和更俗剧场，并多次邀请梅兰芳、程艳秋前往南通演出。伶工学社在课程、教材和管理制度方面都采用新的方法，废除了旧科班的体罚恶习。更俗剧场是新式建筑，台上除演员外无闻杂人出现，台下禁止吐瓜子壳和乱扔果皮，确实起了一些移风易俗的作用。

随着通海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张謇在东南以至全国的声望日益增高。同时，他自己也从一个忠君爱国的封建士大夫，逐步转变成为具有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实业家。

①《通州兴办实业之历史》上册，大生纱厂。

第二节 在两个世纪之交

张謇在政治思想方面的前进步伐，要比他兴办实业的速度缓慢得多，这主要是由于所受封建文化习染太深。

早在甲午战争期间，张謇与维新派之间已经有所往还。梁启超曾通过张謇建议翁同龢电促李鸿章赞同抗战，而张謇亦曾列名强学会的上海分会。张謇的步调与整个帝党是一致的，他们在主战问题上与维新派有共同语言，而为了救亡图存又产生一定程度革新倾向。

但是，张謇的政治思想与维新派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第一，维新派宣传近代民权思想和国家学说已有10年以上的历史，他们变法纲领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希望把君主专制改为君主立宪，让资产阶级部分地参加各级政权。而张謇则与其他帝党分子一样，他所主张的变法大体上限于经济、文化方面，并且唯恐要求过高将会触怒当权的守旧势力。第二，维新派（特别是其左翼）比较急于实现全面变法的主张，因此在与守旧派斗争激烈的时候，不惜铤而走险，诉诸宫廷政变。张謇则坚持温和缓进，唯恐维新派的“鲁莽”行动会引起政局大的动荡。

张謇很快就从变法运动中游离出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后党突然罢黜帝党领袖翁同龢。张謇对此不胜忧虑，很快也请假离开了北京，基本上结束了他与戊戌变法这一段历史因缘。

但是，戊戌变法的失败决不仅仅是维新派的失败，它同时也是帝党的失败。不过到义和团运动期间，由于京师政局的异常动荡，他们又有所策划，而张謇则是其中最为活跃的人物之一。

先是许多帝党骨干分子，如沈曾植、黄绍箕、沈瑜庆、陈三立等，他们和张謇一样都投奔托庇于张之洞、刘坤一的羽翼之下。光绪二十五年（1899）底，盛传慈禧太后即将正式废黜光绪帝，另立溥儁继帝位。这些蛰处东南的帝党分子忧心忡忡，唯恐光绪帝祸生不测。张謇在日记上充分流露出这种心情：“闻今上有立端王子溥儁为子承穆庙（指同治帝）为嗣统之诏，岁晏运穷，大祸将至，可畏也哉！”他们与东南绅商联络，由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领衔，发出了列名1231人的谏阻废立电报。两江总督刘坤一，在社会舆论的影响下也上疏劝止废立，以“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宜防”这样强硬的口气向慈禧太后施加压力。后党知时机尚未成熟，废立阴谋暂时中止。

正当统治阶级忙于内部纷争之际，义和团反帝风暴席卷着北中国，帝国主义侵略联军进犯津、京。慈禧太后携带光绪帝逃往西安。张謇主张对义和团严行镇压，唯恐群众反抗潮流蔓延南方，将会冲击刚刚创办的大生纱厂和正在筹建的垦牧公司。因此，他积极支持东南督抚向帝国主义谋求妥协，共同维护长江中下游的统治秩序。

张謇参与“东南互保”的活动，可以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是策划招抚以徐宝山为头子的大股“盐枭”；第二步是促进刘坤一等订立《东南保护约款》；第三步则是所谓“退敌迎銮”，幻想让光绪帝重新当政。

徐宝山绰号徐老虎，是长江下游著名的“盐枭”，一向被江苏绅商视为“心腹大患”。光绪二十六年初，他曾接受唐才常联络，随即以“两江两湖大元帅徐”的名义发出布告，假借光绪帝密诏号召人们：“会师两淮，取道北上，以清君侧，而奠国基”。张謇对维新派的“勤王”未尝不感兴趣，但是却深恐秘密会社乘机暴动可能触怒帝国主义，引起规模更大的武装干涉。因此他决心拆自立军武力“勤王”的台，于五月二十二日（6月18日）亲往南京向刘坤一“陈招抚徐老虎策”。刘坤一接受了张謇的建议，对徐部加以招抚改编。徐宝山本来就缺乏明确的政治意识，自此变成封建统治者的一条走狗。

五月底，另一帝党分子、时任正阳关淮盐监督的沈瑜庆，在上海与盛宣怀等议定电请“东南各省一律合订中外互保之约”。沈随即回到南京，与张謇、汤寿潜、陈三立等秘密计议，然后由张謇出面劝说刘坤一联合张之洞“保卫东南”。关于这件事，张謇自订年谱有一段很生动的记述：“刘犹豫（因有某幕客持异议），复引余问：‘两宫将幸西北，西北与东南孰重？’余曰：‘无西北不足以存东南，为其名不足以存也；无东南不足以存西北，为其实不足以存也。’刘蹶然曰：‘吾决矣。’告其客曰：‘头是刘姓物。’即定议电鄂约张（张之洞）。”这段话虽然不免夸大了张謇个人的决策作用，但确实反映了帝党分子、东南绅商与洋务派督抚串连起来，立足于保存自身经济、政治实力，决心违抗慈禧太后发布的宣战上谕。

“东南互保”促成以后，张謇等感到长江中下游市场稳定有了保障，于是进一步策划所谓“迎銮南下”。就是打算把光绪帝营救出来，在南京成立新政府，然后逐步实现他们期望已久的各项温和改革。当时，他们风闻慈禧太后即将挟持光绪帝逃往西安，而另一帝党分子郑孝胥又正好被派任主持湖北营务处并奉诏北上。张謇等很想利用这支部队，阻止皇室前往西安，并把光绪帝迎接到南京来。同时，他们对奉旨北上的巡阅长江水师李秉衡也寄予希望，决定由汤寿潜“追谒李帅陈安危至计”①，企图利用李所带的部队实现“易西南南”计划。此后，张謇在南京、上海与汤寿潜、沈瑜庆等频频密商，并且劝刘坤一、张之洞公推李鸿章带兵北上“勤王”，一则借以保全光绪帝，再则加强镇压义和团以谋向帝国主义求和。

张謇等人之所以在政治上这样活跃，不仅由于他们得到刘坤一、张之洞的庇护与器重，而且还显然从英帝国主义方面得到启发与支持。当时，上海的英国侵略分子公然叫嚷，要求本国政府“采取措施来明确主张英国在扬子江的宗主权”。甚至建议：支持各省总督反对北京，“第一步是弹压西太后和她的谋臣”，然后争取“将首都迁到南京”①。这当然大大增强了东南督抚和绅商界的亲英倾向。不过由于北京很快失陷，洋务派督抚举棋不定，慈禧太后和光绪帝逃亡西安已成事实，张謇的“易西而南”计划无从付诸实施。所以，此后他又不得不将“迎銮南下”方案改为“退敌迎銮”。

所谓“退敌迎銮”，包括“退敌、剿匪、请两宫回銮议约”三件大事。

具体做法是：首先恳求联军退出北京，尽早接回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然后再“徐议除匪定约事”。他们认为：关键在于“罢斥端、刚（指载漪、刚毅）以谢天下”，也就是必须改组朝廷。如果朝廷仍然把持在清一色的顽固派手中，那么“回銮”、“除匪”、“议约”就根本无从谈起。八月中旬，张謇详尽地向刘坤一陈述了上述意见，并且得到刘的同意。不久后党完全屈服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剿匪、定约”也逐步实现。所以，庚子闰八月之后，张謇除了一度参与劝阻签订中俄东三省条约以外，政治活动已大为减少，转而以主要精力投入垦牧公司创办工作。

①《张季子九录·教育录师范学校开学演说》。

①《张謇日记》庚子六月二日。

尽管张謇仇恨义和团，但义和团却帮了大生纱厂一个大忙。由于战事的影响，洋纱进口明显减少，机纱市场价格挺俏。这年秋天，张謇在日记上高兴地写道：“厂事复转，销路大畅。”②据统计，大生当年获纯利达11.8万余元。第二年，通海垦牧公司的基建工程又开始紧张进行。因此，张謇更加幻想清廷有可能接受教训，在“回銮”、“议约”以后有所振作革新。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日（1901年1月29日），清廷正式下谕表示将要变法和实行“新政”。十二月二十三日（2月11日），刘坤一电邀张謇等前往南京讨论如何响应清廷“维新”诏令。张謇与汤寿潜、沈曾植、郑孝胥等反复磋商，在二十七年正月廿五日（1901年3月15日）以后陆续到达南京。他与刘坤一商谈以后，整整花了半个月的时间写成《变法平议》，比较详尽地阐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

《变法平议》根据封建政府的结构，把要求变革的42条事宜，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六大部类，然后又汇总区分为进行步骤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请设议政院，各府、州、县城设中学堂，先教测绘、师范、警察，各省设局编小学堂、中学堂课本书，译各史及各学科书，户部及各省市政使、各府、州、县行预计表。”

第二阶段：“分职、省官、定俸，各府、州、县实行测绘、警察，订税目，增法律章程，罢厘金，停捐纳，变科举，行决算法。”

第三阶段：“令各府、州、县分设各乡小学堂，兴农、工、商业，抽练营兵，减官府仪卫。”

显然，《变法平议》所提出的要求，低于维新派在戊戌变法期间的水平，而整个进行步骤也更为迂缓，但就连这样的改良方案，不仅不能被后党把持的北京政府所接受，而且也没有被标榜“新政”的东南督抚所采纳。张謇“意绪为之顷索”。而后，他对全国政局暂时持消极观望态度，而以更大的热情从事以实业和教育为中心的通海“地方自治”。

不过到了光绪二十九年（1903），张謇的思想产生较大变化，在政治上又重新活跃起来，而且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人物。

这年四月，日本邀请包括张謇在内的一批东南名流前往参观第五次国内劝业博览会。张謇在日本各地访问了两个多月，对于日本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获得极为深刻的印象。回国后，他把参观期间的日记编辑刊印，题为《东游日记》。他最感兴趣的，是日本天皇政府对本国大资本集团的极力扶植，而其所以能够如此，则是由于日本实行了君主立宪和政党政治，国家大事得到国民的关心和支持。张謇一贯反对日本侵略，但他认为中国应该取法日本的优长之处以求富强，这是他思想上的一个进步。

同年年底，日俄战争爆发。张謇看到岛国日本居然敢于向地跨欧亚两洲的沙皇俄国宣战，而且一开仗便取得胜利。他感到既羡慕又惭愧，在除夕日记上写道：“日本全国略与两江总督辖地相等，若南洋（指南洋大臣辖地）则倍之矣。一则致力实业、教育，三十年而兴，遂抗大国而拒强国。一则昏若处瓮，瑟缩若被絷。非必生人知觉之异也，一行专制，一行宪法，立政之宗旨不同耳。而无人能举以为圣主告也。可痛！可恨！”①此后，张謇日益明确地以君主立宪派的面貌出现于政治舞台。

②参见伯尔考维茨：《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中译本，第323—325页。①《张謇日记》庚子闰八月九日。

光绪三十年（1904）春，清廷驻各国使臣孙宝琦、胡维德等联名电请变更政体，此后朝野要求立宪的呼声渐高。张謇也参与了君宪论的各方应和，并且对清廷再次寄予期望。清廷在实行所谓“新政”过程中，设置了商部，颁布了若干奖励民族工商业发展的章程条件，并且特别注意拉拢资产阶级上层人物，这更增加了张謇的幻想。这年正月，商部命张謇主持全国商会并组织“丝茶大公司”。他认为“此所谓务虚名而无实效者也”，婉言辞掉了。但不过一个多月，上谕赏给张謇三品衔商部头等顾问官的名义，他却又欣然接受了。

五月以后，张謇应两江总督魏光焘和湖广总督张之洞的邀请，参与为他们起草要求清廷立宪的奏稿。此外，他又组织翻译刻印日本的《宪法义解》、《日本宪法》、《日本议会史》等书，分送各方面重要人士，甚至还秘密托人送入清宫12本。这时，全国范围的立宪运动已经逐步展开了，而张謇则在这个运动中崭露头角。

第三节 辛亥革命前后

光绪三十一年（1905）是资产阶级革命开始进入高涨的一年，同时也是清廷开始伪装“预备立宪”和资产阶级改良派认真发起立宪运动的一年。张謇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展开了频繁的政治活动。除协助张之洞、魏光焘向清廷上书以外，他还积极联络各省督抚，特别是直隶总督袁世凯，以寻求地方实力派的支持。袁世凯是他在庆军幕中教读过的学生，后因张謇不满于袁之骄横跋扈而绝交已达20年之久。光绪二十七年（1901）秋李鸿章死后，袁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成为声势显赫的大人物。清皇朝的摇摇欲坠和革命潮流的高涨，促使张、袁捐弃前嫌，重新携手以应付危局。从此，北袁南张，一个在朝，一个在野，遥相呼应，纵横捭阖，在晚清政局中起了重要作用。

次年（1906）六月，出国考察宪政大臣端方和戴鸿慈回到上海。张謇替端、戴起草《为立宪致各省督抚电》，吹嘘只要仿行日本宪法，就可以得到三大好处：“君权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七月中旬，清廷迫于内外形势，正式谕令“预备仿行宪政”。国内外立宪派欢欣鼓舞，纷纷“开大会，举祝典”。张謇立即写信恭维袁世凯的“功烈”“足以伯仲大久保矣”，袁的复信则再次吹捧张“英绝领袖之才，鼓吹群伦，隐然为舆论之母”①。由于得到袁世凯等有权势的督抚支持，张謇一伙的劲头更足，就在这年冬天正式组成了预备立宪公会。

预备立宪公会推定郑孝胥为会长，汤寿潜、张謇为副会长，成员多数为苏、浙、闽三省绅商名流，而其中骨干分子则大多为张謇的密友和亲信。在成立大会上争论颇多，大体上可以区分为“急进”和“缓进”两种主张。张謇显然倾向于缓进，认为：“立宪大本在政府，人民则宜各任实业、教育，为自治基础。与其多言，不如人人实行，得尺则尺，得寸则寸。”①这可以看作是张謇一派在整个立宪运动中的方针路线。

光绪三十三年（1907），清廷谕令设立资政院和各省咨议局。宣统元年（1909）八月，江苏咨议局正式成立，张謇当选为议长，随即发起国会请愿运动。他与江苏巡抚瑞澂商定：由瑞澂出面联络各省督抚，要求组织各省内阁；张謇则负责联络各省咨议局，敦促从速召开国会。他还应汤寿潜的邀请，专程前往杭州说服浙江巡抚增韫。江、浙两省地方当局和谘议局步调协同一致，因而能够在全国立宪运动中处于倡导地位。是年冬，省谘议局代表齐集上海，举行国会请愿代表团谈话会，并组成33人国会请愿代表团。张謇在代表团出发时赠言：“秩然秉礼，输诚而请。得请则国家之福，设不得请，而至于三，至于四，至于无尽。诚不已，则请亦不已，未见朝廷之必忍负我人民也。”①但是，以醇亲王载沣为首的清廷并没有为张謇的“输诚”所感动，连缩短4年预备立宪期限这样有限的要求也未能接受。宣统二年春，张謇召开江苏咨议局会议，决定再次请求速开国会。五月，又发动了第二次国会请愿。

①《张謇日记》癸卯十二月三十日。

①张一鏖：《拟复张季直殿撰》，《心太平室集》。

①张謇：《自订年谱》丙午十一月。

此次请愿除各省咨议局代表外，还有各省商会、华侨商会及其他政团代表参加，一时号称有20余万人参加，很有一点声势。但清廷顽固如旧，不仅坚持9年预备立宪原议，而且严厉告诫请愿代表：“毋得再行渎请。”但张謇等仍不死心，紧接着又为第三次国会请愿作准备。

八月，新成立资政院正式开议，国会请愿代表团乘机再次向清廷上书，并到处游说宣传。资政院一致通过速开国会的决议，各省督抚也联名奏请立即召开国会。清廷迫于各方面的压力，于十月初宣布缩短预备立宪期限，由9年改为5年，预定于宣统五年开设议院，并预行组织内阁。张謇满足于清廷这样微不足道的让步，中止了原来打算亲自北上活动的计划。但国会请愿代表团却深感不满，继续要求立即召开国会。清廷恼羞成怒，驱逐请愿代表，并逮捕惩办天津学界请愿同志会会长温世霖。三次国会请愿运动彻底失败。张謇对此不能不感到沮丧。

清廷继续倒行逆施，于宣统三年（1911）四月组成所谓“皇族内阁”，实际上是进一步实行集权专制，同时又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全国舆论为之哗然。立宪派与清廷对立已达到极其尖锐程度，不少人已倾向于铤而走险，另作他图。张謇虽然也感到清廷“举措乖张，全国为之解体”，但仍然没有放弃劝说清廷回心转意的幻想。因此，他到上海邀集汤寿潜、赵凤昌、沈曾植等联名向载沣上书，劝他“危途知返”，改组内阁，“重用汉大臣之有学问阅历者（指袁世凯）”。不久，他又代表沪、津、粤、汉四地商会进京，与美国达赉财团商谈合办中美银行与太平洋航业公司问题，并借此机会对清廷作“最后之忠告”。

四月二十七日（5月25日），张謇偕江谦、孟森等从上海乘轮船溯江而上。五月十一日（6月7日），张謇于北上途中特地下车看望蛰居彰德的袁世凯，两人“道故论时”，对政局显然有所计议。据当事人回忆，张謇回车时含笑说：“慰廷毕竟不错，不枉老夫此行也。”②五月十二日张謇抵京，受到载泽、端方等人的热烈欢迎，并被特意安排在翁同龢故居住宿。十七日，载沣召见，任命为中央教育会会长。张謇则建议清廷注重民生，实行宪政，政府承担川路亏空，并全部收购商股以平息保路风潮等。随后又曾分别与奕劻、载泽、盛宣怀等有所磋商。张謇在北京奔走近两个月，并未获致任何具体结果，但载沣等这种“求贤若渴”的姿态却赢得了他的知遇之感。他除派雷奋作为代表参加直省咨议局联合会外，自己并不直接参与活动。

六月回到上海，仍集中精力筹议中美合资兴办实业事宜。当四川保路风潮已经发展成为武装起义，全国革命大风暴即将狂飙突起的时候，他还和赵凤昌认真起草《报美团人（指东方商团）书》，准备组织代表团到美国“报聘”。

为了庆祝大维纱厂正式开工，张謇于八月十三日（10月4日）又赶到武昌。十六日，大维纱厂、布厂同时开工，紧接着便是频繁的宴会，以欢庆他的经济势力伸入华中地区的中心。丰厚的利润几乎使他陶醉忘忧。直到十八日，也就是汉口宝善里革命党总机关被破获的那一天，他兴致勃勃地参加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等人举行的午宴，甚至还派专人护送孔雀、锦鸡各一对给通州博物苑。晚间又和湖广总督瑞澂畅谈到深夜。十九日（10月10日）上午过江在汉口等船，晚八时登轮返沪。船开动时已发现长江对岸起火，“舟②《张季子九录·政闻录·送十六省议员诣阙上疏序》。

行二十余里，犹见火光熊熊上烛天也”①。张謇最为害怕的景象终于出现了，这就是辛亥武昌首义的烽火。

十九日深夜船到安庆。他本来是应邀前来和安徽巡抚朱家宝商谈导淮问题的，可是革命的步伐究竟要快得多，当地新军已在酝酿起义，还有什么导淮可言呢？二十日，他连夜挤进塞满人群的江轮，第二天赶回南京。他先后劝说江宁将军铁良、两江总督张人骏出兵镇压湖北革命运动。铁、张自顾不暇，无以为应。他又赶到苏州，连夜为江苏巡抚程德全起草《改组内阁宣布立宪疏》，建议立即解散皇族内阁，组织责任内阁，严惩“酿乱首祸之人”（指盛宣怀等），“然后定期告庙誓民，提前宣布宪法，与天下更始”①。但是，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各省区的纷纷独立，终于使张謇比较清醒地认识到清朝大势已去。他重新判断时局，决定放弃君宪，转向共和，从“和平光复”中另谋出路。上海、浙江光复后，他即支持程德全在苏州宣布独立。九月十八日（11月8日），通州也宣告独立，“地方秩序如常”，大生资本集团毫无损失。在此前后，他还打电报给已经奉命进攻湖北民军的袁世凯，劝他认清国内大多数人“趋于共和”的严酷现实，应赶紧前往北京，防止王室逃亡，尽快与南方达成协议，以确定共和政体，稳定全国局势。并分别写信给铁良和张人骏，劝他们断然放弃武装反抗。十一月初一日（11月21日），他当选为由咨议局改组的江苏临时议会议长。十月中旬赴沪，与章太炎、宋教仁、黄兴、于右任等晤谈。他拒绝接受清廷授以农工商大臣、东南宣慰使的任命，公开表明了与清皇朝决绝。他接受了江苏军政府两淮盐政总理的委任，但这并非是真心实意支持革命。因为他自己说得很清楚：“欲江宁之回复秩序，须设置民事（指政府）：欲设置民事，须客军（指各地民军）出发；欲客军出发，须财政先得数十万。财政之大者在盐，为乡里计，不得不为任盐事。”②总之，他是希望清朝和革命同时结束，由袁世凯出来收拾残局，恢复秩序。

当时，各省纷纷独立，不相统率；就是江苏省内，也出现了都督、司令如毛，各自为政、相互争持的现象。张謇第一步是力主程德全移驻南京，“并宁、苏为一”，逐步恢复江苏全省政令的统一。第二步是进而力争以上海为政治中心，把操纵全国局势的主动权掌握在手中。而第三步则是通过“南北和谈”，把独立各省的政权汇总起来，统统移交给袁世凯。根据赵凤昌遗留的各种函电文稿，可以知道张謇等人曾经设计一个政治方案，即模仿美国独立战争时的“十三州会议总机关”，尽快在上海设立各省代表临时会议机关，以便于南北议和并建立临时中央政府。经过他们的多方面活动，到十月底，各省代表终于由武汉改在南京会议，南北议和代表在上海英租界市政所正式开议，以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的临时中央政权也正在筹组之中。而赵凤昌的惜阴堂，则是操纵所有这些活动的幕后中心。

可是，孙中山于十一月六日（12月25日）到达上海，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他们的计划。由于这位革命领袖在同盟会内外享有崇高的声望，同时也由于黄兴等人极力维护革命阵营的统一，很快就在南京成立了以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主导的中央临时政府。张謇被任命为实业总长，可是他从一开始就持消极态度。

①刘厚生：《张謇传记》，第180—182页。

①《自订年谱》辛亥八月。

②《张季子九录·政闻录》。

他很快就离开南京，而且不再到职，随后更借口汉冶萍公司抵押借款问题正式辞职。同时，他高唱“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并联络章太炎等建立中华民国联合会，随后又改组为统一党，用意都是与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相对抗，以拥立袁世凯为职志。所以当他获悉南方同意以清帝退位为条件而改选袁世凯为临时总统时，便连忙密电告袁：“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①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袁世凯逼迫清帝逊位。张謇认为“此一节大局定矣，来日正难”①。所谓难，是指结束革命远远难于结束清朝。次日，孙中山辞职，参议院经孙推荐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但革命派仍想以迎袁南下就职，使之离开北方巢穴，以便对他有所约束。而袁世凯一手导演的“兵变争都”丑剧，以及中外反动势力的“舍南京不至乱，舍北京必至亡”等鼓噪，大体上都与张謇的意愿相吻合。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张謇自然感到满意，但也没有马上参加袁记内阁。这是由于他刚刚辞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职务，“今若忽焉而北，则浅见者必以为有轻重向背于其间，而无识者且可造为种种荒诞离奇之语”②。说穿了，就是想掩盖自己反孙拥袁的政治立场，而以在野的身份为袁“拾遗补阙”和“遥为声援”。他先后参与了共和党、进步党的建立，以对抗同盟会及其改组而成的国民党，还为南京临时政府、留守府和上海军政府的结束及遣散民军有所策划张罗。直到9月初，他感到江苏以至南方局势已经初步稳定，才亲自北上拜会袁世凯，表面上仅仅是就盐法改革有所陈说，实际上是参与共和党筹谋如何分化革命派并支持袁政府“集权统一”。

正当张謇认为“统一”、“秩序”在望，将可大展“棉铁主义”宏图的时候，1913年3月20日出现了国民党领导人宋教仁惨遭暗杀的案件，整个政局重新动荡，南北战争一触即发。张謇不分是非曲直，反对武力讨袁，力主“持以镇静”和“法律解决”。他夸大革命代价的高昂，并且丑化与诋毁革命的领导人，说是孰肯以汗血多得之金钱，供二次、三次革命不已之挥霍，自买今年、明年纠缠不了之苦痛。人心如此，钱从何来？无所得钱，凭何革命？”③他以“调停”人自居，实际上都是利用汪精卫、陈陶遗等妥协分子，拉拢并影响黄兴等人，孤立孙中山并反对他所领导的“二次革命”。张謇这种政治态度，同当时民族资产阶级大多数人倾向于妥协是相一致的。

及至袁世凯将“二次革命”镇压下去以后，张謇立即于10月中旬前往北京，就任熊希龄主持的所谓“第一流人才内阁”的农林工商总长。他不明白袁世凯无非是把这个“名流内阁”作为一种装饰品和通向独裁帝制道路的垫脚石，幻想凭借国家政权的力量来推行他梦寐以求的“棉铁主义”。在两年任期中，他“延揽通晓工商法之人”，认真编辑20余种法令条例。他主张应把工业发展的重点确定为纺织和钢铁，提倡和保护民营工商业，强调吸收外资须注意“条约正当，权限分明”①，并拟订了各种雄心勃勃的发展实业的计划。

①《张謇日记》辛亥九月二十日。

①《张季子九录·政闻录》。

②《张謇日记》辛亥十二月二十八日。

③《张季子九录·政闻录·为时局致袁总统函》。

①《张季子九录·政闻录·调和南北致孙少信、王铁珊函》。

张謇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是具有进步性的，而且他还懂得经济不能离开政治的道理：“实业之命脉，无不系于政治。”他很希望出现一个能够保护本国农、工、商业发展的“贤良”政府，可是他没有想到袁世凯所最关心的却是复辟帝制，两年来努力制定的20来种法令条例往往流于空言。

1914年2月，熊希龄内阁被迫总辞职，张謇虽然暂时留任，但已不安于位。在“名流内阁”垮台5天以后，他就写信劝告袁世凯说，“解散国会、改总统制、祀天用衮冕”等，已经在国内外广泛引起“帝制复活”的流言，并且将会诱发新的动乱。他借用苏轼的话以示讽喻：“操网而临渊，自命为不取鱼，不如释网而人自明也。”①可是袁世凯决不“释网”，5月以后干脆撤销国务院，改在总统府内设政事堂。1915年春，又不惜就“二十一条”与日本进行无耻交易。帝制复辟迫在眉睫，张謇深表不满，正式辞去农商总长职务。

张謇回到南方以后，并没有参加反袁斗争，但对帝制的抵制态度是比较明确的。1915年11月20日，张謇看到上海报纸上有袁世凯将封他为“太傅”的消息之后，在日记上写道：“何为若是之纷纷逼迫耶！”1916年春，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以后，曾通过徐世昌再一次邀请张謇北上为之转圜。张謇断然拒绝。

但是，张謇在政治上的失意却在经济上得到补偿，他的企业在欧战期间得到空前发展。截至1921年为止，大生一、二两厂资本增加到360多万两，历年纯利累增总额共为60余万两。到1924年，大生已增加到4个厂，资本总额达770多万两，纱锭共15万枚，布机共1500余台，同时着手兴办了金融业（淮海银行），扩充了航运业（大达轮步公司），此外还增设了一批大小不等的企业和事业单位。盐垦事业也有很大发展，公司林立，垦区扩展，南到长江口附近的吕泗场，北到海州以南的陈家港，包括南通、如皋、东台、盐城、阜宁、涟水等县，在濒临黄海的200余英里沿岸冲积平原上，占有土地总面积达455万亩，已垦面积70万亩，投资总额共2119万元②。张謇的经济事业在1920年前后达到顶峰。

但是好景不长，欧战后帝国主义的卷土重来，再次使民族工商业陷于凋敝。而袁世凯死后，军阀统治由表面统一转入公开混战，更给整个国民经济造成极大灾难，同时也使大生资本集团很快由盛而衰。张謇被迫把全部企业交给债权人江浙财团接办，将近30年苦心经营的企业体系濒于土崩瓦解。张謇晚年思想更加保守。他周旋于各派军阀之间，反对共产主义和群众运动，提倡尊孔信佛以谋抵制方兴未艾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但是也应该看到，他期望祖国富强之心始终未泯，曾撰文指责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要求废止不平等条约，主张取消租界、领事裁判权和协定关税。他还希望结束军阀混战，让民族资本主义有一个得以顺利发展的和平环境。只是由于他已经游离于时代潮流之外，这些梦想的幻灭是必然的结果。

1926年7月17日，张謇病故。这年春天，他“慨世乱之未已，悲民生之益穷”，曾赋长诗以寄孤愤。结尾几句是：“太平在何时？今年待明年。呜呼覆巢之下无完卵，野老洒泪江风前。”①这便是他暮年处境的自我写照。

①《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宣布就部任时之政策》。

②《张謇未刊函电》。

①《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如通泰各盐垦公司募集资金之说明》。

（谢选骏指出：人说张謇等之所以在政治上这样活跃，不仅由于他们得到刘坤一、张之洞的庇护与器重，而且还显然从英帝国主义方面得到启发与支持。当时，上海的英国侵略分子公然叫嚷，要求本国政府“采取措施来明确主张英国在扬子江的宗主权”。甚至建议：支持各省总督反对北京，“第一步是弹压西太后和她的谋臣”，然后争取“将首都迁到南京”。这当然大大增强了东南督抚和绅商界的亲英倾向。不过由于北京很快失陷，洋务派督抚举棋不定，慈禧太后和光绪帝逃亡西安已成事实，张謇的“易西而南”计划无从付诸实施。所以，此后他又不得不将“迎銮南下”方案改为“退敌迎銮”。……我看，张謇本来就是一个官商，说他是民间资本，真是太委屈他了。“张謇最为害怕的景象终于出现了，这就是辛亥武昌首义的烽火。”——张謇这个汉奸王八蛋的嘴脸终于暴露了。至于辛亥革命之后，他无非就是一个力图保持左右逢源的生意人。可是没有稳定的官府支持，他的生意也就无以为继了。我看这个张謇，明明是个官商，却被马裂狗崽奉为民营企业家到处张贴。真是荒谬。）

【第二十一章 李善兰】

李善兰（1811—1882），原名心兰，字竟芳，号秋纫，别号壬叔①。浙江海宁县人。中国微积分学的先驱，近代科学的先行者。

①《张季子九录·诗录》。

第一节 雅志说算术，心志穷专一

浙江省海宁县，位于钱塘江口，杭州湾北岸。这里气候温和，土地肥沃，雨量充沛，物产丰富，是一个山清水秀的鱼米之乡。县境内东北部的硖石镇，沿河两岸有审山、紫微山之胜，俗呼东山、西山，灵秀所钟，代有传人。山下有一李姓读书世家，溯其先祖，乃南宋末年京都汴梁（今河南开封）人李伯翼，他一生读书谈道，不乐仕进。元初，因其子李衎举贤良方正，授朝请大夫嘉兴路总管府同知，迎养来浙，旋即定居硖石。五百年来，传至十七世孙，名曰李祖烈，号虚谷先生，乃经学名儒。李祖烈初娶望海县知县许季溪的孙女为妻，不幸许氏早逝；继娶妻妹填房，又病故。后续弦崔氏，系名儒崔景远之女，知书达理，性情贤淑。婚后二人感情甚笃，相敬如宾。1811年1月2日凌晨子时，崔氏生下一子。斯时，李祖烈已年逾40，中年得子，欣喜若狂。他捋着唇边不多的几根胡须，一眼瞥见案头平素最心爱的一盆兰花，正早早地开出了几朵淡红色的花星星儿，竞吐芬芳，于是给刚刚呱呱下地的胖儿子取名叫心兰，字竟芳。这个孩子，就是日后成为我国近代科学先驱者的李善兰。

心兰自幼就读于私塾，改取庠名善兰。他资禀颖异，勤奋好学，于所读之诗书，过目即能成诵。

9岁那年，有一天他从父亲的书架上取下来一本古书，一看封面，“九章算术”四个大字赫然映入眼帘。他平时接触的都是四书五经，还从来没有见过数学书呢。打开书本一看，没有“子曰”，没有“之乎者也”，却有什么“方田”、“粟米”、“方程”、“勾股”之类的词儿，令他感到十分新奇有趣。从此他便迷上了数学。

到他14岁的时候，又靠自学读懂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前6卷。这是明末徐光启（1562—33）和利玛窦（M.Ricci，1552—10）合作翻译的古希腊数学名著。书中欧氏几何学严密的逻辑体系、清晰的演绎推理，与偏重实用解法和计算技巧的中国古代传统数学异其旨趣，自有它的特色与长处。李善兰在《九章算术》的基础上，又吸取了《几何原本》的新鲜血液和养料，这使它的数学造诣日趋精深。

又过了几年，作为州县的生员，李善兰到省城杭州参加乡试，结果因做不好八股文章，未曾中举。虽落第而归，但却在杭州的书坊摊头买到了金元数学家李冶关于“天元术”的名著《测圆海镜》以及清初学者戴震的《勾股割圆记》，带回家来，仔细研读，数学水平有了更大的提高。

海盐人吴兆圻《读畴人书有感示李壬叔》诗中说：“众流汇一壑，雅志说算术。中西有派别，圆径穷密率。”“三统探汉法，余者难具悉。余方好兹学，心志穷专一。”①李善兰很重视从实践中学习数学和天文知识，他的经学老师陈奂说他“熟习九数之术，常立表线，用长短式依节候以测日景，便于稽考”①。

有一次，李善兰与学友们同游东山。有人问他东山有多高？他立即从地上拾起一根草芥，平伸手臂，眯着眼睛，沿着草芥顶端对准东山一瞄，随即脱口而出：“二十六丈！”同行者无不惊讶。原来他是用相似勾股形对应边成比例的原理目测心算算出了东山的高度。

①《海宁州志稿》、《清史稿》、《畴人传》及其后诸书均误作“李善兰，字壬叔，号秋纫”，今据原始资料《苞溪李氏家乘》（祠堂藏版，1890）卷六改。

①《硖川诗续钞》卷五。

李善兰结婚那天的晚上，要拜堂了，却不见了新郎，大家都很着急。他的二弟心梅和小弟心葵却心中有数，他们跑上二楼的阁楼上一看，大哥正猫着身子，探头于窗外，聚精会神地看着天上的星星呢！原来李善兰为了研究数学和天文历法，平时经常独自上东山，观测象纬■次。当晚，他来不及上山去了，只好跑到阁楼的窗台上进行每天例行的天象观测。

第二节 朝廷养兵本卫民，临敌不战为何哉

1840年，李善兰29岁的时候，鸦片战争爆发了。帝国主义侵略者用鸦片和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从此，中国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帝国，一步一步地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

1842年5月，英军攻陷江浙海防重镇乍浦。乍浦离李善兰的家乡硖石只有几十里的路程。他耳闻目睹了侵略者烧杀淫掠的血腥罪行，满怀悲愤，奋笔疾书《乍浦行》一诗：“壬寅四月夷船来，海塘不守城门开。官兵畏死作鼠窜，百姓号哭声如雷。夷人好杀攻用火，飞炮轰击千家灰饱惊十日扬帆去，满城尸骨如山堆。朝廷养兵本卫民，临敌不战为何哉？”②鲜明地表达了他对侵略者的刻骨仇恨，对老百姓的深切同情，对清政府临敌不战的强烈谴责，以及他对敌主战的坚决态度。

人民群众不堪忍受侵略者的凌辱。当时有一个名叫刘七姑的女子，在敌人的淫威面前，宁死不屈，投井自尽。李善兰写了一首民歌体裁的《刘烈女》诗①：夷船海上来，将军不敢守。炮声一震魂魄丧，骑马掩耳出城走。呜呼！将军性命重如此，烈女乃于井中死。

用通俗明白的语言对比描绘“将军”和“烈女”的形象，褒贬爱憎的感情色彩何其鲜明！李善兰还在《汉奸谣》②一诗中痛斥那些“割民首级争献功”的民族败类，对于“街头义勇捉汉奸”、“为尔良民一雪仇”的举动则表示欢欣鼓舞，拍手称快！

鸦片战争血淋淋的事实，激发了李善兰忧国忧民和科学救国的进步思想。他说：“呜呼！今欧罗巴各国日益强盛，为中国边患。推原其故，制器精也；推原其制器之精，算学明也。”③为了国家的强盛，他希望“异日人人习算，制器日精，以威海外各国”④。从此，他自己便身体力行，在家乡刻苦从事数学研究工作。

②陈奂：《师友渊源记》。

①李善兰：《听雪轩诗存》，汲修斋校本，北京图书馆藏。

②李善兰：《听雪轩诗存》，汲修斋校本，北京图书馆藏。

③李善兰：《听雪轩诗存》，汲修斋校本，北京图书馆藏。

④李善兰：《重学》序，1866年。

第三节 步算中西独绝伦，小李将军算法奇

1845年前后，李善兰在嘉兴陆费家设馆授徒，得以与江浙一带的学者（主要是数学家）顾观光（1799—1862）、张文虎（1808—1885）、汪曰桢（1813—1881）等人相识，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数学问题。此间，李善兰有关于“尖锥术”的著作《方圆阐幽》、《弧矢启秘》、《对数探源》等问世。

李善兰的尖锥术，可以说是具有中国传统数学特色的解析几何和微积分。由于清政府长期奉行闭关自守政策，包括微积分学在内的西方近代科学一直未能传入中国。当时的中国数学界，除了见到零星几个由传教士带进来的三角函数无穷级数表达式和对数计算方法之外，其余则一概不知。就是这些公式和方法，也只有结论，没有推导的过程和计算的原理。在这种情况下，李善兰异军突起，独辟蹊径，通过自己的刻苦钻研，在中国传统数学中垛积术和无穷小极限方法的基础上，发明尖锥术，不仅创立了二次平方根的幂级数展开式，各种三角函数、反三角函数和对数函数的幂级数展开式，而且还具备了解析几何思想和一些重要定积分公式的雏型。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首先，李善兰所创立的尖锥概念，是一种处理代数问题的几何模型。它由互相垂直的底线、高线和凹向的尖锥曲线所组成，并且在考虑尖锥合积的问题时，也是使诸尖锥有共同方向上的底和高，这样的底和高具有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纵、横两个坐标的作用。

其次，这种尖锥是由乘方数渐增渐迭而得，尖锥曲线是由随同乘方数一起渐增渐迭的底线和高线所确定的点变动而成的轨迹。由于李善兰把每一条尖锥曲线看作是无穷幂级数中相应的项，实际上他给出了直线（长方、平尖锥）、抛物线（立尖锥）、立方抛物线（二乘尖锥）的方程。他的对数合尖锥还相当于给出了等轴双曲线的方程。

再次，李善兰的尖锥求积术，实质上就是幂函数的定积分公式和逐项积分的运算法则。同时，李善兰用这种积分的方法，配合还原（级数回求）、商除等代数运算方法，卓有成效地展开了许多超越函数的研究，这也是属于微积分学早期阶段的工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善兰的对数论，它建立在尖锥术的基础上，独具特色，受到了中外学者的一致赞誉。伟烈亚力（A.Wylie，1815—1887）说：“李善兰的对数论，使用了具有独创性的一连串方法，达到了如同圣文森特的J.格雷戈里（Gregory，38—75）发明双曲线求积法时同样漂亮的结果。”“倘若李善兰生于J.纳皮尔（Napier，1550—17）、H.布里格斯（Briggs，1556—31）之时，则只此一端即可名闻于世。”⑤顾观光发觉李善兰求对数的方法比传教士带进来的方法简捷、高明，认为这是洋人“故为委曲繁重之算法以惑人视听”，因而大力表彰“中土李（善兰）、戴（煦）诸公又能入其室而发其藏”，大声疾呼“以告中土之受欺而不悟者”①。

在李善兰尖锥术的基础上，解析几何思想和微积分方法的萌芽，是可以生根长叶、开花结果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数学也可能以自己特殊的方式走上近代数学的道路。只是几年以后，到了1852年，李善兰便接触到了大量从西方传进来的近代数学，并参与了把解析几何和微积分介绍进中国的翻译工作。从此，中国传统数学逐渐汇入世界数学的发展洪流之中。

清初有两位天算大师王锡阐（字寅旭，号晓庵，28—82）、梅文鼎（字定九，号勿庵，33—1721），当时号称“二庵”。蒋学坚说：“李先生算学为中外所共仰，国初王晓庵、梅勿庵二先生后，当首屈一指。”②又有诗称李善兰“步算中西独绝伦”、“王梅而后此传人”，“二庵之后更推谁，小李将军算法奇”①。

⑤李善兰：《重学》序，1866年。

①A.Wylie，ChineseResearches，Shanghai，1897。

②顾观光：《■賸余稿》卷下，《武陵山人遗书》，1883年。

①蒋学坚：《李壬叔先生〈则古昔斋遗诗〉跋》，《怀亭文录》。

第四节 朝译几何，暮译重学

1852年夏天，李善兰到上海墨海书馆，将自己的数学著作给主持书馆的英国传教士W.H.麦都思（Medhurst，1796—1857）展阅，其时住于墨海书馆的伟烈亚力见之甚悦，出了几道数学难题请教李善兰，李善兰一一作了正确的解答。于是伟烈亚力便请他留在上海合作翻译西方数学书籍。

李善兰和伟烈亚力合作翻译的数学书有《几何原本》后9卷、《代数学》13卷和《代微积拾级》18卷等。

据伟烈亚力说，古希腊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英文版本“校勘未精，语讹字误，毫厘千里，所失匪轻”，而“（李善兰）君固精于算学，于几何之术，心领神悟，能言其故。于是相与翻译，余口之，君笔之。删芜正讹，反复详审，使其无有疵病，则李君之力居多。余得以借手告成而已”②。看来，这并非谦虚之词。因为翻译的过程是伟烈亚力口述，李善兰笔录。这种笔录，是对口述的再翻译，整理、加工、乃至创造的比重是很大的。李善兰自己也说：“当笔受时，辄以意匡补”，如此“屡作屡辍，凡四历寒暑，始卒业”，“伟烈亚力君言，异日西士欲求是书善本，当反访诸中国矣”①。该书于1856年译毕，1857年出版发行。

英国数学家A.棣么甘（DeMorgan，1806—1871）的《代数学》（1835）

内容包括代数方程、方程组、指数函数、对数函数及其幂级数展开式等。这是我国第一部符号代数的译本，西方通用的一些代数符号，例如＝，×，÷，拉伯数码字用一、二、三、四，26个英文字母用中国传统的十天干（甲、乙、丙、丁）十二地支（子、丑、寅、卯）外加四元（天、地、人、物）来表示。

美国E.罗密士（Loomis，1811—1899）的《代微积拾级》（1850）是一部高等数学的教科书，内容包括解析几何和微积分初步，“由易而难若阶级之渐升”。译文用“微”的偏旁“彳”表示微分符号d，用“积”的偏旁“禾”表示积分符号∫，再配合其他相应的表示方法，象这样的积分式dxaxaxc+=++òln()便被译为禾甲⊥天彳天甲⊥天对⊥丙=()虽然同当今通用的数学符号和表达方式相比还相差甚远，但这是高等数学第一次被介绍进中国，在中国近现代数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翻译《几何原本》的同时，李善兰和伟烈亚力还翻译了西方力学著作《重学》，真所谓“朝译几何，暮译重学”②，十分紧张和辛苦。《重学》是我国近代科学史上第一部力学译著，也是当时最重要、影响最大的一部物理学著作，“制器考天之理皆寓于其中”①。

②蒋学坚：《闻李壬叔丈讣音》，1882年。

①伟烈亚力：《几何原本》译序，1856年。

②李善兰：《几何原本》译序，1856年。

①李善兰：《重学》序，1866年。

从1852到1859年，李善兰除了翻译出版上述数学和力学的著作外，还同伟烈亚力合作翻译出版了天文学著作《谈天》（英国赫歇耳的《天文学纲要》）和植物学著作《植物学》（英国林德利的《植物学基础》），这也是西方近代天文学和植物学首次全面系统地传入中国。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翻译过程中，大量的近代科学名词，在汉语中都没有先例供参考。本着对后人负责的精神，李善兰仔细思考，反复斟酌，十分贴切恰当地创译了一大批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和植物学中的科学名词，例如：代数、常数、变数、已知数、未知数、函数、系数、指数、级数、单项式、多项式、轴、切线、法线、渐近线、微分、积分；历元、方位、视差、章动、自行、摄动、光行差、月行差、月角差、二均差、蒙气差、星等、变星、双星、三合星、本轮、均轮；分力、合力、质点、刚体；细胞、植物；等等。100多年来，这些科学名词不仅在我国流传下来，扎下了根，还飘洋过海，东渡日本等国，沿用至今而勿替。如今，当我们天天和这些熟悉的科学名词打交道时，饮水思源，李善兰的开创之功是应该永志不忘的。

李善兰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翻译工作，加上七十年代初徐寿（1818—1884）翻译《化学鉴原》，华蘅芳（1833—1902）翻译《地学浅释》等，20年间，西方近代科学中，数、理、化，天、地、生，各大门类的先进知识都介绍进了中国，这为中国的近代科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

第五节 辅佐洋务新政，实施科学救国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清皇朝中一部分善于通权达变的封建政治家，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臣奕訢、文祥和拥有实权的大官僚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为代表，主张和实施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设备和科学技术，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建立起新式的海军和陆军。这些活动，史称“洋务运动”。此时，李善兰投身洋务派官僚集团，积极参与洋务新政中的学术活动，试图以此实现他的科学救国的理想。

1861年秋，曾国藩在安庆筹建一个试用机器生产的兵工厂——安庆军械所，先邀著名化学家徐寿和数学家华蘅芳到内军械分局研制机动船只，后又将李善兰“聘入戎幄，兼主书局”②。李善兰一到安庆，就拿出因战乱初刊版已毁的《几何原本》等数学书籍对曾国藩说：“此算学家不可少之书，失今不刻行复绝矣！”①在曾国藩的支持下，于1865年在金陵（南京）出版了15卷足本《几何原本》。曾国藩亲自为之作序，推荐此书。这对当时中国的数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都是有很大影响的。

1866年，曾国藩在上海筹建一个更大规模的兵工厂——江南机器局，他“邮致三百金”①到南京，资助李善兰出版算书，这样就有了1867年金陵刊本的李善兰数学著作《则古昔斋算学》付梓问世。与此同时，在南京开办金陵机器局的李鸿章也资助李善兰重刻《重学》8卷附《圆锥曲线说》3卷。李善兰的《则古昔斋算学》收有他20多年来的各种数学著作等13种，除前述关于尖锥术的《方圆阐幽》、《弧矢启秘》、《对数探源》外，还有关于等差级数求和问题的《垛积比类》②，关于行星运动轨道研究方面的《椭圆正术解》、《椭圆新术》和《椭圆拾遗》，提出别具一格的图解法、堪称我国第一部精密科学意义上的弹道学著作《火器真诀》，在我国级数研究史上带有开创性的《级数回求》，解决了若干有关中国古代数理天文学问题的《天算或问》，诠释和发扬中国传统数学和历法的《四元解》、《麟德术解》，以及融会中西数学方法的《对数尖锥变法释》。

张之洞也很钦佩李善兰的学识。他在1875年编写《书目答问》，卷后附有“清朝著述诸家姓名略”，注称：“此编生存人不录。”但却破例在“算学家”条下列了李善兰，并特别加注说明：“李善兰乃生存者，以天算为绝学，故录一人。”③

②李善兰：《重学》序，1866年。

①崔敬昌：《李壬叔征君传》。

①曾国藩：《几何原本》中译本序，1865年。

②李善兰：《则古昔斋算学》序，1867年。

③其中，现被普遍誉称为“李善兰恒等式”的一个组合公式驰名中外，自本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不断引起数学界的广泛兴趣，我国数学家章用、华罗庚和匈牙利数学家图兰·帕尔（TuranBel）等人都研究和证明过它。

第六节 合中西之各术，绍古圣之心传

1861年，洋务派奕等奏请开办京师同文馆，1862年成立，直属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开始只设有外语课程，培养办理洋务所需的翻译人才。1866年又因制造机器必须讲求天文算学，议于同文馆内添设一馆，即天文算学馆。1867年起招收30岁以下的秀才、举人、进士、翰林，以及科举出身的五品以下官吏入学，厚给薪水，住馆学习数学，学制7年。起初，在物色主持者的人选时，广东巡抚郭嵩焘就上疏举荐了李善兰。但李善兰忙于在南京出书，翌年才得以北上，就任同文馆天文算学总教习，直至1882年去世。其间所教授的学生“先后约百余人。口讲指画，十余年如一日。诸生以学有成效，或官外省，或使重洋”①，知名者有席淦、贵荣、熊方柏、陈寿田、胡玉麟、李逢春等。晚年，获得意门生江槐庭、蔡锡勇二人，即函致华蘅芳，称“近日之事可喜者，无过于此，急欲告之阁下也”②。这些人在传播近代科学特别是近代数学方面都起过重要作用。1880年，同文馆总教习、美国人丁韪良（W.A.P.Martim，1827—19）因此说：“是皆李壬叔先生教授之力也。呜呼！合中西之各术，绍古圣之心传，非壬叔吾谁与归？”③所谓“合中西之各术，绍古圣之心传”，实际上是发扬中国古代数学的优良传统，并将之纳入当时世界通行的近代数学体系之中。李善兰身处新旧交替、中西融合的历史时期，眼光敏锐，思想活跃，既不盲从，又不保守，是很有胆略、很有气量的。在中国古代数学名著中，他选定了金元时期李冶的《测圆海镜》为同文馆的数学教材，这是因为李冶的“天元术”就是西方的代数学，“立天元一”即“设未知数x”，而且《测圆海镜》中由170个勾股容圆问题归纳出来的“九容公式”，也是与几何图形有关的代数运算的基本技能和技巧训练。李善兰高度评价《测圆海镜》这部书，说他自己“译西士代数、微分、积分诸书，信笔直书，了无疑义者，此书之力焉”。他撰《测圆海镜解》，取《测圆海镜》中的原题，“今以代数演之，则合中西为一法矣”①。数学是没有国界的。当时从西方传到中国来的近代数学，本身就是吸取了大量包括中国在内的东、西方各民族的数学成果的产物。尽管自代数学和微积分传入以后，中国古代的天元术和传统的幂级数研究难以再有进一步发展的余地，但中国古代传统数学汇入世界近代数学洪流之中，这是中国数学发展的必然趋势。李善兰是顺应这种历史潮流，起着推波助澜作用的。①张之洞：《书目答问》，1875年。

②崔敬昌：《李壬叔征君传》。

③李善兰：《致华蘅芳函》（严敦杰收藏）。

①丁韪良：《同文馆算学课艺》序，1880年。

第七节 学问量天测地赅，诗文余事亦恢恢

李善兰的科学著译，特别是他的数学著作，“仰承汉唐，荟萃中外，取精用宏，兼综条贯”，“业畴人者，莫不家庋一编，奉为圭臬”②。而他业余从事的诗、文创作，也是内容丰富、洋洋大观。蒋学坚写诗赞他“学问量天测地赅，诗文余事亦恢恢”①。

李善兰自谓“十三学吟诗”②，虚岁15时便有“膝下依依十五秋，光阴瞬息去难留。嗟余马齿徒加长，爆竹惊心岁已周”和“数声爆竹岁朝天，惭愧平舆会讲年。一岁功程今日始，急须早著祖生鞭”的佳作。他年轻时写的《夏日田园杂兴》、《田家》等诗，如“提筐去采陌头桑，闭户看蚕日夜忙。得到丝成空费力，一身仍是布衣裳”③，颇为体贴劳动人民的辛苦。此外，他还写了大量咏史咏物咏景的抒怀之作，文字清新，思想深邃，颇具哲理。李善兰的杂文思想性、艺术性兼备。例如，他年逾花甲后写了一篇《星命论》④，用确凿有力的证据，通俗生动的比喻，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利用星象搞封建迷信活动的荒诞无稽。文中有这样一段：大挠造甲子不过记日而已，并不记年月与时也。亦无所谓五行生克也。

其并记年月与时且以五行配之，皆起于后代，古人并无此意也。而术士专以五行之生克判人一生之休咎，果可信乎？且五行见于洪范，不过言其功用而已，言其性味而已，初不言其生克也。是干支之配五行，本非古人之意矣，而谓人之一生可据此而定，是何言欤？至五星偕地球同绕日而各不相关。夫五星与地球且不相关，况地球之上一人而谓某星至某官主吉，某星至某官主凶，此何异浙江之人在浙江巡抚治下，他省之巡抚于浙江无涉也，今试谓之曰某巡抚移节某省，于尔大吉，某巡抚移节某省，于尔大凶，有不笑其荒诞者乎？五星之推命何以异是乎？

对此，时人赞曰：“其论真属透辟，足以启发溺惑。”

李善兰生性豪迈，洒脱不羁，潜心科学，淡于利禄。曾国藩很赏识他，“屡欲列之荐牍，皆力辞”⑤。他痛恨贪官污吏，在晚年所写的《陈君锡麟行状》①中，表彰为官清廉、体恤民情者，而叹曰：“呜呼！今之号称能吏者，吸民膏髓以善事上官得真除显要者，比比也！”在《倪君经朝传》②中，赞扬“倪氏子弟皆矫矫立气节，不屑与俗儒争进退”。在描写一穷苦诗人潦倒致死的《陈愚泉传》中，论曰：“吾谓愚泉虽饿死视士大夫之庸庸老寿并不能雕章镂句者可当何如耶！”③表现了他对当时封建社会处于穷途末路之下官场的**深恶痛绝，对儒林的迂腐则嗤之以鼻。

②李善兰：《测圆海镜细草》序，1880年。

①李善兰：《听雪轩诗存》识语，汲修斋校本。

②蒋学坚：《闻李壬叔丈讣音》，1882年。

③李善兰：《听雪轩诗存》。

④本段引文均见李善兰：《听雪轩诗存》。

⑤李善兰：《星命论》，《中西闻见录》第12号，1873年。

①崔敬昌：《李壬叔征君传》。

②李善兰：《则古昔斋文抄》，汲修斋丛书，第9册。

③李善兰：《则古昔斋文抄》，汲修斋丛书，第9册。

晚年，他虽官居高位（1882年授三品卿衔户部正郎、广东司行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但从未离开过同文馆教学岗位，也没有中断过科学研究工作。在他去世前几个月，即1882年夏，还在写新的数学著作《级数勾股》。他自署对联“小学略通书数，大隐不在山林”贴在门上，表明他仍然以在野之隐士自居，而不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

李善兰一生嗜酒。年轻时在家乡常与“鸳湖吟社”的诗友“一笑且痛饮，醉卧沧江月”④。中年在上海译书时，则与王韬、蒋敦复“同至酒楼轰饮”①，因“以诗酒徜徉于海上，时人目为三异民”②。晚年在北京，仍好饮，结果患风痹症，“家山成久别，杯酒了余生”③，于1882年12月9日辞世。次年归葬家乡海盐县。当地现已建立了他的纪念陈列室。作为我国近代科学的先驱者，人们将永远纪念他。

④李善兰：《陈愚泉传》，《中西闻见录》第33号，1875年。

①李善兰：《听雪轩诗存》。

②王韬：《淞滨琐话》。

③《淞南梦影录》卷3。

（谢选骏指出：李善兰名虽有兰，却无兰学的滋润——这是第二期文明的帝国时代与日本封建制度的根本区别所在。满清狗不被英王贼大炮轰开大门，就无法吸取新知。这与日本一直保持兰学的存在是完全不同的处境。即使英贼轰开满狗大门以后，学者也只能按满狗官办翻译，还要跟狗官附庸风雅，真是令人作呕鞑子狗。）

【第二十二章 徐寿】

第一节 研读科技典籍，善制工艺器械

徐寿，字生元，号雪村，江苏无锡人。清嘉庆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二日（1818年2月26日）出生于江苏无锡县社岗里。徐氏世居无锡，“力田读书”④，是一个比较贫苦的农民家庭。徐寿的祖父审发务农的同时兼作商贩，家境日渐富裕。徐寿的父亲文标大概是徐家的第一个读书人，但不幸的是年仅26岁过早去世了，徐寿时年仅4岁。母亲宋氏含辛茹苦，将他和两个妹妹抚养成人。在他17岁那年，他的母亲也去世了。在此之前，他已经娶妻，并有了一个儿子。

徐寿早年也习举子业，“尝一应童子试，以为无裨实用，弃去”①。显然，八股诗文无法解决他一家人的生计问题。为了养家糊口，他不得不一面务农，一面经商，往上海贩运粮食。难能可贵的是，徐寿并没有就此放弃对知识的追求。生活的磨难和务农经商的实际经验，使他痛感时文词章毫无用处，因此，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转向了经世致用之学。那时正是鸦片战争前夜，清皇朝已经走向衰亡，社会矛盾日益突出，青年徐寿立下了“不二色，不妄语，接人以诚”和“毋谈无稽之言，毋谈不经之语，毋谈星命风水，毋谈巫觋谶纬”的座右铭②，抱定了经世致用的宗旨，开始在经籍中学习研究有用之学。他研读《诗经》和《禹贡》等经书时，将书中记载的山川、物产等列之为表，研读《春秋》、《汉书》、《水经注》等历史、地理著作，则注意古今地理的沿革变迁。凡是有用之学，他无不喜好。

徐寿的家乡无锡是著名的鱼米之乡，也是远近闻名的手工业之乡。那里有许多能工巧匠。这种风气也影响了徐寿，他从小就爱好工艺制作，“少好攻金之事，手制器械甚多”①。大概正是由于这一爱好使他由博览群书逐渐转而致力于科学技术的研究。徐寿在科技方面的兴趣极为广泛，举凡数学、天文历法、物理、音律、医学、矿学等等，他无一不喜，无一不好。他不仅潜心研究中国历代的科技典籍，对于明末清初从欧洲翻译过来的西方科技著作也认真加以研究。他认为工艺制造是以科学知识为基础的，而科学的原理又藉工艺制造体现出来，所以他总是“究察物理，推考格致”②。结果，这不仅使他的科学修养大为提高，也使他制作工艺器械的水平日趋精湛。据记载，他曾制作过指南针、象限仪，还会制造结构很复杂的自鸣钟，而尤其善于仿铸墨西哥银元。他还研究制造过好几种古代乐器，据说都一一符合乐理。他善于制器的名声逐渐传播开来，引起本县的学者兼画家华翼纶慕名探访，由此，徐寿与华翼纶之子青年数学家华蘅芳（1833—1902）相识，成为终身不渝的朋友。

徐寿和华氏父子联络了几位对科技有共同兴趣的人，经常切磋讨论。

④蒋学坚：《李壬叔丈灵柩南还，诗以哭之》，原注：“公误饮冯了性药酒而卒。”

①华翼纶：《雪村徐征君家传》，《碑传集补》卷43。

②华翼纶：《雪村徐征君家传》，《碑传集补》卷43。

①程芳：《徐雪村先生像序》，《格致汇编》第二年（1877）第9卷。

②华世芳：《记徐雪村先生轶事》，《碑传集补》卷43。

他们到处访书求友，往往弄到一本科学书就相互传抄，每见新学新知，总是相互交流，遇到疑难问题，就反复研究，直至大家都明白。他们对明末清初的西方天文学、数学和技术之类的译书进行了认真深入的研究。这些书往往有理有法，不仅论述知其然，而且阐述其所以然，给徐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是在这些切磋交流中，徐寿从研究中国传统科技转而致力于西洋科技。1855年，上海墨海书馆（英国伦敦布道会在中国的出版机关）出版了英国在华传教医师合信（B.Hobson，18—1873）编译的《博物新编》。不久，徐寿和华蘅芳到上海访书，读到了这部新书。这是一部介绍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的书，是最早向中国人介绍近代化学知识的一部书。其中还论述了蒸汽机原理，哥白尼和牛顿天文学等。尽管《博物新编》不过是一部科学常识书，但它介绍的却是近代科学常识，已经远远地超越了明末清初天主教耶稣会士介绍的西洋科学的水平。徐寿和华蘅芳他们一读到这部书，就好象一下子跨越了200多年，猛然间发现近代科学的新知新理。这种新鲜和敏感，如果不是对科学精研有素，是难以想象的。

回到无锡，他们按照书中所论自制器具，验证书中的一些科学理论和实验。徐寿因陋就简，自制了不少仪器。如他曾用水晶印章磨制成三棱镜，以检验光的折射定律在三棱镜中的特殊现象和光分七色的原理。为了搞清楚光在三棱镜中的折射问题，他和华蘅芳多次通信讨论。更为难得的是，徐寿还触类旁通，“引伸其说”③，试做了《博物新编》中还没有加以讨论的实验，并将书中的结论推而广之，得到了某些新的结果。可惜的是，这些实验和研究的笔记后来毁于1860年太平天**进攻无锡、苏州之时。这一时期，徐寿还研究了轮船的制造。他认真研读了《博物新编》中的有关论述，并考察过停泊在上海的外国轮船，所以在1860年之前，就传说他能够制造轮船，称他“登西人火船，观其轮轴机捩，即知其造法”①。

1861年秋冬之际，两江总督曾国藩向清廷特片保举6人，徐寿和华蘅芳作为江浙的“才能之士，能通晓制造与格致之事者”，名列其中。清朝中央政府即命江苏巡抚薛焕将他们护送至曾国藩军营。次年三月，徐寿和华蘅芳抵达安庆曾氏军中，成为曾国藩军中的技术幕僚，在安庆内军械所着手试制轮船。

徐寿等人白手起家，自制了必要的工具，然后用这些工具制造出一系列零部件，仅用3个月的时间，船用蒸汽机的模型就制造出来了。该机汽缸直径为一寸七分，引擎速度为每分钟240转。1862年7月30日，徐寿和华蘅芳等将该机试演给曾国藩及其幕僚观看，一试即获成功。曾国藩对此极为满意，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随即令徐寿等正式开始制造轮船。这项工作以徐寿和华蘅芳为主，徐寿负责总体设计和制造，华蘅芳负责有关的测算工作。此外还有吴嘉廉、龚芸棠等。徐寿的次子徐建寅（1845—1901）虽然才17岁，但在造船过程中也“屡出奇计”②，帮助徐寿解决了某些疑难问题。1863年11月，徐寿等人试制出一艘小型的木质轮船，该船使用暗轮，长约三丈。可是试航时，它只行驶了一里左右就熄火了。徐寿等很快就查明了问题之所在。

③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格致汇编》第三年第五卷。①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

②《王韬日记》1859年3月9日。

原来是由于锅炉中没有设置锅炉管，因此汽锅无法连续供给蒸汽。他们很快更改了设计。一个多月之后，该船又在长江上进行了试航，获得圆满成功。该船身长近三丈，航速为每小时12至13里。曾国藩随即指示制造更大的轮船。

1864年7月19日，湘军攻占天京（即南京）。不久，曾国藩从安庆移驻南京，内军械所也从安庆迁至南京。徐寿等人也搬到南京继续造船。由于船大，零部件的加工制作耗费时日，而人手有限、工具简陋，所以进展不快。直到1865年底，一艘明轮式的木质蒸汽船才终于完工。该船后被命名为“黄鹄”，船身长55尺，载重量为25吨，引擎使用高压蒸汽机，淘汰了先前的低压蒸汽机。其蒸汽机为单汽缸，倾斜装置，汽缸直径为2尺，长为2尺。主轴长14尺，直径为二寸四分。汽锅长10尺，直径二尺六寸。锅炉管有49支，各长8尺，直径二寸。船舱设在主轴位置之后，机器部分占去了船体的前半部分。推进器为设于两舷的腰明轮。1866年4月，“黄鹄”号在南京下水试航，其顺逆水平均船速为每小时22.1里。总的说来，“黄鹄”号轮与当时国外制造的内河航行的轮船在设计、性能上都是很相似的。其全部制造工作，无论是各项设计，还是工具、机器、零部件的制作，完全由中国人一手完成，没有假手外人。所用材料，除了用于主轴、锅炉和汽缸的铁系进口货之外，其余均为国产。在当时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徐寿等人克服了重重困难，解决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而终于大功告成，真可以说是一个奇迹。当时在上海出版的著名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NorthChinaDailyNews）就称道“黄鹄”号的制造成功是“显示中国人具有机器天才的惊人的一例”。徐寿因此被曾国藩誉为“江南第一巧人”。在中国科技史上，“黄鹄”号的制造开创了我国的近代造船业。

第二节 一代翻译名家

在研制轮船的过程中，徐寿深感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迫切性。早在1863年春，徐寿等技术幕僚就向曾国藩建议设立一个采用西方先进技术的机器厂，后来容闳赴美采办机器即由此而来。容闳购买的机器于1865年秋运抵上海，被安置在李鸿章新设的江南制造局。该局原来是一家美国人经营的轮船修造厂旗记铁厂，有几位外国技师和一批修造轮船的设备留用。因此，1866年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后，即着手在该局制造轮船。为此，他很快就将徐寿父子和华蘅芳等人调到制造局，襄助造船事宜。1867年4月，徐寿到该局就职，任江南制造局委员，负责领导和监督造船工作。在徐寿领导沪局造船之初，该局的造船工作主要依赖留用的原旗记铁厂的外国技术人员。他们利用外国轮船的现存图纸，按图制造，自己无法设计。这些人大多不过工匠水平，若要制造样式比较先进的船型就无处措手了。有鉴于此，徐寿更觉必须培养自己的技术人才。他以自己的亲身经验，认识到必须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把西方科学技术各门类的著作择要翻译过来，供人学习研究，自然能造就一批中国自己的科技人才。那时，曾经在输入西方近代科学知识方面起过重要作用的墨海书馆早已解散。西方近代科学的绝大多数学科还没有相应的中译本，至于学习西方制造技术所急需的技术科学还几乎是一片空白。这种情况，同方兴未艾的求富求强事业的实际需要是太不相适应了。可是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却急功近利，急于购买和仿造洋枪洋炮和轮船，还没有将科技知识的引进和科技人才的培养纳入其议事日程上来。经过慎重的考虑，徐寿建议在江南制造局设立翻译馆，专门翻译西方科学技术著作。他的这一设想得到了该局负责人冯焌光和沈保靖的支持。为了争取曾国藩的支持，徐寿起草了一个条陈，由冯、沈转呈曾氏。

徐寿的条陈内容有四点：一为开煤炼铁，二为自造大炮，三为操练轮船水师，四为翻译西书，而其真意还是在第四事。但是，曾国藩认为徐寿的建议都是“揣度之词，未得要领”。关于译书一事他批复道：至外国书不难于购求，而难于翻译，必得熟精洋文而又深谙算造且别具会心者，方能阐明秘要，未易言耳该员等此番赴局宜遵谕专心襄办轮船，能于一年内赶速制造一二只，乃不负委用。其轮船以外之事，勿蘧推广。③看来，曾国藩造船心切，对徐寿等人的能力估计不足，将译书之事看得太难了。幸而冯焌光和沈保靖是支持徐寿的，经过他们的请求，曾国藩允许徐寿“小试”译书。

徐寿物色了上海英华学塾校长兼《上海新报》编辑英国人傅兰雅（J.Fryer，1839—1928）担任专职口译，并聘请富有译书经验的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和美国人玛高温（D.J.Macgowan，1814—1893）担任兼职口译。于是，徐寿与伟烈亚力合作翻译《汽机发轫》，华蘅芳与玛氏合译《金石识别》，而徐建寅与傅兰雅试译《运规指约》，江南制造局的翻译事业就此开始了。这几部书都是由徐寿等中国笔述者赶到西人口译者的租界住处翻译的，来往费时，很不方便，因此，制造局拨出房屋作为翻译之处。1868年6月，在中国近代科技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就这样成立了。

③孙景康：《仲虎徐公家传》，见杨模等编《锡金四哲事实汇存》。

1868年8月，在江南制造局制成第一艘轮船“恬吉”号下水的同时，《汽机发轫》等四部译书也均告译出，并呈送给曾国藩“鉴赏”。曾氏对轮船制成极为满意，对于四部译书也非常欣赏。要知道李善兰、伟烈亚力在墨海书馆花了七八年才译出七八部书啊。从此，他对译书事业的态度立即转变为大力支持，指示扩大翻译馆的规模，同意徐寿等人的建议，兴建翻译学馆。徐寿等翻译委员制订了翻译馆的长期规划——《再拟开办学馆事宜章程十六条》①。这一计划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招收学生，培养翻译人才和技术人才。1870年初翻译学馆建成之后，新任上海道兼江南制造局总办涂宗瀛认为翻译学馆与培养外语人才的上海广方言馆“事属相类”，他请示曾国藩后，将广方言馆搬进了新落成的翻译馆，结果徐寿等人的科学教育计划化为了泡影。不过，这一计划的另一半内容，即译书计划基本上得到了落实。如按照第七条“测经纬以利行船”，此后每年即由贾步纬编译《航海通书》；据第八条“译舆图以参实测”，李凤苞等编译了世界地图纸、中国沿海海道图和长江图等几种地图；而《西国近事汇编》、《西国近事》和《翻译新闻纸》等送呈各省官员的定期出版物，则是按照第十条“录新报以知情伪”的计划编译的；至于科学技术书籍的翻译，则在第五、六、九条“编图说以明理法”、“考制造以究源流”、“广翻译以益闻见”等条文中规划周详了。这是清末洋务运动时期我国引进西方科技的最大的一项计划。正是这个计划的实施，使江南制造局成为十九世纪下半叶我国译书最多、质量最高、影响最大的科技著作编译机构。徐寿也是在翻译馆建成以后，由“制造名家”转变为“翻译名家”。此后，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在翻译馆与傅兰雅合作翻译科技著作，直至其去世。作为翻译馆的创始人和主要译者，徐寿为翻译事业贡献了自己的最后17年生命。

徐寿先后与傅兰雅合作翻译了近30种科技著作，约250万字。其中，最有名的是几部化学书，此外，《汽机发轫》、《西艺知新》正续集和《宝藏兴焉》等也很重要。

①《曾文正公全集·批牍》卷6。

第三节 中国近代最早的化学家

徐寿的第一本化学译书是《化学鉴原》，是根据当时美国流行的一部化学教科书翻译的。此书译于1869年，是最早译出的一部专门的化学书籍，于1871年作为江南制造局的首批译书出版。那时，许多化学术语还没有现成的汉语词汇来表达，因此，必须拟定一套元素、化合物和化学概念的汉语译法。为此，徐寿和傅兰雅经过认真研究，解决了这一翻译难题。其中最为成功的是化学元素名称的翻译。他们首创了以元素英文名的第一音节或次音节译为汉字再加偏旁以区分元素的大致类别的造字法，巧妙地将元素英文名译为汉字。他们根据这一原则新造的化学元素汉字如硒、碘、钙、铍、锂、钠、镍等字，几乎难以看出是新造的汉字。这一元素译名原则不仅能对已知的元素拟定合理的译名，而且为后来拟译新发现的元素译名提供了如法炮制的规范，其基本原则为后来的化学家所继承。目前的化学元素中文译名原则就是在徐寿的基础上制订的。至于化合物的译名，他们除对某些常见者采用意译之外，一般都译其化学式，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译法。在徐寿和傅兰雅翻译《化学鉴原》的同时，在广州的美国传教医师嘉约翰（J.G.Kerr，1824—1901）与其学生何然也根据同一底本在进行翻译。他们了解到徐寿的译名之后，就在其译本《化学初阶》中采用了《化学鉴原》的一些译名。不过《化学初阶》的译文比较简略，文字也不如《化学鉴原》那么通畅，因此远不如《化学鉴原》在读者中影响深远。《化学鉴原》被时人誉为“化学善本”①，是近代化学传入中国早期时影响最大的一部译书。

徐寿等在翻译《化学鉴原》时只译出了原书的无机化学部分，在介绍有机化学时，他们选用了英国新出的一部化学教科书，书名定为《化学鉴原续编》（1875年）。由于那时有机物的英文名称也还没有统一，徐寿和傅兰雅在翻译有机物时采用了音译，因而该书比较难读。《续编》译出之后，他们见原书的无机化学部分的内容比《化学鉴原》更丰富，更有条理，于是又将其译出，定名为《化学鉴原补编》，于1879年出版，其中还加入了论述新发现的元素镓及其化合物的内容。

徐寿非常重视分析化学，称之为“化学之极致”。在翻译完《化学鉴原》不久，他就让其子建寅与傅兰雅翻译了一本简明的分析化学著作《化学分原》。但他不以此为满足。1879年，年已61岁的徐寿又开始与傅兰雅合作翻译德国分析化学大师富里西尼乌司（KarlR.Fresenius，1818—1897）的两部最有名的分析化学著作《定性分析化学导论》和《定量分析导论》。这两部著作的德文原版分别于1841年和1848年初版，后来一再修订重版，并被译为欧洲各国文字。它们在分析化学的学科建立和系统化的过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因而其作者富氏被誉为近代分析化学之父。这两部书的篇幅都不小，译成文言共有75万字之多。徐寿和傅兰雅是依据其英文新版翻译的，前后历时的4年之久，译本分别定名为《化学考质》和《化学求数》，于1883年出版。

徐寿还翻译了一册《物体遇热改易记》（1899年出版），它是根据英国出版的一部著名的化学词典中的部分条文翻译的，介绍了气体、液体和固体①《广方言馆全案》。

受热膨胀理论，气体定律，理想状态方程和绝对零度等概念和理论，详细罗列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之前西方科学家研究液体和固体热膨胀率的实验结果。

这些无机、有机和分析化学译著的翻译出版，以及他们翻译的《宝藏兴焉》（1884年）、《西艺知新》中的化工著作如《造硫强水法》等的出版，将西方近代化学比较系统地引进到中国，极大地促进了近代化学知识在清末的传播，为化学学科在我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同时，这些译著的翻译出版也改变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化学知识引进的落后状况。随着它们的问世，化学知识的引进甚至可以说走在了数学和物理学等学科的前头。

就徐寿自己而言，通过翻译化学书籍，也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科学水平，成为我国近代最早的化学家之一。早在译书之前，他就从英国订购了全套的化学实验仪器和化学药品。在译书的同时，他往往要将书中的重要的化学实验亲手做一遍。因此，每译完一书，他也就掌握了书中的化学知识，并能将有关知识运用于实践之中。他曾为江南制造局的龙华火药局建成硫酸厂，制造过硝化棉和雷汞等炸药。

徐寿在翻译化学书籍不久就开始试制硫酸。最初，可能是由于生产规模过小，制得的硫酸的成本较高①。1873年之后，他和傅兰雅翻译了一本介绍英国用铅室法制硫酸工艺的《造硫强水法》，同时，徐建寅等也翻译了一本《造硫强水法》（后来没能出版）。在此基础上，徐寿改进了工艺，扩大了生产规模，使成本大为降低。其所制硫酸不仅在质量上与西方所产不相上下，在成本上也比进口货便宜不少。所以从1876年起，龙华火药局所需硫酸即全系自产，不再依赖进口。徐寿研究制造硫酸可以说是我国近代硫酸工业的开端。他摸索的一整套制造工艺在龙华火药局长期延用，后来还载入1905年出版的《江南制造局记》之中。

徐寿对矿冶也很有研究。也是在译书之初，他就从国外订购了各种各样的矿石样品和金属样品。后来，他又一面译书，一面研究辨识矿藏，提炼金属。他的有关知识，在开平煤矿、徐州煤矿和漠河金矿的开发和建设过程中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①《格致课艺汇编》卷4己丑（1889年）春季超等第一名孙维新课艺。

第四节 乐律研究的成就

徐寿一生都爱好研究乐律之学。他年轻时以复制古乐器开始为人所知，晚年又因研究律管的管口校正而赢得了西方科学界的赞誉。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他研究了律管的半黄钟与正黄钟不相应的问题。这是中国律学史上一个困扰了人们上千年的老问题。中国古代向来以弦定律，以管定音。古人认为管弦同律，依此，则黄钟律管与长为其一半的半黄钟管应该刚好相差八度音，可是实际则不然。在中国古代，只有晋代的荀勖（？—289）和明代的朱载堉（1536—11）研究过律管的校正问题。徐寿研究了朱载堉的成果，认为其结果“理虽近似”，但“尚未密合”①。他从缩小管长来研究这个问题，用九寸长的开口铜管（即清制黄钟管）实验，发现截去其一半，无法得到八度音，但再截去半寸稍长一点，则能准确地得到八度音。他用不同管径的铜管实验都得到了一致的结果。徐寿这项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他用简单的实验得到了律管管口校正的一个经验数据，并以实验否定了弦管同律论。然而，他的这一结果却与英国物理学家丁铎尔（J.Tyn-dall，1820—1893）《声学》（由徐建寅和傅兰雅译出，1874年出版）的有关论述相矛盾。1880年11月，徐寿让傅兰雅将他的实验结果翻译成英文，报告给丁铎尔，就为何他的实验与《声学》不符，管口校正的科学计算以及弦管不同律的真实原因等问题向丁氏求教。显然，徐寿和傅兰雅都感到这一实验结果是一项有意义的科学发现，因此，他们将信同时也寄到了英国著名的科学刊物《自然》（Nature）杂志社。那时，关于管口校正的研究在欧洲正引起许多科学家的研究兴趣。其中最著名的是英国物理学家博赞基特（R.H.M.Bsanquet）的系列研究和英国著名物理学家瑞利勋爵（LordRayleigh，J.W.Strutt，1842—1919）在其巨著《声学理论》（TheoryofSound）中发表的理论推算公式。他们的研究从理论和实验两方面基本上解决了管口校正的问题。徐寿的研究几乎与他们同时，尽管结果比较粗略，但仍然引起了英国科学家的极大兴趣。《自然》杂志于1881年3月10日以《声学在中国》为题，发表了上述信件。编者在按语中指出：“我们看到，对一个古老定律的现代的科学的修正已由中国人独立地解决了，而且是用那么最简单、原始的器材证明的。”在西方科学大举进入中国的十九世纪后半叶，徐寿的管口校正结果在《自然》杂志上的发表，可以说是近代以来中国科学家在西方科学杂志上第一次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

①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第431页。

第五节 创办格致书院

徐寿晚年的另一项重要的事业是创办上海格致书院。该书院最初由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SirW.H.Medhurst，1823—1885）倡议建立。由麦氏和傅兰雅等外国热心人士组成了董事会。1874年11月，徐寿受邀为董事。以后又陆续增加了几位华人董事，结果中西董事各占一半。而徐寿是格致书院早期的最为重要的一位董事。徐寿首先着手的是筹款。他先后上书李鸿章等官绅，得到李鸿章、冯焌光等有力者的大力支持，为书院筹集到了大量的钱款。据记载，在全部7700两建院款项中，其中百分之八十即6000余两是由徐寿募集而来。为了格致书院的建设，徐寿还拿出自己多年节衣缩食积攒的一点钱财。他捐献了原本为其母亲修建旌节坊而准备的一笔钱，为此，他不得不将母亲牌坊的修建一再推迟。格致书院的房舍是一幢上下两层的中式楼房，也是由徐寿设计的。书院于1875年底建成，次年6月24日正式开院。格致书院开院后不久，由于经费短缺，很快就陷入了财政困难。又是徐寿多方活动，从著名的红顶商人胡光墉那里募得5000银元，加上他个人的1000两捐款，才使书院摆脱了财务困难。1878年，他用这笔钱偿还了书院的债务，购置了一批科学仪器，并用其中的一部分在书院的空地上修建了数十间房屋，作为出租之用，每年的租金有800多两。这笔收入后来成了书院的一笔固定财源，使书院的财务状况大为好转。从此，董事会授权徐寿住进院内，以便就近管理院务。他的第二任夫人韩氏早在他到江南制造局之前就已去世，以后他不再续娶。此时就由其第三子徐华封（1858—1927）在身边照料，一起住在格致书院。

但是，徐寿在办院方针等方面同书院的外国董事发生了分歧。徐寿想把格致书院建成一个培养专门的科技人才的学校，而以担文（W.V.Drummond，英租界工部局律师，1788年起任董事会主席）为首的外国董事则对此不大热心，他们不过想办个展览，开几次科学讲座，引起中国的士人对西方事物的兴趣爱好。因此，他们对徐寿的所作所为多方干涉，横加指责。后来，徐寿干脆撇开了外国人控制的董事会，独立行事。但是，由于风气未开，徐寿想把格致书院建成一个专门的科技学校的计划，在他的生前没有实现。

不过，徐寿毕竟为格致书院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另外，由于筹建书院的推动，徐寿的合作者傅兰雅还发起编辑出版了最早的中文科技期刊《格致汇编》。这一刊物于1876年2月开始出版。徐寿对该刊的编辑给予了宝贵的支持。他为之撰写了发刊词，并在上面发表过《考证律吕说》等论文。他和傅兰雅的一些译作，也在《格致汇编》上刊出。《格致汇编》在清末深受读者的喜爱，其发行量远比江南制造局的译书为多，对近代科技知识在清末的传播起到过重要的作用。如果不是徐寿等中国友人的大力支持，傅氏是不可能将《格致汇编》办成的。

1884年9月24日，徐寿病逝于格致书院寓舍，享年68岁。

徐寿的经历代表了我国科学技术事业从传统走向近代的坎坷历程。徐寿早年受到的是旧式教育，他转向科学研究是受到了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的影响。他最早接触的也是中国固有的传统科学技术，并达到了较高的水平。然而徐寿绝不保守，他一旦接触到西方近代科技，认识到其先进性之后，就转而以引进和传播近代科技和发展中国的科技事业为己任，他的朋友张文虎（1805—1885）说他“服膺西学”，这在清末是非常难得的。但是，他并不盲信西方科学，他在乐律研究中用实验发现丁铎尔《声学》中的错误就是有力的例证。徐寿也没有因西方科技的先进而弃传统科技如敝屣。在他的研究之中，总是因陋就简，尽可能利用传统的材料、手段和方法推陈出新，表现出很高的创造性。徐寿一生的科学成就，放在世界科技发展史上考察，也许微不足道，但在中国近代科技发展史上却是举足轻重的。正是徐寿这样一些人，开创了中国近代的科技事业，使中国科技的发展逐渐靠近世界科技的潮流。

（谢选骏指出：徐寿号称“第一个在《自然》发表文章的中国人”——这是1878年《格致汇编》第7卷上发表的《考证律吕说》一文，3年后，该文被译成英文，以“声学在中国”为题，被英国著名科学杂志《自然》（《Nature》）刊载。该文通过实验推翻了著名物理学家约翰·丁铎尔在《声学》中的定论，纠正了伯努利定律，被《自然》编辑赞为“非常出奇”。据学者姚远考证，这是当时中国科学家在《自然》上发表的第一篇科学论文，也是唯一一篇。作者徐寿是中国近代化学启蒙者、近代造船业的奠基人、化学元素的中文定名人，他一生翻译大量科技著作，还是最早提出“中西医汇通”的人。徐寿为中国科学事业作出突出贡献，却因未考上秀才，长期被边缘化，甚至以匠人身份见用。由此可见，科举制度已经完全落后于时代了。）

【第二十三章 詹天佑】

第一节 留学十载，“学有其成”

詹天佑，字眷诚，清咸丰十一年三月十七日（1861年4月26日）出生于广东省广州府南海县，1919年4月24日病逝于湖北汉口。詹天佑祖籍安徽婺源县（今属江西省）。他的家庭是一个已经没落的儒商之家。曾祖父詹万榜（号文贤）于乾隆二十五年（1761）携家由婺源迁居广州南海，经营茶叶外贸生意①。祖父詹世鸾、父亲詹兴洪都继承家业，开设茶庄。但鸦片战争以后，原曾一度兴盛的茶行生意到詹兴洪时已一落千丈，生活日益困难，詹兴洪甚至不得不依靠代写书信和刻制印章等收入来维持日常生活。

同治六年（1867），詹天佑6岁时，入私塾读书。他自幼身体虚弱，但聪颖豁达，好学深思，个性沉毅。其父詹兴洪的挚友谭伯邨，广东香山人，常到香港、澳门做生意，时常接济詹兴洪。他很喜欢詹天佑聪明坚毅，便将四女儿许嫁于他。同治十年（1871），谭伯邨在港澳经商时，获悉朝廷欲在香港招考幼童出洋留学，便劝说詹氏夫妇，送子报考。詹兴洪遂送詹天佑去香港应试。

①徐寿：《考证律吕说》，《格致汇编》第三年（1880）第7卷。

①詹天佑手立《徽婺庐源詹氏支派世系家谱》（以下简称《詹氏家谱》），清光绪十年（1884）。

詹天佑报考了“技艺门”，并被录取。他与第一批录取的出国少年共30名，在上海经过几个月的短期培训以后，于同治十一年七月八日（1872年8月11日），由留学生事务所正监督陈兰彬率领，乘船赴美。为办理赴美留学生的学习、生活事宜，时任留学生事务所副监督的容闳已先行赴美联系安排。容闳按计划，将30名留学生分成十余组，每组两三人，分散寄居在新英格兰区各州的美国友好人士家庭中，以熟悉美国的饮食起居和便于英语听、说、读、写的学习。詹天佑和另一位留学生欧阳赓，被安排居住在康州威士哈芬（WestHaven）海滨男生学校（SeasideIn-stituteforBoys）校长诺索布（L.H.Northrop）先生的家庭里。同治十二年（1873），詹天佑进该校读书，这是一所私立的预备教育性质的学校，主要是训练从中国、南美洲等国来美国留学的少年。诺索布毕业于耶鲁大学，其夫人玛莎（Martha）也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他们对詹天佑循循善诱，关怀备至，从吃饭、睡觉、读书、写字、讲话、外出，直至体育锻炼等都无微不至地照料，因而他进步很快。同治十三年（1874），经李鸿章批准，在容闳主持下，于美国哈特福德城的柯林斯（Collins）街，建造起一座三层楼的中国留学生事务所。该事务所除设有办公室、课堂、书房外，尚有卧室、餐厨等生活用房，“可容监督、教员及学生七十五人同居”①。次年正月，多数留学生从美国友人家中搬入新居，但詹天佑和欧阳赓仍和诺索布全家同住，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多年以后，詹天佑仍一直怀念这两位美国的启蒙老师——诺索布夫妇。他在给诺索布夫人的信中深情地写道：自我离美，至今未曾忘记您，我常忆起您对我们的慈爱和您为教育我所受到的辛苦。我唯一的遗憾是没有向您学更多的东西知道您、威利和苏非（按：诺索布夫妇的儿子和女儿）的近况，我们很高兴。很难过您将旧居出卖，因为它曾是我们愉快的家。①1875年5月，詹天佑以优秀成绩考取了纽哈芬（NewHaven）希尔豪斯高级学校（HillhouseHighSchool，亦译为丘房高级中学），并被编入特别班。在学习过程中，他对自然科学深感兴趣，表现出过人的才华。1878年，是高中最后一年，詹天佑选修代数、自然哲学和化学。期末考试，他成绩优异，全部学业操行总成绩获得476分，为全班第一名、全校第二名，成为中国留学生中的佼佼者。

詹天佑原打算中学毕业后，报考美国陆海军学校，但经咨询，美国政府的回答是：“这里没有地方可以容纳中国学生”①，被轻蔑无礼地拒绝了。诺索布夫人对詹天佑非常关心，她鼓励他好好学习，争取报考耶鲁大学的理工科，这对詹天佑一生影响很大。

詹天佑来美国的几年，正是美国大规模修筑铁路和电器等工业有重大突破的时期，这期间电话、留声机、电灯等相继发明。美国科学技术和经济飞速发展的现实，引起了詹天佑的注意和思考。加之在容闳等老师的教导和影响下，使他认识到，只有通过发展科学技术，修筑铁路，建设工厂，开发矿藏，才能使祖国富强起来。因此，他决心学习科学技术，将来为祖国服务。1878年8月，詹天佑如愿以偿地考入耶鲁大学的雪菲尔德理工学院（SheffieldScientificSchool）土木工程系（CivilEngi-neeringCourse）。该校入学资格极严，必须要通过英文、美国史、地理、拉丁文、算术、代数、几何、三角各科考试，并要熟悉英国史。詹天佑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入学考试。耶鲁大学学制三年，功课扎实，极重视基础课教学。詹天佑攻读土木工程系的铁路专业，其课程为：第一年上学期：德文、英文、解析几何、物理、化学、工程制图。下学期：英文、物理、化学、球面三角、力学、自然地理、植物学、经济学、等角投影绘图学。

第二年上学期：微分学、测量学、投影几何学、德文、法文。下学期：积分学、力学、投影几何、地形测量学、德文、法文。

第三年上学期：野外工程学、铁路路线勘测学、路基土方计算、桥梁及房屋结构学、工程材料学、凿岩工程学、地质学、矿冶学、法文。下学期：桥梁及房屋结构学、工程材料学、蒸汽机动力学、水力学、天文测量学、地质学、矿冶学、法文。

詹天佑在该校整个学习过程中，各门功课成绩优秀，尤其是数学课程，在一、二、三年级均获得数学优秀奖章而受到学校的表扬。在最后的一学年，他去纽哈芬港口海陆联运码头作实地调研，对港口使用的巨型起重机作了分析研究，完成了题为《码头起重机研究》（ReviewofLargeWharfCrane）的毕业论文。

光绪七年夏（1881年6月），詹天佑于耶鲁大学雪菲尔德工学院土木工程系铁路工程专业毕业，获得哲学学士学位。在他的毕业证书内有如下一段说明文字：康奈迪克州纽哈芬耶鲁大学校长及教授们向所有阅读本证书者宣告：詹天佑是获得大学学位荣誉的第一流考生，被光荣地授予哲学学士名衔，并按惯例得到凡升为学士者所应享有的一切权利和声誉。

①容闳：《西学东渐记》。

①1896年2月15日，詹天佑致诺索布夫人的信，见勒法吉（ThomasLafargue）编，高宗鲁译注：《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年。

詹天佑原打算大学毕业后，先用五六年时间在美国进行考察、实习和深造，然后再回国效劳。但是，陈兰彬与容闳分别调任清廷驻美正、副公使后，新任留学生事务所的正监督吴子登对留学生怀有偏见，对认真学习自然科学、思想活跃的青年学生，扣以“离经叛道”的帽子，并向清廷控告：留学生不尊师，不读中国书，甚至信了洋教，如果再让他们久居美国，放任自由，必将成为异端，日后学成归国，则祸害无穷。他对学生百般教训，加以“整顿”，将10名所谓“活跃分子”遣送回国。这样还不甘心，1880年他去华盛顿，对陈兰彬说：“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实易沾其恶习，即使竭力整饬，亦觉防范难固，极应将局裁撤。”②于是陈兰彬等守旧派与他密切配合，上奏清廷，要求解散留学生事务所，撤回全体官费留美学生。昏庸腐朽的朝廷不作任何调查，竟采纳了他们的意见。

1881年，正当詹天佑欢庆大学毕业之际，清廷下达了全体留美学生撤回中国的命令。当时尽管遭到容闳等人和留学生们的坚决反对，尽管许多支持留学教育的中美人士竭力呼吁、设法挽回，但终不能使清廷改变其决定。至此，先后四批赴美的120名留学生，除少数病故、因故已先回国和拒绝回国者外，其余94名，均被迫辍学，于1881年夏，分三批回国。其中获得大学学位者仅詹天佑和欧阳赓两人。1881年7月23日，《纽约时报》发表题为《中国在美国》（ChinaintheU.S.）的社论，赞扬中国留学生：“机警、好学、聪明、有智慧，这些由古老亚洲帝国来的幼童，如此努力克服外国语言困难，且能学有其成，我们美国子弟是难以做到的。”对使他们中途辍学表示惋惜。容闳毕生为之奋斗的留学教育计划中途夭折了。

②茅以升：《中国杰出的爱国工程师——詹天佑》，见《人民日报》，1961年4月27日。第二节驾舰绘图，“技艺素优”

1881年8月8日，詹天佑等取道旧金山回国。这批留学生回国后备受封建官吏的歧视和冷遇。他们一到上海，就被水兵“押送”至衙门后院，派兵看管，不准随便外出，视同异己。然后乘招商局轮船到天津，由李鸿章接见他们。这些学生，在美国生活多年，早已剪去发辫，穿惯了西服，但接见时，仍要求他们穿长袍马褂，戴上假的发辫，行旧礼节。这使他们很不习惯，詹天佑甚至连假发辫也不肯戴。李鸿章见时甚为不悦，斥骂他们“离经叛道，无父无君”。接见之后，让他们等候分配工作。而分配时，又不考虑所学专业和个人爱好，随便发派。

是年8月底，詹天佑和另外15名留美学生一同被派往福州船政局马尾水师后学堂学习海轮驾驶。这对曾在美国专门攻读铁路工程技术的詹天佑来说，无疑是一次严重打击，他失望地流下泪水，但也别无门路可走，只得强忍着去福州报到。

福州船政局是两江总督左宗棠所创办，附设前、后水师学堂，培养和储备水师人才。前学堂学造船，开法文课；后学堂学轮船驾驶，开英文课。后学堂的课程有：算术、几何、三角、代数、航海、天文、地理、气象等，计划二年半学完。詹天佑用不到一年时间，学完全部课程，并以第一名的考试成绩，于光绪八年（1882）毕业于后学堂。同年11月派往扬武号兵舰任驾驶官。光绪十年正月（1884年2月）“升授船政局水师学堂教习”①，即提升为水师后学堂的英文教师。

光绪七年（1881）十一月间，福州船政大臣代表清廷在船政局水师学堂颁发奖赏，詹天佑以“技艺素优”，“赏给五品军功”。光绪十年（1884）八月十四日，又追补奖赏，以“后学堂教习詹天佑教导出力，实堪嘉赏，赏给五品顶戴”①，并颁发了军功奖状。

光绪十年（1884）春，张之洞升任两广总督后，大力兴办洋务。为培养洋务人才，创办了广东水雷局黄埔博学馆。为对付外敌入境，又积极筹办琼、廉、潮沿海各州防务，加强沿海炮台和陆军营垒的建设。还设立海图馆，以奉令勘测沿海各口地形并绘制海图等。为此，张氏广泛网罗科技人才。

是年10月，詹天佑被张之洞调至广州，出任黄埔博学馆英文教习。他工作认真，教学有方，“官称其能，士服其教”，被尊为导师。

光绪十二年（1886）正月，海图馆派员勘测广东沿海地形，并委派詹天佑选带测绘生员随同前往，以周历各海口，逐一详加测绘。在詹天佑等人的率领下，其测绘人员“出入风涛，无间寒暑，候朝夕，测沙礁，辨岛屿，凡轮帆可达之处，战守缓急之宜，靡不周历审视，反复推求”②。于十三年（1887）七月终于测绘完毕，并成《粤海险要图》一套，呈交张之洞。是年冬，张之洞携测绘者乘轮亲自巡海，对所绘各图详加校核，认为比较精确。然后呈送清廷军机处及总理衙门，是为中国较早的完备海图。詹天佑认真努力的工作，丰富的学识和才华，给张之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其日后力主派员留学起了一定作用。

①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2册，第5页。①詹天佑立《詹氏家谱》，转引自《詹天佑生平志》。

②詹同济、黄志扬、邓海成编：《詹天佑生平志》，第58页。

次年，黄埔博学馆改为广东水陆师学堂，詹天佑继续担任该校的英文教习。詹天佑在用非所学的岗位上度过7年，无论是驾驶军舰、从事水兵教习，还是测绘海图、修筑炮台等，都努力奋斗，克服困难，做出了优异的成绩。光绪十三年（1887），詹天佑在澳门与谭伯邨的女儿谭菊珍结婚。

第三节 筑路七载，初露才华

詹天佑自光绪七年（1881）回国后，直到光绪十四年（1888）才有机会用其所学，从此，他为中国铁路建设事业披荆斩棘，奋斗终生。

河北开平煤矿因运煤需要，于光绪七年（1881）建成唐山至胥各庄全长约9公里的唐胥铁路，这是中国第一条正式用于运输的铁路，以后由此路两端逐步展筑成关（山海关）内外的干线铁路。詹天佑在建筑这条大干线及其支线的过程中，开始崭露头角。

光绪十三年（1887），唐胥铁路通车至芦台（即唐芦铁路）后，因沿海水兵用煤需要，清廷海军总理衙门奏准将其继续展修至天津。为此，将开平矿务局铁路公司改组为中国铁路公司，设于天津，由伍廷芳任总理，英国人金达（C.W.Kinder）任总工程师。光绪十四年（1888），经留美学生邝景阳（孙谋）向伍廷芳推荐，中国铁路公司遂聘请詹天佑任其帮工程师。于是，詹天佑离开广州，北上天津。此时中国铁路公司正紧张地忙于修筑塘沽至天津的铁路，詹天佑到任后，被分派到此段工地负责铺轨任务。这是詹天佑献身中国铁路事业的开始。他充分发挥筑路专长，指挥作业，塘津铁路全长40多公里，仅在80天内就完成全部铺轨工程。直隶总督李鸿章亲往查验，认为线路“平稳坚实”。因此，唐山至天津的铁路，于是年九月初五日提前竣工通车。

唐津铁路通车，收益显著，于是继续向东展修。在总工程师金达率领下，詹天佑总是被派往最艰苦的工段。光绪十五年（1889）勘测唐山至古冶的铁路，十七年（1891）建成通车。

光绪十八年（1892），古冶至滦县铁路建成通车。光绪十九年（1893）

是关内铁路滦县至山海关段的修筑时期，其中的滦河大桥是这段路的关键工程。这是一座2000余英尺长（合617米）的17孔钢桥（其中跨长200英尺者5孔，100英尺者10孔，30英尺者2孔），共有桥墩座，桥台2座，工程相当艰难。金达先后聘请英国工程师喀克斯（Cox）以及日本和德国的工程师来承担这项工程，但结果都失败了。因为滦河水流湍急，桥基所在的河床流沙层甚厚，所设桥墩几次遭洪水冲毁，致使工期难以保证。后来金达将这一难题交给詹天佑去试行解决。詹天佑调查分析了滦河水流及河床地质情况，经过缜密的测量后，决定改变桥址，并在桥墩施工中引进当时的最新技术——气压沉箱法，并结合中国传统的打桩方法施工，结果一举成功。当座基础桥墩露出水面后，钢梁架设、铺轨工程顺利完成。次年，滦县至山海关铁路迅速建成通车，至此，关内铁路竣工。

滦河大桥的建成，不只保证了关内铁路如期建成，詹天佑及时运用最先进科学技术的筑路才能，也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光绪二十年（1894），他当选为英国土木工程师学会会员（MICE），是为中国工程师被选为国际学术团体会员的第一人。

关内铁路通车后，继续向关外展筑。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战争爆发，关外段工程只筑至出关数十里的中后所（今辽宁绥中）即被迫停工。甲午战争后，中国被迫签订了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瓜分中国的危机进一步加深。铁路修筑，是列强在中国争夺和巩固势力范围的重要手段，此后，列强在华投资，争夺铁路修筑权的斗争更趋激烈。

光绪二十一年（1895），津卢铁路开工，詹天佑奉调修筑该路，率队测量线路，并提出报告，但未被有关方面采纳①。由于清廷软弱无能，不仅大举外债，而且重用外国工程师，致使学有专长的詹天佑久居人下，英雄无用武之地，只能以帮工程师身份参加该路修筑工作。

光绪二十四年（1898），清廷决定恢复从山海关至沈阳的关外段铁路工程，并先完成锦州段工程。当时有关官吏，因恐怕雇用外国工程师勘测线路会激起民变，故不得不起用詹天佑。于是詹天佑被调任山海关至锦州段的驻段工程师。奉天将军曾祺为使铁路早日通车，破例保荐詹天佑升为关内外铁路帮办，委以大权。詹天佑负责主持锦州段铁路的修筑任务，其工程相当艰巨。它包括锦州铁路和营口支线两部分。前者自绥中向东展筑，经锦州至新民屯，沿线需建大小桥梁90余座，其中六股河大桥25孔（跨长100英尺者24孔，60余英尺者1孔）、大凌河大桥24孔（每孔跨长100英尺）；线路还要跨越干柴岭山沟，沟深48英尺，长1英里，石质坚硬。后者自沟帮子修至营口的支线，全长73公里，沿途地势低洼、水质含碱量大，不宜饮用和作机车用水，为此，需建数座水塔和蓄水池，以引辽河淡水储蓄备用。这些都加大了修路难度。詹天佑精心勘测筹划，日以继夜，深入工地，指挥修筑。工程虽然艰巨，但进展较快，光绪二十五年（1899）关外铁路通车至锦州，次年通车至大虎山，营口支线也全部通车，仅大虎山至新民屯一段尚未完工。正当此时，八国联军攻人北京，关内外铁路被英、俄两军占领而被迫停工，筑路人员只好撤出工地。

关外铁路停工后，詹天佑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应盛宣怀和铁路总公司聘约南下，主持恢复萍醴铁路工程。在督修中，他坚持用4英尺8寸半（1.435米）的标准轨距进行修筑，使全国铁路轨距统一，以便互相连接，使运输畅通。萍醴铁路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竣工通车。此后该路展筑至株洲，成为连接湖南江西、浙江等省铁路干线的组成部分。

关内外铁路被英俄两国占领后，清廷任命袁世凯为关内外铁路督办大臣，胡燏棻为会办，负责与英俄交涉，收回所侵占的铁路。光绪二十八年（1902）八月，詹天佑奉命离开了萍醴铁路工地，返回关外，接收被俄国强占的关外铁路。以往詹天佑主持修建的线路、桥梁、机车等，由于帝国主义者的践踏此时大多已经损坏，尤其是车辆遭受的破坏极为严重。詹天佑抓紧时间，日夜抢修，仅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使关外铁路恢复通车了。是年，詹天佑的官阶，由报捐而得的选用州同升为候选同知。

光绪二十八年（1902）秋，清廷宣布于次年春季拜谒西陵。为便于慈禧太后等人“御驾”往来，决定从河北新城县高碑店到易县良各庄修筑一条新易铁路（也称西陵铁路），全长43公里，限期六个月完成，并拨官银60万两作为筑路费用，由直隶总督兼关内外铁路督办大臣袁世凯主管筑路之事。他原拟把工程交给英人金达主持，法国公使闻讯起而抗争，认为卢汉铁路是用法国借款修筑的，新易线系其支线，坚持要由法国工程师来设计建造，英法两国为争夺筑路权而相持不下。在无可奈何情况下，袁世凯只好放弃任用外国工程师的打算，改任詹天佑为新易铁路总工程师。詹氏仓促受命，经过周密策划，于是年十一月动工，次年三月谒陵前竣工。这是中国人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修建的第一条铁路。

①《进呈粤海图说折》，见《张文襄公全集·奏议二七》卷27。

光绪二十九年（1903）三月，慈禧等乘坐火车谒祭西陵后，甚为满意，对詹天佑和司机进行嘉奖，将其乘坐的火车车箱中的全部陈设品作奖品，奖给詹天佑。詹天佑认为，此路建成是众人之功，非一人所为。因此，他只取其中一个小座钟作为建路纪念，其余则都分给筑路员工。此后，清廷又奖励承造新易铁路出力人员，以“候选同知詹天佑，曾在外洋学习工程专门多年，为中国工程中杰出之才，此次承修路工，正值隆冬天气，措手綦难，该员不避艰辛，督率各匠役勤奋趋事，得以迅速竣工，而用费亦极节省，实属异常出力”。而“提升为选用知府”①，其余出力承修路工及官员均获奖励和提升。光绪三十年（1904），铁路督办大臣盛宣怀聘请詹天佑为中国铁路总公司（设事务所于上海）工程顾问，以协助筹划卢汉、沪宁、粤汉等南北干线铁路。

自1888—1905年间，詹天佑除了1901年奉命督修萍醴铁路外，主要参与修建关内、关外铁路及营口支线，共长940余公里。尤其是新易路的建成，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自力修建铁路的勇气和信心，詹天佑也因独立设计和主持修成这条铁路而蜚声全国，这些都为他日后主持京张铁路工程创造了条件。

①1896年2月15日，詹天佑致诺索布夫人的信。

第四节 修筑京张铁路，大展宏图

张家口是屏藩北京西北的军事重镇，也是重要的南北贸易要冲。为繁荣经济、巩固政权，光绪三十年（1904），清廷批准督办铁路大臣袁世凯及其会办大臣胡燏棻的奏请，拨用关内外铁路的部分余利，修建北京至张家口的京张铁路。这一消息传出后，英俄两国为争夺筑路权而互不相让。因关内外铁路余利存在英国汇丰银行里，如要拨用，必须先同中英公司协商，于是他们乘机要挟，举荐英人金达担任总工程师。俄国公使则出面反对，声明以往清、俄两国有约，规定长城以外铁路不能由第三国承建，并乘机胁迫清廷指派俄人担任总工程师。英、俄两国相持不下，最后清廷决定不用洋人，全由中国“官款自办”，并委派詹天佑负责京张铁路的筹建工作。

光绪三十一年四月（1905年5月），京张铁路局在天津成立，同时又在北京成立工程局，任命陈昭常为总办，詹天佑为总工程师兼局务会办。1906年詹天佑接任总办。1905年5月，当詹天佑奉命率队由丰台出发勘踏路线时，金达竟然同时由唐山出发，以行猎为名，别有用心地秘密勘测这条线路，5月20日两人在南口不期相遇，金达对詹天佑说：“从南口到岔道城之间的路线（关沟段）困难程度大大超出他的料想，中国人不能承担开挖山洞工程，必须采用外国包工他愿招人投标承揽合同。”詹天佑明确告诉他，此线“袁总督已奏明皇上不使用外国人”。金达说“不使用外国人一事乃是谎言！”①国外还有一些人和报刊公开宣称：“中国能开凿关沟段之工程师尚未诞生于世！”①“中国人想不靠外国人自己修铁路，就算不是梦想，至少也要过五十年才能实现！”②等等，国内也有一些丧失民族自尊感的崇洋媚外者嘲笑詹天佑“自不量力”、“胆大妄为”等等。这些蔑视和嘲笑没有影响詹天佑的坚强信心，他怀着强烈的爱国心和事业心，毅然承担了这项具有国际影响的筑路任务。

詹天佑认为，修筑铁路，选线最为重要。为了寻找一条理想路线，詹天佑不仅多方搜求资料，实地考察勘测，而且还亲自访问当地农民，征求意见。他常常骑着毛驴在崎岖的山路上勘查。白天翻山越岭，晚上还要伏在油灯下计算、绘图、撰写工程日记。历时40多天，往返行程千余里，于6月24日终于完成全线初测任务。当时，对京张铁路勘测了三条比较线：一是由京奉铁路柳村车站起，经西直门到南口，沿关沟越岭，在八达岭过长城，出岔道城，再经康庄、怀来、沙城、宣化而达张家口。这条线峰峦起伏，尤其是从南口到岔道城一带的关沟地段，要在悬崖绝壁上修筑一条陡险的铁路，穿过古称“天险”的长城要塞居庸关、八达岭。铁路通过八达岭，必须开凿一座很长的隧道，坡度极陡，工程浩大，而运输量又受到限制。二是从张家口，经怀来县、延庆州、小张家口，沿着热河至北京的大路，经得胜口过山，再过明十三陵、黄土梁到北京。这条是由老乡所说可绕过关沟地带的线路，但路程绕远，坡度也很大，工程并不简单。三是从北京西直门向西40里，绕石景山、经过三家店，沿永定河，从青石到沙城附近的猪河口出山，到张家口。这条线坡度较平缓，但永定河峡谷河道迂曲，山崖陡峭，工程比关沟段更艰巨，但通过能力较高，运输量大。但其造价和工期都会超过当时清廷的规定而不能实施。这条线路后来建成现在的丰沙线。

①詹同济、黄志扬、邓海成编：《詹天佑生平志》，第56—57页。

①詹天佑1905年5月20日的日记，见詹同济编译：《詹天佑日记书信文章选》，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版。以下所引日记，皆引自此书。

②詹天佑：《京张铁路工程纪略·京张铁路调查报告》（光绪三十一年），中华工程师学会出版1915年版。

詹天佑结合当时实际情况，对这三条比较线反复论证、筛选，最后决定采用第一条比较线。此后对关沟的困难路线又勘测过多条局部比较线，经过分析，最后选定了在当时条件下较为理想的一条比较线。

对所选的比较线还要进一步复勘定线，詹天佑把通过关沟的全线分成三大段，调派人员，分段仔细勘定。第一大段从柳村到南口，由他亲自率领工程人员插标定线。他背着标杆与经纬仪在峭壁上定点制图。塞外常有狂风，满天灰沙，不管环境多么恶劣，他都坚持作业，并鼓励大家也坚持工作。他常勉励工程人员：“全世界的眼睛都在望着我们，必须成功！”

通过勘测得知，京张铁路，全长200余公里，“中隔居庸关、八达岭、层峦叠嶂，石峭弯多，遍考各行省已修之路，以此为最难，即泰西铁路诸书，亦视此等工程至为艰巨”③。面对如此艰巨的工程，詹天佑深感责任重大。他说：“此路又中国筹款自办，为各省倡，惟责重益觉才轻，而图终必先虑始，固不敢铺张从事，致巨款虚糜，亦不敢苟且速成，贻外人口实。”①他在致诺索布夫人的信中也写道：“全体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在密切注视着我的工作，如果我失败了，那就不仅是我个人的不幸。因若如此，中国工程师将失掉大众的信任。”②詹天佑深深认识到京张铁路的成功与否关系到民族自信心的问题，因此，在筹划整个工程时，他丝毫不敢掉以轻心，经过缜密而慎重的研究，提出将京张铁路分三段兴修的方案：第一段由丰台至南口，长约60公里；第二段由南口至岔道城，长约33公里；第三段由岔道城至张家口，长约128公里。其中第二段因关沟阻隔，地形复杂，需要开凿大量隧道，工程最为艰巨。

在修筑京张铁路的过程中，詹天佑充分展示了他出众的才能。首先他应用超群的定线知识和丰富的勘测经验，在地形险峻、工程艰巨的关沟段采用1：30即33.3‰的大坡度和半径为600英尺（183米）的曲线，在青龙桥车站巧妙地设置“之”字形展线，使八达岭隧道长度由1800米缩短至1091米，既解决了最困难的越岭问题，又节省工程，降低了造价。

其次，在关沟段设保险岔道（避难线）和引进先进机车。为保证在陡坡上行车安全，詹天佑设置了12条保险岔道，站内4处，区间8处。为了适应在大坡度线路上行车的牵引吨数，引进了当时最先进的马莱（Mallet）复式活节蒸汽机车，以用机车的较大牵引力（42000吨）克服陡坡的坡道阻力，以解决在“之”字形线路上的行车问题。

在开挖隧道时，詹天佑还率先采用了直井开凿隧道技术。京张铁路有四座隧道，即八达岭、居庸关、石佛寺和五桂头。其中以八达岭隧道开凿最难，山势崎斜，石质坚硬，隧道长度大，詹天佑巧妙地从隧道中部开凿两个直径为10英尺、深为84英尺的直井，使隧道的开挖工作面从原来的2个增为6个，大大地缩短了施工期限，同时通过精密测量，随时校正隧道开凿方向和水平高低，保证了施工质量。

③引自1961年4月27日《人民日报》茅以升文。

①詹天佑：《京张铁路工程记略·修造京张全路办法》，《詹天佑文选》，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版。②詹天佑：《京张铁路工程记略·修造京张全路办法》，《詹天佑文选》，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版。

同时，詹天佑还注意就地取材，节约工程费用。如在桥梁工程中，他一面选用国外新型钢梁，一面又因地制宜，在山区尽量修建拱桥，既坚固耐用，又减少进口材料，以节约费用。在关沟段的20座桥梁中，有13座是混凝土拱桥。又如怀来河大桥工程艰巨，桥长212米，7孔钢梁。为了不误工期，詹天佑令先用骡车将钢梁杆件运至桥头，拼铆成桥，节约了架梁铺轨时间，加快了工程进度。

在京张铁路修筑中，詹天佑还厘定了标准，首定工程规范。他非常重视工程标准化，主持编制了京张铁路工程标准图，包括京张铁路的桥梁、涵洞、轨道、线路、山洞、机车库、水塔、房屋、客车、车辆限界等，共49项标准，是为我国第一套铁路工程标准图。它的制定和实行，加强了京张铁路修筑中的工程管理，保证了工程质量，为修筑其他铁路提供了借鉴。1906年，他就当时中国铁路无统一标准的纷乱状态，写了有关标准说帖三份，上书清廷商部，以统一全国铁路建设的技术标准。其中提出了全国铁路车辆使用姜坭（Janney）自动车钩；统一采用标准轨距，即1.435米（英尺为4尺8寸半），以使全国“车同轨”，畅通无阻。

经过四年的艰苦奋斗，京张铁路在1909年9月24日全线通车。京张铁路于1905年10月2日动工兴修，原计划6年建成，在詹天佑等人的努力下，只用了4年时间，提前两年完工。原预算的工款为纹银7291860两，清廷实拨7223984两，而决算的实际支出仅为6935086两，较实拨工款节余288898两，较预算节省356774两。每公里造价比当时修筑较易的关内外铁路线还低。

1909年10月2日，在南口举行盛大的京张铁路通车典礼，与会的中外来宾1万余人，很多人纷纷挤向詹天佑祝贺，詹天佑谦逊地说：“这是京张路一万多员工的力量，不是我个人的功劳，成绩应该属于大家的！”京张铁路的建成，完全打破了外国报刊的预言，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受到中外各方面的赞誉。清廷也予以特别褒奖，颁授詹天佑工科进士第一名的荣誉称号。1909年11月，詹天佑被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ASCE）吸收为会员。这是加入该会的第一位中国工程师。

从1888年起，詹天佑先后从事津榆、津卢、锦州、萍醴、新易、潮汕、沪宁、沪嘉、京张、张绥、津浦、洛潼、川汉、粤汉、汉粤川等铁路的修筑，为开创和发展中国铁路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此外，1905年詹天佑被任命为商部路务议员，1907年任邮传部路务议员。1908年，被派任邮传部二等顾问官，加二品衔，后任邮传部参议行走等职。

1912年，辛亥革命不久，詹天佑发起组织了“中华工程师会”（后改名为中华工程师学会），并被选为会长。他希望通过学会把中国的工程技术人员组织起来，为建设富强的祖国而共同努力。他积极主持学会的工作，开展各种学术活动，创办出版《中华工程师学会会报》等。

詹天佑还亲自编撰出版了《京张铁路工程纪略》、《京张铁路标准图》、《华英工学字典》、《告青年工学家》等论著，这些著作曾在我国工程技术界起过重要作用。

1919年2月，詹天佑抱病参加了协约国在哈尔滨召开的“国际联合监管远东铁路委员会”会议，对“万国共管中国铁路计划”的阴谋予以坚决反击。由于操劳过度，病情加重，不幸于4月24日“悒郁以终”。临终时，他“语不及私，为国家陈述三事：一、振奋发扬工学会活动，以兴国富民；二、慎选人才以管理［中俄合办的］中东铁路；三、就款计工，唯力是视，尽速建成汉粤川全路”③。

1922年中华工程师学会和京绥铁路同人会在青龙桥车站上，建立了詹天佑全身铜像。1966年，其坟墓迁葬于此。近年在八达岭长城脚下建造了詹天佑纪念馆，以纪念他在中国铁路建设事业中的不朽功绩。

③詹天佑致诺索布夫人信函，1906年10月24日。

（谢选骏指出：人说提到詹天佑，人们就会想到他证明了中国人是有能力自己修建铁路的！然而，詹天佑59岁时候就去世了。那么，他是什么原因死的呢？原来是累死的。修筑之初，工程技术人员缺乏，詹天佑率仅有的两名工程学员，于1905年5月，自丰台经南口、八达岭，勘测至张家口，随即回测，并选测了自延庆州绕过八达岭经德胜口、十三陵到昌平的比较线。6月回到天津总局，提出勘测及调查报告，并拟定修筑方案。——我看詹天佑如此事必躬亲，简直大材小用；其“老当益壮”的结果，就是一命呜呼了。这是他自己的不幸和不智呢？还是中国的不幸和不智呢？）

【第二十四章 孙中山】

第一节 探索救国的途径

孙中山，名文，幼名帝象，谱名德明，字载之，又字公武，号日新，嗣号逸仙。旅居日本时曾化名“中山樵”，“中山”之名由此而来。在海外从事革命活动时，还曾化名陈文、陈载之、张宣、吴仲、高达生、萧大江、杜嘉诺、高野长雄、Dokans、Alaha等。笔名则曾用“南洋小学”。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人，同治五年十月初六日（1866年11月12日）生。孙中山之父孙达成是佃耕农，早年在澳门当鞋匠。母杨氏、姊孙妙茜均参与农业劳动；兄孙眉曾受佣于邻村大户。因家境困苦，孙中山自幼参加农业辅助劳动，10岁始入塾，据他自称“幼年从学村塾，仅识之无”①，他的国学知识主要是长成后补习自修所得。

孙眉于同治十年（1871）赴檀香山为雇工，数年后自营牧场，孙家境况日趋改善。光绪四年（1878），孙中山远涉重洋至檀香山，在孙眉开设的商店协理店务，旋入意奥兰尼（Iolani）学校（男子中学）学习3年，毕业后又就读于奥阿厚（Oahu）书院（高级中学）数月。孙中山从这些英美教会所办、以英语授课的学校中接受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的基础教育，开始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所熏陶，并对西方教育制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后来记述：“至檀香山就傅西校，见其教法之善，远甚吾乡。故每课暇，辄与周围同学相谈衷曲，而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之愿。于是乎生。当时所怀，一若必使我国人人皆免苦难，皆享福乐而后快者。”①光绪九年（1883），孙中山自檀香山归国。他对祖国的贫困落后颇感不满。居翠亨期间，在他倡议下，村里采取了一些兴革乡政的措施，“如教育、防盗、街灯、清道、防病，皆为筹办”①。为破除封建迷信，他又与同村好友陆皓东毁坏了北帝庙偶像。这种渎神行为遭到村民的指责，他被迫赴香港。年底，孙中山在香港入基督教。

孙中山先后进入香港的中等学校——拔萃书室（DiocesanBoy’sHome）、中央书院（CentralSchool），即后来的维多利书院（VictoriaCollege）、皇仁书院（Queen’sCollege）读书。此期间爆发了中法战争，民族危机激起人们的爱国热情。孙中山受到香港工人反法爱国斗争的鼓舞，觉得这个斗争“证明中国人已经有相当觉悟”，“表示中国人还有种族的团结力”②。他对清廷在打胜仗的情况下卑怯求和的行径深感愤慨，从而滋生了“倾覆清廷”的意念。

光绪十一年（1885），孙中山与卢慕贞结婚，后生有一子（孙科）二女。卢氏乃一无文化的家庭妇女，因孙中山长期在外求学和从事政治活动，双方甚少在一起共同生活。

①引自宓汝成文，见《中国科技史料》1996年第17卷3期，第40页。①《在广州岭南学堂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59页。①《在广州岭南学堂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59页。

②郑东梦编：《檀山华桥》，檀香山1929年版，第11页。

孙中山想以治病造福人群，遂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进入广州博济医院附属南华医学堂学习。同学之中，他与同会党关系密切的郑士良志趣相投，并得以了解会党的反清宗旨及其组织情况。翌年，孙中山转学到香港西医书院（CollegeOfMedicineforChinese.HongKong）。他学习勤奋，成绩优异，经常名列前茅。且于课余博览中国经史和西方的政治、军事、历史、物理、农学等类书籍，特别喜读达尔文《物种起源》、《法国革命史》以及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家传记。时值资产阶级维新爱国思潮鼓荡全国，孙中山颇受早期维新思想家何启、郑观应等人的影响，曾撰写政论投寄港、沪各报刊，并于光绪十六年（1890）致函香山一位具有维新思想的退职官员郑藻如，提出振兴农桑，戒绝鸦片，遍设学校三项建议，希望先在本县倡行，再向全国推广。与此同时，他常对亲友发表不满清朝的言论，与陈少白、尤列、杨鹤龄三人尤为投契，互抒救国抱负，倾慕洪秀全，被人称为“四大寇”。他与香港知识分子的爱国小团体辅仁文社成员杨衢云等也颇多往来。

光绪十八年（1892），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他到澳门镜湖医院任西医师，并自设中西药局。次年，因受葡籍医生排挤，转赴广州开设东西药局。行医期间，他以更大的热情努力探索各种救国途径：一方面加强与会党等反清力量的联系，甚至曾与陆皓东、郑士良、尤列等数人共同酝酿冀图建立一个以“驱除鞑虏，恢复华夏”为宗旨，名为“兴中会”的反清组织；另方面又打算制订一项全面发展中国社会经济的计划，争取统治集团中开明人士的支持，并通过他们在全国实行，而他本人还准备前往法国等国考察发展农业的经验。

光绪二十年五月（1894年6月），孙中山偕陆皓东至天津上书直隶总督李鸿章。在由他起草的达8000余字的长函中，主张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体制，使“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即从发展教育事业、农业、工矿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企业四个方面着手，作为中国“富强之大径，治国之大本”③。但孙中山未受李鸿章接见，上书亦未被理睬，深感失望。当时，适逢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即甲午战争），孙中山对清廷在战争初期的颟顸无能尤感愤懑。于是，他毅然抛弃了对清廷的幻想并摆脱了改良主义的羁绊，成为中国民主革命事业的开拓者。

③参见［美］林百克著，徐植仁译：《孙逸仙传记》，上海三民公司1926年版，第157—1页。

第二节 创立兴中会

光绪三十年十月（1904年11月），孙中山重抵檀香山。20多名华侨青年接受他的倡仪，举行会议，成立了兴中会，选举刘祥（商店司理）、何宽（银行经理）为正副主席。孙中山起草了《兴中会章程》，强调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所造成的民族危机的严重性，规定以“振兴中华”作为立会的主要宗旨。他还起草入会的秘密誓词，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①的革命主张。这是中国第一个以建立新制度为目标的民主革命纲领。兴中会成立后又在夏威夷一些地方建立分会，会员增至百余人。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兴中会曾组织会员进行军事训练，向爱国侨胞募集资金，以为反清武装起义作准备。

孙中山曾决定在广州举行起义，为推翻清朝建立第一个据点。于是，他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初回香港成立了兴中会总机关，随后又到广州建立了兴中会组织。孙中山亲自修订兴中会章程，进一步揭露了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和清朝反动统治所造成的亡国危机，号召人民团结奋起以拯救祖国。数月之内，秘密入会者达数百人，大多为会党分子，一部分爱国知识分子（包括辅仁文社部分成员）则是兴中会的骨干。孙中山以全力投入了武装起义的筹划和准备工作。他与陆皓东、郑士良等在广州建立秘密机关数十处，并遣人联络城郊、顺德、香山、潮州、北江、西江等地会党、绿林，在广州城内策反一部分防营和水师官兵，结纳中日战争中被裁撤的游勇，又通过杨衢云、黄咏商等在香港筹集经费，购置军火，招募起义人员，通过何启（香港议政局议员，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的老师）、谢缵泰等争取香港舆论界的支持；并商定以重阳节（阳历10月26日）为起义日期。但在发难前夕，清广东当局侦知孙中山等的起义图谋，并接获香港政府提供的情报，乃出动军队封闭革命机关，搜捕起义人员。这样，经半年多惨淡经营的第一次反清起义未及发动即遭失败，陆皓东等被捕殉难，孙中山则从广州出走，经澳门、香港逃往日本。自此以后，孙中山成为清廷以重金悬赏通缉的“要犯”，长期流亡海外，在海外继续组织推翻清朝的革命斗争。

光绪二十二年九月（1896年10月），孙中山在英国伦敦为清驻英公使馆所绑架，面临被偷运回国处死的危险。旋得他的老师、香港西医书院前教务长康德黎（Cantlie，SirJames）等奔走营救，英政府根据国际公法向清使馆提出交涉，始获释放。伦敦蒙难13日，使孙中山名驰中外。此后他以半年多的时间，在大英博物馆等处认真研读欧美各种思想流派的著作，并就地考察英国的社会状况，思索着西方各国政治制度的得失。他后来自述：此期间“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②。他在理论上的探讨导致了日后三民主义学说的形成。

从光绪二十三年七月（1897年8月）起，孙中山居日本历4年余。他广①《上李鸿章书》，《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8—18页。

②《檀香山兴中会盟书》，《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0页。按：史学界另有一种意见，认为，此誓词乃于香港兴中会成立后提出的。

他广泛结交日本朝野人士，与部分旅日华侨和留学生建立联系，支持菲律宾、越南的民族解放运动。国内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一度争取与逃往日本的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联合，但因双方在对待清朝的态度上存在着原则性分歧而未能实现。他又派遣兴中会同志在香港创办革命喉舌《中国日报》，并加紧联络珠江流域和长江流域的会党组织。光绪二十五年（1899）冬，兴中会、广东三合会和两湖哥老会的代表在香港举行会议，联合建立了“兴汉会”，推举孙中山为总会长。是时，帝国主义列强加紧对中国的疯狂掠夺。侵占中国领土和划分势力范围，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在华北蓬勃兴起。帝国主义列强拼凑八国联军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孙中山决定利用这一时机在广东起事，以挽救民族的危亡。他计划同与清廷有矛盾的两广总督李鸿章合作，先实现两广独立，再由南到北建立全国性共和政权。为了推进这个计划，一面与李鸿章的幕僚刘学询、曾广铨联系，一面通过何启要求香港总督卜力（H.A.Blake）给予支持。与此同时，孙中山积极筹备武装起义，派遣郑士良在惠州集结会党力量，史坚如、邓荫南在广州设立策应起义、实行暗杀的机关，其他同志分头联络各府、州、县，杨衢云、陈少白、李纪堂等则在香港筹饷购械。不少日本人也参与起义的筹划和募款工作，其中包括真诚帮助中国革命的宫崎寅藏等以及抱有不同动机的人士。日本政府曾一度想利用孙中山，后因内阁更换，乃禁止武器出口和日本军人参加起义活动。光绪二十六年（1900）夏，由于英国政府不同意香港总督支持两广独立的计划，李鸿章又应诏北上，孙中山遂转而全力准备在内地起义，往返于西贡、台湾等地就近进行部署。同年闰八月十三日（10月6日），郑士良率600人在惠州三洲田起义，攻占一些村镇，起义军发展至2万人。但起义队伍粮械不继，被数量上占优势的清军包围，在坚持了10多天后，乃根据孙中山的指示予以解散。史坚如则在广州谋炸署两广总督德寿未成，被捕牺牲。孙中山领导的第二次武装起义又告失败。

就在惠州起义前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保皇会在海外的势力迅速膨胀，处处侵占革命派的阵地。甚至连孙中山亲手创立的檀香山兴中会，也因受梁启超的影响而变质和瓦解。光绪二十九年（1903）秋，孙中山前往檀香山，在改组兴中会的基础上建立了名为“中华革命军”的组织，并在入会誓词中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字纲领。与原来的兴中会主张相比，这个新纲领的民主共和要求更为明确，而且增添了解决土地问题的内容。他为了争取华侨更广泛的支持，还在檀香山加入洪门，被授予“洪棍”之职。与此同时，他在《檀山新报》上撰文与保皇派论战，批判君主立宪的主张。次年春，他转赴旧金山，协助致公堂（洪门堂号）在美国各城市对其会众实行注册，并大力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孙中山的这些活动，虽对削弱保皇派的影响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却未能取得华侨对民主革命事业的有力支持。

第三节 组织中国同盟会，提出三民主义学说

正当孙中山在美国努力寻找革命的支持力量时，随着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加深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以及办学堂和出国留学风气的盛行，已经涌现了一大批具有民主革命觉悟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们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从爱国走向革命，在东京、上海等地编撰和出版了大量革命书刊；由他们所发起组织的民主革命团体，如湖南的华兴会、湖北的科学补习所、江浙的光复会等也相继成立。不少革命者在国内策划反清起义失败后，又纷纷逃到了日本。孙中山深受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的鼓舞，认为中国革命必须以这些知识分子为主要依靠力量，必须把他们联合到一个大团体内以协调全国的革命运动。于是，他离开美国往欧洲，先将旅居比、德、法等国数十名中国留学生组织起来，然后在光绪三十一年六月（1905年7月）来到了当时中国留学生和革命流亡者的集中地——日本东京。

孙中山一到东京，便前往拜访华兴会领袖黄兴，商谈联合，深得黄兴赞同。随后又与其他革命者和进步留学生频频磋商，取得了一致意见。六月二十八日（7月30日），孙中山约集倾向革命的留学生（其中有兴中会、华兴会部分会员）共70余人举行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同盟会”，并以孙中山提出的字纲领作为同盟会宗旨。七月十三日（8月13日），1000多名留学生隆重举行欢迎孙中山大会。孙中山发表了充满爱国激情的演说，号召与会者以革命手段在中国“建一头等民主大共和国”①，并争取在20年内把祖国建设成为超过日本和西方的强国。这次集会，起了从思想上动员留学生参加同盟会的作用。七月二十日（8月20日），孙中山主持了约100人出席的同盟会成立大会，通过同盟会总章，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同时确定了各部职员的人选。同盟会成立初期的领导核心由孙中山、黄兴、汪精卫、邓家彦、张继、朱炳麟、陈天华、田桐、胡汉民、程家柽、廖仲恺、何天瀚、宋教仁、朱执信等组成。

中国同盟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它的诞生使中国民主革命运动有了一个指导中心。数年之内，海内外纷纷建立同盟会支部和分会，会员激增至数万人。“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①，孙中山对此甚感快慰。

同年十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东京创刊。孙中山在发刊词中，把同盟会的字宗旨归纳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此时的三民主义学说，其核心内容是要通过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达到一个政治目的，即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制度来取代清朝君主**统治；至于民生主义，则企图通过“平均地权”防止资本主义发展所产生的祸害。三民主义是一面富有号召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旗帜，它把散居各地的广大革命者集结成为具有共同理想基础的伟大战斗力量。《民报》在孙中山的思想指导下，以大量篇幅阐发同盟会的政纲即三民主义学说，论证以革命暴力手段推翻清朝统治的必要性，并对保皇派展开了毫不留情的批判。它广销海内外，对提高人们的民主革命觉悟起了重大作用。

①《建国方略·孙文学说》，《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2页。①《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79页。

第四节 策划反清武装起义

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策划反清武装起义的实践中。他和黄兴派遣一部分同盟会员秘密回国筹备起义，自己则先后赴越南西贡以及南洋各埠建立同盟会分会，并募集起义经费。他还与黄兴、章太炎等一起制订了由10余篇文件组成的《革命方略》，以备在各地发动起义时应用。

光绪三十二年十月（1906年12月），少数同盟会员联络湘赣边境洪江会、洪福齐天会，发动萍浏醴起义，遭清廷镇压。日本政府徇清公使之请，要求孙中山离开日本。光绪三十三年二月（1907年3月），孙中山抵越南河内建立了领导武装起义的总机关，以广东、广西和云南作为起义地点。他认为这三省地处边陲，群众基础较好，易于举义；地域宽广，利于迂回作战；又便于从国外输送武器和人员。他计划首先在广东潮、惠、钦、廉四府同时发动，再把起义烽火引向广西、云南，以南方数省为根据地，向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推进。孙中山在河内、海防、南圻等相继成立了同盟会分会，还接纳了广西著名会党首领王和顺、游勇首领黄明堂等加入同盟会。他分别派遣许雪秋、邓子瑜等赴潮州、惠州联络会党，黄兴、胡毅生赴钦州、廉州运动新军，汪精卫、黄隆生等赴南洋一带劝募军饷；日籍同盟会员萱野长知、宫崎寅藏等则在日本购运军械，胡汉民、冯自由在香港做策应联络工作。

但是，起义的实际进程并未按照孙中山的预想发展。革命党人往往准备不周，起事仓促，且为清军所迅速镇压。是年共发动了四次起义：陈涌波、余既成指挥的潮州黄冈之役，邓子瑜指挥的惠州七女湖之役，王和顺指挥的防城之役，黄明堂指挥的镇南关之役。镇南关之役爆发的次日，孙中山曾偕黄兴、胡汉民等自河内赴前线参战。这次起义失败后，清廷要求法国殖民当局把孙中山驱逐出境。孙中山乃于光绪三十四年二月（1908年3月）离越南前往新加坡，而委托黄兴、胡汉民继续主持起义工作。孙中山走后不久，又发动了由黄兴指挥的钦、廉和广西上思之役，以及由黄明堂、王和顺指挥的云南河口之役。这两次起义坚持的时间较久，但在清朝重兵包抄和因法国封锁边界而断绝后援的情况下，辗转苦战，最后仍然溃败。孙中山在西南边境领导的以会党、游勇为主力的6次武装起义，均告失败。

起义的接连失败，丝毫动摇不了孙中山继续革命的坚强意志。他在当时指出：“吾党经一次失败，即多一次进步”，失败之后必须“谨慎戒惧，集思补过”，这样“则党力庶有充实之时”②。他在新加坡总结起义的经验教训时已意识到了依靠会党为主力所产生的弱点，认为它的纪律松弛，战斗力不及新军，预言“今后军队（按指新军）必能继起”。因此，他密令一些同盟会员分头运动新军①。这是孙中山关于武装斗争方针的一个重要转变。

当时，新加坡的保皇派报纸对孙中山起义屡次受挫进行嘲讽和中伤，并趁机大肆攻击中国民主革命道路。孙中山在《中兴日报》上连续发表3篇文章给予坚决反驳，从而在南洋各埠掀起了一场革命派对保皇派的激烈论战。影响所及，使更多的侨胞投向了革命营垒。

②《建国方略·孙文学说》，《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37页。

①《〈支那革命实见记〉序》，《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75页。

在孙中山及其战友的努力下，同盟会在各埠建立了数十个分会，吸收了数千名会员，并在这一基础上成立了同盟会南洋支部。他为了筹集更多资金以组织新的起义，于宣统元年四月（1909年5月）赴欧美。

同年九月，胡汉民按照孙中山的部署在香港成立同盟会南方支部，用数月的时间筹集资金，运动以广州新军为主的武装力量，准备再次起义。孙中山也从旅美华侨中募得港币8000元，汇回以充军需。宣统二年正月（1910年2月），广州新军与巡警发生冲突，同盟会员、新军排长倪映典率领3000名士兵仓卒起义，当天即遭镇压。

孙中山得悉新军起义失败后并不灰心，为筹划新的起义而继续努力，他在美国的一些城市建立同盟会分会，又在旧金山成立了美洲同盟总会（即同盟会美洲支部）。在由他起草的入会盟书中，将同盟会的名称改为“中华革命党”，将字纲领改为“废灭鞑虏清朝，创立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①；并发函通知南洋的同盟会组织照此办理。但他指出，今后对同盟会和中华革命党的名称“两者俱可并用”②，而纲领的措辞虽有不同，仍是反映了三民主义的内容。孙中山之所以作此改变，与同盟会内部矛盾的激化有密切关系。早在光绪三十三年他到河内领导西南边境武装起义时，留在东京的一部分同盟会员章太炎（《民报》主笔）等，便曾因《民报》经费和起义受挫等问题，要求罢免孙中山的同盟会总理职务。两年后，陶成章（原光复会员）又因孙中山不愿再为《民报》提供经费，拒绝帮助他为在江浙举事筹款，而纠集了一部分同盟会员对孙中山大肆诋毁攻击，再次要求罢免孙中山，并于宣统二年正月在东京重建了独树一帜的光复会。这两次倒孙风潮，虽由于黄兴等的坚决抵制而平息下去，但孙中山因此不再承认设在东京的同盟会本部的领导作用，而是以总理名义建立自己的权力中心，直接领导同盟会南方、南洋美洲各支部的活动。改变组织名称和纲领措辞，便是他试图改组同盟会所采取的措施。

孙中山除了动员旅美华侨为国内革命运动提供财政支持外，还与美国退休银行家布斯（C.B.Boothe）和军事研究家咸马里（HomerLea）订立协议，拟向纽约财团借贷巨款以发动大规模起义。宣统二年（1910）夏，他到达马来半岛等候数月而接不到布斯等的任何汇款，原因是纽约金融界不愿贷款给孙中山。正当此时，孙中山从外国报章获悉日、俄两国为进一步掠夺中国东北地区而重订了密约的消息，感到祖国危亡迫在眉睫，便决定尽速组织起义。同年十月，他召集黄兴、赵声、胡汉民、黄金庆、邓泽如等革命骨干在槟榔屿举行秘密会议，批评部分同志的悲观消极情绪，剖析“革命之风潮已盛，华侨之思想已开”的种种有利条件，提出了在广州再举的意见①。会议接受孙中山的主张，决定集中全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夺取广州后分兵两路向湘、赣进发，同时组织长江流域各省起兵响应，会师北伐。会后，众人分赴南洋英、荷各属筹款。而孙中山因在一次募捐会上发表演说，竟被英国殖民当局以所谓“妨碍地方治安”为由勒令离境。孙中山被迫重赴欧美，并于次年初到加拿大各埠演说募款，一共筹集了港币7万余元。

黄兴、赵声、胡汉民等受孙中山的委托，在香港成立了统筹部。

①《胡汉民自传》，《革命文献》第3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5年版，第401页。②《中华革命党盟书》，《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439—440页。

①《复邓泽如函》，《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447页。

数月之间，为准备起义做了大量工作。但因不断发生意外事故和困难，起义未能按预定计划发动。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日（1911年4月27日），黄兴率领百余名“选锋”队员在广州举事，与敌人浴血奋战一昼夜，终因众寡悬殊而失败。事后收得72具烈士遗骸葬于黄花岗，史称“黄花岗之役”。

孙中山在美国芝加哥听到了起义失败的消息，对殉难烈士表示深切哀悼，同时给予这次起义以极高的评价。他指出，“革军之敢勇英烈，为全球各国所未曾有，革命之声威从此愈振，而人心更奋发矣”①。他随即向芝加哥同盟会分会提出了“集合巨款，分途举义”的新计划。同年夏天他到旧金山，努力促成设在那里的美洲同盟总会和美洲致公总堂联合起来，消除门户之见，协力筹饷救国。进而在他倡议下成立了美洲洪门筹饷局（又名中华革命军筹饷局），孙中山自任“演说员”，与筹饷局职员一起赴美国各城市募款。与此同时，他一再发函指示国内及香港等地同盟会员，加紧调查和联络南北各省新军，做好起事的准备。这时他的起义战略已有所改变，曾设想在广州、武汉、南京等城市同时发难，推动驻北京附近的新军起而响应，以便一举摧毁清皇朝。而当时国内各地发生了风起云涌的抗捐、抢粮暴动和声势浩大的保路风潮，更使他对革命的胜利充满信心。他在闰六月所写的一封信中对全国革命形势作了如下估计：“现时各省民心之望革命军起，以救彼等脱离清朝之苛政者，已若大旱之望云霓。而十八省之新军，亦多欲倒戈相助吾党无论由何省下手，一得立足之地，则各省望风归向矣。”②这一预见，已为后来的历史发展所证实。

①《建国方略·孙文学说》，《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42页；《在槟榔屿与中国同盟会骨干会议的讲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493页。

②《复谢秋函》，《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18页。

第五节 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军于3天之内占领武汉三镇。1个月后，南方已有12个省脱离清廷宣告独立。十月底，光复省份更增加到了17个。这场遍及全国的革命风暴因发生于旧历辛亥年，史称“辛亥革命”。

八月二十一日（10月12日），孙中山在美国中部得悉革命军占领武昌，喜出望外。他立即中止了美国各地演说筹款的计划，决定回国前作一番重大的外交努力，避免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革命的军事干涉，并争取这些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在政治上、财政上支持中国革命。

是月二十九日（10月20日），孙中山到达纽约，向美国人介绍中国革命的宗旨，希望他们对革命同情与帮助。并发表告各国书，宣布承认外国在华的一切既得权益，同时警告各国不得给清廷提供军事援助，否则将以敌人相待。九月二十一日（11月11日），孙中山抵伦敦。他与四国银行团主任举行两次会谈，要求停止对清廷贷款，并给予即将成立的民国政府以财政援助。他还写信给英国等国的金融资本家，呼吁他们借款50万英镑给民国政府。又委托友人拜会英国外交大臣，提出了停止对清廷一切贷款，制止日本援助清廷，取消英属各殖民当局的放逐令以让他取道回国等三项要求。十月初一日（11月21日），孙中山抵巴黎，访问法国众议院时，请议员们促进法国政府对中华民国的承认。又在与东方汇理银行经理的会谈中，要求贷款给民国政府，表示将收回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并希望法国能阻止俄、日勾结干预中国革命。孙中山在欧美三国办理外交历时1个多月，由于当时西方列强对中国革命采取观望和敌视态度，致使他屡遭冷遇，并未取得显著的效果。孙中山因一再接到革命党人催促他回国的电报，便缩短在欧洲的行程，于十月初四日（11月24日）从马赛港启航回国。十一月初六日（12月25日）抵达上海。初十日，他被17省代表会议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当天晚上，孙中山在南京举行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他当众庄严宣誓，决计履行“倾覆满洲**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的责任①。同日颁布大总统宣言书，宣告临时政府的施政方针：“尽扫**之流毒，确定共和”，实现各民族的统一和各省领土、军事、民政、财政的统一，在全国范围内奠定中华民国的牢固基础①。5日发表对外宣言书，宣布中国将与世界各国建立“平等睦谊”，并应取得国际承认，共同为促进世界文明而努力；同时，承认革命前清廷与各国缔结的条约及所让与的种种权利继续有效①。

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陆续颁发了数十道民主改革的法令。保障人权方面，禁止对犯人刑讯体罚；废除奴婢卖身契约；禁止买卖人口和贩卖“猪仔”华工；取消对广东、福建的“疍户”，浙江的“惰民”，河南的“丐户”以及理发匠、优伶、娼妓、杂役、兵卒等歧视，规定他们享有同等的国民权利。改良社会习俗方面：禁止赌博，劝禁妇女缠足，禁止种植和吸食鸦片。

①《复郑泽生函》，《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34页。

①《临时大总统誓词》，《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1页。

①《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1—2页。

刷新吏治方面：禁止徇私枉法，取消“大人”、“老爷”称呼。改革教育制度方面：普及教育，取消学校祭孔读经，删改教科书中忠君和其他违背民主共和原则的内容。发展生产方面：鼓励华侨投资，保护工商业，振兴农垦，等等。

中华民国成立之初，北方仍是清朝统治范围，全国存在着南北两个政权对峙的局面。孙中山所面临的迫切任务，是要结束清朝帝制，在共和制基础上实现全国统一。而当他还在国外时，南北议和已经开始，南方代表在黄兴、黎元洪等人的赞同下曾与北方代表约定：如果清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即由他担任民国大总统。因此，孙中山被选为临时大总统的当日便致电袁世凯，表示“虚位以待”，盼他“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②。但袁世凯对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极为不满，悍然中断谈判，唆使北洋将领通电反对共和。孙中山乃于1月11日宣布自任北伐军总指挥，制订六路进军计划，下令出师北伐。北伐军在津浦线上首战告捷，占领徐州，在其他战场上也取得了一些胜利。

但是，当时北伐军的实权为各派系的军人所掌握，孙中山无法实行统一指挥。临时政府又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不仅无法保证军饷的供给，连日常的行政经费也难以支持。同盟会大多数领导骨干又都不赞成武力统一，而是极力主张与袁世凯妥协。加以帝国主义列强竭力支持和扶植袁世凯，利用临时政府要求取得外交承认和它的财政困难来施加压力，催促孙中山尽快与北方达成和议。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继续派人与袁世凯谈判，但坚持一切解决办法均须在中国建立共和制度为前提。袁世凯急于夺取全国最高统治权，玩弄了各种政治权术，在设法使南方作出更大让步的同时，又指使北洋将领接连发出几道催逼清廷立即“宣布共和”的通电。2月12日，清宣统帝下诏退位。至此，宣告了统治268年之久的清皇朝的灭亡，也宣告了在中国延续数千年之久的君主**制度的终结。这个历史的大变化，是由孙中山领导的中国民主革命运动所造成的。

清帝退位的第三天，孙中山即向南京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4月1日，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的职务。袁世凯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迁至北京，继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为了防范袁世凯背弃民主共和原则，于卸职前主持制订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并通过各项条文保证国民应享的民主权利，确立共和政体的有关立法、行政和司法制度①。卸职后，他以为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目标已经达到，便致力于民生主义的宣传，提倡在中国兴办实业和修筑铁路，并为此前往国内各地和日本访问考察。

②《对外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10—11页。

①《致袁世凯电》，《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76页。

第六节 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

8月，同盟会与另4个小党在北京合并组成国民党，孙中山被选为理事长。担任代理事长的宋教仁为争取成立“政党内阁”而积极活动，并使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袁世凯视宋教仁为眼中钉，于1913年3月20日派刺客在上海车站暗杀了他。接着又不惜出卖国家权益与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大借款”的协议，企图用作镇压南方革命党人的军费。正在日本访问的孙中山闻悉宋教仁被刺的消息，立即于25日赶回上海，力主“先发制人”，组织南方各省武力讨袁。7月12日，江西都督李烈钧在湖口誓师，宣布独立，揭开了“二次革命”的序幕。接着，江苏、上海、安徽、广东、福建、湖南、重庆等各省市也先后宣布独立。在北洋军队的攻击下，南方各省讨袁军在短短一个月内相继失败。孙中山原打算到广东直接领导讨袁，因大势已去，不得不于8月再度流亡日本。

1914年7月，孙中山在东京成立了由他担任总理的中华革命党，继续部署反袁斗争。这期间，孙中山与原配卢慕贞离婚，并于1915年10月在东京与他的忠实助手宋庆龄结婚。19年，反袁护国运动的激流冲毁了洪宪帝制，袁世凯也随即殒命。孙中山回到了上海。然而，掌握北京中央政权的北洋军阀头子段祺瑞承袭了袁世凯的衣钵，对外卖国，对内毁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继续推行独裁统治。孙中山乃于1917年南下广州，联合西南军阀势力成立中华民**政府，被推举为大元帅，发起了“护法”运动。但他没有自己的军队，不久便遭到桂系军阀的排挤，不得不于次年再赴上海。在上海期间，他撰写了《孙文学说》、《实业计划》等重要著作。1919年10月，他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继续担任总理。1920年，命粤军陈炯明部驱逐盘踞广东的桂系军阀势力，11月重回广州。次年4月，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孙中山被选举为非常大总统。5月5日，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再次揭橥护法旗帜，部署北伐。1922年6月，陈炯明部在广州叛变，炮轰总统府，孙中山在白鹅潭的军舰上坚持战斗50余天后退居上海。在此前后，孙中山曾与俄国**代表和中国**人有所接触，并在他们的帮助下，开始着手改组国民党。1923年，陈炯明的部队被滇军逐出广州，孙中山第三次回到广州建立革命政权，任陆海军大元帅，重新部署北伐。

1924年1月，孙中山主持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接受了中国**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同年6月创办黄埔军校，仿照苏联红军的建军原则和军队政治工作制度，训练培养革命武装干部。10月，亲自作出有力部署，平息了广州的商团叛乱。11月，应北京政变领导人冯玉祥等的邀请，北上商谈国是。他提出了对内召开国民会议，结束军阀统治，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主张，并同北洋军阀进行不调和的斗争。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因患肝癌在北京逝世。临终时留下了“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战斗”的宝贵遗嘱。孙中山的著作甚丰，版本不少。中华书局1981年至1986年出版的《孙中山全集》（凡11卷），是迄今为止收录著作最多的全集版本，共收入孙中山的论著、文告、公牍、函电、演说、谈话纪录等约8200篇，400余万字。

（谢选骏指出：孙中山，名文，幼名帝象，谱名德明，字载之，又字公武，号日新，嗣号逸仙。旅居日本时曾化名“中山樵”，“中山”之名由此而来。在海外“从事革命”活动时，还曾化名陈文、陈载之、张宣、吴仲、高达生、萧大江、杜嘉诺、高野长雄、Dokans、Alaha等。——这是个典型的变色龙。这些名字没有一个是真的，他们所代表的身份也是虚构的。本质上，此人就是一个中国沿海汗牛充栋的偷渡惯犯和全球流窜的混世魔王。人说1911年广州起义事后收得72具烈士遗骸葬于黄花岗，史称“黄花岗之役”。孙中山在美国芝加哥听到了起义失败的消息，对殉难烈士表示深切哀悼，同时给予这次起义以极高的评价。他指出，“革军之敢勇英烈，为全球各国所未曾有，革命之声威从此愈振，而人心更奋发矣”。他随即向芝加哥同盟会分会提出了“集合巨款，分途举义”的新计划。我看孙中山是个人血馒头专业户，自己拿着美国护照逍遥海外，依靠国内死难者的牺牲来筹款——多像现在的“民运领袖”和“人权组织”。但是成王败寇，孙中山终于通过和他无关的武昌起义，登上了临时大总统的座位。实现了他的“帝象”之梦！孙中山是洪秀全和毛泽东之间的肮脏桥梁。）

【第二十五章 黄兴】

第一节 走上革命道路

黄兴，原名轸，字厪午，从事革命活动后改名黄兴，字克强①。同治十三年九月十六日（1874年10月25日）生于湖南善化（今长沙市）。5岁时，跟随父亲黄筱村发蒙读书，随后又入附近的私塾就读，学习勤奋。童年时代，喜欢听乡间老辈讲洪秀全、杨秀清的革命事迹，“稍长，喜读太平天国杂史”①。他还师从浏阳李永球学乌家拳术，从小练就强健的身体。

光绪十九年（1893），黄兴入长沙城南书院读书。光绪二十二年（1896），考中秀才。光绪二十四年，黄兴由长沙湘水校经堂新生，被保送到武昌两湖书院深造。两湖书院在当时是一所比较新式的学堂，课程除经史文学外，还有天文、地理、算学、测量、化学、博物学以及兵操等新学科。黄兴在校期间，“笃志向学，而于地理一科及体操尤为精勤”②。他还于“课程余闲，悉购西洋革命史及卢梭《民约论》诸书，朝夕盥诵”③，初步接触到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学说。

光绪二十六年（1900），唐才常、林圭等在长江流域组织自立军起义，黄兴曾与闻其事，帮助他们运动清军中的湘籍军官保持中立，不加阻碍。这是黄兴第一次运动军队，初步了解到当时清军的内部情况。但自立军起义很快被张之洞镇压，唐才常等英勇就义。黄兴痛悼唐才常，并萌生了革命思想。光绪二十八年（1902）春，湖广总督张之洞从两湖、经心、江汉三书院选派学生30多人，赴日本东京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留学。黄兴这位两湖书院的优秀毕业生，成为这批留学生中唯一的湘籍学生。是年五月（1902年6月），黄兴抵东京。

黄兴到日本后，很快就被留学生界蓬勃兴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所吸引。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1902年12月），他与杨笃生、樊锥、蔡锷等创办了《游学译编》杂志，以翻译为主，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革命历史，宣传民主革命和民族独立。黄兴为扩大影响，在年底又与蔡锷、张孝准、杨笃生等发起组织“湖南编译社”，大量从事译述，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科学文化。黄兴还支持湖北留学生创办了《湖北学生界》，揭露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宣传“排满”的民族主义。他还领导宏文学院的湘籍学生组成“土曜会”，鼓励挺身杀敌，“从事用兵，以破坏现状为出路”①。黄兴虽然学的是师范，却特别留意于军事技能的学习。他请日本退伍军官教授军略，学习兵法；利用空闲时间参观日本士官联队各种兵操；每天清晨起来，到神乐坂武术会参加射击比赛。

光绪二十九年（1903），发生了拒俄运动。俄国在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时，趁机占领了整个东北。光绪二十九年三月，第二期撤兵期满，俄国却仍然不履行条约，企图永久霸占东北。这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因而爆发了拒俄运动。

①《公布参议院议决临时约法》，《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20—224页。①1904年起义失败，东渡后始改名，取“兴我中华，兴我民族，克服强暴”之意。②毛注青编著：《黄兴年谱长编》，第13页。

③张知本：《国庆日忆黄克强先生》，载1959年10月10日香港《时报》。①《黄克强先生荣哀录》，第21页。

黄兴积极参加了留日学生“军国民教育会”的活动。他在拒俄运动中看清了清廷的腐朽与反动，愤慨地指出：“中国大局，破坏已达极点。今而后惟有实行革命，始可救危亡于万一耳。”②于是他自认为军国民教育会的“运动员”（指归国发动革命之人员），准备回国策动反清革命。黄兴在回国前夕与刘揆一讨论进行方略，认为除在军学界普遍发动外，目前更应注意团结会党兄弟，共谋反清革命。他自东京启程回国后，便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

②石陶钧：《六十年的我》，见毛注青编著：《黄兴年谱长编》，第45页。

第二节 创立华兴会

黄兴回国后，先到上海，与当时《苏报》的主笔章士钊会晤，并结识了沪、宁等地一些人士。光绪二十九年七月，黄兴返湘途经武汉，“在两湖书院演说满汉畛域及改革国体、政体之理由，与顽固派辩论终日”。湖广总督张之洞闻讯大怒，立即命首府兼院长梁鼎芬出告示将黄兴驱逐出境。黄兴仍“留连八日，以携带邹容所著之《革命军》、陈天华所著之《猛回头》二书，零星赠送军学各界至四千余部之多”①。

黄兴回到长沙后，在明德学堂主持新开办的速成师范班。明德学堂是长沙城里新办的一所私立学校，教员中许多人都富有革命思想。如张继教历史，周震麟教地理，苏玄瑛教国文等。黄兴除在明德学堂任课外，还在长沙的经正、修业、实业等学堂和民立第一女学、安徽旅湘公学兼任教员。他利用教书的机会，向学生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并以教书为掩护，暗中从事革命活动。

光绪二十九年九月十六日（1903年11月4日），黄兴以过30岁生日为名，邀陈天华、张继、刘揆一、宋教仁、章士钊等人秘密集会，商定创立华兴会，众人公举黄兴为会长。为避免清廷的注意，对外用“华兴公司”的名义，业务是“兴办矿业”。

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三十日（1904年2月15日），华兴会正式召开成立大会。黄兴提出“雄据一方与各省纷起”的方案，即从湖南发难，然后谋各省的响应。先后参加华兴会的两湖革命知识分子有四五百人。黄兴和华兴会的同志印发宣传品，鼓吹反清革命。他还在明德学堂的理化实验室里，和日本教员一道秘密制造炸弹，并派人出省购置军械。黄兴还变卖祖遗田产，以解决经费的需要。为了联络会党和军队，黄兴又设立两个小团体：一是同仇会，专为联络哥老会；一是黄汉会，专为运动军队，重点是联络会党。光绪三十年（1904），黄兴曾亲自会见哥老会首领马福益，商讨起义计划，决定于十月初十日（11月日）慈禧太后70寿辰那天在长沙起义，常州、衡州等五路同日举事，公推黄兴为主帅，刘揆一、马福益为正副总指挥。华兴会在湖南部署稍有头绪之后，便加强与外省的联络工作，派宋教仁、胡瑛到武昌，着重运动武汉三镇新军；派陈天华、姚宏业游说江西防营统领廖明缙，劝其届期响应；派周维桢、张荣楣接洽四川会党，促其与两湖会党合作；派杨毓麟、章士钊负责沪、宁地区的策应工作。黄兴则来往于湘、鄂之间，统筹指挥全局。

这个起义计划不幸临期泄漏，马福益手下的人被清地方当局所捕，供出了起义计划和首领“长沙黄厪午老师”。于是长沙府、县衙门开始在省城搜捕革命党，特别要捉拿黄兴归案。事态急转直下。九月十六日（10月24日），黄兴于差役来捕时乘间避往开明绅士、明德学堂校董龙绂瑞家，后又转移到圣公会牧师黄吉亭处，至十八日（26日）化装成海关员司，潜出长沙，逃往上海。华兴会的其他重要骨干也先后避于上海。长沙起义计划遂陷于流产。黄兴创立华兴会后，策动的首次武装起义未及发动即陷于失败。主要是由于未能严加保密，革命机关处于半公开状态，招集人员仍采取旧式会党散发票布的落后办法，致使起义走漏风声。长沙起义事泄后，会党虽然受到严重损害，但华兴会却保存了元气，黄兴及华兴会骨干纷纷出走长沙。

①《黄克强先生荣哀录》，第25—26页。

第三节 参与组织中国同盟会

黄兴避居上海后，因万福华谋刺前广西巡抚王之春案的牵连，被捕入狱。后经多方营救，得以出狱。后避难到东京，过着流亡生活。

光绪三十一年六月（1905年7月），经日本人宫崎寅藏介绍，黄兴与孙中山初次会见。二人畅谈革命大势，交流思想，共议组织统一的革命团体。六月二十七日（7月29日），黄兴约集华兴会骨干商议与兴中会合组革命团体问题。会上，陈天华明确主张“以吾团体与之联合”；刘揆一主张“不入孙会”；黄兴则主张“形式上入孙逸仙会，而精神上仍存吾团体”；宋教仁认为“既有入会不入会者之别，则当研究将来入会者之关系如何”①。众说纷纭，最后在东京的华兴会员除少数人外，其他都决定参加统一的革命团体。六月二十八日（7月30日），孙中山和黄兴派人分头邀请各省倾向革命的留学生，到东京举行建立统一革命团体的筹备会。与会者包括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以及留日学生中其他团体的部分成员和日本人宫崎寅藏、内田良平、末永节，共计70余人。会上，确定新成立团体的名称为“中国同盟会”，以孙中山提议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黄兴在会上发表演说，慷慨陈述革命大义，并被推举为同盟会章程的起草人之一。

七月十三日（8月13日），黄兴、宋教仁等在东京发起组织留日学生欢迎孙中山大会，到会者达1300余人。孙中山在会上作了长篇演说，指出当前民族思想蓬勃发展，号召到会者摒弃改良主义道路，采取革命手段，致力于反清斗争。

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二十日（1905年8月20日），同盟会正式成立大会在东京举行，到会者约百余人。黄兴首先在会上宣读章程草案30条，经大会讨论修改后通过。章程规定以东京为同盟会本部所在地，本部机构遵循三权分立原则，在总理之下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在选举总理时，黄兴提议：“公推孙中山先生为本党总理，不必经过选举手续。”①提议获得一致通过。黄兴还提议把《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作为同盟会机关报（后改称《民报》），得到与会者赞同。

黄兴在与孙中山共建同盟会上起了重要作用，可以说，同盟会是以孙中山、黄兴为轴心建立起来的。同盟会的成立，加强了革命力量的团结和统一，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①刘揆一：《黄兴传记》，《辛亥革命》第4册，第276页。

①宋教仁：《宋渔父日记》，《辛亥革命》第2册，第210—211页。

第四节 领导武装起义

同盟会成立后，黄兴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武装起义上。他首先在学习军事的留日学生中建立“丈夫团”秘密组织，积极培养武装起义的骨干力量。同时，在日本横滨设立“制造弹药机关”，聘俄国革命党人为教授，对同盟会员进行军事训练。为保密起见，他还亲自掌握留日陆军学生中同盟会员的会籍。

光绪三十一年冬，黄兴化名张守正，潜回国内，至广西桂林巡防营统领郭人漳军中进行策反，发展官佐多人参加同盟会。因郭人漳犹豫不定，黄兴于次年秋返回日本。即派刘道一、蔡绍南等回国，运动军队、会党，策划起义。临行前，“告以今之倡义，为国民革命，而非古代之英雄革命望时以民族主义、国民主义多方指导为宜”①。指出革命之目的决不是单纯推翻清朝，而是要建立民国，争取民权。这里所说的“国民主义”，即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刘道一抵长沙后，邀集革命同志数十人秘密开会，传达黄兴的意见。会后，刘道一留在长沙掌握全局，蔡绍南等则往萍乡一带联络会党。十月十九日（12月4日），萍浏醴起义爆发，起义者在颁发的檄文中，第一次打出了“中华民国”的旗号。起义虽然失败，但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光绪三十三年（1907）夏，黄兴赴越南河内，与孙中山商议策划两广起义。当时，广东钦州、廉州（今属广西）爆发了抗捐斗争。清军郭人漳部移驻钦州，镇压抗捐斗争。黄兴冒险去钦州，策动郭人漳起义。郭人漳表示，“如有正式革命军起，必反戈相应”。七月，王和顺率会党起义，占领防城，直逼钦州。郭人漳看到革命力量有限，改变主意，按兵不动。起义军作战失利，退入两广交界的十万大山。黄兴出走越南河内，和孙中山商讨下一步的计划，准备在广西边界的镇南关（今友谊关）发动起义。

光绪三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1907年12月2日），黄兴派同盟会员黄明堂率领广西游勇进攻镇南关，占领了山顶上的3座炮台。镇南关起义爆发后，黄兴和孙中山从河内前往指挥。起义军跟清军激战几昼夜后，终以弹药缺乏，援军未到，不能坚守，只得自动放弃，退入越南境内。

是年，章太炎、陶成章、张继、宋教仁、谭人凤等在潮惠起义失败后，鼓动同盟会内一部分人主张召开大会，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举黄兴担任。黄兴致信在东京同盟会总部以庶务代行总理职权的刘揆一，表示反对，信中说：“革命为党众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孙总理德高望重，诸君如求革命得有成功，乞勿误会，而倾心拥护，且免陷兴于不义。”①黄兴以革命大局的利益为重，一直注意维护同盟会的团结，使其免于发生重大分裂。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二十五日（1908年3月27日），黄兴率退入十万大山的会党部众和越南华侨等200余人，组成“中华国民军南军”，发动了著名的钦、廉、上思起义。这支队伍，凭着200多支杂枪和为数不多的弹药，转战于钦州、廉州、上思一带40多天，大小数十战，先后击败清军1万余，声威大振。孙中山曾赞誉说：“克强乃以二百余人出安南（今越南），横行于钦、廉、上思一带，转战数月，所向无前，敌人望而生畏，克强之威名因以大著。”①四月初，因势单力孤，弹尽援绝，黄兴等不得不退返越南。适值云南河口起义爆发，孙中山即电委黄兴为云南国民军总司令，节制河口起义诸军。黄兴不顾鞍马劳顿，迅即前往河口前线督师。到河口后，因起义军内部指挥不灵，调度不动，便决定重回河内，征集旧部组织基本队伍，然后再赴前线。在返回河内途中，被法警截留，遣送出境。河口革命军失去统帅，起义又归于失败。

宣统元年四月初一日（1909年5月19日），孙中山由新加坡启程赴欧美筹款，以济革命之进行，而将国内革命运动委托黄兴、胡汉民负责。十二月（1910年1月），黄兴应同盟会南方支部的邀请，赴香港主持策划广州新军起义。经商议，决定次年元宵节（2月24日）前后举事。不幸消息泄漏，革命党人不得不提前发动起义。宣统二年正月初三日（1910年2月12日），倪映典等率新军千余人在广州城郊起义。清军出城镇压，倪映典中弹牺牲，起义失败。孙中山、黄兴并不因历次起义失败而灰心，决定“集各省革命党之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之一搏”②。

宣统二年十月十二日（1910年11月13日），黄兴赴槟榔屿，出席孙中山召开的秘密会议，决定组织广州起义。十二月十八日（1911年1月18日），黄兴返抵香港，主持广州起义筹备工作。商定成立统筹部，黄兴任部长，赵声为副部长。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五日（1911年4月23日），黄兴致绝笔书于孙中山及南洋同志说：“本日驰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书此以当绝笔。”①是日晚，由香港乘轮船潜入广州，设起义指挥部于越华街小东营五号。由于几经周折，起义一再改期，原来的部署被打乱，遂将进攻计划由原定十路改为四路。他自己担任进攻两广总督衙门的指挥工作。三月二十九日（4月27日）下午五时三十分，广州起义爆发，黄兴率领林觉民、方声洞等敢死队100余人攻打总督衙门，其余三路未见行动。攻入总督衙门后，发现总督张鸣岐已逃跑，遂放火烧了总督衙门。起义军撤出时，遭到巡防营的堵击，许多革命党人牺牲，黄兴右手二指被击断。但他忍住剧痛，用断指的第二节扳枪机继续射击。眼见敌人渐渐合围，黄兴遂下令分三路突围，自己带领一路奋勇冲杀，且战且走。在突围中，队伍散乱，只剩下黄兴1人。他改装逃到暗设于广州河南的革命机关女同志徐宗汉处，由她护送至香港就医。广州起义失败。后收殓殉难者，得尸体七十二具，合葬在黄花岗，世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这次起义虽然又失败了，但在全国起了极大的革命激励作用。黄兴是这次起义的总指挥，他勇敢无畏，身先士卒，在国内和旅居国外的华侨中，赢得了崇高的声望。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黄兴在香港养伤，曾一度灰心，想冒险去暗杀李准等清朝官吏，为死难烈士报仇，被谭人凤等人劝阻。闰六月初六日（7月31日），谭人凤、宋教仁、陈其美等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鉴于南方起义一再失败，主张将革命重心转向长江流域，准备在中部地区发动起义。黄兴支持他们的计划，并设想“以武昌为中枢，湘、粤为后劲，宁、皖、陕、蜀亦同时响应以牵制之，大事不难一举而定也”②。

①田桐：《同盟会成立记》，《革命文献》（二），第143页。

①刘揆一：《黄兴传记》，《辛亥革命》第4册，第284页。

①刘揆一：《黄兴传记》，《辛亥革命》第4册，第289页。

②《辛亥革命》第1册，第14页。

①《辛亥革命》第1册，第页。

②《黄兴集》，第40页。

这个预计，为后来革命实践证明基本是正确的。他还应允湖北革命党人的邀请，准备赴武汉主持起义大计，但未及动身，武昌已爆发起义。

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廷非常恐慌，派陆军大臣荫昌带兵前往镇压，溃败而还。清廷只好起用掌握北洋陆军的袁世凯出马。袁世凯集中精锐部队猛攻汉口，局势对革命军非常不利。黄兴在香港得悉武昌起义的消息后，随即离开香港，赶赴武昌前线。九月初七日（10月28日），黄兴抵达武昌。据记载：“正当前线紧急之际，黄兴由上海乘轮船到达武汉，旋赴都督府与黎元洪会晤。黎闻黄兴到后，即下令做一面大旗，上写‘黄兴到’三个大字，派人举着大旗，骑马在武昌城内和汉口没有被清军攻陷的地方跑一圈。前线将士听到黄兴来了，士气高涨，军心大振，居民铺户也纷纷鸣放鞭炮，表示欢迎。”①黄兴立即渡江赴前线督师，在汉口与清军展开剧烈的争夺战。九月十二日（11月2日），清军将领冯国璋攻入汉口，革命军退守汉阳。九月十三日（11月3日），湖北军政府举行“登坛拜将”的隆重仪式，任命黄兴为中华民**政府战时总司令。他率领革命军在汉阳前线与清军奋战20余日，由于清军占优势，十月七日（11月27日）汉阳失陷，革命军退守武昌。黄兴认为继续作战无法取胜，不如放弃武昌，转攻南京，等占领南京后，再训练一支精锐部队来收复武昌。他的主张遭到武昌地区革命党人的坚决反对。黄兴便于同日辞职，离武昌去上海。黄兴在敌我兵力悬殊的情况下，坚守汉阳20余日，使各省得以乘机大举，次第响应，革命军声势一天天壮大，促进了全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

黄兴作为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武装斗争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在推翻腐朽的清朝统治、结束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伟大斗争中，起了重大的作用。

①《黄兴集》，第67页。

第五节 民国初建

宣统三年十月十一日（1911年12月1日），黄兴由武昌返抵上海。次日，江浙联军即攻下南京。在上海的各省代表举行会议，决定临时政府暂设南京，公举黄兴为大元帅，负责组织临时政府。因黎元洪反对，于是各省代表会改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并代大元帅职权。十一月初四（12月23日），黄兴获悉孙中山即将归国，遂推辞赴南京组织临时政府，并向众人解释：“孙先生是同盟会的总理，他未回国时我可以代表同盟会；现在他已在回国途中，我若不等他到沪，抢先一步到南京就职，将使他感到不快，并使党内同志发生猜疑。太平天国起初节节胜利，发展很快，但因几个领袖互争权利，终至失败。我们要引以为戒。”①初六日，孙中山抵达上海，黄兴和陈其美等人前往迎接。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黄兴担任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兵站总监，负责全部军事工作。陆军部成立后，立即制订出分兵六路北伐的计划，准备在南北和议破裂时，立即宣战，分兵合击，直捣北京。当时，属于南京临时政府领导下的军队虽号称17个师，但战斗力较强的仅有不满万人的粤军2个师，其他各师战斗力很差，有的将领专横跋扈，不听命令，而军饷又十分拮据，黄兴的处境很困难。

早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前，南北和议就在上海开始了。袁世凯依靠他的北洋军队，凭借帝国主义列强做靠山，一方面利用革命派的势力逼清帝逊位，一方面对革命派耍弄武力和“议和”的两面手法。1912年2月12日，袁世凯逼迫清宣统帝退位。13日，孙中山实践诺言，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推荐袁世凯接任。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4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宣告结束。

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后，重新组阁。南方各省和许多团体纷纷致电袁世凯，要求留任黄兴为陆军总长。但袁世凯不愿放松对军队的控制，命其亲信段祺瑞任此职，另任黄兴为无实权的参谋总长。黄兴辞不就任。袁世凯随后任命黄兴为南京留守府留守，办理政府机关的结束事项和接收管理驻南京的军队。南京驻扎有10多万人的军队，袁世凯却不发给军饷，存心与黄兴为难。黄兴为了保存革命实力，选择优秀军官和精良武器组成第八师。这个师的中上级军官，大多数是同盟会员，有的还是“丈夫团”的成员。黄兴想用全力把第八师组织起来，作为革命军队的一个中心堡垒，对其余部队则分别进行裁撤或调拨出去。裁兵任务完成以后，留守府就被取消了。

袁世凯为了麻痹和笼络革命党人，于1912年8月邀请孙中山和黄兴到北京会谈。黄兴继孙中山之后，于9月11日到北京，袁世凯给予隆重接待。黄兴一时受袁世凯的蒙蔽，对袁深表信任，声称“袁公确是英雄，民国第一流人物”①。这时，宋教仁在北京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黄兴被推举为理事之一。黄兴积极推行政党政治的主张，他甚至劝说袁世凯也加入国民党，袁世凯自己虽未加入，但他的亲信、代理国务总理赵秉钧和大多数阁员都填写了国民党入党誓愿书。黄兴天真地认为这样就可以维持民国前途，于是萌生功成身退之意。他认为革命已经成功，便转而积极鼓吹和致力于发展实业和教育。

①周武彝：《陆军第三中学参加武昌起义经过》，《辛亥革命回忆录》第7集，第17页。①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第196—197页。

1912年8月，他在《铁道杂志序》中写道：“今者共和成立，欲苏民困，厚国力，舍实业末由。”主张“先以铁道为救亡之策，急起直追，以步先进诸国后尘，则实业庶几兴勃也乎！”①为了发展实业，他曾发起创办拓殖协会和拓殖学校，旨在开发国家资源，发展农业，移民实边；大力提倡国民捐，倡议创设国民银行和国民银公司，发行不兑换券，以解决国家财政问题；他担任过铁道协会副会长和汉粤川铁路督办，赴萍乡、安源、湘潭等地调查过矿务；参与发起中华汽船股份有限公司和洞庭制革公司，等等。这些活动和主张，目的在于发展经济，收回外溢利权，具有鲜明的爱国色彩和进步意义。黄兴十分注重教育。他说：“欲言建设，当得人才；欲得人才，当兴教育。”①又说：“兴思二十世纪世界共同解决者，实为发展国民生计问题；而本问题锁钥，则在国民之企业力与日俱高夫发达国民企业力，其途亦多，而有良好之中小学以植其基，则为天经地义之不容或易。”②为此，他主张“普通教科材料应取实利主义”，并“可以实业教育定为全国女子教育方针”③。此外，他还主张延长教育年限、小学用国语教学，提倡军事的国民教育。

由于政局的动荡和变化，黄兴发展实业和教育的主张大都未能实现。这使他对实业、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他曾说：“兴以为吾国人今后当各存责任心，有责任心，则纯以国家为前提，而私见自泯。且所谓责任者，其途甚宽，除政治方面外，尤以实业为发展国力之母。”④可见，黄兴在谈论实业的重要性时，并没有脱离政治，而是要“以国家为前提”。

①《民立报》1912年9月4日。

①《黄兴集》，第252页。

②《黄兴集》，第240页。

③《黄兴集》，第244页。

④《黄兴集》，第267页。

第六节 南京讨袁

1913年3月20日，代理国民党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身亡。

国民党人集议对策，孙中山主张立即起兵讨袁。黄兴认为掌握兵权的人不肯在此时出兵讨袁，只好采取法律解决的办法，与孙中山的意见发生分歧。不久，谋杀宋教仁的凶犯在上海租界落网，并搜出有关案件的函电多件。4月25日，在黄兴、陈其美的敦促下，江苏都督程德全公布宋案证据44件，直接布置暗杀宋教仁行动的是国务总理赵秉钧。真相大白，舆论哗然。作贼心虚的袁世凯，一面替赵秉钧狡辩，反对黄兴提出成立特别法庭公开审理的要求；一面不经参议院议决，不顾黄兴等人的反对，擅自同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大借款”2500万英镑的协定。袁世凯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后，立即扩充军队，准备向南方革命派进攻。同时，袁世凯借口破获“血光党”，诬陷黄兴，并指使北方都督通电攻击黄兴等人。6月14日，袁世凯下令免去江西李烈钧、广东胡汉民、安徽柏文蔚三省都督的职务。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处于被动地位的革命派，在袁世凯的进攻面前，不得不奋起反抗。江西都督李烈钧在上海会见孙中山、黄兴后，于7月12日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首先竖起了讨袁的旗帜。袁世凯随即派兵南下，步步进逼，战事危急。7月14日，黄兴自上海赶到南京。15日，迫使程德全宣布江苏独立，黄兴被举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通电誓师讨袁。安徽、广东、福建、湖南、四川等省和上海先后响应，是为“二次革命”。

讨袁战争开始后，南京方面，由于一部分军队被袁氏用金钱收买，发生内变；作为基本队伍的第八师又因拨出两个团，仅剩2000人左右；其他部队大都未经训练，战斗力薄弱。7月22日，徐州失守。25日，江西湖口被袁军占领，李烈钧败退。上海讨袁军久攻制造局不下。而南京讨袁军的后方湖南军械库又被袁世凯的奸细纵火焚毁，饷械不支，声援断绝。黄兴见大势已去，只得于29日乘日本煤轮离开南京，流亡日本。随后，安徽方面也因内部意见不一，而自行瓦解，柏文蔚出走。福建、湖南、四川又相继宣布取消独立。“二次革命”以失败而告终。

第七节 流亡日、美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黄兴流亡日本，国内参加讨袁失败的国民党人也陆续来到东京。孙中山总结“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认为宋案发生后，即应兴师讨袁，但党人多不听从他的指挥，坐失良机，致使袁世凯得到了“大借款”，可以从容布置，因此对黄兴颇多责难①。孙中山认为党员不听他的号令，是失败的重要原因，国民党分子太复杂，已不能起作用，主张解散国民党，另行组党。并表示他要做真党魁，不愿做假党魁，党员必须绝对服从党魁的命令。黄兴对孙中山的责难做过些解释，但仍表示：“南京事败，弟负责任，万恶所归，亦所甘受。先生之责，固所宜然。”①对于“二次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黄兴认为：“乃正义为金钱权力一时所摧毁，非真正之失败。试翻中外之历史，推天演之公例，未有正义不伸者。最后之胜利，终归之吾党。”①黄兴不赞成另行组党，主张国民党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加以整顿、扩充，在原有基础上发展反袁的其他革命分子，以团结更多的力量共同奋斗。

1914年春，孙中山在东京筹备成立中华革命党。规定党员入党一定要写誓约，井且一定要写明“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按上中指指模。孙中山自己的誓约则为“统率同志，再举革命”。经孙中山审定的《中华革命党章程》规定：党员分为三等，即首义党员、协助党员、普通党员；首义党员是元勋公民，协助党员是有功公民，普通党员是先进公民；在革命时期内，非党员不得有公民资格②。黄兴对此很不赞成，他认为无论仍用国民党的名义或者另组新党，领袖非孙先生莫属。但若要在誓约上写明“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这就是服从一个领袖，为一个人干革命；如果还要在誓约上按指模，那就像犯罪的人写供词一样，两者都违背了自由平等的精神。至于党员入党之后，都是共患难同生死的革命同志，应该一律对待，而不应划分等级，更不应以所谓“功勋”、“有功”、“先进”公民享有权利不同相号召。因为党员是为尽革命的义务而入党的，不应当贪图个人的权利和享受。③黄兴当面向孙中山陈述过这些意见，但孙中山表示，一切要按他的计划进行，愿附从者，必须绝对听他的号令。并写信要求黄兴“静养两年”，以便他发动“三次革命”①。黄兴于是决定远游美国，“静养”一个时期，以便孙中山发展抱负。黄兴在动身前夕，在寓所与孙中山话别，孙中山写了一副集古句对联相赠：“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②对联意味深长。1914年6月30日，黄兴从横滨乘轮船赴美。

黄兴于1914年7月抵达美国，在旧金山和纽约稍作停留后，居住在费城郊区。他同日本及国内一些革命同志经常有函电往来，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①《黄兴集》，第243页。

①参见《黄兴集》，第458页。

①《黄兴集》，第356页。

②《黄兴集》，第357页。

③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1册，第2页。

①参看黄一欧：《护国运动见闻杂忆》，载《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第79—80页。②《黄兴集》，第360页。

他发表演说、编印资料、撰写文章，向美国公众舆论和华侨宣传反袁。1914年秋，黄兴还发起抵制袁世凯向美国政府借款的运动，对于美国政府中止与袁世凯的代表接洽借款条件，产生了一定影响。他还在美国展开筹款工作，在给国内友人的信中写道：“关于此间筹款等事，弟能力所及者，当尽力为之，冀为公等之助。华侨筹款已经发起，当嘱其随集随汇。”③在旧金山居留时，黄兴曾聘一美国教师讲授美国政治及地方自治情况，以为将来建设作准备。

黄兴虽身居美国，但仍一直与国内反袁势力保持较密切的联系，共同策划反袁斗争。1915年9月底，蔡锷派专人送封密信给黄兴，信中谈及国内形势及袁世凯阴谋称帝的种种活动，并提出他自己准备秘密出走和在西南发难的计划，征求黄兴的意见。黄兴接信后，立即命儿子黄一欧和秘书石陶钧先后离美回国，参加倒袁运动。在黄兴所派的石陶钧、张孝准等协助下，蔡锷从天津经日本、上海、香港秘密到达昆明，组织和领导了云南护国战争。为了扩大讨袁战线，黄兴于云南起义前夕，写信给不甘附逆的社会名流，如张謇、汤寿潜、唐绍仪等，以及可争取的地方将领，如广西的陆荣廷，动员他们反对袁世凯称帝。1916年1月，黄兴电促柏文蔚等在南洋筹款接济云南护**；又密令刘揆一、居正等联合北方同志，“图谋直、鲁革命，以响应南方”。护国战争进展顺利，袁军溃不成军，贵州、广西、广东、浙江、陕西等先后宣布独立。

这时，国内各方面的函电纷纷飞来，要求黄兴早日回国，主持讨袁运动；孙中山也电邀他回国并肩讨袁。黄兴遂于19年4月22日自旧金山启航，5月9日到达东京，即发表讨袁声明。5月下旬收到先期返沪的孙中山来信，分析了反袁形势，嘱其向日政府借款，购买军械，以建立革命新军。此后，黄兴多方奔走，并不断为此事与孙中山电商。至5月底，日方允借500万日元。19年6月6日，袁世凯因举国声讨，众叛亲离，忧惧而死。黎元洪代行大总统职。于是借款练兵之事乃作罢。

19年7月8日，黄兴回到上海，和孙中山一道致力于讨袁善后和党内团结的工作。两人商谈国事，一如往昔。

10月10日，黄兴胃病复发，吐血数盂，卧床不起，延至10月31日溘然长逝。1917年4月，国葬于湖南长沙岳麓山。

③毛注青编著：《黄兴年谱长编》，第430页。

④《黄兴集》，第413页。

（谢选骏指出：黄兴比孙中山更像革命者，而不像权力狂——他干掉了袁世凯，而后随即死去，真是一种功成身退、莫大幸运啊——他有幸不再看见国民党后来的堕落和败坏了。）

【第二十六章 邹容 陈天华】

第一节 留学日本

邹容，谱名桂文，曾改名绍陶，字蔚丹，或书为威丹、味丹，留学日本时改名邹容，四川巴县人。生于光绪十一年（1885）。

光绪十七年（1891），邹容随大哥蕴丹入私塾发蒙。十一二岁的时候，他就已熟读《四书》、《五经》，能诵读《史记》、《汉书》等名著。此时，正当维新运动高涨之时，邹容逐渐接触到以推介“新学”、“西学”为主的书刊。他于是开始接受另一种启蒙教育，并因此而在一定程度上萌发了蔑视封建文化、科举制度的感性认识，觉察到清朝统治的**，对中国面临的遭受帝国主义瓜分的险境也深感忧虑。这样，邹容的思想和志趣，就完全和父亲的期待相左，新旧冲突，很快就在父子之间爆发。

满12岁那年（光绪二十三年），邹容奉父命偕大哥应巴县童子试。刚进头场，就因为试题很生僻，他当即同主考官顶撞起来④，于是愤而罢考离去。回到家里，他遭到了父亲的责打。但邹容并不服气，倔强地向父亲申辩说：“臭八股儿不愿学，满场儿不愿入。衰世功名，得之又有何用？”①

次年，戊戌维新运动遭到扼杀。谭嗣同等“六君子”伏尸都门的讯息传到四川。邹容不胜愤慨，在谭嗣同的遗像前题诗悼唁：“赫赫谭君故，湖湘士气衰。帷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③这时，邹容还算不上成年人。

光绪二十七年（1901），四川省首次选派学生赴日留学，在成都举办考试。邹容要求前往应考。

①邹传参：《先祖邹容及其家书》，周永林编：《邹容文集》，第133页。①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4篇“列传”，《邹容传略》。

②章太炎：《赠大将军邹君墓表》，《太炎文录续编》第5卷。

③《〈革命军〉作者邹容》，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

④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4篇“列传”，《邹容传略》。

⑤《家书二》，《邹容文集》，第34页。

经亲戚劝说，答应支付留日费用。邹容遂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八月到达日本⑥。入东京同文书院。

此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已有500余人，思想远较国内活跃，其中已有一部分显露了革命的倾向，并开始对改良派的保皇论调加以抨击。邹容到了日本，就将在国内被压抑的思想感情尽情地抒发出来。“凡遇留学生开会，容必争先演说，犀利悲壮，鲜与伦比。”①倡言对待清皇朝，“不变法当革，变法亦当革”②。他那敏锐的政治嗅觉，激进的反清立场，充沛的爱国热忱，经常见于形色，溢于言表。在留日学界，他很快成为大家所熟知的革命分子。光绪二十九年（1903）春，邹容将他的革命激情和爱国赤诚凝聚到笔端，全神贯注地撰写《革命军》一书。二月，清廷派到日本管束留学生的陆军学生监督姚文甫因奸情事被揭露，准备回国。此人多方箝制言论，屡屡迫害学生，为留学界所痛恨。邹容于是偕张继借端发难，于三月初三日（3月31日）约集几个留学生，直入姚的寓所，历数其劣迹，将其辫子剪下，悬挂到中国留学生会馆的正梁上示众。清驻日公使蔡钧闻讯，立即照会日本外务省，要求引渡邹、张二人。为暂时避祸计，邹、张遵友人规劝，离日回国，于三月十九日（4月日）返抵上海③。

邹容惩处姚文甫的前四日（二月二十九日），陈天华偕刘揆一、仇亮、杨昌济等湘籍留学生到达东京。

陈天华，原名显宿，字星台、过庭，号思黄，湖南新化县人。生于光绪元年（1875）。父陈善，是一个贫寒的乡村塾师。陈天华5岁随父读书。嗣以家贫，被迫“废学营小卖自给以求学”①。喜读历史书籍和传奇小说，尤其爱好民间传唱的话本弹词。稍长，清朝官场暴戾贪墨的景象，广大劳动人民啼饥号寒、备受荼毒的境况，经常激起陈天华的愤慨，从而使他对洪秀全、杨秀清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深表景仰。故“少时即以光复汉族为念，遇乡人之称颂胡、曾、左、彭功业者，辄鄙弃不顾，而有愧色”②。

光绪二十一年（1895）前后，陈天华随父徙居新化县城，仍以营小贩糊口。嗣得族人周济，入资江书院求学。他深感读书机会难得，越发勤奋努力，把“书院里的一部二十四史，整日整夜，细心研读”③。

⑥《关于邹容书信的几个问题》，《邹容文集》，第129—130页。

①据《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二次报告》、《四川学务处》、《四川游学诸生调查表》，均在邹容名下到东京年月一栏内填写“二十八年八月”，参阅何一民：《邹容留学日本时间考》。②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四篇《列传》，《邹容传略》。

③《苏报鼓吹革命清方档案》，《辛亥革命》第1册，第466页。

①冯自由撰《〈革命军〉作者邹容》称，邹容是日本留学生义勇队的发起人之一，并任队员，“遂日从众会操”（《革命逸史》第2集第47页），实系误记。查邹容自述：“予于今年中历三月间去日本而至上海，即与友人章炳麟同寓”。（《中外日报》光绪二十九年十月二十日）。吴稚晖《自苏报案至赴欧日记》则记载邹、章系三月十九日抵沪（《吴稚晖先生全集》卷12，第698页）。四川荣昌■健撰《四川诸君公鉴》（载《苏报》四月十五日）提到四月初一日张园拒俄大会，“盖我四川簿中除健以外，仅巴县邹君一人而已”。说明邹容确曾出席张园聚会。又遍查东京留学生拒俄义勇队（成立后二日改名学生军）的队长、区队长、分队长、队员全部名单，亦无邹容之名（《苏报》四月二十二日）。冯自由记述的讹误，近年尚在有关论著中沿袭，故仍有澄清之必要。

②杨源濬：《陈君天华行状》，新化县自治会编。

③冯自由：《〈猛回头〉作者陈天华》，《革命逸史》第2集。

二十三年，维新变法运动急剧高涨，湖南因谭嗣同、唐才常等人的倡导，更称一时之盛。影响所及，新化县进步人士也相继进行维新活动，以开风气。二十四年闰三月，若干士绅上禀请禁幼女缠足，陈天华以童生名义参与其事①。当时，新化县仿时务学堂例在县城设实学堂，聘请的教习也都倾向于维新。陈天华考入实学堂肄业。

二十五年（1899），陈天华偕父亲以及残废的长兄同在县城廪保公所教小学生，同时在实学堂作通学生。次年春，他得友人资助，到长沙入岳麓书院就读。盛夏时，因父丧返乡，忧伤过甚，又染痢疾，仅免于死。二十七年（1901），“入省中求实书院，以文章名。莅湘某令，欲妻之，君毅然却之曰：‘天下方多故，安能再以儿女情累我乎！国不安，吾不娶”②。

光绪二十八年（1902），湖南巡抚俞廉三令举办咨送出洋游学和咨送京师大学堂的考选事宜，规定凡在岳麓、城南、求实等各书院肄业者，择优录送；当年壬寅科乡试落榜后，可调卷评阅，以定是否录送；各县、府、道也可保送少量名额。陈天华由长宝道以新化监生名义保送，经考核，调入省城师范馆。旋以留学生尚有余额，因而陈天华、肖仲祁、袁宗翰、成凤韶等得补为官费游学师范生③。翌年初，湖南省官费、自费留学生50人领咨启行，二月二十二日（3月20日）由上海乘日轮博爱丸号东渡，二十九日抵达东京。陈天华入弘文学院师范科学习。

这时，“拒俄”运动大起。邹容刚返上海，陈天华乍到东京，都积极投身于这个炽热的反帝爱国运动中。

①罗元鲲：《陈天华的少青年时期》，《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1期。②《湘报》第149号。

③杨源濬：《陈君天华行状》，新化县自治会编。

第二节 《革命军》和“苏报案”

邹容于光绪二十九年三月中旬返抵上海，就读于爱国学社。当时，学问文章已负时誉的章太炎在学社任教，他同邹容交往几次，就发现这个年近弱冠的青年才思敏锐，胆识超群，于是结为忘年交，并邀约章士钊、张继四人结盟，以“排满”革命相勖勉。

清末，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以及新式学堂的兴办和留学风气的大盛，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要求摆脱封建**主义的羁绊，抵制帝国主义侵略的愿望，在上海表现得日益明显；偕同这一新的经济和新的政治力量迅速成长的新式知识分子，也纷纷汇集上海。于是，新旧冲突，新兴力量反抗封建桎梏的斗争，都渐次以“学界风潮”的形式滋生踵接。爱国学社就是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南洋公学退学风潮的产物。因此，学社里的政治空气异常活跃，师生们经常在上海著名的张园集会，演讲时事。这类引人瞩目的社会动态，也推动了一些报刊的政治态度的转变。上海一份创刊于光绪二十二年名为《苏报》的日报，就反映了这种现象。二十八年冬，它增辟“学界风潮”专栏，销路大为改观。翌年初，《苏报》主持人陈范与爱国学社订约，由章太炎、蔡元培等轮流撰稿，销售量更有所增长。

二十九年（1903）三月，传闻广西巡抚王之春将借法兵平定该省会党起事，东京留日学生即致电爱国学社及中国教育会，盼相互响应，亟起抵制。二十八日（4月25日），上海爱国人士在张园开“拒法”大会。不旋踵，又传来俄国违约不履行第二期撤兵协议，妄图独占东三省权利的消息。上海人士又于四月初一日（4月27日）会于张园，通电“拒俄”。初三日，为抗议侵略暴行，留日学生议决组织“拒俄义勇队”。初四日，上海千余人又在张园集会，蔡元培当场宣读东京留学生电文，群情益愤。爱国学社师生旋即仿东京留学生的作法，组织义勇队（嗣亦改称军国民教育会），计96人，分8个小队，朝夕操练。安徽、湖北、江西等省省会学堂的学生相继仿效。“拒俄”运动迅猛发展。

在狂飙乍起的“拒俄”运动中，邹容越加意气奋发，积极参与张园集会和义勇队的操练。四月二十八日（5月24日），中国教育会在张园开四月月会，邹容作《论改革中国现时大势》的演说，爱国热望，意切情深。同时，他还提出组织“中国学生同盟会”的倡议，号召全国学生结成大团体。邹容迫切地期望新兴的、最有觉悟的知识分子，乘时振作，肩负起反清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正是在这种爱国激情驱使下，邹容写完了《革命军》一书，署名“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持请章太炎修改。章看过后，击节赞赏，认为正是这样直率豪放、通俗的文字，能够发挥广泛的宣传作用，因而不作任何修饰，提笔书写一篇序文，称许《革命军》是“义师先声”。随即由柳亚子等筹集印刷费用，交大同书局排印，于五月初出版发行。

正当《革命军》问世之际，《苏报》因章士钊接充主笔，于五月初六日（6月1日）宣布“大改良”，言论更趋向激进，“排满”、“仇满”的文词，连篇迭出。初六日刊登《康有为》一文，痛斥康有为力倡保皇、抵拒革命的言行。十四日（9日），刊登《读〈革命军〉》，将该书誉为“诚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又在“新书介绍”栏评论说，《革命军》“其宗旨专在驱除满族，光复中国，笔极犀利，文极沉痛若能以此书普及四万万人之脑海，中国当兴也勃焉”。闰五月初五日（6月29日）以《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为题摘登章太炎《驳康有为书》，指斥“载湉小丑，未辨菽麦”，对康有为的保皇谬论痛加批驳。《苏报》迅即成为举国瞩目，独步一时的革命报刊。

五月初，江苏巡抚恩寿即据商约大臣吕海寰的咨文，着上海道向租界当局交涉，捉拿张园集会的倡首诸人，计有蔡元培、章太炎、黄宗仰、吴稚晖等。租界捕房曾几次按名传讯。及《革命军》和《驳康有为书》相继面世，《苏报》连日刊登“排满”文字，清廷即电令两江总督魏光焘、苏抚恩寿查禁爱国学社的活动及《苏报》，饬令“严密查拿，随时惩办”。魏、恩奉旨，即派候补道俞明震到上海，会同上海道袁树勋向各国驻上海领事团交涉，请为首领事在拘票上副署，持票捉人。领事团为了维护租界的特权，答应由租界捕房拘人，交会审公■审理，如应判刑，也在租界内执行。闰五月初五日、初六日，《苏报》馆帐房程吉甫和章太炎以及陈范的儿子陈仲彝、办事员钱宝仁等被捕。初七日（7月1日），邹容自投捕房，以与章太炎共患难。蔡元培事前离沪赴青岛，陈范、黄宗仰、吴稚晖等避匿，旋出国远走。随后，领事团徇上海道的请求，于十三日将《苏报》封闭。

闰五月二十一日（7月15日），会审公■开始审讯。清廷雇请的两名外国律师和章、邹雇请的两名外国律师，在会审公■当堂对簿，二十七日（21日）续审。嗣又在会审公■开“额外公堂”，继续审讯。清廷首先是企图使租界当局应允将章、邹二人引渡到华界，按清律处以极刑，未果；于是退而要求公■判以永远监禁之罪。租界当局并不是对章、邹等有所袒护，而是坚持租界内享有“治外法权”，拒绝按清律判决。故这一案件迁延近1年，至光绪三十年四月初七日（1904年5月21日）才得以结案，判章太炎监禁3年，邹容监禁2年，罚作苦工。程吉甫等已具保释放。这就是轰动清末的“苏报案”。

清廷本拟藉“苏报案”以兴大狱，杀害章太炎、邹容等一干革命人士，使参与爱国学社、张园集会、拒法抵俄等活动的人们畏惧后退，并遏制《革命军》、《驳康有为书》、《苏报》等反清书刊的流行。因此，它不惜放弃历来矜持的天朝体统，雇请律师，作为原告一方，在上海租界与章、邹公堂对簿。孰料事与愿违，“苏报案”荏苒经年，本身就成了一次持久的反清革命宣传，《驳康有为书》、《革命军》及其他革命书刊，流传更广。

邹容自入狱起，即抱定为革命牺牲的决心。他同章太炎在狱中赋诗明志，互相砥砺。闰五月二十八日，章吟《狱中赠邹容》一首：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

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

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

临命宜掺手，乾坤只两头。

邹容即赋《狱中答西狩》相唱和：我兄章枚叔，忧国心如焚。

并世无知己，吾生苦不文。

一朝沦地狱，何日扫妖氛！

昨夜梦和尔，同兴革命军。

充分表现了革命者临危不惧，勇于献身，对前途充满信心的高尚情操和英雄气概。

不幸的是，邹容距出狱只有两个多月，即被折磨致病，于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1905年4月3日）在狱中逝世，年仅20岁。噩耗传出，中国教育会立即为他开追悼会。遗骸由革命志士刘三（季平）冒险运出，安葬于上海华泾乡。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经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批示：邹容“照陆军大将军阵亡例赐恤”④。

邹容以短暂的年华，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自由幸福，建立了不朽的勋绩。

邹容所撰《革命军》风行国内和海外华侨中，销售达110万册，对鼓动清末革命**产生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孙中山看到《革命军》后，赞赏不已，认为“此书感动皆捷，其功效真不可胜量”。他对邹容和章太炎身陷牢狱，异常关切。二十九年初冬，他又到檀香山，改组兴中会，建立“中华革命军”，确定“今后同志当自称为军，所以记邹容之功也”①。迄1917—1919年期间，孙中山著《建国方略》，还言之谆谆：“《革命军》一书，为排满最激烈之言论，华侨极为欢迎；其开导华侨风气，为力者大。”②在清廷制造的“苏报案”里，邹容以凛然不可侵犯的气概，沉毅果敢的胆略，挫败了清廷妄图遏抑革命潮流的企图。经过“苏报案”，清皇朝愈益被人民所憎厌，革命浪潮更澎湃高涨。

《革命军》计7章2万余言。它开宗明义就以火热的激情，锋利的笔调，谱成了革命的颂歌：“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革命！革命！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毋退步，毋中立，毋徘徊，此其时也，此其时也！”接着，邹容用许多事例，历数清朝统治者对内暴戾恣雅，荼毒人民，对外卖国求荣，引狼入室的苛政罪行，阐明中国已处于“内受满洲之压制，外受列强之驱迫”的危险处境，将要落入“十年灭国，百年灭种”的万劫不复的深渊。而当务之急，在于“欲御外侮，先清内患”。这样，人们读了《革命军》，就能获得中国革命的正义性、必然性、紧迫性的结论。那么，中国所要进行的是什么样的革命呢？邹容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学说，明确地答复：“则吾请执卢梭诸大哲之宝幡，以招展于我神州土。”“欲求一革命之事，以比例乎英、法、美者。”邹容对于美国资产阶级民主政体，尤为倾慕，着重“模拟美国革命独立之义”，制订了在中国建立独立自由的“中华共和国”的25条纲领，号召人民奋起，“与尔之公敌爱新觉罗氏，相驰骋于枪林弹雨中，然后再扫荡干涉尔主权外来之恶魔”。最后，邹容在《革命军》中以激昂慷慨的口号表述他对祖国、对人民的诚挚热切的祝愿：“中华共和国万岁！”

“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

少年壮志扫胡尘，叱咤风云《革命军》。

号角一声惊睡梦，英雄四起挽沉沦。

吴玉章的这首挽诗，公允地评价了邹容和他的《革命军》的历史功勋。

④《湖南官报》第204、211、261、325号。

①《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51号。

②《复某友人函》，《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版，第228页。

第三节 为警醒同胞而蹈海

东京留学界的“拒俄”运动以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初三日（1903年4月29日）开会于锦辉馆伊始。当日到会500余人，一致议决组织“拒俄义勇队”，开赴疆场，与俄国侵略者决一死战。陈天华到日本刚满1月，立即投身于义勇队，加紧操练。同时，他怀着极度愤恨的心情，书写《敬告湖南人》的公开信，号召群起拒俄救亡。义勇队旋改称学生军，又改组为“军国民教育会”，以“养成尚武精神，实行爱国主义”为宗旨。陈天华自认为“运动员”，愿自备费用返湖南筹措经费，开展活动。嗣因故未成行。

拒俄运动遭到清廷的暴力压制，天华越发愤懑焦急，寝食不安。从当年初夏至仲秋，挥笔撰写《猛回头》、《现世政见之评决》，冀以唤醒国人，奋起反抗侵略，“排满”革命。是年冬，俄国大量增调军队侵入中国东北，国难日亟。陈天华闻讯，“如疾如狂，如孤儿弱女之新丧考妣，奔走徬徨于故旧间，相见无一语，惟紧握友人之手，潸潸然涕泪交横而已”③。悲愤至极时，乃啮指作血书，备述亡国惨祸，寄回国内。“革党之名，遂震照一世。”①先是，黄兴于军国民教育会成立后不久，亦自认为运动员，于五月间返国。初秋，回到长沙，着手筹组革命团体。陈天华应邀回国，于九月间到达长沙参加商议成立华兴会。他“日与下等社会谈论种国大事，虽目不识丁者，闻之皆泣下。所著《猛回头》及《现世政见之评决》风行于世，湘赣间尤甚。三户之市，稍识字者，即朗读《猛回头》。至有小学校之丱角少年，募资广刷，其感化力之深类者此时所芸，多散见于《俚语报》中”②。因此，湘中反动官绅借端罗织，查封《俚语报》，准备陷害陈天华。经友好催促，陈天华于三十年暮春再次东渡，入东京政法大学，又著《警世钟》一书。六七月间，终因爱国情炽，深虑瓜分豆剖的横祸已迫近眉睫，因而又不辞跋涉，回到祖国。

时华兴会已联络洪江会首领马福益，确定乘十月间慈禧太后70“万寿”，长沙文武官员聚于皇殿行礼时，一举炸毙，发动起义；马福益率洪江会众分五路响应。陈天华返湘，即由黄兴派往江西，游说防营统帅廖名缙届时发难。随后由江西吉安转到醴陵，会同刘揆一等前往浏阳普迹市，藉开牛马交易集市的机会，举行授予马福益少将仪式，发给枪械、马匹。九月中旬，计谋泄露，黄兴、刘揆一等先后脱险逃出湖南。天华“独正襟危坐待捕，曰：‘事不成，国灭种亡，等死耳，何用生为？’逾日，友人劝以他往，留身有待，始从容束装”①，间道逃江宁，得冯蚀寰等资助，再一次去日本。适在日本的葛谦、仇亮、刘道一、张秀钟等组织新华会，以“推倒恶劣政府，建设共和民国”为宗旨，因钦仰陈天华的为人，遂邀约入会。②

③《建国方略》第八章《有志竟成》，《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36页。①杨源濬：《陈君天华行状》，新化县自治会编。

②《陈天华事略》，万沅编纂《新华会虚无党史》。

①杨源濬：《陈君天华行状》，新化县自治会编。

②杨源濬：《陈君天华行状》，新化县自治会编。

陈天华因苦心策划反清革命遭受挫折，一度心情抑郁。经原华兴会会员徐佛苏、罗杰介绍，与梁启超有所往来，颇受梁的影响。光绪三十一年初，陈天华在留学界散发一份《救亡意见书》，建议由留学生选派代表归国，向清廷请愿，立即颁行立宪，以救危亡。当他正准备返国上书时，事为宋教仁所知。宋于是约同黄兴，恳切劝告陈天华摆脱保皇派的诱惑，对清廷勿存幻想③。陈天华这才消释了请愿的念头，同梁启超等改良派人士疏远起来。三十一年夏，孙中山又一次来到日本，在留学生当中展开建立联合的革命团体的活动。六月二十六日（7月28日），宋教仁、陈天华等在《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社同孙中山会面。陈天华谈到去年华兴会起事的大略情况。孙中山则详尽地阐明了各省革命团体、革命同志结成大团的必要。次日，华兴会领导人聚谈于黄兴寓所，商决加入孙中山所倡议的联合团体问题。陈天华主张华兴会作为一个团体加入。黄兴建议形式上加入，精神上仍保留华兴会。刘揆一则认为可不加入。由于意见不一致，最后是以“个人自由”为据①。二十八日（7月30日），陈天华出席了孙中山召集的同盟会筹备会，被推举偕同黄兴、宋教仁、马君武等8人起草会章。七月十三日（8月13日），由黄兴、宋教仁等发起的欢迎孙中山大会在东京举行，到会1300余人，盛况空前。陈天华撰写一篇《纪东京留学生欢迎孙君逸仙事》（刊于《民报》第一号），对孙中山的远大理想、恢宏抱负、爱国赤诚和革命业绩备加推崇，断言孙中山“是吾四万万人之代表也，是中国英雄中之英雄也”。在《民报》第一号上，陈天华还发表了《论中国宜改制民主政体》、《中国革命史论》两篇政论文，《怪哉上海各报馆之慰问出洋五大臣》、《丑哉金邦平》、《今日岂分省界之日耶》等三篇时评，还有一篇《周君辛铄事略》。同盟会成立伊始，陈天华就以踔励奋发的姿态，出现在宣传阵地的前沿。他的文章清新流畅，激情洋溢，感人至深，被誉为“革命党之大文豪”。②该年夏秋间，日本报刊披露日本政府行将颁布“清韩学生取缔规则”的消息。中国留日学生群情愤激，认为日本政府将中国置于它的保护国同列，实属不堪忍受，要求清廷驻日公使杨枢向日本外务省提出质询。外务省答称并无其事。实际上，这是日本政府正在策划的一个侵略阴谋，事过两个月，它就暴露出来了。

原来，清廷鉴于留日学生中革命分子急剧增多，曾强烈要求日本方面实行取缔办法。夏秋间日本报刊披露的消息就具有试探意味，并向清廷示意，日本将会应允此项要求。适日俄战争结束，订立《日俄朴茨茅斯条约》，日本攫取了俄国在中国东北长春以南的各项侵略权益。接着，日本政府派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前来北京谈判，迫使清廷承诺日俄之间上述侵略权益转让为有效。就在小村寿太郎来华之际，日本政府文部省于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初六日（1905年11月2日）发布《关于准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即所谓《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对中国留学生的集会、结社、言论、通信等横加限制、取缔。其用意显然是允诺清廷的要求，以利于小村寿太郎在谈判桌上施加压力①。

③《陈天华事略》，万沅编纂《新华会虚无党史》。

①参阅《宋教仁日记》第2卷，1905年1月28日至2月2日。

②同上书，1905年7月28、29日。

①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前编上册，第4章《陈天华投海》，上海书店印行，第25页。故《取缔规则》中主旨尤在于阻禁和迫害中国留学生的革命宣传和活动，这一点，文部省次官木场在谈到《取缔规则》时就直言不讳地承认：“留学生之中，属于革命派者甚多，这次文部省颁布的规则，将使他们蒙受一大打击，殆无疑义。”②所以，《取缔规则》的发布，并不是一般地取缔留学生的“性行不良”，而是旨在打击中国留学生的反清革命活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是藉此作为一个条件，以诱胁清廷在即将举行的“会议东三省事宜”中作出更多的让步。

多数中国留学生当然也看出了文部省发布《取缔规则》的意图，对日本和清朝双方政府这桩卑鄙的交易深表愤慨，于是群起奔走呼号，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对《取缔规则》的运动。日本各报竟肆意讥嘲，指为“乌合之众”。1905年12月7日《朝日新闻》发表一报道称：东京市内各校之清国留学生八千六百余人集体停课此盖由于清国留日学生对文部省命令之解释过于褊狭而生不满，以及清国人特有之放纵卑劣性情所促成，惟其团结之力则颇为薄弱。

事件初起时，陈天华虽异常愤慨，但又怕留学界不能团结一致，所以对罢课抗议尚心存犹豫。及至见8000余留学生竟能同心协力地实行罢课，而日本报章却肆行诽谤，他不禁又惊又惧：惊的是留学生果真能团结一致；惧的是罢课难于持久不懈，以致证实了日本报道的谰言蜚语。为此，他忧心如焚，愤恚难消。及至十一月十一日（12月7日）读到《朝日新闻》的恶意攻讦，就更感到无法忍受，痛不欲生，遂于晚间伏案疾书，写下了一份悲壮凄怆的《绝命辞》，情深意切地激励学生界坚持一心，贯彻始终，做到“坚忍奉公，力学爱国”，使日本报章的种种诬陷伎俩不能得逞。在《绝命辞》里，陈天华还告诫国人，决不能相信改良派的说教，“欲使中国不亡，惟有一刀两断，代满洲执政柄而卵育之”。他又谆谆规劝人们不要听从那些亲日的主张，“彼以日本为可亲，则请观朝鲜！”次日晨，他将《绝命辞》挂号寄留学生会馆杨度收，随即到大森海岸投海自尽。噩耗传出，留学生群聚会馆前，《绝命辞》“一人宣读之，听者数千百人，皆泣下不能仰”①。留学界同声哀悼，罢学返国者，络绎不绝。

陈天华在《绝命辞》里劝告人们：“慎毋误会其意，谓鄙人为取缔规则问题而死。”他声明，主要是对日本报章侮为“放纵卑劣”极为愤慨，“心痛此言，欲我同胞时时勿忘此语，力除此四字，而做此四字之反面：‘坚忍奉公，力学爱国’。恐同胞之不见听而或忘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又称：“中国去亡之期，极少须有十年，与其死于十年之后，曷若于今日死之，使诸君有所警动，去绝非行，共讲爱国，更卧薪尝胆，刻苦求学，徐以养成实力，亟兴国家，则中国或可以不亡。”因此，陈天华的投海，不能认为是意志薄弱，灰心丧志，而是以一死来警醒同胞，“力求振作之方，雪日本报章所言，举行救国之实”①。无疑，誉为蹈海英雄，陈天华是当之无愧的。

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初一日（1906年5月23日），陈天华的灵柩运返长沙。革命党人禹之谟、陈家影、宁调元等首倡将陈的灵柩与在上海投江的姚宏业的灵柩一同葬于长沙岳麓山，遭到官方阻挠，于是发动各学堂学生群起抗争。初七日（29日）长沙全城学生出动，护送陈、姚的灵柩，首尾绵延十多里，哀歌动地，鞭炮震天，分从朱张渡、小西门两处渡江。“适值夏日，学生皆着白色制服，自长沙城中观之，全山为之缟素。”②“公葬陈姚”的事件，成为一次震惊全国的反帝爱国运动。

陈天华的著作，大部分通俗易懂，激情洋溢，悲壮感人。而蕴蓄在他的著作里最为昂扬生动的内容，又首推强烈的反帝爱国主张。听听他在《猛回头》里一段怵目惊心的唱词吧：俄罗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计中藏；法兰西，占广州，窥伺黔桂；德意志，胶州领，虎视东方；新日本，取台湾，再图福建；美利坚，也想要，割土分疆。

这中国，哪一点，我还有分？

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

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压制我，众汉人，拱手降洋！①面对如此危如累卵的处境，陈天华并不感到气馁，而是豪迈沉毅地号召人们奋起反抗。他在《警世钟》里写道：齐把刀子磨快，子药上足，同饮一杯血酒，呼的呼，喊的喊，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满人若是帮助洋人杀我们，便先把满人杀尽；那些贼官若是帮助洋人杀我们，便先把贼官杀尽。“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仇人方罢手！”我所最亲爱的同胞，我所最亲爱的同胞，向前去，杀！向前去，杀！向前去，杀！杀！杀！杀我累世的国仇，杀我新来的大敌，杀我媚外的汉奸。杀！杀！杀！②在中华民族存亡绝续的危急之秋，这种豪言壮语，是何等的扣人心弦，令人血涌肺张啊！

在陈天华的著作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也是很警世醒目的。他把清皇朝称作“洋人的朝廷”，而且严肃地指出：“中国早已是各国的了！那些财政权、铁道权、用人权，一概拱手送与洋人。洋人全不要费力，要怎么样，只要下一个号令，满洲政府就立刻奉行故我们要想拒洋人，只有讲革命独立，不能讲勤王。因他不要你勤王，你从何处勤哩？”①他也如同孙中山、章太炎、邹容一样，把民主革命看作顺天应人，符合历史进化规律的运动，认为“质而言之，革命者，救人世之圣药也。终古无革命，则终古成长夜矣！”因此，在他的著述里，也充满着讴歌民主，盛赞共和，期待步武泰西革命的文词，宣称“泰西革命之所以成功者，在有中等社会主持其事；中国革命之所以不成功者，在无中等社会主持其事”②。

②永井算已：《所谓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事件四性格》，永井算已著《中国近代政治史论丛》，东京汲古书店1983年版，第4—6页。

①永井算已：《所谓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事件四性格》，永井算已著《中国近代政治史论丛》，东京汲古书店1983年版，第142页。

①《陈星台先生〈绝命书〉跋》，《民报》第2号。

②《绝命辞》，刘晴波、彭国兴编校《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①曾杰：《乙戌集》，《黄花岗与中国同盟会》。

②刘晴波、彭国兴编校：《陈天华集》，第35—36页。

①刘晴波、彭国兴编校：《陈天华集》，第71页。

②同上书，第76页。

所以，他在《绝命辞》里又谆谆相嘱：“故今日惟有使中等社会皆知革命主义，渐普及下等社会。斯时也，一夫发难，万众响应，其于事何难焉！”

由于陈天华“所著咸用白话文或通俗文，务使舆夫走卒皆能读之了解，故其文字小册散播于长江沿岸各省，最为盛行，较之章太炎《驳康有为政见书》及邹容《革命军》，有过之无不及其中以《猛回头》、《警世钟》二种为效力至伟”③。尤其在湖北新军里，流传最广，“各兵士每每读《猛回头》、《警世钟》诸书，即奉为至宝，秘藏不露，思想言论，渐渐改良。有时退伍，散至民间，则用为歌本，遍行歌唱。其效力之大，不可言喻。而文学堂之青年，亦时以偷看《猛回头》为乐”①。清廷也早有察觉，故广张文网，严行查禁，但却事与愿违。光绪三十二年（1906）夏，浙江金华龙华会员曹阿狗公开演唱《猛回头》，被劣绅告发。金华知府嵩连将曹惨杀，“广出告示，严禁逆书《猛回头》，阅者杀不赦，以曹阿狗为例。然此告示一出，而索观此逆书之人转多，于是革命之风潮乃又加紧一度矣”。②辛亥革命时期两个卓越的革命宣传家——邹容和陈天华，虽然因尽瘁革命大业而过早地舍身成仁，没有亲身参与推翻清廷、创立共和国的决战，但辛亥决战的伟大胜利，是与他们屹立于宣传阵地的前沿，不怕牺牲，百折不挠地唤起民众，激励民众投身于这次决战的劳绩分不开的。他们前驱先路，号角警钟的殊勋，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丰碑上。

③《中国革命史论》，《陈天华集》，第215页。

①冯自由：《〈猛回头〉作者陈天华》，《革命逸史》第2集。

②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前编第七章《武昌日知会之破案》上册，第130页。

（谢选骏指出：和邹容、陈天华相比，共产党的革命者们简直是臭鱼烂虾！何以至此？因为邹容、陈天华不是听命于外国的、组织的、阴谋的，而是本乎真、发乎自由，近乎光明的。能有他们那样的人生，是一种真正的幸福。只有黄俄汉奸的势利狗，才因认为他们没有能够看到“革命成功”而感到一种遗憾——在我看来，所谓的革命成功，不归是换了一批权力狂上台吸血，不看也罢！没看到革命成功以后的丑剧和闹剧，那才是真革命者的幸运！这样的邹容，正中我怀。）

【第二十七章 章太炎】

第一节 从埋头“稽古之学”到主张“革政”

章太炎，名炳麟，字枚叔。因仰慕顾炎武（初名绛，入清后改名炎武）

的为人，更名绛，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曾用名和笔名有绛叔、西狩、末底、戴角、独角、菿汉阁主、台湾旅客、支那夫、刘子政私淑弟子、刘子骏之绍述者等。同治七年十一月三十日（1869年1月12日），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章太炎初从外祖朱有虔（左卿）受业，自称：“余十一岁时，外祖朱左卿授余读经，偶读蒋氏《东华录》曾静案，外祖谓：‘夷夏之防，同于君臣之义。’余问：‘前人有谈此语否？’外祖曰：‘王船山、顾亭林已言之，尤以王氏之言为甚。谓‘历代亡国，无足轻重，惟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余曰：‘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闯。’外祖曰：‘今不必作此论，若果李闯得明天下，闯虽不善，其子孙未必皆不善，惟今不必作此论耳。’余之革命思想伏根于此。”③光绪十六年（1890），到杭州诂经精舍受业。诂经精舍的主持人是俞樾，俞樾是从顾炎武、戴震、王念孙、王引之等一脉相承下来的清代著名朴学大师，撰有《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校正群经，诸子句读，审定文义，并分析其特殊文法与修辞，治学方法缜密，章太炎受其影响，埋头“稽古之学”，“出入八年，相得也”。①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朝被日本侵略者打败，在民族危机深重的刺激下，章太炎毅然走出书斋，听到康有为设立强学会，“寄会费银十六圆入会”①。并于二十二年（1896）岁阑，辞别俞樾，来到上海，担任《时务报》编务。

章太炎当时的办报主张是“驰骋百家”，“引古鉴今”，“证今则不为巵言，陈古则不触时忌”②。他在《时务报》任职不久，文章也只发表《论亚洲宜自为唇齿》和《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两篇。他认为，凡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殊方异俗”）的“长技”，可资中国“借镜”，可以作为改变成法（“益损政令”）的参考，例如举办“有益于黄人”的学会。应该“修内政”，行“新制度”，不能“惟旧章之守”，而须“发愤为天下雄”③。他认为：“变郊号，柴社稷，谓之革命；礼秀民，聚俊才，谓之革政。”④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应该“以革政挽革命”，亦即实施政治改革。

与此同时，章太炎又编撰《经世报》、《实学报》和《译书公会报》。

还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上书李鸿章，企求他能“转旋逆流”⑤；也曾跑到武昌，帮张之洞办《正学报》，幻想借助他的实力推动变法。

③陶成章：《浙案纪略》上卷，第1章第4节《猛回头案》。

①朱希祖：《本师章太炎先生口授少年事迹笔记》，《制言》第25号。①章太炎：《谢本师》，《民报》第9号。

②朱希祖：《本师章太炎先生口授少年事迹笔谈》，查章太炎参加的是上海强学会。③章太炎：《致汪康年书》，拙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14页。④章太炎：《论亚洲宜自为唇齿》，《章太炎政论选集》，第7页。

⑤章太炎：《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章太炎政论选集》，第13页。

不久，“百日维新”夭折，章太炎避地台湾。他对“六君子”的惨遭杀戮深表愤慨；对康有为“内不容于谗构”而“见诋于俗儒乡愿者”为之解脱；对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骄横极为仇恨，“讨之犹可，况数其罪乎？”①经历维新新政的破灭，他的“革政”思想较前又有发展。

既不满清朝统治，又同情康、梁；既孕有民族思想，又没有转向革命。

章太炎将怎样“革政”呢？他提出了“客帝”和“分镇”的课题，认为满洲贵族，是客帝；中国的“共主”应为“仲尼之世胄”。只要清朝皇帝承认过去民族压迫的错误，拥护孔子后裔，做“虚君”，自己退居为齐桓、晋文般的霸主，发愤自强，那么反满情绪可以平息，可以防止“逐加于满人，而地割于白人”。“分镇”也是章太炎在外国侵略、清政腐朽的情况下提出的一种改良设想。认为政治危急之际，“犹赖有数镇稍自奋起，足以扶危而定倾”。因此，不能削弱藩镇，而“甘心于白种之陵籍”。藩镇和立宪政并不矛盾。“板荡之世，非得藩镇以尊攘，则宪政不立”。他举明治维新为例，“若皇德贞观，廓夷归章，示民版法，陶冶天下，而归之一宪，藩镇将奔走趋令，如日本之萨、长二藩，始于建功，而终于纳土，何惠自擅？”②此后，进而指出：“瓜分而授之外人，孰与瓜分而授之方镇。”③他反对满洲贵族统治的丧权辱国，而对汉族地主阶级还存幻想。他向往的还是明治维新式的“革政”。在旅台期间，他曾将所写论文汇成《訄书》。光绪二十五年五月，由基隆去日本，七月下旬，由日返国。

①章太炎：《上李鸿章书》，《章太炎政论选集》，第54页。

②章太炎：《答学究》，《章太炎政论选集》，第82页。

③章太炎：《藩镇论》，《章太炎政论选集》，第102页。

第二节 鼓吹反清革命和“苏报案”

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入侵，慈禧太后一伙的卖国原形暴露无遗，章太炎受到极大震动，从维新梦中醒来。七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议会”上，他激烈反对改良派提出的“一面排满，一面勤王”的模糊口号，“宣言脱社，割辫与绝”，撰《解辫发》以明志。对过去设想的“客帝”、“分镇”也予“匡谬”，说是“余自戊、己违难，与尊清者游而作《客帝》，饰苟且之心，弃本崇教，其违于形势远矣”。进而提出：“满洲弗逐，欲士之爱国，民之敌忾，不可得也。浸微浸削，亦终为欧、美之陪隶已矣。”④接着，章太炎树起反清的旗帜，开始向改良派展开斗争。光绪二十七年（1901），在东京《国民报》发表《正仇满论》，尖锐批判梁启超：“梁子所悲痛者，革命耳；所悲痛于革命，而思以宪法易之者，为其圣明之主耳。”光绪二十八年正月（1902年2月），章太炎再次被追捕，流亡日本。初住横滨，后入东京，和孙中山“定交”，他们共同商讨“开国的典章制度”和中国的土地赋税以至建都问题，《訄书》重印本《相宅》和《定版籍》中，就记录了他俩当时的讨论情况。

六月，章太炎返国，为上海广智书局“藻饰译文”，曾译述日本岸本能武太所著《社会学》。他还“删革”《訄书》，并立“有修《中国通史》之志”，认为“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①。

光绪二十九年二月（1903年3月），章太炎到中国教育会赞助成立的上海爱国社任教。这时，抗法拒俄运动展开，革命形势发展，而康有为却发表了《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和《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反对“革命者开口攻满洲”，以为“立宪”可以避免“革命之惨”，鼓吹光绪帝复辟。章太炎看到后，公开批驳，指出康有为所谓“满汉不分，君民同治”，实际是“屈心忍志以处奴隶之地”。光绪帝只是“未辨菽麦”的“小丑”，他当初赞成变法，不过是“保吾权位”，如果一旦复辟，必然将中国引向灭亡。章太炎赞美革命：“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①他又为邹容《革命军》撰序，说是“夫中国吞噬于逆胡二百六十年矣，宰割之酷，诈暴之工，人人所身受，当无不昌言革命”②。《革命军》和《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先后在《苏报》发表③，立即引起中外反动派的仇恨，于是发生了震动全国的“苏报案”。

④章太炎：《分镇》，《章太炎政论选集》，第107页。

①章太炎：《客帝匡谬》，《訄书》重印本“前景”。

①章太炎：《致梁启超书》，《章太炎政论选集》，第107页。

②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章太炎政论选集》，第204页。

③章太炎：《革命军序》，《章太炎政论选集》，第192页。

“苏报案”发生，章太炎英勇就逮，慷慨赴难。他除在敌人的法庭上和监狱中愤怒地斥责中外反动派的卑劣勾当，宣言“不认野蛮政府”外，又继续撰文，申斥改良派“承用维新二字之荒谬”，说：“新者，一人一代，不过一新而不可再。满洲之新，在康熙、雍正二世，今之政府，**蠹蚀，其材已不可复用，而欲责其再新，是何异责垂死之翁以呱啼哺乳也。”④又力言反清革命的必要。说：“天命方新，来复不远。请看五十年后，铜像巍巍立于云表者，为我为尔，坐以待之。”①章太炎入狱三年，潜心佛学，读《瑜珈师地论》、《成唯识论》，而革命之志毫不动摇，曾支持光复会的成立。

④《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在《苏报》发表的是其中主要部分，以《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为题。

①章太炎：《论承用维新二字之荒谬》，《章太炎政论选集》，第243页。

第三节 主编《民报》，讲授国学

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初八日（1906年6月29日），章太炎出狱，中国同盟会派员至沪迎章赴日。他在日本加入同盟会，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他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发表演说，述“平生的历史与近日办事的方法”，认为最紧要的是：“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他说：“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之心，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晓得，我想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之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的。”认为“古事古迹，都可以动人爱国的心思”。②章太炎主编《民报》，自第七号起（1906年9月5日出版），编至第十八号（1907年12月25日出版），以脑病辞职，由张继接办1期（十九号），陶成章接办3期（第二十——二十二号）。二十三号起（1908年8月10日出版），仍由他主编，出至第二十四号时（1908年10月10日出版），《民报》被封禁。

章太炎在《民报》上发表了不少政论，基本上是宣扬同盟会的革命纲领的。在《民报一周年纪念会祝辞》中强调：“扫除腥羶，建立民国。”①《民报一周年纪念会演说辞》说：“革命大事，不怕不成；中华民国，不怕不立。”②由章太炎手撰，以“军政府”名义发表的《讨满洲檄》，更明确指出：“自盟而后，为扫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有谕此盟，四万万人共击之。”③章太炎在论文中强调革命党自身的建设，认为“优于私德者亦必优于公德，薄于私德者亦必薄于公德。而无道德者之不能革命，较然明矣”。指出革命者必须“确固坚厉，重然诺，轻死生”，应该做到“知耻”、“重厚”、“耿介”、“必信”，要有“革命之道德”④。

章太炎在论文中深刻揭露改良派“竞名死利”、“志在千禄”的丑态。

并说：“夫其所操技术，岂谓上足以给当世之用，下足以成一家之言耶？汗漫之策论，不可以为成文之法；杂博之记诵，不可以当说经之诂；单篇之文笔，不可以承儒、墨之流；匿采之华辞，不可以备瞽矇之颂；淫哇之赋咏，不可以瞻国政之违。既失其末，而又不得其本，视经方陶冶之流，犹尚弗及，亦曰以是哗世取宠而已”⑤。指出改良派的“谋立宪”，只能使“豪民得志，苞苴横流，朝有党援，吏依门户，士习嚣竞，民苦骚烦”，表示坚决反对①。他还在《民报》上刊发别人批驳《新民丛报》的文章。

②章太炎：《狱中答新闻报》，《章太炎政论选集》，第233页。

①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章太炎政论选集》，第272—276页。②《章太炎政论选集》，第326页。

③同上书，第330页。

④《民报》临时增刊《天讨》，收入《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2。

⑤《革命之道德》，《章太炎政论选集》，第309—323页。

①章太炎：《箴新党论》，《章太炎政论选集》，第338页。

章太炎在《民报》上发表的文章，大都针锋相对，文字锐利，“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②。

章太炎在主持《民报》期间，还与张继、刘师培、苏曼殊、陶冶公等在日本发起亚洲和亲会。在他手拟的《约章》中标明：“本会宗旨在反抗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约章》还提出：一，亚洲被侵略各国，先以中国、印度组织成会，“亦谓东土旧邦，二国为大，幸得独立，则足以亚洲屏蔽”。二，入会各国，应该“互相扶助，使各得独立自由为旨”，如果“一国有革命事，余国同会者应互相协助，不论直接间接，总以功能所及为限”。三，入会会员，应“捐弃前嫌”，“互相爱睦”。虽则各国教术各异，“种族自尊”，但应“相知益深”，共同“排摈西方旃陀罗之伪道德”。亚洲和亲会成立活动的时间虽只1年多，但它以“反对帝国主义”载入《约章》，反映了亚洲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意愿。

与此同时，章太炎还在东京组织国学讲习会，编国学振兴社讲义，并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二月起为青年讲学，讲《说文解字》、《庄子》、《楚辞》、《尔雅》、《广雅疏证》、《汉书》、《文心雕龙》、《毛诗》、《文史通义》等，早期前往受业的有黄侃、朱希祖、龚宝铨、钱玄同、周树人、许寿裳等。

光绪三十四年九月（1908年10月），日本政府“徇清政府之请”，下令封禁《民报》，章太炎三次致书“移让日本内务大臣平田东助”，进行批驳：“私谓贵国自有历史以来，以刚毅恺明称于天下，必不茹柔吐刚，以纤毫之利、圭撮之害，而俯首以就满洲政府之羁轭，以挠邻国士民之气。”③并亲莅警廷，责问裁判长：“我言革命，我革中国之命，非革贵国之命。我之文字，即鼓动人，即煽惑人，煽惑中国人，非煽惑日本人，鼓动中国人，非鼓动日本人，于贵国之秩序何与？于贵国之治安何与？”“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文明国法律皆然，贵国亦然，我何罪？”“我言革命，我本国不讳言革命，汤、武革命，应天顺人，我国圣人之言也。故我国法律，造反有罪，革命无罪，我何罪？”问得“厅长无言”①。

《民报》“封禁”，章太炎在东京继续讲学，“或则阐明语原，或则推见本字，或则旁证以各处方言”②，主要是“文字音韵之学”。他还写了大量学术著作《新方言》、《国故论衡》、《刘子政左氏说》、《庄子解诂》、《小学答问》、《齐物论释》、《文始》等陆续刊行。这些专著，种类繁赜，字数众多，在语文、历史、哲学方面，均有创获，对近代学术产生很大影响。而宣统元年（1909）以后，他的政治论文却相对减少。

还在《民报》“封禁”前，章太炎和孙中山发生矛盾。此后，汪精卫续办《民报》，章太炎作《伪民报检举状》，又和陶成章重组光复会，闹派别纠纷。但他反清革命的大方向还是没有变，没有睽离“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的同盟誓言，“同盟之好，未之敢忘”③。

②章太炎：《政闻社员大会破坏状》，《章太炎政论选集》，第375页。③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第6册，第44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①章太炎：《为民报封禁事移让日本内务大臣平田东助书》，《章太炎政论选集》，第485页。②《章太炎先生答问》，《章太炎政论选集》，第258页。

③许寿裳：《纪念先师章太炎先生》，《制言》第25期。

他在主办的《教育今语杂志》上以“共和纪元”，在《缘起》中叫人要“爱祖国”、“爱中夏”、除“外祸”、“辟邪辞”①。武昌起义前夕，还写了《诛政党》，揭露“竞名死利”、“同为民蠹”的立宪党的各种表现②。武昌起义消息刚传来，“满洲留日学生，惊慌万状，有主张向日本借兵者”，章太炎作书正告：“所谓民族革命者，本欲复我主权，勿令他人攘夺耳，非欲屠夷满族，使无孑遗，效昔日扬州十日之为也；亦非欲怒视满人不与齐民齿叙也。”“若大军北定宛平，贵政府一时倾覆，君等满族，亦是中国人民，农商之业，任所欲为，选举之权，一切平等，优游共和政体之中，其乐何似？”③他没有忘怀革命，他与同盟会之间的争论，也只能说是革命派内部的派别纠纷。

辛亥革命前，章太炎对敌斗争的英勇，攻战文字的犀利，至今犹感生气勃勃。这些正是他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

①章太炎：《复孙中山书》，1912年1月，《大中华》2卷12期。

②《教育今语杂志》第1册，1910年3月10日出版。

③章太炎：《诛政党》，槟榔屿《光华日报》1911年10月26、28、31日，撰写则在武昌起义前。

第四节 在袁世凯统治时期

武昌起义胜利，章太炎提出了“革命军起，革命党消”④的错误口号，主张解散同盟会，并和一些立宪党人在一起，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聘任章太炎为总统府枢密顾问，他不愿常驻南京，返回上海。2月中旬，在讨论建都问题时，章太炎主张建都北京，认为“中国本因旧之国，非新辟之国，其良法美俗，应保存者则存留之，不能事事更张也”⑤。他依恋旧制度，说“**非无良规，共和非无粃政”，“政治法律，皆依习惯而成”①，主张中央“特建都察院”，“限制元首”，地方“废省存道”，而对代议民主制则表示反对，主张“限制财产”，又以“夺富者之田以与贫民”为“大悖乎理”②。

南北和议告成，袁世凯上台，章太炎幻想袁世凯“厉精法治”，“以厝中夏于泰山磐石之安”③。在用人问题上，以为“同盟会人材乏绝，清流不归”④。反对“政党内阁”，提出“取清时南方督抚有材名者以充阁员之选”⑤。说什么：“汉之良相，即亡秦之退官；唐之名臣，即败隋之故吏。”主张“循旧贯”，用“老吏”⑥。将中华民国联合会与一些小政团合并，改组为统一党，以后更与民社等并为共和党，推黎元洪为理事长。

袁世凯给了章太炎一个总统府高等顾问的空衔，不久又委任为东三省筹边使，调出北京。章太炎兴致勃勃地跑到东北去“兴办实业”，设东三省筹边使署于长春，拟《东三省实业计划书》，提出“设立三省银行，以圆易吊，使民易知”，并铸造金币。“欲铸金币，又不可不预浚金源，非开办金矿，收买金砂，不足以供鼓铸。又请开浚松花江、辽河，去其淤梗，以利交通”。还拟“组织报馆”，“设会研究”⑦。但没有多久，宋教仁被刺，血的教训使他猛醒过来，他沉痛地《挽宋教仁》：“愿君化彗孛；为我扫幽燕”，对袁世凯不信任了。4月，“托事南行”。次月，赴武昌，谒黎元洪，在鄂致电袁世凯，请去梁士诒、陈宦、段芝贵、赵秉钧“四凶”①。接着，由武汉到了北京，袁世凯设法笼络。5月25日发令“章炳麟授以勋二位”②，“冀以歆动”。6月4日，离京来沪。而他早先提议在东北筹设实业银行的借款，财政部长梁士诒不肯盖章，章太炎“实业计划”落空，感到“大抵政府之与我辈，忌疾甚深，骂亦阻挠，不骂亦阻挠”，于是决计“辞差”，“奉身而退”。③

④章太炎：《致留日满洲学生书》，《章太炎政论选集》，第519—520页。⑤《章太炎之消弭党见》，天津《大公报》1911年12月12日。

①章太炎：《中华民国联合会第一次大会演说辞》，《章太炎政论选集》，第532页。②章太炎：《大共和日报发刊辞》，《章太炎政论选集》，第537页。

③章太炎：《中华民国联合会第一次大会演说辞》，《章太炎政论选集》，第533页。④章太炎：《致袁世凯论治术书》，《章太炎政论选集》，第584页。

⑤章太炎：《上大总统书》，《章太炎政论选集》，第612页。

⑥《民立报》1912年6月25日。

⑦章太炎：《内阁进退论》，《章太炎政论选集》，第606页。

①《大共和日报》1913年2月1日。

②《民立报》1913年5月14日。

③《民立报》1913年5月27日。

1913年7月，孙中山、黄兴举兵武力讨袁，章太炎却不信赖，说什么“讨袁者亦非其人”④。他既骂袁世凯“用心阴挚，正与西太后大同”，又说孙中山“与项城一丘之貉”⑤。“谓宜双退袁与孙、黄，改建贤哲，仆则承命”⑥。以为“若为久远计，凡一政党，非有实业为中坚，即有侠士为后应，无此即不足以自树。非实业则费用不给，而政府得以利用之矣；非侠士则气势不壮，而政府得以威喝之矣”⑦。以为总统改选，“大抵仍宜推举黄陂，必不肯任，然后求之西林”。“黄陂之廉让，可望责任内阁；西林之果毅，可望廓清贪邪”①。黎元洪（黄陂）也好，岑春煊（西林）也好，都是清朝旧官僚，民国新军阀，章太炎对这些人寄以厚望，他已彷徨歧途了。

8月，章太炎“冒危入京师”，一方面看到“京邑崎岖，道路以目”，以为“吾虽微末，以一身撄暴人之刃，使天下皆晓然于彼之凶戾，亦何惜此孱形为”②，表示不畏强暴，敢临虎穴；另一方面又以为“共和党势渐扩张，此为可熹”③，“连日议员入党者，已增三十人矣，骥老伏枥，志在千里，况吾犹未老耶？”④但是，袁世凯对章太炎还是不肯放松，对他加紧迫害，把他软禁起来，梁士诒、赵秉钧等还欲“捏造证据，置章于死”⑤。

1914年1月，章太炎欲乘车离京，为军警所阻。7日，“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之包藏祸心”，仍被监禁。曾决意绝食，“以死争之”，自云：“不死于清廷购捕之时，而死于民国告成之后，吾何言哉！”⑥直到19年袁世凯死后，才被释放。在监禁期间，编成《章氏丛书》初编。

④章太炎：《致伯中书四》，《章太炎政论选集》，第655页。

⑤章太炎：《致伯中书九》，《章太炎政论选集》，第666页。

⑥章太炎：《致伯中书八》，《章太炎政论选集》，第661页。

⑦章太炎：《致伯中书九》，《章太炎政论选集》，第666页。

①章太炎：《致伯中书十四》，《章太炎政论选集》，第677页。

②章太炎：《致伯中书八》，《章太炎政论选集》，第661页。

③章太炎：《致伯中书十三》，《章太炎政论选集》，第675页。

④章太炎：1913年8月17日《家书》。

⑤章太炎：1913年8月26日《家书》。

⑥《民立报》1913年8月23日。

第五节 参与护法运动，反对国共合作

19年6月，章太炎由京南返。这时，孙中山也在上海，曾两电黎元洪“规复约法，尊重国会”；章太炎也认为“约法、国会，本民国固有之物，为袁氏所摧残”，主张“维护”⑦。此后，他多次和孙中山一起参加会议，基本主张与孙中山尚相契合。8月，章太炎南赴肇庆，视“云阶”（岑春煊），更“出游南洋群岛，岁晚始归”。孙中山致电黎元洪，认为章太炎“硕学卓识，不畏强御，古之良史，无以过之，为事择人，窃谓最当”，推举章为国史馆长。①1917年3月，段祺瑞召集督军团在北京开会，商讨对德宣战。5月7日，国会讨论参战案；10日，段祺瑞组织“公民请愿团”等，包围国会，殴辱议员。章太炎和孙中山两次致电黎元洪，要求严惩“伪公民犯法乱纪之人”，“严惩暴徒主名”，“勿令势要从旁掣肘”②。6月7日，张勋率军北上，与段派集议，电黎“调停须先解散国会”。孙、章联电陆荣廷等南方各省督军、省长，指出：“调停战事之人，即主张复辟之人；拥护元首之人，即主张废立之人。”“叛人秉政，则共和遗民必无噍类”③。又联名致电陈炯明：“国会为民国之命脉，调和乃借寇之资粮”，“今者群盗鸱张，叛形已著，黄陂与之讲解，实同降伏”④。

7月1日，张勋复辟。3日，章太炎与海军总长程璧光等“集议孙公邸中”，“协议扫穴犁庭计画”①。接着，与孙中山、廖仲恺、朱执信、何香凝乘海琛舰由上海启程赴广州，于7月17日抵粤。当有人询以讨逆计划时，章即答以：“余此次偕孙中山来粤，所抱之希望颇大”，“讨逆之举，即为护法而起，惟不违法之人而后可以讨逆”②。永丰、同安、豫章三舰抵达黄埔，孙、章一起前往迎迓。广东各界开欢迎海军大会，孙中山、程璧光到会，章亦参加。9月1日，国民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政府大元帅，章太炎任护法军政府秘书长，《大元帅就职宣言》就是章太炎起草的。《宣言》中说：“民国根本，扫地无余，犹幸共和大义，浃于人心，举国同声，誓歼元恶”，誓“与天下共击破坏共和者”。③此后，因护法军政府中派系斗争激烈，章“欲西行”，孙中山劝以“不当先去以失人望”，章太炎表示愿为军政府争取外援，到云南联络唐继尧。当他抵达昆明后，多次向唐进言，促唐东下，但“唐终托故不出”。

⑦章太炎：1914年5月23日《家书》。

①19年7月3日章太炎在浙江国会议员欢迎会上讲话，《中华新报》19年7月4日。②《中华新报》19年12月14日。

③《时报》1917年5月12日、14日。

④《时报》1917年6月10日。

①《时报》1917年6月10日。

②《时报》1917年7月4日。

③《时报》1917年7月28日。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人民革命运动日渐发展，章太炎却由反对军阀割据逐渐演变为赞成军阀割据。1920年11月，湖南通电“湘省自治”，章太炎随即在北京《益世报》发表《联省自治虚置政府议》，认为“宜虚置中央政府”，“军政则分于各省督军”④。接着，又主张使“地方权重而中央权轻”，“各省自治为第一步，联省自治为第二步，联省政府为第三步”，还“必以本省人充军民长官”⑤。这种“联省自治”说，和孙中山的统一主张背道而驰。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职，章太炎以为“非法”，并以“联合自治不可反对为献”①。

1923年1月，孙中山在上海发表《和平统一宣言》，章太炎以为“统一利害，久处南方者自知，若谓借此以缓最高问题，则亦非计”②。次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通过宣言，接受了中国**所提出的反帝反封建主张，分析和批判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各种错误的、反动的政治流派，包括“联省自治派”，宣告取消不平等条约；孙中山又系统讲述了三民主义。10日，决定应冯玉祥的电邀，“即日北上”。章太炎对改组后的国民党表示不满，在国民党右派冯自由等的怂恿下，发出《护党救国宣言》，“冀以同盟旧人，重行集合团体”。不久，冯自由组织中国国民党同志俱乐部，章太炎也组织了辛亥革命同志俱乐部，背离孙中山，反对**。

④《章太炎政论选集》，第744—745页。

⑤同上书，第752—753页。

①《申报》1921年1月6日。

②《太炎先生自定年谱》“中华民国十年，五十四岁”。

第六节 晚年主张抗日

1925年，“五卅运动”发生，章太炎发出《为上海英租界巡捕惨杀学生之通电》。“以为英捕而不治罪，固不足以肃刑章；英捕而果治罪，亦未必足以防后患。惟有责成外交当局，迅速收回租界市政，庶几一劳永逸，民庆再生”③。

1927年，赋诗自述：“见说兴亡事，拿舟望五湖”①。晚年在苏州讲学，组织国学会，欲“甄明学术，发扬国光”。1933年，刻《章氏丛书续编》于北平，所收不多，而更纯谨，且不取旧作，当然也无斗争之作，先生遂身衣学术之华衮，粹然成为儒宗”。

但是，当帝国主义蹂躏祖国，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时候，章太炎起来谴责国民党“怯于御乱而勇于内争”。1932年，北上见张学良；次年，又与马相伯等联合发表“二老宣言”、“三老宣言”：“对于当前日本之侵略暴行，不仅作消极之抵抗，同时更应动员全民族积极收复失地、根本消灭伪国”②，呼吁抗日。1935年，一二九运动发生，宋哲元进行压制。章太炎致电宋哲元：“学生请愿，事出公诚，纵有加入共党者，但问今之主张何如，何论其平素。”③12月24日，上海学生北上请愿，国民党加以阻挠，章太炎“对学生爱国运动深表同情。但认政府当局，应善为处理，不应贸然加以共产头衔，武力制止”④。请愿学生经过苏州时，又“派代表慰劳，并嘱县长馈食”⑤。他“瞻顾民族之前途，辄中心忉怛而未能自己”⑥，临终前，在《答友人书》中还说：“北平既急，纵令勉力支持，察省必难兼顾。盖非常之时，必以非常之事应之。令共党之在晋北者，其意不过欲北据河套，与苏俄通声势耳。此辈虽多狙诈，然其对于日军，必不肯俯首驯伏明甚”⑦。尽管章太炎不可能对**有真正认识，但他对**的坚持抗战、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还是觉察的。尽管章太炎晚年的行为也有使人失望之处，却仍保持了爱国主义晚节。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病逝。

鲁迅评述章太炎说：“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又说：“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后来的参与投壶，接受馈赠，遂每为论者所不满，但这也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①鲁迅的评价是中肯的。

③章太炎：1923年1月21日《致李根源书》。

①《章太炎政论选集》，第812—813页。

②章太炎：《生日自述》，《章太炎政论选集》，第820页。

③章太炎：《与马相伯、沈恩孚联合宣言》，《章太炎政论选集》，第834页。④《章太炎政论选集》，第872页。

⑤《申报》1935年12月26日。

⑥浙江图书馆：《追悼章太炎先生特刊》。

⑦章太炎：《与马相伯、沈恩孚联合宣言》，《章太炎政论选集》，第835页。①章太炎：《答某书》，《章太炎政论选集》，第874页。

第七节 著述的编印

章太炎的论著，很多散见于各种报刊。辛亥革命前，他曾先后在《时务报》、《经世报》、《实学报》、《译书公会报》、《昌言报》、《清议报》、《亚东时报》、《五洲时事汇报》、《台湾日日新报》、《国民报》、《苏报》、《国民日日报》、《浙江潮》、《复报》、《民报》、《汉帜》、《国粹学报》、《学林》、《教育今语杂志》等报刊撰文。辛亥革命后，他的文章又散见于《民国报》、《大共和日报》、《民立报》、《申报》、《民国日报》和他自己主编的《雅言》、《华国》、《制言》中。

章太炎论文最早的结集是《訄书》，光绪二十五年（1899）冬付梓，次年出书，苏州木刻本，录《尊荀》等50篇，另“补佚”2篇。光绪二十八年（1902），他从日本返国，将《訄书》“删革行于世”，于光绪三十年出版重印本，把《客帝》、《分镇》改为“匡谬”，作为“前录”，又将篇目调整为63篇，以《原学》、《订孔》始，以《解辫发》终。光绪三十四年（1908），《民报》封禁前后，章太炎着手编辑《太炎集》，所录以学术论文为多②。不久，他又手改《訄书》，准备增加《原儒》、《原经》等学术论文，对重印本革命之作每加删削。

1914年，章太炎在被袁世凯幽禁期间，手定《章氏丛书》，包括《春秋左传读叙录》1卷，《刘子政左氏说》1卷，《文始》9卷，《新方言》11卷、附《岭外三州语》l卷，《小学答问》1卷，《说文部首韵语》1卷，《庄子解故》1卷，《管子余义》1卷，《齐物论释》1卷，《齐物论释》重定本1卷，《国故论衡》3卷，《检论》9卷，《太炎文录》文录2卷、别录3卷、补编1卷，《菿汉微言》1卷。有上海右文社铅字排印本、浙江图书馆刊本、上海古书流通处印本和上海世界书局石印本。右文社本刊行最早，多误字；浙江图书馆本刊印最精，收录较多①。所收大都是学术专著，《太炎文录》也只收录了一些诗文，而先前登在期刊上的斗争文章竟被刊落，如发表在《浙江潮》的《狱中赠邹容》等诗，发表在《苏报》的《狱中答新闻报》、发表在《民报》的《复吴敬恒书》以及许多“时评”，《文录》多未收载。《检论》是他就《訄书》增删而成的，但《客帝匡谬》、《分镇匡谬》和《解辫发》等篇也被删落了。

1933年，章太炎弟子吴承仕、钱玄同校刊《章氏丛书续编》，收《广论语骈枝》1卷，《体撰录》1卷，《太史公古文尚书说》1卷，《古文尚书拾遗》2卷，《春秋左氏疑义答问》5卷，《新出三体石经考》1卷，《菿汉昌言》6卷，共7种，所收不多，且不取旧作，当然也无战斗之作。

章太炎逝世后，章氏国学讲习会编印《章氏丛书》三编，1938年在武汉排印《太炎文录续编》，对《太炎文录》初编、补编不收之作，“不敢续录”，《华国》、《制言》所载书札也未阑入。

因此，《章氏丛书》初、续、三三编，并未曾把章太炎文章搜集完备，特别是有关政论性的诗文、演说辞、时评、函电等，刊落很多。

②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第6册，第444页。

①《太炎集》，抄本，北京图书馆藏，系年编次。

至于时人编辑或坊间流行的，则有《章太炎文钞》5卷，静葊编辑，1914年3月上海中华图书馆石印本；《太炎最近文录》1册，钱须弥编辑，1915年4月上海国学会书室铅字排印本；《章太炎的白话文》1册，吴齐仁编，1921年上海泰东书局铅字排印本；另有《章太炎先生尺牍》、《章太炎尺牍》、《章太炎文选》等。其中《章太炎文钞》出版在《章氏丛书》初编之前，掇拾《訄书》和《民报》、《国粹学报》诸文，间有《章氏丛书》未收之作。《太炎最近文录》一书，据编者称：“与右文社近刊之《章氏丛书》无一重复”，其实只是章太炎1911年到1913年间在报刊上发表的宣言、函电等的汇辑；“附录”虽也曾录有载于《民报》的文字，但数亦寥寥。《章太炎的白话文》都是章太炎发表在《教育今语杂志》上的讲演记录。至于《章太炎先生尺牍》等，则校印多讹，很少可取。

解放后，学术界曾注意搜集和整理章太炎的遗文。1979年，由有关研究单位、高等院校和章太炎弟子，分工编辑《章太炎全集》，已出6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华书局1977年曾出版了《章太炎政论选集》。

②上海右文社本，印于1915年，章太炎曾有手校本；浙江图书馆本刊于1919年，其中《齐物论释》重定本、《太炎文录补编》、《菿汉微言》3种，为右文社本所无。

（谢选骏指出：章太炎反对孙中山“联俄容共”的汉奸卖国政策——如果他的好友邹容活着，也会这样罢！因为他们都不是无耻政客，而是真正的爱国者。但是，事物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大家发现没有，章太炎所主张的“若为久远计，凡一政党，非有实业为中坚，即有侠士为后应，无此即不足以自树。非实业则费用不给，而政府得以利用之矣；非侠士则气势不壮，而政府得以威喝之矣……”——正是在呼唤一个极权主义的政治黑帮！政府都不能左右的这个政党，岂不就是后来兴起的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党政军恭脓”的怪兽联合体吗？所以说，章太炎反对前清满蒙，却为后清黄俄鸣锣开道了。）

【第二十八章 秋瑾】

第一节 抱“匡济艰危”之志

秋瑾，原名秋闺瑾，小名玉姑，字璿卿，号竞雄、旦吾、鉴湖女侠、汉侠女儿，浙江省山阴县（今绍兴市）人。清光绪元年十月十一日（1875年11月8日）生于福建闽县。祖父秋嘉禾多年仕宦福建，父秋寿南同治年举人，母单氏出身浙江省萧山城内望族。

秋瑾在福建度过童年时代。她曾在祖父官衙耳闻目睹外国侵略分子的飞扬跋扈，深以为忧地对母亲说：“这样下去，中国人要成为他们的奴隶了。”②从幼年起，秋瑾与兄秋誉章在家读书，由父母课督。她读书用功，天资聪颖，除读四书五经外，还广泛涉猎各种诗词、小说、史书，对一些描述古代游侠，特别是女杰的作品，怀有浓厚兴趣。

光绪十六年（1890），秋瑾由闽返浙，居绍兴城内和畅堂，除继续读书外，又向其萧山外婆家表兄弟单老四习武艺。

光绪二十年（1894）夏，秋寿南任职湖南湘潭县厘金局，一家随往。经媒人说合，父母作主，秋瑾于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五日（1896年5月17日），嫁湘潭城内大富商王黻臣之子王子芳（字廷钧）为妻。王子芳为不学无术的纨袴子，秋瑾对这桩婚事本极不愿，婚后夫妻感情淡漠，秋瑾抑郁不欢，激起对封建纲常之痛恨。

戊戌变法失败后，王子芳入赀为工部主事（后迁户部郎中），赴京任职，秋瑾同往。在北京，秋瑾闻见官场种种污秽，十分愤慨，曾写《黄金台怀古》讥讽之：“蓟州城筑燕王台，招士以财亦可哀！多少贤才成底事，黄金便可广招徕？”①不久，义和团运动兴起，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秋瑾与王子芳匆忙离京返湘避难。其时秋瑾以强烈的忧国心情，写了《杞人忧》：“幽燕烽火几时收，闻道中洋战未休，漆室空怀忧国恨，难将巾帼易兜鍪。”①她后来回顾说：“吾自庚子以来，已置吾生命于不顾。”②光绪二十七年九月（1901年11月），王子芳赴京复职，秋瑾也重到京华。但不久其父在湖南桂阳知州任上病逝，秋瑾又返湘居丧。其母、兄则在湘潭城内赁屋开设“和济钱庄”，但开张不到一年便本金亏尽，被迫关闭。不久，其母、兄等皆离湘回浙。秋瑾在夫家更感寂寞苦闷。

光绪二十九年（1903）春，秋瑾携女儿王灿芝，再次赴京，与王子芳一同生活。这时，秋瑾结识了与王子芳同在户部任职的廉泉之妻吴芝瑛。吴氏是当时著名的“桐城派”学者吴汝纶之侄女，思想开通，精于书法、诗词，比秋瑾年长7岁。二人结识后感情日笃，几乎“无一日不相见”③。

①秋高：《秋瑾遗事》。

①《秋瑾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58页。

②同上书，第60页。

③《致王时泽书》，《秋瑾集》，第47页。

至次年正月，即立盟结拜为姊妹。此外，秋瑾还结识了绍兴同乡陶大钧之妾陶荻子，以及其夫在京师大学堂执教的日本人服部繁子等人。

清末，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在国内很快传播，大批中国青年出国留学，前往日本留学者尤多。秋瑾在吴芝瑛、陶荻子等处，常看到一些宣传革命和救国的新书报，眼界为之大开，忧国之情更趋强烈，便更加不安于过碌碌无为的生活。她表示：“人生处世，当匡济艰危，以吐抱负，宁能米盐琐屑终其身乎？”①乃决心摆脱依附丈夫生活的地位，出国留学。王子芳极力反对，竟窃走秋瑾自筹用作留学费用的珠宝财物，以阻其行，引起秋瑾极大反感，从此夫妻反目成仇。秋瑾另筹学费，脱下红装，丢掉女子裹脚布和三寸弓鞋，换上全副男装，直至牺牲，终未再穿清朝礼服。

从准备出国留学遭丈夫阻止这件事，使秋瑾认识到，女子“革命当自家庭始”的道理②。

①吴芝瑛致徐寄尘书，《民主报》1912年7月2日。

②徐自华：《鉴湖女侠秋君墓表》，《秋瑾集》，第188页。

第二节 东渡日本，参加反清

革命光绪三十年五月（1904年6月），秋瑾离国赴日。她先在东京中国留学生会馆所设的日语讲习所补习日文，经半年刻苦努力，至年底结业。在此期间，一度入东京青山实践女校，旋因对校方在教学方法、生活管理上不满而退出。

在努力完成学业的同时，秋瑾在这半年间还积极参加留日学生各项活动。她广泛结交进步留学生和革命志士，与周树人、陶成章、宋教仁、王时泽、何香凝、冯自由等都有较多往来。她把志在反清革命的青年引为同志；对浮薄轻佻、吃喝玩乐者深恶痛绝；对那些顽固透顶、借留学为升官发财途径的人，更“自始至终口诛笔伐，面对面地展开斗争”③。她积极发起或参加各种革命团体，开展革命和妇女解放活动，其中包括与留日女生陈撷芬等人一起，对拒俄运动时留日女生成立的“共爱会”进行改组，改名“实行共爱会”，举陈撷芬为会长，秋瑾为“招待”，欲办成一个团结全国妇女的团体，引导妇女们参加社会活动，争取妇女解放。这是秋瑾从事妇女解放运动的最初实践活动之一。秋瑾还与人组织“天足会”，提倡妇女放脚①。又曾发动留日女生，开展反对纳妾的斗争。她自己则写信回国，请其兄作代表，与王子芳家“开谈判离婚”②。这些均表现了秋瑾敢于向当时统治中国的封建礼教大胆挑战的勇气。

这年秋，冯自由、梁慕光奉孙中山之命，在日本横滨成立秘密反清团体“三合会”，作为“交通内地秘密会党之导线”③。秋瑾得讯后，即与王时泽、刘道一、仇亮、刘复权等共10人，一同加入此会。秋瑾被封为“白扇”（俗称军师），刘道一被封为“草鞋”（俗称将军），刘复权被封为“洪棍”，是为“洪门三及第”④。加入横滨三合会，是秋瑾日后广泛结交秘密会党的开始。

在参加上述各项活动同时或稍后，秋瑾还积极与人创办“演说练习会”。在该会所订十三条简章的第五条中，规定“会中当附属一普通语研究会，凡演说皆用普通语”，这是中国近代最早正式提出并实行推广普通话的组织之一。演说练习会每月开会演说一次，秋瑾尽管浙江口音很重，但努力学习用普通话进行演说。这个组织在留学生的进步青年和革命青年中，有很好的声誉，如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宋教仁曾亲自向秋瑾提出加入该会的要求⑤。演说练习会提倡演说技巧，把演说作为革命斗争的一种武器，用以使无钱订报或没有文化的人能了解革命的道理，同情和参加革命斗争。因此，创办演说练习会是秋瑾投入民主革命的组织活动的正式开始。

③吴芝瑛：《记秋女侠遗事》，《秋瑾集》，第189～190页。

①王时泽：《回忆秋瑾》，《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7页。②周建人：《回忆鲁迅》。

③《致秋誉章书》，《秋瑾集》，第39页。

④冯自由：《朱少穆事略》，《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2页。⑤王时泽：《回忆秋瑾》，《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册，第225页。

在参与创办演说练习会同时，秋瑾还积极参与创办《中国白话报》。该报附设在留学生会馆内，光绪三十年八月十五日（1904年9月24日）创刊（月刊），内容包括论说、教育、历史、实业、地理、时评等十几个项目，全用白话文，它实是一种宣传反清革命的刊物，从目前所能见到的第一至三期内容看，充满了激烈反满的言论。秋瑾以“鉴湖女侠秋瑾”署名，在第一期上发表《演说的好处》，大力宣传用演说“开化人的知识，感动人的心思”①，并尖锐揭露了清朝官场种种腐朽不堪的丑事。在第二期上，秋瑾发表了《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揭示当时中国社会男女不平等的种种事实，大声疾呼提倡男女平等。在第三期上，她发表了《警告我同胞》，针对中日两**人截然不同的社会地位，发出强烈感叹。

在日语讲习所毕业后，秋瑾又报名转入东京青山实践女校。乘学校放假，她决定回国探亲和续筹留学费用。实践女校托她顺便在国内招收师范、工艺两科女生留日。动身回国前夕，遇到刚在浙江各地联络秘密会党，并参与在沪创立光复会的陶成章。陶成章向秋瑾详细介绍了浙江各地秘密会党的情况，并为之写了介绍信，给当时在国内的光复会领导人蔡元培和徐锡麟。光绪三十一年（1905）春，秋瑾回到上海。她先在上海爱国女校找到蔡元培，然后去南京，运动资本家辛某之子辛汉，无结果，乃返绍兴走访徐锡麟。四月，经徐锡麟介绍，加入光复会，从此秋瑾全身心地投入民主革命事业。五月，秋瑾由绍兴到沪，准备再去日本。陶成章这时正在上海，把秋瑾介绍给在沪的浙江处州会党头目丁■、吕熊祥等人，这是秋瑾与浙江秘密会党有正式联系之始。六月，秋瑾第二次到达日本。七月五日（8月5日），到青山实践女校注册，开始新的学习生活。她在此只读了1个学期，修读了9门功课，每周上课达33课时，另加6课时自修课。秋瑾以顽强刻苦精神，坚持学习，还在课外坚持体育锻炼，又学会了制作炸药之法。

这年七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八月，秋瑾经冯自由介绍，在黄兴寓所宣誓加入同盟会，随即被指定为同盟会评议员和浙江省主盟人。

十月，日本政府应清廷要求，发布《关于准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当时中国报刊一般称之为《取缔规则》），剥夺留日中国学生言论、集会、结社、通信的自由权利。日本有的报纸且发表文章，恶意诋毁中国留学生为“乌合之众”、“放纵卑劣”。中国留学生停课抗议《取缔规则》，陈天华且以蹈海自尽抗议日本报纸的诋毁。秋瑾与宋教仁、胡瑛等力主全体停学回国，另一些留日生则认为这样做不妥。两派激烈争辩，最后由于中国留学生的激烈抗议，《取缔规则》没有实行，多数留学生仍留下学习，秋瑾则与易本羲等人于十一月底离日，十二月回到上海。这时，秋瑾的情绪已平静下来，她写信给留在日本的王时泽说：“诸君诚能忍辱以成其学者，则辱也甚暂，而不辱其常矣。”承认留日学习也可救国。她在信中还切望“诸君之无忘国耻”，表示自己归国以后“亦当尽力筹划，以期光复旧物，与君相见于中原。成败虽未可知，然苟留此未死之余生，则吾志不敢一日息也”②。回上海不久，秋瑾首先积极参与创设“中国公学”，用以安置反对《取缔规则》而回国的学生。不久，经同盟会员褚辅成介绍，于光绪三十二年二月（1906年3月）到浙江湖州南浔镇，执教于浔溪女校，任日文、理科、卫生等课。在浔溪执教期间，秋瑾积极向师生宣传男女平等、兴办女学和民主革命。在她影响下，该校主教务的徐自华及其妹徐双韵和学生吴珉（以后改名惠秋）等都参加了光复会和同盟会，成为秋瑾的莫逆之交和革命同志。

①宋教仁：《我之历史》，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10页。②《秋瑾集》，第3页。

第三节 创《中国女报》，宣传男女平等

秋瑾在浔溪女校执教两月后，因该校校董金子羽散布流言蜚语，乃愤而辞职赴沪。同年夏，她赴浙东一次，“阴求死士，得吕东升诸人”①。八月间，与光复会员尹锐志、陈伯平、张剑崖、姚勇忱在上海虹口北四川路祥庆里，以锐进学社之名联络浙江和长江各地会党，并在此试制炸药以备起义之用。有一次试制炸药不慎爆炸，“伯平伤目，瑾伤手”①，幸伤势很轻，不久即康复。

与此同时，秋瑾为了向广大妇女宣传男女平等，组织妇女斗争，积极筹创《中国女报》杂志。她原拟集股万元，“租座房子，置个机器，印报编书，请撰述、编辑、执事各员，象象样样、长长久久的办一办”②。乃在虹口北四川路厚德里91号设立蠡城学社，筹集股金，先在《中外日报》刊登章程、广告，并将另印的章程，分寄各地女学堂。但过了不少时间，入股的除四五人以外，连问都没有人问起，秋瑾极为痛心。在计无可施之下，她邀嵊县平阳党首竺绍康，于秋冬之间同往湖南，以计向王黻臣诱得一笔款子，终于在十二月初一（1907年1月14日）在沪出版《中国女报》创刊号。次年正月二十日（1907年3月4日）又出了第二期。第三期亦已排好，惜因经费拮据，秋瑾又无暇顾及，故未能印行。

秋瑾在《创办中国女报之草章及意旨广告》中，开宗明义地揭示创设该刊物之宗旨，是“开通风气，提倡女学，联感情，结团体，并为他日创设中国妇人协会之基础”。这个宏愿在当时虽然没有也不可能实现，但在中国历史上，秋瑾是第一个明确提出要成立“中国妇人协会”，亦即全国妇女协会的人，仅此即可说明她在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的突出地位。

在所出版的这两期《中国女报》上，秋瑾发表文章四篇，即《中国女报发刊词》、《敬告姊妹们》、《看护学教程》和《补登创办中国女报之章程及意旨广告》；诗四首，即《感时》、《日人石井君索和即用原韵》、《感愤》、《剑歌》；歌曲一首，即由她一人作词谱曲的《勉女权歌》。这些文章、诗歌，连同她前此发表在《白话报》上的文章，以及在留日时已开始、回国后继续创作的弹词《精卫石》和其他不少诗词、书信，是秋瑾宣传妇女解放的杰作，是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的珍贵史料。

在这些诗、文、歌、词中，秋瑾对广大妇女在婚姻、家庭、经济、文化、政治等各个方面受到的压迫、歧视，进行了全面的、淋漓尽致的揭露、控诉，对各种歧视妇女的纲常礼教、社会陋习和荒谬论调，进行了有力的批驳、鞭挞。特别是，她深刻地揭示了妇女受压迫之因在于未能自谋生计，经济没有独立，并针对这个原因而探索了妇女争取解放之途：“欲脱男子之范围，非自立不可；欲自立，非求学艺不可，非合群不可。”③“求学艺”的办法是大兴女学，使女子学得文化知识，然后“做教习，开工厂”以便自立；“合群”则是妇女们联合起来，依靠自己的斗争来争取平等的权利。

①《致王时泽书》，《秋瑾集》，第46～47页。

①陈去病：《鉴湖女侠秋瑾传》，《辛亥革命》第3册，第185页。

②冯自由：《鉴湖女侠秋瑾》，《革命逸史》第2集，第5页。

③《敬告姊妹们》，《秋瑾集》，第15页。

更为可贵的是，秋瑾还把妇女解放与民主革命事业联系起来，号召妇女们积极投入反清革命，与男子一起战斗：“扫尽胡氛安社稷，由来男女要平权。人权天赋原无别，男女还须一例担男和女同心协力方为美，四万万男女无分彼此焉！”①秋瑾关于妇女解放的这些思想、理论，达到了同时代中国人的最先进水平，正如郭沫若评述的：“秋瑾不仅为民族解放运动，并为妇女解放运动，树立了一个先觉者的典型。”②

①《致湖南第一女学堂书》，《秋瑾集》，第32页。

②《精卫石》，《秋瑾集》，第130～131页。

第四节 组织反清武装起义

在创办《中国女报》后，秋瑾即以全部精力投身于组织反清革命的活动。光绪三十二年十月（1906年12月），萍浏醴大起义爆发期间，光复会员集议于上海，谋在东南地区起兵策应，秋瑾参与密议。其时，光复会会长蔡元培已不多过问会务，实际主持光复会的徐锡麟则已捐得道台，正拟赴安徽任职。在浙江方面亟需有既具威望，又富才干者主持。陶成章乃派王文庆赴沪，与秋瑾商议组织浙江起义之事；徐锡麟也派王金发到沪，邀秋瑾回浙主持。秋瑾欣然接受，即以浙事自任，偕王文庆回浙，筹划浙江武装起义活动。

浙江是秘密会党分布很广的一个省份。清末，浙江各地的会党主要有：以沈荣卿、张恭、周华昌为首的龙华会（以金华为总部），以王金宝、吴应龙为首的双龙会（以丽水为总部），以竺绍康、王金发为首的平阳党（以嵊县为总部），以敖嘉熊为首的祖宗教（活动在浙北地区），等等。势力遍布全省，其中尤以金华府之武义、永康、东阳等县，台州府之仙居县，绍兴府之嵊县，处州府之缙云、青田、松阳、宣平等县为最。这些秘密会党都反对清朝统治，在鸦片战争后外国教会势力大举入侵中国，它们曾一度以反洋教为主要斗争目标。但到辛亥革命时期，因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潮流的影响，反满色彩又浓厚起来，因而成为资产阶级革命党争取和依靠的一支重要力量。在秋瑾之前，陶成章、魏兰、敖嘉熊等已经在联络全浙各地会党，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秋瑾回浙，主要是在已有基础上把各地会党进一步组织起来，并予以必要的训练。

从上海回浙到达杭州时，正值徐锡麟由绍兴去安庆之际。秋瑾与徐锡麟乃在杭州西湖白云庵会商，粗略地拟定皖、浙两省同时起义的计划：以安庆为重点，以绍兴为中枢，金华、处州等同时发动，占领皖浙两省重镇后，分路会攻南京；安徽方面由徐锡麟主持，浙江方面由秋瑾主持，两地分头同时抓紧筹备；两地间的联络工作则由陈伯平负责。商定以后，秋瑾即回绍兴。这时，萍浏醴起义业已失败，但皖浙起义的计划照旧进行。秋瑾即于十二月中旬（1907年1月下旬至2月上旬间）往诸暨、义乌、金华、兰溪等县联络会党。光绪三十三年正月（1907年2月），秋瑾回绍兴，正式接任绍兴大通学堂督办，主持各项校务，并以此为中心，加紧组织浙江革命势力。

大通学堂全名“大通师范学堂”，由徐锡麟、陶成章、龚宝铨等人创办。该校普通班设国文、英文、日文、历史、地理、理化、算术、博物以及体操等14门功课。此外，为了培训浙江会党骨干熟习军事，特设体操专修科，只学习军事体操、进行军事训练，不学别的课程；专招收金华、处州、绍兴三府的会党骨干人物，入校进行为期半年的训练。徐、陶等人还设法以合法和公开的方式，从上海购买了后膛9响枪50支、子弹2万发。并拟定章程，规定凡大通学员，一律得加入光复会，毕业以后仍受学堂办事人员的节制。从而大通学堂成了浙江各地会党的联络中心，光复会本部也由上海转移到了绍兴。

秋瑾接任大通学堂督办后，首先整顿纪律，消除内部宗派纠纷，严格各项管理制度，培养学员刻苦勇敢的精神。接着，她在绍兴城内诸暨册局（科举时代诸暨县考生到绍兴参加府试时住宿之地）设立体育会，拟招收一批女生，教以兵式体操，由秋瑾自己率领，组成一支女国民军。但因绍兴绅、学两界强烈反对，无报名者，只得作罢。秋瑾乃改招金、处、绍三府会党骨干60多人入会习军事。对于大通学堂普通班，秋瑾也主张努力扩大招生，特于二月二十五日（4月7日）《绍兴白话报》第131号附张上，刊登《大通师范学堂第二次招生广告》。其目的也在于扩展光复会，增强革命势力。为了掩护革命活动，秋瑾还在大通学堂的开学典礼上，特邀绍兴知府，山阴、会稽知县①到校致词，并与师生拍照留念。绍兴知府贵福见秋瑾办事能干、认真，很为满意，特将其别号“竞雄”二字拆开，凑成“竞争世界，雄冠地球”的对联，送给秋瑾①。这样，经秋瑾积极整顿，大通学堂面目一新，规模也有了新的发展。

正月下旬和三月上旬，秋瑾又两次深入浙东诸暨、义乌、金华、东阳、永康、缙云等地，广泛联络会党，并在会党人员众多的嵊县设立光复会秘密机关②。

秋瑾在积极联络各地会党的同时，还抓紧了另一条战线的工作，即利用各种关系在驻杭州新军、浙江武备学堂和弁目学堂中发展光复会员。

秋瑾于上年冬由沪回浙时，即在杭州与新军及武备、弁目二学堂中的革命党人联系，并通过他们发展了一批人加入革命党。接任大通学堂督办前后，她又到过杭州几次，继续在新军及武备、弁目学堂中发展革命党。经她前后几次发展入光复会的新军官兵和武备、弁目二学堂师生有几十名，其中重要的有吕公望、叶颂清、朱瑞、周凤岐、陈国杰、许耀、夏超、虞霆、黄凤之、张敢忱、傅孟、俞炜、裘绍、周亚卫、陈礼文等人，他们后来都参加了辛亥革命在浙江的起义活动，有的并成为主要领导人。连同在会党中发展入光复会的在内，秋瑾在主持大通学堂的前后半年内，共发展了光复会员600多人③，从而使光复会的势力得到很大发展。

在联络会党和新军等取得顺利进展的基础上，秋瑾于三月间将光复会职员编为级，以“黄祸源溯浙江潮，为我中原汉族豪，不使满胡留片甲，轩辕依旧是天骄”的七律诗为表记。从“黄”字起至“使”字止共级，以“黄”字为首领，推徐锡麟担任；“祸”字为协领，由秋瑾自己担任；“源”字为分统，由会党头目竺绍康、王金发、张恭、吕熊祥等担任；“溯”字为参谋，以会党头目充任；“浙”字以下为部长、副部长等等。各级职员均以金戒指为记，在戒指中嵌入代表自己职衔之代名词或A、B、C等英文字母。经此编组，上自处州府之缙云，亘金华全府，下及绍兴之嵊县的会党，都被编组起来了。

①郭沫若：《秋瑾史迹·序》。

①当时绍兴府治所在地及周围郊区，即今绍兴市、县，分山阴、会稽二县。②陶成章：《秋瑾传》，《秋瑾集》，第185页。

③尹锐志：《锐志回忆录》，《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第485页。

四月初，秋瑾又把浙江会党和光复会员数千人，按照“光复汉族，大振国权”8个字，分别编成8个军，总称“光复军”，每军都设置大将、副将，参谋、副参谋，中军、左军、右军，中佐、左佐、右佐，中尉、左尉、右尉等13个军职，以白底黑色“汉”字旗为军旗，以黄色小三角形、内书黑色“复汉”二字并盖上图章的旗帜作为顺旗。还规定了军服、头布、肩章、胸带、图章、令符等的具体式样①。至五月间，光复军初步编成。与此同时，起义的具体行动计划和发动日期也初步拟定：五月二十六日（7月6日），先由金华府发难，继而处州府响应，以吸引杭州方面派清军前往镇压；绍兴的光复军即渡过钱塘江袭击杭州，在事先约定的驻杭新军及武备、弁目学堂师生的配合之下，一举夺取杭州；若攻夺杭州的计划受挫，则光复军立即返回绍兴，经金华出江西，进入安徽，与徐锡麟会合再图进取。在浙江发动起义的同时，徐锡麟在安徽亦发动起义，浙皖两省配合，各自得手后合力会攻南京。

在进行这些组织活动时，秋瑾还手订了《普告同胞檄稿》、《光复军起义檄稿》等文件，以备起义时张贴。在这些文告中，秋瑾以强烈的忧国之情，痛切指出当时中国的险恶处境，怒斥清朝统治者各种罪恶。

光复军起义计划和发动日期拟定后，秋瑾即派陈伯平报告徐锡麟，约定两省配合行动。

这时，徐锡麟在安庆担任掌握全省巡警、治安大权的安徽巡警学堂会办兼安徽巡警处会办，他利用职务之便，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向巡警学堂学生宣传革命，在安庆新军中争取进步官兵，为武装起义加紧积聚力量。

但是，在尚未得知秋瑾在浙江的行动计划之前，徐锡麟在安徽的革命活动暴露，乃匆忙决定起义。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1907年7月6日），徐锡麟借安徽巡警学堂举行预定的毕业典礼之机，与光复会同志陈伯平、马宗汉突然发难，枪杀安徽巡抚恩铭，率三十几名学生冲出学堂，前往军械库，激战四时失败，陈伯平战死，徐锡麟、马宗汉被捕。当天，徐锡麟即遭惨杀，安庆起义失败。接着，清军在九江逮捕到徐锡麟之弟徐伟，并得知秋瑾是徐锡麟同志，安徽新任巡抚冯煦立即将此电告浙江巡抚张曾敭。

此时秋瑾正在对浙江光复军作最后部署，从大通学堂选派了32人，由俞炜、叶颂清和龙华会头领周华昌率领，前往杭州，潜伏待命；让周华昌招部下200人，驻伏杭州江干（钱塘江沿岸一带），以“伺动静为内应”①。此外，秋瑾还派周亚卫去嵊县，让竺绍康发动同志作准备。

然而，浙江的一些会党和光复军，未及等到规定的六月十日起义之期，就纷纷行动。五月上旬，裘文高在嵊县西乡二十八都村首先发难。之后，金华府的武义县、金华县、兰溪县、汤溪县、浦江县等地的光复军亦因泄密或叛徒告密，遭到清廷地方当局的重大破坏。恰在这时，绍兴劣绅胡道南等人又向知府贵福密报：“大通体育会女教员革命党秋瑾及吕凤樵（按即吕熊祥）、竺绍康等，谋于六月初十日起事。竺号酌仙，平阳党首领，羽党万人，近已往嵊县纠约来郡，请预防。”①贵福即于五月二十七日（7月7日）进省向张曾敭面陈。

安徽新任巡抚冯煦的来电，浙江各地接连发生的事件以及贵福的报告，使张曾敭确信主持绍兴大通学堂的秋瑾是浙江革命党的首要人物，便立即派兵赴绍兴捕拿、镇压。

五月底六月初，秋瑾从报纸上得悉徐锡麟安庆起义失败被杀的消息。她强忍悲痛，立即烧毁光复会来往函件和干部名册，指挥转移大通学堂所藏的大批枪支弹药。有人向她建议提前起义，但秋瑾以嵊县和绍兴各地的光复军尚未集结就绪，坚持待到六月十日预定之期再发动起义。

①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卷，第140页。

①见秋瑾：《光复军军制稿》，《秋瑾集》，第23—26页。

①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4篇，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1291页。

六月二日（7月11日），浙江官府从杭州派遣新军300多人，由第一标第一营管带徐方诏率领赴绍兴，因担心官兵中有革命党人，行前对全体官兵进行搜身检查，引起骚动，为附近武备学堂学生听到，立即向绍兴通报。大通学堂方面在次日得报，许多人恳劝秋瑾乘早出走避祸。但秋瑾已置生死于度外，且早认为“男子之死于谋光复者，则自唐才常以后，若沈荩、史坚如、吴樾诸君子，不乏其人，而女子则无闻焉，亦吾女界之羞也”②。决心以自己的流血，来一洗“女界之羞”，唤起广大妇女的觉醒。她还给在浔溪女校执教时的学生徐双韵寄去一诗，表示自己“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壮志犹虚，雄心未满，中原回首肠堪断！”①因而她坚决拒绝出走。她命当时从嵊县赶来劝她出走的王金发快离开绍兴，并要他和竺绍康等人在她牺牲后另谋再起。

六月四日（7月13日）下午，贵福、徐方诏和山阴知县李钟岳、会稽知县李瑞年等人，率清军包围大通学堂。此时学堂内还有三十几人，秋瑾要他们逃出去，有两名学生在冲出去时被清军枪杀。最后只大通学堂教员程毅等6人和秋瑾留在学堂内。清军攻入，逮捕了秋瑾等7人，并搜去一些枪支弹药、马匹驴子和秋瑾所写的诗词、文告等。

秋瑾被押至绍兴知府衙门，当晚即由贵福、徐方诏、李钟岳、李瑞年等对她进行了会审，第二天又继续进行审讯，在审讯中，不论敌人怎样花言巧语，或是严刑逼供，秋瑾始终以凛然不可冒犯的英雄气概对付敌人。她斩钉截铁地告诉敌人：“论说稿（即清军从大通学堂内搜去的革命文告）是我所做，日记笺折亦是我办，革命党之事，不必多问！”敌人逼她说出王金发、竺绍康等人的去处，她以对敌鄙夷、不屑一顾的口气回答“不知道”三字。敌人刑逼她供出“匪党共有几人”时，她再也不予理睬，任凭敌人怎样软硬兼施，她始终“坚不吐供”②。最后她只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7个大字，以表示对祖国、民族所处险境的无限忧虑，对革命未成、壮志未酬的无限惋惜。

清廷对秋瑾和她主持的革命活动极为害怕。浙江巡抚张曾敭上奏朝廷说：“此次秋瑾等，乃以学界女子，于国家预备立宪时代，提倡革命，借体育会聚众谋乱，私蓄军火马匹，勾结土匪同时滋事，金华、武义、永康等属，以及绍兴之嵊县，各处响应，拒捕戕弁，又分遣竺绍康、王金发等赴嵊纠匪，谋劫郡城，其意固不专在掳抢，非寻常盗贼可比。”两江总督端方在给张曾敭电文中也说：“匪首乃系女犯，党羽多至万人，闻之深为骇异。”①在用尽各种方法皆不能迫使秋瑾屈服之后，贵福决定尽快杀害秋瑾，以免浙江各地光复军，特别是嵊县竺绍康、王金发带人进攻绍兴，营救秋瑾。于是他一面命幕僚编造一份《秋瑾口供》向上司交账，一面电请张曾敭批准杀害秋瑾。张曾敭立即复电同意。

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六日（1907年7月15日）晨，秋瑾在绍兴城内轩亭口就义，年仅33岁。

②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第3册，第43页。

①《致王时泽书》，《秋瑾集》，第47页。

②徐双韵：《记秋瑾》，《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册，第218页。

①《辛亥革命》第3册，第96、193页。

秋瑾从光绪三十年投身社会活动起，在3年时间里，为民主革命和妇女解放都作出了杰出贡献，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伟大的女英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革命妇女的楷模”①。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于1960年出版了《秋瑾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79年增补重印。

①故宫档案馆：《浙江办理秋瑾革命全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3册，第213、211页。

（谢选骏指出：秋瑾谐音囚禁，她自号鉴湖女侠又起名竞雄，想做一个男人……可惜她并不是一个男人，否则就可能提前起义，尽杀满狗，让1911年在武昌临时起意的辛亥革命，变成在绍兴起义了！作为一个女性，秋瑾太棒了，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力，所以有些猥琐的人，暗示秋瑾是个同性恋。确实的，秋瑾的人格比毛泽东更像男人，所以自惭形秽的毛狗在1960年代下令摧毁了秋瑾的坟墓。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推演下去，那么谭嗣同又算是什么恋呢？总不能因为康梁的逃窜，就说他们“却无一人是男儿”吧？不过那样一来，却也坐实了“毛泽东和汪精卫是同性恋的”的历史传言。）

【第二十九章 宋教仁】

第一节 踏上革命征途

宋教仁，字钝初（也作遯初），号渔父，光绪八年二月十八日（1882年4月5日）生于湖南桃源上香冲的一个地主家庭。从4岁起，他就入塾读书。光绪二十五年（1899），他转入桃源县城里的漳江书院读书。

清末政治的**，外国资本主义的频频入侵，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再不能安坐于书斋中。基于对伟大祖国的无限热爱，宋教仁产生了对清朝封建统治的强烈不满，如何对中国进行政治改革，成了他与同学经常谈论的主要内容。有一次，他与同学文骏等人登上院东的漳江阁，纵论中西政治的得失、关塞险厄以及古今用兵的胜败，大有感慨地说：“中国苦满政久矣。有英雄起，雄■武昌，东扼九江，下江南，北击武胜关，断黄河铁桥，西通蜀，南则取粮于湘，击鄂督之头于肘，然后可得志于天下。”②因此，虽然他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奉母命参加了县试，考中了秀才，但他并没有把继续博取科举功名作为自己努力的方向。

光绪二十九年（1903），宋教仁到武昌投考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文普通学堂。主持这次考试的武昌知府梁鼎芬出的作文题目是《汉武帝论》，宋教仁下笔千言，洋洋洒洒，极力推崇汉武帝“经营西域、扩张国土、奠定大汉族之基础”的历史功绩①，深得梁鼎芬的赞赏，被取为第一名。然而，革命潮流的激荡，使宋教仁在入学以后无法再埋头书案，他经常思索的是如何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这年6月，黄兴从日本回到武汉，在文普通学堂发表演说，痛斥清廷的无能，提倡进行政治改革。宋教仁听了大为叹服，立即同黄兴结识。从此，他便经常与同学田桐等人在一起，密传反清革命的思想。清朝官吏对他的言行非常忌恨，打算将他逮捕。学堂监督纪巨维十分喜爱他的才学，却又担心无力庇护，便暗地讽示他迅速逃走。于是，他就在七月间离开武昌，回到湖南。九月二十六日（11月4日），他在长沙参加了黄兴所召集的华兴会筹备会议，同年十二月三十日（1904年2月15日），他又参加了华兴会的正式成立大会，并被推为副会长，从此便走上了革命道路。

以推翻清朝为目标的华兴会，把湖南先发动、各省继起，然后“直捣幽燕”作为自己的斗争方略。所以，在华兴会成立不久，他们就派遣“对于本省外省各界有机缘者，分途运动，俟有成效，再议发难与应援之策”。宋教仁和胡瑛奉命到湖北开展活动，“设支部于武昌，结纳同志，运动武阳夏三镇新军”①。光绪三十年五月二十日（1904年7月3日），他又和湖北进步学生吕大森等联合，组织科学补习所，与华兴会湖北支部互通声气，吕大森被推为所长，宋教仁则担任文书。

②吴玉章：《辛亥革命》，第87页，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①文思：《故农林总长宋教仁传》。

①荆嗣佑：《辛亥革命见闻》。

在一切准备工作基本就绪之后，华兴会决定在当年十月十日（11月日）慈禧太后70岁寿诞于长沙发动起义，以武备堂学生联络新旧各军为主力，以会党为辅助力量，省内分浏阳、衡阳、常德、岳州（今岳阳）、宝庆五路同时响应。宋教仁除了负责与科学补习所进行联系外，具体主持常德一路的组织与发动工作。九月间，他在家乡变卖家产，为革命筹措经费，后经常德到长沙，才知道起义事机已经泄露。在曹亚伯等人的劝说与资助下，他搭乘一条运煤船前往武汉，追寻黄兴。

十月初十日（11月日），宋教仁安全地到达武昌，改换姓氏住在一家客店里。他从同学口中得悉“此间风潮颇大，科学补习所已闭，武昌梁知府正访查经武（即胡瑛）的来历”②。而此时黄兴等人在上海新创办了一个启华译书局作为革命机关，准备日后举事。宋教仁第二天搭乘日本“瑞和”号轮船顺流而下，于十五日到达上海。可是，因受万福华刺杀王之春案的牵连，启华译书局遭到破坏，黄兴等人已经被捕入狱，宋教仁在上海无法立足，经朋友们的帮助，十二月二十九日（12月5日）浮槎东渡，前往日本。

②刘揆一：《黄兴传记》，《辛亥革命》第4册，第278页。

第二节 宣传爱国民主思想

宋教仁从长沙起义失败中认识到，在发动起义之前，必须首先进行广泛的宣传，鼓动人们的革命情绪。因此，他到东京不久，就为创办一个面向全国的综合性杂志而积极努力。光绪三十年底（1905年1月），他与陈天华等人联合组成“二十世纪之支那”社，并以此作为杂志的名称。他被推为总庶务，负责组织与联络工作，为建立舆论阵地而整天忙碌。但他还抽出一定的时间，埋头为其他杂志撰写稿件。经过半年时间的辛苦张罗，《二十世纪之支那》第一期在五月二十二日（6月24日）出版，他一个人所写的文章几乎占了整本杂志四分之一的篇幅。

踏实的工作和犀利的文笔，很快就使宋教仁在中国留日学生中博得了声誉。光绪三十一年六月（1905年7月），孙中山从欧洲来到日本，通过宫崎寅藏的介绍，结识了黄兴，计议建立一个全国性革命团体。接着，黄兴约集了宋教仁等华兴会骨干在“二十世纪之支那”社，详谈了联合各省人才进行革命的事。但是，在要不要参加孙中山所倡导的新的革命团体问题上，华兴会主要领导成员之间意见很不一致。陈天华主张以团体与之联合，刘揆一表示坚决反对，黄兴则提出在形式上加入“而精神上仍存吾团体之说”。宋教仁没有明确表态，只是声言：“既有入会不入会者之别，则当研究将来入会者与不入会者之关系如何”①。似有缓冲分歧之意。

在推翻清朝、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些革命的根本问题上，宋教仁和孙中山完全一致。因此，在六月二十八日（7月30日）下午，他如约参加了孙中山所召集的同盟会筹备会议，被举为同盟会章程的起草员。为了扩大革命的影响，壮大革命的声势，他和“二十世纪之支那”社的同人共同发起，在七月十三日（8月13日）召开了中国留日学生欢迎孙中山大会，他担任大会主席，并致欢迎词。七月二十日（8月20日）午后，同盟会的成立大会在东京赤坂区灵南坂日本国会议员阪本金弥的住宅内正式召开，到会者共有100余人。会上公推孙中山为同盟会的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科总干事（相当于协理），宋教仁则当选为司法部检事长，随后又被推为同盟会湖南分会副会长，成为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根据黄兴的提议，同盟会同意接收《二十世纪之支那》为自己的机关报。可是，就在双方准备交接的时候，刚刚印就的《二十世纪之支那》第二期因刊载《日本政客之经营中国谈》一文，揭露了日本侵略中国的隐情，被日本政府硬栽上“妨害公安”的罪名强行没收。宋教仁向日本有关当局再三交涉，终归无效。同盟会决定改名《民报》，另行出版，仍由宋教仁担任庶务，兼撰述员，主持社内的日常事务。

①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02页。

同盟会成立以后，中国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迅速展开。这不仅使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清廷十分恐惧，而且也使对中国包藏祸心的日本侵略者大为不安。日本政府在清廷的要求下，于十月初六日（11月2日）颁布了《取缔清朝留日学生规则》，规定取缔中国留日学生的政治活动，剥夺言论自由，禁止集会和结社，检查书信来往，强迫他们遵守清朝法令，妄图以此压制中国留学生的革命活动。中国广大留日学生义愤填膺，纷纷自动停课退学，不少同盟会成立以后，中国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迅速展开。这不仅使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清廷十分恐惧，而且也使对中国包藏祸心的日本侵略者大为不安。日本政府在清廷的要求下，于十月初六日（11月2日）颁布了《取缔清朝留日学生规则》，规定取缔中国留日学生的政治活动，剥夺言论自由，禁止集会和结社，检查书信来往，强迫他们遵守清朝法令，妄图以此压制中国留学生的革命活动。中国广大留日学生义愤填膺，纷纷自动停课退学，不少人登上轮船回国，对日本政府表示强烈抗议。由于孙中山和黄兴都不在日本，同盟会本部对此无法取得一致意见。胡汉民和汪精卫等主张继续忍辱求学，宋教仁则坚持进行斗争。他和胡瑛等人发起组织联合会，对继续留日斗争的学生统一领导，对归国的学生进行安排，直到他认为“此次风潮现已无可如何，于情于理于势皆不可久持”时①，才于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1906年1月13日）决定将联合会解散，二十二日全部复课。

宋教仁认为，革命既要从事破坏，更要进行建设，这些都离不开大批人才和高深的知识，所以，他立足于现在，放眼于未来，辞去了《民报》的职务，改名宋炼，于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初八日（1906年2月1日）进入早稻田大学留学生部预科，准备系统地学习政法知识。但在听课温课之余，他仍然坚持翻译和写作。在此期间，他先后翻译了英、美、德、俄、澳、比等国的官制和政治制度概要，还翻译了日本宪法和各国的警察制度。这不仅提高了他的外文水平，而且增进了他对资本主义各国政治状况的了解，为他后来规划中国政治改革的蓝图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时势的急剧变化，使宋教仁的攻读计划未能完全实现。

光绪三十二年底（1907年初），黄兴离日归国，准备发动武装起义，委他代理庶务总干事，协助孙中山处理同盟会东京本部的日常工作。光绪三十三年正月（1907年2月），黄兴返回东京，同宋教仁协商如何组织东北的“马侠”，与革命党人在南方发动的起义遥相呼应问题。在宋教仁看来，这些所谓“马侠”都是被迫走上“梁山”的，只要晓以大义。完全有可能变成一支革命力量。因此，他决心亲赴东北，去完成这一使命。正月中旬（2月下旬），黄兴和孙中山在讨论国旗图案时意见不一致，孙中山坚持用陆皓东设计的青天白日旗，黄兴则主张采用象征“平均地权”的井字旗。孙中山固执己见，黄兴怒而宣布要退出同盟会。宋教仁同情黄兴，认为这次事件之所以发生，决不是偶然的，实因孙中山“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于**跋扈，有令人难堪处”①。正月下旬（3月初），日本政府接受清廷的要求，劝令孙中山离开日本，并赠款5000元；同情中国革命的日本股票商铃木久五郎又赠款1万元。孙中山拨出2000元给《民报》，其余的全部带走作为发动起义的经费。担任《民报》主编的章太炎对孙此举不满，大起风波，宋教仁颇袒章太炎。

二月十三日（3月26日），宋教仁和白逾桓及曾在东北“马侠”中担任过头目的日本退职军曹古川清一起，乘船离开日本的门司港，二月十九日（4月1日）到达安东（今丹东市）。他在给大孤山“马侠”首领李蓬春等人的信中说：“仆等向在南方经营大业，号招党徒，已不下数十万众，欲扶义兴师久矣，而山川隔绝，去京绝远，欲为割据之事则易，欲制清廷之死命则难，视公等所处之地，形势不及远矣。欲与公等通好，南北交攻，共图大举若不嫌微末，而以提倡大义之事互相联合，则不独仆等之幸，亦中国四万万同胞之幸也。”①李蓬春等把他们邀到山上，表示赞成同盟会的宗旨。宋教仁便成立同盟会辽东支部，作为东北地区革命运动的领导机关。随后，他们准备响应广东的惠州起义，古川清向当地清朝官吏告密，白逾桓在碱厂招兵时被捕，起义计划遭到破坏，宋教仁逃奔大连。他极力设法营救白逾桓脱险，毫无结果。他不甘心就此罢休，便潜入啸聚于吉林夹皮沟一带的韩登举处，继续活动。

①宋教仁：《宋渔父日记》，《辛亥革命》第2册，第210—211页。

①《宋教仁集》下册，第563页。

①《宋教仁集》下册，第718页。

宋教仁受到韩登举的热情款待，并且得知，日本军国主义成立长白山会，制造所谓“间岛问题”，妄图侵占我国延吉地区。他满怀爱国热情，在日本友人的帮助下，把自己打扮成日本人，化名贞村，打入长白山会内部，将这个会所伪造的关于延吉地区原属日本的保护国朝鲜的证据全部拍摄下来，带回日本，在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和其他图书馆翻阅了大量有关资料，写了《间岛问题》一书，用确凿无疑的历史事实证明，延吉地区从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并且指出，保护这一地区不受侵犯，对于巩固中国的国防安全和开展东北地区的革命运动，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间岛问题》写成之时，正是日本政府向清廷提出所谓“间岛问题”交涉之际。日本政府曾经设法用重金收买宋教仁的书稿，遭到宋教仁的坚决拒绝。清廷得到这个消息，立即由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出面，通过驻日公使杨枢将宋教仁的书稿索去，并且赠款千元，授予四品京堂的官职，要宋归国任职。宋教仁征得孙中山和黄兴的同意，想利用这个机会深入清廷内部从事革命活动，为部分同盟会员反对，才没有成行。但是，他的《间岛问题》的书稿帮助清廷在对日谈判中获得了胜利，维护了中国对延吉地区的领土主权，却使他得到很大安慰。他把清廷的千元赠款大部分给了清寒的中国留日学生，他对别人说：“吾著此书为中国一块土，非为个人赚几文钱也。”②宋教仁在“间岛问题”上得到清廷的奖赏，引起了革命队伍内部不少人的猜想和怀疑。有的人认为他在勾结清朝官吏，也有人推测他出卖了党。为了表明自己的心迹，他于光绪三十四年给清廷写了一封公开信，重申他在国内事务上同清廷不可调和的对立立场，要清廷取消他的留学生资格，撤掉他所享受的月费金。日本政府对他大为光火，把他看作是清廷的密探，对他进行多方刁难，他并不放在心上。而同盟会组织的逐渐涣散，所发动武装起义的接连失败，使他感到心灰意冷，一度变得异常忧郁和消沉。他寄情于烟酒，狂歌当哭，甚至不惜向日本使女借钱买得一醉。但是，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也没有推卸自己所担负的革命责任。光绪三十四年九月（1908年10月），日本政府以煽动暴乱的罪名将《民报》封闭，他运用各种合法手段进行挽救，都没有成功。宣统二年（1910），在谭人凤的劝说之下，他曾两次同化名潜入日本的孙中山商谈整顿党务问题，结果都是不欢而散。他看到在南方边远地区发动起义无法取胜，建议把革命的中心转移到长江流域，成立中部同盟会，作为直接领导机关，得到谭人凤等许多同盟会员的赞成。谭人凤出面召集在东京的十一省区同盟会分会会长开会，讨论革命诸事，宋教仁在会上提出了著名的革命三策：“上策为中央革命，联络北方军队，以东三省为后援，一举而占北京，然后号令全国，如葡、土已事，此策之最善者也；就沿江各省，同时并举，先立政府，然后北伐，此策次善者也；就瓯脱地，密布党羽，进居边要，然后徐图进取，其地则东三省或云南、广西，此策之又次者也。”①经过全面分析，他认为上策最难，下策已败，唯有中策最为适宜，并且提出：应该“分步作法，从长江结合，以次推行河北为严密之组织，期以三年，养丰毛羽，然后实行”。只是由于到会者“咸主急进”，最后才由谭人凤拟出“以事权统一，责任分担，不限时期为原则”的进行方案①。

②同上书，第727—728页。

①徐血儿等编：《宋渔父》第1集后编《宋渔父先生遗事》。

①《邹永成回忆录》，《近代史资料》总10号。

第三节 筹谋民国大业

宣统二年十二月（1911年1月），宋教仁回到上海，应于右任的邀请，担任《民立报》主笔。于是，他那丰厚的学养和远见卓识，就化成一篇篇笔锋锐利的时论文章，通过《民立报》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他指斥清廷对国际形势的蒙昧无知，而且“因循苟且，视国事若传舍”，从而把中国推到危险的境地。他认为，日俄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各国在中国的“均势”局面决不会维持长久，日本正想独吞中国，俄国在觊觎中国的东北与新疆地区，英国企图继续控制长江流域，还窥伺西藏和云南，美国则运用其强大的经济力量，拼命向中国内地各省扩张势力，一旦这种“均势”遭到破坏，帝国主义各国就会大动干戈，“共逐中原之鹿”，“不出五年，日英同盟及其他各种协约条约则尽解散，不出十年，日本与美国则干戈相见于太平洋之间，而竞争之目的，则必为极东问题之支那，而为导火线者，又必为满洲问题，或监督支那财政问题”①。他主张通过外交途径暂时维持这种“均势”，以便乘此机会迅速改革国政，扩建国力，等到国势强盛以后，再同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较量。

揭露清廷立宪的骗局，是宋教仁时论文章的另一个主要内容。他指出，清廷的预备立宪，实际上是一种骗人伎俩，他们肆意侵犯资政院应有的权限，擅自成立皇族内阁，都从根本上违反了立宪的原则。他们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纯粹是日本“钦定主义”的仿制品，其中所规定的“大清皇帝万世一系，永远尊戴”，同秦始皇的“朕为始皇，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一脉相传。所谓“臣民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均准自由”，所谓“臣民非按法律不加逮捕监禁处罚”，以及“臣民之财产居住无故不加侵扰”等等，都是十足的空话。所以他得出结论说：“其所谓宪法大纲者，不过欺人之门面，赖人之口实，万不可信者也。”②他反对实行君主立宪，同时也反对在当时就实行社会主义政策，认为“凡一主义之推行，每视其客体事物之现状如何以为结果，其客体事物之现状与其主义相适者，则其结果良，其客体事物之现状与其主义不相适者，则其结果恶”①。

宣统三年三月（1911年4月）中旬，宋教仁在谭人凤的敦促之下，奔赴香港参加即将发动的广州起义（即黄花岗之役），代替陈炯明担任编制课课长。他草拟了文告、约法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制度方案，准备在起义胜利之后颁布实施。二十九日（27日）傍晚，他与何天炯等人乘晚班轮船离开香港，次日凌晨到达广州，不幸起义已经失败。他们无法上岸，只好原路返回香港。但是，宋教仁并没有因为广州起义的失败而灰心丧气，他还劝说其他革命党人鼓起勇气，继续斗争。他说：“此次虽失败，然得许多之经验，足以为他日之预备者。”因此，他回到上海以后，仍然担任《民立报》主笔，一方面在政治思想上向清朝封建统治者发动一次又一次的冲锋，一方面同往常一样，照旧从事革命的组织活动。闰六月初六日（7月31日），中部同盟会在湖州会馆召开正式成立大会，谭人凤撰写了《宣言》，宋教仁拟订了总会、总务会和分会的各项章程，并且当选为总务会的干事，分掌文事部，负责处理参谋、立案、编辑与其他一切事务，成了中部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

①居正：《辛亥札记》。

②《宋教仁集》上册，第221页。

①《宋教仁集》上册，第215、254、255页。

根据宋教仁提出的方略，中部同盟会决定在武昌首先起义，然后组织各省立即响应。为了做好准备工作，他们派曾杰去湖南，与焦达峰组织湖南分会，令范鸿仙、郑赞永去安庆，筹建安徽分会。而作为重点区域的湖北，则由谭人凤亲自前往，要居正促使共进会与文学社迅速联合，成立湖北分会，属上海总机关直接领导，分别运动当地清军，主持当地起义诸事。除此以外，他们又让同盟会东京本部的吴玉章和张懋龙回到四川建立四川分会，和长江中下游各地遥相呼应。

随着四川保路运动的迅速发展，革命时机日渐成熟。宋教仁担心革命会受到帝国主义各国的干涉，特于八月初四日（9月25日）在《民立报》发表《葡国改革之大成功》一文，要革命党人吸取葡萄牙改革成功的经验，采取革命手段，应当“以务使现状不致大变动而容易恢复的宗旨。约而言之，有三：一革命之时宜神速而短（不可久事战事）；一革命之地宜集中而狭（宜于中央）；一革命之力宜借旧政府之所恃者（用政府军队），使为己用，而收事半功倍之效”②。同一天，联合后的共进会与文学社所派代表居正和杨玉如来到上海，向中部同盟会汇报了湖北近况及其起义计划，要求黄兴、宋教仁和谭人凤去武汉主持大计。因为黄兴远在香港，近日之内无法赶到，谭人凤生病住进医院，行动很不方便，宋教仁便立即准备西行，但就在这时，被关押在武昌狱中的胡瑛派人送来一封密信，说湖北形势极为险恶，不能在近期之内发难。宋教仁对居正和杨玉如的报告疑信参半，已经下定的决心又发生动摇。谭人凤坚信武昌发动在即，再三催促宋教仁赶快上路，并于八月十七日（10月8日）先自抱病登程，而宋教仁却仍然迟迟未动。

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了。由于革命组织的主要领导人均不在场。清朝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被推为湖北军政府都督。宋教仁得到这个消息，悔恨不已。他认为，根据同盟会的一些规定，革命的领导大权一定要掌握在革命党人手中，所以他极力设法进行挽救。九月初三日，当黄兴从香港来到上海时，他就劝黄兴去南京率领第九镇新军起义，夺取东南诸省，以扩大革命党人的势力，削弱黎元洪的影响。黄兴不仅没有同意，而且还把宋教仁拉上轮船，一起西上，前往武汉。到武汉后，黄兴仅被黎元洪任命为战时总司令，到前线去指挥革命军同清军作战，宋教仁则协助胡瑛办理外交事务，没有得到任何正式职位和实权。宋教仁看到黎元洪的都督地位已经巩固，他的政略在武汉无法施展，所以在为湖北军政府起草《鄂州约法》之后，就于九月二十三日（11月13日）乘船东下，去策划占领长江下游地区，以便成立一个由革命党人直接控制的中央政权。

宋教仁心事重重地回到上海，以湖南都督府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他一再强调：“目下大局安危，不在一时一地之胜负，实在统一机关之成否。”①他努力调解江苏各军之间的纠纷，以稳定江苏的局势。江浙联军攻克南京以后，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决定将中央临时政府设在南京，他便为推举中央临时政府的革命首脑而积极活动。十月十四日（12月4日），他和上海都督陈其美等人组织留在上海的各省代表，以投票的方式选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但因黄兴坚辞不就，黎元洪来电要求取消，各省都督府代表又在南京集议，改推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黎元洪仍驻武昌，由黄兴代行大元帅职权，在南京组织中央临时政府。黎元洪表示赞同，黄兴也勉强接受。恰在这时，孙中山即将归国的消息传来，黄兴立即改变了马上赴宁就职的原议，继续留在上海等候孙中山到来再作决定。

孙中山于十一月初六日（12月25日）到达上海。宋教仁开始并不欢迎。后经张继等人出面劝解，他才改变了态度，从南京赶到上海，和孙中山一起筹商建立一个怎样的中央临时政府。面对当时的局势，他同意建立以孙中山为大总统的革命中心，但在实行美国式的总统制还是法国式的责任内阁制问题上，他却同孙中山发生了严重分歧。孙中山主张实行美国式的总统制，他则坚持要实行法国式的内阁制。黄兴劝他取消自己的提议，他拒绝。最后由黄兴把两种意见提交南京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进行讨论，宋教仁的责任内阁制的提议被否决。

宋教仁的主张未被采纳，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努力。他认为，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很不完备，必须进行修改，应增设临时副总统，规定临时大总统有自由制定官制官规而不必经过参议院同意的权力。十一月初九日，他在南京宴集各省代表，发表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演说，阐发他修改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思想。然而，附和者寥寥。直到次日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也同样感到这个大纲有修改的必要时，他的修改方案才获得多数代表的通过。可是，仅仅过了3天，这个修正方案又被推翻了。

在筹建南京临时政府的过程中，宋教仁费尽心思，出力不少，但他那急于要挽回革命党人已经失去的对革命的领导权的心情，却无法被别人充分理解。特别是因为章太炎在十月十一日（12月1日）发表的九则《宣言》中曾经写道：“至于建置内阁，仆则首推宋教仁，堪为宰辅，观其智略有余，而小心谨慎，能知政事大体。”为此，宋教仁招来不少人的嫉妒，而他对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提出修正，又引起这个大纲起草者们的强烈不满，因此，他的一切言行，都被看作是出于争当总理、捞取大权的私心，使他有苦难吐，百口莫辩，连孙中山也无法坚持任命他为内务总长，最后只好让他担任总统府法制院院长。

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抵挡不住国内外敌人的联合进攻，很快就被迫向帝国主义与封建买办势力的代表袁世凯妥协，推荐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同时，孙中山还提出定都南京、新总统必须到南京就职和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3个条件，以维护辛亥革命所取得的成果，防止袁世凯背叛民国。1912年2月18日，孙中山特派教育总长蔡元培为专使，宋教仁和汪精卫等为欢迎员，前赴北京，欢迎袁世凯南下就职。狡猾的袁世凯表面上表示“极愿南行”，暗中却密令陆军第三镇的部分士兵发动“兵变”，为其不能南下制造借口。淳朴忠厚的蔡元培识不破袁世凯的阴谋诡计，便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和参议院，要求对袁世凯进行迁就。袁世凯又请宋教仁提前回南，报告一切。宋教仁知道袁世凯品行不端，“北京兵变”的发生，肯定是袁世凯耍弄的手段，但他从抵制俄国和日本的侵略阴谋考虑，却同意把北京作为中央政府的所在地。由于他在入京时“多所结纳”，马君武“谓其卖党于袁世凯”，他知道后怒不可遏，在南京总统府打了马君武一记耳光。马君武立即还击，打伤了他的眼睛，被送入医院，“旬日始愈”。事后，马君武十分惭愧地说：“因不识钝初政治之手腕，故有是言。钝初诚愿始终忠于党，我甘承其过。”①

②同上书，第289页。

①《宋教仁集》上册，第327—328页。

①《宋教仁集》上册，第369页。

第四节 为宪法而牺牲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如愿以偿地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职，命唐绍仪组织第一届内阁，宋教仁被任为农林总长。尽管他最有兴趣并努力学习和研究的是政治和法律，农林非其所长，“然犹以为既列阁员之群，亦参赞大政方针之一人，则主持所信之政见，以期见诸实行，或亦易事，故姑且承乏其间，以图展布有日”①。然而，仅仅过了两个多月，他这美妙的想法就被打得粉碎。由于袁世凯的专横跋扈及其爪牙的从中破坏，这届内阁一事无成，形同虚设，唐绍仪不得不在6月间就宣布辞职，宋教仁也随即向袁世凯递上了辞呈。但是，这种严酷的现实未能使宋教仁意识到必须设法组织政治军事实力同袁世凯较量，只是令他感到，仅仅组成责任内阁，还不能保证政府内部意见的一致，所以，在6月28日同盟会再次开会讨论组织内阁问题时，他进而提出了组织纯粹政党责任内阁的主张。

纯粹政党责任内阁是同政党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时候，一部分同盟会员和立宪派与旧官僚为了能在新政府中争得一席之地，或者达到其他政治目的，纷纷组织公开政党或政治团体，致使各种各样的政治团体像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而同盟会虽然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就变成一个公开政党，但在宋教仁看来，它已远远不能适应政党政治的需要。他公开宣称：“统一、同盟两党，政纲本无不同，故与两党皆有关系。惟同盟会分子复杂，本非政党组织，前此勉强改为政党，原非余之本意；且同盟会多有感情用事之举，尤非政党所宜出。然感情用事，统一党人亦有不免，如将来两党均不能化除意见，余意于两党外另求同志，更组织一党，以为国家效力之地。”②尤其是这年5月，统一党又和国民协进会以及民社等几个小党派联合在一起，组成共和党，充当袁世凯的御用工具，在临时参议院中和同盟会对抗，更使宋教仁感到，组织一个大党，在国会中造成多数党的声势，已经刻不容缓。

7月日，宋教仁主持召开了同盟会本部全体职员大会，讨论同盟会的改组问题。多数人主张仍然沿用同盟会旧称，宋教仁没有明确表示反对，只是作了两点原则性说明：一是对于赞助同盟会的其他政党要极力联络；二是要注意国会的选举，“必使会员能于国会占多数席位。彼时无论政府如何，可以会员力量改良之，是皆扩张势力之最要者也”①。他所要极力联络的其他政党，主要是指参议院中的第三大党统一共和党。这个党的不少党员过去都加入过同盟会，与同盟会有着一定的联系，后来虽然独树一帜，并在参议院中对共和党颇为偏袒，但因袁世凯要陆征祥于继唐绍仪之后组织内阁，未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的立场已经开始动摇，只是由于他们还不赞成宋教仁提出的不参加陆征祥内阁的建议，所以两党之间仍存在着一定的隔阂。到了7月26日，袁世凯用武力强迫临时参议院通过陆征祥出任总理，统一共和党不仅没能将陆征祥否决，而且受到共和党与军警界的攻击，许多党员都非常气愤，便决定和同盟会一起参加正式国会的竞选。于是，两党合并的问题重新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①《胡汉民自传》。

②《宋教仁集》下册，第405页。

①《宋教仁集》下册，第390页。

宋教仁组织大党的心情十分迫切。统一共和党提出，要实行两党合并，必须改变同盟会的名称，废除民主主义纲领，改良内部组织。宋教仁征得孙中山和黄兴的应允后，在8月5日，双方代表进行正式谈判。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和共和实进会得到讯息，也先后派出代表前来参加，表示愿意一起实行合并。经过反复商讨，他们决定以“国民党”作为这个新党的名字，并且通过了保持政治统一、发展地方自治、厉行种族同化、采用民生政策和维持国际和平等五条政纲。在8月25日国民党成立大会上，宋教仁被举为理事，不久，又被孙中山委任为代理理事长。

国民党的成立，使宋教仁踌躇满志。他以喜悦的心情写信对海外的同盟会员说：“自斯而后，民国政党，唯我独大，共和党虽横，其能与我争乎？”①可他并不知道，组织庞大的国民党抛弃了同盟会秘密活动时期“平均地权”的纲领，取消了同盟会公开以后的“男女平等”主张，把原来的“力谋国际平等”改成了“维持国际和平”，从而失去了积极的斗争意义。他还把社会上一大批官僚政客也拉入国民党内，使国民党的成分更加复杂，这就大大削弱了它的战斗力量。

凡是企图实行**独裁的人，总是容不下有抱负有才望的政治家。袁世凯除了蒙骗孙中山和黄兴以外，对宋教仁更是大费心机。他认为，宋教仁是国民党的灵魂，政治手腕比较灵活，比起孙中山和黄兴来更加难以对付。正是因为这样，他对宋教仁很不放心，总想把宋教仁控制在自己手中，为己所用，最低限度也要使宋教仁无法施展本事。所以，他曾对宋教仁赞扬不已，百般笼络，甚至放出空气说，他很有可能要宋教仁出任总理，继陆征祥之后组织内阁。

宋教仁没有理睬袁世凯的拉拢，决心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努力奋斗。10月18日，他离开北京，沿京汉铁路南下，去探望别离8年的老母和妻子，同时布置南方诸省的国会议员选举事务。临行之前，袁世凯送上50万元交通银行支票，他原封退回，拒不收受。袁世凯知道宋教仁决“非高官厚禄所能收买，乃暗萌杀意，密令心腹赵秉钧谋之。赵又委其走狗洪述祖、程克二人主其事”①。洪述祖和程克寻找到上海流氓头子应桂馨，由应桂馨负责物色执行暗杀的凶手。

宋教仁在桃源老家只住了1个多月，就重新踏上了政治斗争的巇崄征途。从1913年1月开始，他由长沙到武汉，过九江到上海，又到杭州和南京，到处都受到热烈欢迎，到处都发表竞选演说，对北京临时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进行猛烈抨击，对袁世凯的阴险奸诈进行无情揭露。他在2月1日国民党湖北支部的欢迎会上说：“现在接得各地的报告，我们的选举运动是极其顺利的。袁世凯看此情形，一定忌克得很，一定要勾心斗角，设法来破坏我们，陷害我们，我们要警惕，但是我们也不必惧怯。”②10天以后，他又在国民党鄂省交通部的欢迎会上再次点了袁世凯与国务总理赵秉钧的名，他说：“自民国成立，迄今二载，纵观国事，几无一善状可述。”在内政方面，“财政之状况，其紊乱已达极度，政府对于财政之将来全无丝毫计划，司农仰屋，惟知倚赖大借款，以为补苴弥缝之术殆以临时政府期近，敷衍了事，以塞国民之责，不惜以万难收拾之局贻之后人，此则政府罪无可逭之处也”。在外交方面，“自库俄事件发生以来，国人嚣嚣然群起诘责，而荏苒至今，将及一载，不闻有当解决之法兄弟（宋教仁自称）彼时亦在北京，见事情重大，曾屡次警告袁世凯总统及赵总理，促其从速设法解决此问题”。然而，“今日外蒙将非我有，而政府犹处歌舞太平之中，不知是何思想”。他明确指出，北京临时政府已经没有能力来解决这些问题，“扶危济倾，端在我党有志之士”①。3月9日，他在国民党南京支部的欢迎会上，则简单扼要地阐述了自己的全部政治主张：“现正式国会将成立，所纷争之最要点为总统问题，宪法问题，地方问题。总统当为不负责任，由国务院负责，内阁制之精神，实为共和国之良好制也。国务院宜以完全政党组织之，混合、超然诸内阁之弊，现已发露，毋庸赘述。宪法问题，当然属于国会自订，毋庸纷扰。地方问题，则分其权之种类，而为中央地方之区别。”②任何政治家的思想，总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变化。这个时候的宋教仁已经不再以组织一个纯粹政党责任内阁而满足了。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要使袁世凯担任一个没有什么实权的总统是根本不可能的，只有选举“最为愚昧脆弱之黎元洪”为总统，才能“组织同志内阁”，充分发挥责任内阁的作用。因此，当他去武昌访问黎元洪的时候，就对黎元洪说过：“我们不能使袁世凯做我们听话的工具，我要我党党员选你当总统。”①这个消息很快就在社会上流传开来，2月18日北京的《亚细亚日报》就对此作了公开报道。

宋教仁的这一计划，对袁世凯无疑是个威胁，况且国会选举已经揭晓，国民党在每个选区都高奏凯歌，在参众两院870个议席当中，国民党独得392席，占议席总数的45％，而共和、民主、统一三党所得议席总和只有223个，还不到议席总数的26％，国民党取得了压倒的多数，宋教仁的这一计划是很有可能实现的。从此，袁世凯杀害宋教仁之心益坚，其行动的速度也大大加快。2月1日，洪述祖密电应桂馨，声称“大题目总以做一篇激烈文章，乃有价值”。第二天，洪述祖又在给应桂馨的一封密函中说：“紧要文章已略露一句，说必有激烈举动。弟（指应桂馨）须于题前径电老赵（指赵秉钧），索一数目。”②其中所谓“紧要文章”，“激烈举动”，就是指的暗杀宋教仁的事。与此同时，袁世凯还指使其大小喽啰，匿名投稿全国各报，并以“救国团”的名义通电全国，对宋教仁进行恶毒攻击。尤其卑鄙的是，袁世凯购求宋教仁在日本时的所谓“劣史”资料，编印成册，大量散发，妄图彻底毁坏宋教仁的名誉。结果，前者遭到宋教仁的驳斥，后者也未收到什么效果。袁世凯在收到应桂馨3月14日发出的“梁山匪魁（指宋教仁），四处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之，转呈候示”的密电以后，18日拍了“寒（即14日）电应即照办”的复电①，正式下达了暗杀宋教仁的命令。宋教仁完全陶醉于国会选举，他在上海与国民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商讨在国会中应当施行的党略，起草国民党大政见，准备带到北京国民党本部议决实行。他的好友陈犹龙和谭人凤发现，袁世凯已有图谋不轨的端倪，劝他应该有所戒备，他却认为那是“蛇影杯弓之事”，全不放在心上。他只考虑到，袁世凯一旦大总统落选，倒很有可能要同国民党最后摊牌，所以他对他的党员们说：“在不久的将来，（袁世凯）容或有撕毁约法背叛民国的时候，我认为那个时候，正是他自掘坟墓，自取灭亡的时候。到了那个地步，我们再起来革命不迟。”②这时袁世凯来电，催他赶快进京，他便决定于3月20日乘夜车同其他几个新当选的议员一起北上。

这天晚上，宋教仁来到《民立报》社，向他的同人友好辞行话别。徐血儿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先生此行，责任甚重，顾宵小多欲不利于先生，恐前途有不测之危险，愿先生慎重防卫。”他若无其事地笑着回答：“无妨，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国家之事，虽有危害，仍然并力赴之。”③10时45分，宋教仁和黄兴等人走出沪宁车站议员休息室，准备上车。

他们刚刚走到剪票处，就听到低低的一声枪响，随后便是第二声、第三声。宋教仁摇晃了一下，便倒在旁边的一张铁椅子上，说道：“吾中枪矣。”由于前来送行的人忙于救护，竟使凶手武士英逃去。

宋教仁被送到车站附近的铁路医院里，他不知道向他开枪的主谋人就是袁世凯，还请黄兴代笔，给袁世凯拍发了一封电报，报告他的不幸，提出他的要求，希望袁世凯“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①。延至22日凌晨，这个年仅32岁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便与世长辞了。

①《民立报》1912年7月28日《同盟会大会纪事》。

①《宋教仁集》下册，第419页。

②《辛亥革命首义回忆录》第1辑，第59页。

①《宋教仁集》下册，第456—457页。

②同上书，第457—458页。

①《宋教仁集》下册，第467页。

②刘基胜：《为民主而斗争：宋教仁与辛亥革命》，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英文版。①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第171—172页。

②同上书，第172—173页。

③《宋教仁集》下册，第457页。

①徐血儿等编：《宋渔父》第1集后编。

（谢选骏指出：宋教仁要走议会道路，边缘化了暴力团，因此被孙文视为劲敌，所以人们怀疑孙文也是幕后真凶——宋教仁之死的最大受益人不仅是袁世凯，而且也是孙中山。再说一遍——暗杀宋教仁的，可能还有孙中山——因为孙是宋死的“国民党内的最大受益者”，正如袁是宋死“国民党外的最大受益者”——宋教仁的宪政梦，既是袁世凯的敌人，也是孙中山的敌人——这俩死对头，同时也都是宪政的死敌，尽管孙袁的背景和来历迥然相异，他们同样具有杀害宋教仁的需要。）

【第三十章 袁世凯】

第一节 在朝鲜的政治活动

袁世凯，字慰庭（又作慰廷、慰亭），别号容庵，河南省陈州府项城县人，清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1859年9月日）生于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其叔祖袁甲三官拜漕运总督，生父袁保中为本县著名豪绅，胞叔袁保庆官至道员，从叔袁保恒历任户、吏、刑部侍郎，袁保龄为候补道。袁世凯行四，约在同治三年（1864）过继给胞叔袁保庆为嗣子。

同治五年（1866），袁世凯随嗣父袁保庆至济南任所，开始读书。后迁江宁。同治十二年袁保庆病逝后返回原籍，与嗣母牛氏一起生活。

同治十三年（1874），袁保恒将袁世凯带到北京，聘请严师授读。但袁世凯纨袴子弟的习性甚深，以读书为虚应之事，故成绩不佳。光绪二年（1876）秋回籍应乡试，结果落第而归。次年夏，随袁保恒至河南办理赈务，历练做官本领。光绪五年（1879）秋，他又一次应考乡试，仍名落孙山。其后曾报捐中书科中书。继之，捐纳实缺，不果，于是决心投笔从戎，于光绪七年（1881）至山东登州投奔其嗣父的至交、淮军统领吴长庆，获得帮办文案之职，开始踏入仕途。

光绪八年，与清廷有宗藩关系的朝鲜发生兵变，国王李煦和闵妃集团被围攻，向受闵妃排斥的大院君李昰应（李熙之父）重握朝政。署直隶总督张树声命令吴长庆率淮军六营至朝平乱。七月东渡前，幕府名流张謇等人推荐袁世凯任执行前敌营务处事。平乱后，吴长庆对袁的表现十分赞赏，为之上报请奖。经回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任的李鸿章奏准，九月初一日（10月12日）袁以同知补用，并赏戴花翎。不久，应朝鲜请求，吴长庆命袁帮助朝鲜整顿军队。

光绪十年（1884）当法国侵略者将战火由越南引向中国边界时，李鸿章为加强边防，奏调吴长庆率兵三营驻防奉天金州，其余三营留驻汉城，由记名提督吴兆有统带，命袁世凯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由此袁在朝鲜成为一个握有军事实力的人物。十月，朝鲜以金玉均为首的开化党在日本配合下发动政变，迫李熙改组了政府。袁世凯果决地说服吴兆有统兵击退日军，赶走亲日派。此次胜利大大助长了袁的政治野心，他自作主张，搬进王宫，以监国大员自居。由于吴兆有反对其企图独掌军权，揭发其挪用军饷等罪状，加之日本扬言要清军从朝鲜撤退，袁心灰意冷，于光绪十年十二月（1885年1月）请假回国，返回原籍。

为了进一步控制朝鲜，李鸿章采取了两项具体措施，一是释放被软禁在保定的李昰应回朝，利用其影响和力量抵制闵妃集团依赖俄国的倾向；二是以袁世凯接替驻朝商务委员陈树棠的职务。光绪十一年九月李鸿章奏准袁世凯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大臣，以提高其地位，使其参与外交事务。并以知府分发，补缺后以道员升用，赏加三品衔。从此，他开始崭露头角，成为中外所知的人物。

清皇朝对朝鲜本来只有宗主之名，而无其实。而袁世凯自抵新任后，为维护“上国”尊严和“属邦体制”，时时摆出监国大员的架势，专横武断，盛气凌人，事事插手，并于光绪十二年（1886）两电李鸿章，请废黜李熙，另立新君。袁世凯的行为促使朝鲜宫廷产生更大的离心倾向，严重损害了中朝关系。

日本自确定霸占朝鲜，进而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后，一直积极进行备战和煽惑发动侵略战争。袁世凯起初对日防制甚力，但后来即为盲目乐观、麻痹轻敌思想所支配，对日本的动向懵无所知。

光绪二十年二月（1894年3月），朝鲜东学党起义爆发。四月，朝鲜政府请求中国派兵助剿。袁大力支持，屡电李鸿章出兵，且云日本并无出兵之意，接着又将军机泄漏给日本。当日本出兵朝鲜后，袁仍对形势的危机无所认识，一心想着镇压起义。直至日本大兵压境，始请求增兵备战。五月下旬，战争一触即发，袁为脱离险境，再三电李请求回国。经清廷批准，袁于六月十七日（7月19日）改装易服偷偷回到国内。

第二节 小站练兵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李鸿章奏派袁世凯仍任总理交涉通商大臣兼办辑抚事宜，令其驰赴平壤一带联络官军，协筹粮运。袁对这场战争毫无信心，始终主张议和，一闻败讯，立即逃窜。清军的屡次败北，彻底暴露出旧有军队的腐朽，朝野上下群起呼吁必须改革旧军，建立新军。基于这种形势，袁世凯也向盛宣怀建议改革军制，募练新军，并毛遂自荐要当监督。光绪二十一年又上书军机大臣李鸿藻，提出同样意见。六月十二日（8月2日）袁被召见，奉派督办军务处差委。他用钻营请托等手段，并拟订新军营制饷章和聘请外**官合同，请人译撰兵书，博得知兵之名，终于受到权贵荣禄等的激赏，十月二十二日（12月8日）获得到天津小站督练新建陆军的权柄。十一月初一日（12月日），袁世凯至小站接管原定武军4000余人，旋派人选募2000余人，全军共7000人。军队设督练处，袁自领督练官。新建陆军采取德国和日本建制，营制分左右两翼，每翼分统步、炮、马、工程、辎重各兵种；教官多自德国聘任，新式武器多从德国购置，全军一律习洋操，实开中国陆军近代化的先河。袁世凯在军队中大树特树个人绝对权威，通过官禄利诱，严刑峻法，以及灌输封建伦理、升官发财、宿命论等反动思想，很快培植起一批亲信死党，把军队训练成带有浓烈人身依附性质的武装。由于袁世凯作风跋扈，嗜杀擅权，营私受贿，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御史胡景桂对其进行参劾。查办此案的荣禄极力包庇袁世凯，使其度过了难关。经此事，袁越发投靠荣禄，依荣而自固。

次年，清廷以袁世凯练兵有功，晋其为直隶按察使，仍专管练兵事宜。

第三节 出卖维新志士 剿灭义和团

光绪二十四年（1898），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维新派人士发动具有进步意义的变法运动。对此，袁世凯佯为赞成，阴实反对。七月，变法达到**，顽固势力频频密谋破坏。维新派为了将变法进行下去，同时出于对袁世凯的表面认识，乃建议光绪帝召袁进京，结以恩遇，以备不测。八月初一日（9月日），光绪帝召见了袁世凯，擢其为候补侍郎。袁恐引起顽固派怀疑，接连拜谒权贵解释，并探听风声。初三日夜，维新派中最为激进的谭嗣同只身至法华寺见袁世凯，坦率地告以直隶总督荣禄和慈禧太后欲废光绪帝的阴谋，请其竭力相救，否则便向慈禧太后出首，求得富贵。袁世凯正言厉色地表示：“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仆与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皇上于阅兵时疾驰入仆营，传号令以诛奸贼，则仆必能从诸君子之后，竭死力以补救。”当谭说荣禄不易对付时，袁怒目而视说：“诛荣禄如杀一狗耳。”②初五日（20日），光绪帝再次召见袁世凯。当日下午，袁世凯回天津后立即向荣禄告密。次日晨，慈禧太后发动政变①。袁世凯进一步获得慈禧太后和荣禄的信任。十月，荣禄奏设武卫军，以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为“武卫右军”。光绪二十五年五月（1899年6月），袁世凯晋升为工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

六月，袁世凯率军由山东操演行军阵法回到天津，开始组织人员编纂《训练操法详晰图说》，七月进呈御览。该书强调练兵必须把封建宗法思想教育放在第一位，军事训练放在第二位，首次系统地介绍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方略和训练技术，成为清廷以后训练新军的重要军事教科书。

是年底，山东人民掀起的反抗帝国主义教会侵略的斗争已经遍及全省，不久便爆发为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十一月初四日（12月6日），清廷命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他在抵达济南任所的次日，即颁布《禁止义和拳匪告示》，坚决主张剿团保教。由于清廷再三谕令不可一意剿击，袁世凯开始尚未完全采用高压政策，而是严缉首要，查禁瓦解。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十四日（1900年3月14日），清廷实授袁为山东巡抚。五月，直隶义和团大批涌进北京，慈禧太后宣布义和团众为“义民”。俄、英、美、日、德、法、意、奥八国联合侵略军由天津向北京进犯。慈禧太后命袁世凯派兵火速驰援。袁不敢与列强开战，仅派少数人马搪塞。继之，参加“东南互保”，任列强向京津侵犯、屠杀中国人民而不抵御；通饬全省严密保护洋教士和一切洋人，护送到通商各口；保护教会，优恤教民。而对义和团则极端残忍，山东境内团民为其剿灭殆尽。

②《宋教仁集》下册，第496页。

①梁启超：《谭嗣同传》，《戊戌变法》第4册，第52页。

第四节 在直隶推行“新政”

同年十二月（1901年1月），慈禧太后宣布筹办“新政”。光绪二十七年三月（1901年4月），成立督办政务处，推行“新政”。同月，袁世凯提出治国十策，即慎号令、教官吏、崇实学、增实科、开民智、重游历、定使例、辨名实、裕度支、修武备，以“求富”、“求强”。八月以后，在山东开始整饬杂税厘捐，设立银元局，开办课吏馆、校士馆，创立商务总会和大学堂，力行“新政”。九月二十七日（11月7日），经荣禄、奕劻等推荐，晋署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位居各省督抚之上。十月十八日（11月28日），清廷以其“共保东南疆土”，“卓著勋劳”②，加其太子少保衔。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初四日（1902年6月9日），实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袁世凯督直以后，身兼清廷参预政务大臣、会办练兵大臣、办理京旗练兵事宜大臣、督办电政大臣、督办关内外铁路大臣、津镇铁路大臣、京汉铁路大臣、会议商约大臣八大要差，极力迎合清廷，加紧推行“新政”，成为清廷的重要决策者。

首先，增募新军，改革军制。光绪二十八年（1902）修订募练新军章程十一条和募兵格式八条，仿行外国的征兵制度，开始招募新军。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共练成北洋常备军六镇。北洋六镇新军的编练，使袁世凯的兵力骤增至**万人。六镇的军官除第一镇外，皆其嫡系，加之在政界网罗培植的许多党羽，逐步形成一个以袁世凯为首脑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

其次，创办巡警。光绪二十八年四月（1902年5月），袁世凯率先在保定创设警务总局1所，分局5所，开办巡警学堂。七月接收天津时，又将在保定训练好的3000名巡警调进，设南北巡警局，同年冬成立巡警学堂，后又增添马巡、河巡、暗巡和消防队，将巡警制度推广到乡村和铁路，在直隶全省建立起警察网。光绪三十一年，又利用革命党人企图炸毙考察宪政大臣事件，建议清廷设立巡警部，预防革命党人潜伏，维持治安。并推荐亲信徐世昌任该部尚书、赵秉钧为侍郎，控制了警政。

第三，整饬吏治。他饬令道府厅州县一律将所得陋规交公，酌给公费，以杜绝受贿，止官之贪；设立官吏考验处，考验甄别初到和新选新补官员；设立调查处，采访舆论，了解官员政绩，调查案件，以便举劾；设立法政学堂和胥吏学堂，招收候补官员和幕僚入校学习，命未赴任的州县实缺各员先赴日本参观，以开官智。但这些措施根本不起作用，吏治依然**如故。第四，提倡实业。光绪二十八年，袁世凯在保定创立农务局和农事试作场，购买农业机械，聘请日人南原正三指导种植。并附设农业学堂，教授蚕桑种植和糖酒制造。在天津设立直隶工艺总局，作为官办实业的总机关，诱掖奖励全省绅民兴办实业。派人到外国和外省学习工业技术，批准给发明者以专利权。在袁世凯的大力提倡下，直隶近代工商业得到一定的发展。

第五，广兴教育。袁世凯坚决主张废科举，兴学堂，光绪二十八年在保定成立学校司，次年奏请递减科举中额，改学校司为学务处，领导全省教育。饬令该处设置研究所，研究学校编制和教授方法，派员考核官绅办学情况，令各地设劝学所、宣讲所，筹备公款，积极办学；分批派遣人员赴日考察教育，选派留学生赴日学习师范，并捐银2万两表率群僚和士绅出资办学。光绪三十一年，又领衔与其他督抚合词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经其提倡，直隶办学之风大兴，在各省之中成绩名列前茅。

②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的具体日期，尚有几种说法，此说较为流行。

第五节 回籍“养疴”

清末，国内出现了革命和立宪两股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潮流。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秘密组织团体，开展推翻清皇朝、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革命活动，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另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则认为只有君主立宪才能达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目的。他们反对以革命手段推翻清皇朝，提出废除封建**制度，人民参与政权，设立国会和责任内阁，制定宪法，实现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政治的迫切要求。某些官僚也奏请实行立宪。清廷为消弭革命，缓和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在大势所趋下，决定派遣载泽等大臣出洋考察政治。袁世凯对革命运动坚决主张镇压，而对立宪运动却不敢公然反对。光绪三十一年（1905），当立宪的声浪愈来愈大时，他便与周馥、张之洞联名奏请实行立宪。其后立宪的调子越唱越高，力图把自己装扮成立宪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以保住本人地位，进而攫取更大权力，同时抵制革命。光绪三十二年六七月间，考察宪政大臣回国，奏请立宪。袁世凯奉命设立天津自治局，拟定章程，首先试办地方自治。旋入京参加清廷召集的宪政会议，面奏慈禧太后，请改革官制，组织责任内阁。七月，清廷发布上谕，仿行宪政，首先改革官制，以为预备立宪基础，任命袁世凯参预编纂官制。讨论官制改革时，袁世凯力主实行责任内阁制，企图与首席军机大臣奕劻出组内阁，掌握中央政权，实行独裁统治，并借以限制君权，免遭光绪帝将来报复，后因多数官员抵制，未能得逞。会上，一些满族亲贵提出实行立宪必须加强中央集权，削夺督抚权力。对此，他因关系自身利害，大加反对。九月二十日（11月6日），清廷公布中央官制，强调“专责成”，袁世凯被迫于十月初三日（11月18日）上折辞去各项兼职，并交出四镇兵权给陆军部。

光绪三十三年三月二十日（1907年4月2日），清廷改革东三省官制，任命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唐绍仪为奉天巡抚，朱家宝署理吉林巡抚，段芝贵赏布政使衔、署理黑龙江巡抚。此四人均属袁党，是由袁世凯推荐给奕劻的。任命一公布，举朝哗然。三月二十五日（5月7日），御史赵启霖上折参劾段芝贵向奕劻送寿礼10万两，并向其子农工商部尚书载振献歌妓杨翠喜，词连袁世凯。慈禧太后大怒，立即撤销对段芝贵的任命，令醇亲王载沣和大学士孙家鼐查办。袁世凯极力包庇，查证毫无结果，奕劻父子安然无恙，赵启霖竟遭革职处分。参案一结束，袁世凯即与奕劻勾结发起反击，进行报复。他们认为赵启霖上参折系军机大臣瞿鸿禨和邮传部尚书岑春煊所指使，便将矛头指向瞿、岑，掀起“丁未政潮”。首先借机奏请授岑为两广总督，将其排斥出京。继之贿买御史恽毓鼎捏词参劾瞿鸿禨，使瞿于五月开缺。最后又诬蔑岑春煊为康有为、梁启超同党，阴谋要慈禧太后归政光绪帝，蒙蔽慈禧太后将岑开缺。

五月，清廷公布地方官制，谕令官员条陈预备立宪意见。六月十六日（7月25日），袁世凯以日法协约订立，上密折请求“赶紧认真预备立宪”，其实质是企图将铁良和凤山攻倒，夺取陆军部和业已交出的四镇兵权，成立既代君主负责又不对资政院负责的内阁，实行假立宪欺骗人民。3天之后，又奏请派遣大臣前往德国、日本考察宪法，简择王公近支赴英国、德国学习政治、兵备。七月，成立天津议事会和董事会，通令全省以天津为模范，办理地方自治。

袁世凯与奕劻狼狈为奸，结党营私，遭致御史的交章弹劾。慈禧太后疑虑丛生，于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1907年9月4日）免去其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调任外务部尚书、军机大臣。

是年九月，清廷不顾浙江、江苏绅民业已奏准招股修筑沪杭甬铁路的事实，颁发借款修路谕旨，把筑路权送给英国。两省人民痛路权丧失，立即掀起坚拒借款、铁路商办的热潮，争相集款自办。袁世凯以“外交首重大信，议约权在朝廷”①为理由，不准江、浙人民反对。十一月两省代表进京力争，他仍坚持借款筑路，遭到国内舆论的强烈谴责。

光绪三十四年，立宪派人士为了实现真正的君主立宪制度，不满意清政府宣布的“预备立宪”以九年为限，要求在二三年内召开国会。江苏、安徽、北京、直隶、吉林、山东以及八旗士民代表均呈递国会请愿书。袁世凯反对召开国会，阴阻都察院代奏。同时因衔恨于康有为、梁启超和马良密结亲贵排斥自己，挑唆慈禧太后将梁启超组织的立宪团体政闻社加以“煽乱”罪名，勒令解散，从而撕下了他积极倡导立宪的伪装。

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病逝后，3岁的溥仪继承皇位，摄政王载沣监国，执掌政权。新朝优赏军机大臣，袁世凯加太子太保衔。载沣深切痛恨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期间出卖其兄光绪帝，对其贪权置势亦极疑忌，极想把袁除掉。因遭到奕劻坚决反对和军机大臣张之洞劝阻，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1909年1月2日），载沣借口袁患足疾，下令将其开缺，命回原籍休养。袁世凯携眷返河南，最后定居彰德（今安阳市）城北门外的洹上村。表面上过着隐逸生活，实际上时刻准备东山再起。

宣统三年（1911）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党人连克武汉三镇，建立湖北军政府，推举原清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为都督。清廷举朝惶惶，命陆军大臣荫昌督率陆军两镇前往镇压。袁世凯见时机已到，立即活动布置。帝国主义也广造“非袁不能收拾”的舆论。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一向与袁沆瀣一气，此时同时提议起用袁世凯，向载沣施加压力。载沣起初不允，他们便以辞职不上朝议事相要挟，迫使载沣于八月二十三日（10月14日）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袁嫌官微权轻，复奏足疾未愈，不能立即受命。

①《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88，第17页。

第六节 东山再起攫取民国总统

二十八日，袁世凯电奏招募防军1.25万名。次日，电奏段祺瑞、王士珍、段芝贵等北洋高级将领归己指挥。革命形势迅猛发展，湖南、陕西同时光复。载沣被迫再作让步，九月初六日（10月27日）授袁为钦差大臣，节制调遣所有赴援水陆各军。初八日，山西独立，陆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屯滦州，提出速开国会，改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等十二条政纲，清皇朝在迅速崩溃。袁世凯见此，初九日离开彰德，南下视师。十一日，奕劻内阁总辞职，载沣授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着其进京组织完全内阁，仍旧节制调遣原管各军。袁世凯称非国会公举，不敢奉诏。十七日凌晨，他派人在保定暗杀了准备进军北京推翻清室的第六镇统制吴禄贞①，解除了吴禄贞对他的严重威胁，并避免了清廷立即覆亡的危险。次日，资政院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二十六日，袁世凯就任内阁总理大臣。不久又在责任内阁的名义下逼迫载沣辞去摄政王，不再预政，最终夺取清廷政权。

袁世凯出山后即确定了利用革命势力要挟清廷交出政权，以清廷为工具逼迫革命势力就范，最后由自己窃取全国政权的总方略。他对革命势力软硬兼施，又打又拉，主动提出议和，十月十二日（12月2日）同南方达成武汉地区停战3天的协议。十七日，清廷授袁世凯为对民军和谈全权大臣，他即日委唐绍仪为总代表率代表团南下议和。十一月初十日（12月29日）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次日，唐绍仪和南方代表伍廷芳达成召开国民会议公决国体的协议。袁世凯认为孙中山已当选总统，国民会议召集办法于己不利，窃取总统无望，不承认唐、伍达成的协议。十二日，准唐辞职，使议和濒临破裂。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宣誓就职。袁世凯唆使部将冯国璋、段祺瑞等40余名高级将领叫嚣维持君主立宪，反对共和政体。1月3日，南方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通过各部总长，组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袁世凯向伍廷芳提出无理质问，被伍驳得理屈辞穷。14日，唐绍仪探询南方清帝退位后举袁为总统有何把握，孙中山等作了绝对肯定的回答。袁世凯遂下定决心，迫清帝退位。

1912年1月日，袁世凯入宫奏请隆裕太后实行共和。中午出宫行至东华门，遇到革命党人张先培等的袭击，侥幸脱险，从此称病不朝，把逼宫任务交给民政大臣赵秉钧等执行，同时贿买太监小德张恐吓隆裕。26日，又授意段祺瑞等40余名高级将领电奏，指斥载泽、溥伟等亲贵阻挠共和，要求立定共和政体。同日晚，发生革命党人彭家珍炸伤宗社党头子良弼的重大事件，隆裕太后特降懿旨，封袁世凯一等侯爵，以示羁縻。袁接连四次上奏力辞。在此期间，又指使杨度等人组织共和促进会，制造舆论；同时亲自奏请速定国体。隆裕太后万般无奈，终于做出皇帝退位、颁布共和的决定。2月3日授袁世凯以全权，与南方协商清帝退位条件。11日，袁将清帝退位诏旨电达南京临时政府，并表明政治态度，承认“共和为最良国体”，表示“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①。次日，清帝宣布退位。

①张一麐：《心太平室集》卷8，1947年版，第40页。

①一说吴禄贞为良弼派人暗害。

2月13日，孙中山向南京临时参议院辞职，举荐袁世凯自代。15日，临时参议院议决建都南京，一致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但他怕受革命势力挟制，不愿南下就职，指令曹锟的第三镇士兵29日晚在北京东城发动“兵变”，制造拒绝南下口实。南方让步，允其在北京受职。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月底，唐绍仪内阁组成。4月，临时政府和临时参议院迁至北京，南北统一。

第七节 镇压“二次革命” 摧毁共和制度

袁世凯一当上临时总统，即别有用心地下令裁军，借口军饷困难，无法供给，对南京留守黄兴施加压力，迫黄兴辞职。接着便命江苏、湖南、湖北、四川、江西、安徽等省将大部军队遣散，使南方革命武装力量大大削弱，为进一步消灭革命力量作好准备。

不久，袁世凯与内阁总理唐绍仪发生尖锐矛盾。《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国家政体采取内阁制，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必须经国务员副署，方能生效。袁世凯最初提名让老友唐绍仪出任内阁总理，原冀其唯命是从，得心应手。不意唐绍仪接受新思想较快，辛亥革命开始后倾向共和，以后加入同盟会。就任内阁总理又主张与同盟会合作，强调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内阁的责任，时常与袁意见相左。于是袁世凯利用各种手段架空、刺激唐绍仪，促其去职。6月，袁在王芝祥督直问题上蓄意与唐闹翻，坚决反对唐提出让王督直的意见，15日竟擅自将不经内阁副署的任王为南京宣抚使的委任状交王。唐愤而辞职。月底，陆征祥出任总理。内阁有6位总长相继辞职。7月19日，袁世凯提出补充阁员名单，让陆征祥提交参议院，参议院全部予以否决。袁世凯又二次提出补充阁员名单，密令军警使出流氓吓人战术，恫吓议员必须通过，否则将以炸弹从事，武力解散参议院。陆内阁虽然成立，但参议院因陆失职，提出弹劾，陆征祥遂请辞。8月20日，袁世凯任命亲信、内务总长赵秉钧代理国务总理，责任内阁终于失去独立性质，变为袁的附属机关。

8月，副总统兼湖北都督黎元洪与武昌起义的功臣、湖北军务司副司长张振武矛盾激化，欲借袁世凯手诛锄异己，将张振武与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推荐给中央。张、方抵京的次日，黎即电袁，给张、方妄加罪名，请袁予以正法。袁世凯密令将张、方逮捕，并秘密处死。消息传出，引起公愤，袁世凯将一切责任推到黎元洪身上，挑拨黎与革命党人的关系，迫其倒向自己。为了平息舆论，欺骗人民，加强集权统治，拉拢革命党领袖孙中山、黄兴，在枪杀张振武、方维后不几天，袁世凯电邀孙、黄与黎元洪进京，共商国事。黎受各方责难，不敢进京。孙中山、黄兴先后抵京，均受到袁世凯最为隆重的欢迎。孙中山在京一个月，与袁世凯会谈13次。会谈中，袁世凯对孙中山谈的问题皆表示欣然同意。通过会谈，孙、黄被袁世凯所迷惑，宣言愿推袁为正式总统，号召人民给袁以全力支持。9月9日，袁世凯特授孙中山以筹划全国铁路全权。25日，他通电发布八大政纲，并云已取得孙、黄、黎同意，骗取人民信任。

1912年12月，第一届正式国会开始初选，共和党、民主党、由同盟会和其他政党合并而成的国民党展开了激烈竞争。国民党代理理事长、著名政治活动家宋教仁到处发表演说，鼓吹政党内阁，抨击时政。1913年2月复选结束，国民党在参众两院获得多数议席，成为国会中的第一大党。被选为参议员的宋教仁准备出而组阁。袁世凯深恐国民党用和平方法夺去政权，便密令赵秉钧派人刺杀宋教仁，阻止国民党内阁的实现。3月20日晚，宋教仁在上海车站遭受枪击，22日逝世。全国人声鼎沸，国民党人更为愤怒，一致强烈要求查办凶手，严惩国贼。袁世凯贼喊捉贼地当即下令通缉凶手。旋刺宋的要犯应桂馨和凶手武士英皆落网，并搜出应犯与赵秉钧、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往来密电本及函电多件，证明刺宋主谋就是赵秉钧和袁世凯。4月26日，江苏都督程德全将证据公布。袁世凯恼羞成怒，决定武力消灭国民党，为复辟帝制扫清道路。当日夜，命赵秉钧、外交总长陆征祥、财政总长周学熙与英、德、法、俄、日五国银行团签订附有苛刻条件的2500万英镑的“善后借款”合同，筹措战争经费。这笔非法借款遭到新成立的国会和全国人民的同声反对。袁世凯一面进行狡辩，收买统一、民主、共和三党议员合组进步党，对抗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接二连三地下令压制舆论；一面加紧备战，召开军事秘密会议，调兵南下。当一切准备就绪，他气势汹汹地让人传语国民党员：如果国民党敢于“捣乱”，他即举兵征伐，公开叫嚣要对国民党实行武力镇压。6月9日、14日、30日，袁世凯连下三令，将国民党最有实力、反袁最突出的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先后免职，促国民党首先采取军事行动，企图把挑起内战的罪名扣到对方头上。国民党人未及时作出反应，袁世凯继续增兵，进逼江西。7月上旬，孙中山召开会议，决定兴师讨袁，发动二次革命。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宣布江西独立，通电讨袁。接着江苏、安徽、广东、上海、福建、湖南、重庆宣布独立。战端开后，袁世凯命段芝贵、冯国璋分统大军由京汉、津浦线南下，进剿讨袁军。至9月上旬，即将国民党的二次革命平定。

在平定二次革命的过程中，袁世凯勒令解散了江西、广东、湖南三省省议会，10月13日下令拿捕江西省议会议员，**裸地摧残地方立法机关。与此同时，动用反革命专政工具，乱加“鼓吹二次革命”、“私通民军领袖”、“妨害大局”、“袒护逆党”、“煽惑国民”、“诋毁政府”等等罪名，封闭报刊，禁止集会结社，解散政党，随意逮捕处决反对他的人士和议员，剥夺了人民所享有的一切自由权利。

1913年10月6日，袁世凯派军警化装成公民，包围国会，胁迫议员选举自己为总统。经过三次投票，他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10日，在故宫太和殿宣誓就职。

10月14日，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拟出《天坛宪法草案》，基本精神仍是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和责任内阁制等资产阶级的政治原则。袁世凯以其不利于复辟帝制，竟撇开宪法草案，于日提出增修约法案，要求扩大总统职权，打击宪法会议。18日提出宪法公布权属于总统，不属于国会，企图利用公布权将宪法草案扼杀。22日复派遣8个委员出席宪法会议，干涉制宪，遭到宪法会议严词峻拒。25日，袁世凯通电攻击宪法草案，号召各省文武官员群起而攻，予宪法会议第四次打击。31日，《天坛宪法草案》三读通过，提交宪法会议。11月4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籍议员的资格，追缴议员证书、徽章，两次非法取消438名议员资格，占两院议员总数的一半以上。国会因不足法定人数而名存实亡。宪法起草委员会也因此而解散，《天坛宪法草案》流产。

1913年11月26日，袁世凯下令召集政治会议。12月15日政治会议开幕，袁将国会、增修约法问题交付会议讨论。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下令停止议员职务，实际上非法解散了国会。2月3日，下令停办地方各级自治会。28日，下令解散各省省议会。从中央到地方，一切资产阶级的立法、监督、民意、自治机关被其破坏无余。根据政治会议的议决，袁世凯于3月18日召开御用约法会议，制定《中华民国约法》，并于5月1日公布，废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民国约法》以法律形式肯定了袁世凯的独裁统治，为其帝制自为开辟了道路。同日，袁世凯宣布废除国务院，于大总统府设政事堂，负责统一行动，参与审议法令，特任徐世昌为国务卿，赞襄总统政务，对总统负责，在行政方面加强集权。5月8日，成立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在军事方面加强独裁。23日，改变地方官制，在省县之间增设“道”一级机构，各省民政长改称巡按使。26日，停止政治会议，成立咨询兼代行立法院职权的御用机关参政院。6月30日，裁撤各省都督，于北京建将军府，设立各将军名号，规定有督理军政者，在各省开府建牙，未有督理军政者，在将军府任事。

1914年7月，袁世凯动用20余万军队，镇压了为时两年多，纵横豫、皖、鄂、陕、甘5省的白朗领导的河南农民起义。

第八节 复辟帝制自取败亡

是年7月，袁世凯公布文官官秩，分为上卿、中卿、少卿、上大夫、中大夫、少大夫、上士、中士、少士9等，恢复封建时代官制。

9月28日，袁世凯亲率文武百官至北京孔庙祭孔。早在1913年6月22日，袁世凯发布尊孔令，其后屡发告令，制定《崇圣典例》、《祀孔典礼》，规定祀孔礼仪应与祭天一律，借宣扬孔孟之道，攻击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企图从思想上动摇瓦解人民的民主信念，要人民绝对服从他的统治，为复辟帝制服务。这是民国以来第一次祀孔活动。

10月，袁世凯成立直接隶属于大元帅统率办事处的模范团，自兼团长，企图在军队中建立专供自己指挥的特别系统和绝对忠实于自己的军队，排斥陆军总长段祺瑞的势力。

12月23日，袁世凯效法封建皇帝至天坛祭天，为称帝作准备。

同月29日，公布约法会议修订的《大总统选举法》。该法规定，大总统任期10年，得连选连任；参政院认为政治上有必要时，得以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议决现任大总统留任；选举前，大总统推荐3名候选人，选举时，选举会对现任大总统及3名候选人均可投票。此法可使袁世凯成为终身总统，并可造成袁氏家族的总统世袭。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京公使日置益代表日本政府，乘袁世凯阴谋称帝之机，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秘密条款，要求袁接受。袁世凯为争取帝国主义支持，换取一姓尊荣，不顾国家民族利益，命外交总长陆征祥同日置益等进行谈判。5月7日，日本提出最后通牒，要求除第五号日后另行协商外，其余必须速行应诺，否则将执必要之手段。袁世凯甘心卖国，9日将答复书送交日本使馆，满足了日本的要求，并于25日双方正式签约。

对日交涉结束，日本当权人物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对袁世凯称帝深表同情，美、德等国亦热情鼓励，袁世凯认为将来得到国际上的承认已无问题。这时，国内新的农民革命的危机尚未到来，革命党人绝大部分亡命海外，一时不能对之构成直接威胁。为控制稳定全国政局，顺利登上皇帝宝座，袁世凯着重防范反对其称帝的实力派。在中央最有实力的是其昔日的干将、陆军总长段祺瑞。段自被袁削夺陆军部权力后，与袁矛盾逐渐激化，反对袁称帝亦较坚决、露骨。袁世凯玩弄阴谋权术予以排斥打击，迫段于1915年5月辞职（正式免职在8月）。地方实力派多为袁的亲信党羽，但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的实力派则非其嫡系；即使嫡系当中，也有极个别的人如督理江苏军务冯国璋是反对其称帝的。对冯国璋，袁世凯百般笼络、欺骗，使其相信自己无帝制思想。对西南各省，袁世凯除命广东的龙济光监视广西的陆荣廷外，特于1915年2月任命心腹、参谋次长陈宧会办四川军务，率3个北洋混成旅进川，不久改授陈督理四川军务、成武将军，令其坐镇西南，准备随时消灭异己。另外，袁世凯还指使肃政厅发动“三次长参案”和“五路参案”，诱胁以梁士诒为首的交通系官僚政客充当帝制活动的中坚。

经过以上措置，袁世凯认为称帝时机已经成熟，指使杨度组织筹安会，以研究国体何者适于中国为名，公开鼓吹复辟帝制，并秘密组织起一个由内务总长朱启钤、税务督办梁士诒、镇安上将军段芝贵、农商总长周自齐、参政张镇芳等10人组成的班子，作为发动帝制的中枢，同时确定了假借民意公举其为帝的办法，密电各省做好准备。人人知帝制即将复活，举国惶恐。袁世凯却装腔作势，矢口否认，说什么“从来无不亡之朝，帝王末路有求为平民而不可得者。余老矣，将营菟裘于海外，外间纷纭，滋非余意。苟相迫者，余当乘桴浮于海”①。9月2日，筹安会组织所谓公民请愿团上书参政院，请求改变国体，实行帝制。改变国体就是彻底背叛中华民国，袁世凯不得不虚伪地向参政院表示“改革国体”“不合事宜”；然而又说“如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上法”①，授意参政院盗用民意，作为帝制自为的遮羞布和谋叛民国的盾牌。19日，梁士诒成立全国请愿联合会，发动请愿，制造民意。段芝贵等亦联合各军警头目向袁劝进。10月下旬至11月中旬，袁世凯强奸民意，召开所谓国民代表大会，投票一致赞成帝制，并推戴其为“中华帝国皇帝”。12月11日，参政院以国民总代表的名义上推戴书，请求袁称帝。袁世凯为免人讥评，名正言顺地君临天下，当日下达申令，故作谦让，说他从政30年无所“建树”，未有功业“足以称述”；清末曾居要政，“今若骤跻大位”，“于道德不能无惭”；民国初年曾向参议院宣誓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于信义无可自解”，请另行推戴②。下午参政院二上推戴书，为袁世凯歌功颂德，称其有“经武”、“匡国”、“开化”、“靖难”、“定乱”、“交邻”六大“功烈”，“迈越百王”；并为其洗刷了有惭清室、背弃共和的恶名，再请正位登极③。12日，袁世凯申令承认帝位，筹备登极。次日，在中南海居仁堂接受了百官朝贺。15日，册封副总统黎元洪为武义亲王（黎未接受）；日，宣布清室优待条件永不变更；18日，重申满、蒙、回、藏各族人民待遇条件继续有效，下令优礼旧侣耆硕故人，均勿称臣；20日，申令以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为“嵩山四友”；21日，册封军政各界亲信党羽和实权派以公侯伯子男等爵位，争取各方面的支持。同时宣布从速制定宪法和召集立法院，整顿厘卡，永远革除太监和采选宫女，借以表示他的开明，以收拢失散的人心。预定16年元旦登极。

1915年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等举起护国大旗，宣布云南独立，通电讨伐袁世凯破坏共和，背叛民国。袁不思悔改，谋求帝位愈急，于12月31日申令改元，以翌年为“洪宪元年”。16年元旦，将总统府改称新华宫，对内称“中华帝国”，改用“洪宪”纪元，接受百官朝贺，擅自称帝。1月5日，派曹锟统兵从四川和湖南进剿云南护**。其后又命龙觐光从广东经广西进攻云南。云南护**进军四川、湘西，屡败袁军。1月27日，贵州独立。革命党人也在全国各地发动武装起义。再加争取日本的失败和其他列强提出警告，袁世凯被迫于2月23日宣布：帝制活动从缓办理，早正大位文电不许呈递；并通知各国公使，云南事未平以前决不登极。3月15日，陆荣廷宣布广西独立，并消灭了龙觐光的征滇军。冯国璋此时也联合各省将军请速取消帝制。袁世凯知称帝无望，3月20日、21日召集高级官员开会讨论帝制问题，22日发表撤销承认帝制令，发还推戴书，所有筹备事宜立即停止。23日，申令废止洪宪年号，以本年为中华民国五年。他仅仅当了83天闭门天子，即被全国人民赶下了台。

①《临时政府公报·电报》，1912年2月14日。

①张一麐：《心太平室集》“附录”，第2页。

②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257—258页。

③《政府公报·命令》，1915年12月12日。

袁世凯撤销帝制后仍自居总统，妄想继续统治全国。3月25日，他以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三人的名义，致电陆荣廷、梁启超、唐继尧、蔡锷，提出议和。南方表示赞成，四川前线达成停战一周的协议。但袁世凯对议和毫无诚意，时刻准备着消灭护**。人民为了彻底打倒袁世凯，更大规模地举行起义，广东、浙江相继独立，湖南、江苏、安徽、江西、奉天等地反袁斗争的烈火越烧越旺。农民、工人和商人也采取各种形式投入到反对袁世凯斗争的行列。

袁世凯不肯退出历史舞台，继续进行垂死挣扎。4月21日，他宣布实行责任内阁制，公布《政府组织令》，规定国务员辅弼大总统负其责任，国务卿总理国务。5月8日，改政事堂为国务院，幻想以此骗取人民信任。他还派阮忠枢到南方讽劝冯国璋带头，联合未独立各省通电拥袁，向护**示威，并指使内务总长王揖唐公开为其地位问题进行辩护。但袁世凯枉费心机，全国讨袁斗争更加高涨。5月1日两广都司令部成立，誓师北伐，向湖南、福建进军。8月，滇、黔、桂、粤4省在肇庆成立军务院，推唐继尧为抚军长，岑春煊为副抚军长，梁启超等为抚军，发表宣言，拥黎元洪为总统，军务院负责指挥全**政，筹办善后。继之，陕西独立，中华革命军在山东迭获胜利。迫于全国讨袁斗争的大势，袁世凯的心腹、四川将军陈宧于5月22日宣布**，并特别声明与袁断绝个人关系。袁世凯本拟筹措军费，作困兽之斗，于5月29日公布《帝制始末案》，一面推卸罪责，一面威胁反对者。不料同一天，他的另一心腹湖南将军汤芗铭亦被迫宣布了湖南独立。袁世凯见帝制失败，众叛亲离，羞愤交加，原患肾结石立即转为尿毒病，经抢救无效，于16年6月6日上午10时病死。

（谢选骏指出：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露出了六六六的魔影，就像毛泽东76年9月9日死掉——这个巧合还是露出了“六十年风水一个甲子”。袁世凯这个魔头，一再违背自己的誓言，是个典型的河南骗子，贪得无厌、食言而肥的结果，是变成了一只死猪。这个河南人渣，连河南的农民起义都要镇压，和毛泽东出身农民却害死农民数千万类似，真是臭味相投了。据目击者回忆，他死后停尸在中南海的怀仁堂，黑臭的尸水从棺材里流了出来，臭气充满了整个大堂。这是给共产党中国的后清政权，所留下的最为丰厚的遗产。怪不得毛泽东要进住中南海，原来这个湖南人渣喜欢河南人渣袁世凯的尸臭。1976年之后再过六十年，2036年中国将迎来第三次“独夫死”。）

【第三十一章 蔡锷】

第一节 东渡日本习军事

蔡锷，原名艮寅，字松坡，清光绪八年十一月初九日（1882年12月18日）生于湖南邵阳东乡蒋河桥（今邵阳市郊区蒋河桥乡）一个贫苦的农家。父蔡正陵，以种田为生，兼做裁缝；母王氏，辅助劳动，勤俭持家。蔡锷10岁时便读完了四书五经。

光绪二十一年（1895）春，蔡锷未满13岁，由父亲领着去宝庆府城（今邵阳市）参加院试。主考官是学政江标，很赏识他的智慧和文章，将其补为县学生员（秀才）。同年秋，他返回邵阳，从同邑名子樊锥游，被免费收为弟子。在樊锥指导下，他熟读先秦诸子之书，尤好读《韩非子》、《老子》；同时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关心时局，学业大进。

这时，中国正值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民族危机日趋严重，以变法图强为主旨的维新运动在全国兴起。光绪二十三年（1897）秋，湖南时务学堂成立，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唐才常为分教习。在新任学政徐仁铸的举荐下，蔡锷至长沙投考时务学堂，名列第三。其时他还不满15岁，是头班40名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而“在堂每月月考，皆居前列，英气蓬勃，同学皆敬慕之”①。梁启超在学堂大力鼓吹平等、民权学说，他深受影响。曾著文指斥孔子伸君权“流弊无穷”，主张在中国“益之以西人之法”，学习西方的“议院之制”①。又在《湘报》上发表《〈后汉书·党锢传〉书后》、《秦始皇功罪论》等文，揭露历代独夫民贼以及训诂、帖括的“剥民”，造成今日的“无面无祸，无地不祸，无日不祸，其剥愈甚，其受祸更不可拯”②；认为秦始皇的罪过，在“不智民而愚民而已”③。梁启超对他十分赏识，师生自此结下了终身不解之缘。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1898年8月），湖南地方当局选拔学生出洋留学，应试者5000人，蔡锷以第二名入选。不料八月，戊戌政变发生，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谭嗣同等“六君子”殉难，维新运动失败，时务学堂改为求实书院，学生星散，留学事遂成泡影。稍后，蔡锷与同学唐才质、范源濂至武昌，拟入两湖书院求学，亦以原为时务学堂学生而遭拒绝。于是三人东走上海，次年夏考入南洋公学。时值暑假，他们在南洋公学寄居月余，忽接梁启超自日本来信相招，又得到唐才常的资助，于是东渡日本，留学东京大同高等学校。

光绪二十六年（1900），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义和团运动在北方各省蓬勃发展，八国联军大举侵华，攻占天津、北京。在南方，唐才常成立自立会，组建自立军，计划以武汉为中心，在湖北、安徽、湖南等省发动起义。蔡锷参加了自立会，并在起义前夕回国。唐才常以其年轻，派他回湖南捎信予黄①《政府公报·命令》，1915年12月13日。

①唐才质：《追忆蔡松坡先生》，湖南《文史资料》第1辑，1961年10月版。②《时务学堂札记》（1898年春），毛注青、李鳌、陈新宪编：《蔡锷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以下引用蔡锷著作，凡引自该集者，均只注篇名。

③《〈后汉书·党锢传〉书后》（1898年7月）。

忠浩，促响应。策应未果，起义失败，唐才常等被捕遇害。他幸免于难，重返日本。

为实现救国救民的抱负，蔡锷于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决心改习军事。自此他改名锷。光绪二十七年（1901），他以自费进了陆军成城学校。次年七月毕业后，曾以候补生投日本仙台骑兵第二联队实习。十月，又自费考入东京士官学校第三期。因成绩优异，不久改为官费生。

蔡锷在成城、士官学校学习期间，积极参与留日学生的政治活动。光绪二十八年（1902）冬，黄兴、杨毓麟等创办湖南编译社，发刊《游学译编》杂志，他积极协助工作。曾撰《致湖南士绅书》，详细叙述日本明治维新后迅速由弱变强的过程，指出日本强盛的原因“不过纯用西法，而判断决定，勉强蹈厉，稽合国情已耳”。希望湖南当权的士绅们向日本学习，实行改革，对编译社事“提倡赞成，集成巨款”，并认为，“我湖南一变，则中国随之矣！”同年，梁启超在横滨创刊《新民丛报》，他曾入社襄理笔政，并以奋翮生的笔名在该报发表长篇政论文章《军国民篇》。文章写道：中国“今日之病，在国力孱弱，生气消沉，扶之不能止其颠，肩之不能止其坠。奋翮生曰：居今日而不以军国民主义普及四万万，则中国其真亡矣！”又说：人有灵魂，国有国魂，“苟丧厥魂，即陷灭亡”。“故欲建造军国民，必先陶铸国魂。国魂者，国家建立之大纲，国民自尊自立之种子”，如日本之武士道。而中国的国魂是什么呢？他闪烁其词：“欲于四千年汉族历史中，搜索一吾种绝无仅有之特色，以认为吾族国魂，盖杳乎其不可得矣然而吾脑质中，有一国魂在。”显然，他指的就是军国民主义。次年，拒俄运动兴起，他参加了拒俄义勇队，稍后该组织即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

光绪二十九年十月（1903年11月），蔡锷毕业于日本东京士官学校，在100多名毕业生中，他的成绩名列第三。同时毕业者尚有蒋方震、张孝准，均名列前茅，为人瞩目，时有“中国士官三杰”之称④。

④《秦始皇功罪论》（1898年9月）。

第二节 在湘桂训练新军

光绪三十年（1904）初，蔡锷以日本士官学校优秀毕业生的身份由日本返国。这时他刚到弱冠之年，英气勃发，东南各省督抚争相延聘。七月，江西巡抚夏时聘他为江西续备左军随营学堂监督，不久改任材官学堂总教习及监督。十一月，他辞职返湘。次年一月，他应湖南巡抚端方之聘，就任湖南教练处帮办，兼武备、兵目两学堂教官。

光绪三十一年七月（1905年8月），蔡锷在广西巡抚李经羲的再三敦请下，前往广西桂林，就任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并兼随营学堂总理官。八月，又受委为巡抚部院总参谋官。九月，兼任广西测绘学堂堂长。他乘机邀请革命党人谭人凤等入广西活动，共谈国事；又延请他的老师樊锥入幕，恭执弟子之礼。时同盟会已在日本东京成立，黄兴化名张守正来广西活动，蔡锷与之共商革命方略，并曾挂名同盟会。

光绪三十二年八月（1906年9月），清廷在河南彰德举行新军秋操，蔡锷奉令前往观操，被选为中央评判官。秋练结束后，他赴北京考察军事，不久返回广西。三十三年正月，广西创办陆军小学堂，他受委兼任陆军小学堂总办；二月，又兼广西兵备处总办。三十四年三月，他被任命为广西新练常备军第一标标统，自桂林移驻南宁。宣统元年正月（1909年2月），他奉命前往龙州，任讲武堂总办，旋改任监督，将讲武堂迁于南宁。二年夏，复迁往桂林。不久，他擢升为广西新军混成协协统，兼学兵营营长、督练公所三处（参谋、兵备、教练）及干部学堂总办。

蔡锷在广西，历时6年，身兼数职，为在广西训练新军殚精竭虑，煞费苦心。他提出，“广西练兵主旨：一、为求中国独立自由，必须战胜至少一个帝国主义的国家，以此为最高目的；二、为达到此目的，必须全国一致；三、广西必须为把握全国之枢纽，为完成此事，要密切团结内部”①。练兵的爱国、民主色彩是很明显的。而另一方面，为着扎稳脚跟，团结内部，他处世行事，力求稳健、冷静，避免轻举妄动。广西同盟会支部负责人耿毅、何遂持黄兴介绍信前往联系，他也避免直接接触，还招致了一些年轻的同盟会会员的怀疑和不满。

广西新军原拟编练一镇一协。由于经费拮据，宣统二年（1910），蔡锷决定将已练成的一镇缩编为一个混成协。这样，干部学堂培养的200多名军官就难以全部安置。于是，他采取甄别的办法，考核品行，考试汉文，分别去留。结果，合格录取120余人，其中湖南籍占90余人，广西籍仅30余人。广西籍学生为此激愤不平。一些年轻的同盟会会员遂乘机宣扬蔡锷任用私人，偏袒同乡，排斥广西人。立宪派控制的广西咨议局也开会弹劾蔡锷。从而掀起了一场驱逐蔡锷出广西的风潮。蔡锷沉着应付，不加理睬。直到李经羲（时已调任云贵总督）电邀他去云南任职时，他才决计离开广西前往云南。

①陶菊隐：《筹安会“六君子”传》，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5页。

第三节 在云南响应武昌起义

宣统三年二月，蔡锷抵达云南省城昆明，但未立即受到任用。他在待命之暇，伏案著书，辑录曾国藩、胡林翼的治军言论，加撰序言、按语，编成《曾胡治兵语录》一书，作为对新军官兵进行“精神讲话”的材料。他将所选取的语录分为十二章，并在按语中发挥了自己一系列精到的军事见解。蔡锷编辑此书，主要是有感于当时民族危急和清军的**，希望能对新军的训练有所“挽回补救”。

同年六月，李经羲奏准任命蔡锷为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下辖第七十三、七十四两标。时值四川保路运动狂飙骤起，全国革命形势急剧高涨。在云南，同盟会的活动亦有相当的基础，云南陆军讲武堂实际成了同盟会的活动场所，堂长李根源，教官李烈钧、方声涛、唐继尧、顾品珍、李鸿祥、罗佩金等皆为同盟会会员，且多为东京士官学校毕业生。蔡锷“暗中和同盟会保持着联系对讲武堂的革命活动，作了很好的掩护”①。武昌起义爆发后，云南革命党人加紧活动。八月二十五日，同盟会会员唐继尧、刘存厚、殷成献、沈汪度、张子贞、黄毓成等举行第一次秘密会议，策划响应武昌起义。继后，又于二十八日和九月初一、初四、初七连续召开了第二、三、四、五次秘密会议，蔡锷参加了这四次会议。在第四次会议上，与会者歃血为盟，立下誓约云：“协力同心，恢复汉室，有渝此盟，天人共殛！”①在第五次会议上，决定初九日（10月30日）晚12时发动起义，并推蔡锷为起义军临时总司令。

初九日晚8时余，昆明起义提前爆发。蔡锷随即宣布革命宗旨云：“满清**数百年，纪纲不振，政以贿成，四万万同胞如坐涂炭。现在武昌首义，四处响应，皆欲扫除**，复我民权。我辈军人，何莫非国民一分子。与其被疑缴械，徒手待戮，何如持此利器，同起义军，革命清廷，驱逐汉奸，复我河山，兴我汉室之为愈也！”①起义军经过激烈战斗，于第二日中午攻占了五华山、总督署，云贵总督李经羲逃匿，第十九镇统制钟麟同被杀，起义取得了胜利。云南各地，传檄而定。

九月十一日（11月1日），起义军民组织了“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蔡锷被推为云南军都督。军都督府成立后，即向全省声明：起义“宗旨在铲除**政体，建设良善国家，使汉、回、满、蒙、藏、夷、苗各族结合一体，维护共和，以期巩固民权，恢张国力”②。同时发布《讨满檄文》，重申同盟会的纲领。为革新政治，蔡锷设置了军都督府政务会议，订于每星期三照例举行，由省直机关、省议会、参议处各派代表参加，讨论本省重大兴革事项。讨论决定后，由都督下令各单位限期办理。他还通知各单位，根据自身的力量和应办事务的轻重缓急，编制滇省五年政治大纲和办事程限表。这样，使“前清官吏敷衍因循之习，廓除殆尽”③。

①刘达武：《蔡松坡先生年谱》，《蔡松坡先生遗集》卷首第7页，1943年版。①朱德：《辛亥革命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3页。①刘存厚：《云南光复阵中日志》，《云南辛亥革命资料》，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②刘存厚：《云南光复阵中日志》，《云南辛亥革命资料》，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③孙璞：《云南光复军政府成立记》，《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6页。

为了革新政治，蔡锷还采取果断的措施，“更换重要各地方行政官”①。各部、司、局主要负责人，基本上都由同盟会会员和拥护革命的人士担任，撤换了一批**的旧官吏。军队中也起用一批年轻军官，以代替不称职的旧军官。大力整理财政，节约开支。整顿厘税，剔除陋规。精简机构，裁撤冗员。又两次带头裁减薪金。结果，都督蔡锷的薪俸，由原来的600两减为60两，与一个副都督（营长）的薪俸相等。“此时都督俸金之觳，举国未有如云南者也”②。不仅如此，他还将“公费所入，衣食而外，一以佐军，不欲使家有赢余，贫民贫国”③。在他的倡导下，云南上下克己奉公，“廉洁成为一时风尚”④。

云南重九起义胜利后，武汉战事仍然十分紧张。九月十四日（11月4日），贵州宣布独立，但内部派系斗争激烈。十月上旬，四川重庆、广安、万县、泸州先后独立，而省会成都仍然控制在清廷手中，社会秩序混乱。西邻的西藏地区，则有英印政府支持**喇嘛发动叛乱，围攻拉萨等地，进扰西康藏区。在这种形势下，蔡锷于大力整顿云南内政的同时，又先后派遣军队援川、援黔、援藏。九月下旬，援川军组成，向四川进发。接着组织云南北伐军，原拟取道四川赴鄂，后应邀途经贵阳以援黔。1912年夏，又派遣滇军入藏。这些军事行动，对于支持武昌革命政权，发展全国革命形势，以及抗御英人侵略，镇压西藏叛乱，均起了一定的作用。

①周钟岳：《云南光复纪要——建设篇》，《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第49页。②蔡锷：《滇省光复始末记》，曾业英编：《蔡松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29页。③周钟岳：《云南光复纪要——建设篇》，《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第51页。④《劝捐军资文》（1912年2月）。

第四节 对袁政权的幻想

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逐步窃取了国家政权。在这个过程中，蔡锷对袁世凯的认识和态度经历了曲折的变化，在他的政治生活中走过了一段弯路。

“南北议和”是袁世凯窃取国家政权的一个重要步骤。在南北议和中，蔡锷对袁世凯是有所警惕并反对议和的。1912年1月20日，他致电孙中山、黄兴及各省都督说：“我军乘此朝气，何敌不克？乃甘受袁氏之愚，一再停战！旷日太久，糜饷劳师。试问彼于停战期内，西侵秦、晋，南攻颍、亳，朱家宝又已纵兵寿州，我再株守议和，大局必为所误。伏乞大总统赫然震怒，长驱北指，直捣虏廷。”1月26日，又致电孙中山、黎元洪及各省都督说：“现民国中央政府已成立，大总统已举定，民主、君主问题无复有研究之价值。此其一。国民会议，袁世凯欲于北京开议，又欲各省州县皆举代表，无非为狡展播弄之地步，以充彼战备，懈我军心。此其二。主张共和，殆全国一致，所反对者惟少数之满清奴隶耳。设开会议而坠袁之狡谋，定为君主国体，则各省必不肯承认，战祸终无已时。此其三。中国此时仍拥戴满清为君主，固理所必无，即别以汉人为君主，亦事势所不容。故君主国体为中国今日所万不能行，必强留存此物，将来仍难免第二、三次之革命。此其四。唐使（绍仪）签订之约，而袁不承认，方在停战期内，而北军袭取颍州，进攻陕州，在清廷亦并未决心和议。此其五。故此时直无和议可言，惟有诉诸兵力耳。至作战计划，孙、陈各都督所见甚伟，滇处僻远，未便遥度，惟有简率精兵，结联黔、蜀，长驱伊、洛，期共戮力中原。”⑤反对妥协议和的态度是明确而坚定的，对南北议和后形势的预计也大体是正确的。

但是，当南北议和告成，袁世凯当选为临时大总统之后，蔡锷却转而拥戴起袁世凯来了。究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由于袁世凯业已由临时参议院合法地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另一方面，也是同他渴望国家统一富强和对袁世凯抱有幻想分不开的。1912年4月11日，他致电北京全国联合进行会及上海各报馆说：“我国政体确定共和，惟幅员辽阔，统一匪易。此时有能挈五族为一家者，敝省无不服从，以期民国早日成立及袁公受职，敝省复肃电奉贺，非徒表欣戴袁公之意，实亦喜统一国家之成也。”4月26日，他又发出通电称：“总统就职，宣布共和，薄海欢欣，喁喁望治。乃匝月以来，内则遍地皆伏危机，外则列强尚未承认。究其原因，皆由全国省自为谋，未能统一之故。”又说：“吾国势分力薄，积弱已久，全国士大夫皆思建造一强固有力之国家，以骤跻诸强之列。然政权不能统一，则国家永无巩固之期。在大总统维持全局，或不欲骤与纷更；然大权所在，不能不收集中央，以图指臂相联之效。”①渴望国家统一、强盛，这表明了蔡锷一贯的爱国思想；但是，他把希望寄托在封建买办势力的代表袁世凯身上，则不仅仅是一种幻想，而且恰恰迎合了袁世凯加强封建**统治的需要。

其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民主派曾企图借南京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共和制度来限制袁世凯，要求袁世凯到南京就职，并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而袁世凯却坚持要建都北京，并且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如具文。在这场斗争中，蔡锷是支持袁世凯的。1912年3月6日，他致电孙中山、袁世凯、黎元洪及各省都督说：若建都南京，“北边形势当为之变迁，恐遗孽有乘虚窃踞之虞，而强邻启蹈隙侵陵之渐，黄河以北沦入毡裘，甚非国民之利。尚望早定大计，建都燕京，可以控御中外，统一南北，大局幸甚”。

民国成立后，各政党社团林立丛生。蔡锷从国家统一出发，曾参加统一共和党，并被推为总干事。在国家内忧外患的条件下，他认为国权为民权的保障，主张加强国权。他说：“本党主义，务以国家为前提天赋人权之说，只能有效于强国之人民，吾侪焉得而享受之？”强调“国权为拥护人权之保障，苟国家能跻于强盛之林，得与各大国齐驱并驾，虽牺牲一部之利益，忍受暂时之苦痛，亦所非恤”①。这种偏重国权、轻视民权的观点，在当时显然有利于业已篡夺政权的袁世凯。

正因为这样，当宋教仁酝酿把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等合并改组为国民党时，蔡锷首倡军人不党主义，进而倡议解散各党，并声明脱离统一共和党。1912年6月28日，他发出通电说：“现在政党林立，意见纷歧，水火争持，党同伐异，或徇个人之攻击而忘国家、政党之利未收而害已毕见。鄙意先将现时组织之各党自行解散，另结合政见相同之健全分子，以先立雏形，而不必急求党务之扩张，以至于破碎冲突。”8月12日，他又一次通电说：现时政府兀臬，国本动摇，“实因政党为之厉阶锷初不察，亦尝预闻党事。今默察时局，熟审国情，窃谓此时以讨论为重，而不必强于主张；以培养为先，而无庸急于号召，较为得之。若广召党员，坚持党见，究之利也而不胜其敝，有也而反不如无。今海内大党，无出同盟会、共和党、统一共和党数者。锷妄不自揣，愿与各党诸君子首倡解散之议，以齐民志，而定危局。前锷为同人敦迫，勉厕党籍，今谨宣告脱党，诚不敢隐忍瞻徇，致贻国家之祸”。矛头显然是指向同盟会、国民党的。

1913年3月20日，袁世凯派人刺杀了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4月，又向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举行“善后大借款”，准备发动内战。孙中山和一部分国民党人决定武装讨袁。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二次革命”爆发。7月15日，黄兴在南京组织江苏讨袁军。接着，广东、福建、湖南、重庆纷纷宣布独立。蔡锷对反袁的“二次革命”是持反对态度的。7月17日，他向袁世凯、黎元洪及北京政府发出“急电”说：“昨准参部寒、删两电，知赣事已决裂。积年痈毒，趁此一决，未始非福惟恳分饬皖、宁严防分窜，一面添重兵驰赴战地，分头截剿，早日扑灭，以免星火燎原。”8月，熊克武在四川重庆宣布独立，他遵照袁世凯的指令，派兵入川会剿；只是由于“二次革命”很快失败，他的部队才没有与反袁军直接冲突。事后，他还对国民党横加指责，说什么“暴烈派以破坏为事，苟可以达其目的，即牺牲全国而不恤。然其进锐，则其退速。今已一落千丈矣，其剿绝易易也”②。

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将在西南地区拥有重兵的蔡锷调往北京。

①《致袁世凯黎元洪黄兴及国务院电》（1912年4月26日）。

②《在统一共和党云南支部会上的演讲》（1912年5月上旬）。

蔡锷离滇前，在滇军营以上军官会上发表讲话说：“现任总统袁世凯原是我们的政敌，戊戌那年，由于他临时告密，我们的师友有的死，有的逃，现在想起来犹有余痛。但衡量中国现在的情势，又非他不能维持。我此次入京，只有蠲除前嫌，帮助袁世凯渡过这一难关。”①10月4日，他到达北京，受委为陆军部编译处副总裁。11月，任政治会议议员。次年5月，任参政院参政。6月，加昭威将军名号。7月，任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办事员。12月，又被任命为全国经界局督办。他尽力职守，颇思有所作为。他特别热心于改革军事教育，曾邀集留日士官同学蒋方震、阎锡山、张绍曾等11人组织军事研究会，研讨战略战术。又修订了早年在广西起草的《军事计划》一书，贡献给袁世凯，作为国防计划的纲要。在该书中他提出：立宪制度和义务兵役制，是新国家赖以行进的“两轮”或“两翼”，“而二者之间，尤有至深至密之关系”。由此，他把军事改革与政治改革联系在一起，主张给农民以“土地所有权”，使其能“自由之劳动”；给市民以“自治权”；同时教育贵族爱国家，破除特典、特权。他兼任全国经界局督办后，对经界局事务也作了详细的规划，并在短期内主持完成了《中国历代经界纪要》和《各国经界纪要》两书。但是，他把富国强兵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则只能被严酷的现实所粉碎。

①《在云南进步党支部欢送会上的演讲》（1913年10月初）。

第五节 发动反袁的护国战争

蔡锷在北京任职期间，正是袁世凯对内实行独裁、复辟帝制，对外大举卖国、换取帝国主义支持的时期。1913年11月4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次年1月10日，解散国会；5月1日，废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随后又陆续恢复前清官制，“民国”成了块空招牌。1915年1月，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袁竟于5月9日宣布承认；8月14日，更指使杨度、孙毓筠等组织所谓“筹一国之治安”的“筹安会”，公然鼓吹“君主实较民主为优”；9月19日，又有梁士诒等组织“全国请愿联合会”，要求“变更国体”。一场复辟帝制的丑剧从此紧锣密鼓开台。

面对着国家危于累卵、群魔乱舞的紧迫局面，沉着、机智的蔡锷，冷眼旁观，积极思考。对外来侵略，他毫不含糊，坚决主张抵抗。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后，他在参政院发表了一个多小时的演说，激昂慷慨，要求拒绝“二十一条”，下定最后作战决心，并制订了对日作战计划②。对袁世凯的帝制复辟活动，他一方面认识到“此事关于国家前途甚巨，颇属危险”①；一方面则表面不动声色，暗中筹划对策，伺机行动。

“筹安会”发表成立宣言后第二天，蔡锷就乘晚班车去天津，会见梁启超，彻夜筹划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此后，他一方面与梁启超保持密切联系，一方面与云贵军政人员密电往来，互通声气，嘱令他们“稳静”、“慎重”从事，“加意布署镇慑”②，并促戴戡赴京共同策划。他还密派专使分赴广西、湖南、广东进行联络，与在美国的黄兴也取得了联系。而在公开场合，蔡锷则把自己装扮成帝制运动的拥护者和胸无大志的浪荡公子。8月25日，袁氏爪牙执赞成帝制题名录前来统率办事处试探，他即带头签名表示拥护①。与此同时，他常涉足京中八大胡同妓院，与名妓筱凤仙结萍水姻缘，佯装寄情声色，由此引起夫妻不和，打闹不休。他乘机将母亲、夫人和孩子送回湖南。

蔡母及蔡夫人离京后，袁世凯密派便衣特务闯入蔡锷住宅，翻箱倒柜，检查信件电报，无所获。蔡锷严词抗议。袁故作姿态，饬军警捕拿“盗犯”，并从监狱中提出几名罪犯加以处决，以资掩饰。至此，蔡锷决计秘密逃出北京。

蔡锷逃出北京，转赴云南，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他以患病为借口达到逐步脱身的目的。1915年10月下旬，他呈文袁世凯说：“锷于本月初忽患喉痛，因连日从公，未甚留意，迁延日久，病势加剧。近则红肿异常，言语失调，饮食亦为之锐减。迭经医治，未见痊可。现就西医诊视，据云肺胃积热，兼有外感，亟宜避风少言，医药始能收效等语。拟自本月二十九日起，请假五日，以资静摄。”袁批示：“准予给假五日。”②

②李文汉：《关于蔡锷的几点回忆》，《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1979年版。①李文汉：《蔡公松坡年谱》，云南嵩明县教育局1943年石印。

②《致刘显世电》（1915年8月20日）。

①见1915年8月下旬致唐继尧、刘显世、黄永社等各电。

②《关于帝制问题的签名》（1915年8月25日），曾业英编：《蔡松坡集》，第813页。11月中旬，他再次呈文袁世凯，以“病体未痊”为由，“拟请续假一星期，赴津就医”。袁批示“准予续假七日，俾资调理。”③他到天津后，与梁启超作了进一步的筹划。11月22日，又向袁世凯呈文，说“假期已满，病仍未愈”，请“准予续假三月，俾得迁地疗养。并请派员代理，免旷职务”。袁批示：“着给假两月。”①11月末，他第四次呈文袁世凯，说自己“病根久伏，殊非旦夕所能就痊。而北地严寒，亦非孱弱之躯所能耐，一交冬令，病势益加。惟有移住气候温暖地方，从容调养，庶医药可望奏功”。明确要求“航海东渡，赴日就医，以期病体早痊”。袁批示：“一俟调治就愈，仍望早日归国，销假任事，用副倚任。”②于是12月2日，他便在戴戡陪同下，乘日商山东丸东渡日本。离津前，他与梁启超诀别说：“失败就战死，绝对不亡命；成功就下野，绝对不争地盘。”③蔡锷抵达日本后，在黄兴所派张孝准、石陶钧等的接应下，秘密前往神户，然后迅速换乘另一艘日轮，经吴淞口南下香港，复取道河内直奔云南。与此同时，他请石陶钧带着自己的行李去别府箱根，作就医状；并准备了多封亲笔信，让石间日寄一封信给北京袁的亲信唐在礼等人，逐日报告游历状况和养病情形，以掩饰行踪。不久，袁世凯获悉蔡锷潜赴云南，大吃一惊，立即电令蒙自关道周沆和阿迷县长张一鲲，伺机狙击或捕杀。但在唐继尧之弟、警卫团长唐继虞的迎接和护送下，袁的阴谋未能得逞。

1915年12月19日，蔡锷历尽艰险，安全抵达云南昆明。时滇军反袁情绪十分热烈，中下级军官已开过三次秘密会议，酝酿武装讨袁。原国民党骨干分子李烈钧、程潜、熊克武等亦先后来滇，共同策划反袁战争。12月21、22日，在蔡锷、唐继尧的主持下，又联合召开了第四、五次会议，决定立即发动反袁护国战争。12月23日，便以云南将军唐继尧、巡按使任可澄名义，致电袁世凯，要求取消帝制，惩办帝制祸首，限25日上午10时答复④。同日，蔡锷与唐继尧、任可澄、刘显世、李烈钧、戴戡联名将前电通告各省。次日，他又与戴戡联名致电袁世凯，“为最后之忠告”，要求袁“于滇将军、巡按所陈各节，迅予照准，立将段芝贵诸人明正典刑，并发明令，永废帝制否则，土崩之祸，即在目前，噬脐之悔，云何能及！”①但是，袁世凯不听“忠告”，到期拒不作答。于是，12月25日，正式宣布云南独立，武装讨袁，护国战争爆发。

③《政府公报》1915年11月2日。

①《政府公报》1915年11月21日。

②《政府公报》1915年11月27日。

③《政府公报》1915年12月3日。

④《与梁启超的谈话》（1915年11月）。

①《护国运动期间唐继尧等文电一组》，《历史档案》1981年第4期。

第六节 亲赴前线指挥作战

云南独立后，迅即组织了讨袁护**和护**云南都督府，蔡锷任护国第一军总司令，唐继尧为云南都督。稍后，又组织护国第二军、第三军，分别以李烈钧、唐继尧（兼）为总司令；另组挺进军，以黄毓成为司令。计划第一军出蜀，第二军入桂，第三军留守，挺进军相机行动。16年元旦，护**在昆明誓师，蔡锷会同唐继尧、李烈钧发布誓词：“以告国人，并自申警：一、同人职责，惟在讨袁。天助吾民，幸克有济，举凡建设之事，当让贤能，以明初志。个人权利思想，悉予铲除。一、地无分南北，省无论甲乙，同此领土，同是国民。惟当量材程功，通力合作，决不参与地域观念，自启分裂。一、倒袁救国，心理大同。但能助我张目，便当引为同志。所有从前党派意见，当然消融，绝无偏倚。一、五大民族，同此共和。袁氏得罪民国，已成五族公敌。万众一心，更无何种种族界限。”②蔡锷第一军下辖四个梯团，每梯团各辖两支队，总兵力约7000人。时袁世凯调到四川的北洋军，有曹锟第三师、张敬尧第七师、李长泰第八师，加上四川将军陈宧所率伍祥祯、冯玉祥、李炳之3个旅，总数不下3万人。但护**士气高昂。面对强敌，蔡锷沉着指挥，周密规划：遣第一梯团长刘云峰率邓泰中、杨蓁两支队为先遣队，出昭通，取叙府（今宜宾），为左翼；派第二、三梯团长赵又新、顾品珍分率董鸿勋、何海清、禄国藩、朱德四支队，经永宁，进泸州，为中路主力；而以第四梯团长戴戡率熊其勋支队，并由殷承献率华封歌支队协助，取道贵州松坎，攻綦江，进规重庆，为右翼。1915年12月27日，刘云峰所部先遣队出昭通向川边移动。19年1月14日，蔡锷亲率赵又新、顾品珍两梯团从昆明出发。1月21日，先遣队攻占叙府，川、黔动摇。1月27日，贵州宣布反袁独立。2月2日，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在纳溪宣布独立，响应护国。随后，蔡锷督中路护**与刘存厚师会攻泸州，同时加强右翼戴戡等部对綦江方向的攻势。2月，护**与敌军在纳溪、棉花坡一带展开激战。2月23日，蔡锷带病亲赴纳溪前线，直接指挥战斗。2月28日，护**发起总反攻。战斗激烈艰险，叙府得而复失，纳溪三易其手。由于弹药不继，士卒疲累，乃于3月7日撤出纳溪，退往永宁大洲驿，“盖将休兵以图再举”①。

蔡锷退驻大洲驿后，将司令部设在永宁河中的一条大船上。部队经过一番休整，士气高涨。适3月15日，广西宣布独立。于是3月17日，蔡锷下令分三路大举反攻：中路顾品珍梯团，攻取茶塘子高地；左路何海清支队及刘存厚部，进驻和丰场、牛滚场一带；右路赵又新梯团朱德、金汉鼎两支队，由白节滩向纳溪推进，扫清长江南岸之敌。护**连日激战，大获胜利，先后攻占江安、南溪等地，3月23日重新夺回纳溪。随后仍退回原地。经此次战役，北洋军在川精锐损伤殆尽，再也无力组织进攻，被迫与护**停战议和，川南战事遂成胶着状态。

在护**的沉重打击与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下，袁世凯被迫于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但仍以“大总统”自居。蔡锷与唐继尧等立即发出通电，不仅不承认袁仍为总统，而且要求对袁进行审判。这时，全国各地反袁斗争形势继续高涨，袁党内部也日益分崩离析。4月6日，广东宣布独立。4月12日，浙江宣布独立。5月8日，南方滇、黔、桂、粤等省在广东肇庆成立护**军务院，推唐继尧为抚军长，蔡锷等为抚军。5月9日，陕西宣布独立，22、29日，四川、湖南也相继宣布独立。6月6日，袁世凯在众叛亲离声中，忧病身亡。以反袁称帝为宗旨的护国战争随之胜利结束。

还在护国战争结束前，蔡锷的病况因军务劳顿，日形加剧。紧张的战事结束后，他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他多次请求辞职养病，未获允准。6月24日，北京政府任命他为益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6月28日，他由永宁出发，经大洲驿、纳溪，于7月1日到达泸州。7月6日，北京政府复任命他为四川督军兼省长。这时，他的喉病“经德医施治后，肿痛更剧，声音全失，精神萎顿，饮食骤减”。但四川军政各方“并力劝驾赴蓉，接前敌将士及各属绅民函电，亦纷纷请求速西上就任”。于是，他于7月21日离开泸州，29日到达成都。

蔡锷到达成都后，带病坚持工作，很希望有所作为。他大刀阔斧地整编在川军队，统一财政收支，并制定军队、官吏奖惩条例。但病势日重，实在无法坚持工作。于是再三电请辞职治病，并保荐罗佩金代理川督，戴戡代理省长兼会办四川军务。8月7日，获准给假两月。8月9日，即离成都东下。8月28日，到达上海。梁启超“会着他，几乎连面目也认识不清楚，喉咙哑到一点声音也没有，医生看着这病是不能救了”①。尽管如此，他还为梁启超的《盾鼻集》作序。然后东渡日本，入九州福冈大学医院治疗。离沪时，黄兴特为送行。不意10月31日，黄兴竟病逝于上海。他闻耗悲痛欲绝，于病榻作挽联一副云：“以勇健开国，而宁静持身，贯彻实行，是能创作一生者；曾送我海上，忽哭君天涯，惊起挥泪，难为卧病九州人。”②16年11月8日凌晨，蔡锷病情严重恶化，自知不起，口授随员，遗电四事：“一、愿我人民、政府协力同心，采有希望之积极政策；二、意见多由争权利，愿为民望者以道德爱国；三、此次在川阵亡及出力人员，恳饬罗督军、戴省长核实呈请恤奖，以昭激劝；四、锷以短命，未克尽力民国，应行薄葬。”②延至上午四时，不幸逝世。

蔡锷的逝世，引起了举国上下的悲痛。孙中山特撰挽联云：“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②②《致袁世凯电》（1915年12月24日），曾业英编：《蔡松坡集》，第851页。①《告全国同胞书》（1916年1月）。

①《护国岩记并铭》（1916年6月），曾业英编：《蔡松坡集》，第1176页。②《哭黄克强》（1916年11月初）。

（谢选骏指出：反对袁世凯的起义，使得蔡锷一举成名，这就是所谓“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二次革命不能惊醒麻木的废垃，但是这次反对帝制的起义却可以了。这不是由于什么人民的觉悟，而是由于称帝使得北洋集团内部分裂了——狗官们失去了向上狗爬的登顶希望、各路军阀失去了割地自大、为非作歹的机会，所以他们暂时不想镇压废垃了。）

【第三十二章 程长庚 谭鑫培】

第一节 程长庚

程长庚，谱名闻檄，字玉珊，也作玉山，堂号“四箴”，安徽省潜山县河镇乡程家井人，清嘉庆十六年十月初七日（1811年11月22日）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幼年进徽调科班学戏，习老生兼净，对其他行当也很留心。由于他勤学苦练，加上悟性较高，进步很快。出科后在戏班中搭班演唱，在当地有了一点小名气。道光年间，程长庚到北京搭班演唱，其后入三庆班。当时，北京的舞台上，昆曲和京腔已经衰微，徽班称盛。其中以三庆和四喜、春台、和春名声最大，被称为“四大徽班”。徽班演员的唱腔重二黄调，在北京流传过程中，不断地吸收秦腔、京腔、昆曲等剧种的特长。嗣又因湖北汉戏演员搭入徽班，他们擅长西皮调，使与二黄调进一步交融，为北京皮黄剧（即后来称为京剧）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程长庚就是以他卓越的艺术成就被誉为“京剧开基创业的大师”。

程长庚的蜚声剧坛，是和他执着于戏剧艺术和勤学苦练分不开的。相传，他初到京演出，第一场打炮戏就唱砸了，观众喝了倒彩，这无疑对他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但是，他并没有因而气馁，而是更加发奋，经人介绍，入保定著名的昆曲科班和盛成再次坐科。在三年的科班学习中，程长庚一丝不苟，从唱、念、表演到发音吐字，都认真对待，刻苦练习。他嗓音宏亮，音调高，但唱来发飘，不够厚重坚实。为此他用心钻研，孜孜不倦地苦练，虚心向人请教，终于练成了独具一格的“脑后音”的唱法，艺技精进。回京城演出后，一日，应某权贵堂会，在座者皆达官贵人，程长庚演《文昭关》，饰伍子胥，“冠剑雄豪，音节慷慨，奇侠之气，亢爽之容，动人肝膈，座客数百皆大惊起立”②，由此誉满京城。道光末年，他已是三庆班的班主和首席老生。咸丰年间，程长庚带三庆班进宫为咸丰帝演出，受到称赞，被赏五品顶戴，任内廷供奉，领戏曲艺人团体“精忠庙”会首，总管三庆、春台、四喜三大徽班。艺术的发展需要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程长庚融合徽调和汉调，并吸收昆曲、京腔、秦腔等剧种的剧目、曲调和表演方法，经过自己的创造，形成了一种体系。不论皮黄、昆曲、文戏、武戏，他都能演，剧目丰富，戏路很宽。老生本工戏以外，还演武生戏、小生戏、花脸戏等。即如老生靠把戏，五种颜色靠把戏的角色，他都能演，红靠戏能演《战太平》的花云，黄靠戏能演《风云会》的赵匡胤，绿靠戏能演《战长沙》的关羽，白靠戏能演《镇潭州》的岳飞，黑靠戏能演《白良关》的尉迟敬德。

作为表演艺术家，程长庚很重视塑造人物形象，对角色的性格、身份体察入微。他对唱、做、念、打“四功”和手、眼、身、法、步“五法”并重，善于运用这些表演技术来表现人物，一举手，一投足，都注意符合所扮角色的性格，不仅形似，而且能传神。所以“一经登场，不啻现身说法”，“为大臣则风度端凝，为正士则气象严肃，为隐者则其貌逸，为员外则其神恬”，“能令观者如对古人，油然起敬慕之心”①。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杰作是《文昭②《蔡松坡先生荣哀录》，联语第1页，民国石印。

①朱书绅编：《同光朝名伶十三绝传略·程长庚传》；陈澹然：《异伶传》。关》的伍子胥、《战长沙》的关羽、《群英会》的鲁肃。

程长庚精于唱工，注意吸收昆剧的吐字发音，讲求字正腔圆，不以花哨取巧。他的嗓音叫“脑后音”，初唱时似乎有些吃力，带有涩味，渐渐平坦甘润，抑扬吞吐，高低宽窄，一任其意。唱腔“于高亢之中，别具沉雄之致”，跟有的演员徒以调高声宏取胜，而欠缺韵味回音的唱腔迥然不同。当时有人把他的唱腔与唐代诗人杜甫的诗风相比，形容为“天风海涛，金钟大镛”①。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程长庚在唱腔上不单是唱声，更重要的是在于唱情，以声传情，声情交融。他生活在中国已经沦为半殖民地的时代，亲身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目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种种侵略活动，忧时感世，“愤欲绝”②，表现出一个爱国者的民族义愤。他的唱腔也因之更加高亢雄壮，慷慨愤激，能够使“闻者泣下”。程长庚在这方面的造诣，是京剧界一致称道的。

程长庚能演的戏很多，除了演《战樊城》、《长亭会》、《文昭关》、《鱼藏剑》、《镇潭州》、《捉放曹》、《击鼓骂曹》、《群英会》、《华容道》、《战长沙》等经常叫座、历久不衰的戏外，且注意上演新编的连台本戏。他主持的三庆班里有一位老生演员叫卢胜奎，擅长编写剧本，全本三国戏自《马跳檀溪》至《取南郡》共40出，就是出自他的手笔。在《群英会》中，程长庚饰关羽和鲁肃（有“活鲁肃”之称），小生徐小香饰周瑜（有“活公瑾”之称），卢胜奎饰诸葛亮（有“活孔明”之称），花脸黄润甫饰曹操（有“活曹操”之称），武生杨月楼饰赵云（有“活赵云”之称），其他角色也无不配搭匀称，氍毹之上，俨然三国人物斗奇争胜。清人沈蓉圃的“同光十三绝”画像中，列入的即有程长庚、徐小香、卢胜奎、杨月楼4人。京剧在形成时期，著名的老生演员除程长庚外，还有余三胜和张二奎。

这三位演员在唱腔和表演艺术上各具特色，各有独到之处，形成了老生三种流派。程长庚高亢沉雄，肃穆凝重，唱、念多徽音，被称为徽派。余三胜圆润流利，苍凉悲壮，以汉调西皮为特长，唱、念为湖广音，被称为汉派（或余派）。张二奎实大声宏，雍容华贵，唱、念运用北京字音，被称为京派（或奎派）。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奎由于他们的艺术成就，时人称之为老生“三杰”，又称“三鼎甲”。

程长庚声誉既高，演戏依然极为认真，不马虎敷衍。他对别的演员也严格要求，演出时如有失误，退场后随即指出，当面规劝。但其为人宽厚，从不当场奚落讪笑，使人难堪，故被赞誉为有戏德。他虽享有盛誉，却不拿架子、不争角色，配角也演。花脸何桂山演《白良关》，饰尉迟敬德，程长庚给配“小黑”尉迟宝林。小生徐小香演《监酒令》饰刘章，他给配陈平。他认为演剧以戏为重，主角和配角都是演戏，好比红花绿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对于三庆班，程长庚管理井井有条。他要求纪律严明，不容班里的人有所违犯，而自己也以身作则。如规定不许演员单独应“外串”③，他就严格遵守，曾说：“我若应外串之召，自谋诚为得计，其如本班众人何？”①

①陈彦衡：《旧剧丛谈》。

②吴焘：《梨园旧话》。

③陈澹然：《异伶传》。

①外串，即本班演员另在他班应活演出。

每次演出，程长庚都提早来到戏园，亲自安排演出的各项事务，做到后台没人随便谈笑喧哗，前台除执事人外，无一人搴帘外出，秩序井然，有条不紊。此外，他还革除梨园界的一些陋习，如废除戏开演前演员在台上“站台”①。班里的人对程长庚都很敬重，他也很爱护戏班和同人。凡同人生活上有困难，他总是慷慨相助。按封建皇朝制度，凡帝、后死，称“国丧”。在“国丧”期间，城内戏园禁止演出，只准在外城茶馆、饭庄清唱。同治帝死时，程长庚为了维持同人的生活，每日带领全班到外城清唱，所得收入归全班使用，从不多取分文。晚年，程长庚衣食丰足，但仍不时登台演出，友人劝阻，他感叹地说：“某自入主三庆部以来，于兹数年，支持至今日，亦非易易。某一旦辍演，全班必散，殊觉可惜！且同人依某为生活者，正不乏人。三庆一散，此辈谋食艰难，某之未能决然舍去者，职此故者。”②在当时人的印象里，程长庚以谨饬严正著称，一生专心戏曲事业。演戏历来被视为“贱业”，但他却不以此自贱，虽权贵亦不屈。王府、贵官曾屡次传召程长庚演堂会，他一概拒绝。有一次都察院团拜，要程长庚演堂会，他因不从而被强行绑走。当他知道点的剧目是《击鼓骂曹》时，才破例应允。他饰祢衡，肉袒击鼓，气概激昂，指堂下怒骂：“方今外患未平，内忧隐伏，你们一班奸党，尚在此饮酒作乐，好不愧也！”，“骂罢而唱，唱罢而骂，发目皆动”，使得台下达官贵人狼狈不堪。④光绪五年十二月十三日（1880年1月24日），这位为京剧奠定基础作出重大贡献的艺术家因病辞世，享年69岁。他生前很重视京剧人才的培育，曾创办三庆科班。杨月楼是张二奎的徒弟，程长庚对他很器重，将他吸收进三庆班，传授艺术。后杨月楼继其为三庆班主。著名老生谭鑫培、汪桂芬、孙菊仙也都出自他门下。他们继承程长庚等老一辈的表演艺术，又加以创造发展，形成各具特色的流派，被称为京剧老生“新三派”。

①吴焘：《梨园旧话》。

②站台：戏开演前演员在台上站立，供台下观赏，还须陪达官富豪看戏。

第二节 谭鑫培

谭鑫培，名金福，以字行，因堂号“英秀”，又以英秀称之。湖北省江夏县人，生于清道光二十七年三月初九日（1847年4月23日）。父谭志道，演老旦兼老生，擅长演悲剧人物，调门高而嗓音尖，观众给他起个外号叫“叫天儿”。谭鑫培艺名“小叫天”，即沿父而起。

谭鑫培从小就跟他父亲学艺。咸丰年间，他随父来到天津，后入京东金奎班习武生。他练功勤奋刻苦，白天黑夜，从不间断，练就一身好功夫。四年业满出科后，仍回天津随父卖艺。同治三年（1864），谭鑫培想在大地面露头角，到北京搭广和成班演戏。然而，他在戏班里受排挤，只能演个小配角，还要受气。谭鑫培气愤不过，于是离开广和成，到京东加入跑码头的“粥班”，在遵化、蓟县、平谷一带的乡镇演出。他担任武生主要演员，有时也串演老生戏或武丑戏。谭鑫培在粥班演出期间，仍然坚持勤学苦练，毫不放松。所谓粥班，是由班主用若干担粮食做本钱，招收一些演员为他们演戏赚钱的戏班。粥班没有固定待遇，收入很少，伙食很差，业务不好时只能喝粥，演出地点也不固定，流动性很大，经常奔波于乡镇间，生活很艰苦。但是，粥班的演出生活，使谭鑫培得到更多的舞台实践，拓宽了戏路，使艺术根基更加深厚，对后来的艺术发展有重要影响。在粥班几年后，谭鑫培又回北京，搭永胜奎班演戏。但不多久，由于成年发育变声而倒嗓，在一次演出时嗓音竟然哑得唱不出来。不得已只好离开北京城，到京东粥班演武行糊口。后来经人介绍，又到一个富商家为其看家护院。即使遭受这样大的挫折，谭鑫培也没有因而灰心丧气，仍然不断地练功、喊嗓，使嗓音逐渐恢复好转。

同治九年（1870），谭鑫培已20多岁，因父亲的关系，回京入程长庚主持的三庆班，仍演武生。如《金钱豹》的孙悟空，《神州擂》的王永，《恶虎村》的黄天霸，《黄鹤楼》的赵云，《挑滑车》的高宠等。有时也演《五人义》的周文元、《三岔口》的刘利华一类的武丑戏。沈容圃所绘《同光十三绝》中的谭鑫培，即是他饰《恶虎村》的黄天霸。这时，他的嗓音已经变得清亮，遂武生、老生相间演唱。由于他多年搭三庆班，对程长庚的艺术很专心学习，尤其是注意程的四声的运用和行腔吐字的功夫。又因为其父和老生“三杰”之一的余三胜是同乡至交，他得以拜余为师，吸收余的汉调西皮的特长，以圆润流利取胜。谭鑫培表演艺术的精进，受到了程长庚的重视。程认为他的脸庞瘦削而口大，演武生扮相不好看，不如改演武老生，挂上髯口既能掩去瑕疵，使面容改观，又可以施展武功，加上甜润柔美的嗓音，当会受到观众的欢迎。谭鑫培于是兼演武老生，如《定军山》的黄忠、《战太平》的花云、《阳平关》的赵云、《战长沙》的关羽（红生）等，都获得很好的演出效果；间也演一些文老生戏，如《伐东吴》、《状元谱》、《御碑亭》等。光绪五年（1879），谭鑫培首次到上海演出，常演武生戏。在上海，他向老生孙春恒学艺。孙春恒一反当时盛行的程长庚等沉雄激昂的唱法，创造了清灵低柔的老生新腔。谭鑫培很受启发，就吸收了孙的唱法。翌年回京，仍在三庆班演戏。

光绪八年（1882）后，谭鑫培渐以演老生戏著名。这时他搭四喜班，与著名老生孙菊仙互唱大轴。十三年（1887），谭鑫培开始自己挑班，与花脸刘永春合组同春班。十六年（1890），被选入升平署为“民籍教习”。当时慈禧太后恣意享乐，沉溺声歌，除在专设的演戏机构升平署中，让专职演戏太监经常演出外，还不断从民间戏班中挑选一些名角入署演出。谭鑫培在宫廷中演戏，以其艺术精湛，受到慈禧太后的赏识，赐四品服。他虽被选入署，但主要的演出活动还在民间戏班。谭鑫培由于出色的表演艺术，自创新声，独成一派，人称“谭腔”，与并时的四喜班的孙菊仙、春台班的汪桂芬鼎足而立，被称为“老生后三杰”，或“后三鼎甲”。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戏园被焚毁。此后，孙菊仙携家移居上海，汪桂芬因遭凌辱受刺激，精神抑郁苦闷，笃信佛教，时演时辍，谭鑫培在北京京剧舞台上独享盛名。据《伶史》记述：“凡王公大臣荐绅先生每有喜庆必招谭，谭不至举座不欢也。膏梁纨袴弦歌相娱，不学谭则无以鸣高也。贩夫走卒抽暇聚谈，不知叫天则无以夸于侪辈也。青楼歌伎以喉侑觞，不摩谭不足以引宾客欢也。他如大家闺秀、学校士子，亦能私相揣拟，低声而歌。”因而有“有书皆作垿（一作‘有匾皆为垿’），无腔不学谭”的谚语。王垿是晚清著名书法家。他的书法和谭鑫培的唱腔同时流行天下。当时，谭鑫培的《当锏卖马》秦琼、《李陵碑》杨继业的唱腔脍炙人口，在社会上广为流行，在京城街头巷尾时常能听到在唱“店主东”、“叹杨家”。有人写诗描绘说：“家国兴亡谁管得，满城争说‘叫天儿’。”作者意在讽刺清朝王公贵族面对着帝国主义的侵略，仍然沉湎于声色狗马，不管家国兴亡，但也反映谭鑫培的影响之大。

谭鑫培是继程长庚之后在京剧老生行中艺术成就最高的。京剧老生分为“安工”、“衰派”、“靠把”三种，“安工”以唱为主，“衰派”讲究做工，“靠把”则重武功。虽余三胜、张二奎等前辈名角也有所不工，而谭鑫培文武全才，能兼三长，打破了老生行当的界限。他能演的戏很多，常演的老生戏如《空城计》的孔明、《捉放曹》的陈宫、《击鼓骂曹》的祢衡、《洪羊洞》的杨延昭、《四郎探母》的杨延辉、《珠帘寨》的李克用、《武家坡》的薛平贵、《琼林宴》的范仲禹、《搜孤救孤》的程婴、《状元谱》的陈伯愚、《乌龙院》的宋江、《打渔杀家》的萧恩、《清风亭》的张元秀、《南天门》的曹福、《当锏卖马》的秦琼、《李陵碑》的杨继业、《定军山》的黄忠、《战太平》的花云等。谭鑫培在艺术上之所以有很高成就，是由于他能不拘一格，博采众长，又融会以自己创造的结果。他有扎实的文武功底，在老生表演艺术上集中了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奎、王九龄、卢胜奎、孙春恒、冯瑞祥等各家之长，“同一唱工，《碰碑》则学三胜，《乌盆》则学九龄。同一做派，《状元谱》则学长庚，《桑园寄子》则学三胜。同一靠把，《定军山》则学三胜，《镇潭州》则学长庚。不特此，《天雷报》拟周长山，而身段汰其冗拙；《空城计》仿卢台子（胜奎），而声韵较为悠扬”④。他不固步自封，京剧其他行当如青衣、老旦、花脸的唱腔，以至昆曲、梆子、大鼓、单弦的某些特长，都加以吸收运用。谭鑫培博采众长，不是生吞活剥，七拼八凑，而是按照京剧艺术的规律加以融会贯通，经过自己的创造，成为浑然一体的艺术风格。在他之前的“老三杰”，虽然都有高度的演唱技巧，然而唱腔比较平板，旋律性不强。经过谭鑫培的广泛吸收，大胆创新，唱腔比以前复杂多变、旋律性加强。他用“云遮月”的嗓音，声调悠扬婉转，长于抒情，独拘一格，与程长庚的“脑后音”同为难能可贵。

④赵炳麟：《赵柏岩集·柏岩文存》卷4。

在丰富和发展京剧剧目方面，谭鑫培也作出了贡献。他不仅继承了前辈老生演员的一些拿手好戏，还通过自己的创造，丰富和发展了京剧老生的传统剧目。如《珠帘寨》的李克用原是花脸扮演，经谭鑫培改为老生后，成为老生的传统剧目；《南阳关》、《战太平》等剧原来都是不受重视的“开场戏”，谭鑫培演唱后丰富了唱腔和表演，成为谭派的看家戏；《搜孤救孤》、《当锏卖马》的主角原分别是公孙杵臼和店家，经谭鑫培的改编，程婴、秦琼成为主角。

谭鑫培声甜腔美，技艺高超，但他不卖弄，而是仔细体会剧情，分析人物性格，从唱、做、念、打中表达出剧中人当时的思想感情，深入地刻划人物，“装谁象谁”，“演孔明有儒者气，演黄忠有老将风。《胭脂褶》之白槐居然公门老吏，《五人义》之周文元恰是市井顽民。流品迥殊，各具神似。由其平日于各色人等之举止语言无不细心体察，刻意揣摩，故其扮演登场能随时变态，移步换形”①。他的唱不仅唱声，而且唱情，用唱腔来表达人物的感情。例如《当锏卖马》中秦琼的“店主东”、《空城计》中孔明的“我本是”和《捉放曹》中陈宫的“听他言”，三段唱都是西皮慢板，板式、腔调大致相同，由于能从人物的特定情景出发，不仅唱腔各异，而且表达了秦琼的沉郁、孔明的镇静、陈宫的愤懑等不同的思想感情。同样是四平调，在《乌龙院》里唱得纡曲缓慢，表现了宋江平静悠闲的心情；在《清风亭》里就唱得紧凑朴直，表现了张元秀忧伤抑郁的情调。谭鑫培既重唱腔，也讲究念白和做工，用细致的表情、身段动作来刻划人物性格，表现人物的精神状态。如演《李陵碑》的杨继业，当看到李陵碑，念碑上四句诗时，一句比一句强烈，念到末句“卸甲又丢盔”，随着念的节奏，身子一抖铠甲卸脱，头一甩头盔抛出，把杨继业激动的情绪表现得很逼真。演《空城计》的孔明，“三报”一场，通过脸部表情、身段动作和念白，有层次地表现了身处险境的孔明的忧虑、悔恨、惊叹而又镇静的复杂矛盾心情。谭鑫培早年曾演武生，武功根底坚实，在一些戏里的独特表演技巧运用自如。如《南天门》的甩罗帽、《问樵闹府》踢鞋、《四郎探母》的“吊毛”以及《当锏卖马》的耍锏、《翠屏山》的舞刀等，都有独到的功力，内外行交口赞颂。由于他高度的艺术成就，因而驰名南北，获“伶界大王”的称号。

光绪三十一年（1905），谭鑫培的《定军山》由北京丰泰照相馆创办人任景丰为之摄制成电影。这是中国人自己摄制的第一部电影。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谭鑫培任正乐育化会会长。他虽然年事已高，仍然没有离开舞台。这年冬天，他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到上海，在新新舞台演出1个月。谭鑫培晚年仍坚持练功，艺术造诣更臻于炉火纯青。但是，这样一位有卓越成就的表演艺术家，晚境却迭遭坎坷。他曾因得罪袁世凯的爪牙，竟被禁演累月。1917年4月，北京的军阀政客为了欢宴桂系军阀陆荣廷，指名要谭鑫培为他们演戏，当时他正患病，实在不能上台，便婉言谢绝。但是，军阀们始终不准，强行逼迫他抱病演出了《洪羊洞》。谭鑫培为他们演完了这场戏，劳累加上气忿，病势日益沉重，不到1个月光景，于5月10日溘然长逝，时年71岁。

谭鑫培是一位继往开来、自成体系的京剧艺术大师。他把京剧老生艺术提高到一个全面发展的新阶段，成为流传很广、影响最大的一个流派。

①陈彦衡：《旧剧丛谈》。

除子谭小培、孙谭富英、婿王又宸以谭派老生名外，继起的余派（叔岩）、言派（菊朋）、高派（庆奎）、马派（连良）、麒派（周信芳艺名麒麟童）、杨派（宝森），都与谭派有直接间接的关系。

（谢选骏指出：人生大舞台，舞台小人生——结果在人民眼中，演员戏子，竟然成了人生赢家何况是英雄。真是太太太可笑了。所以到了小人得志、滥竽充数的毛匪时代，竟然把样板戏当作了治国大纲！毛泽东这个戏子江青的“老公”，其实也就是一个妓女的长期嫖客罢了——例如他的文革其实就是嫖客治国，用江青的样板戏把中国大陆陷入了更深的地狱之中，以致到了十八层之多。甚至到了毛泽东江青这对狗男女的死后，黄俄汉奸还秉承毛泽东江青这对狗男女的遗志，继续大书特书戏子一把。）

【第三十三章 数学】

十九世纪中叶，中国传统数学以一个小的**走向终结，伴随帝国主义经济掠夺和文化宣传而来的是西方数学的传播与普及，过程相当缓慢和艰难。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也学习西方数学，并后来居上而超过中国。自十九世纪末开始，大批中国留学生到日本、欧美学习数学，他们回国后创办大学数学系，尝试做研究。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现代数学事业稍具雏形，遗憾的是，曾经辉煌一时的中国传统数学并没有融入西方数学，此后只作为历史存在和文化影响而成为数学史的研究对象。这就是说，中国现代数学基本上是另起炉灶，从西方移植过来的。

第一节 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国数学

西方数学的传播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数学出现了新的发展态势，一方面，西方传教士借五口通商的便利，在传教的同时，扩大西方数学的传入；另一方面，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一些洋务派人士注意支持中国的科学事业，包括中国传统数学的发展，以及西方数学典籍的翻译。李善兰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中国数学家。他既精于中国古代的传统数学，又能吸收西方的一些数学观念加以糅和，代表了那一时代中国数学的最高水平。

1843年，英国人麦都思（W.H.Medhurst，1796—1857）在上海设立墨海书馆，印刷《圣经》等传教需用的材料。1847年8月26日，受英国伦敦会的派遣，伟烈亚力来到上海主持墨海书馆的出版事务。伟烈亚力主持馆务之余，借他在伦敦自学的一点汉语知识，研读中国的天文数学典籍，并涉猎西方科学著作的汉译工作。他自称：“余自西土远来中国，以传耶稣之道为本，余则兼习艺能。”①他和李善兰合作翻译的《几何原本》后9卷，以及第一本介绍微积分的译作《代微积拾级》分别在1857年和1859年出版，成为继利玛窦和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前6卷之后向中国传播西方数学的又一重要事件。

进入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之后，英国人傅兰雅、美国长老会牧师狄考文（C.W.Mateer，1836—1908）也参与翻译西方数学著作，影响很广。

另一方面，清政府中的洋务派主张学习西方技术，特别注意对数学的支持。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同治帝接受恭亲王奕的奏请，于1862年在同文馆设立天文算学馆。1865年，曾国藩、李鸿章奏准在上海设立江南制造局。1868年起，在其内设翻译馆，有关代数学、三角学、概率论等一大批西方数学著作被译成中文。政府官员中也有一些人专攻数学，如江苏巡抚徐有壬，与同时代的数学家李善兰等多有来往，自己亦有著作多种；江西的吴嘉善曾为翰林院编修，尝与徐有壬共同研究数学；湖南天算家丁取忠曾在1860年应胡林翼之请到武昌作幕宾，晚年和他的弟子左潜（左宗棠的从子），曾纪鸿（曾国藩的次子）在长沙白芙堂研究数学。

1866年，曾国藩“邮致三百金”到南京资助李善兰出版《则古昔斋算学》24卷，这部著作代表了当时中国传统数学的最高水平。

然而，尽管有传教士和洋务派人士对数学的支持，中国数学前进的步伐仍然十分缓慢。

传统数学的终结在腐朽的清皇朝统治下，一部分比较开明的知识分子抛弃了对功名富贵的追求，以研究数学排遣忧闷，另一部分则追随洋务派以研究数学而图强。同时，也因多少受到外来数学思想方法的影响，十九世纪中期的中国传统数学出现了一个小的**，仅以函数的幂级数展开而论，从1845至1865的20年间，就有项名达、戴煦、李善兰、徐有壬、顾观光、邹伯奇、夏鸾翔等先①陈彦衡：《旧剧丛谈》。

后发表研究成果。李善兰的数学研究范围更广，在组合恒等式上的研究至今仍被国际数学界称道。

戴煦（1805—1860），浙江钱塘（杭州）人。其兄戴熙官为兵部右侍郎，但他淡于功名，绝意仕进，终生以研治数学为乐。他先与项名达为忘年交，校注古代算学著作，1845至1852年间，完成数学著作4种9卷，总名为《求表捷术》。其内容涉及对数造表方法、三角函数造表法、三角函数对数造表法。对数表的制作，若按《数理精蕴》的办法，“布算极繁，甚至经旬累月而不能求一数”①。他的工作是找到二项式，对数函数，三角函数的对数函数等一系列的函数幂级数展开式，成为造表的有力工具。在微积分未传入我国的当时，戴煦的工作是相当艰难而深入的。1845年，英国教士艾约瑟（J.Edkins，1823—1905）慕名求见，戴煦以“中外殊俗异礼”托故辞之。1860年，太平军攻克杭州，戴煦随其兄戴熙自尽。

徐有壬（1800—1862），浙江湖州人，历任云南按察司，湖南布政司，以至江苏巡抚。自幼对数学有浓厚兴趣，结交许多当时数学名家，著有《务民义斋算学》，在三角函数和反三角函数的幂级数展开式上有些新见解，自称其为“缀术”。1860年，太平军攻克苏州时被杀。顾观光（1799—1862），江苏金山人，以医生为业，兼通天文算学。身后汇刻有《武陵山人遗书》，在对数表制作，《周髀算经》校注上有所贡献。邹伯奇（1819—1869），广东南海人，对几何光学颇有研究，同时在函数表制作、计算尺的使用上做过探讨。夏鸾翔（1823—1864），浙江杭州人，与戴煦为世交。1963年游广州，与邹伯奇共研数学，主要工作为三角函数表的制作，以及圆锥曲线的综合研究。湖南的丁取忠（生卒年不详）著有《数学拾遗》，对一次同余式求解有所阐述。晚年在长沙古荷花池的白芙草堂，与左潜（？—1874）、曾纪鸿（1848—1877）治数学。他们也研究幂级数的展开，曾纪鸿用反三角函数的幂级数展开式求得圆周率的第24位准确数字。

在晚清数学家中，李善兰无疑是最杰出的一人。李善兰的主要数学成就有：尖锥术、垛积术、素数论。在西方的微积分未传入的情况下，李善兰独自用尖锥术发现幂函数的定积分公式、二次平方根的幂级数展开式，以及各种三角函数、反三角函数的幂级数展开式。他所使用的求对数的方法，比传教士带进来的方法要高明、简捷。一般认为，在李善兰的尖锥术的基础上，中国传统数学完全可以走上解析几何、微积分的近代数学的道路。

李善兰集前人之大成，在垛积术上有重大突破，其内容属于今之“组合数学”。他创造了三角自乘垛和乘方垛两类新的垛积，其中的组合公式()()()npppqnpqpqp+=+-=.2022被今人称为李善兰恒等式。晚清中国数学结果中具有一定世界意义的，恐仅此一端。

李善兰在素数论方面，证明了许多结果，其中包括法国数学家费马（P.Fermat，01—65）在40年得出的一条素数定理：若ad-1能被素数N整除，则N-1能被d整除。

李善兰和伟烈亚力等合作翻译过大量西方科学典籍，成为近代中国科学的先驱和传播者。1868年，他应召到北京，在同文馆担任数学教席，官至三①王杨宗：《伟烈亚力》，载《中国古代数学家传记》（下册），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品，但他淡于利禄，潜心于数学教学和研究。李善兰之后，中国传统数学再也没有出现有较大价值的成就。

大量翻译西方数学典籍伟烈亚力经营的上海墨海书馆首先大量翻译西方的科学典籍。1852年，李善兰和伟烈亚力相识，两人通力合作，先后译出《几何原本》后9卷（1858年），《代数学》（1859年），《代微积拾级》（1859年）等数学著作。《代微积拾级》是中国第一部微积分译作，影响巨大，其中使用的微分、积分、函数、级数、曲率等名词均始自此书，沿用至今。李善兰在翻译时用了一些西方数学的符号，但大量使用中文字母和自创的符号，读来十分困难。

第二次大量翻译科学典籍是在1865年曾国藩、李鸿章奏准设立的江南制造局。主持数学典籍翻译的是华蘅芳（1833—1902）。他是江苏无锡人，爱好数学，1861年到安庆曾国藩军中佐理洋务，然后到上海，在江南制造局供职。他除参加地学等书籍翻译之外，主要和英人傅兰雅合译数学著作。十余年间译书以下6种：《代数术》（1872年）、《微积溯源》（1872年）、《三角数理》（1877年）、《代数难题解法》（1879年）、《决疑数学》（1880年）、《合数术》（1887年）。其中《决疑数学》是我国第一本有关概率论的数学译作。与李善兰的译作相比，华蘅芳翻译的著作内容较为丰富，语言更为流畅，但使用的符号仍未有大的变化。

中日数学实力的逆转

在十八世纪七十年代以前，日本数学一直在向中国学习。日本翻译和传播西方数学的时间也比中国稍晚。1859年，李善兰和伟烈亚力翻译的《代微积拾级》很快东渡日本。“18世纪60年代，日本和算家能读到的最好微积分书籍只有Loomis的《微积分》中译本（即《代微积拾级》）”①。

现在日本使用的数学名词有许多是从中国传去的，如微分、积分、函数、有理数、无理数、方程式等等，中日所用完全一样，其来源是《几何原本》、《代微积拾级》等中国译本相继传入日本。

但自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曾有“废止和算，专用洋算”的指令性要求。1872年的学制令等文件，明文规定：“算术以洋法为主。”日本在重视工业发展的同时，重视基础科学包括数学的发展。1877年，菊池大麓自英国学习数学后归国，进入文部省改革科学教育。日本数学会在1877年成立，1877年东京大学成立理学部，其中有数学教授。1898年，高木贞治到德国向世界大数学家希尔伯特（D.Hilbert 1862—1943）研习代数数论，日后解决了著名的类域论问题，为世界一流数学家。反观中国，自容闳1872年组织幼童出国留学，主要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十九世纪多批留学生中，竟无一人专习数学。洋务派提倡学习数学，响应者寥寥。同文馆的天文算学馆，学生中无人能超过李善兰。数学之落后，自是意料中事。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数学已明显落后于日本，李善兰时代的数学优势丧失殆尽。1898年之后，中国向日本大举派遣留学生，其中包括派人学习数学。

①戴煦：《求表捷术》。

第二节 晚清时期的中国数学教育

1882年李善兰逝世，中国传统数学研究几乎完全中断，所有的数学活动只是如何向西方学习的问题。中国现代数学不得不另起炉灶，从基础的数学教育开始。教会学校、京师大学堂、中小学校开设数学课程，派遣学习数学的留学生，出版基础的数学教材，就是最初的几步。

1.数学教材。

西方传教士所办的教会学校，大多是宗教课程，间或有一些数学课。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各教派在中国所办的学校趋于联合。1877年，美国传教士狄考文（C.W.Mateer1836—1902）主持成立了教科书委员会，计划编写初级和高级两套教材，每套都有“算术、几何、代数、测量学、物理学、天文学”。狄考文和平度人邹立文合编了一套数学教材：1885年出版《形学备旨》（形学即几何学），1890年有《代数备旨》，1892年有《笔算数学》。1893年美国传教士潘慎文（A.P.Parker1850—1924）和谢洪赉合译的《八线备旨》和《代形合参》（即解析几何）出版。这些书开始采用阿拉伯数字，+，-等国际通用符号。它们发行很广，每种书都重印了十几次，清末许多学校都曾采用作为教科书。

2.同文馆中的数学课程。

1868年设天文算学馆以后，李善兰受聘为第一任数学教习（即教授）。

同文馆的历任教习中，中文教习当然由中国人担任，其余的外文、理化、生物、地学、军事、医学、法政等等学科的教习均延请外人承担，而数学是唯一的例外。李善兰学贯中西，被认为是“才具很高的人”①，受到同文馆上下的尊重。在某种意义上说，数学和西方的差距相对地要小一些。

同文馆的数学课程，按规定第四年有算术、代数，第五年习几何，以及平面和球面三角，第六年有微分积分，但从现存考试题目来看，没有考过微分积分的题目。李善兰去世后，席淦、王季同先后于1886年、1895年继任教习，两人的水平不及李善兰，没有多大作为。此外，1873年起在上海广方言馆任算学教习的刘彝程在中国传统数学上稍有研究。

洋务派人士在筹办船政学堂、水师学堂、武备学堂等军事学校时，都要安排数学课程。1867年开办的福建船政学堂，基本课程包括法文、算术、平面几何和画法几何，以及一门详论150匹马力轮机的课程。民间兴办的书院，亦设算学课程。上海求志书院的算学课程为西方数学与中国传统数学的混合体，其中有勾股、四元代数、平面几何、三角、微分、级数等内容。

3.科举中的算学科。

1870年，沈葆桢，英桂奏请“特开算学科”，内称“水师之强弱，以炮船为大宗，炮船之巧拙，以算学为根本”。1875年，礼部又请考试算学，然二事均未能获准。1887年，陈秀莹有“奏请将算学归入正途考试疏”，李鸿章予以支持，称“为造就将才起见，要皆以算学入手”，建议由各省士子、水师武备学堂等学生及教学人员参加考试。当年，总理衙门同意加开算学科。1988年午子乡试，报考算学的有32人，按每20名录取1名的比例，当年取①MikamiY（三上义夫）：MathematicsinChinaandJapan，2nd.ed.NewYork.ChelseaPublishingCompany.1961.p.176.中1名。

第三节 二十世纪初年普及西方数学

明清时期，中国传统数学的教育皆由师徒间个别传授。百日维新前后，开始提倡办新法学校，算学是其中一门主课。此时，民间的数学团体和数学杂志也开始出现。湖南浏阳的算学社以培养贤才而劝学算学，谭嗣同曾著有《兴算学议》。1900年，周达（号美权，1879—1949）在扬州创立知新算社，除研究中国古算之外，主要提倡学习西算。他本人著有《周美权算学十种》，且从1902年起5次去日本交流数学。此外，四川重庆的算学馆、上海松江的云间算学会、浙江瑞安的学计馆等都是研究和介绍中西方数学的民间组织。1900年，杜亚泉（1872—1934）在上海出版《中外算报》；1912年，崔朝庆（1860—1943）在南通创办《数学杂志》，也都主要致力于西算的传播。1902和1904年，清廷先后颁布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规定小学堂有算术课，中学堂设算术、几何、代数、三角；高等学堂授解析几何、微积分。这两个学制虽然推行很慢，但基本上是仿照西方的。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颁布新学制（壬子学制），所设数学课均为西方数学。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大量出版自己编写的《共和国教科书》、《民国教科书》等系列数学教材，同时也翻译国外的优秀数学教科书。传统的中国数学不再教习，学校中完全讲授西算。课本中除多用文言文表述之外，已普遍采用横排，使用阿拉伯数码和国际通用的数学符号，西算就此普及。

1898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其数学教育一仍同文馆旧制，未有大的变化。1906年使用的代数学教科书为日本上野清著，中国徐虎臣译。该书仍为直排，文言文，没有阿拉伯数字，数学记号仍沿用李善兰所创的那一种。京师大学堂所开课程中最高为微积分方程论和整数论。到辛亥革命为止的十余年间，京师大学堂没有培养出较有成就的数学家。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1913年成立数学门，1919年改门为系，渐有现代数学高等教育的雏形。辛亥革命以后，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改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设立了数理科。这是民国初年培养数学专门人才的两所高等学府。稍后，又在武昌、南京、成都等地设立高等师范学校，它们的数理系培养了大批数学教师。十九世纪派往欧美的大量中国留学生中，专习数学的未见记载。1902年，冯祖荀（1880—？）去日本第一高等学校和京都大学理学部研习数学，归国后任北京大学数学教授，以后长期担任数学系主任。辛亥革命前到美国学习数学的几位学者对后来中国数学的发展较有影响，其中胡敦复（1886—1978），1904—1907年在康乃尔大学获学士学位；郑桐荪（1867—1963）也在1907—1910年间就读于康乃尔大学习数学与物理；秦汾（1883—1971）于1906年去哈佛大学学习天文与数学，1909年毕业，并继续攻读，于1913年成为中国在数学学科方面获硕士学位的第一人。

1908年，美国国会同意退回庚子赔款的一部分，用作中国学生赴美留学之用。1909年派出的首批中有王仁辅（1886—1959），他在哈佛大学学习数学，1915年获硕士学位，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授。1910年的第二批留学生中有多人攻读数学。其中的胡明复（1891—1927），1917年在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具有边界条件的线性微积分微分方程》发表在《美国数学会汇刊》上①。这是中国以数学研究而获博士学位的第一人，他的博士论文也是中国数学家发表的第一篇有现代水平的数学论文。1910年赴美国康乃尔大学研习数学物理的还有赵元任（1892—1982），他在1918年获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在清华学校教授数学和物理学，后来转向语言学研究，成为语言学家、作曲家。姜立夫（1890—1978）是1911年第三批赴美留学生中的一员。他在1918年以《非欧的线——面几何》的论文，也在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1919年回国后在南开大学任教授，培养了一大批有成就的数学家。姜立夫在现代中国数学界深孚众望，以后成为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

1919年五四运动之前，到法国学习数学的有何鲁（1894—1973）、段之燮（1890—1969）、郭坚白（1895—1959），他们先后在里昂大学、巴黎大学等校获硕士学位。熊庆来（1893—1969）于1913年考取云南公费留学名额，在比利时、法国等地学习数学，回国后办东南大学、清华大学等名校的数学系，对现代中国数学贡献很大。

①高时良：《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45页。

（谢选骏指出：马列狗黄俄猪，完全没有文明史的概念，所以只能就事论事，没有能力从文明史的角度去看待和总结数学的交流和发展——他们这样和满狗清猪如出一辙，所以我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后清人民共和国”；所谓“人民共和国”，都是苏联的卫星国。）

【第三十四章 天文学】

鸦片战争后到五四运动前是中国传统天文学向近代天文学转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过渡时期。鸦片战争后，为了谋求国家的富强，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股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的潮流。西方近代天文学知识开始全面传入中国，传统天文学逐渐遭到淘汰，而为近代天文学所取代，且在清末的一些学校中出现了天文学教育。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西方列强开始在中国建立近代天文台。民国初年，政府接管清钦天监，成立了中央观象台，并出现了一座民办军山天文台，开始进行近代天文观测和研究工作。这时中国已有了近代天文事业的萌芽。

第一节 近代天文学知识的传入

自明末清初起，西方的近代天文知识已有部分传入中国，但传入的内容和产生的影响都极其有限，只是改变了中国的天文学方法，即西方的几何模型方法代替了传统的代数方法，而并未改变中国天文学的性质。中国的天文学仍是为皇权服务而以历算和星占为主的宫廷天文学。中国传统天文学的御用性以及知识界盛行的“西学中源”说大大阻碍了天文学的发展，以致直到十九世纪上半叶，作为近代天文学基础的哥白尼日心地动说还仍然遭到封建学者的反对。而在那时的欧洲，随着观测技术的改进和理论研究的进展，近代天文学早已有了巨大的发展。

鸦片战争后，随着五口通商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西方人士纷纷来华，形成第二次西学东渐，近代天文知识再度传入中国。传入的主要途径是中国少数先进知识分子与热心介绍西方科技知识的西洋传教士一起合作译著、出版近代天文学书籍。

最早系统介绍西方近代天文学的译著是中国著名学者李善兰与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合译的《谈天》。《谈天》译自英国著名天文学家约翰·赫歇尔（J.Herschel，1792—1871）的名著《天文学纲要》（TheOutlinesofAstronomy），是根据该书1851年的新版译出，1859年在上海墨海书馆出版。全书分18卷，以哥白尼的日心地动说、开普勒行星运动定律和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为基础，介绍了天体测量方法，天体力学的基本理论，太阳系的结构和天体的运动规律，以及恒星周年视差、光行差、小行星、天王星、海王星等一系列天文新发现，以及赫歇尔父子对双星、变星、星团和星云的观测结果，首次向国人展示了西方近代天文学的全貌，其与中国传统天文学完全不同，使人耳目一新。李善兰还在《谈天》一书的序言中驳斥当时一些知识名流反对哥白尼学说的种种谬论，并以力学原理和恒星光行差、视差等事实证明日心地动说和开普勒行星轨道椭圆理论已是“定论如山，不可移矣”。声称“余与伟烈君所译《谈天》一书，皆主地动及椭圆立说，此二者之故不明，则此书不能读”①。《谈天》出版后，受到社会的广泛重视和欢迎，使哥白尼学说在中国站稳了脚跟，从此近代天文学得以在中国广为传播，传统天文学逐渐遭到淘汰，而以探索宇宙为目的的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学逐渐为国人了解和接受，并日渐深入人心。因此《谈天》在中国传统天文学向近代天文学的转变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在李善兰与伟烈亚力所译的《谈天》刊出15年后，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徐建寅（1845—1901）与伟烈亚力又根据《天文学纲要》的最新版本（第12版）续译其增订部分，把截止1871年的最新天文学成果补充译出，于1879年刊印《谈天》增订本。

1880年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刻印了美国林乐知（Y.J.Allen，1836—1907）口译，郑昌棪笔述的译著《格致启蒙·天文学》。该书译自英国天文学家洛基尔（J.N.Lockyer，1836－1920）的著作《天文学》，是英国麦克米伦公司①HuMin-fu：LinearIntegro-DifferentialEquationswithaBoundaryCondi-tion.《TransactionsofAmericanMathematicalSociety》，19，363—402.出版的科学初级丛书之一①。全书共分七章，介绍地球、月球、太阳系各行星、彗星、太阳、恒星等天文学基础知识，以及牛顿万有引力学说，内容深入浅出，简明扼要，是优秀的入门教材，也是清末流传较广的一部天文学译本。这一时期出版的近代天文译著还有英国传教士合信（B.Hobson，18—1875）编译的《天文略论》（1849年），中国学者王韬（1828—1897）与伟烈亚力合译的《天学图说》（1880年），美国摩嘉兰和中国薛承恩合译的《天文图说》（约1894年）以及京师同文馆、登州文会馆的天文教习和学生翻译的一些书籍和教科书等。

此外，伟烈亚力创办的综合性月刊《**丛谈》（ShanghaiSerial）（1857年墨海书馆出版）和林乐知编辑的《益智新录》（1876—1878），以及英国人傅兰雅编辑的《格致汇编》等杂志也以一定篇幅介绍西方近代天文学知识。①近代天文知识的传播不仅促进了中国传统天文学向近代天文学的转变，而且对中国社会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清末著名维新派思想家康有为、谭嗣同等人都不同程度地吸收和运用过近代天文知识。近代天文学中的天体演化学说是康有为历史进化论的科学来源之一，而西方的“以太”假说以及康德和朗白尔的无限宇宙模型则是谭嗣同哲学思想的自然科学基础。康有为还于1885年写成《诸天讲》一书，介绍西方近代天文知识。1926年又对此书作重大修改和增补。书中介绍了不少天体物理学知识，如恒星光谱型、太阳的化学元素组成等等，并首次介绍了康德一拉普拉斯的星云说以及二十世纪初关于太阳系演化的一些新学说。①①李善兰等译：《谈天》，上海墨海书馆1859年版。

①王扬宗：《江南制造局翻译书目新考》，《中国科技史料》第卷（1995）第2期，第1页。①王扬宗：《〈格致汇编〉与西方近代科技知识在清末的传播》，《中国科技史料》第17卷（1996）第1期，第36页。

第二节 清末民初各类学校中的天文教育

中国近代天文教育始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洋务派官员开办的一些新式学堂。

创办于1862年的京师同文馆是中国最早的新式学堂，1866年在馆内增设天文算学馆，开始讲授自然科学知识。京师同文馆学制8年，从学习语言文字开始，逐渐增设历史、地理和数理化等自然科学课程，最后两年要学“天文测算”。对于不学外国语言文字者，则学制5年，“天文测算”课安排在第四、第五年。实际上天文课到1877年才开始添设，最初均由外国教习讲授，后来渐有毕业生担任副教习。当年的考题有“克伯尔测天文三纲，试一一言之”，“行海路定船方位之法，求表明”，“详论海王星，从何而始知有此星？”“测木星小月之月蚀，而可知日地距，其法详论之”，“土星之光环，详论其理”等题。可见讲授的内容侧重于基础天文以及与航海、测量等有关的实用天文知识，这也是早期各类学校中天文教育的共同特点。据文献记载，同文馆内还建有配合教学用的观星台。天文教习骆三畏（S.M.Russell）曾与学生合译教科书《星学发轫》。从1878至1898年，每年由洋教习算辑，学生翻译一本《中西合历》。②上海广方言馆也讲授自然科学，开设有天文科。由当时江南天算名家贾步纬（1829—1902）和一位英国人担任天文教习，内设天文馆，有观测仪器。每年编辑一本航海年历即《航海通书》。贾步纬曾与傅兰雅合译《恒星赤道经纬表》1册。此外，诸如上海的格致书院这类学堂也讲授天文知识。

在清末民初的天文教育中，实用天文教育比较突出，在一些工业技术学堂和军事学堂中，凡与航海或测量有关的学科都教授实用天文学。早期聘请外国教习讲授，以后逐渐由中国人接替。例如1866年开办的福建船政学堂和1880年设立的天津水师学堂的驾驶班，稍后创办的唐山路矿学堂、天津北洋大学堂、太原山西大学堂等学校的土木工程科等都教授实用天文。清末京师测绘学堂和民初的陆地测量学校是培养测绘人才的教育机构，其三角科以实用天文为主课。京师陆地测量学校高等科有些毕业生，如曹谟、刘述文等人后来成为中国近代天文大地测量工作的骨干。①近代中国大学的天文教育与其他学科相比，发展相对迟缓。虽然早在1903年，清廷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中就已规定格致科大学分算学门、星学门、物理学门、化学门、动植物学门、地质学门6门，1913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公布的大学规程中，也规定大学理科要设星学门，但实际上，由于缺乏师资和必要的近代天文观测设备，直至一十年代末，全国还没有一所大学开设有单独的天文系，只有一所教会学校——济南的齐鲁大学于1917年设立了天文与数学合并的天算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只是在数学系或数理部、物化部内开设有天文课。

齐鲁大学是1917年由美国传教士狄考文于1864年在山东创办的登州文会馆与青州、济南的一些教会学校合并而成的。天文教育在文会馆时期已初具规模。文会馆实为一个不分院系的书院，实行通才教育，所有学生兼学文、理、天文诸科。学制9年，前3年为备斋，后6年为正斋。据1891年所印课程表，与天文学有关的课程，第三年有“测绘学”，第六年有“天文揭要”。该校以中文授课，教科书自编。天文教科书有美国教习赫士（W·M·Hayes）编译的《天文揭要》和《天文初阶》两本。文会馆已具备当时首屈一指的天文观测设备，建有观星台，台内装置有狄考文1879年休假回美时劝募到的一架口径25厘米的反射望远镜。齐鲁大学成立后开始分系。天算系最初只有两位教员，系主任王锡恩（1871—1932）1893年毕业于登州文会馆，后获齐鲁大学理科硕士学位，是法国天文学会会员，编有《实用天文学》、《普通天文学》两本教科书，当是中国天文界的老前辈。另一名教员也是登州文会馆毕业生。齐大天文台除原有的那架口径25厘米的反射望远镜外，又添置一架厘米折射望远镜。①总的来说天文学已在中国近代教育中占有一席之地。不过当时天文教育的范围非常有限，学生也极少。

②康有为：《诸天讲》1930年。

①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2—7页。①陈展云：《中国近代天文事迹》，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1985年版，第58—59页。

第三节 天文机构的变迁

鸦片战争后，我国天文机构的变迁带有浓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烙印。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西方列强开始在中国设立近代天文台。

1872年法国耶稣会在上海徐家汇建立天文台，1884年设立航海服务部，1900年在余山建立天文台，1908年又设立陆家浜地磁台，三台一体总称徐家汇天文台。最初建台是为扩**国对华侵略服务的，除开展授时工作外，还为各国航海和商业活动提供气象服务。但它也是法国科学院在中国从事区域性观测和研究的一个科研机构。当时，佘山天文台安装了亚洲首屈一指的口径40厘米双筒折射望远镜和中星仪等仪器，开展了星图、星云、双星、新星和太阳的观测与研究工作，出版有《佘山天文年刊》和《天文年历》等刊物。①1898年，即德国在强占我胶州湾的第二年，在青岛设立了气象天测所，隶属于德国海军港务测量部。其最初的主要工作是收集我国华北沿海一带的气象资料，后来逐渐扩充为具备气象、天文、地磁和地震等设备的观测研究机构，1911年定名为“皇家青岛观象台”。同时又增添天文测时和授时工作，为在附近海域活动的德**舰服务。该台拥有厘米盖氏赤道仪、4厘米子午仪和地平经纬仪等天文仪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青岛台落入日军之手，改名“青岛测候所”，沿袭德人所做的气象、地磁、地震工作，而停止天文工作。该台直至1924年才归还中国。①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清钦天监观象台上的我国天文古仪遭到德、法两军的疯狂掠夺。德军劫走天体仪、纪限仪、玑衡抚辰仪、地平经仪和浑仪；法国掠得地平经纬仪、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象限仪和简仪。法国劫走的仪器存放在法国驻华使馆，后迫于世界舆论压力，于1902年归还中国；德军掠走的仪器则被运往德国，陈列于波茨坦德皇离宫中，直到1921年才根据《凡尔塞和约》运回我国。早已没落的清朝的天文机构钦天监，经过这场浩劫也就名存实亡了。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皇朝的封建统治。1912年民国政府教育部接收清朝的钦天监，撤销了这一机构，以钦天监外署泡子河观象台为台址，建立了一个新的机构，定名“中央观象台”。原计划按当时欧洲一些观象台的组织模式，在台内设立历数、气象、天文、磁力（即地磁）四科，但因人力经费不足，成立之初只设历数一科，以应付赶编历书的任务。第二年增设气象科，到1921年才又成立天文科和磁力科。其天文仪器除明清遗留下来的古代仪器外，主要添购了等高仪、六分仪、计时钟和小型望远镜等。中央观象台在一十年代的主要天文业务就是编制历书。教育部荐任高鲁（1889—1947）、常福元（1874—1939）为技正，高兼台长，常兼历数科科长，还委任历数科技士5人，任用办事员数人。台长高鲁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后留学比利时，获布鲁塞尔大学博士学位，深通数理，通晓实用天文，1911年从比利时回国后一直致力于开创中国近代天文事业。常福元毕业于天津水师学堂，曾在编译图书局任职，是高鲁的得力助手。中央观象台每年编制一本民用历书向各省颁发。高、常二人革故鼎新，对编历工作作了重大改革。从1913年起毅然放弃过去按清代《历象考成后编》计算的旧法，改用近代天文方法，即按纽康（S.Newcomb）的太阳表和汉森（P.A.Hanson）的月亮表来进行编算。不过由于直接推算工作量过大，人手不够，实际上是用外国提前出版的天文年历按说明书换算而成。新历书依照公历按月排比。以北京地方平时为标准，列入朔望时刻和二十四节气，刊载“星期”和“日中平时”，并在历书中刊载天文常识图说。此外还编算出版民国四年至八年的5册《观象岁书》，类似天文年历，包括行星历表。其编算方法，有的直接抄录外国原书，有的则是按外国原书说明书换算而成。中央观象台的另一功绩是发起组织中国天文学会，于1915年以学会的名义，在台内刊行《观象丛报》，宣传天文知识，以扩大天文学的社会影响。该刊还进行国际交换，寄赠单位遍及五大洲，曾收到近百种交换而来的国外刊物。②在民国初年，我国南方还出现了我国历史上唯一的一座民办天文台——南通军山天文台。该台建于19年，是近代著名民族实业家张謇为发展当地的农业、水利和航运事业而创办的。业务包括天文、气象两部分。台内仅有4名业务人员。主持业务的刘渭清毕业于张謇所办的通州师范测绘科，曾到法国主办的徐家汇天文台学习近代实用天文和气象。军山台委托徐家汇天文台向国外订购了双筒望远镜、经纬仪、天体仪、无线电受信机等天文仪器，开展了守时报时、经纬度测定、日月食推算预报、行星位置和运动预报、极光和黄道光观测、太阳黑子观测等天文工作，并对黑子的成因及其对地球的影响作过探讨，还曾于1918年举办测候训练班，培养实用天文和气象人才，开展天文普及宣传。①中央观象台在历算天文领域完成了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变，而军山天文台则开始进行以探索自然为目的现代意义上的天文观测和研究。这表明中国在本世纪一十年代已有近代天文事业的萌芽。

①朱有■、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55—489页。①阎林山、马宗良：《徐家汇天文台的建立与发展（1872—1950）》，《中国科技史料》第5卷（1984）第2期，第65页。

②邵元疆、孙寿胜：《青岛观象台的八十六年》，《中国科技史料》第5卷（1984）第4期，第90页。①陈展云：《中国近代天文事迹》，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1985年版，第26—32页、第83—90页。

（谢选骏指出：马列狗黄俄猪，完全没有文明史的概念，所以只能就事论事，没有能力从文明史的角度去看待和总结天文学的交流和发展——他们这样和满狗清猪如出一辙，所以我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后清人民共和国”；所谓“人民共和国”，都是苏联的卫星国。）

【第三十五章 气象学】

第一节 西方传来的气象学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后，十七世纪上半叶，发明了温度表、气压表，不久又发明了多种湿度表、风速表、雨量器。由此，意大利一实验学院得以于53年建成一个由7个站组成的气象观测网。不少欧美国家开始观测。哥伦布的航海以及欧洲至东亚海运航路的开拓对欧洲工商业有很大推动，引起了对气象情报的客观要求。科学仪器的发展使得十七八世纪的科学家们研究出一些基本的物理学定律，由此才能取得对气象现象的深入认识。

1780年德国帕拉替那气象学会组织了一个由40个站组成的标准化气象站网，包括一些其他欧洲国家的站和少数美国的站，仪器近似，有统一的规范。15年后因战争而停办。以后许多国家的气象台站逐渐增多。工商业、海运的发展，要求有可靠和经常的天气情报。1853年首次国际气象会议在布鲁塞尔召开，主要讨论海洋气象问题。这是国际气象工作合作的开始。

气象站网有了进展才能分析较大区域中天气的分布和变动。1820年德国莱比锡一位气象学家分析了1783年的天气，并开始绘制天气图。虽然都是事后很久的分析，但看出有很大的潜在用途。要用天气图作出及时有用的天气预报，需要更多的站并解决通讯问题。20多年后，1843年摩尔斯发明了电报，1850年美国绘制由电报传输的天气图，5年后法国也开始绘制。

清朝的海关自1876年开始，于八十年代初步建起一个主要在沿海的观测网，这是由英国人包办和控制的。真正由本国建的完全没有，相反，外国纷纷入侵并设置气象台站。民国初的9年中，中国政府部门开始设了少量台站，但多未能持久。

中国人民于长期的生产、生活中累积了许多知识和经验，有不少学者提出理性认识。气象季节变化与生物关系（物候）的知识以及在农事上的应用，夏代就开始有所总结，到两周已有专著。自南北朝起，对气象与多种农业问题关系的知识及其应用已写入农业专著，并在多种重要农书中扩大和更新。很多学者、医学家、航海家记录和观察种种天气现象，并探讨其成因，如庄周、王充、沈括、朱熹等提出过不少理性看法。南朝刘宋时就已有对台风的描述。明末外国教士开始介绍西方的气象知识，74年开始有西方初期气象仪器的介绍，1871年已有关于气象学原理的译本。但在封建统治下，却没有引起清廷的重视。

第二节 列强在中国设立的气象台站

早期法、俄在北京的活动十八世纪中叶就有法国人在中国进行气象观测。耶稣会士宋君荣（Gaubil，AntoinePeter，89—1759）和钱德明（Amoit，JeanJosephMarie，1718—1793）精通满文，获得清廷信任。宋君荣1743年曾在北京进行气温观测。钱德明于1757—1762年首先在北京进行6年项目完整的观测。1841年俄国教会在北京设立一测候站，1850年扩充改称北京地磁气象台，1867年改属彼得堡科学院，俄著名科学家傅烈旭（H.Frische）为台长，连任年。在1841—1914年这74年中多次停顿，仅存29年气温记录，降水量存54年记录。

俄国在新疆的考察1868年俄国人布耶可夫斯基曾在天山进行观测。俄国人普尔热瓦尔斯基三次来新疆，从伊宁深入内地沿途观测，到达哈密和罗布泊。1893年俄国人罗波洛夫斯基到达鲁克沁设站观测（1893年12月—1895年12月）。同年俄国人克莱得茨曾对阿勒泰一带观测。1906年6月奥地利动物学家楚格迈尔曾到和田克孜勒山口观测。

法国在上海设徐家汇观象台法国早在1840年就筹划在江南设一观象台。1853年3月新建成上海董家渡天主堂，1865年法国教会派曾受过气象培训的神父到董家渡建观象台进行观测。1847年上海徐家汇耶酥会会所建成，新建的徐家汇观象台于1872年12月开始接替董家渡观测。次年在肇家浜（今蒲西路）新址观测。气象方面的成就有：

(1)项目完全的地面气象观测连续77年无中断，为全国之最。

(2)1879年8月初成功地预报了一次台风将临近上海，受到租界当局和舰只的赞赏和鼓励。1895年9月绘制第一张地面天气图。预报台风和海上大风有了依据。

(3)1884年9月租界当局建成外滩信号台，每日悬挂长江口和上海港风情旗帜信号。1906年起信号扩大到表示海域分区大风、台风和低气压情况。1911年起增加夜间灯信号。

(4)1914年5月起，通过法租界无线电台，每日两次发布海区天气实况和预报及授时信号，扩大了海洋服务面。

(5)收集各地天主教堂的气象观测记录。

(6)出版：《观测公报》，包括本台详细气象记录和地磁记录（1872—1941）；《月报》，包括海关各观测点和教会的气象要素月值统计（1913—1943）；科学研究报告。

俄国在东北的观测网1891年《中俄密约》许俄建中东铁路。1909年俄在沿北线建成满洲里等9处测候所，1914—19年增建5处。其中有7处1936年后为伪满所接办。日本在东北、台湾和南方的观测网中东铁路南段于1905年为日本所占有。1905—1909年，日军先后设大连、营口、沈阳、旅顺、长春等测候所。1913—1934年，南满铁路增设12个测候所，并着眼于农业开发。另外在杭州（1904—1918）、汉口（1905—1936）、沙市（1905—1920）、济南（19—1943）和上海（1920—1941）领事馆中进行气象观测。

1895年6月日本入侵台湾，1897年在台北等处设测候所5处，后又增设4处。在台北设有气象台。

德国在青岛设气象台站德国于1897年强占胶州湾，其港务测量部开始简单的气象观测。1905年迁水道山。1909年增设地震、地磁、天文观测。1911年改称“皇家青岛观象台”，增加潮汐观测。德国原有在山东筑铁路的企图，曾设济南、张店、青州、坊子、高密、胶州等测候所。

1914年11月日本侵占青岛后，改称“测候所”，19年5月委托朝连岛灯塔进行海洋和气象观测，1917—1924年曾在市郊和胶济铁路沿线各设9处测候所，并在大公岛灯塔设海洋和气象观测。

英国和其他国家的气象台站英国1883年在香港设皇家气象台，主要为航海航空服务，早年曾设信号台。不久又开展天气预报和台风警报业务。后来逐步在启德机场和附近岛屿设有气象站20多处。1922年起有测风气球观测，后又有无线电探空观测。气象台在1942—1946年日军入侵时期停止工作。英国人在天津开埠后于1887年9月设测候所，直到1941年停止工作。

其他国家，如葡萄牙于1881年在澳门，法国在昆明（1921—1936）、蒙古（1928—1932），印度在西藏亚东（1933—1939）设站观测气象。

第三节 中国兴办的气象站网海关气象观测网

1854年清廷在各通商口岸派驻海关监督，设助理称税务司，由外国人担任，掌握海关实权。1863年英国人赫德继任总税务司，控制了中国海关。赫德于1869年11月发出28号通札，要求各海关进行气象观测，称“海关广设沿海沿江，地域广达纬线20度、经线10度。机构现况容许进行气象观测而无须增加人员。购置仪器外，不需其他开支。气象观测对于科学界和东方航海人员和其他人可具有实际价值”。由此，自1876年起先后在沿海（包括台湾）灯塔和沿海、沿长江港埠（包括少数内地商埠）建起观测点65处。有10处是在内地（东北、广西、广东、云南）。三分之二是1900年以前所建，1880年已达27处。共有44处连续工作至抗日战争。有26处整年记录长达50年以上，最长的63年。观测项目较全，所用仪器均购自外国，记录文字均用英文，观测人员均外籍（民国始有中国人参加）。这个观测网的直接作用当然是为外国（特别是英国）海运服务，也就是为外国侵略服务。但由于无通讯条件，只有一小部分能将报告通过电报集中到上海。1897年起建点的有天津、芝罘、九江、汉口、宁波、厦门和大戢山岛；1901年起增加镇江、宜昌、重庆、温州、汕头。由于所累积的资料年代长久，这个观测网的记录至今仍是我国气候和气候变化研究的宝贵资料。

这个观测网虽是英国人包办，为外国航运服务，但属中国海关，是用中国人的财力兴办，所以把它们列为我国的事业。

民国初期农业部门设站清末变法维新运动后，1906年才有农工商部，开始设一些农、林、牧试验场。1911年在北京设农商观测所。1917年已有10个省的试验场和3个农校有气象观测，另有3个观测所。现在存有长期记录的有保定（1913—1937）、归绥（1914—1937）和太原（19—1937）。另外东南大学、广东大学和岭南大学的农科也有较长的记录。可见农业部门的气象观测比中央观象台还早，设站成绩也较好。但因当时政府经费无保证，多数测点也维持不长久。教育部设中央观象台1912年，在蔡元培的支持下，中华民国政府决定在北京建立中央观象台，任天文学家高鲁博士为台长，接管原钦天监外署（今建国门），计划设历数、天文、气象、磁力四科。次年派蒋丙然博士筹建气象科（1915年成立）。蒋丙然，闽侯人，上海复旦大学物理系毕业，留学比利时双卜罗大学，获农业气象学博士学位。中国气象事业创始人之一。1924年任青岛观象台台长、青岛大学教授。1946—1966年任台湾大学农学院教授。曾任中国气象学会会长（1924—1930）。

中央观象台于1913年开始气象观测，并编订我国最早的观测规程。1915年收集海关测候所气象电报和徐家汇观象台转发来的国外气象电报，据此绘制我国最早的天气图，制作天气预报，次年起向公众发布。1919年航空署成立，下设气象科，次年开始北京至浦口之航运，观象台曾予协助。

布设观测网为事业所必需，也是中央观象台之职责。1920年拟订设立40个台站的计划，强调航空需要。次年经教育部通过，批准先设10处，但终因经费无着，只设了张北、开封、西安3处，且在1927年前后即停办。观象台的观测也于1927年时停时续。

1928年观测工作由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继续，至1937年9月卢沟桥事变起停止，天气预报工作早在1921年已停止。

张謇设南通军山气象台1905年，张謇在他个人所设的博物苑开始气象观测，开国人气象观测之先河。后派员到徐家汇观象台学习并托购法国仪器，在军山建气象台，1917年开始工作，张自任台长。1909年，接收徐家汇台所发各地报告，绘制天气图，发布天气预报和警报。1926年张逝世后，改由政府维持。

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的特权不断增加，他们在各自的侵略基地设置气象台站网，而清皇朝却没有一个气象台站。1876年起，以中国海关的名义用中国财力所设的海关气象台站网也完全是英国人操纵，为其日益增大的洋货输出和海运服务。1920年以前，民国农业和教育部门开始设置的小量台站多数也很快夭折。下面将1911年和1919年全国各级测候所的数目统计列于下表：1911年和1919年各级测候所数统计表1911年1919年台站等级1234总计1234总计本国设05031540543562外国设3151415472221858总计3651710127025231201911年存在的本国所设的54个测候所中53个为海关所设，另一个便是张謇所设。他新建南通军山气象台后曾为此事呈报县知事，说：“窃农政系乎民时，民时关系气象各国气象台之设，中央政府事由，我国当此时势，政府宁暇及此？若地方不自谋，将永不知气象为何事，农业根本之知识何在，謇实耻之。”足见其对气象的重要意义有深刻的认识，也深知当时政府不可能有办气象工作之能力②。

②张明昌：《南通军山天文台始末》，《中国科技史料》第5卷（1984）第4期，第71页。

（谢选骏指出：马列狗黄俄猪，完全没有文明史的概念，所以只有就事论事，没有能力从文明史的角度去看待和总结气象学的交流和发展——他们这样和满狗清猪如出一辙，所以我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后清人民共和国”；所谓“人民共和国”，都是苏联的卫星国。至于说到南通的军山天文台，那里连一座废墟都没有了，就像做了一场噩梦。）

【第三十六章 物理学】

从清代末期至民国初期这一阶段，我国传统意义上的物理学已告终结，西方近代物理学知识逐渐在我国得到引进和移植，并且开始了最初的物理学教育。

第一节 传统物理学的终结

晚清时期我国的传统物理学物理学在我国有着相当早的起源，并且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时期。我国传统的物理学曾经具有丰富的内容和辉煌的成就，但是，明代以后，种种原因造成我国经济和生产发展缓慢，科学技术渐渐处于落后状态。物理学的发展在总体上也由缓慢到停顿。

晚清时期，我国传统意义上的物理学知识的发展，大概可以郑复光（1780—1853）和邹伯奇（1819—1869）的光学研究为代表。郑复光的《镜镜詅痴》（1847年）和《费隐与知录》（1842年），邹伯奇的《格术补》（1874年），均刊行于鸦片战争之后。郑复光在《镜镜詅痴》一书中论述了几何光学基本概念，几种反射镜和折射镜的质料和性能，透镜和透镜组的成像情况，以及17种光学仪器和器具的制作、原理和使用等。他的成就主要在于研究透镜和透镜组的成像理论。书中所述几乎涉及当时所知的各种光学仪器和器具。郑复光的另一书《费隐与知录》中的内容也以几何光学部分为最佳。邹伯奇的《格术补》反映了他在光学理论方面的突出成就。书中深入讨论了透镜和透镜组的成像规律，定量地得到了透镜成像公式、透镜组的焦距公式。书中还详细讨论了放大镜、几种折射和反射望远镜以及显微镜的结构和原理，介绍了眼睛和视觉的光学原理等。邹伯奇推导出透镜成像公式和透镜组焦距公式，可以说达到了我国传统光学发展的顶峰。清代，我国在光学器具的研究和应用，以及光学理论研究方面，有比较显著的成就。显然，这应归结于我国传统光学知识与传入的西方光学知识的“融合”。

我国传统的物理学知识主要表现在描述和解释物理现象方面，而这些物理学知识则又常常包容在工程技术知识之中。同时，物理学本身与其他传统上占优势的学科（如天文历法、数学、医学、农学等）相比较，又始终稍逊一筹。虽然在明末清初阶段我国曾经传入了一些西方的物理学知识，但随后却是百余年的中断，传入的知识甚为零散，无法形成独立的体系，结果它们被融合纳入传统知识体系的框架之中。随着时代的进步，传统的物理学已不可能再有发展，而是明显地呈现出停滞不前，以致最后趋于终结。

近代意义“物理学”的开始众所周知，物理学是自然科学中的一门重要的基础科学，研究物质运动的普遍规律和物质的基本结构。然而，在欧洲古代，物理学是自然科学的总称。西方语文中的“物理学”一词来源于希腊文，原意即指“自然”，引伸为“自然哲学”的意思。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物理学”的各个部分逐渐分别形成独立的学科，逐渐从包罗万象的“自然哲学”中分化出去。直到近代，才有了近代科学意义的物理学学科。

在我国，近代科学的物理学体系是从西方引进的。虽然“物理”一词的使用可以追溯到十分久远的年代，但作为学科的“物理学”一词的使用却是1900年才开始的。在正式使用“物理学”这个名词之前，晚清时期曾经一度使用“格致”或“格物”统称包括声光化电在内的自然科学。“格致”或“格物”也就是所谓的“格物致知”，语出自《礼记·大学》：“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后世对这句话虽有不同的解释，然而总的来说是指穷究事物的原理而获得知识。因此，如果从这种意义上来说，那么“格致”或“格物”与“物理”即“事物之理”的含义是相同的。但晚清使用的“格致”或“格物”则是专门指自然科学知识。后来，化学从中分化出，于是“格物学”和“格致学”就进一步缩小了范围，专门代表近代科学意义上的物理学了。1900年，上海江南制造局译刊《物理学》一书，书名袭用了日文名称即日文汉字而未作改变。该书原系日本物理学家饭盛挺造（1851—19）编撰；中文译本由日本东洋学家藤田丰八（1870—1929）翻译，我国学者王季烈（1873—1952）重编。这是在我国首次正式使用“物理学”一词作为学科的名称。数年之后，在我国终于逐渐统一采用了具有近代科学含义的学科名称“物理学”。

第二节 近代物理学的引进

翻译出版物理学书籍

到鸦片战争时，中国的科学技术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的清皇朝面对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的侵略，不得不打开了闭关自守的大门。由于社会形势的变化，西方科技知识在我国的传播情况，以及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状况，与以往相比较都有了很大的不同。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一历史阶段，科技书籍的翻译出版成为传播西方近代科技知识的主要途径。在此阶段，物理学知识的引进和传播也是主要通过物理学书籍和物理学教科书的翻译出版而得以实现的。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国开始出现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的科学著述。最初翻译出版有关物理学基础知识和自然科学常识的书籍主要有：玛高温（DanielJeromeMacGowan，1814—1893）译述的《博物通书》（1851）；合信（BenjanminHobson，18—1873）编译的《博物新编》（1855）；理雅各（JamesLegge，1815—1897）编译的《智环启蒙塾课初步》（1856）。这几种书籍之中以《博物新编》影响最大。

上海墨海书馆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翻译并出版了我国近代第一批科学书籍，其中有若干种是物理学书籍。如：艾约瑟（JosephEdkins，1823—1905）和张福僖（？—1862）译述的《光论》（1853）；伟烈亚力和王韬（1828—1897）译述的《重学浅说》（1858）；艾约瑟和李善兰译述的《重学》（1859）；伟烈亚力和李善兰译述的《谈天》（1859）；以及《奈端数理》等。墨海书馆是外国教会在华最早设立的编译出版机构，该馆除印刷宣教物品外，还翻译出版了包括数学、天文、物理、植物等自然科学几门学科的多种书籍，这些书籍在当时都很有影响，而上述几种物理学书籍，尤其《重学》和《谈天》，影响相当大。从此，西方近代物理学知识开始比较系统地传入我国。

十九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即洋务运动时期，我国出现了大规模翻译出版科技书籍的情形。物理学书籍在这一时期也大量地被译述刊行。1865年在上海创办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于1868年附设翻译馆，该馆是我国近代最重要的科技著作翻译出版机构。馆内有徐寿、华蘅芳、赵元益、徐建寅等我国著名学者，并聘请傅兰雅、金楷理（C.T.Kreyer）、林乐知（YoungJohnAllen，1836—1907）等西士口译，还有伟烈亚力、玛高温等人参与，在近四十年间共翻译各类科技书籍二百几十种（其中数十种已译而未刊刻）。译书的内容广泛、质量上乘。该馆翻译出版的物理学书籍有十多种，比较重要的如：傅兰雅和徐建寅译述的《声学》（1874）；金楷理和赵元益译述的《光学》（1876）；傅兰雅和徐建寅译述的《电学》（1879）；林乐知和郑昌寅译述的《格致启蒙·格物学》（1879）；傅兰雅和周郇译述的《电学纲目》（不迟于1894年）；徐兆熊译述的《电学测算》（年份待考）；卫理和范熙庸译述的《无线电报》（1898）；傅兰雅与徐寿及赵元益译述的《物体遇热改易记》（1899）；傅兰雅和王季烈译述的《通物电光》（1899）；王季烈重编的《物理学》（1900—1903）。翻译馆还翻译过的数种物理学书籍，或已译成而未刊，或未译完，如《热学》、《分光求原》、《奈端数理》等。另外，还有一些属于其他学科的译著，也包含较多物理学知识，如《金石识别》（1872）、《谈天》（1874）、《测候丛谈》（1877）等。总之，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中外人士曾大规模有计划地进行包括物理学书籍在内的科技书籍的翻译出版工作。洋务运动时期，清廷为培养急需的外交翻译人员，于1862年设立了北京京师同文馆。同文馆也编译出版了一些科学书籍。物理学书籍有丁韪良（W.A.P.Martin，1827—19）译著的《格物入门》（1866）和《格物测算》（1883），这两部书对于同文馆的物理学教育以及对于晚清社会都有相当影响。上述这些根据欧美原著翻译的物理学书籍的影响巨大而久远，在引进和传播西方物理学知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译书是晚清时期引进和传播物理学知识最重要的途径。除了译书之外，来华西方人士所办的一些报刊，如艾约瑟主编的《中西通书》（1852年创刊），伟烈亚力主编的《**丛谈》（1856—1857），北京施医院编辑出版的《中西闻见录》（1872—1875）等，也都曾刊载物理学的一些知识。我国近代最早的科技刊物《格致汇编》（1876至1892年，在此期间实际发行七年。其前身即《中西闻见录》），由傅兰雅主持。此刊常刊载介绍物理学知识的译文，某些重要译文还有单行本出版，如关于物理学知识的《格致释器》、《量光力器图说》等。由于该刊颇具影响，因此对于物理学知识在我国的传播和普及很有积极作用。

晚清时期，在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的一些组织，也曾出版或编辑物理学书籍和教科书。如，“学校教科书委员会”（1877年成立，1890年后改称“中国教育会”。该会中文名称为“益智书会”）曾出版同文馆的《格物入门》和山东登州文会馆的几种物理学教科书，以及傅兰雅编译的《格致须知》和《格致图说》丛书，后两套丛书包括物理学内容的若干册，是十九世纪末流行的普及读物。“广学会”（1887年成立。原名“同文书会”，1894年后改称“广学会”）曾出版《电学总览》（1896）、《电学纪要》（1899）、《质学新编》（1904）等。总之，来华西方人士以及教会的一些机构与组织对翻译出版物理学书籍做了不少工作，他们在传播和介绍物理学知识方面的功绩应该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我国物理学书籍的翻译出版状况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这就是，翻译出版的几乎完全是物理学教科书，而且，据日文原著翻译和编译的教科书，与据欧美西文原著翻译和编译的教科书，在数量上差不多各占一半。可以说，清末民初，物理学知识在我国的引进和传播，主要表现为翻译和编纂教科书。这方面的情况在下面关于物理学教育的一节中还将述及。

需要指出的是，直到十九世纪末，我国学者几乎尚未独立从事物理学书籍的翻译或编译工作。即使在洋务运动中大规模翻译西方科技书籍之时，译书仍然沿袭明末清初时期那种西人口译、华士笔述的翻译方法。这说明总体上看，我国学者在专业素养和外文程度两方面均有较大欠缺，因此在翻译过程中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倚仗西方人士。当然，像李善兰、徐建寅等人，他们掌握物理学基础知识并无困难，在介绍这些知识给民众时也足以胜任，但毕竟为数太少。随着我国教育状况的逐步改善，学者们逐渐掌握科技和外语知识，译书方法才从根本上得到了改变。

系统介绍近代物理学知识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阶段，近代物理学知识逐步在我国得到系统介绍。

1.力学。

力学最基础的知识首先在《博物新编》第一集中述及，有大气压力及其性质与应用等自然科学常识。《智环启蒙塾课初步》中有关于物质可分、物质不灭、运动、以及简单机械方面的内容。《重学浅说》是最早简要介绍西方力学知识的著作。我国最早系统介绍力学知识的书籍是《重学》。该书译自英国著名物理学家惠威尔（WilliamWhewell，1794—1866）的《初等力学》（AnEle-mentaryTreatiseonMechanics）。《重学》一书共20卷，分静重学、动重学和流质重学三个部分：卷一至卷七静重学部分详细讨论了有关力及其合成分解、简单机械及其原理、重心与平衡、静摩擦等静力学问题；卷八至卷十七动重学部分详细讨论物体的运动，包括匀加速运动、抛射体运动、曲线运动、平动、转动等，碰撞、动摩擦、功和能等动力学问题。其中关于牛顿运动三定律、用动量的概念讨论物体碰撞、功能原理等，都是首次在我国得到介绍；卷十八至卷二十流质重学部分则简要介绍了流体的压力、浮力、阻力、流速等流体力学问题。其中包括阿基米德定律、波义耳定律、托里拆利实验等。在清代晚期介绍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书籍之中，《重学》是最有影响的书籍之一。系统介绍近代天文学知识的书籍《谈天》，译自英国著名天文学家赫歇尔（JohnHer-schel，1792—1871）的《天文学纲要》（OutlineofAstronomy）。在《谈天》这部书中，关于用牛顿力学理论分析日月五星运动、开普勒行星运动三定律、万有引力概念、以及测定行星质量等内容，也是首次在我国进行介绍。《谈天》有1874年徐建寅的续述本，该书在清代晚期也极有影响。此外，《奈端数理》（又名《数理格致》）系根据牛顿（IssacNewton，42—1727）的名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Principia）翻译。然而遗憾的是，很可能因为受到中西译者学识水平的局限，此书未能译完。

2.热学。

晚清时期，热学知识与物理学其他分支学科知识一起传入我国。《博物新编》第一集有物质三态及其变化，抽气机的原理与构造，蒸汽机的原理与构造等热学方面的内容。近代热学知识在我国的系统介绍，特别应该提到的是《物体遇热改易记》。该书共4卷，前3卷分别阐述气体、液体和固体的热膨胀理论与实验，第4卷总结物体热膨胀公式并论述各种状态物质受热膨胀的规律。该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气体定律、理想气体状态方程以及绝对零度等概念，尤其详细介绍了欧洲科学家们测量液体与固体热膨胀率的实验及结果。

3.声学。

我国晚清时期介绍近代声学知识最重要的书籍是《声学》。它也是我国最早翻译出版的声学专著。该书译自英国著名物理学家丁铎尔（JohnTyndall，1820—1893）的《声学》（Sound）。原著有九章，每章后面有提要。中译本基本上按原著译出，分为8卷，但略去了原著第七章有关大气声学的内容。该书比较准确地介绍了许多物理概念，如：振动、声波、振幅、频率、响度、声速、波长、波节、声波的叠加、基音、泛音等等；详细论述了发声传声、弦振动、板振动、管与簧片的振动、声波迭加、音律相和等，以及有关语言声学和生理声学的一些内容；书中还有许多声学仪器与声学实验的插图。总之，《声学》详细系统地论述了声学理论与实验，具有相当的影响。直到二十世纪初，介绍到我国的有关声学的知识，基本上没有超出这部书述及的范围。

4.光学。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近代光学的一些知识，如光的直线传播和平行光的概念、反射定律和折射定律、临界角和全反射现象、海市蜃楼的成因、光速及其测定方法、色散和太阳光谱等等，在《光论》一书中首次被详细正确地介绍到我国。但该书原著者与所据底本均不详。《博物新编》中也有关于光的传播、透镜成像和棱镜色散等知识。七十年代开始，波动光学的知识引进我国。《光学》一书译自丁铎尔的著作《光学》（Light）。中文译本2卷，共502节，由浅入深系统详细地论述几何光学和波动光学。几何光学部分的新内容不多。波动光学部分包括关于光的本质的粒子与波动两种假说、光的传播的以太说、光与色、光谱及其应用、光的衍射、干涉、偏振等等。波动光学是《光学》这部书的主要内容，特别是关于衍射、干涉和偏振现象，它们产生的实验方法、原理及应用等，对我国来说是完全新的知识。稍后，又有书籍专门介绍英国物理学家克鲁克斯（WilliamCrookes，1832—1919）发明的辐射计，即《量光力器图说》。该书1卷共六章，叙述了克鲁克斯在进行真空实验时发明辐射计的经过、辐射计的原理、各式辐射计及其应用等。然而书中介绍的多是较早的一些认识。另外，光谱学的初步知识也传入我国，内容介绍光谱分析的《分光求原》一书，因没有译完而未能刊刻。

5.电磁学。

十九世纪中期至二十世纪初期，电磁学在我国传播的内容主要是基础知识和有关无线电报的知识。五十年代初，《博物通书》最早介绍了电磁学和电报的初步知识。七十年代末，有《电学》一书，共10卷256节，402幅插图。该书译自英国人诺德（HenryM.Noad）编著的《电学教科书》（TheStudent’sText-bookofElectricity）。书中比较系统地叙述静电学，静磁学，生物电流，电流的化学效应、热效应、磁效应，电磁感应，电报等，但内容均为六十年代中期以前的知识。九十年代，有几种比较重要的电学著作：《电学纲目》译自丁铎尔的《电学七讲教程》（NotesofaCourseofSevenLecturesinElectricity）。该书共四十章357款，概述电流及其各种效应、电阻、电磁感应、电报、稀薄气体放电等内容。《无线电报》一书比较详细叙述关于无线电报的实验与应用。但该书原著者及所据底本均不详。另外，还有专门讲述有关电力计算的书籍《电学测算》。该书共十一章，分别论述定义、欧姆定律、电阻与电导、分电阻与总电阻、导线截面积、电路连接、功与功率、电池、发电机与电动机等内容。书中附有关于长度、面积、体积、重量及功和能的单位换算表，金属的电阻率与电阻系数，液体与溶液的电阻率，纯铜在各温度的相对电阻与电导，线规，化学与热化当量，化学与电化当量，磁化强度，导磁率，磁阻等共15个物理数据表。该书的原著者与所据底本亦不详。

以上所述，是物理学各主要分支学科引进近代知识的大体情形。晚清时期，除各分支学科的专著之外，还有许多综合性的物理学书籍以及大量的普及读物，它们对于物理学知识的传播和吸收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例如《格致启蒙·格物学》、《格物入门》、《格物测算》、《格致须知》、《格致图说》等等，都甚有影响。尤其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格物测算》不仅阐述物理学原理和规律，而且注重运用数学知识解决物理问题。该书在我国最早介绍了将微积分知识应用于物理学。这一时期，也有许多通俗读物介绍一些简单的物理仪器。

应当归类于其他学科的书籍，有些也涉及物理学知识。《金石识别》是一部矿物学著作，译自美国著名地质与矿物学家戴纳（JamesDwightDana，1813—1895）的《矿物学手册》（ManualofMineralogy）。书中包含晶体物理学和晶体光学的一些内容，如介绍各种晶系，晶体的几何形态与构成，晶体的硬度，光在晶体表面或通过晶体时所发生的反射、折射、双折射等现象，以及利用分光计鉴定分类矿物等。这部书首次将近代晶体学知识系统介绍到我国。此外，讨论大气各种现象的《测候丛谈》，叙述气象测量各种仪器及其原理和应用的《测候诸器说》，也都包含许多物理知识。

虽则近代物理学逐渐在我国得到比较系统的介绍，然而总体上说，所介绍的大多是基础知识，这些知识与同时期物理学本身的发展水平相比差距甚大。这种情形自然与当时中国社会与科学的状况密切相关。几乎唯一的例外，是有关X光的知识。山东登州文会馆翻译出版的《光学揭要》（1898）一书，末尾有5节简单介绍了X光的发现、特性及用途。《通物电光》（1899）一书，译自美国人莫顿（W.J.Morton）与汉莫尔（E.W.Hammer）合著的《X射线，不可见的照相术及其在外科术的价值》（X-ray，orPhotographyoftheInvisibleandItsValueinSurgery），原著者是美国最早将X射线应用于医疗的医生之一。译者用“通物电光”一词形象地反映了X光的特性。该书叙述电学基本概念，X光机装置的各个部分，各部件的制作和连接，X光的发现及其特性与实验研究，X光照相方法，X光在医学上的应用等。除这两部书之外，在此前后，一些报刊亦载有关于X光原理与应用的文章。因此可以说，有关X光知识的介绍，还是比较及时的。

第三节 物理学教育编译出版物理学教科书

随着洋务运动期间及在此之后新式学堂的逐渐建立，对物理学教学用书的需求大大增加了。然而从总体上看，洋务运动中翻译出版的物理学书籍，虽然其原本多为教材，译本有的亦曾被用作教材，但是对于物理学的系统教学却不尽适宜。所以，尽管可用于启蒙与普及物理学知识的书籍的数量很多，但真正用作学校教科书的却并不很多。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由于社会状况的变化和教育发展的需要，我国出版的物理学书籍的性质发生了显著的改变，即以翻译和编纂物理学教科书为主。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已有多种译自欧美著名教科书的中文物理学教科书问世。比较有名的，如登州文会馆曾先后出版了赫士（WatsonMcMillenHayes，1857—？）和我国学者共同译述的《声学揭要》（1893）、《热学揭要》（1897）和《光学揭要》（1898）。它们所据底本为法国迦诺（AdolpheGanot，1804—1887）著《初等物理学》（ElementdePhysique）的英译本（Ele-mentaryTreatiseonPhysics）第十四版，但中文译本略去了难度较大的章节。这三种物理学书籍与该馆翻译出版的其他学科的书籍一样，有一定的影响。《光学揭要》还是我国最早介绍X光的书籍之一。

二十世纪初，由于教学的需要，翻译出版欧美尤其日本的物理学教科书的数量骤增，种类繁多。其中，最著名的是《物理学》，该书由饭盛挺造编纂，藤田丰八翻译，王季烈重编。这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的真正可称之为“物理学”的著作，也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之前最重要的物理学教科书。书中明确指出，物理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界的万物，研究方法是观察和实验的方法。该书在系统阐述物理学理论和实验的同时，还特别注意介绍有关著名实验进行和著名定律发现的历史。日本其他一些物理学家编纂的教科书，也在中国翻译出版，如木村骏吉的《新编小物理学》（1903）、中村清二（1869—1961）的《近世物理学教科书》（1906）、后藤牧太的《新编理化示教》和《物理学初步》（年份待考）、田丸卓郎的《物理学新教科书》（1909）、本多光太郎（1870—1954）的《物理学教科书》（1911）等，都是较好的教材。此外，还有译自日文书籍的数量众多的教科书。事实上，二十世纪初，我国的物理学教科书，大约半数以上是根据日文教科书翻译或编译的。

与此同时，欧美著名的物理学教科书继续被翻译出版。如：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的《额伏烈特物理学》（1903），原著者埃弗雷特（JosephDavidEverett，1831—1904）是英国物理学家、皇家学会会员，曾将法国德夏内尔（A.P.Deschanel）著的《初等物理》（TraiteElementairedePhysique）译成英文，中文译本是根据英译修订本翻译的；学部编译图书局的《力学课编》（1906），译自英国马格纳（PhilipMagina）著的《力学》，原著曾刊行十数次之多，中文译本系译自其1891年第17版，并据其1896年修订本增补而成；还有《初等理化教科书》（1910），原著者之一格雷戈里（R.A.Gregory）是英国天文学家、皇家学会会员，曾著数种物理学教科书。这些都是较好的物理学教科书。

清末，许多程度不等的物理学教科书被翻译出版。这时，我国学者已具备一定的外语和物理学知识，开始能够独立翻译欧美和日本的物理学书籍，并且能够根据需求进行编著。同时，我国还出现了以编译出版教科书为主的书局或印书馆，有名的像上海文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先后编译出版的物理学教科书，如：《蒙学理科教科书》（1902）、《最新理化示教》（1904）、《初等理化教科书》（1904）、《理化示教》（1904）、《格致教科书》（1904）、《物理教科书》（1907）、《物理学讲义》（1908）、《初等物理教科书》（1909）、《中学教科书物理学》（1909）等等，在当时都比较有影响。清末民初出版的物理学教科书，虽则多数内容浅易，然而它们的翻译或编撰，不仅反映了我国在引进和吸收物理学知识方面的进步，而且奠定了我国近代物理学教育的基础。

课程设置和科系设立物理学教育是近代科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它的发展又有赖于整个近代教育的发展。在我国，正式讲授近代自然科学始于1866年北京京师同文馆中设立的算学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起，同文馆已设置物理学课程，该馆各科岁考题中有“格物题”或“格物测算题”，也就是物理知识试题。同文馆的格物或格致课程初由总教习丁韪良讲授，《格物入门》即为当时的教材；1879年后由欧礼斐（C.H.Oliver，1857—？）继任教职。京师同文馆作为我国最早开始近代自然科学教育的机构，物理学课程的设置和教学在全国都有相当影响。

清政府在洋务运动期间，创办了一些新式学堂。继京师同文馆之后，类似的尚有上海广方言馆（1863）和广州同文馆（1864）。接着又创办了一些军事学校，如福建马尾船政学堂（1866）、北洋水师学堂（1880）、天津武备学堂（1885）等。在这些新式学堂中，除主要进行外文或军事技术教育外，同时也讲授包括物理学在内的自然科学。

在官方的支持下，徐寿、傅兰雅等人创建上海格致书院（1876）。书院聘请中外学者授课，并定期举办科学讲演。曾经讲授电学原理等物理学基本知识，并作演示实验。格致书院对我国近代科技教育的发展起了很好的示范和推动作用。

自十九世纪中期起，西方教会和来华传教士在我国各地陆续开办学校，学校里设有自然科学常识的启蒙教育。像理雅各的《智环启蒙塾课初步》就是当时香港英华书院的教科书。教会和传教士办的学校有些还比较著名，如1864年狄考文在山东开设的登州文会馆，该校在物理学和其他学科的教学，以及在编译教材供教学之用方面，均甚为出色。

以上所述的各类学校，虽然它们的性质和教学内容各不相同，但是在传播物理学知识和推动物理学教育方面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1898年北京京师大学堂成立。1902年，大学堂在格致科下设天文、地质、高等算学、化学、物理学、动植物学等六目。不过，京师大学堂的物理学教育，与当时欧美或日本的大学物理学教育相比，尚有相当距离。戊戌变法之后，兴办大、中、小学堂的新政得以保留，物理学和其他学科被正式列为学堂课程。1903年，清政府颁布学堂章程，规定小学设理化课；高等学堂分政艺两科，艺科所设课程中有力学、物性、声学、热学、光学、电学和磁学等物理学内容。1905年，清政府又明令废除科举，成立学部。新学制的建立使得各级各类学校有较大发展，物理学知识逐渐正规地在大、中、小学堂得到讲授。

1911年辛亥革命后，近代科学教育在我国开始得到迅速发展。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格致科改为理科，下设物理学等门。1913年，由曾留学美国和德国的夏元瑮（1884—1944）任理科学长。19年，物理学门第一届学生孙国封、丁绪宝、张崧年毕业，他们是中国物理学专业的首批大学毕业生。1918年，北京大学改物理学门为物理学系。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这一时期，官办和私办的各级学校数量大增，北京、南京、武昌、广州等地高等师范学堂先后设立数理化部，培养师资，从而为物理学知识在中国的普及与提高作了必不可少的准备。

早期的物理学留学生二十世纪初，中国开始有学生出国留学攻读物理学。最早的一位是李复几（1885—？），他于1901年在上海南洋公学毕业后，先后在英国和德国学习，1907年获德国波恩皇家大学高等物理学博士学位，是我国第一位物理学博士。清代末年，出国学习物理学的还有何育杰（1882—1939，1903年赴英）、张贻惠（1904年赴日）、吴南薰（1905年赴日）、夏元瑮（1906年赴美，1909年转德）、李耀邦（1884—？，1909年赴美）、胡刚复（1892—1966，1909年赴美）、梅贻琦（1889—1962，1909年赴美）等。民国初年，出国学习物理学比较著名的如赵元任（1892—1982，1914年赴美）、颜任光（1888—1968）、李书华（1889—1979，1913年赴法）、饶毓泰（1891—1968，1913年赴美）、孙国封（1890—1936）、丁燮林（1893—1974，1914年赴英）、桂质廷（1895—1961，1914年赴美）、叶企孙（1898—1977，1918年赴美）等。以后，留学人员数量增加很多。

早年留学国外的人员，大都在当时物理学研究的前沿有所建树。1919年以前获博士学位的有：李复几因光谱学的实验研究而成为中国第一位物理学博士（1907）；李耀邦进行测定电子电荷的实验研究，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1914）；胡刚复以X射线的实验研究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18）；颜任光研究气体离子的迁移率和气体的粘滞性，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1918）；等。留学国外的人员，为在中国发展科学事业，几乎都是学成之后立即归国，回国后绝大多数从事物理学的教学和研究。他们以辛勤的工作为近代物理学日后在中国的成长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谢选骏指出：马列狗黄俄猪，完全没有文明史的概念，所以只有就事论事，没有能力从文明史的角度去看待和总结物理学的交流和发展——他们这样和满狗清猪如出一辙，所以我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后清人民共和国”；所谓“人民共和国”，都是苏联的卫星国。）

【第三十七章 化学】

第一节 早期的化学书籍翻译与化学知识传播

西方近代化学知识是随着鸦片战争的硝烟而开始进入中国的。到鸦片战争后期，有一些国人开始学习西方技术，仿造军火和轮船。在这种仿制火药火器的活动中，必然接触到一些酸碱和金属化学知识，这样中国人开始了解到一些零散的西方近代化学知识。如十九世纪初欧洲化学家合成起爆药雷酸银的技术，就在鸦片战争稍后传入中国。道光二十二年（1842），丁守存在天津制造地雷、火机时进行了仿造，获得成功，并在其《自来火铳造法》中记载了他实验过的硝酸钾和乙醇的提纯方法、硝一矾蒸馏法制硝酸和雷酸银制法等①。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关闭的大门被打开了，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并没有因此而很快传入中国。一方面清廷仍坚持闭关政策，林则徐、魏源等人“师夷技之长以制夷”的思想没有受到重视。另一方面，自1807年来华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和恢复活动的来华天主教士恃船坚炮利为后盾，也不再以科学知识为敲门砖。所以鸦片战争后的20年间，传入我国的西方近代化学知识十分有限。

中国人了解独立的化学学科，可能以玛礼逊学堂的学生为最早。该学堂是为纪念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玛礼逊（RobertMorrison，1782—1834）而创办的第一所教会学校。1839年在澳门开办，招收了几名中国幼童入学。1842年该学堂迁至香港后，曾一度开设过化学课，内容很肤浅①。

在近代早期的西学东渐史上，传教士医师作出一定的贡献。最早的一些西方科学译著大都是他们编译的。如合信（BenjaminHobson，18—1873）在译医书时，就编译了一本《博物新编》（1855），作为其《西医五种》之一。《博物新编》是一本自然科学常识书，它所介绍的近代科学常识，已远远超越了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介绍的科学知识水平。该书共三集，分别讲述了理化、天文和动物学知识。其第一集“地气论”和“水质论”等篇之中介绍了化学知识，第一次向国人介绍了元素理论，并具体阐述了养气（今氧气）、轻气（今氢气）、淡气（今氮气）、炭气（今二氧化碳气）、磺镪水（今硫酸）、硝镪水（今硝酸）和盐镪水（今盐酸）等化学物质的性质和制法。此外，他的《内科新说》（1858）卷下的“东西本草录要”也介绍了一些化学药品的制法。

《博物新编》是第一部介绍了近代化学基础知识的译书，但该书并没有提到化学这一科学分支。最早把chemistry译为“化学”并将其作为科学的一个分支来介绍的，是上海墨海书馆的翻译家。这是一家英国伦敦会在华出版机构，馆主传教士麦都思聘请著名数学家李善兰等人与传教士伟烈亚力等合作，翻译了几部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和植物学著作，较系统地介绍了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尽管在他们的译著中，没有一部是化学书，但他们已把chemistry一词翻译过来，称为“化学”。他们以“变化”之“化”译以物质反应变化为研究对象的。chemistry这一学科，极为贴切。据研究，目前所见“化学”一词的最早出处是在墨海书馆佣书的江苏学者王韬1855年的日记之中①。稍后，伟烈亚力在他主办的《**丛刊》月刊上就一再运用此词。伟烈亚力在《**丛刊》创刊号（1857年1月）“小引”中还把化学与“察地之学”（地质学）、“鸟兽草木之学”（动、植物学）、“测天之学”（天文学）、“电气之学”（电学）、“重学”（力学）、“听学”（声学）和“视学”（光学）等并列，从此化学作为近代科学的一个分支，逐渐为中国人所了解。

1861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再一次失败，清廷终于认识到中国再也无法闭关自守了，一部分上层统治者发起了一场“借法自强”的洋务运动，核心就是要学习掌握西方的先进技术，特别是军工技术。从1865年筹办上海江南制造局开始，一批军工、工矿企业陆续建立，它们都与化学密切相关；许多民用工业品如火柴、肥皂、食品等也离不开化学。化学知识的引进已刻不容缓，在这种形势下，一系列化学译著陆续问世。

1868年，京师同文馆出版了该馆总教习、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所著《格物入门》，其中有《化学入门》一册。《格物入门》虽在1868年刊出，但其编译在1866年即已完成。《化学入门》分为“总论”、“原质”（元素）、“气类”（气体）、“似气类”（非金属）、“金类”（金属）、“生物之质”（有机物）共六章，采用问答体介绍了30种元素及其化合物，已初具化学知识系统的轮廓。

在《化学入门》问世的时候，广州博济书局的美国传教医师嘉约翰与其学生何瞭然，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徐寿和英国人傅兰雅已着手翻译专门的化学书籍。嘉约翰从1866年起，在博济医．局附设学校讲授解剖学和化学，何瞭然曾从合信氏学医兼及化学，他们在1869年开始翻译《化学初阶》，1870年译成二卷，1871年刻成印行。1868年5月，在徐寿的请求下，江南制造局专设翻译馆，聘傅兰雅为主要口译人，开始较大规模地翻译西方科技书籍。徐寿对化学特别重视，在翻译馆设立之初，他就计划翻译化学书。从1868年开始，他与傅兰雅合作，由傅氏口译，他笔述翻译了一系列化学著作，为化学知识的介绍与传播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由于化学专门著作的汉译在当时尚属初次，许多元素与化学概念在汉语中都没有相应的词汇表达，因此必须拟定一套元素与化学概念的汉译名。为此，徐寿等人作了充分的准备工作。1869年，他们开始翻译《化学鉴原》，同年11月之前他们译出了该书第一卷，即概述化学理论的一卷，并添加了“华字命名”一节，阐述元素与化合物的命名方案。关于元素的译法，徐寿等首创了以元素英文名称的第一音节或次音音译为汉字再加偏旁以区别元素的大致类别的造字法，巧妙地将元素名称译为汉字。他们据此新造的汉字元素名称如钙、铍、锂、钠、镍等合乎汉字习惯，几乎看不出是新造的汉字。他们的这一元素译名原则与所译50个元素汉名中有36个至今仍为我们所习用。而在当时，嘉约翰、何瞭然了解到他们的译名后，就在翻译《化学初阶》时采用了徐寿等人所拟的一些译名。至于化合物的译名，徐寿等除对一些特别①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常见的化合物采用意译外，一般都译其化学式，“连书原质之名”，如硫酸铜的中文译名为“铜养硫养三”。

《化学鉴原》于1869年译完，1871年作为翻译馆的第一批译书，稍后于《化学初阶》刊印问世。《化学初阶》和《化学鉴原》是最早的两部系统介绍无机化学知识的汉译书，而且它们是根据同一部原著翻译而成，都是译自Wells’PrinciplesandApplica-tionsofChemistry的无机部分，原书是美国南北战争前后很流行的课本。著者DavidA.Wells（1829—1898）是美国科学著作家和经济学家。《化学初阶》译文比较简略，而《化学鉴原》内容很丰富，译文也比较流畅，被时人誉为“化学善本”。《化学鉴原》共6卷，卷一论述化学基本概念与基本原理，如元素理论、亲和力理论、物质分类、原子理论、酸碱理论、当量概念、定组成定律、定比定律、质量作用定律和物质不灭定律等。全书介绍了64种元素，从卷二起分类介绍元素及其化合物的制法与性质，是整部书的重点所在。卷二论述气体氢气、氯气、氧气和氮气及其化合物，卷三论述碘、溴、氟、硫、磷、硅、碳等非金属及其化合物，卷四论述碱金属、碱土金属等及其化合物，卷五论述铁、锰、钴、锌、铅等22种贱金属及其化合物，卷六论述汞、银、金、铂等贵金属。由于原书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前后的普通化学课本，它所介绍的化学知识与当时化学的最新水平距离较大，部分内容已陈旧过时，如书中原子量与当量的概念含混不清，还没有正确的分子概念。至于元素周期律在西方化学教材中也是到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才被采用。

在介绍有机化学时，徐寿和傅兰雅选择了C.L.Bloxam（1831—1887）所著《化学》（1867）一书的有机化学部分，译为《化学鉴原续编》，于1875年刊行。Bloxam是伦敦King’sCollege的化学教授，所著《化学》从1867年初版至1912年共出12版，是一部很著名的教科书。该书的特点是介绍化学理论不多，而着重论述元素及其化合物的性质、制法和应用，故其主体不易受当时化学的飞速发展而动摇。但Bloxam对有机化学的兴趣不大，其书有机部分主要取材于他的同事W.A.Miller（1817—1870）的《化学基础》第三卷（ElementsofChemistry，vol.Ⅲ.organicchemistry，3rd.ed.，1864—1867），较无机部分逊色①。有机化学被徐、傅译为“生物化学”。《化学鉴原续编》按其不同的来源和制法分类论述当时已知的主要有机物，如氰化物、苯及其衍生物、动植物碱、植物染料、动植物香料、有机酸、醇、糖和金属有机化合物等。由于有机物西文命名都很复杂，徐、傅对有机物名称翻译绝大多数都采用音译，故《化学鉴原续编》一书比较难读。

《化学鉴原续编》译成之后，他们又将原书的无机化学部分译出，称为《化学鉴原补编》，于1789年刊行。《化学鉴原补编》主要分类介绍各种元素及其化合物的性质与制备，内容比《化学鉴原》更为丰富，其元素分类较《化学鉴原》更接近于元素周期律。译者还增补论述了新发现的元素镓及其化合物。但《补编》没有介绍当时新的化学理论。徐寿和傅兰雅还根据翻译《续编》、《补编》时积累的化合物译名编成《化学材料中西名目表》（1885）出版，这是第一部英汉化学词汇表。

《化学分原》（1871）是第一部分析化学译著，由徐寿之子徐建寅和傅兰雅合译，它概述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基本方法和实验。

①本章涉及的有些时间、机构和人物等，因记忆所及和资料所限，可能不完全准确，尚需进一步考订。①潘吉星：《论清代化学家丁守存的起爆药雷酸银合成》，《科技史文集》第15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58—67页。

①刘广定：“中文‘化学’源起再考”，《化学》1991年第4期，台北。

后来徐寿和傅兰雅根据英译本ManualofQualitativeChemistryAnalysis（newed.tr.byS.W.Johnson，NewYork，1875）和QuantitativeChemicalAnalysis（7thEng-lished.，London，1876），把近代分析化学之父、德国分析化学大师KarlR.Fresenius（1818—1897）的两部最有名的分析化学专著译为《化学考质》（1883）和《化学求数》（1883）刊行、KarlR.Fresenius的这两部著作是十九世纪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方面最著名的著作，内容相当详尽，代表了当时分析化学的发展水平。因此，十九世纪介绍到中国的化学知识，与当时西方科学水平最为接近的是分析化学这一学科。

《物体遇热改易记》（1899）译自HenryWatts（1808—1884）编辑的名著ADictionaryofChemistryandtheAlliedBranchesofOtherSciences（London，1875）中的有关条目。它介绍了气体、液体和固体受热膨胀理论、气体定律、理想状态方程、绝对零度等理论和概念，详细罗列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之前西方科学家研究液体、固体热膨胀率的实验结果。

上述无机、有机、分析化学著作的翻译出版，表明近代化学知识的引进介绍在洋务运动时期已有一定的系统性。与此同时，江南制造局还译出了不少专门的化工著作和其他化学著作。在化工方面，徐寿等人译有《造硫强水法》、《制玻璃法》、《制肥皂法》和《制油浊法》等。傅兰雅还与汪振声翻译了一部化学工业名著，即著名的德国工业化学家GeorgLunge（1839—1923）的ATheoriticalandPracticalTreatiseontheManufactureofSul-phuricAcidandAlkali，withColleteralBranches（London，1879—1880），将其译为《化学工艺》（1898）刊行。此书共三集，初集论述硫酸工业，二集论述盐酸工业和吕布兰制碱法，三集介绍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新发展起来的索尔维氨碱法制碱工艺，并论述了漂白粉的制造。另外还有《电气镀金略法》（1881）和《镀镍》（约1882），论述金属电镀工艺。在金属化学和矿冶化学方面，有《造铁全法》（1880）、《宝藏兴焉》（1885）和《银矿指南》（1891）等。其中《宝藏兴焉》是根据英国著名化学家WilliamCrookes（1832—1919）的APracticalTreatiseonMetallurgy（London，1868—1870）翻译的，详细论述了金、银、铜、锡、镍、锑、铋、汞等金属的矿藏、冶炼与提纯及其物理化学性质，内容相当深入丰富。此书也是徐寿和傅兰雅翻译的。此外，在火药方面，制造局译有《制火药法》（1871）和《爆药纪要》（1880）等；在农业化学方面，译有《农务化学问答》（1899）、《农务土质论》（1902）和《农务化学简法》（1902）。

江南制造局的主要口译者傅兰雅，不仅同徐寿等人翻译了大量的化学译著，他还以自己的力量创办了第一种中文科技刊物《格致汇编》，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介绍和宣传了各种科技知识，其中化学知识在《格致汇编》中占有较大的篇幅。它曾刊登过有关制造玻璃、冰块、啤酒、汽水、蔗糖、火柴、榨油、水泥和造纸等日用化工技术的文章，并连载了傅兰雅和栾学谦翻译的《化学卫生论》一书。《化学卫生论》译自英国化学家JohnF.Johnston（1798—1855）所著TheChemistryofCommonLife（rev.ed.，Edinburg，1859），论述日常生活中的化学现象和有关化学知识，深受读者欢迎，后来由广学会出版了单行本。化学是实验性很强的学科，但当时制造局没有专门论述化学实验和实验仪器的译书，《格致汇编》中连载二年的《化学器》（1880—1881），填补了这一空白。它译自英国化学家和科学仪器制造商JohnJ.Griffin（1802—1877）的ChemicalHandcrift—aClassifiedandDescriptiveCatalogueofChemicalAppartus（2nd.ed.，Lon-donandGlasgow，1877），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化学实验室常用工具、衡量仪器、容热量热器、分离分析仪器等，并附有大量的插图。《格致汇编》曾多次重印，各册印数达数万份以上，远远多于制造局译书的单种销量，《化学卫生论》和《化学器》还印行过单行本，因此《格致汇编》传播化学知识的作用未可低估。鉴于当时许多人对制造局译书感到深奥难懂，傅兰雅还根据局译化学书，编写了《化学易知》（1880）和《化学须知》（1886）等入门书，便于初学。

十九世纪下半叶，翻译化学书的还有京师同文馆化学教习、法人毕利干（AnatoleA.Billequin，1837—1894）及其学生、同事。毕利干等译有《化学指南》（1873）和《化学阐原》（1882），前者是一部普通化学教材，后者与《化学考质》底本一致，也是KarlR.Fresenius的定性分析专著。但毕利干译书中所造元素名称的新字笔划十分繁琐，不合汉字习惯，译文佶屈聱牙，故流传较少，影响较小。

一系列化学译著的出版，改变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化学知识引进与传播的落后状况，到十九世纪末，化学知识的介绍甚至可以说已走在数学、物理等学科的前头。当时许多探求科学知识的人士都非常重视化学。有人认为“制造功夫，以算学为体，以化学为用”，又有人认为化学应用广泛，因而“冠乎声学热学光学电学之上”，甚至还有人认为“化学实为诸学之根”①。当然，依赖译书学习化学知识具有很大的局限性。首先，绝大多数译书都是英美流行的教科书，十九世纪后半叶的化学新发现和新理论一般都没有介绍过来，化学各分支学科虽大都有译本，但除无机、分析化学外，其他都只有唯一的译本；其次，即使是最好的译书，一般人也感到难读难懂，真能理解其科学内容的人实在很少。因此，人们从译书中获得的化学知识是十分有限的，有时免不了闹笑话。比如，到1890年，已知的元素已不止64种，但当时译书只介绍了64种元素，有人竟将64种元素与64卦相比附。

①D.I.Daviset.al，“CharlesLoudonBloxam-AVictorianUniversityandMilitaryAcademyChemistryTeacher”，Ambixvol.33（1986），Pt.1，pp25—29.

第二节 化学教育的形成

翻译介绍化学知识，目的在于培养中国自己的近代化学家。徐寿等通过译书而具有一定近代化学知识的人才，可称是中国第一批近代化学家。他们通过翻译化学著作，传播了化学知识，对化学科学在我国的建立有筚路蓝缕之功。他们还利用自己的化学知识，对洋务运动时期建立新式工矿企业有所贡献，如徐寿为江南制造局龙华分厂建硫酸车间（1874年），徐建寅在山东机器局和湖北枪炮厂设计制造火药，徐华封在淄川矿厂冶炼铅矿等。但这一批人人数很少，根本不能满足洋务事业的需要。当时还有一些人通过学习化学译书掌握了一些化学知识，但他们的水平有限，根本不是化学专门人才。专门人才的培养需要专门的教育，这就迫切需要变革传统的教育制度。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洋务派兴办了几所新式学堂，尝试外语与科技教育。但是由于科举制度没有改变，风气不开，洋务派对科技发展支持不力，在甲午战败以前，化学教育进展甚微。

中国近代第一所学堂是京师同文馆，官办学堂中最早实行化学教育的也是同文馆。1866年，该馆拟议科学教育计划，并聘请外人当教习。次年，通过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聘法国人毕利干为化学教习。毕利干曾在法国著名化学家JeanB.J.D.Boussingault（1802—1887）的实验室工作过，来华前担任另一法国化学家AnselmePayen（1795—1871）的助手。1871年毕利干来馆执教，至1890年返回法国，继由德国人施德明（CarlStublman）担任化学教习。同文馆初期的两名优秀学生承霖和王钟祥，曾先后任化学副教习①。同文馆的化学课，分用中文与外文授课两种。中文化学课，选修者主要是从一些略知化学者中招取的主修化学的学生，这些学生多用《化学指南》、《化学阐原》为教材。但他们不懂外文，难以深造；还有一些年龄大的学生，在“格物”课内兼习化学，也用汉文讲课。同时还开设了外文化学班，供一些有一定外文基础的学生选修，年限不定。教育内容以无机化学和分析化学为主。1876年，同文馆还建立了化学实验室，学生在实验室可学做一些基本操作和实验。据说在同文馆所有科学课程之中，学生最喜欢化学。但是该馆培养的科学人才微乎其微，它的大多数肄业生都以翻译或教书为业，少数化学优秀生曾在天津等地的机器局任职。

徐寿对化学教育也曾努力尝试。1876年，他与傅兰雅等创建了格致书院。他们购置了一些简单的化学仪器。1883年，该院曾拟聘一名外国人来院开设化学、矿学课，因缺乏经费而作罢。1889年，聘到一英国人来院执教，但此人不久就病故了。直到1895年以后，傅兰雅等人在书院开设了周末教演班，讲授数学、化学知识。栾学谦《格致书院讲演化学记》所记叙的正是1897年讲化学时的情景①。当时，连《化学鉴原》中的基础知识听众都诧为惊奇，说明洋务30余年间，化学知识的传播还十分有限。光绪初年，浙江瑞安孙诒让、平阳杨镜澄等人办过一所瑞平化学堂，但不久即解散。

洋务运动时期，在教育方面最大胆的尝试是向国外派遣留学生。首先是选派幼童到美国学习，自1871—1874年，陆续有120名幼童赴美，准备学习①见王韬编《格致课艺汇编》卷4。

①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883年版，第32—66页。科学技术。但他们绝大多数还未进入大学或专科学校或未完成大专学业即于1881年被莫名其妙地撤回，学习中途夭折。而且这批留美学生以学习工程技术和电报的人最多，专门学习化学的实无一人。但当时美国大、中学校已有普通化学课，他们当然也因此而掌握了一定的化学知识，且远胜于国内通过译书学习化学。1877—1886年，福州船政学堂选派了几批学生到英、法等国深造。船政学生大都是学习造船和驾驶，但其中学习制造的七八个学生在法国学习矿务学。化学是近代矿学的重要基础之一，这些留学生在巴黎国立高级矿务学院等校学习，已经受到了比较系统的化学训练。陪同第一批留学生的随员翻译罗丰禄，曾进英国伦敦King’sCollege，受教于化学家、《化学鉴原续编》与《补编》的原作者C.L.Bloxam，他是当时唯一的专门学习化学的留学生。这些留学生在1880年都回到了国内，有的主持炼铁炼钢等工作，有的发现了福州穆源铁矿。他们虽不以化学为业，但其化学水平在当时国内远在他人之上。

教会学校较早开设化学课的有山东登州文会馆，其创办人是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该馆前身是蒙养学堂，创建于1864年，狄考文曾为该学堂建一个极其简陋的理化实验室。1873年，学堂增设中学课程。1876年改名为登州文会馆，其后科学教育大为进步。该馆学生在第五、六年学习无机化学和分析化学，采用江南制造局译书为教材，另外狄考文自编有《理化实验》（未刊）。文会馆用中文教学，其毕业生科学水平较高，为当时教会学校争相延聘。狄考文的一名学生丁立潢，学习理化仪器制造专业，在二十世纪初办过一所山东理化器械制造所，为当时全国第一家①。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主要的教会学校如上海圣·约翰书院、苏州博文书院、杭州育英书院、南京汇文书院等都开设了化学课。这些教会学校的毕业生，其中有些人担任了清末学制改革后所办初、高等学堂的化学教师。

在编写教科书和统一化学术语方面，传教士们也做过一些工作。早在1877年，新教传教士就组织了学校教科书编撰委员会即益智书会，该会的非传教士主编傅兰雅编写了《化学易知》和《化学入门》等书。到十九世纪末，传教士厚美安编译了《化学入门》（1889），福开森（J.C.Ferguson，1866—1945）编译有《化学新编》等。同时，传教士也很注意科学术语的翻译与统一工作。1891年，益智书会下设科学术语委员会，起初由傅兰雅整理化学名词。1896年傅氏赴美后，由狄考文、赫士（W.H.Hayes）、嘉约翰等人负责。1898年，他们发表了《修订化学元素汉译名表》，1901年又出版了狄考文主编的《化学术语与命名法》（ChemicalTermsandNomerclature）。他们拟译了71个元素的译名，对元素译名也有所改进，如气体元素一律加“气”字头（吸取了杜亚泉《亚泉杂志》的做法）；但他们不尊重徐寿和傅兰雅的元素译名已被大部分接受的事实，对大量的元素译名进行了重译或改译，其新造汉字却很繁琐别扭，故很少有人沿用。《化学术语与命名法》的主要篇幅是无机物的命名方案，其中acid先前译为“镪水”，他们改译为“酸”，salt译为“盐”和“礬”，ox-ide（氧化物）译为“锈”，等等。“酸”、“盐”和“锈”等字一律置于译名之尾，据此他们列出了近千种无机物的译名。这本术语译名出版的时候已临近中国人大量翻译日文科学书籍之时，故而影响较小。

①《新学报》第三册，光绪二十三年七月。

留日运动是在甲午战败，特别是1900年义和团失败后兴起的。1894—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败给了日本，以求强求富为标榜的洋务运动宣告破产。甲午战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导致鸦片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科学技术落后这时仍然是一个重要原因。这就表明，洋务运动中小打小闹的教育变革是远远不够的。甲午战争后，出现了要求变革社会的维新运动，教育改革为其重要原因之一。虽然这次百日维新最终失败。但是，改革和废除科举制度，已是大势所趋、刻不容缓。1901年，教育改革终于提上了议事日程。1901年，清廷明令废除八股，改试策论；与此同时，清廷还鼓励青年出国留学，特别是留日。在此前后，许多青年为救国求知而赴日留学。

1900年，留日人数超过了先前留学欧美人数的总和。1904年，留日生达3000人，1906年近2万人。其中学习化学科和应用化学科者不乏其人。留日学生在留日期间就开始翻译日文书刊，同时国内许多人也自学日文竞相译书。当时人们认为西书价贵，日译西书众多而价廉，读日译书实如读西书，故译日文书既经济又迅速。一时编译日文书的热潮蓬勃高涨。但是，初期人们关注的中心是社会政治制度，译书以政治历史为主，科技译书较少。在1903年学制改革之前，译自日文的化学书，仅有虞和钦等译的《化学实用分析术》（1902）、樊炳清等译《近世理化示教》（1902）等少数几种。

光绪二十六年（1900）十月，杜亚泉（1873—1933）在上海创办《亚泉杂志》，这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种科学杂志。同《格致汇编》一样，该刊以译文为主，惟多译自日文期刊。此刊内容以化学为主，刊登了“化学原质新表”；介绍了十多种新发现的元素，其中有惰性元素氩、氦，放射性元素镭、钋等，还专门介绍了门捷列夫元素周期律。《亚泉杂志》仅出10期，次年四月停刊①。

1903年，清廷颁布了“癸卯学制”即《奏定学堂章程》，在全国推行新的教育制度。这是中国历史上教育制度的一次巨大变革，科学教育终于纳入了新的教育体制之中。

癸卯学制分为初、中、高阶段教育。第一阶段初等教育包括初、高等小学堂各五年，在高小第二、三学年，格致课讲授物理与化学知识，其中化学讲授“寻常化学之形象”和“原质及化合物”。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设中学堂五年，第五年设化学课，“先讲无机化学中重要之诸原质及其化合物，再进则讲有机化学之初步及有关实用重要之有机物”，并要求教学“本诸实验”以“得真确之知识”。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其中高等学堂（相当于大学预科）三年，分科大学堂三至四年，通儒院五年。高等学堂分为三类，预备入经学、法政、文学、商科者不设化学课，预备进理工农医科者必修化学，在第二年讲“化学总论”和无机化学，第三年讲有机化学。大学堂分为八科，其中格致科下设化学门，农科下设农艺化学门，工科有应用化学门。此外工农医各科各门也都有相应的化学专业课，如医化学、制药化学、卫生化学、物理化学、森林化学、电气化学、制造化学等。格致科化学门相当于理学院化学系，除数学、物理课外，设有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化学实验、应用化学、理论及物理化学、化学平衡论等。工科应用化学门，开设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化学史、制造化学及实验、化学分析实验、电气化学、试金术及试金实习、冶金学、矿物学等课。大学堂第三年毕业时，要求“呈出毕业课艺及自著论说”，即做毕业论文。通儒院相当于研究生院，分科分专业进行学术研究①。

除上述正规直系教育系统外，癸卯学制还制定了师范教育章程，分为初级、优级师范。初级师范培养初、高小学堂师资，优级师范培训初级师范和中学堂师资。初级师范设有化学课，优级师范有一类专门培养理化师资力量。癸卯学制主要是参照日本的学制而制定的。清末民初，学制虽几经变更，但大都以此为基础，只略有损益。它的颁布对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有极其重大的影响，从此科学不再仅仅是少数热心者的爱好，而成为国家的事业，中国科学逐渐走上了体制化的道路。

新学制颁布后，各级学堂如雨后春笋，迅速建立起来。各类学堂迫切需要化学教材，因此大量的日文科学教科书被译介过来。据初步统计，1903—1911年间，译自日文的化学教科书有40种之多，它们一般都是中学堂课本，如余呈文译《中等化学教科书》（1905）、虞和钦译《中等化学教科书》（1906）、敏智斋主人译《中等教育工业化学》（1906）、何燏时译《中等最新化学教科书》、张修爵等译《最新实验化学教科书》（1905）、胡朝阳译《普通化学教科书》（1907）、虞和寅译《近世化学》（1907）、范迪吉等译《无机化学讲义》（1908）和《有机化学讲义》（1908）、杜亚泉译《化学新教科书》（1911）、张修爵与彭树滋译《最新化学实验教科书》（1911）等等，也有不少师范教材，如江苏师范编译的《化学》（1906）、黄乾元译《化学》（1905）、严保诚译《化学》（1907）等。这时也有少数译自西文的化学教材，如曾宗巩译《质学课本》（1906）、徐兆熊译《无机化学教科书》等。这些丰富多样的教材很快就取代了先前仅有而早已陈旧的江南制造局等洋务运动时期的化学译著。大量的日文化学术语也随译书而传到中国，为我国拟定化学用语时采用，如“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元素”、“分子”、“原子”等等都是借自日文的化学名词，而以前徐寿等人译书的术语除元素名称外，大多摒弃不用了。除使用译书外，某些中学堂还直接使用外文教材，如天津南开中学用英文，湖南民德中学用日文教材。

清末民初化学教育的进步还表现在大多数省立高等学堂都开设了化学课，如浙江、江南、山东、山西、两湖、广东、江西、四川等省高等学堂，一律有无机、有机化学课。各校师资或聘自英、美、日等国，或由教会学校如登州文会馆、杭州育英书院等校毕业生担任，也有一些留日回国者。这些高等学堂多用外文授课，一律采用外文原版教材。直到二十年代，才有国人自编高等化学教科书，但一般高校仍采用外文教材。

至于化学系的设立，虽然癸卯学制已有计划，但迟至1910年京师大学堂才分科，格致科下设化学门，这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化学系（即北京大学化学系前身）。京师大学堂化学门的学生都是预科德文班的学生。因为当时认为德国科学最发达，欲通科学必通晓德文，故分科时，德文班学生全部分到了格致科。

京师大学堂格致科化学门也是当时唯一的化学系，北洋大学堂、山西大学堂等都不设化学门。因此绝大多数学生都只受到了大学预科的化学教育，①杨根编：《徐寿和中国化学史》，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

国内还无法培养相当于国外正规大学毕业的化学专门人才，于是许多青年纷纷赴欧美留学。与留欧相比，留美是后来居上。特别是庚款留美生选派，推动了留美**的到来。1909—1911年，游美学务处进行了三次选拔考试。1911年清华留美预备学堂成立，同年十月，辛亥革命爆发，清皇朝终于覆灭，许多人以为革命已经成功，应该提倡科学和实业了，所以，抱科学救国主张而奔赴欧美留学的人日益增多。他们绝大多数都学习理工农医。经过几年的努力，留美留欧生中有一些人以化学为专业，获得了所在国家的博士学位。据初步统计，1918—1930年，我国留美学生，以化学（含生物化学、化学工程）为专业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者达41人。留欧生获化学博士学位者更早，但人数比留美者略少。此外，还有许多获得学士或硕士学位的化学或相近学科的毕业生。他们绝大多数都陆续回到了祖国。

这些学成回国的专门人才是我国第一批现代化学家。他们在欧美受到了系统的科学训练，从事过现代化学研究。他们的回国大大缩短了我国与世界化学先进国的距离。他们中有不少人成为我国现代化学教育与研究的奠基人和开创者。正因为他们回国，在20—30年代，我国一批高等学校建立了化学系；同时，还成立了一些专门的化学研究机构，如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1928）、北平研究院理化部（1929）、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1922）、中华工业化学研究所（1929）和南开大学应用化学研究所（1932）等。

①张汇文：《一所早期的教会学校——登州文会馆》，《文史资料选辑》（上海）1978年第2辑（总第2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谢选骏指出：马列狗黄俄猪，完全没有文明史的概念，所以只有就事论事，没有能力从文明史的角度去看待和总结化学的交流和发展——他们这样和满狗清猪如出一辙，所以我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后清人民共和国”；所谓“人民共和国”，都是苏联的卫星国。）

【第三十八章 地学】

清末民初时期，在引进和吸收西方近代地质、地理和气象学思想的基础上，中国的新地学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早在世纪末（明末），随着西方传教士的来华，许多西方地学著作、思想和方法，已经开始在我国传播。但是由于清朝实行闭关自守的锁国政策，使这一传入的发展极为缓慢，而且只对中国极少数的有识之士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入侵和“洋务运动”的兴起，西方地学知识再次大规模传入我国，加之我国一些知识分子的积极学习、引进，使西方地质、地理和气象学的思想、体系在我国的影响不断扩大，并且逐渐取代我国古代传统地学，成为中国地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节 地理学

1840—1919年，是中国地理学从传统向近代转变的时期。一方面，中国传统舆地之学仍焕发着余辉，取得了不少重要的成果；另一方面，西方地理学知识的大规模传入，使新地理学开始萌发和建立。

中国近代传统地理学的主要成就1840—1911年，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在整体上处于缓慢或停滞发展时期。

但是，以为现实服务为宗旨的地理学，仍取得了累累硕果。①1.方志的兴盛。

作为中国古代地学著作重要组成部分的方志，在清代进入鼎盛时期。其成书数量之多、种类之全、分布区域之广，均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同时，在编撰实践中，方志学逐渐发展起来。

发轫于西晋的地理总志，历经几代的发展逐渐走向成熟。官修全国地理总志《大清一统志》经3次修撰，终于在1842年完成。这部560卷的巨著，体例严谨、考核精详，并集图、表、志于一书，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编撰最好的全国地理总志。

2.地理考证的发达。

清乾嘉时期形成的以考据见长的地理学派，至清末民初得到继续的发展，并取得了一批重要的成果。

清末民初从事《水经注》研究的学者颇多，其中较著名的学者和代表作为：王先谦（1842—1917）以30年之功于1892年完成的《合校水经注》一书；杨守敬（1835—1915）和弟子熊会贞（1859—1936）集清代《水经注》之大成于1904年完成《水经注疏》40卷初稿及《水经注疏要删》等书。清代以地理考证著称的大家丁谦（1843—1919）首次对我国历史上边疆和域外地理著作29种进行全面和系统的考释。其研究成果由浙江图书馆于1915年出版，书名《蓬莱轩舆地丛书》（又称《浙江图书馆丛书》），分2集共69卷。

3.大型历史地图集问世。

1911年，经过近半个世纪的艰辛努力，杨守敬和弟子熊会贞编绘的大型历史地图集《历代舆地图》全部刻成。它共358卷，分45个图组，装订成34册。此图集前为《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概略表示历史疆域大势；后为《历代舆地图》，自春秋至明代，以朝代为序安排图幅，表示其统治势力的范围、行政区划、山川等。这一图集，不仅内容丰富，而且绘制技术较以前图集更科学和精确。它是当时最完整的大型历史地图集，是中国古代舆地学最重要成就之一。

4.边疆世界地理研究的繁荣。

鸦片战争后，由于边患日益严重，一些爱国学者痛感边疆和世界地理知识的贫乏，因而开始积极调查和研究边疆世界地理，撰写了大量的边疆域外世界地理著作。

①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曹廷杰（1850—1926）是清末第一个对东北地区的边疆史地进行全面调查和研究的学者。1883、1885、1895年，他曾三赴吉林任职。其间，十分注意边务。1885年，他完成《东北边防辑要》2卷，系统汇辑和研究了东北古代战守险要、边界沿革等方面的文献。同年十二月，他又完成《西伯利东偏纪要》，记述这一地区的地理险要、道路出入、兵数多寡以及与边防有关的军事遗迹等。1887年出版的《东三省舆地图说》汇集了他关于东北史地的学术札记。这一时期，关于东北边疆地理的比较重要的著作还有何秋涛的《朔方备乘》（1858年）、宋小濂的《北徼纪游》（1890年）、吴禄贞等的《延吉边务报告》（1908年）等等。张穆（1805—1849）著、何秋涛校补的《蒙古游牧记》卷于1867年刊印，书中较详细地记录了内、外蒙古的地域、沿革、事迹等。姚莹（1785—1852）特别注意英国对西藏的觊觎，在对西藏进行了考察后，著《康酋纪行》，对西藏的地理、人文、气候、民俗等作了记载。

魏源（1794—1856）和徐继畬（1796—1873）是清代积极编写世界地理著作作者中最杰出的人物。魏源的好友林则徐在广州主持禁烟时，曾组织译员翻译了英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等书，编译成中国最早的世界地理译著《四洲志》。林则徐离粤时，将多年收集到的资料和《四洲志》初稿交给魏源。魏源以此书为基础，大加增补，于1842年出版50卷本的《海国图志》。此后二次再加增补，于1848年出版60卷本，1852年出版100卷本。这部图文并茂的巨著，记述了当时世界地理范围几近所有已知世界，是中国最早系统介绍世界地理知识的名著之一。书中所附84幅地图，可以组成一册世界地理地图集。此书对我国近代的“洋务运动”和维新活动，都起了重要的启迪作用。它还传入日、朝、英、俄等国，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其中在日本流传最广、刊本最多，对明治维新运动有较大的影响。徐继畬久驻闽广，悉心收集世界各国的资料，编撰成10卷本的《瀛环志略》于1848年出版。此书较全面地介绍了当时世界各国的疆界、位置、山脉、河流、地形、气候、物产、风俗、人种和历史等，并附地图40幅，是中国最早系统介绍世界地理知识的名著之一。

1897年，清代王锡祺（1855—1913）编汇的中国古代最大的地理丛书之一《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出版。此书收录600余位中外地理学家的论文近1500篇，其中边疆和世界地理占有很大的篇幅。

近代地理学的萌芽鸦片战争以后，作为了解世界的首要对象和手段的地理学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以崭新的面貌出现。首先，地理学不再是历史的附庸，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次，它逐渐摆脱古代以沿革地理学为主体的体系，开始走向近代科学地理学的道路。

1.西方地理学知识的传播。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地理学知识主要通过三种途径传入我国：

一是来华的外国人，其中不乏知名人士（详见地质部分）。他们的工作对西方人研究中国有较大的帮助，但是对1919年以前中国地理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不大。

二是赴国外任公职和观光的中国人。这其中的不少有识之士，在国外时留心观察和记录国外的风土人情，归国后编撰旅行记，扩大了国人的地理视野和加深了他们对世界地理的认识。如中国近代著名学者黄遵宪（1848—1905）先后出任日、美等多国外交官，他于1887完成了40卷的《日本国志》一书。1897年，湖南新学书局出版《游记汇刊》，收集十九世纪末编撰的域外旅行记种共计21卷，其中包括邹代钧的《西征纪程》、李凤苞的《使德日记》、曾纪泽的《出使英法日记》和黄懋材的《印度札记》等。

三是留学人员。他们是1911年以前西方地理学知识传入中国的中坚力量。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大批出国留学的人员中有不少人主攻地理学。他们中的不少人在留学期间就开始翻译地理学著作，向国人介绍西方的地理学知识和理论。1900—1911年，中国出版的大量地理学译著中多数都是留学生翻译的。这些地理学译著有几个特点：(1)几乎都是适应初中水平读者的普及性著作；(2)以日文译著为主；(3)区域地理著作所占比重较大。这一时期出版的地理学译著的最大缺陷是没有一本近代西方地理学的代表作问世。

2.我国近代地理学的启蒙者邹代钧①。

邹代钧（1854—1908）受祖父和叔父的影响，自幼爱好舆地之学。成年后，通晓历代疆域沿革和江河迁徙，尤精于测绘地图。1886年，他随刘瑞英出使英俄，行程“海道二万九千四百四十里”，“陆程二千四百八十里”（邹代钩《西征纪程》）。在国外期间，邹代钧潜心学习和研究西方测绘地图新法。1889年，他带着欧美各国地理图籍多种回国。归国后不久，邹代钧先后撰写《上会典馆书》和《湖北测绘地图章程》，较为详细地介绍西方测绘地图的新方法、新仪器等。甲午战争后，他又在武昌创立译图公会（后改称“舆地学社”、“舆地学会”），积资编译中外名图，以推进地理学的发展。此会是中国地理学方面的最早组织。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邹代钧主持实测和编绘了大量地图，并设法刊印。这些绘制精细、印刷精美的地图成为当时地图中的精品。此外，邹代钧还撰写了大量的世界各国地理志和边防地理著作。3.我国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张相文①。

张相文（1866—1933），字蔚西，号沌谷，江苏泗阳人。甲午战争时期，他经常阅读地图了解战局，从此开始研究地理学。他在认真学习研究我国地理著作的同时，积极学习和吸收西方近代地理学知识，并将二者结合起来，创立了我国近代地理学。

(1)编著出版了我国第一批地理教科书。

张相文一生主要以教书为职业。他早在1899年就开始在南洋公学教授地理课，此后又在天津北洋女子高等学校和北京大学从事地理教育。在地理教学中，他吸收西方地理学知识，结合我国特点，编著了我国第一批地理教科书，如1901年初刊的《初等地理教科书》（上海南洋公学）、《中等本国地理教科书》（上海兰陵社）和1908年初刊的《地文学》（上海文明书局）。我国有教科书始于地理学，“教科书”一词由此创立。前两书的发行量达200万册以上，影响极大。《地文学》一书则是国人自编的较早的一部自然地理学著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张相文在书中首先增加了生物界一编，将无机自然界与有机自然界联系起来，这是中国近代地理学上的一个重要进展。

①参见杨文衡主编：《世界地理学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24—454页。①参见张平：《邹代钧与中国近代地理学的萌芽》，《自然科学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81—90页。

(2)创立中国地学学术团体——《中国地学会》。

为推动中国现代地学的发展，张相文积极筹建地学学术组织。1909年9月28日，在天津河北第一蒙养院召开了中国地学会的成立大会。张相文当选首任会长。该会以全面研究地学，坚持爱国进步，谋求救国救民为宗旨。它拥有一批著名的学者，并聘请了外国名誉会员。学会在困难的环境中坚持各种活动，是民国初期中国地理学最重要的组织之一。中国地学会的成立促进了中国舆地之学向近代地理学的转化。

(3)创办我国第一个地学学术期刊——《地学杂志》。

中国地学会成立之后，张相文就决定要编辑出版学会会刊。1910年2月，《地学杂志》第1期出版。开始为月刊，后来因经费不足出版周期时常变化，至1937年抗日战争前夕被迫停刊。28年间，共出版181期，刊载论文1500多篇，各种地图大约140幅。《地学杂志》早期刊登的论文偏重自然地理学和地质学，后期侧重人文地理学。这些文章以新的观点论述地学事物的成因及其发展变化，突破我国传统舆地学单纯记述地理现象的旧框架。该刊既是中国最早出版的科学期刊，又是中国最早传播新地学的刊物，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新地学的发展。

第二节 地质学

1840—1919年，中国地质学经历了引进西方近代地质学和综述外国人的地质调查结果两个阶段后，终于建立和发展起来。

外国地质学著作的翻译和出版西方地质科学传入中国，始于十九世纪中期。一些传教士在编写书刊中，已涉及到一些地质学知识。英国传教士慕维廉（W.Muirhead，1822—1900）首次将地质科学知识较全面地介绍给国人。他的以中文撰写的《地理全志》下编（上海墨海书馆，1854年）卷一为“地质论”，这是近代意义的“地质”在中文文献中首次出现，并沿用至今。书中还分层叙述了地层，并附有一张地质年代表。

至洋务运动时期，西方地质学开始较为系统地传入中国。晚清最重要的译书机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就出版了多部地质矿物学译著：初刊于1872年由美国传教士玛高温口译、华蘅芳笔述的《金石识别》12卷译自英国代那的《矿物学手册》（J.D.Daina，ManualofMineralogy），是中国出版的第一部西方地质学译著；初刊于1873年，亦由玛、华二氏翻译的《地学浅释》译自英国雷侠儿的《地质学纲要》（C.Lyell，ElementsofGeology），首次完整、系统、详尽地介绍了西方近代地质学的基本知识和主要内容。此外，该馆还先后出版了舒高第与郑昌棪合译的《链石编》、英国传教士傅兰雅与徐寿合译的《宝石兴焉》、傅兰雅与应祖锡合译的《银矿指南》、傅兰雅与潘松合译的《求矿物指南》和王汝■译《相地探金石法》等译著，对西方地质学在中国传播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一时期，译著多是国人与外国人合作完成，术语的翻译多较蹩脚。

至本世纪初，国人始大量独立翻译外国地质学著作，其译著的水平亦有较大的提高。1900—1911年，中国有几十种地质学译著出版。这些译著主要是地质学教材，且多译自日文著作。它们对在中国普及地质学知识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外国人在华的地质调查和研究工作1840年后，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不同身份和目的的地学家蜂拥来华，进行探险和资源考察，并撰写了一批报告和专著。这些从总体上说是为列强侵略中国服务的考察和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地学的发展。下面仅记述其中较为重要的几个人及其贡献①：美国庞佩利（R.Pumpelly，1837—1923）是第一位在中国进行地质考察的地质学家。1863—1865年，他先后考察了东北、华北和长江下游一带。1866年，发表他的考察报告《1862—1865年在中国、蒙古、日本的地质调查》。他发现了黄陵背斜，提出了“震旦上升系”的概念，并首次综合中国地质史。他的学生维理士（BaileyWillis，1857—1949）于1903—1904年来华考察，回国后发表的名著《在中国的研究》（1907—1913）在中国地层划分及构造地质学方面有一定影响。

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P.S.vonRichthofen，1833—1905）先后二次（1860，1868—1871）来华，足迹遍及十几个省市区，归后发表5卷本的《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的研究成果》（1877—1912）。他提出的中国黄土风成说以及他对中国地质构造和主要地层的论述，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清末民初时，俄国地理学会多次组织考察团来华考察。其中普热瓦尔斯基（H.M.■，1839—1888）于1866—1885年4次来华考察了乌苏里流域、蒙古、华北、新疆、西藏等地，是最早而影响较大的亚洲中部的地理考察者。归国后陆续发表了6卷本的考察报告。奥勃鲁契夫（B.A.■，1863—1956）于1892—1895年4次来华考察，回国后发表了多部著作，其中提出了中国黄土风成说。

日本人的考察主要在东北。本世纪初，他们先后成立了“满洲产业调查会”、“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矿产部地质课和煤田地质调查事务所等机构专门从事东北地区地质矿产调查与研究。

瑞典地理学家斯文赫定（S.A.Hedin，1865—1952）也是来华考察学者中比较著名的一位。1885—1930年间，他先后6次在我国考察，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回国后发表许多著作。

①参见林超：《中国现代地理学萌芽时期的张相文和中国地学会》，《自然科学史研究》1982年第1期，第150—159页。

中国地质科学的建立

1.中国地质事业的开拓者——章鸿钊①。

章鸿钊（1877—1951）字演群，浙江湖州人。1904年以第一名考取上海南洋公学东文学院。不久赴日本，在东京帝国大学地质系师从日本著名的地质学家小藤文次郎。1911年夏学成回国，任京师大学堂农科的地质学讲师，是中国高等学府中第一位教授地质课程的中国教师。翌年，任地质科科长。此后又担任地质研究所所长、中国地质学会第一任会长。

章鸿钊深感地质事业与祖国建设关系重大，一直积极、热情地宣传和介绍地质科学，并制定计划、培养人材、发表论著，把自己的全部精力贡献给了中国地质事业。早在日本学习期间，他就翻译日本井上喜之助所作《世界各国之地质调查》一文（《地学杂志》1910年第3、4期），向国内介绍世界各国地质调查事业的概况。1911年，他出任地质科长后，即草拟公文下达各省征调地质专门人材、地质参考品、各省舆图和矿山区域图说，并发表《调查地质咨文》。同年，他又发表《中华地质调查私议》一文，论述中国地质在世界中所占地位、我国地质调查的时机和调查计划，并附有地质讲习所章程等，为中国近代地质事业制订了一幅发展蓝图。此后，他又与丁文江、翁文灏合作，共同开创了中国近代地质事业。

2.地质教育事业的创办。

十九世纪后半叶，中国首批官办的新式学校中，有不少已设置了有关地质学方面的课程，如京师同文馆（1862年）开设了以矿物学为主的“金石”课，福建船政学堂则已列有地质学的课目。1889年，广东水师学堂始设矿学堂，此后以矿业服务为主旨的矿务学堂在各类学校不断创办。1902年颁布的《钦定高等学堂章程》、《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和1903年颁布的《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均将地质学列为必修课程之一。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些立志振兴中国地质矿产事业的有识之士陆续赴国外学习。邝荣光是幼童赴美留学预备班的成员之一，是中国最早留学学习地矿的学生之一。1901年，王宠佑（1879—1958）赴美学习采矿和地质，1904年获硕士学位。此后留学生陆续回国，为中国地质教育事业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1909年，中国最早的高等地质教育机构在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格致科内创立——地质学门。但是直到1913年只有2个学生毕业。此后因学生太少而停办，直到1917年方恢复，并改称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由曾留学美国的何杰（1888—1979）任系主任，留学德国的王烈（1887—1957）任教授，1920年孙云铸（1895—1979）等8人毕业。此后该系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地质教育机构之一。①1913年10月，北洋政府工商部在北京设立了一个地质研究所，先后由1911年毕业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丁文江（1887—1936，同年11月离职）、章鸿钊任所长。这个研究所实际上是一个培养地质专业人材的学校，是民国初期最重要的地质教育机构。其教师多数是兼职的，只有毕业于比利时鲁文大学的翁文灏博士一名专职教员。这所3年制的学校，招收了30名学生。他们在学习基础课的同时，还系统地学习了有关地质学方面的知识，并且进行了十余次的野外地质调研。19年7月，举行了毕业典礼，共有22名学生参加，其中18名拿到了毕业证书。这些毕业生多数进入地质调查所工作。与此同时，学校宣告结束。这所开办仅3年的学校，却在中国地质事业发展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功绩。在1922年成立的中国地质学会的26名创立会员中有10名出自这所学校。而且其中多数成为中国地质界颇有影响的骨干。②

3.地质管理和科研、调查机构的创建。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实业部矿务司下设立地质科，由从日本回国的章鸿钊任科长。这是我国政府机关中最早的地质机构。1913年1月，政府北迁后，地质科改由工商部矿政司管辖，章鸿钊辞去科长之职，由丁文江接任。当时科里仅有一个科员、两个佥事，而且都不是学地质的。丁文江上任后就与矿政司长张轶欧商量，并呈工商部批准，改地质科为地质调查所。19年1月，地质调查所一度改名地质调查局，张轶欧兼局长。同年10月，仍改回原名，所长仍为丁文江（1921年离职），所址设在北京西城区丰盛胡同3号。同年分配到所工作的地质研究所的毕业生极大地加强了其科研力量。1919年，该所先后创办《地质汇报》和《地质专报》两种不定期刊物，是民国时期最重要的地质学学术刊物。这个所是民国时期历史最悠久的中央级地质科研和调查机构。②

4.地质研究的主要成果。

二十世纪初，留学生在积极学习和吸收西方近代地质学理论的同时，开始以这些新的思想和方法调查和研究中国地质，并在较短的时间里开创了中国地质事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①1903年8月，中国著名作家、当时在日本学习地质学的鲁迅（1881—1936）以“索子”为名，在东京出版的《浙江潮》月刊第8期上以文言文发表题为《中国地质略论》的文章。这是中国第一篇以近代地质学理论研究中国地质的论文。1906年7月，他与同学顾琅（生卒年不详，1902年赴日本留学）合编的《中国矿产志》（内附《中国地质矿产全图》）由上海普及书局出版。这是国人首次以地质科学为依据对本国矿产所作的初步概括。

1910年，留学归来、时任直隶全省矿政调查局总勘矿师的邝荣光，先后在《地学杂志》上发表了3种在中国近代地质学上有重要开创性的图版：第一种《直隶地质图》（1∶250万）发表在创刊号上。这张彩色图中的大部分内容是作者实地踏勘的结果。它虽然简单、粗糙，却是国人自编的第一幅地质图。第二种《直隶矿产图》发表在第2号上。它标明了中国煤、铁、铜、铅、银、金的产地。第三种《直隶石层古迹图》发表在第3—4号上。它印出三叶虫、石芦叶、鱼鳞树、凤尾草、蛤、螺、珊瑚和沙谷棕树8种化石。其绘画相当精美，是国人自己采集、自己绘画、自己初步鉴定的化石，也是中国人的第一幅古生物图版。

1911年，章鸿钊以《浙江杭属一带地质》论文获东京帝国大学地质系理学学士。此文是中国地质学者系统研究中国地质的开端，可惜未公开出版。1912年，翁文灏（1889—1971）以《勒辛地区的含石英玢岩研究》一文获比利时鲁文大学的博士学位。翌年，这篇被列为最优等的论文在鲁文大学地质专刊上发表。这是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发表的第一篇博士论文。

1913年底，丁文江邀德国人梭格尔等人赴正太铁路沿线作地质调查。这是地质调查所成立后的第一次野外调查，是国人进行系统的野外地质调研和地质填图的开端。其考察报告《调查正太铁路附近地质矿务报告书》刊登在1914年出版的《农商工报》第1卷第1期上，是国人以中文发表的第一篇学术报告。1914年夏，他又独行滇东、滇北200余日，成为国人开展边远地区大规模地质调研的第一人。

19年，翁文灏等人编写的地质研究所野外实习的成果《农商部地质研究所师弟修业记》一书由京华印书局出版。这是国人自己撰写的第一本区域地质专著。

1917年6月，丁文江在英国《远东时报》上发表《中国的煤矿》一文，是国人撰写的第一篇关于中国矿产资源的论文。1919年，翁文灏在《地质专报》乙种第1号发表270页的巨著《中国矿产志图》，首次对中国矿产资源进行系统的论述。书中所附1：600百万的《中国地质约测图》，是国人自编的第一张全国地质图。

1918年，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的李四光（1889—1971）完成硕士论文《中国地质大纲》，1921年在英国《地质学杂志》上发表。此文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地质的概况。

①参见吴凤鸣：《1840至1911年外国地质学家在华调查与研究》，《中国科技史料》1992年第1期，38—39页。

①参见吴凤鸣：《中国地质事业的开拓者——章鸿钊》，《中国科技史料》1994年第1期，第29—41页。②参见王仰之：《中国地质学简史》，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141—145页。①参见王仰之：《中国地质调查所史》，石油工业出版社1996年版。

（谢选骏指出：马列狗黄俄猪，完全没有文明史的概念，所以只有就事论事，没有能力从文明史的角度去看待和总结地学的交流和发展——他们这样和满狗清猪如出一辙，所以我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后清人民共和国”；各个“人民共和国”，都是苏联的卫星国。）

【第三十九章 生物学】

第一节 西方生物学的东传与西方人在华的生物采集活动

随着西方商人和传教士的不断东来，我国与西方的物质和文化交流的与日俱增，西方的生物学知识也逐渐传到我国。最初传进来的是人体解剖学知识。明末来华的著名传教士邓玉函（J.Terrenz1576—30）曾著《人身说概》，比较系统地向我国介绍了当时西方的这方面的知识。随后在清康熙年间，法国传教士巴多明（D.Paremin65—1741）也曾向康熙介绍过当时的西方解剖学知识。而此期间，另一些西方人编写的《无极天主正教真传实录》、《狮子说》、《鹰论》、《职方外记》等等，也零星地向我国传播了一些西方的动植物学知识。

1858年，英国传教士韦廉臣和我国著名学者李善兰合作编译了《植物学》，这是我国第一本介绍西方近代植物学的著作。它比较全面地向我国传播了当时新的植物学基础理论知识。全书分为8卷，约35000字，有插图200多幅，主要内容包括植物的地理分布、植物分类方法、植物体内部组织构造、植物体各器官的形态构造和功能、细胞等等。此外，书中还述说了雌、雄蕊在生殖过程中的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善兰用了很多较好的植物学名词和术语来翻译西方的植物学内容。这些词有些是沿用以前的，有些则是他创造的。如描述植物形态和组织的花瓣、萼、子房、心皮、胎座、胚、胚乳和细胞；分类等级的“科”，以及各种科的名称，如伞形科、石榴科、菊科、唇形科、蔷薇科、豆科等。上世纪末我国还出现一些传播西方生物学的小册子，如《植物图说》、《植物学须知》和《动物学须知》。当时会文出版社出版的《普通百科全书》也有《植物新论》、《霉菌学》、《植物营养论》等一些有关生物学的书籍。另外，1876年创刊的我国最早的一种自然科学期刊——《格致汇编》，也曾刊登过一些有关动植物学的文章。总的来说，自明末起，西方生物学知识虽然开始在我国有所传播，但内容简单，影响不大。尽管如此，应该承认它还是起了启蒙作用的。

另一方面，西方人到我国后，出于商业和学术等诸多目的，千方百计地从我国收集有关生物资源的情报资料，并进而大举在我国收集动植物种苗和标本。像上面提到的传教士韦廉臣就曾在我国的东北收集过植物标本。他们的这种举动，既给西方带去了大量的生物资源，也大大促进了西方生物科学的发展，并且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加速刺激了我国近代生物学的萌芽。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生物种类众多的大国。因此，当明末西方商人和传教士等各色人物一踏上我国，马上注意到我国生物资源的丰富，动植物种类的繁多。首先是传教士想方设法搜集动植物资源的资料，与此同时，他们和当时来华的商人一起将所能得到的各种动植物种苗送回西方。稍后，不仅传教士和商人，许多来华的军人、外交使团人员、海关官员、旅行者、探险者都曾在我国采集动植物标本。著名者如法国传教士谭微道（A.David）、赖神甫（J.M.Delavay）、法盖斯、苏里和韩伯禄；德国传教士花之安；英国驻华领事人员汉斯、郇和、东印度公司雇员福群，一些大的花木公司和植物园派出的威尔逊（E.H.Wilson）、福雷斯特、和进入我国海关的韩尔礼（A.Henry）；俄**人普热瓦尔斯基、普塔宁、科兹洛夫、植物学家马克西姆维兹、科马洛夫；美国纽约自然博物馆的安得思、蒲伯、美国农业部雇员梅耶、罗克；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植物学家史密斯；奥地利植物学家韩马迪（H.Handel-Mazzetti）等都在我国采集过大量生物标本。这些标本材料的研究整理，对世界生物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对我国以后生物学的发展也有相当的影响。这体现在一方面它为我国后来的生物分类学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另一方面由于大量的模式标本流落在外，而对其进行研究定名的原始文献也都在国外，这使得我国自己的分类学家进行相关的研究时困难重重。

第二节 国人介绍和引进西方生物学

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我国的统治阶层初步意识到我国的落后，于是，不得不搞点“洋务”、翻译些西方书籍，显示出一些输入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要求。随之便出现了一些翻译和传授西方科技知识的机构，如1862年清政府开设的京师同文馆，后二年又分别在上海和广州两地设立广方言馆。1866年，设福州船政学堂。次年又在上海江南制造局内设上海机械学堂。1874年，还有西方人倡设但有部分中国人参加的格致书院。但是上世纪这些学堂以及稍后成立的一些学堂主要教授外语、工业技术或军事，基本与生物学无关，只有1893年湖北设立的自强学堂设有博物科，讲授动、植物课程。②但由于师资困难等原因，于1897年停办。

1897年创刊的《农学报》是我国最早的一种传播农业科技的专业刊物。

此刊出版时间长达10年，共出版了315期。在《农学报》上刊出的文章主要是译文，有不少与生物学有关。如《论橡胶》、《植物始产诸地》、《论稻中成分之转移》、《论植物吸取地质多寡之率》、《阿芙蓉考》；日本宇田川榕庵编译的《植学启原》，松村任三的《植物学教科书》、《植物名汇》，以及“论益虫”、《普通动物学》、《日本昆虫学》等等。负责出版《农学报》的农学会还于本世纪初期翻译出版了一套《农学丛书》，其中有《森林学》和《造林学》等。

1903年，上海科学仪器馆钟观光等创办的《科学世界》，也刊载了一些传播生物学知识的文章。诸如《原生物》、《论动物学之效用》、《动物与外界之关系》、《人类与猿之比较》、及虞和钦的《植物对营养之适应说》、《植物受精说》、《植物吸收淡气之新实验》；虞和寅的《植物学略史》，虞翼祖的《有用植物及有毒植物述略》，胡雪斋的《植物营养上之紧要原质》等等①。

在本世纪初，介绍生物学知识比较多的有上海宏文馆薛蛰龙等办的《理学杂志》。其1906年发行的第一期中有神武的《说蚊》，公侠（即薛蛰龙）的《植物与日光的关系》（第二、三期连载），仲箎的《野外植物》（第二、三、四、六期连载），侠民的《植物学语汇》（第二期连载）。第二期有金一的《人猿同祖说》，公侠的《论动物之本能与其习惯》。1907年继续刊出的第三期有金一的《蚕性说》，公侠的《我国中世代之植物》，志群的《植物园构设法》（第四、五期连载）。第四期有松岑的《动物之彩色观》、《拔克台里亚（细菌）广论》。第五期刊有十九世纪5位德国植物学家的照片，登载了清任的《蚕体解剖学》，国城的《植物品种之改良》，公侠的《昆虫采集之预备》（第六期连载），《十九世纪德国植物学家略传》，《植物研究会缘起》。还节录了福勃士和赫姆斯莱的《中国植物名录》的部分内容编成《中国植物之种类》。第六期有凤尾生的《生物之道德观》，仲箎的《养蚕谈》以及《犬与狼及豹之关系》。据《植物园构设法》一文介绍，至迟在1906年，京师大学堂已设有植物园。

②参见黄汲清：《辛亥革命前地质科学的中国先驱》，《中国科技史料》1982年第2期；黄汲清：《略述中国早期地质工作中名列第一的先驱学者》，《中国科技史料》1988年第1期。①李亮恭：《中国生物学发展史》，（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3年版，4页。

1909年，金陵大学创办的《金陵光》、1910年中国地学会创办的《地学杂志》也刊出一些生物学方面的文章，如植物学家钟观光的10篇“旅行采集记”就是在《地学杂志》中刊登的。很显然，在本世纪的前十年，一些有识之士已进行了力所能及的铺垫工作，除较系统地介绍各种生物学知识外，主要体现在已有初步的组织，注意到植物学术语，设置了研究实习用的植物园，并传播了野外动植物实习采集的一些基本知识。热心的推进者还开始介绍生物学史，以引起公众更广泛的兴趣，促进生物科学的发展。在这一时期，有些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学生可能开始采集植物标本。

当然，稍后几年一些与生物学关系更加密切的科学杂志更多的涌现。1914年，由中华博物学会创编，商务印书馆印行的《博物学杂志》开始出版。1915年，中国科学社主编的高质量自然科学期刊——《科学》开始刊行。此刊从一开始就登有大量的生物学文章。1918年，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博物学会创办了《博物学会杂志》（后改名为《武昌师范大学博物学会杂志》，1924年又改名为《生物学杂志》）。五四运动以前，许多一般性的杂志，如《东方杂志》、《中华学生界》、《妇女杂志》也都刊行过一些生物学的科普文章。如1913年的《进步杂志》和1915年的《东方杂志》都刊登过介绍孟德尔遗传学说的文章。显然，在本世纪的前二十年，无论是刊登生物学文章的杂志数量，还是生物学文章本身的数量都比上个世纪大大增加，而且质量也在不断提高。

进入本世纪，有关生物学的教科书和教学参考用书也有所增加。1905年峨嵋教育部出版了由黄明藻编写的一本小书——《植物讲义》。1906年，山西大学也翻译出版了《植物学教科书》。上海宏文馆等书局出版了供中学用的《动物学》、《植物学》教材及《博物学大辞典》等参考书。1908年，京师译学馆教授及农工商部农事试验场场长叶基桢编写了《植物学》。191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奚若等人翻译的《胡尔德氏植物学教科书》。1918年，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马君武编译的《实用主义植物学教科书》，此书大部分取材德国施迈尔（Seil）的《植物学》（Lehre－buchderBotanik）。全书421页。分为（一）总论：第一章、细胞学，第一节、细胞概论，第二节、细胞之内容，第三节、细胞膜，第四节、细胞团体；第二章、植物形态学及生理学，第一节、叶之形态及生理，第二节、根之形态及生理，第三节、茎之形态及生理，第四节、花之形态及生理，第五节、果实和种子之形态及生理。（二）各论：第三章、植物分类学，第一节隐花植物，第二节显花植物。全书有图356幅。②1918年，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植物学大辞典》。这是一部重要的著作，在1905年前后即着手编写。除作为主持人的著名学者杜亚泉外，留学日本归来的植物学者黄以仁大约是主要的编辑人之一。1917年，蔡元培曾在《东方杂志》发表该书的序言，文中指出编者们“有感于植物学辞典之需要，而商务印书馆乃有此植物学大辞典之计划，集十三人之力，历十二年之久，而成此一千七百有余面之巨帙。吾国近出科学辞典，译博无逾此者”。杜亚泉在书中的序言写到该辞典的编著的缘起和目的。他写道：“吾等编译中小学校教科书，或译自西文，或采诸东籍，遇一西文之植物学名，欲求吾国固有之普通名，辄不可得，常间接求诸东籍故其计划不过作一植物学名与中日两国普通名之对照表而已。既而以仅列名称不详其科属、形态及应用，则其物之为草为木，为果为蔬，茫然不辨，仍无以适用。吾等乃扩张计划，而系之以说，附之以图。”从中不难看出编者的良苦用心。

《植物大辞典》包含植物名称和植物学名词8980条。每种植物之下给出中文名称、拉丁学名和日文名称。该植物的形态描述，产地和用途，以及别名的考证等。还附有插图1000余幅。植物学名词之下则给出对应的英文和德文。书后还附有拉丁学名和日名的索引。很显然，这本植物学辞典对于普及近代植物学知识、推动我国近代植物学的发展意义深远。

②谢振声：《上海科学仪器馆与〈科学世界〉》，《中国科技史料》1989年2期。

第三节 生物学教育和科研的始萌

1902年，京师大学堂创立师范馆，目标是培养“中学堂的教员”。教学的内容分四个门类，其中第四类（博物类）为植物学、动物学、生理学和矿物学，授课教师是日本人。1904年，师范馆改为优级师范科。1907年，原师范馆第四类有24人毕业。1908年，京师大学堂的优级师范科改为优级师范学堂。课程设置与原来类似，第四类的主要课程是植物学、动物学、生理学，其次是矿物学和农学。在这以后，许多省份都先后设立了优级师范学堂，也有类似上述的课程设置。①此外，京师大学堂还曾开办过博物实习科简易班，于1907年招生。重要课程分为三类：(1)制造标本，专以制造动植物标本为能事。其中又分剥制、解体、卵壳、骨骼、昆虫、切片。(2)图画。(3)模型。当时的教师大多为日本人。据说在1906年的时候，京师大学堂开始设立了供教学实习用的一个植物园。这可能是我国近代植物学意义上的第一个植物园。①民国初年，前清时期的优级师范学堂都改为高等师范学校。教育部在全国分区设立的7所高等师范学校和另外6所省立的高等师范学校，大多设立了包含生物学的博物部。其中影响较大的是1912年成立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该校将原第四类设置改为理科第三部，后来又改为博物部，聘请出国归来的留学生任教。其中有博物部动物学教授兼主任人类学家陈映潢，植物学教授彭世芳，以及蒋维乔、吴续祖、张永朴等。我国著名的生物学家雍克昌、孔宪武、张作人、陈兼善都是该校早年的毕业生。1913年成立的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博物部，是次年植物学家张珽从日本留学回来才设立的。在这里任教的还有王其澍、王海铸、薛德焴等。生物学家何定杰和辛树帜是该部的第一届和第三届的毕业生。1915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成立，该校未设博物部，但从1917年开始设有农业专修科，由留学美国的农学家邹秉文任主任并讲授植物学。从1919年开始，从美国留学回国的胡先骕、秉志、钱崇澍都曾在此授课。虽其任务主要在培养农业院校的师资人才，但其基础学科也是动植物学。该校后与东南大学合并成立了生物系。该科的前两班学生分别于1920年和1921年毕业。其中不少后来成为著名的农学家和生物学家。如金善宝、冯泽芳、王家楫、伍献文、寿振黄及严楚江等。广东、成都、及沈阳的高等师范设立博物部晚一些，但最迟的到1918年都已招生。1923年以后，这些学校都改为大学，为我国的生物科学教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此外，1917年，北京大学也设立了生物学门（后改系），教授有留学法国归来的李石曾和谭熙鸿，以及钟观光。其后金陵女子大学也于1920年成立了生物系。

上面的论述表明，我国生物学教育的形成，主要依靠从海外留学归来的学者。众所周知，自上个世纪末开始，为了国家的富强和发展，我国有许多青年出国留学。正是早期我国这一批批留学人员把西方的近代科学引进到我国，并使之在我国立下根基和得到发展的。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出国留学的以去日本的为多。其中有不少是学林学和生物学的。如林学家陈嵘和梁希都是1906年留学日本的学生，差不多同一时期留学日本学习植物学和动物学的大约还有黄以仁和张珽及张巨伯等。但自本世纪的1907年以来，留学美国和西欧各国的学生也迅速增加。其中学农林生物的人也不少。如1907年，韩安到美国密执安大学学林学，并于1911年获林学硕士学位。次年，邹树文亦至康奈尔大学学习昆虫学。1909年，秉志进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生物系）学习，并于1918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与他同年出国留学的金邦正和凌道扬则分别在康奈尔大学和耶鲁大学获得林学硕士学位。1910年和1912年，钱崇澍和胡先骕也先后到美国留学。较早到西欧留学学生物的有去法国的李石曾等。早期这批留学生大多怀着满腔的报国热情求学，学成归来后，如前所述，成为我国的生物学教育和科研的中坚力量，为我国的生物科学培养了大批的人才。

①王宗训：《近代植物学史总论》，载汪振儒主编：《中国植物学史》，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1—143页。

①薛攀皋：《我国生物系的早期发展概况》，《中国科技史料》，11（2）—65，1990年。

大约在1907年的时候，有人即在上海成立过植物研究会②，但没有什么影响。1915年，留美学生任鸿隽、赵元任、胡达、秉志、过探先、金邦正等人在美国纽约州的伊萨卡成立了中国科学社。该社的成立在我国近代科技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同时对于我国的生物学的发展也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同年，他们还创办了《科学》期刊。1918年，科学社总部从美国迁到中国的南京。

在我国最早进行生物标本采集的可能是留日学者黄以仁，他于1910年前后在江苏和山东采集过植物标本，而且曾将标本送到日本请有关的专家鉴定，1911年日本的《植物学杂志》发表了这批标本的鉴定文章。黄采的标本数量不多，且送到国外，所以在国内没有什么影响。从1911年开始，钟观光先生也开始采集植物标本，他是我国学者自己大规模采集植物标本的第一人。钟观光在北京大学任副教授，这给他提供了更好的考察、采集和研究植物的机会。从1918年开始，他带着数名助手，先后到福建、广东、广西、云南、安徽、江西、浙江、湖北、四川、陕西、河南、山西等省作了4年多的生物学采集，历尽艰辛，共采得腊叶植物标本计15万多号；动物标本数百种；以及大量的植物果实、根茎和竹类等。为创建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农学院的标本室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以前，我国的学者主要进行的是传播和吸收近代生物学的工作。但也有一些学者也开始发表研究论文。如秉志于1915年发表的《加拿大金杆草虫瘿内的昆虫》；钱崇澍发表的《宾州毛茛的两个亚洲近缘种》；胡先骕1915年发表的《菌类鉴别法》。一些学者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开始局部地方动植物名录的编写工作。1914年，吴家煦发表了数篇的《江苏植物志略》，1918年至1923年间，张珽发表了十余篇的《武昌植物名录》；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发表了广东和浙江一些地方的植物名录等等。

总之，在1915年前后，随着我国一批在海外受过良好生物学教育的留学生的学成归来，及与像钟观光等国内成长起来的富于创业精神的生物学家的共同奋斗，使我国近代生物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他们教书育人，普及生物学知识，培养和造就了大批的生物科学人才；他们带头考察、采集生物标本并进行开创性的生物学研究工作；不仅如此，他们还在“科学救国”的旗帜下，团结一致，切磋学术，为祖国的生物科学事业努力奋斗。正是这批人，在这一时期为我国近代生物科学奠定了基础。

②以益：《植物园构设法》，《理学杂志》1907年第3期52页。

（谢选骏指出：白寿衣主编的这本《中国通史》完全没有意识到，清末民初是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开始。因为马列狗黄俄猪，完全没有文明史的概念，所以只有就事论事，没有能力从文明史的角度去看待和总结生物学的交流和发展——他们这样和满狗清猪如出一辙，所以我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后清人民共和国”；所谓“人民共和国”，都是苏联的卫星国。）

【第四十章 医药学】

1840年以后，西方文化大量涌入，西方医学也随之蜂涌而至，并逐渐发展，终于成为我国一支重要的医学力量，从而与我国固有的传统医学——中医学形成对峙的局面。这种局面充分显示出我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特点，也显示出这种社会医学的独特的性质。

第一节 传统医学的缓慢发展

清代以来，由于封建保守思想的极端发展，中医的发展是极为缓慢的，有些方面甚或停滞不前。

医学文献学在尊经复古之风的影响下，医学考据之风盛行，对前代重要经典著作进行了大量的文献学研究，包括考证、校勘、注疏及辑复等，并出现了一大批文献整理性质的著作，如类书、全书、丛书等一类作品。

作为最重要的经典作品《黄帝内经》，是受到最多注意的一部医经。这一时期，有关《黄帝内经》的考证、训诂、注疏及校勘等著作层出不穷。如著名考据家、经学家俞樾，对《内经》做了48条经文的考证，后经他人集为《内经辨言》（1850年）。另一考据家陆懋修则著有《内经难字音义》、《内经音义稿》等等，对该经的难字进行训诂和考据（1866年）。其他尚有胡澍的《黄帝内经素问校义》（1880年）、高玉章等的《素问直讲》（1867年）。除了一般的注疏训释之外，还有一类是对《内经》中某些专题进行研究和发挥的。如廖平曾辑有《六译馆医学丛书》（1913年），共辑有5种有关《内经》的评注及考释。对《内经》中运气学说的研究则更多，包括陆懋修的《内经运气表》、《内经运气病释》，薛福辰的《素问运气图说》、陈在山的《运气举要》、高思敬的《运气指掌》等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当然，在西医学思潮的影响下，也有少量开始用一些初步的西医知识对《内经》进行阐释的。如唐容川的《医经精义》（1892），就属于这一类，但由于其对西医的了解有限，故其见解的新义也十分有限。

这一时期，对另一部医经《难经》也做了一些文献学的整理工作。如叶霖的《难经正义》（1895年），对原著进行了校注，并参照以往注家的内容作了发挥。王廷俊的《难经摘抄》则整理和保存了原著的面貌，对后世研究该书有一定参考价值。

对张仲景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由于其在临证中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研究者不乏其人，较清代以前有明显的增多，有的还提出不少新的观点和见解。例如，陆懋修的《校正王朴庄伤寒论注》、高学山的《伤寒论尚论辨似》，都提出个人的新见解，以与其前代的注家进行商榷质疑，各不失为一家之言。应当提出的是，由于受西洋医学思想的影响，有些医家提出以中西医汇通的思想对《伤寒论》进行发挥和重新评价。其中以中西医汇通大家唐容川最有代表性。他的《六经方证中西通解》（1884年）、《伤寒论浅注补正》（1894年），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而对《金匮要略》一书进行整理和发挥的，则有陆懋修《仲景方汇录》、杨希闽的《金匮百七十五方解略》、王介庵的《金匮平脉辨脉汇编》等。当然，也不乏对张仲景这两部书进行综合研究者，如胡嗣超的《伤寒杂病论》和李缵文的《订正医圣全集》，都属于这一类。

医案和医话这两类著作的整理出版，也是这一时期的一个特点。医案大致有两类：一是整理个人临证心得，一是把他人主要是前代医家的验案加以收集。前者如温病学家王孟英的《王氏医案》。此书包括《回春录》、《正续编》、《仁术志》、《三编》等；还有《王旭高临证医案》、《马培之外科医案》等。后者则有柳宝诒的《柳选四家医案》、罗定昌《医案类录》等。在医话方面，陆以湉的《冷庐医话》最为著名，五卷中包括医范、医鉴、慎疾、慎药、保生和诊法、用药，最后还集有历代名医的验案，以病证为纲，此书对后世颇有影响。柳宝诒的《惜余医话》，也属于这一时期较有代表性的作品。

编纂大型的医学丛书、全书等著作，是这一时期的另一个特点。其中著名的有陈修园的《南雅堂医学全书》。陈氏的著作文字较为通俗，为一般医家所乐于接受，切于实用，流传颇广，后世书商常于其中加入其他医家著作而形成《陈修园医书二十一种》，或四十种、六十种甚至七十二种者；而陆懋修的《世补斋医书》、周学海的《周氏医学丛书》、邹汉璜的《邹氏纯懿庐集》、雷丰的《雷氏慎修堂医书三种》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另有唐容川的《中西汇通医书五种》等，则是中西医汇通方面的丛书。在全书方面，本阶段末期有《医学易知》，又称《医学捷径》，全书包括医药及临证各科内容共14种，比较全面。

临证医学尽管这一阶段的临证医学发展缓慢，也比较平淡，缺少突出的成就可言，但仍有少数医家值得一提，其中费伯雄及王孟英两人较有成就。费伯雄（1800—1879）为江苏武进孟河人，幼时聪颖过人，人称“神童”，因其医名而曾奉召进京为道光帝及其太后治病获效而名噪一时。他曾著有《医醇》一书，自认为所言皆醇正不杂。后因战乱，其稿毁于兵火，及至晚年，仍凭记忆，追记原书内容，与原稿相比，“不及十之二三”①，遂取书名为《医醇剩义》。其医疗思想以师古而不泥于古，“巧不离乎规矩而实不泥乎规矩”①，对内科杂病颇有发挥，如仅以“火”证一门，就列出十多种火，除内脏火证外，还提出诸如毒火、郁火、痰火、邪火、湿火、风火等一类火证，论证较详。王孟英主要贡献为温热病，其著作《温热经纬》等有不少创见。其先著成之《霍乱论》，经二十余年之实践，于晚年增补成《随息居重订霍乱论》（1862年），认为霍乱一证有时疫与非时疫之别，指出大流行之原因乃“人烟繁华，地区愈热，室庐稠密，秽气愈盛，附廓之河，藏垢纳污，水皆恶浊不堪”②之故，这是很正确的。治疗则分寒热两大类。此外，王旭高的《肝病论治》，也是这一时期较有影响之作。

在外科方面，中医外科至这一时期主要集中于外治法。马培之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他的治疗特点是强调外证不能只着眼于局部，而要内外兼治，在使用古代各种丸、散、膏、丹等从内而治之外，还用刀针相结合，内外并举，具有辨证论治的整体观思想，主要著作有《马评外科全生集》、《外科传薪集》及《医略存真》等。另一外科医家为吴尚先，更确切一些应称为外治法医家。吴尚先（1806—1886）字师机，为杭州人，他从事外治法研究长达20年，提倡不论内、外、妇、儿各科之病证，均可以外治薄贴（膏药）之法治疗，并罗列出枕药、捣涂、掌摊、绢熨、点眼、纳脐、卧砂、围炉等多种外治方法，提出“凡病多从外入，故医有外治法矧上用嚏，中用填，下用坐，尤捷于内服”③。其治疗心得经反复记录修改，著成《理瀹骈文》一书，别树一帜，对后世颇有影响。

儿科方面值得提出的是已开始传播西方引进之牛痘接种，并认为痘疮是一种疠气，即烈性传染。

①公侠：《植物研究会缘起》，《理学杂志》1907年第5期，9～10页。①费伯雄：《医醇剩义》。

②《孟河四家医集》。

在妇产科方面，潘蔚的《女科要略》，对胎前产后病证，尤有心得，提出“胎前则顺气安胎，产后则扶虚消瘀”，确是的论。另一医家单南山，强调胎产病之治则是“胎前专以清热补脾为主，产后专以大补气血、兼行滞为主”①，确有异曲同工之妙。

本阶段在喉科方面有一定的进展，主要是由于多次喉痧大流行，遍及全国，为害甚烈。为了探索此证的诊治，不少医家致力于喉证的鉴别。盖因喉证种类多，有急缓轻重之分，此时流行之喉痧，实为现时所指之白喉，医家多致力于其鉴别诊断。著名的专著有沈善谦的《喉科心法》、夏春农的《疫喉浅论》，对喉痧则分其初起及病情变化，因证施治，对后世有一定影响。中药学和方剂学的进展传统中药学源于《神农本草经》，历代虽出现不少新的本草学著作，但对本经至此时期仍有不少人致力钻研。本时期顾观光对《神农本草经》的辑复，是历代诸辑复本中较好的一种。由于顾氏是具有相当深厚的文史基础的文人，后来又专志习医，他整复《神农本草经》就具有比其他人优越的条件。他认为：“大率考古者不知医，业医者不知古，遂使赤文绿字，埋没于陈编蠹简之中”②，因而根据他的文史修养，从《证类本草》、《本草衍义》、《抱朴子》、《博物志》、《太平御览》、《本草纲目》等有关著作中辑出365种中药。他明确提出他辑复此书的目的是“为考古计，非为业医计也”①。因此，此辑本是一部比较理想的辑本，具有较好的文献学价值。

正如历代本草学的发展过程所示，这一时期虽比较短暂，仍然有一些本草学家依照历代本草学者的惯例，根据个人用药的体会与经验，重新编纂本草著作。如屠道和的《本草汇纂》和周岩的《本草思辨录》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本草汇纂》（1863年）的编纂，是综合了不同的分类方法进行的，全书共收药560种，以药物的药性为分类依据，计分成31类，即温补、平补、补火、滋水、温肾、温涩、寒涩、收敛、镇虚、散寒、驱风、散湿、散热、吐散、温散、平散、渗湿、泻湿、泻水、降痰、泻热、泻火、下气、平泻、温血、凉血、下血、杀虫、发毒、解毒、毒物。书中又以其自然属性另分出谷、菜、果、禽兽、鳞等五部。

③《霍乱论·热证》。

①吴尚先：《理瀹骈文》。

②单南山：《胎产指南·女科总论》。

①顾观光辑：《神农本草经·自序》。

在另一卷中，则又仿古代通用药之例，以病为纲，每纲之下列所用药物，计依五脏六腑各脏器所受之病证包括风、寒、暑、湿、燥、火、热、痰、气、血、积、痛等，列200余种病证，各证均列所用之药物。因此，本书是一部切于实用，取诸家之长的本草著作。《本草思辨录》为周岩所作，刊于1904年，作者对128种常用中药之临证应用，依据其个人经验，进行了详细的辨识，其立论主要从张仲景之《伤寒论》、《金匮要略》二书中的方剂的方意加以发挥，颇有个人见地，具有时代特色。中医的方剂，具有独特的品格，主要以复方为多。每一个时代的方剂，既有继承前代行之有效的旧方经方，又有自创的新方。迨至近代，历经数千年之考验，方剂以千万计，但行之有效的常用方，也并不特别多。清代名医汪昂于82年所著之《医方集解》，主要系收集其前代一些验方，加以通俗化的解释，便于医家们推广应用，的确起到很好的普及作用。经过200年左右的实践，诸多医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至本阶段，名医费伯雄又著成《医方论》（1865年），书中除肯定了《医方集解》在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外，他又发挥了师古不泥于古的精神，对该书中若干方剂之弊病作了无情的批评，如认为书中对李东垣的麻黄白术汤可治六经之各种病证不妥，评以“未闻可以六经通治也”。对书中所用其他古方，如朱丹溪越鞠丸、刘完素防风通圣散等等，也都批评时人滥用套用《医方集解》之弊，劝诫人们：“古人立方，不过昭示**”，要灵活运用，不可泥古不化，“方能得古人之意”②，确是击中时弊的中肯之言。

这一时期另一重要方剂学著作是鲍相璈的《验方新编》（1846年）。此书收集民间一些行之有效的方剂共3200余首，分92门罗列，其中不乏颇有效验的方剂。

②顾观光辑：《神农本草经·自序》。

第二节 西方医学的传入

西方医学，又称西洋医学，一般简称为西医，是指西欧在文艺复兴以后，在近代实验科学的武装之下，发展起来的医学体系。与我国固有的传统医学相比，它是另外一个医学体系，从理论体系、思想方法到研究途径等方面，都与中医不同。由于它是近代实验科学的体系，属于直观的、量化的研究和分析体系，易于为人们理解和观察，被认为是科学的，因而在我国近代历史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事实上，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早在十六世纪，就已经有西欧的传教士来华传播西方近代科学，包括西医。如意大利的利玛窦、龙华民（NicolasLongobardi）、艾儒略（JuliusAleni）和瑞士的邓玉函。其中邓玉函就译有《泰西人身说概》，其他人也译述了《人身图说》、《钦定格体全录》等，但在我国影响很小。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我国的种种不平等条约，获得许多特权，西医也如潮水一般涌入我国。

传教医士的初期活动就在鸦片战争的前夕，西欧来华的传教士，已经成倍增长。他们深知用医药的方法，比用枪炮更容易使中国人屈服，所谓“当西方大炮不能举起一根横木时，他以一把手术刀打开了中国的大门”①。这里的他，是指美国传教医士伯驾（PeterParker）。他于1834年来华，在澳门、广州等地开诊所行医，并且抓住每一个机会宣传西方的科学和宗教，以扩大其市场和影响。他也曾千方百计想为当时两广总督林则徐治病并接近他。伯驾由于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效果而为西方统治者所赏识，最后升任为美国驻华公使。

初期的医疗活动多注重外科、眼科，这些疾病较易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当时来华的传教医士还有东印度公司的李文斯敦（Livingstone）、郭雷枢（T.R.Colledge）等，都是外科医生。尽管他们竭力扩展其工作，但早期的影响很小。

建立诊所和医院1840年以后，各帝国主义争先恐后地在我国开办诊所和医院，业务逐渐开展，影响也随之扩大。

最早的教会医院是由伯驾1842年在广州开设的眼科医院，10多年后，伯驾因就任外交职务，其医院改由另一美国传教医士嘉约翰（J.G.Kerr）主持。此医院前后存在约14年。

影响较大，历史较长的教会医院是嘉约翰主持的广州博济医院。博济医院开办时也是业务清淡，后来，医院聘请了中国人做助手，使业务便于开展。先后在这里工作的早期华人有关杜亚、黄宽、伍亚忠、杨英等。医院主要开展外科手术，并先后应用乙醚及氯仿于麻醉，仅嘉约翰一人在该院进行的手术就有4.9万例。

这一时期的教会医院，就是这样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起来的。

①《医方论》卷2。

最早的教会医院或诊所，都是在五个通商口岸建立的，大约从1842至1848年短短五六年间，共在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建了7所。1856年的天津条约和南京条约的签订使我国向帝国主义列强毫无保留地敞开了大门，从1860年开始，到十九世纪结束，教会医院已遍布全国，包括台湾省；甚至象陕西汉中这样的内陆城市和福建的霞浦这样的沿海省份的偏远小城，都有教会医院的踪迹；总数已经满100所。

培养和吸引留学生西方教会除了就地吸收中国人到教会医院进行培养外，在这一时期还开始吸引较多的中国人到西方留学，以培养较全面而且正规的西医人才。

早期赴国外留学习医的，以广东的黄宽为最早。他先到美国获文学士学位，后于1850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医学，获医学博士学位，于1857年回国，在香港、广州等地开设诊所、医院，还兼任医院附校教员，大量培养医学人才。我国第一位女留学生为浙江之金韵梅，1881至1885年在美国习医，回国后在厦门、成都等地行医办学，并创办我国早期护士学校，培养护士人才。

除了英、美等国而外，也有大量留学生到日本学医。我国早期的民主主义者如秋瑾、鲁迅等人，早年都曾经到日本学医，如鲁迅就曾在日本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就读。

总之，这一阶段是西方医学以培养西医人才的方式吸引我国留学生的开始阶段。我国早期的主要西医人才，都是在这一时期出外就学的。如中华医学会的一些创始人，包括伍连德、颜福庆、俞凤宾、牛惠生、牛惠霖、汤尔和、阎德润以及一些女医人，如甘介侯、石美玉等，甚至还包括最早的留洋护士钟茂丰，都是在这一时期出国留学、学成后再回国行医、办学，大大地扩大了西医在我国的影响。

编译医著为了普及并加速西医的传播，一些来华的西方传教医士还十分重视利用出版物作为工具，扩大影响。

在这方面工作比较突出的有以下几个人。

合信（Hobson）：英国人，他从1850年就开始用中文编译一些西医书，其中最早的有《全体新论》，是一部主要阐述解剖学的书。其他还有《西医略论》、《内科新说》、《妇婴新说》，另有一部介绍自然科学一般知识的《博物新编》，后人将这些书合编为《合信氏医书五种》。这些是西医著作译成中文的滥觞，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嘉约翰：他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先后编译了一些西医著作，共有30多种，较偏重于临床方面及西药的介绍，如《西药略说》、《药物学手册》、《割症全书》、《炎症论说》、《内科全书》等等。他对精神疾病还有较深入的研究，除创办精神病院外，还发展用西医药治疗精神病人经验的学术论文。德贞（JohnDudgeon），这位美国传教医士比较重视生理解剖学的编译工作，编有《全体功用》、《全体通考》等，都附有图解。他还编有《医学词汇》6卷，对于统一西医药的名词术语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其他有关的临床著作还有10多种。

傅兰雅（JohnFryer），英国人，也编译有10多种西医西药著作，如《儒门医学》《西药大成》和《英国洗冤录》（《法医学》）等。

第三节 中西医汇通派的产生

本历史阶段西医的输入，是中国医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西医作为一门科学，在保障我国人民的健康方面，是有其客观上的积极意义的。由于我国传统医学与西医学在思想方法及研究方法上，并不属于同一个体系，而是各有特点，因此，客观上就形成了两个不同体系的医疗系统。

面对这种客观形势，如何对待外来的西医，就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在这里，有拒绝接受和排斥的，有全盘接受的，但最具代表意义的却是一种折衷的思潮，也就是所谓中西医汇通的思潮，这种思潮是近代中国文化在医学上的反映，是中国文化近代化变革的一个组成部分。

其实，在明末清初，西医学已经开始对我国医学界产生一些影响。有些医家已在自己的著作中收入一些西医的片断知识，如方以智在自己的著作中就收入一些西医的药物和解剖生理内容，但尚未形成中西汇通的思想。经过一二百年的接触，尤其是鸦片战争后教会医学的大量传播，终于促成了中西医汇通思潮的形成，并成为近代医学史上的一个学派。

中西医汇通学派的思想也并不完全一致。有的是出于维护中医的利益，使中医仍能继续生存，向前发展；有的则是企望从汇通的医学中，创造一种尽善尽美的医学。在这方面，有两位代表人物值得提出。

唐宗海（1846—1897），字容川，四川彭县人，医术高明，活人无数。

在西医的冲击面前，他的思想产生极大的矛盾。他深知中、西两个医学体系互不相容，也认为西医与中医的医理及生理解剖方面，有一些相通之处，有必要加以融通。因此，他撰写了《中西汇通医书五种》，包括《中西汇通·医经精义》、《血证论》、《本草问答》等。他的主观愿望应该说是积极的，但从总的方面看，他对西医的观点并不全面，总认为西医在各方面皆不如中医。他认为古代中医不论在生理解剖，或医理阐释等方面，皆远远比西医高明，尤其是古代医经，认为西洋医学“与中国近医互有优劣，若与古圣《内经》、《本经》较之，则西洋远不及矣”①。这些论述也充分表现出他的保守思想，难于取得进一步的发展。

朱沛文（十九世纪中、下叶），字少廉，广东南海人。由于他出身中医世家，功底较好，且他亲眼目睹西洋医学在西医集中地区广州的种种实情，深知两种不同体系各有短长，需互相学习，但却不能强合。他的这种思想集中表现在他1892年著成的《华洋脏象约纂》一书中。他相当重视人体脏腑形体及功用，并主张医家应亲验脏腑，而不能空谈名理。他认为中西两种医学体系，各有长短，有可相通者，有的则不能强合，而要“存其互异”。所有这些思想，可以说是比较进步的，比起唐宗海、朱沛文的思想可以说更为正确与先进。只是因为当时对西医的整体还缺乏全面了解，在思想上也还有时代的局限，难于取得汇通中西的突出成就，这也是不能苛求的。

①《教务杂志》（ChineseRecorder）vol.14，p.231。

（谢选骏指出：马列狗黄俄猪，完全没有文明史的概念，所以只能就事论事，没有能力从文明史的角度去看待和总结医药学的交流和发展——他们这样和满狗清猪如出一辙，所以我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后清人民共和国”；其实所谓各个“人民共和国”，都是苏联的卫星国。）

【第四十一章 科技社团与科研机构】

第一节 科技社团

中国最早的科技社团中国之有科技社团早自明代始。明嘉靖年间，祁门人徐春甫在顺天府（今北京）成立了一个名叫“一体堂宅仁医会”的医学团体①。徐春甫为有明一代的名医，曾组织编写了医学巨著《古今医统大全》100卷。为切磋医术、增进医道，他邀集客居京师的同道，创立了这个医会。据《一体堂宅仁医会录》载，医会会员中有太医院院使、院判、御医、医官及户部郎中、吏部郎中、儒士、廪生等，还有徐春甫的门人，共有40多人，这在当时已是相当大的规模了。由于《古今医统大全》一书的大量的校正工作是由医会会员完成的，而该书又是出版于“嘉靖丙辰”年，即1556年，因此“一体堂宅仁医会”至迟在1556年之前就已成立了。

在此后的30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科技社团一直没有得到发展。直到十九世纪后期，由于欧洲资本主义的扩张和西方文化的冲击等特殊的历史因素，中国科技社团才随着中国整个科学技术的发展而逐渐发展起来。

中国近代科技社团的建立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以后的晚清最后十几年，是中国近代科技社团萌芽与创立的时期。大体上可分为以下两个阶段①。

第一阶段：维新变法时期。在维新派人士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鼓动下，京师、上海等地和湖南、江苏等省，纷纷倡立学会，一时间，学会这个新生事物的出现有如雨后春笋。在维新派人士中，梁启超的作用十分突出，他在《论学会》这篇颇具鼓动性的文章中极力倡办学会，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的呐喊，比他自己的身体力行还具号召力。在维新派人士的积极活动和直接参预下，各种学会纷纷建立并蓬勃发展起来。此时的学会有政治性的，也有政治性与学术性二者兼而有之的，但其中科技社团或与科技有关的社团占大多数。这些社团多是地方性的，规模也较小，建立的速度快，但持续的时间都不太长。其形式有不少类似新式学堂，定期地进行科学讲演，并有简单的实验验示。主要的科学学科为算学、舆地、天文和声光化电等格致之学。

第二阶段：戊戌政变之后至清末。由于后党的高压，使有的学会停止了活动，有的学会为避维新派之嫌而改换名称。虽然说学术性的学会受政治影响较小，而且风气既开，难以骤压，但势头已大为减弱，且又较少热心之人，因此戊戌之后的清末十余年，科技社团的发展速度相对减缓。不过这个时期也有少数的科技工作者，自身出于对科技社团的迫切需要，感到要尽可能地组织学会，以便切磋学术，交流心得。如1910年丁福保在呈请民政部批准成立中西医学研究会时就说，他们要自筹经费，纠集同志设立医学会，以研究有关医学各科，并将研究所得发表于中西医学报，借供远近医界之观摩①。这种由研究者自筹经费发起成立学会的做法，与戊戌维新时期的一哄而起的情形大不相同。

中国科技社团统计表（1895—1911）

①序号名称时间地点主要发起人1强学会1895北京康有为等2上海强学会1895上海康有为等3译图公会（舆地学会）1895武昌邹代钧4农学会1895广州孙中山5务农会（农学会）1896上海罗振玉等6医学善会1897上海吴仲韬等7译书公会1897上海恽积勋等8苏学会1897苏州章钰等9测量会1897江宁杨文会等10质学会1897武昌11群学会1897广东章炳麟等（续表）

①参见林文照：《中国近代科技社团的建立及其社会思想基础》，第七届国际科学史会议论文，1996年。

①《本草问答》。

①参见项长生：《我国最早的医学团体一体堂宅仁医会》，《中国科技史料》，1991年12（3）。

①《中西医学研究会上民政部禀》，《中西医学报》，1910（1），见《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90年版。

序号名称时间地点主要发起人

12励学斋1897西安13算学会1898前福建14显学会1898前广东15劝学会1898前江宁地学公会1898前湖南17粤学会1898北京康有为等18闽学会1898北京林旭等19蜀学会1898北京杨锐等20西学会1898北京宋伯鲁等21南学会1898长沙谭嗣同等22学战会1898长沙黄萼等23积益学会1898长沙张祁等24群萌学会1898浏阳唐才常等25任学会1898衡阳陈为镒等26舆算学会1898郴州罗辉山等27蜀学会1898成都宋育仁28励志学会1898江西邹凌瀚29大清商业总会189830算学日新会1899前31瑞安天算学会1899瑞安孙冲等32知新算社1900扬州周美权33中国药学会1907东京王焕文等34中国化学会欧洲支会1907欧洲李景镐等35中国地学会1909天津张相文36中华护理学会1909上海信宝珠37中西医学研究会1910上海丁福保38金山中西医学研究会191139浦东医会1911？上海刘镜蓉40江北医学研究会1911

41严陵医学研究会1911严陵42植物病理学会1911

注：此表系据《中国科学技术团体》及《中国科技史料》等书刊所做的初步统计，尚有待充实与进一步研究。

第二节 科研机构

晚清的最后几十年是中国科研机构的萌芽时期。1872年，法国人在上海建立徐家汇气象台（含气象、地震、授时三个部分）。1885年，英国人在台湾基隆、淡水、安平、渔翁岛、鹅銮鼻等地建立气象站。

其后，清政府也开始注意建立科研机构。1898年，光绪下诏“兼采中西各法”振兴农学，并于京师设立中央负责农业的最高行政机构——农工商总局（1906年改设农工商部）。上海的育蚕试验场同期建立。1902年以后，直隶、山东、山西等地开始建立农事试验场。1906年3月，农工商部上书议设“农事试验场”时说：“泰西各国，罔不以农事为重。美利坚以农立国，富甲全球；日本维新以来，农事改良，遂致物产繁兴，工艺发达。近闻日本之福冈、北海道等处，均有试验场，或数百顷以至千顷，皆为劝农所设”，“京师为首善之区，树艺农桑为臣部所职掌，自宜择地设立农业试验场一所，以示模范”①。不久，农工商部便于京师西直门外建设农事试验场。直到清末，有关科学研究的机构，主要是在农业方面，而且主要的是政府行为。

中国科研机构统计表（1911年以前）②成立时间地点机构名称1872上海徐家汇气象台1885台湾气象站1898上海育蚕试验场1902保定直隶农事试验场1903太原山西农事试验场1903济南山东农事试验场1904济南山东林业试验场1906北京农工商部农事试验场②1906大连奉天农事试验场1906福州福建农事试验场1908大连奉天植物研究所1908天津天津种植园

②参见林文照：《中国近代科技社团的建立及其社会思想基础》，第七届国际科学史会议论文，1996年。①参见林文照：《20世纪前半期中国科学研究体制化的社会因素》，《自然科学史研究》，1994年13（2）。②参见穆祥桐：《中国近代农业史系年要录》，《中国科技史料》，1988年。

（谢选骏指出：晚清和民国五十多年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科技社团与科研机构”，在1949年以后，除了少数逃到台湾的余孽之外，其余都遭到黄俄“人民共和国”的彻底覆灭和全部覆盖了——代之以各种“群众组织”了。）

（另起一页）

题记

本卷和下卷（第十二卷）都是论述中国近代时期历史的。本卷是近代前编，论述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夜近80年的历史。中国近代的历史，是中国人民置身近代洪炉接受考验的历史，是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都遭到失败时期的历史，而从总相上看又是阻碍西方帝国主义东侵的历史。这是一段很值得深入探讨的历史。

对于这段历史的看法，在1980年出版的《中国通史纲要》的叙论中，我们曾有所论述。在那里，我们称这段历史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我们写道：“在这个时期里，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并残酷地统治了中国，中国社会经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较封建社会时代的情况复杂了。社会经济的主要成分，除封建地主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继续存在外，出现了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又包括帝国主义资本、官僚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三个部分。帝国主义经济势力在中国社会生活中起着支配的作用，封建经济则占有显著的优势地位，二者并互相勾结在一起。官僚买办资本是帝国主义经济的附庸，并跟封建剥削关系紧密相联结。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十分微弱，没有成为一个能独立的经济体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占重要地位，而且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都有这样那样的联系。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下，中国农村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商品生产发展了，但农业生产和农民的经济生活却越来越陷入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漩涡。这些情况，表现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的主要特点。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激烈变化，阶级关系也发生新的变化。外国资产阶级在侵入中国后，成了中国社会生活里面一种统治力量，操纵控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各个方面。他们不仅扶植和支持封建地主阶级，使其变成他们统治中国的支柱，而且造成了为其侵略需要服务的买办阶级。在封建地主阶级内部，新起的军阀官僚地主在外国资产阶级的支持下，代替了原来的官绅地主占支配地位。军阀官僚地主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而且一般都还兼有早期官僚资本家的身份，具有浓厚的买办性。他们在地主阶级政权中握有实权，成为举足轻重的势力。这也是地主阶级政权买办化的重要表现。农民阶级主要包括自耕农、佃农和雇农，约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七八十。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压迫剥削下，农民日益贫困破产，出现了自耕农减少、佃农增加的趋势。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这个时期新产生的两个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为其经济地位所决定，是一个带有两重性的阶级，一方面有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性，一方面又存在了对革命敌人的妥协性。无产阶级是最伟大、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它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还是作为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加革命。”

对于上述这些看法，我们现在还没有改变。

本卷是《中国通史》的第十一卷，原由林增平、章开沅、龚书铎同志主编。嗣林增平同志因病去世，章开沅同志因工作过忙难以分身，本卷改由龚书铎同志主编。林增平同志1923年生于江西萍乡安源，1947年毕业于江西中正大学文史系，曾任湖南师范大学教授、校长，1992年逝世。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七章。章开沅同志1926年生于浙江吴兴（今湖州市），1948年中原大学政治研究室研究生。现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曾任该校校长兼历史研究所所长。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章。

本卷主编龚书铎同志，1929年生于福建泉州，195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留校任教至今。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史学研究所所长、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评议组副组长等职。他为本卷撰写了甲编序说部分第三章；乙编综述部分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至第十六章；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二章。

本卷编写之初，曾组织编写组。除上述三位同志外，编写组的成员还有王庆成、李侃、李进修和戴学稷诸同志。

王庆成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章。

李侃同志，中华书局原总编、编审。他分别与陈东林、吴杰同志为本卷合撰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章、第十六章。

李进修同志，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十一章、第十二章；丁编传记部分第十七章。

戴学稷同志，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他与黄国盛同志为本卷丙编典志部分合撰了第九章；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一章，并与黄名长同志合撰了第九章。

参加本卷编撰工作的同志还有：张守常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甲编序说部分第一章。

郑师渠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副校长、博士。他撰写了甲编序说部分第二章。

杨益茂同志，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一章第一、二、三、四节，第七章。

杨直民同志，北京农业大学教授。他为本卷丙编典志部分撰写了第一章第五节。

颜吾芟同志，北方交通大学社会科学系讲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二章。

华世珍同志，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马列主义理论教学部副教授。她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三章、第六章、第八章。

刘先觉同志，东南大学建筑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一节的建筑部分。

颜元亮同志，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一节的水利部分。

黄晞同志，水电部科技情报研究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电力技术》杂志主编。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二节的电力部分。

李进尧同志，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研究生部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二节的煤炭部分。

凌光同志，石油部石油勘探开发科学研究院石油史研究室编辑。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二节的石油部分。

招冀同志，中国金属学会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吴坤仪同志，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史研究所教授。关锦镗同志，中南工业大学教授。他们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的第三节。

杜金铭同志，西南交通大学教授。席龙飞同志，武汉交通科技大学船舶及海洋工程系教授。李成智同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锺允若同志，邮电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主任级高级工程师。他们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的第四节。

刘登仕同志，中国兵器工业总公司西南兵工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他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第四章第五节兵器部分。

盛维勇同志，北京化工大学副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五节的化工部分。

周启澄同志，中国纺织大学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六节的纺织部分。

倪莉同志，三峡移民开发局硕士。她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六节的陶瓷部分。

王诗文同志，云南省设计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六节的造纸部分。

张树栋同志，印刷工业出版社副编审。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六节的印刷部分。

齐戈同志，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培训部教授兼主任。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五章。

黄国盛同志，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他与戴学稷同志为本卷合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九章。

范明辛同志，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十章。

孙占元同志，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十二章；丁编传记部分第十三章。

秦宝琦同志，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十四章。

沈其新同志，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十五章。

罗福惠同志，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原所长、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十六章。

王立言同志，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她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十七章。

彭平一同志，湖南株洲教育学院副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十八章。

陈东林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他与李侃同志为本卷合撰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章。

苏双碧同志，《求是》杂志原副总编、编审。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四章、第五章。

杨怀中同志，宁夏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名誉院长。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六章。

王道成同志，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七章。

钟康模同志，广东省委党校教授兼副校长。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八章。

黄名长同志，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与戴学稷同志为本卷合撰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九章。

穆渊同志，新疆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十章。黄绮文同志，汕头大学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十一章。

桑咸之同志，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教授，已故。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第十二章。

史革新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十四章。

汤志钧同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十五章、第二十六章。

吴杰同志，现代出版社副编审。他与李侃同志为本卷合撰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十六章。

王俊义同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十八章。

陈铮同志，中华书局编审。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十九章。

王渝生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中国科技史学会秘书长，博士导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一章。

王扬宗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二章，并与张藜同志合撰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七章。赵慧芝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编审。她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三章。

黄彦同志，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孙中山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他与王杰同志为本卷合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四章。

王杰同志，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孙中山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他与黄彦同志为本卷合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四章。

易春秋同志，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五章。

郑云山同志，杭州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八章。

陈旭麓同志，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已故。他与何泽福同志为本卷合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九章。

何泽福同志，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与陈旭麓同志为本卷合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九章。

侯宜杰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审。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章。

刘泱泱同志，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一章。

张奠宙同志，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三章。

丁蔚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四章。

程维枢同志，中国科学院院士、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原中央气象局总工程师、副局长，已故。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五章。

王冰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六章。

张藜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她与王扬宗同志为本卷丁编传记部分合写了第三十七章。

艾素珍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编审。她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八章。

罗桂环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九章。

蔡景峰同志，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四十章。

林文照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自然科学史研究》杂志主编。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四十一章。

何绍庚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做了科技部分的组稿工作，并审定了丙编典志部分和丁编传记部分的科学技术方面的全部稿件。

刘雪英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她为本卷撰写了综述部分的第三章，并做了本卷选图工作。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宫伟同志参与了图片拍摄工作。

本卷赖各位同志的共同努力，终于完稿。关于这一段历史的研究，究竟还不算太成熟，我们还需要作出长期不懈的努力。

胡绳同志和刘大年同志分别为本卷上、下册题写书名，我们在此表示感谢。

白寿彝1998年4月6日于北京

（谢选骏指出：上述黄俄，人虽多，脑却残，太可悲了。）

（另起一页）

书名

中国通史批判第十卷

（第三期中国文明的破晓）Chinese General History Criticism Volume Ten

(The third phase of the daw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Lulu Press, Inc.

3101 Hillsborough

St.Raleigh, NC 27607—5436 USA

免费电话1—888—265—2129

国际统一书号ISBN:

定价US$最低

2022年5月第一版

May 2022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99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