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全集第357卷 中囶民主运动 The China Democratic Movement

 硅基时代第五十七卷

Silicon-based Era Volume 57

中囶民主运动

The China Democratic Movement

2024年10月第一版

October 2024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357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357

（另起一页）

内容提要

本卷匯集了四份歷史文獻——1、《中国民主党成立公告暨告全国人民书》；2、《六四民運誌》；3、《八九民運史》；4、《“中国之春”回忆录》；并且進行了一一點評。

Executive summary

This volume is a collection of four historical documents: 1. "Announcement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inese Democratic Party and Letter to the People of the Whole Country"; 2. "June Fourth Folk Movement"; 3. History of the Eighty-Nine Democracy Movement; 4. Memoirs of "Chinese Spring"; And they made a little bit of comment.

（另起一页）

【目錄】

【第一部分 中国民主党成立公告暨告全国人民书】

【第二部分 六四民運誌】

【第三部分 八九民運史】

【第四部分 中国之春回忆录】

（另起一页）

【第一部分】

【中国民主党成立公告暨告全国人民书】

中国民主党第一次特别代表大会在此向全国人民宣告，中国民主党正式成立了。

（一）

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的头三十年，中国人民不仅遭受了各种政治运动的苦难和思想的钳制，而且经历了几千年未有的人为的贫穷和饥饿，一九六〇年代初的中国曾是饿殍遍野。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人民生活略有提高，但是一方面现在执政当局用“发展和稳定”压倒一切的治国方针引导人民走向拜金主义；另一方面，国家政权却被权贵资本控制，权钱交易，贿赂公行。一群权贵们正在通过国家政权剥夺劳苦大众，执政的共产党已经变成了权贵利益集团的总代言人。中国今天的社会不公和贫富差距排在世界各国80名之后，清廉度在70名之后，而腐败则大大领先于世界其他富国和强国。同时，中共当局则进一步控制人民思想实行愚民政策，利用谎言和国家利器残酷的打压异议分子，其方法和手段甚至走回三十年前的老路，有些残酷手段甚于“文革”的迫害。中国今天面临的是政府无诚信，公权力腐败，民众无信仰，民风堕落，社会不公而冤屈无申处。中国社会病了，而且病入膏肓。中国五千年的文明正面领着毁在中国共产党手里的危机。

中国人民对于这种腐败的政权开展了不屈不饶的斗争，从上访到群体性抗争连绵不断。人民正在呼唤着自由和民主，认识到一个强大的反对党的存在是治疗中国社会病的必要条件之一。中国民主党正是在这样的民族危机之时应运而生。

（二）

在经历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后，一批仁人志士在一九七九开展了民主墙运动并酝酿成立一个民主党；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大屠杀后，在流亡海外的一批追求自由和民主的人士为结束中国的“一党专制”进行不懈努力的同时，国内的同仁们在北京秘密组建了中国自由民主党；一九九八年浙江民主党人公开宣告筹建作为反对党的中国民主党。

这些民主运动和组建反对党的活动都遭到了执政的共产党当局的残酷镇压。三十年来来，数以千计的民主党人和其他政治异议人士入狱，其服刑时间总计超过了千年。然而中国民主党人永不服输的自由之心，永不放弃民主之志，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二〇一〇年四月三日，原一九九二年在北京成立的“中国自由民主党”及“中华进步同盟”、一九九五年在贵州成立的中国民主党，以及在各个时期参与“中国民主党”组党的海内外民主党人聚集一堂通过了中国民主党宪章，选举产生了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并正式宣告中国民主党的成立。

中国民主党今天是一个反对党，但她更是一个建设的党。中国民主党将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经济和社会政策来建设一个文明的中国，一个融入世界价值体系的并受到世人尊重的民族中国。

（三）

 

中国民主党将建立“同一个中国”。我们继承的是同一个历史，但是我们唱着不同的歌，有着不同的中国：劳苦大众的中国不同于权贵的中国，农村的中国不同于城市的中国，东部的中国不同于西部的中国，汉族的中国不同于少数民族的中国，以及海外的中国不同于大陆的中国。大陆的中国没有自由，农民和其他劳苦大众的中国没有平等的权利，少数民族正在脱离中国。我们要结束上述的对立和不平等和分裂。没有自由和民主的制度则是所有这些对立的根源。我们不能唱同一首颂扬专制的歌，不能统于一个没有自由的制度。财富可以有合理的差别，能力有先天和后天的不同，但唯有自由和人性的平等则是同一的。民主就是人性平等的国家形式，即不承认任何人或政党天生的高于其他个人或政党，不承认某个政党可以未经人民同意的来为民做主。我们建立的“同一个中国”就是要建立这样一个“自由”和民主的中国。这样“同一个中国”将是全球华人感到骄傲的精神故乡。

我们认为，国家和社会不是某个政党可以拯救的；相反，只有多党制才能防止公共权力的腐败和和社会灾难。比如中国共产党主导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灾难，如果当时中国有一个反对党，就绝对不会发生的，因为反对党的存在，就是对执政党最好的制约。在海外的中国人的社会里，比如台湾和香港，在亚洲，比如日本和韩国，在大多数欧美国家，多党制的存在使得那里的政府比大陆中国的政府清廉，那里的人民比大陆中国人民富裕和享受更多的平等权利。世界历史证明，华人的历史证明，只有自由和民主才能救中国。

中国民主党不是要取代中国共产党，而是要推动民主中国、文明中国的实现。民主党如果通过选票得以执政，上台以后也要接受人民的监督。如果我们民主党哪天腐败了，选民就会把它赶下台，强迫它进行脱胎换骨。

中国民主党人以竭诚之心、调动全社会的智慧来改造中国。我们不是来清算哪个党的。人心已经并将对任何政党作出判决。但是作为反对党，哪里中国执政党有问题、错误和罪恶，哪里就有中国民主党负责任的批评声音和建设性替代方案；哪里中国公民对执政党不满并希望有变化，哪里就有中国民主党接纳他们，倾听他们的声音。

我们将上下求索，按照现代政党活动模式，与广大追求民主和自由的同仁一起建设一个强大的现代民主政党，通过各种方式承担起中华民族结束专制的使命、引领中国宪政民主转型的历史任务。

（四）

为了承担起中华民族结束专制的使命、引领中国宪政民主转型的历史任务，我们特地拟定了《中国民主党政治纲领》二十条，再次昭告天下：

在辛亥革命百年之际，我们向世界庄严宣告：摈弃党国体系、在人民主权的基础上重新出发，开始中华民族政治现代化的第二个百年大计：团结全体国民,消除阶层与阶级的歧视，共同建设一个文明中国。

百年来的事实证明：中国需要负责的反对党和称职的执政党，一党独裁下，“共和”徒有虚名，不能带领中国进入文明社会。为此，我们制定以下政治纲领，作为我们建设一个文明中国的政策方针和行动准则： 

1、废除中国共产党不经选民认可让渡就垄断权力的特权制度。基于人民主权的原则，进行一人一票的自由与公正的选举，使每个公民都有机会成为国家的政治股东和真正所有者。在代议制和普选制的基础上竞选公职，在公开、平等、竞争的党派竞选中，让人民选举自己的领导人。

2、建立议会民主制度，实施两院制，将“政协”改造成代表各省、各民族区域自治单位的联邦院， 将人民代表大会改造成按区域人口比例选举产生的国民议会。

3、废除共产党六十年来出于意识形态和执政利益而设置的身份等级制度，这些制度剥夺了中国公民的权利。取消因出身、种族、职业、宗教信仰、政治党派归属等因素造成的特权，禁止在教育、就业、福利、社会保障和司法方面对中国公民进行歧视。打破社会隔离，所有中国公民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严格禁止歧视农民，歧视残疾人、歧视妇女与歧视社会弱势群体。

4、完善中国宪法法律制度，一切政党都必须在宪法框架与法律范围内活动，不得破坏国家宪法与法制统一与尊严。政党与国家分离，一切政党不能凌驾于国家利益至上。废除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前言中党派凌驾于国家的特权。一切党派要遵循公平竞争的原则为国服务，禁止执政党派黑箱作业、任意提取国库的不法行径。

5、落实信仰自由，国家平等对待各种宗教信仰；国家和所有公权机构实行政教分离，禁止在国家机关内部设置政党组织，不得强行灌输无神论教育。

6、军队、警察和政府行政机构的工作人员，必须在工作中对党派政治保持中立。军队必须国家化：人民的军队属于人民，严禁党指挥枪。军队内部不得从事任何党派势力活动。每一个国家公务员都要为国家服务，而不得为政党服务。

7、禁止中国共产党政法委员会干预司法，确保司法独立和建立司法权威；取消信访制度，在各级法院设立“人民申诉庭”，让所有的案件依照诉讼程序予以解决。

8、禁止买官卖官，官员任免要符合民意与合法，考虑候选人品能与能力，文官任命要通过考试。

9、反对权贵资本主义与权钱交易，取缔官倒活动和一切官商勾结的制度，清查一切非法所得。

10、惩办贪官污吏，实施阳光法案，一切官员的个人和直系亲属的财产，必须公之于众，接受舆论和法律的监督。

11、保护劳动者利益，支持工会集体谈判权，禁止雇佣童工。国家必须保障每个公民工作权利，如果公民失业，有权获得政府救济。

12、农村实行“耕者有其田”，城市实行“居民有其屋”。

13、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和国有资产的出售，必须公开竞标。

14、国家增大教育投入，对贫寒子弟推广免费教育，建设养老育幼设施，建设福利国家。

15、尊重知识产权、奖励创造发明。

16、鼓励自由竞争，积极扶持小工商业者。

17、倡导民间的社会自治与行业自治，并用法律形式来保护民间社会的自治权利。政府不得通过行政权力来扶植、操纵、控制某些特定的党团、妇女组织、工会组织。

18、大学有权自治，大学需要培养独立的精神，反对任何政党和政府剥夺学术机构包括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思想自由。政府不得通过意识形态标准来决定教育和科研资金的分配。

19、国家要大力增进全体人民的公共卫生，不分城乡差异，实行全民免费健康保险。

20、中国民主党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世界各国签订的各项条约，并恪守各项国际公约，保证履行所有的国际义务。

中国民主党第一次特别代表大会

二〇一〇年四月三日

谢选骏指出：這是一份難得的歷史文獻，裏面記載了著名的“二十條政綱”，可以視爲“未來中國的建國大綱”。

（另起一页）

【第二部分】

【六四民運誌】

目錄

上卷：夭折的蓓蕾

中卷：未乾的血印

下卷：良心未渝的悼念（全卷終，多謝觀看）

增補卷一：反革命暴亂？

增補卷二：首都衛士

上卷

【目錄】

I.六四情懷~歷年序言（2000~2006）

II.百年來中國學人愛國運動述要（1895~1947）

III.六四民運誌~正文

IV.良知未渝的悼念

V.歷史的見證

增補卷一：反革命暴亂？

【六四情懷~歷年序言】

對於你們對六四的心意深受感動和鼓舞。-王丹

這將成為中華民運史上不朽的場面-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清晨，一位的普通中國公民，以其毫無防衛的血肉之軀抗議強兵黷武的鐵幕政權，被西方攝拍下來，使全界人民清楚看到中國人的勇氣和尊嚴，盡顯人性的良知的光輝。

新聞片段由衛星向全球發送後不久，亦被當權者的喉舌挪用，且被中央電視台的新聞主播作以下解釋:

這個電視畫面和西方某些宣傳恰恰相反：如果我們的鐵騎繼續前進，這名螳臂擋車的歹徒能抵擋得了嗎……？

其實，中共的喉舌的言論亦有它的道理：如果坦克上的軍人真的繼續向前，這位勇士必死無疑，這可見軍隊中亦有良知未泯的赤子，與站在車外的勇者同樣偉大，那麼，誰是這場屠殺事件的罪魁禍首呢？明顯是中共的上層建築中為維護他們的個人利益以至一黨獨大的懦夫!

【序一~夭折的蓓蕾】

集會、靜坐、吶喊、坦克闖城、火光、混亂、槍聲、哀鴻遍地……"，十多年前和他們憂慼相關地在電視熒屏周圍，準備見證中國民主演變的和平局面，為中共將改變自"文化大革命"以來製造的不光彩形象歷史而欣慰的同時，六月三日晚上北方頓時傳來噩耗~自稱人民子弟兵的解放軍居然向人民開槍，接著是一連串屠城行動便順勢展開。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黎明時分，為中國現代史譜上最黑暗的一頁，無人知道長安大街當時究竟發生過甚麼事，但事後祗從照片中目睹一叢叢殉難者的屍體，充斥著醫院的一角，似乎有不少人死於六.四當日，但事實卻不為人所知，當天枉死的遊魂，仍忐忑不安地天安門廣場上~聚結……

近從傳媒中獲悉，一位六四殉難者的母親最近剛去世，她因兒子未有平反而至死不能瞑目……為誌此事，筆者在新詩《信天遊》中特地加入"看著那殞落的薇花，還擁抱著夭折的蓓蕾"句段，提筆之時，對她的不幸深表同情之餘，更深惡那泯滅人性的劊子政權!

六月四日清晨在天安門所發生的真相，仍是中國現代史上最大的謎團，無可否認，亦是中共自建黨至今最污衊的事件，事後中外記者先後公開殉難者的照片，但中共的發言人袁木指為外國勢力所偽製的假象，姑勿論是真是偽，"六四事件"是中共以武力奪回天安門廣場及她自已的絕對控制地位，這是不爭的事實。事件之後，當局在國內大肆拘捕民運分子，窒息反對呼聲，并以高度的防衛以壓制大學生的紀念活動，企圖貪一時的風平浪靜旨而欲蓋彌彰-"當前的歷史永遠是為權貴服務的"…….

願身死於六月飛霜廣場上的同胞安息吧!

二零零零年六月四日

【序二~未乾的血印】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在中國現代史留下不可磨滅的創疤~"人民子弟兵"為維護黨權的專制，奉命以一切手段清除天安門廣場。在木樨地軍民衝突中相煎太急，最後釀成亡魂滿溢，血染文明盛世……

十多載的光景的流逝，遙控那群"殺人機器"的凶手當中，一部分早已歸他們應行的老路，身後多是風光大葬，亦有死後被粉身碎骨，揚揚灑灑地盪漾在神州的江河之上，伴隨著無上的頌歌禮讚，締造萬民景仰的人神形象---那是多麼光彩呀!而仍然在生的同樣是光榮無冠，他們的指令是金科玉律；國家政策的法典所依，新中國的偶像，或是當紅政客，其權力絕對不亞於舊王朝的公卿將相；而瑟縮在天子足下的老百姓，卻命賤如螻蟻，對國事的商討，被禁若寒蟬……

倒行逆施的惡棍仍在神州大地上叫囂，在看重經濟的大前提下，人性倫理敗死，似乎天道己亡!

這句話套用於大多數香港官商，肯定是毫無偏差!但神州大地上那條正在喘息的受傷巨龍，勢必會騰起將盛怒的雲水，浪潮席捲人寰!

俄羅斯，德國及東歐諸國魔咒的解除，正為中國人提供極有力的法鏡!

二零零一年六月四日

【序三~重燃的怒火】

今天適逢又是一個九一八紀念日，不禁挑起對國難的衷思。

最近，我們無意在於久被封藏的雜書簿堆中拾回一張八九年六月期間香港對民運死難者的悼念海報，上面印著：南京大屠殺是大日本皇軍幹的!

北京大屠殺是中國共產黨幹的!"。起初，我確實找不到此兩件歷史事件的相似性和關聯性，由於有新發現的文物，遂決意把過去幾年紀念六四的專題重新整理，好讓更具可讀性。

重訂剛開始，我們把當年的書籍及文物放在一起，攝影機的鏡頭對著我們孩童年代製作的民主女神像時，我們的話題比較它和支聯會當年出售的陶瓷製品的精確度，回味當年矗立在天安門廣場的民主之神照片，看到她的風采，這其他一切似乎沒有甚麼意義。

擱下了女神像，開始對專題進行編輯，我們開始翻開書頁，在修訂的同時我們需要在腦海中重灌當年的訊息，工作氣氛顯然沒早前那樣輕鬆，從照片、錄影帶、書籍，尤其是不少有心人網上發布他們收集的照片及最新資料等，構成了自六月四日之後幾天在北京發生的一幕幕駭人的紀錄圖像，腦袋仿佛被驟然的冷封，頭皮也發了麻，清醒過來後祗懂錘案斥罵：中共的狗崽子，和侵華鬼子真不一樣，可恥!

自後幾天我們日以繼夜地修訂專題，但要完成一個頗具參考價值的六四網頁是殊不容易，至少我們對本頁內容絕不滿足，由於編輯時間很有限，初版仍是簡陋，待日子給我們不斷深化內容，我們相信：更好地描述這段以血淚譜成中國民運史是指日可待的，就如一般人認為：六四終有一天被平反一樣!

二零零三年九月十八日

【序四~喚醒的靈性】

自從二零零三年起，中共對香港的干預日益加劇，他們把鄧小平倡議的"一國兩制"拋進糞堆中，加上這個以庸官數目作翹首的特區政府助虐，

普羅市民已喘不過氣，七一民主大遊行撞破了某些高官的傀儡面目，以及顯現他們背後的"中央"的黑手。坦承而言，自從零二年起，我們真的有點兒淡忘了六四事件，每逢祭日僅以賦挽詞了事。但是由於廿三條立法事件的影響，我們正視對中共歷史的重新研究，此舉對香港的未來是很重要的!

研究中共，六四是最敏感，而且是她建政至今最為醜惡而且曝光性最強的的事件，她一方面竭力禁絕國民的知情權，同時利誘為她出力的走狗，營造歌舞聲平的假像，掩蓋百病叢生的社會生態；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計干擾外國對她的抨擊。她陶出中國的資源作誘餌，在利慾薰心的作用下，慣談民主自由的洋人，其膝蓋也彎曲了，因此，中共安然地渡過了屠城後的第十五年。

我們不知道中共的余壽仍有幾，但是她確實提醒了我們對"六.四"應加倍重視-當你揭穿她的謊言，她真的會將你置之死地而後快!

暴秦和大元帝國，都是由異類文化建立的大帝國，如今安在？!中國的將來，終是由中國人自己把握的，歷史將為六四譜出它的雄壯樂章，那些阻礙歷史發展，擁兵自大的的真正"反革命"分子，將是遺臭萬年的國賊!

二零零四年六月四日六.四十五周年祭日

【序五~匹夫能當萬世師？】

見補卷二《首都衛士？》序言

二零零五年六月四日

【序六~悲哉中華】

二零零五年那大雨淋漓的六四晚上，很多人如我們一樣，混身濕透仍堅守在維園中，如非主辦團體宣告提前散會，相信絕大多人應該會續留駐下去，這是為甚麼呢？

當年人民被殘殺，參與過民運的終日在逃避追捕，生怕遭人羅織罪名，被迫害者不僅沒有絲毫公理的恩澤，倖存者直今仍活在悲愴的歲月中。與生活在香港的人相比，我們與他們可謂是天淵之別!但是，當我們在為自己的處境而慶幸的同時，大家是否深思過，香港是否真的是如斯平瀾如鏡呢？

這個殘害人民的政權自九七年下旬起成為了香港的主宰者，所謂港人治港的最高領導人，是眾所周知的傀儡分子，在他身邊的一眾官吏、政客及商賈們，都是為了的利益而出賣了自己的靈魂的投機者，為向中共獻媚各自施展了混身解數，他們似乎欲一步步扼殺異見言論，試圖以「掩一時之口，瞞一時之理以求一刻安然的統治」之方針，把香港變為了「萬眾齊心朝著紅旗走」的「愛國基地」。

為何如此吸引呢？對一部份人士來說，埋沒了良知，便能換來燈紅酒綠的享受，與內地貪官合作共同剝削老百姓，這群眾飽私囊的吸血鬼有國家機器的保護；同時官迫民反的事件亦有國家機器的鎮壓，這就是如今的中國。在相互包庇的情況下，甚至人民賴以生存的土地，同樣受到嚴重的摧殘，生態環境因毫不節制的開發而受到永不復原的破壞；使用珍貴的資源製造假冒或劣等產品，從而為害百姓用家，這群謀財害命的主腦，哪一個不是高舉紅旗的助紂為虐之徒，恰恰便有不少「愛國愛港」的商人、政客甚至官吏便與他們走在同一道上。當在中國覆滅之前，他們可能已經身纏萬貫而遠離他鄉去矣，剩下來的殘局誰來處理呢？

八九年民運期間，學生們高呼打官倒、爭民主的口號，但是隨著被鎮壓，口號已經息止了，隨之而來的是一個政權在衰變，她變得更加倒行逆施，更加害怕風聲鶴唳。如今，她與當年被追捕的民眾的心態一樣，已經感受到遑遑不可終日的恐懼和沮喪了。

二零零六年六月四日，六.四屠殺十七周年祭日

【百年來中國學人愛國運動述要（1895~1947）】

請願雖然是無論那一國度裏常有的事，不至於死的事，但我們己經知道中國是例外……

魯迅一九二六年

【一八九五年公車上書】

集軍政大權於一身的慈禧太后葉赫那拉氏（1835-1908）

光緒二十一年（1895），滿清政府在甲午戰爭中失敗後，4月派李鴻章赴日，與日本首相伊滕博文簽訂《馬關條約》，國內各階層人士反對割地講和。5月2日康有為聯合各省在北京會試的舉人1300多人，于宣武門外達智橋松筠庵舉行會議，由康有為起草萬言書，聯名上書光緒皇帝，力主拒簽日清和約、遷都抗戰和變法圖強三項主張。其後光緒皇帝頒佈“明定國是”詔書，宣佈變法。新政從此日開始，到9月21日慈禧太后發動政變為止，歷時103天，史稱“百日維新”。

在此期間，光緒皇帝根據康有為等人的建議，頒佈了一系列變法詔書和諭令。主要內容有：經濟上，設立農工商局、路礦總局，提倡開辦實業；修築鐵路，開採礦藏；組織商會；改革財政。政治上，廣開言路，允許士民上書言事；文化上，廢八股，興西學；創辦京師大學堂；設譯書局，派留學生；獎勵科學著作和發明。這些革新政令，目的在於學習西方文化、科學技術和經營管理制度，使國家富強。慈禧太后卻在光緒皇帝宣佈變法的第五天，就迫使光緒連下三諭，控制了人事任免和京津地區的軍政大權，準備發動政變。慈禧太后將光緒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然後發佈訓政詔書，再次臨朝“訓政”，慈禧太后下令捕殺在逃的康有為、梁啟超；逮捕譚嗣同、楊深秀、林旭、楊銳、劉光第、康廣仁、徐致靖、張蔭桓等人。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將譚嗣同等六人斬首；徐致靖處以永遠監禁；張蔭桓被遣戍新疆。所有新政措施，除7月開辦的京師大學堂外，全部都被廢止。從6月11日至9月21日，進行了103天的變法維新，由公車上書推動的變法運動最終宣告失敗。但卻是中國學人、知識份子愛國運動的歷史先聲!

象徵滿清帝國皇權的天安門城樓

【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

最早提出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理念的孫中山先生（1866-1925）

在青島信號山麓岩的勒刻石上由德意志帝國改成日本帝國

1919年北洋政府出席巴黎和會，美、英、法政府首腦擅自定由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所占一切權利。山東問題結果傳來.北京各校學生即派出代表，連日會商對策.並決定〈一〉聯合各界一致力爭；〈二〉通電巴黎專使，堅持不簽字〈三〉通電各省，於五月七日國恥紀念日舉行遊行示威運動〈四〉定於星期日（即5月4日）齊集天安門舉行學界之六示威。5月4日午後1時許，北京10余所學校學生3000人齊集天安門，舉行愛國示威遊行。天安門金水橋前樹立白布大橫一面，上有挽聯一副上書"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遺臭千古"，"北京學界同挽"。大旗下又插小白旗多面書有"取消二十一款"、"還我青島"、"誓死力爭"、"保我主權"等口號。各校整隊出發前步軍統領李長泰、京師員警廳總監吳炳湘及北京政府教育部代表均聞訊趕到，力阻學生遊行，遭學生嚴詞駁斥。遊行隊伍先到東交民巷西口，派代表至美國使館遞交請求主持公道的意見書。美國大使沒有出面，由該館職員代接。之後遊行隊伍準備去東交民巷，向其他使館遞交同樣的意見書，但遭界內守兵阻止，便轉赴京城趙家樓曹汝霖住宅。曹聞風逃匿，遊行學生便痛打正好在該處的章宗祥，並焚曹宅。員警趕赴現場鎮壓逮捕學生32人。自是日起"五？四"運動拉開序幕。北京學生同時提出了``德先生``和``賽先生``的口號。即民主和科學!

1919年北京五四學生運動的救國口號

1919年5月4日北京的天安門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學學生在天安門前示威遊行

六三事件

1919年6月3日，北京發生軍警彈壓學生事件史稱"六三"事件。北京學生聯合會派出學生2000多人上街宣傳演講。員警當局出動保安馬隊武裝鎮壓驅散聽眾。當場逮捕手無寸鐵的學生200多人。翌日再次逮捕700多講演學生，並派軍警紮營看守。此行激怒了全國人民。100多個城市的工人、學生、商人聯合起來罷工、罷課、罷市。在全國人民的壓力下，北洋軍閥政府被迫釋放全部學生。

【一九四七年五二零慘案】

學生不畏強權地走上街頭

1947年5月20日，南京、上海、蘇州、杭州地區16所專科以上學校學生6000餘人，在南京舉行挽救教青危機聯合示威大遊行，向國民參政會和國民政府請願，提出提高教育經費，增加伙食費，反對內戰等要求，遭國民黨軍警、特務鎮壓.。引致學生重傷19人，輕傷90餘人，被捕28人。同日天津學生在示威中受重傷7人，輕傷46人北平遊行示威學生決議將北京大學紅樓廣場命名為民主廣場。5月23日京、滬、杭學生代表在南京集會，決定成立四區學聯。隨即擴大為京、滬、蘇、浙、豫五區學聯，並發起組織全國學生聯合會。5月28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北洋大學等北平、天津8所院校585名教授聯名發表宣言，反對國民政府的內戰政策。6月1日軍警憲特包圍並襲擊武漢大學，打死學生3人，重傷學生、職工各1人，逮捕學生14人、教授5人、工友3人，1日至5日在重慶逮捕學生、教員、記者700餘人。1日至3日在廣州逮捕群眾千餘人。2日在貴陽逮捕市民1800餘人，據不完全統計5至6日。國民政府逮捕學生及其他人士在1.3萬人以上.造成死傷在400人以上。

國民黨軍警組防線禁止學生遊行

阻攔、禁止、鎮壓

驅散和逮捕的男女學生

【六四民運誌~正文】

一九八九年北京愛國民主運動

歷史博物館上的`中國魂`旗

【前奏】

1976年9月8日晚上8時10分毛澤東突然昏厥，醫護人員急忙進行搶救，9月9日零時10分，毛終於返魂乏術，終年83歲。

毛澤東死後，以他一句"您辨事，我放心"上台的華國鋒為成了中共歷史上的過渡領袖，其後鄧小平得到葉劍英的支持，徹底把以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女）和姚文元為首的"四人邦"拘捕，華國鋒黯然退出政壇，這不僅是「文化大革命」的正式結束，而且是「毛澤東時代」的終結。

鄧小平以毫無爭議的地位成為了中共中央的最高領袖，為因應國際形勢的發現，鄧上台後不久即徹底拋棄了毛澤東的"革命路線"，推成改革開放政策，趙紫陽和胡耀邦成為他實施政令的最親切助手。

鄧在經濟方面：完全公有制（黨有制）向私有制的漸進轉型，使經濟的增長迅速，增強了物質的供應，普羅大眾的生活質素一般得以提昇。思想方面：鄧意識到毛澤東時代盲目仇視西方的愚昧，故此，他主要開放視聽，使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得以暢通。

八十年代中期，由於鄧的改革開放政策使國民態失去平衝，貧富不均和特權主義情況非常嚴重，社會的價值觀作了很大的變化：經濟發展的過熱，知識分子受到莫大的危害，投身研學的衣褐食寡，而從事經濟活動的則衣食無憂，這樣下去，國家將演變何模樣？學潮就是在上述環境中形成。

【學潮】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國科技大學的學生受副校長方勵之在安徽省人民政府經濟文化研究中心召開的政治體制改革座談會上發表《談政治體制改革》[按此參閱原文]，學生受到影響而引發了一次全國性的學潮，本來學潮的訴求是很簡單，學校行政層和地方政府領導的初步回應亦很溫和，但是學生卻不肯輕易罷休，從校園衝上街頭，從街頭衝擊政府大樓，甚至還發生肄意破壞公物的行為。但是政府還是接受了學生的全部要求，但是一部分學生還是擾攘了一陣子才散去。學潮以和平的方式解決，但是方勵之被開除黨籍，1987年胡耀邦被指同情學生被迫下台，學潮的參與者的行為被批評是"資產階級自由思潮惡化"的結果。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在北京溘然長逝。學生為主的百萬群眾由於對鄧改革的不滿和與感於胡對學生有愛惜之情，以及對中國共產黨仍存有的一災幻夢，他們以悼念胡耀邦為名伺機走上了街頭集結，希望藉此推動中國的政治和民主的改革，中國人在機會的邂逅與歷史的邀約，展示悲壯而偉大的歷史幔幕即將展開……

4月15日至4月21日

前中共黨總書紀胡耀邦（1916-1989）

胡耀邦逝世

學生大字報悼念胡耀邦逝世（右）中央美術學院在紀念碑前放上大型胡耀邦的遺像

15日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在北京逝世。

16日北京的大學生在天安門放置悼念花圈。

18日凌晨，六千位學生聚集於天安門，高呼要求民主，之後聯合群眾約4萬人在人民大會堂靜坐，向政府提出七點要求。

19日學生突破中南海警戒線，高叫"李鵬下台"，并衝激新華門，事件開始惡化，并蔓延至上海。

20日南京、上海、天津、合肥及武漢等地皆有遊行，中共聲稱會嚴懲滋事者。

21日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的人數增至10萬，并公然違抗北京市政府的清場公告，同日北京大學學生籌委會《請願書》，全文如下:

1.重新評價胡耀邦同志的功過是非、肯定其「民主、自由、寬鬆、和諧的」觀點。

2.嚴懲毆打學生和群眾的兇手，要求有關責任者向受害者賠禮道歉。

3.盡快公佈新聞法，保障新聞自由，允許民間辦報。

4.要求國家領導幹部向全國人民公開其本人及家屬的實際財產收入，嚴查官倒，公佈詳情。

5.要求國家有關領導人就教育政策的失誤對全國人民作出正式檢討並追究責任，要求大幅度增加教育經費，提高知識分子待遇。

6.重新評價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並為在期間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徹底平反。

7.強烈要求新聞機構給予這次民主愛國運動以公正如實及時的報道。

22日中共當局為胡舉行追悼會，百萬市民夾道道別靈柩，同日3名學生在人民大會堂跪呈請願書，但遭中共拒收；而當天晚上在長沙及西安有流氓乘機搞事。

23日北京的臨時學生聯合會號召罷課，并上街演講及自辦報紙。

24日北京大學學生籌委會發表《告全國高校同學書》，全文如下:

耀邦憾逝！全國人民悲痛萬分！北京高校數十萬大學生順應民意，在沉痛悼念胡公之時，向中共中央、人大常委、國務院提出了七條建議，要求公正評價耀邦同志的是非功過，要求實現憲法賦予我們的權利，推進中國的民主進程，以便全國人民共渡難關，共圖改革大業。

但是，令人失望的是：

自四月十五日以來，各高校的遊行請願活動一浪高過一浪。可是政府對學生的建設性要求置之不理，並且利用手中的宣傳工具對學生的運動進行歪曲報道，造謠誣蔑，並且出動大批軍警壓制學生的正義運動。

二十日凌晨四時許，數千名軍警對新華門、長安街上手無寸鐵的大學生用皮帶、拳頭、皮鞋進行毆打，許多同學受傷，製造了震驚中外的「四．二○」新華門慘案。事後，政府竟不顧天理良心，反誣陷愛國學生是「一小撮」「別有用心」的人，這不能不使人想起十三年前的「天安門事件」。歷史是前進了，還是倒退了？

人民已經覺醒，封建專制的時代已經過去。四月二十一日，首都高校十餘萬大學生舉行大規模的遊行示威活動，反對暴力，抗議血腥鎮壓，爭取民主，反對專制腐化。沿途群眾人山人海，奔走聲援。

二十二日凌晨，十萬大學生秩序井然，靜坐天安門廣場，然後以沉痛的心情參加了耀邦同志的追悼儀式。同學等待看著最後一眼敬愛的耀邦同志。可沒想到靈車從西門不辭而別。悲痛、失望、憤怒，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三名學生代表高舉《七條》，面對莊嚴的國徽，長跪在人民大會堂前台階上達四十五分鐘之久。十一億人的共和國政府，竟沒有一個政府官員出來！圍觀群眾無不心碎。英靈被玷污了，民心被挫傷了，國格被踐踏了。目睹這悲壯一幕的人，誰能不發出心底的疑問：我們還有自己的政府嗎？

中華民族到了最關鍵的時候，到了我們用良知、理性與血肉譜寫新歷史的時候。全國的青年學生應負起民族興亡的重擔，請響應我們的倡議：

一、成立全國「團結學聯」籌委會，使這項運動有組織、有秩序、有理有節地持續下去。

二、號召全國高校實行無限期罷課，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北京大學學生籌委會

一九八九年四月廿四日

4月22日至4月26日

學生大字報諷刺中共連北洋軍閥都不如（右）4月22日三名學生代表在人民大會堂東門台階上跪遞請願書

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

社論

在悼念胡耀邦同志逝世的活動中，廣大共產黨員，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幹部，解放軍和青年學生，以各種形式表達自己的哀思，並表示要化悲痛為力量，為實現四化、振興中華、貢獻力量。在悼念活動期間，也出現了一些不正常情況。極少數人借機會製造謠言，指名攻擊黨和國家領導人；蠱惑群眾衝擊黨中央、國務院所在地中南海新華門；甚至還有人喊出了打倒共產黨等反動口號，在西安，長沙發生了一些不法分子打．砸，搶、燒的嚴重事件。

考慮到廣大群眾的悲痛心情，對於青年學生感情激動時某些不妥當的言行，黨和政府採取了容忍和克制態度。在22日胡耀邦同志追悼大會召開前，對於先期到達天安門廣場的一些學生並沒有按照慣例清場，而是要求他們遵守紀律，共同追悼胡耀邦同志。由於大家的共同努力，保證了追悼大會在莊嚴肅穆的氣氛中順利進行。

但是，在追悼大會後，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繼續利用青年學生悼念胡耀邦同志的心情，制造種種謠言，蠱惑人心，利用大小字報污蔑、謾罵、攻擊黨和國家領導人，公然違反憲法，鼓動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在一部分高等學校中成立非法組織，向學生會「奪權」，有的甚至搶佔學校廣播室；在有的高等學校中鼓動學生罷課、教師罷教，甚至強行阻止同學上課；盜用工人組織的名義，散發反動傳單；並且四處串聯，企圖制造更大的事端。

這些事實表明，極少數人不是在進行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動，不是為了在中國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進程，也不是有些不滿發發牢騷。

他們打著展主的旗號破壞民主法制，其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搞亂全國，破壞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

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擺在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

如果對這場動亂姑息縱容，聽之任之，將會出現嚴重的混亂局面，全國人民，包括廣大青年學生所希望的改革開放，治理整頓，建設發展，控制物價，改善生活，反對腐敗現象，建設民主與法制，都將化為泡影；甚至十年改革取得的巨大成果都可能喪失殆盡，全民族振興中華的宏偉願望也難以實現。一個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中國，將變為一個動亂不安的沒有前途的中國。

全黨和全國人民都要充分認識這場鬥爭的嚴重性，團緒起來，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堅決維護得來不易的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維護憲法，維護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決不允許成立任何非法組織；對以任何藉口侵犯合法學生組織權益的行為要堅決制止，對蓄意造謠進行誣陷者，要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禁止非法游行示威，禁止到工廠、農村，學校進行串聯；對於搞打、砸、搶、燒的人要依法制裁；要保護學生上課學習的正當權利。廣大同學真誠地希望消除腐敗，推進民主，這也是黨和政府的要求，這些要求只能在黨的領導下，加強治理整頓，積極推進改革，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來實現。

全黨同志，全國人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不堅決地制止這場動亂，將國無寧日。這場鬥爭事關改革開放和四化建設的成敗，事關國家民族的前途。中國共產黨各級組織、廣大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各民主黨派、愛國民主人士和全國人民要明辨是非，積極行動起來，為堅決、迅速地制止這場動亂而鬥爭！

26日中共透過《人民日報》發出《四.廿六社論》，把學運定性為動亂，并在北京及上海召開幹員大集會，動員制止"動亂"。

4月27日至4月30日27日

呼聲震天的天安門廣場熱心的北京市民組成的送飯隊伍

五十萬人參加示威遊行，并衝破軍警防線，歷時12小時，并沒有流血事件發生，中共國務院應承和學生對話。

28日學生提出對話條件，并繼續罷課。

29日中共國務院發言人袁木等與全國學聯邀請的部分學生對話，但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不承認是次對話。

5月1日至5月31日

北京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四.廿七`和平大請願

1日學生發表《告香港同胞書》

2日學生向官方提出對話通牒，要求官方翌日中午前答覆。

3日袁木在記者會上拒絕學生要求，并堅持北京高校聯會為非法組織；并指學生背後的"黑手"為美國的中國民聯。同日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以溫和的語調發表五.四講話。

4日北京學生發表五四為民請命大遊行，二百名新聞工作者首次上街加入，要求"新聞要講真話"。同日，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會發表《新五四宣言》，全文如下:

同學們，同胞們，七十年前的今天，天安門前也曾聚集了一大批莘莘學子，中國的歷史從此開始了偉大的新篇章。今天我們在此雲集，不光是為了紀念這偉大的一天，更是為了把「五四」的民主科學精神發揚光大。今天，在我們古老民族的象徵——天安門前，我們可以自豪地向全國人民宣稱，我們無愧於七十年前的先驅們。

一百多年以來，中華民族的精英們一直在探索著古老破舊中國的現代化道路。巴黎和會後，面對著帝國主義列強的分割，面對著封建腐朽勢力的死而不僵，他們挺身而出，舉起了「民主與科學」的大旗，開展了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五四」以及其後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中國學生愛國民主運動的第一步，是中國現代化建設的第一步。從此，中國歷史開始了全新的一步。

由於中國的社會經濟狀況及知識分子本身的缺陷，「五四」「民主與科學」的理想並沒有立即在中國實現，七十年的歷史告訴我們，「民主與科學」並不能一蹴而就，焦躁與失望都無濟於事，中國共產黨的馬克思主義理想在中國的經濟文化環境中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封建殘餘思想的影響。所以，新中國一方面一直在向現代化邁進，另一方面卻極大地忽視了民主建設。雖然強調科學的作用，卻不重視科學的精神——民主。目前國內存在的諸如政府機構臃腫、貪污嚴重、知識貶值、通貨膨脹等問題，都是我國政府繼續深化改革、堅持現代化建設的嚴重障礙。這說明，沒有「民主與科學」的精神及其實現的程序，在社會生活中與社會化大生產根本對立的各種各樣大量的封建的因素及舊制度陳渣就會再度泛起，現代化就不可能實現。為此，發揚「五四」精神，加速政治經濟體制上的改革、保障人權、加強法制，已成了中國現代化建設的當務之急。

同學們，同胞們，民主的精神，就是集思廣益，真正發展每個人的能力，保護每個人的利益；科學的精神，就是尊重理性，科學立國。現在，我們更需要總結「五四」以來歷次學生愛國民主運動的經驗教訓，使民主和理性成為一種制度，一種程序，「五四」提出的課題才能進一步深化，「五四」精神才能發揚光大，中華民族崛起願望才能在地球上實現。

同學們，同胞們，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命運，緊緊地牽繫著我們的每一顆心。這次學運的目的只有一個，即：高舉民主科學大旗，把人民從封建思想束縛中解放出來，促進自由、人權、法制建設，促進現代化建設。為此，我們促請了政府加快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採取切實措施，保障憲法賦予人民的各項權利能得到保障，實現新聞法、允許民間辦報，鏟除「官倒」、加強廉政建設、重視教育、重視知識科學立國，我們的思想與政府並不矛盾，我們的目的只有一個：實現中國的現代化。

同學們，同胞們，這次學運是繼「五四」以來最大規模的學生愛國民主運動，是「五四」運動的繼續和發展，是史無前例，極其成功的，十多萬大學生（不包括數十萬計的北京市民）走上街頭，喊出了我們的口號，表達了我們的心願，學運的功績表現在：一大批高年級學生和研究生成了學運的領導和主幹力量，使整個行動更為成熟、更為理智，我們還在學運中成立了一個在各校學生自發成立的群眾性組織基礎，由四十七所高校代表選舉產生的「學生自治聯合會」，這是一個全新的組織，是這次學運的壯舉，它表現了同學們高度的民主意識的和運用民主手段促進現代化建設的自覺性，它對日後的民主改革肯定會大有裨益，起到推進作用，尤其令人鼓舞的是，學運中，幾十萬市民及各界人士以各種形式幫助並支持了我們的行動，這也是前所未有的，學運的勝利是民主運動的勝利，是全體人民的勝利，是「五四」精神的勝利。

但是，同學們，同胞們，這個勝利是極其微弱的，幾千年的文明不僅無法為我們拿出一個富國強民的現成方案，而且長期受帶有封建色彩的政治經濟制度及其基礎農業文明極大地影響了，並且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將繼續極大地影響著我們的現代化建設。為此，我們目前的任務是，首先，在學運的發祥地——校園內率先實行民主體制改革的嘗試，校園生活民主化、制度化。第二，學生積極參政，堅持要求與政府對話，促進政府的民主政治體制改革，反對貪污腐化。促進新聞立法，我們認為，這些近期目標雖然只是民主改革的第一步，而且是細小而蹣跚的一步，但確實是偉大的一步，可喜的一步，我們應該為這一步而奮鬥，為這一步而歡呼。

同學們，同胞們，民族的昌盛是我們這次學生愛國民主運動的目標，民主、科學、自由、人權、法制是我們數十萬大學生共同奮鬥的理想，幾千年的文明希望著，十一億偉大的人民注視著，我們有什麼可顧慮的呢？我們有什麼可怕的呢？同學們，同胞們，讓我們在這富有象徵意義的天安門下，再次為民主、科學、自由、人權、法制，為中國富強而共同探索，共同奮鬥吧！

讓我們的吶喊來喚醒年輕的共和國！

一九八九年五月四日

5日部分學生回校復課。

6日高校學生代表向人大常委、國務院及中共中央遞交請願書，要求對話。要求允許新聞工作者把消息全面對外。

10日近千名新聞工作者上書全國記協要求與中共領導人對話，近萬學生單車遊行聲援。

13日數千學生在天安門絕食靜坐，抗議政府拖延對話，并要求肯定學生的愛國運動，推翻《四.廿六社論》；其後北京市民加入聲援。

各界聲援學生運動中有很諷刺時弊的漫話，當中還直指到鄧小平身上。

北京學生進行絕食抗議

絕食書

在陽光燦爛的五月裏，我們絕食了。在這最美好的青春時刻，我們卻不得不把一切生之美好絕然地留在身後了，但我們是多麼的不情願，多麼的不甘心啊！

然而，國家已經到了這樣的時刻：物價飛漲、官倒橫流、強權高懸、官僚腐敗、大批仁人志士流落海外、社會治安日趨混亂，在這民族存亡的生死關頭，同胞們，一切有良心的同胞們，請聽一聽我們的呼聲吧！

國家是我們的國家，

人民是我們的人民，

政府是我們的政府，

我們不喊，誰喊？

我們不幹，誰幹？

儘管我們的肩膀還很柔嫩，儘管死亡對於我們來說，還顯得過於沉重，但是，我們去了，我們卻不得不去，歷史這樣要求我們。

我們最純潔的愛國感情，我們最優秀的赤子心靈，卻被說成是「動亂」，說成是「別有用心」，說成是「受一小撮人的利用」。

我們想請求所有正直的中國公民，請求每個工人、農民、士兵、平民、知識分子、社會名流、政府官員、警察和那些給我們炮製罪名的人，把你們的手撫在你們的心上，問一問你們的良心，我們有什麼罪？我們是亂動嗎？我們罷課，我們遊行，我們絕食，我們藏身？到底是為了什麼？可是，我們的感情卻一再被玩弄，我們忍著飢餓追求真理卻遭到軍警毒打……學生代表跪求民主卻被視而不見，平等對話的要求一再拖延，學生領袖身處危難……我們怎麼辦？民主是人生最崇高的生存感情，自由是人與生俱來的天賦人權，但這就需要我們用這些年輕的生命去換取，這難道是中華民族的自豪嗎？

絕食乃不得已而為之，也不得不。

但我們還是孩子，我們想還是孩子啊！中國母親，請認真看一眼你的兒女吧，雖然飢餓無情地摧殘著他們的青春，當死亡正向他們逼近，你難道能夠無動於衷嗎？

我們不想死，我們要好好地活著，因為我們正是人生最美好之年齡；我們不想死，我們想好好學習，祖國還是這樣的貧窮，我們似乎留下祖國就這樣去死，死亡決不是我們的追求。但是如果一個人的死或一些人的死，能夠使更多的人活得更好，能夠使祖國繁榮昌盛，我們就沒有權利去偷生。

當我們挨著餓時，爸爸媽媽們，你不要悲哀；當我們告別生命時，叔叔阿姨們，請不要傷心，我們只有一個希望，那就是讓我們能更好地活著，我們只有一個請求，請你們不要忘記，我們追求的絕不是死亡！因為民主不是幾個人的事情，民主事業也絕不是一代能夠完成的。

死亡，在期待著最廣泛而永久的回聲。

人將去矣，其言也善；鳥將去矣，其鳴也哀。

別了，同仁，保重！死者和生者一樣的忠誠。

別了，愛人，保重！捨不下你，也不得不告終。

別了，父母！請原諒，孩子不能忠孝兩全。

別了，人民！請允許我們以這樣不得已的方式報忠。

我們用生命寫成的誓言，必將晴朗共和國的天空！

絕食原因：第一抗議政府對北京學生罷課採取麻木冷淡態度；第二抗議政府拖延與北京高校對話代表團的對話；第三抗議政府一直對這次學生民主愛國運動冠以「動亂」的帽子及一系列歪曲報道。

絕食要求：第一要求政府迅速與北京高校對話團進行實質性的、具體的、平等的對話；第二要求政府為這次學生運動正名，並給予公正評價，肯定這是一場愛國、民主的學生運動。

絕食時間：五月十三日下午二時出發。絕食地點：天安門廣場。

不是動亂、立即平反！立即對話、不許拖延！為民絕食、實屬無奈！世界輿論、請聲援我們！各界民主力量，請支持我們。

北京高校絕食學生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三日

儘管我們的肩膀還很柔嫩；儘管死亡對我們來說，還顯得過於沉重，但是，我們去了，我們卻不得不去了，歷史這樣要求我們。

唯有真實的苦難，才能驅除羅曼蒂克的幻想與苦難，唯有克服苦難的壯烈的悲劇，才能幫助我們承受殘酷的命運，唯有抱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才能挽救一個萎靡而自私的民族。

1989年5月北京的大學生

16日趙紫陽會見前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時透露中共仍由鄧小平掌舵，種下日後下台的命運。

17日趙紫陽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發表書面談話，表示黨和政府絕不會對學生"秋後算帳"，呼籲學生停止絕食；此時中國大陸有20個城市學生遊行聲援北京絕食的同學。

18日趙紫陽、李鵬、喬石及胡啟立於清晨5時到醫院探望絕食送院的學生；同日李鵬和學生領袖在人民大會堂中進行50分鐘的對話，聲稱北京己失去控制，雙方最後不歡而散。

前中共黨總書紀趙紫陽前去慰問絕食學生，同行的還有現任總理溫家寶。

19日趙紫陽於凌晨4時50分往天安門廣場和學生發表了激動的談話，并勸學生停止絕食，而李鵬則逗留了數分鐘則速離場。

「同學們，我們來得太晚了。對不起同學們了。你們說我們、批評我們，都是應該的。我這次來不是請你們原諒。我想說的是，現在同學們身體已經非常虛弱，絕食已經到了第七天，不能再這樣下去了。絕食時間長了，對身體會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害，這是有生命危險的。現在最重要的是，希望盡快結束這次絕食。我知道，你們絕食是希望黨和政府對你們所提出的問題給以最滿意的答覆。我覺得，我們的對話渠道是暢通的，有些問題需要一個過程才能解決。比如你們提到的性質、責任問題，我覺得這些問題終究可以得到解決，終究可以取得一致的看法。但是，你們也應該知道，情況是很複雜的，需要有一個過程。你們不能在絕食已進入第七天的情況下，還堅持一定要得到滿意答覆才停止絕食。你們還年輕，來日方長，你們應該健康地活著，看到我們中國實現四化的那一天。你們不像我們，我們已經老了，無所謂了。國家和你們的父母培養你們上大學不容易呀！現在十幾、二十幾歲，就這樣把生命犧牲掉哇？同學們能不能稍微理智地想一想。現在的情況已經非常嚴重，你們都知道，黨和國家非常著急，整個社會都憂心如焚。另外，北京是首都，各方面情況一天天嚴重，這種情況不能再繼續下去了，同學們都是好意，為了我們國家好，但是這種情況發展下去，失去控制，會造成各方面的嚴重影響。總之，我就是這麼一個心意。如果你們停止絕食，政府不會因此把對話的門關起來，絕不會！你們所提的問題，我們可以繼續討論。慢是慢了一些，但一些問題的認識正在逐步接近。我今天主要是看望一下同學們，同時說一說我們的心情，希望同學們冷靜地想一想這個問題。這件事情在不理智的情況下，是很難想清楚的。大家都這麼一股勁，年輕人麼，我們都是從年輕人過來的，我們也遊過行，臥過軌，當時根本不想以後怎麼樣。最後，我再次懇請同學們冷靜地想一想今後的事。有很多事情總是可以解決的。希望你們早些結束絕食，謝謝同學們。」

晚上，李鵬及楊尚昆主持中共中央國務院召開中共告北京市黨政幹部大會，趙紫陽則沒露面，有消息傳趙已請辭總書記一職。

李鵬講話

同志們！

今天，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的決定，黨中央和國務院召開中央和北京市黨政軍幹部大會，要求大家緊急動用起來，採取堅決有力的措施，旗幟鮮明地制止動亂，恢復社會正常秩序，維護安定團結，以保證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順利進行。

剛才中共北京市委負責同志介紹的情況說明，當前首都形勢相當嚴峻。無政府狀態越來越嚴重，法制和紀律遭到破壞。本來，五月初以前，經過大量的工作，形勢已趨於平穩，但進入五月以後，又更加動亂起來。捲入遊行示威的學生和其他群眾越來越多，許多高等學校陷於癱瘓，公共交通到處堵塞，黨政領導機關受到衝擊，社會治安惡化，嚴重干擾和破壞了全市人民的生產、工作、學習等生活正常秩序。舉世矚目的中蘇高級會晤中的一些國事活動安排，也因此而被迫變更或取消，極大地損害了我國的國際形象和聲譽。

天安門廣場部分學生絕食請願的活動還在繼續。他們的健康已經受到極大的損害，有的人生命已處於危險之中，實際上這是少數人拿同學作為“人質”，要挾、強迫黨和政府答應他們的政治條件，連一點起碼的人道主義都不講了。黨和政府一方面採取了一切可能採取的措施，對絕食學生進行治療和搶救；另一方面，多次向絕食學生的代表進行對話，並鄭重表示今後將繼續聽取他們的意見，希望立即停止絕食，但都未能得到預期效果。在天安門廣場人群擁擠，煽動性口號不斷，和人群情緒極度激動的情況下，絕食學生代表也表示，他們已不能控制局勢。現在，我們如果再不迅速結束這種狀況，聽任其發展下去，很難預料不出現大家都不願意看到的情況。

北京的事態還在發展，而且已經波及到了全國許多城市。在不少地方，遊行示威的人越來越多。在有的地方，也發生了多次衝擊當地黨政領導機關的事件，發生了打、砸、搶、燒等嚴重違法破壞活動。最近，甚至鐵路幹線上的火車也遭到攔截，使交通被迫中斷。種種情況表明，如再不迅速扭轉局面，穩定局勢，就會導致全國範圍的大動亂。我們國家的改革開放和四化建設，人民共和國的前途和命運，已經面臨嚴重的威脅。

我們的黨和政府多次說過，廣大青年學生的心靈是善良的，我們在主觀願望上是不想搞動亂的。他們有愛國熱情，希望促進民主，整治腐敗，這同黨和政府要努力實現的目標是一致的。他們提出的一些問題和意見，意見對改進黨和政府的工作起到積極作用。但是，任意採取遊行、示威、罷課乃至絕食等方式，破壞了社會穩定，不僅不利於問題的解決，而且事態的發展已經完全不以青年學生們的主觀願望為轉移，正在越來越走向他們願望的反面。

現在愈來愈清楚地看到，極少數極少數的人要通過動亂達到他們的政治目的，這就是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他們公開打出否定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口號，目的就是要取得肆無忌憚地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絕對自由。他們散布了大量謠言，攻擊、誣蔑、漫罵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現在已經集中地把矛頭指向為我們改革、開放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的鄧小平同志，其目的就是要從組織上顛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推翻經過人民代表大會依法產生的人民政府，徹底否定人民民主專政；他們四處煽風點火，祕密串聯，鼓動成立各種非法組織，強迫黨和政府承認，就是要為他們在中國建立反對派、反對黨打下基礎。如果他們的目的得逞，什麼改革開放，什麼民主法制，什麼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都將成為泡影，中國將出現一次歷史的倒退。一個很有前途的中國，會變成沒有希望沒有前途的中國。

我們所以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揭露極少數人的政治陰謀，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把廣大青年學生同挑動動亂的極少數人區分開來，是出於對學生的愛護。前一段，我們在處理學潮問題上所以採取極大的寬容、克制的態度，也正是出於這樣的願望和目的，不要傷害好人，特別不要傷害青年學生。而那些躲在背後策劃和煽動動亂的極少數人，卻以為黨和政府軟弱可欺，不斷製造謠言，蠱惑群眾，廣大事態，導致首都乃至全國許多地方的形勢法制得越來越嚴峻，迫使我們不得不採取果斷、堅決的措施來制止動亂。

必須強調，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仍然要堅持保護廣大青年學生的愛國熱情，把他們同製造動亂的極少數人嚴格區別開來，對他們在學潮中的過激言行不予追究。不但如此，黨和政府同廣大學生和各界人士之間的對話，包括同參加過遊行、示威、罷課、絕食的學生之間的對話，還將通過多種層次、多種渠道和多種形式廣泛積極地進行，以充分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對學生們提出的合理要求，我們將給予明確的答覆，對他們提出的合理批評和建議，如懲治官倒、消除腐敗、克服官僚主義，我們將認真聽取和採納，以切實改進黨和政府的工作。

在這段時間裏，在十分複雜的情況下，許多學校的負責同志、廣大教師和同學們，為勸阻遊行示威、維護學校的教學秩序，做了大量的極其艱苦的工作。廣大公安幹警和武裝警察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為維護交通秩序、社會秩序和社會治安，作出了很大貢獻；機關、工廠、商店和企事業單位的幹部、職工，堅持生產，堅持工作，為社會生活的正常運轉付出了艱苦的勞動。對這一切，黨和政府是感謝你們的，人民是不會忘記你們的！

現在，為了堅決制止動亂，迅速恢復秩序，我在這裏代表黨中央和國務院緊急呼籲：

一、目前還在天安門廣場絕食的學生，希望你們立即停止絕食，離開廣場，接受治療，儘快恢復健康。

二、廣大同學和社會各界，希望你們立即停止一切遊行活動，並從人道主義出發，再也不要對絕食學生進行所謂的“聲援”了。不管動機如何，再搞“聲援”就是把他們推向絕路。

同志們！在今天的大會上，我還要代表黨中央和國務院，號召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和衷共濟，團結一致，立即行動起來，在各自的崗位上為制止動亂和穩定局勢做出貢獻。

各級黨組織必須團結廣大群眾，做好深入細緻的思想政治工作，在穩定局勢中充分發揮核心領導和戰鬥堡壘作用；

全體共產黨員必須嚴格遵守黨的紀律，不僅不參與任何損害安定團結的活動，而且要在團結群眾、制止動亂中發揮先鋒帶頭作用；

各級政府必須嚴肅政紀法紀，切實加強對所屬地區和單位的領導和管理，人質抓好穩定局勢以及各項改革和建設工作；

全體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必須堅守崗位，忠於職守，維護正常的工作秩序；

全體公安幹警和武裝警察要進一步努力維護交通秩序、社會秩序，強化社會治安，堅決打擊各種違法犯罪活動；所有工商企業和事業單位要遵守勞動紀律，堅持進行正常的生產秩序；

各級各類學校都要堅持正常的教學秩序，凡罷課的應一律無條件地復課。

同志們!

我們的黨是執政黨，我們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為了對神聖的中國負責，對全體人民負責，我們必須採取堅決果斷的措施，迅速結束動亂，維護黨的領導，維護社會主義制度。我們這樣做，相信一定會得到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工人、農民、知識分子、民主黨派、各界人士和廣大群眾的支持和擁護，一定會得到肩負著憲法賦予的保衛中國、保衛人民和平勞動的光榮任務的人民解放軍的支持和擁護。同時我們業希望廣大人民群眾對人民解放軍和武警部隊幹警為維護首都正常秩序所做的努力給予全力支持。

同志們！

我們一定要在堅決維護安定團結的條件下，繼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加強民主和法制建設，努力清除各種腐敗現象，為把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不斷推向前進而努力奮鬥！

北京市民要求李鵬下台《人民日報》部份職工聲援學生

北京市民攔阻進入北京執行戒嚴令的解放軍，並向軍隊解釋原因。

自由與民主

20日凌晨在天安門靜坐的學生透過廣播獲悉李、楊講話後表示在場的20萬同學同時絕食。同時中共軍隊亦向北京進發，但被群眾阻擋而不能進城。上午10時，中共當局宣告實施戒嚴，11時左右，解放軍進駐中央電視台及多個主要新聞機構，外國電視台不得利用衛星把北京情況向外傳播。中午，北京高校聯要求立即召開全國人大常委緊急會議，罷免鄧小平、李鵬兩人一切職務。同日港、澳兩地在風雨交加的天氣下發起大遊行，聲援北京學生、

21日30名全國大人常委上書要求召開會議解決當時問題。

香港百萬市民聲援北京學運

22日北京以西的豐台地區，軍人與學生發生流血衝突，約80人受傷。

23日北京城郊的戒嚴部隊於凌晨奉命後撤一段距離候命。知識分子、幹部、學生及市民共100萬人發動最大規模的遊行。同日傍晚，衛星通訊服務恢復，本日，王丹發表《光明與黑暗的最後決鬥》[按此參閱原文]文章。

24日北京方面形勢又趨緊張，衛星傳播新聞再被停止。軍方及大部分軍區和省市已表態支持黨中央和中央軍委對穩定局面採取的措施，顯示中共軍隊將有進一步的舉動。

25日李鵬會見外賓時表示中國改革的旗手仍是鄧小平，解放軍北京軍區黨委表示效忠李、楊的"五.一九"講話。

26日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亦表效忠.學生則表示堅守天安門。

27日政協主席李先念表示效忠李、楊。

28日絕食學生決定保持靜坐至少到6月20日人大召開8次會議。

同日全球華人大遊行，北京，上海，及海外的台北，高雄，香港，澳門以至美、加、澳洲及英國等地。

29日彭真受中共委托與民主黨派座談，表示局勢是動亂，但肯定學生的愛國熱誠.學生亦承認出現貪污及山頭主義現象。

由北京中央美術學院製作的`民主之神`塑像，成了八九中國民主運動的象徵。

「民主之神」宣言

30日民主女神像在天安門廣場上豎立；同日學生發表《民主之神宣言》，其主要內容如下:

親愛的同學們、戰友們、同胞們:

今天是在人民的廣場，高聳起一尊人民的神像，她就是「民主之神」，我們把她奉獻給絕食團的勇士們，奉獻給廣場上的戰友們，奉獻給全國百萬大學生們，奉獻給全北京、全中國、全世界支援我們這之民主鬥爭的人民

……

久違了，民主之神。七十年前，我們的前輩曾高高呼喚過你的名字。為了你，難道我們還要等七十年嗎？民主之神，一切專制壓迫下人民的渴望。民主之神，已是廣場大學生和億萬人民民主的象徵。民主之神，你是挽救中華民族的希望。民主之神，你是一九八九年中國民主潮的靈魂。今天你莊嚴地站在廣場上，向全世界宣告：中華民族民主運動的大崛起已開始了一個新紀元。

……

石膏塑成的民主神像，雖然不能永久保存，我們堅信，黑暗就會過去，曙光必定來臨。

……

我們堅信，真正民主到來之日，我們一定會再來廣場，樹立起一座雄偉、高大、永遠的民主之神像。這一天會到來的。中國人把民主之神永遠挂在我們每個人的心中。

31日臺灣一百萬青年風雨中手牽手聲援民運。

【中卷】

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爲自由故，二者皆可拋！

匈牙利詩人革命家裴多菲（PetoKfiSandor1823—1849）

6月1日至6月4日

1日北京政府進一步明確界定新聞封鎖措施，鄧小平及楊尚昆對戒嚴部隊致慰問。學生重申對話條件，強調不參與黨派鬥爭。

2日北京火車站及天安門廣場一帶有軍隊操練長示實力，同日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講師劉曉波、北京四通集團公司綜合計劃部部長（原北京大學社會學研究所講師）周舵、《師大周報》前主編、中共黨員高新及著名詞曲作家侯德健絕食，發表《六．二絕食宣言》，全文如下：

我們絕食！我們抗議！我們呼籲！我們懺悔！

我們不是尋找死亡。我們尋找真的生命。

在李鵬政府非理性的軍事暴力高壓之下，中國知識界必須結束幾千年遺傳下來的只動口而不動手的軟骨症，以行動抗議軍管：以行動呼籲一種新的政治文化的誕生；以行動懺悔由於我們長期的軟弱所犯下的過失。對於中華民族的落伍，我們人人都負有一份責任。

一、絕食的目的

此次在中國歷史上空前的民主運動，一直採取合法的、非暴力的、理性的和平方式來爭取自由、民主和人權，但是，李鵬政府居然以幾十萬軍隊來壓制手無寸鐵的大學生和各界民眾。為此，我們絕食，不再是為了請願，而是為了抗議戒嚴和軍管！我們主張以和平的方式推進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反對任何形式的暴力。但是，我們不畏強暴，我們要以和平的方式來顯示民間的民主力量的堅韌，以粉碎靠刺刀和謊言來維繫的不民主的秩序！這種對和平請願的學生和各界民眾實行戒嚴和軍管的極端荒謬悖理的蠢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開了一個極為惡劣的先例，使共產黨、政府和軍隊蒙受了巨大的恥辱，將十年改革、開放的成果毀於一旦！

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充滿了以暴易暴和相互仇恨。及至近代，敵人意識成為中國人的遺傳；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更把傳統的仇恨心理、敵人意識和以暴易暴推向了極端，此次軍管也是「階級鬥爭」式的政治文化的體現。為此，我們絕食，呼籲中國人從現在開始逐漸廢棄和消除敵人意識和仇恨心理，徹底放棄「階級鬥爭」式的政治文化，因為仇恨只能產生暴力和專制。我們必須以一種民主式的寬容精神和協作意識來開始中國的民主建設。民主政治是沒有敵人和仇恨的政治，只有在相互尊重、相互寬容、相互妥協基礎上的協商、討論和表決。李鵬作為總理犯有重大失誤，應該按照民主程序引咎辭職。但是，李鵬不是我們的敵人，即使他下台，仍然具有一個公民應享有的權利，甚至可以擁有堅持錯誤主張的權利。我們呼籲，從政府到每一位普通公民，放棄舊的政治文化，開始新政治文化。我們要求政府立即結束軍管，並呼籲學生和政府雙方重新以和平談判、協商對話的方式來解決雙方的對立。

此次學生運動，獲得了空前的全社會各階層的同情、理解和支持，軍管的實施，已把這次學生運動轉變為全民的民主運動。但無法否認的是，有很多人對學生的支持是出於人道主義的同情心和對政府的不滿，而缺乏一種具有政治責任感的公民意識。為此，我們呼籲，全社會應該逐步地放棄旁觀者和單純的同情態度，建立公民意識。公民意識首先是政治權利平等的意識，每個公民都應該有自信：自己的政治權利與總理是平等的。其次，公民意識不只是正義感和同情心，更是理性化的參與意識，也就是政治責任感。每個人不只是同情與支持，而且要直接參與民主建設。最後，公民意識是承擔責任和義務的自覺性。社會政治合理合法，有每個人的功勞：而社會政治不合理不合法。也有每個人的責任。自覺地參與社會政治和自覺地承擔責任，是每個公民的天職。中國人必須明確：在民主化的政治中，每個人首先是公民，其次才是學生、教授、工人、幹部、軍人等。

幾千年來，中國社會是在打倒一個舊皇帝而樹立一個新皇帝的惡性循環中度過的。歷史證明：某位失去民心的領導人的下台和某位深得民心的領導人的上台並不能解決中國政治的實質性問題。我們需要的不是完美的救世主而是完善的民主制度。為此，我的呼籲：第一，全社會應該通過各種方式建立起合法的民間自治組織，逐漸形成民間的政治力量對政府決策的制衡。因為民主的精髓是制衡。我們寧要十個相互制衡的魔鬼，也不要一個擁有絕對權力的天使。第二，通過罷免犯有嚴重失誤的領導人，逐步建立起一套完善的罷免制度。誰上台和誰下台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怎樣上台和怎樣下台。非民主程序的任免只能導致獨裁。

在此次運動中，政府和學生都有失誤。政府的失誤主要是在舊的「階級鬥爭」式政治思維的支配下，站在廣大學生和市民的對立面，致使衝突不斷加劇；學生的失誤主要是自身組織的建設太不完善，在爭取民主的過程中，出現了大量非民主的因素。因此，我們呼籲，政府和學生雙方都要進行冷靜的自我反省。我們認為，就整體而言，此次運動中的錯誤主要在政府方面。遊行、絕食等行動是人民表達自己意願的民主方式，是完全合法合理的，根本就不是動亂。而政府方面無視憲法賦予每個公民的基本權利，以一種專制政治的思維把此次運動定名為動亂，從而又引出了一連串的錯誤決策，致使運動一次次升級，對抗愈演愈烈。因而，真正乞製造動亂的是政府的錯誤決策，其嚴重程度不下於「文革」。只是由於學生和市民的克制，社會各界包括黨、政、軍有識之士的強烈呼籲，才沒有出現大規模的流血事件。鑒於此，政府必須承認和反省這些錯誤，我們認為現在改正還不算太晚。政府應當從這次大規模的民主運動當中汲取沉痛的教訓，學會習慣於傾聽人民的聲音，習慣於人民用憲法賦予的權利來表達自己的意願，學會民主地治理國家。全民的民主運動正在教會政府怎樣地以民主和法制來治理社會。學生方面的失誤主要表現在內部組織的混亂、缺乏效率和民主程序。諸如，目標是民主的而手段、過程是非民主的；理論是民主的而處理具體問題是非民主的；缺乏合作精神，權力相互抵銷，造成決策的零亂狀態；財務上的混亂，物質上的浪費；情感有餘而理性不足；特權意識有餘而平等意識不足；等等。近百年來，中國人民爭取民主的鬥爭，大都停留在意識形態化和口號化的水平上。只講思想啟蒙，不講實際操作；只講目標，而不講手段、過程、程序。我們認為：民主政治的真正實現，是操作的過程、手段和程序的民主化。為此，我們呼籲，中國人應該放棄傳統的單純意識形態化、口號化、目標化的空洞民主，而開始操作的過程、手段和程序的民主建設，把以思想啟蒙為中心的民主運動轉化為實際操作的民主運動，從每一件具體的事情做起。我們呼籲：學生方面要以整頓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隊伍為中心進行自我反省。

政府在決策方面的重大失誤還表現在所謂的「一小撮」的提法上。通過絕食，我們要告訴國內外輿論界，所謂的「一小撮」是這樣一類人：他們不是學生，但是他們作為有政治責任感的公民主動地參與了這次以學生為主體的全民民主運動。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合理合法的，他們想用自己的智慧和行動讓政府從政治文化、人格修養、道義力量等方面知所愧悔，公開承認並改正錯誤，並使學生的自治組織按照民主和法制程序日益完善。必須承認，民主地治理國家，對每個中國公民來說都是陌生的，全體中國公民都必須從頭學起。包括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在這個過程中，政府和民眾兩方面的失誤都是不可避免的。關鍵在於知錯必認、知錯必改，從錯誤中學習，把錯誤轉化為積極的財富，在不斷地改正錯誤中逐步地學會民主地治理我們的國家。

二、我們的基本口號

1．我們沒有敵人！不要讓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們的智慧和中國的民主化進程！

2．我們都需要反省！中國的落伍人人有責！

3．我們首先是公民！

4．我們不是尋找死亡！我們尋找真的生命！

三、絕食的地點、時間、規則

1.地點：天安門廣場人民紀念碑下

2.時間：72小時，6月2日16時—6月5日16時。

特殊說明：由於侯德健在6天後將赴香港製作唱片，所以他的絕食時間為48小時，從6月2日I6時—6月4日16時。

3.規則：只喝白開水，不得進食、不得飲用含營養物質（糖、澱粉、脂肪、蛋白質）的飲料。

四、絕食人

劉曉波：文學博士、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講師。

周舵：原北京大學社會學研究所講師、北京四通集團公司綜合計劃部部長。

侯德健：著名詞曲作家。

高新：《師大周報》前主編、中共黨員。

6月3日晚上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上，發表戒嚴部隊指揮部緊急通告

3日戒嚴部隊數萬人凌晨進入市區并欲指向天安門，被百萬群眾圍堵後撤新華門外，群眾展覽擄獲軍火，包括用以嫁禍群眾的菜刀。下午，武裝的戒嚴部隊於西單及新華門向群眾施放摧淚彈及揮捧擊打群眾。北京報章刊載市委宣傳部文章，題為《認清動亂的實質和戒嚴的必要性》。李鵬亮相中央電視台新聞，發表"世界環境日"講話。

4日凌晨，中共軍沿路血洗天安門，記者拾獲軍隊使用殺傷力極強的達姆彈對付人民；民主女神像被拆。數十萬港人舉行"黑色大靜坐"及遊行……。

六月三日晚上至六月四日的凌晨，北京街道上成了戰場。

一位身穿醫護袍的人在軍兵面前大叫"自由自由……"，軍人隨即就是數十嚮的槍聲，以下音軌便是記錄這個場面。

原聲音軌下載/收聽：6月3日中共戒嚴部隊的槍聲

六月三日晚上至六月四日凌晨的民主女神像

六月四日凌晨二時卅五分，中共戒嚴部隊進入天安門廣場後首先動手的目標，戒嚴部隊的士兵合力將她拉倒，並且以電視攝影機拍攝拉倒的過程，當天即在中央電視台播放出來。

六月四日的凌晨和早上軍民衝突加劇，中共士兵以步槍掃射，被槍殺北京市民不計其數！

哀鴻遍地

坦克壓死碾碎的屍體

一群記者分別在血洗後的天安門廣場沿途及停屍間冒險拍攝的照片，是真是偽，由讀者以理性及良知判定……

血的控訴

遇難者身上的遺物-研究生証

烈士魂

八九年六四事件以後，香港悼念北京遇難同胞的海報（延陵博物館藏:未編號）

《爭鳴》雜誌刊出記者撿獲的子彈

一名六四遇難者的母親，在臨時停屍間內認領兒子屍體時的慘況！

發布單位時間死傷人數

中國紅十字會人員六月四日死二千七百人，傷三萬人

北京某醫院發言人六月四日死二千六百人，其中一千人為大學生。

中共國務院發言人袁木戒嚴指揮部發言人張工六月六日軍隊傷五千多人。群眾傷二千多人。軍隊和群眾死約三百人。學生死二十三人。（張工強調地說：『天安門廣場的清理中，沒有發生任何傷亡，沒有打死一個人。』）

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六月七日死幾十名解放軍，發生了一些傷亡，但多數是解放軍和武警戰士。

清華大學學生自治會籌委會六月七日死四千多人、傷三萬餘人。

大公報六月七日死二千人以上、傷三萬人以上。（六日下午六時，北京各醫院處理屍體數）

美國總統首席助理六月九日死逾四千人。

中共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六月六日軍隊傷五千多人。群眾傷二千多人。軍隊和群眾死約三百人（對學生死亡數避而不談。辯稱海外有關天安門廣場的屠殺晝面，是經過剪接手法捏造的。強調廣場無一人死亡。）

北京市長陳希同六月三十日死二百多名民眾（包括三十六名大學生），受傷民眾三千多人，軍警數十人死亡、六千多人受傷。（袁木承認的數目）

6月4日當天，奉命清場的戒嚴部隊完成任務後發表聲明，內容大概講述其進駐廣場之經過，提到死傷人員情況時則反指不少軍人（有強勁武裝）遭普通民眾肄意屠殺，成為六.四後中共欲蓋彌彰中荒謬之始，按此閱讀有關原始文件。

袁木求愚

六月四日之前在否定學生自組組織記者招待會上的袁木

6月7日中共國務院發言人袁木、戒嚴部隊政治部主任張工，北京市委秘書長袁立本，北京市政府副秘書長丁維俊下午在中南海舉行記者招待會，內容為揭露首都反革命暴亂的事實真相，試圖通過和種"證據"闡釋中共鎮壓民眾的"合理性"，"理據"不僅不被普羅大眾接納，反遭國際社會的嚴重譴責，之後更有人將下列"理據"嘲諷為"袁木求愚"：

袁木：今天舉行一個國內記者招待會，主要是因爲從六月三日淩晨以來，在首都發生了一場駭人聽聞的、建國以來沒有過的反革命暴亂。這件事引起了國內國外輿論的密切關注，所以國務院委託我請來了戒嚴部隊某部政治部主任張工，北京市委秘書長袁立本，北京市政府副秘書長丁維俊，給大家提供這方面的有關情況。我們可以先講一講，大家有甚麽問題再問。

我先講幾點：第一點，現在的局勢。總的來看，六月三日淩晨極少數暴徒策動的一場反革命暴亂，在人民解放軍的英勇奮鬥下面，暴亂者的陰謀沒有完全得逞，粉碎暴亂取得了初步的勝利，或者說第一步的勝利。現在暴亂還沒有完全平息，首都的局勢仍然是相當嚴峻的。

第二點，暴亂發生之後，社會各界包括輿論界，對傷亡情況都很關心。國務院也很關心這件事，因此，讓有關方面盡可能去調查瞭解，但是由於局勢還不穩，秩序還相當混亂，許多正常渠道還沒有恢復，所以統計數位還不完全，經再三核實的不完全統計，情況是這樣的：解放軍官兵受傷五千多人；地方上（包括爲非作歹的暴徒、圍觀的不明真相的群衆）共傷二千多人；死亡情況，軍隊和地方加在一起的初步統計數位是近三百人，其中包括部隊的戰士，包括罪有應得的歹徒，也包括誤傷的群衆。

除此之外，軍隊方面到目前爲止還有四百名官兵失蹤，生死不明，等將來局勢穩定下來，有些可能生還，有些可能犧牲了。大體情況就是這樣。對這個數位，我已經再三說過不是很準確，但是有一個數位相對來說比較準確，是經過向各個大學瞭解的，就是到現在爲止北京各個大學死亡的大學生二十三名。我預計隨著事件的發展、局勢的進一步穩定，各方面情況瞭解了，可能這些數位還會有變化。這是大家關心的問題，首先給同志們通報一下。再一點是關於天安門清理過程中的情況。這件事等會兒請張工同志來介紹，因爲他當時在場，還有一段錄相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大體的情況是，用原來佔領天安門廣場的學生的形象語言，他們基本上是和平撤離的。

張工：或者說自動撤離。

袁木：自動撤離、和平撤離，學生自己提出來是和平撤離，後來雙方達成了協定。具體情況張工同志可以講一講。再一點，國務院認爲，現在首都形勢還很嚴峻，穩定全局，進一步恢復秩序，這是關係到首都的大局。首都有一千幾百萬人，如果局勢進一步惡化，秩序不能恢復，就會給極少數暴徒、歹徒有可乘之機。據現在已經瞭解到的情況，他們還在進行各種各樣的活動，打、砸、搶、燒、殺都有，公共汽車繼續受到燒毀，路障還繼續在搞；特別嚴重的是他們現在還要切斷水源、切斷電源，進一步把交通搞癱瘓，他們都還有這個計畫，而且在一些地方還在進行著破壞活動。如果這個情況不改變，首都一千多萬人民的生活無法保證。現在已經面臨著市場供應嚴重短缺的問題，特別是日常的副食品、蔬菜的供應已經相當困難，如果燒的煤氣也沒有了，液化氣也沒有了，用電再發生困難，交通再進一步癱瘓，這個局面就更加嚴峻了。我們希望全首都人民都能和解放軍同志、武警部隊、公安幹警一起，爲迅速恢複正常的秩序來共同努力，有同志建議現在可以提一個口號：大家來保衛人民生活、保衛社會安全。現在人民生活秩序如果再不能夠迅速恢復正常，群衆的利益就更難保護了。再向遠一點說，如果再亂，亂得更嚴重，原來就對社會主義、對我們國家懷有種種仇恨的這些歹徒們的陰謀得逞，中華人民共和國被顛覆，問題就更嚴重了。解放軍同志、武警部隊指戰員、公安幹警、廣大人民群衆之間本來就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利益應該是一致的。希望我們的輿論機構無論如何從這個大局出發，千方百計地使我們這種內部的矛盾不要再激化，大家都來共同地維護社會秩序。這樣，爲非作歹的、打砸搶燒殺的犯罪行爲也容易暴露，也容易得到處置，違法分子也容易得到處理，整個秩序也可以得到維護。我們對暴亂的幕後組織者、策動者不能手軟，因爲他和我們之間的矛盾是敵對的矛盾，這個問題不明確、不進一步地解決，也就不能保護絕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廣大群衆，包括廣大的青年學生，從學潮開始以來，都表示擁護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我們這個國家沒有共産黨的領導，不走社會主義道路，是沒有出路的。這一點，全國絕大多數人民的認識是一致的，因此我在這裏呼籲：通過我們的輿論界盡可能地、更多地傳遞這樣的資訊，以消除各種誤解，緩和各種可以緩和的矛盾。人民之間，人民和軍隊之間，人民和武警部隊拾戰員、公安幹警之間，無論如何應該團結起來。爲了使目前的局面得到改變，希望廣大市民在現在混亂的情況下不要再到街上圍觀。上班堅守崗位，下班就回家，不要在街上過多停留。這並不是爲了限制人民的自由。戒嚴本來是爲了恢復正常秩序，因爲在目前這麽一個狀況下，如果這些真正得到遵守，可能會比較快地把局面穩定下來。不穩定，很多事情都很難辦，我們的治理整頓、深化改革以及國家的建設都談不到。現在把局勢穩定下來，在各自的崗位上，各人都能做出一分貢獻，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國務院領導同志要我在這裏強調一下：一旦大局穩定，首都秩序恢復正常，我們政府同各界人士包括廣大學生之間的對話就要繼續進行，在各個層次上，通涸多種渠道、多種方式進行。各界人士包括青年學生在前一個時期提出的懲治官倒，克服腐敗，推進民主建設等等這些意見，政府都要認真地考慮，並且通過對話認真吸收各方面的意見。因爲局勢這樣的嚴峻，本來開始考慮的一些事情的進程被打亂了。我想今後我們還是要彌補這方面的損失，能夠盡快地把局勢穩定下來，能夠把黨和政府工作中應該克服的種種缺點儘快加以克服。這也是廣大群衆的願望。

張工：首先我想向新聞界的同志負責任地說明一個問題，並且也想通過大家使首都人民、全國人民明瞭，就是六月四日淩晨四時半至五時半，戒嚴部隊在天安門廣場執行清場任務的過程中，絕對沒有打死一個學生和群衆，也沒有軋死軋傷一個人。

袁木：就是說沒有用坦克、軍車軋人。

張工：沒有軋人，沒有軋死軋傷一個人。當前社會上流傳著一個說法叫做解放軍「血洗了天安門廣場」，還有的傳說打死了多少多少人，並且在天安門廣場焚屍，這純粹是謠言，根本沒有這個事情。我想這是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所製造的，希望大家不要相信這個謠言。現在謠言很多，我進門時就碰到這樣一件事情，有人說我們的兩個集團軍爲了「爭奪」南苑機場，相互之間發生了激戰，從昨晚一直打到現在，並且動用了大炮。我可以告訴大家，這兩個集團軍根本就不在南苑機場，沒有在那個地方，這種謠言純粹是蠱惑人心的無稽之談。

除了說明這個問題之外，我想把清理天安門廣場的過程簡要地說明一下。六月四日淩晨一時半，部隊到達天安門廣場執行清場任務。在那個時候，我們在天安門廣場反復用幾個小時的時間（現在算起來大體用了三個多小時），反複廣播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的緊急通告。這個緊急通告指出了在六月三日到我們清場期間首都發生了一場嚴重的反革命暴亂，要求當時在廣場的學生和群衆儘快離開。經過反復廣播之後，大批的圍觀群衆和在廣場的群衆逐漸離去，只剩下一部分人仍然在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周圍呆著。部隊在正式清場以前，爲了使更多的人離開這個場，再次廣播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的通告。在反復廣播宣傳之下，學生代表向我們戒嚴部隊提出一個要求，能不能讓他們和平撤退或者是自動撤退。戒嚴部隊立即表示同意，並且又通過廣播反復向學生說明，戒嚴部隊完全同意他們的要求，請他們自動地、和平地離開廣場。這樣，就有不少的學生比較有組織地打著旗，從東南方向離開了廣場。

清場開始時，廣場上的人已經比較少了。部隊由天安門向人民英雄紀念碑推進，並且留下一個通道，讓當時在廣場的學生和群衆能夠自動地離去。直到學生和群衆全部走完之後，我們部隊的幹部戰士逐一地對他們臨時搭起的帳篷進行了檢查，看看裏面有人沒人。在確實弄清楚這些帳篷沒有人之後，才用車輛把這些帳篷和各種障礙物，還有那個所謂的什麽女神像統統推倒。在清場的過程當中，有一個非法組織「高自聯」的頭頭，帶著七個人，有的站在一輛裝著兩桶汽油的車上，有的手裏提著裝滿汽油的瓶子，企圖用這些東西來燒毀軍車，並且要摘爆炸，還揚言要燒毀天安門城樓，當我們的幹部戰士發現他們之後，他們的車沒有開，提著瓶子向金水橋方向跑，跑的過程中，我們把他們抓獲了，他們的陰謀沒有得逞。整個清場過程可以說是在強大的反復的宣傳之下，基本上是一種和平的撤退。這個過程很清楚，沒有死一個，沒有軋傷一個人。

袁木：我們看看當時撤離的一段錄相。

[看錄影資料……]

袁木：請張工同志繼續講吧。

張工：我再講一點就是，我們戒嚴部隊的全體官兵從五月二十日執行戒嚴任務以來，對圍攻、毆打解放軍戰士和幹部的群衆，當然裏面也有一部分是壞分子了，一直採取了十分克制的態度，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以內，我們是罵不還口，打不還手。我們有個部隊在石景山古城到八角地帶被圍困三天三夜，根本吃不上飯，喝不上水，被打、被揪，有的軍長、政委在你推我搡的情況下站了五個多小時，一直採取十分克制的態度。從六月三日晚到六月四日淩晨一點半，部隊向天安門開進，遭到暴徒的瘋狂襲擊。大家剛才看到一些錄相鏡頭，其實有些鏡頭是沒法錄的，來不及作這個事情。就部隊反映的情況，有些暴徒使用的是鋼筋棍、帶釘子的大捧，裝有汽油的自製的燃燒瓶。一些汽車、裝甲車就是被這些東西燒毀的。他們還投擲了大量的石塊、磚頭、玻璃瓶，這些就像雨點般地打到部隊指戰員的腦袋上。好在我們部隊戴著鋼盔。許多同志到達天安門時，這兒打破一塊，那兒傷了一塊，這還都不計入受傷之列。還有一些極其壞的分子，從戰士手中奪過槍就向戰士開槍。因此，部隊傷亡是比較大的。我們的戰士在崇文門被他們擡到過街橋上摔下來，摔死還不算，還澆上汽油把戰士燒焦，燒焦了以後就挂起來示衆。除了傷亡比較大之外，我們一些裝備也受到很大的破壞。暴徒們燒毀和破壞了我們各種軍用車輛，就現在初步的不完全的統計，大概有幾百輛。

袁木：有個統計是燒毀各種車輛五百幾十輛。

袁立本：現在有的還沒有統計上來，據初步的不完全統計，燒毀的車輛是五六百輛，其中軍車是三六四輛，公共汽車是一零二輛，其他是一些運輸車輛，包括麵包車、卡車等等。還有二零二輛公共汽車被推到路上作路障了。

張工：僅在軍事博物館以東被燒毀的裝甲車、汽車就有一百多輛。各種槍枝被搶的有幾百技（挺），現在很難說出具體的數位。現在我們巡邏的部隊就看到有的暴徒騎著自行車，挎著衝鋒槍。今天淩晨一點多鍾，戒嚴部隊在復興門立交橋就遭到兩股武裝暴徒的開槍襲擊。他們的頭子已經抓住了，叫張軍，二十二歲，是北京崇光製件廠工人，家就在石景山區住。據他講他那裏現在還關著四名軍人，一名軍官，三名士兵。這些事實能充分說明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方面說明了我們的首都當前發生的問題的的確確是非常嚴重的反革命暴亂，一夥暴徒的氣焰可以說已經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事實已經證明了這一點。二是說明了我們軍隊由於害怕誤傷群衆，因爲這裏有很多是受了他們煽動、聽信了傳說的群衆，有些是圍觀、看熱鬧的群衆，所以部隊始終採取非常克制的態度。從我們的傷亡和裝備所受的破壞來看，如果我們不是採取克制態度，根本就不會是現在這個狀況，就不會有那麽多官兵傷工，也不會有那麽多武器裝備被破壞、搶走，這是常識範圍內的事情。軍隊如果不克制，手中有武器，不要那麽多的軍隊，就不會造成現在這樣的情景。儘管六月三日晚上到六月四日淩晨已經是反革命暴亂了，我們部隊被迫進行了一些自衛，也多數是對空鳴槍，萬不得已時對空鳴槍，但是我們仍然是非常克制的，因爲我們這支軍隊是人民的子弟兵，他的宗旨是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

袁木：請袁立本同志將暴亂發生之後所受到的損失，還有一些社會情況，一些暴徒還在那裏策畫搞的各種各樣的活動，向大家介紹一下。

袁立本：簡單地向大家介紹一下。由於現在各方面情況比較困難，形勢依然很嚴峻，所以有些情況不一定全面。這次反擊反革命暴亂取得初步勝利以後，首都的形勢依然非常嚴峻。這夥暴徒現在變換了手法，不甘心失敗，依然猖狂地進行反撲。現在大體上反映在這麽幾個方面。一個方面是繼續造謠，蠱惑人心，煽動一些不明真相的群衆繼續和政府作對，和人民作對。由於我們現在各方面條件受到一定限制，所以有些事實真相澄清起來有一定的困難，包括我們的報紙，這兩天都送不出去。從昨天到今天，大概報紙都送不出去。

袁木：我們有兩天看不到報了，連我們這兒也看不到報。

袁立本：現在的謠言針對著群衆心理，有很大的蠱惑性。特別是在有些群衆情緒比較激奮的時候，有很多問題比較難以冷靜下來考慮。在崇文門菜市場門口過街天橋，從天橋上扔下來的那個解放軍戰士，後來被汽油活活燒死。就在這種情況下，還有人造謠，說這個戰士是在殺死三個人以後，由於群衆激憤把他打死的。實際情況根本不是這樣。正好，咱們昨天早晨接到了家住在崇文門附近的一個女同志打來的電話，把事情的過程重新講了講。她說，她作爲一個有良心的中國人，反映祟文門一個戰士被燒的情況。她說她是親眼看到的。說幾千人傳謠，說這個戰士打死了三個人，還說有個老太太給這個人跪下，這個人還把老太太打死了。請同志們想一想，這種事可能發生嗎？這個女同志講，實際情況是，六月四日晨五點左右，有三輛車，好象拉東西的，只看清楚一輛拖車上是大頭菜。當三輛車經過祟文門時，有很多人往車上扔石頭和瓶子。這時有兩輛車調頭回去了。但其中挂有拖車的那輛車比較長，沒有及時調頭，這時雨點般的石頭往車上扔。開始，這位女同志還以爲車上沒人，光有司機。實際上車上有十一個人，這時他們完全可以開槍，但沒有開槍，就看見他們跳下車往胡同裏跑，跑的時候，這幾個人開槍沒開槍沒著見，好象有槍，但槍不多。其中有一個人沒跑了，被打死，又從祟文門天橋上扔下來，然後潑上汽油燒了。其實這個人根本沒有打人。這個人如果有槍，他完全可以自衛，怎麽會落到這種地步。這個戰士被活活打死，還說他打死了三個人，這人太冤枉了，死了還遭這麽多人的唾棄。她希望向戒嚴部隊反映，能把這個事情調查清楚。所以現在這些謠言，造謠的固然很可恨，但是，有些聽信謠言的，傳得繪聲繪色，如果深一問，你是看見的還是聽見的，他又說不上來了。這些謠言很能蠱惑人心。

袁木：對在這次平息反革命暴亂中犧牲的解放軍指戰員、武裝警察和公安幹警，我們感到無比的悲痛。有些同志確實受到了慘無人道的殘害。剛才同志們看到的這個錄影，當然還有其他的材料，將來都可以公佈，這是一。對於無辜的，只是去圍觀，只是去看熱鬧，並不是和人民解放軍相對立的，也並不是參加暴亂，我想從錄影上看，大多數恐怕還是這樣的人，並不是所有的人在鏡頭上出現的都是在自覺地搞暴亂。在這樣一個混亂的狀態下，好人壞人混在一起，良莠不分，皂白不分，解放軍在被迫、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採取一些斷然措施，因此誤傷了一些人。對這些被誤傷的同志，在來以前，國務院的領導同志就跟我說，對他們表示很不安，而且要查實他是哪個單位的，哪個機關的。現在有的是已經知道了。（袁立本：有的已經知道了）都要責成這些單位很好地、妥善地處理他們的後事。對於這一點，我也希望新聞界把國務院的這個態度傳達給大家。當然有些人受暴徒的影響，不明真相，本來就對戒嚴有這樣那樣的不理解，有情緒，到時候也參加到了裏頭，向解放軍扔一點石頭，打幾下，我說這種情況也會有。所以我也不認爲，凡是參與圍堵或偶爾襲擾一下解放軍的都是暴徒。我不這麽看。我認爲，對廣大學生，都不能對他們這麽看，同暴徒要分開。圍觀的群衆，不明真相的群衆，要和極少數暴徒、歹徒分開。我們所說的歹徒、暴徒，策畫反革命暴亂的，還是中共中央、國務院致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書中講的那些。他們是在背後的策畫者組織者，是一些同國外敵對勢力相勾結的一些人，是一些向非法組織泄露黨和國家的絕對機密、重要機密的人，有些是在背後陰謀策畫的人。這些人倒也不一定真正到大街上動手，他們往往是在背後陰謀策畫。動手的是那些打砸搶分子，是那些流氓團夥，是那些勞改釋放、勞教釋放，刑滿釋放但又沒有改造好的那些人，是那些外地流竄到北京犯法的人。我們決沒有那個意思，籠統地把凡上了街的都稱爲暴徒。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所以我一開頭就講，現在的暴亂在性質上的確是一場反革命暴亂。所以說它是反革命暴亂，是因爲有極少數暴徒、歹徒已經用極其殘酷的、慘無人道的手段來對待我們的人民子弟兵，妄想顛覆我們的社會主義人民共和國。我想，那些圍觀的，一般不明真相的群衆不會採取那樣殘酷的手段對待我們自己的部隊。從那麽高的天橋上扔下來摔死了，還要燒，腸子都要挑出來，人打死了還要吊在那裏示衆。汽車裏打死的，人都死了還要砸上幾塊石頭，不是對解放軍、共產黨有刻骨仇恨的人是做不出來。這種人在我們國家是極少數。所以我們第一要明確這場暴亂是一場反革性質的暴亂。你看，使出來的一些手段已經到了這樣的程度。他們對解放軍已經不僅是侮辱謾罵，不是一般地罵一罵，而是非常殘酷，毫無一點人性。再說，一兩天時間裏有五百多輛汽車被燒、被砸、被毀，一輛汽車如果一般按十萬元來算，五百多輛就是五千多萬元，對國家的財産一點感情沒有，決不是我們一般群衆所能幹得出來的。還搶劫了彈藥、搶劫了槍枝。學校裏有些學生就自動地把它交出來了。有一個學校就交出來四十多枝槍。如果這樣的學生是暴徒，他怎麽能會交給你呢？肯定不是。但是，肯定有一些槍枝流傳到了社會上。有的人就在大街上耀武揚威、明目張膽地挎著衝鋒槍。打黑槍的也都有了。我並不是說被誤傷的人都是打黑槍打的，那也不是實事求是。但確有打黑槍的。打了黑槍、然後又栽贓於解放軍，這種情況確實是有的。因此我們好心的人們、善良的人們，現在唯一的辦法，就是大家團結起來去對付極少數暴徒。我誠懇地呼籲大家，第一，要認識這的確是一場駭人聽聞的反革命暴亂；第二，要看到在我們首都的的確確存在著極少數慘無人道的暴徒。這些暴徒的所作所爲不是好心的人們所能想象出來的。我們有些善良的人們，有些群衆對解放軍進城執行戒嚴任務，可能一時有些不大理解，我們都不能責怪他們。可能有時宣傳解釋得不夠，輿論也跟不上，他也不大清楚，我們決不能把他們和暴徒混同在一起。要把暴徒孤立起來，制止暴亂，對他們不手軟，堅決地打擊。人民群衆呢，我們無論如何自己要和自己站在一起，和解放軍站在一起，保證他們能正常地執行戒嚴任務，不要去干擾他們，不要去刺激他們，不要去挑起事端。這樣，我想局面的穩定就一定容易得多。我們同反革命暴徒之間的鬥爭，是一場嚴重的階級鬥爭。但是一個時期以來，根本就不講階級鬥爭，甚至於連政治鬥爭都不講，什麽鬥爭都說沒有啦，人與人之間統統是兄弟姊妹，讓世界充滿了愛。我不是說不要愛，我也不是說我們一般同志之間，人與人之間都不和睦相處，團結互助。但是我們這個社會是複雜的，我們這個社會裏確實還存在著這麽一些壞人，這是個客觀事實，他存在著，他對我們這個社會制度不滿意，甚至可以說存在著刻骨的仇恨。當然也要講，我們的工作確實也有失誤，黨和政府都有許多工作沒做好，但是失誤是不是已經達到了人民非把黨推翻不可，人民非要毀掉我們這個人民共和國不可呢？我覺得這是兩回事。是絕對不同的兩回事，並不是這樣。而現在就有些人利用這個，煽動這個，再加上立本同志剛才講的，他們製造種種謠言來蠱惑人心，因此非把一些本來是一種正常的對工作中某些不滿，比如說對官倒，比如說對腐敗現象的不滿情緒，把你煽動到、引導到非要從根本上推翻共産黨，否定我們這個社會制度不可。這就不行。我還要說，還要非常明確地說，儘管有些人有這樣那樣不滿的情緒，受到了人家的挑動，這些同志也還是好的，無非是不太知道真相，這需要我們耐心地做一些工作。這裏我還要說一點，就是關於目前的國際輿論。現在輿論是不同的。應該說，對在中國首都發生的這場反革命暴亂以及制止這場暴亂的鬥爭，現在國際輿論的態度也不大一樣。已經有人公開在那兒譴責我們了，而且有人提出了要不給我們這個，不給我們那個，要限制我們這個，限制我們那個，來對我們進行所謂的制裁了。對這一點，我來以前已經請示了國務院的領導同志，他讓我在這裏通過輿論界對這種情況說明兩點。

第一，我們不怕。不管他用什麽樣的手段，譴責也罷，制裁也罷，要想干涉中國內政，中國政府和人民決不答應。我們決不是軟骨頭。即使由於他們那樣做使得我們遭受一些暫時困難，我們也要頂過去。我們這場制止動亂的鬥爭是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鬥爭，如果在這個問題上頂不住，你根本就不敢下手了，人民共和國都被顛覆了，你要他點貸款，要他給點什麽技術有什麽用？這是第一個態度。

第二，我們希望國際輿論、外國政治家們、政府不要太近視了，應有一點長遠觀念。儘管我們現在困難，面臨著嚴峻的時刻，黨和國家可以說處在相當危急的關頭，但中國的黨和政府有能力、有辦法、有決心克服這些困難。他們如果從長遠的觀點看問題，我想，不致於在這個問題上採取那種專門刺激中國政府和人民感情的做法。我們也不願看到這種情況。

趙紫陽失勢

6月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因為"同情學生"，不與黨中央政策一致，加上以李鵬與其黨羽為首的人在中共高層中煽風點火，不久趙在鄧小平心目中的可靠性崩潰，遂告失勢，下旬，他在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的講話中替自己申辯，其概要如下:

我先說學潮和動亂以來的一些事實以及我當時的思想情況。

四月中旬以來，學生遊行發展愈大，我和大家想的都是使事態盡快平息下來。但是，我也看到這次學潮有兩個很值得注意的特點。一是學生提出要擁護憲法推進民主，反對腐敗等口號。這些要求跟黨和政府的主張基本是一致的，我們不得拒絕。二是參加遊行和支援他們的人非常之多，各界人士都有。北京城人山人海。在這種情況下，我當時産生了一個想法，就是要想平息事態，必須首先著眼於大多數，把多數人的主流肯定下來。因與這個想法聯繫，我還覺得四月二十六日社論有個問題，就是沒有肯定多數人的主流，而是從整體上做了一個多數人難以接受的籠統的敵我矛盾性質的定性。極少數人反對四項基本原則：渾水摸魚肯定是有的，但是幾十萬人的行爲只由少數的人操縱，是很難完全解釋得通的。學生們認爲四月二十六日社論給他們戴上一頂帽子，情緒變得激烈起來。因此，我曾主張對社論做些改變，松一鬆口。

我的這些看法，只是在中央常委的會議上講過，只在這個範圍內同少數中央領導同志交換過意見。我當時考慮這個想法對不對是一個問題，在當的會議上可不可以提，是另一個問題。我覺得，我的這一個想法，無論如何，是可以在當的常委會上提出來的。總之，我是想把廣大青年學生和社會上很多同情者的行爲與極少數人的企圖利用學潮渾水摸魚、製造事端，攻擊黨和社會主義的行爲嚴格區別開來，避免把整個學潮籠統地作一個敵我矛盾性質的定性（「一場有計劃的陰謀」，「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著重採取疏導的方針，避免淚化矛盾，儘快平息事態。我的不同意見的主要之點就是在這個地方。另外說明一項，我沒有反對過用「動亂」這個詞。我認爲「動亂」只是指學潮規模，和對社會秩序的影響程度而言，並不說明性質，可以是自發的，也可以是敵對的。我在五月十六日常委會上已講過這點。我仔細回想了自學潮和動亂髮生以來這些日子我是怎樣做的，那些地方做得對，那些地方做得不對或不妥。

（一）：胡耀邦同志的追悼會舉行以前，常委內部沒有什麽分歧。

（二）：追悼會結束後，我提出三點竟見：

1.追悼活動已經結束，社會生活應納入正常的軌道，對學生遊行要堅決勸阻，讓他們複課。

2.對學生要採取疏導方針，應開展多層次、多渠道和各種形式的對話，互相溝通、增進理解。

3.無論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如果出現打、砸、搶、燒、衝行爲要依法懲處。李鵬同志和常委其他同志也都同意。

（三）：四月二十四日到三十日晨我不在北京，對這一段具體情況不太清楚。

（四）：我在五月三日北京紀念「五四」大會上的講話，事前經過了政治局、書記處同志的審核，送審時，不少同志提出了一些修改竟見，根據這些意見，我們對稿子做了多處改動。

（五）：我五月四日會見亞洲銀行理事年會代表的講話，本意是想促進學潮的平息，同時也想使外資增強對中國穩定的信心，講話發表後，開始聽到的是一些好的反映。我當時並沒有意識到有什麽問題。李鵬同志也對我說，話講得很好，他在會見亞行年會代表時，也要呼應一下。這次講話的調子比較溫和。我的這次講話，從當時各方面的反映看，效果還可以。後來同志們批評我的講話未經常委討論，這是事實。不過，中央各位領導同志接待外賓時的談話（除正式會談方案外），歷年都不提交常委討論，一般都是根據中央的方針自己去準備。

（六）：於五月八日的常委會和五月十日的政治局會。四月二十七日的大遊行後，學生們堅持要我們改變四月二十六日社論的定性。我非常爲難。我當時的想法是，先繞過這個問題，在廉政和民主建設方面辦幾件好事，使群衆看到我們正在做出努力，事態也許會遂步平息。等到大家都冷靜下來以後，也許比較容易取得同一意見。因此我在這兩次會上提出了向人大常委報告清理公司的情況，公佈高級幹部的收入和身世，取消八十歲（或七十五歲）以下領導人的特供，由人大常委依組織專門委員會對涉及高幹及其家屬的舉報案件進行獨立調查（萬里同志考慮得比我周到，他建議由人大成立有權威的廉政委員會）。

在廣泛討論的基礎上，制定新聞法和遊行示威法等等。我的這些建議在常委會和政治局會議上都只是提了一下，以後還準備再討論，並沒有正式做出決定。我的基本想法是，把廉政作爲政治體制改革的一件大事來抓，把廉政同民主、法制、公開性、透明度、群衆監督、群衆與等密切結合起來。五月十三日上午，我和尚昆同志在小平同志處彙報時，向小平同志報告了這些想法，小平同志贊成，說要抓住這個時機，把腐敗問題好好解決一下，要增加透明度。

（七）：關於我同戈巴契夫談話的問題。十三大以後，我在接待國外黨的立要領導人時，曾多次向他們通報，我黨十三屆一中全會有個決定，小平同志作爲我黨主要決策者的地位沒有改變。我的目的是讓世界上更明確知道小平同志在我們黨內的地位不因退出常委而發生變化，在組織上是合法的。這次訪朝，我也向金日成主席談了這個問題。我跟戈講這個問題實際上是慣例了。問題在於這次作了公開報導。我從朝鮮回來後，聽說小平同志四月二十五日關於學潮問題的講話廣泛傳達後、社會上引起很多議論，說常委向小平同志彙報不符合組織原。還有一些更難聽的話。我覺得我有必要加以澄清和說明。在戈巴契夫來訪的前兩天，我與工人和工會幹部座談對話時，會上也有人提出這類問題。當時我根據十三屆一中全會的決定，作了說明，效果良好。他們說，我們過去不瞭解，現在知道了就好了（喬石、胡啓立、閻明複等同志均在場）。在此之前，陳希同同志就針對人們有關「垂簾聽政」的錯誤議論向大專院校工作的同志們做了解釋，說明了黨的十三屆一中全會有關決定的情況，效果也是好的。陳希同同志在四月二十八日的常委會上還彙報過這個情況。因此，我就考慮，如果通過公開報導，把這一情況讓群衆知道，對減少議論可能有所幫助。我當時向戈巴契夫同志通報的內容是，十三屆一中全會鄭重作出一個決定，在最重要的問題上仍然需要鄧小平同志通報，向他請教（我有意識的沒有講，可以召集會議和由他拍板的話）。鄧小平同志也總是全力支援我們的工作，支援我們集體作出的決策。照理說，這些內容的話，是不會給人以一切事情都是鄧小平決定的印象的。我實在沒有想到，這樣做，反而傷害了小平同志，我願對此承擔一切責任。

（八）：關於五月十六日夜間的常委會。我從朝鮮回來以後，聽到各方面對四月二十六日社論的反映很大，已成爲影響學生情緒的一個結子。當時我曾考慮，可否以適當的方式，解開這個結子，以緩解學生的情緒。五月四日，我和李鵬同志談了我對這個社論的一些意見。李鵬同志表示反對，因此我覺得要重新考慮是很難很難的。我又同尚昆同志商量，我考慮先繞開這個難題，對性質問題淡化，逐步轉彎子。但是到了五月十三日幾百名學生宣佈絕食。其中一個主要的要求就是改變那篇社論的定性。我感到事態十分嚴重。這個問題已無法繞開，因此才在五月十六日晚的常委會上提了一下這件事（這是第一次在正式會議上提出）。李鵬同志說，社論中所說的「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囯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擺在全黨全國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是小平同志的原話，不能動。我當時不同意這種說法。

（九）：五月十七日，在小平同志處召開的常委會上，李鵬、姚依林同志批評我，把學潮升級的責任全部歸結到我五月四日在亞銀年會上的講話，其激烈的程度出乎我意料之外。這次常委會再次肯定四月二十六日社論的定性，並作出了調軍隊進京戒嚴的決策。我表示有決策比沒有決策好，但我非常擔心它將帶來嚴重的後果。由我來組織執行這個決策，很難得力。我是在黨的會議上坦率地講出我所擔心的。會後我再三考慮，很怕因爲我的認識水平和思想狀況而影響和耽誤常委這一決策的堅決實徹執行。我在情緒比較急躁和衝動的情況下便想提出辭職。尚昆同志知道後，立即勸我說，如我辭職，將在群衆中起激化作用，並說常委內部還是能夠繼續共事的。我無論如何不能做使黨爲難的事。因此辭職信沒有發出。但情況的發展仍使我憂心忡忡。五月十八日，我又給小平同志寫信，要求他再次考慮我的竟見，並打電話給尚昆同志，請他再向小平同志說一下。我覺得無論如何，在黨內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是充許的。身爲總書記有不同看法如果不提出，並不是一種負責任的態度。現在回想，辭職信雖然沒有發出，但當産生這個念頭，從全局來看，就是很不妥的。

（十）：關於五月十九日淩晨到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的學生。原來在學生絕食二天後，我就準備去看他們。後來我又幾次提出要去，但都因種種原因而未去成。五月十九日學生已絕食進入第七天，有死人的危險，已經到了緊急關頭。儘管我當時身體已感不適，但我還是下了決心一定要去。因爲學生己絕食七天，在那樣的情況下，我去了以後，除了動之以情，勸說他們停止絕食外，還能說些什麽呢。在我們看望之後，當天絕食學生的情緒已有緩和，並於當晚九時，宣佈停止絕食。我不能說我的講話在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起碼是沒有起反作用。

（十一）：關於我沒有出席五月十九日晚召開大會的問題。我要說明，那天我是因爲有病向常委請假的。喬石同志在會上也是這樣宣佈的。我請了三天病，假滿以後我就沒有工作可做了，也不再讓我加任何會議。情況我也就不知道了。

從以上可以看，我對處理學潮和動亂的問題當時總的想法就是要設法緩和與學生的對立，爭取學生中的大多數，使學潮逐步平息下來。我十分擔心在同多數人的矛盾尚未緩解的情況下採取強硬手段，特別是動用武力，將很難避免發生衝突和流血事件，那樣就會使事態更加擴大，即使把學潮平息下去，將會留下很大的後遺症。

最近小平同志發表了非常重要的講話，使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他說，這場風波的到來，是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的，是國際大氣候和國內小氣候影響的必然結果。還說，現在來比晚來好。如果從這樣的高度來觀察問題，我的原來的那些想法當然就成爲多餘的了。我當時確實沒有認識到這樣的高度和深度，我願意結合學習小平同志的講話進一步思考這個問題。

改革，包括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這兩方面互相影響。現在看來，除了經濟體制改革、經濟發展外，社會主義在政治體制上，在民主問題上也必須顯示出自己的優越性，在實踐中，我愈來愈感到，政治體制改革對經濟體制改革既不能超前也不能滯後了，應該大體上同步進行，如果太滯後，經濟體制改革就很難繼續下去，而且會産生各種社會政治矛盾。我原來曾想，只要把經濟體制改革搞好，把經濟發展起來，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人民就會滿意，社會就會安定，但後來發現，情況不完全這樣。人民的生活水平，文化水平提高以後，政治參與意識，民主意識都會增強，如果思想教育跟不上，民主法制建設跟不上，社會仍然不會安定。

我對李鵬同志的報告中提出的撤銷領導職務的建議沒有意見，但對我提出的「支援動亂」和「分裂黨」這兩項指摘我有保留意見。

對於如何處理學潮和動亂，我的確根據黨章允許的範圍在黨的會議上提出過自己的不同意見。不管這些意見是否可行和有效，但都是關於如何平息動亂的意見。我從來沒有提出過支援動亂的意見。

再從實際情況來看，學潮和動亂的擴大，也不能說是我支援的。事實上從四月二十三日到月底這一段，學潮和動亂急劇擴大，而這段時間我並不在國內。李鵬同志的報告中，說我在亞行年會的講話，使動亂升級，事實上在我講話以後，各大學繼續紛紛複課的情況，說明這種批評不符合事實。當時首都各報都有報導。這至少可以說明我那次講話並沒有引起學潮升級。五月十九日實行戒嚴以後，我就沒有工作了，當然也再沒有發表任何講話。此後動亂的升級更沒有理由說是我的原因，如果說我請病假沒能加五月十九日的會議，以後事態的發展也主要是由於我的原因引起的，這無論如何解釋不通。

關於分裂黨的問題。什麽才是分裂黨的行爲？黨的歷史上是有案例的。（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中也有規定。我們黨從來沒有把在黨內的會議上提出不同意見，甚至表示保留意見就叫做分裂黨的。

領導人之間的公開講話中側重點有時有些不同，口徑不那樣一致，人們中間有這樣那樣的議論，這是不斷出現過的事，不能因此就叫分裂黨。而李鵬同志報告中指摘我在亞行講話中沒有提到四月二十六日社論，又指摘我在已經出現動亂的情況下講話中卻說了「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但是就在第二天，李鵬同志在亞行講話中也沒有提四月二十六日社論，而且說中國要努力「避免動亂」。我認爲像這樣一些在不同場合不同時間出現的講話側重點的不同，甚至口徑上不太一致，有些是不合適的甚至是錯誤的，但都不能上綱爲「分裂黨」，更不能因爲我請病假不能出席五月十九日會議算作「分裂黨」的行動。

既然黨章規定黨員有對自己處理意見進行申辯的權利，我今天就著重對這兩個指摘提出申辯，希望予以考慮。

自此以後，趙被軟禁，正式退出了中共的政治角力，取代他位置的是六.四期間在上海禁絕《上海經濟導報》後來被鄧小平看中的江澤民。

【下卷】

良知未渝的悼念

願聽逆耳之言，不作違心之論！——巴金

丁子霖與兒子蔣捷連

甚麼“祖國的花？”呀！都是在需要的時候講的那些話，你們是“祖國的明天”呀！“祖國的花？”呀！當你們認為黨國需要的時候，屠刀、機槍、坦克、甚麼都可以上來！所以我不願意看那些電視鏡頭，我受不了！我想都是人，人與人之間應該是平等的，我孩子就是為了找回這點平等，找回這點自由，把命都丟了！

我的兒子是為中國的未來而死的；我也只有為中國的未來而活著。我希望在我們這塊災難頻仍的國土上不再有殺戮，不再有無辜的黎民百姓橫屍街頭。這就是我為甚麼要包紮好自己的傷口，擦乾淚痕，一家一家地尋訪受難者及其親屬，並把尋訪過程中一樁樁、一件件沾滿了血和淚的事實公諸於世的原因。~丁子霖~

見證者文獻：蔣彥永醫生建議爲89年六四學生愛國運動正名──上本屆“人大”“政協”會議書（2004年2月）

受難者紀念碑

丁子霖所搜尋的「六四受難者名冊」中，這些名字仍然像黑色紀念碑一樣沉重：

呂鵬；9歲。小學生。被戒嚴部隊射中胸部，當場死亡。

蔣捷連；17歲。中學生。獨子。在木樨地中彈穿胸而死。

葉偉航；19歲。中學生。海軍總醫院第一號無名屍，右肩右胸及後腦中彈身亡。

蕭杰；19歲。大學生。獨子。逾紅色警戒線，戒嚴部隊喝令未從，子彈穿胸而死。

董曉軍；19歲。大學生。在天安門廣場撤出的學生隊伍中，排尾被坦克壓死，屍體碾碎。

王培文；21歲。大學生。在天安門廣場撤出的學生隊伍中，排頭被坦克軋死，屍體軋碎。

鍾慶；21歲。大學生。頭部中彈，打掉半個臉，從衣袋鑰匙才能辨明身分。

錢輝；21歲。大學生。被坦克擊破膀胱及大腿動脈，還說「當心！」血流一百米而死。

吳國鋒；22歲。大學生。獨子。四川某偏遠縣分唯一的大學生。死後火化，父母領回骨灰。

田道民；22歲。大學生。家境貧寒。做完畢業論文被坦克碾死。同學每年各捐十元給其父母。

何潔；22歲。研究生。公認為神童，十五歲入清華大學，頭部中彈亡。

劉弘；24歲。大學生。腹部中彈，腸子流出，被同學塞回，死於同學懷中。

劉景華；30歲。工人。夫婦均中彈，孩子送老家撫養。

宋曉明；32歲。工人。軍車子彈穿透大腿動脈，持槍軍人命令不准搶救及輸血而亡。

周永齊；32歲。工人。子彈從左側胸射入右肺穿出而亡，遇難時妻剛分娩15天。

由1989年至1999年期間，丁子霖教授共收集了受難者者共155人，按此參閱全部名單:

在丁子霖的名冊裏，這樣的死者便有155人，都是為中國的民主運動而犧牲的。還不包括那些橫死街頭的無名青年。六四至今已經十多年，他們沒有名字，沒有花環，沒有紀念碑。在這被人淡忘的歷史裏，未乾的血印正浮現在中國人良知的心內.

《人民日報》海外版第二版刊登的嵌字詩（佚名）

春風拂面吹桃李

鷂鷹展翅舒鵬程

玉盤照海下熱淚

遊子登台思故城

憂息平生報國志

人民育我勝萬金

憤起急追振華夏

且待神州片地春

一九九一年三月二十日

【悼念六四的回憶】

延陵科學綜合室為此專題特地製作的模型，亦作為自一九八九年七月製作民主之神模型的呼應，比例為1：160，幅度16.3厘米x12.3厘米，本室把模型的主題定名為中國魂，並由司徒華先生題書，謹以獻給為自由而殉身的同胞，模型存放於延陵博物館六四殉難同胞紀念專櫃內。

"歷史事件的含義不會自動呈現，而總是由人來解釋的，六月五日清晨的這一瞬間，將成為永恆的歷史象徵。後來他消失在人群中，下落不明，連姓名也難以確認。對於全世界千百萬的電視觀眾來說，這一時刻的含意非常清楚：這是人類良知與勇氣在向無情的國家機器挑戰。

當個人挺身反抗強權的時候，他依舊背負著強權所施予他的教化與傷害，這些烙印并不會在振臂一呼中消失。每一個英勇舉動都離不開孕育他的曲折人生、複雜的社會、漫長的歷史……"這是紀錄片《天安門》中對六四事件相當有力的解說，把平民阻擋坦克的偉大場面的一切蘊涵表現得淋漓盡致。

模型述要：本室自1989年7月4日以來第二個紀念六四的演示模型，這個場面的背景為1989年6月5日早上，從資料圖片得知：解放軍的坦克（估計為Type59-B型）列隊離開天安門廣場，由東長安大街通往建國門路段，左側為中國歷史博物館，右側為北京飯店。當時在北京採訪的中外記者留駐於北京飯店的頂樓拍攝下來，以影片為主，亦有不少硬照。大街上一名平民（姓名不詳，後來人稱他為"王維林"）身穿白色裇衫，黑色西褲；右手握著米黃色外套，左手拿著深色的手提袋，站立在東長安大街黃色中線上，接近斑馬線處，阻擋著向他迎面駛來的坦克。模型祗包括當時最貼近主角的三輛坦克，可見各有不同程度的損毀-第一輛右側前覆帶覆蓋撞脫，中間的則兩側皆缺失，第三輛的損傷較輕微，很明顯，它們是因為連日在廣場上橫衝直撞所致。而裝置方面：第一輛炮塔的主力炮和機槍皆蓋上炮衣，且配有兩枝無線電天線；第二輛炮塔上的主力炮無炮衣；機槍皆則蓋上炮衣，炮塔上放置行李一件，配有一枝無線電天線；第三輛與第一輛較相似，配有一枝無線電天線；，炮塔上放置特大行李一件。坦克的編號無法辨識，模型所示編號僅作參考之用。

"王維林"阻擋的三輛坦克

六部口才是真正坦克輾人的地方

節錄自高新《六三之夜:誰開槍？》

我們在天安門萬餘名大學生和市民群眾面臨生命危險，同時也不願由于天安門的抵抗給士兵造成生命損失的時候，理智地選擇了妥協與和平，包圍天安門廣場的部隊在已經接受了我們的和平主張的前提下應該說表現的是比較理智的。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負責天安門廣場清場任務的部隊主要不是從西線開槍打進來、已經失去理智的部隊，而是從人民大會堂等處出來的。沒有遭到過抵抗的部隊當然也就沒有開過槍的部隊。但是，長安街上的戒嚴部隊并沒有因為我們的和平主張而全部理智起來。當從天安門廣場撤出來的大學生和市民陸續到達六部口地區時，一些慘無人道的士兵竟開槍掃射并駕著坦克衝向最多向它們扔了幾塊石頭的人群。我和程真、沙濤因最後撤離，所以倖免在六部口遭難。當我們三人手拉手步行到六部口以南的音樂堂時，一群剛被打回來的市民勸我們﹕“學生，再不能往前走了，前面的大兵一見你們這樣打扮的就開槍。”我讓程真和沙濤摘下頭上的寫有“絕食”字樣的布條，我摘下胸前的北京師範大學校徽，三個人還是硬著頭皮朝六部口走去。

到達時，我們正好見到最後兩具屍體被抬上一輛北京一三○卡車。這輛車是被我和程真在前門箭樓東側勸住運傷員的。當時，這輛車打著一面白底紅十字旗對著駛近的坦克朝天安門廣場里面衝，我們勸阻時程真險些被輾在車輪下面。六部口的群眾告訴我們，在我們到達這里之前已經運走了一批屍體，連坦克輾加機槍掃一共死了十三個人。事後有目擊者告訴我是十一個人。橫穿過長安街后，我和程真、沙濤坐在六部口十字路口的西北角休息。最近的一輛坦克離我們不足兩米，但這時它們已不再殺人了。也可能我們不罵它們法西斯的緣故。

從監獄里出來後我了解到，六部口遭難的十餘人里，尚有一個坦克履帶下的倖存者。他是北京某公司的職員，六月四號早上他聽到中共開槍鎮壓的消息從家里出來，剛到六部口就遇上了撤出的學生隊伍。他告訴我﹕“當時坦克駛近的時候誰也沒有想到他們會朝人群里輾，所以也沒有趕緊躲避的思想準備。從坦克開到我臉前的那一刻，我就甚麼也不知道了。三天以後，我在醫院里醒過來，醫生都不敢看我。”他的右胳膊從肩膀處永遠沒有了，身上落下七十六處傷。剛被坦克碾過後頭皮和一只耳朵被撕開，慘不忍睹。他在住院治療期間，一位“同情者”誘騙後又拋棄了他的未婚妻，這個可憐的姑娘因為深感負疚和愧悔而自盡身亡。臨死前留下遺書，請求他的寬恕并希望他能為自己料理後事。我第一次見到這位坦克履帶下的唯一倖存者時，正好是他剛從原來未婚妻的追悼會上回來。

寫到這里，我想再補一句題外話﹕國內的假肢廠工人能利用夜深人靜的時候悄悄潛入工廠為這位坦克履帶下的倖存者免費制作假肢，逃出國的一些“天安門勇士”（當然不是全部）在揮霍捐款時想到過“六四”的死難者和尚留在國內的受難者嗎﹖不要忘了，當時，許許多多的大學生和北京市民都是受了我們的宣傳上街，為了保護我們在天安門堅持民主鬥爭的大學生們才去堵截軍車，才飲彈身亡或留下終生殘疾的。

人民殺手

六四~中國魂~王維林擋坦克情景的補充模型比例為1：35，幅度24.5厘米x9.5厘米（延陵博物館藏:未編號）

此類型坦克為中共的主力戰車，屬中型坦克，實際上是前蘇聯授許的蘇維埃T-54A型（theSovietT-54A）的中國版本，1956年期間中共得到前蘇聯的技術研發而成，此時中共在內蒙古的包頭設立首個坦克製造所（617廠），由於得到蘇聯工程師的大力協助，1958年以蘇製配件組裝而成的第一輛中國製造的坦克終於面世，此後，中共綜合了西方的技術，59式被發展出多個類型。

1959年617兵工廠開始以土產的配件生產T-54As坦克，32輛在同年10月1日參加了天安門閱兵儀式，1959年下旬，此坦克正式改名為59式（TYPE59），生產代號為WZ-120，1963年3月至八十年代早期59式坦克不同型號開始出現，在此期間約產10000輛，一部分派往解放軍（People’sLiberationArmy，PLA）部隊服役而另一部分則外售他國軍火商（阿爾巴尼亞、孟加拉、柬埔寨、剛果、伊朗、伊拉克、北韓、巴基斯坦、蘇丹及越南等）。

TYPE59-II（亦稱TYPE59B型）為59式的其中一個變型，生產始於1982年，至1985年停產，生產代號：WZ-120B。此型的主要特徵是配備由奧地利引進技術改良的105mm的81型（Type81）來福槍，與59原型相比，59-II型的炮管散煙器（barrelfumeextractor）從炮管的前端後移至中部，其他改良包括較先進的無線電系統及發射壓制系統（firesuppressionsystem）等。

技術資料：車身長度：604厘米；高度：259厘米；寬度：330米；車重：36噸；地壓：0.8千克/平方厘米；發動機類型：柴油推動520匹馬力；主炮：L7式（以色列技術），口徑:105mm；乘員：4人

屠殺應不在廣場；疑在外周

"你用謊言來打擊說謊的敵人，如果自己的謊言首先被揭穿，那你再說甚麼再沒有用。"-當年留在廣場直至幾乎最後才離開的侯德健對西方記者來訪時說話的大概是這樣。

身為學運的領袖，柴玲利用道聽途說的手法對迫她流亡的中共施以極嚴重的指控，她提及當時軍隊清場時有不少蜷伏帳蓬內仍處在夢鄉的同學被軍車輾成肉餅……，之後被傳媒大為渲染，更有報導指軍隊把學生驅趕在狹道中再行槍殺等等，故有「血洗天安門廣場」之說。

事實真是這樣嗎？無人敢作肯定的回答，但是從現今蒐集的資料研究顯示：天安門廣場可能有人被殺，但似乎無發生過大規則的屠殺。據《中國「六四」真相》指，中共內部文件中有過這一段：廣場上「自由女神」（民主女神像）是"動亂分子"的精神支柱，清場時必先倒毀。外此，從當年在廣場上的目擊者表示：當時的確有很多持槍的軍人，樣子很兇，雖有動武之企圖，但未見有開槍。我們認為這因為中共明白廣場是世界傳媒的主點，她似乎沒這個膽子幹這樣的事，故此，"廣場大屠殺"的說法似乎站不住腳。

那殉難者身死何處呢？照片絕不是西方傳媒虛構的。-六月三日深夜，軍隊已大規模向廣場區闖入，手持簡單自衛器物的群眾為捍衛廣場中的學生而與其短兵相接，流血事件是難免的；群眾見戰友的倒下，由於出於義憤填膺的赤子之心，對解放軍進行進一步的挑釁，屠殺就此展開!攝影機記錄如下畫面:……之前不知發生過事情，一位身穿醫護袍的人在軍兵面前大叫"畜牲，劊子手……"，之後見軍人作替槍上腔之勢，隨著就是數十嚮的槍聲，六四的冤魂應該是形成的，外此，亦有不少群眾隻身阻擋軍車而被輾斃。由於受到驚嚇而變得喪心病狂的解放軍對著正在撤退的學生們開火，造成屠殺學生的證據，這也是無法否定的。

通往廣場區的各大街，似乎不是傳媒的焦點，但卻是最危險的聚集點，無名英雄幾乎都在這些地帶就義。正如侯德健所言：廣場是暴風中的"風眼"，外周昏天黑地，暴風中心卻很安全。當廣場內的各指揮仍有時間和軍方的指揮部談判學生撤退事宜之時，為阻攔群眾已在各大街浴血，同時被打死的解放軍將士多是因攬殺市民後被怒不可遏的群眾快雪仇恨的結果。

關於"屠殺"一詞是否合適於是次事件，我們認為：如今文明之世，不論基於任何原因而引致數十人無辜被殺足以"屠殺"論之，何況死在"六四事件"的人絕不少於這個數字，所以"六四"是一場"北京屠城"事件。是次歷史事件應由誰來負責，有良知的中國同胞，除了中共，你能找別個作代罪羔羊嗎？!

共產集團的崩塌

八九年年底，由於六四事的影嚮，東歐民主浪潮推翻了波蘭、捷克、東德、羅馬尼亞等共產國家的極權統治。東歐的共產陣營的瓦解摧化了世界人民對共產主義憧憬的幻滅。

一九九一年八月十九日，蘇維埃共黨政權內部的保守分子派為求延續已入頹勢政權壽命而發動了反改革的政變，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被軟禁，史稱"八.一九事件"，但最終嚮應者逐步減少，加上與葉利欽之爭失利，八月廿一日流產政變結束。同年年底，戈爾巴喬夫宣佈蘇維埃政府解體，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這個"天堂之夢"正式告終，這個由列寧建立；史太林一手掌舵向全世界散播共產主義禍種的政權正式失去了她的統沿地位。

中共與蘇共糾纏於恩與怨之間，毛澤東與史太林曾在敵友線間彌留，但畢竟這倆口子仍是惺惺相惜，如今，中共面對蘇聯的崩潰，國際陣營的抵制，她該何去何從呢？!鄧小平到了晚年仍是很專業的舵手，他大力鼓吹改革開始，把被他們嘲為"資本階段自由思潮惡化"的邏輯重新擁出來，為表現它的合理性，冠以具有"中國式社會主義"路線，依某些學者說：這或者是共產主義的救命丸了。

此外鄧小平，這位中國的"工程師"還設計"一國兩制"的構思，試圖解決香港與澳門，甚至臺灣的問題，港、澳回歸後，"一國兩制"的利弊，可從香港的七.一大遊行得以體現，中共長期以"西方陰謀論"來抑制異見，她的鷹犬肄意給離心分子定性："反華分子"，而進駐香港的走狗們給反共人仕冠以"反中亂港"的污名，還與國內的一丘之貉，共同演唱一闕闕獻媚求榮的曲調，但是有良心的中國人，誰不知道是非曲直？對於那群欲蓋彌彰的人，您能無動於衷嗎？!

不讓親共派歪曲中國自學潮至六四屠殺事件前後的歷史，與不讓日寇篡改侵華及屠殺的歷史是同出一轍的，我們可以高調聲討日本，為何不聲討中共？!這是本室編輯《六四民運誌》的主要原因。

六四周年祭的輓詞

李虛白1990

詞曰:

長記燕臺擊築，更易水，悲歌相續，烈火車魂飛骨肉，慘神京，憶萬人，同一哭!

旌賦安魂曲，一時奏，哀絃豪竹。來歲清明春草綠，弔英靈，向碑前，酹醽醵!

詞一

痛問今夕何夕？聽遍野，離鴻衰泣。長夜漫漫該有極，望中原，拍欄桿，雙淚滴!

拚卻頭顱擲，拯邦國，粉身可惜？熱淚滿腔能化碧，喚風雷，起神州，破沉寂!

詞二

民主薪傳相接，殺不盡，江山雄傑!南八男兒有奇節，勇犧牲，語爹娘，莫悲切!

薦我軒轅血，染風采，戰旗高揭!動地悲歌歌未徹，更何時？縛蒼龍，祭英烈!

詞三

大道橫行狼虎，訝六月，冰霜猶沍。上帝也悲人世苦，雨滂沱，瀉江河，弄淒楚!

舉目無乾土，渺茫茫，神州何處？遙奠英魂有詞賦，告相知，唱雄雞，天欲曙!

征雲2000

赤刃凶殘瘋似魔義憤騰騰聚江河

敢笑紅權無曉日中華傳頌自由歌

2000.6.4

「六四」十五週年燭光晚會

司徒華先生題書`平反六四`，華叔是維護`六四民運`史實的賢者，是香港與中國的良心。

歷史的見證

當年報章的報導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港、澳報章作頭版報導（延陵博物館藏:未編號）

這套為1989年10月1日中共建政四十年而發行的郵票，雖然色彩豐富，但卻有非常冰冷之感覺（延陵博物館藏:未編號）

支聯會主席司徒華先生和五四行動的梁國雄先生（長毛）為本室收藏的民主女神像留下親筆簽署（延陵博物館藏:未編號）

香港支聯會悼念六四的紙標貼（延陵博物館藏:未編號）

司徒華先生為本室題書`平反六四`，華叔是廣大香港市民公認的愛國愛港人士（延陵博物館藏:未編號）

王丹先生為《六四民運誌》題詞`浩氣長存`（延陵博物館藏:未編號）

以六四作為專題的卡式錄音帶教材，反思地探討研究中國民主之路（延陵博物館藏:未編號）

一九八九年悼念六四的各種歷史見證（延陵博物館藏:未編號）

現在我仿似在等待，等，等那一天來；莫道你心痛不可奈，我心更哀。若問我想找的所在，找，找我的將來，為著我心中的希望，生命已擲門外。看著這如病染的祖國，誰亦要奮起叫嚷！放下眼前原屬我的一切，五月的陽光在照耀。《五月的陽光》-杜雯惠

【後記】

「勿忘國恥，振興中華，忘記就是背叛……」，這些動人心弦的口號，這些教人感到公義不死，正義永存的警句，近年來在祖國大陸的學術界相當流行，但在筆者看來這倒象是一杯苦酒!因為這些都是華而不實的裝飾辭，只能說來消消氣!因為在廿一世紀的今天，要做到「勿忘國恥」是很艱難的事情，我們要勿忘國恥，我們的國恥也實在太多，不是外侮便是內亂!因此才需要有無畏的精神去研究歷史，去掉那些本質上依附權貴的所謂愛國主義教育，這群道貌岸然的愛國賊，在電視畫面出現最多，開口祖國、閉口人民，毫不羞恥地大談``愛國愛港``偉論。看上去就有如重溫陳公博、周佛海的演說一樣，重溫又重溫!

自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至今，剛好已經十五年的歲月，人一生有多少個十五年呢？驀然醒覺我們活在中國近代史上二十世紀的末段，接前人的歷史繼續邁步，世事滄桑、人事幾翻，歲月無情，人情冷暖，都活現在這十五年的歲月裏!大慨是因為公義和良知，是沒有報酬的原故，因此埋沒良心的人屢見不鮮!歪曲歷史的人與日俱增，回想起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汪兆銘，也不曾提出過中國要和平，大聲疾呼要建設發展國家，要求身在重慶的蔣介石，不要執迷不悟，不要逆歷史潮流地，作禍國殃民的無謂抵抗!中國人的俗話說得好:「樹大有枯枝，族大有乞兒!」，但相信乞兒也不屑這些不義的報酬，更害怕有損自己的陰德，民國軍閥吳佩夫的晚節說明了甚麼呢？相信是他明白到私利一時，節義千年的大道理，同時說明了人和禽獸的最大差別，因為禮義廉恥不可廢棄!遺憾的是昨日種種象並未逝去，而今日種種卻似是過去的延續，姑勿論中共政權如何評說六四民運，也無法改變不了歷史的最終定論，更不要妄圖扭曲中國人民的意志，因為不畏強權的傳統精神，是我們國家的靈魂，也是中華民族近百年歷史的真實寫照!「六四」死難者，您們安息吧!要知道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行不義者必自斃，善惡到頭終有報……因為這將載入史冊，請全球華人共同見證，這是為了我們殉難的同胞!

謹以《六四民運誌》悼念一九八九年中國北京愛國民主運動遇難的同胞

二零零四年六月三日六.四十五週年祭夜

參閱文獻（部分）

甲.書籍及雜誌

[1]北京學運編輯委員會，《北京學運~歷史的見證》，星島出版社，1989年7月第二版

[2]《北京風波真相》廣角鏡出版社有限公司，1990年2月初版

[3]《英雄史頁》爭鳴雜誌編，百家出版社，1989年7月

[4]《悲壯的民運》方良柱等編，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1989年6月第二版

[5]《動向~屠城新罪證》，1990年6月

[6]《北京學運~歷史的見證》，星島出版社，1989年7月

[7]《中國「六四」真相》（上、下冊），張良編著，明鏡出版社，2001

[8]《屠城新罪證》動向第58期，，百家出版社，1990/06

[9]《“六四”兩週年紀念特刊》，澳門民青團編，澳門民主青年團，1991/06

[10]《血染的風采》第三版，兆強、葛靖、思原編著，海燕出版社

[11]《中國前路》中國前路特刊編委會，1990/02

[12]《恐怖黑夜~民主運動內幕總暴露》

[13]《腳印與戰叫》支聯會”六四“七周年紀念圖片集，支聯會出版，1996/10

[14]《世紀大屠殺》鄭炳基主編，中央日報出版社，1989/08

[15]《血洗京華實錄》香港文匯報記者編輯及攝影，文匯報，1989/06

[16]《「六四」受難者名冊》丁子霖著，九十年代，1994

乙.錄像及電影

[17]電影：歷史不會忘記系列1《天安門TheGateofHeavenlyPeace》，創造社貢獻.-映象無盡有限公司發行，1995

[18]香港無線電視台新聞報導（電視錄影），1989/05~06

[19]香港亞洲電視台新聞報導（電視錄影），1989/05~06

[20]《歷史的傷口》

丙.報章（1989年5月~6月期間）

[21]《人民日報》

[22]《東方日報》

[23]《澳門日報》

[24]《大眾報》

[25]《星島日報》

[26]《文匯報》

[27]《天天日報》

[28]《華僑日報》

丁.其他

[29]延陵悼念六.四文獻集（1989~1991）

谢选骏指出：這是我在網上搜集的一部原始文獻的匯編。我看它雖然立足於共產黨“黨内民主派”的角度，來記載和論述歷史過程；但卻還是體現了1989年的時代風貌。

（另起一页）

【第三部分】

【八九民运史】

陈小雅，天安门之变——八九民运史

台湾，风云时代，一九九六·六

【目录】

序 历史的召唤与事实的真相

　一 八九民运与十年改革

　二 八九民运与中国现代化

　三 八九民运与文革

　四 鲜血与粪污

第一章 殒落，又一颗星！

　第一节 红玫瑰︰从盛开到飘落──胡耀邦的政治生涯

　第二节 评价问题，弦外有音

　第三节 地火在寻找喷口

　第四节 高低音之间的"串音"

第二章 第一个回合──寻找交手接触点

　第一节 "新华门事件"

　第二节 知识界的第一个声音

　第三节 "四·二二"︰人民大会堂前的对垒

第三章 警钟鸣响──"四·二六社论"前后

　第一节 追悼会以后──第一个调整期

　第二节 江泽民与北京对表

　第三节 杀气腾腾的"四·二六社论"

第四章 走向高峰的学生运动

　第一节 高潮再起

　第二节 大游行

　第三节 《导报》事件的反响

　第四节 火上浇油的"对话"

第五章 赵紫阳的政治命运与运动转折

　第一节 赵紫阳要干什么？

　第二节 党内矛盾的公开化

　第三节 新闻界接过"接力棒"

第六章 从学运到民运

　第一节 并非"突如其来"的绝食

　第二节 斡旋

　第三节 知识界与社会各界的卷入

　第四节 邓小平上街与赵紫阳的眼泪

第七章 保卫北京城

　第一节 戒严令

　第二节 进军难

　第三节 广场的支撑

　第四节 首都各界联席会议──统一指挥系统

第八章 六月腥风

　第一节 主角的替换──从"旅游革命家"的占领到四君子绝食

　第二节 镇压前夜

　第三节 最后的纪念碑

　第四节 澄清难──代《结语》

附录

　1, 中国为什么要民主？──中国现行权力系统分析〔节选〕

　2, 关于辛亥革命"避免论"的几点思考〔节选〕

　3,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七日北京市十万学生和平请愿口号

　4, 五·一一 胡启立与《中国青年报》座谈〔录音〕

　5, 五·一四 12 人士《紧急呼吁》酝酿经过

　6, 27 军平暴报告

　7, 柴玲对"六·四"天安门广场清场前后情况的追述

　8, 关于《八九民运史》的三点更正

【序 历史的召唤与事实的真相】

"人类不可能两次涉足同一河流。"

如果相信赫拉克利特的这个判断，那么，一切历史的研究和著述，除了供人怀古，供当事人或更准确地说供胜利者自娱以外，将毫无意义。在文化知识的生产与消费仍处于计划体制状态下的时代，即使是历史的著作，也难免"按需生产"。这种状态下的生产者，生产〔而不是创造〕还有另一层的意义，那就是为自己谋得"饭碗"。

如果倒退二十年，写作和出版此书，第一个收获必是这后一层意义的消失︰我将肯定会因此失去已有的“饭碗”。直到现在我也不能保证，这不会成为事实。因为在生存状态方面，我仍大部分受制于计划体制。

好在我是一个市场经济的赞同者，六年前还曾在《光明日报》撰文，鼓吹文化生产者也要“砸铁饭碗，捧泥饭碗”。有所言，最好也有所行。也许此次出版《八九民运史》就是我的一个机会。

也好在人生有限，它逼使我时刻考虑，如何把上帝交给我的东西还给上帝。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于是就有一种超然。面对良心，无意取媚于任何人。

本书写作时所本良心，是一种历史工作者的责任感。它与我曾经从事过的新闻工作者的良心相似，那就是让所有的人知道真相。只有在知道所有真相的基础上，人民作出的自主选择，才是符合民主理想的选择。一切价值的"重估"才有现实的根据。在这个意义上说，真实是正义的基础。而我，是兰克学派[一]的信徒。

谢选骏指出：人説——只有在知道所有真相的基础上，人民作出的自主选择，才是符合民主理想的选择。一切价值的"重估"才有现实的根据。在这个意义上说，真实是正义的基础。而我，是兰克学派的信徒。

我看——這個蘭克，兩百多年前的人物，屬於卡爾·馬克思們的父輩，他們所説的“所有真相”、“人民”、“自主选择”、“民主理想”……都是基於人性的誤判，有人在二十一世紀還要自稱其信徒，顯然沒有更新自己的知識結構。

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年12月21日—1886年5月23日，生于神圣罗马帝国萨克森选侯国维厄，死于德意志帝国柏林，十九世纪德国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

一　八九民运与十年改革

“八九民运”没有胜利者，就同“六·四”镇压没有失败者一样。至今人们提到它时，那种厌恶与消沉的情绪或许可以作为这一判断的佐证。我的朋友，无论是商品经济大潮的弄潮儿，还是至今仍坚持科学立场的研究者，或持“政府派”立场的官员，都觉得我选择这个课题是在与自己为难。显然，他们对赫拉克利特名言的体会比我深刻。

“八九民运”，就内容和规模来说，是中国人民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件；"六·四镇压"也是中国政府从未有过的事件。这件事情的结局，在共和国记忆中留下的痛楚，与其在每一个公民心里留下的荒诞感几乎同样浓重。所以，对它的回味，对于任何爱国者和民主理想的信奉者来说，都不可能有任何的愉悦。人类有逃避痛苦的本能，历史学者也并非天生的自虐狂。但如果这痛苦的根源将无休止地酿造历史的苦酒，这荒诞的魔匣将无节制地导演蠢剧，人们就不得不面对之，解析之。"不经战斗的舍弃是虚伪的，不经劫难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卑怯的，小智小慧是我们民族的致命伤。"傅雷在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一书译者前言中如此说过。 

“八九民运”是失败的。它打断了共和国历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十年改革的进程。但“八九民运”是有意义的。它的意义不在于所得所失。而在于这所得所失中提出的问题，正是这个民族前进中无法回避的矛盾。按照黑格尔"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这一命题，它之所以能"中断"一个事物的进程，必是这一事物有它自身的局限性。而问题恰恰在于，“八九民运”并非外界强加给"十年改革"的事物，而是这种改革路线。模式。目标本身，在后毛泽东时代条件下的必然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八九民运史"的研究，是"十年改革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十年改革史"又是共产世界运动变迁的一个重要范例。我可以藐视我的选择，但无法回避历史的召唤。

社会没有参照系，就如同人在大雾中行走。反观来路，是旅人确定脚下位置的第一个判断根据。尽管人们的结论会因各自的视野各异而不同，但事实，却将为判断奠定最终的底线。

对于“八九民运”的研究也是这样。自一九八九年以来，国内由官方不同机构出版的"大事记"。纪实文学和述评类作品，海内外当事人的回忆录，尽管都因为这样那样的缘故带有片面的色彩，但它们的出现，对于"底线"的澄清是有着互补效益的。本书的事实依据，除本人亲见。亲历。亲访者外，都是在综合比较它们提供资料的基础上，归纳或解析而成。相信这类的概括，笼罩的面积越大，其抽象就越是具有普遍意义。所以，本书与所有前人做出的努力不但不相排斥，相反，在追求"事实真相"这一基点上，精神是相通的。所不一致的是，人们对事实的评价将根据各自的信仰和价值准则来作出。

我们首先需要事实，也需要对事实的初级归纳。在这一点上，我不得不感谢那些官方的报告，侦察的证据，和大量的宣传品。它们中的许多，尽管充满对事实的歪曲和别有用心的裁剪，断章取义的排列，但多少总能反映一些事实。例如陈希同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三十日对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就是一例。他说，“这场动乱，首先表现在大量的大小字报。标语。口号。传单和挽联等，对党和政府进行了肆意的攻击和诋毁……；有的攻击老一辈革命家是……；有的指名道姓地逐个攻击中央领导同志……这场动乱，从一开始就表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尖锐对立……这场动乱……不顾宪法对`四大'的废除……不顾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游行的十条规定，不经申请批准，连日不断地举行大游行……大量制造谣言，蛊惑人心……这场动乱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已经不局限于高等学校，也不局限于北京地区，而是向着全社会和全国各地扩散"，并且"一开始就有海外。国外各种政治势力的插手。"

他的这些归纳，在某种意义上说，还是相当准确，看到了问题的要害的。循着他的这一启发，我们得以看到︰

八九民运的第一个意义，就是暴露了执政党和它的领袖与人民的矛盾。"主权在民"，是一九四九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原则。也是这个国家的政权持有者统治的合法性基础。毛泽东和他的一代领导人的权威，建立在他们对中国五亿农民的解放这一历史功绩和他们对人民的“共产主义”许诺基础上；邓小平和他的一代领导人的权威，建立在改革开放重新解放劳动和知识生产力这一事实，以及他们对人民"四个现代化"许诺的基础上〔见本书正文第一章，第二节〕。曾几何时，人民的游行队伍里自发地亮出了"小平，你好！"的标语，体现了天心。民心。民族之心，人心所向。仅仅五年不到，在同一个队伍，同一个地方，人们却喊出了"打倒……"的口号〔见本书正文，第六章，第四节〕。没有什么理由认为，人民的前一个口号是正确的，后一个口号是反动的。它的出现，迫使执政党反躬自问，究竟在哪些方面背离了民心，背离了社会发展的方向。自己将如何防止从一个合法统治者，蜕变为一个仅仅靠暴力维持的政治寡头。

对此，邓小平是做了反思的。一九八九年五月三一日，他在与李鹏。姚依林谈话时说︰“第一，我们要改换领导层。新的领导机构要使人民感觉到面貌一新……人民是看实际的，否则真正就要永无宁日。如果我们摆一个阵容，使人民感到是一个僵化的班子，保守的班子，或者人民认为是个平平庸庸，体现不出中国前途的班子，将来闹事的情形就还会很多很多。“第二条，是真正办几个实绩，要惩治腐败，要取信于民……要拿事实给人民，这样人民的心才会平静下来。不然就会今天一个上街，明天一个上街。如果不从更深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那么，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的平静都靠不住。”这个道理，千真万确！

陈希同的报告告诉我们，八九民运的第二个意义，在于揭示了"十年改革"路线。方针方面的问题。这就是在中共党的基本路线中，"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的对立。在这个特别需要统一行动，特别需要用新的思维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的历史新时期里，正是由于这条路线的存在，使来自意识形态的诘问每每成为左右改革探索实践的震荡之源；"四个坚持"成了一切党内迫害。龊龌和社会压制，尤其是对改革者实行清算的罪恶之源。在“六四”镇压后的大清洗中，中共政治局常委兼中组部长宋平说︰"这次动乱和暴乱的煽动者。组织者。指挥者，不少是共产党员。"中共元老彭真也指出，八九民运是党内。军内〔见本书正文第七章，第三节〕矛盾，及其它多种社会矛盾的交叉。而所谓"四项基本原则"，正是这个党内矛盾的正宗源头。对此，那个把“四个坚持”写信进宪法的始作俑者，两代"帝王之师"胡乔木在弥留之际已有所悔悟。

陈希同的报告还告诉我们，八九民运的第三个意义，在于暴露了现行法律制度的缺陷。八九民运中，学生和民众根据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不断冲破政府关于游行。结社和贴大字报的禁令，说明了现行政治原则。法规体系与宪法精神的冲突；暴露了在统治者心目中，法，与几千年古代社会一样，是制裁和限制人民自由的工具，而不是现代社会中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的守护神；尤其是由"四·二六"社论带来的大规模社会动乱的事实，暴露了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奉行"习惯法"的国度〔见本书正文第四章，第三节〕，而并非一个"立宪国家"；宪法的所有条文，由于中共党的地位。党的纲领。党的政策路线的实际高于一切，都不得不以"将来进行时"屈居政治生活的次要地位。

按照陈希同报告的归纳，八九民运的第四个意义，在于它暴露了现行"集中─计划─动员"型机制的弊病。谣言四起，谣言惑众，首先是政治缺少透明度，传播媒介的非大众化，政治表达与意见传输机制功能的退化〔见本书正文第四章，第四节〕，社会缺少缓冲机制，以及社会矛盾积累的产物。在八九民运中，赵紫阳曾试图以增加新闻的自由度对这一矛盾进行调节，但在未改变"动员型"体制的情况下，新闻媒介的单项改革，不仅无力平息已经发生的动荡，相反只能加剧事态的扩展〔见本书正文第五章，第三节〕。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陈希同们痛诋谣言之可恶的同时，他们自己也在政府堂堂皇皇的出版物上，公开的散播和制造谣言。在此，仅举一例作为佐证︰某书刊载的一篇“某学院一名二年级学生”题为《痛定思痛，我悔！我恨！》的“日记”，就伪造了"新华门事件"的所谓背景材料。这篇“日记”说︰“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日星期四在老 IU 带领下，我们班今天有人去新华门，听说打起来了。我没去，因为小 OU 说要呼打倒共产党的口号，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没有共产党，我们这么大个国家，谁有资格。有能力来领导？"[二]而事实是，四月二十日凌晨参与新华门冲突的学生，是四月十九日晚前往请愿的。按照一般人写日记的习惯，记述者要么在四月十九日当晚记入︰"今晚……"如何如何；要么在四月二十日的日记中追述︰"昨晚……"如何如何。而且，"新华门事件"中所谓"打倒……"的口号，现已有各种回忆和调查资料证明，纯粹是在一女生"被强行带离现场"的情况下，偶然呼出的，根本不是并不知道当日会强行清场的学生"有预谋"的活动。〔见本书正文第二章，第一节〕。

政府或暂时不能超越政府立场的材料存在这类问题，学生和社会其它组织的传单。大小字报及回忆材料也存在同样问题。这就给不可能事必躬亲的史书作者留下了大量的考证事务。而本书的义务，就在于本着历史的良心，对那些众说纷纭的事物进行分析。比较，并试图提供一种令人信服的解释。在无法做出判断的地方，公开存疑不论。

以上根据陈希同提供的思路，所说的八九民运的意义，只是一个方面。当然还不是一个完整的方面。因为，这次运动的一个最重要意义，还在于它对"十年改革"在政治体制方面的进展和成果作出了检验︰在这个政权下，人们仍需要用肚皮去推销他们的脑袋──用绝食的方法去阐扬一种观点，一个思想；它提醒人们重新考察所谓"政治协商"制度的内容；重新审查打着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旗号分享政权的"多党合作"的实质〔见本书正文第四章，第四节〕。它使人民再次认识到，那种没有制度保障的所谓共产党的"自我监督"。"自我革命"及自身调节的局限性，而最终大大提高人民发挥自身历史主动性的觉悟，并使这种潜能变为现实的时间大大提前。

恩格斯说过，无情的历史，应是觉悟了的现代人的史前史。今后的历史，应该是与文学的精神。道义的精神和人性统一的历史。

谢选骏指出：人説——“八九民运”没有胜利者，就同“六·四”镇压没有失败者一样。我看——這人談論八九民運但卻還是口不離“恩哥死”，這豈不是荒謬了！——恩格斯餓死了他的革命哥哥馬克思，所以我叫他“恩哥死”。

二　八九民运与中国现代化

此外，八九民运还存在另一方面的意义，那，就是它对人民，对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的民主因素，以及对适应政治现代化要求的变革理论的检验。

如果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剥开八九民运全民性"抗议腐败，要求公平"的表层，触及这一"冰山"的水下部分，我们不难看出，它的出现，与知识阶层独立意识及全体人民参政意识的觉醒，以及它对中产阶级社会政治要求的自觉适应是分不开的。

无可否认，无论是作为运动的思想提供者，还是实际运作者，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都是这次运动的一个主要角色。他们呼唤了这样一场运动，但却没有能力将它善始善终。这一方面是由于政府顽固拒绝现代政治思维所致，另一方面，也是知识群体缺少社会基础与适用理论及操作方案的结果。从八九民运中他们的行为分析可以看出，这些知识分子进行宣介和据以操作的思想。理论。技术手段，一部分来自西方启蒙时代的民主革命理论和历史经验；一部分来自近现代西方保守主义思潮；一部分来自近年来东欧民主运动的实践；一部分来自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经验和毛泽东思想。显然，如果书写一部《中国的中产阶级革命》，八九民运无愧于它的探索阶段的首篇，但指望这场运动，能够在一面如同西欧中世纪地图一样色彩斑斓的旗帜指引下取得胜利，无疑是痴心妄想！

……

在众多"脑袋跟着鞋子走"的人当中，也有为数不多的"用脑袋走路"的人。通过对现有资料的分析，笔者认为，在介入运动的所有知识精英的圈子中，唯一拿出了一套理论，对事件的发生进行解释，对学运加以定位，并以之为指导进行预测，以制定行动方案，付诸操作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大清洗"中被判处一三年徒刑。民办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的负责人陈子明。

这个以中共政治局委员为自我期望目标的青年的理论，概括起来，就是属于认识理论范畴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模式，属于操作理论范畴的“政治运动──政治组织──政治权力”模式。这两套模式，一套来自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周期性经济危机与政治权力变动的相关经验，一套来自中国现代政党发生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经验和毛泽东思想。

这两套理论，如果单纯从理论上看，放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都是无可挑剔的。因为，经济危机，通货膨胀，工人失业，肯定下一步将会引发社会危机；社会出现动乱，政党必然活跃，执政党的权力就会发生动摇，由此转出政治危机。当时，根据有关经济专家的预测，中国经济的危机将于一九九〇年到来。陈子明认为，如果到那时再转成社会危机，将会出现天下大乱，中共的政权将难以经受考验。而这一次，由于胡耀邦的逝世，引导社会危机提前爆发，实际上是给了中共一个"亡羊补牢"的机会。即在政府经济还没有到达极弱，事情还没有发展到不可收拾地步的时候，它可以运用调整政策，扩大政权基础等方法，绕过"政治危机"这一关。他假设中共与他一样，是看到了这一前景的。所以存在着"体外精英"与政府合作的机会。他选择了一种类似"国共重庆谈判"，但重心倒置的方案来推进这一合作的实现。即中共在一九四五年是立足于"打"，用"谈"来争取同情和时间；一九八九年的陈子明是立足于"谈"，用"打"来争取谈的资本。

在另一方面，他认为，在中共多年的严密防范下，在中共控制之外的独立的政治力量没有滋生的机会。在“政治运动──政治组织──政治权力”的这个逻辑的链条中，每每在“政治运动”与“政治组织”之间就脱节了，每次运动过后，什么也没留下。这次学潮引发的社会危机，如果中共无法独立收拾，就不得不借用对学运可能发生影响的社会力量。而社会力量被借用时，就可以进行讨价还价︰用成立合法政治组织和参政作为平息学潮的条件。所以，就在赵紫阳的智囊们苦于无法收拾，军队少壮派磨刀霍霍，激进民主派一味地想要李鹏政府倒台时，陈子明却看准了，这对政府和有参政愿望的"体外精英"双方，都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本着这种认识和估计，早在四月底，他便设计出了一个“三线”计划，即︰一线，由学生组成，继续向政府施加压力；二线，由对学生有影响力，有社会知名度的知识界人士组成；三线，由他主持，专司和政府谈判。

他的这套方案，看上去是无懈可击的。在一定条件下运用，对中共政府和学生。“体外精英”三方来说，都未必不是当时中国最好的一条出路。

但是，放在一九八九年的中国，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操作上，都存在着一些问题︰

第一，从判断形势方面说，中国当时的危机，虽然首先来自经济，但它与西方的经济危机有着不同的本质和不同的制约因素。

第二，中国的政治结构不同于西方，是一党专政；政治逻辑也不同于西方，一九四九年建立的政治制度，本质上政权还没有经过民主化的根本改造，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建立在强权基础上的。执政人物即使亡党亡国，也不会引咎辞职。而更重要的是没有有组织的力量取而代之。所以，无论是八〇年代还是九〇年代，所谓西方式“政治危机”的可能性根本不存在。可能存在的只会是政党危机或“接班人”危机。

第三，导致"经济危机"的直接责任者，按照陈子明的观点，是赵紫阳和他的改革派。而这派人物，在运动中是与民众站在一起或至少愿意与学生谈判的。如果以危机作为与政府谈判的筹码，那么谈判的结果应该是改革派下台，“体外精英”与改革派所依赖的“体内精英”的换位。这种结果如果出现，将正好应验了《严家其。温元凯关于时局的对话》[三]早就警告人们要防止出现的局面︰“利用中国的动乱制止改革”，“把中国的困难看作是取得权力的机会，准备收拾残局”。这当然就很难为期望和支持进一步改革的运动主体所接受。

第四，“政治运动──政治组织──政治权力”的模式，是五四模式。它实现的条件，是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政治环境︰旧政权〔军阀〕统治基础脆弱，各派势力进行政治与武力整合的能力因派系的多元化而互相抵消，政治上的最终胜利有待于军事上压倒的力量和战场上的最终决一胜负。进入八〇年代的中国虽然也有了民主的气象，但军队并没有经过“国家化”改造，它不同于美国的民主联军，也不可能不为共产党说话。如果希望政府让步，必须的条件是“压力”超过军力。否则，即使政府扩大参政面，其“民主”也仍然是随时可以由“主人”收回的恩赐的民主。

第五，实现陈子明的方案，就必须认同把学生当“人质”的做法。由于参与者政治道德的进步，它很难为人们所接受。故而人们在赞叹他的心思周密之时，无不要补充一句︰最有力的是你自己站出来！

──这些因素，使陈子明的设计看来完善，但在与实际对接时，难免有错位的嫌疑和实施的困难。这些，或许也是他所领导的“体外精英”始终未与“体内精英”形成联盟，就在他已依靠“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基本控制广场局势后，“一线”的学生领袖拒绝合作〔见本书正文第七章，第四节〕的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无非是想说明，"八九民运史"的研究，对于未来中国现代化的意义。它至少可以提供一条底线。它告诉精神和思维仍停留在旧时代的人们︰历史已经进步；也告诉以激情和幻想为食粮的人们︰中国的社会发育。"政治人"的理性生长。自组织与应变能力，尚处在初级阶段。它期待中国的进步，更期待这进步是切实的。就象于光远先生所说，"股票市场是中国人学习市场经济的课堂"一样，八九民运是〔包括政府官员在内的〕中国人学习现代民主的课堂。它不仅为政治精英提供了将民主理想原则付诸实践的实验场，也为科学研究工作者提供了检验这些理论的丰富实例和资料。尤其是对社会学与政治学研究者来说，它将是一个极有开采价值的"富矿"。在这方面，香港学者或许已走在了前面。但是，通过对史的了解，人们便会知道，要接受那些人们为八九民运抽象出来的民主制概念背后的事实，将远不如接受这些概念来得愉快。例如，所谓"集体领导制"，实际上是民运缺少负责任的领袖的产物；所谓"少数服从多数"，每每成为大众的激进主张否定理性的决断的关键环节；而"多元化"又往往是激进分子处于少数地位或权力追求时的堂皇出路，等等。它使人们看到，那种诗人笔下竞争长高，一浪高一浪如火如荼的沸腾景象，正是事物向无序方向发展，并将从它的顶峰跌落谷底的前奏。它警告人们，民主在西方国家获得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它在东方土地上的无往而不胜。〔参见本书附录《中国为什么要民主？》〕

谢选骏指出：人説“民主在西方国家获得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它在东方土地上的无往而不胜。”——我看民主在西方國家的成功也非終極性的，需要時刻維護甚至拼命保衛的。

三　八九民运与文革

所谓“八九民运”，从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逝世起，至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北京出动军队大规模镇压止，总共只有五〇天时间。在此后的几天内，北京。上海。成都。武汉。太原。西安。昆明。郑州。长春。南京。哈尔滨。长沙。天津。兰州。合肥。济南。杭州。广州。乌鲁木齐。福州等地爆发了相当规模抗议性活动。这些活动虽然与“八九民运”有着一定的因果关系，但它的性质和作用已经超出了民运所表现出来的性格，因而，在本书中，拟不作为探讨与描述的对象。值得指出的是，官方材料对这一事件的分期，一般采用了"五六天"这一说法。这种分期法的算法，是以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为起始，以邓小平六月九日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宣布"我们党经受了一场严峻的考验"为止，显然这个分期法是以中共党的政权所面临的一场危机为视角而提出的一种时间概念，它是不适于拿来作为描述以民众为主体的这本《八九民运史》的。同时，这种分期法，也是为"从动乱到暴乱"这个镇压借口服务的。可惜的是，他们罗织的所谓暴乱罪名，通通发生在“八九民运”遭到血腥镇压以后。这种欺骗的手法，当然只能蒙蔽舆论于一时，而不能篡改历史于万世。所以，这也是本书拒绝这一分期法的原因之一。

“八九民运”虽然前后只有五十天，但短短的时间内，却集中了无数丰富的内容。它们有︰对亡者的悼念运动。签名运动。游行请愿。绝食。自由结社与自由办报运动，还有史无前例的反戒严运动。卷入这场运动的社会各阶层也空前的广泛，他们有学生。市民。作家。知识界著名人士。记者。国家干部及少数现役军人和工人。警察……。以至于政府非出动几十万军队才能平息事件，而又不得不长久地为这种措施付出代价。 从历史上看，一个国家的民众，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能够实现如此广泛的动员，除国家遭受外敌入侵的情况，是很难予以想象的。在共和国的近现代史中，只有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和一九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可以比拟。而无论是对辛亥革命的研究，对"五四"的研究，还是对"文革"的研究都告诉我们，要找到它们的原因，至少要去研究此前近十年以上的历史和社会，经济与思想。八九民运也正是这样。这五十天，是浓缩了的历史。写《八九民运史》，只不过是将这五十天放在显微镜下，但是你通过显微镜看到的，已不仅是物体的本身，而是活活的一部现代政治进化史。正因为如此，本书不得不涉及一些文革结束以来，进而至于"十年改革"时期的许多问题，以求为读者提供一个更开阔的视野。

应该指出，最早对八九民运的成因进行综合概括的，是在此问题上持"政府派"立场的何新。他关于此次运动的"四大动因"与"三大背景"的论断，形成于一九八九年四月底至五月初。在官方新华社五月六日《国内动态精样》中，刊登了何新写给中央领导人载有上述内容的信。该信关于“四大动因”是这样说的︰ 

“这次学潮的发生，有复杂的政治和经济因素……一、学生中不满情绪和促进民主改革要求的自发力量。二、大学生接受近年激进改革思潮。西方思潮和文化虚无主义三大思潮〔如《河殇》派。方励之。刘晓波〕影响而形成的极端的力量。三、因某些激进政治派别〔指党内民主派──引者注〕的暗中鼓动。四、海外敌对势力的暗中策动。” 

至于"三大背景"，信中说︰ “〔一〕由于近年中社会分配不公，导致两极分化现象，使少数官员。新生资产者与多数中下层群众的利益对立化，引起广泛不满。这一现实，也使人民对现行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产生怀疑。〔二〕由于屡次失误，使人民对党的方针政策信任值降低。〔三〕通货膨胀的发展，侵害中下层人民生活，引起家广泛的不满。”

他的这些天才论断，因后来服务于中共对知识界和社会民主力量的大清洗。大镇压而臭名昭著，但当时光流逝，意义纷争的大潮退去之后，面对历史与科学的研究，这些论断仍能给人们一种水落石出之感。 

在探讨八九民运发生原因问题时，我们不得不谈到与之时间距离最近，规模和形式最相近的一场运动──文化大革命。进行这样的联想，也许是对这场运动持"政府派"立场者所愿闻，而"民运派"会引以为痛心的。但问题是这种联想。比较有没有根据？其次，才是对它的解释与评价问题。 

勿庸回避，八九民运和文化革命在形式上是有许多相似之处的。除大小字报，游行集会，总部运动，绝食静坐之外，串联全国〔当时还没有"通电海外"一说〕，指名道姓地要见领导人，搞"百丑图"等在思路。语言上也有许多类同。对此法国《费加罗报》特派记者曾撰写了《中国︰文化革命的幽灵》说︰ “从昨天〔五月一日〕开始，学生运动已进入第三周。某些观察家〔他们不同于当局那样挥舞文化革命的幽灵来吓人〕从现在的学生运动中看到了与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一些类似的地方︰大字报。传单。反对老前辈与政府的口号，反对贪污腐败和反对派中不同派别的分裂。五月十八日，香港《快报》更是把赵紫阳对戈尔巴乔夫的讲话与‘倒邓狂澜’〔见本书正文第六章，第四节〕联系起来，说“现在的情况，有点象文革时期毛泽东藉红卫兵的力量把刘少奇斗倒的翻版”，称赵的此举是"活用毛泽东的高招"。

凡此种种形式上的比较，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它虽然可以说明作为一种政治文化，文革还深深地印在人们的意识中，但这种政治文化只不过是传统政治结构和"两极社会"〔参见本书附录，《关于辛亥革命"避免论"的几点思考》〕的一个现代标本而已。从东西方政治运动比较可以看出，所谓文革特色，其实就是"揭杆为旗，斩木为兵"的"造反型"特色。它是"动员型"而不是"协商型"政治偏离常规的产物，同时也行使其再造的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特色并非造反派的创造，它的最终制造者还在国家和政府。

我们在考察八九民运与文革的关系时，当然应该着眼于这些形式所包含的内容。八九民运与文革确有不同。但那也只是表面的不同。从表面上看，它们似乎倡扬的是人类价值对立的两极︰一个是为了"神"，为了毛泽东所代表的个人专制权力；一个是为了"人"，为了人民民主的权利。前者是奉命造反，后者是自觉革命。但是，人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忽略了真正的文革，是在毛泽东与自己发动的文革不断地进行搏斗中行进的；它的不平凡的乐章，是在失控和反失控的交响中谱写而成的。毛泽东，这个被压迫阶级的"守护神"，在那场运动中，实际上只是被各种心怀不平〔有地位不平。遭遇不平。能力不平。精神不平〕的人们借助"打鬼"──各级政权的掌握者。人民心目中的特权阶层。文化贵族──〔正如他对江青所说〕的钟馗而已。八〇年代是一个神灭的时代，人民已经有了自己的旗帜，他们不再以某个人的名义，而是以民主和法制的名义要求兑现自己的权利，这是时代的进步所赋予两个运动不同的性格，但是它们的内在动力，在广大人民来说，均是追求平等的渴望。从而，在指向特权阶层及其"制度性腐败"这一问题上，两者表现出惊人的一致！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广义的文革造反派，不论其个人具体经历如何，从社会阶级构成来说，主要是处于社会下层人民的一个政治派别。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革命后处于受压抑地位的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后裔。与工农大众所持有的"原始平等"主义不同，他们的"造反"大多不是出于对物质利益分配不均的抗议，而是对发展机会与政治际遇不公平的反叛。如果说，前者的行为〔按毛泽东的说法〕是一种"经济主义妖风"的话，后者的行为在当时和后来的特权阶层眼中，则带有典型的"阶级报复"的色彩。他们是按照阶级秩序新建立的"专政"国家的受害者，他们的后代是前代阶级斗争的牺牲品。在阶级本质上，他们与工农大众本不属于同一共同体。但当着控制着社会全部资源和分配权力的掌权阶层迅速"特权化"并"血缘化"时，得不到充分发育从而也无从展示阶级特色的处在社会下层的这两个阶级，在共同利益面前，也就被轧成了一个整体。形成了不同于"老红卫兵"的造反派〔或所谓逍遥派〕。

为了重建一九四九年奠定的阶级秩序，寻找邓小平时代的社会基础，与文革上台派华国锋进行政治斗争，需要彻底地否定文革，打掉文革造反派；为了实现经济建设的新的承诺，也需要重视知识文化和重用知识分子。于是，便形成了重新"正位"的特权阶级与知识阶层在邓记"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四]撮合下的短暂蜜月。但在这个貌合神离的"婚姻"中，知识分子只是拉磨的驴，特权阶级仍是磨坊的主。这一方面表现为，在大量中青年改革的积极分子当中，不论你有何德。何能。何才。何干，只要是"三种人"[五]就决不提拔。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对知识阶层要求扩大参政权利，并使之不再是一种"优惠知识分子"的政策，而是一种民主制度的要求，予以通透的拒绝。针对知识阶层"政治多元化"的要求，一九八九年春，中共党的总书记赵紫阳在与民主党派座谈时重申︰在中国搞多党制，搞反对党，搞西方的那一套，我们不同意。在座的民主党派也不会同意。不合国情……如果主张多党制，不是别有用心，也是书生之见。

正是这种新的压抑，及片面改革带来的社会不公，又一次把知识阶层与人民大众轧成了一个整体。他们本质上仍有区别的诉求，共同组成了八九民运的抗议声浪。 

人们普遍感觉到，阶级斗争理论在十年"淡化"之后，八九民运中突然又变得好使起来。一位在八九民运中起过重要作用的"青年帮"成员〔见本书正文第二章，第二节〕，笔者的朋友，也曾在与本人大谈革命畅想之后，郑重其事地宣布︰我们就是要"革"你老头子这种人的"命"。一份署名"全国工农群众联合行动指挥部"题为《看准目标，勇往直前──再造一次中国工农群众南征北战的辉煌成果》的传单说︰要"牢记阶级恨，莫忘血泪仇"，中国农民两千年来反抗地主阶级的压迫，现在要反抗无产阶级专政下滋生的红色资产阶级和官僚阶级。[六] 

读一读郑义的书信体传记文学《历史的一部分》，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出八九民运对于文革的这一主题的继承性。作为文革前的一位地位受歧视者，文革初期的受迫害者，以后的造反派，他以"人权"的名义声张了那种"造反"的合理性；继而解释了作为八九民运的重要"黑手"，他的思维与文革造反依据的一脉相承性。他的"反特权阶级"的灵魂，代表着在八九民运中构成左翼激进主义呼声的全部"理性"。由他担任主要起草人的《五·一六声明》，可称之为这种意识的集中体现。〔见本书正文第六章，第三节〕但是，八九民运决不是八〇年代再版的文革。它的一个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造反运动的显著特征，就是大多数参加者所持有的对法制与秩序的要求。这一首先由第一阶段学生运动表现出来，并贯穿运动始终的特点，曾给知识界人士以极大的感动〔见本书正文第六章，第三节〕。后来与陈子明一道被判处一三年徒刑的王军涛，在四月下旬与本人的一次见面中也谈到︰"过去的学运是北大挑头，口号是自由。民主。人权，这次的运动以法大为核心，口号是法制。过去那种口号，政府很容易接过去，他们给你摆历史，划阶段，然后是阐明`代议制'的合理性，把抽象变成具体；而这一次讲法制就要与宪法对条文，回答不了的问题就要有承诺。""这次运动使我对前段大众文化又有了新的评价，一是它对于人的个体的自我觉醒的意义，从非理性中看出理性︰使人变得无畏，无宿命感，认识命运就在自己手中。他们不能再指望别人。那些自称有历史责任感，被青年们视为精神领袖的人，在这个时候为了忙出国，差一点写了悔过书。二是在一片悲观失望之后，人的心灵得到了净化。自我牺牲。崇高。廉洁的东西，仍然能得到人们的尊重。"的确，青年学生虽然提不出更多的理论，方案，他们却为这次运动树立了一个不可动摇的精神主体。他们所倡导和努力加以实践的"和平·民主·法制"原则，得到了除政府中少数人外的全社会普遍的尊重。

没有什么理由怀疑八九民运是一场群众自发的平等要求与学生和知识阶层的民主追求相结合，而共同参与发动的运动；没有什么理由把一场有着社会心理广泛基础的运动归结于“极少数极少数人”恶意煽动和阴谋策划的结果；也没有什么理由把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知识阶层与学生群众的合法权利区别看待。如果不是深怀阶级偏见和本能地对知识阶层怀有仇恨心理的话，至少应该承认，党的领袖。普通党员。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工人农民。待业青年，一切拥有这个国家的公民权的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但是遗憾的是，在八九民运中，我们屡屡听到政府官员与共产党的领导们，站在全体公民为之筑起的讲坛上，把学生和知识分子进行离间，把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进行离间，甚至毫无自责。毫无愧色地把地位低微。生计无靠但绝对拥有公民权利的北京市民中的一部分称为“社会渣滓”。同样令人遗憾的是，一些民运领袖为了博得人权舆论的同情，也把那些与自己一样参与了推动民主运动的有责任能力的公民称为“孩子”。假如真是那样，他们，就需要别人替他们负责任。

需要指出的是，在知识界内部，在八九民运问题上，也有人以难以置信的歧视对待自己曾经混迹其中的同类。请看"六·四镇压"后大清洗期间何新给某中央机关刊物的上书云︰“至今仍有人把一九八九事件看作`一场伟大的民主运动'，殊不知这纯粹是欺世之论。在我看来，八九动乱的根源，根本不是大学生追求民主的运动……在这个事件中，天真无辜的青年学生早已成为被国内外复杂政治力量，无情加以利用的可怜政治工具。”他接着说︰“这场运动的政治目标，不是抽象民主而是十分具体的〔见诸其标语口号〕。其第一步目标是颠覆以李鹏为首的国务院。更深一步的目标，则是颠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整个政治领导体制〔即所谓`结束垂帘听政'和推翻`老人政治'〕。所以，从政治的直接目标看，八九事件实际是一次未遂政变运动。”他还说︰“事态进程表明，他们所要的既不是民主，也不是反腐败，唯一真正的目标就是权力。他们需要让形势进一步乱下去，直到他们最终接管权力。”“这场运动的后期目标，是掀起兵变和全面内战。而一旦这种局势形成，届时外部势力即将大规模而公开地插手，从而彻底推翻现制度”。他急切地提醒李鹏政府说︰“对于一九八九事件，我们必须注意这一事件的这种非自发性，这有助于揭露和认识其真正的性质。”“一九八九事件，在极大程度上，它是被其幕后的策划者所导演的，是被种种谣言和蛊惑煽动起来的……这是一部超大型的现代化妆。居心险恶的丑剧，而决不是什么悲壮史诗。它那浓重的阴谋色彩，使学生的纯真。民众的轻信，显得更加轻率荒诞。这个事件乃是对历史和人类的一次大愚弄。”“翻案必将引发动乱。”“遗憾的是，至今〔一九九一年──引者注〕尚未全面揭露这场事件的真正背景和上述本质，因此，这一事件的虚假道义形象依然存在。这实际是一个隐患。只要这一隐患未被消除，翻案的可能性。由翻案而导致新动乱的可能性，即也依然存在。对此当有清醒的认识并保持高度的警觉。”

诚然，八九民运是不是一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或"史诗"性事件，不应是以当事人的判断为标准的。甚至当代人所作出的结论，也难免有历史的局限性。当二〇世纪初期，辛亥革命志士以"沉舟侧畔千帆过"的风发意气，宣布"洋务"与"改良"作为政治路线的最终破产时，他们不会想到，当革命高潮过去之后，在社会河床底部滚滚涌动而推进历史的，正是那些点滴的改良和近代化势力在起作用。法国大革命是一场"暴民叛乱"或是人类进步的枢纽，在很大程度上既不取决于路易家族的情感，也不取决于丹东。罗伯斯仳尔们的行为是否纯正，它取决于历史的走向！取决于人类作为总体的价值追求。而当人类的这种追求目标发生转换，人们将对一切价值进行重估时，他们也不妨对自己昔日谟拜的偶像弃之如粪土。所以，对于八九民运的评价，是一件人类的事情，是一个关乎人类总体的价值追求的问题，是历史的事情。它与那些蝇营狗苟者的鼠目寸光。可怜私利毫不相干。

在何新的立论中，"权力"，似乎是一个类似试金石式的东西。他的逻辑仿佛是，为民主，反腐败就不应该有权力诉求；以权力为目标的运动就没有正义与非正义可言。为了引起李鹏们的注意，这个"著名文字学家"一再使用了"颠覆"这个词汇。颠覆者，权力也。这种做法，正好不打自招地道明，"权力"恰恰是最能刺激李鹏们的一个实在的字眼。不管民运是否以夺取权力为目标，反正当权者把权力看作一切中心的中心，这一点恐怕要因为何新的这一强调，而更加昭然若揭了。那么，人们自然会反问︰既然权力如此肮脏，以维护权力为目标的政治行为又有什么正义可言呢？也许是顾及到读者并不愚钝，他注意在现"政权"前面冠以了"合法"的定语。但这位"著名历史学家"恰好忘记，一个政权的合法性来源，恰恰在于它的人民的拥护。人民的革命，是当今世界一切宪法之母。革命是造法的机器，并不需要"依法"行事，就尤如上帝永远无需加入教会一样。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本人同意"八九民运是一场人民革命"的观点。如果遵重事实，就应该看到它的参加者既没有要发动一场革命的意识，也没有夺取权力的迹象。对此，这"学运─民运"的学生领袖王丹，有一个清楚并符合客观实际的表述。他说︰ 

“从根本上讲，我们这些组织者和发起者在内心中是将这次运动当成一种政治表达的，当然不会想到暴力。非暴力原则和"理性。和平"的口号一直作为我们的一项基本原则为我们所反复申明。一旦事态恶化，我们面对赤裸裸的暴力，首先在心理上就感到无法也无力接受……六月三日在北京街头有不少枪支弹药流入民间，`高自联'如果真的`阴谋暴乱'的话，为什么非但没有号召把武器集中，组成一支专门的武装力量，反而通知各个路口的学生将得到的武器就地上交公安机关呢？”“民主化的最终目的也不是为了得到政权，而是为全国确立一个健全部的政治运行机制，确立一个民主的政治环境。”“作为学生，我们始终没有认为自己在从事一场政治运动，而只是简单地认为自己投入的仅仅是学生运动，学运的目的就是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代表人民提出问题与答案，要求政府接受。因此，在整个运动中，即使是激进的学生也从来没有考虑过采用一般政治斗争的通用策略，比如联系上层权力斗争，发动下层民众，与投入运动的其它政治力量结成同盟。”“当学运发展成为全民民主运动之后，……知识界总认为目前进行的主要还是学生运动，为了保证学运的`纯洁性'，应该由学生起主要的领导作用，他们只起咨询。参谋作用。”[七]

显然，在十年改革创造的社会精神文化环境下，通过进一步推进法制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中国完全有条件走一条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八九民运，恰好是人民以非常方式表达这一愿望，表达自己的急切心理与担忧，期望亲手参加这一变革的集体行动。而拒绝人民的这一要求，漠视人民的这一愿望，对人民的合法合理要求以暴力进行回答，恰好是导致矛盾向敌对化──即改良向所谓的"革命"转变的导火索。因此，要回到真正的改革轨道，要给人民以新的信心，不仅如邓小平所说，要有新的领导群体有新的面貌，政治家无可回避的一个课题，就是对八九民运进行重新解释。

谢选骏指出：把希望寄托在鄧小平這個街頭流氓的身上，只能是與虎謀皮。

四　鲜血与粪污

王珞、杨小凯曾经为八九民运为何没有产生自己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寻找原因。他们说，这与中国知识分子认同于"政治迫害文化"，使中国的每一次"持不同政见运动"的成果得不到积累，无从产生象瓦文萨。哈维尔。曼德拉。金大钟式的"持不同政见运动"领袖人物有关。[八]

本人以为，八九民运没有产生自己的领袖是真，但中国是否存在"持不同政见运动"，这仍然是一个值得疑问的问题。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八九年，四十年中，除一九五七年毛泽东煽动的"大鸣大放"中出现过"体制外选择"〔即制度和国家选择〕的要求外，包括八九民运在内的其余群众性运动，提出的大都是"体制内选择"的要求。〔即政策。领导人。党派。政府的选择。〕这一方面与中共"一元化"领导下，"一元经济"使现代社会各阶层得不到充分发育，社会政治制度使得各种社会利益集团长期以来没有自己独立的社会政治生活，自己的舆论工具和经济实体有关。另一方面，中国政治社会中的所谓"体外精英"，虽经过十年改革宽松环境中的成长，到一九八九年为止，仍然是一个这样的混合体︰它主要是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因意见不同而被排出体外的共产党人和"报国无门"的知识分子群体组成。他们中的一些人，或许身具瓦文萨。哈维尔。曼德拉。金大钟的素质，至少不妨作一回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但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更倾向于作戈尔巴乔夫。一九八八年，本人在《地下的热泉──〈过渡文化的十年〉选章之一》中曾判断，这批人物更多地把自己看作是怀着"第二种忠诚"，但被误解的布尔什维克的"屈原"和"岳飞"。其实，一年以后，因胡耀邦“含冤去世”而引发的这种压抑和不满的暴发，虽然从客观上讲有助于推动真正民主制度的建立，但从主观上说，却是一种"失散了的自由电子"渴望回归"原子家族"的运动。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四日，十二名学者座谈时局〔详见本书附录〕时，刘再复的一段话曾赢得满场笑声和掌声。刘再复说︰"我们党四〇年来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自我批评的时候还可以，但不允许别人的批评。比如大跃进，过热，我们自己说说行，但彭德怀站出来批评就不行，知识分子站出来批评就不行。这样我们党就只有一个正反馈的机制，而缺乏一种负反馈的机制……由于我们不习惯于负反馈，我们就不断地把批评当作异端，就会堵塞言路，造成新的冤案。这几年，我们连续对政治界。文化界。理论界一些同志的处理，就是这样一种情况，最后连总书记也蒙受冤屈〔众笑，鼓掌〕。个人受冤屈，不能视为小问题，不仅是对人的尊重问题，另一个就是堵塞了言路，堵塞了不同意见的渠道。"很难说参与鼓掌的人中没有比瓦。哈。曼。金更适合当领袖的人物，但很明显，他们并不认同于"持不同政见运动"，哪怕是在一九八九年的五月。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政治社会中的这种"戈尔巴乔夫梦"，比戈氏本人的明星史要

也许，事情从一九八六年的方励之开始有了变化。但他最终托庇于美国大使馆的行为，说明他没有曼德拉们的勇气。一九八九年李鹏政府的一纸“戒严令”，也许把更多的人推上了一条不能回头之路。但从此开始，瓦。哈。曼。金们的成长过程，如果他们不改变路向的话，不能不说将是漫长的。

任何一场群众运动，哪怕是肯定会以正面形象彪秉于史的革命运动，它本身的情况与它远播的名声，总是不相称的。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奥里亚娜。法拉奇的一个判断曾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她说︰

“所有的旗帜，即使是最崇高。最纯洁的旗帜，都沾有鲜血和粪便。当你瞻仰陈列在博物馆和教堂里的光荣旗帜时──在理想和希望的名义下，人们象崇敬珍宝那样跪拜在它们面前──你不要产生错觉，因为那些褐色的斑点不是锈斑，而是血迹和粪污，粪污还往往多于血迹。失败者的粪污，胜利者的粪污，好人的粪污，坏人的粪污，英雄的粪污，带着鲜血的普通人的粪污。哪里有鲜血，哪里就有粪便。前者需要后者……如果鲜血超过了粪便，人们就唱起颂歌，竖起墓碑；如果粪便超过了鲜血，人们就高喊耻辱，并举行赎罪祭礼。”[九]

八九民运也不例外。它的旗帜上鲜血与粪便同在。有目的的粪便。手段的粪便，学生的粪便。知识分子的粪便。北京人的粪便。外地人的粪便，甚至鲜血背后也有粪便。对此，我们只能感叹上帝的仁慈──它总是为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提供同样的机会；但我们也感叹上帝的吝啬──它总是不使人满足，给人类一个完美。对于一部史书来说，辨别鲜血与粪便的大致比例义不容辞，但它不可能象文学一样，肩负起在人类精神一切领域中道德法警与审美教师的责任。史书，只给这种审视提供一个大致的背景，为它的判断免于狭隘和独断，拓展一片环顾的空间。

在八九民运爆发五周年之际，向读者献上这本《八九民运史》，我的本意，并不是要在政府尚未替民运平反，尚不允许在国内出版对这个主题作正面论述的书籍的情况下，充当所谓八九民运的代言人。我也并不认为，此时是重新议论这件给中国人民留下巨大感情创伤事件的最适宜时机。中国的现代化，尤其是将对人民生活带来重大变化的当前经济体制改革需要稳定。在这种时刻，人民的感情将是敏感而脆弱的。作为一个受这个民族养育，深深热爱它的人民的知识分子，决不希望陷同胞于水火。同时，从技术上来说，在大量当事人滞留海外或处于有形无形的监禁，公开调查或征询意见则干脆有半途夭折的危险的情况下，本书所叙述的事件难免带有极大的局限性。本书之所以最终决定于此时推出，正如本文开头提到的，是我感到了生命的有限；其次，是考虑发行人的利益，"五周年"这个时间似乎变成了我的最后期限；第三，正如我相信人人都有着史的权利，一个史事不妨有上十上百部史书一样，我相信自己的工作将为后来的有识者提供一种框架性基础。历史是螺旋型上升的，总有一天，政府和这场民运的参加者，都将站在一个新的高度。新的起点上，来重新审视他们的过去，他们"合作失败"的杰作，并引以为戒。由于历史所呈现的加速度发展趋势，我相信这一天的到来已经为期不远。而它进入史书与科研领域的时间越早，它成为"过去时"的时刻到来就越快。我最后的自信还在于，真正的强者，面对历史不需要自欺欺人；而对于真正的智者来说，成功和失败，都是他们的老师。

在八九民运中，我并非一个完全置身事外的旁观者。时至今日，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档案里，仍存放着我在这一事件中的"四大罪名"︰其一是在严家其起草的《捍卫新闻自由──致中共上海市委的公开信》〔见正文第四章，第二节〕上签名。我本于新闻工作者良心要求〔而非同意严家其。戴晴的发言〕所作的这一举动，因江泽民后来成为了中共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而被认为是"性质严重"的事情。其二是列名发起北京知识界联合会筹委会。其三是戒严令颁布后，参与起草致人民解放军士兵的一封信。〔其实，两年后我找出那封信看时，才发现自己"认账"太轻率，当时参与起草的只是一封动员市民"掀起一场感化士兵运动"的信而已，其中无非讲了一些"人民军队爱人民"的道理。〕其四，则是参加过两次游行。

另外，还有一条使我被置于重要监控对象的原因，就是曾作为记者的我，从八〇年代中期起，就开始关注那些新闻禁止报道的人物与团体，与他们不得不处于"地下"的活动，并与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朋友。在我的眼中，他们纯粹是一些被毛泽东传奇和民主化理想驱动的报国无门的有志青年。令我意外的是，这些人物和团体在后来的八九民运中，几乎一无例外地成为了叱咤风云的人物，并成为海外同行和国内公安。安全部门追逐的对象。这些选择和经历，自然决定了我的政治命运。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我对此并无丝毫遗憾。如果能够重新选择，我或许还会重复这条道路。但遗憾的是，我在领受党对我生平的第一个"处分"之时，自己的内心竟有"被推了一把"的感觉。我于是理解，什么叫"第二种忠诚"。

写作此书时，第二个遗憾接踵而来。那就是由于以上原因，我无法真正地保持兰克学派要求的"置身事外"的态度。我的"第二种忠诚"与我对自己参与或同情的运动的辩护，每每交替出现，常常自觉有进退失据之感。向读者交代这一点，或许可以起到某种"免疫"的作用。

本书自一九九三年十月动笔以来，历时半年，终于一九九四年三月脱稿。这一写作过程，使我深刻地体会到，要写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史着之不易︰有时，大量的材料会钩起你那沸腾的回忆，尚未沉淀的激情会使你失去史家应有的"冷眼"；有时，理性的。有历史感的思考，会使你看不见事物在人们精神──现实可见的将来的潜在能动因素──方面的意义。例如，当我尝试以批判的态度来看待八九民运时，我们在感叹它的激进主义色彩所带来的历史的循环和历史的倒退时，我们可能正好忽视了每一个个人，每一个时代的具体的权力主体，他们有选择自己生存方式的权力；我以本能的超现实的"洁癖"讥评政治家或精英的手腕。机谋时，我发现自己实际上在引导读者陷入理想政治的泥沼；而当我想给人们一种高尚正直而又全面现实的标准之时，我正好在重复"愚民政治"的惯用技俩……陷井几乎无处不在！

最后，我发现，如果我不能战胜自己的怀疑主义，那么，我便永远不能前进一步！为什么要告诉人们什么呢？你说出你知道的，你想的，这就够了！而意理，永远是与个性同在的。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他自己的上帝。历史，确如一条混浊的河流，画家能画其势，音乐家能鸣其心音，而只有在科学家的实验室里，才会被分离为各种成份的液体。显然，液体已不是河流，因为它已经离开了河床，离开了跳宕的走势，离开了澎湃的喧响。

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不能不嘱告真诚的读者︰我期待您的理解，但不奢望您的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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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一]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兰克创立的学派。该学派主张治史不带成见，持纯客观态度。

[二]见《京都血火》，第三四六页。农村读物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九月版。

[三]载《经济学周报》一九八八年一二月四。十一日，《新华文摘》一九八九年第二期转载。

[四]即十年改革中共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一是改革开放，一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五]指文革中有打、砸、抢行为的人。这是八〇年代中共为解决接班人问题，提出"第三梯队"战略时，同时提出的一个概念。其实质是决不与文革中的造反派分享政权。

[六]见《惊心动魄的五六天》，大地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八月版，第八〇页。

[七]见王丹《八九民运的经验教训和历史意义》。《永远不要忘记──纪念"六·四"五周年》。载一九九四年四月《华盛顿邮报》。

[八]见《知识分子》一九九二年，秋季号。

[九][意]奥里亚那。法拉奇《人》，新华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一二月第一版。

谢选骏指出：人説——王珞、杨小凯曾经为八九民运为何没有产生自己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寻找原因。他们说，这与中国知识分子认同于"政治迫害文化"，使中国的每一次"持不同政见运动"的成果得不到积累，无从产生象瓦文萨、哈维尔、曼德拉、金大钟式的"持不同政见运动"领袖人物有关。

我看——上述這種説法相當愚蠢，不懂中國是個“無神論的廢垃社會”。所以上述説法的持有者們，自己也是不可救藥的無神論者——她他們心裏沒有永恆正義，只能目光短淺瞎碰運氣，對於事物的解説，只能似是而非了。

【第一章 殒落，又一颗星！】

四月十五日晚

有几行稀疏的雨

在沉默中

为一个沉默了两年多

终于走向最后沉默的人

送行……

　──某诗人

第一节 红玫瑰︰从盛开到飘落──胡耀邦的政治生涯

一九一五年十一月二〇日，胡耀邦出身于湖南浏阳农村一个殷实家庭。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揭杆而起，发动著名的秋收起义时，他还是一个小学生。据浏阳文家市认识胡耀邦的老人回忆，一九二七年，毛泽东将攻打长沙的农民军拉上井冈山前，在文家市里仁学堂的操场集会时，作为儿童团员的胡耀邦与他的好友杨勇，趴在学堂的矮墙上目睹了集会的全过程。一九二九年，他在地方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两年以后，一五岁的他，便满怀少年壮志，走上了他心中崇敬的革命前辈走过的道路。

一九三一年，胡耀邦来到中共中央苏区所在地瑞金，据称，他担任的第一个职务，是某通讯部队的号手。[一]不管他获得这个职位是否出于偶然，但它却预示了这个少年人今后的道路和角色。不久在这个已具后来的共和国雏形[二]的小政府下面，他开始负责青年工作，担任中央苏区反帝总同盟青年部长，以后又转任该同盟的宣传部长。一九三三年，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局秘书长。年末，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员。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五年，他跟随中央参加了中共党史上以艰苦和漫长而著称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从江西出发，到达陕西吴起镇的七〇〇〇个幸存者之一。在著名的娄山关战役中，他曾身负重伤。长征结束后，他又参加了进军山西的"东征"，担任石楼县工作组组长。其发动群众，征兵。征粮的工作效率受到了毛泽东的注意，并被指名作报告。[三]一九三五年底，中共中央对共青团中央作重新任命时，胡耀邦仍为中央局成员，并先后担任秘书长。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一九三七年，他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学习。次年，被任命为抗大第四期第一大队政治委员。一九三八年，胡耀邦又以开展中国的斯达汉诺夫运动[四]而闻名延安。一九三九年，在毛泽东亲自提名下，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的组织部长。一九四五年四月，胡耀邦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过冀热辽军区代理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察冀军区第四纵队和第三纵队政治委员，任华北人民军第一兵团〔后又改为直属中央军委的一八兵团〕政治部主任，参加过保卫张家口。解放石家庄。太原和宝鸡的战役。此后，与进军西南的第二野战军汇合进入四川，任中共川北区党委书记。兼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他与邓小平的工作关系，始于这个时期。

一九五二年九月，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一九五六年，当选为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在一九五七年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一九六四年共青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耀邦均当选为第一书记，并一直持续到文革。一九六五年还同时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和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在一九五四和一九五八年第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胡耀邦均被山东选区选为代表。并被第二届人大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一九六四年三届人大时作为四川代表参加大会，继续被选作人大常委会委员。在团中央担任领导期间，是他亲自发动了席卷全国的"学习雷锋运动"。[五]

这些经历表明，胡耀邦在革命阵营中，是属于那种经受过长期考验，有着特殊资历和专门经验的党员，即使在他进入党中央领导核心之前，也是为领袖们信赖和依靠的基本骨干。在延安整风直至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他都得以免遭整肃，也没有出现政治上的波折。尤其是在"反右"运动这个置五五万名知识分子于受迫害地位，而胡耀邦也曾严重卷入的运动中得以脱身，这不能不意味着，不管他的个性倾向和工作作风有多少特殊性，在党的这架庞大而残酷的机器中，他始终是一个忠实而得力的部件。中国共产党为共青团规定的性质和团章均表明，共青团是中国共产党的后备军和有力助手。团的书记，如果不发生重大的历史转折，自然也就是党的中央领导接班人。

但是，由于毛泽东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第一代领导人经过精心安排的政治结构中的接班人，不少在那场风暴中息灭了生命。胡耀邦能够幸免于难，除了他为人诚恳。正直。开明。树敌不多。乐观。年青等原因外，也纯粹可以看作是一个偶然。

文革后，胡耀邦的复出始见于参加一个追悼会的领导人名单。这个名单表明，他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委员的身份仍然有效。一九七五年，他正式工作担任的职务，是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党组成员。副院长。在邓小平组织的对文革的第一个拨乱反正的高潮期间，他主持起草了题为《关于科学技术的若干问题》的报告。并与邓小平一道，第二次被打倒。胡耀邦在此一阶段的工作表明，他已经开始成为一个对过去路线有独立思考，并决心扭转党的错误的政治家。在公开的言论中，他曾反对毛泽东倡导的科研与劳动生产的紧密结合，反对时髦的开门办学，反对空谈政治和对知识分子的无休止的"阶级斗争"。在这个过程中，与"文革下台派"达成的政治共识和果敢的言行，为胡耀邦日后的政治命运铺平了轨道。

胡耀邦从政治上进入中国历史，是在毛泽东时代之后。一九七七年八月，在中共召开的第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上，胡耀邦当选为中央委员。次年十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后转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在一九七八年一二月，中共划时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胡耀邦进入政治局，并兼任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第三书记。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宣部长。一九八〇年二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他与他后来的搭当赵紫阳一同进入政治局常委，并在新设立的中央书记处中任总书记。在次年六月召开的六中全会上，取代华国锋，担任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一九八二年九月召开的中共党的十二大废除了主席制，采用总书记制，胡耀邦仍是党的最高领导人。

在这些年月里，胡耀邦的足迹从工厂。农村到学校，遍布中国大地。就象文革中对毛泽东表示崇敬的一首歌词中唱到的︰"到处都有你的声音，到处都有你的光辉。你的思想哺育我们……"就连达赖喇嘛也为之所动。[六]

在赵紫阳代表党中央为胡耀邦所作的悼词中，对于胡耀邦这段时间的贡献是这样评价的︰

"……十一年来，他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现代化建设实际的结合。他为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出了多方面的重大贡献。

“──他按照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精神，组织和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为冲破"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作了理论准备。

“──他以非凡的胆略和勇气，组织和领导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大量工作，使大批受到迫害的老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使其它大批受到迫害的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他重视调动八亿农民的积极性，主持制定和执行了农村改革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推动了我国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

“──他重视调动我国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参与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推动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他为扩大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重视党的科学工作。教育工作。文艺工作和新闻工作。他在关于当代中国年轻知识分子成长道路的讲话中，满腔热情地鼓励他们到基层去……”

在这篇悼词中，赵紫阳称胡耀邦为"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者，长期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胡耀邦同志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一生是光辉的。""他始终如一地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忠心耿耿，呕心沥血，艰苦奋斗，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胡耀邦同志的逝世，对于我们的党和人民，对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都是巨的大损失。"

外电称，胡耀邦"在七〇年代末帮助邓小平获得权力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是在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问题的时候所需要的那种精力充沛的人。"他是"邓提出的经济改革的最直言不讳的拥护者之一"，他的"主要政绩之一是在十年动乱后协助邓重建中国共产党"。

然而，就象一朵盛开的玫瑰突然离开了枝头，[七]就在死者接到这番赞誉的两年前，胡耀邦一夜之间突然从他的政治顶峰飘落了。而且程序并不复杂，政治局只开了一次民主生活会，胡耀邦便遂人心愿地提出了辞职。

如此辉煌的业绩，如此悲剧化的下场！用《纽约时报》记者克利斯托弗的话来说，胡耀邦“那不寻常的政治生涯由于其不寻常的结局而罩上了一层阴影。”但问题在于，这两个“不寻常”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

显然从这些悼词中，人们无论如何也不会理解这是怎样发生的。就象从报纸和党的公告上，你无从真正了解中国政治一样，在中国的政治词典中，"当选"并非真正产生于投票结果，政治领导的辞职从来没有过"自愿"的事情，党对一个党员的悼词，也并不完全反映党对他的看法。在前者，他是党的一个工具，他的"升空"，除了他个人的优越条件外，背后，是那个根据本国政治定理而组建的庞大的官僚机器的杠杆──一只力大无边。绝无情面的看不见的手，在托举他；在后者，同样是这只力大无边。绝无情面的看不见的手，在拋弃他。在这种情况下，渺小的个人意愿皈依于政治生活的固有磁场，尤如自由落体之服从于地心吸力，选择只能是唯一的。

谢选骏指出：人説“红玫瑰︰从盛开到飘落──胡耀邦的政治生涯”；我看不論红玫瑰還是白玫瑰，一般都是用來指代比喻女性。現在作者竟用“从盛开到飘落的紅玫瑰”來說“胡耀邦的政治生涯”，難道暗示已故的胡耀邦是一位變性人？這也太前衛了吧！還是嘲笑他娘娘腔，不敢一刀刺殺鄧小平？

第二节 评价问题，弦外有音

值得一提的是，胡耀邦的政治生命结束于他去世的前两年，也就是一九八七年一月十六日。但是，在这个月份里，甚至在这一年里，也并没有出现党的分裂，更没有爆发抗议性的群众斗争。而胡耀邦的逝世，却使他的政治命运突然从他平淡的隐退中凸现出来。这其中的事端之一，就是在对胡耀邦的评价问题上出了毛病︰在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讣告》中，没有出现"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个称誉。讣告称胡耀邦为"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者，长期担任党的重要职务的卓越领导人。"按照中共的规矩，"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个称号，是属于去世的党的领袖的。在中共历史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均获得了这个称号。据传，在关于胡耀邦治丧工作的一个汇报会上，谈到评价问题时，邓小平说，我们在座的人当中，也没有一个称得起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们据此认为，邓小平要把这个"最高级"称号留给自己。为什么"在座的"没有称得起的，不在座的就不能称呢？

一个人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或是不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本来是无关紧要的。马克思者，一九世纪德国学者，有建树的社会学家也！然而，在一个共产党国家，马克思已不是学者马克思，甚至也不是导师马克思。领袖马克思，而是圣人马克思，教主马克思，上帝马克思。被否认是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一个信仰马克思的人来说，无异于被革出教门，必然深怀被上帝遗弃之痛苦。而争取这一名誉，不亚于争得生命的权力。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党阵营中争夺"正统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地位的斗争，其激烈程度往往不次于宗教的"圣战"之原因。从胡本身的情况来看，他只是在延安抗大时期才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常识，而且是从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开始启蒙的。尽管他文革后拋弃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思想，在被迫退休期间，他有闲暇博览群书，但他思维的特点和兴趣，显然不在逻辑严密的理论问题，而是与国计民生关系密切的现实问题，他具有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一惯作风，是一切科学所必然要遵循的原则，也是有作为的政治家不可须臾偏离的准则；他在哲学上的合二而一的色彩[八]，掌权期间淡化了无产阶级专政及斗争哲学，创造了中共历史上少有的令人身心舒畅的局面；他具有的天生的人道主义倾向和古代贤相亲民。下士的作风，在位期间使知识分子的地位提高到前所未有的〔虽然是有限的〕程度，等等这些，马克思或马克思式的圣贤或许也具有，但与马克思主义却没有什么相的。正如胡逝世时外电所评论的，"胡在中国离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他来说没有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胡耀邦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对于自己的党的忠实，丝毫没有妨碍他思想的活跃和对事实。对人民选择的尊重。如果胡耀邦在世，预知有人会在其身后为他打一场"马属"问题上的圣战，或许会学鲁迅先生一样，说︰与其坐在金碧辉煌的殿堂里啃马克思的墓砖，不如到野外去，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痛则大哭吧！

当历史已经进入到八〇年代，逐渐从过去阶级斗争造成的意识形态迷信中苏醒的中国人，也不会因为自己的领袖是否马克思主义者而妨碍对他的尊敬。但是胡耀邦的追随者特别是理论工作者中，有许多人对于这种"正统"位势的确比胡耀邦看得更重。在他们的理解中，这个"是"与"不是"，不是一个"真""假"问题，而是一个"善""恶"问题，"美""丑"问题，"是""非"问题。他们更理解这种位势的含义及其政治上的作用。在听说邓小平关于"评价问题"发话之后，胡派重要的改革理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所所长苏绍智便公开撰文，称胡耀邦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九]在四月二〇日中国科协举办的纪念"五四"座谈会上，中国科协常委。中宣部副部长龚育之，也发言称胡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此，《人民日报》四月二一日头版的报道中，用副标题加以冠明。作为胡耀邦主政时期，新闻战线上的一名干将，与胡耀邦并称为"五胡"之一[一〇]的前《人民日报》总编辑兼社长胡绩伟也同时撰写了以《悼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胡耀邦》为副题的文章。对此"作为为中国改革开放提供了第一级"火箭"的经济学家，胡耀邦的私人朋友于光远直言不讳地说︰"这〔指是否"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本来是没多大意思的，但它是客观存在。黎澍去世的时候[一一]很反对表现八宝山灵堂里面的等级主义，但它是存在着的。"[一二]

这种"存在着的"等级主义意味着一种秩序。在正常情况下，它是集团中人用自己的经验。才华。贡献。自我牺牲换来的一种有价证券。持有者据此来展示社会对他的承认程度，并由此而获得对相应社会资源或相应的活动空间的支配权与使用权。但人死之后，这种等级对他个人的意义则不存在了。而对它的承认的意义，也就更多地表现在对他的事业的表彰与承认上。而这一切，对于他的同志与亲属，仍然是至关重要的。

类似的事例，我们还可以追溯到九年前为刘少奇平反的问题上。从法理上说，刘在政治上的去留，与中国人民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在中国，国家主席不是大选的产物。所以，文革中的刘少奇并不象"九。一八事变"中的叶利钦，他的权力发生的动摇或窃夺，不会引起人民为保卫"自己的权力"而进行反抗。一九六七年一月，刘少奇向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一职，请为延河边上一稼农[一一]的做法正好证明，他的权力来自于党，由党收回，也是没有什么疑问的。而且，由于文革中由党控制的社会舆论对刘的大量丑化宣传，使得本来就生活在政治透明度极低情况下的人民，对刘根本谈不上什么好感，在这种情况下，是否为刘平反，对于他们来说，其实是无所谓的。但作为一派政治势力的代表，刘少奇退出历史舞台，意味着整整一派人的退出历史舞台。故刘的政治名誉，也就是其所有政治追随者的政治生命。一九八〇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重新做出为刘平反的决议，其意义决不止于还历史与公正，而在于解放大批的"文革下台派"，为邓小平时代提供政治基础，为在组织阵容上压倒文革中被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的无处不在的"陌生面孔"，同时，也为刘少奇路线在新时期的推行廓清道路。

而对于胡耀邦的评价问题，在一九八九年，正好关系到由他代表的改革路线的存废，关系到改革派政治力量的沉浮的问题。因为，在众人心目中，是胡耀邦，而不是亲自发起过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运动，在新时期继续推行毛泽东的"整人路线"的邓小平，更配得上称为中国改革派的代表。"改革"这个名词，在八〇年代，也同"马克思主义"这个称号一样，早已超出它原有的内容，成为了一种融道德理想于一体的准宗教。

从大的历史范畴来说，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八〇年代，是可以称作"邓小平时代"的。但是，从中共党内力量格局的配置来看，邓小平居于"保守派"与"改革派"之中。在他的左面，有以陈云。王震。邓力群为政治与精神的核心，行继承之功能；在他的右面，有万里。胡耀邦。赵紫阳为行动的代表，主发展之事业。[一四]邓小平之所以能获得实际上的最高权力，与毛泽东通过强力"一边倒"的方式不同，他是通过两派之间的平衡来实现的。正如同文革后人们惯于把一切好事归于刘少奇，把一切错误归于毛泽东一样，改革时代的人民，把一切获益和灾难也统统归之于邓小平。而所谓改革派代表的称号，人们也更愿意送给胡耀邦。赵紫阳，而不是邓小平。

这种政治的格局，是毛泽东以后的七〇年代的特定历史条件决定的︰按照政治生态原理，[一五]毛以后领导人的个人威信均无法达到其前代的水平。要弥补这个缺陷，继续保持党的核心的凝聚力，后者政治权力的来源必须有几个方面的保证︰〔一〕与毛相同或相当的政治经历所奠定的在党内。国内的威望。这是一种获得性权力，但是从性质上看，却是一种旧时代的权力。〔二〕由于毛泽东的认可，所奠定的组织者的地位。这是一种继承性权力，从性质上说，也是旧时代的权力。〔三〕比毛泽东更高明，更符合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的新型权威。这是一种获得性权力，也是属于新时代的权力。──三项综合，接班人必须是集获得性权力与继承性权力于一体，熔旧时代与新时期于一炉的代表人物。既有本质的体现，又有处变的能力。

从第一项看，优势显然不属于"文革上台派"的四人帮和华国锋，而在属于"文革下台派"的邓小平。陈云。前者既无深远雄厚的资历，也无经邦治国的政绩。在富有正统观念的中国，他们为一时之"僭主"可，为长久之统治难。而在与文革"上台派"没有联系的人中间，政治资历较浅的胡赵显然也不能单独成为四人帮与华派势力的对手，他们的背后，还需要老人"掌舵"。

从第二项看，毛泽东生前对四人帮的批评──四人帮为之深恶痛绝的"小道消息"，最终把他们送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华国锋拿得出手的，也只有一张"你办事，我放心"的草书便条和一个没有具体内容的"按过去方针办"的所谓"遗言"；而在过去漫长共事历史中，毛泽东送给他的老伙计们的赞扬与诅咒虽然同样的多，但是，只要"完整地。准确地领会毛泽东思想"，它们就会变为一笔财富。因为，毛泽东毕竟也给邓小平留下了"人才难得"。"柔中寓刚，绵里藏针"的评价，和"把经济建设搞上去"的指示。对于这些政治遗产的利用，毛泽东在生前就已经有所预见︰还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六日文革走向高潮时，毛泽东给江青的信中就说，他断定"右派"肯定会利用他的话"得势于一时"，而左派也肯定会利用他的另一些话起来将右派"打倒"。可惜的是，毛泽东的这个政治咒语，在十年过去以后，只应验了一半，因为，正是他的这个警告提醒了邓小平，使他决不能给"左派"这个机会︰他决不当"短命的"赫鲁晓夫。[一六]如果历史需要，他将找另一个人来代替！

从第三项看，华国锋们泡制的"十年规划纲要"具有明显的，中国人既没有尝到甜头又已经厌倦了的苏式色彩。其"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的口号，也不及在政治上。经济上亟待翻身的实际利益来得更迫切，更符合群众心理。尤其是到了七〇年代末期，原先那个生气勃勃地把蒋介石政权赶到海岛上去的中国共产党，经过近三〇年不停顿的阶级和路线斗争，政治威信流失殆尽，国民经济已濒临崩溃边缘，留给后代经营运作的政治资源已薄如蝉翼。在这种条件下，如不改弦易辙，重登"大宝"，至多不过是落下个替他的前代来接受历史审判的命运。而在这方面，胡耀邦们年青的形象，锐意改革的决心，就比作为毛泽东的前朝"老臣"的邓小平，更能唤起人们的新的时代感，给人们信心与希望。同时，也给希望摆脱成见，寻求国与国之间更实际利益关系的世界以新的期盼。

──这一切，就是历史选择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左右两翼平衡结构的原因。但历史在给他这个格外的关照的同时，也为他设定了一个两难的境地︰从权力的合法性〔人民在这个问题上的观念，往往落后于他们对实际利益的觉悟，而具有传统的顽固性〕角度考虑，他要寻找自己与过去那个党和领袖〔哪怕是犯下罪行的前辈〕的联系，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另一方面，从政治社会基础考虑，又要与受害者站在一边，大举平反冤。假。错案，取消地富反坏身份，彻底否定文革，高唱改革开 颙熄 i 行曲，并给百姓以真正的实惠。而这种两难境地，不仅是中国的十年改革走过 "秧歌步"路线的谜底所在，也是胡耀邦悲剧命运的根源所在。也正因为如此，在胡耀邦评价问题上的"等级"问题，才会使人们联想到改革的去向与一派政治势力的沉浮问题。并使胡耀邦的逝世，成为大规模社会不满爆发的火山口。

在这一节里，还有一个问题，是可以探讨的。虽然胡耀邦是否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假问题，但胡耀邦确有一个思想体系的属性问题。笔者认为，如果胡耀邦不是一个"无主义者"或"带有民粹倾向的现实主义者"的话，在诸多主义中，他与毛泽东主义是最接近的。胡耀邦与毛泽东一样，都是极具浪漫主义政治气质的人。在敢于"反潮流"方面，他们的勇气不相上下，尽管他们反的是"对着干"的两股潮流；而在善于运用搞运动的形式发动群众方面，很难说是毛影响了他，还是他影响了毛。直到对毛的错误进行清算以后，胡耀邦仍然将过去那套作风用于搞改革开放。致使制度建设屡屡落后于群众的"突围"实践，自上而下的改革每每变成由下对上的推动。十年过去，那种"人治"社会"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规律仍未改变。这种状况与毛泽东当年党政不分，四处点火，使刘。邓工作往往处于被动地位不无相似之处。而认清这一点，对分辨作为总书记的胡耀邦与作为总理的赵紫阳的矛盾分歧，确定在胡耀邦评价问题上"抗议派"的性质，以及“八九民运”初期政府与党的观望态度，尤其是赵紫阳的观望态度，我想是不无益处的。

谢选骏指出：作者似乎不懂——胡耀邦和鄧小平、劉少奇和毛澤東，并無根本不同，都是混蛋和一丘之貉。

第三节 地火在寻找喷口

事情在很大程度上是从"谣传"开始的。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的哀乐传出胡耀邦逝世的消息之后，仅是中国的十年改革走过 "秧歌步"路线的谜底所在，也是胡耀邦悲剧命运的根源所在。社会舆论的第一个反映是感到意外︰几年前还经常出现在电视银光屏上的胡耀邦，他那讲演时不住挥动的手，给人民留下的印象是那样的新鲜活泼，怎么会倾刻之间就撒手人世而去呢？有消息传来，胡耀邦是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心脏病发作后，入院抢救无效去世的。但人们并不相信！在胡耀邦离职问题上为他一直抱屈的人们宁愿把这位"苦星"的犯病归结为受到一场围攻，他的去世肯定出于一场有预谋的"医疗事故"。因为当今医药科学的进步已经达到化腐朽为神奇的地步，它怎么会对胡耀邦这样一个年轻生命束手无策呢？特别是在此前听到过"胡耀邦有可能在新一轮的中央全会上复出，担任中纪委职务"的谣传者，更相信是有某种势力在阻挠他的出山。这种谣传还描绘了胡在下野两年中如何走遍全国，大量搜集改革开放过程中党内以权谋私。"官倒"等不正之风的材料，在湖南逗留期间，他还与他的"宿敌"──邓小平安排在左面对胡耀邦行制约功能，并在胡耀邦离职后同被"狡兔死，走狗烹"的──邓力群会谈反腐败问题，历时数小时……到底是谁在谋害胡耀邦？谁有这个能力和权力？谁有利害相关？

来自民间的谣言，是政治悬念的产物。而政治缺乏透明度，缺少公开性，则是悬念得以积累和谣言得以流传的基础。但是，人们没有证据，没有能力去澄清事实，而严峻的现实又迫使他们不能再沉默。他们，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只能用他们的方式表达不满和疑惑，给假想的敌人以某种心理压力。当一个人去世时，有谁能阻挡人们对死者的悼念呢？挽联。悼文，在这时，是一种合情。合理。合法的宣传品。

在胡耀邦去世的前两天中，悼念基本上限于中央明令划定的机关和单位内部。在知识分子和敏感的青年学生聚集的校园里，已有自发的群众性悼念活动。据《中国青年报》四月十六日报道，在北京及全国各地，广大群众举行了一系列追悼胡耀邦的仪式和活动，一些学校和单位里，群众自发地为胡耀邦设立了灵堂。北京高校学生和各界人士自发前往胡耀邦家庭灵堂和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在北长安街会计司胡同二五号──胡耀邦座落在中南海一侧的寓所里，他的家人为他设置了一个开放的"家庭灵堂"。这里，迅速地成为了他的同事。友人。政治崇拜者与追随者凭吊与寄托哀思的地方。

据当时的人们回忆，这个"小灵堂"的情况是这样的︰

"客厅改成的灵堂已撤去坐过无数各界朋友的沙发，此刻安放着一个小小的骨灰盒，上面覆盖着鲜红鲜红的党旗，骨灰还一息尚温。一片低低的啜泣声。没有了往日耀邦叔叔和大家交谈时那爽朗的笑声。

"小小的家庭灵堂正中悬挂着耀邦叔叔的最后一张生活照︰饱经忧患的面庞，背后是一片绿绿的。绿绿的冬青。

"一四天前的早晨，他离开家去参加政治局会议。临走前还谈笑风生，洗了一遍头，穿上那套人们熟悉的咖啡色外套，精神饱满地告别家人。几分钟后，他健步走入怀仁堂会议厅。

"他还没有回来时，他的衣服已经回来了，就放在那张小床上。那件旧毛料的外套，一件有细条纹的旧衬衫，领口和袖口已磨起了毛……"

"台历仍翻在一九八九年四月八日……"[一七]

……

"黑纱环绕着他的遗象，置于苍松翠柏和君子兰之间，更被层层叠叠的花圈挽联花蓝簇拥着，每一朵小花都是一只泪眼，每一句悼词都是发自内心的呼叫︰耀邦同志，你去的太急了！

"干部、工人、学生，一个接一个无言地走过这里，只有挽联上的字留下了他们的心声︰

"`一生正气深得人民敬爱，

两袖清风堪称为人楷模'；

`至大至刚'

`高山仰止拓荒总履险，

飘〔漂〕浆甘兮饮水长思源'。

"小屋里，第一只花篮是王光美送来的。当她去花店选购时，店员们听说这只花篮是为了吊唁胡耀邦同志的，执意不肯收钱，说这花篮也代表了我们店人的心意。

"老部下张黎群与耀邦同志的小儿子德华抱头痛哭，噩耗传来，他夜不能寐，UnRegistered伏案疾书︰一盏多么明亮的智能卓绝之灯熄灭了！一颗多么伟大的赤子之心停止了跳动！一个多么仁义正直的人民的儿子离去了！一位多么忠贞的共产党人停止了战斗！

"老红军赖大超柱着拐杖匆匆从广州赶来……

"知名的，不知名的老干部来了……有的在灵堂里嚎淘大哭，有的跪在遗象前悲痛欲绝，喊着︰`没有你，我的冤屈就无法平反哪！'

……

"十几条雪白的哈达是中国藏族语系高级佛教学院的学生献上的，几个大学生将自己扎的小小的花圈奉献在灵前；街坊邻居老少几代人联袂前来吊唁。从山西赶来的种棉能手，八〇岁的吴吉昌，一进门就跪在灵前，磕了三个头……

"留言簿上还有许许多多动人的题词︰

"`说真话人民知音，办实事一代伟人'；

`代表人民的领袖，真正的汉子'；

`民主先锋'。"[一八]

在普遍压抑的气氛下，这个小小灵堂的存在，对那些抱有不平心理的人们起到了非同寻常的安慰。平衡与郁闷的释放作用。

在中共领导者中间，历史上可称为"人民的领袖"者，在七〇年代以前，只有毛泽东一人。但毛泽东最终在自己错误的积累下，逐渐失去过去由人民衷心赠与的这个称号。而在此同时，"人民的领袖"一词，也逐步赋予了"与人民同受苦难者"的含义。就如同失去精神家园的民族往往是伟大宗教的摇篮一样，"人民的领袖"一词，重音也从后面的"领袖"二字向前移到"人民的"下面。"领袖"这时也由政治的首领转变为精神的教主。在这方面，一九七六年在民族危机中去世的周恩来和一九八九年中国改革危机时去世的胡耀邦，就成了七〇年代与八〇年代中国人心目中的耶酥。

不过，与毛泽东不同的是，人民，几乎是在他们的"领袖"离开时才发现他们的价值的。他们的英灵，借助对亡者的追思与悼念的庄严气氛飘离尘世，在高天张扬开去……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每一个人通过感觉都知道，它聚合着一股能量。而且，这能量因政府为它限定的空间所造成的压力，密度在不断地加强。

学生的反应是最迅速的。四月十五日，中央电视台关于胡耀邦逝世的消息刚播出一〇分钟，北京大学的校园里便贴出了大字报。其中有一幅对联是"耀邦七三先死，小平八四健在，问政坛沉浮，何无保命；民主七〇未全，中华四〇不兴，看天下兴亡，北大亦哀。"一份大字报要求"撤换无能政府，推翻专制君主，建立民主政治"。当晚，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前的索链上出现了第一朵小白花。小白花上的纸条上写着"耀邦不死，耀邦永存"八个字。据目击这说，当下就有人拿出步话机报告了这一消息，并 搦蝷\办。大概是对方问了送小白花人的特征，报告者说 "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军人"。据《北京日报》编辑的《一九八九，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载，纪念碑前出现的第一个花圈，是署名顾保忠敬献的。它的挽联上写着"真正的中国共产主义战士胡耀邦同志千古"。据官方统计，截至十六日止，北大。人大。民院。清华。北师大等二〇所高校共出现标语。挽联。大小字报三〇〇多份。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前有花圈六个，白花一五朵，条幅五个，黑纱一个。

四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显著位置，刊登了一幅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照片。纪念碑上放置着五个悼念胡耀邦的花圈。同日，一份由北大。清华。人大。师大部分师生的《几点建议》在各校贴出，号召花圈。挽联向天安门广场集中；成立北京学生治丧委员会；废除专制政治；建立民主政治新秩序；责成政府对十年改革中的重大失误作出检讨，责任者引咎辞职。当天，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八六级学生抬着制作的花圈游行来到广场，并跨过围绕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禁止通行的索链，将花圈送上了纪念碑的基座。紧接着，北京航空学院动力系八七级研究生制作的花圈也送到了广场。法大花圈的白布挽带上，苍劲的墨迹写着︰

问历史真正无私有几人，耿耿丹心，铮铮铁骨，人民之友人民怀念。

胡耀邦同志千古

长空当笑，笑天下丑陋之人

大地当悲，悲地上英雄之杰

献给耀邦同志

北航的花圈挽联上写着︰

倡民主兴科学精神不灭

哭导师亿先驱心随魂走

还有一位署名"年轻的共产党员"留下的贴在纪念碑上的字迹是︰

新时代的开拓者

中国改革的旗帜此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经济学院、北京医科大学、北京气象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农业大学的师生都陆续来到广场。其中北大送来的一条白练，上书"中国魂"三个大字；北京师范大学湘藉同学的挽联，上书"三湘恸哭，四水悲歌；一生正气，两袖清风；耀邦千古"。"青年挚友，民主斗士"；中央美术学院绘制的一幅胡耀邦巨幅画象，被安放在花圈的最高处，旁边配有黑底白字的醒目挽联"何处招魂"；中央戏剧学院送上的，则是一幅"打鬼"钟馗的脸谱画……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中最早到纪念碑送花圈的，有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科学院。《人民日报》社等单位。

由此，原来封闭在校园和机关单位内的悼念活动终于冲出院墙校门。他们以到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圈为由，向北京市政府一九八六年反自由化运动期间定立的禁止游行集会的《十条》规定表示抗议，为那一年遭到镇压的学潮向北京市委示威报仇。并借助游行，把对胡耀邦的缅怀和继续推进改革与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决心，展示于社会，最终还是要展示于党。

就在首都北京学生开始悼念活动的同时，全国各大专院校也出现了相似的情况︰

四月十五日，率先走上农村改革道路的安徽省，安徽大学学生贴出了"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胡耀邦同志永垂不朽"；"怀念青年的朋友耀邦同志"等横幅。次日，贴出了"悼念您，激进的改革派，耀邦同志；怀念您，学生运动的理解者，耀邦同志"的横幅。中国科技大学，合肥工大也有类似的悼念活动。同日上午，中国近代第二都城南京政治学院挂出了悼念的挽联。写有︰"国威军威再看西南，党心民心心向书记"；"敬爱的胡总书记，泰山是您的忠骨，长江是您的脉搏"等内容。四月十七日，南京大学哲学系八八级研究生开始在校园募捐，筹办悼念活动资金。有一名"同乡校友的对联曰︰"革命六十载，心瘁胆摧，一心卒为民主死；英名九万里，内贞外达，旷世难逢天下才。"有大小字报也对社会政治问题展开了讨论。如《论中国特色》《耀邦改革祭》《民主科学的殉道者》等等。有文章说中国的"民主患了软骨症"，"自由聋哑了"，"教育严重营养不良"，科学成了弃儿"，"真理在墙角哭泣"，"法律成了破鞋"，问"中国还有什么？"上海复旦大学还贴出标语，称"四项原则是祸国之源，民主自由是兴邦之本"。

与北京的中国政法大学上街游行的同一天，四月十七日上午，天津南开大学一千学生也高唱《国际歌》《国歌》《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高呼打倒独裁！打倒专制的口号走上了街头。

一八─一九两日，湖南师范大学也贴出了"经济体制改革走入死谷，关键是政治体制改革没动"，"反独裁，要民主"的大字报。桂北山区融水苗族自治县也出现了"民主未得身先死，神州无处不悲歌"，"肥了贪官，闲了庸官，醉了昏官，少了清官"等内容的标语。西安交大，南京大学，上海复旦的学生均上街游行。复旦大学还成立了"悼念胡耀邦行动委员会"，提出了包含"取消中顾委"，"整顿中纪委"内容的行动纲领。南开大学则贴出了《新五四纲领》。[一九]

据报道，上街的群众在最初的几天里有数千人。围观者上万。在众多的观众中，大都怀着一种对事态的关注心情，议论着几个话题︰〔一〕事态会如何发展；〔二〕事情会有什么结局；〔三〕议论胡耀邦的为人；〔四〕对党和政府的领导作风的不满。一般以干部与知识分子对开头两项较为关注。这说明他们一开始就认为所有街头行动都是在追求一种政治目标的。而且也较为理性地考虑了结局。而后两项则多为一般群众议论的焦点。他们到这儿来，大多不过是要发泄一下胸中的郁闷而已。

谢选骏指出：這是説，群衆是真正的狗熊，只會趁火打劫、落井下石嗎？

第四节 高低音之间的"串音"

在这个阶段，街头的运动，与知识分子和党内民主派的活动基本上是互相关切，并行不悖，互不来往的。就象是一个由高声部和低声部组成的合唱，但在这两个声部中，不可避免地也要发生一些"串音"。这里的一个例外，是北大"中国魂"白练的制作与学生拿出的第一个具有"纲领"意义的文件──七条。这"七条"的内容是︰

一、要求党中央重新评价胡耀邦的是非功过；

二、要求新闻立法，开放报禁；

三、要求公布中央领导及其家属的财产和收入；

四、要求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运动，为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平反昭雪；

五、要求取消北京市"关于游行示威的十条规定"；

六、要求增加教育经费，改善知识分子待遇；

七、要求政府肯定学生此次自发举行的悼念活动。[二〇]

关于"七条"的产生和北大四月十八日游行的背景情况，一位北大教师曾向笔者进行过描绘︰

四月十八日凌晨一时左右，惯于"夜战"的北京大学学生，开始聚集在学校的空场上自由辩论。随后有四千人涌出校门，向天安门广场进发。当他们步行到达广场时，将一幅北京大学师生及校友敬献，书有"中国魂──永远怀念胡耀邦同志"，长一五米，宽五米的白练，搭人梯挂上了纪念碑基座的顶端。随后便开始到纪念碑西侧的人民大会堂静坐请愿，向政府提出了"七条"要求。

为了把此次爆发的学运与所谓"黑手"的干预联系起来，北京市的有关材料把"七条"的产生归结于方励之夫人李淑娴与王丹的密谋，而事实上，在整个学运期间，王丹只到过方家一次。从天安门广场打电话，请李淑娴"搬兵声援"，纯粹是因为王丹只知道北大教师中他家的一个电话号码而已。至于"七条"的产生，王丹对笔者的陈述是这样的︰

我是参与起草者之一。因为我搞`民主沙龙'，在学生中比较有名气，所以大家推我出来。那天〔四月十七日〕晚上，我和几个同学在校园里散步，事先并不知道要游行。大家觉得，根据当时的情况，应该向政府提出几条要求，于是就你一言，我一语地凑起来，凑了七条。我们走到学校的五四广场，看见大家都聚在那儿，不知谁拿来了白布，反正就见张炳九在那儿亲手缝制‘中国魂’的条幅。后来大家说要游行，我们就跟着去了。"

关于这次请愿活动，十九日有一份张贴在建国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门前的传单是这样写的︰

“十八日上午，以北京大学。北京经济学院为主体的数百名学生聚集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高举写着`中国魂'的巨幅标语，在大会堂前静坐请愿，要求人大常委会接受学生拟定的七条要求。其主要内容是︰为在`反精神污染'及`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中受打击的人士平反；实行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允许民间办报；公布最高领导人的收入及财产；实现真正民主政治；废除关于禁止集会。游行的《十条》规定；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待遇；如实报道此次学生运动……然而，十几个小时的静坐，政府竟毫无反应。这时。纪念碑下人越来越多，学生把`中国魂'大标语挂在纪念碑上，有的学生向群众宣读七条要求……原定在校园内举行追悼大会的人大学生因受到官方阻止，只好扛花圈于〔晚〕九点到达广场。十点，万名学生汇集在一起来到新华门前，要求政府领导人出面对话，但毫无反应……十二点，新华门前人越聚越多，前排学生被挤到了新华门口，少数进到门里。他们把花圈放在那里，但立即被武警折断，然后拋回来……”

这份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门口的传单，把"七条"中与知识界诉求有关的条文置于首要位置，表明作者希望学生运动与知识界建立某种联系的愿望。但他在把信息传递给知识界时，做了一些夸大处理。至少学生在人民大会堂前静坐，政府并非完全"不理"︰早八︰〇〇北大学生代表王丹。郭海峰得以把"请愿书"递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信访局负责同志；晚七︰五〇人大常委会委员刘延东。人大代表陶西平。宋世雄出面与北大。人大代表座谈。但因学生方面的原因，对话没有实现。另外，上述传单关于在新华门前活动的记述也是有欠真实的。下面是两个目击了十八日午夜到十九日凌晨二时新华门请愿情况的当时记录︰……许多人堵在新华门前的长安街当中。街心站着两行交通警，不时地招呼过往行人不要逗留，但似乎并不认真。当新华门前传来一阵振奋人心的呼喊时，他们也伸长脖颈朝声源探望……靠近新华门前的地上坐着黑压压的一片学生，人圈中两根竹杆挑起一幅横幅︰继承耀邦遗志，促进民主进程。学生们有节奏地呼喊着︰

李鹏，出来！

李鹏，出来！

之后是一片"出来喽！出来喽！"的胜利欢呼声。但随着一个"进去喽！"的声音，欢呼声又低哑下去。

新华门前九个警察手挽手站成三。四排。最靠近学生的是一排便衣。他们的前面赫然站着两个花圈……随着一声声"加油！加油！"的鼓动，花圈被举起，倾斜。接着便有"冲啊──！"的呼喊声。在一阵争持之后，第一个花圈被门里的人接进去了。又是一阵"哦──，进去了！进去了！"的呼声。大约一二︰二五时第二个花圈也"冲"了进去。但等到进去时，基本也被揉碎了。学生捡起掉在地上的小白花，一朵一朵往人墙里扔，有的被挡回来，再捡，再扔。如同游戏一般。

又有"李鹏，出来！"的呼声一阵阵传来。人群闪开，一个人民大学的学生拖着疲惫的步子，抱着卷起的横幅从闪开处出来。上前问︰"为什么撤？"回答︰"我们是来悼念胡耀邦的。现在，我们的目的达到了，要李鹏出来干什么？"

他走了。人圈里的学生坚持要把写有"中国魂"的条幅送进去。相持一阵以后，警察的手放下，门里面有闪光灯迅速地闪了几下。可能是"取证"。

一时以后，警卫换人。新换上来的没有戴白手套。之后，门里闪出一个官员模样的人，朝外扫了一眼。但抱拳拱拱手，又进去了。说有点象胡启立。

一个戴白手套的学生指挥唱起了《国歌》。接着领呼"民主万岁！反对独裁！"天安门方向又来了一队送花圈的队伍，走进圈中。一个中心是一面鲜艳国旗的小花圈很快被接进门内。人们又带来新的口号︰"反对反自由化！""反对反精神污染！"……一辆洒水车停在南长街路口，没有对新华门前的大街进行清扫。

"中国魂"飘来飘去，终无所归。[二一]

──这是十九日凌晨的新华门。

为何要李鹏出来呢？胡耀邦的评价问题是党的事，而不是政府的事。如果单为这一点，应该找赵紫阳，而不应该找李鹏。从个人来看，李鹏的工作能力的确有一个学习的问题，他还不是一个很坏的人。但是，在中国政府中，李鹏是"老人政治"的傀儡和代表。而胡耀邦显然是为老人政治所牺牲的。点李鹏，就是指向他的后台，学生的这一行动看似不好理解，但却是决不冤枉的。而人大的学生中途退场，说明在悼念胡耀邦的活动中，学生究竟要达到何种目的，以及为达到目的采用的口号和方式上，此时还没有形成共识。

"七条"的内容确已超出一般的悼念和学生利益范围，在多数条款上表达了知识分子和党内民主派的政治要求。其中要求公正地评价胡耀邦的是非功过，为在清污和反自由化运动中受打击的人士平反，是知识界与党内民主派的切身利益所系，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则是他们在漫长历史中的不懈追求。它与要求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待遇一条，都是当年二月中国科学院四二名知识分子《致赵紫阳总书记。万里委员长。李先念主席。李鹏总理并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务院的公开信》中的内容。[二二]因此，它如果不是在知识界人士的帮助下形成的话，至少也是因受知识界及党内民主派的思想影响而形成的。但是此时此刻，他们从整体上说，仍在沉默。

就在这一天的上午，由《新观察》杂志社和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主持的一个座谈会，反映了这种"沉默"的感情和思想。到会者是与胡耀邦有过共事。共谋经历，在现实政治中带有"胡派"色彩的党内中。高层干部，也有受到过胡耀邦关注。保护的知识分子，以及他的开明政策的受惠者及改革路线的赞同者。追随者，共计五〇人。会议由老资格的《新观察》主编戈扬女士主持。

会议开始时，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代表家属向到会者表示，"父亲虽猝然病逝，但是我们所有的家属都不会坠入自毁性的悲哀中去。我们希望在悼念活动中，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都能以一种祥和的环境和心态来度过。祝祖国吉祥！"因丧事在身，胡德平提前离会。

胡耀邦的老战友。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李昌首先发言。除了同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以外，他还与耀邦有过三次共事经历︰第一次是解放战争时期的晋察冀军区，李昌任第四纵队的政治部主任，胡耀邦任政治委员；第二次是建国初期在团中央。李昌属于胡耀邦前任团中央书记冯文彬的班底，胡则是新任总书记；第三次是文革后期，邓小平主持工作时，任命胡耀邦。李昌到中国科学院工作。从这些共事经历中，李昌感到，胡耀邦"确实是我们党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和思想工作者。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也许是由于党性的作祟，他没有去碰"马克思主义者"这个敏感问题。但接着发言的法学家于浩成，前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兼社长胡绩伟。秦川，社科院马列所所长苏绍智，研究员张显扬，中顾委委员。经济学家于光远，国务院农研中心副主任吴象，青年理论工作者韦典华都没有讳言自己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于浩成说︰"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敬佩爱戴的领袖胡耀邦同志的逝世，是我们一个沉重的损失"。秦川说︰"三中全会以来的这十年，正是勇敢的马克思主义者耀邦一生最成熟的。生气勃勃的。最辉煌的时期……他是最好的人，最纯洁的人，最宽厚的人，最深得人心的人。如果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即使再高明，得不到人心，不是那么仁爱，不是那样纯洁，我看就不是最好的马克思主义者。"

与会者回顾了胡耀邦生涯中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出的重要贡献。指出，他早在延安审干时期，就以实事求是"不信邪"的精神，为投奔革命的青年人和知识分子主持了公道，影响毛泽东做出了"大部不捉，一个不杀"的决定。[二三]文革后期，在主持中国科学院工作期间，他尊重知识。爱护人才注重培养鼓励青年，对消除文革造成的人际隔膜，重振科研气氛起到有力的推进。中共十一大后，在邓小平尚未站稳脚根，大多数复职者政治上仍在观望，不少人还"脚踩两只船"的情况下，他英勇无畏地担当起大举为文革中受迫害。遭到不公正待遇的党内外人士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重任，在危机时刻挽救了党。之后，在思想战线。组织路线上进行了坚定的拨乱反正，反对任人唯亲。人身依附，对干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亲自点燃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舆论准备。他提出的"创作自由"解放了文艺生产力，开创了创作繁荣的新时代。他积极支持理论上冲破思想禁区，大胆探索，明确反对"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支持农村及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的符合经济规律。顺应历史潮流的新型因素和新型生产关系，使改革者及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与社会成果得到有效保护。他正直诚恳。胸襟开阔。大公无私。任劳任怨。光明磊落。谦虚好学。深入群众，勇于自我批评，对党无限忠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与会者回忆，他下台后曾说︰"有四种人要慎重而又慎重地来对待︰一种人是青年学生，一定要非常慎重，要爱护他们，关心他们成长；一种人是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要理解。宽容；一种人是少数民族；另外一种是民主党派。"[二四]与会者暗示，这段可视作胡耀邦政治遗言的话，在当前是有现实意义的。显然，在一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党和政府依法执政的社会里，这种对某类人的"关照政策"不免显得有点煞有介事，但在一个没有建立起民主与法制秩序的国家，在一个从思想到观念都十分陈旧的党，在政府于很大程度上还扮演着"民之父母"的社会里，无疑是及其明智，难能可贵的。

年青的参会者对老一辈在哀悼中把胡耀邦的悲剧归结为奸佞所害，歌颂其虽大屈而无怨的个人品格表示了不满。中央美术学院张朗朗说，党史不再应该是好人和坏人的历史。如果那样，事情倒简单了。如果一个民族和国家，没有民主的。正常的秩序，这个民族和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光明日报》记者戴晴女士也认为，“我们今天悼念胡耀邦，不仅仅是怀念他的伟大人格，而且应该按照他的心愿，把他已经开始的事业推向前进，很多问题不可以再回避了……对党内不正当的事情，不能坦然处之。要使得党内好的作风不仅仅是由个人好的品格来保证，而要靠建立一套机制来保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章立凡说，在改革处于困难阶段，党的威信下降的时刻，胡耀邦的逝世应该成为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凝聚力，振作精神纠正错误的历史机会。他警告说︰“历史的时机稍纵即逝。”[二五]

座谈会在论及当前局势时，大部分人使用了谨慎的措辞和态度。在老人中，只有秦川明确地提出，希望学生控制自己的感情，"不要重新再发生天安门事件"[二六]，但又强调“绝不能错误地对待年轻人。绝不能整学生”。与众人的这种谨慎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前所长严家其的发言。作为一个与"四五"运动和西单民主墙[二七]有渊源的人物，他开门见山地把话题引向了天安门广场。他说︰“有人说中国缺少凝聚力。我到天安门广场看了以后，感到中国的凝聚力是非常强的。大家对胡耀邦同志这种悲痛的心情，中国人民的正义感，说明中国有强大的凝聚力。说中国没有凝聚力，我看他们是离开了人民……人民对这种不公正的意见一定要表达出来，所以，在中国的天安门广场第二次出现这样一个群众性的悼念，并不是偶然的。我们就希望有这样的人，在未来的年代里，对错误的做法能够公开的进行重新评价。""我到天安门广场去看时，发现都在讲两句话︰第一句话是悼念耀邦，第二句是中国缺少民主，中国需要民主。在一九七六年的时候，几乎也是叫这两句话……到天安门广场去看一下，就知道无非是要对耀邦作出公正评价，对一九八六年学生运动作出公正评价。如果只是少数人议论议论，不能够公正评价，我想今后还会有严重后果。”他奉劝公安部的一些人，不要重蹈一九七六年的覆辙。因为他们每做的一件坏事，都会被记在历史上。他一以个政治家的口气预言，"在天安门广场上，我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希望。"[二八]

显然，在一九八九年的四月，人们会因为一个得民心的共产党领导人的去世，再一次汇聚在天安门广场，并不是因为那儿是世界上最大的广场，也不是因为那儿有人民英雄纪念碑，而是因为有了一个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那儿原本是党的领袖俯瞰人民的工场，是执行国家功能的庄严领地，是执政党合法性来源的标记，[二九]但是当一九七六年的"四五"改写了它的历史，使它成为中国现代历史上民众以自发的运动成功地干预了历史进程的摇篮之后，它便获得了新的功能。尽管一九七六年反自由化运动以后，北京市政府以实现交通现代化为由，用铁栅栏将其与道路分割，使人们只有从地下信道才能抵达广场，但它写在觉醒了的人民心目中的意义，是锁不住的！

但是，问题在于︰历史，是否可以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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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一][日]和气弘着《胡耀邦》称"通讯队"，见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一〇月版，第一五页；杨中美着《胡耀邦传略》称"通讯团"，见新华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五月版，第二一页。

[二]瑞金政府的全称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三]见和气弘《胡耀邦》，第二〇页。

[四]斯达汉诺夫，苏联三〇年代社会主义竞赛运动中产生的劳动英雄。他创造了日采煤量超过定量一三倍的惊人记录。这一以新技术与劳动竞赛相结合为特征的运动，在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全国全面开展，迅速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五]见杨中美《胡耀邦传略》，第九八─九九页。

[六]一九八二年九月，胡耀邦再次当选为总书记时，达赖喇嘛发来贺电“当胡耀邦于一九八〇年访问拉萨时，我便开始信任他了，因为他敢于承认在管理西藏的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这是值得称赞的坦率态度。”“我现在仍然对胡耀邦抱有信心并希望能在将来的某一天同他会晤。”同上书，第一二八页。

[七]八〇年代初期，中共干部中流传胡耀邦讲过的一个故事︰在纳粹统治下的一个欧洲国家里，一天，一位政治家来到乡间，看到满目凄凉的原野中，一个小屋里的桌子上，花盆里竟然静静地开放着一枝红玫瑰。于是政治家感叹，这个民族仍然有希望。因为他们的人民仍热爱生活。[八]同[五]，第一五一页。

[九]见《世界经济导报》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四日，第四三九期〔查封版〕，第六版。

[一〇]八〇年代初期的"拨乱反正"时期，中共党内有"五胡乱华"之说。"五胡"指胡耀邦的"胡说"，胡乔木的"胡写"，胡绩伟的"胡编"。另有胡耀邦的"团派"人物胡启立。胡克实，也忝列其中。

[一一]中国历史学家，于光远的好友。一九八八年去世。他生前说过︰"进八宝山，死了还要排座次，何必呢？再说那里的人并不都喜欢我，我也并不都喜欢他们，又何必挤到一起去呢？"〔见于光远《古稀手记》中国华侨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第二一三页。八宝山灵堂为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存骨灰之处。其存放序列与死者生前官职的排名序列一致，是为一种阴间等级。

[一二]同[九]，第三版。

[一三]见王年一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第一四七页。

[一四]中国现代史中的"左派"与"右派"称呼是一对依时间条件为转移的概念。在毛泽东时代，激进的"社会革命"主张由"左派"代表，保守的稳健改革由"右派"代表，后者又称"党内民主派"或"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邓小平时代，保守派更多地代表了对毛时代政治经济秩序持维持状态的观点，所以成了"左派"，而主张改革的激进分子由于其欧美化倾向，而得名"右派"，或援苏东成例，称为"自由化分子"。

[一五]从生态规律来看，在一个山坡上，如果第一代生长的是高大的乔木的话，继之而来的第二代就只能是低矮的灌木。将此理运用于政治历史分析，可以看出，继强大权威之后到来的，一般是一个"弱权威时代"。

[一六]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说︰"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同[一三]，第七页。

[一七]见张凯。章立凡《送耀邦叔叔》，载《新观察》一九八九年，第一〇期。

[一八]见孟晓云。王楚《一一亿中国人为你送行》，载《人民日报》一九八九年四月二二日。

[一九][二二]见本书附录。

[二〇]关于"七条"当时就有各种不同的版本。有的地方称为"六条"，教委本《惊心动魄的五六天》所载为"九条"，于"七条"之外，还有"修改宪法，取消反革命罪"；"释放政治犯，反对以言定罪"，"保证人民生活水平稳定提高"，但没有"七条"中的"取消北京市公安十条"的内容。〔见该书的二一页〕本人采用的是当时在广场的速记稿。

[二一]这是本人十八日午夜与前《世界经济导报》记者张伟国所目击的新华门请愿实况记录，部分为笔者随时手记，部分由张站在自行车后架上口述，本人记录而成。

[二三]同[九]，第三版，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吴明瑜的发言。

[二四]同[九]，第五版，《科技日报》副总编孙长江的发言。

[二五]同[二三]。

[二六]天安门事件，是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清明节发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广大干部。青年工人。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借悼念已故的周恩来总理之机，反对四人帮为代表的极左统治，呼吁邓小平出山的自发性群众运动。又称"四五运动"。运动遭到当局的武力镇压。

[二七]西单民主墙，原位于北京市西单的长安街边。一九七八年一些青年工人和知识分子在此张贴大小字报，开设民办刊物专栏，探讨文革后的中国向和处去等问题。后因官方禁止而推倒。

[二八]同[九]，第四版。

[二九]一些文章误将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的爆发地点──老北京大学的"五四广场"，当作天安门广场。当时的天安门广场城墙尚未拆除。现在的广场是一九四九年后，打通北京东西城扩建的。原"五四广场"在东城区五四大街沙滩北街二号，今已面目全非。

谢选骏指出：人問“历史，是否可以重演”？——我看“历史不會重演但人性卻會重複”！可惜，這是不懂原罪的無神論者無法對號入座的。偏偏不巧，作者自己就是這樣一個無神論者。

【第二章 第一个回合──寻找交手接触点】

……社会中那些不同的对立，就象不同的波纹拍打着湖的对岸，如果一个波纹的波峰与其它波纹的波谷相遇，它们就互相抵消；但如果波峰与波峰相遇，波谷与波谷相遇，它们就互相加强……

──E. A. ROSS

在历史的长河中，当人们来到一个似曾相识的渡口时，运用曾经成功的泅渡经验，是很自然的。但假若这个渡口并非真正是他曾经经过的，他只是在想象中夸大了它们的相似性，那么，等待他的，将是平静的潮流下看不见的暗涌。

一九八九年四月的宫廷里，坐着的已不是积十年动乱之民怨的"文革上台派"，而是积十年改革之荣誉，有四十年统治经验的中共"正统派"；一九八九年四月的街头，走动的也不是一三年前同一个月份里出现的人群。新人们幻想着再造"四五英雄"们可歌可泣。铭刻史书的壮举，却对六〇年代英雄主义培养出来的，使英雄成其为英雄的"炼狱"不感兴趣。他们习惯于轻松的。带游戏色彩的生活，当然也不把政治看得过份沉重。与他们的前代以集体主义和无名英雄为追求理想的价值准则不同，他们把参与政治与塑造个人看作水乳交融的事情。至少，在学潮初起时，他们并不准备为自己的理想付出高昂的贷价︰胡耀邦仅仅逝世三天，《七条》已经在要求肯定"学运"的性质了。这就如同体育比赛中，一个形体动作尚未完成，就要求裁判评分一样。然而，之所以会这样，正好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在中国的政治赛场上，始终没有建立起比赛的规则。在这个选择了"专政"即独裁[一]形式的国家中，统治者的意志就是法律。"人民"的范围也是根据这个意志富有弹性的。当统治者在本质上还有一些"人民性"的时候，他可以对人民施"仁政"，有时甚至也希望人民对它提出批评改进建议，帮助它保持新鲜。但一旦人民的意见触怒了"逆鳞"，它就会宣布这些"人民"是"敌人"。"反动派"。"反革命"，将他们〔包括代表人民这部分意见的党员〕狂暴地打翻在地，以"无产阶级"或"人民"的名义，对他们进行"专政"。一九五七年反右，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一九六六年文革都是典型事例。值得一提的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方面虽然有了很大的改进，但那还只是思想和政策层次的改变，它还远远未落实到法律和制度层面，所以，它在不断地"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又不断地制造出新的不公正。有趣的是，中共党内的不论"左派"还是"右派"，他们都习惯地把实际上只是持不同意见者称为"坏人"。即使是主张"政治民主化"的党内民主派，对他们的"政敌"也决不宽容。在一九八四年的清理所谓"三种人"[二]的问题上，他们的态度证明，这个党的哪怕是最优秀分子，至多只会从政治上看问题，而没有批判自己所选择的制度的能力。

学生之所以一开始就要"讨个说法"，正是畏于这种"专政"的无常性和残酷性。这也说明，一九八九年的学生，如果对自己的信念的真诚与坚定性方面可与"四五"青年妣美的话，那么他们在对无畏方面，则不可同日而语了。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说，他们更愿意演出的是一场喜剧。[三]

第二，学生之所以要向政府寻求"公正评价"，说明他们心目中还是把政府放在权威地位，并至少相信政府是有"公正"的可能性的。试想，孙中山当年没有向清政府讨"公道"，毛泽东当年也没有和南京政府讲"公平"，那是因为他们所从事斗争的性质是革命。而今日学潮的温和色彩，它所昭示的改良性质，恰恰是从政府最难启齿的地方表现出来。

然而，就象巫术中所说的那样，你越怕越想什么，什么就越是要来。

谢选骏指出：又是“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都快兩百年前的陳芝麻、爛穀子了！還在反復咀嚼！真是讓人受夠了霉味！我説陳小雅，你能不能給人吃點不陳的、新鮮的東西，別老帶著那副馬裂的老花鏡看世界？

第一节 "新华门事件"

历来战阵，兵来将挡，水来土淹。是革命，是暴乱，必以暴力相镇压；是改良，是请愿，当以谈判相调解。对于前者，中共经验丰富，手到擒来；对于后者，中共不习惯，也看不惯。中共党的总书记胡耀邦曾说，我们要学会适应现代社会中的学生运动，学习用现代政治的方法解决问题。但这正好成为其政敌把他归入"自由化"阵营的把柄。对于这个信奉。也长于用"枪杆子"打天下的政权来说，政治艺术家本来就是罕有之物。当着二十世纪八〇年代到来时，它不得不因为政治艺术家的纷纷离世，而实际上可用的武器越来越少。

就在前述四月十九日凌晨新华门请愿声浪正高，总理李鹏千呼万唤不出来之际，中南海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正召集国务院办公厅。公安部。中宣部。中办警卫局。北京市委。市府和市公安局有关人士会议，研究决定，以北京市人民政府名义发布通告，迅速整顿新华门前的秩序，由北京市公安局迅速调集力量执行。[四]

望眼欲穿的学生没有等来他们希望一睹尊容的领导人的会见，却等来了其"宿敌"──北京市政府一纸冷冰冰的《通告》。这份《通告》说︰

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出，长期担任党的重要职务的领导人胡耀邦同志的不幸逝世，全市人民十分震惊和悲痛。我市群众开展了各种悼念活动，以寄托哀思。反映了人民对胡耀邦同志的深切怀念。

但是，近几天来，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借广大群众进行悼念活动之机，散布谣言，蛊惑人心，张贴攻击。谩骂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大字报。更为严重的是，他们在四月十八日晚，公然煽动少数人冲击中南海，打伤维持秩序的警卫战士，提出种种与悼念活动无关的无理要求。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已不是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动，而是蓄意制造和挑起事端，企图转移悼念活动的正确方向。

为使悼念活动正常进行，严防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捣乱和破坏，确保社会秩序的安定，特通告如下︰

一、要动员群众通过悼念活动，化悲痛为力量，以实际行动学习胡耀邦同志的献身精神，顾全大局，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一心一意地搞好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在各自的岗位上，为振兴中华做出贡献。

二、悼念活动主要应当在本单位内有组织。有秩序地进行。北京是党和国家领导机关所在地，每个公民都要自觉地维护党政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维护首都交通。生产。工作。学习和生活的正常秩序。

三、绝不允许任何人借悼念活动之机，进行捣乱和破坏，对那些搞打。砸。抢。冲。烧的违法犯罪分子，要依法严惩。

──这个《通告》，把几天来发生在校园和广场等地的学生活动分为两类︰一类是出于对耀邦的"深切怀念"，为"寄托哀思"而举行的悼念活动；一类是"别有用心"的造谣。蛊惑。攻击。谩骂。并根据这个分野，亮出"底牌"。但是，这个充满教条主义精神的《通告》没有分析，人们为什么会对耀邦的逝世感到"悲痛"，为什么要对他"深切怀念"，正是因为耀邦是作为"民主"先锋，在改革过程中被用"非程序"的手段拉下马，人们才有这么多的悲痛和这么多的怀念。既然如此，人们借耀邦逝世之机，发泄不满和不平，表一表平日不敢有的怀疑，义愤，以及推进耀邦未完成的民主事业，也是情理之中的事。而《通告》把这些通通不加区别地归之于造谣蛊惑，不能不说是表现出一种专横，说穿了就是一句话︰只能按照一种方式。内容悼念，其它行为都是不能允许的。但耀邦既然是人民"自己的"耀邦，人们就可以选择自己的哀悼方式。即使与悼念活动完全无关，人民要求见自己的总理，也并非什么"无理要求"。世界上任何一国政府，有谁会因为几个手无寸铁的学生坐地请愿，就不能保持"正常的工作秩序"的呢？难道学生的事情，不也是它工作的一部分吗？好象在它专心致至地关心"治理整顿"时，其它政府工作的要求就是犯罪一样，殊不知学生所代表的人民的要求，正是"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不起，既然你不敢说胡耀邦是反革命，不敢说悼念胡耀邦是反革命行为，你就没有正义在握，你就不敢以"法"的名义，而《通告》中所说的将绳之以法的"打。砸。抢。冲。烧"等行为，当时根本没有发生，而恰恰是在这个《通告》以后，在西安。长沙等地"肆无忌惮"地发生了！

北京市的这个《通告》，是在十九日白天见报的。也许正因为它所透出的那种冷冷杀气，这一天举行的《新观察》和《世界经济导报》座谈会上，才有那么多的忧虑和警告。而事实也证明，这个《通告》非但没有制止新华门前的行为，反而在第二天酿成使学生抗议性活动升级的"新华门事件"。"新华门事件"是八九民运形成期间的一个著名事件。是它，第一个使悼念活动染上了"血"的色彩。为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一事件略加解剖。

目前，对这次事件作有公开记述的有如下版本︰

新华社的报道说︰"十九日晚至二十日晨，有近三百名学生围聚在新华门前并冲击中南海，他们有的发表煽动性演说，有的呼喊反动口号，有的向维持秩序的警察投掷砖块和汽水瓶。据北京市公安局的同志介绍，有四名警察被人群中掷来的砖块。瓶子打伤。""北京市人民政府通告指出，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冲击新华门，击伤维护秩序的民警，是严重的违法行为。希望围观的人提高警惕，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局，离开现场。《通告》警告蓄意肇事的少数人，如果继续一意孤行，一切后果由他们自负。"[五]

由国家教委政治思想工作司编写的《惊心动魄的五六天》对这一天新华门前的活动仅作了如下反映︰

"三时四五分，新华门前开始播放北京市人民政府通告。希望围观的人提高警惕，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局，离开现场。并警告蓄意肇事的少数人，如果继续一意孤行，一切后果由他们自负。四时许，公安干警。武警战士在新华门前清场，将广播公告后仍留在新华门前的一百多名学生强行带上公共汽车。其间，一些学生将汽车玻璃打碎，还有一名女生呼喊"打倒共产党"的口号。"[六] 轩彦编的《京都血火》是这样表述这一过程的︰"据现场维持秩序的北京市公安局负责人说︰十九日晚至二十日晨，有数百名学生围聚在中南海新华门前，有的发表煽动性演说，有些人向警察投掷砖块和汽水瓶，当场有四位警察被打伤。有些人还多次冲击中南海……警察耐心地对这些学生劝说了约两小时。到二十日早晨三点四十分左右，广播要求在场学生二十分钟之内离开新华门。但他们不离去。到四点四十分左右，一部分学生被学校来的领导劝走，但快到天亮仍有二百多人不肯走。有人喊"谁走就是叛徒"。为了维护秩序，使即将大量运行的公共交通车辆能正常行驶，警察依照治安管理条例只好挟着这些学生，将他们送上大型交通汽车送回学校。有的学生极力争跳着不肯上车，又吵又骂，有人喊︰"打倒共产党！"已经送进车里的学生在车上又砸破了不少车窗玻璃。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和警察之间发生了互相推拉和 打的现象。""市公安局的同志说，外界传说公安局抓人了。根本没有这回事，没有抓一个人，也没有传唤过一个人。在这次强制学生离开新华门时，学生和警察互相推推搡搡是确实有的双方也都有人受了一些小伤。"[七]

那么，当时的学生为什么要对"强行带离"作如此的抗争呢？显然，他们以为是要将他们送进监狱。这里有人民大学的研究生，记述了自己在前一天新华门清场时的心态︰"……到十八日午夜之后，实在支持不住，就走出新华门前的学生队伍，到门侧一个树从中坐下睡着了。""也不知睡了多久，突然觉得有人推我，推得不重，但很有力。我睁眼一看，面前站着三个警察……戴上眼镜，才发现新华门前已空空荡荡……在两个警察扶持下，走进路边停放的一辆公共汽车。""我刚进车，就有人说，`可能会把我们送到公安局去'。我一惊，马上溜下汽车。"[八]

北京市委编印的小册子有一段记录也可以反映"四·二〇事件"中学生的这种心态︰"四︰〇〇东西两侧围观的人逐渐散去。在新华门前仍不肯散去的情况下，武警部队采取措施，将少数人拖上调来的公共汽车。有人呼喊"打倒共产党"。"五︰〇〇市公交总公司在武警。公安人员的协助下，将一百三十多名滞留在新华门前的学生疏散上车。学生边上车边砸，将五块玻璃砸碎。当车行至南礼士路口一带，有些学生从破碎的玻璃窗向外探身，有人被划伤。司机减速，学生硬扒开车门全部下车……"[九]

以上记述大体反映了"新华门事件"的梗概，但是，由于官方禁止刊登与自己口径不一致的消息。它们在披露真相时，都或多或少地有意隐去重要环节，或故意含糊其词。按照新华社的报道，学生似乎是在作"煽动性演讲"时，无故呼喊了"反动口号"，而且不仅不存在什么"血案"，相反，是警察被人打伤。教委本和轩彦本的记载客观地反映了所谓呼喊"反动口号"的情节，实际上是学生被强行带离现场的争吵和 打过程中发生的。但是，却把学生所说"警察施暴"，描绘成警察和学生互打。而警察身上的伤痕〔相信这是真的〕，究竟是被身份不明，别有用心的人用砖块或汽水瓶击伤的，还是在与学生推打中受伤的，则不清楚。市委本虽然承认所谓"反动口号"是在强行带离的情况下发生的，但不仅只字未提学生被"协助"时受伤的情况，反而暗示学生是在无故逃离汽车时，自己被自己打碎的玻璃"划伤"的。总之，按照官方口径，根本不承认有学生被打一事，而所谓"血案"更是子虚乌有。对中国政法大学王志勇被警察痛殴一事，有的还以讥嘲的口气说，学生喊得震天价响的"新华门前，警察施暴"，原来只有一个"在前门附进被人打伤"的学生，他的那件"血衣"是这个事件中的唯一血迹。仿佛学生要把一个毫不相关的事件，与新华门清场硬是拼接在一起。

官方在宣传上做的手脚，当然瞒不过在场目睹了实况的群众，他们之中大量的是各报记者。事实上，不仅存在"推搡"，而且确有痛打。据说，中宣部一干部，奉命到广场做学生的工作，被警察一脚把脸踢肿。《经济日报》一女记者，在新华门拍照时也被殴打。西单一下班的饭店工人，路遇学生经过，被警察从后面拥打。《中国青年报》的一位实习记者，于二十日凌晨二时三十分左右，在天安门广场被警察不问青红皂白地痛打，并两次被打倒在地[一〇]的事实也证明，当日确实发生了严重的警察打人事件。据学生组织的统计，被打学生约四。五十人。以互殴而论，没有受过军事训练的学生，与专门学过擒拿的警察相比，当然不是对手。当场有学生手腕被扭脱臼[一一]。事后，学生还强烈要求组织新闻界进行专门调查，因为据说，强行运送学生的公共汽车被打碎的玻璃不是掉在车外，而是掉在车内。而这，显然不是学生可以做到的。

原国家体改委体改所所长陈一谘在《中国︰十年改革与八九民运》一书中，对"新华门事件"是这样描述的︰

矛盾的第一次激化是在十九日夜里……一一点多钟，上万的学生和民众在……新华门前，反复呼叫"李鹏出来"，"李鹏出来"，学生计划在二十日五时撤离新华门，以免妨碍交通。但是，到凌晨四点二十分时，在剩下三百多名学生和一、二千群众的情况下，一批武警包围分割了学生，大打出手，很多学生被打。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孩子气愤地喊了"打倒共产党"的口号……当时一批警察就上来抓她，学生们把她保护走了。在 打过程中，很多人受了伤。

关于中国政法大学王志勇被打一事，我们只能通过四月二一日出现在北京街头的这张政法大的传单加以了解︰

天理何在？良心何在？公道何在？法律何在？

──"四·二〇"惨案中国政法大学学生王志勇被打真相

四月十九日晚，我校王志勇等三名学生来到天安门广场参加悼念胡耀邦同志逝世的活动。二〇日凌晨四时许，他们穿过长安街南侧街巷走上人民大会堂南侧街道准备直达地铁。走到一半，迎面来了两排武警。带队警官一声令下︰"什么人？打！"几十名武警迅速分散包抄上来，几名警察不问青红皂白，蜂涌而上，专用带铁扣皮带抽打王的头部，并辅以拳打脚踢，致王志勇头颅破裂，缝三针，多处淤血，两眼充血，眼眶发乌，左眼无法睁开，当时无法做任何医学鉴定。惨不忍睹。王被打后，拼力跑至地铁口，昏坐在那儿，后被两个好心青年护送回校。

据悉，二十日凌晨其它离校的一些学生也遭到无辜的殴打。连女同学也未被放过。

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使武警丧失了起码的道德和人性，难道是共和国法律允许他们这么干的，难道他们没有自己的兄弟姊妹？难道这是党纪。军纪允许的吗？

我校全体师生对此事的发生无不愤慨万分。各系学生会联合决定于二一日、二二日实行罢课，坚决要求惩办元凶，有关方面公开道歉，新闻媒介披露该事件的全部真相！司法机关依法严惩凶手！

〔王志勇同学是国际经济法系学生〕

中国政法大学全体同学

对此，新华社当时有内参记者采访过政法大学党委宣传部负责人，该负责人介绍，三名学生于四月十九日到天安门广场参加悼念活动，当晚一一时三十分许，乘二二路汽车回校，由于长安街交通拥挤，后决定乘早班地铁回校，走到大会堂南侧街道时，被迎面走来的两排武警冲散，学生王志勇被包围并被武警用皮带抽打头部晕倒，后被鲁艺学院的两位学生送回法大。王回校后在校医室包扎。缝针，后转北医三院就诊。北医三院出具的证明为︰"头皮裂伤，轻度脑震荡，眼外伤。"

学生被打，但官方把持的新闻媒介的公开报道却隐瞒真相，不仅为八九民运提供了"新闻体制改革"要求的依据，也把本来就有委曲和不平的学生激怒了。四月二十日当天中午，中国政法大学便挂出王志勇的血衣，夜间贴出了罢课通告。通告内容有︰〔一〕四月二一日至二二日罢课两天，抗议警方这种非法行为；〔二〕要求政府严惩凶手；〔三〕警方必须在报上公开对这种行为道歉，如实报道伤案经过；〔四〕第二、三条要求必须在四月二三日晚五时前给予答复，否则进一步采取行动。四月二一日开始，该校一千三百多名学生进行了罢课。中午一二时，法大校园内有学生点火烧毁了登有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的报纸。

据说，四月十九日北京市政府警告不要在新华门前闹事的《通告》发表的当天，曾有过北大学生拒绝清华同学邀请再去新华门的事情[一二]，前一天在新华门前扮过组织者角色的王丹，在"新华门事件"发生之夜，正亟亟于总结前一天行动不利的教训，筹备北京大学的学生自治组织。但"四·二〇 事件"及法大同学行动的消息传开，他们与原来"各自为政"的学校一起，立即作出了声援的反应。四月二十日中午，北京师范大学维吾尔族学生吾尔开希在校园里"三·一八纪念碑"前发表演讲。北大、人大、清华都分别贴出了《新华门血案》、《血》、《"四·二〇"惨案》等大字报。北大三角地贴出了清晨刚刚诞生的"北大筹委会"的通告。通告说︰"为了抗议军警对学生的残酷殴打，为了抗议舆论的歪曲报道，我们筹委会代表北大广大同学决定，自四月二一日上午八时起，开始全校罢课。并要求︰〔一〕新闻公正报道；〔二〕严惩惨案制造元凶。请每一个真正的有热血有良心的北大师生进行罢课抗议，不达到目的决不复课。"中午四校同学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学生一起，走出校门，上街游行。虽中途遇雨，仍有一千多名北大、航大学生高举"和平请愿"、"反对官倒"、"反对暴行"的标语，步行到天安门广场。

四月二一日，各校学生罢课付诸实施。已在酝酿筹备的学生组织也迅速成长起来。此前，学潮基本上是没有统一组织，没有形成统一纲领，与社会各界基本隔离，也没有体现出大的发展势头的自发的、分散的活动。而通过"新华门事件"，学生的组织化程度迅速增强，自我约束的理性水平大大提高，运用宣传手段扩大与社会各界的联系，并寻求社会。特别是知识界支持的意识也随即觉醒。

谢选骏指出：“知識界”或“XX界”這些個説法，一般説來，只適用於自由社會，不適用於專制社會——因爲在專制獨裁的綁匪眼中，人質就是人質，哪有什麽界不界的區別？

第二节 知识界的第一个声音

就在学生的悼念活动因"新华门事件"转出第二个主题时，原来在近处观望。或只是以出出点子给学运"敲边鼓"的知识分子也按捺不住，走到了前台。四月二一日，他们联名发出了“八九民运”中知识界第一封《公开信》︰

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公开信

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

胡耀邦先生是当代中国民主进程的象征，为政清廉的典范，人民大众的朋友，社会进步的推动者。他坚决反对保守倒退，积极推进改革开放，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对胡耀邦先生的逝世，我们表示深切的哀悼。

近日来，各界群众通过各种方式悼念胡耀邦先生。由于胡耀邦先生的民主形象深入人心，北京高校学生们在悼念活动中提出了许多加快民主进程的要求，他们对领导人的批评，是公民的合法权利，不能视为非法。新闻媒介应予客观公正的报道。

我们理解，学生们在这次悼念活动中提出的主要要求有︰

一、继承耀邦遗志，加快中国民主化进程和政治体制改革。

二、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清除各级党政机构中日趋严重的腐败现象，解决严重的社会不公问题。

三、切实解决当前各级政府普遍存在的软弱低效状态，实行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责任制，不得以"集体负责"等任何借口推卸个人责任。

四、实现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确保大众传播媒介的舆论监督功能。

我们认为，上述要求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对于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困境，凝聚民心，共渡难关，是一些根本性的良策。切实实现上述目标，也是造就长期安定团结的必要前提。因此，我们建议，党和国家领导人认真听取学生的愿望和要求，直接与学生平等对话，吸取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的教训；不能置之不理，置之不理容易引起学生的过激反应，不利于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地实现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大业。

此致

敬礼！

一九八九、四、二一　北京

就在政府中的某些人竭力想把学潮定性为反党。反政府的行为，以便匆匆对之加以处理的时候，知识界的这封联名信却明确把它定格在法律和公民权利的范围内，意在保护学生，尽量不使之在较低的层次上与政府交手。在"同心同德地实现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大业"的精神观照下，它一方面警告政府不要以"杀死对手"的方式逃避这场比武，另一方面，也以婉啭的形式劝吁学生不要犯规。使学潮爆发 H 来学生提出的口号纲领，进一步系统化了。

这封《公开信》的出现，使原来仅有两方参加的比赛场上，出现了第三方。

但这个第三方的出现，并没有构成战线上的三角格局。因为第三者虽然表现了某种"仲裁人"的姿态，但它却没有公然地站到前台，而仅仅以学生的同盟或智能提供者的面目出现。这一方面适应于知识界本身无组织。无前台经验。无担当责任的心理准备等状况，另一方面，也适应了中共对知识分子怀疑。轻视的传统。试想，中共什么时候害怕过知识分子？哪一次运动不是从知识分子开刀的呢？这一次，知识分子若跳到前台，堂堂皇皇地将它收拾，顶多不过是在无数旧例中，再增加一个新例罢了。而知识分子如果站在学生后面，以学生的名义说话，情况就大不相同了。青年人是祖国的希望和未来，他们人数众多，又有广泛的社会关系，是国际人权社会首先关怀的对象。连目空一切的毛泽东都说过︰"谁镇压学生运动，决没有好下场！"文革中的刘少奇，不就是这样翻船的吗？

知识界的加入，无疑加重了学生一方在政治天平上的份量。他们的智能与政治经验的帮助，也使政府中"草斩"学运的企图增加了实施的困难。但这一举动，并没有使处在危境中的学潮化险为夷。这是由两个原因决定的︰

其一，"三十三人签名信"与邓结怨。

其二，"大闹一九八九"得到了应证。

所谓"三十三人签名信"，是一九八九年二月十三日，青年诗人北岛发起，知识界。文化界人士响应，有三三人签名的一封《致人大常委会及中共中央的公开信》。其内容是︰

我们得悉方励之先生于一九八九年一月六日致邓小平主席的公开信后，深表关切。

我们认为，在建国四十周年和五四运动七十周年之际，实行大赦，特别是释放魏京生等政治犯，将会创造一个有利于改革的和谐气氛，同时也是符合当今世界日益尊重人权的普遍潮流的。

一九八九、二、一三　〔三三人签名〕

该信提到的一九八九年一月六日《方励之致邓小平的公开信》，内容也很简单︰

中央军委

邓小平主席︰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四十年，也是"五四运动"的第七十年，围绕着四十年和七十年，一定会有不少纪念活动。但是，比之回顾过去，更多的人可能更关心今天，更关心未来，期待着两个纪念日会带来新的希望。

鉴于此，我诚恳地向您建议，在这两个日子即将到来之际，在全国实行大赦，特别是释放魏京生以及所有类似的政治犯。

我想，无论对魏京生本人作如何评定，释放他这样的已经服刑大约十年的人，是符合人道的，是会促进良好的社会气氛的。

今年恰好又是法国大革命的二百周年，不论怎样看，由它所标志的自由、平等、博爱、人权已受到人类的普遍尊重。因此，我再次诚恳地希望您考虑我的建议，给未来增添新的尊重。

谨颂

近祺

方励之

一九八九、一、六。

在一般不了解历史背景的人看来，无论从语言。立意，还是态度上看，方励之给邓小平的信都没有什么直触"逆鳞"的地方。北岛发起的"三三人签名"，更没有当政者理解的那层"恶意"。据魏京生本人后来说，北岛是"民主墙"时期唯一公开宣布过"与政治兴趣浓厚的诸团体划清界线"的人。他的文学刊物《今天》，是以"追求文学解放"为目的的。当时，在一个以法国"德雷福斯"案件为援例，的"民办刊物联席会议"上，他公开了自己的这一观点。

但是，方励之却在两个致命之处犯了"大忌"︰一个是《公开信》的形式。它极不符合中国"太极拳"式的政治传统，使接信对方没有回旋余地。在邓小平看来，这无异于一份公开战书，一纸"最后通牒"，它的发出无非是要给邓小平一种公开的"压力"，而这本身就是不准备让他接受的。在历史上，邓小平是以打"硬"仗著称的，在与苏联的"赫鲁晓夫叛徒集团"的斗争中，他曾留下过一句名言︰"你可以把我压扁，但不可以把我压弯！"当人类历史进入八〇年代，他本能地感觉到,对于世界潮流要有更多的适应，但是外面世界映入其眼帘的优越性，更多的是经济生活的现代化，而不是所谓的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至少，他从未欣赏过西方式的多党民主制。在这方面，他或许也觉得，有务实形象的赵紫阳，比具有浪漫气质的胡耀邦离他要更接近。而方励之的这种做法，无异于要在唯一的领导核心之外，另树一帜，迫使他领导的党和政府就范。

第二个"大忌"，是把一封涉及司法权限，属于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家主席职责范围的信，写给作为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这无异于在全世界面前再次揭触邓小平一直想避讳的"独裁者"的问题。把魏京生实际上是因触犯了他的政治权威才得以系狱，被判刑一三年这件事，在世人面前抖落。让人们再次回味，所谓"改革开放"和由邓小平创造的"复兴时代"，不过也是建立在一种"专制"基础上的东西。而这，当然是不能容忍的。

方励之是一九八七年反自由化运动中被开除出党的中共党员之一[一三]。他们在政治上与胡耀邦有着共同沉浮的命运。但与胡所代表的党内民主派不同，方励之从一开始就以西方式的民主政治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楷模。因此，在中共方面，他这样的人早就是内控的敌人。他们没有什么理由不认为，这个装模作样的"政客"拋过来的"绣球"里，包裹的是一枚定时炸弹，他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三十三人签名信"眼看着会把事态进一步扩大，所以，自一九八九年二月到三月，中共有关部门连续组织了所谓《司法部有关负责人发表谈话》[一四]，《对魏京生定罪判刑理由很充分》[一五]，《知情者谈魏京生》。《陈军发起签名信前后》[一六]等文章，在大陆与香港报纸上刊登，以消弥《公开信》造成的影响。为此，上海《世界经济导报》还曾专门组织过对于"大赦"与"特赦"在法律上的区别的文章。但因胡启立有令首都及全国新闻单位皆不得报道此事，此事真相终于不得不在《美国之音》和中共的双重歪曲下，不了了之。[一七]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一日知识界的《公开信》，与"三十三人签名信"并无任何联系。据领衔签名的包遵信回忆，他就此事所经历的过程是这样的︰

四月二十日上午九时左右，《中国青年》杂志记者魏群给我打电话，说她昨晚通宵都在天安门广场，亲眼看到学生们请愿示威以及凌晨警察与学生冲突的情况，还说学生现在对知识界感到很失望……我说，我对学生的爱国热情是钦佩的，对他们的民主要求是支持的，但我们支持只能是道义上的。如果站出来说话，反倒会给他们惹麻烦，使事情复杂化……下午两点多，远志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师〕给我来电话，奇怪的是，他说的话，和魏群上午在电话中讲的一样，只是没有说他曾经目睹昨晚学生在新华门前静坐。当他提出要我站出来公开表态时，我还是照上午对魏群讲的重复了一遍。远志明听了我的说明以后却提出，我们可以建议中央领导与学生对话，这样总是行的吧。我一听觉得有道理，这倒是个好主意。他说如果你同意就起草一封信，下午我来拿。我说还是你起草吧。远说，那也行，不过你要第一个签名。我说︰行。

……我们到了远志明家，远的妻子说︰他们在谢选骏家。进了谢家的门，一看除了远志明。谢选骏，还有王润生。陈宣良。荣剑也来了……远志明首先拿出了一份稿子，念了几句，大家就觉得不怎么满意，我对一开始称"胡耀邦先生"不赞成，远却坚持称"先生"不称"同志"……我见其它人也不表态，就没有再坚持。接着我讲了几条意见︰〔一〕首先肯定胡耀邦是中国民主化进程的象征，他的逝世表明政治体制改革的受挫。〔二〕对学生提出的要求中一些敏感问题不表态。〔三〕我们这封信的落脚点是放在呼吁政府与学生对话。大家都同意我的意见，王润生还提出应该明确要求新闻界对学运客观公正报道。王润生和荣剑还把学生的要求概括成为四条内容。大家觉得这样很好，接着就由王润生口述，远志明执笔起草……[一八]从包遵信的这番回忆看出，这封知识界的《公开信》实际上是由与"三十三人签名信毫无联系的，原人大的研究生。青年政治学院教师〔后因他们多以青年政治学院为活动地点而被称为"青年帮"〕为核心酝酿和发起的。包遵信提供了自己的意见和名义，但并非此事的组织者。

尽管知识界这封《公开信》与"三十三人签名信"没有任何联系，但它所采取的，是与之一脉相承的形式。即公开的。以宣言面貌出现的。跨单位的形式。而后者不仅是中共统治绝对禁止，就是在文革中也没有实行多久的活动形式。况且，在签名者中，有包遵信、吴组缃、严家其、高皋、李泽厚、宗璞、北岛、朱炜、刘东、王焱等十人是重复签名者，其中北岛是"三十三人签名信"的组织者。另外，"青年帮"中的远志明、谢选骏因援手苏晓康撰成《河殇》第五集[一九]，而《河殇》的主要作者苏晓康也参加了"三十三人签名信"，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使《公开信》带上了某种"三十三人色彩"。

此外，参加《公开信》签名的许良英。苏炜。戴晴。吴组光。于浩成等人，是继“三十三人签名信”之后，就大致相同的问题另外发起的"三四人签名信"、"四二人签名信"[二〇]的组织者和参加者。据称，参加"三十三人签名信"的北京大学教授汤一介曾经说过，中国将形成三个集团，即知识分子。企业家和政治家，而前两集团应对后者构成压力，以起平衡作用，促进中国向前发展。与汤教授的这番言论如出一辙，方励之在年初也曾大谈过"压力集团"概念。当局有理由认为，这些事件与当前发生的知识分子的联合行动，是构成所谓"压力"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

决定中共对八九年学潮一开始就采取严格防范和极其反常的敌视态度的另一个因素，是他们以为由此可以证实他们的"眼线"所罗置的所谓"自由化分子要借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五四运动七十周年之纪念日大闹一九八九年"的材料。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三十日，北京市长陈希同所作的《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中，我们得以发现这个事实。

陈希同的报告第一节的标题便是"动乱的酝酿和预谋由来已久"。其中说︰

……去年末今年初，内外勾结进一步加紧，陆续出现了一些观点十分错误乃至反动的政治集会。联名上书。大小字报和其它活动。比如，去年一二月七日，由《走向未来丛书》副主编金观涛担任顾问的"北京大学未来学会"，举办了"未来中国与世界"的大型讨论会，金观涛在发言中说︰"社会主义的尝试及其失败，是二十世纪的两大遗产之一。"《新观察》主编戈扬立即以一个有几十年党龄的"年龄最大"者的身份站出来"作证说︰"金观涛对社会主义的否定不是太厉害了，而是客气了一点。"[二一]

今年一月二八日，苏绍智、方励之等人在北京的"都乐书屋"搞了一个所谓"新启蒙沙龙活动"[二二]，……方励之说，这类集会"对当局采取完全批判。彻底批判的态度"，"火药味很浓"，"现在需要行动"，"连开三次就要上街了"。二月初，方励之。陈军等又在友谊宾馆举行了所谓的"名人名家迎春联谊会"[二三]，方励之主要就所谓"民主"和"人权"两大问题发表了演讲，陈军把"四五运动"同"西单民主墙"作了模拟。方励之说︰"希望企业家作为中国的新生力量，同先进的知识分子结合起来，为争民主而斗争。"二月十六日，陈军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广为散发方励之致邓小平的信，以及陈军等三三人致全国人大常委和中共中央的信，要求大赦，释放严重触犯刑律的魏京生等所谓"政治犯"。二月二三日，台湾《联合报》发表《大运动的开端，大冲击！》的文章说︰"纽约发宣言，北京公开信，神州春雷动，民主浪潮涌。"……此后，北京一些大学陆续出现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量大小字报和集会……与此同时北京一些高等院校，所谓的"民主沙龙"。"自由论坛"以及各式各样的"研究会"、"讨论会"、"演讲会"纷纷出现，仅北大学生王丹主持的"民主沙龙"一年就搞了一七场讲座，活动十分频繁。他们曾经把原非法组织"人权同盟"的头头任畹町请去，围绕所谓"新权威与民主政治"，散发了许多谬论。他们曾在塞万提斯像前举办讨论会，公开宣称"要废除一党制，让共产党下台，推翻现政权"。他们还把方励之的妻子李淑娴请去，充当他们的"军师"。李淑娴煽动说︰"要使民主沙龙合法化"，"要经常在这里集会"，"要取消北京市关于游行的十条规定"。所有这些，都为后来发生的动乱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香港《明报》载文评论说︰"中国知识分子精英阶层争取人权而发起的串联与签名运动，已对学生产生极大影响，他们早已酝酿在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纪念日采取大规模的行动表达对当局的不满。胡耀邦的猝然去世，则犹如装满火药的桶里扔了一根火柴。"总之，在极少数人的预谋。组织和策划下，当时已形成了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形势。

──一九八八年至一九八九年初的中国，的确是理论界空前活跃的年头。这是由三个原因造成的︰第一，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对理论界"放"和"收"的轮转，几乎形成了如同春夏秋冬四季循环的规律。在两年一个的周期中，一九八八年正逢"夏季"︰一年前因反自由化运动而致使有人"皇冠落地"。被开除党籍的惊悸几乎被人遗忘；中共党的十三大重新肯定了改革开放的路线不变，公开宣布要搞政治体制改革，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对话"联系，中共党内"左派"精神领袖邓力群落马，这些，都使人有理由相信，一个理论的"春天"已经来临。第二，一九八八年一二月十八日是中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十周年，暨"改革十周年"的纪念日，在中国人的不论是政治习惯还是生活习惯中，都有逢十"大庆"的传统。而对于思想理论界，这莫过于一个总结反思，向新的里程迈进的极好时机。作为关心政治的青年学生或学者，问一问，十年了，我们有什么进步？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第三，改革已走入"深水区"。许多知识分子。专家。学者已认识到，十年改革，在经济方面基本上是以"放权让利"为特征的"解放"过程，但真正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符合规范的新经济体系尚未建立。微观层次可改的已经改完，宏观层次的改革基本未动，特别是城市体制改革。国营大中型企业改革中出现的困难和徘徊，政府所采取"治理整顿"措施带来的停滞，更是使人感到形势严峻，前景莫测。在政治上，中共在完成"拨乱反正"，巩固邓小平集团的权力后，改革进展不如人意，在某些方面还有倒退的迹象。[二四]特别是"太子党"接班以来，其素质低劣。不负责任的表现，使中共统治基础日渐狭窄，人心浮动。加之分配不公，"官倒"猖獗，使得广大民众。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都寻找着研究。探讨和发泄的时机和场所。正是这些因素，汇成了八八─八九年思想理论界空前活跃的局面。这其实也是政治家寻求与人民沟通。对话，吸取智能，震开茅塞的良机。

但是，中共党内极少数与人民为敌的分子，看不见人民群众。知识分子关心"自己的国家"的命运的珍贵性，看不见他们关心社会的前途和个人命运的合理性、合法性，把人民的解放。自由地行使宪法所赋予的权利，本能地当成自己的危机，四处设置"密探"监视人们的言论，挖空心思地东拼西凑了一些所谓"反动言论"，作为下一轮整肃的根据。这，就是陈希同们立场的根据，及其"材料"的由来。

在此，当然也没有必要否认他的"材料"确有出处。在雨后春笋般的大小会议上，在各种层次的"沙龙热"里，众多的议论中自然有各种观点。尤其是在人民群众客观存在着不满情绪的情况下，讲演者的"出语惊人"是他们获得掌声的一个重要方法。另外，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一次又一次的思想与组织整肃，使得早就该超越"启蒙水平"，超越"主义"而进入"问题"的中国理论界，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从头开始。再加上中共党的体制决定的意识形态霸权的争夺战争，自然要引起一些激越言论。由于开放的不彻底，人们对西方民主的朦胧认识造成的向往，更因为政治上的人为压抑而扭曲为一种富有刺激力的探寻"真理火种"的献身活动，这种状况，在青年学生中是最普遍的。但是，所有的这些，在八八─八九年的活跃空气中，都不是主流。笔者以见证人的身份断言，那种"大闹一九八九"的意向，要不是胡耀邦的逝世，特别是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判断和选择，很难说是会有多少人响应的。因为中国人民是务实的，他们已经偿过了所谓"大民主"的苦头，有政治头脑的人，尤其是到了八八─八九年，大多已认同了有秩序的。渐进的推进历史的方式。有见识者也知道西方式的校园民主可以锻炼知识青年，但街头政治毕竟不是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必经途径。

然而，遗憾的是，这个政府中日益变得保守、僵化、坚持以"家长制"方式治国的人，宁肯相信这是危机的征兆，而不是机会的降临。由于他们控制着政治的主动权，他们也就自然而然把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最后也把人民，逼到对立的位置上，同时也引导着自己来到真正危机的边缘。

谢选骏指出：人説——这个政府中日益变得保守、僵化、坚持以"家长制"方式治国的人，宁肯相信这是危机的征兆，而不是机会的降临。

我看——其潛臺詞似乎是說，共產黨曾經不是保守、僵化、坚持以家长制方式治国的？這顯然十分錯誤。因爲共產黨在其娘胎裏的蘇聯那裏，就是“保守、僵化、坚持以家长制方式治国的”！

第三节 "四·二二"︰人民大会堂前的对垒

"四·二〇 新华门"的拳头，打醒了一盘散沙的北京高校学生。由政府一方掌握的宣传工具，抓住学潮中的不理智行为大作文章的"舆论"压力，压出了学潮中第一个统一组织和第一个联合行动。

还是在"新华门事件"爆发以前，四月二十日的凌晨，北大已成立"团结学生会筹委会"。从其取名来看，是模仿波兰团结工会的产物。筹委会的纲领扩大为十一条。在原有七条外，又增加了︰一〕要求惩办元凶。二〕要求新闻界公开报道学生运动。三〕释放魏京生。四〕要求就政策上的失误向人民检讨。五〕科学理顺物价。六〕强烈要求邓小平回答十年改革教育失误的原因。去掉了要求提高知识分子待遇和公正评价学潮两条。倡议各高校能代表学生的民主团体共同成立“北京高校民主请愿活动协调会”，统一领导目前已形成声势的学运。当晚，北大团结学生会筹委会委员熊焱〔北大法律系代培研究生〕在北大三角地，宣读了《全国高校联合会宣誓书》。

四月二一日，北京一五所院校在北大成立了"北京高校临时行动委员会"，下设纠察部。联络部。信息部，办公地点在北大二八楼四楼。当日上午，各校都贴出了这个委员会的通告，通知当晚十点集合到北京师范大学召开"誓师大会"。要求学生穿球鞋，带足水和干粮，集队前往天安门广场，给第二天出殡的胡耀邦遗体送行。并要求有条件的学校要组织纠察队，以防止坏人破坏，给政府镇压提供口实。

这个行动的提出，多少与北京市公安局预先发布的一个《通告》有关。这个《通告》说︰"为了保障四月二二日上午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的顺利进行，现将天安门地区的交通管制措施通告如下︰一。四月二二日上午八时至一二时，天安门广场及大会堂西侧路，除持有大会车证的车辆外，停止其它各种车辆和行人通行。二。四月二二日上午八时半至一二时，南河沿南口〔不含〕以西。府右街南口〔不含〕以东。天安门广场东侧路，除允许公共汽车甩站通过和持有大会车证的车辆通行外，停止其它各种车辆通行。"同时，电台还广播了《北京市交通管理局通告》︰"为了维护东西长安街交通的安全畅通，所有到天安门广场送花圈。挽联的同志，请不要走东西长安街〔东单至西单〕，可绕行前三门大街和其它街道。"未雨绸缪，从广播到戒严仅剩二四小时的紧迫时间，促使酝酿还极不充分的新生的学生统一组织迅速运转起来。并体现出空前的凝聚能力。

晚七点，北大。清华。人大。北京科技大。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北京外语学院，都有人数不等的学生开始行动，纠察队一律佩戴红袖标。他们由北京郊区的西北一线，步行来到正北面的北师大，撞开校门，与师大院内已聚集的万名高校学生汇合。九︰三〇时左右，"全市高校学生誓师大会"提前举行，参加者约二万人，会议由北师大学生吾尔开希主持。他提出要以演讲的形式控诉"四·二〇 暴力事件"，讲了二二日晨游行的目的和路线。

九︰四五时，队伍离开北师大，向天安门广场行进，沿途高呼"反对暴力"、"爱国无罪"、"铲除官倒"、"社会最大的不安定因素是贪官污吏"等口号。队伍打出的标语，横幅有"联合起来"、"耀邦千古"、"耀邦精神不死"、"民主斗士，青年挚友"、"科学兴国，教育为本"、"争取民主，尊重人权"、"民主万岁"、"反对专制"、"反对独裁"、"反对腐败"、"打倒贪官污吏"、"打倒暴力"、"爱国无罪"、"新闻要讲真话"。中国政法大学还抬出了一块木牌，据说是某青年教师准备结婚做家具用的木料，现在，它行进在望不到头的学生队伍中，上面赫然书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五、三七、四一条。队伍中，学生们五人一排，手拉手前进。每隔几十米，就有一人领呼口号。纠察队员手拉手走在队伍的两边，形成队伍与围观群众及尾随者的屏障。他们沿途对背有照相机的人询问是否是记者，向他们讲述"新华门事件"和王志勇被打经过，请记者到学校去看血衣和医院证明，要求新闻界为他们说公道话。沿街群众不时对他们的口号和严整的组织报以掌声，学生则以"人民万岁！""理解万岁！"相回报。许多群众将茶杯。开水放在路边，供学生饮用。过街天桥上那幅"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来"的交通宣传标语，被卷起了前半句，剩下"平平安安回家来"。

四月二二日〇︰二〇时，队伍经过新华门。北京科技大学的队伍第一个进入广场。随后到达的是前一天赴京的天津南开大学的"请愿团"。一︰五〇时左右，清华。北航。北京邮电大学。北京农业工程大学。中国地质大学。中国政法大。北师大。北大。人大。北方交大。中央民院。北京理工大等二十所高校，三万人的队伍全部进入广场。三︰〇〇左右，他们按排定的位置在广场打出校旗，就地坐下，纠察队员负责维持秩序，检查进出人员的校徽或学生证。

学生在广场的突然出现和秩序井然的就坐，给管理这一天天安门广场秩序的治丧办公室提出了新的难题。但他们迅速判定，学生们风尘仆仆而来，为的是与胡耀邦的最后告别。认定他们的合理要求应该得到满足，但所占据的位置应与调整。五︰〇〇时左右，他们开始与学生组织者交涉。要求他们把队伍从纪念碑西松墙以西，调到西松墙以东至西华灯一线。为参加追悼会的车辆腾出停车场地。但保证不会影响学生的视线。

清晨，当华灯熄灭时分，学生的全部队伍按要求完成了调动。同时，他们也提出三点要求︰一〕无条件保证学生人身安全；二〕瞻仰胡耀邦遗容；三〕客观报道"四·二〇 事件"。这些要求如不答应，将每隔十分钟调一所高校队伍向西移动。在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进行时，他们全体起立，与播放的音乐声一起唱起了悲壮的《义勇军进行曲》，许多人禁不住热泪盈眶。但他们中的大部分还没有意识到，此刻，他们已踏上了一条不能回头之路。

治丧办公室答应，只要学生队伍不乱，保证学生人身安全；将通过音响转播追悼会实况，"客观报道"问题非其所辖范围，答应转达。但不久，就有一队士兵从广场西北角跑步来到大会堂东路，紧贴学生队伍，由北向南站成一线。面对这种侮辱性行为，七︰五〇分左右，学生在一声命令之下，整齐地开始向西推进，前锋越过隔离墩，上了大会堂前的广场西路。那个由军警组成的象征性的绿色警戒线，即如沸汤中的几颗绿豆──立刻化为乌有。

各种应邀参加官方追悼大会的人士，乘着大小车辆纷至沓来。他们中有党魁和政府首脑，有各单位的头头，与中共同舟共济但在大多数时候充当花瓶的民主党派人士，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左派和右派……在这个国家诞生以后，参加这样的认识不认识，喜欢不喜欢，有感情无感情，有仇恨无仇恨的人的遗体告别，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当他们走出与各自身份相称的车辆时，或许感觉到有点不虚此行，因为，这时，他们有机会目睹学生静静的方阵，而这种景观在共和国历史上的罕见，与内参。外刊按身份级别权力大小拥有知情权的多少而分配不同，并非每一个有权力者都有幸能看到的。

到来者的中间也有另一种人。也许与为了安抚各方有关，追悼会邀请参加与耀邦遗体告别的四千多人中，尽量照顾了党和国家机关及大专院校的中青年干部与知识分子。这些对几天来学运一直抱密切关注态度。后来终于成为“八九民运”中风云人物的人，此时从饥寒交迫。疲惫不堪，被认为是"没有资格"进入悼念大厅的学生身边走过时，怀有的是另一种感情，另一种态度。有人侥幸，有人痛苦，有人因此而生长起一种使命感。因为他们所在的位势的优越，使他们相信，自己能做比学生更多的事情……

十时正，胡耀邦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准时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主席杨尚昆主持了追悼会。他糊里糊涂地将"奏《国歌》"讲成"奏《国际歌》"，但立即又进行了更正。当广播将大会开始的消息转至广场时，学生们全体肃立，跟着唱起了《国歌》。大会堂内，邓小平没有接受胡耀邦夫人李昭的建议不来参加追悼会，站在第一排的他，与同耀邦共同开基立业时相比，在人丛中显得更加苍老。矮小，脸色极为难看。默哀三分钟时，有三个老人晕倒〔据说有人当场死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耀邦权力的继承人，不甘心被从总理位置"挤"上这个"宝座"的赵紫阳致悼词。在他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悼词中，加上了《讣告》中没有的"胡耀邦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一生是光辉的"，这样的词句。这可以看作是自耀邦逝世以来，民心的反映，当然也是邓小平面对有可能扩大与升级的学运的一种让步。但是，悼词对胡耀邦为何在任满之前离开总书记的位置只字未提。这种躲闪的动作，虽然是对敏感问题的一种回避，甚至也可以看作一种让步，但同样使许多人大为不满︰因为，一个如此"完美"的人，你们为什么要叫他下台呢？

平心而论，胡耀邦的葬礼，是按照仅次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等级，与前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同等的待遇进行的。胡作为一个党魁，在政府中没有任何任职，他的待遇，本是其党内的一个事物。在正常条件下，这也就可以了。但是，当这一天的份量在历史上加重，人们的希望都赋予了这个时刻的时候，一切的一切，都显得不够了！

站在后排的人，在大会进行过程中，有的不时地走到面对广场的落地窗前，看看学生的动静，体味着两个营垒的气氛。《科技日报》副总编孙长江事后说︰"今天北京有两个追悼胡耀邦同志的地方，一个在人民大会堂内，一个在人民大会堂外，这两个地方我都参加，我感到前者太小太小，而后者是太大太大。"香港《九十年代》的总编辑李怡，则对会内会外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区别︰“大会堂内高度赞扬胡耀邦一生，独独是回避了八七年一月他下台的事；大会堂外则紧盯着八七年一月的事，要求为当时的决定改正……大会堂内强调胡对党的忠心耿耿，强调他顾全大局，这两年来仍不辞劳苦地到处鼓励干部`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大会堂外则强调他的自由。开放。宽松的政策，他在两年多前所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以及他两年多来的沉默……”

向遗体告别仪式开始后，大会堂外的学生开始喊话︰

"对话！对话！"

"李鹏，出来！李鹏，出来！"

他们选出北大国政系研究生郭海峰。张智勇，政法大政治系学生周勇军三位代表，到大会堂东门外要求向李鹏递交以"七条"为内容的"请愿书"，并瞻仰胡耀邦遗容。一一︰四十时左右，治丧办公室回答学生不能瞻仰遗容，李鹏是否能够接见，要等追悼会开完以后才知道。一二︰〇〇时，广场戒严解除，上万群众向请愿学生涌去。经过一昼夜等待的学生得知运送胡耀邦遗体的灵车，不再按惯例绕行广场一周，已 悁隤鬤}走时，也群情激愤地向大会堂涌去，冲破了由警卫部队组成的第一道警戒线。……

时间到了，李鹏仍无踪影。又有人说可能是一二︰四五时接见。郭海峰等三人再次出列，走上大会堂台阶后，泪流满面地双膝跪下，双手高举"请愿书"，长跪达三十分钟之久。

下午一时，当他们终于明白根本不会有什么李鹏接见时，他们彻底失望了。在中国政法大学的队伍率先退出后，各校学生也有秩序地撤离广场。[二六]怀悲壮而来，负耻辱而去的他们，临行留下了"为民请命，万死不辞"，"和平请愿，政府不理，通电全国，统一罢课"的口号。当日，各校出现了一片"无限期罢课"的呼吁，北师大一张署名"一爱国者"题为《众目暌暌的欺骗》的大字报说︰“鉴于对学生运动的不理睬，镇压立场，北师大。北大清华。南开。北航。理工大。北邮。钢院。中科院。政法〔大〕。音乐学院等十多所高校决定统一罢课，直至政府接受十条”。清华大学出现以“物理系学生会”名义贴出的标语︰“今日人民大会堂前最可耻的一幕，强烈要求罢课抗议。”[二七]北京高校学生联合行动筹委会的《告同学书》，则提出了下一步学运的行动纲领︰

北京高校学生联合行动筹委会，面对李总理哄骗十万学生，答应见学生代表却不露面的行径，决定采取新的策略︰

第一，号召北京所有高校，实行总罢课，七条建议不被接受，决不复课，希望各校学生写信给外地的亲人。同学。朋友，冲破新闻封锁，揭露事实真象。

第二，联络全国大专院校，实行全国总罢课，壮大学生运动，使七条早日得以接受。

第三，采取散发传单。发表演讲。举行游行等形式向工人。农民。市民及社会各阶层人士进行宣传，说明我们的目的和要求，争取他们的支持，实行罢工罢市。

来自天津、上海、武汉、湖南的学生，也于此时集中到北京大学，酝酿成立全国团结学生联合会，并拟在"五·四"将组织建立起来。把宪法赋予，但一直停留在一纸空文的权利变为现实。

至此，四月中旬以来，以悼念胡耀邦为中心内容的学潮基本结束。八九民运经过一周的锤炼，也基本走出了它的酝酿和起步阶段。学生与政府的对立格局已经形成。从胡耀邦逝世引发的有关政治要求，不必在别人的名义下求得自己的伸展，而是有了自己堂堂皇皇的姓氏了。

注　释︰

[一]在政治学的国家分类中，"专政"是与"民主"相对的一种政体。又称作专制或独裁政体。毛泽东说︰"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见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四卷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四月版，第一三六四页。

[二]这里指党内民主派的政治代表胡耀邦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

[三]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六〇三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五月版。

[四]见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编《一九八九，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北京日报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八月版，第二三─二四页。

[五]见一九八九年六月《半月谈》刊载的《北京新闻录》，第六页。

[六]大地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八月版。

[七]农村读物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九月版。

[八]李云。岳风等编着《颠狂的蛇年之夏》。国防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十一月版，第一六页。

[九]同[四]，第二七─二八页。

[一〇]见本书附录《一九八九年五月九日胡启立与〈中国青年报〉编辑记者座谈记录》。

[一一][一二]同[八]，第二〇页。第一七页。

[一三]一九八七年三月二二日与方励之一起开除出党的还有著名记者。报告文学家刘宾雁。理论工作者王若望。

[一四]载《人民日报》一九八九年二月二三日，第一版。

[一五]载《北京日报》一九八九年三月六日，第一至二版。

[一六]载一九八九年三月十八日与三月二二日香港《大公报》。

[一七]在"三十三人签名信"中，最后一个签名者陈军，曾在被中共宣布为"反动组织"的"中国民联"主办的刊物《中国之春》上撰文。由于他将签名信交海外传媒发表，海外和中共均借此将"签名"与海外持不同政见运动联系起来。有些签名者亦称不了解陈军，被人盗用了名义。

[一八]引自包遵信《未完成的涅──我与八九民运》。

[一九]《河殇》是一部反映中华文明危机观点的电视政论片。一九八八年播出后，轰动一时。

[二〇]据许良英在《中国民主化道路的思考》一文中称，该信是他与施雅风联合发起的。载《中国的良心──民运百人的心路历程》。

[二一]金观涛只是"北京大学未来学会"的顾问之一。他说的"二十世纪的两大遗产"是"西方中心论的破产和社会主义的尝试与失败"。戈扬当时并不是立即站出来应和，而是在轮到自己发言时说了那番话。

[二二]"新启蒙沙龙"并非苏。方"搞的"。它是原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王元化为创办"新启蒙丛书"，在北京举行的一个兼新闻发布会和组稿会两种功能的座谈会。该会未正式邀请方励之。方是随朋友而去的。

[二三]该联谊会不是方。陈主办的。其主办单位是中国企业家协会和中国文化书院。

[二四]见本书附录《五月十四日十二名学者座谈时局经过》。

[二五]据当时传说，是一个在场的记者误传了这条消息。但后来市委版《平暴纪实》中说成是一"学生队伍的组织者"〔见三五页〕；教委版《惊心动魄的五六天》没有确定此人身份，但认定其事的性质为蓄意造谣〔见三五页〕。笔者认为，可能是当时有记者议论追悼会何时结束，被学生误听为接见时间，于是作为新闻发表。笔者的推测，是根据后来民运中多次作为新闻传播的"谣言"产生情况，及人们当时的反常心态可能发生的错觉而作出的。

[二六]关于学生行动的各个环节的时间，有许多不同说法。此处采用市委版《平暴纪事》中的说法。估计该书在时间问题上有监视器为忠实依据。

[二七]《惊心动魄的五六天》第三五─三六页。

谢选骏指出：作者把下跪叫做對壘，忽視了力量的對比——實際上，胡耀邦之死，類似周恩來之死，提供了一個“用死人壓活人”的機會，僅此而已。

【第三章 警钟鸣响──"四·二六社论"前后】

……肌肉活动是人体产生热量的一种方法。

发抖，也是一种增加热度的肌肉活动。

生命在于运动。当社会发展停滞时，社会冲突和阶级间的斗争，是社会走出困境的有效途径。社会学家的这个理论，尤如一个中性的瓶子，它即可装入意理的毒液，也可以容纳意理的甘露。马克思主义者迷信它，所以坚持阶级斗争学说；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承认它，所以创造了现代的议会。然而，社会学家亦指出︰"当人们的分歧是建立在一致的基础上的时候，共有冲突会随之发生；当人们的一致是建立在分歧的基础上的时候，非共有冲突就随之发生。""非共有冲突被认为是破坏性的和分裂性的。相反，共有冲突，即以共同承认的基本目的为基础的冲突是整合性的。"[一]

当"四·二二"追悼会结束以后，大会堂内与大会堂外的两拨人马，原先共有的目标开始消退，或者更确切地说，后者凭借以与前者对抗的牵就世俗的。公允的依据开始消失。通过一周的磨擦，政府在悼念胡耀邦问题上的确有了让步︰〔一〕在胡耀邦的悼词中，加进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字样；〔二〕在追悼会召开时，没有对天安门广场进行例行的清场，并容忍了学生对警戒线的冲击。在另一方面，学生也开始总结"新华门事件"的教训，规范了自己的口号和抗议方式，力图把自身的行为约束在法律范围之内。当这种情况到来时，事物存在着两种前途︰

第一种前途，冲突结束，双方关系恢复原状。这取决于两个因素︰〔一〕学生放弃隐含目标，以在胡耀邦悼念问题上获得的阶段性成果为满足。并在行动上对遗留问题采取从长计议的态势，使这次因耀邦逝世提出的问题，在不破坏既成秩序的条件下，按常规方式解决。〔二〕政府承认现状，不搞"秋后算账"。如果这两个条件均同时满足，那么，历史上就不会有“八九民运”这个名词存在了。但是，中国社会无疑地已在"悼念风潮"的名义下，取得了切实的进步。社会学家们也可把这段历史，归入"共有冲突"之列。第二种前途，冲突继续。这也可分为两种情况︰〔一〕冲突持续。既不加剧，也不消失。它取决于双方在枝节问题上的争持不休。前者不提出新的目标和要求，后者为保全面子既不对前者发出新的刺激，也不承认其合法性。〔二〕冲突扩大。在学生方面，可能因为有了新的动力。这种动力，可能是一种新的，在有限时期内可以看到结果的斗争目标或口号，即获得"新战略"的鼓舞；可能是在组织形式或同盟军方面有了新的增强，即在力量方面带来新的信心；也可能是受到新的刺激，在新的愤怒下滋生出的勇气。而这种原因造成的反应，其激烈程度会超过前两者，但它发起的冲击却没有前两者来得那样有后劲，一般在情绪发泄完毕之后，也就偃旗息鼓。另外，冲突的扩大也有可能来自政府方面，如果它缩小与冲突方的"一致"与"共有"性，不再容忍面对"压力"逐渐失势的事实，把先前的"让步"作为杀"回马枪"留出的转身余地，对学生实行秋后算账，那么，它也就必然会得到学生们的响应，冲突由此得以扩大。

在这方面，读者将会看到，一九八九年的事物，并没有什么不同。它翻来翻去，也不能逃脱历史为人们划定的领地。

谢选骏指出：人説“一九八九年的事物，并没有什么不同。它翻来翻去，也不能逃脱历史为人们划定的领地。”——我看你特錯特錯了，因爲八九民運促成了六四屠殺，通過電視造成了全球衝擊波，終於推翻了柏林墻、摧毀了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陣營——成爲馬客死裂寧主義的殯葬師和掘墓人！

第一节 追悼会以后──第一个调整期

三双支撑男子汉尊严的膝盖

在你面前悲壮地跪下

撞开了共和国自尊的伤痕。

一份血写的谏书

在国徽前高高举过头顶

牵动着阵阵悲楚的哭泣。

哀乐低徊悲风凝滞春日暗淡长空悲泣

你睡意尤浓梦眼迷离

吐着几缕渥浊之气息

默默不语。

邪恶的皮带抽红了长安街的黎明

抽碎了中国人善良的梦境。

阴险的铁蹄踢残了四月的鲜花

践踏了人权的绿意。

却唤不醒你沦落风尘的舆论工具

玷污了学生的清白蒙骗了市民的感觉

傲慢的官吏强奸了纯朴的民意。

人民将理想砌进你公正的石壁

希望公正在你这儿诞生；

人民用爱心为你栽花种树

希望博爱永远温馨碧绿；

人民用信任为你铺成世界最大的广场

希望自由象风一样开明

你却酣睡不醒。

……

浩荡的春潮

震醒了夜寒凛冽的大街

干枯的老眼

涨满了灼热的义愤

失望的桅杆

重扬起斩浪的风帆

你却酣睡不醒。

纯情少女

写下了无泪的遗书

孱弱的书生

擎起了罢课的新旗

V 形手势

在英雄乐章中找到了新的和谐

平平安安回家

是慈母凝炼的祝愿

你却酣睡不醒。

莫非你威严的大理石已被贪婪蛀空

你正直的台阶已被特权踏破

你豁达的胸襟已被淫欲填满

你耀眼的国徽已被卑鄙腐烂

人民将忠诚注进你平等的地基

希望平等从你这儿发源。

……

醒来吧！人民大会堂

假如你还属于人民。

醒来吧！

假如你愿意

一代精英用坚强的膝盖支撑

中华的信心民族的荣誉

在世界上永远自豪地屹立！

醒来吧！

假如你还属于人民！

──这是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四日，北京师范大学大字报栏里新增的一篇文字。题目是《醒来吧！人民大会堂》，署名"野夫"。它用诗人的语言，表达了学生的心愿、纯情、意志、不平与疑惑。

"四·二二"以后，伤心，失望，悲愤与寻求发泄的情绪在校园里空前地聚集着。四月二三日，北京科技大、理工大、北师大、化工学院、邮电学院、北方交大、中央民院、北农大、北京机械工业管理学院、二外等十所学校的学生均举行了校内游行。天津南开、天大、外贸学院、纺织工学院等学校也有一万人上街游行，声援北京学生。要求"严惩`四·二〇'惨案凶手"，"打倒官倒"、"消除腐败"，"公民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示威游行自由"。在人大校园里，贴有记述"四·二二事件"经过的大字报，宣布"对当局彻底失望"。北大贴出了《北洋军阀尚且接见北大请愿学生代表》的大字报。在罢课继续的情况下，各校还各自提出成立学生自治组织，废除原学生会和研究生会，及抢占校广播站的要求。同时，北师大。清华。北京经济学院。中央美院学生也开始了募捐活动。下面是一位新华社记者记述的一个募捐场面︰

在积水潭地铁出处，墙壁上贴着一张大字报和一张四月二三日的《科技日报》〔《风一程，雨一程，壮歌送君行》〕大字报写着︰"我们团结必胜，援助我们！！！我们早已欲哭无泪，现在只有一腔热情和无限勇气。我们现在血也流了，跪也下了，但我们丝毫没有使统治者麻木的神经得到一点刺激。我们决不罢休，我们已经罢课，用你们的钱和我们的勇气和行动结合在一起……"

有一位女青年从摩托车上下来，拿着面值一百元一张的人民币，塞进募捐箱。从一八︰二〇─一八︰五〇时，半个小时内三七位围观群众捐款。除那位女青年，最多的给了五十元，最少的一元，大部分是五元或十元，旁边卖饮料的小贩不时送汽水。雪糕给学生。

有群众问学生，冲击新华门到底是怎么回事？清华几个学生说︰冲击新华门时我们没有去组织，是一些围观者硬推着我们向新华门涌去的。这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到新华门是为了让当权者知道学生强烈反对政府的腐败。

另有群众问，为什么要募捐？清华两学生说，我们用募捐的钱来买喇叭。纸张和油墨，以便向群众宣传我们游行的实际情况。另一学生说，我们已经印了几百份传单，现在已经没钱了，希望群众理解和支持。"当天下午二︰三〇时，人大校园还出现一则"最新消息"，称"当局已调王牌军三八军入京"。

在进行上述活动的同时，学生对一周以来学运也进行了反思，其中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对目标和手段的重新认识。四月二四日，北大"五。四"操场上甚至发生了学生领袖互相攻击的事件。师大也贴出了《当心被收买的学生贵族》的大字报。"四·二二"以后，作家郑义也明确向郭海峰。王丹。熊焱提出，尽可能不要与方励之先生夫妇接触，一是为了"保护"方先生夫妇，二是为了学生的自我保护。[二]同时，在新闻界的圈子里也有谣传，方励之曾到广场去过，但被他的两个朋友架走。

与这些因素相关联，新成立的北京高校统一组织由历来学运的中心北大移向了中国政法大学。这是自"五·四运动"以后七十年来第一次发生的现象。从一周以来北京各高校的自发自觉行动中，北京高校的学生运动开始酝酿出多个中心。其中最显著的是中国政法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虽然前者也有很深远的"北大渊源"，但它毕竟在这一次，不再在"北大"的名字下自己充当起今次学生运动的脊梁骨。有人因此而评论说，以往的学运旗帜是"自由"。"民主"，而这次的旗帜却是"法制"，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政法大学的教师。学生将他们的专业精神灌注到现实政治生活中去，是不无关系的。

至于北师大"红杏出墙"的原因，有人也曾作过玩笑式的回答︰北师大的教师。学生要为被评上国家教委的"先进单位"一事"雪耻"。因为，国家教委被昏庸顽劣的何东昌把持，是当时中国最黑暗的。散发着僵尸气息的衙门。至于北大为什么暂失"笼头"作用，可能与各种政治势力对它的渗透，主见太多有关系。因为，从行动的优劣而言，一百个将军组成的队伍，往往败北于一个团长率领的军队。作为思想。意见的自由乐园，当然不会产生出良好的军士。

二三日晚，前北大研究生。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兼职人员刘刚，与北师大学生吾尔开希。政法大学生王志新等二九所高校学生代表在圆明园召开会议。会上总结了二二日请愿的情况，认为学运发展到这一步，应该产生一个自己统一的组织。当场决定成立"北京高校临时学生联合会"〔简称"临时学联"〕，以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推进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为宗旨；近期目标是把学运继续下去，长远目标是争取学生自治组织的合法化。会议选出政法大学生周勇军为执行主席，北大王丹﹑师大吾尔开希﹑清华张铭﹑人大胡春林﹑民院张启才﹑电影学院夜大剧作班马少方等六人为常委。

此前成立的北大学生自治组织"北大筹委会"表示服从"临时学联"的统一指挥。

临时学联选出当日，就决定派出三百名学生，到上海、南京、广州、兰州、长沙、太原、济南等地，与这些地方的高校取得联系。[三]

从同期的一些大字报，我们可以了解到新的共识是如何形成的︰

北大一张署名"地球之子"，题为《伯乐相驴──与政府联合起来》的大字报说︰

政府其实是头叫驴，我们本是用它来拉车的。可它现在变得好吃。贪睡。懒做，脾气还倔，动不动还刨蹶子。把它卖了，重新买一头吧，还不成。市场上还产不出别的驴。把他杀了吃肉，更不成，而且太酸。只好用胡萝卜加大棒，把它驯好。胡萝卜是人民的拥戴，而大棒，则是人民的抵制和抗议……我们所作的就是让人民觉悟，去维护自己的利益，所以，我们的目标决不是去推翻政府，而是督促它，乃至帮助它前进。我们的统一战线也可以包括它嘛！……中国有句话，叫恼羞成怒，很有几分道理。我们要它着恼，要它识羞。但要把握分寸。火候，要有阶段性，不能让他成怒。否则，这驴子来个驴惊了，岂不糟糕！……

当然，这驴很不好驯，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耐心。至少得比这驴更有耐心吧！而且，驴毕竟是驴，不能指望它太通人性，所以要讲策略。别指望一夜之间它就能到马戏团去表演，赚大钱了。动作，要一个一个地学嘛！特别是不能让踢着，它肥得很，有的是力气咧！

下面，也是一份来自北京大学，诞生在同一时刻的理性思考的清单︰

思考︰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应该怎样行动？

连日来，爱国的民主运动使我们倍感振奋。但我们不应光有热情，还应有冷静的头脑。我们的爱国运动的宗旨是什么？我们的目的显然不是否定党的领导，也不是否定现有政府。我们的目的是推动民主，推动改革，清除腐化现象，使我国早日富强。由此，我们在近期内所能达到的目标又能是什么呢？我们认为︰

一。建立一个真正代表学生利益的，并为法律认可承认的学生自治组织。

二。该组织应具备︰

〔一〕有为法律可承认的号召组织罢课。游行的权力；

〔二〕能有自己为法律所承认的公开出版物。

学生自治组织的合法地位和合法权力的取得，是推动爱国民主运动的最基本条件，为达到这些目标，我们是否应该这样做︰

一。必须有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权威领导；

二。整个这次活动的目的，不宜太分散，要考虑实现的可能性；

三。要有严格的纠察组织，提防别有用心的人从中捣乱；

四。在任何情况下坚持非暴力原则；

五。在严密的组织下，以严格的方式多作宣传，争取广大人民的理解和支持；

六。与全国高校取得广泛密切的联系；

七。学生自治组织的活动经费，难道只能靠募捐吗？考虑西安。长沙发生的暴力事件，应引为借鉴。希望我们考虑事情应该慎重，不要为坏人所利用。更不要让社会与学生的民主爱国运动对立起来。我们有义务维持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和社会秩序的安定。

这张大字报的署名是"部分研究生"。另有一张写在同日的大字报，则告诫学生不要为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

学生运动与拐杖──再谈策略

……历史上，学生运动极易成为政治投机的工具，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学运本身的弱点决定的。文革时期的红卫兵，具有最大的狂热和失控性。但只有毛一个人能驾驭它……八六年底。八七年初学潮的大方向本来是"民主"，但最终导致胡耀邦下台和反自由化，成了不利于民主的结局。单从这个意义上讲，学潮帮了倒忙……学生运动无数次成为政客们手中的拐杖，被得心应手地用来打击一些人，扶植另一些人，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不能等到再出现一个胡耀邦时才来反省。

我很想知道那些率先把矛头对准李鹏的人的真实身份和动机，我从那种仇恨性的煽动和挑唆性的叫嚣中，觉察出一种似曾相识的阴谋，一种旨在改变民主运动大方向，并把它引向换汤不换药结局的阴谋……我们要求建立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而不是彻了张三，再换上李四，一切又都依然故我，随意打倒的危险性还不只此，它还会成为恶毒攻击的罪证，并为大规模镇压做铺垫，从而半路断送我们的事业。

同学们，随时警惕阴谋家和骗子！

我们决不做任何人的拐杖，我们要按照自己的路子走！

在这张大字报的下面有一个批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字报。请同学们读后三思。署名"北京市教育局一干部"。

"这一次呢？"这个问题现在看来，人人都会感叹事情不幸被他言中了。但当时处在中国高层政治局外的人，并没有什么察觉。因为，就在这张大字报问世的前一天，可能也正是作者书写之时，我们的总书记正坐着专列，去访问东方的一个世界上仅存的左得可爱，并对中国有忘恩负义行为的小国。在这次悼念他的前任的活动中，他似乎看准了要吸取亡者的教训。在"四·二二"学生请愿时，他从大会堂楼顶俯瞰过这支如同深渊一般的队伍。然后同几个"智囊"一起打高尔夫球去了。这一次，他想做到万无一失！

谢选骏指出：趙紫陽機關算盡，卻不知生薑還是老的辣，而且他竟忘記了共產黨是一個“野蠻的暴力團”，不興“文明的高爾夫”。

第二节 江泽民与北京对表──《世界经济导报》事件

就在赵紫阳慎之又慎，以图身免之时，他的未来的接班人却陷入了新的微妙之中。他所辖地区的一份报纸，迫使他从沉默中登台亮相了。事情发端，就是“八九民运”中新闻界的第一件大事──《世界经济导报》事件。

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创办于一九八〇年六月，是由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和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共同主办。经上海市委宣传部批准的一张报纸。创办期间，得到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钱俊瑞的支持。在北京有老资格的经济学家宦乡。陈瀚笙。薛暮桥。许涤新。于光远。马洪。徐雪寒。孙怀仁。褚葆一等人作高级顾问。在改革开放的八〇年代，它以在思想解放和理论探索方面的大胆与积极配合中央改革派领袖人物的言论，不断主动开拓新闻主题，在中国的新闻界独树一帜，尤其受到改革派及思想理论界人士欢迎。在人们痛恶的"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运动中，它坚持独立的立场，巧妙顶住上方的压力，被誉为"善打擦边球"的能手。为此，它也早就成为上海和北京保守派势力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一九八三年，《导报》因发表南京一经济研究者的探索文章，被中国社会科学院某学者状告中央意识形态权威胡乔木。他所列举的经济理论界二四条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论文摘要，其中有一八条出自《导报》。《导报》因而被指控为"犯有方向路线性错误"。一九八七年，胡耀邦因"反自由化"运动落马，一系列的人事更动对《导报》也极为不利。但该报同仁抓住中苏两党在社会主义改革方面的竞争心理，用外电综述形式刊登了《克理姆林宫频频吹出改革之风》的消息。又被意识形态权威批了"别有用心！"四个大字。官司由外交部一直打到当时任总理的赵紫阳办公室。由于报纸为改革开放立下过汗马功劳，在国内形成较大影响，故上海市委虽于一九八五。一九八七年两度派员对其进行整顿，也未能对其最终下手。一九八八年一二月，《导报》又以刊登苏绍智在中宣部。中央党校和社科院联合举办的"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十周年理论讨论会"上的发言摘要而获罪。这篇发言中讲到，在十年前"真理标准讨论"和改革开放理论探讨方面立下过功劳的人为什么受到不平等待遇；"清污"和"反自由化"是十年改革中的两次重大失误；目前理论界仍存在禁区和宗派把持；以及学术自由是改革成败的生命线等问题。该次会议未准许《导报》记者参加，但他们从苏的手里获得了这份发言稿。该文发表后，有关报纸便接到中宣部的电话通知︰不准转载《导报》一二月二六日第三版上刊登的苏绍智的文章。此后，总编辑钦本立的命运一直是个未定之数，外界纷纷谣传，他可能会被免职。但到底是采取免职形式，还是采取"离休"方式，当局显然还举棋不定。因为该报上下团结一致，已形成一种高度认同和协同整体。外人派进来无用，新选拔上来的可能比"老板"更不好对付。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日，《导报》还公然发表了与李鹏《政府工作报告》"治理整顿"方针唱反调的千家驹的文章──《走回头路不是没有可能的──读李鹏〈政府工作报告〉》。上海市委尚未及处理这件事情，学潮已经爆发了。因此，直到胡耀邦逝世，对于上海市委来说，《导报》问题悬而未决。

四月十七日，香港有报纸登载了《导报》将开辟专栏纪念胡耀邦的消息后，政治嗅觉敏锐的上海市委立即引起警觉。为此，四月二一日下午派出市委副书记曾庆红。宣传部长陈至立找钦本立谈话，要求其将最近的一期报纸清样送审。钦答应第二天一早送到。但经再三催促，方于该日下午送到。这就是第四三九期的A 版。在审阅过程中，市委领导觉得该期报纸用整整六个版面报道的"四·一九座谈会"发言记录，有些内容在报上公开会造成"思想混乱"。确切的说，主要是严家其和戴晴的发言不宜见报。还指出，小范围座谈会上发表个人意见可以，但有些不符合事实的东西，一旦见报，就会成为一种宣传，起到"舆论导向"的作用。有些发言记录未经本人审阅，是"不慎重"的。以后，当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和《导报》名誉理事长汪道涵找钦谈话，要求四三九期部分内容须经删节后才能发行。

据说，钦本立当时答应照办，并打电话给有关部门，要求停印。停发这期报纸，待修改后再印发。而电话打出时，报纸已按照与印刷厂的协议，"十六万份已全部印完了"。[四]

按常规，上海的读者每个星期天的下午才能读到《导报》，但汪道涵在那个星期天〔二三日〕的早上就发现，未经删节的四三九期《导报》已经送到他家。而香港《南华早报》等海外的一些报纸却在第二天刊出了《导报》被"没收"。被"查封"的消息。《美国之音》等外国电台也相继报道了这个消息。

在中国的地域文化中，有几个明显可以进行对照的现象，这就是广东人买香港人的账，内地人买北京人的账，江。浙。赣人买上海人的账，而上海人买外国人的账。这种状况的形成，是与地域经济与文化的辐射关系联系在一起的。正因为买外国人的账，所以，上海市委对《导报》借海外舆论的压力来迫使其改变决定尤其恼火。星期天当天，上海市委召开书记办公会议，仍然责成《导报》提出版面处理意见。钦本立虽然主观上保留意见，但面对组织的压力，也只好决定改排后再发行。

但是，上海市委的"书报检查官"们，并没有等来四三九期的新版本〔B 版〕，却等来了《世界经济导报》编委会的一份"紧急报告"。它谈到四三九期 A 版已流散于世的情况。其解释是︰当市委四月二二日发出四三九期停印前，该报已因各种因素流失数百份之多。〔据《导报》驻北京办事处张伟国说，当人们听说这期报纸有可能被查封时，纷纷从印刷该报的《解放日报》印刷厂将报纸偷走，并大量复印。据称，有三百份报纸被一报贩就便车批发带走。只追回二百份。当邮局的报纸被查封时，交换和赠送渠道的传输齿链并没有停止转动〕。鉴于这种情况，报告指出，如果另行发排，第四三九期《导报》将会有 A。B 两种版本流传于世，势必造成不必要的混乱。它说︰"据了解，美国各大报纸已相应做出反应，以《导报》脱期事件做为头版消息，引起了人们对我报 A 版内容的普遍关注。四月二四日一天之内，仅在北京一地，就有英国《卫报》。路透社。美国《纽约时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日本时事通讯社等九家海外新闻机构的工作人员以此事到我报北京办事处证实。其它国内外新闻机构在上海。北京，利用多种方式接触有关知情人员，以证实他们得到的消息……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图文传真机的普遍使用，海外报刊随时可能刊出我报 A 版文章，而海外的原文必然很快流传到学生手中，使得关心此事的学生很快可以拿到两种版本的导报，从而可能触发新的矛盾。""据闻，北京一些高校已在流传有关《导报》被`查封'。`停刊'的消息，在学生可能已实际知道 A 版内容的情况下，改出 B 版很容易引起学生包括上海学生新的更大反应，从而使事态难以控制。"另外，报告还说︰"据北京消息，中央有可能对胡耀邦同志重新作结论，在这种情况下，B 版中改掉发言人要求重评价胡耀邦的内容，会给人造成对上海领导人的看法。"该报告在力陈发行B 版害处同时，还警告这样做可能"违反中央。国务院四月二四日特急电[中发电〔一九八九〕四号]通知的精神"。根据二三日市委副书记曾庆红"三种方案都作参考，由《导报》自己决定"的精神，"紧急报告"的意见是，仍然坚持发行原版本。也许是编委会认为这样做并不需要通过市委领导批准，因此，在报告的结尾处写下了"专此奉告"的字样。

这份"紧急报告"与其说是一份报告，不如说是一份"宣言"。它的功能有三︰一是把《导报》与上海市委在四三九期问题上的矛盾，定位在大方向一致，仅在技术层次不够协调的位置上。既不承认有"反党"的企图，也不给对方戴上一顶"干涉言论自由"或"违宪"的大帽子。二是挽回他们的"老板"钦本立的道德名誉，由于问题出在技术环节的疏漏，老板当然不存在对党"阳奉阴违"，或声言要与之绝交的"老朋友"汪道涵所说的"不守信用"。三是将上海市委对严家其。戴晴讲话的意见扩大为"对胡耀邦的评价"问题，利用海外传播媒介和已经兴起的学潮的压力，以及上海市委不了解京都政治内幕的矛盾心理，试图在新闻自由方面冲开一个缺口，迫使接受即成事实。此时，已是一九八九年四月二五日。

远在上海的江泽民其时所处的地位是十分微妙的。四月八日，胡耀邦犯病当场，是他紧急掏出了"急救盒"对耀邦进行抢救。不论政治观点有多大的差别，至少他与胡耀邦个人之间不存在利害关系。他也许更关心另一个问题︰赵紫阳会在这次学运中有什么动作。这次学运中，之所以赵紫阳态度十分消极，党内民主派不停地散布舆论，要防止高层权力发生"非程序更叠"，对经济上的"治理整顿"抱抵制态度，呼吁要防止"走回头路"，防止"改革形势逆转"，等等等等，这些在外界看来摸不着头脑的事情，在江泽民看来却洞若观火一般。去年年底以来，香港等地突然兴起的所谓"倒邓保赵"并非空穴来风，此"风"倒邓是假，因为从来没有什么海外几个文人的唱合能使中国改变最高权力的。中国政治奉行的原则，历来是毛泽东的那一句话︰"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几十年来，港台自由传媒对中国政治权力起到的唯一作用，就是帮助中共发现和清除党内的"异已分子"，谁被它们作为明星吹捧，就意味着谁的"大限"已到。此番港报"倒邓"是假，利用邓对赵的不满"倒赵"是真。胡耀邦下台时，罗列的罪状中不是就有"疏远两位老人家"吗？众人也许对胡耀邦的上台还记忆犹新吧。那时，胡耀邦说︰"虽然我担任这样一个重要的职务，但有两点是没有因此而改变的，第一，老革命家的作用没有变；第二，我的能力和水平没有变"。而邓小平在会议结束时说︰"胡耀邦刚才的讲话证实了他是党的主席的合适人选"。[五]有消息说，赵的命运，在今年二月老人在上海过年时已定，而下一个接班人不是别人，正是江泽民自己。这一点也许别人不清楚，除几个政治牌桌上的老人外，全党都蒙在鼓里，但有两个人是不会不清楚的，一个是要上的人，另一个是要下的人。党内民主派之所以急不可奈地放出风声，这次又利用胡耀邦逝世问题向中央施加压力，试图通过几个学生喊喊口号就拨转中央的既定航向，说明他们也有所耳闻。这种局势，对于江泽民来说，无疑是很值得他琢磨的。

现在，江泽民面临的是这样一种错综复杂的矛盾环境。第一，他在中央没有什么根基，不象胡耀邦那样，做过那么多的好事，有如此广泛的社会联系。虽然他被认为是犯了错误，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这就决定，他是决不能在悼念胡的问题上走错一步棋的。第二，对待学生如果过激，就立刻会引火烧身。南开大学的学生在此番悼念胡耀邦，敦促政治民主化的同时，就捎带有请校长母国光辞职的要求。现在，学生紧紧盯着李鹏，把他看作改革派最危险。最凶恶的敌人，使他有一种局外观察的优势，而一旦搅了进去，便难免会骑虎难下，弄个两败俱伤。但是，自四月十五日以来，上海的学潮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胡耀邦逝世当日，华东政法学院就有人贴出标语"耀邦你死得太惨了，中国太惨了。"十六日，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校出现挽联。标语。大小字报。三百余名学生在校园周围街道游行，呼喊"要民主，要自由"的口号。十七日，两校汇合华东师大学生，共七千人走进市区，喊着"斩奸除霸"。"争取民主"。"打倒官僚"的口号，有近千人到达市府。十八日，复旦出现大字报，要求重新评价八六年学潮，为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恢复名誉，重新评价胡耀邦任总书记期间的功绩，追任他为终身总书记。要求言论。新闻自由，公开两会内幕。十九日，又有上千学生上街游行。华东化工学院有大字报说"改革正处在危难中"，号召人们"象莫斯科市民支持叶利钦那样支持我们的改革家。二二日，有数百名学生在市府前静座，介绍"四·二〇 惨案"，声援北京学生。复旦有大字报称李鹏的政府工作报告"是向改革派发出猛烈反击的檄文"。二五日，上海各高校内传播北京四·二〇，四·二二情况的大小字报抄件。传单。照片明显增多……在这种情况下，《导报》第四三九期上的有些内容若公之于众，势必把原来目标泛泛〔有的"反官倒"。"反特权"舆论明显本来是针对赵紫阳的改革思路去的〕的学生运动，引向党内民主派向往的轨道。而这，势必给他的接班人前途带来险情。但是，不论人们相信不相信这是真的，《导报》在多年中确实表现出自己是赵紫阳的"嫡系"部队的姿态，凡是赵提倡的，不论根据如何，都是要紧跟并大张旗鼓地应合的，而凡是与赵的思路相悖的，不论其后台多硬，又必是要鸣鼓而攻之的。至少在公众眼里，它是赵的"铁杆"保皇派。考 {到这层关系，动《导报》就有可能牵动赵的神经，作为一个他的权力的未来的继承人这样做是否太过猖狂？是否采取后发制人的方针更能为中国人所接受？……

他不断地与北京的政治时间对表。终于，他等来了邓小平"四·二五讲话"和《人民日报》的"四·二六社论"。这使他下决心彻底解决《导报》问题。四月二六日，上海市召开了有一万四千多人参加的党员干部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发出的学习"四·二六社论"的《通知》。除重复了社论给学潮定性的那几句恶狠狠的话以外，还介绍了上海所处的"严峻情况"及《世界经济导报》四三九期报纸处理经过。江在报告中说︰“市委认为，《导报》在国内外具有一定影响，在改革。开放中发了不少好文章，许多同志为办好《导报》作出了努力，市委许多同志对《导报》的工作是支持的。为了让《导报》健康地办下去，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发挥积极作用，市委作出了对《世界经济导报》进行整顿的决定。决定说︰‘鉴于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同志严重违反纪律，市委决定︰停止钦本立同志的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党组成员职务；并向世界经济导报派驻整顿领导小组，由刘吉同志任组长，孙恒志。张家俊同志为成员，马达同志任顾问。《导报》整顿期间，由整顿领导小组主持《导报》工作。”同时，报告还号召“积极行动起来，坚决迅速地制止这场动乱”；在"维护宪法，维护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题目下，规定"决不允许成立任何非法组织"，"禁止非法游行示威"，"禁止到工厂。农村。学校。机关串联"，"对内容出格的大小字报。标语，要用适当方法，坚决揭去。对内容反动的，要做好取证工作"，"对打。砸。抢。烧的人要依法制裁"，等等。据称，上海市委做出这一决定之后，从朝鲜回京的赵紫阳颇为恼怒，说上海市委把事情"搞糟"了，搞"被动"了。[六]究竟是真恼还是假恼？这当然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虽然赵一直通过他的秘书对《导报》有所关切，在历史上几个重要的时刻有过很好的配合，但此番江泽民被动，不恰恰是为他赢得了主动吗？

工作组进驻《导报》后，遭到普遍抵制。在它的主持下，直到四月二七日，第四三九期 B 版才付印发行。在 B 版中，撤去了 A 版中刊载的"四·一九座谈会"发言记录的二至六版。换上了赵紫阳代表党中央所致的悼词。这篇悼词被冠以《赵紫阳号召学习胡耀邦》这样不伦不类的题目，让人感觉到两个政治命运类似的人之间那种惺惺相惜的凄凉。此外，还刊登了《十一亿中国人为你送行──耀邦家庭灵堂吊唁活动纪实》。陈退之的《要引导舆论，首先要开放和活跃舆论》。钱辛波的《舆论监督是新闻的职责，不是恩赐》，及《上海高校教授评估教育形势》。《公民讨论修宪，维护宪法权威》，和海南问题的一些文章。可以看出，接任者不想太大地改变《导报》已经树立起来的报风，但是，在这个已经到来的无比活跃的形势面前，它已经不能再发挥其敏捷的特点了。

谢选骏指出：人説“江泽民与北京对表”——我看這是“瞎貓碰上了死耗子”，禍福孰料。

第三节 杀气腾腾的"四·二六社论"

就在上海的江泽民静观形势，等待中央的反应之时，他的在北京的竞争者却加紧了动作。"四·二二追悼会"以后，北京市委频频召开会议汇集与分析高校形势。在四月二三日六七所高校党委书记。校长会议上，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国家教委主任何东昌向与会者提出要求︰对学生中流传的谣言要坚决予以澄清；做好教师。党。团员。积极分子的工作，以稳定局势；各校党委。校长。学生会。共青团对学生的一些错误做法，要旗帜鲜明地表明态度；对学生与校领导对话的要求可以答应；属于国务院部委的学校要主动争取各部领导。[七]可惜的是，他们错误地把这次大规模的学生运动认作是学生听信了一些"谣言"所致，而不认为谣言惑众本身就是社会疾病的一种征候，而学生此番胃口很大，并没有什么人要求和校领导对话而得不到满足的情况。在李。何再次想祭起所谓"党。团员。积极分子"这种中共在几十年统治中搞阶级斗争，挑起群众斗群众的"法宝"之时，他们也不了解︰党，在一次又一次地把它自己的优秀分子。持不同意见者。非同一宗派的活跃人物排出体外后，广大党。团员对它的核心的失望，以及对这种体制的憎恶。他们更不了解所谓"积极分子"的成分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它实际上成了一群思想保守。目光短浅。不学无术。唯利是图的围绕着权力打转，或依杖权势为生的群体代名词。

这样的决定，当然有了等于没有。事实上，它也根本没起任何作用。

四月二四日，北京市召开党的常委会议，认为北京市的学潮形势已十分严峻。虽然胡追悼会得以顺利进行，但动用上万名军警保卫党的领导人举行追悼会，是建国以来史无前例的。其结论是，目前的事态并非偶然，而是"长期以来资产阶级自 悀 隡撉 x 滥，地下组织。非法组织猖狂活动，党内党外。国内国外敌对势力勾结发展的结果。大量确凿的事实证明，尽管大多数学生有推进民主的善良愿望，但就实质来说，这次学潮的矛头是直接指向党中央，妄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G"鉴此，北京市委向中央提出建议︰一。中央必须旗帜鲜明地对当前事态表明态度；二。中央报刊等"宣传舆论工具"，必须坚决服从中央的统一指挥，大力配合，造成强有力的舆论声势，扭转当前的被动局面；三。授权北京市委。市政府放手发动群众，组织反击，"打退反动思潮的进攻"。四。建议党中央。国务院尽快拿出几条过硬的措施，"解决群众长期以来议论最多。反映最大。意见最集中的一些问题，最大限度地争取广大群众，赢得党心民心……当晚，在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的建议下，李鹏主持政治局常委会，听取了北京市的汇报。据称，"会议一致认为，当前的种种事态表明，在极少数人的操纵和策动下，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已摆在我们面前。会议决定在中央成立制止动乱小组……决定由《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全党全国人民指明这场斗争的性质。"[八]

中央同意了北京市委为学生运动的定性。为什么没有同意北京市委的请战？这始终是个谜。这也许与观点上的细微差别有关，也许与复杂的权力分配事务有关，但其中也与赵紫阳始终尚未公开表态不无关系。但后来北京市委和李鹏之流一再强调是赵耽误了"制止动乱"的时机，甚至认为是赵在纵容"动乱"，那纯粹是出于权力斗争需要，嫁祸于人的一种说法。因为，从权力范围内应有的职责来看，北京市本来就负有安定一方的责任，即使上交中央，那也是政府的事，赵紫阳已于一九八七年"十三大"把总理职位让给了李鹏，虽然他当时并不情愿，但无论是从党政分工还是个人道德的角度而言，他也没有一辈子要为李鹏"擦屁股"的义务。北京市委和李鹏之所以对赵的确存在的"暧昧"恨之入骨，说穿了是恨赵没有胡耀邦那么"憨厚"，他不是一个愿意让人轻意拉下马的人。而北京市的"二 X"〔希、锡〕，也许正在为下一轮政治局常委的交椅而发愁呢！

关于对“八九民运”定性的这一次关键性的会议，前后背景究竟如何？我们可以参阅当时身任中央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成员。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的陈一谘的一段回忆︰

四月二三日下午，赵紫阳按原定日程离京去北朝鲜访问。他启程时还对李鹏讲︰对同学们要采取疏导和对话的方针，不要激化矛盾。但是，李鹏一伙早已另有打算。赵紫阳前脚离开北京，他这里后脚就开始了进一步的行动。

四月二四日夜里，李鹏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由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作了一个早就准备好的。系统的长篇讲话。其讲话集中起来就是两点︰第一点，学生是被少数坏人操纵的，他们的矛头是对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是对准老同志。特别是小平同志的。最恶毒的是，他拿出一些青年学生为了发泄气愤和不满所画的一张"关系图"。图中写到，李铁映是邓小平的私生子，[九]窃据中共政治局委员的要职。同时，他又缩小事态，说只有一。两万人参加运动，人不多。他的第二点的主要意思是说，而对这样的局面，中央主要领导人却软弱无力。坏人已经在攻击我们老一辈革命家了，攻击小平同志了，怎么能纵容这样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当时，胡启立说︰“我建议我们还是听听群众的意见。”王震马上说︰"为什么不听听我们老同志的意见？！"其它人就都不开口了。实际上，从四月十八日到四月二三日之间，中顾委。中纪委的老人已经进行了非常广泛的活动。他们把学生在不满。激愤的情况下喊出的一些口号拿出来，作为学生运动的代表性口号，企图否定整个学生运动的爱国民主运动的性质。在这次会上，李锡铭讲完后，国务院新任秘书长。李鹏的亲信罗干又出来讲了话。[一〇]

──从陈一谘的回忆可以看出，即使是主张严办学生的党国要人〔鹰派〕，他们也仍然不可能承担责任。他们装好了枪药，却需要寻找一个扣动扳机的枪手。这个人是"老同志"，但又必需不同于那些被改革开放"干部年轻化"政策削夺了权力的"老同志"，他应该既有承担责任的威望，又有实际控制的权力。

四月二五日上午，国家主席杨尚昆与总理李鹏代表政治局常委向"退居二线"仅保留了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一职的邓小平作了关于学潮情况的汇报。根据他们提供的材料和观点，邓作出指示︰"这不是一般的学潮，而是一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动乱。"[一一]要旗帜鲜明，措施得力地反对和制止动乱。

邓小平讲话的当天下午，中央各新闻单位负责人被召集到中南海，由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传达邓小平讲话。同时宣布，中央已成立两套班子，李鹏。姚依林主持日常工作，乔石。胡启立。李铁映分管制止学潮和动乱。当晚，邓的讲话被传达到中 〞冲楦鬊鰫 M 国务院各部委领导人，要求第二天〔二六日〕传达到本单位，二七日传达到北京市民。[一二]当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播出了《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四月二六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这篇"社论"︰

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在悼念胡耀邦同志逝世的活动中，广大共产党员。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解放军和青年学生，以各种形式表达自己的哀思，并表示要化悲痛为力量，为实现四化。振兴中华贡献力量。

在悼念活动期间，也出现了一些不正常情况。极少数人借机制造谣言，指名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蛊惑群众冲击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新华门；甚至还有人喊出了打倒共产党等反动口号；在西安。长沙发生了一些不法分子打。砸。抢。烧的严重事件。

考虑到广大群众的悲痛心情，对于青年学生感情激动时某些不妥当的言行，党和政府采取了容忍和克制态度。在二二日胡耀邦同志追悼会召开前，对于先期到达天安门广场的一些学生并没有按照惯例清场，而是要求他们遵守纪律，共同追悼胡耀邦同志。由于大家的共同努力，保证了追悼大会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顺利进行。

但是，在追悼大会后，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继续利用青年学生悼念胡耀邦同志的心情，制造种种谣言，蛊惑人心，利用大小字报污蔑。谩骂。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公然违反宪法，鼓动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一部分高等学校中成立非法组织，向学生会"夺权"，有的甚至抢占学校广播室；在有的高等学校中鼓动学生罢课。教师罢教，甚至强行阻止同学上课；盗用工人组织的名义，散发反动传单；并四处串联，企图制造更大的事端。

这些事实表明，极少数人不是在进行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动，不是为了在中国推进社会主义民主进程，也不是有些不满发发牢骚。他们打着民主的旗号破坏民主法制，其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搞乱全国，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如果对这场动乱姑息纵容，听之认之，将会出现严重的混乱局面，全国人民，包括广大青年学生所希望的改革开放，治理整顿，建设发展，控制物价，改善生活，反对腐败现象，建设民主与法制，都将化为泡影；甚至十年改革取得的巨大成果都可能丧失殆尽，全民族振兴中华的宏伟愿望也难以实现。一个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中国，将会变为一个动乱不安的没有前途的中国。

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要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团结起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坚决维护得来不易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维护宪法，维护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决不允许成立任何非法组织；对以任何借口侵犯合法学生组织权益的行为要坚决制止；对蓄意造谣进行污陷者，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禁止非法游行示威，禁止到工厂农村。学校进行串联；对于搞打。砸。抢。烧的人要依法制裁；要保护学生上课学习的正当权利。广大同学真诚地希望消除腐败，推进民主，这也是党和政府的要求，这些要求只能在党的领导下，加强治理整顿，积极推进改革，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来实现。

全党同志，全国人民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不坚决地制止这场动乱，将国无宁日。这场斗争事关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的成败，事关国家民族的前途。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广大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和全国人民要明辨是非，积极行动起来，为坚决。迅速地制止这场动乱而斗争！

这篇社论有四个要点︰第一，是把学生和群众在悼念胡耀邦期间和之后，凡与悼念活动无关的行为与纯粹的悼念活动区别开来；第二，是把政治性的抗议行为与刑事犯罪活动混同起来；第三，是把对党的领导人的个人攻击与反党反社会主义等同起来；第四，是把对社会主义民主和宪法赋予的政治权利的具体要求与"民主与法制"的抽象概念对立起来。然后，以一个"有计划"的"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动乱"的帽子，强加在这场学运身上。虽然，在事后看来，它关于"如果对这场动乱姑惜纵容……全国人民，包括广大青年学生所希望的改革开放，……反对腐败，建设民主与法制，都将化为泡影；甚至十年改革取得的巨大成果都可能丧失殆尽"不幸被言中，但它对其中道理的讳莫如深，对人民〔包括广大青年学生〕在追求这些目标时合理合法的参与权力的避而不谈，都表现出一种难以令人接受的"独断"与"专横"的色彩。

在这种情况下，人民难道不可以反问︰一个没有人民参与意见的"民主与法制"社会，是健全的民主社会吗？一个排除了人民的意志自由，所建立起来的现代化，是全面的现代化吗？如果反对共产党内确实存在的"专制"。"腐败"就是否定共产党，共产党在本质上与这些东西难舍难分的话，它还有什么权力来领导中国人民？如果社会主义就是他们所要维护的极少数人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特权的话，它又有什么理由要在这个地球上永世长存呢？

当然，社论播出之日，人们并没有细究其中的道理，大多数中国人的第一个感觉是"似曾相识"。的确，当思维被禁锢之时，记忆就显的愈发的敏感；当推理不能远行之时，经验便成了最可靠的朋友。人们仅仅根据条件反射，便从这篇社论中嗅出了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镇压前的空气，那段刚刚过去一三年的历史对他们来说仍然记忆犹新︰

先是有"谣言"，[一三]然后又有所谓"诬告信"，[一四]，接着，"四人帮"断定这些都是"矛头对着毛主席的"；再然后就是有人"借悼念"总理，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什么人干的呢？姚文元对《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说，"看来有个司令部"；[一五]当四月四日，天安门广场悼念活动达到高潮时，姚再次给鲁打电话说︰"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活动是反革命性质的"。当晚，政治局开会讨论天安门广场的活动，有人说，“在纪念碑前送花圈二〇七三个，单位一千四百多个单位次，……诗词。悼词。小字报，有四八起是恶毒攻击主席。中央的。"会议认为，这是"反革命事件”。镇压前〔四·五〕，天安门广场的高音喇叭开始播放北京市长吴德的讲话︰“……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其实只提到秦始皇〕，指向党中央〔其实只指向窃踞中央权力的四人帮中的张。江。姚三人〕……我们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全市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立即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首都，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四月八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所谓"工农兵通讯员"和该报记者的文章──《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说"一小撮阶级敌人打着清明节悼念周总理的幌子，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一六]

──从过程。思路到语言，都如此地相象。只不过上一次是用的"一小撮"，这一次用的是"极少数"；上一次是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这一次是以"社会主义法制"的名义；上一次是要保卫毛主席，这一次是要保卫邓主席；上一次是要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这一次是要依靠广大党员。团员和积极分子。这些细微的差别，多少表现了时代的进步，同时也表现了这个党在两个时期的社会基础的差异。但它们本质上都是蔑视人民的权力，压制不同意见，丝毫没有现代政治的气息〔后者只是在利用现代政治的某些概念，而亵渎其精神和实质〕；都是迷信武力，采取恶劣的高压，恫吓和"铁腕政策"；都是在企图用莫须有的罪名打倒自己的政敌……不过，上一次还赚得了各地党政军以上街游行为形式的"支持"，这一次的效用就远远不及了。谁要邓小平一上台就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呢？人们不再相信那个经常叫唤"狼来了！"的孩子。

"四·二六社论"以"法"的名义，为武力镇压制造了舆论。但在当时，按"法"的要求它所提供的证据中，只有西安。长沙两起与学生运动完全无关的刑事犯罪活动。而且在这两起活动中，新华门《通告》中警告过但并没有发生的，要依法制裁的打。砸。抢。烧行为俱全，时间恰恰发生在政府"容忍和克制"的时间下限[一七]，这些因素，及报道中提供的一些现象之不合情理，使人们不得不想起另一个故事，那就是半个世纪前，在西半球另一个与中国同样具有逻辑思维传统的国家里发生的"国会纵火案"[一八]。下面，是关于西安。长沙动乱中的一些疑点所在。先看西安︰

"四·二二事件"实际上发端于四月二一日……四月二一日那天，少数不法分子借青年学生和广大群众在新城广场悼念胡耀邦之际，开始起哄闹事。下午六时许……推倒省政府大院临街铁栅栏，冲到办公大楼门前。晚一〇点三〇分左右……XX、XX、XXX、XX 峇 T 轮车拉走挂在广场中心旗杆上的一个花圈，边走边喊，狂呼乱叫，行至闹市区东大街时，尾随围观群众超过千人。此时，混杂在围观群众中的一些社会渣滓，开始对过往公共汽车。电车。出租小轿车投掷石块，砖头砸碎车窗。

晚一一点一五分，不法分子在解放路企图抢劫西安金店，因店门结构牢固而无法下手，便转而冲向对面的解放百货大楼，砸碎三个厨窗和里面陈列的化妆品；晚一一点三〇分，一些不法分子冲入火车站广场，砸碎一二个夜间商店的营业柜台，哄抢了价值一千多元的商品和二千多元营业款。还破坏了旅客接待站。出租汽车调度亭。晚一二时许，一些人冲入候车大厅，砸烂六个营业柜台，抢走高档香烟等商品。由于公安干警采取果断措施，当场有一八名罪犯被抓获。〔"抢"也有了证据了。于是当夜无事〕

四月二二日，从上午一〇点开始，不断有人扔皮鞋打执勤人员，继而又向武警和公安干警投掷砖块。石头，并反复冲击政府大院西门，〔这是"打"的证据，接着〕执勤人员只好开来两辆卡车，〔为什么要开来有易燃物的卡车？〕堵住西大门，阻挡人群冲击。下午一点三〇分，不法分子……点燃了一辆卡车上的篷布，纵火焚烧省政府信访室。传达室。下午三时许，歹徒们再次〔！〕点燃了封堵在西大门的卡车，前往灭火的消防车被砸坏，消防战士被打伤。随后，一伙人又推倒西门围墙烧毁一辆卡车，执勤人员迫不得已进行驱散。〔不仅有了"烧"的证据，还有"毁"的事例了。〕下午六时一〇分，一辆乘坐台湾同胞的旅游车路经广场时，车窗玻璃被砸，个别台胞受了轻伤〔造成海外影响〕。

晚七时以后，少数不法分子又推倒临街围墙和铁木大门，冲进省检察院和省高级法院办公院内，烧毁了停放在院内的一辆丰田越野车，并把车库内的三辆汽车推进烈焰中，还纵火烧了存放汽油。煤气罐等物资的库房……并冲进办公楼，疯狂毁坏办公用具。砸电器。烧文件。抢财物。

晚九时以后……砸碎雅园商店门窗，烧毁一辆公共汽车，冲击电讯大楼。

当新城广场的打砸抢事态基本得到控制后，被驱散的少数不法分子从……向……逃窜，一路推围墙〔！〕，砸商店，烧汽车。到九点四〇分左右……天天时装店遭到雨点般石块的袭击……几十个不法分子……从窗口跳进店内，打伤值班人员，将成捆的时装扔到窗外，抢走……一家仅有八十平米的高档服装店被砸抢一空，损失约二十多万元……

在这次打砸抢烧事件中，不法分子共烧毁。砸坏汽车一三辆，摩托车二辆，烧毁房屋二十间，破坏商店一四家，还毁坏了不少办公用具和其它物品，直接造成经济损失一百二十多万元……打伤武警和公安干警二一三人，其中重伤三八人……事后公安机关共逮捕五七人，其中主犯王军……判处死刑──笔者相信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本，由李云、岳风等编着的《颠狂的蛇年之夏──一九八九︰学潮·动乱·暴乱纪实》对于"西安四·二二事件"的记述，是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写成的。事实上，在大约同时出版的关于一九八九年事件的国内诸材料中，此书在编排的周密性，事件叙述时的尽可能客观，以及占有资料方面，均超过其它版本〔教委本也比较详细，但它的特色在于对学校情况的掌握〕。正是他们细致周密的劳动，为我们下来的分析提供了基础。

显然，"西安四·二二事件"是不法分子干的。不论干这些事情的人，其原来身份是工人。农民，还是干部，因为他们的行为直接触犯刑律，我们都不可能把他们看作"无产阶级"或"可靠的同盟军"干的，同理，如果原来身份是学生的人，一旦触犯刑律，他也立即成了不法分子，他的行为由他个人负责，如同前者的行为不代表他出身的阶级。阶层。集团一样，这是毫无疑义的。可是，上述报道表明，这些犯罪活动与学生无关。这就在法律事实上摘除了学生运动与事件的关系。但是它却与政府和警察有关。因为，据说，"陕西省政府在大批学生未离开现场之前，为了避免激化矛盾，一直保持忍让。克制的态度。"[一九]请注意，"忍让。克制"，这是中央对天安门广场上悼念胡耀邦的学生所采取的态度。因为这是政治。但陕西省委面临的是另一个问题──法律。法律是不能容许对犯罪活动的"容忍"和"克制"的。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对犯罪的容忍就是对人民的残忍，就是渎职！这是人类社会通理。

另外，上面讲到"避免矛盾激化"，谁和谁的矛盾呢？常识告诉我们，矛盾是一对一对的，守法和违法是一对矛盾，护法和违法也是一对矛盾。在对待违法问题上，守法与护法是一致的，他们与违法是一对矛盾。无法理解的是，守法者与护法者怎么成了一对"矛盾"呢？但是，在"西安四·二二事件"中，这一荒谬绝伦的逻辑竟成了事实。而且只有理解这一事实，才能理解︰为什么在长达三十个小时〔从二一日下午六时，到二二日晚一〇时〕的犯罪分子活动中，警察的影子都很少见到？世有犯罪，然后有警察，他们作为一对矛盾而存在的。但此时他们到哪里去了？是放假了？还是只注意学生去了？根据记述，只是到了二二日"下午二点三〇分，当事态趋于恶化"时〔省政府起火以后〕，西安市公安局才"先后发出通告和紧急通告，在新城广场反复广播，要求围观群众迅速离开现场，严正警告不法分子立即停止破坏活动"。直到"下午四点三二分，为了制止犯罪，，保护人民利益，省政府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采取了平息事态的果断措施。"但是，我们仍然看到，就在"果断措施之后，不法分子在象征法律权威的检察院。法院内肆虐横行，仍然如入无人之境！

从四月二一日的犯罪事态来看，主要发生地点是作为每一个省府警卫要地的市中心广场和火车站广场，在这些地方，是不应该存在警力不足的问题的。我们假定在市中心有许多悼念的学生和围观群众，晚上因照明不足怕误伤无辜，"激化矛盾"。那么，火车站广场呢？总不会也是人山人海，遍布学生吧！但是，记述表明，不法分子在"冲"进去以后，至少痛痛快快地砸。抢了半个小时。后来一举被歼，但记述未标明时间。

这就使我们原先假设的"政府爱护学生"，以至于"爱屋及乌"的猜度失去了根据。而且，在这方面，记述者也未给我们留下遐想的余地。请看下文︰

第一，"四·二二"事件事实上是从四月二一日晚就开始。当晚，不法分子拉着学生放在广场的花圈，沿街打。砸。抢直到火车站。在这个过程中，广大学生并没有在场。第二，二二日上午一〇时许，不法分子就开始寻舋闹事……大专院校的队伍是下午一时半左右才陆续进入广场，他们有组织地集中在广场正面〔根据座北朝南的习惯，我们理解"正面"为南〕和东侧……而滋扰闹事，主要发生在广场西侧……

第三，学生看到打砸抢烧的不法行弪后，许多人表示震惊和不满……于下午三时半和五时左右……先后有秩序地退出了广场。[二〇]

此外，记述者还告诉我们，有三一名学生因围观与不法分子混在一起，也被执勤人员强行带离现场，可见，"容忍和克制"与学生不学生的并没有什么关系。

二一日被"抓获"者有一八人，占总被捕人数五七人的三一％，那么，第二天，当这些人的赃物被追回后，他们是被放了还是没放呢？如果没放，那么，第二天作案要犯落网者仅三九人。我们能相信三九人有那么大的能量，干出那么多高强度。高体力的犯罪活动吗？我们如不相信他们个个有气功武术，就只能相信，由于政府的"容忍。克制"，许多不法之徒已逃之夭夭了。另外，有三八名武警和干警受重伤，他们如果不是一对一地在搏斗中光荣负伤，那么，他们有许多人挨打也是白挨了。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要理解以上事实是有困难的。我们只能假定西安城市太大，人口太多，交通极为不便，通讯设备因经费不足而不能更新，或警察队伍青黄不接，未受过训练不敢贸然拉出与极端残忍〔不断有案例表明陕西犯罪的残忍〕的对手相搏。我们还可以假定省政府的西门围墙是泥土筑的〔黄土高原特产〕，省检察院和法院的围墙，不法分子"一路"所推的围墙也均为土筑！但是，这合情理吗？！实际上，只有一个假定是符合政府的前后逻辑的︰那就是他们有能力制止不法行为，但在这之前，它要让学生受到教训！

长沙的情况也如出一辙，地点同样是在市中心广场和火车站广场，不过历时稍短，只有六个小时〔二二日晚七时至二三日凌晨一时〕，但直到二三日〇点，广场的歹徒仍"乱打乱闹"，如入无人之境。"凌晨一点，一队队荷枪实弹的公安干警和武警战士紧急出动，经过近一个小时的战斗，共擒获百名不法之徒。"长沙事件的损失是︰"二一名公安干警和武警战士被打伤，五辆汽车被砸坏，三二家商店被抢劫……经济损失达五六万余元"。[二一]据称，白天上街游行请愿的学生在事件发生前的下午五点三十分返校。但在被"带离现场"的百名不法分子中，"有三名大学生"。[二二]

令长沙市民不解的是，他们中有许多人目击武警和公安干警在出动前两个小时就整装待发了，但奇怪的是迟迟没有行动命令下达〔假设这种机械的治安原则是合理的〕。直到长沙最繁华的街道──黄兴路被洗劫，事件终于漫延到数里以外的火车站广场。不过，通过国防科大版的详细记述，我们可以找到某些例外︰一是当一名女大学生要遭暴徒凌辱时，"三位壮实的汉子排开人群冲了进去，挟起那位女子……冲进蝴蝶大厦……掏出证件︰`我们是公安局的'"。另一件是凌晨，一伙歹徒试图把一辆载有妇女儿童的汽车推翻。点火时，"十名公安干警及时赶到"。

──这些事件又使人感到︰到底还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公安是有力量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二三]于是，问题就在于︰谁命令他们拖延？

长沙与西安的情况如此相似，但我们不能设想前者与后者之间有一种命令关系。因为它们是平级关系。它们只可能接受上级的命令。但是，仅有这样的判断也是不够的，因为，设计此事的动机未必与效果统一。中间可能会有来自执行的偏差。其结果也完全可以被不同的人利用。揭开此谜，还需现在位的人物开口。

但是，不论如何，西安的学生运动因"四·二二事件"遭受了挫折，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停顿︰从四月二二日起到四月三十日，国家教委编的《惊心动魄的五十六天》中，都没有出现"西安"这个地名，表明没有什么"情况"。新华社直到四月三十日，才又有关于"西安大字报开始增多"的内参报道。该报道还透露，"四·二二"动乱之后，各个高校都将大小字报"全部撕掉"。[二四]所以，不论政府如何说，他没有说是学生在搞"动乱"，他谨慎地把学生与不法分子区别开来，客观后果是，学生运动因此而遭到粗暴镇压！他们的合法权益被无理践踏！

长沙的"动乱"时间没有西安长，学运也没有出现如此明显的停顿，这也不排除可能是"具体执行时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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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一]GEORGE SIMPSON，CONFLICT AND COMRMNITY〔NEW YORK︰T.S.SIMPSON，一九三七〕，P.四.

[二]郑义《历史的一部分》，第二四页。

[三][七][八]市委版《平暴纪事》，第四〇─四二页。

[四][六]见《光明日报》一九八九年八月十九日，第二版文《世界经济导报》事件真相。

[五]见杨中美《胡耀邦传略》，第一二五页。[九]事实是︰李铁映为中共元老李维汉与金维映之子。金为邓小平的前妻。在三〇年代瑞金中央苏区邓小平遭左倾路线整肃时与之离异。

[一〇]陈一谘《中国︰十年改革与八九民运》，第一五二─一五三页。

[一一]引自市委版《平暴纪事》，第四三页。教委版《惊心动魄的五六天》中无"制度"二字。国防科大版《颠狂的蛇年之夏》中在定性语句前还冠有"有预谋。有组织。有准备"的判断。见四七页。

[一二]《颠狂的蛇年之夏》，第四七页。

[一三]指毛泽东批评江青"开帽子工厂，钢铁工厂"，打击异己，拉帮结派的传说。参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三篇。

[一四]指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刘冰等人，委托邓小平转交给毛泽东的告迟群、谢敬宜的信。见一九七六年四月十八日《人民日报》社论，《天安门广场事件说明了什么？》，迟、谢为"四人帮"派驻清华大学的军代表。

[一五][一六]同[一三]，第五七七─五八四页。

[一七]"四·二六社论"说，"考虑到广大群众的悲痛心情，对于青年学生感情激动时某些不妥当的言行〔包括呼喊"打倒共产党"？〕，党和政府采取了容忍和克制的态度……但是，在追悼大会后……"其实，追悼会后没有任何一件事比"打倒共产党"更严重。在此使用"但书"，只能使人把"追悼大会后"看作一种重要时限，即在此之后的行为就不能宽容了。但是，因为他们的事先警告，学生已经大大地成熟起来，所以，镇压的时间到了，但应有的证据却没有了。

[一八]《辞海》"国会纵火案"条说︰"国会纵火案德国法西斯阴谋陷害共产党人的案件。一九三三年二月二七日，希特勒党徒焚烧国会大厦，嫁祸共产党人，大肆逮捕和迫害进步人士……"

[一九][二〇][二一][二三]同[一二]，第三一─三三页，第三七─四〇页。

[二二]教委版《惊心动魄的五六天》，第三八页。

[二四]新华社记者王煌彦报道。

谢选骏指出：“四·二六社论”是八九民運的助燃劑——鄧小平從反面推倒了國際共產主義崩潰的多米諾骨牌。所以他連自己的骨灰都不敢留下來接受歷史的審判。

【第四章 走向高峰的学生运动】

后生教先生

先生赶后生

生生不息

──北大对联

当冲突在道义的领域展开时，有道胜无道；当权力介入道义的领域时，道义便成了牺牲品。但是，如果浮在虚空中的道义借助有组织的力量，加上它悲剧性的摄服人心的色彩，它便可以与权力作一番较量了。

在悼念胡耀邦活动中产生，借"新华门事件"的压力而凝聚的北京市高校临时学生联合会自诞生以来，就使零散无节奏的学潮开始转变为有规模，有气势的学生运动。第一次亮相，它成功地领导了"四·二二"和平请愿；接着，又实现了北京市高校六万人的统一持续罢课；随后，"四·二六"社论又对它提出了新的考验。它将如何表现呢？它说，它没有辜负历史！

第一节 高潮再起

"四·二六"《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当即引起了两个方面的紧急反应︰

其一，是作为"核心力量"的各级党政领导与作为依靠力量的"积极分子"。他们比广大学生更早地得知了党中央的决定和邓小平的讲话，当日下午就进入了紧张与兴奋的状态。依照行政系统，这部分人洋葱瓣似地聚集在北京市委与国家教委的"葱心"周围，陀螺般地旋转起来︰

四月二五日下午四︰三〇时，北京市委召开常委会议，市委书记李锡铭主持。何东昌传达了邓小平的"讲话要点"……当晚，市委召开区县局。高校党委负责人会议，传达了政治局常委指示。邓小平"讲话精神"及市委向中央汇报的提纲。[一]同时，国家教委也召开了部分高校党委书记座谈会，教委所属高校和其它一些重点高校的党委书记及京。沪市委教育部门负责人也出席了会议。会议强调，要通过艰苦的工作，"用中央的精神来提高〔！〕和统一广大党员和师生的认识，团结一致，坚决反对动乱，在重大原则问题上，要旗帜鲜明，不能让步。"[二]晚七时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出"四。二六社论"后，仅过了两个小时，"二一时，国家教委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教育部门和委属高校发出通知"，要求"认真学习和领会好这篇社论的精神。同时要发动党支部组织干部。党员。教师和中学生的积极分子学习社论，统一思想，统一认识。"该《通知》还以高度的阶级斗争警觉性警告人们说︰"有迹象表明，有些罢课学生已开始向中学串联，值得严重注意。要记取文革中的教训，决不能让他们把娃娃鼓动起来。必须采取措施加以预防和制止。"[三]

二六日，北京市委"召开全市万名基层党员干部大会，号召反对动乱"。李锡铭在大会上讲话指出︰"部分学生在胡耀邦同志追悼会结束以后进行的贴大字报。搞串联。组织`战斗队'。成立非法的学生组织等活动，是在制造混乱……我们对这场动乱不能再容忍了。不坚决制止这场动乱将国无宁日。"他要求全市共产党员和全市人民认真学习"四。二六社论"，"发动全市群众同少数打。砸。抢。烧的人〔北京当时根本没有这样的人〕进行坚决斗争；严禁在街头等公共场所张贴标语，演讲和进行其它非法活动；要坚决取缔非法组织，各单位不得为这些组织提供进行非法活动的场所；要严格禁止串联，特别要注意保护中小学生的身心健康"。并以"父母官"的口吻要"全市党员带头做好家属及子女的工作，以防上当受骗"。[四]同日，上海市委也召开了"制止动乱"和处理《导报》事件的万人大会。

其二，是被作为整肃对象的广大学生的强烈愤慨和旁观群众的不满。

二五日当晚"新闻联播"结束刚一个小时，“二〇时三〇分，北京农业大学贴出《有感于中央对学生运动的结论》的大字报，称`哥们儿。姐们儿。爷们儿，赶快把书扔到火炉里去吧！去当倒爷吧！去醉生梦死吧！去放纵淫荡吧！"

北师大中文。历史。教育。心理。经济。数学。哲学。生物八个系〔各系百人左右〕的学生，听完社论后在校园里高呼口号，然后数千人在校内举行了游行。

政法大五百名学生到街头演讲。

二〇︰三〇时，北大学生于当日下午刚刚改选完毕，由孔庆东。王池英。封从德。王丹。沉同等五人组成的自治会筹委会也开始工作，他们第一次用设在二八楼的自己的广播站向全校广播了三点声明。

我们只要翻翻历史就很清楚，《人民日报》曾发过无数社论，但是有几篇社论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呢？特别是在每个历史的重大关头，《人民日报》所发表的社论几乎无例外地成为反面教材！"[五] 

二一时许，民院。人大有二千多学生在院内游行。演讲。北航有三千学生集会，听语言学院教师陈明远演讲。就在国家教委的《通告》发出两个小时以后，各校学生也收到了自己的组织的《通知》︰为抗议"四二六社论"二七日决定举行全市大游行！

当晚，西安。长沙也出现反驳"四。二六社论"的大字报。称社论"谎言连篇"，并酝酿新的抗议运动.据官方统计，二五日晚，自社论广播后，北京市高校有七千人顶着高压的政治空气上街游行。学生们呼喊的口号主要是︰抗议污蔑；反对镇压学生运动；坚持罢课，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教师罢教，学生罢课；学生爱国，爱国无罪；中央电台颠倒黑白，《人民日报》欺骗人民，《北京日报》胡说八道；教育救国，科学救国；为求自由，为求民主，决不动摇。五八所高校贴出一二七〇多份大字报。[六]

下面是一些大字报的摘录︰

《也谈动乱》︰"不知是谁家喉舌的 CCTV 屏幕上，一个满脸正经的女人庄重地宣布中国出现了一次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也许是恫吓，也许是一场血腥镇压拉开了帏幕，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首都几十万学生。教师和知识分子和上百万的工人。市民和干部参与和支持的爱国。爱人民的行动，以及他们最纯洁。最高尚的感情，被这个女人和她背后的某些大人物用`动乱'这个邪恶的字眼粗暴地奸污了。一个政党和政权的领袖们，撕掉最后一块遮羞布，赤裸裸地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他们自恃有枪，有警察，有监狱，认定了中国的老百姓是贪生怕死的群氓，在强权的大棒下一定作鸟兽散。

你要民主吗？八七年初已有一位大人物说过，拿几百万人头来换。或许今年的此时是付诸实施的时候了，住保定的三八军怕是已经到了吧？〔批注︰四。二二进京，有六万人〕然而，今日之中国已不是八〇年。八三年和八六年的中国，老百姓的遮眼罩与神灵们身上的金粉在一年年风雨的冲刷中脱落。也许会再来一个百花凋谢的严冬，但权势者被血泪淹没的日子也不会太远了……" 

《评<人民日报>社论》︰"我们并没有违宪。第一，《人民日报》没有权力决定我们这次学生运动是否违宪，根据宪法六七条，由人大常委及人民法院依法定程序作出的关于违宪的决定和判决，才有法律效力，《人民日报》社论只是一家之言，有诽谤之嫌。

第二，《人民日报》社论认为学生违宪必须以具体事实为依据，以具体法律条文为准绳，他们负有举证责任，否则即为造谣诽谤。

第三，并没有任何事实证明学生是违宪的。

一。根据宪法四一条，公民对政府和任何国家机关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力，十几万公民的和平请愿，违宪在哪里？？同样根据四一条，对公民的申诉，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抑和打击报复，这又是谁违宪呢？？社论以极个别人呼喊反动口号否定大多数人的正义行动，这无异于以少数共产党员的腐化来证明共产党的不可救药！二。根据宪法第三五条，公民有结社自由。在没有结社法的情况下，试问根据何法认为广大学生自动选举出的学生筹委会是非法社团？

根据北大学生会章程第三四条规定，不承认不能代表广大学生正当权益的`学生会'是全体学生的权力。

根据宪法第三五条，公民有言论。出版。游行。示威。集会的自由，如果把以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为目的的有组织的学生和平请愿活动认为是动乱，那么宪法的权威何在？

……

第四，在争取宪法权力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履行宪法义务，我们建议开展护宪运动。

一。维护宪法遵严，切实赢得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利。

二。在宪法允许范围内开展运动，根据宪法第三八条，公民人格尊严不允许任何人加以侵犯。"

一首题为《我曾经爱过的女人》的诗歌写道︰

"我刚懂事时，就爱上了你/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可昨夜的风/吹掉了你温情的面纱/露出了一张四十岁女人/奇形怪状的脸/地上所有冤屈的泪水/冲掉了你浓浓的脂粉/你女妖般的淫威/让我颤栗地感到/天空中滚动着黑色的太阳/月亮早已成为乌鸦的翅膀/吸血蝠一样吮吸所有的光/只有苔藓植物/才能疯狂地生长/于是我终于相信/四十年时间足够了/连大理石也会腐烂"显然，这些校园舆论充分表明，"四·二六社论"不仅没有对学运和知识分子起到弹压的作用，反而把胡耀邦追悼会后由于失掉初始依据而势头渐弱的学运重新煽动起来。这一判断的另一个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在"四。二六社论"见报的第二天，学生运动为自己书写的最伟大。最精彩，同时也最令人广为传颂的一笔。它撤底扭转了社会舆论中开始还对之抱怀疑。轻视态度的部分，它使自己第一次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历史中，而胜利者的形象又为之赢得了更广泛的社会。这，就是“八九民运”中唯一的一次，被所有传媒不约而同地称为"大游行"的一次学生游行。

谢选骏指出：八九學生運動的直接導火索，主要是被共產黨老賊們的倒行逆施點燃的——這也決定了它的先天不足、後繼無力。

第二节 大游行

关于这次"大游行"是如何"出笼"的？中共的新闻兼情报机构──新华社，早已对学生组织密布下"暗探"的北京市和学校的"家长"国家教委，都留下了可供查找的文字，事情的大致经过是︰

四月二五日晚，北京高校临时学生联合会召开会议，决定了二七日举行游行。当晚，消息便传达到各个学校。从有关记录看，这个通知发出的时间是在当晚一一︰〇〇以后。《惊心动魄的五六天》说︰"二三时，首都高校学生联合会发出通知︰`二七日全市统一游行，到天安门汇合'，抗议`四。二六社论'"。《平暴纪事》称之为"新学联一号令"。

北京高校临时学生联合会根据四月二五日晚全体委员会决议，于"四。二六"社论正式见报的当天，在政法大学主楼召开中外记者新闻发布会。会上，周勇军宣布了"北京高校临时学生联合会"的成立。该会的宗旨是"民主。科学。自由。法制。人权"。临时学联采取的斗争方式是"和平请愿"。

在这次新闻发布会上，新学联还公布了北京高校决定于四月二七日举行大游行的消息。宣布游行的统一口号十条︰"〔一〕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二〕民主万岁；〔三〕反官僚，反腐败，反特权；〔四〕维护宪法；〔五〕爱国无罪；〔六〕新闻要讲真话，抗议诬陷；〔七〕人民万岁；〔八〕物价稳定；〔九〕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一〇〕人民警察保护人民。"到广场后的口号是"要求对话"，游行歌曲是《团结就是力量》[八]。临时学联为这次游行制定的路线，有意避开了穿过繁华的西单商业闹市区。

二六日，就在北京市召开万人大会，动员"反动乱"之时，各校学生自治组织也开始了广泛的动员。同时，五二所高校贴出八六〇份大字报，抗议"四·二六社论"。

政府当然在一开始就得到了这一行动的消息。于是，各校遵命对学生做工作，企图把事件平抑在萌芽状态。二六日深夜一二点，北京大学校广播站反复播送校长办公室的一个通知"……为了同学们自身的安全和家庭幸福，请大家谨防上当，明天不要上街游行。"

据称，在临时学联内部，对原有的游行决定也产生了分歧。鉴于军警出动的消息，吾尔开希。马少方主张取消原来的决定。执行主席周勇军甚至也宣布了这一取消的决定。[七]不少学校的学生已收到更改的通知。

但是，一场由饱满的愤怒孕育的行动，这时已如离弦的箭头无法收回。

《新观察》有一篇目击记，是目前可以查阅到，当时留下的一篇较为真实和全面的报道，为使后人能了解这次"大游行"的全貌，笔者不惜版面在此摘要录之︰

一、四月二七日八︰〇〇─八︰三〇

每天，当太阳和国旗几乎同时升起来以后，天安门广场就已布满了游人。而今天，空空荡荡，隐隐透露出一种异常的气氛。铁链紧张地圈住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四周的台阶。上面只有一个值勤的武警战士和两个清洁女工。花圈不翼而飞，胡耀邦的画像失去了踪影……

零零散散地分布在广场四周的警察逐渐增多。历史博物馆停着几辆面包 悟M 大轿车，里面坐满了警察，似乎在等待什么。广场东侧有一队刚刚开来的警察，一位领导正在队前布置任务 "第一，如果有零星的学生入场我们就让他们进来；第二，如果有人搞打。砸。抢，我们就采取行动……"

八点半钟以后，军警一队接着一队，沿着广场两侧的道路迅跑……东西两侧的军警排成了一个个方阵，每个方阵中都有几个女军警。历史博物馆前的小树林中，掩藏着许多正在休息的军警……小树林北端，某报记者 C 趁机采访一位年轻壮实的军警︰"今天学生会来吗？"记者问。"说是要来。""你是武警吗？""我们是公安大学的。""你们其实也是学生啊！全校都来了吗？""二年级以上的。""要是今天学生不来了呢？""我们反正是听命令。"这位穿警服的大学生说。

人民大学。喇叭里传出临时学生自治会的通知︰原定于二七日上午八时进行的游行因故取消。但仍然有一些学生打着校旗。横幅标语，慢腾腾地正在集中。北京大学南门外。门卫严格检查每一个入校者的证件。外国记者的摄像机。照相机镜头，紧紧盯住了校门，在等待着学生出来的那一瞬间！校园内，校方广播喇叭正在大声疾呼︰现在有少数人仍然在鼓动部分学生上街游行，我们感到震惊，希望学生不要出去游行，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二八楼学生的那个小广播站则针锋相对地广播"对话的条件"。学生们三三两两地到三角地集中……终于集合了两千多人的队伍，向校门口走去。

二、八︰四五─九︰三〇

北大的队伍走出了校门……八点四五分。

早已等候多时的社会各界人士欢声雷动。坐在墙头上的年轻人用尽气力呼喊着支持学生的口号。学生只有两千人左右，和欢呼的群众差不多。队伍最前面是一面光辉的旗帜，红底黑字︰北京大学。这四个字的威望是在一九一九年的五月四日那一天确立的。从此就象是有某种遗传基因似的，七〇年来的学生运动北大始终走在前列。

紧跟着校旗的是两条横幅标语︰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拥护社会主义！"

……

队伍向东，到了中关村丁字路口。清华大学的队伍从北面过来了。两校会合后停下来商量，决定让北大先走。队伍向南，走到科学院的那个丁字路口时，迎面一堵人墙拦住了去路。人墙是由人民的警察组成的，一二百人的样子，手挽手排成了五。六道防线……一名警官走出来与学生交涉。机敏的外国记者立刻把警官和学生代表团团围住了。外国记者很多，有的扛着摄像机，三人一组，起码有三四组。更多的拿着照相机。录音机和记录本。

〔三十日，一位香港出版界的女士在北京对某报 D 记者说︰二七日这一天，她在香港听广播，电台每半小时报一次游行队伍走到哪里。她特别紧张，当时香港舆论都认为要镇压学生……〕

……中国记者有自己严格的纪律，没有经过批准是不准随便采访的！在这个地方有一名中国记者，某报的 A，他只能在圈子外面听。只听清了大概的意思，那位警官让学生停止游行，学生让警官让开道路。双方交涉了十几分钟，都比较客气，但谁也说服不了谁。大学生们所表现出来的纪律性决不亚于训练有素的警察，队伍稳稳地立在原地，与警察的人墙相峙着。

一两千名〔？〕群众插入警察与学生之间，他们有节奏地喊着︰"让开，让开！"

学生们也在喊"人民警察爱人民……"

没有猛烈的冲击，只是一步步地往前压，群众在前面，学生跟在后面。街道虽宽，但一边是民房，〔一边是〕街心隔离带。栏杆，人都往中间压，因而街心拥挤，如同高峰期的公共汽车上一样。有人被挤掉了鞋。所有的人都身不由己地往前拱。警察顽强地抗拒着人流。虽然不是猛烈的撞击，但从人流中发出的缓缓的潜力如同大海的涌浪，一波接着一波，即便是坚固的大坝，也会倒塌的。大坝决口了！第一排的警察胳膊松开了，人墙倒塌了；突然失去了阻力，人流呼啦啦冲了过去……

此刻，大约是九点三〇分。人流中爆发出一阵惊天动地的欢呼声。北大校园内又有许多学生赶出来加入了队伍。人数从一两千〔加入清华的队伍后应不止这个数〕猛增到六。七千……。警察显得有些沮丧。人墙被拦腰截断，他们呆在路旁，无可奈何地看着学生的队伍走远了消失了。

三、一〇︰〇〇─一一︰四五

人民大学的学生刚一走出校门就楞住了︰街道上空空荡荡的，几乎没有人。他们担心北大学生受阻，便决定向北迎接北大学生。人大的队伍有一百米长，大约两千人左右。人大有几栋宿舍是临街的，许多学生趴在窗口上观看。因为几乎所有学校都传达了北京高校临时学生联合会关于取消当日游行的通知，所以许多学生持观望的态度。游行队伍中的学生挥手高喊︰"下来，快下来！"楼上下来了不少人。

在附中门口，人大的队伍和北大。清华的队伍相遇。在双榆树北三环路口，与北京外语学院的队伍相遇。据说原计划是向东，朝北太平庄走，去北京师范大学。也许因为看到了一百多米外友谊宾馆的军警防线，四所学校的负责人协商了大约有二十分钟之后，决定队伍继续向前，迎头撞向军警的防线！

警察排成了六排，象一把大锁似地牢牢把住了路口。警察劝学生停止游行，学生也不想多说什么，反正就是要走︰"请警察让开！"

正如锁不能自己打开一样，没有接到让路的命令，这些忠实的警察手挽着手，他们决不让路。据一位警察说︰"上级命令我们谁也不准后退，除非被抬下来！"

围观的群众声势浩大，和学生一起高喊︰"让开！让开！"喊声未落，队伍拥过去，象一把大钳似的一下就把警察的大锁拧断了。

这时，北方交大。中央民族学院从南面折了过来，与北大。人大。清华。北外的队伍连接起来。接着，北京农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气象学院。理工大学。中国科学院博士。硕士生的队伍也先后加入了大队。记者 D 在魏公村第一皮鞋厂门前看了一下时间︰从一一点一〇分到一一点四五分，队伍仍然没有过完。

四、一一︰三〇─一三︰三〇

白石桥。在学生队伍到来之前，警察已经筑起了坚固的防线。从紫竹院到首都体育馆，几十米长的路面上，手臂与手臂象铁索般地紧紧扣在一起。游行队伍缓缓蠕动着过来了，学生之前是群众。人流越逼越近，在几十米外就能感到沉重的压力。警察们挺起胸膛，准备承受几千人的撞击。压力是缓缓地压到警察的人墙上的，逐渐加大，人墙向后弯曲凹陷，猛力反弹，人流哗啦退下，紧接着又扑上去，潮水般地忽退忽进……

经过几个反复，铁链断开，人墙倒塌。军警主动撤离到路旁，大约有四五百人，列队整齐，注视着学生队伍通过。中央民族学院的队伍高喊︰"人民警察保护少数民族！"也有人唱起《便衣警察》主题歌。此时，白石桥路两旁，仅围观群众就有近万名。许多人也跟着学生唱︰"几度风雨，几度春秋……"[九]

队伍继续向南往四道口行进。然后转向东，经过大都饭店，在国谊宾馆前稍停了一会儿……继续向东……上了二环路。无论怎么绕圈子，目标是明确的。如同盘绕曲折的河流，终究要流向大海。在车公庄北京市委党校门前，学生们开始背诵《邓小平文选》第一三四页上的语录︰"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一听到群众中有一点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追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毛泽东同志历来说，这种状况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

车公庄。北航。北师大和政法大学的队伍被军警拦住了。本来这支队伍要从豁口一直向南到西单。道路被封锁了，有的学生要冲，但许多同学不同意。他们高喊︰"理智，理智！克制，克制！"

队伍转向西直门，再向东，在车公庄又被栏住了。学生们向警察呼喊︰"提高警察社会地位，提高警察工资待遇！""人民警察不打学生，专打官倒！"

政法大学前列是一条横幅︰"誓死捍卫宪法尊严"！那个黑色的"死"字，被红墨水泼成血淋淋的样子。学生们早已做好了流血的准备，有的写了遗嘱，有的写了血书。临出校门时，三位学校领导拦住了队伍。校长抱住旗杆，指着那个"死"字，含着眼泪说︰"你们不能出去，不能让你们这样流血，如果流血了，我对不起你们，对不起政法大学，对不起你们的父母。" 

经过反复交涉。冲击，警察终于让路了。这时候，许多女同学哭了……。

警察队伍中，也有人落泪了。

天安门广场被围得水泄不通。只许出，不许进……广场中心已空无一人，在明媚的阳光下显的很尴尬。

五、一三︰三〇─一四︰〇〇

天安门东侧的南河沿路口已被封锁。三四排警察紧紧地挨在一起。受阻的人很多，自行车混成一团……

此时，景山公园前开过一六辆军车。每辆车上坐着四排士兵，每排九人，加上军官，大概近四〇人，一个排的兵力。一六辆车，估计将近两个营的兵力，往西开，开到北长街向南拐弯。前面三辆军车刚拐过去，红灯亮了，夹在三四辆车中间的一辆摩托车紧急剎车，车上是一对中年男女。第四辆军车急剎车，而第五辆军车剎车不及，重重地撞在了前车尾部，声很大，车上的士兵吓了一跳，行人也发出一声惊呼。

天安门西侧。中山公园。有一些学生从公园的另一个门跑进来，往南门外跑。门口有两便衣大喊︰"别跑！"吓得他们缩回去了。两点钟以后，广场前的路也不准公共汽车通过了。天安门前，长安街上，人们都在快慢车道中间的栏杆后面。有两次纪念堂前有一点骚动，人们登上栏杆看。有人正跨越栏杆，被警察一吆喝，就吓回去了。从西边，远远地传来了学生队伍中的鼓乐声，在安静的广场上听起来象是战鼓。

……从中山公园里出来了十几队士兵，步伐整齐，似乎要去接受检阅，指挥员不时喊着︰"一二一，一二一，……"广场上也出现了军车，满载着士兵向西疾驰！看样子，学生的队伍接近了广场。

六、一四︰一〇─一四︰四五

复兴门立交桥。学生的队伍过来了！

在前面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旗帜。晃动了几下，在警察的防线前停住了。几乎没有什么冲突，只听见警察中一声喊︰"撤！撤！"防线就垮了。学生和观众向警察鼓掌。欢呼。游行的队伍摩肩接踵，旌旗招展，一眼望不到头。宽阔的马路变成了一条汹涌澎湃的人的河流。有几百名群众，在游行队伍前为学生开路。在人大前面打头的是"研究生院"。学生组织的纠察队边走边喊︰"请市民往两边走，请让一让，请协助！"

队伍中树立着一些标语牌。还有一组写有"目击者"的照片专辑。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块巨大的版幅，这是一张仿真"起诉书"︰

原告︰首都高校全体学生

被告︰人民日报

起诉理由︰诽谤诬蔑罪

案情︰〔略〕

人大后面是建工学院。外语学院。理工大学。北方交大。北方交大的一个操东北口音的学生拿着喇叭向群众宣传︰"我们是人民养大的，我们愿意为人民流血牺牲，我们代表的是十一亿中国人民，十一亿中国人民都是腐败官僚分子的受害者。我们要求清除腐败的官僚分子，我们要求有一个廉洁的政府，你们和我们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没错儿！"一女青年喊到。人群中响起热烈的掌声。

围观的人中有拿录音机的，同学们认为这些人是新闻记者，有人便向喊话的东北人耳语了几句，于是他又高声喊到︰"需要广大的。正直的。有良知的。有正义感的新闻工作者支持！向中国及世界各国一切有良知的正直的新闻工作者致敬！"掌声又响成一片。

学生们表示了对《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的强烈不满。"抗议人民日报。中央电台任意歪曲学生运动"。"请愿不是动乱"等标语口号布满了整个游行队伍。有的措辞更加激烈︰"新闻界遮羞布多种层次一中的确良"。"人民日报，欺骗人民；光明日报，没有光明；北京日报，胡说八道；科技日报，为民开道。"

在大学生中流传着一个政治校话︰江青看了`四。二六'社论后，一口咬定姚文元被释放了，要求把她也放了。借以讽刺那篇社论。[一〇]

大学生普遍对《科技日报》和《农民日报》表示欢迎。一条极长的红色横幅上写着︰"向正义的农民日报致以崇高的敬礼──首都高校全体正义的爱国学生。"

北医大口腔学院只有一二百人。人数虽然不多，但是都穿著白大褂，所以格外引人注目。其后是中央民族学院，举着汉藏两种文字的"尊重人权，反对暴政"。"爱国不分先后"等标语。领呼口号的男同学嗓子已经嘶哑︰"民院民院，为民请愿！"还有一队呼口号全部用四川口音，路人听了，忍俊不禁。[一一]

然后是气象学院。北京商学院。商学院的学生向建筑大楼脚手架上的工人呼喊︰"向工人阶级致敬！"工人们高举双手，不停地挥动。这时有个人影张开双臂，好象要工人们下来，但没有人理他。

一四点一七分左右，北大的队伍开过来了。他们有节奏地呼喊︰“北大北大，人民养大，为民请愿，流血不怕！北大北大，就是不怕！"国际政治系举着的横幅是"忍痛罢课，平等对话。”

有同学喊︰"官倒官倒，越倒越胖。"[一二]

在北大的队伍中间，夹着北京林业大学的校旗。北农大的横幅言简意赅︰"官倒富，农民苦"。"减轻农民负担"。还有一句带有自我批评的成分︰"北农大不再沉默"。据说，二二日追悼胡耀邦大会前的深夜急行军北农大没有参加。

一四点三五分左右，清华大学过来了。同学们高唱着用"打倒列强"的曲子填写的新歌︰"打倒官倒，打倒官倒，争自由，争自由。我们要做主人，我们要做主人，向前进，向前进……"

开始游行队伍最后的是邮电学院，后来又续上了戏剧学院。音乐学院。社科院研究生院……在二环路上，队伍基本上是学生，站在高处看，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旗帜，标语；到了长安街后，群众就汇入了，形成了三股洪流，铺满了整个长安街，街中间是学生，两边是群众。三股人流齐头并进，滚滚向前。当然，学生两侧有手拉手的纠察队，与群众保持着明显的分界。西单路口的岗台上站着五。六个警察，……一个五十岁上下，手持对讲机，显然是在汇报情况。路口亮着红灯，队伍停下了。三个学生手提小型扩音器向警察交涉︰"学生要过去，你们能不能放个绿灯？""不行！"警察说。学生又要求︰"希望和平地放我们过去，我们的目标就是天安门广场。"警察始终就是两个字︰不行。

队伍受阻。学生们有节奏地喊到︰"学生代表，大会堂前，跪下请愿，无人理睬。人民大学忍无可忍，团结起来，打倒官倒。"

十多个学生齐唱︰"……再大的风雨我们同经过，在苦的日子我们同熬过，就是民族的气节，从来没变过……"

……警察两侧的群众开始挤了。群众对警察说︰"你们不要在堵了，你们堵不住的！"一拥而上，防线就被冲开了。一阵欢呼，队伍继续向前，把一支动人的歌儿留给了人民警察︰"几度风雨，几度春秋……"

八、一五︰四〇──一六︰三〇

开始学生是三路并进。东边最前列的横幅是"位卑未敢忘忧国"。群众把警察冲开后，自动留出了大约三米宽的信道让学生过去。警察从马路北侧向西撤走，单行列队，步伐整齐，凯旋般的。群众夹道欢送，并报以热烈的掌声。

队伍在六部口受阻。上千名军警手臂挽着手臂组成了厚厚的人墙。队伍停下来，原地休息，如同两个浪峰之间的短暂的平缓期。纠察队员迅速跑向前面。一会儿，队伍向前挪动了几步，又停住了。学生们好象早有这种思想准备，谁也不着急，你不让我过，我就休息反正迟早得过去。就这样走走停停，差不多有四十多分钟。

这时，人流已经从四个方向把路口完全塞满了。长安街上全是人。有不少自行车卡在人缝中动弹不得。有一种要把空间撑破了的感觉。人流被挤得向上漫溢，街道两旁的楼上和树上。交通标志灯上。南北两侧的广告牌上，也全站满了人。有人爬上广告牌顶端，双手敲着牌子的板面，"咚咚咚"的象是擂响了的战鼓。随着响声，千万人有节奏的同声高呼︰"不许打人，不许打人，"没有打人，这只是一种警告，为了起一点威摄作用。后来又喊︰"加油。加油！"中南海的红墙墙头上，隔着浓密的绿叶儿，有三四个穿便衣的人在向外了望。其中有一个人的手弯在嘴前，象是对着对讲机说话。

这是一个光辉的历史形象︰五六排警察在马路南侧贴着墙壁站立着。虽然表情不那么自然，但显得比较轻松。有的警察还象学生招手。学生一路喊着︰"人民警察爱人民！""警察万岁！"深情的《便衣警察》主题歌，把警察也唱得高高兴兴。这时，一个年轻的警察，把手举起来向学生敬礼。动作很小，有点儿犹豫的样子，举了一下看看旁边的人又放下了。见没人注意，他第二次举起手来……

九、一六︰四五──一九︰〇〇

队伍在南长街又遇到了一道封锁线。双方僵持了不到十分钟，队伍就冲过去了……转眼军人就被包围在中间，如同一座孤岛。忽然，许多人象大梦初醒，呼地就往广场中心跑，如同要去火车上抢占座位。有人大声说︰赶快些，去晚了没有好位置了。"广场当时还不让进，人们就站在交通隔离线的墩子上。有几位警察拉。推他们下来，群众就围过去高喊︰"不许打人，不许打人！"

革命博物馆处有二五辆军车调过来增援。开走了两辆，后面的军车一下子就陷入了人群的包围之中。虽然是对立的双方，但不知为什么，人们反而向军人欢呼。有些大胆的人爬上军车与军人聊天。一个戴白帽子的外国记者，爬上车头给士兵拍照，士兵木然以对。群众高喊︰"解放军走开！走开！走开！""丢人！丢人！""回去！回去！"[一三]驾驶室里，一个中尉面有难色，拍拍司机的肩膀，不知是让进还是让退。汽车稍稍往后移动了一点儿，顿时群众中就响起了惊天动地的呼喊︰"解放军万岁！" 中尉把帽子扔在一边，和下面的群众握手。士兵们也向群众招手。旁边一辆部队救护车想开过去，群众一用力，把它推了回去。车右边的一块玻璃碎了，里面有报话机，急救器材。坐在最后面的一位士兵激动地向群众挥手。学生们向爬上军车的群众高喊︰"下来，下来，让解放军过去！"车上的士兵全都站了起来，看样子想和群众交流些什么。军官大声喊︰"坐下！"士兵尴尬地坐下了。有两个军人下了车，拿着步话机，又生气又焦急地跑着，边跑边喊︰"让开！让开！"他们往故宫里跑，象是去汇报。

人民大会堂边，密密麻麻的军警坐在地上护卫着人民大会堂。当学生队伍接近广场时，警察突然拐过来，向北突击，学生队伍受阻。马路南侧被堵住了，但北侧可以通过。这时，学生纠察队象是帮助警察维持秩序那样，说︰"同学们，绕过去，往这边走。"他们和警察紧紧贴着身子，指挥同学们通过。 ……队伍继续向东，根本没有进入广场。 在东单，学生队伍已经是一段段的，不连贯了。每当队伍稍停时，都有人坐下来。许多人显得疲惫不堪的样子，但依然喊着"加油"，坚持走着。经过《北京日报》附近，不知为什么情绪一下子又调动起来，振臂高呼︰"北京日报，胡说八道！……" 建国门立交桥北面路西一座楼房上[一四]，有人放鞭炮，引来一阵欢呼。 建国们立交桥上，有五辆军车被围住了。群众情绪激动，喊︰"你们当兵的回去好好想一想吧，你们要敢动学生一根毫毛，我们决不饶你们。"……有个学生掏出北大学生证，不断地向群众作揖，嘶哑着嗓音说︰"谢谢大家，让他们过去吧。士兵是无辜的，让他们过去吧。"他反复地重复着这样的话。许多群众眼睛里含着泪花，闪开了道路。大学生送走了两辆军车，在返回来送第三辆。这时过来一个交通警察站到学生中间想指挥，"嗷──"群众把他哄下去了。

一群个子不高，满面稚气的男女学生，看样子都是不到二十岁的大孩子，他们拖着沉重的脚步，艰难地走着。有的脸上带着泪痕，一拐一瘸的。但他们依然倔 地昂着头，一条横幅在他们的头上挺着︰ "妈妈，我们没有错！" ……[一五] 

当队伍行走到北面的安定门立交桥时，桥上桥下，围观者如潮如海。"大学生万岁！""人民万岁！"的呼声从高楼群到大街上，彼此呼应，形成共振。一个工人模样的青年，举着自己不到三岁的孩子在头顶挥舞，婴儿极乐，持续整整半个小时。许多学生都上前去摸孩子的头。一个领队的学生用干得泛白的嘴唇声音嘶哑地喊着︰"水！水！"。于是，有人也提了水桶，站到了游行队伍前。

路过的车上，有人朝学生队伍里扔下十元一张的人民币数十张。北新桥一带的棒冰。汽水。酸奶全被居民抢购一空送往游行队伍。后来的人买不到，就成箱地买可口可乐，排在后面的人够不着，直嚷嚷"我全包了！"一辆给学生送食品的平板三轮车，由一位模样的挺标志的姑娘蹬着，两旁有自行车开道护送，神气活现地叫着"闪开！闪开！"俨然当年的"支前模范"一般。

豁口一带，一伙个体户在一起议论︰这些学生年龄小，又没钱，累成这样，还不是为了我们？一个开饭馆的说，让我去给他们炒几个菜！菜炒好以后，他硬是从外面拖进来一个头上缠红布条的学生，要请这个客。那学生推脱半天，说"绝对不能吃"，才被放了。 走在这支游行队伍中，听着旁边人山人海的呼声，有些学生甚至不知道自己走到了哪里。当队伍行进到一处时，一女生问︰"到哪儿了？"有人答︰"北太平庄了"。那女生说︰"啊！已经到了这儿了，快到家了！"另一女生问︰"往人大怎么走？"人群里登时发出嗡嗡的怜惜声︰"看！人家小姑娘，连家都找不着了！" 从早上八时出发，到晚上一一时最后一支队伍〔北京农业大学〕返校，这次游行历时一五个小时，行程三十公里，以和平。胜利而告结束。 从此，北京的舆论为之一变。自胡耀邦逝世以来，笼罩在学运头上的疑惑。哀伤。愤怒。高压的空气，一变而为自信。开朗。轻快的空气。政府，不论其在四月二七日的早晨，是否仍想再版一个西安。长沙事件，但到此为止，不论其立场是否有所动摇，它不得不暂时收起了"四。二六社论"的腔调。四月二八日，邓小平在家人的劝说下去了北戴河。据说，"邓办"人员还发出通知，要求收回邓小平"四。二五讲话"，得知此讲话较迟的省市，只传达到厅局级。[一六]

一位学运出身的《中国日报》负责人目睹这一天学生的游行，断定它的后面一定有"高手"指挥。"一下子就把南朝鲜给`毙'了！"人们的估价不谋而合。从此，"四。二七游行"便以"大游行"加载了人们的记忆。而且，人们几乎是不约而同地这样称呼发生在这一天的事件的。没有任何权威或新闻媒介的提示和倡议，也无须经过什么人承认。即使是在后来又出现过"五。一六"。"五。一七"和"五。二三"等从人数。规模到卷入的方面，以及声势都大大超过"四。二七游行"的情况下，[一七]人们也从来没有想到要改变这个提法。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第一次给人留下的印象肯定是分外鲜明的。在"四。二七"以前，不仅学生没有过如此规模的大游行，就是全社会，也没有过如此浩大的自发组织的游行。所以，它至少是开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首例。其次，它的组织性，合法色彩，与前一天发表的"四。二六社论"恰好形成鲜明的对照。当群众看到政法大学的队伍时，他们议论说︰"你看，搞法律的也游行了，这回打官司，学生准赢！"当人们看到穿白大褂的北医学生和她们的红十字旗时，人们说︰"就这，国际战争也打不起来！"虽然象纠察队一类的组织，在"四。二二"已经出现，但它一半由于处在夜间活动，一半由于游行路线较短，所以未被广泛知晓。而这次时间长达一五个小时，路途长达三十公里的游行，如同毛泽东所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一样，"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是以对手的失败和"我们的胜利"告终的，所以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鉴于历来的群众运动往往为"非理性"情绪所左右，许多知识分子得出结论，认为"四。二七"之成功，是"理性"战胜"非理性"大胜利。

作为一个亲历者，笔者认为，"四。二七大游行"虽然象许多人所说的那样，有许多独到的优点，但是，我以为，它对于广大公众的真正魅力，恰巧不在它的理性程度，而在于它"哀兵"的形象和"天然去雕饰"的真诚和纯情。慷慨赴义，是它的真正灵魂，不论是"誓死捍卫……"，"民不畏死……"还是"人生自古谁无死"，都体现着"视死如归"的精神。可以这样说，“八九民运”之比不上"四五运动"可爱，在很大程度上是它的参加者在面对各种海外传媒时的表演心态，它因浓重的油彩而分外地凸现于历史，但它也正如油画一样，只可远观，不可近睹。因为，近观者必然会为某种程度的失真感所困扰。但是，"四。二七大游行"却没有“八九民运”的这种缺点。在那些过分工整的格律词章之外，它是一首自由的抒情诗。它的文明的性格不是刻意塑造，而是自然流露出来的。在学生自觉接受了"新华门"和西安。长沙事件教训，对此次学运取得高度认同的前提下，所有最精彩的片段，都是他们自由地发挥和创造出来的。这也许是时至今日，不少民运人士为生计而历数自己在“八九民运”中的光辉业绩之时，却没有人来"认领"这次伟大的游行的缘故。因为它的确是集体的创作，是学生与人民群众共同迎来的胜利。

承认这一点，当然不是说没有人为学生出主意，提供经费，购买小型广播器材。学生纠察队的产生，就是他们采纳有关人士建议的证明。但是，他们当时并不象官方大多数人想象的那样，已经成为操纵。控制学运的力量。这种状况正如一位北大女学生所说︰ "谁也不能操纵我们。我们有自己的头脑，不象有些当官的，生怕丢了自己头上的乌纱帽，有脑袋不敢独立思考，有嘴不敢讲真心话，对上唯命是从，活着却不是独立的人，象个机器人似的被操纵着。胡耀邦逝世后大家都很悲痛，上面不重视学生的意见，《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把我们激怒了；校园里响起了《国际歌》，我们热血沸腾，这就是凝聚力！"[一八] 

对于这次游行，外电也给予了相当热烈的反映。香港《明报》四月二八日有一篇说︰"将来的史家或有可能把它〔八九民运〕称为`四二七运动'，与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运动'。一九七六年的`四五运动'并列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转折点。"这篇社评还说︰"这四次运动有许多相同之处。首先，它们发生的地点都在北京。其次，它们的主要参加者都是大专院校学生。[一九]再其次，它们的本质都是爱国运动。而最要紧的是，它们都是由一种深切的忧患意识，甚至可说紧迫的危机感所促成。"它说，四。二七大游行"使中国的政局豁然开朗，透出希望的光芒。"在后来知识界公开站到前台的日子里，包遵信也在各种场合主张对"四。二七"大书特书，指出它是一个"划时代"事件；五月下旬，首都各界联席会议的《关于时局的十点声明》，甚至建议把这一天作为中国的"民主节"。 持乐观态度的人们认为，"八九风波"因为四。二七大游行的出现，一场可怕的危机一变而为一个可喜的转机。但是，也有不容乐观的声音存在。四月二七日，路透社发表一位六〇年代曾在中国工作过的西方外交官的评论说︰这次学生抗议的结果很可能只是稍有收敛而不是骤变。"中共在拖延时间，就象他们对待经济问题──通货膨胀──以及腐败现象的做法一样。他们对这些问题没有采取什么措施。中国是反对骤然行动的。"香港虎报四月二八日的一篇评论说，"当局昨天的容忍只能被认为是一个奇迹。"而"无畏的人需要的不仅仅是一次奇迹"。

这些议论提醒了人们，昨日的胜利，在及大程度上是以政府的"宽容"为前提的。其中当然也有"鸽派"的作用。但这种"宽容"并不表示它突然间受到民情的感动或是民主思想的启迪。正如毛泽东早就谆谆告诫全党所说，一个事物的本质是很难改变的，你"刺激它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而在四月二七日，它的态度是与警力不足，无责任政府，及体制内的离心离德分不开的。而这些现象，也可能为下一次专制极权行动铺平道路。

谢选骏指出：四二七游行的標語口號努力“政治正確”，使得共產黨老賊一時難以找到下刀的切口。

第三节 《导报》事件的反响

"四。二六社论"登报当天，江泽民在中国的第二大城市上海也采取了响应的行动︰召开万人大会，撤销《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的党内及行政职务，对导报派驻工作组。这一行为，客观上对在"四。二六社论"中仍含糊其词地所称的"制造动乱"的"极少数人"，进行了创造性的诠释，把整肃重点避开了广大的。难以应付的学生，而对准了新闻界。新闻界的背后，自然是党内民主派和知识界。这些人有一个弱点，他们不象学生，是吃自己父母亲的饭的。他们全是捧共产党控制下的国家的饭碗的人。对待他们的有效办法，一直以来是"杀鸡儆猴"，屡试不爽。然而，这一次江泽民有点而失算了。

上海的淮海中路六二二弄──世界经济导报所在地，一夜之间变成了一条名巷。七一岁的钦本立，也突然之间举世闻名︰

在钦本立的办公室里，他专用的那把圈形座椅，被他的同事们当作文物，高高地放在了电视机柜架上。《导报》驻京办事处破烂不堪的平房里，两台电话昼夜不停地嘶鸣，传达着来自全国各地的问候。慰问信致敬电使邮电局突然大发其财。平日只有来去匆匆的记者编辑的报社，宛如一座集市。

设在纽约的"保护新闻工作者委员会"，就导报事件于四月二五日和四月二八日两次向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赵紫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邓小平发来呼吁书。呼吁书说︰作为保护新闻工作者委员会董事会的成员，他们深切关心上海市世界经济导报因"在一篇关于已去世的胡耀邦的文章中对当局的批评，及官方新华社提供的已明令限制报道学生动乱的消息"，"最近一期被禁止出版"的事件。书称︰"本委员会意识到你们政府目前遇到难以应付的局面，但我们作为维护世界同行的一个无党派的新闻工作者组织，尊敬而急切地请你们政府停止妨碍我们同行得到各种国际协议包括联合国《国际人权宣言》保证的，报道新闻和意见的权利。"二八日再次发出的呼吁书，对钦本立被停职表示"深感不安"。指责上海市委对《世界经济导报》和钦本立的行为，"严重违反国际公认的新闻自由准则"，并请中国政府重新考虑。该书还再次重申了其组织的"非党派"性质和"支持同行''的权利。[二〇]

在北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中国妇女报。农民日报。文艺报。华声报都有编辑记者前往慰问。在送来的致敬信中，有的是同行写来的︰

亲爱的《世界经济导报》的同仁们︰

也许我的敬意与你们的勇敢相比是那么的微不足道，是那么的软弱无力。但我们还是要告诉你们，虽然我们不能用我们的 XX 来支持你们，但我们在用我们的心支持你们！

在这些激动人心的日子里，在沸腾的长安街和火热的校园，我们揣着记者证愧疚地站在那里，看着学生们打出的"新闻要说真话"，"新闻要立法"的标语，感觉着学生和市民对新闻界极度不信任的目光，倾听着对新闻界的不满及愤怒……我们已经没有勇气申辩，我们只想流泪。

我们的心声由学生们喊出，而我们还在沉默，这是我们新闻界的耻辱。

你们的勇敢行动犹如夜色中一颗璀灿之星，给我们以慰藉，甚至支持了我们继续做记者的信心。我们向亲爱的《世界经济导报》同仁。向钦本立总编辑表示衷心的敬意。历史会记住你们！

〔署名〕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九日

──这封信的作者，显然是一位青年女性。另一封信，则出自一个癌症患者之手︰

敬爱的钦本立先生︰

《导报》是全国编得最好的一张报纸。它是我的良师益友。

开放改革。公开性。民主化是世界潮流，必胜无疑。

全国数千万知识分子都尊敬您。

请多保重贵体！

祝健康长寿！

──他把对于他来说最宝贵的祝愿，送给了一个从未谋面的熟人；也把与自己的身体状况极不相称的信念寄予了他理想的事业。

电报，也向雪片似地飞到了钦本立身边︰

正义为本民主为道本立则道生钦老板安康

〔北京戴晴〕

真正的猛士青年问候您〔衢州〕

人民不希望十一亿中国只有一个声音

民主迟早会代替专制

真理最终将战胜强权〔黄埔读者〕

赤子心华夏魂忧国忧民忧党 四十余载报涯坦荡无瑕

请接受一个读者对老报人的问候和致意

〔石家庄盼民科〕

一时强弱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理

历史会公允地评价你们的

〔复旦一读者〕

怒闻贵报横遭强暴愿同诸君勇嚎悲歌〔徐州矿大三君子〕

上诉法庭驳回对报社的粗暴整顿压制维护新闻自由

国家需要民主声音期待整而不顿

〔湖南岳阳城陵矶〕

真理经得住时间考验望钦本立保重

〔北京六名女记者〕

请接受一位工人中共党员对您的敬意

正义的声音是谁也挡不住的

〔河南驻马店乡镇企业管理局 XXX〕

人民需要你〔陕西留坝 XXXXX〕

深表同情望坚持您的办报宗旨〔哈尔滨建工学院忠实读者们〕

纵观今日大陆众多报刊，敢为天下先，并能不囿于一党或阶层之利益，而为民族利益和未来吶喊者，唯《导报》而已。

〔宁夏平罗县二中一读者〕

您是我们心中的普罗米修斯

真理的声音是无法封锁的骨头万岁〔导报忠实读者〕

《中国日报》七四名编辑记者签名的致敬信说︰

威武不屈钦总树天下报人风范 真理不死导报乃十年改革先熜

向钦总及导报全体同仁致敬

──钦本立成了胡耀邦之后，在这个月份里收到信电最多的中国人。

香港《文汇报》社长李子诵。总编辑金尧如。总经理王家祯给《世界经济导报》钦本立的来信说︰

陡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宣布撤销先生之总编辑职务，并下令停顿世界经济导报，我们香港新闻界的老朋友不胜骇异。近十年来，世界经济导报坚定地贯彻执行中共三中全会的路线，循着以经济改革为党的中心工作的轨道，为十年来中国的改革和开放，在思想上，理论上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这个贡献和你的勇于破旧探新，勇于冒险犯难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当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已处于知难而退还是知难而进的严峻关头，你的去职和导报的改组顿然令人忧虑这是一个"知难而退"的信号……[二一]与他们的感觉相同，曾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因"反自由化"运动而去职的一位青年官员说︰"《导报》在中国政治走向全面反动之际第一个倒下，这是《导报》的光荣。"

更多的人也对于上海市委这种干预表示出深远的忧虑，有些信电甚至寄到上海市委宣传部所在地上海市高安路五号。北京宣武区一读者去信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上海市委的头头根本不懂什么叫民意，是想让人民民主彻底成为有名无实的躯壳。"浙江省金华市一读者也去信说︰"表面上的安定团结犹如活火山上平静的湖泊，后果更难设想。"长沙井湾中学一读者说︰"只要党还凌架于宪法之上，宪法就是一纸空文，更不要说新闻自由了。"

中国的公民，按宪法的精神要求他们的领导党，应该是这个党在近十年中强调"法制"的一个必然结果。就在政府有意把"法治"这个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概念，偷换成一个可为历代封建或专制君主接受的"法制"内容时，他们的人民却依然执着于心向往之的"法治"。这种法治，与人治和党治，是有着截然不同的本质的。但是，历史表明，法治，作为一种高级的社会政治形态，并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中国虽自一九五四年起，有了第一部宪法，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特别是在重要的历史关头〕，它都表现出不是一个依照"成文法"处理政治事务的国家，而是一个依照"习惯法"处事的国家。曾有一则笑话说，某中国宪法专家到国外讲学，第一章讲的是《中国共产党党章》。这其实没有一点可笑之处。这表明这位宪法专家不仅熟谙法律史，而且了解中国社会的实质。不仅中共党章，党的会议的决议和某一时期党的领导人的讲话，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之真正的。最后的和最高的"宪法"。后者是前者运用时的真正根本约束，也随时赋予前者弹性和张力。所以，中国社会的两极──了解中国政治的人和那些政治生活中腐朽的堕性力量，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有时也表现出惊人的一致︰一般均不拿在中国社会中并无真正可靠基础──民众觉悟和军队支撑──的"成文"宪法要求他们的领导党，而更多的是谈党的政策和领导人的讲话精神。

下面，是发生在《导报》事件中的两个典型事例︰

中共中央办公厅一干部在给钦本立的信中说︰

“钦总︰我不知该向您慰问，还是该向您祝贺。对您来说，在您各种离职的方式中，这是最好的方式了。您失去的，是总要失去的；您得到的，却并非每个人都能得到。您应当欣慰，受损失的是作者与读者，是党的声誉，是改革事业。活到您这种岁数，还能让生命放出异彩，还能开创一项让世界瞩目的事业，还能有如此的勇敢精神加旺盛活力，应该算奇迹了。人不一定创造奇迹，人本身就是奇迹。我这样写并不暗含否定加于您的解职行为，不同的职业有不同的价值理性……您忠于您的职业，政治家也可能认为解您的职是忠于他自己的职责。我们不能把您和政治家对立起来……这里当然有手段和价值判断问题，这有历史去做结论。中国需要的是更多的忠于自己职守的有理性的人。不同的职业要互相尊重，不必用自己的职业要求否定别人的职业要求。有时政治上合理，未必价值上合理；有时价值上合理，未必政治上合理。解您的职，不应被视为报人从来可以昧着自己的职业良心，如果那样，中国还有什么希望？有不怕解职的，就应当有不怕被解职的。如此，则祖国幸甚。最怕的是一听说解职，一些人就吓得一身虚汗，大气不敢出，双手捂住头上的乌纱帽，没有多余的手去做事情。中国人的"官情"，坏了我们不少事情。祝您无官一身轻，益寿又延年！”

这位作者，后来终于在自身追求的"价值"与他所服务的"政治"无法平衡的时候翩然挂冠，并身系囹圄，实践了自己对钦本立的祝愿。但他当时的这番话，可以说是反映了相当一部分党内较开明。有民主思想的干部，对《导报》事件的真实思想的。他们深知，哪怕是在号称"法制健全"的西方国家，有时，法律也是不得不服从于政治的。

与这位对"职业"角色有深刻体会的青年不同，往往在"宫庭枢密顾问"和"街头政治家"两个角色之间徘徊的严家其，却抓住了上海市委的行为中既不合价值理想，又违反政治原则的把柄。在包遵信征求其于知识界"四。二一公开信"签名时，严家其曾要求在信中加上避免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重演的内容，[二二]对他在"四。一九座谈会"上的讲话采取"收"势，但此刻，就象职业军人听见战马的召唤，他又一次按奈不住内心的激情，要上场 杀了。

四月二八日，严家其起草了给上海市委的公开信︰

捍卫新闻自由──致中共上海市委的公开信

今天，《人民日报》上刊出了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停止钦本立《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职务的决定，我们认为︰

一。中共上海市委无权撤销一家报纸〔非上海市委机关报〕总编辑职务，这种做法是违反中国共产党关于"党政分开"的原则的，也是对宪法和法律的漠视。二。中共上海市委某负责人说《导报》四三九期"悼念胡耀邦同志座谈会内容"，"将会加剧某些动乱因素"，这是对座谈会参加者的严重"诽谤"。

三。中共上海市委多次"要求"《世经导报》提出版面处理意见"和其它干涉《导报》编辑工作的行为，违反宪法第三十五条，侵犯了新闻自由，是一种侵犯公民权利的违法行为。

对此，中共上海市委应收回"停止钦本立《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这一越权的和错误的决定，应对诽谤四月十九日座谈会参加者进行公开的赔礼道歉，保障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保障新闻自由。在这封"公开信"上签名的五八人中，部分是"四。一九"座谈会的参加者。其它为知识界。新闻界著名人士及青年学者。记者。签名者或出于对上海市委处理导报行为的抗议，或出于对自身权益的要求，或有感于自身职业领域的保守状况，但他们无一不是受到了"四·二七大游行"的胜利的鼓舞，抱有趁势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的幻想。据说，在胡耀邦悼念活动结束后，党内民主派的一些重要人物曾收到过来自邓家的招呼，希望从改革大局考虑，不要卷入当前事件。其中不乏念及他们为邓王朝立过功劳的相惜之意。但他们中有的人物，在这件事情上，显然没有听招呼。

有深谙中国政坛黑暗权术者，认为迫于"四·二七大游行"后的舆论形势，邓小平一定会寻找机会"转弯子"，按其一惯作风定会采取"舍卒保车"的措施，而此时，在他一边的棋盘上，可舍者一为北京，一为上海。舍北京难以自圆其说。上海的事情与邓并无多少联系。所以，捏住上海，可能坐收一箭双雕的效果配合这一公开信，《导报》的真正上司之一──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也致信江泽民，指出钦本立"是受本学会及上海社会科学院委托，主持世界经济导报工作的，停止他的职务，应由本学会及上海社科院负责人协商后解决。"该信指责上海市委的决定"违背了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提出的有关精神，〔党应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政分开等〕不符合干部任免的法定程序"，宣布上海市委的决定"无效"。[二三]

在一九八九年四月下旬的特定形势下，《导报》事件激起了中国新闻界寻求自我解放的空前浪潮，它与学生"四·二七大游行"闯开的新境界一起，创造出了一个建国四十年罕见的局面。当时，几乎没有人认为这是一种类似海市蜃楼的景象。但中华全国新闻学会会长钱辛波以其职业的敏感性预言，中国从此起"要么进十年，要么退十年。"

进入五月，北京传来有人要起诉江泽民的消息。被指派到《导报》任整顿小组领导人的马达[二四]，也开始向老朋友问计了。老朋友提示︰"你既然身体不好……""四·二七"之后，官方的舆论转而开始允许正面报道学运，国内国外的同声一致，加之赵紫阳回京后有责怪上海把事情"搞糟"了，"搞被动"了，一时间，江泽民与北京"对表"，也感到有点儿"对"不准了。

谢选骏指出：《世界经济导报》事件本來是個地方衝突，卻陰錯陽差為江澤民這個地方官的進京，鋪平了“傻人得福”的道路。

第四节 火上浇油的"对话"──对"结社自由"与"统一战线"的双重检验

"四·二六社论"把此次学潮置于非法地位的企图，因学生自觉的调整和统一行为而终于落空，但学生内部新生组织和原有组织的对立却成为不可避免。

受东欧改革风潮沐浴，特别是在波兰团结工会的胜利感召下，天真的学生以为，在八〇年代的中国，只要凭借宪法上"结社自由"的条文，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成立自己的组织，并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了。而只要拥有组织，就拥有了与政府谈判的地位。谈判一经开始，中国通向民主的大道就从此洞开了！所以，自"新华门事件"以来，除统一成立的北京高校临时委员会〔又称高校临时行动委员会〕外，各校先后不一地成立了一些学生自治组织。如北大学生自治会筹委会，又称团结学生会筹委会〔四·二〇〕；清华和平请愿委员会〔四·二三〕，社会主义民主进步领导小组；人大学生自治会；北师大学生自治会，青年教师自治会〔四·二二〕，中华知识分子联合会；北京高校联合会北化分会〔四·二三〕；中央民族学院民主爱国会〔四·二三〕；北外声援委员会；中华学生民主同盟；陕西大学学生自治联合会；浙江大学民主科学促进会；天津南开新"五四"纲领起草组〔四·一八〕，新觉悟社──临时学生会〔四·二〇〕，天津学生自治会〔四·二八〕；上海高校团结学生会，上海高校临时行动委员会〔四·二八〕……

受中共"一元化"政治文化影响，他们有的也提出"废除"原学生会和研究生会一切权利"的口号。[二五]有的则考虑是否通过重新选举改造原学生会，或将学运中产生的"临时学联"与原学生会合并。这种意见虽遭到学生中具有"多元民主"思想的同学的反对而没有付诸实施，但立即引起了官方学生组织和国家教委的注意。反对学生运动者以此抓住了学生内部的矛盾，并认为有可能通过激化这种矛盾造成"分而制之"的结局。

四月二一日，国家教委向部分省市教育部门和委直属高校发出《通知》，通报了北京。天津高校成立学生自治组织的消息，说"这些学校内或跨校的组织，既没有经过学校或政府有关部门登记批准，又没有经本校或有关学校广大学生按民主程序选举产生领导成员，因此是不合法的。这些组织的存在，分裂了学生群众，会严重干扰和破坏学校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定团结，必须依法予以制止。"并声称，"有迹象表明，这些组织少数头头背后还有人参与并成立争取和串联工人农民参加的组织"。[二六]

原各校学生会的"头"──北京市学生联合会也感到了某种威胁。四月二五日，北京市学联发出《公告》宣布自身的"合法"和对手的"非法"。《公告》说︰

鉴于北京市部分高校中，在近期相继成立所谓"团结学生会"等组织，本会特发表如下公告︰

一。各高校学生会〔研究生会〕是依照《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章程》，经过各校学生代表大会〔研究生代表大会〕按合法程序民主选举产生的，都经过正式注册，获得全国学联和本会的承认，是各校合法的学生组织，是本会的正式会员。

二。所谓"高等学校学生联合会"。"团结学生会"。"学生自治会"等组织，违反全国学联章程，不经合法程序，未得到政府批准，是非法组织。

三。本会号召全市广大同学，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和同学们的长远利益出发，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以理智的态度，现实的选择，共同维护改革开放所必需的安定团结局面。[二七]某校学生会的一位干部说︰"他们可以一脚踢开我们，到时候，我们也可以一脚踢开他们。何况，他们没有政府撑腰，别看他们今天闹得欢，迟早都得解散。"

一个学生组织〔我们姑且不论它是否经"真正的"民主选举产生〕因为自己是"合法的"，于是就有权力宣布另一个学生组织为"所谓的"或"非法"的。这在一个号称已进入"立宪"水平的民主国家，显然是不可思意的。但在中国，却乎是合于常情的。就在北京市学联发出这个颇为令人奇怪的《公告》前不久，号称已经实现了"多党制"〔正确的解释是"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的中共，曾本着"政治协商"〔据说这就是"中国式的民主"〕的原则，令某部门召集过一个由现有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会议的议题，是讨论中国有无必要实行多党制问题。会议结果竟是︰这些"民主党派代表"一致认为，中国现有的党已经够了，没有必要再成立其它的党，所以不必实行"多党制"。这次会议居然还形成了纪要，文件下发各党政部门，以示党的"十三大"后在"公开性"方面确有进展，同时也证明中国的现有政治制度，是经过"民主程序"决定的。有了这样的事例在前，北京市学联的那些小动作，当然也就算不得什么了。

但是，本来就是靠学生运动起家，靠在执政党〔国民党〕之外组织不同政见党起家的共产党，为什么就没有一点儿雅量，对二十世纪八〇年代的青年学生给予一点儿理解，一点儿同情呢？单纯用它的感情已经老化凝固来解释，我们将不得要领。他们所坚守这种制度，是它的前辈在创立这个国家时创下的。这个制度规定，一九四九年建立的政权，必须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联合各革命阶级和革命党派的联合阵线组成的政权。这个阵线，长期以来，是由在"政治协商会议"中有席位的"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人士"代表的。其代表产生的办法，也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及〔包括工会。青年团。妇联。学联在内的〕人民团体"协商"而定〔其实是中共指定〕的。各党派团体之所以"安心"于这种在中共面前的"乞食"状态，除他们根本不具备竞争的实力以外，承认现状能使各人分享政权的利益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可以设想，就如同分饼一样，有限的政权席位代表着有限的可分配资源，多增加一个党。团参加分享，他们的既得利益就会减少一份，改变现有这种稳妥的制度，就会有新的竞争者的出现。而这种竞争一旦展开，那些几十年来靠阿谀奉承。追名逐利。明哲保身和养尊处优来保全官位者，势必在生气勃勃的后来者面前败北。出于这些考虑，他们当然不欢迎什么新的党。团出现，更反对所谓"多党制"。这就是中国国情。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政权才能如此稳固。还是在战争年代，中共党的主席毛泽东就看出了"统一战线"政策的奥秘所在，并把它称作与"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并列的"三大法宝"。而被看成是这个党的"圣人"的周恩来，则是运用这种"统一战线"技巧的大师。

但是，在共和国建立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共党员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并不特别理解，在打倒了蒋介石之后，还有什么必要继续当年的"权宜之策"〔他们从骨子里就没打算与别人分享政权，所以总把自己伟大领袖的深思熟虑理解为一时的策略〕，但是，一九八九年的风潮再一次使人们看到了这种制度的实用性。因为，在中共面前，各民主党派虽然处在卑贱的地位，但是，它却可以起到代中共"整合"党外群众的功能。一个青年学生，他不仅为所在学校的党政机关管辖着，同时也为青年团或学联代表着，如果她是女性，她同时还为妇联所代表着。走出学校，你或为单位，或为居民委员会的党政组织管理着，如果你成了一个教师，"九三学社"就成了你的代表，如果你转行从商从事实业，也已经有工商联代表你了；如果你说你不信仰共产主义你是国民党的遗老遗少，那么，有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代表着你，──总之社会学家的研究结果表明，在这样一种结构的社会中，你的每一个自然的和社会的属性，都分别被相应的机构和团体管理着，"代表"着，必要的时候，无需你发言，就有数不清的机构团体以你的名义讲话，──在这种情况下，党。团当然不是太少了，而是足够了！所谓政治的"协商"，就是在神不知，鬼不晓的情况下，在这些机构和团体的上层之间，进行的。而它们，都是靠共产党用国库的拨款而养活的。这就是坚不可摧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生存奥秘所在。六届人大期间，作为人大常委会委员的胡绩伟先生曾就宪法修改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取消"无产阶级专政"而采用"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几经周折，条文最后落实为"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是人民民主专政"，老先生颇觉言不及意，殊不知那话是千真万确的！当无产阶级被共产党代表，共产党被它的领袖代表着的时候，人民也同时被种种与他们并不相 的党派团体代表着了。而且正是由于后者的存在，及其与执政党的特殊关系，这个政权才享有了"人民"和"民主"的称号。所以，在共和国里，它们是有功之臣，是万万不能没有的。不过，它们的另一个职能，确实是直到"改革开放"已不容置疑地取得了伟大胜利的八〇年代才被发掘出来的，那就是︰扼杀别人生存的权利。

也许是意识到"消灭"原学生会是一种缺少现代民主的宽容精神的行为，为了不与原学联发生正面冲撞；也许是为避"四·二六社论"中"侵犯合法学生组织权益"的指控，为政府的镇压提供借口，"四·二七大游行"胜利结束后，四月二八日，北京市"临时学联"正式改名"北京市高等院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又称"市高联"。"高自联"〕，这一方面表现出它仍然勇于改正缺陷，有自我约束和政策调整能力；另一方面，也表现出继续坚持斗争的决心。在这次会议上，市高联撤销了临时学联原主席周勇军的职务，选举北京师范大学吾尔开希担任新的主席，并决定常委五─七天一换届。为响应政府已透露出来的"对话"信息，市高联决定︰各高校不能单独与政府对话，必须以整个联合会的名义，原则上平等，由真正的学生代表对话。对话的时间。地点，要得到学生的同意。政府方面出面的，应该是学生要求的人员。关于对话的具体内容，次日〔二九日〕继续开会商讨决定。本次会议还对罢课和下一步斗争形式及目标作出决定︰专业性。艺术性。外语院校明日可以复课。其它学校继续罢课到"五四"。今后是否游行，以政府的态度而定。斗争的目标，是要争取"联合会"的合法地位。

但是，接下来的事情表明，学生为争取宪法权利所做出的努力，并不取决于他们单方面的愿望，而取决于这部宪法的"实在性"。而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实在性，一九八九年四─五月的事件可以提供的例证不胜枚举。除《导报》事件可以证明"言论自由"的虚妄以外，紧接着出现的"四·二九对话"则揭开了"结社自由"的虚伪面纱。

就在各大学校园热烈讨论即将与政府所作的对话应如何进行时，政府与学联共同策划的"对话"却抢先登台。击溃了"市高联"制定的对话战略。

四月二九日下午，政府方面有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北京市委秘书长袁立本。北京市副市长陆宇澄参加，学生方面有来自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央民族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林业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建工学院。中国政法大学等一六所高校的四五学生参加的"对话"，在团中央会议室举行。其时间。地点既未经学生运动的组织者认可，参加者也不是经过学生推举产生的代表。在"对话"过程中，政府代表明确表示，他们"是来同全国学联。北京市学联邀请的学生进行座谈。对话的，对未经认可的非法学生组织，我们不予承认。"针对市高联提出的政府代表应经学生同意，袁木说︰"对话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层次可高可低。对话，不是对手之间的谈判。政府与学生之间不存在谈判问题，而是为了互相交谈，沟通思想，增进理解。只要大家有诚意，愿意座在一起谈，就不应该有什么先决条件。"

紧接着的四月三十日，北京市委。市政府李锡铭。陈希同等人又与北京市属一七所院校的二九名学生"对话"，同样是由市学联出面组织，把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撇在一边。

这两次"对话"虽然几乎涉及到此次学运关心的所有方面，[二八]如"官倒"及党风问题；教育危机问题；对胡耀邦的评价问题；"关系图"问题；新闻自由问题；学生运动的定性问题；"四·二〇"新华门事件与"四·二二"请愿问题；以及与此次学运产生的组织──市高联对话的问题。但由于学生参加者方面缺少统一的布署与研究，所提问题不是空洞的概念，便是缺少充足的论据谣传，再加上无政治上提出问题和公开辩论的经验，轻而易举地就被政府发言人巧妙的诡辩糊弄。搪塞了过去。

这就使此次学运创造的与政府对话的机会，不仅没有起到宣传学运主张，促进政府改革的目的，相反，利用这两次"对话"，中央和北京政府借机宣传了自己在反贪污腐化。惩治官倒。清理公司，等等"治理整顿"事业中所做出的业绩。而此次"对话"中学生集中提出的"官倒"。党风。教育及改革决策失误等问题，也或明或暗地指向了有关的赵紫阳和胡耀邦，这恰好与本次学生运动的另一目标──防止改革形势倒退，防止改革派人士下台──形成对立。而政府方面的人也一再声称，在这方面，他们的目标与学生是一致的。只不过为了这种"一致"，人们必须放弃宪法给予的言论。游行。结社的自由。

"四·二九对话"通过电视转播公布全国后，袁木。何东昌之流的表演虽然招来了大众舆论的憎恶，但"对话"的效果，却表现出学生不仅在气势上略逊一筹，就是在道理上，也显得底气不足。它让人疑惑︰"所谓学运，是否就是在这样一大堆互相矛盾和牵制的问题中盲目冲撞。的自生自灭的运动？"尽管如此，政府所取得的胜利，只是暂时的和表面的胜利。因为它虽然欺骗了舆论，但是却根本违背了对话的宗旨︰化解矛盾，把对立变为一致，由被动变为主动。相反，当他们在"对话"问题上所作的小动作一旦公着于众，立刻就威信扫地了。

四月三十日，自"大游行"后渐归平静的北京个高校校园，又掀起了一个评价"四·二九对话"的高潮。人们纷纷公布"对话真相"，不承认这次所谓"对话"。也有人咒骂参加者是政府的"走狗"、"学贼"，并把攻击的矛头指向袁木、何东昌等人。当时一幅流传广远的对联是︰

避实就虚政府言啥立本

装疯卖傻国家何日东昌

袁〔缘〕木求愚〔鱼〕

人们揭露，大家在电视中看到的政府与学生的"对话会"实质上是政府与政府表演的一个"双簧"。其中，"学生代表"中决大多数〔四五人中有四一人〕是官方指定的官方学生会代表，而不是从这次学生运动的参加者中，由广大同学共同推选出来的，他们不能代表广大学生的意见。在对话的时间上，政府二九日中午一二时给各校发出通知，而会议下午二时就召开了，根本没有给学生以准备时间。人们还揭露，市高联副主席在前往参加对话时，被阻在门外，让他进入会场的条件是放弃市高联的身份和对话条件。他因拒绝了这一要求而未能参加"对话"。在所谓"对话"过程中学生只能提问而不能反驳，因为提问之后甚至提问之中他们的话筒就被抢走。而且电视播出时作了大量的删节，回避了许多尖锐的问题。

人们问︰"政府之所以进行这场对话是因为这次运动，但为什么不与领导这次运动的学生代表对话，而与自己选定的并没有参加运动的学生会成员对话，其用心何在？"他们感到，"除了何东昌小丑般地自作聪明外，除了袁木哼哼哈哈鬼一般精巧地推脱责任和袁立本关于`大头鞋'与`皮鞋'的狡辩外，从对话中，我们什么也没得到。这场对话纯粹是养猴人与猴子的对话，他们在默契的配合下，仅仅把对话的内容压缩在细枝末节，远远没有深入到这场运动的本质。"

他们愤怒地呼喊︰"学生不容欺骗！人民不容欺骗！"

也有的大字报和传单对于"对话"中政府发言人的讲话内容进行了批驳。有文章说，“关于这次学生运动的性质，政府发言人屡次支唔，回答总是所谓所作结论是针对`一小撮坏人'，但我们学生的运动完全是自发的民主爱国运动，根本不存在`一小撮坏人'的操纵和利用。而且，根据所谓极个别人的行为对全局定性的做法也是极其荒唐可笑，完全不合逻辑的。广大同学对所谓`对话'的内容深表不满，我们坚决要求政府对这次学生运动作出正确的。合乎民意的评价。""袁木说︰`本次运动与文革有惊人相似之处'。众所周知，文革是自上而下为权力之争而引发的动乱，本次学运是自下而上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爱国民主运动，与`五四'倒有惊人相似之处。把文革与学运联系在一起，那是别有用心的人想利用人们对动乱年代的恐惧心理混淆视听。”

对于这次"对话"中的袁木的形象，著名杂文家舒展当时就有一个很中肯的描绘︰

你忽而党员，忽而导师，忽而政府发言人，忽而老新闻工作者，忽而国务院工作人员的种种身份变幻莫测，于是产生了怪诞奇诡的喜剧效果，使人感到你是在作戏。同时由于同你对话的四五名大学生，其中四一名的代表性和四名的合法性都使人怀疑，更增强了一场滑稽戏的剧场气氛……你明知你的对话对象中有非法组织的代表，作为国务院发言人竟然与他们侃侃而谈，要么你承认他们是合法的，要么就是你犯了一个错误──不该参加这场既无代表性又无合法性的对话。

整个实况转播，你的镜头最长最多最大，这是理所当然的；然而既然名之曰对话，那就多少要给大学生哪怕很短的正面镜头，作戏也得有陪衬的配角呀！可惜有几个都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影子片断，一时使对话变成了袁木讲演会。

……您的大智大勇。能言善辩比起以前谈物价什么的是表现出长足的进步，说服力之强令俺拍案，感染力之深令我心酸……[二九]

此外，舒展还批驳了袁木发言中的观点︰

“党风不正是对外开放后才有的吗？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坚决，依着你袁木，该怎么才坚决呢？更多地开除一些党员？在各条战线一切领域来一个横扫？形成一个大规模的人人自危的新的政治运动？难道党中央有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正确部署，你还觉得不过瘾吗？""在你批评党中央。赵紫阳和胡耀邦不坚决的三者之中，矛头显然是对准胡耀邦同志的。”

一篇《就教于袁木。何东昌先生》的大字报，则就所谓"长胡子"的"一小撮"问题驳斥了袁木。何东昌，它说︰

在二九日的对话会上，何东昌先生一再暗示有胡子的一小撮人在背后煽动。操纵学生运动。袁木先生在后面补充说，这些长胡子的人，比西安打砸抢分子更阴险。对此，我想向袁何二先生提出疑问︰有胡子的一小撮到底指谁？有何证据，务必拿出来让大家看看。要有点法律概念，无中生有或不实之词是违法的……不错，是有不少长胡子的人同情和支持学生，他们和学生有共同或近似的政治观点。根据宪法的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条款，他们有持有并发表自己政治观点的权力，这和背后煽动。操纵完全是两码事……一些知识分子，包括一些高级知识分子是向中央。国务院。人大写了"公开信"。签了名的。他们是在学生运动势不可挡，七条请愿早已提出，报纸把学生污蔑成一小撮坏人，并扬言要镇压的情况下，挺身而出的。许多院校的教师，也是写了声明和呼吁书的。他们的确是长了胡子的人，但不是一小撮，他们代表了大多数知识分子，他们也没有搞幕后活动，而是公开了自己的观点和姓名。

一个负责教育的部长，对自己的老师。同窗。学生如此狠毒，令人心寒。把他们看作比打砸抢分子更坏的政治阴谋家，更是别有用心。目的是制造口实，打击敢于说话的知识分子，再一次向知识分子开刀……

我呼吁，知识分子团结起来，行动起来，为保卫自身的人生安全和群体利益联合起来，再也不能让每逢运动必受凌辱的局面继续下去了。

──男性成年有胡须

五月一日上午，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和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筹委会在北大球场召开中外记者新闻发布会。会上宣读了市高联关于"四·二九对话"《声明》，对话要求草案，告香港同胞书，告全国高校同学书，以及由一些知识分子签名的《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公开信》，美国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致国内学生的公开信》。

在内部，北高联把"四·二九对话"看成是自己的"一次惨败"。鉴于政府已把北高联看作"非法组织"，北高联想到采取民主选举的方式，另外成立一个组织与政府对话。[三一]

五月二日，在各校学生广泛参加的选举中，北京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团成立。该团派出代表向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中共中央递交了《请愿书》︰在"四·二七"游行之后，政府通过新闻媒介表达了愿意与学生对话的愿望，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欢迎，为促成尽快达成实质性的对话，我们作为大家推选的代表，代表北京市高校广大同学，向政府和党中央提出我们对话的要求如下︰

一。对话双方应建立在完全平等，真诚地解决问题的基础之上。在对话中，发言。质疑的机会应均等。

二。参加对话的学生代表应该由大多数高校学生〔特别是参加此次四月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校学生〕公认推出。同时我们认为，鉴于各高校学生会。研究生会在这次运动中没有起到任何正确的引导和有益的组织作用，因此我们决不同意由高校学生会。研究生会指派学生代表，也决不承认由政府单方面未经广大同学的同意而私下邀请的学生充当学生代表。

三。我们提出学生代表组成方式如下︰鉴于同学自发组织产生的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在这次运动中一直起领导组织作用，并在广大同学中获得了认可，可以由市高联出面联络组织，由首都各高校学生根据人数多少的比例各推出若干名代表组成学生代表团。在代表团内部经充分讨论磋商后，从中推举出若干名学生代表作为学生一方总发言人，其它代表具有列席旁听，并对学生方面的发言作协商补充，及向政府方面发言人提出质疑的权利。

四。政府方面出席对话的人员，应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级别以上，具有了解国家各种事务及决策权利的人员。

五。对话必须允许双方邀请民间人士或团体的代表参加旁听，任何一方不能以任何理由拒绝或阻拦。被邀请代表在对话过程中不具有发言权，但具有事后就对话内容发表看法的权利。

六。双方发言人必须有发言机会均等的权利。双方发言人每次发言必须限定时间，质疑应限定在三分钟以内，答问应限定在一〇─一五分钟之内，允许发言人在问答中多次质疑。

七。对话过程中必须允许中外记者现场采访报道，同时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应现场直播全部对话过程。对话双方均有摄像录音和记录的权利，任何团体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加以干涉和阻挠。

八。对话应在政府和学生代表分别指定的地点轮流举行，时间可由双方协商确定。

九。政府参加对话人员在对话过程中应尽量回答并在会后尽量解决可以回答和解决的问题如果某些问题确实不能迅即答复，可商定在限定时间内举行下一轮对话，任何一方不得无理拒绝。

十。为保护对话结果的法律效力，对话双方必须对对话结果出具联合公告，并经双方共同签字证明。

十一。必须保证对话双方代表的人身和政治安全。

十二。每一轮对话之后，必须在国家各大报纸及电台上如实报道结果，出具公告，并宣布下一轮对话的时间。地点等事宜。

关于以上要求，我们声明如下︰

一。为确保对话尽快达成，对以上要求，我们希望在五月三日中午一二点以前予以答复，并在对具体要求作具体答复的基础上，附注各条答复的理由，形成书面文件。

二。如五月三日中午一二点以前我们得不到答复，我们将保留在五月四日继续游行请愿的权利。

三。关于第一轮对话我们建议在五月四日上午八点半，地点可设在北京大学。

四。此请愿书将抄送一副本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

五月三日上午，在学生请愿书指定的时间之内，袁木等在全国记协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就《请愿书》发表了答中外记者问。在答问中，再次重复了只与原学联组织的代表对话的立场，嘲笑了《请愿书》企图让学生代表与党和政府平起平坐，甚至高于党和政府的设想。并对用再次游行相威胁的做法嗤之以鼻。此外，却对所谓"极少数"幕后操纵者，进一步给予了细致和具体的描绘。

自此，政府组织的"对话攻势"宣告全面破产。党内强硬派失去了处理学运的主动权，权力转而交给了开明派。

对于"四·二九对话"的诸种批评，在当时仍然局限于技术层次，在眼花缭乱，转瞬变迁的形势面前，人们还不可能对之作出政治上的评价。

一九八九年四─五月间政府与学运对话的偿试，是以一九八七年中共一三大政治体制改革的精神为依据而出台的，由于它发生在具有武力镇压信号象征的"四·二六社论"之后，它似乎是对于"四·二一"知识分子《公开信》的一种响应，同时，它又发生在学生的"四·二七"胜利大游行之后, 因而，它也就带上了一些现代民主政治的信息。它使某些迷恋西方政治形式的人们产生了某种朦胧的希望，认为通过和平斗争的方式，中国这个具有古老专制传统帝国政治通向"圆桌会议"的大门由此可以逐步打开，而忽略了它其实是在根本没有宪法保障的情况下，中共运用传统的"统战"手段的本质。只不过，此时的中共既没有了周恩来式的能熟练地运用这一武器〔关键是不失原则〕的大师，又增加了一个过去统战政策造成的"既得利益阶层"，使有心在新时代为这一祖传武器创造新纪录者，不能不前后掣肘，让所谓"对话"流于有名无实的形式。与中共前辈们善于运用这一政策，实现政治的整合或战略的准备，并无往而不胜的结果相比，一九八九年的"对话"，只能为这个神奇的发明增添几页无往而不败的事实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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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一][六][八]《平暴纪事》第四三、四五、四七页。

[二][三]《惊心动魄的五十六天》第四八、四九页。

[四][五]《颠狂的蛇年之夏》第五〇、五一页。

[七]参见《明报》记者采写的《北高联的四十日》，陈启明《学运领导问题浅析》。

[九]电视连续剧《便衣警察》主题歌，为当时流行歌曲。

[一〇]此政治笑话应是在知识分子中流传的。因为大学生文革时年龄尚小，对姚文元的文风体会不深。当时许多文章为躲避"散布谣言"之嫌，均假托学生之口。因世有"童言无忌"之文化。可以免于追究。[一一]邓小平为四川人。

[一二]此是与当时流行的"教授教授，越教越瘦"对应的口号。

[一三]中国百姓有"家丑不可外扬"的观念。由于多年的闭关自守，即使在政治斗争中也难免恪守"内外有别"的原则。

[一四]中国社会科学院大楼。

[一五][一八]见《新观察》一九八九年第一〇期，季石《北京四·二七游行目击记》。

[一六]《镜报》月刊，一九八九年六月号，穆望《中南海高层斗争真相》。

[一七]关于"四·二七大游行"的人数，北京市与国家教委均统一用"三万"这个最低数。这个数字是根据各校报送的数字统计的。当时因慑于"四·二六社论"的调子，为保护学生和自身利益起见，各校都尽可能把这个数字缩小。所以不足为凭。给这一天游行报出最高数目的是香港《明报》月刊，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号的一份大事记中称"四·二七五十万人上街游行"。根据一目击者当时在天安门广场用秒表大致掐算为十万人左右。但这种算法没有考虑到各校之间后来越来越拉大的距离，及行进速度的递减等因素。所以仍为乐观的人数。而五。一六游行官方报道的是数十万，五·一七游行为"四十万"，虽然这个数字与他们企图给赵紫阳"分裂党中央，促使动乱升级"罗置罪名有关，但与事实基本差距不大。

[一九]"四五运动"例外，其主要参加者为青年工人。

[二〇]该呼吁书的署名者为劳里。贝克隆特；劳伦。杰格莱昂；柯曼。麦克卡赛。

[二一][二三]见《世界经济导报》信稿摘编，增刊三。

[二二]见包遵信《未完成的涅般》中《赞成与犹豫》。

[二四]原上海《文汇报》总编辑。

[二五]北大团结学生会王丹和北师大吾尔开希均发出过"废除原学生会"的号召。见《惊心动魄的五六天》第二八。三二页。

[二六]同上，第三九页。

[二七]见《颠狂的蛇年之夏》，第四四页。

[二八]见《人民日报》一九八九年四月三十日，一─二版；五月一日二版。

[二九]见《新观察》一九八九年第十期，舒展《致两个袁木》。

[三一]同[七]。

谢选骏指出：人説——火上浇油的"对话"是对"结社自由"与"统一战线"的双重检验；我看鄧小平陷入了毛澤東悖論——毛澤東玩弄文革引火自焚，鄧小平玩弄改革也是如此。

【第五章 赵紫阳的政治命运与运动转折】

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卡尔·马克思

一九八九年五月四日，掀起这场运动的学生在“告一段落”的期望中，度过了富有象征意义的一天。七十年后的“五四”，人们以它光辉的精神为动力，胜利地欢聚天安门广场，这无论如何也是少男少女们浪漫激情和理想主义借以寄托的一个完美结局。

设想，如果运动就此结束，历史在书写这一年的重大事件，抑或是这四十年的重大事件时，该会是一种什么样子？可以肯定，它也会同人们在“五四”这一天的感受一样，它的名字将会是与“胜利”联系在一起的。它或许会成为接下来中国健康民主运动的首篇，而不是历史中断后的一个遥远的回想；它或许会成为一次历史的传奇，虽不留下现实的成果，但却可以一代一代地，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流传下去。

但是，当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一改其神秘的沉默面孔，带着“收拾残局”的架势公开亮相，并积极干预这场运动时，它的命运就变化了。

一九八九年四月三十日，赵紫阳结束了对朝鲜的访问，乘专列回到北京。紧接着发表了被大多数人看作是对邓小平讲话和“四·二六”社论“拨乱反正”的“五四”讲话与“亚行讲话”，并创造了一次共和国有史以来的“新闻维新”的奇迹，最后，公然与他的政治"恩师"拜拜而去。

人们不仅要问︰赵紫阳，到底要干什么？

谢选骏指出：總結八九民運的歷史經驗，卻要頂戴著馬克思這顆豬頭，真是大煞風景、腦子進了水！

第一节 赵紫阳要干什么？

赵紫阳作为中国改革的“功臣”，与他的搭当胡耀邦相比，性格中正好缺少了一点优柔，而多了一点自负。用一句刚愎自用来形容他，虽然有失武断，但那却也恰好是他的魅力所在︰当胡耀邦以他的真情打动人们时，他可能却在用他的雷厉风行征服着世界。他识时务而无宿命论，决不放过机遇却也能等待机遇。从骨子里就不会允许自己象胡耀邦那样，甘心被敌手拉下马的。他肯定要在适当的时候有所动作。而时机，也必须是他自己选定，而不能是对手安排的。

我们还记得，还在赵紫阳出访朝鲜之前，学运形势已经形成一定规模了。如果打算就事论事，及时处理，也该是领导党的领袖们作出明朗决策的时候了。然而，这时，我们的这位总书记的态度却是模糊的。据说，在新华门事件发生后，政治局讨论学运时，李鹏曾说︰“这少数学生是被坏人操纵的，他们的矛头是对准党和政府的，特别是对准老同志的。”赵紫阳曾有过反驳意见︰“我不相信这么多学生会被少数人操纵。当前，还是以疏导为好。要通过对话解决问题，不要激化矛盾。”政府最初发出的“对话”信号，应该是依据总书记的这一精神作出的。至于如何看待学生的请愿，他却表现出少有的严谨。试想，如果在四月二五日之前〔距胡耀邦逝世有十天的时间，距学潮初起有一周的时间，应该是足够他调查。观察和作出判断的了〕，这位党的总书记有一个明确的指示，以后，就很难说会发生众常委"请示邓小平"这出戏了。

四月二二日，胡耀邦追悼会结束，就在学生长跪等待之时，赵紫阳也并未因刚刚追念过战友的英灵而将思绪沉靡在伤感中，更没有因宣读那冗长的悼词而显示出疲倦，而是很有兴味地登上了人民大会堂楼顶，以俯瞰的姿态思考着眼前的局势。当时，北大校园里就贴有一首《念奴娇。权贵问答──四·二二大会堂纪实》对他们的行为进行过嘲讽。词云︰

"李鹏紫阳

牵万里

翻上会堂屋角

倒背双手斜眼看

都是请愿队伍

喊声震天

人群遍地

吓倒檐上雀

哎呀

怎么得了

要翻天罗小平问有何方

尚昆答到

有百万军队

不见"四五"春月朗

广场遍地鲜血

还有预备的

警察不够了

再加军队

不用担心

天地不会翻覆。"〔四·二三〕

这首词意味着，不论当时紫阳心中作何感想，在广大师生的眼中，他们是一类权贵的嘴脸，一色权贵的作为。据说，从大会堂下来之后，他就同他的智囊们一起打高尔夫球去了。此后无话，第二天，他乘专列去了朝鲜。

四月二五日，党中央将邓小平讲话和"四·二六"社论电征在朝鲜的赵紫阳的意见，得到的回复是"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就对付当前动乱问题所作出的决策"。[一]就在北京市和中央为“四·二七”大游行造成的尴尬局面进退维谷，邓小平不得不避居北戴河，首脑们仓惶打出“对话”牌时，赵紫阳一行，正风光于平壤的光复大街。青春大街，观看杂技和大型歌舞《幸福之花》，并沿着已故总理周恩来的足迹，访问了朝中友谊合作农场……

显然，比较赵紫阳的四月行迹与之五月的主动出击，人们明白无误地会感到，一种不谐调或称之为“飞跃”现象，在赵紫阳这个行事一惯老辣的政治家身上出现了。我们不必以为，是唐太宗当年派数百童男童女要寻找的“仙草”，对二〇世纪末的这位中共领袖发生了作用。但从逻辑上看，在从四月二〇日〔我们假定这是一个表态的最佳日期〕或四月二二日〔假如考虑到治丧活动期间，不便抽身解决重大的国事问题〕到五月三日之间，肯定有一件事情，阻碍了他的公开亮相？而历数这些天中赵紫阳的重要活动，我们不难发现，正是朝鲜之行对此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这样评价朝鲜之行，并非笔者认为总书记在朝期间有机会得异人指点，也不意味着身在国外的总书记，可以有机会从较远的距离观察和更准确地评估国内的形势，有机会冷静思考自己的角色定位位问题。NO！赵紫阳的沉默，并非他对形势的评估没有把握，相反，学运的形势对他来说，并不是最要紧的事情。对于一个东方政治家来说，最要紧的事情永远在中央，而不可能在社会。

赵紫阳对学运并无许多人所说的那种“感情”可言。把一个从数十年互相倾轧的中共官僚机器中脱颖而出的“铁腕人物”，一个本身并无学运经历，又不太接近〔至少不象胡耀邦那样〕同情知识分子，对思想文化事务的价值取虚无态度的“治国者”，一个被国际社会看作"务实派"的典型人物，当成是一个"群众运动的尾巴人物"，或一位感情丰富的"多汁"的诗人，是不符合赵紫阳的实际情况的。但是，他显然也不是一个有着李鹏们“贵族意识”，一切从维护既得利益出发，并天生以阶级斗争理论为行动指南的“古董人物”。他的身上，实事求是的精神往往能够帮助他对事物作出正确的判断。他从一开始就并不同意党内顽固派们对学运作出的评价。在这一点上，他无疑是始终如一的。但是，他之所以拖延至五月初才作出公开的姿态，是因为他可能考虑到︰在无法更动的出访之前，公开表示与李鹏们的不同意见，正好会为存心“倒赵”而在党内高层的力量对比中拥有绝对优势的保守派所利用，趁其出国期间发动“政变”，也就是人们早已警告的"非程序更迭"。

我们无法了解赵对“宫庭政变”是否有一种特殊的敏感，以至特殊的戒备，也不能得出结论，自“倒胡”得手以来，“宫庭阴谋”已如毒菌一般，开始渗透这个党的政治思维。但是，人们的确可以查到，胡耀邦下台以后，赵对“出访”一事，总是要预作双倍的"保险"的。一九八七年六月，任"代总书记"期间出访西欧，他一方面公开宣布“总理的职位比总书记更适合于我”，表示无心中国的最高权力；另一方面，匆忙同意把邓小平长子邓朴方任会长的民间团体──残疾人联合会──下的康华实业公司〔经过改头换面〕[二]定为中国唯一的一家部级公司。

若说赵紫阳无心无力于党务，那恐怕是低估了赵的能力的。第一，在调中央之前，他就屡任地方党的第一书记，经历使人相信，他既能治政，又能治党；第二，还在胡耀邦下台之前的一九八六年，他已经接受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制定任务，有理由相信，这其实也是他继胡耀邦之后任党的总书记的一个信号。因为，作为一个政府总理，是不可能有权力来制定和实施这一大型方案的。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在党的十三大上，不是别人，正是他作的报告公布了党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三，在对待胡耀邦下台问题上，赵紫阳暧昧的态度，除了他对胡在党政不分，用搞运动的方法搞经济改革的作风不满以外，并不排除他知道自己将是继承者一事。如果这些分析是可以成立的，我们就可以认为，赵在那次出访前的表现，实际上是一次"恐变症"的流露。

这一次，果然不出所料，就在他前脚登上东去的列车时，早有准备的北京市委与李鹏一伙便蠢蠢欲动，赚得了无冕皇帝邓小平的亲自讲话。这一方面为按照他们的意愿平息学运，重建思想政治领域乃至经济领域的极权统治打下了重要基础，同时也为解决赵紫阳的问题铺平了道路。另一个能说明问题的重要迹象是，曾当过赵紫阳的"智囊"的陈一谘提供的情况，他说︰四月二三日赵紫阳离开北京，四月二四日的政治局会议就没有让通常应列席政治局常委会议的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鲍彤参加。甚至在此之前，"鲍彤的车也被跟踪"。在四月二八日北京市召开的处级以上干部会议上，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就已经断言，作为赵的“嫡系”的“两所一办”〔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简称体改所；国务院农研中心农村发展研究所，简称发展所；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办公室，简称政改办。〕是“操纵运动的三只黑手”。[三]可见，他们不仅把赵当成了想象中的敌人，对赵的人马，早已采取了监控手段。

所以，可以认为，当征求赵紫阳对邓小平讲话意见的电报打到朝鲜时，一张捕赵的罗网已经形成了。赵的充满谎言的回答，不过是一个缓兵之计而已。他的战场在北京，如果命运是不可避免的话，他也要亲手安排自己的葬礼！

可是，当赵紫阳终于结束了他的充满惊险的旅行，双脚踏上自己国家坚实的大地时，历史给他留下的腾挪的余地，已经不多了。

自一九八六年起，他领导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由于没有整体改革设想的支撑，已经连连碰壁，从"扩大企业自主权"〔一九七九〕，"减税让利"〔一九八二〕到"利改税"〔一九八四〕，再到"企业承包制"〔一九八六〕，在他和他的"智囊"们的想象力和实力所及的范围内，能改的都已经改完〔实际上是能"放"能"让"的已经放完让完〕，当他的智囊班子正准备欢呼十年改革创造出了几百个亿的财富时，这个数字与财政部报告的赤字刚好相等。国家面临的金融危机的局面，已经不可能支撑下一步更加深入的。全面的。伤筋动骨的改革。而由于他的改革思路所豢养出来的企业，由于没有明确的产权界定，没有配套的市场机制，在眼看着农民"老弟"已经"先富起来"的情况下，企业把增加的利润多数用来满足工人"老大哥"们的收入欲望。不能盈利的企业，借口设备陈旧，竞争无力仍然靠在国家的"大锅饭"体制上，向高收入单位的分配水平攀比，不少企业甚至用国家贷款发奖金，否则就要滋生不满情绪，危及社会安定。于是，放权让利，"放"出了一个投资膨胀；"让"出了一个消费膨胀。社会其它阶层在经济收入没有相应增长的情况下，因通货膨胀而生活下降，人心不稳。一九八四年，乘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刮起的"改革春风"，赵派理论家提出了价格改革"调放结合"的战略，[四]带来了价格领域的"双轨制"局面，改革中成长起来的新生企业，为了获得优惠的资源，不得不卷入这种机会的竞争中去，一时间，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国有资产流失的现象大量的滋生，严重腐蚀和毒化着整个社会空气。

一九八八年，邓小平企图在仍不触动产权问题的条件下，实行"价格闯关"，在"保守派"提供的闯关方案实施中，出现了大规模的抢购风潮。闯关失败，一〇月，治理整顿经济秩序的方针出台。

这样，就在改革派理论家大声疾呼要防止"走回头路"，提出"以深化改革来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时，人们实际上已经面临"由谁来领导改革？""以什么思路统领改革？""谁有能力领导深化改革？"等问题了。但是，由于权力斗争和意识形态问题的干扰，为"深化改革"服务的宏观的配套改革思路，在赵紫阳任政府首脑期间，他的"智囊"班子一直没有能力提出来。在有些时候，当有人提出时，却被适应了"摸着石头过河"的领导人斥为"不切实际"的幻想，连提交研究的机会也没有。甚至在有些时候，还被新闻。理论工具当作"倒退的"和"计划经济的"思路受到批判。由于这些原因，在赵紫阳任内，他是根本没有能力完成"深化改革"这一历史任务的。

在政治上，赵紫阳曾有过一帆风顺的时候，一九八六年九月十三日，赵紫阳给邓小平打报告，建议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步伐，并由他本人〔包括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彭冲在内〕领导成立一个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经邓同意，开始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设计。这些以"一党专政"。"党政分开"为前提的设想，经十二届七中全会通过后，又经党的十三大确认。但在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无声抵抗下，无疾而终。不仅如此，由于赵紫阳容忍了保守派对改革"难兄"胡耀邦下手，他在高层领导中日益面临形单影只，唇亡齿寒的局面。一时间几乎要"党政双肩挑"的赵紫阳，不仅失去了主管经济的权力，甚至连人事权也旁落[五]。一九八九年二月，终于传来了他要下台的信息。

此时此刻，赵紫阳还剩下什么呢？

显然，在中央，他已失去在上层的优势。但在具有新思想的中下层党政干部中仍具有威望。这就形成赵紫阳"眼前失利，但还有将来"的政治前途。

在地方，被视为改革的社会基础的各方诸侯，实际上是胡赵"放权让利"政策的受惠者，他们希望有更多的权益，但却不关心整个国家的利益，每次省长会议都变成了中央政府与各省之间的讨价还价的场所。因而，他们可能会支持以"放权让利"为特征的"微观层次的改革，却把国家为建立现代市场经济秩序而进行的宏观的配套改革视为畏途。他们可能成为赵的有条件的同盟，但这个条件是赵不能放弃其从前改革路数。

在社会上，被视为改革的另一社会基础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是改革派的理性知音。他们一方面由于理性支配，总是着眼于改革的未来，愿意把眼前的不如意看作改革必须付出的贷价，与政府改革派共渡难关；另一方面又为越来越严重的"体脑倒挂"和分配不公现象及每况愈下的社会地位而困惑。特别是对于赵表现出来的与邓的一致︰"摸着石头过河"的小农式政治思维，及对思想文化方面的现代化问题的漠视，中青年学者尤其不满。自年初传出赵有可能下台的风声以后，他又借压制"三三人签名信"一事向保守派大拋媚眼︰指斥这一行为是对中央的挑战与对抗，是一种与国际大赦组织遥相呼应的"有计划，有预谋"的行动。主管意识形态的胡启立还通知各报刊电台，半年之内不得随便发表三三人署名的文章，更不得在电视。广播中出现其镜头和名字。时间之所以定在半年，有人估计是在预期的中苏高峰会谈之前不会出现大的人事更动，半年之后，鹿死谁手必有结果。同时，为对付经济危机可能出现的社会骚乱，赵还主持制定了包括建立防暴指挥中心。戒严。军管等手段在内的"紧运"政策。其中的一项杰作，就是在各大专院校加注警力。这些，都使知识分子产生了新的不满。

而在当前运动中充当主干的青年学生，则较普遍地反映着处于竞争中不利地位的下层社会的呼声。公布领导人及其子女财产，反官倒，反贪污腐化这些反映平等愿望的口号，正是针对新出现的不平等而发出的。

而赵的改革思路的真正社会基础，是在这十年的特殊政治经济环境培育出来的特殊利益阶层，既不希望出现彻底的经济改革，也不希望倒退到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去，因为后者会使之失去他们的在不平等竞争中的优越地位，两者都会损及其依赖"双轨制"带来的种种大量的化公为私的优惠。

面对上层权力结构中的劣势地位，和被看作改革派社会基础的四种势力的要求，赵紫阳能作些什么呢？他既不能满足地方诸侯的愿望，也无力实现知识分子和下层社会的期待和要求。唯一可能的，就是代表那个要求不进不退的新生特殊利益阶层。而他们，又正是八九民运不满。抗议中人人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渊薮──"官倒"及大公司阶层。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赵紫阳，成了八〇年代末期社会政治中最尴尬的人。所有的期望与不满，前进与倒退的矛盾，效率与公平的冲突，国家与集团利益的对抗，政治权谋与党风的背道而驰，这种种事务和价值之间冲撞。矛盾。挤压下，无能政府解决问题的唯一可见的希望，就是将赵紫阳挤出政治舞台。

陈一谘对赵的这种尴尬境遇也有所描述。但他把这些东西用毛泽东的"两分法"熟练地归结为"两方面的失望"。在他首先把"老人们"定义为"既得利益阶层"以后，他认为，"民众的失望与这批老人的失望从总体上来说是根本对立的。这样的对立表现为︰一方认为改革不够，改革措施不力，另一方认为改革过头了，改革导致政局不稳；一方希望加快改革，深化改革，以解决社会经济问题，另一方要求改革剎车甚至后退。"[六]这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两分法"虽然可以大致描绘出历史的主动脉，但却无助于人们了解分析赵紫阳对学运的初始态度，以及五月以后的调整；既无法解释其努力所遭到的两方面的反对或冷漠，也无法让人对其"五·一六"那天对戈尔巴乔夫所作的"自杀性讲话"的动机有更准确的理解。因为，按照"两分法"，事情就变得极其简单︰既然学运是人民要求深化改革的产物，赵紫阳又是党内改革派独一无二的代表，那么，八九民运就是一场保卫总书记的运动。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谢选骏指出：作者完全是從“黨内鬥爭”的角度來觀察八九民運的——這是與其“紅二代”的身份一致的。但卻是極其錯謬的。

第二节 党内矛盾的公开化

在赵紫阳公开表态之前，党内高层关于学运的看法分歧就已存在。就在北京市委组织人马，准备那个给学运戴上"动乱"帽子的报告时，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知识分子出身的阎明复，也在请人准备另一个"鸽派"奏本。但这个奏本并未发生效力，在四月二四日晚政治局常委召开的研究学运问题的会议上，人们一致通过的是北京市委李锡铭那个充满血腥味的报告。

赵紫阳从朝鲜回到北京，就提出"四·二六"社论对学运的定性是错误的。并提出学运是自发的爱国民主运动这一概念。五月四日，他在政治局常委会上又提出这一看法，并要求为"四·二六"社论承担责任，再重新写一篇社论对学运作出评价。他的意见遭到李鹏的反对，也没有获得任何人的支持。就在党内高层没有获得多数〔甚至秘密的〕赞同意见的情况下，赵紫阳就决定将矛盾公开，打起自己的"开明牌"来了。

五月三日在"首都青年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简称"五四讲话"〕，五月四日在会见出席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第二二届年会的亚行成员代表团团长，及亚行高级官员时的讲话〔简称"亚行"讲话〕，赵紫阳公开了党内的这一矛盾。

五四讲话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官方公认的中国近代史权威。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秘书之一胡绳起草的。稿件也经过政治局和杨尚昆事先传阅，所以说，不可能容赵紫阳有太多的"出格"发挥的余地。应该与"擅自行动"及"分裂党中央"无涉。[七]但是，在传阅中有一个插曲︰杨尚昆。李鹏。乔石。姚依林。李锡铭均提出，应在文章中加进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李鹏在稿子上作出修改补充后，给杨尚昆过目。杨尚昆拿着修改过的稿件亲自找赵谈过。[八]但是，参加了五四纪念大会的李鹏。杨尚昆等人，却眼睁睁地看着赵紫阳照原稿念过，并无只字提及"反自由化"问题。

分裂由此被公开了。但它只是一个象征而已。因为，这件事当时并未被广大听众发现。在这份长达五六千字的报告中，至少讲了"五四"运动的性质，中国革命"从革命到建设"的历史转变，今天发扬"五四"精神的新内容。新要求，坚持党的领导与信任依靠青年，改革对青年素质的要求等五大问题。虽然对于当前学运有明显的警策意义，但论述并无牵强附会，大出大入的痕迹。大多与历史纪念要粘带点瓜葛。如果五四运动本身就有反对自由化的含义，赵紫阳故意省去不提，那当然马上会被向来爱在字里行间找政策的大小知识分子和干部们发现。但七十年前的这场运动，不仅没有什么“反自由化”的意思，相反，正是“全盘西化”论调在中国的滥觞之时。按照五四精神中反传统，反专制，反对腐败的卖国政府的主题，在当时的政府眼中就是极"自由化"的。中共等无数小组织，也算得上"准非法"的民间团体，就是在那种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所以，无论李鹏当时用他"跃跃欲试"的字体，在文章中是如何加的，在纪念这样一种运动中提"反自由化"，都会给稍有历史常识者以画蛇添足之感。更重要的是，在这种大多数是为了做做样子的大会上，人们对它的长篇大论的报告根本不可能细听细想。除了知道内情的人以外，根本谈不上会造成什么影响。

尽管如此，这篇讲话还是公开了一个事实︰它的苦口婆心的说理态度，它提出的"清醒。理智。坚毅。沉着。实事求是"等要求，以及它对七十年前这场运动开始了较为切合原意的评价，甚至在强调党的领导时没有忘记党六八年来"犯过大大小小各种错误"，说明党是勇于承认错误和改正错误的，并再次声明，人民群众和广大学生希望推进民主政治，要求惩治腐败发展教育和科学，也正是党的主张，"中国共产党之心，是同人民之心。青年之心连在一起的"；它还暗示"党也正在经历深刻的改造"，等等这些，都透露出一种开明的气象，都与"四·二六"或"四·二六"式的社论文章横蛮霸道，指鹿为马，以势压人的作法大相径庭。这当然也是一种新的信息。但它还不足以说服人们相信警报已经解除。中共一惯的行为早已证明，它的局部的。政策性的调整向来是极副弹性的。到什么山唱什么歌，此时此地说是对的，彼时彼地就不一定对了。朝令昔改，翻手为云覆手雨，更不鲜见。所以，事情到底如何，还要以观后效。

赵紫阳的“亚行讲话”比“五四讲话”更进一步表明了他对当前学运的态度。他对客人们说︰

各位到中国来，大概都知道中国最近有一部分学生上街游行。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政局不稳定呢？我想强调指出，学生游行的口号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宪法"，“拥护改革”，"推进民主"，"反对腐败"。我认为，这就反映了游行队伍中绝大多数同学对共产党和政府的基本态度︰又满意，又不满意。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他们对十年改革和建设的成绩，对我们国家的进步和发展，是很满意的，但对我们工作中的失误是很不满意的。他们要求纠正失误，改进工作；而肯定成绩，纠正失误，继续前进，也正是我们党和政府的主张。有没有人企图利用并正在利用学生的行动呢？中国这么大，当然难免，总有人希望看到我们出现动乱，总有人会利用，不利用是不可想象的。这样的人极少，但值得警惕，我想绝大多数学生是会懂得这一点的。现在北京和其它某些城市的游行正在继续。是，我深信，事态将会逐渐平息，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我对此具有充分的信心。

在谈到如何解决学生的合理要求时，赵紫阳说︰

我想，应该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应该通过改革来解决。分析一下具体情况就清楚了︰现在学生最不满意的是贪污腐败现象。这本来是党和政府近几年来一直在解决的问题，但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有意见。而且意见这么大？两条原因。一是由于法制不健全，缺乏民主监督，以致某些确实存在的腐败现象，不能及时地得到举报和处理；二是公开化不够，透明度不够，有些传言，或是张冠李戴，或是无限扩大，或是无中生有。其实，我们绝大多数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不仅工资低，而且除了工资以外并没有什么其它收入，更没有什么法定的特殊权利。违法乱纪，搞特权。特殊化的人，有，但并不象人们传闻的那么多，那么严重。当然，腐败问题是一定要解决的，但这个问题也只能同完善法制。民主监督。扩大透明度等改革措施结合进行…… 

在谈到如何处理学生游行时，赵紫阳说︰我认为，也同样应该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来解决，在理性和秩序的气氛中解决。现在需要广泛地进行协商对话，同学生对话，同工人对话，同知识分子对话，同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对话。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在理智和秩序的气氛中，交换意见，增进理解，共同探讨解决大家关心的问题。

现在最需要的是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党和政府准备这样做，我相信，学生会赞成这样做，各界人士也都会赞成这样做。大家都这样做，我们就一定能达到维护稳定的目的。我相信，这将是新的。更高水平上的团结。在稳定和团结的基础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一定会进行得更加顺利。我对中国的政局的稳定和改革的前途持乐观态度，中国的投资环境将继续改善。我希望我介绍的这些情况能够有助于你们对中国的了解。

当时，在报纸上读到赵紫阳的这番讲话的人，还没有觉得赵紫阳的"乐观"和预言欺骗了在座的尊贵客人，而是觉得这一番"介绍情况"实在是一篇文不对题的表演。如果把在座的大腹便便，有着足够的"理智"和"冷静"的亚洲银行的阔佬们，换成杂色衣衫的黄脸青年学生，它的喜剧效果将不会那么浓烈。但有经验者也正是通过这出喜剧看出，中国的致命的不稳定因素并非来自下层社会的动乱，而是来自执政党的中央。十年以来，这一点从未改变过。

这个"亚行讲话"是由赵紫阳的秘书鲍彤起草的。因此，不仅可能尽量多地表现出赵紫阳的个性与对待学运的独特立场，而且简直可以说完全表达这位神秘秘书的个性和立场。与领袖的鲜明的务实风格和对意识形态问题无兴趣不同，他的秘书鲍是一个有头脑。有理论。有才华并且有激情的知识分子型干部，在赵来到中央后，他一直扮演着头号智囊加心腹的角色。据知情人称，赵的改革领袖生涯中，这位幕后英雄始终是最能影响他的人物之一。而他的这一角色，与他的出身不无关系。鲍彤的祖父曾参加过一九世纪末晚清的"戊戍维新"。他多次与人谈到，他愿为前辈没有完成的，中国二〇世纪末的改革成功贡献一切。如果改革需要流血，谭嗣同的选择就是他唯一的选择。他行事干练，讲原则却又较少衙门习气，在上海《世界经济导报》的几次遇险中，他都毫不犹豫地施加了自己的影响。

有许多人认为，自胡耀邦出局以后，赵紫阳因其年轻和泼辣，在当时中共高层确属"稀有动物"，但从思想基础，改革思路来说，他与邓小平。万里并无多大区别。并且，他的一生不仅没有过什么传奇的故事，在他的性格中也缺少浪漫的色彩。但为什么在一九八九年，他会做出既与他的几位同盟。同道。同党截然不同的选择，也与他本人的政治生涯背向而去的事情？笔者以为，他的身边有一个念念不忘晚清改革和帝国命运，在这样的家史国史中熏淘，以敢于杀身成仁的谭嗣同为偶像的鲍彤，是分不开的。

赵紫阳讲话带来了普遍缓和的气氛。大部分与这场学运关系不大的人都认为，既然党的总书记已作出姿态，那么，学生也应该见好就收了。因为一场以改良为目的的群众运动，最终还是要通过执政党内的变化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此次学运与赵紫阳达成配合，不仅可以使前段纷乱局势进入可以把握的轨道，使之有利于处于不利大势下的"改革派"，就是更近一步的民主要求，也会因今次已开的中共按民意改变决策的先例，和平实现。按照鲍彤的要求，赵紫阳讲话以后，中央的宣传机器一改往日对此次学运的灰色基调，在开足马力宣传赵紫阳讲话的同时，也紧锣密鼓地组织了来自校园方面的积极的报道。就在刊登赵紫阳"亚行讲话"同一天同一版上，五月五日的《人民日报》同时报道了政法大。北大。人大。清华师生对"亚行讲话"的反映。标题是《首都高校师生欢迎赵紫阳讲话》，副题是“希望党和政府切实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增加透明度”。消息说：

"当晚〔五月四日〕一〇时许，中国政法大学校园里，正在广播 秘絮岐蕈陧A 同学们边听边议论，讲话播完，响起一片掌声。经济法学系八六级的一位学生说︰`赵紫阳讲话比较客观，比较实际，我同意他说的八个字︰冷静。理智。克制。秩序。这的确是目前我们必需的。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确是最明智的'。另一位同学补充说︰`我们真诚地希望党和政府加快民主和法制建设，依法办事，增加透明度。'北京大学在广播赵紫阳讲话时，上千人围在一处听。一位教经济的青年教师对记者说︰`这是一个温和的讲话，表明党和政府的诚意，会对解决目前的问题起积极的作用。'一位在游行中比较活跃的同学说︰`我们欢迎政府这种处理问题的态度，但关键还要看下一步如何对话，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在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宿舍二楼里，几位研究生与记者攀谈起来，他们刚参加游行归来，已得知紫阳讲话内容，认为讲得不错。一位同学说︰`领导人和学生都要理智，紫阳这个讲话就很理智。'计统系一位研究生提出︰`让我们用正常渠道反映问题，但首先要保证正常渠道真正畅通，否则我们如何反映？'记者今天看到的清华园是平静的。参加游行的学生已经返校，四个教学楼灯火通明，不少学生正在温习功课。汽车系八七级一位同学说︰`赵紫阳的讲话，我们能接受。学生们的爱国热情需要理解。四月二七日那天，我们走了一七个半小时，我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走这么远的路。我们为了什么？今天游行我没有去，我觉得游行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刚从电教室看完纪念`五四'录像的一些同学对记者说，`罢课不罢学'，实际上对学习还是会有一些影响的。现在大家都需要冷静。可以边上课边对话。总之，是复课的时候了。在北京师范大学，刚刚从学生宿舍出来的王梓坤校长对记者说︰`紫阳的讲话比较全面，既肯定了十年来改革和建设的成绩，也指出了存在的严重问题，比如贪污腐败现象。学生的行动反映了相当一部分群众对贪污腐败现象的不满。刚才我去学生宿舍看望同学们，我对他们提出两点希望，第一，希望大家明天好好看看紫阳的讲话；第二，希望同学们早日复课。'记者了解到，也有一些高校师生对赵紫阳讲话的某些内容，持保留态度。"

在这篇报道的旁边，还刊登了一篇题为《游行学生宣布今日全部复课》的消息，给人造成了一种学运已因赵紫阳挥动的手臂而走向平息的印象。同日，新华社也播发了《北京高校今日起陆续复课》的消息，称"据有关部门统计，北京已有八〇％的罢课学生复课。"《光明日报》记者也匆匆采写了一篇《五月五日︰首都高校校园印象》，给人们展示的亦是一片曙色。

法国《世界报》载文评论赵紫阳的"亚行讲话"说，"这位党的首脑似乎已出色地使形势的发展变得对他有利了。"反应最快的当然还是香港的股票市场。五月五日，新华社香港消息报道︰五月四日这一天，香港股票市场的恒生指数猛生六五.九点，达到三二二一.一二点，创下一九八七年股票市场大暴跌以来的新高峰。五日上午开市后，承接昨日升势继续攀升，中午收市时恒生指数达到三二五七点。

记者和报刊的上述报道，反映了人们期望安定，期望学运有个"善终"的良好愿望，也大部分符合事实。但并不是真相的全部。他们在匆忙响应主张新闻独立的鲍彤组织的宣传攻势时，恰好忘记了另一种存在也是事实。而对事实负责就是对历史负责。这个被掩盖着的事实是，相当的人对赵的讲话持保留和抵制态度。

对赵紫阳讲话采取保留和抵制的态度来自两个方面︰中央对这次学运坚持"四·二六"立场的强硬派；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对学运怀有独立期望的人。

在两种人当中，第一种人的反应是本能的，因此十分迅速︰五月五日，李鹏在首都八所主要院校党委书记。校长会议上说︰"赵紫阳同志的讲话，只代表他个人意见，中央精神是小平同志的讲话"。同日，何东昌召开教委司局长紧急会议，说赵在朝鲜时就知道邓的讲话和社论，他是同意的。他在"亚行"的讲话，是特定环境对特定对象讲的话，"不能代表党中央"。在五月八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预备会上，北京市提供的七个文件中，专有一个是关于坚持"四·二六"社论精神的。这个文件逐条批驳了了赵紫阳的"五四讲话"。[九]显然，强硬派并没有把赵紫阳的讲话当成特殊场合的特定的有益无害的产物，而是把对赵的讲话进行消毒作为一种义务，一场战役来对待。这就使原先包裹在事情表面那层，"对一场学运持不同观点"的窗户纸被捅破，而使其"党内斗争"的本质大白于天下。问题只在于，双方都想利用这场平地而起的风波打倒对方。

学生和知识分子对赵紫阳的疑惑则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赵的政治品德的怀疑，使人们有理由认为，赵在把学运纳入其可控轨道，平定局势后，将反手处理这次学运的参加者与同情者；二是认为赵紫阳摆在学运面前的“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仍然是一党独尊下的"民主"，是在法制根本不健全下的"法制"︰"官倒"属于合法性腐败；北京市关于游行示威的“十条”公然与宪法对抗；上海市委居然可以撤销一家报纸总编辑的职务……这一切说明，在政治的行为与成文宪法抵触的时候，在习惯法的王国里确是"合法的。所以，这个"好听不好使"的建议，不可能真正解决这次学运提出的问题。有人甚至认为，它在本质上与“四·二六”社论没有差别。五月六日，北京大学的一名研究生贴出大字报说︰

赵紫阳有一个讲话，貌似很理智，很有道理，很能感动那些已经有点疲倦的同学们。其实不然，仔细一分析，我觉得与《人民日报》社论没有多大差别。

一。他的推理过于简单肤浅。他说学生的基本口号是“拥护……”，我们可以统计一下，学生的基本口号决不只这些。赵的前提就是对事实的歪曲，这与《人民日报》说学生喊"打倒共产党"有何差别？……最初的游行并无"拥护……"的口号，只是《人民日报》玩弄的少数强加于多数的惯用伎俩迫使学生别出心裁地高喊"拥护……"等口号，其用心良苦可知矣！没想到，也被人利用……现在出现的许多腐败现象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之下产生的，根源并不在于某些人在某些方面的失误，而是整个领导体制本身不合理……身上长了脓包，不是把它割掉就能解决问题，而是要消炎，要除根。二。赵作为党的总书记，并未道出学生的心声……造成这些腐败现象的根源，是人民未能行使主人的权力。党和政府几年来一直在解决腐败问题，为什么解决不了，甚至更糟？因为没有改到点子上。说得确切一点，因为自身解决不了自身的问题。

二。任何事物的自身调节能力总是有限的，需要外部力量的强制作用……我们不要指望政府会赐给我们民主，只有我们争取过来的监督权，才是有用的。

三。赵说的措施好听不好使。对话亦不是一个新词。早在几年前，中央就提倡和群众对话，那不是真正的对话，因为它是主人提出来的，是主人给的。因此，对话超过一定范围，主人就不高兴了。他有生杀大权，为什么不保护自己呢？……保护自己是人的本能，是人民的本能也是政府的本能。

同学们，你们没有被《人民日报》社论所吓倒，也不要被赵紫阳的讲话所欺骗。揭开它的面纱，可看出是同一个东西。纵观世界发达国家的历史，民主权力全是人民群众经过各种方式的斗争换来的。事实上，人民确实需要一个政府来管理自己〔应当是"个体"管不了的事──作者批注〕，人民也需要自己作主人，这一对矛盾达到平衡，社会才能真正稳定。

四。赵过于自信。不错，学生运动在没有一个别有用心的政党领导时，是会自生自灭的。但学生运动只是一种征候，就象地震前某些动物的异常活动一样。他们比较敏感，走在前面，其后必然有一场动乱，是新的层次上的动乱。不要理解为以前的暴力革命。直到旧的体制被新的更合理的体制所取代，这是必然的，没有人能阻止，也不可能用政府的调节措施来避免……[一〇]这张大字报上有不少人加了赞同的批注，对赵紫阳一再为共产党的特权辩护表示不满。另有题为《要等就等一万年》的一首诗歌，则发泄了不甘心被赵紫阳"收编"，不甘纳入政府控制的渐进改良轨道的忿懑︰

要把猴子等成人，要把凡人等成神；

要把雨露等成海，要把白骨等成魂；

要把红旗等成裹尸布，要把鲜血等成生命树；

要把爱情等成干地瓜，要把野心等成五色土；

要把事实等成一本书，要把鬼话等成万里图；

要把地主等成个体户，要把生命等成真坟墓；

要把洪水等成相思林，要把阿 Q 等成太阳神；

要把未来等成一张纸，要把真理等成两片云。

五月下旬，为了批驳"撤免赵紫阳会出现历史大倒退"的观点，社科院近代史所一研究人员曾写大字报说︰

“如果说五月十九日以前的学生游行请愿活动是有积极意义的，那是因为学生提出了‘打倒官倒’等正确口号。然而……官倒作为一种大量的经过现象出现，并不是少数人的不法行为。而在于亦官亦商的经济体制。而这种体制的产生又在于赵紫阳以商品化推到工业化。现代化的错误路线。”“作为总书记的赵紫阳同志在这次群众运动面前，按正常道理说，是应当作一点自我批评的，如果他有‘十年失误，我有责任’这一句话，就不失为光明正大……如果他能象胡耀邦同志那样主动承担责任，事态本是可以很快平息的。但他却不肯这样做。"这张大字报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与赵持不合作态度人们的心理︰不满的人群期待的是一个"承担责任"的人，但他们的呼唤却召来了一个指手划脚的"救世主"。

就是在赵紫阳的阵营内，其它成员也未必有赵的那种自信和果敢。五月十一日，胡启立与《中国青年报》部门负责人以上编辑。记者。干部对话时，有记者问他对学潮的事情怎么看，胡启立说︰“我想，《人民日报》二六日。二九日社论，赵紫阳`五四'的讲话，亚行讲话，以及后来的一系列讲话，说明了中央的态度。这些讲话，有同志说有变化，我认为，一切的任何讲话，一个文章，都只能根据当时当地的时间地点条件而作出。还有，跟什么人谈，对象……一切讲话都有时间。地点。对象和条件，但是贯穿的中心，就是要稳定，要团结，这是始终没有变化的。因为我们这个国家是经不起动乱的，要求大家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所以，这是中央再三强调，一直不变的这么一条红线。”他的答复，在那种时间。地点。对象和条件下，真正不失为一种机智巧妙的答复。但是仅此而已，因为过了这一关，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大部分人想不清楚，到底是邓小平面对当时政治局常委不得不讲那一番话，还是赵紫阳面对纪念"五四"的青年及亚行代表不得不讲这一番话？抑或是党的中央政策方针从来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如果说，赵紫阳的讲话和"四·二六"社论之间有那么"一条红线"惯穿，那至少也得让大家都看得出来，否则，凭什么前一个能气得十万人上街游行，这一个又要大家鼓掌呢？更重要的是，这种含糊其词没能说明后来的党内斗争。

胡启立确实不妨当他的守纪律的好党员，但这些未能消除的疑惑使人们认为，没有必要把自己的事情和赵紫阳搅在一起，充当党内斗争的筹码和工具。正是本于这种心理，一场眼看着将要被赵紫阳收进坛底的学运野火，在这个党内唯一有可能扭转乾坤的法师面前，稍加犹豫，又飘然而去。

赵紫阳失去的机会，在事后看来，也是中国在八〇年代的最后一个机会。

然而，他的出面并非完全没有作用，至少，他把被“四·二六”社论轧成铁板一块，怀着背水一战。慷慨赴死决心的学生阵营，瓦解成了一些碎片；使他们的继续抗争会在国人面前显得理亏；使本来在很大程度上基于情绪的这场学运出现了力量的衰竭。同时，也把知识界人士由幕后引到了前台。

谢选骏指出：人説“党内矛盾的公开化”——我看這不就是街頭流氓鄧小平玩弄改革（就像玩弄他爸的小老婆）、引火自焚的後果嗎？

第三节 新闻界接过"接力棒"

五·四前夕，北京市高校自治联合会对局势曾有过一个估计︰北京的学运高潮，已随“四·二七”大游行而过去，并将以“五·四”为界告一段落。而全国的学运高潮则是在"五·四"。

果然不出所料，在五月四日这一天，除这次学运的发源地北京外，全国有三〇个省。市都爆发了学生。教师游行请愿事件。他们提出的口号，共同内容有︰发扬"五四"精神；促进民主化进程；拥护共产党；拥护改革开放；要民主，要自由，要科学；打倒官倒；公布领导人财产状况；廉洁政府，惩处贪官污吏；反对官僚主义；抑制通货膨胀；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增加教育经费，改善教师待遇；坦诚对话，反对训话；解除报禁；保障人权，健全法制；新闻。言论。结社自由；声援北京学生；反对镇压学生运动等。

这一天参加游行的〔除北京市外〕有一三〇所高校，人数达到一二万。其中，山西太原有八〇〇〇名学生上街游行，并到省政府门前静坐，口号除与北京学运相似的内容外，还有"争取煤电的地方利益"，"重新评价胡耀邦"等内容；西北重镇兰州，六〇〇〇多名学生上街游行并向省政府递交了请愿书，内有要求澄清四·二〇科技日报。世界经济导报事件真相；在宪法允许范围内成立学生组织；制订从政道德法。或廉政道德法等八条内容；杭州市十所高校近万名学生上街游行，除提出上述共同口号外，还提出公开紧俏商品，诸如彩电。冰箱。自行车等的优惠票证的分发情况和流向；在西北工业大学"五四青年会"的组织下，西安市也有三万多名学生上街游行，参加的学生均佩戴校徽，穿军训服，提出"要求纠正舆论对西安学运的歪曲"，并有"吃喝官员魏明生滚下台"的口号；中南重镇武汉市一二所高校三万名学生上街游行，向省政府递交了有六条内容的《请愿书》；重庆市六〇〇〇学生上街游行的口号中则有︰"半文盲，大富翁，中国特色；傻博士，穷教授，中国独有"，"官倒不灭，改革必败"，"民主不明，中国无望"等口号；上海市六〇〇〇多名学生上街游行，并散发了《告上海人民书》，书称︰"市民们，物价飞涨，经济停滞，通货膨胀率达二〇％以上，中国已处在危机中。三九％的中国人生活水平下降，四二％的上海市民生活水平下降，制币的印刷机在紧张地。昼夜不停地运转，仍然供不应求。市民们，你们想过没有？钱到哪里去了？该是清醒的时候了……我们再也不能被愚弄。被欺骗。被压榨了。我们要作真正的主人"；

天津市八所高校五〇〇〇学生在南开大学举行纪念"五四"集会后，打着"谁镇压学生运动，谁就没有好下场"，"外保球籍，内争人权"，"政治公开，新闻自由"等标语上街游行；长春市三所高校五〇〇〇余名学生上街游行，呼喊的口号中有"反对政客"，"反对滑头"；大连市两千余名学生上街游行，并到市政府门前静坐，标语口号中有"反对专政"，"反对封建专制"的内容；福州市约两千名学生冒雨举行了游行，并向省政府递交了请愿书，要求中独特的内容有"提高师范生助学金"，"取消定向分配制度"等；长沙市三〇〇〇多学生在鞭炮声中走出校门，横幅标语中有“收回《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还我四·二四《世界经济导报》”，要求恢复钦本立总编辑职务，开辟人民批评政府渠道等内容，游行者还向群众散发了有"取消封建特权"。"抑制物价上涨，挽救农业危机"内容的《告同胞书》并进行了讲演；厦门大学二〇〇〇学生游行后，向市政府提交了要求查处浯屿驻军殴打厦大学生事件；南京二〇〇〇多名学生在游行中散发了《南京五四宣言──再造一个青春中国》，号召"所有的中国工人。农民。子弟兵。学生联合起来，我们要有一个自由平等，享有人权的中国"，向省政府提交的《请愿书》中有︰一。集体造成的决策失误应集体辞职；二。强烈要求七五岁以上党政领导辞职；三。中共经费不应在国库内开支；应由各界人士组成廉政委员会，公开查处官倒内幕等内容；昆明市二〇〇〇多名高校学生上街游行；贵阳市一二〇〇名学生"飞行集会"；成都市高校六〇〇多名学生上街游行；广州市有数百名大学生上街游行；在石家庄市，五〇〇余名学生上街游行；远在青海的西宁市，青海师大。教育学院。青海民族学院也有近千名学生先后上街游行并到省政府静坐请愿，民院打出的标语中有"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内容。安徽合肥，江西上饶。赣州，河南洛阳，陕西宝鸡。咸阳，湖南湘潭。衡阳。娄底，河北保定均有数百名学生上街游行。

面对这些游行，各地学校均先由教师。干部进行了一番无效的劝阻活动。公安部门有的设置了象征性的路障，但没有硬性的阻拦。有的事先做了清道工作，甚至全程随行。凡口号涉及国计民生和社会不公问题的游行，都与市民发生了较强烈的共鸣。

北京的"五·四"游行人数少于"四·二七"大游行。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其一，是队伍中出现了外地学校的旗帜，如吉林大学。武汉大学。沈阳大学。南京大学。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广州中山医科大学。深圳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西北大学。华北电力学院，以及来自四川。南京。唐山。大连。温州。湘潭。烟台等地的学生；其二，是重点院校的人数减少，但以前没有参加进来的北京市专业学校，这次参加了进来，如服装学院。印刷学院。广播学院等；其三，是加入了新闻界编辑。记者的队伍，他们打着"首都新闻工作者"的旗帜走上街头。

这后一个新因素的出现，使仍在"开创校园民主"还是"向社会政治纵深"两个目标面前徘徊的学运潮头，有了一个喘息和重新选择的机会。也正是由于学运出现了这种从思想。理论，到生员和激情都后劲不足的状况，新闻界得以在一时间越居潮头，在"五·四"以后，接过学运的接力棒，独领风骚。

新闻界本来是一个社会中最敏感的部位，但在中国，它又是受管制最严的一个部位。这种状况的形成，不仅与经济上"赶超型"国家的动员机制相关，更与政治上"专政型"国家的统治机制有密切联系。不论新闻还是出版，都不是作为一种中介性质的文化。知识。信息的传播角色而存在，所谓纯粹的新闻工作者，当然更是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党的宣传工作者，他们统统受着共产党宣传部门的"归口"领导，而在大大小小宣传部的顶端，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主管宣传的常委。这个常委表面上主管着党政军。工青妇。各省市自治区〔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国务院各部委〕的上千家报纸，但党委会对这些报纸的绝对领导〔民主党派的情况类似，也是由各党宣传部领导，以便与执政党"归口"，并事先在政治上进行了自我阉割〕，就形成在中国大陆实际上只有一家报纸，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办的报纸的局面。这种局面有许多特定的维持机制︰其一，办报经费由国库拨款；其二，总编辑由上级党委任免或认可；其三，中宣部定期召集中央各大报刊的"吹风会"，确定一个时期的宣传方针与宣传"口径"，规定哪些人的文章不予刊登，有越轨者要受到从"通报"到"撤职"的级别不等的纪律处分；其四，遇有重大事件，一律采用新华社所发"通稿"；其五，党内因特殊历史原因造成的"意识形态权威"及其爪牙，对各报动向实行日常监督，一遇风吹草动立即举报。几十年来，中国报人的命运跌宕多姿，没有一个是因为经费无着，言语失信，或迫于同行竞争而失败的，但也没有一个不是和政治原因联系在一起的。

八〇年代以来，为了探讨全面现代化路径，也有一二人物在新闻界作出"造反"试探，如《人民日报》前总编辑兼社长胡绩伟，提出"党报即是党的报纸又是人民的报纸"，"党报，既要有党性，又要有人民性"等论题，但未及展开讨论，立刻就被胡乔木之流以"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新闻界的代表"名义"枪毙"。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因打"擦边球"屡履险境，总算因紧跟总书记没有被罚出局，但日子也从来不好过新闻界的痛苦由来已久，这痛苦不仅在于上级的压制和种种约束，还在于新闻工作本身的特性及对新闻工作者素质的要求与这种约束之间的矛盾。犹如囚禁生活对于一个生性沉静。爱好冥思苦想者，决不同于一个活泼好动。血气方刚者一样，新闻工作要求的敏锐。快捷。社会责任感与道义感，恰好与中共的新闻管理体制形成尖锐的对立。在中共四十年的统治中，有着良好记者素质者，大致有三条出路︰一是政治上被整肃，或疯或傻或自杀，能郁郁而终者，皆算善终；二是移情，要么转而充当"刽子手"或他们的鹰犬，把过剩的能量和感情交给包裹着神圣外衣的权力；要么转战其它领域，希图走出一条"曲线救国"的道路；三是消弥自身的天性，掐灭所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以求能作新闻战线的一名"老兵"，即使是这样，他们也总是要寻找机会表现自己的天性，而他们，也正是这所有痛苦者中的最痛苦者！

发生在一九八九年春夏之际的社会动荡，不论其价值判断如何，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它毫无疑义，是一种战马对于骑手的召唤。虽有无数改革开放以来中箭落马者尸体在前，年初传出的《世界经济导报》钦本立刀下待毙，又有中宣部不失时机的给各报套上的"统一口径"的笼头，[一一]勇敢者还是忍不住要冲锋陷阵。只是在奉献到读者面前时，那些巨大的勇气和超凡的热情，经过与各种陷阱的周旋和羁绊的 磨，不得不只剩下丝丝热气。

最先行动的，应该说还是《人民日报》，四月十七日，该报在头版显要位置刊登了记者张军荣摄自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人民群众自发悼念胡耀邦的照片，照片说明文字是"四月十六日，北京，人们来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上花圈，沉痛悼念胡耀邦同志。"四月十九日，《科技日报》不仅在头版以大幅照片刊登了十八日北京部分大学师生在天安门广场悼念胡耀邦的情形，而且发表了《哀思洒满校园──首都大学生深切悼念胡耀邦同志》《倾注哀思──天安门广场目击记》两篇通讯，对学潮的初始作了首次报道。

四月二一日，就在新华社发出《数百人围聚新华门前制造事端》的失实报道，并以《维护社会稳定是当前大局》为题配发评论的第二天，《工人日报》刊登了题为《最重要的是赢得民心》的评论员文章。当中央责问全国总工会，要查处该报时，全总主席。工人出身的倪志福进行了抵制。

四月二一日晚至四月二二日，大会堂前学生追悼与请愿的一幕，加之学生发表的对新闻界的不信任甚至愤慨言词，极大地刺激了在场的记者。在政府的新闻管制和学生鄙视的双重压力下，不少记者选择了新闻工作的职业良心和道德，录下了当时的实况。但是，在报纸的总编辑负责与部门主任层层把"关"之下，有幸突出重围的仅《科技日报》一家。四月二三日，描绘了广场学生追悼场面的大特写《风一程，雨一程，壮歌送君行》飞遍全城。从职业要求角度看，这篇报道的感情色彩和主观情绪过于浓重，但它毕竟是大报突破封锁令，开始大篇幅报道现实情况的第一个勇敢的"吃螃蟹的人"。紧接着，第二天《农民日报》也刊出了本报记者撰写的报道《再送耀邦一程，再看耀邦一眼》。但在中央的严密监督下，《人民日报》和其它报纸除刊登新华社的"通稿"外，自己采写的报道文章却只字未提广场事态。

此时，各报编辑。记者的"造反"行动已开始酝酿。

在《中国青年报》社内，四月二四日，身兼学校部。科教部两个主要部门主任的李大同领衔，起草了一份给报社领导的公开信，要求按中共党的"十三大"有关"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的精神，全面。客观。公正地报道学潮情况。全社几乎所有编辑记者都参加了签名。同时，大家撰写了有关学潮情况的报道。当晚，该报二〇余名编辑。记者和半数以上的部主任，与总编辑和党组成员交换了意见。总编辑与各报"对表"以后，决定如其它报纸不发，该报仍按兵不动。此后，该报一部门负责人又酝酿"部门负责人集体辞职"，但考虑到问题的解决关键不在报社，这样做只能增加报社内部磨擦，未获多数部门负责人同意。

二五日晚，《人民日报》的员工从电台。电视台收听到"本报"题为《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四·二六"社论。该报国内记者又获知邓小平讲话中有"要制止学生运动，看来流血不可避免，我们还有三百万军队，不要怕影响国际声誉"的内容，忧心如焚。社论在该报发表后，该报编辑。记者针对邓小平讲话和"四·二六"社论，起草了一份《我们的意见》致该报编委会。指出︰"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也是新闻起码的职业道德和原则"，指斥了新华社和以《人民日报》名义发表的社论"强奸民意"。[一二]该报社评报栏内贴出文章，对"四·二六"社论进行了逐字逐句的批驳。

"四·二七"大游行后，《中国妇女报》冲破禁令，顶住高压，以《北京数万高校学生上街游行》为标题，首次正面。真实报道了学生游行的情况。所引学生标语"妈妈，我们没有错！"和宪法条文，体现了以事实为依据，以宪法为准绳的正义立场。尤其是此项壮举出自巾帼一事，为新闻界同仁提高了据理抗争的勇气。

四月二七日，上海市处理《世界经济导报》，撤销钦本立总编辑职务的消息传到北京，给跃跃欲试的北京新闻界以新的刺激，人们纷纷到导报驻京办事处表示慰问和鼓励，支持导报同仁与上海市委的"非法"决定抗争，迎接新闻界争取独立解放之日的到来。

虽然对《世界经济导报》利用报纸出版周期短的优势，不作修理地抢先发表与《新观察》杂志共同举办的"悼念胡耀邦座谈会"的全部内容有保留意见，四月底，《新观察》也发出了自己有报道"四·二七"大游行。评论"四·二九"对话的有份量的第一〇期稿件。

四月三十日，新闻界在八九民运中第一个联合行动在酝酿中。

这个在五月上旬达到高峰的活动，是由两条主要线索演变而成的︰

其一，是以广州的《亚太经济时报》驻京办事处在鲁迅博物馆主办的"五四精神与时局"座谈会为发端，以知识界部分人士对形势的分析及展望为背景，由《亚太经济时报》驻京办和《经济学周报》[一三]筹备的请愿为线索的活动。

四月三十日，《时报》驻京办邀请了一些学者就当前学运的背景。影响。评价；学运的发展趋势及可能结果；学运对当前中国改革与民主化进程的影响等三个问题展开了讨论。与会者有语言学院教师陈明远，中国科学院高级研究员许良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包遵信，四通公司周舵，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师远志明、谢选骏，民政部干部管理学院黎鸣，《经济学周报》社长费远，副主编郑棣。王军涛〔未被邀请〕，北京大学教师孙立平，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刘力群等。

在发言中，大家认为导致这场学潮的社会背景，是中国社会总危机。它首先是经济危机的征候。经济改革走入死谷，通货膨胀，必然导致社会情绪不满。如果没有胡耀邦的逝世，矛盾也会以另一种形式爆发出来〔有人介绍了市民对学运的态度，说有六〇％的人持赞成和同情态度〕，所以，学运不过是一种催化剂，它起到了催雨的作用，但雨水本身是不会结果的。关于学运走向，有人提出学运与社会民主力量结合，但与会者认为，学生不希望外界介入，以免改变学生运动的性质。学生应该干学生的事，记者应该干记者的事。学运目前面临的是学生"自治会"合法化问题和舆论公正问题。王军涛插话说按照民主政治的规则，政治过程应该与行政过程分开，不然会导致上下对立，政府不象政府，公民不象公民。周舵的发言强调了"找出有限目标"和"议定议论程序规则"及新闻监督对学运前途的重要性，既反对胡闹也反对清谈。有人还特别警告不要让陈军这种人介入，也不要去动员工人农民。以"四·二七"大游行为揭橥中国政治中非理性时代应该走向结束。

对于学运可能带来的成果，与会者估计比较乐观，认为一是由对话入手，通过合法的程序，可能实现"结社自由"；二是由上海市处理《世界经济导报》的"非法"手段为突破口，可能争取"新闻自由"。

会议结束后，东道主请新闻单位的来人留下，共同商议就上海市委错误处理《世界经济导报》问题起草一份给中央的《公开信》，并相约五月三日下午再次集中，通过该《公开信》，五月四日正式递交上去。

事后，《亚太经济时报》与《经济学周报》各出一人起草了《公开信》︰

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

一。四月二七日上海市委停止钦本立《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职务，向该报派驻整顿领导小组，以及在此之前停止四月二四日《世界经济导报》的发行，我们认为，这些决定是违反宪法第三五条所规定的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是违背党章所规定的党必须在宪法及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原则，违背党的十三大关于党政分开的原则的。对此，我们提出以下要求︰一。中共中央考虑撤销上海市委的该项决定；

二。上海市委向《世界经济导报》公开道歉；

三。保证不再发生类似违法事件；

四。政府与新闻界就这一事情进行对话，新闻界对话代表从本公开信签名代表中产生；

五。对以上要求尽快作出明确答复。

在此同时，《中国青年报》也在酝酿着一场与中央领导人的对话活动。与《时报》活动是建立在"务虚"基础上的背景不同，该报的活动是在外界条件的压力下，由自身"长"出的本能需求。据这次对话的组织者李大同回忆，事情的发起有这样一个过程︰

我当时的思考是，本报内部的争论和分歧，实质上是我国现行新闻体制的弊端，与日益丰富的社会生活的要求及广大新闻工作者要求改革这些弊端的愿望的磨擦。产生这种磨擦的重要原因之一，具体说来，就是新闻界尚未建立和形成对重大突发性新闻事件的符合新闻规律的快速。准确。灵活的多层次反馈机制。以上问题自一九八六年学潮后即成为我国新闻界和新闻理论界讨论并加以改进的重点，成为我国新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项改革的具体成果，体现在对大兴安岭火灾。一些严重交通事故。拉萨骚乱等重大新闻的报道，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大大提高了中国新闻界在国内外公众中的威信。对以上取得的成果，国务院办公厅。中宣部曾在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八日《关于改进突发事件报道工作的通知》中作了充分肯定，并提出了"要从引导国内外舆论。维护国内安定团结和我国的国际形象出发，本着中央关于`提高开放程度，增大信息量'。`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的精神"，继续努力改进突发事件报道工作的任务。

然而，这项重大改革毕竟尚处在探索阶段，还未形成制度化的机制，就突然面对这场规模空前浩大。背景空前复杂的学潮了。新闻界缺乏成熟的对策，只好再临时采用按统一指令，"不利的事件不报"的传统做法。这样做的客观效果，根据我所得到的信息，显然对平息局势弊大于利。

结果，对新闻媒介的抨击，成为学潮的重要口号；这种抨击得到相当多公众的共鸣；首都各主要新闻单位内部均就学潮报道方针发生激烈争论；一些新闻单位在内部压力下开始突破中央禁令；由于在我国新闻媒介上得不到关于这次学潮背景。状态和评论的足够信息，于是，"大道不通走小道"。"出口转内销"等方式传播的谣言不胫而走；收听《美国之音》。BBC 等外台广播的各阶层人数激增。

我当时认为，这些情况表明，采用"不利的事情不报"的传统做法，使新闻媒介这个原来作为平息事态最有效的工具，反而成了事态进一步扩大的因素，这不是事与愿违吗？所以我提出应当迅速修订学潮报道方针，这样才有利于稳定。

但是，这一涉及到新闻体制改革的重大问题，不可能在一家新闻单位内独自解决，再在本报内部争论没有多大意义。但作为一名普通的新闻工作者，我，如何在这个问题上起作用，尽责任呢？当时我还没有想到恰当的方法和途径。四月二九日，袁木在与首都部分大学生对话时说的一句话给了我启发。他传达了党和政府准备在各个层次上与社会各界广泛对话的愿望。说"对话方式可以是多种多样，层次可高可低"。看完当时的对话录像以后，我觉得那场对话的水平很低。可见尽管大学生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和文化水平，但他们受生活空间和阅历的限制，不可能对社会各个领域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有深切的体会，更不可能提出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看来，真正能够对我国改革和现代化事业起到制度化推进作用的对话，只能在党和政府与专业工作者之间开展。这时，我便萌生了就当前新闻界共同关心的若干问题与中央有关领导进行一次对话的念头。

四月三十日，当我否决了其它同志提出的"总辞职"动议以后，就提出了对话的动议。当即得到十几位部门负责人的赞同。于是，我开始考虑对话活动的安排。首先要争取不被误解或遭到不公正待遇，所以，我确定了几条原则，一是要站在帮助党中央改进工作的立场；二是意见和建议要以十三大精神为依据；三是不能象学生那样，提出众多的先决条件；四是要与学潮严格划清界限，只涉及新闻问题。考虑到本报总编辑徐祝庆同志的意见，我对对话活动以本报为主的原方案作了较大修正，决定广泛征求首都各新闻单位的意见，如对话动议得不到多数新闻单位赞同，对话活动立即中止；如对话动议得到赞同，但对话内容为非理性的激进方案所取代，则我们立即撤回动议，并不再参与此事。

我起草了这封给党中央的信件，印了十几份，由我报记者叶研五月三日，带到了鲁迅博物馆。据叶研说，我们的东西魅力显然比他们的大，他们的《公开信》显得象"最后通牒"，而我们的则意味着一次行动。各单位要了我们的信，准备回去征求签名。结果把他们组织的会给冲乱了……据五月三日鲁博会议的主持者──《亚太经济时报》的罗立为介绍︰

五月三日，原定是讨论《公开信》的事，在二楼会议室里。但不知道谁把消息透了出去，结果来了很多外国记者，四〇多个外国记者，加上二〇〇多个国内记者，房间里坐不下，我们只好把会挪到院子里草坪上开，请各报派一名代表参加，其它人与外国记者先在葡萄架下休息。我们议定了《公开信》的第二稿。这中间还有一个插曲，《中国青年报》的叶研也拿出一个打印稿征集签名，引起了一阵小小的混乱。后来经人提醒，叶研表示对东道主《亚太经济时报》道歉，并提议是否可以考虑将两个东西揉在一起？同意。这件事就这样决定了。以后又讨论了怎么送《请愿书》的问题。[一四]大家议定，五月四日中午一二点到新华社南门集合，然后到西交民巷的中国记协递交《请愿书》。当时也议论了如果学生游行，新闻界是否参加。大家的结论是，我们站在路旁表示声援。有人说，既然是"静站"，为什么不游？当时这只是他个人的意见，大家并没有太重视这件事。

五月四日中午，各路记者顶着高温和烈日齐集新华社南门。但这时，几个原定的这次行动的主持人只字不提请愿的事，也不提到记协去的事。一位《人民日报》记者却拿出了一份游行口号，说，我们提出一五条口号，我逐条念，如果大家没有异议，就算通过。这一五条口号是︰首都新闻界争取新闻自由集会口号

一。新闻自由，新闻公开；

二。重大事情，让人民知道；

三。人民有知情权，参政权，监督权，批评权；

四。新闻民主，开放报禁；

五。要一部保护新闻自由的"新闻法"；

六。新闻自由有利于政治昌明；

七。新闻自由有利于经济发展；

八。新闻自由有利于社会稳定；

九。捍卫新闻真实，保护言论自由；

十。放宽对新闻报道的种种限制；

十一。新闻要讲真话，我们想说真话；

十二。加强新闻监督，推进政治改革；

十三。反对粗暴干涉《世界经济导报》；

十四。恢复钦本立同志总编辑职务；

十五。新闻界要求与政府真诚对话。

从这份口号中自相矛盾的内容，人们不难看出，这次游行是在基本没有成熟考虑的情况下一夜之间，仓促决定的。但口号立即获得了通过。于是，首都新闻界成为响应八九学运的外界的第一支队伍，走上街头。

新闻界的游行被看成是一个壮举，但它却是新闻界对这次学运中自身不同诉求公开暴露的起点。这种不同简而言之，一是以争取新闻自由。冲破报禁为目标；一则是以争取"放宽"对新闻的管制为最近目标。前后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当前，新闻要不要对社会的稳定及执政党负责任。大致来说，前一种观点一般由生存艰难的民办报纸或由于新闻管制生存受到威胁的报刊和新闻工作者持有；后一种观点，则为在日益变化了的条件下，敏感到生存危机的报刊及新闻工作者持有。前者是这次运动中的"激进派"，具有"革命"的意向；后者是"温和派"具有"改良"的色彩。由于知识界部分勇于"闯红灯"者与前一种诉求有着相关的命运，所以，在行动时，他们是前一种力量的后盾。但在人数上，前者是少数。

不过，这种分歧，在当时并不明显。这表现在，虽然人们对有"最后通牒"色彩的《公开信》弃置不顾，但人们却以违反北京市"十条"规定，上街游行这种更激烈的方式进行了补充；在游行的口号中，代表两种观点的内容兼收并蓄。没有人细想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

但是，到了五月五日，即赵紫阳"亚行讲话"发表以后，在新闻界代表继续讨论对话问题时，这种分歧就更加明朗起来。会议开始以后，到会的各家新闻单位代表所汇集的情况表明，通过程序对话来表达意见的方案，得到了首都新闻单位的广泛赞同；对中国青年报李大同起草的请求对话的信件内容，各单位没有提出任何修改意见；信件签名者踊跃。而原先由《经济学周报》和《亚太经济时报》代表起草的，以责成中央重新处理《世界经济导报》为主要内容的《公开信》不再被人提起。并且有人动议，因为这是以"首都新闻界"名义进行对话，所以，是否请非首都新闻单位就不要参加；另外，还提出这是党报与自己中央的对话，是否非党报就不要参加。按照这个动议，原《公开信》的发起者，《亚太经济时报》〔外地〕。《经济学周报》〔民办〕和"当事人"《世界经济导报》〔外地〕就可以被排除在外。但这样一来，在这次学潮报道中表现突出的《科技日报》〔专业报〕也将不能参加外，甚至连发起单位和组织者《中国青年报》的位置也会受到质疑。由于这个动议的不合情理，因此没有被通过。于是，在选派对话代表问题上，又采取按签名人数多少分配名额的办法。这样，《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日报》。《中国青年报》这些有一。两百人签名的报纸当然就位居这次对话的主要地位。再加上上述几个相关单位，和召开当日会议的东道主──社科院新闻所，共组成对话"十人代表团"。最多不超过二十人。对话原准备指名与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芮杏文。中宣部部长王忍之。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杜导正进行。经咨询老资格的新闻学会会长胡绩伟后，改为"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负责同志"。

五月九日下午二时，新闻界要求与中央领导对话的联名信递交活动准时在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进行。在记协常务书记杨翊致欢迎词以后，《中国青年报》记者部负责人郭家宽介绍了此次活动的大致设想︰

我们之所以要进行这次对话，是因为，这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发生了许多海内外瞩目的重大事件。我们认为，首都新闻界在这一系列重大事件的报道中，没有做到全面。客观。公正，我们感受到，这和我们现行的新闻体制有一定的关系。我们希望就这些问题，和中央领导同志进行一次心平气和的对话。把我国的新闻体制改革，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此后，李大同宣读了信件全文︰

全国记协书记处︰

根据赵紫阳同志五月四日"现在需要广泛地进行协商对话，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在理智和秩序的气氛中交换意见，增进理解，共同探讨。解决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的谈话精神，我们认为有必要通过正常途径，就中国近日来发生的事情，与党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负责同志进行一次对话。

我们认为，需要进行对话的主要问题为︰

一。引起海内外强烈反响的上海《世界经济导报》被整顿，该报总编辑钦本立被停职的问题；

二。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同志逝世后的一段时间内，首都发生了大规模的学潮，在这种重大事件过程中，首都新闻单位因种种限制，无法做到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报道。并且在各方报道中出现了极不正常的情况。因而严重损害了中国新闻界在国内外公众中的声誉，在相当程度上加剧了事态的扩大。我们认为，首都新闻界在这次重大事件的报道中受到的种种束缚，违背了党的十三大提出的"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的基本原则，现在极有必要重温马克思主义的新闻思想，就如何改善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等重大问题，取得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

三。国务院发言人在四月二九日与首都大学生的对话中说︰"我国新闻工作实行的是报社总编辑负责制，我们的新闻是自由的"。我们认为，这与中国新闻界的现状严重不符。事实上，中国新闻报道的运转机制存在着严重的弊端。而迅速建立起报社总编辑负责制，恰恰是中国当前新闻改革的首要问题。

以上对话请求，请中国记协转呈党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负责同志。在这封信上签名的，有三二个新闻单位的一〇一三名编辑。记者。郭家宽补充说，他们均代表个人，而不代表所在单位。

在会场外面，数百名骑自行车而来的热情的大学生聚集在记协门口，打着"声援新闻界的良心"，"支持《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的标语。横幅，高呼"为民说话，关系重大"；"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等口号，声援新闻界的行动。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新闻界对话的组织者，为将这次活动与学运区别开来，可以说是煞费苦心的。早在五月四日，部分编辑记者上街游行时，李大同就通知该报记者此次行事，绝对要按合法程序运行，这是首先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不为对话成立任何名目的组织，"解释是因为新闻界已有自己的合法组织。但是因参加对话的新闻单位和人数过多，形成相对统一的意见之前的大量具体协商工作难以由全国记协承担，有必要以一家新闻单位为主，就对话中将涉及的问题广泛征求意见，并加以初步的归纳和整理。同时还议定，要"严防活动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各新闻单位的参加者不得与学潮发生任何联系"，故送达信件时，不造任何声势，以"静悄悄"的方式进行。五月九日，当有记者报告︰大学已贴出告示，号召大学生下午到记协"声援新闻界"请愿时，组织者当即决定请几位身高体壮者同行，任务是把大学生挡在门外。在递交信件结束后，李大同还特别对"对话"这个词进行解释说︰"对话不是对抗，也不是辩论，而是双方充分交流自己的观点"，以防外国记者对汉语造诣不深产生歧意。

此后，在进一步商议各报参加者名单时，因在"四·一九"座谈会上得发言，[一五]当时有"激进派"嫌疑的《光明日报》戴晴，也被提出了异议。

五月九日递交对话信件一事，事后被有关的新闻报道称为"递交请愿书"的活动，也有人讥之为"新闻界跪着造反"。但李大同坚持从未使用过"请愿"这个词。在当时，尽管他逃过了与被官方指为"动乱"的学潮的干系，但却没能逃过另一种猜疑︰

在这次递交信件活动中，原定程序没有安排其它人讲话。但信件递交完毕后，面对众多海外新闻记者，社科院新闻所陈崇山突然提出要对这次活动的"来龙去脉"进行介绍。她说，四月二九日中央统战部和北京市海淀区委曾举行一个北京知识分子的联谊会，当时，她提出，希望中央领导同志能够跟新闻界的同志对话，阎明复问，你们希望同中央哪一位领导同志对话？她提出，希望同芮杏文。胡启立同志对话。阎希望她能拉出一个对话参加者的名单。她于是找到会上仅可找到的《光明日报》记者戴晴。《法制日报》副总编王 XX。《世界经济导报》驻京办事处主任张伟国，与他们草拟了一个名单。事后，她接到芮杏文办公室电话︰希望继续组织这次对话，她便致信阎明复，说"记协是新闻工作者的娘家"，所以请记协出面组织这次对话为宜。她除了左一个"娘家"，右一个"娘家"地称呼官方控制的中国记协，大谈了一阵"中国新闻界的耻辱"，还强调这次是"党的新闻工作者和我们党的对话，目的是为了促进新闻改革，而不是要把事情搞乱。" 

这个讲话，后来被不满的人们称为政府继"四·二九"对话之后再次导演"新闻界对话"的信号和政府"插手"新闻界的"标本"。而事实是，她的表现，只是赵紫阳"开明牌"在新闻界的一个回响而已。

此时，赵紫阳确已面示胡启立。芮杏文，新闻要更加开放。他说︰"放开了一点，游行作了报道，新闻公开程度增加一点，风险不大"。"面对国内人心所向，面对国际进步潮流，我们只能因势利导。"[一六]遵照这一精神，胡启立。芮杏文。王忍之于五月十一日至十三日主动前往《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等几个大单位，听取编辑。记者的意见陈述。

在《中国青年报》的对话会上，郭家宽的发言对学潮发生以来事实真相与报刊的失实报道进行了心平气和的展示；指出了目前新闻管理体制是战争动员与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并指出，胡耀邦逝世以来新闻界的作为，已从前段新闻改革的成就上倒退。但他也表示，不赞成在现阶段提"新闻自由"。李大同的发言着重分析了现代社会对新闻业的要求与党对新闻工作的传统观念的不相称；新闻记者的职业道德和职业良心在此次学运中遭受的刺激；以及新闻改革应从系统全面清理中共新闻管理思想入手。在论及《世界经济导报》问题时，他提出了妥协的处理方案︰即暂时保留上海市委撤销钦本立党组书记的决定〔因为这在程序上没有问题〕，但撤销上海市委对钦行政职务的处理，撤出整顿小组，改由宣传部门。新闻界和公众代表组成的评议会，对四三九期《导报》的社会效果进行民主评议。再由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根据评议结果对钦的行政职务做出处理。胡启立对此建议大感兴趣. 表示立即转达有关人士。

在这次对话中，胡启立谈到︰

我理解，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要求，就是加强民主法制，推进新闻改革。这也正是我们几年来在反复思考。研究和实践着的问题……新闻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我个人赞成你们刚才所说的一些重要意见，就是对我们的新闻工作，缺乏一个系统的总结回顾。在制订新闻法的同时，或者在这个之前，应该有一个纲领性的文件，清理一下我们的思想。这是对我一个很大的提醒。

我认为，通过这次事件，〔对我们的新闻理论和实践〕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总结，把我们历来新闻工作的指导思想，领导方法，我们的模式清理一下，是很有必要的。当然……我们的指导思想，领导方法和模式，是历史的发展而产生的，是环境条件等许许多多的因素决定的。我们不能一概否决，说都错了。

这次事件的报道……开始控制得紧一些，后来放开了一些。游行不是也报了吗？也没有什么呀！看来，增加透明度，公开化，有好处；相反，如果透明度低，公开性不够，毛病甚多。

我感到，我们的新闻管理体制，思想观念，领导方法，宣传方式方法，都需要根据发展了的新情况来改进和更新，这才能够实现十三大提出的"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这才能够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才能支持群众反映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和问题，反对官僚主义，同不正之风作斗争……完全靠中纪委。中监委去查，查不清楚。只有依靠人民，发扬民主，健全法制，建立一套检查监督的机制，包括差额选举，人民有罢免权。你烂的不象话，下回不选你就是了……这涉及到一系列立法等等问题。

胡启立在谈到"新闻自由"问题时说︰

这个问题必须通过立法的渠道。我们的新闻立法，第一要保证宪法赋予的权利，保证新闻自由；第二要根据宪法，防止滥用权力，滥用新闻自由。这个同志们都知道，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绝对的。无限制的自由……没有法制就没有自由。但法制必须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此外，他还特别强调了，在两种经济体制转换时期，"稳定"的特别重要性。[一七]

本来，这并不是一次理想的对话，事前既没有通知新闻界方面，以给出准备的时间，也没有告知来者的身份。在新闻界方面，不得不仓促上镇，全凭发言人功力和素质的临场发挥。它只是赵系人物准备打好新闻界对话这一战役的前哨战，但由于后来的正式对话因学生突如其来的绝食而停止，它竟成了八九民运中〔可能也是一九八七年十三大以来〕唯一成功的一次对话。

与此同时，在《人民日报》举行的对话则因没有形成任何共识，而变的有名无实。会上发言者言词激烈，邓小平。李鹏。何东昌。袁木都被点名。前来寻求"沟通"的中央"对话"代表，如同代人接受审判一般，如座针毡。但赵紫阳既然有心树立开明形象，这也是不得不忍受的事情。五月十二日，在中央举行的首都各新闻单位负责人会议上，传达了赵紫阳五月六日就新闻开放对胡启立。芮杏文的谈话。

──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中国的传媒出现了一派空前自由。活跃的局面，从自己的报刊上，读者得以真正了解到发生的事实真相。尽管它仍是极其有限，很不彻底的。

五月五日，《人民日报》于头版《首都高校师生欢迎赵紫阳讲话》的下方，刊登了新华社记者张燕辉拍摄的高校学生"五·四"游行的照片，图中隐约可见游行队伍中高举的载有《宪法》关于公民自由权利条文的标语牌，还有声援《世界经济导报》的横幅。《中国青年报》于同日刊出图片，报道了数百名新闻工作者自发组成的一支队伍上街游行的事情。图片中"新闻封锁不利于稳定"的字样清晰可见；《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科技日报》也报道了这一消息。

五月一〇日，《人民日报》。《中国日报》。《经济日报》。《科技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等大报，均刊登了首都新闻界向记协递交对话要求的消息。

五月十五日，《光明日报》刊出了"首都部分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静坐绝食，请求对话"的图片。中央电视台《午间新闻》播出了戴晴等一二名知识分子。学者发出的《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当晚《新闻联播》节目以引人注目的手法对当日广场学生的绝食及声援场面进行了报道。并传达了首都某地党政机关也参加了声援的信息。

五月十六日，北京出版的报章大都刊用了新华社或本报记者撰写的有关学生绝食请愿的报道，有的配以图片，显示了绝食学生晕倒的情况。其中《人民日报》公然采用了《首都一部分高校学生继续绝食，知识界人士到广场声援》的标题，海外版刊登的照片中，有绝食团成员柴玲手拿扩音器，身后牌子上学生的绝食时间和晕倒人数等场景。《科技日报》则刊登了一篇集体采写的报道，题为《国家民族利益呼唤着理性和人性》，翔实报道了学生绝食事件。同日，《人民日报》社八百员工〔包括一些资深编辑记者〕，再次上街游行。

五月十七日，《人民日报》二版的图片上，赫然有"北大教师誓与学生共存亡"的大字横幅出现，并报道了绝食人数剧增，医疗单位全力抢救的消息。《中国文化报》还刊登了报道严家其等人发起《五·一六声明》的消息。

五月十八日，首都各大报纸均报道了五月十七日首都百万群众游行声援绝食请愿学生的消息，《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位置予以刊载，并以显要位置刊登了《各界人士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紧急呼吁中央党政主要领导人尽快同学生对话》的消息。同时还刊登了本报编辑记者游行。绝食学生和群众。工人声援游行的照片。

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次有史以来的“新闻维新”，外电自始自终给予了密切的关注和及时的评价。国内人民亦不无耳目一新之感。几年以后，当笔者到大西南山沟里去采访，一位农村教师得知笔者曾供职首都新闻界时说，只有一九八九年五月的几天内，中国有真正的新闻。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在戈尔巴乔夫于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科技日报》记者问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推行公开性。民主化的过程中，新闻舆论起了什么作用时，戈尔巴乔夫回答说，公开性的进程恰恰是从新闻开始进行的。新闻是促进公开性和民主化过程最强有力的工具。

显然，与苏联当时的情况相比，中国的新闻界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只是朝"公开性"迈出了第一步而已。因为，这只是"民事"的公开，而非"政事"的公开。尤其是党的领导核心的观点分歧，决策过程，党派斗争这些在集权国家最重要的政治因素，对于老百姓和有参政热情的社会集团来说，仍然是一个"黑箱"。这种"单项公开"在党中央和政府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的情况下，在某种程度上欺骗了公众，使他们对政治革新的期望大大超过了党和政府实际上的承诺。

正因为如此，那些对中国政治更有经验的人们，即使是对学运抱同情态度者，对新闻界的这种冒险精进也不无忧虑。尤其是为赵的政治命运担忧的党内民主派，在新闻界和公众正在为"新闻的解放"而陶醉时，他们却希望新闻界能够作出"自我牺牲"，以学生的有限目标为这次运动的最高诉求；希望在《导报》问题上，钦本立不要过份僵持，以免赵紫阳没有台阶可下。中国政法大学应邀"就《世界经济导报》事件起诉江泽民"一事进行论证的学生表示，如若开庭，钦本立可能败诉。因为如果对照法律条文，可以在《民法》中找到"越权"一条，但此事不属《民法》范围，而属《行政法》范围。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在年初七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后，此时尚未生效。《人民日报》社长钱李仁阻止游行队伍上街时说︰"我不是怕丢乌纱帽，只是想避免出现第二个胡耀邦。"而新闻界原先占上风的"温和派"，也担心欲速则不达。

另一方面，原先作为新闻界激进派后援的知识界人士，则因政府对新闻界对话要求较对学生更"垂青"，实际上即对新闻界"温和派"方案的"垂青"表示不满。他们曾用"学生要求对话，政府圆〔袁〕木头一根；新闻界要求对话，党中央全体起〔启〕立"这样一种形象的比喻，表达了对于这种不公平的牢骚。

五月十三日开始的学生绝食，使赵紫阳打出的"理智。秩序"牌全面丧失了效用。这一非常的行动，使社会以"非常"形式加速了动员，一切理智的声音均被感情的呼唤所淹没，以"老庄"为研究对象的学者也走上街头。

这样，由学生到新闻界的"接力赛"跑道上，出现了有社会各界加入的竞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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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一]陈希同《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

[二]一九八四年成立的康华实业公司是为残疾人联合会筹积资金而成立的，附属于残联，一九八七年改装后的康华发展总公司，请来原石油部。冶金部部长唐克任董事长；原煤炭部部长高扬文任副董事长；原北京市副市民韩伯平任总经理。这种改装使康华公司升级变成名正言顺之事。

[三]见陈一谘《中国︰十年改革与八九民运》第一六三页。

[四]即针对价格改革"一步到位"的思路提出的"部分调整，部分放开"，俟条件具备时，朝全部放开过渡的战略。

[五]十三大后，中组部由保守派大将宋平任部长。赵作为总书记无力插手其事。

[六]同[三]，第一四四页。 七]这是事后李鹏一再加于赵的罪名。

[八]根据陈一谘和官方后来的统一口径，说加进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要求是李鹏提出的，但没有反映出有多少人附议。此处是采纳罗点点《流血的改革》中的说法。但两种说法均未提杨对赵说时，是否反映了李鹏的修改代表了政治局的多数意见。

[九]见穆望《中南海高层斗争真相》。载《镜报》一九八九年六月号。

[一〇]政治运动的发生过程表明，在事物发展没有超过临界点时，它是可控的，一旦超过临界点，它就将依自己轨道发展。这个问题可参见本人撰写的《关于辛亥革命避免论的几个问题》，见本书附录。

[一一]按中宣部当时的指示，对首都大学生的校外悼念活动和游行，一般不予公开报道；如遇特殊情况需作公开报道，各新闻单位均用新华社通稿。

[一二]见《明报》记者陈天权采写的《国内新闻界在学运中做过什么？》，载《明报》一九八九年七月号。

[一三]《经济学周报》是一九八七年由陈子明的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接办的一张"同仁报纸"。

[一四]在罗立为的介绍中，他一会儿使用"公开信"这个提法，一会儿使用"请愿书"这个提法。

[一五]即《新观察》与《世界经济导报》举行的悼念胡耀邦的座谈会。在该会上，戴晴和严家其的发言，是《导报》四三九期被查封的直接原因。

[一六]同[一]。

[一七]这次对话全文见本书附录。

谢选骏指出：人説——新闻界接过“接力棒”；我看——這是共產黨的喉舌企圖臨陣脫逃、漂白自己，就像畏罪自殺的吊死鬼一樣。

【第六章 从学运到民运】

辛亥革命的光芒至今照耀人们，

不过，它在人们心目中只剩下两个

名词︰

皇帝和孙中山。

政治的最高准则是什么？民主政治家说，是对于社会利益的维护与对于生命意义的敬畏；专制政治家说，是对于权力的维护与对于权威的敬畏。如果民主政权所容纳的阶级是有限的，那并不妨碍它的政治代表以维护有限社会的利益为最高职志；如果专政的基础是广大的，那也不妨碍它的政治代表把权力看作生命的根本。总之，一个权力，是为人和人民而存在的〔哪怕是为部分人和人民而存在的〕；另一个权力下的人和人民，是为权力的存在而存在的。前一种状态意味着，权力，可以依人民的意志而转移它的载体；而后一种状态则意味着，人民，可以为权力牺牲他们的生命。

与此相应，革命也存在两种形式和结果︰前者为保障人民而争取权力；后者为获得权力而牺牲人民。总之，在权力与人民的天平上，重心向哪一头倾斜，是分辨政治家和革命家性质最敏感。最微妙区别的测量仪。

显然，没有前一种要求，就不会有八九民运；没有后一种存在，八九民运则无从染上血和火的色彩。当时间进入一九八九年五月时，如果说，政府面临的是政治家的考验的话，民运领袖们面临的就是"革命者"的考验了。

谢选骏指出：我看作者似乎不懂，皇帝和孫文都是僵尸。

第一节 并非"突如其来"的绝食

那场把全社会卷入学潮，从而把一场前途有限的学运改变为“八九民运”的绝食，在公众的视野里是突然出现的。但到目前为止，政府的监测结果和民运人士的回忆资料已可以证明，它并非一个偶然的行动。按照社会学者历来的观点，学生运动本身，是不可能产生什么社会结果的。其功能，要么是反映社会矛盾的晴雨表，要么是社会危机的催化剂。如果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把它比喻为社会革命的"桥梁"的话，那么，它也是一座速朽的桥梁；如果将之尊奉为"先锋"的话，没有后继者的先锋当然也就不成其为先锋。当四月学潮进入五月以后，原先由悼念胡耀邦和报复"四·二六"社论而激发起来的热情，先后为悼念活动的结束。"四·二七"和"五·四"游行的胜利而失去势头。这座靠激情和对现实政治的幻想架设起来的"桥梁"，眼看着从自己身上渡过的"新闻界"扬长而去之后，已经不可能靠原来的支撑力继续维持它的存在了。它，正等待着新的激情的注入。

又由于"四·二九"对话所昭示的，政府〔即使是"温和"方式下〕在学潮定性与承认学生自治组织问题上的不妥协态度，使得饱受"革命的坚定性"教育的学生们不得不硬着头皮顶下去。正如两块坚硬的石头互相撞击，才能打出灿烂的火花一样，这就决定了，这种新的激情，一定是带有孤注一掷性质的行为才能发动的。

显然，这时的学运桥梁，已不是靠人们在桥面上叠木架栏可以维持，而是需要有人跳入水中，充当新的支撑了。

那么，在现实运动中，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五四以后的校园，面临着两种现实的选择︰校园民主与推向社会。所谓校园民主，就是在复课的同时，继续与政府对话，以解决学生自治组织的合法性的问题。同时，事情可以边探讨边做，如学生自治组织办自己的刊物。广播，按程序改选原来的学生会和研究生会组织。建立校园"民主墙"，举办民主论坛，邀请受欢迎的知名学者演讲等等。而前段所采用的游行。请愿。罢课等形式，一般不再轻易采用。

当大部分人都重新坐进教室。图书馆。实验室的时候，前一种选择便更加现实了。进入五月以后，许多学校已经开始实践校园民主的以上内容︰北大。人大。北师大等学校相继建立起自治组织的广播站；根据研究生会章程，北大召开临时研究生代表大会，对原研究生主席团进行信任投票，以二四四票中占二四一票通过罢免了研究生会主席团，选举学运中产生的北大筹委会的成员作为临时主席团成员；五月八日，北大筹委会就是否信任原学生会及是否退出原北京市学联和中华全国学联进行投票，投"不信任"的占九五.八％，同意退出原市学联和全国学联的占八一％；北京大学筹委会办起了自己的《新闻导报》，人民大学办起了《人民之声》，南开大学创刊了名叫《宽容》的杂志。

在北京二十多所高校学生民主选举基础上产生，以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项小吉[一]为首的首都高校对话团，就下一步与政府的对话健全了组织，广泛搜集对对话的要求和意见。这个对话团只有三名成员来子北高联。其成员主要由来自二四个院校硕士班及博士班的四十名学生组成〔五月八日扩展到二九校五十人〕。五月五日，对话团成立三个议题组，根据其成员的个人特长，召集人指定了三个议题组的核心成员︰第一组，讨论本次学运问题，以清华大学耿凉鹏为核心；第二组，讨论深化改革问题，以政法大学张志新为核心；第三组，讨论宪法第三五条中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问题，以项小吉为核心。

对话团的构成与性质，决定了它在学运中温和态度和学术的风格。由于"四·二七"之后政府做出的新姿态，使人们幻想一个"对话的时代"已经开始，也就为对话团造成了一个今后学运重心的前景。为此，北高联对对话团的工作也采取了积极促成的态度。

但是，就在市高联的吾尔开希和周勇军五月四日在天安门广场宣布"全部复课"[二]的同时，北大却贴出了坚持罢课的大字报。这种意见认为，四月以来的学生运动，在什么结果都没有得到的情况下，就此结束，既对不起自己也有负于全社会的期望。特别是在新闻界已经起来，全国的大学已经起来，都看着北京的大学生的时候，北京决不能停下来。至于赵紫阳所指出的"民主和法制的轨道"，有张大字报说，同学们只是"闻到了馅饼的香味儿，还没有看到馅饼是什么模样"，怎么可以就此罢休呢？

对于北京大学学生来说，坚持罢课还有另一重意义，那就是北大在这次学运中，没有象历次学潮那样，起到应有的领先和领导作用。而是让政法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这样的学校跑到前头去了。半个多月以来，这一直是富有民主传统，同时也富有学运领袖意识传统的。荣誉心极强的北大学生的一块心病。所以，他们说，现在，正是体现其"革命"的坚决性。彻底性的极好时机。主张继续罢课者，撕去了筹委会宣布复课的《宣言》和《近期工作计划》，手提扩音器在校园里巡回呼吁，“请同学们不要去上课……”；两派经过激烈辩论，终于达成“用民意投票决定”的妥协。投票结果︰在一二六八张有效票中，六四.二％赞成继续罢课，主张复课的只占二四％，弃权占一一.八％。于是，主张继续罢课的意见终于说服了北大学生。北大，没有复课。北师大。北农大也宣布继续罢课。

五月九日，就在新闻界与政府"改革派"蜜月开始之时，北京市高联宣布"复课决定"作废，在"五·四"宣读该项决定的中国政法大学周勇军，被开除出市高联。北大筹委会的宣传工具称，所谓"复课决定"并不是全体的意见〔但是多数的意见〕。十一日，市高联总部又一次由政法大移到北大，领导体制也随之由"主席负责制"改为"常委负责制"。北大，重又开始成为学运的控制中心。

正如人们所看到的，罢课，并没有给事情带来新的进展。除了学生自己受损失外，被短期目标和短期行为所左右的政府和人民与此无关痛痒。它，不能完成引导全社会"过桥"的任务，这就意味着，它只不过是串连下一个更激烈行动的过度性行为罢了。

那么，下一步将采取什么"更进一步"的行动，才能刺激起广大学生教师的热情，才能召唤全社会迅速"过桥"呢？就在市高联酝酿着权力与中心转移的时刻，问题的探讨实际上已经有了眉目︰五月五日，中国政治问题研究室在北大未名湖湖心亭讨论下一步学运的方案时，就提出两套方案︰复课和绝食。持不同观点者进行了充分的交流；五月十一日下午二时，北大四六楼部分研究生在三角地贴出《紧急建议》，建议采取"激烈行动"。其方案有二︰一是"集体绝食"；二是戈尔巴乔夫访华之日"游行进驻天安门"。《建议》称这是"成败在此一举"的"最后拼搏"。此前，甚至还早在"新华门"请愿时，四月十九日就有北大学生打出"绝食"的白布横幅。似乎"绝食"，对于北大学生来说，早就是一种潜在的默契。至于它在什么时候发生，那倒是一个偶然性问题了。据有心把八九民运中的学生绝食算在自己账上的山西作家郑义称，还在四月二二日大会堂请愿结束的当天，他就与在学潮中表现突出的王丹。熊焱。郭海峰谈话，提出进一步采取绝食行动的建议。他用文革时期他所经历过的一场绝食作为范例，说这是给对手施加压力，逼使就范的最有力武器。因为，一但绝食开始，全社会都会因人类良心而动员起来，"救护车满城飞驰，市民包围着绝食学生，"拯救这些绝食学生的性命"顿时成了全市人民的中心话题"，等等。据说，学生当时没有采纳他的这条意见。但当五月十三日绝食真正开始，他听说发起者是王丹时，他意识到是自己十几天前的那条建议起了作用。[三]

现有的各种回忆表明，绝食行动是少数人自行发起的。它与北高联的计划并没有直接的联系。由于对话团与政府的对话迟迟不能实现，使北高联认为，如果有人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加之利用戈尔巴乔夫访华时机形成一种压力，或许可以促使对话的早日实现。因而也对绝食采取了支持的态度。[四]

五月十三日，经过短短两天的酝酿和组织，绝食的队伍终于出发了。据载，它的经过是这样的︰

十二日晚，北大三角地贴出了题为《血祭》的大字报，号召以绝食作最后的抗争。提出了这次绝食自始至终坚持的两项要求︰要求政府承认这次学潮是爱国民主运动，否定"四·二六"社论；政府与学生直接对话，现场直播。随后，掀起了一场绝食签名运动。先后签名者有六十多人。并成立了绝食团。

十三日上午八时三〇分，北大三角地贴出署名"首都高校自愿绝食者"的《绝食宣言》，其内容是︰

各位亲爱的同胞，在继前几次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活动之后，今天，我们决定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绝食斗争。

绝食原因︰第一，抗议政府对北京学生罢课采取的麻木冷淡态度。

第二，抗议政府拖延与北京高校对话代表团的对话。

第三，抗议政府一直对这次学生民主爱国运动冠以"动乱"的帽子，及一系列歪曲的报道

绝食要求︰

第一，要求政府迅速与北京高校对话代表团进行实质性的具体的真诚平等对话。

第二，要求政府为这次学生运动正名，并给予公正评价，肯定这是一场爱国民主的学生运动。

绝食时间︰五月十三日下午二点出发。

绝食地点︰天安门广场。

口号︰不是动乱，立即平反！

马上对话，不许拖延！

为民绝食，实属无奈！

世界舆论，请声援我们！

九时三〇分，北大筹委会广播了"绝食行动方案"︰

一。一一时三〇分，纠察队在南校门集合。

二。绝食团中午一二时出发，一三时到达师大宣誓。誓师，通电中外记者。中外红字会和各国政府。

三。纪律︰除水和饮料外，不进食任何食物，不准带巧克力等食品，否则你不要参加。

一〇时三〇分，北大绝食团一百多人头扎白布条进行了"绝食宣誓"。誓词是︰

我宣誓，为了促进祖国民主化进程，为了祖国繁荣，我自愿绝食。坚决服从绝食团的指挥，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之后，北大部分青年教师用募集的资金为绝食学生饯行。并在书有"壮士已去，盼回还"的横幅前照相留念后，便向北师大出发了。

北大绝食团这时由四百人组成，其中签名参加绝食的约一六〇人左右。其余的人组成了纠察队。救护队。宣传队。后勤队，他们用自行车驮着绝食学生上路。

下午一六时二〇分，北大。清华。北师大。政法大。北京科技大。理工大。北航。北医。北农大。民院。北京经济学院。北京机械工业管理学院。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等一三所高校三百多名学生，及三名上海请愿学生，在二千多名学生的护送下，到达天安门广场。

一七时四〇分，绝食学生再次进行了绝食宣誓后，绝食正式开始。

自十五日起，北高联总部迁广场办公。它与由绝食的发起人和参加者另外成立的"绝食请愿团"指挥部并列，成为了当时学运的两个中枢。绝食团指挥部由主动请缨担任总指挥的北师大八六级心理系研究生柴玲任总指挥。为了保持对绝食团的影响力，北高联主席吾尔开希与对话团的负责人王超华也参加了绝食。

五月一五至十六日，参加绝食的学生人数猛增了近三至四倍。[五]到五月二〇日改绝食为静坐时，七天中，有三千余名学生参加了绝食。北京市医疗卫生系统累计收治绝食学生六千〇三人次，其中留院观察四五六四人次，无一人死亡。

正如后来的评论家们所指出的，这是一步没有给自己和对方留下退路的"棋"。但是，选择了这一行动的学生，却无不认为这才是表现他们革命的坚决性的方式。他们的大多数人，无疑是怀着献身民主自由的决心参加到绝食队伍中来的。但作为一种政治行动，选择这个时间，这个地点，这种方式继续与政府的斗争，无疑是怀有将事态扩及社会，借戈尔巴乔夫访华期间，各国新闻媒介关注北京的机会，在全世界造舆论的设想。同时，这种不留余地的做法，也表现了行动的设计者企图"毕其功于一役"的求胜心切的心理。

从事后效果看，这个于五月十三日成立的"绝食请愿团"，以及那几个并没有真正绝食，但一时间掌握了几千条生命〔甚至一个国家的政府命运〕的领袖人物，的确起到了呼风唤雨的作用。这一行动也确实达到了它的设计者期望的一些指针，但唯一没有达到的是它的最后目标︰一举将对方击倒而大获全胜。而是用鲜血，换取了一种古老的光荣。

原来，期望通过保持对政府的压力，早日促成对话的算盘落空了；一个"对话的时代"一晃而过，被全社会的抗议浪潮卷得无影无踪。人们再一次看到"手段"如何取代了"目的"──绝食，这个对话团曾经给予信赖的，看护民主摇篮的"拿破仑的刺刀"，面对着老也长不大的婴儿终于不耐其烦，自己坐到摇篮中去了。

谢选骏指出：人説——并非“突如其来”的绝食；我看改革的絕食來自文革的絕食，都是出於對毛澤東和鄧小平這兩個老流氓的絕望。

第二节 斡旋

绝食！这一拳砸下来，首先震痛的是中共首脑盼望和等待已久的中苏最高级会谈这根神经。由于国家教委和北京市在对待学运问题上的死硬立场，中办和国办在与学生对话条件方面讨价还价的僵持，赵紫阳在国家权力机构中可以支配和调度力量的有限，他不得不动用起原本是和民主党派打交道，但在学潮爆发以来一直持温和态度并企图干预最高决策的统战部来。

五月十三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同时在开着两个会。一个是由部长阎明复主持，胡启立参加的与新闻界的对话会。另一个是由知识分子局召集的征求党外知识分子对时局意见的座谈会。其实，也就是探讨如何使学生停止绝食良方的"诸葛亮会"。阎明复在两个会议之间来回奔跑，大有系国运于一身的景象。在这后一个会上，阎明复一方面不同意"把中央分成保守派和改革派"，说在支持改革上，中央领导的意见是一致的。但是又透露，对于许多具体问题有分歧。他特别指出，主要是"不在第一线的同志有很多看法"。而且，时至今日，北京市仍然坚持原来的态度。他警告说︰"学生们闹下去，可能引起北京市动手。"他要大家给那些他们认为是改革的人以喘息的时机，"否则我们都完蛋，都下台"。

他请到会者做做工作，劝学生识大体，顾大局，先撤出广场，有什么要求以后都好商量，通过协商和对话来解决。

同时，他又强调，"学生们不了解情况，反对邓小平同志这是不对的。小平同志实际上是你们所说的改革派的一堵挡风的墙。没有他挡着，许多事情都不好办。"[六]

与会者建议，统战部出面，邀请学生对话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事情很快汇报上去，并得到了赵紫阳的首肯︰授权统战部主持办理。

当晚，各路学生代表被请到统战部。参加会议的有三种成分︰学生代表，作为"中间人"的青年知识分子和体外精英，由团中央书记带队的共青团和学生会代表。前往的学生中有市高联的吾尔开希，对话团的项小吉。王超华。沈彤，绝食团的王丹等。作为中间人的有四通公司的周舵。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的李肃。郑也夫，北京师范大学的刘晓波，北京大学的孙立平，中国政法大学的陈小平，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的王军涛。闵琦等。

关于这次对话，《流血的改革》作了一些表述︰

阎明复说︰统战部是信息传达渠道。今天，一些知识分子建议他和同学们对话，他按当时的口径肯定了学生的爱国热情，但反对同学们的做法。呼吁学生们顾全大局，通过对话协商来解决问题。

他说，中央是有对话诚意的，就在当天下午，赵紫阳。胡启立。温家宝和他一起已经应总工会的邀请，同工人代表进行了对话。下一周准备和学生代表对话。赵紫阳同志有一点意见，希望不久会在电视上广播，使同学们知道。

然后，他进入正题，说，戈尔巴乔夫要来访华，能不能顺利进行已成为国内外关注的事情……如果天安门广场聚集两三万人，连欢迎仪式都不能举行，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学生们的合理要求，政府和中央都在进行研究。但是，一定要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不可能一夜之间变得尽善尽美。同学们可以有多种意见，可是要做出损害中苏会谈的事情，必定会使亲者痛，仇者快，是不会得到人们支持的。

他答应，同学们的意见他一定向中央直接反映，凡是他可能了解的情况，一定坦诚地传达给学生们，他个人的意见同意的就说同意，不同意的就说不同意。同学们尽管畅所欲言，不要有任何顾虑。

王丹发言说︰赵紫阳似乎非常担心在戈尔巴乔夫访华期间学生有所动作。记者提问也问这个问题，我回答说，我们这是国内事务，戈尔巴乔夫是国事访问，不必担心。"四·二六"社论为学运所定的"动乱"应该平反，必须以公开赔礼道歉的方式纠正。否则学运没有一点成果，同学们的安全也没有保证，学运不会平息。

沉彤说，今天绝食的出现，不是五月十五日戈尔巴乔夫来访这个日子的问题，是因为政府始终没有改变"动乱"的提法。连改变的姿态也没有。

阎明复表示，同学们的意见，他会一字不改地向中央汇报。关于对话，从四月二七日起中央就在认真考虑。同学们游行的深层原因，是我们国家存在程度不同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方面的重大问题。同学们解决这些问题的要求，和中央是完全一致的。是得到全国人民共鸣的。但采取什么措施，不是一两天能够答复的。如果采取敷衍态度，我们可以同意对话。我们的党中央和国务院，不是一个同意甚至推动腐败的党中央国务院。否则我们不会在报纸上揭露腐败现象，决定审计五大公司等等。也不排除让同学们参加的可能性……对话是民主制度的一项内容。以前没有贯彻十三大的决议，你们推了一把，我们已经反思了。在座的中青年学者可以作证，就在这个桌台，我们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新闻法。结社法。游行示威法……都在认真准备。政府对话的诚意，同学们发生怀疑。我感觉我们首先应该检讨，没有及时把四月二七日以后的思考传达给大家。当然也有困扰︰用什么方法传达给大家呢？

阎还说，我认为，四月二七日和五月四日冷处理的方式是成功的。中央的确担心〔我希望我们是错误地理解了同学们的心愿〕绝食会影响中苏会谈。希望同学们能表现出充分的理性和爱国热情。中苏关系的改善会使我们没有一个敌国。我曾对香港的徐四民先生讲︰我今年五八岁，还能干几年？过几年就是他们〔指学生们〕来推进改革，希望他们能继承一个好的遗产……我不想讨好同学们，但将来的事情确是要有你们来决定的。如果你们希望得到一些好的遗产，就应当约束自己的行为。现在三十几岁。四十几岁的一代之后就是你们的一代，你们注定不是享乐的一代，是忧国忧民的一代。我希望大家不要怀疑政府的诚意。

作为中共的统战部长，他对比他年轻十几。甚至几十岁的"中间人"敬礼有加，自始至终以"老师"相称，的确有一些礼贤下士的风度。但与此相比，对他真正的谈判对手──学生，又忍不住要拿出关于"代"的家庭教育方式。不过，到底比袁木何东昌谨慎一点，还没有把学生称为"孩子"……显然，到了八〇年代后期，除了命中注定要成为"接班人"的高干子弟外，人们与中共之间"代"的关系的意识，已经变得非常稀薄了。

阎明复讲话后，有一个短暂的沉默，接着是王超华发言。她把成立有更广泛学生基础的对话团称作是"向中央作了让步"。并认为今天请他们来而没有请学联〔其实请了〕，是"表明政府承认"了这些组织，也是在作"让步"。她的话还未讲完，阎明复就打断她说︰他会把她要求单独对话。公开公正客观报道的意见传达给中央。但他说他不认识同学们，只是请几位老师把"他们认为有代表性的同学"请来。言下之意是提醒人们，到现在为止，他的政府仍不可能改变对学生自治组织的立场，仍不是进行单独的对话，更没有把他们当作这些组织的代表来看待。

"中间人"的发言立场比较一致︰都是建议政府正确评价学运，并在此基础上调解学生和政府之间的对立。

他们讲完之后，阎明复谈了四点，似乎是要结束这场对话了。他说︰

一。首先感谢这么多同学到统战部来；

二。我今晚就向中央汇报；

三。推翻"四·二六"社论有难度，希望给一定时间，但希望同学们在戈尔巴乔夫来之前结束绝食；

四。没有根据把中央分成保守和改革的两派，但希望不至于造成全面的倒退，倒退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我作为跑龙套的，不能超出音乐的节拍，但我会尽力反映情况。本来，这场对话到这里已经可以结束了，因为双方底牌都已亮出︰政府方面在学运的定性问题不可能公开让步；承认学生自治组织问题也属谈判底线以外的内容。充当政府代言人者怀着侥悻的心理，希望在不挪动一丝强硬立场的条件下，只用他个人给予学生的同情和空洞的肯定换取学生在行动上的让步。到此，人们可以得出结论，如果消除他的个人色彩，这场对话，与四月二九日的对话，除在气氛上有所差别外，并无本质的不同。它的唯一收获是，学生们终于知道，共产党的高干中，还有这样的"好人"〔王丹语〕！

一直在沉默中的王军涛最后作了发言，不意中给对话引出了一个小小的戏剧性的高潮。对此，罗点点是这样记述的︰

王军涛︰阎部长，坦率地说，你感动了上帝。几位老师是被你们感动了。今天学生显得比政府成熟，学生的要求已经降到最低了，降到几乎没有要求了。仅仅讨论些技术性的东西，能度过五月十五日吗？……今天度过这一关不一定是好事……

阎明复反对说︰这是不对的，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王军涛说︰阎部长感动了上帝，也感动了学生，但学生们再让步，就不可能代表学生了。

听了这些话，阎明复似乎很动感情，但也有些疲倦和失望。他再次重复他的意见︰

第一点，同学们回去只讲今天是阎明复的意见。当然不一定同意我的意见。

第二点，事态的发展不取决于我们的意志。我保证如实向中央汇报。我豁出去了，官也不当了！也就能起那么点作用。

第三点，我将尽力促成有关人员与学生们选出的代表团的对话。

第四点，我完全同意刚才几位老师的分析，深层的问题不是几次对话所能解决的。我一定以最强硬的口气把同学们的神态如实传达。

他最后又强调说︰不可能在短短几天之内推翻社论结论，对此不要有任何误解。不能把问题赤裸裸地摊开来。

阎是无能为力了。他的错误是把一个"跑龙套的角色"，倾注了真心血来扮演。他明明没有任何谈判〔还价〕的权力，却希图用个人的人格抵押来"感动上帝"──搬动广场上那座用"死"的勇气充涨起来的人"山"。

五月十三日的二四时过去了，五月十四日的〇时又来临了。"山"，岿然不动，而且愈来愈大！

五月十四日是星期天。但因为第二天要实现本世纪末的两颗政治巨星的会晤，人们比往常要更加忙碌。

这一天，在"新闻改革"春风鼓舞下，决定作一些改弦更张的《光明日报》，由近年来活跃在知识界的作家兼记者戴晴出面，按原计划把知识界。理论界。文化界一批知名人士请到了报社，对学潮问题进行座谈。不知道是戴晴事先将计划通告了阎明复，阎临时将动员绝食学生撤离广场的任务委托给了这次座谈会；还是"绝食"造成的局势必然使之成为了议论的中心话题，反正在温元凯。李泽厚。包遵信。刘再复。苏炜。李洪林。于浩成。李陀。苏晓康。麦天枢列位知名人士之外，会场上还出现了声音沙哑的王超华。

座谈开始前，王超华介绍了绝食学生的情况，说坚定者大约只有二〇％，主要是北大学生；动摇的有四〇％；想走的有二〇％，但北大同学不想走的那一部分，也是"接着坐"，到晚上一二点为止，留不留人没有说。她听说公安部有报告表明，现在大量"盲流"涌向天安门广场，坏人非常多，她感到局面已经难以控制。她听说知识界准备游行，想听听各位老师对局势的看法。她说，"你们这些学者都是在学生中相当有影响的，如果能到广场上去劝说学生离开，……至少不会有反作用。现在政府方面任何人去说，都只能起反作用。

王超华还说，她在市高联常委中是很孤立的，一直起一些协调作用，但她是唯一任期最长的。当有人问有无可能将学生劝走时，她说，对于大多数学生是有可能的，即使是绝食团的领袖，他们的态度与文字里面写的也是有差别的。但他们的眼睛就盯着北大。

人们对她介绍的情况表示了十分的焦虑。

座谈会开始时，《光明日报》负责人作了开场白︰赵紫阳的"五四"讲话提出用冷静。克制的方法处理游行请愿的问题，他个人还是比较满意的。但这是两方面都应该努力的目标。这次学生的罢课。游行，对政治体制改革和法制建设都会有好处，但如果处理不好，矛盾激化，后果不堪设想。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舆论，我们的态度来影响事物的进程。请大家谈谈自己的看法。

王超华希望能够直接议论绝食学生问题，李泽厚也不主张坐而论道，《光明日报》方面考虑留出的明天的版面，希望先议抽象问题再议具体问题。考虑到明天戈尔巴乔夫就要到达，明天见报可能已于事无补，温元凯临时动议︰《光明日报》发一个《紧急号外》。他表示，他个人愿意到广场去劝说，如《光明日报》紧急动员一下的话，可以带着号外一起去。

温元凯说，当然他不是简单地劝学生离开，而是有一系列的看法要表明。如果杀人的话，他也要去绝食。说到这里，会场内赞同之声大起。

根据会场气氛，主持者同意会后留出时间议论《紧急号外》的问题。

下面是此次议论的大致经过︰

戴晴︰我们对大家不作任何要求，你们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学者。中间为了节省时间，不要重复。我提一个建议，前天晓康他们起草了一个知识界对局势的宣言，他可以说得比较"整"，然后我们每个人再作补充。

苏晓康〔北京广播学院教师〕︰我是这样看的，四月二七日学生的游行事件意味着中国历史已经走到一个新时期︰中国的强人政治已经结束。学运最大的意义在于，他们在以现代民主的办法来参与政治。但在处理这件事情上，政府或者说执政党表现出极其无能，这才是造成危机的根本原因。我们不希望动乱，我们希望事情能够朝着促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促进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发展，我想，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心愿。我们不想操纵学生，学生也不是任何人操纵得了的。所以，我们就干脆站出来说︰

第一，中国共产党应该吸取历史教训︰一九一九年北京政府镇压五四运动；三。四十年代国民党镇压学生运动；以及七十年代后期，"四人帮"镇压学生运动，这三次大教训。应该懂得这个基本常识︰镇压学生运动是没有好下场的。

第二，既然是按现代民主的办法来处理危机，就应该承认大多数学生自己选举的学生组织是有其天然合法性的，不存在承认不承认的问题……

第三，动乱的根源，恰好是学生提出〔要反对〕的腐败。官倒，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等问题，这样的问题不解决，中华民族没有办法。

第四，防止动乱的办法，必须有新闻自由，必须开放报禁，必须让权力受到监督。

第五，执政党也应该吸取"胡风事件"，反右派斗争和文化大革命那种残酷迫害和镇压知识分子的历史教训，不要把知识分子当成一种敌对的势力和一种什么压力集团，能够跟知识分子，包括青年学生坐下来，心平气和地来解决目前这种政治问题。

我也觉得中国目前的局势的确比较危险，那么，政府希望学生理智，政府自己就应该理智。你们不希望天安门广场产生这样的状态，希望苏联戈尔巴乔夫来的时候学生不在此静坐，那么，你们向学生保证了什么呢？为什么在"动乱"这个问题上，到现在为止，不肯拿出一个意见来呢？……所以，我们在呼唤同学们要有理性的时候，更强烈的呼唤︰政府和执政党要有理性。

苏炜〔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现在，中国历史到了一个新的转折时期，对于执政党，对于全体人民和知识分子，都是一个面向未来的新机会。危机也是生机，如果执政党能够在全新的。现代的观念指导下，他们应该是有能力走过这个危机的。但非常遗憾的是，在事件发生以来，特别是前半期，执政党从面目到语言，都表现出相当的陈旧。必须一定要指出，"四·二六"社论，是真正引起这场这么大规模的。全国性的学生抗议运动真正的媒介……到目前为止，学生是相当理性的，而政府却摇摆不定，政府并没有表现出它执政四十年应有的成熟和足够的理智。再重复一下，关于"动乱"这个提法必须改正，还有上海钦本立免职的问题。如果对这些非常具体。非常明白的问题不能解决的话，那么，我们还谈什么"克制"和"秩序"呢？

第二，这次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本质上是一次"护宪运动"。就是保护宪法赋予每个个人和公民的权利的护宪运动。共和国是一种现代的民主政治，对于任何一个现代民主国家，它的合法性，是依靠它的法的权威来证实。来认可的。如果一个执政党，它对自己参与制定的法，采取一种为所欲为的态度，这本身就不符合宪法。那篇《人民日报》社论就充满了违法的语言，这种违法现象〔的纠正〕如果不首先从政府本身做起，是没有办法取信于民的。

第三，遵守宪法的内容很广泛，这次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所体现出来的一个最核心，最尖锐，和最紧迫的问题，就是新闻自由和舆论开放的问题……如果说，这次有可能引发一场动乱，动乱的一个广泛的诱因，就是我们多年来传播媒介的不沟通，不开放。在现代开放的信息社会，用新闻封锁的方法来治理这个国家，是非常愚蠢的……今天我们还不面对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改革就没有希望。而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是非常现成的。

包遵信︰我非常赞成今天的这场学生运动，他们非常理性，非常成熟的态度。所以，这场运动，应该说是一场"非常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它改变了过去我们这个民族只能听话，只能服从，〔宣告了〕这个时代的结束。是中国历史中的一次觉醒，超越了五四精神。

现在劝学生回校，我表示赞成这个建议。但是，另一方面，问题还没有解决。现在至少要做这么几件事情︰第一，从四月十五日以来，我们的新闻媒介报道，你到底打了人没打？包括西安事件的报道。是否要一概澄清？"四·二六"社论说这场运动是"动乱"，是"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斗争"，这些提法，必须要推翻。〔如若不然〕，始终有一把剑悬在头上。

这个运动提的口号很多，我认为一个最核心的口号是"民主化"。而民主化的第一步，是要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就是一个很大的胜利。还有，承认公民的结社自由……我觉得紫阳这个讲话还是比较好的，但光提口号不行。你必须承诺几样东西，这样你的诚意才表现出来了。

于浩成〔公安部群众出版社原社长〕︰我同意这次运动是一次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还是一次护宪运动。对于民主和法制的关系，我们的领导人有一些错误的看法，认为法制就是要求老百姓来遵守。首先政府要合法，官员要合法。民主的基础要合法，这是保障……有一句话说，现在没有说真话的自由，而只有造谣的自由。我一七岁读马列，今年六三岁……〔打算〕尽应尽的力量。我觉得中国还是有希望的。

温元凯︰因为今天下午形势比较紧急，所以，我希望就谈今天下午的问题，也就是明天早上的问题。现在已经陷入了一个非常大的危机，只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中国政府将在全世界面前丢脸；第二个就是要清场。

〔这个〕问题有两个意义，一个是危险，可是又是机会。机会就意味着，我们希望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能够大智大勇地利用学潮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把它变成为一种契机……我完全赞同刚才诸位同志的讲话，这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一个政治多元化，一个民主潮流的时代的到来……我，作为一个大学教授，向社会发出几点呼吁。首先，我希望对政府发出三点呼吁︰第一，要理解学生，真正的。有诚意的理解学生。他们求什么？绝食。罢课，损失的都是他们自己，他们的身体，学业。确实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政府对这一点没有充分理解，我认为是不够的。从内部传达的所有文件，都把学生说成是闹事，千方百计地动员，怎么样来扑灭。赵紫阳的讲话第一条就是︰学生不是为了推翻根本制度。他的讲话在校园里引起了鼓掌，这是一个月来第一次。

第二，要保护学生。坚决反对任何镇压学生的可能性。〔否则〕，我们就会要重蹈天安门事件的覆辙。将来我们要在历史上背一个恶名，要遗臭万年。今天你可以做，但明天就要遗臭万年！

第三，应该引导学生。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是希望帮助政府改革。我们希望顾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全世界的面子。刚才晓康同志讲，政府毕竟要有一个面子。我们希望顾全大局，这是今天下午的大局。

我希望我们这批人，能够用一个办法来维持一个局面。

作为长者，我希望对学生方面也有三点呼吁︰

第一，我希望学生要认清国情。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出现了一个非常好的契机，但经济体制改革仍然处在非常困难的境地。一季度三个"居高不下"，盲流，如果学潮和盲流结合，可能会导致动乱。这是西安。长沙已经发生的事情。当然，学生这一次组织性。纪律性，他们的口号都有了很大的进步，但这种危险 ㄛ O不存在、G

第二，要推进实际的民主。民主很容易陷入一种很空洞的口号。当前，非常现实的，就是要推动新闻自由……大家对学潮的看法都应该如实地报道出来。我们也不怕有人发什么偏激的看法……不报道就变成"黑箱"，结果到处都变成"有胡子的人"。另外就是对待学生〔自治〕会问题。学生〔自治〕会只要通过大部分学生的民主程序，如果说，他们否决了原来的学生会，而建立了新的学生会，我觉得也是合法的。如果说还不够程序化，我们可以重新程序化嘛！

第三，要推进实际的改革。当前改革面临一个停止和倒退的可能性。我个人认为，改革十年应该打一个句号，新的十年应该开始。当然，新的十年可能是以政治改革。新闻改革作为一个开头，这是鼓舞人心的，但是，对这个十年我们应该加以总结。而且，十年来的失误，我们应该加以否定……十年改革的最大失误，还是在于决策，决策机制基本上没有变……而当前，我国处在困难时期，国家的经济处于困难时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顾全大局，为国分忧，渡过难关……增加社会凝聚力，要增加四个意识，即公民意识，社会意识，民族意识，国家意识。

我希望同学们认清国情，使当前学潮，当前社会危机，成为一个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走上更快发展的一个契机。

因参加北大的活动，这一天下午，严家其来得较晚，也比较沉默。也许是不同意温元凯关于解决问题需要政府的“大智大勇”一说，他发言说，眼前的问题，对于一个有能力的政府，应该很容易解决的。他谈到绝食对人的摧残，政府如果任其下去，就是一种对学生和人民的无形的摧残和镇压。但如果把学生架走，可能会引起死亡，政府对此要负政治责任，而且警察两个架一个也做不到。他认为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面对学生的要求，发表电视讲话，或者广播讲话，一下子就解决问题。讲话应当包含四点内容︰（一）公开宣布这次学运动是一次爱国民主运动，就"四·二六"社论做出检讨；（二）承认受到大家拥护的市高联是合法组织；（三）与对话团进行公开。平等。有诚意的对话；（四）公开宣布不秋后算账。他说，赵紫阳讲话谈到中国人的“声誉和形象”，如果政府把学生架走，那就做了最大的有损国家利益和尊严的事情，有损于中国人声誉和形象的行为。因为，国家是人民的国家。

因此，他提出现在要开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并强调全体人民的利益高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利益，全国人大的利益高于它产生出来的机构的利益。而眼前的事件，正标志着"人治时代的结束"，一个"以建设民主和法制为目标的新时代"的开始。

此后，刘再复。李陀。麦天枢。李洪林均就学潮评价问题发表了意见，并从各自的身份。背景和感受出发，对政府处理此次学潮作出了批评，还探讨了其源于政治体制，政策与思维方式的原因。对于当前学生绝食问题，大多认为政府应该有所表示。李泽厚的最后发言认为，要政府出来就一些问题作符合大家要求的表态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因此，他们唯一能做的一件事，就是劝学生暂时撤离广场。

于是，人们转而开始议论呼吁书的内容。在七觜八舌之中，人们的意见大体可以分为三派︰其一，以温元凯为代表，道义上的学运派，立场上的政府〔改革〕派。在同情学运的前提下，希望顾全大局，给政府脸面。戴晴。李泽厚也是这种意见比较坚定的持有者，是为一种"现实政治"的态度；其二，以严家其为代表，道义与立场上均为学运派。坚持政府不满足学生提出的条件则无由劝学生撤退。是为"理想政治"与"原则政治"的方式。其余的人则在温。严两种意见之中来回摇摆，实质上是在原则政治与现实政治之间找不到落脚点。比较独立的第三种意见由苏炜个人持有，民主社会的特征应该是依法行事，合理的社会结构应是知识界独立于政府与学生之外，充当社会的缓冲机制。他警告人们"两极社会"是一种很危险的社会。他同意到广场上去劝说，但声明不是为了谁。他们的行为不应对谁上台，谁下台负责任。因为，谁是改革派？说不清楚。

最后，由温元凯和苏晓康根据大家的意见同时重新起草一个文告，既似声明，又似呼吁书。结果，终因严家其说了一番要对历史负责，他个人没有权力劝学生撤退的话，和他个人不能签名的话，人们同意在呼吁书对政府的三条要求后面加上一句︰"如果政府不能做到以上三条的话，我们全体将站到学生运动一边"。苏晓康建议加上"坚定不移地"，最后，大家认为，既然如此，应改为"坚定不移地一同奋斗下去。"

这个呼吁书形成的全过程，表现了知识界在这场突发事件面前全部的矛盾态度和矛盾心理。如果没有严家其在场，知识界。理论界〔特别是感情敏感，理论上慢半拍的文化界〕也会从此卷入学生运动。但严对自己角色的自觉和坚定的态度，无疑给这个"文告"注入了过多的"声援"而不是"劝架"的色彩。究其原因，大概是前一天他已与苏绍智等人联名贴出了《我们不能再沉默了》的大字报，预知知识界明日将举行第一次游行，以及他领衔签名的《五一六声明》正在征集签名的过程中。显然，他考虑到这一系列活动之间的联系和逻辑关系，不能冒然同意就此劝学生撤退。[七]不是吗？"过河"的人已经走到了桥边，此时，怎么能将"桥"拆走呢？

座谈举行的过程中，阎明复给戴晴打来电话，托她向各位转达了慰问与拜托之意，引起在座的有独立意识的知识分子的反感。这一插曲，使人怀疑有特殊背景的戴晴是否事先秉承了官方意旨，在利用知识分子。因而，反而削弱了温派意见在"呼吁书"中的份量，由苏派立场向严派倾斜。下午五时〇九分，在哭泣和感情失控的大笑交替出现过后，呼吁书终于被通过。统战部派车接各位到国务院信访局与谈判无果的学生代表见面。

此前，在统战部，阎明复。李铁映与以项小吉等四三名代表组织的学生对话团也进行了最后的谈判。双方仍然在学运的定性问题和"动乱"的摘帽问题上争持不下。对于现场直播问题，官方以中央电视台转播部已开赴迎接戈尔巴乔夫来访现场作了搪塞。当学生宣读了一份绝食同学的遗书后，阎明复以异乎寻常的口吻说︰“我个人理解学运的原因，我知道你们的行动是学生的真正呼声，但是，‘四·二六’社论是政治局会议的精神。我有我个人的看法，但我实在不能在这样的场合说出来。我希望用你们自己的行动来证明你们自己的判断。”在谈到“清场”问题时，阎说︰“党是人民的政党，不可能用武力来对待学生，你们不撤也没关系，戈尔巴乔夫明天来访，就让我们丢丑吧。在外国，接见国家元首还有人扔臭鸡蛋呢！我们的政府也应该适应特殊情况。但是，我也只能为你们说这一句话，而你们，也在人民面前丢了一张牌。”

对话以学生代表递交了五条包括宪法第三五条规定的公民自由权利，和不对运动参加。同情。支持者打击报复等内容的"最低要求"而告结束，但在实质上依然无果。[八]

八时四〇分，当广场传出清华学生拟于当晚撤出，北三环路上出现坦克的消息时，绝食团的广播宣布︰温元凯。苏晓康。刘再复等十二位学者将步行到达广场看望大家。还没有弄清他们来意的学生顿时发出一片欢呼之声。

晚九时，这篇由上述一二人签名的《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在天安门广场对绝食学生宣读︰鉴于天安门广场的情势，我们十几位学者作家本着良知和责任心发出如下紧急呼吁︰

一。要求中央负责人立即发表公开讲话，宣布这次学潮是爱国民主运动，反对以任何形式对参加学潮的学生“秋后算账”。

二。我们认为，由大多数学生经过民主程序选举产生的是合法组织，政府应当承认。

三。强烈反对以任何借口。任何名义。任何方法对静座绝食的学生采取暴力，谁这样做，谁将成为历史的罪人。

亲爱的广大同学们︰自昨晚得知大家来天安门广场静坐绝食的消息，我们都非常理解，非常难过，非常担忧。从四月中旬以来，你们为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中国的改革，一次又一次走上街头。以令人钦佩的理性精神和大无畏的勇气，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人民会永远记住你们在一九八九年春天做出的历史功绩。但是，民主是逐步成长的，不能期望它在一天内实现。为了中国改革的长远利益，为了避免发生亲痛仇快的事情，为了使中苏最高级会晤能够顺利进行，我们恳请同学们发扬这次学潮中最可贵的理性精神，暂时撤离天安门广场。我们相信，同学们能够自己做出明智的判断。

但我们郑重重申，如果政府不能做到以上三点，我们将和同学们一道，为实现上面三点坚定不移地奋斗下去。

《紧急呼吁》宣读完后，温元凯。苏晓康。戴晴先后发表了演讲。为了使学生接受撤退的意见，讲演者大大褒扬了学生在前段表现出来的理性精神，象苏晓康这样名噪一时的“大才子”，居然称︰“你们第一次在中国教会。正在教会人民和政府如何进行现代政治运动。现代民主运动。你们比政府。比官员。比文化精英聪明得多……正因为如此，大家要讲理性，要教会他们……”

从他们热烈崇拜的人物嘴里，讲出如此的赞美之词，使学生们感到有点不好意思。而且，他们的警觉性并没有因饥饿而麻痹。当戴晴进一步引诱学生进入"圈套"时，原以为来声援他们，所以一个劲地对讲演者叫好的学生，开始转变态度。等到戴晴说出，学运的性质和学生自治组织又何必要政府承认；考虑到领导们的水平有限，只要赵紫阳或者李鹏到这个地方来站一下，不说什么，大家就撤好不好？他们终于发出了不是配合的声音。

严家其没有发表讲演，而是在学生领袖的簇拥下走进绝食圈，频频向同学们问好。

一一时一〇分，当十二位学者撤离广场时，广场上“自由论坛”评论了他们的行动，不友好地称︰“他们有他们的要求，所以，他们已经走了，有的找政府去了！”

笠日，《光明日报》和中央电视台"午间新闻"节目报道了十二位学者的《紧急呼吁》。戈尔巴乔夫却没有按惯例在天安门广场受到欢迎。他的车队，离开了仓促之间没有铺上红地毯的首都机场，径奔钓鱼台去了。首都知识界从此告别了它的超然态度，而卷入了汹涌的长安街人流。

谢选骏指出：人説“斡旋”——我看這只是調兵遣將的緩兵之計。因爲共產黨流氓除了殺人放火，不會別的買賣協商。

第三节 知识界与社会各界的卷入

知识界与学生运动向来有着血肉的联系。这次也不例外，自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以来，它就密切关注着学潮的发展，部分人士已经开始积极干预。下面，是他们中的一些人行动的轨迹︰四月十七日，当天安门广场出现第一个由大学生送来的花圈时，中国人民大学贴出了以"北大。清华。人大。师大部分师生"名义写的《几点建议》。其主要内容，一是建议学生悼念胡耀邦的挽联花圈向天安门广场集中，并成立北京学生治丧委员会；二是号召废除专制政治，建立民主政治新秩序；三是要求政府对十年改革中的重大失误作出检讨，责任者引咎辞职。从这个《建议》可以看出，除第一条有现实操纵意义外，其余的均可看作一种政治观点的公开表露。虽然第一条可以想象为实现后者的渠道，但第三条明显是要追究改革派的责任，与悼念活动无实质上。政治上的联系。因此，它表现出的仍是一些不成熟的意见的堆积。

四月十九日，同样是人大校园里，又出现以"北大、人大、清华部分教师"名义写的《告同胞书》，警告学生"无组织的行动将会一事无成，你们必须在法律的保护下，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地行动"，同时，还号召将同学们组织起来，走向工厂。街头，唤起工人和群众的支持和参加，要有拋头颅。洒热血的"五四"精神，为民主。自由，为中华民族之存亡而献身。并提醒学生"要明确目标，不可四面出击"。较之前一个《建议》，这张大字报充满了更加互相矛盾的精神和目标不明的暗示。如果不是教师中的"激进派"所为，倒真可怀疑是别有用心者的挑动和为"栽赃"埋下的伏笔。当晚，果然发生了所谓"冲击新华门"事件。

四月二〇日，北大有学生声称，北大未来学会顾问金观涛对学运提出了三点意见︰〔一〕认为现在形势很好；〔二〕北大。清华的学生要联合行动；〔三〕要采取非暴力行动。据说，会后两校就商讨了联合行动的问题。[九]

四月二一日，由青年帮策划，由包遵信、北岛、苏晓康领衔，有四七名作家、学者签名的《致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发表，归纳了学潮要求，提出了与政府对话的建议。[一〇]为胡耀邦追悼会后可能出现的学潮低落提供了对策。同日，作家郑义向学生领袖提出"尽快通过全校大选，成立合法的新学生会，尽快出版自己的报纸，"绝食，并少与方励之夫妇接近等建议。

四月二二日，"师大青年教师自治会"贴出《运动向何处去──致广大爱国学生》的传单，称目前最迫切需要的是"组织。宣传。纲领，然后是强有力的行动"，并提出以"持久战"为策略，以"罢课"为手段。[一一]

四月二四日，北大贴出一四七名教师签名的《教师紧急呼吁》，提出"鉴于目前形势，我们紧急呼吁，坚持十三大提出的协商对话原则。中国政法大也贴出署名"部分党员教授。副教授"的《给党中央的信》，指出需要"协商对话"，避免压服。

四月三十日，北大出现以"中央党校几位同学"的名义写的大字报，鼓动人们抓住有利时机扩大战果，并说，"现在的形势是政府已无法实行军管，三分之一的市民对我们全力支持；三分之一的市民暗中支持；六分之一的市民保持中立，六分之一的市民仍在相信少数不法分子所控制的舆论工具。"[十二]

五月三日，人大贴出未署名的《关于当前学生运动的目标策略的建议──立足校园，面向社会》，提出，要争民主，争自由，首先应该在校园内取得突破。

五月一〇日，包遵信。戴晴应人大工会青年部邀请，进行讲演。包遵信预言"四·二七"大游行将会在历史上被"大书特书"，标志着中国的现代化和民主化进程"进入重要阶段"。并希望大家尽快复课，然后考虑言论。结社自由等问题。戴晴则宣布，从一九八九年四月二七日开始，"统治了中国人上千年之久的权威统治，就要结束了。" 

五月十二日，包遵信又应王丹的约请，在北大"民主沙龙"讲演。他让人们记住四个日子︰一九四九年一〇月一日，国家独立；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北大“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问世，在全国引起动乱，但也暴露出党和政府的教条主义，加速了人们对偶像崇拜和权威崇拜的怀疑时代的到来；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中国政治民主化的一个重要事件，给老人政治划了一个问号；一九八九年四月二七日，宣布长期封建家长制应当结束，标志着中国民主运动达到一个新水平。在论及民主化的具体目标时，他说，当前就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在谈到"五四"，谈到对传统是否应当进行分析时，他说“当传统压在我们头上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把压在我们头上的大石板掀掉，而不是老考虑这个石板哪一块是好的，哪一块是坏的。”

──以上，是截止学生绝食前，知识界一些人士的动向。当然，还有更多更重要的活动并未见诸文字或公开发表。从这个粗略的时间表，对照学潮进程，人们大致可以看出知识界人士与这次学潮的关系。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时，他们只是分散地，在公开或私下的场合作一些道义上的评论和符合法律与政策的建议，或就学生的咨询表示自己的观点。他们或许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也将走上街头。

但现在，由于学生绝食，道义感的压力和新的民主社会的召唤，终于使他们决定按照现代民主政治的原则，公开站到学生激活的，这场势必要成为全民运动的行列中来。五月十五日，就在戈尔巴乔夫到达北京的当天，知识界终于打出自己的旗帜，走上了街头。但此事的酝酿，却是在绝食以前，新闻界请愿以后。其经过，包遵信在回忆录《未完成的涅》中，是这样描述的︰

“八九民运”中，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投入这场运动，是以五月十五日知识界的大游行和《五一六宣言》的发表为标志的。这两件事，都是五月十二日晚上一个会上商定的。[一三]据说，开始是五月九日，[一四]郑义觉得白天新闻界的游行"代表面太小，应该有更多的人投入"。因此筹组了五月十二日的会议。五月十二日，接到通知者先是在北京东郊的团结湖公园西门集合，然后到红庙的一家旅馆开会。到会者有包遵信。刘再复。苏晓康。苏炜。李陀。赵瑜。郑义。徐刚。夏骏。远志明。陈宣良。王鲁湘。谢选骏等四十多人。会议开始，由苏晓康介绍了组织者的设想，请众人考虑知识界下一步的行动，然后由郑义宣读起草的一份文告〔就是后来的《五·一六声明》初稿〕。大家对此议论了近一个小时，然后又讨论了五月十五日知识界游行的问题。确定了联系方式，集合时间。地点，参加者的装备，以及游行的组织者︰赵瑜。徐星。[一五]最后，人们在起草的文告上签字散会。

红庙会议以后，苏晓康。郑义带文告征求严家其意见，严将其定名为《五·一六声明》。其它人分头联络教育。科研。文化。新闻单位人士。新闻界对话组织者为保持自身的运作轨道，拒绝了邀请。在五月十五日游行开始以前，这次游行的组织者们确曾怀疑过它是否能成为事实。许多人闻讯后，抱着"看一看"的心理前往复兴门。包遵信等曾估计，最理想的能有近百人参加，最少能有几十人。据郑义回忆，他和赵瑜也私下决定，就是有几十人也要坚持游完。加之包遵信。苏晓康。刘再复。苏炜。李陀都参加了十四日的斡旋，他们甚至临时发出了取消游行的决定。[一六]但是，他们没想到，在他们的准备过程中，学生突然宣布的绝食和戈尔巴乔夫的来华日期，正好从另一个方面对知识界进行了强有力的发动。当这一天下午他们来到复兴门，面对人山人海铺满望不到头的复兴门外大街时，连"总指挥"们都迷惑了。而这，仅仅是后来那个越滚越大的"雪球"的最初那个"核"罢了！

下午二时三〇分，在由北大制作的"中国知识界"的巨大方幅引导下，知识界的游行队伍从复兴门立交桥出发经长安街向天安门广场行进，队伍前列的知识界人士，均头扎布条，肩披授带，上书各自的主要作品和姓名。在方幅的前面，是抄写在白布上的《五·一六声明》要点。队伍起初是二十人一排，两旁有各界青年自动组织的纠察队，前端是由知名人士。北大拉出的队伍和各方组织。发起者组成的混合编队，然后才是各单位的队伍。参加游行的有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六十多个单位的教授。讲师。研究人员。博士。硕士生和职工。有的打出了单位的旗帜。

郑义带有文学色彩的描绘，给我们留下了当时的场景︰

队伍在观瞻上超过了以往的每次游行，占据半条长安街，缓缓向前推进，极壮观。我和赵瑜一左一右走在《五·一六声明》旁。赵瑜手持电喇叭……因为队伍太宽，围观市民甚众，我们的行进速度颇慢。有时前方完全堵死，要靠纠察奋力开道；有时中外记者冲进来，对《五·一六声明》和队伍前列拍照；有时候在路边的某单位连人带旗呼啦啦挤开纠察队，扑入大队……此时，绝食已进入第三天。天安门广场几无立足之地。原打算把队伍在绝食圈外摆正，开个简短的会，……事实上已绝无可能……只好原地坐下，宣布开会。首先宣读《五·一六声明》，手持扩音器先朝北念了一遍，南边鼓噪吶喊，又朝南念了一遍。但人们仍叫喊听不清，再念！……在我的面前，竟出现了这样感人的奇观︰手执扩音器的人念一句，周围凡能听清的上万人大声复诵一句！这巨大的齐诵声如大海的波涛一浪浪荡往远方……[一七]根据包遵信历史学家的回忆，当然不存在什么"巨大的齐诵声如大海……"的奇观。其时的情景也颇为狼狈，最重要的是，即使坐在讲话者附近的人加以转述，人们也很难听清楚说了些什么。当时的他，甚至不知道自己一干人的周围，并不是绝食学生。不过，好歹总算是将《五·一六声明》象征性的发表了。

这份《声明》的全文是︰

五·一六声明

六十年代的《五·一六通知》在中国人民心中无疑是一个专制与黑暗的象征。二十三年后的今天，我们强烈地感受到民主与光明的召唤。历史终于到了一个转折点。当前，一场以青年学生为先导的爱国民主运动正在全国崛起。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在北京和祖国各地，大规模游行示威彼伏此起，波澜壮阔。数十万青年学生走上街头，抗议腐败，呼唤民主与法制，表达了工人。农民。军人。干部。知识分子及一切劳动阶层的共同意志。这是一次继承和超越"五·四"精神的民族大觉醒。这是一个中国命运的伟大历史契机。

自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走上了一条民族复兴的现代化道路。遗憾的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不力，初见成效的经济改革也严重受挫，腐败现象日趋严重，社会矛盾急剧激化，全国人民寄予厚望的改革事业面临着重大危机。中国正处于一个严重的关头。在这个决定人民。国家和执政党命运的时刻，我们──参加本声明签名的海内外中国知识分子，特此于今天──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郑重签署如下声明，公开表明自己的原则立场︰

一。我们认为，面对当前的学生运动，党和政府是不够明智的。特别是在不久前，还存在着试图以高压和暴力来处理这场学生运动的迹象。历史的教训值得借鉴︰一九一九年北京政府。三四十年代国民党政府以及七十年代末期"四人帮"等独裁政权都曾以暴力镇压学生运动，其结果无一例外，都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历史证明︰镇压学生运动决无好下场。最近以来，党和政府开始表现出值得欢迎的理智，局势因而有所缓和。如果运用现代民主政治的规则，尊从民意，顺乎潮流，将出现一个民主的稳定的中国。反之，将极可能把一个很有希望的中国引向真正动乱的深渊。

二。以民主政治的形式处理目前的政治危机，其不可回避的前提，就是必须承认在民主程序下产生的学生自治组织的合法性。反之，就与国家根本大法所规定的结社自由相抵触。一度把学生组织定性为"非法"的做法，结果只能激化矛盾，加剧危机。

三。导致这场政治危机的直接原因，恰恰是青年学生在这场爱国民主运动中强烈反对的腐败现象。十年改革的最大失误并非教育，而在于忽视了政治体制改革。未经根本触动的官本位。封建特权进入流通领域，才造成恶性腐败。这不仅吞噬了经济改革的成果，还动摇了人民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党和政府应该吸取深刻教训，切实按照人民的要求，果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废止特权，查禁"官倒"，消除腐败。

四。学运期间，以《人民日报》社论。新华通讯社为代表的新闻机构隐瞒事实真相，剥夺公民的知情权；中共上海市委停止《世界经济导报》主编钦本立职务。这完全是错误的做法，是对宪法的极大漠视。新闻自由是清除腐败，维护国家安定，促进社会发展的有效手段。不受监督制约的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不实行新闻自由，不准民间办报，一切关于开放改革的愿望与允诺只能是一纸空文。 

五。把这次学生运动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是错误的。承认和保护公民发表不同政治见解的权利，是言论自由的基本涵义。解放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的实质就是压制和打击不同的政治见解。只有一种声音的社会不是稳定的社会。党和政府有必要重温"反胡风"。"反右"。"文化大革命"。"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的深刻教训，广开言路，与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和全体人民共商国是，才有可能形成一种真正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六。所谓抓"一小撮"。"长胡子"的幕后指使者的提法是错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不论年龄大小，都拥有同等的政治地位，都有参政议政的政治权利。自由。民主。法制从来不是被赐与的。一切追求真理。热爱自由的人们，都应当为实现宪法所赋予我们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游行示威自由而不懈努力。

我们已经来到一个历史关头。

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已经再无机会可以丧失，再无后路可以退却。

富于爱国传统和忧患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应当意识到自己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挺身而出，推进民主进程，为建设一个政治民主。经济发达的现代国家而奋斗！

人民万岁！

自由的。民主的中国万岁！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于北京

这份《声明》的内容之间虽然缺少一点内在的逻辑性，但它几乎汇集了学潮以来人们对政府行为的所有重要意见。但它牵强附会的拉上文化革命，使它带上了某种与时代旋律不相合拍的个人趣味和色彩，及其以"劳动阶层"自视，把政治体制改革简单地概括为"废止特权"的做法，使它缺少作为知识界独立宣言的内涵。所以，与其把它看作知识界的独立宣言，不如把它看作知识界人士拋弃幕后导师和斡旋者角色，公开亮相的一个标志。

对此，包遵信后来有一个感受︰"《宣言》内容当然很重要，但更让人注目的是一长串名单……那天的讲话，与其说是有什么宣传鼓动效果，还不如说造成一定声势的轰动效果……"[一八]即使将包遵信在官方的审查和长期监禁后，形成的为自己辩护和开脱的惯性考虑在内，他的这一感受还是真实的。

知识界游行结束后，严家其。包遵信。郑义。徐刚等代表游行者看望了绝食学生。包遵信的即席讲演代表六〇多个单位参加游行的"四万知识分子"向学生致以"崇高的敬意"，并称在他们的感召和鼓舞下，四万知识分子"站起来了"；郑义则把绝食学生称为"我们的老师"，表示"我们跟着你们走"；严家其表示，愿意和同学们一起渡过困难时期，并高呼"同学们万岁！"[一九]

五月十六日凌晨，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对广场学生发表广播讲话。这个讲话指出︰"现在，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与同学们的对话已经开始，还将多层次，多渠道继续进行。广大学生提出的合理意见和要求，党和政府正在研究，采取切实措施和步骤加以解决。六月下旬，全国人大常委会议将把群众关心的若干热点问题列入主要议事日程，通过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解决问题。这些都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局面。""当前，中苏高级会晤已经开始。希望同学们以大局为重，不要做有损于国家尊严和利益的事情。""现在，由于同学们静坐绝食时间较长，夜间气候较凉，有的同学已出现病情。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希望同学们尽快返回学校。也希望学校老师。领导和家长做好劝说工作，动员同学们回校。"

讲话在广场的广播里一连播送了二四遍。一心等待中央和政府领导表态，已经坚持了两天的学生，静静地听完了第一遍。等第二遍播出时，他们便开始齐声高呼"关掉！关掉！"然后全体起立，唱《国际歌》，并摇晃旗帜，高呼"对话！对话！"等广播第三遍时，全场情绪更加激昂，一遍又一遍地唱《国际歌》。中央音乐学院的小鼓"咚咚，咚咚"地敲个不停。好心的通知起草者──那个曾经致信钦本立，试图在良心和职业道德之间找到平衡点的青年，绝对没有想到，他的倾注感情的文章，竟会形成一次与绝食学生耗力费神的"声浪比赛"。

为响应"两办"的号召，当天下午，北师大。清华。北大。北外。人大。北航。政法大。北科大。北农大等一〇位大学校长通过广播向社会发出《公开信》，希望广大同学。教师和社会各界人士，本着对参加绝食学生生命健康负责，对国家前途负责的精神，共同努力，引导事态向着理智。秩序的方向发展，不要使同学们负出不必要的代价。但是，这十位校长不知道，现在，不论任何内容的广播。签名。游行。探望，除加强"民运─学运"的热闹气氛外，均已失去了它实现本来意义的可能性。

当日，又有新闻界。科技界。教育界。文艺界。医务界。企业界及民盟等单位十万人次上街游行声援学生；中央民族学院三四十名青年教师组成的绝食团也开进天安门广场；北京大学一四〇名教授就南京大学教师倡议发表《声明》，敦请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辞职；同时，北大朱德熙等十位教授，也发表了请政府更正对学潮定性的《紧急呼吁书》。该校以张炳久。袁红冰为首的一些青年教师还成立了"教师后援团"，协助学生与社会各界的联系工作，与政府进行沟通，为年高体弱，行动不便的老教授提供到广场看望绝食学生的方便；同时负责交换各高校教师的意见和要求，为政府与学生的对话提供咨询，保障绝食学生的身心健康与生命安全。当日，北京以外地区上街游行人数也逾十万，波及二十余个城市，近百所高校。绝食学生增加到一千二百名。

第二天，与绝食学生一起度过了四天四夜的北师大青年教师刘晓波，以个人名义在天安门广场发表了《告海外华人以及一切关心中国问题的外国人士书》。他说，如果政府还迟迟不公开回答学生所提要求，绝食运动将无限期延迟下去，这对于国家和学生都将造成重大的。不可挽回的损失。他呼吁"在最大范围内"为绝食学生开展募捐活动，因为"人的基本权利。人道主义的立场，是属于全人类的"。

──自"四·二六"社论发表以来，"一小撮"。"长胡子的人"一直象一个巨大的磨盘压在知识界的心头，而学生的绝食使他们终于有勇气站起来，掀掉这块磨盘。他们天真地以为，从此，人人都只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再也不存在幕前幕后之分。而没有想到，有一天，自己也会成为别人棋盘上的一颗棋子。

指出：人説“知识界与社会各界的卷入”——我看知识界与社会各界魚龍混雜、泥沙俱下，觀察整個潮起潮落，它們先是勾心鬥角，後是互相出賣……活生生地演出了一幕“改朝換代”的鬧劇。

第四节 邓小平上街与赵紫阳的眼泪

五月十三日，当北京学生把“绝食”的黑色旗幡在上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旗杆升起时，八九民运中的第一个"玩火者"北京市委已经意识到问题的棘手了。当晚，市政府便派工作人员到广场进行了一些无济于事的劝说。并带去一千包软包装饮料。以后，又命北京市红十字会接手绝食晕倒学生的抢救工作。按有关资料统计，为应付这场他们亲自呼唤来的“天外来祸”，先后调动了一百多辆救护车，数百名医护人员日夜守护绝食现场，动员五二家医院腾出近两千张病床，调运六千顶草帽，一千条军用棉被，七八辆大客车，四百多块厚木板，并在天安门广场搭起临时冲洗厕所。此外，还调用了许多防中暑。感冒。腹泻药济，及大量面包。饮料等；仅北京市急救中心，就用去近四百箱各种输液药品。[二〇]事后，绝食学生的生命得以保全，与北京市与中央政府的一系列措施当然是分不开的。但主要还是广大医务工作者伟大的人道主义和献身精神及全社会的舆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政府方面，从后来的所作所为全面判断，“救人”基本上仍是出于政治的考虑。因为，不能设想，一个怀着人道之心抢救绝食者的人，五月十六日，当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时，会有意断绝天安门广场供水，此后又用枪弹夺去那些在绝食后留存下来的性命。

学生的绝食，使第二个"玩火者"赵紫阳也开始感到火有点烫手。

自“亚行讲话”之后，赵紫阳一面部署用新闻改革冲破“保守派”的反改革包围，一面拋出“六点意见”，争取社会形象的改善。五月八日，[二一]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与北京市委提交的以坚持“四·二六”社论基调和批驳赵的“亚行讲话”为内容的七个文件针锋相对，赵紫阳提出了六点意见︰一。尽快公布审查国务院直属的四大部级公司[二二]的结果；二。取消副部长以上领导干部的特殊供应，但七五岁以上的老同志仍然保留，公布副部长以上的领导干部的经历和财产；三。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设立社会监督委员会，专门受理副部长以上领导干部及其子弟违法乱纪的案件；四。尽快制定新闻法，扩大新闻自由；五。司法独立审判，不能再搞联合办案；六。一切问题的解决，都要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进行。他建议，如果大家同意，由新华社发通稿，明日见报。但由于李鹏坚持反对，政治局没有讨论赵的意见，有关信息只好由人大常委会在即将召开的七届八次会议的议题中透出。[二三]

但是，赵紫阳也许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他的政敌把他逼到悬崖边的时候，学生一方也同时抽掉了他身后唯一可以脱险的跳板︰就在人大公布将于六月二〇日正式从法律和制度方面考虑目前学运要求的当口，学生同时做出了绝食的决定。此时，赵紫阳还能做什么呢？而从五月十三日开始，他的阵营里除统战部长阎明复的一条三寸不烂之舌外，已没有其它可资利用的部件了。当新闻界准备对话的代表正情意殷殷地等待着与政府共同再创“奇迹”时，胡启立以“等待局势平静后再进行”的回答，使之成为了一个世纪性的梦想。

五月十六日是"巨星"会晤的日子，但是，这一天的白天，是属于邓小平和李鹏的。

黄昏终于来临，钓鱼台国宾馆，只安排了十分钟，是属于赵紫阳的。面对机智明快的苏共领袖戈尔巴乔夫，面对举世瞩目的时刻，赵紫阳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他想到了︰“他是真的，而我是假的。我要把这告诉全世界！”所以，当他步入会场时，首先问的第一句话，是学潮以来学生使用频率很高的话︰“是直播吗？”当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的最后一点担心也放下了。

果然，人们这一天从直播的电视上看到的赵总书记，有一种少见的轻松和愉快。但他的讲话却令举世震惊！

戈尔巴乔夫先对赵紫阳说︰我们两个总书记的会见，说明我们两党关系的正常化，这是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赵紫阳对戈尔巴乔夫说︰上午你和小平同志的见面，就是两党最高级的会晤。七八年以来，邓小平是国内外，我们党公认的领袖。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在前年召开的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根据邓小平同志本人的意愿，他从党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常委的岗位上退了下来。但是，全党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需要他的智能和经验。这对我们党是至关重要的。十三届一中全会我们党通过一个决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因此，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总是向邓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邓小平同志也总是全力支持我们的工作……[二四]

只有党的中央，只有赵紫阳本人，才知道后面的这些话是多么地言不由衷！但是没有办法，这是他给自己出的一道难题。他既不愿意再当傀儡，也不能公开与他的恩师过不去。这位曾有效解决过六十年代广东人逃港，七十年代四川人吃饭等共产党国家举世公认难题的政治家，在党内斗争的暗礁前不得不搁浅了。

五月十七日，也许是为了作最后的努力，赵紫阳对学生发表了那个保证决不进行“秋后算账”的书面讲话。但这个讲话除更加暴露了他面对自己打开的“潘多拉”的匣子放出“洪水猛兽”后江郎才尽的窘境，什么作用也没有。此时，针对他的其实已没有多少可靠性的“信誓”，人们已针锋相对地指出︰现在不是你对不对我们“秋后算账”的问题，而是我们对不对你们"秋后算账"的问题了。

其时，这位党的名义上的最高领袖，在诺大个中国，在沸腾的首都，已经成了最无事可做的人。等待他的，只能是一个“多汁的诗人”的命运。联想到两年前他拋弃改革派同盟胡耀邦，以开拓自己的前程，一九八九年初打算牺牲知识分子，以渡过政治危机等往事，人们只有替他感叹政海沉浮的无定而已。

有人愿意把赵紫阳对戈尔巴乔夫的讲话与第二天开始的“倒邓狂澜”说成是一种“巧合”。因为事情明摆着卡壳在邓小平那里；十七日，是学潮一周月，也是学生绝食达一百小时的日子。在这个日子里，不论有没有赵紫阳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谈，人们总是会有所表示的。但考虑到邓小平作为改革领袖在人们心目中的威望，他是否会象一九六六年的刘少奇一样，被推上了大街，还是值得疑问的。在那场运动中，虽然刘少奇在学校推行镇压“右派学生”的“资反路线”可以看作他为自己下台的铺垫，但没有毛泽东的撑腰，一个党的“一线”的领导人，一个国家主席，要“上大街”还是有一定距离的。当然，此次赵紫阳究竟出于什么动机，还有待事情的进一步揭秘，但是，事实总归是发生了︰

请看《惊心动魄的五六天》对这一天的情况是怎样记载的︰

从上午起，声援学生的队伍打着横幅，呼喊口号，陆续走进天安门广场。游行人数达几十万之多。在声援的队伍中，有高校的教师，中小学教师和中学生，有新闻。出版。科技。法律。公交财贸。商业邮电。市政。饮食。工厂。企业。医疗。国家机关等许多部门。行业的职工。还有民主党派和宗教界人士……游行队伍中，攻击邓小平同志的横幅。标语急剧增多。下午，天安门广场传出邓小平已经辞职的谣言。一些人抬着棺材游行，烧毁邓小平同志的仿真像，在天安门广场放鞭炮。同时，游行队伍和天安门广场充斥了“拥护赵紫阳”。“赵紫阳荣升军委主席”等标语。口号。在这前后，咒骂邓小平同志，攻击李鹏同志的标语。口号铺天盖地，有的要求“邓小平滚下台”……[二五]其实，说“拥赵”表语充斥与攻击邓。李的标语铺天盖地都有些言过其实。但后者的内容之丰富，却是前所未见的。如︰邓大？党大？不管白猫黑猫，只要下台就是好猫；听小平的？听人民的？小平下台，人民作主；帘子破了！小平辛苦了，请退役；想小平，盼小平，小平来了不太平；打倒中国的马科斯，赶走全斗焕，不要勃列日涅夫，要戈尔巴乔夫；不要中国特色的摄政王；小平，我们的孩子在挨饿，你们的孩子在干什么？如此“帘政”，国将不容；人老了，弦子也调不准了；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天下为“公”；人过八十要糊涂；我们盼小平归故里，拥护您去当职业牌手；希望邓小平顺应历史潮流回家去；四川宜宾师专迎接小平回乡养老；小平您好〔一九八四〕糊涂〔一九八九〕；要廉政，不要垂帘听政；帘子后面找政府；邓小平〔八五〕戈尔巴乔夫〔五八〕。一队小学生挑着的横幅上写着“邓爷爷，快出来！”有的领呼口号的人，还操着一口小平家乡的四川口音，与整个气氛的欢快。戏谑一起，既表现了人们对这个八五老翁的轻蔑，也不乏几分亲切。

总之，这一天，人们借声援学生发起了对邓小平的宣泄性抗议，但大量的标语口号仍是声援学生，抗议政府对绝食一百个小时置之不理和砰击弊政的。这样的口号如︰社会科学院拟定的一份“五·一七全市游行口号”，共列一八条︰〔一〕声援学生绝食斗争；〔二〕坚持改革，反对倒退；〔三〕学潮不是动乱；〔四〕推倒四·二六社论；〔五〕政府必须公开承认四·二六社论错误；〔六〕我们要民主，不要独裁；〔七〕我们要法制，不要人治；〔八〕绝对权力，绝对腐败；〔九〕维护宪法，维护人权；〔一〇〕捍卫新闻自由；〔一一〕老人政治，必须结束；〔一二〕拥护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一三〕欢迎子弟兵和人民站在一起；〔一四〕大学生万岁；〔一五〕人民万岁；〔一六〕打倒官倒，反对腐败；〔一七〕提高警惕，保持秩序，防止坏人趁机捣乱；〔一八〕民主万岁，自由万岁。

九三学社的横幅是"要真理，不要面子"；

个体户请愿团的横幅是"还我自由"；

中国检定研究所的横幅是"腐败==爱滋病"；

北京服装学院的标语是"请政府穿比基尼，增加透明度"；

宣武医院的横幅写的是"难产，难产，政府难产"；

《中国青年》杂志社和团中央的一幅对联说︰

大贪抓小贪──安定，大倒整小倒──团结，横批︰国际笑话；

中央财经学院的一幅横幅是，“八八年，官员吃喝四一〇个亿；教育经费三五〇个亿”；航天部的一幅标语写着“导弹，导弹，瞄准腐败”；

中国政法大学的一横幅写着，"秘密决议──四一〇〇万党员的耻辱"；

公安大学四百名穿警服的学生，也打着"警察醒了，维护正义"的标语上街游行。

此外，还有"一天不理，是为呆也；二天不理，是为蠢也；三天不理，是为昏也；四天不理，是为恶也；五天不理，是为残也；六天不理，是为虐也；七天不理，必完蛋也！""民可载舟，也可覆舟"；"卖掉奔驰，不买国库券"；"给官倒放个节育环"等类标语。

在这一天的游行队伍里，还出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画像。

据有关资料统计，十七日全天，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人数约达三五万人。八个民主党派在“中国的民主党派”的大红横幅引导下，进入广场。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单位有中直机关。中组部。统战部。国务院机关。外交部。文化部。卫生部。广播电影电视部。审计署等；工人队伍里有首都钢铁厂。北京齿轮厂。北京第二。第四机床厂。北京起重机厂。二七机车车辆厂。北京第四制药厂等单位，及煤炭。石油。铁路。建筑。造纸工人。此外，还有上访人员声援团。失足青年声援团。个体户声援团。农民声援团。失业的人声援团，也参加了游行。据称，"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约十几平方公里的范围，二四条主要交通干线处于瘫痪状态。"[二六]

同时，在各个校园里，也有不少“倒邓”的言词散发。如一首用流行歌曲《一无所有》的曲子填的新词说︰

我总是问个不休，小平你何时才退休，你频频微笑地告诉我，老鼠还没逮够。

我一直问个不休，紫阳你到底几把手，你无可奈何地告诉我，大小总是个头。

我曾经问个不休，李鹏你属狗还属猴，你仿佛谦虚地告诉我，反正不属牛。

我必须问个不休，耀邦干嘛这样早地走，你忧郁的眼神告诉我，死了乐悠悠。

我还是问个不休，中国还有没有救，谁能明白地告诉我，茫茫我神洲。

在"倒邓狂澜"席卷首都的日子里，还有两件最无辜的东西──瓶子和猫──也遭受空前劫难。前者因为与“小平”谐音，所以每每遭到粉碎的命运。平白无故地，你就能见到有人摔玻璃瓶子，给大街楼道留下一片“水晶”；后者因邓小平六十年代初期讲过一句名言︰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于是与邓结下了不解之缘。文化革命中毛泽东因此批他“老右”；改革开放后理论界又为此平反；改革出现失误后，人们便开始不客气地称邓小平思想是“猫论”了。"倒邓狂澜"中的长安街上，游行队伍常常有人用竹杆吊着这种驯良的动物，招摇过市。

当然，除上述这些发泄性质的“倒邓”言行外，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是，它终于出现了一种严肃的声音。这就是知识界人士发表的《五·一七宣言》。下面是这篇宣言的内容全文︰五一七宣言

从五月十三日下午二时起，三千余名同学在天安门广场进行了近一百小时的绝食，到现在已有七百多位同学晕倒。这是我们祖国历史上空前悲壮的事件。同学们要求否定人民日报四月二六日社论，要求现场直播和政府对话。面对我们祖国儿女一个又一个倒下去，同学们的正义要求迟迟得不到理睬，这就是绝食不能停止的根源。现在，我们祖国的问题已充分暴露在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面前，这就是，由于独裁者掌握了无限权力，政府丧失了自己的责任，丧失了人性。这样一个不负责任和丧失人性的政府，不是共和国的政府，而是在一个独裁者权力下的政府。

清王朝已灭亡七十六年了，但是，中国还有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昨天下午，赵紫阳总书记公开宣布，中国的一切重大决策，都必须经过这位老朽的独裁者。没有这个独裁者说话，四月二六日人民日报社论就无法否定。在同学们进行了近一百小时的绝食斗争后，已别无选择︰中国人民再也不能等待独裁者来承认错误，现在，只能靠同学们自己，靠人民自己。在今天，我们向全中国。全世界宣布，从现在起，同学们一百小时的伟大绝食斗争已取得伟大胜利。同学们已用自己的行动来宣布，这次学潮不是动乱，而是一场在中国最后埋葬独裁。埋葬帝制的。伟大爱国民主运动。

让我们高呼绝食斗争的伟大胜利！非暴力抗议精神万岁！

打倒个人独裁！独裁者没有好下场！

推倒四·二六社论！

老人政治必须结束！

独裁者必须辞职！

大学生万岁！人民万岁！民主万岁！自由万岁！

关于《五·一七宣言》的起草过程和"倒邓"问题的提出，目前，还等待更多的材料问世才能揭开这个谜。但包遵信的回忆可为我们提供一些零星线索︰

五月十六日晚七点多，北大一位姓邢的研究生来找我，说︰我们觉得现在应该明确提出“倒邓”，大家商量请您出头，发表一份声明。如果需要和他人联系，我们可以帮助跑。我听了一愣，倒不是由于他提出“倒邓”，因为下午我从北大回来时，从广播中听了赵紫阳对戈尔巴乔夫的谈话，……就感到事态的发展会把矛头直接指向邓小平的。我感到纳闷的是，这位姓邢的同学究竟是代表谁来的。他所说的“我们”是哪些人？我知道他在陈子明那个研究所兼职，但我与陈子明很少来往……起初，包遵信以为此人是学生派来的代表，但当他到广场走了一圈，用谈赵紫阳讲话，暗示推翻“四·二六”社论问题系于邓小平一人之身等问题试探之后，发现学生虽然无限忧虑，但还没有人提“倒邓”问题。

当我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快一点了，却看见陈子明留给我的一张条子，说他来访未见，让我回来给他打个电话，并告诉了他家的电话号码。陈子明从来没找过我，现在这么着急找我，肯定有重要的事，是不是与小邢找我的事有关？我拨通了电话，陈却说没什么事，只是看看我。奇怪，看看我为什么还要我给你打电话，还是有什么事电话里不便说？这是一个疑问，带着它，我进入了梦乡……也许是因为电话里不便说，也许是因为事情已另外有了着落。如果是后者，说明有人在这个夜晚是够忙碌的，至少这个主意在赵紫阳讲话〔下午五时四〇分〕之后两小时之内就想出了。而在半夜一时之前，他就为中国“第二个辛亥革命”找到了孙中山！或为"第二个护国战争"找到了蔡鄂！

果然，当第二天的太阳刚刚升起时，不仅孙〔蔡〕找上了门来，而且，一篇"起义宣言"〔或"护国宣言"〕都已起草定稿完毕︰

五月十七日晨，我起床不久，就接到严家其的电话，问我上午是不是有事？说九点在政治学所有个会，希望我能参加……严家其见我进来就说，你来得正好，我们在研究今天游行的口号，你看看有什么意见？说着就从正在抄写的年轻人手中，将拟好的口号拿来递给我。我看了看，有二十几条，……我说很好……这时严又将我叫到他身边，从几份复印件中拿出一张递给我说︰你看看这份东西。我一看，正是《五·一七宣言》。

……

我看了以后，好半天没吭气，严就问我︰怎么样？我指一指李洪林等人问严︰他们看了没有？严说︰他们看了，说还要考虑考虑。我觉得现在可以提出这个问题。我说︰我同意你的看法，我们反对老人政治，维护民主集中制有什么错？严说，那你是否就签上名？我说这可以。他让我先签，我坚持由他先签。[二七]此后，包遵信把这份《宣言》带到广场，并交台湾《联合报》记者王震邦，《宣言》于是便成了一九八九年五月的"倒邓狂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显然，如果没有《宣言》，赵紫阳的讲话也会提醒人们，五月十七日的长安街上，也少不了“倒邓”的口号，但它们只不过是老百姓的牢骚发泄罢了。但宣言赋予了这一天的行为一种永恒的理性。而赵紫阳对戈尔巴乔夫泄露“天机”的讲话之所以能够"开启"这扇"地火之门"，其原因还是在自胡耀邦逝世一个月来，因"四·二六"社论迟迟得不到纠正而积蓄起来的民众的不满。当然，完全将此事存入“社会档案”也是不公允的，赵紫阳。严家其毕竟有“首义之功”。因为，赵紫阳对戈尔巴乔夫泄露的所谓秘密，对中国人早已不是秘密。他的讲话内容与“倒邓狂滥”在时间上的如此紧密衔接，无疑是在客观形势下，人们把它当作了一个行动的信号。

从当时的情况看，真正公开提出这个问题，的确是需要一定的勇气和冒险精神的。所以，在《宣言》征求签名过程中，许多人提出了“时机是否成熟”的问题。但一旦有人提出，可以理解的是，一个在辛亥革命的光荣历史教导下，在反帝制。反封建革命精神照耀下过着自己精神生活的人，要接受“倒邓”的事实并不需要在思想上作太大的飞跃。更何况党的总书记已经说话了，人们没有理由怀疑，他是在已经有了把握的情况下，才作此惊人之举的。

没有想到，这一回，是总书记有意放了一个“湿爆竹”。第二天，当寄望于他的人们把“倒邓”的口号喊得更响的时候，他居然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不干了。第三天早晨，他来到广场绝食学生中，对自己“来晚了”表示了欠意，并洒下忧国忧民更顾影自怜的最后的眼泪。随后，在大军的进军北京声中，请假病休去了。其实，在民运中，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始终在考虑如何收场的问题的。大量表面上助长了学潮声势的活动，其初衷未始不是为政府，尤其是为邓小平找下台的台阶而发起的。如四月下旬知识界声援《世界经济导报》，试图迫使江泽民承担动乱责任；五月一七十八日"倒邓狂澜"中，《人民日报》社。理工大学研究生。化工部化学研究所。国旅北京分社。《旅游》杂志，航天部的游行队伍专程到北京市委。市政府抗议。请愿，特别是第二天由北京市所属新闻单位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法制报。北京科技报。首都经济信息报。北京电视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一百多名新闻工作者到市委机关请愿，要求北京市委。市府“向人民交待请战真相”；教委系统要求罢免何东昌；同日，以曹思源为首的“学者代表”十二人和以王丹为首的学生代表九人提出的建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授权一名常委处理学生绝食问题，[二八]均是一些希望问题绕开邓小平的带有引导意义的偿试。中国社会科学院甚至有部分人广为张贴《就丧失领土主权一事告全国人民书》，披露了中印边界领土争端的所谓“惊人消息”，企图把一场对内的以政治民主化为诉求的运动，引向对外的民族主义运动。

此次学运中，邓小平的确表现出了缺少治理现代国家政治的能力和根深蒂固的家长作风。“倒邓”问题的提出，正是这和人民对现代国家和政治家的要求已产生尖锐冲突的表现。但客观地说，这还不是全体人民的要求，只是人民中具有现代觉悟和与知识界接近的这一部分人的要求。“倒邓”，是人们政治现代化要求的一部分，但并不是这种要求的总体。因为，这种口号缺少现代政治的操作方式。通过十年改革，大多数觉醒者已经形成了渐进的。改革的。按法制轨道进行的。程序化的运作以“促使国家逐步‘长入’现代化的共识，他们的大多数和人民的大多数，都没有进行一场革命’的思想和准备。邓小平是‘无冕皇帝’。他的权威不仅是建立在人心的基础上，而且是依习惯而成立的。按成文‘法’要求，对于他是不打自倒的事情；按习惯法，打倒一个皇帝需要经过革命。如果不通过革命，而是走"程序，"用成文法打习惯法，无异于"关公战秦琼"，接不上火。但是，在人民还没有准备接受一场革命的时候，提出这种只有革命才能实现的口号，如同在子宫不适于怀胎条件下要求植胎一样，未免是一种铤而走险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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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一]项小吉曾荣获"第二届亚洲辩论赛"最佳辩论员称号。

[二]按《平暴纪事》和《惊心动魄的五六天》的说法，五月四日在天安门广场，是周勇军宣读的《五四宣言》，吾尔开希讲话并宣布了复课。

[三]见《历史的一部分》第二三、二四、四四、六二页。

[四]参见《北高联的四十日》。

[五]一说是十六日增至一八〇〇人次，见《平暴纪事》第八三页。另一说是十五日已增至三一四七人，见《颠狂的蛇年之夏》第一一二页。《京都血火》说十六日绝食学生为"千余名"。见九九页。《人民日报》五月十六日的消息也称"上千名"。在该报五月十八日的一篇特写中，始提到"三千余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十九日刊登的一篇十八日讯中说，北京市急救中心"截至今晚六点，已救治三五〇四人次"。

[六]见罗点点《流血的改革》。[七]通过对资料的研究表明，当时在座的人中还有包遵信。苏晓康。刘再复也预知知识界的有关活动，但他们当天没有象严家其那样，表现出对这一系列事情的明确的责任感和坚决性。

[八]见《新闻导报》第四期，暮云的报道。

[九][一一][十二位]见《惊心动魄的五六天》第二九。三六。六八页。

[一〇]见本书第二章。

[一三]包文在提及《五·一六声明》时，一概称为《宣言》。

[一四]包文在此提到郑义与苏晓康也“客串”参加了游行，因为，正确时间应是五月一〇日。

[一五]根据郑义回忆，这次会议选出的游行组织者是赵瑜和他本人。后来事实上也是他们两人。参见《历史的一部分》，第四五页。

[一六][一八]见包遵信《未完成的涅》。

[一七]同[一五]。

[一九]同[九]，第一一八─一一九页。

[二〇]详见《颠狂的蛇年之夏》，第一三六─一三八页。

[二一]穆望在《中南海高层斗争真相》一文中，说此事发生在五月一〇日，陈一谘《中国︰十年改革与八九民运》则称是在五月八日。此处采用陈说。

[二二]即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康华公司。光大实业公司。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为当时社会所称"四大官倒公司"。[二三]五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刊登的新华社北京十一日讯只说︰委员长会议建议本次常委会听取关于清理整顿公司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学生游行示威和罢课问题的汇报；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草案〕》的议案；听取关于新闻法起草情况的汇报；审议关于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时间的决定〔草案〕。

[二四]见《中国︰十年改革与八九民运》。

[二五]见一二八页。

[二六]见《平暴纪事》第八四页。

[二七]本节所引包遵信回忆，均出自《未完成的涅》。

[二八]该建议共四条。见五月十八日《科技日报》。

谢选骏指出：這些參與者，都是各懷鬼胎，言不由衷，打著自己的小算盤——結果自然是“一盤散沙、各個擊破、兵敗如山倒”了。

【第七章 保卫北京城

上帝也有自私和贪婪，因为他创造了尤大。

正如一场接力比赛，自发产生的人民运动与企图利用它的人们，无不以压倒对方为目的，竞相追赶。当五月中旬即将结束时，这场

A 组由学生---->新闻界---->知识界---->全社会组成的，

B 组由玩火者们组成的比赛，双方都完成了最后一棒的传接。

谢选骏指出：每個人都只是根據自己的心思去想象上帝。

第一节 戒严令

五月十九日凌晨，赵紫阳终于在屡次受阻后来到天安门广场。在绝食学生避雨的公共汽车里，他老泪纵横地用手提扩音器作了其政治生涯的"告别演说"。他"希望同学们健康地活到我们中国实现四化那一天"，并说自己已经"老了，无所谓了"。这一天，邓小平启程飞往武汉，在那儿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据称是组织"第二指挥中心"。[一]

北京市当天下午召开处级以上干部会议，再次用"四·二六"社论统一思想，并提出以后讲话要以李鹏讲话为准。

晚十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在解放军总后勤部礼堂召开中央和北京市党政军干部大会。李鹏代表政治局常委讲话，要求大家紧急行动起来，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旗帜鲜明地制止动乱，恢复社会正常秩序。杨尚昆的讲话则通报了调兵情况。赵紫阳称病请假三天，没有出席大会。

第二天，由李鹏签署的《国务院关于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和由北京市长陈希同签署的组织实施戒严的一、二、三号令公开发布。

组织实施令规定︰自一九八九年五月二〇日一〇时起对东城区。西城区。崇文区。宣武区。石景山区。海淀区。丰台区。朝阳区实行戒严；

在戒严期间，严禁游行。请愿。罢课。罢工和其它聚众妨害正常秩序的活动；

严禁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制造和散布谣言，进行串联。讲演。散发传单，煽动社会动乱；

严禁冲击党政军领导机关，严禁冲击广播。电视。通讯等重要单位，严禁破坏重要公共设施，严禁打。砸。抢。烧等一切破坏活动；

严禁骚扰各国驻华使馆和联合国驻京机构；

在戒严期间，发生上述应予严禁的活动，公安干警。武警部队和人民解放军执勤人员有权采取一切手段，强行处置。关于外国人的规定有︰

在戒严期间，外国人不许介入中国公民违反戒严令的活动；

违反以上规定的，执勤人员有权采取一切手段，予以制止。关于中外记者的规定有︰

严禁中外记者利用采访，进行挑唆。煽动性报道；

未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外国记者。港澳台记者不得进入机关。团体。学校。厂矿。企业。街道进行采访。拍照。录像等活动；

违反以上规定的，执勤人员有权予以制止。戒严，是一个政府依法拥有的权力。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决定全国或者个别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戒严"的权力，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二]第八十九条则规定，国务院则可"决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范围内部分地区的戒严"。[三]由于宪法没有具体规定在什么情况下上述机构才能行使戒严权力，也没有对国家的首都与一般直辖市进行区别，更没有对"部分地区"进行界定，所以，在戒严的"合法"还是"非法"问题上，在民运人士中产生了不同的理解。但更多的人既不了解法律的具体内容，也不用这一方式来规范自己的思维。他们仅仅根据情理，就否定了戒严的必要性。在这一点上，他们不愧是中共"政治高于法律"信条的忠实的无条件的接受者。只不过，这一次双方在同一信条下，高举的是两种政治信条︰当中共说"权力重于一切"时，人民却说"民心决定一切"。

那么，此次戒严决定的出台，是以什么为根据的呢？事实表明，它是以一个或几个老人的感觉为依据，以他们对权力危机的感觉为依据的。

根据《中国︰十年改革与八九民运》和《流血的改革》所述︰四月十八日到二三日之间，中顾委。中纪委的一些老人就开始广泛搜集学生在激愤与不满情况下的偏激言论与口号，尤其是听了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的报告以后，更断言这次学潮引起的民运是一场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复辟资本主义为目的的动乱。所谓李锡铭的报告，就是四月二四─二五日北京市委向政治局和邓小平汇报时所用报告。它的突出特点就是首先把学运说成被一小撮坏人操纵的，然后说学生的矛头是对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是对准老同志。特别是小平同志的。并列举了学生根据传闻画出的"关系图"，用以刺激这些老人。其次，李的报告把学潮归咎于中央主要领导人的软弱和纵容。据说，在李锡铭向政治局汇报的当时，胡启立就建议"还是听听群众的意见"，但王震当场反驳说︰"为什么不听听我们老同志的意见"。他们由此也得出结论︰事由在学生，但根源在党内。按照李先念的说法，就是"党内的两种声音"。

五月上旬以来，几个已经退休和半退休的老人一直在邓小平周围活动。杨尚昆在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四日召开的军以上干部传达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精神时，也透露了当时的情况。他说︰"多年来，几位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坐在一起讨论中央的事情，这是第一次。小平、陈云、彭真、邓大姐、王老都觉得无路可退，退就是我们垮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垮台，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就是美国杜勒斯所希望的，经过几代之后，我们的社会主义要变成自由主义。"陈云说︰"这就是要把几十年战争夺得的人民共和国，成千上万革命烈士的鲜血换来的成果统统毁于一旦。" 

早在五月八日，即党的总书记兼中央军委副主席赵紫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清理整顿公司等六条意见时，呆在北戴河的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就开始召见各大军区军兵种的负责人。将几十个野战军以换防。拉练。野营的名义往北京调动。五月一〇日，杨尚昆向他汇报了伊朗总统哈梅内伊要求会见的情况，邓曾以"我心情不好"加以拒绝。从五月十六日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中苏最高级会晤的新闻节目中，人们看到的那个与戈尔巴乔夫交谈的邓小平言语支唔，反应迟顿，的确是一副"年迈昏庸"的样子。但是，据说，他居然听见了到大会堂找水喝被拒绝的人打破玻璃的声音。[四]可见他老兄虽然身在大会堂内，心却在天安门广场。学潮，他本人"四·二五"讲话的反应，广场的绝食学生，始终是他的一块心病。

五月十七日，是正式决定采取戒严手段的关键时刻。这一天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先是讨论了退不退的问题。赵紫阳提出，不能因一个人对学潮的定性，大家就不能改动。学生运动的主流是好的，是要推动改革和开放，打倒的是“官倒”。李鹏的发言偷换了概念，把对学潮的评价问题转眼变成了对党的评价问题，说，党这么多年来，成绩是主要的。如果从“四·二六”社论上退下来，政府和党要蒙受重大损失。胡启立的发言比较了两种意见导致的结果，但不作结论，态度“骑墙”。[五]这一天正式的政治局常委会议没有任何结果。

会后，赵紫阳要求单独见邓小平。但当日深夜，邓小平将五常委与李先念。杨尚昆一起召到了家中。

一开始，邓小平就对在场的人说︰就这样拖下去不行，究竟怎么办？还有没有退路？退到哪里去？

杨尚昆说︰这是水坝最后一个大坝，一退就垮了。

赵紫阳说︰对当前的问题，我认为有两类解决办法。一种办法是软办法，一种办法是硬办法。软办法就是，承认学生是爱国的，承认学生组织是合法的，改变"四·二六"社论的说法。硬办法中，一种是空硬，就是发表"四·二六"社论那样的东西，公安局发布十条，不许学生游行，上街。这种办法已被实践证明是没有效的。另一种硬办法就是实硬，也就是戒严，军管。这种办法短期内可能奏效，长期来讲会使国家陷入动荡不安之中。

接着，姚依林对赵发起攻击，历数了他的四大罪状︰第一，搞乱了经济，搞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第二，支持学生，支持动乱，和党中央不一致，和小平同志不一致；第三，分裂了党〔据称，这时李鹏指着赵对邓小平说︰他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就是把你推到第一线，要你承担全部责任，这是分裂党中央〕；第四，两个儿子是最大的官倒。

邓小平说︰我知道你们中间有争论，但现在不是来判断争论的问题，今天不讨论这个问题，只讨论究竟退不退。

于是，常委们在这个非正式会议上对戒严问题进行表决。赞成的是李鹏。姚依林，反对的是赵紫阳，乔石表示服从组织决定，弃权，胡启立表示服从组织决定，弃权，保留个人意见。

最后，邓小平表态说︰我赞成常委大多数同志的意见。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成绩是主要的。

戒严决定就此通过。

赵紫阳在戒严决定通过之后说︰这个方针我执行不了，退还是不退总要有个决断。小平同志和几位老同志决断了不能退，有决断比没有决断要好。但这个方针我执行起来有困难。我身体不好……

邓小平说︰你知道少数服从多数是我们党的原则，我们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六]

事后，执政党没有象以往一样，将自己的决定“会知”人大。政协，连做一做让他们“举手”或“鼓掌”通过的表面文章的兴趣也没有。人们设想，如果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在京的话，他会不会站在赵紫阳一边？因为，直到五月十七日，身在加拿大的万里还发表讲话，声称"学生要求民主反对腐败是爱国行动"。[七]赵紫阳甚至还电召万里提前回国。但值得考虑的是，万里虽然有他自己的明确立场，但他会与政治局常委的“集体决定”对抗吗？他会与他的老牌友邓小平在最后的年月里分道扬镳吗？他虽然有功于国，有信于民，但在现行的权力体制下，他的委员长位置的获得，毕竟是中共，特别是以老人为重心的幕后政治派给的。权力的授予者也有权力的收回能力。在这一点上，他的最后表现虽然可以称为一大"悬案"，但大至结果是不难推定的。就是赵紫阳，也没有提出戒严问题应交据说有多数反对[八]的政治局讨论，而是消极地卸去责任，万里，能够比他的这位改革盟友走得更远吗？

据驻石家庄的二七军某副政委回忆，他们于十八日晚便接到了进京命令。

十九日上午，就在北京市委召集处以上干部会议统一思想之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谘召集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的部分负责人，以及体改所正处级以上干部会议，通报了赵紫阳当前的情况和关于戒严的绝密消息，并决定就当前形势公开表示自己的态度。

"三所一会"之所以能一反历来党内斗争的传统，与他们新生代的特征和成长的历程是有关系的。他们不属于任何旧的山头，是中共党内最新鲜的血液。由于邓时代是在"前朝老臣"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文革前十七年计划经济的思路和"左"的科研路线，使改革事业中能够提供决策参考的新思维和人才奇缺，十年文革造成的干部断层，使他在干部力量上已无法承担起改革新使命。于是，便发生了陈一谘回忆的以下过程︰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鲍彤先找我谈了几次话，接着赵紫阳找我谈了三次。赵紫阳当时主要谈了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说︰你们在农村改革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现在，改革的重点转向了城市。一大批三。四十岁的中青年成长起来了，他们上过山，下过乡，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又学了各种理论，思想上框框比较少。应该把他们组织起来，为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服务。第二个意思他讲︰不要把所有能干的人才都集中到一个单位，要把中央和国务院一批有眼光。有知识。有能力的人组织起来，用一种方式让他们定期或不定期地讨论中国改革的问题……正好当时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薛暮桥先生也提出应该建立一个青年经济学家的组织，这时很多人找到我，希望我出面来组建一个青年经济学会……谁来当会长呢？当时很多中青年建议由我来当。我考虑到中国的现实，应该找一个更有影响的。离决策比较近的人来作这个会长。当时很多人提出来一些老的经济学家，象薛暮桥。于光远。马洪等。当然他们都很好。可是我反复征求各方面的意见之后，决定请鲍彤担任北京青年经济学会会长。鲍彤当时担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他本人思想敏锐，方向清楚，办事果断，为人正派，很得赵紫阳本人的赏识……我对他说︰第一，你在改革中做出了很多重大的贡献。第二，你可以经常把上层决策遇到的问题转达给我们，我们也可以把一些研究结果转告给你。第三，中国菩萨太多，拜这个不拜那个都会有意见，把菩萨都请来也请不起。他考虑了一周以后，同意担任会长…… 

第一批理事二百多人，分布在中央各部委。研究机构。大学，都是由各单位推荐的三四十岁的。在前一段的改革中作出过贡献的一批人。从这以后，每到经济发展和改革遇到新问题需要解决。需要研究的时候，我们就召开各种不同方式的会议。讨论的结果上送。[九]陈一谘请赵的秘书任会长的做法，当时曾引起中青年学术思想界的议论，因为它违反科学相对独立的原则，把应该以自由为前提的不受拘束的科研工作纳入了奏折学派的轨道。但它从另一方面却加强了改革派的社会与政权基础，形成了党内新生代与赵紫阳的政治同盟。他们的素质虽然限制了中国八〇年代改革的想象力，但从纵向比较来看，他们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刷新了共和国的历史。

从这个背景看，陈一谘当然是要插手民运的。还在一九八八年岁末，这批忠心耿耿的"熊瞎子朋友"[一〇]就在港刊上掀起了那场"倒邓保赵"的愚蠢的运动；一九八九年四月京丰宾馆会议上，[一一]他们也发出过改革派即将受挫的警告，及类似团结起来，保卫改革的号召。自四月中旬学潮之风起于青萍之末时，陈一谘就已经按照自己的理解在动作了。四月十八日，以北京大学部分师生校友名义打出的悼念胡耀邦的巨型条幅"中国魂"，就是体改所的北大校友捐款制作的。当时，起家与胡耀邦关系密切的陈一谘就关注着学潮的发展，感到"民心不死，民气可用"。赵紫阳发表"亚行讲话"以后，他们也试图与在野的"职业革命家"达成一致，使事态在赵所指引的轨道内进行。但是，这种愿望在对方记恨于他十年改革垄断了"进言渠道"的旧账面前，碰壁而归。胡耀邦逝世以来，在北大还屡次出现类似"救赵"的言论，试图把学生的抗议引向保卫包括改革派在内的"改革成果"。但这些言论也立即受到谨慎的警告。有独立意识的知识分子决不希望学运充当"政客的拐杖"。[一二] 

智囊们的动作与赵紫阳的真意未必一致。前者确有利用学运挽救赵紫阳下滑命运的用意，而从赵紫阳本人在学运最初两周的情况看，是不愿当"胡耀邦第二"，所以急于要摘清自己与学运的关系的。

尽管如此，赵的这帮忠实的"熊瞎子"朋友并未因为赵的失势而见风驶舵，而是始终如一地站在总书记的周围。五月十九日会议的成果，是以"三所一会"的名义，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六点声明》，该声明的全文是︰

关于时局的六点声明

一。这次以大学生为先锋。绝大多数社会阶层广泛参加的爱国民主运动，谱写了中国民主运动史上最辉煌的篇章。

二。事态演变到今天这样的严重地步，完全是由于党和政府在决策上的失误和拖延所致。

三。建国以来，党和政府的高层领导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脱离人民，违背良知，与人民群众的意愿直接对立。其原因在于传统政治体制不能按法制轨道运行，没有政治公开性，形成了只关心上层权力斗争，不以民族利益和国家前途为重的局面。

四。目前事态还在恶化。坚持已有的失误而继续失误，以至采取极端举动〔如军管〕，将会导致真正的动乱，甚至造成民族分裂。这种黑暗的前景是经历过十年文化革命的中国人民所无法接受的。

五。为此，

我们呼吁公开高层领导的决策内幕和分歧，由全国人民共同做出判断和选择；

我们呼吁立即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别会议，行使宪法赋予的最高权力，进行干预；

我们呼吁立即召开中国共产党特别代表大会，对政治局最近一段时期的工作进行审议；

我们呼吁各界声援活动务必保持理智和秩序，珍惜这次学生运动已经取得的成果；

我们呼吁各阶层人民组织起来，协助大学生做好维持秩序和后勤服务工作；

我们呼吁绝食人员多多保重身体，争取尽快结束绝食，你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祖国需要你们以更新。更持久的方式去取得新的胜利！

六。国家是人民的国家，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军队是人民的军队，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潮流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

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

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

北京青年经济学会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下午四时（封按：已知戒严）

该项声明是八九民运中来自中共体制内，以单位名义正式作出的第一个反戒严的行动。它反映了与改革命运攸关的一大批中青年干部，在是容忍中国人做暴政的奴隶，甘心出卖灵魂为这样的暴政充当驯服工具，以沉默来默忍强权的胜利，或是做人。做共和国主人，为道义而战的大是大非面前，取义成仁，与改革派领袖赵紫阳同进退的决心。较之于一九八六年胡耀邦下台时，胡派阵营的无声无嗅，分崩离析，不能不说是一种壮烈的举措。

戒严的消息带到广场，晚九时一五分，学生停止绝食，宣布改绝食为静坐。中央电视台中断正常节目，播出了这一消息。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一九八九年五月的天安门广场，实际上是当时消息最灵通之地。各种在朝在野的政治与非政治的派别，出于各不相同的目的，都把自认为重要的消息以最快的速度传到这里。其中不乏数支与最高决策者们有密切关系的消息渠道。而这些渠道中也有"太子党"有意识建立起来的。有人就曾在广场遇见邓小平之子邓朴方的秘书与广场绝食学生指挥部联系。学生领袖吾尔开希就是通过类似渠道得到戒严消息，并擅自宣布停止绝食而一度被免去高联主席职务。不过，太子党到此透露关于戒严消息，与赵紫阳派系的目的不同，主要是为了挽救其长辈的历史名声罢了。

谢选骏指出：人説“戒严令”，我看“共產黨”一直就是“戒严令”的代號，沒有什麽時候不是“軍管會”領導一切的，只是後來“軍管會”後來改名爲“軍委會”，而且還擺設了兩個睾丸——共產黨中央軍委和國家中央軍委，號稱是“一个班子、两块牌子”——歸根結底都是强暴治國。

第二节 进军难

还在戒严令正式发布的头一天，北京市民就已发现隆隆开入北京市区的军车，这时，人们就开始自发地起来抵制了︰第一批进城的军车被堵，是十九日下午在城西公主坟解放军总后大院门口。共五〇辆，由车牌是"V"字打头的吉普车。卡车。雷达指挥车组成。卡车上装载着钢丝床。桌椅。煤炭。柴火。大米等。

同时，在城东的呼家楼，城西南的六里桥，也有军车被堵。人们向军人讲述北京的事态，解释学生的要求和主张，要求他们绝对不能到广场去，不能镇压学生。在六里桥，还出现附近的居民给又渴又饿的士兵送食品的情况。他们把食品交给维持秩序的学生，由学生送到战士手里，战士和学生你推我让，使围观的群众感动得直掉眼泪。

据后来主要担任开道和清理天安门广场的二七军某副政委回忆︰"在这二〇多天里，对我们来说，是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特殊战斗。我们当时在老山，说老山是一个特殊的战场，这个地方比老山还要特殊。特殊就特殊在祖国的首都，好人坏人一时难以分清。既有生死的考验，也有政治上的考验，而且斗争的性质，更主要的是一场政治斗争，太复杂了。这些天经历了三个浪潮，可以说一浪高过一浪，一浪比一浪复杂。"（Memoir Tiananmen-2004）

第一个浪头是我们从驻地向北京开进。我们感到时间太紧迫了，部队来不及动员，准备工作非常仓促。十八日晚，我们接到上级命令，到北京来执行紧急任务，守卫首都的重要目标，维护首都的秩序。我们感到是非常特殊的政治任务。从胡耀邦逝世起，我们就十分关注报纸和电台，对舆论上某些导向，我们指战员还是有所警惕的。特别是我们军的领导，感到有一场风云要来……但是没想到来得这么急！

接到"紧急命令后，我们马上开会，统一思想。因为好几年没有复员，去年有大批老兵都复员了，剩下的几乎都是新兵。为了应付，我们打乱了全军建制[一三]临时调集，有许多干部都不认识自己的兵。二八〇名战士休假迅速招回，二七九名官兵把临时来的家属送走，三六五名干部战士推迟了婚期。已经买到车票准备探亲的干部战士，通知他们不休假。病房的干部战士听说有任务赶回营房。仅用六个小时，全部准备就绪。

十九日上午八点多钟，执行任务的部队就开始启程，向北京慢慢地开进……我们走的时候，感到自己非常保密。家在石家庄的干部晚上都没敢回家……可是外面很快就知道了。到了保定就被拦住了。后来才知道，是赵紫阳身边的人把这样的核心机密透露给人家。北京学生打电话到河北保定，保定学生出动拦劫。说什么也不愿意放。后来不知道是什么环节上起了作用，北京的高自联来电话指示︰不要管他们，让他们走吧！

那么就走吧！但走了一会儿又不让走了。说是高自联又来了一个电话，说刚才那个电话是错误的……哗！一下又栏住了。拦住了六〇〇多人……双方谈判，一直谈到二〇日的下午……后撤行不行呢？他们说后撤可以，一直把你们送回石家庄。好吧，你送就送吧！……这样，我们的部队又取道保定以西，到了徐水一带，又有四个青年在道上拦住……我一看，这四个人气色不大对，搞不好又要打电话，通报情况，又要堵车。我就说，下车，找个地方吃饭，确实也没吃饭。结果把那四个人甩了。以后我告诉先头部队，这个地方不能停留，赶快走。所以搞得大家措手不及。──这是第一个浪头。十九日夜里，机械化部队到了丰台。大兴一带。这时，部队来不及宿营，临时找不到住的地方。二〇日，部队第一次进城，就接到命令，要我们紧急向市区开进……来不及开会，只能电话联系，结果在开进途中，遭到部分青年的围困。

我们一个高炮旅旅长，带了三〇〇多人，一下子到了八宝山，在那里停了一下，刚开始很好的，才过了半个小时，哗──！成千上万的人上来了。我们被堵在了八宝山和八角村之间的一段青年公路上。卡车。公共汽车。垃圾桶。自行车，真是层层障碍。种种阻拦，使部队无法前进，更谈不上执行什么戒严任务。

从二〇日上午八点，一直到二一日一八点，整整被围困了三〇多个小时……白天是烈日蒸烤，晚上是冷风袭人。没有饭吃，饭送不上来……后来只能用救护车，让一些战士假装虚脱了，用送病号的名义把干粮送进来……一些厂子里的工人告诉我们战士，他们厂里有锅炉，水开了，可以去打。我们的士兵三三两两地可以去打水，人多了不让你出去，还得给他请个假，说"打开水"……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大学生给我们送来了吃的，喝的。吃就吃吧。吃完了，喝完了咱们再说。

五月二一日下午，部队接到暂缓进城，在郊区集结休整的命令。但围堵的人又不让你回来。我们有一个工兵团，有一百来人，在大兴黄村一带，最后被赶到一个厂子里去，然后把大门关起来。几个学生守在门前，光席子，一个枕头，睡在马路上，也够难为他们的……我们找到了这支部队，说回来吧！我那天换了便衣，汽车也不得不挂上地方的牌子，老远就得停下来，过关口时还得把两个指头伸出来[一四]但我们还是被看出来了……通过交涉，我们还是把部队接了回来。

担任清场任务的二七军奉命暂停前进。但被派遣占领"重要警卫目标"的部队却必需按时到达指定地点。据驻扎在京东通县某部中校团长回忆︰五月二〇日上午一〇时，该部队接到师长命令，进驻人民日报社。摩托车队刚开出营房即被当地居民围住。闯过此关后，又在朝阳区大北窑一带"被潮水般涌来的上万名市民学生团团围住，动弹不得。"他们想方设法摆脱困境退回营房。最后选择了以二九二医院为"前进基地"避开大道走小道穿农田，两步到位的方案。到了出发的时间，借用的"五副地方车牌照迟迟未到"，结果，不得不让"二一七名官兵携带武器。弹药。电台等物资"，"身穿花衬衣。牛仔裤。新潮服"，乘坐没有车牌的大轿车闯北京。当车来到北关桥重要路口时，他们跟在蔬菜运输车的后面，"伸食指。中指作 V 字手势，探出脑袋摇旗吶喊，嚷成一片"，才算蒙混过关。但到来达二九二医院后，部队不得不采取化整为〇的方法潜入市区。围堵群众在实践中也总结出识别便衣军人的经验，凡见到穿军裤军鞋。头发被军帽压倒的人，必要象"相女婿"一样围之，上下打量，审问鉴定，直到脱掉长裤看里面是否穿著军短裤。到广播大厦执勤的战士董振军被发现后，被关入地铁站，在黑暗的遂道里摸索了三天两夜，才到达指定地点。某部专业军士程志仕在被发现后，假装上厕所。翻护窗得以突围，差点被追上后，又钻入垃圾桶藏身才最终逃脱。[一五]

自五月二二日到六月二日，被困在城边的部队开展了热爱首都，热爱首都人民的教育，以及为驻地群众做好事的活动。这暂时缓和了军队与市民的对立情绪。而一旦他们重新开跋，这种"猫鼠蜜月"即行结束。二七军某副政委继续回忆说︰

从六月二日晚七时，开始向大会堂开进。当时为了防止再次进城受阻，避免和学生。群众发生正面冲突，根据上面的精神，部队采取了化整为〇，行微弃服，不带一枪一弹，全部便衣。徒手，不带挎包，只提一个塑料袋，步行进入市区。

……进城的战士三。五个人一组，有一个人负责……有些迷路了。因为出发前只是给每人画了一个草图︰丰台--->大兴--->大会堂西南，很简单。有的战士拐几个弯就走迷了。有的只到六月三日还在钓鱼台一带。又不敢问人，怕被发觉……有的找到了大会堂也不知道西南门是哪个口，转好几圈还进不去，往往要绕到广场去。一个战士到广场坐下，结果，一个高自联问︰你，干什么的？他说，我是民工。有人转了二三个小时的市区……有的战士找得很辛苦，又受了不少委曲，千难万难，突然在路上看见了自己的团长，忍不住热泪盈眶，上前大叫一声"团长"，结果周围的人一片震惊。怎么办？团长也害怕被围住，跑吧！

据北京市委编发的《平暴纪事》记述，五月二〇日，成千上万的学生和群众在昌平。朝阳。海淀。丰台。东城。西城。崇文。宣武等区。县的路口。马路上，阻拦执行戒严任务的解放军。武警，大批学生分散活动，动员工人。农民和群众一起行动。学生。群众拦住公共汽车，赶走司售人员，把车横在路上，或坐在。躺在马路上，不让军车。装甲车前进。有的从公共电汽车站推走电汽车当路障，有的用砖石砸碎汽车玻璃，有的扎坏汽车轮胎，有的把汽车掀翻，有的甚至投掷石块。酒瓶，袭击武警战士和公安干警……有的还将车上的军官拉下来，让他表态不去天安门，不镇压学生。还有人高喊︰"军队进京，受人欺骗，北京市民行动起来，保护学生。"围堵军车的群众，少则几十人。几百人，多则二万余人……

当日，地面公共交通全部瘫痪，地铁于一〇时左右停止运营。下午，有万余人聚集丰台解放军总后勤部西仓库北门，并用火点着了传达室。

二一日凌晨，一〇〇〇多学生。群众冲进地铁太平湖总站，用砖头堵住铁道。二〇〇〇多人堵住南苑机场，运油车队被拦截在外，汽油供应一度告急。宣武门。德胜门。崇文门。大北窑。吴家厂。八王坟。五棵松。广渠门。农展馆。天桥。六里桥。郎家园。东直门。东大桥。苹果园。红庙。十里堡。明光村。霞光街。亮果厂。紫竹院。三元桥。大磨厂。右安门。长安街。东单。天宁寺。莲花池等二八个路口被堵。

下午近四时，天坛西门传出部队准备在此空降的消息，天坛。先农坛。工人体育场大门立即被汽车堵住。截止晚六时三五分，北京站内外有二万人围堵。同时，九一七五次军列刚过沙河火车站，即被三四千名学生包围。[一六]

在反戒严的行列里，由北京市民中占改革的先机，"先富起来的"部分个体户青年的私人摩托车组成的"飞虎队"[一七]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些被政府称为"社会渣滓"的人，队伍雄壮，啸聚成群，忽来忽去，传递着各处出现的最新情况，也杖着民运的声誉干一些抢劫汽油的勾当。其队伍最多时达到三。四百辆。对于北京市民的这些反戒严活动，有关外电进行了及时的报道︰

"今天〔二〇日〕，一〇〇多万学生和工人公开反对政府，无视戒严令拥到大街上。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老百姓拦着配备冲锋枪的军队不让进城。""天安门广场上聚集着数十万群众，人们担心人民解放军会从地道冲进广场，工人们把垃圾车开到广场上，堵住地道出口。"──合众国际社

"〔二一日〕数以千计的市民在市区周围用公共汽车和卡车设起路障。在首都郊区的公路上，大批的军队被市民阻住无法前进。""一位驱车从东城去西城穿过北京的西方公民说，他经过了三〇多个分别由数以千计的抗议者守卫着的路障。"为防止军队便衣混进城区，人们还在沿路设置了检查站。对进城车辆进行检查。──路透社

"支持学生的工人和市民，一到晚上就涌向广场周围，据认为，抵抗军队的阵势在整个市区有二〇〇万人以上。"──共同社

"〔二二日，〕黎明前北京的大街上挤满市民，是为了保卫占据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免遭他们害怕发生的军事攻击。"──美联社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在一个军事家，一个统帅眼里，一个拥有现代武器和作战知识的现代军队面前，在几十万大军层层的包围圈中，这些居民构筑的层层障碍密密工事，就犹如一个人看蚂蚁辛勤的搬山筑穴，蜘蛛在拉丝布网一般。据称，这次奉戒严令进京的，有来自全国七大军区的军队，达三十五万人之众。他们大多出自作为军队"精锐"的野战部队；军兵种包括步兵。炮兵。装甲兵。空降部队。导弹部队。其中二七军。三八军。三九军。二四军均为经过合成改造的现代化集团军。参加人数最多的二七军和三八军为中央军委战略预备队。[一八]与这样的军队队峙，北京市民那些用肉体。自行车。汽车。垃圾桶筑成的路障，不能不说象是一场玩笑。但是，没有一个人会想到要去嘲笑这些蚂蚁，轻视这些蜘蛛。它们的辛勤。执着，表达的是一种不屈不挠的意志，一种不可辱的尊严。尽管这是蝼蚁般的意志和尊严，但是它确实挡住了滚滚的铁甲，它让人民流泪，让士兵流泪，让将军流泪，让神明为之流泪！

有一首题为《有没有脑袋都一样──北京戒严有感》的打油诗，反映了北京民众此时的心情︰

@@菜篮子是您抓的

鸽子窝[一九]是您关怀的

闷罐车是您提供的

就这脑袋是咱自己的

眼睛您又给蒙上了

耳朵您又给堵上了

嘴巴您又给缝上了

手脚您又给捆上了

咱百姓还剩下什么

动弹不了一无所有

可您还说咱动乱了

干脆

这脑袋也给您了吧

有没有脑袋都一样

谢选骏指出：人説“进军难”——我看這個説法完全是站在劫匪解放軍的立場上觀察看問題的嘛！如果站在我的立場上，那就是“鬼子進村嘍”！因爲這些“共和國衛士”和“八旗子弟營”、“日本鬼子兵”、“蘇聯赤衛隊”，沒有區別，都是北京城的外來占領者。比英法聯軍、八國聯軍這些暫時的外來入侵者，更加作惡多端！

第三节 广场的支撑

就在军队进军北京，群众从自发到有组织地堵截军队进城的同时，社会各界也对戒严行动作出了相应的反响︰

五月十九日，北京工人自治会筹委会成立，以保护学生为有限目标，宣布如果党和政府不在二四小时内无条件接受绝食学生的两点要求，则从五月二〇日中午一二时开始，进行全市工人总罢工。这一天的上午，北大五〇余名党员教职工也宣布绝食，并登上天安门前的观礼台，"誓与学生共存亡"。

五月二一日，四通公司社会发展研究所曹思源起草了提议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紧急会议的呼吁书。经征求该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人民日报》前总编辑兼社长胡绩伟的意见，以他的名义，发起了征集人大常委会委员对该呼吁书〔议案〕的签名的运动。该议案的全文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近日北京市及全国各地的局势表明，我们国家陷于极其严重的危机之中，我们作为人民选出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成员，必须对人民共和国高度负责，在此紧急关头，应立即通过法定程序，反映人民的意志。为此，我们提议，在五月二四日至二六日左右，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非常〕紧急会议，研讨当前的严峻局势，并通过法制轨道，谋求正确解决中国当前危机的方法。如果暂不能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建议召开在京常委委员参加的紧急会议。

一时间，人大，万里，几乎成了人民的救世主。没有了这个救主，一切通过合法斗争形式争取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希望均将化为泡影。

一篇天安门广场临时指挥部散发的题为《关于当前学运筹略的建议》，号召坚持中心广场的战斗，以支持高层斗争的胜利。要坚持一到两周。[二〇]所谓高层斗争，在他们的心目中，就是赵紫阳。万里的联手。鉴于赵已病休，夺取"胜利"的希望当然就全部落到了万里身上。

万里回国前，反戒严形势下成立的各社会团体纷纷发出"欢迎万里回国"的号召。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等校学生广播站甚至已发出通知︰五月二五日上午开始紧急举行有社会各界参加的大游行，欢迎万里回国，由万里委员长主持召开人大非常会议并作出英明决策。游行口号是︰“欢迎万里主持人大，罢免李鹏，伸张正义”。与此相应，广场坚持的目标也由"对话"，"现场直播"和"正确评价"转变为︰

一。召开人大紧急会议；

二。罢免李鹏；

三。解除戒严令。

五月二二日，四通公司总经理万润南在国际饭店召开部分高校学生代表会议，宣布干预学运，具体由两位副总经理和曹思源协助学生工作，有发言权。建议权。参谋权。并给与经济支持。当日，北京爆发了戒严令发布以来首次正式游行。

二三日，北京知识界联合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成立，同时起草了内容为要求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的《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开信》。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军人通过北知联编发的《新闻快讯》发表了一封给

学生市民的公开信，对"反戒严"行动进行军事上的指导。这封信说︰

可爱的同学们，市民们，我向你们致以一位老军人的敬礼！

这一段时间，我默默地关注着你们的斗争，我想提醒你们︰你们已经取得

了不可想象的胜利！我无法公开站出来支持你们，但我想对你们说几句话︰

一。战略︰

天安门广场数十万人，少数军队是无法解决的，戒严令公布几十小时了，没有对天安门广场采取行动，因市内兵力。警力严重不足。军队与警察受的教育也不同，很难把枪口指向人民。一千万同仇敌忾的北京人民是无法对付的。

二。战术︰

一。路口︰群众自发地拦截军车，是前所未见的壮举。千万不要撤。即使听说其它方向已开进一两支部队，也不要撤。因为，一两支部队解决不了问题，无法实施广场行动和戒严。军管。坚守路口就是胜利。为此目的，各路口必须建立稳定的指挥系统，改善无组织状态。二。分割︰这是一贯战术。人民也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可放行军队的 2/3，卡住 1/3。在下一个路口，再放行 1/3，卡住 1/3。把成建制的军。师分割成首尾无法相顾的几部分。能做到这一步，部队的军心。战斗力就基本上瓦解了。

三。开枪。催泪瓦斯︰对聚集在一起的十几万人开枪，施放催泪瓦斯必将造成混乱和大批伤亡。必须警告军队领导，谁下令，谁将来必上军事法庭，被判处死刑。就算北京用屠杀可以暂时控制，全国几十个大城市怎么控制？我们没有那么多军队。

四。要相信人民军队的基本素质，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不仅要号召他们不进城，而且要号召他们调转枪口，站在人民一边。

祝北京人民胜利！

一位老军人

与这位军人不同，张爱萍。肖克。叶飞。李聚奎。杨得志。陈再道。宋时轮等七名退休上将联名上书中央军委，反对以军事行动解决面临的问题。当中国新闻社记者根据传言向他们电询此事时，他们公开予以确认。二三日，在戒严以来最大的一次示威游行中，人们读到了载有这些内容的传单。

同时，三五位香港地区的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就中国当前局势发出声明，要求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政协常委会议。香港文艺界。宗教界人士也对戒严行动作出反应︰著名艺人汪明荃说，如果中国政府的办事方针令人民失去信心，她将考虑辞退全国人大代表职务；全港一七万基督教徒和二六万天主教徒在祈祷和做弥撒中，为中国人民的安危祈祷。查良镛〔金镛〕。邝广杰也为此辞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职务。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仍担任这一职务"违背良心"。

当日下午大雨，气温骤降，大批寒衣和姜糖水被送到广场，仅某中央机关就捐献衣服四〇〇〇件。

社会各界用上述方式表达的对戒严令的不满和愤怒之情，无疑成为了广场学生继续坚持下去的道义支撑。

此外，支持学生广场坚守的另一支柱，是政府戒严行动所赋予他们的理想支撑。显然，原先那些反对腐败，要求民主的问题，还是一个可缓可急，有商量和讨价还价余地的问题，因为它们的实现，确是不能一蹴而就的。但是，戒严令使事情一夜之间变成了"能不能在暴政面前低头认输"的问题。正如那个绝食行动的最早播种者郑义，后来在《历史的一部分》一书中，用诗一样的语言描绘的一样︰“或者在专制暴政面前低头服输，永不再提什么自由。民主；或者组织起来，联合起来，为推进祖国的民主化进程抗争奋斗。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历史，选择了被迫害。被镇压与被屠戳，选择了流芳百世的光荣。”其实，也就是选择了一条更为简单化的道路。因为，在暴政与自由，苟活与牺牲之间，是没有选择余地的。而逼迫人民作此选择，正是戒严的主要动机和功效之一。

企望问题简单化，本是根植于人类天性中的惰性之一。广场战斗的徒劳无功，坚持日久的身心疲惫，均是这种潜伏在人性深处的惰性上浮的有利条件。而支持这种惰性的最显著的标志之一，就是进入五月下旬以后漫天飞舞的谣言。

下面，是这些谣言的一些标本︰

以李鹏。薄一波。杨尚昆。王震为首成立中央伪政府。李鹏召开会议，作出决议，将学运定性为叛乱；不惜用二〇天时间镇压掉广场二〇万大学生。

万里从加拿大来电，称李鹏讲话不符合宪法。十个副委员长都支持赵紫阳同志。

北京各监狱除重犯其余犯人全部撤走，准备关押学生。

二七军的驻扎在老山前线的将士们声明支持这次学生运动。

邓颖超要求退党。

聂荣臻说︰"谁开枪打学生，我就先毙了谁！"

国家一一个部委反对李鹏政府。外交部已宣布脱离中央。

上海市已不承认北京政府。

世界上有三〇个国家不承认李鹏政府。

叶飞。聂帅。徐帅表态支持学生运动，上述三人及邓颖超要求召开军委会议，罢免邓小平。

戒严部队兵变，三八军军长被抓。杨尚昆停止老帅汽油供应。

解放军三总部二〇〇〇余名官兵呼吁士兵调转车头班师回营。要求罢免邓小平的军委主席和李鹏的职务。赵紫阳主持中央工作，全国举行大选，肯定学生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

人们对有利于自身惰性谣言的渴望，自学生绝食以来就存在了。这可以从笔者一个朋友的叙述看出。这是一则关于"邓小平下台"谣言在广场激起的一场激动人心的涟漪︰

那天〔五月十八日〕下午下雨，我和司机躺在车里，因为连日抢救学生，太累，睡着了。突然间有人猛敲我们的车门，我们从梦中惊醒。再往外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所有车里的学生都从车窗。车门里往外咕碌，连滚带爬地出到外面。再看广场，欢声雷动。学生们有的在一起抱头痛哭，摇旗吶喊，大吃东西，还把东西扔给别人吃──以为胜利了！北大的学生还准备马上回学校庆祝。手提扩音器里下面的话没听见，都被欢呼声压倒了！其实，下面还有话︰此事未经证实，还在核实中。等广播第二遍时，听清了，说没戏了。这个关于"邓小平下台"的消息，是两个自称高干子弟的人在广场宣布的。当然不是事实。但它活生生地反映了，学生们需要神话，需要奇迹的精神世界。他们或许正是怀着对奇迹的渴望走到一起来的。就是在六月四日以后，学运已被无情镇压，明摆着已无回天之力时，人们仍然没有从这种梦想中醒悟过来。"李鹏被刺"；"邓死李伤杨逃"等谣言如缕不绝。六月五日，北京城南传来的数声炮响，立即给人以"情况微妙"的感觉，接着，"二七军与三八军在南苑机场伙拚。"的谣言，迅速地被生产出来。凡此种种，反应了人们在潜意识中回避最不堪面对的现实的愿望。

在这所有的"谣言"中，关于军队内部分歧的内容占有相当重要的比例。鉴于中共政治的不透明，军队内部问题更属于"军情机密"，我们一时很难对它的严重程度及矛盾性质作出判断。但根据事后杨尚昆兄弟的下场，反观当时的传闻，则可以断定，这种矛盾至少是存在的，而且是相当尖锐的。七上将给中央军委的联名信，只不过是海底冰山露出水面的一个尖顶。而军队内部，特别是以解放军三总部系统，确实对"杨家将"抱有强烈的反感和抵触情绪。据称，这种反感主要是由于杨尚昆的揽权，不避嫌疑的提拔资历浅薄的异母兄弟杨白冰，以及不惜虚与蛇委地作出邓小平家臣的姿态，以博得宠信，巩固自家在军队的统治地位的行径造成的。这些，都使人认为，杨家二兄是新时期军队的最大野心家。所以在戒严的决定刚一作出，他们就把消息透露给学生，故有军队一出营房门就被堵回去，以及识破其"化整为〇"战术，且反应极其迅速的情况发生。

在五月二三日爆发的戒严以来最大游行中人们读到的"七上将的联名信"竟是从在广场上空盘旋的戒严部队的直升飞机上撒下来的。

军人的干预，除通报消息，象上面那位老军人进行战略战术指导外，还有尽力化解军民对立的劝诫。它告诉人民︰解放军并不是真正的对立面。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目前他们是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被骗到这里来的。重要的是使他们了解真相，了解人民的意志，要理解与尊重他们。一份致广大市民的传单说︰“某些盗用中央和政府名义的人，将解放军官兵骗到这里后，采取了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使解放军的饮食得不到保障，有些官兵已连续几天没有吃多少东西。其目的无非是试图激化解放军与人民的矛盾。因此，我们对子弟兵要加以爱护，尽量帮助他们解决饮食方面的困难。"这份传单还说︰"要理解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但也要向他们说明，军人也有拒不执行或反抗违背人民意志的命令的权力……在拦截过程中，要绝对避免与解放军官兵的冲突。同时要警惕便衣或其它别有用心的人殴打解放军战士，制造事端。”他们在宣传中还揭露杨尚昆讲话中“军队不是针对学生的”这条谎言，因为在官方通告中有"可以运用一切手段"的允诺，这必是包含了开枪和使用催泪瓦斯在内的。

反对杨家将统治的军人，既需要以群众的肉体作屏障，以粉碎杨氏兄弟进一步独揽军权的阴谋，也试图减轻人民的牺牲，他们向人们传授"催泪弹防护"基本知识。告诉人们催泪弹的中毒特征，使用特点，物性，及急救办法。此外，也同时作着戒严部队的工作。一位未署名的陆军少校在一封《致奉命进驻北京戒严的官兵的信》中说︰

亲爱的战友︰

我也是一个军人，出身在农民家庭，咱们是阶级兄弟，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我在北京工作，年龄比你大一点，想跟你们谈谈心。

……我十分痛心地告诉你，你这次来京，既不是抗敌，也不是救灾。你确确实实是上当受骗了。这次部队进京是来镇压学生运动的。

……这次运动的目的是推动改革。反对腐败。打倒官倒。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场运动打中了特权阶层。腐化分子。丑恶官僚的要害，也打中了杨氏家族的要害……他〔杨尚昆〕当上军委副主席后，以权谋私，任人唯亲，亲手提拔自己的弟弟杨白冰当总政治部主任，又提拔亲儿子当二炮负责人。军委会议快变成家族会议了……杨家兄弟预感运动越深入，对他们的封建特权越不利，竟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排挤全党正式选举的总书记赵紫阳同志，扶植刚刚犯了严重错误的李鹏，篡党夺权，进而私自调动几十万军队向北京开进……他们的阴谋已经败露，受到一大批我军高级将领和广大指战员的坚决反对和无声抵制。有些人甚至提出"打倒新军阀"的口号。

亲爱的兄弟，你也许已经看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态度……中华民族又到了一个历史的关头，我们都不要做出受人民唾骂。令亲人痛心的蠢事，不要当杨氏兄弟的走卒，不能成为历史的罪人。你的枪口，拳头绝对不能冲着大学生和慈爱的老师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宁可开除军籍，也不当别人的工具……

致以崇高神圣的军礼！

一个陆军少校

一九八九。五。二三。

应该说，聪明绝顶的杨家兄弟对于自己在军内的地位，是有明智判断的，这一方面反映在他们紧紧地抓住邓小平，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一成不变的保权策略，另一方面，表现在此次戒严行动中对军队的不信任。有评论认为，这次调兵之所以要打乱建制，动用如此多的军力，完全不是为了对付乳臭未干的学生。手无寸铁的市民，更不是一事无成的秀才知识分子，而是为了军队内部的制衡，为了便于权威尚差的杨家将的控制，同时，通过此事来考验军队对他们的忠诚。这一套方略，比起此次民运中的第一个玩火者──北京市委的小魔小术，比起第二个玩火者──赵紫阳的优柔寡断，当然堪称是有大开大合，吐雾吞云气魄的杰作。但是，不论其技俩多么高超，玩人头者毕竟有玩火者的下场。正可谓"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人们对广场的物质支持，构成了学生坚守广场的物质支撑。这些物质支持，除北京市政府出于政治需要的支付和各界群众自发的捐款捐物外，大宗款项主要来自几个单位，其一是陈一谘控制的体改所，其二是全国总工会〔由红十字会掌握使用〕，其三是残疾人联合会，其四是四通公司，其五是陈子明的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此外，还有各种小宗款项和应有尽有的物资支持。五月十八日新华社记者报道上述公开捐款的同时，还报道了东风电视机厂两万元，北京纺织厂一万元的捐款；以及送饮料。蜂王浆。被褥。毛毯。茶叶。馅饼。糕点，全聚德烤鸭店的一辆车上写着"送鸭汤"三个大字等情节。他们出资的时间，方式，缘由虽各不相同，但有政治诉求的团体大部分是为了一个目标，即保持对广场学生的影响力。而学生领袖，多半也是以此来判断对方的诚意的。

海外的援助也是广场〔尤其是后期〕物质支撑的重要组成部分。五月十九日台湾《联合报》报道，蒋纬国解囊台币一〇万元，通过民间团体给广场学生购买营养品；五月二八日，香港声援团带来捐款六五万美元。港币二〇〇万元，五〇顶帐篷。还有五车皮包括药品。食品在内的物资。[二一]六月一日，台湾李登辉总统也表示，除声援外，对于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其它方面也支持"。[二二]

但是，任何外在的支撑条件都不如内在的理性对事情具有决定的作用。那么，此时广场学生是如何看待"坚守广场"这个问题的呢？

显然，原来大家认为，绝食这张最有力的牌打出以后，政府除了让步，转弯，就再没有退路了。和平请愿，取得胜利的希望，仅仅在于大家“再坚持一下的最后努力之中”〔毛泽东语〕。但是，人们心目中自己的政府，居然打出了戒严牌︰以数十万正规军对手无寸铁的饥饿学生，虽然政府将为此失去道义上的支持和承担更严重的历史后果，但与它的对抗已经没有取胜的可能。况且，绝食提出的三项要求，已因下述事实的出现，而使“坚守”渐渐丧失意义，或显得理由不那么充分︰赵紫阳五月十七日书面讲话已明确，不会对同学们“秋后算账”；李鹏在五月十八日与绝食代表的谈判中也声明︰“无论是政府，还是党中央，从来没有说过广大同学是在搞动乱。我们一直肯定大家的爱国热情。爱国愿望是好的，有很多事情是做得对的，提的很多意见，也是我们政府希望解决的问题”。该次对话也进行了现场直播。甚至在《世界经济导报》问题上，有关人士也透出活动的口风，说那只是“临时的决定”，──这些事实表明，政府面对舆论压力，确实也做出了希望和平解决的姿态。在进行这些退让的时候，虽然不那么明快，不那么情愿，不那么彻底，发言人甚至要用恶狠狠的口气来挽回他们失去的颜面。但它的确是按照学生的要求进行进行了答复。这也给学生的继续坚持，带来了一些舆论的压力。鉴于五月十八日北高联和绝食团。对话团成员与李鹏见面成为现实，要求电视实况转播的条件似也部分满足；有关人士又传来军管的消息，五月十九日凌晨，学生领袖们开会决定停止绝食。但晚十时李鹏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讲话播出以后，广场群情激愤，北高联在次影响下，又决定举行广场二〇万人的集体绝食。并宣布不愿参加者可以离去。当时就有五〇人撤出了广场。后经各方做工作，仍然维持了静坐的决定。但是，戒严的消息传出以后，在“撤与不撤”问题上，广场的学生实际上立即就分裂成两派。一派以一惯带有温和色彩的吾尔开希为代表，一派以态度始终激进的王丹为代表。为这个问题，两种观点展开了拉锯战︰

首先，是吾尔开希以个人名义号召撤退。据他本人后来的回忆说，事情是这样的︰

（封按：非此时！）

……我曾得到的消息是，军队将会残酷镇压广场学生。我是在五月十九日得到这个消息的……当时时间很紧急，没法召开全体会议。但也是在当时有几名常委在场的情况下，讨论了一下，决定由我个人来呼吁大家撤离天安门广场。”

但是，他的这一行为的后果，是他立刻被罢免了北高联主席的职务。

五月二一日下午，北高联召集五〇多所高校“自治会的负责人开会，研究下一步如何行动的问题。会上，对撤不撤离天安门广场的问题争论十分激烈。对此问题投票表决时，三二票赞成撤离，一四票反对，二票弃权。于是，会上提出撤离天安门广场的口号，其内容是︰“拥护党内改革派，打倒党内保守派”；决定撤离的方式是︰“游行。宣传。回校后继续罢课。”

但是，这一集体决定也未付诸实施。据《平暴纪事》称，这与“幕后人物”的干预有密切关系。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干预”呢？北高联宣传部的负责人在事后天安门广场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知识界开会，一致决定坚决支持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坚决同李鹏伪政府斗争到底。[二三]

此期“知识界”有案可查的会议有两个，一个是当日〔五月二一日〕下午陈子明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会议〔详见本章第四节〕；一个是五月二二日严家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碰头会议。据参加者回忆，这一天，除李泽厚外，社科院几乎所有精英都参加了会议。主题是讨论广场学生“撤与不撤”的问题。苏绍智。严家其。高瑜等均主张撤，但以郑义为代表的“晋军”均强烈反对。会议结束时，竟成压倒呼声。严家其宣布，会议只是一个凑情况，谈观点的碰头会，所以不作任何决定。这与北高联宣传部长的提法有出入。

在以后的几天里，天安门广场开始了一场“撤”与“不撤”的大讨论︰

五月二二日凌晨三时，吾尔开希再次发表讲话。他说，争民主，争自由不能以学生的鲜血为代价。要是学生真的流血了，这场斗争很难说是成功的。为避免发生流血事件，希望学生和工人队伍暂时撤离广场。但是，仅仅过了十分钟，北高联王丹便宣布，吾尔开希的意见不代表市高联，也不代表广场指挥部。他说，他个人的意见是，这时撤离天安门广场，意味着对政府高压政策的屈服和学运的失败。并说，是否撤离，要待指挥部集体讨论过后才能作出决定。在集体讨论中，吾尔开希提出将队伍撤到使馆区，争取外国人的支持的意见也被否定。到凌晨四时多，广播里传出指挥部已与部队达成协议︰只要同学们维持广场秩序，部队将不开进天安门广场。一位自称指挥官的人也通过广播证实了这一消息。

为了体现传播媒介的价值中立，“学运之声”往往交替广播着两派的不同声音。一份以“全体北京高校暨全国各地参加这次民主爱国运动的学生”名义散发的《紧急呼吁》说︰“通过三〇天坚苦卓绝的努力，我们已取得初步胜利──自五月二二日上午一〇时起，现在天安门广场的所有大学生大规模地。有秩序地。迅速地撤离天安门广场，返回校园，重新整顿，重新准备，把这场科学。民主斗争继续再深入持久广泛地进行下去。”并呼吁政府和人民协助这一返校行动。而另一份落款是“首都高校自治联合会宣传部”的传单，则呼吁坚持。它说︰

“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退让，天安门广场的人数减少，阻截军队的力量减少，他们就可能不惜流血，采用暴力镇压，北京乃至其它大城市的人民就会在军管的专制恐怖中生活，中国改革开放的事业就会停滞不前。”一份署名“中华民主同盟会”〔亦称五月同盟〕“广场智囊团”的传单说︰

目前，撤出广场的思潮甚嚣尘上。这是一种最为糊涂的思潮和招术。但我们相信，持这种观点的人大多数是出于糊涂，而非出于什么恶意，所以我们才在这里申明大义，力排糊言，极言不撤……广场若干阵营早已成为此次运动的标志，如不攻自破，不论设置何种理论。理由，都将是对中国民主运动和精神的一个沉重打击。参加者必将遭到历史的嘲笑。其实，撤出论者，尤其是领导者，主要是因为物质消耗问题被搞得头脑不清。坚守广场，每日要耗费五万元用于饮食等。但这并不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广场各校，应立即向支持广场的费用自负过渡。决不能吃大户，决不能让经济问题把广场圣地和伟大的民主运动拖垮，各校都有革命民主的不辞职责，应该主要自己筹款。

为了实现撤出广场这一目的，主"撤"的学生领袖和学运的社会支持团体，提出了以退为进，走向全国。走向全民的方针。这既可以回避所谓"失败"问题，满足参加者的荣誉心，又能达到撤退目的。一位北大学生的大字报说︰

……虽然人民一如既往地支持我们，但这只是外部动力。人民支持我们的爱国行动是关心我们的身体，因为未来必定要依靠我们。这也要求我们自重……同学们，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斗争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我们要捍卫天安门广场这面大旗，并不一定要孤立地在天安门广场上。，要高举这面大旗，就应该让它深入民心，真正成为实现民主的熊熊火炬。鉴于现在的情形，中央高层角逐已成定局，高层内部已达成妥协，一致对付学运，我们的要求不可能为当局接受，因此，我们呼吁有步骤撤离广场，保存实力……尽快结束目前这种消极的对峙，把这场爱国民主运动从天安门广场传播出去。

这场“撤”与“不撤”的大讨论，导致了学运领袖和学运事实上的分裂︰五月二三日凌晨三时，市高联召开了各校代表大会，通过五点决定︰一。选举天安门广场临时指挥部成员，代理高联行使两天权力。北高联总部撤回北大，运筹全市斗争，行使绝对权力；二。一致通过坚决不撤离广场的决定；三。临时指挥部在四八小时内行使有效权力，除正常工作外，还要重新筹备长期的、稳固的广场学运指挥部。四。临时指挥部行使权力期间，广场上其它任何组织机构均告无效。五。公告发布后即生效。

就在五月二三日，北京市爆发戒严以来最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的队伍中，素有“学运龙头”之称的北京大学，仅有几百人参加。一位女大学生接受记者采访时解释说︰“可能是因为连续几个晚上拦军车，过于疲劳吧。不过也有些人已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事已至此，应该适可而止了。”[二四]

自二二日以后，静坐学生大为减少。二二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队伍全部撤离广场，广场有九九所高校的旗帜，其中外地六四所，北京三五所，计万余人。每面旗帜下实有人数平均逾百。据王丹称，流动人数已超过固定人数。是为"旗多人少"时期的开始。到二四日，北京的校旗也开始减少，由前两天的三五面，减为二八面，而外地的旗帜则由六四面增为八九面，是为"旅游革命家占领时期"的到来。

谢选骏指出：人説“旅游革命家占领时期”——我看這個説法倒是歪打正着、一語成讖的事後聰明。1989年以後，年年六四忌日，共產黨都要把相關的“問題人物”，弄到外地，强制旅游，進行看管——想不成爲職業革命家都不可能！這不是“逼上梁山”，而是“逼成旅游革命家”。

第四节 首都各界联席会议──统一指挥系统

那么，后期广场的支撑主要来自哪些因素？谁是决定广场学生命运，实际上也掌握着邓小平一生清名及共产党形象的关键人物呢？从各种资料分析，可以看出，与十天以前运动主动权在绝食团领袖手中不同，此时，它已转移到一个名曰“首都各界联席会议”的协调组织手中。这个组织正式成立于五月二三日。但在前一天的凌晨，广场的广播站已透出了某种信息。消息称市高联已完成其历史使命，下一步将成立一个争取民主的联合指挥部，吸收工人农民参加。从广播的内容看，当时这个组织的结构已经确定，但目标。功能还未下传到学生领袖。名称待定。

至于这个“联席会议”的酝酿过程，参加过其五月三一日前各次会议的包遵信的回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印象︰

“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又称“首都各界协商会议”，即北京市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通告取缔的“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

联席会议的一些主要参与者，五月十八日和十九日曾在蓟门饭店开过两次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和后来的联席会议是一致的，因此可以把它看作是联席会议的前奏。

五月十七日下午六点左右，王军涛给我打来电话，说目前运动出现很多问题，大家需要在一起交换一下意见。他准备请一些人开个会……五月十八日，这个会议在城西北元大都遗址附近的蓟门饭店举行。会议由王军涛主持。参加者有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的兼职人员︰郑棣〔《经济学周报》副主编〕。杨百揆〔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人员〕。刘刚〔北高联成员〕。刘苏理〔中国政法大学教师〕。陈小平〔政法大教师〕。刘卫华〔华中师大教师〕。此外，还有《世界经济导报》驻京办主任张伟国。北大教师后援团负责人张炳九。山西作家柯云路等。主要议题是怎样能影响学生，控制广场局势。王军涛说，我们可以提一些主意，有些具体工作可由他和陈子明的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来承担。

在这个会上，包遵信说，做这项工作单靠他们这些人不行，建议动员一些社会贤达，象周谷城。费孝通这些老前辈们。他们说话，比较有份量。

由于要赶赴复兴门参加邓正来。周舵。陈兆钢发起的知识分子绝食活动，包遵信离会，但王军涛表示，一定要他赶回来，请他“担任这个会的召集人”。因为在复兴门听到了军队可能要进城的消息，包遵信已无心回去参加会议。但第二天一早，陈子明。王军涛就亲自到了他家，用车将他接到蓟门饭店。

十九日的会增加了酝酿知识分子绝食活动的邓正来〔某民办研究所负责人〕。周舵。陈明远。陈兆钢〔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人员。社经科所兼职人员〕。在学生绝食开始率先到广场声援的语言学院教师陈明远提出动议，呼吁广场学生立即撤出。但他的建议遭到"冷落"。这天会议的成果，一是决定整顿广场秩序，二是通过了一份警告"军管迫在眉睫"的《告人民书》。由此可见，这个联席会议的酝酿，是在“倒邓狂澜”的社会背景下出现的。用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的另一名负责人 XX 的话来说，陈子明原来设计了一个“三线计划”，自己不公开出面，[二五]“到五一七时，他感到再不跳出来，可能什么都捞不着了。”记住这一点，对人们理解这个“联席会议”为什么始终没有做出“撤退”决定，是有意义的。因为，撤退了就不存在控制的问题，失去了这张与政府讨价还价的牌，“三线计划”就可能成为泡影。从包遵信的叙述还可以看出，这个会议急需一个有社会影响，可以作为公开的召集人的人物。发起者始而寄望于包遵信。而这一点，从五一七“倒邓”问题提出前夜，陈子明那个神秘的来访已露端倪。

包遵信的回忆没有记述二〇─二一日两天的会议情况。大约因为戒严令发出，情况有了突变，“三所一会”和四通公司这两个有份量的社会团体公开跳到前台，所以原来的设想要进行调整。但五月二一日，陈子明电告张伟国，说政府已请他出面调停，让学生退走，条件是撤军。这一电话内容的真实性显然有待商榷，因为政府究竟根据什么，认为陈子明有驾驭学生的能力？“政府”在赵紫阳已经“请病假”，鸽派已明显受挫的情况下，还有什么人在民间寻找协调力量呢？这还是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如果说，“太子党”还希望能纠正父辈的错误，正做着最后的努力的话，那么，郑义的回忆说明──戒严前夕，他数次到朋友家，请人通过邓朴方做邓小平的工作，但邓朴方根本就找不到了[二六]──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对于陈给张的这个信息的另一种比较合乎逻辑的解释是，由于戒严令的发布，陈有意以金蝉脱壳之计替自己的活动寻找解释，而他知道，《导报》的电话是被安全部监听的。不过，这样的努力当然也是杯水车薪。因为，官方的记录留下的完全是来自另一方面的佐证︰〔五月二一日〕下午，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所长陈子明等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六个分指挥部的会议，参加者有体改委。社会科学院。中信公司研究所等单位的人。会议要求组织专门舆论班子，准备办报纸，搞《李鹏其人》材料。要求指挥中心一天换一个地方，最好能到部队高级干部的宅院。要求一些指挥人员转入地下，并确定密码等特殊联络办法。[二七]这一天，广场的广播里传出"成立一五人组成的广场联合行动委员会"的消息。

五月二二日晚，王军涛。陈子明把包遵信接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二层东北角。参加者有三〇多人。包遵信回忆说︰

究竟为什么要开这个会，王军涛事先没对我讲过，所以一直到开会时，我还是懵懵懂懂的，当主持人和王军涛让我讲话，真不知从何说起。后来军涛说，你就讲讲白天会议的情况。我只好如此，将白天严家其召集一百来人开会的内容简单介绍了一下。开完会后……我问军涛，才知道今晚的会，是筹备召开各界联席会议的。

五月二三日，北高联撤出广场，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会议室成立。据包遵信回忆，到会的大约有五〇来人，除前述蓟门饭店会议的参加者外，还有陈子明《北京之春》时代的朋友，全国总工会工运学院的吕嘉民，社科院哲学所的研究人员。《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主编甘阳。作家郑义。学生代表王丹。柴玲等。王军涛主持了当天的会议。会议指定了王丹为召集人。为会议定名为“首都各界爱国维宪协商联席会议”。根据郑义回顾，“联席会议”做出的第一个决定，就是成立“以绝食团指挥部领导成员为核心的‘保卫天安门广场总指挥部’”。[二八]

由同一天成立的"北知联"主办的《新闻快讯》第三期报道了这一消息︰

统一指挥坚持斗争

首都爱国民主运动指挥系统在多日酝酿中成立并完善

本报讯︰为了统一指挥，坚持斗争，首都爱国民主运动指挥系统在多日酝酿中成立并完善。以"保卫天安门指挥部"为中心，上设由各界人士代表组成的"爱国维宪各界协商联席会议"，和由全国各高校代表组成的“营地联席会议”；下设"联络部"。"宣传部"。"参谋部"。"后勤部"。"纠察部"。"保卫天安门指挥部"设总指挥一人，副总指挥四人，常委委员七人……总指挥部同时规定了爱国民主运动的政治纪律若干，以确保运动能够按照人民的意愿顺利进行。新成立的"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成员有︰柴玲〔总指挥〕。张伯笠〔副总指挥兼宣传部长〕。连胜德〔副总指挥〕。郭海峰〔秘书长〕。李录〔外联部长〕。王刚〔后勤部长〕。杨朝辉〔纠察队长〕。王超华〔常委〕等组成。其中连胜德。李录为外地高校联合会代表，杨朝辉〔北师大职工子弟。北太平庄玻璃店职工〕为工人代表。[二九]

从广场指挥部组成人员的名单可以看出，学运领袖两名最主要人物王丹。吾尔开希退出了一线指挥。但也就是从此，在广场学生中始终扮演"中坚"角色的王丹，开始进入更高层次的活动──成为了最高指挥中心“爱国维宪联席会议”的召集人。实际行使主持会议的职责。[三〇]

四月二四日，柴玲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的誓师大会上举行"就职宣誓"，誓词是︰

我宣誓，为了推进祖国的民主化进程，为了维护宪法的尊严，为了保卫伟大的祖国不受一小撮阴谋家的颠覆，为了一一亿同胞不在军管统治下流血牺牲，为了中华民族不沦为法西斯的专制统治，为了千千万万的儿童享受自由民主的和平生活，我愿用我全部的生命和忠诚，誓死保卫天安门，保卫首都北京，保卫共和国，排除万难斗争到底。王丹则代表"联席会议"作了题为《光明与黑暗的决战──关于时局的声明》。

从第三期《新闻快讯》上，人们还可以读到这个联席会议《致北京市民的公开信》。信中在揭露北京市政府制造混乱的一系列阴谋后，提出了“全市人民紧密团结起来，坚决抵制戒严令，坚决推翻李鹏政府”的口号。

据甘阳向包遵信复述二三日下午决定成立"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经过时称，指挥部与联席会议既不是隶属关系也不是平行关系。但包遵信认为，“一是进行协商，一是负责执行。联席会上讨论定的事，大都要由广场指挥部去推行。”

这个"联席会议"在五月三一日前共开会八次。与民运势头渐趋低落相应，二七日以前人比较多，每次都有五〇─六〇人，二八日以后，社科院的场所已不可能借用，会议地点转到西郊，每次就只剩二〇来人了。其中五月二五日的会议，已决定广场学生于月底撤回学校。并在广场进行了宣布。但由于总指挥柴玲一人闻"撤"则哭泣，并在以后召开的"战地联席会议"中以多数票通过了“采取最激烈行动”和“主动出击”的方案，上级“联席会议”又将撤退计划改至六月二〇日──人大常委会召开之日实行。据称，柴玲反对撤离的借口，是“知识分子将借此左右广场运动”。她是宣过誓的。就象美国电影中那个机器人"霹雳五号"的传奇故事一样，权威一经培养成熟，就会独立于她的创造者，拥有自己的情感。意志，便不在受人支配了。

显然，柴玲所说的"知识分子"并不打算真正撤离广场。因为，为了给继续坚守的行动寻找根据，联席会议这一天由甘阳起草了一份《关于时局的十点声明》，对本次民运和学运的基本出发点和原则立场及对时局的态度进行了重申。由于它可以被视作这次运动最后一个有代表性的，并在客观上带有总结意义的文告，所以实录于此︰

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关于时局的十点声明

伟大的"四月学潮"迄今为止已持续了四十余天，并已经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全民"五月民主运动"。由于政府方面一系列不明智以至非理性的行为，致使目前中国政治局势已出现极其严重而又复杂的状态。为重申这次学运和民运的基本出发点和原则立场，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特发表关于时局的 n 明如下

一。这次学运和民运从开始到现在，一直是一场纯粹自发的群众性的伟大爱国民主运动。它之超出"四·五"运动以来历次学运和民运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一场独立不倚，根本不依执政党内部斗争形势为转移的人民民主运动，执政党和政府的任何领导人或政治集团都不可能也没有力量来左右这场运动。恰恰相反，这场民主运动的目标正是迫使任何人或利益集团都必须顺应这场民主运动所体现出来的人民意志。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二。这次学运和民运的出发点是︰推进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加快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清除执政党和政府中严重存在的腐败现象，才能真正杜绝万民痛恨的"官倒"现象。显而易见，这些充分体现了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正因为如此，这次运动才得到全国各地。港澳地区以至全世界人民群众如此广泛而热烈的响应和支持，也才能从最初的首都高校的学生运动发展成为如此浩大的全民爱国民主运动。

三。由此，对这场伟大的学运和民运究竟抱什么态度，已经成为衡量每个中国人，特别是政治领导人的政治意识和政治态度的分水岭。肯定和顺应这场运动，就是肯定和顺应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否定和反对这场民主运动，就是否定和反对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一切政治党派和领导人都将在这场运动面前经受严峻的考验，并将由此得到人民群众的公正评判。

四。李鹏总理以及何东昌。李锡铭。陈希同等领导人之所以在这场运动中如此不得人心，根本原因恰恰在于︰他们从一开始就无视人民群众的心愿，对这场运动采取了否定。反对甚至镇压的完全错误的态度，从"四·二六社论"到顽固拒绝平等对话，使人民群众已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样的领导人是不可能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不可能领导中国走现代化之路的。而五月二十日李鹏签发的极端非理性的戒严令，更是破坏民主与法制的法西斯恐吓手段，它使全体人民深切感受到只要李鹏等人在台上，所有参加过声援这场民主运动的学生。工人。市民。党员。干部。知识分子的人身安全就有严重的危险。正因为如此，在发布戒严令以后，各界人民群众才一致提出罢免李鹏。何东昌等人的完全正当而合法的要求。

五。作为执政党的总书记，赵紫阳对于执政党的政府的腐败以及官倒等现象，无疑负有重要责任，但在访朝归国后，他发表的"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讲话，表明了一个政治领导人对这场运动应有的正确态度，同时也确实一度创造了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和条件。因此，这一讲话精神得到了社会各界普遍的良好反映，也使人民群众对赵紫阳采取了比较肯定的态度，并希望事态能在赵紫阳讲话精神的基础上得到解决。

六。由此可见，人民群众对任何政治领导人的态度，完全取决于他对这场运动的态度。如果认为这场伟大学运和民运在一开始就以拥护谁，打倒谁为目的，那就大大低估了这次学运的水平及人民群众的民主和法制觉悟，同时也完全不符合事实。根本的问题，谁站在这场民主运动的对立功面，谁就是站在人民的对立面，必将受到人民群众的唾弃；谁站在这场民主运动的顺应面，谁就和人民站在一起，就会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支持。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七。遗憾的是，目前中国的一些政治领导人，恰恰仍然在用传统的思维方式看问题，根本缺乏开创“新思维”的政治素质。他们总是习惯于把人民群众的民主运动看成仅仅是党内斗争的反映和工具，总是想当然地认定这场民运幕后一定有党内高层人士做后台，因此极端错误地认为，只要解决了党内斗争，也就解决了问题。；只要找出了所谓“后台”，这场运动也就自然而然地烟消云散了。这种看法未免太落后于时代，也太低估了广大学生和人民的政治素质。我们在此严正指出︰试图用解决党内斗争的方式来解决这次运动的任何企图，都是幼稚可笑的，枉费心机的。党内斗争的结束，并不意味着这场伟大民运的结束。说到底，不是党内斗争决定这场运动，而是民主运动必将最终决定党内斗争的最后结果。正如人们所看到的，这次学运和民运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广大共产党员的坚决支持，因此，不管党内谁上台，只有首先站在这场运动的一边，才能得到广大党员的信任。如果站在这场运动的对立面，那必将在党内失去合法性基础。其最后以不光彩下台只是时间问题了。

八。不管党内斗争如何，这次学运和民运都将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目标，我们重申近期的具体目标如下︰第一，解除戒严令，撤回部队；第二，否定"四·二六社论"，否定李鹏五。二〇讲话，公开肯定这次运动是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承认学生自治组织以及其它具有真正代表性的民间自治组织的合法性；第三，立即召开人大紧急会议，讨论全体人民一致发出的罢免李鹏的呼吁，从而创造在民主和法制的程序上解决问题的良好环境。毫无疑问，这将是一场长期的艰苦的斗争。为使政府方面对广大学生和人民坚定的决心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首都各界联席会议特在此向全国和全世界郑重宣告︰如果近期内不召开人大紧急会议，那么，天安门广场的大规模和平请愿活动将至少坚持到六月二十日人大会议召开。

九。这次学运和民主运动的伟大之处还在于，它从开始到现在一直是一场高度理性。冷静。克制。秩序的和平请愿运动。我们正告某些政治领导人，一味采取高压和恐吓的非民主的非法手段来解决问题是不会奏效的；企图以武装力量军事解决问题更只能玩火自焚，谁胆敢下令军队镇压学生运动和全民爱国民主运动，谁就是在把执政党政府和军队推向绝路。因为一旦发生这种情况，那就意味着执政党政府和军队的性质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十。伟大的"四·二七"和平请愿大游行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光辉的一页，值此"四·二七"游行一周月之际，我们特发表以上声明，以纪念这一伟大的日子，并向全国人民倡议︰将四月二十七日定为"中国自由民主节"！在这篇文告上落款的组织名称有九个，堪称八九民运之"最"，除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外，还有北京市高校自治联合会，外省赴京高联，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北京知识界联合会，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北京市民自治联合会，北京工人敢死队，北京市民敢死队。

但是，自二六日以后，全总的四人不再出现在会议上；自称是“经受过较长时期的考验和选择，其权威性即对学生群体的影响力比这批一个月间仓卒形成的核心要大得多”的“文革中的学生领袖”郑义，也因不能发挥作用，于二六日离京回家；二八日以后，柴玲也不再到会，后来作为知识分子绝食主角的周舵与刘晓波，是二七日以后才正式参加的。这预示着，知识精英公开取代学生在广场中心地位的时期开始到来。

但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陈子明此时也放弃了对广场的兴趣。这个从四月底以来就设计出“三线计划”的人，几乎是在前三个“玩火者”的须 已散发出糊焦味的当口，兴冲冲地赶往“火场”的。此前，他的理论与措施如影随形一般通过浑然不觉但却在冲锋陷阵的学生。大声疾呼的学者投射出来，当所有的人都不知道明天将发生什么，自己会干什么〔包括陈子明《北京之春》的另一战友严家其〕时，他象上帝一样无所不在地俯视着北京城的每一个角落，观察着每一群人，并考虑着棋盘上的棋子。而当他的战友──处在“二线”的王军涛郑重宣布，自己将对发生的一切“承担责任”[三一]时，处在“三线”的他，却考虑如何与李鹏政府“握手言欢”的问题去了。[三二] 

与严家其们“决不向末代皇帝称臣”的刚烈举措不同，的确早就对赵紫阳改革思路抱批判态度的他，在赵失败时自然不会萌生“同进同退”的忠义之情，相反，此时，过去一直垄断着“进言”渠道，也最靠近最高权力的三所一会的“集体自杀”，在客观上为这个十多年来卧薪尝胆的青年，腾出了一个广阔的空间。这个机会曾经在赵紫阳改任总书记，体改所不为李鹏政府所用的当口出现过，但由于“血亲”的原因，李鹏更愿意使用高干子弟的群体，机会转瞬即逝。而这一回，处理民运问题“太子党”显然不是他的对手，他的机会可以说是“千载难逢”。

但机会总是与危险同在的！

注释

[一][五]《中南海高层斗争真相》。

[二][三]见该条第二〇款，第一六款。

[四]见《流血的改革》。

[六]此处列举戒严令通过过程，是参考《中国︰十年改革与八九民运》。《中南海高层斗争真相》和《流血的改革》等资料整理而成。因它们的叙述各有侧重，本书根据谈话的逻辑关系对之进行了部分调整。 七]见《人民日报》五月十九日头版。

[八][九]见《中国︰十年改革与八九民运》。

[一〇]一则用以形容"帮倒忙的朋友"的寓言故事说︰有一个隐士与熊瞎子交了朋友，一次，他们在森林里游玩，隐士睡着了，有一只苍蝇停在了他的鼻梁上，熊瞎子为了帮朋友赶走苍蝇，搬起一块大石头砸在隐士的脸上，隐士因此死去。

[一一]即"改革十年︰中青年理论与实践研讨会"。

[一二]见本书第三章第一节，第五章第二节。

[一三]一说是"杨家将"不愿单独承担此举的后果，有意让尽量多的部队卷入事件的措施[一四]打"V"形手势，以示胜利。这是八九民运中在互不相识的参加者和同情者之间互相沟通，以为勉励的一个最流行的手势。

[一五]见《向首都重要警卫目标开进》，载总政文化部征文办公室编《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一〇月版。

[一六][二〇][二一][二九]见《平暴纪事》第九九。一〇一、一〇五、一一四、一〇五页。

[一七]据《平暴纪事》称，五月十七日的倒邓狂澜中便出现了一支有二〇〇多辆摩托车组成的车队，到邓小平府上高喊"小平出来"；而《颠狂的蛇年之夏》称它于五月十八日〇时正式纠集而成。《京都血火》称其成份中"无业人员和个体户占七六％"，因流氓。诈骗。盗窃等被判刑。劳教。拘留处理过的人员"占三四.三％，见该书一三三页。

[一八]参见《明报》一九八九年七月号载文《党指挥枪？枪指挥党？──谜一样的人民子弟兵》。

[一九]"菜篮子工程"因政府为解决市民副食与蔬菜供应问题的措施而得名。后扩展为国家对用于消费的物质生产和供应的干预。"鸽子窝"指居民住房的狭小如同鸽子窝。

[二二]据北大筹委会广播站广播。

[二三]见《惊心动魄的五六天》，第一五二。一五三页。

[二四]见《颠狂的蛇年之夏》，第一七八页。

[二五]早在四月底，陈子明就提出了他的“三线”计划。即由在这次胡耀邦逝世过程中自发产生的学生运动构成第一线，通过与社经所有联系的大学青年教师对之产生影响。二线，由知识界知名人士组成，功能是指导与保护学生，也可以制约学生，由与知识界朋友较多的王军涛和闵琦联络，二人均为该所元老，也是七十年代末期西单“民主墙”时期的同志。包遵信的回忆证明，他们联络知识界的渠道之一，就是紧紧抓住包遵信。三线，由陈子明本人主持，功能是利用一线二线造成的压力，专司与政府谈判。

[二六]见《历史的一部分》，第七二页。

[二七][二八]见《惊心动魄的五六天》，第一五三。九四页。

[三〇]见《未完成的涅》。

[三一]据包遵信回忆，王曾在酝酿“联席会议”的蓟门饭店会议，和成立会上均事先告知与会者，自己将对此负全责。

[三二]对此事，参加的知识分子多有保留看法。当时，被招前往的人当中有人当场拂袖而去。但考虑到维护民主阵营的声誉，多不愿提及此事。

谢选骏指出：人説“首都各界联席会议──统一指挥系统”；我看這是信口雌黃。因爲“首都各界联席会议”根本不是什麽“统一指挥系统”，而是“討飯的藉口”。因爲其中的積極分子蘇煒、甘陽之流，還不等開槍就逃到了香港，以此爲名招搖撞騙，從逃犯變成了討飯。還有好些人，利用這個“首都各界联席会议”的名義，又通過香港的黑社會買通了大陸的海關，紛紛落脚海外，變成了政治難民騙捐美元。

【第八章 六月腥风】

相传回教主鄂玛下令焚毁亚历山大图书馆时说︰

"如果这种书籍与《可兰经》相合，则就无需这种书籍；如果与《可兰经》不合，则这种书籍根本即应消灭。"

异化现象无处不在。在资本主义社会，它表现为被人创造的经济秩序与技术手段对人的支配；在东方帝国，它表现为被人创造的政治制度对人的制约；在一场革命中，它表现为手段对目的的修正。半个月以前，无论是进军。静坐。还是绝食于天安门广场，那只意味着一种行动，可现在，坚守天安门广场却似乎成了目的。

广场乃是学运中枢。学运乃是全民族解放的希望。依照这种三十年代革命理论的逻辑，天安门广场成了又一个瑞金，又一个延安。

但是，这必然随之带来两个方面的问题︰对广场管理水平要求的提高；对于民运的制裁手段也就变得似曾相识，变得古老。

谢选骏指出：人説“資本主義社會”——我看用此概念説話的，無一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她他們的僵化頭腦，隨著蘇聯的瓦解一起崩潰了。只有投靠《可兰经》才有“用武之地”了——那就是國際恐怖主義！

第一节 主角的替换──从"旅游革命家"的占领到四君子绝食

如果说，八九民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水平最高的一次民主运动的话，那么，其组织管理方面的创造应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如果说在"四·二二"请愿产生出来的纠察队标志着运动第一阶段的管理水平的话，那么，天安门广场绝食营地的"生命线"则表志着运动第二阶段的管理水平。

所谓"生命线"，是学生绝食以后在天安门广场建立起来的一条绝食学生的救护车信道。它的中心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北面的旗杆前。在拥挤嘈杂的广场上，这儿辟出了一块空场，场内停放着随时准备发动的救护车数辆，周围是整装待发的，由白衣战士和担架组成的救护队。"生命线"由这块空场向东向北伸出，然后呈辐射状散开，如同人体的神经系统一样，末稍连接着北京市急救中心和北京同仁。天坛。朝阳。友谊。积水潭。复兴。铁路总医院等三二家医院。自五月十五日至二四日的十天时间里，从这儿运出救治的学生达九五一八人次，保证了绝食学生的及时抢救需要，无一人死亡。据称，这条生命线是北方交通大学师生与红十字会的杰作。但它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广场纠察队纪律的严明和群众的自觉维护。

但是，政府的迟迟不表态造成的社会各界的卷入，给被声援者的广场管理带来了新的难题。请看五月十八日新华社记者对广场情况的报道︰"今天游行的规模在百万计以上。除教育界。科技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外，工人的比重很大。据现场观察︰轻工。纺织。化工。建筑。机电。冶金。仪器仪表。电子。商贸。旅游，几乎都有职工参加。工人参加游行，有以下几个特点︰一。几乎都乘大小车辆来广场；二。不象学生有统一的指挥；各单位自成一体，口号五花八门；三。捐钱送物数额较大。""工人参加游行，造成广场秩序更加混乱。车辆过多拥挤在广场及长安街，直接影响救护车的通行。学生的临时广播站多次呼吁，要求大家帮助维持生命线──即救护信道的畅通。多次紧急调动纠察队开赴现场疏通。但学生纠察队的负责人对记者说，经过几天的辛劳，纠察队员的气力都快用尽了。" 

不仅如此，为了防止声援人群发生冲击新华门和人民大会堂事件，给政府造成镇压口实，维持这些地方游行秩序的沉重责任，也落到了这些纠察队的身上。

如果说，五月十八日广场出现的问题还带有某种喜剧色彩的话，那么，一周以后由于外地学生的大量涌入，它面临的境况，则带有悲剧色彩了。五月二三日发生的湖南浏阳三名进京人员用颜料污损天安门城楼毛主席画像事件，仅仅是给民运敲响的第一声警钟。在八九民运中，全国学运对北京的声援，以及外地学生的进京运动，无疑是这个运动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这种"北伐"运动的起源，最早开始于悼念胡耀邦阶段天津学生的进京活动。四月二〇日下午五时，南开大学五〇余人组成的赴京请愿团正式踏进天安门广场。第二天，这支队伍就扩充到一百多人。四月二二日，他们参加了北京高校学生人民大会堂前的第一个联合行动。在"四·二七大游行"以后，当北京学生出现告一段落的情绪时，外地刚刚兴起的学潮，成为了首都学运坚持下去的外在动力。五月三日，两名山东大学学生《致北大同学的信》中说︰"我们是为北京的同学争取民主和自由的精神感召而来的……我们代表一些同学，对你们的行动表示热烈的支持。"并且说，"从四月十五日到今天，学潮已进行了一七天，进展到这种程度，只有前进，不能后退。如果后退……不但会遭到政府的耻笑，也会让人民失望。"五月四日，北京学生纪念"

五。四"的游行队伍中，出现了天津、武汉、沉阳、吉林、四川、唐山、上海、湖北、深圳、山西、大连、湘潭、温州、南京、烟台、香港等地二十三所高校的学生。五月十三日，天安门广场第一批绝食者的行列里，也有来自上海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的七名学生。

从"倒邓狂澜"开始后，全国二〇多个省市都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自五月十七日至十九日，游行人数上万的城市有兰州、郑州、昆明、哈尔滨、南京、合肥、上海、武汉、长沙、太原、济南、石家庄、成都、重庆、广州、长春、福州、南昌、贵阳、宁夏、杭州、海南、乌鲁木齐、桂林、沈阳；仍处在戒严状态的西藏拉萨，也有三百多名学生上街游行。其中西安仅五月十七日，南京、上海、太原、长沙仅十八日就有上十万人参加了游行；太原。吉林大学各二百多名学生，上海。兰州。长春高校各一百多名学生，西安一五〇〇学生和郑州。济南等城市的学生进行了绝食；昆明大专院校和部分中专罢课；武汉长江大桥上出现了一万余人的静坐。十九日福州学生因冲击火车站，导致停运六小时。哈尔滨也出现学生坐轨阻止列车运行事件。

与此同时，有大批外地学生进京。五月十七日，天津。河北。山西。陕西。吉林。辽宁。河南二万多学生进京；五月十八日，有河北、河南、山西、天津、吉林等地四十多个学校和单位的二万余人分乘四一趟列车〔其中哈尔滨一五〇〇人强行乘车〕进京；五月十九日，有三十多个院校的二万多人分乘二三趟列车进京。

这种进京的趋势，不仅没有因为戒严令的颁布而减弱，相反，在五月二〇─二一日有一个短暂的停顿后，使进出京流转速度大大加快︰五月二二日起，各地又开始发生学生强行登车，造成多列火车停运事件。二三日，有二。三万名外地学生分乘四趟列车进京，四五六〇人离京；五月二四日，一。四万人进京，八二九〇人离京；五月二五日，一。四万人进京，一。一四万人离京。自五月十九日至三一日，一三天内有二十万〔人次〕学生进京。[一]

外地学运的高涨和学生进京，使运动出现了持久化倾向。但也给运动的控制带来新的不可测因素。首先是红十字会发出了"天安门广场有可能爆发大规模流行病的可能"的警告。其次是外地学生的生计问题。由于他们仓促来京，不带钱粮，没有住处，对广场靠捐献建立起来的给养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后期广场领导系统的矛盾，学运与社会的矛盾，主要来自这个因素。而进京"支持革命"者的状况也十分悲惨。他们中的人有两种情况，同时带来两类问题︰

一类是在北京各高等学校有同学、熟人、同乡关系的，能够住进高校的学生宿舍。这时，一个同学往往会领来两三个。三四个同学或熟人的熟人，往原本很拥挤的宿舍里硬塞。许多大学的宿舍里一时间人满为患︰不是走廊过道里躺满了人，就是供水不足，洗澡票价提高。有一个学校食堂，一顿供应的馒头。米粥被三千外地学生"一取而光"。[二]使原来的在校学生要么从图书馆回到宿舍便没有了住处；要么到食堂吃饭已没有了饭菜。引起本校学生与进京"革命者"的尖锐冲突。

另一类人在北京举目无亲，又不可能住旅店。于是，天安门广场的地下过道便成了他们的理想的栖息之地。遇上刮风下雨，里面能装上几千人。一位河南学生当时在《北京日报》撰文《天安门广场啊，我为你哭泣》对此描述说︰

……因为听说捐款很多，吃穿都不用愁。但到这里后，就感到有些傻眼了。我们吃的都靠市民自愿送来，但平心而说，现在又有多少市民富裕到那种程度呢。于是，我们的眼睛几乎每时每刻不在为寻找吃的而忙碌。每当出现提着稀饭。馒头的市民，我们老远就眼巴巴地盯上。说实在话，那情形简直连花子也不如。

为了解决吃的问题，一个比较主动的办法还是募捐……不但包括捐款，也包括捐衣。捐物。咸菜。馒头。面包等一概来者不拒。据统计，天安门广场的外地大学生来自全国四百多所大学，中专则无法统计。二四日，纪念碑东侧的食品发放点围满了排队领食品饮料的外地大中专学生。一位负责的学生告诉记者，领吃的人太多，而食品太少。送食品的车还未到这儿就被截住，东西一下就分光了。二六日，开着机动车来送饮食的单位已十分稀少。下午三时，烈日当头，一辆平板车上放着两桶绿豆汤驶入广场南侧，还未停稳，一个桶就被围上的人挤翻。[三]

学生的油印刊物《新闻导报》第七期上，一篇由该刊记者采写的报道说，外地的大学生没有挡日避寒的帐篷，甚至连棉被。大衣也没有。仅有的几件棉袄和单衣铺在冰凉的石板上，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寒气渗人的夜晚。他采访的一位山东工业大学的女生说，由于昼夜温差大，她们出来时只穿了两件单衣，因为寒冷，夜晚只能睡两到三小时。这篇题为《广场──时代的难民营》的文章说︰"绝食结束后的第六天，广场已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时代的难民营。""尽管静坐在广场上的绝大多数是被称为时代骄子的大学生，可从他们身上已无法领略到时代骄子的风采。疲倦抹去了姑娘脸上的红晕，灰尘遮住了小伙额上的刚毅。一面面红旗与一堆堆垃圾相应；招展的横幅下一桶桶泔水发出令人窒息的腥臭。"

尽管这些外地来的大中专学生中，许多人一下火车就认真地参加了游行和堵截军车的活动，但不少人是抱着亲身经历一下"千载难逢"的"历史大转变"的浪漫热情来的，在他们盼望的东西没有出现的时候，他们便去满足起瞻仰祖国名胜古迹的愿望来了。白天，校旗插在广场上算是一席领地，免票进出北京大小公园。晚上回到旗下，算是歇息的归宿。到五月底，尽管广场上旗幡林立，但北京高校的学生已基本撤退，天安门广场于是出现所谓"旅游革命家"占领时期。

据包遵信回忆，他曾代表"联席会议"协调过外高联与北高联的关系︰

五月二八日，在文化书院开会……说到了外高联与北高联的团结问题以及广场秩序。卫生都极差，市民已经啧有烦言，……决定当晚在北大开一次北高联与外高联的联席会议……我们在〔北大〕二九楼等了将近一个小时，也不见外高联的人来……只好决定撤。当我们快走到三二楼时，见外高联一帮人闲闲悠悠地走了过来。我们只好又回到二九楼。等他们都聚齐了，就通知我们到第二教室楼去……没料到了二教却吃了闭门羹，又通知我们到文史楼去……同样进不去。没办法，最后只好在与文史楼几步之隔的化学楼后面的草地上开会。奇怪的是，北高联的一个也没有来。由于北京学生接受"达七位数字以上的海内外捐款"的消息不胫而走，而他们又不断地以"指挥系统"的名义号召外地学生经费自理，加之外地学生的境遇每况愈下，最后，终于酿成六月一日凌晨，天安门广场总指挥柴玲及其丈夫封从德被原副总指挥连胜德。原绝食团常委王文等"绑架"事件。[四]

关于民运领导层内的权力之争和廉洁问题，当然不应归咎于外地进京潮流，即使在没有这些因素的情况下，时日渐长，自然会暴露出来。但是，外地进京潮流无疑充当了各种矛盾的催化剂。它把"社会是否能承担一次大的动荡？""人民是否有义务支付看不到成果的民主运动？""`革命者'是否有权利要求人民作出无限期的牺牲？"等问题，尖锐地提到了人们的面前。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官方公布的以下数字，变得有感染力了︰

铁道部说︰增开一列客车，要少开七列货车。货运量日均减少一千多车。收入减少九千万元。

张百发副市长说︰北京市一一〇〇万人口，加一三〇万流动人口，按最低供应标准，每天需要五百万斤蔬菜，五十万斤鸡蛋，六十五万斤盐，四千吨粮食，四万吨煤。现有一七二条公共汽车路线基本瘫痪，地铁停运，造成九十万人次上下班困难。

──这些，虽然在民运色彩的字典中可以解释为"四·二六社论"的过错，并追究政府的责任，但是，任何一个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准则的政治家或实习生，都要问一问︰自己，能做些什么？

失控！意想不到的结果！的确是进入五月下旬以来，笼罩在民运参加者和领导人心头的阴云。因为，他们现在面临的根本就不是开始那种学生与政府双方"对话"的问题，而是一个有着各种不可测量的因素构成的子系统集合而成的巨型系统。对于只会谈原则和理想的知识分子来说，它简直可以说是一个大"怪物"！而且，这个怪物象雪山上向下滚动的雪球，越滚越大。如果它不能自生自灭的话，最终不免演变为一种社会毒瘤，既消耗着全社会，又毒害着民运的声誉和理想。

怎么办？市高联依据毛泽东当年"到工农群众中去"的思路，想出了到全国各地"播撒火种"的办法，实际要达到的则是"大串联"和"上山下乡"疏散红卫兵小将，恢复城市秩序的效用。名之谓"空校运动"。

主张坚守广场的"联席会议"，则推出了取代学生为广场主角的“千人接力绝食”方案。关于这次绝食，从已经批露的材料看，有这样一个过程︰

二六日晚北大学生筹委会广播站播出了一份《全国各族人民、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绝食请愿书》。其内容为︰“我们全国各族人民、社会各界知名人士自愿组织绝食团，替代现在广场上正在绝食的学生、发起人︰国家各部委领导和工作人员、社会各界知名人士。报名地点︰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第二台阶。时间︰五月二七日。二八日。人数︰一至五千人。凭证件自愿报名。联系人︰华夏子。截止时间︰根据事态发展而定。请愿内容︰一。要求撤离所有部队；二。为这次爱国民主运动正名，是救国而不是动乱；三。将所有不义之财上交国库；四。释放所有政治犯；五。要求昏庸无能的邓小平。李鹏。杨尚昆罢免职务，欢迎辞职；六。要求保护全国人民的民主权利；七。要求代表真理的赵紫阳主持工作……口号︰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开除公职；不怕砍头坐牢；真理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民族精神永存；民主万岁。"广播还宣布，二九日绝食开始，欢迎大家报名参加。

二七日，就在《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关于时局的十点声明》公布了将坚守广场，直到六月二〇日，人大常委会召开为止的消息以后，又公布了成立“全国各族人民。社会各界知名人士联合绝食请愿团”的消息。在第二天由留法中国学生联合会发起的“全球华人大游行”中，出现了“绝食请愿团”的传单。该传单除前述《请愿书》中的请愿内容外，还增加了决不允许以各种借口予以打击和镇压民运参加者；要求新闻和言论自由，大赦国内言论政治犯；交出"官倒"子弟，人人报账，欢迎有错即改，欢迎真诚的领导和领袖；要求迅速清理整顿中央政府的裙带关系要求立即改组中央政府，老的退休，淘汰昏官。庸官和恶官，选拔人民真正的公仆掌管国事；要尽快修改宪法；反对专权者和机会主义者趁机发动兵变和政变等要求。传单把《请愿书》中的"口号"改为誓言︰“为了真理和正义，为了民主救国运动的彻底胜利，不怕开除党籍。公职，不怕开除干部队伍。丢掉领导职务，不怕砍头和坐牢。我们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不惜为整个民族利益而献身！”传单将原定的二九日开始绝食，推迟到三十日。

二九日，北大学生的广播也播送了推迟的消息。

五月三十日，预定的绝食日期到了，仍未付诸实施。其中原因，包遵信的回忆或许是一种解释︰

五月二九日晚一一点我回到家里，就见桌上一张条子，说何维凌[五]来电，让我回来不论何时都要给他回个电话……一刻钟后，他就到了我家……他一见我就说，你能不能跟王军涛他们说说，动员广场学生在月底撤离？……你打算怎么个撤法？何说，可以确定一个时间学生撤离，撤离之后将广场打扫干净，表示我们欢迎解放军进城。然后在广场或者什么地方开个联欢会，军队领导和学生代表都讲几句话造成一个团结和解的气氛。

我真佩服何维凌的想象力，竟然要让一片乱石瓦砾长出一丛又一丛的鲜花。不过，既然他把学生撤离的步骤考虑得这么具体，肯定不是随意说的……何维凌说︰我到这儿来包括刚刚讲的撤退办法，都跟朴方说了，而且还得到老人家的首肯。这件事杨家也知道，撤的办法就是得到他家的默许……

我与何谈到三十日凌晨四点多……他从我家一走，我就呼王军涛，让他上午派车来接我。

五月三十日上午，在我讲完与何维凌谈话内容，确定了由王丹等人负责经办之后，会议就转入讨论绝食问题了……那天会上大家的意见是︰此事〔绝食〕联席会议不做什么决定，由刘晓波去组织发动去，联席会议采取支持态度。

六月二日下午五点左右，王军涛。甘阳又来我家，说刘晓波绝食引起很大震动……他们还对我说，打算组织第二批。第三批……这样接力式地把绝食进行下去，直到政府退让，取消戒严令。他们动员我参加第二批，甘阳还说他也参加第二批。从这个回忆提供的情况看，绝食的推迟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后续无人〔因为设计者要求知名度高的人参加，所以一般报名者难以令人满意〕，按常规，只有至少准备了三批轮换的人马，才能开场；第二，原担任"协调"和后勤工作的联席会议因考虑接受何维凌的方案，打算把原来就有“个人英雄主义”色彩的这次绝食“个人化”。只是后来看到“震动”很大，而官方并无动静，所以又想全力促成。

就在联席会议开过之后，王丹便着手准备撤退事宜。三十日下午七时四〇分，他便通过广播宣布︰北大学生将于当天全部撤离广场。并说，这并不标志学运的结束。今后要转入校内的民主建设。如︰组织合法化。民主沙龙。新的社团。组织学生到社会去宣传建立独立工会。知识分子联合会等。──这个往日以"坚定"。"不调和'著称的学运激进派领袖，之所以能转眼之间改变调子，回到“五。一三绝食”前北高联“右派”的立场上去，相信除广场的不如意状况和"以同学生命做抵押"的精神重负日益沉重之外，联席会议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以及他对它的服膺，恐怕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

六月一日，此次绝食的发起人之一，"千人接力"第一轮〔三天，七二小时〕出场者刘晓波，也按"个人化"方式在北师大发表了绝食演讲。他说︰“现在政府一再强调极少数极少数人，所谓的一小撮，它的所指，看来就是类似我这样不是学生身份的人。但我想说，我是一个有政治责任感的公民，我做的一切都是合理合法的。我不怕当黑手，我反而以当黑手为自豪，为骄傲，为光荣！”“我明天下午要去绝食，是由我发起的，有著名歌星侯德建”。“我们抗议以李鹏为代表的政府用非理性的。专制的军事管制去镇压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我想借这次绝食，告诉国内外舆论，所谓的一小撮就是这样一类人，他们不是学生，但他们是公民，他们有权利。有义务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这个讲演分别在北大。人大。清华等校的学生广播站广播。

六月二日下午四时，刘晓波、周舵、侯德建、高新四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二层扎营，宣布"七二─四八小时有限绝食开始。"[六]

谢选骏指出：人説“四君子绝食”——我看這是四個叛徒，他們後來在監獄裏背叛投敵，僞證“天安門廣場沒有死一個人”，以此換取劫匪軍當局的“不殺之恩”。

第二节 镇压前夜

五月三十日虽然没有按原定计划举行绝食，但广场上却出现了另一件新鲜事──由中央美院。中央工艺美院。中央戏剧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北京电影学院。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戏曲学院。中国音乐学院等首都八大艺术院校推出，由中央美院雕塑系二十多位同学集体创作的"民主之神"塑像，在天安门广场落成。这座高十米〔人像高七米〕，用泡沫塑料和石膏等材料制成的塑像，座落在天安门广场中轴线，国旗旗杆与纪念碑的中点──原国庆节期间置放孙中山画像的地方。这一塑像的成立，及其周围的彩旗与艺术气氛，使单调沉闷的广场一时间如同置身节日。但它的位置的选择和女性性别，立即招来了种种非议，并有指斥其为"强奸民意"的痛诋。不仅如此，经过三天四夜的设计制作奋战的作者们面对这件成品时，他们发现，用这种材料制成的塑像虽然有防雨特性，却经不起大风的吹刮。他们不得不告诫前来观看的游人，"最好不要离塑像太近"，希望最好保持十米的距离，以免风大像倒，砸伤游人。

与"民主之神"像带来的戏剧性效果不同，六月二日开始的新一轮的绝食，却揭开了这次民运一直等待的一个严肃的主题。

参加绝食的四个人中，刘晓波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师，文学博士。一年前因发表尖锐的传统文化批判言论和与新一代青年思想领袖。美学权威李泽厚论战，在各大专院校刮起过一阵"刘晓波旋风"，是第五代青年崇拜的新偶像。一些勇敢的新闻媒介称之为"黑马"，意识形态的官僚则视之为"疯狗"。周舵是四通集团公司综合计划部部长，原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讲师，属改革十年形成的中青年理论界人物。台湾歌星侯德建则是因一首《龙的传人》，几乎成为中国大陆尽人皆知的人物。北师大校刊前主编高新则兼有中共党员的身份。

绝食开始，四人在纪念碑平台上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刘晓波首先说明了绝食的目的︰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中国专制机器的强大，也由于几千年中国人的怯懦和盲目顺从，整个世界看待中国的前途。中国问题的思路，一直是从执政党着眼，从执政党内部的斗争着眼。但是，一九八九年四月到五月的全民民主运动，在向全世界宣布，这种理解中国传统政治的思路……〔因是整理现场录音，此处不清楚〕人民已经觉醒了，人民再也不会跪倒在地，以衬托几个独裁者的高大形象。〔热烈欢呼鼓掌〕我们需要对话，我们需要平等。我们主张和平地推进中国的民主，反对任何暴力。但我们不畏强暴，任何暴力也吓不倒我们。我们将用这种和平的方式粉碎李鹏政府的戒严和军管。消除李鹏政府的这种狭隘的封建式的农民的仇恨心理〔热烈欢呼，长时间的鼓掌〕。不要叫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们的智能和中国的民主进程。

另外，这一次绝食，我们的另一个宗旨，就是想公开地告诉国内外舆论界，所谓的"一小撮"，所谓的"极少数极少数"，所谓的"黑手"，就是这样一类人，他们虽然不是大学生，但是他们是中国的公民，他们所干的一切一切，都是合理合法的。大学生运动没有错，我们这些被称之为"一小撮"的人也没有错〔鼓掌〕。我可以代表我们四个人公开宣布︰我们不但不恐怖，反而，我们为能够充当这所谓的"一小撮"，所谓的"黑手"而骄傲，而自豪，而荣耀！〔好！长时间欢呼鼓掌〕。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几千年来……基本上处于顺从地位。中国的知识分子只会动口而不会动手，只会空谈理论而很少行动。今天，我们四个站出来，就是要代表我们自己，在中国历史上开始一个公开的，知识分子联名出现的，真正的行动！以行动抗议李鹏政府的军管，以行动，呼吁一种新的政治文化的诞生。以行动，忏悔我们几千年的沉默，软弱，盲目，顺从所犯下的种种过失……

接着，周舵宣读了《六·二绝食宣言》︰

我们绝食，我们抗议，我们呼吁，我们忏悔。我们不是寻找死亡，我们寻找真的生命。在李鹏政府非理性的军事暴力高压之下，中国知识界必须结束几千年遗传下来的只动口而不动手的软骨症，以行动抗议军管，以行动呼吁一种政治文化的诞生，以行动忏悔我们长期的软弱犯下的过失。对于中华民族的落伍，我们人人都负有一份责任。

〔一〕。绝食目的︰

一。此次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民主运动，一直采取合法的。理性的。非暴力的和平方式，来争取自由。民主和人权。但是，李鹏政府，居然以几十万军队来压制手无寸铁的大学生和各界民众。为此，我们绝食，不再是为了请愿，而是为了抗议戒严和军管。我们主张以和平的方式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反对任何形式的暴行，但是，我们不畏强暴。我们要以和平的方式来显示民间的。民主力量的坚韧，以粉碎靠刺刀和谎言来维系的不民主的制度。政府这种对和平请愿的学生和各界民众实行戒严的极端荒谬悖理的蠢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开了一个极为恶劣的先例，使共产党。政府和军队蒙受了巨大的耻辱，将十年改革开放的成果毁于一旦。

二。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充满了以暴易暴和互相仇恨。及至近代，敌人意识成了中国人的遗传。一九四九年以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更把传统的仇恨心理。敌人意识和以暴易暴推向了极端。此次军管，也是阶级斗争式的政治文化的体现。为此，我们绝食，呼吁中国人从现在开始逐渐废弃和消除敌人意识和仇恨心理，彻底放弃阶级斗争式的政治文化。因为，仇恨只能产生暴力和专制。我们必须以一种民主式的宽容精神和协作意识来开始中国的民主建设。民主政治，是没有敌人和仇恨的政治。只有在相互尊重，相互宽容，相互妥协基础上的协商。讨论和表决。李鹏作为总理，犯有重大过失，应该按照民主程序引咎辞职。但李鹏不是我们的敌人，即便他下台，仍然应具有一个公民应享有的权利。甚至可以拥有坚持错误主张的权力。我们呼吁，从政府到每一位普通公民，放弃旧的政治文化，开始新的政治文化。我们要求政府立即结束军管。并呼吁学生和政府重新和平谈判，以协商对话的方式来解决双方的对立。

我们抗议李鹏政府的新闻封锁，要求立即解除新闻戒严。

三。此次学运，获得了空前的，全社会各阶层的同情。理解和支持。军管的实施，已把这次学生的民主运动转变为全民的民主运动。但无法否认的是，有很多人对学生的支持，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同情和对政府的不满，而缺乏一种具有政治责任感的公民意识。对此，我们呼吁，全社会应该放弃旁观者和单纯的同情态度，建立公民意识。公民意识，首先是政治权利平等的意识……更是理性化的参与意识。政治责任感，每个人不是同情与支持，而是直接参与民主建设。最后，公民意识是承担责任和义务的自觉性。社会政治合理合法有每个人的功劳；而社会政治不合理，不合法，也有每个人的责任。自觉地参与社会政治和自觉地承担责任，是每个公民的天职。中国人必须明确，在民主化的政治中，每个人首先应是公民，其次才是学生、教授、工人、干部、军人等。

四。几千年来，中国社会是在打倒一个旧皇帝，而树立一个新皇帝的恶性循环中渡过的。历史证明，某位失去民心的领导人的下台和某位深得民心的领导人的上台，并不能解决中国政治的实质性问题。我们需要的不是完美的救世主，而是完善的民主制度。为此，我们呼吁︰第一，全社会应该通过各种方式建立起合法的民间自治组织，逐渐形成民间的政治力量，为政府决策的制衡。所谓民主的精髓是制衡。我们宁要十个相互制衡的魔鬼，也不要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天使。第二，通过罢免犯有严重过失的领导人，逐步建立起一套完善的罢免制度，谁上台和谁下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样上台和怎样下台。非民主程序的任免，只能导致独裁。

五。在此次运动中，政府和学生都有失误。政府的失误，主要是在旧的阶级斗争式政治思维支配下，站在广大学生和市民的对立面，致使冲突不断加剧；学生的失误主要是自身组织的建设太不完善，在争取民主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非民主的因素。因此，我们呼吁政府和学生双方，都要进行冷静的自我反省。我们认为，就整体而言，此次运动中的错误主要在政府方面……无视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以一种专制的政治思维，把此次运动定名为动乱，从而又引发出了一连串的错误决策。致使运动一次次升级，对抗愈演愈烈。因而，真正制造动乱的，是政府的错误决策……我们认为，现在改正，还不算太晚。政府应当从这次大规模的民主运动中吸取沉痛教训，学会习惯于倾听人民的声音，习惯于人民用宪法赋予的权利来表达自己的意愿，学会民主地治理国家……

近百年来，中国人民争取民主的斗争，大都停留在意识形态化和口号化的水平上，理论，不讲程序。操作；只讲目标，不讲手段过程。我们认为，民主政治的真正实现，是操作的过程。手段和程序的民主化……

侯德建为大家唱了他为八九民运而创作的新歌《漂亮的中国人》︰

爱自由的人们

张开我们的翅膀

有良心的人们

敞开我们的胸膛

为民主的人们

团结我们的力量

丑陋的中国人

今天我们是

多么的漂亮

把耳朵竖起来

谁也不许再撒谎

把眼睛睁开来

谁也不许歪曲真相

我们手挽着手

把脚步迈开

慢慢来

谁也不用慌慌张张。

可是，正当这批知识分子用折磨自己的腹胃来推广自己的思想，企图用"张开的翅膀敞开的胸膛"感动人民也感动政府时，政府那张原来看去撒得太大的网，却正在慢慢地收拢︰

第一个行动，是抽掉这次非暴力的和平民主运动的精神支撑──使要求召开人大紧急会议这一行动流产。首先是五月二五日由加拿大访问归国的万里被阻隔于上海。然后他被告知，不得就国内问题发表个人或作为委员长与〔实际已没有了主席的〕中共中央口径相悖的意见。[七]五月二七日，万里在上海发表了拥护戒严的书面讲话。这篇讲话指出，种种情况表明，确实有极少数极少数人在搞政治阴谋，利用学潮蓄意制造动乱，严重干扰了北京乃至全国许多地方的社会。生产。工作。生活和教学。科研秩序，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严重的违反宪法的行为。对此，广大公民和青年学生要高度警惕。我认为，对于青年学生和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必须加以保护，对他们在学潮中的过激言行不予追究。对于煽动和制造动乱的极少数人必须予以揭露。他还说，我坚决拥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重要决定，完全同意李鹏。杨尚昆五月十九日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国务院根据宪法第八九条赋予的权力，是符合和维护宪法的。他并且呼吁人民"要信任自己的政府，支持政府，支持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做好维护首都正常秩序的工作。"

五月三十日，六名人大常委委员公开发表声明，对香港《文汇报》五月二五日发表的五七人签名呼吁召开人大紧急会议之事予以否认。[八]

第二，是从五月二六日起，北京和中央机关开始了新的统一思想和支持戒严的动员工作︰

五月二六日，北京市委。市政府召开区。县。局。总公司及大专院校领导干部会议。李锡铭传达李鹏等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并对下一步工作进行了部署。号召放手发动群众，做好舆论宣传；组织群众，维护首都秩序；在斗争中加强党的建设；广泛开展慰问解放军。公安干警。武警。交通民警活动。

同一天，中央顾问委员会召开常委会议，传达学习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反对动乱。维护社会安定的指示精神。中顾委主任陈云作了讲话。

五月二七日，全国政协举行主席会议，一致拥护中央。国务院重要决策。政协主席李先念作了讲话。

在万里发表拥护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书面讲话后滞留上海不归的情况下，五月二九日下午，前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党外副委员长，进行了统一思想的座谈。

五月三一日上午，北京郊区顺义县一万多农民。工人。商业职工。教师举行"坚决反对动乱群众大会"；下午，大兴。怀柔两县分别举行群众集会游行，抗议极少数人制造动乱。在大兴县的集会中，人们在"反对动乱，打倒卖国贼"的口号声中，烧毁了方励之的画像。

六月一日，门头沟区。通县。房山。延庆。昌平同时举行了号称"二〇多万农民和城镇干部群众""坚决拥护党中央。国务院为制止动乱。稳定局势所作出的正确决策"的游行集会。

第三，打掉民运侧翼──剿灭"飞虎队"；绑架"工自联"头头，激化矛盾。

从五月二六日开始，北京市公安机关经过连续几天几夜的活动，抓获了"飞虎队"的队长和一批骨干分子。据北知联《新闻快讯》三一日发布的消息称，遭逮捕者包括汽车司机易京瑶在内，共为一二人。这就摧毁了民运中自发产生的信息传递系统。

五月三十日，工自联执行常委沉银汉在王府井北京饭店附近，被"一辆装有警灯的吉普车上冲出的两名警察"绑架。同日遭到逮捕的还有钱玉明。向东平。

六月一日，北京市总工会发表声明，要求取缔"工人自治联合会"。指斥工自联的所作所为是"企图分裂工人阶级队伍，公然破坏正在恢复的首都正常秩序"。

一时间，关于有关部门提出的逮捕名单多种多样的谣言顺势而起。[九]《新闻导报》称，赵紫阳的儿子赵大军被捕，"揭开了大清洗的序幕"。

第四，制造舆论，为清场铺平道路。

六月二日，新华社发表北京市委宣传部撰写的《认清动乱的实质和戒严的必要性》。重弹其"极少数人制造动乱"早有预谋，目的是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制度，并有周密策划和国内各种政治势力插手等论调。各大报对此进行了刊载。

最先感觉到气氛变化的人群，是可以看到卫星传送的海外电视节目的外商和华侨。他们在得悉北京附近地面军队调动情况后，纷纷撤离北京。

与政府的这些"准备运动"相应，一些来历不明的煽动造成了民众中反叛倾向与暴力主义的呼声突然抬头︰

五月二九日，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广播站播出题为《掀起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评论员文章，号召在全国范围内掀起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文章说︰"不合作的方式可以是多层次。多渠道的。既可以表现为罢工。罢市。罢课。罢教。示威。游行，也可以表现为怠工。躲避。敷衍等消极抵抗，也可以表现在拒买国库券。提取存款等具体手段上。一句话，只要每个人都千方百计地和伪政府过不去，每个人都一点一滴地破坏，瓦解这个本来就很虚弱的纸老虎。那么，李鹏。杨尚昆垮台必指日可待。"[一〇] 

五月三十日至六月一日，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农大。理工大。北师院。北方交大分别出现题为《如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当今中国时局可能性预测分析》的传单。传单说︰

现在一部分掌握共产党。中国最高权力的领导人如果不顺从民意，不听人民的呼声，而一意孤行，动用军队来压制人民的吶喊，这就极有可能导致这场民主爱国运动在形式上和内容上的巨变。人民不惜拋头颅，洒热血，旗帜鲜明地反对共产党和他的政府，人民将自愿组织起来，组成以学生。知识分子。工人。农民。以及社会各界爱国力量为主导力量，将可能被称为人民军的武装力量〔并有可能包括有血性。有良知。有理性。向人民投诚的共产党军队〕来与共产党的腐朽力量相斗争。相抗衡，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爱国力量，去团结包括台湾国民党在内的各种力量来进行斗争。台湾国民党李登辉已经宣布，台湾不但要从思想上，道义上支持大陆的民主爱国运动，而且还要从其它方面给予支持援助，据有关人士分析，共产党高层领导人如果一再地不明事理，就有可能导致人民组成能够顺应民意。并获得美国在内的世界上许多尊重人权要求民意国家的支持，可能被称为民主党的反对党派。以共产党开明人士组成的改革派，以民联为机构，以要求民主的人民为主体，民主党和中国国民党联合起来，，组成以三个党为主体的多党制，进而过渡到议会制，从而完成大陆和台湾的真正合好，完成中国统一大业。

中国人民必须特别珍惜并且坚定地。彻底地把目前这场声势浩大的全民爱国民主运动进行到底。[一一]

六月一日，北大自治会的广播甚至报道了李登辉的上述言论，并说︰"政府说学生运动中有台湾特务，如果这个人是搞人权。搞民主的，就是特务我们也欢迎。"

尽管这些言论传播半径有限，并没有在仍然怀着浪漫幻想的学生和斗志日益怠懈的市民中引起反响，但由此，一个为军队开进北京市区，最后以扫平"反革命暴乱"为借口，结束四〇余天来的民主运动的舆论气候已经造成。

谢选骏指出：人説“镇压前夜”——我看有人把臭鷄蛋扔到了毛澤東狗像之上，不久之後天色忽然陰暗，雷霆大作、雨水瓢潑，人們都説毛魔“看見慫人壓不住火”。

第三节 最后的纪念碑

军队全速前进！

终于，在集结多日之后，最后的行动命令下达了。军令如山倒！还在六月三日的清晨临之前，松懈疲惫北京市民在睡梦中就听到了一个声音︰

"市民们，起来吧！军队进城了！……市民们，起来吧！军队进城了！……市民们……"仅仅只有这一个声音，没有了往日摩托车的喧哗，在沉睡的城市夜空里，它显得那样凄清，那样哀挽！只有这一个声音，再没有听到响应，但它顽强地喊着，也许是缓慢地登着自行车，越走越远。

凌晨两点，一五辆军车在西长安街被惊醒的群众包围；二︰三〇时，三千军队由东面开进，在距广场五百米处受阻；三点，在民众的掌声中，三千军队撤退；同时，有部分军队被赶进天安门附近的建筑工地。堵截又一次取得了成功。

当最后一个"红色的白天"到来时，人们被暂时的胜利又一次欺骗︰军队进城了！又会怎么样呢？血！那个在戒严令发布当天，人们相信一定会兑现的情景；五月二二日晚，在丰台大井附近发生的戒严令以后的第一桩流血事件；[一二]仿佛也证明"流血"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局。但因一段较长时间的双方的克制，以及后来一系列"军爱民，民拥军"的活动，这一意识渐渐被淡漠了。善良的人们在看到人民军队爱人民的本质时，将这次反人民的戒严行动的本质忘却了。

但是，"这一回真的死人了！"六月三日白天，北京城里传开的一个消息把人们的警觉又重新唤醒︰一辆警车撞死三人，撞伤一人，军队要行动了。在这一消息传开的同时，人们也了解到︰虽然未进行化妆开进的部队，被凌晨的呼声唤出的市民堵在了半途，人们痛殴了这些军队，但是其它军队已趁着黑夜，大量地渗入城区。几个奉命先期到达大会堂的军，由于执行从六月二日便开始的"F 七五行动"〔即化妆进城〕计划，顺利地到达集结地点；在阻截的军队和运输车中，人们找出了机枪。匕首。绳索。子弹进行展览。当天上午七时至一〇时在西单路口被围的"军火轿车"中，有"机枪五挺，冲锋枪一百多支，手枪七支，子弹 X 万发，电台 X 部。"[一三]下午二时二〇分，在六部口又有一辆弹药车被围，为解救被围的这批武器，中央警卫团向密集的人群施放了催泪弹。

火药味已经越来越浓！

晚七时，已进入大会堂的部队进行了战前动员。某师长说︰按照戒严指挥部的命令，后面部队将在二一时开始强行开进。

四︰三〇时，在大会堂西被围的五千名士兵与群众发生冲突。人们看到了"血"！

五︰三〇时，五〇辆运兵车在东直门被栏截；七︰五五时，又有七〇辆军用卡车在建国们立交桥被阻。

晚七时，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重申戒严令原则，警告人民不要上街，离开天安门广场。声称戒严部队。公安干警。武装警察有"强行处置"一切情况的权力。

此前，武警部队接到北京军区命令，当晚八时到军区"领受任务"。当他们五〇名"戴头盔。盾牌。电警棍，又装了一千发催泪弹"的防暴警察到达军区司令部的作战室时，众多的二星、三星将军已经云集此地。宽大的军用地图上若干个三角形红色箭头，从东线。西线。南线。北线直插非法组织`高自联'。`工自联'盘踞的天安门广场。军区政委刘振华当着众将军的面，对他们进行了动员︰"同志们，目前，首都从学潮引起的动乱现在已经发展成暴乱。他们烧军车，抢军火，伤害解放军战士，性质已经变了。""现在搞打。砸。抢。烧。杀的不是学生，也不是群众，而是反革命暴徒。我们要开进天安门，清理天安门广场，要保卫党，保卫人民，保卫国家政权，保卫首都北京！你们的任务就是要为大部队把路打开。"接着，军区周司令员说︰"没人阻拦要进，有人阻拦也要进！军区首长直接指挥你们，今天一定要开进天安门广场。"[一四]

晚九时一〇分，这支由五十名防暴警察开道的军区首长指挥车队，从西山的北京军区出发。那么，担任开道主体的军队情况又如何呢？据某集团军少将政委王福义回忆︰

……军区命令，以 X 集团军的建制，并由我集团军为先导，由西往东向天安门广场开进，如遇障碍则强行排除，务必按时到达。同时命我集团军于当晚一〇时前在军事博物馆以东路段完成集结编队。成四路纵队乘车东进。据此，张副军长提出将整个集团军密集收缩在一公里之内，人车集中，首尾相顾，形成铁拳。

……经简短研究，刘参谋长及司令部同志提出以 A。B 两个步兵师，一家两路，齐头并进，坦克师。炮兵旅和工兵团随后跟进。整个车队先头设六百人左右的防暴队。排障队开路，两侧有各自的防暴队护车，人车相互掩护前进。整个战术以集团密集队形，对付人海战术，以原始防卫手段对付砖石。木棍等的攻击，以强大的威势对付反革命的气焰。八时许，集团军的车队上路，由于 A、B 两个部兵师尚未赶到，没有侧翼保护的军队遭到了四面雨点般飞来砖石的袭击。九时二〇分，部队集结完成。九时半，这支从一九二八年随彭德怀平江起义，历经保卫井冈山，两占遵义城，激战直罗镇，大战平型关，辽西会战，天津攻坚。抗美援朝等战役的军队，正式从记录了他们光荣历史的军事博物馆出发，向天安门进军，去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的"敌人"晚一〇时，军队在木樨地向密集的围截群众开枪。军队的宣传车反复播送戒严指挥部的"紧急通告"。地上车上的军人齐声高呼︰"严惩暴徒！""如若阻拦，坚决还击！"的口号。[一五]车到复兴门时，一八辆装甲车从立交桥下冲上长安街，加入了大部队，使举步维艰的军队行动大大加快了进度。尽管如此，从公主坟到天安门，实际距离只有七公里左右的路程，这支机械化部队却花了整整四个小时。

它们到达天安门的时间是六月四日凌晨一时三〇分。也就是在这同时，一天多来弃服微行，轻装简从渗入北京市区，已进入大会堂的二七集团军，领受了戒严指挥部命其捣毁天安门广场高自联指挥部的任务。指挥员撩开大会堂二层的窗帘，俯瞰着情绪激动而秩序〇乱的广场。在那里，准备"背水一战"的人们把棉衣。被服堆成了一个个的小山，并用火将其点燃……

此前，就在木樨地军民箭拔弩张，血战犹酣的当口，天安门广场的民运领地内，按原计划举行了"民主大学"开学典礼。关于这个"大学"的成立，是五月二九日〇时，北高联。外高联。绝食团在天安门广场开会，决定联合成立"全国高联"时议定的。设想是用香港支持的帐篷设立教室，以广场为根据地，办成黄埔军校式的大课堂。为了使"大学"有个正规的模样，六月二日晚，人们还拆除了广场上不规则的帐篷，让学生到广场的香港接待处领取统一材料，搭设统一帐篷。人们没有想到，仅仅三〇个小时以后，这些吉普赛式的营帐就将被付之一炬。

严家其以名誉校长的身份为"民主大学"的开学典礼作了讲话。其中一句"用鲜血和生命铺平通往民主的道路"，给尚不知军队强行开进消息的听众留下了不祥的印象。加之轮到"大学"校长作家老鬼讲话时，忽然寻不见他的踪影，更给事情带上一种诡诘的色彩。它与此时广场仍然沉浸其中的懒懒气氛一道，形成一出荒诞剧的特有氛围。

不久，军队已经开了杀戒的消息传到广场。不断地有人在广场学生的广播站失声痛哭地控诉当兵的如何残酷无情地杀人。一一时二〇分，一辆代号为三三二，丢失了大队的装甲车〔经刘家窑─天坛公园─磁器口─和平门─正阳门〕堂堂皇皇地第一个开进天安门广场。[一六]原先还烟火缭绕的广场东路小吃摊商转眼隐入了黑暗。有女人惊得哭叫了起来。这辆找不到大队的甲壳虫飞快地在广场上兜了两圈，又到崇文门─宣武门一线寻觅了一遍，最后决定停在大会堂西路。而当它第二次进入广场时，惊惧的人们开始咒骂︰

"法西斯，滚回去！"

"刽子手，滚回去！"

身着汗衫，脚穿拖鞋的市民开始用棍棒敲击铁甲。一时找不到武器的群众撬起大会堂周围地面的水泥砖。路过的人们纷纷以分到一块碎砖，并向这庞然怪物敬一石为快事。

与此同时，〇〇三号装甲指挥车经蒲黄榆─崇文门─东单，于午夜〇时二〇分到达天安门东侧的金水桥边熄火。在路经中国革命博物馆北门时，它撞死了一个正在翻越隔离栅栏的黑衣人。还没有见过血和火的皇城墙下的居民在骤然来临的暴行面前突然喑哑，紧接着便如山洪爆发一样地发出了怒吼︰

"压死人啦！"

"压死人啦！"

"打，丫亭的！"

人们追逐着这辆装甲指挥车来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前的金水桥边，把铁棍插进装甲车履带，浇上汽油将它点燃。

一时整，天安门广场上政府的广播开始反复播送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指挥部发布的《紧急通告》。广场上的人们第一次知道，政府把反对军队进城的抵抗已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并发出了"坚决反击反革命暴乱"的号令。之后，三颗信号弹在北京的夜空升起，大会堂东南角的军队朝纪念碑发出一阵密集的射击。四面天空这里那里不时划出一道道闪光的弹迹……

网，已经越收越拢了！

在军队与市民的混战中，操着原始武器的市民死伤惨重。纪念碑下广场学生的救护站里，人们送来了血肉模糊的市民和死去的学生。但头脑清醒的大学生，始终不渝地坚持着非暴力原则。这表现在不断送往广场救护中心的伤员中，不少是学生救下来的军人。[一七]但面对严酷的形势与惨烈的刺激，没了主意的学生领袖多少也有些乱了方寸。

人们听到，在学生广播站的广播里，一会儿是吾尔开希因愤怒失去控制的声音︰

"我们要誓死保卫天安门广场；我们要与人民英雄纪念碑共存亡。"因为晕倒，他的声音嘎然而止。

一会儿，柴玲又声嘶力竭地质问︰

"市民敢死队的人都到哪儿去了？！市民敢死队的人都到哪儿去了？！"

一会儿她又领头宣誓︰

"头可断，血可流，人民广场不可丢！"

事后，戒严部队从一名英国记者手里缴获的一盘录音带，也反映了清场前学生的混乱思绪。一个人气急败坏地对英国记者讲︰

"快和中国断交吧！"

"快叫美国出兵吧！"

旁边有人插话︰"美国太远了！"

"叫苏联出兵吧！"

"把邓小平。李鹏他们通通抓起来！"

在这个时候，唯一清醒的，对广场的学生有左右力量的，是四名绝食者这个小集体。他们原打算只开一个头，然后把接力棒传给后面的绝食者，没想到他们的开头就是结尾，并且还要替整整一场持续了五〇天的"学运─民运"结尾。那些曾经为这次民运推波助澜，出谋策划的人物都到哪里去了？他们没有在混战的人群中。有北京市民在，他们料定军队进不了城。就是进城了，有的人还怀着幕后活动者逃避责任的侥悻心理！

不过，这四个人没有逃避。

他们做的第一件有意义的事，是劝说几个打红了眼的市民敢死队成员放下武器。第二件有意义的事，是决定和组织和平撤离。关于这个过程，罗点点通过对当事人的访问，留下了这样的记录︰

将近三点半时，北京大学的邵江闯进绝食者的帐篷，蹲在周舵的地铺前，用紧张得发抖的声音描述了他亲眼看见的血腥场面。然后带着哭腔恳请四人劝学生撤退，说柴玲的话已经没人听了，"只有你们几位老师能救大家了！"周舵先征求了高新的意见，高新同意撤。但立即就有人反对。理由是北京市民为了保卫学生，堵军车，流血牺牲，死了那么多的人，我们撤了怎么向人民交代？不流血，怎么唤起民众？但侯德建也同意撤。于是，周舵又找刘晓波谈。刘晓波开始不同意，但被三位说服。接着，周舵提出了具体方案︰第一，说服学生领袖，由柴玲和李录指挥学生撤退；第二，在广场广播站发表讲话，请广场上的全体人员放下手里的一切"武器"，准备和平撤离；第三，四人中派出两人去找部队谈判。让他们配合，留出撤退信道。

接着，四人进行了分工。然后一起去说服柴玲。李录，几乎没费什么力气，他们就同意了。周舵开始用学生的广播对广场上的人喊话︰

亲爱的同学们，北京市民和各界同胞们，我是四通公司的周舵。刚才我们参加绝食的四个人和学生组织的领导成员开了一个紧急会议。我们一致决定，马上组织和平撤离。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正规军，抵抗是毫无意义的。血已经流得够多了，不能再流更多的血了。在这里的全都是中国的精英，是民族的宝贵财富。我们多保留一个人，多保存一滴血，中国的民主事业就多一分希望。我们强烈呼吁各校同学马上组织撤离。我们要求同学马上集中到纪念碑的周围，马上放下手里的石头。棍棒这一切不成其为武器的武器，坚持非暴力，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广场周围的解放军官兵们！你们不是人民的子弟兵吗？这里都是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平民。我们强烈要求你们，马上停止屠杀手无寸铁的群众，停止自相残杀。我们正动员同学们和平撤离，请你们配合，派代表来谈判。我们也将派代表去和你们谈判撤退。

周舵在广播里把上述内容讲了两遍。刘晓波。侯德建。高新也都讲了话。接下来是与军队谈判。

正当周舵。侯德建向广场西边大会堂方向寻找军队谈判，同行的宋医生说跑去太危险，最好找一辆救护车时。一个奇迹出现了，已被军人团团围住，只留下东南角一条"只许出，不许进"[一八]的广场之中，居然有一辆白绿相间的中巴开了过来，虽然上面坐着人，但一经说明，"乘客"均下车来。更巧的是，司机知道军头在哪里。这辆车飞快而又准确地绕广场半圈，把他们送到了广场东北角。一行四人步行来到历史博物馆西路和长安街交汇的路口处。

有几位军官朝他们走来。双方握手后各作自我介绍。军队的代表是某团上校政委季国新，部队番号为五一〇四八。

周舵说明来意和方案后，提出希望他们报告指挥部，给学生撤离留出时间和信道。季国新表示欢迎他们的态度，答应马上报告指挥部。并要他们原地等候。

在谈判代表等候回音的过程中，大约是四点一〇分左右，广场上的灯突然全部熄灭。这是戒严指挥部与各部队约定的准备清场的信号。就在这个时间里，二七军派出捣毁高自联指挥部，由二〇五名侦察兵组成的"特缉分队"摸出了大会堂东门，直插人民英雄纪念碑。

大约去了十几分钟，季国新回到谈判地点，对谈判代表说︰"首长欢迎你们的态度。我们执行戒严任务，是为了恢复首都的秩序，平息今晚的反革命暴乱。政府的通告你们应当早就听见了，已经播放了几个小时，反复动员你们离开广场。我们当然不愿意发生流血冲突。你们几位这种时候来绝食，起了很不好的作用。希望你们能说服学生撤离。时间已经不多了。上级命令我们，无论如何也要天亮前完成清场任务。天一亮，市民出来，事情就不好办了。这一点你们应该能理解。"

周舵说︰“现在不是谈论谁是谁非的时候。我们四个人已经停止绝食了。我们起了什么作用，历史和人民会做出评价。政府的广播根本没有说明从什么地方可以撤离，你叫我们怎么办，怎么撤离法儿？”

季国新说︰"广场南边一直留着信道。"

他们没有多争辩，相约保持联系，随时通报情况。四个人就朝纪念碑飞跑回去。

在广场灯光再次复明时，学生广场指挥部的广播站里传来了副总指挥封从德的声音。他再次强调了非暴力和平请愿的原则，命令学生命市民交出手中的棍棒。人们遵从了这一命令。接着，封从德建议用口头表决的方式，对撤退还是坚守作出决定。他喊坚守时，赞同的声音听起来比同意撤退的更响亮，声源主要来自纪念碑西南角市民聚集的地方。但封从德宣布︰赞同撤退的居多。全体开始分批撤离。

周舵通过广播通报了谈判情况，并对学生说︰"不同意撤离的同学们，你们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但行动上要服从多数。少数服从多数，这是民主制的基本原则。我们争取民主，应当首先从我们自己做起。我呼吁同学们，一定要保持理智。冷静的态度，坚持非暴力原则，这才是我们成熟的表现。"侯德建说︰"我们这些人一定最后撤，只要广场上还留下一个同学，我们四个人也不会走。"周舵又将"不要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一类话劝告了一番。然后二人又再次跑去向军队通报情况。但饿了两日的侯德建已经体力不支，周舵不得不扶着他跑，两人抱着只要不死，就要把学生已同意撤离的消息送到，以争取更多的时间让他们平安撤离。纪念碑下刘晓波和高新继续留下做学生撤离的工作。

第二次与季国新见面，他们没能争取到更多的撤退时间，东方此时已开始泛出鱼肚白。归途中，他们查看了沿路的帐篷，见里面确已无人。待回到纪念碑下时，见学生的队伍已经开始缓缓撤离。

学生们排着队，打着各校的校旗，喊着口号从东南角向外走着，自己的广播里播放着悲壮的《国际歌》。东南角的广场上，军队留出一条狭窄的信道，把撤退学生原先宽阔的队列拉成了一条细绳。纪念碑东边北边仍有大片学生手挽手沉默着坐在阶梯上一动不动，士兵却紧贴着他们倚上了台阶。挥动枪托驱赶剩下的人。

"尖刀班"奉命要端掉学生的"广场指挥部"，而此时的指挥部里，只剩下一台永不知疲倦的扩音机了。

一阵扫射之后，唱着《国际歌》的喇叭终于喑哑下来。

谢选骏指出：人説“最后的纪念碑”——我看這個“纪念碑”就是“尖刀班”，直接插入中國的心臟，自從1949年“紀念碑”樹立起來以來，就天天殺人祭祀，數十年如一日。再加上一口“毛堂”，猶如倒下那口盛血的盆子。（“紀念碑”1949年9月30日奠基，1952年8月1日开工，1958年5月1日落成揭幕。）

第四节 澄清难──代《结语》

天安门广场的清场，结束了五十天的北京"学运─民运"，但没有结束由此引发的全国性的学生与民众抗议活动，更没有把这件事情，在哪怕是最现实的人的头脑中打上一个句号。限于资料，本书的简写本不打算去揭示这场运动在外地的来龙去脉。下面仅就第二个问题稍作分析︰

开枪以后，人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自然是"死了多少人？"第二个问题便是"谁对？"

这个共和国历史上的惊叹号，在人们的思想感情上带来的震动是剧烈而巨大的。当思维还来不及处理上述那些纠葛时，各色各样关于死亡。开枪。血的故事却飞遍了全城︰

仅根本没有进行有意搜集调查的笔者个人，当时所经历或听到，的几则传闻就有︰

一。木樨地二二号楼关山复之女婿，在高层建筑的阳台上中弹身亡。

二。同一幢楼上中共中央前总书记李立三之遗孀李莎家，子弹穿过窗户碰在墙壁上，落在她面前。

三。家居玉泉路一带的一科研机关干部，见坦克装甲车开过的路段，一被压扁，血肉均被履带带走，只剩一身影的小孩。

四。躲在三里河路边树从中录音的 XX，亲眼见士兵持枪追杀一青年，对准青年藏身花坛扫射。

五。家居木樨地的 XX，在燕京饭店附近街口，见一士兵持枪追杀一卖香烟小贩〔女孩〕，直追至女孩钻进一铁桌底，打死为止。

六。团中央下属单位中年干部 XXX 在翠微路附近回家途中被子弹射穿肺部。

七。某民办研究所研究人员 XX，四日凌晨前往复兴医院，见急救室内死伤遍地。记录下了当时的死亡人数。

八。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人员 XXX 途经府右街回家，被枪弹击伤左腿，致残。

九。一辆担任清道任务的装甲车，行至建国门立交桥，撞翻一辆军车，车上一名军人被摔死。

一〇。一辆从东面来的装甲车，途经中国革命博物馆北门前东长安街时，将一企图翻越隔离栅栏的黑衣人撞翻压死。

一一。协和医大研究生〔女〕XXX，协助协和医院抢救伤员，曾抬送死尸到停尸房，见冰柜人满为患，柜门无法关闭。

一二。四日二点以后，军队进入广场时，一头缠布条的学生在天安门前与一群军官遭遇。学生朝军官举起手中的木棒，军官掏出手枪将其击毙。

一三。在公安部门前的长安街上，笔者于黑暗中曾踩到三处粘稠物体，直径约七〇公分左右。天亮看时，鞋上粘满干硬的血浆。

一四。在南池子靠近劳动人民文化宫东门处，六时三〇分左右，笔者见一小三轮上拉着一身穿碎花衬衣，头部绷带渗出鲜血的少女，边哭边向尾随的旁观者用标准的北京口音说︰"这都是叫他们打的……"

一五。同一时间，某报记者在公安部大门附近的街边见一青年敞开衣衫，嘴里说着︰"畜牲，朝这儿打！"向对峙的军队走去，被军人当场击毙。

一六。应戒严指挥部邀请，参加六月七日官方组织的"广场调查"的记者 XX，调查时遵循大会堂工作人员指点，特地注意了大会堂东路西北边第三棵灯柱附近的地面，发现有一大块被水洗过的地面，颜色明显浅于周围的路面。

关于六月四日白天与晚上传闻︰

一。六部口南，坦克路遇从广场撤出的学生队伍，调头过程中碾死学生六人。

二。六月四日凌晨，某出版社工作人员 XXX 在西长安街路遇一从广场出来的医务人员，白大褂上满身是血，他声称经手救过三〇多人。同一人路经六部口，见附近西长安街中一名军人躺在地上，有报纸盖脸。同一人稍迟，在月坛南儿童医院附近一饭馆前，见一身份不确者〔可以肯定不是学生和军人〕停尸路边，头盖骨被砸碎凹陷下去。

三。中央某机关干部 XX，四日上午骑自行车到建国门一带查看街景，正遇士兵枪击外交公寓。经建国门内大街回家时，又遇戒严部队朝一建筑工地上的民工开枪。

四。六月四日夜，和平里一带枪响，居于某国家机关楼房内的一退休老妇开灯观看，被窗外子弹击中身亡。玻璃上溅有血浆。

事后，有关的文字材料也描述了死伤情状︰

一。冲突始于木樨地以西的公主坟。军队向前推进时对人们使用了电棒。当一位年轻妇女被打后，一位青年对士兵讲，不应殴打妇女。但他遭到一阵容痛打。当时士兵还没对人开枪，仅对地面开枪……所以当部队推进到木樨地时，人们的胆子很大，却遭到了实实在在的枪击。士兵们向各处开枪，包括附近的高级干部公寓楼。一个男青年〔某官员的女婿〕到厨房打水时开了灯。士兵看到灯亮，就对着窗户开枪，杀死了这个青年。还有一些人被这种随意和毫无目的的枪击夺去了生命。[一九]

二。六月三日晚，群众试图去阻拦军事博物馆附近的部队。站在最前面的是北京大学。北京农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和南京医学院的研究生。开枪之前，武警用砖头。带有金属扣的皮带以及足有一米长可能有钉子的棍棒殴打群众。伤员一个接一个地被自行车和三轮车运往复兴医院。所有伤员头部都有伤，大部分伤员的眼睛在流血。鲜血从他们的前臂流过，从肘部淌下……大约夜里一一点二〇分，部队部开始向在木樨地的人群扫射。我身旁的一位妇女中弹后只哼了一下便倒在地上，鲜血从弹孔里喷出。[二〇] 

三。大约晚上一〇点二〇分，士兵那边突然起火……两侧的士兵开始向前移动……北京大学李平上前准备与士兵对话，一排子弹打来击中了他。他还没来得及说一句话就倒下了。当我和其它两个学生冲上去把他往回抬时，又是一排子弹打过来，打中了我们当中一人的前臂。我们把伤员抬到复兴医院。由于李平被击中头部，很快因失血过多而死亡。[二一]

四。晚上一一点四五分，我们的车跟着这辆救护车到达了复兴医院。平均每分钟都有自行车或三轮车送来一位伤员……大约在午夜，我们把车停在路边，走到距路障约一百米处。士兵正在胡乱开枪，死尸和伤员横在街上……我在地上发现了两种武器的弹壳︰AK 四七型和五〇口径机枪。[二二]

五。截止六月四日凌晨二点四五分，光是复兴医院就有二六人死亡……一些身着白大褂带有红十字号的救护人员也被打伤并送到复兴医院。[二三]

六。"〇〇X 号装甲车上的驾驶员……由四个学生背到医院才保住了一条性命……与此同时，医院的急救室里躺满了被戒严部队打死打伤的人。地上结了一层厚厚的凝固的人的血浆。一个护士说︰"我从没见过这么可怕的场面，脚踩上去咕唧咕唧……'分不清是谁的血，一辈子也忘不了……'一个医生正给一个不省人事的妇女包扎伤口，那腹部的巨大伤口从脐上一直到横膈，切透了那女人的腹腔和胸腔，医生面无人色地说︰`不是匕首就是刺刀，手真狠。"[二四]

七。四日凌晨二时左右，在南长街南口，"一辆公共汽车猛然向军队冲来，嘎然而止，没有伤人。两人从车后跳出，立即被射杀。我看到士兵打破车窗，将司机拉下，用枪柄狂击。看到的人都很愤怒，他们冲前救助，却给乱枪击回。不少人在枪声中倒下。一名工人冲前，掷出玻璃瓶，击中一军人的头部。跟着响起两下枪声，工人抱腹，弯下身子……鲜血象水龙头的水一般从背后涌出……"[二五] 

八。同一时间，历史博物馆前，"一个十五。六岁少年在人丛中大哭，说他哥哥给军人打死了。他要和军人拼命……凌晨三时左右，我看见有人抬着血淋淋的尸体和伤者来回奔跑。那位死了哥哥的少年满身鲜血，由一名工人抱着……"[二六]

九。在某医院，"有一护士剪开伤者衣服时，吓得连退两步。医生也呆了一阵。原来，伤者的胸口血红一片，部分好象不见了……一位同学说他是逃跑时从背后给军人射伤的。[二七]

一〇。一位波兰国家电视台记者说，一名站在距他一米远的学生，在对向前推进的士兵辱骂之后被枪杀。[二八]

一一。到清晨五点，死在复兴医院的人数已达五九人……儿童医院死了五五人，铁路医院死了八五人。[二九]

非官方的死亡估计数字从几百到几千不等。六月五日在北京的外国报刊记者引用来自北京各医院的消息说"一四〇〇人死亡，一万人受伤"。[三〇]此外，多篇报道引用中国红十字会的某些消息来源，六月四日提供的，即有二六〇〇人死亡，一万人受伤。一些报道中还给出了更多的伤亡数字。[三一]

北京政府尽管在军队开进前的舆论准备及军队的动员中，赋予了自己这次行动充分的"正义"，但这些关于死亡的谣传，显然还是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不安。因为，在当今世界上，没有一个文明的国家和文明人，可以象古代血族复仇社会的崇尚那样，不仅对死亡无动于衷，而且简直以杀戳为力量和荣誉的标志。也许是出于上天赐予的"好生之德"的本性，那些曾以堂而皇之的名义鼓励过镇压行动的人，也不得不对"谣言"略费唇舌。首先，是六月六日下午，国务院发言人，那个被群众称为"脸皮可进入自然博物馆"的袁木举行的国内记者招待会，不得不首先谈到这个问题︰

……暴乱发生之后，社会各界包括舆论界，对伤亡情况都很关心。国务院也很关心这件事，因此，让有关方面尽可能去调查了解，但是由于局势还不稳，秩序还相当混乱，许多正常渠道还没有恢复，所以统计数字还不完全，经再三核实的不完全统计，情况是这样的︰

解放军官兵受伤五千多人；

地方上〔包括为非作歹的暴徒，围观的不明真相的群众〕共伤二千多人；死亡情况，军队和地方加在一起的初步统计数字是近三百人，其中包括部队的战士，包括罪有应得的歹徒，也包括误伤的群众。

除此之外，军队到目前为止还有四百名官兵失踪，生死不明……就是傻瓜也知道，一个能把活人的身份分清的人，把死亡者的身份分清是不困难的。况且，一个能说出死者中谁属"罪有应得"，谁属"误伤"的人，没有理由不知道他们的身份。即使退一步说，分不清非军人中的"暴徒"与群众的话，军人与非军人的界限应该是可以区别的。但是，正是在这个应该最不含糊的地方，发言人有意采取了含糊其词的做法。这个欲盖弥彰的办法恰好证明，即使在"不完全"统计的情况下，军人的死亡与群众也是决不成比例的。

再看戒严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张工的闪烁其词︰

首先我想向新闻界的同志负责任地说明一个问题，并且也想通过大家使首都人民、全国人民明了，就是六月四日凌晨四时半至五时半，戒严部队在执行清场任务的过程中，绝对没有打死一个学生和群众，也没有轧死轧伤一个人……当前社会上流传着一个说法，叫做解放军"血洗了天安门广场"，还有的传说打死了多少多少人，并且在天安门广场焚尸，这纯粹是谣言，根本没有这个事情……如果说袁木采取的是一种鱼目混珠的手段的话，那么张工在这里则使用了以偏概全的伎俩。首先，他把军队的开进过程与清理天安门广场区分开来，然后把一时四五分进入广场，对广场实行包围过程中驱赶。弹压。反冲击过程〔共约三个小时〕从"清场"时间中排除出去，最后把广场限定在历史博物馆西路以西，人民大会堂东路以东，天安门前的长安街以南，毛主席纪念堂以北的地域内，大谈什么绝对没有死伤一人，以图消弥关于"血洗天安门"的传言，是十分虚伪的。本人相信，在上述范围内上述时间内，部队驱赶离去的人群和打扫广场的垃圾时，的确未曾死伤一人。由于本人的亲身经历，也相信那种"坦克碾压帐篷，帐篷里还有熟睡的人"的说法纯系无稽之谈。但问题在于张工的这种"保证"对于海外的"血洗天安门"的传言没有说服力。因为，在不了解中国首都城市地理的人们心目中，天安门就代表北京；血洗不血洗说的也不只是四点半到五点半。如果军队没有"血洗天安门"的话，袁木所说那死伤的两千余人又是从何而来呢？如果这个数字在他的心目中还够不上"血洗"的话，那么，这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官方关于死伤数目的另一个解释，出自北京市市长陈希同一九八九年六月三十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所作的报告。报告指出︰"戒严部队战士、武警战士、公安干警负伤六千多人，死亡数十人。""暴乱中有三千多名非军人受伤，二百余人死亡，包括三十六名大学生。这当中有罪有应得的暴徒，有被误伤的群众，还有正在现场执行任务的医护人员。联防人员和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等。"这个面对至少是形式上的最高权力机构的常设委员会的报告，不得不把死亡人数中的军人与非军人进行了区别。而这个数字恰好揭露了袁木当日故意在这一点上含混其词的拙劣。

应当指出的是，官方公布的这种死伤人数表面上看是为了澄清真相，或者不妨说是在"减轻罪责"，但它极其迷惑人民的地方在于，你若是过于强调死亡者中群众所占的比例，就意味着你漠视了军人死伤的无辜性质！而问题恰恰在于，无论是军人还是群众，都是不该死的，他们，都是北京市"戒严令"无辜的牺牲品！！真正的罪犯，是那些把军队用于处理现代社会常规事务，把军人和民众逼上对峙火线的人！！！

这里，就自然牵涉到一个"是"与"非"的问题。

自学潮爆发以来，政府中的"鹰派"就一直在为镇压寻找理论根据。习惯于阶级斗争逻辑和"冷战思维"的他们，当然立即就发现"理论"是现成的︰其一，你们不是骂党和国家领导人吗？反对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是反党。用你们民主派的语言说，就是反人民，因为共产党与现代世界上多数政党一样，都无不是以多数名义进行统治的。其二，你们不是鼓吹"民主"吗？你那个民主的模式与我们的不一样，因而是资产阶级民主。搞资产阶级民主就是搞资本主义。搞资本主义自然就是反对社会主义。仅这两条就够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都是做为国家的根本制度写进宪法了的。一个国家的根本制度比之个人的权利当然更重要千百倍。反对这一点就是用资产阶级的政治观反对无产阶级政治观，引而伸之，也就是妄图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之以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如果你说这种判断没有事实根据，你没看见我发现了有那么几条"反动标语"有人呼"反动口号"，是事实铁证如山！如果你说那不代表大多数人的观点要求，你看到的是表面只有政治庸人才看数量我看到的是"一小撮"，一小撮才代表实质！

这种逻辑并非笔者的杜撰，在前述"四·二六社论"、戒严通告、镇压前的"紧急通告"中均呼之欲出，"平暴"之后更是所在多有。请看六月九日邓小平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这场风波的到来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极少数人先是搞动乱，后来进一步发展到反革命暴乱。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

陈希同的报告也没有什么新发明︰

……极少数人利用学潮，掀起了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进而在首都北京发展成了反革命暴乱。他们策动动乱和暴乱的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场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发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和国内社会基础。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只不过陈希同的报告所强调的"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似乎更增加了"动乱"或"暴乱"目的的险恶，在原来就可以十恶不赦的罪名下补之以千刀万剐。虽然看来至今证据不足，但在中共的习惯思维中，它肯定是一个"莫须有"的存在。

那么，即使如此，他们就拥有了动用军队镇压的正义理由了吗？

首先，笔者认为，八九民运与十年改革一样，其主体的行为特点不是"有计划"而是"摸着石头过河"。即使是在设想过为这场运动提供理论指导和合理性解释的人们那里，如本书《序》中所言，它不仅有着明显的生搬历史教科书的痕迹，本身还存在与现实对接错位的矛盾。所以，它至多是一种仿真的实验室理论而已。而所谓"组织"，如所有公安部。安全部。国家教委。北京市政工人员提供的追踪监测资料所展示的，那均是在运动开始之后逐步建立起来的。"预谋"对于整个运动来说更是不可能的。如果说有，那只能限定在一些具体行动的策划方面。

但是，作这样的说明仍然不是笔者不辞的义务。笔者的义务在于说明，如果陈希同们不是更崇尚给社会带来毁灭性打击的"自发的"动乱和暴乱的话，那么，"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则不应受到另眼的看待。历史告诉我们，任何区别于纯粹破坏的建设行为，都必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恩格斯说过，工程师之区别于蜜蜂的根本一条，在于工程师是有蓝图的。蓝图者，用之于建设，凝聚着计划和预谋，以有组织的施工队伍为被景的实物体现而已。现代社会平稳发展。平稳变革与平稳过渡，在社会利益分化和社会目标分歧客观存在条件下的社会整体的整合而不是崩溃，均与人类对自身行为的计划性。预谋性。组织性无法分离。所不同的是，在社会生产生活内容单调，社会各阶层缺少发育的古代社会，它的计划。预谋和组织的权力发源于一个中心，而现代社会则必须通过多层次的整合调节才能达到最后的平衡。所以，是否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不仅是工蜂与工程师的区别，也是古代政治思维。政治手段与现代政治思维。政治手段的区别。

撇开政治思维和政治手段不谈，"政治目的"就成了最核心的问题。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搞改革开放，搞四个现代化固然好，但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复辟资本主义"可能就成问题了。持有"绿色政治"观点的笔者，不欣赏以物欲为动力的资本主义社会自我生长机能，以剥夺和奴役劳动者为财富奠基的资产阶级国家，更无意于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征服世界"和"永世长存"提供依据。笔者也无意于作一些"资本主义有资本主义的问题，社会主义有社会主义的问题，各自如在不同环境下生长起来的大树，谁也不能代替谁"这类常识性的论证。仅仅从保留这个地球上人类对自身未来的选择机会考虑，笔者也不赞成某一种社会制度〔哪怕有时候它显示出无可置疑的优越性〕统治全球。这一点，是笔者需要声明，并区别于其它民运同情者的地方。但是，即使如此，笔者认为，不论是搞资本主义还是搞社会主义，它都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或者说以社会基本结构与发展阶段和发展契机相联系的社会选择为基础的意识形态问题。意识形态的问题只能在意识的范围内解决。不惜以人的生命为代价的意识形态战争，不仅无助于维护一种意识形态，相反会证明它本身虚弱的。暴虐的。落后的本质。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上无论是暴民的"革命"还是暴君的专制，都具有一种相同的本质。也就是说，他们的位置可以互换，但其自私性。狭隘性与短视特点，均是同一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六四”事件死难的无论是民众还是军人，他们最终应当归于同一合葬墓。在那个墓碑上只有一个数字，一个永远不再重复的时间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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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一]此处引用数据均出自《平暴纪实》。《惊心动魄的五六天》及新华社报道。据北京站负责人说，自四月二一日以来，由该站进入北京市的学生达三七万人次。

[二][三]见《京都血火》，第一四一。一四〇页。

[四]在六月一日召开的新闻发步会上，柴玲称"绑架者"是外地来的学生。李录怀疑"有同学已被中共收买成了内奸"。六月二日的台北《中央日报》按这一口径发布了消息。而六月三日香港《新报》批露的情况则是，连胜德。王文等请柴玲交代一笔未上交的捐款的下落。有录音为证。

[五]邓朴方北大同学，改革初期的幕僚人物，后作为体改所派驻美国联络员旅美。经常出入邓。赵幕府，八九民运中弃赵跟邓。

[六]侯德建因有片约在身，只绝食四八小时。

[七]见《流血的改革》。

[八]在五月二一日胡绩伟委托四通公司代征集签名这份议案上签名的常委委员不足召开紧急会议的法定人数。但将五月十七日以厉以宁。江平等二四位，同日卢嘉锡领衔呼吁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五月十八日在全总有提前召开人大常委八次会议，同日张友渔等有相同内容的呼吁书上先后签名，同意召开人大紧急会议的人大常委会委员加在一起共有五七人。构成了超过 1/3 的法定人数。四通公司代理人在将消息发送《文汇报》时，未对"在议案上签名者"与"先后同意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者"进行区别说明。在后来的清算中，此事被称为"四通公司侵权案"。

[九]这些谣言说，戒严指挥部。国家安全部。公安部。北京市委各有自己的逮捕名单。其中戒严指挥部关照的是学生领袖；安全部的目标是与外国人有联系者；公安部的眼中钉是学运黑手；北京市的死敌则是"飞虎队"和工自联。

[一〇]引自《惊心动魄的五六天》，第一八二页。

[一一]引自《平暴纪实》，第一一八─一一九页。

[一二]按新华社五月二三日发布的消息，及《戒严一日》中中尉干士任斌的回忆，此次流血事件是协助转移军车的学生与士兵均遭到身份不明早有准备者的袭击。其中军人一一六名受伤，学生一一名受伤。被当场拘留审查的一〇人当中，有五名北京人，五名外地人。但称此事为"五二〇惨案"的学生传单说，他们遭到的是头戴钢盔，手持电警棍的防暴警察的袭击。报道此事的北大传单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传单除在细节上有差别外，内容大体一致。

[一三]参见《戒严一日》上册，第一四二─一四三页；本书附录《二七军某政委关于参加首都戒严和"平暴"经过的报告》。

[一四][一五]同[一三]，第九二─九三。八九页。

[一六]见李勃《第一辆装甲车开进广场》，载《戒严一日》下册，第一一〇─一一一页。[一七]这类事例，哪怕就是在为戒严和开枪寻找合理性的《戒严一日》中，忠实于事实的指战员和编辑者也没有故意隐去不提。

[一八]见赵晓强《我所经历的开进与清场》，载《戒严一日》下册，第二一二页。

[一九][二〇][二一][二二][二三][二九]据国际特赦《中国︰一九八九年六月的大屠杀及其余波》。

[二四]见《流血的改革》。

[二五][二六][二七]见《明报》一九八九年七月号。

[二八]路透社华沙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消息。

[三〇]见法新社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发自北京的报道。

[三一]见一九八九年七月香港《争鸣》杂志和一九八九年六月六日香港《文汇报》。

谢选骏指出：人説“澄清难”，我看陳小雅支支吾吾，説不出個所以然——她明顯跪在刺刀之下説假話。按照她提供的死亡數字，誰能想到上萬人的傷亡呢？

【附录】

1, 中国为什么要民主？

──中国现行权力系统分析〔节选〕

中国人民大学 何凡兴

现行的政治体制不民主，这是权威们和老百姓都承认的事实。但是，现行政治体制是如何运转的？它不民主的根本表现是什么？不民主导致哪些不治之症？今天，当我们试图将民主向前推进并希望取得某些实质性成果的时候，不得不对以上几个问题进行理论上的思想和分析。

中国现行政治体制的根本特征是一党一派的权力体系，即由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并在执政党内不允许不同派别的公开。合法存在。这种政治体制必然导致将国家权力集中在某一个人手中，形成"一党一派一领袖"的政治体制〔简称三一体制〕。这不但为中国四十年来的历史所证明，而且几乎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所证明。

一个人怎样掌握和控制整个国家的权力？为什么在某种程度上一个人竟可以决定十亿人的命运？是君权神授？制〔治〕国之才？个人魅力？

根据我的研究，这种权力一元化的政治体制决不是靠某个人或少数人所维持，而是靠一个特殊的权力系统来维持的。这种权力系统大体可分为四个方面︰

一。武力系统。主要指军队、警察、便衣、法院、监狱等。中国有一位伟人说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没有……军队，便没有……一切"。在这种体制下，谁最能控制军队，谁就最有权。反之，在这种体制下，如果没有人能有效地控制军队，整个国家就会出现大的动乱。但是，尽管这种体制主要建立在武力之上，无论哪一种力量在取得国家政权之后，都不可能单纯靠武力来维持。

二。意识形态系统。任何国家都有一个用以说明掌权者掌权和所作所为合理性的一整套意识形态。而维持中国这种"三一体制"的意识形态主要为三方面：

一，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该学说认为︰由于工人阶级是最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因此，全社会只能由工人阶级领导，而工人阶级只能通过时其先锋队──共产党来领导，而共产党又是由最有权威。最有影响。最有经验"的领袖来主持〔《列宁选集》第四卷，一九七页〕。如果你同意这种逻辑，你就必须承认"一党一派一领袖"政治体制的天然合理。不容置疑性；如果你不同意，则可以用各种可能的方式来使你"同意"，而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又为达到这一目的提供理论依据。大家想想，建国四十年来，无论是党内或党外的哪一次政治斗争中受到"特殊照顾"的人现在几乎都已平反，但可以预计︰如果这种政治体制要维持下去，它不得不继续使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来对待对此持异议者，以维持"安定团结"和"社会稳定"。从理论上推演，这种"三一体制"不但真正地代表广大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也真正代表所有劳动人民的利益，但实际情况如何呢？问题出在哪里？

二，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论。在正统的宣传中，社会主义是人类最美好的理想──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将一天天好起来，资本主义将日趋没落下去。四十年来的历史证明，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迄今为止，大概还没有人能够说清楚，因为昨天被斥为资本主义的东西，今天又可以说成是社会主义的，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不但没有进入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反而倒退到初级阶段了。问题不在于人们是否弄清了社会主义的含义，而在于它主要是作为一中意识形态。权威们通过将制订和推行的政策标上"社会主义"，来说明所有政策都是正确的，不容置疑的，以获得人们对现行政策的拥护。此外，也可以将已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政策称之为违反社会主义的原则，来不断地向人民说明，确实存在一个完善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以此论证当政的权威们所作所为都正确。

三，马列主义指导论。通过说明马列主义是人类最伟大最正确的学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指导劳动人民求得彻底解放的学说，并说明党政的权威们正是马列主义的最忠实的信徒，能最完全。最彻底。最全面理解马列主义精髓的理论家，从而说明党政的权威们的一切都是绝对正确，人们都应该绝对服从。在政治上应该与其保持高度一致，否则，如有不同意见，必当斥之。诛之。当然，阶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学说都只是马列主义的一部分，但由于它们具有不同的功能，故对它们单独进行分析。

这套意识形态尽管有许多误区，但由于他们"逻辑性"很强，能"自圆其说"，因此，不少人相信它，而且不但使很多老百姓也使不少高级领导人陷进去而成为其牺牲品。已有大量事实表明，不少高级权威曾使用这套意识形态来帮助维持这套"三一体制"，但最终自己也被这套意识形态所伤害。所吞没。

武力系统和意识形态系统是维持国家权力的两个最主要的支柱，它们之间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多少年来，尽管权威们也发现了这套意识形态中已有不少问题，甚至提出了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口号。但要维持这种"三一体制"，就决不会允许人们对它进行全面分析和公开的批评。另一方面，若没有一套新的意识形态去取代它，要建立起一个新体制也是不可能的。

三。组织系统。国家权力的维持和行使必须靠一套相应的组织系统来完成，通过组织系统这条传送带进行权力分配，资源控制。维持中国"三一体制"的组织系统，其根本特征是︰各级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主要采取自上而下的任命和自下而上负责制，若不实行这种原则，这种体制则无法维持。在这种体制下，尽管也可以搞一些选举，但只能限于基层，或进行一些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选举。严家其说︰"在选市人大代表和全国人大代表时，在开人大会议前预先拟定的候选人名单，九九％都通过。而在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时由十名以上代表联合提名候选人，只有一％当选，不但北京是这样，全国都是如此。"在这种干部制度下，某位权力至高无上的掌权者只要有效地控制少数几个下属就可以控制整个国家。因此，在这种体制下，权术高度发达。最常见的两类权术是︰〔一〕"提吹术"，掌权者通过越级提拔听话的下属或亲友来换取对前者的忠诚和吹捧，，来维持对自己的崇拜和权力，一旦发现不听话者，就马上将其替换掉；〔二〕利用矛盾搞平衡术或利用矛盾各个击破。

以上三个系统可以使全国绝大多数人在心理上或行为上处于服从和不得不服从的状况，是维护这种"三一体制"。"安定团结"和"社会稳定"的"体制硬件"。我通过研究发现︰这套权力系统与中国封建社会的权力系统在实质上是相同的，差别之一，是现行政治体制用一套新的意识形态取代了封建社会皇权的旧意识形态。比较一下两者的某些特征，则可发现他们在外表上的某些差异和本质上的同一。

现行体制与封建社会专制体制的另一重大差别是所有制……事实表明，"一党一派一领袖"的权力系统通过生产资料公有以达到可以控制社会上每一个人的生存，而使国家对人民的控制达到史无前例的程度。五〇年代中─七〇年代中期为空前绝后的顶峰……即使出现五九─六一年大量饿死人〔据说饿死二〇〇〇万人〕的情况下，人民也无力起来"闹事"或"揭杆而起"。

……这种"三一体制"的"体制硬件"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

一。新闻不可能自由。

从一些民主国家的情况来看，所谓新闻自由是︰公民只要不表现有推翻政府的目的和诽谤行为，任何人都可以对政府的所有政策和任何官员进行公开批评。在"三一体制"下，人民不但不能对政府的政策和高级领导人公开体批评意见，而且对他们规定的一些原则也不能讨论。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体制是一种刚性系统，不能对其进行直接抨击，在这种权力一元化体制下，如果能允许公开对高级领导人和正在执行中的政策进行批评，那么，整个社会将失去权威，任何政策也就无法贯彻下去，从而造成社会的混乱……

二。人民无真正的选举权。尤其是没有选举那些国家政策制定者的选举权，而只能采取从上而下的任命制……

三。法律无权威。由于权力一元化，人民无新闻自由。无选举权，各级干部主要只对上级负责而不受人民监督。制约，掌权这就可以以权代法，以言代法。在极端的情况下，连国家主席都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在某些事情上，社会甚至无正义。无是非。因此，若不改革这种体制，法律就不可能有权威，人治就不可能变为法治。

四。国民性毛泽东曾经对尼克松说过︰斯大林式的专制现象在美国不可能发生，因为美国人民不答应……由此可见，一定的权力系统必须有相应的国民性来维持……。与"三一体制"相适应的国民性主要表现为二种特性︰奴性和寇性。即在强权之下，大多数国民逆来顺受。委曲求全，而一旦没有强有力的控制，大多数国民又唯我独尊。各子为政。不妥协。不宽容。不合作。正是这样的国民性才使得这样的体制能长期存在下去。而一旦打破之后，又必然是一派混乱。混乱一段时间后，人们有觉得需要新的权威来统一，来维护安定团结。社会稳定。于是二千多年来，中国的政治局面就在"专制─混乱─新的专制"之间恶性循环。此外，与这种体制相适应的国民性还有介入奴性与寇性之间的"皇权崇拜癖"。中国人为什么会有这些国民性呢？下面作一简要分析︰

一。皇权崇拜癖

将国家的一切和大众利益的维护寄希望于某一位"清官"。"好皇帝"身上，而不是寄希望于建立确保法律为全社会最高权威的制度上。原因︰中国传统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人性善说，以及马列主义的阶级学说中对无产阶级尽善尽美的假说，使得中国人的深层意识中导向︰既然人可以通过时修养。教育和道德上的自我完善而达到尽善尽美，那么，也就可以将至高无上的权力交给少数或某个人，而不必对他进行制约……

二。奴性

对强权的逆来顺受。委曲求全。阿 Q 精神。说假话等，原因︰由于专制政治体制拥有强大的军队和严密的组织系统，人民无真正的结社。言论和出版等方面的自由和权利，人民作为一个在空间上和心理上分散的个体，无力反抗，只能逆来顺受。而当个体的奴性积淀为集体的奴性定势之后，专制体制就可以长期存在下去。

三。在无强权控制下唯我独尊、各自为政、不妥协、不宽容、军阀混战、家长作风、"婆媳现象"、派性、不团结、不合作、将个人意志强加于人等，都是中国人寇性的表现。原因︰〔一〕价值二极化。在这种社会中，只有绝对好和绝对坏，那么，谁都认为自己最好，别人不好；公开承认错误被认为是丢脸的事……〔二〕无结社自由和达到互相沟通的新闻自由。因为寇性的反面是团结合作等，而团结。合作只有通过组织，通过坦诚意相见识，互通信息来实现；〔三〕用人标准的任意性。即用人既可以凭关系，也可以凭才能，于是互相不服气。瞧不起；〔四〕"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使大多数人只能关心自己的眼前利益，而无社会的责任感。

可悲的是，权力一元化的政治体制在意识形态中隐含了人性善的假说。但实际上该体制鼓励。利用人性中恶的一面，并使其得到充分的发挥。发展，如说假话。利用群众斗群众。一盘散沙等等，而压制。打击人性中"善"的特性，如说真话。创造性等等。

如果一个人长期生活在这种体制下，那么，他将在不同程度上表现这些劣根性，并且内化到他的深层意识中，以至到国外多年，身上还留有这种"国粹"。多少年来，不少人都在批判中国的传统文化，我认为传统文化并非要彻底否定，所要否定的只是传统文化中产生国民劣根性的成分。如果我们要对"一党一派一领袖"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而不同时对与之相适应的国民性进行改造，那么谁也无法保证中国能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体制，而不重复几千年来"专制─动乱─新的专制"的恶性循环……即使是让那些要求民主最坚定的勇士去取代现有的权威，也很难保证这些民主斗士不变成新的"权威"。

通过以上分析和对四十年来历史的考察发现；权力一元化政治体制具有四个自身无法解决的对社会进步有决定影响的问题︰

一。无法保证国家实现最佳决策，出现严重失误之后也不能保证其能得到迅速纠正。四十年来的重大失误有︰大跃进运动。十年文化大革命。人口问题。农村政策问题。教育问题。政治体制改革等。原因︰〔一〕由于权力一元化，在该体制下，国家政策不是通过各种观点的充分讨论。争辩，然后在各派力量的妥协中产生，而是通过各种潜在的派别之间的权力斗争，最后由少数人说了算；〔二〕无新闻自由，不能及时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三〕无真正的选举，人民无监督。更换最高领导的权力。

二。政治腐败成为不治之症……

三。人力的巨大浪费……为了维护权力一元化和社会稳定，最强壮的体力和最优秀的脑力不是被用来创造社会物质财富，而是进行无休止的整人和被整的内耗之中。它必须经常地把一批又一批人打下去，又一个一个地平反，这怎么还有心思搞现代化呢？……另一方面，由于以权谋私和官僚主义现象的存在，在很多问题上，人们不能也不敢说真话，"时间长了，许多人就抱着一种懒得说。懒得想，甚至懒得生气而听之任之的消极态度"，这种现象表面上也能给人以安定团结的假象，但实际上这种安定团结是以人的麻木。冷漠和压抑为代价的"〔胡绩伟语〕。但是在私下，几乎人人都有牢骚，个个都有难言的苦衷。一个国家，如果人民的士气长期普遍低落，能较快地推动经济发展吗？……

四。无法防止社会动乱。由于要维护权力一元化的政治体制，在党内和党外必须经常地进行清洗运动。权力斗争，这种非程序化的权力斗争其实质就是一个个的动乱……另一方面，由于该体制自身无法解决以上三个问题︰决策常失误。腐败和国民士气普遍低落使国家长期处于贫穷落后的状况，又由于没有新闻自由这个"安全阀"〔有人称之为"出气筒"〕，人民中日益积累的不满，一旦爆发出来，必将造成在某种程度上与权威们对抗的局面，如"四·五事件"，以及近年来各地发生的一些事件。另外，由于国家权力集中在某个能对军队进行有效控制的人手中，一旦没有这样的人取而代之，谁又能保证整个国家不出现真正全国性的大动乱呢？……

综上所述，"三一体制"的主要功能是维持现状而无法保证不断进取。这种体制不但使国家长期处于贫困落后状况，也使不少高级领导人得到一个个不幸的下场……

……四十年来的情况表明︰我们的权威们和广大人民都希望把中国建成一个高度民主和繁荣昌盛的国家，但是，由于我们对体制和国民性的研究和认识还不深入，还不系统，而无法达到既要有效地防止动乱，又要逐步地建立起一个真正的民主体制的目的。我想，现在是时候了。

原载《人民之声》第一期

谢选骏指出：人問“ 中国为什么要民主”？我看這是因爲中國人得不到民主。得不到的就是好的，如果真的得到了，民主會被中國人珍惜嗎？

2, 关于辛亥革命"避免论"的几点思考〔节选〕

陈小雅

近年来，由于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多学科对辛亥革命研究的切入，由于各自观照事物的角度不同，对辛亥革命研究提出了新的问题。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新问题之一，就是辛亥革命应该避免的观点……

一

……辛亥革命，准确地说，是以革命党人长期倡导的武装斗争为开端，有社会上各种反清势力〔包括统治阶级中下层的官绅与军人〕参加的，以推翻满清贵族极少数人的狭隘专制统治为目的的，一场兼有武力与谈判。斗争与妥协的革命。从革命的发动来看，它实际上是"三道合一"。"四极动员"的结果。所谓"三道"，一是革命党人长达十余年的此起彼伏的武装起义；二是立宪派发起的"请开国会运动"；三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收回利权运动。所谓"四极"，即会党。新知识界。中下层官绅与新军等四种社会力量。这场革命的最终成果，一半得之于地方独立，一半得之于中央政变。它的发动是出乎革命党人意料的；它的过程，是不受革命党人控制的；它的结果，也革命党人始料所不及的。在这场革命中，革命党人拥有宣传与号召舆论的能力；会党拥有凝聚与网罗社会下层组织力量的能力；立宪党人拥有基层政权管理能力与控制地方局势的财力；而北洋军阀，才控制着左右全局的军事实力。

正因为辛亥革命具有如此复杂的面目和性质，因此，即使它不存在前述所谓"大气候"之类的背景，即使它完全是一种主观努力的结果，从技术层次上说，它的"避免"问题，也是非常复杂的。如果要"追究责任"的话，任何一方面，都不能完整地单独承受它的全部结果。

……正如历史所昭告我们的，革命，并非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是无可避免的。古今中外，抹煞革命是不会有满意结果的。但以不断的改良，促进社会矛盾转化；以改革主动解决尖锐化的社会问题，达到革命的效果，而避免伴随革命而来的动乱的事例，则大量有之。这就是说，在革命发动以前，在一个有行政效率的发育成熟的社会中，握有对未发事件控制的主动权的，只有一个人，这就是政府。政府的政策，政府对社会矛盾作出的反映如何，直接决定着矛盾的走向与双方对峙的性质……

二

构成辛亥革命一支重要力量的会党，是明亡之际，满汉民族矛盾的产物……鸦片战争爆发后，外国商品经济侵入，中国的旧有社会进一步解体，流民激增，会党也空前活跃……太平天国失败，会党势力便渗入新军。在有些地方，甚至达到了控制新军的程度。从组织联络功能来看，它的效率已经超过清朝的地方政府甚至军队。在辛亥革命爆发前，真正拥有强大的组织系统和对社会下层动员能力的反清势力是会党，而不是新式的革命党。如果没有他们的参加，革命至多是一种"秀才造反"，不可能起到席卷全社会的作用……如果清政府能够在较早的时候，向汉族开放上层政权，结束少数民族的狭隘的专政，这股力量必将自行瓦解。但清廷没有表现出这种历史主动性，反而在革命已近燃眉之际，还成立了用以欺骗立宪舆论的"皇族内阁"，这无疑是对仇满的社会势力火上浇油的举措。

辛亥革命之所以能成为一场"革命"，而有别于传统的社会动乱和下层造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是在一群新式的。有组织的知识分子与知识青年的参与和领导下发生的。而这些新型的知识分子及其组织，又都是清政府洋务运动和开放政策的产物……清廷采取这些政策，原本是要为挽救大清帝国的命运，借法子强，制造"中兴"而用的……但是由于清廷在这时并没有相应地扩大政权基础，采取广泛地吸纳社会优秀人才的措施，而是频于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造成威信激剧流失，使上述改革措施造就的社会新生力量，迅速产生离心倾向。当着革命的历史任务已经提出，革命的社会力量正在聚集之时，清政府却把这些原来聚集在杨务派周围，或是对皇权寄托希望的新知识界领袖排出"体外"，迫使他们与社会下层原有的异己力量结合，并给他们送去了革命的纲领和领袖…… 

辛亥革命的另一支重要力量──新军，也是洋务运动的产物。如果说，在一八五三年到一八六一年，湘。淮军还带有某种地方武装色彩的话，那么，中日甲武战争期间，清政府聘请德国教习编练的北洋新军，则是一支拱卫京畿的重要国防力量了。但是，就在这支军队地位显要上升的时候，它在思想上却日渐分属于价值与目标高度分化的各种利益集团，成为国家分裂的潜在力量。北清廷视为"王牌"的北洋六镇，更是成为一种高度私人化的军队，关键时刻，它便成了清廷的颠覆力量。辛亥年间的"武昌首义"，促成南北统一的紫禁城的"逼宫戏"，吓走请袁世凯到南京就职的南方代表团的"京城骚乱"，这些重要的角色，都是由新军扮演的。

辛亥革命的第四个重要角色，也就是这场革命导火索的点燃者，是民族资产阶级和他们导演的"保路运动"。这场运动，是二〇世纪以来，民族资产阶级一系列"收回利权运动"的继续，并最终酿成了武装冲突。考其运动的由来，一方面是国内民族资本的发展，逐渐与〔通过清政府"宁赠友邦，勿施家奴"的政策实现和保障的〕列强的在华利益形成冲突；另一方面，也是直接触发的原因，乃是清廷"下放"给地方官绅自办铁路的权益，重新收归国有的"整治"政策。这种"与民争利"的嫌隙，所激发的保护自身权益的斗争，当然比捍卫一个空头理想而作出的反应，要坚决得多，甚至激烈得多。

三

世界历史上，凡专制的权力发展充分的政权，都免不了脆性瓦解的结局。一种社会政治制度愈是成熟，它一旦过时，面临的"转轨"问题就愈是艰巨，主动性也愈小……

一般说来，君主制发达的国家，多是社会阶级尚未充分分化，或一个阶级。一个民族在各民族。各阶级面前占压倒地位的社会。在这种国家里，政权是统治阶级的禁脔。统治阶级或民族以皇族为中心，形成政治社会的一极；广大社会其它阶级或民族形成另一极。前者通过庞大的官僚系统控制着社会利益的分配，主宰着国家机器的运行。这类国家显然具有两套政治调节系统︰一套是内部调节系统；一套是外部调节系统。

内部调节系统，一般用于常态社会。它依照社会事务的性质，可分为经济系统。文化系统。政治系统……在内部调节系统中，皇权处于权力发摄中心和政治主体位置……皇帝并不只是各阶级与利益集团的仲裁人，他本身即是国家，他的意志便是国家的意志。除颁布法令作为一般社会行为准则外，他还经常运用一套行之有效的政策〔治术〕系统，调节超常状态下的社会……所有这一切决策，基本都是出自前代统治的经验，虽然圣君贤相也可能参照民情，倾听舆论，决定政策；虽然皇帝也设置了一套监督与制约官僚系统的制度机构，但在最高层次上，皇权却不受任何制约与监督，故他也无法逃避"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的规律。

每当皇权腐败，原先"无所不能"的内部调节系统便失去作用。于是，社会的第二套调节系统──外部调节系统，便自动开启，通过"天下大乱"的方式重建社会秩序。

需要指出的是，这第二套调节机制的激活，是以一种特殊方式实现的。它并不依赖一个类似统治体系神经中枢发出指令，但也不是纯粹地依照"天遣"。它依据的是一种特殊的机制……中国子周代以来的思想家，就给社会留下了一笔思想遗产。这种思想，便是"革命"的思想。不过，这种"革命"与现代意义上的革命不同，他并不表示制度的转换，而是"革其王命"〔即"王者易姓"〕的意思。在这套理论中，"造反"是一种比"皇权"更高的"天权"……所以古来所谓革命，大多以"奉天承运"，"吊民伐罪"，"顺天应人"自相勉励。而所谓"载舟覆舟"，"造反有理"的理论，也远较西方发达

中国政治的这套外部调节系统，是以思想的形式存在于社会历史中的。它的主要载体，是古代的知识分子。在常态社会下，靠皇帝身边的士大夫，向皇帝灌输这套思想，以使社会矛盾尽量在体制范围内解决。当皇权腐败，体制内解决问题已不可能，大量知识分子的目光便转向社会，甚至直接加入到农民起义队伍中去，寻找或辅佐"新天子"。

清中叶以后，帝国照例出现了周期性衰败征兆……虽然他们已难能可贵地作出了象"洋务运动"。"戊戍维新"。"新政"这样的应变措施，但却没有改变千年来形成的"二元对置"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系统的自我调节机制……尤其是在政治系统封闭的情况下，开放社会系统的政策，只能加剧革命的总动员与旧政权的总崩溃的到来。 狴 H，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既可以说是新式革命 "长子"，也可以说是旧式革命的"继承人"。它的爆发，不仅是对清王朝一朝统治的清算，而且是对两千年来专制制度的总清算。当清朝的末代皇帝接过祖传的令牌，登上紫禁城的金銮殿时，他唯一可做的事情，只能是代表他的前辈，来接受历史的审判罢了。

四

……革命党对这场革命所负的责任，主要的应从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这个层次上提出要求。达到了这个要求的，应享有荣誉；未达到要求的，应吸取教训。

那么，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应做到哪些事情呢？用通俗的话来说，一个是"破"，一个是"立"。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人们可知，在社会各种力量的参加下，革命在第一阶段所做的事情，是不可能再好的了。但革命在第二阶段的事情，就不够理想了。

所谓"立"的任务，就是政治建设的任务。在这个方面，通常的指针有两项︰一个是"思想建设"，一个是"制度建设"。制度建设又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制度设计，一个是对设计的实施操作，其中包括根据偶法因素随时修订方案等随机调节的过程……严格地说，辛亥时期的革命党活动，是在一个"有纲领而无计划，有组织而无调度，有目标而无角色分工，有理想而无现实感"的层次上进行的。

举例来说，革命党人在革命爆发前七年，就提出了"雄据一省与各省纷起"的战略主张，用以区别此次倡导的革命与法国大革命的方式上的不同。但同盟会从来也没有明确过以何省为"雄据"之点，并实现行动上互相配合的统一调度。各革命小团体往往各行其是︰他们有的侧重于运动会党，有的重视在军队中建立组织，有的热衷于暗杀活动，有的热衷于游说八方。许多称的上"职业革命家"的人，不是自视为革命的鼓吹者，宣传家，就是埋头于具体事务。他们亲自募捐。运饷，甚至研制炸弹，却荒于政治形势分析。政治过程设计，更没有考虑到各种政治派别在革命中将起到何种作用，政治家将通过何种方式实现各种革命力量的整合。当多次军事冒险失败，革命党几乎认为起义无望的时刻，革命突然在意想不到的时刻，以意外的形式暴发了。由于事变的这种突发性，造成革命后几乎大部分独立省份的政权，都落在了革命党以外的政治派别手中。但革命党人在建立南京临时政府时，却无视现实地将政府要职全部分配给自己的同党，造成立宪派。旧官僚和社会名流"多不到政府就职"的局面。堂堂一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竟然形同往日的同盟会机关一样……在这种情况下，真诚的革命者孙中山被视作"独裁者"，伪善的袁世凯被称为"中国的华盛顿"，也就不足为奇了。

辛亥革命之后，政治动荡频仍，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制度性回溯时期……整整又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探索期，才算奠定了中国现代政治制度的基础……

在政治制度设计方面，革命党在革命前作了哪些事情呢？一是革命团体联盟──同盟会内部，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设置组织机构；二是孙中山于理论上提出了"革命后的治国机关"设想──五权宪法。辛亥起义后，在南京建立临时政府时，政权建设这们并没有采纳孙中山苦心孤诣的"五权"模式，而是把同盟会的框架从东京照例地搬到了南京。这种从美国"拿来"的制度，借助革命狂澜，仅勉强实行了两个月，便寿终正寝了。

……

在选择国体的问题上，辛亥志士们的一个最大错误，也是不分历史条件，不分阶段地企图"毕其功于一役"。清朝末年，由于清廷控制能力的下降，中国的南方与北方在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态度上已经拉开了很大距离。辛亥革命爆发，南部的起义与北部的政变，也具有不同的性质。当南京临时政府建立之时，北方实际上控制在军阀手中。在这种情况下，南方本来不必急于"问鼎中原"，而是先以南部联邦的形式，巩固已有的胜利果实，利用共和的优势和南方的资源发展经济，在实力与人心已经巩固的情况下，在选择有利时机与北方决战。这样就可以避免在把握不大的情况下，与北方的袁世凯作明知无望的妥协，以至于把革命成果"拱手"送给他人。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虽然辛亥革命从参加者和决定因素质方面来说，具有非常复杂的性质，但从大的方面来看，握有主动权的有两种力量。这两种力量一是清政府，它的主动权主要在运动爆发以前；一个是革命党，它的主动权主要在运动的酝酿过程中。在运动爆发以后，它的机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在此之前的准备。

由此，我们可以给二者分别赠送两句迟到的名言。给前者的是︰

"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梁启超语。

给后者的是︰

"机会，只有对有准备者，才是存在的。"

原载《求索》一九九二年第六期全文一万字

谢选骏指出：人説——“辛亥革命"避免论"”；我看這是否呼應了李澤厚劉再復的“告別革命”？

3,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七日北京市十万学生和平请愿口号

尚晓原　一九八九，四，二八整理

[共同口号]

和平请愿，反对动乱

公平对话，平等对话

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

坚持改革开放

自由万岁，民主万岁

反贪污，反腐败，反污蔑，反造谣

人民万岁！理解万岁！

爱国无罪！

新闻自由

反暴力，反欺骗

为民请命，绝非动乱

我们不反党，我们不反社会主义

"一个革命的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邓小平文选》第一三四页

"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邓小平文选》第一三四页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爱国热忱，人民作证

人民日报，胡说八道

北京日报，胡编乱造

中央电台，颠倒黑白

民不畏思，奈和以思惧之

[北京大学]

宪法至上

坚决维护宪法权威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五条……第三七条……第四一条……

坚决维护宪法尊严

抗议《人民日报》任意歪曲诬蔑学生运动真理万岁

清除官倒〔僚？〕，铲除官倒

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全国人民国家主人

无民主，毋宁死

北大北大，不怕不怕

忍痛罢课，平等对话

腐败必须从根本上清除

北大北大，人民北〔养〕大，

为民请愿，洒血不怕

联合起来，推进民主

真正听听人民的声音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国际关系学院]

抗议新闻欺骗

[北京农业大学]

农业为本，教育救国

打倒官倒，减轻农民负担

官倒富，农民苦

民以食为天

无农不稳

重视教育，教育救国

打倒贪官污吏

打倒官僚

畯怐漕 ~是正义

惩办贪官，废除特权

拥民主而亡，抱科学而死，视死如归

[清华大学]

坚持法律

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贪官

民心不可欺

拥护四项基本原则

反贪官，救百姓

新闻立法悲歌一曲壮君行

拳拳赤子心

新闻要讲真话

新闻的生命在于事实

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尊重宪法，人民必胜

廉洁奉公，民主万岁

得道多助

爱国不是反革命

实事求是，教育立国

宪法立国

官倒不倒，人民不饶

严惩贪官，清除腐败

我们一无所有

为国为民，一片诚心

我以我血荐轩辕

安定团结[中国科学院]

拥护改革，哪来阴谋

士气不可辱

钱太少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人不再沉默

血谏政府

民主选举不能仅有一个"候选人"

毛主席教导我们︰"镇压学生运动的人绝没有好下场。"

良心正义民主

新闻要真实

民主要靠争取

民主自由永存

民主+改革=现代化

一腔热血付东流？！

为民而死

干部要年轻化当官不与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历史作证，人民必胜

位卑未敢忘国

爱我所爱，无怨无忧

热血救国

劳而无获，苦浮人生

天赋人权

读书不忘爱国[北京外语学院]

我爱天安门

稳定物价，促进民主，大小老九，共求民主

课罢课支持理甀

[北京理工大学]

人民大众是中国的上帝

为民主战

官倒不倒国家倒

我哭我泣为我民，民捐民助求民主

妈妈，我们没有错

[北京师范大学]

面黄肌瘦，我们的老师在挨饿

教育危机，祖国的花朵在凋谢

抗议政府污蔑

正视事实，保持国格

反对挨饿

正确评价

救救教育，救救孩子

解放报禁

不许七六年天安门事件重演

民主共和万岁

失民心者失天下

精忠报国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光明磊落，无私无畏

安劳分配，铲除官倒

不自由，毋宁死

公布官员财产

祖国不会忘记

民主科学，振我国魂

民意不可辱

人民利益高于一切

反迫害争民主

欲盖弥彰，纸是包不住火的

政府应该说真话

妈妈，我们在这里

一心为公，终生报国

重视教育，珍惜人材

兴国在于科技

[北京科技大学]

反对大量进口轿车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

誓死捍卫宪法

为民请命，虽死犹荣

起诉书︰原告︰北京市高校学生

被告︰人民日报

事由︰侮辱，诽谤

……

[北京医科大学]

对症下药，打倒官倒

治民病，医国患

救国救民，救死扶伤

共和国万岁

+爱国魂+

[北京体育师范学院]

振兴教育

[中央财政金融学院]

邓小平同志说，中国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敢于面对事实，讲真话老的不退出来，新的就进不去

[北京邮电学院]

坚决要求对话

爱国忧国报国

[北京师范学院]

年年失望年年望，事事无忧事事忧。路在何方？

尊师重教，教育救国

教育不兴，师魂安在

国殇

[北京〔中央〕民族学院]

人民警察保护少数民族

七十年了！还要多少代！

甘洒热血

生死自由魂

谁掌握青年，谁就掌握未来

[北方交通大学]

"四·五"运动是可以理解的

面团法律形同虚设

廉洁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围观者]

天之骄子，人民感谢你们

学生代表历史，学生代表人民

欢迎勇士凯旋

壮士们，到家了

凯旋在子夜

向冲在最前面的勇敢的人大人致敬

谁是最可爱的人──人大人！

人大教师向你们致敬

平平安安回家来

大快人心日──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历史的记录

四·二七运动的勇士，民主先锋，辛苦了

学生是中国的希望

后生教先生，先生赶后生──生生不息

二二楼全体教师

学生万岁！理解万岁！

谢选骏指出：人説“和平请愿口号”——我看這只是遭到了槍林彈雨的回擊！然後呢？然後就啞巴了！——看來這個“民主運動”，僅僅學習了共產黨“口號運動”的鼓動，沒有學習到共產黨的“刀槍鎮壓”的真諦。

4, 五·一一 胡启立与《中国青年报》座谈〔录音〕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一日胡启立就新闻界对话问题与《中国青年报》社部分干部的座谈〔录音〕

徐祝庆︰今天启立同志在百忙之中抽时间到我们这儿来，跟大家一起座谈新闻改革。听听新闻报道。新闻改革方面大家有什么意见。希望大家畅所欲言，有什么想法，有什么建议，都可以谈。

胡启立︰作为我们中央分管宣传和新闻这一块的干部，作为一个老的青年工作者，应该和我们《中国青年报》的同志，保持一种直接的接触。可是我过去这点并没有做到。向大家来表示我的歉意。今天，一方面来看看我们老同志，再一个和同志们在一起推心置腹地谈一谈，关起门来谈一谈。我知道同志们这一段时间办报很不容易，社会反差很大。记者们与报社工作的同志受了不少的冤气，也有很多的意见，因此想来听听大家的声音，因为记者和群众有很密切的联系，你们又是青年报的工作人员，负有领导的责任。因此对你们的看法特别重视，所以我想听听大家的声音。直接听，比我们看材料。听汇报强得多。真正理解群众的脉博。就是这么个想法。因此我想今天来了就不拘形式，也不摆架势，不摆样子大家都……我也……都是党员，你能够发表不同意见……重大事情……不必非得字斟句酌……你也得负责任……那样大家都感到非常吃力。主要是想听听同志们的呼声，听听同志们的意见。使我们比较直接了解群众的脉博。我可是没有准备什么成篇或者是成套的东西准备在这里发表。毫无这个意思。主要是听大家的。这就算我的开场白。

包括你们无论多么尖锐的批评，也包括对我的，对中央的，有什么意见都请你们说。在这里说什么都可以，我都愿意听。我将非常虚心的非常诚恳的听大家的意见。谁先带个头？大家也可以插话嘛！

〔静场约一分钟〕

郭家宽︰好吧，我先带个头吧。我没有准备，启立同志来，这也是刚得到的消息。感到既很意外，作为我个人又感到很高兴。我是参加了请求和中央负责同志对话的那封信的签名的。并且，前天下午，我也是作为记者代表，到记协递交了那封信。我们始终称那个送去的东西是一封信，信还在起草的时候，我就强调……就写一封信，谈谈我们的观点，希望能够从这次学潮中的新闻报道，来总结一下经验教训，同时想透视一下，我们新闻工作多年来存在的一些问题。主要是一些想法。当然现在新华社就这么发通稿了，大家都叫它作"请愿"。那么，我就先从这封请求对话的信谈起。

写信这个想法，最初同志们在一起议论，是四月三十日上午。比较早。紫阳同志那时候在朝鲜还没有回来。四月三十日上午开始酝酿这个事情，当时的情况是我们觉得非常难办。心里非常难受。当然，前天下午在记协，考虑到有那么多外国记者在场，我斟酌了一下，用了"尴尬"这个词。我们新闻工作者在这次学潮中间感到比较尴尬。我是十九日才从外地赶回来，回来后到广场上看了看，到耀邦同志家里面去吊唁。从当时的情况，没有料到后来会发生学潮。因此后来学潮发生之后，也没有料到规模会越来越大。再一个没有料到的是，与八六年学潮不同的是，连着几天都上了大街，而不是在校园里。还有一个没有料到的是，学生这次闹的时候，群众反映这么强烈。那么多，几十万市民在旁边围看，支持，鼓掌，送面包，送汽水。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重大社会事件。作为我们新闻记者来说，因此显得非常被动。特别难受。实事求是地讲，改革开放十年以来……我七九年从中国青年报复刊后调到中国青年报当记者，当了十年记者，过去的情况也了解一些……说实话，这十年，中国的新闻事业跟其它事业一样，变化是非常之大的。前天晚上，香港电视台的记者采访我，我讲了这一点。这和十年以前不可同日而语。我们的新闻报道比过去是开放多了。

但是还是不行。在平常的时候，它可以显示出比过去进步很大，但在突如其来的事变当中，一下子又显得非常之被动。有些东西就不能报。当然头几天还好，上面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指令。据我们了解，一八。一九。二〇，每天下午，总编都到中南海开会。去了解精神，回来以后传达贯彻。对悼念期间的报道，刚开始几天没有什么明确的限制。我知道的就是一条︰单位内的可以报道。单位外的，街上的，不让报道。到了后来，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多，到了十八日晚上，十九日晚上，我去到新华门，出现了那样的情况，这时，新闻媒介才开始有所反映。反映的用的都是新华社的通稿。这个稿子一出来，据我们了解，在公众中的反映就是比较强烈的。而且，十九日晚上我在新华门，在那呆到一点多，据我们，还有其它许多同志，在那呆的时间更长的，我们觉得新华社的那个报道，是不够客观，不够真实，不够全面的。也不能说它完全不真实，不客观。因为它里面写的，也是真事，发生了。比如说，有一个学生喊"打倒共产党"这个口号，新华社的报道里面就突出此例了。确实有一个学生，被警察推到车上去的时候，才喊了这么一句口号。没有别人附和着喊。报道突出的这个也是真实情况，但没有反映出广大学生对耀邦同志的那种悼念之情，以及他们的爱国激情。这是更大多数的情况。这种情况对于我们记者来说，认为总体上失真，总体上不够客观。事实证明，这个报道实际的社会效果也是不好的。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情节，就是关于警察打人的问题，在这篇报道里没有反映，只是用了一个非常模糊的外交词令，就是"采取强制措施"怎么怎么样。但是写了警察挨打，这也是真实情况。警察打人的问题，在袁木和学生对话的时候，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提出来了。阎立本同志做了很多解释。我们听了这个解释，总的来说还是羞羞答答的。实际上一句话明确地说︰"警察确实打人了。"〔二七日，警察还把新华社北京分社的同志打了。我听说，新华社分社的很多同志联名写了一封信，要找人大谈话。──插话〕确实打得比较厉害。也不说别的，我们报社就有一个实习生，大学刚毕业，二〇日凌晨二点半，在广场也挨了打。两次被打得抱着头躺在地下。但没有流血，然后又被审了两个小时，放回来。就是说，当时打的时候是不分青红皂白，不听你分辨。他说我是中国青年报的实习生，我们到广场实地了解情况。那边说，你别说这个，上来就打。

……这是新闻报道。那么我想，到了二一日晚上，学生进一步扩大事态，跟这个是有关系的。跟警察打人以及新闻报道没有客观地反映事实是有关系的。所以学生队伍出现了一些︰"严惩凶手！""人大，人大，人民养大，为了人民，流血不怕！"这样的标语。我觉得这是扩大了事态，扩大了……

那么，二一日晚，十几万学生开始进驻广场，那样地悼念耀邦，很遗憾，因为我第二天要参加追悼会，晚上一二点钟就离开了没有亲眼目睹学生入场的情况。但是我们有的同志，一直在那儿呆了一个通宵，看到学生列队的情况，入场的情况，早上太阳升起的时候，看着升起的国旗唱《国歌》的情况，以及后来三个学生跪下请愿。这些情况，到现在为止，我可以不对这次学运学潮作任何评论，到底是什么性质？是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是七分对三分错，还是怎么样？我不想作这个评价，我觉得这是政治家的事情，同时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事情。作为我们新闻记者来说，我们的职责是真实地反映这时发生的一切。真实反映，客观报道。只要我真实反映出来了，客观报道出来了，究竟是怎么一个性质，政治家自会去评论它，人民自会去评论它，历史自会去去下结论。但是，后来我们之所以感到尴尬，感到难受，就是因为，连新闻记者起码应该做到的，真实。客观。全面的反映发生的事情，这都无法做到。但是有几家报纸还突破了一下，《科技日报》。《农民日报》。《中国妇女报》。本报没有登，用的都是新华社的通讯。

这些情况，在我们报社内部，激起了比较强烈的反映。编辑记者，中层干部与老总们之间，交锋，矛盾，最激烈的时候，甚至是拍桌子吵架。是不是应该在我们的报纸上来反映这些真实情况？当时的见解，出于各种各样的考虑，大家意见是不一致的。我是主张真实报道的，老总呢？没有同意发这个东西。平心而论，我个人的看法，我觉得他们也有他们的道理。但是我觉得，就是在这种交锋的情况下，还是应该客观真实地反映。我觉得，这是我们记者。新闻工作者的天职。后来，事态进一步扩大，到了二七日，十几万学生上街游行，当然了，更直接的原因是《人民日报》四月二六日的社论，对于定性的不满，不服气，感到委曲。另外，我还从我们新闻工作者的角度来反省一下，我觉得二七日事态扩大到那么大，仍然跟我们新闻界没有尽职有关系。所以，在二七日的游行队伍里，如果要分类的话，大概数量最多的是责骂新闻的。"新闻要说真话"。"新闻自由"。"开放报禁"。另外还有一句骂新闻单位的顺口溜，不知道启立同志听说没有？"人民日报，欺骗人民；光明日报，没有光明；中央电台，颠倒黑白；北京日报，胡说八道。"对我们客气一点，没有编在这里面，但游到这里时喊了一句︰"中国青年报，莫明其妙"。还算口下留情。所以，我们当时站在旁边看，作为一个记者，心里感到非常难受。一方面，从个人感情来说，为学生的这种热情所感动，再一个从职业道德来讲，为一个记者没有在报纸上全面反映这个事情而感到难受，感到失职。这里，我想再强调一遍，我不想对这场学潮在这个时候对它的性质做出评价，我们个人可以有自己的看法，至少我们可以在报纸的版面上可以不去争这个评价。我觉得这也不是我们新闻记者的事情。我们的任务就是客观全面公正的报道。这一点没有做到，所以，我认为，是后来学潮继续升级扩大，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

冲突越来越激烈。但是后来我们议论了一下，觉得我们老这样去为难总编辑也不是事儿呀！其实，主要问题也不在老总们的身上，这是我的想法。我们反思了一下，觉得问题还是在我们的新闻体制。以及我们党现在对新闻工作的领导方法上。就是基于这样一种想法，我和大同他们几个在一起，自发的酝酿了一下，越过老总们，直接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了一封信，请求对话，谈谈我们作为普通记者的心里话。出发点是一个记者的良心和职业道德。我还补充了一句，我们签名的人，许多都是中共党员，出于我们对党的事业的责任感。那天香港电视台采访我，我也讲了这么一段话，我们有这么多报纸。电台。电视台，但是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在自己的首都，发生了这么重大的事情，我们的公众还要听"美国之音"！从"美国之音"去收听北京发生的事情。我觉得，这是我们中国记者的耻辱。我说，作为记者来说，我们中国记者的素质一点也不比美国记者差，"美国之音"也有不准确，不真实的地方。比如说，今天《参考消息》第一版，合众国际社发的这篇述评，评我们的这封信，说《中国青年报》请愿记者李大同说，"实现新闻自由的时候到了。"根本没讲过这句话，不论是在会上，还是对外国记者，还是个别在一起的时候。显然是不真实的。所以，我说，如果对中国事情的了解，外国人怎么比得上我们有优势？我们对中国的事情了解得太深了。但是为什么还要我们的受众，把耳朵借给"美国之音"呢？这是中国新闻界的耻辱。不是我们办不到这一点，而确实是新闻体制上还存在一些问题。一遇重大问题，就要听"美国之音"，就要把频道调出来。于是就考虑给中央领导同志写封信。不光是谈谈这次学潮中的新闻报道，而且要谈一谈我们的新闻体制，谈一谈我们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在这些重大问题上我们的看法，我们的观点。信谈了三段，提出目前我们新闻界普遍关心的问题。就是那三个问题，希望有机会和中央负责同志在一起就几个问题探讨一些心得，交换一下看法。想把我们的新闻改革切实的往前推进一步。把我们党和国家的事情办得更好。特别是在这样的比较严重的关头，比较重要的时期，以后我们的新闻工作不要给党。给国家帮倒忙。

当然，如果这次对话能实现，那个香港记者也问我，是否认为会取得很大的成效？我说，只要对话能实现，我决不希望一次对话能取得很大的成果。中国的新闻改革跟其它改革一样，非常艰难。肯定是个渐进过程。我是第一次和启立同志这样面对面坐着谈心里话，其实复刊的时候启立同志来过，这是第二次，平时难得有这样一个机会，我们希望有这么一个机会，谈谈我们的心里话，供中央领导同志，党中央，政府，在研究新闻问题，新闻改革，特别是下一步在制定新闻法的时候，能参考一下我们这个意见。胡启立︰关于新闻体制，你们有什么想法？

郭家宽︰提到这个问题，我简单的讲一下。我们的新闻体制，打个比方来讲，多年来和计划经济一样，是计划经济下的大一统的新闻体制。它起源于过去革命战争年代。而且我们的报纸，一开始诞生就是党报。一直延续下来，建国以后，没有相应的改变。以应和平建设时期的需要。甚至在过去左的路线下不断地强化，到了文革发展到顶峰时期，而我们的新闻体制也糟糕到顶峰时期。不夸张的说，如果说五八年我们的新闻工作起到了祸国殃民的帮凶作用，文革当中更是起到了帮凶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把它定在七八年五月十五日，是中国新闻事业开始有了变化的一个开端。这十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各项改革都在往前推进，新闻事业，伴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在不断地改变。这几年，改革的步伐加快了，确实和过去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整个体制还没有从根本上发生变化。平时没有什么大事时可以放得开一点，袁木同志那天讲，我们实行总编辑负责制，我们都感到好笑，但是你说它完全不是总编辑负责制也不是，平时权力很大，发什么，不发什么，总编基本上可以定，但到关键时刻，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那就不行了。那么形象地说，我们的新闻体制，就象产品经济下，大一统的计划体制，那种方法，那种模式。

现在总的来说，我个人觉得，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还是限制太多。

关于"新闻自由"这个口号，现在新闻界呼声很高，我个人的观点，我现在还不愿明确提这个口号。因为在这些问题上，我自己有……新闻法……也是新闻工作经常受到限制的一个理由，比如说，不利于安定团结，不利于大局的稳定，社会效果不好。比如这次上海，停《世界经济导报》也是这个原因。里面有些内容对大局的稳定极为的不利。平时我们也经常碰到这样的事情，有的东西不让发，明明是事实，我们觉得从新闻的角度讲应该发，总编不让发。那么从这次学潮，从新闻报道的实际社会效果来看，事情恰恰相反。限制过多，卡得过紧，有时候甚至搞歪曲报道，恰恰会造成社会动乱。如果能够让新闻工作按新闻工作的规律办事，最起码一点，按新闻的……来办事，客观。真实。全面，反而有利于社会安定，有利于真正的，民主气氛下的安定团结。

李大同︰这次启立同志来，我们确实是出乎意料。我们要求和中央领导同志对话，这封信就是由我起草的。并且第一个人在上面签了名，并且把我是中共党员，现在担任什么职务都列上。我就是准备被开除党籍，彻销职务，我准备接受这样的处理。因为这在新闻界，毕竟三十年来是一件前所未有的举动。我们当时觉得，确实……很大。而一些老同志。报社的领导同志，和我们做了一些思想工作，建议我们不要搞这样的活动，当然我们当时也不够冷静，很粗暴的对领导说︰"请允许我们行使自己的权利"。但是现在看来，全部情况是在一种非常良好的气氛中进展，今天启立同志亲临本报，所以，我确实想借这个机会讲一点真话。把任何的虚饰，或者说作一点外交词令的表示，我都不想做。我很怀疑，经常在中宣部召开的各报总编辑的会议，是否有那样的氛围来真实的反映新闻工作者的心声，我很怀疑在这样的场合能够作那样的表达。但是我相信，各报的总编辑为了自己的手下各部门的主任好，其实在很多问题上，心是相通的。但是，他们处于他们的地位，他们所承担的这种政治责任，在关键时刻就缺乏一种洞见。刚才家宽同志介绍了一下本报和总编辑之间所发生的剧烈的磨擦。据我所知，本报确实是最剧烈的一家。简直是一次浪潮不行就第二次浪潮。第二次浪潮不行就第三次浪潮。但据我了解，首都各家报纸，都发生了这样的和总编之间的磨擦。《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一后，有一五〇多位编辑记者具名，要求和编委会对话，要求和编辑们说明，这篇社论究竟是怎么出笼的？包括《科技日报》。《中国妇女报》。都有类似的行动。我想，新闻界这次的这样剧烈的不满和行动，包括游行，本人在理智上是非常反对这种非程序行为的，我想，游行是可以的，但是既然北京市有这样的十条规定，那么，事先还是应该去通过一下这个东西。现在没有什么人去申请过。并不是你那十条就是不许游行。我觉得也不尽然，也许申请了也可能同意。我事前觉得是一种不明智的行为，事后，我听说，当时鲁博会上的议定，实际上是静站，那就是说记者心里面还是比较清楚的。后来由于时事使然，走动起来。就是原本不想走进去的，已经无法不走进去了。原来不想参加的，也只好支持自己的同仁。那么，你现在是以"一种非法行为"来谴责它呢？还是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新闻界推进新改革的要求"来肯定它呢？我都觉得为时过早，这个问题可以留待历史来判断。

我想提请中央领导同志考虑的是，我们这个要求对话的信上所写的，主要是新闻体制改革。刚才家宽讲了一下，我们的体制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产品经济形式下的，包括战争年代形成的某些传统，造成了某种体制。家宽讲的，只是它的性质的某个方面，我还想补充一点，我非常希望中央领导同志能够对我们的新闻体制作出根本性的反思。而不是用一两句话来概括我们新闻改革的方向。我认为我们的新闻体制还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工具性。这和我们的新闻理论是有连带关系的。我们常常讲，我们的新闻是一种宣传工具，是一种党的喉舌。并且只要它坚持了党性，就自然而然地具有了人民性。在这一点上它们天然是统一的。党性和人民性。事实上，无论是从事实际的新闻工作者，还是新闻理论的研究工作者，目前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是比较一致的。我们认为，在我们目前这种新闻体制下，党性和人民性是常常不一致的。常常发生矛盾和偏离。但是由于我们这种体制没有一种自我调整的能力，在实际运作当中就常常体现一种惯性，如果正确的路线占主导地位，而我们党的领导人，比较开明，比较明智的话，我们在报纸上见到的报道就比较开明，比较开放，一但错误路线占统治地位，或由于我们党的个别领导人的个性使然，就可能使我们的报道受到极大的紧缩和压抑。而这套工具式的体制，是无条件的对上负责的。而我们这套新闻体制，竟然在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在各个方面都进行了全面的。比较深刻的反思，但是对我们的新闻工作，没有做出非常深刻的。非常认真的，或者叫做里程碑式的反思。在这方面的工作，缺点还是很多的。

从我们实际新闻工作者看来，中央领导同志对新闻业应该是一种受到遵重的职业这一点看来认识得不够。总是把我们的新闻工作者等同为党的宣传干部。按照党的宣传干部的这一套管理体制。方法，来进行管制。当然，"管制"这个词似乎严重了一点。意思是这个，进行……因为事实上，无论是社会发展的要求也好，无论是世界潮流的发展也好，信息，是现代社会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应该值得尊敬的独特的职业。而决不简单是党的一个宣传阵地。我觉得中央领导同志在这一点上，认识还不够。在重大的，突发性事件的报道上，我专指这次，前头还有很多例子可举。我们这些第一线的编辑和记者，感受到的最大的东西是什么？可以说是一种刻骨铭心的耻辱感。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耻辱感？就是中央的禁令直接侵犯了我们的职业道德，伤害了我们的职业荣誉感。我们很多同志都很激动的，〔哭。有人插话，我们感觉那是犯罪……〕

最担心的是，因为从社论，从讲话，从北京市。上海市万人党员大会，这个调子是很紧张的。最担心的是，既然是对待"动乱"嘛，那还有什么客气的？如果流血，我们当时觉得我们这个国家，绝对不是靠某个人的意志可以收拾的。绝对不是！十几万学生游行，几乎是百万群众夹道欢迎。就和解放军当年进北平一样。这种民心民意的反映，如果中央领导同志不知道的话，我不相信。因为天安门广场华灯上，到处都是摄影机，都是现场。

袁木在记者招待会上讲︰李鹏同志不知道有三个人在那跪下，我对这种说法也表示怀疑，当时的人是十几万啊！不是一个两个。但是，如果李鹏同志真的不知道的话，那是不是李鹏同志这个渠道不通了？就在眼皮底下。而且群众也是一种情绪，幸亏中央也是采取了比较克制的态度，这真是一个万幸。前天我回来回得晚，在个体户饭馆那吃饭，讲的都是学生游行的事。老板和老板娘在那聊天，说二八日，派出所的警察就把这一片的五、六百个个体户全招去了，开紧急会议，谁给学生捐款了？非法游行，谁给钱了？谁给学生送水了？送面包了？可口可乐？自己交代，互相揭发。大家都说没有。后来那老板娘说︰"我们凭什么不可以给学生送水？派出所的所长，他家打大衣柜，让木匠到我这儿来吃饭，给我扔了五〇元钱吃了我一个星期。"她说仅仅是一个所长啊！所以我觉得，悼念耀邦同志，对于耀邦同志的看法。民心评价之外，也确实反映了我们国家的党风。社会风气，已经到了不能不收拾的地步了。如果中央不在这方面下决心，我觉得这个国家不可收拾。那么多老百姓，不要说我们对学生如果象电视对话的态度，说实话，对对话的反映并不好。如果有那个决心，有那个及时劲儿，把官倒收拾收拾，把贪官污吏收拾收拾，我觉得学生也还是很理智的。李大同︰刚才很激动，我还是接着把想说的话，继续刚才几个同志……我们这次和老总冲突，我刚才讲了第一条原因。我还想接着讲，我们这个职业，是有我们的职业规范的，是有我们的职业道德的。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我们自己异化成一种服从性的工具。不能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面对的是成百上千万的公众，我们在向他们传达信息，这个信息是不是公正，是不是全面，是不是客观每时每刻都要受到公众的检验。我们必须得对人民负责。这是我们的天职。这次我们冲突，有一个争论的焦点︰发与不发，你们是站在中央一边还是站在学生一边？成了这样一种问题！似乎发了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上，试想一想，那天我们国家全部党政军领导干部都在大厅里悼念，都出来看到十数万学生坐在那，这是多么大的新闻！你不发它就没有了吗？它就不存在吗？外国记者就不加以报道吗？我们竟然可以视而不见，在中央最主要报纸上居然可以只字没有，将来我们翻开历史，我们说新闻是记录历史的，翻到这一天的报纸，只字没有，这会怎么样？因此，我们既不，我们没有这种政治上的选择，我们并不是说发了这个东西了就站在学生一边了，不发这个东西就站在中央一边了。我很不同意老总的这种论题。我们说，我们作为记者应该首先站在事实一边。首先报道时空发生了什么变动，不行！那么，事实证明不行！那天晚上，有多少记者自动齐集在这间屋子里，全部把自己亲眼看到的，亲耳听到的素材集合起来，供我们几个人制作。很多同志要求一夜不睡，早上报纸一印出来就驮上报纸到外面去散发，来挽回我们报纸的声誉。我们很多记者在采访的时候，竟然不敢说自己是《中国青年报》的！因为我们没有报道。只好说我是市民，我是外地人。摄影记者说我是《科技日报》记者，人家要他掏出记者证来，又不敢掏，说我是暗房工人。这种耻辱已经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超过了我们涵养的极限，说句老实话。因此，我想请中央领导同志应该好好听取广大新闻工作者的心声。

我认为我们现在的新闻体制除了政治上的不利以外，刚才家宽同志已经讲过，由于不报，由于片面地报，起到了扩大事态的作用。我们当时要求报的一个论据是︰这会帮中央的忙。因为我们的标题就是《悲痛。理智。自励》我们在向学生暗示，你们应该这样。应该坚持这样。我还想请中央领导同志注意，我们现在这种体制，在极大地削弱我们这支队伍的质量。我不知道中央领导同志注意到没有，前些日子，中国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中国潮"的报告文学发奖大会，前十名有七名是记者。那么，记者成为"走穴"的人，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现在最优秀的记者不给报社写东西了。纷纷走向比新闻自由度更大的文学领域。我非常担心这种状况下去会怎么样。包括本报一些非常优秀的记者，不写了！都去写报告文学了。我们队伍里到底还能留下多少真正优秀的人？因为他们真实的见解，他们了解到的真实的情况，不能在他职业的圈子里得到展现，他只好去"走穴"，就象那些流行歌星一样。不给他提供正式演出的机会，他只好去"走穴"。

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就是苏联。东欧，世界上和我们共同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新闻公开化方面迈出的一步接一步的坚实的步伐。这种不断的信息传过来，对中国新闻工作者的刺激非常之大。不是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我们一个副总编辑刚刚到苏联去采访回来，他在私下里和《共青团真理报》的总编辑说，你们说老实话，你们现在还受什么约束？这位《共青团真理报》的总编辑说，除了外交问题现在实际上已经不受任何限制。当然，还要有法律的保密范围。不用提，我们自己就会自我约束。那么，苏联报刊的发行量，包括《真理报》的发行量，大幅度的上升。有一个陪同团的女工作人员告诉他，每天干什么呢？就看报纸，因为现在报纸上可以看的东西太多了。她订了五、六份报纸，每一份都要看下来。但是我们现在能够提供的东西……为什么《参考消息》的发行量最大？有没有想国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自己正规报纸的发行量，不如《参考消息》的发行量大？说得过去吗？因为我们提供的信息太少了。特别是公众关心的信息太少了。公众拿来和自己身边的事情相对照，觉得这是不真实的。是我不关心的。他就不喜欢这张报纸。《中国青年报》之所以比较受到欢迎，就是比起其它报纸来说，更多的接近群众接近青年，但又决不是完整准确地反映了他们的。离这个目标还远得很呢！我们的职业规范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当这个世界上发生一件事情的话，我们能够全面。客观和公正地去反映它。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就是失职。

那么，我感到，作为领导中央报刊的中宣部的工作，有极大的缺陷。事实上，关于报纸日常的这种宣传报道，中央领导同志的直接的指示精神还不是非常之多的。主要还是中宣部的领导，在那召开例会也好，谈他们的意见也好，但是我们认为，我们到这个报纸已经十年了，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赵紫阳同志十三大上讲的"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我们中宣部究竟根据没根据这样的精神全面清理我们的指示，我们给报社的这些规定？清理过没有？我相信是没有的。这各种各样"不许"的禁令究竟有多少呢？我们的副总编辑高伟同志，没有费劲就闹出了三十个。送到总编室，这也不许，那也不许，以至细致到了某种提法都不许！

〔胡启立问︰从哪一年开始？〕从三中全会以来。〔胡问︰说什么不行？〕"不许"，迅速地就整理出三十个不许，其实远不止这个数，我相信。老高也可以谈……〔众议论〕

郭家宽︰不光旧的，今年元月份又来一个新的，就是中宣部和国务院办公厅发的《关于突发事件报道的严格限制》，比十三大的精神，比去年都是个大倒退。去年“一·一八”一架安二飞机摔下来，全都损失十八万。到了去年夏天，三七五〇飞国内的，飞机摔下来，当场摔死四十多个人。我们通讯员听说了连夜现场采访，发来电报，据说，这个人还没落实，还受到一些批评。我到现在还不明白，这个飞机摔下来，这个人错在什么地方。

〔插话，议论〕有人解释说那架一一八上坐的是外国人，所以才报。这架坐的是中国人……我想，这次学潮中间缩手缩脚，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李大同︰……问题在于，这个东西不清理，不宣布的话，他不整你就算了，他如果整你，这都有效。我们上次有一篇报道出了一点问题，这个张……当总编辑也当了有几年了，竟然从自己多少年的笔记本上查到这样的规定，他要到档案库里去查，你们说说，谁的脑子里能记住这么多如牛毛的规定啊？我们的工作应该是在一个基本原则下的工作，而不应该是在这样一些乱七八糟的禁令规定下的工作。很多临时性的某个个人的意见，就必须成为一条，有案可查，援引先例。这很麻烦的。

我很希望责成中宣部的同志根据党的一三大的精神，根据紫阳同志这次讲话的精神，对造成这次极为严重的不满，造成这次学生的大规模的游行，公开化不够，透明度不够，这已经是非常深刻的历史教训了。但是我们没有这种制度化的保证。我们新闻工作者手里，没有一种宽松、宽容、大胆工作的尚方宝剑，没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噤噤，我深为老总们难受。

我们为了筹备好这次和中央领导同志的会谈，这些日子里也在广泛征求新闻界的意见。我们感到，我们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中央提供一份可供参考的、具体的、可操作的方案。我们不想仅仅是发发牢骚就完了。这没有多大意思。当然，也应该发，因为中央领导同志很难听到我们的牢骚。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有意义的。〔胡︰这不是牢骚，这是理性的思考。〕我们很想经过非常充分，非常严肃的研讨，给中央领导同志提出具体的操作的方案……

……造成学生事态扩大一个很重大的原因，中央各大报纸，而且我相信是所有省级以上的报纸，都在头条刊登《人民日报》这条社论。它究竟？社论是代表编辑部对某件事情的看法，它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含义。在西方新闻界，转载别人的新闻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转载人家的社论，那是决无仅有的事情。不可能的。这只是代表你们编辑部的观点。现在我们的新闻运转机制里有一个很要命的弊端，就是把社论和新闻混为一谈。新闻本身被赋予了高度的政治性。或者叫做暗示性。这是一个亟需改变的状况。即便是在党报上，我们也应该把言论和新闻作严格的界定。新闻就是新闻。新闻就是事实的报道而不代表谁的观点。如果要发表观点的话，可以用本报评论员文章。可以用社论文章。如果我们是党中央的机关报，我们可以采用党中央发言人的方式，正式对某一个事实作出我们的看法。但是事实另外有其它的含义。现在我们在新闻报道上所受到的种种约束，事实上就是新闻和言论混为一谈了。似乎你发表了这个新闻就是支持了谁，就是反对了谁。这是不应当的，这是一个极大的混淆。界限不清。

我们建议中央可以责成宣传部研究这个问题。能否把报纸上的言论和报纸上的新闻事实作出一个明确的规定。使公众知道，事实就是事实，而小楷，代表编辑部观点。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很多的混乱。如果编辑部对某个新闻事实有看法的话，他完全可以加编者按，可以加编后，可以加短评，来表达编辑部的观点。但决不能由此来不能报道某一件事实，不能全面的报道某一件事实。这是完全错误的。但是我们现在形成了一种惯性。现在位居领导岗位的同志不由自主地这么去考虑问题，发表什么就代表了什么，就意味着什么。这是非常不正常的情况。也是我们这种陈旧的新闻体制的惯性。现在应该明确提出这个问题，要把新闻事实，和编辑部的言论分开。

那么，刚才也算提了一个建议了，就是建议根据党的十三大精神全面清理一下中央宣传部，关于各中央新闻单位，乃至全国新闻单位这个不许发，那个不许发的……它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是受当时的一种形势，受当时中央某位领导人的看法左右的。缺乏根据的东西。我们建议把这些东西清理一下。刚才老高讲，这三十多来，不费劲，就三〇多条。事实上已经无法报道了，如果连"危机"这两个字都不许提，这个报纸上还能提什么呢？有危机感是中华民族有希望的表现。现在我们有一些领导同志听不得这两个字，似乎一提危机就是眼前一片漆黑。并不是这样，居安思危。古训就是这样，危是什么？就是危机。居安尚且要思危，在我们现在困难的时候，就更应当思危。而不必讳言这个东西。要相信我们的人民有这样的抵抗力，有这样的承受力。

另外，我还想请中央领导同志要象当年学习法律那样，了解一下现代新闻学的东西。当时，中央在耀邦同志带领下，请了法律方面的专家专门去讲法律方面的课。我看了后非常感动。这是实事求是的。我们的中央领导人并不是大专家，大学者，是政治家，他并不一定具备每一个领域里的完备的知识。但是我现在感到……我去年接受了人大舆论研究所的一份问卷调查，最后一个问题是，你认为现在中国新闻体制改革最重要的是什么？它是发给副教授以上的同志。我不知道中央领导同志能不能看到这样的问卷调查，但是我当时就非常认真的思考这个问题，究竟写什么？最后我还是写下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党和国家领导人要彻底改变传统的新闻观念。要树立起现代的新闻观念。我是非常有切肤之痛地写下这句话。因为在我们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下，一件东西能否顺利的展开，或者具有某种动势常常取决于中央主要领导人有什么样的知识和观念。我认为戈尔巴乔夫现在的新思维，为什么现在是响彻世界的口号？大家认为他是一颗新星，今天《人民日报》大标题叫做"新型领导人"。为什么他们要强调他是新型的？我想，他就是具有一些新的观念。我很希望中央领导同志能请一些新闻界的专家和学者具体探讨一下，你们认为现在世界新闻的潮流已经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应当确立起一种在现代新闻观基础上的。全新的。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而不应该继续延袭我们在战争年代在产品经济的模式下。习以为常的。陈旧的。封闭的僵化的模式。应该建立一种全方位开放的。动态的新闻模式。这就不是党的领导人，在党的范围内的一两句话能够解决问题所以说，我们很希望中央能够召开专门的会议，就这个问题统一全党的认识。而且，这封信里面写得很清楚，首先是全党的认识，然后是全体人民的认识。能就中国新闻公开化的问题，作出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如同我们对教育作出的纲领性规划一样。我认为它的重要程度，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这个问题上，是决不次于教育的。甚至对教育也是一种极大的推动。这也是一个建议。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深深忧虑的问题，就是中国的第一部《新闻出版法》正在制订之中。我们接触了新闻界很多老同志，中年同志和青年同志，没有一个人在谈起这部法规时不表现出忧虑。因为这是关系到全国人民基本人身权利的基本法规。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它是性命攸关的法规。我们很多同志在议论的时候，都非常担心会出现一部什么样的法规，为什么现在还处在一种非常秘密，非常不公开的状态下。我们曾经听说……〔有插话〕，这部法规出台前的一个信号，曾经给我们的心中投下了阴影。法规还没出现，先拿了一部《新闻记者管理条例》来讨论。新闻工作者的基本权利还没有确定，已经要我们来承担各种各样的义务，承担各种各样的责任，并且说，这就是新闻法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感到大惑不解。我们很担心这部法规，在这样秘密的状态下制订，它是不是一项保障新闻自由的法规。还是一项限制新闻自由的法规。我们很希望中央领导同志能够把新闻法的制订过程公之于众。应该在报纸上公开刊登这部法规的草案，至少要在知识界。法律界和新闻界进行广泛的讨论。集中大家的。全民的意见。我相信这是一部基本法，基本法是不能由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应该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这是关系到每一个公民基本权利的法规。应该有它的公开化和透明度。而不应该象现在这种，我相信老徐〔中国青年报总编辑〕就没看过，看过吗？〔答︰没有。〕这样一个大报的总编辑都不知道在制订什么这究竟说明了什么呢？我们很担心，确实很担心。我们很希望能看到这份草案，能够提出我们自己的意见。

我不知道今天上海《世界经济导报》的事情能不能说？〔胡︰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郭︰我们信上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世界经济导报》的问题。〕是这样，《世界经济导报》是一张创刊还不久的报纸。它基本不是以刊登新闻为主的一张报纸。而是一张集中地反映知识界的各种不同的见解和声音的一种报纸。它大概是八〇年，还是八一年创刊的，现在八九年来，它逐渐地在读者中建立了自己的信誉。很难想象，这样一份严肃的报纸，特别是在一座城市，而不是在首都，发行量能够达到三十多万份。象我们全国性的大报《科技日报》，现在也就是七。八万份。这样一份严肃的，甚至很难看懂的报纸，竟然可以发行到三十万份，应该说，它在全国公众中，尤其是在知识界中，是有它的一种崇高地位的。也是受到我们这些以刊登新闻为主的同仁的很大的尊敬的一张报纸。因此，让这张报纸在这样一种突然的情况下整肃，在全国新闻界的同仁的心上，蒙上了一种极大的阴影。从中央到地方现在为什么纷纷在声援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就是因为唇亡齿寒，我想明确的说出这一点。如果我们能容忍这种非程序的。非法律的这种事情一再发生的话，我们自己还有什么保障呢？我承认上海市委有权力停止钦本立的党组成员的职务，作为上级党组织，无论是根据党章，还是根据其它的中央规定，它是有这个权力的。无论这个决定是否正确，但是它有这个权力但是我觉得上海市委决无权力越级停止钦本立同志的总编辑职务。我们国家现在已经正式建立了国家的新闻出版机构，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根据党政分开的原则，党不应该直接过问，或者是直接干预政务方面的问题。何况在不经过任何协商的情况下作出这样的决定，就更不应当。据我们所知，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上海社会科学院和设在上海的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共同领导的这张报纸，我们现在已经拿到了上海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给上海市委的抗议信，他们的信里面都讲得非常明确，撤销钦本立总编辑职务完全是非程序的。而且在中国新闻界开了一个非常恶劣的先例。这就是事前的新闻检查。但这话可能说得重了一点，但我觉得实质上是一种检查。是根据这个领导人他个人的看法，他认为这些著名的知识分子发表的看法可能要造成动乱，可能社会效果不好，他就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这种权力是不是合法的还是个问号，来停止这张报纸的出版，来要求改版撤销，他究竟有没有这种权力，我是很怀疑的。

郭家宽︰另外，方法也是突然袭击式的。据我们了解，《世界经济导报》的编辑记者也是和上海市民一样，在同一天的电视上看到万人大会和它们被整顿的。

李大同︰现在实际上是两种不同意见在冲突︰上海市委认为，这些文章发出去会引起很恶劣的社会效果。而上海《世界经济导报》的同志则认为，这篇文章发出去会有好的社会效果。我认为是两种社会效果论之间的斗争，或者叫做磨擦这本来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解决这两种"效果论"的方式是什么呢？是动用权力！而不是一种同志式的协商和探讨。这是很不应当的。那么我个人的看法是，现在，这个事情在海内外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我建议中央能否这样考虑？暂时做出这样的调解︰继续保持停止钦本立同志党组成员职务的决定，但是能不能把这期报纸的是非稍稍的容当后叙，可以提交到一个评议委员会来做出裁决由党的宣传部门的负责同志，由新闻界的同仁，由各个方面不同的公众来对这期报纸。这些同志做出一种评议，但是现在能否先行恢复钦本立同志的总编辑职务，作为一种暂时的解决办法，我想可以极大地挽回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已经造成的影响。这证明我们党还是会实事求是地来处理这个问题。同时也承认有点过急，处理得不是非常恰当。他首先越过了上海新闻出版局，这是不应当的。这个指令应该是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发出的指令，不应该是上海市委的指令。因为它不是上海市委的机关报。我个人建议中央能否考虑这样一种暂时的平衡。不要以为这是一种退步，退让。我觉得做出这样一种举动确实代表了一种民心如果做出这样的举动，一定会赢得新闻界同志的一致叫好。说明我们党确实是实事求是的，有错就改。

我占用的时间太长了。

王石︰有两年不到中央去开会了，启立同志好久不见。我是一九八六年一二月三十日获准辞退总编辑职务的，是在耀邦同志下台的前不久。〔众笑〕那时候报社同志送给我一个很好的绰号，叫做"检讨专业户"。因为，我在做总编辑的时候，当然也是工作没搞好，这我有责任。我不赞成《人民日报》四月二十六日的社论。据我听到的同志的意见，都不赞同这个社论。有人认为，这是不是中央对学潮的一个不科学的，或是错误的判断。我是赞成客观的。真实的报道这次学潮的。我觉得报道比不报道有好处。事实证明是这样的。我之所以赞成，是因为耀邦同志追悼会的那一天，我在天安门广场上一直呆到下午学生撤退。因为那天，我在大会堂里边追悼了耀邦同志，但是我感到好象光在大会堂里边追悼了还不够。我看到好多同志从大会堂里边一出来，追悼会一结束，看到广场上那么多学生在那儿追悼，马上就要掉眼泪，包括钟佩章同志。我无法理解和猜测，那一天，那么多高级干部从大会堂里出来，面对着这么一种情景，究竟心里是一种什么样复杂的情绪？那天，直到学生撤退完了我才回家。在广场，有三点对我个人冲击相当大。我抑制自己，在大会堂里没有掉眼泪。但在广场上，我掉了好几次眼泪。第一，我问学生啥时候来的，在这广场里呆多久了。他们都是走了六个多小时，后来我看新华社内参《动态清样》讲，是走了一七个半小时，来来回回。我看见有人往学生坐的里面扔塑料包，学生又把它扔出来，扔到武警战士前面。学校里边想法拉着一点面包，一点油饼，还在那说︰"大家不够分着吃吧。"〔哭〕我都在想，这么多青年，究竟是为了什么？他们是要动乱？是要反党？搞垮我们的社会制度？我确实百思不得其解。我认为不是。学生里大概有很多共青团员，也有相当多的共产党员的后代。我们是不是能够很客观地去理解了学生的感情，他们的真心实意。我在那站得很累，想到学生堆里坐一下，他们拉着手怎么也不让我进。要学生证。我说我这么大的年级，哪儿来的学生证？所以，我觉得对于整个学潮到底怎么判断？这个问题，中央现在或不管是什么时候，是需要有一个明确的回答的。

第二，那天我站在广场，最使我难受的是那三个人在大会堂的台阶上长跪不起。我在那看着表，一二︰五〇开始下跪，到一︰二〇分起来，那么，我就在想，人民大会堂啊，这学生在里边都是相当反映了民意的啊！群众后来对学生的欢迎，以至到现在，《动态清样》上反映的这些证明了，包括紫阳同志讲话也表达了对学生问题的实质性的理解。在我们的人民大会堂前的台阶上，竟然有代表民意的代表长跪不起，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发生这种事，我感到特别难受。那一天电视讲话，何东昌用讥讽的口吻说，用一种封建习俗来丑化我们……下面的话没说出来，大概是这个意思。我更加难以理解何东昌同志，究竟有多少人民的思想感情。作为国家的教委主任，究竟理解不理解学生？

第三个比较难受的，是我们到处听见别人骂报纸。我是干了一辈子新闻工作的！我想不到会有那么一种结果，大标语呀！新闻要讲真话。我弄不清楚，我问︰"你们到底要求什么？"他们说我们不要求什么，我们只要求能够如实地，原原本本地把我们的情况，我们的口号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请愿……为什么报纸连这一点也做不到呢？那天晚上，有些年轻同志要写这篇稿子，还向我作了采访。我也看了他们写的稿子，我是觉得，那天还是应该有所报导的。后来，"四·二六"社论上，也到那天划了个句号。"……追悼会之后……"才是什么什么。

最近以来，我听见的议论很多。我觉得有四个问题应请中央考虑。能否做出解释，说明，或者回答。一个问题是"四·二六"《人民日报》的社论和紫阳同志后来的讲话，五月四日的讲话到底一致不一致？我看是不一致的。因为"四·二六社论"的调子是动员全党反动乱。那就是说，有动乱了，所以要反动乱。但紫阳同志后来的讲话说，"不会发生大的动乱"。这个问题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我最近在看新华社的动态清样上边，有的省建议中央……还有，紫阳同志五·四讲话里面讲到透明度不够，公开化不够。而这个意思，据我个人的理解，我也有一个疑问，和传达的小平同志的讲话也不太一致。小平同志的讲话里面，讲的是苏联的。波兰的自由化问题。

第三是反自由化的问题。一九八六年的反自由化问题。但据我了解，在知识分子当中，绝大多数人对此有不同的认识。第四个问题是耀邦同志辞去总书记的做法，不是他个人的做法，而是党内采取那种办法合不合乎党章？正常不正常。八六年以来，我听到很多议论，都是在这个问题上有意见的。怎么能够高级政治生活会议就辞了职了呢？应等到一三大才是……至于耀邦同志工作当中有哪些缺点和错误，我觉得都可以客观地评价。现在我不理解的是，当内的这种意见，这次由学生在悼念耀邦同志的时候表达出来。我觉得这也是党内政治生活不太正常的一个表现。我想，这是党内。干部和知识分子都比较关心的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很好地解决，真正的团结统一才会有所加强。

另外，我讲一点对我们国家新闻改革的看法。新闻改革已经进行很多年了，口号喊得也很响亮。这几年新闻改革的实际状况，就我个人的研究和听到一些同志的看法。刚才家宽讲了，确实我们这个变化还是很大的。也确实有进步。它主要表现在这么几点上︰我们办报的思想，比较坚决地拋除了阶级斗争工具论这样一种观念。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第二，报纸上的新闻品种确实多了。新闻的舆论监督作用确实多了。不要说比很早的过去，就是比前几年，也确实有所加强。新闻媒介起的作用确实在加强。第三，报纸宣传的内容比以前有开拓。第四，报纸本身的经营管理都有不少的改进。

我们现在所进行的新闻改革，恐怕有相当多的属于新闻业务的范畴。真正的新闻改革现在还进行得不多。那么有几个问题，在新闻改革时需要考虑一下︰第一，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因为新闻民主与政治民主关系是非常密切的。目前，我们的整个改革当中，政治体制改革有所拖后。教训比较大。在这种情况下，新闻作大踏步的改革比较困难。我认为新闻民主，是政治民主的一个伴随物。同时，新闻民主又是政治民主的一种催化剂。学生游行里也表达了希望我国政治民主快一点的愿望。第二个问题是我们指导报纸的观念也应该有所改变。前些时候，我看见保加利亚的党中央报纸，大概是叫《公民事业报》总编辑访华，《动态清样》上登载了保党中央的一个决定，它对报纸有一个改变。两条，一个是把保党中央机关报的性质，改成保全党的报纸。这是根据了列宁的说法。这与过去就有很大的不同︰作为机关报是从上到下，作为全党的报纸，就包含了全党对党中央工作的监督在里面。第二，党中央机关报总编辑。副总编辑有权签发，对党中央领导。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治局。中央总书记进行舆论监督的稿件。它还决定，鉴于报纸作用的加强，保党报的总编辑要由保党代会来决定。我并不是说要我们中国的报纸完全仿效它这样，恐怕也不大可能，但是它对报纸的性质规定，确实有一定程度的变化。那么这里是不是有值得我们参考的地方？

第三，对报纸和新闻宣传，要尽量减少权力的干预。这个刚才李大同同志已经讲了很多。我总觉得，我们对报纸的作用一方面太夸大。好象社会上一有什么风潮，有什么动乱，有什么大问题，都是报纸在那儿鼓励起来的。其实，据我体会，报纸也没那么大的作用。因此，我们总是在几个问题上不能够正确地去看待。比如说，因为是党报，所以在任何时候，宣传都要作政治考虑。我不反对在重大问题上作政治考虑，在外交问题上就需要作政治考虑。但是不是一切问题上都要作政治考虑？那么一切都可以有规定限制你，你就没法搞新闻报道。在一个就是所谓社会效果。而我们常常是人为的，提早的在那儿估计社会效果……我想，作为党报，作为总编辑，都是有政治水平的。他在发出每一个报道的时候，会作政治考虑的。安定团结这些都要考虑的。

如果让报纸按照新闻规律去办事，发挥它应当发挥的作用，它的客观效果，很可能是积极的作用，正面的作用。而不是负作用第四，要尽快地建立新闻法规。现在，好象是听说在新闻法制订当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对于新闻自由难于界定。

第五，新闻体制要有一个变化。特别是总编辑要有自主权。在法定的规定下，总编辑要有什么样的自主权，这要有一个明确的规定。我的见解是，新闻宣传的是非，大量的不是有领导去干预。应该是由法律去判决。

贺延光︰我想给启立同志提个问题。中央提出"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这是十三大提出来的。我坚信，到现在为止，中央并没有改变这个方针。那么，作为重大问题的决策人中央各位领导同志，局以上各层的领导同志，我觉得也很有必要让人民知道和了解。前几天，北京市陈希同市长，在北京市万人大会上提出，他可以公布个人财产。但是，当我要求访问他，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却遭到他的拒绝。〔插话︰他儿子做些什么，搞什么公司，都不要求谈。〕当然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象启立同志，还有中央各位常委。领导同志，我们的人民不太了解。象您，个人的性格是什么？兴趣如何？爱好如何？生活方式怎么样？家庭成员怎么样？这些我认为都是重大问题。

〔众笑〕因为它会决定重大的命运，所以人民有权利了解这些情况。今天能不能请启立同志……〔众笑〕当然今天时间部行，那么，回去以后……我作为本报的专栏记者我能不能访问启立同志和中央其它领导同志。既然能访问，能不能报道？但是我觉得很悲观，陈希同同志的秘书跟我说，中国在这种情况下报道了他本人，那么对中央其它领导同志来说就很难堪。他本人宣传自己有多少财产，中央其它领导同志是不是也可以宣传？不要说陈希同国务委员这样的级别，就是前一段，我采访外交部新闻司新闻发言人，结果还作了检讨。〔众笑〕也是说同样的道理，事情是大家做的，不要宣传我一个人嘛！

正象刚才大同所说的，我们这些中央领导，应该看一些关于新闻的知识。新闻，是向公众提供公众需要关心的事实。特别要及时地提供一些事实。向中央领导同志一出来，哪位中央领导同志当选了，马上就有一条简历，哪年入党呀，多大岁数什么的，就完了。至于别的东西，其实更重要的，影响这个人做出决策的一些东西，人民的兴趣更大。所以，我希望中央能够考虑在开放新闻的时候，能从自己做起，首先让新闻记者报道自己。

XXX︰……在制订新闻法的问题上，国外有两种可以参考的做法，一种是追议制，一种是审查制。国民党的时候就实行审查制，这会出现"开天窗"的情况。我认为，我们的新闻法，应实行追议制。

现在的新闻体制，逼迫新闻站在了政府面对观众的最前沿。新闻改革能否象市场体制那样，让新闻相对独立，让政府也超脱，这样对政府的形象也许更有利。

XXX︰现在是党控制一切，所以碰到困难党就麻烦了。

XXX︰没有缓冲机制了。

李大同︰本来我们的新闻应该起这样的作用，它是弹性的，能够缓解各方面压力的这样一种机制。我还想再简单的说两句话。建议中央重新建立新闻体制的时候，要考虑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就是现代国家所普遍遵循的一些……现在我们一些东西……而不是应该让你了解的就让你了解，不应该让你了解的就不让你了解。而且我担心现在的新闻体制，使真正做出决策的主要中央领导人，听不到真实的声音。这是个很大的危险。刚才延光提出了这个问题，事实上，我们昨天已经了解到李鹏同志确实不知道外面有长跪不起的学生。但是我们的学生跪了四五分钟。在四五分钟里，我们的新闻媒介，或者我们的工作人员都不能把信息传递到李鹏同志那里去！那天阎明复同志都说了，即使打个电话到我们这儿来，我们再派车去也来得及。〔胡︰只有几分钟。〕就几分钟的时间嘛？〔当时我是在临春。就是嘛！〕就是没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想一想吧，这是多么大的危险啊！

XXX︰我来说两句。传达小平同志讲话的时候，在新华社和中宣部这样的机构里面，在几处都……这样的情况怎么看呢？作为我个人，对小平同志的讲话是有看法的，我觉得他把问题看的太过了。对形势的判断并不准确。但是，我还想一个问题，小平同志八五岁了，我很想知道，究竟哪些领导同志，究竟怎么样向小平同志汇报的？因为没有传达其它人的，光是传达小平同志的，借小平同志的威望，来做这样的决定……我希望我们中央的领导同志，都要实事求是。

李大同︰最大的危险就是以为报纸上不登的东西，就是我们这个社会上没有的东西。以为报纸上登的东西，我们自己相信的东西，就是人民相信的东西。这是最大的危险。中央应该能够，中央领导同志都是政治家，应该很敏锐地感到，对耀邦同志的这种悼念为什么会这样剧烈？就是因为人民群众对耀邦同志这种非程序性的处理极大的不满。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整肃《世界经济导报》就是因为它说出了这句话。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强烈的不满，说实在话。没有道理。但是不许登，就以为大家没有这种情绪，这就非常危险。不知道启立同志您是不是特别相信我们的内参？事实上我们的内参说的真话也是有限的。反映内参都要受到严厉批评，为什么？我们实在是无法理解。不愿意听到自己不愿意听到的声音！这样怎么能够领导好我们这个国家，怎么能够不出现失误呢？一定要有不同的声音！

XXX︰……一个是谁是动乱根源，一个是从反精神污染到自由化……是贪官污吏，……提个意见，小骂大帮忙……党不能做违反党章，违反程序的事情……小平同志有很大功劳……但是小平同志即不是政治局委员，也不是常委和中央委员，……如果这样的话，陈云同志。邓颖超同志都讲话，那都是他们个人的意见。

胡启立︰这个问题是这样。我们中央全会，在选举，一三届选举的时候紫阳同志取得了全会的许可，以后，做重大决定的时候，我们要和小平同志商量。这个是取得了大会的通过的。〔大家七嘴八舌〕

李大同︰……我们去年去新疆讲学，正好碰到彭真同志到新疆去，这时候彭真同志已经退了。他既非中央委员，又非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也非中顾委委员，纯粹从法律上的身份来说，他是一个普通公民。但是他在新疆在干什么呢？召集新疆师级以上的自治区干部大会！作指示。召集自治区所有常委开会！作指示。自治区第一书记以及其它几个常委要陪着他视察工作！他究竟代表谁？他究竟以什么身份来代表？这是一个程序的问题。在西方，这是不可想象的。里根，行吗？他可以去当演员，但不能继续他在职时候的〔权利和义务〕，应该有规定，这是不允许的。 

徐祝庆︰现在已经五点了，大家还有什么？

胡启立︰我想到各编辑室去看一看大家……我想，座谈是我们对话的开始，而不是终点。我觉得今天来，很有收获。不虚此行。来了以后听了同志们很好的意见。我觉得不仅是这次对话，今后……按照即定的程序，我们有些同志应该参与决策，因为有很多思想很好。就我的理解，同志们提了很多意见看法和要求。我理解，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要求，就是加强民主法制，推进新闻改革。这也正是我们几年来在反复思考。研究和实践着的问题。这是我们大家的一个共识。听了大家的发言，使我更加深了认识。新闻改革是我们政治体制改革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刚才同志们发言过其实况也肯定了，这几年以来，特别是十三大之后，新闻改革是有了进展的。比起过去，很有进步。这是同志们的努力，也是我们共同的努力吧！但是还远远不够。我个人赞成你们刚才所说的一些重要的意见。就是对于我们的新闻工作，缺乏一个系统的总结和回顾。在制订新闻法的同时，或者在这个之前，应该有一个纲领性的文件。清理一下我们的思想，这个是对我一个很大的提醒啊，同志们啊！……我们前不久发了一个文艺方面的若干意见，前后开了几十个座谈会，广泛征求文艺界同志们的意见，试图总结我们的党在领导文艺工作的历史经验。因为这个问题太突出，把文艺变成阶级斗争的……把文艺界的空气弄得非常紧张，解放以后历次政治运动，全是从文艺上开始的。什么评《武训传》，以至后来的《红楼梦》。《水浒》等等的，总的来说，是在这方面作了个彻底的反思，发了个若干的意见。这个文件获得了文艺界绝大多数同志的承认，觉得这次的文件写得还可以。觉得把我们想说的话，我们的历史经验都写进去了。

我也不是说这个文件就尽善尽美，好得不得了。这也不是我们写的，是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产生的，对吧！

从新闻这方面呢？我们就做的很差。从理论到实践，我们都存在很多问题。但是，我跟你们说老实话啊，我是主管新闻工作的，我在这个方面缺乏深刻的认识。这我得承担责任，你们要批评，什么都可以。我认为，通过这次事件，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总结，把我们历来新闻工作的指导思想，领导方法，我们的模式清理一下是很有必要的。当然，这不是我说了就可以决定的。我这样做就违反党章了。我们可以提出这个建议，认真地来讨论这个事情。因为我们的指导思想。领导方法和模式，是历史的发展而产生的。是环境条件等许许多多的因素决定的。我们不能一概否决，说都错了。它在当时的情况下发生过重大的作用。保证了我们革命战争的胜利，这些都不多说。时间条件地点都在变化，情况也在变化，这些问题我们好好总结一下也有好处……

这一次这个事件的报道，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开始控制得紧一些，后来放开了一些。游行不是也报道了吗？也没有什么呀！看来，增加透明度，公开化有好处。相反，如果透明度低，公开性不够，毛病甚多。许多问题变成大道不通走小道，小道不通，出口转内销。听美国之音。因为没有什么好听，只好听它的。还有刚才各位提到的，领导人的情况，大家都非常关心，当然这些东西基本上我都不知道。其实这些东西，选举的时候都作了介绍。但群众不知道。另外我们缺乏完善的法律。我赞同这种意见。要考虑按照制度相应的法律。对国家哪一级以上的干部，要有财产的申报制度。应该还有监督制度。是可监督的，可操作的。这个有什么不好呢？因为你没有贪污你为什么害怕这个事情？〔李大同︰向群众公布你可以享受什么也可以〕你比如说，我就这些个工资，大家也不相信。究竟有多大的含金量？这个问题你说清楚了，我看也没有什么。我们现在大概就住宅比较宽一点，我们这些人的家具，我不知道别的人，政治局以下的。我们这些人的家具是国家给配的。特供，这个问题早在半年之前，因为学生反映很强烈，就决定把高级烟酒通通取消掉。现在我们的特供点在西四这边，它是向全市各大公司。旅馆供应高级蔬菜和肉类的地方。我们这些人去买的时候，按照高价来买。蔬菜比市面上高一〇％，肉比市面上高二〇─三〇％，当然品质要好一点，因为质优价优。烟酒确实是取消了的。但这些我们说了我认为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一个领导人到电视上说，这个东西，也不成个道法呀！〔插话︰你们应该有一个制度来作保证〕我说了你就信吗？那完全可以怀疑嘛！芮杏文同志被人问︰"你一月挣多少钱？"他说︰"三百。"别人说︰"你甭胡说了，我还挣五百呢，你三千差不多！"过去，中南海封闭，在过去的历史年代中，也许你是把中南海的领导人往好的想，什么"八角楼的灯光"呀；现在你可能往坏的想，什么都坏，实际上也没那么坏。〔众笑〕

所以，我觉得大道不通，小道盛行，谣言甚多，谣言满天飞，真假难辨。这是激起群众愤怒的一个很大的原因。紫阳同志跟我们讲话就讲了这个问题。实际上大家也知道，并不是完全都信。比如说谁是谁的女婿，这我们都认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但是你没有办法，大道不通！所以，我感到，我们的新闻管理体制。思想观念。领导方法。宣传方式。宣传方法上，都需要根据发展了的新的情况来改进和更新。这才能够实现一三大提出的︰"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这样才能够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才能支持群众反映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和问题，反对官僚主义，同不正之风作斗争。

同志们，我跟你们说，我们坐在中南海是每天睡不着觉的。经常睡不着觉，不能说每天，夸大了啊，〔众笑〕中国这么大，谁知道底下搞些什么？我们怎么知道哪个人贪污不贪污？腐化不腐化？完全靠中纪委。中监委去查，查不清楚。我看这个东西只有依靠人民，发扬民主，健全法制，建立一整套检察监督的机制。包括差额选举，外面的人民有罢免权。你烂得不象话，我们下回不选你就是了。采取种种有效的办法来同不正之风作斗争。这涉及到一系列的立法等等的问题。这是一个问题，先讲这么一个意见。第二个是同志们谈到的新闻改革的问题。这是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特别是大家议论最多的，就是新闻自由的问题。议论的一个交点。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必须通过立法的渠道，我们新闻的立法，第一要保证宪法赋予的权利，保证新闻自由。第二，要根据宪法，防止滥用权力，滥用新闻自由。这个同志们都知道，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绝对的无限制的自由。这是不可能的。没有法制就没有自由。但是法制必须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既很重要，又有相当大的难度。因为它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不单纯是新闻界自身的事情。比如说，大家所关心的，为什么新闻法迟迟不能出台？我可以告诉大家，就是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要求反差很大。有的建议立即制订新闻法，把这些记者们管一管，严加管束。有的就要求，你要制订新闻法，你就得完全放开。这个尺度怎么掌握？不能够由某一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这个要新闻界和社会各界按照立法的程序进行充分的。广泛的讨论。进行民主的协商。上上下下多少次，这样，然后最后通过人大，才能够把它确定下来。这整个来说，这是一个过程，但是我们要加速这个过程。这个制订的过程，我认为也是一个学习民主的过程。也是一个认识民主和运用民主自由的过程。全民讨论，这本身就是一个教育……这个你要问第一线的同志，他们的牢骚和他们的苦恼也是相当多的。相信你们知道得比我多。就在北京地区，你下去跑跑问问，有些县里打得不得了。我讲这是个建设过程，这是个学习过程，认识过程。怎么样把我们学习的水平提得更高一些。更成熟一些，做出比较准确的决策。我们要加速这个过程，这只有依法来做，没有别的出路。党中央也不能来干这件事情，我们来代替立法机关。制订一个新闻法，然后让人大来举手通过。因为干不了，而且也不可能。要经过社会各界来协调。当然，最后，大家都通过了，党中央可以来确认这个东西，作为党的一个重大的方针政策，那是可以的。

还有同志提出了，对学潮的事情怎么看？这个问题，我想《人民日报》二六日。二九日的社论，赵紫阳五·四的讲话，亚行的讲话，以及后来的一系列的对话，说明了中央的态度。这些讲话，有同志说有变化，我认为，一切的任何一个讲话，一个文章，都只能根据当时当地的时间地点条件而作出。还有，跟什么人谈，对象。至于我今天说的话，就是在你们这种情况下，跟你们说的。如果把我的讲话，一字不漏地整理，然后《中国青年报》头版头条发表，这一定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因为我们的社会现在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一元化的社会，它是一个复杂的。多元的社会，各有各的看法。你怎么能够讲这样的话呢？马上就会有人质问。所以，一切的讲话都有时间。地点。对象和条件。但是，贯穿的中心，就是要稳定。要团结，这是始终没有变化的。因为，我们这个国家是经不起动乱的。要求大家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只有在稳定的，而不是动乱的社会政治环境中，我们才能够顺利前进。当然，稳定不是不要民主，而是要使我们的民主走上一条有秩序发展的道路，走上一条有秩序的。法制化的正道。所以，这是中央再三强调，一直不变的这么一个红线。这也是广大的学生。新闻工作者更为希望的一个方向。当然，这样做不是说就不要民主了，不让人说话，不是这个意思，这已经多次说过了。我想，这个问题我们要，在中间，形势变化是非常迅速的。一个晚上就会有很大的变化。那你说怎么办呢？你说我们社论已经发了，非镇压不可，这怎么可以呢？你有原则还要灵活呢？你要灵活反映呀！学生的行动已经表明，那我们当然不能有出格的行动啦。如果北京出现了象长沙和西安那样的抢王府井，那我们的公安人员就坐那儿劝劝？劝不下来，我们也不管，你们去抢吧，这象话吗？你们哪一个也不会赞同这样的政府。

这个事情既是有原则的，也是灵活反映的。理智的。这样，我觉得就有可能，把事情逐渐引到一个好的结果，学生不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吗？把贪污腐化。贪官污吏打倒吗？要求民主吗？要求纠正失误改进工作吗？这些，正是我们的希望。完全有可能引上一个好的发展。就是原来讲的，治理环境，整顿秩序，深化改革。真正引向积极的方面。这就很好嘛！这就可以实现赵紫阳同志讲的，实现新的，更高水平上的团结……据说，学生游行那天，香港衡升指数报界，丢了六〇多个百分点，不得了啊！诶，二七日游行没出事，衡升指数立刻上升。缓回来，又上升几个百分点。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有的人讲，这件事情的处理结果增加了人们对中国安定的信心。这么一看哪，诶，有希望！有的人讲，这次学生和政府表现出来的理智和克制程度，使得外国的观察家都大掉眼睛。就是原来的估计错误了。原来估计要出大事。流血！有惊无险，大家觉得，心里放下一块砖头。但是事情还在发展，任何事情都是在不断发展的，都是无穷无尽的环节的某一个锁链。有了这一个锁链，还有下一个锁链。一环扣一环在不停地发展。事情总是有两种可能的。而不是一种可能。好的可能和坏的可能。我们现在努力地要把它引向好的结果。有没有坏的可能呢？赵紫阳同志和社论里也讲了，中国这么大，这么复杂，你说，出了这么大的事，没有人利用，那才叫奇怪呢！而且，我觉得也不一定都是坏人想利用。你比如说，六〇年代调整下马的中专学生，到中南海去跪着。，要文凭。你说他是坏人吗？他不是坏人。昨天，五二个人到中南海去请愿，为了什么呢？为了菜园子的纠纷，果园的什么事情，我都不太想讲。也是给下跪。要求中央给解决。同志们，去年国务院信访办接待的集体上访是一八〇批。个人不算。这些人背后，少者有十几个人，多者，背后是成千上万的人。平均是两天一批。如果都采取街头民主的办法来要求我们解决，那我们中南海新华人门就天天跪满了人。而且也没办法解决。这怎么能解决呢？

社会是复杂的。我们现在的社会，光游民就有一千多万！你说这些人是坏人，他也不是坏人。当他可以找到饭吃的时候，他不坏。可是当他找不到饭吃的时候，他就什么事都干！他为了抢劫，就可以杀人。所以，我们如果为了民主和自由削弱了政府的权威和法制，出现的后果，是我们所不愿看到的。学生命是不会做这些事情的。我讲的是广大学生。个别学生我不敢保。但广大学生是不会做的。如果政府的法制权威由此而削弱，天天游行示威，一定会有人跟上来。而且现在，我跟你们说，我们的政策同资本主义国家是不一样的。他们那个政府是不管生产的。他那个生产是由市场去调节的。是资本家在那干着。资本家什么时候都管他那工厂。总统倒台，政府倒台，内阁倒台，市长下台对他是毫无影响。市场都是管着的……我们就不行。我们的市长。省长，都是直接管着人民生活的衣食住行。现在市场五〇％是国家管。

……我不是反对对话的。我是赞成对话的。就是同志们说的客观报道里面，有这么一个实际的，不同的情况。因为我们的国家，是正在从计划体制朝有计划的市场经济过渡的阶段。新旧体制并存，两种规范，两种模式并存。这是有它的特殊情况。因此，为什么政府再三强调安定团结，再三强调要稳定。这个大家也能够理解。在加上我们的法制不健全，漏洞很多。所以，我觉得，总的来说一句话，同志们所有要求，总的一句话是要求我们深化改革。要把改革进行到底。如果我们不做这种事情，根本就没法存在下去。可是如果要作这件事情的话，就必须有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要认识我们国家确实处在一个困难的关头。这个困难关头我们能不能渡过？至关重要。你们也谈到东欧国家情况。如果东欧国家出现的动乱出现在中国，这就不得了。象南斯拉夫。匈牙利那种情况出现在中国，那就不得了。因为我们国家人太多。

我相信能够得到大家坚定的支持。包括我们在座的和不在座的。当然了，改革还是很困难的。有些问题不光是一个思想认识问题。比如说，党报的问题，党报的作用是党章第二章，第一五条规定了的。这句话讲︰党的各级组织的报刊和其它宣传工具，必须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我们举手通过的党章，只要我是共产党员，我就必须遵守这个制度。这个事情，我指的是党报，党的各级组织的报刊和其它一些宣传品。当然，党报也有一个如何管法的问题。比如说，把党报变成一个党和政府的文件汇编？也是不行的。怎么管法，这是值得研究。这里面有个度的问题。

同志们今天发表的这些意见很重要，我想请你们把这些发言……所谈的要点整理一下。如果太长，说实话，中央同志那里的文件就太多了，看不了，希望把重要的意见都整理好，我负责帮你们送到所有中央领导同志手里面去。请他们了解你们的声音。

另外就是很有收获，受到同志们的启发。我在此，再次向同志们表示感谢。而且希望以后继续这种谈话。我说完了。〔鼓掌〕

谢选骏指出：人説“五·一一 胡启立与《中国青年报》座谈”——我看胡啓立是在“搞文鬥”，他配合鄧（小平）李（鵬）楊（尚昆）的“搞武鬥”——他們黨媽的文武雙全，打死人不償命！真惡霸也。

5, 五·一四 12 人士《紧急呼吁》

酝酿经过五月十四日十二名知识界人士《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酝酿经过

陈小雅录音整理

《光明日报》负责人︰赵紫阳的"五四"讲话提出用冷静。克制的方法处理游行请愿的问题，他个人还是比较满意的。但这是两方面都应该努力的目标。这次学生的罢课。游行，对政治体制改革和法制建设都会有好处，但如果处理不好，矛盾激化，后果不堪设想。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舆论，我们的态度来影响事物的进程。请大家谈谈自己的看法。

王超华︰另外，还有一个，可能有点过份了。你们这些学者都是在学生中相当有影响的，如果能到广场上去劝说的话，昨天 XXX 作了一个讲演，他是劝说学生撤去的。这和他以往的态度不太一致，……但至少他的讲话没有任何反作用，只是没有积极的效果而已。但现在政府任何人说都是反作用。

李泽厚︰现在这么张坐而论道，不如积极地跟学生和学生代表谈一谈。

戴晴︰当然不是坐而论道。明天，明天诸位的名字出现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内容是你们对时局的看法，一定是一个很大的推动。

《光明日报》领导︰我建议，两件事情，先讨论这件事情，小王同志的事情呆会儿……温元凯︰对于第一件事情我有个临时动议，明天报纸是来不及的。《光明日报》有没有可能发一个《紧急号外》？一些人对时局的看法，只有一页。而且我很诚恳的有一个建议︰我个人是赞成的，我愿意到广场去而且《光明日报》紧急动员的话，带着号外一起去。

戴晴︰好叻！好叻！

温元凯︰……啊！结束绝食，我赞成王超华人的意见。而且我们在这里不是简单地劝学生离开，而是有一系列看法的……

戴晴︰对了！对了！

温元凯︰……这是一条。我们今天开会就拟出几条东西，对不对？发社论，怎么样？我们要发表自己的看法。〔场内赞同之声大起〕我想我们这几个人是能得到同学的。〔苏晓康询问发言者的姓名〕我叫温元凯，温元凯。〔苏︰闻名已久！闻名已久！〕

王超华︰我的意思是，对于大多数学生是有可能的。绝食代表团中的几位高级的……他们的态度和文字里面写的还是有区别的。我做过一些同学的工作，他们说，那你怎么不跟北大的去说啊？眼睛都看着北大的。包遵信老师是前天下午到北大作过一次讲演，北大学生觉得特别受鼓舞……学生现在有一种焦虑心情，他们在北大发起了一个签名，……已经有二八三个签名了。内容把学生那几条都包括了，其中"动乱"这条也包括了。有季羡林。谢冕。金克木。严家炎。曹文暄等。〔场内议论〕

温元凯︰如果杀人的话，他也去绝食。我愿意表这个态。那当然不能够杀人！

王超华︰……我来他们都知道……和王丹……是他们开车把我送到这儿来的戴晴︰那要不，〔征询领导意见〕，怎么样？要不先拟一个文字，一个钟头？谈完然后我们再说，好吗？李洪林︰劝学生结束绝食的主要目的，是学生已经受到了锻炼，不要考试了。但问题是这个动员的人能否取消"动乱"，能否让学生今后不受报复，让他们得到保护。

XXX︰具体问题现在太多，扯不清，我来谈一谈。我们三位是自发来参加这个会的，也不是名人，也不是学者……我们牟其中先生是企业界人士，中国第一家私营企业的代表……这几天，形势发展到现在，从我们的心里说也很焦急……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是过来人。我们知道发展到现在，必须有一些人出来做工作，来顾全大局。我们认为，紫阳同志的讲话，就是从咱们改革开放以来，咱们可以想一想咱们中国的历史，咱们国家领导人，出现了这样的事，还能讲这样的话，我们认为是很开放的……

戴晴︰您看这样好吗？让学者们先谈。

XXX︰不是谈。你们主要是谈，我们是这样，我认为现在紧急的是，第一，咱们定下来，不要写一篇挺长的文字，怎么能劝他们？打动学生的心？第二，大家要有牺牲精神，要学生哄我们怎么办？象小苏刚才说的，既然要去，要做学生的工作，打死我们也要去。我们尽到责任……

温元凯︰如果是这样我反对！嘿嘿！ XX︰为什么呀？我们是去劝学生去的。

苏炜︰如果这样，那就毫无作用……你拿什么劝他们呢？

XXX︰对呀，这下一步咱们再谈。这两条……苏炜︰没法定，你刚才这个态度是没法定的，我不同意，没法理解……

〔场内议论纷纷〕

戴晴︰你既然是来听会的，还是以我们为主，好不好？〔XXX︰行！行！行！〕我提这样一个建议，就是明天出现在《光明日报》报面上的，这是要发到全国的，……作用就不仅仅是天安门广场的作用，对吧！你们既然来了，而且现在还有一点时间，四点，那么我们能不能争取在四点以前，把我们的见解。就是对时局和我们今天情况的见解，我们不对大家作任何要求，你们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学者。你们有什么意见就怎么说。中间为了节省时间，不要重复……这样行吗？

领导︰好吧！

戴晴︰如果这样，就开始。我作一个建议，因为前天晓康他们起草了一个知识界对局势的宣言〔即《五·一六声明》──陈注〕，他是起草者，他又是很有文才的人，他可以说得比较"整"，然后我们每个人，有历史学家什么的，再根据自己的，再说，我们作补充。

领导︰可以。

苏晓康︰我就先说。我是这样看的，四月二七日学生的游行事件意味着中国历史已经走到一个新时期，也就是说，中国的强人政治已经结束。学运最大的意义在于，他们在以现代民主的办法来参与政治。但在处理这件事情上，政府或者说执政党表现出极其无能，这才是造成危机的根本原因。我们不希望动乱，我们希望事情能够朝着促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促进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发展，我想，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心愿。我们不想操纵学生，学生也不是任何人操纵得了的。所以，我们就干脆站出来说︰第一，中国共产党应该吸取历史教训︰一九一九年北京政府镇压五四运动；三。四十年代国民党镇压学生运动；以及七十年代后期，"四人帮"镇压学生运动，这三次大教训。应该懂得这个基本常识︰镇压学生运动是没有好下场的。

第二，既然是按现代民主的办法来处理危机，就应该承认大多数学生自己选举的学生组织是有其天然合法性的，不存在承认不承认的问题……

第三，动乱的根源，恰好是学生提出〔要反对〕的腐败。官倒，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等问题，这样的问题不解决，中华民族没有办法。

第四，防止动乱的办法，必须有新闻自由，必须开放报禁，必须让权力受到监督。

第五，执政党也应该吸取"胡风事件"，反右派斗争和文化大革命那种残酷迫害和镇压知识分子的历史教训，不要把知识分子当成一种敌对的势力和一种什么压力集团，能够跟知识分子，包括青年学生坐下来，心平气和地来解决目前这种政治问题。

我也觉得中国目前的局势的确比较危险，那么，政府希望学生理智，政府自己就应该理智。你们不希望天安门广场产生这样的状态，希望苏联戈尔巴乔夫来的时候学生不在此静坐，那么，你们向学生保证了什么呢？为什么在"动乱"这个问题上，到现在为止，不肯拿出一个意见来呢？……所以，我们在呼唤同学们要有理性的时候，更强烈的呼唤︰政府和执政党要有理性。

苏炜︰现在，中国历史到了一个新的转折时期，对于执政党，对于全体人民和知识分子，都是一个面向未来的新机会。危机也是生机，如果执政党能够在全新的。现代的观念指导下，他们应该是有能力走过这个危机的。但非常遗憾的是，在事件发生以来，特别是前半期，执政党从面目到语言，都表现出相当的陈旧。必须一定要指出，"四·二六"社论，是真正引起这场这么大规模的。全国性的学生抗议运动真正的媒介……到目前为止，学生是相当理性的，而政府却摇摆不定，政府并没有表现出它执政四〇年应有的成熟和足够的理智。再重复一下，关于"动乱"这个提法必须改正，还有上海钦本立免职的问题。如果对这些非常具体。非常明白的问题不能解决的话，那么，我们还谈什么"克制"和"秩序"呢？

第二，这次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本质上是一次"护宪运动"。就是保护宪法赋予每个个人和公民的权利的护宪运动。共和国是一种现代的民主政治，对于任何一个现代民主国家，它的合法性，是依靠它的法的权威来证实。来认可的。如果一个执政党，它对自己参与制定的法，采取一种为所欲为的态度，这本身就不符合宪法。那篇《人民日报》社论就充满了违法的语言，这种违法现象〔的纠正〕如果不首先从政府本身做起，是没有办法取信于民的。

第三，遵守宪法的内容很广泛，这次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所体现出来的一个最核心，最尖锐，和最紧迫的问题，就是新闻自由和舆论开放的问题……如果说，这次有可能引发一场动乱，动乱的一个广泛的诱因，就是我们多年来传播媒介的不沟通，不开放。在现代开放的信息社会，用新闻封锁的方法来治理这个国家，是非常愚蠢的……今天我们还不面对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改革就没有希望。而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是非常现成的。

包遵信︰我非常赞成今天的这场学生运动，他们非常理性，非常成熟的态度。所以，这场运动，应该说是一场"非常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它改变了过去我们这个民族只能听话，只能服从，〔宣告了〕这个时代的结束。是中国历史中的一次觉醒，超越了五四精神。现在劝学生回校，我表示赞成这个建议。但是，另一方面，问题还没有解决。现在至少要做这么几件事情︰第一，从四月十五日以来，我们的新闻媒介报道，你到底打了人没打？包括西安事件的报道。是否要一概澄清？"四·二六"社论说这场运动是"动乱"，是"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斗争"，这些提法，必须要推翻。〔如若不然〕，始终有一把剑悬在头上。

这个运动提的口号很多，我认为一个最核心的口号是"民主化"。而民主化的第一步，是要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就是一个很大的胜利。还有，承认公民的结社自由……我觉得紫阳这个讲话还是比较好的，但光提口号不行。你必须承诺几样东西，这样你的诚意才表现出来了。

于浩成︰我同意这次运动是一次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还是一次护宪运动。对于民主和法制的关系，我们的领导人有一些错误的看法，认为法制就是要求老百姓来遵守。首先政府要合法，官员要合法。民主的基础要合法，这是保障……有一句话说，现在没有说真话的自由，而只有造谣的自由。我一七岁读马列，今年六三岁……〔打算〕尽应尽的力量。我觉得中国还是有希望的。

温元凯︰我是到北京来出差的。因为今天下午形势比较紧急，所以，我希望就谈今天下午的问题，也就是明天早上的问题。现在已经陷入了一个非常大的危机，只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中国政府将在全世界面前丢脸；第二个就是要清场。

问题有两个意义，一个是危险，可是又是机会。机会就意味着，我们希望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能够大智大勇地利用学潮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把它变成为一种契机。这就是带来的机会。过去不是讲了吗？新闻改革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这不就是机会？这不就提出要改了吗？这次学潮，我目睹了上海和北京的学生游行，我是非常感动的。而且老实讲，也是热泪盈眶。我完全赞同刚才诸位同志的讲话，这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一个政治多元化，一个民主潮流的时代的到来。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我们在这样的面前，是被动的，推诿的，是希望糊过去的，甚至把学生当孩子那么哄一哄，骗一骗，吓一吓能够糊弄过去的，不是真正地解决问题。这我们已经看到了结果。赵紫阳同志的讲话〔亚行讲话〕，带来了很大的转机。我们看到那种杀气腾腾的口气已经得到了抑制，一个理性的声音出现了。在法制。理性的基础上解决问题，人们看到了这么一种希望。但是，理智，在当前，尤其在今天下午这个情况下，我感到，我希望，我作为一个大学教授，向社会发出几点呼吁。首先，我希望对政府发出三点呼吁︰

第一，要理解学生，真正的﹑有诚意的理解学生。他们求什么？绝食﹑罢课，损失的都是他们自己，他们的身体，学业。确实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政府对这一点没有充分理解，我认为是不够的。从内部传达的所有文件，都把学生说成是闹事，千方百计地动员，怎么样来扑灭。赵紫阳的讲话第一条就是︰学生不是为了推翻根本制度。他的讲话在校园里引起了鼓掌，这是一个月来第一次。

第二，要保护学生。坚决反对任何镇压学生的可能性。〔否则〕，我们就会要重蹈天安门事件的覆辙。将来我们要在历史上背一个恶名，要遗臭万年。今天你可以做，但明天就要遗臭万年！

第三，应该引导学生。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是希望帮助政府改革。我们希望顾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全世界的面子。刚才晓康同志讲，政府毕竟要有一个面子。我们希望顾全大局，这是今天下午的大局。我希望我们这批人，能够用一个办法来维持一个局面。

作为长者，我希望对学生方面也有三点呼吁︰

第一，我希望学生要认清国情。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出现了一个非常好的契机，但经济体制改革仍然处在非常困难的境地。一季度三个“居高不下”，盲流，如果学潮和盲流结合，可能会导致动乱。这是西安。长沙已经发生的事情。当然，学生这一次组织性﹑纪律性，他们的口号都有了很大的进步，但这种危险不是不存在。

第二，要推进实际的民主。民主很容易陷入一种很空洞的口号。当前，非常现实的，就是要推动新闻自由。而且，首都新闻界的卷入，首都知识界的卷入，我感到是一个非常鼓舞人心的局面。而且新闻改革实际上已经开始。包括象《光明日报》﹑《科技日报》﹑《中国青年报》﹑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上海青年报》，都已经对学潮进行了越来越多的客观报道。包括中央电视台。要进一步推动新闻自由，大家对学生的客观评价，而且社会各界对学生的看法，都应该如实地报道出来。我们也不怕有人发什么偏激的看法……不报道就变成“黑箱”，结果到处都变成“有胡子的人”。另外就是对待学生〔自治〕会问题。学生〔自治〕会只要通过大部分学生的民主程序，如果说，他们否决了原来的学生会，而建立了新的学生会，我觉得也是合法的。如果说还不够程序化，我们可以重新程序化嘛！

第三，要推进实际的改革。当前改革面临一个停止和倒退的可能性。我个人认为，改革十年应该打一个句号，新的十年应该开始。当然，新的十年可能是以政治改革。新闻改革作为一个开头，这是鼓舞人心的，但是，对这个十年我们应该加以总结。而且，十年来的失误，我们应该加以否定。难道十年来的失误，还是一两个领导人，召集一帮秀才来发一通议论吗？十年改革的失误，应该更广泛地讨论。要进行更深层的发掘。我个人认为，十年改革的最大失误，还是在于决策，决策机制基本上没有变。尽管改革以来，我们的决策比过去好了很多，但是机制没有变化。包括对学潮的估计，这样一种决策机制是危险的。这是导致我们四是年来非常非常多的失误，包括给民族带来灾难〔的原因〕。我非常欣赏苏晓康先生写的《乌托邦祭》。每一个读了《乌托邦祭》的人，如果你是一个正直的人，你就会想到，有庐山会议才会有文化大革命。而且有庐山会议的刘少奇，才会有文化大革命的刘少奇。说得尖刻一点。所以，这是很深刻的。而当前，我国处在困难时期，国家的经济处于困难时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顾全大局，为国分忧，渡过难关……增加社会凝聚力，要增加四个意识，即公民意识，社会意识，民族意识，国家意识。

我希望同学们认清国情，使当前学潮，当前社会危机，成为一个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走上更快发展的一个契机。

严家其︰我相信，有能力的政府，这个问题应该容易解决。但到中国就变得非常难解决。主要问题在党和政府领导人没有看到这些学生是他们的儿女。中华民族优秀儿女。我今天想讲一个意思︰马上，立即制止对我们的学生，对我们的人民的一种无形的摧残，同无形的镇压。对于绝食不加理睬，我认为就是镇压。一个人，时间长了，二十四小时了，现在﹑到了三十六小时，时间更长。如果今天晚上把他们架走，我想也会造成一些人的死亡。任何一个学生的死亡，我们的政府都要负责任。这就是一种政治责任，一种历史责任……我认为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面对学生的要求，认真地，或者马上，或者在几小时之后，发表电视讲话或者广播讲话。一下子就解决问题。如果我们的周恩来总理活在世上的话，我相信他一定会这样做……我想只要做到四点就能解决问题︰

第一，公开宣布这次学生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人民日报》要对“四二六社论”进行自我检讨，进行自我批评﹑批评，批判这篇社论。而且有必要追究这个社论产生的过程，追究这个责任。〔李洪林︰这是真的罪魁祸首。〕同时，我想，袁木﹑何东昌，他们应该承认错误。几次对话问题的错误。他们造成了现在学生绝食的这种行为。

第二，承认现在受到大多数学生拥护的北京高校学生联合会，是一个合法组织。

第三，与受到大多数学生命拥护支持的对话团，进行公开的﹑平等的﹑有诚意的对话。

第四，公开宣布不搞任何“秋后算账”。

……我希望这个意见能够马上反映给中央。这样一讲，保证所有的学生全部撤离广场。〔场内七嘴八舌〕

如果不能做到，他们就有政治责任。就要追究责任。这将造成严重后果。

我看了赵紫阳的一句话，他说︰要自觉地维护国家尊严，有损中国人声誉和形象的行为，我们都不能支持。我想，我们的政府部门如果把我们的学生一个一个架走的话，那就做了一个最大的，有损国家尊严和利益，有损中国人形象和声誉的行为。这是最大的损害中国人声誉的行为，是决不能容许的。如果这样做的话，中国政府就没有脸面在国际交往方面，同戈尔巴乔夫打这样的交道。它就会威信扫地。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得公开地宣布这四条。

另外我想说明一下，为什么说我们学生的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呢？这个爱国性就表现在这个地方︰我们的中国，确实是几个人的中国，或者某一个人的中国。中国人民的中国是全体中国人的中国。也不是上下的问题。民主政治的核心问题，是人民同政府的关系问题。人民有权力表达自己的意志，而且，人民有权力来影响国家的重大决策。这就叫民主政治。也包括制订宪法和修改宪法。包括影响其政府领导人当选，这些是民主政治的基础。如果人民找不到这样合法的途径表达自己的愿望，没有新闻自由，只有诉之于一些不规则的行为。甚至于，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诉之于绝食这样的行为。绝食行为，是一个人到了最伤心的时候，才进行的。有几千人这么伤心，采取这样一种行为，政府居然能够无动于衷！我认为真是武断〔？〕到极点，是不能容忍的。

民主的道理很简单。而法治的核心，是政府不能做任何法律不许可做的事情。法律保护人民的权利，而民主地解决政府与人民的关系。而我们人民的呼声，怎么样也没办法来感动我们的政府，说明我们的民主，是太……〔此处不清楚〕。所以，赵紫阳同志提出来，在民主与法制的基础上解决问题，我认为首先要理解什么叫民主。

另外，为什么说是爱国主义的行动呢？我认为，只有那些维护个人的权力，为了把这个权力看作至高无上的，为了不惜镇压人民的人，那些人，才是人民的败类。所以，我觉得爱国主义的定义，要重新加以定义。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一次的群众运动。他们确实为了使我们国家更加富强而进行的斗争。而不爱国的，是袁世凯﹑张勋，以及我们可以看到的，历史上一个一个的罪人。

另外，我们现在要开一次人民代表大会。按照宪法规定的程序，应开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学生的全体的意志高于学生代表大会，既然北京市高等院校的全体，它就有权力来修改它的章程，而确定新的行为规则。这里呢？新产生的组织就是合法的。人民的全体的利益高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利益高于它所产生的机构。这个关系是这样的关系。一个团体的理事会，它要服从代表大会；代表大会的权力，它应该服从全体……我感到这次学生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伟大的事件。这个事件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这个时代，就是人治时代的结束；而开始了一个以建立民主与法制为目标的新时代。

但是，这个新的民主与法制的时代，要依靠全中国人民，要依靠大家的共同努力，才能逐步建设成功。

刘再复︰刚从国外回来……基本看法︰我认为这次学生运动，对民主化进程是一次巨大的推动，对我国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建设已经展开了新的前景。可以说，对中华民族的二一世纪……它结束了一个时代，这个时代我们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我们将进入的这个时代，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和自下而上的改革相结合的时代。另外，我觉得有人，比如袁木，把学生运动比作文化革命运动，实际上这是两个完全不同性质的运动。文化大革命不是群众性的行为，它是领导发动的变态性的群众运动，不是健康的群众运动。学生命在文革当中是盲动的东西，有很大破坏性；而这次学生运动是真正的群众运动，是健康的。理性的自觉。非常清醒，非常理性，它自己掌握自己。目的不是破坏民主秩序，而是呼吁民主秩序。它是富有建设性的。所以，我今天从道义上完全支持它。

我们这次学生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的政治格局与政治方式。就从学生命的基本口号来看，非常之尊重和拥护共产党这一套。所以，赵紫阳同志确信中国不会动乱，这一点是对的。但是，学生要求改变领导方式，，就是说，这种领导方式再不能通过一种长官意志的。命令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也不能通过过去那种"圣旨"的方式，简单摄入的方式，而应该通过对话的方式，协商的。民主的方式，一中民主和法制的程序。我们尊重党的领导，但是领导必须坐下来耐心地听取意见。所以，这次学生运动对政府，对人民，都是一种民主的尝试。所以，它把民主的进程大大地推向前进。

我们常常讲民主与法制，但是没有民主就很难实行法治，当个人的权威大于法制的权威，当"刑不上大夫"的时候，还有什么法治？这是第一点，我对学生运动的评价。

第二点，我对党和政府的呼吁﹐希望我们的党和政府﹐用积极的﹑真诚的﹑热情的眼光来看待学生运动，把我们的学运视为我们改革的伟大动力，伟大的爱国民主行动。所以，要收回对这次学运的错误评价，包括"四·二六"《人民日报》社论的错误评价和袁木。何东昌的错误讲话。我们中央应该有一个重要领导人站出来表态。而且应该以学生运动为契机，认真地反省一下十年来我们工作中的失误。十年来，我们党和政府的历史功绩应该充分评价，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的失误要正视，而且要习惯人民对失误的批评。并且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要有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所谓人权，最核心的东西就是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我们党四〇年来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自我批评的时候还可以，但不允许别人的批评。比如大跃进，过热，我们自己说说行，但彭德怀站出来批评就不行，知识分子站出来批评就不行。这样我们党就只有一个正反馈的机制，而缺乏一种负反馈的机制。没有负反馈的机制，生命系统就会倾斜。政府和党就会处于盲目状态，到一定的时候就会发生大的震荡。由于我们不习惯于负反馈，我们就不断地把批评当作异端，就会堵塞言路，造成新的冤案。这几年，我们连续对政治界。文化界。理论界一些同志的处理，就是这样一种情况，最后连总书记也蒙受冤屈〔众笑，鼓掌〕。个人受冤屈，不能视为小问题，不仅是对人的尊重问题，另一个就是堵塞了言路，堵塞了不同意见的渠道。现在的问题就是缺少这种渠道。政协。人大。报刊，都没有真正提供发表不同意见的渠道，所以，逼得学生不得不走向……在反省自己思路的时候，我认为有一点特别要重视，就是胡耀邦同志曾经说过的话，我们这几年最大的失误是什么呢？是三中全会恢复起来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我们现在有失掉了。我们党在三中全会以后，威信急剧上升。当时有个精神，就是实事求是地对待人，对待知识分子，对待历史，给各界受打击的人平反冤案，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冤案，恢复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而这几年我们几乎忘记了这一条成功的基本经验，随便处理人，随便撤职人，开除党籍；被处理的同志没有申辩的权利，而且他的申辩没有发表的权利……我相信只要党和政府对学生运动采取积极态度，中国不会动乱，而且会建立一种动态性的民主秩序。

最后我想说，这次上街游行，是过去那种不稳定的原因造成的。所以，我希望党和政府从自身寻找不稳定的原因，探讨消除不稳定的民主秩序的因素，不要再从什么"长胡子的人"身上去寻找原因。这种思路是完全错误的。

当然，我也呼吁我们的学生，用理性来对待我们的一切，当我们政府和领导人做出积极反应的时候，也应该相应做出反应。

李陀︰对目前中国发生的这么大的政治动荡，性质究竟应该怎么看？我想提点看法。这场动荡的性质主要是两个矛盾︰一个是由我们的现代化带来的民主进程和现有体制的极不适应。极不协调，所发生的严重冲突。这种冲突是造成学生上街的一个根本原因。而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上裹足不前，甚至连苏联已经有的，比较现成的经验，我们都置之不顾，反而出现了一种迹象，我们由于对文化大革命，对四人帮那个反思，所带来的很小的进步，很可能要倒退回去的迹象，在政治体制上的改革不但没有前进，而且有一种倒退的趋势。比如说，随便撤人的职，比如说家长制，越来越严重；比如说，党内民主生活越来越不正常，实际上都倒退了。〔倒退……胡耀邦下台……倒退，──大家赞同〕胡耀邦下台绝对不是一件小事情。它说明民主进程与体制的冲突，是一个严重的例子。再一个，我们的经济改革和民主改革不同步带来的冲突。我们过去有一个想法，认为经济改革可以脱离开政治体制改革，可以脱离开民主进程，也能取得相应的成绩。这，我觉得是相当一部分领导人持有的一种幻想……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是我们今天经济改革的停滞和经济改革的危机。

这两个冲突，就是我们今天发生这场伟大的爱国卫生运动〔戴哈哈大笑；温︰也是"卫生运动"〕，民主运动和政治动荡的根本原因……我们不能仅仅反对说︰它不是动乱。它"不是"什么。那么，它"是"什么？我觉得，我们的思想界。理论界，应该及时地给予总结，给予论述，这样，我们才能马上总结经验，来提高认识。

第二点，我觉得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它从来没有过的严重考验，在这一点上，中共应有充分清醒的认识。两种态度，一个是对人民，到底持什么态度？一个是对民主，究竟持什么态度？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就是在这两个态度上跟国民党相反，它才建立，才不断取得进步的，才有了后来四九年的胜利……我们把学生当成敌人。不要说，一个事件如果有几百人的话，我们都不能轻易地说谁是敌人。成千上万，甚至上十几万人到几是万人，一个政党，它敢说它面对的是敌人！我们这个党的性质就要考虑了。究竟把自己和人民摆在一个什么关系上？几千名学生绝食，整个人类历史上没有过！什么时候有过？甘地绝食才一个人！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考验。

第二就是民主。说民主说了不少年了，但是正是在这场动荡当中，我们感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民主意识非常之差！不知民主为何物！当学生用他们的具体行动把现代民主施之于我们的政治生活的时候，他们惊惶失措！……叶公好龙！这就是民主！这，就是──民主！民主不是什么别的东西，还有什么民主？因此，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我们对这场民主运动究竟持什么态度，是一个严重的考验。是对党的宗旨。党的性质。党章一个严重的考验。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决策人，领导人都应该有充分的认识。

第三，非常有意思的是，我觉得这个运动和过去有一个不同，就是这是一个民主的大学习的运动。我们看一看学生把运动发动到推向高潮的整个过程，我们倒觉得在不断的学习当中。不断地在尝试着，实践现代民主。他们犯过错误，他们现在还在犯错误，他们现在很多行为是违反民主的。但总体来说，我们看到的种种迹象，看到种种事实，他们在学习民主。学习怎么样具体把民主实施到中国来。但是相反，我们看到了何东昌。袁木，这种根本不知道民主为何物的人，他敢于同学生对话！〔大家笑，七嘴八舌〕……目前，是我们学习民主的一个非常好的时机，我们不要丢掉这个时机。如果这个时机处理好了，可能从上到下，大家都慢慢明白，五四以来搞了七〇年的民主，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

第四点，一个具体问题，知识分子能不能在今天下午起点作用？我说这需要一个前提，就是最高当局，最高决策人，要提出最起码的几点保证……我认为，三条保证︰

〔一〕否定"动乱"这一说法，肯定民主爱国运动。最起码，我们不能后退一步；

〔二〕承认学生自治组织的合法性；

〔三〕钦本立复职。如果有这么三条，学生还在那儿坐着，我愿意去和学生谈。

温元凯︰这是不可能的。李陀︰为什么不可能呢？如果没有这几条，我们凭什么去和学生谈？脸皮有多厚？

温元凯︰你又不代表政府，谁会说你脸皮有多厚呢？

李陀︰当然。我们能说什么？你说我们能说什么？……如果将来抓起来，孩子们如果将来分配受阻碍，孩子们如果挨了打……饿死了，我们负得起责吗？

温元凯︰现在已经三点四〇分了，你现在有什么可能让领导表一个态？

戴晴︰四点钟他们有人来，政府方面有人来。

麦天枢︰中国政府和中共四九年来面临的一个最严重的危机，又是最大的机会。这个机会在于，让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使用和学会在公开反对……〔此处不清〕另一个学习的机会是它在处理学生运动问题上，在观念和行为上，都不能用统治的方法。现代民主在施政行为上是不可能的。当然这个东西比较苛刻。过去我们在统治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大批政府的领导干部，能力极弱，适应复杂局面的能力退化。他们只需要简单运用权力︰行和不行。需要镇压，这种简单的方法。而用民主的方法，是需要智能，需要聪明，需要理性。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和中国政府领导人，应利用这种机会来展示他们的聪明才智。这是对他们的考验，是给他们的一次机会。第二，我想这次学生运动对当前的时局，对我们大伙儿，需要排除两个误解︰第一个误解是，认为不后退才能保住面子，不让步才能保住面子。现在其实是只有承担责任，承认错误越彻底越能保住面子。〔对！对！对！〕

温元凯︰这是柏杨讲的"死不认错"！〔大家笑〕

麦天枢︰看我们党和政府处理问题的第一个前提，就是它能把我们过去的错误。失误和当前对学生运动处理的错误和失误，承认到什么程度。这是现在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二个误解是，学生并不是要推翻谁。作为一个年轻人，我们不说理论上是什么，我们从实际当中是承认的。实际上我们是希望它要民主。要进步，要领导中国走向现代化。这是现实问题，不是理论问题。第三点，在学生运动合法性，学生运动的性质上，要赶快做出认识和表态，避免事态扩大。更重要的是，对于一些大的问题，要做出具体的承诺。政府在一些问题上，要通过法律程序……简单说，我们现在新闻自由不能没有了。不考虑了。这不行的。怎么这么大个新闻自由？我们应该说具体的。不做具体的，我们将来做不到，会进一步失去民心。

温元凯︰袁木也讲了很好的话，说"中国从来没有新闻检查，都是总编辑负责制"党中央。国务院不是讲了吗？兑现就是了嘛！

麦天枢︰当然新闻自由它是一个法律过程，不简单地是一个人说一句话。但这些问题政府到底有机会，也有必要，也必须作具体的承诺。

李洪林︰以上同志们讲的我都很赞同。补充一点，"由少数人制造的动乱"，这样一个颠倒的判断，必须把它更正过来。我们有这么一些官员，希望有这么一些……〔大笑，乱〕……这不是觉醒，是官方单位的一个口头语。我觉得这是中国人的耻辱。这种人代表政府来发言，我觉得……〔大笑。乱。来电话。于浩成。包遵信插话，李泽厚笑个不止。〕……改革在十年里面，始终是左右摇摆。虽然我们现在的领导人老是害怕，规定说我们党内不要有改革派。保守派之分。谁都可以看出来，有两种倾向性的东西……为什么这么反复呢？就是旧体制顽固地不退出历史舞台。因为改革会使许多人丧失他的职业，许多人会丧失他的特权，许多机关要变成精简的对象。这样庞大的一个上层建筑，压在这样一个薄弱的经济基础上，怎么治理呢？恰恰是用得病的原因来治理这个病。不是吗？用"过去行之有效的办法"来治理整顿。什么是过去行之有效的办法呢？加强集中统一，加强政府干预，加强行政管理，包括物价，派检查部……农业不种粮食，工业，煤炭。能源。交通不赚钱，靠赔本弄，怎么可能把自己的经济结构调整合理了呢？要维持他们，非搞治理整顿不可，所以肯定越治越坏……

政治上，八六年下半年活跃了一下，变成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借口。所以八七年什么政治体制改革？什么民主改革？因此异常腐败……忍耐是有限度的。不能说什么"端起碗就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把群众说成猪了。〔插话︰对！好象是他恩赐的。〕不能是这么个关系。〔给你肉吃，你还骂我。〕人都不能有更高的要求了！〔主人思想〕根本就是旧体制全面的回潮，整个改革到了危险的程度。

混乱，不满，整个社会躁动不安，这已经到了大家不能忍受的程度。最规范的，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他们首先上街了。暴发了这场学潮。这一点不认识的话，我觉得大部分政党都要犯历史错误。

……它不光是个信号，而且的确是个机会。只要我们正确认识，加以因势利导，推动中国的发展，这是千载难逢的良机。现在都在叹息民族精神颓废啦，社会风气不好啦，确实社会上看起来到处一片混乱，衰败，漠不关心，各种自私自利，对我们民族的出路……通过这件事看出了我们民族振兴的一线希望……为什么把它看作洪水猛兽呢？共产党一向是搞群众运动。我就是搞学生运动起家具的。共产党不就是领导学生运动的吗？并没有提出要推翻共产党，并没有提出要根本改造这个政府，也没有提不要搞社会主义。要加快民主化进程，要改革，要反对贪污，反对腐败。正是我们现代化过程中非常可贵的一种动力。为什么党要如临大敌？要动用军队呢？

……

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只能提高威信，不要等百年之后别人来纠正我们的错误。政府和党的领导真正是通情达理，事情很简单，很容易满足学生的要求，会很大地提高自己的威信。这样的提法群众会欢迎︰共产党所需要的，不是群众害怕的。共产党的威信如果靠枪维持，这个党的威信就完了。共产党的威信，只能靠群众发子内心的真诚的拥护……

李泽厚︰我不讲了，四点钟了。建议《光明日报》发表。

温元凯︰现在我建议讨论今天下午和今天晚上实际发生的可能性。

XXX︰这个问题是可以讨论一下。提点建议。不光是这些，建议《光明日报》马上给上面打个电话，要求上边马上出来见一面。

李泽厚︰现在的问题是采取一个什么方式，怎么谈，这个恐怕要议论一下。

温元凯︰刚才晓康。李陀他们提了些看法，我建议咱们赶快拟一个东西出来，没有多少论述，这个道理都很清楚的嘛！三。五条就行了，五、六条也可以。作为一个紧急号外，印它几百份，二百份。这个就包括两层，不是说简单要学生撤离的问题。要学生撤离，是顾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体面问题。但是同时对政府提出几条。现在不要提太多，刚才李陀提三条我看就挺好。简明的几条，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愿意出来做工作。刚才苏炜也讲了……

李陀︰就是两条，对话。

苏炜︰不对学生和学生领袖打击报复。戴晴︰现在是这样啊，政府无能，大家已经看到了，无能到没有一个人敢出来。这时候已经完全不是别的东西在起作用，而是他们本人的素质和性格在起作用了。现在唯一的一个站出来的人就是阎明复。阎明复现在正在……刚才我嘀嘀咕咕在那打电话，我就是说，我们都在这儿，我们的大致意见是什么，然后他说，他们原来说请大家一起到统战部去交换一下意见，后来又说，他们可以派一个人到我们这儿来听听我们的意见。总之呢，就是阎明复成了我们一个总指挥。现在一些学生正在统战部。〔严家其︰现在学生成了统战对象。〕我觉得阎明复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冒着，其实他就是一个翻译嘛！不当统战部长对他来讲是一件舒服的很的事情。实际上他这样做吧，我跟他接触，我体会到他，刚才大家强调得不够充分，确实出现了一个和以前不一样的一个，一支新的力量。类似的力量，就是"四·二七"那个处理方式。这种模式能不能结束目前的这个局面，那么，实际上是主张另外一种模式的人始终在紧盯着的。〔插话︰对！〕这个模式结束不了，那个模式就上来了。〔对！〕

李泽厚︰我们这次要帮助……

戴晴︰对！但是我又跟他说，对，我们是帮你啦，我们现在等于是替政府扛着，你政府要不干了怎么办呢？咱们有什么办法，而且咱们现在的脑袋，也是在铡刀上放着的啊！〔现在反自由化不彻底呀！〕我认为阎明复的情况也是这样子的，如果这次阎明复他……他也就完了。

温元凯︰我们还有一个对历史负责。

众︰对！

于浩成︰刚才温元凯的建议怎么样？

〔众人议论。〕王超华︰学生对政府现在是不抱一点希望。学者签名一点作用都没有。学生觉得你们没有更好的办法，那就是失望，根本不觉得有什么作用。

严家其︰一个是政府应该引导引导，但是公开讲话的可能性根本不存在。

温元凯︰这就是加剧事态嘛！这个意思刚才戴晴已经讲了。

苏晓康︰拟个东西。如果政府不答应，我们也应去做这个工作。这个责任是政府负的，我们现在是为政府……

苏炜︰我们不是为政府，我们是为学生〔温︰对对对！〕我是担心学生出事情。

温元凯︰我们不要忘记，这种模式不行，另一种模式就要上来了。

戴晴︰要是把学生架走，就绝对不是简单地架学校去而已，那就是架到监狱里去了。〔众笑︰完全有可能。〕

严家其︰押走学生的话，中国的动乱就开始了。伊朗事件就是这样开始的。〔苏炜︰如果这样，那就是动乱的开端。〕伊朗就是打死了几个学生，然后一次次把棺材抬出来游行……

李泽厚︰政府出来讲话的可能性很小。赵紫阳已经讲过了，还有谁出来？希望尽量避免今天晚上这一次。告诉他们，这个奋斗是长期的。我们怎么在这个时候起一点作用，这就行了。其它那些慢慢讲可以。

温元凯︰发出点什么声音。〔对！〕

刘再复︰刚才讲，写在前面有没有什么用？但是我们只能往好的方面争取。

温元凯︰这些人的声音，在天安门广场的喇叭里放出来，是不一样的。其实晚上八点钟。九点钟。一〇点钟拿到中央去是一样的。

严家其︰那就只能起草一个东西，通过天安门广场的广播播出去。我相信这是会有作用的。但是，我们没有权力，我们没有权力让学生撤走……

〔于浩成︰要支持赵紫阳……温︰对！对！对！这个时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苏晓康︰反正，但是不是无条件的……XXX︰对！对！苏炜︰不是我们在为政府的面子，我们是在为学生，为历史。温︰对！对！对！苏炜︰政府早都没面子了。真的，它可不是贵不可言。XXX︰那行，那行，刚才讲的那几条行清楚嘛！〕

〔戴晴接阎明复电话……〕

严家其︰……需要讲两点。第一点讲学生的爱国主义，承认以前的手段是错误的……广播演说……〔此处不清楚〕

戴晴︰〔放下电话〕我觉得他把所有的责任都尽到了。我觉得他做得对！他找的是谁？

王超华︰吾尔开希。所有的"招"都用光了。

戴晴︰现在你们诸位是最后的一张牌。就是请李泽厚等人出来。〔众笑〕现在而且，那边对阎明复说︰学生在对你耍两面派……昨天学生已经向他保证过，只要这个开始了，就把大家劝回去。〔王超华︰但是说的是尽力。〕是尽力。那么现在他知道，他们也尽力了，这种局面学生领袖也控制不住了。所以现在阎明复传达的，学生现在提出来的唯一的一张牌，就是请大家。学生能听谁的话呢？就能听你们的话了……那你们能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他刚才这样说还是比较潇洒的。而不是说"你们都是赶死队，赶快顶上去！"没那意思。他说，你们试试……后来我说了，我们要发一个东西，他还是很支持的。温元凯︰现在写好了，我念一下︰

……

李陀︰我提个问题，第一条和第二条之间的联系是什么？上面两条和撤离广场联系是什么？这边没有讲话，学生就要撤离，是这样的吗？如果是这样的话……

温元凯︰在第一，第二条的前提下……〔改一下。〕

苏炜︰不要用同样的口气。

王超华︰我们需要的是把"秋后算账"那个……〔写进去。〕

苏晓康︰前面是对政府的，后面换一个口气，加上"亲爱的广大同学们"〔对！对！〕"自从昨晚得知大家在天安门广场静坐绝食……但改革和民主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后面再接你下面的话。〔好的！好的！〕希望还要加强"希望你们保持这次运动中的……"〔大家异口同声︰理性精神〕……

李泽厚︰去的时候光讲这个我估计还不行。现在他们不是分析了一下情况吗？有一部分非常坚决的……，能够把他们里边的那种人物找出来，找一个地方坐下慢慢谈……不然我们谈过去以后，他们的问题还是没解决。〔对！〕……通过他们找到那些……〔死硬派〕……这样比较好。假使能够做到，他们能够听我们的，那就很了不起了！〔对对对！〕

XXX︰但是北京市委已经宣布，赵紫阳讲话是他个人的意见，不代表中央。这个不对头的。

〔互传了一通关于邓小平。赵紫阳的小道消息。苏晓康和温元凯又各将起草的文章念了一遍，众人又提意见。〕

苏晓康︰是不是把"学潮"改为"学生运动"？

包遵信︰我认为"学潮"好，不一定是贬意的。

严家其︰一个国家的政府领导人居然面对这样一个事情而不能出来处理，他就没有脸面代表人民很好地会谈。我们的呼吁目标，应该是党和政府领导人，公开出来宣布……前面我们讲的几点。而不是我们去劝学生撤离。我们不能做这个事！反正我不签名……这是很简单，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全场沉默三秒钟。争执。王超华不同意严的观点。〕

苏炜︰……为了解决当前的危机，这是对中央领导人说的，要求他立即发表〔XXX︰做不到的。〕

严家其︰做不到他们怎么能回去呢？做到他们马上就回去了嘛！

李泽厚︰我是一个和大家有分歧的人，我是想建议……不想整个地答复。因为估计，我估计是有人想把事情……我是从这方面考虑……

温元凯︰赵紫阳下台……

李泽厚︰不在于赵紫阳下不下台……

苏炜︰知识分子的立场在于……赵紫阳……上面谁是开明派，谁是保守派，没意义！知识分子的独立声音，不要再表现出我们要来安排人事那种……

李泽厚︰对！对！对！

温元凯︰这是一件非常具体的事情，怎么能不管？

苏炜︰你也管不了！管不了！管不了！

温元凯︰中国就是这些人哪！当然我也管不了。〔激烈争吵〕苏炜〔平静〕︰这几天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中国社会缺乏一种缓冲的机制，缓冲的力量。这种两极化的社会就容易出现问题。那么缓冲的力量，缓冲的机制是什么呢？我们知识分子应该承担。我们应该形成这样一种力量，知识分子应该是独立的。一方面我们可以对政府提要求；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对学生说说话，从我们独立的地位来说这个话。和过去比，我们在这场运动中应该起这样一种作用，这对我们整个社会向前推进，对整个社会的稳定，应该起一种好的作用。

温元凯〔平静〕︰我想是一种积极调解作用。

包遵信︰我认为知识分子应该起这么一种作用，就是公开的说，不能象过去似地，老在背后……

苏炜︰我现在还是同意到广场上去。我个人同意，但不是为谁。〔七嘴八舌〕

刘再复︰你可以这样想。但……支持我们党内的一些改革派……

苏炜︰我不相信！〔笑，笑〕

苏晓康︰这样，我们还是不要在本本之外……我是担心学生〔李陀︰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但是我觉得要保护学生……只好暂时，使这个坎过去。还可以再来〔可以再来〕，怎么保护呢？……

苏炜︰现在我们是下堵注。我们现在是把良心押在这个……说不定官方很愿意利用我们这个来缓解他们的压力……以为有糊弄过去了。但实际上也没那么容易让他糊弄。

温元凯︰它既然能够收，这就意味着它还能够再来嘛！签了名有怎么样？刚才我说了，说不定将来有一天我也会走上街头游行……过去闻一多什么的，多了！这种例子。

李泽厚︰所以说，"暂时"两个字重要。〔笑〕温元凯︰大家给一次机会有什么不好呢？我告诉你，我们根本不保谁，但是你要看到两种模式在现实地讨论中间。你三八军两个师在北京，这很具体的，是不是？

……

严家其︰应该加上这么一句，假如你们干什么的话，我们干什么。〔对！对！对！〕不然我们就欺骗了学生欧！〔七嘴八舌，笑；XXX︰对！我同意。王超华︰希望和学生一样，也能坐在这里。〕参加你们游行示威，坐到一起，可以！

温元凯〔大声地〕︰如果政府不能做到以上三条，我们将参加……〔苏晓康︰坚定不移地〕

严家其︰……为中国民主政治而奋斗到底。

李陀︰我觉得严家其解决了我的一个非常大的包袱。真的！怕把学生骗了。如果骗了学生，我一辈子都活不好……

严家其︰我们说的话要算数，我们就和学生站在一起了。

……

谢选骏指出：人説“五·一四 12 人士《紧急呼吁》”——我看俗話説的很好，“林子大了，什麽樣的鳥都有！”

6, 27 军平暴报告

二七军某副政委关于参加首都戒严与"平暴"经过的报告

……

汇报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前十天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大气候，小气候"指示的感想；第二个，是戒严的经过；第三个，想汇报一下北京市政府和人民群众是怎样对我们支持的。

……

有人把这场运动说成是反官倒，爱国运动。这只是看到表面现象。我们认为这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为什么呢？我想有这么几点理由︰

第一，"惩治腐败，反对官倒"，只是他们用来煽动群众的策略手段。他们的根本目的，是要推翻党的领导，颠覆无产阶级政权。既然是"惩治腐败，反对官倒"，为什么要采取静坐。绝食这种非正常的方式？为什么要在天安门广场树起"自由女神像"？他们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取消党的领导，全盘西化。他们坚持要在宪法当中去掉四项原则。大家知道，刘晓波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自由化代表人物。他就说要用多党制代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用私有制代替公有制……成立了许多非法组织，以至于在中国形成一个所谓政治上的反对派。他们有工自联。高自联。外高自联，什么敢思队。飞虎队。纠察队；有的还成立了什么党派，有纲领，有宣言，有参加组织的登记表。这不是有组织是什么？所作所为已经没有一点爱国主义的味道。他们为什么要国际红十字会来干预？为什么专跟"美国之音"的指挥棒转？他们为什么要拦劫军车？为什么要污辱我们的干部战士，并让外国人照相？他们为什么要同国民党特务勾结？方励之之流为什么要逃到美国大使馆？……一度时间，"美国之音"放个屁也是香的。有的人总是信以为真。

有个谣言，说二七军和三八军在南苑机场打起来了……我想把我们和三八军的关系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两家自从调到北京军区以来，一直是邻居，友好相处……三八军和二七军历史上都是在胶东起家的。他们中的若干老干部，过去都是认识的。在这次行动中，我们接到命令后出发，十九日在保定受阻，三八军帮我们联系，送水，送饭，到保定市政府帮助做工作，因为他们比较熟。他们有一支部队部被围在六里桥，被打了。我们知道后，派了二百多个人，戴着钢盔。拿着手电筒开道，把人群驱赶到一边。我们怎么可能在南苑机场打起来呢？……谣言还说三八军的导弹在建国门把我们的装甲车打了。我们根本没有装甲车，而且一开始根本没有到建国门桥这儿来嘛！

另外还有一个谣言，说我们军的领导是中央某个领导的儿子，某个中央领导的女婿，〔突然提高嗓门，似有愤怒地说〕我可以负责地告诉大家，我们军的领导都是贫下中农出身〔全场轰笑〕。我们的军长，家庭出身于江苏吴江县的一个农民家庭；我们朱政委出自无锡县的一个农民家庭；我们副军长出自保定 XX 县的一个农民家庭；我们王参谋长是江苏宜兴县的一个农民；我是江苏扬州江阴县的一个农民，还没有本事攀上那么高的大官〔众笑〕。他们的家属，在地方上都是普通的工人，普通的干部，或者教员……有一次，我们一个战士听到一个小学生在校园里说，我们的战士见人就杀，杀了就笑〔众笑〕。小孩子说，战士都打了兴奋剂。战士问小孩怎么知道。他说我在家听我爸爸妈妈说的〔一阵容不安的嘘声，笑声〕。你说可能吗？我们过去和美国人打仗，和日本人打仗都没有干这种事情嘛！在老山前线一年多，用不着这样嘛！我们奉命到北京来维持秩序，难道还要打兴奋剂吗？这是大笑话嘛！但是还有人相信。

所以，谣言造到一些单位，对我们很有抵触情绪。怕什么？我们都是贫下中农出身嘛！〔众笑〕用不着害怕，人民子弟兵嘛！

……

二是从五月十八日到六月一〇日的情况。

在这二〇多天里，对我们来说，是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特殊战斗。我们当时在老山，说老山是一个特殊的战场，这个地方比老山还要特殊。特殊就特殊在祖国的首都，好人坏人一时难以分清。既有生死的考验，也有政治上的考验，而且斗争的性质，更主要的是一场政治斗争，太复杂了！

这些天经历了三个浪潮，可以说一浪高过一浪，一浪比一浪复杂。

第一个浪头是我们从驻地向北京开进。我们感到时间太紧迫了，部队来不及动员，准备工作非常仓促。十八日晚，我们接到上级命令，到北京来执行紧急任务，守卫首都的重要目标，维护首都的秩序。我们感到是非常特殊的政治任务。从胡耀邦逝世起，我们就十分关注报纸和电台，对舆论上某些导向，我们指战员还是有所警惕的。特别是我们军的领导，感到有一场风云要来，所以思想上还是有一点准备。所以接到命令不是十分太突然。但是没想到来得这么急！

接到"紧急命令后，我们马上开会，统一思想。因为好几年没有复员，去年有大批老兵都复员了，剩下的几乎都是新兵。为了应付，我们打乱了全军建制[一三]临时调集，有许多干部都不认识自己的兵。二八〇名战士休假迅速招回，二七九名官兵把临时来的家属送走，三六五名干部战士推迟了婚期。已经买到车票准备探亲的干部战士，通知他们不休假。病房的干部战士听说有任务赶回营房。仅用六个小时，全部准备就绪。

十九日上午八点多钟，执行任务的部队就开始启程，向北京慢慢地开进。前面这个紧张还好说，，因为部队适应了。但到了后面就难了！我们走的时候，感到自己非常保密。家在石家庄的干部晚上都没敢回家。有的电话都没有来得及打，有的家属都不知道丈夫到哪里去了，怎么一个晚上没有回来？到营房里也找不到。可是外面很快就知道了。到了保定就被拦住了。后来才知道，是赵紫阳身边的人把这样的核心机密透露给人家。北京学生打电话到河北保定，保定学生出动拦劫。说什么也不愿意放。后来不知道是什么环节上起了作用，北京的高自联来电话指示︰不要管他们，让他们走吧！

那么就走吧！但走了一会儿又不让走了。说是高自联又来了一个电话，说刚才那个电话是错误的，不能让走。哗！一下又栏住了。拦住了六〇〇多人。坚决不让走。双方谈判，一直谈到二〇日的下午。后来是这个样子，"你说不让我们前进，我们后撤行不行呢？"他们说后撤可以，一直把你们送回石家庄。"好吧，你送就送吧！"结果就上来两个学生，要把我们送回去。走了大约十来里地，我们说︰"你真的把我们送回石家庄吗？如果这个车子在路上出了事故，翻了车，你负不负责呀？"他说︰"算了，你们自己走吧！"那么，我们说︰"派个车子把你们送回保定，送到学校。"学生也同意。

这样，我们的部队又取道保定以西，到了徐水一带，又有四个青年在道上拦住。一个干部向我报告，我一看，这四个人气色不大对，搞不好又要打电话，通报情况，又要堵车。我就说，下车，找个地方吃饭，确实也没吃饭。结果把那四个人甩了。以后我告诉先头部队，这个地方不能停留，赶快走。

这些情况，都是未预料到的，所以搞得大家措手不及。──这是第一个浪头。时间是五月二〇日。

我们五月十九日从家里出发，到了十九日夜里，部分部队到了丰台。大兴一带。这时部队来不及宿营，临时也找不到住的地方。

五月二〇日，部队第一次进城。摩托化部队还没有来得及休息，就接到命令，要我们紧急向市区开进。因为二〇日一〇时，国务院要发布对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来不及开会，只能电话联系，结果在开进途中，遭到群众。部分青年的围困。

我们一个高炮旅旅长，带了三百多人，一下子到了八宝山，在那里停了一下，刚开始很好的，才过了半个小时，哗──！成千上万的人上来了。我们被堵在了八宝山和八角村之间的一段青年公路上。卡车。公共汽车。垃圾桶。自行车，真是层层障碍。种种阻拦，使部队无法前进，更谈不上执行什么戒严任务。

当时，我们也组织部队，搞些宣传。你再怎么宣传，他就是不听，还搞反宣传。部队只好命令︰原地待命。如此，从二〇日上午八点，一直到二一日一八点，整整被围困了三〇多个小时……白天是烈日蒸烤，晚上是冷风袭人。没有饭吃，饭送不上来。在下面，我们有一千多斤的干粮︰馒头。包子。饼子，送不上来。后来只能用救护车，让一些战士假装虚脱了，用送病号的名义把干粮送进来。我们的士兵也下来找些吃的，到饭店里，一根棒冰从三角五角卖到二元三元；早晨早餐卖油条什么的啊，六元钱！〔众笑〕有个青年推着汽水车来卖给我们。结果他哥哥紧赶过来，把他大骂一通︰"谁要你把这拉来卖的？还不如送给大学生呢！"一些厂子里的工人告诉我们战士，他们厂里有锅炉，水开了，可以去打。我们的士兵三三两两地可以去打水，人多了不让你出去。还得给他请个假，说"打开水"〔众大笑〕。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大学生给我们送来了吃的，喝的。吃就吃吧。吃完了，喝完了咱们再说。

有些"飞虎队"轰隆隆地就来了，打着旗子，后面还带着个女的。他们来了，进行一些言语侮辱。看到一个胖一点的干部，就说︰"哗！这是邓小平的儿子"，"那是杨尚昆的女婿"。〔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部队的战士始终保持克制状态。

……

五月二一日下午，部队接到暂缓进城，在郊区集结休整的命令。但围堵的人又不让你回来。我们有一个工兵团，有一百来人，在大兴黄村一带，最后被赶到一个厂子里去，然后把大门关起来。几个学生守在门前，光席子，一个枕头，睡在马路上，也够难为他们的。〔笑〕回不来，然后我们找到了这支部队，说回来吧！我那天换了便衣，汽车也不得不挂上地方的牌子，老远就得停下来，过关口时还得把两个指头伸出来〔大笑〕，但我们还是被看出来了，虽然是便衣，一看就知道是解放军当官的。通过交涉，我们还是把部队接了回来。

二二日到六月二日，我们部队广泛地开展热爱首都，热爱首都人民的教育，积极为驻地群众做好事。……

从六月二日晚七时，开始向大会堂开进。当时为了防止再次进城受阻，避免和学生。群众发生正面冲突，根据上面的精神，部队采取了化整为〇，行微弃服，不带一枪一弹，全部便衣。徒手，不带挎包，只提一个塑料袋，步行进入市区。

只有几个领导同志有几台车。我是晚八时到达大会堂的。这天晚上，因为一辆中央电视台借用的武警车发出交通事故，一下轧死七个人，他不是成心，使进军的意图被重新激怒起来的人群警觉了。原进城的战士三。五个人一组，有一个人负责。这个办法很管用，因为进度很快。但交通车出事后，有人造谣说，是部队开道的警车压思了人，就不太方便了。再加上战士经过训练，作派与社会青年不太一样〔笑〕，有的也来不及买便衣，就穿著部队的球衣。球裤或衬衫，还有的下面穿了一双解放鞋。有的人晚饭没吃，就给了点儿钱给他，让他到街上去买点儿面包吃。一些商店。饭馆的人也发现，"今天晚上，怎么小平头这么多呀！"〔众大笑〕结果在虎坊桥。宣武门一带，当时就给堵住了。大部分已经进入大会堂，外面还有几千人。有些是迷路了。因为出发前只是给每人画了一个草图︰丰台--->大兴--->大会堂西南，很简单。有的战士拐几个弯就走迷了。有的直到六月三日还在钓鱼台一带。又不敢问人，怕被发觉。有的被困被打，仍高度忍让。后来大家座谈时，有的战士说，当时的情况是身上在流血，心中在流泪……有的找到了大会堂也不知道西南门是哪个口，转好几圈还进不去，往往要绕到广场去。一个战士到广场坐下，结果，一个高自联问︰你，干什么的？他说，我是民工。有人转了二三个小时的市区……有的战士找得很辛苦，又受了不少委曲，千难万难，突然在路上看见了自己的团长，忍不住热泪盈眶，上前大叫一声"团长"〔大笑〕，结果周围的人一片震惊。怎么办？团长也害怕被围住，跑吧！

六月三日七点钟左右，我们一台送武器的弹药车路过西单路口的时候，突然被拦住了。当时这个车上装了一百多枝冲锋枪，五挺轻机枪，七枝手枪，剩下的都是弹药。被围住后，市民蜂涌而上。我们一个师参谋长叫王小京，具体处理这台车的事。当时，许多人把枪抬到车顶展览，有的人还照相。当时有一种说法，说车里有菜刀，还有尼龙绳。本来，凡是戴大盖帽的都有尼龙绳。他们说这是用来勒脖子的〔笑〕。一些暴徒还围上来质问︰"你们为什么要穿便衣进城？""为什么还带着武器？"后来这个参谋说︰"我们又不隐瞒自己的身份。之所以穿便衣，是为了避免和群众发生正面冲突。至于带武器嘛，就跟学生带课本，农民带锄头，工人带工具一样。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他提出︰"我要找你们高自联的头头谈判。"接着，他提了三条︰"第一，你们的行为，拦截军车是违法的；第二，车上的武器一旦丢失，你们负不起这个责任；第三，你们展览这些装备，让外国记者照相。录像，对我们国家的利益是有损害的。"当时，有一位高自联纠察队的负责人说，我们愿意帮助你们把弹药车转移到安全的地点去。后来，在广大群众。部分学生的帮助下，很负责地把车押送到了海军总医院。这个大学生姓任，先拦后送，将功折罪。

三日下午，六部口又有一台弹药车被围了。这辆车是中央警卫团打了催泪弹，从人群中抢出来的。未丢一枪一弹！六月四日凌晨一时三〇分，戒严指挥部授予我集团军捣毁设在天安门广场的高自联指挥部的任务。接到这个命令之后，干部战士情绪很高。根据当时广场的情况，我军领导经反复研究，认为兵力不宜过多，决定用侦察兵，共二〇五个人组成一个特缉分队。

我在窗上看了一下，天安门广场情况仍是乱哄哄的。这一堆，那一堆，围在一起。

四时二五分闭灯，我们侦察分队利用这个闭灯的时候，由大会堂东大门出发，直扑高自联指挥部。为什么要闭灯？外边现在有很多谣传，说闭灯后轻重机枪一起扫射，坦克压过去。其实，这是清场开始的一个统一信号。告诉所有部队，现在要开始清场了。另外一种考虑，就是给这帮人心理上造成一种压力。

……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九八九年九月十八日

"英模报告会"录音整理

7, 柴玲对"六·四"天安门广场清场前后情况的追述

今天是公元一九八九年六月八日，下午四点。我是柴玲，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总指挥。我还活着。

关于自六月二日到六月四日这段时间整个广场情况，我想，我是最有资格的评论家。我有责任把事实真相告诉大家，告诉每一个同胞，每一个中国公民。

六月一日晚上十点左右，最初的一个讯号是一辆警车撞了无辜的四个人。其中三个已经死了。紧接而来的第二个讯号是，一些士兵，他们整车。整车地放弃他们的枪支。军衣，以及其它一些器材，丢给堵截军车的老百姓和我们的同学。对这种作为，同学们很警惕，及时把这些东西收集在一起，交给公安局。我们有收条为证。第三个讯号是，六月三日下午约三点左右，准确时间是两点十分，六部口。新华门同时出动大批军警，殴打我们的同学和市民。当时，我们的同学是站在车上，用着话筒，对他们喊︰"人民警察爱人民！""人民警察不打人！"我有一个同学，他刚刚喊第一句话的时候，有一个军人冲上来，对他的腹部就是一脚。骂他︰"谁他妈的爱你！"迎头又是一棍。这孩子当时就倒下。

从那以后，我说一下我们的位置。我是总指挥。当时，在广场上设立一个广播站。这个广播站叫绝食团广播站。我一直坚守在那儿。通过广播指挥全场同学的行动。当然，我们的指挥部也有其它同学，象李录。封从德等。我们不时收到来自各方面的告急。同学们。市民们不断有被打的消息。被残害的消息传来。那晚九点钟到十点钟，情况愈来愈恶化。这样的消息已经传来不下十次。当时，我们指挥部在当晚七点。八点左右，实时向记者举行一个招待会，把我们所知道的真相全部告诉在场的中外记者。外国记者很少，因为据说在一些大的饭店，外国人住的饭店，有军队军管。而且，他们的房间也都被搜查。那天，只是零散的，有一两个外国记者进入了广场。指挥部发表了一个声明，我们提出的唯一的口号，就是打倒李鹏伪政府。

九点正，全体在天安门广场的同学站起来，举起了右手宣誓︰我宣誓，为了推进祖国的民主化进程，为了祖国真正的繁荣昌盛，为了伟大的祖国不受一小撮阴谋家的颠覆，为了十一亿人民不在白色恐怖中丧生，我宣誓，我要用年轻的生命，誓死保卫天安门，保卫共和国！头可断，血可流，人民广场不可丢！我们愿用年轻生命战斗，直到最后一个人！

十点正，广场的民主大学正式开业了。副总指挥张伯笠任民主大学的校长。各界人士对民主大学的成立表示了热烈的祝贺。当时的情形是，指挥部这边连续收到各方面的告急，情况非常紧张，而在广场的北部，我们民主大学成立的掌声雷动。民主大学设在自由女神附近。而周围，东西长安街上已经血流成河。刽子手们，那些二七军士兵们，他们用坦克。冲锋枪。刺刀。催泪瓦斯〔在那个时候已经过时了〕对着哪怕只喊一句口号的人，哪怕只扔了一块砖头的人，他们用冲锋枪追他们打。所有在长安街上的尸体，都在胸前血流一片。我们的同学跑到指挥部来，他们的手上，胸上，他们的腿上流血。是他们的同胞生命的最后一滴血。他们气愤，把这些同学抱在怀里……

十点以后，指挥部要求大家……为什么要求大家？我们自四月以学生为主体的爱国民主运动以来，一直演变到五月以来的这个全民运动，我们的原则自始至终是和平请愿。我们斗争的最高原则，始终是和平。很多同学，很多任务人。市民，他们到我们指挥部来说，既然都这样了，应该拿出武器来；男的同学，他们也很激愤，我们指挥部的同学告诉大家，我们是和平请愿。和平最高的原则就是牺牲。我们就是这样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大家在《国际歌》声中缓缓地从帐篷中走出来，挽着手，走到纪念碑的北侧。东侧。西侧。南侧。大家静静坐在那儿，用我们平静的目光迎接刽子手的屠刀。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进行的，是一场爱与恨的战争，而不是武力与武力的战争。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如果我们以和平为最高原则的这场爱国运动，最后结果是同学手里拿着一些棍子。汽油瓶等等不成为武器的武器，根那些手持冲锋枪，坦克，这些已经发了疯的无理性的士兵去拼搏的话，那么，这就是我们这场民主运动最大的悲哀。

同学们就这样静静地坐在那儿。他们在等待着牺牲。这时候，在指挥部的小棚子里，这里有几个话筒，外面有几个喇叭的小棚子里面，放着《龙的传人》。同学们和着歌声唱着。眼里含着泪水，大家互相拥抱着，握手着，因为每个人都知道，生命最后的一刻到来了，为这个民主牺牲的时刻到了。有一个小同学，他叫王力，他只是有一五岁。在那个时候，他写了绝笔。我已经记不起那个绝笔具体的资料，我只记得他跟我说这么一句话，说"有时候人生挺奇怪的，生和死，就是那么一瞬间。"他说，有时候爬来一个小虫子，他想去踩死它，那小虫立刻就不动了。他才一五岁，就开始考虑什么是死亡。共和国，你要记住！你要记住！这些为你奋斗的孩子们。

大约在凌晨两。三点多钟的时候，指挥部不得不放弃在纪念碑底下的广播站，撤到纪念碑上面的一个广播站，指挥全场。我作为总指挥，跟副总指挥李录等同学，环绕着纪念碑四周，向同学们作最后动员。同学们就这么默默地坐着。他们说，我们就默默地坐着，我们第一排是最坚定的。同学们说，我们后面的同学也这样坐着，哪怕第一排的同学被杀，被打，我们都静静坐着，我们不动，我们决不会杀人。我跟大家讲了几句话。我跟大家说，有这么一个古老的故事，可能每一个人都已经知道，有一群蚂蚁，大概有十一亿，有一天，山上起火了，这些山上的蚂蚁必须到山下去，才能整个家族得救，这时，这些蚂蚁就围着一团滚下去，这些蚂蚁烧死了，但是更多蚂蚁活下来了。同学们，我们在广场，我们已经站在这个民族的最外层，因为我们现在，每个人的心里都明白，只有我们牺牲，才能换来这个共和国的生还。

同学们唱起了《国际歌》，一遍又一遍地唱着。他们的手紧紧地挽着，直到最后。

四位绝食的同胞︰侯德建。刘晓波。周舵等，他们实在忍不下去了。他们说，孩子们，你们不要再牺牲。但是，每一个同学都非常坚定。他们去找军方谈判。找一个所谓负责戒严指挥部的军方人士谈判说︰我们撤离广场，但是希望你们保证同学们的安全，和和平平地撤离。这时候，指挥部在征求广大同学的意见，是撤离，还是留？决定把所有同学撤离。但是，在这个时候，这帮刽子手们，他们没有信守诺言。在同学们撤离的时候，头戴钢盔，手持冲锋枪的士兵也冲上了纪念碑的三层。

没有等指挥部把这个撤退的决定告诉大家，我们设在纪念碑上的喇叭已经被打成蜂窝状。这是人民的纪念碑呀！是人民英雄纪念碑呀！他们居然向纪念碑开枪。其它多数同学撤下来了。我们是哭着撤走的。市民们都说，你们不要哭。同学们说，我们会再回来的。因为这是人民的广场。可是，我们事后才知道，仍然有些同学，他们对这支军队还抱有希望。他们以为，顶多是军队强行地把大家架走。他们太疲劳，还在帐篷里酣睡的时候，坦克把他们碾成了肉饼！有人说，同学死了两百多，有人说，这个广场已经死了四千多，具体的数字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但是，那些在广场最外层的工人自治会的人，他们浴血奋战，他们通通都死了。他们最少有二、三十个人。

据说，在同学们打算撤离的时候，这些坦克。装甲车把帐篷。棉衣洒上汽油，还有同学们的尸体，通通都焚烧了。然后用清水洒地，广场不留一点痕迹。我们这次民主运动那个象征──民主女神，也给他们碾成碎块。

我们手挽着手，绕过毛主席纪念堂，从广场南面走向西撤离的时候，我们看见纪念碑南侧坐着大约有上万的黑压压一片戴着钢盔的士兵。同学们喊︰"狗，法西斯！""狗，法西斯！"在我们往西撤离的时候，我们看到一排排的军队，他们跑步向天安门广场集结。市民们。同学们咬牙切齿地喊︰"法西斯，狗！""畜牲！"那些士兵们目不斜视，火速向广场跑去。

我们经过六部口撤离的时候，指挥部所有全体成员站在第一排，经过六部口，也就是六月三日下午，在那儿经过最初一场血战的地方，瓦砾片地，有烧毁的。砸毁的垃圾箱。我们从六部口一直走到长安街上，沿着一条血路走下去，只见只有烧毁的车，地上是瓦砾。残渣，可以看到刚刚经历过一场恶战，但是没有一具尸体。事后我们才知道，这班法西斯，他们在前用机关枪，在后就收尸。杀人的时候，后面就有他们的士兵把尸体送往公共汽车。三轮车上。有的人还没有死，还没有断气，可是已经被活活地闷死了。这帮法西斯，把他们的罪恶在光天化日之下遮蔽得无影无踪。我们只有用我们的胸膛，我们要大游行，再回到广场上。这时候，所有市民都来劝我们，他们说，孩子们，你们知道吗？那边架起了机枪，你们不要再牺牲了。我们只好从西单往北，往高校区走。

路上，有位母亲嚎淘大哭。他的孩子已经死了。路上见到四具尸体，是市民的。这些尸体暴尸街头。是他们打死的。

越往北走，越接近我们的学校，每一个市民，眼里都含着泪。有的市民说，我们买国库券，难道是换子弹来屠杀这些无辜的人民吗？屠杀我无辜的孩子吗？

我不断收到消息，有同学目睹的消息，有市民告诉我的消息，这帮刽子手，他们真杀的呀！他们对着长安街两旁的居民区发射火箭炮〔应是夜光弹──陈注〕，有孩子。老人，通通丧身枪下，他们有什么罪，他们连口号也没有喊。一位朋友告诉我，他是凌晨两点钟在长安街上堵坦克的，他亲眼看见一位个子不高的女孩子，她的右手挥舞着，站在坦克车的前面，车从她的身上过去了。他被碾成肉饼。我们这位同学，他右手挽着的同学，一个子弹过来，倒下了；左手挽着的一个同学，一个子弹过来，也倒下了。他说，我是死里逃生呀！

我们回来的路上，妈妈在找自己的孩子。她说，我的孩子，他叫什么什么，他昨天还在，他还在吗？妻子在找丈夫；老师在找同学。周围的机关上还挂着"拥护党中央的正确政策"，同学们愤怒地扯下这些标语，烧掉了。

电台里还叫嚣着，军队开进北京，是要制止一帮暴乱分子，是要维护首都秩序。我想，我是最有资格说，我们这些学生是不是暴乱分子，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把你们的手，放在你的胸口上，你想一想，年轻的孩子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静静坐在纪念碑的下面，他们用目光迎接刽子手的屠刀的时候，他们是暴乱分子吗？他们如果是暴乱分子，他们还会那样静静地坐在那儿吗？法西斯到什么样的程度，他们可以厚着脸皮，昧着良心撒谎，撒天下之大谎，如果说，那些拿着冲锋枪，枪杀无辜市民的士兵，是野兽。畜牲的话，那么，这些坐在电视屏幕前，照相机前撒谎的人，他们是什么人？！因为，就在我们手挽手撤离广场的时候，我们还走在长安街上的时候，一辆坦克车追过来，向同学们放催泪瓦斯。坦克车就在同学身上压过去，在同学的腿上。头上，许多个同学再也找不到完整的尸首。谁是暴乱分子？！就这样，前面的同学还是按照原有的步伐走着。同学戴起口罩，因为瓦斯刺得每一个同学的喉龙干死。那些已经牺牲了的同学们，还有什么能够收回他们的生命。他们永远地，永远地留在长安街上。

我们这支从天安门广场被迫撤下来的同学们的队伍，缓缓走过北大的校园。因为有很多外地的同学，北大已准备好了床位接待大家。可是，我们非常非常难过，我们是活着的人，可是，有更多的人留在了广场，留在长安街上。他们永远永远回不来了！他们中有的很年轻很年轻！他们永远回不来了！

……

（据《明报月刊》1989.7 月号）

谢选骏指出：人説“27军平暴报告”——我看這不是十多年后出籠的《美國天安門文件》的爆料嗎？

8, 关于《八九民运史》的三点更正

——89 年浪漫主义的悲歌

陈小雅

缘由

自本人去年在《北京之春》刊登《六四事件两大“悬案”追踪手记——访宗凤鸣、于浩成先生》之后，原准备告别这个主题。但树欲静而风不止，先后又发生宗先生邀请我研究“赵紫阳思想”，宗先生把我所列的 16 个问题在老人中传阅，以及他的朋友姚监复先生追询1989 年初发生的香港“倒邓保赵事件”真相的故事。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在《八九民运史》和《中国“牛仔”——毛泽东的公案及行为、心理分析》两书和上文中谈到这个问题时，一直存在着误解，所以我向姚先生和鲍彤先生表示，有机会时，一定予以更正。

一　“倒邓保赵”与赵紫阳、陈希同均无干系

我在《八九民运史》（以下简称《史》）中提到 1989 年初在香港媒体发生的“倒邓保赵”风潮时，是这样说的：“远在上海的江泽民其时所处的地位是十分微妙的。4 月8 日，胡耀邦犯病当场，是他紧急掏出了‘急救盒’对耀邦进行抢救。不论政治观点有多大的差别，至少他与胡耀邦个人之间不存在利害关系。他也许更关心另一个问题：赵紫阳会在这次学运中有什么动作。这次学运中，之所以赵紫阳态度十分消极，党内民主派不停地散布舆论，要防止高层权力发生‘非程序更迭’，对经济上的‘治理整顿’抱抵制态度，呼吁要防止‘走回头路’，防止‘改革形势逆转’，等等，这些在外界看来摸不着头脑的事情，在江泽民看来却洞若观火。去年年底以来，香港等地突然兴起的所谓‘倒邓保赵’并非空穴来风，此‘风’倒邓是假，因为从来没有什么海外几个文人的唱合能使中国改变最高权力的。中国政治奉行的原则，历来是毛泽东的那一句话：”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几十年来，港台自由传媒对中国政治权力起到的唯一作用，就是帮助中共发现和清除党内的’异已分子‘，谁被它们作为明星吹捧，就意味着谁的’大限‘已到。此番港报’倒邓‘是假，利用邓对赵的不满’倒赵‘是真。胡耀邦下台时，罗列的罪状中不是就有’疏远两位老人家‘吗？“（见《八九民运史》第二节江泽民与北京对表——《世界经济导报》事件。第 123 页。）

当时（1993 年）我为什么会写下这段文字？由于距离时间太远，加之 2006 年脑出血后遗症，现在我已经没有清晰的概念，经重新翻阅当年的卷宗，发现关于这个问题我手头拥有的是这几份资料：

材料一：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编《1989 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第2-3 页：

1988 年 10 月 31 日《九十年代》总编辑李怡，化名“齐辛”在香港《信报》上发表《大家长该退休了》一文。李怡与“以国务院体制改革所为代表的赵紫阳的中青年智囊团”人物有联系（《九十年代》1989 年 2 月号）。文章攻击邓小平，说“在目前的情况下，祇有邓小平完全退休，才能排除超级老人政治的阻碍”，“才会使赵紫阳有足够的权力继续推行改革开放的路线”。

1988 年 11 月号香港《解放》杂志，发表《北京利用香港传媒倒邓保赵》的长文，说北京一些人同香港传播界某些知名人士有“或明或暗”、“有如鬼火高低明灭”的关系，“北京同海外中间媒界这种微妙的互动关系，有了一个最新的个案显示，那就是在最近一个月掀起的倒邓保赵风。”“张五常（香港大学教授）断言，中国经改的问题在于赵紫阳不拥有独裁权力，并暗示邓小平是赵独裁的障碍。”对于西方和港台一些人，“就中国走资的希望言，他们看准了赵紫阳”。

同期《解放》杂志刊登了陪同弗里德曼同赵紫阳会见的香港大学教授张五常返港后发表的一些言论和文章。张在接受《九十年代》记者采访时表示，“弗的学说与赵的观念没有什么不同”。随后，他又在香港《经济日报》发表《假若赵紫阳是个独裁者》。文中称：要改变中国 200 年来的悲剧历史，祇有进行“独裁改革”，“邓小平已年高八十四，将中国今后经济改革的问题转移到赵紫阳身上，是很自然的”，赵即便拥有过去 8 年的权力还不够，要有蒋经国那样的权力，中国才有希望。港刊评论，“这也暗示赵的权力要超越邓。”

材料二：陈希同《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赵紫阳同志去年 9 月 19 日会见美国一位“极端自由派经济学家”以后，一些据称与赵紫阳“智囊团”有着密切联系的香港报刊，大肆进行宣传，透露出了“北京利用香港传媒倒邓保赵”的政治信息。反动杂志《九十年代》总编辑李怡（化名齐辛）在香港《信报》发表《大家长该退休了》的文章，叫嚣“排除超级老人政治的障碍”，“使赵紫阳有足够的权力”。《九十年代》的另一篇文章则呼吁赵成为“独裁者”。

香港《解放》杂志也刊登长篇论文，说北京一些人同香港传播界某些人士有“或明或暗”、“有如鬼火高低明灭”的关系，这种微妙关系“有了一个最新的个案显示，那就是在最近一个月掀起的倒邓保赵风”，还说什么“就中国走资的希望言，他们看准了赵紫阳”。同这种“倒邓保赵”风相配合，北京《经济学周报》发表了同赵紫阳原秘书鲍彤联系密切的严家其（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与另一个人关于时局的对话，攻击“治理整顿”会导致“停滞”，提出中国面临的一大问题“就是不能重蹈赫鲁晓夫、刘少奇那样非程序权力更迭的覆辙”，“中国不再允许像文革那样用非程序化的方式进行权力变动”。这个对话的核心问题，就是为掩盖赵紫阳的错误、保住他的权力地位、以便更加肆无忌惮地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制造舆论。这个对话曾经在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和香港《镜报》等海内外多种报刊全文或嫡要刊登。

——大概是鉴于陈希同等死死咬住这个事情不放，而且大量摄入记忆的是赵的“智囊”们当时在海外对这场“风波”的解读，我已经先入为主地形成了一种“赵是遭人陷害”的印象，所以，我在《史》中写下了那段话。当时，我的基本观点有四：

1、结束老人政治，没什么错。

2、要进行自上而下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央必须拥有集中的行政权力（按政治学分类，行政集权不等于政治专制），这也没有错。

3、鉴于中国政治的特点和胡耀邦的前车之鉴，这个“倒邓保赵”风潮祇能增加改革的阻力。而且有可能使赵重蹈胡耀邦的覆辙。

4、所以我倾向于这是赵的对立派制造的风潮。

但是，同时，我也注意到两个问题：

1、赵对“新权威主义”有兴趣。

2、89 年以后，李怡在北京建立记者站的尝试失败，最终导致《九十年代》关闭。

这是否意味着这个“风潮”与赵系人物有一定关系呢？是否也存在激进的浪漫派“熊的服务”式的帮倒忙的可能呢。因当时没有证据，我祇能存疑。

关于“熊的服务”式的帮倒忙，我在《史》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隐士在森林里午睡，他的熊朋友在一旁守护着他。熊朋友看见一只苍蝇叮在隐士的鼻子上，于是一巴掌打了下去。苍蝇是被打死了，但隐士的脑袋也开了花。

由于存在上述疑问，所以，我的搜索引擎并没有放弃搜集另一种可能性的功能。

2005 年新华社资深记者杨继绳采访赵紫阳的材料问世后，使我对此有了较为肯定的看法。杨先生在《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附录 2 写道：

杨问：外面有这样一种说法，说北京风波时，邓之所以没有采纳你缓和矛盾的意见，是因为那时邓对您不信任了。而不信任的原因是陈毅元帅的儿子让您和邓划清界线，您接受了，您下面的人还按照这个想法有些活动。有这么回事吗？

赵答：你说是陈小鲁吧？他曾在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干过，北京风波时我没见过他，我下台前没和他接触过。他当驻英国使馆武官时我在英国见过他。我下台后他来看过我一次。

我说：你还敢看我？他说，我已经下海做生意了，怕什么？（第 595 页）

我认为，杨先生此处所说的，就是 89 年 2 月份发生的“倒邓保赵”之事。这段对话有三个要点：

1，从语言的时态看，杨说“北京风波时”邓对赵的缓和意见不采纳，是因为邓已经不信任赵，说明在风波之前有一件事起了关键作用。

2，赵的“缓和意见”，实际上在 4 月 20 日已经流露。据陈一谘《中国：十年改革与八九民运》说，当日中共政治局常委在讨论学运情况时，李鹏说：学运是少数坏人操纵，矛头是对准党和政府，特别是老同志的。赵就说道：“我不相信这么多学生会被少数人操纵。当前还是以疏导为好。要通过对话解决问题，不要激化矛盾。”这就是说，赵的意见在党内高层，是 4 月 20 日就已经公开了的。而这个意见，在他赴朝之前并没有公之于众。所以杨先生此处所说“缓和意见”，应是指 5 月初赵从朝鲜回来后到 5 月 17 日前这半个多月的“主政时期”的一系列措施；而不是指戒严决策已经做出以后，他还有什么缓和意见。说明陈小鲁的“分手”建议不是针对戒严，也不是针对学潮中的意见分歧而言。

3，赵一言点出陈小鲁的名字（这不能不说是出人意外的），说明不仅确有此事，而且他知道是陈小鲁干的。但是此事与他无关。在他的自辩词中，他一再声明自己没有什么智囊团，就是与其它人的行为脱钩。如果没有此事或他不知道此事，他在此就应该回答杨：“没有这回事”或者“我不知道这件事”，抑或“当时我并不知道此事”。以赵的精明，他应该不会作一个让人产生歧义的回答。

正是因为有了以上的看法，故而，我在《中国“牛仔”》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从1989 年初，陈毅元帅的儿子陈小鲁策动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与邓小平反目，甚至自行其是地在香港掀起了‘倒邓保赵’的舆论风潮，我们可知，玩弄政治，在高级干部和军干子弟中，是一种历来的传统。他们的‘无法无天’，既是他们特权地位的产物，也是那个社会无法治秩序的写照……”

姚监复先生找到我，就是为我在《牛仔》中的这段而来的。据他从鲍彤先生处了解到的情况，陈小鲁建议“与邓拉开距离”确有其事，但时间不是在 1989 年年初。他请我提供我所了解的资料，认为“过去，我们忽略了对于子弟们的研究，现在应该加强”。我表示，如果我说错了，我有义务改正，但在这之前，我希望听听鲍彤先生的意见。

在等候姚先生安排的时间里，经朋友安排，我访问了杨继绳先生。当我玩笑式地谈到姚先生正在“追杀”我时，他感到很有趣。接着，我请他回忆访问赵时，为什么会提出那个问题，以及记录是否准确，刊出时有没有删节等。杨先生说，他的文稿是经过赵认定的。赵的评价是“文字是准确的”。至于当时为什么向赵提了这个问题，他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大概是听到一些事情。从字面上看，对于这件事“赵没有否定，也没有肯定，含含糊糊……”原来，杨先生近来整日泡在北海图书馆里，沉迷于的县志的研究，对于我的突然造访，一时想不起具体情节，也是情有可原的。

事有凑巧，在这期间，我又收到俞梅荪先生所写的一篇 1988 年陪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会见赵紫阳的纪念文章。其中提到，香港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是随访者之一，著名政论家林保华先生在来访的一行中担任记录。他还将此次访问与陈希同的“诽谤”挂上了钩，并说：“在会见时赵紫阳还说到：“最近，香港报刊对中国的改革进行了很多报道，说什么中国高层领导发生了分歧，哪个人和哪个人有分歧，事实并非如此。我们领导人，包括我本人，需要经常针对中国的具体情况，不断进行研究和讨论。‘所以，当时即使香港报刊有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分析和报道，也与赵紫阳无关。”

感谢俞先生的这篇宝贵的回忆，这才使我回过头去看陈希同们的指控，里面确曾提到张五常的大名。也就是说，“倒邓保赵”一事，既与陈希同们的“陷害”无关，可能也与赵紫阳本人无关。祇是浪漫派经济学家和政论家们的一种愿望而已。在言论自由的香港，可以就政治问题发表任何高见，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祇不过运用到内地，就完全可能导致另一种结果。

那么，这和赵身边的人会不会仍有关系呢？在姚先生的引见下，我终于见到了鲍彤先生。

鲍先生十分客观地为我们讲述了他了解到的情况，下面是我在事后的一点追记：

姚：89 年初“倒邓保赵”这件事，赵怎么把它和陈小鲁联上的，你知道当时的情形吗？

鲍：89 年审查赵的时候，给他提了十几个问题，一个一个要他回答。你知道这些问题吗？（问陈）

陈：我不知道，我祇知道陈希同报告，李鹏讲话的一些指控，相信也就是那些问题。您知道这些问题吗？（问姚）

姚：我知道一些。譬如，和索罗斯基金会的关系问题，这在当时，搞下来就是个“死罪”啊，所以，陈一谘他们在海外，赶快一刀砍断这个关系。索罗斯把账目也拿来了，说，你找啊，找到一笔是一笔……

鲍：89 年的 9 月开始，也给我提了十几个问题……

陈：给您提的问题，和赵的一样吗？

鲍：不知道。我 9 月 20 日以后开始写了一个说明，以后流到了海外。写完交上去以后，他们说，你就等着做结论吧！……其中有那么一条，问“倒邓保赵”的事，我很干脆，说不知道。后来，陈小鲁对我说，我判刑后，他去找过杨尚昆，问杨尚昆：“鲍彤又不是坏人，为什么判他的刑？”杨尚昆说：“怎么不是坏人？要赵和邓拉开距离还不坏？”

陈小鲁说：

“那句话是我说的。”但后来我就想，是不是有这件事：邓讲过“动乱”以后，5 月初，我们中心一次开会的时候，陈小鲁说过，现在邓在学生中的形象很坏，赵紫阳最好和邓拉开距离。不然，学生会对紫阳不满。我当时根本连一句话都没说，因为我认为，提出“理智、秩序”就已经和“动乱”的调子拉开距离了。所以，连表扬一下他我认为都没有必要。很快我就忘了。

鲍：赵开始也否认，说不认识这个人。其实，他怎么能不认识这个人呢？中心开会的时候，总是见过的，我也介绍过是陈毅的儿子。紫阳访问英国的时候，他在英国使馆当武官，大概谈过几句话……

陈：那是哪一年的事？

鲍：85 年。

陈：那怎么会跟 89 年的事有关系呢？

鲍：是啊！？

陈：他们对你写的材料有追问吗？

鲍：没有。交上去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来找过我。

陈：再没有反复，说明他们对你的解释是满意的。

二　关于鲍彤家世的一点误解

接着，我向鲍先生求证了一个关于他的家世的问题。

陈：我看到一本书上说，您的祖上和翁同和有关系，参加过戊戌变法，是这样吗？

鲍彤颇感意外地说：“没有。”又略作一番思索后，他说：这个说法可能是因为两个原因产生的误会。他的舅父叫吴其昌，曾经当过唐文治的学生，唐文治是无锡国学专修馆的创办者，而他当过宣统皇帝的父亲的老师。吴其昌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另一个老师是梁启超。 翁同和是“帝师”，唐文治也是“帝师”；梁启超领导过戊戌变法，所以，他们就以为吴其昌和戊戌变法有什么关系了，其实，是两个时代的人。吴其昌是 1944 年去世的。

陈：因为这个误会的历史渊源，我把您在 1989 年的一些做法，与维新志士的血缘关系作了一些联想，重订《史》的时候，要改正过来。

我在《史》中写道：这个“亚行讲话”是由赵紫阳的秘书鲍彤起草的。因此，不仅可能尽量多地表现出赵紫阳的个性与对待学运的独特立场，而且简直可以说完全表达这位神秘秘书的个性和立场。与领袖的鲜明的务实风格和对意识形态问题无兴趣不同，他的秘书鲍是一个有头脑、有理论、有才华并且有激情的知识分子型干部，在赵来到中央后，他一直扮演着头号智囊加心腹的角色。据知情人称，赵的改革领袖生涯中，这位幕后英雄始终是最能影响他的人物之一。而他的这一角色，与他的出身不无关系。

鲍彤的祖父曾参加过 19 世纪末晚清的“戊戍维新”。他多次与人谈到，他愿为前辈没有完成的，中国 20 世纪末的改革成功贡献一切。如果改革需要流血，谭嗣同的选择就是他唯一的选择。他行事干练，讲原则却又较少衙门习气，在上海《世界经济导报》的几次遇险中，他都毫不犹豫地施加了自己的影响。

有许多人认为，自胡耀邦出局以后，赵紫阳因其年轻和泼辣，在当时中共高层确属“稀有动物”，但从思想基础，改革思路来说，他与邓小平、万里并无多大区别。并且，他的一生不仅没有过什么传奇的故事，在他的性格中也缺少浪漫的色彩。但为什么在1989 年，他会做出既与他的几位同盟、同道、同党截然不同的选择，也与他本人的政治生涯背向而去的事情？笔者以为，他的身边有一个念念不忘晚清改革和帝国命运，在这样的家史国史中熏淘，以敢于杀身成仁的谭嗣同为偶像的鲍彤，是分不开的。

现在看来，这番发挥的议论，虽然也自成道理，但其追溯的“祖源”应有所更改。

因为吴其昌也不是凡俗之辈。回到家中，我请朋友帮我搜索了一下网上资料。关于吴的纪录有：

吴其昌（1904—1944），字子馨，号正厂，海宁硖石人。幼失父母，生活艰困，眇一目，刻苦好学。8 岁即能日记数百字。16 岁考入无锡国学专修馆，受业于唐文治。好治宋理学。以才思敏捷，与王蘧常、唐兰合称“国专三杰”。例假日常怀烧饼坐图书馆中，攻读终日。 1923 年毕业后至广西容县中学任教，并扶助弟妹求学。1925 年，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从王国维治甲骨文、金文及古史，从梁启超治文化学术史及宋史。钻研不辍，时有著作发表，深得王、梁两先生器重。1928 年任南开大学讲师，后任清华大学讲师，1932 年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抗战军兴，随校迁至四川乐山，旋兼历史系主任，直至逝世。

吴其昌一生爱国。在无锡国专时，慨国事日非，曾上书政府，洋洋数千言。唐文治大为激赏，改杜牧诗赞之曰：“吴生拔剑斫地歌莫哀，我能拔尔抑塞磊落之奇才。”1926 年参加318 反帝大游行，扛着大旗走在队伍前面。惨案发生时，枪弹从他耳旁飞过，当即扑倒在地，方免于难。918 事变后，与夫人诸湘、弟世昌乘车南下，谒中山陵痛哭，通电绝食，要求抗日，朝野震动，传为爱国壮举。抗战开始，其昌患肺病、咯血，仍以国难当头为念，坚持讲课、写作。临终前一月，应约着手写《梁启超传》，仅完成上卷而卒，年仅 40岁。

关于那件震惊全国的“哭陵事件”，确切时间是在 1931 年 11 月 20 日。参加者有吴其昌本人，其弟吴世昌和妻子诸湘，所以又被称为“阖门绝食”。当时，他们在总理灵前宣读的的“绝食宣言”——《昭告总理文》慷慨声言：此后如蒋主席张副司令果能实践前诺，毅然御侮，是不愧为先生肖徒，尚望先生在天，明神佑之。如蒋中正张学良背言卖国，或食言误国，是甘心为先生之罪人，尚望先生在天，明神殛之！（吴令华《吴其昌、吴世昌兄弟南京哭灵》）

若从遗传学角度考量鲍彤先生的行为倾向的话，这无疑是一个可以参考的事件。

三　赵紫阳并无“抛邓”之意

这次与鲍彤先生的会谈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修正了我（相信也是海外媒体）一个很大的“误会”。那就是，赵紫阳在对戈尔巴乔夫讲话时，是否存在“抛邓”的意思？谈话是这样进行的：

陈：紫阳，或者您，知道香港发表“倒邓保赵”文章的事吗？你们看到过，或者是否订阅了那些刊物吗？

鲍：我们中心，紫阳办公室，都有这些报刊，秘书给他堆在那里，他有时看，有时不看，有时看得很仔细……香港人要怎么写，张五常怎么说，不会动摇赵在邓心目中的形象。但是，严家其说，就会动摇赵在邓心目中的形象。他说“非程序更迭”……

陈：就是高瑜发在《经济学周报》上那篇采访严家其、温元凯的文章吗？？

鲍：具体是什么情况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是这很影响邓和赵的关系。我觉得，严的这个讲法有点……有点敏感过度了。事实完全不是那样。但这可能引起邓的看法。因为他认为严家其是你的人。

陈：是不是当时他们也听到一些风声，譬如李先念散布的，赵不行了？我当时也是从老严他们这个渠道，还有《导报》这个系统里获得这个消息的。

鲍：当时，确实有这个谣言，李先念在上海、江苏跟人讲。但是，实际上一直到89 年，一直到最后，邓和赵的关系都很好。非常信任赵。……其实，说起来很好笑，严家其是谁推荐的呢？是胡乔木。赵搞政治体制改革，当时想请胡推荐一个学者，胡就推荐了严，说他懂政治学，表现也不错。

陈：胡乔木当时是不是还是很往这边贴的？

鲍：这是个见风使舵的人，他和邓力群不同，邓是见风不使舵的人。……刚开始，严还不愿意干，我还到他家去找他。一开门，是高皋，问，你来干什么？你要家其做官，我不同意。她说做官的没好人……

陈：紫阳会见戈尔巴乔夫讲话前，他问中央电视台的人是不是“直播”，这件事你知不知道？当时，中国新闻社的记者听到了，中央电视台的人事后还议论，说“以前根本不理咱们，这次怎么这么待见我们了？”这件事，是不是事前有考虑的？

鲍：事前紫阳对我说过，就按照这个讲话直播。但是，我看电视，播紫阳讲话时，他是这个姿势（做闭眼举头张嘴打鼾的样子）……

陈：这很奇怪。我不记得当时播出的情况了，最好以后再看看这个情节。

鲍：接见戈尔巴乔夫的讲话是事先写好的，但那段话：“我告诉你一个秘密……”，那一整段话是我加上去的。

姚：广东顺德的一个同志看了那段录像，后来说：如果是形势大好的时候，你说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谁谁谁指导的，这是把功劳归于他；但在已经搞砸了的情况下，你说这个话，这不是说这个责任是属于邓的吗？

鲍：当时有这么一个情况，（似乎是五四以后），毛毛找到阎明复，哭了，说邓在学生中的形象搞坏了。我们当时的意图，是改善邓的形象，缓和他和学生的关系。因为学生说他“垂帘听政”，是“慈禧太后”嘛！

陈：您当时真的没有抛邓的想法？

鲍：没有，是想保护邓。当然，现在这样说也不必要了，因为海外……

陈：不，不，我们不管现在怎样讲是否策略，好象邓后来杀人了，你当时的想法就不该说了。当时是什么就是什么，我们是搞历史，不是搞政治。

姚：你的动机是要保护邓，但 XXX 看了以为是发出倒邓的信号……

陈：我们当时都是这个感觉……

姚：他和赵都太没有政治经验了。

陈（对着鲍彤）：您承不承认是“没有政治经验”？

鲍（略为迟疑地）：是，“没有政治经验”。

陈：您是否听紫阳说过“民气可用”这句话？XXX 的回忆里这么说。

鲍：我倒是听阎明复说过这句话。你不要把 XXX 的回忆太当真，他和紫阳根本没多少接触的。

（2007年3月31日于北京，紐約《北京之春》4/30/2007）

谢选骏指出：關於《八九民运史》（陈小雅），我曾寫過以下點評予以回應——

“错谬的《八九民运史》（陈小雅编造）”（2020年10月4日星期日）報道：

《“六四”30年将临，<八九民运史>作者被限制出境》（2019年1月12日 转载明镜网）报道：

“六四”事件30周年将临，中共当局加紧提前全面布控。明镜记者获悉，北京政治学者、《八九民运史》一书的作者陈小雅，今天（2019年1月11日）前往越南旅游，在东兴口岸遭到边防海关阻拦，被告诉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于去年10月已发出通知，她因“出境有可能妨害国家安全”被限制出境。

陈小雅130余万字的《八九民运史》（修订版）上中下三册，2016年4月15日在亚马逊网络平台向全球出售。2017年1月，有关部门找她谈话说：“你的书上面已经看了。人是个搞研究的人，书是一本研究著作，也是20多年来最全面的一本书。李鹏同志也写了一本，但那只是从政府工作的角度，不够全面。以后，政府在处理这个问题时，你这本书不会没用的。但是，你现在不要上网。如果被断章取义的引用，很可能会引发意想不到的震动，产生你自己也不願意看到的后果。如果你要搞研究，我们也不拦你。20多年来，我们知道你在做什么，不是也没为难过你吗？你搞研究，征求意见，可以一对一地用U盘传递。”

陈小雅表示，一年来，她一直遵守上述谈话要求，期间只被片警以嘘寒问暖的借口光顾过两次，和一次电话询问，从来没有收到过被限制出境的通知。2018年夏天，她曾到美国，期间只是拜访了一些多年未见的师友，没有参加任何政治活动，更谈不上“妨害国家安全”。

陈小雅，女，1955年10月生于湖南长沙。1982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当过工人、干部、编辑记者。后为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政治制度研究室副研究员。1996年，她在台湾出版《八九民运史》，被政治学所解聘。但她坚持继续研究这一课题，搜集资料、补充采访，扩充成三卷。

陈小雅在明镜出版社出版过多部专著，如《中国“牛仔”——毛泽东的公案、行为及心理分析》、《中国“废片”——毛泽东的命案》、《西藏分裂：埋藏的密码》。此外她还出版有《天安门之变——八九民运史》、《佛之血——八九/六四研究文集》、《沉重的回首——1989天安门运动15周年文集》、《中国“丈夫”——毛泽东的情事》、《摇篮与墓地——严复的思想和道路》等著作。

《八九民运史》三卷本是迄今最完整的关于“八九民运”和“六四事件”的全方位著述。是1996年出版的《天安门之变——八九民运史》的修订本。陈小雅在本书综合了廿多年来新披露的文献资料、本人的采访、研究，除介绍八九民运的历史因由和“89/64事件”过程外，重点聚焦了一些公认的大案、疑案、悬案，探讨事件发生前后的朝野互动、高层博弈和民间竞争，并对其背后的隐秘进行了深入探讨，在诸多方面提出了新解。

谢选骏指出：陈小雅编写的《八九民运史》很厚，但却充满了错谬。仅就其中一段文字里涉及谢选骏的一处地方而言，就有三个错误！

1、她说“谢选骏是青年政治学院教师”。错了。谢选骏没有在这个学院教过一天课，因为他不是教师，而是副研究员。

2、她说“"青年帮"中的远志明、谢选骏因援手苏晓康撰成《河殇》第五集……”，这一句就有三个错误。第一远志明是人民大学的学生，不是青年政治学院的教师。第二“青年帮”根本不存在，她也没有交代这个绰号的来源，很不负责。第三，谢选骏被署名的是《河殇》的第六集而不是第五集。

下面我想这些错谬发表五点意见：

1、《八九民运史》里涉及谢选骏一处的文字就有三个错谬，如果该书所涉及的每人每事都由当事人写出一个错谬，我估计该书的每一页都会有一二个。（抱歉我没有读完该书也因此无法举证其他错谬，希望大家群策群力检举之。）

2、我不认为这些错谬是陈小雅捏造出来的，更大的可能是她人云亦云，以讹传讹，顺手抄录而不加甄别造成的。例如下面附录里就摘抄了包遵信的错谬言论而不加甄别。

3、正如油画不能在近处观赏，人们也说在一个历史事件发生的五十年之内，是不能撰写比较准确的史书的，因为距离太近、权力干扰、谣言流行、细节矛盾，关系人也无法做到尽量客观——《八九民运史》在事件過後七年就出现了，证明它确实如此不可靠。

4、陈小雅本人也缺乏一个历史学者的基本素养。那就是尽量避免掺入个人感情在历史的陈述之中。历史技术是一门相当专业的工作，其要求就像摄影那样要求精准，但是难度大得多。这不是工农兵学商人人都可以干的力气活。以为人人都可以写出信史，那只有毛泽东那样的猪脑子才想得出来。

五、据此，我称陈小雅的《八九民运史》为“错谬的《八九民运史》”。以后的研究者千万不能拿这本“错谬的八九民运”当作依據來借鉴什麽，否则就太太太可笑了。

附录：错谬的《八九民运史》原文摘录：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一日知识界的《公开信》，与"三十三人签名信"并无任何联系。据领衔签名的包遵信回忆，他就此事所经历的过程是这样的︰

四月二十日上午九时左右，《中国青年》杂志记者魏群给我打电话，说她昨晚通宵都在天安门广场，亲眼看到学生们请愿示威以及凌晨警察与学生冲突的情况，还说学生现在对知识界感到很失望……我说，我对学生的爱国热情是钦佩的，对他们的民主要求是支持的，但我们支持只能是道义上的。如果站出来说话，反倒会给他们惹麻烦，使事情复杂化……下午两点多，远志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师〕给我来电话，奇怪的是，他说的话，和魏群上午在电话中讲的一样，只是没有说他曾经目睹昨晚学生在新华门前静坐。当他提出要我站出来公开表态时，我还是照上午对魏群讲的重复了一遍。远志明听了我的说明以后却提出，我们可以建议中央领导与学生对话，这样总是行的吧。我一听觉得有道理，这倒是个好主意。他说如果你同意就起草一封信，下午我来拿。我说还是你起草吧。远说，那也行，不过你要第一个签名。我说︰行。

……我们到了远志明家，远的妻子说︰他们在谢选骏家。进了谢家的门，一看除了远志明，谢选骏，还有王润生，陈宣良，荣剑也来了……远志明首先拿出了一份稿子，念了几句，大家就觉得不怎么满意，我对一开始称"胡耀邦先生"不赞成，远却坚持称"先生"不称"同志"……我见其它人也不表态，就没有再坚持。接着我讲了几条意见︰〔一〕首先肯定胡耀邦是中国民主化进程的象征，他的逝世表明政治体制改革的受挫。〔二〕对学生提出的要求中一些敏感问题不表态。〔三〕我们这封信的落脚点是放在呼吁政府与学生对话。大家都同意我的意见，王润生还提出应该明确要求新闻界对学运客观公正报道。王润生和荣剑还把学生的要求概括成为四条内容。大家觉得这样很好，接着就由王润生口述，远志明执笔起草……[一八]从包遵信的这番回忆看出，这封知识界的《公开信》实际上是由与"三十三人签名信毫无联系的，原人大的研究生。青年政治学院教师〔后因他们多以青年政治学院为活动地点而被称为"青年帮"〕为核心酝酿和发起的。包遵信提供了自己的意见和名义，但并非此事的组织者。

尽管知识界这封《公开信》与"三十三人签名信"没有任何联系，但它所采取的，是与之一脉相承的形式。即公开的。以宣言面貌出现的。跨单位的形式。而后者不仅是中共统治绝对禁止，就是在文革中也没有实行多久的活动形式。况且，在签名者中，有包遵信、吴组缃、严家其、高皋、李泽厚、宗璞、北岛、朱炜、刘东、王焱等十人是重复签名者，其中北岛是"三十三人签名信"的组织者。另外，"青年帮"中的远志明、谢选骏因援手苏晓康撰成《河殇》第五集[一九]，而《河殇》的主要作者苏晓康也参加了"三十三人签名信"，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使《公开信》带上了某种"三十三人色彩"。

（另起一页）

【第四部分】

【《中国之春》回忆录】

丁楚：《中国之春》主编回忆录（全书十三章）

《大夢誰先覺——《中國之春》與我的民主歷程》

（《中国之春》主编“丁楚同志”，现在是北京安全局下属投资公司“房西苑顾问”。早年在北大求学期间，已经加入安全部工作，名叫“房志远同学”。）

谢选骏指出：説好的是部“回憶錄”，讀起來卻像是一篇小説。這是妙筆還是敗筆？

【目錄】

第一章：不白之冤

第二章：逼上梁山

第三章：隐居总部

第四章：民联三大

第五章：财政危机

第六章：以商养运

第七章：民联复苏

第八章：无事生非

第九章：罢王风波

第十章：胡王内战

第十一章：民联分裂

第十二章：四大竞选

第十三章：中国之夏

評論之一：曾经纯真——读《大梦谁先觉》

評論之二：評丁楚《大夢誰先覺——<中國之春>與我的民主歷程》”（薛偉訪問記）

【第一章：不白之冤】

1-1公安局的“保护对象”

我第一次听说《中国之春》这个名字，是从古念良嘴里，那大约是一九八四年的夏天。古念良当时是港澳经济研究中心的主任，我在这个研究所里当助理研究员和《港澳经济》月刊的编辑。

港澳经济研究中心，顾名思义，是研究香港经济问题的。当时中英之间就香港归还主权的问题正开始谈判，港澳问题的研究曾经风靡一时。我们研究所的工作人员都有去香港的机会，而只有我屡次申请而得不到批准。虽然去一趟香港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当别人都可以去一个地方，而唯独你不行的时候，就明显地意味着一种歧视了。这种歧视使人感到一种无名的窝火。

我知道这不是古念良权力范围所能及的，但是眼看着比我晚来的新人都一个个到香港去转了一圈之后，我不由地对古念良是否为我尽了力而怀疑起来。最后，我忍不住冲进了他的办公室。

“古伯，我去香港的通行证什么时候能批下来？”

“唉，你的事情比较麻烦，他们不同意，我也没办法。”古念良含糊其词，显然有难言之隐。过去我这样问他已经有好几次了，他总是这样吞吞吐吐地敷衍。

“他们，他们到底是谁？”我急了，讲话嗓门提了八度，“我想知道，我的事情到底是什么人说了算，总不能让我一直闷在葫芦里。” 

古念良摘下老花镜，很为难地看着我。他走到办公室门口，轻轻地关上门，道：“你要理解我的处境，我确实为你尽了全力。这些事情本来不应该告诉你，但是拖也拖不过去，总有一天要对你有个交代。”他小心翼翼地斟酌着要讲的话，“你的政审通不过，关键卡在公安部门。”

“公安部门？”我大吃一惊。我知道社科院系统的研究单位是归省委宣传部管辖，我的档案在宣传部。我也猜到我的档案里肯定有很多不利于我的材料，我一直以为古念良多次提到的“他们”是省委宣传部，可是没有想到是公安部门。

“两天前他们的人还来找过我，”古念良平静地说：“他们差不多一两个月就要来一次，了解你的情况。我当然都说你表现好，能干，刻苦，是难得的人才。”

我毛骨悚然了。我知道，自从我卷入了民主墙的活动，参加了北京大学的民主竞选，组织了《出版法草案》万人签名，当局就已经把我打入了另策。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我还会受到如此重视。在北京，像我这样的“异己分子”一手就可以抓一大把，虱子多了不咬，当局也管不了那么细了。可谁知在广州异己分子太少了，我倒成了稀有动物，变成“重点保护对象”了。

我默默地走出了古念良的办公室，我不想再使他为难。我很明白，按照共产党的组织原则，他是不能告诉我这些的。但是古念良当过二十多年的右派，他亲身体验过政治歧视滋味。我相信他为我的一切力争过，也相信他确实无可奈何。

尽管如此，我还是由衷地感谢他。当年要不是他收留了我，也许我就被广东省人事局分配到粤北山区的韶关师专教书了。

1-2一头闯进了“右派窝” 

一九八二年七月，我从北大毕业后被分到广东省。当时我刚刚结婚，妻子是我的同班同学，被分在北京。我们登记结婚的第二天就分手了。

我非常希望留在北京，和妻子生活在一起。她为此做过最大的努力。显然，校方知道我们的关系，我不知道这样把我们两人拆开是否是对我参加一九八零年民主竞选的一种惩罚。不过我不得不承认，如果这是一种惩罚的话，它做得天衣无缝，连我自己都没有反对的理由。

我是带薪上学的，根据当时的政策，带薪读书的学生分配基本原则是“哪来哪去”。我是广东省来的，所以要回广东去。校方一再向我解释了这一政策，以表示并没对我进行政治歧视。

我很愿意相信北大校方的解释，因为和我一齐到广东省人事局报到的还有同系的同学老杨，他是另外一个班的党支部书记，在政治上绝对是“依靠力量”，但是后来竟也和我一样，绕着广州自寻工作。北大毕竟是全国最开明的地方，在处理异端学生的问题上，校方一向是很温和的。我到是宁愿相信自己在政治上没有被穿小鞋。我一向不把自己看得很重要，所以也不认为自己在官方眼里多么重要。

我和老杨都是带薪读书的学生，属于计划外分配的毕业生。如果我们不想回给我们发工资的原单位，那就要等着省人事局给我们重新分配工作。

那些天，省人事局里挤满了报到的毕业生，所有的工作人员忙得不可开交。接待我的是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女干部，她把我的介绍信往桌上一扔，连眼皮都没抬，道：“你是计划外分配的，现在来凑什么热闹。”

我立即顶了一句：“那我该什么时候来凑热闹？”

“等我们把计划内的萝卜坑填满之后，才能安排你们。”

“要等多久？”

“一个月。”

我有点温怒了，冷言道：“你说得倒轻巧。要知道，我现在等于失业，没有工资，这一个月我吃什么？”

也许人事局的干部这些天习惯了那种恭恭敬敬的说话口气。她听到我这种很不客气的话，吃了一惊，抬头把我打量了一下，说：“你想要工资，就回原单位去。要是不想回原单位，这一个月，你可以自己找工作。”

“自己找工作？”我喜出望外，离开广州四年，还不知道出现了这种新鲜事物。“找到了你们放吗？”

“只要有单位要你，为什么不放？都是社会主义的天下。”

“你讲这话算数？”

“找到工作你来找我好了，我姓谢。”

“好，一言为定。”我以最快的速度离开了省政府大楼。在社会主义天下里生活了这么久，我这还是第一次把命运捏在自己手里，然而，时间只有一个月。

在这一个月里，我跑了许多个单位。

我申请过广州市外贸局，广东省科委，中山大学港澳研究所，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广东省出版社、洋城晚报、南方日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几乎每个单位都说欢迎，可是谁也不能在一个月之内决定。中国的衙门办事就从来没有利索过，总是这个批完还要那个批。

一些单位还要考试。洋城晚报的主管把我关在一个房间里，给我一个小时，让我看一篇关于埃以和谈的英文文章，然后用中文写出一篇简要的报导。我四十分钟就完成了。省社会科学院的人听说我懂俄文，还找了一篇俄文的文章让我翻译。最后，他们似乎都满意了，但回答是千篇一律的：回家等着吧。等多久？不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最难受的事情就是“等”。头十天，我还满怀信心，第二个十天我就已经焦虑不安了，等到最后的十天开始时，我都觉得有点沮丧了。好不容易把自己的命运捏在手里一回，可是却眼看着所有的机会一个个从手指缝里溜掉。

老杨也和我一样，每天从外面回来垂头丧气。两个人常常在一起借酒浇愁，同病相怜。不过他后来当了青海省政府的秘书，继而升任办公室主任。此是后话。

眼看一个月的期限就要过了。有一天我从社会科学院回家，路过越秀北路的时候，忽然被一块牌子吸引住了：港澳经济研究中心。在这个牌子背后，是一栋淡粉红色的小楼。

这块招牌太吸引人了，我的自行车连闸都没刹，龙头就直接拐进了大门。

我走上二楼，看见一个单独的办公室里面坐着一个学者模样的老人。

“您是这个单位的头儿吗？”我问。我觉得自己有点唐突，但这些天找工作的经验告诉我，对老干部，不必表现得城府太深。

“正是。鄙人古念良。”他的眉毛向上一扬，偏头优雅地一笑，“请问有何贵干？”

他的幽默感染了我，我也不自觉地“潇洒”起来：“想混碗饭吃，这里需要人才吗？”

我故意把人才两字说得很突出。

古念良被我逗乐了，他身子向前倾了一下，问：“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那样子使我想起了座山雕审问杨子荣：哪个山头的。

“北京大学。”我十分自豪地报出了山门。

北大的招牌果然不同凡响，古念良眼睛一亮，站起身来，以一副礼贤下士的姿态指着旁边的沙发：“请坐。” 

我坐下了。看来我们双方都对这种轻松幽默、略带调侃的对话气氛感到满意。

“北大高才生，”古念良故意拖长了腔，问：“请问你都有些什么本事？”

“你这里需要什么本事？”我开始有点喜欢和这老头儿贫嘴了。

“外语行吗？”

“哪一门外语？”我当然知道他指的是英语，但我故意这样说。

“怎么，你还懂好几门外语？”古念良有点惊呀。

“不多，两门。”我故作谦虚状，“我的第一外语是俄语。”

“那么英语呢？”

“你考吧！”这些天我找工作，考试都考油了，信心十足。

谁知古念良是教会学校毕业的，英文底子相当好。他马上从中文转成英文提问，问我的专业，课程，年龄，住址，家庭，经历……，排炮轰炸，让人连喘气的工夫都没有。幸好这些简单的句子还难不倒我，我对答如流。可是背后冒了一身冷汗。我本以为唬一下就能把这老头儿唬住，谁知被他杀了个回马枪。

古念良显然对我的口语还满意。他话题一转，问：“你的专业是国际政治，可我们这里是研究经济的，你懂经济吗？”

“我们最好还是老办法，你考吧。”我在北大时恰恰喜欢经济，对第三世界的发展经济学尤其感兴趣。我课外读了大量这类著作，我相信他难不倒我。

古念良提了两个问题：香港繁荣的原因是什么？加工出口区模式对经济发展有那些利弊？问题是开放性的，显然他打算任我发挥了。

我心头暗自窃喜，这两个问题刚好撞在我的枪口上。我在北大的毕业论文写的就是亚洲四小龙之一新加坡的发展经验。现在把新加坡换上香港，道理都差不多，在加上点中国大陆的因素而已。

我侃侃而谈了一个小时。古念良开始饶有兴趣地听着，不时地还插话和我讨论一下。后来他插话越来越多，干脆喧宾夺主，自己讲起来。他讲香港问题多么重要，讲他为什么要办起这个研究所，讲研究所今后的打算是什么……。现在，轮到我洗耳恭听了，但我知道，我成功了。

临别时，古念良抓起桌上一本英文书，翻到第八章，递给我：“你回去把这一章给我翻译出来，给你一天时间。后天上午九点来见我。”

“是考试吗？”我问。

古念良狡诘地一笑：“算是吧。”

后来我知道，他已经决定要我了，只不过想占个小便宜，抓我一个免费的公差而已。

那本书叫《世界加工出口区概览》，后来由我们研究所翻译出版了。它的第八章译成中文足有八千多字，我当夜没有睡觉，再加上第二天一天，全部完成。八千字，光抄写就得花一天。我对我翻译的质量和速度都很满意。

第三天一早我来到古念良的办公室。令我失望的是我根本没有得到我所希望的赞扬，古念良翻都没翻一下，就漫不经心地把译稿扔到桌上的文件中去了。不过，这也许可以理解为最高度的赞扬了，这说明他对我翻译的质量充满信心。

古念良当着我的面抓起桌上的电话，拨通了省人事局。他告诉人事局说，港澳经济研究中心要房志远这个人，请他们查一下我的档案，他明天派人去取。这实在出乎我的意料，我没有想到这么快就有结果了。以前所有的单位都拖拖拉拉的，而古念良一天就决定了，一个人就能拍板。我碰到他真是幸运。

一会儿，电话铃又响了，是省人事局打来的。古念良抓起电话听了一会儿，脸上的表情忽然僵住了，用一种奇怪的眼光打量着我，然后轻轻地放下了电话。

“你犯了什么案子？”他说，“怎么人事局的人提到你的口气阴阳怪气的。他们让我不要急着要你，看了你的档案再决定。”

他摇了摇头，表示不解：“像你这种年龄，档案里能有什么大不了的材料？”

这个场面我已经料到了，我估计我的事情就不会太顺利。我告诉古念良我在民主墙的事情，北大竞选的事情，《出版法草案》签名的事情。最后我说：“如果在五七年，说不定我就成右派了。”

古念良突然发出一阵开怀的大笑，他一边抹着笑出来的眼泪，一边点着我，道：“那好，咱俩同派，咱俩同一派。”

我不解地望着他。古念良高兴得像个孩子，说：“我当了二十年的右派，没想到今天又碰上个小右派，真是后继有人啊。”

他果断地挥了一下手：“不理他们，我古念良是王八看绿豆，就是看上你了。我有一个研究生的名额，我不要研究生了，我要你。下星期一来上班。”

等到了研究所上班我才发现，这里简直就是个右派窝。主持编辑部的周维平，主管后勤的陈选，二十几年前都曾经当过右派。古念良建国初期曾经当过广州市财政厅长，也算是老干部了，他的夫人是沈君儒的侄女。一九五八年他对大跃进不满，被划成党内右派。周维平和陈选等人当时都是他手下财政厅的干部，跟他一齐倒了霉。

一九八零年，古念良平反。他找到他的老朋友，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所长许涤新，建议办一个港澳经济研究所。研究中心成立后，就挂在经济研究所名下，属中国社科院的系统。古念良招回了跟着他当右派的老部下，共同创业。连他自己都称这个研究中心是“右派窝”，现在又多了我这个年轻右派，岂有不乐之理。

我这才明白，他当时为什么笑得那么开心。

1-3“有关方面”的阴影

港澳经济研究中心有两组一刊。一个香港研究组，一个特区研究组，还有一本月刊《港澳经济》。我被分在特区组，兼《港澳经济》的常务编辑。那段时间，深圳特区刚刚起步，珠海、汕头、厦门三个特区正在规划。我经常出入特区，参加各种理论讨论会，政策研讨会，项目规划论证会，并为《港澳经济》组稿。我刚进研究所就表现出独当一面的能力，使古念良非常看重我。有一次他私下对我说：“我老了，以后退休，这个摊子就交给你了。”

也许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古念良曾经打算把我培养成他的接班人，直到他在申请我去香港的问题上碰了钉子为止。

古念良在香港学术界颇有名气，常常有些会议邀请他参加。每次他都要带一个年轻人去。他第一次去香港就选了我。他知道我的政审可能会有一些小麻烦，但他没放在心上。为此他甚至略施小计，建议我改个名字蒙混过关。

可是没想到我的出境申请却一再被搁置，古念良开始很为我着急，托关系到处问。可是终于有一天，他放弃了这一努力。我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他从积极变为消极的那种转折。在此之前，他考虑的是如何解决我的问题，而在此之后，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敷衍和宽慰我。后来我知道，这一天公安厅来了一个人，带来了我的材料。他和古念良关在屋子里谈了一个小时。后来古念良告诉我，这个人每隔一两个月就来一次，了解我的情况，就象一个阴影一样挡在我的路上。

一九八三年底，妻子终于为我弄到了一个北京的户口和一个接受单位，北京商学院的调令来了。与此同时，我正在商洽调到蛇口工业区。我给蛇口的干部培训班上过课，搞过调查项目，在那里有许多很好的朋友，他们都希望我去。蛇口的调令比北京的调令稍晚一些到，我立即选择了蛇口，并当即赶到北京人事局，把调令和档案追了回来了。为此我和妻子几乎吵翻。我不愿回北京，她也不愿去蛇口。南北拔河，相持不下，结果绳子被拉断了。一对儿从来没有生活在一起的夫妻，最后以离婚收场。

当我从北京赶回来的时候，古念良告诉我了一个比离婚更令人伤心的消息：“有关方面”不准我调到特区。听到这个消息，当着古念良的面，我的眼泪刷地就下来了。为了调去蛇口，我付出了家庭破裂的代价。可是这个代价却换来了一纸禁令。我想起了前妻和我争辩时忿然对我说的话：“我告诉你，你去不了蛇口，你不要一意孤行。你要是进不了蛇口，别回来见我。”现在，她的话果然灵验了。那时候刚好是第一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高潮，在北京，我有很多朋友都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的典型，当时日子都不太好过。

我在蛇口有一个朋友叫周为民，当时的处境和我几乎一模一样。周在民主墙时期和王军涛一起当过民刊《北京之春》的副主编。现在尽管职务已经做到了蛇口通讯公司的经理，但政治上始终摆脱不了“有关方面”的阴影。几乎全部和他同时到蛇口工作的干部都有一次到香港招商局培训的机会，连他公司的部下都去了，唯独不准他去。蛇口工业区的头儿袁庚为他的事情没少费周折，可是不行还是不行。我从周为民身上看到了我的影子。他毕竟已经混进特区，可我连特区都调不进!

那些天我愤怒至极，寝食不安。我似乎陷入了一个鬼打墙似的境地。我走路处处碰墙，可又看不见墙在那里，我连愤怒都没有一个发泄的对象。周围所有的人都在帮我的忙，可是他们谁都无能为力。最令人窝火的地方是你挨了打却不知道为什么，虽然我也曾猜测可能是因为我竞选期间的自由化言论，可是参加竞选的有那么多人，他们中间有很多人照样飞黄腾达。其中最出人头地的是经济系的张炜，当时已经官拜天津市工业技术开发区主任，正局级干部，难道只是因为他遇到了一个强硬的后台胡启立？

胡启立？一个念头忽然在我脑中闪过，胡启立是北大毕业的干部，思想以开明和开放著称，以他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出面说句话，一定能解决问题。我知道周为民曾经写信给胡启立告过状，我为什么不能凑个热闹？

我立即写了一封信给胡启立，信中介绍了我受到政治歧视的情况，并举了张炜的例子来说明参加竞选不应该成为一个受歧视的原因，实际上也是想将他一军，因为张炜是他一手提拔的。最后我说：我知道您是北大毕业的，也算是我的学长了。我相信受过北大自由之风熏陶的人，一定会具有更开阔的眼界，更开明的头脑，更开放的心胸。

胡启立不久就回信了。我是从省委宣传部的一个朋友那里得到的消息，我们社科院系统的干部归省委宣传部管。信是转给广东省委的，胡启立的批语附在我写给他的信上，大意是：年轻人思想活跃是好事，说过一些出轨的话也不应该一棍子打死，应该发挥他们的积极性。此事请省委妥善处理。听说周为民的信也曾这样转给省委，上面批语意思和我的大致相似。

我把这个消息报告了古念良，他也大受鼓舞。于是又一次提出我赴香港的申请。然而，他的努力再一次落空了。“有关方面”的回答仍然是“否”。那个幽灵一样的阴影又一次来访了，这一次古念良真的有点泄气了。在我不断地催问下，他沮丧地告诉我：“你的事情好象很复杂，胡启立也帮不了你。胡启立管不了他们。”

我再一次真切地体会到了中共专政机器的强大和巩固。在阶级斗争的长期磨砺中它已经自成体系，自行运转了，完全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可以以一两个开明权势人物的意志为转移。

可是我到底是什么事情“很复杂”呢？显然不是竞选、民主墙之类的事情。我知道周为民的命运与我完全相同，胡启立同样也没有帮上他的忙，他仍旧去不了香港。香港就在蛇口对面，天晴时历历在目，近在咫尺，可又遥远不及，是什么神秘的力量在做崇？难道我们俩犯的是同样的案子？

我完全失望了，也完全平静了。我已经失去了与这架专政机器抗争的兴趣。我已经不在乎我在这架机器眼里到底是个什么角色了。让那个阴影每个月来打听我的行踪吧，古念良怎么说都行，是表现好也好，表现差也好，我都不在乎了。

我开始组织社会沙龙，办公司赚钱。以特区问题专家的头衔到各地参加理论讨论会议，在会上发表一些耸人听闻的言论。八四年到八五年间，正赶上第一波“公司热”，我居然也赚了不少钱，当了几天万元户。后来还卷进了一场民事官司，上了经济法庭。法院追着要罚我两万元钱，我当场宣布将这两万元捐给港澳经济研究中心发奖金，害得古念良为了保住这两万元的奖金拼命地保我。

古念良看出了我的变化。有一次，他忧心仲仲地说：“小房，我知道你的处境很不好，你能不能老实一点？你这样上蹿下跳对你的问题解决没有好处。”

我反唇相讥：“古伯，你当了二十年右派，难道还没总结出点经验？你在当右派的时候，老实有用吗？哪怕你老实得不吃不喝，你翻不了身还是翻不了。可是，该你翻身的时候，哪怕你再不老实，一样翻身。”

古念良知道我说得是对的，他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苦笑道：“唉，你们这些年轻人比我们聪明。”

我言犹未尽，又补充道：“其实，要平反，最先平反的肯定是那些不老实的，因为他们跳得高，老是扎着权势者的眼，所以问题先解决。相反，那些老老实实的肯定吃亏，因为人家把他们给忘记了。”

古念良开心地大笑。

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断地缠着古念良，打听我不能出境的原因。对于去香港，我已经没有兴趣了，唯一驱使我打听这事的动力只是好奇心，我想知道我的事情到底“复杂”在哪里。

终于有一天，古念良开口了：“他们说你和一个叫《中国之春》的海外反动组织有来往。是不是？你说老实话。”

我愣住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中国之春》这个组织的名字。

1-4出国留学之门

一九八四年，港澳经济研究中心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脱钩，下放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不久，又被广东省政府收编。除了港澳经济研究中心之外，广东省政府又给了一块招牌：广东省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大致分工是：特区组为广东政府干活，港澳组归省社科院领导。这两个组在我赴美留学后最终还是分家了，但在此之前，实际上是一套人马，两个招牌。

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特区，所以后来大部分时间是在为省政府当智囊。我参与过深圳特区法的审核，价格体制改革的规划，特区货币发行和建立外汇交易所的可行性研究，珠江三角洲综合开发研究，外贸体制改革研究。我执笔写的广东省外贸体制改革建议，后来大部分被采纳，还得了优秀青年社会工作者论文奖。

我在社会上打出了一点名气，竟然也成了经济改革方面的专家。很多会议和研究项目甚至绕过单位，直接邀请我参加。一些地方聘请我当顾问，广州市政府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还发给我一个特约研究员的正式聘书。我和古念良之间的关系变得比较微妙，他知道保不住我，也知道拴不住我，干脆就任我在社会上自由发展了。他给了我一个特权：不用坐班。这在他属下所有的年轻工作人员中是独一无二的。为此，我衷心地感谢他。

一九八五年，古念良和OECD（二十二个发达国家的国际合作组织，总部在巴黎）签了一个珠江三角洲投资环境的研究项目协议，对方出资七千美元。我们雇了些研究生，在珠江三角洲的十三个县市（包括深圳珠海特区）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调查，取得了大量的数据。根据这些数据，我在电脑上做了一个数量经济模型，执笔写了三万多字的研究报告，并把它翻译成了英文。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导致了我出国留学。我有一个北大的同学，在纽约长岛大学联合国学院读书。她当时写的论文刚好是有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一些原始的材料。她写了一封信向我求援，我就把我过去在特区和珠江三角洲调查的数据和我写的报告寄给她作为论文参考。她在论文里引用了，并向她的指导教授介绍了我。

教授的名字叫考斯蒂奇，是长岛大学联合国学院的院长，他后来也成为我的导师。他对我的资料非常感兴趣，写了一封信来。我们通了几封信，他寄了学校的资料来，说鉴于我已经可以用英文直接写论文，如果我到长岛大学学习，他可以批准我免考托福。就这样，我申请了长岛大学联合国学院的研究生。

我对于“有关方面”能否批准我出国不抱乐观的希望，但我偏要试一试。我这个人就是喜欢用头来撞墙，一九八一年香港杂志《七十年代》有一篇介绍我的文章，标题就是“一个敢于以头撞墙的英雄”。

七十年代，我曾经七次报考大学，履次因家庭出身的问题被剔除入学资格。我父亲曾经当过国民党海军的军官，这个历史问题使我在政治审查中永远过不了关。但尽管如此，我仍旧每次都不屈不挠地继续报考，最后连招生办公室的人都认识我了。有一次，他们中间一个干部对我说：“小伙子，你别再报名了。你知道吗，你的面前是一堵墙，你是再用头撞墙啊。”

（谢选骏指出：人説“七十年代，我曾经七次报考大学”，兩年報考七次？我看這根本就沒有時間，純粹是天方夜譚了。）

我回答道：“用头去撞墙，结果当然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是头破血流，但毕竟也有百分之一的希望能把它撞倒。如果不去碰它，它绝不会自动让开，百分之百没有希望。”于是有人送我一付对联：不见棺材不掉泪，不碰南墙不回头。横批：大学迷。看来，我当年的脾气至今未改。

（谢选骏指出：以頭撞墻，這不是列寧同志的革命故事嗎？）

一九八六年从一开始似乎就是个好年头。政治形势越来越松动，自由化思潮在中国到处泛滥。五花八门的理论讨论会，文化战略研讨会遍地开花，最后连政治改革都提上了议事日程。随着禁区一个一个地被突破，人们的思想日趋开明，相信“有关方面”也不例外。

一九八六年五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法》公布。法令规定中国公民有出入境自由，但有四种人例外。一是被通缉的罪犯，二是政治权利被剥夺者，三是民事案件未了者，四是公安机构认为会对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造成危害者。法令还规定，公民申请出国护照，公安机构必须在两个星期内给予答复。

为了杜绝公安机关拒绝发给我护照的借口，我放弃了本来能够打赢的官司，主动向法庭上缴了两万元罚款，了结了我的“民事案件”。现在，他们只有把我当成第四种人了。但是我相信他们拿不出证据。

经过了漫长的等待，时间肯定是大大地超过了两个星期，我的护照批下来了。与此同时，我知道胡平的护照也批下来了。看来，当局对“自由化分子”的控制确实有所松动。

古念良告诉我，“有关方面”曾经找过他。他们显然是不希望我出国，但是留学是私人行为，不是出公差，无须政治审查，只要符合出境法规定，他们就没有理由拒绝我。新的法律刚刚公布，公安机构至少要维护法律的面子。因此，他们来和古念良商量，希望由单位出面阻止我出国。在中国，“单位”是可以无法无天的，它可以不需要任何理由，仅仅就是因为“工作需要”，就可以不放你走。而没有单位的证明信，公安机构就有理由拒发你的护照。

但是古念良拒绝了“有关方面”的建议，他说：“你们愿意怎么卡，是你们的权力。但是我不卡他。”古念良毕竟当过右派，他尝过穿小鞋的滋味，他痛恨政治歧视。我临走的时候，他给了我八百美元。钱是OECD付的研究经费，他说这是我应该得的。

（谢选骏指出：古念良（1918─1991）給的八百美元，這在當時可是高幹待遇了。可是二十年後再說上述的故事，而且是在古念良死後十幾年，早就死無對證矣。）

十二月一日，我跨过了罗湖桥。

后来我在美国听很多人留学生说过，他们在临出国之前，国家安全部门都找他们谈过话，给他们打预防针，介绍海外反动组织的复杂背景，警告他们不要与《中国之春》接触。可我奇怪的是，为什么没有人找我谈这些。难道我不是应该重点防范的对象吗？我真希望当时有人给我介绍一下《中国之春》的背景。我在国内的时候，“有关方面”那样无微不致地关怀我，可是在我即将离开的时候，他们像把我忘掉了似的，甚至我在出关的时候，都懒得打开我的箱子检查一下。

在香港住的两天里，我找了好多家书摊，没有发现一本《中国之春》。因为这个《中国之春》，我整整蒙冤四年，无法进入香港。可是现在当我实实在在站在香港的大街上时，却连它的影子都看不见。

一股好奇的冲动在驱使着我。当飞机飞向美国的时候，我决心要找到《中国之春》。既然已经背上与“反动组织”有联系的黑锅了，这“反革命串联”看来是不干白不干了。

与其不白之冤，不如名副其实。

谢选骏指出：一隻仿佛潔白的波斯貓，卻被如影隨形的陰影黏住，蒙受了不白之冤怎麽辦？只有時間可以解決問題，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

【第二章：逼上梁山】

2-1 刚好住在“贼窝”旁边

一九八六的冬天出奇地冷。连续几场大雪，为纽约街头铺上几乎一尺厚的积雪。

我刚刚到纽约，匆匆在艾姆赫斯特找了一个房子，安顿下来。那屋子是个地下室，面积约八平方米左右，一张单人床、一个书桌和一个衣柜就占居几乎所有的位置，剩下的空间，连放一张椅子的地方都很困难了。房子是我看《世界日报》广告找的，刚到纽约，对这里的生活条件完全没有概念，看广告就只拣便宜的打电话。这一家的月租标价是＄180，我第一个电话打的就是这家。接电话的女主人非常热情，声音带有台湾人那种软软甜甜的味道，听起来很舒服。于是我立即乘地铁前去看房子。

那房子的条件显然是太差了，除了价格便宜，几乎无一是处。首先是地下室，光线和空气就不好；其次是面积小，几乎没有活动的空间；还有离地铁站太远，走路要十分钟；更要命的是房东不准用厨房，后来在我一再强调之后，他才说可以煮点简单的东西，但不能用得太多。我当时甚至都觉得这种条件似乎太苛刻了。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住在纽约的中国人中很多都是打餐馆工的，一日三餐都在餐馆吃，确实一个月也用不着自己生火煮一次饭。

尽管我对房子不尽满意，但我根本就没有选择的余地。当时已经是晚上十点钟了，我没有可能再拖着行李去看另外的房子。于是当场就交了钱住下来。后来我才发现，我住的地方和《中国之春》的编辑部在同一个区，到那里不用乘地铁，走路大约需要二十分钟。就是这么巧，我一下子就住到了这个“贼窝”边上了。

2-2王炳章深夜来访

我看到的第一本《中国之春》是在长岛大学的一个中国同学的宿舍里。我记得封面上有徐文立妻子的照片，里面刊登了徐文立的狱中手书。

几年之后，当我成为《中国之春》主编的时候，我常常收到一些刚刚到美国的大陆人的来信，谈起他们第一次读到《中国之春》时那种欣喜和激动的心情。这种心情我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在大陆时看得都是官方言论，到了海外一下子看到了他们过去不敢想，或者想了也不敢说的言论，忽然感觉到了一种巨大的反差，这种反差会带来一种感情上的冲动。

可是回忆起来我似乎没有他们那种感觉。可能是我在港澳经济研究中心时常常可以看到香港的反共刊物，也可能是我在民主墙时期就熟悉包括徐文立在内的各种持不同政见者的思想，我对于那种与当局相左的政见并不感到新奇。相反，《中国之春》最初给我的印象并不很佳。我当过编辑，从一个内行的角度看，这本杂志的编辑是相当粗糙的。理论文章除了王炳章的之外，其他的我几乎都读不下去，很多文章对大陆的评论和报导都是很情绪化的，甚至是很肤浅的。一些作者，显然多是一些海外华侨，对大陆的情况一无所知，仅仅凭一些泛泛的感觉就发议论，让人觉得哭笑不得。我比较感兴趣的倒是一些介绍民联在海外活动的文章，这可能是出于对这个组织的好奇心所驱使。

我在《中国之春》的封底找到了它办公室的地址和电话。当时我装的电话还没有接通，我便写了一封信给编辑部，主要介绍了一下自己的背景，希望能够和他们联系。那封信写得热情洋溢，第一句我就称他们是“真正的同志”。在国内，我从骨子里就是个持不同政见者，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把我当成自己人。

（谢选骏指出：主動提供地址，被動等待回音，完全徹底地奉獻了。）

我没有想到对方会这么迅速做出反应。信发出后的第三天，王炳章就亲临拜访了。

那是一九八六年的圣诞节前夜。当时我在一家餐馆找了一份送外卖的工，想在学校开学之前赚点钱交学费。纽约那年雪出奇的大，街头的积雪足有半尺多厚，跑了几趟，我的鞋子就灌满了雪，裤子从膝盖以下全部湿透，被风一吹，冻成了一个冰筒。几天下来，我几乎没有干的裤子换了，所以一回到家，我就得把裤子烘在暖气管上，穿着睡裤在屋里活动。

和王炳章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女秘书高淳儿。她身材窈窕，个子不高，皮肤微黑，一双大眼睛画着黑色的眼线，有点像菲律宾或马来西亚人。他们进屋的时候我恰巧没有裤子穿，只穿着睡裤，在女士面前，显得有点狼狈。屋子里转不开身，我只好请他们原谅，自己缩到床上的被子里去了。王炳章坐在我唯一的椅子上，高淳儿半坐在我的书桌上。

王炳章中等个头，穿着一个浅咖啡色的风衣，里面是考究的西装和领带。他给我的第一印象相当好，沉稳老练，待人很有分寸，相当随和，但并不热情。不过我喜欢这种保持一定距离的君子之交，相反，初次见面就显露出热情的人总是会使我产生一种不自觉的肉麻感。

我们谈了大约半小时，他问了我一些个人的打算，以及对中国大陆当前形势的一些看法。我出国之前主要搞经济改革的研究，所以我谈了一些对经济形势的看法。但是我发现王炳章对此并不很感兴趣，听我讲话时有点心不在焉。他关心的是当时中国几个大城市正在进行的“一二?九”学生运动。但是我出国的时间刚好在这场学生运动之前，到美国后也很少看报纸，所以对此没有什么可谈的，这可能使王炳章感到有点失望。

环境的狭小和简陋，使我们刚见面的尴尬一直持续到最后。小高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过一句话，不过她听我们谈话时倒总是显出一副聚精会神的样子，颇能给人予好感。

临走时王炳章给了我他家的电话，很客气地问我：“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我想了想，说：“长岛大学本来答应给我的奖学金没有申请下来。我想到哥伦比亚大学试着申请一下奖学金，你有没有什么熟悉教授可以介绍一下？”

（谢选骏指出：人説“长岛大学本来答应给我的奖学金没有申请下来，我想到哥伦比亚大学试着申请一下奖学金”——我看這真是“野鷄變鳳凰”的中國夢。）

王炳章立即给了我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黎安友教授的地址和电话。他告诉我，黎安友的英文名字是Andrew Nathan，是美国专门研究中国民主运动的专家，曾经写过这方面的著作。他对中国大陆出来的民运分子很热情，也很愿意提供帮助。

2-3与国内的学术研究计划

我给黎安友教授打了一个电话，他很热情地邀请我到他办公室去，并说要请我吃饭。

他的中文讲得非常好，说话有点慢，但是发音准确，吐字清晰：“房志远，你的名字对我并不陌生，我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中国的民主运动》，提到过中国大学生的竞选，其中也写到你。我很高兴能够和我书中的人物吃一顿饭。”

“另外，”他补充道：“还有你的一位老同学史天健想见见您，他就在我这里学习。”

星期五，我来到黎安友教授的办公室。黎安友在打电话，史天健正坐在办公桌旁，冲着我微笑，他是我在北大的同系同学，但是不同班级。四年多了，他样子没变，瘦瘦的身材，讲一口纯粹的北京腔。他的在场，立即拉近了我和黎安友教授的距离，因为我觉得黎安友一定会从他那里了解到许多我的情况。

黎安友个子很高，略有点驼背，他的手巨大而温暖，握起来软绵绵的。我当时还没有把握估计西方人的年龄，但他样子看来不到四十岁，比我预料中的要年轻得多，这使我感到很意外。

饭桌上他问了一些我对大陆政治经济形势的看法，我粗略地谈了一下。由于担心他的中文听力，我说的很慢。我很不习惯用这样的速度说话，似乎有点别扭，也让人提不起谈话的情绪。后来当我在很多中文报刊上看到黎安友教授写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文章后，才意识到我的担心实在是多余，他的中文水平和中国的背景知识，远远超出我的预料。

临走时我感谢他请我吃的午饭，谁知他说：“我还要谢谢您啊。本来我还应该给你钱，现在没有钱，请你吃饭是应该的。”

“给我钱？”我感到大惑不解。

“是的，你提供给我这么多中国的情况，这都是值钱的。”他笑着说，“我搞研究就是靠这些信息。”我是从黎安友教授身上第一次感觉到美国人对信息的价值观。

（谢选骏指出：黎安友像個間諜。）

我已经从史天健那里了解到一些哥伦比亚大学的情况，估计国际政治专业不太容易申请奖学金，所以我也就没有对黎安友开口提转学的事。

从黎安友教授处回家，我突然想起一个念头。既然很多研究中国的美国学者需要有关中国的资料，而且他们又愿意花钱买这些信息，为什么不让陈子明、王军涛他们去做这些事呢。

我出国之前，陈子明借着一个开会的机会专程把我请到北京。会后，陈子明、王军涛等人设宴为我和胡平辞行。当时胡平申请出国也批准了，和我差不多同时领到护照。那时候陈子明、王军涛他们正在筹建一个社会科学研究所，准备搞一些社会调查项目。他们大概介绍了一下他们的计划，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谈起我当时所在的港澳经济研究中心曾与二十二个发达国家的合作发展组织（OECD 总部在巴黎）合作搞过一个珠江三角洲调查报告。这个调查报告的数量模型是我做的，最后的报告也是我写的，对方出了七千美元。陈子明对我说的非常感兴趣。当即委托我到美国之后也帮他们联系一些这类的研究项目，一方面让研究所运转起来，另一方面也可以有一点外汇收入。晚上，我住在他们的研究所的所在地羊坊店，又仔细讨论了承包海外研究项目的问题，一直到深夜。

现在，我从黎安友的身上发现了这种机会。既然黎安友有这个兴趣，那么其他教授和研究机构呢？

我第二次见王炳章是在《中国之春》办公室。聊天的时候，我谈了陈子明、王军涛他们办的研究所和他们的打算。王炳章一听到这些，耳朵就树起来了。和王炳章谈话，你可以清楚地从他的面部表情看到他对主题的关切程度。当他对你的话题不感兴趣的时候，你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他在心不在焉地应付你，如果碰到他感兴趣的话题，他就会表现出异常的兴奋，就像一个猎手看见了猎物一样，眼睛里炯炯发光。

他非常仔细地了解了陈子明他们的情况，然后问：“你能不能帮我们与陈子明他们建立联系？我们可以合作做一点事情。他们需要钱的话，我可以想办法。”

我笑着摇摇头：“恐怕不行。我临行前他们还特别叮嘱我不要沾你们这类组织，免得给他们惹麻烦。组织上或政治上的联系绝对不行，唯一可行的是学术上的联系。可以为他们找一些研究项目，他们有事情干，也赚点美元，他们的研究结果你也可以用。”

王炳章沉思片刻，道：“没有问题，陈子明那边你负责联系，这边的学术机构我来联系。你能不能起草一个书面的详细计划？我想办法去搞点钱。”

“计划书？”我有点迷惑，“是中文的还是英文的？”

“中文的。介绍一下陈子明他们那个研究所的背景，以及和海外研究机构合作的设想及方式。”

我不太明白他为什么要一份中文的计划书，但一想，既然他答应了，怎么办是他的事情，我也不便多问。直到后来我主管中国民联财政的时候，我才明白他为什么非要一份中文的计划书，也知道了他从那里搞的钱。

我答应王炳章几天以后给他计划书。但回到家里，我隐隐觉得有点不安。我衷心想帮助陈子明他们，可是又怕给他们带来政治上的麻烦。我有点矛盾，一方面有点后悔让王炳章卷入了这件事；另一方面我也从心底松了一口气，我知道王炳章有办法办成这件事，而我人生地不熟，又要打工攒学费，实在没有精力去费这个周折。也好，就交给王炳章去办吧。

我给王炳章打了一个电话：“老王，我希望这件事你不要露面，要找中性的学术机构或学者。”

“放心好了，”王炳章在电话那头笑了，“我不会给他们找麻烦的。”

“既然我要与国内联系，那么就不能离你们太近。我想以后尽量少在《中国之春》办公室露面，我们之间的联系也希望你能保密。”

王炳章又笑了，我听得出他有点不以为然。也许这种要求他听得多了，在他眼里觉得有点多余。不过他还是尊重了我的要求，说：“好的，以后我让柯力思和你联系。”

2-4与柯力思单线联系

不久，我认识了柯力思。他当时是王炳章的副手，中国民联的副主席。

柯力思很快就成了我这个小屋的常客。他第一次来访，给我带了一大摞《中国之春》杂志，让我足足看了一个星期。

柯力思一点也不像一个“民运领袖”。他个子矮矮胖胖，圆圆的脸上总是露着憨厚、甚至有点谦卑的微笑。每次来他都骑着一辆自行车，上身穿着一件羽绒风雪衣，并且总是将风雪衣的防雪帽裹在头上，看起来就像个中国餐馆送外卖的伙计。

一见面，柯力思就说他在北京见过我，还听过我的竞选演说。那时候他是民刊《四五论坛》的成员之一，一九八零年竞选运动的时候，徐文立曾带着他去参加北京大学的竞选人联合答辩会。散会之后，徐文立在门口拦住我聊了一会儿，他当时就在旁边。他说他还记得我当时穿着一件蓝色的军棉衣。

他一提，我似乎有了一点印象。我记得那天当我和其他竞选人从礼堂走出来的时候，是有一个穿着雨绒衣的人站在门口发一份《四五论坛》出的油印材料，好象是关于海峡两岸交流问题的。我记得徐文立和我谈的也是这个问题。在我们谈话的时候，那个发材料的人就在旁边。

这段往事的回忆使我们两个人都感到亲切。柯力思是台湾籍人。由于两岸长期的文化隔绝，大陆人和台湾人谈话总会有些隔阂，双方共同的语言不多，关心的事情也不一样。可是我没有觉得我和柯力思之间有什么隔阂。他熟悉大陆人的思维方式、政治术语，他关心大陆的事情，在和他谈话时，你甚至常常感觉不到他是台湾人。柯力思的个人经历具有强烈的传奇色彩。他从台湾到法国留学，因不愿回台湾当兵，又从法国跑到中国大陆，在北京的医学院读书。他在北京的时候刚好赶上民主墙运动，结果他深深地卷进去了，还和徐文立的妹妹谈过恋爱。民主墙被镇压下去之后，当局将他驱逐出境，他又回到法国。任民联副主席之后，他经常往返于巴黎和纽约之间。

据我的观察，柯力思并不善于交际，也不善于套近乎，但是他有一种天然的本事能够使你感到亲切。他待人诚恳，礼貌周到，后来当我们已经很熟的时候，他每次给我打完电话都要说声“谢谢您”。柯力思最初给我留下的好印象一直持续到现在，甚至当他在后来的内斗中把我们搞得很狼狈不堪的时候，我都无法对他产生恶感。

当我读完所有他拿来的《中国之春》之后，柯力思问我对这本杂志的印象和看法。我直言相告了。我说我觉得这本杂志理论高度还不够，对大陆问题的分析过于情绪化，而且比较粗糙。他认真地听着，并不住地点头。等我说完了，他道：“你为什么不为我们写点东西呢？这也可以帮助我们提高一下理论高度嘛。”

一个星期之后，我写了一篇一万六千字的长文《改革死了，改革万岁》，从外贸、金融、工资、物价等各方面分析了当时中国大陆经济改革的现状，同时也阐述了政治改革的前景。当时正值中国大陆的学生运动被镇压，胡耀邦下台，举国上下一片对改革悲观失望的情绪，海外的留学生也发起了千人签名运动，为因胡耀邦而下台的改革派鸣不平。我这篇文章，刚好赶上了这个潮流。

由于不想惹人注目，我随便用了一个“张纲”的笔名在《中国之春》发表了此文。不久，柯力思打了一个电话来，非常兴奋地告诉我：“你写的东西很多人看了，好评如潮。”

他带来的消息使我颇受鼓舞，我又连续以张纲的笔名在《中国之春》上发表好几篇文章，都是关于中国大陆对外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结果，张纲这个名字竟然打响了，不少人写信问张纲是谁，要和我讨论问题。冯胜平就是因此和我认识的。直到后来，我到很多大学去讲演，很多学生还问起张纲，当他们知道张纲就是我时，大为惊讶。

这段时间，我基本上只和柯力思一人联系。那时我在曼哈顿找了一个工作，从早上八点干到下午两点，工资每小时六美元。由于下班早，自由时间比较多，可以为《中国之春》和其他刊物写点稿子，有时候也帮《中国之春》做点事情。

有一次柯力思拿来三盘磁带，是方励之教授在国内几所大学演讲的录音。他说王炳章急着要，请我帮忙整理一下。我花了一个休息日再加上一个通霄，按时完成了。他的那几场演讲几乎没有一句话是完整的，合乎语法的，我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这些缺少主谓宾语的句子理顺成文。

（谢选骏指出：方励之，名爲大教授，實爲小學生。）

为了这三盘录音带，王炳章给了我二百多元的报酬。我不知道王炳章为什么要经常弄些这种事情让我帮他做。当时《中国之春》有七八个人，我想还不至于忙得连个整理录音带的人的抽不出来。我一直在猜，他是知道我需要钱，而通过这种方法来帮助我呢？还是见我若即若离，想通过这种方法拉住我？

后来，每当我回忆起我和《中国之春》最初接触时那种藏头露尾，神神秘秘的心态，连自己都觉得滑稽。后来我把这种心态称之为“惊弓之鸟心态”。

一年之后，当我主持民联总部的时候，也经常和形形色色的大陆人接触。他们在最初和《中国之春》打交道时都曾经历过这样一种“惊弓之鸟心态”。看着他们那些过于谨慎的举动和自欺欺人的保密要求，我才体会出王炳章在电话里那种不以为然的笑声的含义：那是一种理解但又无可奈何的心情，是一种看见鱼已经进了网但还在挣扎的乐趣。看着他们，我常常不自觉地想到胡平的一个幽默的比喻：人都掉到井里了，还想靠耳朵挂住。

不过，比起他们来，我的这种心态还算轻的。至少我还没有把自己看得特别重要，认为共产党非要时时刻刻盯着我的梢不可。另外，我在国内被公安局“关照”惯了，恐惧心理也没有那么严重。我对自己并不担心，主要是怕给国内的家人和朋友找麻烦。后来我在《中国之春》上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嘲笑这种心态，题目叫“别把自己看得太重要”。我在文章中写道：

《中国之春》编辑部接待过很多刚从大陆来的人，他们的行为方式惊人地相似。在进门之前，他们总是警惕地向后张望，仿佛担心有人跟踪。甚至进了门之后，也还是心有余悸，一再地询问此地是否安全。

建议他们用笔名给《中国之春》写点东西，他们常常担心地说：“我提供材料，由你们执笔写好了。我怕有人看到我的文章的内容和风格就会知道是我写的。”

编辑部常常接到一些电话，打电话的人忧心忡忡地诉说，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共产党的严密监视，有许多迹象表明，他们的电话被窃听，信件被拆检，言论被报告，行迹被盯梢，总之，处境极其危险。

本盟有很多秘密盟员，自入盟以来就从未参加过当地支部的活动，为了安全他们只和总部保持单线联系。可是有一天他们中间会有人紧张兮兮地质问总部，一口咬定总部有间谍把他给出卖了。因为最近中共领馆有人和某人谈话，暗示已经知道了他的盟员身份。

在此我毫无意图要嘲弄上面的人，我非常理解他们的心态，因为我刚从大陆出来时，也有类似的感觉。我第一次进《中国之春》大门时也不由自主地回头张望过，第一次用笔名在《中国之春》上发表文章时，也担心有人会从字里行间猜出作者是谁。可是几个月之后，我就坦然了，或者说恢复了正常的心态。其实恢复心理平衡的方法很简单：就是你发现你并没有你自己想象的那样重要。

我一点也没有夸张。没有亲身体会是写不出这篇文章的。在我第一次走进《中国之春》大门的时候，我确实回头向街对面房子二楼的窗子望了一眼。一个念头在我的脑子里闪过：要是中共当局在那个百页窗后装一个录像机的话，那这里进进出出的人就一个也跑不掉了。我相信，每一个第一次走进那扇门的大陆人时都会产生同样的念头。

2-5 亡秦者必楚丁也

我已经不记得我什么时候加入中国民联了。推算时间，大约是在一月底或者二月初。

一次王炳章和我谈完事情，突然拿出了一张民联的盟员表格放在我面前，说：“你把这个填一下好吧？”他很尴尬地笑了笑，“其实都是自己人了，填不填表都无所谓，不过还是正式一点好。

他事先没有跟我打任何招呼，似乎想把事情弄得像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不过我从他脸上有点尴尬的表情看出，这种方式和时机都是他事先筹划好的。

其实，王炳章多虑了，对于“入伙”，我心理上不存在任何障碍。我事实上也早就认为和中国民联是一伙人了。让我感到意外的只是“入伙”竟然还有这么正式的手续，象入共产党一样需要填表。我一直以为这里和大陆的民间团体及沙龙一样，大家混熟了，就算一伙的人了，也无须办什么手续。

我没有犹豫，拿过表很快就填好了，还交了二十元的盟费，似乎也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唯一让我费了点脑筋的是我需要想一个化名。我思索了半天，在使用名一栏里写上了两个字：丁楚。

“丁楚？”王炳章在介绍人一栏里签完字，饶有兴趣地琢磨着这两个字，“这名字不错，你怎么想到的？”

“姓丁，按姓氏笔划排列，可以排头。楚嘛，楚剩三户，必能亡秦。亡秦者，楚丁也。”

王炳章大笑，这个解释看来挺合他的意。

其实我心理也明白，化名对于自己的安全并无多大意义，早晚人们会知道丁楚的真实名字。但是化名却能够给朋友们一个方便，如果当局追究他们与我的联系，他们可以推说，他们只是和自己熟悉的老朋友或老同学房志远来往，而并不知道房志远就是匪首丁楚。

2-6《中国之春》编辑部

时间长了，我头脑中那根“谨慎”的弦越来越松。寒假一过，柯力思回巴黎去了，我不得不越来越频繁地出入《中国之春》办公室。但是在那里，除了王炳章和高淳儿之外，我不与其他任何人打招呼，也不问他们的事情，王炳章也不向他们介绍我。这里，大家似乎都遵守着一个默契：不该知道的事情不要过问。

《中国之春》编辑部办公室位于与艾姆赫斯特区相临的林边区。这是一个中国人、韩国人、印度人以及南美西班牙后裔移民的杂居区。林边大道从林边区向东伸延到艾姆赫斯特，然后斜插入这个地区最热闹的百老汇大街。王炳章的家就住在百老汇大街中段的一个小街里，刚好处于我家和编辑部之间。

编辑部的门临街，就在林边大道的人行道旁。门是白色的，没有招牌。门一敞开，就可以从街上一步跨进办公室，而且可以从大街上一眼看到办公室走廊的尽头。门和街道中间没有门廊，没有台阶，没有任何缓冲的空间，这种房屋用来开店铺不错，可是用来当办公室，似乎显得缺乏安全感。难怪很多人到这里来都会对这里的安全产生疑虑，因为大门口没有任何遮掩的东西，门口的一切活动，从大街上都可以一览无遗。

整个编辑部的面积呈长方型，一条走廊从门口一直伸到后窗。走廊一进大门，有块小空间，这是薛伟的领地，他负责《中国之春》的发行。走廊的中段向左边凸出，形成了另一个空间，有一对办公桌并对着，是王炳章和高淳儿的办公地方。他们的背后，走廊的左侧分别是衣厨，厕所和厨房。走廊的右侧并排四个房间。第一间是编辑室，面积较大，当时在里面工作的有三位编辑：杨漫克、老王和老李。第二间是打字室，面积最小，里面只有两台手动的铅字打字机和一台电脑。第三间是财务室，比打字室稍大，是经理林樵清的办公室，所有的财务档案都在里面。最后一间是会议室，是整个办公室最大的房间，里面放了一张摇摇晃晃的长方型旧桌子，墙上的墙纸几乎掉光，四周留下一片斑驳的墙皮，墙角上方是一个空调的风筒，黑洞洞的风口狰狞地对着门口。会议室的地板木质已经腐朽变形，凹凸不平，踩在上面吱吱咯咯地作响。编辑室的背后，有一个小门，一道斜梯通到地下室。地下室的面积比整个楼上的办公室总面积还要大，里面横七八竖地堆着上百个纸箱，纸箱里装着各期保存下来的《中国之春》旧杂志。整个地下室布满了厚厚的一层灰尘，墙角到处挂着蜘蛛网。

我很难描述我第一次跨进《中国之春》编辑部的感觉，那是一种意外、惊讶、失望同时又有点振奋的混合物。这间屋子给人的总体印象是阴暗、脏乱、破旧，很容易让人想起文化革命时期的红卫兵总部。但是，另一方面你也可以隐隐感觉到这里蕴藏着的生机，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人进进出出，电话铃成天响个不停，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在忙忙碌碌。这种节奏似乎颇能振奋人心。

在我出任《中国之春》经理之前，我一直都是作为来访的客人到编辑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除了王炳章、柯力思和高淳儿之外，我对编辑部和总部的其他人员基本上没有留下什么印象。我知道他们所有人的名字，但很少和他们说话，也不打听他们的事情，同时也不希望他们打听我的事情。

除了王炳章之外，这个办公室的核心无疑是林樵清，他是编辑部和民联总部的行政及财务主管。林樵清长着一个硕大的脑袋，虽然才三十几岁，但己是满头白发。他平时戴着一副圆边的眼镜，嘴边留着两撮下垂的小胡子。乍眼一看，你的第一印象一定想到一个黑社会帮派的头子，而绝对不会把他和民运人士联系在一起。

林樵清最初给我的印象是办事干练果断，脾气暴躁。我听到有好几次他在办公室里骂娘，训斥工作人员，有几次还拍着桌子和王炳章吵架。办公室里的人显然都怕他更甚于王炳章。他和王炳章两个人配合得非常好，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常常是他骂了人，王炳章在后面说情。

我的第一次搬家是林樵清帮的忙。二月份开学之后我就搬到布鲁克林区去了，长岛大学联合国学院在布鲁克林，上学方便一些。新房子的主人是个台湾女人，忙着回台湾与离婚的丈夫打官司争孩子，急需找一个房客给她看着纽约的房子。我刚好在她临行前打电话问房子，她饥不择食了，以两百元的月租把整个两层楼都交给我了。

我没有车子搬家，于是打了个电话请林樵清帮忙。林樵清在约定的时间来了，把我的行李运到了新家。车子开了差不多一个小时，路上大多数时间我们之间都保持着沉默。林樵清是香港人，父亲是国民党元老，他本人的专业学的是中共党史。可是比起柯力思来说，他似乎缺乏对大陆政治的基本感觉，所以我和他几乎没有什么共同的语言。林樵清是有名的“铁嘴”，不该说的事情他从不漏风。我听说过这一点，所以我也不问总部和编辑部的事情，他也不多问我的事情。车子到了新家，我掏出十块钱，说付他的油钱，他生气地说：“帮你忙是应该的，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请他进门坐一会，他谢绝了，说要赶回去。他车子开走之后，我一直觉得十分抱歉，他连水都没有喝一口。

我第二次和林樵清打交道是向他借钱开银行证明，担保我新婚的太太来美国陪读。我先问王炳章，《中国之春》能不能借给我一万美元。王炳章说钱归林樵清管，请我找林樵清。我打了电话给林樵清，他很爽快就答应了，叫我第二天取钱。第二天，他给了我一大堆现钞，我把护照留给他抵押。两个星期之后，我按时还了钱，拿回了护照。整个过程，涉及如此一笔巨款，我们之间象是有默契一样，说了不到十句话。我暗地发现，我其实很喜欢和林樵清打交道，这个人有肩膀，讲信义，说一不二，办事干脆利落，从不拖泥带水。可是，我和他之间没话说。一直到最后，我和他讲的话也没有超过两百句。

（谢选骏指出：這倆才是真正的同行。）

办公室里另外一个人物是薛伟。他虽然只是编辑部一个普通工作人员，但是民联的监委主任。这个职位和主席一样，是代表大会直选出来的，所以王炳章也奈他不何。在最初阶段，薛伟基本上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他个子瘦小，脸色阴沉，不苟颜笑，常常开着车子跑来跑去，接人送货。我观察，他在办公室的角色似乎是个不管部长，凡是没有具体职责管的事情和临时的差事都是他的活。有一次我到编辑部找王炳章，但是忘记带一个重要的材料。王炳章刚好急着要，于是立即叫薛伟开车带我回家拿。薛伟二话没说就带我上车了。从编辑部到我的新家要开一个小时，我们在车上一句话也没说。

（谢选骏指出：這倆也像是真正的同行。）

无论从什么角度讲，杨漫克在编辑部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角色。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听到王炳章称赞杨漫克写文章快。“他简直就是个写作机器，”有一次王炳章说，“我只要口授五个要点或者给他五个提纲，明天他就可以把它变成五千字的文章。”杨漫克总是一付不修篇幅的样子，头发乱糟糟的，似乎从来没有梳整齐过。他虽然马脸削长，鹰钩鼻子，但并不给人阴险的感觉。相反，他是编辑部里最随和的一个人，你无论对他讲什么，他都一个劲地对你点头微笑，露出一口被烟熏得发黄的牙齿。他烟抽得利害，几乎不离手。我常常在编辑部看见他手里拿着烟，蹲在椅子上写稿子。他每次见我，总是夸我文章写得好，夸得我心里挺舒服。有时我也想和他聊聊，但实在是怕他的烟味，只好敬而远之。

2-7 冯胜平和政治学会

我不知道冯胜平是民联的成员，我认识他是在政治学会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

自从开学之后，我就很少去《中国之春》了。学习的压力很重，几乎对每一个留学生来说第一学期都是最难熬的。语言不过关，我只好带着录音机上课，回家后再把老师讲的东西一遍又一遍地放来听。教授留给你一大堆参考书，三天两头给你布置短文作业。功课压得我没有时间打工，只好消费积蓄。

生活和学习的重扼使我逐渐转进了典型的留学生的轨道：教室、图书馆、家，三点一线，重复往返。教授告诉我，只要我的成绩好，下一年就可以申请联合国的奖学金。我盯住了那个全“A”的目标，就象中了邪的驴子似的，拼命想咬住嘴边的那丛草。我疏远了朋友，淡忘了《中国之春》，躲开了所有的社交活动，直到有一天我接到冯胜平的电话。

“我是留美中国同学政治学会的理事，”他先作了自我介绍，“我们学会最近正准备在波士顿举办一个关于中国大陆体制改革的研讨会，想请您作一个发言，介绍一下特区的情况，您能来参加吗？”

“您怎么找到我的？”我有点好奇。

“高征你认识吗？他是会议的筹备人之一。”

高征是我们北大的同学。五年前，我在北大国际政治系读本科的时候，他在系属的南亚研究所读研究生。到美国之后我曾给他挂过一个电话。

“来吧！”他神秘地笑了笑：“到这里你还会见到很多老朋友。”

我看了一下日历，道：“开会的那个周末，刚好我要打工。不干活没钱交房租了。”

“你一天能赚多少钱？”他问。

“大约五十元。”

“那好，我们给你补助一百五十元，作为发言者的报酬。”他笑着补充道：“够你三天的工资了。”

我到了波士顿，果然见到不少朋友，很多都是北大的同学。高征、胡平、杨炳章、何维凌、唐文方、史天健，光是我们同班同学就见到四个，王丹维、江山、童燕齐、彭小华。我和冯胜平第一次见了面，一见如故。

冯胜平比我略高，方脸宽肩，戴着一付宽边秀郎镜，童花头式的头发几乎永远不梳，任其垂到眼眉。他表情生动多变，喜怒总是很明显地挂在脸上。当他笑的时候会露出一对儿小虎牙，眼睛不停地眨着，闪着狡黠的光，这时你会觉得他很友好可亲；可是当他发怒的时候，便会眼露凶光，太阳穴青筋暴露，嘴角向下弯去，本来就凸出的腮骨上肌肉滚动不停，这时你会觉得他很残忍。冯胜平不修篇幅，他的装扮总是一身球衣，牛仔裤下面永远是一双回力球鞋，背上背着一个双肩跨带的书包，一副典型的学生模样。

冯胜平一见到我，就把我拉到一个僻静的角落。他神秘地笑了笑，对我说：“张纲先生，那篇文章是你写的吧？”

我大为吃惊，问：“你怎么知道的？”

“这篇文章是我在《中国之春》上看到的最有分量的文章。我一直想认识一下它的作者，就打电话问王炳章。他告诉我作者会出席这次会议，我就知道是你。”

我不知道冯胜平是民联成员，听了他的话我对王炳章颇为不满。虽然我这时已经不在乎与《中国之春》来往了，但王炳章既然答应为我保密，就应该遵守诺言。

“你参加了《中国之春》了吗？”

我不想承认，但又不想说谎，于是反问了一句：“你对《中国之春》什么看法？”

他好像看穿了我的掩饰，笑道：“事情很复杂，不是一两句能讲清的。海外的水很混，你刚出来有些情况不了解，以后多看看，就明白了。”

这句话似乎意味深长，我反复琢磨了很久。

开会期间，一个与会者传给我一个口信，说外面有人找，请我出去一下。我出了会议的大楼，发现王炳章正站在一个路口拐角的电话亭旁。我大为惊讶，问：“你为什么站在这里？怎么不进去？”

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道：“算了，我不想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他给我一个录音机，告诉我他想在《中国之春》上发一个会议纪要，希望我能把会议上的发言录下来。他给了我他住的地方，说晚上有几个人到他那里聚一聚，希望我也能去。

我在王炳章的房间里见到了胡平、杨柄章等，还有些人我记不清了，只记得一个叫钱宁的女士，是方励之的同学。大家山呼海聊了一通，也没有什么主题。我当时实在想不出王炳章把我们聚在一起的目的是什么。后来当我逐渐熟悉了王炳章的一些组织运作方法后，我才明白他的用意。

这次会议是我来到美国之后第一次参加的社会活动。会上我听到了很多人对《中国之春》的评价，使我惊诧不已。无论我对于《中国之春》这本杂志的评价如何，但我总是认为这个事业是神圣的，对为这个事业的而奋斗的人我充满着敬意。可是我没有想到《中国之春》在大陆留学生中的形象竟是那么糟糕。有人说民联的成员很多是为了政治避难才去搞民运的，民联差不多就是个绿卡党；有人说《中国之春》上面的文章只会骂街，拿不出什么有分量的理论；还有人说《中国之春》拿国民党的钱，言下之意实际上说民联就是国民党豢养的特务组织；还有的人干脆就是瞧不起《中国之春》的人，认为他们素质差，水平低。

会间，冯胜平给我讲了政治学会创办的历史，他也是这个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其中有一个插曲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第一届政治学年会在美国休斯顿召开时，《中国之春》派了杨漫克作为记者参加，可是会上有人提出，政治学会是中性的学术组织，不能允许政治势力渗入，结果杨漫克被赶出会场，胶卷也被没收了。

在听到这个故事的一刹那间，我忽然明白了王炳章为什么不敢直接进入会场了，也明白了“不必要的麻烦”是指什么，那个局面我可以想象，对王炳章将是非常难堪的。这个发现使我感到压抑和忿忿不平。我突然觉得我非常同情王炳章，并对他能够在这种逆境中坚持奋斗的毅力由衷地钦佩。

显然，为了扭转民联在留学生中这种险恶的局面，王炳章需要把一批在留学生眼里“有素质”，有威望的人拢在自己的周围。然而他明白，做到这一点单凭他个人的号召力是不够的，他需要“借用”其他人的影响力，并让他们互相影响。假设胡平、丁楚、杨柄章、程铁军、冯胜平等人都属于比较有影响力的人，但他们对王炳章都存有戒心，保持距离。可是如果他们同时都出现在王炳章召集的聚会上，那么他们将会怎样想呢？

胡平会想：怎么，房志远已经和王炳章这么熟了。也许这个发现会使他马上放松戒心。

房志远会想：怎么，胡平也和他有来往，看来我和王炳章的接触没什么大不了的。

杨柄章会想：怎么，胡平和房志远也来了，既然王炳章能够被他们接受，我们也不必计较其他人怎么说了。

王炳章真不愧为是个组织人才，他竟能把握住人们如此细微的心理活动，并利用娴熟。

在那次政治学会上，我的发言相当引人注目。因为那批与会的留学生出国都很早，很多都是改革之前或者是改革初期就离开了中国。像我这样亲身参与了第一线改革规划的人在当时的海外还是凤毛麟角。我讲完之后还有很多人围着我和我讨论，其中有一个人嗓门很大，讲话很激动，他的一只手上有几个断指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后来我知道他叫丁学良。

当听众对我的发言鼓掌的时候，当会后有很多人围着我和我讨论问题的时候，一个念头总是在我的头脑中挥之不去：假如他们知道了我是民联成员，他们还会接受我吗？如果他们知道了我口袋里的录音将会变成《中国之春》上的文字，他们会把我赶出会场吗？

在回程的公共汽车上，我一直在权衡着，犹豫着：是从此远离《中国之春》呢，还是全力以赴，帮助它翻身？

我知道很多留学生排斥《中国之春》的态度是毫无道理的，只不过是为他们欺软怕硬找个借口罢了。“不允许政治组织渗透”？那么共产党是不是政治组织？领事馆的官员在会场上讲话，谁敢赶他们出场？共产党对于留学生组织的控制及渗透几乎是明目张胆的，可谁敢说一个“不”字？为什么对《中国之春》如此苛刻？我越想越生气，我性格中倔强逆反的一面逐渐占了上风。我咽不下这口气，见不得王炳章这种英雄气短的场面。

当我回到纽约的时候，我的决心已下。我发誓，我非得让所有《中国之春》成员能够正大光明地宣布自己的身份，如履平地般地走进政治学会会场。

三年之后，我的愿望实现了。

谢选骏指出：房志远一年就能入主《中國之春》，顯然不是單槍匹馬。當然這也需要王炳章的糊塗，他可能不懂，“丁楚”的意思是“釘死楚國”——“丁”，此字始见于商代甲骨文及商代金文，其古字形一般认为像钉子的形状，是“钉”的初文。再説了，“逼上梁山”的都是些殺人不眨眼的强盜，參加民主運動也需作奸犯科嗎？

【第三章：隐居总部】

3-1重操修理工的旧业

美国学校的暑假特别长，有的学校在五月下旬就开始放假，直到九月中旬才上课。漫长的暑假对于这里的中国留学生来说，是艰苦的学习生活中一个非常难得的喘息机会，公费生需要用这段时间来消化囫囵吞下的课程，自费生则需要在这段时间里酬足下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

每到暑假开始时，就会有成百上千的中国留学生从美国各州汇集到纽约来找工作。纽约是美国的移民天堂，据估计约有一百万左右的非法移民生活在这座西半球最大的都市里。这里充满着机会，容易求职，容易生存。我在联合国上课的时候，一个教授对我说：“什么是美国？美国是世界上最好的加上世界上最坏的国家。什么是纽约？纽约是美国最好的加上美国最坏的城市。”的确，想了解美国，不能看纽约，纽约不是美国，纽约是个袖珍版的世界。每当你早上走进纽约的地铁，你会看到各种不同肤色的上班族移民，他们每个人手里拿的报纸都不同文字，有英文、西班牙文、中文、韩文、印度文、阿拉伯文、法文、俄文、越南文……。纽约是他们的天堂，也是他们的地狱。

我后来曾经向不少初到纽约的中国留学生讲起从一个美国同学那里学到的经验之谈：“当你是穷人的时候，你应当来纽约，因为这里容易生存；当你成为中产阶级的时候，你就该离开纽约了，因为这里活着太累；但是当你成为百万富翁的时候，你又要回到纽约了，因为只有这里才有大展宏图的天地。”

纽约的机会多，但是竞争也十分激烈。每到暑假前夕，外州的中国学生就开始摩拳擦掌，纷纷委托住在纽约的朋友事先为他们找好房子，联系工作。放假越早的学校，学生越占便宜，他们能够较早地在纽约登陆抢滩，占据较好的工作位置。而放假晚的学校就吃亏了，等那里的学生涌进纽约的时候，好工作大多已经被占领了，只好去拣别人挑剩的残汤剩饭。当然，最占便宜的还是纽约本地的学生，他们理所当然地近水楼台先得月，在放假前就可以从容地为暑假的饭碗未雨稠缪了。

第一个学期语言的压力太重，我差不多全部时间都用来读书，耗到五月就基本上弹尽粮绝了。波士顿的一个北大老同学打电话来，说暑假要来纽约打工，请我帮他先找好房子。我在学校附近找了一家，房东非要两间屋一起出租才肯降到老同学愿意负担的价格，因此我就要下了另外一间。我原来的房东从台湾回来了，我的特权也没有了，那地方离学校太远，不如趁机搬家。两间房子的押金和房租一交，我的帐上只剩下四十元钱了，我不得不开始考虑下一个月的房租和饭钱了。

我绞尽脑汁，努力回忆我能够谋生的手段。餐馆我已经干过四五家了，自然不难找到工作，但是我的上课时间都在下午六点到八点，恰好是餐馆赚钱的黄金时间。当时还没有放假，课是不能耽误的。我还会理发，当然也是一个不错的糊口手段。我在学生宿舍电梯上贴了一些广告，剃一个头学生价三元到五元，生意倒也不错。可是不久，学生宿舍管理员就拿着我的广告找上门来了。他警告我，没有报税资格是不能做买卖的，于是我的“非法牟利生意”被学校当局取缔了。

我买了一份报纸，把广告的栏目像蓖虱子一样扫了一遍。最后，当我的眼睛停在了一家修理冷冻机的广告上时，不由自主地乐了——我简直是在捧着金碗讨饭。在考上北京大学之前，我曾在一家船厂当修理钳工，而最拿手的就是修理冰库的冷冻机和空调机，在这门技术上，我有七年的工龄和经验。在美国的劳工市场上，最吃香的不是工程师，而是技术工。

这个修理冷冻机的广告不是招工的广告，而是招揽生意的广告。但是不管怎样，上面有工厂的电话。

我拨通了电话：“请问你们需要修理技工吗？”

“你从前干过吗？”对方问。

“我干过七年，经验丰富。”我回答得斩钉截铁，自信十足。

我听出对方非常感兴趣。他犹豫了一会儿，问：“你要多少工资？”

“不低于十五元一小时。”我没有想到他会提这个问题，临急想了一个数报给他。按一般移民劳工市场的平均价格，每小时工资约五美元，我一下子加了三倍，等着他杀价。谁知对方竟然没有还价就同意了。

“明天早上来见工。”他把电话挂了。

第二天，我按照地址找到那家工厂。老板是个在美国出生的华人，不会讲国语，但会讲不太熟练的广东话，所以我们勉强可以沟通。一般情况用英文，讲不通了就用广东话补充。

老板给我一张纸，说：“把冷冻机制冷的循环工作系统和电路控制系统给我画出来，告诉我制冷的原理。”

这对于我来说太容易了。在工厂的时候，我的师傅杜景生是赫赫有名的华南冰机王，任何有关制冷系统的疑难杂症他都能手到病除。我跟了他三年，帮他编过书，整理过资料，后来还给一些制冷培训班讲过课。这套系统图我画得烂熟，不但可以阐明机械原理，而且还可以讲出物理的基本原理。

老板对我画的图和解释感到十分意外。我相信他工厂几十个工人中间都没有哪一个人可以像我这样把系统吃得如此之透。他满意地点着头，良久没有出声。然后，冷不丁问了一句：“你会开车吗？”

“正在学，还没有考驾照。”我老实地说。

老板像抓到一个救命稻草一样，喜出望外，赶紧说：“你不会开车，所以我不能单独地使用你，你必须跟别人的车出外修理。所以我不能给你十五元一小时的工资。第一个月试用，给你八元一小时，第二个月起十二元，等你拿到汽车驾照之后，我再考虑十五元一小时。怎么样，你同意吗？同意的话，明天就开始上班。一个星期工作六天，星期天休息。”

我几乎是迫不及待地就点头同意了。我报十五元，只不过是漫天要价，想等对方坐地还钱。我的底线是五元一小时。现在他试工阶段就给我八块钱一小时，我已经谢天谢地了。后来我都为自己这样沉不住气而感到惭愧，其实我相信我只要再坚持一下，每小时十元钱是稳拿的。

这家公司几乎是华人当中最大的冷气公司了。它大概有四百多家固定的客户，几乎每年都要检修，另外还有些新的客户安装空调或设计冷库的工程。所以一临夏天，公司就进入忙季，电话铃从早到晚响个不停，全厂几十个工人忙得脚不着地，成天象救火队似地在外面东奔西走。以至到我离开这家公司的时候，我还没搞清楚这里到底有多少人，也没有能够认识所有人的面孔。

我真得感谢我在广州学的这一手修理技术。我发现，美国的制造业虽然是中国远远比不上的，但是修理业却完全不能望中国人之项背。道理也很简单，发达的制造业几乎把美国的修理工惯坏了，他们除了换零件之外，一无所长。而在中国，很多机器都是超龄服役的，而且没有现成的、规格化的零配件供应，这就要求修理工具有高度的技巧，随机应变，因地制宜地解决各种问题。

我的这种高度技巧很快就显露出来了。老板发现，我外出维修很少换零件。一般人维修要花至少两个工作日。他们总是先拆一大堆东西回来，然后相应预订一批新零件，等零件到齐了，下一个工作日在去现场安装。可是我常常能在几分钟之内手到病除，一个工作日可以跑好几家，几乎每次都空手而归，从容悠载。

一次，老板实在忍不住好奇心，亲自开车送我去一个餐馆的冰库检修。我到现场检查了一下，发现是自动调节温度的继电器失灵。按一般美国人最省事的做法，他们会把这个继电器拆回去，按照规格买一个新的，下次来再换上去。可是我随地拣了一块罐头的马口铁，用剪刀剪了一下，塞进继电器，然后在另外一个地方绑了一条橡皮筋，试了几次，竟然好了。整个过程没有超过十五分钟。老板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后来他称我这种修理简直是“巫术”。但是客户很满意，他也就没说什么，至少他不能当着顾客的面拆我的台。下面的一家就更简单了——膨胀阀堵塞。我提起一壶开水，对着膨胀阀浇去，然后拆出它的过滤纱网，清洗干净，装回，前后不到十分钟。那一天，我们跑了四家，最后拆回来一副漏油的轴封环。老板说厂里有现成新的。回去换一个就行了。我告诉他，在中国我跟本就用不着换新的，只要用金刚砂对磨几分钟就行了。

我的修理虽然看起来随随便便，但是各方满意。首先客户满意，我马上就能让设备恢复工作，用不着停机待料（可以想象大热天停两天冷冻机，冰库里的食品将要受多大的损失，停两天空调，人们会有什么感受），客户用不着知道我搞了些什么名堂，他们只看最后的效果。其次老板也满意，我一天能跑好几家，十几分钟干完的活他仍按照一小时工时的最低限收费，二百四十元。同时他很快就明白，马口铁、橡皮筋之类的雕虫小技尽管可以解燃眉之急，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工程留下一个尾巴，客户以后自然还会找上门来，生意不断，财源也就不断。下次发生同样的问题，他只需带一个新的继电器去就行了。最后和我一起工作的工友也满意，他们用不着把一大推东西拆来装去，搬来运去，活干得轻松，大家悠载。

整个夏天，我们忙得像陀螺一样转个不停，几乎天天加班。老板也疲劳不堪，脾气暴躁，活赶不出来，他就整天骂骂咧咧的。一次我问他：“我看我们人手不够。为什么不多请几个人？”

他反问道：“我请那么多人，等冬天淡季来的时候怎么办？再把人辞掉吗？”

我说：“为什么不能冬夏匀着吃呢？”

他冷笑了一下：“说得容易，冬天谁会用空调？没有空调，工程少了一大半。冬天冷冻机的负荷轻，事故率也少。我们这一行注定要吃季节饭，没办法。”

“这很容易解决。我们不是有四百多家固定客户嘛。他们中间很多是每年定期检修。不过人们都像寒号鸟，冬天他们就忘了空调，等夏天来临之前才想起来，所以到了五六月份，告急的电话就来了。可是为什么不能让他们在二三月就把空调检修好呢？只要规定一个优惠价格就行了。例如，十一月到三月维修，打七折价，四月到六月，九月到十月，按正常价；七月、八月收额外的加急费。这样，客户为了省钱，就会把他们例行维修安排在淡季了。”

老板听着，眼里放出兴奋的光来。他用一种惊奇的眼光打量着我：“没想到你不但懂技术，也懂经营。”其实这手段我只不过受到航空公司的启发，它们用不同的机票价格来调节旅游旺季和淡季的生意额。我奇怪的是，这么简单的办法，为什么老板竟然没有想到。

我没有告诉老板我是学生，因为学生打工是非法的。不过我相信，从我坚持要用现金领工资的举动中，精于此道的老板不会猜不出我是没有合法工作身份的。尽管如此，我发现一向冷若冰霜的老板对我热情起来。有一天他问我有没有绿卡。我老实告诉他没有。他热情地说要给我办绿卡，只要我答应长期留在公司。逐渐，从老板的言谈中我看到了他的苦恼和意图。

这家公司是老板和他弟弟两个人的。他的弟弟是工人的领班，是本厂的技术权威，但是对经营一窍不通，连账本都看不懂。而老板本人主管经营、进货，但是他对安装修理技术不甚了了。这两兄弟各有所长，但都缺一条腿。所以他需要一个既懂技术，又有经营能力的经理。显然，老板看中了我。

3-2辞职到总部工作

七月下旬，王炳章打了一个电话给我，问我能否到总部工作一段时间。

我直接了当地告诉他，我现在正在打工，我需要钱。暑假是我唯一赚钱的时候，我必须利用暑假凑足学费和下两个学期的生活费。王炳章说他可以给我发工资，一个月八百元。八百元和我在冷冻机厂一个星期的薪水差不多，我算了一下，没有同意。我这个暑假的目标是积累九千元，现在两个半月我已经赚了七千了。现在还剩下一个半月，八百元显然离我的目标相差甚远。

拒绝王炳章的时候，我心里觉得很不舒服。我当时对民主运动还抱有很强的理想主义色彩，可是却不得不像小贩一样讨价还价，铢玑必较。说心里话，我倒很愿意到总部去工作，修理冰机钱虽然多，但是那毕竟是体力劳动，权宜之计，我并不准备干一辈子。但是生活问题是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如果我能够在暑假达到目标，下两个学期我就可以全力以赴地读书了。

第二天，王炳章又打电话来了：“丁楚，我们一个月给你一千元工资。另外《中国之春》征文奖揭晓了，你的《改革死了，改革万岁》获头奖，奖金一千元。够不够？”

我几乎连想都没有想就答应了。“够不够？”当然不够，我没有告诉王炳章我现在一个月赚多少钱，否则他就不会提出这么蠢的问题。不过我还是想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我这人无论表面上看多么现实，可是骨子还是个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

我告诉王炳章我需要一个星期辞掉目前的工作。困难的问题是：如何向老板开口。他现在正在打算把我培养成他的接班人呢。

辞职，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也是最难的事情。说容易，我只要在发薪的第二天不来上班就完了；可是说难，面对老板日益热情的面孔，我需要编一个什么理由才能不伤他的心？难道我直接了当地告诉老板，我瞧不上他的工作，我志不在此？

发薪了，老板在给我那个信封套的时候，别有用心地对我笑了一下。我打开信封数了一下，七百七十元。如果按一星期四十八个小时算，老板给我的工资已经超过我最初开口要的每小时十五元了。

等所有的人都走光了，我告诉老板我要辞职。我很难形容老板听到这个消息时脸上的表情：惊诧、迷惑、不解……。按照他的想象，他已经给了我超出意料的报酬，我应当感恩不尽，力图后报才是。可是怎么也没想到接仲而来的竟是我的辞职。他的第一反应是认为我索求更高的工资，这也是合乎逻辑的反应。

“我从下个月开始给你每小时十八元，行不行？”他说着又从口袋里掏出两张一百元的钞票，递给我，道：“这点小意思算本月奖金，拿着。再高我恐怕是不能给了，告诉你实话，吉米每小时的工资在这里是最高的了，不过二十元。可是你才来了三个月就和他差不多了。”吉米是老板的弟弟。

我被老板的慷慨深深感动了，简直不好意思再说什么。我坚决推回那两百元钞票，道：“感谢你的关照，我不能长期在你这里工作，我是学生，还要上学。我只是暑假打工赚点学费。”

老板不解地看着我，道：“现在还是暑假，学校不是都九月才开学吗？”

“我要用一个月准备一下考试。”我临急编了一个理由。我原来没有打算和老板的谈话会深入到这样的层次，所以显得措手不及。

这下子老板更迷糊了：“学校都是放假前考试，你这学校怎么开学前考试？”

“我还没有入学，要先考英语。”我发现自己已经语无伦次了，恨不得马上离开这个令人发窘的场面。

“哪一所大学？”老板还没完没了，显然对我有点依依不舍。

“哥伦比亚大学。”我把心一横，既然已经撒开了谎，干脆就撒到底了。

“唉，”老板长叹了一声，“像你这样聪明又有一技在身的人，去花钱花时间读什么学位，噻气（广东话：冤枉）。我认识很多老板，都没有读过大学。中学一毕业就到社会上混，等到他们发财了，创立了自己的公司，刚好去雇那些毕业的硕士博士。拿了学位又怎么样？浪费那么多时间，到头来还不是给人打工？”

我急于打断老板的宏论，忙道：“我还不一定考得上呢。要是考不上，我还回来。”

老板拍拍我的肩膀，又从口袋里拿出两张一百元的票子，硬塞到我的口袋里，说：“考不上真回来，我不会亏待你的。我第一次见你猜出你是个读书人，读书人有自己的想法，我不勉强。其实我也知道，在美国很多学生读书就是为了维持身份。要是你真能回来，我帮你申请绿卡。”

我几乎热泪盈眶了。但我知道，我八成是不会回来的，除非我再一次落到口袋里只剩下四十元的地步。

临走的时候，我只知道老板叫威廉，这在美国是个很普通的名子。可我最终连他姓什么都不知道。

3-3神秘的民联总部

民联总部在艾姆赫斯特大道一座公寓大楼的六楼，是一个一房一厅的单元套间。这是一个老式的房间，天花板很高，厅的面积很大，显得空空旷旷，与《中国之春》的编辑部的拥挤和脏乱形成鲜明的反差。

大厅正中并放着两张办公桌，是王炳章和秘书高淳儿的。睡房的面积和厅相仿，也有两张办公桌，是柯力思用的。现在柯力思回法国了，就归我用。靠墙有一排五尺高的档案柜，窗前的地上有一个单人的床垫，显然是柯力思曾经睡在这里。

在我跨进这间房间之前，我从来也没有听说过它的存在，也从未听人说起过它。过去我一直以为“总部”就是《中国之春》编辑部。压根没想到它会设置在另外一个神秘的地方。后来我知道，在当时的民联核心成员中，只有四个人知道总部的地址：王炳章、柯力思、高醇儿和林樵清。我是第五个。就连已经当上监委主任的薛伟和编辑部骨干杨漫克，都从来没有听说过总部在哪儿。

在总部的工作的这段时间，我基本上过着与世隔绝的日子，甚至连电话都不接。这是我到美国来之后第一次有这么充裕的时间看书、写作、思考。我每天早上看一会报纸和书籍，然后处理一些盟员入盟的档案和信件，下午开始写作。王炳章曾在电话里就对我说，希望我能为民联写一本《民主运动一百问答》的通俗小册子。

我和王炳章花了两天的时间整理了一百个问题，并将它们分为六个部分：

（1）当代中国民主运动的发展史

（2）当代中国民主运动的基础理论

（3）对中国当代社会的认识和批判

（4）对一些错误认识和观点的批判 

（5）中国民主社会各种模式的构想

（6）实现民主化的道路和基本策略

问题大部分是王炳章提出来的，我主要作补充和归类。那段时间，王炳章常常出去演讲，每一次演讲都会带回来一大堆问题。当后来我也经常到留学生中去演讲的时候，我才体会到王炳章为什么急需这样一个宣传小册子了。

留学生大多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尖子，自命不凡，思想活跃，想在理论上征服他们是很棘手的事情。每次演讲，他们都会提出一些非常刁钻的问题来显示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他们中间有些人甚至是故意给你出难题，无非想出出你的丑而已。在这种场合，如果你准备不够，或本来深度不够，讲了错话或蠢话，就会使自己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不但自己脸面无光，而且会使整个民联组织威信扫地。我猜测王炳章要编写这本小册子的意义，不但在于使今后民联的演讲者可以应付各种问题，同时也要为这个组织建立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换句话说，就是要把宣传口径“意识形态化”。

3-4搞民运的最大苦恼是什么？ 

每天上午，如果没有什么其他的活动，王炳章和小高都会到总部来，小高打一些电话，回一些信，并且做一些剪报。王炳章则利用这段时间静下来写点东西。下午他们两人就到编辑部去工作，总部就只剩我一个人。吃中饭的时候，我和王炳章常常讨论一些问题，如切磋一些小册子里涉及的理论问题，交换一些对重大时事事件的看法，有的时候，王炳章会就一些民运战略策略问题和民联将要进行的重大活动征求一下我的意见。

在我和王炳章聊天的时候，小高照例是坐在旁边一言不发，但聚精会神地听着。有一次，她私下对我说，他跟王炳章这么久，还从来没有看见他这么信任和重视一个人。我不知道是否王炳章授意她这样说，以赢得我的向心力（我知道他是个相当出色的组织人才，有时候会来一点笼络人心的小手腕）。即使不是，我想她也没有完全说对，我后来知道，王炳章当时至少还有一个关系非常亲密的朋友和高参，就是后来倒王最积极的冯胜平。

我能够在与王炳章的聊天中体会到民联所面临的问题和王炳章所关心的事情。通过这些讨论，我逐渐了解民联的历史、了解王炳章本人的个性，也了解了海外民运的特点。这段时期，我从王炳章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他在海外民运中磕磕碰碰地走了四年多，有过不少经验和教训，有很多体会不是亲身经历过，是无法感受的。后来，当《中国之春》和民联总部的担子落到我肩头的时候，我才真正理解王炳章当时很多话的含义，也真正地理解了他。

有一次，王炳章问我：“丁楚，你觉得搞民运最大的苦恼是什么？”

我沉思片刻，答道：“没钱。”

“不对，”王炳章苦笑着摇了摇头：“是没有事情可做。”

王炳章的回答使我感到有点意外，不过后来我深刻领悟了这句话的滋味。

在一九八四年到一九八六年这段漫长的民运低潮中，民联在王炳章的策划下搞过一些小动作，例如策反中国大陆的奥运会运动员，状告《人民日报》，抛出所谓的“中共统战密件”等等。后人看来，这些事情干得是相当愚蠢的，它们给民联带来的负分要远远大于正分，王炳章后来得的一些不好的名声，很多都归于这些并不高明的小动作。后来，我甚至当面批评过王炳章“只能赢小仗，赢不了大仗。”可是如果站到王炳章的位置上，设身处地为他着想一下就不难理解他了。在民运低潮中，他若不搞出点动静来，民联内部就会军心涣散，社会就会把这个组织遗忘掉，可是在当时的形势下，他当时除了这些雕虫小技，还能搞点什么其他名堂出来呢？

王炳章的政治直觉是非常敏锐的，他的言谈也很能把握住分寸。我相信他未必不能察觉出他的那些小动作所产生的负作用，可他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民联中有很多人佩服王炳章善于“造势”的本领。这种本领也许是王炳章的成功之处，也恰恰也是他的失败之处。英雄可以造小势，但是要想成为大英雄，非得有大时势不可。

这一点胡平就要比王炳章聪明得多，他知道如何稳住自己的阵脚，他知道实在无所可为的时候不可勉强为之。民联很多人都尖锐地批评过胡平当主席不做事情。实际上，在海外民运中，找事情做是第一大难题，而胡平是宁愿背着“不做事”的黑锅，也绝不做蠢事。他知道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得零分总比得负分强。

3-5得天独厚的一九八七年

一九八七年，是中国民联历史上少有的既稳定又活跃的一年，这种稳定包括财务上的稳定，组织内部的稳定。加上一九八七年底到八八年初的民运高潮，民联的日子开始好过起来。

海外民运的每一次高潮，都和中共内部的“左派”风潮有关。一九八二年底到一九八三年，由《中国之春》创刊和中国民联成立而掀起过一次海外民运高潮，其能量来源于北京民主墙的陷落和一九八三年开始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而自从一九八四年以来，中国大陆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辉煌时期，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邓小平两次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国际上对中共改革的赞誉之声不绝于耳。这段时期恰是民联一个相对困难时期，我可以想象这几年王炳章逆流而上的那份艰辛。《中国之春》的一些所谓不好的“声誉”和“形象”，大多是在这段时期形成的。因为，当人们把希望寄托在中共体制内改革派的时候，一个指东道西，碍手碍脚的反对派就显得有点讨人嫌了。喜欢一元化思维中国人还没有习惯于反对派的长期存在的状态，每当当权者愿意做好事的时候，他们就生怕自己不慎而挡住了他们进步的道路，因而对一切异端的声音都发出“嘘”声。

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民联的活动空间显得非常狭小，除了自身的组织建设之外，在政治上基本上没有什么施展的余地。从一九八四年到一九八六年，民联所做的值得一提的活动寥寥可数，只有策反奥运会人员和状告《人民日报》案引起过新闻界的注意，还有营救一些政治避难的叛逃者。但是这些活动起到的作用仅仅是创造新闻价值，提醒人们尚有民联这个组织的存在，从严格意义上说，很难为民联的形象增添光辉。

可是一九八六年底和一九八七年初中共的第二次“清除资产阶级自由化”浪潮，为海外民运掀起了一个空前的高潮。一九八七年一年间，民联组织或卷入的具有重大影响的活动就比前三年的总合还要多：留学生千人签名信，杨巍被捕事件，美国国会的中国留学生保护法案的游说，郭城环美民主长跑，钱达营救杨巍被逐……，一波未平又起一波。同时，以胡耀邦为代表的体制内改革派遭受重挫，对改革的失望情绪在海内外弥漫，使很多人的把希望转向了体制外的改革力量，中国民联的知名度和声望都在上升。

一九八七年，也是中国民联的自身状态最好的一年。

首先是组织稳定。在第二任主席的最后一年，王炳章基本上肃清了足以对他领袖地位形成挑战的政治对手和反对派，在组织内部的个人声望达到了顶峰，不但树立起了能够控制一切的权威，同时还拥有一对配合默契的左膀右臂——柯力思和林樵清，他们三人形成的铁三角是民联历史上合作最好的领导班子；是年，一批国内的老民运骨干分子流出了海外，并先后进入了民联，例如胡平、徐邦泰、呼延民和我等等，我们这批人在向民联靠拢的过程中，先从理论上造成了一个体制外反对力量的舆论声势，这大大有助于增加民联在留学生中的向心力，并同时为民联领袖集团的换届准备好了领导核心。

其次是财务上的稳定和充裕。当时王炳章和林樵清手里的经费每月大约有五万元，这是后来我当政之后从来没有达到过的高峰。在海外，一个组织的能量与其说取决于它有多少人，还不如说取决于它有多少钱，有钱就能有人。在林樵清主持财政的时期，《中国之春》和中国民联的带薪工作人员是最多的。当时稳定的工作人员计有主席兼主编王炳章、经理林樵清、编辑杨漫克、老王、老李，秘书高醇儿，美编陈美思，打字徐如雪，发行薛伟和小陈，海外联络站有日本的姚月谦、香港的黄流、法国的柯力思，共十四人，再加上一些临时支薪的如我、呼延民、郭城、郑为民（曾为郭城民主长跑主管后勤及新闻）等等。《中国之春》杂志当时有三千个名额的赠阅刊物，刊登广告有价收购留学生名单和地址免费发送。而一九八八年以后的中国民联再也没有雇佣这么多人和赠送那么多书的经济实力了。当时，王炳章、林樵清手中的机动活动经费也很宽裕，开会讲座、请客吃饭出手阔绰，以至当时纽约侨界都有一个印象：似乎《中国之春》有取之不竭的财源。

王炳章是个不甘寂寞的人，有了稳定的组织和财源，下一步他似乎想在理论上有所建树。这可能也是他为什么请我来总部工作的意图之一。实际上，建立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战略策略，也是当时民联面临的迫切任务。后来胡平当选民联主席，看来是顺应了这一形势的需要。这个理论建设的任务，后来是由胡平的第三、四届总部完成的。

3-6施政纲领，胎死腹中

王炳章给我讲了很多他到各学校演讲时所碰到的问题。当时民联受到的最多的批评是：只会指手划脚批评当局，自己提不出正面的治国纲领。很多留学生尖锐地说：“你们说共产党这样不好，那样不好，那么换你们上台你们要怎样搞？你们说当今的改革这样失误，那样错误，可是你们说该怎样改？民联如果提不出一套正面的纲领，叫我们怎样跟着你们走？”有时候，王炳章动员一些留学生加入民联，对方却说：“我已经了解你们不要什么，可是我还不了解你们要什么，我还没有看到你们建设性的理论和纲领。” 民联的纲领是“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多元”，这十字纲领是写在民联章程上的。可是它毕竟太抽象了。

有很多民联的朋友也这样说：“民联要想有号召力。必须有一套系统的理论和建设性的纲领。”

理论，纲领，这个问题长久地折磨着王炳章。在我完成《民主运动一百问答》之后，他又委托我起草一个全面的施政纲领。我们打算把这些纲领作为讨论稿的草案，散发给一些关心民运的积极分子，供大家讨论。我当时觉得，最终的纲领是什么样子并不重要，而这种讨论本身则是一种更有意义的活动，它可以吸引人们对民主运动的关切，事实上，它本身就构成一种民主“运动”。

起草纲领，是一件最容易的事情，也是一件最困难的事情。说它容易，我想任何一个具有写论文经验的留学生都可以在几天之内拿出一个像样的纲领出来。说它困难，你很难把一个纲领写的既与众不同又无懈可击。这个世界上各种各样漂亮的纲领太多了，每一个都说的美妙动人，你需要怎样的妙笔生花才能写出民联的特色？这个世界是由各种不同的人组成，每个人都有他们具体利益和特殊观点，你要怎样的八面玲珑才能讨好所有的人？

纲领的政治部分还比较容易。政治制度的问题在大陆还是禁区，不能自由讨论。在一张白纸上画画总是相对简单，无论你怎样写，都会突出你自己的特色。我主要考虑的是如何让人觉得“无懈可击”。为此，我很多细节都想到了。

例如选举制度。以民联的宗旨，今后中国的政治制度当然离不开民主选举，可是这么大个国家，要是领导人直选，其成本巨大，耗时耗民是可以想象的。美国就是个现成的例子，在这个世界最富有的国家里，有如此发达的通讯设备和信息网络，每四年一次的总统选举尚且要折腾的天翻地覆，何况在一个人口五倍于美国的穷国了。因此，我在纲领里提出的政治体制是议会内阁制，选举制度为间接选举。各地按人口分配议员名额，先选出议员，再由议员自己去选政府首脑。各地方政府选举，依此类推。鉴于美国政府任期较短的教训，我提出将任期定为六到七年。因为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社会问题积重难返，需要相对稳定的政府来推行改革措施。任期短容易产生短期行为，对改革不利，时间充裕一些有利于制定相对长远的规划。……  

写完了几大章，连我自己看了都觉得好笑。婆婆妈妈、罗罗唆唆，哪里象个纲领，简直就像个宪法实行细则。于是又只好下笔精简。

最难写的部分是经济纲领。共产党的经济改革已经全面铺开，旧的经济体制在各个方面都受到冲击，你很难再提出什么新的东西。强调社会福利？倒是反对派争取民心的传统手段，但是你绝对超不过共产党的大包大揽。计划经济市场化？人家共产党正在做呢，体改所的那帮参谋，什么方案没有提过？人家亲身经历的经验教训都有了一大把，远在海外的反对派再提出些干瘪瘪的口号，有多少底气？当时唯一还能提一下的是私有化，这在当时还是半禁区。但是我知道这个禁区也维持不了多久了。就在我出国之前，国内很多人（甚至中共党内）就已经在公开讨论股份制、破产制和土地转让权了。其实，我心里明白，中共一些开明的领导人也并非不赞成私有化，问题是怎样“化”法才能摆平。如果我们在海外写的纲领，都是些连国内都可以公开讨论的东西，那还有什么意义？

等到我将这个纲领全部完成之后，从头再看一遍，连我自己都对它失去了兴趣。尤其它的经济部分，平淡无奇。无非重复了体制内改革派正在讨论，甚至已经付诸实行的东西。我绞尽脑汁，发现也没能超出国务院体改所高参们的想象力。

更让人伤心的是，我们把这份大纲分寄给一些在理论界比较活跃的学者和留学生征求意见，当我收到他们寄回的意见时，简直都眼花缭乱，无所适从了。给一家人做饭，都会有众口难调的问题，何况你面对是一群个个都自命精英的读书人？知识分子最大的特点就是想表现出自己的独到之处，可以想象在他们中间达成共识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开始，我还试图将各种不同的意见综合一下，后来发现这样将会产生一个非驴非马的怪胎，只能为后人遗笑大方。最后我只能放弃，于是这个未出娘胎的纲领后来便不了了之了。中国民联历史上一次“立宪”的努力胎死腹中。

世界上有很多听起来非常神圣的事情，你没有亲身做过便不知道它有多么可笑，多么无聊。此后，我对那些热衷于起草纲领的天真主张厌恶透顶。

其实，凭直觉也不难体会到，很多留学生拒绝加入或支持民联，其根本的原因是害怕当局的迫害。但是中国人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是胆小鬼，于是他们就需要找出其他理由来为自己的懦弱辩护，所谓“没有施政纲领”就是一个最冠冕堂皇的理由。以为一个组织只要有了好的纲领就自然会有号召力的说法，体现了受马列主义洗脑的中国人的天真。我就不相信，民联真的拿出一个完整的纲领，就真会一呼百应，从者如云。

完全可以想象，一旦你真的拿出了一个完整的施政纲领，那些不喜欢你的人又会找别的理由拒绝你了。他们会说这个纲领这样不对、那样不妥、这点不合他们的意、那点不合国情，最后的结果很可能适得其反，一个本来打算凝聚人的纲领最终成为众人批评的箭靶子。

本来，如果你什么纲领也没有，人家还没有一个反对你的明确目标，同时也会给人留下回旋余地，以为你终有一天会有的；可是你一旦有了纲领，而且又不能服众，那么就连回旋的余地也没有了。那些曾经拒绝过你的人失去了回旋余地：你等于逼着他们表态。在你没有纲领的时候，他们还可以保持中立，仅仅与你保持较远的距离，可是一旦你有了一个纲领，他们除了明确地表示反对之外，别无退路。同时自己也失去回旋余地：众口难调，你想满足一部分人必然要失去另一部分人，况且一个组织的纲领不能总是不断地修改，去迎合不同人的口味，那样就会失去严肃性，成为儿戏。在近一百年的中国近代史中，曾经出现过十一部宪法，可是中国今天仍旧没有法制。

从这次“立宪”的教训中，我领悟出了一个道理：纲领不能没有，但是越抽象越好。胡平把这归纳为“最大公约数”战略。后来胡平提出的“权利重于是非”，我提出的“形式重于内容”都巧妙地绕过了“纲领”的陷阱。

我在“宁要两个魔鬼，不要一个天使”的文章中，尖刻地嘲笑：“中国人常常愚蠢的可爱，把纲领看得至高无上，……那种说一个党的纲领就是代表某一部分人利益的鬼话是共产党为自己加冕的祝词。只要建立两党制或多党制的社会自我调节机制，两党之间的政策之差就显得无足轻重了。党的纲领完全可以是机会主义的，一个党激进一点，另一个党就要保守一点，一个党左一点，另一个党就要右一点，双方都可以在竞争中不断修正自己的纲领，以适应社会一张一驰，忽左忽右的节奏和步伐。”

后来我出去演讲，仍有不少人提出“你们主张在中国实行什么样的制度”这种愚蠢问题，我都回答：一个能够让人们自由选择制度的制度。建立一个自由贸易的市场规则，比具体选择什么商品重要得多。这种抽象的答案，常常使皆大欢喜，无人异议。胡平回答这种问题则体现了他的机智：让我们先取得上车的权利，再讨论车子往哪开。

3-7搞革命党的组织方法

在王炳章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最关心的问题还是组织问题，这也是他谈得最多的问题。我在这上面没有什么发言权，只有洗耳恭听。

一天吃午饭时，王炳章说，他想办一个干部训练班。利用一个假期的时间，把民联的骨干集中培训一下。主要的是培养两种能力：搞宣传和搞组织。他希望我能在前一个问题上发挥作用，而后一个问题他亲自抓。他打算写一个关于搞组织的小册子。

他随手抓过一张纸，在上面画了三个圈，一个套着一个。

“这是组织形式的三个层次，”他解释道：“中间这一圈是核心，再往外这圈是基本成员，最外圈是外围组织。当然，每一个大的层次中间还可以划分更细的层次。

“不同层次需要有不同程度的参与感。这种层次的划分有时候是通过一些形式来体现的。例如，参加不同级别的会议，享有不同层次的信息。

“中共的组织是非常成功的。我曾经研究过中共这方面的经验和做法。例如，中共高层有内部文件，不同层次的文件下达到不同级别，如省部委级、地局级、县团级，一份参考消息报纸，也要分成大参考，小参考。表面上看，这种划分是出于保密，其实这种保密措施的效果实在值得怀疑，我觉得它还有另外一个作用，就是通过这种不同信息的占有使人感到一种特权感和参与感。有很多老干部实际上已经没有实权了，他们的级别待遇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能够读到什么级别的文件上。中共就是靠着这些制度维持着其成员的向心力。”

王炳章又换了一张纸，在上面画了个示意图：“组织的紧密程度像一个光谱。最紧密的组织是黑帮，最松散的是俱乐部。黑帮维持其内部向心力的主要手段是报复。一旦进了组织就不可能轻易出去，想脱离就干掉你。竖着进来，横着出去。凡有泄密、背叛的事情，肇事者必受惩罚。当然，光靠威慑是不足以维持向心力的，黑帮组织还有照顾成员的义务，如有人受了欺辱要替他报仇，有人有困难要给予救济，有人为组织出了事故或进了班房，组织要负责照顾其家属。

“政党是比黑帮松散的组织，不过不同的政党差别很大。美国的政党松散得基本上不存在约束力，而中国共产党则是类似于黑帮的政党。为了维持向心力，中共不但要交党费，而且有定期的组织活动，有奖励也有处分。虽然党章上规定最严厉的处分是开除党籍，可是在革命时期这种处罚是相当残酷的，中共曾经搞的除奸队，专杀叛徒，顾顺章一家七口都被杀掉了。要搞革命党，非要有严密的组织，黑帮的那一套有时还是很有效的。过去孙中山搞革命的时候，也是依靠黑帮组织。”

王炳章喝了一口水，长叹一声：“像民联这种组织，一点约束力也没有。下面的人愿意听你的就听，不愿听你的一点办法也没有。我看我们是否也要搞点奖惩办法，否则组织没有向心力。我们面临的对手是个革命党，我们没有严密的组织怎么斗得过它？”

王炳章在阐述他的观点的时候，总是习惯地把右手的食指从里向外横向比划，这种手势显示了他的深思熟虑和自信。显然，王炳章对于搞革命党是苦心研究过的。不过说心里话，我不认为在今天这个时代搞革命党是个好主意。我想了半天，也没有想出在民联这样的组织里怎样搞奖惩法。当然，搞奖励是很容易的，但是没有强制力，根本就不可能搞惩罚。最严厉的处分也只能是开除。

王炳章的话给了我很多启发，这些启发促使我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思考的结果是对王炳章的那一套组织方法全面否定，我认为他虽然是个出色的组织人才，但是在今天的民主运动中，他是一个过时的人物，因为他的思维还停留在共产党给他的教育和红卫兵运动给他的经验上。后来我全面地“修正”了王炳章的组织理论，系统地提出了当代民主运动的一些组织原则：组织活动非政治化，政治活动非组织化；组党组党，组而不党；以网络结构取代金字塔结构，等等。后来我的这些主张曾使王炳章大为恼火，专门组织人批判我“误导民运”的理论。

有一次我们谈到如何发展盟员，扩大组织，王炳章又抓过一张纸，在上面写到：

“晓之以义，明之以理，动之以情，胁之以迫。”

我看了一下，前面三句的意义一目了然。但是最后一句的词义使我感到意外。

王炳章笑了笑，道：“在共产党打江山的历史上，很多农民都是被胁裹进革命队伍的。共产党到了一个地方，打土豪分田地，硬把地主的田分给农民，只要农民分了田，他们就没有退路了。地主还乡团一回来，他们怕报复，只能跟着共产党走到底了。其实今天搞民运道理也是一样的，我们有时候搞的活动，会把一些留学生裹进来了。只要他们上了贼船，就等于断了退路，共产党要迫害他们，他们只能跟我们干。”

听到这里，我的头皮一阵发麻。我看了一下王炳章眼镜后面的那双眼，似乎在它们后面又发现了另一双眼睛。我脑子里不由自主地回顾起我与民联的各种交往，反省自己有无被“胁裹”之嫌。本来，如果王炳章不与我讲这些，我还觉得我们的交往一直是很自然很正常的，可是他这么一讲，我就总觉得他的每一个行为都似乎有其目的了。我心里迅速升起了一个又一个问号：是不是他故意把我“张纲”的笔名透露给冯胜平的？他会不会用这种方法把陈子明王军涛也拖下水？他请我到总部来做这些清闲工作是否也有拖我下水的企图？甚至连小高对我说，她从来没有看见过王炳章像对我这样如此信任一个人，我都不由自主地想到是否王炳章授意她这样说的。

我相信任何一个盟员听到这番话，都会产生同样的想法。我尚且还属于那种无须“胁裹”也会自动下水的人，如果一个真的被胁裹下水的盟员听了这种说法，今后会怎样看待民联？我认为王炳章办干部培训班的想法是个好主意，可是我怀疑如果他讲这些的话，不会有好的结果。这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能说不能做，也有很多事情是能做不能说。尽管“胁裹”在民主运动中是很自然也很普遍的现象，但是一旦把它说出口，就和吃了苍蝇一样恶心。

后来我逐渐体会到，像王炳章这样一个出色的组织人才，为什么总是搞到众叛亲离的地步。他的组织才能本来是他的优点，但同时也成了他的弱点。当人人都知道他搞组织的一些手段时，他的每一举一动就会受到人们的猜疑，总觉得在这背后会有什么利用人、操纵人的企图。其结果是人们总是防着他，即使自己人也总是和他保持一定的距离。常言道：聪明反被聪明误。王炳章常常显露他比别人高明，结果就误在这种聪明上。后来我反省了我自己接替王炳章后的所作所为，又何尝不是如此？

3-8天下英雄，尽入毂中

《民主运动一百问答》小册子和施政纲领写完后，我在总部似乎没有多少事情可做，只是看看书。我心里总觉得我这样无所事事有点对不起那一千多块钱的工资。于是我对王炳章说，如果没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干的话，我就回学校去了。

“你真的觉得没有什么事情可做？”王炳章笑了笑：“其实有些琐碎的事情我不好差你做。要说事情，有的是。光是整理各种档案，处理来往信件，接电话就够你忙的。以前柯力思在这里每天忙到半夜。”

王炳章走到墙脚，打开一个纸箱。里面装着满满的各种来信。信显然是柯力思拆的，但没有来得及处理，只是将信封钉在信上，以便留下地址。

“你看看，这么多信都没有回，也没有分类归档。”

我随手捡起一封信，看了一下。这是个普通留学生写来的信，很短。信上说她刚到美国三个月，看到《中国之春》，很爱看。但是经济困难，订阅不起，问能否赠阅。 

“这种情况我们赠阅吗？”我问。

“赠。”王炳章肯定地回答，“我们每期有三千本赠阅名单。”

“那么这种信也保存？”

“这里的每一张纸我都要求存档，以便保持联系。这些人以后都会成为我们的盟员。”王炳章笑了笑，补充道：“我有存档癖。”

“你再看这里。”他又打开了另一个纸箱，里面竟装着满满的履历表。

我简单地翻了一下，发现了好几个熟悉的名子，包括后来成为民联主席的于大海。

“这些是从哪弄来的？”

王炳章狡黠地笑了笑：“你还记得咱们在讨论与陈子明的研究所取得联系时，曾经设想在海外办一个中国问题研究所？”

我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恍惚记得我们曾经谈起过这事。但我不明白这些履历表与我们那次谈话有什么关系。

“后来我真的在报纸上发了一个广告，以中国当代问题研究所的名义招聘研究人员。”王炳章的表情颇有点自豪：“结果就收到这么多履历表，这都是中国第一流的人才。”

我猛然醒悟了王炳章的用意，大笑：“天下英雄，尽入毂中。是吗？”

“还没有完全进入毂中，”王炳章指着墙边的一排铁档案柜，道：“他们还没有分类入档。没有分类的材料是没有价值的。”

我明白王炳章此话含意，于是很爽快地道：“交给我好了。”  

3-9包罗万象的档案系统

中国民联的档案总共有十个高铁柜，共分为四大类（不包括存在《中国之春》编辑部里的财务档案和订户档案）：

第一部分是时事档案，主要是各种剪报。以政治、经济、军事、社会、人物、民运……以及国家、地区等条目分类。每天王炳章看完报纸，就把需要的文章剪下来，由小高贴好，写上日期、出处，然后存档。

第二部分是有关民联活动的报导，总部的文件及决议，活动计划，基本上按时间顺序存档。

第三部分是民联盟员的档案，里面有所有盟员填的表格和交费记录，是按照地区和支部分类的。

第四部分是所有与民联发生过关系的人，以及民联感兴趣的人的档案。所有的人一律按姓氏的拼音字母顺序排列。

当我看了全部档案之后，着实大吃一惊，不由不佩服王炳章的心计和认真。尤其是人物档案，几乎是无所不收。里面有很多现居海外的大陆、台湾、香港的名流闻人，有的是他们的亲笔材料，有的是有关他们的报导；里面还有很多留学生中的活跃分子的档案，不久前胡耀邦倒台时，曾经发生过留学生千人签名信运动，美国很多学校的签名联络人和积极分子都有档案在此；还有些档案是属于默默无闻的普通留学生或华侨的，他们仅仅是给《中国之春》写过一封信，或者捐过一次款，民联就替他们立了档。就象我在那个纸箱里随意拣出的那封信的主人，她做梦也不会想到她从此就会在民联办公室里留下一份档案。

在人物的档案中，我找到了自己的档案，里面有我写给《中国之春》的第一封信，我写给王炳章的活动计划书，我的文章。然而奇怪的是，我在盟员的档案里却没有发现我填写的表格。后来我才知道，王炳章家里还有一个小档案。那些他认为绝对秘密，并且非常重要的骨干的表格，都在他家里。除了我之外，还有徐邦泰、冯胜平、程铁军、陈军、吴牟人等。

在建立这套档案的过程中，我相信柯力思一定花了不少时间。柯力思是个任劳任怨，甘愿做小事琐事的人。这样的人对一个组织中是最不可缺少的。尤其在民运队伍中，不缺能够叱咤风云的领袖人物，不缺善于出谋划策的有识之士，也不缺喜欢出风头的勇敢分子，缺的就是这种兢兢业业的老黄牛。

在柯力思建立的体系上，我又进行了一些改进和充实。表面上看，将一封信存档是件举手之劳的事情，可是真正做起来就发现并非那么简单。按西方人写信的习惯，寄信人的姓名和地址都会写在信纸的左上角，这样的信存档就很容易。可是中国人大部分还没有学会这种习惯，所以如果不保留信封的话，每存一封信就要将信封上的地址抄到信上。大部分的来信都是第一次，所以还要不断地设立新目录。这样做，处理一纸箱信也得干上个几天。

3-10民联到底有多少人？ 

在整理盟员的档案时，我才真正了解到民联到底有多少人。在王炳章执政时期，民联的盟员人数一直是民联的最高机密。王炳章对外含糊地号称民联有数千人，至于到底有几千，他从不明说，给人们留下一个想象和猜测的余地。例如，王炳章的盟员证号码是A000001，我的盟员证号码是A005442，这就让人自然而然地猜想民联至少有五千多人。而实际上，当时有案可查的民联盟员还不到六百人，而我本人的实际序号是442，而不是5442。不过那段时期民联盟员发展的速度很快，我亲手填写发出的盟员证就有二三十个，盟员证是在我的手中超过六百号的。

王炳章是个非常善于运用战术的人，他常常搞一些疑兵之计，再加上共产党的反宣传，常常让人觉得民联成员无处不在。这种在人数上虚张声势，也是造成这种效果的有效办法之一。后来我也从王炳章身上学到了这一手。我在管组织的时候，有很多在政治上非常活跃的留学生领袖和华侨首领都被误认为是民联成员，这曾经给民联带来很大的声誉。有些人会私下打听这些人是否民联成员，我如果告诉他们实话，他们给民联带来的声誉就会流失，但我又不能撒谎，告诉人家他们“是”民联成员，于是我就似是而非地回答：“这个问题你最好还是问他们自己。”我没有说谎，但是这个回答达到了我预期的效果，对方更加认为他们是民联成员了。

民联盟员的档案和编号都是以地区划分为基础的。例如，美国分为美东、美中、美南、美西四个大区，以英文字母A、B、C、D代表；每个区有一个中心城市，是当地分部的所在地，代号是00，例如美东的中心城市是纽约、美中是芝加哥、美南是休斯顿、美西是旧金山；围绕中心城市的其他州或城市，代号就是01、02、03……等等。这样，只要一个盟员报出他的盟员证号码，我就能准确地知道他属于哪个支部，来自哪个地区。我的盟员证号码是A005442，说明我来自美东地区，纽约支部或总部。假设一个盟员的盟员证号码前三位是D01，我就知道他来自美西地区洛衫矶支部，A01就是来自华盛顿支部，A02是来自波士顿支部。美国之外的国家，前面的字母从E开始，城市序号一样，依此类推。

以地区为基础的编档原则，主要考虑的因素是选举代表时可以计算比例基数。但这种方法有个很大的缺陷，就是没有把人的迁移因素考虑在内。尤其是留学生，流动性很大，几年之后，这种按地区分类的编号就变得面目全非，一点意义也没有了。后来，在“四大”上我提出了网络式的组织原则，建议把吸收盟员和颁发盟证的权力下放到各个支部去。后来总部实行了这一改革方案，发挥了地方的积极性，减轻了总部的负担，但同时也种下了今后每逢代表大会，各支部就虚报盟员数字，争抢代表名额的恶果。

3-11钱的问题是个现实问题

在总部工作的那段时间，我和王炳章确实相处得相当融洽。我们在政治问题上几乎无话不谈，但是我感觉我们还是小心翼翼地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至少双方并没有溶进对方的个人生活。那时候我太太还没有来，我与王炳章的太太宁勤勤也不太熟，也许私交的气氛往往需要女人们去营造，所以我也乐得保持这种君子之交的关系。王炳章的家离总部只有三分钟的路程，但是我从来没有去过他家。

我和王炳章唯一的一次不愉快是关于钱的问题。发工资的时候，王炳章并没有按照他的承诺，给我一千元，而是只给了我八百元。第二天，我很正式地向他抗议，我告诉他我的学校寒假很短，所有的学费和生活费都必须靠暑假积攒，在此之前我已经很严肃把我需要多少钱的要求告诉过他了，钱对于我是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任何客气的余地，所以我对于他没有履行诺言很不满意。

我的抗议使王炳章感到很尴尬。他解释说，发工资是林樵清的事情，林并不知道我与他的协定。当时《中国之春》的所有工作人员，除了他本人拿一千元之外，一律拿八百元，所以林樵清照常规给我发八百元。王炳章又从口袋里拿出三百元，塞给我，说：“我理解你现在的困难，这些钱你拿去吧，算工资之外的补贴。”

我疑惑地看着这些钱，问：“这些钱是你自己的，还是组织的？”

王炳章犹豫了一下说：“是我自己的。”

我的心突然软下来，连忙推开钱，说：“我不能要你私人的钱。如果组织有什么困难，可以告诉我。我自己想办法。

第二天，王炳章坚持又把那三百元钱塞给我，说：“这次是组织的钱，拿着吧。”

我不太相信他的说法，怕他又拿自己的钱来周济我，说：“这样吧，我打电话问一下林樵清，如果他说是组织的钱，我就收。如果他说不是，我就不能收。我不能收你私人的钱。”

王炳章赶紧按住电话，道：“别告诉林樵清，他不知道这钱。我手头有一笔钱作为主席基金，可以机动使用的。真的，你相信我好了。”

我看着王炳章那诚恳的脸，半信半疑地收下了钱。

几天后，有一次王炳章似乎无意中提起，有一个组织对中共在美国的活动很感兴趣，愿意有报酬地收集留学生中中共党员的名单和他们的活动的情报资料。他说有些留学生事实上已经在拿这种钱了，民联完全可以介入，把一行动变成有组织的行动。王炳章认为这件事情可以一箭双雕，一方面可以打击中共在海外的活动，另一方面可以解决一些民运骨干的经济困难。他问我对这件事情的意见。我看得出来，王炳章显然在试探我愿不愿意干这件事情。也许他是好心，想给我解决一些经济上的困难。

我当时没有细问王炳章这个组织是个什么组织，但是我猜到不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就是国民党海工会。我对这种当间谍的主意抱有天生的厌恶感，我故意轻松地回答他：“有些留学生愿意干，这是他们的自由。不过要是我，我就不会干这种事情。以后哪天我要是回大陆，万一被共产党抓住，我至少还可以理直气壮地宣布我是思想犯、良心犯，可是要是涉及这种事情，共产党给你扣一个外国间谍或国民党特务的帽子，你就浑身是嘴辨不清了。”

后来我了解到，这实际上是国民党海工会给民运人士的生活补贴，每个月有五百元到一千元不等。民联很多骨干都拿过这种钱，从总部人员到支部成员都有，很多人甚至就是靠这种钱生存的。国民党就是靠钱，把民联牢牢地控制在手里。 

谢选骏指出：“隐居总部”的説法，這很像一個地下工作者的自白——他通過組織關係，打入了敵人後方的核心要害部門，覺得自己運籌于帷幄之中了。

【第四章：民联三大】

4-1一个人有五份工作

第二学期，我决心搬进学生宿舍住。

学生宿舍的食宿费比外面要贵得多，登记时就要预付一个学期四个月的全部房租和伙食费用，一下子就要交出两千多元钱。幸好我这个暑假准备了充足的钱，我可以花钱买个方便。

住在学生宿舍有很多方便和优越之处。离教室图书馆近，省了每天往返的路费和时间。宿舍有饭厅，随便吃，省了自己做饭。而且西餐的食物多样化，营养丰富，吃了一个学期我立即觉得身体的素质大大增强，精力充沛。住在这里，可以经常和美国同学混在一起，提高英文的听说能力。另外，还有一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可以方便地在学校图书馆找到工作。

果然，我在图书馆很容易就找了四份工作，图书馆的主管是个中国人，一个四十多岁的台湾女人，她喜欢雇中国学生工作，这倒不是种族偏心，而是她认为中国人勤快。她不喜欢美国学生，说他们又笨又懒。我的第一份工作在流通部（Cerculation Department），管理借书和还书登记，以及图书上架；第二份工作在期刊室，工作性质一样；第三份工作是每天早上给教授餐厅及校长办公室买报纸，我利用早上跑步的时间就顺便完成了，校长给我一小时的工钱；第四份工作最舒服也最合算，每天晚上从九点到十二点管理图书馆的学生自习室。其实你根本用不着做什么，只要搬个桌子往门口一坐，进来的学生签个到，出去的学生注个销，然后人走光之后打扫一下纸屑，锁上门就行了。

累积起来，我一个星期的工作时间有五十八个小时，比一个全职工还要多。然而，我的成绩是无可非议的，一直到那个学期结束，还是全A。考斯替奇教授知道我的工作时间之后十分惊奇地问我：“你用什么时间读书？”

其实我主要读书学习的时间就是每天晚上看守自习室的时间。那些学生又不是幼儿园的孩子，根本就用不着我管，我可以尽管读自己的书。同时，因为是夜间工作，我还可以每小时领一个半小时的工资。

这个学期是我在学校收获最大的一个学期，英文提高很快，学习和挣钱两不误。这学期我每个星期还有两天在联合国上课和实习，听着联合国和各国际组织的专家胡吹乱侃，倒也真能长不少见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完全没有时间过问《中国之春》的事情了。我几乎把老朋友王炳章给忘掉了。直到有一天宁勤勤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希望到她的“加拿大移民公司”公司当经理。我答应她每星期去上一天班。这样，我就有了第五个工作。

4-2小旅馆的“预前会议” 

美国大学的寒假很短，是从一月上旬到二月上旬就结束了。但是在寒假前，从圣诞节前到元旦后有十天冬假。这个冬假对于中国留学生来说没有什么大用，元旦后还有一连串的考试，所以不能找工作。一般人也都利用这段时间好好玩一玩，会会朋友，或者复习功课，准备考试。

美国过圣诞节就和中国人过春节似的，那是一年之中可以全家团聚、尽情欢愉的日子。所以圣诞节前后的这些天，没有人还有心思工作，所有的公司都早早地关了门，大家都在兴高采烈地采购东西，准备礼物。移民公司在这种时候自然是没有生意的，所以关门大吉。学校图书馆也关门十天。最没有道理的是连学生宿舍的餐厅都关门十天，这叫我们这些无家可归的留学生简直不知道到那里去混饭吃才好。幸好我有一个在法拉盛餐馆做工的朋友，圣诞节有事情，希望我能替他几天。我赶紧同意，圣诞前夜就去上班了，至少有个地方可以有饭吃了。

我只在那家餐馆干了五天，就又一次被王炳章拉走了。后来我才知道，在这三天里，王炳章让李达开着车跑遍了法拉盛的中国餐馆，四处找我，急得满嘴长满了燎泡。最后他干脆找到我的宿舍，在门口等到十二点，在我下班回家的时候把我堵住了。

那时候民联正在筹备第三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上，王炳章的主席任期将满，并不得连任，几个月来他一直在物色新主席的人选。“三大”定于十二月三十一日在旧金山召开，现在离开会日期只剩三天时间了，可是新主席的人选还没有落实。

我知道，王炳章早就选中了胡平作为接班人，并且也作了很多说服工作。但是眼看代表大会召开的日期逼近了，胡平仍旧在犹豫不决。很多人在胡平的耳边说了不少关于民联的坏话，说这个组织的背景多么复杂，国民党的控制多么严密，王炳章的势力多么根深蒂固。总之他们认为，胡平没有必要毁了自己的名声去趟这个浑水。当然，也有一些支持胡平去当民联主席的朋友，可他们担心的是胡平会成为王炳章操纵的傀儡。所以他们劝胡平向王炳章提出两个条件：第一是要把财权交出来，第二是要带自己的班子进总部。

我不知道胡平具体和王炳章谈了什么，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胡平希望由我出面辅助他，主持总部的日常工作，至少掌握财权，作为他竞选主席的条件之一。胡平的这个要求显然是可以理解的，在民联所有的骨干中，我是唯一他比较了解，也能够信的过的人。我们有同样的历史背景，都卷入过民主墙，同是北大校友，又都参加过竞选运动。更重要的是，我也是王炳章可以接受的人选。可以说在当时，我几乎是民联中唯一胡王双方都可以信得过的人。

于是现在情况变成，如果王炳章希望胡平出山当主席，就必须首先动员我同意出来任职。王炳章一见面就把情况对我说了，他甚至还希望我能够出面作为动员胡平的说客。我回答王炳章说，我需要时间考虑一下。但是王炳章说时间不允许了，他希望我能够参加“三大”，并不由分说，约我明天到法拉盛一家小旅馆商议要事。

那家小旅馆在法拉盛闹区边的一个僻静的小街里，主人是林樵清的朋友。我走进一个半地下室的套间，里面有好几间房间，每一间都有两三张床位。我到的时候，在一个比较大的房间里，已经坐满了人，里面烟雾腾腾，我记得有胡平、呼延民、林樵清、柯力思、冯胜平、程铁军、徐邦泰、姚月谦、王炳章，我想当时民联的精髓大半都在坐了。

王炳章宣布说，请大家来开个“三大”的预备会，讨论一下会议怎样开法，以及今后民联的大政方针和领导架构。实际上大家心里都明白，主要的议题是后面一个，就是要动员胡平出山，并商议如何助选。

胡平不愿意出山，显然是担心自己势单力薄，希望有几个有分量的大陆籍人能出来协助他。当时在很多大陆留学生眼里，民联似乎是个以台湾人、香港人和海外华侨为主的团体。实际上这完全是个错觉，民联成员始终是以大陆留学生为主体的，我在整理盟员档案的时候曾经很注意地计算过比例，大陆籍的盟员约占全体盟员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民联给人留下上述错误印象的原因是大陆籍的盟员大多希望保持秘密身份，不愿公开活动，也不愿意出任总部的公开职务。而愿意公开活动并担任民联职务的人大多是港台籍人士及海外华侨。例如，被称为王炳章的左膀右臂的柯力思和林樵清，都有台湾背景。王炳章到很多学校演讲，大陆籍的盟员也都不愿出面张罗，公开出来筹备及主持会议的大多是港台籍留学生，于是给人的印象是王炳章受到台湾的控制，而民联的活动似乎都是港台学生在操办。

这个问题对于民联来说是个非常严峻的现实，如果不能扭转人们的这一错误印象，民联就无法在大陆人中间得到认同感。王炳章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他想抬胡平出山，以扭转民联的形象，增强民联在大陆留学生中的号召力；同样胡平也非常清楚这一点，他如果不能建立一个以大陆籍人为主的领导班子，他这个主席同样会陷入王炳章的境地，在别人眼里成为港台籍人士众星拱月的门面招牌，成为海外华人中的“大陆孤岛”。

当时在那个小旅馆里开会的人，除了林樵清、柯力思两人外，其余全是大陆籍人。王炳章显然希望能够在这些人中间为胡平挑选一个副手。我们这些人无疑都是支持胡平出任民联主席的，但是和他一起搭档竞选是要公开身份的，谁也不愿公开下水，所以大家都推来推去。呼延民的理由也是老婆在国内，怕被牵连；程铁军说他现任学生会会长，不宜公开身份，否则会把留学生吓跑；冯胜平说他在美国国务院和国会有很多关系，他希望还是在这方面发挥联络人的作用，公开身份他就失去方面的优势了，为了参加“三大”，他也起了一个假名叫“余丛”。我解释说，我太太申请出境正处在关键时刻，我不想在此时公开身份，以免给她增加麻烦。我另一个顾虑是，我曾给王军涛联系了一个研究项目，我不想连累他们。最后，大家一致推举徐邦泰与胡平搭档。在一九八零年的大学生民主竞选风潮中，徐邦泰在在上海复旦大学的竞选中获胜，当时胡平在北京大学竞选中获胜，两人同时当选为人民代表，所以人们常把“北胡南徐”当做竞选运动的代表人物。现在让他们两人出来搭档竞选，无疑是很有号召力的。徐邦泰当时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读书，他开始以功课紧张推托了一阵，但在大家的一致推举下，勉强同意。

把徐邦泰推上前线之后，大家松了一口气，似乎为自己的推托不好意思起来，于是又来了一轮表态支持。大家纷纷表示，尽管自己不打算在总部公开任职，但是都会在下面发挥自己的作用，全力辅助胡平。鉴于王炳章曾私下对我说了胡平的要我出来的条件，我非要以实际行动支持他不可了。因此我也向胡平保证，我可以到总部工作，顶着丁楚的名字随便干什么职务都可以。

会议开完，已经深夜两三点钟了。主席和副主席候选人终于有了结果，王炳章长长地松了一口气。第二天一早，除冯胜平之外，其余的人将要乘飞机飞往旧金山开会。 

4-3 “三大”的保密工作

民联“三大”是在旧金山旁边一个叫圣荷塞的地方召开的，开会的地方好像是个教会的礼堂。我在那里开了三天会，可至今我还说不上那是个什么地方。

民联的代表大会从“一大”到“三大”都是秘密会议，为了安全保密，每一次几乎都闹得草木皆兵的地步。

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在纽约召开的，会议开到一半，有人说得到可靠消息，中共当局已经知道了会址，准备派人破坏。于是秘书处临时决定转移会场，把代表们搞得狼狈不堪。

第二次代表大会出了一个“林芳特务案”，闹得鸡飞狗跳。参加会议的很多代表都是秘密盟员，不愿意公开露面。会议期间，有秘密盟员向秘书处反映，肯塔基联络站代表林芳在会场到处摄影，并拍摄了自己的正面像，要求秘书处收缴胶卷。于是秘书处宣布收缴所有会议期间的摄影胶卷，由总部统一冲洗。其中重点就是要收缴林芳的胶卷。谁知林芳坚决捍卫个人隐私权，拒不合作，秘书处怀疑他是中共间谍，派人强行搜查林芳的房间和行李，但始终未发现某秘密代表担心的那卷有自己正面像的胶卷。林芳不堪其辱，愤然退出会议，以示抗议。这个被怀疑为中共间谍的“林芳”，就是“四大”后成为民联联委副主任的吴方城，后来事实证明，他是民联最忠诚的盟员，被公认为是联委会的中流砥柱。

“三大”的保密工作显然吸取了前两次代表大会的教训，精心设计了预防措施。开会的会址是严格保密的。代表们住在一个汽车旅馆里，那个地址是公开的，写在通知上，以便外地来的代表可以到此集中。会议期间，每天早上有一辆客车将代表们载到会场，三餐饭都在会场吃，由秘书处后勤组送盒饭，晚上天黑之后，再用车把代表们送回旅馆。除了本地的盟员以外，外地来的代表即使身在会场中，也不会知道会场在什么方位。另外，秘书处一开始就宣布会场禁止照相，所有摄影由秘书处指派专人负责。所有的采购，也由可靠的本地盟员代办。连打电话也要先在秘书处登记。

大会秘书长是姚月谦，他是民联日本支部的负责人。姚月谦过去在大陆就当过工厂的党政干部，讲起话来还习惯地带着共产党干部的口气和术语，但是由于他的年龄较大，又很自然地带着领导者的长者之风，所以深受盟员的尊重。

姚月谦远在日本，虽然被选为秘书长，但实际上并不熟习会议的筹备情况。具体的会务是掌握在三个人手里：一是柯力思，负责代表资格审查和会议文件，二是林樵清，负责财务和安全；另一个是郭平，他是旧金山支部的负责人，本次会议的东道主，理所当然地负责会议的后勤。

郭平给我印象相当好，他身体壮实，方头大耳，气色非常好，似乎永远是满面红光。他对人彬彬有礼，脸上总是带着开朗的微笑，看起来像个弥勒佛。他的外表和气质很像大陆人，我开始还一直以为他是大陆人，后来才知道他是七十年代从台湾来的留学生。曾经是“保钓运动”的积极分子。

参加民联“三大”的代表约六十人，我问了很多人，他们中间大多数人是总部指派的，没有经过选举。不过，当时民联的各支部中有能力进行选举的支部还是很少的，美国各支部除旧金山、休斯顿、华盛顿、芝加哥人数较多之外，其他联络站都只有一两个人，而且都是与总部单线联系的。

4-4会议上的演讲者们

会议一开始由王炳章致开幕词。我记得王炳章作了一个题为“民主从我们自己做起”的演说。他先讲了一个美国的意大利裔披萨大王立志以合法手段发财，扭转一般美国公众对意大利移民的恶劣印象的故事。然后说到中国民联应该通过本身的民主运作的榜样来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演说中他提到，有的盟员建议修改章程，删除对主席连任两届的限制，以便他能够继任第三任主席。但是他本人反对这样做，因为他不希望看到民联出现因人易法的现象。

这篇演说他显然是打了手稿的，演讲的时候手稿就在他手中握着，但他由始至终都没有看手稿。他没有按常规站在讲台的麦克风背后，而是用一只手握着卷成一个筒的手稿在另一只手上轻轻敲打着，一边在主席台前面踱来踱去。那篇演说词写得相当动人，王炳章演说的时候声音抑扬顿挫，极力控制着说话的节奏，显得有条不紊。但是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他像演戏读台词似的，在背诵一个完全不属于他的思想。

我记得夏天的时候，有一次王炳章拉我去参加一个美国人的酒会，他在那个酒会上将有一个很短的演讲。在去赴酒会的地铁上，王炳章坐在我对面，眼白向上翻着，望着天花板，嘴里念念有词。我和他讲话他也心不在焉，有一搭没一搭地乱答着。我甚至觉得他有点异常缺乏起码的礼貌。后来在酒会上，王炳章发言时的神情就和现在一模一样，不但声调抑扬顿挫，就连节奏都掌握得恰到好处，可是你就是觉得他说的东西不是他头脑中涌出的思想，而是后来人为装进去的。我这才明白，刚才在地铁上他是在背诵宁勤勤为他准备好的英文演说稿。

王炳章不属于那种天生具有才气的领袖，能够让人第一眼就看到他横溢的才华和贵族般的气质，但是他聪明、好学、勤奋，他试图通过不懈努力和后天严格训练使自己逐渐接近一个领袖的高度。如果他是一件社会艺术品的话，你可以从那精雕细刻中体会到创作的刻苦，但是同时也可以从刀斧凿痕中看到人为的做作。

会议的议程基本上分为四个主要内容：总部咨询、形势和任务、章程修改和领导人选举。

讨论形势和任务，几乎花了一天时间。几乎每个人都上台发言了，有的人还发言了好几次。其实大家谈论的内容都差不多，这种形式只不过给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表现自己的机会。我在下面观察着每个人的讲话的特点，觉得这有点像个演讲比赛。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演说者是钱达、呼延民和胡平。

钱达是个非常出色的演说家，他在演说时全身心的投入和王炳章形成鲜明的对比。钱达有一张表情生动的脸，平时总是挂着开朗的微笑，他在演说时时而怒发冲冠，转而又热泪盈眶，感情大起大落，激昂悲愤，充满着感染力。你可以想象他在法庭外如何与中共公安人员唇枪舌剑的。

钱达主要介绍他回大陆参加杨巍审判，被中共当局驱逐出境的经过。民联得知杨巍一案于十二月二十日左右开审，派钱达作为民联代表前往上海出席审判。总部选中钱达是因为他的台湾籍华人的身份被认为具有一定的安全系数。钱达于十九日到达上海，二十日探望了杨巍的父母，得知了审判的准确时间，于二十一日开庭前，赶到法庭门前，向过往行人和前来参加审判的旁听者散发“中国民联致上海人民检查院要求无罪释放杨巍的公开信”。开庭时钱达要求进入旁听席，被法警拒绝。钱达与警方论理，被强行扣压一夜，第二天上午驱逐出境。这个事件使钱达的在海外的知名度大涨，成了当时中国民联的英雄人物。

呼延民曾经是上海著名的“胡守军反革命集团案”的成员，并因此案而入狱，在当时的民联中是少有的几位当过政治犯的民运骨干。他身材瘦小，尖嘴削腮，戴着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眼睛里时常闪着诡密的目光，再加上他那一口江浙口音的国语，活脱像个“绍兴师爷”。呼延民喜欢在别人面前表现出自己的高明，常常有意扮演一个军师的角色，所以我们也都戏称他为“师爷”。

讨论形势，是呼延民最热衷的事情。他最常挂在口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必须认清大的形势，才能决定我们的任务。呼延民主要介绍了年初那场学生运动的背景，介绍了一些大陆的情况。呼延民是个很有表现力的人，他在讲话时的丰富表情和手势，常常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以致我常常在欣赏他表情的同时忽略了他讲话的内容。讲上海话的人往往都缺乏幽默感，但是呼延民的表情比他的语言更有幽默感。我相信，他的这种表现力，对他后来当选为民联总部常委起了很大的作用。

胡平的演说我在北大竞选时就听过了。我喜欢听胡平说话，听他的说话是一种享受。他的那种机智诙谐溶贯在流畅的语言中，浸透在信手掂来的浅显例子中，让人觉得亲切自然。与王炳章的生硬刻意相反，胡平演讲时似乎显得很随便，甚至漫不经心，但表情和语调可以达到高度的协调。胡平最擅长的就是对人们政治心理的分析。通过这种分析，来推论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当局会采取什么行为方式，而一般的老百姓会采取什么行为方式。无可否认，胡平为民联带来了新的思维方式。他在这次会议上提出的“最大公约数”以及“权利重于是非”的基本原则，为后来形成的系统的民联战略体系奠定了基石。从思想方式和内容来说，胡平的演讲无疑在所有的演讲者中最具有深度和广度，但是我认为他在“三大”的表现总的来说并不成功，而他后来在竞选中所面临的风险，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的这种错误造成的。

在整个大会过程中，胡平的发言次数是最多的，发言的时间也最长，几乎每一次都大量地超过时间。他就像一个囤积了大量商品的小贩，急于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把自己口袋里的所有东西都兜售出去。为了争取时间，他讲话的节奏快得惊人，舌头在口腔里面高速地滚动，里面夹杂着大量的大陆术语，以致我相信除了大陆的北方人之外，其他的南方人和海外华人都很难全部听懂他的语言，更不用说跟上他的逻辑推理了。尤其对于一些不太习惯胡平思维方式的海外盟员，胡平连续密集的思想轰炸，使他们疲劳不堪，消化不良，很多人在开始时听他的讲话还聚精会神，可是越到后来越不耐烦，甚至产生反感。连我都感觉，胡平每次在延长时间后反复说的那些车轱橹话，实在有画蛇添足之嫌。

我在会议上发了两次言，一次提出了“形式重于内容”的战略原则，与胡平的“权利重于是非”一道，这个原则后来成为民联战略体系的另一根支柱。另一次是关于组党问题的辩论，我提出了“组而不党”的口号。我在发言中认为，组党的意义不在于“党”，而在于“组”，不在于最后的结果，而在于为各个民运组织造成一个联合的契机。因此，这个党不能急于求成，因为它一旦建立，就等于在事实上对其他组织关上了门，或者等于捆住了自己手脚。别人会认为，既然你已经有了一个山头，我何必再要去“入”你的山头？可是如果大家都还不是党，就可以平等地坐下来讨论组党问题，每个山头的代表都是“创始人”，这样大家就愿意共同来做这件事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党组成的越晚，就越能团结更多的人进来。古语曰：引而不发，跃如也。意思是箭在弦上，主动在手，一旦撒手让箭出了弦，主动权就丧失了。世界上有些事情是能做不能说，有些事情是能说不能做，组党就属于后一类事情。组党的口号可以天天喊，串联组织的工作可以天天做，但这个党建立的日子拖得越后越好。这就叫：组党组党，组而不党。

4-5两个阵营的程序游戏

所有的人心里都明白，代表大会最重要的一幕是主席的选举。从会议的一开使就有人在为这最后的压轴戏做铺垫了。在通过会议议程时，有人提出要给参选人更多的时间发表政见，这显然是为胡平开路的。胡平参加民联刚满三个月，对于大多数民联成员来说是个新面孔，如果不给他以充分的表现机会，你很难想象人们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接受他作为自己的领袖。

最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修改章程的时候。有人提议在章程上增加一条对主席资格的限制条款：出任民联主席者必须具备一年以上的盟龄。

这个提议一提出来，全场一片寂静，代表们似乎在回味着这个提议背后隐藏着的含意，接着就像炸了锅一样，整个会场哗然。所有的人都明白了，这个提议是冲着胡平去的，意在为胡平竞选主席设置障碍。胡平的盟龄只有三个月，勉强够当代表的资格（很可能王炳章在填表时还在日期上作了手脚），一旦一年盟龄的限制案通过，胡平就将失去竞选主席的资格。

正在主席要求将此提案付诸表决的时候，突然又有一个代表提出异议，他认为刚才的提案属于重大提案，民联章程规定凡属重大提案，需经出席代表人数的三分之二多数通过。显然，这个提案是胡平的支持者提出来的，目的在于阻碍“一年盟龄限制案”的通过。

此提案的提出，等于在会场上划了一条界限，代表们立即分为两大阵营，一派为拥胡派，一派为反胡派。拥胡派的主体是基本上是大陆留学生。反胡派的构成比较复杂，主要是大陆籍以外的华人，他们不太习惯大陆人的思维方式，理解不了胡平拐弯抹角地提出的那些战略策略。他们认为，民联理论问题就是如何揭露共产制度的罪恶和丑恶，唤起人民的反抗，而胡平则认为证明共产制度的罪恶已经没有意义，这在中国大陆已经成为不需要再证明的事实，人人心里都明白。而人们不敢抗争的主要障碍在于冒的风险太大，所以中国民联目前的理论重点在于建立人们结束专制的信心，建立一套能够最大限度降低人们参与民运的风险的战略策略。而这些战略策略的必要性，是那些没有在专制制度生活过的人不能可理解的。反胡派中还有一些是对王炳章操纵会议不满的代表。他们觉得内定胡平为主席继承人，给胡平更多的演讲机会和时间，在代表大会前召开“胡党”预备会议，这些都是搞权术，是违反民主原则和公平竞争原则的。还有人怀疑，总部在选拔代表的时候就作了手脚，把大批拥护胡平的盟员指派为代表。

两个阵营在场内为“一年盟龄限制案”是否属于“重大议案”开展了一场大辩论，会场乱作一团，主席只好宣布休会。休会期间，两个阵营开始了拉票战，拉票的双方最后图穷匕见了，越过了掩盖在表面上的程序问题，直接了当地向被说服的对象摊牌：支持胡平，还是反对胡平。

在整个休会期间，我一直都坐在会场后面的位置上未动，冷眼观察着两个阵营的力量对比。我看见王炳章急得到处转，找人商量方案。王炳章问我怎么办，我赠他六个字：以不变应万变。我劝他不要再搞任何多余的动作，也不要再拖时间，以我的估计，拥胡的力量略占上风，越快摊牌越好，尽快投票。

后来我知道，会议出现危机的苗头之后，王炳章在当天下午给他的另一位高参冯胜平打了电话，希望他能赶来救援。冯胜平本来不想在代表大会上公开露面，以保持秘密身份。但接到王炳章的电话后，临时买了当天的飞机票，连夜赶到旧金山。

主席最后宣布投票表决，结果“一年盟龄限制案”通过为“重大议案”，拥胡派险胜。。由于这场争论，章程修改的议程一直拖到深夜尚未完成。以致原定的庆祝一九八八年元旦的联欢晚会都被临时取消了。很多代表在一些细小的程序问题上争议不休，往往一个提案还没有付诸表决，就被很多个程序动议给打断，到后来大家都被搅进因此而生的节外问题中去了，反而把原提案给搁在一边了。最后，为了不影响明天的主席竞选议程，大会秘书处决定组成一个章程修改小组，根据代表提出的修改章程议案，连夜起草一个一揽子的草案，并对已经修改过的条文作文字和技术上的润色修改，然后由大会第二天投票通过。

第二天上午，代表们匆匆忙忙囫囵吞下了章程修改小组起草的一揽子草案，一致通过，毫无争议。人们对章程已经失去了兴趣，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最后一幕的主席竞选上了。压轴戏开场了。  

4-6胡平以一票之差险胜

徐邦泰一回到旧金山就改变了主意，取消了与胡平搭档竞选主席的承诺，理由是他的导师不赞成他荒费学业，另外也考虑到太太还在国内，不宜公开。他起了一个“李本”的假名参加了会议，会议从始致终没有发过言，并退出主席团，拒绝露面上台主持会议。

胡平只好临时换马。王炳章主张还是和柯力思搭档。我对柯力思的印象很好，所以也极力劝胡平还是选柯力思为副手，一方面使总部的工作有个连续性，另一方面柯力思是个很踏实勤勉的人，可以把很多琐碎的事情揽下来，为胡平节约出时间来多考虑理论问题。事到临头，胡平也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了，最后决定与柯力思搭档竞选。

另一对儿参加竞选的候选人是李国愚与宗继祥。李国愚是来自南美厄瓜多尔的代表，民主墙时期曾在广东地区卷入过当地的民主运动。李国愚很有内秀，我看过他写的文章，条理分明。但是他是广东人，国语说得很差，演讲时结结巴巴。他相貌像个典型的农民，哪怕他把头梳得光亮，穿着西装革履，也摆脱不了身上农民的气质。大家戏称他，再怎么打扮，也最多像个农民企业家。宗继祥是台湾籍的华侨，饭店老板，他在会场一再表白说自己本来没有打算竞选，只不过临场决定上台陪太子读一回书。显然，宗继祥本身对选举的胜利丝毫没有把握，也根本没有取胜的斗志。

胡平知道李国愚的口才不行，缺乏领袖的气质，并且缺少竞选的决心，所以并没有把对手放在眼里。李国愚本人没有上过大学。学位虽然并不能说明一个人的才干和能力，但是在一个以留学生为主体的团体里，如果你没有学位，是很难建立威望的。因此，胡平在代表大会前半期一直显得很自信。我曾经警告他，他有些话说得画蛇添足了，增加了反对他的人。胡平并没有在意，他认为，虽然有些人并不喜欢他，但只要没有强有力的对手，代表们还是会本着“矮子里面拔高子”的原则，把票投给他。他开了个玩笑说：你不用跑得比熊快，只要跑得比另一个人快就行了。

可是胡平没有想到，由于昨天的程序之战，反胡的阵营已经形成，对方既然没有以章程条文卡住胡平通向主席之路，就一定会推举出他们的代表人物，出来与胡平竞选。第二天对方阵营果然推出了两个强有力的对手，姚月谦和林樵清。他们两人都是民联的元老，虽然在社会上的名气不如胡平，但是就凭他们这么多年在盟内积累的老关系，就足以对胡平形成威胁了。更重要的是，他们两的出现，为那些不喜欢胡平，但又瞧不上李国愚的票，提供了一个归宿。

竞选演讲和答辩时，胡平又失口犯了两个错误，酿成大祸。

他在演讲时说，他通过一段时期的观察，感觉到《中国之春》在留学生中的形象不太好，他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扭转这一形象，并提出了一些建立公信力的措施。不可否认，胡平可能讲出了一个客观的事实，也提出了很有建设性的设想，但是他讲错了地方。在民联的代表大会上，当着众多对民联怀着深厚感情的老盟员，说《中国之春》“形象不太好”，这无疑大大伤了他们的自尊心。我当时就听到我前面的一个台湾籍的代表愤愤地骂道：这个书呆子把自己当成救世主了，他妈的，没有他民联一样活。

另一个错误犯得就更大了。在答辩的时候，有一个代表问胡平：“如果你选不上主席，你还愿意留在民联任其他职务，或者作一个普通的盟员吗？”

胡平很干脆地回答：“不。如果我选不上主席，我也不会任任何职务。那时候我觉得我还是呆在盟外更好一点，可以发挥比在盟内更大的作用。”

胡平说的是老实话，也是他的心里话。但是这话无疑又显示出他内心的傲慢。民联是个典型的草根型组织，它从第一天起就建立普通人的基础上的。民联的很多老盟员对明星政治怀着天生的敌意。可以想象这个回答在人们心目中引起的反感，不用说那些本来就反对胡平的代表，就连我这个支持胡平的铁票，都觉得听了都很不舒服。难怪后来冯胜平说：“王炳章是把民联当家，胡平是把民联当店。”

胡平私下曾经和我说过，他在竞选时就要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以后这个主席才好当。显然他就是按照这个既定竞选方针办的。谁知道他一下捅了一个马蜂窝，一个又一个的盟员站起来批评胡平，说他自私自利，自我中心，利用民联组织来满足自己的私利，说他自我膨胀、自视甚高，说他是野心家、阴谋家、政客，然而，看着胡平站在那里非常认真地和那些批评者们辩论，我又觉得他确实可爱。难道野心家和阴谋家会像他这样直率地讲出心里的大实话吗？后来胡平曾经多次很委屈地说：“我都不知道是民联沾了我胡平的光，还是我胡平沾了民联的光。没有这个组织，我胡平照样还是胡平。可是民联没有胡平会怎么样？”

反胡阵营的核心人物是张侠。张侠是华盛顿大学的政治学教授，曾被聘为白宫学者，相当于美国政府的咨询顾问。她在这个大会中，也许是社会地位最突出的代表了。正因为是这样，她才对胡平的清高和傲慢特别气愤。张侠习惯于说英文，汉语说得很差，语言的障碍也许是构成她对胡平的成见的另一个因素。我相信张侠教授本身政治学的素养，但是胡平说话太快，快得叫人反应不过来，我怀疑她的中文能力是否能够完全听明白胡平在演说中提出的战略原则的含义。后来我私下曾经高度概括地向张侠解释了胡平的一些基本思想，她就听明白了，说：“像你这样说不是很清楚嘛，胡平为什么要拐那么多弯，罗嗦那么久？”

张侠上台发言，提出了民联主席候选人必须具备的几条标准，具体标准我记不清了。好像一要有学位，二要有英文能力，三要有经济基础，四要有献身精神，五要有政治道德。冯胜平在下面开玩笑说，张侠提出了“革命接班人五条标准”。显然，按照这把尺子，她认为胡平哪一条都不合格。不过我也不相信，所有六位候选人谁能够完全符合她的这些标准。至少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的英文能够达到张侠所要求的水平。

姚月谦和林樵清的口才都不甚出众，也没有什么精彩的表现。但是他们及时地表现出了谦虚和谨慎，与胡平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一时间似乎整个会场的舆论都倒向了他们，胡平的地位危在旦夕。

王炳章一见事情不妙，立即建议休会，希望争取一些时间来调整步子，采取补救方案来扭转胡平的被动。休会之后，王炳章活动频繁。他显然不愿意看到姚、林两人当选。他跑来找我，问我是否愿意与他搭档竞选，由他来当我的副手。

他的战术显然是想把对方的票冲散。按照民联的选举规则，当选主席的票数一定过半数才生效，否则由票数前两名的候选人再进行一次复选投票。王炳章希望增加几对竞选人，把票分散，先渡过第一轮投票的危机，等第二轮投票时再想办法。我对他的方案当即表示反对，认为我和他出马竞选对拥胡阵营的冲击会比反胡阵营的冲击要大，得不偿失。后来冯胜平告诉我，王炳章也曾经向他提过同样的建议，他也没有同意。

见冲票方案不行，王炳章又开始劝退，劝说姚、林两人顾全大局，退出竞选。但是这显然使对方很难堪，他们不仅要考虑他们两人的进退，而且还要顾及他们背后一大群支持者的情绪。果然，反胡阵营一听说王炳章要劝姚、林两人退选来保胡平过关，立即群情激愤，扬言以退场抗议。一些对胡平的愤怒转成了对王炳章的愤怒，他们认为王炳章一手操纵会议，想把胡平强加给他们作为领袖。

王炳章一见事情不妙，转而又提出另一个方案，将两对候选人拆散重组，希望胡平能够和姚月谦搭档竞选。这个意图简直是司马昭之心，太明显了，就是要将反胡阵营的票拆散，最终目的还是要保胡平过关。

反胡阵营的人忍无可忍了，张侠、刘梓欣、李台彦、魏西西、杨农、怡文等人高声呼吁有正义感的代表退出会议，表示抗议。整个会场出现了混乱，只听见一片桌椅的碰撞声和摔打声，一些不满意胡平和王炳章的代表开始离开座位，跟着张侠他们走向大门的出口，代表大会处在分裂的边缘。我当时站在后排的位置上看着这一幕，感觉民联当时就象一叶惊涛骇浪中的小舟，正面临着灭顶之灾。

正在这时，一个小伙子冲到了大门口，用身体挡住了正在退场的人群。他高声喝到：“站住，请听我讲最后一句话。”退场的人们被他的断喝镇住了，站住了。

小伙子用目光扫了一下他们，高声斥责道：“我看你们大多都不是大陆人。你们想用退出来保持自己的清白，留下我们这些浑浊的大陆人，是吗？不错，你们是有退路的，你们下了这条船，可以回家发财做学问，但是我们大陆人上了这条船就下不来，我们是没有退路的，等待着我们的是无家可归，是铁窗脚镣。你们是在为理想而战，我们是在为生存而战。你们只想着自己的清白，可是你们想过没有，这条船翻了我们怎么办？”

如果说整个会议是一台戏的话，那么我相信此刻就是它最精彩的一幕。退场的人群就像一片被大雨浇灭了的烈火一样，滋滋地冒着烟，但是已经完全失去了气焰和势头。人们呆呆地站在原地，凝住了似的，不知该进还是该退。王炳章乘机用目光暗示一些拥胡派的代表上前把人拉回来。他自己走到张侠面前，诚恳地向她道歉，劝她回场。

后来我知道，这个挽救了民联“三大”的小伙子叫陈雷，是这个会场中最年轻出席者，因为入盟不到三个月，他不是正式代表，只是列席代表。他曾经是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的学员，当时在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物理系读研究生。半年之后，陈雷在报刊上发表了一封《退党公开信》，为抗议中共当局吊销胡平的护照，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这封公开信在社会上曾引起相当大的轰动。陈雷是海外公开退党的第一人。

当会场恢复平静之后，王炳章悄悄地坐在我身边，问：“你看怎么样，胡平有戏吗？”

我看着他憔瘁的面色，心里充满了同情。这些天，为了操劳“三大”的事情，他几乎没有睡过好觉，整个脸几乎变了形，瘦了一圈，眼框发青，眼角布满血丝，嘴角长满了燎泡。但是我觉得他有些事情做得太过了，反而把事情搞得更糟糕。

我对他说：“我曾仔细地计算过票，今天上午我还很有把握地估计胡平会赢，可是现在我已经没有把握了。我觉得你完全没有必要搞那些小动作，每一次都是适得其反，也不要再让胡平表演了，再给他时间就画蛇添足了，他讲得越多丢的票越多。我还是那句话：以不变应万变。”

王炳章叹了一口气，说：“那就听天由命了。”

我笑了笑，道：“说不定还有转机。胡平这人一向运气好。”我刚刚听说了一个消息，李国愚可能退出竞选。

果然，这一转机决定了胡平的胜负。李国愚在临投票之前宣布退出竞选，他呼吁支持他的票能够投给胡平，因为他完全赞同胡平的政治主张。也许李国愚的退出并没有影响到双方阵营的铁票，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他把投给他自己的一票投给了胡平，就是这一票，扭转了乾坤。

投票结果，胡平和柯力思以一票之差险胜姚月谦和林樵清，而且以一票之差过半数。这过半数的一票，就是李国愚的那张票。胡平果然命大。  

投票结果一公布，整个会场剑拔弩张的气氛立即烟消云散。原来反胡阵营顷刻瓦解，曾经反对胡平的代表，一个接一个走上前，与胡平、柯力思热烈握手，表示祝贺。张侠还表示，尽管她不赞同胡平的很多观点，但是她承认民主的裁决。既然胡平当选主席，她今后将配合主席工作。她的表态赢得了全场的掌声。

这一幕给我留下很强烈的印象，我发现非大陆籍的代表虽然在有关大陆民运战略方针的问题上很难沟通，但是他们有一点是很可爱的，就是他们大多很守规则。这是建立一个民主制度所需要的最基本素质。 

按照民联的章程，民联总部的权力机构为总部委员会，设委员三十三人，在这三十三人中，还要选出九人为常务委员会作为常设权力机构，另外还有一个监察委员会，设委员七人。 

主席选举之后的议程是总部委员选举和监委选举。总部委员和监委的选举采取提名推举的办法，只要有一名代表提名，本人同意，就可以列入候选人名单。这种办法主要考虑到很多没有能够参加代表大会的人也有机会当选，他们只要写一份书面委托给当地的代表，就可以成为候选人。

在六十多个代表中间选出三十三个总部委员，比例接近二分之一，即差不多在场的代表每两个人中间就有一个有可能当选代表。除了本人表示不同意或资格不够的人外，基本上在场的人都被提上了候选人名单。当选的总部委员有：胡平、王炳章、林樵清、丁楚、呼延民宗继祥、杨农、赖石、张卓之、沙林、张侠、张志明、高格文、王策、郭城、余丛、林伟、车少莉、南明、林心声、莫逢杰（以上为美国地区的委员），赵桑（香港），姚月谦、高今航（日本），柯力思、早尚、李台彦、刘梓欣（欧洲），余直、王维真（加拿大），陈抒尘（澳洲），李国愚（南美），谢正一（台湾）；监委当选的有：薛伟、黄奔、孟振华、钱达（美国），杨先智（欧洲），何明（香港），童青（日本）。薛伟为监委主任。

在所有总部委员中，又以自愿竞选的方式产生九名常委：胡平、柯力思、王炳章、呼延民、余丛、张侠、沙林、林樵清、姚月谦，主席为当然的常委会召集人。

在总部委员的选举中，我得了全票，是几个最高得票者之一。但是在常委竞选时我刚好因事离开了会场。后来我知道王炳章为我提了名，并且全力举荐。但是毕竟我人不在现场，所以还是落选。王炳章后来一直抱怨我不认真，我也没有把这个常委当回事儿。不过，一年之后，王炳章就应该庆幸我没有当选了，否则多了我这一票，他在“罢王案”中就连反攻的支点也没有了。

就像每次代表大会都要闹出点惊险的插曲一样，这次“三大”也不例外。大会结束后，又闹出一个小小的中共特务案。一位化名叫西苑的代表在会议分裂时对民联表示失望，扬言要退盟，并且打算要把会场见闻写出来发表。参加“三大”的代表中只有四位女性，西苑是被公认长得最漂亮、身材最好的姑娘，所以颇引人注目。消息传出，引起部分代表的恐慌。呼延民在会议期间一直很注意西苑的形迹，当选常委后他恰恰是分工“反间谍”工作，新官上任三把火，他立即将此案立为他上任后第一桩“特务案”。选举结束后忽闻西苑失踪，呼延民立即四处察访，最后在附近一个舞厅找到了她。当时西苑喝得半醉，正在与几个美南一起来的代表跳舞，毫无居心叵测之状，呼延民虚惊一场，于是也参加了跳舞。后来查清，这位西苑原来是原“深圳青年报”副主编曹长青的前妻。

谢选骏指出：人説“一个人有五份工作”，我看這並不需要三頭六臂，只需要蜻蜓點水，上躥下跳。

【第五章：财政危机】

5-1第三届总部的交接

民联三届总部基本上沿袭了二届总部的两权半分立的权力架构。监委算作一权，总部委员会（常委会）揽一权半，扮演一个立法决策和行政合二而一的角色。在总部委员会下的行政机构为总部办公室，设有宣传、组织、财务等干事，以及《中国之春》编辑部。行政上的事情按干事的分工各司其职，如果有事情需要集体决议的话，一般由总部干事和编辑部工作人员参加的办公会议决定。总部委员会与总部办公会之所以算作一权半而不算两权，因为主席兼任常委会成员，而常委会成员也可以兼任总部干事。

其实，在组织架构下的权力分配只是概念上的事情，而实际运作中的权力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具体的人。不同个性的人在同一个架构下，就会形成不同的权力分配结构。

王炳章执政时期，基本上实行的是总统制。王炳章是个精力旺盛的人，权力欲比较强，许多事情喜欢亲自管。而胡平执政时期，基本上实行的是内阁制。胡平个性内向，对权力比较淡漠，对事情的态度是能不管尽量不管，宁愿省下时间思考和写作。

胡平的家原来住在波士顿，是二月份才搬家到纽约来的。他等于自动休学，停掉了哈佛博士研究生的学习，成了“职业革命家”。

胡平上任之后，总部就进入了交接时期。实际上大部分工作人员都没有动，交接主要在胡平与王炳章，我与林樵清之间进行。胡平任命了一些干事，作了大致的行政分工。我被任命为财务干事兼《中国之春》经理，王炳章被任命为组织干事，柯力思为宣传干事，冯胜平为对外联络干事，呼延民为办公室主任，胡平本人兼任《中国之春》主编。大致分工是，柯力思留守总部办公室，我主持编辑部日常工作，王炳章策划一些非常规性的民运活动，胡平主要专心于理论研究和设计战略性的构想。

我主管财政和总务，实际上取代了林樵清的位置。我们两人的交接非常顺利，林樵清只来了两天，就把所有的事情交代完了。我们去了一趟银行，把我和胡平的签字权备了案，取消了林樵清的签字权，但王炳章和柯力思的签字权仍然保留下来了。

林樵清是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交接完之后，他就再也不插手干涉我的任何事情了。他三天两头还到办公室露一面，以备我有什么问题请教。如果我没有什么事情，他就和大家聊聊天，和打字小姐逗逗嘴，然后就到旁边的小饭馆里喝点酒，显得悠闲自得。我当时还不可能理解一个曾经手握重权的人，一旦身上没有了担子之后的那份失重感。其实从理智上来说，每一个头脑清醒的人都明白也承认，职务变动之后手应该撒开，但是那种失重感往往不是理智可以左右的，这是一种心理上的、习惯上的、甚至是潜意识上的不适应。当我后来亲身体会了这种感受之后，我不得不承认，林樵清当时引退得还是非常潇洒的。至少比王炳章要潇洒得多。王炳章与胡平之间的交接，就没有我与林樵清之间那样顺利。以致两个人之间的那种摩擦，酿成了后来罢王风波的导火索之一。

据说，林樵清在卸任前也给《中国之春》经理的继任者厘定了“接班人三条标准”：懂英文，懂广东话，会开车。幸好，我哪一条标准也不缺。

那时侯，我刚刚拿到汽车驾驶执照，为了符合他这“接班人三项标准”，我赶紧从新泽西州联络站负责人郑文杰手里买了一辆旧车。郑文杰是个很热心的台湾留学生。他那辆汽车是以二百五十元钱卖给我的，几乎是半卖半送。那辆汽车后来为《中国之春》立下了汉马功劳。林樵清所定的这条标准也不无道理，我得经常跑邮局、银行、印刷厂、植字打字……，要是没有车这个经理是很难当的。不过我身后的历任经理中除林心声之外，再也没有人完全符合这“三项标准”的了。

林樵清给我介绍的另外一条原则，是雇佣一般的工作人员，尽量使用香港人和台湾人，少用大陆人。他的理由是大陆人懒惰，是非多，后来我猜想还有一点他没有告诉我，就是大陆人中间有可能混入中共间谍，不利于组织的安全和保密。他认为，最好的工作人员是香港人，因为香港人对政治最没有兴趣，是最可靠的工作机器，绝对不会有什么是非发生。其次是台湾人，但是台湾人还是有政治因素的。比如，民联与国民党的关系，就是当时民联的最高机密，万一找了一个与民进党有关系的人，捅了出去，也很麻烦。至于大陆人，也难怪林樵清反感，当时美国侨界的企业普遍对大陆籍雇员反映不佳，按照林樵清的话说，大陆出来的人至少要在美国社会上混了三年以上，才能够洗刷掉公有制度留下的痕迹。果然，我回顾了一下他在任期间所雇佣的一般工作人员，除了编辑人员之外，几乎没有大陆人。如秘书高淳儿、打字小姐徐如雪、发行小姐小陈，美术编辑小杨，都是台湾人。文字编辑他不得不使用大陆人，因为《中国之春》的文字工作都是涉及大陆的事情，必须具备大陆社会的背景知识，才有起码的判断能力。

开始我听了林樵清的这个原则心里很不高兴。我本人就是大陆人，很自然心里会对这种成见产生反感。后来在我当政时期，我基本上没有按照林樵清的原则办事。不过后来的经验体会告诉我，林樵清说的是有道理的。香港人和台湾人可以把你与他们的关系看成简单的雇佣关系，这样相处相对容易，至少你还可以做到好说好散；可是大陆人会把这种关系扯进组织的纠纷，常常使技术性问题政治化，在我手下干过的大陆人，大多数没有好散的，很多都成了我的敌人。

上任的第一天，王炳章亲自带我去取信。这事本来是高淳儿干的，但是小高在王炳章卸任之后就辞职了。王炳章在给我信箱钥匙时郑重地解释说，取信和首拆信的人必须是非常可靠的人，在没有合适的人之前，希望我能够亲自做。

《中国之春》当时有两个信箱，都在曼哈顿中城的洛克菲勒大厦底层的邮局里。这两个信箱的地址曾经引起过很多人的误会，以为《中国之春》的办公室就坐落在纽约这座著名建筑里。这些误会带来了很多风言传闻，怀着善意的人以为《中国之春》一定实力雄厚，否则怎么会把自己的总部设在洛克菲勒大厦；怀有偏见的人则指责《中国之春》用社会的捐款挥霍无度，否则为什么要跑到洛克菲勒大厦上去摆排场，抖威风。后来《中国之春》还郑重其事地发了一个声明，驳斥谣言。

我平均三天去取一次信，每次都要收到一大堆信件。回来之后，我要把所有的信件拆开过目，然后按内容分成几大类。一类是编辑部的稿件和可供发表的信件，交给编辑老李登记；一类是盟员来信及要求入盟的来信，交给总部的柯力思处理入档；三是有关财务的信件，如订阅杂志、捐款、帐单、债务、税务等，留下来我处理。

财务工作实际上非常琐碎。《中国之春》号称是民主的组织，又很注重分权制衡。所有的监督也好、制衡也好，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目标就是财务。所以为了堵住所有人的口，所有的财务手续必须非常严密，几乎到了繁琐的地步。例如每一张支票的捐款，就要把姓名、地址、日期、款数和签字写五遍，首先要登记入册，接着要写一张免税收据，收据还有一联存根，又要把同样的东西抄一遍；然后要填写一张感谢状，最后是写一个信封。此后还要把所有的支票复印在白纸上，存档备查。

最大量的支票还是订阅《中国之春》杂志的，这些信我都分出来交给管发行的小陈操作。她不但要按照捐款的手续登记、写收据，而且还要把订户的地址制成卡片，按照邮区号码的顺序排列好。每次发行的时候，她就把排列好的地址复印在背后带胶的地址签上。小陈是个台湾留学生，似乎和林樵清有什么亲戚关系，或者接受什么人委托给予照顾的关系。她打的是半工，每星期来两三天，上班和下班登记时间，每月统计工作小时，按时间付薪。

小陈是个个子矮矮胖胖的姑娘，一张圆圆的娃娃脸显得年纪很小。她进出办公室静得像只猫一样，从不引人注目。工作的时候，她就安静地躲在走廊尽头的会议室里，任旁边的人在那里大吵大叫。有时候，我们在会议室讨论非常机密的事情，她照样在旁边做她的事情，我们会毫不在意她的存在，甚至是没有意识到她的存在，仿佛她就是会议室里的家具一样。我想，这大概就是林樵清所说的港台籍工作人员的好处了。大陆民运与他们无关。他们不关心你在谈什么，你也用不着担心他们听见你谈什么。你可以把最机密的事情交给他们去办，而不用担心泄露什么。

发行组的另一个工作人员是薛伟，小陈负责管理订户资料和打印地址，薛伟管装箱和邮局及纽约零售点的运输。由于薛伟的活没有多少，几天就干完了，所以平时他就是办公室里的机动工作人员，凡是没有人干的事情都由他干，例如上机场接送人，开会布置会场，等等。薛伟还有另外两个职务，监委主任和政治避难者协会会长。在罢免王炳章之前，在我的印象中，他这个监委主任基本上是个摆设，没有什么事情处理。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政治避难协会上面。那时候，有很多人跑到《中国之春》来要求帮忙办政治庇护。一个两个还问题不大，可是人一多就麻烦了，要帮着他们编材料，翻译文件，跑移民局，平时还要接大量的咨询电话，办公室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工作，不可能总是被这些事情缠身，所以都乐得薛伟把这些事情揽过去。

我到总部任职时，编辑部的工作人员比我最初来的时候增加了一个呼延民，具体职务是美术编辑。呼延民的专业是美术，也算专业对口。原来美术编辑是一个姓杨的台湾留学生，是个半工，只有在排版的时候来工作十天左右。呼延民进来之后，小杨就辞退了。呼延民是全工，他除了会画之外，也善写，所以也兼作文字编辑。

新总部上任后接管出的第一本《中国之春》是总五十九期，直到把这一期杂志送进印刷厂，这架机器还在按照从前的惯性运转着。可是一个星期之后，形势就完全改变了。

5-2《中国之春》断粮了

按照王炳章时期的惯例，总部包括编辑部的所有工作人员每星期都有一次办公室例会。会议内容不固定，主要是各人汇报一下工作进度，讨论一下组稿的计划，分析一下局势，每个人有些什么特别的问题，也可以在会议上提出来。胡平上任初期，这个惯例延续下来了，但是我可以明显感觉到胡平对这种形式上的东西不以为然。过去召集办公会议的是主席王炳章，可是胡平的性格对任何能够把他固定束服住的形式都天然地反感，他当主席之后不愿意揽这个事，就把招集会议的责任推给了我。为了名正言顺，他封了我一个过去从来没有过的职位：总干事。

主席可以任命总干事的条文是“三大”上加进章程的。据说胡平在竞选主席前和王炳章谈的条件是他不管具体行政工作，保证充裕的时间进行理论研究和写作。王炳章满口答应，说如果必要的话可以设总干事一职，实行内阁制，另外主席配有秘书，很多事情可以由秘书代劳。后来很多人告诉我，王炳章设这个总干事的位置是留给他自己的，没想到胡平任命了我，令他失算了，所以后来才打算用经济危机来清理门户，维持对民联的控制。不过我对这种猜测总是付之一笑。我知道王炳章怎样跑遍了全城找我出山，这至少说明了他当时对胡平和我的诚意。世界上很多人常常喜欢用后面的结果来推断从前的动机，这种方法我很怀疑是否都很准确。每一个人都是个矛盾体，很多荒唐事都是出于一念之差而非蓄谋以久。

杂志送进印刷厂后的一个星期，是编辑部最轻松的时期。大家紧紧张张加了几天班，都可以喘口气了，有什么私事也可以抓紧办一下。可是没有想到，这一个星期整个民联的中枢都陷入一种极度的焦虑之中。

杂志付印第二天，王炳章面色沉重地把胡平和我叫到打字室的小房间，他掩上门，告诉我们一个很不幸的消息：捐款断了。

王炳章对我们说，自从“三大”之后，原来每月定期从台湾得到的四万多元经费被卡住了，他再也没有收到过。他之所以这么久没有声张，为的是在消息没有确实之前不想引起军心混乱。他派宁勤勤回了一趟台湾探听虚实，现在宁勤勤从台湾回来了，并没有把给钱的关系接上，断粮已经成为现实，他不得不把情况向主席汇报。王炳章从包里拿出六千元钱现款交给我，说：“这些钱是我想办法搞来的，先把这个月的工资发了吧。不过，下一期杂志的经费已经没有了，要另想办法。”

也许王炳章事先曾经和胡平打过招呼，这次只不过是确实一下。所以胡平并没有显得特别惊讶。他只是低着头沉思着，面色铁青。倒是我毫无思想准备，一下子被这个消息震惊了。我的震惊不仅仅在于没有钱的消息，同时还在于民联经费来源的秘密一下子以这样突然的形式在我面前揭开。

过去我尽管在很多场合听到过民联拿国民党经费的传闻，但是这些毕竟是传闻，在它们没有被证实之前，我只能持半信半疑的态度。去年夏天，我虽然在总部和王炳章朝夕相处了一个多月，但是我们从来也没有触及到这个话题。王炳章经常有意无意地在我面前提起一些盟员对组织的捐款，例如他就曾经告诉我，我所得到的一千元《中国之春》最佳作品奖，就是民联里的一位叫黄奔的盟员捐的奖励基金。他告诉我黄奔是个成功的餐馆老板，手下有十家餐馆，很有钱，经常为民联捐款。

这些暗示给我的印象是民联至少有相当成分是靠社会捐款来维持运作的。当然，我也曾经猜想国民党绝对不会不插手民联，肯定也会从经济上给予支持。但是我想像的这种支持一般会以间接的方式，例如找一个中性的企业或者中立的商人出面，以捐款的方式体现。而且在我没有了解到《中国之春》的整个开支情况之前，我猜想这种捐款也只不过占社会捐款的一部分。我完全没有想到，民联在经济上对台湾的依赖如此之深，以至台湾一断粮，民联就有可能瘫痪。

胡平沉思良久，冷不丁问了一句：“你觉得是什么原因？”

王炳章道：“我曾经估计有三个原因，一是台湾方面对你不熟悉，也许听了一些对你不利的传言，想观察一段时间再决定是否继续支持。这一点我已经叫勤勤和他们解释过了。第二个原因可能是蒋经国刚刚死，台湾政界正处于动荡之中，管理我们经费的部门是直接受蒋经国领导的，他们摸不清李登辉对大陆民运的态度，不知该怎么办。”

“还有一个原因，”王炳章顿了一下，说：“我们内部的国民党特务向那边打了报告，说民联的核心有中共特务。”

“中共特务？”我问：“谁？”

“可能是杨漫克和柯力思。现在柯力思又当选了副主席，他们不放心。”

“柯力思是中共特务？”我觉得非常滑稽，几乎笑出声来，我还以为王炳章在开玩笑，“他不是台湾人嘛，中共怎么会找他当特务？”

王炳章苦笑了一声：“是啊，柯力思是个多好的人，徐文立的狱中手稿就是他搞出来的，怎么会是特务？”

“谁打的报告？”我问了一句。

“这个人就在我们办公室。”王炳章咬牙切齿地说：“我非除掉他不可。”

我当时脑子里立刻反映出来的人是林樵清。他作为台湾特务被派在王炳章身边监视民联的传闻由来已久，他的父亲又和国民党关系那么深，更重要的是，我在“三大”的主席选举上目睹了他被自己的政敌胡平和柯力思击败的事实，即使从个人嫉妒心的角度出发，他也有可能会报复。可是不久我就知道了，王炳章指的是薛伟。

王炳章走后，我和胡平留在屋子里，商量对策。

“你的意见如何？”胡平问我。

“没钱能有什么办法？”我叹了口气：“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建议停刊，向社会呼救。”

胡平沉默了很久，说：“是不是撑几个月看看，无论台湾局势的明朗还是对我的看法的转变都需要时间。另外，我们一上台就把《中国之春》停了，不好向社会交代。”

“但是如果撑了三个月撑不下去怎么办？”我反问道。“到那个时候再停刊，就更糟了。现在停刊，还没有我们的责任，因为上一届给咱们留下一个空钱袋，有情可原。可是等我们出了三个月再停刊，可就是我们的责任了。舆论就会说《中国之春》垮在我们手里。”

还有些话我还没有说出来。我心里就不相信台湾就会眼看着他们支持了这么久的《中国之春》垮掉。既然管我们钱的有某个部门或某个具体的人，那么《中国之春》至少也关系到他们的饭碗，他们也不会眼看着饭碗被砸掉吧？停掉《中国之春》等于将他们的军，逼着他们表态。另外，我猜到胡平心里还怀疑这是王炳章作的文章，这一停，也等于将了王炳章一军，如果他手中还有余钱的话，也会迫使他拿出来，因为王炳章更不会忍心看着自己一手创建的刊物垮掉。

胡平没有出声。他很少当人面作出一个决定，我想他需要时间考虑。

5-2遣散编辑部工作人员

晚上，王炳章把我和胡平请到他家里开会，林樵清也来了。宁勤勤介绍了去台湾的情况，她说得很含糊，只是提到对方担心柯力思。我问王炳章为什么不亲自去台湾，什么事情由他亲自去说不是更清楚嘛。他苦笑着告诉我，他的政治避难还没有批准，身份问题没有解决是不能出境的。我听了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像他这样的头号反革命分子，竟然政治避难还没有批准，简直不可思议。

我们讨论了一下应对经济危机的措施。胡、王、林三人都不同意停刊，所以我也不再坚持。最后我们作出的决定是：（1）总部和编辑部所有工作人员，除胡平之外，全部停发工资，愿意打义工的留下，不愿打义工的遣散；（2）《中国之春》杂志从彩色封面改为单色封面，这样可以省七百多元，另外内页从九十六页缩减为八十页；（3）立即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经济危机的消息，向社会呼救捐款；（4）王炳章和胡平到各地去演讲，为民联捐款找钱；（5）派林樵清再去一次台湾，与捐款人沟通，接上经费供应的渠道。

胡平建议成立两个专门委员会，一个是经济开发委员会，由宗继祥负责；另一个是筹款委员会，由林樵清负责。宁勤勤在旁边插了个话，提出了一个将《中国之春》股份化的设想，大家讨论了一下认为可行，于是交给我制定出具体的施行计划。

散会之后，王炳章把我悄悄拉到一边，问：“你能顶住吗？有什么困难没有？”

我说：“我太太过两天就从大陆来了。她来得正好，可以打工养我，免了后顾之忧。”

王炳章道：“如果有困难，可以在加拿大移民公司多开点工资，先一个月拿四百块钱吧，以后不够再加。”

我原来每个星期五到移民公司上半天班，一个月拿大约两百元。现在等于多了一倍。按当时纽约的生活水准，一个两口之家的基本生活费大约需要八百元左右。

过去王炳章的工资是一千元，胡平上任后工资提到一千三百元。当时这个工资在民联内是相当奢侈的了。我没有想到胡平竟然接受了保留他工资的提案，在别人都自动提出打义工的时候，他哪怕连作个姿态的表示都没有。我可以理解和容忍胡平的自私，但是尽管如此，心底里还是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一丝不快的感觉。

王炳章在这一点上比胡平强得多，至少姿态他是会作的。刚才王炳章就想到我个人的生活问题，而胡平连问都没有问，好像我不食人间烟火一样。不过从这也看出胡平另一个优点：诚实。后来我反复地琢磨和权衡过胡平的优缺点，还是觉得他是值得合作的人，他即使不帮你，但绝对不会害你。他的诚实，使你敢于用背对着他。

三月四日，办公室召开例会。这是我召集和主持的第一次办公会议，很不幸的是，这第一次会议就要由我宣布遣散所有员工的决定。

我非常沉痛地告诉大家现在《中国之春》所面临的困境，希望大家能够另谋生路，如果愿意留下来打义工，与《中国之春》共渡难关，我表示欢迎。

我相信，当时在坐的人除了知情者之外，都会像我当初听到这个消息时一样感到突然。然而，大家都很平静地接受了现实。我默默地把王炳章给我的六千元现金发了下去，这是上个月的工资，也算作是遣散费。

杨漫克没有说什么，拿完钱收拾一下东西就走了。他和王炳章及林樵清之间有些摩擦。他的父亲是中共高干，他的生母似乎还和中共国安部有些瓜葛。不久前杨漫克到香港去和母亲会面，这事被林樵清知道了，引起他的怀疑。从此，杨漫克的中共特嫌一直象一个阴影一样笼罩着办公室，王炳章和林樵清对他处处设防，连“三大”也没有让他参加，这些杨漫克并非没有察觉。他知道，离开《中国之春》只是早晚的事情，他早有准备。

老王和老李离开之前找我谈话，说他们可以理解《中国之春》的困境，虽然不准备打义工，但他们对这本杂志还是很有感情的，希望今后经济情况好转之后，还能回来为它工作。

当时薛伟不在，到香港去了。薛伟在每一次代表大会前后总是要跑一趟香港或台湾，谁也不知道他做什么。他赶回来的时候，所有的员工已经遣散了，其中当然也包括他。

薛伟阴沉着脸接过我发给他的遣散费，平静地对我说他将留下来义务工作，《中国之春》只要一天不倒，他就为它工作一天。最后，他从牙缝里恨恨地挤出一句：“想把我赶走，办不到。”

我知道这句话不是对我说的。可是他是对谁说的呢？是王炳章？林樵清？还是柯力思？我总觉得他与他们之间似乎有些什么宿怨，双方都在暗中较劲。我想起了王炳章曾经为柯力思抱不平时讲过的话，现在我猜到他指的是谁了。这使我隐隐约约感觉到，我现在趟的这潭水，远比我从前想象得要深要浑。

5-4调整民联的三大关系

几天之后，《中国之春》杂志社召开记者招待会，参加记者招待会的有胡平、王炳章、林樵清和我。本来这次记者会是准备向纽约公众介绍民联新主席胡平的，现在它的主题却变成了宣布经济危机的消息。就像我上任主持的第一个办公会议是宣布解散一样，胡平上任召开的第一个记者会是宣布危机，这的确是一件令人尴尬的事情。

胡平介绍了《中国之春》最近裁员的情况，向社会呼吁捐款拯救《中国之春》。他公布了中国之春基金会的银行帐号，希望那些不愿意露名的捐款者能够将钱直接转入该账号。王炳章介绍了一些筹款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之春基金会的认股计划。即将杂志社每月基本开支扣除订户和零售的回收款约七千元，定为一万八千元，分为六百股，每股三十元，在社会上招购，认购者按月付款也可以，按年付款也可以。总之一经认购即成为《中国之春》的股东。因为《中国之春》是非盈利的机构，这种认股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不是股份，还是捐款。我们只不过想通过这种方法将《中国之春》的捐款来源分散化，稳定化。当然，股东并非一点实际利益没有的，他们可以凭《中国之春》开具的收据来申请免税。

记者们所关心的问题还是在《中国之春》的捐款来源上。一位记者向我提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请问新旧两任的财务干事，民联有没有拿国民党的钱？”

我相信过去很少有人这么直接了当提问的，而王炳章和林樵清面对这个问题从来都是躲躲闪闪。显然，这一次记者希望从我这个新主管身上打开缺口。我毫无躲闪地迎住了那位记者的眼睛，抢在林樵清之前答道：“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见过国民党的钱是什么样子，但是，如果国民党愿意给我钱的话，我可以当着你的面拿。”

我的回答显然大大地出乎了记者们的意料，在他们中间引起了小小的骚动，在过去的四年中，民联的领导人从来没有这样直率地回答这个敏感的问题。另一位记者紧跟着又问了一句：“那你说民联和国民党是什么关系？”

“是盟友关系，联吴抗魏。”我答得斩钉截铁，“我们都面对同一个强大的对手——共产党，为什么不能联合对敌？”

胡平马上又补充道：“国民党愿意捐款支持我们，只能说明它认同我们提出的主张。只要这种钱不附带政治条件，就和其他捐款一样，没有什么不可接受的。如果你接受一部分人的捐款而拒绝接受另一部分人的捐款，这不是政治歧视嘛？”

回答得巧妙而痛快，我暗暗为胡平叫好。过去多少人用这个问题刁难过民联，过去的民联领导人多少次在这个问题上窝过气，现在问题一经摊开，竟变得这样简单明朗。人们背后指指戳戳，是因为你总是背对着他们，可是你一旦转过身去，勇敢面对他们的时候，一切非议都将烟消云散。

我在刚刚上任时，就向胡平提出民联需要调整“三大关系”，即调整与共产党的关系，与国民党的关系，以及和大陆内部民运的关系。我们曾经多次讨论过这些关系的调整，意见基本一致。

首先我认为民联对待共产党的态度应该从“你死”转向“我活”。我们和共产党的关系走到头不是要消灭它或者打倒它，而是要和它共同面对选民。因此民联所有活动的立足点不应该放在让共产党的丢分上，而应该放在为自己增分上。

其次和国民党的联盟关系要正常化，明朗化。过去王炳章在公开场合总是小心翼翼地与国民党拉开距离。为了避嫌，他甚至很多次装模作样地拒绝进入一些悬挂国民党旗的会场。王炳章的苦衷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身边最近的三个人——宁勤勤、林樵清和柯力思都有台湾背景，所以很难怪人们议论他受台湾的控制，说民联台湾的特务组织。王炳章在这种背景下不得不瓜田李下，谨慎躲闪。可是胡平和我没有任何台湾背景，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提出和国民党结盟，而不用担心被指责为台湾特务。

和大陆民运的关系，主要是要摆正主配角的地位。民联中有很多盟员，尤其是非大陆籍的盟员，常常流露出一种自大的情绪，觉得民联就是当年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是大陆民运的中心和领导力量。这种井底之蛙的浅见显然是由于缺乏对大陆的现状和民运历史的了解所产生的。我和胡平都很明白，海外民运只是大陆内部民运的辅战场。即使哪天大陆实现了民主化，民联能否在大陆取得一席之地，完全取决于大陆的民运力量是否认同我们。因此民联现在切不可枉尊自大，必须摆出低姿态，在大陆“寻根”。后来我反复强调，“中国之春”的根是“北京之春”就是基于这一点考虑。而胡平和我都曾经卷入过北京之春的民主运动，我们俩的上任，为民联的“寻根”提供了方便的纽带。

公布中国之春基金会的账号，是胡平为增强《中国之春》公信力所采取的另一个重大措施。过去《中国之春》的财务状况一直是一个黑箱之迷，曾经引起过社会上很多传言，如国民党给钱豢养，王炳章侵吞公款等等。王炳章对付这类社会传言的办法是把盖子越捂越紧，对民联的财务状况严加保密，谁要是涉及此领域就被认为是特务，居心叵测。可是他把盖子捂得越紧，人们的疑心就越重，传言就越邪。这些传言，大大地降低了《中国之春》的公信力。胡平显然在竞选民联主席之前就听闻过这些传言，他在“三大”上也提出提高民联公信力的主要措施是“公开化，透明化”。现在他公布银行帐号正是实现“透明化”的一个非常明智的举动，而民联的财政危机恰恰为这样一个改革措施提供了转机和借口。否则，如果你在平常时期莫名其妙地忽然宣布公开账号，反而会给人一个欲盖彰弥的感觉。

后来我越来越体会到胡平这一举动的英明。我们接管民联之后，发现自己实际上处在一个很尴尬的境地。社会上的传闻并没有错，民联确实是国民党出钱养着的。对于这一事实，你既不能承认，又不能否认。如果你承认，民联整个就会威信扫地，从此丧失独立的政治地位；你若不承认，就得撒谎，可是谎言总有一天要被戳破的，到那时候，撒谎的人就会名誉扫地。

既不能躲避，也不能承认，更不能撒谎，唯一的出路就是要有一种理直气壮的说法。胡平公开了中国之春账号，就使我这个掌钱的人有了这样一种摆脱困境的说法。有一次我到一个大学演讲，有一个同学问我：“《中国之春》的钱是谁给的？”

我回答：“不知道。我们的账户是公开的，谁想捐钱，都可以寄进来。”

“你怎么可能不知道？”

“我当然可以知道，但是我不想知道。我为什么要去知道？”

“你难道没有想过这钱是国民党给的吗？”

“这当然有可能，但是既然捐款的人愿意隐名埋姓，我有什么必要去追查他是谁呢？有钱用不就行了吗？我这人认钱不认人。”

于是全场哄笑。我轻松地绕过王炳章多次触礁的险滩。

王炳章过去显然是经常面对这一令他难堪的问题。为了一劳永逸地摆脱人们的这种诘问，王炳章竟然挺而走险，折腾出一个轰动全美的“《中国之春》控告《人民日报》案”。一九八六年，《人民日报》在一篇报导中曾经咒骂民联是国民党出钱豢养的走狗，王炳章就请了一位从美国司法部退休的律师，控告《人民日报》造谣诬蔑，要求对方赔偿名誉损失。王炳章的这种做法显然是在赌博，而他唯一的赌注是押在中共方面无法找到证据。这一战役的结果是把民联送上了险境，逼得王炳章和林樵清整天提心吊胆地提防中共特务的渗透，那种神经过敏几乎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这种打法，就是不惜自己丢分，也要让对手丢分的战术。最后道路会越走越窄。

胡平了解到“控告《人民日报》案”的详情之后，哭笑不得。记者会开过几天后，胡平、王炳章、冯胜平和我四人立即赶到华盛顿，找到了那个帮我们打官司的大律师艾克曼，把案子悄悄撤回了。撤案之后，我真为民联捏着一把汗。幸好中共方面并没有注意，否则《人民日报》一个反扑，《中国之春》就狼狈了。

5-5 “透明化”和“钥匙事件”

在编辑部的工作人员中，还有一个人坚持要留下来义务工作。这个人就是呼延民。可是这个时候，呼延民正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在我接任《中国之春》经理之前，办公室发生了一个所谓“钥匙事件”，林樵清将呼延民赶出了民联总部。

林樵清是个多疑的人，对办公室钥匙的控制非常谨慎。王炳章、林樵清、柯力思手里各有一把钥匙，他们是民联的核心人物，晚上和周末经常要在办公室活动，无可非议。其他编辑部工作人员，甚至包括监委主任薛伟都没有钥匙。在编辑部工作人员中，唯一有钥匙的是老李，原因是王、林、柯三人都不能保证每天早上准时到，同时他们也经常有事外出，需要有一个人年如一日地每天早上为大家开门，下午为办公室锁门。这个角色在林樵清看来，非老李莫属。

老李六十多岁了，原来是中国一个官方访美代表团的成员，一念之差没有随团回国，离队逃出来了，在美国申请了政治庇护。老李是个非常老实的人，脸上总是挂着非常谦卑的表情。他平时很少说话，从不招惹是非，一付谨小慎微的样子。有时候我看着老李都觉得有点奇怪，很难想象一个性格如此懦弱的人能够在短短的时间内果断地跨出那样大胆的一步。那个离队“叛逃”的决定，可以说整个改变了他余生的命运，使他踏上了一条与从前的生活轨迹完全相反的歧路。那时候，中共官员叛逃事件还不常发生，所以也格外引人注目。后来当局显然给他的家属施加了很多压力，结果他的妻子儿女来信骂他毁了全家的前程，声言要与他划清界限。亲人的绝情使老李的精神濒临崩溃，纽约生活的艰辛又使他心力交瘁，绝望和痛苦之中他曾多次试图自杀，有一次甚至被送进医院急救。《中国之春》把老李的事情当做一个政治事件给予报导，在生活上也给了他很大的帮助。后来《中国之春》几乎就成了老李的精神寄托，他变成了这个办公室里最勤劳任怨的工作人员，承担了所有别人不愿意做的细活琐事。老李在纽约没有亲友，关系简单，生活节奏规律，他每天早上最早到办公室，可以整天坐在办公桌后不迈出大门一步。所以他拿钥匙是最可靠的。

呼延民在编辑部的职务是美术编辑。“三大”之后，他又在一家餐馆找了一份送午餐的外卖工，工作时间是上午十点至下午四点。呼延民不愿放弃《中国之春》的全职工作，就把自己的工作时间定在晚上五点至半夜十二点钟。美术编辑的工作很不均匀，只是在排版的十天左右的时间里忙一些，平时没有什么事情，所以他就自告奋勇揽了一些其他的活，以便对得起那份全职的工钱。例如他整理了所有的报刊杂志，建立了一个资料室，要求所有人借杂志阅读都要在他那里登记，于是就成了资料管理员。另外“三大”之后，呼延民积极表态支持胡平提出的“透明化、公开化”的主张。胡平上台后任命他为民联的办公室主任。呼延民一上任，就立即着手搞一个总部委员和监委委员的通讯录，并打算出版一份不定期的通讯，随时向委员们通报总部的运作情况。

美术编辑忙的时候，刚好是刊物付排印刷之前，这时候编辑部所有工作人员也都要忙到半夜，办公室里始终有人，所以开始时呼延民没有钥匙的问题还没有这样突出。可是忙季一过，编辑部晚上就不一定总有人，呼延民要是没有钥匙，晚上五点到十二点的工作时间就成问题了。另外呼延民提出，他晚上只工作七个小时，对不起那份全职工资，所以他希望早上能够早一个小时上班，处理办公室主任的事务，也算凑足八小时工作时间了。但是这样一来，他就要在老李之前进办公室。所以他向林樵清提出，给他一把钥匙。

林樵清并不打算给呼延民钥匙，所以对他的要求不置可否。于是呼延民就向柯力思去要钥匙。柯力思没有给他，并把这事情告诉了林樵清。结果林樵清当场大怒，立即宣布解雇呼延民。呼延民与他发生争吵，争执之间请了柯力思来作证。柯力思的证词显然对呼延民不利，于是林樵清大骂呼延民是骗子，宣称从此不再信任他，并严禁他今后踏进编辑部和总部的门。呼延民也大怒，声称林樵清没有权力把他这个民联常委和办公室主任赶出办公室，他要打电话向所有的总部委员控诉，请他们出面主持公道。双方争吵逐步升级，从国骂发展到推推搡搡，幸好王炳章和李国愚赶到，才劝住了双方。

果然，呼延民回家之后，立即打电话给所有的总部委员，大力抨击王、林、柯总部过去黑箱作业，一手遮天的作风。呼吁委员之间建立横向联系，制约总部的权力膨胀。王炳章怕把事情闹大，极力从中斡旋，想把事情平息下去。

呼延民是去年十月份进入民联的。我的学校开学之后，我离开了总部，接着他就住进了总部，后来到《中国之春》当了编辑。“钥匙事件”发生时，呼延民已经从总部搬到离编辑部不远的一个地下室，当时还有些行李放在总部，后来他再也没有进过总部，东西是柯力思给他送还的。

呼延民是一个很善于拉帮结党的人，他本人住在地下室，穷得丁当响，可是每个月打电话就要两百多块钱。他可以有事没事打电话和你聊聊，联络感情，一谈可以谈一个小时不放下电话。我上任经理之后，王炳章曾托我去安抚呼延民，调解冲突，呼延民也热情地邀请我到他家去聊聊。那时候李国愚还没有来得及回南美，也住在他家，我也想和他们熟悉一下，所以常去坐坐。这使我有机会了解到双方的立场和情绪。

呼延民认为钥匙的问题只是一个借口，林樵清把他赶出总部的真正原因是他搞的“透明化和公开化”，威胁到了王炳章过去的组织路线。呼延民在上海时就认识《中国之春》的创始人之一黄立，来到海外之后，他大概从黄立嘴里了解到了一些《中国之春》的历史，以及王炳章清除异己的手段。他认为王炳章维持他的黑箱作业的手段主要靠民联内部垂直单线联系的组织结构。所有的委员、支部、联络站和盟员都直接和总部保持纵向的单线联系，而他们相互之间没有交流和沟通，这样很容易导致总部集权专权的倾向。所以他一进入民联，就开始着手在盟内编织一张横向联络的网，以便有一天可以制衡总部。

呼延民坚持说林樵清背后实际上是王炳章在指使，他俩和柯力思是商量好用一个套子把他装进去的。呼延民觉得他刚进民联时王炳章对他还是很信任的，至少让他住进总部，就说明了这一点。后来他在“三大”上到处搜集总部委员的名单，引起王炳章的猜疑。另外呼延民认为自己在“三大”上表现出来的活动能量，使王炳章担心他对自己的权力基础和组织路线产生威胁。

“你知道吗？”呼延民眨眨眼，神秘地对我说：“王炳章当时是想让你当选常委的，我可以从他对你的举荐中看出他对你的重视。在当选的九名常委中，只有我是匹黑马。我的当选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可是你的缺席给了我这个机会。过去王炳章的总部中，除了他的铁杆林樵清和柯力思之外，没有一个常委常驻总部，所以他们单线联系的黑箱作业才能维持。现在王炳章在会场上看到了我的能量，也知道我主张透明化，他绝不能容忍一个他控制不了，同时又具有能量的常委在总部身边。这就是他为什么要借林樵清之手把我赶走的原因。”

呼延民对柯力思搞他的鬼颇为不解，他猜想可能最终是出于利益关系。他曾经和柯力思在总部同住同吃了很久，两人相处得相当不错。但是胡平三大后任命他当办公室主任，实际上直接到威胁到柯力思的权利范围，因为柯力思所管的那一摊，实际上是典型的办公室主任的工作。出于利益考虑，柯力思也乐于看到他被赶走。不过，我始终很怀疑柯力思是否真的喜欢过呼延民，凭我的直觉，像柯力思那样朴实的人是不会欣赏呼延民的滑头性格的，也不会信任他。后来我知道，在他们两个人住在一起的阶段，柯力思始终锁着自己的房门和档案柜，呼延民从来也没有看到过那些最秘密的档案。相对而言，柯力思对我就不设防。这说明他还是对呼延民存有戒心的。

我承认，在和呼延民深谈过之后，我感觉自己很不喜欢他。呼延民浑身透着上海人的小聪明，而且到处玄耀他施展的小谋略，甚至生怕别人不知道他的足智多谋。他在“三大”的表现确实非常活跃，有个代表形容他是“上窜下跳”，我觉得一点也不过分。不过我最不喜欢他的是他的反复无常。呼延民对任何事情都喜欢发表议论。但是我发现他的观点常常变来变去，模棱两可，几乎没有什么原则。所以，他的行为也总是令人吃不准，谁都很难想象他下一步会搞出什么名堂。

在“民联三大”上，呼延民一会儿拥胡，一会儿反胡。他说他赞成胡平的观点，但是不看好胡平的组织能力。因此他赞成胡平当民联的精神领袖，而不赞成胡平成为民联的组织领袖。呼延民说，他第一次见胡平的时候胡平对他极其冷淡，所以他看出胡平不是一个组织人才，因此他得出结论：胡平会把民联搞散掉。可是胡平当选之后，他似乎又成了拥护胡平的铁杆。我觉得谁和呼延民相处久了都很难对他产生信任感，这个人总是令人捉摸不定。如果人们把这种反复无常看作是他的性格，那么会觉得他很难共事；可是如果把这看作是他的谋略，那简直就觉得他是在故意捣乱了。

后来我听了各方对“钥匙事件”的不同说法，发现分歧实际上在一个很细节的问题上：即林樵清有没有同意给呼延民钥匙。

据呼延民的说法，在钥匙事件发生的前一天，他并没有感觉到林樵清对他有什么敌意。那天林樵清还给他这位办公室主任找了一张旧的办公桌，运来放在厨房门前的角落里，显然直到那时双方之间似乎还没有芥蒂。他接着就向林樵清提出需要钥匙，林樵清当时说“可以考虑”，他以为林同意了，因此他才去找柯力思借钥匙用两天。第二天，他拿了一个总部委员的通讯录给林樵清看，并告诉他自己准备搞一个内部通讯，加强横向联系，促进盟内运作的透明化。林樵清听罢脸色就变了，坚决不同意。过了一会儿，林就以钥匙事件为借口发难了。呼延民显然认为林和柯是串通好的，甚至认为王炳章后来的劝架都是装模作样。他们就是看了那份横向联系的名单，才决定把他除掉的，和钥匙完全无关。

柯力思的讲法是，呼延民向他借钥匙时声称林樵清已经同意。他出于谨慎，问了一下林樵清，谁知林根本就不知此事。所以他认为呼延民不诚实，要么就是另有目的。

林樵清的说法是他根本就不同意给呼延民办公室的钥匙。所以当他听说呼延民打着他的幌子去向柯力思讨钥匙时，就勃然大怒了。由此联想到呼延民搞的种种小动作，包括他为得到钥匙而制造的借口，先是晚上工作，然后又要早上工作，自然怀疑起他的动机。他所以要赶走呼延民是因为不再相信他。

王炳章虽然没有直接卷入钥匙事件，但是我和从他的谈话中很明显地感觉到他当时已经很厌恶呼延民了。王炳章对呼延民的评价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还给呼延民的办公桌上贴了一幅座右铭：金口免开。我相信他即使不认为呼延民的所做所为是别有用心的话，至少也认为他是一门四处乱射，难以控制的瞎炮。所以凭我的直觉，我相信王炳章是乐于看见呼延民被赶走的。不过，他和林樵清一向是唱红白脸的角色，所以总是要出来抹下稀泥。

我虽然听呼延民说的更多，但是对钥匙事件的事实我从直觉上相信柯力思的说法。我和呼延民接触一段时间之后，不知为什么很自然就产生了不信任感，所以我很能理解林樵清、柯力思和王炳章要赶走他的那种心情。呼延民说的对，钥匙事件即使是他们有理的话，也只不过是个导火索，他们要赶走呼延民，一定有潜在的原因。当然，这些是谁也不会摆到桌面上来说的。呼延民是那种在任何地方也不会受执政者欢迎的人，到后来连我都巴不得送他走了。  

呼延民确实是个颇有能量的人，他精心编织的横向联络网后来果然发挥了威力。他每天晚上回家就不停地给各地的总部委员打电话，揭露王炳章林樵清捂盖子反对“透明化”，并迫害他这个主张“透明化”的办公室主任的行为，竟盟内掀起了轩然大波。在《中国之春》的历史上，自李林决裂以来，盟内似乎还没有人这样干过，所以逼得王炳章不得不对呼延民进行安抚。后来呼延民告诉我，他“倒王”的决心，就是在那个时候种下的。

5-6谁在被除掉的名单上？

经济危机发生之后，有一次呼延民又把我请到他家。他告诉我，这样的“经济危机”在《中国之春》的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了，每一次都是王炳章用来排除异己的手段。民联“一大”之前，原《中国之春》的办公室主任杨怀安和主管财务的张伟发现了王炳章有一万五千元的财务漏洞，打算追查，结果王炳章就搞了一次经济危机，把杨张两人困在办公室两个月没发工资，后来不得不交出钢印和钥匙。他们刚一投降，王炳章就立即召开“一大”，显然并不是没有钱的。他暗示，这次经济危机也是王炳章制造出来的，他本人也是要被除掉的名单中的人之一。

我并不是第一次从呼延民这里听到过这类说法。但是这一次我亲身经历了，体会就更直接、更深刻一些。虽然出于对王炳章的好感，我不愿意相信这些传闻，但是有很多迹象也确实不能不引起我的怀疑。我发现，凡是王炳章打算留下来的人，他都做了安排。

胡平显然是不能排除的，否则他就不会在“三大”上拼死力扶他上马了。因此，王炳章提议保留胡平工资，免了胡平的后顾之忧，以免这位书生一怒之下，甩手不干了。后来我知道，林樵清还为胡平交过几个月的房租，每个月八百元钱。林樵清说是他私人垫的钱，但我一直怀疑私人怎么可能作这种事情。

我感觉他也是愿意我留下的，所以他提出我如果有困难的话，可以从加拿大移民公司拿钱。后来当我太太蕾蕾扔掉长岛保姆工作之后，他将自己的两个孩子送给她带看，每月给她五百元钱。我不知道这其中是否有暗中帮助我的意思，这五百元虽然不多，但如果蕾蕾找不到工作，这五百元毕竟可以保个险。

柯力思是王炳章的老搭档了，对王炳章忠心耿耿，自然也不在排除之列。所有工作人员遣散之后，有一天蕾蕾坐在打字室研究打字机，看见王炳章把柯力思叫到这个房间里，两人关上们，嘀咕了一会儿。他们当时没有注意蕾蕾在场，就象我们平时谈话总也不注意小陈在场一样。蕾蕾看见王炳章拿出三百元钱，交给柯力思，说是给他的生活补助。柯力思推托了一阵，说他家里会从台湾寄钱来。王炳章说他这么大人怎么好意思用父母的钱，硬把钱塞给了柯力思。蕾蕾回来把这事告诉了我，我叫她不要声张。我不想把这种事情张扬出去，但是这毕竟说明，王炳章对于他的铁杆，是有钱安排后路的。

林樵清的家庭似乎很有钱，不存在后顾之忧的问题。况且他在总部和编辑部也没有什么职位了，不拿工资，所以经济危机及裁员也不关他的事。老李和老王属于一般雇员，不是核心人物，可有可无，所以不必特殊关照。至于小陈的工作，林樵清和我打了一个招呼，希望能够继续雇佣，有钱先发她。我同意了。这也是很自然的，她又不是盟员，当然不会给我们打义工。当时我对发行的一摊一点也不熟习，薛伟都搞不明白她的那套工作程序，只要杂志还要出刊，我不雇她靠谁？既然雇了她。当然宁愿不发我自己的工资，也要先发她的工资。

推算下来，如果王炳章真打算把什么人排除出编辑部的话，那么最有可能的是薛伟和杨漫克。这两个人后来都证实了。后来王炳章都明确地对我说过薛伟是国民党线民，杨漫克是共产党特务，不能留在办公室内。然而呼延民是否他一定要排除的对象，一直没有证实，只能推测。

以后的事实也证明，王炳章口袋里并不是没有钱的，支撑几个月是完全够用的，至少还没有逼到马上要停刊裁人的地步。可是他为什么要急于宣布这次经济危机，至今对我还是一个迷。

谢选骏指出：人説“财政危机”，我看這是“逼人就範”的不二法門。

【第六章：以商养运】

6-1太太来得正是时候

我太太蕾蕾是三月五日从香港抵达纽约。那天是星期六，飞机晚上七点多钟到。当时郭城刚好住在我家，我和他一起去接飞机。蕾蕾在车上就和郭城混熟了，一口一个“郭大哥”，把郭城叫得晕呼呼的，立即自告奋勇说第二天带蕾蕾去逛纽约城。我当时被经济危机的消息压得喘不过气来，也乐的把蕾蕾交给这位“郭大侠”照看。

蕾蕾此时来的不早不晚，正是时候。她要是早一点来，我们俩根本没法过日子，我一个人一无所有，没有房子、没有家具，也没有汽车；可是她要是晚一点来，我很难说有信心单独撑过经济危机，当时我不但有生活费的问题，还要继续交学费，如果没有她的支持，也许我就得辞职到外面找一份工作去了。

寒假过后，我从学校宿舍搬到了艾姆赫斯特的《中国之春》附近。那幢房子的房东刚结婚，住到纽约上州去了，房子整层都空着。我最初租了其中的一间。后来因为蕾蕾要来，我要求每月九百元把房子全部都租下来。房东很高兴就同意了，甚至把很多家具和日常用品都留给了我们。

这幢房子简直就像是为我准备好了似的，它不但解了我生活上的困境，而且给我的事业和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首先它离办公室近，几乎位于《中国之春》编辑部和民联总部的中点上，走路到两个办公室各需要十分钟左右。家住得近，办公室就成了我伸延的书房，我可以晚上在办公室工作到很晚。后来很多盟员都说，他们深夜打电话，总可以在《中国之春》办公室找到我。这使他们非常感动，觉得我几乎是没日没夜地在工作。在我主持民联日常工作的时期，丁楚的勤勉是有口皆碑的，即使后来恨我入骨的人都不得不承认。这曾为我在盟内积累起很高的威望和声誉。

那幢房子的客厅空间很大，中间有一道拉门，我和蕾蕾住在里面的一半，拉门外面的一半当客厅，可以容下二三十人的聚会。厅的地毯非常漂亮，根本用不着沙发和椅子，客人来了直接就可以坐在地上。厅的外层，还有一个很漂亮的玻璃廊，摆上一排椅子，坐在那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街道上来往的汽车和行人。由于离办公室近，再加上空间大，我家后来逐渐取代了王炳章家，成了南来北往朋友的交通站，以及当地盟员非正式的活动中心。他们出了办公室都愿意到这里聚会谈天。一些办公室不方便的秘密会面或会议，常常在我家召开。这个便利条件，曾一度使我成为盟内人缘最好的人。

这幢房子给我带来的最大的好处是为我省了大笔的房钱，让我从容地挺过了第一次经济危机。我是“二房东”，自己住两间，将其他房间都出租给其他房客，中间还曾经办过旅客招待所，收的房费平均下来几乎可以打平成本，我自己等于不付房租。在纽约生活，房租是生活费中最大的开支，平均要占收入的一半，省了房租，一个月几百元就可以过得很从容了。美国的食品是非常便宜的，只要不讲究，简单地吃饱并保证营养，花不了多少钱。

蕾蕾来的第二天是星期天，王炳章夫妻一早就来探望我们，还带来了一些日用品作为礼物。蕾蕾一见面就喜欢上勤勤了，但是她对王炳章的印象很不好，甚至对他很冷淡，不愿意和他讲话。当时王炳章梳着一个中分头，戴着一付金丝边眼镜，身穿呢子大衣，脚蹬一双尖头皮鞋。后来蕾蕾对我说，她一见王炳章的面就觉得他象电影里的汉奸，阴险狡猾。蕾蕾是个很单纯直率的姑娘，疾恶如仇，从不掩饰脸上的喜怒哀乐。她非常相信自己的直觉，对王炳章的坏印象一直持续到最后。后来我和王炳章的关系从疏远到决裂，蕾蕾在中间起了很微妙的作用。

蕾蕾在家里休息了三天，就在长岛找了一个保姆的工作。那一家有三个孩子，蕾蕾要住到他们家去，管吃管住，每月九百元钱工资。每个星期天晚上我开车送她去“上班”，星期五晚上我开车去接她回来。蕾蕾是家里的幼女，父亲的掌上明珠，小时候自己还要保姆伺候，现在一来倒要给别人当保姆去，心理上转不过弯，情绪非常低沉。每个星期天我送她去长岛的时候，她都要哭鼻子，象一个要被送去幼儿园的小姑娘一样。而每个星期五我去接她回家，车还没到，她就站在门口翘首以待了，就象被放出牢笼的鸟。  

周末，蕾蕾会兴高采烈地一步不离地跟着我，象个跟屁虫，在办公室干各种各样的杂活。她曾经在大陆的机关里当过打字员，我就让她呆在打字室研究一下《中国之春》的中文打字机，希望她能够在这方面帮一下忙。蕾蕾在不熟悉的人面前一声不吭，乖的跟只猫似的，但是在熟悉的人面前就叽叽喳喳，活像只八哥。她的这种性格似乎很招人喜欢，大家都把她当孩子看，其实她比勤勤还要大一岁。而表面上看，勤勤比她老成持重得多。

蕾蕾脑袋里完全没有政治神经，常常在《中国之春》办公室里一边起劲地干着“反革命勾当”，一边嘴里大声地赞扬共产党，大骂海外民运分子素质太差。但是大家公认，她是一个很好的工作人员，尤其在做那些细小的琐事上，井井有条，一丝不苟。薛伟称她是最好的办公室秘书。有一次他说，如果他有一个办公室，一定请蕾蕾来管。胡平对蕾蕾工作的积极态度给予高度评价，有一次他半开玩笑地表扬她：“我看我们办公室里，蕾蕾是最积极的反革命，丁楚是反革命家属。”

有一次我问她：“你一到纽约，就掉进了贼窝，害不害怕？”

她理直气壮地说：“怕什么？我帮我先生啊。”

蕾蕾在长岛那家干了两个月就辞职了。她已经和那家人的三个孩子混得很熟了，她本身就像个大孩子，深得孩子们的喜欢，那家人对她也很满意。但是她忍受不了每星期离开我五天，坚决不干了。

可是蕾蕾在家里晃了两天，又心里惶惶然了。我建议她在家里办一个托儿所，就把外面的厅给孩子们活动，这样她就可以呆在家里了，同时可以帮《中国之春》打字。因为经济危机，我们总是拖欠打字徐小姐的打字费，她似乎也不太愿意干了。她向我请假一个月回台湾探亲，我必须要在她走之前将蕾蕾训练出来，以便马上就可以顶上去。

我在房子的大门外面贴了一个大广告：托儿所，招收三岁以上幼儿，每个月三百元。谁知第一个上门来的客户是宁勤勤。她说要把两个儿子交给蕾蕾看，管一顿中饭，一个月五百元。

王炳章和宁勤勤的两个儿子，老大王造时，五岁，我们都叫他“汉斯”，老二王代时，三岁，我们都称他“代代”。这两个小家伙长得人见人爱，尤其是代代，眉清目秀，一脸的憨像，活像个小熊猫。蕾蕾一见这兄弟俩就喜欢上了，满口答应。每天早上宁勤勤把俩个小家伙送来，每天下班后我用车把他俩送回家，就不用宁勤勤来接了。

由于这两个孩子，我们和王炳章一家建立了非常亲密的个人关系。王炳章和宁勤勤有事情，或者想出去看电影，就把孩子扔在我家，有时候两兄弟在我家睡到半夜，醒来之后迷迷糊糊地管蕾蕾叫“妈妈”。王炳章和宁勤勤有时候忙，没有给孩子吃饱就送到我家来了，两个小家伙饿得猴急，见什么都往嘴里塞。把蕾蕾心疼得对着王炳章两口子哇哇大叫，警告他们不得虐待儿童。王炳章在家里对孩子试行“法治”，动不动就给两个小子关禁闭。汉斯和代代到我家就向蕾蕾控诉，说爸爸把他们关在壁橱里。蕾蕾急了，嘴里大骂王炳章是法西斯，好像受虐待的不是王炳章的孩子，倒是她自己的孩子。

蕾蕾每天上午给孩子们上课，教他们认中文字，读唐诗。中午安排他们两个小时午觉，下午让他们随便玩，这样她可以给《中国之春》打字。孩子睡觉的时候，我回家吃饭都得蹑手蹑脚，稍有响声，就要被蕾蕾臭骂一顿。蕾蕾对代代喜欢得着了迷，她常常长久地凝视着代代那付天使般的睡相，想象着她今后也要有一个像代代一样可爱的儿子。

那段时期，是我们和王炳章一家的蜜月时期。营造出这种气氛的是蕾蕾，可是后来破坏这种气氛的也是蕾蕾。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后来有人评价，王炳章的太太可以把他的敌人变成朋友，胡平的太太可以把他的朋友变成敌人，而丁楚的太太可以使他的朋友变成更好的朋友，使他的敌人变成永远不饶恕他的敌人。蕾蕾是个爱憎分明，喜怒形于色的人，这种人总是会制造极端。

6-2加拿大移民公司

我已经记不清关于办“加拿大移民公司”的主意是谁提出来的了，后来宁勤勤一口咬定是我的主意，可是我实在怀疑这一点。我刚到美国不到一年，何以有这样的知识和想象力？我相信王炳章和宁勤勤一定早就打过办加拿大移民公司的主意，但一直没有下决心。也许我的鼓动，只不过帮他们下了这个决心。

我记得我在总部工作的时候，一次和王炳章聊天谈到以商养运。这对于王炳章来说，并不是个新的话题。民联内部讨论这事已经很久了，可是还没有一桩成功例子。王炳章自己在编辑部和总部之间的八十二街上开了一个国际工商服务公司，主要经营代客电传、代客接电话、代客收信、代客复印的业务。那时候大陆正在第二波“公司热”的浪峰上（第一波在一九八四年到八五年），海外不知道从那里冒出来了那么多“皮包公司”，纷纷争着与大陆做生意。很多从大陆来的人，觉得凭自己在国内有关系，可以当个中间人，赚点佣金外快，纷纷挂起了公司的招牌，自命董事长、总经理。这些手持高级名片的中间人有很多住在纽约贫民窟的隔间里，家里连电话都没有，更不用说商业必须的电传机了。但是他们的名片上必须有电话号码和电传号码，于是王炳章的服务公司的电话和电传就成了这些人名片上的号码，为他们收发各种各样的商业信息，计件收取服务费。

这个工商服务公司，主要由宁勤勤在经营，看来也赚不到什么大钱，也就赚出一个人的工资而已。但是这个地方却是个“以商养运”现成的基地，有现成的办公室、电话、电传、电脑、复印机，还有一台旧的印刷机。

王炳章分析，从明年起，美国将有一大批留学生从学校毕业，面临出路问题。而留学生的出路问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身份。自费留学生还可以通过就业取得劳工证的办法取得绿卡，而公费留学生的出路基本上只有两条：政治避难和移民加拿大。王炳章认为，当最后的时刻逼近的时候，这批留学生会不惜代价寻找出路。如果看准了，办个移民公司来帮助他们解决身份问题，这个市场是可以赚大钱的。

刚到纽约的人都是天不怕地不怕。我在大陆办过皮包公司，白手起家也赚过大钱。一听王炳章的分析就来了劲，极力主张办一个“加拿大移民顾问公司”。

说干就干，我们立即找来宁勤勤，具体商量开办移民公司的可行性，她是加拿大公民，经常往返于加拿大与美国之间，对加拿大的情况比较熟悉。

宁勤勤从外表上看是个很有教养，很温顺的女人。她五官清秀，皮肤白晰，圆脸上架着一副挺时髦的透塑眼镜，几乎占据了整个脸蛋的三分之一，在眼镜的玻璃镜后面，一双聪慧的眼睛总是含着笑意。她乐于助人，善于交际，讲一口流利的英文，是王炳章难得的“贤内助”。

宁勤勤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她一来果然出了很多非常好的主意，一个本来很粗糙的设想，经她的策划立即变成了一个离现实近在咫尺的计划。宁勤勤说，加拿大是世界上最容易移民的地方。那里的移民分三大类，投资移民、亲属移民和技术移民，留学生的移民基本上属于技术移民。技术移民的手续其实非常简单，只要到加拿大驻当地的领事馆去拿一张表格，回来填好寄去就行了。技术移民有十项指标，如出生地、年龄、教育程度、语言能力、专业专长、工作经验等等，每项指标十分。移民官会给申请者的各项指标打分，然后将所有的分数相加。如果总分超过七十分，就基本上可以通过，然后移民官就会通知申请人面谈，主要是核实你表格里所填的各项内容是否属实，如果属实，一般都会批准。对于技术移民来说，最重要的指标是你的专长和专业，但这一项的分数并非固定的，而是要根据加拿大本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来决定。加拿大劳工部每三个月发表一个小册子，上面公布本国劳动力市场对各项职业和专业的需求量，移民官就是根据这些需求量加权得出各种专业和职业的移民分数。

宁勤勤笑着说：“其实只要你懂得这套程序，自己就可以办移民，根本就用不着移民公司和移民律师。移民申请表格和劳工市场需求指南在加拿大领事馆都有，任何人都可以随便去拿。我们办这个公司不过就是凭垄断信息而已。”

白手起家，空手套狼之类的美梦我已经作过很多次了。在纽约，做生意少不了投资，没有本钱，只好作白手起家的梦。有时候，一个好的主意，就有可能把这个梦变为现实。

宁勤勤很快就把公司注册的手续办好了，我们去一家西班牙银行开了一个户头。这个移民公司几乎用不着投资，就利用勤勤的“国际工商服务公司”的办公室和电话。

“国际工商服务公司”是一个半地下室，一进门是一个厅，是顾客等候排队的空间。右手边有一个像售票口一样的玻璃窗，顾客通过窗口和里面的主人打交道。窗口里面就是办公室，有三个办公桌，还有一个大的台子，上面放着电脑和电传机。靠窗口的这面墙上，是一排信箱，按照编号出租给顾客。

在这个办公室的对面，还有一间空的屋子，里面只有一张办公桌。王炳章有的时候在这里约见一些不愿意在《中国之春》编辑部露面的人。我们就准备把移民公司开在这间空屋子里。

宁勤勤去加拿大领事馆拿了一些表格和劳工市场的小册子，在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移民公司就正式开业了。可是开业不久，我的学校也开学了，我搬到学校宿舍去住了。

我不记得那时我是否在宿舍里装了电话没有，王炳章后来抱怨说，我就像失踪了一样，简直没法找到我。其实我即使装了电话也是白费，因为我一个人要打四份工，忙得除了晚上睡觉之外，根本就没有时间呆在宿舍里。我给所有朋友的电话都是我晚上看守的那个自习室旁边的公用电话号码，因为那个时间我是肯定在那里的。自习室的学生大多都认识我，说找我他们都会传话。

有一天，宁勤勤终于在那个公用电话找到了我。她在电话里大发牢骚：“丁楚，你这家伙真不象话。你一甩手，这一摊都扔给我，就跑得无影无踪了。”

我乐了，问：“怎么样，生意还好吧？”

“不好我也不会来找你，现在收了一大堆信，要回电话，还有人要来面谈，我应付不了。我不知道怎样和这些大陆人打交道。”

“老王呢？”

“他不方便出面。人家都知道他。”

“这么说，你是非让我出面不可了？”

“老兄，办移民公司是你出的主意，你总不能一点也不管吧？你来当经理好了，这一摊我管不过来。”

我想了一下，说：“我只有星期五下午有时间，其余时间都要工作。这样吧，凡是要面谈的，你都约在星期五，我星期五到移民公司工作一下午。接电话、面谈、整理档案。表格你平时填一下可以吧？”

宁勤勤犹豫了一会儿，说：“哪有公司一个礼拜只开一天门的？”

“你接电话就说，丁律师是本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只有星期五接待来访者。”

宁勤勤大笑：“这玩笑不能开，冒充律师犯法的。”

我也笑了，道：“那就说移民法律顾问。不过，我接待客户的时候，还需要一位女秘书。堂堂法律顾问可不能没有秘书。”

宁勤勤叹了一口气，说：“只好我来当秘书了。”

星期五，我到了国际工商公司，移民公司已经接到几十封信了，都需要回电话，或者寄表格。我发现宁勤勤并没有认真地经营这个公司，至少连客户的档案都没有建立。这也难怪她，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光王炳章那两个儿子，就够她忙的了。

我很快地按姓氏的字母顺序建立了一个档案，然后逐一回了信，并回了电话，解答了一些问题。在电话里我一律告诉对方，有什么问题找我，请在星期五打电话来。下午四点，宁勤勤约了一个客户，我在办公室对面的小屋子里接待了他。事先我们把那间小屋收拾了一下，还装模作样地摆了一台打字机和一台电话（线不通的）。

我西装革履，收拾得仪表堂堂，摆出一副法律顾问的姿态。宁勤勤规规矩矩地坐在打字机旁填写一份移民表格，严然象个秘书小姐。那客户是个留学生，还带了妻子，特地从外地赶来的。我回答了他们的一些问题，并为他们计算了移民分数。我告诉他们，如果移民分数不足七十分的话，我是不会接收案子的，而我估计他们的移民分数已经大大超过了移民线，所以他们的案子本公司决定受理。那个留学生显然很满意，当场填了表格，交了七百五十元钱。我记得他是最顺利的一个，很快就被通知面谈了。

按照我们的收费规定，一个案子共收费一千五百元。接案子的时候先收七百五十元的押金，等移民官通知面谈后，再交七百五十元。如果申请在面谈之前被移民官退回，就意味着不批准，我们将退还押金中的五百元，扣留二百五十元作手续费。但是移民官的面谈没有通过，我们将不退钱。我们只能保证到移民官面谈，面谈没有过关就不关我们的事情了。这也合乎情理，因为有些人在填表的时候会说谎或夸大事实，我们不可能对此负责。例如，你说你会说法文，但是移民官考你的时候发现你根本就不懂法文，他就不会批准。那就得你自己对自己的谎言负责。

客户走了之后，我和宁勤勤捧腹大笑。当时我和王炳章都没有身份，公司是用宁勤勤的名字注册的，所以她是老板娘。老板娘冒充秘书小姐，颇有点滑稽。

看着我们的表演成功，宁勤勤的积极性大增，又提出一些建设性的主意。根据她的建议，公司又开设了咨询业务。如果有人愿意自己办理移民手续，无需本公司代理，但他又不能判断自己能得多少移民分数，那么我们可以向他提供一份加国劳动力市场需求状况的材料（我们将宁勤勤每季从加拿大领事馆取来的材料复印很多份）和一份指导申请人如何计算分数的指南。只要寄来四十元支票，我们就把资料寄去。后来我们发现，这种钱实际上赚得更容易也更保险，拿钱寄材料，买卖双方两清，用不着担心拒绝、退款等后遗问题。

后来宁勤勤回了一趟加拿大，顺便和一家猎头公司联系上了，对方同意为我们推荐的人才寻找出路。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我们准备移民加拿大的客户的履历表寄给他们，请他们在加拿大代找工作。只要移民的申请者能够在加拿大找到工作，就足以说明他的专业是本国市场所需求的，一般移民官都不会拒绝。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提高本公司客户的移民成功率，而且那个猎头公司的佣金是从用人单位提取的，我们的移民客户也用不着多花钱。

有了第一批客户之后，他们就会带来第二批客户。口碑相传，加拿大移民公司的名声也打响了，生意日益兴旺起来。可是顾客多了麻烦也来了，我后来主持《中国之春》编务和财务之后，被编辑部的事情缠得脱不开身，无暇顾及移民公司的业务，以致很多客户的申请手续被拖延。于是越来越多的客户打电话来抱怨，有的甚至要求退款。我曾经请了一个留学生来管理公司业务，但是效果不佳。

七月，《中国之春》的经济危机进入了最困难的阶段，积压了四个月的账单再也无法拖下去了，而且打义工的人终有一天会顶不住的。我和王炳章商量了一下，决定杀鸡取蛋，关闭移民公司。扣除了房租电话及退款之后，移民公司的账上余款两万六千元钱，全部用来发工资和支付账单了。这个加拿大移民公司在最危机的时候，舍命挽救了《中国之春》。

6-3中国之春认股计划

从四月开始，胡平和王炳章就到美国各地去演讲，同时推行《中国之春》基金会认股计划，为杂志社筹款。

四、五、六三个月，《中国之春》杂志的封页上印上了“SOS”（国际通用的呼救符号）的血红大字，以及认股计划的细则。我每天都收到一大堆信件，里面夹着捐款的小额支票。有的十元，有的二十元，其中也有很多是认股的支票。

从技术角度来说，我一看见小额支票就头痛。每张支票我要花十分钟处理，每天几十张支票就够我忙到半夜的了。但是每当我读着那些支票的附言时，都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激动，几乎每句话背后都隐含着一个意思：坚持住，中国之春不能倒。我常常读着那些热情洋溢的来信，眼睛里充满着热泪，这些小额支票虽然帮不上多大的忙，但是却给了我一种近乎于神圣的使命感。我心里明白，它们给予《中国之春》的物质力量，远远比不上精神力量。

经济危机给予我们所有人的考验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更重要是精神上的。以中国人吃苦耐劳的素质，一个月四百元也照样能活。可是如果大家知道这种状况是暂时的，希望的曙光就在前头，那么所有的人都会咬着牙坚持住。可是问题就在于，谁也不知道这种困难的状况将要持续多久，也许每个人每天都在不停地问自己，如果将来没有稳定的财源，自己的生活怎么办？尽管我们每天都能收到小额的捐款，但是《中国之春》要是完全靠这种不稳定的小额捐款来维持，就相当于把一个完全没有动力保障的帆船扔进太平洋，赶上风就驶，停了风就漂，其危险是可以想象的。我知道，凭我的能力可以很容易在社会上找到一个工作，眼看着暑假又要来临，如果我不能在这段时间筹足下个学期的学费，恐怕我也要步胡平的后尘，沦落为“职业革命家”了。眼看着我的积蓄逐渐接近危险线，我脑子里不时地闪过一个念头：辞职。然而，每当我看到“中国之春不能倒”的附言，我就觉得任何辞职想法都会产生一种罪恶感。直到“罢王风波”之前，我可以说都是一个带有强烈理想主义色彩的“民运人士”，而那时候，整个民联也都充满着理想主义色彩，在那段民联的上升时期，我的回忆似乎都是美好的。

头一个月，中国之春基金会认股的计划在全盟各支部开始推行，反应热烈。虽然认股的盟员不到五十人，但是有很多人认了不止一股，有人甚至认了十股二十股。成绩最好的是旧金山支部，我记得郭平一个人就认了二十股，也就是说他每个月就要捐出六百元钱。

我曾经算过一笔帐。以中国民联当时拥有八百盟员计，扣除失去联系和完全没有经济能力的人，算六百人，每人每月认一股，三十元，就可以稳固地支撑起《中国之春》杂志社的开支。不过后来我才意识到，这种平均值的算法在中国人中间根本就行不通。在民联成员中，占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大陆留学生和新移民还没有在美国社会站稳脚跟，他们中间很多人甚至连《中国之春》杂志都订不起，那里还会有钱捐款？从认股的成分来看，主要的捐款者是在美国公司工作的专业人员，他们中间很多是七十年代从台湾来的留学生，现在已经在美国成家立业了。这批人大约占民联成员的百分之二十左右。

我本来还期望民联里能有几十个企业家认股，后来发现这种想法实在天真。一来在民联中企业家简直是凤毛鳞角，数来数去也就是开过几家餐馆的黄奔。二来即使企业家也未必比薪金阶层更愿意捐款，在我管钱的整个时期，我没有收到过黄奔一笔捐款。后来我逐渐悟出了道理，过去王炳章经常提起黄奔，主要是为了用他的名字掩护从台湾来的捐款。可惜的是民联里面企业家太少，所以说来说去也就是一个黄奔总是挂在嘴上。于是给很多不知情的盟员造成一种假象，以为黄奔对民联做出过巨大贡献，后来黄奔在“四大”上能够选上副主席，全靠这种王炳章制造出来的印象。

王炳章每次从外地演讲回来，都能带回一大把捐款支票。而胡平在这方面的成绩就差远了。在一些小额捐款中，我有时还可以看见上千元的大支票。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张是林心声开的九千元支票，一张是徐英朗开的一万三千元支票。这两张支票都在银行账户眼看就要见底的时候奇迹般出现的。在那段时间里，王炳章给我留下的印象甚至比他是民联主席的时候还要强烈。一年前，他的个人能量是和他主席的职务重叠的，也许会有人认为这种能量部分来自民联主席的名位。可是现在王炳章已经不再是主席了，但他仍然能够让人感觉到他的力量，他仍旧像民联的柱石一样可以依靠。每当我见到银行账户上没有钱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找王炳章而不是胡平。

6-4白手起家，空手套狼

一九八八年，正是中国大陆第二波“全民从商”的高峰，也许不是巧合，此时民联内部也掀起了一个“以商养运”的高潮。钱，就像浮士德的魔鬼，同时引诱着共产党的官员和海外的流亡者。

一九八四年至八五年，我在大陆曾经赶上过第一波“公司热”。那段时间我办了个“开发公司”，也是白手起家，正经八百当过几天万元户。加拿大移民公司在几个月内就赚了三万多元钱，也说明白手起家在海外并非不可能。历史的经验和眼前的经验都是令人鼓舞的，面对美国社会，我也和所有刚从大陆出来的人一样充满着自信。

经济危机把所有的人折磨苦了，赚钱的欲望像发孝的面团一样不可遏止。我当时整天都在做着白手起家的梦。我在盟内发了一个通知，希望所有的盟员都能群策群力，向总部提出白手起家的好项目和好建议。

那时候，一些当地的盟员经常在编辑部进进出出，出各种主意的都有。他们中间有很多人还没有找到工作，都希望总部能够办起一个企业，他们也有个着落。为了能够利用这些闲散的劳动力，我办了一个搬家公司。刚好我在街上拣了个便宜，花一千四百元买了一个才开了四年的小卡车。于是我在报纸上登了一则广告：小型搬运，机场接送。电话号码登的是我家里的号码，当时蕾蕾在家里办了个托儿所，她可以顺便接客户的电话。我把经常出入编辑部的一些盟员和留学生的电话号码都记下来，都作为搬家公司的临时工，平时他们用不着上工，也没有工资。但是一接着活，就打电话通知他们，从搬运费中发工资。

广告一登出，生意立即来了，整天电话不断。我本来最担心的环节是客源不足，可是没想到真干起来才发现瓶颈卡在劳动力上，这恰恰是我过去认为最不成问题的环节。那些原来看起来整天在编辑部游游荡荡的闲散人员，到了结骨眼上往往一个也找不到，或者都有事在身。常常是蕾蕾预订了为客户搬家的时间，到时候找不到人去，最后为了公司的信誉我不得不亲自出马。有时候我自己没有时间，就只好取消预约。

除了搬家，还有机场接送，大部分出车时间都在很难叫到出租汽车的半夜或清晨。要是找不到人出车，只好我亲自跑一趟。那时候我简直忙得连睡觉的工夫都没有。当时我要负责编辑部的编务和财务，学校每个星期还有三门课要上，还要管加拿大移民公司，另外还准备办一个招待所，由于没有钱，我雇不起工作人员，编辑部的大小琐事和所有企业的经营都落在我身上。幸亏我上个学期受过一人打五份工的训练，否则非转晕了不可。

后来我发现这样下去我简直无法承担。每办一个企业就等于在我自己脖子上套上一个绳索，这个绳索越来越多，终有一天非把我勒死不可。我脑子里有一大堆创业的计划，缺的就是开创这些事业的人，我想起了从共产党那里学来的“承包制”。

我在经常来往的盟员中间物色了一些人，一个一个和他们谈我的计划，然后问他们一个共同的问题：“你想当老板，还是想当雇员？”

“老板怎么当，雇员怎么当？”他们问。

“我帮你创造条件，把企业办起来。然后你把公司承包了，没有工资，多赚了你多得，《中国之春》也多得，亏了本你自己就没有收入，这是老板的当法。若是当雇员，你就光拿工资，每天四十元。”

几乎所有的人都异口同声地宣称宁愿当雇员不当老板。我这才深刻地体会到《共产党宣言》要消灭剥削制度之荒谬，这世界上大多数人放着老板不当宁愿当工人，其中绝非没有道理。人们看到的资本家都是最后在树上接出的果子，他们不知道这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九的资本家在没有见到果实之前就夭折了。那份创业的风险，开拓之艰辛，失败之痛苦，破产之狼狈，绝非当工人所受的那份罪所可以比拟的。

蕾蕾在家里办托儿所的时候，我在家里还办过招待所，招待从大陆来的代表团。这个主意我是听郭城说的。他告诉我旧金山有人在这方面做的很成功，其主要的经验就是开发票时给“回扣”。例如本来你每个人收三十元，但是收据开五十元。这样，国家报销五十元，实际我只收三十元，另外二十元就可以进了代表团成员个人的口袋。

我试了一下，果然灵。从大陆来的代表团成员，大多都是国企做生意的。除了发票上的回扣之外，他们还附带两个条件：一要看“黄色录像”，第二要看“反动刊物”。估计他们出国之前都被有关部门打过招呼，不能接触反动刊物。但是这恰恰钩起了他们的好奇之心，反倒非要看看里面到底写了些什么。第一个条件当然不难满足，纽约街头到处都是色情录像带租店，花两块钱就可以租一盘。为了让他们多住几天，头一天租X，第二天租XX，第三天租XXX。大家开玩笑说这是有计划有步骤、循序渐进地腐蚀革命干部。第二个条件就更是求之不得了，《中国之春》大量供应，要多少有多少，甚至还可以带走。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掉进了贼窝，招待他们的主人就是这反动刊物的发行者。

但是招待所最大的问题是客源不稳定，有了饱吃一顿，没有了就饿着。我一个月要交八百七十多块房租，风险实在很大。有时候，有些民联成员路过纽约，在这里住宿，他们多是盟员或朋友介绍来的，有时不好意收钱，或者要打折扣。有一次有一对儿从肯塔基来的盟员夫妻住在招待所里，每人每天只收十元。晚上他们抽烟没有熄灭，第二天把床垫给点燃了，差点闹出火灾。

蕾蕾是个天性保守的人，从心理上很不适应这种有一顿没一顿的风险经营。每到房间空置的时候，她就慌得不行，整天在我耳边唠唠叨叨。她坚持要把房子稳定地租给长期居住的房客。后来我实在也照应不过来那么多事情，只好把房间都租出去了。

我的招待所关闭之后，呼延民又打起了这个主意。他过去有一个癖好，总爱到街上去检美国人扔的旧家具。我经常半夜接到他的电话，说他在某个街角，那里有张床垫，叫我开车去帮他拉回家。就这样，他零零碎碎地检了不少东西。后来他也学我，租下了整幢房子，开起了招待所。他招待所里所有的床和家具竟然都是从街上拣来的。毯子床单都是从救世军商店买来的便宜货。呼延民提前一个星期先交了押金，当场拿到了房门的钥匙。他对房东说他要提前来一下，一个星期之后再搬进来，那时候再交房租。可是刚一拿到钥匙，呼延民就碰上了好运气，一下拉来了一个七人代表团，住了一个礼拜，收了一千多块钱，等到该交房租的时候，他的房租已经赚到手了。他这招“空手套狼”干得确实漂亮，把很多人羡慕得直冒口水。

呼延民雇了一个上海小伙子给他上飞机场拉客人。那小伙子大约在上海有点关系，所以有他在还可以有客人来，后来他找了个工作离开了，客源也就断了，呼延民的招待所只好关门大吉。

6-5王炳章的保险业务

六月，王炳章宣布他要卖保险。这是有一次我到他的国际工商公司去的时候他向我透露的计划。当时他正一只脚翘在桌子上，手里捧着一大本关于人寿保险的考试资料。王炳章有静脉炎，走路多了腿上的静脉血管就会肿胀起来，所以他时常要把腿搁在桌子上。知情的人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不知情的人就会觉得他很傲慢，没有礼貌，这也可能是他得罪那么多人的原因之一。

我对卖保险这一行没有什么概念，但是王炳章认为这个职业对他来说是非常合适的，没有固定的上班时间，在赚大钱的同时还可以兼顾民运。他告诉我，他可以把卖保险得到的佣金的百分之七十捐给《中国之春》。

“我就不信，我们凭自己的力量养活不起《中国之春》。”这些日子，每当王炳章谈起这一话题就会激动起来，“国民党有时候真孙子，拿他们的钱滋味不好受。”

我看得出王炳章心里的窝囊，后来我也听胡平背地里对此发过脾气。你很难想象像王炳章这样一个桀傲不逊的人能够吃得了嗟来之食。很多人都以为王炳章亲国民党，但据我的观察，他无时不刻不想摆脱国民党的控制，甚至有的时候给国民党也来点小动作。我看得出来，王炳章甚至有点恨国民党，他常常背地骂国民党小家子气，目光短浅，他千方百计地要将薛伟赶出办公室，其中很难说不带着这种情绪。

在民联的三任主席中，王炳章对国民党的态度是口是心非，胡平对国民党的态度是不吭不卑，而真正对国民党百依百顺的是于大海，他甚至公开拥护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主张。国民党花了八年时间才把民联给彻底驯服，可是这个被驯服的组织再也没有一丝一毫的生气了。

王炳章曾经为民联的财政独立而奋斗过，无论别人怎样评论这种奋斗的动机是为了把这个组织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但至少他有这样一种强烈的愿望摆脱对台湾的依赖；胡平的这种愿望虽然还在，但是奋斗的意志已经没有了；而到了于大海，连离开台湾的愿望都变成了一种奢望，到了后来几乎所有的民联领导人都争相对国民党邀宠，以能拿到台湾的钱为荣。到了民联和民阵合并时，拿台湾的钱已经成为一个无需掩饰的话题了。

一个月之后，王炳章通过了考试，拿到了卖保险的执照，正式成为纽约大都会保险公司的经纪人。我代表民联，与王炳章拟定了一项协议：王炳章到各地推销保险，可以打着为《中国之春》捐款的旗号，可以动用组织网络进行宣传，《中国之春》为王炳章刊登广告，王炳章则把得到的佣金按一定比例以广告费或捐款的形式付给《中国之春》。在确定这一比例的时候，我坚持认为他把百分之七十的收入捐出来负担太重，他有两个孩子，生活必须首先保障。我提议，设立一个基本的底线，超过这一底线之后，他再按百分之七十的比例捐钱。我们把这个底线定在年收入三万元。也就是说，如果王炳章的保险业务收入没有超过三万元，就不用捐钱给《中国之春》，如果超过三万，超过的部分双方按七三比例分成。这个协议书后来变成了文字，在全盟公布了。

在美国，保险业的经纪人是一种半自由的职业，他们挂在某一家大的保险公司的名下，而工作时间是自由的，主要的业务是给公司拉客户。在最初雇佣的几个月内有少量基本工资，主要的收入则是靠从客户交的保险费里提取的佣金。少量基本工资是用来帮助新手起步的，就像飞机在腾空之前的跑道，这段时间之后，如果一个新的经纪人可以积累起一定数量的客户，那么今后这些客户的佣金就足够养活他了，可是如果你在这段时间之内拉不到足够养活他的客户，就意味着要被这个行业淘汰了。在保险经纪人这一行里，淘汰率是相当高的，每一百个新来的人，三个月之后将只剩下不到三十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亲朋好友，和属于自己的社交圈子，他们如果推销什么商品也总是会从自己熟悉的人身上做起，等到窝边草吃光之后，如果没有本事打开新的社交圈子，那就等着被淘汰了。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它发你三个月或半年的基本工资并不吃亏，无非就是花钱买到了每个新手身边的窝边草。

尽管保险经纪人在美国已经是一个很古老的行业了，可是当时还很少有中国大陆人进入这个领域，王炳章可以说是大陆人中间进入保险业的先驱者之一。五年以后，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在这个行业里已经挤满了大陆人，华人的保险经纪在纽约地区泛滥成灾。在华人中间已经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卖保险的打电话。

不可否认，王炳章为自己设计的这个社会角色还是相当不错的。他向社会宣布：当年弃医从运，今天以商养运。在《中国之春》的广告上，王炳章赫然写道：承办保险储蓄，支援中国之春。推销保险，一要凭社会关系，二要个人信誉。在两点上，王炳章都有别人不可比拟的优势。从事海外的民主运动这么多年，他到处奔走，在全美各地积累起相当可观的社会关系，如果一个普通的经纪人最多可以认识几百人的话，那么王炳章的熟人则数以千计。同样，从事民运活动，使王炳章具有相当高的知名度，同时为《中国之春》捐款这面旗帜本身就构成一种信誉，一般人都会自然而然地考虑到：名人是会顾及自己的声誉的，况且又有如此崇高的目的，所以不大会骗人。即使人们觉得吃了点亏，也权当支援民运了。

曾经担任民运组织要职的人在身退之后，如何在社会上为自己定位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民运往往可以使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获得相当高的知名度，这种知名度又会使他们产生过高的自我期许。当他们回到社会中去择业的时候，常常是高不成低不就。职位太低，不符合他们的知名度，也很难使他们心理上的得到平衡，可是职位高了，他们又未必具有真实的能力胜任。能够领导一个政治团体的人，不见得能够经营好一个公司，或一个部门，甚至一项专业工作，两者毕竟是两回事。剩下的出路无非有两条，一条是自己创业，一条是选择自由职业，如当职业作家，学者。第一条路需要足够的资本，而搞民主运动的人如果足够清廉，一定是两袖清风，这条道路简直就是奢望。大多数人的选择都是第二条道路，但他们同时也就选择了清贫。

有一位朋友曾经问我：“这世界上干什么最有意思？”

我半开玩笑地回答：“当民运领袖。”

其实我说得是实话。民运领袖整天开会、演讲、示威、宣言，他们的生活丰富多采，起伏迭宕，激动人心，不像大多数行业的工作一样由大量重复枯燥的行为组成。习惯了这种生活的人，会很难适应那种准时上下班的有规律的生活，也很难适应那种受别人约束的工作。

显然，王炳章给自己的选择的归宿是相当聪明的。推销保险这一行业，可以充分利用他多年民运积累的社会资本，可以不受上下班的时间限制和上级主管的约束，同时将赚钱的事业与民主运动相结合，又满足了经济和政治上的自我期许。美国各行业中有各种类型的经纪人，有股票经纪、地产经纪、信贷经纪和保险经纪，等等。在经纪人中间，保险经纪人是地位比较低的。但是王炳章很明智地高举着为民运筹款的旗帜，使这个令人生厌的职业本身也为之生辉，变得崇高起来。从表面上看，王炳章从创业、举贤到退位、择业，都干得非常漂亮，可以说为后来的民运领袖开了一个很好的先例。如果不是后来我看到了隐藏“捐款”后面的小动作，我对他的决策还是相当敬佩的。

王炳章一当上保险经纪人，果然声势夺人，身手不凡。他周游美国各地，请当地民联组织的成员为他招集讲座、座谈和演讲会，先讲民运，后卖保险。每到一个地方都能抓着一把合同凯旋而归。中国人并没有买人寿保险的习惯，很多人甚至认为保险本身就不吉利。但是还是很多人买了王炳章的保险，显然并不是因为听了王炳章的介绍就改变了对人寿保险的传统看法，而确实是认为这些买保险的钱可以同时用来兼顾民主运动、王炳章本人和自己个人的利益。仅仅三个月，王炳章帐面上就赚了十万美元，据说是破了大都会保险公司的纪录。到了年底，他的销售纪录赫然列在了大都会保险公司排名榜的第一名，整整比第二名多了一位数。他创造了一个奇迹。

我周围很多人都响应王炳章的号召，买了人寿保险。可是尽管王炳章百般劝说，我还是没有买，主要的原因当然是没有多余的钱。每当王炳章抓住我和我谈人寿保险的好处时，我就胡搅蔓缠地和他贫嘴。

“买人寿保险无非是和保险公司打了一个赌。”我嘲弄地说：“这个赌我赢了就输钱，输了就输命，横竖都是输。”

“不能这样认为，”王炳章耐心地解释道：“我们公司的这种人寿保险计划还有储蓄功能，你的钱并不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的，它们只不过是被存在保险公司了。你把钱存在这里可以拿到比银行高得多的利息。实际上你的保险费交了十年就不用再交了，剩下的部分就是你的钱的利息在继续付保险费了。到了六十五岁，你还可以将你的保险取出来，连本带利可以多拿几倍的钱，比存在银行合算得多。”

“可是我要是在六十五岁之前急用钱呢？”我故意给他出难题。

“那你可以通过贷款的办法把钱取出来。”

“这是我的钱，不是吗？”我抗议道。

“当然是你的钱。”

“可是我动用自己的钱还要向保险公司借。这等于保险公司把贴着我的标签的财产放在一个玻璃柜里，我看得见但是摸不着，要拿出来还要找保险公司替我开锁。我干吗要这样处理我的财产？”

“那你总得有点责任心吧。”王炳章有点不耐烦了，“假如以后你有了小孩，你总得存笔钱给他受教育吧？你是家里主要经济来源，万一你有个不测，你的老婆孩子怎么办？”

“我听说现在医院里有卖肾的，”我忍着笑，一本正经地说：“我写个遗嘱，一旦死于非命，我的两个肾总可以卖几万块钱吧？肾要是不够，再加上两个眼珠子，或者其他什么杂碎零件，这样儿子的学费不就有了吗？要买保险干什么？”

王炳章哭笑不得，从此放弃说服我买保险。

自从我见到王炳章之日起，他就一直梳着一个中分头，那样子确实有点怪怪的，像大陆电影里的反面角色。难怪习惯于感性思维的蕾蕾从见到他第一眼就不喜欢他。不仅蕾蕾，其实很多盟员都对王炳章的打扮有意见，因为他们觉得主席的形象关系到组织的形象，如果王炳章的形象不能给人好感，那么他们也会觉得自己脸上无光。

一九八八年八月“杨巍月”，民联出动了两百多人在华盛顿国会山庄示威。王炳章到场时穿着一身中式对襟白稠褂，脚蹬一双白皮鞋，再加上一对金丝边眼镜和中分头，在人群中极为刺眼。尽管我这个人是个典型的自由主义者，一向反对干涉别人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但我看了王炳章的装束都不由忍俊不止。按照蕾蕾刻薄一点的形容，王炳章当时手里就差一顶礼帽，要不就活灵活现一个给日本人当差的“二鬼子”。

集会之后，在场的民联骨干凑在一起，专门“修理”王炳章，强烈要求他改变装束和发型，当然大家的意见都是善意的，半认真半玩笑。王炳章是个喜欢突出自己个性的人，在这方面相当固执。他嘻笑地狡辩说：“既然能有中山装，为什么不能有炳章头？”王炳章实际上也是在开玩笑，况且这样说也没有什么不妥之处，但后来这话传出去之后给他造成很坏的影响，大家都认为王炳章自比孙中山，不自量力。

后来是冯胜平一句话把王炳章给说服了。冯胜平对他说：“你不是正在推销保险吗？一个推销员最重要的就是要取得客户的信任，因此给人一个朴实和诚恳的形象是很重要的。但是你这个样子奸诈有余，诚恳不足，怎么能够指望取得别人的信任？”

回到纽约后，王炳章就改了发型。当我看到王炳章改了发型的样子，还大为惊讶了一阵。我本人没有参加那次给王炳章“整风”的聚会，当时的情况是后来冯胜平和呼延民告诉我的，我们还为这个故事乐了好久。

其实，王炳章是一个能够很迅速调整自己的人。但是不幸的是社会的舆论和既定的形象一旦形成就很难调整。有的时候，个人在扭转这种既定形象上常常觉得无能为力。王炳章也好，胡平也好，常常为此而苦恼。我个人在这方面也深有体会。所以说，在哪里跌倒了就在哪里爬起来的观念是得不偿失的。你换一个地方反而可以更快地爬起来，因为你可以摆脱那些舆论赋予你的既定形象，顺利地调整自己的角色定位。

谢选骏指出：人説“以商养运”，我看這是“官商勾結”的同類項；最後無不變成了“以运养商”——“民運貴族”各個富得流油，吃喝嫖賭還住豪宅，儼然是些“神職人員”了。

【第七章：民联复苏】

7-1把鱼扔到水里淹死

胡平上任后不久，就发生了他被中共当局吊销护照的事件。这件事曾经在海外引起过很大的轰动。

三月十日，胡平接到一个口信，说纽约总领馆的官员要约他谈谈。消息是于大海转过来的。于大海曾经是留美同学经济学会的第一任会长，和领事馆还保持着一定的关系，但是暗地里同情民联。去年夏天，经济学会第二届年会在密西根大学召开，也曾经邀请我参加，并给我安排了一个发言，介绍大陆特区建设的情况。王炳章临走的时候嘱咐我，到了会场上有什么事情可以和于大海联系，还托我转一个东西（什么东西我不记得了）给于大海。以致给了我一个印象，还以为于大海是民联成员，后来我见了组织档案之后才知道他当时还不是盟员。有时候，王炳章喜欢搞一点这样的手腕，给人造成一种假象，以为民联成员无所不在，无孔不入。其实，也许他要转送的那件东西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而它的全部意义也许只不过要暗示还没有决心下水的于大海，曾经与他一起参加竞选的北大同学房志远，也是有可能是民联成员。

民联总部收到领事馆约谈的消息之后，似乎所有的人都很兴奋。民联成立多年，共产党从来没有和它正面打过交道。作为一个反对派，无论多么弱小，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被对手忽视。对于民联来说，共产党是骂也好，抓也好，也总比不理不睬强，因为它毕竟把你当对手看待了。根据王炳章总结的反对派成长“三步曲”，共产党对民联第一个阶段是“不理”，第二个阶段是“封杀”，第三个阶段就是“招安”。他认为，从民联成立直到杨巍被捕之前，中共对民联的策略主要停留在第一阶段；而从杨巍被捕，中共正式宣布民联为“反动组织”，便进入了第二阶段。现在，中共领事馆突然与胡平约谈，是不是意味着这个三步曲马上就要进入第三阶段了呢？

胡平马上招集总部人员开会，研究对策。大家都在揣摸中共当局的意图。呼延民对形势的估计比较乐观，认为中共过去和王炳章搞僵了，现在有可能趁着胡平上台，转个弯子，想和民联对话，胡平应该抓住这个时机。王炳章似乎也很兴奋，认为不管谈话的内容是什么，中共官方约请民联主席这件事本身就意味着中共终于承认民联的存在了，这本身就是一个胜利。大家反复讨论了胡平所面临的各种可能的局面：对话、批判、劝降、绑架……，然后根据不同可能性，分别制定出不同的对策。

但是我总觉得胡平的态度有点奇怪，后来我琢磨出他避嫌的心理更甚于对话的意图。从表面上看，中共以中间人传话的这种方式约见胡平，很像是要进行秘密对话的姿态。我是学国际政治的，研究中共的外交史，中共要和敌手对话前均采取这种中间牵线，秘密约谈的形式。如果按照一般做法，胡平应该把这种消息尽量限制在最小范围之内，至少在对话的最初阶段，严守秘密。这样才能使双方都留有回旋余地，否则消息一经传出，双方为了面子上的政治形象就很容易把事情搞僵。我相信如果王炳章还在任，他一定会这样做。可是胡平却开会让大家大张旗鼓地商讨对策，这种做法如果不是大愚，就是大智。

后来的事实证明，胡平是大智。胡平从他的主席竞选中体会到，盟内对他的温和形象还有很多误解，有人甚至担心胡平会被共产党招安。现在他的个人形象无疑关系到台湾捐款人的态度，关系到民联生死存亡的问题：财源。从胡平本身的政治理念来说，他无疑是主张对话的，可是现在在民联断粮的关头，恰恰不是对话的时机。但是他又不能直接拒绝对话，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这个棘手的问题付诸会议讨论，决策公开化就意味着个人政治风险的分散化。到时候，即使中共当局真要与他对话，这也是总部的集体决定，而绝不是他个人的密谋。

大家对胡平的口才还是很放心的。认为不管是对话还是辩论，只要“君子动口不动手”，相信胡平都能够应付自如。大家最担心的问题还是胡平被绑架，尽管所有的人都认为这种可能性最小，但总得以防万一。所以，会议决定，由我、郭城、薛伟、林樵清陪同胡平前去领事馆，并在出发前通知各报刊的记者。

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坐落在纽约市最繁华的四十二街的最西端，是一座二十多层的大楼。领馆的正门向西，正好面对着街道对面的哈德逊河，在一个鲜红的国徵下，是一扇巨大的黑漆铁门，乍一看去，给人一种阴森森的感觉。我们五个人敲开了门，说明了来意。从第二道门里立即出来了两个工作人员，将胡平拉进门去，快得连给我们反应的时间都没有。

我们留在传达室门廊的四个人一眨眼，发现主席没有了，慌起来，急忙向守卫人员抗议，要求陪同胡平一起入内。守卫问了我们的姓名和身份，当即把非大陆中国籍的林樵清赶出了大门，留下我、郭城和薛伟。当时会议的决议是至少我一定要争取和胡平一齐进入领馆，如果绑架的话也好有一个旁证。于是我向守卫人员据理力争，声称他们没有理由将自己国家的公民阻挡在领事馆内。薛伟和郭城都已经办了政治避难，我是所有四人中唯一具有合法身份的人。我拿出了有效护照，守卫人员无法拒绝我，只好把我带进去了，但仍把薛伟和郭城两人阻在传达室门廊外。

三个领馆的工作人员把我带到大厅右手边的小会客室里，我透过玻璃，看见胡平正在另一间屋里指手划脚地和两个工作人员争论着什么。我可以清楚地看到胡平嘴上挂着的笑容，似乎谈话气氛还很轻松，就放心了，于是坐在沙发上与陪我的工作人员瞎扯起来。

守着我的共有三个人，有一个年纪大的，约五十多岁，我记得姓马，其余两个都是年龄和我相仿的年轻人。和我谈话的主要是老马，他似乎是留学生处的干部。他问了我学校的情况，课程，家庭生活等，态度很和气，似乎不想把我看作政治对手，而把我当成一个普通的留学生对待。老马后来话提一转，开始上政治课。他劝我不要再和《中国之春》卷在一起，民联是个很坏的组织，都是叛国投敌的人。他保证，只要我退出民联，回学校好好读书，政府绝对既往不咎。

我半笑着对他说，我在国内本来还不知道有《中国之春》，可是公安局一口咬定我和这个组织有联系，以此来刁难我出境。其实我还是从他们那里第一次听说《中国之春》的。到了海外，我想与其不白之冤，不如名副其实，反正公安局已经把我列上了黑名单，干脆就加入算了。最后我笑着说：“你说这是不是官逼民反？别说既往不咎，我还没往共产党就咎了。”

老马听了我的话，自己也乐了。一会儿，他又问：“你熟悉胡平吗？”

“当然。”我回答，“我们是北大校友，八零年一起竞选。”

“那你劝劝胡平，退出民联。他也是个人才，做学问很有前途，别毁了自己。”

“胡平是个有主见的人，谁劝也没有用。早知今日，当年政府为什么不给他分配工作？把人搞得那么惨，不造反有鬼了。这也叫逼上梁山。”

我和老马这么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直到胡平被送出来。

胡平一出门，大家就围上去问谈些什么。胡平说是向他宣布最后通牒，如果他不辞去民联主席，他的原单位就宣布取消他留学生资格，并吊销他护照。大家一听，都觉得有点意外和扫兴，原来还以为这次对话会有点政治意义，可没想到竟受如此窝囊气。车在往回开的时候，谁也没有出声，似乎都很同情胡平。可是胡平的情绪和其他人完全相反，他轻松地开了个玩笑，道：“共产党真蠢，他们嫌我这条鱼太调皮，决定把我扔到水里淹死。”

车上所有的人突然会心地大笑起来，都明白胡平说的是什么意思。这一次共产党真是帮了胡平的大忙。王炳章申请政治避难历时六年，而由于中共的“帮助”，胡平只用了三个月就批准了，在王炳章执政的五年中，他由于身份问题没有解决一直被困在美国，无法出国，而半年之后，胡平就可以到欧洲演讲了。本来盟内的一些极端分子和华侨中的右派对胡平的温和色彩还抱有疑虑，可是这个消息一出来，反而促使了他们对胡平的认同。更重要的是，台湾的捐款人由此建立了对胡平的信任，开始与胡平直接联系，几个月后，捐款的关系从王炳章手里转到了胡平手中。  

一回到办公室，我立即起草了一封公开信，给很多北大的校友打电话征集签名。信上说，作为北京大学的同学我们了解胡平，我们认同他的理念，支持他所从事的事业。如果当局不能容忍胡平的话，我们也都会放弃自己的护照，接受与胡平同样的惩罚。在那些日子里，《中国之春》编辑部收到很多支持胡平的信件。这个事件发展的最高潮，是陈雷的“退党公开信”。

7-2把“胡老爷”惯坏了

胡平一上台，就遇上经济危机，整天为钱奔波，不胜其烦。有一天临下班，他把我叫住，说他想写一本书，把最近一些想法都写出来。但是他在办公室整天接电话，没法安静地思考。所以他以后就不天天来上班了，总部和编辑部的事情就交给我了，有事情我自己看着办，他就不具体过问了。他告诉我，钱的问题可能很快就可以解决，到时候可以雇一些人来工作，请几个编辑，这样也可以把我从琐碎的事情上解放出来。

“你要写的书很重要吗？用来指导民运大方向的吧？”我半开玩笑地问。

胡平很认真地点了点头：“是关于民运下一步怎样搞法，我有很多很重要的想法，再不写就来不及了。”

“这本书你需要写多长时间？”

“至少三个月。”

“好。”我爽快地点了点头，道：“那你放心回家当你的马克思去吧。这三个月你不想管就什么也别管了，这里的事都交给我好了。不过你每星期一最好还能来一次，参加例会。另外你要是到什么地方去了，最好能让我知道你在哪里，或在哪能找到你，有些事情也好向你请示。”

胡平忙不停地点着头，最后感激地对我鞠了一躬：“那就多谢了。”

从此，胡平就再也没有到办公室来坐班。呼延民对胡平不上班的特权颇为不满，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胡老爷”，于是大家也都跟着叫起来。两年之后，联委会曾经想立一个法让胡平每天到办公室坐班，胡平竟以辞职相威胁。后来联委会只好让步，这些委员们只好把火发到我身上，一致谴责我把“胡老爷”惯坏了。

不过我个人也认为，编辑部的工作性质并不一定要天天来上班。我对其他工作人员都不强求他们严格遵守上下班的时间。一般在《中国之春》工作过的人都不太在乎工作时间，每到出刊前的一个星期，他们总是要加班到深夜。所以出完杂志，我就放他们轻松几天，有什么私事都可以在这个时候抓紧办一下。

后来我任中国之春主编之后，在办公室里建立了一套电脑系统，每个编辑和打字家里都用网络相连。稿件来了，就用电传传到打字小姐家里，她打完之后用网络送进编辑家的电脑里修改校对，修改校对过的稿件再通过网络传到编辑部的中心电脑，由我最后审定并组织拼版，打印出样板交付印刷。接着，我又把客户发行名单和财务账目也建立了电脑的数据库。中国之春在我手里实现了编排、发行、财务全部电脑化处理。于是，我完全取消了上下班的制度，编辑部的工作人员可以在家里工作，只是每个星期有两天来办公室碰一下头。

7-3重建中国之春编辑部

一直到夏天之前，编辑部的所有编务和财务基本上都是我一个人在承担，有时候柯力思和呼延民来帮一下忙。刚好有一段时间学校要考试，我还要复习功课，另外再加上一些商业活动，我几乎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那段时间，《中国之春》出的质量很差，从编排上就可以看出毛糙，版页贴得歪歪斜斜，很多标题字来不及植，也没有钱植，我干脆就用手写。《中国之春》上满篇都是我的“书法展览”。尽管当时很多人还赞赏我的字写的好，可是在印刷的刊物上夹杂着手写字，看起来有点像民主墙时期非专业的民办刊物，确实令人惭愧。

六月，打字的徐小姐回台湾去了，幸好我提前把蕾蕾训练出来了，她及时地填补了这个空白。蕾蕾打字对我就方便多了，我随时可以调得动她，什么地方错了也可以马上改正，这样确实省了不少精力和时间。办杂志，打字员是个非常关键的因素，瓶颈常常发生在这个环节。但是自从蕾蕾担任编辑部打字之后，我就主动多了。蕾蕾是个很粘丈夫的女人，那时候有没有钱发打字费还不能保证，可只要能在我身边工作，她完全不计较工作时间，加班到多晚都毫无怨言。我们俩经常在办公室干到深夜一两点钟，然后拖着疲劳的步子，沿着空无一人的林边大道走回家去。

那时候艾姆赫斯特一带远没有今天这样繁华，也没有今天这样混乱和危险。初夏的夜晚，温磬幽静，凉风习习，令人心旷神怡。蕾蕾挽着我的手，把脸贴在我的肩膀上，幸福之情溢于言表。那段时间，是我们生活最清贫，工作学习压力最沉重的时候，但是却是我在海外心情最舒畅的时候。没有组织的内斗，没有家庭纠纷，没有人事的倾轧。民联没有钱了，《中国之春》濒临破产，大家也没有什么好争的，都乐得让我独揽朝纲，把所有的“权力”恨不得都交给我，同时也把所有的事务担子都压到我身上来。那时候没有人提什么“权力制衡”，也没有人说我“独断专行”，没有人抱怨我“开夫妻店”，我和周围所有的人相处得都很友好。我家里常常挤满了南来北往的客人，高朋满坐。丁楚这个名字那时给人的印象远不是像后来那样“阴险”“冷酷”，而是“忠厚”“热情”，有口皆碑。郭城当时甚至半开玩笑地说我想当民联的周恩来。

胡平告诉我马上就会有钱了之后，我就一直在物色编辑，另外我也想请一个经理，把财务这一摊琐事给担起来，这样我好集中精力办好《中国之春》，把刊物的质量提高一步。我知道《中国之春》就是民联的门面，杂志办好了，民联的形象自然翻身。柯力思要去法国了，总部的事情以后会压在我的身上，这也需要占用不少精力。

七月之后，我请了三个编辑。一个是齐光，当文字编辑；另外两个是唐捷和小草，都是美术编辑兼文字编辑。

齐光是密西根支部的负责人，在大陆时曾参加过青岛地下民刊《海浪花》的活动。他打了一个电话给我，说他放暑假了，想到纽约来散散心，问总部有没有事情需要帮忙。我说这里需要编辑，但是不敢保证有没有工资发。齐光说他不在乎钱，有钱就发，没钱拉倒。于是就开了十六小时的车赶到纽约来了。

唐捷是王炳章推荐的，到至今我也没搞清楚她多大年纪。她来编辑部之前在《中国之春》上发表了一首长诗叫“与共和国同年”，所以我估计她也就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岁。唐捷电话里声称一心要“参加革命”，工资不计较。我立即就表示欢迎。后来我知道她有一个很有钱的姨妈，给了她好几万块钱，她生活没有什么问题。我当时被经济危机搞怕了，拿不准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就没有了。所以对于那些不计较报酬的工作人员总是抱有好感。

齐光和唐捷简直是一对儿活宝。两个人一见面就像一对儿蟋蟀凑在一起一样，不停地逗嘴，把个在一边打字的蕾蕾笑得有牙无眼。齐光长得奇瘦，自称一副“齐天大圣”的嘴脸，高鼻子，深眼窝，尖下巴，光看他的脸就足够幽默了，再加上他生动的表情，讲起话来挤眉弄眼，你没听声就想乐。唐捷长得刚好和奇光相反，脸庞扁宽，小眼睛眯着，像是永远也睁不开，短鼻子下一张大嘴，笑起来象鸭子呱呱叫。这两张脸凑到一块儿，说相声简直天衣无缝：一个尖瘦，一个扁宽，一个长鼻，一个短鼻，一个深眼窝，一个肿眼泡，一个红脸，一个白脸。齐光可以讲一口海蜊子味十足的胶东话，唐捷则侉着一口半土不洋的南京腔，两个人的办公桌面对面，唇枪舌剑，专拿对方的生理缺陷开玩笑，哪痛就往哪戳，一句比一句损。有他们两在办公室的那段时间，编辑部充满着欢乐的笑声。

齐光和唐捷来刚来的时候都在我家住过，蕾蕾一见他俩就沾上了，喜欢得不得了，整天听着他们说话，乐得合不上嘴。齐光比我年纪稍大，蕾蕾称他齐大哥。唐捷来了之后就更热呼了，两个女人整天在一起勾肩搭背，嘀嘀咕咕，形影不离。常常是唐捷不知说了谁什么，蕾蕾就突然捧腹大笑，弯着腰，气都喘不过来。有一次，蕾蕾刚做了人工流产，但是不知什么原因，一个多月了还总是小腹疼痛，流血不止。有一次听了唐捷说一个笑话，猛然大笑，开怀不能自己，结果下面掉出一团血肉出来，从此肚子就不痛了，血也止了。后来听内行人说，那原来是胎盘没有刮干净，留在子宫内了。当时如果不是因为大笑的振动使它掉出来，是相当危险的。所以唐捷的风趣，还真救了蕾蕾一命。

齐光睡在我家的客厅里，唐捷晚一点来，就住在我家的门廊里。实际上门廊并不靠大门，也不是走廊，那是一个周围全是玻璃窗的细长外厅，呈半个六角形环绕在我的卧室周围，有一个门与客厅相通。如果在里面摆上一排桌子，有点象意大利式的咖啡廊，坐在里面吃饭可以看见外面来往的车辆和行人，自然，行人也可以看见里面的人。

那个门廊有点漏顶，有时候外面下大雨，里面就下小雨。唐捷倒是个性格很豁达的女性，住在四面透明的廊里也不在乎。她在那个门廊里苦熬了几个漏雨的晚上，写了一个短篇小说，投到台湾的《联合文学》，竟然还得了个三等奖。唐捷高兴得手舞足蹈，一个劲说我家的那个门廊风水好，是个出文豪的地方。

唐捷会烧一手好菜，她来之后我们的伙食大有改善。她是个大大咧咧的人，不拘小节。没有菜吃了，就出去到对面韩国人的后院菜地去摘。有一次煮面条，水快开了才发现没有青菜。唐捷刚好手不闲，于是唤蕾蕾去韩国人后院偷点菜。蕾蕾没当过知青，没学会偷鸡摸狗的事情，心里紧张得很。出去一会儿，两手空空回来了。唐捷问：“怎么，没有菜了？”

“我不敢去，那窗户亮着灯。”蕾蕾说。

“笨蛋，”唐捷呵斥道：“亮灯才安全，玻璃反光，里面人只看见自己的影子，看不见外面的人。快去，水滚了。”

蕾蕾出去了，一会儿又空着手回来了。唐捷一见急了：“姑奶奶，菜呢？”

蕾蕾哭丧着脸道：“这一回窗里的灯关了。”

“唉。”唐捷长叹一口：“指望你是吃不上菜了。”

说罢扔下案板上的菜刀，一头拱到黑幽幽的菜地里。只见屁股一撅，一会儿手里就拎着一把萝卜秧子笑眯眯地回来了。“黑了灯更安全，说明屋里肯定没人。懂吗？”

蕾蕾不知所措地站在厨房里傻乐，我敢保证她什么也没弄懂。

不久，有一个盟员从西雅图打电话来，说要搬家到纽约来，问《中国之春》是否需要人。我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她曾用“小草”的笔名在《中国之春》发表文章，所以管她叫小草好了。她说他的丈夫是学法律的，可以给《中国之春》当编辑。我告诉她编辑已经有了，现在我需要一个经理。她说他丈夫可以当经理。她在电话里和我谈了半个小时，坚持不懈地推销她丈夫。她在电话里的声音非常悦耳，讲起话来有条有理，有分有寸，很能打动人，英文讲得也很好。我发现她是一个很好的推销员，当我说了第三个“不”字的时候，她还有词，当我说到第十个“不”字的时候她仍旧有词。到最后反倒是我没有词拒绝她了。

我很快就猜出了这两口子在家里的位置，小草一定是家里的主心骨，而她丈夫说不定要靠她养活。我把我的这种感觉告诉了小草。我说，一个男人如果不会自己推销自己，反而需要靠老婆来推销，那一定没有什么本事。这种人我怎么能够要呢？小草一听我这话就大笑起来。我问她我猜得对不对，她笑而不答。最后我说：“你们到纽约来吧，但是我需要的是你，而不是你丈夫。”

“你要雇我？”小草大为惊讶，她没有想到她推销丈夫的结果是把自己给销出去了。

“是的。”我肯定地说，“让你当编辑还委屈了你的才能。你可以当经理，或者公共关系，为我们酬款。”

小草和他丈夫是开车横穿美国到纽约来的。当小草站到我们大家面前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傻了眼。唐捷和蕾蕾一转身回到屋里，关起门来捧腹大笑。小草大约三十五六岁的年纪，用“身材魁武”来形容她一点也不夸张。她身高近一米七，至少有两个齐光那么宽，浓眉大眼，满面红光。总之，无论怎样我们都很难把她的形象和“小草”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甚至也很难把她和电话里那样悦耳的声音联系在一起。不过她的相貌还是很端正的，至少可以看出在发福之前相当漂亮。

小草来之后，除了在编辑部做一些编辑工作之外，我还希望她能够利用流利的英语，找点美国基金会捐款的门路。她到图书馆去找了一大本美国基金会的名录，研究了半天它们的条件，发了一大堆信，后来似乎也没有回音。一个多月之后，王炳章看中了小草说服人的口才，把她要过去当他推销保险的助理，同时也雇了她的丈夫给他开车。小草终于把她的丈夫推销出去了。

小草来的时候，刚好我的两个房客走了，于是唐捷租了一间房，小草租了一间房，我们三家共用一个厨房。齐光在附近找了一间房子，晚上也经常来混点吃喝。所以整个编辑部工作人员，白天在办公室聚在一起，晚上在我家也能凑齐。大家有什么事随时可以商量，如果胡平不来的话，每星期的工作例会，只要把薛伟请来，在我家开都可以了。

小草和唐捷是两个完全不同类型的人，唐捷身上有着艺术家的潇洒，干活粗心大意，毛手毛脚，但是经常满脑子怪主意，想象力丰富，工作不计较时间，没情绪时闭目养神，情绪来了可以没日没夜加班；小草刚好相反，满脑子透着企业家的精明，工作一丝不苟，处事有条不紊，公私划得经纬分明，准时上班，到点就下班，绝不多做一分钟。唐捷和小草互相看不惯对方，小草认为当画家和当美编完全是两回事，唐捷去当个画家还凑合，但绝对不够资格当杂志美编，这是完全不同的职业。她常常指责唐捷马马虎虎，把个版面弄得污七八糟，不够professional（专业水准），也没有效率，整天加冤枉班。唐捷则声称看不惯小草的斤斤计较，说她总是想尽办法偷懒耍滑，私心太重，缺乏献身精神。

如果说唐捷和齐光只是斗嘴的话，那么唐捷和小草就是斗心了。两个人都通过蕾蕾在中间传话，在我面前告对方的状。蕾蕾是个情绪化很重的人，常常是听了哪边说多了就觉得那边有理，于是就跑到我耳边吹枕边风。那时候蕾蕾和唐捷关系好一些，所以总的来说偏向唐捷。可是有一次，小草巧妙地抓住了唐捷一句夸大不实之词，又引起蕾蕾对唐捷的义愤，在我面前又把唐捷大骂一顿。过了几天，唐捷不知又和她嘀咕些什么，蕾蕾又倒过去了。

蕾蕾那种“夫人干政”的坏习惯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我那时候就骂她不要在工作人员之间搬弄是非，但是蕾蕾的性格中道德感太强，总是不自觉地要表现出自己的正义感。其实我并没有受蕾蕾的影响，我虽然很赞赏唐捷不计较报筹和工作时间的献身精神，但是从长远来说我更喜欢和小草这样有章法的人合作，小草的处事原则更像美国人。唐捷是个情绪很不稳定的人，她可以成事，但也足以败事。可是小草是个非常清醒和稳定的人，只要和她之间确定了某种合作关系，这种关系就能够长久地维持下去。而且小草处理问题有分寸的多，即使她不能帮你成事，至少她不会为你败事。

但是在这几个人中间，我最喜欢的还是齐光。齐光兼有唐捷和小草的优点，像唐捷一样，他不计较工作时间和报酬，有“革命热情”，又和小草一样，工作认真负责，有效率，靠得住，让人放心。作为一个编辑，齐光有很准确的判断力。哪些文章该取舍，哪些段落该删节，他都能够把握得很准确。虽然，后来《中国之春》的几个编辑也都相当不错，如周义澄和陈家英，判断能力和文字能力都属一流。但是他们都缺乏齐光身上的那种主动性和事业心，多少有点雇佣思想，把《中国之春》的编辑工作不是当成一项事业，而是当成一个饭碗。 

和齐光合作是相当愉快的，齐光的聪明简直浸透在他的直觉神经中，你想到的事情他都能够同时想到，你说了前半句，他立即就明白了后半句。同时，他还能常常主动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有些事情无需交代他就会主动完成。办公室自从有了齐光之后，我就轻松多了，也可以腾出一些精力去考虑其他事情了。 

直到后来很久，我都一直在怀念和齐光相处的那段日子。后来我也常常不自觉地用齐光作为尺子去衡量后任的编辑们，甚至连文字能力在齐光之上的陈家英都不能使我满意，于是引起一些不必要的摩擦。有一次我差一点解雇他。其实陈家英是极少犯错误的，就是我觉得他象个皮球一样，你不踢他不动。那时候我脑子里总是闪着齐光的模式，要是没有齐光，也许我会宽容很多，也会少得罪不少人。

7-3一个管钱的天才

林心声是九月到《中国之春》来的。他是冯胜平极力举荐给我的。冯胜平不止一次在我面前赞扬林心声，他说他在旧金山发现了一个管钱的天才。于是我给林心声打了几次电话，终于把他说动了，出任《中国之春》杂志社的经理。

林心声长得眉清目秀，白白净净的脸孔简直象个姑娘，说起话来缅缅腆腆。他属龙，比我还大两岁，可是外表一点看不出他的实际年龄，别人看了都会认为他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林心声人品正直、头脑清晰、心细如发、廉洁如水，冯胜平没有说错，请他来掌钱，是再恰当不过的人选。

林心声的父亲是个香港很有钱的商人，死后给他留下了一笔遗产。他在旧金山附近的圣荷塞有一幢带游泳池的房子，太太刚和他离婚，带着四岁的女儿回娘家住去了，整幢房子就剩下他一个人。也许正因为没有家小拖累，所以林心声才有可能孤身一人到《中国之春》。我在电话里说，当经理最好有车，于是他一个人开着自己的车，花了一个礼拜，横穿美国，来到纽约。柯力思走了，总部空出来没有人住，林心声就住进了总部，晚上也好有一个人接电话。

别看林心声长得像个女孩子，可是脾气倔的很，他认准的事情，八头老牛也转不过来。他平时很少说话，一说话就脸红，唐捷喜欢和他开玩笑，总抛些浪言撩逗他，常常把林心声搞得脸色通红。但是他要是发起脾气来谁都怕他三分，无论谁他都敢骂。在办公室里，除了我，没有人没挨过他的骂，胡平也不例外，薛伟更是见了他就和老鼠见了猫一样。林心声本人的生活是不成问题的，即使不工作，大概父亲留下的钱也够他花一阵的。他自己的生活非常节俭，绝不花一分冤枉钱，但是对朋友和组织非常慷慨。无论什么朋友在一起吃饭，只要有林心声在场，他一定抢着出钱，而且绝不让步。有一次冯胜平和我打赌，说如果我能够和林心声出去吃饭，由我付账，他就输给我二十块钱。结果我试了几次都失败了。他在这方面的固执可以令你完全放弃和他争夺账单的意志。后来我只好串通林心声，答应如果他能够让我赢的话我分给他十元。林心声非常欣赏这个主意，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最后我们合伙赢了冯胜平的赌。

我动员林心声的时候，民联的经济危机还没有真正过去。所以他是抱着打义工的准备来的。他来的时候，民联已经有钱了。可是林心声第一个月仍旧没有发自己的工资，他还担心捐款不稳定。我和冯胜平都劝他还是领工资，该拿的还是要拿，以后民联没钱了再捐出来就是了。可是直到两个月之后，林心声确实认为捐款已经稳定了之后，才给自己发工资。林心声不缺钱，所以就不贪钱，因此他管钱所有的人都放心，在他当经理的期间，从来没有人对财务问题提出过异议。这也是我觉得他是当经理的合适人选的重要原因。

林心声一来，就把从前所有的财务档案重新整理了一遍。我接手财务后担的事情太多，没有时间整理档案，只能是肖规曹随，按照林樵清过去的制度办事。但是我总是觉得林樵清的那一套制度挺别扭，他所有的支出帐都是按照时间顺序来排列的，查起来很不方便。而林心声将它改成了按支出项目分类，看起来就方便多了。

林心声用钱以“抠门”著称，不该花的钱他分分计较，卡得很死。当了半年多经理，我已经深深体会到管钱是个得罪人的职位，所以本来支票规定是由我和他联署生效，我也乐得全部交给林心声去管。我总是一次签几十张支票，留给林心声去副署。林心声是个铁面无私的人，不怕得罪人，谁要花钱多了他就像拆了他的祖坟一样心疼，大骂“败家子”。由他把关，乃民联之福。俗语说，创业如同针挑土，败家好似浪推沙，林心声是个能创业守业的人。

果然，自从有了林心声，《中国之春》银行账户上的存款渐渐殷实起来，三个月后就有了一个月的余钱，半年之后，我们竟然有了将近八万元存款。这个数字是一直到民联解散都没有达到的高峰。一九八八年年底，我和林心声制定了一个开源节流的财务计划，准备每个月争取存下一万元，然后凑足十万元的头款，为《中国之春》买下一幢房子，或者一套永久的办公室。另外我们还准备买套电脑植字设备，一方面解决《中国之春》的标题植字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顺便开一个植字公司，搞一些活的收入。

不过，尽管我和冯胜平都很欣赏林心声的“抠门”作风，但是他的抠门却使我们大吃了一次苦头。后来这件事成了我们之间的笑谈，它可以典型地反映出林心声的性格。那次是我和冯胜平准备开车到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市会见一个王安基金会的董事，联系筹款的可能性。我掐算了一下时间，如果我们要在下午四点钟之前赶到的话，我必须在凌晨五点钟出发，六点多钟经过普林斯顿大学，接上冯胜平。我那辆二百五十元买来的“老坦克”不能胜任这样的长途奔袭，我决定开编辑部的小卡车去。但我知道那辆小卡车已经很久没有保修了，机油都黑了，跑长途之前一定要换一次油。当时我腾不出手，就把换油的事交代给林心声去办，告诉他在皇后大道上有个十分钟换油站，价格很便宜，换一次油只要十八元。

下午四点多钟，林心声开着车出去了，到了那个换油站，发现它已经倒闭了，于是他就沿着皇后大道一路找过去。找到第二家是二十元，他嫌贵，继续开。到了第三家，又多了一元，二十一元，他拐个弯找到第四家，发现更贵了，二十二元了。于是他又回过头找第二家，赶到那里人家刚关门，他又到第三家，人家也关门了，他不得已只好回到第四家，谁知都关门了。为了省两块钱，他将近八点才回办公室，那辆小卡车还是没有换成油。

第二天凌晨，我只好开着没换过油的车子上路了。由于太早，修车站都没有开门。一直开到华盛顿，都没有换成油，又继续开向宾州。宾州的山多，一进了山就更难找地方换油了，只好勉强开。进山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机器的声音不太对头了，但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除了硬着头皮继续开下去别无选择。后来车子经过一阵强烈地颤抖，终于在一个山坡上停下来。发动机的四个气缸烧了两个，完全失去了爬坡的劲。幸好我们已经到了最高点，推了一会儿就是一路下坡了。我们利用惯性一直滑进山下一个小镇。小镇里唯一的修车铺狠狠的敲了我们一笔，要了七百多元修理费，一般旅客在这个时候完全没有讨价还价的地位，只能乖乖交钱。为了准时赴约，我们扔下车，又租了辆车，继续前进。租车费花了我们三百多元。林心声为了节省那两块钱的换油费，结果多花了一千多块钱。

十一月，原来办公室的房东把房租大大提高了，于是《中国之春》搬了一次家。新的办公室仍旧在林边大街上，但是向我家又移近了七条街口。房子是我找的，总的来说我非常满意，我和房东签了三年的合同。新办公室比老办公室要漂亮多了，是一个黄绿色相间的两层小楼，外面绿树成阴，里面完全是家庭居住的格局。一进大门是一个正方的厅，可供三十多人开会。薛伟的办公桌就在厅的角落里，主要是方便他包装杂志，可以利用厅里的空间。三间起居室，最大的一间作为编辑室，放了三张办公桌。另外两间一个是经理室，我和林心声在里面办公，一个是打字室，摆了两台打字机，是蕾蕾的工作室。厨房外面还有一个餐厅，摆了两张办公桌，是秘书接电话用的。院子里还有一个汽车库作为装旧杂志的仓库，车库前面还有一个小停车场，能停四辆车。从大街正面看，《中国之春》办公室是二楼，楼下是个韩国牙医所，主人就是我们的房东。但是办公室的正门在侧面，从汽车道斜上去，我们的办公室就是一楼。大门前有一个凉棚，可以堆放新到的杂志。

《中国之春》搬家总共动员了四十多个盟员，分成三批，总共干了三天，光扔掉的旧杂志就足足装满了一个三米乘十米，一米半高的垃圾拖车，我买了一套组合的铁架子，围着新办公室的车库做了一圈四层书架，结果搬走的杂志还是装满了半个车房。那时候，盟员似乎都很热心，主动跑来帮忙，我们发钱都不要。可是到了“五大”之后，《中国之春》就再也聚不起那么多人了，不要说干活，就是开会也来不了多少人。

7-4工作班子“铁三角” 

林心声到《中国之春》之后，我希望他、冯胜平和我一起能够形成一个配合默契的“铁三角”，作为民联工作班子的行政核心。以此为基础，团结一些做事踏实，有活动能量的人，建立民联第三届总部的骨干队伍。

自从上任以来，民联总处于经济不稳定状态，我独撑总部和编辑部的日常工作实在是疲劳不堪，一直想建立一个稳定的行政班子，物色一些容易合作，能独当一面的人，来共同工作。我曾经考虑过很多人，呼延民有组织能力，有理论水平，但是行为反复无常，不易合作；杨漫克善解人意，聪明多谋，但是办事不认真，吊儿郎当；郭城敢想敢为，有活动能量，但是虎头蛇尾，没有常性，办事靠不住；薛伟易于合作，办事踏实，但是台湾背景太深，只能保持一定距离；还有一些经常在《中国之春》办公室进进出出的盟员，但是不是能力不够，就是热情不足，再不就是被生活所困，没有多余的精力过问民联的事情。我从心里喜欢像柯力思，李国愚，齐光，程铁军这样具有建设性的人，善于合作，办事踏实，不惹事生非，但是可惜他们都不能在纽约久留，长期共事。民联在外地还有很多这样素质的人，像华盛顿的宗继祥、包建中，旧金山的钱达、郭平，休斯顿的高优鄂、吕凡、新泽西的郑文杰、虞孝成等人，但是他们都鞭长莫及，不可能常到总部来。我当时物色人真是有点“求贤若渴”，甚至饥不择食了。后来我急于请倪育贤和郑为民，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这种情绪。

从自己的亲身体验中，我深深理解了王炳章当时不择手段拉人入伙的做法和心态。很多他拉进来的人后来都成了他的敌人。尽管如此，他仍然像狗熊掰棒子似的热情不减，哪怕是掰一堆扔一半，还是四处网罗人才。从理论上来说，谁都可以说海外人才密集，遍地精英，但是实际上你要选中几个真正有质量、有能量，同时配合默契，相互理解的合作伙伴确实不易。有人有质量，有热情，但没机遇，抽不出身，无缘共事；有人有机遇，有质量，但是没有意愿，不屑落草为寇；有人有热情，也有机遇，但是没有质量，难以独当一面。一个组织也好，企业也好，能够形成一个建设性的工作班子是很不容易的，甚至是相当幸运的。

在总部周围的众多人中，林心声和冯胜平是我最满意的两个人。首先这两人的能力互补，而且他们的长处在民联都是出类拔萃的。林心声长于内政管理，办事井井有条，细心周密，铁面无私，同时对美国的法律、税务制度相当熟悉，《中国之春》就是在他任经理期间逐渐走向正轨，在大陆人中，很少有人具备林心声这样的经验和能力；冯胜平善于外交联络，揣苏秦之胆，含张仪之舌，他说服人的能力和活动能量都是第一流的，过去王炳章与美国政府及中国大陆改革派的联络，都是通过冯胜平穿针引线。其次这两个人当时和我的个人关系都不错，我们有可能建立相互信任，配合默契的分工合作关系。我的想法是，让林心声主内，冯胜平主外，我集中精力抓住《中国之春》和宣传，就可以形成一个精干而有效率的工作班子。再加上胡平的理论旗帜和王炳章的运作经验，我相信民联第三届总部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打开局面。我把我的想法和冯胜平及林心声交换了意见。他们都极愿意配合。而且在那段时期，我们确实合作得相当好，也相当愉快。

我和林心声的合作，在最短的期限内扭转了《中国之春》的财政困境，并改变了《中国之春》历来使用黑人黑钱的做法，开始依法向美国政府报税，使公司管理走向正轨。如果不是后来发生的罢王风波，我相信《中国之春》还将会很快建立自己的企业，并且拥有自己的房产和办公室。

我和冯胜平配合默契，初战告捷，在政治学会第三届年会上成功打了一场翻身仗，为民联雪了前耻。

7-5政治学会一雪耻辱

政治学会两年的历史充满着民联的屈辱。《中国之春》记者杨漫克曾被驱出会场，民联主席王炳章曾躲在场外不敢入内，最令人屈辱的事情发生在第二届政治学会会长胡平身上。胡平在第二届年会上当选为会长的时候还没有加入民联，后来当他成为民联主席之后，政治学会的理事会竟然通过一个决议逼胡平辞职。第三届年会本来应该由会长胡平主持开幕式并作理事会报告，可是理事会竟以避嫌为理由剥夺了胡平上主席台的权利，改由其他理事主持会议和向会员作年度报告。

更令人愤怒的事情还在后面，一些比较“左倾”的会员觉得休了胡平还不够“安全”，为了一劳永逸地免除“后顾之忧”，他们还酝酿在修改章程的时候提出一个议案：禁止政治组织的成员渗入学术组织，将民联成员驱逐出学会。冯胜平知道了对方这个计划之后，立即通告了我。于是我们分别和政治学会中八名民联成员碰了头，商量了对策，大家决定全力反击。我和冯胜平商定，如果有人提出类似议案，我们就站出来当场宣布：“我们就是民联成员，如果学会多数人认为民联成员应该退出会场的，那么我们坚持和共产党员一齐退场。如果要求民联成员退场的理由是防止政治组织渗入学术团体的话，共产党也是政治组织，只驱逐民联盟员不驱逐共产党员，就是政治歧视。在美国，政治歧视是违法的。”

我相信，过去民联成员的屈辱都是因为忍让躲闪，只要我们敢于正面抗击，一定会镇住对方，赢得大多数人的同情，因为道理毕竟是在我们一边。况且在美国，共产党员是“地下”的，他们比我们还怕暴露身份。

我和冯胜平开始分别放风，警告那些与民联作对的人，把我们反击的决心透露给他们。冯胜平还扬言要对政治歧视（Political discrimination）提出诉讼，以此威胁对方不要挑起正面冲突。那些人大多都是共产党员，心比我们还虚，后来果然没有敢提出这个提议，不了了之了。两军相遇，勇者胜。

既然决心打一仗，干脆就来个彻底翻身。我们决定，本届政治学会会长一职，民联志在必得，推出徐邦泰竞选，动员组织力量为他助选。我们当时分析了一下形势，估计徐邦泰很难拿到理事会成员中的最高票。根据政治学会的章程，理事会由五名成员组成，理事中得票最高者当选会长。因此，为了保证徐邦泰当选，必须在章程修改上先做手脚。我设计了一个间接选举的议案，取消最高票当选会长的条款，大会只选理事会，会长不由大会直选，而由理事会成员自己选举产生。一旦章程修改成功，下一步就是要力争在理事会五名成员拿到三个席位，于是我们又动员了三名民联成员参选理事。

我和冯胜平分了工，我是北大出身，负责动员北大同学的选票，他是复旦出身，负责动员复旦同学的选票。这两个学校的同学差不多占整个学会的一半，只要这两大集团占住了，就基本上大局已定了。事实证明，组织的力量只要运用起来，就能够发挥作用。民联的八名成员立志雪耻，分工配合默契，翻身仗打得非常漂亮。

间接选举的议案引起了辩论。我在辩论发言中力陈间接选举的好处和直接选举的弊端。我极力证明，最高票当选者往往未必是有威望和有能力者，而常常是人缘关系最好者。决定胜负的不是取决于谁的支持者多，而是取决谁的反对者少。没有人反对的人也许具有代表性当理事，但未必是最适合当会长的人。我的提议得到一些人的支持，有人举上届理事会选举为例，当选会长的胡平也不是最高票得主，最高票的得主是理事会唯一的女性盖哲娅。原因当然与她的性别很有关系，没有人对唯一的女性候选人表示异议，所以她得了全票。后来是盖哲娅自认为不适合当会长，宁愿把会长让给胡平，自己承担财务管理工作。

事实上，我阐述的这些道理并不完全是为了因人易法，而是确实相信间接选举的普遍优越性。我在此前和此后的一系列文章中，包括我一年前作出的“立宪”的努力，都曾多次论证过类似观点。我的观点说服了大多数人，间接选举的议案顺利通过了。接着，民联成员成功地拿下了理事会的三票。徐邦泰因为政治色彩太重，在五名理事中得票最少，而得票最多者是本届年会的主要筹备者，对民联很不友好。他的最高票当选在我预料之中，我提出的修改选举程序的议案主要是为了对他设防。果然，在理事会的间接选举中，民联成员的多数发挥了作用，徐邦泰以最少票的理事得以当选会长。这是实在是一个巧取的胜利，当然都是事先策划好的。

这次政治学年会是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召开的。正当我们在会场内紧张地谋划运作时，王炳章、齐光等人在外面焦急地等待着消息。消息传出之后，皆大欢喜，大家跑到对面餐厅庆贺一番。

其实我们的这次反击完全是被逼出来的。那些对民联报有成见、戒心甚至抱有敌意的人，和我们的个人关系并不坏，对我们个人也没有什么成见。我不敢肯定排挤民联成员的行为是否有中共在背后指使。如果不是某些人做得太过分，我们也不愿意在这个学术组织里挑起正面冲突。反抗都是被压出来的。

至少在本次政治学年会之前，我和冯胜平的民联成员身份还没有暴露。当时政治学会没有几个人知道房志远和冯胜平就是民联“匪首”丁楚和余丛。胡平的太太李婉带着孩子在大楼里到处找胡平，找不到胡平就找四处打听我和冯胜平，结果问人的时候说露了嘴，叫出了我和冯胜平在民联内部用的假名丁楚和余丛。后来不知是胡平责备她还是她意识到漏了嘴，一个劲向我们道歉。不过我并没有在意，我相信此役之后，民联成员将可以光明磊落地出入政治学会会场，再也用不着藏头遮尾、隐姓易名了。

果然，下一届政治学会在旧金山召开，由徐邦泰做东，民联成员已经可以如履平地了。我拎着一摞《中国之春》坦然走进会议走廊报到，负责报到登记的正是那位上一届得了最高票而没有当上会长的理事，我有点恶作剧似地把《中国之春》放在他面前，然后给他照了一张像，他无可奈何地对我笑笑。在那张相片里，他好像在卖《中国之春》一样。

在会议发言时，我故意公开宣布自己是《中国之春》主编，然后作了一个题为“形式重于内容，手段重于目标”的演讲。在这个演讲中，我首先赞扬了共产党的生命力和它艰苦卓绝的奋斗史，然后提出问题：为什么这样一个由五十多人而发展成世界上最强大的党最终会走向衰落？我极力证明，共产党的错误不在于它的目标，而在于它实现目标的手段，不在它“干什么”，而在于它“怎样干”。哪怕共产主义是天堂，也不能用警棍把人们押进天堂。而中国人重内容不重形式，为了正义目的而可以不择手段的心理传统，是造成两千年专制悲剧的根本原因，也是今天共产党悲剧的根本原因。这个演讲稿曾经以“哭党”为标题发表在《中国之春》上，至今我还认为它是我写得最好的一篇文章。文章写得很有感情色彩，我在那次发言中也朗诵得声情并茂。我看见坐在我前面的一个女同学眼里含着眼泪听着，会场出奇地静，中国人开会很少会有这样肃穆气氛，我相信我抓住了听众。

本来我的发言时间只有二十分钟，结果我讲了四十分钟。主持会议的刚好又是那位上届没有当上会长的理事。他似乎是故意多次打断我，但都被听众的嘘声制止了。后来他声称时间到了，强行宣布散会。下面的听众正听在兴头上，大声起哄：你要散会你自己走好了，让房志远讲下去。结果他只好一个人走了，会场没有人动，我又继续讲下去了。我讲完之后，会场响起长达几分钟的掌声。我想起了两年前在波士顿参加的第一次政治学会，想起了我发誓要让民联在此翻身的愿望，感慨万分。

平心而论，我并没有想渗透和操纵政治学会的念头，我骨子里是个自由主义者，对于自由的学术气氛由衷地向往。我赞成学术团体应该保持中性色彩，理性的色彩，而不要带上任何意识形态的色彩。可是我的理解的“中性”不是“回避政治势力”，而是可以与任何政治势力等距离打交道；不是不准发表带有某种政治倾向性的言论，而是为带有任何倾向的言论提供公平讨论的机会和场地。我承认，也许我们在政治学会中的反应过于强烈了一些，可是这是政治歧视带来的反弹。如果没有来自左面的压力，也许我们会懒得去争这类学会的领导权。在后来的历史学会年会上，我们就完全没有做任何政治动作。

历史学会的第一届年会是在政治学会第三届年会两个月后召开的。我和冯胜平都参加了。会场设在一个很美丽的湖边渡假村，大家谈得自由，玩得高兴，完全没有政治学会上那种剑拔弩张的气氛。

我和冯胜平都发了言。我的演讲题目是“谁来背历史的黑锅”。这个演讲稿后来进行了增补，以“宁要两个魔鬼，不要一个天使”的标题发表在《中国之春》上，也是我自认为写得最好的文章之一。在这个演讲中，我着重阐述了两党制的功能在于为社会运动的张驰提供一个自我调节的机制。一个党执政的最大弊端是为了面子而不肯承认错误，即使知道错了自己也难于转弯，结果常常使错误政策不碰南墙不回头。而两党制中，党的纲领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两者轮流执政对社会的调节功能。一个党把事情搞糟了，只要换一个党执政，社会就可以顺利地大幅度转弯。社会在转弯中总是要有人为从前的烂账承担责任，人们才能“向前看”，共产党在大转弯时的办法是抛“替罪羊”，这种办法可以暂时有效但是无法制度化。而两党制就是把这种调节制度化了，两党不但轮流执政，同时也轮流背历史的黑锅。

冯胜平的演讲题目是关于十年改革的历史。冯胜平演讲有一种独特的风格。他的语调平稳而流畅，常常以一个很特殊的角度和闪着智慧的格言来吸引听众。他的语言很少有习惯性的口语和赘句，基本上都是书面语言。我相信整理冯胜平的讲话录音是非常容易的，他几乎可以出口成章，那些充满逻辑性的句子从他的嘴里流出来显得非常自然。但是冯胜平在讲话的时候表情是基本不变的，眼睛一动也不动地盯着一个固定的地方，使人感觉他似乎是一个演说机器。

冯胜平阐述了中国大陆经济改革是怎样走到今天这一步的。他一步一步的分析了改革者的思路，他们的努力和他们的失败。一九八八年，中国大陆的改革势头又有很大的回升，但是海外的人们仍旧笼罩在一九八七年初胡耀邦下台的阴影中，认为共产党的改革必败无疑。冯胜平不像大多数海外民运人士，总是站在一个对立的立场上批评共产党，他完全把自己放在一个中立的，第三者的立场上来叙述事实。能够从这种角度看问题的人，在民联内部还是很少的。我很欣赏冯胜平的这种论证方法，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共产党人的失败不是因为他们坏，而是因为他们的历史局限性，这种历史必然性的结论常常令人不容置否。 

我和冯胜平的演讲都很引人注目，以致在学会选理事的时候很多人当场推举我俩当理事，而当时的情形显然只要我们愿意出来，当选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两在历史学会那种轻松的气氛中完全没有在政治学会上那种咄咄逼人的“斗志”，我们都婉言推辞了别人的推举，也完全没有打算渗透历史学会理事会的企图。连我自己也觉得奇怪，为这么自己在历史学会上和在政治学会上判若两人，甚至连更富于进攻性的冯胜平也似乎温和得多。这更加证明了反抗都是被逼出来的。我相信人的天性都是向往和平的。我想如果不是共产党逼人太甚，对民联百般围剿，也许民联成员中的很多激进的分子也都会温和的多。

7-6左右开弓，四面出击

有一件事情曾经令我感到非常吃惊，竟然会有人怀疑王炳章是中共的统战特务。这使我发现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沟通是多么困难。

纽约大约有五十万华人，这里绝对是右派的天下。每年国民党的“双十”节，纽约中国城都有盛大的游行，可是共产党的“十一”国庆却从来也组织不起群众性的庆祝活动。国民党在每一个城市里都有一个非常权威的华侨团体，叫“中华公所”，它每年都要进行选举，当选的“中华公所”主席被公认为当地的首要侨领。

一九八八年当选的中华公所主席陈炳基是个顽固的极右派。在纽约，有很大一批像陈炳基这样的老华侨，与共产党不共戴天。到了李登辉年代，他们还抱着蒋介石时期的反共大陆的信念，坚守蒋经国时期的“三不”政策。在他们眼里，几乎把所有大陆人都看成是亲共分子。

陈炳基在侨社的右派中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但是他对民联似乎有很深的成见，认为王炳章是共产党派到海外进行统战的特务。当我听到这个说法时候不仅哑然失笑，我简直难以相信，人与人之间的误解怎么可能到达这种愚昧的地步。只要有一点常识的人都会理解，共产党憎恨王炳章要远远甚于陈炳基。我奇怪的是，为什么像这样比窗户纸还薄的误解，王炳章竟然这么多年都没有捅破？

后来有一次，王炳章非要拉着我去见陈炳基，我这才了解其中的原因：王炳章不会讲广东话，而陈炳基听不懂国语。王炳章需要我和陈炳基沟通，因为我会讲广东话。

趁着陈炳基当选，我们前去庆贺。我和陈炳基谈了二十分钟就把所有的误解给消除了。陈炳基还当场签了一张支票，捐给《中国之春》。我这才发现，民联在侨社实际上没有多少影响力。我本来以为侨界中右派会天然地把民联当作盟友，没想到还要花这么大的力气去一个一个地沟通。

侨团中也有一些亲共的左派团体，如果说右派团体以老华侨为主，那么左派团体大多是中年的商人和知识界人士。每到大陆的“十一”国庆节，中共驻纽约领事馆都要举行餐会，邀请左派的侨团代表参加。每到有这种机会的时候，我都尽量去，也鼓励民联盟员去。

过去民联成员每到这种场面都故意给中共官员出难题，给他们一些难堪。这是王炳章时期民联传统的做法，其效果无非是在右派的报纸上造了点新闻，但是却搞得中共官员每碰到民联成员都如临大敌，把我们当作盗贼一样防范。我心里不太赞成这种传统的做法，我不希望民联成员在这种场合总是扮演“捣乱者”的角色，我希望我们能够和中共官员或者左派的人士平和地聊天，平等地交往，轻松地照相，总之给他们留下好印象。尽管当时他们不一定知道我们的真实身份，但是我相信当哪一天他们知道了我们是谁，当初的好印象也很难抹去了。

我认为，如果我们对待共产党的基本战略是对话而不是对抗的话，那么“捣乱”就没有多大意义。对话的前提是要让对方放弃对你的恶感，建立基本的信任，让他们了解，民联的成员都是讲道理的善人，不是专门捣乱的恶人。胡平曾经说过：人群中无所谓“左派”还是“右派”，只有“讲理派”和“不讲理派”。我觉得这种分法非常精辟，既然我们承认每个人都有信仰自由，那么是左派还是右派只不过是信仰问题，只要大家讲道理，君子动口不动手，完全可以和平相处。这个世界上你信什么都无所谓，最怕你不讲道理，粗暴压制不同意见。这最终归结到我们提出的基本原则：权利重于是非，形式重于内容，手段重于目标。

我一直在寻找一个在公开场合下与中共官员善意对话的机会，创造一个先例，消除中共官员与民运团体对话的恐惧感。后来在中共侨委主任廖辉访问纽约的记者招待会上，我终于逮着了一个机会。

廖辉的记者招待会在中共驻纽约领馆召开。我带着郑为民和林心声进了会场。根据记者招待会的规则，所有记者在提问前首先要自报家门。席间我站起来提问，当我自报是《中国之春》记者丁楚的时候，全场哗然。主持会议的汤领事脸都变了，立即从主席台上走下来，想赶我走。可是廖辉表现得非常从容，他用手示意，制止了汤领事，让我继续提问。

我提的问题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很多中国大陆的公民在美国申请了政治避难，希望廖辉主任说明一下当局对这些人的态度。廖辉的回答是非常得体的：这些人因为各种原因留在异国是可以理解的，但我相信他们心里还是爱国的，如果他们什么时候愿意回国看看，政府表示欢迎，绝不歧视。

廖辉说罢，全场响起掌声，整个会场的紧张气氛当即松弛下来。接着，郑为民从我身后站起来，对廖辉说：“我们中国民联成员对廖辉主任今天表现的开明和大度表示赞赏。这里有一封民联总部给李鹏总理的信，是关于对留学生政策的意见的，请廖主任转达。”汤领事又一次站起来想干涉，但是廖辉再一次示意，请他把信收下，表示同意转达。

无论这个场面多么短暂，我相信它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这是中共高级官员第一次没有歧视《中国之春》的记者，把他们当作一般的报刊记者对待。双方表现得都很好，都得了分。廖辉表现得相当开明和理智，中共得分，而民联成员也表现出理智和善意，同样得分。郑为民及时地对廖辉的善意投桃报李，显示了中国民联成员也是“讲道理派”，并非专门捣乱的人。汤领事等如果能够看到这一点，下一次不必表现得如此紧张了。我相信，不一定非要让对手失分自己才能得分，有时候要想自己得分，不妨让对手也得点分。 

一九八八年是个充满机会的年代，不但是大陆政治最宽松的时候，同时也是台湾政治的转折期。受这两大本土政治的影响，海外的政治气氛也显得异常活跃。

胡平和朱高政的政见辩论会，是纽约知识界一个颇为轰动的话题。朱高政是留学德国的哲学博士，当时是台湾民进党的政治明星。他在台湾首开在国会武斗的先例，被称为反对派的超级战舰。

辩论会被安排在纽约台湾会馆。那是个台独色彩很强的台湾人活动中心。当天来的人多数都是台湾人，形势对胡平颇为不利。辩论的主题涵盖面很宽，包括对一些政治问题的看法，关于反对派的战略原则，两岸关系等等。从现场效果来看，胡平似乎显得很被动，一副书生论政的形象；而朱高政充分地显示了一个政治明星的表演才能，在讲台上嘻笑怒骂，气势逼人。台下的观众多是朱高政的支持者和崇拜者，轮番对胡平起哄，为朱高正鼓掌。

胡平的论点基本上可以归纳为搞政治不但需要讲策略，而且也需要讲规则；而朱高正的论点刚好相反，认为反对派为了战胜强大的专制对手，可以不择手段。民进党的历史和朱高政在政坛上的政绩为他的论点作了充分的注脚。当时民进党风头正旺，夹此之威，朱高正以反对党的长兄自居，总是不自觉地以教训人的口吻对胡平说话，在他眼里民联还嫩得很，只有走民进党的路才能出头。

《世界日报》和《中国之春》都全文刊登了胡高二人辩论的记录。当时普遍的舆论认为，胡平在辩论中略占下风。但是仔细读一下辩论的记录，不难发现，胡平的论点耐人寻味，而朱高政的言论只能引起一时之快，未必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后来，朱高正本人在碰壁之后果然也作了忏悔。凡大陆人读了两者辩论记录之后，都一致公认朱高正的思想要肤浅得多，应该把他送到大陆去，让共产党去修理一下他。按照他那一套战术，十个脑袋也不够用，共产党能把他碾成肉饼。

依我看，胡高两人是完全是站在不同的基点上对话，双方各有自己的假想敌。胡平的假想敌是共产党，朱高正的假想敌是国民党，而这两个党的统治手段有很大的差别。国民党的理论是军政、训政、宪政三部曲，等于说在训政期间暂时代管权力，到了宪政阶段就会还政于民。有了这个理论上的许诺，反对党就有了进攻的支点，你借了东西总要还的，不能无限保管下去，所以民进党可以代表民意催促国民党还政。可是共产党的理论根本不给你讨债的机会，它宣布只给人民民主，不给敌人民主，只给好人民主，不给坏人民主，如果你要求民主权利，它只要宣布你是坏人，就可以理直气壮地镇压你。因此，共产党是比国民党利害得多的执政党，朱高正的那套东西，对付共产党差得远。但是不论怎样说，胡平和民联都在这场辩论中赢得了很高的知名度。

从一九八七年我在总部隐居的时候起，我就知道王炳章一直在考虑打台湾牌了，我记得这是我们经常谈论的一个很重要的话题。我当时总的想法是，促成国共两党和谈，借国民党的力将大陆的门挤开，民联可以借机从门缝进入大陆，进入以国共两党为主的多元化政治。问题是具体的步骤怎样走，首先从何处落脚。我当时还不很确切地知道民联对国民党的依赖关系，所以我总是想着民联的组织和《中国之春》杂志如何挤进台湾。实际上，一直到八九年，民联组织和《中国之春》杂志都不准进入台湾，无论是蒋经国还是李登辉，显然不会把台湾两千多万人的利益押上赌台。当时王炳章对这一点比我知道得清楚得多。最后，王炳章提出了一个当时比较切实可行方案，就是策划大陆留学生访台，具体的计划是我执笔写的。后来由于蒋经国逝世前后，台湾政局动荡，此事提不上议事日程，暂时搁置起来。到了一九八八年夏天，台湾的局势稍微稳定后，这个计划又被拿出来了。

大约是六月的一天，王炳章在他家里开了一个策划大陆留学生访台的会，参加者有胡平、我、程铁军、吴牟人。大陆留学生访台，在当时的台湾是个很敏感的问题，肯定需要最高决策层拍板。过去我们的设想都是通过民间渠道把消息递上去，可是那一天我猛然突发其想，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提议：为什么不直接给李登辉写信，直接将他一军。由民间传递的信息未必能到达高层，而就算到达高层也未必会有答复，但是给总统的信李登辉无论“是”还是“否”都必须给个答复。在场的人一听都一致赞成，而且提出此信还要写成公开信，李登辉不答还不行，总得向舆论有个交代。程铁军当即执笔，拟就了公开信的草稿，胡平和我进行了文字上的修饰。我记得当时还碰到一个颇为头痛的问题：如何称呼李登辉。

如果称李登辉为中华民国总统，大陆留学生未必会接受。如果直呼李登辉先生，似乎又缺乏起码的尊重。讨论来讨论去，最后还是决定称呼李登辉总统，让那些有意见的大陆留学生抱怨去吧，不论你承认还是不承认，人家李登辉毕竟是实实在在的总统。之后，我们又讨论了民联准备推荐的访台的候选人，初步决定有程铁军、吴牟人、徐邦泰、李少民、于大海等。

此信发出之后，留学生访台的事几经波折。台湾刚刚开放与大陆的交往，当局心里还十分紧张，把申请者祖宗三代都查了个遍。据说一些留学生为了争取访台的机会，还打小报告相互告发对方是共产党员，中共特务，或者亲共左派，程铁军和李少民据说就是因为这种告发被刷下去了。听了这种传闻，我一方面为大陆人这种劣习感到羞耻，另一方面也为台湾当局这种小家子气度感到悲哀。在这方面，共产党作得比国民党有气度得多，至少中共并不在乎来访者是否国民党员，也不要求他们退党，而这些竟然是进入台湾的首要条件，令人觉得十分滑稽。

到了一九八八年年尾，大陆留学生访台代表团才成行。成员最终定为五人：徐邦泰、吴牟人、许成钢、钱颖一、裴敏新，其中徐吴二人为民联成员。徐邦泰等五人在台湾受到隆重欢迎，几乎轰动了全岛所有新闻。这是四十年来大陆人对台湾的第一次正式访问。接待他们的级别之高，几乎不亚于国家元首，这使他们大出了一番风头。

大陆留学生的访台至少在海外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在此之前，海外的大陆留学生一直视台湾人为异己，相信台湾人亦是如此。很多留学生不但不敢和台湾官方打交道，就是和《世界日报》之类具有台湾背景的民间机构打交道都胆战心惊。自从徐邦泰等人访台造成新闻轰动之后，海外的两岸公民之间的距离似乎忽然拉近了，此后，大陆人与台湾人之间通婚、合营、共聚一堂讨论国是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后来大家就习以为常了。

谢选骏指出：人説——这一次共产党真是帮了胡平的大忙。王炳章申请政治避难历时六年，而由于中共的“帮助”，胡平只用了三个月就批准了，在王炳章执政的五年中，他由于身份问题没有解决一直被困在美国，无法出国，而半年之后，胡平就可以到欧洲演讲了。我看——這就叫做“組織運作”、“統籌安排”、“共產黨培養民運領袖”了。

【第八章：无事生非】

8-1柯力思特务案件

林樵清是七月从台湾回来的。他带来了一个好消息：财政支持的关系接上了，国民党方面终于承认了胡平，答应继续给钱。以后的捐款按照胡平提出的方式，直接电汇进《中国之春》的银行账户。

过去国民党给钱都是通过王炳章个人，这种给钱方式给这个组织造成了巨大的阴影，也给王炳章的个人形象造成了巨大的阴影。这种秘密的方式引起了社会上的种种猜疑，很多人怀疑王炳章贪污了大量捐款。这种谣传当然是拿不出什么证据的，但是王炳章也拿不出什么事实来洗清自己，他唯一的办法就是把钱的来源严密地封锁，任凭传言漫天散播，也绝不还嘴。

胡平对在接受捐款方式上的改革对民联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它使今后每一届的主席交接避免了很多麻烦。否则，今后民联将每换一次主席，都会产生政治上的动荡。尤其当新任主席和原任主席是竞选中的政敌的时候，这种财源的争夺足以使这个组织面临无数次分裂和瘫痪。好在民联到后来是三届主席而终了，从来也没有发生过新老主席竞争的局面。唯一的一次风险出现在“四大”，但是那次幸好是原主席胡平得以继任，没有出现老主席向自己的竞争对手移交权力的场面。所以胡平的这项改革的重大意义一直没有机会体现。

钱是有了，但是并非是没有“条件”的。条件是有中共特嫌的柯力思和杨漫克必须离开民联的核心。我记得林樵清回来的那些天胡平曾坐立不安，我可以看出他内心的激烈斗争。作为一个有独立人格的自由主义者，接受这样的条件无疑是一种屈辱。但是现在胡平不是单身一人，他身负着这样一个组织，如果这个组织垮在他的手里，他将要成为民联的罪人。也就是说，他现在不能仅仅对自己的良心负责，而且还要对整个组织负责。当时形势很明显，如果不想让民联垮掉的话，胡平除了接受条件之外别无选择。

杨漫克还好办，作为一个编辑部雇员，他已经被解雇了，下次招聘人员的时候不再招收他就是了。这事由我来办就可以了，胡平甚至不必亲自出面。不久前杨漫克在《时报周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中国之春在寒风中挣扎”，披露了一些民联财政危机的内幕，其中提到钱的来源和王炳章与胡平之间的矛盾。文章中当然有真实的地方，但也有不少想当然的推测。这篇文章使胡平大为恼火，同时也引起了盟内一些盟员的愤怒，认为杨漫克不应该把盟内一些捕风捉影的事情披露到社会上去。杨漫克的这篇文章更加重了他特嫌的色彩，王炳章、林樵清、薛伟等都主张开除杨漫克的盟籍。这篇文章恰好给了胡平一个很好的理由摆脱杨漫克。后来我就是以此为理由向杨漫克解释《中国之春》为什么不再雇佣他的。

胡平绕不开的是柯力思。柯力思是胡平亲自挑选的副手，又是代表大会投票选举出来的副主席。无论是开除、罢免、驱逐，总得需要一个理由向全盟交代。一个堂堂的副主席不能莫名其妙地就在盟内悄悄消失了。况且胡平本人也未必相信柯力思是特务，无论怎样处理在良心上都过不去。如何找到一个在各方面都说得过去的理由让柯力思离开总部，这着实是一件令胡平觉得既窝囊又头痛的事情。

在王炳章家里，胡平、王炳章、林樵清和我碰过好几次头，研究如何处理柯力思的问题。大家都对柯力思的事情都很惋惜，但都觉得无可奈何，基本的意见是对柯不作组织上的处理，表面上作一个工作调动，让柯力思回法国去负责欧洲各支部的工作，这样也好向盟内解释。

其实，向盟内解释还是比较容易的事情，真正困难的是如何向柯力思本人解释。我的意见是向柯力思交底，原本告诉他台湾的意思。并且向他表示我们都信任他，只不过捐款人要他离开，我们没有办法，希望他为组织做出牺牲。后来，因为中共间谍的传闻，我本人也落到柯力思的地步，台湾方面以我的离开作为继续支持民联的条件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当时这样对待柯力思是多么不公平和多么残酷。为了集体的利益而牺牲个人的利益，这是典型的共产党哲学。也许对于一个组织来说，柯力思只是几百分之一，但是对于柯力思本人来说，组织的任何决定都是百分之百地影响到他的政治前途。我后来一直为我曾经有过这样的念头而感到内疚。不接受任何有政治条件的捐款，这在民运中是一个大事大非的原则问题，我既然没有坚持原则，为了权宜而牺牲了原则，最后就得自食其果。我没有保护柯力思，最后也不可能保住自己。

在这里最难堪的是作为主席的胡平。杨漫克他还能找到理由，还可以推给我处理，而柯力思的问题他是推不掉也绕不开的，非要他亲自处理不可。而且柯力思是个任劳任怨、谨小慎微的人，非常易于合作，在工作上很难找出他什么毛病，这就更让胡平为难了。他当然可以按照我的意见对柯力思以实情相告，但是这样一来就等于向柯力思承认了接受捐款的条件，万一哪天柯力思翻了脸，将这一段故事披露于众，胡平的声誉将要受到重大损失。王炳章、林樵清和我说话轻松，是因为我们都不必为此承担责任。但是要胡平要为此承担责任，就不是那么轻松了。胡平在柯力思的问题上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没有向柯力思摊牌，而是找了一个借口将他发配到法国去了。

这个借口在旁人看起来愚蠢透顶。七月的某一天，柯力思忽然不见了。一个礼拜后他才回来。胡平问他上哪里去了，他开始不肯说，后来勉强透露是去夏威夷参加一个“洪门”会议，想为民联捐点钱。但是没有成功，所以也就懒得再说了，况且他路费花的是自己的钱，也用不着总部报销。胡平为此在办公会议上大发雷霆，说柯力思瞒着他这个主席背后搞小动作，毫无组织观念，出去活动也不向主席汇报。我很少看见胡平用这样激烈的语言批评人。胡平平常是很善解人意的，讲话一向随和，对下属做些什么也不太干涉。我常常处理问题擅做主张，即使后来胡平不满意，也从来没有如此不客气地说过我。这次他批评柯力思显然是小题大做。后来，胡平就以柯力思难以合作为理由，让他回法国去了。我们心里都很明白，胡平的真实动机和意图，甚至柯力思本人都明白无误地猜到了，以至他后来一直对胡平耿耿于怀，为他在后来罢王风波中反对胡平埋下了伏笔。其实如果胡平以实情相告，以柯力思的宽厚，他也许会理解的。可是胡平现在来了这样一手，连柯力思的心都丢掉了。  

柯力思是很不容易被人找到差错的，胡平现在找的借口简直就是“司马昭之心”。胡平在处理这件事的具体战术上虽然并不高明，但是从战略角度来看，我不得不承认他的远见。即使所有的人都猜到了驱逐柯力思背后的事实原因，但是胡平毕竟没有亲口捅破这层窗纸。只要这层纸没有捅破，他就可以拒不承认柯力思被当作交易的筹码出卖了。这样就不会在他今后的政治生涯中留下障碍。

柯力思临走的时候非常悲愤，常常对着我发牢骚。他对胡平满腹怨言，但是最恨的还是薛伟，因为是薛伟向台湾打的他小报告。据薛伟的说法，柯力思曾经上过台湾的一所特别警官学校，受过专门的训练，但柯力思从来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过这事。他有一个该校的同学现在就在美国。那个同学认识薛伟，有一次他告诉薛伟他在台湾的街头看见柯力思，和柯打招呼，柯不理睬他，慌慌张张地躲开了。柯力思在台湾逃兵役去了法国，并且又去了大陆上学，台湾一直不准他入境。现在竟有人在台湾的街头看见柯力思，这事情的确是够蹊跷的。

但是单凭这一点就怀疑柯力思是特务是说不过去的。柯力思上的是台湾的警官学校又不是大陆的警官学校，他进入大陆之后又卷入了民主墙运动，按理来说共产党更有理由怀疑柯力思是台湾特务才是，而不应该由国民党怀疑他是共产党特务。不过我知道，国民党是非常多疑的。如果柯力思真曾经是台湾特务的话，国民党也许会怀疑，共产党为什么没有抓柯力思而最终把他给放了？会不会是中间抓过一段时间，把柯力思改造来为自己服务了？

总之柯力思的特务案扑溯迷离，所有的线索都是推论，完全没有任何实实在在的事实。哪怕是他对民联造成某些破坏的事实都没有。柯力思本身又是一个非常古怪的人，他没有任何嗜好，不抽烟，不喝酒，不旅游，不近女色，将近四十岁了也不结婚，从来也没听说过他有女朋友。他整天都把自己关在总部的房间里，勤勤恳恳地工作，从不计较名利，也从不出风头，甘心情愿地做那些别人都不愿意做的小事琐事。很多怀疑柯力思的人都问同样一个问题：他是否有什么特殊的使命，否则他图什么？他们的逻辑真是很奇怪，柯力思之所以值得怀疑，是因为他太好了，好得让人不可理解。他们不相信中国人中还能残存着像柯力思这样的理想主义者。

但是不管别人怎样说，我本人绝不相信柯力思是中共间谍。人有的时候需要一点起码的直觉判断能力，柯力思对民联没有造成过任何伤害，而做出过重大贡献，中共如果不是傻瓜的话，派这样的间谍来干什么？王炳章曾经开玩笑对我说，如果柯力思真是中共间谍，他欢迎中共多派几个来，越多越好。

8-2薛伟国民党特务案

柯力思被迫离开了纽约，王炳章忍无可忍，下决心除掉薛伟，拔掉总部身边的钉子。

林樵清回来后不久，王炳章提议召开一个总部常委会，讨论薛伟的国民党特务问题。会议在胡平家召开的，参加的有胡平、王炳章、林樵清、冯胜平、呼延民和我。

会议一开始，王炳章就开门见山，开始历数薛伟的特务行为。他说很多事实证明，薛伟是国民党情治机构插在民联核心监视民联的一个钉子，他已经不止一次发现，薛伟偷偷复印民联的重要文件。每隔几天，薛伟就要向台湾发一份电传，电话账单上可以看出纪录，几乎都是早上时间，号码是相同的。

“民联在台湾简直无密可保。国民党那边什么都知道，谁和谁的关系好，谁和谁吵架了，谁打了什么电话，谁写了什么信，全都了如职掌。”王炳章越说越激动，脸色胀得通红。他希望大家通过一个内部决议，把薛伟解雇掉，以后不准他再进编辑部。但是在场的人除了林樵清之外，其余的人都没有响应。大家心里都明白，薛伟在《中国之春》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但是他在民联占据着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是代表大会直接选举出来的监委主任。这不是常委会一个决定就能奈他何的。如果他利用监委的力量来与常委对抗，民联内部也够麻烦的。

自从进入民联之后，我曾经听过很多王炳章抓特务的事情。而且每一次代表大会都被抓特务闹得不亦乐乎。所以我对“抓特务”从心底里产生了一种反感。尽管我对薛伟抓柯力思的特务很不满意，但是“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那么这特务就会无穷无尽地抓下去，民联永无宁日。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我始终不完全相信王炳章的话，我总觉得王炳章急于除掉薛伟背后还有其他什么原因，特务问题只不过是其中之一，或者是一个借口。我听说在民联成立之前，薛伟曾经办过一个大陆移民协会，是国民党海工会背后支持的。也许薛伟从那时候起就和海工会有点不寻常的关系，向海工会汇报点民联的情况，但是我始终很难相信，在当时的年代，一个大陆籍的人会成为国民党情治机构的专职特务。

我以息事宁人的口气说：“我想薛伟最多给海工会当个线民，他毕竟是大陆人，我相信他对《中国之春》的忠诚度还是会高于对国民党吧？他是民联的监委主任，又在《中国之春》有一份工作，我想他不见得希望《中国之春》垮掉。”

王炳章摇了摇头，道：“薛伟在国民党情治机构也领一份工资，《中国之春》这点工资对薛伟来说根本就微不足道。薛伟在《中国之春》拿半工工资，只有六百元钱，但是他手里却有好几个信用卡，其中还有一个“金卡”（American Express），并且还分期付款买全新的汽车，高级音响，显然国民党给他的那份津贴要远远高于《中国之春》的工资。就凭这一点，薛伟对国民党情治机构的忠诚度也要远远高于对民联的忠诚度。”

胡平和呼延民对薛伟的事情也都是息事宁人的态度。胡平的意见是不要急于处理，拖一拖再说，希望民联内部不要出乱子。呼延民则认为处理问题不能只听一面之词，最好找薛伟谈谈，听听他怎样说。另外他认为，既然民联现在承认国民党是盟友，互通一下情况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后来那个会没有什么结果，不了了之。

我是经理，解雇薛伟要由我出面。王炳章看出我对薛伟的事情并不热心，于是到办公室单独找我谈：“丁楚，你都想像不到，薛伟什么事情都报告。台湾那边对你了如指掌，包括你和蕾蕾什么时候吵过架，为什么吵架。连你什么时候下班，哪天晚上离开办公室没有关窗都知道。”他说出了一个日子，那是临出刊的前一天。我记得那天我几乎是深夜离开办公室的，确实忘记了关厨房的后窗，第二天早上来上班看见窗户敞开着，吓了一大跳。王炳章还说出了我和蕾蕾吵架的原因和当时的情景。当时在场的有薛伟、唐捷和齐光，王炳章并不在，但是他知道得清清楚楚。王炳章告诉我，消息是从台湾反馈回来的。 

听了王炳章的话，我不禁毛骨悚然。王炳章虽然没有说是从那里得到的消息，但如果他说的是真的话，我猜可能是林樵清带回来的。王炳章的意图是很明显的，希望我把薛伟解雇掉。

我没有急于答复王炳章，只是说我想当面找薛伟谈谈。他是当事人，即使要处理他，也不能背后搞动作，以免出现冤案。 

我反复地考虑了处理薛伟的问题。当时我有几种选择：

一是按照王炳章所希望的那样，直接了当地以薛伟是国民党特务，泄露组织机密为由，将他赶出办公室。如果采取这种办法，由常委会形成一个决议当然是最好的，这样我不用直接承担责任，只是作为决议的执行人。但是显然胡平对这事是采取消极态度的，常委们也未必能形成统一意见，本来就没有我的事情，我自然犯不着自己冲到第一线去。另外，从心底里讲，我当时还是把国民党当盟友的。这个战略原则是我在民联第一个公开提出来的，我心想，人家给了钱，自然有权力监视你搞些什么，只要薛伟不要搞得太过分，汇报点鸡毛蒜皮的事情对民联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危害。我当时还摸不清楚台湾的情治系统有几条线，也搞不清国民党捐款人与薛伟到底是什么关系，有点担心万一把台湾的眼线给拔了，会不会把他们惹毛了，又给我们断了粮。当时民联对于共产党特务的防备心理要远远大于对国民党特务的防备心理。共产党是恨不得将民联置于死地的，而国民党毕竟是盟友，就算他们不会把民联养大了与自己平分秋色，至少也不会希望民联垮掉。

另一种办法是找一个工作上的理由，把薛伟开除。林樵清主张用这种办法。我当时刚好手边就有一个薛伟的小辫子。我刚接管财务的时候，薛伟曾交过一张邮费的收据来我这里报销，数目是一百一十八元。但是我发现那张收据的钱数有涂改过的痕迹，于是产生了疑虑。我当即找了林樵清鉴定了一下，并且查了过去的记录，发现那张收据被多加了一个百位数，这意味着薛伟冒领了一百元的报销款。当时林樵清不希望把事情闹出去，主张找薛伟个别谈一下，敲山震虎。于是我把薛伟找来，故意问了一下那张收据的事情，当时薛伟脸都白了，吱吱呜呜解释了半天。但是我并没有把事情点破，给他留了个面子。我实际上想达到的目的就是让他心里明白，我并不是一个看不出这些伎俩的糊涂虫，以后请他不要再来这一手。现在，我只要把那张单子翻出来，就可以构成一个很好的理由开除薛伟。显然，薛伟会知道开除他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也明知这是我的借口，可以想象他会对我多么愤怒，这样一来，本来薛伟和王炳章的冲突就会变成我和薛伟的直接冲突。

还有一种选择，就是大事化小，不了了之。我想来想去觉得还是这样处理最好，以和为贵。但是如果王炳章说的是真的，身边有这样一个整天监视你的钉子实在让人觉得窝囊。所以我还是决定采取敲山震虎的办法，当面和薛伟谈谈。一方面摸一下他真实的立场，另一方面也和他沟通一下，看看是否协调行动，我知道薛伟是一个比较善于妥协和合作的人。我想，如果薛伟仅仅是为了钱，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就存在我们协调好了共同应付国民党情报机构的可能性。因为无论如何我当时都难以相信，薛伟对国民党的忠诚度会超过民联，他毕竟是大陆人。

几天以后，我找了薛伟。我把王炳章历数的他的特务行为以及他打的关于我私人的小报告都说了，然后直接了当地问他：“这是真的吗？”

薛伟阴沉着脸问：“是不是王炳章想赶走我？”

我点了点头，道：“是。但是这种事情我想最好还是找当事人当面谈一下，我不赞成背后搞小动作，也不想制造冤案。所以我想向您本人核实，这些说法是否真实。”

薛伟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他很圆滑地说：“《中国之春》的很多事情是怎么传到台湾去的，我不敢肯定是我透露的，也不能保证不是我透露的。我承认我认识很多台湾人，其中包括一些官员，当然也不能排除有些在情治部门工作。他们经常请我吃饭，有时候打电话聊聊天，当然免不了谈起《中国之春》的事情，我也不记得我都说了些什么？但是绝对没有人给我布置任务。”

我心里已经明白了，王炳章说的基本上是真的。如果王炳章完全无中生有，薛伟干脆回答“否”就完了，没有必要绕圈子，也没有必要使用外交辞令。一个受了冤枉的人，从表情上就可以看得出来。从柯力思和我谈话的表情中我就看得出来他的冤枉。后来有人无中生有地制造了一整套我是中共特务的故事，我在任何场合都毫不含糊地说“否”。

我决定还是继续采取坦率的态度，说：“当然，没有任何人有权力干涉你的言论自由。我听说过你的出身和背景，知道你对国民党很有感情，我只是想问你一句话，你觉得你对于国民党的感情是否超过民联。这也是我和王炳章对你的评价的分歧所在。”

薛伟突然激动起来，他大声道：“王炳章以为只有他才对这个组织最有感情吗？我薛伟一样有感情。我会为民联战斗到最后一滴血，你记住我这句话好了，我薛伟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民联好，而绝不会对它有任何损害。我对民联的忠诚要高于任何其他组织，但是忠于民联并不等于忠于他王炳章。”

其实我应该想到薛伟一定会这样回答。他如果承认他对于国民党的忠诚甚于民联，那么我除了开除他别无退路了。不过，我这样问实际上等于给了我们两人一个台阶。于是我说：“如果你更加忠于民联的话，那么能否站在民联的立场上对付国民党？那些该说那些不该说，是否能够协调一下？”

薛伟点了点头，道：“可以，我以后注意点就是了。”

“另外，”我补充道：“像我和蕾蕾吵架这种事情也免了吧？” 

薛伟指天发誓道：“我绝对不会搬弄这种是非，台湾那边对这也不会感兴趣。”

接着薛伟就开始数落王炳章，他大骂王炳章是小人，从他的低微出身一直说到他的卑贱人格。他说王炳章贪污了大量捐款，现在捐款人已经察觉了，王炳章认为是他向台湾汇报的，所以要千方百计赶走他。薛伟越说越激动，最后几乎是对天大吼了：“想赶走我？没那么容易，我薛伟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在《中国之春》坚持下去，没钱也不怕。王炳章说我向台湾打报告？他自己不打报告吗？要说特务他是最大的特务。但是我薛伟在台湾的关系要比他深，他王炳章想在台湾那边扳倒我？办不到。到时候你看捐款人听谁的。”

薛伟似乎有点神经质，激动起来常常这样大吼大叫。他蹲过九年牢，练就了一身超乎常人的忍耐工夫。他是那种能够受得了胯下之辱的人，他在王炳章时代长期受到压抑和排挤，但是薛伟小心翼翼地一直在《中国之春》呆到现在，多少民联的元老都被王炳章赶走了，可他就是对薛伟无从下手。也许正因为这样，他也需要一种渠道或方式来发泄心中的压抑。

这是我和薛伟第一次深谈。这次谈话奠定了我和薛伟长达三年的合作关系。我相信薛伟心里明白是我挡住了王炳章，保护了他。在这三年里，薛伟和我配合默契，但小心翼翼地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作为回报，他也曾多次在联委会上利用监委主任的力量保护我。我在第三届和第四届总部期间一直主管《中国之春》，薛伟在这两届期间都任监委主任，同时也是杂志社的工作人员。后来《中国之春》杂志社和民联总部分了家，在《中国之春》与总部及联委会的争执摩擦中，薛伟几乎是毫不例外地站在我一边。

后来王炳章又提过几次薛伟的事情，但我都不置可否，他也没有办法了。十一月，《中国之春》办公室搬了家。搬家之后，我给了薛伟一把大门钥匙。这是薛伟在《中国之春》五年以来第一次有钥匙进办公室的门。

8-3第一次看见胡平发火

胡平刚搬到纽约来的时候先住在总部的那幢大楼的一楼，后来又搬到森林小丘去了。那是一个很幽静的区，周围住的都是有钱的犹太人，街道很干净，治安很很好。

胡平不愧是“胡老爷”，他的口头禅就是“依靠组织”。连他的家务事也是“组织”上帮他解决的。胡平家从找房子到搬家，都是林樵清、薛伟和我包办的。搬家那几天，胡平嫌乱，自己住到总部去了，等到所有的东西布置好了才回家。由于不熟悉自己家门，几天后在街上走丢了。他在半路上给我打了一个电话，问：“丁楚，告诉我我家在哪儿？”所有的人听了这个问题都大笑不止，说这个“胡老爷”，连他自己家在哪还要问别人。

胡平的儿子胡畔是个很讨人喜欢的男孩，性情活泼，和所有的人自来熟，爱缠着大人说话。我去波士顿帮胡平搬家时第一次见到他（我在北京见他的时候还小），还没有两分钟，他就爬到我的脖子上，成了我的“哥们儿”。胡平非常喜欢这个儿子，宠儿子宠得出了名，家里的一切事情都以儿子的事为最大。他选择森林小丘主要是考虑儿子上学的问题。当时畔畔六岁，秋季入学，胡平看中了他家附近的那所学校，该学校在纽约市排在头十几名，算作一个相当不错学校。但是森林小丘的不足之处是交通不太方便，胡平上办公室连走路加乘地铁要花一个小时。我曾经在办公室附近为他看了一套房子，离办公室只有一分钟的路，但是胡平嫌附近的学校不好，还是宁愿住在森林小丘。为了儿子能受到更好一点的教育，他宁愿忍受这巨大的不便。

冯胜平和齐光从来没有到过胡平家，总嚷嚷着要到胡平家去蹭口茶喝，于是一个星期天我把他们带去了。胡平家门口有一排很漂亮的雪松墙，刚好挡住了大门。松墙后面还有一个很漂亮的平台，胡平摆了几张铁桌椅在外面，常常在这里接待客人。

我们坐下的时候，就发现胡平的神色有点不正常，像是刚刚和谁生气。我们谈起了财务问题，对当时的财务状况表示担心。正说着，胡平太太李婉就凑上来了，她一张口就开始骂王炳章，说王炳章如何把胡平给骗来了，现在又耍花招搞经济危机。胡平开始时还企图喝住李婉，让她不要多嘴，可是李婉说着说着把胡平的火也给点着了，他突然拍了一下桌子，把桌上的茶杯差一点震掉：“王炳章，太不象话了。他不是没有钱，他是要把钱控制在自己手里。”

蕾蕾坐在旁边，冷不丁插了一句嘴：“就是，王炳章有的是钱，我亲眼看见他塞钱给柯力思。”

胡平的头忽然转过来，盯着蕾蕾，很郑重地问：“你亲眼看见的吗？”

蕾蕾点了点头，把当时的情况说了一遍。我急忙给蕾蕾使眼色，让她不要多嘴，可是已经晚了，蕾蕾根本就没有看我。我知道，她这张嘴又惹祸了。胡平听罢一拳砸在桌子上，骂道：“这个家伙聪明过头了，拿咱们当孩子耍。”

平时胡平的性格是很温和的，很少发脾气。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胡平发火。我隐隐约约感觉到事情不太妙了，胡王之间若发生摩擦，对于民联来说将是一场灾难。而且我站在中间也很难做出选择，从思想方式和历史背景上，我离胡平近一些，但是从家庭关系和行为方式上，我离王炳章更近一些。

在回去的路上，冯胜平说：“我觉得胡平和王炳章之间总有一天要掰，你信不信？”

8-4证实了王炳章的小金库

林心声来之后，我搞清楚了一件事，这件事改变了我对王炳章的信任。我仍旧记得在春天《中国之春》最困难的时候，王炳章出去捐款，带回来一张林心声的支票，面额达九千元。有一天，我带着感激之情对林心声提起了这件事，感谢他在我们最艰难的时候解了我们的困境。谁知心怀坦诚的林心声听罢大笑，道：“你搞错了，那根本不是我的钱。是王炳章给了我九千元的现金，我给他开了一张九千元的支票。他告诉我捐款可以免税。”

我几乎呆住了，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我简直不能理解，王炳章既然口袋里有那么多现金，为什么还要装模作样地到各地去捐款，难道他不知道飞机票也是一大笔成本？王炳章天天都可以和我见面，有钱直接交给我就行了，为什么还要绕那么大的圈子，通过别人的手把这些钱转送到《中国之春》？如果这些钱是从他自己口袋里掏出来的，为他自己不愿意承担这份荣誉，而宁愿让别人去承担？

然而在几分钟之内，我一切都想明白了。王炳章那里有一个小金库，而且很可能如薛伟说，这些钱是他多年来从《中国之春》的大金库中挪过去的。现在王炳章面临着一个矛盾，一方面他不愿让别人知道他口袋里有那么多钱，另一方面他也不甘心看着自己亲手创见的《中国之春》垮掉，因此他必须要有一个借口把钱掏出来维持《中国之春》，所谓“捐款”“卖保险”“卖房子”，等等都只不过是在为这制造借口而已。

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测，我又给徐英朗打了一个电话，他捐给《中国之春》的那张一万三千元的支票，同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一接通徐英朗，就单刀直入地问：“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您曾经捐给《中国之春》的那张一万三千元的支票，是不是王炳章给你钱让你开的？”

在电话这一头我就可以感觉到徐英朗躲躲闪闪的态度，他犹豫了一会儿，道：“请原谅，我能不回答这个问题吗？”

我已经无须再问了，真相大白。如果钱是徐英朗自己捐的，他根本用不着吞吞吐吐，肯定会痛痛快快地承认，有谁捐了钱不想得到Credit（荣誉）？也许王炳章同样许诺了徐英朗捐款免税的好处，所以徐英朗不愿意把这些说出来。但无论徐英朗顾忌什么，王炳章的手法已经再一次被证实了。

这件事对我的震惊，一点不亚于我第一次证实了民联完全靠国民党的钱生存，我也忽然理解了胡平为什么那样气愤地拍着桌子大骂王炳章。一旦看穿了王炳章的把戏，我和胡平一样感到气愤，这种气愤与其说来自对王炳章私吞公款的义愤，还不如说来自一种似乎被王炳章耍弄了的窝火。我知道，这么久我和他之间建立的相互信任已经不复存在了。

我整整考虑了几天，如何处理和王炳章的关系，但是最后我决定原谅他。这些钱即使是王炳章从《中国之春》的公款中拿走的，但是在《中国之春》最困难的时候，他毕竟还是愿意把钱拿出来，至少这些钱最终还是用在《中国之春》而不是他的私人生活上，这也说明王炳章把《中国之春》当成自己的家来看待的。为了《中国之春》，即使已经吞到肚子里的财产，他也愿意吐出来。我也理解他的苦衷，他即使愿意把钱拿出来，也不能在光天化日下以他王炳章的名义捐款，他需要借口，需要幌子，需要一种巧妙妥当的方式来完成这种钱的转移。既然他愿意下台阶，我现在为什么不采取合作的态度，继续为他提供下台阶的梯子呢？我知道，这层窗户纸还是不要捅破为好，对民联，对王炳章，对胡平和我都有好处，既然如此，我为什么不装糊涂呢？

但是我最终发现自己错了，我能“糊涂”未必等于所有的人都能装这个糊涂。首先蕾蕾就不可能装这个糊涂，我虽然没有明白地告诉她王炳章搞的是什么名堂，但是她整天在我身边，凭着只言片语也猜出来了，于是她便不肆余力地在各种公开的场合发泄自己对王炳章“私吞公款”的不满了。蕾蕾心直口快，肚子里藏不住二两气，嘴和刀子一样锋利，她在编辑部里骂王炳章的话自然会通过各种途径传到王炳章耳朵里（蕾蕾后来认为是唐捷传过去的），他显然会认为蕾蕾的话代表了我的想法。到后来我与王炳章的关系越来越疏远，王炳章也越来越防备我，认为我蓄谋以久要除掉他，以至他后来一直认为我是“倒王”事件背后的主谋。

我相信，从大局着眼，胡平和薛伟是可以和我一样装糊涂的人，但是冯胜平、呼延民、林心声、吴方城等人眼里未必会容得下这个沙子。后来这层窗户纸终于被他们给捅破了，把王炳章逼得狗急跳墙，不惜拼死一搏，把民联搅得天翻地覆。这层纸不捅破，我还可以掩护王炳章，可是它一旦破了，我再掩护他就会被认为同流合污了。到了“倒王”风潮起来的时候，我连保持中立的立场都很困难了。

8-5向冯胜平透露了钱的秘密

如果说我对王炳章丧失信任是从林心声嘴里证实了我的猜疑开始的，那么也许王炳章对我的信任更早就开始动摇了。这件事是因冯胜平引起的。

自从我第一次参加政治学会遇到冯胜平之后，我就和他成为莫逆之交。我经常到普林斯顿他家里聊天下棋，他每到纽约来也总是住在我家，我们经常谈论各种问题一直到半夜。冯胜平是个非常健谈的人，消息灵通，反应敏捷，而且记性特别好，常常能在言谈间信口引用书中的精彩警句和闪光的思想，有时候你可以从和他的聊天中学到不少东西。难怪王炳章也曾经视冯胜平为知己，几乎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

但是冯胜平有一个缺点，就是嘴快，喜欢传播小道消息，探测各种密闻，见风就是雨。他酷爱打电话，常常粘在电话上几个钟头下不来，和什么人都可以山呼海哨，结果只要他知道的东西就等于全世界都知道了。

在一九八八年，虽然社会上到处都传闻民联拿国民党的钱，但是传闻毕竟只是传闻，谁也拿不到确实的把柄。当时财源的真实情况是民联的最高机密，知道这个秘密并且可以参与讨论这事情的人也许不超过五个人，王炳章、胡平、林樵清、宁勤勤和我。我记得连副主席柯力思也从来没有参与过财源问题的会议，无论是王炳章还是胡平，在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都有意无意地避开他，而这些会议都是在王炳章家、胡平家或者在我家召开，从来不在办公室里谈论。

如果说把知道钱的秘密的人算作民联的最核心的话，那么当时离这个核心最近的四个人就是柯力思、冯胜平、呼延民和薛伟。柯力思是个很谨慎的人，不该打听的事情他从来不问也不多嘴；薛伟是王炳章重点防范的对象，讨论重大问题都躲着他，而且他也不是一个嘴快的人，尽管肚子里知道很多事情，但嘴上并不乱说。冯胜平和呼延民是与总部接触最频繁的“消息灵通”人士，不但喜欢打听各种秘密，也喜欢传播各种消息，因此，尽管王炳章曾经和他们两人都有过很亲密的关系，但最高度的机密也对他们有所封锁。其实他们大体上都猜到钱的来源是怎么回事，特别是最近的经济危机，再怎么捂盖子也捂不住，因为很难找到一个自圆其说的原由来解释为什么一向稳定的捐款突然断掉了。但是即便你能猜到百分之九十九，也毕竟是猜，他们从来也没有得到过一个权威的消息。

冯胜平当时一直热衷于“组党”串联，他想到各地去跑一圈，找一些有影响的人共同发起。他希望得到我的支持，我总是告诉他目前还没有钱来支持这个计划。林樵清从台湾回来之后，民联的财源接上了，总部开始有钱。有一次冯胜平又和我谈起组党的计划，问我能否搞到钱支持，我便肯定地告诉他，钱不成问题了，这个计划马上就可以开始。

冯胜平感到很意外，马上问：“捐款人又给钱了？”

我冷不丁被他问到这个问题，毫无防备，点了一下头。冯胜平更好奇了，又问：“谁去要的钱？”

我想也没想就回答：“林樵清。”

冯胜平恍然大悟，道：“怪不得那么久不见林樵清了。”

我马上就为我的漏嘴而后悔了，急忙嘱咐冯胜平不要透露出去，就当没听见好了。可是好像冯胜平故意和我捣蛋似的，当晚竟挂了个电话给林樵清，祝贺他圆满完成任务。

林樵清深夜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显然很生气我把他的台湾之行透露出去了。他的使命只有那天在王炳章家参加会议的四个人，加上宁勤勤知道。林樵清在电话里对我发了一通火，我立即挂电话对冯胜平发了一通火。但是已经晚了，有的时候一件很小的事情就可以毁掉别人长期以来对你的信任。后来我发现，无论王炳章还是胡平，对我都开始提防起来，越来越少对我提起台湾方面的消息。也许他们认为我保不住密。

我相信自己并不是一个喜欢到处打听消息，传播密闻的人。很多盟员打电话到总部想探听一些消息，我讲话都很谨慎，以至很多人都认为我的嘴巴过于严密打电话故意绕过我，去找蕾蕾聊天，希望从心直口快的蕾蕾嘴里探听出点消息。自从进入民联以来，不该问的不问我从来不问，不该说的我从来不说。正因为如此，王炳章才建立起了对我的信任。我可以感觉到，我失去王炳章的信任，也许就是从那一次开始的。

我和冯胜平的蜜月也结束了，我再也不敢和他多说话了。我相信冯胜平也察觉出来了我对他的不满，在第四届总部期间，他作为联委委员一直在暗中和我作梗，以致蕾蕾在很多场合大骂他是共产党特务。

8-6选择郑为民拒绝倪育贤

搬家之后，《中国之春》的财力基本恢复。我又雇了一个秘书小姐，姓禹，是个台湾人。财务担子移交给林心声了，我手里主要还抓着两摊工作，一摊是组织，一摊是杂志编务。当时我正在准备毕业论文，我希望能够集中精力把论文写完。因此我打算将这两摊工作任意放出去一摊，至于放手哪一摊，主要取决于我能物色到什么样的人。

当时我有两个人选，一个是倪育贤，我想请他来主持编辑部；一个是郑为民，我想请他来管组织，但是两个人中间我只能要一个。我先探了一下倪育贤的口气，问他是否可能到编辑部来工作。倪育贤非常积极地表示可以。我说如果我决定了再打电话给他。第二天，郑为民来到编辑部，希望能为民联工作。郑为民在郭城环美长跑期间曾经在民联工作过，他又显得很热情，所以我基本上倾向郑为民。

这两个人选，我打电话向很多人征求过意见。所有看过刘宾雁写的《第二种忠诚》的人都不免对倪育贤产生好感，正是基于此我才考虑请他到编辑部来工作。可是没有想到，当我征求意见时，几乎所有民联的人都反对让倪育贤进《中国之春》，尤其是王炳章和林樵清。一九八六年，倪育贤刚刚到纽约时穷困潦倒，找到《中国之春》，并加入了民联。王炳章给了他一些钱，利用《中国之春》报导了倪在大陆的事迹，还为他组织了多次演讲。倪育贤在海外能够有知名度，离开《中国之春》的帮助是根本不可能的。可是倪育贤一站稳脚跟，就开始和民联划清界限，后来与王炳章闹得不欢而散，最后公开宣布退出民联，惹出了一场不小的风波。因此，王炳章一提起倪育贤就倒胃口，把他划入只能恋爱，不能结婚的人。其他人的反应都觉得倪育贤理论休养欠缺，写起文章来“大批判”味道十足，主持编辑部工作，恐怕会对《中国之春》的形象产生负面影响。

对郑为民有意见的主要是林樵清和郭城，也是郑为民在民联工作期间主要打交道的两个人。他们两人主要的说法都是认为郑贪小便宜，手脚不干净。林樵清举出一些例子说郑为民在报销的时候搞小动作，多报多占。我与他们争辩说，我请郑为民来管人头，不是让他来管钱。用其所长，避其所短，以后在钱的问题上对他小心一点就行了。当时我急于腾出手来写论文，等不及了，最后还是决定任命郑为民为代理组织干事。后来我听冯胜平说，郑为民是台湾派进民联的又一个“薛伟”。郑为民来民联之前，他亲眼见到国民党海工会驻华盛顿负责人在黄奔的餐馆里和他谈话，内容主要就是怎样进入《中国之春》。当时台湾每个月给郑为民发津贴。

几天之后，倪育贤打电话问询编辑部是否还要聘他，我回答说我只能发一个人的工资，我已经聘了郑为民，所以不能聘他了。倪育贤一听大怒，他说他正在为黎安友工作，帮助他写书。我和他打招呼之后，他已经把黎安友的工作辞掉了。言下之意，现在他断了自己的退路，《中国之春》若不要他，就对他不起了。我解释说，我打电话只是探一下他的情况，八字还没有一撇呢。况且，我也没有任何承诺，只是说几天以后给他打电话再商量，他没有等到我打电话，就擅自采取行动，我当然不能负责。但是倪育贤仍不依不饶，在电话里和我缠了半个多钟头，口气越来越强硬，到最后简直就是要挟了。后来他反复打电话纠缠，我简直抑制不住对他的厌恶了。如果说本来我还曾经考虑过他的话，现在就算没有郑为民我也不会再考虑他了，我已经怕和这种人打交道了。其实我猜都猜出来了，所谓黎安友那里的工作根本就是暂时的，而且钱也绝对不可能很多，我早就听说这个项目结束了，倪育贤不过是借此来向我施加压力罢了。

这是我第一次和倪育贤打交道。后来几乎每一次和他打交道不是生一肚子气就是沾一身麻烦。倪育贤退出民联以后，在社会上极力以中性的立场出现，所以有时民联策划的一些比较敏感的活动，如一些会议、示威等会请倪育贤出面主持，以便让一些比较温和的人也敢参加。可是谁想到他总是把这一切都归功于自己，到后来发展到处处排斥民联。有一次他以“改革促进会”的名义搞了一个签名活动，呼吁中共大赦政治犯。在公布签名的名单中，他竟然将胡平、薛伟、呼延民和我等公开的民联骨干的名字从名单中删除。我当时都很难想象一个口里正在谴责别人进行政治歧视的人，自己就正在实行政治歧视。“六四”之后，倪育贤从一个嫌民联激进的“温和派”一下子变成了嫌民联温和的“激进派”，在所有的报刊杂志上连篇累读地发表一论、再论“打倒共产党”的理论，摆出一副谁不打倒共产党就打倒谁的架式，不断地批判我的“误导民运”的温和立场。想起他过去处处批评民联激进，怕和民联沾边的行为，我简直不知道他是否还有一点起码的原则。

倪育贤显然对我曾经没有让他进《中国之春》的事一直耿耿于怀。我这才深刻地理解王炳章说的话，倪育贤岂止不能结婚，连恋爱都不能谈。我只是和他调了一下情，就沾上包甩也甩不掉了。

8-7尚平的“诱捕”计划

《中国之春》曾经接待过无数个“叛逃者”，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尚平。他的身上从头至尾笼罩着一层神密的色彩。 

十一月某一天，《中国之春》编辑部接到尚平从水牛城打来的电话，说他准备“投奔自由”，希望民联能够帮助他。尚平当时是中美两国合办的大连高级管理培训中心的学员，他们这一期培训班共三十个学员，毕业前到美国水牛城的纽约州立大学进修三个月。现在学习结束了，明天全班乘车回到纽约，大后天在肯尼迪机场乘飞机回国。尚平计划在汽车到达纽约后相机离队，然后乘地铁到《中国之春》办公室。尚平说，王炳章不久前曾到水牛城的纽约州立大学演讲并推销保险计划，他曾与王炳章联系过。他就是从那时看到了第一本《中国之春》，并开始了解民联的。

我立即赶到国际工商公司，与王炳章联系。王炳章证实了有此人，并对尚平印象不错。由于只有王炳章见过尚平，所以只好由他去车站等尚平。那天我和薛伟还有郭城等人在公司等到半夜十一点钟，王炳章在地铁站冒雪等了将近两个小时，最后把尚平接回来了。

尚平大约三十岁左右，一看就像个东北人，相貌堂堂，身体壮实，脸盘红扑扑的，两眼有神，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精明强干。他进门时戴着一顶滑雪帽，身穿太空服，除了一个背包之外，两手空空。他说他下车时连行李也没有拿就走了，严然是个拿得起放得下的汉子。他随身带了一张《中国青年报》，那上面有一篇关于他的报导。他原来曾经与另外两个年轻人一起承包了沈阳汽车零件厂，这是全国第一个试点承包的工厂。为此，尚平曾经一度成为全国有名的青年改革家，出过不少风头。据他说，后来因为在反对资产阶级精神污染中保守派进行反扑，对他们这些改革先锋进行清算，他不幸中箭落马，被以经济问题为由隔离审查了。

见了尚平，王炳章和我都很兴奋。“六四”之前，民联帮助过很多从大陆逃出来的人，很多人一方面请求帮助，另一方面却都与民联保持着距离。有些人得了帮助之后，一站稳脚跟，招呼也不打一个，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例如，一九八八年夏天，骑自行车环游全球的孙峰在纽约宣布政治避难，民联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替他造声势，开记者会。后来孙峰自己做小生意去了，他就住在《中国之春》办公室旁边，但是总是和民联保持一定距离，只作为朋友和我们个人来往，从不参加民联组织的活动。又如一九八八年春，有十一个福建跳船偷渡的难民在美国迈阿密被移民局逮捕，因为当时中国偷渡的难民还不多，或者还没有大规模曝光，所以此事当时在侨界十分轰动。当时美东政治避难者协会会长薛伟代表民联赴迈阿密探望被关押在移民局监狱的这些难民，帮助他们请律师，打官司。最后将其中七人救出，送到纽约。可是这七个人到了纽约之后，就消失在人海之中了，民联再也没有听到过他们的消息。甚至在“六四”民运高潮中他们都没有浮现。

但是相对从前的这些“叛逃”者，尚平似乎显得与众不同。他一见面就要求加入民联，并声明他的出走并不是为了贪图美国的生活享受，而是怀有政治抱负的。言谈中他表示出对中国大陆专制制度的痛恨，坚决投身民运。从他的历史背景来看，我们感觉他可能会有政治分量并颇有知名度，从他的言谈和行动来看，我们又觉得他又有思想基础并且敢做敢为，至少当时他给我们的感觉是如此。“六四”之后，从大陆逃出来的名流巨星太多了，人们不再觉得稀罕了。可是在当时，民联能够得到一个像尚平这样的人，已经十分不易了。

过去很多“叛逃”者在申请政治避难时都曾经宣称，他们离队之后如何受到中共使领管人员的追踪和诱捕。这种故事，大家听得很多，可是从来没有发生过一个实例来证明这类传说。我本人就从来不相信这类故事，第一我根本就不相信中共在海外有这个能力去追捕人，第二我也不相信这些人重要到这种程度，以至中共当局需要花费人力去找到他们。这些人编出这些故事要么是想故意哗众取宠，为政治避难添砖加码，要么是多疑症加自大狂，把自己角色看得过于重要了。唯一可以作为这类故事证据的，是一九八六年发生的张志高工程师自杀事件。张志高是大陆某官方代表团成员，离队“叛逃”之后隐居在华埠一间底下室里。后中共领事馆派人找到他，劝说他归队。张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回到中共驻纽约领事馆，几天后在领事馆高层楼上一个窗口自缢身亡。这个案件扑朔迷离，舆论界议论纷纷，很多人怀疑张志高是被中共官员谋杀致死。后来很多政治避难者都援引张志高事件来证明他们所处的险境，要求美国政府保护。尽管此案疑点颇多，但张志高毕竟已经身亡，死人是不能作证的，此案就成了一个历史悬案。因此，王炳章一直想制造这样一起有活人见证的事件，来证明中共对出国人员的监控和迫害。他想找一个有胆有识，并且稍有点知名度的“叛逃”者，本人愿意作为鱼饵，故意暴露在中共使领馆官员眼皮底下，诱使他们做出胁迫甚至绑架行为，然后民联派人埋伏在旁边，取得证据之后立即报警进行援救。这个事件一旦搞成，不但能够成为中共进行政治迫害的实例，而且可以轰动舆论，为民联的活动造一个声势。

接到尚平电话之后，王炳章就在酝酿这样一个计划。在他看来，尚平显然具有充当这个角色的一切条件：略有知名度，具备思想基础，年轻机灵，敢于冒险。见到尚平之后，王炳章就含蓄地把自己的设想告诉了尚平。尚平果然积极响应，愿意配合。

尚平当晚就给他们培训班带队的领导和几个要好的同学打了电话，通报了自己“投奔自由”的意向。尚平表现得非常得体，言谈之中，显得颇讲义气，也很有人情味。对方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只是表达对他的选择的理解，并劝他好自为之。最后尚平有意无意地透露，他要到飞机场退票，能拿回机票钱。王炳章希望中共方面能够上钩，在机场等候尚平，采取行动。

尚平暂时安顿在我家住。第二天他就到机场去退票，薛伟和郭城带了几个盟员在暗中跟着保护他。王炳章在办公室一直等待着尚平的消息。可是尚平平安地回来了，什么都没有发生。王炳章大失所望。我一直在怀疑，共产党是否值得为了这种事情大动干戈。

《中国之春》帮尚平召集了记者招待会，他的经历立即引起了舆论界的注意。尚平讲起话来慷慨激昂，很快就成了引人注目的“反共义士”，频繁出席各种右派侨界会议。他写了一篇自传性的长文，介绍自己在大陆参加改革后又遭受迫害的经历在《中国之春》上发表，我还把他的像片登在了杂志的封面上，尚平一时间成了纽约的名人。东北同乡会年底聚会，特邀尚平入会，并当场为尚平捐了上千元钱。

尚平在我家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搬出去了。他人长得精神，颇得女人缘，在纽约出名之后，不少老太太想招他为婿。一对老夫妻房东给了他很优厚的条件，尚平就住过去了。但是他还是三天两头到编辑部来帮忙，也不太计较报酬，所以最初我对他的印象非常好。尚平也很念在我家住时我对他的帮助，一口一个“大哥”，叫得很甜，经常摆出一付为兄弟两类插刀的架式。但是不知为什么，蕾蕾很不喜欢他，她背地说尚平不诚实。

有的时候，女人的直觉是很准确的。

8-8组党组党，组而不党

在海外这么多年，我不知道见过多少人萌发过“组党”的宏愿，冯胜平就是一个。一九八八年秋冬，他象着了魔似的，满世界跑来跑去，企图说服一批有影响力的人物，共同在海外发起一个政党。

冯胜平常常会有些突发的奇想，他关于组党的整个设想，都是基于让方励之作为主要发起人。当时方励之还在国内，而冯胜平说他正在华盛顿活动，想把方励之搞到美国来。我一直怀疑成立一个政党是否非要某个人不可，同时也怀疑方励之是否愿意卷入这一活动。可是冯胜平坚信他可以说服方。一九八六年方励之曾经到普林斯顿大学当过访问学者，冯胜平就是那个时候认识方的，方励之回国之后还与他通过电话。冯胜平认为以方励之当时的思想境界，接受组党的想法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有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怎样把他从国内搞出来。因为当时北京当局对方励之的控制非常严，一直不批准他出境。一九八八年底，大陆的形势已经十分宽松，方励之的澳洲之行终于得到当局的批准。冯胜平得到消息之后，立即从纽约飞往悉尼，动员方来美国，作为组党的发起人。可是方励之坚持要回国，冯胜平无功而返。

我发现冯胜平在推动一件事的时候会不自觉陷入一相情愿的状态。当他在游说别人时，连我都看出来对方在敷衍他，只不过是处于礼貌不忍说“不”而已，可是冯胜平却以为对方没有反对就是同意了。就像他一直以为我也很热心于组党，一直以为我在“倒王”时和他站在一条战线上一样，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儿。不过这是他的缺点，也是他的优点，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够不畏挫折，游说人时才能够表现出执着的精神，当别人说了第三声“不”的时候，他还有勇气说下去。当然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性，就是他心里完全明白别人的心态，只不过故意不察，自说自话而已。  

我曾经和冯胜平一起跑过很多地方，在各地组织过各种各样关于组党的讨论会。在民联经费充足的时候，我也曾经拨出一笔钱支持冯胜平进行这个组党计划。不过，我和冯胜平想的并不完全一样，我并不认为海外当时具备组党的条件和必要。如果组党的意义仅仅像冯胜平反复强调的是“一个有组织的力量（共产党）必须靠组织的力量来抗衡”，那么我认为民联本身就完全具备政党的组织功能。我认为组党的最大意义在于为各种政治力量（也包括民联）的联合创造一个契机，而当时这种必要性并不存在，因为当时海外除了民联之外尚没有什么真正有分量的政治组织，所以也谈不上什么联合问题。但是这种想法并没有影响我和冯胜平在组党问题上的合作。冯胜平向往的这个党我仍旧愿意去“组”，不过，我感兴趣的是“组”的过程，而不是“党”本身。

不可否认，我有我的个人打算。我来美国还不到两年，在进入民联以前很少参加社会活动，所以认识的人很有限。而冯胜平在美国已经六年，社会活动十分活跃，所以认识不少海外的社会名流，有些即使他不认识也听说过，知道他们谁是谁，在什么地方。我希望通过冯胜平的介绍结识各路豪杰。自然，你想结识天下英雄总需要有个契机，或者把话说白了，你去敲别人的家门也需要有个理由，而“组党”这件事情本身就构成一个很好的理由。有了“组党”的旗帜，有了冯胜平这样的向导，跑了一段时间，果然大有收获。冯胜平拉上我共同做这件事的动机也可以理解，他也许认为自己一个人倡议分量不够，增加我也许会增加这个倡议的分量。

我和冯胜平曾经租了一辆车，开遍了美国中部十个州。我们拜访了余英时、杨力宇、许卓云、朱昌林、高英茂等著名学者，还见了很多学校的在组织千人签名信时涌现出来的留学生领袖。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都受到当地的民联支部的接待。当地的盟员听说总部来人，都很高兴，大家聚在一起座谈，问长问短，常常谈到深夜。连续十几天下来，疲劳不堪，因为白天还要开车，打瞌睡相当危险。我记得有一次我冒着大雨连续开了十个小时，一打盹，差一点撞上了山边公路的防护栏。冯胜平在昨晚的聚会上喝得大醉，躺在后座上睡得跟死猪一般。我车子剧烈地晃动把他摇醒了，醒来之后直惊讶我们怎么能够活到现在。不过无论如何，我觉得这样跑一圈都是值得的，我由此熟悉了不少盟员和基层的骨干。亲眼见到这些盟员，也许对我这个总干事来说是非常必要的。每一个组织都是由有血有肉的人组成的，如果没有个人之间的接触，民联对于我来说也许只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和一组没有生命的名单。

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民联肯塔基支部，那里的头儿是吴方城。我们来了个突然袭击，进城时刚好是下班时间。我在街边给他办公室打了一个电话。他说他刚好要下班，请我们到附近的一家肯塔基炸鸡店等他，他马上通知盟员到那里聚会。我们到了那个快餐店不久，十几辆车就紧跟着到了，从我给他打电话到全城的盟员到齐，前后只用了半个小时。这个吴方城的组织能力简直令我惊讶，我不明白他用了什么方法把这支“快速反应部队”给训练出来的。

肯塔基大学不久前进行的学生会改选曾经震动全美。民联成员任松林和吴方城在中共大使馆操纵的学生会选举中挺身而出，竞选学生会正副主席，并且获得胜利。大使馆官员夏颖奇为此多次前往肯塔基大学围剿这个全美第一个“独立学生会”，吴方城与他唇枪舌箭，针锋相对，使夏颖奇狼狈不堪。后来中共大使馆不得已采取耍赖的办法，拒不承认选举结果，另立了一个亲官方的学生会，搞出了一个双胞案。

我当时对这场学生会的改选非常关注，这实际上是民联与中共的第一次正面交锋，也是一次和平的竞争，它的意义极其深远。一个反对党如果能够在中国生存下来，其最终结局将是和中共同时面对选民。因此我认为民联从现在开始就应该学会在各基层单位与共产党竞选，这是一场在海外的“练兵”，民联需要在这些“实战训练”中不断地积累经验，以便有一天回到大陆时可以从容地面对更加强大的对手。为此我动员了全部力量支持吴方城他们，号召全盟为肯塔基独立学生会捐款，在《中国之春》连续刊登关于肯塔基大学学生会的报导，以及吴方城和夏颖齐的辩论记录。我还把这些报导发到其他的报刊杂志。这场竞选，使我和吴方城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他常常打电话到总部，征求意见，寻求支持，讨论下一步的计划。我在电话里对吴方城说，我希望他们的经验最后可以形成“肯塔基模式”，带动全美各大学中国学生的“竞选风潮”。

八年前，我曾经在北京大学推动过一次竞选风潮，现在，我希望在美国也能推动这样一个风潮，这个念头曾经使我激动不已。到各个学校去串联，动员当地的民联成员和民运积极分子出来与官方操纵的学生会干部竞选，也是这次我出巡旅行的主要目的之一。

我们在肯塔基只呆了一夜。晚上睡在吴方城家里。他和老婆孩子一家三口都是盟员，一开会就是三张铁票。不过这并不是他总能够连任支部首脑的主要原因，他的向心力主要来自他乐于助人的性格。他把自己家办成了一个民联盟员的俱乐部，在地下室还专门设了一个活动室，有图书和乒乓球台。盟员开会，活动都愿意到他家聚合，来了以后就在这里吃喝。吴大嫂是个非常贤惠的主妇，总能让人感到一种宾至如归的气氛。我们到的那天晚上，一大群人在他家里几乎聊了一个通宵。

第二天一早我们又继续上路，开往印地安那州的普渡大学。吴方城给我们介绍了他的同学老齐，他和老齐都是老北大毕业生，也是都我的校友。晚上我们就住在老齐家里。老齐是当地的学生会主席，千人签名信时曾经是那个地区的联络人，政治上比较活跃。我打算游说老齐也在普渡大学搞出一个“独立学生会”。当晚，他家里聚了一批留学生，大家开了一个座谈会。不过在这个聚会上我和冯胜平差一点吵起来。冯胜平又谈起了他的组党计划，为了证明成立一个新党的必要性，他又开始数落民联这也不是那也不行，并且总是过多地讲到民联内部的黑暗面。虽然他指的是王炳章，但是我心里很不高兴，因为我现在毕竟是民联主要的负责人之一，即使王炳章时期的事情也会影响到民联的整体形象，把民联抹黑了我脸上也不光彩。

在此之前，每当冯胜平讲到民联的短处时，我总要把话岔开，或者打圆场，缓和他言辞的锋芒。在吴方城家里，冯胜平就已经讲得太多了，说王炳章垄断财源，垄断单线联系的盟员名单，把胡平当作一个过渡的傀儡，为他看守两年民联总部，等他绕过不得连任两届的规定，在民联“四大”上再重新回来执政。因此他认为，为了摆脱民联王家天下的局限性，组党是十分必要的。吴方城是个炮筒子脾气，最见不得人搞阴谋诡计，一听这些就火了，忙问我是不是事实。我费尽口舌作了很多解释，想缓和冯胜平造成的紧张气氛，结果吴方城直说我“滑头”，不如冯胜平“正直”。

在吴方城家里聚会的毕竟都是民联成员，在自己人面前揭一下短还没有什么关系。可是老齐不是民联成员，在他家里聚会的也有一半不是民联成员。我来这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推动当地的学生会独立竞选，并不希望冯胜平过多地谈民联内部的事情。在座的都是民运积极分子，要是人家听说民运组织如此黑暗，谁还愿意卷入民运？谁知冯胜平在吴方城家里讲顺了口，在外人面前也开始数落自己组织的黑暗，我就有点火了。我一反常态，讲话态度开始激烈起来，处处与冯胜平唱反调，批评他的激进，以至后来两个人争得面红耳赤。连来参加座谈的当地留学生都有点奇怪了，不明白我们到底要和他们说什么。后来我们一直到路上还在争论，我对他说我希望他以后说话注意一下分寸，我们是这个组织的人，总要说对这个组织有利的话。最后冯胜平愤愤地说：“你听说过民国初年宋教仁提出的毁党建党的口号吗？我今天就是要毁党建党。王炳章不去掉，这个党就没法建。”

尽管我不赞成冯胜平的观点和做法，但是我能够理解他。其实只要你去游说一次中国的精英们组成一个党，你就不难理解其中的道理了。有很多人口头上并不反对组党，但是他们会提出一堆前提或条件，最通常的条件是提出一个必须排除在组党之外的名单，有些话当然不会明白地说出来，但是其背后的含义谁都听得明白：“只要有这些人是发起人，我就不参加发起组党。我不屑与此辈为伍。”

每个人提出的不屑为伍的名单都是不同的，A说有B可以，但是有D不行；B认为有D可以，但是有E不行；也有排斥名单是互相的，X讨厌Y，Y也讨厌X，两人都把对方列入自己的名单。但是只有一个人，几乎出现在所有人提出的排斥名单中，这个人就是王炳章。

我当时实在不明白王炳章何以搞到这种地步，不过我今天明白了。也许在我离开民联的前夕，要是有人要成立一个党的话，也会有很多人把我列入他们的排除名单，理由也许是各种各样的：间谍、阴谋、野心、独裁，而直到目前为止，我都没有听到一件落实了的罪名，所有的罪名都是传说，各种传说已经不知道变了多少种版本。总之，到最后即使什么把柄也没有，也是已经“名声不好”了，仅此一条已经足够把你排除在“民运队伍”之外。“果”到最后反倒变成了“因”了。

我是通过我自身的体验明白了王炳章当时的处境，我相信冯胜平今天也会明白，有一段时间，他在海外民运中的“名声”也不见得比王炳章和我好到那里去。不过，在当时谁都可以想象他听多了这些言论之后心态的变化。在我到民联前，冯胜平几乎和王炳章成为莫逆之交，那时候王炳章每个月都要到冯胜平家去，一谈就谈到深夜。王炳章曾经多次在我面前夸过冯胜平的智力和口才，冯胜平也非常佩服王炳章的毅力和韧性。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告诉我的一段故事，有一次王炳章和他一起冒着大雪，一家一家地敲门，动员别人参加民联。他在讲这些的时候，敬佩之情溢于言表。

开始时冯胜平还为王炳章抱不平，每听到有人数落王炳章，他背后就会骂骂咧咧，说这些人都是小人，一方面反对专制政府的政治歧视，另一方面自己也在对别人政治歧视。可是听多了，连他最后都恨起王炳章来了，因为王炳章已经成为他的组党计划的一个很大的绊脚石了。记得我们去见杨力宇教授的时候，杨就明确地提出王炳章不适于作为党的发起人。从杨力宇的办公室出来之后，冯胜平沉默了很久，最后他冷酷地说：“看来王炳章是该离开民运了，他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了。”

我们还去过美国西海岸，见过黄雨川，陆铿等人。陆铿当时住在洛杉矶的西来寺，我们为了找他先去了旧金山崔蓉芝家，扑了个空，结果又连夜开车赶到洛城。当晚就住在庙里，睡在陆铿房间里的地毯上，一直谈到深夜。陆铿也算是支持《中国之春》的元老了，王炳章宣布“弃医从运”的第一个记者招待会就是陆铿主持的。但是后来他也对王炳章很失望，言谈之中，颇有微词。他也认为王炳章如果作为新党发起人，也将为组党蒙上阴影。黄雨川讲得虽然没有陆铿那样激烈，但是对王炳章显然也并不抱好感。

我听来听去，人们不愿沾王炳章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台湾的背景。不过今天回过头来，我越来越觉得王炳章实在冤枉。其实海外民运发展到最后，几乎所有的主要领导人都争先恐后地向台湾邀宠献媚了，可是后来虱子多了不咬，再也没有人发什么异议了。相对而言，民联时期的王炳章比他们表现得有骨气得多。

最富有戏剧性的场面是我和冯胜平闯入刘宾雁家的游说。刘宾雁当时住在波士顿。我们先找到住在他家附近的龚小夏，请她给我们联系一下见面的时间。龚小夏说，刘宾雁喜欢和年轻人聊天，所以他家里常有些年轻人的聚会，用不着那么正式约会，上门去就行了。于是我们就来了一个“中国方式”，也没事先打电话就去敲上门去。

一进门，果然里面有几个留学生正在聊天，我们很自然就加入了谈话。在组党的计划中，除了方励之之外，冯胜平对刘宾雁也抱着很大的希望，期望刘也能成为组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冯胜平直接了当地问了刘宾雁对组党问题的看法。刘宾雁的回答完全不合他的胃口，他显然还抱希望能够回到中共党内去推动改革。他认为中共内部还有不少健康力量，在体制内推动的改革要比在体制外推动改革有成效得多。刘宾雁还没有讲完，冯胜平就按耐不住了。他摆出一付咄咄逼人的架式，开使阐述中共政治改革失败的必然性，强调体制外力量的重要性，一口气讲了二十分钟。

冯胜平刚一闭嘴，我就接上了。我不否认共产党内有很多人有改革的愿望，但是我认为共产党四十年执政的历史已经把自己的声誉搞糟了，以致它说破大天，中国老百姓也不会相信它的改革许诺了。农村的土地已经分了将近十年了，可是中国的农民还不敢相信当局真心把土地交给他们，所以一直不敢进行基本建设投资。我问刘宾雁：“假如今天共产党真心想搞民主，重新宣布百花齐放，知识分子可以有言论自由，随便说什么都行，您相信这话吗？您敢乱说乱动吗，不怕第二次引蛇出洞，反击右倾吗？”刘宾雁没有出声，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共产党就像一个狼来了喊多了的孩子，信誉丧失殆尽。我相信共产党内有很多像您这样正直的改革者，但是他们只要戴着共产党的帽子就没有信誉。共产党人要想改革，就得换顶帽子戴。哪怕叫社会民主党，即使是原班人马，效果也会不一样。”

我刚一讲完，龚小夏紧接着就开口了。我们三个人车轮大战，足足给刘宾雁上了四十分钟“政治课”。不过刘宾雁给我的印象相当好，即使我们是晚辈，口气又那样嚣张，他仍然沉得住气，很耐心地听完我们的“教导”，然后很客气地把我们礼送出门。不过我知道，刘宾雁未必接受了我们的“教导”，像他这种年纪的人，除非事实可以教育他。

跑了几圈之后，我已经对冯胜平的组党计划不抱什么希望了。这次经验告诉我，干什么事情千万不要找“名人”，太多的名流在一起，将一事无成。一头狮子带领一群绵羊，胜过一群狮子带领一只绵羊。

谢选骏指出：人説“无事生非”，我看“无事生非”的説法其實在“文過飾非”。那麽“過”與“非”從何而來呢？按照上面的敘述來看，都是金錢惹的禍，而禍根就在人的貪欲。

【第九章：罢王风波】

9-1只要再给我半年时间

“罢王风波”是民联的劫数。一直到许多年之后，我都一直在想，如果没有罢王风波，民联会是什么样？

王炳章自然免不了扼腕。他在很多场合都说，如果没有胡王的分裂，一个完整的民联将在“八九民运”中起到更大的作用。

其实我何尝没有扼腕？不过我并不像王炳章那样过高地估计民联将在“六四”民运高潮中起的作用，我知道，即使民联没有分裂，当国内民运大潮到来的时候，民联也不可能起到他期许的作用。而国内潮落，大批政治明星逃亡海外之后，一个完整的民联也不足以和他们组成的民阵抢夺风头。

我叹息的是，民联由于罢王风波失去了一个自立的最好时机，而后一直到民联消亡，它都再也没有能力摆脱财政上的被动，从而也就无法摆脱国民党的控制。而一个在国民党控制之下的民联是不可能有前途的。民联的这个劫数，也许就和国民党的“西安事变”一样，在其正在上升的关键时刻被卡住了咽喉，这一口气就再也没有缓过来，而后来的时势再也没有提供缓解这口气的机会。我完全可以想象当年蒋介石的心情。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六年，是国民党在大陆的鼎盛时期，要是再给他一两年的时间，中国就可以统一，国力就可以恢复。而只要国民党站稳，中国统一，无论共产党或日本人，都不会再有机会了。即使中日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也不会是那样的打法了。

在罢王风波之前，经过一场严重经济危机后的民联迅速复苏，在财政上达到了它的最高点。胡平接任之后，民联的政治声誉和形象有大幅度好转，大陆留学生开始普遍认同《中国之春》上的政治观点，甚至传闻中共内部的开明派都在考虑对民联解禁。民联当时所处的外部条件非常好，发展势头有可能超过一九八七年的局面。我常常在想，如果在这个良好的基础上，再给我半年的时间……

只要再有半年时间，《中国之春》就会拥有自主产权的办公室，就会有自己的企业。从此，民联将会有一块坚实的立足之地，经费将会有活的来源。一九八八年底，我和林心声常常在办公室里接待带着各种投资项目的客人，为民联账上的资金寻找一个投资的方向。只要民联的钱能够成为活钱，我们就可以在适当的时候摆脱国民党的控制，挺过民运低潮，为回国找到一个立足点。总之，只要手中有钱，就能够掌握主动。

只要再有半年时间，民联就会有一整套成熟的战略思想，这是一个政治团体最宝贵的财富。当时胡平和我在《中国之春》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基本上勾画出了这个战略思想的轮廓。胡平正在家里撰写一本专著，系统地论述在专制制度下如何进行非暴力斗争的战略原则，从胡平全力以赴的重视程度来看，我相信它可以奠定今后民联，甚至整个反对派运动的理论基础。这本书虽然没有按照胡平预期的三个月出笼，但是如果没有罢王风波的干扰，至少可以在“八九民运”到来前问世。我还清楚地记得当胡平一听说北京民运大潮涌起时的那付捶胸顿足的样子：“我的书早该在这之前出版，可是现在一切都晚了。真是，就差一步。”

只要再有半年时间，《中国之春》将无论在专业化水准上，还是在可读性上会有一个重大的突破。一九八八年底，《中国之春》已经站在这个飞跃的台阶上了，当时我已经在各地设立了几个记者站，并在国内设立了几个资料供应点，定期供应剪报资料，甚至可以定期得到《中共中央文件》。我已经在家里建立了一套大陆各方面的资料库。由于国内政治气候宽松，各种出版资料也开始多起来，有了充足的资料，《中国之春》上关于大陆方面的消息和报导就会生动和丰富起来，脱离中国大陆的实际太远，这正是过去《中国之春》最大的缺陷。过去几年里，人们对《中国之春》最多的批评就集中于此。此外，只要有足够的钱，杂志的排版印刷质量也可以大幅度提高，《中国之春》不久就可以以崭新的面目出现在读者面前，然后下一步的计划就是在全世界扩大发行网点，开拓商业广告渠道，最后做到自给自足，甚至盈利。可是罢王风波之后，《中国之春》的经费逐年递减，后来的几年我处处被动，一直是在不断地消减开支的情况下运行的，这一口气从此也没缓过来，那个起飞前的主动势态再也没有出现过。

总之，有了这半年，虽然民联未必能影响中国的变化，也扭转不了海外民运的走向，但是它确确实实有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然而，民联始终没能迈过这个门槛。“六四”之后，海外财源滚滚，可是联委会偏偏做出了一个愚蠢透顶的决定，将民联总部迁往华盛顿，财政统一的局面被打破，总部和编辑部争夺财政预算的摩擦从此不断，从而又一次失去了财政翻身的机会。这么多年来，我在民运圈子里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事情的发展几乎从不按理智的轨迹，事后分析，似乎每一个人走的每一步都合乎逻辑，可是整体走向却总是朝着最荒谬的结局。

罢王风波，就是其中最荒谬的一幕。在这次事件中，民联有三次机会可以摆脱厄运，可是历史在这三个关头总是作出了最荒谬的选择。

9-2罢王风波背后种种动机

罢王风波始于一九八九年一月七日的常委、监委、总部三方联席会议，推动这次会议召开的主要有三个人：冯胜平、呼延民、薛伟。会议的主要的目标是王炳章，但是王炳章并不是唯一的目标。

冯胜平的目的是很明确的，就是王炳章。他要排除王炳章，为组党扫清道路。他告诉我王炳章正在筹备“四大”的竞选，而他卖保险的钱是为“四大”之后准备的，在“四大”之前绝对不会掏出来给民联。他也许知道我和王炳章签了合同之后急于得到他卖保险的钱，所以这样说来引起我对王炳章的不满。我不知道冯胜平从何处得到这种消息，我可从来也没有听说过。按照主席两年任期的规定，当时离开“四大”还有一年的时间，王炳章纵使深谋远虑，也用不着提前一年就开始准备竞选。我不排除王炳章心里会有这样的打算，但是他也没有必要这样早就透露给别人听，即使要透露，按照我当时和王炳章的私交以及在民联中的地位，也应该是首先知道此事的人之一。我当时在民联的位置举足轻重，人缘最好，无论谁想竞选民联主席，我都是他们必须争取的支持者。

呼延民是这次会议的最关键角色，开会的动议是他提的，筹备工作基本上是他做的。可是他的动机至今我也没有搞清楚。他既不喜欢胡平，也不喜欢王炳章，在开会的整个过程中他始终都是左右开弓，胡王各打五十大板。他的旗帜是组织生活“透明化”，因此要建立常委和监委之间的横向联系，一方面打破王炳章对组织的垄断，另一方面弥补胡平对组织的轻视。我从来都无法理解呼延民的思维逻辑，我无论对开会还是对建立横向联系都没有任何兴趣，我也不明白这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或者这对民联有什么好处。不过我感觉王炳章和胡平还不是他的全部目标，从他私下透露的情绪来看，他的另一个目标是林樵清，他要在这次会议上报林樵清开除他的一箭之仇。另外我猜测，他也许想通过策划这次会议，表现自己的活动能量。四年后，我为了写本书和呼延民聊天，想回忆一些当时的情况，呼延民对自己在倒王中表现出来的能量还颇为得意。

薛伟开始对开会并不热心，因为他本人有可能成为会议上被修理的目标。柯力思为自己申诉，向常委会提交了一份材料。这个材料揭发了薛伟的一些问题。除了薛伟国民党特务的问题外，柯力思在材料中还提到薛伟曾经强奸过一位原《中国之春》秘书小姐的姐妹。被害人告到民联总部，哭诉薛伟把性病传染给她。当时是柯力思接受的申诉，并调查此案，后来此案是林樵清出面摆平的，他给了那位小姐一笔钱，对方答应不上诉。柯力思认为薛伟散布他是中共特务的谣言，是为了报复此事。他同时向各地联络站散发了自己的申诉材料和揭发材料，搞得薛伟坐立不安。但是呼延民和冯胜平当时对薛伟没有兴趣，他们觉得薛伟在打击王炳章的时候是可以利用的力量，所以对他采取联合的态度。薛伟后来也意识到开会是他为自己辩护的唯一机会，而且搞掉王炳章对他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所以他也开始积极起来。

胡平的心理可能和薛伟相似，开这样的会对他来说肯定没有好处。作为民联的一把手，他无疑会成为到会者攻击的箭靶子，而且胡平是个很怕麻烦的人，对任何事情总是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起初，他对呼延民开会的提议百般阻挠，后来在对方咄咄逼人的攻势下逐步退却，其心理也是不愿意惹翻呼延民。冯胜平为了开会的事反复给胡平打电话，告诉他王炳章正准备“四大”复出，而把他当作过渡的人物，为王炳章看两年家。胡平别看平时态度谦和，其实骨子里对自己自视甚高，这种说法肯定会伤害他的自尊心。最后胡平勉强同意开会。也许他意识到会议的主要目标是王炳章，不是他，而削弱王炳章对他又有好处。自从上次在胡平家看到他对王炳章发脾气，我知道他对王炳章一定有一肚子的怨气。

不过，胡平只想打“有限战争”，他在会议的程序和性质上大作了一番文章，提出三项程序：讨论形势，制定策略，质询总部。他知道会议的推动者只对最后一项议程感兴趣，他增加前两项议程一方面为会议增加一些正面作用和形象，另一方面减少讨论内部矛盾的时间，减少杀伤力。另外，他为会议定了一个基调：对事不对人。矛盾公开，有话台面上说清楚，但是对任何人不作书面结论，不作组织处理，会议纪要打印发给全盟，让全盟的舆论公断是非。胡平对他搅尽脑汁想出来的这些原则颇为得意，后来他私下对我说：干嘛要处理王炳章，只要会议内容公开，王炳章就够丢分了。看来对王炳章“四大”的复出，胡平还是很在意的。

最反对开会的是我和林心声，会议对我们个人既无好处，也无坏处，但是会议要花钱，将影响我们的财务计划。会议的经费预算约四千元钱，林心声像挖了祖坟一样心痛。整天在办公室里对着呼延民骂骂咧咧。我对开这种无事生非的会抱有一种天生的敌视态度，觉得这帮人纯粹是庸人自扰，没事找事。经济危机好不容易熬过来了，当时正有一大堆计划正等着上马，有好多正经事要做，我实在不明白这些人要搅和什么。

不过，这一切我今天都能理解了。我当时心情是“饱汉不知饿汉饥”。我自己处于一个大有作为的位置上，所以有好多“正经事”做，也有正面的机会去施展我的才干及表现我的能力。所以，尽管我也有对王炳章的不满，也受各种不尽人意的事情的困扰，但是我绝不想为这些鸡毛蒜皮事情开会干扰我的大方向。可是很多人并没有我这样的机会，他们没有“正经事”可做，所以只有通过这样的会议才能够表现自己的重要性，才有机会显示自己的能力。我不需要踩人就可以提高自己，但是很多人没有这样的机会，他们要表现自己，非踩人不可。后来，民运组织多起来了，这种内斗的会议越来越多，大家也司空见惯了。我是从后来的这些经历中悟出的这些道理，我不知道王炳章悟出了这个理没有，明白了这个道理也许对人就会宽容很多。无事生非，这是任何一个组织都必须认真对待的陷阱。

我和王炳章都是属于那种目标明确，清楚自己要干什么，但是不太注意别干什么的人。按照呼延民的话，我们在前进的时候常常会踩着一些在自己眼里无足轻重的小人物，结果恰恰就被他们所绊倒。

这次三方联席会议的结果，酿成了罢王风波，而我和王炳章是这场风波中最大的两个受害者。王炳章不必说了，他的政治生涯从此一蹶不振，一路走下坡。而我则被王炳章和他的支持者认为是整个倒王事件的策划者，一直遭到他们的记恨和报复，以致到后来演变成无中生有的“丁楚中共间谍案”。但是只要有一点常识的人拍脑袋都可以想出，在所有参加“三方联席会议”的主要人物中，我是唯一没有任何“作案动机”人。无论开会斗争王炳章，还是罢免王炳章，对我都没有任何好处。可是，海外民运中最缺乏的恰恰是“常识判断”。

后来林樵清认为，我和胡平是想阻止王炳章“四大”复出，抢占民联，雀占鸠巢。这话说胡平，不能说没有道理，作为前后两任主席，他们在交接问题上，形象对比上，今后的政治前景上，都可能发生矛盾冲突。可是王炳章当主席还是胡平当主席，对我在民联的地位没有任何影响，只要我想当，总干事还可以继续干下去。林樵清虽然有可能是我的竞争对手，但是我的大陆背景和民运资历是他无可取代的。从形势推断，如果没有罢王风波，在“四大”上无论谁竞选主席，我作为实力派都是副主席最佳人选，甚至是决定他们胜负的砝码。

三方联席会议准备了将近一个月，原计划是十二月三十一日召开，主要考虑利用元旦的假期。会议的“三方”各出一人具体筹备会议，监委是薛伟，常委是呼延民，总部方面开始决定是我，但是十二月我请一个月假，所以筹备工作移交给组织干事郑为民负责。我请假的理由是回家写毕业论文，但是这并不是主要的原因。写论文只不过是借口，真实原因是我讨厌这种会议，也不想卷入此类争端，所以干脆来一个“姜维避祸”，顺便利用这段时间把学业结束掉。整个十二月份，我在家里拔掉电话，专心写论文，除《中国之春》出刊时去了几天办公室主持编务外，绝不过问总部的事情。

呼延民是筹备会议最积极的人，所有会议书面通知都是他发的。他当时挂办公室主任的职务，办了一个民联的内部简讯，叫《民运记事》，主要是向盟内各联络站通报一下总部的活动。对于他办的这份东西我心里很不感冒，觉得他是没有正经事做，无事生非。但是我不想学林樵清正面阻挡他，只是在我管辖的编辑部范围内绝不给他提供方便。可是呼延民韧性极强，不给他打字他就用手抄，然后用复印机复印，我也奈他不何，他毕竟是常委，有些事情我管不了他。呼延民最怕林心声，因为林敢骂人，呼延民大量使用复印机，把机器都搞坏了，林心声见他就没有好脸色。三方联席会议的开会通知是呼延民写在《民运记事》上发给各委员和联络站的。另外他还打了很多电话，动员人来开会。

在参加会议的资格上，呼延民和胡平有很大的矛盾，呼延民的倾向是人越多越好，认为总部委员和支部（联络站）负责人也应该邀请，甚至只要盟员愿意来都可以参加；而胡平则巴不得人越少越好，只想把会议严格限制在常委、监委和总部干事之间。冯胜平支持呼延民，他要清算王炳章，而且通知人的主动权在手，当然是人越多越有利。林心声支持胡平，因为人越多花钱越多。呼延民不怕胡平，但是怕林心声，为了消除林心声的反对，他在钱的问题上让了一步。会议通知全盟都发，愿意来的盟员都可以参加，但是除了监委和常委之外，路费和食宿费自己负责。

王炳章从各种迹象中感觉到大难临头了，他也采取了“避祸”的措施。圣诞节他带着妻小回加拿大岳丈家探亲去了，一直拖过元旦才回来。王炳章实在是低估了呼延民和冯胜平除掉他的决心了，他以为这样闪一下就可以把躲过这场大祸。可是呼延民立即通知会议延期到一月七日召开，非等到王炳章不可。王炳章这一闪，实际上使自己失去了主动权，否则他还有时间通知支持自己的人前来参加会议。

胡平在这个会议筹备阶段一直是一个被动的角色，被很不情愿地拖着走，连我都替他觉得窝囊。其实只要他下决心反对开会，会议是开不成的。在所有的人之中，只有他作为主席有能力阻止会议。耿直的林心声虽然敢于站出来挡道，但是常委会一旦形成决议他最终还是要执行。后来，我在和林心声联署支票的时候自我解嘲地说：“咱俩是被常委会拿枪逼着交钱。”

可是就是这个在所有大问题上都听天由命的胡平，却在一件小事上表现得出奇的固执。他对呼延民完全撤了防线，任由他邀请多少人来参加会议，但是却在最后的关头坚决阻止两个人进入会场，一个是杨漫克，另一个是杨怀安。在这两“杨”中，杨漫克我可以理解，因为他发表的那篇题为“中国之春在寒风中挣扎”的文章，揭了民联财源的老底，并提到了胡和王的矛盾，使胡平极为愤怒。胡平挡住杨漫克的动机主要是担心台湾的责难。因为会议上很可能捅出捐款来源的问题，民联的最高机密会再一次成为杨漫克笔下的花边新闻，台湾方面无疑会十分恼火，国民党一直认为杨漫克是中共特务。

可是我至今也不理解胡平为什么阻止杨怀安来开会。杨怀安的公开职务是大陆新移民协会的会长，这个组织实际上是国民党情治单位“海工会”在大陆人中间的统战机构，它的创始人是薛伟。杨怀安是《中国之春》的元老，但是他在民联“一大”召开之前就被王炳章赶走了，所以没有参加“民联”。胡平不同意杨怀安参加会议的理由是他不是民联成员。但是我觉得这简直不成为理由，后来到场的人中间也有不是盟员的人，例如蕾蕾和秘书禹小姐就不是盟员，要是严格叫起真来她俩都得退场。而杨怀安无论如何还是《中国之春》早期的成员之一，况且他和王炳章有隙，对胡平并不产生威胁。我不知胡平是处于何种担心阻止杨怀安，但凭感觉我猜也和台湾有关。

9-3内部“揪斗”胡主席

我家离《中国之春》编辑部最近，于是就成了会议的主要接待站。陆续到来的委员们都跑到我家来聊天。晚上就睡在我家的地毯上。

会议的前一天，有十几个与会者在我家聊天，主要有冯胜平、呼延民、吴方城、郭城、林伟、尚平、程铁军、杨先智等人，大家好久没有聚在一起了，见了面免不了谈一些民联内部的事情，越讲越激动，对王炳章义愤填膺，对胡平也牢骚满腹。呼延民和吴方城建议先把胡老爷揪来内部“批斗”一番，然后明天再主攻王炳章。在他们眼里，胡平是好人犯错误，而王炳章干脆就是坏人。

胡平刚好在编辑部，很快就被传到了。他一进门就陷入吴方城、冯胜平、呼延民、郭城等几个重炮手的火力网。最咄咄逼人的是吴方城，他质问胡平时眼露凶光，嘴角向下咧着，一个手指头向对方不断地戳着。看了他这副样子，我才理解中共官员夏颖奇为什么在肯塔基大学“败走麦城”了。号称“钢牙铁嘴”的胡平在他面前连招架之功都没有，何况夏颖奇？

对胡平的质询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第一是为什么赶走柯力思，第二为什么阻止杨漫克开会。其实提问题的人心里都明白，胡平处理这两个问题是违心的，主要是受台湾的压力。可是他们似乎非要胡平亲口承认这一点不可。胡平的狼狈可以想象，他有理不敢说，有冤不能申，只好哼哼叽叽地讲歪理，越讲漏洞越多，急得满头大汗。

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杨漫克来了，他是来和我谈稿件的事情。可是他来的真不是时候，有些话胡平背着杨漫克还敢说，而当着杨漫克就更不敢说了。他怕一不小心漏了嘴，又成了杨漫克笔下的新闻。而杨漫克的出现，又给了冯胜平、吴方城等人当面做好人的机会，他们竟开始理直气壮地为杨漫克争取“人权”。

“杨漫克是不是盟员？”冯胜平问胡平，“只要他没有退出，没有被开除，他就是盟员，如果其他盟员有资格参加会议，杨漫克就有资格。不准他参加会议就是政治歧视。民联不是反对共产党的政治歧视吗，可是在自己的队伍里为什么也搞政治歧视？”

这样的问题叫胡平如何回答？冯胜平当然是百分之百有道理，可是国民党不和他讲道理。按照冯胜平的道理民联就要饿死。我看着胡平的那付难受的样子，居心不忍，站出来打圆场，想把话题引开，可是吴方城穷追不舍。他一手挡住我，说：“丁楚，你别打岔，我们现在讨论的不是哪一个具体人的问题，而是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你和胡平不是整天都说权利重于是非，形式重于内容吗？现在杨漫克就是一个试金石，他的权利重于你们讲得任何道理。”

我心里恨不得撕了吴方城、冯胜平和呼延民。这三个家伙简直就是在民联背上插刀子，哪痛往那里捅。我当然知道他们占理，我也和他们一样痛恨国民党的控制。但是民联现在还站不起来，它还需要忍声吞气，用国民党的奶养大自己。现在断奶就等于马上断气，权利是要讲的，是非也要讲，但是现在没有条件讲，民联死了什么也讲不成，怎么他们就不懂得这个道理？我心里说：“给我时间，不要胡搅，我们会让民联站起来的，到那时候，我也会站在你们一边说话。”但是这些话又不能明说，只能暗示，无奈他们几个油盐不进，让人恨得牙根痒痒。

我想起蒋介石面对到南京请愿抗日的学生时情景，现在我颇能理解蒋委员长当时的心情。对这些富有正义感的学生，他是爱也不是，恨也不是，顺也不是，压也不是。难道蒋介石不爱国吗？他是国家元首，国家亡了，别人还有亡国奴当，可他连亡国奴都当不成。说他卖国等于说皇帝卖国，户主卖家，可是他能对学生说什么呢？中国太弱，它需要时间休养，忍声吞气，忍辱偷生，直到有能力与日本决战为止。可是他能够对学生们说出“忍辱偷生”的话吗？这个世界常常就是被那些自命为特有正义感的人搅得一团糟，而最糟糕的是，他们总是占理，又得理不让。

最后我忍无可忍，大声呼道：“你们还想不想让民联活了？这个话题再讲下去民联就得断粮，民联死了你们高兴吗？难道你们真的不明白这背后的原因吗？有些话是不能拿到桌面上说的。我希望明天在会上不要讨论这些敏感的话题。要是民联因此而亡，我跟谁没完。”我承认自己没有胡平修炼的功夫，我几乎是把话挑明了，也许到当时为止民联核心的知情者还没有谁比我讲得更露骨了。我知道不讲到这一步，对方是不肯停止进攻的。

果然，吴方城收兵了。他收敛凶像，露出笑容，道：“我们知道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才把胡平找来内部修理，今天胡平过关了，明天就不提这事了。”其他的人也都一致同意，明天会上不找胡平麻烦，不捅敏感的话题。

在我缠住吴方城时，胡平私下和杨漫克谈了一会儿。杨漫克从进门后始终表现的很平静，尽管事情和他有关，但他似乎比吴方城等人还要克制，就像谈论的不是他而是其他人似的。不知是胡平把他说服了，还是他不想继续充当大家争论的焦点，最后他向大家宣布他明天不会来参加会议，并向胡平郑重地作了保证，然后告辞了。

在我家里的这个内部批斗胡平的小会，等于是明天会议的预演，我从中闻出了强烈的火药味。不过在场的人大部分精力都集中在胡平身上，到真没有花多少时间琢磨怎样对付王炳章。王炳章后来以为在我家开的预备会议是为了商量对付他的，实在是冤枉了各位诸侯，实际上真正受苦受难的是胡平。

对于明天的会议，我的担心不亚于王炳章和胡平，如果他们担心的是自己的话，而我则纯粹是在为民联担心。我最担心的是这一群炮筒子把话题引向民联的财源问题。讲原则并不困难，可以这帮“委员”大爷讲完原则，拍拍屁股走人了，剩下的苦日子可是由我来承担的。要是再来一次经济危机，我可不敢保证能够挺多久。

9-4秩序井然的“批斗会” 

第二天，会议在《中国之春》编辑部召开，到会者约三十多人。纽约支部有些盟员进进出出也有不少来旁听的。会议充满了火药味，但是远在我担心的程度之下。而会议秩序之好，结果之温和，出乎我的意料。

出于我比较中立的立场，与会者一致推举我任会议主席。鉴于目睹了昨天在我家开的批斗胡平的“预备会”，为了防止会场失控，我一开始就宣布三条会议纪律：一是发言限时，不得超过十分钟，过时主席有权打断发言；二是不准粗言骂人，违规者主席有权驱逐出场；三是发言举手，按顺序登记，不得抢先。后来又增加了一条纪律，会场不准抽烟，抽烟请出门。这一条是专门对付呼延民的。这家伙是个老烟鬼，熬不过一小时准得出门。昨天在我家，我就把他赶出家门抽烟，使他“批胡”的火力大大减弱。会议纪律表决通过，无人异议。

会议整整开了一天，秩序井然。这是我在民联开过这么多次会秩序最好的一次，这主要归功于预先登记，发言限时的规则。这个规则似乎是我首用的，我没听说从前实行过，以后在民联的历次会议中这个规则被作为一个惯例继承下来了。有很多局外人凭想象以为，批斗王炳章的会议一定剑拔弩张，其实这次会议不但比民联过去开过的所有会议秩序都要好，而且比起后来民联的联委会以及民阵的理事会都平静得多。相对于后来那些火药味越来越浓的民运会议，王炳章受的这点冲击，可真是小巫见大巫。

会议只出现过两次骚动，但都及时地控制住了，没有酿成混乱。一次是钱达和吴方城提出修改议程。胡平提交会议讨论的有三项议程，其顺序为：讨论形势，规划战略，质询总部。胡平把质询总部放在后面显然是处心积虑的。根据开会的经验，会议初期人们精力充沛，态度认真，情绪容易激动，越到会议后期人们越疲劳松弛，激烈情绪会逐次降低。而且前面的议程有可能占用后面的时间，放在最后的议程时间会越来越少，胡平知道有些外地来的委员晚上就要赶回去，巴不得这个议题虎头蛇尾地草草收场。

钱达一眼就看穿了胡平的小算盘，他是晚上的飞机票赶回旧金山。他知道大多数委员赶来开会，并不是感兴趣“形势”和“战略”，而是关心民联内部的事情，所以他要求把第三项“质询总部”的议程提前到第一项，吴方城立即附议赞成。此项提议遭到胡平强烈反对，双方展开辩论，声调逐渐提高，钱达提议表决，胡平反对表决，于是又有越来越多的人参加争论，会场趋于混乱。为了控制住会场，我裁决立即举手表决。表决结果钱达和吴方城的程序动议被多数通过。

第二次骚动是由于杨漫克出现在会场引起的。杨漫克来编辑部的理由是给《中国之春》送稿件，但是我并没有要求他今天一定要交稿，我给他定的交稿日期是三天以后。显然，他在这个时候出现在会场不能排除是有意与胡平为难。胡平昨天显然和杨漫克很郑重地达成了协议，今天一见杨漫克出现在会场就火了。他站起来指着杨漫克大声说：“杨漫克，你昨天向我保证您今天不来开会，你说话还算不算数？”

胡平这样做实际上非常不明智，杨漫克既然是以送稿为由，送完稿由我私下劝他走，事情也不会闹大。可是胡平这样公开一嚷嚷，首先让杨漫克下不了台阶，非留下挽回面子不可；其次使我失去了私下调解的缓冲机会，逼得我非作为会议主席表态；三是把公众舆论也卷进来了，很多人并不知道杨漫克对胡平的保证，觉得胡平这样似乎有点霸道，反而同情杨漫克了。

为了杨漫克参加会议的权利，会场上又一次展开了辩论。这种辩论胡平显然占绝对下风，因为支持胡平的人都是了解内情人，也就是王炳章、林樵清和我而已，不但人数少，而且理由也讲不出口。可是支持杨漫克的人可以冠冕堂皇地打着“人权平等”的旗号，理直气壮地对胡平大加批判。整个会场的人都离开座位站起来。我知道辩论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只会使会场更加混乱，只好大声喝住众人，宣布表决。几乎所有的手都举起来赞成杨漫克入场，杨漫克见自己的面子已经挽回，继续呆下去只会凭增尴尬，于是在我数票公布表决结果之前宣布离开会场。一场风波平息。

胡平擅长辩论是众所周知的，可是我很少见到他像今天这次这样语无伦次。他被人打落了牙，既吞不下去，也吐不出来，只有横着来胡搅蔓缠，其心里的窝火可想而知。中午吃饭的时候，冯胜平还不罢休，追着胡平为杨漫克说话，胡平急得一摔饭盒，愤然道：“我这是何苦遭这份罪，大不了把什么都说白了，民联垮了拉倒，我这主席不干了。”说罢真往门外走，吴方城一看胡平真急了，急忙拉住他，众人也来劝阻，直到吴方城等人再次答应下午不捅敏感问题，胡平才罢休。

整个上午都是胡平在受苦受难，王炳章安然无恙，连弹片都没有碰到。下午一开始首当其冲的是薛伟的问题，但由于柯力思没有到场，薛伟轻易过关。他向与会者散发了证明他没有性病的体检结果，谁也没有重视他的事情。呼延民对林樵清打了一横炮，企图为“钥匙事件”平反，但是“钥匙事件”的细节太复杂，证人柯力思不在场，几乎没有人有兴趣对此进行逻辑推理。林樵清表现得出奇地谦和，极力避开冲突，呼延民连个回响都没听到，就被人们甩到脑后去了。

经过胡平、薛伟、林樵清的缓冲，等冲击波到了王炳章身上已经成了强弩之末。冯胜平首先向王炳章发难，他提的第一个问题关系到王炳章不久前举办的DW&C公司，该公司在《中国之春》上登出广告专给留学生办政治避难。广告上写明有司法部大律师经手，保证避难成功。冯胜平不知从哪里知道了这个“司法部大律师”就是承接《中国之春》诉《人民日报》案的原司法部退休律师艾克曼，他走访了艾克曼。艾克曼声称不知道此事，于是王炳章被冯胜平抓住了小辫子。

艾克曼是个心眼非常好的老头，很愿意帮助中国民运人士。我在进入《中国之春》之后就是委托艾克曼帮我办的“政治避难”。不过他后来竟然把我的档案给丢了，最终也没有给我办成，此事不了了之。其实我是自费留学生签证，完全有其他出路居留，办政治避难纯粹是为了合法地在《中国之春》杂志社工作。当时整个编辑部只有薛伟是合法的，还只拿半份工资，另外一半发现金逃税。我接任经理后希望《中国之春》能够走上正式公司的轨道，不想再靠发现金逃税，所以首先要使自己的身份合法。按照美国的法律，从申请政治避难起，无论批准没有，就有了打工的合法身份，何况我身为“反革命组织”民联的总干事，也确实有足够的理由。艾克曼很乐意帮助我，也不收我的钱，他还告诉我，如果民联成员要办政治避难，他都可以帮忙。艾克曼显然也对王炳章讲过这类的话，这才使他打起了冒用艾克曼名义的主意。艾克曼听说自己的名义被冒用之后，写了一个声明，声称与DW&C公司没有关系，也不承担该公司的法律责任。这封信落在了冯胜平手里。

冯胜平谴责王炳章冒用律师的名义是违法的，会给民联带来名誉损失。而吴方城则主要从道义的角度批评王炳章不应该昧着良心赚留学生的钱，吃人血馒头。对王炳章的这个公司反感的还有住在洛杉矶的总部委员莫逢杰。他是美西政治避难者协会的会长（美东的会长是薛伟），经常义务帮助中国留学生和新移民办政治庇护，他觉得在帮人家“避难”时收钱等于趁火打劫。监委黄奔和钱达也有类似的看法。

我和王炳章一起办过“加拿大移民公司”，我知道王炳章的“避难公司”打的也是这个主意。其实他不提“司法部大律师”倒没事了，后来“六四”之后，华人社区中涌现过无数个“政治避难”公司，郑为民和杨漫克都靠这一行发了横财，也没有人再把这当回事儿了。王炳章倒霉就倒在先走一步，出头的椽子先烂。我当时对冯胜平和吴方城的指责也不以为然，只是不想节外生枝地再牵出个“加拿大移民公司”引火烧身，所以不便替王炳章说话。

王炳章另一个受攻击的地方自然是财务问题。很多人传闻他贪污公款，但是谁也没有确凿的证据，只能背后说说而已，拿不上台面。只要我不揭发王炳章自己掏钱“捐款”的把戏，人们连质疑的话题都没有。总不能直接问他“你贪污了没有”吧？在场知道王炳章这个把戏我想只有三个人，林樵清可能知道内情，我是偶然抓到辫子，胡平估计会猜到个大概，连林心声我都没有说破。而我们三个人都不会揭发王炳章，所以他可以轻易地滑过这最危险的浅滩。上午胡平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民联财源问题的敏感部位，实际上起到了掩护王炳章的作用，下午确实没有多少人再愿意碰这个问题。

王炳章在财务问题上受到质询最多的是他的保险业务没有履行合同，按时上缴给《中国之春》的捐款。吴方成对这个问题最为愤怒，因为他曾经以民联组织的名义给王炳章在当地筹备演讲会，先讲民运，后讲保险。吴方城不但自己买了他的保险，而且还动员了不少人买他的保险。王炳章显然在这个问题上作了充分的准备。他拿出了一大堆材料，解释了大都会保险公司的政策，向人们说明，虽然他账面上赚了不少钱，但是并没有全部得到手。因为公司还要扣住一部份作抵压，以防受保人退保。他把一大堆财务报表摊在人们面前，大家谁也没有耐心细读，一致决定交给我来审查，因为是我代表《中国之春》一方与他签的合同。我对王炳章的政策是“敲山震虎”而不是“杀鸡取蛋”，想让他快点把钱拿出来，而不想打死他。所以我巴不得他早一点过关，马马虎虎看了一眼材料，就点头放行了。

我把王炳章的发言放在所有人都提完问题之后总答辩，而且破例给了他二十分钟的时间。这对王炳章显然是非常有利的，因为他已经完全估计出了对准他的最大火力，可以从容地应付了。王炳章的答辩有条不紊，信心实足，逐一解释了大家的质询。等他讲完之后，已经将近四点钟。后面还有两个议题没有讨论，可是时间已经不多了。我宣布“总部质询”议程已完，不能再拖，马上转入下面的议题。王炳章当场松了一口气，比起胡平他简直轻松多了，整个下午人们表现得都非常克制，连高声说话的都没有。后来有人传闻会议“批斗”王炳章，实在是言过其实。“批斗”最大的特点是不给斗争对象发言的机会和权利，可是我给了王炳章比所有人都多的发言权利和最后发言的有利机会。

等到会议进入“讨论形势和任务”的时候，人们已经没有兴趣了。有些与会者准备走了，与大家告别。会场的气氛一下子松弛下来，会议于七点半钟草草结束。不过，王炳章这口气松得早了一点，他的劫数还在后面。

9-5迎接杨巍出狱计划失败

会议刚结束，胡平接到了黄奔从香港打来的电话。黄奔向总部报告，他和黄汉被中共当局驱逐出境，安全抵达香港，而另一位大陆籍的民联成员汤光中被当局扣压，下落不明。

黄奔、黄汉和汤光中是受民联总部委托回大陆迎接杨巍出狱的。不久前，总部得知中共当局将于一月八日准时释放杨巍，胡平、王炳章和我在王炳章家里开了一个会，策划了这个行动。回过头去看，也许我们三人对于这次行动的意图各有不同。胡平的主要意图在于向为民联做出牺牲的杨巍表示组织的温暖，同时让所有在国内为民运奋斗的人感觉到海外的支持和关注。胡平经常举波兰团结工会救援入狱者和他们的家属的实例，来证明海外的关怀和支持对国内反对力量坚持下去具有重要意义；王炳章的意图可能主要想制造新闻效果，引起一个政治上的轰动，为民联打响知名度，这也是他一惯的做法；而我的主要想法是希望这个行动为民联成员公开回国创造一个先例，为今后民联组织的回国挤开一个门缝，我相信胡平也可能和我有同样的考虑。不管怎样，我们三个人在两个基本的原则上形成共识：这次行动一要公开，二要合法。

为了避免与官方发生冲突，胡平为这次行动定的调子非常低。他强调不能携带任何官方不允许的东西，不做当局禁止的事情，尽量不给杨巍和他的家属带来麻烦。我们给杨巍准备的所有东西，除了钱之外，只有一个贺卡。而贺卡上面除了我们几个人的签字之外，没有任何多余的文字，胡平相信，在很多情况下确是无声胜有声。

我们设想了几种可能发生的情况：第一是成功进入大陆，见到杨巍，安全返回，这是最佳结果，中共得分，我们也得分，我们得分更多；第二是不能公开进入大陆，只好秘密潜入，见到杨巍，然后被驱逐出境，这样我们得小分，中共失大分；第三是不准公开，只好秘密回大陆，见不到杨巍，安全返回，这样我们不得分，中共失小分；第四种情况是，杨巍和他的家属不欢迎我们的人，公开进入无功而返或秘密进入被驱逐出境，这种情况是最坏的，我们失大分，中共不失分或失小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的人入境被公安扣压，失去自由，但我们都认为这种可能姓极小，即使扣压时间也不会太长，万一发生也是民联得分而中共失大分。

在选人的时候，我们选了持大陆护照的留学生汤光中和持有加拿大护照的黄汉。汤光中的妻子是台湾籍，而他本人是大陆籍，这样既具有象征意义，又有一定的保险系数，估计中共当局会投鼠忌器，不便公开扣人。而身为加拿大公民的黄汉不会有任何危险，他此行主要是为了给汤光中加一层保险，以便在出现危险的时候有个人证。在选人的时候，王炳章可能征求过黄奔的意见，黄奔也坚决要求去大陆，而且宁愿自己出钱，所以后来又决定再增派黄奔。计划中汤光中和黄汉是准备公开进入大陆的，而黄奔则在稍后的时间悄悄进去。黄奔是美国公民，没有危险，他的作用是预备梯队，万一当局采取技术手段阻挠汤黄两人前去迎杨巍出狱，黄奔可以出奇不意地出现在监狱门口。

根据计划，汤光中在出发前打电话通知了中共领事馆，公开声明自己是民联成员，要回国见杨巍，希望能保证他的安全。一九八八年底，中国大陆的政治环境异常宽松，对方一口应承可以自由出入，但是附加了两个条件：一是不准进行“反革命”宣传活动，二不能进行“反革命”组织活动。这两个条件都在预料之中，汤光中也作了承诺。实际上，胡平策划这次行动的目的也不想搞任何政治活动，只要能成功回到大陆，顺利见到杨巍，安全返回美国，就是最大的胜利。

一月五号下午，也就是三方联席会议的前两天，王炳章到办公室找到我，让我通知日本的姚月谦给驻上海的外国记者发消息。按我们的计划，记者最好与汤光中等人不约而同地到达监狱门口，这样民联代表和杨巍握手的照片就会出现报纸上，这无疑是最佳镜头。通知记者由姚月谦具体负责，这些天他一直守在电话机旁等待总部的指示，并保持和记者的联络。

我觉得通知记者不宜太早，万一记者先去缠上了汤光中他们，有可能会引起麻烦。可不巧的是，姚月谦是常委，刚好这时要来纽约参加会议，再过几个钟头他就要上飞机了。他一走，与记者的线就断了。

我和姚月谦通了电话，他也有些着急，最后我希望他能够在临行把事情办好。姚月谦几乎是拖到最后一刻才把消息发出去，通知完记者他就直奔机场了。消息显然是发早了一点，两个日本记者知道了汤光中他们的住址，立即前去登门采访，汤光中在记者面前豪言壮语了一番，效果适得其反。消息传回了东京，中共当局紧接着就采取了行动，半夜一点钟派人闯进他们的房间，在汤光中的行李中搜出了《中国之春》杂志以及一些文章的复印件，还有王炳章与给汤光中的一封信，上面有一首“反诗”。当局以汤光中违反承诺，携带反革命宣传品为理由，将两人拘留。不久前，黄奔在过海关的时候，也被搜出了随身携带的《中国之春》杂志，被扣压了一段时间后，遣送出境。

第二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民联成员被扣压和驱逐的消息，理由是携带反革命宣传品。其中还引用了汤光中随身带的一封信上的诗句“踏上与赤龙搏斗的征程”，以此来证明民联策划这次行动的“反动”意图。至此，民联派出的三位代表全部被捕，“迎接杨巍出狱”的行动彻底失败，杨巍肯定是见不到了。

黄奔从香港报来的消息把人们刚刚松弛下来的神经又重新绷紧了，整个编辑部群情激愤，有的人声称要追查原因，有的人报名要继续回大陆闯关，非要见到杨巍不可。胡平阴沉着面孔质问，当局搜查出的《中国之春》和信件是谁让带的。

黄汉临行前住过我家，我承认我没有给他带任何东西。而汤光中和黄奔临行前都住在王炳章家，王炳章只好承认，杂志是他让带的，主要想让杨巍了解民联在海外营救他的活动。另外他承认那首“反诗”是他临行前赠给汤光中的，但是他没有想到汤光中竟然蠢到把它带进大陆。

胡平气得脸色煞白，对王炳章嚷道：“我们不是说好，不要带任何容易引起麻烦的东西，不要作任何节外生枝的动作吗？你搞这些小动作干什么嘛？画蛇添足。民联代表只要顺利地进去，安全地出来，我们就赢了，难道你不明白吗？”

王炳章吱吱呜呜，无言以对，趁着一片混乱的时候，他找了一个机会赶紧溜回家去了。 

9-6王炳章常委弹劾案

杨巍出狱的时间应该在北京时间一月八日上午九点，也就是一月七日的纽约时间晚上九点。联席会议解散后，大部份与会者都到我家聊天去了，只有胡平、吴方城陪杨巍的妻子车少莉留在办公室等上海的电话，了解杨巍出狱的情况。大约十点钟，电话接通了，对方是杨巍的母亲。她告诉车少莉，杨巍没有按时出狱，情况不明。她从广播上听到官方宣布的理由是民联成员利用杨巍出狱的时机进行了“违法活动”。杨巍的母亲恳求道：“求求你们，为杨巍着想，不要再派人带什么东西来了。”不难理解，这是一颗母亲的心。这颗心已经在杨巍被捕的两年里饱受惊吓，它很难再经受得起另一次意外的打击了。

车少莉的眼泪当场就落下来了。她和杨巍几乎是刚结婚就分手了，接着就是杨巍入狱。为了杨巍的自由，她整整奋斗了两年，盼了两年，可是现在等到的竟然是这样一个结果。虽然是“推迟出狱”，但是中国大陆的事情从来就没边没谱，谁也说不准这一“推迟”会拖几年。 

胡平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发生了。按照计划，无论中共的反应如何，民联在这次行动中都可以是赢家。唯一可以使民联尴尬的局面是杨巍家属的抱怨，现在这一场面果然出现了。民联的失误，伤了他们的心。

胡平、车少莉回到我家，把刚才的消息告诉了在场的人，当场就炸了窝。郭城一边安慰正在伤心的车少莉，一边大骂王炳章混账，拿民联成员的生命安全来出自己的风头。他越说越激动，眼泪也掉出来了。郭城的骂声勾起了尚平的回忆，他紧跟着揭发了王炳章曾经用他当诱饵来钩引中共领馆上钩的计划，说着说着忍不住失声痛哭。车少莉、郭城、尚平的眼泪如同为火上浇了一桶油，把屋里所有人的情绪加热到了沸点。有人立即打电话给薛伟，将此事向监委投诉，要求处分王炳章。薛伟接到电话立即赶到。还没有进门他就大吼起来：“这件事一定要追查，拿盟员的生命当儿戏，绝不允许。”

人们一致要求薛伟将王炳章叫来接受质询。二十分钟后，王炳章到了，迎接他的是愤怒的谴责和排炮般的质问。所有的问题集中在，为什么背着主席给汤光中及黄奔夹带《中国之春》和私人信件，为什么不考虑民联成员的安全把他们置于险境？

王炳章在当时表现得很不明智。当群众处于激烈情绪的时候，与其争辩是不会有任何结果，也不会有任何好处的。唯一的办法是避开锋芒，待大家冷静之后再做解释。凡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对此都应该有一点起码的常识。可是王炳章觉得自己很冤枉，他辩解说，汤光中等人被拘留的主要原因是接受记者采访而激怒了当局，而他给他们夹带的杂志和书信只不过是一个借口。中共是先搜查他们的房间才发现杂志和信件的。

我相信我表现得比王炳章理智得多。当有人追查谁通知记者的时候，姚月谦紧张得脸色都变了，我立即挺身承担了责任，承认是我打电话通知姚与记者联系，并解释了当时的特殊情况。接着我要求监委给我处分，并引咎辞职。其实，由于在家写论文，我一直没有具体过问此事。这个计划的具体操作都是由王炳章执行的，通知记者也是他让我办的，我只不过当了个传话筒而已。这一切我并没有告诉大家，我当时颇同情王炳章，也知道他的险境，不想落井下石。我主动承担责任的姿态和良好的态度显然是明智的，薛伟连理都没有理我，以后就再也没有提起过处分我的事。其他人也没有过多地追究我，王炳章的“恶劣态度”和他的辩解吸引了所有人的火力，我有心掩护他都无法使他解脱。

王炳章的辩解不能说没有道理，只要有一点常识就可以猜到，《中国之春》当然只是个抓人的借口。但胡平却认为王炳章的辩解并不能完全开脱自己，他的心里的恼火是可以想象的，本来商量好的计划，被王炳章擅自做的小动作砸了锅，民联丢脸，作为主席他自己也脸上无光，现在引起盟员的众怒，他也要有个交代。况且，在这类走钢丝式的行动中，被对方抓住借口本身也可以说构成重大失误。

汤光中不但接见记者，而且还拜见了杨巍的父母，并准备迎接杨巍，凭直觉谁都可以想象到中共当局对这些行为的恼火程度。但是，这一切都不能成为摆上台面的捕人理由，只要公安局没有找到其他借口，他们就不便动手。合法地斗争，就必须学会走这种钢丝，明知对方不舒服，也没有理由下手。中共当局当然并不欢迎民联成员，但汤光中之所以能够入境，不也正因为对方没有理由拒绝吗？据后来汤光中和黄汉回忆，他们在白天拜访杨巍父母后回到房间，发现自己的东西被人动过了。合乎逻辑的分析是，公安人员显然趁他们外出的机会，秘密搜查了他们的行李，事先抓住了拘捕他们的借口，然后才动手的。否则没有把握就贸然动手，中共当局也会很尴尬，它总不能宣布将他们逮捕的原因是因为见了记者，当时毕竟还是中国大陆政治环境最开明的时期。

车少莉在我家又和上海通了一次电话，杨巍的母亲已经得到官方确切的通知，说杨巍要推迟出狱，但推迟多久，对方没有说。这个消息一公布，人们又为杨巍的命运担忧了，情绪越加激烈。在场的程铁军、吴方城及郭城在厨房的饭桌上起草了一个弹劾王炳章的动议，要求罢免王炳章常委职务。吴方城拿着这张纸逐个要求众人签名附属，当场就有十五个人在上面签了名，其中包括后来保王的铁杆分子林伟。 

当吴方城把弹劾书递到我面前的时候，我拒绝签字。吴方城大怒，大骂我毫无原则，郭城也在旁边冷嘲热讽，说我想两面讨好，当周恩来。我对吴方城说，这件事的失败我也有责任，如果要弹劾也有我的份，我已做好辞职准备，作为当事人之一，我没有理由弹劾另一位当事人。后来在场签字的所有人几乎都游说过我，我始终坚持自己的说法，拒绝签字。

我的心理颇为复杂，我不希望事态扩大，不单是因为我本身多多少少也卷在其中，同时这里毕竟是我家，当时已经深夜，蕾蕾催着要睡觉。说实话，我是巴不得王炳章能够早点过关，大家早点散场。可是事与愿违，没想到事情越闹越大。我把胡平叫到一边，告诉他我准备引咎辞职，希望他也能作一个姿态。我对他谈了我对事态发展的估计，认为中共推迟杨巍出狱时间的主要目的在于避开等在监狱大门口的记者，所以不会把杨巍扣留很久，最迟第二天就会放人。胡平基本上同意我的看法，他说他生气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担心杨巍和汤光中，而是王炳章擅自破坏我们当时商量好的原则。

当弹劾动议在外屋征集签名的时候，王炳章坐在里屋子角落的地毯上泣不成声，我完全可以理解他心里的冤屈，而且越到后来越能理解他当时的心情。他觉得自己对这个组织历尽心血，功高盖世，但是他没有料到，也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个组织的成员这样无情地对待他。在这个组织里，也许只有我可以准确地体会王炳章当时的情绪，因为我经历了和王炳章相同的遭遇。在王炳章之后，没有人对这个组织倾注的心血和贡献可以超过我了，我出的风头和得到的利益没有王炳章大，但是我受到的猜疑、攻击、诽谤比王炳章更甚。每当我受到不白之冤的时候，我的脑子里总是闪现出王炳章失声痛哭的身影，这多多少少给了我一丝安慰，我毕竟不是受到这种不公正待遇的第一人。我很难想象，如果没有王炳章这面镜子，在面对那些无中生有，甚至是荒唐可笑的猜疑和指责时，我会不会神经失常，失去控制。王炳章不能理解人们为什么那样对待他，但是我却完全可以理解人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因为我站在他身后。

见王炳章悲痛欲绝，胡平和冯胜平都上前安慰他，劝说他采取主动，引咎辞职。王炳章默不作声地听着，最后说给他点时间，回去考虑一下，明天上午到编辑部给大家一个答复。

我把王炳章送回家的时候已经将近凌晨四点钟了。我回来时，蕾蕾已经在里屋睡着了，可是外屋地毯上躺了一大堆人，还在议论刚才的事情。大家纷纷猜测明天王炳章会采取什么态度。我听到冯胜平很自信地和所有的人打赌，说王炳章明天会主动辞职，他说他刚才在和王炳章的谈话中感觉到王炳章的意志已经完全崩溃。

冯胜平又一次犯了一相情愿的错误，他过低地估计了王炳章的意志，也过低地估计了一个人从崩溃中恢复的能力。

第二天中午时分，王炳章来到编辑部。大家已经坐在厅里等了他将近两个小时了。王炳章一坐下，就用低沉的声音说：“我早上起身时向上帝祈祷了，上帝告诉我，我正在受一群小人的陷害。我认为我与其在这里受这帮小人的审判，还不如回大陆受中共的审判。”

他环顾众人，宣布道：“我现在要去中共领事馆申请回国。你们要是有本事，不要和我王炳章干，有种回国跟共产党干去。”说完，站起身就往外走。

在海外搞了这么久民运，不可否认，王炳章非常善于创造戏剧性的效果。刚才的那一幕显然是他事先就想好的，果然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大家都愣住了。

足足半分钟，大家才缓过神来。于是会场一片哗然。胡平、姚月谦、杨农当场就在弹劾书上签了字。郭城大怒，他站起来指着王炳章道：“别以为只有你是基督徒，我也是基督徒。我向上帝祈祷的时候，上帝总是告诉我我有罪，绝不会说别人都是小人。别装出圣人君子的模样，我陪你去领事馆，我到要看你是否真有这个胆量。”

呼延民也追出去，一边走一边喊：“王炳章，我和你一起去领事馆，只要你敢回大陆，我就敢。”

唐捷也追出去，一边嚎啕大哭，回头指着郭城骂道：“你们真是一点良心也没有，……你们不能这样对待他，他是民联的创始人……。”

林樵清追出去拉住王炳章。王炳章蹲在雪地里失声痛哭：“小林，我真后悔当时没让你把呼延民赶走，落到今天的下场……。”

胡平也出去了，他和林樵清蹲在雪地里劝了王炳章很久，希望他能够主动辞职，化解危机。最后王炳章同意辞职，但希望拿出一个维护他面子的方案，并使民联的对外形象不致受到太大的影响。

我不忍看到这一幕，自己躲到经理室去了，趴在办公桌上起草辞职报告。冯胜平和车少莉敲开门找我，他们又把那张弹劾书递到我面前，劝我签字。他们说，民联在场的主要骨干分子都签了字，现在就差我了。我说弹劾书留下，让我考虑一会儿。但车少莉不肯走，说直到亲眼见我签了字才罢休。我签完字后，随即将写好的辞职书交给了薛委，请他转交胡平。我知道胡平不会愿意我辞职，但我觉得只有这样做我才对得起王炳章。

车少莉刚出去，王炳章红肿着眼进来了。随手把门关上，坐在我对面的办公桌上，埋头疾书。一会儿，他起草好了一个三点建议，给我看了一下，苦笑着对我说：“这真是个天大的笑话。”

王炳章的三点意见是：第一，他不再履行常委职责；第二，他不再参加民联的任何活动；第三，他不参加“四大”。通过这三点，让王炳章的名字在社会上自动消失。这三点建议实际上比辞职走得更远。因为辞职之后他仍可以参加“四大”和民联的活动，可是王炳章连这些都放弃了。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宁愿这样而不愿意说出“辞职”两字。我也劝王炳章辞职，如果面子上过不去，他和他一起辞职。我告诉他，我刚才已经写了辞职书。

会议又继续了。王炳章宣布了他的三点建议。呼延民和我表示可以接受。可是一丝不苟的林心声提出异议。他认为这三条含含糊糊，没有法律依据。他问：“既然还是常委，为什么不履行职责？为什么不参加活动？为什么没有权利参加代表大会？‘四大’你要来，没人可以拒绝你的权利。”林心声的话音刚落，吴方城、冯胜平、郭城纷纷表态，不接受这个方案。他们认为，王炳章这样做是要为今后的翻案留下余地。

王炳章解释说，他的主要动机是顾全大局，为了避免盟内更大的震动，他愿意做出牺牲。

一直没有出声的胡平突然站起来，历声对王炳章斥责道：“你一口一个顾全大局，似乎你对民主做出了多大的牺牲似的。我们的盟员和国内的民运人士在冒险、坐牢，你对得起他们吗？承认错误有什么了不起，别好像受了多大委屈似的。你也知道，大家对你的处分不仅仅是为了杨巍的事件，弹劾书上还写了一系列错误。在这次行动中你违反了纪律，借此台阶引纠辞职，不是很体面吗？我劝你最好还是体面地辞职，否则我将接受弹劾书，启动罢免程序。”

胡平忽然提高了声调：“如果罢免不通过，说明这个盟已经缺乏起码的是非观念，那么我将退盟。”说罢，甩手退出会场。

此言一出，全场震惊。我的脸都白了。我理解胡平，他想尽快地结束这场危机，我何尝不想。他现在来的这一手是背水一战，将自己作为赌注押上了天平，逼所有的人表态。可是这样一来，所有的退路都被切断了，这意味着胡王不可并存，民联面临分裂。

我上前拉住胡平，劝他收回刚才的话，他坚决不松口。其他人也围上来劝阻。这时已经没有人注意王炳章了，等大家回过头去时，发现他已经走掉了。

胡平坚决要求罢免议案进入程序。按照民联的章程，罢免一个常委，需要常委会和监委会分别半数以上通过。为了表示慎重，并尊重不在场的常委和监委的意见，胡平宣布投票期为二十天，截止日期为元月二十九日。

这二十天，是惊心动魄的二十天。民联内部发生了一场残酷的内战。民联被拉裂了。

谢选骏指出：人問“一直到许多年之后，我都一直在想，如果没有罢王风波，民联会是什么样”？——我看“歷史是沒有如果的”，因爲一切過程都是各種力量進行較量之後的現象。

【第十章：胡王内战】

10-1张侠的一票举足轻重

罢王案进入程序之后，几乎每一个有投票权的常委和监委委员都成为激烈的争夺对象。监委所需要的半数在当天就形成了。参加会议的薛伟、童青、杨先智、万宝投了赞成票，超过了七人的半数。唯一的波动是万宝后来想反悔，但被薛伟拒绝了。理由是投进票箱的票不得取出。

常委中胡平、呼延民、冯胜平立即就投了反对票。姚月谦已经在弹劾动议书上签了字，基本倾向是赞成罢免，但是他面子拉不下来，不好意思在纽约投赞成票。他把填好的赞成票悄悄交给我，叮嘱我五天之后再公布，在此之前严守秘密。五天之后，他已经回到日本，眼不见心不烦。

但是姚月谦已经投票的消息两边阵营都还不知道，所以两边阵营都在争取他。王炳章和胡平都邀请他住到自己家去，可是姚月谦临走前谁家也不去，执意住在我家。姚月谦上飞机的那天早上，两边阵营都争着派人送行。薛伟的车和林樵清的车几乎是同时来到我家门口，抢着送姚月谦。结果他坐了林樵清的车，五天之后，我依照他的委托公布了他的赞成票。

姚月谦的票公布之后，常委就有了四票赞成票，再多一张赞成票，就可以形成多数。可是就是这一票，使民联陷入了灾难。

副主席柯力思在法国，由于机场工人罢工，没有赶上“三方联席会议”，他写了书面的意见，投票反对罢免王炳章。他的票是除王炳章本人外唯一明确的反对票。

常委林樵清在几天的会议上一直沉默寡言，他也曾劝说王炳章辞职。但是对罢免王炳章持保留态度。胡平曾单独找林樵清谈话，游说他投票赞成罢免，被林樵清拒绝。胡平又一次背水一战，以政治合作决裂进行要挟，仍没有把他争取过来。林樵清实际上没有投票，相当于弃权。但这并没有妨碍他成为保王派阵营的主将。后来内战中的很多行动都是他策划和指挥的。

常委沙林住在内布拉斯加的林肯市，当时在外地休假，联系不上。所以常委张侠的一票成为最关键的一票。两边阵营都对张侠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唐捷先给张侠打了一个电话，声泪俱下地向她描述了一幅“文化大革命”式的批斗王炳章的场面。接着，冯胜平又给张侠打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向张侠列举了王炳章的种种罪状和罢免他理由。一天以后，张侠给薛伟打电话通知了自己投赞成票的决定。但是她强调书面的票她还没有收到，她许诺等收到票签了字之后会把票寄回来。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罢王的议案将会毫无争议地通过，民联将免去一场灾难。可是一天之后，张侠又来了一个节外生枝的建议：成立一个中性的调查组，举行听政会，然后再举行罢免王炳章的投票。

张侠的建议无疑是非常公正的，但是由于太理想化，现实中根本不可能行得通。开听政会、组织调查组是美国政府处理案件常用的手段，但是民联这样小组织不可能有这样的财力来运行这套程序。另外一个现实问题是，当张侠提出建议的时候，很多人已经投了票。按照薛伟的解释，票一旦投出，等于投进票箱，就无权再更改了。如果胡平宣布已经投过的票通通不算数，恐怕在这些投过票的人中间就无法通过。所以胡平否决了张侠的建议，认为只有当王炳章不服决议，上诉申诉的时候，张侠的建议才可以考虑。

一月十九号，张侠打电话给胡平，宣布退盟。胡平问她那一票怎么办。张侠回答她既然退了盟，那么投票结果就不应该把她的那票计算再内。这样，常委的总票数变成了八票，一个令人头痛的偶数。

在整个罢王过程中，张侠的票是举足轻重的一票。这一票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都可以避免后来的灾难。如果她赞成，则罢王案通过，毫无争议；如果她反对，则罢王案通不过，王炳章过关。可是她一走了之，结果使罢王案的争议引出了一场内战，导致了民联的分裂。这个争议，一直持续到今天尚未完结。

在这次罢王的风波中，民联有三次机会躲过这场大劫。第一次是“三方联席会议”散会之后，如果没有汤光中等人的事件煽动起人们的情绪，就不会有后来的弹劾议案。第二次是王炳章宣布了三点意见，如果当时大家接受了，就不会有后来的罢王投票。第三次就是张侠的这张票，只要她不躲开，无论她站在哪一边，都不会有后来的争议和分裂。可是，历史在者三个关头，都指向了最荒谬的结局。

10-2调和的路走到头了

不过，我对王炳章的辞职还没有死心。我希望王炳章还能够在罢免投票结果公布之前主动辞职，因为这是挽救民联于分裂的唯一出路，也是我能够维持和王炳章及胡平两者关系的唯一出路。

罢王投票进入程序之后，呼延民和冯胜平都曾经到王炳章家游说过，继续劝他辞职。但是他俩是这场风波的始作俑者，王炳章当然不会给他们好脸色。呼延民还算进了门，可是冯胜平连门都没进去。王炳章把他挡在门外，对他大骂：“你是个坏人，我和你没什么好谈的，走开。”冯胜平被王炳章的无礼激怒了，指着王炳章道：“我本来还想陪你一齐辞职，谁知给你面子你不要。你等着，我会和你干到底，非把你打垮不可。”

一月十四日，我得知宁勤勤从加拿大回来，到王炳章家作最后一次努力。在我的印象中，宁勤勤对王炳章搞政治吃力不讨好颇有怨言，时常发牢骚，讲些扯后腿的话。所以我想利用宁勤勤的这种厌恶情绪劝退王炳章。我记得那天我在王炳章家吃了饭，但是我明显感觉到宁勤勤对我已经没有从前那样热情了，王炳章也非常冷淡。

我提出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王炳章引咎辞职，而且我告诉他我已经提出辞职，可以分担他一些责任。如果王炳章心里有气，可以采取另一个方案：抗议辞职。这样可以为自己留一个后路，“四大”上还可以翻案。可是我的话音刚落，宁勤勤就在旁边冷冷地说：“我们家老王不会辞职。以前我总是希望他退，可是现在我也不赞成他退。他们这样搞老王太没道理了，天理难容，这口气我也咽不下去。”

见宁勤勤都是这种情绪，我知道希望不大了，所以没有再多说。王炳章坐在我对面，若有所思地打量着我。一会儿，他冷不丁提出一个问题：“丁楚，你觉得民联这么多人中有谁会把民运作为毕生的事业？”

我有点鄂然地盯着王炳章，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他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我随口说了几个名字，其中包括胡平。

王炳章摇了摇头，“胡平不是搞政治的，他是做学问的。”他用手指了一下他自己，又指了指我，道：“依我看，在民联里能够坚持到底的只有你和我。其他人都是过眼烟云，最终剩下的是咱俩。”

我没有回答王炳章，只是回味着他话中的含意。我不知道他讲这话是希望我成为他永久的合作者呢，还是暗示一山难容二虎，我们两人总归要决一雌雄。我后来猜想，王炳章可能是后一种意思。他可能认为，我也意识到了一山难容二虎，所以才要搞掉他。也许他当时就已经在怀疑，我是这场罢王风波背后真正的操纵者。

其实王炳章过高地估计了我的能量和野心。其实一直到那天为止，我都在试图保持超然的地位，也没有意做过任何损害王炳章的事情。几天前唐捷曾经问我，准备在这场罢王风波中扮演什么角色，我直率地回答她道：“我不希望打倒王炳章。原因很简单，凡是做事情多的人，总是树敌多。有王炳章在，人们的怨气会发在他身上，他是我的挡箭牌。可是王炳章一倒，我就是王炳章第二，他们下一个就该搞我了。”我说的是实话，而且我非常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后来的事实不幸被我言中，我果然成了王炳章之后的众矢之的。我相信，唐捷一定传了不少流言非语到王炳章耳朵里，可是不知为什么这句话她没有传过去。

不过，自从胡平扬言不罢免王炳章自己就要退盟，不但民联的退路被截断了，而且把我的退路也截断了，事实上我已经很难再继续保持超然和中立。除非王炳章主动辞职，否则我必须在胡平和王炳章中间选择一个。保住王炳章，胡平就会离开民联，而想留住胡平，就得罢免王炳章。两者必择其一。

在最后一次劝说王炳章失败之后，我明白自己已经没有回旋余地了，我的中立只能到此为止，调和的路走到头了。权衡利弊，我决定保住胡平，因为他毕竟是现任主席，我是他任命的总部主管，从职业道德上说要向他负责。而且，在当前的形势下，胡平的离去对民联的打击要大于王炳章，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 

从王炳章家回到总部，我冷冷地对胡平说：“王炳章不会辞职，他铁了心了。现在只有一条出路，通过罢王案。”

王炳章的那番话提醒了我，如果他把我看作今后潜在的竞争对手，那么总有一天我们会狭路相逢的，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不过我对于弹劾书中提的王炳章的三项错误一直不以为然，我心里不屑在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上纠缠。回顾了一下我和王炳章相处这么久对他的思想方法的了解以及我的不同看法，我决定在政治观点上开辟战场。我相信在这方面的争论是正大光明的，如果今后争选票，胜负最终也取决于此。

后来我在《中国之春》上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从革命团体到民主团体的战略转移”，而后又发表了一系列的理论文章，全面阐述了自己的战略思想，挑开了我与王炳章政治观点上的分歧。我将王炳章的整个战略思想概括为革命党模式，以打击对方为目的，宁愿自己丢分也要给中共捣乱，这种搞法，实际上是以对手为中心，围着对手转。我宣布，这种战略思想已经过时了，现在应该把民联的整个战略立足点转到民主团体的运作模式中来，着眼点不在打击敌人，而在争取观众，因为最终我们要和共产党共同面对选民。所以整个战略基点不是让对方丢分，而让自己得分，不是恶性对抗，而是良性互动，不是你死，而是我活。结束专制的手段不是消灭专制者，而是让自己在专制体制中活下来，形成多元化的政治局面，这样专制的局面就自然结束了。我们的意图可以公示于天下，甚至可以公开告诉专制对手。因此，民主运动的手段就不应以搞秘密活动为主了，而以搞温和的公开活动为主，以温和的纲领和口号争取灰色地带的群众，降低他们反抗专制的风险。既然不以搞秘密活动为主，王炳章过去的整个组织路线就过时了，单线联系，严密组织都不再是必要的，而组织内部的公开化，透明化则成为必要。

总之，我的整个宣传基调强调王炳章的战略思想和组织路线都“过时”了，他本人也完成了为民联开基创业的历史使命，在当前的战略转移时期，民联需要新的旗手，需要胡平。王炳章过去就曾经宣布，中国之春民主运动是北京之春民主运动的继续，胡平和我恰恰在当年直接卷入了北京之春的民主运动，可以当之无愧地继承民联的正统。

有一次钱达打电话来，我对他讲了以上观点，说王炳章作为历史人物过时了，中国之春的正统不是王炳章，而是北京之春，胡平是北京之春运动的代表。所以从大局着眼，从民联的前途着眼，都应该设法通过罢王案，保住胡平，尽快结束这场内战。钱达后来把我的话转告了王炳章，我猜这是他恨我入骨的真正原因。我相信王炳章心里明白，我不是倒王的始作俑者，但是我在民联挖掉他的正统根基。后来我从很多王炳章死党的嘴里听到他们骂我和胡平“雀占鸠巢”，这恐怕多少代表了王炳章心底里的怨气。

10-3“拥胡倒王”谣言大战

作为反击，王炳章利用各种媒介声称，胡平和丁楚为了向中共妥协，以除掉王炳章为条件，换取民联在国内的合法地位。于是，我和胡平被称为“投降派”“招安派”“绥靖派”。这个谣言后来越编越离谱，到后来的版本是：胡平和我已经和中共方面暗盘谈妥，除掉王炳章，所以中共国安部派遣特务冯胜平在民联内部策划了“拥胡倒王”的行动。

“拥胡倒王”的谣言始于汤光中的记者招待会。汤光中在大陆被拘留了一天，就被遣送出境了。他回到美国以后，俨然以一个英雄自居，以为人们会像迎接英雄一样欢迎他。可是他不知道，他的错误（随身携带王炳章的信，以及对记者滥发豪言壮语）引发了民联一场空前的危机。他到纽约的时候，两边都在忙于内战，他的事迹也没有多少人关心。

汤光中到总部的时候，我对他非常冷淡。他希望总部为他召开记者招待会，我并没有表示出热心。因为我知道，记者们目前关心的已经不是汤光中回国的事件，他们更关心民联的内部纷争。胡平怕汤光中在记者会上漏嘴将民联内幕曝光，连原来预订的一场记者会也临时取消了，汤光中对此很不满意。打心眼里讲，我实在是很不喜欢汤光中，这个人头脑简单，但又自命不凡，喜欢装腔作势。总部给他的任务是低姿态，安全进出，他能做到这一点就是胜利。可是他根本就没有理解总部的战略意图，自己不甘心默默无闻，要出风头，结果搞出这么一摊令人哭笑不得的局面。在我们预计的几种结局中，他偏偏让我们看到了最糟糕的结局。明明是大败而归，可还要摆出英雄的姿态。败军之将何以言勇？我实在想不出他有什么值得对记者说的。

可是王炳章立即就把汤光中拉过去了。汤光中在王炳章家住了两天，接着来了一个一鸣惊人。一月十六日，汤光中以个人名义在纽约召开记者招待会。招待会的钱是林樵清付的，唐捷冒充《中国之春》的记者在招待会上发问。唐、汤两人显然是事先商量好了，一问一答，故意将问题引向民联的内部事务，使罢王风波的内幕首先在社会上曝光。我是在汤光中记者会召开两个小时前才得到消息，于是立即派林心声前去打探虚实。林心声在现场看见唐捷与汤光中演双簧，质问她凭什么打《中国之春》记者的旗号，为何他这个经理不知道。唐捷谎称是丁楚派她来的，林心声马上揭穿她，说自己也是丁楚派来的，如果丁楚已经找了人参加记者会，为什么还要派他来打探消息？

最令新闻界哗然的是，汤光中透露了中共策划“拥胡倒王”的内幕。当记者追问消息来源的时候，汤光中告之是杨巍的父亲。汤光中在赴纽约之前曾路过旧金山，在当地开过一个记者招待会，可是在那个记者会上他从没有透露“拥胡倒王”的消息。

几天之后，车少莉发表声明，对汤光中在公开场合牵连杨巍家人的行为表示不满。并且宣布她已经与杨巍家人核实，他们家没有人知道“拥胡倒王”的内幕。

“拥胡倒王”消息的来源虽然已经证明是不确实了，但是这并没有阻碍这条断了根的谣言继续在社会上流传。一天胡平接到民联澳洲负责人田广的一封信，说王炳章打电话给他，告诉他胡平丁楚出卖王炳章，换取民联在大陆的合法地位，他质问胡平可有此事。胡平拿着这封信去质问王炳章，为什么造谣。王炳章看了信之后，尴尬地笑了笑，无言以对。又有一天，总部的电传机接到一个消息：“据可靠消息，中共国安部因策划半年以久的‘拥胡倒王’成功，正在嘉奖有功人员。接收电传的林心声发现，发出电传的号码是宁勤勤开的国际工商服务公司的号码。

俗话说：谣言止于智者。我当时简直不明白象这样一个漏洞百出的瘪脚谣言，怎么竟然就能够流传开来，怎么竟然就有人相信？了解中共的人都知道，中共是个原则性很强的党，如果它承认民联的合法地位，一定是大环境松动的结果，怎么可能会以区区个人为交易就承认一个“反动组织”？中共并不傻，把一个温和的民联组织放进国内，比把一个激进的民联领袖隔离在海外，对自己危害更大。如果中共同意这样的交易，简直就是愚蠢。而且，谁敢做这个主？从另一个角度讲，如果王炳章有可靠的内线知道国安部正在嘉奖“拥胡倒王”的有功人员，那么他为什么不能在“罢王风波”之前就得知这个阴谋？为什么不在此之前就及时地揭露出来保护自己，而偏偏在罢王案进入程序之后才透露？汤光中说透露“拥胡倒王”消息的人是杨巍父亲，这更连说谎都不会。这样高度机密的事情，中共当局怎么会告诉一个政治犯的家属？如果真告诉了政治犯的家属，又怎么保证不是对方设下的反间计圈套呢？像这些基本的概念，只要在共产党统治下生活过的人拍脑袋都可以想出来，难道人们都失去起码的常识了？可是，海外民运中缺的恰恰就是这些常识。

关于“拥胡倒王”，在《中国之春》编辑部还演出过一场喜剧。一次尚平对大家说，唐捷背后骂王炳章搞出这么一个“拥胡倒王”的谣言实在是个“败笔”，车少莉把事实一澄清，搞得狼狈不堪。大家听了之后，大笑不止。此话传到监委委员钱达耳朵里，他立即打电话质问王炳章和唐捷。于是唐捷冲进办公室对着尚平大嚷大叫，骂他胡说八道。尚平火了，当场就给了唐捷两个耳光。唐捷开始被打愣了，但是马上转怒为喜，冷笑着对尚平说：“这两个耳光不是白打的，等着瞧，我会让你跪着求饶。”临走前，她转身对尚平命令道：“今晚到我家来，你要是不来，别怪我不客气。”

看了这一幕，在场的人只要有点常识都猜到了怎么回事。唐捷和尚平一定有着特殊关系（双方都是单身这本无可非议），可是尚平却把枕头边听来的悄悄话给讲出去了。钱达一追查，王炳章必然要骂唐捷多嘴。唐捷的窝囊可想而知，就去找尚平撒气。谁知尚平仗着特殊关系，按耐不住窝火就随手打了她。

晚上，尚平果然到唐捷家去了。唐捷威胁他说，她已经在警察局报了案，王炳章替她请了律师，如果他不答应“僻谣”，就把他送上法庭，或者让他留下犯罪记录，永远拿不到“绿卡”，或者罚他赔偿一千元医药费。唐捷还展示了手上带的警察给她的保护圈，上面有应急的电话号码。尚平无可奈何，只好接受城下之盟。于是唐捷拿出准备好一张纸，上面写着：“声明：我从未听唐捷对我讲过拥王倒胡的话”，尚平在上面签了名。

第二天，唐捷拿着尚平签字的声明到编辑部玄耀，大家在传阅这张纸的时候，发现了唐捷的笔误，把“拥胡倒王”写成“拥王倒胡”，于是哄堂大笑。唐捷恼羞成怒，追着尚平要他重签一份。害得尚平整天躲着她。后来我看尚平这样躲躲闪闪不是办法，就建议他暂时到华盛顿黄奔家去住一段时间，说不定还可以在黄奔的公司里找个工作。于是尚平连夜一走了之，逃到华盛顿去了。

10-4从中共阴谋转入程序之争

一月二十九日，罢王案投票的最后期限已到。民联常委会和监委会联合发表了罢免王炳章的公告。监委会以五票赞成，一票反对，一票弃权通过；常委会以四票赞成，一票反对，三票弃权（林樵清、王炳章和沙林没有投票）通过；王炳章的常委一职被罢免。

公告发表之后，林樵清、沙林、杨农、唐捷等人花了数千元在《世界日报》及《美东时报》刊登整版的广告，声称罢免王炳章无效。其争议的焦点在于：常委四票赞成，未过半数。

此后，王炳章阵营的反击转移了阵地，不再谴责共产党的阴谋了，而是咬住了程序问题。王炳章四处打电话，向各地的支部申诉，谴责总部不按章程办事，策动各地支部抵制常委会和监委会的决议。于是战火从中央燃烧到地方，从总部燃烧到分支部。在罢免王炳章的问题上，各支部纷纷表态，民联分裂为壁垒分明的两大阵营。

内布拉斯加、芝加哥、澳洲、香港等支部上书总部，抵制总部决议，宣布罢免王炳章无效。洛杉矶、肯塔基、华盛顿、日本等支部同时宣布支持总部的决议。民联是号称民主的组织，总部对支部根本没有约束力。支部对于总部的决议，高兴就执行，不高兴就不执行，实际上等于对总部的决议有否决权。

民联章程规定，解释章程的权力在监委会。为了平息争议，监委会对《罢免公告》进行裁决，宣布罢免合乎章程。薛伟在裁决书上引用了民联章程二十二条的规定：在表决中，如果两边票数相等，主席的一票有裁决权。也就是说，主席站在那边，哪边就赢。尽管我承认四票通过是个值得争议的结果，但是我至今都认为薛伟的解释是站得住脚的。在美国，公民也可以对宪法的条文有不同的理解，但是最终要以大法官的解释为准。不同的人对任何条文都会产生分歧，如果没有一个权威的解释，恐怕法律只是一张废纸。

民联的章程尽管有罢免条文，但是在民联的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使用过。而它的第一次使用就碰到一个特殊的例子——罢免自己组织的创始人。过去王炳章执政时期，很多常委都以各种原因离开了总部，“一大”的副主席汪泯到“二大”时已经不在了，九个常委只剩下四个，他们的免职从来也没有使用过章程上规定的程序，各个支部也从未有过异议。事实上，也从没有过他们发表意见的机会。这一次可以说是最严肃的一次，胡平第一次使用了章程规定的程序，让所有的支部有了知情权，结果是一片混乱。和共产党一样，民联也经历了一场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体现了最大的民主，也让这两个组织经历了一场最大的磨难。

10-5呼延民大意失“街亭”

当时在民联所有的支部中，纽约支部是最大的支部，拥有登记的盟员八十五人。而且纽约支部就在总部身边，地位相当于卫戍军区，是兵家必争之地。

因为总部在纽约，过去所有的当地的盟员活动都是由总部出面召集，所以从前也没有过“纽约支部”。呼延民被林樵清赶出总部之后，就看中了纽约这块地盘，于是打出了纽约支部的旗号，自命为临时负责人，大有拥兵自重的意思。胡平对于组织事务历来不重视，只要呼延民不给自己找麻烦，随便他搞什么。

罢王公告刚一公布，呼延民就决定召开一次纽约支部会议。当时外地各个支部都在纷纷表态支持或者反对总部，大家也都把眼睛盯着纽约。呼延民自认为是这个最大“军区”的首脑，也想检阅一下自己的力量。他觉得纽约支部这个带头羊表态支持总部，可以对外地的支部产生强烈的影响。呼延民犯的错误在于，他想当然地以为，自己是纽约支部的负责人，纽约支部就是他的“地盘”。

我和薛伟听说呼延民要召开纽约支部的会议，都表示担心。我认为他这是无事生非。我对他说，表态支持总部实在是多此一举，因为总部目前是合法的，只要你没有明确表示反对，就自然是总部的力量。因此，表了态支持，总部并不因此而增加什么，可是万一失控，弄出个多数反对意见，那就满盘皆输了？退一万步说，你呼延民想要一个纽约支部的表态，你自己代表说句话就行了，只要不开会，谁也不会有意见。但是一开会，一定会闹出分歧来。薛伟则是担心呼延民控制不住场面。薛伟曾经给纽约支部不少人办过政治避难，算是有恩于不少人了，可是连他都没有把握能够控制住多数。但呼延民拍着胸脯保证万无一失。

呼延民把会议订在二月四日，名义是纽约支部的春节茶话会，主要讨论议题是关于魏京生被捕十周年的活动。他搞了这么一个冠冕堂皇的旗号，我和薛伟也就不好再说什么。薛伟嘲笑呼延民，说他的群众威信并没有自己想象得那样高。我也警告呼延民，尽管我可以调动四五十人义务劳动，帮编辑部搬家，人头够熟的了，但我都没有把握能控制多数。王炳章毕竟是民联的创始人，很多盟员对他是有感情的。另外我分析过盟员的基本成分，喜欢胡平的盟员多是校园里的学生，而在社会上闯荡的人多喜欢王炳章。前一种人大多住在校园里，不太愿意花时间参加这类“组织”活动，一听说有吵架就避开；而后一种人虽然也有不少人挂留学生的牌子，但住在市区没几个认真读书的，大多都在社会上混。他们喜欢开这种组织会议，而且也比较好斗。所以每到开会一定是后一种人来得多，虽然他们总数上并不一定占多数，但是他们可以达到一个局部的多数。

开会那天，签到人数为二十六人。呼延民因为要打工，委托组织干事郑为民通知盟员。在罢王案投票阶段，我曾经多次对郑为民讲，鉴于他管理组织档案，地位敏感，希望他能够保持中立。郑为民信誓旦旦指天发誓，绝不卷入两边的纷争，所以呼延民并没有提防他。可是没想到郑为民已经站到王炳章那边去了。从纽约支部开会签到的人员构成以及他在会上的表现来看，他显然是有所策划的。

会议期间，巍京生的事情根本就没有人关心，一开始下面就有人起哄要修改会议议程，强行把主题转移到罢免王炳章的事情上去。支持王炳章的人像是商量好了似的，众口同声咬定罢王是中共特务的阴谋，整个会场充满着抓特务的萧杀气氛。

算命先生沈海也大声疾呼：“倒王事件是中共的阴谋，我有重要的情报向大家报告。”在场有人问，什么情报。他只是反复说：“我接触各种各样的人，有可靠的消息来源。”但是什么具体的事实也没有透露，只是一遍又一遍地说，在“三方联席会议”期间，丁楚将国安部特务冯胜平安排在他家里住，他的行动受到监视。

有人追问我到底怎么回事，我甚至懒得回答这种问题。因为沈海的话说得语无伦次，完全没有逻辑。首先凭什么证明冯胜平是中共间谍，这完全是先入为主的结论；其次，如果说因为冯胜平策动倒王就证明他是特务，那么倒王和监视沈海有什么关系？还有，中共间谍监视一个算命先生有什么意义？如果在一种正常轻松的场合，这种话只能博大家一笑，连幽默都谈不上，可是一旦形成了某种气氛，似乎人都失去了起码的逻辑判断能力，真有人能够进入角色。

我很注意地观察了一下坐在一边的王炳章的脸色，显然他对沈海帮的倒忙很不满意，一脸瘟怒。他猛地站起来，厉声喝道：“我们内部有黑手，民联内部倒王的消息，香港的左派报纸《明报》十三号就登出来了。它从那里来的消息？”他环顾了一下四周，然后宣布：“这说明共产党早就知道了。”

办事认真的林心声当场就找出了十三号的《明报》。当他把报纸送到王炳章眼前的时候，王炳章很尴尬地笑了，那上面写着：根据《联合报》的消息。而联合报是台湾报纸，亲国民党的。

那天在会场上叫得最凶的是李达。他几乎是声嘶力竭地一遍一遍地喊着：“我抗议，总部的公告违反章程。”李达是个基督徒，平时性格温和，说话细声细语，婆婆妈妈。王炳章和宁勤勤最怕听他说话，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他足可以描述二十分钟。只要李达一开口，他两就赶紧跑掉。他和我说话的时候，我就替他着急，总是事先把他后面要说话先说出来，希望他快点结束。可是那一天，李达似乎换了一个人，大吼大叫，我和他相处了一年多，关系不错，他还帮我搬过家，可我从未看到过他这副神态。

薛伟和胡平被要求对“罢王公告”做解释。薛伟嗓门大，语言精练，所以压得住场。但他知道总部方面的来人不占多数，所以一说完，借口到法庭给一个人作证，就赶紧溜走了。临走前他笑着对我说：“你瞧着呼延民今天怎么走麦城吧! 等一会儿他准被罢免。”胡平显然不太适合应付这种乱糟糟的场面，他讲话太快，也太罗嗦说，所以讲到一半，下面就起哄。唐捷、李达、郑为民多次打断胡平的说话，对着他嚷嚷：“行了，别狡辩。”“别罗嗦，没人要听你绕圈子。”“够了，你讲得太多了。”后来郑为民干脆上前争胡平的话筒，抢着说话。

林心声路见不平，上前阻止郑为民发言，被身材魁梧的郑为民一推，差一点摔倒。呼延民见发生肢体冲突，急得大喊：“不准武斗。”郑为民余怒未消，他曾是北大的老红卫兵，嘴里骂骂咧咧道：“动手我可不怕，文化大革命的阵势我不是没有见过，要想打架，你们几个綁起来都不是我对手。”

与纽约相邻的新泽西州支部也在同一天开会，邀请了我参加。我本来不准备参加纽约支部的会议，直接去新泽西。但是我不放心呼延民，所以留下来参加上午的会议，下午再动身，以便一旦发生争执，至少可以多我一票。但是我一看薛伟跑了，知道今天大势已去，再通知人也来不及了，所以也打算走了。心想，纽约保不住，至少保住新泽西。

但临走我仍不甘心，希望作最后一次努力。想来想去，当时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用一个令人震惊的事情转移众人的注意力。于是我站起来高喊：“大家静一静，我有一个国内来的重大消息向大家宣布。”

会场果然静下来，我宣布了当天清晨从国内得到的消息：方励之教授写信给邓小平，要求大赦魏京生等政治犯。一些著名知识分子正在准备发起一个呼吁大赦政治犯的签名运动。种种迹象表明国内民运的高潮正在到来。最后我向在场的盟员呼吁：停止内战，准备迎接国内民运的高潮。我的发言显然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全场一片兴奋，接着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我见局面已经控制住了，匆匆离开了会场。

新泽西的盟员会进行了改选，会开得很顺利。会上我有意避开了罢王的话题，而我被邀请参加会议这个事实就说明了这个支部仍旧拥护总部。我们是执政派，执政者都希望保持现有秩序，因此都不愿意挑起争议话题。这是最聪明的做法，只要下面诸侯不公开反对总部，在他人眼里就等于在拥护中央，这不是很明摆着的道理吗？可我不知道呼延民为什么不明白？如果他头脑是清醒的，唯一的解释就是他并没有把自己当作执政派，他也希望在混乱中找到自己的机会。

回到纽约后，我听说了当天下午纽约支部政变的过程。我一点钟左右离开，会场平静了一会儿。呼延民要求讨论一下为巍京生呼吁的正题。但是他下午三点钟要去打工，所以两点多钟也离开了，把会议交给纽约支部副主任梁云继续主持。梁云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典型的书生，根本对付不了这种场面。他的屁股还没有坐热，林樵清就站起来提议纽约支部改选，理由是呼延民办事不公正，不能代表民意。会场重新陷入混乱，梁云在一片混乱中被挤到了一边。郑为民开始指手划脚主持会场，把预订的候选人抬了出来。这场政变显然是事先计划好的，否则不会一切都快得如此惊人。一张破本子当场就被扯开，当作选票发了下去。选举结果是李达为主任委员，唐捷和郑为民为副主任委员。

接着，郑为民催促唐捷从口袋里掏出事先起草好的“纽约支部关于宣布罢免王炳章无效”的声明，在会场宣读了一遍，多数通过。之后，王炳章讲话，他感谢与会者对他的支持，并当场拉起胡平的手，要求重新“胡王合作”。据说搞得胡平非常尴尬，进退不得。

纽约支部的政变，是王炳章阵营打得最漂亮的一仗。总部失此“街亭”，从此陷入纽约支部不断的骚扰之中，十分被动。唐捷后来以纽约支部的名义出了一份《团结报》，往全世界各支部寄送，专门散布有关总部的谣言。每次林心声接到《团结报》之后，都气得哇哇乱叫。薛伟一直拒绝承认纽约支部的合法性，理由是该支部有注册盟员八十五人，而那天与会者只有二十五人，投票者只有二十二人，不足三分之一，选举结果没有代表性。

10-6总部办公室被强占

不得不承认，王炳章在战术上是相当有一套的，这点我在内战中深有体会。总部在内战中几乎是处处被动挨打。在纽约支部得手之后，下一个目标是总部办公室了。

从前住在总部办公室的是柯力思。柯力思去法国之后，林心声住进了总部。白天郑为民在那里上班，晚上林心声接电话。

春节前夕，我和林心声在总部公寓大楼的电梯里碰到了大楼的管理员。她告诉我们，刚才有一个蓄着小胡子的人找她续签租房合约。我们马上就猜到了，小胡子就是林樵清。想到这里，两人出了一身冷汗，这间房子的租约签字人是林樵清。也就是说，虽然房租是由“中国之春”付的，但是这套房子的合法主人是林樵清。

当天晚上，林心声打电话给林樵清，要求他在续房租约的时候，将他的名字改成“中国之春”。林樵清拒绝了。于是为了安全起见，我和林心声当即将所有盟员的登记表格转移到了编辑部经理室，将总部办公室的大门换了锁。

换锁的第二天，林樵清果然以房主的名义叫来了警察和锁匠，撬开了门锁并且赶走了林心声，强行占领了总部办公室。我和林心声还没有来得及转移的档案文件，全部落入林樵清之手。

胡平闻讯大惊，给林樵清写了一封信，声明了组织对该办公室的主权。林心声带着胡平的信与林樵清谈判。林樵清坚持声称自己是房子的主人，同时还谴责林心声转移总部档案。林心声当场噎了他一句：“你说这间房子是你私人的，那么难道民联的档案应该放在你私人的住宅里吗？”

林樵清强占总部那天刚好是春节，总部和编辑部的工作人员放假一天。可是没想到郑为民一早来总部，进不了门。他发现锁被换了，以为是针对他的，于是跑到编辑部找林心声大吵大闹。其实换锁的动因主要是防林樵清，与郑为民无关，谁也没有料到他会春节来上班。郑为民在纽约支部会上显然已经打破了“中立”的保证，自己心虚了，以为这是总部报复他的措施。

郑为民冲进编辑部的经理室，要打电话给我。经理室的地上放着两个装着盟员档案的纸箱，是昨晚我们两匆匆运进来的，还没有来得及整理。林心声怕郑为民注意到这两个纸箱，就让他到外面厅里去打，可是郑为民误听为让他到外面大街上去打电话，大怒，抓住经理室的电话非要打不可。林心声随手打开电话上的录音机，将郑为民的叫骂声录了下来。郑为民发现后就伸手去夺录音机，两个人拉拉扯扯地打起来。当后来呼延民赶到的时候，发现林心声已经被打倒在地上，腮边和脖子后面有明显血痕。呼延民拉开郑为民，林心声乘机报警。几分钟之后，六个警察赶到，将郑为民带走了。

我和蕾蕾在警察带走郑为民后赶到编辑部。蕾蕾拿着照相机把林心声脖子上的伤痕及打架后办公室的狼籍都照下来了。蕾蕾在文革的时候还小，没经历过武斗场面。看见这一幕，激动得像个猴子，在屋子里跳来跳去。

总部办公室易守之后，我猜王炳章的下一个目标将会是编辑部，所以采取了重点防范措施。始终保持办公室二十四小时有人有灯。杨怀安曾经和我讲过，王炳章与他们分裂前夕，曾经在一个晚上独身潜入办公室想拿走《中国之春》的订户名单，被当时管发行的工作人员马丁发现，搞得王炳章狼狈不堪。这段历史，我最初是当小说听的，没有当真，也想象不出当时会是什么场面。可是事到如今我完全可以明白其中的道理了：谁得到了《中国之春》的订户名单，谁就是《中国之春》真正主人。只要有钱，杂志谁都可以编印，但是你上哪去找那几千个读者？这不是一天两天可以积累起来的资本。

有一天晚上，林心声因事外出，编辑部只有我和蕾蕾。《中国之春》又到了出刊前夕，我在最后定版，蕾蕾在打字改错。半夜十二点钟，石磊打了一个电话给我，说他在长岛某加油站，汽车没有油了，他身上没有钱，希望我去救他。我二话没说就上路了，临走交代蕾蕾我回来之前不要离开办公室。我好不容易在一个很偏僻的加油站找到石磊，来回开了两个多小时。回来后，蕾蕾告诉我，她接到过好几个没有声音的电话，她一说“喂”，对方就挂上了。后来我一直怀疑，是否有人搞的调虎离山计，让石磊把我调出办公室，他们好采取什么行动。

还有一天晚上，编辑部所有的人都出去了，只有蕾蕾一个人在打字。王炳章和石磊来敲门。蕾蕾听出是王炳章，隔着门回答：“办公室没有人。”王炳章一听乐了，说：“你不是人吗？”蕾蕾说：“你要找的人都不在。”王炳章说他不找谁，只是进来坐一会儿，他好言哄了半天，蕾蕾死也不开门，最后他们只好走了。蕾蕾后来绘声绘色地把把这一段告诉大家，令所有的人都想起狼外婆的故事。

编辑部发生武斗后，号称“游侠”的郭城也在总部住了一段时间，扬言保卫党中央。郭城一身的江湖气，声称打架不要命。他在环美民主长跑的过程中，郑为民是他的后勤兼“政委”，但是他很不喜欢郑为民，觉得他小器自私，占小便宜。后来他和郑为民闹得很不愉快，两人最后分手了。郑为民在谁面前都敢喊打喊杀，唯独见了比他矮半个头的郭城不敢嚣张，可谓一物降一物。自从郭城进驻编辑部之后，郑为民再也不敢来闹事了。于是唐捷在《团结报》上发了一条消息，说总部高薪雇了一名保镖看门。急得郭城到处声明，他是义务的，没拿总部的钱。  

林心声被赶出总部办公室之后，一直睡在编辑部的地毯上，条件非常艰苦。编辑部人来人往很多人，又脏又乱，不像总部办公室那样宁静干净，给林心声带来诸多不方便。编辑部没有炉灶，不能做饭，他整天吃生冷食品。这一切使林心声的心理越来越偏激，对王炳章和他的支持者充满仇恨。林心声从本质上是个非常善良的人。但是即使是头羊，在丛林里混久了也会变成狼。晚上，我们经常可以听见他在洗澡间里大声呼叫：打倒王炳章。他称王炳章是妖人，有九个头，非要斩九次才能杀死。一天他把一把木剑挂在办公室的门上，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们，这把剑可以镇邪，专镇王炳章。他在讲这话的时候，蕾蕾躲在我背后偷笑，说林心声走火入魔。不过她非常同情林心声，常从家里带热汤慰劳他，一直到现在她都一口咬定，林心声是民运圈子里唯一的好人。

郭城把林心声这种性格的人称为“杜宾狗”，一旦和谁过不去，咬上就不松口，直到把你咬死为止。别看林心声平时说起话来腼腆得像个姑娘，可是现在他和王炳章一帮人过不去了，什么招都使得出来。他编了一大堆王炳章的材料，复印后到处寄送、电传，给各个团体，美国政府机构，甚至送给那些买了王炳章保险的人，让他们退保。他开始做这些事的时候，向我请示。我笑着对他说：“以后这种事情别告诉我，我没看见，也没听见。”从此，林心声和我保持一种默契，凡是打内战中使的小动作，他做了什么就不再告诉我了。不过，他有时像个大孩子，搞了什么得意之作，见到我脸上就会露出神秘的微笑。所以我大致可以猜到哪些事情是他做的，当然，也有很多事情至今我都不知道。但是后来我感觉到，王炳章把这所有的帐都算到我头上去了，以为都是我策划的。

有一次编辑部的电传机收到一整本美国的低级杂志，把整整一筒电传纸都用光了。林心声一直怀疑是王炳章的铁杆石磊干的，当时王炳章的整个活动基地是宁勤勤开的那个“国际工商服务公司”，石磊是那里的值班工作人员。于是林心声就开始发动“电传游击战”，时不时地往“国际工商”发点乱七八遭的东西，甚至是白纸。他反正是住在编辑部，这些事情在半夜做，防不胜防。接受电传是“国际工商”的业务，所以晚上也不敢关机。对方虽然也采取报复行为，但是林心声整天都在，可以随时关机，基本上保持主动。蕾蕾喜欢做这些孩子气的事情，所以成为林心声“游击战”的助手，电传机就在她打字机手边，林心声把这些事情就交给她做。有时他们会为这些小阴谋得意得手舞足蹈。

一天晚上，蕾蕾打字直到半夜，我到办公室接她回家。我刚到，蕾蕾就接到石磊的电话，他一开口就大骂，说我们这边传了一大堆黑纸过去，把他们所有的电传纸和碳粉都用光了。石磊显然火的很，也不顾接电话的是个女士，什么粗言滥语都用上了。蕾蕾也不是个省油的灯，和他在电话里用上海话对骂起来。我在旁边听不懂也听不下去，就把电话给切断了。我问蕾蕾是不是她干的，蕾蕾矢口否认。可是过了一会儿，石磊找上门来了。他余怒未消，一边拍着编辑部的大门，一边破口大骂，脏话连篇。我火起来，当着丈夫的面污辱太太，谁也忍受不了。我猛地推开门，劈头就给了石磊一个耳光。石磊被打懵了，但马上就清醒过来。他一边退后，一边冷笑着说：“好，丁楚，今后我会让你偿还这一巴掌的，走着瞧。”

很多人都一致评价，石磊的素质是当间谍的最好材料。他聪明机灵、反应敏捷、办事利落、守口如瓶，王炳章得到石磊确是如虎添翼。为了这一巴掌，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石磊和我结下了不解之怨，后来发生的“丁楚中共间谍案件”，有一半是石磊的杰作。

总部被占领之后，林心声解雇了唐捷和郑为民，《中国之春》编辑又落到我一个人身上。林心声管财务，编辑工作他一点也插不上，后来王炳章把《中国之春》的钱全部提走之后，他也无“财”可“务”了，就全力以赴处理内战中的事务，和王炳章打官司。薛伟和郭城，主要负责组织街头活动和公众集会。秘书禹小姐接管了陈小姐的发行工作，蕾蕾打字。胡平当时已经预感到国内的民运高潮即将到来，正抓紧写他的论著，同时和国内保持联络。但是这段内战中的摩擦把他弄得不胜其烦。

和王炳章的内战时期，刚好是国内民运高潮到来的前夕。各种活动特别多，我基本上被《中国之春》编务和公众活动缠住了，不可能有余力应付内战。而王炳章方面没什么正经事可做，倒是可以全力投入内战，所以一直处于优势，把总部打得节节败退。尤其是他扔得两颗“原子弹”，差一点把总部置于死地。

10-7王炳章投下两颗原子弹

其实有很多迹象表明，王炳章要在总部的存款上下手了。

二月三日，也就是纽约支部政变前一天，柯力思回到纽约。总部人员中，有支票签字权者为五人：胡平、柯力思、王炳章、林心声和我，其中任意两人联署就可以动钱。蕾蕾告诉我，她见到柯力思时，在他的微笑中看到一丝阴险的目光，不知为什么产生一种不详的预感。她警告我，柯力思回来一定有什么阴谋，有可能是冲着钱回来的。但是我对柯力思的印象太好了，认为他是天下少有的老实人，根本就不相信他会搞阴谋，所以我把蕾蕾骂了一顿，叫他不要乱说。其实，王炳章敢对总部的存款下手，是谁都可以估计到的，但是王炳章一个人是取不走钱的，必须要有一个人配合，此人当然非柯力思不可。我疏忽了柯力思，过高地估计了他的善良和朴实。

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是，负责发行工作的陈小姐突然要辞职，一连三天，追着林心声要工资。从前《中国之春》也发生过经济危机，也拖欠过她的工资，可她从来没有追过钱。后来我回想起来才明白，陈小姐是林樵清安排到编辑部工作的，林樵清这个人平时颇讲义气，估计他事先通知了陈小姐《中国之春》有可能断粮。但是当时这些反常现象并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

在提取公款之前，王炳章来了一连串的假动作。二月八日，他向监委提出上诉，对罢免决议表示不服。王炳章的这个举动，总部方面的人都非常高兴，至少我心里松了一口气。因为这说明王炳章愿意按照程序解决问题了。这样等于给了胡平一个台阶，也给了总部一个台阶。此时结束内战，无疑是个非常好的时机。我向胡平建议，按照张侠的方案，成立一个调查组，复查王炳章的案子。我心里想，即使调查组推翻了罢免决议，胡平也已经下了台阶，用不着退盟了。这样胡王两人都可以保住。而且张侠的方案被采取，她也有了面子，也可以重新回到民联，皆大欢喜。

调查组由黄奔、钱达、林心声组成。调查组的钱达是个非常热心和认真的人，他还草拟了调查提纲，同时提出倡议，胡王双方各让一步，向全盟认错，平息内战。

王炳章立即就同意向全盟道歉，他在检讨书中承认了自己在“上海行动”中对“胡平主席请示不够”，“考虑不周”，尽管有些人对这种不痛不痒的句子表示不满，但是只要王炳章作出和解的姿态就够了，其实说什么并不重要。

胡平接到王炳章的检讨书之后，也作出了和解的姿态。承认对这次民联的危机，自己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胡平接着提议成立“民主战略策略研究小组”，负责制定民联的战略方针及策划与大陆民运配合的行动。这个小组由胡平自己担任组长，成员有我和王炳章。我对胡平的这个主意也感到鼓舞，因为它同时也可以解决我和王炳章在关于民联战略策略问题上的分歧。十六日晚，胡平亲自到王炳章家，共同商议了双方和解和成立“战略研究小组”的细节问题。

十八、十九、二十这三天是长周末，钱达和黄奔特地乘飞机从旧金山和华盛顿赶到纽约。调查组郑重其事地开了会，并会见了内战双方的主要成员。纽约侨界的代表徐松林、李东波等也自愿参加调查组，调解两边的矛盾。在会上胡平与王炳章都表现得非常克制。

这段时间，国内刚好发生三十三人签名的公开信，声援方励之教授，要求当局释放魏京生。消息传来，海外一片沸腾，所有学校的留学生和华侨社团都在积极组织签名，声援大陆的三十三名知识分子。受国内形势的鼓舞，我与郭城、李达共同发起了二十四个盟员签名的呼吁书，呼吁全盟停止内战，投身民运高潮，将分歧留到“四大”上解决。

似乎所有的迹象都表明，形势在好转，双方的对立在缓和，再加上外部环境的催化，危机即将过去。

可是，毫无例外，每当民联走到一个光明的十字路口的时候，历史总是选择了最荒谬的结局。就在胡平亲赴王炳章家商讨“民主战略研究小组”的第二天，在钱达与黄奔赴纽约召开调查会议的前一天，王炳章采取了一个更大的行动。二月十七日，他和柯力思两人到《中国之春》的开户银行买了一张银行支票，提走了七万五千元存款。四天之后，即二十一号，他们又去了一次银行，提走了残存的三千八百元钱，关闭了账户。

我敢保证，如果谁要是目睹了王炳章这几天的表演，将永远不会对这个人再产生信任。我很难相信一个人可以把戏演到如此炉火纯青的地步。试想一下，就在他写检讨的同时，就在和柯力思策划提取公款了；他一边和胡平商议成立“战略研究小组”，一边脑子想着第二天对他口袋里的钱下手；更令人佩服的是，他已经偷袭了总部的粮草了，第二天竟然还能够表情自然地赴编辑部办公室出席调查组召开的会议，满脸诚恳地接受侨界的调解，与胡平热烈地握手合影。

我并非不想理解王炳章。王炳章是一个讲究实力的人，学过政治学的人都明白，手里有实力就有更多的谈判优势。如果王炳章提取公款是为了取得谈判的筹码，压总部让步的话，那么我完全可以理解，甚至可以原谅他。可是我不明白的是，他提款的同时并没有提出更高的谈判条件，而是全盘接受了胡平的建议和调查组的计划。更令人费解的是，在一切都达成协议，双方已经握手言和之后，他又去提走残存的钱，并关闭了账户。提走多少钱都没有问题，只要保留《中国之春》的户头，钱还会定期汇进来。关闭户头实际上是对总部更致命的一击，因为捐款人想给钱都不知道往那里寄了。

王炳章的行为只有一个解释：他不是想以提款的手段来达到谈判的目的，相反，他是以谈判为手段达到提款的目的。前者是可以理解，也可以原谅的，可是后者既不可以理解，也不可原谅。因为他存心就是在戏弄所有的人，戏弄胡平、总部、调查组、侨界热心人士，所有的人都被他耍了。看了这一幕，今后谁还敢相信他讲的任何一句话？

二月二十二日，林心声才发现账户被关闭了。他当即报了警。第二天，总部召开记者招待会，公布了这一消息，舆论哗然。

接着，柯力思宣布自己为民联财务“督导”，为自己提取公款举出三条理由：第一是总部滥用钱打内战；第二是丁楚有卷款潜逃的企图；第三是总部已经瘫痪，需要提前召开“四大”产生新的领导班子，而开代表大会需要用钱。

这个财务“督导”的名堂和三条理由显然是拿了钱之后才临时想出来的，漏洞百出，没有任何一点可以自圆其说。首先，内战之后柯力思从没有到总部来查过帐，何知滥用无度？没有证据之前就先动手提款的“督导”史无前例。况且，民联九月份才渡过经济危机，如果真是滥用无度，何以剩下近八万元存款？民联的账户有史以来从没有过这么多钱。关于指责我有“卷款潜逃”的企图更是滑稽，当时我对民联财务的控制权毫无动摇，我有什么动机要卷款潜逃？退一万步说，谁也不能因为怀疑某人要打劫银行就先动手抢银行。

实际上，只有最后一个理由是真实的。不过，民联章程规定，提前召开代表大会应该由总部委员会多数通过。决议通过了再动钱也来得及，可是连提议都还没有，就先把钱拿走，无论到哪都说不过去。

柯力思取走钱之后，将钱存在他的私人账户上。但是这样作显然既不合法也不合理。为了加强合法性，王炳章又出了一个新招。《团结报》登出一则消息宣称，纽约支部成立了以李达、唐兴、许鸣三人组成的监督小组，共同管理这笔钱。紧接着，这个监督小组发表一个声明，道：“我们盟员的盟费，又回到了自己手中，又可以由广大盟员来支配了。”林心声立即公布了李达、唐兴、许鸣当年交的盟费，分别为二十元、二十元、七十元。民联其他支部见到这个声明立即来信抗议：我们的盟费何以要由纽约支部来支配？

王炳章提款的行动本来想一举结束内战，但是没想到此举正是他走向失败的转折点。舆论越来越不利于王炳章，原来曾经同情他的人纷纷转向，很多曾经为维护程序而战的正直人士开始声讨他，因为现在王炳章已经跳出了民联的章程，用非法的手段来解决问题了。

钱被提走之后，总部陷入极端艰苦的境地。转眼就积压了几万元的欠款。从前发出的支票纷纷退票，造成公司信誉全面崩溃。邮局、打字、印刷厂停止赊欠，统统要求支付现款，否则不提供服务。工资就更不用说了，根本提不上台面。不过幸好所有的人都同意打义工，包括和民联一点关系也没有的秘书禹小姐。对于我来说，这一次经济危机的风险比上一次大得多。上一次至少蕾蕾还可以打工支持我，可这一次我们两个人都在编辑工作，都踏在这条毫无保险的船上。

为了证明民联总部没有“瘫痪”，总部决定所有预订活动照常进行，另外派出薛伟和郭城在街头捐款，同时收集支持三十三人公开信的签名。第七十一期之后的四期《中国之春》，基本上是我和蕾蕾两个人出版的。  

王炳章见拿走钱并没有造成总部瘫痪，又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二月底到三月初，他连续多次打电话到纽约电话公司要求取消总部和编辑部三台电话（电传）的号码。林心声打电话接通之后，他又去取消，反复多次，直到林心声亲自去了一趟电话公司，写了书面的备忘录之后，才断了王炳章继续骚扰的可能性。王炳章第一次要求取消电话号码尚可以理解，因为“中国之春”的电话过去是以他的名字注册的，他担心总部付不出钱，债务最终会落到他自己头上。可是林心声接通电话后他又再一次取消，就纯粹是捣乱了。他有一次打电话给洛杉矶的伍凡，得意地说：“我投了两颗原子弹，一个是提取存款，一个是切断电话。我要把总部炸瘫痪，尽快结束内战。”

电话被切断的日子里，总部果然瘫痪了好多天。于是柯力思开始向各支部发通知。《通知》宣布：鉴于总部已经瘫痪，为迅速有效地解决盟内纠纷，恢复正常运作，有必要提前召开“四大”。王炳章知道，只要“四大”一召开，他取钱的行为就合法化了。

10-8“罢王风波始末”出笼

一直到王炳章提走公款，切断电话之前，我对他的个人印象都并不坏。而且我们在工作上的合作及我们两家私人关系的相处基本上都是愉快的。尽管我知道王炳章听了不少传言对我有误解，但是有一点我问心无愧的是，我没有在任何公开的场合非议过他，甚至常常为他辩解，因为我相信在民联几乎没有人比我更理解他的处境。

事实上，我与胡平的分歧甚至可能还多于王炳章。道理很简单，因为我和胡平个性相差很远，在组织中扮演的角色大不相同，尽管我们的思维方式是相通的，但是对于他的行为方式，我有时很难以自己的立场去体会，只能凭理智和逻辑去理解；而我和王炳章无论在个性上还是在角色上都有相似之处，虽然我和他的思维方式不如与胡平一致，但是对于他的行为方式，我总是能够设身处地地去体会。在内战中，尽管我不得不站到王炳章的对立面，但这完全是一种理智的考虑，不得已为之，但内心里我还是非常同情王炳章的，对他个人我并没有任何成见和恶感。

但是自从王炳章提款之后，他给我的好印象毁于一旦。尤其是他搞的那些假动作，甚至作为个人朋友你都很难重建对他的信任了。在总部最困难的那些日子里，我对王炳章怒不可遏，此后对他的反击就很难免带有感情色彩了。其中影响最大的行动就是在第七十二期《中国之春》上刊登了两万八千字的“民联罢王风波始末”，全面揭开了这次内战的内幕。

民联内战的内幕到底首先由/谁捅出去的，这至今仍有争议。从日期上来看，最先将“三方联席会议”曝光的应该是汤光中记者会。不过报纸只是报导一下消息，没有多少细节。而后详细报导了此次会议内幕的是两家比较有影响力的刊物，一个是美国出版的《时报周刊》，另一个是香港出版的《争鸣》。

《时报周刊》的主编陈子严曾经是张侠的学生，后查明该刊的稿件是由张侠提供的。《争鸣》的记者莫利人是纽约著名的消息灵通人士，得知“三方联席会议”的消息之后，紧追不舍，分别与胡平、王炳章、呼延民、冯胜平、薛伟、林樵清进行过长谈，她得到的资料无疑是非常全面的。莫利人与蕾蕾关系非常好，也请我们去她家里吃过饭，但我当时决心严守中立，不想卷入争端，所以嘴巴很严，大约令莫利人很失望。在民联纷争的最初阶段，大家基本上都有一个共识：民联内部的争端内部解决，不宜公布于众。家丑不可外扬，这似乎是民联历史上形成的一个不成文的原则，也许每一个团体都会倾向于如此。杨漫克写的那篇“中国之春在寒风中挣扎”，首开了家丑外扬的先例，几乎在盟内引起民愤。

实际上，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要想使家事不外传几乎是不可能的。从汤光中记者会后，内战双方就在报纸上开了战场。由于比较严肃的大报不太愿意卷入这类团体纠纷，所以论战的主战场在一家法拉盛的社区小报《美东时报》上。后来我查了一下从一月十二日到二月十二日所有《美东时报》，保王反胡的文章共计十六篇，大型广告两篇，拥护罢王的文章八篇。从文章的内容看，作者肯定都是盟员，甚至是“三方联席会议”的参加者，文章均带有强烈的情绪化色彩，可是署的名字没有一个我认识，我见过所有盟员的档案，如果我不认识，显然都不是真名。

对方文章无疑都是王炳章、林樵清组织的，这种造势的方式完全就是他们两人的风格。据《美东时报》的人反映，保王派的稿件都是打印好了送来的，连手迹都不留，这只有林樵清能办到，因为他在经理任内和当地打字小姐很熟。支持总部的稿件我一直没有查到是谁写的，主要对己方有利的文章也不想认真查。胡平和我是不屑组织这类论战的，这种谩骂式的辩论不符合我们一惯的风格和原则，也放不下知识分子的架子。林心声刚到纽约，与当地社区不熟，也不大可能。有人推测可能是呼延民和薛伟组织的反击。  

随着报纸上的论战越来越激烈，一些人身攻击也出台了。一月二十三日，胡平向双方呼吁停止互相攻击，并希望所有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属真名。罢王公告公布之后，总部方面通告所有支持总部的盟员单方面停战，不再在报刊上发表任何攻击对方的文章。通令是我发出的，因为民联两派的内斗造成了极坏的公众印象，以致所有的人异口同声称民运组织“内斗无义战”，舆论不分青红皂白，胡王各打五十大板，归结为“争权夺利”。

总部方单方面停战之后，舆论基本上形成一边倒向王炳章的局面。王炳章阵营并没有停火，而是连篇发表文章，登出巨幅广告，攻击总部。其中杨农（林樵清付款）二月十一日在《世界日报》上刊登的两千元的整版广告，甚至指名道姓地称冯胜平为中共国安部间谍，同时谴责胡平和我出卖王炳章与中共作交易，实在是开舆论界之先河。总部单方面停战，另一原因是因为要全力以赴支持正在到来的大陆民运高潮。我总以为，公众舆论是公正的，是非自有公论。如果民联总部在积极从事民运活动，而对方仍旧单方面发表攻击性文章，大家应该明白，到底是谁在“内斗”了。

可是最终我发现自己错了。所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种概念，完全是共产党教育的结果。群众的眼睛一点也不雪亮，他们没有白内障就已经是十足的万幸了。如果你自己不论，“是非”根本就不会有“公论”。公众向来相信，谁的声音大谁手里就有真理。总部单方面停战之后，只剩下同情王炳章的声音，整个公众舆论基本上倒向了王炳章。

王炳章提款之后，我忍无可忍，决定不再保持沉默。可是此时各报刊已经被对方各类谩骂攻击文章倒了胃口，不再愿意登载此类文章，此时总部又陷于经济危机，连登广告的钱也没有。手里剩下的唯一舆论工具就是《中国之春》。我和胡平商议，干脆自己写一篇长文登在《中国之春》上，将“罢王风波”的所有内幕公布于众，以正视听。我的原则是：要不动就纹丝不动，要动就一锤定音。

胡平对我的提议有所犹豫。因为王炳章曾经提出一个内战的“底线”：不要把《中国之春》作为内斗的战场。在第七十期《中国之春》出刊之前，王炳章给我打了电话，希望把该期已经排好的“罢免王炳章公告”，“车少莉关于拥胡倒王说法的辟谣声明”等有关内战的材料取下来，恳求我保持《中国之春》的外部形象，不要把它作为内斗的工具。我同意了，撤下了所有有关的稿子。但是只有在封三上登的关于《中国之春》于与王炳章的政治避难事务所划清界限的声明保留了，因为封页是提前十天送印刷厂的，已经制好版，不能改动了。王炳章该事务所的广告也是在《中国之春》上刊登的，不断有留学生打电话到编辑部抱怨，找不到该公司的地址（那只有一个信箱），所以登出一个声明向顾客有个交代。另外，这个声明也是被冒用了名义的艾克曼律师建议登的。

王炳章得知后一个声明没有撤，就打电话向胡平求饶，说：“我连裤子都没有了，你们总得给我个东西遮下羞吧？”后来又转而威胁说：“你们要敢登的话，我就把你们向民联借钱在银行作假证明，担保太太来美的事情捅上法庭。”我笑着对他说，事实上我借的那笔钱没用上，后来我开的证明是用我自己的钱开的，尽管告去好了。王炳章哭笑不得。

但不管怎样，我们还是遵守了《中国之春》不参战的“底线”，主要考虑不想背上利用职权打内战的罪名。现在回想起来，胡平和我也确实够“宋襄公主义”的了，我们自己给自己设了底线，用原则捆住了自己的手脚，可是王炳章眼里是什么底线也没有的，什么事情他都敢干。他连公款都敢擅自提取，我们还守着这些没有意义的底线干什么？君子之所以打不过流氓，是因为他们总是作茧自缚。

七十一期《中国之春》是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出刊的，印刷场和邮局都欠了债。我警告胡平。如果还没有钱来，下一期《中国之春》也许就是最后一期了，如果我们还不利用这个阵地将事实的真相公布，一旦总部倒了，《中国之春》停刊，我们恐怕就连说话的地方也没有了。历史都是胜利者写的，王炳章要是胜利了，他就会按照他的说法编排历史。胡平最后同意了。

“民联罢王风波始末”我在三天之内一气呵成。胡平看了之后，对所有提到他的地方作了修改，另外薛伟删掉了柯力思散布他材料的一段。不过，我力求按照公正真实的原则来描写这段历史，由于我对于王炳章所谓的“三项错误”不以为然，所以我对此没有加任何是非的评论，只是以中立的立场叙述。我后面的大段评论都是针对王炳章在“罢王”案进行过程中造谣、耍手腕、破坏章程的行为，今天回过头去看这些评论似乎有些情绪化，但是其真实性和观点我仍认为是站得住的。

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引起很大反响，毁誉参半。骂我的人谴责我首开用在民运刊物上打内战的先例，揭露民运组织的阴暗面；赞扬者认为我给历史留了一面镜子，为后来搞民运组织者的必读之物。严家其就曾经对我说过，此文是他在《中国之春》上读到的最好的一篇文章之一，他看了好几遍，颇有心得。

我对很多人说，我并不希望他们把此文当做纯粹的历史来读，而希望他们把它当作理论文章来读。我相信严家其看懂了这一点。全文的主题我在最后点出：不同观点的人，不同的派别并非不能在一个组织中共存，但是共存的基本条件是他们必须遵守共同的规则。如果不守规则、不择手段，那么即使观点和目标完全一致的人或派别，也无法共处。这实际上还是归结到我在《中国之春》上反复强调的观点：形式重于内容，手段重于目标。

此文发表之后，我和王炳章之间的个人恩怨就结下了，这个结几乎变成了解不开的死结。因为我写了历史，今后所有研究《中国之春》历史的人都会必读此文。而王炳章要想推翻这段历史，只有两种办法：一是由民联代表大会通过一个正式的决议为他平反，另一个就是打倒写历史的人。第一条显然不可能办到，因为我并没有评价他的“三项错误”，在此无反可平，而他造谣“拥胡倒王”，提取公款等行为也平不了反。所以他唯一的出路就是打倒写历史的人。我猜这就是为什么他积极策划了轰动海外的“丁楚特务案”的真实动机。

谢选骏指出：人説“胡王内战”，我看如此細密的描述，如非當時存有大量的記錄，就是參雜了細節的杜撰。

【第十一章：民联分裂】

11-1胡平起诉王炳章

经过两个星期的谈判，王炳章和柯力思拒不交出提走的钱。于是胡平罢免了柯力思副主席的职务（根据章程，因副主席不是单独选举，而是由主席提名搭档选举，故主席一人有罢免副主席一职的权力）。常委和监委以多数票罢免了柯力思常委职务。因张侠退盟，胡平提名我补任常委，王炳章被罢免之后，车少莉补任常委，故常委形成稳定的胡平派多数局面。紧接着，监委又以多数票通过开除王炳章、柯力思出盟的决议。

王炳章已经对任何谈判条件和处分决议都不感兴趣了，显然他认为只要钱在手，召开了“四大”，推翻了现存总部，不但可以平反所有对他的处分，而且还可以将提款的行为合法化。现在，摆在总部面前的唯一出路是法律解决。

我的一个当律师的朋友介绍了他的合伙人戴文?莫尔为总部的律师，条件是律师费等官司打赢之后再付。莫尔是非常讨人喜欢的美国人，脸上总是挂着开朗的微笑，一副信心十足的神态。在莫尔眼睛里，根本就没有中国人之间的政治纠纷，这纯粹是一个很典型的公司财产纠纷案。这种案子在美国太普遍了，某些公司董事或主管因与董事会多数人意见不合，便提走公司存款作为要胁，这种事情天天都有发生。他一看这个案子，就说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赢，所以他同意等钱讨回之后再付律师费。

起诉书以胡平和林心声的名义，他们分别是公司的法人代表和经理，我是主要证人。莫尔的办公室离编辑部有半小时的车程，我们三人到那里跑了好多趟，签了一大堆文件，常常呆到深夜。我过去从来没有在美国打过正式官司，经过了这场官司，我这才知道在美国打一场官司多么累人，需要有多么坚强的意志。胡平英文不太好，也听不太懂莫尔说什么，莫尔问我和林心声问题，他就在旁边睡觉，等文件打好，就叫醒他签字。

法院接受此案之后，立即下令冻结被提走的钱，柯力思的账户被封。三月中旬，王炳章、柯力思以及纽约支部财务监督小组成员李达、唐兴、许鸣分别收到传票。当送传票的林心声告诉他们在柯力思账户上的钱已经被转移了的时候，三位监督小组成员竟然全然不知。李达和唐兴对把他们送上法庭表示抗议，林心声嘲笑他们，给别人当花瓶摆设，最后还落得个上法庭陪斩的下场。

胡平在法院起诉之后，王炳章也只剩下一条出路，就是尽快地召开“四大”，只要新的总部产生，剩下的钱就可以交新总部接管，一切都成为合法的了。实际上，天下所有提公款要胁的人打的几乎都是这个主意，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法院凡一接到这类案子，第一个采取的措施就是封冻账户，就是为了把案情冻结在案发的原始状态。

11-2 双方都在抢时间

按民联章程规定，提前召开“四大”需要有三十一名总部委员中的三分之二多数同意。利用总部电话未通的机会，柯力思分别给分散在全世界的总部委员打电话，征集提前召开“四大”的联署签名。一些委员不了解情况打电话给总部又打不通，果真相信总部已经瘫痪。

总部电话接通之后，我又只好分别打电话给各地的总部委员解释情况，希望他们不要同意王炳章的提议。我对他们说，目前大陆民运高潮刚刚兴起，民联需要集中精力支援大陆民运，如果在这个时刻花大量精力去筹备代表大会，实在是贻误战机。另外此次盟内纷争暴露了许多章程上的漏洞，需要做大量的预备工作来修订章程，急于召开代表大会不利于解决这些问题。我对他们说，“四大”需要足够长的时间准备，而且我确实也准备拿出一份筹备“四大”的方案以及修改章程的提纲。

三月十日，柯力思提交给总部一份名单，宣布已经有二十一名总部委员同意在四月十五日之前召开“四大”。但是与此同时，总部同时收到该名单上的张卓之、高格文等五人的声明，表示自己不同意提前召开“四大”。另外总部方面认为，名单上的沙林已经退盟，不应算在内，同时王炳章和柯力思已经被开除出盟，总部不承认他两人的总部委员资格。双方各置一词，互相指责对方违反程序。三月中旬的这场关于召开“四大”的拉票战，与罢王案的拉票战相似，只是攻守双方刚好颠倒。

法院传票送到王炳章等人手中之后，他们担心夜长梦多，决定将“四大”召开的日期又从预订的四月十五日提前到四月一日，以便抢在法院审判之前将提款合法化。此时此刻，王炳章已经无法顾及总部委员的多数了，他要抢时间推翻现存的总部。柯力思给各地支持王炳章的盟员都买好了机票，直接寄到他们的手里，火速把他们调上前线。

为了避开争议，王炳章又换了一种说法，不再争执总部委员的多数问题，而是提出将会议的名义提交所有参加会议的“代表”多数决定。总部方面自然不同意这种做法，因为“代表”产生的办法本身既不合法也不公平，按照胡平的说法，这是花钱调来的一支“空降投票部队”。

根据律师莫尔的建议，总部向法院提出申请，希望法院能够发布一个禁止令，禁止被告人使用任何“中国之春”和“民联”的名义召开代表大会。这种禁令也是法院常常发出的，其目的同样是为了冻结案情，不让事态变得复杂化。

三月下旬，是关系到双方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双方都在争取时间。谁能抢在前面，谁就能取得胜利。

11-3法院发布禁止令

王炳章的代表大会于三月三十一日召开，而总部于三月三十日下午才得到法院的禁止令。当莫尔带着禁止令含笑出现在办公室门口的时候，所有的人都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总部得救了。

王炳章和柯力思觉得完全有把握掌握会议的绝对多数，所以也邀请了总部方面的人参加，因为从法理上他绕不开现存总部，毕竟胡平、林心声、冯胜平、呼延民、郭城和我都是总部委员，而且即便总部委员会通过了提前召开代表大会的决议，第一次会议也必须由胡平主席召集。

王炳章的邀请使总部陷于两难境地，如果我们去参加他的“代表大会”，就等于承认了会议的合法性，如果我们拒绝参加会议，等于放弃讲话的机会，那么何以让与会的盟员明白事实的真相？然而，法院的禁止令一到，这一切都不成为问题了。我们即使到场，也可以凭法院的禁令宣布会议非法。

在得到法院禁止令之前，我作了两手准备，通知了一些支持总部的盟员来参加大会，并说服一些原先不同意提前开会的总部委员前来开会。但是由于总部没有钱，这些人只能自己出钱来开会了。例如不是总部委员的吴方城、伍凡、刘新华就是自费来开会的。洛杉矶的总部委员莫逢杰正生病，我在电话里说服了半天他才同意来。胡平还找来了一些过去被王炳章排挤出去的中国之春元老来参加会议，如《中国之春》另一位主要创始人之一李林，第一届民联副主席汪岷，早期的《中国之春》财务干事张伟，早期的香港联络站负责人冯彬等。

三月三十日晚，我召集支持总部的盟员在编辑部开了一个会，研究了第二天行动的战略布署。会议决定，总部只留蕾蕾看家，其余全部出动，到会场上去争取群众。林心声负责宣布法院禁令，并与法院保持联系，其余所有的人都尽量争取发言机会，揭露王炳章等人的非法行为，然后退场，希望能撼动会场，带动“代表”退席。

我们分析了会议的几种结果，认为最有可能的结果，同时也是最好的结果就是王炳章带着一批支持者分裂出去。只要他们不留在民联，就无法再干涉民联的事情，内战就结束了。柯力思发的会议通知中，一个主要议题就是讨论组党问题，所以，要促成这一结果，就要促成与会者组党。

11-4半夜逼宫政变流产

大约半夜十二点钟，王炳章带着一大帮人来到编辑部。林心声在门口挡住王炳章，说：“你不能进来。”王炳章拨开林心声，轻蔑地说：“你有什么权利不让我进来？”

我站在林心声身后冷冷地插了一句：“我有这个权利，这个房子的租约是我签的字。”王炳章愣了一下，我实际上在提醒他林樵清强占总部的事情。林樵清有权利叫警察把林心声赶走，现在我也可以叫警察把他们赶走。一会儿，王炳章说：“我们找胡平谈谈。”

我点了一下头，对林心声说：“让他们进来吧。”然后叮嘱蕾蕾和郭城，希望他们留神一下，防止他们拿走办公室的东西。

王炳章带来了二十多个人，大多是来参加明天“代表大会”的总部委员。他们也许预料到明天民联将发生分裂，今天来作最后的努力，希望能够挽救民联。他们一进来，就把胡平围在中间，七嘴八舌地与胡平辩论，希望胡平拿出一个办法来达成双方的和解。实际上就是要胡平认可明天的“代表大会”的合法性。胡平坚持一个先决条件，王炳章首先把钱还给总部。这些委员中显然夹杂着王炳章事先布置好的人，他们气势汹汹地对着胡平大嚷大叫，要求召开总部委员会，一付逼宫的阵势。

刚才在总部开会留下未走的吴方城等人立即杀入重围护驾，我和薛伟也加入了辩论，整个办公室厅里挤满了人，吵成一团。

这时，噪杂声中突然冒出一个女高音：“王炳章，你到前面来讲给大家听？”只见蕾蕾怒目圆睁，一手拽着王炳章的袖子，把他从走廊拖到厅里，边走边嚷：“你刚才说什么来着？你敢在大家面前再说一遍吗？”

王炳章一边甩开蕾蕾，一边低声对蕾蕾道：“蕾蕾，你不懂我们的事情，不要乱说。”

蕾蕾仍旧不依不饶：“我怎么不懂，你要搞政变。你刚才让柯力思等人上前逼胡平召开总部委员会议，你说这是政变的最好机会。”

站在暖气边抽烟的郭城立即作证：“蕾蕾说的没错，我也听见了。”

屋里的噪杂声象被凝住了似的，嘎然停止。那些逼宫的总部委员气势一下子落了下去。很多人似乎觉得继续缠着胡平有被王炳章利用之嫌，不再做声。还有些人开始表白自己前来的诚意，不是为了推翻总部，而是希望挽救民联于分裂边缘。当时已经深夜两点多钟了，一些立场中立的总部委员在后面高叫：“太晚了，回去休息，什么事明天会上说。”

人们散去之后，吴方城笑着夸奖蕾蕾道：“今天是蕾蕾挽救了总部。”

郭城伸出大姆指对蕾蕾说：“我大妹子不愧是巾帼英雄 。”

11-5中国民主党成立

三月三十一日，王炳章和柯力思召集的“代表大会”在纽约克洛纳区的一家旅馆召开，这个旅馆刚好就是民联“一大”召开的会址。连总部方面的人一起，参加会议者大约有一百一十人，王炳章和柯力思退到了幕后，会议由郑为民筹备并主持。

不可否认，郑为民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会议主持者，他事先显然预料到了我们会派人来搅会场，所以他也沿袭了我的手法，一开始就通过了一个会议规则，每个人的发言不得超过三分钟，而且议程安排得非常紧，绝不拖延任何一项议题。另外他们立了一个规定，每个参加会议的人都发了一个代表证。会场门口设了岗，只有佩戴代表证的人才放入会场。这就使总部去的人非常难堪，如果将“代表证”挂在身上，就等于承认了会议的合法性，如果不配戴“代表证”就进不了会场。幸好守门的盟员认得我，不好意思驳我的面子，没有认真追究就放我进去了，才使我躲过了两难的场面。我不知道其他人是怎样进去的，大概都和我差不多。

会议的第一项议程就是讨论会议的名义。一开始，林心声就上台宣布了法院的禁令，警告代表们此会不得使用民联或中国之春的名义。可是法院的禁令不但没有镇住会场，反而引起了下面一阵起哄。与会的盟员很多毫无法律常识，其中有人甚至对法院的“干预”表示义愤。

有人在下面高呼：“我们中国人开会，关他们美国政府什么事？不管他，咱们照开，看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

还有人在下面大骂胡平和林心声：“咱们民联的事，到美国法院去告什么洋状。不理它，继续开会。”于是会议在一片嘘声中照常进行。

我看着那些起哄的盟员，觉得哭笑不得。民联的八字方针是“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这些人都声称为法治而奋斗，可是连基本的法治概念都没有。他们刚才对法院禁令的态度完全构成“藐视法庭”罪，可以当场拘留的。我心想，等一会儿你们就知道法治的利害了。

林心声不善言辞，被下面的起哄者气得脸色煞白。他立即退场，挂电话到法院，通知王炳章等被告人违反禁令，强行开会。

接着，吴方城、郭城、伍凡、冯胜平、莫逢杰、刘新华等接连上台发言，这些都是总部调来的重炮手，个个能说会道，口才出众，再加上胡平、薛伟和我，总部方面的发言者曾一度占压倒优势，攻势不可谓不凌厉。但是由于发言时间太短，他们产生了的冲击波如一阵旋风，马上就过去了。会场的主动权仍旧掌握在郑为民手里。

林心声宣读的禁令起到了相反的效果。来参加会议的很多盟员，都是带着整合民联的使命感来的，他们并不知道王炳章开此会的目的，以为凭着自己的赤诚之心能够使一个濒临分裂的民联破镜重圆。林心声一宣布禁令，反而引起了他们的愤怒，不少人迁怒于总部，认为胡平和林心声利用美国法律来解决组织的内部纷争，是毫无整合民联的诚意，故意破坏。在这种情绪下，与会代表强行通过决议，将会议命名为“中国民联紧急代表大会”，并以将近百分之七十的多数票一举罢免了总部及监委所有人员，把胡平、我、林心声、薛伟等人一锅端了。总部方面的人表示抗议，当场退出会场。

这一幕，给了我一个教训，也是一个经验：坐庄赢一半。谁筹备会议，主持会议，谁就占有大半的主动权。我相信总部方面这批人，在这一百多人中无论能力和口才都是出类拔粹的，对方除王炳章、郑为民之外，基本上没有人可以和这批人匹敌。可是尽管如此，他们仍旧撼动不了会场。郑为民牢牢地掌握着会议，发言多一秒钟都不允许。休会间，郑为民曾得意洋洋地走到我的面前，道：“丁楚，怎么样，你这个幕后总指挥该认输了吧？几个精英是不行的，大多数盟员支持我们。你撼不动大多数。”我笑了笑，礼貌地答道：“感谢你给我上了一课，下一回开会，我也会让你领教一下什么叫作大多数。”

下午，林心声带着两个法院的警察赶到了。在外面的人一通报，郑为民立即宣布休会。林心声仍不罢休，带着两个警察守在会场外面，只要见里面继续开会，就进去封会场。

警察的出现对会议的筹备者确实是个意外，他们一时间不知该怎么办好了。于是有人起哄：“召开总部委员会议，拿出解决办法。”

于是王炳章等人立即把一部分总部委员拉进一间小会议室。胡平正在和一群围着他的人辩论，结果连推带拥被稀里糊涂裹进了会议室。我数了一下，发现大多数总部委员都进了会议室，按照民联章程规定，只要三分之二的总部委员出席会议，形成的决议就是有效的。我已经没法拉出胡平，唯一的办法是调走总部委员，让会议室的人数凑不足三分之二。

于是我赶紧让林心声通知郭城、莫逢杰和我到机场接人。我拉着他们两人没有去机场，而是直接回了编辑部。他们莫名其妙，我解释了原因，郭城大笑，直骂胡平糊涂。莫逢杰病得利害，也干脆让他休息一下。后来参加总部委员会议的人告诉我，当时会议室就差两个人就满三分之二了，这两个人刚好就是我拉走的人数。

等我回到会场的时候，发现原来的“中国民联紧急代表大会”的横幅已经撤下来了，换上了“中国民主党成立大会”的横幅。我注意到横幅上那几个字写得很草率，显然是临急临忙划上去的。冯胜平笑眯眯地对我说：“果然不出所料，他们要组党了。内战马上要结束了。”

民主党的成立大会开得非常热烈，也非常成功，整个会场弥漫着悲壮和自豪的情绪。作为一个旁观者，看着民主党的成立大会，我一直在试图揣摸与会代表的心理状态。我发现他们其中很多人激动得热泪盈眶，都怀着一种创造历史的感觉。上台发言的人情绪激昂，自豪地宣称自己正在缔造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反对党，而在场的代表都是这个党的创始人。一个人一生中很难有一个机会当一回“创始人”的，我当时在想，如果我身在其中，是否也会和他们一样激动和兴奋。

民主党的整个开会过程中，总部方面的人都散坐在会议厅外面的走廊里，和一些盟员个别聊天。紧张了好几天，实际上只有这时我们才轻松下来。会议厅外的松散悠闲的气氛与厅内激昂热烈的气氛形成鲜明的反差。

《美东时报》的记者陈燕妮问我对民主党的成立有何感想，我回答“乐观其成”。后来她在报导中写道：“胡平、丁楚等原民联总部人员神色暗淡地坐在会场外，似乎显得很凄凉。”当我们看到这篇报导的时候，禁不住大笑不止。

11-6二十八个半残部

四月一日晚上，与会者中倾向于总部的人都撤回到《中国之春》编辑部，开了一个会。大家清点了一下人数，只剩下二十八个人，加上留守的蕾蕾算半个，刚好是二十八个半残兵败将。

可是奇怪的是，尽管我们在会场上被王炳章打得大败，但是撤会来的人中间却弥漫着轻松愉快的情绪。因为大家知道，内战很快就要过去了。尽管我们在会场上是少数，但是我们在盟内是多数。《中国之春》还在总部手里，它是民联的灵魂，谁掌握《中国之春》，谁就掌握着民联的命脉。冯胜平和薛伟提议，为结束内战而干杯，同时为民主党成立干杯。

李林和我们一起回到总部。当胡平向大家介绍，他就是《中国之春》的创始人之一李林的时候，全体人都对他报以热烈的掌声。《中国之春》最初的创始人有四位，王炳章、李林、黄立和梁衡。王炳章和李林来自加拿大，黄立和梁衡在纽约。王李二人实际上是真正的创始人，他们两人是带着一个完整的计划来纽约的，而黄梁二人只不过是接受他们的计划而已。在“中国之春”运动的最初阶段，李林的作用并不亚于王炳章，他是《中国之春》杂志的创刊号主编，并且四处奔波，到香港和美国各地建立联络站。王炳章后来之所以成为“中国之春”的象征，是因为他是四个人中间唯一使用真名字的人，所以成为“中国之春”的对外发言人，赢得了比其他三人更高的知名度。后来台湾的捐款人直接与王炳章单线联系，使王炳章掌握了《中国之春》的财政权，始立于不败之地。

李林曾经怀疑梁衡是中共特务，气得梁衡愤然退出《中国之春》。后来黄立对王炳章的财务黑箱不满，也离开了。李林和王炳章都属于领袖欲特别强的人，一山难容二虎，不久两人之间发生了内讧，最终分道扬镳。李林有一次从加拿大回美国的时候用的是假证件，结果被拘留驱逐，从此再也进不了美国。李林一口咬定是王炳章告的密，故意陷害他，所以恨王炳章恨得咬牙切齿。他曾经在加拿大办了一个《中国之声》，与王炳章控制的《中国之春》唱对台戏。我在总部隐居的时候看过几期《中国之声》，全篇都是骂王炳章的文章，一口一个“王婊子”。当时王炳章和宁勤勤对李林厌恶至极，在我面前把他说得十恶不赦。

李林长得短小精干，白晰的面孔显得英俊潇洒，最初给我留下的印象确实不坏。唯一让我看不顺眼的是，他无论白天黑夜，都戴着一副墨镜，给人一种孤傲不羁、故作姿态的感觉。他来到总部，受到热烈欢迎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民联刚刚开除了自己的创始人王炳章，这毕竟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大家似乎都有不同程度的失落感，而李林的出现，恰恰弥补了人们的失落情绪。

可是李林一开口讲话，就令所有在场的人倒了胃口。他端着一副不可一世的领袖架子，讲话的时候踱来踱去，至始至终都是一副教训人的口气，简直狂得叫人觉得有点滑稽。他几乎完全没有民主组织运作的概念，出的主意都是红卫兵组织头头的招数，还自以为高明。看了他这副样子，我就完全理解他为什么会败在王炳章手下了。尽管也有很多人指责王炳章身上还残存着红卫兵习气，即便如此我也觉得王炳章比李林强一百倍。如果当场必须在王炳章和李林这两个创始人之间承认一个，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王炳章。因为我一分钟也不能忍受李林，但我和王炳章毕竟还愉快地相处过两年之久。

这个会议讨论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民联今后如何处理与民主党的关系。为了防止分裂出去的盟员今后在民联内部挑起摩擦，大家都认为需要发表一个声明，理清盟籍与党籍的关系。当时在场比较激烈的吴方城、冯胜平等人主张盟员与党员不能跨籍，参加民主党的人等于自动放弃民联的盟籍，比较温和的薛伟和郭城等人主张两边可以跨籍，但干部不可兼职。胡平和我作了一个折衷妥协，在后来总部公告中宣布：民主党的普通党员在一定时期内可以兼有民联盟籍，但不具备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在民主党担任职务者自动失去盟籍。这实际上意味着普通成员可以跨籍，而干部不能跨籍。后者主要考虑两个组织关系还不正常，干部的立场和角色混乱有可能导致双方的摩擦。

无论如何，民主党成立便成了民联的兄弟组织，需要以礼相待。大家最后决定，给民主党发一封贺信，希望以后和睦相处。

当天民主党的会议还没有开完，第二天他们还要选主席。大家开始猜测，谁有可能当选为主席。胡平数来数去，觉得素质比较好、知名度较高的民联骨干基本上都留在总部方面了，民主党的大陆人中间除了王炳章之外，几乎没有人能够端得上台面。但是他又觉得根据现在王炳章的处境，似乎不太可能出来竞选主席。冯胜平则兴灾乐祸地预言，明天要是郑为民和汤光中当选主席就好了，因为大陆人中间除了王炳章就轮到他们两的知名度最高。冯胜平心底里很看不起这两个人，觉得他们一个是小人，一个是蠢人。他认为，要是他们两人当选为主席，民主党成立就成了喜剧了。

第二天，民主党的选举结果一公布，几乎所有的人都不由自主地乐了。果然被冯胜平言中，郑为民当选为民主党主席，汤光中和林樵清为副主席。王炳章甚至没有加入民主党。他没有想到这个他期盼以久的海外第一个反对党，竟然这样仓促地早产了，而且是个怪胎。也许他大有“播下龙种，收获跳蚤”的感觉。

11-7呼延民临阵倒戈

从紧急代表大会到民主党的成立大会，基本上都在总部的意料之中。唯一令我意外的是呼延民的临阵倒戈。

筹备这个紧急代表大会的工作班底，是政变之后的纽约支部。当时呼延民作为正统纽约支部的负责人常常往对方的据点跑，与对方商谈纽约支部的“整合”问题。对方后来封了他一个《团结报》的编委。实际上他在《团结报》一点发言权都没有，纯粹是一个统战花瓶，可是他回来得意地宣布这是他“整合”纽约支部的重大胜利。薛伟当时总嘲笑呼延民，说人家郑为民和唐婕把他卖了他还帮人家数钞票。

呼延民的另一个说法是到对方阵营“卧底”，他经常带过来一些“情报”，不过我对他的情报都似信非信，我知道对方也没把他当“自己人”，也在防着他，说不定给他点假情报戏弄他。不过“紧急代表大会”召开前的一段日子里，呼延民常常神色慌张地跑回来告诉我们对方的势头非常大，完全有把握取得总部委员的大多数票，“四大”的召开是大势所趋，总部必须正视现实。也许，我想那时候他就在准备跳船了。

令所有人感到惊讶的是，在会议期间，正当总部抵制这次会议合法性的时候，呼延民竟然坐上了对方的主席台。他在发言中表态说，他将站在大多数人一边，因为民主就是大多数人的政治，大多数人做出的任何决定都是合理合法的。他宣布他将和在场的所有代表一道，为整合民联而努力。他的表态引起了会场一阵掌声。

看着台上春风得意的呼延民，我回想起不久前他一手挑起这场“罢王风波”时的那种疯狂劲，简直无法相信眼前的他就是三个月前的呼延民。这场大祸是他一手闯下的，把胡平和我推进了如此难堪的境地，可是现在他竟然一转身变成了我们和王炳章之间的和平使者，这世界变化得也太快得令人眼花缭乱了。我很难相信，一个人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这么窄小的空间内，那样灵活地转过身来。我并非对呼延民选择什么立场持有异议，正如我对会场内的代表们选择的立场无可非议一样，我承认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的立场的权利。我具备足够的理解人的能力，我甚至可以理解王炳章的所作所为，但是我永远理解不了呼延民，他做的任何事情都不能用逻辑来解释。

呼延民在紧急代表大会期间向胡平递交了辞职书，辞去民联常委的职务。我至今仍不理解他为什么要辞职，不知是否以为总部要垮了，想取信于对方阵营。但也许后来发现民主党不成气候，他又后悔了，向胡平透露，希望胡平挽留他，不批准辞呈。胡平接到呼延民传过来的意思犹豫不绝，但林心声、薛伟和我都坚决反对挽留呼延民，说他是个Trouble maker（惹麻烦的人物），还是把这个麻烦人物让给民主党好了。

胡平批准了呼延民的辞呈。

谢选骏指出：人説“民联分裂”，我看這很像是共產黨的黨内鬥爭，就差沒法出動軍隊了。這些人雖在大陸被斗敗了，但并沒吸取任何教訓，反而倒是“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美國作中國”了！

【第十二章：四大竞选】

12-1基层换血，撒豆成兵

最危急的关头终于过去了，总部挺过了内战。民主党的分裂虽然只拉出去不到一百人，但是给民联整个组织结构造成巨大创伤。芝加哥、巴黎、内布拉斯加、西雅图、犹他州等支部或联络站整个垮掉了，纽约支部分为两瓣，加拿大裂成碎片。正如文革给中国大陆留下严重的后遗症一样，这场内斗也给民联留下了严重的后患，余火和余震四处潜伏着。《中国之春》编辑部债务压顶，七十二期和七十三期整个就是靠各支部支援总部的钱和街头捐款出刊的。

当务之急是首先联络上捐款。在王炳章提款之后，我和胡平找了附近一家西班牙银行另开了一个账号，胡平将账户的号码通知了台湾。但是等了两个月钱才汇到帐上。民主党成立之后有一段时间盛传一种说法，台湾准备放弃对民联的支持，转而支持民主党，因为民联总部有中共特务。我想这八成是王炳章那边什么人在台湾搞了点小动作，对方需要时间判断核实。但是不管怎样，这个谣言着实令总部方面人心惶惶了。拿谁的钱，看谁的脸色，这种日子简直是一种受罪。

之后，我开始着手重建组织网络。四月底，我开车在美国又转了一圈，把美中重镇芝加哥支部重建了，另外新建了许多联络站。到了“四大”前夕，民联的联络站已经从二十多个发展到了四十多个。民主党拉出去的联络站多数以华侨为主，但后来我新建的联络站多以大陆留学生为主。过去有些空白的地方也补上了，如美国的麻州、北卡、乔治亚、佛罗里达、科罗拉多，印地安那、奥洛冈、康州、宾州、阿拉巴马、田纳西、爱荷华、蒙大拿都建立了新联络站，犹他州、西雅图、内布拉斯加和加拿大各联络站换了血。民主党人指责说：丁楚为了在“四大”上控制多数，采取了“撒豆成兵”的战术，一个人就建一个联络站，一个联络站出一个代表。

不可否认，我建立这些联络站确实是在为“四大”做准备。我脑子里总是想着我对郑为民的那个许诺：让他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多数”。和王炳章相处这么久，我确实从他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其中也包括怎样搞组织，其实我本来并不擅长此道。民主党成立大会之后，有一回胡平深有感触地对我说：“经过这么一场内斗，真是长不少见识，人都快成精了。这回可知道什么叫搞政治了。”

重建组织网的另一个目的是为民联的基层支部换血，将其骨干都换成大陆籍人。王炳章在草创民联时期，大陆人尚不敢公开活动，所以他依靠了一批具有反共信念的港台籍华人作为各联络站的骨干。这批华侨对大陆的现状并没有感性认识，他们的脑子几乎僵化在反共的意识形态上，把民联当成一个纯粹的反共团体。他们对共产党认识之肤浅加深了民联的角色混乱，反而使很多大陆人敬而远之了。像王炳章造出的“拥胡倒王”的谣言，有点常识的大陆人都可以轻易看出其中的破绽，只有这些从来没有见过共产党的反共华侨们会深信不疑。我写的“战略转移”一文，很多大陆留学生都纷纷叫好，而那些以反共立场划线的海外华人却很多喝倒彩。民联并不是不需要这类人，但是不能让他们左右舆论的主流。

12-2两个“四大”筹备组

“四大”何时召开，常委会上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六月召开，一种意见是年底召开。胡平显然希望年底召开，因为六月召开等于他少当半年主席。我和薛伟支持胡平的意见，主要考虑当时王炳章余党仍不死心，想在“四大”上卷土重来，故拖到年底可以把他们拖垮。可是常委多数意见以及以吴方城等人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主张提前召开，理由也是想彻底绝了王炳章的复辟梦。冯胜平认为，只有“四大”开过之后，内战的隐患才能够彻底消除。

“四大”的日期定在六月下旬，筹备工作开始交给我主持，后来我要参加竞选，又移交给汪岷主管。我按照经济管理的规则搞了一个招标，有三个支部投标主办“四大”：华盛顿、新泽西和洛杉矶。三个支部分别报上了方案和预算，最后洛杉矶支部被选中。

每次代表大会，最头痛，最不讨好的事情就是制定代表名额方案，要是稍微有一点不公平，就会搞得民怨沸腾。后来胡平提出了一个方案被接纳了，十人以下的联络站出代表一人，十至二十五人的支部出代表两人，二十五至五十人的支部出代表三人，五十人以上的支部出代表四人。东道主支部可以多两个名额。常委委员和监委委员为当然代表，不占当地支部名额，但需要本人所在支部认可。另留十名特邀代表名额，主要是留给那些在王炳章时代因各种原因离开民联的元老以及具有特殊贡献的盟员。

我们原来以为，王炳章分裂出去之后，民联就安宁了。但我们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王炳章仍没有死心，他自己没有参加民主党恐怕就是为今后在民联复辟留下后路。他打电话给各地参加了民主党的原民联成员，让他们向总部施加压力，要求参加“四大”。于是我每天接到许多电话，都是这些分裂出去的民主党成员打来的，软磨硬缠要代表名额。电话多了，我越来越不耐烦，口气也就越来越强硬，毫不客气地对他们说：“那时候你们不是把总部给罢免了吗？不是甩掉民联加入民主党了吗？怎么现在又吃回头草干什么？”

经过内斗，我们都被王炳章搞怕了，草木皆兵，以为什么事情都是他在背后策划的。回想起来有些也是冤枉王炳章了，他未必有这个精力和能量。有些老盟员参加民主党之后，见民主党不成气候又后悔了，想回到民联，结果被我堵回去了，所以对我一肚子怨气。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很奇怪，不明白自己究竟何时得罪了那么多人，看来大概是在筹备“四大”的时候。

王炳章见无法挤进民联“四大”，干脆另立中央了。他也搞了一个“四大”筹备组，找了比较中立的吴牟人主持，在各支部选举代表，他把他的“四大”地点订在纽约。他这样一搅，把各支部搅得一团糟。因为在基层，民联盟籍和民主党籍并不是划得很清，选举出来的代表都被搞糊涂了，不知道该去洛杉矶开会还是去纽约开会。我相信王炳章到了这个时候已经纯粹是浑搅了，因为他没有任何合法的根据组织“四大”筹备组，现在他也不讲什么章程和程序了。

那段时期，我被王炳章的这种浑搅搞得一肚子火，本来我算是个相当宽容的人，可是那段时间嘴里一个劲叫嚷要实行“铁腕政策”。凡是被我查出有民主党党籍的成员，一率不给代表资格。其结果是制造了一批前来参加“四大”，但又进不了门，站在门口举牌子的示威者。

12-3真假《团结报》事件

五月，台湾的捐款汇到了，财政危机缓解。于是总部请了汪岷来工作，代替呼延民和郑为民的位置，兼任办公室主任和组织干事。我在编辑部的斜对面租了一个总部办公室，汪岷和林心声住在里面。在后来我要参加“四大”的主席竞选，为了避嫌退出“四大”筹备组，由汪岷接管了“四大”筹备工作。当时正值国内的学运高潮，海外很多活动需要筹划，我也乐的撒手“四大”的事务，否则再搞下去人都要被我得罪光了。

汪岷是个非常精明能干的人，做事麻利，编辑部的事我要忙不过来他也能接过去。他过去主持过《中国之春》工作，轻车熟路。汪岷一肚子怪招，一眨眼就是一个主意。后来冯胜平一直后悔没有早把汪岷找来对付王炳章，他说我和胡平都是书生，没有一股赖劲，要对付王炳章，非汪岷这种也当过红卫兵头头的人不可。

果然，汪岷到总部不久就使了一个怪招，一下就把“纽约支部”那帮人打懵了。尽管我自己下不了手干这种事情，但是我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天才的主意。

有一段时期，我发现汪岷和林心声总是关在总部的房间里搞什么名堂，似乎有什么事情背着我，后来蕾蕾也加入了他们的秘密活动。林心声和蕾蕾常常像孩子一样，在编辑部高兴得手舞足蹈，咯咯大笑。有一天，我发现办公室有一堆尚未发出的信，地址是寄到各支部和联络站的，还没有封口。我随手拣出一封，抽出来看看是什么内容，结果我看到的竟是一份《团结报》。

我几乎被搞糊涂了。《团结报》是“纽约支部”的机关报，实际上等于王炳章的御用宣传工具，怎么由总部出钱发行？再仔细一看这张报纸的内容，我都忍不住乐了。里面嬉笑怒骂，全是自己打自己耳光的内容。发的消息都是和原《团结报》的立场背道而驰的。我立刻猜到是怎么回事儿，马上把蕾蕾找来问，因为我知道无论谁出版什么东西，都需要打字，蕾蕾肯定逃脱不了干系。果然，蕾蕾坦白了，说这是汪岷和林心声在总部里悄悄搞出来的假《团结报》，让她打的字，他们还叫她向我保密。

我本来还想找汪岷和林心声问个明白，后来一想，干脆还是采取装糊涂的老政策算了。我当时对于《团结报》的骚扰如芒在背，所以对假《团结报》的基本心态还是“乐见其成”的。至少这种骚扰战术在“四大”前能起点作用，为总部的筹备工作争取一点时间。假《团结报》的出版果然打乱了对方的部署，把支持王炳章的基层组织搞得稀里糊涂，无所适从。不过我知道，这种伎俩也就能收一时之效，尽管汪岷他们保密作得很好，甚至连我和胡平都瞒着，但时间长了终会有露馅的时候。这种事情一露馅，其作用就适得其反了。

果然，“纽约支部”的人很快就察觉了假《团结报》，他们气势汹汹地打电话到总部追查。我回答他们说，是谁做的我也不知道，我只敢保证不是我做的。后来在“四大”上有人追问我这事是谁做的，我不想出卖汪岷和林心声，便回答“我只敢保证不是我做的，但是谁做的我不想说”。不过我想“纽约支部”的人肯定会把这笔帐算到我头上去的。

12-4与徐邦泰联手竞选

“四大”日期一定，下一届的主席候选人就提上了议事日程。当时报名的主席候选人有三个：胡平、徐帮泰和我。

胡平打算争取主席连任是顺理成章的。他的第三届主席任期本来应该有两年，但是现在“四大”提前半年召开，就只有一年半。如果他不能够争取到下一届的连任的话，似乎就有因错而半途免职之嫌，因此第四届主席他是志在必得。民主党分裂之后，胡平就在考虑“四大”竞选的事情了，为了挽回“打内战”的形象损失，在整个“四大”的筹备过程中，他对王炳章的支持者都采取了怀柔政策。实际上，胡平这样做的效果适得其反，对方阵营的人并不会因此而原谅他，自己阵营的人却丢了。总部的支持者都嫌胡平立场软弱，优柔寡断，助长了王炳章的骚扰行动。不过，很多人的考虑是，胡平作为民联内斗一方的主帅，继续任主席对修补民联的形象没有好处，所以当时一般的看法都认为胡平连任的希望不大。

民联内战使胡平的声誉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加之胡平平时不很重视组织工作，与盟员的个人联系远不如我，所以盟内总部一派很多人提出在“四大”上以丁代胡，推举我当主席。这种呼声当时确实在盟内形成很大一股势力，至少我知道在总部周围工作的人，如林心声、郭城、薛伟等人都不会投胡平的票。东道主洛杉矶支部，肯塔基支部，新泽西支部，密西根支部，休斯顿支部以及新建的芝加哥支部都有很多电话打来，希望我出来竞选。舆论出现了一种令我担心的倾向，都拿我与胡平相比。说胡平只是理论家，而我是实干家，民联需要实干家；又说我文武双全，兼有胡平和王炳章的优点。我实在不知道所谓文武双全中的“武”是指什么，我很怕沾这个字，从心里讲我宁愿当个文人。我甚至觉得如果我不是牺牲了自己的时间支持了胡平的理论研究，我自己也完全可以当个“理论家”。

我得到的支持都是总部派的铁杆分子，但我面临的问题和胡平是一样的，在内战属于总部一方的主要人物，竞选主席会受到王炳章同情者的掣肘，同样不利于修补民联在内斗中损失的形象。因此我考虑再三决定放弃主席竞选，只选副主席。我觉得副主席的位置不显眼，又比较主动，可进可退，想管事什么都可以管，不想管事可以什么都不问。但摆在我面前的是，我当谁的副主席？

如果给胡平当副主席，一边倒的色彩太强烈，我最多把原来属于总部，但不满意胡平的票带回来，无助于吸引有对立倾向的票。我和胡平的合作当然是比较好的，但是搭档竞选的实质性意义并不在于正副主席的合作关系，而在于两者政治色彩和票源关系的互补，我想胡平一定也明白这一点，所以也不会选择我作为竞选副手。因此我选择了徐邦泰。

在民联内战正酣时，王炳章曾经请徐邦泰到纽约来充当调解人。徐邦泰打电话问我的意思，我劝他还是不要卷入为好。我在电话里对他说：“我和胡平已经被拖进内斗了，不死也得脱层皮，身上肯定会沾上些污水。你还是留着自己的干净名声吧，内战以后，民联的烂摊子需要你来收拾。”徐邦泰听从了我的劝告，对内战双方的争执置身度外，绝不参与。因此从修补民联“团结形象”的角度出发，徐邦泰是个比较合适的人选。由他来收拾残局，是我在民联内战最紧张的时候就想到的后路。

我选择徐邦泰搭档的主要考虑是我们两人在形象和票源上都可以互补。徐邦泰的问题在于，原总部派的铁杆分子对他不熟悉，也不放心，他们担心徐邦泰上台后会对分裂出去的民主党人实行绥靖政策，因为任何一个没有经历过内战磨难人都有一种想显示自己“公正”的倾向，这有可能又会使民联重新陷入历史问题的摩擦中。如果在徐邦泰和胡平中间选择，他们为了放心会宁愿选择胡平。而我与徐邦泰结盟可以使这批人安心。另一方面，徐邦泰可以为我挡住来自王炳章同情者的怨恨，使他们投鼠忌器，相对胡平而言，徐邦泰毕竟是他们愿意接受的人选。

胡平一直在挑选竞选搭档。他显然把眼光都集中总部派的外围圈子里，想拉一个中立色彩的人士来平衡票源。据说他曾经看中过陈军。陈军是三十三名知识分子签名信的发起人之一，当时刚刚被中共从大陆驱逐出境，知名度正高，颇引人注目，而且他与王炳章的关系都不错，似乎可以作为两派力量的缓冲人物。但是胡平选择陈军的消息一传出，就引起总部派强硬分子的强烈反弹，尤其冯胜平、吴方城、伍凡、薛伟、林心声等人，都纷纷声讨胡平。原因是陈军在刚刚出大陆的时候，不承认自己是民联成员，而据王炳章透露陈军曾经加入过民联，他回大陆的很大一笔活动经费是王炳章给他的。民联成员本来想借陈军是民联成员这一点玄耀一下民联对大陆民运的影响力，谁知陈军这一否认，把所有的盟员都激怒了。后来大约是陈军本人也无意陪胡平竞选，此事不了了之。直到“四大”主席选举的前半个小时，胡平都没有找到竞选伙伴。

此后，胡平一直在打算拆散我和徐邦泰的联盟。有一回徐邦泰到纽约来，住在我家，胡平在我家的厨房和他单独谈了很久。

开始胡平希望徐邦泰和他搭档竞选，当他的副手。但是徐邦泰不想当副手，要当正的。而胡平又不同意当徐邦泰的副主席，因为这样会给外人一种他犯了错误，被迫降了一级的印象。后来胡平干脆劝徐邦泰退选，不要趟这个混水，告诉他民联的内幕非常肮脏，受台湾的窝囊气绝非常人能够忍受，现在他既然已经陷进去了，干脆就把这个黑锅背到底了，希望徐邦泰不要陷进去。

可是徐邦泰不同意退选，说和丁楚有约在前，退选有背信弃义之嫌。于是胡平告诉徐邦泰，丁楚的手腕很利害，在盟内根基较深，找丁楚作为副手，有可能被他操纵，当他的傀儡。后来徐邦泰为表示对竞选伙伴的坦诚，把胡平的话都告诉了我，他愤愤不平地说：这浑水既然他能趟，我为什么不能趟。

我听了胡平的话有点不快。我本来可以在胡王之间保持中立的，后来纯粹是被胡平拖入了内战。即使使了点手腕，也是被迫的，并非为我私人利益。为了保住总部，尽快地结束内战，我做出了重大的牺牲，在第一线上顶住了王炳章的进攻。可是我从来没有对胡平使过什么手腕。我非常珍惜和胡平的关系。盟内很多人都把胡平的执政时期称为“胡平丁楚时代”，我的名字是和他连在一起的，我不希望我们之间出现任何误解。

于是我把胡平和徐邦泰都找来，非常诚恳地对他们说：“我们三个可以算作民联的中坚了。我们都有共同的背景，都参加过竞选，在别人眼里我们是一派的。到了今天这种年代，任何运动要能够成势，靠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都需要集体的力量。我希望我们三个人可以给外人这样一种形象，成为这样一个牢不可破的集体。你们二位比我年长，我可以声明，今后凡有利益冲突，我都先让两位长兄。”我当场表示，如果最后出现我和胡平竞选的局面，我就让开。当场胡徐两人都很感动，表示赞成我的意见，以团结为重。

我知道，在“四大”筹备的前期，王炳章是把胡平作为主要的防范对象的，竭尽全力阻止胡平连任。因为外界把民联的内战称之为“胡王之争”，如果胡平继续执政，岂不是意味着王炳章的彻底失败？

有一天林樵清很神秘地打了个电话给我，说想约我谈一谈。我请他到编辑部来，他说希望我们的谈话完全在两个人之间。林樵清开了一辆车来，把我接上了他的车，开到一个偏僻的地方。我们两人的谈话就在车里进行的。从一上车我已经猜到他要和我作什么政治上的交易了，林樵清长于此道。

如从前一样，我非常欣赏林樵清的谈话风格：开门见山。他一开口就说：“丁楚，我们知道你现在在总部的地位举足轻重，也知道有很多人拥戴你当下一届的主席。我们是否做一笔交易？” 

“你的消息挺灵通。”我笑了笑，道：“什么交易，说吧。”

“请你对我们的人高抬贵手，不要阻止他们参加四大。我以我的人格向你保证，到时候这些票都是你的，我们的目的是阻止胡平连任。”

我把车座的椅子放倒，闭上眼睛躺下，脑子里在权衡着林樵清的话。沉思良久，我说：“很遗憾，我不同意这笔交易。”

“为什么？”

“道理很简单，如果我同意了你的条件，我就会失去你刚才提到的那些拥戴我的铁票。坦率地说，他们之所以拥戴我，正是希望我挡住你们的人。”

“我们可以严守秘密，绝不会透露我们之间的协议。”林樵清又一次用人格保证。

说实话，我对林樵清的人格倒是深信不疑的，但是我再也不会相信王炳章了，也信不过他手下的人。如果我同意了这个交易，只要他们有意无意透露出去，我和胡平之间的友谊和信任就完了，盟内其他人对我的信任也都完了。

我说：“我不想出卖胡平和支持我的人。这些人对我的信任是我已经实实在在得到的东西，可是你答应给我的东西我还没有把握得到，我凭什么要冒着失去手里现货的风险，去争取没有把握的期货？”

“你脑子很清楚，”林樵清承认，道：“但是你有没有想到，我们也会和你的对手做这笔交易，到时候我们能够控制的票不是你的而是他的了。”

林樵清的要挟使我产生了某种反感，我似乎不相信他们会去和胡平作这种交易。最后我回答：“随你们便了。宁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 

后来我听说，林樵清又去找胡平做了交易，在“四大”上将他们所控制的九票投给了胡平。后来民主党的人得意洋洋地说，是他们决定了胡平的胜利。不过我很怀疑这一点，我想如果徐邦泰和我赢了，他们也会反过来说。

12-5公开的代表大会

“四大”于六月二十三日于洛杉矶召开。二十天前，北京发生了“六四”惨案，在海外掀起了空前的民运高潮。民联当时还是海外唯一的民运团体，因此它的代表大会成为众人瞩目的事情。

一反过去民联历次代表大会的惯例，我坚持把民联“四大”开成一个公开的代表大会。允许记者采访，允许当地盟员旁听，甚至做了一个姿态，邀请国共两党的观察员参加（两边都没有派人来）。既然会议是公开的，也当然要邀请民主党的代表旁听，但这同时带来一个难题，如何防止王炳章的骚扰。

洛杉矶支部主任刘新华和总部配合得非常好。他雇了两个西班牙裔人当警卫看守大门口，凡不佩戴代表证、旁听证、记者证的人，一律不得入内。这两个西班牙人不懂得中国人的事情，只认出席证，铁面无私。刘新华对他们说只向他、我和汪岷负责，没有我们三人的命令，任何没有出席证的人不得放入。因为当时外面盛传一个消息，中共将全力破坏民联“四大”，可能会在会场布置定时炸弹。所以刘新华以此为理由加强警卫，无人异议。

吸取“民主党成立大会”的经验，我强调选择会议执行主席的重要性。我和汪岷分析了一下会议的主要几个议程：开幕式、形势和任务的讨论、总部工作报告和咨询、修改章程和选举，开幕式是礼仪性场面，基本上不会出现有争议的场面，形势讨论和修改章程也不是敏感的话题，出现争执的可能性也不大。最容易出现混乱局面的时间是总部咨询和选举，所以这两段时间需要强有力的主席。后来大会秘书处将这两段时间分别交给汪岷和刘新华主持，另外对大会的发言时间作了严格的限制。

王炳章为了“四大”上的反扑也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们在会场附近的一家小旅馆租了几间房子，设立了指挥部，调集了二十多个民主党的骨干，准备在会场上挑衅。有一个民主党的党员好心警告我，说他们还准备了棍子，可能会武力冲击会场，希望我们小心。

开会的当天，果然有一群民主党的党员在会议室楼下的大厅里举着标语牌示威，抗议不准他们进入会场。他们都是王炳章的伪“四大”筹备组组织选出来参加纽约伪“四大”的“代表”，自然得不到总部筹备组发的“代表证”。没有代表证，西班牙裔守门人六亲不认，一律挡在门外。后来他们要求见我，我委托刘新华下去和他们谈判。刘新华嘲笑他们说：“你们的代表大会在纽约开，到我们这里来干什么？”

我把“四大”的会址选在洛杉矶果然是选对了地方，刘新华和洛杉矶支部的盟员为“四大”的成功立下了汗马功劳。刘新华是个画家，身材高大魁梧，声如洪钟，板起脸来威严，斗起嘴来机智，颇有大将风度。有很多王炳章的老部下见了王炳章还有点怯缩，可是刘新华不吃这一套，他扬言：王炳章敢在老子的地盘上捣乱，看我怎么摔他。刘新华擅长摔跤，“摔”是他的口头禅。

作为民联的创始人，王炳章被作为贵宾邀请参加会议。他没有戴出席证，想溜进会场，结果被刘新华喝住：“王炳章，你的出席证呢？”

“什么出席证？”王炳章装糊涂。

“把出席证戴上。”刘新华命令道：“否则你别想进去。”

 王炳章只好老老实实掏出“贵宾证”戴上。我看见这一幕暗自庆幸，好在王炳章在“紧急代表大会”期间没有找到一个像刘新华一样的人对付我，否则我也会如此尴尬。

会议开到一半的时候，王炳章找来的一帮民主党人在外面喧哗，非要进来不可。后来我觉得放他们进来也翻不了天，不如大度一点，让刘新华每人发了一个“来宾证”，放他们进来了，都安排在旁听席上。他们没有投票权，但是准许他们有发言权。民主党的这批人只善于在小会上搅，他们中间几乎就没有几个上得了大场面能把话说圆的。他们上台发言的几个人，也讲不出个所以然。唯一发言有点分量的是王炳章。

王炳章显然是作了充分的准备，他一上台就开始回忆民联的历史，中间还点着某某的名字，说某某，我们一齐做过什么，一起干过什么。在讲起这些历史的时候，他的面容显得非常诚恳，下面果然有不少盟员都被他感动了，讲到我和他一起干的事时，甚至连我都有点感动了。可是到了最后，王炳章话题一转，图穷匕见，提出要重新整合民联，希望不要把民主党分裂出去的人排除在外，，让他们回到民联。他一再强调，民主党员是有盟籍的，历史上跨党的现象是很常见的，例如过去共产党就曾经加入过国民党，应该允许保留双重党籍。人们听到这里，立即就明白了这个提议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民联的内战将无穷无尽地拖下去。

针对王炳章的整合口号，张卓之等十一个代表连署提出一个议案：“四大”后三个月之内，所有民主党员必须决定是否留在民联，或者退出民主党保留盟籍，或者保留民主党籍，自动失去盟籍。鉴于民联和民主党这种特殊的关系，今后党盟分家，盟籍不得互兼。

这个“党盟分家”提案的发起人张卓之在内战中基本保持中立，由此可见民联的普通成员已经极端厌恶内耗不止的局面，人心思定，甚至不惜采取果断措施断臂求和。张卓之等人的提案获全场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之后，全场响起了长达三分钟的掌声，我可以从这掌声中听出大家的那种如释重负的心情。

在一般的情况下，向来都是团结联合的旗帜得人心，可是在当时的民联，分裂的旗帜竟然比整合的旗帜更加得人心，这确是一个令人心痛的场面，但是这是事实。我用眼睛扫了一下旁听席，发现郑为民不在其中。我心想，如果他在场的话，也该见识到什么是多数了。

12-6国安部特工反戈

民联“四大”召开之时，正值海外民运高潮，加之内战持续半年之久，使民联内外蒙受重大损失，盟内人心思定。因此“四大”的会议从头至尾开得都很顺利。

开幕式的第一项程序就是全体起立对天安门死难烈士默哀一分钟，并听了从国内偷运出来的柴铃录音“我还活着”。这些程序虽然只是一种仪式，但是它可以产生一种肃穆的效果，这种气氛下，一些纠缠盟内纷争的人也不好意思开口。所以当天的最险关口——总部咨询顺利通过。在每一次代表大会上，这一关都是最危险的，是所有争议和矛盾的突破口，很多对总部不满的意见积压了两年，这时是唯一可以公开发泄的机会。所以每一次开代表大会，执政一方在这个关口上总是如履薄冰。

在第一天会议上唯一出现的戏剧性场面是民联成员邵华强的自首。他承认自己是国安部安插进民联的工作人员，决心反戈一击。可以想象这个事件给全场带来的兴奋和震惊，邵华强一说完，就被刘新华带走，马上通知了美国的联邦调查局，被保护起来了。

邵华强最先和《中国之春》的接触是为刊物写了一篇回忆一九八七年底上海学运的文章。文章是胡平转交的，没有告诉我作者是谁。后来他为《中国之春》写的稿件逐渐多起来了，我就和邵华强取得了直接联系。民联内战时期，邵华强加入了民联，我打电话给他，希望他能够在他居住的圣路易斯市建立一个联络站，邵说他生活困难，民联是否可以发给他一些生活补助，我不同意。但我建议他作为杂志的专栏作家，我可以通过稿费的形式来补助他生活的困难。

邵华强自首的事情实际上在会议召开前一天就安排好了，所以当全场惊鄂的时候，我并没有感到意外。邵华强是蕾蕾姐姐的同学，所以蕾蕾也认识邵华强，她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邵是国安部特工，我也很怀疑这一点。我知道，很多留学生出国之前都曾被国家安全部人员找去谈过话，交代他们在海外注意自己的言行，维护国家利益，并希望他们收集某些方面的消息，随时向政府报告。这种方法是典型的中共“发动群众”的方法，我相信基本上是漫天撒网，收效甚微。大多数留学生为了能够顺利出国，不得不应付一下国安部的谈话，什么都答应下来，等出了国就忘到脑后去了。像这种被国安部召见的留学生当然不能视为国安部工作人员，因为他们并非专业特工，也不拿国安部的经费。

邵华强的故事在《中国之春》上刊登出来之后，很多人也都不相信邵是国安部特工，认为这只不过是他想争取政治避难使的手段。但这种事情谁也没有什么真实凭据，唯一能说得清楚的只有邵华强自己。

12-7确立三权分立体制

第二天的议程是修改章程。经过民联的内斗，民联章程暴露出很多漏洞，显然需要大修大补，整个组织架构都需要重建，因此工作负担很重。“四大”筹备组事先征集了一些章程修改草案。主要倾向有两种，一种是以林心声为代表，主张民联的组织架构采用公司董事会制；另外一种意见是以吴方城、冯胜平、苏洋、李国愚、童青等为代表，主张三权分立。

林心声在内战期间被文革式的大民主搞得焦头烂额，整天愤忿不平地在办公室发牢骚：“那些支部和盟员凭什么对总部指手划脚？他们自称有这个权力那个权利，可是他们尽了多少义务？是他们养着总部还是总部养着他们？”林心声习惯于西方式的思维，他看不起大陆人学习西方的那种囫囵吞枣的样子。林心声的实际意思是要加强总部的权力和功能，他得说法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他不善言辞，在代表大会上说不清楚，结果他的方案被否决了。我实际上倾向于林心声的方案，但我不敢支持他，否则我将会丢掉很多选票。

三权分立的主张在代表大会上占绝对优势。冯胜平、吴方城等人都认为，王炳章的独裁是由于民联体制上的制衡机制不够，所以必需加强对总部的制衡。他们的发言引起了代表的共鸣，他们纷纷上台发言，阐述它的重要意义，似乎它的确立是民联“四大”上最重要的政治体制改革。我听了半天都不知所云，觉得他们根本就没有讲到点子上。人们异口同声说王炳章独裁，我不知道在民联这样一个组织中怎么可能独裁？退盟都是自由，谁要是忍受不了独裁就退盟好了，大家都退了盟，剩下王炳章一人愿意怎样独裁就怎样独裁好了。而且所有的支部觉得总部的决议不合心意，就可以宣布抵制，像这样的总部本来就没有多少权威了，再给它加一道制衡，我不晓得今后它还是否转得动。其实知情人心里都明白，民联架构的所有弊端都源于台湾给民联捐款的秘密方式，谁掌握了财源，谁就是这个组织的太上皇。这和谁是主席和组织结构根本就没有多大关系。

经过一场辩论，最后确立的三权分立的体制是：总部、联盟委员会、监委会，总部是行政机构，联委会是立法决策机构，监委会是司法机构，三权的人员不能互兼。最后一个原则是冯胜平坚持的，他认为总部工作人员是受薪的，所以有既得利益；而联委委员是不受薪的，没有既得利益，由没有既得利益的人来订立规则，可以保持廉洁和公正。

过去民联的体制是两权半，总部主席可以兼常委会主席，总干事可以兼总部委员，监委会主任可以兼《中国之春》工作人员，而“四大”上通过的三权分立的体制与原体制的唯一区别就是三权不能互兼。实际上担心立法不公正实在是纪人忧天，世界上很少有明文规定的不公正的法规，大多写在纸面上的东西都堂而皇之。而三权不能互兼的一个最大的弊端却是显而易见的：知情者不决策，决策者不知情，结果使民联的决策越来越荒谬。

修改章程宗旨的时候，会场有些激烈的代表主张加入“打倒共产党”的口号，会议对此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洛杉矶支部的莫逢杰在大陆两代人坐过共产党的牢，苦大仇深，坚决主张把这一口号写进章程宗旨，当时正值北京“六四”惨案发生不久，海外舆论的火爆味特别浓，莫逢杰的提案得到会场不少代表的支持。以胡平和我为代表的总部主流派还是坚持比较温和的主张。但是因为我们都要竞选，为了保住票源，不便表态。这时旧金山的盟员严永欣站出来说，他的父母也是共产党员，他认为共产党党员中间也有好人，如果在章程中写上“打倒共产党”的宗旨，他将不认同这个章程。另外有人站起来反驳，“打倒”正是共产党的语言，民主的含义之一就是允许反对派存在，这个反对派当然也包括共产党，无论什么党都有它存在的权利。最后投票的结果是仍旧维持原来“结束专制制度”的宗旨，没有将“打倒共产党”的口号写进章程。我当时在下面一直担心，如果这个激进的宗旨通过了，在场很多非暴力主义的温和派人士将会面临非常尴尬的局面。

在民联所有的代表大会中，对章程改动最大的一次就是“四大”，代表们几乎把每一条都逐一讨论了一遍。最后照例讨论到深夜两点钟，大家疲备不堪，于是交给一个专家小组综合会前提交的章程草案并根据大家的发言整理出一个完整的东西。第二天是主席选举，大家也没有心思再纠缠章程，照例一古脑举手通过。

12-8胡平又一次险胜

别看胡平对什么事情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每逢关键时刻他绝不放松。主席选举的前一天，胡平跑到徐邦泰的房间里一直谈到后半夜。说来说去就是一个目的，劝徐退选。徐邦泰第二天忧心仲仲地对我说，胡平昨天劝他退选，他没有同意，结果胡平威胁他，要把所有的一切黑幕都揭露出来。徐邦泰说他自己没有什么黑幕值得揭发，问我是否搞过什么鬼。

我想了半天，觉得大概只有一件事做得不妥，在考虑纽约支部的代表选举中，我曾经和胡平商量用通信投票法，然后随便公布得票数字，强行将内定的候选人选成代表。当时胡平不同意，我也没有实行。除此之外我问心无愧，再也想不出什么值得揭发的劣绩了。我反倒觉得，与其背后嘀嘀咕咕，不如当面摆出来，如果胡平因为听信什么谣言产生什么误解，正好趁此机会澄清。

一直到选举前的一个小时，胡平都没有找到竞选搭档。我看着他那付失魂落魄的样子，确实有点可怜他，同时也有点生他的气。虽然我可以理解，连任本届主席对他的重要意义，但是他背着我与徐邦泰说的那些话，不能不令人产生反感。整个会场的基本估计都认为徐邦泰和我会赢，我也对胜利充满信心。

直到竞选开始前半小时，胡平才找到黄奔作为搭档。当场所有的人都为黄奔欢呼起来，要不是他出面救驾，说不定“四大”场上真要唱一台独角戏了。在民主组织的竞选中，没有人愿意看独角戏。

胡平和黄奔的竞选演说非常成功，胡平一付诚恳的样子，一再地恳求代表们再给他一次机会，平时不善言辞的黄奔表现出了出奇的潇洒和激昂。鉴于胡平在“三大”的表现，有人故意提出一个问题：请双方竞选人回答，如果没有当选，自己会怎样做，如果自己当选了，将怎样安排竞选对手。我和徐邦泰都表示，如果自己没有当选，将听候胡平的安排；如果自己当选了，将希望胡平出任《中国之春》杂志主编，希望黄奔能够在民联的财务管理上起到更多的作用；胡平吸取了“三大”的教训，没有再提退盟的事，而是希望在民联中从事理论研究工作；他高度地赞扬了三届总部上我与他的合作，保证如果自己当选，仍会像过去一样委以重任，并希望徐邦泰能够进入联委会，与自己配合；最高潮的一幕是黄奔的表态，他二话没说，振臂高呼：无论我是否当选，我黄奔都将为民联奋斗终身。这句口号虽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但是非常煽情，搏得了全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黄奔是民联数一数二的富户，过去王炳章为了掩护民联捐款来源的秘密，经常以黄奔捐赠作为幌子，加之黄奔本人热情待客，乐善好施，给很多盟员心里造成一种假象，似乎黄奔为支持民联的财政做出过巨大贡献。实际上，黄奔经常帮助的是盟员个人，但是对于组织并没有捐过多少款，至少在我执掌财政的这一年半我从没有接受过黄奔两百元以上的捐款。王炳章提走总部的存款之后，林心声曾向黄奔求援，黄奔以“借款”方式替《中国之春》编辑部付过一千五百元钱的房租，虽然黄奔借钱的时候也许并没有指望这笔钱会还回来，但是“借”毕竟不是“捐”，后来当民联有钱的时候，还是通过充抵报销的方式把这笔钱还给了黄奔。尽管如此，过去王炳章对黄奔的渲染足以使很多盟员对他抱有感激之情了，我记得在民联“三大”上，当大会主席向大家介绍黄奔的时候，整个会场破例响起了掌声。因此此次黄奔出马帮胡平助选，成了胡平成功的关键因素。

胡平基本上没有提出什么新的主张，但令我感到意外的是，平时以讲老实话著称的胡平破例使用了竞选上常用的虚张声势的战术。“六四”之后，暴力革命的呼声甚嚣尘上，谈“兵运”“军运”成为民运理论问题的时髦话题，胡平本人当然反对暴力，但是他显然为了迎合那些激烈分子的情绪，竟然自称与国内军队的势力有所联系，正在展开军队的策反工作，此话竟然引起下面一阵掌声。据我对胡平的了解，他的整个个人背景绝对不可能和军队有任何联系。

当有人提问我是否赞成暴力的时候，我回答得也很不得当。当然，我首先表态反对使用暴力，认为枪杆子是共产党的长处，是民运的短处，手无寸铁的民运组织提出武装革命的口号，正好是以己之短攻人之长，鸡蛋碰石头。我们的长处是讲道理，所以主张君子动口不动手，扬自己所长。其实回答到此为止就好处了，可是后来我又来了一个画蛇添足，想机智幽默一下。我又笑着说：如果有人问我要钱买枪，我会告诉他我给他买枪是打鸟用的，至于他真的用来干什么，我没看见，也不想看见。后来看了竞选的录像，连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太滑头了，如果我是选民，绝不会投此人的票。

我和徐邦泰提出一个新的组织构想。这个问题实际上我在内战期间就一直在想了。我固然从王炳章那里学到不少搞组织的方法，但是我也看到了他思路的局限性。大陆人都是受共产党的教育长大的，一提起组织，他们脑袋里想到的唯一模式就是共产党式的金字塔组织模式。事实上。这种组织架构在信息发达的西方社会并不实用，维持架构的管理成本太高不说，统一指挥需要严密的纪律和高度的权威，这对于民联这样的组织根本办不到。金字塔的模式最多容下一两百人，再多就根本转不灵了。所以王炳章这一套直线领导的办法，在民联早期人少的时候还勉强可以行得通，到了现在，民联已经有数千人的时候，就不再适应形势需要了。所以我提出将金字塔结构网络化，具体的办法就是扩大基层组织的权力，过去盟员入盟需要总部批准，以后批准权干脆就下放到支部，各支部还可以保留财政权，可以在当地筹款，自己组织活动，最后干脆把总部架空。总部只管各支部的协调，对外发言，战略指导，组织跨地区的活动等。

过去的总部还要专门养一个组织干事，负责管理盟员的档案，发盟证收盟费，收盟费那点钱还不够发他的工资。我这个当总干事的整天要给很多盟员写各种各样的证明，证明他们是民联成员，在《中国之春》上发表过那些文章，给他们政治避难提供证据。这些琐事把我忙得像陀螺一样转个不停，现在我乐得把这些权力都交给支部。

《中国之春》在各城市的发行很多都是由支部托管的，收上的钱本来还上缴总部，但是民联发生内战之后，总部常常求救于支部，于是各支部纷纷拥兵自重，反倒成为裁决总部是非的仲裁者，虽然很多支部在总部最困难的时候捐款支持了《中国之春》的出版，但是随后他们有些就把发行《中国之春》的钱都扣下了，讨也讨不回来。既然如此，不如干脆顺水推舟，正大光明地把财政捐款的权力下放，使各支部得以自行筹措活动经费，自己组织活动，减轻总部的财政压力和行政负担。当然，我提出这个组织架构改革背后还隐藏着两个基本的动机，这我对徐邦泰都没说出口，一是将民联的重心根置于基层，减少对台湾的依赖；二是迎合各路诸侯的心理，在“四大”上争取选票。后一点我想即使我不说，徐邦泰也会心领神会。这个改革方案由徐邦泰提出，我具体说明，自然得到了全场的赞同。后来在四届总部期间，这个制度发展成所谓“大军区制”，而且事实证明，权力下放后，各支部在“六四”民运高潮中都发挥了巨大的潜力和能量。

从整个竞选场面的表现来说，众口一致认为势均力敌。但我觉得胡平和黄奔表现得好一些，而且两人的角色配合非常好，都发挥出了最好的水平和效果。徐邦泰表现得比较拘谨，而我似乎又太绕舌。后来很多人告诉我，我表现得太咄咄逼人，抢话筒回答问题，把徐邦泰给压住了，好像我不是他的副手，而他倒像我的副手。在“四大”召开前，很多人都担心徐邦泰会成为我的傀儡，而现场的直观表现又似乎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有些在反对我但支持徐邦泰的犹豫票，最后投给了胡平。也许我并不是有意的，因为整个竞选提纲是我起草的，我担心有些问题徐邦泰解释不清，所以总抢着说话，但是这确实是一大败笔。

投票结果是胡平以五票之差又胜一局。我在“三大”的时候曾经对王炳章说，胡平这人运气好，果然如此。这次“四大”，无论从任何方面说徐邦泰和我都是稳操胜券的，徐邦泰有清白的声誉，我有组织上的实力，我们两人的合作是天衣无缝的，而胡平直到最后一个小时都没有找到竞选伙伴，可是他硬是从钢丝上走了过来。  

12-9两害相权取其轻

在投票前，有半个小时的拉票时间。过去一直和我是“铁哥们”的冯胜平却一反常态，积极地帮助胡平拉起票来。冯胜平一直就不喜欢胡平，说他太自私。民联经济危机时期，总部决定所有的人都义务工作，只保留胡平拿工资。冯胜平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从此就认定胡平根本不配当领袖。他说：“危难时，连强盗头儿还懂得身先士卒，船要沉了，船长都是最后一个离船，胡平首先想到的是自己，他有什么资格当这个组织的主席？”可是我很难理解为什么他突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冯胜平至少帮胡平拉了三票，而这三票就可以决定胜负。在相差的五票中，只要有三票倒过来，我们就赢一票了。洛杉矶支部的刘新华拍着胸脯向我保证过，他已经和所有的人都打过招呼了，本支部的票都是我的。当地盟员查理杨是个四川人，冯胜平缠着他说：四川人支持四川人（冯胜平和胡平都是四川人），结果查理杨买了这个四川老乡的面子，把本来答应我们的票写上了胡平。还有两个盟员说，冯胜平向他们拉票，一直盯着他们写上胡平的名字才肯离开。

事后，冯胜平得意地对人夸耀说，他拉的那三票就是我输的那三票。蕾蕾在旁边听了大怒，当众斥责他说：“你过去不是不喜欢胡平吗？那你为什么还要选他。以后你要是不满意了怎么办？”

冯胜平一看蕾蕾生气了，急忙解释说：“现在法制不是已经健全了嘛。上台看他三个月，不行就罢免他。”

谁知他这一说蕾蕾更气了，大声嚷道：“你这是打得什么主意？你既然支持胡平，你就支持到底好了，把人选上了，又罢免掉，你还嫌民联折腾得不够啊？别人说你是特务，我还替你辩护，现在我看你到真像特务。”

蕾蕾过去视冯胜平如本家兄长，和冯胜平的太太欧兰也好得如胶似漆。此后，蕾蕾再也不理冯胜平了，背后咬牙切齿骂他是特务。“四大”之后，我和冯胜平的合作及友谊也完了。他在后来的联委委员任期，成为掣肘我的主要力量。

王炳章他们在会场上可以控制的票数大约有八九张，后来民主党人扬言这些票都投给了胡平。他们向徐邦泰道歉说，他们宁要胡平不要我，两害相权取其轻。从民主党那边传过来的消息是胡平与他们达成了协议，同情王炳章的票都投给他，条件是他当选之后不得在任用丁楚继续作总干事。我相信林樵清既然和我的谈判没有成功，一定会去找胡平。但是我总觉得民主党的人故意散布这种消息是意在离间我与胡平的关系。由于我自己被别人造得谣太多也太离谱，所以我对于这类小道消息，基本上都采取宁可信其无，不可信其有的态度。

事实上选举一结束，胡平就把我叫到自己的房间，对我说：“我希望我们还能继续合作。新总部两个位置任你挑，一个还是总干事，另一个是《中国之春》主编。”我毫不犹豫就选了《中国之春》主编。我相信，即使胡平与民主党人达成了上述协定，被出卖的也不是我，而是他们。

徐邦泰输了选举有点沮丧。我觉得是我把他拖进选举的，似乎有点对不起他，所以建议他选联委。我估计落选的主席基本上可以稳拿联委主任。果然，徐邦泰在下一轮的联委选举中以最高票当选为联委主任。

“四大”选出联委委员十三人：徐邦泰、吴方城、宗继祥、李国愚、汪岷、冯胜平、张伟、江文、吕凡、高格文、于大海、伍凡、姚月谦；候补委员五人：陈抒尘、冯彬、郭平、林伟、良心。监委会选出委员七人：薛伟、刘新华、张卓之、董真海、莫逢杰、李兆阳、任松林；候补委员三人：杨先智、郁易敏、李然。薛伟仍旧继任监委主任。

林心声对胡平的当选极其失望，会议还没有结束，他这个大会秘书处的财务主管就失踪了。原来他提前飞回纽约，准备打点行装回旧金山了。等我们赶回纽约的时候，他已经载着他的行李开车回府了。在纽约住了十个月，他家房子都长满了荒草，我也真有点不忍心留他了。在民联“四大”上，很多人都把我看作打败王炳章的中坚力量，实际上打败王炳章的第一功应该属于林心声。我最多只能算个萧何，我的作用在于维持住了总部，没有让王炳章把总部及《中国之春》打垮，可是林心声是韩信，他主攻的法律官司在“四大”召开前胜诉，王炳章和柯力思不得不无条件尝还提走的全部存款。王炳章最终是败在林心声手里，他可以翻所谓“三项错误”的案，但是法院判决的非法提款案他是没法翻的。

谢选骏指出：人説“四大竞选”——我看這些真假政治難民，都要依靠組織撥款生存，最後也會因此走上絕路。

【第十三章：中国之夏】

13-1《中国之春》恐惧症

从一九八八年起，随着大陆政治环境的宽松，海外的政治气氛逐渐活跃起来。一九八九年初又发生了方励之教授写给邓小平要求大赦魏京生的公开信，和二十三名知识分子的签名运动，将国内的民运推向高潮，也同时将海外的民运带进了高潮。这种形势一方面是民联成员期望以久的，另一方面又使他们陷入一个非常尴尬境地。

民联过去在海外扮演的角色基本上独一无二的。尽管它时常被人疏远，被人批评，但是作为海外唯一的民运团体的旗帜作用，是没有人可以否认的。可是当民运高潮到来的时候，这个唯一的旗帜竟然总是被甩在主流之外，各种各样的新团体纷纷从人群中冒出来，各种各样的群众活动都对民联退避三舍。民联的内斗被当成一个他们回避民联的最好借口，其实即使没有内斗，民联的命运也好不到那里去。很多留学生和民运中的“后起之秀”都有一种很复杂的心态，他们一方面要造反，一方面又在向官方表示自己的动机纯洁清白，没有通匪嫌疑。民联被中共宣布为“反动组织”，人们怕沾上边受到官方的报复。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大陆人跪着造反的心里状态，很多美国人完全无法理解其中的奥妙。

其实，海外留学生中这种排斥民联的倾向，早在一九八六年底和一九八七年初的民运高潮中就初露倪端。那次震惊海外的留学生千人签名信，实际上是民联一手策划的，签名信的草稿都是在《中国之春》编辑部开会讨论的，后来在很多学校建立的收集签名的联络点，都是民联布置的，其联络地址也是《中国之春》首先发表的。但是为了减少留学生签名的心理负担，民联始终躲在幕后，而让一些没有政治色彩的学生领袖出面组织。可是没想到，当签名信最后公布的时候，后面竟然加了“六点声明”，其中有一点就声明这个签名信与中国之春组织无关系。这个声明出笼的直接原因，就是由于有很多留学生在签名的时候担心此事件背后有民联操纵的背景，所以一些签名信的联络人为了释疑众学子，加上了这个此地无银的的注释。

一九八八年底，著名的右派林希翎在美国四处串联组党，就公开声明自己所建立的这个组织要与民联划清界限，其宗旨不是要推翻共产党（其实民联从来也没有说过要推翻共产党），而是要监督帮助共产党，推动大陆的民主改革。林希翎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号召力，以为以她的声望和资历，振臂一呼，会从者如云。结果响应她号召的只有十几个人，而其中还有不少故意渗透的民联成员。最后她的组党成立大会只来了十二个人，以至最后连会议横幅都没好意思挂出来，副主席人选丁学良当场就和她闹翻了，不欢而散。林希翎处处表示要和民联划清界限，可是她的党成立那天，唯一到会祝贺的来宾就是民联的代表胡平和王炳章。林希翎组的党后来没有从事过任何活动，它唯一的成果是出了一本杂志叫《开放》，第一期全篇都是林希翎介绍自己经历和阐述自己观点的文章，并登满了自己的像片，封面还装订反了，叫人看了哭笑不得。 

林希翎选择的立脚点是在体制内与体制外之间，她一厢情愿地以为这样可以吸引站在两个阵营之间的大多数留学生。可是她的判断显然是成问题的，在体制内改革的旗帜下，以陈一咨等为代表的改革智囊团们干得有声有色，愿意投身此路的留学生不如站到那面旗帜下；在体制外改革的旗帜下，民联已经有了六年多的声誉，愿意投身的留学生也会站到民联的旗帜下。林希翎以为走个中庸可以左右逢缘，可是实际上她完全没有坚实的立场可以立足，结果踩了个空。

一九八九年初，倪育贤又重新竖起了林希翎的旗帜，组织了一个“敦促中国大陆民主改革联络组”，请了一些美国侨界和知识界的名流作联络组的董事。这种组织形式倒是一种十分新颖的创新，有点类似捷克的“七七宪章”，像组织而又非组织。倪育贤起草了一个“敦促大陆民主改革宣言”，到处发动签字。为争取留学生的支持，他也处处和民联划清界限。不过这一次倪育贤搞得比林希翎成功，因为刚好赶上了“八九民运”的高潮，很多留学生都决心与共产党决裂了，但是一时还没有勇气认同民联，所以都落到倪育贤这类中性的旗帜下去了。而且倪育贤做得要比林希翎聪明得多，他表面上虽然和民联保持距离，但私下仍旧请求民联的支持和配合。他的联络组成立大会，打了几次电话给我请求民联配合，拉人去帮他撑场面。结果那天到会的四十多人，民联成员有十一人，占四分之一。可是这个宣言公布的时候，倪育贤竟然把民联主要领导人的签名全部删除了。

后来倪育贤越搞名声越大，纽约地区很多群众集会都是他主持的。他身兼两种身份十分有利于他扮演这种出头露面的角色：首先他以中性的形象出现，与共产党和民联都保持一定距离，其次他又是专业民运人士，没有工作，所以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第一点，民联里的专业民运人士不如他，因为政治色彩太强，容易吓跑群众；而后一点，一些中性的社会名流也不如他，因为他们各有自己的事业和专业，没有时间和精力。因此，在一九八九年的春天，很多群众性的活动即使是民联策划或组织的，也都请倪育贤出面主持，民联成员宁愿躲在幕后干一些实质性的工作。例如很多群众集会的标语口号都是我拟定的，标语牌是我写的，薛伟常常负责打电话通知人，准备捐款箱，饮料、喇叭等等。后来这种模式人们自然而然习以为常了，以致谁要是搞什么群众活动，都可以理直气壮地请求民联的支持，但是又同时声明民联不要出面，以免吓跑群众。这使很多民联成员心里感到很委屈，觉得干尽了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到最后竟然总是被主流甩在一边。

我记得有一回在联合国前的广场集会，主持人是倪育贤。胡平本来准备在集会上发言，可是在公布大会发言者名单的时候竟然没有胡平的名字。胡平气得不得了，上去与倪育贤等人商议，力争把他的名字加上去，民联其他成员也都向大会的主席团施加压力，抗议取消民联代表发言的机会。最后在我们的压力下，胡平的演讲才勉强被加进议程。这种事情在后来学自联召集的群众集会上也发生过，胡平不得不忍受屈辱去争取自己发言的权利。

当万马齐喑的时候，没有人敢讲话，只有“中国之春”在独自呐喊；可是当万马奔腾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敢讲话了，反而没有“中国之春”的发言权了。这种现实，对于每一个民联成员都是非常残酷的。

13-2被巨大洪峰所淹没

五月十九日，李鹏在北京宣布戒严，在海外引起了众怒。五月二十一日星期天，很多学校的留学生联谊会自发地组织了一次规模巨大的示威游行。示威地点是华盛顿的中国大使馆门前，时间是不约而同的，全靠电脑网络和同学之间的电话通知。方圆周围十几个州的留学生纷纷开车星夜兼程赶到华盛顿，美国东岸北起缅因州，南至佛罗里达州，很多中国学生开了十几二十个钟头，有很多住在美国西岸的留学生也乘飞机赶来，当天最高峰期示威人数达五千人。

这是中国大陆人在美国最大的一次示威，民联在其中完全被淹没了，成了微不足道的配角。过去民联单独组织的示威，最大规模的一次是一九八八年八月在华盛顿国会山庄门前的杨巍月活动，总部动员了周围几个州的力量，才凑足了不到二百人。组织这种数千人的示威，过去是民联的力量所不能及的。不过在通知各学校时，民联还是起了重要的作用，两年前留学生千人签名信的活动，实际上给民联留下了一个现成的各校联络网，在当时万人瞩目的气氛中，每个学校只要有一个人知道什么消息，立即就会家喻户晓。 

为了配合这次示威，总部在华盛顿的黄奔家设立了一个临时指挥部和接待站，所有来参加示威的盟员可以先到那里集中。黄奔家在华盛顿郊外，一座两层楼的大房子坐落在一个小山岗上，周围是一片小树林。黄奔待人豪爽，被称为民联里的小柴进，他的家经常成为南来北往的过路盟员的招待所。那几天晚上，黄奔家里地上睡满了人，电话铃一天到晚响个不停。在这个大示威之前，冯胜平打了电话给我，通报了三条消息，并建议总部采取相应行动：一是听说美国一些学者准备组织签名信，呼吁中国政府取消戒严，建议是否动员杨振宁、李政道等有名望的学者出来牵头；二是听说中共驻美大使韩叙对李鹏政府的戒严令颇有微词，建议游说韩叙在留学生的示威集会上表个态，反对李鹏政府的戒严令；第三是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正在加拿大访问，不久即将到华盛顿，并安排与当地的华侨座谈，建议由黄奔和宗继祥等人作为当地华侨代表参加万里的座谈会，游说万里回国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和平解决政治危机。我觉得这三条建议都很好，虽然不容易成，但是都值得一搏。于是我先通知了纽约石溪分校的几个留学生，他们中间有杨振宁的研究生，去说服杨振宁；然后通知了黄奔有关万里的消息，并从他那里要到了韩叙家里的电话。黄奔作为当地侨界代表，和韩叙有点私人关系。我打了两个电话到韩叙家，对方说韩叙出差了，不在华盛顿。我只好通知冯胜平请他盯着打电话，但后来他也没有联系上。

总部人员兵分两路，胡平、汪岷、林心声、郭城已经在前一天到华盛顿准备留学生的示威了，薛伟和蕾蕾留在纽约参加当地华人的示威。当晚，我写了一大堆标语牌，留了一半给薛伟，载上另一半驱车前往华盛顿。

在开往华盛顿的途中，我因为昨天没有睡觉，一边开车一边打盹，不知不觉速度超过八十五英里（美国东部地区高速路限速五十五英里）。一辆警车见我超速，在后面追着闪灯，我脑子一片麻木，根本没有注意到警车的警告。那辆警车跟了我十英里，见我越开越快，以为我是逃警的罪犯，于是又调来三辆警车在前面截住了我。我一停车，警察就用喇叭命令我出来，趴在车身上。几个警察在我车里搜了半天，发现一大堆标语牌。他们仔细研究了一下上面写的英文字，态度马上变得非常友好。

“你是中国人吗？”一个警察问我。

我点了点头，向他道歉，说我昨晚没有睡觉，太困，所以没有看见警车的警告。

“你拿这些牌子去干什么？”另一个警察好奇地问。

“参加明天的示威。抗议中国政府镇压和平示威的学生。”

警察笑了，道：“我们从电视里知道中国发生的事情，我们支持你。”说完，一挥手把我给放了，没有给我任何罚款。若在平时，按照我违规的程度，他甚至可以拘捕我。

我把车开上路，回过头向警察示意致谢，看见他们正把手指示意成“V”字，向我举着。据很多留学生说，他们在半路都有过类似经历。在“六四”前后那段日子里，所有的美国警察对中国人都特别友好。

本来想赶到黄奔家好好休息一下，谁知他家人满为患，根本就没法睡觉。胡平他们已经到了，大家找了几张白被单，撕成捆头的布条，用红笔在上面写口号，一直忙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我们到了游行队伍的集中地点，胡平提出两点建议，一是所有民联的成员尽量集中在一起行动，二是公开打出民联的旗号。快到中午的时候，来集合的人越来越多，我们把我带来的标语牌和昨晚写的捆头的扎带分发给来示威的学生们。当这些学生知道我们是民联的人之后，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些人热情地和我们打招呼，而另一些人则犹犹豫豫不敢接受我们的标语牌。

游行大约在下午一点中开始，我来到美国之后，从来没有见过中国人的游行队伍有这么壮观。从游行队伍的集合点杜邦公园，到游行示威的终点中国大使馆，步行大约半小时。游行队伍大约八到十人一行，头已经到了中国大使馆，尾巴还没有出发，中间的整个街道被中国学生挤得满满的，过路驾车的美国人看见这支队伍都不约而同地按起了喇叭，不知是表示声援，还是因为挡了他们的道而抗议。

游行队伍中飘扬着各种颜色的学校的旗帜和横幅，代表着一百多个学校的学生。胡平和黄奔等人举着民联的横幅，在游行队伍中显得极不起眼，确实给人一种被洪峰淹没的感觉。这一天，正是中国之春的成员们梦寐以求的一天，可是没想到当火热的中国之夏真正来到的时候，中国之春完全被冷落和漠视了。在游行队伍里，我的脑子里总是环绕着毛泽东的一句诗词：笑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它在丛中笑。 

在纽约，薛伟组织了一些当地的盟员参加了纽约侨学界联合组织的示威游行。民联这个示威中同样是配角。薛伟嗓门大，占住了一个呼口号的角色。蕾蕾和几个盟员事先做好了两个捐款箱，负责在街头捐款。据蕾蕾说，游行结束后他们几个人将两个钱箱凑在一起大概点了一下，大约捐了近一万元钱。后来倪育贤硬说这个游行示威是他们的那个“联络组”组织的，捐款统一交他处理。结果二话没说就把钱给拿走了。薛伟怕他拿着那么多钱不安全，建议用车送他走，可是倪育贤坚持自己乘地铁回家。民联的人本来就对倪育贤拿走捐款就很生气，再看见他一个人拿着钱就更不放心了。民联毕竟已经运转了六年，内部有很严格的财务制度，这种捐款在入帐之前必须要有两个以上的人数过并签字。可是倪育贤这个“联络组”显然没有什么财务制度，他竟然敢一个人揣着一大把捐款钞票回家，谁敢保证中间他不会起贪心？ 

果然，不久以后关于倪育贤的丑闻就见著报端了。他的那个联络组的理事杨力宇和丛舒等人怀疑他的账目不清，要查他的账，受到倪育贤的抵制。结果理事们一怒之下联名登报退出“联络组”，不再给倪育贤当花瓶。《争鸣》记者莫利人跟踪调查，发现倪育贤把捐款都存在他和一个叫易小勤的女人合开的账户上，这个账户完全是受倪育贤私人支配。

在“六四”前后一段时期内，中国人捐款非常容易。随便什么人摆上个台子在街道边，一天都能捐它个上千元，要是碰上游行集会的机会，捐上万元也不稀奇。民主党在华埠的闹区专门摆了一个摊子募捐，天天都有人在那里值班，据说收入可观。可是自从倪育贤的这个丑闻曝光之后，街头幕捐者的信誉一落千丈，以后就再也捐不到多少钱了。在“六四”期间，很多群众组织像是突然从地底下冒出来的一样，一夜之间就可以出现几十个。这些草创的组织大多都没有什么严密的财务制度，所以也很难保证捐款的管理是否合理。所有打着五花八门的招牌在街头捐款的人都声称，自己捐的钱将送回大陆，给那些绝食的学生和后来“六四”死难者的亲属。可是我实在很怀疑，这些捐款究竟有多少真正进入了大陆。

我相信民联对于街头捐款的管理是最严密的。“六四”前，总部曾发动了一场“电传大战”，我和汪岷将从各种电话录上收集到的大陆所有公司机构的电传号码发给民联的支部及有电传的盟员及朋友，动员他们每天把海外报导的消息传到大陆去。总部的电传机经常一天都要发几十张纸去大陆。胡平希望在大陆也建立电传联络专线，所以派黄奔到香港，买一批电传机带进大陆，我将一笔街头捐款交给了黄奔，也算是财尽其用。可是黄奔到了香港之后，“六四”就发生了，他无法入内。他停留香港期间将一千五百多元捐款花光，因为没有收据无法报销。所以回来之后以他借给《中国之春》付房租的一千五百元冲销。

五月二十六日，北京传来消息，号召在五月二十八日星期日举行全球华人同步大游行，声援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我得到这个消息后时间已经十分紧迫，没有时间再以电话通知各路诸侯，所以直接以中国民联的名义在《世界日报》上登了一个广告，把我的名字写在上面作为联络人。这是“八九民运”以来民联第一次以召集人的名义组织的游行，我有心想试一试民联本身的号召力，是否有能力单独聚集起一次大规模的示威。

在“六四”期间，各城市大规模示威的骨干力量是留学生。果然纽约的留学生表现出并不认同民联的倾向。民联召集的示威集合地点在中国驻纽约领馆门前，而以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石溪分校为主力的留学生联谊会故意将集合地点放在联合国广场，表示与民联划清界限。

领事馆门前的示威开始时间在上午十一点，到了十点半，才来了二十多人。倪育贤十点多钟来到领事馆门前，我叫住他，希望他作为示威集会的支持人之一。倪育贤发现我们这边人很少，打了声招呼就走了，说到留学生那边去看看。谁知一过了十一点，大批示威群众陆续到了，成份以华侨和大陆新移民为主，十二点半以后已经有将近一千五百人，人行道站不下了，警察不得不将两边的街道封住，禁止车辆通行。

我们的代表去送抗议信，领馆的大门紧闭，不予接待。我请美国警察敲开大门，在门口领馆工作人员与递交抗议信的代表发生冲突，一位姓刘的大陆移民被推倒在地，引起轩然大波。聚集在街道上的群众听说此事后对着领馆的窗口大声起哄，热闹非凡。大约一点多钟，学生的队伍从联合国广场游行到达领馆门口，原地示威的人群让开一条路，夹道欢迎，两支队伍会师，再一次掀起高潮，人们情不自禁地唱起了“团结就是力量”。这首歌是共产党早期的老歌，是过去对付国民党政府示威时唱的，在今天的场合下听到这首歌似乎有点不伦不类。但是这首歌确实可以反映出当时人们的心情，况且大陆出来的人也只会唱共产党的歌。这令人不由不佩服共产党宣传手段之厉害，早在它还是在野党的时候，它就建立起了一整套“左翼文化”，可是现在中国大陆的民运还没有自己的文化体系。

学生队伍到达之前，我看到倪育贤一人又走回来了。他跑到学生那边，人家也排斥他，他两边船都没有踩到，结果掉到水里去了。民联本身有自己的势力，留学生联谊会也有自己的实力，过去像林希翎和倪育贤这样在中间走钢丝，在某种特殊情况下可以得益，但是最终还是没有坚实的立场可站。后来，倪育贤果然一下跳到最极端的暴力革命派一边去了，高调撑起了“打倒共产党”的旗帜。尽管我并不赞成他的观点，但是我不得不承认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立足的立场。

13-3在海外争当“黑手” 

在大陆民运高潮期间，陈军家成了一个信息中心。陈军刚刚被当局从大陆赶出来，和国内还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所以一些关心民运的人有事没事就往陈军家跑，希望能得到一点北京的最新消息。

有一次我们十几个人在陈军家里聚会，大家都觉得我们不能总坐在大洋对面隔岸观火，需要为学生们出点主意，于是七嘴八舌提了几条建议，主要是劝学生不要满足于街头运动，而是要做一些踏实的建设性工作，如巩固学生组织，办宣传刊物，将诉求的口号集中在具体的问题上而不要泛泛地提民主自由，加强和新闻界、知识界以及市民的联系，保持与官方的对话渠道等等。这些建议后来由吴牟人执笔整理出来，作为给北京大学生的公开信，胡平、陈军、曹长青、刘晓波等十人在上面签了名，我在上面签的是房志远的名字。这封信后来被刘晓波带回北京，据说在各个校园以大字报形式张贴出来了。后来当局在报刊中被反复提到此信，把它作为海外黑手插手国内学运的一个例证。

刘晓波是四月二十六号从美国赶回北京去的。回大陆之前他有一段时间住在胡平家，当时民联的内战正在紧张时期，我被王炳章搞得焦头烂额，正在四处找人来管编辑部的日常工作，好不容易从亚特兰大请来了高格文，可是他说只能帮一个月的忙，就要马上回去帮他弟弟开餐馆。于是又找到刘晓波，胡平和我商量，给刘晓波挂个“主笔”的头衔，可以让他去组织一些稿件。谁知刘晓波听错了，以为请他当主编。他到编辑部来上班的时候，说要民联正式发一个聘书，还要去公证，省得民联一改选就换人，看来他是想把《中国之春》主编当成一个稳定的工作职位了。我当时对此持模糊态度，只要你能把这一摊揽下来，管你是什么招牌，随便挂。为难的是胡平，他当时挂名主编，刘晓波如此认真等于要占他的位置。胡平只好对刘晓波解释，说马上要开第四届代表大会了，以后也不知道谁当主席，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

于是刘晓波的事情就这样模模糊糊地混着，说他是主编，胡平并没有明确让位，说他不是主编，他对外一率自称主编。我觉得这样模糊着挺好，有人管事就行了，也不捅破。陈军曾经在私下对刘晓波开玩笑，说要成立一个“修理所”，把所谓的“著名知识分子”通通修理一遍。刘晓波过去就是靠挑战名人出了名，对这个主意很赞赏，所以一上任就准备拿刘宾雁开刀，组织召开一个“刘宾雁现象”讨论会。所谓“刘宾雁现象”就是指那些过去参加过共产党的知识分子，虽然已经离开了共产党，或者被共产党开除，但是仍旧保持共产党的思维方式，坚持共产主义信念。实际上就是刘宾雁说的“第二种忠诚”，或者一些极端派说的那样“跪着造反”。刘宾雁听说刘晓波准备修理他，急得给胡平打了好几次电话。不过幸亏讨论会还没有开刘晓波就走掉了，刘宾雁这才躲过一场大劫。

刘晓波在《中国之春》上了不到二十天的班，一期杂志都没有编完就匆匆赶回北京去了。以致他留下的第七十三期《中国之春》我不得不草草地给他收拾残局，因为稿件没凑够，剪了一大堆报纸，复印后就直接贴到版上去了，看起来乱糟糟的。后来很多人传说刘晓波是民联派到北京的人，当过《中国之春》的主编，这些传言当时都给民联带来了不少Credit（荣誉），所以我也继续让它含糊着，不予澄清。实际上刘晓波并不是民联成员，也并没有正式被任命为主编，但是他回中国的路费是民联出的，机票是我给订的。

刘晓波被捕之后，《中国之春》曾打算想把他的作品收集一下，出一本书。陈军说要给这书写一个序言，我立即半开玩笑说，这个序言的标题应该是：拔剑四顾心茫然。我觉得李白的这句诗词可以精确地表现出刘晓波临回大陆前的心态。刘晓波是个不甘寂寞的人，他是一个战士，无法忍受那种没有敌手的生活。敌手越有名声，他就越刺激，这就是为什么他要挑战刘宾雁的理由。可是他后来也许发现，即使挑战象刘宾雁这种敌手，在海外也很难引起舆论的注意。拔剑四顾，找不到敌手，刚好国内民运大潮兴起，他觉得还是在北京向当局挑战更刺激，所以就匆匆赶回北京去了。当时有很多人都说要回大陆去投身民运，胡平、倪育贤、贝岭、吴牟人、徐邦泰都作过打算，倪育贤和贝岭甚至连机票都订了，后来真正下决心回去的只有刘晓波。

刘晓波回北京前商量好通过陈军家的电话与海外联系。他一回去，就接触到了学运的核心，被称为是吾尔开希的军师，成了少有的几个能够对学生领袖产生直接影响的知识分子之一。

刘晓波常常与陈军通报一下天安门广场上的消息，于是我们常常就根据这些情况在陈军家开个小会，讨论一下局势和对策。参加讨论的什么人都有，但大多是民联的人，还有些留学生。我记得学生绝食之后，大家都很兴奋，说海外民运组织应该派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人回国去，慰问一下学生。于是研究在场的人该派谁回去。大家说当然是胡平回去最合适，但是有人说胡平太敏感；如果派我回去，又担心民联总部一时离不开我；又考虑了几个人，都觉得不合适，最后胡平极力主张由徐邦泰回国最好。徐邦泰虽然没有很痛快地答应，但是最后在大家的劝说中勉强同意。总部还特地为徐邦泰筹了钱，甚至连机票都订了。谁知徐邦泰回到旧金山之后就变了卦，说他太太坚决不准他回国冒险，把他的护照给藏起来了，害得他走不成。后来等刘晓波被捕的消息传来，徐邦泰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他后来才明白胡平为什么极力主张派他回大陆，他要是被共产党抓住回不来，胡平在“四大”上就没有竞选对手了。我也半开玩笑地回答：要是你回来了，胡平就不是你的对手了。

李鹏宣布戒严之后，北京的气氛变得异常紧张，有一天我们又都聚在陈军家。到了和北京通话的时间，陈军把电话的麦克风打开，使整个屋子都可以听到对方的说话。那边是刘晓波：“你们得帮帮忙，这边都乱成一锅粥了。”

陈军问：“告诉我们，你们都需要什么帮助？你们要钱吗？”

“不要钱，这里有得是钱，多得都数不过来。”

“要不要人，组织个留学生声援代表团回去怎么样？”

“不要人，这里的人多得是，派人来等于在大海里加几滴水。”

“那你们要什么？”

“要主意，要纲领，这里的人脑子全都热昏了，没人清醒了。”

于是在场的七八个人立即开始想对策。陈军抓了一把铅笔，发给大家，每个人就像考试似的，开始写对策。然后把各自的对策拿出来讨论。我极力主张召开人大常委会召开紧急大会，处理危机。我的理由是，从法理上说，只有人大常委会有权否决国务院的戒严令，由人大常委会来处理政府与群众组织之间的分歧，就等于在事实上承认了高自联等团体的合法地位，同时将它们放到了与国务院平起平坐的地位上了。同时，由人大常委会出面主持政府与群众团体的对话，又可以为恢复对话创造机会。

大家的思路也都差不多，基本上也都集中在几点上，主要的原则就是要避免暴力，防止流血，让学生能够提出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好下台阶，不能一个劲地硬顶着军队。然后，陈军把大家的意思转达给了刘晓波，但似乎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在如此规模宏大的群众运动面前，每个人都会产生无力的感觉。

后来刘晓波、周舵等四君子绝食的消息传来，我们这些局外的清醒人都觉得，刘晓波真是脑袋不清楚了。因为千人大绝食的悲壮场面人们都见过了，再来一个四人绝食，无疑是狗尾续貂，在人们眼里简直就是喜剧了。后来我们了解到，刘晓波他们原来是准备动员一批有名望的知识分子绝食声援学生，只是无人响应，所以只好骑上虎背。

在整个大陆民运的高潮期间，大家都想争当“黑手”，人人都以黑手为荣。纽约的《每日新闻报》（Daily News）记者曾经采访了《中国之春》编辑部，把我和胡平的相片登在报纸上。记者在报纸上说：“我们在大洋彼岸的一间简朴的办公室里，找到了北京这场风暴的源泉。他们是这场中国式革命背后的真正‘黑手’。”实际上，说民联是黑手实在是过奖了，在海外确实有一种力不从心的感觉，几乎帮不上什么忙。而真正有资格被称为“黑手”的，恐怕只有刘晓波了。

13-4中国人成了电视明星

整个五月和六月，中国成了全世界瞩目的中心，美国的电视新闻里几乎天天都是中国的新闻。不少中国留学生在电视里也出尽了风头，各城市三天两头都是中国人的示威游行。美国ABC电视台晚上有一个热线节目，那一段时间热线节目经常讨论中国的政治局势，很多中国人都成了电视台的明星。刘宾雁曾经在电视中预言，中共政权可能在几个星期内垮掉。大陆留学生中最红的电视明星是哈佛大学的裴敏新，他的英文讲得好沾了很大光，所以每次中国时事评论都找他去说。当时很多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都和刘宾雁一样乐观，认为中共政权会在短期内垮掉，可是裴敏新和他们争论，认为事情没那么简单，中国政府会动用军队，轻而一举地将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镇压下去。后来事实证明裴敏新的判断是正确的，而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在“六四”期间大跌眼镜，几乎全军覆没。

冯胜平也上过电视台。他和张卓之在华盛顿建立了一个办公室，命名为“国际团结委员会”，主要争取美国人的支持。他们那个办公室经常聚集了一大帮美国人，帮他们义务劳动。冯胜平过去负责民联与华盛顿的美国政府及国会的联络，差不多是民联的外交部长。他现在这个“国际委员会”自称是民联的“对外友协”。他是想通过与美国主流社会的联系，来增强民联在华人社会中的地位。

有一次冯胜平参加国会的一个记者会，那时候“4.27”大游行刚过，学生顺利地冲过了几十道军警的防线，有人问他对以后的形势估计如何。冯胜平答道：“中国人都是欺软怕硬的，现在政府没有把他们压下去，下一个星期将会有一百万人上街。”果然，第二个星期发生了百万市民大游行。下一次记者会，美国主持人在介绍冯胜平的时候故意幽默地说：“这家伙把一百万人扔上街头。”

六月二日，冯胜平、胡平和我在华盛顿国会山庄出席记者招待会，这个会是冯胜平安排的，主要想趁着当时的“中国热”向美国公众介绍一下海外唯一的民运团体民联，以及海外民运与大陆民运的关系。胡平因为英文不太好，主要是我和冯胜平回答问题，我主要介绍民联的活动，冯胜平回答关于大陆的形势分析。记者会快要结束的时候，一个记者匆匆冲进会场，手里举着一张电传稿，大声问道：“我刚得到消息，军队正在开进天安门，你认为形势将会发生什么变化？”

我回答：“政府可能会暴力镇压示威群众。”

记者接着问：“你认为北京政府有能力将这场运动镇压下去吗？”

我立即答道：“如果中国政府内部不发生分裂，它完全有能力在很短的时间内将这场运动镇压下去。”

记者会结束之后，我还听见记者们在争论着中国的局势。他们中间很多人都不相信中共当局有能力镇压这场规模空前的民主运动。这是典型的美国人的观点，他们往往低估了中共在捍卫自己政权时所表现出来的决心和残酷。

13-5 国内潮落，海外潮起

“六四”屠杀发生了。尽管这早在预料之中，但是它的到来还是令人感到震惊。纽约的六月三日下午是北京六月四日凌晨，我当天在办公室接到数十个电话，人们报告着通过不同渠道得到的消息，各种各样的传说满天飞，简直不知该相信谁的好。

第二天是星期天，愤怒的人们自动聚集在纽约华埠孔子大厦门前示威，一些北京人纷纷跳上高处，向人们宣布自己从亲属那里得到的消息，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过路人聚拢来打听北京的消息，于是孔子大厦门前就成了一个民间的新闻发布中心。人们用各种各样恐怖的字眼来形容北京街头发生的事情，血流成河，尸横遍街……，传说中的死亡人数随着时间的积累而不断地向上翻番，开始说三千，后来成了九千，接着变成一万五千，有人甚至说数万。考虑到人们在恐怖和激愤的状态下有可能会夸大数字，我私下估计死亡人数可能在一千到一千五百人之间，胡平私下的估计和我差不多。

六月十日，纽约市约两万华人冒雨在联合国门前的广场上集会，悼念天安门广场的死难者。当天倾盆大雨，如果不是下雨估计可以达到五万人，周围很多州的华人都开车前来参加追悼会了。整个广场是一片黑色的旗帜，哀声恸地。集会是侨界出面组织的，民联是其中发起人之一。

在此之前，有个姓蔡的留学生从外州来到纽约，坐在联合国门前绝食抗议，要求联合国表态谴责中国政府的暴行。民联曾经派薛伟和郭城去慰问他，给他送衣物和被褥。接着，艾魏魏等一群艺术家以及一个叫做“六四计划”的组织发起了联合国广场的集体绝食，要求联合国派调查组到北京，了解屠杀真相。薛伟和郭城作为民联的使者，每天都到绝食营去慰问绝食者，给他们送东西，后来我也加入了绝食营。在一次绝食营的选举中，薛伟和郭城当选为营地指挥和后勤部长。我则找了四个英文讲得好的留学生，组织了一个五人谈判代表团，自命谈判代表团长，上联合国大厦找人权委员会谈判。

当时刚好是放暑假的时候，外地的留学生这时都要集中到纽约来打工。他们一来，听说有绝食营，就一屁股坐下了，既省房钱又省饭钱。有人晚上就睡在绝食营，白天就出去找工作，找到工作就离开，然后又有新人补充进来。铁打的营房，流水的兵，绝食营越滚越大，从十几人变成上百人，每天围观者数百人。美国各大电视台都跑到这里来摄影。有一次ABC电视台还把我们全部拉到五十七街的摄影棚去拍摄，中途有一个学生饿得昏倒了，着实令美国人感动了一番。

中国留学生的绝食营圈地大约四五百平方米，一扎就是两个星期，虽然没有阻碍交通的问题，但是仍然令美国警察大伤脑筋。按照纽约的法规，这样占居公地是违法的，但是中国军队暴力驱赶示威学生的行为引起了全世界的公愤，美国警察不想以中国军队为伍，所以对中国留学生格外宽容。纽约市长郭德华在一次电视演讲中说：“北京当局用暴力将中国学生赶出了天安门广场，我们不是北京当局。现在中国学生正在联合国广场示威，让他们呆在那里好了。”他的演说博得了美国人一片喝彩。有了市长撑腰，警察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于是中国人的绝食营竟然在那里坚持了一个月，到最后只剩下一个叫连美英的华侨妇女带着她的三个儿子了。她是这次绝食行动的发起人之一，也是坚持到最后的人。按照她宣布的时数，她已经绝食超过十几天了，可是每天仍旧生龙活虎地跑前跑后，对着过路的行人演讲，似乎决心粉碎能量守衡的定律。 

郭德华对中国人的宽容，使周围的美国无家可归的流浪者（Homeless）感到振奋，他们看见中国人绝食营仿佛看见了自己的同类，兴高采烈地跑来帮忙，热心地为我们维持秩序，并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毯子、帐篷、油毡布、行军床和雨伞。后来绝食结束之后，全部物资都堆放在《中国之春》编辑部的仓库里，光是雨伞就够我这个整天丢伞的人用两年的了。

不过，绝食的滋味并不好受。我只认认真真地绝了两整天，就实在挺不住了。那些天几乎天天下雨，天气阴冷阴冷的，一点也不像初夏的气候。倒有点像秋天，温度常常只有十几度，晚上甚至在十度以下，所有人都被雨淋得透湿，挤在帐篷里面打哆索。后来我饿得受不了，于是借口上联合国大楼谈判，赶紧吃饭。

在学校时，我经常在联合国上课和实习，自然懂得联合国的原则。我知道联合国绝不会干涉中国内政，所以绝食学生的要求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我上去谈判的目的与其说为了借绝食者压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表态，还不如说是为下面绝食的中国学生找一个撤离的台阶。绝食行为无非是要引起西方舆论界注意中国发生的事情，这个目的已经远远地达到了，中国人总不得没完没了地在公共场地安营扎寨。后来我们联系了联合国里面的华裔工作人员，内外一齐施加压力，最终迫使联合国秘书处做出了一个姿态：在联合国大厦地下室设立了一个悼念“六四”死难者的灵堂，开了一个五六百人的追悼会，并将联合国门前的所有旗帜降半旗半天，以示悼念。

联合国大厦的追悼会是六月十七日召开的，然后我就开始动员绝食者们结束，几天后他们逐渐散去。我也匆匆赶到洛杉矶筹备“四大”去了。

从洛杉矶回到纽约，新的总部成立了。民联的新章程把《中国之春》的地位和架构规范化了，《中国之春》杂志被法定为民联的机关刊物，民联联委会就是《中国之春》杂志社的董事会，民联主席兼任《中国之春》杂志社社长，《中国之春》主编由社长任命，联委会批准。我被胡平正式任命为《中国之春》主编。

随着“六四”的枪响，国内民运的大潮应声而落，海外民运的大潮应声而起。《中国之春》在我的两年主编任期内，即将渡过它最辉煌的年代。

谢选骏指出：“中国之春”這個名字，就像在它前後的“北京之春”，都是山寨於“布拉格之春”。但是這些食洋不化的腦子不懂中文，不懂中文的“春”字含有“性騷動”的意思，例如“春夢”、“春情繾綣”、“買春賣春”……這樣一來，“中国之春”和“北京之春”，豈不都和“聲色犬馬”扯上了關係？而西文的“春”，卻沒有如此明確直接的性意味。結果呢，“布拉格之春”可以修成正果、出個總統……而“中國之春”、“北京之春”，卻在政治文化上一事無成，熱捧了一個劉曉波，結果反倒讓他夭折在黑獄之中了——這都是因爲，食洋不化者和共產黨一樣，不知中國文明的命運。

網文《spring有什么特殊意思吗》（Worktile社区）報道：

Spring有以下几个特殊的意义：

春季：Spring是英语中春季的意思。春天是一年四季中生机勃勃、万物复苏的季节，象征着新生和希望。因此，Spring也常被用来指代春天这个季节。

弹簧：Spring在英语中还有弹簧的意思。弹簧具有弹性和恢复力，能够吸收和释放能量。Spring框架的命名正是借用了这个特点，它为开发者提供了一种灵活、轻量级的开发框架，具有良好的扩展性和可维护性。

Spring框架：Spring框架是一种基于Java平台的开源应用程序开发框架，由Rod Johnson在2003年创办，并由SpringSource（现为VMware）进行维护和推广。Spring框架提供了一系列的模块，包括核心容器、AOP、ORM、MVC等，用于简化企业级Java应用程序的开发。

借喻：Spring还可以被用作借喻，比如“春天的清风”，形容清新宜人；“春天的希望”，表示充满着希望和憧憬。在文学作品中，Spring常被用来象征着美好、愉悦和重生。

综上所述，Spring除了表示春季和弹簧外，最常见的意义是指代Java开发框架Spring框架。同时，它在文学和借喻中也有一定的意义。

谢选骏指出：看看看，Spring意思很多，唯獨沒有性意味。

【評論之一】

“曾经纯真——读《大梦谁先觉》”（芦笛 2009年06月26日）報道：

今年六四期间，香港推出了一批书籍，其中有丁楚写的《大梦谁先觉——〈中国之春〉与我的民主历程》。作者丁楚，原名房志远，现名房西苑，1982年北大国际政治系毕业，后自费赴美到长岛大学联合国学院攻读国际工商管理硕士，其间参加了民联，任总干事与总部委员。后来变成臭名昭著的“共特”。现在似乎又回到北大执教，还在网上留下了大批讲学的视频，专门教人如何融资，如何发财。

此书写得不错，无论是思想性还是可读性都堪称上乘，最难得的是作者尽可能以中性客观的立场，平心静气地叙说往事，从而为该书挣来了一种历史经典著作的地位。

这儿的“历史”当然不是“大历史”，而是只有美国博士生才会研究的海外“民运”小历史。西人注重分析法，博士生的课题，在习惯于“整体思维”的“大手笔”的国人看来琐屑得不堪一提，无论什么烂题目都可以拿来挣博士学位，例如研究“解放”前我党在“解放区”发行的货币就是一例。由此看来，日后美国博士生若有研究中国海外民运的，则此书乃是他们的必读教材。

该书的价值并不限于为历史留下证词，从文学角度来看也饶有兴味，作者文笔流畅，观察和表达能力都很出色，寥寥数笔即能勾画出一个个令人难以忘怀的形象：热情单纯、爱憎分明的纯感性动物蕾蕾，獐头鼠目、贼眉溜眼、翻云覆雨、毫无原则、以捣乱为实现人生价值之唯一方式的呼延民，还有那个私交豪爽大方、公财锱铢必较、公事公办、铁面无私的林心声……作者的本意并不在描绘这些人物，不过是忆旧而已，然而他信手勾画出来的这些形象，却能在读者掩卷之后油然浮上心来，久久不去。

例如作者的夫人蕾蕾给人留下的印象就难以忘怀，那完全是个极度可爱，“女人气”十足的姑娘，这段描写就相当传神写照：

“蕾蕾脑袋里完全没有政治神经，常常在《中国之春》办公室里一边起劲地干着‘反革命勾当’，一边嘴里大声地赞扬共产党，大骂海外民运分子素质太差。但是大家公认，她是一个很好的工作人员，尤其在做那些细小的琐事上，井井有条，一丝不苟。薛伟称她是最好的办公室秘书。有一次他说，如果他有一个办公室，一定请蕾蕾来管。胡平对蕾蕾工作的积极态度给予高度评价，有一次他半开玩笑地表扬她：‘我看我们办公室里，蕾蕾是最积极的反革命，丁楚是反革命家属。’

有一次我问她：‘你一到纽约，就掉进了贼窝，害不害怕？’

她理直气壮地说：“怕什么？我帮我先生啊。’”

这就是典型的女人，驱使她们废寝忘食地投入某种政治活动的，不是某种抽象的理念，而是爱情。“我帮我先生啊”就是不计一切世俗损益得失、不顾一切风险危险的足够理由。女人多勇士，男人多懦夫，我看就是这区别造成的，说到底是理性动物与感情动物的区别。

又如那个纯洁的林心声。此公是香港富商之子，在圣荷西有幢豪宅。然而为了民主信念，竟然开车花了一个礼拜横穿美国，风尘仆仆地赶到纽约的《中春》总部，为总部管财务。那时正值《中春》财务危机，“捐款”断了来源，他是准备来作义工的，头两个月都不给自己开工资，直到他确认捐款来源稳定之后，才开始给自己发工资。他生活节俭，但对组织和同志极端慷慨，和同志外出吃饭从来不许对方付账，但对公家的财务管理则极度抠门，铁面无私，不怕得罪人，“谁要花钱多了他就像拆了他的祖坟一样心疼，大骂‘败家子’”。呼延民的大陆人劣习终生不改，经常滥用公家复印机，把机器用坏了，让他一顿好骂，此后见了他便如同老鼠见猫。有次丁楚要驾车外出，请他去换机油，他连跑四家加油站，寻找最便宜的价格，却一家比一家贵，最后所有的加油站都下班了，他晚上八点多才回来，油仍没能换成。次日一早丁楚只好开着车出去，半道汽缸烧坏了两个。就为了林心声当初想贪两美元的机油价差，让总部多花了一千多美元。 

然而哪怕是天下最纯洁的同志，一旦搅进了政治，便迅速变成了仇恨熏心的魔鬼，心声与蕾蕾自不例外。这其实再自然不过：正因为一门心思都扑在事业的兴旺上，有着太多太多的感情投入，当谁要试图毁掉那家业时，自然也就会激起他们的深仇大恨，什么烂事都能干出来。

据丁楚介绍，民联不可逆地走上下坡路，乃是倒王运动。王炳章因为被同志怀疑手脚不干净搞小金库，遭到了弹劾。民联是他一手创办的，受此奇耻大辱，岂能善罢甘休？于是他便使出釜底抽薪的狠毒的绝后计，提走了《中国之春》所有的存款八万多美元，关闭了账户，撤掉总部的电话，不但抢走了已有的钱，还使得要捐款的人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捐，一劳永逸地断了未来的财路。民联和《中春》刹那间便陷入深重的经济危机里，而那位纯洁善良的林心声也给赶出了总部办公室，心理大受刺激，几近变态：

“林心声被赶出总部办公室之后，一直睡在编辑部的地毯上，条件非常艰苦。编辑部人来人往很多人，又脏又乱，不像总部办公室那样宁静干净，给林心声带来诸多不方便。编辑部没有炉灶，不能做饭，他整天吃生冷食品。这一切使林心声的心理越来越偏激，对王炳章和他的支持者充满仇恨。林心声从本质上是个非常善良的人。但是即使是头羊，在丛林里混久了也会变成狼。晚上，我们经常可以听见他在洗澡间里大声呼叫：打倒王炳章。他称王炳章是妖人，有九个头，非要斩九次才能杀死。一天他把一把木剑挂在办公室的门上，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们，这把剑可以镇邪，专镇王炳章。他在讲这话的时候，蕾蕾躲在我背后偷笑，说林心声走火入魔。不过她非常同情林心声，常从家里带热汤慰劳他，一直到现在她都一口咬定，林心声是民运圈子里唯一的好人。”

于是他和蕾蕾便着手报复。当时王炳章的活动基地，是他夫人的“国际工商服务公司”，电传（FAX）24小时都开着。林心声住在编辑部，半夜就发动“电传游击战”，往那儿发乱七八糟的东西。有次传了一大堆黑纸过去，把人家所有的电传纸和碳粉都用光了，石磊找上门来问罪，污言秽语乱骂丁楚夫人，致使丁楚与石磊大打出手。

即使是在这些乌烟瘴气的烂事中，读者在啼笑皆非之余，仍能看出心声和蕾蕾的可爱处。总部办公室被王炳章抢走后，民联总部退守《中春》编辑部。丁楚和林心声将盟员的档案匆匆运入编辑部的经理室，林心声便以性命捍卫之，为此与郑为民发生冲突，被郑打倒在地，被呼延民拉开了。林心声趁机报警，警察来带走了郑为民。丁楚于此写道：

“我和蕾蕾在警察带走郑为民后赶到编辑部。蕾蕾拿着照相机把林心声脖子上的伤痕及打架后办公室的狼籍都照下来了。蕾蕾在文革的时候还小，没经历过武斗场面。看见这一幕，激动得像个猴子，在屋子里跳来跳去。”

这儿着笔无几，但蕾蕾的可爱的孩子气跃然纸上。

作者对经典小人呼延民的描写也不能不令人拍案叫绝：

“呼延民曾经是上海著名的‘胡守军反革命集团案’的成员，并因此案而入狱，在当时的民联中是少有的几位当过政治犯的民运骨干。他身材瘦小，尖嘴削腮，戴着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眼睛里时常闪着诡密的目光，再加上他那一口江浙口音的国语，活脱像个‘绍兴师爷’。呼延民喜欢在别人面前表现出自己的高明，常常有意扮演一个军师的角色，所以我们也都戏称他为‘师爷’。

讨论形势，是呼延民最热衷的事情。他最常挂在口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必须认清大的形势，才能决定我们的任务。呼延民主要介绍了年初那场学生运动的背景，介绍了一些大陆的情况。呼延民是个很有表现力的人，他在讲话时的丰富表情和手势，常常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以致我常常在欣赏他表情的同时忽略了他讲话的内容。讲上海话的人往往都缺乏幽默感，但是呼延民的表情比他的语言更有幽默感。我相信，他的这种表现力，对他后来当选为民联总部常委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儿对呼延民容貌的描写极为传神，呼延民确实德如其貌，肚子里的坏水就写在眉目间，犹如党电影《王孝和》里的工贼，个子矮小，贼眉鼠眼，平生爱好就是去“军机处”、“上书房”为“摄政王”和“童贯”当摇鹅毛扇的国师爷，然而all that he has managed to accomplish is to play the role of 黄文炳黄蜂刺（参考文献：《水浒传》）。

最难得的还是丁楚对呼延民的劣等素质的洞察：

“呼延民浑身透着上海人的小聪明，而且到处玄耀（炫耀）他施展的小谋略，甚至生怕别人不知道他的足智多谋。他在‘三大’的表现确实非常活跃，有个代表形容他是‘上窜下跳’，我觉得一点也不过分。不过我最不喜欢他的是他的反复无常。呼延民对任何事情都喜欢发表议论。但是我发现他的观点常常变来变去，模棱两可，几乎没有什么原则。所以，他的行为也总是令人吃不准，谁都很难想象他下一步会搞出什么名堂。”

其实呼延民还是有他始终不变的原则的，那就是“以炫耀自己的能量来引起他人重视”（to show off what he can do in order for others to take him for a force to be reckoned with）。显示自己的存在，引起他人重视，这就是他的人生目标，就是他的存在价值，为此他不惜投入全部精力和时间乃至仅有的一点金钱。这种人其实活得很卑微，很不自由，很辛酸，很郁闷，很吃力，很痛苦。之所以如此，其实是他的外表造成的。如果他仪表堂堂，有一种天生的charisma ，那也就绝不会发展出这种变态心理来。这种变态心理其实并不罕见，古代的太监多作怪就是这原因。

呼延民的这种心理病态，使得他必然要在人多的地方起哄，否则无法吸引最大数量的眼球，这就是丁楚百思不解的为何他忽而拥胡（平），忽而倒胡；先发起倒王风潮，上窜下跳，甚至声言与王炳章一道去中国领事馆投案，后又在误以为“中国民主党”占了上风时反戈一击，辞去民联常委职务，坐上对方的“紧急代表大会”的主席台：

“看着台上春风得意的呼延民，我回想起不久前他一手挑起这场‘罢王风波’时的那种疯狂劲，简直无法相信眼前的他就是三个月前的呼延民。这场大祸是他一手闯下的，把胡平和我推进了如此难堪的境地，可是现在他竟然一转身变成了我们和王炳章之间的和平使者，这世界变化得也太快得令人眼花缭乱了。我很难相信，一个人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这么窄小的空间内，那样灵活地转过身来。我并非对呼延民选择什么立场持有异议，正如我对会场内的代表们选择的立场无可非议一样，我承认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的立场的权利。我具备足够的理解人的能力，我甚至可以理解王炳章的所作所为，但是我永远理解不了呼延民，他做的任何事情都不能用逻辑来解释。”

其实，呼延民为的就是那刹那间的“春风得意”，发起罢免王炳章是让大家看到他的毁灭力，坐上王炳章派的主席台充当“和平使者”也是为了显示自己在两派之间羹调阴阳、折冲樽俎的政治家能量。他这种三姓家奴吕布—李成栋—冯玉祥作派，不是为了谋取什么具体的好处，而是为了实现他的人生原则：“搅局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非此不足以体现自己的存在价值。”

好在后来丁楚似乎也悟出了这一点，说：

“不过，这一切我今天都能理解了。我当时心情是‘饱汉不知饿汉饥’。我自己处于一个大有作为的位置上，所以有好多‘正经事’做，也有正面的机会去施展我的才干及表现我的能力。所以，尽管我也有对王炳章的不满，也受各种不尽人意的事情的困扰，但是我绝不想为这些鸡毛蒜皮事情开会干扰我的大方向。可是很多人并没有我这样的机会，他们没有‘正经事’可做，所以只有通过这样的会议才能够表现自己的重要性，才有机会显示自己的能力。我不需要踩人就可以提高自己，但是很多人没有这样的机会，他们要表现自己，非踩人不可。后来，民运组织多起来了，这种内斗的会议越来越多，大家也司空见惯了。我是从后来的这些经历中悟出的这些道理，我不知道王炳章悟出了这个理没有，明白了这个道理也许对人就会宽容很多。无事生非，这是任何一个组织都必须认真对待的陷阱。”

这就是支配呼延民那倒戈将军的行为心理。但不知道丁楚是否意识到，就连呼延民那种经典小人，天生的trouble-maker，也有个堕落过程。在《中春》因财务危机风雨飘摇之际，他也曾提出当义工。与林樵清为P大的“钥匙事件”闹翻，为的还是争分夺秒多为《中春》打上一个小时的工。从整体看，《中春》和民联的兴衰描出了一条鲜明的堕落轨迹，而这几乎是所有海外民运组织走过的共同道路。

窃以为，丁楚回忆录的价值，不在于披露了民联内斗的丑闻与领取国民党经费的秘密，而在于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问题：这堕落是怎么发生的？是否必然？是否可以避免？能否归结于小人如呼延民者播乱其间，或是领袖的道德素质败坏？人类真能以民主事业为职业么？海外“民运”从盛到衰，是否就是因为这其实并无可能？

丁楚只是叙说往事，并未回答、甚至没有直接提出这些问题，这或许就是他为该书取了个俗不可耐的题目的原因。其实要我看，即使不用《曾经纯真》的题目，也可以用诸如《玷污了的理想》、《堕落之路》等更俗的题目。它们的好处是能让读者不至于堕入“暴丑闻”、“民运抄底”、“共党三箭齐发，彻底毁灭民运，是压断海外民运脊梁的最后一根稻草”（此乃呼延民因该书对他“大不敬”而作的报复性评论，按“大不敬罪”乃是专用罪名，只限于皇上，呼延民未免轻狂得漫了边）等庸俗理解，而能鲜明地提出上述问题。不回答这些问题，海外民运就无法脱出那永恒的普适的堕落轨道，而民联以及《中春》的兴亡的唯一意义，也就只能是作为美国历史系研究生混学位的简易课题。

民运的根本问题，是职业革命家们的吃饭问题。我虽然不曾干过民运或从事过任何一种政治活动，但也根据常识意识到了这问题。在《革命经济学导论》中，我指出，我党的劣质革命宣传，使得中国人悉数丧失常识，连革命只有投入，没有产出，乃是世上最花钱的勾当都不知道。

其实这问题明摆着：要使任何一种运动成点气候，具备起码的规模，就必须有一群全日制的专业人士在其中运作。这些人以及其家属都需要养活，办杂志、举办会议等等都需要大量的钱。这些钱从哪儿来？当然不会如毛毛雨一样，从天上掉下来，只能要么来自于某个外国政府，要么来自于某个毁家革命的大资本家。前者如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获得德国政府秘密的巨额资助，以及中共被苏共长期豢养，后者如“基地”一样，有本拉登那种百万富翁鼎力支持。海外民运也就只有这两种经济来源，要么拿台湾的钱，要么如王炳章设想的那样“以商养运”，也就是丁楚设想的“民运企业化”（虽然他没用这字样），实现经济上的自给自足。

这两条路都是死路。Personally，我倒不认为拿台湾的钱是什么丑闻——你总得让那些志士活下去吧？无论是王炳章还是丁楚，本来都可以有自己的正当职业，并不是为了找口饭才去当职业革命家的。王炳章据说原来是个收入相当可观的大夫，后来还当了保险经纪人，太太又开了个什么“国际工商公司”，并不是非得以从政谋生不可。丁楚是在籍学生，在投身革命之前，他利用暑假给某个冷冻机修理公司打黑工，年收入可达三万美元左右，在那个时代算是高的了（他在上大学前就是干这行的，据说干了七年，经验丰富，根本不是美国技工可以相比的，与我个人经历颇相似。看到书中的描写，我不禁发出会心的微笑。的确，西方的富庶惯坏了技术工人们，他们的所谓“修理”就是“更换”——查出某个零件坏了，换上个零件了事，根本不会如咱们那样将它修好，或用种种歪门邪道对付之）。老板非常赏识他，答应为他办绿卡。即使他不上学，靠那手大陆练出来的技术也能活得轻松愉快，并不必去赶那趟浑水。

但既然要人家全日制干革命，就得保证人家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这还是小事。一个政治组织要发展，不光得养一群机关人员，而且活动分子们得到处旅行演说游说，还得定期召开各级会议，不但要为代表们提供往返机票，而且得安排人家的食宿，租用会场，等等，这些钱从哪儿来？当然要有个大财东。除了台湾，还能上哪儿去找去？

然而拿台湾的钱，就得食君之禄，忠君之事，桀犬吠尧，各为其主。人家绝不会白养你，起码大方向必须在人家的轨道上。这种受人豢养的民运非但无独立可言，而且见不得人，盖国人个个被官方洗脑一劳永逸地弄坏了脑子，一致坚信革命乃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贤事业，一旦听说革命家们竟然拿国民党情报机构的钱，顿时觉得那些人乃是廉价拍卖自己的毫无原则的败类，却不想想他们的所作所为，与国父孙中山、毛泽东诸先生比起来，曾不如魁父之丘比太行，更想不到那些人之所以走到这一步，实在是猫吃酸腌菜，一百二十个没奈何。最痛恨施主的，恐怕还是他们自己。最想改变这饮鸩止渴状态，获得独立的，恐怕也是他们自己。

这还不是受人豢养的唯一弊病。既是一种事业而非企业，当然就是open的，来者不拒，那就必然鱼龙混杂，势必掺进许多“找饭辙”的“民主混混”。在海外这个问题尤其突出，因为语言文化风俗障碍，找个体面的职业要比在国内艰难得多。例如呼延民吧，他在国内，哪怕中学语文从未及格过，凭那华东师范的文凭，也能随便在哪个中学当个轻松体面的教书匠，但到美国二十多年至今仍目不识丁，口不能言，除了去唐人街中餐馆端盘子，还能干什么？若不是童贯爷爷给他一笔丰厚的“遗产”，又岂能到中文网上广撒票子作金主？在此类劣质人等眼中，全日制民运职务当然就要变成一种简便轻松体面光荣的“饭辙”。

民运一旦变成一种谁都可以争夺的简易饭辙后，经费有限，粥少僧多，立即就会变成一种以内斗为主要表现方式的恶性生存竞争。它的尴尬在于：它标榜的是“民主”，因而就毫无理由变成一种由少数高质精英垄断的事业，什么阿猫阿狗都可以打出“权利”、 “平等” 的冠冕堂皇旗号来争夺饭辙，而有能力的精英根本就抵挡不了混混们的争夺——人家有的是时间和精力，又没有正事需要操心，可以全日制地陪你熬。高寒那个完全彻底的文盲状告独立中文笔会的职业作家们的丑闻，就最能体现这种恶性竞争。

民运为其参加者提供的虚幻“权力”感的诱惑更恶化了这种恶性生存竞争。在读丁楚回忆录的过程中，我不止一次地极度诧异：那不就是个野鸡组织么？有何政治权力可言？ “曾经担任民运组织要职的人在身退之后，如何在社会上为自己定位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说的跟江总退下来也差不多了。“民联没有钱了，《中国之春》濒临破产，大家也没有什么好争的，都乐得让我独揽朝纲，把所有的‘权力’恨不得都交给我，同时也把所有的事务担子都压到我身上来。”听上去跟说敬爱的党中央政治局似乎也无甚差别，闹得跟真的似的，都什么事啊！

但后来我想想也就明白了。当年咱们也曾纯真，一伙志同道合者办了个《海纳百川》网站，那既不是政治组织，更不是饭辙，完全是只有付出、毫无收益扛死马的背时事。然而几个人在当惯了“生杀予夺大权在握”的斑竹后，竟然会为那再虚幻不过的“权势”感迷醉，变成了大槐安国的皇帝，甚至沉醉在“压寨夫人”（＝被暴力抢上山的性奴）的下贱幻觉中不能自拔。为了维持那幻觉，竟然干出比王炳章提走全部公款、关闭账户有过之无不及的烂事来——把数据库和服务器卷逃一空后拉闸断电，让我等统统翻船落水，与此同时趁机开张新店，把所有的访客悉数拉过去。这到底为什么？还不就是为那虚幻的“权势”感。

所以，阿奇顿爵爷说：“权力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使人腐败。”那“权力”其实并不一定非是真实的，虚幻的权力同样能使人腐败。

有了“饭辙”和“虚幻的权力”这两个因素，民运作为一种事业迅速败坏就是必然的，而且它必然要经历“汰优存劣”的逆向筛选过程，将真正有能力、有抱负的志士排挤出去，最后只剩一伙纯“饭辙”，而民运就完全成了简便稻粱谋，最终变成于今所谓“政避民运”，堕落到出钱雇佣政治避难寻求者来开会的地步，当年的纯真的理想主义气息被冲刷得干干净净。

这个逆向筛选的过程之所以必然出现，原因也是明摆着的：一心不能二用，要干事业，就没功夫如呼延民那样全日制琢磨人，不惜每月花两百多美元的电话费去发展“横向联系”，以“制衡总部权力”。而民运既然是一种民主事业，当然就只能搞少数服从多数那一套。有能力有抱负的精英们把精力全花在经营事业上，当然就不可能有呼延民那种职业捣乱家的人脉，只会在票决时败下阵来。有能力者被淘汰出局后，猢狲们也就把大树爬倒了，再无油水可捞，自然也就一哄而散。《海纳百川》的《罕见奇谈》论坛在短期内由盛而衰，就再生动不过地演示了这种逆向筛选过程。

丁楚之聪明，就在于他朦胧地意识到了这些弊病。王炳章乃是个如假包换的毛共分子，他领导下的民联完全是个如假包换的列宁式政党，不是西方式民主政党。而丁楚当了民联的大管家后，便着手改造这局面，据他说：

“后来我全面地‘修正’了王炳章的组织理论，系统地提出了当代民主运动的一些组织原则：组织活动非政治化，政治活动非组织化；组党组党，组而不党；以网络结构取代金字塔结构，等等。 ”

这完全是应该的起码的改造，否则对不起那“民主”二字。更难得的是，他说，他在刚刚上任时，就向胡平提出民联需要调整“三大关系”，即调整与共产党的关系，与国民党的关系，以及和大陆内部民运的关系。我觉得，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个关系。

他认为，民联对待共产党的态度应该从“你死”转向“我活”。民联不是要消灭或打倒共产党，而是要和它共同面对选民。因此民联所有活动的立足点不应该放在让共产党的丢分上，而应该放在为自己增分上。只要民联能活下来，能在国内与共党并存，就是民主事业的伟大胜利。

此外，他还和胡平一道，提出了对国人来说是振聋发聩的基本原则：“权利重于是非、形式重于内容、手段重于目标。”

这些想法可谓根本性的战略突破，深得西方民主政治神髓，完全背离了毛共“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传统全民思维方式，在那个时代堪称先知先觉。

除了为民联奠定这些基本原则外，他还力图使《中春》企业化，将账号公开，使得国民党的资助从黑钱变为明捐。据他说，胡平接任之后，民联的政治声誉和形象有大幅度好转，大陆留学生开始普遍认同《中国之春》上的政治观点。而在他的经营下，民联在严重经济危机后迅速复苏，在财政上达到了最高点，存款达8万美元之多。他和林心声常接待带着各种投资项目的客人，为民联账上的资金寻找投资方向。再有半年时间，《中国之春》就会拥有自主产权的办公室，就会有自己的企业。民联将会有一块坚实的立足之地，经费将会有活的来源。再有半年时间，《中国之春》将无论在专业化水准上，还是在可读性上会有一个重大的突破。一九八八年底，《中国之春》已经站在这个飞跃的台阶上了。当时他已经在各地设立了几个记者站，并在国内设立了几个资料供应点，定期供应剪报资料，甚至可以定期得到《中共中央文件》。他还在家里建立了一套大陆各方面的资料库。由于国内政治气候宽松，各种出版资料也开始多起来，有了充足的资料，《中国之春》上关于大陆方面的消息和报导就会生动和丰富起来，《中国之春》不久就可以以崭新的面目出现在读者面前。他下一步计划是在全世界扩大发行网点，开拓商业广告渠道，最后做到自给自足，甚至盈利。到那时，他们就可以在适当的时候摆脱国民党的控制，挺过民运低潮，为回国找到一个立足点。

然而这大好局面却被呼延民发起的罢王风波无情腰斩了，民联分崩离析，《中春》风雨飘摇，经费逐年递减，这一口气从此再也没缓过来，那个起飞前的主动势态再也没有出现过。令他不禁扼腕太息，觉得自己犹如遇上了西安事变的先总统蒋公，而呼延民当然也就是张学良。  

这就是说，丁楚发现了民运的根本死穴在哪里：作为事业，它只能靠人豢养，无政治上的独立性可言，因此只能办成企业，求得经济上的自立，从而取得政治上独立的经济基础。

但他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世上能有“民运企业”、“民主公司”这种怪物么？民主本是管理国务的一种政治制度，岂能拿去管理企业？世上有哪家企业实行民主管理，经理由竞选产生？就算倒王风波不发生，《中春》顺利实现了经济起飞，那又便如何？不过是办成《多维》网而已，充其量办成《凤凰网》，当然拥有经济自立能力，也可以获得政治上的独立性，那又便如何？能算是一个民主政治组织，为我党和其他政治势力作个表率么？

丁楚其实也意识到了这问题，他在回忆录中说：

“林心声在内战期间被文革式的大民主搞得焦头烂额，整天愤忿不平地在办公室发牢骚：‘那些支部和盟员凭什么对总部指手划脚？他们自称有这个权力那个权利，可是他们尽了多少义务？是他们养着总部还是总部养着他们？’林心声习惯于西方式的思维，他看不起大陆人学习西方的那种囫囵吞枣的样子。林心声的实际意思是要加强总部的权力和功能，他的说法不是没有道理。”

我看到这段话时不禁大笑出声。当初我等办《海纳百川》网站时也是搞民主管理，实行一人一票。到后来才发现这整个是扯淡，绝对的不公平，盖权利与责任毫不对称。有些人什么事都不曾做，加入俱乐部正如文革期间“造反兵团”的“户口兵”，只是挂个名而已（本人在文革中就当过这种“户口兵”），出大力流大汗的乃是我这日产万节的主笔，然而到最后人家把持了斑竹的“权力”，就是有那本事将我永远驱逐出海纳百川。这还是斑竹干的，斑竹好歹还管理论坛，算是有点劳力付出。有的人如魏碑者什么事都没干过，然而到投票时跟其他人有同等的决策权，吵起架来嗓门还比谁都大，您说世上还有比这更不公平的事么？

所以，丁楚为大好局面的夭折，把脚杆都抹细了，我看大可不必，他应该庆幸才是，幸亏《中春》的起飞没有实现，总部不曾财源滚滚，否则民主混混们更要眼红，只怕要打出人命来。

因此，说到底，民运的内在悖论是无法解决的：根据民主的基本原则，它必须是一种强调广泛参与、来者不拒的群众事业。但那需要金主，因而没有独立性可言，必将变成饭辙而引起无穷无尽的内斗，无法由能干的精英垄断决策权与执行权，最终出现逆向筛选，猢狲们爬到大树后便一哄而散。若是为了避免这弊病而办成企业，由有理想、有抱负的能干精英垄断权力，则它就不是一种民主政治组织，只能算一种开放自由的出版企业。这个悖论并不为民联和《中春》独有，乃是所有民运组织的共同难题。这就是为何民联的没落为几乎所有的海外民运组织标出了鲜明的共同堕落轨迹。

由此似可导出，所谓“民运”，不能成为某一部分人的标签，只可能是一种全民事业。任何一个比较开明的报刊、网站，都应该视为全民民主事业的一部分，无论它们的政治背景如何，哪怕就连《凤凰》网站那种被普遍视为亲共的网站也罢。

谢选骏指出：人説“曾经纯真——读《大梦谁先觉》”；我看這是“錯把小説當信史”了，以爲《三國演義》等於《三國志》，以爲《金陵春夢》可以當作《民國歷史》。至於“曾經純真”，我看這個説法，顯然不懂人性的原罪，遲早都會暴露滋長，最終都是不可收拾的爛攤子。

 

【評論之二】

“評丁楚《大夢誰先覺——<中國之春>與我的民主歷程》”（2009年07月08日鐘鳴“薛偉訪問記”）報道：

 問：最近，一九八六年到一九九三年曾在《北京之春》的前身《中國之春》工作過的丁楚（真名叫做"房志遠"，現名叫做"房西苑"），出版了一本回憶錄，叫做"大夢誰先覺"，書中對《中春》的過去作了相當多的描寫，作爲比丁楚更早的《中國之春》元老的你，對此書有何評論？

 答：總的來講，丁楚的《大夢誰先覺——<中國之春>與我的民主歷程》這本書只是一部小說。這本書是遵照毛澤東的說法，“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當然，這本書不是在反對共產黨，而是在破壞民運的聲譽。但是，這本書巧妙地把小說打扮成了回憶錄，用真假混雜的“史料”、掐頭去尾的拼接、無中生有的描寫，來製造一個預定結論，那就是：民運一團糟。

 問：你是怎麼知道這本書的？

 答：在一個多月前，正在我要赴台參加"六四"二十周年紀念活動的前幾天，劉路給我帶來了這本書。這本書"湊巧"在"六四"二十周年紀念活動的前夕出版，顯然具有特殊使命。我在飛機上粗略的看了一遍，與劉路向我力陳的結論剛剛相反。在過去，王炳章等人以及包括丁楚的太太馮蕾在內，都對丁楚作了大量的指控，甚至有人登報揭發他是中共特務，我對此也表示過證據不足。但是看了這本書後，那麽多顛倒黑白的描寫，任意揣測的誅心之論，對自己刻意的裝扮，處心積慮的對《中國之春》情報資料的搜羅，包括明知原委而又借他人之口對我進行的誹謗，我認爲別人對他的指控可能確實是事出有因的。

 問：很多人認為丁楚是民運的才子，你認為是嗎？

 答：這本書確實有些文學性，能够三言兩語就勾畫出一個小說形象。但是這畢竟是小說寫法，不是回憶錄寫法，我懷疑這不是出自丁楚一個人的手筆，而是一個集體創作和潤飾修改的結果。許多人都瞭解，丁楚並不擅長小說描寫，他之所長在於政論；他毫無詩人氣質，却充滿算計。人們也許不瞭解丁楚後期的作為。他為什麽會被清理出《中春》編輯部，他太太馮蕾爲什麽與他離婚，他在這本書中所站的立場，他對民主運動本能的反感，以及從他到《中春》第一天起對所有巨細資料的搜集和記載，這都很像一個有任務的專業人員所爲，後來還有人在大陸看見他有豪華辦公室等等。

 問：丁楚為甚麽會離開《中春》？這中間發生了什麽事情？

 答：丁楚這本書題為："《中國之春》與我的民主歷程"，按道理應一直寫到他離開《中國之春》，踏上回國的歸途爲止，但他只寫到"罷王風波"，"六.四"慘案發生，有意隱去了後面還有四年的歷史。這就說明他心中害怕什麼，在刻意隱瞞什麼。

 問：你能具體的描述這其間的情況嗎？

 答：王炳章事件以後，丁楚改變了鬥爭策略和方向。當時在紐約有一本專門揭人隱私的刊物，很得人們的興趣。丁楚居然化名在上面發表文章，攻擊誣衊《中國之春》、還有民聯的很多人，其中涉及到胡平、于大海、我和汪岷等等。狡猾的是，他也把自己寫進去，却在丁楚名下用了汪岷的照片，而“丁楚”這個名字又是一個化名，這樣一來，所有的事情都和他房志遠毫無關係了。但他不小心將這些文章原稿的電腦軟件落到了倪育賢的手中，倪再交給了我。我和于大海商量後，决定由作爲經理的我出面，辭退了他。一九九一年民聯"五大"後，于大海任命我出任雜志社經理、編委、民聯辦公室主任，集黨政財權于一身，擋了丁楚的出路，他嫉恨我可以理解，但他化名攻擊老朋友、老同學，甚至對他十分器重的胡平也是如此，這就啓人疑竇、令人百思不解了。

 問：當時你們就開始認為他是中共特務嗎？

 答：也還沒有，我先是以私人恩怨方面去解釋，直到他太太馮蕾，書中不得不承認的一個嫉惡如仇，心地單純的女人，也因爲懷疑他的政治立場和發現他私生活的不堪，終于與他走上離婚之路。還有他離開中春後居然大搖大擺回國，處境十分顯耀，令人不得不懷疑他當初就是帶有特殊任務進入民運的。別人對他的這些懷疑，讓我也不得不去深思其背景到底爲何。

 問：對不起，我還是要問他在書中對你的描寫，這也許會造成對於你的傷害……

 答：網上匿名誹謗我的版本不止一個，但源出一轍，這其中也包括丁楚造的謠言。十多年前，我曾控告過胡安寧任編輯的"紐約新聞報"，律師要求該報對刊登誹謗我的文章一事賠償美金二百萬元。後來因為該報道歉糾正，認定"毫無事實根據"，也由于該報老闆無賠償能力，以及一些長輩的從中調停，我才擱置了這一官司。胡安寧也真有本事，爲弄清真相，他委托朋友在重慶公檢法系統的檔案中複印了我的反革命判决及平反通知書，他不計前嫌，公開爲我證明和辯護，我佩服他的正直和勇氣。至于網上的其他匿名攻擊，我不上當，也不會隨之起舞，但我已向FBI備案，一定會透過法律途徑進行追訴。

 問：這好像與丁楚書中描寫的不是一回事。

 答：我剛才說過了，他描寫的是另一個版本，而且爲了逃避法律責任，借用了轉述自他人之口的手法。不外乎是利用在中國搞臭一個人常用的法寶，從政治，經濟，私生活三方面入手。

 問：你能講一講究竟是怎麽一回事嗎？

 答：書中也坦承，有的人爲了要除掉我，定下了製造藉口逼退我的方針，其中提到的兩件事就是這樣。因爲我從捐款人和日本民聯分部負責人的口中得知了一些事情，他們要求監察委員會清除柯力思，他們還聲稱消息來源自兩個不同政府的最高情報當局，我無從調查事實真相，與本來相處不錯的柯力思反目，導致了柯的反感，他也是借用了第三者轉述的方式，搞了一個材料私下交給了我，目的是與我達成妥協和解。但我當時認定，如果沉默就意味著承認，所以毫無猶豫的主動向全盟原文公布，附上了我的答辯書。本來《中春》的秘書就只有那麽兩三個，都有名有姓，調查起來十分容易，一問就知，這完全是子虛烏有的事。但我因爲好强，所以在三方聯席會議上對此事的發言是："作爲一個當時還未婚的男人，在與异性相處過程中若有犯法行爲，任何人都應當提出控告和公訴。若非違法，就屬於我的私人生活範圍，攻擊和揭人隱私是不道德的行為，我不需要辯護。我要回答有的人關心的是，從我的健康檢查表中可以看出我沒有任何疾病"。就是這樣。你可以想像，這種指控如果真能成立，要請我出中春的人絕對不會放過這個機會，哪裏還會爲我消灾解難。

 問：你為什麼這樣說而不具體答辯和詳細解釋？

 答：因為不需要，沒有人會真的相信。我當時利用了季米特洛夫在國會縱火案審判中的言語表達方式，當時法官問了一個挑釁性的問題：季米特洛夫先生，某月某日你是否和某某夫人在旅館中過夜？他回答說：法官先生，我是一個真正的男人，而且，我也沒有生理缺陷。

 問：你剛才說有兩件事，還有一件是什麼？

 答：是丁楚提到的一張報賬發票，似有被塗改的嫌疑，這也是製造工作上的藉口除掉我的方式之一。我當時被問到時是很驚詫，不知怎麽回事？但當我明白過來後就回答說："此收據已有一、二年之久，我對它的真偽無從判斷，若遭人塗改，可以去做筆跡驗證。"丁楚無言以對。

 問：你對書中所描寫的其他人有何看法？

 答：丁楚狡猾的是，表面上他詳細的陳述了一些事實，但在他的字裏行間作了渲染的描繪，歪曲的判斷和負面的結論。我對別人的事不想表示太多的看法，他們自己自有評論。

 問：如果你不介意的話，我想問你一個問題，說你是國民黨特務你有何解釋？

 答：（哈哈大笑）算特務太抬舉我了，算綫民又太貶低我了。《中國之春》的捐款人是我早在認識王炳章前的好朋友，彼此私交甚篤。這次去臺灣我專程爲此書拜訪了他，抱怨爲了他們針對柯力思的事讓我背了黑鍋，他也證明，我絕無書中借他人之口說我的那樣，經常在清早用《中春》的傳真機發報告給捐款人之事。王炳章與我實際上是誤會一場，如果我們當中當時有一個人能坦誠相見，結局完全不一樣，可惜歷史沒有給我們這個機會。我不知道王炳章是否真有丁楚描寫的那些心態，包括對臺灣所持有的那些負面的看法和做法，我一向認爲臺灣當局和大陸民運的利害關係是一致的，是血脉相連的盟友和同胞兄弟，丁楚在這件事上給王炳章作了不少文章真是別有用心。

 問：你會對此書採取法律行動嗎？

 答：香港是個相當健全的法制社會，我已經委托了律師，以誹謗罪起訴出版這本書的"海風出版社"和用小說來冒充回憶錄的"序言"炮製者。2009年7月4日

谢选骏指出：以上资料全部摘自网络新闻，本着《史记》“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的精神，特予收录，以待来者。

（另起一页）

硅基时代第五十七卷

Silicon-based Era Volume 57

中囶民主运动

The China Democratic Movement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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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0月第一版

October 2024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357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3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