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5日星期六

谢选骏全集第356卷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 The Third Chinese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硅基时代第五十六卷

Silicon-based Era Volume 56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

The Third Chinese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2024年10月第一版

October 2024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356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356


（另起一页）


内容提要

本卷《第三中国制宪会议》分爲三個部分——《第一部分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公告》、《第二部分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参考资料》、《第三部分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点评》。這三個部分是一個整體，前後呼應，有理有據有論，記錄了一個國家的誕生過程——也爲未來的憲政民主中國，展示了一幅建國藍圖。


Executive summary

This volume "Third China Constituent Assembly"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 "Part One: Announcement of the Third China Constituent Assembly", "Part Two: Reference Materials for the Third China Constituent Assembly", "Part Three: The Third China Constituent Assembly" Commentary on the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These three parts form a whole, echoing back and forth, and are well-founded and well-argued. They record the birth process of a country - and also show a blueprint for the founding of a country for the future constitutional China.


（另起一页）



【目錄】


【第一部分】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公告】


01、2010年8月28日第三中国制宪会议简介&第三中国制宪会议公告

02、中国共产党应该改名为中国共和党

03、承认《零八宪章》为中国唯一合法宪法大纲

04、授权建立中国公民政府

05、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联合公报（第五号

06、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六号公告

07、任命刘晓波先生为中国荣誉大总统

08、任命高智晟先生为中国荣誉大法官

09、任命王炳章先生为中国荣誉议长

10、特别任命胡佳、郭飞熊、郑贻春、何德普、谭作人、顿珠旺青为中国荣誉国务委员

11、孔子像立在天安门广场，是第三中国的一大象征

12、中国人民解放军改名、改造、改编为“中军”

13、特别任命牟钟鉴等十三位德高望重学者为第三中国中央科学院之元老院士

14、中国“茉莉花革命”各大城市集会地点

15、对于中国茉莉花革命的六点建议

16、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十六号公告

17、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十七号公告

18、特別任命哈达、谢长发、许万平、师涛为荣誉国务委员

19、特別任命吕章申先生为荣誉国务委员兼任孔子学院总部院长

20、特別任命刘贤斌、杨天水为荣誉国务委员

21、土地所有权法令

22、任命艾未未先生为第三中国荣誉国务委员和文化部荣誉部长

23、告中国人民解放军书

24、废除计划生育令

25、六四大屠杀二十二周年纪念文告

26、讨中国共产党檄

27、第三中国民主贡献奖授予名单

28、谴责共军屠杀人民令

29、设立“反人道罪特别法庭”令

30、防止中国沦为秘密警察匪巢令

31、驱逐马列毛邓于中国国门之外令

32、确立中国国号令

33、中国迁都令

34、取缔中国共产党令

35、废除户口制度令

36、废除伪“人大”、“政协”制度令

37、举办全国大选、建设国会制度

38、坚决声援乌坎人民的解放斗争

39、禁止传播共产主义令

40、取缔中国共产党所属工青妇组织令

41、中国政府工作人员必须在工作中对党派政治保持中立

42、禁止“中国共产党政法委员会”干预司法公正

43、惩办贪官污吏，实施阳光法案

44、禁止中国买官卖官令

45、清查一切非法所得令

46、耕者有其田，居民有其屋

47、驱逐中共 恢复中华

48、建立“六四屠杀国家赔偿基金会”

49、禁止单方面延迟退休令

50、一致声援香港民众的七一抗议

51、坚决支持什邡民众的抗暴活动

52、授权救国军人拯救国家、解放人民令

53、收复琉球群岛令


【第二部分】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参考资料】


01、反对党与和平转型

02、旧金山制宪会议

03、美国的制宪会议

04、法国制宪会议是如何改造法国社会的

05、读《美国宪法原理》、《美国制宪会议记录》有感

06、美利堅合眾國憲法之解釋說明

07、美國憲法附加註釋

08、揭开美国制宪会议的面纱——“辩论”成功的法则

09、从“阴谋”到“共赢”——读《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

10、读《费城风云——美国宪法的诞生与我们的反思》有感

11、在辩论中选择宪法规则———美国制宪会议为什么能成功

12、非法之法不是法－－读美国宪法的“不得立法”条款有感

13、关于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的三个理论问题

14、协商还是博弈？——对“欧洲制宪会议”的考察

15、制宪权与国家权力之关系

16、民国宪政的一段往事 

17、我们要「制宪会议」

18、中华民国制宪国民大会

19、政法委对法治和司法独立的危害

20、古希腊与民主制度没有必然联系


【第三部分】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点评】


01、1989年学运转向民运的关键

02、八九民运真不知民主为何物？

03、美国宪法与美国宗教信仰自由

04、王丹是八九民运的负资产

05、丛林社会的民主自由

06、余杰们的自由就是出卖自由——伪装的“自由思想加+”影帝

07、阿克顿勋爵鼠目寸光，不懂什么是“自由的基础”

08、宪法修正案就是修宪——驳美国之音违法的诡辩

09、乌托邦不难实现，难的是一直实行乌托邦

10、民主不是个好东西

11、我做中国领袖发给中国每人10万人民币

12、上海是自由的象征但不是自由的地区

13、专制暴君是自由的种子

14、自由派与保守派的生理基础和文化抉择

15、胡赵基金会是否中共的外围组织

16、自由主义者都是逃兵（六四屠杀33周年的俄罗斯教训）

17、从自由民主到自由枪击

18、加里宁格勒类似但泽自由市——战争的导火索

19、自觉自治是民主自由的前提吗

20、学术自由只是学阀的自由

21、民主制的基础是义务兵役制

22、僞裝的制憲會議——共產黨人代會

23、纸民主义的美华社会

24、咖啡是自由的开端

25、自由和生娃不能兼容

26、单身社会才是自由社会

27、民主可以成为专制的工具

28、职场没有言论自由

29、自由是不能定义的

30、绞死国王是民主的前提

31、没自由，不如狗——微信就是违心

32、泰国立宪君主制度较易保持社会稳定

33、知府眼中的议会民主

34、腐败的民主就是伪装的民主

35、签约不交楼 民主不选举

36、海外民运团体不幸沦为“海外民团”

37、电视毁灭民主，手机消灭自由

38、八九民运的前哨战

39、王炳章1999年前往美国驻伦敦大使馆前抗议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

40、民主老贼也该死

41、台湾是民主阵营的内奸——假民主、真独裁

42、虚假作战能力的根源是专制主义

43、自由主义的社会基础就是乱伦

44、伪民族主义者的死亡

45、创作自由不是演出自由

46、自由主义就是“原罪正确主义”

47、略论民间武装是社会发展、自由进步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48、和自由主义同归于尽

49、民族主义只能用于自卫

50、全球自由贸易是一个伪命题

51、自由的代价就是自生自灭

52、自由的代价就是孤独

53、用地区民族主义分化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可能适得其反

54、自由意志是给奴隶们的责任落实和内化的纪律约束

55、奴役只能模仿自由

56、英国下议院议会厅随想

57、从美国宪法看杨佳杀警案

58、如果独立战争失败了，独立宣言犹如一张废纸

59、中囶的窃国大盗

60、人民中国就是苏联制造的绞肉机

後記、有限委托体制需要通过全民公投



（另起一页）



【第一部分】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公告】


【01、2010年8月28日第三中国制宪会议简介&第三中国制宪会议公告】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第一号公告

2010年8月28日，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经过长期筹备工作，于公元2010年孔子诞辰日，在中国正式宣告成立。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公告》

2010年8月28日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经过长期筹备工作，于公元2010年孔子诞辰日，在中国正式宣告成立。

经过与会代表的协商和一致同意，就以下共同纲领进行讨论并努力达成之：“第三中国”不是一个政党，也不是一个民间组织或团体；“第三中国”是一个广泛存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具有深厚民意基础的政治实体。

据此，第三中国制宪会议号召中国共产党改名为中国共和党，以便与中国民主党一起在中国实现先进的、文明的、不流血的、议会道路的两党政治。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指出：现在的中国，除了共产党所豢养的几个花瓶执政党之外，只有三个大党：

1、中国共产党，2、中国民主党，3、中国国民党。

如果中国共产党改名为中国共和党，并与中国民主党一起在中国实现两党政治，那么中国国民党在中国的剩余力量就可以像英国的自由党那样，扮演第三党的角色，补充并监督两党政治在中国的良好运作。

中国共产党改名为中国共和党，并放弃一党专政，是中国能否与美国看齐、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所在关键。中国只有进入世界主流社会，才可能参与主导世界主流社会，才可能崛起为世界第一的文明国家。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呼吁中国共产党放下历史包袱，并把中国人民解放军改编为中国国防军。面对中国民族复兴不可阻挡的大势所趋，与中国公民真诚合作，这样才是起死回生的唯一道路。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认为：为了达到起死回生的道路，军队国家化、立法独立、司法公正，是必不可少的。为此，中国共产党对于国家的责任，是放弃六十年以来操纵军队和公检法系统的错误做法，真正做到邓小平和赵紫阳在1980年代许诺的“党政分开”，然后做到还政于民，使得中国民族可以放开手脚，获得真正的发展、走向世界历史的前台，而不必永远龟缩在中南海这个只改经济不改的“名不正、言不顺”的死角之中。

中国共产党需要放弃“党的利益高于国家利益”、“阶级利益取代民族利益”的苏联殖民地政治模式，真正落实多党民主制度。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成功转型为世界强国！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的通讯地址是：disanzhongguo@gmail.com


【02、中国共产党应该改名为中国共和党】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公告第二号

《“第三中国”筹备会议公告》发表以后，许多读者致电“第三中国”的联络电邮：disanzhongguo@gmail.com，询问“第三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组织机构，如何展开工作？还有许多读者表示要加入“第三中国”，为结束旧中国专制制度、开辟第三中国的宪政民主而努力奋斗！

据此，“第三中国”筹备会议特此答复公众：

一、“第三中国”不是一个政党，也不是一个民间组织或团体；“第三中国”是一个广泛存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具有深厚民意基础的政治实体。

二、“第三中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就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的关系一样，是一个承先启后的关系，是一个“国中之国”的关系。

三、“第三中国”旨在取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今年是公元2010年、孔子诞辰2561年，定为“第三中国元年”，简称为“中国元年”。

四、孔子诞生两千五百年后，1949年，中国陷入劫难的一个甲子，现在，已经结束了。“第三中国”将着手消解六十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之残余势力，在辛亥革命百年之际，实现一个统一的中国。

五、参与第三中国的方式十分简单，就是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旧政权及其一切法律和规章制度，不交税、不纳粮、不说违心的话。

“第三中国”联络电邮：disanzhongguo@gmail.com


【03、承认《零八宪章》为中国唯一合法宪法大纲】


2010年9月15日 北京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公告第三号）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2010年9月15日在北京发表公告，宣布承认《零八憲章》为中国唯一合法的宪法大纲。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指出，迄今为止，《零八憲章》已经得到了一万多名中国大陆居民的签署，远远超过了未经中国居民一人签署认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因此在中国大陆具有最为广泛的民意基础。根据这个现实，第三中国制宪会议特此宣告承认《零八憲章》为中国唯一合法的宪法大纲。

《零八宪章》是为了纪念1948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宣言》发表60周年由刘晓波等人起草并由303位中国各界人士首批签署的一份宣言，旨在促进中国民主化进程，改善人权状况。

起草人在宣言开头解释了发布《零八宪章》的立场：2008年是中国立宪百年，《世界人权宣言》公布60周年，“民主墙”诞生3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0周年。在经历了长期的人权灾难和艰难曲折的抗争历程之后，觉醒的中国公民日渐清楚地认识到，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

零八宪章由中国303名各界人士发起并签署。为因应世界人权宣言60周年，中国改革人士主张在自由、平等、人权的普世价值下，在中国实施民主、共和、宪政的现代政治架构。原定于2008年12月10日签署《世界人权宣言》60周年这一天举行论坛，并发表中国《零八宪章》。由于此事与中国共产党严重对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伪政府已禁止此活动的继续。

签署者除发起人刘晓波以外，尚有鲍彤、丁子霖、刘军宁、戴晴、于浩成、浦志强、张祖桦、茅于轼、冉云飞、刘逸明等，包括一些中国著名异见人士与维权人士。

《零八宪章》分“前言”、“我们的基本理念”、“我们的基本主张”和“结语”等四部分，主要内容是阐述自由、人权、民主、宪政等概念，主张修改宪法、实行分权制衡，实现立法民主，司法独立，主张结社、集会、言论、宗教自由，宣言共提出6点理念与19点的主张。

必须看到，在《零八宪章》上签名的一万多人代表了中国多数居民的意志。更多的人陆续在网上签名，但由于网站受到中共当局的破坏，所以即使在网上签名也已经不容易。据此，第三中国制宪会议特此宣告：承认《零八宪章》为中国唯一合法的宪法大纲。

因为中共当局对社会危机的严重忧虑，面对《零八宪章》才会草木皆兵，不但监禁了《零八宪章》的起草者著名作家刘晓波，而且还大规模地传唤或约谈各地联署人。即使有很多联署人面临锒铛入狱的危险，但后续签名者仍然是无所畏惧，正应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古语。

民众对公共事件的关注已经不再局限于其本身，而会从制度上寻找原因，期待中国在制度上有根本变革。由此，《零八宪章》应运而生，所以一经发布，如春雷落地，应者云集，至今签名总人数就达到八千多人，相信签名人数还会继续增加。在中国危难之际，可以说《零八宪章》指出了中国的出路。

《零八宪章》并未标新立异，所讲均是当今政治的普世原则，自由、民主、人权，实行宪政，但是仍然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的恐慌，将之定性为“勾结国外敌对势力，企图颠覆国家现行制度”。《零八宪章》尚未发布就引起了中共高层的高度关注，北京警方在其发布的头一日逮捕了刘晓波和张祖桦。但如此震惊中外的大动作，中国媒体却封口如平，显然上层下了指令不得报道。幸亏互联网已经普及，民众可以从海外网站看到《零八宪章》及有关消息。一时间，《零八宪章》成为了网民热搜的词语。但是，随之中国当局动用网警，在网络上对《零八宪章》围追堵截。《零八宪章》在发布十几天之后，国内网络其有关消息均被删除，甚至于Google、百度等网站也在有关部门的要求下，对有关《零八宪章》的消息进行彻底清理。《互动百科》和《维库百科》两大网络不惧压力，大胆地创建了“零八宪章”词条，但很快被监控部门责令删除。牛博网由于发布有关《零八宪章》的信息，被关闭。一些网友用QQ群交流《零八宪章》的信息和意见，但受到警方的监视和调查，乃至QQ群被破坏、封闭。比如，“东林”QQ群即被破坏，无法再登陆。《零八宪章》的签名信箱也遭到攻击，而瘫痪，被迫更换。

媒体统计，因《零八宪章》被警方传唤和谈话的人已有100多人。实际上，被骚扰的人数远不止这些，能统计到的人毕竟是少数，而且很多人在警方的威胁下，不敢说自己被警方传讯。海南作家秦耕因《零八宪章》被警方传唤了两次，广州作家野渡则被警方约谈了3次，四川维权人士刘正有还遭到了警方的抓捕威胁，黑龙江访民赵景州、陈惠娟夫妇更是受到警方的威胁，要求他们退出《零八宪章》的签名。

中共当局对《零八宪章》联署者的骚扰并不能阻挡民众继续发出真实的声音。中国的律师、记者、作家联合发出了“抵制央视、拒绝洗脑”的公开信，呼吁民众对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和网站采取“不看、不上、不听、不说”的“四不”原则。该公开信迅速在互联网上传播，但网警很快就将之删除殆尽。

中共当局在世界民主自由潮流的冲击下，不惜一切代价控制媒体和网络，封民之思堵民之口，这绝不是现代有远见的统治者所为。《零八宪章》如此理性的主张都让中共当局如临大敌，反映了他们内心的脆弱，对《零八宪章》参与者的抓捕和骚扰更让人看到了中共当局被世界文明潮流而动。

据此，第三中国制宪会议特此宣告：承认《零八宪章》为中国唯一合法的宪法大纲。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联络电邮：disanzhongguo@gmail.com


【04、授权建立中国公民政府】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公告（第四号）

《关于授权建立中国公民政府的公告》

2010年9月28日 北京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授权建立的中国公民政府，区别于第一中国的国民政府、第二中国的人民政府。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明确指出：

1、“国民政府”这一概念的幼稚之处在于，不是所有的国民都有权组织政府的，例如未成年人、被剥夺公权者等，都是国民，但不是公民；未成年人、被剥夺公权者尽管没有公民权，但仍然是国民、具有国籍。

2、“人民政府”这一概念的错误之处在于，人民只是某些特定的阶级，而不是全体国民，更不是全体公民；人民政府只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内战内乱的产物，必须予以清除。中国民族必须团结起来，才能登上历史舞台，不再做苏联共产党残余势力的奴隶。

3、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有两种文明社会，一个是臣民社会，一个是公民社会，而没有什么“国民社会”与“人民社会”！因此，我们要建立的第三中国，是一个公民社会、公民国家。

4、反观历史：缺乏公民权利的所谓“国民社会”，势必悲剧性地过渡到剥夺公民全利的“人民社会”，所以“人民社会”势必过渡到“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势必导致大饥荒、大屠杀。

5、现在，中国的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必须扬弃野蛮的“人民政府”、建立文明的“公民政府”。

1月27日，著名的北京《新京报》已经出现了这样的社论标题：《建立公民社会 必须建立公民政府》。这说明，现有的第二中国内部，已经产生了真正的裂痕，人民政府即将崩溃。

历史已经证明：“人民政府”从来没有也从履行最低限度的“公民责任”。

什么是公民？

公民是指：具有国籍并根据其宪法享有相应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权利并承担相应义务的自由人。根据这个表述，公民的主体是且只能是作为个体的自由人。个体的公民可以结社，可以自由组织成一个机构或团体，它虽然是民间的，但政府必须由它组成。

公民是“权利”的主体，正如政府是“权力”的主体。政府的“权力”必须从公民的“权利”中产生，否则，政府的“权力”就是非法的、必须予以推翻的。

公民的“权利”是主体，政府的“权力”是属于公民的“权利”的。两者之间，根据公正原则，后者必须服从前者的意志。

第三中国的公民，享有宪法保障的一系列权利，包括参与各种公共事务的公权和信仰自由之类的权利，同时也享有组织政府的权力。

第三中国的政府，作为一个行政机构，它既然拥有从公民那里获得的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力，同时，其成员也享有那些作为普通公民所享有的基本权利。政府的存在的理由就是保护公民权利，这是公民所以纳税的缘由。

第三中国公民政府，是一个责任政府，随时接受公民的监督和改造。

为此，第三中国制宪会议授权在中国建立中国公民政府。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联络电邮：disanzhongguo@gmail.com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网址：http://dszg.blogspot.com/

2010年9月28日 北京


【05、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联合公报（第五号）授与刘晓波先生和《零八宪章》全体签署人“建国精神奖”】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联合公报（第五号）授与刘晓波先生和《零八宪章》全体签署人“建国精神奖”

刘晓波先生是中国人的良心，他因起草和发起《零八宪章》而身陷囹圄。《零八宪章》是中国民主化的蓝图，是国际意识的高度体现！对于中国人民迈向公民社会，争取民主和自由，有着不可估量的历史意义。

刘晓波多次进出中国，沟通海内外，是民主建国的杰出代表，理应获得建国精神奖。

《零八宪章》国内签署人、与刘晓波共同承担责任者165人，理应获得建国精神奖。

姓名 职业 常住地

于浩成 法学专家 北京

张思之 律师 北京

茅于轼 经济学家 北京

杜光 政治学者，教授 北京

鲍彤 前中央委员 北京

丁子霖 教授 北京

蒋培坤 教授 北京

张祖桦 宪政学者 北京

徐友渔 学者 北京

陈子明 学者 北京

崔卫平 教授 北京

郝建 教授 北京

高瑜 记者 北京

余世存 作家 北京

张博树 政治学家 北京

张显杨 学者 北京

周舵 学者 北京

张耀杰 学者 北京

李大同 记者 北京

赵达功 作家 深圳

莫之许 自由撰稿人 北京

温克坚 学者 杭州

蒋亶文 作家 上海

野渡 编辑 广州

刘荻 自由撰稿人 北京

王小山 专栏作家 北京

滕彪 维权人士 北京

王怡 传道人 成都

冉云飞 作家 成都

昝爱宗 作家及特约记者 杭州

杨子立 学者 北京

王光泽 独立时事评论员 北京

北风(温云超) 互联网观察者 广州

马少方 商人 深圳

铁流 作家 北京

朱建国 作家 深圳

庄道鹤 律师 杭州

吴保建 律师 杭州

苏元真 教授 杭州

杨光 独立学者 广西桂林

阿丁 记者 北京

舒阳 艺术家 北京

王德邦 自由撰稿人 北京

张发财 设计师 南宁

陈绍华 设计师 深圳

李海 维权人士 北京

刘京生 自由职业 北京

黑沨 诗人/作家 苏州

朱欣欣 自由撰稿人 河北石家庄

胡义昭 学者 北京

李咏胜 作家、记者 成都

唐荆陵 律师后 广州

袁新亭 编辑 广州

雄勇 律师 北京

陆文 作家 江苏

李元龙 前党报记者 贵州毕节

刘士辉 律师后 广州

王仲夏 自由职业 北京

巴忠巍 自由职业者 河南

王炜 自由职业者 山东莱芜

倪明 退休工人 辽宁盘锦

刘沙沙 维权人士 北京

郭强 访民 重庆

张涛 自由职业者 石家庄

严灞 港口运输业 深圳

何欢 自由职业 浙江

古川 人权捍卫者 北京

陈龙 自由艺术工作者 杭州

徐波 企业员工 云南大理

刘灵儿 维权人士 武汉

童垚 无业 北京

林育林 学生 温州

马语晨 医药相关行业 北京

田永德 维权人士 北京

李二平 教师 黑龙江

贾春霞 维权人士 唐山

端启宪（陆恒宪）维权人士 广西南宁

吕方志(吕方芝） 公民 武汉

秦汉杰 公民 山西

钟桂清 公民 广东 茂名

李宇 角马俱乐部发起人 四川德阳

朱虞夫 政治犯 浙江省杭州市

未水山 商人 杭州

刘贤斌 维权人士 四川遂宁

张百胜 农民工 温州

蒲飞 IT 四川成都

车宏年 自由撰稿人 山东

程汉忠 公司职员 四川乐山

管党生 自由职业 合肥

李祥正 工程师 湖北

梁学以 失地农民 河南

李朝勋 农民 河南

罗劲 公民 长沙

南望 自由职业 河南

杨凤明 重庆 退休人员

郭宝锋 翻译 厦门

张晶晶 农民 浙江省上虞市

李波 公民 成都

刘耀敏 无业公民 广州

周树成 公民 海南

王大联 公民 成都

周玉花 公民 福建

楚天 自由职业者 湖北

刘云云 农民 广州

毛超 机械工程师 上海松江

张小山 公民 北京

蒋沛霖 自由职业 深圳

郭卫东 自由职业者 浙江嘉兴

邓永固 技术员 四川遂宁

杨立才 08宪章签署者 北京

刘丽娇 化工研发 上海

刘京朝 军人 天津

马郡 设计师 上海

赵嘉阳 中国绿党 北京

刘平 自由职业 广西南宁

管禹 个体户 吉林省松原市

汉心 教师 贵阳市

阳光 自由职业 广州

赵越 工程师 广东深圳

冀进京 自由职业 江苏

戴建伟 编辑 浙江

刘工 工程师 沈阳

周骋 IT工程师 北京

张小山 网络产品设计 北京

孙维夏 职员 北京

闫海峰 自由职业 北京

葛志福 教师 北京

穆毅勇 自由撰稿人 北京

李泽昌 自由职业者 北京

顾志勤 修理工 无锡

花小岁 媒体 北京

徐高金 维权人士 江西九江

徐峥 软件工程师 成都

张磊 服务生 杭州

张乔 大学生 北京

洪蓓蓓 学生 广州

高巍 程序员 上海

凡子 画廊 北京

华夏匹夫 退职干部，自由撰稿人 北京

姜海洋 自由职业者 天津

栗林 无业 上海

刘奇 房地产中介 湖北

吴宗伟 电子工程师 辽宁大连

张津郡 商人 深圳

吴孟谦 自由人 浙江

吴高兴 自由撰稿人 浙江临海

李贺明 文学杂志编辑 武汉

叶乔松 自由职业者 湖北宜昌

张伟城 学生 肇庆

湖玛 维吾尔人 学生 北京

周博 会计 广州

鲁扬 诗人 山东

胡熙成 自由战士 四川成都

陈广英 自由职业 湖南

温元奎 自由职业者 上海

朱晓东 自由职业 吉林长春

杨沁雨 学生 四川雅安

毛超 机械工程师 上海松江

苏雨桐，NGO工作人员 北京

肖勇 德先生研究所义工 湖南

陈可 自由撰稿人 上海

任泽田 应届高三生 山东省青岛市

李欣 打工青年 深圳

朱琳 无业 广州

郑潮 学生 北京

特此颁布

中国制宪会议

中国公民政府

2010年10月14日北京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联络电邮：disanzhongguo@gmail.com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官方网址：http://dszg.blogspot.com/


《零八宪章》

2008年12月10日公布

一、前言

今年是中国立宪百年，《世界人权宣言》公布60周年，“民主墙”诞生30周年，中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0周年。在经历了长期的人权 灾难和艰难曲折的抗争历程之后，觉醒的中国公民日渐清楚地认识到，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抽 离了这些普世价值和基本政制架构的“现代化”，是剥夺人的权利、腐蚀人性、摧毁人的尊严的灾难过程。21世纪的中国将走向何方，是继续这种威权统治下的“ 现代化”，还是认同普世价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体？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抉择。

19世纪中期的历史巨变，暴露了中国传统专制制度的腐朽，揭开了中华大地上“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序幕。洋务运动追求器物层面的进良，甲午战败再 次暴露了体制的过时；戊戌变法触及到制度层面的革新，终因顽固派的残酷镇压而归于失败；辛亥革命在表面上埋葬了延续2000多年的皇权制度，建立了亚洲第 一个共和国。囿于当时内忧外患的特定历史条件，共和政体只是昙花一现，专制主义旋即卷土重来。器物模仿和制度更新的失败，推动国人深入到对文化病根的反 思，遂有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因内战频仍和外敌入侵，中国政治民主化历程被迫中断。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再次开启了宪政历程，然 而国共内战的结果使中国陷入了现代极权主义的深渊。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名义上是“人民共和国”，实质上是“党天下”。执政党垄断了所有政治、经 济和社会资源，制造了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打压民间宗教活动与维权运动等一系列人权灾难，致使数千万人失去生命，国民和国家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 价。

二十世纪后期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摆脱了毛泽东时代的普遍贫困和绝对极权，民间财富和民众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个人的经济自由和社会权利得到 部分恢复，公民社会开始生长，民间对人权和政治自由的呼声日益高涨。执政者也在进行走向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经济改革的同时，开始了从拒绝人权到逐渐承认人权 的转变。中国政府于1997年、1998年分别签署了两个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全国人大于2004年通过修宪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今年又承诺制 订和推行《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但是，这些政治进步迄今为止大多停留在纸面上；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现实。执政集团继续 坚持维系威权统治，排拒政治变革，由此导致官场腐败，法治难立，人权不彰，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经济畸形发展，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遭到双重破坏，公民 的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不满情绪持续高涨，特别是官民对立激化和群体事件激增，正在显示着灾难性的失控趋势，现行体制的落伍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二、我们的基本理念

当此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历史关头，有必要反思百年来的现代化历程，重申如下基本理念：

自由：自由是普世价值的核心之所在。言论、出版、信仰、集会、结社、迁徙、罢工和游行示威等权利都是自由的具体体现。自由不昌，则无现代文明可言。

人权：人权不是国家的赐予，而是每个人与生俱来就享有的权利。保障人权，既是政府的首要目标和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基础，也是“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中国的历次政治灾难都与执政当局对人权的无视密切相关。人是国家的主体，国家服务于人民，政府为人民而存在。

平等：每一个个体的人，不论社会地位、职业、性别、经济状况、种族、肤色、宗教或政治信仰，其人格、尊严、自由都是平等的。必须落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落实公民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权利平等的原则。

共和：共和就是“大家共治，和平共生”，就是分权制衡与利益平衡，就是多种利益成分、不同社会集团、多元文化与信仰追求的群体，在平等参与、公平竞争、共同议政的基础上，以和平的方式处理公共事务。

民主：最基本的涵义是主权在民和民选政府。

民主具有如下基本特点：

（1）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人民，政治权力来源于人民；

（2）政治统治经过人民选择，

（3）公民享有真正的选举权，各级政府的主要政务官员必须通过定期的竞选产生。

（4）尊重多数人的决定，同时保护少数人的基本人权。

一句话，民主使政府成为“民有，民治，民享”的现代公器。

宪政：宪政是通过法律规定和法治来保障宪法确定的公民基本自由和权利的原则，限制并划定政府权力和行为的边界，并提供相应的制度设施。

在中国，帝国皇权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在世界范围内，威权体制也日近黄昏；公民应该成为真正的国家主人。祛除依赖“明君”、“清官”的臣民意识，张扬权利为本、参与为责的公民意识，实践自由，躬行民主，尊奉法治，才是中国的根本出路。

三、我们的基本主张

藉此，我们本着负责任与建设性的公民精神对国家政制、公民权利与社会发展诸方面提出如下具体主张：

修改宪法：根据前述价值理念修改宪法，删除现行宪法中不符合主权在民原则的条文，使宪法真正成为人权的保证书和公共权力的许可状，成为任何个人、团体和党派不得违反的可以实施的最高法律，为中国民主化奠定法权基础。

分权制衡：构建分权制衡的现代政府，保证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确立法定行政和责任政府的原则，防止行政权力过分扩张；政府应对纳税人负责；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建立分权与制衡制度，中央权力须由宪法明确界定授权，地方实行充分自治。

立法民主：各级立法机构由直选产生，立法秉持公平正义原则，实行立法民主。

司法独立：司法应超越党派、不受任何干预，实行司法独立，保障司法公正；设立宪法法院，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维护宪法权威。尽早撤销严重危害国家法治的各级党的政法委员会，避免公器私用。

公器公用：实现军队国家化，军人应效忠于宪法，效忠于国家，政党组织应从军队中退出，提高军队职业化水平。包括警察在内的所有公务员应保持政治中立。消除公务员录用的党派歧视，应不分党派平等录用。

人权保障：切实保障人权，维护人的尊严。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人权委员会，防止政府滥用公权侵犯人权，尤其要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任何人不受非法逮捕、拘禁、传讯、审问、处罚，废除劳动教养制度。

公职选举：全面推行民主选举制度，落实一人一票的平等选举权。各级行政首长的直接选举应制度化地逐步推行。定期自由竞争选举和公民参选法定公共职务是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

城乡平等：废除现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落实公民一律平等的宪法权利，保障公民的自由迁徙权。

结社自由：保障公民的结社自由权，将现行的社团登记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开放党禁，以宪法和法律规范政党行为，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确立政党活动自由和公平竞争的原则，实现政党政治正常化和法制化。

集会自由：和平集会、游行、示威和表达自由，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自由，不应受到执政党和政府的非法干预与违宪限制。

言论自由：落实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学术自由，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制订《新闻法》和《出版法》，开放报禁，废除现行《刑法》中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条款，杜绝以言治罪。

宗教自由：保障宗教自由与信仰自由，实行政教分离，宗教信仰活动不受政府干预。审查并撤销限制或剥夺公民宗教自由的行政 法规、行政规章和地方性法规；禁止以行政立法管理宗教活动。废除宗教团体（包括宗教活动场所）必经登记始获合法地位的事先许可制度，代之以无须任何审查的 备案制。

公民教育：取消服务于一党统治、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教育与政治考试，推广以普世价值和公民权利为本的公民教育，确立公民意识，倡导服务社会的公民美德。

财产保护：确立和保护私有财产权利，实行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保障创业自由，消除行政垄断；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合法有序地展开产权改革，明晰产权归属和责任者；开展新土地运动，推进土地私有化，切实保障公民尤其是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财税改革：确立民主财政和保障纳税人的权利。建立权责明确的公共财政制度构架和运行机制，建立各级政府合理有效的财政分 权体系；对赋税制度进行重大改革，以降低税率、简化税制、公平税负。非经社会公共选择过程，民意机关决议，行政部门不得随意加税、开征新税。通过产权改 革，引进多元市场主体和竞争机制，降低金融准入门槛，为发展民间金融创造条件，使金融体系充分发挥活力。

社会保障：建立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体制，使国民在教育、医疗、养老和就业等方面得到最基本的保障。

环境保护：保护生态环境，提倡可持续发展，为子孙后代和全人类负责；明确落实国家和各级官员必须为此承担的相应责任；发挥民间组织在环境保护中的参与和监督作用。

联邦共和：以平等、公正的态度参与维持地区和平与发展，塑造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维护香港、澳门的自由制度。在自由民主的前提下，通过平等谈判与合作互动的方式寻求海峡两岸和解方案。以大智慧探索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可能途径和制度设计，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转型正义：为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士及其家属，恢复名誉，给予国家赔偿；释放所有政治犯和良心犯，释放所有因信仰而获罪的人员；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查清历史事件的真相，厘清责任，伸张正义；在此基础上寻求社会和解。

四、结语

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和人权理事会的成员，理应为人类和平事业与人权进步做出自身的贡献。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今 世界的所有大国里，唯独中国还处在威权主义政治生态中，并由此造成连绵不断的人权灾难和社会危机，束缚了中华民族的自身发展，制约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这 种局面必须改变！政治民主化变革不能再拖延下去。

为此，我们本着勇于践行的公民精神，公布《零八宪章》。我们希望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 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

2010年10月14日星期四


【06、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六号公告】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决定：

在中国实行党政分开，废除中国共产党不经选民认可让渡就垄断权力的特权制度。

废除共产党六十年来出于意识形态和执政利益而设置的身份等级制度，这些制度剥夺了中国公民的权利。

取消一党专政、建立民主中国。

上述条款具有法律效力，自公布时间开始生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行法律条款如和上述条款违背，即属非法，应予立即改正或废除。

所有违反上述条款的非法行为，不论来自哪一级机关，都将受到法律的审判和制裁，其领导人将受到相应的处罚，有效追溯期不受时间限制。

特此公告

2010年11月2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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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任命刘晓波先生为中国荣誉大总统】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七号公告

《任命刘晓波先生为中国荣誉大总统》

刘晓波先生积极参与民主建国活动二十余年，百折然而不挠。特别是他2008年参与起草的《零八宪章》，提出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的主张，符合第三中国历史发展的大方向，并因此获得了成千上万中国公民的联合签署，立下了重大的建国功勋，也在国际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并因此获得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

参与起草的《零八宪章》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刘晓波先生虽然身陷囹圄，但不屈不挠，通过亲属两度发表声明，捐出所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全部奖金，拳拳之心用来建设民主中国。

对于他生死置之度外的高风亮节，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已经予以表彰和授勋。但是不够。现在，经过第三中国制宪会议全体会议讨论、中国公民政府一致同意，特别推举任命刘晓波先生为中国荣誉大总统，特此公告。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

2010年11月16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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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任命高智晟先生为中国荣誉大法官】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2010年12月2日在北京发布八号公告。全文如下：

高智晟先生积极参与维护公民权利的民主建国活动，英勇不屈、百折不挠。特别是他为受到宗教迫害的法轮功人士的积极辩护，显示了一个真正的中国公民的高风亮节，并为全世界的法官、律师、执法人员作出了最佳的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高智晟先生因此获得了成千上万的中国公民的同情和支持，立下了重大的建国功勋。

对于高智晟先生死置之度外的高风亮节，第三中国制宪会议经过全体会议充分讨论、中国公民政府一致同意，特别推举任命高智晟先生为中国荣誉大法官，特此公告。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

2010年12月2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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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任命王炳章先生为中国荣誉议长】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九号公告

《任命王炳章先生为中国荣誉议长》

王炳章先生最早从事中国海外民主运动，自1982年起，作为代表人物，他积极参与民主建国活动近三十年。王炳章先生多次闯关铁幕，2002年遭到中国和越南两国共党的联合围剿绑架，落入狼牙虎口，被判无期徒刑。

王炳章先生是毛泽东死后中国民主运动中，活动能量最大因而遭到镇压最重者。王炳章善于演说，具有竞选能力，是民主运动中最早推广竞选制度的，具有平民意识，能上能下，因此特别适合议会工作。

王炳章先生目前虽在中国共产党设在广东的黑狱中度日如年，但却拒绝妥协，体现了人类争取自由的不朽精神。

鉴于上述各项，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为了表彰王炳章先生的历史功勋、提请世人注意他的现实苦难，经过全体会议讨论，一致同意，特别推举任命王炳章先生为中国荣誉议长，特此公告。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

2010年12月16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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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特别任命胡佳、郭飞熊、郑贻春、何德普、谭作人、顿珠旺青为中国荣誉国务委员】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十号公告】

《特别任命胡佳、郭飞熊、郑贻春、何德普、谭作人、顿珠旺青为中国荣誉国务委员》

胡佳、郭飞熊、郑贻春、何德普、谭作人、顿珠旺青等六位先生，是中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也是中国未来的先驱人物。为了表彰他们的卓越功勋，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经过全体会议讨论，一致同意，特别任命他们为中国荣誉国务委员。

同时，为了表彰最近不幸逝世的张建红（力虹）先生，特此追认他为中国荣誉国务委员。张建红（力虹）先生由于捍卫自由思想而遭到中共反动派残酷迫害，他的牺牲必将唤醒更多的民主建国的良心志士。

胡佳，多年来从事多项社会运动，包括环保事业、抗击艾滋病和争取民主人权等。2008年，胡佳因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零6个月。同年，他获得欧洲议会颁发的萨哈罗夫奖以表彰他在人权领域的贡献。

杨茂东，笔名郭飞熊，作家、学者，因为民主活动遭判刑五年。

郑贻春，作家、诗人，因在海外网站上发表评论中国政府的文章，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何德普，中国著名持不同政见人士，曾参与西单民主墙运动，也是中国民主党的始创人之一，被判刑八年。

谭作人，因公开批评了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并调查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中教学楼大面积倒塌事件，而遭到判刑五年。

顿珠旺青（Dhondup Wangchen）因制作西藏纪实影片《远离恐惧》在2008年遭拘捕的被中共秘密判处六年徒刑。由于顿珠旺青在狱中常常受到酷刑折磨，目前他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

力虹，本名张建红，浙江鄞县人，1958年3月6日出生，诗人、剧作家、自由撰稿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中国民主党党员，自由宪章奖获得者。2006年9月6日被刑事拘留，后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6年，2010年6月5日因病危保外就医，12月31日在宁波逝世。终年五十二岁。

特此公告。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

2011年1月2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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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孔子像立在天安门广场，是第三中国的一大象征】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十一号公告

2011年1月11日，孔子像立在了天安门广场东侧国家博物馆（原伪“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北门前。

国家博物馆对面是劳动人民文化宫，前身是明清的太庙（宗庙）。“社稷宗庙”，对国家来说，社稷是国土，是活人生息栖居的园地。宗庙代表国君的祖宗，也即国家的立国由来与存在理由，国家的祖宗居住在宗庙里。

春秋战国，多国混战吞并。一个国家征服了另一个国家，如打算让其彻底灭亡，“毁其宗庙”是必做的一件事。清灭亡后“毁其宗庙”就是，将社稷坛改为“中山公园”，将太庙（宗庙）改为“劳动人民文化宫”。

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社稷坛前边建立了人民大会堂，代表了整个国家的人民与国土，成了“新的社稷坛”。在太庙（宗庙）前建立了革命历史博物馆，革命的先烈居住在那里，成了“新的太庙（宗庙）”。

几年前，“革命历史博物馆”改为了“国家博物馆”，国家的祖宗由“革命先烈”变成了“整个中国历史中所有的前辈”，今天又明显突出了孔子。孔子像是9点5米，取“九五之尊”的含义，将孔子推高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孔子像立于2011年1月11日，意为“中国又开始一个新纪元”。

2000多年前，孔子高举“仁爱”的思想，自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一直是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人们通过对儒家经典的学习，通过效法孔子，多具仁爱的性情、高尚的道德，并战胜自私的欲望，带来了中国两汉、唐宋最好的时代。

南宋朱熹提出了“知先行后”、“致知在格物”等儒家理学思想，人们开始看重理论，而减弱了效法孔子、力行仁爱的性情。减弱了道德力量，不得不用“存天理、灭人欲”等禁欲主义伪道德来压制人们的自私欲望，禁欲主义等伪道德使得明清时代的中国社会开始走向黑暗。

近100年来，西方思想进入中国。前30多年（1949年之前），中国西方思想在逐渐替代中国儒家思想，带来了残暴的阶级斗争和多年的内忧外患。

中30多年（1949年至1979年），反动的共产主义思想占了统治地位，“斗争哲学、仇恨心理”成了主流意识形态，带来了血腥绝伦的“文化大革命”。

后30多年（1979年至今），自私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成了主流意识形态，带来信仰危机，带来了自私贪婪。

一百年来的中国历史，因此成为一部“国耻的历史”。

现在第三中国兴起了！第三中国高举孔子的旗帜，“仁爱思想”取代“斗争哲学与仇恨心理”是历史转折，“唯物主义”、“自私贪婪”，必须退出中华庙堂。

早在2010年9月4日，孔子像立在天安门广场之前四个月，“第三中国”筹备会议公告就已经庄严宣告：

1、孔子诞生两千五百年后，1949年，中国陷入劫难的一个甲子，现在，已经结束了。“第三中国”将着手消解六十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之残余势力，在辛亥革命百年之际，实现一个统一的中国。

2、“第三中国”不是一个政党，也不是一个民间组织或团体；“第三中国”是一个广泛存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具有深厚民意基础的政治实体。

3、“第三中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就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的关系一样，是一个承先启后的关系，是一个“国中之国”的关系。

4、“第三中国”旨在取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今年是公元2010年、孔子诞辰2561年，定为“第三中国元年”，简称为“中国元年”。

5、参与第三中国的方式十分简单，就是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旧政权及其一切法律和规章制度，不交税、不纳粮、不说违心的话。

2011年1月11日，孔子像立在天安门广场，是第三中国的第一大象征，是第三中国广大公民与同仁不懈努力的结果。

特此公告。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

2011年1月16日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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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中国人民解放军改名、改造、改编为“中军”】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十二号公告

《中国人民解放军改名、改造、改编为“中军”》

二十年前在北京发生的六四大屠杀，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极为可耻的一页。六四大屠杀证明：“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是人民的军队，也不是国家的军队，而是为反动统治集团看家护院的共产党军，甚至是邓李杨反动集团的私家保镖。

“中国人民解放军”之所以留下如此可耻的一页，是其反动本质所决定的。考察一下“中国人民解放军”，起源共产国际的各种杂牌雇佣部队，这些杂牌部队有的叫“人民解放军”，有的叫“民族解放军”，有的叫“XX解放阵线”，名称不同，但全是格鲁吉亚独裁者斯大林及其残渣余孽拼凑起来的国际流氓。

在中国，这些国际流氓形成了两支党军：国民党党军和共产党党军。国民党党军号称“国民革命军”，共产党党军号称“人民解放军”。这两支党军虽然都是列宁斯大林训练出来的国际恐怖集团，但却在中国大打出手，迄今长达八十余年，杀害了一亿多名中国人民。

现在，是结束万恶的党军治国的时代了！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经过全体会议一致同意：消除“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所有番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改名、改造、改编为“中军”。

“中军”既不是“党军”，也不是“国军”，而是一支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

“中军”既不会代表一个阶级去镇压其他阶级、“解放其他阶级”，也不会代表一个国家去侵略其他国家、“解放其他国家”。“中军”将是超越于党派与国家之上的中间力量、正义之师。

改名后的“中军”将与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充分合作，在中国实现先进的、文明的、不流血的、议会道路的两党政治。

中国人民解放军改名并认真改造、彻底改编为“中军”，不再支持万恶的一党专政，是中国能否与美国看齐、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所在关键。中国只有进入世界主流社会，才可能参与主导世界主流社会，才可能崛起为世界第一的文明国家。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敦促中国人民解放军放下历史包袱，面对中国民族复兴不可阻挡的大势所趋，与中国公民真诚合作，这样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起死回生、走向世界舞台的唯一活路。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指示：凡是同意改名、改造、改编为“中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官兵，不论其职务高低，都可在现有军衔的基础上提升一级，既往不咎，并发给人民币一万元以资奖励。有立功表现的，会有另行嘉奖。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指示：凡是抗拒改名、改造、改编为“中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官兵，不论其职务高低，都将被清除出军队警察系统。在改名、改造、改编过程中犯有罪行的，连同以前镇压人民的罪行一同查办，必须交付军法审判。

特此公告。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

2011年2月2日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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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特别任命牟钟鉴等十三位德高望重学者为第三中国中央科学院之元老院士】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十三号公告

《特别任命牟钟鉴等十三位德高望重学者为第三中国中央科学院之元老院士》

牟钟鉴（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尼山圣源书院院长）、刘世范（山东曲阜师范学院教授，尼山圣源书院执行院长）、葛荣晋（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中国实学研究会会长）、陈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张学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国际儒联学术委员会主任）、周桂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儒学院副院长）、李存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颜炳罡（山东大学哲学院教授，尼山圣源书院副院长）、张践（中国人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教授，国际儒联普及委员会主任）、王殿卿（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教授，国际儒联普及委员会副主任）、王杰（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国际儒联宣传出版委员会副主任）、王志捷（北京市委党校教授）、赵法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十三位德高望重之学者，日前发表《联合声明》，陈述了《关于立孔子像的几点看法》，表达了第三中国广大公民的心声：

声明指出：立孔子像之举，符合国人心愿，适应时代潮流。中国国家博物馆门前立孔子像，绝非偶然，而是改革开放以来，调整文化战略，弘扬中华文化，建设精神家园等一系列文化建设行动中的一个新亮点和新标志，表明我们已经走出了近百年来全面否定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误区。国家博物馆也是历史博物馆，其宗旨就是要展示中国传统文化，这里可以建立多座雕像，而第一尊雕塑，当然非孔子莫属。国家博物馆的举动，符合大多数国人、世界华人的心愿和文化发展的新潮流。而当前网上对于立孔子像有一些反对之声，其理由不过是近代以来“反孔”思潮的重复。从“打倒孔家店”，到“文革”“扫四旧”、“砸三孔”、“评法批儒”，孔子及儒家思想遭到无情批判，对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造成严重摧残。时过境迁，历史已给“文革”以全面否定的宣判，但是“文革”思维尚需清理。围绕立孔子像引发的大讨论，应当是一场摆脱“文革”思想影响，卸下精神镣铐，更新文化观念，弘扬与建设中华文化，群众性的思想动员。

声明对于第三中国的精神表达得很好：要高度重视和满足人民群众对中华文化日益增长的需求。当代中国已经实现了经济的腾飞，但是要成为一个世界大国，还必须要有文化的复兴与之相适应。当代中国人民，从世界各国寻找精神资源过程中发现，只有依靠中华文化，才能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20余年来，全国各地学校广泛开展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与经典诵读活动，各行各业“国学热”不断升温，都表明当代国人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新需求，不是因为某些人的“炒作”所能兴起的。复兴中华文化，是重建中华民族精神的必经之路。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的经验表明，经济建设必须有文化的指引和支撑。当前由于文化的缺失，造成了社会上信用缺失、物欲横流、价值紊乱等等弊端，并开始威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根治这些社会顽疾，中华传统文化有着丰富而珍贵的思想文化遗产和资源，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政以德、民为邦本、协和万邦、忠恕之道、和而不同、求同存异、民胞物与、与时偕行、尚德重孝、尊师重道、自利利他、天下为公，所有这些，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对个人、对家庭、对国家和社会都起到了巨大的维系与调节作用。

牟钟鉴等十三位德高望重学者，为第三中国吹响了学术领域的号角，为了表彰他们的贡献，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经过全体会议充分讨论后一致表决同意：特别任命牟钟鉴等十三位德高望重学者为第三中国中央科学院之元老院士。

特此公告。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

2011年2月16日

北京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联络电邮：disanzhongguo@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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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中国“茉莉花革命”各大城市集会地点】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十四号公告

《中国“茉莉花革命”各大城市集会地点》

不管你是结石宝宝的家长、拆迁户、群租户、复退转军人、民办老师、银行买断工龄人员、下岗人员，还是上访者；不管你是或是对“钱云会案”结论不满、不喜欢有人说“爸爸是李刚”、不喜欢被人要求“理性对待社会公正”，还是不喜欢看温影帝表演；不管你是零八宪章的签署者、法轮功的练习者，还是共产党员、民主党派人士；甚至你只是一个围观者；在这一刻，你我都是中国人，你我都是对未来还有梦的中国人，我们必须为自己的未来负责，为我们子孙的未来负责。

我们只需要走到指定的地点，远远的围观，默默地跟随，顺势而为，勇敢地喊出你的口号，或许，历史就从这一刻开始改变。

走到一起来的，都是兄弟姐妹，请守望相助。如发生参与集会人员受到不良对待请以最大的容忍处理，旁人也请及时支持。集会结束时，不要留下垃圾，中国人，是高素质的，是有条件追求民主自由的。

如本次召集未能成功举办集会的城市，可在每个星期天的下午两点继续前住，坚持就是胜利！

统一口号：

我们要吃饭

我们要工作

我们要住房

我们要公平

我们要公义

保障私有产权

维护司法独立

启动政治改革

结束一党专政

开放报禁

新闻自由

自由万岁

民主万岁

时间：

2011年2月20日下午2时

地点：

北京 王府井麦当劳门前

上海 人民广场和平影都门前

天津 鼓楼下

南京 鼓楼广场秀水街百货门口

西安 北大街家乐福门口

成都 天府广场毛主席像下

长沙 五一广场新大新大厦门口

杭州 武林广场杭州百货大楼门口

广州 人民公园星巴克门口

沈阳 南京北街肯德基门口

长春 文化广场西民主大街快乐购超市门口

哈尔滨 哈尔滨电影院门口

武汉 解放大道世贸广场麦当劳门口

未在此列出集会地点的城市，请自行到城市中心广场集中。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

2011年2月17日北京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联络电邮：disanzhongguo@gmail.com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官方网站：http://dszg.blogspot.com/


【15、对于中国茉莉花革命的六点建议】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十五号公告

《对于中国茉莉花革命的六点建议》

一名现任中共高干省部级干部，请我们转发他对中国茉莉花民主革命的建议。

他的建议如下：

1。喊口号，要集中在反对物价上涨，反对过高房价，反对腐败，反对暴政，反对恶政，反对强拆，反对贪污，反对失业，要工作，要自由，要民主，要公平，要正义。

2。对便衣特务，报以微笑。对警察，报以微笑。警察如果阻挡人群的前进，要耐心说服，让其放行。不要使用暴力和不文明语言。

3。不要喊打倒领导人的口号。领导人也是我们争取的对象。领导人中也有潜伏的自由民主派。我这个省部级干部，就是自由民主派，在共产党内就潜伏了30多年！

4。保持和谐平和喜乐的气氛。把集会办成嘉年华会。吸引更多人来玩，来参与集会。

5。每个人都要带饮料和食品，都要带些钱，以备所需。垃圾进入垃圾箱。如果垃圾箱已满，要自己放入自己带的垃圾袋。保持场地的干净整洁。吸引更多人来参与集会。

6。每个人，都要利用手机，座机电话，网络，发布集会消息给自己的亲友同学老师学生熟人等。并邀请他们前往参加集会。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

2011年2月19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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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十六号公告】


我们看到，中国社会已经全面溃败，有毒食品层出不穷，连下一代都已经深受其害；中国专制政权已经失去信仰，成为利益分赃的团体而无力自救，日渐法西斯化； 统治体系吏治腐败、贪污贿赂横行、司法独立全面倒退，官员及官二代垄断了所有的体制内资源；社会两极分化严重、贫富更加悬殊、物价上涨特别是房价飞涨而导 致民怨沸腾；国人人权状况尤为恶劣，任意监禁、强制失踪广泛发生，新闻审查愈发严厉，有良知的媒体人纷纷被打碎饭碗，《宪法》三十五条形同虚设；民众财产 被肆意掠夺，因拆迁而导致的死亡甚至自焚时有发生；中国已经沦为资源黑洞、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遗害子孙……

我们深感于，这一切的根源都源自于专制政权。更让我们不安的是，执政者已经全面堵塞了我们的上升通道。考公务员，我们竞争不过官二代；经商做生意，我们无法与“国进民退”的权贵资本抗衡，我们只能背负着高房价与高通胀的重负，挣扎求存，永远看不到未来。

我们唯一拥有的，就是虚拟空间给我们的存在感。我们在上周发起了中国“茉莉花革命”，就是希望能借北非中东的民主化浪潮，促使中国发生改良或变革，改变目前这种不公不义日渐沉沦的现状。

2月20日活动的成效很让我们惊喜，但我们也悲愤地看到，大批追求民主自由的爱国人士被当局未经法律程序骚扰、软禁及拘禁，甚至受到肉体上的残酷近害。

他们是政治犯，他们是为中华民族追求自由民主的英雄，他们是不屈的茉莉花！

为了失去自由的唐吉田、江天勇、滕彪、刘国慧、陈卫、冉云飞、李天天、晏今锋、沈斌、梁海怡……也为了失去自由、并且随时有生命危险的盲人律师陈光诚夫妇……

为了他们，我们呼吁：让我们将自己的网络ID的头像图标换成茉莉花吧，

现在就让我们的茉莉花在MSN、QQ、Twitter、博客、Gtalk上列队，

和他们一样，我们也是不屈的茉莉花！

让我们用互联网上茉莉花的花海来让加害人民者胆寒！

让我们用互联网上茉莉花的花海来迎接我们英雄的归来！

同时，我们敦促当局尽快释放这些非法绑架的政治犯，否则在即将到来的周未，我们将组织更成熟、更具规模的茉莉花革命行动来抗议当局对他们的非法绑架和迫害！

如果周四午夜前当局仍未释放这些政治犯，我们本周仍将继续在220公布的地点发动集会（部分地点略有变更），具体地点变更将随后公布， 如因网络条件无法公布，则请朋友们前往上周集合地点。

届时，我们只需要走到指定的地点，远远的围观，默默地跟随，顺势而为，勇敢地喊出你的口号，或许，历史就从这一刻开始改变。

走到一起来的，都是兄弟姐妹，请守望相助。如发生参与集会人员受到不良对待请以最大的容忍处理，旁人也请及时支持。集会结束时，不要留下垃圾，中国人，是高素质的，是有条件追求民主自由的。

黎明前更黑暗，但曙光一定要到来。让我们一起迎来黎明！

我们本周的主要具体目标:

要求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唐吉田、江天勇、滕彪、刘国慧、古川、陈卫、冉云飞、李天天、晏今锋、沈斌、梁海怡、陈光诚夫妇等人

我们的口号是：

释放政治犯 （“政治犯”三字也可用具体人名替代）

我们要吃饭

我们要工作

我们要住房

我们要公平

我们要公义

保障私有产权

维护司法独立

启动政治改革

结束一党专政

开放报禁

新闻自由

自由万岁

民主万岁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

2011年2月22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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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十七号公告】


中国“茉莉花革命”227集会地点，增至23城市，原定地点成都、广州等地有变动。为便于在国内互联网传播，本次行动代号为“两会”，例如成都网友可以给朋友发消息说“本周‘两会’在春熙路麦当劳门前召开”。

时间：2011年2月27日开始 每周日下午2时

地点：

北京（王府井麦当劳门前）

上海（南京东路/云南路与西藏路之间）

天津（鼓楼下）

广州（人民公园星巴克门口）

南京（鼓楼广场秀水街百货门口）

西安（钟楼开元商厦门口）

成都（天府广场毛主席像下）

长沙（五一广场新大厦门口）

杭州（延安路解放百货门口）

沈阳（南京北街肯德基门口）

长春（文化广场西民主大街快乐购超市门口）

哈尔滨（哈尔滨电影院门口）

武汉（解放大道世贸广场麦当劳门口）

青岛（五四广场 五月的风雕塑 市政府对面）

吉林市（市政府 沿江段）

大连市（中山广场/星海会居中心/青泥蛙桥）

郑州市（二七广场二七塔下）

贵阳（人民广场）

太原五一广场

南昌八一广场

福州五一广场

南宁市朝阳广场

乌鲁木齐市人民广场

未在此列出集会地点的城市，请自行到城市中心广场集中。

口号

我们要食物、我们要工作、我们要住房、我们要公平、我们要正义

保障私有产权、维护司法独立

启动政治改革、结束一党专政

开放报禁、新闻自由

自由万岁、民主万岁

守则

“只需走到指定地点，远远围观、默默跟随，顺势而为，勇敢地喊出你的口号。”

“请参与者守望相助。如发生参与集会人员受到不良对待，以最大容忍处理，旁人请及时支持。集会结束时不留垃圾，以华人的高素质品格，并有条件追求民主自由。”

另外，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将授权另外成立“中国茉莉花微笑行动”（Chinese Jasmine Revolution），并建立网站，专门公布相关信息。

茉莉花之友：http://chinajasmine.blogspot.com

Twitter：@molihuaxingdong, molihua99

Facebook Page：http://facebook.com/molihuaxingdong/

Google Blog：http://molihuaxingdong.blogspot.com/

Google Group: http://groups.google.com/group/molihuaxingdong/

Google Buzz: https://www.google.com/profiles/molihuaxingdong

大家可把评论、感想、建议发送至：

molihuaxingdong@gmail.com

特此公布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

2011年2月24日北京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联络电邮：disanzhongguo@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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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特別任命哈达、谢长发、许万平、师涛为荣誉国务委员】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十八号公告

《特別任命哈达、谢长发、许万平、师涛为荣誉国务委员》

哈达、谢长发、许万平、师涛等四位先生，是中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们敢想敢干，勇于创新，不断突破中共言论禁锢的禁区，为全体中国人开辟了一个又一个思想空间。作为中国未来的先驱人物，他们不怕牺牲，不屈不挠，是中国人民的光辉典范。

为了表彰他们的卓越功勋，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经过全体会议讨论，一致同意，特别任命哈达、谢长发、许万平、师涛等四位先生他们为第三中国荣誉国务委员。

哈达，内蒙古异议人士，被称为草原上的雄鹰。为了思想言论自由而服刑15年，在狱中被睡刑床。1996年11月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中级法院判处哈达先生15年徒刑和剥夺政治权利4年，罪名是“分裂国家罪”和“间谍罪”。刑期从哈达1995年12月10日在家里被抓走开始监禁算起。哈达获中国境内外多个蒙古人自决组织提名角逐今年诺贝尔和平奖，这些组织目前正在争取其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支持。

谢长发，湖南异议人士，他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发生后撰写了批评豆腐渣工程的文章，极其富于社会责任感，但却因此于当年6月25号被中共特务机关秘密逮捕，后被中共伪长沙中级法院以所谓颠覆罪的名义判处13年徒刑。他早在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期间，就曾参与“工自联”的工作，被判处3年劳动改造。 他也是中国民主党党员，1998年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党湖南筹委会”，曾经遭到中共拘留。

许万平，重庆市异议人士，1990年2月28日、因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组织反革命集团罪被伪四川省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年，1997年7月刑满释放。2005年4月30日又因为追求自由遭到伪政权刑事拘留，以颠覆国家政权罪羁押于重庆看守所，后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

师涛，原为中国新闻记者、诗人、作家。2004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的11号文件《关于当前稳定工作的通知》，当时是由师涛所在的湖南《当代商报》的领导口头传达到所有中层编辑。师涛通过他的个人雅虎电子邮件，把文件内容摘要写给海外网站发表。中国国家安全局向雅虎香港控股有限公司要求提供了该用户的个人信息，因此国安局得以确认发送电子邮件者的地址及身份，最后作为法庭证据指控师涛。伪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后以“非法向境外提供国家机密罪”，将师涛判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

特此公告。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

2011年3月2日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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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特別任命吕章申先生为荣誉国务委员兼任孔子学院总部院长】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十九号公告

《特別任命吕章申先生为荣誉国务委员兼任孔子学院总部院长》

吕章申先生是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在他主持之下，天安门广场设立了孔子像。他指出：从文化的角度、历史的角度、人文的角度去关怀民生，才是中国国家形象和文化战略。

中国国家博物馆历经3年半改扩建之后已全面竣工，日前已开馆迎客。国博馆长吕章申表示，国家博物馆是国家的一个形象，也是国家的一个战略。他说建馆的方向，就是四个相称：第一，与中国的大国地位相称；第二，与中国五千年的文明相称；第三，与中国今天蓬勃发展的事业相称；第四，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和精神需求相称。他说，国家博物馆是软实力的形象，是对国民最大的惠民工程，从文化的角度、历史的角度、人文的角度去关怀我们的民生。这就是国家形象和文化战略。

孔子是一个文化巨人，是世界公认的四大文化巨人：苏格拉底、耶稣、释迦牟尼和孔子。今天我们应该从多角度去诠释孔子像。我们建好了，可以和西方大馆比肩了，而西方大馆门口都有自己的雕塑。去年“两会”的时候，有一些政协委员就给我提议说你们应该有个雕塑。孔子像的立意，是一座文化山峰，所以它的身体像一座山峰一样。

为了表彰吕章申先生为第三中国作出的卓越贡献，特別任命他为第三中国荣誉国务委员兼任孔子学院总部院长。

特此公告。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

2011年3月16日

北京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联络电邮：disanzhongguo@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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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特別任命刘贤斌、杨天水为荣誉国务委员】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二十号公告

《特別任命刘贤斌、杨天水为荣誉国务委员》

刘贤斌、杨天水两位先生，是中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们敢想敢干，勇于创新，不断突破中共言论禁锢的禁区，为全体中国人开辟了一个又一个思想空间。作为中国未来的先驱人物，他们不怕牺牲，不屈不挠，是中国人民的光辉典范。

2011年3月25日上午，刘贤斌被中共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10年有期徒刑，並处剥夺政治权利2年零4个月。

刘贤斌，生于1968年8月25日，中国人权活动人士、作家和《零八宪章》首批签署人。1987年考上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积极参与1989年学生民主运动，事件结束后仍然坚持参与民主活动，于1991年4月15日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关押在秦城监狱，后于1992年12月28日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2年6个月，剥夺政治权利1年。1993年10月刑满出狱。出狱后的刘贤斌仍坚持推动民主事业，展开组建中国民主党的活动。1999年7月7日被遂宁市公安局刑事拘留；1999年8月6日被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2008年11月6日出狱。刘贤斌在释放后继续参与维权活动，也是《零八宪章》首批签署人之一，并发表文章。2010年6月28日，刘贤斌在与四川民主人士陈卫喝茶时，被遂宁国保警察带走传唤，并于当日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刑事拘留。随后，警方十多名警察查抄了刘贤斌的家，传唤询问刘贤斌的妻子，并在没有监护人在场的情况下，在学校对刘贤斌13岁的女儿询问威胁。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指，刘贤斌被捕是因为撰写了四篇文章，批评四川地震学校的豆腐渣工程，以及不满当局将揭露及调查豆腐渣工程的谭作人和黄琦判刑。

杨天水，生于1961年4月12日，原名杨同彦，汉族，中国江苏省人。1978年10月－1982年6月，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82年7月－1985年9月，任教于在中国石油部第二建设安装公司子弟学校。1985年9月－1986年4月，任职于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所辖）。1986年4月－1988年5月，任盐城市大丰县万盈乡乡长助理。1988年5月－1989年10月，任职于原来的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1989年夏，参与南京地区的民主运动。10月20日，辞职。1990年上半年，与一些同道人士，成立“中华民主联盟”。月1日，被捕。1990年6月－2000年5月，被关押于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15个月）、南京龙潭监狱。在狱中，他进行了数次绝食抗争，并患上了糖尿病。2006年5月16日，江苏省镇江市中级法院在丹徒区法庭，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杨天水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为了表彰他们的卓越功勋，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经过全体会议讨论，一致同意，特别任命刘贤斌、杨天水先生为第三中国荣誉国务委员。

特此公告。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

2011年4月2日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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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土地所有权法令】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二十一号公告

《土地所有权法令》

在当前房地产和土地市场矛盾交织的形势下，建立统一土地市场、解决农村集体土地入市、合法化问题，是土地改革乃至整个经济改革深化的重中之重，也是土地制度深化的关键一步。

这一切，都呼唤着土地改革，尤其是其中最重要部分的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的突破。

建立统一的土地市场以后，对于农民出售自己的宅基地或者农用地的承包使用权，到城市安居的，可在一定额度内的全额免税。而对城郊土地高溢价的部分，则应征收累进的土地增值税和个人所有税。全国土地市场开通可以解决双向的问题，一方面进城的农民可以卖土地也可以不卖土地，另一方面城市居民可以下乡置业，这才是真正的城乡统筹和城乡一体化。

为了防止农民失去土地以后流离失所，对于转让宅基地的使用权，需要与在城市落户挂钩。城市化不是全部农民卖地进城，而是那些在城市就业农民的城市化。所以，首先可以出售土地的，是在城市里就业和准备落户的农民工及家属。当建立起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以后，卖方买方多元化了，就能形成一个充分的市场。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强买强卖，一边是压价收购，另一边漫天要价。致使城市化的经济成本、社会成本越来越高。

在此基础上，困扰城市居民的七十年产权问题也可以迎刃而解：就像农村承包地可以长久化一样，城市房屋产权和土地使用权也可以长久化。

中国的城市居民买了房子却没有地产，因为买的只是地皮以上的建筑物，古话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不幸与中国的现实情况正好吻合。共产党把城市地产变成了租借性质的。

中国的农村居民在自己世世代代居住耕种的土地上也同样成为“客人”，主人政权什么时候请客人农民搬迁客人就必须搬迁，因为中国的农民实际上是农奴，没有土地所有权。共产党把农村土地都变成了租借性质的。

在第二中国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动统治下，中国人连墓地也只有使用权，全体中国人只能接受具有时间限制的“护墓管理”，等于死无葬身之地。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动统治下，中国人民的住房用地、耕种用地、墓地以及其他一切方面，都是租借性质。我们不得不遗憾地说：共产党把整个中国都变成了租界。

共产党把整个中国都变成了租界，这对国家的长治久安十分不利。人无恒产则无恒心，缺乏所有权的人们只懂涸泽而渔、焚林而猎，不会休生养息，更不会顾及到社会的总体利益。

共产党的垄断权力把整个中国都变成了租界，其结果，却使得社会和自己身都变成了建立在流沙基础之上的建筑物。这也许是他们始料不及的，但事实已经证明，这样的建筑不仅经不起百年不遇的地震，就连日常的风吹雨打之下也会摇摇欲坠。而要支撑这样的危房，似乎只有依靠高度的神经紧张、每天挖山不止的“维稳”、明里暗里的军事戒严，才能继续“统治”下去。

共产党的垄断权力把整个中国都变成了租界，这是中国的悲剧，是中国的百年革命（1911—2011年）尚未结束的明显证据。在此局势下，中国人实际上没有家园，与亡国奴的处境大同小异。

为了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局面，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在此庄严宣告：

中国的土地归于人民所有！中国的土地不归于党国所有！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经过全体会议讨论，一致同意并在此庄严宣告：整个中国的土地将根据“合法拥有”的原则归还给人民。

1、1940年代至1950年代遭到没收充公的所有土地，将无偿地归还原有物主，包括伪“土地革命”、伪“公私合营”、伪“社会主义改造”等诸多苏联殖民化运动期间没收充公的所有土地。

2、充分保护1980年代以来伪“改革开放”运动以来由私人购买的土地使用权。

3、土地使用权在租赁期满七十年之后，得以自动转变为土地所有权，其与原土地所有权重叠的部分，将按照租赁期满七十年后的市场价格，由国家补偿给原土地所有者，其金额将从地产税中予以获得。

4、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将责成有关部门，根据上述精神，制定相关法律条文予以实施。

特此公告。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

2011年4月16日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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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任命艾未未先生为第三中国荣誉国务委员和文化部荣誉部长】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二十二号公告

《任命艾未未先生为第三中国荣誉国务委员和文化部荣誉部长》

艾未未先生，是中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敢想敢干，勇于创新，不断突破中共言论禁锢的禁区，为全体中国人开辟了一个又一个思想空间。作为中国未来的先驱人物，他不怕牺牲，不屈不挠，是中国人民的光辉典范。

艾未未先生同时活跃于建筑、策展、摄影、电影，以及社会文化评论。他曾在美国居留与工作，还与瑞士建筑事务所赫尔佐格和德梅隆（Herzog & de Meuron）合作，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担任国家体育场「鸟巢」的艺术顾问。艾未未先生除艺术创作外还积极参与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等活动，并对各种腐败政治势力和事件进行调查。曾关注并深入调查的事件有：毒奶粉事件、四川汶川地震中因豆腐渣建筑工程致死的学生及人数、声援被迫害的维权人士等。因为其维权行动艾未未曾受到中共反动派的软禁和身体伤害。 他亦致力通过互联网跟大众沟通，特别是中国国内的年轻人 。

2011年4月3日在北京机场准备搭机到香港时被秘密警察秘密逮捕，并拒绝向其家人交代其羁留地点、原因与情况，以致现今下落不明。

4月8日艾未未先生的姐姐高阁女士在采访中说他们的母亲高瑛女士曾经请求他为了人身安全，不要那样激烈地与反动政府作对，对此艾未未先生表示已经做好了3种准备：1.他有可能被投入监狱 2.他可能被中共驱逐出境 3.有可能死于非命。

艾未未先生的遭遇得到广泛的国际同情。

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在2011年4月21日于时代杂志时代百大人物评选中为艾未未先生撰文。德国外长韦斯特韦勒、英国外交大臣黑格、法国外交部、美国国务院要求中共当局立即释放艾未未。

为了表彰艾未未先生的卓越功勋，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经过全体会议讨论，一致同意，特别任命艾未未先生为第三中国荣誉国务委员和文化部荣誉部长。

特此公告。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

2011年5月2日

北京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联络电邮：disanzhongguo@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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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告中国人民解放军书】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二十三号公告

《告中国人民解放军书》

1929年8月30日，33岁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澎湃，在上海被国民党政权杀害。据中国共产党党史记载，澎湃在狱中身受酷刑，手足俱折，但为了信仰，他矢志不移，慷慨对敌，从容赴死。回首历史，在中国共产党打天下过程中牺牲的党员中，澎湃无疑是最特殊的。

大地主出身的彭湃在大革命初期，召开佃户大会，烧掉地契，把自家的土地全部分给农民。他在家乡广东海丰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被毛泽东赞为“农民运动大王”。澎湃表白：我即现社会制度的叛逆者，但我不是生来就喜欢闹事，而是由于政府的黑暗。

时光如电。在他就义的80年后，中国共产党建党90年之际，中国人民发现，被千千万万个澎湃用生命和鲜血打倒的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国民党政权四大家族如今变身为中国共产党的四十大家族。有过之而无不及。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这一部分人是以中国共产党的领袖、领袖的家族、领袖的小集团的利益为三个代表。这是一个具有嗜血特性的寄生集团：由政治权贵、中小政治利益者以及体制内人数众多的食利阶层组成。

中国民谚曰：张家有财一千万，一个富翁九穷蛋。

看30年改革所取得的辉煌业绩，不过是在经济体制上划了一个小口子，像病人忌讳死亡一样回避政改，这直接导致一个恶果，那就是中央、省、市、县、乡、村的各级党委一夜之间无官不贪形同盗贼，而对于国民的选举、医疗、住房、子女教育等基本生存权益，政府基本处于失控、不作为的状态。相反，各级政府还要通过股市、地产、医疗等垄断行业制造国家骗局对民众敲骨吸髓。

到了执政末期的中国共产党如今成了几千政治权贵压榨中国民众迫害民主法治的代言人。其利用中国的人口基数、对社会、自然资源的疯狂破坏与掠夺、玩弄货币政策统计数据制造中国经济腾飞的笑话。

这个本应忠于人民的党和政府，不再以人民的利益做为根本，而放任鱼肉人民生命财产的各级政府甚至黑社会横行国家，整体性地站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对立面。他们的行为只能招致经济社会的混乱、历史的灾难和人民的万古唾弃。

他们早已忘记当年毛泽东为了天下苍生带领100杆破枪上井冈前在永新三湾的谈话：不愿意革命的站到左边，放下枪发路费回家；愿意革命的站到右边。

亲爱的战士们，看一组数据吧：

三大战役：

淮海战役，解放军阵亡25,954人，伤98,818人，失踪11,752人，合计136,524人。

辽沈战役：解放军阵亡14,009人，伤53,328人，失踪1,874人，共69,211人。

平津战役：解放军阵亡7,030人，伤31,478人，失踪936人，共39,444人。

战士们，你们是人民的儿子，你们是父母的儿子。人民的军队不是背叛无数革命先烈的中国共产党特权阶层的鹰犬、看家护院的家丁，更不是卡扎菲一天1,000美元报酬的国际雇佣兵。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毛主席在延安对刘志丹的“干娘”说，干娘，如果有一天，我们这些人再骗你们，那我们就是忘恩负义的新恶霸地主，你们就再像志丹、子长他们那样，聚众造反，把我们这些不屑子孙打倒！

亲爱的战士们，100年前，在武昌，一个营的兵力，一声枪响，结束了丧权辱国的清政府。

今天，谁向这个人类历史上的衣冠禽兽集团——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共产党开第一枪呢。

苍天拭目。

1989年，这个党为了一家一姓的利益开天辟地的在全世界的注视下在天安门广场屠杀手无寸铁的请愿学生们，给病入膏肓的政权做了一个大手术，又活了20年。而今天的中国之殇远胜中东、北非，独裁的中国共产党政权已属在劫难逃。

逆天意、民意螳臂挡车者，人不能除，天必诛之。

特此公告。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

2011年5月10日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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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废除计划生育令】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二十四号公告

《废除计划生育令》

中国共产党推行强制性的“计划生育”严重违反人道，是不折不扣的反人道罪，应该受到审判和定罪。

好像是为了证明这一罪行而提供的证据，人类社会在二十一世纪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问题：老龄化。医学技术的进步令人的寿命不断延长，而节育技术的广泛使用、妇女经济能力的提高和生活水平的上升令出生率下降，老年人的人口比例达到10%以上。

中国也开始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但与其他经济体不同，中国是“未富先老”、“未老先衰”。计划生育政策令老龄化社会提高到来，这必然导致比其他社会产生更大的问题。这就是对于反人道罪的历史报复。老年人的生产能力下降，年轻人需要负担的人口消费加重，即更多人消费而更少人生产，这会导致人民生活水平的停滞甚至下降。养老问题必将成为令社会上下头疼的问题。个人的未富先老，未能储蓄足够的养老金，意味着他的退休生活或要降低生活水准，或要依靠他人的救助来生活。而国家的未富先老，意味着经济增长潜力不足，预期经济增长速度将长期受限，人民的生活水平将下降。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恰恰落实为控制城市的、发达地区的、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的人口出生率。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越是对农村的、边远地区的、没有受过教育的阶层，越是失去控制。这一是因为统治的管道深入不了那么远，二是因为这些人群的生育能力本来就比较强。这两个因素加起来，使得农村的、边远地区的、没有受过教育的阶层，基本上不受计划生育的影响。我看过一些资料，知道有些农村的、边远地区的、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二十几岁已经生了好几个孩子，这些人号称“超生游击队”，处在脱离社会管制的边缘状态。结果中国的总人口中质量好的比例越来越低，形成了“倒金字塔”。这种逆淘汰制度下的“倒金字塔”，也就使得中国社会更难文明化，因为文明人口在中国本来就是一小撮，共产主义革命已经消灭了大部分，现在再加上计划生育的扼杀，可以说是越来越少。两个文明人才可以生一个小孩，本来有十万个文明人，到了下一代就剩下五万个了，再下一代就剩下两万五千。再下一代即使可以生两胎，也剩下不到五万人，因为这里面还有生不了的、生一个的、早夭的。

在独生子女的家庭中，一对独生子女夫妇要照顾四个老人，空巢老人的增加会产生大量的社会问题。老龄化程度的加重会导致社会对养老护理机构的需求大增，但现在就已经存在数量巨大的养老院床位缺口。中共反动派强制计划生育数量，但不能阻止人口的老龄化，因为时间并不会因为计划而放慢。现在才是问题刚刚产生的阶段，远未达到恶化的程度，但是已到必须正视并解决的重要时刻。现在执行的“强制节育”无异于“民族自杀”，无疑会使得中国在还不够发达的时候、不够文明的时候，就走上了空洞化的不归之路。

中国的未富先老是由于计划生育所造成的，解决的方法也只能是立即取消计划生育政策，是立即！因为留给政府和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计划生育政策正在断送中国未来！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的未来是光明还是黑暗，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将会是不断提高还是长期停滞，现在的中国人日后将怎样养老，今天已到了必须做决定的时候。

计划生育政策将断送中国的未来。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断送了中国的未来。因此，必须立即终止并废除“计划生育”的反动政策。为此，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经过全体会议讨论，一致同意，废除违反人道的“计划生育”措施，取缔各种“计划生育组织机构”，给中华民族以做人的尊严！而各级“计划生育组织机构”中犯有反人道罪行的官员，必将受到法律的审判。

特此公告。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

2011年5月16日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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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六四大屠杀二十二周年纪念文告】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二十五号公告

《六四大屠杀二十二周年纪念文告》

1989年的六四屠杀事件虽然过去了22年，但是八九民运已经作为一个历史的丰碑深深地刻在人们的记忆中。

中共政权为了维护自己的专制独裁权力，在1989年6月4日凌晨，调动正规部队，指挥全副武装的军人，出动坦克、使用机枪，用暴力的方式残酷屠杀参与“要求政府惩治贪污腐败，呼吁政府推动民主政治改革”的学生和市民，无数的学生和市民无声地倒在 “人民解放军”的枪口之下，中共专制政权残酷镇压了举世闻名的八九民主运动。

这一事件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死亡。

这一事件标志着第三中国因此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事件刻骨铭心，让人们面对历史，唤醒中国民众的爱国之心。同时，我们要告诉人们一个简单的道理，出现镇压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事件不是偶然的，而是极权专制制度下的必然结果。

让我们牢牢记住发生在北京天安门的“89六四”屠杀事件：“六四”屠杀的枪声犹在，坦克之下的血迹泪水永远未干；死难者沉冤未雪，民族的伤痛依然！

22年以后，我们纪念六四事件，怀念当年那些为了民主自由理想而勇敢地参与的人们。今天，他们有的人默默无闻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有的人负伤后残疾了有的人流亡海外，有的人永远倒下了，成为第三中国的种子！然而，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中国人民会永远记住他们，历史会永远铭记他们。

我们已经从封闭走向开放。

我们正在从混浊走向透明。

中国的命运定要穿过黄土高原。

黄河最终要汇入蔚蓝的大海。

第三中国的伟大，是它在海洋与高原之间创造了一片大陆。

第三中国来到了伟大而痛苦的入海口。

滚滚千里沙尘暴，将在这里沉积为新大陆。

汹涌澎湃的世界风云，将在这里与我们汇合。

中国人民必将消除对于专制暴政的恐惧。

第三中国必须保持来自高原的百折不挠的意志与冲动。

特此公告。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

2011年6月2日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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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讨中国共产党檄】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二十六号公告

《讨中国共产党檄》

我们掌握充分的证据，起诉中国共产党这个犯有严重叛国罪的特大犯罪集团──并在民族法庭上审判这群丧尽天良的家伙有罪：

中国历史上的卖国贼，其罪行主要都是出卖民族的“政治主权”，在这一点上，中国共产党也是不遑多让，比他们“毫不逊色”。早在二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就在江西炮制了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红色割据”──企图把中国变成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这样，中共反革命卖国集团就犯下了分裂祖国的叛国罪行，可谓十恶不赦。

“红色割据”这不仅有毛泽东的亲口招供为据，而且中共在2001年还由胡锦涛出首，公然纪念其卖国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该伪政权的成立，正好是与日寇策划的“九一八事变”遥相呼应的，比伪满洲国的成立还要早！是汉奸卖国的典型案例。

1940年代，中国共产党配合苏联的对日绥靖攻策，消极抗日、积极内战。五十年代，中国共产党把中国正式沦为苏联的卫星国，还戴了个苏联卫星国的专有称号“人民共和国”，更大规模地犯下了分裂祖国的罪行，使台海两岸的中国人，至今处于分裂状态，被无耻政客分头割据。人民饱受磨难，国家民族的浩劫，莫此为甚。

另方面，中国共产党还犯下了历史上一切卖国贼都不敢犯下的罪行：

1，他们诋毁中国文明，祀拜马恩列斯；

2，他们屠杀中国的脊梁，引进苏联的顾问；

3，他们废弃中国民族的自尊，用西方的邪说把中国人贬作三等国民。最后竟然厚着脸皮自称是“第三世界”，好一个“来自延安的无赖作风”！中国人，被迫日复一日地厚皮歌颂“老大哥”的德政，稍有不从，便扣上一顶“反苏”的死囚帽子，严刑拷打，剖腹挖肾，坐牢杀头，“打入十八层地狱，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4，从此，中国人不仅丧失了政治主权，还丧失了我们保持了数千年不坠、甚至在异族铁蹄下都没有失去过的“文化主权”──丧权辱国，其此为甚！

5，北京洋教政权把这种亡国、亡天下、亡文化、亡自尊的丧权辱国，叫做“无产阶级专政”，他们为巩固这种卖国行径，直接屠杀了数百万中国人，并在精神迫害和肉体折磨中，“整”死八千万中国人──这样的卖国贼，不仅中国历史上没有，世界历史上也罕见！

6，中共汉奸政权把对中国民族精神有系统地摧残，叫做“思想改造”，把对中国社会有系统地破坏，叫做“社会主义”；把对中国文明有系统地破坏，叫做“文化大革命”──其卖国的成就，堪称“史无前例”。

这种“文化主权的白白奉送”，比“政治主权的廉价出卖”，更为恶劣。 所以我们说，中共汉奸政权哪里是救亡，而是比其外国主子还要积极主动地、“全方位地”灭亡了中国！所以我们说，“救亡压倒启蒙”论，“封建余毒致使中国落后”论，是在精神的和肉体的双重奴役状态下，“为中共汉奸政权讳”的马屁产物，它受中共的批判实在冤枉，应该受到北京汉奸暴力团的“英模表彰”。

判断一个国家是否独立自主，不仅要看它的军事、政治，还要看它的经济、文化，更要看它的意识、精神。这有点像一个人，如果他有武装、有名望、有财富、有教养，但却自愿为奴，姓别人的姓、迁就别人的归属感、跟着别人的思路走──这样的人，只是寄养的动物，怎能算是独立的人！而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这么一个被共产国际派培养起来的没有灵魂的东西。

“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汉奸政权，是一个彻底的文化与精神的乞丐。而一个乞丐，即使再有钱，也还是一个乞丐，因为他除了在洋人面前谄媚和发抖外，没有丝毫做人的慾望。

中国人，永远不要忘记这亡国的痛史啊！

中国人，永远不要忘记自己的祖国！

中国人！我们应该恢复民族的记忆，再不要像白痴一样任凭北京汉奸卖国集团的摆布！

中国人，永远不要做对不起父母、对不起自己的事情！永远不要让自己的子子孙孙痛骂自己！

中国人！我们应该重新学会人类的骄傲！

特此公告。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

2011年7月1日

北京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联络电邮：disanzhongguo@gmail.com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官方网站：http://dszg.blogspot

《讨中国共产党檄》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二十六号公告

Denounce CCP (The 3rd Chinese Constitutional Meeting、the 26th Announcement of Chinese People’s Government)

“China Democracy Journal” (Beijing) The 3rd Chinese Constitutional and Chinese People’s Government published “Denounce CCP” (The 3rd Chinese Constitutional Meeting、the 26th Announcement of Chinese People’s Government) on July 1, 2011 in Beijing. The article is as following:

We sue CCP, the criminal of serious treason with solid evidence and put these evil criminals on trial at national court.

Traitors in Chinese history commit betraying the national political sovereignty. CCP has also done at least the same, if not worse. During the early 20s, CCP copied “Red Separatism” of the “Chinese Soviet Republic” in Jiangxi – hoping to turn China into Soviet’s Republic; therefore, cheating CCP committed the crime of separating China. This is very notorious.

“Red Separatism” is proved with Mao, Zedong’s confession and supported by Hu, Jintao at the 70th commemoration of “Chinese Soviet Republic”!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gime responds with Mukden Incident planned by the Japanese, earlier than the founding of Manchukuo! This is the typical case of traitors.

During the 40s, CCP cooperated with the Soviet’s Appeasement policy against Japan, passively fought with Japan and aggressively participated in civil war. During the 50s, CCP officially made China Soviet’s satellite country and carried the title of “People’s Republic” which specifically belonged to a Soviet’s satellite country. This massive-scale crime of separating the nation separated Chinese on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Channel. People and the nation suffered a great deal.

In addition, CCP committed crimes no other traitors dare to do:

1, they defamed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worship Marxism;

2, they murdered Chinese talents and took into Soviet’s consultants;

3, they abandoned pride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degraded Chinese as the 3rd class citizens. Finally they even shamelessly called themselves the “third world”. Chinese were forced complement accomplishments of the “big brother”, otherwise they would be labeled “Anti-Soviet”, persecuted, their belly being cut open, put into prison, and put into hell.

4, ever after, Chinese not only lost the political sovereignty, but also the “cultural sovereignty” which was maintained and never lost even under the invasion by foreign nations – So humiliating!

5, foreign regime in Beijing called this humiliation which lost the nation, the regime, the culture and the dignity, as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s”.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is betraying behavior, they murdered millions of Chinese and suppressed and tortured 80 million Chinese – A traitor of such was rare not only in Chinese history, but also in the world history!

6, CCP traitors named this systematic persecution of the Chinese as “ideological reforms”, the systematic de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society as “socialism”, and the systematic de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as “Cultural Revolution” – This betraying accomplishment is “unprecedented”.

This kind of “giving the cultural sovereignty away” is much more notorious than “selling the political sovereignty”. Therefore, CCP traitors didn’t rescue, but eliminated China more aggressively! Therefore, the theories of “rescue over enlightenment”, and “vestiges of the feudal” are the products of the theory of “CCP traitors” under the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enslavement. It was not of justice to be criticized by CCP; it should have been complemented by the group of traitors in Beijing.

In order to judge whether a country is independent or not, we should not only consider its military and politics, but also its economics, culture, and its ideology and psychology. This is similar to the situation of a person. If that person has armed forces, fame, wealth, and culture, but is willing to be named after other people and compromise – this person is an creature under foster care, not an independent person! And the so-called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a soulless nation brought up by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The traitor regime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a complete cultural and psychological beggar. A beggar would still be a beggar even if he or she has money, because he or she has no intention to be a person except for flattering and shivering in front of foreigners.

Chinese, don’t forget about this painful history of subjugation!

Chinese, don’t forget about the country!

Chinese, we should restore national memory and stop being manipulated like fools by the traitor group in Beijing!

Chinese, don’t do anything disservice to parents and ourselves! Don’t let our decedents scold ourselves!

Chinese! We should learn pride of human beings again!

To hereby advise.

The 3rd Chinese Constitutional Meeting、the Chinese People’s Government

July 1, 2011

Beijing

Contact email of “The 3rd Chinese Constitutional Meeting”: disanzhongguo@gmail.com

Official website of “The 3rd Chinese Constitutional Meeting”: http://dszg.blogspot


【27、第三中国民主贡献奖授予名单】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二十七公告

《第三中国民主贡献奖授予名单》

2011年上半年北非的茉莉花颜色革命风起云涌，中国大陆人民也跃跃欲试，奋起抗暴。为了恐吓维权人士和异见人士，不少知名人士相继被胡锦涛集团的国保警察绑架，甚至被扒光衣服赤身殴打，其状令人发指。

国保警察对知识分子大打出手，施以酷刑，开创了中共近二三十年不对知识分子绑架暗杀凌辱的先例，给政治安定和社会和谐制造了新的不稳定因素，在国内外造成极为恶劣的政治影响。

国保警察针对知识分子采取三部曲：第一步，先扒光衣服，甚至连内裤也不准剩下，再施以拳打脚踢；第二步，强制教育洗脑，反复观看中共党史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甚至被强迫歌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党啊，亲爱的妈妈”等颂歌；第三步，强迫被绑架的知识分子写保证书或承诺书，保证不再参与反对共产党的活动和撰写相关的文章。

据不完全统计，被绑架和被凌辱殴打的人士有十余人，他们是：

1、 艾未未，知名艺术家；

2、 范亚峰，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前研究员；

3、 余杰，中国知名青年作家；

4、 唐吉田，北京执业律师；

5、 江天勇，北京执业律师；

6、 滕彪，中国政法大学教师，执业律师；

7、 李方平，北京执业律师；

8、 刘晓原，北京执业律师；

9、 古川，知名媒体人；

10、 张永攀，维权人士；

11、 何杨，独立制片人；

12、 刘沙沙，维权人士；

13、 刘德军，维权人士；

14、 王荔蕻，维权人士；

15、 黎雄兵，北京执业律师。

以上被绑架人士中，唐吉田、江天勇、余杰等被殴打得最为严重。唐吉田被赤身裸体反铐在椅子上，用空调吹了一个晚上，导致感冒烧成肺炎，其腰部受损严重，至今仍行动不便；江天勇被至少三次殴打，脸部淤青红肿，嘴里满是血泡；余杰被殴打近三个小时，直至昏迷，后被送往专供中共高干治病的北京医院抢救，才得以脱离生命危险。

鉴于上述人士用自己的生命对中国民主进程所做的贡献，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经过全体会议讨论，一致同意，授予他们“第三中国民主贡献奖”，特此公告。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

2011年7月16日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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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谴责共军屠杀人民令】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二十八号公告

《谴责共军屠杀人民令》

1989年6月3日晚至4日凌晨，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车队以机枪坦克屠杀民众，北京城内血腥满地。装甲车冲进天安门广场，市民被装甲车撞得肝脑涂地，曝尸街头。“解放军”的屠刀和枪弹造成大量民众死亡。“解放军”在六四屠杀中，生动诠释了他们一贯镇压人民的恶劣本质：

1989年6月4日凌晨四时，士兵自人民大会堂冲出，枪口指向人民英雄纪念碑下的学生，一边开火一边推进。

1989年6月4日血腥的晨曦下，大批装甲车在广场列阵，与民众对峙，并不断开枪扫射。

因为揭露六四大屠杀真相而被中共判刑十年的萧斌先生，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当众作证指出：六四屠杀造成民众死亡两万人。肖斌先生的勇气是可嘉的，他在六四屠城后还敢于通过美国媒体记者的采访，把“人民解放军”在北京制造的天安门大屠杀向全世界通报。

鉴于伪“中国人民解放军”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经过全体会议讨论，一致同意，通过并在这里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谴责令”，同时，这也是对于肖斌先生的嘉奖令。通过这样的赏罚分明来明辨中华民族的大是大非，才能为中国军队登上世界舞台，作好准备。特此公告。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

2011年8月1日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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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设立“反人道罪特别法庭”令】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二十九号公告

《设立“反人道罪特别法庭”令》

“反人道罪”也就是“反人类罪”。按照国际法，这是在战前或战时，对平民施行谋杀、灭绝、奴役、放逐及其他任何非人道行为；或基于政治的、种族的或宗教的理由，而为执行或有关本法庭管辖权内之任何犯罪而作出的迫害行为，至于其是否违反犯罪的法律则在所不问。这是一种能让整个国际社会都密切关注的重大国际性犯罪。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在此公告：中国共产党就是年来的“阶级斗争”历史，就是一部反人道罪行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二年以来的“四个坚持”历史，就是一部反人类罪行的历史；中国共产党集体犯下的反人道罪，必须予以清算总结。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在此公告：从即日起，设立“反人道罪特别法庭”，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小官员，实行正义的审判。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在此公告：“反人类罪”是指握有权力资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小官员，出于政治、军事或经济目的，以国家、种族、宗教或某种意识形态为界，对人民进行肉体上消灭或政治上虐待的暴行。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设立“反人道罪特别法庭”，是基于这样的观念：人类是一个平等的、和睦共处的大家庭，人们不分国家、种族、文化、信仰、阶层、性别都应享有公平、自由与尊严的基本人权，是人类文明突破狭隘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偏见的发展成果。

中国共产党独裁者都犯有反人类罪，因为独裁者为了一己私利结党营私，建立专制制度、制造社会不公，剥夺国民政治权力，将本国人民置于他们的压迫奴役下，使国民失去了应有的公平、自由与尊严而沦为独裁者的工具和牺牲品。独裁者的存在是对人类尊严的践踏，对公平与自由的蹂躏，对正义与真理的侮辱，是人类最大的不幸与耻辱，因此铲除独裁专制是人类的共同职责与崇高使命，为民主国家帮助专制国家受压迫人民推翻独裁暴政奠定了道义上的合法性。

正义必须伸张！

罪犯必须绳之以法！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呼吁广大中国公民，积极参与“反人道罪特别法庭”的审理工作，积极举报犯罪嫌疑人，争取把中国共产党这个犯罪团伙中的所有坏分子，一网打尽，让祖国的未来变得美好一点。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

2011年8月16日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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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防止中国沦为秘密警察匪巢令】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三十号公告

《防止中国沦为秘密警察匪巢令》

2011年8月30日，伪“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非法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全文，向社会征求意见，截止时间为9月30日。其中部分条款引发质疑，如“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的人员，被拘留逮捕后，若出现无法通知家人，或通知有碍侦查的情况，对其拘留逮捕时间可超过24小时。”这完全是一派胡言，必须立即停止。

如果这些胡言乱语得以实行，这意味着，“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以及“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几种情形，也可以成为对当事人实施监视居住、刑事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后，不在24小时内通知家属的理由。

这些规定引起人们的广泛担心和质疑，中国即将沦为秘密警察的匪巢。

首先，“无法通知”“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等情形，完全可能成为适用于一切案件的“口袋”理由，导致侦查机关可以随心所欲决定是否通知家属，“秘密拘捕”泛滥成灾。

其次，对当事人采取强制措施而不通知家属，不利于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障，不符合人权保障的法治原则。

如此恶法获得通过，受害的不只是百姓，也是中共集团相互斗争的必杀工具。实际上制定的人，最后也会死在这恶法之上！

这是中国共产党、伪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后的疯狂。历史上最疯狂最黑暗的时代也不过如此。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伪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灭亡。

对此，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庄严宣告：伪“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是非法的，即使通过也完全无效。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谴责伪“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企图在中国建立秘密警察国家的邪恶动机，并大力支持全国人民反抗行动。

为了防止中国沦为秘密警察的匪巢，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支持一切形式的抵抗运动。

特此公告。

胜利必将属于觉醒的中国人民！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

2011年9月2日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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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驱逐马列毛邓于中国国门之外令】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三十一号公告

《驱逐马列毛邓于中国国门之外令》

“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六十二周年，但是，这个邪恶的苏联所培植起来的傀儡政权，却是一个罪恶多端、天怒人怨的伪政权。伪“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和苏联同样邪恶的政权，奉行马列毛邓的独裁专政思想，颠覆祖国、毒害人民，是全体中国人民不共戴天的敌人。

现在，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在此庄严地宣告：驱逐马列毛邓于中国国门之外！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将用各种方法、不排斥一切手段，团结、鼓舞、支持、引导全国各族人民，彻底摧毁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奴役枷锁，把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集团这群数典忘祖的民族败类，从中国大地上扫除干净！

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集团，种族上虽是汉人的后代，文化意识却是十足的苏奴！在第三中国光辉照耀下，马克思主义的痉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大拍卖，将被一一犁庭扫穴！

在现代中国的无限荒凉里，将辟出第三中国的路。狰狞的气氛、重重的险象，不能阻挡他勃然的生机、结构的辉煌。新的“解放者”这次不是来自偏远的山区，而是来自最庄严的庙堂！不是来自俄化的歹徒所盘踞的大漠，而是来喧嚣的海岸。他祈祷，他呼唤，他命令，恢复了文化自信的中国！是的。即便不是为了文化的理由，仅仅为了行政的效率，为了重建中国的经济，也要彻底驱逐共产主义！古代的佛教，曾在中国最虚弱的时候浸入，但当中国一旦调整过来，立即开始了“辟佛”的斗争，直到把佛教消解为禅宗，消化于道学，成了宋明理学的养料。但决不是拿外来的东西作为宗主！佛教是只能作为玩物而不能作为治国方略的。共产主义也是这样，它只是超现实的梦想和呓语罢了。

现代的共产主义，是在中国比汉末和第一南北朝更为衰落的时候入侵的，现代的共产主义比古代的佛教更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的生活，瓦解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民族自豪感。对中国来说，“共产主义”的名目永远是和国耻、内乱、亡国危机、奉红毛大鼻子为宗主的黑暗时代，联为一体的！

中国人，我们要不驱除共产主义，要不砸烂它的洋奴招牌，我们哪一天才能像人一样站立起来？不要说共产主义曾经推进了近代中国社会重新组织的过程，这不过是“歪打正着”罢了。共产主义的本意，是欧洲中心论的，是服务于俄国殖民主义的世界扩张谋图的。共产主义的本来目的，是要涣散中国，并把一个涣散了的中国，奉献给马列主义的祭坛。用共产主义来“救中国”不啻南辕北辙、饮鸩止渴。而说到底，这又是共产党卖国集团的一种虚伪的宣传伎俩：共产主义者，一到关键时刻就出卖国家的利益，美其名曰“支持世界革命”，他们无孔不入地鼓噪阶级斗争，发动内战、屠杀忠良，不惜用民族的脊梁，做成共产主义地狱的支点。我们岂能容忍，如此邪恶的魔道？我们岂能听凭，外来的偶像任意猖狂？

为了中国，必须粉碎“共产主义世界观”这面魔镜。

为了中国，必须驱逐“马列毛邓”这个胡汉杂交的病毒体系。

“为了中国的健康，必须彻底消毒：共产主义的梅毒必须铲除。”中国历史的回归运动如是说。

一场不可遏止的回归，一次千载难逢的盛会，它超越了定理、规矩和一切御用文豪们的喋喋不休。“不可忍受的代价”，在百折不挠的民族生命面前是灰色的，没有意义的。必要的时刻，玉石俱焚将是生命的选择。

在一望无际的劫灰里，重新冒出了一枝新芽……它无国色天香，但却富于生长的意志，劫灰是它的沃壤，毁灭是它的欢喜。出乎意料之外，入乎情理之中。

当中国民族恢复了古来的自信，复古主义的浪潮就会席卷中国、冲击世界，这时，不再有人能置身事外。中国民族将以最大的快感，陶醉在它的旋涡里。远古的音响，将变得神奇，彻人肺腑。

他并不崇拜嬴政登临泰山、祭天刻石。尽管，统治民族的心灵震撼、万国文明的高度凝练，都在这镜头的刹那聚光里，透现了出来。

他并不崇拜刘彻收览《天人三策》的宇宙主义。尽管，宇宙的浑融使人沉静、天人的意境令人欢乐。长毛的帝王思想早已腐朽，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明清帝王的恐龙排比，使他厌恶！

他仅仅响往姬发进军朝歌、制造殷墟的时刻。那是未来文明的序曲，也是过去文明的终曲。

他仅仅响往夏、商、周三代自强不息的民族国家。

新的中国只是多元世界之一。他们反对民族分裂、国家的解体，但是，他们同样赞成把中国“还原成一个民族国家”。老的中国因此死去；新的中国由此诞生。五十六个民族团结如一的日子，是将是第三中国的开始。

为了中国的健康，必须驱逐马列毛邓这个病毒体系于国门之外！

特此公告。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

2011年9月16日

北京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联络电邮：disanzhongguo@gmail.com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官方网站：http://dszg.blogspot

1 The order of expelling Marxism-Ieninism, Mao Deng out of China (No. 31 Announcement of the third Chinese Constitution Convention, Chinese Citizens Government)

“China Democracy Journal” (Beijing News) The third Chinese Constitution Convention, Chinese Citizens Government published the order of expelling Marxism-Ieninism, Mao Deng out of China on Sep 16, 2011 (No. 31 Announcement of the third Chinese Constitution Convention and Chinese Citizens Government), the content is below: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ill be “founded” for sixty-two years, but this puppet regime, which was cultivated by the Soviet Union, is a false regime with sinfulness and resentment. Fak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a vicious regime, so is the Soviet Union, and it pursues the autocratic ideas of Marxism-Ieninism, Mao Deng to subvert motherland and persecute people, so it is the deadly enemy of all the Chinese people.

Nowadays, the third Chinese Constitution Convention, Chinese Citizens Government is proclaiming stately hereby that expel Marxism-Ieninism, Mao Deng out of China!

The third Chinese Constitution Convention, Chinese Citizens Government will make use of any way and means to unite, inspire, support and lead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in our country, then destroy the slavery chains of fak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tally and expel dregs of the nation forgetting their origin, who are the leading group of fak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ut of China.

Although the leading group of fak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the descendant of Han, it is the slave in term of cultural awareness! The convulsion of Marxism and historical auction of P.R.China will be driven out under the shining of the third China!

In the infinite desolation in present China, the road of the third China will be opened up and the ferocious atmosphere and various risks won’t stop its vitality and constructional glory. This time new “liberators” are not from remote mountainous area, but the most dignified royal court! Not from the desert where scoundrels influenced by Russia settle in, but from blatant coast. It prays, calls for, orders to recover cultural and self-confident China! Yes. Even though there is no reason of civilization, just for executive efficiency, communism should be expelled totally to rebuild Chinese economics! Ancient Buddhism immersed when China was weakest, but China began the struggle of “breaking Buddhism” at once at the time of Chinese regulation until Buddhism was cleared up to Zen Buddhism as aliments of Song and Ming Dynasty. But never regards foreign things as suzerain! Buddhism can be toy but general plan of governing country. The same as Communism, it is just a dream and somniloquy beyond reality.

It is when China was more declining than the end of Han Dynasty and the first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modern Communism invaded into China and modern Communism destroyed the lives in China and collapsed Chinese international statue and national pride more seriously than ancient Buddhism. For China, the item of “Communism” is always united with the time of national humiliation, civil strife, crisis of subscribing and regarding Russians as suzerain.

If we don’t expel Communism and smash its signboard of slave of foreigners, when will Chinese stand up as human? Don’t mention that Communism has ever promoted the process of reorganization of recent Chinese society, because it is just coincidence. Euro centrism and serving for Russian colonialism of expansion are the basic aim of Communism. The original goal of Communism is to slack China and devote the slacked China to the altar of Marxism. It’s impossible for Communism to “save” China. In the final, it is also a hypocritical advertised means of traitorous clique of CCP; at extremity, communists will sell national benefit, with a beautiful label of “supporting World Revolution”, and they will clamor for class struggle, launch civil war, slaughter the faithful and neglect national back to become pivot of communism hell. Can we stand such vicious diabolism and indulge exotic idols savage?

We must shutter the magic mirror of “communist world outlook” for China.

We must expel the cross-bred virus system of “Marxism-Ieninism, Mao Deng” for China.

“For Chinese health, it must be disinfected thoroughly and syphilis of communism must be eradicated.” The variation movement of Chinese history said so.A regression that can’t halt and a grand meeting not happened occasionally go beyond the theorems, rules and chattering of all the emperor’s scholars. “Insufferable cost” is gray and meaningless in front of unrelenting national lives. When it’s necessary, cash and burn will be the choice of lives.In the endless hook ash, a sprout grows and it may be not so beautiful, but full of living wills; hook ash is its soil and devastation is its happiness. It is out of anticipation and sensible.When Chinese nationality recovers ancient self-confidence, the wave of revivalism will sweep China and impact the world and at that time nobody can keep out of the affair. China nationality is going to revel in its vortex with the biggest delight. The ancient sound will become magic and walk into people’s hearts.

He doesn’t adore Ying Zheng’s climbing Mount Tai and carve rock to worship heaven. Although he can govern nationality’s hearts’ shocking and condense all the countries civilization, it can be shown through the flash of the lens.

He doesn’t adore Liu Che’s collecting the universal doctrine of “Tianren Three Ce”. Though universal fusion make people calm and the prospect of Tianren make people delight, Changmao’s emperor’s thoughts is decayed and the dinosaurian parallelism of Qin and Han kings, TangZong SongZu, Genghis Khan, Ming and Qing emperors makes him detest.

He only looks forward to the moment of Jifa’s marching into capital and producing the ruins of Yin Dynasty. That’s the prelude of civilization in the future and also the finale of civilization in the past.

He only looks forward to the national country of improvement of Xia, Shang and zhou.

New China is just one part of the diverse world. They object to the breaking up of nationality and country, but they agree with restoring China as “multinational country”. Old China dies of it, and new China may be born because of it. The date of uniting fifty-six nationalities will be the beginning of the third China.

For Chinese health, the virus system of “Marxism-Ieninism, Mao Deng” must be expelled out of China!

Hereby Announcement!

The third Chinese Constitution Convention, Chinese Citizens Government

Sep 16, 2011

Beijing

E-mail of “The third Chinese Constitution Convention”: disanzhongguo@gmail.com

Website of “The third Chinese Constitution Convention”: http://dszg.blogspot


【32、确立中国国号令】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三十二号公告

《确立中国国号令》

在中国大地上，目前还残存着两个两个分裂国家：1、中华民国。2、中华人民共和国。

两个中国的分裂恶斗，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灾难，亿万中华儿女因此命丧黄泉，至今没有得到理应获得的道歉和赔偿。

国民党和共产党所缔造的两个“党国”，不是全体民族的国家，不能获得中国代表权。

现在，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起来了。我们联合宣告：海峡两岸现有的十二亿中国公民拒绝接受任何一个分裂政权的号令。

党国只能代表那些自愿屈从的党棍，不能代表爱好自由的中国民族。

爱好自由的中国民族愿意自称为“中国”，而不是多余的“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爱好自由的中国公民所建立的中国，其外语译名是“Zhong Guo”，而不是“China”。

中国人作为“支那人”被人藐视的时代，一去不返了！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拒绝“支那民国”（republic of china）、“支那人民共和国”（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这些可耻的国号，第三中国的中文国号就是“中国”，第三中国的外语译名就是“Zhong Guo”。

中国不必再为“中华”的内涵所困扰，中国就是简简单单的中国，中国就是纯粹之极的中国。

中国再也不会被民族的传统分割所分裂。第三中国愿意接受那些至今还不是中国公民的党棍，成为我们新的公民。

所有的中国公民，所有的中国国籍者，都是一家人。

特此公告。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

2011年10月1日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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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中国迁都令】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三十三号公告

《中国迁都令》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今天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在此庄严颁布中国迁都令：第三中国将在辛亥革命的发源地武昌，建立一个新的首都。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认为：武昌不仅具有光荣传统，而且交通便利、位置适中，更加重要的是，武昌充满新的气象，不像北京、南京那样，充满了陈腐的皇帝幽灵。

北京和南京，是即将消逝的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两个腐朽的分裂国家的首都，尤其是北京本来就是蛮族建立的城市，后来又遭到长期的血腥污染。事实证明：那里无法培育新的民族生命和国家灵魂。如果我们在北京和南京那里建设第三中国的首都，就无法消灭两个分裂的中国、创造一个统一的中国。在北京和南京建都，对第三中国来说必然是一个不祥之兆，必将遭到历史的咒诅。因此，北京、南京只能作为地方城市存在，不能作为中国的首都。

辛亥革命的发祥地武昌，已经作为第三中国的首都，屹立在世人面前。

第三中国发扬辛亥革命的精神，已经成为辛亥革命的最后继承者。

第三中国即将消灭两个分裂国家的残余势力，让中国登上世界的中心。

特此公告。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

2011年10月10日

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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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取缔中国共产党令】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三十四号公告

《取缔中国共产党令》

为了完善中国的宪法法律制度，我们特此庄严重申：一切政党都必须在宪法框架与法律范围内活动，不得破坏国家宪法与法制的统一与尊严。

中国要像一切文明国家那样：实行政党与国家的分离，一切政党不得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执政党不得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否则，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我们特此庄严重申：废除现行的伪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前言”中有关党派凌驾于国家之上的“基本原则”，废除一切土匪专政的特权。

一切党派包括中国共产党，都要遵循公平竞争的原则为国服务，禁止执政党派肆行黑箱作业、任意提取国库资金、贪污盗窃挥霍浪费民脂民膏的不法行径。

现在的中国共产党，肆行黑箱作业、任意提取国库资金、贪污盗窃挥霍浪费民脂民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犯罪团伙。

祖国的正义呼唤我们：必须禁止中国共产党继续违法犯罪，必须取缔中国共产党这个践踏法律、敌视人民的黑帮组织。

从现在开始，一切中国公民，有权利向我们报告中国共产党这个黑帮组织的所有犯罪活动，我们有义务为国家公民立案侦查中国共产党这个黑帮组织及其帮派党员的所有犯罪活动。

特此公告。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

2011年11月2日

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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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废除户口制度令】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三十五号公告

《废除户口制度令》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经过讨论和投票，决定自即日起，废除反动的户口制度，实现城乡一体。严格禁止歧视农民，歧视残疾人、歧视妇女与歧视社会弱势群体。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经过讨论和投票，决定自即日起，废除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的专政、取消中国共产党员欺压人民的特权身份、禁止中国共产党各级机构为非作歹的不法行径，取消因出身、种族、职业、宗教信仰、政治党派归属等因素造成的特权，禁止在教育、就业、福利、社会保障和司法方面对中国公民进行歧视。打破社会隔离，所有中国公民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

上述条款具有法律效力，自公布时间开始生效。所有违反上述条款的非法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审判和制裁，有效追溯期不受时间限制。

特此公告。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

2011年11月16日

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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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废除伪“人大”、“政协”制度令】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三十六号公告

《废除伪“人大”、“政协”制度令》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经过讨论和投票，决定自即日起，废除反动的“人大”制度与伪装的“政协”制度，从而在中国实现真正的议会民主制度。

为了完善中国的议会制度，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决定在中国实施两院制。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将把“政协”改造成代表各省、各直辖市、各民族区域的参议院。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将把“人大”改造成按区域人口比例选举产生的众议院。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庄严宣告：从本法令颁布之日起，原“人大”、“政协”即成为非法组织，原“人大”、“政协”成员即为非法组织成员，一切非法组织成员务需立即停止一切组织活动，否则将受到法律追究。法律追究的年限没有限制。

共产党和纳粹党一样，已经成为人类公敌。

共产党控制的“人大”、“政协”这两个橡皮图章为虎作伥的历史已经结束了。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

2011年12月2日

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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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举办全国大选、建设国会制度】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三十七号公告

《举办全国大选、建设国会制度》

仅仅废除反动的“人大”制度与伪装的“政协”制度，还是远远不够的。第三中国需要建立自己的代议制度。为此，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经过讨论和投票，决定自即日起，基于人民主权的原则，在中国进行一人一票的自由与公正的选举，使每个公民都有机会成为国家的股东和所有者。在代议制和普选制的基础上竞选公职，在公开、平等、竞争的党派竞选中，让人民选举自己的领导人、投票选举各级官员和国会议员。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庄严宣告：一旦人民选举的立法机构运作无碍，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得成员即刻解甲归田、还政于民、宣告自身的解散。

从本法令颁布之日起，各地民众可以立即着手举办全国大选、建设国会制度准备。为此需要立即展开竞选活动，为新政府的成立，打下坚实的合法性基础。

特此公告。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

2011年12月16日

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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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坚决声援乌坎人民的解放斗争】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三十八号公告

《坚决声援乌坎人民的解放斗争》

今年9月，广东陆丰乌坎村发生征地纠纷。中共反动政权首先试图镇压，受到反击后提出“谈判”，但是却卑鄙地逮捕村民谈判代表，然后以“心脏病”的名义杀害了他。愤怒的村民赶走了村里所有共产党之党政官员，包括统治该村近30年的村党委书记，令这个2万人的渔村成为中国第一个没有共产党存在的一片土地。这很有意义，表明第三中国已经深入人心，中国全面解放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乌坎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救乌坎就是救我们农民自己，就是救农村，就是救中国。全国赶走村官，中国就解放了。中共党组织逃离了村庄，跟一百年前新军起义导致满清都督逃离武昌类似。历史证明，共产党并非不可战胜，乌坎起义，是对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和第三中国的最好献礼。

为此，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特此发布三十八号公告，坚决声援乌坎人民的解放斗争并号召海内外全体中国人立即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支持乌坎人民的解放斗争！

特此公告。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

2012年1月1日

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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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禁止传播共产主义令】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三十九号公告

《禁止传播共产主义令》

共产主义是一种虚幻的乌托邦，共产主义学说基于对人性的误解和误判。正因为如此，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一再把世界引入灾难的深渊。

现在，中国的台海两岸虽然声称实行社会主义和民生主义制度，但其实都是共产主义的变种，因此必须予以彻底清除。

第三中国将不同：国家将实行法律统治，平等对待无神论和任何宗教信仰；国家和所有公权机构实行政教分离，意识形态不得高于国家利益，政党必须退出军队和一切国家机关。

为此基本法律，中国将禁止传播共产主义，禁止传播阶级仇恨、禁止煽动社会屠杀。

第三中国要求实行彻底的政教分离：凯撒的东西归凯撒，上帝归上帝归上帝。

本公告自颁布之日起，即成为未来宪法的基本精神。

特此公告。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

2012年1月15日

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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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取缔中国共产党所属工青妇组织令】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第四十号公告

《取缔中国共产党所属工青妇组织令》

中国共产党所属各级工青妇组织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非法组织，必须予以取缔。

不久之前，“贵州人权研讨会”的所有成员在“人权日”到来之际，集体被失踪了。带走人权研讨会成员的中共伪政府的警官说，“上面来了红头文件”，说贵州人权研讨会是没有经过伪政府民政局注册的非法组织，要取缔。

据此，公众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共再次自认是非法组织，依据相关的法治精神，也该取缔。

中共当局的逻辑是“未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社团，即属非法组织”。那么按照这一逻辑，中国共产党所属各级工青妇组织同样是社会团体，同样未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而且在民政部最新发布的《民政部关于对部分团体免予社团登记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共产党及其附属组织也并不在免予社团登记的范围之内。因此之故，中共及其附属组织，无疑的无一不是非法组织。

这是根据中共反动当局的逻辑，水到渠成得出的一种推理和判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中国共产党所属各级工青妇组织作为社会团体，毫无疑问是由一些自然人组成的，而不会是由特殊材料做成的魔鬼组成的。既然同是自然人，那么在相关的法律规范面前，就该受到同等的约束，而不能自甘堕落、游离于法治精神之外。

一直以来，中共秉承其“打江山坐江山”的土匪强盗逻辑，在中国唯我独尊，至今盘踞着“执政党”的庙堂。一个执政党对己对人执行的是双重标准，长期凌驾于国家之上，凌驾于法律法规之上，这就不是执政党，而是土匪集团。

中共所作所为，是对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进行的无情践踏，而“联合国权威”对此竟然予以默默接受了。为了拯救联合国的荣誉，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经过全体会议讨论，决定并在今天宣布：取缔全球最大的非法组织——中国共产党所属的各级工青妇组织。其成员必须从即日起，立即停止其犯罪活动。否则将遭遇严惩不贷的可悲下场。

此令自颁布之日生效。

特此公告。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

2012年2月2日

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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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中国政府工作人员必须在工作中对党派政治保持中立】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四十一号公告

《中国政府工作人员必须在工作中对党派政治保持中立》

政府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对党派政治保持中立：这是现代文明国家的规矩。

政府工作人员在工作中不对党派政治保持中立：这是现代流氓国家的规矩。

中国，正从一个流氓国家向文明国家前进。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步伐。

中国正在从一个共产党专政的土匪流氓国家，进步为一个多党共存的政治文明国家。

我们再次号召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干部们：必须放弃你们一直以来的错误做法，停止一切危害祖国人民的犯罪活动。如果这样，则你们以往的倒行逆施可以获得大赦。如果拒绝这样，你们的罪行即将受到人民的审判。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在此特别提出以下法律原则，作为起诉政府工作人员的依据：

军队、警察和政府行政机构的工作人员，必须在工作中对党派政治保持中立。军队必须国家化：人民的军队属于人民，严禁党指挥枪。军队内部不得从事任何党派势力活动。全部国家机器包括全体公务员职能，也必须国家化而不是党派化。

特此公告。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

2012年2月16日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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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禁止“中国共产党政法委员会”干预司法公正】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四十二号公告

《禁止“中国共产党政法委员会”干预司法公正》

“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1980年后正式设立的，主管党内的情报、治安、警卫、劳教、司法、检察等系统的负责机构。它的前身是“中共中央法制委员会”、“中央政法领导小组”等。

1999年7月，根据中共取缔法轮功组织的需要而成立的“610办公室”（对外称“国务院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与政法委员会合署办公；同时，还有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也与政法委员会合署办公。

上述这些机构的存在，严重干扰了中国的法制建设和司法独立，必须立即停止运作。而且，由于这些组织都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因此都是非法组织，必须予以坚决取缔。

现在，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经过全体会议充分讨论，投票决定：中国需要实行法治、法官独立，为此目的，必须撤销中国共产党政法委员会，以确保司法独立和建立司法权威。同时，必须取消信访制度，在各级法院设立“人民申诉庭”，让所有的民众的怨诉依照诉讼程序予以解决。

本公告自颁发之日生效，凡违反本公告者，将要受到相关法律的制裁。

特此公告。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

2012年3月2日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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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惩办贪官污吏，实施阳光法案】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四十三号公告

《惩办贪官污吏，实施阳光法案》

惩办贪官污吏，实施阳光法案，一切官员的个人和直系亲属的财产，必须公之于众，接受舆论和法律的监督。

阳光法案（Sunshine law），又称“信息自由法”、“资讯公开”或“资讯自由”（Freedom of Information），是应用于促使政府机关的资讯向民众公开的一个通称，其基本假定是“在一个民主社会，人民有权利知道有关公共政策方面的决定究竟是如何达成的。阳光法案的基本出发点是“人民有知的权利”，但却有人批评此举可能妨碍了决策官员以秘密方式处理政务的作法。

阳光法案包括制定诸如政治献金法、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游说法、利益冲突回避法、资讯自由法、行政程序法等，目的在防止或减少政府机关及人员（包括民意机关代表）违法、滥权、自肥等行为的发生。

瑞典在1766年制定信息自由法并写入瑞典宪法。

美国于1967年通过《信息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FOIA）。

英国于2000年通过的《信息自由法》帮助从事调查性报道的记者希瑟·布鲁克（Heather Brooke）获得了英国议会议员们申报各项开支的信息，从而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调查结果最终导致议会下议院议长及其他一些议员辞职。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经过全体会议充分讨论和表决通过：惩办贪官污吏，实施阳光法案。责成一切中国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军队干部必须公布自己和直系亲属的家庭财产，隐匿不报者视同违法犯罪，必将受到国法的严厉制裁！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

2012年3月16日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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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禁止中国买官卖官令】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四十四号公告

《禁止中国买官卖官令》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腐败的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腐败的“国家”。在这个腐败的党国里，公然买卖官员职务，形成了腐败的产业链。

现在，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经过全体会议投票通过本项庄严宣告：在中国禁止买官卖官，官员任免要符合民意与合法，考虑候选人品能与能力，文官任命要通过公开的考试。

第三中国警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的各级干部，务必遵守以下规定：

1、对拉票贿选的，一律排除出考察人选，已列为候选人的取消候选人资格，已经提拔的责令辞职、免职、降职或者依法罢免，贿选的还要依纪依法处理。

2、对买官卖官的，一律先予停职或者免职，再根据情节轻重进一步给予组织处理或者纪律处分。

3、对跑官要官的，一律不得提拔重用，视情节给予批评教育或者相应的组织处理，并记录在案；对搞封官许愿或者为跑官要官的人疏通关系、说情、打招呼的，要严肃批评，造成用人失察失误等严重后果的还要追究责任。

4、对违反规定作出的干部任用决定，一律无效，并严肃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5、对干扰破坏换届选举工作的，一律严肃查处，涉嫌违法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6、禁止控制舆论、禁止替人说情、禁止内线消息、禁止收受礼品、禁止接受吃请。

特此公告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

2012年4月2日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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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清查一切非法所得令】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四十五号公告

《清查一切非法所得令》

最近，中共政治局成员薄熙来的犯罪案件被揭露出来。薄熙来案件充分证实：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盛行权贵资本主义与权钱交易，是人类历史上最腐败的犯罪团伙。

薄熙来案件充分证实：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腐败的党、罪恶的党、灭亡中的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腐败的国家、罪恶的国家、灭亡中的国家。

现在，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经过全体会议投票通过本项庄严宣告：坚决反对权贵资本主义与权钱交易，取缔官倒和一切官商勾结的制度，清查一切非法所得。

权贵资本主义是指权力与资本合谋，以霸占和垄断社会的财富，断掉非权贵（尤其指广大中小企业）通过勤劳与智慧公平获得财富的出路。“权贵资本主义”(Cronycapitalism)又叫裙带资本主义、关系资本主义、朋党资本主义、密友资本主义。

中国共产党的权贵资本主义比中国国民党的官僚资本主义还要腐败。

中国共产党的权贵资本主义是执政的犯罪团伙、权贵阶层的贪污腐败，是“因血亲、姻亲和密友关系而获得政治、经济上的利益，以及政治领导人对效忠者、追随者给予特别的庇护、提拔和奖赏”。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也知道他们即将亡党、亡国、亡社会主义。因为在他们的反动统治下，这些地区、这些部门、这些领域发生的“权力的蜕变”，就是诸如福建厦门远华案、广东湛江走私案、辽宁沈阳慕马案等“权贵资本主义”向全国性的蔓延。

“权贵资本主义”带头人是毛泽东等“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刘少奇领导下的中共组织早已败坏，现在中共的腐败发展就更上一层楼了，所有的书记彼此勾结起来，追随杀人凶手邓小平发家致富、盘剥百姓。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坚决反腐败！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带领全中国人民，铲除这种中国式的“权贵资本主义”，并清查其一切非法所得。

特此公告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

2012年4月16日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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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耕者有其田，居民有其屋】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四十六号公告

《耕者有其田，居民有其屋》

居者有其屋、耕者有其田，是一个国家的公平标志！而居者不能有其屋、耕者不能有其田，则是中国共产党的剥削思维！他们利用土地和占用土地的房子来剥削并讹诈人民。 为什么是打土豪“分田地”而不是打财主“分金银”？因为土地是生存资料，百姓是仇恶非仇富的！土地是生存资料，非私人财富！土地是不可再生的最基本的生存空间！ 反观中国文明的历史，千百年来中国人的理想莫过于“居者有其屋，耕者有其田，无处不饱暖，无处不均匀”。中国共产党摧毁了这个目标，把全体中国人变成了奴隶。 今日，“不动产七十年到期后的续期问题”，已经成为中共勒索人民的一把尖刀。到底是无偿续期还是有偿续期？北京政权已经传出续期费用是“1300元一平方米”的天文数字。老百姓辛辛苦苦几十年甚至一辈子买的房子，到头来又不是自己的房子了。 按照北京的“1300元一平方米”标准，假使一个普通百姓房子的面积是80平方米，那么就是104000元，这几乎等价于现在的北京人不吃不喝工作好几年的收入总额。那么一个普通家庭可能得花上好几年的时间去为房子续期而打拼，如果没有这笔钱或者没有按期缴纳这笔续期费用，那么房子又要被“国家”收回。 面对这一不公现象，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经过全体会议讨论，通过本项公告宣布：我们实行“耕者有其田，居民有其屋”，废除一切形式的政府剥削制度，农地使用者、房产所有者，有权拒绝缴纳一切苛捐杂税，成为自己土地的主人！ 特此公告。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 2012年5月2日武昌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联络电邮：disanzhongguo@gmail.com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官方网站：http://dszg.blogspot.com/


【47、驱逐中共 恢复中华】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四十七号公告

《驱逐中共 恢复中华》

4月27日，游明磊先生被南昌市检察院正式批捕，罪名“颠覆中共政权罪”，罪行是他在江西师大散发了写有“恢复中华”的传单。游明磊遭到中共逮捕之前在南昌工作，热心公益，曾关注福州流民部落。

游明磊的传单内容是“恢复中华”，却被中共江西南昌特务机构指控为“煽动颠覆”，原因是中共是中国的死敌，是中华之外的“黄俄”，是汪伪一类的汉奸卖国集团。中共逮捕游明磊，显示出中共确实是中华的敌对者。几十年来中共对中华的捆绑，使得全体中国人成为真正的亡国奴隶。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认为：游明磊宣传“恢复中华”，是宪政爱国主义的体现，而不单纯是个人权利与社会自由的抗争。游明磊事件意味着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跨入一个旗帜鲜明的新阶段，它超越了以往个体分散、夹杂诸多经济利益的层面，走出了抗争观点杂驳、源出多门、纠缠不清的泥淖，剑锋直指中共妖魅之核，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必然呼声，告别一盘散沙的传统抗争模式。

个体维权的进步，没有制度化保障，只是特許和容忍之下的伪自由，并不可靠。为他人追求自由，自己才有机会获得自由。否则，个体自由的进步，对于民众来说，只能是一种隔空取物的魔术，没有实质性进步。

当中共专制及其官僚体制捆绑了国家政权，国家就丧失了祖国的本来含义，而成为人民公敌了。这时候，拯救国家就是要摧毁中共集团、终结一党专制，把黑暗的祖国解放出来。

拥护中共专制者，就是汉奸。

特此公告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

2012年5月16日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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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建立“六四屠杀国家赔偿基金会”】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四十八号公告

《建立“六四屠杀国家赔偿基金会”》

1989年6月1-10日由中共中央策划的、发生在北京和全国各地的集体屠杀事件，根据其爆发的核心地点被叫做“天安门大屠杀”，根据其爆发的中心时间被叫做“六四屠杀”，据不完全统计，受害的总人数超过万人。

对于这样的民族灾难，必须作出国家赔偿。

“六四”23周年纪念日就要到了，平反“六四”又成为焦点话题。中共有识之士们认为：平反“六四”是中共领导的政治资源而不是包袱。唯有平反“六四”，才能证明中共真心实意地反腐败和真心实意地推行政治改革。解决“六四”问题，有三个时间点，就是今年的“六四”，年底的中共18大，明年的“六四”。因为人心所向都认为这个事情早晚要解决。包括杨尚昆私下谈话也认为这个事情早晚要解决。

为了解决“六四屠杀国家赔偿”的基金问题，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会经过全体会议讨论、投票通过以下决定：

根据举世公认的公平原则，“六四屠杀国家赔偿”的基金，不该由纳税人来承担，而应该由那些因为“六四”镇压而获益的中共权贵第二代来承担，如由控制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并掠夺了大量国家资产的邓小平家族，以及李鹏的儿女，江泽民的儿子这样的人来承担。

特此公告天下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

2012年6月4日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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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禁止单方面延迟退休令】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四十九号公告

《禁止单方面延迟退休令》

伪“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声称：正在研究延迟退休。该部称，准备对退休及领取基本养老金年龄问题进行单方面变更。

必须指出：单方面延迟退休的计划，是一个极大阴谋。

中共反动集团企图把延迟退休与延迟支付养老金，绑在一起。而延迟支付养老金，就是杀民济官。

而中国现行的退休安排，在工作期间的普通公民缴纳养老金的费用占工资总额的28%，这是世界上最高的比例。

首先，中共反动集团规定，是普通人要缴交社保养老金，而公务员无须缴纳。但在退休后，公务员退休金却是普通职工三倍，实际上他们的高退休金是由普通职工等纳税人埋单。这个道理，就是人们说的杀民济官。

其次，将退休年龄与领取养老金绑在一起，在今天现状下，只有公务员可享受延长退休的好处，一般国企民营，还没到退休年龄就在劝人提前退休，怎会留用老员工。而不能延长退休，又不能在退休年龄支取养老金，这是典型的强盗逻辑。

更关键的是，目前中国的养老保险严重亏空，延迟退休就是中共反动集团在拆东墙补西墙。

世界银行算得远，说按目前制度及模式，2001年到2075年间，中国养老保险的收支缺口将高达9.15兆(万亿)人民币。而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说，截至2010年底，个人帐户记帐额1.9兆，其中做实帐户仅2039亿，等于有1.7兆缺口。

这个缺口，全部进了中共反动集团的私囊。

为了禁止中共反动集团继续残害人民，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晋国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一下公告：

1、禁止中共反动集团不经当事人同意就单方面延迟退休。

2、中共反动集团不经当事人同意就单方面延迟退休的所有政策和法规都犯有“反人道罪”，必须予以追究。

特此公告。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

2012年6月16日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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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一致声援香港民众的七一抗议】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五十号公告

《一致声援香港民众的七一抗议》

七月一日，是中共组织的成立纪念日，也是香港的回归日，因此成为香港每年最大规模抗议示威的日子。今年，伪香港特首梁振英“当选”前和候任时爆发的无穷丑闻，加上伪“中联办”对香港事务的干预不断，再加上香港警察打压政治人士的行为手段越来越恶劣，使香港人对中共治港的厌恶又达到一个新的高点，以至于在这个本当是庆祝回归的一天，四十万港人走上街头参加游行，反对中共。

游行人士提出诉求，主要是要求北京政府彻查民运人士李旺阳死因，平反“六·四”大屠杀惨案。民众致信共酋胡锦涛，要求还李旺阳公道。

游行还提出“踢走党官商勾结，捍卫自由争民主”的六大要求：“坚拒二十三条”，“打倒地产霸权”，“抗议警察滥权”，“推行全民退保”，“改革不义税制”，“回购公共事业”。并且游行中依然关注香港人的选举权和大陆的人权状况。游行15:00点从维多利亚公园出发，到达位于金钟的新政府总部。

每一年，从铜锣湾到湾仔，在游行队伍经过的路上，都会有很多不同的民间团体定点搭台街站。他们打横幅，派传单，宣传各自的理念和目标，并进行募捐集资。今年，站街的团体非常多而且宣传都非常有趣，吸引了很多游行的市民观看、捐款。而沿途最热闹的，是一直看到很多大陆的访民打着宣传横幅，写着自己的冤情，加入到香港的七一游行。今年，有很多人不再按部就班地从维园出发，而是在游行路线上中途加入。这又令游行队伍更加壮观。当最打头的队伍在六点钟缓缓到达政府总部时，最尾端的队伍还停留在维园。而一直到晚上八九点，还有队伍刚刚出发，走向香港政府总部。

抗议示威的组织者宣布有四十万人参加此次游行。香港人，在回归十五年，港人治港的承诺即将烟消云散之际，又一次愤怒地走上街头，表达自己对党官商的不满，呼吁真正民主和更多自由的到来。对此，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经过讨论，特别发表本次公告，一致声援香港民众的七一抗议！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

2012年7月2日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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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坚决支持什邡民众的抗暴活动】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号五十一号公告

《坚决支持什邡民众的抗暴活动》

2012年7月3日，四川什邡市大批学生和市民继续上街抗议，以阻止中共反动政府兴建对环境造成重大污染的钼铜冶炼厂。结果，大批反动警察挥舞警棍追打围殴抗议民众，并投掷催泪瓦斯和震爆弹，造成多人受伤，包括老人、妇女和儿童。有人死亡，多名抗议民众和学生被捕。现场民众冒着被抓被打的危险拍下的现场实况图片震撼人心。现场图片显示，警察挥舞警棍追打、围殴民众，甚至是老人妇女也不放过。现场民众发帖说，现在什邡到处都烟雾缭绕，警察一直在向手无寸铁的百姓扔催泪弹，震爆弹，哪里有人就往哪扔，不管是路过的，逛街的，男女老少，都不放过，现在什邡活活一个战争城市。现场民众还看到，2日特警们拿的是盾牌和警棍，3日就都换成枪了。

7月3日上午，防暴警察在什邡电影院路口组成人墙，通往什邡市委的各个路口被防暴队人墙封锁，几万群众在各个外围集合。到处被封锁，人们还是不肯散去，每个路口都围满了群众。这一次四川什邡民众抗议行动中，有大量学生参与，什邡的年轻人打出了“我们可以牺牲，我们是90后”的横幅。

什邡一位年轻的女子表示：“我只能尽我的能力去保卫我的家乡！我已经做好了顽抗到底，长期作战的准备！看到我们的流血已经开始被更多人认可了，我觉得我们做的一切都值了！”在一张什邡民众上传的图片上看到，一位女子站在河边的堤岸上，周围是众多的警察，文字注明，这位女子想以跳河的方式来唤醒特警的良心。立即有民众表示反对，并劝阻道：“千万别犯傻，天朝自杀自焚的多了去，也没见谁良心发现。留着一条命，看看那群混蛋的下场。”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经过全体会议讨论，发表本次公告，坚决支持什邡民众的抗暴活动！强烈谴责中共反动政府的倒行逆施！并号召全体中国人起来，以各种行动支持什邡民众的抗暴活动！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还决定，追究这次镇压活动的凶手和幕后黑手，并将他们绳之以法！

2012年7月16日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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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授权救国军人拯救国家、解放人民令】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五十二号公告

《授权救国军人拯救国家、解放人民令》

伪“八一建军节”前夕，中共的“国防部长”梁光烈在纪念建军85周年招待会上强调说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反动原则和非法制度。但是“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耿雁生却在新闻发布会上宣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既是党的军队，也是国家的军队、人民的军队。

众所周知，“党的军队”，不可能是国家的军队，更不可能是人民的军队。“党的军队”只能是祸害国家的军队、屠杀人民的军队。

为什么中共的军队内部发出了如此混乱的信号？

正如国际舆论最近指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领导层近来已经表现出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解放军领导越来越多地独立发表意见和评价。其中涉及到国家的外交问题，例如，美国在地区水域的军演。

根据我们第三中国掌握的情况，中共反动集团与人民解放军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这不仅将导致行政管理的风险，而且会引爆中国特色的军事革命。

于是，就在八一“建军节”这天，中共中央军委属下的《解放军报》，就在第3版上，用吓唬人的“毛俊”名字发表文章声嘶力竭地嚎叫：“无论野心家多么狡诈，从来没人能够利用军队实现个人阴谋！”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在此发布庄严公告：反动军委属下的《解放军报》的尚书恐惧，正好从反面证明了——救国军人是革命家，不是野心家！不要说“毛俊”的螳臂，就是“毛选”、“毛语录”的泥腿子，也无法阻挡历史的车轮！

历史表明，1980年代相对开明的胡赵时代，讨论政治改革时，“军队国家化”的政策建议与舆论不绝于耳。只是在1989年的“六四”大屠杀之后，中共反动集团变本加厉地推行罪恶的“军队党有化”政策，倒行逆施，使国家与人民遭到凌辱。

中共反动集团反对“军队国家化”，就是反对国家，就是反对人民。中共反动集团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假的，因为中共反动集团比资产阶级更加资产阶级；中共反动集团“反对西化”也是假的，因为他们都把子女和资金送到西方。中共反动集团“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西化”，是为了永远垄断国家、压迫人民，具有强烈的恶霸性质。

“军队非党化、军队非政治化、军队国家化”是第三中国的基本纲领，而不是阴谋。

执行“军队非党化、军队非政治化、军队国家化”的是救国军人，而不是阴谋家。

执行“军队非党化、军队非政治化、军队国家化”的救国军人，是革命家，而不是野心家！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的全体会议投票嘉奖救国军人，并授权救国军人在必要的时刻出面拯救国家、解放人民，实现中国的民主化！

特此公告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

2012年8月2日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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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收复琉球群岛令】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五十三号公告

《收复琉球群岛令》

目前，盘踞着大陆与台湾的两个“中国政府”都主张：“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过这个放弃了琉球群岛主权的“退缩主张”却得不到日本的承认。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经过全体会议讨论，一致决定并正式提出：恢复中国对于琉球群岛的主权。也就是说：钓鱼岛问题应该纳入琉球群岛的主权问题，一并解决。   

琉球群岛的主权早在明朝就属于中国；正如日本列岛的主权在汉朝和南北朝的时候就属于中国了。琉球群岛只是在1879年以后，才遭到日本强行占领，并强行把琉球的王室俘虏到了日本扣押起来，为了让当地人忘掉琉球的王室和中国文化，所以才改名叫冲绳。

琉球当时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是中国的藩属国，被日本强占之后，没有国际条约能够承认日本强占的合理性。因此，只要中国对日本提出了琉球群岛的主权要求，钓鱼岛的问题就不必争论了。否则，中日之间的问题老在钓鱼岛打转，问题还是得不到解决的。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在此庄严宣告：坚决拒绝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两个盘踞着大陆与台湾的两个“政府”的卖国政策，坚决拒绝日本对于琉球群岛（冲绳）的主权要求，坚决收复中国对于琉球群岛（冲绳）的主权。

特此公告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

2012年8月16日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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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起一頁）



【第二部分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参考资料】


【01、反对党与和平转型】


網文《美国的整个制度设计看上去非常类似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1月2日）報道：

多党选举被中国的民主斗士推崇备至，几近顶礼膜拜，多党选举与三权分立、媒体自由成为民主斗士传销西方制度的主要卖点，甚至有民主斗士把选举几乎等同于民主本身喋喋不休。 

一、社会主义民主不排斥选举。 

民主离不开选举，但是只有选举算不上民主。民主是包括选举、监督在内的一整套机制。社会主义从不排斥选举，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就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权要实行普选制。社会主义国家排斥的是金钱操控的选举。 

二、选举必须以公平为前提。 

民主是一种体现公平的资源共享机制，具体可分为政治资源的共享和经济的资源的共享，前者是政治上的民主权利，后者是指经济上的民主权利。经济是基础，经济地位和经济权利的悬殊必然造就政治权利的实质不平等。选举权是民主权利的基本内容之一，但是一人一票并不等于每个选民对选举结果的影响是等同的。一人一票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可能近似的实现平等，那就是具备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和公平的社会分配体制以及社会财富的公平拥有。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实行按资分配为主的分配方式，必然导致社会的贫富悬殊，让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垄断资本为了寻求利润最大化，必然会寻求对权力的影响和控制，自然也会介入选举程序以最大程度的影响和控制选举结果，这本就是一个合乎常理的分析逻辑。 

三、资本主义选举不具备公平的前提。 

公平是民主的前提和基础，自然也是选举的前提和基础。不具备公平基础，无论如何美化选举公平也是自欺欺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实行按资分配为主的分配方式，必然导致社会的贫富悬殊，让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搞的所谓选举恰恰就不具备公平的前提，这点也决定了这种选举只能沦为一种对民意的扭曲。似乎民主斗士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他们很少提公平，而是刻意的只强调一人一票。 

四、垄断资本如何影响和控制选举的？ 

资本主义是金钱社会，资本就是地位和实力的象征，谁垄断了资本，谁就有话语权。特别是在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产生了金融寡头，控制了经济金融甚至货币发行权、控制了主流媒体，而对选举影响最大的就是金钱和媒体。正是凭借对金钱和媒体的控制，垄断资本集团就可以介入、影响、控制选举结果。马克吐温的《竞选州长》就诙谐生动而又真实的描述了媒体在选举中的作用和美国选举的实质。控制选举最关键的一个环节是两党各自党内的初选候选人确定，这个过程是选民无法参与的，也是不透明的。表面上看是任何党内有资格的党员都可以提出参加竞选，但实质上，如果事先没有垄断资本集团在资金和媒体上的支持，即便出来竞选也是只能白烧钱而毫无胜算。所以，只有在事先得到了某种掌控资本和媒体的力量支持，才敢报名参与。如果哪位钱包只揣个几万美元、甚至几百万美元，没人支持就想去试一下身手，估计那点钱估计还不够烧一个星期就赔进去了，连个响都听不到。美国的大选是烧钱的游戏，是有钱人或者是得到有钱人支持的人才能参与的游戏。 

五、美国像个被垄断资本控股的股份公司 

美国是资本至上、金权至上的国家，美国的整个制度设计看上去非常类似股份有限公司。垄断金融资本寡头是美国的控股股东，并且控制了美国的实际权力机构——董事会，掌控着美国的重大决策权和选择管理者的权力，决定着美国的重大决策和发展走向和重大人事安排。美国的选民则是美国这个股份公司的散户，虽然手里有投票权，却不能决定美国股份公司的大政方针和重大人事决策，散户之间因为观点不一致力量互相抵消，而且处于被控股股东控制的主流媒体不断的进行信息轰炸和舆论引导之下，就如同在股市上的散户时刻处于股市黑嘴的信息笼罩之下一样，让你在不知不觉中就接受大股东或者机构的信息引导。而美国总统则类似于股份公司的总经理，在公司董事会的领导下执行股份公司董事会的决策，对董事会负责。 

六、美国大选像股份公司的总经理选举 

美国的总统大选则类似于股份公司选举总经理，美国股份公司章程规定总经理任期四年，可以连任一次，与普通股份公司选择总经理的微小区别在于普通股份公司一般是董事会选择总经理，程序相对简单，而美国股份公司选择总经理程序要复杂一些，先是由控制董事会的控股股东们圈定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的党内初选候选人名单，这是美国股份公司控股股东控制公司人事权的最关键环节，这一环节必须保证进入候选人名单的是符合控股股东利益的人，通常能够进入党内出现的都是共济会控制之下的各协会和团体早就筛选和培养多年的精英，老小布什都是共济会名下的骷髅会成员，奥巴马则是共济会控制的三边委员会培养的人才。这一步完成了，接下来还需要走两个程序，一个程序是党内选举，在控股股东圈定的候选人中确定分别代表民主党和共和党参加总统选举的候选人，这个过程是分别交给两党党员投票，但是为了党内选举结果不出意外，以防万一，还设置了超级代表机制，由党内大佬掌控的超级代表票数约占总票数的20%。最后一个程度是通知散户们参加股东大会，每个散户发一张叫选票的东西，让大家从被美国股份公司控股股东圈定的候选人中冲刺出来的两党候选人中选择其中一个作为美国股份公司的总经理，这个总经理就叫美国总统。这就是美其名曰民主大选的美国选举，也是资本主义国家选举的基本模式。 

七、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多党制。 

西方国家名为多党制，表面上多党林立，但是仔细分析会发现无论党派有多少，基本是以两党竞争为基本格局，其他政党只是陪衬和点缀，而且这两个主要政党之间，都坚持资本主义价值观、都要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制度和资产阶级专制的政治制度。杜鲁门承认过，美国的两党制就是两党合作制，美国的两党之间政治主张分歧甚至远远小于共产党内的左倾和右倾之间的差别。美国的两党制实质就是一党制，美国两党是形式的两党，实质的一党。2004年，美国总统候选人小布什和克里都是骷髅胡成员 ，是同门师兄弟，却装模作样的分别代表两党来上演竞选大戏。 

真正的多党制应该是一个代表多数人利益的政党和一个代表少数人利益的政党进行竞争，但是为多数人谋福利的政党很难上台，因为媒体和金钱都控制在垄断资本家手里，这样的政党即便上台了，也要被垄断资本集团和贵族精英用法律以外的手段推翻。智利的阿连德、泰国的他信都是民选上台的领导人，却因为照顾了穷人的利益损害了富人的利益，就被政变下台。美国的肯尼迪，则因为要把资本家控制的货币发行权夺回来交还美国人民，就死于非命，死了连调查档案都不敢公布至今封存。曾经的代表工农利益的美国共产党，则被美国当局通过抓捕审判和麦肯锡清洗运动打击的奄奄一息。 

这些例子远远不是全部，但是已经能够说明资本主义的所谓民主是有底线的民主，这个底线是不能损害资本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在这个范围内，美国媒体可以骂骂街，可以挥挥拳，但是老百姓的所谓民主权利不能超出这个被划定的圈子。选举也是如此，必须保证保护垄断资本集团利益的人进入候选圈子，保证最终的当选者是垄断资本集团的利益代言人。如果万一看走眼了，那也没关系，美国还有枪法神准的疯子呢，如果哪个总统敢不听垄断资本集团的招呼，触犯了他们的根本利益，那么美国就会适时出现一个伟大的神枪手疯子，来把那个不听话的总统打爆了脑壳。 

八、西方选举的形式掩盖的是家族政治和门阀统治的实质 

研究表明，过去400年，英格兰基本控制在1000个家庭手中，2500个家庭则“操纵”着整个英国。美国则由60个最有权势的家族“掌控”着。 

被民主逗士神化的西方选举不过是为家族和门阀政治提供合法性外衣。美国的选举实际很多时候是政治家族和门阀派系在主导。美国200年历史，也就是家族统治和门阀政治的历，其中最传奇的是 “四大家族”———亚当斯家族、罗斯福家族、肯尼迪家族和布什家族。美国有24位总统起码和另外一名总统有亲戚关系，而且其中只有两位是通过婚姻找到政治大树的，其余22位是含着政治金钥匙出生，占总数的51％。有30位（70%）有政治背景，其中20位是政治人物的儿子，2位是政治人物的侄子或孙子。其他如克林顿的老婆做参议员、国务卿等现象就更不足为奇了。不只是美国如此，其他所谓的民主国家家族政治现象也是非常严重。家族政治也是英国政坛的特色，曾三度出任保守党首相的索尔兹伯里勋爵，其家族从1868年至1955年间向英国政府贡献了1/10的内阁大臣。英国第一位女议员南希·阿斯特是与其丈夫双双当选下院议员的，而她们的3个儿子后来也都步入议会。实际上，英国议会至少有12对夫妻议员，双胞胎议员、兄妹议员和母子议员等早已不是新闻。英美也许有一脉相承的传统，“政治王朝”现象或许不足为奇。日本的世袭政治家族就更多了，仅以最近几届首相为例：鸠山由纪夫父亲鸠山威一郎是当过外务大臣的政治家，威一郎的父亲鸠山一郎则是恢复日苏邦交正常化的首相，鸠山一郎的父亲鸠山和夫更是出任过众议院议长的政治大佬、麻生太郎麻生太郎的外公是吉田茂、福田康夫的父亲福田赳夫也做过日本首相。其他如菲律宾的阿基诺家族、新加坡的李光耀父子、印尼的苏加诺父女、印度的尼赫鲁—甘地家族、巴基斯坦的布托家族、斯里兰卡的班达拉奈克家族，也都是赫赫有名的世袭政治家族。在选举的形式掩盖下，这些家族和门阀长期垄断权力。 

九、美国的金钱选举开始裸奔。 

因为资本家的贪婪导致金融危机肆虐，却用纳税人的钱救助华尔街的那些私人金融机构，美国老百姓面临失业高达19%的压力，还要出资救助那些造成危机还可以继续发高薪的华尔街银行家和高管们。富人制造危机，危机危及穷人，却还要穷人救富人，危机后果转嫁给穷人。世界上很难找到这么混账的逻辑，但是在伟大的美国就发生了。这种倒行逆施的行为导致美国民意滔滔，让垄断资本集团心中颇有些惶恐不安，为了加强垄断资本集团对选举的控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适时站出来了，通过一纸裁定，把公司对政治捐款的上限给取消了。不需要做任何解释，就知道这个裁定是对谁有利，肯定不是对没有多少钱的美国散户们有利。这也说明，美国是实实在在的金权独裁国家，什么三权分立，都是从属于这个金权的控制之下的，一旦垄断资本集团感觉到压力，美国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的包装都统统撕掉丢到垃圾堆里去了，连表面上的政治捐款限额的遮羞布都不要了，金钱选举正式开始裸奔了。 

十、美国的选举是被合法化的权钱交易游戏。 

美国的选举机制设置的就有问题，候选人需要到处去筹款，美国的钱却不是大致公平的分配至老百姓的口袋里，而是集中在垄断资本集团的手里。候选人要想胜选，就必须有足够的竞选资金，没有资金什么都别想，连竞选团队的饭前都没法支付。而要获得足够多的竞选资金，就必须向垄断资本集团伸手“化缘”。资本的唯一目的就是逐利，资本集团愿意给候选人捐款，是为了让候选人上台之后利用权力给以回报，而不是学雷锋，这其实就是典型的权钱交易。在腐败横行的当下中国，这种权钱交易都是非法的，但是在美国就成了合法行为，而且还可以骄傲的挥挥拳头说这是民主选举。小布什竞选时，得到了加州石油商的鼎力相助，小布什上台后就通过发动伊拉克战争让石油商转的盆满钵满，这才是权钱交易的高境界，反正战争死的是穷人的孩子，点钱的是那些资本家们。小布什也好，奥巴马也罢，都根据捐款数额和助选功劳，给支持自己竞选的人加官进爵，政府职位都成了商品了。类似的例子很多，无需赘言，美国的总统大选就是权钱交易的游戏平台。 

十一、必须加的一个尾巴 

其实写到上面一段，本文就可以宣告结束了，但是没办法，还必须加一个尾巴。如果不加这个尾巴，无限热爱美国的中国民主逗士们就会说我批评美国的制度就是为了现在的政府辩护，五毛的帽子随之飞来。抹黑胜过讲理，这早就成为民主逗士们的必备技能。是非颠倒是民主逗士的左手，倒打一耙就是民主斗士的右手，双重标准就是民主逗士的左脚，选择性失明就是民主逗士的右脚，再加上一个出口成脏的嘴巴和一个爱美国胜过爱中国的黄皮白心，民主逗士就可以纵横驰骋，精神上永远胜利。 

说美国制度不是民主，并不等于说现在的中国就是民主，我只承认毛时代的中国是大民主时代，基辛格都不得不承认毛时代的人权是原告而美国是被告，现在的中国成了人权被告，那是因为没有坚持毛时代探索并实践的群众大民主所导致。同理，现在的中国没有实现民主，也不等于就只能乖乖的服用民主逗士传销的民主假药，更不等于中国人就没权对民主逗士推销西方假冒民主大补丸的行为予以揭露（我就没见过传销假药还理直气壮过民主逗士的人）。关于什么是伪民主，美国人已经给出最好的说明了，已经不需要另附说明书了。我追求的民主是真正的民主，而不是金钱民主，资本专制。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追求的真正民主，这里再次重复一下： 

1、首先要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和公平的分配方式，公有制才能保障公平分配，财富的公平，为权利的平等奠定了一个基础，贫富悬殊的金钱社会里注定不会权利平等。 

2、要实行普选制，方式可以是直选，也可以是间接选举，但是必须排斥私人垄断资本对选举的影响和操控。民主离不开选举，选举是民主的重要基础，但是只有选举还不算是民主，西方社会几年一次的三分钟选举民主后跟着的就是几年的民主权利真空。所以民主制度需要一整套包括选举、监督、弹劾启动权在内的机制。 

3、要有言论自由，要恢复四大自由，仅仅有媒体自由是不够的，媒体自由不等于言论自由，没有自由的媒体，特别是市场条件下，不服从资本和权力的媒体不可能生存下去。要通过发展四大自由，来保障人人都有发表个人观点的途径和通道。 

4、要建立真正的制衡体系，不只是权力内部要分权和制衡，更重要的是在权力和群众之间的制衡体系，体制内制衡结合体制外制衡，才是真正的制衡。 

5、民主不只是体现在政治权利领域，也要体现在经济领域，追求全面的民主，在经济领域，公有制企业内部要实行民主管理，保障普通员工参与企业民主管理的权利和监督企业经营者的权利。这点与私有制企业老板说了算的专制体制，形成鲜明对照。 

谢选骏指出：人説“如果说美国是股份制国家，那中国完全就是个体户式的国家，户主就是GCD。”

至於我看——

1、反对党，指多党民主制国家中不执政的政党、在野党，与执政党相对。反对党的特殊作用在于：帮助社会实行政权轮替与和平转型。

2、民主制国家是一种“股份制国家”，选票代表了“国家的股份”，选民因此成为国家的股东。例如，美国的整个制度设计，就非常类似股份有限公司。在这样的国家中，在野党、反对党扮演了重要的调节器的作用。

3、在专制国家向民主国家“和平转型”的过程中，反对党的出现和成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因为成熟的反对党可以帮助遏止来自底层的破坏性，减少暴力革命的可能性。

4、一个成熟的反对党，需要十年左右的时间来组织与建设。在这个十年里，反对党有时间能够形成自己的既得利益，与统治阶层部分分享权力的结果，使得反对党可以像西方的工会组织那样，在工人与资方的冲突之间，充当代言人、斡旋者的角色，从而发挥稳定秩序、促成妥协的积极作用。


【02、旧金山制宪会议】


網文《联合国与中文》報道：

1945年4月25日，现代国际关系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的盛会——旧金山制宪会议隆重召开。来自50个国家代表们在全体会议和委员全体会议上对敦巴顿橡树园建议、雅尔塔协定以及各国政府提出的修正案进行了研究讨论，起草了共111条的《联合国宪章》。6月25日晚，全体大会一致通过了《联合国宪章》。

6月26日早上，与会153名代表在旧金山退伍军人礼堂举行了签署宪章的仪式。各国正式代表逐一在中、英、俄、法、西5种文本的宪章上签字。按照四个发起国的英文字母顺序，中国是第一个在宪章上签字的国家。中国代表团专门从唐人街订购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笔、墨、砚等中国文具，当首席代表顾维钧在宪章上庄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而中国人也把汉字留在了《联合国宪章》签署区的第一行。

同年10月24日，在中、美、英、苏、法及大多数签字国交存了批准书后，《联合国宪章》正式生效。人们盼望已久、寄予希望并为之付出巨大代价的新型普遍性国际安全组织——联合国终于宣告成立。

联合国早期中文使用概览

联合国宪章

1946年第一批进入联合国的中国人，有相当一部分从事中文翻译工作。当时语文司下设中文翻译处，共有定稿、翻译、抄写等人员十几名。此外，设中文口译组一组，名词专员一人，中文编辑三人。军事参谋团又另有一小组中文笔、口译服务。

1952年，随着联合国秘书处大楼的落成，联合国总部成为纽约市最受欢迎旅游景点之一，每年吸引超过100万人前来访问，其中约一半会加入联合国提供的导游参观。在新闻部提供的多种语言导游服务中，中文导游往往供不应求。

不过，在联合国的日常工作中，作为5种正式语言之一，中文的地位却非常低。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国贫穷落后、在国际事务中没有话语权；再一个原因就是，当时的“中国代表”以擅长英语为荣，舍弃规定可用的中文不用，无形中贬低了中文在联合国的地位。

以中文处为例，一年之中只挑选简短必要的文件译成中文本，篇幅较长的专题文件往往不能及时完成翻译和缮校，积压一多，不了了之。管理当局对中文服务的绩效并不重视，所以当时华人职员觉得工作没有实际的意义，士气普遍低落。

这种情况在1971年底开始改变。

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出的决议草案，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她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

1983年，口译员陶见章和董叙林为大会做同声传译

当时，联合国纽约总部秘书处有108个中国人，其中翻译人员57名，业务人员51名。除了副秘书长胡世泽立刻辞职之外，其他司级以下的员工都在担心会被辞退，但是新任常驻代表黄华给了他们一个惊喜，他向秘书长吴丹转达了周恩来的话，请各位中国职员们继续好好工作。

11月15日，以乔冠华为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正式出席联大会议。在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中，乔冠华登上联合国大会讲台，发表了重要讲话。通过中文口译员抑扬顿挫的同声传译，新中国的声音开始响彻联大会堂，也给联合国中文工作带来了新的活力。

与此同时，为了提高中文应有的平等地位，常驻联合国的中国代表团进行了多次呼吁与倡导，1973年12月，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通过了第3189号决议——“考虑到五种正式语文中四种均已列为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工作语文，并确认为了提高联合国的工作效能，中文也应具有与其他四种语文同等的地位，决定将中文列为大会工作语文并依此修正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联大同时表示“宜将中文列为安理会的工作语文”。

联合国为了储备人才，于1979年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成立“联合国译员训练班”，由联合国提供经费、设备和教材，集中培训中文的笔译和口译人员。这个训练班一直维持到90年代中期，造就了几百名年轻的高翻人员。

除了中文处，联合国新闻部和图书馆也都在这一时期增聘了中文人员。

联合国中文使用现状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提升和综合国力不断提高，中文在联合国受重视程度比过去更为提高了。特别是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中文输入系统的不断完善，中文在联合国的地位获得质的飞跃。

1998年11月13日，联合国网站中文版正式上线，成为联合国网站继英文、法文、西班牙文、俄文、阿拉伯文后最后一个推出的官方语言网站。

近二十年来，从联合国概况网络版到今天联合国系统的大型综合性门户网站，从有限的简单网页到三百多个栏目、分站，内容形式涵盖文字、图片、音视频、网络直播、手机版、残疾人使用版，联合国中文网站已经成为广大中文用户了解、研究、参与联合国的第一门户。

联合国新闻是联合国中文网站最受用户关注的栏目之一。联合国中文网站除了提供每日更新的新闻、电台节目外，更以公平、公正、公开的报道态度，以详实的背景资料和独特的新闻视角，关注世界大事，报道新闻焦点。

联合国网络电视直播大会、安理会以及总部其他会议活动。现在无论在世界哪个角落，都可以同步收看直播报道，收听中文同传。

新闻部和优酷网、土豆网、新浪视频、腾讯视频先后建立合作关系，建立联合国频道专区，提供了大量中文视频。由于联合国专区内容的独特性和权威性，其中不少视频被超过百万用户收看和引用。

近年来，联合国还开通了多个中文社交媒体账户，与网友零距离交流。2010年3月12日，联合国在新浪微博发出了自己的第一条微博。截至2017年4月，联合国微博拥有近813万粉丝，发布了5万1500多条微博，已经成为联合国系统内用户最多、运营最成功的社交媒体帐户之一。2013年6月，联合国又在微信开通了公共帐号，并一下子吸引了30多万粉丝。联合国微信每天向读者推送联合国的最新动态和相关知识，通过寓教于乐传递联合国的理念。2014年，联合国还开通了微视、秒拍、美拍等微视频账户，深受年轻人喜爱。去年，联合国在多个中文社交媒体平台全程直播了联大对第九任秘书长候选人的面试，引发广泛关注。

中文翻译处也在这股信息技术革命浪潮中焕发新的活力。长期以来，联合国的中文笔译、口译服务对象仅仅是中国代表，就算中文文件编辑成册，一般也只有少数专家学者有机会研究阅览，常常被各大图书馆束之高阁。是互联网让中文文件“飞入寻常百姓家”，现在只要登录互联网，就能查询和下载联合国所有中文文件，并能对2001年1月1日以后印发的文件进行全文检索。

谢选骏指出：人説“歷史是勝利者寫的”，我看這句話不完整。完整的説法應該是——“歷史是勝利者寫的，因此處於不斷的改寫之中。”


【03、美国的制宪会议】


網文《美国的制宪会议》報道：

“组织我们自己的政府，乃是我们的自然权利”。——托马斯·潘恩，《常识》，一七七六年。 

美国以原则立国，以人权为原则，开创了现代国家的先河。美国建国初期有三份极为重要的政治文件：众所周知的《独立宣言》，阐述了美国的开国之道；《邦联条款》，一份从英国的统治下争取独立而联合个殖民地的简单约法；《美国宪法》，是美国建国之道。要了解美国，必须先了解《美国宪法》。《美国宪法》规定了美国的政府体制，行政首长的选举方式，确立了联邦司法体制和公民基本权利。《美国宪法》高于总统、法院和参众两院。议论美国政治，无论是街头巷尾还是在国会或课堂上，最后一定会归结到宪法的某一部分。任何议题，只要在宪法层面上能达成一致，就有定论。反对宪法，如同亵渎神明。让我们来看看如此重要的《美国宪法》是怎样制定出来的吧。 

一七七六年，北美十三个殖民地脱离英国而独立。八年独立战争期间，根据《邦联条款》，各殖民地结成了松散的同盟。《邦联条款》没有确立中央政府，没有制定宪法，没有设立行政首脑。《邦联条款》的贡献是建立了军队和一个州际国会——大陆会议。大陆会议类似于参院，但权力很小，只能向各殖民地建言，不能立法。大陆会议没有税收权，为此欠了大陆军士兵很多军饷。战争最艰难时期，华盛顿不得不自己出钱给士兵发饷。欠饷造成了大陆军的两次兵变。大陆会议的决议必须要全体通过才能生效，它的效率很低。独立战争胜利后，大陆会议的缺点暴露无疑。一七八一年夏，英军将领康华里在约克镇投降，消息送至大陆会议，大陆会议连信使的路费都付不起，是其代表代付的。 

独立战争开战之初，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乔治·华盛顿和詹姆斯·麦迪逊就提议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战争期间，华盛顿多次写信给大陆会议，要求补给，愤怒之情溢于言表。他在封信中写道，“我们生病的士兵赤身裸体，健康的士兵赤身裸体，被英国人俘虏的士兵也赤身裸体。”华盛顿的信件没有产生任何效果。十三个殖民只对自身利益感兴趣，对大陆军毫不关心。汉密尔顿在一七八零年九月三日，写信给《邦联条款》的起草人詹姆斯·杜安要求召开各殖民地的代表大会，建立一个总联邦。他要求一七八一年九月就开会。汉密尔顿是第一个力主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人，时年二十三岁。 

独立后的美国，情况很不妙。新生的美国没有国家元首，没有政府首脑，没有真正的政府。对外宣战权、和约缔结权、外交主导权、甚至货币制造权，都由一个一院制的大陆会议来行使。该会议兼立法行政两职，但权力很小。象组建海军、招募军队、解决州际争端等，至少要三分之二的殖民地同意。独立战争的成果因此难以巩固，也无法有效地抗击印第安人的反抗和英国的海上骚扰，及本国的农民起义；也承担不了协调金融贸易、调节市场流通、保卫国家安全的重任。十三个州各自为政互相排挤，每个州都有陆军，九个州有海军。各州拥兵自重，用自己的武装保护自己，防范其他州。并对经过自己州的外州商船抽税。国家没有统一货币，直接造成了金融混乱。原本松散脆弱的邦联，面临的是动乱、内战、无政府状态和分崩离析的危险。华盛顿再次指出，《邦联条款》下的美国毫无希望。在给朋友的信中，他写到，“除非有一个中央政府，统治整个国家，就象州政府统治一个州一样，否则的话，这个国家无法生存。” 

麦迪逊和华盛顿一样认为当时的美国前景暗淡。麦迪逊说，新国家的大多数政治问题源于经济纠纷。当时，北美和欧洲很多人都认为美国正走向无政府状态。最明显的就是货币。因为没有统一的货币，对美国人来说，钱还是英镑和先令。尽管，美元已经发行，但美元在各州的价值不等。一美元在纽约可兑换八先令，在南卡能兑换三十多先令。法国、西班牙等国货币也在美国流通，造成了金融混乱。 

隐居弗农山庄的华盛顿，对这种局面深感不安，谢司事件后，他更感到一个中央政府对新生的美国至关重要。一七八五年三月，在他和麦迪逊的支持下，弗吉尼亚和马里兰派代表在弗农山庄开会，讨论两州间的贸易和航运纠纷。代表们认为，这些问题两个州无法解决，应该由十三个州一起来解决这个新生国家面临的各种问题。建议被接受。弗农山庄会议后，麦迪逊使弗吉尼亚议会通过了一个决议，邀请十三个州在安纳波利斯开会。只有五个州派了代表参加。麦迪逊、伦道夫、和汉密尔顿想了个补救办法，决定由汉密尔顿起草一份建议书，建议各州派代表于一七八七年五月的第二个星期一在费城召开会议讨论修改《邦联条款》。制宪会议召开前，华盛顿和麦迪逊在通信中反复商讨了制宪的大政方针。麦迪逊后来谈到制宪会议时说“制宪会议源于弗农山庄会议”。可以说，宪法是华盛顿和麦迪逊密谋的产物。 

华盛顿在当时举足轻重，华盛顿不出席的话，制宪会议就不会成功。开始时，华盛顿并不想去，他患有风湿，还要照顾弗农山庄的生意。最重要的是，华盛顿不想让他的影响力左右会议。华盛顿是美国当时最重要的人物。如果只有几个州参加，会议以失败告终，他会显得很愚蠢。华盛顿的好友詹姆斯·麦迪逊和埃德蒙·伦道夫都劝他赴会。出于对他们的信任，华盛顿同意作为弗吉尼亚代表参加费城会议。从那一刻起，制宪会议就变得举足轻重了，华盛顿的参加增加了会议的份量。时年三十五岁的麦迪逊第一个到费城，他身材矮小，已开始谢顶。麦迪逊不善言辞，但永远知道该说什么。麦迪逊对政府体制有着广泛深刻的知识，他对古希腊一直到他的那个年代人类曾有过的政体都很熟悉。麦迪逊认为，美国必需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十三个州应该隶属于中央。麦迪逊也知道，这件事很难办，很多与会代表对权力过大的中央政府缺乏信任。会前，麦迪逊做了充分准备，他带了数百本书，准备回答会上可能提出的任何问题。麦迪逊也要求弗吉尼亚的其他代表提前赶到，以便商讨建立中央政府的方案。麦迪逊认为，其他州不会提这种方案。弗吉尼亚的代表乔治·威思和约翰·布莱尔也提前来到费城。三人对麦迪逊方案进行了反复讨论。 

会议于五月十四日召开，华盛顿在会议召开的前一天来到费城。他领导美国赢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是美国名望最高的人，受到了卫兵和礼炮的欢迎。华盛顿抵达费城后，先拜望了本杰明·富兰克林。富兰克林是美国最重要的政治领袖，也是制宪会议的宾夕法尼亚首席代表。尽管，富兰克林年过八旬，身体虚弱，但头脑依旧十分灵活。凡是到费城的大人物，都会去看望富兰克林，华盛顿也不例外。 

制宪会议第一天，弗吉尼亚的代表们来到州议会大楼，一七七六年签署美国独立宣言的房间。除弗吉尼亚的代表，在场的还有宾夕法尼亚的代表：罗伯特·莫里斯，美国首富、大陆会议财长，独立战争的主要筹款人；格瓦诺·莫里斯，宾州州长。他们两个都姓莫里斯，但没有血缘关系；詹姆斯·威尔逊，最早的大陆会议代表，独立宣言签署者。威尔逊主张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会议第一天，宾夕法尼亚和弗吉尼亚代表交换了意见，决定第二天上午再讨论。没有其他州代表在场，一切都很顺利，他们没有担心其他州不派代表。最北的新罕布什尔到费城要两个星期，南方的乔治亚到费城，要三个周。没过多久，其他州的代表就陆续到达费城。代表们一致认为，只要有七个州的代表到会，就正式开会。出乎意料的是，纽约也派了代表。纽约州长克林顿反对强大的中央政府，大家认为纽约不会派人来。纽约代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坚持认为，美国必须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否则美国一定会分裂。最后，除罗德岛外，其他十二个州都派了代表参加会议，宾夕法尼亚的代表最多，共八人。五十五名代表平均年龄四十三岁。两位重要人物没能出席会议，约翰·亚当斯在英国任驻英公使，托马斯·杰弗逊在法国任驻法公使。他们通过书信的方式了解会议的情况。 

五月二十五日，有七个州的代表来到费城，会议正式开始。会议的第一个重要决定是推举华盛顿为大会主席。华盛顿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宣布大会正式开幕。他说出任主席是极大的荣誉，同时也表示，如果他犯了什么错的话，请大家原谅。接下来的四个月里，他只在必要的时候才发言。 

从会议开始，麦迪逊就记下了所有代表的发言。麦迪逊的记录是了解这次历史性会议的唯一的第一手材料。麦迪逊后来是这样解释的：“我坐在会议主席前面，代表们在我的左右。我能听见会议主席的话，能听见代表们的发言。我用只有我懂的符号记下所有内容，晚上再把他们的讲话和行动整理出来。我参加每天的会议，只要有会和讨论，我一定在场。”麦迪逊记下了会议中每个代表说的每句话，攻击自己的话也没放过。麦迪逊在一八二三年给友人的信中说：“历史中一直有种不幸的现象：很少历史学家兼备两种条件，既身临其境又能对事实做出公正的判断。因此，最可靠的历史应是这样一种果实：由当时当地的主角和目击者为后人留下事实真相而后者能毫无偏见地加以使用。若官方保存的及私人珍藏的资料既丰富又正确，这样的材料能留给以公正之心处理资料的人之手，那么，我们将能指望美国历史具有个更多的真实，其教益肯定不会比任何其他国家差，也不会比历史上的任何时代差。”麦迪逊的记录，三十年后才发表。 

第一天的会议很顺利，代表们同意成立规则委员会，由弗吉尼亚的乔治·威思、纽约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平克尼担任。会议到此一切风平浪静气氛友好。然而，制宪会议不可能顺利。开始时，代表们就一致同意，会议有权改变已做出的决定。于是，议案并不是讨论完再投票表决就算完了，任何代表都可以要求对任何议题进行重新讨论。这样一来，被否决的议题几天后、有时几周后又会被提到日程上来，代表们不厌其烦地争吵、辩论、讨价还价。会议还通过了保密规则：记者不许旁听，代表不得公开会议内容。杰弗逊在法国对保密措施非常生气，他坚信言论和新闻自由。四十多年后，麦迪逊说出了大会保密的的理由：如果会议公开，代表们就不会改变主张，因为这是公开承认自己原来是错的，要是制宪会议不保密，肯定会一败涂地。 

五月二十九号，弗吉尼亚年仅三十三岁的州长埃德蒙·伦道夫发言。他先对《邦联条款》大为赞赏。但是，他补充道，《邦联条款》是为战争服务的，如今美国已是独立国家，要对《邦联条例》进行修改，需要有一份永久性文件。接着，他给出了弗吉尼亚方案。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代表们对方案中的每一条款进行了讨论，投票表决。该方案是制宪会议讨论的基础，也是美国宪法的基础。 

代表们从五月三十号开始对弗吉尼亚方案进行辩论。埃德蒙·伦道夫提出中央政府应该是一个国家政府，包括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话音刚落，南卡罗来纳的皮尔斯·巴特勒就发问，“为什么有必要建立一个国家政府呢。”宾夕法尼亚代表莫里斯说，“现在建立最高政府，比二十年后肯定会出现的独裁强。”代表们通过了建立国家政府的提案。 

六月一日代表们开始讨论行政首脑的议题。弗吉尼亚方案建议，行政首脑由立法机构选出，他的职责就是落实立法机构通过的法律，任期有限，领取工资。会议确立了行政首脑的权力和职能。每位代表都有自己的意见。没人想要一个国王。很多人对一人执政充满信心，也有人要三人执政。宾夕法尼亚的詹姆斯·威尔逊给出了一人执政的理由，国家领袖必需精力过人，有迅速决策的能力，因此由一个人来担任最为合适。弗吉尼亚州州长埃德蒙·伦道夫强烈反对，因为一人执政是“君主制的胚胎”。德拉华的约翰·迪金森表示，他不排斥君主，君主制是最好的政体之一，但在美国行不通。关于国家领袖的地位和职能的辩论进行了很久，代表们最后投票表决，七州支持一人执政，三州反对。在任期和连任问题上，汉密尔顿认为任期不能太短。任期太短的话，没多久，就会有很多前总统。他们会形成派系，对国家不利。富兰克林主张总统可以连任。理由是，人民是统治者，总统是人民的公仆，人民有权利多次选择同一人担任总统。任期有几个方案：任期三年，可以连选；任期七年，只有一届。结果是，五个州支持七年一届，四个州反对。这个问题后来又被提了出来，最后的结论是，总统任期四年，可以连任。 

接下来的议题是如何产生总统。这个问题很棘手。代表们就此反复辩论和表决。詹姆斯·威尔逊提议，总统由选举人选举产生，按地区分配。但有人反对，因为人民的信息不足以让他们选出优秀的选举人。一名代表提议，总统由州长选出。但没人支持。有人提议，总统由人民直选。马萨诸塞的埃尔布里奇·格里反对说，“人民怎么懂得这种事，坏人可以轻而易举地能蒙蔽人民，人民直选最糟糕。”代表们最初投票决定由国会任命总统；后改为州议会任命选举人，再由选举人选出总统；这个决议后来又被推翻。此议题先后投票六十次，最后决定，总统由州议会提名的选举人选出。会议设置了弹劾总统的程序，认为一旦总统有罪，就必须下台。总统对国会决定的否决权的投票结果是，总统有权否决立法，但国会可以再次投票推翻总统的否决。会议规定了总统人选的资格：侯选人必须出生在美国，宪法生效时必须是美国公民；必须在美国生活十四年以上，年龄在三十五岁以上。总统由国家发工资，任内工资不得改变；总统是三军统帅；总统还要定期向国会报告国情。 

富兰克林在行政首长的薪金问题上发表了精彩的论述：“世间有两种爱好对人间的事情有着强有力的影响，那就是野心和贪心，也就是权和钱。如果把它们拆开，那么两爱之中的任何一爱都会成为发挥人们干劲的强大动力。如果他们看到一个位置既带来权力又带来金钱，那么他们就会不顾一切地去某取这个位置。英国有大量这样的位置，所以英国的派系林立，国家长期陷于分裂，政府不能集中精力，在仓促间就发动战争，常常还要迫使国家接受不光彩的媾和”。“那些投身阴谋诡计、百般争夺、结党营私、不顾廉耻来谋得这种名利双收的位置的人将是些什么人呢？他们不是明智和稳健的人，不是爱好和平和安定的人。他们是胆大和狂暴的人，他们是一心求成，为一己私利不辞辛劳的人”。“我担心这样一个既带来权力又带来金钱的位置，会使占据这个位置的人有朝一日成为君主，我们的政府，有朝一日会成为君主政府”。“就近而论，难到我们没有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吗？我们的一位最重要的官员，我们全军的总司令，一位我现在不愿用任何其他的颂辞来触犯他的爱国者，他负责军队作战八年之久而未取分文。他与英勇作战的战友备尝艰苦和危难，还有这个职务带来的日以继夜的忧心。难道我们不相信可以在合众国内找出三到四个这样的人吗？”“节省薪俸不是我的目的。我所担心的是支取巨额薪俸带来的后患。正因如此，我才提出了修正案。如果没人附议，我也心安理得，因为我说出了我的意见，尽了我的责任”。 

联邦司法体系，即联邦法院和法官系统的问题在会议上争议较小。五十五代表中有三十四名律师和八名法官，他们对这个议题很熟悉。不过各州已有了法院和法官，还要联邦法院吗？康涅狄克代表罗杰·谢尔曼认为，州际法院就足够了，联邦法院太费钱。南卡罗来纳代表约翰·拉特利奇主张建立联邦最高法院，不要下级联邦法院。投票结果是，建立一个联邦最高法院和一个下级联邦法院系统，受理涉及联邦法、公民权利、和外国人犯罪的案件。州级法院系统受理涉及州法的案件。联邦大法官如何任命呢？有人认为由国会指定，另一些人认为该由总统任命。宾夕法尼亚的詹姆斯·威尔逊建议，大法官应由一人决定，经验证明，集体决策很难公开、公平。南卡的约翰·拉特利奇反对。他说，把该权力交给总统跟交给国王没区别。投票的结果是，建立一个最高法院，司法系统的细节让国会和总统去完成。国会决定最高法院法官人数，总统任命。国会建立下级法院，总统任命法官。 

制宪会议进行了一个月后，新泽西代表威廉·佩特森提出了代表小州利益的新泽西方案。该方案与弗吉尼亚方案大不一样。弗吉尼亚方案主张联邦的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的有主权的中央政府。新泽西方案主张的联邦政府，主权仍在各州。佩特森指出会议初衷是修改《邦联条款》，无权修宪。只能修改《邦联条款》。该方案与《邦联条款》没有两样。联邦设立一院制的立法机构，每州一票。政府由多人执政，权力来自各州，不设下级联邦法院。支持该方案的人说，放弃《邦联条款》的话，是越权，我们就回去。这时，宾夕法尼亚的詹姆斯·威尔逊说，这次会议不是就一件事达成协议，我们要畅所欲言，对任何问题进行讨论。威尔逊问到，“联邦政府为什么不受欢迎呢？是缺少信誉？还是对人民的自由和安全保护会减少？一个美国公民，难道不如某一州的公民更受尊重吗？”弗吉尼亚州长埃德蒙·伦道夫接着说，“会议除了建立一个联邦政府，别无选择。要是不采取措施，挽救共和，就是叛国，只有一个全新的联邦政府才能挽救共和。现在是建立联邦政府的最后时刻，错过这个良机，人民会彻底失望。” 

六月十六日，代表们围绕新泽西方案进行了辩论。两天后，一直沉默寡言的汉密尔顿滔滔不绝地讲了五个小时。他说，他的方案只是对弗吉尼亚方案的修正。汉密尔顿认为，美国只能一人执政，由选举人选出，终身制，他能否决立法，他的否决不能被推翻。国会应由两院组成，参议员也由选举人选出，终身制；众议员由人民选出，任期三年。汉密尔顿主张，州长由联邦政府任命，各州不能拥有武装部队。汉密尔顿坚信，随着美国的发展，现行体制肯定不行，美国应该照搬英国，英国的制度是最先进的。后来的历史学家都奇怪，为什么没人打断汉密尔顿的发言。他的极端主张和对英国政府的支持也极不受欢迎，代表们没人会接受他的方案。可能是天气太热，还有他的发言太长，议代表们只是建议暂时休会，改天再议。 

这时，联邦政体有了四个方：弗吉尼亚、南卡罗来纳、新泽西、纽约方案。南卡罗来纳方案在开会伊始因和弗吉尼亚方案大同小异，没被讨论。代表们投票否决了新泽西方案，汉密尔顿方案连投票都没有进行，余下的时间还是讨论弗吉尼亚方案。 

最棘手的是国会议员的分配问题，按人口比例还是按州分配议员，涉及到各州在国会中的权力。一位代表说，“这是权力争夺，不是争取自由。小州在国会里的权利一定小于大州，尽管各州人民享有同样的自由。”德拉华州的贝德福德在辩论中对大州代表吼道，“先生们！我不信任你们。要是你们想压制小州，你们就会毁掉邦联。一旦事情发生，我们会找更有信誉和诚意的外国盟友，从那里获得公正。”整个夏天的会议都在辩论和表决国会议员的分配问题。两个月来，没有任何进展。会议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就国会议员的分配问题提出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接下来的几天，其他人庆祝独立日，该委员会的成员则埋头苦干。 

几天前，富兰克林表达了对会议前景的悲观。他说，“我们几乎在每一个问题上都有不同意见。证明了人类之间的相互了解有多困难，我们一直在寻找政治智慧，现在看来我们的确缺乏政治智慧。我们在黑暗中寻求真理，而当真理在我们面前时，又难以识别它。为什么我们不请上帝来启发我们的理解力呢？因为上帝的恩赐，我们才有机会在这里讨论如何建立我们的国家幸福的法则，难道我们忘记了这一强大的朋友了吗？”富兰克林要求每次开会前祈祷上帝赐与智慧：“我活了很久了，我活的越久，就越清楚地认识到上帝是人类事物的主宰。没有上帝的帮助，一个国家怎么能兴旺的起来？我相信，没有上帝的帮助，建立我们的政治结构要比造通天塔还难。我们会被我们的地方利益所分裂；我们的计划将被挫败；我们将受到指责并留给后人笑柄。更遭的是，此后人类可能因为我们的不幸例子而对人类通过智慧建立政府一事表示绝望，从而听命于机会、战争和征服。因此我建议，每天上午在会议开始工作之前，在会上作一次祷告。”但有人反对，因为会议没钱请牧师。 

七月四日，会议代表们来到费城一家教堂聆听一篇写给他们的演讲：“你们的国家怀着忧虑和希望关注着你们，你们的国家需要你们做出决定。你们的国家信任你们这些独立战争的领袖，能规划出让所有人都受惠的政府。你们中间有了解政体的人才，有解决困难的人才，你们一定能够规划出一个政府，保护人民的自由。” 

第二天，代表们听取了委员会的报告。报告有两项提案。委员会指出，要么两项提案都接受，要么都拒绝。报告说，国会应有两院，一院的议员数按人口比例，四万人一名；另一院各州议员数相等。两院制其实早已通过，分歧在于议员的分配和产生方式上。新方案是康涅迪克的罗杰·谢尔曼在一个月前就提出来了，该方案被称为“伟大的妥协”。经过多天的辩论，他们懂了，要是不能达成协议，就是会议的失败。这是会议最黑暗的日子。纽约代表罗伯特·耶茨和约翰·兰辛退出大会，以示抗议。弗吉尼亚代表乔治·梅森则称，达不成协议，誓死不离开费城。华盛顿十分沮丧，他在信中说，“现在的辩论比任何时候都糟，在建立一个有效政府的问题上，大家无法统一。我快要对大会丧失了所有希望，当初真不该来。” 

这时，谁都没有想到一个重要的，但没人愿提及又无法回避的问题，打开了制宪会议僵局。这就是奴隶问题。要是各州众议员按人口比例分配的话，奴隶怎么算？一七八零年代，美国南方有几十万黑奴，北方也有。新英格兰的船主们靠进口奴隶发了大财。奴隶制问题非常棘手，制宪会议上的很多重要人物都是奴隶主，其中有华盛顿、麦迪逊、伦道夫、和南方各州代表。尽管他们中很多人并不认同奴隶制，但没人愿意冒犯他们。代表们也都知道会议早晚要讨论奴隶制的。有人认为，奴隶是个人财产，在按人口比例决定议员人数时，不该算在人口中；另一些代表表示，奴隶也是人，应该被算在内。宾夕法尼亚的格瓦诺·莫里斯愤怒地宣称，“奴隶制是邪恶的制度，给蓄奴州带来了巨大的悲哀和贫困。”南卡罗来纳的平克尼将军辩护道，“有史以来，总一半人是奴隶。”虽然弗吉尼亚州的乔治·梅森是奴隶主，但他希望解放所有奴隶。他说，作为英属殖民地的弗吉尼亚就想给奴隶自由，但英国政府进行了阻扰，他说问题在于靠奴隶制赚钱的英国商人。 

制宪会议无权裁定奴隶制度的对错。马萨诸塞的鲁弗斯·金指出，奴隶制是政治事务，不在制宪范畴内，会议采纳了他的意见。最后，一个黑奴算五分之三个人；允许奴隶进口到一八零八年止，每个进口奴隶，收十美元的税；废奴州无权解放蓄奴州的逃奴。对奴隶制的妥协，导致了六十多年后的内战，美国用了四年时间的战争和六十多万条人命的代价，最终解决了奴隶制及州权和联邦权之争。 

由谁来批准宪法呢？是州议会、人民，还是一个全民大会呢？马萨诸塞的埃尔布里奇·格里再次反对将权力交给人民。他说，“普通人对政府的概念是世界上最荒诞的。”麦迪逊反对道，“新政府的规划必须由人民来批准。我认为，由议会批准的政府和由人民批准的政府之间的根本区别是一项协定和一部宪法之间的区别。”有人建议，先由各州议会审议，提出修正意见，再由一个全体会议裁决。麦迪逊坚决反对，因为再次召开制宪会议意味着费城制宪会议的失败。会议最后决定，宪法由各州人民批准，宪法生效至少要九个州的批准。会议到此剩下的工作就是要将宪法落实成文字，然后由代表们签署。 

九月初，会议指定一个五人委员会将宪法写成文字。康涅迪克的威廉·塞谬尔·约翰逊为主席，还有纽约的汉密尔顿、宾夕法尼亚的格瓦诺·莫里斯、马萨诸塞的鲁弗斯·金和弗吉尼亚的麦迪逊。五人中，莫里斯的文笔最好，他负责把宪法形成文字。会议批准了宪法的二十三项条款后，莫里斯又把它缩简为七条。 

宪法第一条规定国会的权力，众院的人口比例制和参院的各州平等制，和议员的条件及任期。宪法第二条规定总统的权力，总统人选的资格，及选举方式。宪法第三条规定了联邦司法权。这三条确立了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政府。宪法第四条规定各州的权利和义务。宪法第五条规定了通过宪法修正案的程序。宪法第六条说，宪法是美国的最高法律。宪法第七条表示，宪法生效需要九个州的批准。 

宪法序言的开头被莫里斯改为，“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简单明了，但在批准宪法时，这个说法引起了强烈的不满。因为这表示，联邦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不是各州，但大陆会议和《联邦条款》规定的权力来自各州。序言中还解释了制宪的原因，是“为了组织一个更完善的联邦，树立正义，保障国内安宁，建立共同的国防，增进全民福利和确保我们及我们后代能安享自由带来的幸福。” 

一七八七年年九月十七日，在最后一次会议上，马萨诸塞的纳撒尼尔·戈勒姆说，“要是不太晚的话，我提议将四万人出一名众议员的规定，改成三万人。”一直沉默的华盛顿站了起来，表示赞成，“我支持这一变动，这样能让人民在政府里有更大的声音。”因为华盛顿的影响力，代表们一致同意把四万人改为三万。 

宾夕法尼亚的格瓦诺·莫里斯在完成了宪法文字后，说“尽管，我并不完全支持宪法，但还是认为宪法要比《邦联条例》好的多。人无完人，在重重困难之下，我们做了我们力所能及的工作。宪法留给后人以修正权，我们希望我们的后代能从经验中获得才智，小心地运用这种权力。我曾说过：清醒的估计应放在幻想之前，实际情况应放在估计之前。那些想靠说理来使人们服从真理的人对人的本性做了它所不配的恭维。犹太人的历史清楚地解释了人性的这个谜。把他当作奴隶，就会使他卑贱，成为一个鲜廉寡耻之徒；给他民主，会使他骄傲又忘恩负义，成为一个流氓；让他服从法律，服从一种好的管理，努力工作，生活节制，他就会勤劳、愉悦、有道德，成为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好公民”。莫里斯在这里所指的民主，是那种以多数人意见统治的暴民统治，不是现代竞选制下的民主。 

终于到了签署宪法的时刻了，富兰克林发表了一番充满了智慧的演讲。他说：“我承认，这部宪法有些部分我目前不同意，但我不能肯定我以后会永远不同意。因为我活了这么大年纪，在很多事上，我改变过我的初衷，甚至在重大问题上。我年纪越大就越怀疑自己的判断，越尊重别人的判断。很多人象宗教派别一样，认为自己拥有真理。认为别人若和他有分歧，错在他人。出于这些考虑，我同意这部有缺点的宪法，假如它是缺点的话。我认为中央政府对我们是必要的。任何一种政府，只要善于运作，就会造福人类。我不相信，要是召开另一个制宪会议会会制定出一部更好的宪法”。“在召集一批人的智慧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召集了这些人的偏见、偏爱、错误观点、地方利益、自私动机。这样的集会能得出十全十美的结果吗？我很惊讶我们己经接近完美了。它也会使我们的敌人惊讶。主席先生，因此我同意这部宪法，我无法期望有比它更好的了。关于它的缺点，我愿为公共利益加以抛弃。我从未说过一句关于这部宪法的缺点的话。缺点生于这个房间，死于这个房间。总之，我冒昧地希望，凡对宪法有反对意见的代表们，能同我一起，在此时怀疑一下自己的一惯正确性，共同来表达我们的一致性。在这个文件上签上自己的名字”。 

最后，三个代表没在宪法上签字。弗吉尼亚的埃德蒙·伦道夫说，不签字因为他认为宪法无法通过。马萨诸塞的埃尔布里奇·格里认为，宪法通过，会引发内战，也拒绝签字。弗吉尼亚州的乔治·梅森拒绝签名是因为宪法中没有保证公民权利的条款。很多人同意他的看法，结果产生了宪法的前十个修正案，即“权利法案”。四个反对修宪的代表在签署前就回家了，九个支持宪法的人提前退席，没有签字。 

最后几名代表在宪法上签字的时候，富兰克林看着主席台后面的一幅画轻声地说，“过去四个月中，我常常在猜测这幅画画的是日出还是夕阳。现在我终于知道了。画上画的是初升的太阳，是新的一天的开始。” 

制宪会议是秘密进行的，宪法签署后，宪法就公开了。公开后的宪法引起了人民的强烈反响。百姓们分为护宪派和反对派两大阵营。德拉华州于一七八七年十二月初批准了宪法，宪法批准大会的所有代表都投了赞成票。宾夕法尼亚和新泽西州于十二月批准了宪法。乔治亚和康涅迪格州于一七八八年一月批准了宪法。马萨诸塞州的代表们二月初投票表决。他们提出，宪法要加保证公民权利的修正案，他们才批准宪法。马里兰州四月底批准了宪法。马里兰州的部分代表要求对政府规划进行修正。南卡罗来纳州五月底批准了宪法。这时已有八个州批准了宪法，再有一个州的批准，宪法就能生效。于是，弗吉尼亚成了众人目光的焦点。 （老钱：美国往事：制宪会议 (一) 2010-1-24）

弗吉尼亚是十三个州里最大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宪法批准大会代表中有很多名人，麦迪逊、帕特里克·亨利、乔治·梅森、詹姆斯·门罗、埃德蒙·伦道夫和约翰·马歇尔都在其中。代表们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直到六月底，代表们才准备投票。雄辩家反对派领袖帕特里克·亨利说，“你们的总统会很容易地变成国王。你们的参议院的结构很不完备，因此你们最可贵的权力可能被一个小小的少数人破坏；一个小小的少数可能会永久牢固地维持这个政府而不管它有多少缺点。你们所说的制衡在哪里呢？你们的据点将掌握在你们敌人的手上。这一政府的所有优点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性的前提之上：你们的政府官员都是光明正大的人。但万一他们是坏人，按照这个不完善的结构，他们就有权做一切最坏的事。请问，把我们的权力押在长官是好人还是坏人这个带偶然性的问题上，岂不是要贻笑天下吗？在世界历史上无论何时何地，若把人民的权力和自由完全押在统治者是好人这样一个宝上，倒头来没有不是丧失自由的。试问，你们能找出一个相反的例子吗？”亨利在最后发言中说，“虽然我在追求一次伟大的事业中被对方压倒，但我仍将做一名和平的公民，尽一切努力通过和平手段来消除宪法中的缺点。如果大会批准了宪法，我也会觉得，我曾据理力争，虽败犹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会等待和期盼，希望美国独立战争的精神不会丢失，希望新的政府体系能够出现变化，保护人民的安全、自由和幸福。”表决结果，一百六十八票中，护宪派以十票之多通过了宪法。弗吉尼亚州的代表们也要求在宪法中加上权利法案。但新罕布什尔州在几天前就通过了宪法，弗吉尼亚是批准宪法的第十个州。 

纽约州在美国东岸的地理中央，要是纽约不批准宪法，国家就会被从中央斩断。因此纽约州对宪法的批准至关重要。于是，汉密尔顿采取拖延战术：他想尽办法把投票日期安排在弗吉尼亚和新罕布什尔通过宪法之后。六月十七日，纽约召开代表会议。汉密尔顿在会议上的第一次发言就指出《邦联条例》无法修正，只有重新修宪才能保障美国的自由和独立。他还指出：如果接受老的邦联，大陆会议就是一个单一的行政机构，拥有的权力无法得到制衡，以至于效率低下，腐败无能。这就必将产生一个摧毁人民自由的势力，为了避免这种现象发生，我们必须建立一个至少有两种权力可以相互制衡的政治制度。在回答州长克林顿的发言中，汉密尔顿说：有人说各州的风俗和利益不同，因此无法建立联邦，但我认为从新罕布什尔到乔治亚的美国人民在最初的政治活动中，风俗和利益的不同可能会产生麻烦，但宪法中的那些伟大的调和精神，会慢慢减轻这方面的压力。六月二十一日和二十六日，新罕布什尔和弗吉尼亚分别通过了宪法，在这个大形势下，七月二十六日纽约州以三十对二十七票通过了宪法。纽约州也要求加上权利法案。 

反对宪法的人和赞成宪法的人对宪法有着同样的贡献，他们的要求最后都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写入了宪法。因此，宪法涵盖了所有制宪代表和对通过宪法有表决权的人的思想。 

美国独立宣言的签署者，宾夕法尼亚名医本杰明·拉什在得知宪法被各州批准的消息后说：“大功告成，我们成为一个国家。”(It is done. We have become a nation.) 

世间的一切都会腐败而后死亡，政治制度也一样逃脱不了由腐败而死亡的命运。自古以来，如何避免制度的腐败和灭亡的命运就成了古往今来的政治理论家和政治家在思考政治制度时必须正视的问题。古希腊以来，就有两种方案：一是柏拉图的政治设计，从一开始就设计一个完美的面面具到的政治制度，而后不事更改，以此来避免其腐败和灭亡的命运；另一个方案，来自亚里士多德，通过制度本身的自我调节来避免其腐败和灭亡的命运。古人早就知道，世间的一切都在流变之中，现实的制度中，君主制很容易变成暴君统制；贵族制的归宿往往是寡头政治；民主制只要梢不留意就会沦为暴民统治。因此，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立士多德的《雅典宪法》都提倡混合的制度设计，让各种不同政治原则中的矛盾成分同时存在于一个制度中，用这种矛盾实现制度的自我调节，以此来建立一种社会的动态平衡，以避免其腐败和死亡。十八世纪的英国是这种平衡制度的典型：国王有决断权，上院代表贵族和智慧，下院代表民众与社会良心。一七六十年代，即使是英国这样的平衡政府，在北美也会发生横征暴敛这样的事。于是，北美人民就非得从头开始建立一个全新的平衡政府。 

一七八十年代的北美和欧洲，是启蒙思想盛行的时代。有二位启蒙思想家对人类政治思想史的影响非同小可，他们是法国人孟德斯鸠和英国人洛克。洛克的学说主要来自常识和理性，他首先明确了政府是工具的概念，并由此确立了一个政权的正当性。他指出当政权的正当性不复存在时，政权的更替是合理的。当时的北美殖民地人民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北美，政权的正当性就是政府必须保障人民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力。一七六零年代以后，英国当局在北美的所作所为完全与政府的正当性背道而驰。于是，北美人民必须自己建立一个全新的政治体制来重建政府的正当性。 

孟德斯鸠的理论实在值的深究，他考察了从古自今，东西方的政治制度。他指出任何制度都有其原则、性质、和目的。这里的原则意指一个制度的“精神”，就是使一个政权有其特有的行事方式的原因，它类似于社会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综合；性质是宪法或政府的形式结构；目的是政权的目标，它是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力为目标呢，还是以保障某一利益集团的利益为目标。已有的政治制度无非是共和制、君主制、专制制度。共和制的主权在民，或部分在于人民，古代的民主和贵族制均属共和制；君主制是一个人即君主依法统治的政府；专制是一个没有法律约束的制度，专制者立法毁法，惟其所欲。孟德斯鸠认为，各种制度有其各自的生命原则：若是共和制没有美德，君主制没有荣誉，专制没有恐惧，这些制度就无法存在。明智而又理智的立法者的使命就是使腐败的政府重返其初衷。在孟德斯鸠，罗马最重要。罗马有着把各种政体都走到头的历史，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和马基雅维里一样，孟德斯鸠指出，当创造一部宪法并给予它生命力的“精神”死去之后，宪法的形式仍可以维持。也就是说，共和制的宪法和法律可以以任何形式存在于任何一种制度之中，不管那制度是君主制还是专制制度。 

有了对已有制度的分类后，我们来看看孟德斯鸠是怎样来分析这些制度的。首先是君主制，它的精神是荣誉。君主制中，谈论人的行为用的是高贵，不是善良；说人伟大，不说正义；说非常、绝对，而不说合理。君主制的运作方式是君主通过法律来统治，法律的天然保护者是贵族。那些司法贵族是节制君主权力的潜在权威。这种节制不是与君主为敌，而是通过充当君主与人民之间的权力中介来实现的。孟德斯鸠极力维护贵族的封建特权，因为要一个君主节制其专制意图而守法，必须有独立的法律制度，使生命与财产在该法律制度下有安全保障。这种生命财产的安全，在孟德斯鸠就是自由。孟德斯鸠深知，专制不必一人所为。大革命时期的法国，这些权力中介丧失殆尽，最终让革命以法律平等为名，从事集体专制。当革命以国家名义行事之时，就不会有任何独立的权力可以平衡它。美国开国诸贤在制宪时，为防止多数暴政，倚重的就是孟德斯鸠的学说：分权和制衡。 

孟德斯鸠认为最坏的制度是专制。专制政府没有正当性，因为它不按任何法律原则运作。专制的起源可能来自君主制中腐败的王权。要避免专制，一定要好好监督。专制不讲美德，它的精神是恐惧，专制制度下，没有为荣誉奋不顾身的贵族阶级。真正的贵族，必须独立于君主。人们在专制国家中的雄心，是对专制者取而代之的野心。因此专制不可能稳定长久。专制者使人畏服，无人忠服。专制政府一般亡于政变或外敌入侵。专制的特征是：官员贪婪、黩职、暴力，还有一个以无知迷信为基础的宗教。专制国家的目标，只能维持国内无事，就此而言，它的效率也十分低下。有一天，臣民们不再畏死而反抗其恐怖手段之时，专制制度就会被更替。专制国家表面平静，但与君主和共和制国家相比，毫无和谐可言，只有卑躬屈膝。世上大多数国家不是有过专制制度，就是仍在被专制制度统治着。于是，人们要问，专制是否必然？孟德斯鸠的答案是是的，专制必然是因其起因相似，专制不自然因其连起码的社会安宁都不能保障。专制所以普遍，因其简单。专制不是真正的统治，因为恐惧是有限度的。恐惧是连动物都有的本能，因此不需要多少理解力。以此为统治工具的专制制度一定和无知联系在一起，它的运作不需要太多政治技巧。专制制度在有自尊的人民之间一定不会长久。专制不是真正的统治，对幅员辽阔的国家来说，政治上的授权是必须的，边远地区的地方统治者就会成为地方上的专制者，因此中央永远疑忌地方，这样的制度不会稳定。孟德斯鸠在论及东方专制制度时，把它们归结为气侯的缓慢变化、风俗习惯、和迷信。 

孟德斯鸠对共和制最推崇。共和制相对一人依法而治的君主制而言，它是少数人或多数人依法而治。法律由多数人制订，国家依法而治，统治的正当性不言而喻。孟德斯鸠深入地考察了罗马的共和制，他说罗马共和制的生命原则是美德。罗马的美德是对国家的热爱，和对共和国所代表的平等与勤俭的品质具有的自我牺牲精神。古代的民主共和国因此而长久，因此而辉煌。有美德的人会努力维护政治权利。政治权利要是没有行使的意志就只是空壳，平民行使政治权利会引起动荡。孟德斯鸠认为，罗马的阶级之分是其力量而不是弱点。任何阶层的过度行事，都会与另一方的制度权力产生矛盾。在罗马，代表平民的保民官与有君主倾向的执政官之间的冲突，代表着贵族和富人的元老院与保民官和执政官之间的冲突，妥协后的结果是对权力的分享与平衡。在罗马，还有一批武装平民，他们不能用财富来影响政府的政策，但他们的武装是任何当政者都无法忽视的。当政者因此磨练出了一些政治运作的技巧来对付这些很难治理的人民。 

孟德斯鸠还说，要想有一个自由长久的政治制度，必须要有好运气、好法律、和民众在一定程度上的政治理解力。因恐惧而服从的专制统治，在自由和有美德的人民中是无法做到的。通过人民的恐惧来统治的专制制度，是理性的人经过思考后不可能接受的。 

在孟德斯鸠看来，美德导致政治上的节制，这种节制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冲突，要是贵族没有偶尔的倨傲，平民没有对其要求的偶尔过份坚持，社会各阶层就不会使对方节制。罗马的温和而又有节制的政治因此而规范成一部宪法和一般法律，一旦确立了对法律的尊重，立法机构就很容易体现罗马风俗与道德中的美德了。罗马何以消亡，孟德斯鸠说那是由于罗马的军事太过强大，征服的土地过大，边远地区有其自身的风俗与道德而对罗马没有很多的认同，于是美德式微，私财渐富，使那些令罗马政治健康的派系冲突，演化成可以被金钱收卖的权力之争。最后，导致内战，内战一起，遂有皇帝，终有暴君。孟德斯鸠在这强调了一项有名的识别，即历史的“原因”和“场合”的区别。原因是长期的，无法改变的，场合则是成全其原因的目的，是偶然的。偶然的场合是人的意志，是人类指使的产物。历史的原因则来自事物的本质，用现代人的话来说就是所谓“系统”因素。 

孟德斯鸠对古代共和国的景慕之情溢于言表，但他认为除了少数例外，近代国家因其规模太大无法用古代共和理念来治理。古代共和国是节制、自由、和平衡政体的典范，光耀古今，是混合政体的范例。斯巴达、雅典、和罗马的政府是君主政治、贵族政治、和民主政治原则混合的结果，终及主权在人民。罗马的执政官相当于国王；元老院代表贵族；通过保民官坚持其主张的人民代表的是民主原则。这种权力的平衡概念在近代演化成了自由主义的宪政理论。共和国似乎只能以小取胜，但孟德斯鸠给出了一个意义深远的例外，那就是古希腊的联邦共和国，那些独立主权的共和国联合为一，保卫各城邦不受外敌和外族的侵略。这种联邦共和国近的有全希腊的联合对抗波斯，远的是传说中的希腊联邦从特洛伊抢回海伦的特洛伊战争。美国制宪诸贤为了宪法能被各州批准，就是用希腊联邦作为例子来说服各州批准宪法的。合众国幅员辽阔，要能有共和国的种种益处，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和古代共和国的理念是其两个重要支柱。最终使得启蒙主义中的主权分立和古代共和国的混合政体荟萃于这个近代最重要的联邦共和国之中。 

最后，来看看孟德斯鸠对英国的处理。罗马共和制的精神是美德不是自由。英国宪法才以自由为目的。因此孟德斯鸠把英国另列为一个专题来讨论。十八世纪的英国经历了《大宪章》、一六四零年代的内战和独裁、以及一六八八年的光荣革命。英国是当时典型的立宪混合政体，它的好处随处可见，最重要的是它的繁荣和稳定。在孟德斯鸠眼里，英国制度的精神是“自由”，其政治以“自由”为目的。孟德斯鸠以为，要是政治权力不掌握在一个利益集团手里，自由就能得以保障。君主制国家中，司法权不由行政权控制的话，自由就有保障。英国主权分立更进一步，司法不但独立而且司法权本身也由其陪审制度进一步分立。一个陪审团审一次案子，陪审团只负责定罪，而法官负责量刑。英国的立法权则由上院和下院来分享，上院代表着贵族和智慧，下院则代表平民和社会良心。国王和他的政府行事时必须获得法律许可，至少也不能违法，否则一事无成。早期的英国，很多官吏是由国会两院议员担任的。十八世纪的英国，政府若是没有国会多数的支持，内阁将寸步难行。国王通过让两院议员担任行政职务来控制国会。这种腐化其实是英国政府得以运作的关键。孟德斯鸠忽略了这一点，但他很可能是知而不言，他是想强调只有司法、行政、和立法权彻底分裂才是自由的最好的保障。但他认为，自由在君主制国家中一样可以得到保障。孟德斯鸠对英国的处理有两个用意：一是强调权力在英国是高度分立的；二是指出完全的分权至少在理论上是可行的。孟德斯鸠如果能活到今天的话，一定会对美国的成立和发展感到欣慰。在美国制宪之时，孟德斯鸠的分权和他提倡的古代共和国的混合政体就是争论的两极。制宪诸贤在制宪会议上的妥协，在孟德斯鸠眼里很可能就是英国和罗马的那种分权和混合政体共存的结果。美国制宪诸贤对立宪政府的看法和孟德斯鸠基本一致，但不是源于孟德斯鸠。制宪诸贤心中可能明白，分权的政府是有极小化倾向的难为政府；混合政府则为强势而易为的政府。美国宪法在其被批准的两年过程中，争执的就是这些。杰弗逊主义和汉密尔顿主义之争、小而独立的地方政府和强大的中央政府之间的争执，基本上就是两个孟德斯鸠之争。由此可见，孟德斯鸠的重要性不可估量。 

其实，从古自今都一样。人可能是偶然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但是个人的生活目的是一样的，即生存与繁衍。作为群居的人类，从有文明的那天起，就有两个面对挑战的手段，一是征服外部世界的科学技术，二是对自身组织结构和原则的优化。由于外部世界的物质资源日渐稀缺，人们通过对自然知识的积累渐渐地产生了科技。随着科技的进步，人们对自然的权能越来越大，也就越来越自信。这种自信产生了两种后果：一是认为科学和数学是客观的，是能独立于人而存在的；二是认为可以把科学、数学及社会科学的任何逻辑结论应用于真实世界。自信的人类认为人的理性最重要，从理性出发构造出的科学与数学并不是人类的创造物。代表这类思想的哲学由柏拉图开始，他的理想国和哲学王就是这类精英治国的政治哲学代表。近代以来，又由启蒙运动再度兴起。用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哈耶克的话来说，这种自信是一种“致命的自负”。最终，在社会生活中，产生的是现代专制，希特勒的德国和前苏联就是其结果。对人类自身的理性过份自信在社会生活中产生的结果居然和历史上的专制制度一样，这实在令人深思。这是因为人性固有的弱点和惰性呢？还是人类在与自然的互动中的一种必然倾向呢？有没有可能存在着象经济生活中的那只“看不见的手”一样的东西，在人类与自然的互动中起着作用呢？而这种互动产生的组织结构和组织原则是人类永远无法预定的呢？还是有其自身的生长和演变规律可以被人类预知呢？即使有这样一种规律，可能因为我们身在其中，而永远都无法得知。那么，我们的传统是否就是这些规律的的积累呢？对一个社会来说，法律、宗教、和意识形态是其最重要的组织原则；那么这些组织原则中是否包含着一些人们无法用理性得知的真理呢？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很重要，都是传统的二元论和多元论哲学无法回答的。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可能会给计划经济的失败和共产主义的失势一个理论上的答案，但是人类的理性是否是有能力解答这些问题呢？我们不得而知。要是人们认定其理性能够完成这个任务，并把他们自认的正确结论强制运用到社会生活中去，那么从事这种实验的社会可能会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作为一个个体的人，没有谁有这种权力，不但没有，民主社会应该防止这样的人出现。从而能防止理性的专制。 

幸好在启蒙思想家中有个英国人休谟，作为近代哲学的最重要人物，他不象大多数欧洲大陆的同行们那样盲从理性，而是从理性出发，指出了理性的局限。他的理论中隐含着，人类知识只是人类的创造物而已，是不能独立于人而存在的。他的名言“理性只是激情的奴隶”就是他运用理性得到的最理性的结论。在尊重常识与传统的英国人眼里，从理性出发构造出的科学只不过是人类的创造物，离开了人是无法独立存在的。而来自科学的任何逻辑结论在应用到日常生活之前，都要经过常识和传统的检验，尤其是有关政治生活的理论。正因为在当时讲英语的世界里，人们认为常识比理性更重要，才可能由此产生出英国政治制度和美国宪法，并垫定了近代国家的主权分立原则。 

我们回望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人类自身的组织结构和原则的优化过程。科学技术的进步，给人类的各种组织带来了越来越多的管理手段，也对这些组织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这些组织中对人们生活影响最大的是国家、政府、和各类经济体。自启蒙运动起，人们开始认识到人类自身的组织结构和原则，不是来自宗教也不是先天的，它们只是一种社会契约。尽管风俗和传统在社会契约中起着极大的作用，但必竟这一切都是人为的，因此人能够改变它。这里一定要提及英国和英国的保守主义，尤其是休谟和后来继承英国自由主义的中坚奥地利人哈耶克。启蒙时代，欧洲大陆的启蒙主义者动则古希腊的民主、罗马的共和，只有智力超群的休谟说，以当今的社会和习俗来论述什么是合理的政府，要比用古代制度来说明问题可靠的多。这种见识来自英国人对常识与传统的尊重，和当时的英国在制度上的优越。如罗素所论，在一个有先进制度的国家中，社会科学理论只是对现有社会的思想观念在理论上的抽象。这种理论在有着落后制度的国家中，则会引起一场革命。因此，在有着先进制度的国家中，大多数思想家是保守的。现在回头来看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给后世带来的影响。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产生了两种政治思潮：一种是英美传统，其结果是以保障个人自由为其精神的法治和自由市场，认为理性有其局限性，由理性得出的推论，必须由常识和经验来检验，美国和美国的政治体制是这种政治思潮的代表，这一切来自英国对传统和常识的尊重；另一种思潮以法国和普鲁士为代表，这一派人把理性推演到其逻辑极限，最后得到是极权和对理性宗教般的崇拜，希特勒的德国和前苏联是这种政治思潮的代表。这些人，对理性有着过高的估计。又是英国哲人罗素，在上个世纪初对理性和逻辑给出了令人清醒的论述：“理性和逻辑的应用可以从错误的前提推论出任何人们想要的结论”。于是，在运用理性和逻辑时一定要有正确的前提，政治生活和政治思想中怎样得出正确的前题，这实在是一个难题，最好的办法就是从过去的经验中寻找。因此，传统和常识在政治生活和政治思想中的地位极其重要。哈耶克在左倾思潮盛行的年代，综合了当时心理学、经济学、和哲学的最新发展，指出在传统的二元论和多元论之外还有第三条道路。他说，我们的传统和习俗产生的社会秩序、经济秩序、政治体制甚至伦理体系是无法用理性来解释的，更无法预定，它来自人类为了自身生存而采取的行动。人类可能永远无法了解这些秩序为什么会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由此哈耶克提出了“非意图结果”理论，可以说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推论。哈耶克一直在阐述和捍卫的这一理论，它即不是理性主义的也不是宗教的预定论，它阐述的是一种“自发演进秩序”。哈耶克的理论是一幅完整的图画。在二元和多元论的学术传统中，哈耶克描绘了一幅全新的整体的社会图景。在二战后的左倾思潮包围之中，哈耶克几乎是独自一人在支撑着英美的自由主义传统，这其实来自英国和美国的保守传统。 

宪政在美国，如托克维耳所言，是天意特别惠顾合众国，他们即有英国人对常识和传统的尊重，又有着最接近大自然的纯朴生活方式。殖民地人民对北美西部的土地要求，自由在于他们是进取的信念，为了保持各殖民地人民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又让他们的自由有了法律保障。美国独立，其意义远不止于政治上的独立。来自旧大陆的人们在此找到了一块道德上和物质上的处女地，独立后又能自行制定出孟德斯鸠意义的宪法和法律，这是一件意义非凡的事。在北美，人与自然的互动最终产生出了这样一种人，他们有着一种完全不同于旧大陆的性格：美国性格。这种全新的美国性格，产生出了一种孟德斯鸠意义上的法的“精神”。它即是杰弗逊主义的又是汉密尔顿主义的，它垫定了美国宪法的精神，这种精神从美国建国伊始直到现在从未离开过美国和美国宪法。 

谢选骏指出：人説“美国的制宪会议”歷史——我看“中國的制憲會議”現實。


【04、法国制宪会议是如何改造法国社会的】


網文《法国制宪会议是如何改造法国社会的？》報道：

1789年7月14日以后，制宪会议实际上成了法国最高的行政和立法机关。左右大局的是第三等级的代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代表大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利益的君主立宪派。为改造法国，制宪会议陆续通过决议，宣布取消农奴制度，废除教会和贵族的特权，动摇了封建制度，但是没有废除封建地租，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不久，制宪会议又发布《人权宣言》。它的主要内容包括；人类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都是不可动摇的人权；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等。宣言揭示了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原则，体现了摧毁君主专制的要求．否定了封建等级制度，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但在同时又承认了财产的不平等，维护了资产阶级的利益。

1791年，制宪会议颁布宪法，规定法国为君主立宪制国家。制宪会议解散。

“第三中国”联络电邮：disanzhongguo@gmail.com 

美国和法国制宪会议的对比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1787年召开的美国制宪会议是一次封闭的会议、秘密的会议。会议厅的大门是关闭的，代表们虽然由民众选举产生，但他们走进会议厅后，制定宪法就是代表们的事了。代表们决定一切，一切问题都在这个小小的会议厅中解决。会议厅之外，是一个安静的、等待中的美国。制宪会议一开始就约定不公开，议事的内容、过程和结果都不能随意向外界透露。会议主席华盛顿从来不在会议上发表讲话，有一次因为一个会议代表把一页会议记录遗落在会场中而发了脾气。除了这次小事故外，代表们都能恪守保密的规定，不向外界泄露会议的情况。制宪会议的代表们有意和民众保持着应有的距离。

这样做的理由是：制定宪法的过程，涉及平衡协调13个州的利益，需要保持冷静，需要理性的思考和充分的协商，需要运用智慧和知识来解决难题，尤其是，需要各方的妥协。其难度可想而知。就是这些会议代表们自己讨论，要达成协议都千难万难。如果会议过程外传，媒体再把代表们为各州利益发生的争议渲染一番，很容易酿成民众的激愤情绪。假如群情激昂的民众向各自的代表施压：非如何如何不可，那么任何妥协都别想达成。而各方的妥协，显然是会议的唯一出路。这唯一的出路，可不能被民众的非理性干扰给堵死了。

正是因为有了制宪会议代表和民众之间的隔离，代表们才能够维持常识，保持一颗平常心，才能够充分运用理性和智慧，耐心地探讨各种难题，耐心地寻求妥协，耐心地进行制度设计，最终形成了持续运作200余年的美国宪法。让人感到惊奇的是，这部宪法保障了几十次的政权和平转移，没有出现过一次暴力政变。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做法则截然相反。会议代表们和民众之间没有一堵必要的防火墙。法国民众经常冲进议会、参与议政，把议会变成群众大会。民众的狂热和激进把一切都逼进了死角。1792年8月，民众冲进立法议会，当着议员们的面逮捕了国王路易十六，并且干脆宣布解散议会。之后成立的国民公会开会时，大厅里挤满了旁听的民众，这些民众随意大叫着发表自己的意见。议员们则声嘶力竭地在大厅里吼出自己的意见，否则别人根本就听不见。以至于国民公会最后定出了这样的会场规则：只准许四个人同时发言。(这个规则让我忍不住要发笑了)在这种情况下，你能设想议员们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运用自己的智慧来进行制度设计吗？当然不能，甚至连议员的生命都没有保障。1793年5月，民众冲进议会，逮捕了他们认为不够革命的22名吉伦特派“反动议员”，并提出自己的主张，强迫议会通过。

因而，法国的宪法往往是短命的，而且也起不了什么作用，成了一纸空文。法国的历史也是动荡不安的，充满了起义和暴动，充满了血腥和恐怖。

那么，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美法两国如此大的差异？

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我想，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对民众认识上的差异。

法国大革命的领导者们(也包括革命前的思想家们)往往有一种民粹主义的倾向，他们认识到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所受的苦难，因此极为同情和关怀底层民众。这当然是对的。但他们进一步把民众美化、神圣化了，认为民众做的事情总是对的，因此就放纵民众恣意妄为，这就很危险了。道理很简单：民众受苦受难是一回事，民众的所作所为是否正确是另一回事。同情和关怀民众是感情问题，对民众所作所为是否正确进行判断是理智问题。民粹主义者的最大问题就在于：他们的感情蒙蔽了他们的理智。

美国制宪会议的代表们对待民众的态度显然更为健全。在他们看来，民众一方面在物质上是贫乏的，是值得同情的；另一方面，受各种条件的限制，他们在精神上也往往是愚昧的，“人民非常容易成为被假爱国者欺骗的愚民”(制宪会议代表杰瑞语)，他们缺乏处理政治难题的政治智慧，民众身上也有很多阴暗的地方和人性的弱点，很容易导向暴力和非理性，一旦条件发生变化，由愚民变为暴民往往只是一步之遥。因此，必须警惕民众，有必要和民众保持适当的距离。

这是一种“隔离的智慧”。所谓“隔离的智慧”，一方面的意思是说：隔离产生智慧；另一方面，知道和民众进行隔离，并且主动和民众进行隔离，更需要智慧。

在这连司法都强调人民化的时候，我却说什么“隔离的智慧”，的确有点不合时宜。好在只是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第三中国”联络电邮：disanzhongguo@gmail.com 

费城制宪会议 

当然，今天费城的老城区也已经发展了。虽然独立宫附近的街道，还保持了二百多年前的大致格局，路面的设施，却完全现代化了。惟有独立宫门口这一段路面还铺着小石块，其余街道都是平整的水泥路面了。遥想当年，这里还都是土路，过着马车，下雨天一片泥泞，远不是那么干净。为了制宪会议，独立宫前面的道路曾经给撒上一层小石子，这已经是非常考究的待遇了。 

１７８７年，费城是美国最大的城市。多大呢？人口４００００。纽约当时比费城还小，只有３３０００居民。波士顿更是只有１８０００人。这就算是美国的几个最大都市了！只要作个比较，就可以知道美国在当时世界上的“地位”了。当时的巴黎有６０万人口，伦敦有９５万人口。根据今天专家的考证，当时北京的人口大致是１００万，面积据说比刚刚扩建的伦敦城还要大，是１８世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所以，很好理解，为什么当时的欧洲人眼中没有美国，因为直到今天还有这样的规律：没有多少人会在意一个穷乡僻壤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提到过华盛顿将军本不想来开制宪会议，另一个原因是，在制宪会议同时，还有一个“辛辛那提”退伍军人协会，也正在费城聚会。协会由独立战争的退伍军官们组成，华盛顿将军作为当年义军总司令，理所当然就成了协会的名誉主席。虽说那是民间团体，可是不论古今，军人团体，又都是打下江山的功臣，在政局不稳的时候，人们总是会担心他们提着枪出来影响局势。尽管华盛顿知道没有这种可能性，可是，他毕竟是惟一一个跨越“两会”的人，他本能地就想避嫌，内心非常顾虑。 

华盛顿最后决定出席制宪会议，就想让自己小心翼翼地避开辛辛那提协会。战斗岁月刚刚过去四年，他一定也很想和昔日军中袍泽聚会，可他还是给协会写信说，自己身体欠佳，不能出席。不过，当华盛顿将军到达费城的时候，辛辛那提协会的弟兄们，还是在诺克斯将军的带领下，骑马列队迎接了他们昔日的统帅。 

华盛顿抵达费城的时候，当时３６岁的詹姆斯·麦迪逊，已经在那里等候着他了。是的，你一定觉得他年轻。我上次提到的那位天才汉密尔顿，也是制宪会议纽约州的代表，他那年才３０岁，５５位代表的平均年龄只有４３岁。最年轻的２６岁。而年纪最大的，就是那个用风筝从天上扯下雷电、发明避雷针的富兰克林，他那年８１岁了。 

在小旅馆等着华盛顿将军的麦迪逊，是召开这次会议的主要发起人，也是个非常仔细认真的人。他第一个到达费城，想趁机有更多时间读书和思考。 

在弗吉尼亚州的政界，麦迪逊和托马斯·杰佛逊的关系非常密切。他俩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爱好读书、都熟悉１８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不同的是杰佛逊比麦迪逊稍年长，长期被美国派驻在法国。杰佛逊简直是热爱法国，他受法国思潮的影响就更深；而麦迪逊是在普林斯顿大学受的教育，更多地接受了那儿二手的苏格兰启蒙思想。 

１７８４年，杰佛逊以美国驻法大使身份去巴黎的时候，他们俩约定互通信息。麦迪逊给杰佛逊送去了北美大陆特有的动物、植物，以便向欧洲人证明新大陆是一块丰饶的土地；而杰佛逊给麦迪逊运来欧洲先进的器物，还有一大批法国和欧洲的政治法律书籍，其中有狄德罗新出的《方法论百科全书》。 

麦迪逊通读了这些著作。他常常从早到晚读书，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也许是因为美国有“实用”的需要，他特别注意研究西方历史上的各种政府形式，特别是共和制政府，研究它们的结构和运作状况。１７８７年年初，他开始注重将历史上的政府和当时的美国政府加以比较。他把自己的思路写下来，写成一篇《美利坚合众国政治制度之缺失》，这篇文章就被当时的人称作“麦迪逊缺失”。 

和许多１８世纪思想家一样，麦迪逊的思考建立在对人性本质的理解上。他接受当时流行的一种观点：国家及其政府建立在“社会契约”的基础上。这个理论认为，权力起源于人人生而具有的自然权利。人有权自由地处置他们的权利，他们相约联盟，这就是国家。然后，他们在自己内部达成契约，把一部分权利转让给管理者，这就有了政府，另外一部分权利保留给自己，这就是政府所不能侵犯的个人权利。 

社会契约论只是一种理论。人类历史上的国家和政府，都是历史地自然地形成的，而不是依据理论、依据纯粹的契约过程建立起来的，现实和历史中充满了血腥污秽，根本没那么理性。这是政治家们常常抛弃契约论的原因。他们想，算了吧，就算理想中的政府应该是这样形成，可是事实并不按照理想发生啊。 

麦迪逊并不把人性理想化。他知道，人性是复杂的。人有自私、妒忌、自我膨胀的本能。他赞同苏格兰思想家大卫·休谟的看法，人在孤处时比在公共生活中更诚实，“良心，这惟一残留的纽带，在个人身上实为不足。在稠人广众之中，人们对良心实无期待”，大家一起做事，如浑水摸鱼，对个人行为的制约力反而消失了，结成群的人会互相为不良行为提供虚假理由。这就是一些平时看看还蛮善良的人，一进入群体就表现得十分邪恶的原因。 

所以，麦迪逊认为，组成一个好的政府的关键，是控制好权力。他说：“如果人人都是天使，那么政府就根本没有必要。……在构筑人管理人的政府时，最困难的是：你先得让政府有能力控制百姓；接下来，你还得让它能控制住自己。” 

也就是说，一个好的政府，它的权力既要强到能够管得了下面的人和事儿，却又不能过强，以致去侵犯公民们保留给自己的自然权利。道理是对，可是，又怎样在“制度上”使这个“好政府”的权力，就恰到“好”处呢？在麦迪逊看来，这就是费城制宪会议要解决的问题。 

（摘自《如彗星划过夜空（近距离看美国之四）》第三章《到费城去开会》） 

参考资料 

华盛顿：美国国父、将军、政治家、第一任总统，美利坚合众国的奠基人。 

詹姆斯·麦迪逊：美国宪法之父，美国第四任总统，提出人权主张和三权分立学说。 

托马斯·杰佛逊：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美国第三任总统。 

麦迪逊和杰斐逊共同创建和领导了民主党和共和党，使美国开始形成了两党政治。 

富兰克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家，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卓越的科学家。是美国１８世纪仅列于华盛顿之后的最著名人物。 

大卫·休谟：苏格兰哲学家，怀疑论者 

狄德罗：德尼·狄德罗，法国十八世纪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教育理论家。 

谢选骏指出：人説“左右大局的是第三等级的代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代表大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利益的君主立宪派。为改造法国，制宪会议陆续通过决议，宣布取消农奴制度，废除教会和贵族的特权，动摇了封建制度，但是没有废除封建地租，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我看這個分析，基本上屬於馬裂主義的陳詞濫調。所以，與其説“法国制宪会议改造了法国社会”，不如説“法国社会創造了法国制宪会议”。中國制憲會議也要據此順應中國社會的需要，而不是像共產黨那樣倒行逆施，企圖“愚公移山、改造中國”。


【05、读《美国宪法原理》、《美国制宪会议记录》有感】


網文“读《美国宪法原理》、《美国制宪会议记录》有感”（佚名）報道：

一、美国国父们譴責“民主”是一种摧残自由的罪孽

１、国父们眼里的“民主”与“共和”

在今天的人看来，“民主”与“共和”的意思都差 不多的，但是在费城制宪会议期间，代表们却非常在意两者之间的不同，特别强调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在《美国宪法原理》中，制宪者们对这两个概念作了严格的区分：

民主：是指以制度的方式确保人民能够参与治理国家；

共和：共和的底线是国家禁止权力的世袭继承方式。

为何美国的国父们会如此强调“民主”与“共和”的区别？这是因为在当时，依照《邦联条约》建立起来的高度民主的邦联政体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各种动乱势力都打着“民主”旗号来发动骚乱，“民主”这个词已经被搞得声名狼籍，充满暴力色彩。

２、制宪会议上，国父们高声炮轰“民主”

在费城制宪会议上，代表们总是把拟议中的美国政府称为“共和政府”或者“自由政府”，而不是今天美国人甚至全世界人通常所使用的“民主政府”。翻阅乔治.华盛顿和约翰.亚当斯的总统就职演说，他们都提到“自由政府”、“共和政府模式”或者“自由的共和政体”，却从未提到“民主政府”或类似字样。这是为什么？制宪会议的一个背景就是——谢斯起义，起义者就打出了“民主”的旗号，在当时的上流社会里，“民主”已经成了粗暴蛮横、贪婪无耻、巧取豪夺的代名词了。所以制宪会议代表中有很多人对民主没有好感，对人民也不信任。制宪会议的骨干分子们更是大声挞伐民主的罪孽。

制宪会议主要的活跃分子之一汉密尔顿就指出，“当年抓住共和主义紧紧不放的人，如今也和大家一样，大声挞伐民主的罪孽；还强调“对群众的要求让步，就证明任期参议院还是不稳，这是因为对民主精神出奇的暴烈和蛮横估计不足”。

谢尔曼代表说，“老百姓眼下对建立政府的事还插不上手。他们缺乏信息，老是被人误导”。

格里代表更是炮轰民主：“我们所经历过的罪过，都是源于民主过于泛滥。人民并不缺乏德行，但总是受到假装爱国的人蛊惑。马萨诸塞州的经历证明，一引动人精心炮制出各种虚假报告，到处传播，老百姓每天都被误导去做些最作孽的事，说些最作孽的话，这些虚假报告又无人可以当场揭穿。一个主要的罪过，是说要对政府雇员实施正当程序，仿佛把公仆都饿死才是民主的极致……”

就连最倾向民主的乔治.梅森代表也承认，“我们过去是太民主了。”

“美国宪法之父”，美国第四任总统麦迪逊代表指出，“政府若采取民主的形式，与生俱来的就是麻烦和不方便，人们之所以遣责民主，原因就在这里。”

德高望重的本杰明.富兰克林也痛心疾首地承认，“我们都遭受过民主带来的迫害和不公正……”

难能可贵的是，虽然他们如此反感民主，但们依然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并没有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没有彻底地把人民从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排除出去。他们仍然坚定地主张共和政体的根本目的就是使这个政权、使各种权力最终奠基于人民之上。

不过要想指望这样一群对民主非常反感的美国国父们能制订出一部保障人民参与治理国家的新宪法，用制度来确保广大人民群众在政府制订政策时能插上话和施加影响，是绝对不可能的。

二、推翻邦联的民主制，大胆创新，建立强有力的总统制共和政体

１、削弱议会的权力，降低议会的政治地位

美国的国父们要建立的是共和政体，而共和政体的特点是“在共和政体中，立法权必然处于支配地位”，行政权和司法权则属于从属的地位。立法权是属于议会的，议会是国家机器中的民主机关，是一个国家里的与人民联系最紧密的机关，最能反映民意。

美国国父们对民主是非常不感冒，他们对议会自然也不可能有什么好感，在《美国宪法原理》中，对议会就有这么一段非常负面的评价：“在议会中，议员们有时似乎自以为就是人民的化身，面对来自任何其他方面最小程度的反对，就暴露出不耐和厌烦的病态；好象不论是行政或司法部门只要行使其权限就是侵犯了人民的利益。立法机构常常表现出企图横蛮控制其他部门的意图；而且，由于立法机构一般有人民站在他们一边，就总是在行动时势头过猛，致使其他政府部门难于维系宪法规定的平衡。”

国父们对议会的反感和排斥可见一斑，所以他们绝对不愿意建立一个由议会主导的政体，而是要建立一个行政主导型的政体。

要把通常是议会主导的共和政体改造成行政主导的共和政体，首先就是要削弱议会的权力。国父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分割立法权，“在共和政体中，立法权必然处于支配地位。补救这个不便的方法是把立法机关分为不同单位，并且用不同的选举方式和不同的行动原则使它们在共同作用的性质以及对社会的共同依赖方面所容许的范围内彼此尽可能少发生联系”。参议院相当于“政府中精选而稳定的组成部分”，以牵制更受大众控制和影响、意见多变的众议院。立法权一分为二，让他们互相牵制，便于行政首脑对他们分而治之，各个击破。

第二个措施是，实行“三权分立”。“三权分立”的引入，非常巧妙、非常彻底地从理论上否定了共和政体的基本原则——立法权至上、议会主权，也就是彻底地从理论上否定了民主机关在共和政体中的支配地位。

第三个措施是，赋予行政首脑“帝王般的权力”，使行政首脑的政治地位高于议会。制宪会议的代表大都非常熟悉英国宪法，在代表们的辩论中，直接提及英国制度多达111次，间接提及的有24处。迪金森代表在制宪会议上就反复重申他对英国宪政的热烈歌颂，认为“受到限制的君主制，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形态之一”，甚至说“任何共和制的政府形态，都永远不会得到与此同等的祝福”。

２、加强行政首脑的权力，使行政首脑获得主导地位

美国总统的权力设置以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为原型。就权力的集中程度而言，美国国父们非常坦率地承认，美国总统“与英国国王有类似之处，它也同样类似于土耳其皇帝、鞑靼可汗”。美国总统的权力主要有“行政权”、“军权”、“联邦法官任命权”、“大赦权”、“立法复决权”。这样的权力设置，赋予总统有效压制议会内的反对势力的权力，使总统在美国政体中的地位比议会明显高出一截。

强而有力，高度集权，是国父们在总统的权力设置时遵循的原则。他们强调，“一切通情达理的人无不同意需要强有力的行政部门”；“使行政部门能够强而有力，所需要的因素是：第一，统一；第二，稳定；第三，充分的法律支持；第四，足够的权力”。“权力集中才有力量，这是不容争议的。一人行事，在决断、灵活、保密、及时等方面，无不较之多人行事优越得多；而人数越多，这些好处就越少”；“以原则立场最坚定、态度最公允而著称的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都曾宣布主张单一的行政首脑与庞大的立法机构并存。他们都已十分正确地表示赞成行政首脑最必要的条件是强而有力，而且都认为为此最宜集权力于一人；他们还都同样正确地指出，集权力于一人最有利于明智审慎，最足以取信于人民，最足以保障人民的权益”。

美国新宪法的反对派们最反感的就是总统权力太大，他们对新宪法的的反对意见几乎全部集中在总统的权力设置上。在随后的新宪法的全国性辩论中，总统权力设置成了双方攻防的全部焦点。反对派群情激愤，做出非常激烈的反应，他们预言，总统集中太大的权力必然使美国的共和政体逐步解体并滑向专制独裁的帝制；但是美国的国父们非常坚定，针锋相对，寸步不让，他们强调，把大权集于总统再加上实行任期制，不仅不会导致专制独裁，反而能断绝一切野心家在美国建立专制独裁制度的念头。辩论是如此的激烈，以至于双方都不再顾及斯文，在报纸上相互破口大骂起来，反对派大骂国父们妄想“冕旒加额”、“紫袍罩身”、“宠臣嬖姬”；国父们则痛骂反对派“拨弄妖术”、“毫无廉耻、男盗女娼”。

国父们把能否坚持集大权于总统这一新宪法的重要原则，上升到了事关美国生死存亡的高度，他们反复向美国人民强调，“舍此，不能保卫美国免遭外国的进攻；舍此，亦不能保证稳定地执行法律；不能保障财产以抵制联合起来破坏正常司法的巧取与豪夺；不能保障自由以抵御野心家、帮派、无政府状态的暗箭与明枪。”

面对反对派强烈批评总统权力太大，使美国的新政体已经带上浓厚的君主制色彩时，国父们客气地反击：“我们却不妨承认，优良政体的真正检验标准应视其能否有助于治国安邦”。也就是说，国父们并不承认某种政治制度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和道德上的优势，他们认为，任何一种政体好与不好，正真的检验标准是“治国安邦”，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

他们还指出，行政部门软弱无力通常都是民主政体的通病，“软弱无力的行政部门必然造成软弱无力的行政管理，而软弱无力无非是管理不善的另一种说法而已；管理不善的政府，不论理论上有何说辞，在实践上就是个坏政府。”可见，在国父们的眼里，民主政府多半都是坏政府。

３、建立不受民意影响的具有非常浓厚贵族色彩的法院

宪法赋予法官以更大的独立性，以保证司法独立（之前美国的法官是由议会任命），也是美国政体贵族制的体现。作者们明确指出，“按照制宪会议草案规定，合众国任命的一切法官只要行为正当即应继续任职……以行为正当作为法官任职条件无疑是现代政府最可宝贵的革新。……同样，在共和政体下，也是限制代议机关越权及施加压力的最好保证。”

更为重要的是，“法院必须有宣布违反宪法明文规定的立法为无效之权”，“对宪法以及立法机关制定的任何法律的解释权应属于法院”。

宪法还对法官的薪俸加以了肯定、明确的规定，使司法人员在财源上获得了必要的独立性。所有这些措施都极大地提高了司法权的地位。贵族精神以新的形式在美国宪法中延续下来了。终身任职的法官与传统贵族显然十分相似。

三、美国宪法的一个重要特点：禁止人民参与治理国家

“古代政治制度与美国政府的真正区别，在于美国政府中完全排除作为集体身分存在的人民”，这是国父们在介绍美国新政体时所强调的。《美国宪法原理》中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论述如何来确保总统的独立性，一个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宪法只赋予人民间接选举总统（先选出选举团，再由选举团选出总统）的权力，没有罢免总统的权力。总统只有在严重违法并且被议会逮住了把柄，并且还要弄到连议会中本党的议员都众叛亲离之后，才有可能被议会赶下台。

美国的国父们对待民意的态度是非常警惕和排斥的。他们直言不讳地指出，“人民普遍地是从自已的公益出发的。但这一点常亦用来说明人民也会犯错误的。人民从常识出发是会蔑视阿谀奉承的人的，而某些别有用心的人胡说人民在任何时候都是贤明的，都能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的。但人民从自己的经验知道自己有时候是会犯错误的；因为人民终日受那些别有用心的寄生虫和马屁精的欺骗，受到野心家、贪污犯、亡命徒的欺诈和坑害，受那些不值得信任的人的蒙蔽，受到巧取豪夺的人的耍弄。要说人民在经常受到这样一些干扰的情况下，也不会经常犯错误，勿宁说这是个彻头彻尾的神话。”

所以他们主张，设计美国的新政体时，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要确保“行政部门肯定应该处于敢于有力量、有决心按照自己意见行事的地位”，也就是要确保执政者能够按照自己的理念施政，而不是按照民意来施政。人民可以自由于表达自已的意见，但不允许民意干扰政府的施政。国父们还主张，政府不但要服务于人民，还要有能力教育和训化人民——“当美国人民的意向同他们本身利益出现差异的情况下，受命维护人民利益者的职责应该是坚决抵制这种一时的误会，以便给予美国人民时间和机会去进行冷静认真的反省。这种作法能使美国人民免遭其本身错误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并使其有勇气和雅量为美国人民利益服务而不惜引致美国人民一时的不快，但他将得到美国人民长期感激和纪念。”

四、国父们对美国新政体的评价

美国德高望重的国父本杰明.富兰克林指出，美国新宪法确定的政体是一种“选出来的君主制”；而《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则称美国的新政体是“君主制的新版本”。

（注：主贴中引用的文字出自《美国宪法原理》和《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

谢选骏指出：人説——美国国父们譴責“民主”是一种摧残自由的罪孽；我看美国国父们其實是群封建把頭，所以他們使用“選舉團人”的暗器，限制聯邦的民主、維護州權的自由。


【06、美利堅合眾國憲法之解釋說明】


《美利堅合眾國憲法之解釋說明》報道： 

前言

Delegates to the Philadelphia convention of 1787 sign the newly written Constitution in this 1940 painting by Howard Chandler Christy. These men are often referred to as the "Founding Fathers." (Painting by Howard Chandler Christy, ctsy.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美國憲法提出國家基本法。

它建立起國家政府的形式、定義出美國人民的權利與自由，並列舉出國家政府的施政目標及達成目標的方法途徑。國家元首之前曾根據邦聯條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在各州間建立起聯盟，然而依據邦聯條例所建立的國會卻缺乏使各州同心協力解決國家問題的威信。 

美國於獨立戰爭(1775年～1783年)贏得勝利後，他們面臨到和平時期政府的所有問題。所以美國必須強力執行法律及維持秩序、徵收稅金、支付大筆公債並為各州間的貿易來往制訂規章。於是像是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與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這些主要政治家便開始討論根據新憲法建立強大聯邦政府的必要性。

漢密爾頓(Hamilton)便於1787年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的費城策劃了一場重新修正邦聯條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的制憲大會，但是參與會議的大多數代表都決定重新撰寫新的政府計畫，也就是美國憲法(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美國憲法不僅建立起國家聯盟，且還創立能直接對人民行使權利的政府。這部憲法除了定義授予聯邦政府的權利，此外還保護國家及個人的基本權利。

美國最高法律

紐約市最具代表性的公共雕塑當屬喬治·華盛頓於1789年4月於聯邦廳(Federal Hall)前宣誓就職任美國第一任總統的紀念銅像。美國政府在1800年搬至新建首都華盛頓特區前(Washington, D. C)曾由紐約的聯邦廳(Federal Hall)搬至賓夕法尼亞州的費城國會廳(Congress Hall)。 (ctsy. The Winterthur Museum) 

美國憲法內容包括前言、7大條款及27修正條款。 它藉由聯邦政府及州政府之間的權力劃分建立起聯邦制度，它也透過行政部門、立法部門及司法部門三大獨立部門的權力劃分建立起平衡的聯邦政府。行政部門與總統執行國家法；立法部門與國會制訂國家法；司法部門與高等法院及其他聯邦法院在聯邦法庭上裁決法律糾紛時應用並詮釋法律。

美國最早的國幣是獨立政府在1787年發行的。此錢幣上刻有13個連鎖環及印於中央的「我們是一個整體」訊息。錢幣的另一面則刻有日晷及意旨「時光飛逝」的拉丁字”Fugio”。 (2004 American Numismatic Association)

約翰·馬歇爾(John Marshall)在指派為高等法院的國家第四位首席法官之前曾短暫任職美國國務卿。在馬歇爾(Marshall)34年的首席法官生涯中，他建立起司法審查的制度。 (Library of Congress) 

列舉在憲法裡的聯邦權力包括徵稅、宣戰及制訂州間貿易與國際貿易的權力。除了這些委託授權(delegated power)或明示權力(expressed power)(列舉在憲法內)以外，聯邦政府也擁有隱含權力(implied power)(那些委託授權的潛在權力)。隱含權力可以讓政府因應國家不斷變化的需求而適當調整改變。舉例而言，國會就沒有特定的委託授權來印刷紙幣，但是此權力卻隱含在借用及鑄造貨幣的委託授權中。

在某種情形下聯邦政府與州政府會擁有共同權力(concurred power)，也就是說各階層的政府都可以執行此種權力。然而，如有衝突當依聯邦政府法為最高法律。至於憲法未提供給聯邦政府或禁止州政府執行的權力則稱為保留權力(reserved power)，此保留權是屬於人民或國家的。國家權力包括制訂離婚法、結婚法及公立學校法的權力，至於保留予人民的權力則包括財產擁有權及受陪審團審理的權力。 

最高法院擁有解釋憲法的最後決定權。它能駁回任何法律，不論是聯邦法、洲際法或本地法，只要大多數法官認為其與憲法抵觸則一律無效。

憲法之必要性

根據邦聯條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創立的政府實在沒有強大到足以管理新美國。 舉例來說，由於此政府缺乏行政部門及國家法院制度，它就無法制訂州際貿易法規或向各州或公民課稅。它充其量只不過是13個獨立州的代表會議。

1783年獨立戰爭後，美國進入一段商業情勢及政治狀況動盪不安的時期。然而如果情況好轉，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與他的支持者就很難成功制訂新憲法。可能有些史學家對新共和國的前景並不樂觀，但是仍有些史學家不認為1783年後情況會越來越糟。當時每個州都像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且每個州都依各州利益處理州內事務，幾乎都不會以共和政體的需求為前提。此外，整個國家流通各式各樣的貨幣，且大多數都毫無價值可言，各州甚至互徵進口稅。又由於英國拒絕為殖民國重新開啟他們賴以維生的貿易管道，而州議會也拒絕支付他們在獨立戰爭承擔的債務，於是許多州便制訂通過能使債務人不用還債的法律。

畢克斯達夫(Bickerstaff)的1787年波士頓年鑑圖(Boston Almanack)裡顯示率領被迫背負債務的農民反抗麻薩諸塞州政府之丹尼爾·謝伊斯(Daniel Shays)(左)與夏塔克(Job Shattuck)。此次反叛勇於表達出對更具權威性中央政府的需求。.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Smithsonian Institution/Art Resource, NY) 

最糟糕的是，有些人甚至為了解決問題而開始積極策劃戰爭。麻薩諸塞州西部於1786年，由軍官丹尼爾·謝伊斯(Daniel Shays)領導數以萬計的農民群情反抗州政府。雖然州政府軍隊最後還是平息了謝伊斯(Shays)叛亂，然而這也讓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及其他領袖思考殖民地美國反抗英國是否為徒勞無功的事。他們認為現在正是時機成立新的聯邦政府以利解決這些問題並帶來和平秩序的新契機，且此新政府的威望必須足以在國內服眾並同時在海外受到尊敬。

於是五州的代表在1786年於馬里蘭州的安那波理斯集合與會。他們提議每州應指派地方行政長官至費城開會並考慮重新修改邦聯條例。國會同意此提議同時建議每州需挑選參與制憲大會的會議代表。

制憲大會

1619年於維吉尼亞州詹姆斯鎮舉行的聯合大會(General Assembly)之木雕刻畫。圖中顯示的是會議代表或下院議員與州長及地方議會的會議過程。且此會議也成立新世界的第一個殖民時期之立法機關。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制憲大會原先預期在1787年5月14日展開序幕， 然而55位會議代表卻僅有幾位在5月14日以前抵達費城。最終，會議在5月25日於獨立廳正式開幕。總共有12州的代表出席會議，由於羅德島州不願意聯邦政府干涉羅德島的事務，以致於他們並未委派任何代表出席。

1775年麻薩諸塞州的國庫券圖示，這也是引發美國獨立與1215年英國大憲章的主因。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 Picture Source Book, Dover Publications, 1975)  

55位會議代表中的39位代表於1787年9月17日簽署了美國憲法。其中一位簽名者為德拉威州的約翰·迪金生(John Dickinson)，他雖然先行離開會議卻要求另一位代表喬治·裏德(George Read)替他簽署。而會議秘書威廉·傑克森(William Jackson)見證了該協議的簽署過程。會議代表中也不乏一些新共和政體裡最有經驗且充滿愛國熱誠的人。像是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擔任的是制憲大會的主席；班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以81歲高齡擔任賓夕法尼亞州代表；成就非凡的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則擔任紐約代表。由於維吉尼亞州代表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在會議裡的傑出演說、協商談判與企圖心讓他贏得「憲法之父」的美名。麥迪遜(Madison)告訴所有會議代表他們的計畫將決定共和政府的未來命運，且他也將會議代表的辯論內容及決定判斷紀錄下來。

之後成為美國第四任總統的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在制憲大會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他也因而榮獲「憲法之父」的稱號。

對制訂憲法也做出重要貢獻的還有約翰·迪金生(John Dickinson)、格瓦納·莫里斯(Gouverneur Morris)、埃德蒙·倫道夫(Edmund Randolph)、羅傑·沙曼(Roger Sherman)、詹姆士·威爾遜(James Wilson)以及喬治·威勒(George Wythe)。莫里斯(Morris)應該是繼麥迪遜(Madison)和華盛頓(Washington)後最有影響力的會議代表。莫里斯(Morris)在制憲大會裡的任務就是將會議中所有的決議與決定以優美圓滑的形式寫出來，他可以說是真正”撰寫”憲法的人物。原始文件將保存在華盛頓特區的國家檔案館(National Archives)中。

然而也有數位劃時代人物並未參與制憲大會。像是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與湯姆士·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就因為有其他政治職責在身而無法出席。至於山謬·亞當斯(Samuel Adams)與約翰·傑伊(John Jay)則未受到他們所屬州的指派成為會議代表。而帕提克·亨利(Patrick Henry)即因為反對賦予聯邦政府更多實質權力所以拒絕擔任代表。此外，制憲大會的三位主要成員埃爾布里奇·格里(Elbridge Gerry)、喬治·梅森(George Mason)和埃德蒙·倫道夫(Edmund Randolph)則因為他們反對憲法部分條例而拒絕簽署。

憲法的背景. 制憲大會代表在致力於創立新政府時是非常倚賴過去的經驗閱歷。他們在立憲政府的發展過程中回憶起很多重要事件。如1215年頒發的英國制憲文件－英國大憲章(Magna Carta)，以及1619年於詹姆斯鎮舉行的聯合大會(General Assembly)。有些殖民地甚至成為政府立憲形式的範例。雖然殖民政府仍有缺點，然而他們按照法律獲得自由權的成就卻超越其他政府。

在獨立戰爭的期間，數個美國州政府建立起立憲政府。來自紐約的約翰·傑伊(John Jay)便於1777年為紐約州撰寫憲法。至於麻薩諸塞州的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則於1780年協助撰寫麻州憲法。集合於費城與會的制憲大會代表就是利用各州憲法的概念與措辭來制訂憲法。

這些會議代表也利用他們的經驗分享來制訂憲法。舉例而言，班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就曾於1754年的奧爾班尼會議(Albany Congress)上提出中央政府統一殖民地的建議。華盛頓(Washington)也回憶起他自己在戰爭期間遇到的困難，當時身為軍隊總司令的他必須與軟弱無力的邦聯政府合作。這些會議代表通常會在細節上意見不一，然而他們共同的期望都是能創立起足以管理國家卻不會威脅到各州與人民自由的強大政府。

折衷方案. 建立新政府本來就是一項難以完成的任務。會議代表之間的爭論經常讓制憲會議幾近失敗。舉例來說，來自大型且人口稠密的州代表就會與那些小州代表對國家議院的代表權產生意見分歧。大州代表傾向維吉尼亞方案(Virginia Plan)，主張國會席次應按人口比例來決定。而小州傾向紐澤西方案(New Jersey Plan )，主張由各州議院選出同數議員組成，以保持各州的平等地位。為了解決國會議席分配規則問題，康乃迪克州代表便採取折衷方案，決定在參議院各州有平等的代表權，眾議院則依人口比例分配席次。這份草案也就是康乃狄克妥協案(Connecticut Compromise)或大妥協(Great Compromise)。

折衷方案也解決了奴隸制度的鬥爭衝突。北方州代表希望國會能有權力禁止奴隸買賣並達到廢止奴隸制度的最終目標。然而大多數南方州代表卻不希望國會擁有此一權力。折衷方案便決定國會直至1808年才得以擁有權力禁止奴隸買賣。另一折衷方案則是關於眾議院按人口分配的代表制中如何計算奴隸人數。因為奴隸並非公民，所以每個奴隸只能當作五分之三個人計算。

會議代表同意每州都應舉行專門會議討論及表決憲法議題。他們也決定只要有九個州正式批准憲法則憲法即時生效，且他們也將開始組織他們的新政府。

批准憲法

在憲法簽署後的三個月內，德拉威州成為第一個在1787年12月7日批准憲法的州。新罕布夏則是使憲法於1788年6月21日起正式生效的第九個州。然而建國之父都認為紐約州及維吉尼亞州這兩大州正式批准憲法後，憲法才被普遍接受。然而這兩大州與其他州也陸續出現憲法草案的反對聲浪，像是埃爾布里奇·格里(Elbridge Gerry)、帕提克·亨利(Patrick Henry)、理查·亨利·李(Richard Henry Lee)及喬治·梅森(George Mason)都是強烈反對批准憲法的有力人士。

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之後成為首位財政部長，聯邦論文集中的85篇論文有51篇是出自他手，他不但捍衛憲法草擬案並振臂高呼批准憲法。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Smithsonian Institution/Art Resource, NY)

評論家對憲法的批判聲浪包括它未含括人權法案、總統太過獨立自主以及參議院太過貴族化。此外，他們也認為國會及聯邦政府都擁有太多權力。至於憲法支持者則重整旗鼓支援憲法批准，他們也成為眾所皆知的聯邦黨(Federalists)。而他們的對手則稱為反聯邦黨(Antifederalists)。這兩派人馬分別在報紙及宣傳手冊上宣傳他們的中心思想並在憲法批准會議裡進行激烈辯論，且這兩組團體也成為美國政治史上的第一個政治黨派。

1778年出版的《聯邦論文集》(Federalist essays)是美國立憲理論中最重要的貢獻之一。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 Columbia University) 

維吉尼亞州在1788年6月25日批准憲法，而紐約州則在同年的7月26日跟進。除了紐約州(未於期限內指派候選人)以外，所有批准憲法的州於1789年一月初在他們的立法機關挑選總統候選人，或透過人民的直接選票投票挑選。候選人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在2月4日當選為美國第一屆總統，接著憲法體系下的第一屆國會也於3月4日在紐約市與會。由於北卡羅來納州及羅德島州拒絕批准憲法，所以在國會同意增加人權法案後他們才決定加入新政府。

人權法案

《維吉尼亞人權法案》的作者喬治·梅森(George Mason)拒絕簽署憲法，因為憲法內未包含保障每位公民基本自由的人權法案。

如果聯邦黨未承諾將人權法案加入憲法內，可能永遠都無法獲得數個重點州的批准支持。 大多數在獨立戰爭期間通過的憲法都包括所有人權的清楚聲明，多數美國人也認為缺乏人權宣言的憲法就不是完整的憲法。維吉尼亞州的喬治·梅森(George Mason)是最早也是最著名的美國人權法案之起草人，且《維吉尼亞人權法案》也於1776年通過。假若聯邦黨不同意喬治·梅森(George Mason)與帕提克·亨利(Patrick Henry)對修正案的需求，他們就可能會阻止維吉尼亞州的憲法批准案。

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提出修正案引領新國會的產生。他提議15項修正案，而國會接受了其中12項，且州議會按照邦聯條例第15條概述的修正過程進行批准。四分之三州的州議會於1791年12月15日批准了12項修正案的其中10項，且這10項修正案就是我們所知的人權法案(Bill of Rights)。至於被駁回的兩項修正案之一是有關眾議院的大小問題，它從原先的每30,000人產生一個代表改變為每50,000人產生一個代表。另一被駁回之修正案則是除非選舉代表已出爐否則國會不會調動薪資。然而在202年後此修正案通過批准且成為第27條修正條款。

當憲法正式通過時，反聯邦黨便甘於接受失敗，且他們也在聯邦黨的統治期間開始獲得權力。此外，他們的行為也為從未改變過的美國政治建立起一種特殊風格。美國人有時會對那些執政者的政策執行感到不滿，然而卻很少美國人會去譴責憲法制度或認為第二次制憲大會能建立起更好的立憲制度。

憲法的發展

1792年華盛頓特區市的平面圖細節，經規劃設計而建造的美國首府。 (Map Divisio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表示，「我們若要設計出能源遠流長的制度，我們就不該漠視時間帶來的變化。」 憲法是以人民的利益為前提所構思，不論是富者或貧者，北方人或南方人、農民、工人及商人，憲法之前人人評等。憲法會根據年代的不同及符合美國的變化需求而有不同的詮釋。 

制憲大會代表強烈信任多數人的統治，但是他們也想以多數保護少數以防止不公。於是他們藉由分散及平衡聯邦政府的權力來達到此目標。其他基本的立憲目標還包括尊重個人及各州的權力、人民統治治理、教會權力與州政府權力的劃分以及聯邦政府至高無上的主權。

主張婦女有參政權[選舉權]者於1913年3月3日在華盛頓特區的賓夕法尼亞街進行遊行示威，示威者進行示威多年並為婦女贏得參政權。背景為美國州議會大廈。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憲法修正過27次，包括人權法案。修正案可能是由三分之二的國會下院或由三分之二的州議院要求國會召集全國大會提出。修正案在經過四分之三州議會或四分之三州大會批准過後即能成為憲法一部份。國可以決定批准形式以及每州思忖修正條例的時間。大多數時候國會會以7年為一法案研究期。

制憲大會代表知道他們無法撰寫出一部十全十美的法律，所以他們賦予國會權力通過所有”必要且適合”的法律，以實現憲法授予總統、國會及聯邦法院權力的諾言。國會批准法律建立起像是聯邦航空署(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FAA)及郵政管理局(Postal Service)這類行政單位。國會也通過法律調節州際貿易(interstate commerce)的權力以利控管美國經濟的各個層面。

法院判決. 聯邦法官及州法官經常應用憲法審議法案。最高法院在任何具體案件中均擁有詮釋憲法的最後決定權。法院具有司法審核(judicial review)權，也就是說它可以宣告國會所制定的法律因違憲而無效。由於首席法官約翰·馬歇爾(John Marshall)在1803年的馬伯瑞控告麥迪森(Marbury V. Madison)乙案運用司法審核權，以致於確立了最高法院其司法審查權制度的憲政地位。

美國內戰時期亞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的肖像；背景是1863年《美國解放黑奴宣言》(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林肯(Lincoln)宣佈各州廢除奴隸制同時造成美利堅合眾國(簡稱聯邦)和美利堅聯盟國(簡稱邦聯)雙方的對峙。奴隸制度最終在1865年美國聯邦憲法第13修正案中正式廢除。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text: The National Archives) 

總統的行動. 強而有力的總統會運用他們的職權將憲法第二條的簡單規定衍伸為總統權力的來源。這種總統包括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湯姆士·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安德魯·傑克遜(Andrew Jackson)、亞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希歐多爾·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伍德魯·威爾遜(Woodrow Wilson)、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以及喬治·布希(George W. Bush)。舉例來說，華盛頓(Washington)讓總統成為推展外交的主要人物。林肯(Lincoln)則運用條例賦予的權力在美國內戰期間釋放南方黑奴(1861年至1865年)。

習俗慣例 讓憲法更靈活變通並提升聯邦政府的權力。舉例而言，總統內閣從憲法第二條的允許行政首長執行權發展為”只要與每個行政部門長官其職責相關的議題都需要他們的書面意見。”

州與黨的行動. 憲法提供總統選舉的一般法則。雖然它並未提及政黨，然而州法律及政黨常規都將選舉投票的憲法制度轉化為今日舉行頗振奮人心的競選活動。

憲法因應社會成長之需求透過所有法則持續發展進步，然而憲法的中心思想及措辭用語都仍維持不變。每個年代的人都能應用合理的憲法條款解決他們自身的問題。

英國政治家格雷思頓(William E. Gladstone)形容憲法為「人類運用智力及決心在特定時間創造的最卓越非凡且永不凋謝之傑作。」在這變化萬千及奮鬥不懈的世界裡，美國人民最珍貴的財產非偉大的文獻－憲法莫屬。美國憲法的完整內容及修正條例都將於下幾頁呈現，且是附加解釋說明的完整全文。 

谢选骏指出：人説“美利堅合眾國憲法之解釋說明”——我看美利堅合眾國雖是世界上最爲年輕的國家之一，但是美利堅合眾國憲法卻是實際上最爲古老的憲法，且被各國的憲法文本所模仿。


【07、美國憲法附加註釋】


網文《美國憲法附加註釋》報道：

以下美國憲法本文以黑體字呈現原始文字，[括弧]裡的表示該部分已經更改或修訂。 增添的段落為"註釋"，以藍色字體呈現，此非憲法本身的文字，而是用來解釋通過的意義或 如何實行。

序言：

我們，美利堅合眾國的人民，為了組織一個更完善的聯邦，樹立正義，保障國內的安寧，建立共同的國防，增進全民福利和確保我們自己及我們後代能安享自由帶來的幸福，乃為美利堅合眾國制定和確立這一部憲法。

第一條

第一款

立法部門

本憲法所規定的立法權，全屬合眾國的國會，國會由一個參議院和一個眾議院組成。

註釋：

憲法前三項條款將美國政府的權力由三個獨立部門平均劃分：(1) 立法部門，國會為代表；(2) 行政部門，總統為代表；(3) 司法部門，最高法院為代表。這種立憲部門的存在是為了權力劃分，以防止任一政府部門的權力過於集中。此外，憲法為了讓每個部門與其它部門合作以實行職責，於是提供方法創造出制約與平衡(checks and balances)。舉例來說，總統可以提名聯邦法官，但是參議院必須加以確認。

兩院制國會是是制憲大會最重要的折衷方案之一。小州傾向支持紐澤西方案(New Jersey Plan )，主張各州議院應選出同數代表以保持各州的平等地位。大州傾向支持維吉尼亞方案(Virginia Plan)，主張國會席次應按人口比例來決定。折衷方案為國會一院由各州代表權平等，另一院之代表權則依比例分配。

第一條

第二款

眾議院

(1) 眾議院應由各州人民每兩年選舉一次之議員組成， 各州選舉人應具有該州州議會中人數最多之一院的選舉人所需之資格。

註釋：

美國眾議院議員的任期為兩年。假設他或她有資格投票決定州議會為數最多的分部，他或她也就有資格投票決定國會議員。(除了內布拉斯加以外，所有州都擁有兩院制州議會。) 至於誰能投票表決州議會也是依各州而定，同時受到憲法及聯邦法律的約束，如1965年的《選舉權利法》(Voting Rights. Act)。第15、19、24及26修正條例禁止各州因為種族、性別或無力支付稅金亦或是年齡(至少年滿18歲)的因素否定或限制公民行使公民權。

(2) 凡年齡未滿二十五歲，或取得合眾國公民資格未滿七年，或於某州當選而並非該州居民者，均不得任眾議員。

註釋：

各州可以在憲法的約束下自行決定合法居留權的必要條件。大多數議員不僅住在他們所屬之州，也住在他們選擇的轄區內。

(3) 眾議員人數及直接稅稅額，應按聯邦所轄各州的人口數目比例分配，此項人口數目的計算法，應在全體自由人民－－包括訂有契約的短期僕役，但不包括未被課稅的印第安人－－數目之外，再加上所有其他人口之五分之三。實際人口調查，應於合眾國國會第一次會議三年內舉行，並於其後每十年舉行一次，其調查方法另以法律規定之。眾議員的數目，不得超過每三萬人口有眾議員一人，但每州至少應有眾議員一人；在舉行人口調查以前，各州得按照下列數目選舉眾議員：新罕布什爾三人、麻薩諸塞八人、羅德島及普羅維登斯墾殖區一人、康涅狄格五人、紐約州六人、新澤西四人、賓夕法尼亞八人、特拉華一人、馬里蘭六人、弗吉尼亞十人、北卡羅來納五人、南卡羅來納五人、喬治亞三人。

註釋：

這段註釋的效力將依修正案及最新情勢而進行修正。它目前僅提供三項要點：(1)各州的議員人數將取決於各州的人口；(2) 國會必須每10年進行一次美國人數調查；以及(3) 每州至少獲得一個議員席次。

直接稅的字義就是指按固定金額對每個個人或「人頭」所徵收的人頭稅。第16條修正案賦予國會權力根據人民的收入高低而非他們所住的州徵收稅金。

在"五分之三其他人口"的參照說明裡的"其他人口"指的是奴隸，因為奴隸已不復存在，此段文字已無意義。

每30,000人產生一個議員代表的必要條件已不再具任何實質效力。國會於1929年將議員總人數調整為435名，且自始至終都維持不變。

(4) 任何一州的眾議員有缺額時，該州的行政長官應頒選舉令，選出眾議員以補充缺額。

註釋：

假如州議議員發生席位空缺的情形，州政府必須立即舉行專門選舉來填補空缺。然而如果下屆定期選舉即將舉行，州長即可忽視缺額情形而不用舉行專門選舉。

(5) 眾議院應選舉該院議長及其他官員；只有眾議院具有提出彈劾案的權力。

註釋：

眾議院會挑選出主持會議的議長(Speaker)。且眾議院本身擁有權力彈劾指控聯邦官員。它曾彈劾過16位聯邦官員，包括兩位總統－1868年的安德魯·約翰森(Andrew Johnson)以及1998年的威廉·傑佛遜·柯林頓(William Jefferson Clinton)。參議院將審理彈劾案。

第一條

第三款

參議院

(1) 合眾國的參議院由每州的州議會選舉兩名參議員組成之，參議員的任期為六年，每名參議員有一票表決權。

註釋：

憲法第一修正案規定每州可選出兩名參議員。然而第17條修正案則修改為應由每州的選民選擇他們自己的參議員。

(2) 參議員第一次選舉後舉行會議之時，應當立即盡量均等地分成三組。第一組參議員的任期，到第二年年終時屆滿，第二組到第四年年終時屆滿，第三組到第六年年終時屆滿，俾使每兩年有三分之一的參議員改選；如果在某州州議會休會期間，有參議員因辭職或其它原因出缺，該州的行政長官得任命臨時參議員，等到州議會下次集合時，再予選舉補缺。

註釋：

參議員的任期為六年。每隔兩年有三分之一的參議員重新改選，其餘三分之二的參議員仍保持原位。這種任期交錯的安排讓參議院較有連續性，不像其他議院每隔兩年就全員改選。第17條修正案更改了填補席次空缺的方法，在人民選出參議員以前州長可以先行決定。

(3) 凡年齡未滿三十歲，或取得合眾國公民資格未滿九年，或於某州當選而並非該州居民者，均不得任參議員。

註釋：

肯塔基州的亨利·克萊(Henry Clay)曾於1806年被指派替補參議院空缺。他當時年僅29歲，比參議員30歲的年紀限制還要年輕數月，然而卻無人質疑這個安排。艾伯特·加拉亭(Albert Gallatin)於1793年代表賓夕法尼亞州獲選為參議員，但是在過去9年他無美國公民身份以致於他無法任職。

(4) 合眾國副總統應為參議院議長，除非在投票票數相等時，議長無投票權。

註釋：

副總統任參議院議長，且他只有在有效票數相同時才得以投票，然而副總統此打破僵局的權力卻異常重要。舉例而言，副總統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於1789年在決定總統是否能在參議院未批准的情況下解雇內閣閣員時投下決定票。

(5) 參議院應選舉該院的其他官員，在副總統缺席或執行合眾國總統職務時，還應選舉臨時議長。

註釋：

憲法同時授權參議院於副總統不在場時選出參議院臨時主席(President pro tempore)代行主席主持會議。

(6) 所有彈劾案，只有參議院有權審理。在開庭審理彈劾案時，參議員們均應宣誓或誓願。如受審者為合眾國總統，則應由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擔任主席；在未得出席的參議員的三分之二的同意時，任何人不得被判有罪。

註釋：

憲法規定如受審者為美國總統，則應由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而非副總統擔任參議院主席，且當參議院定罪罷黜總統為事實時，則副總統將立刻繼任。「宣誓或誓願」意旨當參議員開庭審理彈劾案時均應宣誓或誓願，就如同陪審員在參與一般法院審判前所進行的宣誓般。

(7) 彈劾案的判決，不得超過免職及取消其擔任合眾國政府任何有榮譽、有責任或有俸給的職位之資格；但被判處者仍 須服從另據法律所作之控訴、審訊、判決及懲罰。

註釋：

假若被彈劾的人證明有罪，則他或她將予以免職並進一步禁制再任公職。且參議院在彈劾過程中不准施予其他懲處，但是被告可能會在一般法院接受審判。參議院在美國歷史上曾判決解職7位官員，且這7位都是法官。所有被判決的法官都一律免職，然而7人中僅有2位被取消任公職資格。

第一條

第四款

國會的組織

(1) 各州州議會應規定本州參議員及眾議員之選舉時間、地點及程序；但國會得隨時以法律制定或變更此種規 定，惟有選舉議員的地點不在此例。

註釋：

憲法規定國會不得修改州議院選舉參議員的地點。這也等於賦予國會權力判定各州的首都特區。第17條修正案刪除了「除了選擇參議員的地點以外」。

(2) 國會應至少每年集合一次，開會日期應為十二月的第一個星期一，除非他們通過法律來指定另一個日期。

註釋：

歐洲君王可以制止國會議員舉行會議，只要王室不召集國會，有時甚至好幾年都無開會的可能。這也是為什麼美國國會必須至少一年召開一次會議。第20條修正案將議會開幕日更改為每年1月3日，除非國會依照法律調整為其他日期，否則應按照修正案規定日期舉行會議。

第一條

第五款

(1) 參眾兩院應各自審查本院的選舉、選舉結果報告和本院議員的資格，每院議員過半數即構成可以議事的法定人數；不足法定人數時，可以一天推一天地延期開會，並有權依照各該議院所規定的程序和罰則，強迫缺席的議員出席。

註釋：

只要眾議院議員符合憲法規定的資格正當當選即可參與表決。且需依照憲法規定的年齡、公民身份及居住條件來判定議員資格。國會兩院將對議員「是否適任」等相關事項進行審查與詢問以決定開除事宜。只要議會法定人數到場進行最終投票，則無論是否有法定人數到場都可以進行討論及辯論。

(2) 參眾兩院得各自規定本院的議事規則，處罰本院擾亂秩序的議員，並且得以三分之二的同意，開除本院的議員。

註釋：

國會兩院可各自制訂規章。舉例而言，眾議院嚴格限制辯論時間以利加速事務進行；然而在參議院內就常發生難以結束辯論的情形。依照參議院的規章，除非參議院提付討論終結(cloture)表決，否則參議員可以無限時高談闊論。大多數時候討論終結(cloture)需要60名或全體五分之三之參議員聯名制止。且只要各院其三分之二的議員表決同意即可開除本院議員。

(3) 參眾兩院應各自保存一份議事記錄，並經常公佈，惟各該院認為應保守秘密之部分除外；兩院議員對於每一問題之贊成或反對，如有五分之一出席議員請求，則應記載於議事記錄內。

註釋：

眾議院議事錄及參議院議事錄將於每次國會會期結束時出版發行。他們將列出所有在會議期間商討的法案、決議以及投票結果。總統與國會之間來往的所有訊息也會刊登在議事錄上。

更重要的是，每日出版的國會會議紀錄(Congressional Record)還包含辯論過程的逐字逐句筆錄。

(4) 在國會開會期間，任一議院未得別院同意，不得休會三日以上，亦不得遷往非兩院開會的其他地點。

第一條

第六款

(1) 參議員與眾議員得因其服務而獲報酬，報酬的多寡由法律定之，並由合眾國國庫支付。兩院議員除犯叛國 罪、重罪以及擾亂治安罪外，在出席各該院會議及往返各該院途中，有不受逮捕之特權；兩院議員在議院內所發表 之演說及辯論，在其它場合不受質詢。

註釋：

刑事豁免權在憲法實施的今天已經名存實亡。國會議員就如同其他人一般會因為違反法律而遭到逮捕。他們將接受審判、定罪並送入監獄。

 至於指控誹謗(libel)與造謠(slander)的憲法豁免權則仍至關重要。誹謗與造謠的區別在於前者是損毀個人名譽的非事實書面聲明，後者則是口頭上的。演講與辯論條款的豁免權意旨國會議員可以在不擔心被起訴的前提下對國會事務暢所欲言。這種豁免權衍伸為國會議員在辯論過程、官方報告或投票過程中的盡抒己見。

(2) 參議或眾議員不得在當選任期內擔任合眾國政府任何新添設的職位，或在其任期內支取因新職位而增添的俸給；在合眾國政府供職的人，不得在其任職期間擔任國會議員。

註釋：

這些條款可以防止國會議員創設他們之後可以被指派接任的工作，或在任職國會議員期間提高他們之後希望接任的職位薪資，以及在其他政府部門擔任公職。

參議員菲蘭德·諾克斯(Philander C. Knox)於1909年辭去參議院職務並接任美國國務卿一職。但是由於美國國務卿的薪資在諾克斯(Knox)任職參議員的期間調高增加，所以國會為了讓諾克斯(Knox)能順利任職，便取消諾克斯(Knox)尚未任職期間的加薪幅度。

第一條

第七款

(1) 有關徵稅的所有法案應在眾議院中提出；但參議院得以處理其它法案的方式，以修正案提出建議或表示同意。

註釋：

稅收法案必定由眾議院提出。傳統稅務法是來自英國國會下議院。由於英國下議院(the House of Commons)議員是由人民選出，以致於英國下議院比較能反映民意。至於英國上議院(the House of Lords)則非由人民選出。自從美國正式通過第17條修正案，因為參議院及下議院都是由人民選出，所以傳統規章已經不敷使用。此外，參議院可以修訂即時生效的稅收法案並重新修改整套措施。

(2) 經眾議院和參議院通過的法案，在正式成為法律之前，須呈送合眾國總統；總統如批准，便須簽署，如不批准，即 應連同他的異議把它退還給原來提出該案的議院，該議院應將異議詳細記入議事記錄，然後進行復議。倘若在復議之後，該議院議員的三分之二仍然同意通過該法案，該院即應將該法案連同異議書送交另一院，由其同樣予以復議，若此另一院亦以三分之二的多數通過，該法案即成為法律。但遇有這樣的情形時，兩院的表決均應以贊同或反對來定，而贊同和反對該法案的議員的姓名，均應由兩院分別記載於各該院的議事記錄之內。如總統接到法案後十日之內(星期日除外) ，不將之退還，該法案即等於曾由總統簽署一樣，成為法律，惟有當國會因而無法將該法案退還時，該法案才不得成為法律。

註釋：

國會通過的法案需呈交給總統簽名批准。假如總統不同意該法案，他可以在不包含星期日的10天之內連同反對陳述書退還給議院。這個行為稱為否決權(veto)。但國會也可利用參眾兩院各三分之二的贊成票推翻總統的否決重新通過該法案。當然總統也可以不需要簽名批准，等10天過後法案也會自然成為法律。如果法案是在國會休會前10天送交總統，則必定要總統的簽名批准才得以成為法律。若總統不同意的法案是在國會會議結束時才遞交總統，總統可能會選擇直接擱置不理。於是當國會休會時法案已胎死腹中，這種擱置法案式否決權就是著名的口袋否決(pocket veto)。

(3) 任何命令、決議或表決(有關休會問題者除外) ，凡須由參議院及眾議院予以同意者，均應呈送合眾國總統；經其批准之後，方始生效，如總統不予批准，則參眾兩院可依照對於通過法案所規定的各種組別和限制，各以三分之二的多數，再行通過。

第一條

第八款

賦予國會的權力

國會有權：

(1) 規定並徵收稅金、捐稅、關稅和其它賦稅，用以償付國債並為合眾國的共同防禦和全民福利提供經費； 但是各種捐稅、關稅和其它賦稅，在合眾國內應劃一徵收;

註釋：

關稅(duties)即貨物進入美國必課的稅金。國產稅(Excises)即政府對於某些在國內銷售、使用或生產的貨品，亦或是對於某些經特許的行業所課徵的稅。舉例來說，公司稅、煙草稅以及娛樂稅都屬於國產稅。稅捐(Imposts)則是泛指包含關稅與國產稅的一般稅金。

(2) 以合眾國的信用舉債；

(3) 管理與外國的、州與州間的，以及對印第安部落的貿易；

註釋：

這項條款稱為貿易條款(commerce clause)，也是美國憲法授予國會最重要的權力。最高法院解釋的貿易(commerce)不僅意謂著商業交易也泛指所有的商業活動。最高法院裁定”數州之間的貿易關係”－州際貿易不僅包含跨越州際界限的業務交易，也包括不只影響一州的任何貿易活動。管制貿易的權力也就是鼓勵、提倡、保護、禁止或限制貿易的權力。也就是說國會可以通過法律提撥基金改善水路航道，加強航空安全措施，並禁止州際運輸特定貨物。除此之外，國會也能控管人民、火車、股票債券、電視信號及網際網路的所有活動。且國會認定利用州際貿易進行各種犯罪活動並跨州逃亡或從當地警局逃走都構成聯邦犯罪(federal crime)。國會並禁止經營越州場所或服務越州旅客的商者因為種族、性別、國籍、年齡或傷殘等原因以不平等待遇服務顧客。

(4) 制定在合眾內一致適用的歸化條例，和有關破產的一致適用的法律；

(5) 鑄造貨幣，調節其價值，並釐定外幣價值，以及制定度量衡的標準；

註釋：

國會可以藉由此項條款以及讓國會管制貿易及提撥基金的權力賦予國家銀行特權並建立起美國聯邦儲備體制(Federal Reserve System)。

(6) 制定對偽造合眾國證券和貨幣的懲罰條例；

註釋：

證券即為政府公債。

(7) 設立郵政局及建造驛路；

(8) 為促進科學和實用技藝的進步，對作家和發明家的著作和發明，在一定期限內給予專利權的保障；

註釋：

書籍、音樂、照片、錄影帶、數位式影音光碟(DVD)以及電影都將依此條例受版權保護。

(9) 設置最高法院以下的各級法院；

註釋：

聯邦法院舉例而言即「最高法院的下級法院」包括美國地方法院和美國上訴法院。

(10) 界定並懲罰海盜罪、在公海所犯的重罪和違背國際公法的罪行；

註釋：

可對海上罪犯進行審判權的是國會而非州政府。

(11) 宣戰，對民用船隻頒發捕押敵船及採取報復行動的特許證，制定在陸地和海面虜獲戰利品的規則；

註釋：

只有國會可以宣戰。然而身為三軍統帥的總統可以在國會未正式宣戰的情況下帶領美國投入戰爭。不宣而戰的戰爭包括韓戰(1950年至1953年)、越戰(1957年至1975年)以及波斯灣戰爭(1991年，2003年)。

捕押特許證(letters of marque and reprisal)即為授權私人船艦攻擊敵方船隻的文件。此證件已停止核發。

(12) 募集和維持陸軍，但每次撥充該項費用的款項，其有效期不得超過兩年；

(13) 配備和保持海軍；

(14) 制定有關管理和控制陸海軍隊的各種條例； 

(15) 制定召集民兵的條例，以便執行聯邦法律，鎮壓叛亂和擊退侵略；

註釋：

國會將賦予總統權力決定何時解決州叛亂(暴動)或受到侵犯的緊急情況。總統在此時可以召集民兵，也就是現在俗稱的美國國民警衛隊(National Guard)以及常備武裝力量。

(16) 規定民兵的組織、裝備和訓練，以及民兵為合眾國服務時的管理辨法，但各州保留其軍官任命權，和依照國會規定的條例訓練其民團的權力；

註釋：

聯邦政府協助州政府支援民兵，也就是著名的美國國民警衛隊(National Guard)。直到1916年州政府才完全控制民兵。接著同年，國防法(National Defense Act)提供國民警衛隊聯邦基金，並規定在特殊情形下將徵集國民警衛隊為國家效力。

(17) 對於由某州讓與而由國會承受，用以充當合眾國政府所在地的地區(不逾十哩見方)，握有對其一切事務的全部立法權；對 於經州議會同意，向州政府購得，用以建築要塞、彈藥庫、兵工 廠、船塢和其它必要建築物的地方，也握有同樣的權力； -- 並且

註釋：

這項條款讓國會成為立法機構，不僅在哥倫比亞特區內，也在位於公有土地內的堡壘、海軍基地、軍械庫及其他國家工廠或建築物內擁有立法權。

(18) 為了行使上述各項權力，以及行使本憲法賦予合眾國政府或其各部門或其官員的種種權力，制定一切必要的和適當的法律。

註釋：

這項條款最著名的「必要及適當」條款允許國會處理憲法中未明確提及的議題。這種靈活性可以說明美國憲法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書面憲法之一以及它幾乎不需要太多正式修正的原因。

第一條

第九款

國會禁止行使的權力

(1) 對於現有任何一州所認為的應准其移民或入境的人，在一八○八年以前，國會不得加以禁止，但可以對入境者課稅，惟以每人不超過十美元為限。

註釋：

這項條款是有關奴隸販賣的議題。無論是販賣奴隸的業者還是奴隸所有者，均不希望國會在1808年以前禁止進口非洲奴隸。而國會在1808年正式立法禁止從非洲或其他地方進口奴隸。

(2) 不得中止人身保護令所保障的特權，惟在叛亂或受到侵犯的情況下，出於公共安全的必要時不在此限。

註釋：

人身保護令(writ of habeas corpus)是法庭發出的一種命令，要求實行拘留的政府機構和監獄官員把被關押的人帶到法院，並說明關押他的理由。如果法官發現關押的理由不充份，有權命令釋放他。

(3) 不得通過任何褫奪公權的法案或者追溯既往的法律。

註釋：

褫奪公權法(bill of attainder)乃指立法機關不經司法審判逕向人民加以刑罰的法令。追溯法令(ex post facto law)指把行為發生當時不是犯罪的行為規定為犯罪，也包括對已犯的罪行追溯加重刑罰。

(4) 除非按本憲法所規定的人口調查或統計之比例，不得徵收任何人口稅或其它直接稅。

註釋：

國民稅(capitation)係指按固定金額對每個個人或「人頭」所徵收的稅。也稱為人頭稅(Head Tax或Poll Tax)。美國最高法院規定保留人頭稅並禁止徵收所得稅，然而憲法第16條修正案推翻了法院的決議。

(5) 對各州輸出之貨物，不得課稅。

註釋：

出口(exported)指將商品輸往其他州或國外的交易行為。南方各州擔心新成立政府會向他們徵收出口稅導致他們遭受經濟受挫之苦，所以這項條例即為禁止徵收出口稅。然而國會可以嚴格禁止特定物品的運輸，同時管制他們的裝運條件。

(6) 任何有關商務或納稅的條例，均不得賦予某一州的港口以優惠待遇；亦不得強迫任何開往或來自某一州的船隻，駛入或駛出 另一州，或向另一州納稅。

註釋：

國會不得制訂偏袒任何一州的貿易法律。船隻從一州行駛到另一州不用負擔稅金。

(7) 除了依照法律的規定撥款之外，不得自國庫中提出任何款項；一切公款收支的報告和帳目，應經常公佈。

註釋：

政府的任何支出都必須經由國會批准。且國會必須不時公佈財務報告。

(8) 合眾國不得頒發任何貴族爵位：凡是在合眾國政府擔任有俸給或有責任之職務者，未經國會許可，不得接受任何國王、王子 或外國的任何禮物、薪酬、職務或爵位。

註釋：

國會不得授予任何人官爵，像是伯爵夫人或公爵之類的稱號。且未經國會之許可，聯邦官員不得接受外國國王或君主所贈與之任何禮品、官職、俸祿或頭銜。

第一條

第十款

州政府禁止行使的權力

(1) 各州不得締結任何條約、結盟或組織邦聯；不得對民用船隻頒發捕押敵船及採取報復行動之特許證；不得鑄造貨幣；不得發行紙幣；不得指定金銀幣以外的物品作為償還債務的法定貨幣；不得通過任何褫奪公權的法案、追溯既往的法律和損害契約義務的法律；也不得頒發任何貴族爵位。

(2) 未經國會同意，各州不得對進口貨物或出口貨物徵收任何稅款，但為了執行該州的檢查法律而有絕對的必要時，不在此限；任何州對於進出口貨物所徵的稅，其淨收益應歸合眾國國庫使用；所有這一類的檢查法律，國會對之有修正和監督之權。

註釋：

除了檢驗成本的小筆費用以外，各州不得在無國會批准的情況下自行徵收貨物進口稅與輸出稅。

(3) 未經國會同意，各州不得徵收船舶噸位稅，不得在和平時期保持軍隊和軍艦，不得和另外一州或外國締結任何協定或契約，除非實際遭受入侵，或者遇到刻不容緩的危急情形時，不得從事戰爭。

註釋：

唯有聯邦政府擁有權力與外國政府訂立協議或協商談判。.

第二條

第一款

行政部門

(1) 行政權力賦予美利堅合眾國總統。總統任期四年，總統和具有同樣任期的副總統，應照下列手續選舉：

(2) 每州應依照該州州議會所規定之手續，指定選舉人若干名，其人數應與該州在國會之及眾議員之總數相等；但參議員、眾議員及任何在合眾國政府擔任有責任及有俸給之職務的人，均不得被指定為選舉人。

註釋：

這項條款建立起總統選舉團制度(electoral college)，也就是美國各州議會為了輪番選舉總統和副總統而推選的一群選舉人。

(3) 各選舉人應於其本身所屬的州內集會，每人投票選舉二人，其中至少應有一人不屬本州居民。選舉人應開列全體被選人名單，註明每人所得票數；他們還應簽名作證明，並將封印後的名單送至合眾國政府所在地交與參議院議長。參議院議長應於參眾兩院全體議員之前，開拆所有來件，然後計算票數。得票最多者，如其所得票數超過全體選舉人的半數，即當選為總統；如同時不止一人得票過半數，且又得同等票數，則眾議院應立即投票表決，選舉其中一人為總統；如無人得票過半數，則眾議院應自得票最多之前五名中用同樣方法選舉總統。但依此法選舉總統時，應以州為單位，每州之代表共有一票；如全國三分之二的州各有一名或多名眾議員出席，即構成選舉總統的法定人數；當選總統者需獲全部州的過半數票。在每次這樣的選舉中，於總統選出後，其獲得選舉人所投票數最多者，即為副總統。但如有二人或二人以上得票相等時，則應由參議院投票表決，選舉其中一人為副總統。

註釋：

憲法第12條修正案更改了總統和副總統的選舉程序。

(4) 國會得決定各州選出選舉人的時期以及他們投票的日子；投票日期全國一律。

(5) 只有出生時為合眾國公民，或在本憲法實施時已為合眾國公民者，可被選為總統；凡年齡未滿三十五歲，或居住合眾國境內未滿十四年者，不得被選為總統。

(6) 如遇總統被免職，或因死亡、辭職或喪失能力而不能執行其權力及職務時，總統職權應由副總統執行之。國會得以法律規定，在總統及副總統均被免職，或死亡、辭職或喪失能力時，由何人代理總統職務，該人應即遵此視事，至總統能力恢復，或新總統被選出時為止。

註釋：

尼克森(Richard M. Nixon)總統於1974年8月9日以首席執行官的身份辭去總統一職並由副總統福特(Gerald R. Ford)繼任。在尼克森(Richard M. Nixon)之前，只有當總統於任職未滿之前死亡才提前終止總統權限，所以尼克森是首位辭去總統職位的總統。憲法第25條修正案規定，當總統在任期當中死亡、因犯罪被解除職務或是不能視事時，副總統將繼位之。

(7) 總統得因其服務而在規定的時間內接受俸給，在其任期之內，俸金數額不得增加或減低，他亦不得在此任期內，自合眾國政府和任何州政府接受其它報酬。

註釋：

憲法為了使窮困者有機會成為總統便提供總統應得薪資。且不得增加或減少總統在他或她任職期間內的薪俸。這位首席執行官亦不得在他或她任期內，接受其他聯邦政府和州政府的報酬。

(8) 在他就職之前，他應宣誓或誓願如下：「我鄭重宣誓（或矢言)我必忠誠地執行合眾國總統的職務，並盡我最大的能力，維持、保護和捍衛合眾國憲法。」

註釋：

憲法並未規定誰應主持新任總統的宣誓儀式。像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總統就是由利文斯頓(Robert R. Livingston)及紐約州官員主持宣誓就職典禮。之後依照傳統，美國總統的就職典禮，都是由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帶領宣誓。凱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是由他任職地方治安法官的父親於他的家鄉佛蒙特州帶領宣誓，之後柯立芝(Coolidge)又在哥倫比亞特區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霖(Adolph A. Hoehling)的面前宣誓就職。

第二條

第二款

(1) 總統為合眾國陸海軍的總司令，並在各州民團奉召為合眾國執行任務時擔任統帥；他可以要求每個行政部門的主管官員提出有關他們職務的任何事件的書面意見，除了彈劾案之外，他有權對於違犯合眾國法律者頒發緩刑和特赦。

註釋：

身為三軍統帥的總統其權力是無遠弗屆的。但是即使在戰爭期間，總統仍必須遵守美國法律。

(2) 總統有權締訂條約，但須爭取參議院的意見和同意，並須出席的參議員中三分之二的人贊成；他有權提名，並於取得參議院的意見和同意後，任命大使、公使及領事、最高法院的法官，以及一切其他在本憲法中未經明定、但以後將依法律的規定而設置之合眾國官員；國會可以制定法律，酌情把這些較低級官員的任命權，授予總統本人，授予法院，或授予各行政部門的首長。

註釋：

憲法規定參議院應作為總統的顧問團，就如同英國上議院向英國君王提供建言一般。

總統有權締訂條約，但在條約確定之前必須由三分之二的出席參議員贊成批准；總統有權任命各種政府官員，但是高級官員任命必須由超過一半的出席參議員贊成批准。

(3) 在參議院休會期間，如遇有職位出缺，總統有權任命官員補充缺額，任期於參議院下屆會議結束時終結。

註釋：

在參議院休會期間如遇有職位出缺，總統有權任命代理官員填補缺額，但須由參議院確認批准。

第二條

第三款

總統應經常向國會報告聯邦的情況，並向國會提出他認為必要和適當的措施，供其考慮；在特殊情況下，他得召集兩院或其中一院開會，並得於兩院對於休會時間意見不一致時，命令兩院休會到他認為適當的時期為止；他應接見大使和公使；他應注意使法律切實執行，並任命所有合眾國的軍官。

註釋：

總統應每年向國會報告國家情況。像是總統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與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會親自報告國家事務，而他們之後的100年間，大多數總統都是用書面報告再由國會閱讀之。總統伍德魯·威爾遜(Woodrow Wilson)、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以及羅斯福(Roosevelt)之後的所有總統也是親自向國會報告國家事務。最著名的國家元首報告包括「門羅主義」(the Monroe Doctrine)以及威爾遜(Wilson)總統的「十四點綱領」。

在80年代期間，總統經常召集國會開會。今日國會則經常處於會議期。從未有總統必須動用休會任命權命令國會休會。

總統的職責是使法律切實執行，且此職責讓總統成為聯邦政府執法之首。總統有權授權予聯邦官員、平民百姓或軍隊軍官。

第二條

第四款

合眾國總統、副總統及其他所有文官，因叛國、賄賂或其它重罪和輕罪，被彈劾而判罪者，均應免職。

第三條

第一款

司法部門

合眾國的司法權屬於一個最高法院以及由國會隨時下令設立的低級法院。最高法院和低級法院的法官，如果盡忠職守，應繼續任職，並按期接受俸給作為其服務之報酬，在其繼續任職期間，該項俸給不得削減。

註釋：

憲法賦予聯邦法院獨立司法權且不受國會及總統的任何干涉。只要法官在任職期間盡忠職守即應繼續任職，意旨除非他們遭到彈劾及判決有罪，否則他們可終身任職。這項條款可以保護法官終其一生免受任命他們的總統或任何其他任總統之解雇威脅。且憲法規定在法官繼續任職期間，該項俸給不得裁減，以便保護法官免受國會威脅調降薪資強迫法官自行辭職的壓力。

第三條

第二款

(1) 司法權適用的範圍，應包括在本憲法、合眾國法律、和合眾國已訂的及將訂的條約之下發生的一切涉及普通法及衡平法的案件；一切有關大使、公使及領事的案件；一切有關海上裁判權及海事裁判權的案件；合眾國為當事一方的訴訟；州與州之間的訴訟，州與另一州的公民之間的訴訟，一州公民與另一州公民之間的訴訟，同州公民之間為不同之州所讓與之土地而爭執的訴訟，以及一州或其公民與外國政府、公民或其國民之間的訴訟。

註釋：

聯邦法院(不僅最高法院)可宣告國會所制定的法律因違憲而無效。「司法審查權」是首席法官約翰·馬歇爾(John Marshall)在處理1803年的馬伯瑞控告麥迪森(Marbury V. Madison)乙案而確立。

憲法第11條修正案刪除「州與另一州公民之間的訴訟」，各州可以免受他州公民在聯邦法院起訴。

(2) 在一切有關大使、公使、領事以及州為當事一方的案件中，最高法院有最初審理權。在上述所有其它案件中，最高法院有關於法律和事實的受理上訴權，但由國會規定為例外及另有處理條例者，不在此限。

註釋：

憲法規定，在一切有關大使、公使、領事及州政府(或外國政府)為當事人的案件中，最高法院有初審管轄權(original jurisdiction)。至於上述所有其他案件中，最高法院則擁有上訴管轄權(appellate jurisdiction)。這表示案件最初會在低級法院審理，假若國會授權上訴這類案件則可以徑直上訴至最高法院。國會也許無法收回或修改最高法院的初審管轄權，但是國會有權收回賦予法院的上訴管轄權或改變上訴情勢。

(3) 對一切罪行的審判，除了彈劾案以外，均應由陪審團裁定，並且該審判應在罪案發生的州內舉行；但如罪案發生地點並不在任何一州之內，該項審判應在國會按法律指定之地點或幾個地點舉行。

第三條

第三款

(1) 只有對合眾國發動戰爭，或投向它的敵人，予敵人以協助及方便者，方構成叛國罪。無論何人，如非經由兩個證人證明他的公然的叛國行為，或經由本人在公開法庭認罪者，均不得被判叛國罪。

註釋：

無論何人，如非經由兩個證人證明他或她的公然叛國行為，或經由本人在公開法庭認罪者，均不得被判處叛國罪。只是口頭表達或思索打算叛國意願者並不構成叛國罪。

(2) 國會有權宣佈對於叛國罪的懲處，但因叛國罪而被褫奪公權者，其後人之繼承權不受影響，叛國者之財產亦只能在其本人生存期間被沒收。

註釋：

「因叛國罪而被褫奪公權者其後人不受影響」意旨叛國者的家人不受其牽連。然而按照先例，犯罪者的家人也可能受到懲處。

第四條

第一款

州與州之間的關係

各州對其它各州的公共法案、記錄、和司法程序，應給予完全的信賴和尊重。國會得制定一般法律，用以規定這種法案、記錄、和司法程序如何證明以及具有何等效力。

註釋：

這項條款要求各州對其它州的法律、記錄和司法程序，應給予完全的信賴和尊重。

第四條

第二款

(1) 每州公民應享受各州公民所有之一切特權及豁免。

註釋：

每州公民應享有各州公民所有之一切特權及豁免權。但是有些權力則非各州公民都能享有，像是投票權就會要求特定的居住期及其他資格。在此條款裡解釋的「公民」並不包含法人。

(2) 凡在任何一州被控犯有叛國罪、重罪或其它罪行者，逃出法外而在另一州被緝獲時，該州應即依照該罪犯所逃出之州的行政當局之請求，將該罪犯交出，以便移交至小該犯罪案件有管轄權之州。

註釋：

每凡在任何一州被指控犯有叛國罪、重罪或其它罪行者，在逃避他州而在另一州被緝獲時，該州應即依照該罪犯所逃出的州政府之請求將該罪犯交出。將被告移交給州審判的程序稱為「引渡extradition」。在少數案件裡，曾有州長拒絕引渡人犯。州長會這麼做可能是因為此犯罪案件已是陳年往事，亦或是州長認為被告在其他州將不會受到公平審判。

(3) 凡根據一州之法律應在該州服役或服勞役者，逃往另一州時，不得因另一州之任何法律或條例，解除其服役或勞役，而應依照有權要求該項服役或勞役之當事一方的要求，把人交出。

註釋：

在「該州服役或服勞役者」將視為奴隸或契約奴工(indentured servant)(指一個人與債主簽約長期工作以償清負債)。目前美國已無此種奴役，所以此憲法已由第13條修正案取代，不再具有任何效力。

第四條

第三款

聯邦與州的關係

(1) 國會得准許新州加入聯邦；如無有關各州之州議會及國會之同意，不得於任何州之管轄區域內建立新州；亦不得合併兩州或數州、或數州之一部分而成立新州。

註釋：

州議會及國會有權准許新州加入聯邦；如無各州之州議會及國會之同意，不得於任何州之管轄區域內建立新州；亦不得分割或合併兩州或數州、或數州之一部分而成立新州。在南北戰爭期間(1861年至1865年)，由於維吉尼亞州與南方聯盟並肩作戰，維吉尼亞西部地區便脫離南方聯邦政府轉而支持北方。西維吉尼亞從維吉尼亞州分裂出來後，國會便接受維吉尼亞州視為眼中釘的西維吉尼亞為美國的新州。

(2) 國會有權處置合眾國之屬地及其它產業，並制定有關這些屬地及產業的一切必要的法規和章則；本憲法中任何條文，不得作有損於合眾國或任何一州之權利的解釋。

第四條

第四款

合眾國保證聯邦中的每一州皆為共和政體，保障它們不受外來的侵略；並且根據擄各州州議會或行政部門(當州議會不能召集時)的請求，平定其內部的暴亂。

註釋：

這項條款要求聯邦政府保證聯邦中的每一州皆為「共和政體」，且共和政體是人民選舉出來管理國家的民意代表。最高法院規定決定州政府是否為共和政體的是國會而非法院。一旦國會承認一州的參議員及州議員，則代表國會視此州政府為共和政體。

各州州議會或州長可以要求聯邦政府協助平定其內部暴亂或其他混亂。然而總統可以根據聯邦法律，即使未經州政府的批准也能自行決定派出聯邦軍隊。在1894年的普爾曼罷工事件(Pullman Strike)期間，即使伊利諾州州長並不願意，然而聯邦政府還是派遣軍隊進駐伊利諾州。艾森豪總統(President Eisenhower)於1957年為了驅逐阿肯色州州長法柏斯(Arkansas Governor Orval Faubus)指揮的阿肯色州國民警衛隊(Arkansas National Guard)，便派遣美國軍隊執行聯邦地方法官的命令廢除小石城(Little Rock)學校之種族隔離政策。

第五條

修正憲法

舉凡兩院議員各以三分之二的多數認為必要時，國會應提出對本憲法的修正案； 或者， 當現有諸州三分之二的州議會提出請求時，國會應召集修憲大會，以上兩種修正案，如經諸州四分之三的州議會或四分之三的州修憲大會批准時，即成為本憲法之一部分而發生全部效力，至於採用那一種批准方式，則由國會議決；但一八○八年以前可能制定之修正案，在任何情形下，不得影響本憲法第一條第九款之第一、第四兩項；任何一州，沒有它的同意，不得被剝奪它在參議院中的平等投票權。

註釋：

舉凡兩院議員各以三分之二的多數認為必要時，國會應提出本憲法的修正案；或者， 當現有諸州三分之二的州議會提出請求時，國會應召集修憲大會。以上兩種修正案，如經諸州四分之三的州議會或四分之三的州修憲大會批准時，即成為本憲法的一部分而產生全部效力。

憲法制訂者蓄意讓修正案難以通過完成。國會曾草擬超過9,000項修正案，然而國會僅呈遞33項修正案至各州，當然也只有27項修正案被各州批准。甚至僅有一項修正案通過州會議的批准，也就是第21條修正案。所有其他修正案則是經過州議會的批准。

憲法規定各州批准提出修正案完全無時間限制。但是法院卻認為修正案應於”合理時間”內通過批准且國會應決定”合理”的定義，像是第27條修正案是於1992年5月7日公佈，也就是在提出後過202年才正式批准。自90年代初期，大多數提出修正案的必要條件為必須在7年內完成批准。

第六條

國債

(1) 合眾國政府於本憲法被批准之前所積欠之債務及所簽訂之條約，於本憲法通過後，具有和在邦聯政府時同等的效力。

註釋：

這項條款保證美國政府於本憲法批准之前所積欠之債務及所簽訂之條約，於本憲法通過後，具有和在邦聯政府時同等的效力。

全國之最高法律

(2) 本憲法及依本憲法所制定之合眾國法律；以及合眾國已經締結及將要締結的一切條約，皆為全國之最高法律；每個州的法官都應受其約束，任何一州憲法或法律中的任何內容與之抵觸時，均不得有違這一規定。

註釋：

這項條款就是著名的最高條款(supremacy clause)，也稱為關鍵憲法(linchpin of the Constitution)，本憲法及依本憲法所制定之聯邦法律，以及聯邦政府已經締結及將要締結的一切條約，皆為全國之最高法律。這表示各州都應受其約束，任何一州憲法或法律中的任何內容與之抵觸時，均不得違反這一規定。這也意旨聯邦法律需與憲法符合一致才得以生效。

(3) 前述之參議員及眾議員，各州州議會議員，合眾國政府及各州政府之一切行政及司法官員，均應宣誓或誓願擁護本憲法；但合眾國政府之任何職位或公職，皆不得以任何宗教標準作為任職的必要條件。

註釋：

這項條款要求聯邦政府及各州政府之一切行政及司法官員均應宣誓或誓願擁護美國憲法而非各州憲法。這項條款也規定聯邦政府之任何職位或公職，皆不得以任何宗教標準作為任職的必要條件。這項條款僅適用於聯邦政府，但是第14條修正案的相同規定則適用於州政府及地方政府。

第七條

批准憲法

本憲法經過九個州的制憲大會批准後，即在批准本憲法的各州之間開始生效。

Delaware 

Geo: Read

Gunning Bedford jun

John Dickinson 

Richard Bassett 

Jaco: Broom 

Maryland

James McHenry

Dan of St Thos. Jenifer 

Danl Carroll

Virginia

John Blair--

James Madison Jr.

North Carolina

Wm. Blount

Richd. Dobbs Spaight

Hu Williamson 

South Carolina

J. Rutledge

Charles Cotesworth Pinckney

Charles Pinckney

Pierce Butler

Georgia 

William Few

Abr Baldwin

New Hampshire

John Langdon

Nicholas Gilman

Massachusetts

Nathaniel Gorham

Rufus King

Connecticut

Wm. Saml. Johnson

Roger Sherman

New York

Alexander Hamilton 

New Jersey

Wil: Livingston

David Brearley.

Wm. Paterson. 

Jona: Dayton 

Pennsylvania

B Franklin

Thomas Mifflin

Robt Morris

Geo. Clymer

Thos. FitzSimons

Jared Ingersoll

James Wilson

Gouv Morris

憲法修正案

附加註釋

權利法案

首先的10 條修正案被稱為權利法案，在1789年9月25日被提出，1791年12月15日被通過。原本只限用於聯邦政府，但第14條修正案宣告任何州，如未經適當法律程序 ("due process of law") ，均不得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法案中大部分是對政府施加限制－－規定聯邦政府所不能做的事。結果，在一般情形下，這項法案也被最高法院解釋為適用於州政府。

如上所示，權利法案原本包括12條但是各州只通過當中的10條。權利法案的原始版本存放在華盛頓特區的國家檔案館裡。網路版本:

http://www.archives.gov/

national_archives_experience/

charters/bill_of_rights.html

(The National Archives) 

美國憲法的增修條款，依照原憲法第五條的規定由國會提案並經過一些州通過。


權利法案

第一條修正案

宗教、言論、出版的自由以及集會和請願之權利

國會不得制定有關下列事項的法律：確立一程宗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剝奪言論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剝奪人民和平集會及向政府要求伸冤的權利。

注釋:

許多國家都會通過法律確認其正統宗教或教派(established church)，並獲得政府基金的支持。這條修正案禁止國會設立宗教，也就是禁止政府支持或支援宗教教義。此外，國會不得通過法律禁止人民的信教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或和平集會的自由。國會也不得限制人民向政府請願救濟之權利。最高法院解釋第14條修正案為適用於州政府及聯邦政府的首條修正案。


權利法案

第二條修正案

攜帶武器的權利

紀律良好的民兵隊伍，對於一個自由國家的安全實屬必要；故人民持有和攜帶武器的權利，不得予以侵犯。

注釋:

本修正案是以兩種方式解釋。有些人認為此修正案賦予一般公民攜帶武器之權利；其他人則認為此修正案賦予各州擁有各自的國民軍以保障每一州之治安所必需。


權利法案

第三條修正案

士兵居住民房

任何兵士，在和平時期，未得屋主的許可，不得居住民房；在戰爭時期，除非照法律規定行事，亦一概不得自行占住。

注釋:

本修正案是由於英國在佔領美國期間常未經屋主之許可駐紮軍隊於民房而逐漸發展而成。


權利法案

第四條修正案

搜索和拘捕狀

人人具有保障人身、住所、文件及財物的安全，不受無理之搜索和拘捕的權利；此項權利，不得侵犯；除非有可成立的理由，加上宣誓或誓願保證，並具體指明必須搜索的地點，必須拘捕的人，或必須扣押的物品，否則一概不得頒發搜捕狀。

注釋:

這項條款並非禁止合法授權的搜索、查封物品或拘留逮捕，但是在大多數情況下需有法官頒發的搜索票、拘票或扣押狀才得以進行搜索。最高法院規定如有證據證明違反第4條修正案，則不得執行刑事審判。


權利法案

第五條修正案

在刑事案件中的權利

非經大陪審團提起公訴，人民不應受判處死罪或會因重罪而被剝奪部分公權之審判；惟於戰爭或社會動亂時期中，正在服役的陸海軍或民兵中發生的案件，不在此例；人民不得為同一罪行而兩次被置於危及生命或肢體之處境；不得被強迫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自證其罪，不得不經過適當法律程序而被剝奪生命、自由或財產；人民私有產業，如無合理賠償，不得被徵為公用。

注釋:

處以死刑的罪行稱為死刑罪(capital crime)。處以死刑或其他重罪之審判稱為不名譽之罪(infamous crime)。這項條款保證非經大陪審團(grand jury)提起公訴(indicted)，人民不受死罪或其他不名譽罪之審判。大陪審團是指從一個地區召集起來對特定管轄範圍內的某項犯罪進行調查的一群人。同一政府不得對同一罪犯、同一罪名執行一罪兩罰(double jeopardy)，除非陪審團不同意判決、宣告誤判或要求重新審判才得以進行第二次審訊。這項修正案也保證不得強迫刑事罪犯自證其罪。

正當程序條款(due process clause)聲明未經正當法律手續不得剝奪人民生命、自由或財產，此為憲法最重要的條款之一。第14條修正案也有限制州政府權力的相同法規。此條款反映出人民的生命、自由或財產完全不受政府官員的限制影響，且這個概念也可以追溯至1215年的大憲章(Magna Carta)，非經上院議員或英國憲法的合法判決，英國國王不得關押監禁或危害傷害人民。 

最高法院可以將正當程序條款(due process clause)(與限制州政府權力的第14條修正案雷同)應用在各種不同的情況上。直到90年代中期，法院才運用正當程序條款撤銷制止人民自由使用財產的法律。今天，法院運用正當程序條款否決干擾個人自由的法律。

此項修正案也規定政府非有公正賠償(fair payment)，不得將私產收為公用。政府不經所有人同意將其私有財產取供公用的權力稱為公用徵收(eminent domain)。政府必須支付所有人公平賠償後才得以徵收土地作為公路幹道、學校及其他公共設施。


權利法案

第六條修正案

公平審判的權利

在所有刑事案中，被告人應有權提出下列要求：要求由罪案發生地之州及區的公正的陪審團予以迅速及公開之審判，並由法律確定其應屬何區；要求獲悉被控的罪名和理由；要求與原告的證人對質；要求以強制手段促使對被告有利的證人出庭作證；並要求由律師協助辯護。

注釋:

在一切刑事訴訟中，被告應享有下列之權利：發生罪案之州或區域之公正陪審團予以迅速之公開審判。之所以要求”迅速之公開審判”就是因為英國有些政治審判常拖延數年，接著就變成秘密審訊。被告需被通知告發事件之性質與理由且准與對造證人面對面對質。否則如果法院將不知名證人之證言當作證據，則可能處罰到無罪之人。這項修正案保證被告可以與對造證人面對面對質及交叉盤詰。最後，被告如有需要可以聘請律師為之辯護。假如被告無法負擔律師費用，最高法院可以委任律師代表被告。


權利法案

第七條修正案

在民事案件中的權利

在引用習慣法的訴訟中，其爭執所涉及者價值超過二十元，則當事人有權要求陪審團審判；任何並經陪審團審判之事實，除依照習慣法之規定外，不得在合眾國任何法院中重審。

注釋:

第6條修正案規定刑事案件需由陪審團審判。第7條修正案則規定民事案件訴訟之訴訟標的超過二十元者，仍保留其由陪審團審判之權。此修正案僅適用於聯邦法院，但是大多數州憲法不論是民事案件或刑事案件都會要求陪審團審判。


權利法案

第八條修正案

保釋，罰款與刑罰

不得要求過重的保釋金，不得課以過高的罰款，不得施予殘酷的、逾常的刑罰。

注釋:

保釋金、罰金及懲處都必須以公平及人道的原則執行。最高法院在1972年著名的「富曼訴喬治亞州Furman v. Georgia」案中，廢除了所有違憲的死刑法規，因為法院鑑於死刑判決既不公平且不一致，所以必須暫停此種殘酷及異常之刑罰。各州基於聯邦最高法院的裁決，紛紛開始修改死刑法。法院如此規定，如果能運用某些標準防範獨斷專制及變化無常的懲處即能針對刑事案件判處死刑。 


權利法案

第九條修正案

保留給人民的權利

憲法中列舉的某些權利，不得被解釋為否認或輕視人民所擁有的其他權利。

注釋:

有些人會擔心人權法案裡列舉的權力可能解釋為否認或取消人民所保有之其他權利。所以本修正案的成立是為了避免產生此種誤解。


權利法案

第十條修正案

保留給州和人民的權利

舉凡憲法未授予合眾國政府行使，而又不禁止各州行使的各種權力，均保留給各州政府或人民行使之。

注釋:

本修正再度向人民保證美國政府將不會蠶食鯨吞各州。未授予美國政府或未禁止各州行使之權限，皆保留於各州或其人民。舉例而言，各州有權自行處理結婚及離婚事宜。


第十一條修正案

對州的訴訟

本修正案於1794年3月4日提案，於1795年2月7日通過。

合眾國的司法權，不得被解釋適用於由任何一州的公民或任何外國公民或國民依普通法或衡平法合眾國一州提出或起訴的任何訴訟。

注釋:

本修正案規定任一州公民不得在聯邦法院裡控訴他州公民。此修正案導致1793年的「奇澤姆訴喬治亞州Chisholm v. Georgia」案，南卡羅來納州的州民因為繼承權問題控訴喬治亞州的州民。喬治亞州主張此案不得向聯邦法院提出訴訟，然而最高法院判決南卡羅來納州可以提出訴訟。之後喬治亞州便率先將此修正案增加至憲法內。即使如此，人民為了防止這些當權者剝奪他們的憲法權利，他們還是可以向聯邦法院採取控訴行動。


第十二條修正案

選舉總統與副總統

本修正案於1803年12月9日提案，於1804年7月27日通過。

各選舉人應在其本身所屬的州內集合，投票選舉總統和副總統，其中至少應有一人不屬本州居民。選舉人應在選票上寫明被選為總統之人的姓名，並在另一選票上寫明被選為副總統之人的姓名。選舉人應將所有被選為總統之人和所有被選為副總統之人，分別開列名單，寫明每人所得票數；他們應在該名單上簽名作證，並將封印後的名單送至合眾國政府所在地，交與參議院議長。參議院議長應在參眾兩院全體議員面前拆所有來件，然後計算票數。獲得總統選票最多的人，如所得票數超過所選舉人總數的半數，即當選為總統。如無人獲得過半數票，眾議院應立即從選為總統之名單中得票最多但不超過三人之中進行投票選舉總統。但以此法選舉總統時，投票應以州為單位，即每州代表共有一票。如全國三分之二的州各有一名或多名眾議員出席，即構成選舉總統的法定人數，當選總統者需獲全部州的過半數票。如選舉總統的權利轉移到眾議院，而該院在次年三月四日前尚未選出總統時，則由副總統代理總統，與總統死亡或憲法規定的其他喪失任職能力的情況相同。得副總統選票最多的人，如所得票數超過所選派選舉人總數的半數，即當選為副總統。如無人得過半數票，參議院應從名單上兩個得票最多的人中選舉副總統。選舉副總統的法定人數為參議員總數的三分之二，當選副總統者需獲參議員總數的過半數票。但依憲法無資格擔任總統的人，也無資格擔任合眾國副總統。

注釋:

本修正案規定投票選舉總統與副總統的總統選舉團成員稱為總統選舉人(elector)。此修正案起源於1800年的選舉。在當時選舉人需不具名投選兩位候選人，凡獲總統選舉票最多者即當選為總統，票數第二的則當選為副總統。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湯瑪斯·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與民主黨副總統候選人阿倫·伯爾(Aaron Burr)在當時獲得相同的票數，此不分勝負的選舉將由聯邦黨控制的眾議院進行審理。眾議院最後選擇了傑佛遜(Jefferson)為總統，但是因為決議過程太久以致於人民很擔心在總統就職日(Inauguration Day)前還無法選出總統。眾議院也曾於1825年挑選出另一位總統－約翰·昆西·亞當斯(John Quincy Adams)。


第十三條修正案

解放奴隸

本修正案於1865年1月31日提案，於1865年12月6日通過。

第一款

苦役或強迫勞役，除用以懲罰依法判刑的罪犯之外，不得在合眾國境內或受合眾國管轄之任何地方存在。

注釋:

亞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總統與1863年頒發奴隸解放令釋放仍主張蓄奴的美利堅聯盟國之奴隸。本修正案規定美國境內或屬美國管轄區域之內不准有奴隸制度之存在。


第十三修正案

第二款

國會有權以適當立法實施本條。


第十四條修正案

人民的權利

本修正案於1866年6月13日提案，於1868年7月9日通過。

第一款

任何人，凡在合眾國出生或歸化合眾國並受其管轄者，均為合眾國及所居住之州的公民。任何州不得制定或執行任何剝奪合眾國公民特權或豁免權的法律。任何州，如未經適當法律程序，均不得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亦不得對任何在其管轄下的人，拒絕給予平等的法律保護。

注釋:

本修正案的主要目地是保證之前出生或歸化於美國並受其管轄之奴隸皆為美國及其所居之州公民，且必須保障他們不受各州的歧視與不公平待遇。此修正案將釐清何謂公民之權力。由於各州公民是民族國家公民附帶產生的結果，所以居住在一州的美國公民也會成為該州的公民。所有根據美國法律歸化美國的人都可稱為美國公民，且只要是在美國出生的人，不論他的父母是何種國籍他都是美國公民。除非他的父母是其他國家的外交使節或戰時佔領期間的敵方，由於這些身份並不屬於美國的管轄範圍，所以列為例外狀況。本修正案並不承認居住在保留區的美國原住民為美國公民，但是國會通過法律承認其美國公民的身份。

「正當法律程序原則due process of law」解釋為禁止各州違反人權法案的大部分權力以避免聯邦政府剝奪人權，它也解釋為利用本身的法律力量保護其他權力。無論何州，不得否定管轄區內任何人法律上平等保護之權利，這也是許多最高法院裁決公民權的基礎原則。舉例來說，1954年的布朗起訴教育局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中，法院宣告公立學校的種族隔離違反憲法。從那時起，最高法院便宣布任何政府支持或認可的種族隔離形式均爲非法。

第十四修正案

第二款

各州眾議員的數目，應按照各該州的人口數目分配；此項人口，除了不納稅的印第安人以外，包括各該州全體人口的總數。但如果一個州拒絕任何年滿二十一歲的合眾國國男性公民，參加對於美國總統及副總統選舉人、國會眾議員、本州行政及司法官員或本州州議會議員等各項選舉，或以其他方法剝奪其上述各項選舉權(除非是因參加叛變或因其他罪行而被剝奪) ，則該州在眾議院議席的數目，應按照該州這類男性公民的數目對該州年滿二十一歲男性公民總數的比例加以削減。

注釋:

此項修正案規定各州之男性居民拒絕在聯邦選舉中投票之懲處原則。限制投票的各州也會按照比例核減眾議員人數。因為此懲處從未實行過，所以已由第19條與第26條修正案取而代之。

第十四修正案

第三款

任何人，凡是曾經以國會議員、合眾國政府官員、州議會議員或任何州的行政或司法官員的身分，宣誓擁護合眾國憲法，而後來從事於顛覆或反叛國家的行為，或給予國家的敵人以協助或方便者，均不得為國會的參議員、眾議員、總統與副總統選舉人，或合眾國政府或任何州政府的任何文職或軍職官員。但國會可由參議院與眾議院各以三分之二的多數表決，撤銷該項限制。

注釋:

此項條款僅具歷史價值。它的目的在於防止加入南方聯盟的聯邦官員再度任職聯邦官員。

第十四修正案

第四款

對於法律批准的合眾國公共債務，包括因支付平定作亂或反叛有功人員的年金和獎金而產生的債務，其效力不得有所懷疑，但無論合眾國或任何一州，都不得承擔或償付因援助對合眾國的作亂或反叛而產生的任何債務或義務，或因喪失或解放任何奴隸而提出的任何賠償要求；所有這類債務、義務和要求，都應被視為非法和無效。

注釋:

本條款保證將償付所有美國內亂期間所負之國債，但是南方聯盟積欠的所有債務則因為非法而不發生效力。此條款也表示之前的奴隸所有者不得因奴隸解放而要求補償。

第十四修正案

第五款

國會有權以適當立法實施本條規定。


第十五條修正案

非裔美國人的投票權

本修正案於1869年2月26日提案，於1870年2月3日通過。

第一款

合眾國政府或任何州政府，不得因種族、膚色，或以前曾服勞役而拒絕給予或剝奪合眾國公民的選舉權。

注釋:

根據第14條修正案規定曾為奴隸的美國黑人已正式成為美國公民。第15條修正案規定美國或其任何一州，對於美國任何公民之投票權，不得以種族、膚色或曾為奴隸而否定或削奪之。然而有些南方州在60年代以前都還是否定黑人的投票權。當國會通過法律執行此修正案且最高法院宣稱南方這種規避法律的行為是違反憲法及法律程序後情況才有變化。

第十五修正案

第二款

國會有權以適當立法實施本條。


第十六條修正案

所得稅

本修正案於1909年7月12日提案，於1913年2月3日通過。

國會有權對任何來源的收入課征所得稅，無須在各州按比例進行分配，也無須考慮任何人口普查或人口統計數。

注釋:

國會在1894年通過所得稅法，但是最高法院宣佈所得稅為直接稅且必須分配於各州，造成國會難以課徵該稅。此修正案授權國會在不必分配於各州的前提下徵收任何收入之所得稅。


第十七條修正案

直選參議員

本修正案於1912年5月13日提案，於1913年4月8日通過。

(1) 合眾國參議院由每州人民各選參議員二人組成，任期六年；每名參議員有一票的表決權。各州選舉人，應具有該州議會中人數最多一院所必需之選舉人資格。

(2) 當任何一州有參議員出缺時，該州行政當局應頒布選舉令，以便補充空額。各州州議會授權該州行政當局任命臨時參議員，其任期至該州人民依照州議會的指示進行選舉缺為止。

(3) 對本條修正案所作之解釋，不得影響在此修正案作為憲法的一部分而生效以前當選的任何參議員的選舉或任期。

注釋:

此修正案收回州議會的參議員選舉權並將投票權還回州選民手中。


第十八條修正案

禁止酒類

本修正案於1917年12月18日提案，於1919年1月16日通過。

第一款

本條批准一年後，禁止在合眾國及其管轄下的所有領土內釀造、出售和運送作為飲料的致醉酒類；禁止此等酒類輸入或輸出合眾國及其管轄下的所有領土。

第十八修正案

第二款

國會和各州同樣和各州同樣有權以適當立法實施本條。

第十八修正案

第三款

本條候除非在國會將其提交各州之日起七年以內，由州議會按憲法規定批准為憲法修正案，否則不發生效力。

注釋:

此條款為禁令修正案，禁止人民在美國及其管轄土地區內製造、販售或轉運酒類飲料。本條款在1933年由第21條修正案取而代之。


第十九條修正案

婦女的選舉權

本修正案於1919年6月4日提案，於1920年8月18日通過。

第一款

合眾國公民的選舉權，不得因性別緣故而被合眾國或任何一州加以否定或剝奪。

第十九修正案

第二款

國會有權以適當立法實施本條。

注釋:

本修正案賦予婦女投票權。在此之前，婦女投票權法案一個接著一個呈遞引進國會，經過40多年後才終於通過。


第二十條修正案

總統與國會的任期

本修正案於1932年3月2日提案，於1933年1月23日通過。

第一款

如本條未獲批准，總統和副總統的任期應在原定任期屆滿之年的一月二十日正午結束，參議員和眾議員的任期應在原定任期屆滿之年的一月三日正午結束，他們的繼任人的任期應在同時開始。

第二十修正案

第二款

國會每年至少應開會一次，除國會依法另訂日期外，此種會議應在一月三日正午開始。

第二十修正案

第三款

如當選總統在規定總統任期開始之時已經死亡，當選副總統應即成為總統。如在規定總統任期開始的時間以前，總統尚未選出，或當選總統不合資格，當選副總統應在有合乎資格的總統之前代理總統職務。倘當選總統或當選副總統均不合乎資格時，國會得依法作出規定，宣布何人代理總統，或宣佈遴選代理總統的方法。此人在有合乎資格的總統或副總統前，應代行總統職務。

第二十修正案

第四款

在選舉總統的權利交到眾議院，而可選為總統的人有人死亡時；在選舉副總統的權利交到參議院，而可選為副總統的人中有人死亡時；國會得依法對這些情況作出決定。

第二十修正案

第五款

第一款和第二款應在緊接本條批准以後的十月十五日生效。

第二十修正案

第六款

本條除非在其提交各州之日起七年以內，由四分之三的州議會批准為憲法修正案，否則不發生效力。

注釋:

此修正案稱為跛鴨修正案(Lame Duck Amendment)，將新當選的總統及國會議員就職日期移到與選舉接近的日期。跛鴨(Lame Duck)指的是未重新選舉卻繼續連任的官員。在此修正案生效之前，國會議員及總統的選舉是在11月舉行，但是落選的議員及總統卻要等到隔年的三月才正式卸任，所以在這段期間內，他們會盡是通過一些對自己有利的法案。


第二十一條修正案

廢除禁令

本修正案於1933年2月20日提案，於1933年12月5日通過。

第一款

美利堅合眾國憲法修正案第十八條現予廢除。

第二十一修正案

第二款

禁止在合眾國任何州、領土或屬地，違反當地法律，為發貨或使用而運送或輸入致醉酒類。

第二十一修正案

第三款

本條除非在國會將其提交各州之日起七年以內，由各州修憲會議依照本憲法規定批准為憲法修正案，否則不發生效力。

注釋：

此修正案廢除第十八條修正案。


第二十二條修正案

限制總統任期為2任

本修正案於1947年3月24日提案，於1951年2月27日通過。

第一款

無論何人，當選擔任總統，職務不得超過兩次；無論何人，於他人當選總統任期內擔任總統職務或代理總統兩年以上者，不得當選擔任總統職務超過一次。但本條不適用於在國會提出本條時正在擔任總統職務的任何人；也不妨礙在本條開始生效時正在擔任總統職務或代行總統職務的任何人，在此屆任期屆滿前繼續擔任總統就職務或代行總統職務。

第二十二修正案

第二款

本條除非在國會將其提交各州之日起七年以內，由四分之三州議會批准為憲法修正案，否別不發生效力。

注釋:

本修正案規定任何當選為總統者，不得超過兩任。任何人繼任為總統之職權者，其任職期間如超過兩年以上，任滿後僅能獲選連任一次。且總統任職的期間不得超過10年。本條款是由於有人認為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總統不應該連任四屆而產生，所以總統任滿後僅能獲選連任一次。


第二十三條修正案

哥倫比亞特區的選舉權

本修正案於1960年6月16日提案，於1961年3月29日通過。

第一款

合眾國政府所在地的特區，應依國會規定方式選派：

一定數目的總統和副總統選舉人，特區如同州一樣，其選舉人的數目等次它有權在國會擁有的參議員和眾議員人數的總和，但決不得超過人口最少之州的選舉人數目。他們是各州所選派的選舉人以外另行增添的選舉人，但為選舉總統和副總統目的，應被視為一個州選派的選舉人；他們應在特區集會，履行第十二條修正案所規定的職責。

第二十三修正案

第二款

國會有權以適當立法實施本條。

注釋:

本修正案同意哥倫比亞特區公民可依國會規定之方式選派總統與副總統之選舉人。然而，他們並未擁有國會議員的投票權。


第二十四條修正案

投票稅

本修正案於1962年8月27日提案，於1964年1月23日通過。

第一款

合眾國公民在總統或副總統、總統或副總統選舉人、或國會參議員或眾議員的任何預選或其他選舉中的選舉權，不得因未交納任何人頭稅或其它稅而被合眾國或任何一州加以否定或剝奪。

第二十四修正案

第二款

國會有權以適當立法實施本條。 

注釋:

本修正案規定美國各州不得因美國公民未納人頭稅或其他捐稅，而否定或剝奪他們在選舉中之投票權。最高法院解釋第14條修正案如同保護條款禁止各州在選舉中強制徵收人頭稅。人頭稅的定義並非投票稅，最早可追溯至英國向農民徵收人頭稅。有些州政府曾為了制止貧者與黑人投票而徵收這種稅金。


第二十五條修正案

總統不能視事與繼任

本修正案於1965年7月6日提案，於1967年2月10日通過。

第一款

如遇總統免職、死亡或辭職時，副總統成為總統。

第二十五修正案

第二款

當副總統職位出缺時，總統應提名一名副總統，在國會全院均以過半數票批准後就職。

注釋:

本條款規定填補副總統職缺之原則。福特(Gerald R. Ford)是首位於1973年根據修正條款選出來的副總統。在副總統斯皮羅·阿格紐(Spiro T. Agnew)辭職後，尼克森(Richard M. Nixon)總統便提名福特(Gerald R. Ford)繼任。之後尼克森(Richard M. Nixon)總統在1974年辭職，福特(Gerald R. Ford)順理成章繼任為總統。洛克菲勒(Nelson A. Rockefeller)於是按照新程序繼任為副總統。這也是美國首次總統與副總統都非經由選舉產生。在此修正案產生效力之前，副總統職缺在下屆總統選舉前將維持空缺。

第二十五修正案

第三款

當總統向參議院臨時議長和眾議院議長提交書面聲明，聲稱他不能夠履行其職務的權力和責任時，在他再向他們提交一份內容相反的書面聲明前，此種權力和責任應由副總統以代總統身分履行。

注釋：

本修正案規定當總統不能視事時副總統當繼任為總統。副總統喬治·布希(George W. Bush)是美國首位代理總統。他曾於總統雷根(Ronald Reagan)在1985年7月13日進行癌症手術時代理執行職務8個小時。

第二十五修正案

第四款

當副總統和行政各部或國會一類的其他機構的多數長官，依法律規定向參議院臨時議長和眾議院議長提交書面聲明，聲稱不能夠履行總統職務的權利和責任時，副總統應立即以代總統身分承受總統職務的權力和責任。此後，當總統向參議院臨時議長和眾議院議長提交書面聲明，聲稱喪失能力的情況並不存在時，他應恢復總統職務的權力和責任，除非副總統和行政各部或國會一類的其他機構的多數長官依法在四天內向參議院 臨時議長和眾議院議長提交書面聲明，聲稱總統不能夠履行其職務的權力和責任。在此種情況下，國會應對此問題做出決定；如國會正在休會期間，應為此目的在四十八小時內召集會議。

如國會在收到後一書面聲明後的二十一天以內，或如適逢休會期間，在國會按照要求召集會議以後的二十一天以內，以兩院的三分之二多數票決定總統不能夠履行其職務的權力和責任時，副總統應繼續代理總統職務；否則總統應恢復其職務的權力和責任。


第二十六條修正案

18歲擁有選舉權

本修正案於1971年3月23日提案，於1971年7月1日通過。

第一款

已滿十八歲和十八歲以上的合眾國公民的選舉權，不得因為年齡關係而被合眾國或任何一州加以否定或剝奪。

第二十六修正案

第二款

國會有權以適當立法實施本條。

注釋:

本修正案禁止美國任何一州因年齡而否定或剝奪十八歲以上美國公民之投票權。


第二十七條修正 

國會議員的任職報酬

本修正案於1789年9月25日提案，於1992年5月7日通過。

新一屆眾議員選出之前，任何有關改變參議員和眾議員的任職報酬的法律，均不得生效。 

注釋：

本修正案最初是由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提出、1789年由國會批准通過並呈遞予各州批准認可，然而過了200年仍未獲得所必須的38州之多數批准。國會薪資調漲招來的輿論批評導致密西根州於1992年5月7日成為批准此修正案的第38州。本修正案規定參議員或眾議員投票調漲他們個人的薪資時僅能受惠於國會議員(包括在職國會議員及新任職的國會議員)。

谢选骏指出：人説“美國憲法附加註釋”——我看這些“憲法附加註釋”都是美國風俗的產物，對於其他社會僅有參考價值，如果强行搬用，將出現類似“共產黨改造社會”那樣的荒謬結果。


【08、揭开美国制宪会议的面纱——“辩论”成功的法则】


《揭开美国制宪会议的面纱——“辩论”成功的法则》（李松锋 《法律书评》（第5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版）報道：

[正文]

宪法不是像传说所说的智慧女神的单个头脑中的产物，而应视作许许多多头脑和许许多多双手的产物。 ——麦迪逊[1] 

在当今世界，美国可能是唯一一个不可被小看和忽视的国家。这不仅仅是因着它无国匹敌的军事力量和巨高不下的国民生产总值，更因着它富有魅力的美利坚文化和神秘莫测的法治积淀。然而，更令人称奇的是，“这个国家既非‘百年老店’，有什么‘祖传秘方’可以‘见血封喉’；更非‘千年大国’，有什么‘悠久传统’可以‘厚积薄发’”[2]相反，在当今世界的大国中，它的历史最短，基础最差，起步最晚，底蕴最薄。那怎么能在区区二百多年间（应该是区区一百多年间），一跃成为首屈一指乃至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了呢？不管你列举多少条理由，我想有一点是不应忽视的，那就是自建国之始制定，至今一字未改，用来构建美国政治制度的宪法。[3]在这二百多年的腥风血雨中，美国宪法只是与时俱进地增加了27条修正案，便足以在这个“多事之秋”维护了美利坚的稳定和长盛不衰，这的确是个奇迹。而二百多年前的那个制宪会议也随着时间的流失愈加显得神秘莫测，当初那群参与制定宪法者真成了“半神半人的汇集”（杰弗逊语）。 

想当年，二百多年前的美洲大陆，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去，那里的人们还未来得及享受战争胜利所带来的喜悦，州与州之间的矛盾却开始浮现，而此前制定的邦联条款已根本无法解决这类矛盾。不得已，弗吉尼亚和马里兰于1785年3月各派代表在华盛顿将军隐居的芒特弗农开会商讨两州间有关商务和航运纠纷问题。但这种双边性单打独斗的解决方案根本无法应对日益扩大的州际贸易和随之而来的州际纠纷。于是，华盛顿、麦迪逊和伦道夫等先知先觉者积极向大陆会议倡议各州派代表以商讨修订邦联条例。因此就有了1787年那个夏天的故事， 五十五名“半神半人”憋在费城闹市的一间陋室里，神不知鬼不觉地造出了一部享誉世界的美国宪法。 

那个夏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五十五名制宪者又是如何制定出了这部传世杰作？这些问题一直吸引着学术研究者以及充满好奇者的心思。好在当时制宪会议上有一位出身富家的少爷公子，在那长达三个多月的酷暑里，不仅每会必到，认真聆听，积极发言，且每晚还撰写笔记，对每一次讨论的情况做了尽量详细的记录，[4]为后人了解那次会议的真相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现经尹宣先生传译为中文，为汉语读者了解这一真相提供了方便。作为好奇者，我也随着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先生的记录，穿越时空的隧道，游走在二百多年前那个夏天的费城，与那五十五位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一道走过一个燥热但并不沉闷的夏天，感受那充满希冀与困惑的时代。现根据我的感受，试着用笨拙的文字来揭开二百多年前美国制宪会议的神秘面纱，以发掘其成功之道。 理性与务实的心态 

如果我们设计的政府，有足够的生机，能积极展开活动，足以使我们免于屈辱，维护我们国内的幸福和安全，这就是我们对这个政府的全部期望。 

——查尔斯·平克尼[5] 

美国制宪会议的成功当然是多方因素作用的结果，但笔者认为在这些因素当中，首当其冲的应是代表们时刻保持着理性和务实的心态。他们既没有被独立战争的胜利冲昏头脑，更没有在家国之秋迷失方向，而是极其认真地反思并极力探讨“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6]当然，这也是摆在制宪会议代表们面前的最大考验。在会议刚开始的时候，谁也没有把握会议能够成功，甚至不知道这次会议能走多远，更何况面对如此“根深蒂固”的问题。 

在迷茫与困惑之际，何况他们从事的还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最需要的是理性，而不是激情。但他们做到了。参加会议的代表并没有“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的壮志豪情，而是孜孜致力于制定一部好用的且不一定好看的宪法（纵然现在看来，这部宪法因为好用而显得好看）。他们只求所设计的政府“有足够的生机，能积极展开活动，足以使我们免于屈辱，维护我们国内的幸福和安全”[7]就足够了。他们意图“不是创造一个十全十美的、正义民主的、能流芳百世让后人和他人景仰的政治体制，而是为了寻求一种现实的、有效的、能够即时挽救正在走向失败边缘的美利坚联邦的政治途径。”[8]所以，他们不是驻足于宏大的抽象理论，甚至不用顾忌理论上的自恰，而是针对现实中的一点一滴，字斟句酌。许多时候是讨论了几天即将确定下来的方案，会因为一点点问题不得不推倒重来。因为这部宪法是要解决实际问题，不是招牌，也不是贡品。 

正是这种理性和务实的心态，使他们不至于被仇恨的激情遮蔽眼目。在制宪会议的辩论中，代表们谈论得最多的参考对象，就是他们刚刚赶走的敌人——英国，和正对这个尚在襁褓中的新生儿虎视眈眈的法国。在考虑设计政府的方案中，他们完全没有顾虑“姓英还是姓法”之类的问题，因为他们早已明白了用“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来判断所拿来的东西是否可用。宪政制度的设计在他们眼里纯粹是一项科学的事业，而科学自然是无国界的，无姓别的，只遵从客观事实。他们正是通过冷静地对涉及到的各项因素进行解剖、分析和组合，通过经验的考察和逻辑的推导，探寻种种细小设计的利弊得失之后，才设计出了一种大体正确，也现实可行的政体，从而进行了一场“理性的革命”。[9]弗吉尼亚代表乔治·梅森在会议期间写给家里的一封信上曾坦言：“当年跟英国造反，建立新政府，和我们现在面临的事情相比，已经算不得什么了。那个时候，大家都兴奋着，激励着人心。我们现在却要完全靠沉着冷静的理性，来思考这个政府体制会对那些甚至尚未出生的人的幸福会有什么影响。”[10]可见代表们已经知道第一场革命是激情的革命，而现在所从事的可看作美利坚建国的第二场革命，是“理性的革命”，是需要深思熟虑，靠着智慧进行的科学性的革命。因此在长达116天的辩论中，不管代表们表现的是温文尔雅，娓娓道来，还是口若悬河，激情澎湃，[11]其在内心都是深思熟虑，对每一个问题都要权衡再三。 

制定一部宪法，实际上是在构建一个政府体制和建立一个国家，因此“应该以前瞻的眼光，看看应该做的事情的效果和影响。只有这些效果和影响，才是我们的行为指南”。[12]因为“一个政府，说到头来，至少要切合实际、能够运作”。[13]这一点在麦迪逊先生讨论议会第二院的组成方式时即明确指出：“为了正确判断第二院采取怎样的形式为好，最好先看看第二院需要实现哪些目的。……一个国家的人民，在一个稳健的时刻，讨论组建政府的方案，又有其他国家的经验作为借鉴，他们最希望得到保障的，首先是他们自己的幸福”[14]。在三个多月的辩论中，代表们面临了各式各样的选择：各邦是走向统一，还是分离？是走向共和，还是（纯粹）民主？如果选择了共和，那么是复合共和，还是单一共和等等。[15]不同的选择，将会引导这个国家和民族走向不同的方向。在这种紧急关头，恰是理性和务实的心态使代表们能在讨论具体问题的时候不至于迷失方向。他们凭着对人类理性的尊崇，对现实世界的把握，设计出了一部精密的机器，也是建造了一座伟大的建筑。 

宪法制定以后，为了让人民理解、选择和批准他们提出的宪法方案，代表们又在报刊上撰文，向人民进行解释，希望人民对新宪法既不要“盲目批准，也不要盲目否定。而是要进行认真而坦率的考虑。”[16]因为只有55名代表的理性对于一个即将诞生的国家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他们也需要并已开始向民众传递理性。 

确立会议规则 

法治即规则之治（The Rule of Law as a Law of Rules）——斯卡利亚（Scalia）[17] 

没有规矩，无以成方圆。——俗语

有着丰富生活经验的制宪代表们当然很清楚一套合理的会议规则对于会议的成功召开是多么重要。所以制宪会议召开的第一天代表们所作的一件重要事情就是选举一个会议规则起草委员会，着手制定会议规则。投票选举结果是法学教授韦思、律师汉密尔顿和律师平克尼三位先生当选，组成制宪会议规则的起草委员会。草案出来后又经过两天的认真讨论才确定下来。从而为会议辩论提供了程序性的要求。[18] 

首先是以邦为单位，少数服从多数。根据规则：“开会议事，出席者不得少于7个邦（超过13个邦的半数）；一切问题由出席代表足够的各邦投票，由多数邦做出决定。”[19]这里达到“代表足够”的要求由各邦的授权书决定，大多数邦规定至少三名代表出席算是代表足够，即可代表本邦意愿进行投票，而康涅狄格和马里兰规定，只要有一名代表出席即可，宾西法尼亚规定至少四名。但不管各邦具体规定为何，也不管每个邦有几名代表出席，表决是以邦为单位，每个邦的表决权平等。由此保证会议的代表性，以及会议表决结果的代表性。同时，这也是《邦联条例》中各邦平等原则的要求，以此作为会议的表决规则，体现其正当性与合法性，也容易得到各邦的一致认同。少数服从多数则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对一项决议的表决，以多数邦的意愿为表决结果；其次，在一个邦内，也以多数代表的意愿作为该邦的表决意愿。如一邦之内的代表，赞同与反对票数相等，则为该邦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当然，会议规则中的民主并不是要扼杀少数。相反，会议程序里还保留了大量对少数的照顾。比如“对一项议题作出决定之前，即使已经经过充分辩论，只要有一个邦坚持要求，即应推迟到次日再议”；且“在一天的会议进程中，任何时候有人提出休会动议，只要有人附议，即予执行，不再辩论”等等，以此保证少数的意见也能得到表达。正是这种规则使得各种意见——不管你是属于多数派，还是少数派——都能在会议中得到讨论，集各家之长，顾各方利益，由此绝对排除在“重大问题”上由“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的情况，[20]进而确保会议的成功。 

其次是确保保密工作，使代表们可以从容地对各种观点进行讨论。由巴特勒先生提议，会议规则补充规定“会议期间的任何发言，未经许可，不得付印，不得发表，不得传播”。但为了保证代表们可以无所顾忌地畅所欲言，这一点似乎还不够。他们又不顾费城夏天的闷热，执意关上窗子，生怕从街上能听到会议的争论。其实，也可以理解这种心情。政治本来就不是高尚得纯粹对良好的治世方式的探索，而更多的是一场道德沦丧、追逐名利的肮脏游戏。更何况这次的制宪会议本来就是各州有了矛盾才来协商，讨价还价的事情对于这群身着燕尾服，衣冠楚楚、重视荣誉的绅士来说，可能总感觉不自在。只有关起门来才适合掏出心底，拉下脸面，为利益而战。所以，制宪会议也因此区别于普通的立法程序，从而使代表们能够——事实上是鼓励——进行坦率的讨论和富有想象力的创造。[21] 

最后，为了不至于你一言、我一语东拉西扯地消磨时间，避免代表们通过转移话题来回避困难，会议规则专门规定 “一旦开始辩论一项议题，代表只能对这项议题本身提出修改意见，或深入发挥这项议题，或要求推迟讨论这项议题，会议中途不接受其他动议”。[22] 由此确保对某个议题的讨论不被中途岔开。[23]同时，为确保深入、细致地讨论每一个议题，在作出决定之前，即使已经经过充分辩论，只要有一个邦坚持要求，即应推迟到次日再议。这也是给每一个邦平等的发言机会。 

当然，会议的规则是很细致，甚至可以说是很繁琐的。而正是这套略显繁琐的程序才确保了制宪会议的成功，且这种成功不仅仅是达成了一个结果，制定出一部宪法，而是每一个代表，每一个邦的声音都能得到倾听和讨论，每一个人的意见和智慧都能得到认真对待。不仅赋予其宪法草案的合法性和合理性，[24]更是保证能集众家之长。由此想及今日的欧洲人固然也有一个伟大的梦想，但却因为缺乏一套合理的制宪程序，使得欧洲宪法走入歧途，胎死腹中，[25]可见一套会议规则的重要。 

经验与实际相结合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诗经·小雅·鹤鸣》

制宪会议召开时，所谓的“美利坚合众国”还不存在。严格说来，费城制宪会议并不是为一个已存在的国家制定宪法，而是通过制定宪法，把13个各自独立的“邦”联合起来，组建一个国家。[27]因此，所谓的“美国人”在当时不过是刚刚从大英帝国那里独立出来的那片蛮荒大陆上的乡巴佬。他们自由散漫，憎恶霸权，向往无拘无束的生活。如果不是因为迫于生计，他们恐怕是连国家和政府都不想要的。[28]所以，他们没有什么厚重的历史文化，也没有多少“前车之鉴”可供学习，他们的每一点努力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辩论》一书的作者，也是享有“宪法之父”美誉的麦迪逊先生在前往参加制宪会议之前，还专门托身在法国的杰斐逊为其购买宪法历史书籍，临时补习功课。但好在这些代表们善于学习和总结。虽然没有一个美国经验，但有十三个邦的经验可供学习，同时还有欧洲国家的经验，甚或是教训可供吸取。所以，他们从英国政治学家洛克那里借鉴了“有限政府”的理念，从法国法学家孟德斯鸠那里搬来了“三权分立”的武器，而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将这些理论创造性地与北美殖民地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便是制宪先贤们最了不起的地方。[29]从《辩论》记录来看，参加会议的代表既没有来自下层的工农兵群众，也排斥了思想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和自命不凡、好高骛远且又眼高手低的知识分子。他们当中有三分之二的人从事过和从事着法律业务，其中10人担任过各邦的法官。还有一些是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如华盛顿、富兰克林。他们对当时欧洲思想界最先进、最杰出的政治哲学理论应该都比较熟悉，有的恐怕是了如指掌。但他们更明白法律是对生活经验的总结，是要面向具体生活（这里的宪法主要面对的是政治生活）中的扫洒应对。所以代表们在制宪会议中几乎很少引经据典，而更多的是回顾和反思经验与教训，哪怕这些资源极其有限。除此之外，他们甚至还要求同代人考虑宪法时不要“盲目崇古”，不要相信“习俗”，而应根据“自己的明智、自己的具体情况以及从自己经验中得来的教益”，因为他们坚信只有经验才是“智慧的最后绝佳检验”。[30]所以最后制出的宪法“既能涵容政治哲学理论的精髓，又能深解人性和民情，不好高骛远，以奠定国政之基。”[31] 也就不足为奇了。 

参加会议的代表们一开始就很清楚“任何两个国家的人民，都不可能面临一模一样的形势和环境，使人承认，建立一个一模一样的政府，能实现同等的好处：一种政府制度，应该适合于它要治理的人民的习惯和禀赋，并且必须从人民当中生长出来。”[32]并且已知道一个成功法则，那就是“根据这个政府将要治理的人民的需要，量体裁衣，加以设计，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都会建立起一个积极行动、明智能干、能被世人接受的好政府”。[33]所以，我们看到制成的美国宪法，既渊源于当时流行于欧洲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政治学说，诸如天赋人权说、社会契约论、三权分立等，又体现了美国自身的传统和经验，诸如各州地位平等、殖民地议会及独立后州议会中一个议院由自由民直接选举、限制行政长官（总督及州长）的权力、强调法治等，[34]具有鲜明的美国特色。 

宪法草案制成以后，麦迪逊在向民众解释时就坦言：“我们的宪法并不是什么抽象理论的产物，而是‘我们政治形势特点所不可或缺的互相尊重忍让、友好敦睦精神’的产物，既然如此，从理论上去考察这部宪法的任何部分，也就是多余无用的。一个具有足够权力以实现其目标的共同政权，这是美国舆论的要求，更是美国政治形势的需要。”[35]看来我们对美国宪法的研究也应该更多地关注美国历史和美国的风土人情，而不仅仅是宏大的政治理论。 

原则与妥协[36] 

在不违背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他愿意与任何变通办法合作，只要能消除代议制问题上的难点就行。——麦迪逊[37]

真正意义上的宪政，无不具有协商性、妥协性、平衡性品格，立宪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基于不同利益和价值取向的各种社会力量，通过包括适度妥协在内的政治斗争达致整合性平衡的博弈过程。[39]1787年美国制宪会议正是通过正和博弈迅速取得立宪成功的典型例证，这部宪法是通过谈判而不是通过打仗完成的。来自五湖四海的代表们成分复杂，观点分歧，利益不同，导致他们对任何一个议题都很难达成一致意见。经常是一个代表提出一个方案，另一个代表就马上强烈反对，或干脆另起炉灶，提出新方案。幸亏有前述规则的保证，加上代表们的绅士风度，要不真有可能大打出手，甚至酿致战争都有可能。同时也幸亏大多数代表不是那么“坚守理想”和政治主张，而是以低标准来要求自己，认识到能做到最不坏，就是最好。 

为达成一致意见，汇聚费城的代表们不得不一次次地互相让步。其中有几个重大的妥协值得回味。首先是在会议一开始弗吉尼亚代表提出的宪法草案，史称“弗吉尼亚方案”（因由伦道夫向会议提出又称“伦道夫方案”），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大州利益，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就在对该方案的讨论行将结束时，新泽西的代表佩特森突然又提出另一个方案，史称“新泽西方案”（又称“佩特森方案”），代表小州利益，主张保持原有的邦联制。由此在国家主权属于联邦政府还是属于各州政府的问题上，出现了联邦主权派和州主权派的对立。经过激烈争论，两派分别做出让步，达成了一个“半中央集权、半邦联”的联邦制折衷方案，问题得以解决。[40]其次是在如何分配国会代表，大州与小州又争执不下。大州主张以人口为基础，依据各州人口总数按比例分配两院议席，小州则主张以州为单位，各州应在国会中享有平等的代表权。为此一度形成僵局，若不是“上天显灵”，会议恐将中途流产。最后是以康涅狄格代表提出的妥协案为基础，才勉强通过议会众议院按各州人口比例分配各州议席，参议院以州为单位分配议席。这是制宪会议中最大的一次妥协，且以此扭转制宪会议的僵局，故被史家誉为“大妥协”。 

大州与小州的分歧尚未解决妥当，又在计算众议院代表比例人口，黑人奴隶是否计算在内的问题上，出现了南方代表与北方代表的争执。南方代表希望黑人奴隶在分配直接税时算财产，选举时算人口，北方代表则认为黑人奴隶在征收财产税时算财产，国会选举时也不算人口。双方妥协的结果就是宪法中的五分之三条款，即黑人奴隶按五分之三折算人口，并依此计算课征直接税和分配众议员名额。美国宪法也因此容忍了奴隶制而臭名昭著，直到今天受人诟病。 

除此之外，在总统的选举方式上有人主张由民众直接选举，有人反对，妥协的结果就是总统选举人制度；还有在总统的权限，中央政府的商业管理权等方面都进行了激烈而又认真的讨论。[41]直到9月17日，对如何处理会议记录及相关文件问题进行最后一次投票后，美国宪法经过了569次投票表决终于制定出来，可谓一波三折，好事多磨。 

当然，妥协并不等于没有原则。之所以作出妥协，实是代表们“不愿意看到制宪会议作鸟兽散，陷国家于不堪。”只有双方互相让步，美国宪法才能在一次次讨论和修改中不断完善，不断接近“政治真理”，进而实现最高目的和坚持最高原则。当时迫于形势，挽救13个邦的命运已迫不及待，如果代表们不能提出办法，就背叛了人民的委托，所以代表们对这次会议和将要制定的宪法也可谓一往情深。妥协的原则是：第一、制宪会议不能一事无成；第二、国家不能分裂，必须联合和统一；第三、联合和统一不能通过战争，只能通过谈判。可以说，正是这三条原则，决定了他们在具体问题上的最后妥协。因为不在具体问题上妥协，就无法实现最高目的和坚持最高原则。惟有如此，制宪会议才阴云与曙光同在，妥协与原则共存。[42] 

神佑美利坚 

人心有许多计划，却只有主的目的才能成就。 

 ——《旧约·箴言》19：21 

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旧约·诗篇》25：12 

用美国人常用的一句话来说，这是“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last but not least）”的一点。我之所以把这一条放在最后，是因为在我们这个没有信仰的国度，读者是不大会相信神灵的保佑，以此作为美国制宪会议成功的一个法则，实属无稽之谈，多有画蛇添足之嫌。但对于有着虔诚信仰的美利坚民族来说，这恐怕是不可或缺，甚至是至为重要的“压轴性”一点。 

“神佑美利坚（God bless American）”是美国总统在公开演讲结束时常要说的一句话，意在表明美利坚人民的事业就是上帝的事业。在商定建国之策的制宪会议上，熟悉上帝意旨的代表们当然知道“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43]在如此重大的事情上肯定不会忘记所罗门的劝告：“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44]所以会议一开始，富兰克林老先生就提议请一位牧师，主持每天会议开始前的祷告仪式，但限于制宪会议的经费缺乏，只能改由每位代表回家祈祷。直到会议进行一个月后，辩论表决来回折腾，越过了一个又一个严重分歧，终于在无可回避的议会第二院代表制问题上相持不下。表面上大州和南方联盟占了多数，但小州已明确表态，如果再要他们退让，就只能退出会场。代表们为此争得暗无天日，却进展甚微，以致要作鸟兽散，打道回府。此时，会议中最年长，也是很少发言，有着智慧象征的富兰克林先生站起来，意味深长地说： 

自从我们忙忙碌碌寻找政治智慧以来，我们确实体验到我们在政治智慧方面的缺乏……这个会议目前的处境，大家仿佛都在黑暗中摸索，寻求政治真理，却很少有人在发言中指出，事情怎么会弄成这样。主席先生，迄今为止，为何我们从未谦恭地祈求于光明之父，让他来启迪我们的悟性？在与英国抗争的开始阶段，我们对危险十分敏感，每天都要在这个房间里祈祷，祈求神明的庇护。我们的祈祷被听到了，并且被得到仁慈的回答。所有我们这些投身斗争的人，都频频体验到这位至高无上的神明，在保佑我们。……我已经活了很长的时间，活的时间越长，越相信我见到这个真理的存在：是上帝在主宰人间的事务。连一只麻雀掉到地上，也逃不过他的注意，那么没有他的帮助，一个帝国岂能兴起？……‘除了主能建成大厦，他们劳累而想建成大厦，不过是徒劳’。我坚信这一点，我还相信，没有他的协力帮助，我们要想建造这座政治大厦，不会比巴比伦人建造他们的通天塔下场更好。[45] 

接着老先生语重心长地提议说：“从今天起开始祷告，祈求上苍协助，保佑我们的讨论，每天上午开始议事之前，先举行祈祷，聘请本城的一两位牧师，来主持祈祷。”[46]老先生的演讲不仅得到了代表们经久的掌声，而且也似乎上达苍天，上帝听到了老先生的呼求，恩光照耀在那间略显阴暗的会议室里。尽管限于会议经费，仍未能请到牧师，但代表们的心意和他们对耶和华的敬畏，已经够了。接下来，发生几件很巧合的事情，影响了重大的结局，从而达成了“伟大的妥协”。[47] 

这是没有信仰的人们很难理解的，因为我们不知道：“如果我们真要用理性来思维的话，一件确定无疑的事就是，人的理性十分有限。”[48]我们也很难理解，西方的宪政文化中，在上帝之下、在律法之下、在宪法之下的递进逻辑演绎里，透射出政治生活领域是服从神命的存在。[49]其实，直到今天，美国人民对上帝的敬畏和推崇，仍历历在目。如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座位上方的石头上，就镌刻着《圣经》中的十诫；林肯在被刺之前签发的最后一个法案，是在硬币的一面刻上“我们相信上帝”（In God We Trust）。大约一百年后，这句话成为全国性的座右铭，被镌刻在所有钱币和政府办公大楼上。以此表明这个民族对上帝的信仰，这个国度是属于上帝的国度。上帝保佑着这个民族的事业，何况制定一个宪法呢？所以，这部来自神明的宪法具有无可匹敌的生命力也便不值得大惊小怪了。

结语 

1787年9月17日是制宪会议的最后一天，代表们在通过的宪法上签字时，最年长的富兰克林先生望着主席椅子后面的油画日出图对身边的代表说，“在会议进行途中，我反复注视主席身后的这副油画，我对这个问题的希望和担心，反复折腾，无法断定，画中的太阳，究竟是在升起，还是在落下；现在我终于有幸知道，这个太阳是在升起，而不是落下。”[50]如今二百多年过去了，美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大西洋沿岸的一个狭长地带的13州，扩张到横跨北美大陆的世界大国；从相对单一的白人加上数量不多的黑人和没有统计在内的印第安人到今天几乎包含世界所有种族和族裔的近三亿人口；从一个农耕社会发展为以信息业和服务业为主的后工业社会；从一个不起眼的新生共和国成长到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51]期间经历了内战和两次世界大战，遭遇了总统被弹劾，东西对垒，还有总统难产……，这些难以抵挡的国家危机，但美利坚还是走过来了，且在政府架构和政治制度上愈加显得成熟和老练。建构和规制政府的宪法不仅没有被淘汰，反倒愈发显出其生命力，应对着这个民族所面临的各种挑战。这种神奇显然不是三言两语所能道破，也不是我这种粗浅的勾勒所能表明，也许，面对如此神奇的事情，我们真得感畏是“神佑美利坚”。 

[注释]

本文为《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一书的读后感，写作时参考了以下著作中对美国制宪会议过程的描述，易中天：《艰难的一跃――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林达：《如彗星划过夜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以及新近翻译出版的马克斯·法仑德：《设计宪法》，董成美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

[1] Notes of Debates in the Federal Convention Reported by James Madison, Ohio University Press, Athens Ohio,1966, p. xii.转引自曹德谦：《麦迪逊与美国宪法》，载美国政治与法律网：http://www.ciapl.com/news.asp?Newsid=6691&type=1004；最后访问日期：2006年8月1日。

[2]易中天：“敲开他山之石——我写《艰难的一跃》”载《厦门晚报》2004年12月08日“生活阅读”版。

[3]有关美国宪法在美国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可参见杨鹏飞：《美国宪法与美国的发展》，载《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页70。

[4]詹姆斯·麦迪逊：《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上下册），尹宣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下文简称《辩论》。

[5]詹姆斯·麦迪逊：《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尹宣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页201。

[6]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页3。

[7]詹姆斯·麦迪逊：《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尹宣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页201。

[8]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前言页7 。

[9]秋风：《理性、激情与革命》，载http://www.mindmeters.com/arshow.asp?id=97，最后访问日期为：2006年8月1日。

[10]转引自林达：《如彗星划过夜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页117。

[11]詹姆斯·麦迪逊：《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上下册），尹宣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附录五：“对制宪会议代表的性格描述”，页829。

[12]詹姆斯·麦迪逊：《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尹宣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页270。

[13]詹姆斯·麦迪逊：《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尹宣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页352。

[14]詹姆斯·麦迪逊：《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尹宣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页211。

[15]有关分析可参见肖滨：《立宪选择中的理性解释 ——以《联邦党人文集》为例的分析》，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16]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页9。

[17]Antonin Scalia,“The Rule of Law as a Law of Rules”,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1989, vol.56,p.1175.

[18]中山大学的肖滨教授曾对美国制宪会议的规则有过简单概括，具体分析可参见肖滨：《在辩论中选择宪法规则——美国制宪会议为什么能成功》，载《南方周末》2006年4月6日。

[19]詹姆斯·麦迪逊：《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尹宣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页8。

[20]《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页132。

[21]小詹姆斯·R·斯托纳：《普通法与自由主义理论——柯克、霍布斯及美国宪政主义之诸源头》，姚中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326。

[22]詹姆斯·麦迪逊：《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尹宣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页9。

[23]肖滨：《在辩论中选择宪法规则——美国制宪会议为什么能成功》，载《南方周末》2006年4月6日。

[24]当然，因此次制宪会议原为修改《邦联条例》，维护邦联，而代表们却制定宪法，组建联邦，其合法性常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

[25]秋风：《缺乏伟大制宪者与合理制宪程序:欧洲制宪的歧途》，载《中国新闻周刊》总第231期。转引自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cn/news/2005/2005-06-14/26/586178.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06年8月1日。

[26]《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2001年9月，中国共产党十五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

[27]赵晓力：《美国宪法和国家统一》，载《中国法律人》2004年第4期，页45。

[28]易中天：《艰难的一跃――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页2。

[29]著名的美国宪政史专家任东来即认为，美国制宪先贤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们把英、法思想家的见解、“英国普通法的传统与北美殖民地的自治及制宪经验有机结合，融会贯通，炮制出既有明确原则，又有具体条款，既可以操作、又富有弹性的美利坚合众国的第一部、也是迄今为止惟一的一部宪法。”任东来、陈伟、白雪峰：《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1月版，页24。

[30]A. E. Dick Howark, James Madison and the Constitution, The Wilson Quarterly, Summer, 1985, p. 83. 转引自曹德谦：《麦迪逊与美国宪法》，载美国政治与法律http://www.ciapl.com/news.asp?Newsid=6691&type=1004，最后访问日期：2006年8月1日。

[31]任东来：《漫谈美国的宪法与宪政》，载《科学中国人》2003年第4期，页28。

[32]詹姆斯·麦迪逊：《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尹宣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页201。

[33]詹姆斯·麦迪逊：《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尹宣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页203。

[34]李道揆：《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上册），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页19。

[35]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页314。

[36]美国进步主义学派史学泰斗查尔斯·A·比尔德在其撰写的《美国宪法的经济观》一书中，用类似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解释费城制宪会议上代表们的行为。他详细考察了1787年制宪会议召开时美国的经济结构，以及制宪会议上代表们的财产和经济状况，认为大部分制宪会议代表通过美国宪法的制定，可以获得个人经济上的利益。因此，制宪会议上的妥协，是经济利益集团之间的妥协。查尔斯·A·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何希齐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37]文中的“他”应指麦迪逊本人，因原文用第三人称记述会议讨论情况。詹姆斯·麦迪逊：《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尹宣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页227。

[38]《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页309。

[39]程汉大：《正和博弈是立宪成功之道》，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页20。

[40]关于这一妥协的分析，可参见赵晓力：《美国宪法和国家统一》，载《中国法律人》2004年第4期，页45。

[41]对制宪会议中的争论和达成的妥协的描述，相关著述有：程汉大：《正和博弈是立宪成功之道》，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褚乐平：《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关于宪法批准问题的争论》载《史学月刊》2003年第7期；[美] 赫伯特·J·斯托林：《反联邦党人赞成什么？宪法反对者的政治思想 》，汪庆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美]]马克斯·法仑德：《美国宪法的制定》，董成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页36－125；李道揆：《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上册），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页19－28；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修订版，页61－84等。

[42]易中天：《艰难的一跃――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页176。

[43]《旧约·箴言》9：10。

[44]《旧约·箴言》3：5－6。

[45]詹姆斯·麦迪逊：《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尹宣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页232－233。

[46]詹姆斯·麦迪逊：《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尹宣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页233。

[47]关于这一戏剧性的转折，可参见林达：《如彗星划过夜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页113。

[48]里程：《游子吟——永恒在召唤》，校园书房出版社2002年版，页18。

[49]关于西方社会中的宪政与上帝的关系，可参见肖滨：《上帝·律法·宪政》，载《东方文化》2002年第2期，页19；任军锋：《“神佑美利坚”——“公民宗教”在美国》，载《现代政治与道德》（思想与社会第五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页58。

[50]詹姆斯·麦迪逊：《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尹宣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页782。

[51]任东来、陈伟、白雪峰：《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２５个司法大案》，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页17。

谢选骏指出：人説“揭开美国制宪会议的面纱”——我看這只是某人對於歷史的解説，至於歷史的面紗，則會越揭越多，永遠也揭不完的。


【09、从“阴谋”到“共赢”——读《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


‘从“阴谋”到“共赢”——读《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美国政治与法律网 李丹 2009年08月06日 ）報道：

近来受美国宪政史这门课的启发——多读学术著作，于是我自觉很勇敢的借来了这本大部头《辨论——美国制宪会议纪录》，因为如果换成是以前，我是没有这个勇气的。

《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记录了美国制宪会议的全过程，但这不是一本普通的会议记录。首先是这次会议的目的不一般——制宪。制定宪法，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其次是会议的参与者不一般，他们是13个邦的精英与代表，而绝非易中天先生调侃的“蛮荒大陆的乡巴佬”，因为相比其当时的中国来，他们的层次已经高于我们了，更何况人家已经意识到了要制定一部成文的国家大法。会议记录对于整个会议的描绘很精确，一天不少，从1787年5月25日到9月17日，长达116天。会议一开始是确定会议的规则，以确保整个会议的顺利进行及其严肃性。还有，这也反应了这些与会代表强烈的规则意识，这就使大家放心了：有强烈规则意识的人制定出来的国家规则（宪法）是可以令人信服的。然后，开始进入了会议的主题，由于本次会议是基于修改《邦联条列》以解决当前面临的严峻的问题，所以伦道夫一开始就把一份准备已久的《弗吉尼亚方案》亮了出来。于是会议一直对于该方案进行讨论，甚至于6月13日形成了一个全体委员会报告（但是被推迟发表）。这一切似乎来的太顺利了吧！然而表面的风平浪静后面却隐藏着一个暴风雨的到来。压抑已久的小邦们终于炮制出了一份与《弗吉尼亚方案》绝对对立的《新泽西方案》，并与6月14日拿了出来。而6月18日前的这段时间里已经出现了以下四个方案：伦道夫方案，平尼克方案，佩特森方案和汉密尔顿方案。这下矛盾赤裸裸的放在了桌子上了。而与会代表们呢就是要从这些方案中选出一个共同认可的方案（可是这又何其难啊，要是可以选出共同认可的方案，就不会有这么多的方案的出现了）。6月19日这天麦迪逊力挺《弗吉尼亚方案》，并痛陈《新泽西方案》的弊端，打动了不少人，于是表决通过，继续讨论《弗吉尼亚方案》。

在以后的日子里，就开始对于一些棘手的问题进行大辩论：国会议席的分配原则和行政官的产生方式。虽然这些内容可以在简介中一笔带过，但是，实质上，会议关于某一个问题，例如议席的分配上，双方的拉锯却持续了半个多月才以一个历史性的“伟大的妥协”而达成。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相对比较轻松，分别是讨论《详情委员会报告》和《文字排列和风格委员会报告》。大地震过后，接下来的余震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杀伤力。当9月17日这一天到来的时候，“派遣会议秘书长杰克逊上校把宪法送往联邦议会，会议解除保密禁令。发给每个代表一份印刷的宪法。制宪会议结束，代表们在城市饭店共进晚餐。”这一幕不禁令人大叹一声，并放下了一颗久悬的心。

读完了《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之后，又以轻松的心情读完了易中天先生写的《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一书，加深了我对美国制宪会议的认识。掩卷沉思，脑海中开始演绎着我所读过的一幕幕——辩论的激动情景和委员们的慷慨激昂，每个人的神情是那么清晰可见。从他们的神情中来解读这个会议，令我联想到了以下几个词：阴谋、奋斗、妥协和共赢。

“阴谋”这个词确实不好，一点也不光明磊落，似乎还渗透着一阵阵的寒气。所以，开始我自己也很是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浮现这样一个词语。回翻了几页书，仍不得解。当掩卷抚摸这本书的时候，眼光不自觉的落到了“制宪”两个字上，令我豁然开朗。对，这是历史上第一部成文的宪法，以后历史上的宪法几乎都是以这本宪法为参照物或直接为蓝本的。而宪法又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高于一切的法律。但是，我们知道，在制定这部宪法的时候，这个今天称之为美国的地方还不是一个国家，而只是一个邦联，仅仅是13个“半国家”、“准国家”的联盟而已，那么又何来宪法之说呢？所以啊，我们发现了，美国这个国家的出现是和这部宪法的颁布是同时完成的。那我就不禁要想了，一个邦联，好端端的，开了一个会就变成了一个“美国”，一个“united state”，这已经是一种体制的转变了。这么大的变革是如何得以发生的呢？这，其实就是我所谓的阴谋了，或换一个好听的词，是“蓄谋”，一个看似正义，也确正义，但也掺杂着私利的“谋”，或者再说好听点就是历史的使命与私利合拍了。

我们知道，参加制宪会议的13个邦里面，大的邦分别是：宾夕法尼亚、弗吉尼亚、马萨诸塞和北卡来罗纳。而会议一开始，弗吉尼亚的伦道夫就提交的一个《弗吉尼亚方案》就是由宾夕法尼亚的麦迪逊和中上大邦纽约的汉密尔顿起草的，该方案名义上是一个修订的文本，其实质上是想要替代《邦联条例》，是要组建新政府取代原来的邦联议会，将13个主权独立的邦改造成“一个主权、一个政府、一部宪法”的统一的国家，即制宪与建国（当然，这样建立的国家是极其有利于大邦的）。这就非比寻常了，因为这将改变整个邦联的体制。而整个会议下来，这个阴谋在慢慢的实现（虽然其中有不少的挫折）。所以可以说整个会议是一个巨大的阴谋，而阴谋中也不乏有其他利益占有者的阴谋，例如在文字排列和风格委员会报告中直接以“we, the people”授权，一个看似为了顾及罗德岛而实质上是对体制做了手脚的阴谋。固然阴谋这一词有失偏颇，但是也不过分。不过正如前面我所提到的，这只是一个顺应历史轨迹的阴谋，是众人盼望的一个阴谋。

关于“奋斗”这个词，就很明显了。因为，正如前面的“阴谋”一词，我们可以感觉到会议的困难，一百多年以后的今天我们看到它的效果，这是什么促就的呢？是什么支撑着会议的走向的呢？没错，是代表们的奋斗和努力。我们不应该只看到润滑剂先生——富兰克林总在危急关头，在僵持时分做出调节和祈祷，我们也应该看到格里、贝德福德、佩特森为了小邦的利益而拒不让步，设置底线，还应该看到乔治·梅森——一位拥有300多个奴隶的农场主，强烈呼吁捍卫公民权利，主张废除奴隶制度，还有……而回头一看，本次会议本身就是一次奋斗。我们知道，这次会议召开的背景是：邦联状态不佳，前途堪忧，《邦联条例》维系的联盟已经面临了危机，近似于无政府状态坚持不下去了。就是这样，才由弗吉尼亚代表牵头召开起这次会议，为联邦的前途出谋划策。

妥协——是本次会议的最大特点，也是会议得以进行的关键。也可以说，会议是由妥协堆积起来的，妥协推动了这次会议的成功。有位学者指出：对于制宪代表来说，制宪的目的不是为了创造一个十全十美的、正义民主的、能流芳百世让后人景仰的政治体制，而是，为了寻求一种现实有效的，能够及时挽救正在走向失败边缘的邦联的政治途径。不过呢，来自于各邦的、参与制宪的代表们也是代表本邦的利益的，所以这个会议就是一个多元化的“利益集市”，代表们在互相讨价还价，以求达到利益最大化。但这并非易事，它就需要妥协的出面。记得再6月29日，艾尔斯沃斯提出了自己的调解方案时，威尔逊、麦迪逊这些顽固的人仍然不肯同意时，润滑剂先生——富兰克林说了段很精辟的话，在这我们来回味一下：木匠做桌子的时候，如果木料的边缘厚薄不均，他们就会在两边各削去一点，让连接的地方严丝合缝，桌子就平稳了。按照这个道理，双方应该都放弃一些要求才能联合起来，商量出来一个解决的方法。不愧是个有经验的老人啊！他明白妥协的力量，妥协有时甚至可以停止一场世界性的战争，也应验了中国的那句古话：退一步海阔天空，忍一时风平浪静（看来世界的文明是相通的）。有了妥协，于是利益集市上的巨大分歧，如大小邦的席位，南北邦的黑人票权的问题等，才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但是，这种妥协绝非无原则的妥协。这就使我想起了王希先生写的那本《原则和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一书。不论是如何妥协，都不可以丢了原则，否则就是懦弱的放弃。说到这，就不得不赞扬小邦们的坚韧了：在关于第二院的席位的争论中，小邦下了最后的通牒：我们在第一院已经让步了，还想让我们在第二院的席位上让步，这是不可能的，大不了最后我们就退出。再加上他们据理力争，成功地塑造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形象。

共赢——是我对这次会议的成功以及在其后的岁月中发挥的作用的总体评价。原来，我是想用“双赢”的，后来发现在这场剧中不仅只有两个利益集团的对峙，虽然演员会站在激烈辩论的一方，但是在其他战场上他们是身兼很多的身份的。既然不只存在两派，那么就只可以叫做“共赢”。

那怎么“共赢”的呢？我们可以聚焦在几个热点问题的辩论上。首先是在国会的议席，第一院，实行了比例制，这是有利于大邦的；第二院，平等制，利于小邦。即使日后有什么大的变动而使受益的一方减小了原来的利益，但是这就是当初已经订好了的，说得委屈一点就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两边都是赢家的（战争也可能不只有一个赢家）。其次是关于黑人的票权问题。这就是南北邦之间的问题了，于是各邦选择重新站队，战营格局大洗牌。而至于最后，根据纳税的数额来规定了黑人只有五分之三的票权。虽说还是会有人不会同意，但是就像威尔逊所说的那样“难道要三分之二给三分之一让步吗？这是不可能的”。会议的继续进行也就证明了不论你是不是愿意，你是受益的（当然受的不是小局的益，而是大局的益）。说了这么些零零散散的东西，无非就是想说明这么一个问题，从邦联到联邦并将美利坚带向了强盛，这难道不是共赢吗？

好了，絮絮叨叨的把自己的感想写了出来，脑海中突然跳出了苏格拉底的名言：没有反省的人生是没有价值的人生。对，要反思。反思什么呢？反思中国的宪政。宪政，就其本身的根本的特征而言，是对于权力的限制和对于个人权利的保障。然而，在中国历史的发展史上，皇权和官位给中国思维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而中国的百姓也受历来的所谓的中国思维的影响，对于个人权利的要求并不多，只求安生立命，更不敢去想自由国度法国的人民的行为（一般中国人会把他们称之为“叛乱”）。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距离宪政还是太远了，尽管官方上强调了一片乐观的现状。但是我们难道就这样吗？当然不是，制宪会议的代表不是已经指引了我们一条路了，就是要为国家的事业奋斗。我认为，首先，我们不可以以“历史的烙印”“中国思维的束缚”作为借口而停滞不前。第一步是要去树立一份奋斗的决心，不为懒惰、懦弱找借口。然后才是寻找出路。如果还没开始就已经在心里打了退堂鼓，那么无疑是失败的。第二步就是寻找出路了。怎么寻找呢？既然美国可以说是宪政的发源地，那么我们就应该大量的借鉴其经验。世界历史的长河上，谁都不是老手，每一次尝试都是第一次，而第一次就将会意味着冒险。但是，我们既然已经很幸运的发现了美国人已经在宪政的路上杀开了一条路，那何妨不来借鉴一下呢？虽说中国有自己的国情，但是正如前面有提到过的：世界的文明在一定的程度上是相通的。所以大可不必缩手缩脚，该开放的地方要开放。就拿中国修宪来说，之所以会有“宪法顶个球”的一语双关，不仅仅是一些人的调侃，但是却深刻地反映了中国修宪的频繁。而美国宪政民主程序就使修宪很难（虽然美国历史上有十几次修宪，但是相比起中国的频率，它就要“自叹不如”了）。这样就避免了大众对于宪法的不信任，至少就树立起来了宪法的形象。最后想说明的是，宪政的进步不应该要革命的加盟，我们需要的不是过激的行为，我们期待的应该是一次温和的改革。

谢选骏指出：人説“宪政的进步不应该要革命的加盟，我们需要的不是过激的行为，我们期待的应该是一次温和的改革。”——我看這個說者似乎不懂，任何溫和的改革，都必須先有大炮作爲後盾。


【10、读《费城风云——美国宪法的诞生与我们的反思》有感


“读《费城风云——美国宪法的诞生与我们的反思》有感”（2010-02-22 费城风云读后感）報道：

200多年前，蛮荒大陆上的一群乡巴佬齐聚费城，为了制定世界上第一部宪法吵得不可开交。在3个多月的时间里，阴云与曙光同在，妥协与原则共存，谁都没有想到，最后磕磕绊绊通过的《联邦宪法》，日后会成为美国人的世俗《圣经》，影响遍及世界。

在美国的建国史上，有3份文件堪称伟大，这就是《独立宣言》、《邦联条例》和《联邦宪法》。但这部《联邦宪法》的诞生却是一波三折，险象环生，从艰难的开端，一步步摸石头过河，到各邦各代表的争锋相对、剑拔弩张，再到好不容易柳暗花明却又祸起萧墙，直到最终尘埃落定时仍有三位举足轻重的人拒绝签字。尽管如此，这样的一部宪法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和人民的期盼，迎来了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

易中天先生全书的绝大多数笔墨用来介绍美国宪法的诞生，而其标题的另一半“我们的反思”却只有书末的寥寥几笔，或许是想给读者也留下思考的空间。我认为，美国宪法制定过程中体现出的几点精神，对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以及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工作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学习精神

制宪会议召开时，所谓的“美利坚合众国”还不存在。严格说来，费城制宪会议并不是为一个已存在的国家制定宪法，而是通过制定宪法，把13个各自独立的“邦”联合起来，组建一个国家。因此，所谓的“美国人”在当时不过是刚刚从大英帝国那里独立出来的那片蛮荒大陆上的乡巴佬。他们自由散漫，憎恶霸权，向往无拘无束的生活。如果不是因为迫于生计，他们恐怕是连国家和政府都不想要的。所以，他们没有什么厚重的历史文化，也没有多少“前车之鉴”可供学习，他们的每一点努力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

没有现成可照搬的模式，就自己学习、实践、摸索。享有“宪法之父”美誉的麦迪逊先生在前往参加制宪会议之前，还专门托身在法国的杰斐逊为其购买宪法历史书籍，临时补习功课。但好在这些代表们善于学习和总结。虽然没有一个美国经验，但有十三个邦的经验可供学习，同时还有欧洲国家的经验，或是教训可供吸取。所以，他们从英国政治学家洛克那里借鉴了“有限政府”的理念，从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那里搬来了“三权分立”的武器，而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将这些理论创造性地与北美殖民地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便是制宪先贤们成功的第一步。

知识本身就是无止境的，况且也总会遇到那么多的“第一次”，让人无本可循。有些人常常喜欢不懂装懂，这样的结果只会导致更加不了解事情的真实情况，无法解决问题。学习精神说来简单，然而愿意“活到老，学到老”的人却是少数了。

二、辩论精神

说“辩论”只是找了这样一个词来概括，其实内涵很丰富，包括质疑、争辩、坚持等。制宪会议代之一、美国第四任总统麦迪逊的《辩论──美国制宪会议纪录》是制宪会议最详实的记录，从题目就可以看出，这次会议的主体就是辩论。的确，费城制宪会议的过程就是制宪代表们辩论的过程──他们就未来美国政治权力的规划而辩论，以和平的、理性说服的方式来寻求共识，探寻共同接受的权力、利益安排方案。倘若没有这样一场场吵架式的讨论，或许制宪会议会提早结束，就不会有这样一部当时条件下近乎完美的且时至今日都不需要推翻的宪法。

在中国很少看到这样开会的。中国式的会议往往是某领导做一个指示或其他人做一个报告，然后所谓的“如有异议请提出”环节往往只是主持人嘴上说说而已，仅仅接着“没有异议请鼓掌通过”。有时会有一些修改意见提出，基本上都是“小修不大改”。而且，中国人很讲礼仪，绝不可能在这样“正式”的体面的会议上吵起架来。这可以说是一大特点，但我更愿意用“弊病”来形容。因为人不是十全十美的，任何一个人提出的方案都不可能没有问题，况且立场不同也会导致分析，“文明”的会议只能做做样子，与争辩的会议相比效果肯定相去甚远。有的人也并非不好意思开口，只是生来没有怀疑精神，迷信权威，不用自己头脑思考问题，自然也只能闭口不言，或者说两句溢美之词罢了。

会议辩论，体现出参会者对议题十分关心，想要推动会议的发展，同时有助于使决策更加科学民主，这样的好形式，我们何乐而不采纳呢？

三、原则与妥协精神

原则与妥协看似矛盾实则统一。妥协，是坚持原则基础上的妥协，原则，是一定程度上妥协后的原则。

经历了无数大大小小的辩论，每一环节每一方的观点理由似乎都是那么有理有据令人信服。不难想象，如果制宪会议的开国领袖们都是一些理想主义者和完美主义者，事情会是怎么样。也只有两种结果，固执己见不欢而散，最后一事无成；二是唇枪舌战争论不已，最后陷国家、人民于水火。正因为他们有着妥协精神，才能完成制宪，联邦政府得以构建。可见，妥协并不一定消极，它也有可能产生积极的结果。

妥协并不等于放弃原则，更不等于没有责任感。制宪代表梅森说，他宁愿把自己的老骨头埋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愿意看见制宪会议就这样如鸟兽散，陷他的国家于不堪。他自己最后拒绝在宪法上签名，实际上却对制宪会议和联邦宪法一往情深。易中天先生总结出本次会议政治妥协的三条底线是：第一，制宪会议不能一事无成；第二，国家不能分裂，必须联合和统一；第三，联合和统一不能通过战争，只能通过谈判。正是这三条原则，决定了他们在具体问题上的妥协。

正是制宪代表们做到了原则与妥协的统一，才能在政治底线的基础上将争辩放到一边，拿出一部妥协后的宪法，给人民一份优秀的答卷。

1787年9月17日是制宪会议的最后一天，代表们在通过的宪法上签字时，最年长的富兰克林先生望着主席椅子后面的油画日出图对身边的代表说，“在会议进行途中，我反复注视主席身后的这副油画，我对这个问题的希望和担心，反复折腾，无法断定，画中的太阳，究竟是在升起，还是在落下；现在我终于有幸知道，这个太阳是在升起，而不是落下。”两百多年过去了，美国的太阳升起了，美国成为当今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美国人民都会感谢联邦宪法和制定联邦宪法的先贤们。而我们，应当以史为镜，从美国宪法诞生的过程中学得宝贵的经验，收获那些不朽的精神，勤于实践，不断探索，为祖国的发展献出自己的力量。

谢选骏指出：人説“读《费城风云——美国宪法的诞生与我们的反思》有感”；我看美國的憲法誕生於英國的法治傳統，對於紅色中國的人治腦袋，再怎麽反思這其實都是無用的。


【11、在辩论中选择宪法规则———美国制宪会议为什么能成功】


《在辩论中选择宪法规则———美国制宪会议为什么能成功》（肖滨转贴自南方周末）報道：不论是政治游戏还是其他种类的游戏，都必须有相应的规则；没有规则的游戏是无法进行的。这是人类从无数经验中积累起来的基本常识。对于一个现代国家的政治生活而言，宪法就是其根本性的政治游戏规则。在此意义上，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可以理解为确立公民与政府之关系的规则集：宪法规则一方面确认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从而为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提供了宪法依据；传奇私服另一方面它同时也确立了政府权力的性质、范围和结构，从而保证了政府权力运作的合宪性、正当性及其有限性。

既然宪法规则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具有根本性的意义，那么，设计、选择、起草宪法规则的制宪会议的召开，就是一个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大事。那些有幸参与制宪会议的人物在开会的第一天首先做什么？面对不同的宪法方案，他们如何讨论、争辩？在不同的宪法规则之间，他们如何进行权衡、选择？在激烈的争辩中，他们如何寻求妥协以达致共识？当原则遭到多数人的背离，是否有人敢于站出来以某种拒绝行为捍卫原则？毫无疑问，这些都是非常有趣的历史故事。

从这一角度来看，这本名为《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的书实在值得一读。它是美国制宪会议的主要参与者、被誉为美国“联邦宪法之父”的麦迪逊对1787年5月25日至9月17日在费城召开的长达116天的制宪会议的完整记录，该记录自始至终，一天不缺，内容涵盖制宪会议进程中所有论辩的议题。它真实、完整地再现了美国1787年制宪会议的整体性的历史画面，而且形象、逼真地描述了会议辩论的各种具体细节。它不仅叙述了一个宪法规则设计、选择的真实历史故事，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人类如何在理性的辩论中选择宪法规则的运作模式。

从确立会议规则开始

1787年5月25日，这是费城制宪会议的第一天。根据麦迪逊的记载，当天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情是选举制宪会议的主席。经宾夕法尼亚代表莫里斯先生提议，参加会议的代表书面投票，乔治·华盛顿将军得到当天出席会议的7个邦的一致赞同，当选为制宪会议主席。

第二件事情是委任一名会议秘书。操作方式仍然是代表提名，投票决定。结果杰克逊少校以5票当选，时年81岁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博士因只得两票落选。

第三件事情是根据会议代表平克尼先生的提议，选举一个开会规则的起草委员会。经过投票，法学教授韦思、律师汉密尔顿、律师平克尼三位先生当选，组成制宪会议规则的起草委员会。

上述三件事中，最重要的是会议规则的制定。因此，在会议举行的第二天(因26、27日两天是周末，会议于5月28日继续进行)，韦思先生即代表会议规则起草委员会向代表们报告了会议规则的建议方案。经过讨论，全体一致同意取消建议方案中的一条规则(该规则为：“每个代表都有权要求把某项议题付诸表决，并把表决结果记录在案。”)，并通过了一个内容广泛而细致的会议规则。这些规则提供了保证会议有序有效进行的基本规范，其规范功能主要体现为：

——确保会议的代表性：“开会议事，出席者不得少于7个邦的代表；一切问题，由出席代表足够的各邦投票，由多数邦作成决定；出席者不足以代表7个邦时，得逐日休会。”

——确保会议进行的秩序：“代表发言时，其他人不得中途走动，不得交头接耳，不得读书、读小册子、读印刷或手写的文件；若两名代表同时起立，由主席决定先听取谁的发言。”

——确保对某个议题的讨论不被中途岔开：“一旦开始辩论一项议题，代表只能对这项议题本身提出修改意见，或深入发挥这项议题，或要求推迟讨论这项议题，会议中途不接受其他动议。”

——分解会议议题以避免因议题过于复杂而影响讨论：“一项议题，若内容复杂，经任何一名代表要求，提出者需将议题分解，根据主题，把议题的各个组成部分拆开，逐一划分为单项主张。”

5月28日通过的会议规则当然不止上述内容。实际上，在5月29日举行的会议上，他们又补充了6条会议规则。

从表面来看，会议一开始，就花两三天来制定开会规则，似乎有些浪费时间，制定出来的规则听起来也有些烦琐。然而，参加制宪会议的代表一开始就着手制定会议规则，不仅表明他们具有极为强烈的规则意识，而且也显示出他们既是规则的制定者，同时也是规则的模范执行者。换句话说，从一开始，他们就要玩一种崭新的政治游戏：游戏的规则由游戏的参与者通过讨论、协商制定，游戏规则本身是明确的、公开的，游戏规则必须得到严格的执行。试想，如果参加设计、选择宪法规则会议的那些代表自己就没有规则意识，他们既不以大家同意的方式来确定会议规则，更不理睬他们自己制定的会议规则，由这样一些人制定出来的宪法规则，哪能真正得到人民的认同、信服和当政者的贯彻、执行？

由此观之，似乎有理由说，制定严格的会议规则乃是选择、起草宪法规则的第一步。

在权衡中进行理性选择

宪法既然是一套规则集，那么，所谓制宪会议的实质就是在规则之间进行选择。换言之，制宪会议是一个对诸多宪法方案和宪法规则进行比较、权衡、选择的过程。麦迪逊对美国制宪会议的记录证明了这一点。在5月29日的费城制宪会议上，随着会议规则的最终确定，弗吉尼亚代表伦道夫首先提出了《弗吉尼亚方案》。该方案的着眼点是寻求建立一个统一的全国政府，确保全国政府的权力相对集中，只给各邦保留一定的自治权，以实现国家的统一。从5月29日起，制宪会议一直对该方案进行讨论，并于6月13日形成了一个全体委员会报告。然而，在6月14日的会议上，风云突变：新泽西的代表佩特森先生提出了一个与《弗吉尼亚方案》针锋相对的《新泽西方案》，该方案凸显各邦的独立性，要求把主权留给各邦，实质是力图维持松散的邦联结构。继《新泽西方案》之后，6月18日纽约代表汉密尔顿又提出了《汉密尔顿方案》，该方案主张建立一个集中全部主权的“总体政府”，行政长官享有巨大的权力。

会议至此，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开始出现：在诸多宪法方案中，究竟选择哪个方案？

6月19日，这是相当关键的一天。作为《弗吉尼亚方案》的起草人，麦迪逊从8个方面对《新泽西方案》提出了尖锐而详细的质疑，其基本观点是，对外，该方案不能防止各邦违反国际法和各项条约，势必使各邦陷入战争的巨大灾难；对内，该方案既不能避免各邦蚕食联邦的权威，也无法阻止彼此之间侵蚀对方的权利，从而不能保障各邦内部的有效治理和社会安宁。麦迪逊明确否定《新泽西方案》，相反他确信，《弗吉尼亚方案》的主要难题只是国会席位分配，只要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随着麦迪逊有理有据的质疑和否决，根据代表的提议和表决，会议决定推迟讨论《新泽西方案》的第一条，同时对《弗吉尼亚方案》是否比《新泽西方案》更为可取、值得继续讨论的问题进行了表决。表决结果，7邦赞成，3邦反对，会议决定继续讨论《弗吉尼亚方案》。

就立宪选择而言，上述选择至关重要。因为，历史证明，选择《弗吉尼亚方案》其实就是选择统一、走向共和与自治；反之，选择《新泽西方案》将是选择分离、走向战争和灾难。用麦迪逊的话说，“总之，摆在我们面前的出路，无非两个极端，要么，13个邦彻底分开，要么，完美结合。若彻底分开，13个邦将成为13个独立的国家，各服从自己的法律，不是国法。若完美结合，13个邦将成为一个完整的共和国内的郡县，服从一部共同的法律。”

面对这些艰难而关键的选择，那些参加费城制宪会议的代表们不仅作出了理性而正确的回答，更重要的是，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树立了在比较、权衡中对立宪方案进行理性选择的典型范例。

寻求妥协以走出僵局

制宪会议既然是对宪法方案和宪法规则进行选择，那就免不了激烈的争辩和讨论，有时这种争辩还可能导致会议陷入僵局。问题是如何寻求妥协以走出僵局？

在费城制宪会议上，最激烈的争论涉及国会议席的分配规则，尤其在如何分配第二院(参议院)的议席问题上产生了巨大的分歧：大邦以其纳税多、财政贡献大以及出更多的兵员为理由，要求在国会中占据更多的议席；小邦则认为，邦无论大小，主权平等，必须按某种平等原则来分配议席，否则，大家就散伙走人。会议的辩论从6月27日持续到7月16日，大邦和小邦在此问题上相持不下，会议陷入僵局。艰难时刻，富兰克林博士提出动议：每天上午开会之前，聘请牧师主持祈祷仪式，祈求上苍启迪智慧，保佑代表的讨论。当然，最终打破僵局依靠的不是祈祷，而是代表们的妥协精神、折中方案和让步行为：

——妥协精神。为了打破僵局，6月30日，富兰克林主张各执一端的双方设法寻求妥协。他说，制造桌子的木工如果发现木料的边缘厚薄不一，不合格，他们就将两边各削去一些，让双方吻合，桌子就平稳了。按这个道理，双方都应该放弃一些要求，才能联合起来，商量出一个解决办法。在某种意义上，富兰克林所倡导的妥协精神为会议打破僵局奠定了基础。

——折中方案。7月2日，会议投票通过平克尼先生的建议，设立一个委员会，由各邦选出一人组成，负责设计出一个折中方案。7月5日，该委员会提出了需要大会一体接受的两条建议，一是众议院的议席按一定比例的人口分配，众议院独享钱财提案发起权。二是参议院内每邦席位平等(这一点后来在宪法中具体落实为参议院每邦两席)。这一方案具有折中性质：前者对大邦相对有利，后者保证了小邦的平等要求。没有前者，大邦不会接受；没有后者，小邦绝难同意。正是基于这一折中方案，会议经过辩论，终于在7月16日达成了被美国宪法史家称之为“伟大的妥协”(Great　Compromise)：大邦与小邦之间在国会议席分配规则问题上的妥协。

——让步行为。妥协的达成是各方作出让步行为的结果。因此，能否对折中方案达成妥协性的共识，关键在于：让步，还是不让步？在7月16日的会议上，来自南卡罗来纳的代表拉特里奇法官站在大邦的立场上点破了这一问题：“大邦现在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决定：让步，还是不让。”从大邦的角度来看，同意在参议院中实行席位平等制是对小邦作出的重大让步；而站在小邦的立场上，允许众议院独享钱财提案发起权同样也是一种让步，因为大邦在众议院的席位多，获得了很大的控制钱财的权力。让步是双方的。虽然采取这种让步行为对双方都有点无可奈何，却别无选择。

在拒绝和呼吁中捍卫公民权利

宪法作为确立公民权利和政府权力的规则集，包含一份公民权利法案是宪法的应有之义。在此意义上，制宪会议对宪法规则的选择其实也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一种确认。因此，如果一个制宪会议选择的宪法没有公民权利法案，那无疑是对宪法精神的一种背离。面对这种背离，参加会议的代表如何作出应对？

麦迪逊的记录给我们描绘了一个榜样——时年62岁的弗吉尼亚代表乔治·梅森。这位拥有300多名奴隶的农场主，参与过制定弗吉尼亚邦的宪法，起草了其中的公民权利法案。他不仅主张废除奴隶制度，而且具有捍卫公民权利的强烈愿望。

在联邦制宪会议上，梅森提议起草公民权利法案，将之列入宪法，但被会议否定。梅森确信这一否决是根本错误的，因为宪法中如果没有公民权利法案，联邦政府的法律又高于各邦的法律和宪法，仅仅依靠分散在各邦宪法里的公民权利法案，公民权利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

为此，梅森采取了几项行动：

一是拒绝在宪法上签名。梅森说，“宪法弄成现在这样，他既不能在这里给予支持，回到弗吉尼亚，也不能投票赞成；在这里不能签名，到那里也不能支持。”在参加联邦制宪会议的55名代表中，他是3位拒绝签名者之一：他以断然拒绝签名的行为表明他捍卫公民权利的决心和勇气。

二是把自己的反对意见公布于社会，力求获得社会舆论的支持。

三是在弗吉尼亚邦的制宪会议上据理力争。结果，该邦的制宪会议要求补充公民权利法案作为批准联邦宪法的前提条件。此举引起其他邦的仿效，各邦制宪会议也提出了类似的前提要求，作为批准联邦宪法的条件。

梅森的拒绝、呼吁和游说没有白费：1789年9月25日，第一届联邦议会通过12条公民权利法案，其中后10条得到足够的邦议会批准，成为联邦宪法的前10条修正案，是为公民权利法案。梅森也因此被誉为“公民权利之父”。而随着公民权利法案进入宪法，构成一部宪法的两根支柱———公民权利法案和政府权力架构终于树立起来，美国宪政大厦的总体框架也随之基本确立。

谢选骏指出：人問“美国制宪会议为什么能成功”？以爲是在“在辩论中选择宪法规则”。那麽中國爲何不能如此？——我看這是因爲，中囶的軍隊不是對外抗敵的國防軍，而是對内擾民的狗腿子。


【12、非法之法不是法－－读美国宪法的“不得立法”条款有感】


網文《非法之法不是法－－读美国宪法的“不得立法”条款有感》報道：

写下这个题目，心里不禁暗笑自己，我怎么也玩起这样的文字游戏了。然而这句话在英语里，一点文字游戏的味道都没有。非法之法不是法，这是我最近又一次读美国宪法时，最有感触的一点体会。 

一、权利法案和“不得立法” 

众所周知，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上起草的宪法，注重于联邦政府的结构和功能，是民众对联邦政府的授权书。为了尽快将建国后缺席多年的联邦政府建立起来，大多数代表认为，保障人民权利的条款不必同时列入，一定要列入的话，可以容后作为修正案补入宪法。这立即就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弗吉尼亚州的乔治·梅逊和州长埃德蒙·伦道夫，还有麻萨诸塞州的艾尔布里奇·格里，虽然参加了制宪会议，却为此而拒绝在宪法文本上签字。独立宣言和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令的作者托马斯·杰弗逊，当时正在巴黎，没有出席制宪会议。事后，他大声疾呼要补上这个缺陷。制宪会议以后，乔治·华盛顿寄了一份宪法给巴黎的拉法耶特。拉法耶特在盛赞美国宪法的同时，指出了美国宪法缺少权利法案这一缺陷。拉法耶特是参加了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两个世界的英雄”，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就是他写的第一稿，他自然不会放过美国宪法的这个“问题”。 

发生在18世纪末大西洋两岸的这两场革命，都是破旧立新的制度变革，也都是翻天覆地的观念巨变。我们后人眼里，也许可以说，美国革命之优越处在制度的创新和新制度的设计，而法国革命的精彩处在自由、平等、博爱理念的张扬。拉法耶特和托马斯·杰弗逊，一个是真枪实弹参加了美国革命的法国侯爵，一个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出使法国而对大革命赞不绝口的美国绅士，两人不约而同地主张美国宪法里不能没有保障民众权利的法案，想来不会是偶然的。 

到了各州分别批准宪法的时候，联邦主义者和反联邦主义者围绕这个问题展开激烈辩论，好不容易写出来的美国宪法差一点点胎死腹中。在纽约州和麻萨诸塞州，议会通过宪法的决议都附上了要求增加权利法案的条件。 

这样，第一届联邦议会就有了一系列宪法修正案。前十条宪法修正案通常称为美国的权利法案。权利法案里分别列举了民众个人的一系列权利，声称这些权利无论如何必须得到保障，是政府不能蚕食、侵犯和剥夺的。那个时候的美国领袖们，似乎对政府侵犯民众权利的可能性异常警惕，早早地就想堵死这条路。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领袖们想通过权利法案提防的主要对象，却是立法议会。 

从纯粹理论上推理，这似乎不好理解。立法议会，在分立之三权里，是最靠近民众的一权。宪法规定了众议员由民众普选产生。虽说建国初期参议员是州议会推选，但是当时各州议会大多是民众普选的。照理说，议员们受制于选举者，是“主人”选出的“公仆”，是最不可能侵犯“主人”权利的。相比之下，联邦法院的法官不仅不是民选的，而且终身任职，根本不受民众的控制。 

我们现在看来权力最大的总统，在他们当时的眼睛里或多或少有点象英国的国王。在英国，经过几百年的演变，国王已经把权力大部分移交给下院了。没有下院的通过，英王已经做不了什么。权力最大最集中的是议会。同样，在美国建国初期，领袖们眼睛里的权力，也基本上集中在国会。 

可是，为什么他们觉得需要一个权利法案来保障民众的权利，抵御作为民众代表的国会呢？实际上，美国的领袖们对立法议会的警惕，非常容易理解。读读权利法案那短短十条就明白，它要保障的，是民众个人的权利，是一个一个具体的、分散的个人的权利，而不是作为这些个人之集合体的“人民的权利”。个人的权利，和人民的权利，听起来是一回事，只是局部和整体的关系，在实际生活中却根本就是两回事。因为所谓人民的权利，在组成政府的时候，就已经委托给了政府，变成了政府之权力。建国领袖们所担心的，是作为这些个人之集合体的人民，通过他们选出的代表，在具体事务上，侵犯一部分民众的个人权利。 

也就是说，权利法案要防范的，恰恰是抽象的人民集合体。国会作为人民集合体的代表，由人民选出，得到人民的授权，却可能侵犯一部分民众的个人权利。这种侵犯，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甚至通常是得到人民多数同意的。这种同意，有可能是蒙骗来的，有可能是胁迫来的，也有可能是民众多数主动表达的。对于美国的建国领袖们来说，这些区别无关紧要。这种以人民名义实行的，得到人民同意的对一部分民众个人权利的侵犯，本质上和旧制度的专制暴政没有区别，而且最终，早晚有一天，会在形式上也归结到那种绝对专权的暴政。 

四十几年后，又一个法国贵族的后代，托克维尔，访问美国。在经历了法国大革命的血雨腥风以后，他对美国的制度和民情发出由衷的赞叹，而把美国制度应予警惕防范的东西，称之为“多数的暴政”。这个词含义非常微妙，曾有学者从不同角度阐释。而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其实理论解释皆属多余。我们比其它地方的人都更容易理解这一概念，因为我们经历过它的一种很具体的形式，叫做“群众专政”。 

多数的暴政和绝对个人专权的暴政，可以在顷刻间转换。美国的建国领袖和同时代的法国革命者不同的是，在他们看来，“多数”并不天然地蕴含着“正确”，多数民众对少数人的镇压，并没有想象中的合理性。所以，对当年的宪法起草者，保障民众的个人权利，即使是保障少数人甚至一个人的权利，和防止暴政，特别是多数的暴政，就是同一回事。 

正是因为如此，权利法案中最重要的，是宪法第一修正案。而第一修正案中，最重要的，是所谓“不得立法”条款，用最简单最直截了当的语言规定，国会不得起草通过可能侵犯民众个人基本权利的法律。国会万一“一不留神”通过了这样的法案，那就是违反了宪法，这样的立法行为和由此立出的法，就是非法的，就不能成立。这就是“非法之法不是法”的意思。可见这原来是一句大白话。 

二、宪法文本中的“不得立法”条款 

其实，宪法第一修正案中的这个“不得立法”条款，在美国宪法中并不是第一次出现。费城制宪会议上起草的美国宪法文本中，已经有了“不得立法”的条款。 

费城制宪会议上，在提出要将权利法案的内容写入宪法文本时，联邦主义者反对。他们提出的最主要理由是，到1787年，大多数州都已经有了权利法案，明确保障个人权利，现在的联邦政府只拥有明确有限的权力，只能做授权它做的事，凡未授权的都不能做。如果在宪法中写入权利法案的内容，势必列举应得到保障的个人权利，那么国会的权限就可以是另外一种“读法”：凡是没有列举出来禁止国会做的，就是国会可以做的。民众个人的权利，有象宗教信仰或言论自由那样的基本自然权利，即和人的自然生存状态浑然一体的基本权利，这些权利显然是政府无论如何也不能侵犯的。但是还有一些个人基本权利，是由社会调节和规范的权利，比如集会抗议或新闻出版这样的权利。这些是从基本自然权利中派生出来的，不可能被一一列举穷尽。这样，未被列举的公民权利，不就是国会可钻的空子，有可能被侵犯了吗？ 

联邦主义者的这种理由，在我看来十分勉强。权利法案的条文，是怎么个“读法”，正读还是反读，不取决于条文本身。法律条文的书面语言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怎样读宪法，取决于具体的宪政制度，取决于这个制度各部分的关系。当然，照托克维尔的说法，还取决于民情。照我们的说法，叫做不能脱离“国情”。 

美国宪法里，有些条文颇有点我们所谓“宜粗不宜细”的味道。其原因是，美国宪法史无前例，没有可供参考的样板，这是世界上第一部没有君主的、代议制共和政体的、联邦制国家的成文宪法；第二个原因是，它继承英国的普通法体系，它打算全盘利用即使从《大宪章》算起也已有近六百年历史的法治传统。它可以留待这个体系来逐步解释条文本身。 

所以，在宪法里，我们读到，国会有权“行使本宪法赋予合众国政府或其各部门或其官员的种种权力，制定一切必要的和适当的法律”。这一条款通常称之为“必要和适当条款”。可是，什么是“必要”的，什么是“适当”的？国会想要制定某项法律的时候，难道还会是“不必要”的或者“不适当”的吗？ 

这样看来，用权利法案来限定这种“必要”和“适当”，实在是非常必要的了。 

然而，宪法本文中也不是一点没有对“必要”和“适当”的限定。就在“必要和适当”条款下面，列举了数条国会不能立法破坏的东西。比如“人身保护令所保障之特权”（WritofHabeasCorpus）。这是比大宪章还要历史悠久的东西，是英美法治中最核心的东西之一。 

然后，宪法规定，联邦议会“不得通过任何褫夺公权的法案或者追溯既往的法案”，紧接着，在下面一款中，惜墨如金的美国宪法几乎是重复了一遍，规定各州也“不得通过任何褫夺公权的法案、追溯既往的法律和损害契约义务的法律”。这就显得很不平常，因为宪法的原意是组织联邦政府。一切原来都是针对联邦政府说的，这里却对各州也作出了同样的规定。 

什么东西如此要紧，竟要美国宪法不怕罗嗦地一再重复？ 

追溯既往的法案（ExPostFactolaws），比较好理解。法律不应追溯立法以前的行为。政府不能欲图惩治一个已经发生的行为，就对症下药地立一个法，以这个后立的法去责罚过去的行为。否则，现在合法的行为，以后规定不合法了，还要回过头来追究罪责，法律就会失去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法与非法，罪与非罪，就完全失去了界线。 

褫夺公权的法案，即BillsofAttainder，在李道揆先生的《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一书中，译为“公民权利剥夺法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我们中国人读美国宪法，很容易把它忽略过去，因为翻译成中文，意思太浅显直白，其实它是英美法治史上一种很专门的东西。我们中文里没有对应的词，法律上没有对应的概念。可惜，生活中并不是没有对应的东西。 

三、褫夺公权的法案 

在英国历史上，特别是在十六和十七世纪，英国议会可以通过一项法案，宣布某人犯下了叛国、颠覆政府或其他重罪，给予处死的惩罚。由立法机关通过一项法案来定某人的罪，而不是由司法机关即法庭通过审判案件来定罪，这种做法是非常特殊的。这样的法案就叫做BillsofAttainder。这样的法案除了对被定罪者处以死刑外，还可以没收其财产，不让罪犯的后代来继承，也就是说，不仅惩罚本人，还连带惩罚其后代。这叫做corruptionofblood，即“血统玷污”。在有些案例中，议会通过法案，不是将被定罪者处死，而是较轻一点的惩罚，比如流放、没收财产、剥夺选举权等等，这时，相应的法案就叫做Billofpainsandpenalties。 

美国宪法规定，国会不能制定褫夺公权的法案，就是指不得由立法分支以立法的形式，给一个公民或者一部分公民定罪。 

由议会通过一个法案来定罪，和法庭通过审理案子而定罪，区别是显而易见的。若是为它辩护，那么可以说，立法议会是人民的代表，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能够看得出谁是妖魔鬼怪。通过立法程序，实行多数的统治，给人定罪惩治，似乎也未尝不可。只要是民众代表们的一致意见或者多数意见，好象也不失为是寻求正义的一条路径。 

可是，在具体运作上，立法程序和司法程序却有很大的不同。立法是一种政治过程，是代表不同利益的人经过交流、权衡而逐渐趋向一致的过程，它的目标是妥协。能达到妥协就是成功。但是，政治过程不可能回避利益冲突，它就有迫害政敌的天然倾向。法庭上的司法程序却不是这样。司法机构讲究中立，司法程序有既定法律的严格限制，它的目标是寻求现有法律之下的公正。在宪政制度下，政治过程和司法过程必须是截然区分开的。 

对具体个人之具体行为的罪与非罪判断，是司法过程的事务。“褫夺公权之法案”和“弹劾（impeachment）”是历史上的两项例外，它们在立法议会里进行，却是做着罪与非罪的判断。在英国历史上，这两项程序都曾被议会用来作为削弱国王权力的利器，用于铲除权势过分的国王宠臣。褫夺公权之法案不同于弹劾的是，它直接由议会通过法案，被定罪者没有机会面对指控为自己辩护，是一种打你没商量的绝对权力。 

这种立法权力，难免被立法议会用作剪除政敌的工具。饶有意味的是，随着英国议会地位的稳固，议员们的安全感渐渐强了，褫夺公权之法案就用得越来越少了。可见这种权力的频频使用和不安全感有联系。英国议会后来较多使用弹劾，而几乎不再使用褫夺公权之法案，它通过的最后一个褫夺公权之法案是在1798年。现在英国议会连弹劾也不再使用了。 

在费城制宪之前的北美历史上，由于没有英国王权和议会的明争暗斗，议会没有那么多危险的敌人，褫夺公权之法案就很少。各州用得最多的时候是在独立战争期间，一些州议会立法没收了保王的托利党人的财产。 

在费城制宪会议上，建国领袖们几乎对宪法的每一条款，每一句话，每一个词都经历过激烈的争论，有很多次到了快要不欢而散的地步。可是，讨论到宪法第一条关于国会权限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异议就针对联邦议会和各州，两次写进了“不得立法”通过褫夺公权之法案的规定。 

作出如此禁绝的规定，倒并不是在历史上类似的褫夺公权之法案曾经如何失控而为害，而是建国领袖们对政治迫害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敏感。美国的建国领袖们知道，他们是在创造历史。对此，他们忧心忡忡。他们知道，自己亲手建立的国家，虽然没有国王，演变成残暴的专制体制的可能性还是很大。怎样防止政府演变成专制暴政，是他们必须忧虑的首要问题。他们并不认为，实现多数的意志就能防止暴政。恰恰相反，他们担心，多数的意志没有制度制约的话，是最容易最有可能演变成暴政的。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制度结构上面，他们把分权和制衡看作防止共和国演变成专制体制的不二法门。读美国宪法，你可以在每一句话里读出这一思路来。 

就是根据这个思路，他们认定，立法的国会是实行一种政治过程，而认定个人行为罪与非罪的司法过程只属于法庭。他们在宪法中保存了针对总统和法官的弹劾程序，使国会可以制约总统和司法系统，但是他们明确地废除了立法机构通过褫夺公权之法案的权限，也就是除去了立法分支对普通公民进行司法判定的权力，在立法和司法之间划出清楚界线。从此，在美国，褫夺公权之法案是违宪的。 

在美国历史上，涉及褫夺公权之法案的案例是那样稀少，所以多数美国人都不注意他们的建国领袖们为此所作出的独具匠心的思考和安排，倒是我们这样在另一块土地上经历过种种政治运动的人，读到美国宪法中这一“不得立法”条款的背景，感触良多。美国人没有机会看到的褫夺公权之法案，我们是不能掉以轻心的。 

在美国最高法院的案例中，我读到了一个涉及褫夺公权之法案的案子：1965年，合众国诉布朗案（UnitedStatesv.Brown）。 

四、合众国诉布朗案 

布朗是旧金山码头的一个老码头工人，几十年来一直是一个公开的积极的共产党员。1959年、1960年和1961年，他连续三年被选为国际码头工人和仓库工人联盟在当地组织的执行局成员。 

美国联邦政府从三十年代起有一系列重要立法涉及工会和劳资关系。1959年的劳动管理报告和公开法，其中的504条款规定，共产党员如果有意识地担任工会干部，是违法的。国会在通过这一方案的时候，其出发点是要保护美国经济免于当时美国共产党公开号召的政治性罢工的打击。根据这一法案，虽然共产党组织是合法的，工会组织也是合法的，但是，共产党员有意识地担任工会干部却是非法的。 

布朗是一个共产党员，他自觉地有意识地担任了工会的干部，所以，1961年5月26日，他被指控违反了上述法律。在法庭上，检察官没有指控布朗犯下了任何具体的非法活动，也没有证明布朗曾经号召或组织过政治罢工。也就是说，他什么也没有做。他只不过是当了共产党员，还同时当了工会干部。陪审团根据上述法律504条款判他有罪。联邦第九巡回法区上诉法庭推翻了这一判决，认为504条款违反了宪法第一和第五修正案。此案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 

1965年6月7日，首席大法官沃伦亲自代表最高法院宣布裁决：504条款形成一个褫夺公权之法案，所以是违宪的。 

也许是考虑到公众对褫夺公权之法案并不熟悉；也许是最高法院认为，此案涉及的美国宪法中禁止褫夺公权之法案的条款非同小可；也许是大法官们认为重申三权分立、限制国会的权限、维护制度的健康至关紧要；也许仅仅是沃伦大法官此时有了发思古之幽情，总之，沃伦大法官的这个判决词写得洋洋洒洒，就象一位文质彬彬的大学教授在课堂上给新生上课，谈古论今，引经据典，精彩之极。 

在复述了案情以后，沃伦大法官引用了宪法条款，然后开始讲解英国历史中褫夺公权之法案的来龙去脉。他指出，为什么美国宪法要禁止褫夺公权之法案，不是出于狭窄的技术性的考虑，而是要保证分权的体制，要防止立法分支行使司法权限，或者简单地说，要防止立法议会来给具体个人之具体行为判定罪与非罪。 

他象一个历史课的老师一样，谈起了美国人妇孺皆知的常识：美国政府分为立法、行政和司法三大分支。他解释，这样的分权结构显然不是为了促进政府的办事效率，而恰恰相反，它是宁可牺牲效率而为了防止专制暴政。因为，如果政府权力被分割，被分散，如果一项政策必须经过国会立法通过，由行政实施，由司法监督，那么没有一个人，或一群人，能够为所欲为，政府权力就难以被滥用。他引用美国宪法之父詹姆斯·麦狄逊的话： 

“所有权力，立法、行政、和司法，都集中在同样的手里，不管这是一个人的手，还是一些人的手，还是很多人的手，不管是通过继承，通过自我指定，还是通过选举，这样的权力都可以说已经是名副其实的专制了。” 

他解释说，政府官员的某些职位，或者社会上的某些工作，是可以提出资格要求或条件限制的。这种要求和条件，是针对人的能力和行为的。可是，用共产党员或任何政治组织成员这个头衔来限制工会官员的资格，并且认定只要是他们担任工会官员，就是一项罪行，这种限制，沃伦大法官宣布，最高法院不能同意。他强调：“在我们的传统下，信仰是个人的事情。” 

可是，关键还不在这里。关键在于，立法机构通过一项法令就宣布某一类人是有罪的，而不是经过法庭审判来判定个人的罪名，这样来使用立法程序中的多数原则，是非常危险的。“若不经审判就已定罪，那么没人是真正安全的。”他指出，宪法中禁止褫夺公权之法案的条款，除了强调了政府三大分支的分权以外，还反映了建国者们的一个信念：对罪与非罪，不能由民众代表组成的国会判定，而必须由法官们组成的法庭判定，这只能是法庭司法程序的事情。他针对国会作出这样的评论： 

“每个人都必须承认，立法机构，由于其人数众多，由于其组织形式，由于其成员紧密地依赖于人民，使得他们特别容易为民众呼声所左右，故而立法机构不适宜带着冷静、谨慎和不偏不倚来判断一项刑事指控，特别是那种民众情绪非常激动的案件。” 

由此可见，504条款被指为违宪，不是错在它针对共产党，不是错在它反映了冷战时期麦卡锡主义后的右翼保守意识形态，对于最高法院来说，它不检讨这些具体的东西，504条款错在它违反了程序正义，它是立法议会行使司法职能，它是不经司法审判就认定一些人有罪。也就是说，504条款的违宪性质，和它针对的组织是一个什么组织无关。即使这儿确实有一个坏人，即使这个坏人确实对国家和人民非常危险，由议会通过立法来宣布定罪，仍然是违宪的。为此而通过的法案是违宪的，是非法的法案，非法之法不可是法。

谢选骏指出：人説——《非法之法不是法－－读美国宪法的“不得立法”条款有感》，写下这个题目，心里不禁暗笑自己，我怎么也玩起这样的文字游戏了。我看——此説的這種態度表明，共產黨荼毒已久的中國大陸，以朝令夕改的政策治國，刁民已經不知法律爲何物了。


【13、关于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的三个理论问题】


《关于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的三个理论问题》（2004-5-10 法律教育网）報道：

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从1868年通过至今，在美国历史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几乎所有关乎美国经济、政治、文化的里程碑式的案例，都是根据第十四条修正案而起诉和判决的。这包括著名的“洛克纳诉纽约州案”（Lochner V.New York， 1905年），〔1〕“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Brown V.Board of Education， 1954年）〔2〕和“罗诉韦德案”（Roe V.Wade， 1973年）〔3〕，等等。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各派政治力量和法学家，围绕第十四条修正案的解释问题，展开了至今仍无休止的辩论。大致说来，这一辩论涉及三个重大理论问题：第一，联邦（中央）政府与州（地方）政府的关系问题；第二，“司法审查”（judicial review）是否与“民主”相背的问题，亦即“司法专政”与“民主”的关系问题；第三，“向后看”的“正当程序”（due process）与“向前看”的“平等保护”（equal protection）的关系问题。显然，这三个问题与中国目前政治、经济改革中所涉及的宪法问题，有着密切的关联。本文的目的，就是通过对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的探讨，来引发对中国的宪政民主（constitutional democracy）的新思考。

为了讨论的方便，我先将第十四条修正案第一款的原文引用如下：“凡在美国出生或归化美国的人，均为合众国的和他们居住州的公民。任何一州，都不得制定或实施限制合众国公民的特权或豁免权的任何法律；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对于在其管辖范围内的任何人，不得拒绝给予法律的平等保护”。〔4〕

关于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的三个理论问题美国研究这段条文中最明显之处是它的针对性——针对州政府。因此，让我们首先来探讨第十四条修正案引发的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关系问题。

一、“二元联邦主义”的消亡：

从第十到十四条修正案众所周知，联邦制是1787年美国制宪时的指导思想之一。由麦迪逊（James Madison）写作的《联邦党人文集。第45篇》中明确指出，中央政府的权力是“少而且有界定的”，州政府权力是“多而无界定的”。有关“人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的事务，一般情况下均归州政府管理。”〔5〕这一思想体现在1804年通过的美国宪法第十条修正案中。该修正案全文是：“本宪法未授予合众国、也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保留给各州行使，或保留给人民行使。”

显然，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与第十条修正案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在南北战争结束后不久通过的第十四条修正案，实际上是为了防止南方各州的奴隶制卷土重来而设的。林肯在战前竞选时，曾和道格拉斯参议员发生了一场著名的论争。林肯反复强调南方实行奴隶制的州企图将奴隶制“全国化”的危险。1860年乔治亚州参议员图姆斯（Robert Toombs）宣称北方九个州禁止奴隶路过的法律是违宪的。此前不久，美国最高法院在“斯科特诉桑福德”（Scott V.Sandford）案判决中，断定“奴隶不是美国公民”，各州在对待奴隶问题上具有“完全和绝对的权力”。〔6〕这一判决和宪法第十条修正案以及麦迪逊上述关于“州政府权力多而无界定“的论点，是一致的。

以第十条修正案为宪法基础，直至第十四条修正案1868年通过前，美国处于所谓“二元联邦制”（dual federalism）下，即州内经济和政治事务由州政府全权管辖，州际经济与政治事务由联邦政府管辖。第十四条修正案的通过，实际上宣告了“二元联邦制”的终结的开始。〔7〕

为了充分理解第十四条修正案的历史意义，我们有必要简略地回顾“二元联邦制”的发展。美国1776年独立战争后建立了“邦联制”（confederation），但很快发现“邦联制”太软弱，无力应付来自内、外两方面的挑战。来自内部的危险是没有统一的纸币，农民不堪忍受用贵金属付债，终导致1786年的“谢司起义”（Shay‘s Rebellion）；来自外部的危险是英国仍拒不从大湖地区撤走军事要塞、西班牙不给美国使用密西西比水路的权利，等等。因此，“联邦党人”（Federalists）决定改“邦联制”为“联邦制”，其动机在于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有意思的是，《联邦党人文集。第17篇》中把“邦联制”下的地方权力比作“封建制”，〔8〕而联邦党人所要完成的则是西方历史上“第二次民主转变”。〔9〕“第一次民主转变”是希腊城邦时期，此后一般人均认为民主政体只有在小的地域内才可能实现。但联邦党人富于制度创新的想像力，他们论证说，大的共和国比小的共和国反倒更容易实现民主。《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明确指出：“对于选举公共福利的适当保护人来说，是小共和国好呢还是大共和国好？从以下两个明显理由可看出是后者较好。首先，共和国无论多小，为了防止少数人结党营私，代表必须达到一定数目；同时，共和国无论多大，为了防止人数过多的混乱，代表也必须达到一定数目。因此，代表人数并不同两个共和国的选民人数成比例，在小共和国代表所占比例就大一些。结果是，如果大共和国里的合适人选的比例并不小于小共和国，那末前者将有较大的选择机会，从而就有较大可能作适当的选择。其次，由于选举每一个代表的公民人数，大共和国要比小共和国多，所以不足取的候选人就更难于成功地采用在选举中常常采用的不道德手腕；同时，由于选民的自由度更大，选票也就更容易集中于德高望重的人身上。”

可见，联邦党人的理论创新在于提出大共和国比小共和国更民主的可能性。这是历史上“第二次民主转变”的理论基础。但是，“反联邦党人”对联邦党人的大共和国方案不放心。双方妥协下来的结果，就是所谓“二元联邦制”：中央政府负责外交、国防和州际间事务，州政府全权负责州内事务。

“二元联邦制”的宪法体现，即美国宪法第十条修正案。如前所引，该修正案说明，凡未授予（delegated）中央政府的权力均归州政府行使。但这里的微妙之处在于如何理解“授予”。“反联邦党人”曾要求在“授予”之前加上“明示”（expressly），这样一来，凡未明确授予中央政府的权力均归州政府行使。麦迪逊（James Madison）坚决反对，他说：“使政府局限于行使明示权力是不可能的；必须允许默示权力（power by implication）。”〔10〕宪法第十条修正案的正文采用了麦迪逊的意见，没有用“明示”的提法，即允许了颇有弹性的“默示权力”。

“默示权力”给中央政府相当灵活的活动余地。例如，尽管宪法中没有明示规定国会有建立国家银行的权力，但曾经美国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在1819年“麦克洛克诉马里兰州案”（McCulloch V.Maryland）中判定国会有建立国家银行的“默示权力”。尽管如此，“二元联邦制”还是给中央政府的权力加上了很大的限制，其中最重要的是“权利法案”（the Bill of Rights）不适用于州政府，而只适用于联邦政府。换言之，言论、人身自由等基本权利，联邦政府必须保护，但州政府却不必如此。这种奇怪的安排，只有和奴隶制问题联系起来，才能得到理解。事实上，在弗吉尼亚州批准宪法的会议上（ratifying convention），麦迪逊向听众保证宪法不会影响各州采用奴隶制的自由。〔11〕

1868年（南北战争后）通过的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的深远历史意义，在于它标志着州政府也必须遵守“权利法案”的开始，亦即“二元联邦制”的终结的开始。随着“权利法案”被逐步“并入”（incorporated）第十四条修正案，顽固坚持“二元联邦制”的法官不得不主要诉诸宪法正文第一条第八款（所谓“贸易条款”：“国会有权管理同外国、各州之间的和同各印第安部落的贸易”）。他们强调“各州之间”（interstate）中的“之间”二字，以此反对国会制定的禁止使用童工等法案。他们还强调“州际贸易”中的“贸易”二字，因此“制造业”不在国会管辖之内，任何劳动保护立法和集体谈判立法都成了违宪的。直到罗斯福1936年当选总统并任命布莱克（Hugo Black）等进步人士为最高法院法官，这才彻底结束了“二元联邦制”。其标志是1937年最高法院判定“全国劳动关系法案”（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符合宪法，因为“州内”的不合理劳动关系将影响“州际”间贸易。〔12〕

“二元联邦制”的终结，意味着第十四条修正案在宪法中取得了对第十条修正案的优先地位。它表明，地方政府在“权利保障”和民主建设方面，并不一定比中央政府高明。当代著名政治学家拉斯基（Harold Laski）指出，“小单位的政府无力抵抗大单位的巨型资本主义”（“Small unit of government is impotent against the big unit of giant capitalism”）。〔13〕拉斯基的见解，不仅符合前述的美国1937年才通过“全国劳动关系法案”的情况，而且也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近年的法律执行状况。1995年1月1日，中国“劳动法”开始正式施行。但不少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资”，往往不惜牺牲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使“劳动法”得不到充分贯彻执行。

需要指出的是，从毛泽东1956年发表《论十大关系》以来，中国一直重视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改革、开放”时期更是如此。但这不等于说中国应回到连在美国都已被抛弃的“二元联邦制”去。〔14〕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将“权利法案”运用于州政府的经验表明，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州政府与联邦政府之间的主权分割，而在于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都必须保障公民基本权利，都必须民主化。前面引用过的《联邦党人文集》中关于“大共和国”更容易民主的论点，应对我们思考今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所启发。

二、“司法专政”与民主

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不仅标志着“二元联邦制”终结的开端，而且突出了“司法查是否与”民主“相背的问题。

所谓“司法审查”（judicial review），指的是最高法院具有解释宪法的最高权力，并可以推翻（invalidate）被认为违宪的法律。问题在于，为什么九个未经民选的终生职的法官，有权否决经过民选的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呢？

美国著名宪法学家、哈佛大学法学院特莱伯（Laurence Tribe）教授指出：“司法审查具有直接的和双重的可疑性。那些宣告法律和行政机构行为违宪的法官，并不是通过民众选举而得到他们的职位的；一经被任命，他们甚至不再受提名和批准他们的经选举而获职官员的监督，而是在终生任期和有保障的薪金下获得了独立性。也许更有意义的是，司法审查本身被认为是反民主的（antidemocratic），因为它的结果是否决政府的立法和行政行为，而这些行为——不论多么间接，是有选民同意为基础的。”〔15〕由于美国宪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最高法院有“司法审查”权，因而“司法审查本身的合法性问题成了宪法学的中心问题”。〔16〕

特莱伯进一步指出，“关于司法审查的合法性的各种论点最终是超越宪法的（metaconstitutional）：这些论点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是政治的、哲学的和历史的。”〔17〕本文篇幅不允许对各派论点详细评介。但无论如何，“司法审查”在1803年“马伯里诉麦迪逊”（Marbury V.Madison）案之后，〔18〕已成为美国宪法实践的难以改变的事实。第十四条修正案的通过，更加强了“司法审查”的宪法地位，因该修正案的“正当程序”（due process）和“平等保护”（equal protection）条款以及它将“权利法案”的“并入”（incorporation），使它成为“司法审查”最经常诉诸的依据。正如沃伦（E.Warren）首席大法官所说，“第十四条修正案是宪法的心脏”。〔19〕

由此可见，九位非民选的终身职最高法院法官对美国政治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否决立法或行政决定的行为，被人们称为“司法能动主义”（judicial activism），或干脆被称为“司法专政”（judicial tyranny）。〔20〕发人深思的是，美国宪政史表明，“司法专政”利弊参半：当九位大法官中的多数持进步观点时，他们能大大促进美国社会的进步，最明显的例证是沃伦法院（Warren Court 1953-1969）时期，美国的民权运动（civil rights movement）得到了最高法院的支持；然而，当九位大法官中的多数持保守甚至反动观点时，他们同样能大大阻碍美国社会民主化的过程，最明显的例证是1890年代至1937年的所谓“洛克纳时期”（The Lochner Era）。

据著名历史学家霍夫斯塔特（R.Hofstadter）研究，反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19世纪末期影响美国思想界颇深。〔21〕不少法官也服膺“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劳动立法（如规定最长工作时间）是对“合同自由”（freedom of contract）和私人财产权的侵犯。1905年，最高法院对“洛克纳诉纽约州”一案的判决，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司法能动主义”中的体现。洛克纳是纽约一面包房主，他起诉纽约州刚订下的“每周最长工作时间不得超过60小时”的法律侵犯他的“合同自由”和私人财产权，最高法院多数法官竟判定他胜诉，纽约州的最长劳动时间法律经“司法审查”为“不合格”。这一判决，当时即遭到最高法院法官之一霍姆斯（Oliver Holmes）的反对。在他著名的“反对意见”（dissenting opinion）中，霍姆斯说，“美国宪法不应遵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斯宾塞的社会静力学”。〔22〕但“洛克纳案”的判决直到1937年才被翻转过来。在此期间，美国劳工运动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因为即使劳工运动说服立法机关的议员通过了劳动立法，“司法审查”又设立了一道过不去的关卡。可以说，“司法专政”是美国劳工运动不发达的重要的制度上的原因之一。〔23〕

罗斯福1936年再度当选总统之后，着手重组最高法院。他提议将最高法院从9人增加到15人，意在任命支持“新政”的进步人士，以压倒现任的多数保守的最高法院法官。虽然罗斯福的建议未被国会接受，但从1937年到1941年，他任命了7个最高法院法官，完全扭转了最高法院的构成和思想倾向。罗斯福任命的两位法官道格拉斯（William O.Douglas）和布莱克（Haugo Black），在1954年到1969年的沃伦法院时期（即以Earl Warren首席大法官命名的沃伦法院），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同是“司法审查”，但因为沃伦法院多数法官的思想倾向与“洛克纳时期”截然不同（前者是自由主义，后者是保守主义），社会结果便大不一样。沃伦法院的第一个重要判决是1954年的“布朗诉地方教育委员会”案（Brown V.Board of Education），该判决依据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否决了在学校内实行种族隔离的地方法律，成为来自“下层”的黑人公民权运动得到“上层”支持的象征。

沃伦法院的另一个重要判决是1957年6月17日判定的“詹克斯诉合众国”案（Jencks V.U.S.）和“耶茨诉合众国”案（Yates V.U.S.）。这天被人们称为“红色星期一”，因为该判决是对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破坏公民言论自由权利的有力打击。詹克斯是联合汽车工会（UAW）领导人，他被联邦调查局（FBI）认定是共产党员，而根据“塔夫特－哈特莱（Taft-Hartleg）法案”工会领导人不得是共产党员；詹克斯要求FBI将证据与“本人见面”。最高法院的“红色星期一”判决要求司法部必须将证据交给詹克斯过目；同时，最高法院判决“耶茨”一案涉及的14个共产党员无罪，因为单纯的入党并不构成“用暴力推翻政府”的行动，所以不适用于史密斯法案（Smith Act）。

有意思的是，在涉及共产党员公民权利的判决中，福兰克福特（F.Frankfurter）大法官建议，不直接从宪法第一条修正案开始论证，因该修正案是说“国会不得制定限制言论自由的法律”，这样一来就等于直接和国会的“非美活动委员会”（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冲突；他建议从第十四条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入手，策略地说明“非美活动委员会”不符合“正当程序”，如强迫证人和被告回答无关问题等等。〔24〕

尽管最高法院这样谨慎，艾森豪威尔总统和一些麦卡锡主义的议员还是愤怒之极，有人甚至说最高法院中有共产党影响。〔25〕布莱克大法官则针锋相对地说，“史密斯法案提供了政治审判（political trials）的基础”。〔26〕

总之，由于沃伦法院多数大法官的进步思想倾向，他们利用“司法审查”否定了一系列种族歧视和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律，使今日美国比“洛克纳时期”进步许多。可见，当民主过程本身还不完善时，“司法专政”利弊参半，其效果看它掌握在什么人手中（即九位大法官中多数的思想倾向）。〔27〕

三、 “向后看”的“正当程序”与“向前看”的“平等保护”

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涉及的另一个重大理论问题是如何理解“法治”（The rule of law）。“法治”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这里的关键在于法律条文并不是一目了然、人人都做同一理解的。例如，第十四条修正案中的 “正当程序”和“平等保护”条款，究竟指的是什么？对此很难有一种一劳永逸的回答。

有一种观点，认为答案在于制定修正案的起草人的“原始动机”（original intention）。但是，这一观点有三个无法解决的难题。第一，当事人的“原始动机”，在别人看来（特别是后人看来），往往是见仁见智的不统一的意见；第二，也是更重要的，起草法律和制定法律的人，常常故意用一种“一般化”的语言，以赋予法律开放性和灵活性。最明显的例子是第十四条修正案。我们前面已谈到反对奴隶制重演是其重要的制定动机，但条文中并不出现“奴隶制”，而是给人无限发挥余地的“正当程序”和“平等保护”。〔28〕

第三，也是相当重要的，由于阿罗不可能性定理，法律往往并不反映立法机构的多数意志，而具有任意性；换言之，即便单个立法者（议员）有明确的“原始动机”，由于多数原则的自我循环性（majority cycle），〔29〕最后形成的法律往往不能反映立法机构的多数意志，而反映的是任意的投票次序。例如，在1964年“公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讨论时，有三种方案：〔30〕

1.禁止所有旨在扩大黑人就业机会的“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连雇主自愿的“肯定性行动”方案也在禁止之列：

2.允许所有的“肯定性行动”方案，但不明确规定政府是否有权要求雇主采用“肯定性行动”；

3.允许雇主自愿的“肯定性行动”，但明确规定政府无权要求雇主采用“肯定性行动”。

最后的立法（即《公民权法案。703（j）》），反映了上述的第三种方案，但这和多数立法者的意志是不符的（多数意志的第一选择是第二种方案），而是反映了投票次序、议程控制（Agenda control）和选票交换（logrolling）的任意结果。因此，单纯寻找法律制定者的“原始动机”，对于“法治”而言，在逻辑上也有“任意性”的困难。

既然如此，我们怎样才能较好地理解“法治”这一概念呢？第十四条修正案给了我们动态地理解“法治”的启发。

拿该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来说。对于“平等保护”（equal protection of law），一种理解是我国常说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不无道理；但另一种理解，则是要求法律对不同的人提供平等的保护。这后一种理解，把法律本身当成了评判的对象，旨在否定不符合“平等保护”的法律；而前一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解，则仅指现行法律在执行中应“一视同仁”，并不对现行法律本身的正当性提出疑问。

沃伦法庭时期的“平等保护”，主要是对现行法律本身符合平等保护与否的“司审查”。例如，仅从执行现行法律而言，学校、汽车等公共场所的种族隔离法，可以并不违背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条件，但却违背法律应对不同的人提供“平等保护”的要求。

当然，法律常常必须对不同的人有所分类。例如，“移民法”至少有对“公民”和“非公民”的分类。这属于“合理的”分类。第十四条修正案对这种“合理的”分类是允许的。一般来说，基于“平等保护”的“司法审查”采用“两层方法”（two-tiered approach）〔31〕：第一层是看该法律所用“分类”是否“合理”，即看分类是否是政府立法目标所必须的；第二层又细分为两种情况，一是看该法律所用“分类”是否是“可疑的分类”（suspect class），即基于种族或其他歧视的分类，另一种情况则是看该分类是否破坏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

例如，在“贝克诉卡尔”案（Baker V.Carr， 1962年）中，沃伦法院判定，不随人口变动的划分选区的分类标准，违反了第十四条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32〕又如，在“哈珀诉弗吉尼亚州选举委员会”案（Harper V. Virginia State Board of Election， 1966年）中，沃伦法院判定，以财富标准进行选民分类（人头税作为选举资格标准），是违反“平等保护”条款的。总之，以审查现行法律的合理性为主要目的的“平等保护”条款，是一种力求“改变现状”的“向前看”的法律。〔33〕

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罗伯特。昂格尔（Roberto Unger）对“向前看”的“平等保护”条款做了进一步的发挥。如前所提及，从字面上看，第十四条修正案是针对州政府的，即州政府的歧视行为是违宪的；这被不少宪法教科书称为“州政府行为条件”（state action requirement），即从字面上说，第十四条修正案只能用于州政府的违背“平等保护”的法律行为，而不能用于私人歧视性行为。但是，昂格尔教授指出，沃伦法院的判决事实上已经超出了“州政府行为条件”，因为“平等保护”条款正被用来纠正私人饭店的种族隔离行为。他指出，利用“平等保护”条款来纠正私人权力结构，虽最初出现于涉及种族问题的判决，但其实是意义深远的“不稳定权利”（destabilization right）的萌芽。所谓“不稳定权利”，就是人民有权通过法律手段不断纠正因政府和私人权力造成的经济、政治与社会的不平等。“不稳定权利”的目的，并不是造成静态的“绝对平均主义”的社会，而是造成一种动态的民主环境，使政府权力和私人权力的过度积累的自发倾向，经常受到民主过程的校正。〔34〕

把“平等保护”条款扩展为“不稳定权利”，是昂格尔教授所代表的“批判法学学派”（critical legal studies）的方法论原则——扩展原则（expanded doctrine）——的应用之一。所谓“扩展”，就是从现行法律中的萌芽（如第十四条修正案中的“平等保护”条款）出发，进而形成关于社会生活的新的制度构想（如“不稳定权利”的提出）。当“平等保护”扩展为“不稳定权利”后，现行司法机构就没有足够力量来保证它的实现了；昂格尔尝试性地提出一个新的政府部门——“不稳定机构”（destabilization brnach），它或可独立选举产生，或可从现行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中推举产生，其目的是加强民主的动态性，阻止自发出现的政府和私人的经济、政治权力的累积性滥用。〔35〕

当然，社会生活的“相对稳定性”总是必要的，而这正是第十四条修正案的“正当程序”的作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森斯定（Cass Sunstein）指出，与“向前看”的“平等保护”条款不同，“正当程序”条款是旨在维持现状的“向后看”的法律。这两者都必要。但正如森斯定所说，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一些现行法律并不违反“正当程序”，但却不符合对“平等保护”的动态理解。〔36〕例如，“正当程序”对于保护公民言论、结社自由至关重要，但也可被用来维系现行财富和权力的分配结构。昂格尔教授的“不稳定权利”的提出，可能是兼顾“向后看”的“正当程序”和“向前看”的“平等保护”的创新思路。

总之，从“平等保护”到“不稳定权利”，第十四条修正案引发我们对“什么是法制”产生了动态的理解。说到底，法制是“大民主的动态的制度化”。

本文从“中央—地方关系”、“司法专政之利弊”和“向前看的平等保护”三方面，探讨了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所涉及的理论问题。我国正面临宪政民主建设的制度创新的挑战，希望本文起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一点作用。前面引到的哈佛法学院特莱伯（Laurence Tribe）教授曾问道：“为什么当数学家有了哥德尔（Godel）‘不完全定理’以后（即不存在自我封闭的、自圆其说的数学公理系统），还有些法学家仍认为法律系统是封闭的？”〔37〕答案恐怕在于，持这种观点的人缺乏制度创新的想像力。

注释：

〔1〕此案是美国保守的、“实质性正当程序”主宰经济立法的时期的标志。该时期至罗斯福新政才告结束。

〔2〕此案标志着风起云涌的黑人民权运动得到最高法院支持的开端。

〔3〕此案标志着堕胎合法化运动的开端。

〔4〕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to the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Section 1.

〔5〕The Federalist Papers， No.45. A Mentor Book edition， p.292.需要指出，麦迪逊此处关于中央政府权力“少而且有界定”的说法，与他本人后来关于中央政府具有“默示权力”的说法，有所冲突。这可能是因为《联邦党人文集》旨在说服“反联邦党人”，故麦迪逊有意强调中央权力“少而且有界定”。详见下文。

〔6〕引自Paul Finkelman， An Imperfect Union： Slavery， Federalism and Comity， p.325， University of Carolina Press， 1981.

〔7〕“二元联邦制”的彻底终结要待1937年的新政“宪法革命”。

〔8〕美国各州殖民地时期的法律深受英国“普通法”（common law）的影响。“普通法”曾长期被认为是年代久远、不可追溯起源的“古代宪法”，但著名英国历史学家梅特兰（F.W.Maitland）发现了“普通法”实即封建性法律。详见J.A.Pocock的经典著作The Ancient Constitution and the Fedal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7.

〔9〕这一概念是达尔（Robert Dahl）提出的，见其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Chapter 15.

〔10〕引自A.T.Mason， et.al，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Law （Prentice-Hall， Inc. 1983）， 7th edition， p.140.

〔11〕M.K.Curtis， No State Shall Abridge：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and the Bill of Rights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19.

〔12〕Louis Fisher，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Law （McGraw-Hill Publishing Company， 1990）， p.382.

〔13〕Harold Laski， “The Obsolescence of Federalism”， The New Republic， May 3， 1939.

〔14〕去掉“二元联邦制”的“联邦主义”，实际上等于“民族主义”。联邦党人实为“民族主义者”。见Liah Greenfeld， Nationalis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427-428.

〔15〕Laurence Tribe，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Law （The Foundation Press， 1988）， Second Edition， p.62.

〔16〕同上，第61页。

〔17〕同上，第61页。

〔18〕此案被公认为是“司法审查”的开端。

〔19〕引自V.Earle， ed. Federalism （Peacock Publishers， 1968）， p.10.

〔20〕Mark Tushnet， Red， White， and Blu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73.

〔21〕Richard Hofstadter， 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 1860-1915， 1945.

〔22〕霍姆斯（1841－1935）是美国宪法史上的传奇人物。他在南北战争中身负三伤，后与哲学家詹姆斯（William James）等组成研究小组，成为美国“进步运动”（progressive movement）时期的精神领袖之一。他也是今日“批判法学运动”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

〔23〕这一观点的详尽论证，见V.Hattam， Labor Visions and State Powe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24〕B.Schwartz， Inside the Warren Court. （Doubleday & Company， Inc. 1983）， p.119.

〔25〕同上，第120页。乔治亚州议院通过决议，要弹劾首席大法官沃伦。艾森豪威尔说“红色星期一”是他“一生中最疯狂的一天”。

〔26〕同上，第117页。史密斯法案是1940年通过的，禁止鼓动用暴力推翻政府是其要旨。它成为国会“非美活动委员会”的法律基础。

〔27〕伯利（Adolf Berle）曾把沃伦法院时期称为“革命”的时期，而沃伦法院是“革命委员会”（见他的The Three Faces of Power， Harcourt， 1967）。伯利是《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一书的合著者，因提出“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而为我国经济学家所熟知。

〔28〕John Ely论证了“正当程序”和“平等保护”条款是被起草人故意用“一般化”语言写成的。见他的Democracy and Distrust一书，（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30，）。

〔29〕“阿罗不可能性定理”（Arrow‘s Impossibility Theorem）证明了“多数原则”的自我循环性是很普遍的，即多数原则往往产生出“A>B， B>C”，但C又大于（偏好于）A的自我循环僵局。

〔30〕此例William Eskridge在其Dynamic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35）一书中有详细解释。

〔31〕C.Wolfe， The Rise of Modern Judicial Review （Littlefield Adams Quality Paperbacks， 1994）， p.287.

〔32〕沃伦首席大法官说，关于重划选区一案的判决，是他任期内最大争议的判决。

〔33〕Cass Sunstein， “Sexual Orientation and the Constitution： A Not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ue Process and Equal Protecti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1988， Vol.55， p.1161.

〔34〕经济生活中“不稳定权利”的例子是“反垄断法”。“垄断”往往是自发形成的，但须“反掉”。

〔35〕详见Roberto Unger， The Critical Legal Studies Movemen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36〕同上〔33〕注，第1171页。

〔37〕同上〔15〕注，第61页。


附錄：第十四条修正案（一八六八年）

第一款任何人，凡在合众国出生或归化合众国并受其管辖者，均为合众国及所居住之州的公民。任何州不得制定或执行任何剥夺合众国公民特权或豁免权的法律。任何州，如未经适当法律程序，均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亦不得对任何在其管辖下的人，拒绝给予平等的法律保护。

第二款各州众议员的数目，应按照各该州的人口数目分配；此项人口，除了不纳税的印第安人以外，包括各该州全体人口的总数。但如果一个州拒绝任何年满二十一岁的合众国国男性公民，参加对于美国总统及副总统选举人、国会众议员、本州岛岛行政及司法官员或本州岛岛州议会议员等各项选举，或以其它方法剥夺其上述各项选举权(除非是因参加叛变或因其它罪行而被剥夺) ，则该州在众议院议席的数目，应按照该州这类男性公民的数目对该州年满二十一岁男性公民总数的比例加以削减。

第三款任何人，凡是曾经以国会议员、合众国政府官员、州议会议员或任何州的行政或司法官员的身分，宣誓拥护合众国宪法，而后来从事于颠覆或反叛国家的行为，或给予国家的敌人以协助或方便者，均不得为国会的参议员、众议员、总统与副总统选举人，或合众国政府或任何州政府的任何文职或军职官员。但国会可由参议院与众议院各以三分之二的多数表决，撤销该项限制。

第四款对于法律批准的合众国公共债务，包括因支付平定作乱或反叛有功人员的年金和奖金而产生的债务，其效力不得有所怀疑，但无论合众国或任何一州，都不得承担或偿付因援助对合众国的作乱或反叛而产生的任何债务或义务，或因丧失或解放任何奴隶而提出的任何赔偿要求；所有这类债务、义务和要求，都应被视为非法和无效。

第五款国会有权以适当立法实施本条规定。

谢选骏指出：人説“关于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的三个理论问题”——我看他會聯想到毛澤東的胡説，真是“鷄同鴨講”、“驢唇不對馬嘴”——完全忽略了美國政府與中囶政府的不同權力來源：美國政府的權力來自於選民的授權，中囶政府的權力來自於劫匪的强奪——兩者無法互通，其理至明矣！


【14、协商还是博弈？——对“欧洲制宪会议”的考察】


内容提要：“欧洲制宪会议”上体现出来的诸多协商色彩使它与过去决定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政府间会议有很大的不同。“制宪会议”中的协商与美国费城制宪会议中的区别是，它的范围超过了一国；与此同时，它与国际组织平台上政府间会议的协商也不同，它有很强的宪政意义。本文对协商的定义进行了梳理，介绍沟通交往理论和说辞理论有关协商和博弈的论述，总结出协商的衡量标准。随后由理论到个案，对“制宪会议”中出现了怎样的协商，从组织构成、气氛和制度设置三个方面进行详细的描述。在描述过程中笔者同时尝试回答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为什么会发生政府间会议博弈到“制宪会议”协商的形式转变。最后指出“欧洲制宪会议”协商存在的局限性。

一 导言 

在欧洲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中，政府间会议一直被认为是最主要的谈判形式，从《罗马条约》到《阿姆斯特丹条约》、《尼斯条约》，这些记载着欧共体和欧盟重大制度革新，并且具有法律效力的文本，都是在政府间会议上做出的。每次政府间会议，都是各国政府派出自己的代表与会，他们在参会前就有固定的偏好，在会上通过战略博弈（strategic bargaining）和一揽子交易（package deals），以威胁或利益诱惑为手段，努力实现自己会前制订的目标。一般来说，从核心协议中获益最多的国家，为了达成协议愿意进行较大的妥协，这时候它们就不会使用其他单边或是结盟的方法。只要出现反对者，各国政府就会不惜采用排挤的方法来消除这种威胁，这与纳什博弈相似。[2] 

但是，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之后，针对欧盟决策民主合法性的质疑声音越来越大。诸多有关欧盟“民主赤字”的问题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政府间会议仅由各国政府代表组成，并以博弈，也即讨价还价（bargaining）的方式，达成交易，然后政府之间达成的妥协协议要在全欧盟范围内施行。这种我们常见的国际条约谈判方式，在欧洲却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随着共同体层面管制领域的不断扩大，由特定多数表决制（QMV）决定的事项增多，欧盟作为超国家实体的一面大大增强，随之而来的是对它宪政方面的要求也越来越多。2001年12月，欧盟理事会发表《莱肯宣言》，各国首脑同意成立以德斯坦为主席的“欧洲制宪会议”，“为欧洲创建一部宪法草案条约”。“欧洲制宪会议”被不少学者认为是一次改变了欧盟面貌的重要会议，创造了一种与过去“政府间会议方法”不同的“制宪会议方法”（Convention Method）。[3]为什么这么说？一是因为参会人员的组成不限于政府代表，还包括欧洲议会、各国议会以及欧盟委员会的代表；二是大会提倡的“协商精神”在很多议题和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政府间会议中以威逼或利益交换为特征的博弈，对话而不是谈判是大会的主导气氛，这使得制宪会议的整体气氛和参会委员们的态度，同过去政府间会议显得颇为小气的外交博弈相比，有很大的不同。[4] 

本文重点放在第二个方面，对“制宪会议”中出现了怎样的协商进行详细的描述，它有哪些特征，又有哪些局限性，同时尝试回答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为什么会出现政府间会议博弈到“制宪会议”协商的形式转变。笔者首先对协商的定义进行了梳理，厘清协商和博弈两者的区别，筛选出协商的标准；然后对照着前述标准，对“欧洲制宪会议”中的协商现象进行概括，探讨“协商精神”出现在“欧洲制宪会议”中的条件及其局限。 

二 协商的定义和作用 

“协商”（英文为deliberation，或为arguing）在学术界还是一个相当具争议性的概念。于尔根·奈耶（Jürgen Neyer）归纳了理解“协商”的规范、理性和功能三个视角，分别是：一个理想对话情景下寻求真相的过程；一种汇集偏好、达成共识的工具；以及产生有效和合法治理的方式方法。[5]协商是罗尔斯（John Rawls）、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等政治哲学家感兴趣的概念，哈贝马斯从其交往行为理论出发，给出一个规范意义的协商定义，它是“一种对待社会合作的态度，即公开地以理性说服别人，对待对方的态度和要求同对待自己是一样的”。[6]落实到政治领域里，对什么是“政策协商”，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O. Eriksen）和于尔根·奈耶（Jürgen Neyer）认为，是指“行为体为了协调他们各自的方案，也为了让他们的立场和观点显得合理，在达成协议的过程中向对方学习，有时候为了形成共同决策甚至不惜改变自己的偏好”。[7] 

保罗·马格内特（Paul Magnette）在总结协商的各种定义后，把博弈和协商放在一起对比，使我们对协商的定义理解得更清楚：“博弈通常是指这样一种过程：a. 行为体有稳定的利益要捍卫，他们竭力使自己的获利最大化；b. 通过许诺和威胁，双方互换退让。与博弈相反，在协商的过程中：a.行为体为了达成‘共同利益’，愿意改变他们原来的偏好;b. 他们通过理性讨论和相互倾听交换意见。”[8] 

从上述引用的各种定义中，我们可以发现一是强调结果，看是否有参与者改变了自己原来的偏好；二是看过程中，是否放弃了许诺、威胁的手段，而是相互学习，相互倾听，理性探讨。但对第一种强调结果的看法，我们也可以举出反例，有的博弈，最后也有参与者改变自己的原初偏好，只要对方开的价码足够高，或者威胁强度足够大，它的原有目标并非不能变动。但是过程中的气氛和谈判时的方式方法，协商和博弈是迥然不同的。所以本文将行为体是否放弃威胁或利益引诱等带有强制性的手段，作为可否视为协商的衡量标准。 

我们再来看看协商的动机。我们很难分清楚行为者相互协商，而不是博弈是出于自利还是利他的动机。协商不要求参与者只从无私和利他的角度考虑问题，为了自己的利益，参与者也可能平和地放弃自己原来的意见。上个世纪90年代末，国际关系理论中建构主义兴起，其中的两支，交往沟通理论（Communicative Theory）和说辞理论（Rhetoric Theory）[9]，都将协商作为其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只是它们对协商的理解有所不同。交往沟通理论以哈贝马斯哲学为基础，认为协商逻辑（logic of arguing）是一个“求真”（truth seeking）的过程，参与者互相讨论、辩驳，为的是寻求理性基础之上的真相，由于真只有一个，所以自然可以达成共识。协商是哈贝马斯提出的“理想对话情景”（ideal-speech-situation）概念的反映，在这种情景中，人们具有一定程度的“移情”（empathy）能力，每个人可以理解其他参与者的愿望和需要，从自己之外的角度思考问题。[10]说辞理论则认为协商只是一种参与者用来牟取自己利益的战略手段，“在一个共同体环境中，政治就是对合法性的争夺，而且这种斗争就是比拼各自的说辞。”[11]协商参与者可能拒绝与对手讨论问题，不听他们的意见，拒绝对手平等加入辩论，粗鲁地打断讨论；甚至欺骗、误导、撒谎；会用一些地方价值观、归属感、经验，而不是理性去说服听众；可能不会认真注意对手的论说，不承认自己失败，有时候被迫作出一些技术性或策略性的让步。[12]总起来说，说辞理论重在“说服”，是从自利角度出发理解协商。 

我们应当注意，上述两种理论虽然各执一词，对协商定义的理解有很大不同，但根本上它们都承认行为体进行协商是在一定特殊背景之下发生的，不管这个背景称作“对话情境”，还是“共同体环境”。在特殊共同体的环境之中，产生了社会共同认可的共有观念（shared ideas），由于社会规范的力量足够强大，在这种气氛下没人愿意冒道德风险，讨价还价，威逼利诱其他成员；如果再加上一些制度设计，行为者不可能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别人，协商就出现了。 

交往沟通理论和说辞理论站在光谱的两端，前者从规范角度出发，将协商理想化，有些不切实际；后者则过于现实，如果完全按照这种理论去理解协商，则很难辨别协商和博弈，博弈也很可能披上说辞的外衣。实际发生的协商，大多处在这两种理论描述的中间区域，如乔恩·埃尔斯特（Jon Elster）所说，一定环境下，“伪善也被迫文明化”（civilizing force of hypocrisy）[13]了，即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增强自己的合法性，行为体不得不使用“文明”方式进行讨论（也可以说是斗争）。这种“文明”方式，也即前文述及的“放弃强制性手段”。是否“文明”，是我们判断是否出现协商的标杆。在后面部分，笔者将应用此标准来衡量“欧洲制宪会议”中的协商和博弈。 

不过在此之前我们还要再说明一下协商的作用。协商具有功能和规范两方面的作用。功能方面，协商比博弈对最后达成协议更为有效，原因是在协商过程中，参与者之间能产生一种“回响削减”（dissonance reduction），即通过友好讨论、良好沟通，可以促进相互理解；另一方面，它还能赋予那些改变自己原初偏好和想法的成员以合法性，所以它的结果应当好过博弈所能达成的“最小公分母” （the smallest common denominator）[14]，即各方固定偏好的合集。规范方面，通过平等协商，在无利益和强力介入背景下达成的共识，要比博弈的结果更具有民主合法性，能显示出谈判者的团结和友好，相比博弈而言，也更容易为外界人士所接受。乔·埃尔斯特在比较历史上几次制宪会议后指出，“（制宪会议的）民主程度体现在两个方面：选举代表的方法和代表间内部决策的程序”。[15]欧洲制宪会议在这两个方面比以前的政府间会议都有很大进步，本文主要强调后一种，即决策程序民主方面，协商赋予欧洲一体化更高的合法性。 

三 “欧洲制宪会议”中的协商和博弈 

（一）制宪会议的背景 

判断“欧洲制宪会议”是否拥有协商需要的共同体环境，我们首先要追溯制宪会议召开的背景。召开制宪会议是欧洲各国政府和欧盟委员会等欧洲机构一步步应对外界反应的结果。随着欧洲一体化不断深入，社会各界对“民主赤字”问题越来越敏感，欧盟决策合法性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以政府间会议缔结国际条约的“政府间模式”已经遇到了危机，学界、政界和媒体都有呼声：像欧盟这样一个能约束各国国家主权，其决策又可以直接影响生活在其领域内公民的政治体系，不能仅凭达成条约、修改条约就自然而然拥有合法性。[16]政府间会议程序使得它的参与者和它影响的广大民众间产生了很大的鸿沟，这一鸿沟几次在条约的批准进程中爆发。《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批准是第一次，法国公决差一点没通过，丹麦的初次公决则否决了《马约》。《阿姆斯特丹条约》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成员国政府主张批准，而大众舆论反对。面对民主压力，最终在谈判《尼斯条约》的政府间会议上，各国政府领导人开始认真考虑公众的政治反应，决定在下一次政府间会议召开之前，先召开“欧洲制宪会议”， 参与者不限于政府代表，而且无人拥有否决权。各成员国政府希望这种新形式能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对欧盟“民主赤字”的批评。 

除了合法性，在功能方面，政府间会议模式也遇到瓶颈，阿姆斯特丹会议和尼斯会议暴露出政府间会议解决问题的能力缺陷。成员国之间分歧深化，欧洲机构的影响力弱化，特别是欧盟委员会的居中调解作用越来越小。更严重的是，各国政府在一些问题上各执己见，立场僵化（比如尼斯会议上各国对理事会投票权分配问题争议很大），很难产生各方都满意的双赢局面。在谈判效率降低的情况下，能否依靠某种宪政原则（比如比例代表制）的自动实施来解决问题，成为一个热门辩论话题。[17]。再加上欧盟东扩在即，欧盟成员国数量即将从15个剧增到25个，这意味着欧盟必须进行大的调整，它需要一个新的根本性框架设计，才能适应新的形势。所以说不仅是原则上，从实际需要角度出发，欧盟也需要变化，这种变化首先体现在程序上。 

此时恰有一个现成的通过公开协商解决根本性宪政问题的实例：1999年6月科隆（Cologne）欧盟首脑峰会上宣布“有必要在联盟发展的当前阶段，撰写一部《基本权利宪章》”[18]，10月欧盟理事会就成立了一个“制定宪章大会”（Charter Convention），成员不限于政府代表，还包括不少专家学者。“大会”最后制订出的《欧盟基本权利宪章草案》（EU 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2000年12月的尼斯会议上得到欧洲各国首脑的认可。这次大会“是第一次如此公开进行讨论的协商大会，一体化所涉及的价值和观念等问题都得到了讨论，特别是关于宪章前言的辩论，虽然各方有不同观点，但最终达成了一个妥协文本”。[19]这个“小宪章”的成功也产生了一定的示范作用，坚定了欧洲各国首脑召开“制宪会议”的信心。 

欧洲一体化发生、深化的过程其实伴随着欧洲共同体文化的萌芽和发展。两次世界大战的深刻教训让战后欧洲各国走上了联合的道路，彻底摒弃军事武力，实现欧洲的和平是欧洲一体化的初始动机之一。到今天可以说，欧盟国家间出现战争已经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亚历山大·温特说欧洲是“康德文化”的典型代表。[20]欧洲还不仅只是一个和平共同体，自由、民主、尊重人权和法治都是欧盟各成员国的共享观念。此外，欧盟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国家间联合组织，很多方面它还具有超国家的性质，特别是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生效以来，欧盟的宪政色彩日益突出，不仅欧洲机构，连欧洲各国的领导人也受到宪政化潜移默化的影响。[21]在宪政环境中，除绝不可能出现军事手段外，各国在使用经济、政治手段时也受到一定程度的规范制约。在遇到问题时，各国也会力图用合法性更高的方式去解决，比如此次“欧洲制宪会议”的召开。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制宪会议”还是具备协商必需的共同体环境。 

当然，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在漂亮的宪政言辞后面，隐藏着各类国家和欧洲机构的利益诉求。欧洲议会和欧盟委员会认为召开“制宪会议”，欧洲一体化朝宪政方向发展，能增加自己的权力；对比荷卢等小国来说，“制宪会议”中各国代表人数平等，采取协商方式，论坛规模变大，这些都可以冲淡大国意志、提高自己的地位；德国国内要求欧洲宪政化的声音一向很高，召开“制宪会议”与德国民意相符；而其他大国，特别是英国、法国和西班牙则并不愿意接受这项新进程，但在宪政化背景之下，公然反对这种社会规范需要承受很大的压力，而且“制宪会议”之后，还要召开政府间会议，加上这重保险之后，这几个大国也同意尝试一下新的一体化形式，而且它们也自认为可以控制整个局势。[22] 

（二）制宪会议中的协商 

“制宪会议”于2002年2月召开，到2003年7月结束，提交《宪法条约草案》。按“制宪会议”主席团的设计，整个大会分成“倾听”、“工作组讨论”和“起草”三个阶段。目前欧洲学术界普遍认可前两个阶段中，协商压倒博弈，协商是主要特征。[23]在前两个阶段，整个制宪会议洋溢着“协商精神”，“制宪会议”委员们遵守了协商的规则。[24]是否果真如此，我们拟分组织构成、气氛和制度设置三个方面介绍情况，最后以文中第一部分提出的“是否放弃威胁或利益引诱等带有强制性的手段”标准来考评，并做出判断。 

（1）组织构成：人员组成和主席的作用 

政府间会议中常见的国与国之间在特定问题上结成联盟，与利益对立立场的国家联盟对抗博弈的场景，在制宪会议头两个阶段均没有出现。这与参加大会委员的人员组成有很大关系：一是委员人数众多，计有15名成员国的政府代表（每个国家1人），13名候选国政府代表（2005年加入欧盟的10个国家加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土耳其，每个国家1人），30名成员国议会代表（每个成员国2人），26名候选国议会代表（每个国家2人），16位欧洲议会成员，2位欧盟委员会成员，再加上德斯坦和两位副主席，共105人。整个制宪会议的人员构成极为复杂，来自性质不同的单位，使得结盟博弈很难发生；二是参与的委员具有多重身份，比如某位来自德国议会的委员，他（或她）参加“制宪会议”的身份是成员国议会代表，但同时他（或她）又是德国执政党社民盟的支持者，同时还有可能是欧洲议会社会党团的成员，这样的多重属性，使得委员的偏好不会过于固定，更容易遵从协商逻辑。 

“制宪会议”能成功制订出一部《宪法条约草案》，大会主席团，特别是大会主席德斯坦发挥了很关键的作用。[25]大会主席团由德斯坦任主席，包括两名副主席和12名成员，他们在设置议程、调节气氛等方面做得很成功。具体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a. 德斯坦很好地控制和把握了秘书处和大会主席团的尺度，经常在发布议题时征求欧盟理事会的意见，主席团的议题设计，欧盟理事会还都认可，不管是2002年11月的条约草案“骨架”方案（skeleton），还是2003年2月的“16条”，都没有激起成员国太多的争议，包括英国；b. 德斯坦尊重各成员国的意见，尤其是大国，希望制宪会议的草案能够顺利得到其后召开的政府间会议（IGC）的批准。英国政府已经告诉它的代表彼得·汉（Peter Hain），英国政府准备做什么样的让步，在“制宪会议”中，英国是反对变化的中心国家，德斯坦对彼得·汉的发言非常重视，往往给以特别的关照，很多时候他的要求都能得到满足，无形中似乎彼得·汉拥有特权，好象他是“大会的影子主席”似的。[26]；c. 主席团在制定日程表时就指出，制度问题放到最后讨论。制度改革涉及各方利益，德洛尔知道制度问题肯定会在委员中造成分裂，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尽可能多地禁声。 

（2）气氛：“大会精神” 

制宪会议一成立，就强调它自己的特殊性和独立性。主席德斯坦在开篇演讲中就指出：“我们不是一个政府间会议，我们没有被授权以各国政府的名义来谈判；我们也不是一个议会，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公民为立法事务选出来的机构，我们就是一个‘大会’”[27]。他极其强调塑造制宪会议的“大会精神”(Convention Spirit)，请求委员们把他们的工作放在“不预先设定观点”的情境中，“在面对我们任务时不带任何既有的观念，持续地，全面地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形成我们新的欧洲观念”。进一步，他说“所有四类成员都不要仅把自己当作指定机构的发言人”，虽然我们还要“忠实于接到的指令”，但应该“做出自己个人的贡献”。这就是“制宪会议精神”。对照协商的理想定义，他总结到：“如果你们真在试图达成共识，认真考虑其他委员的提议，聆听他们的评论，那最终大会能一步一步得到最后的共识”。这就是“制宪会议”同通常的政府间会议的重大区别。政府间会议是“一个成员国间进行外交谈判的场所，那里每一方都竭力想使自己的收益最大化，而不考虑整个图片如何”。[28]委员保持个体独立和相互倾听，是德斯坦强调的两项原则[29]。 

尽管德斯坦所说的“大会精神”或者是“大会风气”(Convention Ethos)有布道词（exhortations）式的说教意味，但它确实发挥了很大的效用。首先，它树立了具有合法性的“社会规范”，使委员们明白了威胁、利益诱惑等手段违反广泛公认的规范原则，这样其行为就受到一定的制约；其次，这些原则也部分内化到了制宪会议的组织构架中。制宪会议专门设立了“倾听阶段”（2002年夏季），邀请欧盟委员会、欧洲法院等欧洲机构的专家为委员们做专题讲座、解答问题，并给出时间让他们相互交流观点、意见，做到信息畅通，保证委员间能实现良好沟通。 

（3）制度设置: 不设否决权，不投票表决和适度的公开 

在制度上，制宪会议与过去的政府间会议很重要的一点区别就是否决权的消失。传统的 

政府间会议，成员国政府代表有否决权，当自己的利益受威胁，或谈判要求得不到满足时，它有否决整项议题的权力；但在制宪会议中，没有任何参与者被授予程序之外阻碍、拖延或否决最后决定的权力，这种制度设置使委员们明白，要争取取得最大的共识，投身到“共识建设”（consensus-building）里，努力达成一致意见。 

此外，“制宪会议”刚开始，主席团就决定采用共识制决策，废弃投票制。“主席团所有成员同意，考虑到大会组成的不均质（non-homogenous），投票制并不适用。大会应当力图达成共识，至少也要绝大多数同意才能通过。”[30]在“制宪会议”第一次全会上，在绝大多数委员的默许下，德斯坦宣布不用投票表决作为决策方式。为什么不投票？德斯坦在其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做了解释：一是每个成员国都拥有数量相同的代表人数，这样多数投票制可能代表的是少数人口的意志。另外，如果我们能尽量达成宽泛的共识，将使我们的建议在公众眼中显得更可信，更可靠。到“制宪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德斯坦还在强调共识制的重要作用。他说：“大会不采用投票制的原因很简单，它的构成不允许投票。105位委员中，欧盟委员会的代表只有两个；各国议会代表是欧洲议会的三倍，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法支持一方，反对另一方。所以我们不能投票，只能尽力找出我们的共识。”[31] 

另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德斯坦还说过“共识并不代表意见完全一致”。《欧洲基本人权宪章》制订大会已有一小部分不同意并不能阻挡绝大部分委员采取共同立场的先例，所以协商共识制也使得很多委员明白，如果他们不能建立广泛的联盟，他们的反对方不会太把他们放在心上，从而促使各方努力寻求妥协，达成绝大部分人都同意的方案。[32] 

公开也是制宪会议的一大特色。大会所有的议程安排、主席团和委员们的发言、欧洲法院等机构的专家讲座、工作组的设置、起草的各稿宪法草案都在网站上公开发布。[33]制宪会议还安排了青年论坛、在线意见征询等扩大民主参与的举措。自己的发言被公开，使得委员们不得不小心按照社会规范的要求发言，这有利于协商的进行。但另一方面，“制宪会议”在一些核心程序上又不那么透明。特别是议题设置权为主席团所垄断，很多重大问题的提出都是先在幕后讨论决定，然后才提交委员们讨论。虽然这使得制宪会议面临一些民主指控，比如绿党这样在主席团中没有代表的政党，就指责上述制宪会议程序不民主，不过从解决问题的实用角度看，主席团关门商量还是促进了协商效率的提高，节约了时间。而且在主席团提出议题后，委员们一样各抒己见，大家不同意还是可以推翻初始方案。 

（4）考评的结果：警告代替了威胁，协商胜过博弈 

如果我们使用第一部分提到的协商标准，即“是否放弃威胁或利益引诱等带有强制性的手段”来衡量这两个阶段的谈判，可以发现在前述共同体情境之下，适合协商的气氛之中，由于“制宪会议”的特殊人员构成和制度安排，很少出现威胁和赤裸裸的交易。在整体友好的气氛中，当某位委员意识到自己的立场无法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同时他又无法放弃其立场，惟一能使其他人向自己立场靠拢的办法就是警告。举2002年7月12日英国关于欧盟外交政策的讨论为例。英国政府代表彼得·汉（Peter Hain）反对共同体的权力向外交政策领域渗透，如果在传统的政府间谈判框架中，他可以直接否决这类提案，但这里，他必须充分运用警告和一些经验论述。他一再说：“共同体化不会简单地发生”，“如果一项政策想要真正实施，它一定要得到政府的同意”，“如果你对政府首脑没信心，那最后得不出一个统一意见，这是一个残忍的现实”。 

而且在没有利益交换和威胁的情况下，一些反对国家的代表改变了自己的原有立场。最典型的案例就是英国对《欧洲基本权利宪章》的态度。2000年，英国对《权利宪章》的态度就很犹豫，此次制宪会议涉及确立宪章的地位问题，英国代表再次坚持如果在法律上实施，应该包括一些限制宪章范围和效用“水平”的条款，它拒绝无条件把宪章作为法律工具使用。但在第二阶段的工作组讨论中，其代表没有坚持己见，不再反对，[34]此事被广泛认为是一次重要突破。 

（三）制宪会议中协商的局限性 

虽然协商在前两个阶段是制宪会议的主要特征，但到了第三阶段，起草阶段（drafting），开始讨论关键的机制改革问题，而不再是闲适的“倾听”和技术性探讨的“工作组分析”后，委员们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成员国政府的介入力度也大大增强了，大会的人员组成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当面对国家核心利益的时候，对委员们来说，无私的面纱并不是不可以撕下，威胁等含有强制力的手段在必要的时候也是可以使用的，这样协商又变成了博弈，制宪会议在某种程度上又回到了政府间会议的轨道。 

2002年底，法国、德国等成员国替换了政府代表，菲舍尔（Joschka Fischer）和德维尔潘（Dominique de Villepin）这样的外长级人物代替了原来的代表，他们的到来改变了原来的协商性质。他们并没有参加之前的“倾听”阶段，没有“沾染”上“大会精神”，对共同价值和社会规范的遵守比之前的委员要差很多；他们认为自己是政府的代表，地位更为关键，所以也并不认可委员地位平等原则。正如一位主席团中的委员所说：“他们中很多人（比如这些后来加入的外长们）根本不知道大会是怎么工作的。他们没有参加实际的对话，而且自认为用5分钟就能完成对大会的陈述。所以他们经常以成员国政府代表的身份向大会耍权威，而不是尽力用论述让大会委员们信服。”[35]到2003年4月，总共有五位外交部长和两位副总理成为大会委员，这使得制宪会议在人员构成上已经有点像一次政府间会议了。 

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随着机制问题的决策即将出台，在制宪会议外，出现了一些典型的传统博弈现象：（1）高级政界人士的双边会晤。如2003年3月为了打消英国对宪法条约草案的担心，德斯坦和布莱尔举行了特别双边会议；（2）成员国之间在大会之外多边接触，并且结盟向大会提交提案，比如“法德动议”（CONV489/93）、“西英动议”（CONV591/03）、“比荷卢备忘录”（CONV457/03）。在雅典峰会上，比荷卢政府举行了一次包括成员国和候选国共18国在内的早餐会，向“制宪会议”递送了一封信，表明它们对欧盟机制改革的意见；[36]（3）出现了威胁性的话语。2003年5月15－16日的大会全体会议上，16个小国政府代表向德斯坦致信，威胁说如果不修改草案中关于欧盟理事会主席的内容，他们就不在最后宪法条约草案上签字。这些代表随后又在28号在维也纳相聚，再次批评了条约草案；（4）大会最终讨论决定的《宪法条约草案》中的一些条款，是交易的结果（pay-offs）。比如在德国要求下，对移民政策实施一票否决得以保留，应法国的要求，也保留了外贸领域中的“文化例外权”。欧盟委员会主席权力的增强和欧盟理事会主席的选举办法则很像是战略博弈的产物。[37] 

第三阶段，也是决策最关键的时刻，博弈重回主流，让前两个阶段的协商有沦为“廉价讨论”（cheap talk）的嫌疑。另外，“制宪会议”后面紧跟着还要召开政府间会议，各国政府依然拥有谈判的最后决定权，这进一步凸显了“制宪会议”中协商的局限性。不过，从整体上看，“制宪会议”友好协商的气氛比过去政府间会议要浓厚得多，与传统博弈的剑拔弩张和冷眼相对比起来，参与者的态度有很大的不同：一方面，如交往沟通理论所言，委员们受到规范的影响，听取其他成员的发言，相互交谈，这不同于过去的政府间会议；另一方面，如说辞理论的解释，委员们不得不更多使用规范判断的说法，来为他们的战略目的辩护。 

四 结语 

2002年7月，“制宪会议”落幕，提交了“宪法草案条约”。虽然说“制宪会议”提出的“条约草案”并非最终定稿，其后还经过政府间会议讨论，但政府间会议对“条约草案”只做了一些边缘性修改，主体部分保留了“条约草案”的原貌。2005年法国和荷兰相继在全民公决中否决《欧盟宪法条约》，造成欧洲一体化的停滞，欧盟宣布进入一段“反思期”。今年6月份，欧盟各国领导人在轮值主席国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大力推动下，签署了《改革条约》，重新推动一体化进程。《改革条约》放弃了一些带有“宪政”色彩的象征性条款，如盟歌、盟旗，改欧盟外交部长为外交与安全高级代表等，但“制宪会议”确定的制度安排和总体精神都基本保存下来，如德斯坦所说，这个新条约不过是“化了妆”的《欧盟宪法条约》而已。所以，2002年来的历史进程也依然说明，“制宪会议模式”仍具有重要的意义，象托马斯·瑞斯和马莱克·克莱恩所说，“‘制宪会议模式’在三个方面得分都超过了传统的政府间会议：输入合法性方面，议员的与会缩短了责任链，增加了代表利益的多样性；合法性传输过程则更透明，协商质量得以提升；输出合法性方面，解决了长期遗留的问题，通过制度改革提高了欧盟决策效率。[38] 

就本文关注的重点“制宪会议”谈判进程中的合法性，即协商的情况而言，尽管它并未贯穿整个制宪会议始终，但规模如此之大，规格如此之高，参与人员如此复杂（“欧洲制定基本人权宪章大会”的参与者主要是学者专家）、时间如此之长（一年零两个月）的国际大会上，协商特征体现得这么明显，在历史上还未曾出现过。“制宪会议”中的协商与美国费城制宪会议中的协商不同，它的范围超过了一国；同时，它与国际组织平台上政府间会议协商也不同，它有很强的宪政意义。虽然全球化时代国际组织也有很多说辞式的规范制约（如人权领域的国际组织[39]），但是表现如此明显，参与人员如此复杂，且有一定制度设置的协商却为欧盟政治模式所独有的。“欧洲制宪会议”的实践也证明，协商这种曾被认为是未来才能实现的商谈方式，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在国际政治环境中出现的。 

（作者简介：赵晨，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注释： 

[1] 本文是欧盟资助的“欧洲研究中心项目”的研究成果之一。作者特别感谢德国曼海姆大学贝娅特·科勒科赫（Beate Kohler-Koch）教授的耐心指导，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周弘、吴弦研究员，曼海姆大学贝特霍尔德·里滕伯格（Berthold Rittberger）教授和不来梅大学托尔斯腾·惠勒（Thorsten Hüller）博士的指点和帮助。 

[2] Andrew Moravcsik, The Choice for Europe: Social Purpose and State Power from Messina to Maastricht,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p.8. 

[3] Carlos Closa, “The Convention Method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 Constitutional Politics”, in Erik O. Eriksen, John E. Fossum and Augustin J. Menendez eds. , Developing a Constitution for Europe, London: Routledge, 2004; Lars Hoffmann, “The Convention on the Future of Europe Thoughts on the Convention-Model”, in The Convention on the Future of Europe: Working Towards and EU Constitution, The Federal Trust for Education and Research, London, 2003. 

[4] John Temple Lang, “The Convention on the Future of Europe - So far’, The Federal Trust Constitutional Online Paper Series, No.18, 2003. 

[5] Jürgen Neyer, “The Deliberative Turn in Integration Theory”, in Christian Joerges and Jürgen Neyer , “ ‘Deliberative Supranationalism’ Revisited’, EUI Working Paper Law, No. 20, 2006, p.11. 

[6] Jürgen Habermas, “Drei normative modelle der Demokratie”, in Die Einbeziehung des Andere, Studien zur politischen Theorie (edited by Jürgen Habermas), Frankfurt: Suhrkamp, 1997, pp.277-292. 

[7] Erik O.Eriksen and Jürgen Neyer, “Introduction: Deliberative Supranationalism in the EU”, in Erik O. Eriksen, Christian Joerges,and Jürgen Neyer, European Governance, Deliberation and the Quest for Democritisation, ARENA Reports 02/2003, Oslo, p.2. 

[8] Paul Magnette, “Deliberating or Bargaining? Coping with Constitutional Conflicts in the Convention on the Future of Europe”, in Erik O. Eriksen, John E. Fossum and Augustín J. Menéndez eds. , Developing a Constitution for Europe, p.207. 

[9] 国际关系理论中交往行为理论的代表作是Thomas Risse, “Let’s Argue! Communicative Actions in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4, No.1, 2000; 说辞理论的代表作是Frank Schimmelfennig, “The Community Trap: Liberal Norms, Rhetorical Actions and the Eastern Enlargement of the European Un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5, No. 1, 2001, pp. 47-80; Frank Schimmelfennig, The EU, NATO, and the Integration of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203-208. 

[10] Thomas Risse, “Let’s Argue! Communicative Actions in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p.10. 

[11] Frank Schimmelfennig, The EU, NATO, and the Integration of Europe, p. 208. 

[12] Ibid. , p.204. 

[13] Joe Elster ed. , Deliberative Democracy, M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12. 

[14] Paul Magnette, “Will the EU be more Legitimate after the Convention?”, in Jo Shaw, Paul Magnette, Lars Hoffmann and Anna Verges Bausili, The Convention on the Future of Europe: Working Towards an EU Constitution, London: The Federal Trust, 2003, p. 32. 

[15] Joe Elster ed. , Deliberative Democracy, p.99. 

[16] Joseph Weiler, “After Maastricht: Community Legitimacy in Post-1992 Europe?”, in Williams James Adams ed., Singular Europe: Economy and Polity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 after 1992,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3, pp. 11-41. 

[17] Carlos Closa, “The Convention Method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 Constitutional Politics”, in Erik O. Eriksen, John E. Fossum and Augustin J. Menendez eds. , Developing a Constitution for Europe, p.184. 

[18] Cologne Mandate, supra, fn.6. 

[19] Justus Schonlau, “New Values for Europe? Deliberation, Compromise, and Coercion in Drafting the Preamble to the EU 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in Eric O. Eriksen, J.E. Fossum and A. J. Menendez eds. , The Chartering of Europe: The Europe 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and its Constitutional Implications, Baden-Baden: 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2003, p.112. 

[20] [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中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1] Paul Magnette, “When does Deliberation Matter? Constitutional Rhetoric in the Convention on the Future of Europe”, in Carlos Closa and John Erik Fossum eds. , Deliberative Constitutional Politics in the EU, Oslo: ARENA, 2004, p.207; Beate Kohler-Koch, “A Constitution for Europe?”, Mannheim Working Paper, 1999, p.8. 

[22] Paul Magnette and Kalypso Nicolaodis ,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Bargaining in the Shadow of Rhetoric”, 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27, No.3, 2004, pp.381-404. 

[23] Justus Schonlau , “Convention Wisdom? Comparing the Working Methods 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s Mark I and II”; Daniel Goler’s Comment “Between Deliberation and Bargaining: The Influence of the Institutional setting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mode of interaction”, Papers Presented at the CIDEL Conference “Deliberative Constitutional Politics in the EU”, Albarracin, Zaragoza, 19-22 June 2003; Daniel Goler, Deliberation-Ein Zukunftsmodell europischer Entscheidungsfindung? Analyse der Beratungen des Verfassungskonvents 2002-2003, Baden-Baden, 2006; Thomas Risse and Mareike Kleine, “Assessing the Legitimacy of the EU’s Treaty Revision Methods”,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No. 1, Vol.45, 2007, p. 76. 

[24] Paul Magnette, “Deliberating or Bargaining? Coping with Constitutional Conflicts in the Convention on the Future of Europe”, p.208. 

[25] George Tsebelis and Sven-Oliver Proksch: “The Art of Political Manipulation in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45, No.1, 2007, pp. 157-186. 

[26] Carlos Closa, “The Convention Method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 Constitutional Politics”, p.200. 

[27] CONV 4/02. 

[28] Ibid. . 

[29] Paul Magnette, “When does Deliberation Matter? Constitutional Rhetoric in the Convention on the Future of Europe”, in Carlos Closa and John Erik Fossum eds. , Deliberative Constitutional Politics in the EU, Oslo: ARENA, 2004, “Chapter 9”. 

[30] 2002年2月22日主席团会议结果，参见制宪会议官方网站网页：http://www.europarl.eu.int/Europe2004/index_en.htm. 

[31] 2003年5月16日德斯坦在全体大会上的发言，转引自George Tsebelis and Sven-Oliver Proksch: “The Art of Political Manipulation in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45, No.1, 2007, p. 178. 

[32] Paul Magnette, “Deliberating or Bargaining? Coping with Constitutional Conflicts in the Convention on the Future of Europe”, p.214. 

[33] 网站地址为http://european-convention.eu.int. 

[34] 参见该工作组的最终报告。CONV 354/02, 2002年10月22日。 

[35] 据Daniel Goler对该委员的访谈。Daniel Goler’s Comment “Between Deliberation and Bargaining: The Influence of the Institutional Setting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Mode of Interaction”, p.7. 

[36] Contribution by the Benelux Countries, CONV 732/03. 

[37] Carlos Closa, “The Convention Method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 Constitutional Politics”, p.201. 

[38] Thomas Risse and Mareike Kleine, “Assessing the Legitimacy of the EU’s Treaty Revision Methods”,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No. 1, Vol.45, 2007, pp. 77-78. 

[39] Thomas Risse, “International Norms and Domestic Change: Arguing and Communicative Behavior in the Human Rights Area”,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27, No.4, Dec., 1999, pp.529-559. 

谢选骏指出：人説——协商还是博弈？对“欧洲制宪会议”的考察。我看這個視角十分反諷；因爲共產黨中國的殺人機器也叫“政治協商會議”！


【15、制宪权与国家权力之关系】


網文《制宪权与国家权力之关系》報道：

内容提要：制宪权是一种原创性权力，国家权力由制宪权产生，制宪权是国家权力的基础，两者是源流关系。宪法创建了有限的国家权力，国家权力受到制宪权的限制。只有国家权力处理得当，人民主权才能得到承认，基本人权才能得到保障，法治以及权力分力与制衡才能实现，制宪权才能得以实施，国家权力是制宪权的保障。

一、概述

制宪权又称“宪法创制权”，是指制定和修改宪法的权力，具体包括宪法制定、宪法修改和宪法解释。有学者认为制宪权仅指宪法制定，不包括宪法修改和宪法解释。本文认为制宪权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制宪权包括宪法制定、宪法修改和宪法解释，狭义的制宪权仅指宪法制定。我们知道，宪法是一国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宪法规定了国家权力的组织原则和行使、监督制度，而国家权力是否由制宪权产生呢？制定宪法的这个机构是运用什么权力来制定宪法的呢？为此我们必须先从制宪权理论分析。

法国大革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埃马努埃夫·约瑟夫·西耶斯首次提出了制宪权理论，他在《第三等级是什么》一书中写道：“在所有自由国家中──所有的国家均应当自由，结束有关宪法的种种分歧的方法只有一种。那就是要求助于国民自己，而不是求助于那些显贵。如果我们没有宪法，那就必须制定一部；唯有国民拥有制宪权。”[1]在总结西耶斯的制宪权理论的基础上许多学者对制宪权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对制宪权理论进行了继承和批判。我国制宪权理论并不发达，对制宪权理论的研究也迟于民商法、刑法等理论的研究。最早对新中国制宪权理论进行研究的是肖蔚云先生，而较完整系统论述制宪权理论的著作是徐秀义、韩大元所著的《宪法学原理》。[2]国外对制宪权理论的研究成果可以分为以西耶斯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制宪权理论和以施密特为代表决策主义制宪权理论。

自由主义制宪权理论的代表人物西耶斯认为，国家权力可以划分为两种：一种是制定宪法的权力，即制宪权，一种是由宪法所创造的权力。他在《第三等级是什么》一书中指出：国民不能受制于宪法，也不应该受制于宪法，强调国民意志具有最高权威性。依宪法而创立的权力，具体包括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等各项国家权力。这些权力不仅是依宪法而创立的，而且只能依据宪法才能行使，受宪法的约束。而制宪权是国家制定一切法律、法规的根源，所以它本身不受任何规范的限制和约束。同时他还认为，如果国土太大，制宪权不能等于全体国民时，可委托于人民的临时特别代表行使，例如由特别的制宪团体行使。后来法国的制宪会议行使制宪权很好的印证了这种观点。西耶斯关于制宪权的学说，根植于当时处于社会第三等级的资产阶级，反映了资产阶级利用宪法确立其政治地位，最终实现维护其经济利益的目的。西耶斯这一思想与卢梭在其《社会契约论》中所表达的“人民主权论”在法律精神上存在暗合之处。[3]社会契约论认为统治者由于被统治者的同意而得到他正当的权力，也就是把国家或政府的正当性奠基在被统治者的志愿同意上。这种理论把政府视为只是一个受托者，它的权力及权利是由托付人所授予的。作为单个的人，由于处于自然状态中，生存条件恶劣，为了防止相互的伤害和玉石俱焚，订立共同契约；同时，将自己的部分权利让渡出去，构成公共权力，来保障个人的生存。霍布斯、洛克及卢梭就把社会或国家视为是奠基在契约之上的组织。因而西耶斯的制宪权学说被后来的学者称为“自由主义制宪权理论”，它一直影响着立宪国家的宪法制定。

以施密特为代表的决策主义制宪权理论产生于德国。19世纪中叶，德国法学界受历史法学和概念法学的影响，法学家拉班德和耶林纳克彻底否定了制宪权概念的合理性，其理由之一便是上述制宪权理论无法解释民族的历史形成过程。[4]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由资本主义演变为垄断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制宪权理论遭到了诸多批评，其中为代表的则是德国宪法学家施密特，他于1928年撰写了《宪法学说》，在这本书中，他站在政治现实主义的立场对自由主义制宪权理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建构了决策主义制宪权理论。但他认为制宪权理论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作为民主制度下制宪权主体的民族，其民族认同并非来自其所制定的宪法，民族认同乃是先于宪法、历史的客观存在，其归属是无法自由决定的。”[5]同时，虽然施密特同样以民族作为其制宪权理论的奠基性观念，但他却旗帜鲜明地与自由主义制宪理论划清界限并提出了尖锐的批判。施密特的决策主义制宪权理论认为：作为产生各种部门法的根本法——宪法就产生于主权者的“意志行为”之中。“主权专政在现存整个秩序中看到的，正是它要通过行动消除的状态。主权专政并不是借助一种以既存宪法为基础——即合宪——的法律来消除这个宪法，而是设法创造一个状态，以便一种它视之为真正宪法的宪法得以确立。这就是说，主权专政依据的并非现存的，而是有待建立的宪法。人们也许认为，这种行为不符合任何法律观点，但情形并非如此。让我们设想：有一种权力，自身尽管并非合宪地建构起来的，却仍然与任何宪法处于这样一种形式之中：它显现为一种奠基性权力，既然宪法从不能制定这种权力，即便现存的宪法要否定它，也否定不了。这便是制宪权的含义所在。”[6] 他认为国家权力是不可让渡的，任何个人或任何团体都不能取代国民总体而被给予制定宪法的权力。从施密特为代表决策主义制宪权理论可以看出国家权力是由制宪权产生的。

我国的制宪权理论是不发达的。“迄今为止，绝大多数宪法学论著、教材在论及此问题时，要么语焉不详，要么避而不谈，制宪权理论成了一个无人问津的论题。制宪权理论之所以迄今仍然不尽发达，或者难以发达起来，我认为根本的原因是公民国家权力主体意识的淡漠与丧失。”[7]制宪权内涵的法治精神是我们必须面对与正视的。在法治国家中，为防止国家权力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害，只有通过行使制宪权制定宪法才能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研究制宪权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不仅可以从学理上丰富我国的制宪权理论，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也被赋予了深刻的实践意义。

二、制宪权与国家权力的关系

国家权力有很多要素，其中，国家主权、立法权、宪法修改权、宪法解释权与制宪权有密切联系，这些权力与制宪权的关系是研究制宪权与国家权力之关系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制宪权与国家权力是有密切联系的。制宪权除了具有原创性外，还具有至高性的特点，从而制定出的宪法成为一国的权威，也派生出了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而一国的主权则被称为“对外独立，对内最高”的权力，这两种权力同为最高，是否会引起理论上的冲突呢？主权作为一个国家所享有对内对外的国家利益的所有权，在确定一个国家法律规范时是否体现为制宪权？也就是说，制宪权是否是一个国家主权在制定该国行为规范时的具体体现？制宪权是否是主权的一种表现形式？其实至少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虽然在宪法创制制度上存在着由国家机关来制定宪法的情况，但这种制度现象丝毫也不能证明制宪权的国家权力性质。国家权力的产生应该是在宪法产生以后出现的，国家权力是一种“宪法现象”，而不属于“前宪法现象”。尽管从发生学上来看，国家权力的出现随着国家的产生就存在了，但是，体现了法治精神和宪法至上的现代宪政理念必须从逻辑上将国家权力置于宪法效力的支配之下。因此，在宪法未产生之前，任何国家权力的存在都不可能获得逻辑上的合法性。从逻辑上来看，制宪权应该是主权权能的一种体现，尽管制宪权主体可以在逻辑上与主权的主体相分离，但这种权利的性质的超越宪法的。当然，主权、制宪权作为“前宪法现象”，两者都是以价值形态出现的，因此，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应该服从价值之间的一般关系。也就是说，主权与制宪权之间的关系存在着“应该是什么”的问题，而“是什么”在逻辑上就显得力量较弱。如果将主权视为国家利益的所有权，是民族国家生存的一种集合性的权利，那么，已经这种所有权所产生的各种派生权利都是围绕着主权的目的来实现自身特殊的目的。制宪权在逻辑上可以视为由主权派生的制定宪法规范的权利或权力。作为一种权利，主权所有者与制宪权主题是合二为一的，也就是说主权所有者自己制定宪法；作为一种权力，主权所有者与制宪权主体之间存在着权力的授予关系。因此，制宪权主体行使的是一种由主权所有者所拥有的主权的 制约。主权与制宪权的这种逻辑上的关联，宪法的产生就会缺少必要的正当性基础。尽管人们在实践中并没有严格地区分主权行为和宪法制定行为。从宪法逻辑学的角度来看，隐含在主权与制宪权关系背后的逻辑关联是清晰的，必须予以有效地揭示才能构建逻辑上自恰的宪法价值体系。

其次，制宪权与立法权存在着相互联系与区别。制宪权决定着国家的根本体制，属于最高的权力，它所制定的宪法是效力最高的国家根本法。而立法权只能制定一般的法律，这种一般的法律不能同宪法相抵触和违背，一般法律的效力低于宪法。目前世界上极少数国家没有制宪权和立法权的严格界限。例如，英国是不成文宪法国家，它的宪法由宪法性法律、宪法惯例和法院的判例构成的，而宪法性的法律也是由享有制定法律的机关议会制定的。所以，在英国制宪权与立法权没有严格的区别。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制宪权和立法权加以严格区分，这种区分表现在：首先是享有制宪权和立法权的机关不同。享有制宪权的机关一般是由选举产生的专门机关，如英国的宪法就是由制宪会议制定的，法国1791年宪法也是由制宪会议制定的，而这些国家的法律则是由依宪法组成的国会和一会制定的。其次是制宪和立法的程序不同，制定宪法的程序要比制定普通法律的程序严格和复杂的多。例如一般国家明确规定对宪法草案和修正案的表决必须以全体成员的三分之二或者四分之三的多数通过，有的国家还须进行公民投票表决。在联邦制国家还须经成员国的议会或者制宪会议批准。而一般法律则以相对多数在国会或议会通过即可。最后是制宪权与立法权的独立程度不同。这主要表现在制宪权是独立的，因为这种权力处于最高的地位，这种权力行使的结果能够确立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规定国家机构的组织和活动原则、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确立国家标志，而立法权则是不独立的。这是因为立法权只是国家权力的一部分，它是由宪法设定的，立法权的行使必须要依据宪法，行使立法权的机关所确定的法律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另外，立法权在行使的过程中还会受到其他机关的制约，在那些设有专门的违宪审查机构的国家，违宪审查机构有权宣布违法宪法的法律无效或宣布作废。

再次，制宪权与宪法修改权和宪法解释权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宪法修改是指在宪法实施过程中，当宪法内容与社会现实不相适应时，由宪法制定者或者是依照宪法的规定享有宪法修改权的国家机关或者其他特定的主体对宪法规范中不符合社会现实的内容依法定程序加以变更的宪法创制活动。”[8]“宪法解释是宪法制定者依照宪法的规定享有宪法解释权的国家机关或其他特定的主体对已经存在并且正在生效的宪法规范的含义所作出的说明。”[9]前文已述，有的学者认为制宪权既包括宪法制定又包括宪法修改和宪法解释，而有的学者认为制宪权仅指宪法制定，本文把制宪权看成广义与狭义之分。一般论述都指的是狭义的制宪权。宪法修改权和宪法解释权与制宪权联系很紧密，制宪权是宪法修改权和宪法解释权的前提和来源，没有制宪权宪法修改和宪法解释就无从谈起。与制宪权不同的是，宪法修改权和宪法解释权的权能性质可以是一种国家权力，即宪法修改或解释可以通过宪法规定的国家机关来行使，而制宪权的权能性质是不能看成国家权力的。宪法修改和解释的逻辑时序是在宪法产生之后即制宪权行使完之后，所以宪法修改和解释就可以是一种由国家机关享有的委托权力。当然这种权力的来源依然是主权。

在分析了以西耶斯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制宪权理论和以施密特为代表的决策主义制宪权理论，并分析了国家权力中的几个要素与制宪权的关系后，结合国内外对制宪权理论的研究成果，可以得出制宪权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一是制宪权产生国家权力；二是制宪权限制国家权力；三是国家权力是制宪权的保障。下面分述之：

1、制宪权产生国家权力

制宪权是一种原创性权力。国家权力由制宪权产生，制宪权是国家权力的基础，两者是源流关系。国家权力是通过宪法确定的，而宪法的产生正是行使制宪权的结果。宪法反映的是人民的意志，制宪权下的国家权力如何安排，直接影响到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正常关系能否得以维持和发展，关系到公民的权利能否获得国家权力的有效保障。一个必须清晰认识到的问题是，制宪权是国家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之源泉，无制宪权，则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便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此三权力从属于制宪权，乃是宪政之根本；若无制宪权规制，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便成无车手的三驾马车，要么因相互牵制而原地打转，要么因依附而受制于其中一权力而趋向专制，最终瓦解宪政体制。这种可能性之所存在，是因为任何权力归根到底是由个人来操纵的，离开了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权力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西耶斯把国家权力划分为制定宪法的权力和由宪法所创造的权力的这种分发适应了当时革命的需要，然而到后来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并不能很好的解释制宪权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从制宪权的权力性质来看，一是不能将制宪劝定性为一种国家权力，因为依照现代宪法观点，在逻辑上应当是先有宪法，再有基于宪法的规定而产生的国家权力，因此，在宪法学理论上是不能将制宪权的性质确定为国家权力的。二是制宪权是一种主观性的权利，它是宪法理论上的一种假设，主要是为了解决宪法本身的正当性问题，是现代宪法不可缺少的范畴。

同时，制宪权只能是一次行使的权力。这是因为制宪权是一种进行“政治决断”的权力，而这种“政治决断”又是一种有特殊指向的“政治决断”，即选择一种国家权力受到制约，人民基本权利得到保障的社会（我们可以把这种新型的社会形态称为自由社会），所以，宪法与自由社会相生相伴，不可分离，只要自由社会还继续被保留，那么制宪权便只能行使一次，因为对自由社会的选择，只要一次就够了。如果社会中出现了另一种“政治决断”，将自由社会抛弃，那么宪法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了，进而也就不会有什么制宪权了。所以，从逻辑上讲，制宪权只能行使一次。

立宪国家产生之后，人民作为国家主权的主体资格得到了归复，人民作为国家权力的主体意识开始复苏，人的独立性使制宪权在国家宪政的整个背景中获得了强有力的凸现。从此，“人被确立为一切政治制度与行为的主体与目的”，[10]而不是实现某种政治目的工具。制宪权也应为此而存在。在立宪主义下，一切制度的设置都是以人为中心，为人的自由提供条件；人的尊严和价值是一切宪政制度正当性的唯一法理基础，正是这一法理基础构成了由此产生的其他一切制度获得人民认同的理由。因此，在立宪主义的指导下，制宪权确保了全体人民有权选择实现自由和权利的各种具体制度；当已选择的制度有碍于人民的自由和权利的实现，或者已异化为人民实现自由和权利的反对力量时，人民完全有理由起来彻底废除这种制度，并创建另一种新制度取代之。宪政发展史也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当制宪权属于全体人民已成为一个不言而喻的命题而为所有的人（包括组织）所恪守时，宪法才能贯彻实施，宪政才能有效确立，人民的自由和权利才能获得充分的保障。

2、制宪权限制国家权力

制宪权的行使，直接导致宪法规范的出现，宪法是对权力专制的一种否定，在封建社会统治末期，某些专制政府打着立宪的幌子维护其统治，但这从反面证明宪法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了现代国家的象征。资产阶级近代宪法的产生，彻底否定了王权的专制与独裁。宪政是通过宪法的权威否定专制，宪政是与专制相对立的，是专制的天敌。宪政的内涵是“以宪法为前提，以民主政治为基石，以法治为基本原则，以限制政府权力为核心内容，以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为目的的政治制度或统治模式，它是宪法规范与实施宪法的政治实践相结合的产物。”[11]制宪权对国家权力的制约首先表现在通过制定宪法对专制的否定上，其次则是通过制定宪法对国家权力进行合理分配，使得分工合理，彼此受到限制与制约，正如

北美独立革命期间著名的思想家潘恩指出：“宪法不仅是一种名义上的东西，而且是实际上的东西。它的存在不是理想的而是现实的；如果不能以具体的方式产生宪法，就无宪法而言。宪法是一样先于政府的东西而政府只是宪法的产物。一国的宪法不是其政府的决议，而是建立其政府的人民的决议”，“宪法对政府的关系犹如政府后来所制定的各项法律对法院的关系。法院并不制定法律，也不能更改法律，它只能按已制定的法律办事；政府也已同样方式受宪法的制约”。[12]

有的学者按照制定宪法的主导者和推动力不同，以及按照宪法的制定与国家的产生的先后顺序的不同，将历史上指定宪法的实践分为了四类：以美国为代表的契约式、以法国为代表的革命式、以德国和日本为代表的改良式和以英国为代表的演进式，从而从以上对各种不同类型制宪实践进行分析中，得出一个共性，即宪法的制定总是意味着国家权力受到一定限制，也就是说，正是宪法才创建了有限的国家权力。制宪权创制了受限制的——即合理的国家权力。从这个意义上也再次论证了制宪权从逻辑上和理性上都先于国家权力，因为它为国家权力的存在提供了合理性。[13]

3、国家权力是制宪权的保障

制宪权与政治联系紧密，一国的政治是否稳定，人民的权利是否能得到最大的实现与保障，都关系到制宪权能否得以正确实施与运用，宪政是否能得以实现。从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来看，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往往会制定一部宪法来宣告其夺取政权的合法性，确认其对国家的统治，一切国家权力都依宪法而产生。制宪权在行使之后并没有因它的“一次性使用”而消亡，它把权力都移交到宪法作为其载体，因而对宪法修改、宪法解释、以及由制宪权创制的国家权力的合理分配，达到分权与制衡，国家权力的正确与良性运做正是维护宪法权威与尊严的表现。立法机关行使立法权，必须遵循宪法，任何法律法规不得与宪法相抵触；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维护的也是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与尊严；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依法行政是法治社会所要求的基本原则。各种国家机关行使相应的国家权力，最终都是以宪法为核心。维护宪法的权威性，而维护宪法，正是对制宪权的一种保障，宪法是由制宪权的行使而出现的，一切维护宪法的行为都是对制宪权的肯定和保障。

再从制宪目的看，制宪目的是把社会共同体变为政治的一元体，确定国家权力活动的组织体系与原则，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以形成社会的统一意志，即使宪法具有正当性。宪法制定好以后面临着维护的问题，维护宪法的正当性和权威性，如何使宪法所发生的效力与制宪时所规定与达到的制宪目的与基本价值理念相符合，如何对制宪权进行维护与保障，都离不开国家权力从中的作用。

一国的政治不稳定，人民主权得不到承认，基本人权得不到保障，就更谈不上法治与权力分力与制衡以及制宪权的实施。国家权力是制宪权的保障，如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二十世纪初期，相继出现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中华民国约法》、《中华民国宪法》、《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等宪法性文件，但北洋军阀的制宪活动只是政治骗局，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并且北洋军阀政权的基础脆弱，国家权力十分纷乱与薄弱，几乎都是昙花一现，随生随灭。所以每当宪法一颁布，他们的统治也就随之垮台，因而他们的宪法在实际生活中并没有起到实际作用，也就是说制宪权根本就得不到保障。

综上所述，制宪权是一种原创性权力，国家权力由制宪权产生，制宪权是国家权力的基础，两者是源流关系。宪法创建了有限的国家权力，国家权力受到制宪权的限制。只有国家权力处理得当，人民主权才能得到承认，基本人权才能得到保障，法治与权力分力与制衡才能实现，制宪权才能得以实施，国家权力是制宪权的保障。

注释

[1] [法]西耶斯著：《第三等级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56页。

[2] 参见徐秀义、韩大元著：《宪法学原理》（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版。

[3] 参见Ｍ·Ｊ·Ｃ维尔著，苏力译：《宪政与分权》，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66页。

[4] 参见徐秀义、韩大元著：《宪法学原理》（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110页。

[5] 转引自[台]黄耀宗著：《民族主义与宪法国家》，载“宪政文本”网站之“宪政理论”，www.libertas2000.net/gallery/xzlilun/yaozong.htm

[6] 转引自[德]尼希黛斯著，朱雁冰译：《启示录的宪法学说——从彼特森神学看施密特》，载刘小枫主编：《施密特与政治法学》，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36—237页。

[7] 章剑生著：《论制宪权》，www.chinalawedu.com

[8] 胡肖华、肖北庚主编：《宪法学》，湖南人民出版社、湖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2页。

[9] 胡肖华、肖北庚主编：《宪法学》，湖南人民出版社、湖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8页。

[10]  龚祥瑞主编：《宪政的理想与现实》，中国人事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11] 胡肖华、肖北庚主编：《宪法学》，湖南人民出版社、湖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6页。

[12] [美]潘恩著：《潘恩选集》，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46页。

[13] 参见李强：《试论制宪权》，www.iolaw.org.cn/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2] [法]西耶斯著：《第三等级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3] 刘小枫主编：《施密特与政治法学》，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

[4] [美]潘恩著：《潘恩选集》，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5] 周叶中著：《宪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6] 胡肖华、肖北庚主编：《宪法学》，湖南人民出版社、湖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7] 徐秀义、韩大元主编：《宪法学原理》（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版

[8] 李步云主编：《宪法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9] 程洁著：《宪政精义：法治下的开放政府》，中国人事出版社1995年版

[10] 龚祥瑞主编：《宪政的理想与现实》，中国人事出版社1995年版

[11] 莫纪宏著：《现代宪法的逻辑基础》，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1版

谢选骏指出：人説“制宪权与国家权力之关系”，我看這屬“知易行難”、“說易做難”——尤其在中國大陸這個紅區。


【16、民国宪政的一段往事 】


1913年──中国闹“共和”革命后的第三年，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张君劢为外蒙问题在报上攻击中华共和国大总统袁世凯，在北京没法呆了，于是跑去德国柏林念书。传奇私服发布网到欧洲留学，机会难得，张君劢想，当然得习点欧洲的学问，而非梵文或突厥文什么的──便选择了法学和经济学。

在开往欧洲的火轮上，置身大海变幻的波涛，张君劢脑子里也许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中国已闹过“共和”革命，德意志还是帝制，按理说不及中国“进步”，干嘛还去德国取经？

到德国没多久，欧洲就爆发战事。热心天下事的张君劢兴奋不已，书不念了，几乎每天剪报纸──这不是个中国间谍吗？房东老太想，得向警方告发。警方果然马上来人，但受“住宅自由”所限，不敢进屋搜查，站在门外盘问几句就算了。德意志虽还是帝制，但早已立宪──公法学家施米特称1871年的俾斯麦宪法为“天才之作”。在立宪帝制国家居然有个人权利和自由的法律保障，让张君劢大迭眼镜：君主立宪也能保障个人权利和自由？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非要闹“共和”？国家强盛？个人权利？这些在君主立宪制下不也可以求得──一切不都取决于立宪吗？

再说，“共和”是什么意思？“立宪”又是什么意思？

这段时期，张君劢想过这些问题，但来不及静下心来边想边认真念书──祖国的“共和”尚在襁褓中，动辄有人想复辟帝制。1915年，欧战正打得难解难分，张君劢匆匆离开德国，回祖国“帮助朋友反对洪宪帝制”，成了共和国政府中的政治家，先后在段祺瑞总理和冯国璋总统的官僚班子里干过。

在段总理的班子里当秘书时，张君劢有一天突然想到：要是中国在国际事务上立点功，不就可以乘机摆脱种种不平等条约？经过一番盘算，张君劢估计德意志帝国会战败，便极力怂恿段总理赌一盘──对德意志宣战。

受到过帝国警方“礼”遇，而且就个人感觉来说，张君劢相当欣赏这个立宪帝制国家，为什么还要主张对德国宣战？看来，张君劢心里清楚：政治不是私人情感的事情，一切乃出于“国家理由”。为了替中国对德宣战找到借口，张君劢在报上说：宣战书不必扯什么“中德十余年历史”，在现实中随便找个“口实”就可以了。

其时，民国总统黎元洪与段总理失和，内阁与国会仍然不睦。段祺瑞听了小政治家的建言赞成对德宣战，总统及国会为了与总理抬杠，即便晓得宣战对国家有益也要反对──在野名流康有为、孙中山也极力反对可能是别的什么原因。倒是张君劢的亦师亦友梁任公支持，跟着自己这位小兄弟说：国家“非乘此时有所自表见，不足奋进”云云。张君劢为此非常高兴：看来看去，任公还算“政治成熟”，他清楚晓得，至于“所谓公决，所谓人道，普通义耳，所谓条件，抑附属之后起义耳，其根本义乃在因应世界大势而为我国家熟筹将来所以自处之途”──国家利益是首要的。

宣战就得进入战争状态──通常，国家进入战争状态可以凝聚民心。张君劢和梁任公都没有想到：对德宣战后，共和国不仅没有上下一心，反而南北分裂──其实，欧洲离中国老远，所谓参战不过瞎哄哄。张君劢痛心疾首，由此恍悟到一个道理：“一国以内，先要人民的智识力、道德力充实，然后才有好政治”。

无论欧洲还是中国的古代圣贤不是都说，先有“好政治”，人民才会有“智识力、道德力”？是否到了民主政治时代，人民的“智识力、道德力”就是“好政治”的前提了呢？何谓民主政治？

中华共和国政府最终还是派了少量工兵部队参战。战事结束后，从法理上讲，中国是战胜国，但中国并没有像君劢和任公设想的那样摆脱不平等条约，反倒再受不平等条约羞辱──这回张君劢才晓得：“国际上只有强权而无公理”，“至于说国际公法，更是空话”，决心把自己“所藏国际法书藉付诸一炬”。

1918年九月，德军总司令兴登堡宣布战败。不到两个月，德国保守的中世纪古城慕尼黑就爆发了有点像俄国十月革命的十一月革命。也许，由于“德国革命没有列宁或托洛茨基”（张君劢语），社会民主党人得以掌握哗变叛军和工人，成立了临时“人民委员会”，准备走向“共和”。

君主国可以是宪政国家，“共和国”也可以是专制国家──比如苏维埃共和国。通过革命推翻帝制后，德意志便面临重大政治决断：建立什么样的共和国。

将对这一重大政治决断作出决定？人民吗？

从十一月的革命到制订魏玛宪法的短短几个月里，德意志的各种思想和政治力量为自己所主张的国家政体打斗得不可开交──“这个战场的两极是西方类型的议会民主和苏联类型的人民代表大会专政”。 为政制选择打斗的都是些智识人和政治家，“人民”并没有实际的政治决定权。张君劢这时也许会想到，只有像他或任公那样的智识人、政治家先具有“智识力、道德力”，中国才会有“好政治”？

十一月革命时，德国作为一个立宪国家仍处于战争状态。其实，在前线和国内，德意志帝国当时都还有实力尚存的军队。国内出现动乱时，本来政府可以援用宪法规定的紧急专政权平息动乱，稳定国家秩序，谁也没想到，君主宪政秩序几乎自动崩溃，然后德国有点神奇地在半年多一点时间里和平完成政体转换。两个月后，临时“人民委员会”在魏玛举行第一届国民议会选举，社会民主党、天主教中央党、德意志民主党获得多数，组成联合内阁（所谓“魏玛联合”），获得“人民”授权起草宪法──魏玛宪法。 魏玛民国就这样诞生了──从君主立宪到联邦制共和，对于德国来说，不仅是宪政从君主立宪向议会民主制转变，而且以联邦共和制形式重新肯定了俾斯麦统一德国之前的政治结构──在一些政治家看来，这当然是德国的历史性倒退：德国面临重新分裂的危险。

1908年，大清皇族就起心模仿日本，订立了《钦定宪法大纲》，打算施行君主立宪。辛亥革命有如1918－1919之交的德国革命，拒绝了君主立宪。但“共和”以后，立宪的事情总没有着落──共和国起初模仿英国宪章的虚君共和（《重大信条十九条》），然后又搞出个具有民主宪章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2）──看来，立宪不是一朝能成的事情。德国人那么快就搞出部宪法，真让人欣慕。

在宪法史上，魏玛宪法有自由主义“法学家”的杰作这一美誉。据说，“自由民主派”中的左翼智识人（自由左派）领袖──赫赫有名的社会学家韦伯、思想史家特洛尔奇和法理学家迈勒克对魏玛宪法的起草以及魏玛民国采用议会民主制起过重大作用 ──比如，总统应该像法国那样由议会选举，抑或像美国那样由人民直选，最后便是听了韦伯劝告采用后者。在1849年法兰克福宪法的自由民主精神引领下，魏玛民国的立法者们认真研究了瑞士、英国、法国、美国的宪法，立志要集历史上已有宪法的优点于一身──魏玛宪法涉及国家生活（宗教、教育、经济）的条文之具体，美国、法国宪法也相形见拙，对共和国采行的内阁制作出的种种规定之细致，据说连同样采用内阁制的英、法宪法亦无法相比。

说起搞“宪法”，中国智识人和政治家当然谈不上有什么经验──欧人不仅有绝对王权时代以来的宪制经验，更有罗马的“共和”理念和罗马法传统。“中国从来没有一个法律家等级”（韦伯语），不能像德国人那样很快搞出部宪法来也没有什么好奇怪。1918年，张君劢随任公再访欧，因厌倦了民国政治便留下来在德国继续深造；1919年8月，德意志国民大会通过魏玛宪法，正在德国的张君劢觉得真有如社会福音：这可是“以往的成文宪法中最彻底的民主文件之一”呵，说它开创了“共和宪政的新纪元”也不为过。

1919年12月，张君劢拜望魏玛宪法主笔、魏玛民国首任司法部长普鲁斯，从这位公法大师手里兴奋地接过魏玛宪法打字稿，随即译成中文，希望中国智识人“读万遍”。 张君劢并非不清楚，德国宪政传统虽然当从1849年的法兰克福宪法算起，对于德国宪政具有重大历史作用的其实是君主立宪的1871年宪法──俾斯麦的强势专政在君主立宪的框架下使得德意志逐渐成了政治强国。可是，张君劢看重的并非德国的立法者经验，而是国民道德──他对国人说，魏玛民国的成功，从政治上看，军队支持固然重要，但根本原因是德国“国民道德智识之健全”，民族性格“守纪律、爱秩序”。言下之意，改造国民性乃施行宪政的首要政治因素。

回想到自己的祖国，初生的中华共和国虽然不如人意，张君劢以为，当依法改进“共和”，而非再来一次革命。北洋政府毕竟有其“共和”正当性，如今端赖于据其正当性建立合法性制度（法制）：“国之所以立，必赖法律，苟无法律，国且不存；所谓法者，其成立也，必有一定之机关，一定之顺序；若苟焉以少数人之力，而更易之，则法为非法，而国必乱”。要是中国也能像德国那样，有一部行之有效的民主宪法，该多好！

宪法等于经民意的代议机关审议通过的一套法律规定吗？ 

好些法学家的确就这么认为。法学家施米特却不这么看。他在《宪法学说》中一开始就说：将“宪法”与作为一套法律规定的宪法法规（条文）混为一谈，是稀里胡涂的宪法观──必须区分宪法的“绝对意义”与“相对意义”。前者指制宪主体（君王或者人民）的一次性政治决断，决定性地创制自身的政治共同体的特定生存形式，在这一意义上，宪法的含义等于国家的实存本身及其政体形式（比如“民主共和”），一套调节生活秩序的具体法规──所谓“相对意义”的宪法，不过是由这一政治决断引出的。

倘若不区分“绝对意义”和“相对意义”的宪法，仅从魏玛宪法的条文来看，就会出现荒唐的情形。施米特举例说，宪法76条的修宪条款属于具体的宪法法规──规定了修宪的各种程序；“德意志民国为共和政体”这一规定也是宪法条款之一（宪法第一条），倘若不区分这两个条款的性质（前者体现的是制宪权，后者体现的是修宪权），宪法第一条就得从属于76条的效力范围──民国政体便可以随（民）意经三分之二议会多数通过修改。这样一来，魏玛宪法本身就包含着自己推翻自己的“合宪”成份，制宪的政治决断就成了儿戏。

施米特提出绝对意义和相对意义的宪法的区分，也是想要提醒德国智识人自己心里搞清楚，民主共和究竟意味着什么：共和革命远不是仅仅为了制订一部成文宪法，它意味着一个政治统一体（民族国家）在特定政治处境中对自身的生存方式作出了新的政治决断，或者说为如何在新的政治生存处境中形成新的政治统一体重新作出了一次决断──随后的制宪（制订具体的宪法法规），不过是这个政治统一体自觉选择的政治行动。换句话说，“绝对意义”的宪法是为一个新国家奠定基础的政治行动，不可与相对意义的“宪法”（具体的宪法法规）等而视之。

倘若如此，人们就得问，共和革命的政治决断是谁作出的？如果不是“人民”，何以能把没有“好政治”怪在“人民”头上？

魏玛宪法让张君劢兴奋，还因为魏玛宪法的妥协性符合他自己的宪政理想：通过宪法来统合各种政治势力的对立。如果按政党意见来划分，张君劢在魏玛民国大概该算社会民主党右翼，要是参加魏玛民国议会的政治决断，他也会说在中国说的话：“扑为希冀以法律手段解决社会革命之一人，故对于列宁式之革命，不敢苟同”。在张君劢眼里，魏玛宪法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划时代胜利，中国应该从效法法国革命转向效法德国革命：“昔焉以法国为政治革命之先驱，而全欧洲转相效法，则今后各国所取者，其在社会革命之先驱之德国乎”。

的确，在涉及国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第二编中，魏玛宪法不仅囊括了美国宪法中的“权利法案”、法国宪法中的“人权宣言”，还采纳了一些“社会主义”条文，可以说是自由派与社会民主派妥协的产物──由于魏玛宪法统合了内阁制与总统制、议会政治与直接民主、中央集权与权力分化、劳工与资产者等对立因素，在张君劢看来，魏玛宪法是世界上再好不过的宪法。　

在施米特看来，魏玛宪法的妥协性使得宪法条文巨增，几乎成了“包罗无遗的法典”，其实并非出于政治智能，而是出于多党妥协的需要──各党为了各自利益在条文上斤斤计较、讨价换价。虽然大致可以把魏玛民国初期的德国党派分为亲西方的自由民主派、亲苏俄的左派和主张回归传统的右派，实际上，哪一党派中都又还有左右。社会民主党主流人士居左偏右，偏左的社会民主党人于是另立“独立社会民主党”，几乎与紧跟苏维埃的共产党人要在同条战壕；天主教中央党与德意志民族人民党都算右派，但前者远不如后者极端；自由民主的德意志民主党主张传承启蒙政治理想的血脉，却没有政治实力──没有掌握“人民的呼声”，其自由主义还被视为“不合国情”；社会民主党算所有政党中势力最大的，成了“魏玛联合”的中坚，但这个党的领袖们偏偏缺乏政治抱负。 魏玛宪法是在这样的政党状况中产生的，其妥协性与其说反映了立法者的政治明智，毋宁说暴露出新的德意志共和国这个政治统一体的体质脆弱。宪法的妥协性本身也并非一定是好事情，反倒可能是现代性政治的根本问题的表征：自从传统的自然法被扫进历史拉圾堆，规定国家生活的法规体系已经没有“终极正当性”，“所有宪法条文都取决于制订宪法时的政治和社会状况，受制于政党政治的偶然情势”（施米特语）。民主政治删除了传统的自然法──超验的正义来源，人民便成了立法的德穆哥；在民主政制中，谁如果还诉求传统的上帝旨意，便无异于诉求“非民主的超验要素”，成了反人民的诉求。施米特一再提醒人们，“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这一古谚是由杰斐逊赋予新生命的。民主政治──人民自己（选出统治者来）治理自己，预设了拥有统一政治意志的同质的人民。但即便同质的“人民”也很少时候是同心同德的铁板一块──对于政治家来说，“民众是散的，不但仓卒难为我用，且时为敌人所用”（毛泽东语）；用今天的话来说，“民意如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各政党为了争当“人民的声音”的代表，大多希望“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以“合民众口味”的方式“动员人民”（毛泽东语）。“人民”这个立法的德穆哥像个九头鸟，或者身上有成千只手，需要政治家去掌握──民主政治究竟是人民掌握政治还是政治掌握人民，真不大容易说得清。政治上有歧见是人类的天性，“共和国”有各种党派也算自然的事情。可是，倘若党派林立，“神”的声音乱七八糟，国会就一塌糊涂，对于民主宪政来讲的确是个大麻烦。魏玛共和宪政偏重“议会民主”，国民议会拥有很大权限，使得国家统治者没有强有力的权威来治理国家，“尽管总统任命的总理和政府不一定要由国会批准，但是国会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不信任票就使政府或者个别部长倒台”（《德意志史》，前揭，页223）──从1919年二月魏玛民国建立首界内阁到1932年纳粹党依魏玛宪法规定的合法程序出来组阁，民国历时十三年，内阁更迭十九次，最短的仅执政一个月（1923年Stressemann的两次组阁），最长的也不到两年。 

当然，内阁执政时间的长短，还不足以判定国家政权的稳定与否──法国的内阁更迭比魏玛有过之无不及。是否反映政权稳定，还得看内阁更迭是由什么原因导致的。内阁制要求内阁对国会负责，政党依直接选举所得的国会席位来决定内阁构成，虽然魏玛宪法53条规定总统有权任免内阁，但在魏玛民国初期，内阁并不能完全由总统个人意志来决定，而是由党派意志来决定。如果国会中只有两党，内阁更迭不过就是轮流执政的格局；倘若国会内党派林立，党派必须纵横联合，才能形成议会多数来组阁──纵横联合的党派往往使得内阁不稳，总理和部长由议员出任，他们不过是各自党派的代理人，只能执行党的机关决定的政策，党的纪律妨碍内阁成员的政策立场──这种情形在两党制中就不大可能出现。

1911年共和革命以后，中国进入了所谓军绅政权时期──据说，这也是中国近代最为自由的时代。国家政权疲弱不堪，国内政治力量四分五裂，却不乏市民社会的“自由”──鲁迅可以骂很难听的政治怪话，虽然遇到不少麻烦，还不至于没有地方发文章或干脆押起来。然而，经历过北洋时期的共和，张君劢也体认到，搞宪政不能将代议制民主绝对化，“绝对的议会政治”最终不过“少数政党代表议会代表”，“假名窃号，而以主人翁自居”，实际上是政党操纵民意。张君劢叹服魏玛宪法精深，也在于魏玛宪法混合了直接民主（直选总统和全民公投）与代议制政治的混合──中国的“民国”采用“绝对的议会政治”，一再因议会与政府对峙而陷入泥潭，全体人民插不上手。张君劢感叹：“诚当日约法中有国民大会之规定，以四万万人全场一致之决议，息争议和，则国会其奈吾民何，军人其奈吾民何！”国家就要像个国家，不要被议会民主政治搞得国将不国。

既然如此，张君劢为什么没有注意到，对政党的限制性规定恰恰是魏玛宪法的弱项──其原由恰恰来自魏玛宪法的妥协性，就令人费解了。的确，魏玛宪法中的直接民主因素可以平衡议会政党政治，然而，这种平衡却是危险的平衡──何况，如此平衡恰恰又增添了魏玛民国内阁不稳的因素。

正是由于考虑到德国选择了议会民主，国家权力从君主转移到了议会多数，议会冲突可能使得国家政权不能保持稳定，智识界领袖韦伯和魏玛宪法起草人普鲁斯在制宪时都主张，必须在宪法中赋予总统足够的权力。表面看来，在议会责任制下，民国总统不过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传统君主帝制的个人最高权力被取缔了，但魏玛宪法规定总统有权缔结条约（45条）、任免内阁（46条）、解散国会（25条）、在国会对某一法案争执不下时有权诉诸全民公投（72、73条）──尤其宪法48条的强制执行权和“专政强权”（Diktaturgewalt），让总统有权授予内阁在国家“危急状态”下动用军队，采取军管维护国家安定。 依据这些宪法条文，总统的权力显得至高无上，甚至可以甩开国会中的最大党任命国会外的超然人物出任总理，当然可以成为平衡和解决议会冲突的一种重要手段──如此宪政安排，很可能是韦伯一类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在制宪时暗中塞进宪法中的总统制成份，以应付国会混乱导致国将不国。

由于国会中的党派混战过于频仍，民国总统兴登堡事实上越来越多地积极干预组阁，内阁被国会推翻的次数反倒不多──天主教中央党由此得以多次成为魏玛民国内阁的中心（十九次内阁中，有九任总理出自中央党）。不仅如此，总统还靠专政强制权以紧急命令方式代为立法──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无论如何，内阁制与总统制的混合，看似一种妥协，实际上也成了内阁不稳的因素之一：一方面是各党派争夺内阁席位，一方面是总统干预内阁成员的任命，内阁构成既受国会党派冲突限制，也受总统限制，难以形成听命于自己的内阁班子，遑论制订内外政策。

为了避免共和宪政陷入议会党争、甚至国家内战，看来还得凭靠宪法赋予总统的特别权力──可是，为稳定国家秩序而制订的总统专政条款，毕竟与宪法的民主共和精神相抵触。不错，宪法通常都要赋予国家总统某些特别权力（军队统率权、外交权、任命权之类），但魏玛宪法48条的重点是赋予总统的专政强制权，这一条文继受于1871年俾斯麦宪法68条规定的德皇紧急命令权。但紧急命令权需先有戒严令或紧急状态令，并限于无法召开国会时才可以动用，魏玛宪法的总统专政权却可以不受法院干预地解释社会危急状态，自行决断是否施行专政，因而与旧宪法相比，民主宪法实际上强化了总统专政权。宪法学家们当然可以解释说：“专政强制权”针对的是，国家处于“围困状态”（Beladerungszustand）──国际政治处境不妙、国内出现混乱时，如何可能维持住国家秩序；何况，在民主宪法框架下，专政不等于专制──专制是个人（皇上或君主）的独断统治，专政是宪法授权的强制统治；专制不受法律限制，专政却受根本法（宪法）的限制。尽管如此，施米特仍然尖锐地指出：既然魏玛宪法的专政条款基于专政者的自由裁量，专政的宪法规定本身便与自由主义的法治国原则相矛盾，因而意味着，自由民主宪政的安稳恰恰要靠非自由民主的专政来守卫。

共和宪政的如此内在矛盾是现代民主政治本身带来的：民国总统由人民直选产生，具有人民主权赋予的最高权力，作为立法机关的国会，同样由人民直选出来；一旦总统与国会对立，这两个人民的合法代表就处于对立之中。由于魏玛宪法的立法者们的良苦用心，宪法使得总统在与国会对立时占点上风，需要反对国会法案时，可以将法案诉诸公民复决，需要强制人民时，则可以动用“专政强制权”。 尽管如此，这个“人民的代表”（直选出来的总统）毕竟不能完全无视另一个“人民的代表”（直选出来的议会）的“声音”。魏玛民国建国第二年──1920年3月，就发生了卡普暴动（Kapp Pusch），民国政府平定暴动后打算取消罢工权利，工会则要求更多参政权作为交换。结果，政府与工会居然达成了这样的协议：工会有权参予决定民国政府内阁和普鲁士邦内阁人选的去留，有权参予决定经济、社会立法，有权参予认可行政制度的改革方案，俨然成了议会党团，史称“无异于一场社会主义革命”。

与张君劢的看法不同，在施米特看来，民主宪法不过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政治行为的结果，不能将宪法看成“什么绝对的东西，因为它不是从其自身中产生出来的”。倘若以为有了宪法就万事大吉，那就大错特错了──关键问题仍然在于：谁决定、谁制订。宪法不会靠自身的规范系统自动产生作用，“宪法的效力有赖于制订宪法的人的政治意志”──无论“共和”还是“宪法”，都不是一揽子解决人类政治问题的灵丹妙药──人类的政治问题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无论对于传统的政治还是现代的民主政治，政治家或立法者的智识力和道德力都是首要的决定性要素。

1930年初，魏玛民国议会实际上已经陷于瘫痪，三月28日那天，兴登堡没有事先与政治党派商量，任命布吕宁（Heinrich Brüning）出任民国总理组阁，搁置了国会的权力──这一事件标志着张君劢欣佩的“立法国家”的破产，开始了实质性的总统制。这时，自由民主派智识人和法学家们议论纷纷，担心自由民主的共和宪政会因此受到根本性损害──施米特马上将一年前的文章〈宪法的守护者〉（1929）扩展成小书，为兴登堡的政治行动辩护：总统制不仅是魏玛宪法准予的法律建构，而且对于民国来说，也是唯一有出路的选择──通过总统制打破议会制霸权，修复议会传统创设的立法与执法的微妙平衡，使议会传统不至于被“直接的”议会民主摧毁。因为──施米特在随后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一书中告诫说，魏玛宪法这样一个自由民主宪法即便具有妥协性，仍然遭到极左派和极右派政党拒绝。对极左派来说，这是一部彻头彻尾资产阶级民主的宪法，与第二帝国宪法藕断丝连；只有实现以工农兵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与旧宪法革命性地决裂而非其改良，才能彻底告别专制时代。对于极右派来说，魏玛宪法是崇洋媚外，把外国那套政治制度生搬硬套强加给具有悠久民族传统的德意志“人民”。在民主宪政的框架下，魏玛宪法甚至给予明明白白宣称站在宪法敌对面的政党以“议会平等”的权利──施米特警告说，倘若这样的政党靠直选一时拥有了“人民的呼声”在国会占据多数，就可能依相对意义的宪法（条文）改变绝对意义的宪法（民主政体），现代僭政就来了。

就政治和经济处境来说，魏玛民国与张君劢时期的中华共和国一样，其实一直面临再来一次“革命”的压力──国内政治党派林立，国家承受着因战争赔款而来的巨大经济负担。不过，两个“共和国”有一个根本不同：魏玛民国没有陷入军阀割据，军方始终忠于政府，不像北洋时期，动不动就有地方军头要领兵入京──1917年六月，安徽督军张勋引兵入京，用武力强逼总统解散国会，随即宣布拥宣统复辟；其时梁任公和张君劢都在段祺瑞内阁任职，两人积极附和，促段祺瑞采取专政措施──如此措施的基础显然是统一号令的军队。可是，靠军力复辟帝制是历史倒退，靠军力重建共和，就是历史的进步了：孙中山已经对议会民主政治失去耐心，宣称“南北新旧国会，一概不要它，同时把那些腐败官僚、跋扈武人、作恶政客，完完全全扫干净它，免致它再出来捣乱，出来作恶，重新创造一个国民所有的新国家，比现在的共和国家还好得多。” 政治家孙中山（而非人民）再次作出决断，让共和国从军政起步重新来过。

有一种观点认为，魏玛民国最终断送在魏玛宪法手中。这种说法把一件复杂的历史事情简单化了，但并非无中声有──1932年下半年以来，帕本内阁中的国防部长施莱歇尔将军和内政部长盖尔多次打算启用一项崎靠军方的“国家紧急状态计画”，最终因违宪官司的压力而作罢──这事说起来，迄今还让人感到惊心动魄。

随着经济状况恶化，失业人数不断上升，纳粹运动对魏玛民国政府的压力越来越大，冲锋队到处扰乱公共秩序──1932年4－5月间，总理布吕宁和防长Groner打算宣布冲锋队为非法组织，以此抑制纳粹运动，但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为免国家陷入内战，国防部的施莱歇尔将军想出一计，说服民国总统兴登堡对纳粹运动采取“驯化”策略：许诺给纳粹党领袖人物几个内阁职位，条件是纳粹党不再搞社会运动。32年四月的总统选举后，总统制已经由议会制约转变为纯粹的总统制，总统想让谁当总理，就让谁当总理。兴登堡听从了施莱歇尔的建言，约见希特勒，说他会撤掉布吕宁的总理职务，换上估计纳粹党会接受的帕本出任总理，还答应取消布吕宁宣布的冲锋队禁令，重新选举国会。

施莱歇尔将军在总统面前说得起话，不仅因为他有政治见识，还因为他在国防部有一个关怀共和命运的政治组织，其成员伸展到军队的中级军官。6月间，总统换掉了总理，同时让施莱歇尔出任国防部长。

七月30日，新一届国会选举，纳粹党票数大升，虽然还没有取得绝对多数，但如果与德共联手，就能形成多数。纳粹党见势改变对共产党的态度，采取策略性合作姿态──于是情势大变，民国总统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以纳粹党为主体的三党联盟就有可能赶“魏玛联盟”下台。当然，倘若希特勒信守与兴登堡密谈时的承诺，不靠议会多数得寸进尺，夺取国家权力，民国政府也可以听之任之。

希特勒哪里会信守承诺，他夹持议会多数要求的不是部长什么的，而是国家领导权（总理位置），并由他来重新组阁。兴登堡断然拒绝了希特勒的要求──虽然兴登堡打算给一些内阁位子给纳粹党领袖人物，绝没有打算把主要的内阁位子（比如总理之类）给纳粹党，遑论组阁权。国会与总统这两个人民直接选出的代表就这样僵住了──纳粹党扬言，如果不服从国会选举所体现的民意，就要发动全面的社会抵抗。八月10日那天，帕本内阁召开紧急会议。防长施莱歇尔将军与内政部长（我们这里叫公安部长）盖尔（Gayl）在会上联手提出了一项“国家紧急状态计画”（der Staatsnotstandsplan）：废除这次国会选举，无限期推迟新的国会选举──这意味着政府将在没有国会这一民意机构的条件下执政一段时期，实行所谓“总统专政”──总统是人民直接选出来的，因而也可以叫做：基于直接民主的总统专政。

施莱歇尔将军在会上发言说，他本来打算接纳几个纳粹党头头进内阁，以便平息纳粹党领导的社会运动，用和平方式解决国内政治冲突，现在看来这一着行不通。倘若不解散国会，已经占多数的激进政党联盟就会在国会通过要求本届内阁退位的决议。目前，内阁只有一条生路：不理睬国会的不信任动议，诉诸总统的紧急专政权，解散国会，无限期推迟国会选举；倘若激进政党要搞事，内阁完全可以依靠国家武装力量。说到这里，施莱歇尔将军停顿了一会，扫视了一下各位部长的脸，然后沉静地接着说：七月20日以来，民国军队和普鲁士邦警方已经处于戒备，随时准备为国家效力。

盖尔发言时态度更坚决：怎么可以让纳粹党人进内阁？这无异于让国家倒退到议会民主主义。什么叫“议会民主主义”？只讲“议会民主”的程序，其它什么都不管，无论什么乌其八糟的党，只要一时有了人民的选票就可以执政，这就叫“议会民主主义”！人民从来只看眼前利益，根本不顾及国家安危。……当然，宪法规定，解散国会后得马上举行新选举──国家没有国会这个民意的立法机构看守住的话，就不叫民主共和国了，推迟选举必然会被视为严重的违宪行为。可是，诸位得看清楚，就国家的当前状态来说，推迟选举完全正当。国家不能老这样下去，依我之见，最好利用这次紧急状态时期修宪──我们的宪法实在成问题，要是不来一场“从上而下的革命”（Revolution von oben），将那些与自由民主理念作对的政党统统取缔，我看哪……

司法部长Gürtner接过话头：推迟选举既违宪，也合宪，因为，总统有权采取这样的行动，只要我们可以说服总统就行了──Gürtner的表态实际上是支持盖尔，其它部长们则不同了，你一句我一句，总之不赞同将紧急状态计画与推迟选举挂红，根本理由是：倘若如此，内阁会背上违宪罪名，再次被告到宪法法院。好多内阁成员当了部长才没有几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结果，这次内阁会议最终没有作出决议。八月13日是魏玛宪法纪念日。这一天，盖尔在纪念讲演中公开批评魏玛宪法：魏玛宪法使得我们的国家陷入分裂而非成为一体，在民主议会制原则至上的口号下，国家简直成了党派争斗的玩物，国家无法求得稳定，没有稳定，经济就无法好转，法国人的怨债就没法还完。我们的国家需要全面修宪──具体来讲，得修改选举法，引入个人选举法，以抽掉政党势力虚假的民意基础；增加家庭成员和母亲的选举权，以此削弱激进政党的民意基础；宪法中还得增加限制小党派的条款，以减少国会中的分裂；最好还搞个由总统授权、由社会贤达组成的政务院，平衡议会政治对内阁的冲击…… 盖尔公开主张修宪体现了其个人的立法者品格，因为，主张修宪意味着魏玛宪法并非完美，甚至得担当被视为敌视民主宪法的政治危险。出于策略考虑，盖尔没有明说如何修宪，但他明确地说，修宪不可采取宪法规定的议会多数原则来搞，否则，无异于给了目前在国会占多数的激进政党以可乘之机──盖尔心里想的是，利用终止议会期，由专业人士、公法学家和各邦代表提出议案，再由总统付诸全民表决，而且还得等内政已经稳定、国家经济状况已经好转。

宪法不是“神圣不容侵犯”的吗？如此修改宪法不是破坏民主宪法？

“宪法神圣不容侵犯”，按施米特的看法，其含义应该是指“绝对意义”的宪法，而非“相对意义”的宪法（条文）。不然的话，总统行使宪法48条的专政条款时，必然会打破好些宪法条文，已经算“侵犯”宪法了。在《宪法学说》中施米特说，宪法48条的专政条款“并不涉及（立宪的）根本政治决断和宪法核心”，绝非等于破坏了“绝对意义”上的宪法，毋宁说倒是在维护这个自由民主宪法得以产生的政治意志。“不容侵犯”的，并非宪法的具体条文，而是制宪权的政治意愿。以“宪法神圣不容侵犯”为由来否定魏玛宪法48条（比如把它说成专制残余），无异于为魏玛民国制宪主体（德意志人民）的敌人提供了颠覆民主宪政的可能性和合法性。总理帕本得知盖尔的修宪提议后，公开表态支持，同时申明，盖尔的讲话绝非内阁的授意。但修宪这样的话，总统兴登堡最不爱听──他的历史荣光靠在魏玛共和宪政身上，魏玛宪法有神圣性，等于他自己有神圣性──他就是这个宪法规定的人民直选选出来的。23日那天，兴登堡再约见希特勒，仍然寄望于说服希特勒放弃与政府作对的立场，他会让希特勒和其它几个纳粹头目进内阁当部长。希特勒瞪着两眼对总统说：怎么可能呢？你瞧瞧现在的民意，如果我不当总理，你怎么向人民交待？为了国家，你最好按宪法48条授权给我紧急专政权──你不是曾经授权布吕宁和帕本这样的紧急专政权吗？那样的话，我马上就可以重新整顿好国家。

兴登堡只好叫侍卫送客──谈判破裂倒使得内阁执行紧急状态计画的决心加强了。

八月30日，新选出的国会开碰头会，草拟步骤杯葛内阁──内阁也在总统渡假的Neudeck开会。帕本总理对总统说，国会肯定会提出内阁不信任议案，目前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快解散国会。问题是，根据宪法解散国会后得马上重新选举国会，从目前情况看，纳粹党仍然会在国会获得强势，所以，无限期推迟国会新选举看来是必要的。这一行动虽然违宪，但我们可以依据宪法规定的总统专政权获得合法性：总统就任誓约中有保护德国人民不受伤害的义务（宪法42条），新的国会选举将出现街头恐怖，伤害德国人民──将新的国会选举推迟到国家政治处境安定以后，乃总统的义务。

兴登堡低头想了一下说：看来，为了德国人民的利益，也只能违背人民主权的多数原则了；不过──总统补充说──不能动用“紧急专政权”来支持修宪。总统的这种表态已经等于变相授权执行紧急状态计画，其它内阁成员没有什么话说──内阁会议作出决议：解散国会，推迟新的国会选举。 

两周以后（九月12日），新的国会开第一次会议，纳粹党的戈林（Hermann Goring）坐在国会主席的位子上，洋洋得意地宣布：现在，我们这届由人民选出的国会按宪法54条表决由共产党人议员提出的对政府不信任议案。总理帕本一下子懵了，没想到不信任动议表决来得那么快，居然赶在他宣布解散国会之前。帕本站起身来，赶紧把解散国会的政令交给戈林。戈林看都不看一眼，说现在是国会开会，继续表决──559位议员，512票赞成，仅42票反对──很清楚，赞成不信任动议的也有“魏玛联盟”的议员。

从法理上讲，不信任表决无效，因为，政府已经提交了解散国会令，国会不能再进行新的表决，只能就解散国会令作出反应──戈林强行表决不过想要制造政治效应，给政府造成道德压力：让全国人民乃至整个世界都看到，眼下的德国政府根本没有代表民意──甚至反民主。

国会表决后，盖尔在记者会上仍然强硬宣称，政府的解散国会令有效。可是，盖尔低估了不信任议案带来的社会心理影响。九月14日那天，内阁再次举行会议时，大多数部长们已经转变态度，担心继续推行紧急状态计画会使得政府吃宪政官司，最好在坚持解散国会令有效的同时，宣布马上选举新国会，以免引发政治动乱。

盖尔急了，从位子上跳起来：为了人民的利益，必须违这个宪！

一直没有说话的施莱歇尔将军这时用一贯的沉静声调说：要是宪法的民主多数原则和当前的政党状况没有改变的话，重新选举国会对国家一点好处没有，我们应该向人民讲明这一点。再说，不定期推迟国会选举，在宪法上找到说法，不是没有可能，我的助手奥忒上校（Oberstleutnant Ott）已经找宪法学家施米特、比尔芬格（Bilfinger）、雅可比（Jacobi）等人征询过意见，应该没有问题。

其它所有内阁部长仍然反对推迟新的国会选举，他们的一致理由是：不仅纳粹党，甚至中央党都扬言，如果推迟国会选举就会依宪法59条入秉宪法法院，这威胁在传媒中已经传开了，政府的名声目前非常不好。内阁会议也得少数服从多数，盖尔和施莱歇尔不得不作罢，以免被看作无视宪法约束的违宪分子。新的国会选举定在11月6日。不出所料，新选举没有改变国会格局：纳粹党失去了很少的选票，与纳粹党结成议会党团的德共则增加了票数，两党在国会取得了具有否决权的多数。选举期间，这两个激进政党还联手在柏林搞了一次公交工人罢工，让柏林公共交通瘫了几天（3－7日），既给政府一点颜色，也显示拥有工人阶级的民意。

总理帕本想重新启用已经搁置的紧急状态计画，打电话给施莱歇尔将军，想看军方态度如何。施莱歇尔在电话那头说，新的国会选举后，他已经不能担保军队肯定会支持政府、保障公共秩序。不过，他可以搞一次纸上军演（Planspiel），试试军方的态度。

军演由奥忒上校负责，他在提交给施莱歇尔的军演报告中说：军队将领普遍认为，军队没有可能既弹压激进政党发动的骚乱，又对付东部边境波兰人的骚乱──奥忒上校建议，应该阻止政府想靠军事非常状态来保护自己的念头。施莱歇尔将军与国防部幕僚认真研究了一番情势，断定帕本内阁在广泛社会压力下已经不可能守住政权。为了避免国防军卷入内战，施莱歇尔决定靠自己个人的良好人缘和“社会将军”（sozialer General）的声望，寻求与除共产党以外的所有政党合作，支持他出面来搞个临时性的非常内阁──具有社会权威性的总统内阁（sozial-autoritrer Prosidialkabinett）。施莱歇尔没有排除纳粹党，一则担心其社会煽动力实在太大，二则打算拉拢纳粹党中温和的Strasser一翼。施莱歇尔当然清楚，根本问题来自宪法的约束，但他也晓得，这个时候动宪法非常危险，因此暂不提修宪的事情，先利用议会中的党派斗争──尤其利用纳粹党内的分歧以及工会阵线的力量，分化纳粹党。

12月1日那天，总统招内阁成员到府上开会，议题是如何更换政府才会让国会满意。没想到多数部长的一致看法是，更换内阁无论如何不会让国会满意，即便换上施莱歇尔将军当总理，仍然不可能指望他在可见的时间内改变激进政党占议会多数的状况，除非在解散国会后不是马上选举新国会，而是在专政期间修宪。兴登堡急了，只好再次动用宪法48条的紧急专政权，让帕本内阁挺下去。不过，他重申，不能在没有国会期间修宪──目前，他说，自己最看重的是“捍卫宪法”。

第二天，内阁开会讨论具体施行措施。司法部长问，如果执行紧急状况计画，国防军立场会如何，施莱歇尔让坐在身后的奥忒上校把军演报告拿出来念一下。听完报告，帕本站起身来，给总统打了个电话提出辞呈，提名施莱歇尔将军接任总理。

施莱歇尔将军临危受命，首先着手疏导军方。12月13到15日，施莱歇尔把时在柏林的军方头头招集起来开了两天会。施莱歇尔将军对将领们说：过去，帕本内阁只有靠军方支撑才能维持下去，但调察发现，军方立场并不乐观，万一几天之间百分之九十的人民走上街头怎么办？本届新内阁的首要任务是缓解紧张，看国会格局在下个月是否会向有利于政府的方向转变。要是纳粹党继续与政府作对，我看就得对他们不客气了。现在我只有倚靠国防军，直到政府在国会里缓过气来。诸位，你们得作好思想准备，政府可能对纳粹党人采取强硬立场──与纳粹党人斗，可不是“打蚊子”（Mückenstichen），而是“你死我活”（auf Hauen und Stechen）。　

稳住军方后，施莱歇尔马上穿梭各党派，找“魏玛联盟”各党领袖谈话，希望形成对新内阁有利的国会情势，甚至不惜拉拢一派纳粹党议员进入内阁，搞一个包括纳粹党在内的社会联盟，但绝对控制住国防部和总统专政权，以防纳粹党潜在的颠覆力量。施莱歇尔向各党领袖暗示，他不会是软弱的总理，对于与政府作对到底的政党，他会采取强硬手段。施莱歇尔也不时发表公开讲话，表示新政府只有暂时的目的：马上着手解决失业问题，不会搞宪法改革──施莱歇尔将军说到做到，不顾企业主的反对，由政府出面提供就业机会，以便求得工会支持。

到元月中旬时，施莱歇尔发现，自己的努力并没有什么成效，“魏玛联盟”各党领袖仍然坚持得按宪法办事，国会再次提出不信任动议。16日那天，施莱歇尔召开内阁会议。将军在会上说：要是国会在即将召开的会议上将动议付诸表决，他就宣布解散国会，执行紧急状态计画。内阁的主要成员都赞成执行紧急状况计画，接任盖尔的新任公安部长Bracht甚至说：要是解散国会，至少把新选举推迟到秋天；必要的话，连普鲁士邦议会也一并解散。

施莱歇尔对与议会的对抗感到很有把握。23日那天，施莱歇尔向总统汇报，他的政府在等待31日国会的不信任表决，然后就动用军队，激活紧急状况计画。施莱歇尔万万没有想到，总统突然又态度犹豫起来，说这样会让他显得在破坏魏玛宪法，得先征询一下各政党领袖的意见，才能决定是否授权施莱歇尔起用紧急状况计画。总统身边的国务秘书、宪法解释专家迈斯纳（Meiner）博士急了，忍不住插话说：推迟新选举会违背宪法25条，但依宪法48条发布推迟选举的政令则合宪──宪法上写得很清楚，在政治稳定的情势下才可能选举。施莱歇尔马上说，现在正是国家紧急状况的时候，对于总统来说，这是一个恰当的时刻，表明自己为捍卫宪法而采取行动。施莱歇尔还保证，只要有了一段休止国会的时间，他就可以依宪法76条剪灭纳粹党。施莱歇尔想要严厉抑制民族社会主义，的确“是使德国免受纳粹统治的最后机会”（参《德意志史》，页357－362）。

兴登堡拒绝了施莱歇尔的建议，说内战是所有战争中最坏的。他还提醒施莱歇尔，上次在内阁会议上，施莱歇尔自己也反对采用紧急专政。施莱歇尔回答说，这回的情势与帕本内阁与纳粹党冲突时的情势已经很不一样。兴登堡还是犹豫不决，不过最后没有把话说死，让施莱歇尔先征询一下各政党领袖的意见再决定。施莱歇尔内阁唯一的生存机会这下就得看“魏玛联合”中的两大党（社会民主党和中央党）领袖的态度了，要是他们支持关闭一段时期国会，施莱歇尔从总统那里请得“紧急专政权”的成数就很高。

26日那天，中央党领袖卡斯（Prolat Kaas）对施莱歇尔要关闭国会的暗示作出反应，写了封致民国总理施莱歇尔的公开信。在29日那天，公开信以“警告违法：致施莱歇尔和兴登堡”为题，发表在中央党机关报《日耳曼》（Germania）上。信中说：推迟新选举是明目张胆的违宪，内阁要是采取这种行动，只会引出法律和政治麻烦……施米特博士长期攻击宪政程序的合法性，是关闭国会的法理学幕后黑手，卡斯警告施莱歇尔，不要采取“施米特及其追随者鼓吹的思想”所支持的违法举动，使得宪法相对化。他还教导说，走出僵局的唯一办法，恰恰不是关闭议会，而是认真回到议会民主制度的程序上来。

27号那天晚上，施米特在一个晚餐会上碰到施莱歇尔的新闻秘书马尔克斯（Erich Marcks），得知了卡斯公开信的内容。施米特回到家中已经夜里十一点，妻子正病卧在床，他在日记中写到：“背信弃义的事情发生了。兴登堡神话马上就要完结。……施莱歇尔会辞职；取代他的，不是帕本，就是希特勒。这老头子（指兴登堡）简直疯了。今晚冷得可怕……”。

29日那天见报的，还有前任普鲁士邦总理布劳恩（Otto Braun）受社会民主党委托写的公开信，表示在关闭国会的问题上与中央党态度一致。两个自由民主政党的领袖从政治和法律上威胁内阁，无异于给总统一个毫不含糊的信息：总统应该解除施莱歇尔的总理职务。当天晚上，施米特在日记中写到：“《日耳曼》刊登了卡斯致民国政府的信，还警告我对宪法48条的解释是违宪的。老先生这样做简直无异于提名希特勒”。

中午，施米特在家接到文人恽格尔打来的电话，对局势的发展十分兴奋：终于可以收拾无神论、理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分子了。

29日下午，施莱歇尔将军坐在办公室收拾家当，一付准备离开的样子。陆军上校哈默思坦（Hammerstein）冲进办公室，对将军说：不能就这么算了，请命令我带人到总统府，向总统提出最后通牒──他不得按什么民主多数原则任命希特勒为总理，总统要不从，我就把他软禁在波茨坦宫，然后施行全国军管。……将军呀，得有勇气走这最后一步，即便被人们看作搞政变，也不能让希特勒执政。

哈默思坦上校是国防部中的少壮派，也是施莱歇尔将军的政治组织中的中坚人物，由他牵头周围还有一个小圈子──施米特有几个关系密切的军官朋友就在这个圈子里，所以，哈默思坦敢向施莱歇尔将军提出这样的建议。施莱歇尔听完哈默思坦的话，把他望了半天，然后用沉静的声调说：总统是人民直选出来的，公开对抗总统，无异于公开对抗自由民主。你我愿意担当这样的罪名？

施米特本来不想答理卡斯，但担心纳粹夺权，还是写了封措辞激烈的致卡斯的公开信，30日那天刊登在《科隆人民报》（Kolnische Volkszeitung）上：“我关于宪政的论述仅仅是力图传达我对德意志宪政的意义和结果的认识，并不涉及党派利益……我并没有将宪法相对化，而是反对滥用合法性观念，反对对真理和价值持中立态度的功能主义”。施米特不晓得，早在28日那天，兴登堡已经告诉施莱歇尔他得走人。施米特发表公开信那天，兴登堡宣布任命希特勒出任总理。当天晚上，纳粹份子像过盛大节日，在布兰登堡门搞了火炬游行。

希特勒执政两个月后，就利用紧急专政权开始施行一系列法制变革，以紧急命令方式代为立法──以党政取代宪政。魏玛宪法中的总统专政权有如一把双面仞，既可以用来革除魏玛宪法的敌人，也可以被魏玛宪法的敌人用来革除魏玛宪法。有人（比如政治思想史家蒙森）因此把希特勒的成功归咎到韦伯主张的直接民主论头上，显然不太公道──问题始终在于，谁掌握民主的权力。在魏玛民国的政治较量中，较劲的与其说是人民的意愿，不如说是政治人物的“智识力、道德力”。要是施莱歇尔将军敢背违宪的黑锅，采纳哈默思坦的建议，历史也许就没有希特勒的戏唱了。

当人们欢呼走向共和民主宪政时，很少有人会想这样的问题：什么样的政治家在领我们走向共和？什么样的立法者在设计民主宪政？──如施米特一再问的：谁在决断？　

民主政治依然是政治，并没有取消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仍然、甚至更需要具有胆见卓识、德性超迈、果敢有勇的政治家──因为，“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这话杰斐逊可以说，希特勒也可以说。可是，如施米特在《宪法学说》中所指出的：现代民主政治给人类政治生活带来的根本变化之一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不再基于统治者的优异品质，而是基于与人民的同构型──“统治者或治理者的权力或权威并非出自某些更高的、人民所不能企及的品质，而是仅仅出自被统治者或被治理者的意志、委托和信任。”民主制否定的并非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本身，而是其它政体形式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或者说古典形式的政治家条件──韦伯的确富有远见卓识，魏玛民国一建立，他就作了题为“政治作为志业”的讲演。 

传统政治的主体是国家，现代政治的主体是人民”（施米特语）。共和革命之后，古典的“国家学说”已经无法应对现代民主政治问题，需要另立“宪法学说”。《宪法学说》这部施米特一生中篇幅最大的著作，1927年──也就是孙中山在南方起兵再来一次革命取得重大胜利那年杀青，次年出版，其中提出的“绝对含义”与“相对含义”的宪法这一区分，不仅在宪法学史上留下了厚重一笔，在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历史上也留下了厚重一笔──《宪法学说》重版于1954年，波恩基本法的立法者们没有忘记施米特在魏玛民国时期提出的告诫。　

魏玛民国的覆亡，对于曾经热情号召学习德国革命的张君劢难免是一大刺激。张君劢本来希望尽快找到救国方略，对于民主共和宪政的学理问题没有多大兴趣，以为有了“自由精神”的民主宪法就万事大吉。现在他才晓得，建立民主共和，仍然需要“毅然决然求得一种适于自己之制度”。张君劢后来提出的所谓“修正的民主政治”，听起来就象是要吸取魏玛民国的教训：比如说，国家权力和公民自由应当大于政党利益，“国本问题、国家组织问题是应该超党派的”，不能“只看到民主政治或人民权力之一方面”，无视“为国家重要原素的政府权力”。张君劢最看重“立国”──他将Nation译作“内兴”，是个所谓“国家主义者”──当然，权力虽为“国家不可缺少的要素，但必须把权力限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以内”；但重要的是，为了使得国家权力有效，也得限制作为民意代表机关的国会的权限，除了“监督预算，议订法律，不得行使西欧国中之所谓信任投票制，以更迭内阁”；国会代表也不应全是人民直选的党派成员，还应该有一定比例的“农工商技术或科学家”（参见《辑要》，页478－页508）。总结魏玛民国的经验教训之后，张君劢主张的“立国之道”仍然是：“以欧洲之新思潮，从宗教革命起到民主政治止，以其理性发展，为吾们文化前进之方向”。

无论早先热情推崇德国革命，还是后来总结魏玛民国的宪政经验，张君劢都没有留意到施米特的《论专政》、《议会民主制的思想史状况》、《宪法学说》、《合法性与正当性》等魏玛时期广受关注的论着，也没有注意到二三十年代德国法学界在民主宪政问题上的大论争。

原因何在？心不在此焉──1918年，张君劢脱离民国总统府的秘书公职，留在德国继续念书，不是为了悉心研究西方现代政制的剧变及其法理和政制思想的历史，甚至不是为了认真研究一番各国宪法，而是为了找奥伊肯请教人生观哲学──据说，解决了人生观问题，政治经济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今后要改造中国政治经济，其下手处应先从人生态度着手，或曰人生观应彻底改造。由此生活态度之改造中，乃生我们所要之新文化。有此新文化，不怕无新政治制度与新经济建设”（《辑要》，页531－532）。看来，张君劢始终相信，改造“国民道德”是现代民主宪政的第一要务；当施米特通过一系列宪法学文章（后结集为《宪法条文论集》）为魏玛宪政的生死存亡搏斗时，张君劢在中国学界挑起的却是一场“人生观论战” ──既然如此，怎么可能指望张君劢这样的立法者留意到魏玛民国时期德国公法学界对宪政问题的大量思考？

西洋人虽说有“世俗法的理性化传统”和“法律家等级”（韦伯语），民主宪政对于西人来说同样是“新时期的新任务”，不大可能从伯里克勒斯那里直接取经──倒是有可能吸取教训，古朗热（Fustel de Coulanges）在其《古代城邦》（Cité antigue）中以“平民革命”为题来描述雅典民主时代；精通西方法理学史的施米特说，欧洲一向有国家学说，但直到他那个时代，都还谈不上有什么“民主宪法学说”──倘若如此，宋明儒怎么会成了民主宪政的先知呢？　

中国智识人因直面西方政制而经受三千年未有之剧变已经百多年了，汉语学界的公法领域迄今依然几乎近于荒芜。“百年”一个接一个来──“北大建校百年”、“废科举百年”，人们又忙于迎新的百年──“共和革命百年”……事到如今，中国的立法者们在“智识力、道德力”上有多大长进？无论多少百年过去了，立法者的教养依然是“好政治”的首要前提。要是“立法者”们仍然像周先生或张先生那样，将中国没有“好政治”怪罪到人民头上──所谓“国民性”、“国民道德”云云，智识人在自身的改造过程中立志或被迫向游民或经济人学习，百年恐怕真的白过了……

施米特，《宪法学说》，刘锋译，上海人民版。

谢选骏指出：人説“民国宪政的一段往事”，我看這個张君劢，和後來的共產黨如出一轍，完全是“拍腦袋政治”、“在鬥爭中學習”——國家民族成了他們狼心狗肺的實驗品。


【17、我们要「制宪会议」】


《我们要「制宪会议」》（穆德〔郑超麟〕《新旗》1947年第16期）報道：

李星按：本文内容不想评论。要指出的一点，作者说“革命的工农大众及其领导的党”如何如何，但郑超麟和王凡西的小团体，称不上是工人阶级的革命组织。而当时的“革命的工农大众”，绝大多数正在中共领导下进行军事斗争和社会改造。

就是说，革命的工农大众，以他们所能理解的方式，在他们能达到的程度上，从事的阶级斗争，恐怕是当时的先进分子， 比如王、郑，更应该关注的。

今年秋天，国民党训政政府，或国青民三党共同训政政府，要在中国举行一次「普选」，来选举国民会议代表了。这「普选」是否能够举行，即使举行，选出的代表是否开得成国民会议，现在都不能确说。那是须看从今开始的一个时期内的事变如何，来决定的，而从今开始的一个时期将是富于大事变的时期。但虽如此，革命的工农大众及其领导的党，对于准备选举的国民会议，不能不有一个确定的立场，现在就应当有一个确定的立场。

据政府说，未来的国民会议是依照去年通过的宪法规定而选举的，它将依照此宪法规定去实行它的职权。换一句话说，它将是「行宪的」国民会议，以别于去年召集的那个「制宪的」国民会议。

整个问题就在于：去年那个制宪的国民会议能代表全国民意么？它制成的宪法得到全国人民公认了么？依照这个宪法规定能够解决中国问题么？

大家知道，去年那个国民会议并不能代表全国民意，因为大多数代表是在一党专政之下产生的，而且产生于十年以前，即战争尚未爆发以前；临开会时虽然添加了若干属于青年党和民社党的代表，但这些代表仍然不能代表民意，仍然是由那两个党提出而非民众选出的。如此产生的国民会议，即使制成了一部十全十美的宪法，全国人民仍不能认为是自己的宪法，何况制成的是以五五宪草为底本，再采取若干政协通过的原则呢？五五宪草固然不能解决中国问题，政协原则即使全部采取在宪法之内，也仍旧不能解决中国问题。

宪法颁布时，民众态度的冷淡，宪法颁布后，内战更加剧烈，经济更加混乱，政治更加无出路，以至现在，民众几乎忘记了有去年召开国民会议制定宪法那一回事，——这一切就是明白指示：中国现在需要的，还不是什么行宪的国民会议，而仍是一个制宪的国民会议。

中国一切根本问题，一切最根本的问题，需要拿出来，让全国民众，尤其占全人口中最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直接选举代表组成国民会议来解决。中国应当采取甚么社会制度，应当实行甚么政治形式，只有这样一个国民会议才能决定。一切现存的权力机关，都需服从这样一个国民会议，都需经过这样一个国民会议重新认可才能享有权力。这是享有最高权的国民会议，这是名副其实的「制宪会议」。

「制宪会议」是资产阶级革命中新创的武器，当初资产阶级曾经使用这个武器推翻了中古封建制度，而建立近代资本主义制度。

现在，历史发展已经达到必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时候了，可是「制宪会议」，这个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使用的武器，仍然保有其革命的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仅落后的国家，如印度，在召开「制宪会议」来表示全国民众的意志哩，而且先进的国家，如法意诸国，民众意志也仍在借「制宪会议」形式表达出来。

在中国，我们现在也仍需经过「制宪会议」来表达全国民众意志。

现在，我们需要的，不是甚么行宪的国民会议，不是甚么一般空泛的，意义含糊的国民会议或国民大会，而是「制宪会议」。

现在，当国民党御用的国民会议召开而又颁布了宪法以后，当共产党和民主同盟声明否认此国民会议和此宪法的时候，当广大民众对此亦表示厌恶和冷淡的时候，当制宪的国民会议和行宪的国民会议纠缠不清的时候，我们拿「制宪会议」口号来代替过去的「国民会议」口号，是有革命意义的，因为这个口号意义是明白而确定的，而且是现在世界诸重要国家所通用的。

可是，无论用「制宪会议」口号，或「国民会议」口号，我们都不要忘记：最后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这「会议」自身，并不是这「会议」以内的人物和议案，而是这「会议」以外的群众行动。不仅现在，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是这样；以前，在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也是这样。历史上最民主的「制宪会议」，即法国一七八九年和一七九三年两次召集的「会议」，仍须挨受外面群众行动的鞭策，才能走上革命道路。所以，我们为「制宪会议」而斗争时，更需要群众运动的加强和扩大，更需要议会外的行动来影响议会内的决定。我们要「制宪会议」，要用直接无记名投票普选出来的握有全国最高权的「制宪会议」，一切现存的权力机关都应服从「制宪会议」。我们不要甚么行宪的国民会议。

我们不要一党专政所制成的宪法，我们也不要党派协商所制成的宪法，我们不要「制宪会议」召开以前任何人所起草的宪法。我们要「制宪会议」不受一切旧拘束而新制宪法，我们要「制宪会议」特设宪草委员会来重新起草宪法！

最先的和最重要的，我们要一部民主的选举法来选举「制宪会议」，在此选举当中必须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之完全的自由权！

谢选骏指出：人説“我们要「制宪会议」”——我看什麽時候，中國的丘八們懂得了這個道理，中國的事情才可以走上正軌，而這要取決於，“中國能否完成基督教化”！


【18、中华民国制宪国民大会】


網文《中华民国制宪国民大会》報道：

临时政府组织大纲（1911年）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2年）

天坛宪草（1913年）

中华民国约法（1914年）

民八宪草（1919年）

中华民国宪法（1923年）

民国宪法案（1925年）

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1931年）

五五宪草（1936年）

宪政期成会宪法草案（1940年）

政治协商会议宪法草案（1946年）

中华民国宪法（1946年）

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1947年）

宪政研讨委员会宪法草案（1966年）

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1991年）

现行之宪法为1946年通过之《中华民国宪法》及2005年通过之《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第七次增修版本

查论编

制宪国民大会代表开会前夕至灵谷寺阵亡将士陵墓前祭奠抗战烈士

制宪国民大会是中华民国为了完成制定《中华民国宪法》而召开的会议，会议举行于民国35年（1946年）11月至12月的南京国民大会堂。该会议代表由民选和遴选方式产生，其主要参与政党为中国国民党、中国青年党和中国民主社会党。中国共产党及其盟友民主党派拒绝参加，不承认其政治合法性。

制宪国民大会是影响中国近现代史发展的重大历史事件。因该国大直接涉及到仍在台澎金马地区适用的中华民国宪法以及由此引发的两个宪法和实际存在两个中国政权问题，故至今仍是有争议性的历史事件。[1]

会议背景

国民会议运动

1923年曹锟宪法制定之后，孙文的国民党广州军政府和共产党均予以抵制，并呼吁召开国民会议，重新制定宪法，此即为国民党北伐之前的国民会议运动。

1924年北京政变，冯玉祥推翻了曹锟，邀请孙文北上商讨大计。此时孙文为召开国民会议而决定北上，然其于1925年去世，国民会议未能如期召开。孙文死前，命文胆汪精卫把尽早召开国民会议写入孙文遗嘱，而成为此后国民党执政的基本方针。

总理遗嘱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 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五五宪草

主条目：五五宪草

中华民国自北伐结束后即进入“训政时期”，根据孙中山的建国大纲，采取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来进行建国。中华民国政府在进入训政时期后即开始进行有关中华民国宪法的草拟制定。

然后当时中国政治情势繁杂，内忧外患不断，加上各方势力意见不一，一直没有办法草拟出一份所有人都接受的宪法草案，最后一直到中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5月5日才公布了中华民国宪法的草案，被称为“五五宪草”。五五宪草公布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召开制宪国民大会来加以审订通过，原定在中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召开制宪国民大会，然而抗战随之爆发，制宪国民大会亦延后召开时间至抗战结束后才召开。

代表选举

1936年全国举行制宪国民大会代表选举，大部分地区的制宪代表由民众选举产生，但由于东北已沦陷，国民政府在沦陷区采取特种选举。除了民众选举外，政府也主动聘请了若干不愿参加竞选的社会名流[2]，并定正在训政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为制宪国大当然代表不必参加民众选举。随后抗战爆发，国大延期至1946年，但十年前选举出来的代表资格仍旧有效。由于1936年国共两党尚在内战状态，共产党未能参加地区代表选举，只能拥有政党代表名额。所以1945-1946年国共谈判时，共产党为增加自己的名额，要求废除旧代表资格，重新举行选举未能如愿。此事在后来的政治协商会议上成为焦点。

大会延期

制宪国民大会延期经过

预定开会时间 制订计划者 实况 原因

1936.11.12 国民党五大 延期 各省代表未能全部选出

1937.11.12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 延期 抗战爆发

1940.11.12 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 延期 因战乱代表集会困难

1945.11.12 国民政府 延期 中共要求先改组政府

1946.5.5 政协会议 延期 中共拒绝提交名单

1946.11.12 国民政府最高国防委员会 延期 等待中共，民盟提交名单

1946.11.15 国民政府 召开 青年党民社党提交名单

制宪国民大会原定于1936年11月12日召开，但因代表选举不顺利而不得不延期一年。一年后抗战爆发，故大会再度延期。

1946年1月1日，即中华民国建国卅五周年开国纪念日，蒋中正发表告全国军民同胞书，明确声明本年内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于是从1936年起，直到十年之后的1946年11月15日，大会方得召开，而此时大会已延期达六次之多。

政治协商会议

主条目：政治协商会议和政协宪草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抗战胜利，社会各界敦促政府尽快重新召开制宪国民大会的事宜，由于反政府的中国共产党此时已经形成巨大的军事实体，因此各界希望执政的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能够通过谈判完成制定《中华民国宪法》。尽管国共双方嫌隙颇大，仍然在各方努力下于中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1月10日至31日，召集国民党8人、共产党7人、民主同盟9人、青年党5人、无党派人士9人等38位代表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政府改组案、和平建国纲领案、军事问题案、国民大会案、协定五五宪草的修改原则12项等决议案，并组织宪草审议委员会。

制宪国大代表名额问题也是争论焦点。中共和民盟均要求废除1936年旧代表资格，但国民党认为旧代表为合法产生，出于国府信誉和法律尊严不能随便撤销其资格。最后双方折中，撤销1936年代表中部分未经民众选举（即由政府直接聘请的特种选举和国民党中委当然代表）的代表资格，换以政党代表，国民党，共产党等均有名额分配[3]。

政协会议决议之制宪国民大会部分

一，民国三十五年五月五日召开国民大会。

二，第一届国民大会之职权为制定宪法。

三，宪法之通过须经出席代表四分之三之同意为之。

四，依选举法规定之区域及职业代表壹千二百名照旧。

五，台湾，东北等新增各该区域及其职业代表共一百五十名。

六，增加党派及社会贤达代表七百名，其分配另定之。

七，总计国民大会代表为两千零五十名。

八，依据宪法规定之行宪机关，于宪法颁布六个月内，依宪法之规定选举召集之。

附注：

1，各党派负责使其出席国民大会之党员，在国民大会中，维持政治协商会议所修正之宪法草案。

2，如有其它较好之宪草意见，由党派临时协商定之。

3，增加党派及社会贤达代表七百名，其分配如次

国民党 二百三十名

共产党 二百名

青年党 一百名

民主同盟 一百名

社会贤达 一百名

4，国民党与共产党于上项该两党名额中,各让出十名与民主同盟。 （按：附注4为不报告大会且不发表之商定事项）

国共冲突

与会的西藏地方制宪代表

主条目：国共内战

政治协商会议后，国共两党相继达成了《政协宪草》和《整军协议》等重要文件，但因国共两党政治纲领完全不同，相互之间缺乏信任，故在1946年3月中旬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之后，国共关系急剧恶化。4月，国共两党随着苏联军队撤出东北而展开对东北的军事争夺。6月1日，国民政府因马歇尔将军的压迫，下达了停战令，但命令有效期刚过，国共两党继续开始争夺东北，战火并蔓延到关内。10月，国共两党在山西、察哈尔地区的战斗日趋激烈，而江苏北部的原新四军驻地也成了主战场之一。

此时，国共两党主要代表在重庆和南京的谈判也趋于破裂。中共坚持要求在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委员会40个委员名额中，与民盟合占14个名额，以便行使三分之一否决权。而国民党只同意给13个名额。双方围绕13和14两个数字争吵将近半年之久，直到11月中旬仍未达成任何协议[4]。因联合政府问题久拖未决，致使整编军队协议迟迟无法执行，故军事冲突愈演愈烈。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认为中共旨在武装叛乱，决定单方面召集国民大会。中共则拒绝参加国民大会。11月中旬，继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将军调停国共冲突失败后，第三方面调停也彻底失败[5]。

制宪国民大会代表

大会过程

会前风波

制宪国大代表出席情况[6]

代表类别 法定人数 报到人数 备注

区域选举 770 735 由各省人民直选产生

职业选举 437 406 由各职业团体选举产生

特种选举 143 142 由政府遴选产生

党派代表 中国国民党 220 216

中国共产党 190 0 中国共产党拒绝参加

民盟（除民社党） 80 0 民盟拒绝参加

民社党 40 39 民社党脱离民盟单独参加，并仅用其原有名额40

青年党 100 99

社会贤达 70 64 主要为无党派国民参议员

总计 2,050 1,701 到会率82.98%超过3/4

开幕式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致词

根据政协决议，制宪大会原定于1946年5月5日（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纪念日）召开，但因为此时国共两党无法达成改组政府之协议，故中共和民盟拒绝提交名单，会议被迫延期。入夏之后，国共军事冲突扩大，且就改组政府名额问题纠缠不让，最后未能达成一致。在美国特使马歇尔和第三方面反复调停均告失败[7]，国共冲突愈来愈大的情况下，国府宣言为及早结束训政起见，将定于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纪念日）召开国民大会。此举立即受到中共坚决反对。第三方面因此分裂，民盟拒绝参加，而青年党最终决定参加国民大会；民社党也决定脱离民盟，单独参加国民大会，但仅占用原在民盟内部分配给民社党的40个名额，以盼民盟回心转意参加国大。中共方面在后来表示：是否参加“伪国大”是该政党是否站在人民一边的试金石[8]。

实际到会代表除了1936年民选代表及部分遴选产生的无党派代表外，另有国民党，青年党，和民社党的政党代表。中共代表和民盟拒绝参会成为该国大的重大裂痕。

大会开幕

大会代表开会前来到孙中山遗陵祭奠

1946年10月11日，国军攻克中共重要据点张家口，同日蒋中正颁布“国民大会召集令”。大会原定于11月12日开幕，但因等待青年党和民社党提交名单，延期三天。11月12日为孙中山冥寿，国府主席蒋中正率全体到会代表拜谒中山陵。11月15日，大会开幕当天，蒋中正又率全体代表到灵谷寺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祭奠抗战先烈，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此后大会进入休会阶段，等待民社党提交名单。

11月20日，民社党终于提交名单参加大会，此时除中共和民盟代表外总人数已达到3/4法定开会人数，故大会暂留两党席位，照常举行。除了原本在中国大陆各地各界选出的代表外，还增加了来自中华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接收的台湾的代表参与。11月22日，大会选举代表组成主席团，轮流主持会议，主席团并推定洪兰友为大会秘书长，陈启天、雷震为副秘书长[9]。从此大会开始了制宪工作。

制宪国民大会主席团主席 （49人）：

蒋中正、孙科、白崇禧、于右任、曾琦、胡适、吴铁城、陈果夫、李璜、左舜生、程潜、白云梯、邹鲁、张厉生、于斌、莫德惠、孔庚、谷正纲、陈启天、李宗仁、张群、张文英、吴敬恒、图丹桑批、朱经农、阿哈买提江、胡庶华、孔祥熙、朱家骅、林庆年、何成濬、黄国书、张继、梁寒操、郭仲隗、黄芸苏、曾扩情、段锡朋、孙蔚如、刘蘅静、王云五、贺衷寒、王德溥、余井塘、丁惟汾、田炯锦、周雍能、李大明、徐傅霖[9]

制宪工作

更多信息：中华民国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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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宪国民大会代表合影

制宪国民大会场景

1946年国民大会堂侧国民大会牌坊

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签署颁布宪法，宣布国家进入宪政时期

1946年11月，全国各地代表云集南京，开始制定中华民国的根本大法。会议的议程是三读会模式，即一读会由各代表对草案广泛发表意见，交付审查，至审查报告提出讨论为止；二读会则根据一读会提出的修正案逐条讨论通过；三读会则是文字更正与整理，并作出表决。

会议的首要议题是以何宪草为基础进行制宪工作，尽管有代表提出由立法院重新拟定一部新宪草，但由于民主党派的坚持，最终大会仍然决定由立法院将4月的政协宪草正式定为宪草蓝本进行制宪。因此制宪国民大会讨论宪草的蓝本来自当年4月底根据政治协商会议成立的宪草审议委员会审议版本，即政协宪草。11月28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将政协宪草以立法院之《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名义提交大会审议。大会开始一读会阶段。

一读会期间，因国民党籍国大代表对“政协宪草”远离孙中山五权宪法理论颇为不满，在开始的一周审议后，将宪草重新修改回五五宪草的式样。中国民社党蒋匀田为维护政协宪草，宣称民社党将离席抗议。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总裁兼国大主席团成员蒋中正劝说与会的国民党代表忍让为国，尊重民主党派的意见，将宪草恢复原样[10]。在这种情况下，国大召集紧急会议，代表重新审议宪草，一周后将其基本恢复至政协宪草原样[11]。一读会对政协宪草提出大量修正案，但多因国民党和民社党领袖对本党代表之劝告引导，大部分修正案均以违反政协决议为由否决，而维持政协原宪草。在一读会一百五十一条修改案中，一百零四条遭到否决。主要修改案列举如下：[12]

宪草原文 审查会修正意见 综合审查会意见 一读会

第一条，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 中华民国为三民主义民主共和国 维持原草案 维持原草案

第二十一条，人民有依法律服兵役之义务 在兵役后增加“及工役” 维持原草案 维持原草案

第三章，国民大会 增列一条“国民大会为代表中华民国国民行使政权之最高机关” 国民大会依本宪法之规定代表全体国民行使政权 照综合会意见

第二十六条，国民大会由各立法监察委员并省市议会代表及海外代表组成 由县市同等区域，蒙藏，侨民，职业团体等选举代表组成 与审查会意见相同惟增加县市人口逾五十万者，每增加五十万增选代表一人；蒙古每盟四人，每旗一人 照综合会意见

第二十七条，国大职权为选举罢免总统，修改宪法，复决立法院之修宪提案，一般法律之创制复决，由全国过半数县市行使后由国大之办法行使 选举正副总统，立法院监察院正副院长及委员，司法及考试院长，罢免总统及五院院长，创制及复决法律 维持原草案 维持原草案

第二十九条，国大于每届总统任满前九十天集会选举正副总统 国大每二年开会一次，由总统召集 与原草案略同 照综合会意见

第七十四条，立法院享有决算审核权 决算之审核由监察院为之于审核后提出报告于立法院 － 照综合会意见

第八十二条，司法院为国家最高审判机关，掌理民事刑事行政诉讼之审判及宪法之解释 司法院为国家最高司法机关，掌理民事刑事行政诉讼之审判及公务员之惩戒 采用审查会意见 照综合会意见

第九十一条，公务人员之任用与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之执业资格，应经考试院依法考选铨定之 主张加入“公职候选人资格”一款 维持原草案 维持原草案

第一四九条，宪法之解释由司法院为之 宪法之解释由国大代表互推十五人，立法司法监察三院各推五人合组宪法解释委员会为之 维持原草案 维持原草案

仅以宪法第一条举例，在1946年4月的时候，国共两党组织宪草审议会，国民党坚持宪草第一条为“中华民国为三民主义共和国”，而共产党坚决反对“三民主义”入宪。折衷之下，民主同盟代表张君劢将其改为“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把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变成了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三民主义。这既迎合了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入宪，又不至于引起共产党的反感，周恩来对此十分满意 [13]。在制宪国民大会的时候，虽然共产党没有与会，但是青年党坚持保留原宪法草案的说法，国民党也做出让步维持原宪草，从而避免了宪法重新出现“三民主义共和国”的国体定义。

民社党代表领班人蒋匀田认为[14]，一审会后恢复的宪法草案98%来自政协宪草，这不仅得到了民社党的赞许，并得到了蒋中正的认同。蒋中正明确表示希望该宪法为内阁制，并说：“因为共产党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希望我们在宪法中扩大总统和行政部门的权限，然后他好在国际上宣传我们的宪法是法西斯的宪法，借此来打击政府。各位同志切不可中他们的诡计！”[15]

二读会争议与解决[16]

争议问题 解决方案

满族人民可否获得蒙藏人民同等自治地位 满汉一家，不单独保障

妇女代表是否需五分之一保障名额 妇女代表之名额以法律定之

首都为北平还是南京 宪法不明定首都

一读会在12月21日正式完成，同日大会进入二读会逐条审议通过阶段。此时宪法主体基本完成，具体细节问题争议不断。

12月24日二读会完成，大会进入三读会阶段。宪草文字上仅有细小修改，随之大会三读通过了基于政协宪草蓝本的中华民国宪法。制宪工作完成后，制宪大会同时制定了宪法实施之准备程序，定于明年1月1日公布，12月25日实施。大会主席吴敬恒亲手将完成的宪法和实施准备程序交付蒋中正。国民政府历时二十余年的制宪工作终于宣告完成，国家开始步入宪政时期。

蒋中正接受大会主席吴稚晖提交的中华民国宪法

制宪工作完成后，制宪国民大会结束运作解散。

大会波折

大会首先就出现了悬挂中国国民党党旗的风波。由于参加大会的有民社党、青年党等反对党，他们入场发现会场上悬挂有国民党党旗，立即起立发言。民社党代表蒋匀田认为今日大会乃全体国民大会，非一党大会，如挂国民党党旗，也应挂民社党、青年党党旗；建议只悬挂国旗[17]。这个意见被采纳，国民党党旗撤下，只保留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在此后的行宪国民大会及中华民国政府场所中，仅悬挂国旗成为惯例。

其次又发生了青民两党拒绝宣誓事件。依照国大组织法，国大代表应当宣誓，而誓词中有三民主义等字样，较适合国民党国大代表。因此，青民两党认为孙中山先生思想很多并不适合他们两党，不能完全拘泥。青年党领袖余家菊更是表示：“宪法草案所规定的信仰自由和思想自由，应当立刻实现。我们尊重国民党朋友的信仰自由，同时也保持自己的思想自由。我们不参加补行宣誓的理由，就是这样。”[18]

后续活动

和平努力

 国共谈判史 

1949年10月前

1949年10月后

查论编

1946年11月16日周恩来在南京召开记者会，谴责制宪国大召开，宣布自己将返回延安。

1947年1月5日，中共驻南京办事处主任董必武下午在梅园新村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反对黄河堵口放水，并重申恢复和谈之两项要求，即召开党派会议，恢复去年1月13日军事位置[19]:8257。

制宪之后，国民政府作最后的和平努力共计三次。

一、1947年1月9日，国民政府应即将离华赴美任职的马歇尔将军之要求[20]，宣布愿意派代表赴延安同中共讨论“停止冲突与改组政府的全面计划”。1月10日，中共南京办事处发言人王炳南表示中共之和平愿望，重申中共所提复和谈之两项要求，即：取消宪法，恢复去年1月13日军事位置；军调部中共发言人称黄河堵口问题系政治阴谋，并提出两点要求[19]:8262。同时，立法院院长孙科发表声明，希望各党派举行圆桌会议，以解决存在的分歧；中共发言人再度回应，中共已经提出两点要求，该由政府宣布它作为恢复和谈基础的反建议了[21][22]。1月11日，蒋对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发表谈话，称马歇尔离华声明“似有若干漏略”，指责中共“无诚意遵守三人小组之协议”；中共驻南京办事处发言人就孙科建议举行党派圆桌会议事发表谈话，认为中国国民党应对中共之两项要求明确答复[19]:8263。1月12日，中共代表董必武就马歇尔离华声明谈话，指出：如无美国之装备，中国内战决打不起来，美国应负中国内战之责任[19]:8264。张群抵达南京时称：和平仍有希望，但中共如坚持恢复去年1月13日军事位置、国民大会重订宪法两条件，则和谈恐难谈得好[19]:8265。

二、1947年1月16日，国民政府进一步提出派张治中赴延安，并提出了恢复和谈的四项方案：1，举行圆桌会议，各党派均可参加；2，政府与中共立即下令全国就地停战，并协谈停战方案；3，整编军队与恢复交通，仍根据过去协议原则由三人小组继续商谈具体办法；4，宪法实施前，对于有争执之区域地方政权，政府愿意与中共商定解决办法。1月16日，中共中央致电南京中共代表团，指出：蒋方正通知你们恢复和谈，并派张治中来延安，根据目前形势，恢复和谈只利于蒋介石重整军队再度进攻；毛泽东在此电文上加写一段话：“对于美方调停，此时形式上我们虽尚不公开正面反对，但实际上应拒绝之。”[19]:8267中共在17日回应，如政府同意前面两项先决条件（废除宪法和恢复一年前之军事位置），即可恢复和谈，否则政府无派员赴延安之必要[23]。1月17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发表谈话，指出：国民党当局对于中共中央两项要求置之不理，证明其所谓和谈完全是骗局；我们对于所谓“和谈”，完全丧失信心[19]:8268。1月18日，中共驻南京代表王炳南至美驻华使馆访司徒雷登，转告延安之答复：中共中央对和谈问题，坚持过去所提两条件，即一、遵守停战协定，恢复去年1月13日军事位置；二、取消伪宪，重新拟订宪法[19]:8268。如政府同意，则恢复和谈即刻可在南京开始，否则即使政府派人赴延安，亦无补于事[19]:8268-8269。

三、1947年1月20日，国民政府再度发表声明，恳请中共相忍为国，继续和谈，以实现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之目标。1月20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表政府对和谈问题之声明，对中共两项条件表示不能接受，并公布《和平方案》[19]:8270。之后国共双方的关系持续恶化，军调部基本上停止运作，马歇尔趁机于1月21日到达华盛顿时向杜鲁门提出关闭军调部，结束美国的调停行动。1月2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发表声明，反驳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1月20日关于政府《和平方案》之声明，指出政府之《和平方案》无诚意可言，全系骗局；去年1月13日军事位置必须恢复，否则等于鼓励反动派大打内战；蒋伪宪法必须取消，否则等于承认独裁[19]:8272。1月25日，中共回应，“取消伪宪与恢复去年1月13日军事位置，乃是最低限度的和谈先决条件”[24]。

1947年1月29日，美国国务院宣布：美国政府决定退出旨在调停中国国内冲突之三人会议，并尽速撤回军事调处执行部之美方人员[19]:8274。1月30日，国民政府宣布解散军事三人小组及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19]:8275。1月31日，中共南京办事处发言人梅益对美国退出三人小组会议及军调部事发表个人感想：美国今退出军调部，但决不能逃卸助长中国内战的责任[19]:8276。在中共坚持废除宪法等条件，不能被接受后，国共和谈已经彻底破裂。此时中共仍在南京公开活动，并发行《新华日报》。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和政府代表皮宗阚询问中共南京联络处是否将要撤退；后政府以索要联络处房子为理由委婉下达逐客令，但中共称只要国府废除宪法，即可重开和谈，故拒绝撤退。两次逐客令均未使中共离开，且中共在上海“制造风潮”，“组织暴动”[25]。

1947年3月7日，政府代表张治中在南京送董必武等中共驻京人员乘坐美飞机撤回延安

1947年2月1日，北平军调部电令各地军调部执行小组美方人员撤回北平；国民政府宣布解散北平军调部后，军调部政府方面以备用致中共方面：请将撤退人员名单提交政府[19]:8277。2月3日，美方非正式通知南京中共办事处，谓如拟撤退，可代准备交通事宜；中共办事处答复：无撤退计划；美军驻延安联络团成员撤离延安[19]:8279。2月5日，北平军调部美国方面向派往各地之执行小组美方人员发出紧急命令，要求迅即集中北平与长春，以便撤退回国[19]:8280。2月6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发言人康纳士发表公告称：“美国政府将于3月5日前协助中共负责人员撤回至原来地区”、“双方人员中，任何人于3月5日后仍留驻于现在地区者，概应自行负责。”[19]:82802月7日，军调部美方工作人员及眷属300余人首批由北平赴塘沽搭轮返国[19]:8280。军调部长春分部美方代表泰森上校书面通知国共两方，美方工作即日起正式结束，另组北平美军总部对华联络处长春分处，执行撤退前之未完任务；一俟该部东北区内之运送事务完毕，即行撤退[19]:8280。2月9日，美国民主党远东政策委员会致函马歇尔，指责美国外交政策，抨击中国国民党，谓恢复中国之和平统一所以失败，其主因为美国一方面企图调解，一方面在军事及经济上援助中国国民党之反动分子，致使调解基础破坏殆尽，国民大会最近所通过之宪法，亦仅为一种姿态而已；主张组织真正民主联合政府，不为中国国民党或中国共产党所控制[19]:8283。

2月10日，毛泽东在延安会见美国记者斯特朗，提出国共恢复和谈条件：恢复1946年1月10日双方控制区域；取消“宪法”，恢复政协决议[19]:8283。2月11日，军调部中共首批撤退人员共20余人，是晨由北平搭美国飞机分别撤回延安、邯郸；第二批撤退人员10余人于2月14日由北平撤至哈尔滨[19]:8284。

2月底，中共拒绝和谈且拒绝撤离南京。2月28日，首都卫戍司令部、淞沪警备司令部、重庆警备司令部分别通知驻南京、上海、重庆三地中共人员[19]:8297，限于3月5日前撤退返延安[26]，并强令关闭重庆《新华日报》[19]:8297，要求中共于重庆等地之《新华日报》人员撤走[注 1]；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为中国国民党强令撤退在南京、上海、重庆之中国共产党代表代表及工作人员事致电蒋，要求以正式公函通知中共驻南京代表董必武，并延长撤退期至3月底[19]:8297。3月1日，中共《新华日报》在重庆停刊[19]:8299；成都警备司令部通知成都《新华日报》办事处即日起结束一切业务，集中返回延安[19]:8300。

3月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发表声明，指出蒋方强迫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代表撤退，表明蒋方决心最后破袭，关死一切谈判之门；中共南京办事处一部分工作人员25人，上午9时乘美军用专机一架，离开南京飞返延安[19]:8301。3月3日上午7时，中共代表董必武自上海抵达南京，车抵下关，遭中国国民党特务囚禁1小时；董必武回中共办事处后，即往访张治中，询问政府有无致中共人员撤离南京、上海、重庆三地之正式公函，及政府是否表示决心用军事方式解决国共问题[19]:8302。3月4日，北平警备司令部发言人称：军调部中共人方面人员撤退后，理论上当无中共人员之存在，今后如有发现，当依法惩处[19]:8303。3月7日，原留南京、上海中共人员董必武、王炳南、陈家康、梅益、潘梓年等74人，上午8时乘美军飞机4架飞抵延安；政府代表张治中、邵力子，民盟代表罗隆基、叶笃义，美方代表柯义上校及中外记者数十人前往机场送别[19]:8305。董必武宣布国民党驱逐中共代表，“关闭一切和平谈判之门，妄图内战到底”，“一切后果由他（蒋中正）负责”[28]。董必武离开南京时发表书面谈话，指出：“目前虽战祸蔓延，中共党员，仍将一本初衷，竭力为和平民主奋斗到底。”[19]:83053月8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延安招待记者发表谈话，抨击美国对华政策，重申惟政府接受中共两项要求，始能和平[19]:8306。

内战爆发

1947年3月13日，国军向延安攻击[19]:8311。3月28日晚及3月30日，中共中央在陕西枣林子沟召开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及解放军总部留陕北，继续中共中央工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刘少奇任书记，前往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工作[19]:8323。4月11日，又决定中央及军委机关大部分工作人员暂驻晋西北，同时组成叶剑英为书记之中央后方委员会，统筹后方工作[19]:8323。6月30日，国民政府司法院检察署颁布通缉令，通缉中共首脑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董必武等人，中共被民国政府宣布取缔。7月9日，美国白宫宣布派魏德迈为特代表赴中国[19]:8381。7月12日，外交部长王世杰发表声明，欢迎魏德迈来华，表示魏氏此行将“增进中美间之友感与合作”[19]:8382。7月1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特使魏德迈将军偕顾问5人启程访华[19]:8384。10月，国民政府内务部宣布，因民盟涉嫌煽动学潮配合中共叛乱，被取缔。国共内战正式公开爆发。

梁漱溟认为，“综观前后，过去（七月半至十一月半）一段，是国方要打。十一月半以后是共方要打”，因为“国方在军事上已经心满意足，确乎不想再打。然而共方却是积愤填膺，非打不可”。即国民党是在占尽便宜以后才要求停战和谈，而共产党必然不愿接受。共产党要求废除宪法和并恢复1946年1月13日之前的双方实际军事控制位置，即是要求国民党放弃其在1946年1月13日以后夺取的全部战利成果[29]。中共认为，是国民党发动和平攻势，试图嫁祸共产党[30]。国民党认为，是“我政府迫不得已乃忍痛动员，从事戡乱，这是最近的历史事实”[31]。

改组政府与行宪

1947年1月1日，国民政府颁布宪法。按照国民大会的决议，宪法应当在一年之后正式实施，在此之前，国民政府作为看守政府负责检查现行普通法律是否与新宪法抵触，并着手选举代表等行宪准备工作以便在行宪之后移交政权。4月，国民政府依据政协决议案改组政府，容纳制宪各党进入政府，结束一党专政；并成立中央选举总事务所，负责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选举和第一届立法委员选举等工作。4月29日，国民政府公布修正《宪政实施促进委员会组织规程》，凡16条[19]:8344。5月1日，国民政府公布《国民大会代表选举罢免法施行条例》，凡7章71条[19]:8345。8月22日，国民政府已核定全国选举经费为600亿元，以此补助全国各级选所[19]:8400。

1947年11月21日，全国举行大选，由全国国民以无记名方式直接选举3045名国民大会代表；1948年1月21日，全国再度举行大选，由人民直接选举773名立法委员，同时各省议会间接选举监察委员。1947年圣诞节，中华民国宪法正式生效。宪法生效前，国民政府主席发布广播讲话，庆祝国家走上宪政之路。

1947年12月21日国民政府主席广播讲话摘要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就是耶稣降生一九四七年的圣诞节，将是我们中华民国和全体人民统一独立平等自由新生机运肇始的一天。我们新宪法特点，就是它保证要把基督教理的基本要素，即个人的尊严和自由，普遍的给予我们全国的同胞。这个新宪法确认了全国国民的各种自由权利，它在国家统一与自由之下，于一个自由人民的精神中孕育诞生。我们认为新宪法的实施，只是完成我们建设新中国的最后目标的初步。但这对我们中国三千年来专制政体和封建社会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我愿我们全国同胞，凭着信仰和虔诚，共同一致，努力前进。

1948年1月4日，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卢卡斯由南京返国[19]:8482。1月9日，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宣称：他本人拟与即将赴美之中国代表俞大维和贝祖贻亲自会谈美国援华事宜[19]:8487。1月10日，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华盛顿举行记者招待会称：关于援华问题，细则尚在拟定中，数额何时解决，尚未可知[19]:8487。3月29日，行宪国民大会正式开幕，国民政府宣布将政权移交给民选国民大会，国民大会依照宪法与选举法选举产生中华民国总统与副总统，并在5月由总统召集五院集会。至此中华民国正式进入宪政时期。

北平和谈

1949年初，国军在东北，华北和中原战场陷入绝境，蒋中正发布元旦文告，宣布只要宪法得以维持，人民生活不致降低，军队得以保障，愿意与中共和谈。而与此相对，毛泽东宣布废除“伪宪法”，和惩办战犯是和平的最低限度条件。中共宣布了43名战犯，参与制宪的张君劢和曾琦等非国民党人士在列名单。北平和谈中，中共再度提出了这一要求并写入和平协议，代总统李宗仁拒绝在和平协议上签字。

随着中共占据大陆，宪法在中国大陆停止施行或实际上失效，同时制宪国大也被完全否定。而拒绝参加制宪的民盟也成为中共参政党派。

评价与争议

主要观点

因中共未能参加国民大会，而大会又制定了基于政协宪草的宪法。这导致该会议具有较大的争议性，各主要观点如下：

争议方面 国民党观点 共产党观点 支持国民党的第三方面观点（前二项）、梁漱溟观点（第三项） 美国政府观点

制宪国大 “制宪大业自民初至今已拖延35年，召集国大为还政于民，结束党治之要著，且多数代表已经抵京，实不能再行拖延”[32] “违背政协决议，不改组政府即召集国大，是伪国大”[33]。“按照美国政府旨意行事的国民党正忙于用一个分裂的国民大会和一部独裁宪法打扮他们自己以便于使他们的战争和美国的援助合法化。”[34] “将督促国大通过政协宪草，以求中共回心转意继续和谈”[35] “国民大会确已通过了一部民主的宪法”[36]

制定宪法 “所通过之宪法，亦即根据共产党与各党派共同参加之政协之原则，及宪草审议会根据该项原则所制成之宪法草案，中共实无理由可以反对”[37] “蒋记国大通过的独裁宪法，其主要部分与政协原则相反，限制人权，总统独裁，是法西斯宪法”[38] “98%来自政协宪草”[14] “该宪法在各主要方面均与政协会议所定原则相符，通过之宪法既已包括共产党所要求之各项要点，而中共竟认为不宜参加大会，殊为不幸”[36]

国共内战 “政府竭尽诚意，希望派代表赴延安与中共商谈”[39] “蒋介石撕毁政协决议，进攻解放区”，“发动和平攻势”，“嫁祸共产党”[40] “综观前后，过去（七月半至十一月半）一段，是国方要打。十一月半以后是共方要打。”因为“国方在军事上已经心满意足，确乎不想再打。然而共方却是积愤填膺，非打不可。”[29] “ 一方面，国民政府领导人强烈地反对共产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共产党直言不讳地声明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并且要为在中国建立共产主义政治制度而努力，虽然先要经过美英式的民主政治形式。纯粹的共产党人则毫不犹豫地采取激烈的措施以达到他们的目的，例如断绝交通以破坏中国的经济和制造便于颠覆和瓦解政府的局势，而不顾被波及的人民直接承受的苦难”。[36]

个人观点

马歇尔：马歇尔认为国共两党因为制宪国大破裂是因为两党之间的彼此互相怀疑和完全的互不信任[36]。

周恩来：文革时期的周恩来认为[41]，中共本来不希望参加多党制的国大，他说

我参加了旧政协开会以后，回到延安向毛主席汇报，刘少奇也在场，毛主席说的很清楚。毛主席说：这个和平，我们是拖延时间，便于我们积蓄力量，便于我们训练军队。我们一方面要训练军队，一方面要搞好生产，第三方面要加紧土改，准备战争，准备战场。这个精神就把问题说穿了嘛。毛主席还指示，可以在政协会议上签字，表面上说这个政协决定不错。但是刘少奇对党校报告讲的那些东西（今后会印出来）完全是另一种说法。这是一个关键问题，我亲自可以证明的。刘少奇那个报告我没有听到，现在从文件堆里找出来了。你们听到过吗？后来刘少奇这个报告被高岗抓住了[42]。

蒋匀田：蒋匀田认为国民党因为改组政府的一个名额之争而与中共破裂实在是国民党政治过敏；但是，若制宪国大通过了中共参与制定的政协宪草作为最终宪法，定能使中共回心转意，愿意接受这部宪法。蒋匀田甚至考虑为了让以后的中共女领导人邓颖超顺利参加政府而同意国大代表宋美龄提出的在宪法中增加保障妇女代表名额一条，并获得制宪大会通过[注 2]

梁漱溟：梁漱溟在1949年1月曾评价制宪国大后的国共内战，认为“民国三十五年十一月中旬（制宪国大）以后，要打内战的是中共，而非国民政府”[44]。

张君劢：张君劢认为，国民党始终认为政协宪草违背了孙中山五权宪法理论，故他本人在会前极其担忧若中共不参加制宪国大，国民党势必将宪草返回到五五宪草。但国民党最终尊重了政协宪草，在没有中共制约的情况下通过了政协宪草，实在难以置信[43]。

注释

 中共密令，只要国民党不赶，驻京的中共人员和报社就不走[27]。

 蒋匀田起先反对增加妇女名额一条，但后来考虑到邓颖超可能参加政府，即提议将其写入宪法[43]。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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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立夫在政协会议上的讲话，政治协商会议纪实，重庆出版社，1989

 参见政协决议案国民大会部分，政治协商会议纪实，重庆出版社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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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 周恩来传，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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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年1月7日，马歇尔离华声明，政治协商会议纪实，重庆出版社，1988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译，马歇尔使华，页456

 周恩来评马歇尔离华声明，周恩来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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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的声明，1947年1月，《陆定一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ISBN 7-01-001104-4

 淞沪警备司令部致电中共上海办事处电报，重庆《大公报》，1947-3-1

 首都卫戍司令部、淞沪重庆警备司令，分别致电函京沪渝中共代表，所有中共人员限期全部撤退，重庆《大公报》，1947-3-1：南京卫戍司令部致电梅园新村中共联络处限期撤退令：梅园新村十七号中共南京联络处及代表团公鉴：自贵党拒绝和谈，关闭和平之门，贵党军队在各地公开叛乱，处处攻击国军，而贵党人员又在各处散播谎言，鼓动变乱，本部为维持地方治安，应请贵处将留居本京人员于本年三月五日前全部撤退，并将现在驻京人员姓名，性别，年龄，籍贯，职务，即速造册函送本部，以便护送离境，特此电达，即希查照，首都卫戍司令部俭秘印

 《国共谈判史纲》（武汉出版社，1996年）

 中共中央负责人平中共驻京沪渝人员被迫撤离，《解放日报》，1947-3-3

 梁漱溟《过去内战的责任在谁？》，1949年1月26日上海《大公报》第五版

 国共谈判史纲，武汉出版社，1996

 蒋中正，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元旦告全国军民同胞书

 荆知仁，中国立宪史

 评伪国大，1946年11月，周恩来选集

 毛泽东1947年新年文告

 参见　张君劢与蒋中正之交换信件，蒋匀田，中国近代史转折点，友联出版社

 《政治协商会议与国共谈判》. 李炳南译. 永业出版社. ISBN 978-9578539099.。原文出处 Annex 113.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 [中美关系白皮书].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9年8月: 688页. ISBN 978-0403012930.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声明，1947年1月20日

 周恩来选集，上，人民出版社，页264

 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声明，1947年1月20日

 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

 谈批评刘少奇，1967年11月29日《红战报》第15号（广东省直属机关革命造反大联合总部主办）

 原载1967年11月29日《红战报》第15号（广东省直属机关革命造反大联合总部主办）

 蒋匀田. 《中国近代史转折点》（香港：友联出版公司，1976年）.

 上海《大公报》，1949年1月26日

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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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宪法

周恩来谈批判刘少奇

吕炳宽：《中华民国宪法精义》，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5，ISBN 978-957-11-46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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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大会秘书处 编：《国民大会实录（制宪）》，南京：国民大会秘书处，1947.

外部链接

制宪国民大会电影纪录片 中华民国中央电影摄影场摄制（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中国民主的启程 1946年12月 制宪国民大会全纪录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参见

《中华民国宪法》、中华民国宪政史

中华民国初年国会、国民大会

政治协商会议：《政协宪草》

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1948年立法委员选举、1948年中华民国总统选举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谢选骏指出：人説“中华民国制宪国民大会”，我看中华民国制宪国民大会之所以失敗，就是因爲“黨軍”不是“國軍”——只有軍隊國家化，才能實行民主制！


【19、政法委对法治和司法独立的危害】


《政法委对法治和司法独立的危害》（张辉）報道：

一，司法公正的前提：法治与司法独立

司法公正，既是国家和社会保持秩序和稳定运行的前提，又是国家法律制度的目标。而司法公正的实现，既需要法治的确立，又需要司法独立的实现。

所谓法治，法治（Rule of Law），是指法律是社会最高的规则，法律‘凌驾一切’，没有任何人或机构可以凌驾法律之上。所谓法律‘凌驾一切’，指的是任何人都必需遵守，甚至是法律的制订者和执行者本身亦需要遵守，法律本身不得被轻慢。政府的行为必须是法律许可的，而这些法律本身是经过某一特定程序产生的。

现代法治观认为：首先，法是主体，宪法至上；法是理性、正义，权源于法，没有任何一种权力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而必须受法律的约束。统治者没有个人意志，只是说话的法律。其次，主权在民，而且在全体人民，只有全体人民或全体人民选出的代表集体(议会或国会)才能制定宪法和法律，任何个人、团体或政党都不能制定宪法和法律。第三，法治与政治体制密切相关，要实行法治，必须建立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并相互制衡的政治体制，特别要保证司法机关的独立性。法治的一个重要含义就是分权。法治的核心是他律而不是自律。它所强调的不是官员对自己的道德约束——尽管这是极为重要的，而是人民对官员的控制与官员之间的相互控制。因此，它要求在政府内部建立相对分散与独立的权力中心，以实现不同部门之间的相互制衡。任何政府都有立法、执法和司法三大主要职能，把这三个机构分开并保证其相应地独立地位，是法治的一个基本条件。第四，法律不仅要具有普适性，而且具有公共性，符合公共利益。是社会中所有人的个人利益之和。

司法独立则包括两个层面，一是观念层面，二是制度层面。就观念层面而言，司法机关应当形成自己的职业化的观念，即形成司法职业所共有的某些理念，这些理念保证法官在类似的案件中有可能作出类似的客观的而非纯个人的判断。制度层面的内容要求司法人员能按自己的观念和规则办事。两者缺一不可，相互促进。

就制度层面而言，司法独立要求做到：（1）司法权由司法机关（法院）统一行使，不受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干预，公民个人或非国家机关的社会团体更不能干预。当然，立法机关可以对司法机关予以监督，但主要是通过立法手段及对法官的弹劾权进行监督，不得干预个案的审判。（2）司法系统内部相互独立，即一个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不受另一个司法机关的干预。法院上下级关系只是审级关系，上级法院除依上诉程序、调卷令等有关程序对下级法院的审判行为予以监督外，不得干预下级法院的审判。（3）法官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这是指一个法院内部不存在上下级服从关系。法院是法官办案的地方，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讲，法院里法官最大，用德沃金的话来说就是：法官是法律帝国的王侯，除了法律以外法官不服从任何别的权威。（4）法官保障制度。这是从社会地位、经济收入方面保障法官无所顾及的捍卫法律。法官的地位及待遇来自法律，不是他的上级。这就包括由法律规定法官的职权，不可削减的待遇及其职位保障。 

司法独立，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目标就是法官的非政治化、非政党化。因为如果不独立于一定的政治集团，法官在碰到与政治相关的案件的时候，就会产生“自己人审自己人的问题”或者反过来产生“自己人审判外人”的情况。第一种情况使司法失去社会信任，使社会产生“审判是演戏”的感觉。第二种情况使法官失去当事人的信任，因为当事人确信法官有政治偏见（法官与他不属一个政党）。这两种情况都有违法官中立的原则，它会将中立的审判变成“政治的审判”。

二，政法委对法治和司法独立的侵蚀

从表面上看，我国的“刑事诉讼法”针对公安、检察机关，法院之间的相互制衡关系进行了规定，例如，第三条规定了专门机关的职权：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审判由人民法院负责。除法律特别规定的以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这些权力。第五条规定了法院、检察院各自独立行使职权：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第七条规定了公、检、法三机关的相互关系：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如果单纯从理论来讲，确实通过公检法权力分立的形式，从体制上保证了法治和司法独立。但政法委的设立和存在，则完全侵蚀掉了公检法三权之间的制衡关系。

三，公器私用，从制度上建立了党对司法部门的领导，党权大于法的局面

中共中央及各级地方党委不仅要向同级政府的公安、检察与法院三大机关派出“党组”，以实现在内部领导公检法以外，而且在同级地方党委内部设有“政法委员会”，以统管同级的公检法机关。这样就在原有根据宪法所设立的政治体制之外插入了附加的体制，将党的体制和宪政体制牢牢地复合在一起。政法委既是党委的重要职能部门，又成为实际意义上的政法部门。当对案件的处理，包括审讯，在公检法机关内部发生重大分歧时，由该委员会拍板定案；或由该委员会直接上报同级地方党委决处。

司法独立要求司法权独立，同时，司法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的权力平等。而由于政法委的存在，就产生了无论是权威还是人事上都高于司法部门的部门。公安、检察、法院也就因此由国家权力机关变为中共一党的职能机关和办事机关，其作为宪政下的国家权力机关的应有独立功能，被削弱和抵消。

四，确保了政治高于法，政策高于法的原则。

2007年12月三个至上提出，接着全国司法界展开了“大学习，大讨论”活动，核心内容就是贯彻三个至上学说，由此在政治上确立和确保了“党的事业至上”成为司法领域中的至高政治原则。三个至上——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的并立，一方面表明了三者并非一致，也并非同一，另一方面表明了当党的事业、人民利益以及宪法法律是具有不同内容、相互区别时，我们必须给出一个顺序，要对于三者的效力位阶作出安排。那么，法官处理案件时，也需要对于上述三者进行考察，当三者统一时，应依据宪法和法律作出判决；当三者有矛盾时，应将人民利益置于宪法法律之上，将党的事业置于人民利益和宪法法律之上。也就是说，在效力位阶上，党的事业最高，人民利益次之，宪法法律再次之。直接阻碍了司法独立中的法官政治中立原则。

五，执法监督直接妨碍司法独立

执法监督是政法委的一个最重要的职能，具体包括支持和督促政法各部门依法行使职权，协调政法各部门的关系、重大业务问题和有争议的重大疑难案件。。1998 年，随着中央政法委“关于加强党委政法委执法监督工作的意见”的贯彻实施，政法委的执法监督工作也呈全面铺开之势，并逐渐成为各级政法委的一项基本职能和重要工作内容。该意见指出，“各级政法部门应当认真落实党委政法委执法监督意见，对无正当理由拒不落实的，应当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由此确立了政法委执法监督对公检法各机关的绝对权威性。

司法独立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裁判（审判）独立，即司法机构中的法官的判决必须根据法律及事实作出判断，不受任何外在干预和影响；在司法事务的实践方面，不受行政或其他部门的干预，以内部有效运作来实践制度上的独立。而政法委的执法监督中最主要的形式是督办和协调案件，这样政法委就直接参与了具体的司法专业领域，既违反了司法专业化原则，又不符合程序法制原则。当某个案件被纳入协调范畴时，法官进行司法裁判的依据就不再局限于法律和事实，而是要同时听从党的政治判断和政治协调。

六，形成公安大于检察院和法院的权力关系。

无论是从法治出发，还是从司法独立出发，中国司法体制都规定了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各自独立行使职权，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制衡关系。从理论上讲，这三个机关在权力上应该是平等独立、相互平衡和制约性的。但在实际当中，在三个权力机关之外又设置了属于高一级位阶的党的政法委，对三个职能机关进行统括，同时又基本是由公安局长兼任政法委书记，就变相形成了公安局指导检察院、法院的扭曲和错位的关系。

本来从机构和职能设置来讲，公安局是检察院的监督对象，同时，在整个司法流程中，检察院、法院对公安局都将起着制衡作用，但是如果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长的体制，就使得本来作为被监督对象和被制衡机构的公安局，与监督和制衡机构——检察院、法院之间不再是平等的平衡机构，反而成为后者的领导。由于公检法三家占有的社会资源不同，资源之相对多寡直接影响他们的相对权力，资源较多者权力较大。从民间一直流传一句顺口溜“大公安，小法院，可有可无检察院”中也不难看出，在公检法三家关系中，公安向来是处于强势地位，掌握更多的社会资源。由于这种权力的不平衡，使得很多案件不可能完全依靠法律来解决；既然通过法律制度框架不能解决问题，当冲突发生时，通过制度外的政治途径解决就成为可能。

七，形成了公、检、法三家联合办案的流水线式方式，阻断了公、检、法相互独立和相互制衡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公检法三机关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但由于政法委制度以及公安权力大于检察院、法院的体制的存在，公检法三家“兄弟机关”在绝大多数刑事案件的实际操作上，只有配合，丧失了制约。业内有一个通俗的比喻：公安机关是做饭的，检察院是送饭的、人民法院是吃饭的。做饭——送饭——吃饭，这一流水线作业形象地说明了中国公检法三家的配合关系。而当办案机关遇到疑难、或敏感、或重大的案件，当公检法三家意见不一致时，就要交由党的政法委来“定夺”。政法委在重大刑事案件办理过程中的协调在公检法三家只有配合、丧失制约方面产生了决定性作用。在政法委的领导和牵头之下，公检法三家就集体协商案件，根本没有了互相之间的监督。

司法独立和控审职能的分散，其制度意义除了防止出错之外，更在于出错之后有更大的可能得到纠正。而政法委对于司法独立的干扰所造成的流水线式办案体制，最重要的还不在于造就冤案，因为冤案是任何司法制度都无法彻底规避的。最恶劣的后果在于因为一种不受制约和分割的整体性权力的存在，使冤案一旦造成，就几乎彻底失去了昭雪的可能。

八，确保了利用公检法分立的形式建立党的专制统治

无论是党权大于法、党对司法的绝对领导，还是政治至上、政治高于法，都在于确保整个司法体制的政治倾向，即一切以党的利益和事业为重的中心。法制体制所追求的司法公正，都不能妨碍到党的利益和权力。

而现代政治运行的一个重心却是如何通过法治和宪政限制和制约强大的公权力，而保障私权利。中国的公权力的强大，更多体现为党权的强大。无论是党还是政府的一种运行重心都是为了加强和维护党的权力。这样，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的制衡，实际上就更多表现为党权力和私权利之间的制衡关系。而上述司法体制方面的政治性，则确保了党权力针对私权利的绝对优势。也就是说，司法体制就成为维护和加强党权的工具。

落实到具体司法案件中，当案件双方中一方为党，甚至可以扩大到一方为政府，另一方为私人（公民）时，司法就不再具有公正的，而只会成为保护党，打压私人（公民）的工具。党或公权力对私人（公民）权力的侵犯失去了制衡，（私人）公民权力失去了法律的保护。如现今的颠覆国家政权罪、泄露国家机密罪、诽谤罪等，经常被用于对公权力（党权）的保护和对私权利的打压。

从理论上讲，司法独立的宪法原则其目的应该是在于确立制衡国家权力的宪政秩序。其最重要的价值，不是保障法院在两个普通公民之间充当一个公正的裁判者，而是保障法院能够在公民和国家（政党）之间，也能够充当一个公正的裁判者，充当个人自由的保护神。然而在一套表面的公检法分工协助、独立执法的体制背后，政法委凌驾于宪法之上的不受制约的权力如同釜底抽薪，使通过法治对国家权力进行限制这一方向从根本上落空。

谢选骏指出：人説“政法委对法治和司法独立的危害”——我看這就是“權大於法”、“黨大於國”的結果，“政法委”只是共產黨的一個部門，卻可以盤踞在法律之上爲非作歹。


【20、古希腊与民主制度没有必然联系】


《古希腊与民主制度》（寒璧斋的日记 2013-04-09）报道： 

内容提要：本文要讨论的问题有三个。（1）古希腊民主制度的社会起源和社会基础。（2）最早的民主制与其他制度怎样联系和区别。（3）古希腊民主制的优点、缺陷及其与文明兴衰之间的关系。这里陈述的不是历史学意义上的古希腊史。与历史学不同，政治学密集地讨论历史是阐述理论的一种方法。与历史学不同，对政治学而言，历史永远是现代史，用于检讨已有的观念，让历史这颗常青之树给世界政治的灰色理论注入生机。 

一．为什么要议论古希腊文明？

凡讨论民主制度，必溯源至两千五百年前的古希腊，特别是古希腊的雅典城邦。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主已经成了世界上的“神圣”概念。冷战以后，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们对雅典城邦的赞美也“与时俱进”，理想化了的古雅典成了一种当代迷信，贬抑斯巴达成了时髦。然而，至少到近代，欧洲赞美斯巴达甚于雅典。近到希特勒时代的欧洲，“平等简朴”的斯巴达依然被用于批评“腐朽没落”的雅典，理想化了的斯巴达是古希腊最纯粹的北欧日尔曼人，是“国家社会主义”（纳粹）价值观最伟大的榜样。无庸讳言，斯巴达精神对罗马精神，乃至整个西方文明精神的影响并不亚于雅典。[1]当今大多数学人属“民主派”，认民主为“普世价值”，批评民主自然被视为“异端邪说”。然而，如茨威格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指出的，“异端的权利”之不可被剥夺是“现代文明的一般准则。”[2]

在公元前九世纪，斯巴达的英雄“利可古斯”(Lycurgus)创立了斯巴达宪政，建立了一个正式而且稳定的公权体系，利可古斯的宪政体制持续了800年，城邦也保持了800年稳定。与之相对照的是，雅典的梭伦在公元前六世纪初期（公元前594年梭伦开始执政）制定了以扩大平民权力为导向的宪政体制。他在逝世之前，雅典平民就已经支持庇西特拉图在雅典实行专制了。四十年以后，庇西特拉图的继承人被驱逐，但雅典却实行了比梭伦激进得多的扩大平民权力的体制。新政削弱了社会妥协，伤害了城邦的共同利益，增长了党争，仅仅维持了一百年就陷入混乱和衰落。无论右翼的马基亚维利，还是左翼的卢梭，都赞美斯巴达而非雅典。[3]

世界史上第一个民主制产生于古代希腊。雅典民主制之前还有所谓“部落民主”，或“原始共产主义形态的民主”。然而，说民主制从来就有（因而天然合理）如同说专制从来就有（因而天然合理）一样没有多大意义。在古希腊最伟大的三大哲人中，苏格拉底（Sokrates，前469-前399）和柏拉图（Plato，前427-前347）明确表示了对雅典民主制的厌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也批评了雅典的直接民主，他把法治当作理想制度。亚里士多德写的《政治学》是人类第一部政治学著作。[4]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柏拉图遗下《理想国》和《法律篇》，深刻地讨论了政治生活，强烈批评了民主制度。[5]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苏格拉底诞生于我国思想家孔子(前551-前479)逝世以后的第十年，也象孔子一般“述而不作”，两人的政治理念有惊人的相通之处。他对民主制度的激烈批评导致雅典公民们投票处死了他。[6]从苏格拉底诞生到亚里士多德逝世的一个半世纪是古希腊民主文明最兴盛的时代。世界上的第一个民主制度，即雅典民主制，也在这百年中经历了兴起和衰落。[7]

本文要讨论的问题有三个。（1）古希腊民主制度的社会起源和社会基础。（2）最早的民主制与其他制度怎样联系和区别。（3）古希腊民主制的优点、缺陷及其与文明兴衰之间的关系。

这里陈述的不是历史学意义上的古希腊史。与历史学不同，政治学密集地讨论历史是阐述理论的一种方法。与历史学不同，对政治学而言，历史永远是现代史，用于检讨已有的观念，让历史这颗常青之树给世界政治的灰色理论注入生机。

二．什么是古希腊文明？

大约两千五百年前（春秋战国之交的时期），在爱琴海和爱奥尼亚海之间的山区和海岛上生存着数百个独立自治而且骄傲自豪的城市国家（城邦），其中最著名的有三个，直接民主制的雅典(Athens)、寡头法治制的斯巴达(Sparta)、和缺少稳定制度的科林斯(Corinth)。如同我们今天的世界，无论在哪个制度之下，古希腊全境都是充满智慧和热忱的地方。当其他文明还在用神话的语言来思考，希腊人已经用“思维”、“物质”、“形式”、“本质”、“自然”、“存在”、等等概念把抽象思考推到了极限。他们提出有永恒意义的疑问，而且严格依照理性标准来回答这些问题。苏格拉底的热诚，柏拉图的敏锐，以及亚里士多德的透彻都源于理性求知的渴望。社会自由与哲学、戏剧、建筑、和雕塑一道进入黄金时代。古希腊人对知识的渴望使他们从东方学来了很多，如医学、数学、应用几何、天文学、钟表、日历。希腊人的卓越之处是在学到的技艺中找出秩序，概括到系统和定理中，建立完整的理论。为此，他们发现了推理的规则，对逻辑学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古希腊人运用科学的方法检讨一切假设，不受制于成见，更不畏惧权威，而是仔细观察，不辞辛苦地收集材料，带着不懈的热情进行分析。他们在生物学上预见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在物理学上提出了原子论；在天文学上发现地球是围绕太阳运转的。古希腊的很多科学思想后来失传了，一如他们的音乐、舞蹈、绘画、以及大部分文学作品。然而，那时留下的悲剧艺术在今天的歌剧院里仍然令我们深感震撼。那些戏剧表达了在自由意志和自尊与宇宙规则和法律之间所发生的激烈冲突。在残存的古希腊雕塑里，我们看到了栩栩如生的人，其精确的比例闪烁着理性主义、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光辉。如同中华文明，古希腊的宗教是多元混杂的。他们没有一个共同的宗教，没有教会，没有统一的基本教义。如同中国人舞龙，希腊人常拿他们的神明开玩笑，把宗教庆典奥林匹克节变成体育节，把众神描绘成爱争吵，不道德，受诱惑，盗窃，甚至相互开战的有特异功能的寻常人。如同对于中国人，希腊人的神明只是表达了现世，不似后来的基督教演进成“普世价值”和自由思想的羁绊。

古希腊的成就是无可质疑的，它的灿烂文化是西方文明的三大源泉之一。[8]政治体制构成所有文明的核心。但把古希腊的成就全归于雅典是浅薄的，全归于雅典的民主制更是荒唐，一如把现代世界文明仅归功于美国，把美国的成就全归功于民主制度。那断臂的维娜斯并不属于雅典，众多的希腊科学和文化成就是在雅典民主制确立之前或衰落之后取得的，绝大多数也不是在雅典产生的。雅典民主的辉煌仅维持了百十来年，从未“不可避免地”扩散，而是古希腊数百个城邦中的异数，也是古希腊实行的若干政治体制中的一种。民主的顺利运转要求特定的社会结构。象雅典一样采用民主制的城邦大多默默无闻，并未取得能与雅典比美的成就；其他多数城邦采用的是贵族寡头制，或个人专制。我们通过考察古希腊民主制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结构，说明民主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有自己的历史性，有兴也有衰。而且民主制的兴衰未必代表文明的兴衰。

三.希腊文明的缘起

古希腊文明的崛起大约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分别是米塞尼文明，多利亚人的入侵，和殖民扩张。

（1）米赛尼人的文明

距今大约四千年前，在公元前二十世纪（前1999-前1900）我国夏朝刚开始不久，一些讲希腊语的原始部落从巴尔干北部地区进入了半岛的南端，即现今希腊的中部以及位于南部的伯罗奔尼撒半岛。《荷马史诗》称这些人为“阿加”人(Achaians)，现在的历史学家称他们为“米赛尼”人(Mycenaeans，又译“迈锡尼”人)，因为他们文明的中心是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米赛尼城(Mycenae)，在今日希腊的特里波利市(Tripolis)附近。米赛尼人深受克里特岛(Crete)上先进的米诺安(Minoan)文明影响（米诺安是欧洲地区第一个脱离野蛮时代的文明），从米诺安人那里学来了文字、艺术、陶器、建筑、和宗教。他们还从东方的西提特（位于小亚细亚半岛，今土耳其）和古埃及学来了装饰和雕塑。五百年后，米赛尼人在公元前1400到1200的二百年间把自己的文明推进到高峰。这个时期大体与我国的商朝（公元前16世纪到公元前1066年）同时代。自公元前十五世纪开始，克里特岛频遭天灾，内部叛乱，及希腊人的侵略，已经衰弱了。米赛尼人在公元前十五世纪的中期，攻占了克里特岛的中心科诺索斯城(Knossos)，摧毁了那里的文明，使克里特岛成了希腊人的天下。科诺索斯城墙上的著名壁画描绘了一个和平而且先进的文明怎样被高度军事化的希腊人所淹没。由此，米赛尼人取代米诺安人成了地中海区域的霸主。地中海地区当时受两大帝国文明的包围，东面是位于小亚西亚半岛的西提特帝国(HittiteEmpire)，南面是北非的埃及帝国。没有证据显示米赛尼文明的安全受到这两大帝国的威胁；相反，爱琴海各岛上的米赛尼人显然参加了对西提特帝国首都和对埃及帝国北部沿岸的掠夺式攻击。

《荷马史诗》描绘了米赛尼人的文明，近代考古发现了米赛尼人的陶器、雕塑、工具、墓葬、建筑、等等，而且发掘出了《荷马史诗》中描绘的特洛伊城。考古证据显示，米赛尼人在富庶的东方和西北方蛮荒的欧洲大陆之间从事掮客，海盗，小规模的制造业，并经营一点农业。他们掠夺弱小落后的邻居，与不易掠夺的强大国家进行贸易，贩卖武器、奴隶、木材、原料、金属工具、首饰、香料、及皮革。其贸易网东至小亚细亚半岛，西到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岛，法国的沿海地区，西班牙，甚至英伦三岛。如同他们的后辈，米赛尼人未能克服困难的地理条件而建成统一的帝国，仅在希腊本土和爱琴海的岛屿上建立了许多小型王国。但那些小国的社会管理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在希腊本土发现的皮罗斯国(Pylos)的政府档案显示，其王室的集中统治是经由组织完善而且机构复杂的官僚体系实现的，这个体系分区管理税收征集，货物分配，和宗教生活等方面事务，而且置有监督机构来控制腐败和纠正行政错误。这种专业化的机构显然不属于农业社会。这些小国政治上彼此互不隶属，但语言文化上却高度一致，说明他们之间的商业和文化交流非常密切。一位西方文明史专家就米赛尼人获得的成就评论道，“其高峰时期的文明比公元前六世纪的希腊文明更发达。”[9]公元前六世纪的上半期是雅典的梭伦时代，下半期是雅典比西特拉图父子的僭主时期。

（2）多里亚人的入侵和“英雄时代”

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即我国商朝的末期，米赛尼文明的二百年繁荣被突然打断了，一些讲另一种希腊方言的野蛮部落从北部侵入，他们大约是进入希腊地区的最后一支讲希腊语的部落。这些被称为多里亚(Dorians)人的部落摧毁了米赛尼文明。一些米赛尼人向东逃亡到未被铁蹄践踏的“阿提加”平原(Attica，即雅典地区)，以及爱琴海上的岛屿和小亚细亚沿岸，如后来的复兴基地爱奥尼亚地区。公元前1190年左右（即我国西周开始的前夕）在小亚细亚的爱琴海沿岸爆发了特洛伊战争。那大约是米赛尼人逃亡过程的一段插曲。直到公元前八世纪的四百年间，希腊和爱琴海地区陷入了史家所称的“黑暗时代”，作为多里亚人和米赛尼人后裔的古希腊人则据《荷马史诗》称其为“英雄时代”，是巨人在大地上行走，留下无数奇迹的时代。考古发现显示，那时希腊各部落王国间的联系中断了，各地形成了不同的方言和不同的陶艺风格。由于邻近的两大帝国也处于被侵略和混乱之中，希腊与东方的联系中断了。写作的技艺失传了，雄伟的宫殿塌毁了，地中海上的希腊商船没有了，商业财富消失了，墓葬里不再出现大量的金银制品，整个地区倒退到了简单和的农业社会。然而，讲不同方言的希腊人之间仍然能彼此交流，米赛尼文明并未被彻底摧毁，后来古希腊文明中的一些重要部分是米赛尼文明的翻版。代表多里亚文明的斯巴达把米塞尼人的后裔变成了奴隶。

米赛尼文明的兴起和衰落与世界其他文明史有相通之处：无论先进或落后或奉行哪种政治制度，（军事上的）安全是最终的保障。没有能力维持自身安全的文明是虚弱的文明。换言之，民族的兴衰不仅与文明的政治制度相关联，更与能否持续地拥有强盛的军事力量相关。不能维系强盛军事力量的政治制度是有重大缺陷的制度。

（3）殖民扩张运动

希腊人花了大约四个世纪才重建和稳定了社会秩序。到荷马写作史诗的公元前八世纪(前799-前700)，即我国西周末期与春秋时代之交的时期，希腊地区发生了一场技术革命和文化复兴运动。首先是铁制农具的普遍使用增加了农业产量，导致人口暴增，出现了所谓“生存空间”问题。其次是从来自黎巴嫩地区的腓尼基人(Phoenicians，因主要贩卖一种紫红色的织品而得其名)那里学到了闪米特人（犹太和阿拉伯人的共同祖先）的西伯莱字母，经改造之后用于拼写希腊语言，这是一切西方语言字母之源。第三，在小亚西亚半岛上的特洛伊城附近形成了第一个城市社会爱奥尼亚(Ionia)。爱奥尼亚是传承米赛尼文明的重要据点，更因重新沟通与东方发达社会的联系成为希腊的文化和商业中心。爱奥尼亚的文明贡献出了《荷马史诗》，史诗描绘的神话历史写成文字后迅速流传，促成了浪漫的英雄主义和泛希腊主义理想。公元前八世纪史诗出现后不久，古希腊为“生存空间”开始了一场持续二百年之久的殖民扩张运动，在公元前750-550年左右到处去建立独立于母邦的城邦。这个时期大体相当于我国的东周时期（前770—前481）。

那时的殖民扩张把古希腊文明推向辉煌。这场殖民运动虽比不上近代西方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抢地浪潮，却在空间和时间上同开拓北美的运动不相上下。如同古希腊人在《荷马史诗》的激励下四处殖民，英国早期的殖民者是吟唱着莎士比亚的诗歌开拓北美的（快乐的男人，渺小的世界，银色大海里的宝石…This happy breed of men, this little world; This precious stone set in the silver sea…）。[10]近代的殖民扩张有力地推动了近代欧洲资本主义文明。

一些人希望把希腊的成就描绘成民主制的成就，一如把近代欧美资本主义的发展史描绘成民主发展史。其实民主制是文明发展的结果之一，而非其原因。古希腊的主要科学成就获得于雅典民主制衰落之后。罗马的崛起不靠民主制度。近代西班牙帝国的建立不是民主制的结果。伊丽莎白女王建立的英帝国也不是民主国，但产生了莎士比亚和牛顿。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并非出现在奉行民主制的美国。中国在近代以来的衰落不是因为专制，中国在现代的崛起也不是因为实行民主。谁又能因为沙皇俄国和苏联不是民主国家就可以忽视俄国人在这个时代取得的科学、艺术、和文化成就呢？美国作为现代最伟大的民主国家其实是英国殖民扩张的一个意外结果。神化民主制的作用是冷战之后的事情。

古代希腊的殖民点遍布地中海，西至西西里岛和法兰西海岸，东达黑海沿岸。著名的希腊殖民地包括西西里岛南端的希拉求斯(Syracuse，远征该城是雅典衰落的转折点，美国纽约州的一个重要城市即以此为名)，法国南部的重镇马塞(Massilia，即今Marseille)，和控制黑海出口的拜占廷(Byzantium，今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希腊人没有发明殖民扩张运动，只是步东方腓尼基人的后尘而已，颇似英国近代的殖民扩张学自西班牙。腓尼基的殖民扩张比希腊人早了两个世纪。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800年，腓尼基人在西班牙南部和北非的北部建立了若干殖民地。其中两个殖民点特别有名，一个称为“盖底斯”(Gades)，在直布罗托海峡的西班牙一侧，控制地中海的大西洋出口；另一个称为“卡萨基”(Carthage)，即今天突尼斯的首都突尼斯市，在北非隔西西里海峡与意大利的西西里岛相望。时至今日，黎巴嫩依然是阿拉伯世界与西欧的桥梁，黎巴嫩人也依然擅长国际贸易，但只有少数黎巴嫩人认为自己是腓尼基人的后裔。如同“地理大发现”是近代西欧社会变迁的动力，殖民运动对古希腊的社会结构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以部落血缘为基础的社会演变为“城邦”(polis)。

四.古希腊的社会结构与城邦政体

希腊城邦政体的历史是一部英雄创制的历史，也是一部关于阶级力量对比的社会结构史。换言之，是英雄和人民共同创造的历史。在我国进入春秋时代（公元前722年）时，即公元前八世纪晚期，希腊的自由小农力量突然增强，中断了贵族阶层扩大耕地面积，变自由小农为农奴的缓慢进程。阶级力量对比的突然变化在当时的古希腊引发了普遍的政治危机。

中国传统社会的情况比较优越，既是自由小农为主体的社会，又有大一统的帝国结构来支撑文明的发展。由于地理条件造成的交通困难，古希腊难以形成大型帝国。然而，由于黑暗时期留下的简朴的农民生活习惯，为数庞大的小农经济在希腊的“黑暗时代”一直存在，未如近东地区发达的帝国那样演变成贵族世家的附属。古希腊自由小农人数和势力的突然增长与普遍使用铁器有关，也同殖民扩张中出现的军事发明有关。

在荷马的时代，军人骑马进行一对一格斗，配备一支用来投掷的长矛和一支近战用的短剑。如此进行的战争天然有利于贵族英雄获得地位和荣耀。然而在公元前八世纪后期，希腊地区出现了“重甲”(hopla，包括头盔、胸甲、臂甲、盾牌，短剑、长矛)和“重甲步兵”(Hoplites)，断送了贵族骑兵的个人英雄主义。战士们依旧佩带用于贴身格斗的短剑，却已不再进行单打独斗，大群着重铠甲的士兵列阵进行集体战斗。每个士兵左臂上带一面盾牌，保护自己身体的左侧又保护左方战友的右侧。长矛不用于投掷，而是握在右手用于冲刺。从此，战争的胜负不再取决于少数个人，而在于各方阵里大群战士之间的密切合作，在于严明的纪律和高昂的士气。古希腊的“军人方阵”(phalanx)一词被近代法国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用来称呼其理想的社会主义基层社区，即著名的“法郎吉”。无独有偶，毛泽东时代的农村人民公社不仅在称号上采用军事化的“大队”和“小队”，实践上也是准军事组织。由于殖民时代的社区命运严重依赖大量重甲步兵，而且大量的重甲步兵只能来源于大量自由的小农，小农的地位不可避免地提高了。同时，自由的小农也因为在一起战斗和训练，产生了超越传统部落血缘意识的集团型自我意识。我国西南地区的农村基层干部普遍由退伍军人担当，因为他们曾出门在外，视野容易超脱出本村家族血缘意识的限制，是落后地区社会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最后，因为参加重甲步兵的资格取决于购买铠甲兵器的能力，财力而非部落血缘关系就成为获取重要社会地位的手段。即便不是农民，通过经商致富也可以购买铠甲兵器，加入受尊重的战士阶层。

这种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结构看上去属于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社会，内部平等而且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应当是民主制的稳定基础。然而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希腊的民主制依然不稳定。首先，殖民战争以及农业和商业虽使自由农变得富裕，可以支付铠甲兵器，但自由的小农也分化成富裕和贫困阶层，许多小农买不起铠甲和兵器，只能去做海军的滑桨手。其次，使农民变得富裕的同样原因也使贵族阶层更加富裕。贵族阶层虽不再象英雄时代那样直接参加战斗，决定战争胜负，但他们比重甲步兵阶层更富裕，视野更开阔，受过更好的教育，更懂得政治和煽动。从米赛尼时代直到文明复兴的时代，他们在古希腊历史上一直扮演主角。最后，逐渐发达起来的内外贸易又创造了一个新兴的商业阶层，他们也注定要成为阶级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稳定的社会结构，特别是存在激烈阶级斗争的结构，是巩固民主制度的障碍。亨廷顿那本著名的书集中阐述了一个道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政府的形式，而在于政府的制度化。[11]自城邦政治产生以后直到近代，欧洲人一直在争论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孰优孰劣，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各自的优劣。这种争论充斥几乎所有欧洲近代政治哲学家的主要著作。

贵族集团有时由一个政治局式的贵族议会(council)共同统治。贵族与汉语中的“精英”有类似的意义，不同之处在于贵族是个有血缘继承关系的阶级。贵族的行政统治在功能上已经分为宗教，军事，和司法三类。较之王权，这代表着政体的一个重大进步。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3-1903)五十多岁时写过一部划时代的著作《社会学原理》(Principles of Sociology，即严复所译之《群学肄言》)。其中阐述的主要道理是：生产分工导致的社会功能分化(social differentiation)是社会进化的标志。社会如同生物体，越高级的生物其内部结构就越专业化，复杂化，也就越有能力应付外界的挑战。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启示：在一个有现代分工的市场社会里，权力必须分开，要专业化；司法、行政、立法、舆论、经济、教育等“胡子眉毛一把抓”的简单政府是落后政体。这种政体，无论是民主、寡头、或专制式的，都会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三千年以前，西周的周文王第四子周公（姬旦）明德慎罚，著《周礼》，将官制分为天地春夏秋冬六种：吏部天官，户部地官，礼部春官，兵部夏官，刑部秋官，工部冬官；分由大冢宰，大司徒，大宗伯，大司马，大司寇，和大司空各司其职。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中央六部向以吏部为首；治天下必先修吏治。吏治为政治最艰难之处。儒家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使中国古代吏治享誉世界。因政治文明起点甚高，中国长期雄踞东方，远较古希腊的城邦成功。

城邦起初并不是城市，而是以部落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居民点。一些居民点逐渐发展成了商业和议事中心，出现了庙宇，其他公共建筑，和议事广场。以不同的宗教迷信团体为核心，不同的城邦拥有了自己特殊的认同，部落血缘意识逐渐淡化。接着在对外战争中出现了类似于今日爱国主义的精神，替代宗教迷信和个人主义成为古希腊各城邦内聚力的支柱。城邦的第一个和最初的政治后果是王的消失和贵族统治的确立。古希腊地区的“王”大约相当于酋长一类，作战英勇和家庭财富是这种职位的基础。但这种“王”无力迫使整个社区定期定量缴纳税收，财政地位虚弱，组织能力有限。重甲步兵时代降临后，“王”的统治地位逐渐被贵族集团取代。城邦的第二个政治后果是贵族寡头的统治受到自身派系矛盾和重甲步兵阶层的挑战，个人专制是最简单也最普遍的解决方式，而且专制者经常反对贵族，最能吸引平民。城邦的第三个政治后果是公民们不间断地寻求理想的政府形式，以便建成稳定和中立的公共权威，得到当时公认的社会正义，初级的法治或曰寡头法治是他们探寻的结果。城邦的第四个政治后果是，各个社会和经济集团都寻求政府对自身利益负责，占人口多数的平民社会导致了直接民主制的出现。下面选取三个例子来说明这四种政治后果。

五.科林斯与斯巴达

（1）科林斯

古希腊各城邦中最普遍的一种政体是科林斯的非制度化政体。该城邦位于希腊内陆和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狭窄连接处，控制着希腊世界南北两地的交通要道。在雅典成为霸主之前，科林斯是全希腊最大的贸易国，拥有遍布地中海的贸易网。它修建了东西走向的石材大道，道路平坦宽阔，可以把船在路上拖着走，沟通了爱琴海和爱奥尼亚海之间的贸易，意义如同沟通了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巴拿马运河。科林斯还是殖民运动中最成功的一个城邦。它在西西里岛上建立的希拉求斯，在希腊西北部建立的科西拉(Korcyra，今克基拉岛)，都是闻名于世的繁荣和成功之邦，它们并与母邦保持了密切的贸易关系。陶制大瓶是古希腊文明的主要象征之一，科林斯制的大瓶是全希腊最优秀的。这令人想起纺织工业是近代资本主义兴起的主要象征之一，英国一度曾控制了纺织品的生产和贸易，也控制了北美和欧洲之间的贸易。

到公元前650年为止，科林斯一直都是由巴克齐亚迪(Bacchiadae)家族所统治。当时的贵族派系斗争在科林斯引发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强人“塞普瑟鲁斯”(Cypselus)得到了重甲步兵阶层的支持，通过政变夺取了政权，建立了古希腊城邦世界里的第一个已知的专制政府(Tyranny，指基本不受法律限制的单一领袖的统治)。塞氏因出色地处理了城邦的内政外交而深受人民的爱戴，从不需要卫兵来保障自己的安全。然而，科林斯并无有效的法律使政府制度化，专制领袖凭籍自己的智慧而非法律赋予的权力进行统治，也没有法律规定他的继承人。他的儿子培里安德尔(Periander)在他死后成为权力的继承人(前628)。培里安德尔建设了运河式的东西向大道，并把商业、艺术，和文学成就推到了高峰。他交际广泛，自己就是诗人，写过两千行诗歌，并与当时近东和北非地区的许多名士为友，被誉为古希腊七贤(SevenWiseMenofGreece)之一。[12]培里安德尔统治了近四十年，直到公元前585年逝世。就象所有专制政体，专制者的继承人逐渐退化，培氏的侄子甫即位就控制不住政局，最终被贵族势力推翻。接下去是各贵族势力之间和贵族与平民之间不断的派系斗争，政府徘徊在专制者和贵族权斗的循环之中。虽然每个政权都号称为全体公民服务，却总也建不成相对中立和稳定的公权力体系。这种情形在古希腊非常普遍，多数城邦重复这种循环，唯斯巴达和雅典与众不同。

（2）斯巴达

部落间为血仇械斗，私人为恩怨进行报复，特别是贵族世家间无休无止的权力斗争使希腊各城邦的政治和社会生活总是处在混乱和动荡的威胁中。我们中国人称此为“社会稳定”(socialstability)问题，西方人则称为“法律与秩序”(lawandorder)问题。无论是多数人还是少数人维持的秩序，人维持的秩序总不如法维持的秩序公平、稳定。我国儒家另辟奚径，强调以道德教化维持秩序。孔子告诫统治者要“为政以德”。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3]意思是说，用政令来领导人民，用刑法来惩罚人民，人们会只求免于刑罚而不存羞耻之心。如果以人格的道德来感召人民，用真诚的礼仪使人民团结一致，则人民存羞耻之心，善从在位者的领导。其实，法治和德治是相通的，德是法的最初来源。孔子的“圣王”思想与柏拉图由“哲君”来领导的“理想国”颇为相通。孟子则中庸一些，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14]为政只讲仁义道德不行，只有法度也不行，因为法度不能（不靠人而）自动施行。在缺少大一统的希腊，正如在孔子“惶惶如丧家之犬”的春秋末期，到处是“危邦”和“乱邦”，德治只是柏拉图梦中的“理想国”。[15]对古希腊各城邦而言，一如我国的春秋战国时代，严格执行法律是个有效的解决办法。唯能否建立法治要靠英雄，任何有效制度的建立都与英雄的出现有关。

斯巴达第一个找出了治理乱世之邦的办法。古希腊的第一部（宪）法属于斯巴达，斯巴达因而成为古希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城邦，有宪法规定的政治体制。斯巴达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的平原上，土地肥沃，农业发达。与其他城邦不同，斯巴达基本没有从事殖民扩张活动，仅在早期建立过唯一的殖民地“塔仑托”(Tarentum)，即今位于意大利塔兰托湾上的塔兰托(Taranto)市。斯巴达把城市周边的广大地区，特别是米赛尼亚地区(Messenia)，变成了属于自己的农村，把米赛尼亚人变成了国家所属并由国家分配给各户的农奴。因此斯巴达的经济基本上是农业经济。这个社会结构可以解释斯巴达为什么无法采取与雅典的商业社会同样的制度。

政治危机是产生英雄和建立制度的契机。在公元前八或九世纪，一次政治危机导致了斯巴达宪政体制的建立。传说中的英雄“利可古斯”(Lycurgus)创立了斯巴达宪政，建立了一个正式而且稳定的公共权力体系，其基础是两个最有势力家族之间的妥协以及各公民阶层间的妥协。两大家族各出一个可以传子的国王，实行双国王体制。其他指定的贵族家庭共出28个长老组成“议会”(council)，但议会的成员要经“公民大会”(assembly)批准认可。公民大会由全体斯巴达公民组成。一如所有其他希腊的城邦，斯巴达“公民”的定义也是本邦的自由成年男子，主要是重甲步兵阶层。公民大会依法定期召开，用叫喊声来表示同意或拒绝议会提出的施政建议。虽然这种形式上的大民主很难有效制约斯巴达的三十来个贵族寡头，但寡头们激烈竞争，成为守法的典范。斯巴达宪法明确规定了人民的权力，但也规定如果人民的选择是非法和不正当的，公民大会可以被解散。斯巴达寡头法治的成就不在于民主，而在以分权制衡来弘扬法治，让每个“公民”在法律面前真正平等，感受到社会的公平。

斯巴达的宪法是由分权制衡的制度来保障的。分权制衡思想是西方政治文明的最伟大成就。卢梭说，按照宪法，斯巴达是有两个国王的，罗马因而也设两个甚至更多的国王。[16]早期罗马的著名政治家西塞罗指出，斯巴达设立五个“埃福波斯”，监察国王和官吏，防止贵族滥权。罗马仿效斯巴达设立两个保民官，可以否决国王和元老院的决议。[17]因为分权制衡，斯巴达的国王会因为违法被审判，从来就没有专制的权力。斯巴达的贵族也没有绝对权力。从斯巴达的长老议会，到罗马的元老院，到现代的议会，我们看到明显的传承关系。然而，“一切权力归议会”的专制思想却是近代以后的事情。贵族何以能取得重大发言权？我想引用西塞罗的话来说明那个时代的条件，注重精英优点对我们今天依然是有启示的。

“元老院的威望是重要的，巨大的。这些无比智慧、无比勇敢的人们曾经以武器和自己的明智决议保卫过国家。他们的威望无比崇高，因为他们虽然享有的尊荣远远超过别人，却不追求生活享乐，家境也往往不比其他人更富裕。并且，他们每个人在国家事务方面表现出了德行，他们令人钦佩地以自己的行动、意见、钱财、和个人事业来努力帮助其他公民。”[18]

由于每个公民拥有一家农奴(helot)为其服务，斯巴达重甲步兵得以全心投入军事训练，使斯巴达拥有全雅典最强大的陆军。斯巴达不建城墙，却维持了长达几个世纪的安全。来自不同地域的重甲步兵所组成的军团取代了部落血缘关系，军队的纪律取代了人际关系网，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基础，亦使斯巴达的法治体系牢固有效。与雅典不同，奉行寡头法治的斯巴达从未经历专制，而且痛恨专制制度，是古希腊各城邦中的异数。自公元前六世纪中期开始，强大的斯巴达开始干预其他城邦的政治生活，把专制者一个个赶下台，科林斯和雅典的专制者都被斯巴达赶走过，遑论其他小城邦。修昔底德(Thucydides，约前460-约前400)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第一卷中指出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最后一个原因是斯巴达对专制的憎恶：“斯巴达把希腊世界里的专制者一个个赶下台，这些城邦的专制比雅典专制的历史都更长久。自多里亚人在斯巴达定居，斯巴达社会长期分裂。但自从创立宪政，这个国家从未被专制者统治。在长达四百多年的宪政历史中，斯巴达的政体稳定，政治廉明。这是斯巴达强大的内因，而且使之得以干预其他城邦。”[19]斯巴达的城邦生活最后演变成一种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扼杀了商业，也窒息了文化上的创造性。尽管她的政治体制延续了八百年，斯巴达却没能留下什么重要的文学艺术作品。史家一般认为，其原因在于斯巴达不断处于米赛尼亚农奴暴动的阴影之下。内部农奴暴动的威胁甚至迫使斯巴达不敢把军队派到远方，抵抗波斯帝国的入侵。一个受强烈压迫的农耕阶层既是斯巴达文明的财力基础，又是斯巴达衰落的原因。

因为自己没有出色的历史学家，斯巴达内部社会的运作是个谜。不仅如此，斯巴达在很小的人口基础上建立了希腊最强大的城邦国家之一。这个谜非常有诱惑力，因为这个城邦在古希腊人中受到广泛的称颂。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希腊城邦世界就有追求“拉哥尼亚化”一说，并出现了“拉哥尼化的人”(Laconizers)。拉哥尼亚是以斯巴达为都城的斯巴达城邦之总称，地域上近似于今日希腊以斯巴达市为首府的拉哥尼亚州。斯巴达遗下的法治体系、道义精神、战争诗歌，和爱国尚武传统是后来古罗马文化的脊梁，也是直到近代为止欧洲思想传统的基础之一。罗马共和国产生于公元前六世纪末，与雅典民主的产生同时。坎特（NormanF.Cantor）所著之《西方文明史》指出，“早期罗马直到公元前一世纪时的西塞罗时代，与斯巴达社会几无二致。”[20]《大英百科全书》说，“在罗马时代，去荒凉的斯巴达旅游是是罗马人的精神仪式。”[21]古希腊最著名的两位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前484-前425)和修昔底德（Thucydides，约前460-前400）都热情地赞颂了斯巴达的体制。[22]近代的思想家卢梭认为，斯巴达政体是所有政体中最优秀的。他问到，“如果斯巴达和罗马都灭亡了，还有什么政体能亘古长存呢？”[23]柏拉图的《理想国》显然是以斯巴达为蓝本，消灭私有制度的理想从此成为西方的传统之一。近代产生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便是这种理想的一个现代的翻版。然而，孔子比柏拉图早生一百二十多年，他比柏拉图更早提出了共产主义式的社会理想，而且比柏拉图的理念更简洁、清晰、人道。自“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很少有人知晓此事了。兹摘录《礼记》之“礼运篇”如下。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24]

从政治结构到道德准则，从道德准则到社会关系，从社会关系到经济、伦理、教育，迄于社会结果，全文仅107字。对孔子，一个“私生子”，而言，天下归大众公有乃是“大道”。大道之下的社会，选择贤明能干的人来领导，讲求人之间的信用与社会和睦。在这天下无私财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不以血亲关系为意。因此，老者能颐养天年，壮者能人尽其才，幼者能学有所长，残疾者能生活无忧。从此，世上再无怨女旷夫。人们开发自然资源，为的是物尽其用，不是为聚敛私财。人们努力工作，出自道德天性，不是为了自家。在这样的社会，不会有窃财越货之盗，叛乱戕仁之徒。当此出外无闭门之需的时代就是“大同社会”了。接下来，《礼记》又记述了孔子对“今大道之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的私有时代的政治理解，及相应的制度设计，体现了强烈的现实主义。自汉武以降，以孔门思想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政府制度绵延两千多年，在世界上不仅是独特的，而且是先进的。不独如此，两千多年前的语言文字，今人仍能流畅地阅读，岂是希腊罗马文明所能比拟？

六.雅典民主制的兴起

雅典是古希腊最伟大、最激动人心的悲剧式城邦。它位于希腊大陆的东南角，隔着萨罗尼克湾与伯罗奔尼撒半岛相望。它控制了前面提到过的阿提加地区，是古希腊世界里三个面积最大的城邦之一。另两个是底比斯(Thebes)城邦控制的比奥夏(Boeotia)地区，和斯巴达城邦控制的拉哥尼亚地区。雅典非常独特，在希腊世界里其耕地不算肥沃，但极适合种植经济作物橄榄树，橄榄油是雅典最大宗的出口产品。在兴盛的前夜，阿提加平原的东部发现了巨大的劳里阿姆(Laorium)银矿，为雅典的暴发准备了充足的货币。它有四个山脉为周边提供天然的安全屏障。阿提加平原漫长的海岸线面对邻近众多的海岛城邦，促使雅典建立了古希腊世界最强大的海军。如同美国之于近代，雅典在古希腊世界早期的殖民运动中默默无闻；但在希腊文明的盛世，雅典采取了“新帝国主义”政策，极力控制那些政治上意义不大，但经济资源很重要的小邦国，势力远至今日俄罗斯盛产粮食的黑海沿岸。公元前五世纪，雅典在意大利、西西里岛、和希腊北方的马其顿地区有重要利益，因为那些地区盛产造船业所需的木材。

（1）专制与法治

公元前七世纪的晚期，雅典也经历了贵族统治的政治危机，但与大多数经历这种危机的其他城邦不同，雅典和斯巴达一样克服了专制。受尊敬的奥林匹克冠军塞伦(Cylon)发动政变（前630年代），但被扑灭了。[25]数年后，可能是公元前621年，德拉科(Draco)受命为雅典制定了第一部宪法。这部法律以残酷著名，一些小的罪行也被定为死罪。现代英语词“draconian”即来源于此，指（法律或规矩）不合时宜地严厉、残酷。乱世用重典，对于当时贪污腐败成风的雅典，德拉科的法律其实是一大进步，成文的法律使人民知道什么是正义，公民和政府的行为都有了粗略的规范，雅典的法治由此开端。此后，社会稳定的雅典开始崛起，大规模的橄榄油和陶器贸易使雅典人换回了充足的粮食。随着银矿的开发，一场经济领域的革命发生了。易货贸易被货币贸易取代，财富的流动性大为增加。依照雅典的传统和德拉科的法律，新富的商业阶层没有权力和社会地位，破产农民要被卖为奴，以偿还债务。旧制度已不复适应雅典的迅速崛起，半个世纪后，即公元前六世纪的早期，德拉科法律被梭伦法律所取代。

梭伦(前630-前560)出生于贵族家庭，本人可能是商人。大约在公元前600年，雅典在与邻邦米加拉(Megara)争夺萨拉米斯岛(Salamis)的战争中遭到挫折。举国灰心丧气之际，梭伦站了出来，在公众面前朗诵自己写的诗歌，号召人民重新走向战争，赢回属于雅典的荣耀。战争终获胜利，梭伦声誉鹊起，由此步入政坛。公元前594年梭伦成为雅典的执政官(archon)之一，此后经过约二十年的从政，他攫取了雅典政治、经济、和立法的全部权力。梭伦首先推动了经济改革，目的是增加全民的财富，解决贫困问题。他解放了债务奴隶，并禁止以人身为担保的借贷；但他拒绝了穷苦农民重新分配土地的要求，而是采取政策为丧失土地的农民安排其他职业，如从事贸易和其他工作。他大力推动货币的使用和商业的发展，但禁止商业化了的农民出口粮食和除橄榄油以外的其他农产品，以保障雅典的所有人民拥有充足的食品供应。从此，雅典的货币、陶器、和橄榄油充斥地中海地区，雅典的财富迅速增加，贫困不复是阿提加平原上的主要问题。其次，梭伦进行了政治改革，目的是以财富而非部落血缘来决定权力归属。他创始了每年进行一次的家庭财富统计，依财富的拥有量（以粮食、橄榄油、和酒为标准）把公民分成四个等级来参与政治生活的管理。他没有改变政治局式的“贵族议会”(Council of the Hill of Areopagus)；这个组织是古希腊各城邦的传统机构，是最重要的行政、立法、和司法议事机构。但他规定一、二两级公民有权担任最高行政首长，即九执政官。执政官任期一年，从四大部落推选的共40个候选人中抽签决定。他还建立了一个四百人议会，功能类似于我国今日的人大常委会，但由前三级公民中选出，排除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第四等级。最后，他规定由全体公民都能参加的公民大会必须定期举行，使各方都能听到大众的意见。梭伦还把德拉科法律的惩罚部分变得温厚人道了，对除谋杀以外的每一条法律都作了修改。

梭伦的伟大不仅在于他的出色智慧，而且在于他高贵的人格。梭伦为雅典建立宪政体系之际已经成为一个事实上的专制者。但他不愿当专制者，而是作了闲云野鹤，离开雅典漂游四方，宣布十年之内不回雅典。他不为自己制定的法律辩护，也无需为其作解释，既不“顾”也不“问”。他的足迹远至埃及，塞浦路斯岛等地。其间他对吕底亚(Lydia)国王克罗伊斯(Croesus)讲的话成为传世的格言：财富和权势都不等同于幸福；只要活着，就不可能是幸福的人。[26]梭伦回到雅典时发现自己的祖国已经深深陷入贵族与平民的派系斗争，社会一片混乱。他的好友和亲戚庇西特拉图(Peisistratus，公元前6世纪早期-前527)正在策划实施专制。老政治家梭伦对全民发出了紧急警告，但雅典的民众认为他老朽昏聩，说的是疯话。梭伦的预言很快就实现了：庇西特拉图在公元前560年发动了政变，成为雅典的专制者。梭伦也在这一年逝世，大约看到了自己的预言变成现实。梭伦是古代希腊的最高道德楷模，柏拉图将他列为希腊世界七贤之一。他还是雅典最伟大的诗人，诗歌是他的政治武器。梭伦逝世时我国的孔子年方九岁，中国正处在群雄并起，“礼崩乐坏”的东周后期。

今人评论梭伦改革多集中于他是否真的采取民主措施。一些人指出他的改革削弱了贵族的统治，提高了一部分富裕平民的地位；另一些人说梭伦法律下的雅典基本上还是贵族统治。这两种现象都是历史存在。但梭伦改革的主要成就不是民主制而是雅典经济的勃兴，并把经济和社会自由化的巨大成果变成了新的法律制度。梭伦改革的弱点也不是民主的彻底性问题或曰公民政治参与的广泛程度问题，而在于他确立了法律但并没有建立起法治的精神，即对制度的普遍尊重。也就是说雅典有了政治制度却没有制度化的政治生活。雅典在梭伦离去后就陷入混乱，因为雅典社会没能出现支撑一个稳定制度所需要的阶级平衡结构。贵族势力认为他的改革太过分，而穷人又希望他能均分土地，为得到均分土地的权力甚至支持梭伦实行专制统治。但梭伦不是平均主义者，他关心的是人民的自由，社会的公正，和刑律的宽容，对专制权力并无丝毫兴趣。梭伦的理念是既要保护穷人，也要保护富人和贵族；他认为做到这一点的关键是实现当时社会公认的正义。可是，在经济活跃，社会分化，阶级斗争日益激烈的雅典，正义是无法被公认的，只能因强迫而被接受，最终成为社会习惯。法律不能自行，必须被实施。

穷人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宪政正待实施，梭伦已飘然离去。新种的橄榄树要二十年才成熟，但贵族地主并不是对债务熟视无睹的慈善家。于是，下层人民支持地方领袖庇西特拉图出面实施专制，穷人阶层成了专制制度的主要社会基础。庇西特拉图是阿提加平原东北部的领袖，又是获得萨拉米斯战役胜利的将军，在公元前560年以政变获得专制权力，但次年就被贵族势力驱逐。公元前556年他通过与望族的通婚再次登上权力顶峰，但次年又被贵族势力驱逐。十年后，在公元前546年，他以在外邦积聚的惊人财富招募雇佣兵，攻入雅典。庇西特拉图经十五年的奋斗终于建立了个人的专制统治，此后执政二十年直到公元前527年逝世。庇西特拉图是个靠暴力夺得政权的“僭主”，实施专制统治，可近年却有作者把他拉入民主化英雄的地位上来，称为“系于一人的民主”。这是把专制可能得到的成就归于民主制成就的例子之一。庇西特拉图收缴了民间的武器，把一些主要贵族家庭的人扣作人质，迫使一批贵族流亡，但仍让与之合作的贵族当执政官，并鼓励贵族们利用私人的势力和财富自行向外邦进行扩张。他不仅需要卫队来保护自己，而且卫队雇外邦佣兵。他保存了梭伦宪政的形式，甚至以其权威使梭伦的宪政真正得以实施，但梭伦宪政无论如何也不能算作民主制度，而且庇西特拉图在执行上“极端倾向（下层）人民”。[27]他相当注意遵守法度，曾作为被告亲自出庭接受审讯，虽原告因胆怯未敢出席，却体现了他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原则的认真。他强力推动法律意义上的公正，发明了巡回法官制度，去农村有争议之处现场判案，不让贵族势力控制司法，他本人则经常下乡巡视法律的执行状况。

一如科林斯的培里安德尔，雅典的庇西特拉图是个稳重务实的英明僭主。梭伦鼓励种植橄榄树和葡萄等经济作物，庇西特拉图给穷困的农民发放贷款，使他们能购买农具，并对农业仅征收5%的税。他不是个喜欢被拍马吹嘘的人。下乡巡视时他看到一个农民在田里挖石头，便上前询问农民的收入。农民回答说，“我在田里只收获到很多痛苦，庇西特拉图应当分担我10%的痛苦”。因为这个农民的坦诚，庇西特拉图免了他的税。庇西特拉图尽力发展宗教、艺术、音乐、建筑、体育等文化生活。史诗歌唱和悲剧演出开始在雅典放射光彩。在庇西特拉图执政的公元前六世纪下半期，雅典的工业和商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根本原因在于由强力维持的法治导致政治和社会的稳定。虽然当时的雅典在政治和军事上不如斯巴达重要，商业上并不强于科林斯和若干其他城邦，文学艺术上落后于实行专制的萨摩斯岛(Samos)，但雅典已经奠定了未来超强地位的扎实基础。亚里士多德记述说，古希腊人把庇西特拉图的时代喻为“克罗努斯(Cronus)时代”。那是希腊神话中的辉煌时代。[28]在公元前527年庇西特拉图逝世时，繁荣和进步使雅典人开始认同和热爱自己的城邦，成为因自己的城邦而自豪的平民社会，亦是个懂得尊重法律的社会。较之其他有古老神话传统的城邦，雅典没有自己出众的神话偶像，是个相对年轻的城邦，基于文化的城邦认同感比较弱，与近代以来的美国颇为相似。美国人的国家认同多半基于对美国成就的自豪，较少的一部分是对大而化之的“欧洲文化”的认同，基础是虚弱的。在遭到重大挫折时，美国人的向心力与英、法、日、德、俄等国就不能同日而语了，如越南战争期间和之后。我们稍后将看到雅典的衰亡与国家认同感在失败面前迅速崩溃的关系。

公元前527年庇西特拉图逝世，其子希庇亚斯(Hippias，?-前490)即位。萧规曹随，希庇亚斯与其兄共治雅典，一直统治到公元前510年，几与乃父的统治一样长久，父子先后统治雅典近半个世纪。他以促进发展诗歌文化和手工业著称，在其治下的雅典获得了进一步的繁荣和强大。公元前514年其兄被暗杀，希庇亚斯被迫对反对他的贵族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措施，并挫败了一场流亡贵族通过武力返回祖国的企图。公元前510年斯巴达入侵阿提加平原，并攻入雅典卫城(acropolis)，理由是推翻僭主专制，解放雅典人民。希庇亚斯由此被推翻。雅典的崛起是对斯巴达的威胁。入侵雅典的真实理由可能是要建立一个顺从自己的城邦，未必是为推翻专制。然而这次干预没有成功，雅典贵族很快又陷入传统式的分裂和激烈的权力争夺，再现专制的危险。斯巴达在公元前506年又动用武力，支持主张维持寡头制的雅典贵族伊萨格拉斯(Isagoras)。斯巴达的武装干涉被雅典人民击败了。公元前504年斯巴达甚至企图重新恢复希庇亚斯的专制统治，同样遭到了失败。希庇亚斯从此投入了波斯人的怀抱。公元前490年他随波斯军队跨过爱琴海进攻雅典，并建议波斯军队在马拉松登陆。这场战争以雅典的胜利告终，雅典霸权的崛起靠的是这场战争，而非民主制度。

（2）民主制的兴起

对当时的斯巴达和几乎整个古希腊世界而言，世间只有两种制度，个人的专制和传统的贵族寡头制。虽然斯巴达对雅典的干预有很大的私利成分（后来甚至支持希庇亚斯专制），而且埋下了以后两国发生大战的种子，反对个人专制和恢复寡头制（贵族政治局的集体领导）对斯巴达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在希腊世界里是有其合法性的。然而，这时的雅典平民社会发明而且选择了第三条道路，民主制度。他们赶走了斯巴达的军队，拒绝了伊萨格拉斯，也拒绝了希庇亚斯；他们支持了克利斯提尼(Cleisthenes，公元前570-前508)。

梭伦逝世和庇西特拉图政变(前560年)时克利斯提尼才十岁，他出生于一个立场中庸的贵族家庭。因为历史的原因，这个家族在庇西特拉图归来重掌政权时(前546年)被迫流亡国外，这年克利斯提尼二十四岁。庇西特拉图死于公元前527年，其子希庇亚斯试图与贵族妥协，准许立场中庸的流亡贵族返回雅典。克利斯提尼回到雅典时已经历了近二十年的流亡。他回国后迅速步入政治生活，在公元前525-524年曾任希庇亚斯时代的雅典主执政官(ChiefArchon)。当希庇亚斯的之兄在公元前512年被暗杀后，希庇亚斯与贵族势力的妥协结束了，随之而来的是残酷镇压。前510年，斯巴达的军队来解放雅典，雅典被从希庇亚斯专制中解放了出来。在短暂的混乱时期以后，公元前508年，伊萨格拉斯被选为主执政官，主张民主的克利斯提尼未能当选，但公民大会通过了克利斯提尼建议的改革。同年伊萨格拉斯离开雅典寻求斯巴达的武装干预，斯巴达迫使克利斯提尼的家族再度流亡海外。但斯巴达低估了雅典人的民主倾向，遭到雅典人的激烈抵抗，只好撤退。同年，雅典招回了克利斯提尼，并实行了他提出的民主改革。被誉为“雅典民主制之父”的克利斯提尼却在这动荡的一年里逝世了。雅典实行民主制三十年以后我国开始了春秋时期。

“克利斯提尼民主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改变社会结构。他看到虽然专制统治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削弱了贵族的力量，但贵族势力仍然希望恢复往日的荣耀，政治生活自然会动荡不安。实施梭伦法律的关键是消除贵族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即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制度。他的做法是四两拨千斤，以重划行政区域来削弱氏族宗法基础，以地籍取代族籍。他很容易就说服了已经适应平民文化的雅典公民们接受新划分的政区。过去以血缘为基础的四大爱奥尼亚式部落被取消，代之以十个新“部落”(tribes)，均以雅典神话中的英雄命名。每个部落包括地域和利益上不统一的三部分(trittys，亦称tribalthirds，即三分之一部落)，即城市、沿海、和内地；全国共有三十个“trittys”。三一部落之下是雅典社会的基层组织“村社”(demes)，当时大约总共有140个。住在村社里面的人自然是“demos”，意为“人民”，这是民主(democracy)一词的来源，意指人民的统治。从前人们以部族为姓，自建立了村社，雅典人以村社的名字为姓。克利斯提尼把梭伦的400人议会(council)变成了500人议会，每个部落出50人。这50人是从各村社按人口比例选出的候选人中以抽签方式产生的，从而把城市的政治生活与最遥远的村社紧密连在一起。第四等级的公民依然没有资格进入500人议会。议会还有个50人的主席团，由十大部落的代表先后各执政1/10年(prytanysystem)。议会每天抽签选一个主席(president)，他在公民大会(assembly)召开时还任公民大会主席。公民大会依旧由所有雅典籍的自由成年男性组成，但克利斯提尼规定参与者的总数为三万人，重要决议要求多数通过，而且不得少于6000人同意。高级行政职位依旧有财产限制，但也是通过抽签产生的。抽签比直选要民主得多，因为票源不受操纵，不会因受压力而投票，更不会出现“随大流票”。平等的民主不是万能的，雅典人对民主的信念并未走火入魔到用抽签的办法选择军事领袖。军事领袖要靠直选产生，每个部落选一人，还可以连选连任。

克利斯提尼改革是雅典民主制的开端。然而，与其说雅典的兴旺是由于民主制，倒不如说是由于新体制所造就的政治平等巩固了雅典人对自己城邦的认同和热爱，使雅典人团结一心。政区的重划不是偶然的。庇西特拉图时代招募了许多外邦雇佣兵（阿提加地区缺乏有经验的战士），雅典的迅速繁荣又招引来外邦大批新移民。按照旧规矩，这些外邦人的地位很不稳定，建立村社是解决外邦人公民权的好办法，既扩大了平民的基础，又提高了雅典的军事实力。

对于强兵富国来说，人才是第一位的。雅典人口众多，粮食短缺，却实行了相当自由的移民政策，创造了希腊世界的人口第一大国——文明的混合能创造的多余财富岂止仅是一点粮食。国家的发达强盛与移民政策密切相关，美国纽约港树立的自由女神像为的是“欢迎全世界饥寒交迫的人们”，而不仅是有教养、有资本的人。近代东南亚的繁荣与中国移民关系极大，而那里的中国移民却来自广东和福建最穷困的地区，生存不下去了才闯南洋。唐朝的文明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长安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化大都市是重要原因。三国时位于巴蜀之地的诸葛亮最后弄到“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的地步，与曹魏政权下人才辈出的情形成了鲜明对比，焉能不败。小小的英帝国却人才济济，甚至从德国收容了它最不想收容的马克思，容许他使用世界上最好的图书馆，于是世界上才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华文明之所以伟大因为它是各个民族和种族混合、融合的文明，近到本世纪还融合了强大的满族。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活力主要来自农民加入了城市生活，外资加入了中国的经济生活。但在粮食过剩的今天，我们虽有聘请外国足球教练的魄力，却远远落后于每年给外国公民发放数十万张绿卡的美国，更难想象人才济济的美国经常让有严重外国口音的人当国务卿。已经挤上公共汽车的人当然会投票拒绝车下的人上车，移民政策与民主制无关，而在于政治家的雄伟胆略和说服人民的技巧，在于一个好的制度使全世界的人愿意前来定居。

雅典实行的行政区划改革不是没有先例的，若干城邦的类似改革早于雅典，如邻近的科林斯在专制状态下早于雅典实行了三一制。但雅典的改革是民主导向的，而且发展得越来越平民化，平等化。据说古希腊世界里有二十余个城邦效法雅典实行民主制，包括后来遭雅典侵略却给雅典致命一击的希拉求斯。但这些城邦远未取得能与雅典、斯巴达、和科林斯相比美的成就，史家大多忽略不记。

公元前506年斯巴达侵入阿提加，企图扶持伊萨格拉斯恢复贵族寡头制。雅典向波斯求援，但波斯国王的要求太苛刻，最后雅典人靠自己的力量击退了斯巴达军队，捍卫了新生的民主生活方式，更加强了人民对城邦的信心。公元前六世纪以雅典民主制的胜利开端而结束。雅典的民主也在公元前六世纪末走向了顶峰。

然而，民主制的出现并非此前二百年古希腊政治制度史的主线。重甲步兵阶层的兴起挑战了传统的贵族寡头制，导致希腊世界普遍的政治危机。个人专制出现了，贵族寡头领导的宪政也出现了，是专制的主要竞争对手。《大英百科全书》收“希腊罗马文明”条目，长达150页；该条目以“专制者的世界(Theworldofthetyrants)”为标题来叙述古希腊世界这个时期的文明。没有哪个严谨的历史学家会把斯巴达和雅典的崛起归结于民主制度，因为民主制确立于公元前506年。斯巴达的崛起靠的不是民主制，雅典的崛起是在专制时期，而且当其民主制依旧牢固，雅典却衰败了。

七.民主制与城邦的兴衰

与前述二百年一样，古希腊后来的二百年也不是民主与专制斗争的历史，更不是一部民主发展史。一些意识形态斗争的行家会把二十世纪描绘成民主与专制斗争的历史，说成是民主战胜专制的历史，似乎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他们有意遗忘掉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战争。战前的法国并不比德国民主，战后的德国比法国要民主得多。十月革命也不是民主对专制的斗争，中国推翻满清皇朝的革命更不是以民主反对专制，而是怒其不争，怒其无力将四万万散漫的小农组织起来，抵抗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瓜分，因此有了国民党人的“军政”和共产党人的“专政”。他们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描绘成民主与专制的斗争，而那场战争分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或者说是继续。德国不是因为痛恨民主制度而入侵捷克、波兰、法国、和苏联；日本也不是因为痛恨民主制度才侵略中国、夏威夷、和东南亚。苏美同盟和中美同盟的目标是保卫祖国，战胜侵略者，不是扩散民主制。这些人还对二次大战之后风起云涌持续三十年的民族解放运动持虚无态度，因为那数十个新兴国家浴血抗争的对象恰恰是西方民主国家。回顾冷战的历史，美苏各自在第三世界寻找盟友，中国在其间纵横捭阖，谁在为民主而奋斗？冷战后美国对俄国和中国的政策更为冷战的目的作了注角。无论如何冷战也不是民主与专制之争，倒是与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有些相似。

（1）希波战争和雅典的崛起

前面提到过的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Herodotus，前484-前425)详细记述了希腊与波斯的战争（前480-前479）。通过公元前546-前540年的战争（庇西特拉图在前546年成为雅典的僭主）波斯帝国控制了小亚细亚半岛。[29]但除了要求那些小邦国进贡和表示服从，波斯并没怎么触动当地的社会。半个世纪以后，公元前500年，以希腊化的爱奥尼亚地区为中心，整个小亚细亚半岛出现了反对波斯统治的暴动，带头的是实行专制的米利都(Miletus)城邦。起义似乎是雅典挑动的。这时的雅典在军事上已经变得强大，与爱奥尼亚地区的经济和文化联系也非常密切。斯巴达对波斯的政策举棋不定，一方面驱逐了雅典倾向波斯的庇西特拉图贵族分子，数年后又想把他们弄回雅典执政；虽然最早与吕低亚国王克罗伊斯组成了抵抗波斯的同盟，却又未投入战争。因为距波斯路途遥远，斯巴达并未认真看待波斯的威胁。当米利都请求雅典和斯巴达援助，斯巴达拒绝了，雅典则从自己50艘船的海军里派出了20艘援助米利都。战争在公元前493年以波斯的胜利告终。次年，波斯国王大流士(Darius，前522-前486)派船过海对希腊进行“惩罚”，但因遭遇风暴作罢。

公元前490年，大流士带着庇西特拉图之子希庇亚斯在马拉松港登陆。雅典向斯巴达紧急求援，但斯巴达在敬奉阿波罗神，要等新月之日才能出兵。雅典决定对波斯人发动进攻，乘波斯骑兵远离战场之际以1.1万人对波斯的1.5万步兵发动突袭，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波斯损失6000人，雅典仅损失192人。勇士费迪皮迪兹(Pheidippides)连续奔跑了40公里回雅典报告战争的胜利，汇报完就累死了，这是马拉松运动的起源。西罗多德记述了这个勇士，说他是个长跑运动员，前一天还跑去斯巴达求援，两天内总共跑了240公里。公元前486年大流士逝世，薛西斯(Xerxes，前519?-465)继位。此时波斯在其辽阔帝国的其他部分遇到了麻烦，希腊世界得到了十年的喘息时间。战后雅典人让斯巴达人来观看战场上波斯士兵的尸体，并大肆宣传胜果，用塑像和绘画纪念192勇士，震慑了斯巴达及整个希腊世界。雅典从此与斯巴达比肩而立，成了希腊世界的两大领袖之一。这时劳里阿姆银矿扩大开发规模，雅典暴富。起初雅典人想均分银矿的收入，但提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前524-460)说服人民把钱用于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30]

希腊人当然知道波斯会卷土重来，雅典也知道自己的小胜并非必然。在斯巴达的领导下，希腊组成了“泛希腊同盟”(PanhellenicLeague)，积极准备战争。然而薛西斯领导的波斯成功地分化了希腊，控制了小亚细亚半岛上的爱奥尼亚地区，并得到了希腊北方城邦的支持。希腊在意大利和北非的殖民地，如西西里岛和卡萨基，也处在波斯影响之下，无助于希腊本土的抵抗。

公元前480年，波斯人海陆并进，进攻希腊本土。斯巴达再次因为太阳神节无法派出军队，仅派出了双国王之一列昂尼达(Leonidas)和他的300卫士，领导约7000人的联盟军队扼守特莫皮利峡谷(Thermopylaepass)，以阻止薛西斯的陆军。该关隘位于雅典西北方140公里处的海岸山脉附近，是进入阿提加和比奥夏地区的狭窄通道。他们坚持了三天，却发现一支波斯大军出现在他们后方，一个希腊的叛徒给波斯人找到了另一条山道。已经无险可依的列昂尼达决定保留有生力量，命令盟军全部撤退，去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科林斯集结，他则率领300卫士断后，以自杀式的攻击阻滞敌人的前进。国王和他的300斯巴达卫士浴血拼杀，全部死在疆场。波斯人虽然占领了中部希腊，但陆军已遭到重创，希腊陆海军的主力却获得时间，向南退到科林斯集结。特莫皮利峡谷战役展现了斯巴达勇士舍身为人，保家卫国的理想境界，是历史和文学作品传扬英雄主义的范例。波斯的海军在到达希腊海岸前遭遇了两次大风暴，已经损失了600条船，但到达海岸与其陆军汇合时依然强大。雅典人拒绝向科林斯退却，也未死守雅典，而是举国迁居萨拉米斯岛。在提米斯托克利的指挥下，雅典海军把波斯舰队引入希腊陆地与小岛之间的狭隘水域，以小而灵活的战舰攻击挤作一团的波斯战舰。这场历时一天的萨拉米斯战役彻底击败了波斯海军。薛西斯留下了一支7.5万人的陆军，自己回到了亚洲。次年(前479)夏天，波斯陆军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但在普拉提(Plataea)战役中遭到斯巴达军队的毁灭性打击。希腊人在雅典的领导下乘胜度海反攻小亚细亚，解放了与雅典人有密切血缘、宗教和贸易关系的爱奥尼亚，并重新控制了西西里岛和卡萨基。此时雅典民主制将满三十岁，正值我国春秋时期开始。战后的雅典一越而成希腊世界无可争议的领袖，拥有比其他城邦强大得多的海军，还有一支令人尊敬的陆军。雅典的贸易势力也远远大于任何其他城邦，其陶器大瓶控制了整个地中海，把其他城邦的产品赶出了市场。雅典民主制的发展扩大了人民的权力，保障了社会自由，使雅典成了希腊的文化和思想中心。描述公元前五世纪希波战争之后七十年希腊历史的最高权威是修昔底德所著之《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2）雅典民主制的发展

马拉松战役之后，雅典执政官不再象军事领袖那样直选，而是从初选的名单里抽签产生。执政官共九人加一个秘书。将军们的政治权力不再如以往那样大，贵族院（主要由前任执政官组成）的势力也下降了，500人议会的权力增加了，公民大会的权力也大为增加了。在公元前五世纪末期的八十年代还实行了“陶片放逐制”(Ostracism)，即雅典公民如果认为某个人危害了城邦的安全和稳定，可以在公民大会上投票，把他的名字写在陶器碎片上。得6千票的人就被放逐于海外十年。最早实行这个办法的例子出现在前487年，其正式废除是在前417年，总共长达70年。古希腊人说这是防止庇西特拉图分子复辟专制的措施，有些学者认为这是通过民主形式来放逐领导人，解决政治冲突。无论如何，现代考古发现的陶片记录了公民们被政客煽动起来滥用权力的证据。提米斯托克利创建强大海军，战功卓著，亦是民主制最激进的支持者之一，却被政客煽动起来的雅典公民放逐。雅典最出色的军事领导人赛门被控与其姐乱伦而遭放逐，赛门的政敌伯里克利之父也被放逐，理由类似于我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所称的“精神污染”。陶片放逐制看上去非常原始，但无疑是民主选择和惩罚领导人的重要方式，在雅典因为宗教、道德、和政治的理由经常使用。民主制天然有压制少数的倾向，专制则天然有压制多数的可能。适当的法律和由法律治国比依赖专制者的智慧或公众分裂且飘忽不定的意愿都更公正，更稳定。然而，无论专制、民主、或法治都受社会条件的限制，不是政治家想做什么就能做到什么。

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社会是以家庭为基础组成的。如果家庭足够富裕，也许还有几个奴隶。奴隶约占雅典25万总人口的1/4，而且待遇不错，寻常时甚至看不出与自由人的区别。妇女地位很低，加上雅典盛行同性恋，妇女与男性主导的社会生活更少关联。照这样的人口规模，除去外邦人，成年男性公民大约也就4-5万。男孩到了七岁就要接受训练。如果是穷人家的孩子就跟着父亲学习父亲从事的职业。富家的孩子则受到正式的教育，学习阅读、写作、计算、音乐及和声，荷马史诗及诗歌，当然还有严格的体育训练。所有男青年都要接受军事训练，一般的小康家庭学习重甲步兵，如果家境更好些则学骑兵，穷家孩子学轻甲步兵，更穷的就在海军的船上学划浆。每个公民必须在军队里服两年兵役，为参与城邦政治生活作准备。因此，雅典是个高度平民化的社会，不承认任何形式的特权。教育和智慧所导致的不同财富拥有量似乎是区别雅典人的基本标志，同今日的美国颇为相似。与欧洲和阿拉伯社会不同，中国也是个高度平民化的社会，阶级观念与美国一样淡漠，但却是个有深厚“官本位”传统的社会。虽人皆可为官，但一人升官鸡犬升天，权势无限，有权就有财。这样，中国为争官位而进行政治斗争的艺术在精巧程度上遥遥领先于全世界。

在公元前479年战胜波斯之后，雅典政治似乎集中于两派贵族势力的“路线斗争”。一派以赛门为代表推崇斯巴达式的寡头法治。另一派以厄菲阿尔特和伯里克利为代表支持彻底的民主制，要求一切权力归公民大会。自前475-前462年，崇尚斯巴达制度的赛门一直被选为主要军事领袖，暨城邦的主要政治领袖，但在前461年被陶片放逐，雅典逐渐走向了“一切权力归人民”之路。

雅典频繁而且定期举行公民大会，每年至少四十次，大概比我国政治局开会还频繁。所有公民都能自由参加公民大会。大会就几乎所有重要问题，包括人事任免、民事和刑事诉讼，以及对外政策，进行发言和投票。公民大会的决定就是城邦的意志，此外再无可申诉之处了。雅典人对正义的理解是永恒正确的：即决策应不受私利或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不能以公权谋私利。但雅典实现正义的方式是愚蠢的，他们认为越多的人参与决策，决策就越有正义性。多数人的意志并不必然有益于多数人，而且操纵多数人的意志比操纵少数人的意志还容易。雅典的补救措施是加倍实行民主，以抽签和限制领导人任期的方式来杜绝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操纵。抽签是最民主的形式了，可也是选择领袖最愚蠢的形式，如同用抽签来选择建筑师一样愚蠢。雅典人对人民的数量与正义程度相关连的信念非常强大，甚至破坏了法治。公民大会制定法律，执行法律，并管理法律的实施。彻底的民治把法治抛到了九霄云外。在雅典，只要经多数认可，无论什么都是最终的和公正的，而且没有人能够确定今天有效的法律到明天还能有效。如此，雅典人可以轻而易举就让法律停止保护自由，使平民统治凌驾于法律之上，使法治消融于人治之中。雅典人对政治文明的理解并不出色，他们混淆了人民的权力与人民的福利。非但罗马没有采用雅典制度，民主制被抛弃了整整两千年。然而雅典留下了一个救命的制度，就是十将军的位置不以抽签产生，十大部落各出一人，还可以连选连任。

由穷人、富人、有智慧、或没知识的四万人来共同统治雅典城邦，并领导一个由大约五百个城邦组成的大帝国，结果当然是派系斗争，决策矛盾，无知和无能，以及雅典公众对政治的冷漠。如果人民自己能够统治，要政府作什么呢？事实上，这些问题在雅典都出现了，而且后来两千年的欧洲再也没有想到采用雅典的制度。近代西方民主制与雅典民主制基本无关，倒是与罗马的法治体制有直接的传承关系，而且是先有法治才有间接的民主，即代议制。

雅典在蹩脚的民主制度下依然坚持了数十年。雅典城邦巨大的凝聚力是原因之一。城邦认同和雅典的成就紧密连在一起，城邦的公民们有强烈的共同体意识，社会即（城邦）国家，（城邦）国家即社会，二者从未分别。雅典是自由的，雅典因其帝国的存在也是“国际主义”的，但雅典人的“爱国主义”比任何其他城邦都更强烈。在当今的中国，跟随美国谴责“民族主义”是一种时髦，但美国的民族主义远强于世界上的任何国家，只是自称“爱国主义”或“对美国的自豪感”；别国的爱国主义则属“民族主义”。人民对自己国度的普遍认同是国家赖以生存的根本。雅典能生存的更主要理由是英明有效的领袖。他们据十将军之位，领导雅典的军事、政治、和社会生活。赛门被逐（前462年）之后，贵族出身的伯里克利从公元前443年到429年逝世为止一直担任十将军之首，领导雅典。他的个人权力从未达到专制者的程度，但他所领导的势力一直控制着公民大会的主流。

（3）雅典的民主制与领袖

民主制虽号称“人民作主”，人民的分散性使领袖的突出作用成为必然，惟民主制容许人民依自己的意愿随时撤换领袖。雅典民主制同其出色的领袖密切相关，而自由和繁荣使雅典盛产出色的领袖。不过，出色的领袖也是被民主制摧毁的。

赛门(Cimon，前510-前451)是雅典政治家和军事家，希波战争之后建立了雅典帝国，因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和外交上的亲斯巴达政策而与伯里克利发生冲突。前490年其父指挥马拉松战役获胜，随后却受指挥不当的指控，被罚重款，次年因无力付债羞愤而亡。赛门安排其妹嫁给了雅典最富有的人家，摆脱了债务。他以在萨拉米斯海战中的英勇表现崭露头角，很快当选十将军，而且年年当选，直至前461年被流放。前478年他成功地把斯巴达对希腊海上城邦的军事领导权转移到雅典手里，建立了“得利安同盟”(DelianLeague，因聚会之地Delos岛而得名，雅典因此同盟成为事实上的帝国)，他亦由此成为得利安同盟的军事领袖。赛门籍斯巴达指控鲍桑尼亚(Pausanias，普拉提战役的指挥官)在拜占廷与波斯人暗中交易，前去驱逐了他，占领了拜占廷。接下来赛门清理了地中海上的海盗，迎回了传说中的国王忒修斯(Theseus)的遗骨，归葬雅典，提高了人民的凝聚力。[31]此举乃仿自斯巴达对俄瑞斯忒斯(Orestes)遗骨的处理，体现了赛门对斯巴达价值体系的崇拜，他因此成为“拉哥尼亚化”领袖的典型。[32]赛门最大的军事成就是在公元前466年指挥200条船的联盟军击溃由腓尼基人组成的强大得多的波斯海军，随后又大胜波斯陆军，还攻下达达尼尔海峡北岸的加利波利半岛。自此波斯控制东地中海的情形消失了。当萨索斯城邦(Thasos，爱琴海北方的的岛屿，以富裕著称)奋起反对雅典的帝国主义政策，退出得利安同盟，赛门又前去镇压，先在海上击败了萨索斯的海军，又围困该岛长达两年，迫使该城邦不得不投降。然而当他得胜回到雅典却发现受到伯里克利等一批民主派政治家的严重指控，指责他因受贿赂而不去进攻希腊北方的马其顿。当时人们怀疑马其顿在暗中支持萨索斯的独立运动。赛门虽然未被定罪，但政治声誉已经严重受损。公元前462年米塞尼亚农奴暴动，斯巴达呼吁所有参加希波战争的盟国帮助平叛。赛门激励雅典帮助斯巴达，说斯巴达和雅典是拉着一辆车的两头牛，为的都是希腊世界的福祉。厄菲阿尔特极力反对，指斯巴达是雅典的竞争敌手。赛门的观点得到多数支持，便亲自率领4000雅典重甲步兵前往支援斯巴达。但赛门初战未果，斯巴达开始怀疑有“革命倾向”的雅典与农奴联手，便留下了其他城邦的盟军，却将赛门和他的士兵遣回雅典。雅典舆论大哗，塞门的声誉彻底崩溃，随后即被陶片投票放逐十年。雅典遂行更激进的民主改革，并视斯巴达为敌。前457年两国的陆军在比奥夏地区交战。赛门往见雅典指挥官，要求作为士兵参战，被拒绝。但他率领了一批象他一样被雅典指控亲斯巴达的流亡者向斯巴达发动了勇敢的进攻。据说伯里克利受到感动，动议缩短他的流放期。赛门归国后致力于同斯巴达谈判和平。当451年休战到来之际，伯里克利不让赛门处理希腊世界的事务，遣他出海征伐波斯，他在征途上因伤病而亡。赛门为人直率忠诚，是雅典最杰出的军事和政治领袖之一。他和伯里克利一样执着于雅典的海上优势，但与伯里克利不同，他认为雅典不应与斯巴达争夺希腊陆地的领导权。赛门的声望来自他的战功，而且他把自己获得的财富用于雅典的城市建设和公民娱乐活动。赛门的支持者主要来自比较富裕的重甲步兵阶层，他们崇敬斯巴达的陆军和社会制度。然而赛门获胜时率领的士兵主要是海军，海军主要来自穷苦人家，对斯巴达制度没什么好感，民主制度给他们更多的参政机会。这些海员们转向敌视斯巴达的厄菲阿尔特和伯里克利，这两位激进民主主义者答应给穷人更多任职于政府的机会。

厄菲阿尔特(Ephialtes，？-前461)是雅典的激进民主派，他宣扬敌视斯巴达的政策，要求一切权力归人民，成为塞门的最大政敌。前465年后不久当选十将军。前462年反对赛门出兵帮助斯巴达镇压农奴起义未果。当斯巴达以所谓“雅典的革命倾向”为由遣回雅典军队，雅典舆论大哗，倒向厄菲阿尔特一边，使他得以在前462-461年流放了赛门，推行激进民主改革，剥夺贵族院的权力，削减了行政机构的权力，使公民大会拥有了几乎全部的立法、司法、和行政权。这种激进改革导致他在前461年被暗杀，但他的改革措施却延续下来了。

伯里克利(Pericles，前495-前429)出身豪富，因力主审判赛门未能进攻马其顿一案而知名，成为激进的扩张主义者。他在随后的两年里与厄菲阿尔特共同主导了放逐赛门，终结与斯巴达的同盟，以及促进激进民主改革的运动。伯里克利建立了给人民陪审员发放薪水的政策，审案时参加者动辄上千人，这是后来雅典民主走向无法无天和腐败的原因之一。前451年伯里克利推行公民权法，父母必须都是雅典人方得成为雅典公民。这是民主政治的一个典型工具。赛门的母亲不是雅典人，上层社会对与外邦人交往通婚向无成见，但下层人民对移民就难持公平态度，往往成为政客挑动政争的对象。二十世纪末期，南斯拉夫的民主化甚至导致了后来的“种族清洗”。伯里克利用反波斯联盟的财富在雅典卫城建设了宏伟的巴台农神庙(Parthenon)，供奉黄金和象牙制成的雅典娜(Athena，智慧女神)神像。赛门死于前451年最后一次对波斯的战争，此后与波斯定立了和平协议，希波战争以希腊的获胜而告终。斯巴达早在前478年就退出了同盟，同盟领导权归于雅典。前454年雅典领导的得利安同盟将共同基金从得洛斯岛移到雅典，但前451年以后波斯的威胁已经消失，同盟的各邦没有理由继续向雅典缴纳保护费。伯里克利召集联盟会议要求各邦继续交钱给雅典，理由就是建巴台农神庙。修昔底德挺身反对，理由是铺张浪费和用其他城邦的钱不道德。但伯里克利的政策符合刺激雅典经济和就业的需要，他等于是用外国的钱在本国为自己购买了选票。结果是修昔底德被陶片放逐。伯里克利消除了国内的最后一个反对派，年年当选十将军。正如修昔底德所说，雅典名义上是民主的，实际上由其首席领导所统治。换言之，雅典从未给领导人不受限制的权力，但公民大会总是通过伯里克利的建议。波斯的威胁消失了，雅典帝国建立了。这个帝国不断面临内部各邦分离运动的威胁，但伯里克利总能以高度的外交智慧和敏捷的军事行动化解危机，并诱使斯巴达在局外观望。和平维持到三十年代末(431年)，雅典与科林斯的利益冲突变得无可调和，斯巴达为免唇亡齿寒之灾与雅典再次发生大战。伯里克利重施希波战争的故伎，将雅典人全部撤退到城墙之内，避免与强大的斯巴达陆军交战，希望以优势的海军赢得战争。未想过分拥挤的城市导致瘟疫，雅典损失了1/4的人口。战争丝毫看不到胜利的前景，乡村中产阶级构成的重甲步兵开始不满，城市里的穷人生活水准也下降了。尽管伯里克利以他那篇令世世代代的人深为感动的悼词鼓舞人民为雅典自由的生活方式而战斗，雅典人还是将他赶下了领导职位，并课以罚金。但新领导更显得无能，反复无常的雅典人重又将伯里克利推上台。但他此时已无计可施，直至公元前429年病逝也无新策略出台。

（4）伯罗奔尼撒战争与雅典的衰落

雅典崛起于战争，战争也使雅典走向衰亡。雅典领导的得利安同盟被称为雅典帝国。雅典不容许成员国脱离，与美国的小布什总统一样奉行“要么与我站在一起，要么就是我的敌人。”得利安同盟的成员国还必须向雅典缴纳进贡式的费用。联盟中所有涉及雅典的争议必须在雅典的法庭上解决，也就是说由雅典人来解决。雅典经常干预联盟成员国的内部事务。后来雅典干脆取消了联合国式的联盟大会，自己独断联盟事务。最后，雅典试图依照自己的标准来统一联盟内部的货币。联盟内各邦的独立主权逐渐被蚕食掉了，成了雅典帝国的一部分。苏联极盛之时曾在“经互会”里鼓吹过社会主义大家庭内的“主权有限”论；无独有偶，美国成为世界霸主以后也宣扬主权有限，以“人权”或“民主”为由进行干预就合理。其实2500年前的雅典就曾以支持民主为由大肆进行“国际干预”，而目的不是民主制的扩散，而是控制他国，同斯巴达争霸。

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前460-前446)是后来大战的序曲，如二十世纪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曲。战争主要在雅典与科林斯之间进行，持续了十六年。科林斯所处的位置本应构成雅典和斯巴达间的缓冲国。事实上，科林斯与雅典关系向来不错，曾在萨拉米斯海战中与雅典密切合作，一道打败了波斯海军。但雅典向西扩张，特别是囊括了西西里岛和亚平宁半岛（意大利）以后，科林斯的市场和原料来源被雅典控制，繁荣不再有保障；而且科林斯的富裕邻邦（或者说是“后院”）米加拉(Megara)遭到了雅典侵略和长期贸易禁运。[33]第一次战役(前460年)科林斯获胜，但次年(前459年)雅典则获得了决定性胜利，双方在公元前446年就雅典和科林斯之间的爱琴岛(Aegina)的自治地位订立了和平协议，雅典后来违反这个条约，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直接原因之一。接下来雅典在希腊中部镇压比奥夏地区的造反，与斯巴达发生冲突。公元前458年双方在比奥夏地区发生大战，雅典小胜，此后长期控制比奥夏地区。公元前454年雅典远征埃及遭到惨重失败，公元前451年与斯巴达订立了“三十年和平协议”，但这个条约只维持了二十年和平。

雅典实力的迅速增强对其他城邦构成了威胁。与西西里结盟，远征埃及，控制中部希腊，和镇压得利安同盟中的反抗等等，都构成了对希腊其他重要城邦的直接威胁。雅典在周边建造了城墙，以在绝对需要时保障粮食供应。对于一个海上国家而言，这个措施的目的当然不是纯粹防御，一如美国里根总统提出的“战略防御”(SDI)和克林顿总统提出的“国家导弹防御”(NMD)。给美国罩上一个防御导弹的“金钟罩”岂不就能放手攻击别国？1950年美国学者赫兹提出了著名的“安全悖论”：一方的安全就意味着另一方的不安全。[34]希腊世界对雅典霸权的反抗终于导致了一个反对雅典的“伯罗奔尼萨同盟”。

斯巴达成为这个同盟的天然领袖，首先因为斯巴达实力强大，其次因为宗教和文化上的传承是区分两大阵营的天然符号标志。斯巴达代表多里亚人的传统，雅典则代表爱奥尼亚传统。有点类似于东正教和其他基督教派（天主教和新教）的区别，或现代的共产党国家和西方民主国家的区别。这些文化和政治上的区别被夸张到了极点，其实是凝聚内部力量和团结盟国的手段。伯罗奔尼撒同盟的组织方式与得利安同盟不一样，没有统一组织，每个城邦单独与斯巴达订立双边条约，斯巴达也从未企图把同盟变成一个雅典式的帝国。斯巴达宣称为希腊世界的自由和城邦自主而战，要解放受雅典奴役的城邦。此时的斯巴达仍拥有希腊世界最强大的陆军，而雅典有最强大的海军。从此，希腊世界再也不是彼此各有冲突和矛盾的1500来个城邦，而是组成了两大军事集团，保持中立越来越难。两大集团的对抗最终导致斯巴达公开要求雅典向科林斯让步。伯里克利则说服雅典人拒绝斯巴达，说接受要求就是示弱，斯巴达将提出越来越苛刻的要求。

公元前431年，斯巴达向雅典发动全面进攻，伯罗奔尼萨大战爆发。修昔底德对这场战争的深刻研究是不朽的著作，至今仍为国际关系理论课程的第一本必读书。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第一卷他写下了这样的话：“至于双方为什么撕毁‘三十年和平协议’，我建议先研究他们之间具体的利益冲突，从而解释希腊这场宏大战争的原因。然而在我看来，利益冲突掩盖了战争的根本原因，即战争之所以不可避免在于雅典实力的增长以及这种实力的增长给斯巴达带来的恐惧。”这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开端。现实主义理论指出：当世界处于无政府状态，弱肉强食必然是国家间关系的基本法则。为了安全，各国不得不追求有利于己的实力对比，或增强自身、或与他国结盟。因此，各国对相互利益关系的判断受制于实力对比状况，也就是“极”的数量，如单极、两极、或多极。意识形态，国家内部的政治体制等等是重要因素，但远不如实力对比更重要。冷战、中苏冲突和中美结盟、第二次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等等，一直在反复验证着这个规律。

雅典的陆军不是斯巴达的对手。伯里克利决定采用在希波战争中用过的策略，他说服雅典人放弃了阿提加平原，全部集中到城里。2/3的雅典人挤在一起，前429年爆发大瘟疫，摧毁了雅典1/4的人口，也摧毁了伯里克利。但雅典人依然拥有海上的霸权，而且他们首次选出了出身平民的富裕企业家克里昂(Cleon)作领袖。克里昂战死后，尼西亚(Nicias)取得领导权，与斯巴达谈判和平。斯巴达倾向和平，但比奥夏和科林斯坚决反对。雅典内部也有年轻的商人阿尔西比亚得(Alcibiades)所领导的强大反对派，反对与斯巴达媾和。在充满矛盾的休战期间，阿尔西比亚得成功地说服了雅典人采取反斯巴达的政策。公元前415年，经过激烈的民主讨论，雅典决定派遣海军远征西西里岛上的民主城邦希拉求斯。如果成功，形势将对雅典十分有利。不料，一如美国在越南的冒险输在美国国内政治而不是越南，雅典内部的民主政治把雅典导向了失败。在远征西西里的前一天夜里，没什么宗教信念的阿尔西比亚得被控辱神，迫使他不得不逃亡斯巴达。雅典失去了最后一个领袖，却成就了敌人。阿尔西比亚得为报复雅典公民们对他的不公正，让斯巴达加强希拉求斯的防御。雅典一次次增援其远征军，却一次次被希拉求斯海军打败，直至全军覆没。斯巴达及其盟军在陆上围困了雅典城，并夺取了劳里阿姆银矿。雅典的全部希望是海军，海军也是雅典平民政治的最强大基础。雅典把神庙和神像上的黄金白银刮下来熔化成货币，终于重新创建了海军。前407年，雅典民众请阿尔西比亚得回国指挥军队。阿尔西比亚得获得了一系列军事战役的胜利，但又被民主的派系政治给搞垮了。接手阿尔西比亚德的将军也打了胜仗，却被政客所挑动的公民们因莫须有的罪名判决死刑。飘忽不定的民意成了少数政客翻云覆雨的工具。此时，斯巴达与波斯结盟，在优势的情况下再次提出和平，雅典公民们却莫明其妙地拒绝。这时的雅典，制度紊乱，热衷政治挑唆的政客大行其道，人民士气低落，腐败盛行。雅典的行为变得不理性，而且残忍。

在战争的早期，米提兰(Mitylene)城邦要求脱离得利安同盟。雅典颠覆了那里的政府，该城人民便向雅典投降了。克里昂在雅典公民大会上演讲，要求彻底摧毁米提兰，以吓阻其他城邦的独立企图。大会同意对米提兰采取严酷的惩罚措施，但在一个温和的代表演讲之后又决定宽大处理。在战争的后期，雅典向米洛斯岛(Melos)派遣使节，要求那里的居民(Melians)放弃中立。雅典的使节带给米洛斯城邦一句后来国际政治著作经常引用的话：“你们和我们一样清楚，权利仅存于实力相等的城邦；强者作其能作之事，而弱者遭受不得不遭受的损害(You know as well as we do that right ... is in question only between equals in power, while the strong do what they can and the weak suffer what they must)。”米洛斯城邦最终放弃了长达700年的独立自由，向雅典投降。但雅典却杀死了那里所有的成年男人，将其妇女和儿童贩卖为奴，并派500个雅典殖民者把米洛斯变为自己的新家园。[35]古代雅典比今天任何民主国家的民主程度都高得多，但它不仅在古希腊世界里最具侵略性，而且民主投票决定侵略西西里岛上的民主城邦希拉求斯。希拉求斯海战是雅典的滑铁卢。雅典“善待”中立的邻邦，令人想起美国和英国对长期围困伊拉克导致二十万儿童早夭无动于衷，指其人民必须为其统治者付出代价；令人想起美国为“人道目的”用贫铀炸弹轰炸南斯拉夫，并言明只管炸，不管重建。美国在北越遍施枯叶剂的残忍行为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美国是民主的，这个民主国家既慈善，又残忍，与非民主国家的对外行为没有什么不同。雅典的民主并不导致其前期的宽容和后期的残忍，民主同是否善待邻邦并无大的关联。当雅典势力强盛，宽容是一种慈善行为。当雅典面临灭亡的危险，就非常依赖盟邦进贡的财富，因此盟邦的反叛对雅典构成致命的威胁。

斯巴达靠与波斯的联盟获得最终的胜利。公元前404年雅典投降，结束了长达27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次年（前403年）我国进入了长达180年的“战国时代”。从德拉科制定第一部宪法（前621）或梭伦执政（前594年）算起，雅典由崛起到衰败的全程大约二百年。从克利斯提尼的民主改革（前506）算起，雅典的民主制方逾百年。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的阶级斗争逐渐激化，内部充满派系斗争。古老而声望卓著的贵族阶层遭到商业阶层的严重挑战。商业阶层随海上贸易和海权的扩张而壮大，靠财富的积聚获得了政治势力，也获得了关于战争和政治的知识和技巧。这个新兴的商业阶层导致雅典城邦的政治与其他城邦非常不一样，他们完全不依赖家族声望来管理政治。伯罗奔尼撒战争反映了这个商业阶层的利益。古老的贵族家族不太关心扩张雅典的海外贸易利益，他们关心雅典，却并不关心雅典帝国。公元前429年伯里克利逝世以后，雅典的民主制暴露出其脆弱的本质，出现自毁的危险。前411年，希拉求斯惨败以及联盟内频繁出现的反叛使公民大会灰心丧气，吵闹不已，结果，四百名贵族接管了政权，暂时稳住了雅典的政局。数月以后，一个代表性更广泛些的贵族会议接过了政权。再往后才恢复了民主制。战争失败后，斯巴达依然让雅典自治，因为斯巴达的目的不是摧毁雅典，而是摧毁雅典帝国，为各城邦争取独立和自主。此时的雅典出现了“三十专制者”(theThirtyTyrants)政权，是白色恐怖统治时期。虽然后来民主制终于恢复，但往日的社会和谐和强大信心再也没能恢复。雅典依然是民主的，但雅典城邦却是腐败和没落的，不复往昔的自信和自尊。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因为新兴的商业利益占了主导地位，雅典本来就薄弱的传统文化遭到蔑视，削弱了人民的凝聚力。阿尔西比亚得肆无忌惮地展示自己的财富，经常与政治上的朋党在一起举行大规模欢宴，而且公开同苏格拉底这样的“异议人士”密切往来。虽说政敌指控阿尔西比亚得辱神的证据并不扎实，但史家认为他的确是个疑犯。阿尔西比亚得的生活方式与雅典的平民社会格格不入，冒犯了雅典公民。前408年，雅典人请他回国主政，对他挽救危亡的能力寄予信任，但一次海战的失败却使他在前406年的一次公民大会上落选，再次迫使他逃跑以避惩罚，最终客死他乡。

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以后，斯巴达虽然成为古希腊的霸主，但元气大伤。各城邦的分裂组合及内战又持续了大约半个世纪，文明急剧衰落。雅典更民主了，但雅典也更加腐败和虚弱了，以至逐渐默默无闻。到了公元前四世纪中期，希腊北方的马其顿（Macedon）通过战争手段统一了希腊。亚里士多德死于公元前322年，他见证了于公元前337年召开的“科林斯会议”，马其顿在会上成了全希腊的盟主，希腊的城邦时代宣告结束。次年，马其顿王菲力普（Philip）被刺，其子亚历山大（Alexander）接替了王位。亚历山大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公元前336年，亚历山大开始了长达12年的东征，占领了北非，摧毁了波斯，进驻了中亚，一直打到印度的西部。公元前323年，他在巴比伦（Babylon，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之南）死于疟疾，比他的老师早死一年。亚历山大死后，他建立的庞大帝国如成吉思汗的帝国一般立即分崩离析，演变成几个王国，主要有安提柯（Antiochus）王朝统治下的马其顿希腊地区，托勒密（Ptolemies）王朝统治下的埃及，和以叙利亚为基础的塞琉古（Seleucid）王朝，统治西亚和中亚。

经过了一个半世纪的所谓“希腊化时代”（Hellenization），到了公元前2世纪中后期（公元前150年以后），希腊地区被罗马征服，民主制度被废除，希腊人臣服于一个全新的，以贵族法治为代表的文明。还值得一提的是，斯巴达拒绝参加科林斯会议，是希腊世界最后被马其顿征服的城邦，也是最后被罗马征服的地区，展现了其顽强的生命力。

公元前221年，亚历山大死后一百年，秦始皇统一了全中国，先于罗马，我国进入了大一统的时代。十五年后开始了强盛的汉朝，我国的主体语言和主体民族由之得名。如果至今还有人怀疑中国大一统的功效，应当去读一读美国开国元勋们撰写的《联邦党人文集》，看看他们为什么反对邦联，强烈要求联邦。[36]没有联邦，就没有今天的美国。自我国实现了大一统之后，包括罗马文明在内的西方文明一直无法超越中华文明。国家统一崩溃的时代也是我国传统社会最黑暗的时代。欧洲相对于我国的落后延续到十七世纪初近代欧洲发明了具有超常内聚力的“民族国家”。当今的世界上出现了庞大的民族国家，欧洲再不联合起来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

八．民主制与科学

亚历山大的东征是“希腊化时代”的开端。到罗马控制整个地中海地区为止，这个时期大体延续了两个世纪。所谓“希腊化时代”指的是由希腊人统治的王朝称为“希腊化的国家”，这个时期的文化被称为“希腊化的文化”。与近代欧洲一样，这个时期不是民主制盛行的时期，却是自然科学特别繁荣发达的时期，特别是地理、数学、物理、医学、生物、植物、和天文学。说这繁荣是“希腊化”的成就，也可以说是“东方化”的成就，比较准确地说，是东西方文化交汇的成就。巴比伦人的数学和天文学知识就是在这个时候为希腊人所继承的。其实，在希腊化以前，雅典也并非唯一的科学中心。公元前六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前580-500）是爱奥尼亚的萨摩斯（Samos）人，后来在南意大利一带生活。雅典甚至也不是哲学研究的唯一中心。公元前六世纪的爱奥尼亚学派为哲学知识带来重大贡献，这个学派产生了米利都学派的创始人泰勒斯（Thales，前624-前547，被认为是古希腊第一个哲学家，在天文、数学、气象学上都有贡献）和爱非斯学派的创始人赫拉克利特（Herakleitos，前540-前480，被列宁称为“辩证法的奠基人”）。

古希腊的科学成就基本上是在希腊原先的先进城邦以外取得的。欧几里得（Euclid，前330-前275）著《几何原本》（我国明朝末年译成中文），是世界上最早公理化的著作。阿基米德（Archimedes，前287-前212）是希拉求斯居民。他的名字永远同“阿基米德定律”，“阿基米德螺线”等重要科学发现连在一起，成就了他“力学之父”的地位。他发明的杠杆、滑轮等许多器械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发挥巨大作用。萨摩斯岛的阿里斯塔恰斯（Aristarchus，前310-前230）比哥白尼早了一千多年提出“太阳中心说”。他还测出了太阳和月亮的大小以及它们之间的距离。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约前275-前194）是克兰尼（Cyrene）人，曾任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在西方最早应用“地理学”一词。他首次测定地球的大小；亦是应用经纬网绘制地图之第一人。希帕恰斯（Hipparchus，120?-前127）是尼西亚（Nicaea）人，是这个时期最伟大的天文学家，也是数学家，发明了以地球为宇宙中心的模型，并把一年的长度误差算到六分半钟之内。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前约460-前377)是科斯岛（Cos）居民。他是西方医学的奠基人，改变了以巫术和宗教为根据的传统医学观念。“希波克拉底誓言”至今依然是医学院毕业仪式上的誓言，是医生的基本道德标准。赫罗菲拉斯（Herophilus，约前335-前280）是查尔其顿人（Chalcedon)，是一位解剖学家，他首次把人体静脉和动脉区分开来，并对血液循环、神经、眼睛和肝脏等器官做过详细描述。埃拉西斯特拉塔（Erasistratus，约前250，Ceos人）也是医生，在解剖学、神经系统、骨骼系统及微血管、胰腺和胚胎等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无须查阅科学发展史，这个名单就可以再扩张下去。毫无疑问，古希腊是科学知识繁荣的伟大时代。然而，这个科学繁荣的时代显然与雅典及雅典的民主制没什么关系。什么时候，多数决会与科学发生关联呢？

托勒密王朝统治下的亚历山大里亚城是这个时代科学文明的中心，是那个时代最大的城市，最大的学术中心，也是地中海和东方各国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中心。城市居民除埃及人、希腊人、还有波斯人、犹太人、腓尼基人、阿拉伯人、罗马人等，绝非希腊的渺小城邦能比拟。亚历山大里亚位于北非的埃及，尼罗河入海处，迄今仍然是埃及的最大港口。希腊化时代的亚历山大里亚建有著名的灯塔，被誉为世界的七大奇观之一。亚历山大里亚的博物馆分成博物馆，动物园、植物园、研究院等几个部分。其中图书馆藏书多达七十万卷，是古代最大的藏书机构。托勒密王朝继承了东方的传统，科学文化事业是由国家来组织的，也是以当时埃及的极度经济繁荣为基础的。上面提及的伟大科学家，绝大多数都曾经在亚历山大里亚做过访问研究。

九．雅典的民主制的启示

如同今天西方的民主制度，雅典的民主制度是以阶级利益和利益集团的区隔为社会基础的，是阶级斗争的文明化和制度化。今天，人们以利益多元化为理由，要求中国政治体制的民主化，使政府中有各个利益集团的“代表”，以求利益集团的实力均衡。西方社会有这样的传统，但中国社会没有。中国社会因为没有这个传统就是落后的吗？笔者想摘录卢梭的几段话作为评论。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一切的主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37]

就民主制这个名词的严格意义而言，真正的民主制从来就不曾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有。多数人统治，而少数人被统治，那是违反自然秩序的。

人民把自己的注意力从普遍利益转移到个别利益上来不是好事。没有什么事比私人利益影响公共事务更加危险了。政府滥用法律的危害之大远远比不上立法者的腐化。

还应当补充说：没有别的政府是像民主政府，或者说人民的政府，那样易于发生内战和内乱的了。[38]

如果有人要问，哪一种政府才是绝对最好的政府，他就提出了一个无法解答的问题了。各民族间有多少种差异，其相对地位有多少种组合，就有多少个关于最好政府的答案。但是，如果人们要问，怎样判断政府治理的好坏，这是可以回答的。

我总是惊异人们何以不认识一种如此简单的标志，或者人们何以这样没有信心而不肯承认这一点。组成政府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社会成员的生存和繁荣。而他们生存和繁荣最确切可靠的标志是什么？那就是他们的人口数量了。假定一切情况都相等，一个不靠外来移民，不靠殖民地的政府，在其治下公民人数增长最多的，就无疑是最好的政府。那个在其治下人民数量减少、凋零的政府就是最坏的政府。[39]

总之，最好的而又最自然的秩序，便是让最明智的人来治理群众，只要能确定他们治理群众真是为了群众的利益而非私利。

如果说贵族制比起人民政府来不需要某些德行的话，它却需要另外一些它本身特有的德行，比如富而有节，贫而知足；因为平等似乎不可能，就连斯巴达也未曾有过。此外，如果这种形式带有一定不平等的话，一般说来，那只不过是为了可以把管理公共事务的责任托付给那些最能贡献出自己全部时间的人，并非像亚里士多德说的那样，是为了要使富有的人可以维护自己的利益。[40]

无论贵族和寡头起多大的作用，雅典城邦的民主制的确是民主，只不过那个时代的“民”有那个时代的定义。“民”这个概念从来就是历史的，是不平等的。何为“民”，取决于当时普遍承认的社会标准。在二十世纪以前，妇女在西方国家并不是“公民”，不享受选举和被选举权。到了二十一世纪，“民”的概念与“所有成年人”仍然有遥远的距离。人是分国籍的，国籍就是对公民权利的最绝对限制。美国是不会给外国人以美国公民享有的权利的。南斯拉夫人民未能享有不被美国轰炸的权利，伊拉克数以十万计的婴儿在美国和英国的封锁中甚至不享有活着的权利。除了国籍，构成“民”之差距的还有许多重要因素，如阶级、等级、种姓、民族、部族、家庭、财产、智力、知识、地理、环境、所属社会集团势力的强弱，等等。“民”主永远不能回避究竟是由谁来做主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一点，不仅马克思看到了，世界上一切可被称为“思想家”的人都看到了。看不到这一点的人，在那里喋喋不休地讲人如何生而平等的人，要么是故意欺骗，要么就是靠吸食海洛因来思想。

西方文献大多会客观地指出，雅典城邦蔑视妇女、奴隶、甚至“外邦人”的政治权利。但这并不构成对民主制的真实批评。正如今日的美国人绝不讳言其历史上的黑奴问题，讲黑奴问题目的是赞美今天的制度。指出中国的弊病出自“初级社会主义阶段”，目的不是批评社会主义，而是赞美“高级”社会主义。

民主制度的关键不是民主的范围，而是多数决原则。多数决可以是一种方便的决策机制，却谈不上正义，谈不上平等，更谈不上“普世价值”，也谈不上科学或促进科学进步。

多数决依然不能解决由谁来决的问题。多数人民的统治是不可能的。代表人民多数之意志和利益的少数来决又如何呢？少数操纵多数难道不是永恒的政治规律吗？世界上第一个政治学家，雅典的亚里士多德赞美法治；他的老师，同为雅典人的柏拉图赞美德治。最出色的雅典人没有民主迷信。

古希腊的政治制度是多样化的，这与那个时代剧烈的社会变迁相关，也同各城邦、各地区不同的社会条件和历史传统相关。人们尽可评论制度的优劣，但所有现实的必有其原因。对于社会科学家而言，不是所有的原因都可以归纳为主观意志和价值观念的，社会构成就是这样的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原因。所以，对某种政治制度的偏好可能导致这种制度的出现甚至确立，但同样的制度不可能在不同的地方导致同样的结果。

不仅如此，雅典的衰落不代表民主制度衰落，雅典民主制的衰落并不代表文明的衰落，不代表科学精神的衰落。

当我们比较了古希腊的制度，才可能懂得中国传统政制的优秀。我国的古典政制有平民社会的特点，有非阶级社会的公正和稳定、又有任人惟贤的出色，故能绵延两千多年。当然，中国的政治制度是特殊的，产生于一种特殊的社会结构。世界上并没有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制度。

这篇文章是对古希腊历史的一个简单回顾，虽然对历史学家来说是小学水平，却是对那些成天想“启蒙”大众民主意识的启蒙者的启蒙。认为公众是蒙昧的，却去宣扬“民主”，岂不是有些个荒唐？削弱一个流行于今的民主迷信，从而欣赏一个中国古典的绝学，是这里陈述古希腊史的目的。

注释：

[1]关于斯巴达对西方思想的影响，现时最好的一部著作是英国牛津大学的女历史学家罗森的著作。见Elizabeth Rawson, The Spartan Tradition in Euorpean Though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罗森1988年来我国南开大学讲授西方古代历史，归国前夕竟猝死于北京，享年仅54岁。

[2]茨威格：《异端的权利》，赵台安赵振尧译，三联书店，北京，1986，p.244。

[3]见马基亚维利的评论。Niccolo Machiavelli, Discourses on Livey, translated by Harvey C. Mansfield and Nathan Tarcov,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Book I, 2, p. 13.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的评论也类似。

[4]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北京，1996。

[5]柏拉图：《理想国》，刘勉郭永刚译，华龄出版社，北京，1996。

[6]《论语》（述而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孔子说，我仅传述旧事而不著作，笃信古代制度，私效商代信古而传述之贤大夫老彭。

[7]这里把原始部落中的“民主”习惯与民主制度区分开来。虽然这种区分有很大的主观成分。世间万物都是相互联系的，人为地区分相互联系的领域是现代科学的基本方法。

[8]西方文明的三大源泉分别为，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和犹太文明。西方今天的政治制度，特别是美国的制度，与罗马政治制度几乎没有大的区别。

[9]Norman F. Cantor, Western Civilization: Its Genesis and Destiny (西方文明的起源和命运), Scott, Foresman And Company, ......place, and year .... Vol.I，p.75.

[10]转引自XXX，.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p.31.

[11]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王冠华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第一章。亨廷顿是美国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

[12]古希腊人认为历史上最有智慧的七个人是普里安城邦的拜阿斯(Bias)，斯巴达城邦的开伦(Chilon)，林都斯城邦的克里奥布拉斯(Cleobulus)，科林斯城邦的培里安德尔(Periander)，米提利那城邦的庇达卡斯(Pttacus)，雅典城邦的梭伦(Solon)，和米利都城邦的泰勒斯(Thales)。

[13]《论语》（为政篇）。

[14]《孟子》（离娄篇）。

[15]孔子说，“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见《论语》（泰伯篇）。

[16]卢梭《社会契约论》第三卷，第三章“政府的分类”。商务印书馆，1982年，北京，第88页。

[17]西塞罗《论共和国论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8-29页。

[18]同上。

[19]修昔底德是公元前五世纪的历史学家，雅典人，比西罗多德晚一代人左右。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任雅典将军，后被雅典公民陶片投票放逐。二十年后返回雅典。以其亲身经历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八卷。是古希腊最深刻的历史学家。

[20]Norman F. Cantor, Western Civilization, Its Genesis and Destiny, Scott, Foresman and Company, Volume one，p.189.

[21]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993,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Inc. Vol. 20, p.225.

[22]西罗多德是公元前五世纪的历史学家，生于小亚细亚半岛上的哈利卡纳苏(Halicarnssus)城邦。因反对该城僭主，被流放到萨摩斯岛。游历遍及古希腊地区，广及巴比伦，埃及，甚至黑海北岸。其所著之九卷本《历史》（即《希腊波斯战争史》）是欧洲的第一部历史著作，故享西方“史学之父”的盛誉。

[23]卢梭，《社会契约论》，第三卷，第十一章“论政治体的死亡”。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16页。

[24]见《礼记》（礼运篇）

[25]在古希腊，神圣与体育是连在一起的，完美强壮的体格是神的形象也是人的形象。第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于公元前776年在斯巴达地区的奥林匹亚(Olympia)举行，此后每四年举行一次。近一千二百年后，直到公元393年才被罗马帝国皇帝迪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I)废除，理由是该运动会有太强的异教（非基督教）色彩。奥林匹克精神属于全希腊，但源起于斯巴达而非雅典。

[26]参见Encyclopaedia Britannica（《大英百科全书》）1993，v.10，p.952。吕底亚王国位于今日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高原上，西至爱琴海东岸。最先制造金银货币和建立永久性的零售商店。在公元前7世纪中期到6世纪中期曾短暂称霸于小亚细亚半岛，控制爱奥尼亚地区。对公元前6世纪的古希腊商业革命产生过重大影响。国王克罗伊斯当时以财富著称于世，其父阿里亚提斯则开创了吕底亚的霸权。该王国在公元前546-540年的战争中毁于波斯人之手。英文单词“Croesus”今成为大富豪的代名词。

[27]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商务印书馆，北京，1978年，第17页。

[28]克罗努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巨人(Titans)之一，是天神(Uranus)和地神(Gaea)的儿子，篡夺其父的王位后统治世界，后被自己的儿子宙斯(Zeus)废黜。

[29]公元前546-540年波斯人毁灭了吕底亚王国。吕底亚王国位于今日土耳其安纳托利亚高原上，西至爱琴海东岸。在公元前7世纪中期到6世纪中期曾短暂称霸于小亚细亚半岛，控制爱奥尼亚地区。

[30]提米斯托克利：前493-492任雅典执政官。扩建海军，指挥萨拉米斯海战大败波斯军(前480)。他母亲是妾，不是雅典人，而且不是希腊人。提米斯托克利因克利斯提尼民主改革才在前508年成为雅典公民，故是个民主制的坚定支持者，强烈要求削减贵族院的权力。在反对势力的鼓动下，提米斯托克利被雅典公民们投票选做对社会威胁最大的人，遭陶片放逐。后流亡波斯地区，终老他乡。

[31]忒修斯，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国王，以杀死牛首人身的怪物Minotaur闻名。忒修斯神庙是迄今保存最完好的古希腊神庙。

[32]此论详见《大英百科全书》，1993版，卷20，p.238。俄瑞斯忒斯是希腊神话中米赛尼人的王，统治伯罗奔尼撒地区。其事迹见埃斯库罗斯三联悲剧《俄瑞斯忒斯》（或《复仇记》）。大意是，英雄阿伽门农远征特洛伊归来被妻子及其情夫谋杀，二人并欲杀阿伽门农之子俄瑞斯忒斯。俄瑞斯忒斯历经逃亡，在阿波罗神谕的指导下杀死了母亲和她的情夫。因其杀母，复仇女神便追杀俄瑞斯忒斯，女神雅典娜召集元老审理此案。俄瑞斯忒斯认为母亲犯了双重罪恶，杀了自己的丈夫和孩子的父亲；但复仇女神认为只能为同一血统（母亲氏族）的人复仇，而俄瑞斯忒斯之母并未犯罪，因为她杀死的男人与她并无血统关系。阿波罗则说父亲是比母亲更重要的血统，母亲只是种子的培育者，创造孩子的不是母亲而是父亲。元老们投票的结果是一半对一半，雅典娜以裁判长的身份投下决定性的一票，支持了俄瑞斯忒斯，但又在雅典供奉复仇女神以为妥协，并把复仇之名改为“善心”。这是个父权制战胜母权制的典型故事。后来俄瑞斯忒斯娶斯巴达王之女为妻，成为斯巴达的王，死在阿卡迪亚地区，骨植后被运回斯巴达。据希腊神话传说，俄瑞斯忒斯之子统治时才发生了多里亚人的入侵。

[33]米加拉位于今希腊的梅加腊市近郊，地处雅典和科林斯之间，是公元前七世纪殖民运动最重要的邦国之一，殖民地范围西到西西里岛，北至马其顿，东及马尔马拉海地区和拜占廷。小亚细亚半岛的西北部是其最重要的势力范围。自公元前630年开始与刚崛起的雅典不断发生冲突，到前570年丢失萨拉米斯岛，前461年被迫加入雅典领导的同盟。前446和432年两次造反，试图脱离得利安同盟，被雅典长期围困，遭贸易禁运。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前431-前404）占领了米加拉的大部分土地，但未能攻陷米加拉城。后来米加拉在罗马帝国的淫威下依然英勇不屈，其独立一直维持到公元二世纪。米加拉还以哲学闻名，米加拉人欧几累得(Eucleides，苏格拉底的学生之一)在公元前四世纪初创建了米加拉学派，即智者派或诡辩派(Sophists)，他们批评苏格拉底，对后来流行的斯多葛派(Stoicism)禁欲主义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古希腊人特别值得称颂的是“师生关系”，在政治哲学领域，学生以深刻批评老师而闻名。

[34]赫兹(John Herz), “Idealist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理想主义的国际主义与安全悖论）World Politics, vol. 2 (January 1950)（世界政治，第2卷，1950年1月号）。

[35]修昔底德：《伯罗奔尼萨战争史》，商务印书馆，卷五，第89节。

[36]汉密尔顿，杰仪伊，麦迪逊著，《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北京，1980年。

[37]卢梭《社会契约论》第一卷，第一章“第一卷的宗旨”。第8页。

[38]卢梭，同上，第三卷，第四章“论民主制”。第87-88页。

[39]卢梭，同上，第三卷，第九章“论一个好的政府”。第110-111页。前一章的标题是“论没有一种政府形式适宜于一切国家”。笔者对以人口增长速度来评价政府管理质量也无信心。但仔细想来，一直到20世纪产生关于生育和生育控制的知识为止，卢梭的“简单标志”大约是最聪明的一种，符合历史上的多数情形。

[40]卢梭，同上，第三卷，第六章“论贵族制”。同上，第92-93页。中国没有什么“贵族”阶层，所以孔子要求“选贤与能”，后世则更明确以公平的科举考试和官员考评来遴选贤能。 

谢选骏指出：人说“古希腊与民主制度”，我看“古希腊与民主制度没有必然联系”。所以希望“古希腊与民主制度”的讨论，不要带有“古希腊与民主制度必然有关”的联想。因为古希腊与僭主制度同样有关，正如罗马共和国产生了独裁官。“古希腊与民主制度”这正如“古希腊与奴隶制度”类似，都是一种历史的巧合，没有必然联系。至於現代民主，則是從中世紀的教區代議制度演變過來的——是基督教哺育出來的，就像現代實驗科學一樣。


（另起一頁）


【第三部分】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点评】


【01、1989年学运转向民运的关键】


《1989年学运转向民运的关键》（首知联，2009年4月21日）報道：

（“首知联”，是“首都知识界联合会”的简称。）報道

1989年的中国民主运动，到底是“八九学运”还是“八九民运”？

我们认为，1989年的中国民主运动，先是“八九学运”，后是“八九民运”，其中的分水岭就是1989年4月21日联署的一份各界人士支持学生运动的《公开信》。今天是这份《公开信》签署二十周年的日子，特写本文予以纪念。

1989年4月15日，原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去世。在他去世后的几个小时之内，北京大学和其他的大学的学生们通过大小文字报表达了对胡耀邦的悼念，也表达了对中国政治的不满和对中国领导人的批评。学生们的不满来自于中共中央在1987年初因为胡耀邦政治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而遭罢黜。4月17日夜北京大学和其他几所大学的学生拥着“中国魂”的特大横幅走向北京天安门广场。4月18日他们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了《请愿书》，其中包括著名的“七条”，内容如下：

1.公正评价胡耀邦的政绩，肯定民主自由的宽松的政治环境；

2.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与“反自由化”运动，并为这次运动中蒙受不白之冤的人平反；

3.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子女向全国人民公布其财产状况；

4.允许民办报纸，开放报禁，制定新闻法；

5.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

6.取消北京人大常委会违反宪法而制定的限制游行的“十条”；

7.此次活动作出公开的报道，见诸党政机关报。

（以上见李进进《记“八九”年第一次有组织的静坐》）

以上七条基本上是1989年民主运动的基本政治主张，归纳起来为两个请愿诉求：

一是“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子女向全国人民公布其财产状况”，也就是制定阳光法案；二是“允许民办报纸，开放报禁，制定新闻法”，也就是要求立法和司法独立。其中虽然没有提出任何普选要求、虽然没有要求政府更迭，但大家都知道，那是民主政治的最高纲领，而不是民主政治的最低纲领，民主政治的最低纲领就是阳光法案和新闻自由，而这两点至今虽然已经远离1989年二十年了，也远远没有在中国实现。这恰恰说明八九民运已经具有高度的民主意识，只是由于策略考虑，八九民运提出的民主政治的最低纲领，而不是民主政治的最高纲领。这一策略运用反而说明，八九民运已经具备了相当成熟的民主意识，知道妥协的重要性；而且具备了制定较为成熟的政治纲领的能力。

另一个可以证明八九民运相当成熟的例子，是它谴责一切形式的骚乱和暴力行为。因为当时形成的共识是：任何不守秩序的现象都会提供机会给镇压者，因此需要谨防当局故意制造动乱和暴乱来寻找镇压的理由。

当日，遵守秩序的学生们经过十多个小时的静坐后，作为全国人民代表的体育转播播音员宋世雄，全国青联主席刘延东和北京市教育局局长曹西平出来接受了“七条”请愿。

后来这封请愿书又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全国人民大会堂门前等处多次递出，可以说是“代表了八九民运基本诉求的经典文献”。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应该说，学生们能够提出如此一份政治请愿，已经相当大胆，使得许多人感到振奋，觉得中国人民已经觉醒了，同时也正因为如此，许多人也担心学生的安危，担心这份“民主政治的最低纲领”，也不会得到专制当局的丝毫原谅，从而对之进行最大限度的镇压。

由于担心当局的进一步镇压行动会导致大规模流血事件的发生，4月20日夜间，北京学者谢选骏、远志明、陈宣良、荣剑、王润生五人在谢选骏家中起草了《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公开信》，试图阻止悲剧上演。

第二天4月21日，由谢选骏、远志明、陈宣良、荣剑、王润生五位起草者和其他一些没有参与的人士，分头征集百位学者的联署签名，并由谢选骏、远志明和其他一些没有参与的人士一起，把这份文献先后送交中南海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但是均遭拒绝接收，不得以改为邮寄送出。此后，送交香港媒体驻京记者站予以刊登，以保证中共最高领导阶层可以看到。

公开信全文如下：

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

胡耀邦先生是当代中国民主进程的象征，为政清廉的典范，人民大众的朋友，社会进步的推动者。他坚决反对保守倒退，积极推进改革和开放，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对胡耀邦先生的逝世，我们表示深切的哀悼。

近日来，各界群众通过各种方式悼念胡耀邦先生。由于胡先生的民主形象深入人心，北京高校学生们在悼念活动中提出了许多加快民主进程的要求。他们对领导人的批评，是公民的合法权利，不能视为非法。新闻媒介应予客观公正的报导。

我们理解，学生们在这次悼念活动中提出的主要要求有：

一、继承胡耀邦遗志，加快中国民主化进程和政治体制改革。

二、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清除各级党政机关中日趋严重的腐败现象，解决严重的社会不公问题。

三、切实解决当前各级政府普遍存在的软弱低效状态，实行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责任制，不得以“集体负责”等任何藉口推卸个人责任。

四、实现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确保大众传播媒介的舆论监督功能。

我们认为，上述要求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对于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困境，凝聚民心，共渡难关，是一些根本性的良策。切实实现上述目标，也是造就长期安定团结的必要前提。因此，我们建议，党和国家领导人认真听取学生的愿望和要求，直接与学生们平等对话，吸取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的历史教训；不能置之不理，置之不理容易激起学生们的过激反应，不利于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地实现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大业。

此致敬礼！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北京

签名：

包遵信、吴组缃、严家其、高　皋、李泽厚、于浩成、谢　冕、宗　璞、蔡仲德、王　瑶、北　岛、苏晓康、王润生、谢选骏、荣　剑、陈宣良、远志明、何怀宏、雷水生、郑　义、邓正来、梁治平、印红标、吴廷嘉、沈大德、魏明康、张　敏、陈　波、张炳九、宋家钰、王照华、刘志琴、何志云、刘　东、周国平、戴　晴、陈嘉映、朱　伟、王逸丹、樊　纲、赖长扬、吕宗力、史卫民、许良英、彭　卫、杨百揆、苏　炜、田人隆、高尔强、林　英、赵越　、闵　铋、王　焱、孔捷生、何绍伟、陈建功、荣伟菁、史铁生、王容芬、朱正琳、李　陀、赵世坚、王行之、徐友渔、靳大成、方　鸣、邝　扬、秦孟周、王鲁湘、李春林、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刘　林、张泽鸣、张暖忻、傅德惠、孙乃修、李书磊、柯云路、张世英、周辅成、王太庆、钱碧湘、高伐林、陈小平、杨　晓、王军涛、高　瑜、刘卫华、张大明、方尔加、黄宜民、林甘泉、舒　芜、许觉民、李学昆、沈斯亨、石　峻、萧　前、方立天、王　颖、张立文、杨邦宪、卢兴基、何柞榕、张岱年、黄楠森、张京媛、乐黛云、阎步克、赵庆培、林　庚、曾镇南、陈全荣、聂崎砥、陈燕谷、尹慧珉、董乃斌、李　聃、袁　红、周发祥、樊　骏、杜书瀛、刘　纳、邢少涛、贺兴安、刘福春、程　麻、吴　方、林　青、老高放、牛勇增、陈骏涛、何西来、王　飙、裴效维、周永琴、王　信、胡　明、张国兴、李以建、杨世伟、杨煦生、王志远、张卫平、孙炳珠、周　舵、于长江、贺为芳、谢　韬、赵一鹤、步近智、童　超、李斌城、易谋远、胡宝国、吴丽娱、梁满仓、方积六、张海燕、胡厚宣、孙　晓、姜广辉、马　怡、杨振红、王德胜、王树人、周礼全、喻柏林、王东成、孙　津、贺　麟、李曙光、张明树、杨宪益、张　洁、郁　风、杨匡满、于慈江、李　征、李丹慧、陈东林、吴　杰、胡友鸣、赵向阳、孙越生、常大林、董郁玉、杨利川、张宗厚、陈兆钢、曹　兴、杨宇红、张勇进、王鉴岗、萧　锋、李永辉、姬金铎、岳西宽。

（此签名截止到四月二十五日共二百人，签名仍在继续中。）

上述《公开信》，是八九民运中第一份起来声援与呼应学生运动的纲领性文献，它的出现使得“八九学运”迅速地转变成为“八九民运”。它的出现也说明当时的北京知识界已经具有相当成熟的民主意识、民主诉求，并且懂得克制与妥协，因为《公开信》只是对《请愿书》进行“附议”、重申，并没有另外提出进一步的要求。同时，也用一种“和事佬”的态度，对学生提出的要求，进行了某种官式语言的“规范化”修饰。这种维护策略，目的是使得当局颇费踌躇，不便进行立即的镇压。这一维护策略始终贯穿在整个运动中，最后发展为“维宪”思想。正是这些维宪努力造成了学运扩大为民运，这一局势，使得当局无法立即搬用1986年镇压学潮的简单办法立即采取压制行动，并且自己在处理意见上产生了分歧，结果使得反对“四二六社论”的“四二七大游行”得以顺利展开。

一个月以后，在这封《公开信》的签署人里面，产生了许多重要的活动人士。戒严开始以后，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挺身而出，成立了“首都知识界联合会”、“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等重要组织对抗非法的戒严活动。

可以说，这封《公开信》是整个八九民运期间最有广泛代表性的一个纲领性文献。正因为这封《公开信》在八九学运转向八九民运中起了重大作用，该信的五位起草者在“六四”镇压之后，全部遭到逮捕、通缉、关押、审查，无一幸免。


【02、八九民运真不知民主为何物？】


《八九民运真不知民主为何物？》（谢选骏 2009年5月19日在六四20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

有两句话大家耳熟能详，一句是“历史是胜利者写的”，一句是“谎言重复多遍就会成为真理”。这两句话的意思相近，可以互为参照，而其逻辑结论就是我要说的第三句话：“历史乃胜利者制造的谎言。”

现在2009年，八九民运刚刚过去二十年，就有一个极大的谎言已经占据了人们的头脑和媒体的头版。这个谎言就是说，八九民运的参与者们不知道什么是民主，也不知道如何争取民主。这个谎言的制造者、信奉者、传播者，不一定都是专制主义者，有些甚至是民运的同情者、国际友人、美国汉学家。＊

八九民运真不知民主为何物？

事实表明，情况并非如此。

1989年4月15日，原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去世。在他去世后的几个小时之内，北京大学和其他的大学的学生们通过大小文字报表达了对胡耀邦的悼念，也表达了对中国政治的不满和对中国领导人的批评。学生们的不满来自于中共中央在1987年初因为胡耀邦政治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而遭罢黜。4月17日夜北京大学和其他几所大学的学生拥着“中国魂”的特大横幅走向北京天安门广场。4月18日他们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了《请愿书》，其中包括著名的“七条”，内容如下：

1.公正评价胡耀邦的政绩，肯定民主自由的宽松的政治环境；

2.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与“反自由化”运动，并为这次运动中蒙受不白之冤的人平反；

3.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子女向全国人民公布其财产状况；

4.允许民办报纸，开放报禁，制定新闻法；

5.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

6.取消北京人大常委会违反宪法而制定的限制游行的“十条”；

7.此次活动作出公开的报道，见诸党政机关报。

（以上见李进进《记“八九”年第一次有组织的静坐》）

以上七条基本上是1989年民主运动的基本政治主张，归纳起来为两个请愿诉求：

一是“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子女向全国人民公布其财产状况”，也就是制定阳光法案；二是“允许民办报纸，开放报禁，制定新闻法”，也就是要求立法和司法独立。其中虽然没有提出任何普选要求、虽然没有要求政府更迭，但大家都知道，那是民主政治的最高纲领，而不是民主政治的最低纲领，民主政治的最低纲领就是阳光法案和新闻自由，而这两点至今虽然已经远离1989年二十年了，也远远没有在中国实现。这恰恰说明八九民运已经具有高度的民主意识，只是由于策略考虑，八九民运提出的民主政治的最低纲领，而不是民主政治的最高纲领。这一策略运用反而说明，八九民运已经具备了相当成熟的民主意识，知道妥协的重要性；而且具备了制定较为成熟的政治纲领的能力。

另一个可以证明八九民运相当成熟的例子，是它谴责一切形式的骚乱和暴力行为——因为当时形成的共识是：任何不守秩序的现象都会提供机会给镇压者，因此需要谨防当局故意制造动乱和暴乱来寻找镇压的理由。

当日，遵守秩序的学生们经过十多个小时的静坐后，作为全国人民代表的体育转播播音员宋世雄，全国青联主席刘延东和北京市教育局局长曹西平出来接受了“七条”请愿。

后来这封请愿书又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全国人民大会堂门前等处多次递出，可以说是“代表了八九民运基本诉求的经典文献”。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应该说，学生们能够提出如此一份政治请愿，已经相当大胆，使得许多人感到振奋，觉得中国人民已经觉醒了，同时也正因为如此，许多人也担心学生的安危，担心这份“民主政治的最低纲领”，也不会得到专制当局的丝毫原谅，从而对之进行最大限度的镇压。

由于担心当局的进一步镇压行动会导致大规模流血事件的发生，4月20日夜间，北京学者谢选骏、远志明、陈宣良、荣剑、王润生五人在谢选骏家中起草了《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公开信》，试图阻止悲剧上演。

第二天4月21日，由谢选骏、远志明、陈宣良、荣剑、王润生五位起草者和其他一些没有参与的人士，分头征集百位学者的联署签名，并由谢选骏、远志明和其他一些没有参与的人士一起，把这份文献先后送交中南海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但是均遭拒绝接收，不得已改为邮寄送出。此后，送交香港媒体驻京记者站予以刊登，以保证中共最高领导阶层可以看到。

公开信全文如下：

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

胡耀邦先生是当代中国民主进程的象征，为政清廉的典范，人民大众的朋友，社会进步的推动者。他坚决反对保守倒退，积极推进改革和开放，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对胡耀邦先生的逝世，我们表示深切的哀悼。

近日来，各界群众通过各种方式悼念胡耀邦先生。由于胡先生的民主形象深入人心，北京高校学生们在悼念活动中提出了许多加快民主进程的要求。他们对领导人的批评，是公民的合法权利，不能视为非法。新闻媒介应予客观公正的报导。

我们理解，学生们在这次悼念活动中提出的主要要求有：

一、继承胡耀邦遗志，加快中国民主化进程和政治体制改革。

二、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清除各级党政机关中日趋严重的腐败现象，解决严重的社会不公问题。

三、切实解决当前各级政府普遍存在的软弱低效状态，实行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责任制，不得以“集体负责”等任何藉口推卸个人责任。

四、实现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确保大众传播媒介的舆论监督功能。

我们认为，上述要求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对于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困境，凝聚民心，共渡难关，是一些根本性的良策。切实实现上述目标，也是造就长期安定团结的必要前提。因此，我们建议，党和国家领导人认真听取学生的愿望和要求，直接与学生们平等对话，吸取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的历史教训；不能置之不理，置之不理容易激起学生们的过激反应，不利于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地实现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大业。

此致敬礼！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北京

签名：

包遵信、吴组缃、严家其、高　皋、李泽厚、于浩成、谢　冕、宗　璞、蔡仲德、王　瑶、北　岛、苏晓康、王润生、谢选骏、荣　剑、陈宣良、远志明、何怀宏、雷水生、郑　义、邓正来、梁治平、印红标、吴廷嘉、沈大德、魏明康、张　敏、陈　波、张炳九、宋家钰、王照华、刘志琴、何志云、刘　东、周国平、戴　晴、陈嘉映、朱　伟、王逸丹、樊　纲、赖长扬、吕宗力、史卫民、许良英、彭　卫、杨百揆、苏　炜、田人隆、高尔强、林　英、赵越　、闵　铋、王　焱、孔捷生、何绍伟、陈建功、荣伟菁、史铁生、王容芬、朱正琳、李　陀、赵世坚、王行之、徐友渔、靳大成、方　鸣、邝　扬、秦孟周、王鲁湘、李春林、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刘　林、张泽鸣、张暖忻、傅德惠、孙乃修、李书磊、柯云路、张世英、周辅成、王太庆、钱碧湘、高伐林、陈小平、杨　晓、王军涛、高　瑜、刘卫华、张大明、方尔加、黄宜民、林甘泉、舒　芜、许觉民、李学昆、沈斯亨、石　峻、萧　前、方立天、王　颖、张立文、杨邦宪、卢兴基、何柞榕、张岱年、黄楠森、张京媛、乐黛云、阎步克、赵庆培、林　庚、曾镇南、陈全荣、聂崎砥、陈燕谷、尹慧珉、董乃斌、李　聃、袁　红、周发祥、樊　骏、杜书瀛、刘　纳、邢少涛、贺兴安、刘福春、程　麻、吴　方、林　青、老高放、牛勇增、陈骏涛、何西来、王　飙、裴效维、周永琴、王　信、胡　明、张国兴、李以建、杨世伟、杨煦生、王志远、张卫平、孙炳珠、周　舵、于长江、贺为芳、谢　韬、赵一鹤、步近智、童　超、李斌城、易谋远、胡宝国、吴丽娱、梁满仓、方积六、张海燕、胡厚宣、孙　晓、姜广辉、马　怡、杨振红、王德胜、王树人、周礼全、喻柏林、王东成、孙　津、贺　麟、李曙光、张明树、杨宪益、张　洁、郁　风、杨匡满、于慈江、李　征、李丹慧、陈东林、吴　杰、胡友鸣、赵向阳、孙越生、常大林、董郁玉、杨利川、张宗厚、陈兆钢、曹　兴、杨宇红、张勇进、王鉴岗、萧　锋、李永辉、姬金铎、岳西宽。

（此签名截止到四月二十五日共二百人，签名仍在继续中。）

这一《公开信》，是八九民运中第一份起来声援与呼应学生运动的纲领性文献，它的出现使得“八九学运”迅速地转变成为“八九民运”。它的出现也说明当时的北京知识界已经具有相当成熟的民主意识、民主诉求，并且懂得克制与妥协，因为《公开信》只是对《请愿书》进行“附议”、重申，并没有另外提出进一步的要求。同时，也用一种“和事佬”的态度，对学生提出的要求，进行了某种官式语言的“规范化”修饰。这种维护策略，目的是使得当局颇费踌躇，不便进行立即的镇压。正是这些努力造成了学运扩大为民运，这一局势，使得当局无法立即搬用1986年镇压学潮的简单办法立即采取压制行动，并且自己在处理意见上产生了分歧，结果使得反对“四二六社论”的“四二七大游行”得以顺利展开。

正因为这封《公开信》在八九学运转向八九民运中起了重大作用，该信的五位起草者在“六四”镇压之后，全部遭到逮捕、通缉、关押、审查，无一幸免。

可以说，4月18日的《请愿书》标志八九学运的基本诉求，4月21日的《公开信》标志八九民运的基本态度——它们的存在，彻底否决了“八九民运不知民主为何物”的谎言。相反，它们的存在还证明了八九民运是一场相当理性、克制、懂得妥协精神的、追求宪政民主的运动。当时的人们曾经惊叹：是一股怎样的理性的力量，能把如此众多的民众凝聚起来，用如此和平的方式，进行了如此长期的非暴力抗争？后来局面失去控制，主要是由于中国没有一个合法的反对派，无法在民众和政府之间对立中，实现4月18日的《请愿书》和4月21日的《公开信》所体现的妥协精神。而决不是“所谓的中国民主意思具体是什么，他们自己可能不太清楚”。＊

用“八九民运不知民主为何物”，来为1989年5月19日颁布的戒严令，以及随后发生的“六四屠杀”，进行辩解，是无稽之谈。

—————————————————

＊2009年4月18日，德国之声中文网发表报道《中国人渐渐忘记的“六四”，世界仍在关注》说，美国汉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教授、东亚研究所主任黎安友（Andrew James Nathan）在接受“德国之声”记者采访时就明确表示：八九民运参与者们“所谓的中国民主意思具体是什么，他们自己可能不太清楚”。黎安友多年从事中国政治和近代史研究，曾为《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作序，也是《中国六四真相》英文版编辑之一。


【03、美国宪法与美国宗教信仰自由】


《美国宪法与美国宗教信仰自由》（《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2月程乃胜）報道：

[内容摘要] 美国宪法和联邦最高法院的宪法性判例将宗教信仰自由作为基本人权加以保护，并具体从信仰自由和政教分离两方面进行界定，使宗教信仰自由作为一种宪法观念深入人心。但美国是一个极具基督教传统的国家，信教者人数众多，因而美国的信教自由和政教分离又十分不彻底，这不仅表现在生活中，而且体现在法律上。

美国宪法将宗教信仰自由作为基本人权加以保护。其《权利法案》第1条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宗教活动自由；……” 。把这一保证写入宪法是为了剥夺国会干扰个人按照自己良心支配信仰、崇拜和表达自己思想的权力。因为美国的开国者的认为：宗教信仰自由是人的少数几项绝对权利之一。一个人的宗教信仰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任何政府都无权强迫个人接受任何教义或者检查任何教义。政府不得强制推行一种宗教信仰，也不是因为人们有信仰或无信仰而剥夺他们的任何权利或特权。二百多年来，虽然对宪法第1修正案（即《权利法案》第1条）的内容理解有所不同，但总的来说，对宗教信仰自由应包括信教自由和不得确立国教的内容没有大的分歧。本文将从上述两方面对美国宗教信仰自由进行论述，以就教于大家。

一、信教自由

美国是一个有宗教传统的国家，信教者约占总人口的63%。在美国的二亿多人口中，有大约2165000名专职神职人员，全美登记注册的宗教场所有333000多处。美国是世界上宗教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佛教在美国都是有影响的宗教。影响最大的当属基督教。在基督教的两大教派（天主教和基督新教）中，基督新教的影响又比天主教大。所以美国人自称他们的主体文化为WASP（White Anglo-Saxon Prorestant）文化，意即白种人的、盎格鲁·撒克森的、新教的文化。新教又分成许多教派。早在殖民地时期，欧洲新教中的圣公会、公理会、浸礼会、公谊会、长老会、路德会都已在北美出现，当时新教徒占全部人口的95%。现在虽新教徒占人口的比例有所下降，但全美仍有9000万名新教徒。现在美国新教中最大的教派是福音派，有信徒4000万。此外，浸礼会、联合卫理公会、信义会等也信徒甚众。它们由不同地区和派别组成，仅美国浸礼会就是由27个不同地区和派别的浸礼会组成。所以在美国，信教自由应被表述为：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信仰宗教，也可以不信仰宗教；信仰宗教者可以信仰这一种宗教，也可以信仰另外一种宗教；信仰某种宗教者可以信仰这一教派，也可以信仰另一教派。一句话：信不信由你。

美国宪法第6条第3款规定：“决不得以宗教宣誓作为担任合众国任何官职或公职的条件。”这一规定一直被认为是不信仰宗教者的保护伞。联邦最高法院也据此作出了一系列的司法判例。如在“托尔卡索诉沃德金案”中，要求担任公职者公开声明信仰上帝的忠诚誓言被裁为违反信教自由。所以，美国立国以来，从人口的比例来说，信教者不是增多了，而是减少了。目前美国大约有37%的人不信仰任何宗教。

那么宪法的这一规定是不是意味着在美国不信教者与信教者在权利上真正平等呢？在一个新教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这几乎是一种幻想。有的州，如宾夕法尼亚和南卡罗来纳州，法律禁止不相信来世之说者参加选举。芝加哥征求职员的机关，有23%公然不要犹太教徒和天主教徒。直到今天，美国公众仍有这样的认识：不信基督者，不适宜充任总统候选人。实际上自华盛顿以来，还没有一位总统不是教徒。除肯尼迪外，他们还都是新教徒。总统在就职时，不是把手放在《宪法》上，而是放在《圣经》上宣誓。在美国国会里，参议院和众议院都设有专职的新教牧师。每届国会开始之前，都要由牧师带领全体议员进行祈祷。甚至在美国的军队也有随军牧师。在这样一种新教政治文化背景下，不信教虽然合法，但却要丧失很多权利和机会。

一般说来，在美国，宗教信仰并不使一个人可以不服从有效的、一视同仁的法律。但是美国法律更重于保护宗教信仰者的权利却是不争的事实。联邦最高法院在“只有最高的利益和非如此即不可得的利益才可以重于宗教自由的合法权利” ① 的旗号下，通过一系列的宪法性判例，使新教徒获得了许多特权。

在“西弗吉尼亚州地方教育委员会诉巴尼特案” （1943年）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州不得要求耶和华见证会信徒参加公立学校的升旗仪式，不得要求他们展示州所发给的执照牌，如果执照牌上有他们反对的图案的话。因为耶和华见证会要求其信徒应戒除任何形式的政治、军事活动和其他不敬神的活动。联邦最高法院裁定：政府不可规定在政治、民族主义、宗教或其他舆论事项上何为正统。

依照同样的原则，对拒绝接受要求星期六工作职务的严守安息日的教徒，各州不得拒发失业补助；对因宗教原因而离职的人，也不得拒发此种补助。在“舍伯特诉费纳案”（1963年）中，联邦最高法院裁定不给一名基督复临会教徒发放州失业救济的规定违宪。该教徒因拒绝在安息日（星期天）上班而失业。联邦最高宪法认为这样的规定对该教徒的宗教信仰自由的限制是间接的，但该法律的强制性效果则是对该教徒的信仰自由施加了一种严格的限制，迫使她作出抉择：要么遵守宗教戒律而放弃福利，要么为了工作而抛弃她的宗教戒律。

与此案极为类似的是1981年“托马斯诉印第安纳州就业安全处审查委员会案”。一名耶和华见证会教徒因认为军工生产的工作与他的宗教戒律不符而辞去了工作。印第安纳州因而对他拒发失业救济。伯格大法官代表最高法院认为：凡州政府将一项重要福利的接受以宗教信仰禁止的行为为条件，或者因一种宗教信仰所要求的行为而拒发这种福利，从而给一名信徒造成巨大的压力，迫使他修正自己的行为和违背自己的信仰，就存在对宗教的限制。

如果单纯地看上述判例，我们会得出如下的结论，那就是美国政府通过联邦最高法院极力维护信教者的自由和“一视同仁” 的权利。但实际上，对新教以外的宗教，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并不总是这么慷慨。当联邦政府允许在印第安人用于宗教目的的一个国家公园中伐木和筑路时，发生了“林诉西北印第安人墓地保护协会案”（1988年）。在此案的裁决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政府的行为是合法的，并未妨碍信教自由。因为：政府行动的影响是附带性的，即使行动的后果可能使宗教活动无法进行，但政府毕竟拥有这片土地而且未直接禁止任何具体的印第安人的宗教活动。

许多印第安人在参加宗教仪式时必须服用麻醉剂佩奥特碱，这是印第安人千百年流传的传统。联邦最高法院却认为这是“犯罪”，对因此造成的解雇州可以拒发失业补助。同一联邦最高法院，对两种不同的宗教的态度是何等的不同！

我们认为，美国通过联邦宪法和一系列的宪法性判例，从法理上确立了信教与不信教、信此教与信彼教、信此教派与信彼教派者之间的平等。比较起中世纪和至今仍确立国教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实际上，美国是个新教占支配地位的国家，新教对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新教徒比不信宗教者或其他教徒有更多的权利。在美国，你的确可以不信宗教或信仰基督新教以外的宗教，但这意味着放弃，放弃许多应该得到的权利。所以美国并未真正地做到信教自由。也有的学者认为美国对信教自由是“承认而不执行”（1。）（P.316）即在法理上完全承认，但在现实生活中则大打折扣。我们认为这一评价是客观的。

二、政教分离

政教分离是信教自由的条件，它包括宗教不得借助世俗的政权传播和宗教与世俗教育分离两个方面。如果宗教与世俗的政权合一，宗教就会借助国家暴力强行传播，那么就不会有宗教信仰自由；如果宗教与世俗的教育结合在一起，在学校里读经、举行宗教仪式，那实际上也妨碍了学生的自由选择，尤其对未成年人来说更是如此，因而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所以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第1句就强调：“国会不得制定法律规定国教”。

那么如何评判国会或各州制定的法律是否违背这一条款呢？联邦最高法院在1971年的“莱蒙诉库兹曼案”中提出了三条检验标准：第一，法律必须具有世俗的立法目的；第二，法院主要的或首要的影响必须是既不促进也不限制宗教；第三，法律不得助长“政府与宗教有过多的牵连”。也就是说，宪法的国教条款意在防止：由国家发起、资助和积极介入宗教活动。

实际上，美国公众一方面认为他们的国家是个政教分离的国家，另一方面政府与新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政教分离”之墙只使国家在组织和机构上与教会径渭分明，而不能没有资助和牵连。

在“沃尔兹诉纽约市税务委员会案”中，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定认为免征宗教活动场所财产税的规定是基于历史的考虑，因而这种免税的做法不是对教会的财政支持，不违反宪法的不得确立国教条款。不管联邦最高法院找出怎样的理由，这种免税实际上就是对宗教的变相资助。

在“林奇诉唐纳利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在圣诞节展览中树立一座基督诞生的塑像不是在扩大宗教的影响，因而并不违反宪法的国教条款。以伯格首席大法官为代表的大多数法官认为：这种展览起到了庆祝节日和描述节日起源的世俗目的。联邦最高法院在指出政府经常承认宗教节日和事件的同时，强调圣诞节的日益世俗化。比较起许多公共援助计划而言，这里的宗教效果也没有更多的异乎寻常之处。因此伯格大法官归结说，树立基督诞生塑像对宗教的任何好处都是“间接的、遥远的和附带的” 。

但是如果将一座基督诞生的塑像放置在政府机关的建筑上，则违反了国教条款。在“阿勒格尼县诉美国公民自由协会案”中，布莱克门大法官代表联邦最高法院解释道：基督诞生塑像单独摆在那里，旁边没有其他节假日的世俗象征。因此该县“发出了一个明白无误的信息：它支持和提倡基督教对上帝的赞扬。这就是基督诞生塑像的宗教信息。”所以这样的放置是不能允许的。

政教分离最重要、也最直接地体现在宗教与教育的关系上。不得强迫公民接受某种宗教教育是宗教信仰自由的基本要求。在美国，在这一问题上也充满了矛盾。

关于祈祷。由于有国教条款，政府机构（包括校区）便不得将任何一种祈祷仪式引入公立学校的课程表内。因此，祈祷式地诵读《圣经》、背诵主祷文》，在学校里张贴《十戒》，都在禁止之列。

但是，如果在公立学校里的祈祷纯粹是个人的行为，那将是另外一回事。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并不违宪，违宪的是学校当局的发起或鼓励祈祷。在“恩格尔诉维塔尔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废止了校务委员会背诵祈祷文的规定。因为政府份内的工作不包括为任何一个群体的美国人创作官方祈祷文，作为政府推行的宗教计划的一部分供他们背诵。在“阿宾顿学区诉谢普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将禁止的范围扩大到禁止朗读《圣经》和《主祷文》。并要求：政府应保持严格的中立，既不支持宗教，也不反对宗教。

只要不举行宗教仪式，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宪法并未禁止公立学校把学习《圣经》或宗教作为世俗教学大纲的一部分。

在“威德玛诉文森特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基督教学生社团利用公立学校设施从事宗教礼拜和教学活动是合宪的。因为一项平等利用的政策才符合促进在公共论坛上自由交流思想的世俗目的。它不会产生促进宗教的基本影响，因为不存在州对宗教信息的象征性认可，而且设施使用权面向所有的团体，世俗的和教派的都在内。在此基础上，1984年国会制定了《平等使用法》。该法允许宗教团体平等使用学校设施，认为这不违反不得确立国教条款。国会也好，联邦最高法院也罢，他们都忽视或有意回避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公立学校本来是世俗的场所，世俗团体在此活动无可厚非。宗教团体在公立学校进行礼拜等活动构成了实际小的不平等，因为并未允许世俗团体上在寺庙等宗教活动场所举行世俗的活动。在“西部社区学校地方教育委员会诉梅尔根斯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国会制定的《平等使用法》的目的是世俗的，因为它既禁止对宗教言论的歧视又禁止对政治或哲学言论的歧视。该法对宗教持中立立场，它不构成对宗教的认可，也不具有促进宗教的基本效果。学校官员对宗教团体在学校活动的监督作用不构成与宗教的不允午的牵连。

关于资助。一般说来，就涉及到宗教信仰自由的财政援助而言，联邦最高法院较为容忍向公民普遍提供福利的援助计划，但反对直接援助宗教机构的计划，包括对宗教学校的援助。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对宗教学校的援助涉及容易接受宗教灌输的年轻的和不成熟的学生，可能会导致促进宗教影响扩大的后果。州因为援助而对教会学校加强监视又容易增加教会与州的牵连的危险性。

在“大拉皮兹学区诉鲍尔案” 中，联邦最高法院废除了一项社区教育计划。在该计划中，由公立学校系统提供资助和聘请授课教师，但地点设在向私立学校借用的教室里。布伦南大法官代表联邦最高法院，运用“莱蒙案”的标准进行检验，认定该计划具有提倡宗教的基本效果。第一，参加该计划的教师可能会卷进去，灌输宗教信条或信仰。因为私立学校有极强的宗教气氛，在这种环境中教学，教与学的人都可能顺应环境，受宗教的影响；第二，这一计划使得政府与宗教在一个教派中象征性地联系在一起；第三，这项计划因为公立学校负责私立学校学生很大一部分教学任务，实际上构成了对宗教的补贴，会产生直接促进宗教的效果。基于上述理由，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该计划违反了宗教信仰自由条款。

但联邦最高法院并不总是反对向私立学校提供援助，虽然95%的私立学校为教会所办，而且施以宗教教育或宗教气氛浓厚，但联邦最高法院仍然坚持以公共福利面目出现的对私立学校的援助不违反国教条款。

在“埃弗森诉地方教育委员会案” 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补偿家长用于孩子往返学校的公共汽车费是合法的。因为这是一项一般性的计划，旨在帮助家长将其子女安全和迅速地送往学校和从学校接回家，而不管他们的宗教信仰。因为这对宗教的任何援助只是附带的。也就是说，它有一个世俗的目的和世俗的基本影响。

在“沃尔漫诉瓦斯特案” 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只要去掉与教会有关的学校普遍弥漫的宗教气氛，州就可以用税收基金为教会办的中小学学生提供课本、标准测验试卷、午餐以及听力和发音方面的诊断服务。问题在于：联邦最高法院没有说明如何去掉这种“宗教气氛” 。实际上，联邦最高法院在此仅仅是寻找一种借口，一种可以使用财政援助教会学校，当然绝大多数是基督新教教会学校的理由。

在1983年的“米勒诉艾伦案” 中，联邦最高法院以5比4确认了明尼苏达州的一项规定：允许纳税的家长从应缴纳的州所得税中扣除他们送孩子上学的学费、书费、交通费及其他费用，而不论他们上的是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由于公立学校的家长不用交学费，因此这种扣除实际上就是对收费较高的教会学校的支持。但是联邦最高法院却认为这是一项不偏不倚的计划，是向范围广泛的公民提供的州援助。联邦最高法院特别强调了支持私立学校的学生家长们的好处向这些家长提供税收补助符合教育子女和确保私立学校财务持续健康的世俗目的。因为私立学校的存在，减轻了公立学校的负担，提供了一个促进多样性教育的替代方法。

联邦最高法院的这一判决完全不提私立学校的宗教气氛，以及私立学校学生家长大多为教徒的事实，回避了明尼苏达州的规定实际上是片面地给予教会学校和教徒的财政援助的事实。正如对此判决持异议的马歇尔大法官所指出的那样：明尼苏达州法律与任何向教会学校交学费的人提供补贴的制度一样，具有促进宗教的直接的和立即的效果。

因此，在美国虽然联邦最高法院通过“莱蒙案” 规定了三条标准，但政府与教会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联邦和州政府采用种种方式或明或暗地支持新教。

一般说来，信仰属于个人意识的范畴，宗教信仰也是如此。民主的法律不调整人们的思想和意识。但当这种思想被表达出来或者付诸行动的时候，就会影响他人和社会，那就是行为，就应当受到法律的调整。所以我们在研究美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时候，就不能仅仅从思想或道德的领域出发，认为美国社会有关宗教方面的种种问题仅仅是宗教道德对社会道德的影响所致。实际上，美国的宗教信仰问题既是宗教问题、道德问题、文化现象，也是法律问题。鉴于美国人根深蒂固的“宪法至上”意识和极强的权利意识，宗教信仰问题：首先是一个宪法上的问题。但美国宪法——通过正文、权利法案和宪法性判例对这一问题的规定和美国社会中新教占主导地位的宗教影响，既不像美国人所标榜的宗教信仰自由那么纯粹，也不像我们通常理解的那么简单。

在宗教信仰自由的旗帜下，美国政府和公众对信教自由和不确立国教原则铭记在心，并将其视为民主、自由和天赋人权的最重要的体现之一。小罗斯福总统更是将信仰自由列为文明国家的四大自由之一。早在美国争取独立的过程中，各殖民地就开展了实现政教分离的斗争。当时任普林斯顿学院院长的约翰·威瑟斯就经常宣传说对于一个共和国来说，唯一适当的原则是人人都有选择信什么教或者根本不信教的自由；每个教会都应由其成员或自备基金来维持，而不得求助于国家的征税权力。在北卡罗来纳州，1776年的州宪明确规定：“在本州内不得规定任何教会或教派独尊于任何其他教会或教派之上”。杰弗逊认为：“强迫一个人捐献金钱为的是他所不信仰和讨厌的见解，是一种犯罪的、暴虐的作法。” 1786年11月，弗吉尼亚州议会通过了杰佛逊在1779年提出的《宗教自由法案》，宣布“任何人均不得被强迫参加任何宗教礼拜仪式、出入任何宗教场所或资助任何教士集团。”并警告说，任何篡改这项法令的企图“都将是对天赋权利的侵犯” 。2。（P.114）因此，以宪法的形式确立宗教信仰自由并加以神圣化，是美国人民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此后各民主国家的宪法无不加以效仿。

但是美国作为一个宗教传统极深、宗教热情极高的国家，宗教，尤其是基督新教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美国各级政府（包括立法、行政、司法机关）都不能超然于宪法之外。但记住宪法的原则是一回事，做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在许多情况下只要能找出不违宪的理由或借口，政府便可以冠冕堂皇地援助教会，甚至借教会来推行其内政外交政策，以达到其国家目的。这就是声国式的宗教信仰自由。

所以我们切不可用纯世俗的眼光，用真正符合宗教信仰自由原则的标准去看待美国的宗教信仰自由。严格地说起来，美国式的宗教信仰自由是带有严重不自由色彩的宗教信仰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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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威斯康星州诉约德案”，《最高法院判例汇编》，第406卷，第205页，1972年。以下未注明判例均引自《美国最高法院判例汇编》，英文版。

参考文献:

1。曹绍濂：论美国民主[M]，武汉：汉大学出版社，1989.

2。李昌道：美国宪法史稿[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6.

谢选骏指出：人説“美国宪法与美国宗教信仰自由”——我看任何“宗教信仰自由”都只能在“宪法”的框架以内并且得到風俗的許可，所以説到底都是不自由的。


【04、王丹是八九民运的负资产】


《“转移、做假和中国强大论”：六四洗白论述抹杀屠杀真相》（2021-06-03 自由亚洲）报道：

在这张1989年6月5日的档案照片中，中国军队和坦克聚集在北京，这是在结束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为期七周的民主示威的军事镇压一天后。

台湾NGO发现，中国式外宣散播数以万计的六四洗白论述，意图抹杀六四屠杀真相。前六四领袖王丹拜托台湾，替中国、香港延续纪念六四的香火，不让历史被遗忘。他相信，中国年轻世代有一天也可能因为自身的利益，连“躺平”的自由都没有，而起身向共中共产党抗争。台湾陆委会呼吁中共反省六四，还权于民。

台湾监控中国资讯战的NGO组织“台湾民主实验室”从去年初起，针对长期散播中国假讯息的一万七千多个脸书粉丝页进行监控，发现至少有三万则帖子与六四洗白论述有关。 尤其在六四前后充斥像“坦克人没被压死，证明了解放军对中国人民的爱”、“因为六四镇压，中国才能经济起飞”等扭曲真相的言论。

中国年轻人只知“抖音”不知“六四” 惟数十年口耳相传传承不断

台湾民主实验室研究员曾柏瑜3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表示，归纳洗白六四言论，以“不正面回应、否认及合理化”三种目的，替中共政府开脱、掩盖历史真相。

六四洗白言论类型。

曾柏瑜说：“‘不正面回应’，就是闪躲不讨论六四屠杀对人权造成的严重危害，或过度聚焦在细节。‘否认’手法最常见制造阴谋论，例如六四都是美国、外媒BBC等制造的讯息。‘合理化’充斥假见证，编造当年也在天安门广场见证学生都是暴徒、屠杀军警，镇压是不得不为，或说学生诉求太夸张，政府不可能接受。还有当年若没有镇压，就不会有今日稳定的政局、强盛的中国等。”

曾柏瑜说，洗白六四言论跟学界研究的“外宣”十种手法相当吻合，例如“光辉普照”，以正面、高大上、对祖国国家的爱，连结想传达的概念；或是“制造群众压力”、“用强烈情绪性煽情的用词”；或采“单方论证”，以偏概全，例如因为王丹怎么样，所有六四学生都是如何等。

台湾NGO：参与复制洗白论述很多是受骗者不自知

曾柏瑜说：“最常见‘转移焦点’，如‘你们美国有什么资格说六四？自己黑人的人权怎样被迫害，黑人运动被军警镇压，你们没有资格说中国。’”

曾柏瑜指出，六四洗白论述，会刻意放大中国意识型态，而协同制造这些论述者，不一定是五毛、小粉红，还有很多自干五，和打从心底相信这套说词的网民。

曾柏瑜说，脸书上非常多粉专是商业模式，借由发帖赚钱，youtube很明显大量传播简体字视频，有一套目的相同的留言，很多不是中国政府控制的假帐号，大批华语世界网路使用者看完这些洗白论述后深信不疑，再分享出去。

曾柏瑜说，尤其是完全没有经历过六四的年轻人，无法分辨真伪，很快就复制转贴，成为洗白论述的散播者。呼吁知道真相的网民一看到六四洗白论述要做反驳、回应，并不是为了吵输吵赢，而是让真正的六四真相，跟洗白论述所占的留言比例至少接近，才能增加网民的判断力。

龚与剑：六四在境内仍是雷区 境外不能打着六四反六四

滞台异议人士龚与剑，曾在1989年六四发生时，和同学在湖南老家四处张贴自己写的“爱国学生无罪”、“打倒邓小平”、“为六四平反”、“枪杀学生刽子手”等大字报，当时他十二岁。之后几年他利用寒暑假继续张贴为六四学生平反申冤的大字报，在1992年被抓，以反革命罪被判劳动教养两年。

滞台异议人士龚与剑指出六四在境内仍是雷区，境外不能打着六四反六四。对网上充斥六四漂白论述，龚与剑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指出，这事要分内外宣，中国老百姓在防火墙内，即便32年过去，六四还是碰都不能碰的禁忌。

龚与剑说：“六四对共产党是一根刺，情愿隐藏起来，让中国民众永远忘记，中共在境内对六四完全掩盖，根本就是非常大的雷区。六四不存在洗白不洗白的问题，是提都不能提，国内异议人士六四之前都纷纷被消失、被旅游。”

至于外宣，龚与剑说，他同意对六四历史可以检讨、可以吸取教训，但今年有一种六四洗白论调被热络讨论，几乎从全方位去否定六四，他接受不了。

龚与剑说：“我看到有一类言论说，如果没有六四发生，可能赵紫阳不会下台，中国会和平演变民主化、自由化发展，今天的中国就不是这样。不能打着探讨六四名义反六四，我个人一直有这样的警觉，历史不是穿越，不能抹杀六四对历史的功迹。”

谢选骏指出：洗白六四言论跟学界研究的“外宣”十种手法相当吻合，例如“光辉普照”，以正面、高大上、对祖国国家的爱，连结想传达的概念；或是“制造群众压力”、“用强烈情绪性煽情的用词”；或采“单方论证”，以偏概全，例如因为王丹怎么样，所有六四学生都是如何等。——这说明“王丹是八九民运的负资产”。为什么这说明王丹是八九民运的负资产？因为“因为王丹怎么样，所有六四学生都是如何等”——这就说明了，王丹这颗老鼠屎，坏了六四学生一锅粥。王丹，因此沦为八九民运的负资产。


【05、丛林社会的民主自由】


《加州州际公路旁立起习近平为蓝本雕像 专人看守》（2021-06-05 美国之音）报道：

雕塑家陈维明和苏立德站在他们的作品“中共病毒”前（美国之音记者文灏拍摄）。

熬过了白昼的酷热，夜晚的莫哈韦沙漠凉风徐徐。陈维明的白色露营车停在一片寂静的沙地当中，晚风透过微微摇下的车窗吹进漆黑的驾驶室，忙碌了一天的陈维明躺靠在平放的座椅上，舒适入眠相当不易。他的右手边，摆放着一把上了弹夹的黑色格洛克手枪。

过去几周来，雕塑家陈维明的每个夜晚都是这么度过的。他的“自由雕塑公园”建在加利福尼亚州莫哈韦沙漠地区的耶尔莫小镇（Yermo）繁忙的15号州际公路旁。2017年建起的这座公园坐落在一片灌木丛生的广袤沙地之上。公园里稀疏摆放着多座以89天安门事件和中国的民主运动为主题的雕塑：大型不锈钢64字样的纪念碑、坦克人、香港反送中抗议者等。每一座雕塑都由陈维明和帮助他的义工们用心血和汗水浇灌而成。

随着今年的六四周年纪念日临近，平时无人看守的公园里却出现了破坏事件。

第一次是园内的纪念牌遭移除，第二次是监控摄像头线路被切断，第三次是照明系统受到破坏，第四次的闯入者夜晚在园内徘徊时被陈维明碰上，随即驾车迅速离开。

为了保证计划在园内举行的六四纪念活动能顺利进行，他每个晚上都和义工们一起，在公园里守夜。自从公园开放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近来这样的连续多起破坏行动，他们对今年的事态升级感到担忧。

“一般在美国这个枪弹要分离，而且要放在（车）背后的，” 陈维明指着手边的枪说。“这个（公园）说起来也是我们的私人财产，是我们买下来的，所以有情况我们可以自卫。”

雕塑家陈维明的最新作品“中共病毒”（美国之音记者文灏拍摄）

如果说园内有某一件作品特别需要被保护，那就是刚刚完建的“中共病毒”。

这座玻璃钢材质的雕塑花费了7个月的时间建造。雕塑以新冠病毒的外形为基础，引发疾病的刺突蛋白猩红得耀眼。病毒的球状部分，一半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肖像，另一半是代表死亡的骷髅，骷髅的侧面雕刻着中国共产党的镰刀斧头标志。这座雕塑意指习近平和中国当局在新冠爆发初期的隐藏与不作为，导致疫情蔓延全球，夺去无数生命。作品已经完成，并在六四纪念日当天正式揭幕。

每次守夜，陈维明和其他几位义工都把车停在“中共病毒”的边上。从去年9月开始就持续在雕塑公园服务的Jonas说，他每晚都处于浅层睡眠当中，假如远处高速公路上或附近加油站的灯光出现明显变化，他没准就会醒来。

有着安保训练背景并认识不少美国军人朋友的他分析说，近来的破坏行动看起来是有组织的，而未必是个人行为。他说，针对以六四为主题的雕塑公园的破坏者大概率是华人。耶尔莫附近的华人很少，闯入者更有可能来自于两小时车程外的洛杉矶。他们敢于冒险进入私人土地从事非法活动，或许背后有强有力的支持者，可以不计成本地投入资源。

虽然没有掌握直接证据，但他与陈维明都推测中共或许是幕后黑手。

雕塑家陈维明在他的“自由雕塑公园“内守夜（美国之音记者文灏拍摄）

三十出头的Jonas是总数为四人左右的骨干义工之一，也是最年轻的成员，他还擅长影像拍摄和机械设备修理。他说学习不同领域的技能有助于保持生活的新鲜感。记者留驻记录守夜活动的当晚，他正给刚刚完成的“中共病毒”拍摄影像作品。

他通过遥控无人机搭载的灯光从雕塑上方提供照明，陈维明和义工、雕塑家苏立德站在雕塑前，他们在Jonas的调度下不断调整位置，两人一红一蓝的衬衣在黑色的夜幕下格外鲜艳。在无人机投射的微弱白光下，夜色中由习近平形象和骷髅组成的雕塑面部显得阴冷无情。

除了陈维明和几位骨干成员外，义工总是来来去去，大多数是刚刚来到美国的华人。有一些只是希望借助在这里工作的经历帮助自己的政治避难申请过关，而对保存六四记忆和批判中国专制体制的热情未必特别持久。不久前，一位第一次参与守夜的义工，得知在最不理想的情形下可能出现开枪的状况后，因过于忧虑而不愿继续留在公园，不得不被接走。

相比之下，常年坚持帮忙的骨干义工们则秉承着自己的理念。由于年龄和地理位置等因素，他们并没有亲身经历天安门事件，而是通过后来获取的信息才逐渐了解真相。对他们来说，六四是一场理想的破灭，他们不对中国政府抱有期待，只希望保存历史并持续追责。

陈维明在雕塑和雕塑公园上的投资全部来自捐款和私人花费。他开玩笑说，他早先在中国和后来在美国做雕塑都是在“拿钱”——在中国是从别人那里拿钱进自己口袋，在美国是从自己口袋里拿钱出来承担开销。他和义工们平时住在离公园10分钟车程外的一个农庄里，大家每天在40摄氏度的太阳下干活到精疲力竭，晚上就睡在陈维明的农舍里。卧室数量有限，有些义工就睡在客厅或是室外。

记者留守公园当晚，起初只有陈维明一人守在“中共病毒”边。午夜时分，Jonas在处理完拍摄等工作后，回到自己的车里一同守夜。

在美国生活了十多年的他，自我认同为“自由意志主义者”（Libertarian），推崇个人责任、自律、小政府，拥护持枪权。认识了六四学生领袖之一的封从德之后，他开始参加民运活动。

作为义工中唯一一个中英双语流利的人，他很高兴也很乐意在雕塑公园的外联方面帮忙。他坦言，整体而言民运人士中双语流利的并不多，这给他们与美国主流的交往合作造成障碍。所以，他希望能多帮一点忙就多帮一点忙。

记者与Jonas的交谈结束时已经是凌晨4点。高速上来往的卡车穿梭而过，不远处的加油站霓虹灯闪耀。柔和的夜风依旧吹拂，沙漠之上清澈通透的天空布满星辰，一弯金黄色的月牙挂在东面。

谢选骏指出：美国是个举世公认的丛林社会，中国民运则在丛林社会里寻找民主自由——一切都要自食其力地垦荒、兢兢业业地数钱，最后遇到的是哈克历险记。这就是丛林社会的民主自由——民主就是没有人做主，自由就是自己承担后果……这就是高度现代化的丛林社会。


【06、余杰们的自由就是出卖自由——伪装的“自由思想加+”影帝】


《海外蒙古族人全球连线示威 纪念保护母语运动一周年》（2021-09-13 自由亚洲）报道：

旅居日本的中国蒙古族人在东京举行游行抗议活动——海外蒙古族人本周日（12日）在日本、瑞典、美国等地发起游行示威，抗议中国政府用汉语取代蒙古民族的母语。示威者表示，这是蒙古人发起纪念保护母语运动一周年的活动，他们敦促中国政府恢复使用蒙古母语教学。

本周日（12日），旅居日本的蒙古人在大阪、名古屋发起“纪念保护母语运动一周年”的活动，游行示威者到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进行抗议。在大阪的南蒙古大呼拉尔台副秘书长阿日查（Govrud Archa）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这次抗议是海外蒙古人以保护母语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发起：

“主要是生活在中国境内的蒙古族同胞一直被打压，所以他们现在几乎什么声音都发不出来，他们处于被完全封闭的状态。在海外的蒙古人只能替他们出声，向国际社会诉说蒙古人的遭遇，对蒙古人进行文化上的种族灭绝行为表示抗议。”

现场图片和视频显示，众多蒙古人穿着本民族的服装，拉起用蒙古语书写的横幅，在大街上游行。警察在现场维持秩序。参加游行的毕力格对本台说，在东京，100多人参加游行及去中国大使馆提交抗议书。大阪、名古屋各有20多人去中国驻当地领事馆抗议及提交抗议书。除了日本之外 ，蒙古国、瑞典、美国及欧洲等国，也有蒙古人举行相关活动。

在名古屋，南蒙古大呼拉尔台秘书长代钦（Daichin Olhunuud）告诉本台：“这次运动的主要目的是反对中共当局在南蒙古，禁止蒙古人的母语教育。这次活动的主要特点是普通的蒙古人，还有南蒙古大呼拉尔台，以及在国外南蒙古人的所有组织都积极参加了这次活动。”

内蒙各校全面下架民族语言标志

据现场人士称，从今年开始，在内蒙古自治区学校课程中的“蒙古语”被改成“少数民族语言”。汉语授课已经取代了蒙古语的大部分课程。很多蒙古族学校课堂内，蒙古语标语、壁画等被全部拆除。

现场人士对本台说，在社交网络中，已经不能讨论类似蒙古民族话题，蒙古族组建的微信群，大部分被封闭。

清除蒙古民族文化比文革彻底

日本静冈大学教授杨海英接受本台采访时说，内蒙当局对蒙古民族文化的打压，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发生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他说：“蒙古人的蒙古语在当地完全成了一门外语，蒙古族接受教育都用汉语。蒙古语成了和英语一样的境遇。蒙古语只留下一门蒙语课。又加强政治思想教育，给小孩子穿上红军、八路军的衣服去跳舞。从这一点看，当局做得比文革要彻底。”

去年9月1日起，内蒙各旗县政府在民族学校推行所谓双语教学，从小学和中学一年级开始推行汉语，并缩短蒙古语课时，此举引起海内外蒙古人大规模抗议。当局通过高压手段平息了这场有数十万人参与的抗争。

谢选骏指出：“旅居日本的中国蒙古族人在东京举行游行抗议活动。”——骚鞑子在日本鬼的唆使下又要进行“内蒙独立”了。“多亏了”共产党国际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庇护，这些蒙古人才能活到了今天。否则，按照他们残杀汉人的疯狂程度進行對等，在一个“崛起的中国”，应无残留矣！


《2021-09-13 余杰Twittle 》报道：

最近有一些石破天驚的想法，會逐渐寫入新書中：美国二十世纪最大的戰略錯誤，就是羅斯福帮助中國对抗日本，结果将自己拖入太平洋戰争，二戰美國表面腾利，卻大大削弱了自身的传統和信仰，以至於今天出現左派狂潮。(《百年左福舆西方危機》中會有論述)

若美國默許日本殖民中國，则如汪精衡政權至少堅持反共，亚舆滿洲國經湾上競爭發展。日本若無需舆美國作戰，則必定能剿滅蒋介石舆毛澤東雨大流氓政權，中国今日的情况會好得多。

而我作為蒙古人，我們的蒙古國在日本扶持之下的發展，也遠遠會好過在蘇聊殖民下長期疲弱困窘的蒙古國，而且南北蒙古能统一建國。明年打算寫一本《抗日戰争：一場錯誤的戰争》。中華民族主羲者一定要痛駡我賣國、漢奸、枉民族大羲，但這些帽子都跟我無關，我是蒙古人，蜀國人，美國人，思想言論絕對自由的人。

谢选骏指出：余杰是个伪装的“自由思想加+”——他以前是“賣國、漢奸、枉民族大羲（义）”，现在则是“蒙古人，蜀國人，美國人”——他的想法根据他的身份而随时调整……如果他在日本，就是“日本人”了。这是一个“识时务者”，但从来不是真在“自由思想”的。也就是说，这类人的自由，就是出卖自由——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影帝”。


【07、阿克顿勋爵鼠目寸光，不懂什么是“自由的基础”】


《阿克顿勋爵关于自由、权威、历史、真理的警世名言》（李强微信 2020年01月09日汇编：先知书店）报道：

“自由并不是达到更高政治目的的手段，它本身即是最高的政治目的”。“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些耳熟能详的哲理名言，却出自一位我们并不是很熟悉的思想家，他就是阿克顿勋爵。

阿克顿勋爵被尊为自由主义预言家和史学大师。他的思想不仅让多灾多难的20世纪多了一份厚重，更成了后世的预言。适逢阿克顿勋爵诞辰186周年，为此李强好书伴读整理了阿克顿勋爵的精彩语录。分享给大家：

自由

每个时代，自由都面临四大威胁：一、强人对于权力集中的渴望。二、穷人对于财富不平均的怨恨。三、无知者对于乌托邦的向往。四、没有信仰的人把自由和放纵混为一谈。

自由的本质就是不要信奉过去和往事的神圣不可侵犯性。

自由和良好的统治并不互相排斥。自由并不是达到更高政治目的的手段，它本身即是最高的政治目的。

自由之核心和最高目标是良知的统治。

自由能促使我们不受国家、社会、无知和错误的干扰而履行我们的义务。我们自由度的大小是同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摆脱为生存竞争所进行的搏杀以及与诱惑、性格发生的冲突这些障碍成正比的——这些障碍乃自由之内在敌人。

“财产，而非良知，是自由的基础”。

权威

权威和秩序只是维护人类眼前的现时利益——自由则是要维护人类永恒的精神利益。

一种权利可以被放弃——但义务却不能。因此，自由作为一种权利，比作为一种义务更缺少安全性。

没有任何与个体私人目标相对立的公共目标值得以牺牲个体灵魂和精神的代价去换取。相反，习以为常的原则应该是个体利益优先于无所不包的国家利益才对。

因此，整体的权力同自由之间的相安无事片刻也难以达成——这就是说，屈从者的良知和按照其他原则行事是最可耻的事情。

良知只对自己而不对他人产生足够的影响力。它尊重别人的良知。因此它倾向于控制权威而扩大自由，它是一种自我管理的法则。

历史

革命者的凯旋，使史家无立足之地。

近代史讲述着我们自己的故事，是我们自身生活的记录，是那些未曾放弃未曾停息的努力的记录，是那些仍然牵制着人类的步伐、困扰着人类心灵的问题的记录。

历史是个邪恶的老师，只对自由人述说真相。唯有自由人才有资格和能力从中汲取历史教训。

“要从历史上升到哲学，把握永恒的问题，免于局限短暂易变之物”。

“宗教和政治中作为真理的思想，就是历史的力量”。

真理

对溺死的恐惧，已胜过饥渴之苦。

“真理有望大获全胜，但依靠的不是自身的吸引力，而是逐步消灭谬误，它不承认任何危险的政治承诺。”

真理只能通过揭露错误和战胜异议而使人信服。因此，自由是真理的卫士。

阿克顿勋爵是人类历史中为数不多的深谙文明真滴的人，从他的思想深处，可以探索出人类自由传统的真正脉络。甚至在此后的一百年间，也很少有人能达到他的思想高度。

哈耶克曾感慨，现代的学者已经少有能像阿克顿勋爵那样，警示人类本身的弱点，向世人揭示自由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

也许，阿克顿勋爵给了自己一个过高的标准，以至于作为一个现世的人类灵魂根本无法完成目标——在这个苛刻的大思想家看来，绝大多数历史著作都应该丢到火里烧掉，以免谬误流毒人世。

阿克顿勋爵最大的野心是，希望能给后人留下永恒的作品，他给出的标准是——这些作品不仅应该被置于书架，而且值得带进坟墓里。这个愿望，一直到他晚年才得以实现。

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1834—1902），英国剑桥大学历史系教授，历史学家，英国理论政治家。19世纪英国知识界和政治生活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廉洁名言“权力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使人腐败。”出自他写的书《自由与权力》，侯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知，阿克顿勋爵实在不懂什么是“自由的基础”——因为这个“思想家”竟说“财产，而非良知，是自由的基础”！他似乎不懂，法律才是自由的第一基础。例如在中国，不论你有多少财产，你也不会拥有自由。阿克顿为何如此谬误？因为他鼠目寸光，只能看见欧美“资本可以自由的社会”之情况。


【08、宪法修正案就是修宪——驳美国之音违法的诡辩】


《从习近平新举动看民主国家修宪有多难》（2018年2月25日 BBC）报道：

2月2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

修宪提案总计21条，第一条就是，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宪法。

不过，引起海内外密切关注的当属第十四条：宪法第七十九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

普遍认为，这是为现在的领导人习近平长期连任铺平道路。

中共提议将主席"连任不得超过两届"从宪法删除

以上修宪建议将提交给2018年3月5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讨论。

在中国，纸面规定的宪法修改程序为：全国人大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大代表提议，经全国人大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之后再由人大进行修改。

但一个公开的秘密是，在中国，不管是修宪的动机，还是修宪的程序，政治导向都过于浓厚。

修改宪法在任何国家都是一件大事，虽然此类举措并不鲜见，但在很多国家，修宪的成本很高，程序也非常复杂。

BBC中文为您搜集了以下几个不同政体国家的情况，看他们如何修改根本法。

美国1787年制定了宪法，是美国的最高法律。当国会和州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与宪法产生冲突时，这些法律都会被宣布无效，因此，美国宪法的修改极其困难，目前只通过了27条宪法修正案。

美国宪法第五条规定了两种修改宪法的程序。一种是国会两院进行投票，当出席议员达到法定出席人数，并且有三分之二的议员赞成，可以提出修正案。另一种是各州三分之二州议会请求，可提出修正案。

最后需要经过各州四分之三州议会或者四分之三州制宪会议批准。

英国

英国是宪政的起源，但英国没有一部成文的宪法。英国议会（上院、下院及君主）具有最高立法权。法案一经议会通过，便不可动摇。英国上院和下院都可以提交法案，但大部分由下院提交，上院与下院共同承担立法和修订法律的职责，君主只是象征性的存在。

1911年议会通过方案限制上议院阻止立法的能力，现在它仅限于对下院通过的法案提出修正意见。英国政府也可以行使立法提案权，内阁和部长都可以向议会提出法案。

德国

德国的最高法律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于1949年5月23日通过，次日即1949年5月24日生效。德国的任何法律都不得违背《基本法》。《基本法》从通过至今经过多次修改，截止2012年，宪法共有59条修正案。《基本法》强调了公民先于国家，公民权利先于国家权力。

《基本法》经历的多次修改主要涉及联邦国家制度，尤其是在两德统一过程中。尽管经历多次变更，但修改基本没有涉及基本权利部分。

修改《基本法》时须通过一项法律，并明文规定修改或补充基本法的条款。修改宪法的法律须取得联邦议院议员三分之二的同意和联邦参议表决票数的三分之二的批准才能通过。对本基本法的修改不得影响联邦由各州组成的事实，不得影响“人的尊严”。

加拿大

加拿大在1981年之前，修宪权仍在英国伦敦西敏寺议会。1981年，联邦参、众议院向身兼加拿大女王的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递交联合声明，要求收回修宪权力，自此启动程序，完成加拿大自己的君主立宪。1982年4月，伊丽莎白二世亲赴首都渥太华签署《1982年宪法法》，该法案与英国《1867年英属北美法》（加拿大改称为《1867年宪法法》）成为了加拿大宪法。

宪法是加拿大的最高法律。任何法律如果不符合宪法的规定，其不符合的部分是不发生效力的或者是无效的。

加拿大修改宪法的程序比较复杂，修正案必须由参众两院通过，然后由三分之二的省立法机构通过，并要求各省至少要以全省总人口的半数赞成。通过修正案的七个省中，必须包括魁北克或奥特里奥。

日本

日本宪法又称为《和平宪法》。比较特殊的是，第九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以国家主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做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因此，“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此前表示，目前修宪是他的第一要务，他要在2020年之前将自卫队加入日本宪法第九条。但有观点认为，自卫队的存在是违宪。

日本修改宪法需要在国会两院分别赢得三分之二多数支持，并在全民公投中赢得多数公众的支持。

《罕见的美国宪法副本将拍卖 出售价预计达2000万美元》（美国之音中文网2021年9月21）报道：

苏富比周五宣布，印刷于1787年的罕见美国宪法原件，可能将以1500万至2000万美元的估价拍卖。拍卖行表示，这份宪法的印刷件是已知仅存的11件复制品之一，将于11月在纽约出售。

@VOAChinese：

习近平为延长任期就可以修宪，事实上中共宪法自1949年后已经有4个主要版本和多次修正。美国宪法制定于乾隆52年，至今一字未改。苏富比拍卖行上周末宣布，一份印刷于1787年、包括建国之父签名的罕见宪法原件或以估价1500万至2000万美元拍卖。它是已知仅存的11件宪法复制品之一。

谢选骏指出：“美国之音”上文所谓的“美国宪法制定于乾隆52年，至今一字未改。”的说法，等于一举删除了所有27条的“美国宪法修正案”。但实际上，宪法修正案不就是一种修補吗？因此，美国之音说美国宪法至今一字未改，是违法的说法，至少是诡辩。


【09、乌托邦不难实现，难的是一直实行乌托邦】


乌托邦（Utopia）本意为“没有的地方”或者“好地方”。延伸为还有理想，不可能完成的好事情，其中文翻译也可以理解为“乌”是没有，“托”是寄托，“邦”是国家，“乌托邦”三个字合起来的意思即为“空想的国家”。空想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托马斯·莫尔（英国人）在他的名著《乌托邦》（全名是《关于最完全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全书》）中虚构了一个航海家——拉斐尔·希斯拉德航行到一个奇乡异国“乌托邦”的旅行见闻。在那里，财产是公有的，人民是平等的，实行着按需分配的原则，大家穿统一的工作服，在公共餐厅就餐，官吏是公共选举产生。他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必须消灭它。

乌托邦是人类思想意识中最美好的社会，如同西方早期“空想社会主义”。

乌托邦的原词来自两个希腊语的词根，“ou”是“没有”的意思（一说是“好”的意思），“topos”是“地方”的意思，合在一起是“没有的地方”或者“好地方”。其中文翻译也可以理解为“乌”是没有，“托”是寄托，“邦”是国家，“乌托邦”三个字合起来的意思即为“空想的国家”。

《乌托邦》是托马斯·莫尔写的一部拉丁语的书的名字，全名为《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它出版于约1516年。乌托邦的原词来自两个希腊语的词根：ou是没有的意思，另一个说法是eu是好的意思，topos是地方的意思，合在一起是“没有的地方”或“好地方”的意思，是一种理想国，并非一个真实的国家，而是一个虚构的国度，有着至美的一切，没有纠纷。

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是一个完全理性的共和国，在这个国家里所有的财产都是共有的，在战争时期它雇佣临近好战国家的雇佣兵，而不使用自己的公民。摩尔是一个信仰很深的人。他曾经想过做牧师，他的小说可能受到耶稣会的影响。

广义的乌托邦可以是理想的或实际的，但一般来说这个词更强调乐观的、理想的和不可能的完美事物。

乌托邦是人类对美好社会的憧憬，是人类思想意识中最美好的社会，如同西方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西方一位学者提出的空想社会主义社会，美好，人人平等，没有压迫，就像世外桃源。乌托邦式的爱情也是美好至极的。

乌托邦主义是社会理论的一种，它试图藉由将若干可欲的价值和实践呈现于一理想的国家或社会，而促成这些价值和实践。一般而言，乌托邦的作者并不认为这样的国家可能实现，至少是不可能以其被完美描绘的形态付诸实现。但是他们并非在做一项仅仅是想像或空幻的搬弄，就如乌托邦主义这个词汇的通俗用法所指的一般。如同柏拉图《理想国》（Republic）（它是最早的真正乌托邦）中所显示的，通常某目的是：藉由扩大描绘某一概念（正义或自由），以基于这种概念而建构之理想社群的形式，来展现该概念的若干根本性质。在某些其他的场合，例如莫尔（Sir Thomas More）的《乌托邦》（Utopia，1516），其目标则主要是批判和讽刺：将乌托邦中的善良人民和作者当时社会的罪恶作巧妙的对比，而藉之谴责后者。只有极少数的乌托邦作者——贝拉密（Edward Bellamy）的《回顾》（Looking Backward，1888）即是佳例——企图根据其乌托邦中所认真规划的蓝图来改造社会。就其本质而言，乌托邦的功能乃是启发性的。

思想发展历程

乌托邦是人类对美好社会的憧憬。

乌托邦是人类思想意识中最美好的社会，如同西方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西方一位学者提出的空想社会主义社会：美好、人人平等、没有压迫、就像世外桃源。乌托邦式的爱情也是美好至极的。

乌托邦主义是社会理论的一种，它试图藉由将若干可欲的价值和实践呈现于一理想的国家或社会，而促成这些价值和实践。一般而言，乌托邦的作者并不认为这样的国家可能实现，至少是不可能以其被完美描绘的形态付诸实现。但是他们并非在做一项仅仅是想像或空幻的搬弄，就如乌托邦主义这个词汇的通俗用法所指的一般。如同柏拉图《理想国》（Republic）（它是最早的真正乌托邦）中所显示的，通常某目的是：藉由扩大描绘某一概念（正义或自由），以基于这种概念而建构之理想社群的形式，来展现该概念的若干根本性质。在某些其他的场合，例如莫尔（Sir Thomas More）的《乌托邦》（Utopia，1516），其目标则主要是批判和讽刺：将乌托邦中的善良人民和作者当时社会的罪恶作巧妙的对比，而藉之谴责后者。只有极少数的乌托邦作者——贝拉密（Edward Bellamy）的《回顾》（Looking Backward，1888）即是佳例——企图根据其乌托邦中所认真规划的蓝图来改造社会。就其本质而言，乌托邦的功能乃是启发性的。

直到十七世纪之前，乌托邦一般均被置于地理上遥远的国度；十六与十七世纪欧洲航海探险的发现，使人们大为熟悉这个世界，因而使此一有用的设计销声匿迹。自彼时起，乌托邦所处的空间或移到外太空（十七世纪开始有月球之旅）、或海底（像经常发现的传说中沈没于大西洋的大陆文明）、或者地壳底下的深处。然而渐渐地乌托邦就由空间的转置变成时间的转置，这一进展最初是由十七世纪的进步观念所鼓舞，之后则被李尔（Lyell）的新地质学和达尔文（Darwin）的新生物学中钜幅扩张的时间观念所鼓舞。乌托邦不再是较好的空间，而是较好的时间。威尔斯（H.G.Wells）乘着他的时光旅行航向数十亿年后的未来，史德普顿（Olaf Stapledon）在《人之始末》（Last&First Men，1930）中，则用二十亿年的时间比例来表示人类朝向全然乌托邦境界的攀升。

从空间到时间的转置也使乌托邦中产生了一种新的社会学的现实主义。乌托邦此时被置于历史中，然而无论距离乌托邦的极致之境是何等遥远，它至少可呈现出：人类或许是无可避免地正朝向它发展的光景。十七世纪科学和技术的联结加强了这个动向，例如培根（Bacon）的《新大西洋大陆》（New Atlantis，1627）和康帕内拉（Campanella）的《太阳之都》（City of the Sun，1637）中所表现者。随著十九世纪社会主义（它本身即深具乌托邦色彩）的兴起。乌托邦主义便逐渐变成关于社会主义之实现可能性的辩论。贝拉密以及威尔斯的乌托邦（《现代乌托邦》〔Modern Utopia，1905〕）皆是为正统社会主义辩护的有力著作；但是摩里斯（William Morris）则在《来自乌有之乡的消息》（Newsform Nowhere，1890）中提出了另一种吸引人的讼法。这个异种的替代说法乃因“反乌托邦”（dystopia或antiutopia）的发明而出现，此乃对所有乌托邦希望的逆转和猛烈的批评。这个观念由巴特勒（SamuelButler）反达尔文主义的《乌有之乡》（Erewhon，1872）一书所预示，而在1930和1940年代达到了顶点，尤其表现于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丽新世界》（BraveNewWorld，1932）和欧威尔（GeorgeOrwell）的《一九八四》（Nineteeneighty-Four，1949）这两本书中。在这暗淡的年代理，只有史基纳（B.F.Skinner）的《桃源二村》（Walden Two，1948）维护乌托邦的火炬使之不熄，然而仍有许多人在这个行为工程（behaviouralengineering）的乌托邦中察觉到比最黑暗的反乌托邦更可怕的梦魇。但是乌托邦主义却在1960年代强而有力地复活，例如像马孤哲（HerbertMarcuse）的《论解放》（AnEssayonLiberation，1969）这样的著作；而在未来学和生态学的运动中也可见其蓬勃的生气。

或许乌托邦主义是人类情境所固有的，也许它只内在于那些受古典和基督教传统影响的文化之中；但是我们大可同意王尔德（OscarWilde）的话：一张没有乌托邦的世界地图是丝毫不值得一顾的。

现今引申义/乌托邦

今天乌托邦往往有一个更加广泛的意义。它一般用来描写任何想象的、理想的社会。有时它也被用来描写今天社会试图将某些理论变成实现的尝试。往往乌托邦也被用来表示某些好的，但是无法实现的（或几乎无法实现的）建议、愿望、计划等。

乌托邦的探寻/乌托邦

直到十七世纪之前，乌托邦一般均被置于地理上遥远的国度；十六与十七世纪欧洲航海探险的发现，使人们大为熟悉这个世界，因而使此一有用的设计销声匿迹。自彼时起，乌托邦所处的空间或移到外太空（十七世纪开始有月球之旅）、或海底（像经常发现的传说中沉没于大西洋的大陆文明）、或者地壳底下的深处。然而渐渐地乌托邦就由空间的转置变成时间的转置，这一进展最初是由十七世纪的进步观念所鼓舞，之后则被李尔（Lyell）的新地质学和达尔文（Darwin）的新生物学中钜幅扩张的时间观念所鼓舞。，乌托邦不再是较好的空间，而是较好的时间。威尔斯（H.G.Wells）乘著他的时光旅行家航向数十亿年后的未来，史德普顿（OlafStapledon）在《人之始未》（Last&FirstMen，1930）中，则用二十亿年的时间比例来表示人类朝向全然乌托邦境界的攀升。

从空间到时间的转置也使乌托邦中产生了一种新的社会学的现实主义。乌托邦此时被置于历史中，然而无论距离乌托邦的极致之境是何等遥远，它至少可呈现出：人类或许是无可避免地正朝向它发展的光景。十七世纪科学和技术的联结加强了这个动向，例如培根（Bacon）的《新大西洋大陆》（NewAtlantis，1627）和康帕内拉（Campanella）的《太阳之都》（CityoftheSun，1637）中所表现者。随著十九世纪社会主义（它本身即深具乌托邦色彩）的兴起，．乌托邦主义便逐渐变成关于社会主义之实现可能性的辩论。贝拉密以及威尔斯的乌托邦（《现代乌托邦》〔ModernUtopia，1905〕）皆是为正统社会主义辩护的有力著作；但是摩里斯（WilliamMorris）则在《来自乌有之乡的消息》（NewsformNowhere，1890）中提出了另一种吸引人的讼法。这个异种的替代说法乃因“反乌托邦”（dystopia或antiutopia）的发明而出现，此乃对所有乌托邦希望的逆转和猛烈的批评。这个观念由巴特勒（SamuelButler）反达尔文主义的《乌有之乡》（Erewhon，1872）一书所预示，而在1930和1940年代达到了顶点，尤其表现于赫胥黎（AldousHuxley）的《美丽新世界》（BraveNewWorld，1932）和欧威尔（GeorgeOrwell）的《一九八四》（NineteenEighty-Four，1949）这两本书中。在这暗淡的年代理，只有史基纳（B.F.Skinner）的《桃源二村》（WaldenTwo，1948）维护著乌托邦的火炬使之不熄，然而仍有许多人在这个行为工程（behaviouralengineering）的，乌托邦中察觉到比最黑暗的反乌托邦更可怕的梦魇。但是乌托邦主义却在1960年代强而有力地复活，例如像马孤哲（HerbertMarcuse）的《论解放》（AnEssayonLiberation，1969）这样的著作；而在未来学和生态学的运动中也可见其蓬勃的生气。

反乌托邦/乌托邦

反乌托邦（Dystopia）是文学，尤其是科幻文学中的一种文学体裁和流派。反乌托邦主义描绘的是反面的理想社会。反乌托邦主义的代表作是1932年英国赫胥黎所著的《美丽的新世界》，英国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以及俄国扎米亚京的《我们》。

《美丽的新世界》以美国梦的实践为基础，矛头主要指向所谓的科学主义,描绘了科学主义的乌托邦。具体地说，《美丽的新世界》预测了600年后的世界。书中描写美国汽车大亨亨利·福特代替了上帝，因为福特发明了生产汽车的流水线，使生产飞速发展，这种生产方法终于统治了整个世界，公元也因此变成了“福元”。在新世界里，处于“幸福”状态的人们安于自己的“等级”，热爱自己的工作，每天亨用定量配给的“索麻”——一种让人忘掉七情六欲、“有鸦片之益而无鸦片之害”的药品。作者描写了一个保留区内的“野人”，他来到了盼望已久的“新世界”，开始时为物质环境的改变而涕零，欢呼到达了——美丽新世界，随后终因他还有血性，无法适应在流水生产的社会中的白蚁式的生活，加上他认为自己的心上人放荡而无法忍受（新世界的名言：每一个人属于每一个人。故无所谓“放荡”可言），使他最后的精神寄托破灭，终于在孤独、绝望中自尽身亡。在这个“新世界”里，社会安定就是一切，影响安定的思想、艺术、宗教、家庭、情绪及各种差异荡然无存。“野人”的形象就是今天人类的化身，他的处境和悲剧结局令人不寒而栗。

《我们》是一部融科幻与社会讽刺于一体的长篇小说。讲述“我”——未来的大统一王国的数学家、设计师的故事。大统一王国由大恩主领导，人们高度一律，都没有独特的姓名，只有编号。我是号码503。这个王国的人们连作息都严格按照王国发下的《作息时间戒律表》来进行。王国的人们也不可能自己去找对象，而是在统一领导下由王国的有关机构指定。给那些编号的男女发一种粉红色的小票，让他们凭票进行性生活。比如今天男号码503的性对象就是女号码O-90。但是503也偷偷地看点禁书，发现古人居然还生活在自由之中，也就是说还生活在无组织和野蛮之中。“使我一直困惑不解的是：当时的国家政权怎么能允许人们生活中没有我们这样的守时戒律表，对用餐时间不作精确的安排，任人自由地起床、睡觉。有的史学家还谈到，当时的街上好像灯火彻夜通明，车马行人通宵穿行不息。”

更令号码503奇怪的是：“这个国家居然对性生活放任不管——这真是咄咄怪事：不管是谁，在什么时候，进行多少次，在什么地点……都由着人们自己，完全不按科学规律行事，活像动物。他们也和动物一样，盲目随便地乱生娃娃，真让我觉得可笑！”

这个大恩主领导的大统一王国充满着很多科学的创造发明，在他们眼中，我们这些古人是不可思议的。在我们眼中，他们已经科学进化得近乎完美。比如，他们已经用科学手段来写诗歌了，把数学法则融入诗歌之中。又比如说，他们天才性地创造发明了“一致同意节”。

由于号码503受到古书的异端邪说诱惑，以及克制不住自己体内的古老欲望的复苏，503的思想被国家护卫局侦破，最后被送进了一种叫作“气钟罩”的刑具里处死……当然这个大统一王国里已经有不少号码已经背叛了理性。“西部街区仍很混乱，那里又哭又喊，又是尸体，又是野兽……”

故事似乎是在一种谢主隆恩的气氛中结束。号码503在临死前坚定了对王国理想的信念：“40号横街上已经筑起了一堵临时高压大墙。我希望胜利会属于我们。我不只是希望，我确信，胜利属于我们。因为理性必胜。”

《1984》由乔治·奥威尔(GeorgeOrwell)于1948年写就。他的另一部重要小说是《动物庄园》

他曾说自己“从1930年起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了”，而这时候，他又开始考虑“捍卫民主社会主义”的问题了。这个思想出发点，一直影响到他后期的两部名作《动物庄园》和《1984》（NineteenEighty-Four,1949）创作。1950年1月，奥威尔病逝，享年46岁。

《1984》描绘了极权主义的乌托邦

《1984》的内容：到了1984年，世界上的国家已经减少到三个。大洋国、欧亚细亚和东亚细亚，小说是从大洋国展开叙事的。这个国家的社会结构是这样的；这是一个金字塔形的结构，位于顶端是老大哥，他是万能的，从不会错的，他从不露面，他的大幅照片户内户外却到处张贴。炯炯有神的眼睛，紧盯着臣民。老大哥的下面是以他为领袖的内层党，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二，再往下是外层党，底层是普通群众，占大约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党有三大原则：“战争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愚昧就是力量”。

国家有三个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第一是“过去的改变性”——历史自然可以随意改造。第二条是“双重思想”，即同时接受两个相互矛盾的事实：一面故意撒谎骗人，一面诚心诚意地相信自己的谎言；一手遮盖客观事实，一手却紧握这个事实，等到于己有利时便拿出来使用。第三个教条，是以“新话”为精神建设的最终目标。“新语”的全部目的是缩小人类的思想范围，使人们拥有的表达思想的语言少得连思想犯罪也不可能。“新语”在本质上而言，是一种指鹿为马的服务于权力的语言体系。

政府机关有四个部，即：富裕部、和平部、仁爱部和真理部。富裕部使人挨饿，和平部主管战争，仁爱部对群众实行严密的思想控制，而真理部负责造谣。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温斯顿就是真理部中负责篡改历史的一个小人物。他在这种劳动中对极权产生了厌恶情绪，厌恶控制，厌恶泯灭个性的监控体系；女主角朱丽娅也是外层党成员之一，出于共同的厌恶，他们相爱了。爱情挽救了他们的肉体和灵魂，成为他们反抗体制的内心动力。最后“组织”发现了他们的行为，他们双双被捕入狱，在狱中被洗脑。最后他们出卖了自己的灵魂，出卖了爱人，心中仅存的一点人性的光辉彻底被体制的黑暗吞没。

这是一个斗争、背信、恶魔似的残忍的世界，国家的目标是培养仇恨，打击他人，效忠老大哥。这是一个恐怖统治的社会，在这个地方，全体人民处于完全监视之下、自由与思想是城中绝迹的珍品，屈从与无意识被训练成一种全民心态。

目前，国内尚无一本全部收集“反乌托邦三部曲”的文集（三部小说不超过50万字），但是分开出版的已经有很多，如著名翻译家董乐山先生翻译的《一九八四》，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前《苏联文学》主编顾亚鸣女士翻译的《我们》（作家出版社），著名翻译家孙法理翻译的《美妙的新世界》（译林出版社出版），以及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的《奥威尔精华文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的《奥威尔散文全集》、中国致公出版社出版的中英文对照的《一九八四》、花城出版社出版的《一九八四》、《美丽新世界》、远方出版社出版的《美丽新世界》等。今后，为了弥补这一遗憾，希望能有一流的出版社尽快策划类似选题，鼎立出版三册合一的反乌托邦文集，以满足读者、收藏者和市场需要。

乌托邦人所憎恨的是金银珠宝，他们给奴隶戴金银珠宝当锁。

空想社会主义/乌托邦

主张

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的理想社会应该建筑在人类的理性和正义的基础上。这种社会至今还未出现，是由于人们不认识和承认的缘故。他们觉得只要有天才掌握了这种思想，并推广开去，就能实现他们心中的理想社会。空想社会义者反对资本主义，并认为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是由于人类在道德和法律上犯了错误，背弃了人类的本性的缘故，他们的目的是要消灭这种错误。

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

所有空想社会主义者都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并确信资本主义应当为社会主义所代替。莫尔揭露了资本原始积累，痛斥了剥夺农民土地的圈地运动，指出这是羊吃人。圣西门把无政府状态称作"一切灾难中最严重的灾难"，认为经济自由必然导致这一状态。傅立叶认为雇佣劳动制度是"恢复奴隶制度"，资本主义工厂是"温和的监狱"。欧文抨击了资本主义私有制，认为私有制是一切阶级之间纷争的根源。他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阶级剥削关系，工人创造了巨量的社会财富，却被工厂主、商人、银行家、经纪人、收租者、食利者以及达官显贵所瓜分。

公有制

大多数空想社会主义者都主张实行"财产公有制"，但各有见解。莫尔等把财产公有制理解为生产资料和消费品都公共占有。摩莱里、欧文等则理解为除日常生活品以外的财产的公共占有，即是生产资料的公共占有。少数空想社会主义者如圣西门、傅立叶在自己的理想社会中保存了生产资料私有制，这是资产阶级倾向的明显表现。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也提出了计划经济的思想。圣西门主张，在实业制度下要有计划地组织生产，彻底根除无政府状态。

消费

16至18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都带有不同的禁欲主义色彩，有的甚至公开鼓吹戒绝一切享受的、苦修苦炼的斯巴达式的生活。到了19世纪初期，禁欲主义已经失去得以存在的条件，这时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批判禁欲主义，对未来理想社会的高度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作了富有吸引力的宏伟想像。

城乡结合

从托马斯·莫尔开始，许多空想社会主义者都注意到解决城乡对立、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对立的问题。罗伯特·欧文主张，把城市和乡村结合起来，把工业和农业结合起来，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起来。

发展

空想社会主义的发展经历了3个阶段：16世纪至17世纪、18世纪和19世纪初，共经历了300多年。3个阶段的社会和历史条件各不相同，无产阶级的发展水平也不同。

16世纪至17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了“实行公有制”、“人人劳动、按需分配”等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但对社会主义的设想还只是一个粗糙而简单的轮廓。

18世纪，这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开始对社会主义进入理论探讨和论证阶段，并用“法典”形式作出明确规定；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了批判，认为私有制引起经济上的不平等、进而导致政治上的不平等；当具备初步的阶级观点后，主张实行绝对平均主义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在设计未来理想社会时，以农村公社和手工工厂为原型，主张在封建制度崩溃后，在农村公社和手工工厂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赞同君主制、终身制、家长制等。

19世纪30和40年代，空想社会主义发展的顶峰时期。由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在欧洲大陆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日益暴露，这时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和道德观念进行了批判；理论上，提出政治制度的基础是经济状况，指出私有制产生阶级和阶级剥削；设计未来理想社会主义制度时以大工厂为原型，完全抛弃了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

代表人物

圣西门

在《日内瓦书信》中，圣西门已经提出这样一个论点：“人人应当劳动”。

在同一部著作中他已经指出，恐怖统治是无财产的群众的统治。他说道：“看吧，当你们的伙伴统治法国的时候，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造成了饥荒！”

圣西门认识到法国革命是贵族、资产阶级和无财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这在1802年是极为天才的发现。在1816年，圣西门宣布政治是关于生产的科学，并且预言政治将完全溶化在经济中。虽然，对经济状况是政治制度的基础这样的认识在这里仅仅以萌芽状态表现出来，但已经明白地表达出，对人的政治统治应当变成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的思想，即废除国家的思想。

同样比他的同时代人高明的是：在1814年联军刚刚开进巴黎以后，接着又在1815年百日战争期间，他声明，法国和英国的同盟，其次这两个国家和德国的同盟，是欧洲的繁荣和和平的唯一保障。

圣西门具有天才的远大眼光，后来的社会主义者的几乎所有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思想都受到了圣西门的影响。

傅立叶

傅立叶的著作中包含着他对现存社会制度所作的具有真正法国人的风趣的、但并不因此就显得不深刻的批判。

在傅立叶的著作中，几乎每一页都放射出对备受称颂的文明造成的贫困所作的讽刺和批判的火花。傅立叶抓住了资产阶级所说的话，抓住了他们的革命前的狂热的预言者和革命后的被收买的奉承者所说的话。他无情地揭露资产阶级世界在物质上和道德上的贫困，他不仅拿这种贫困同启蒙学者关于只是由理性统治的社会、关于能给所有的人以幸福的文明、关于人类无限完善化的能力的诱人的诺言作对比，而且也拿这种贫困同当时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华丽的词句作对比；他指出，同最响亮的词句相对应的到处都是最可怜的现实，他辛辣地嘲讽这种词句的无可挽救的破产。

傅立叶不仅是批评家，他的永远开朗的性格还使他成为一个讽刺家，而且是自古以来最伟大的讽刺家之一。他以巧妙而诙谐的笔调描绘了随着革命的低落而盛行起来的投机欺诈和当时法国商业中普遍的小商贩习气。

傅立叶巧妙地批判了两性关系的资产阶级形式和妇女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地位。他第一个表述了这样的思想：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

傅立叶最了不起的地方表现在他对社会历史的看法上。他把社会历史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程分为四个发展阶段：蒙昧、宗法、野蛮和文明。最后一个阶段就相当于现在所谓的资产阶级社会，他指出：

“这种文明制度使野蛮时代每一以简单方式犯下的罪恶，都采取了复杂的、暧昧的、两面的、虚伪的存在形式”；

文明时代是在“恶性循环”中运动，是在它不断地重新制造出来而又无法克服的矛盾中运动，因此，它所达到的结果总是同它希望达到或者佯言希望达到的相反。所以，譬如说，“在文明时代，贫困是由过剩本身产生的。”

傅立叶熟练地掌握辩证法。他反对关于人类无限完善化的能力的空谈，而同样辩证地断言，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它的上升时期，但是也有它的下降时期，他把这个看法运用于整个人类的未来，将人类将来要归于灭亡的思想引入了历史研究。

罗伯特·欧文

当法国大革命的风暴横扫整个法国的时候，英国正在进行一场比较平静，但是并不因此就显得缺乏力量的变革。

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工场手工业变成了现代的大工业，从而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基础革命化了。工场手工业时代的迟缓的发展进程转变成了生产中的真正的狂飚时期。社会越来越迅速地分化为大资本家和一无所有的无产者，现在处于他们二者之间的，已经不是以前的稳定的中间等级，而是不稳定的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群众，他们过着动荡不定的生活，是人口中最流动的部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处在上升时期的最初阶段，但已经产生了明显的社会弊病：无家可归的人挤在大城市的贫民窟里；一切传统的血缘关系、宗法从属关系、家庭关系都解体了；劳动时间、特别是女工和童工的劳动时间延长到可怕的程度；突然被抛到全新的环境中的劳动阶级大批地堕落了。

这时有一个29岁的厂主作为改革家出现了，他具有像孩子一样单纯的高尚的性格，同时又是一个少有的天生的领导者。

罗伯特·欧文接受了唯物主义启蒙学者的学说：人的性格是先天组织和人在自己的一生中、特别是在发育时期所处的环境这两个方面的产物。社会地位和欧文相同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工业革命只是便于浑水摸鱼和大发横财的一片混乱。欧文则认为，工业革命是运用他的心爱的理论并把混乱化为秩序的好机会。当他在曼彻斯特领导一个有五百多工人的工厂的时候，就试行了这个理论，并且获得了成效。从1800年到1829年间，他按照同样的精神以股东兼经理的身分管理了苏格兰的新拉纳克大棉纺厂，只是在行动上更加自由，而且获得了使他名闻全欧的成效。

新拉纳克的人口逐渐增加到2500人，这些人的成分原来是极其复杂的，而且多半是极其堕落的分子，可是欧文把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完善的模范移民区，在这里，酗酒、警察、刑事法庭、诉讼、贫困救济和慈善事业都绝迹了。而他之所以能做到这点，只是由于他使人生活在比较合乎人的尊严的环境中，特别是让成长中的一代受到精心的教育。他发明了并且第一次在这里创办了幼儿园。孩子们满一周岁以后就进幼儿园；他们在那里生活得非常愉快，父母几乎领不回去。欧文的竞争者迫使工人每天劳动13至14小时，而在新拉纳克工人只劳动10小时半。当棉纺织业危机使工厂不得不停工4个月的时候，歇工的工人还继续领取全部工资。虽然如此，这个企业的价值还是增加了一倍多，而且直到最后一直给企业主们带来丰厚的利润。

欧文对这一切并不感到满足。他给他的工人创造的生活条件，在他看来还远不是合乎人的尊严的；他说，

“这些人都是我的奴隶”；

他给他们安排的比较良好的环境，还远不足以使人的性格和智慧得到全面的合理的发展，更不用说允许进行自由的生命活动了。“可是，这2500人中从事劳动的那一部分人给社会生产的实际财富，在不到半个世纪前还需要60万人才能生产出来。我问自己：这2500人所消费的财富和以前60万人本来应当消费的财富之间的差额到哪里去了呢？”

答案是明白的。这个差额是落到企业所有者的手里去了，他们除了领取5％的基本投资利息以外，还得到30万英镑（600万马克）以上的利润。新拉纳克尚且如此，英国其他一切工厂就更不用说了。

“没有这些由机器创造的新财富，就不能进行推翻拿破仑和保持贵族的社会原则的战争。而这种新的力量是劳动阶级创造的。”因此，果实也应当属于劳动阶级。在欧文看来，以前仅仅使个别人发财而使群众受奴役的新的强大的生产力，提供了改造社会的基础，它作为大家的共同财产只应当为大家的共同福利服务。

欧文的共产主义是通过这种纯粹营业的方式，作为所谓商业计算的果实产生出来的。它始终都保持着这种面向实际的性质。1823年，欧文提出了通过共产主义移民区消除爱尔兰贫困的办法，并附上了关于筹建费用、年度开支和预计收入的详细计算。而在他的关于未来的最终计划中，对各种技术上的细节，都作了非常内行的规划。

欧文的最重要的著作是关于婚姻和共产主义制度的《新道德世界的婚姻制度》、《新道德世界书》和《人类头脑和实践中的革命》欧文的《新道德世界书》表达了最明确的共产主义，这本书不仅主张实行有平等的劳动义务和平等的取得产品的权利，而且还提出了为未来共产主义公社所作的带有平面图、正面图和鸟瞰图的详尽的房屋设计。

欧文不仅宣传了“明确的共产主义”，而且还在汉普郡的“和谐大厦”这一移民区实行了为期5年（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的共产主义，那里的共产主义就其明确性来说是没有什么可挑剔的。

转向共产主义是欧文一生中的转折点。当他还只是一个慈善家的时候，他所获得的只是财富、赞扬、尊敬和荣誉。他是欧洲最有名望的人物。不仅社会地位和他相同的人，而且连达官显贵、王公大人们都点头倾听他的讲话。可是，当他提出他的共产主义理论时，情况就完全变了。在他看来，阻碍社会改革的首先有三大障碍：私有制、宗教和现在的婚姻形式。他知道，他向这些障碍进攻，等待他的将是什么：官场社会的普遍排斥，他的整个社会地位的丧失。但是，他并没有却步，他不顾一切地向这些障碍进攻，而他所预料的事情果然发生了。

他被逐出了官场社会，报刊对他实行沉默抵制，由于“和谐大厦”的共产主义试验失败，他变得一贫如洗，于是他就直接转向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中又进行了30年的活动。当时英国的有利于工人的一切社会运动、一切实际进步，都是和欧文的名字联在一起的。

例如，经过他5年的努力，在1819年通过了限制工厂中妇女和儿童劳动的第一个法律。他主持了英国工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全国各工会联合成一个总工会。同时，作为向完全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过渡的措施，一方面他组织了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另一方面他组织了劳动市场，即借助以劳动小时为单位的劳动券来交换劳动产品的机构。

对外联系　

空想社会主义者设计的理想社会，不是闭关自守的社会，而是不同程度地存在对外联系。在他们的新世界和资本主义旧世界之间存在着贸易关系。新世界要通过多种途径从外国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生产。为此，居民注意学习外语和有关外国的各种知识，尽可能多地了解外国情况，不能让旧世界的旧风尚败坏新世界的新风尚。

空想社会主义的城市设想

空想社会主义城市设想把城市建设和经济制度联系在了一起，这样就从更为广阔的社会改造角度，给整个欧洲的现代运动产生了直接的推动力。并且这种理论主张城市规模不能够过大了，要接近农村，这样才能更好的促进城乡的结合。并且有可能能够的城市中各种矛盾。空想社会主义城市设想重视城市居民的公共生活和集体生活，建立了各种公共设施。

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始于人们从社会改革角度对解决城市问题所作的种种探索。19世纪上半叶，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继空想社会主义创始人莫尔等人之后提出种种设想，把改良住房、改进城市规划作为医治城市社会病症的措施之一。他们的理论和实践对后来的城市规划理论颇有影响。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霍华德倡导“田园城市”，1915年格迪斯提出区域原则，倡导城市规划与区域规划相结合的学说。他们的学术思想对城市规划思想的发展影响深远。同时代的恩文所著《城市规划实践——城市和郊区设计艺术概念》一书，总结城市发展的史例和他本人的规划实践经验，可视为建筑师对城市规划领域的开拓。随后，越来越多的建筑师以及社会学家、地理学家、经济学家等投入城市规划理论的研究。

在19世纪，影响最广的城市规划实践是法国官吏奥斯曼1853年开始主持制定的巴黎规划。尽管巴黎的改建，有镇压城市人民起义和炫耀当权者威严权势的政治目的，但巴黎改建规划将道路、住房、市政建设、土地经营等作了全面的安排，为城市改建做出有益的探索。影响所及，科隆和维也纳等城市也纷纷效法。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另一种建设实践：英国一些先进工业家在建设工厂的同时，建设新的工人镇。例如1851年工业家萨尔特建设了萨泰尔工人镇，1887年利威尔建设了日光港工人镇，形成所谓“企业城镇”。这些实践无疑促进了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等城市规划理论的形成。至今，城市规划仍是采取上面所说的旧城改建和新城建设两种基本形式。19世纪90年代，西欧各国已逐渐形成以公共投资改进市政建设同控制私人用地相结台的城市发展战略概念。在德国有城镇发展规划工作的传统，也有雏形的分区制规划方法。这些都为城市规划工作提供了有用经验。

制定城市建设法规最初的目的是维持整齐、清洁、安定的城市环境，以保障居民健康。英国1848年制定《公共卫生法》，其中规定了住宅的卫生标准，1906年颁布《住宅与城市规划法》。瑞典1907年制定了有关城市规划和土地使用的法律。美国纽约1916年颁布了控制土地利用和建筑高度的分区区划法规，后来在1961年为适应新情况，修改成为区划决议。实践证明，城市建设和管理要有相应的法律体系，严格的城市建设法规可以提高城市规划和建设的质量。

新和谐公社

1824年，欧文变卖了所有家产，带着四个儿子和一批朋友，还有百余名志同道合者，从英国出发，乘风破浪横渡大西洋，驶向美国。

到了美国印第安纳州，他立刻去寻找最适合他建立新社会的地方。结果，他用20万元购买了3万英亩土地。于是，一个完全新型的“世外桃源”──“新和谐公社”就这样开始一砖一瓦兴建起来了。

这个村庄地处丘陵起伏、碧水长流的地带。村外的山岗和谷地上，是一片又一片的葡萄园，紫红色的串串葡萄挂在绿叶成荫的架下，把村镇周围点缀得分外秀丽。远处，与天际相连的绿茵茵的草场上，牧羊人头戴宽边草帽，悠闲地随着雪白的羊群向前走动。村后的果园里，苹果树、桃树、李树排列成行，好像村子的翡翠屏障。往村子里走，只见街道两旁种着白杨和桑树，还有美丽的金雨树。再往里，是相隔不远的一处处厂房，有面粉厂、鞋帽厂、啤酒厂、麻布厂，另外还有酒坊和染坊。到了村子的中心，可以看到崭新而又整齐的住宅和各种公用建筑，还有会议厅、阅览室、学校、医院和接待室，偶尔也可以见到作为临时住房的圆木小屋。这些房子的周围，是连成一片的小花园。微风吹来，村里到处飘逸着花草的芳香。

这岂不是一个“世外桃源”吗？是的，这的确是很理想的“世外桃源”。然而，它也确实在这世界上存在过4年之久。它的地址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南部沃巴什河岸边，名字叫“新和谐公社”（或叫“新和谐村”）。

这与充满血腥的资本社会形成了鲜明强烈的对比。

欧文带领全体公社成员共同劳动，共享劳动成果，他们规定，全体公社成员按照年龄大小从事各种有益的劳动。5岁到7岁的儿童，一律无条件入学，朗朗的读书声给全体成员一种欣慰与自豪，他们仿佛看到了“新和谐公社”未来的希望，也看到了全人类的未来。8岁到10岁的儿童。除学习外，还要参加公社各种有益活动和必要劳动，如修整花园、做家务等，从中掌握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12岁以上的青少年，必须在学习知识的同时，还要在工厂、作坊等学习一定的手工技能，以便将来为参加工作做好准备。

20岁到25岁的青年人，是公社建设的主力，因分工不同，有的在工厂作工，有的在农田参加农业劳动，或是参加一定的脑力劳动。公社的未来发展，全靠这个年龄段的主力军。25岁到30岁的人，每天只需以参加两个小时的生产劳动，其余时间则从事公社的保卫工作和参与产品的分配工作，也有一部分人从事科学研究和艺术工作等脑力劳动。

30岁到40岁的人负责管理、组织和领导各个部门的生产工作。40岁到60岁的人，则主持对外交往。接待宾客或是产品交换等。60岁以上的老人组成老人集体，负责捍卫宪法，维护宪法的尊严，监督宪法的实施落实等。

这样，“新和谐公社”所有成员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和谐”相处。

“新和谐公社”的建立，引起了全世界注意，人们从世界各地纷纷赶来。想看一看这个公社是如何“和谐”的，尤其是处于被压迫、被剥削境地的劳动者更是带着惊奇、带着羡慕、带着希望，如潮水般涌来。他们也希望在这个公社里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甚至连当时著名的科学家如美国费城科学院院长威廉·麦克留尔、经济学家和博物学家约西亚·华伦等人也纷纷前来，热情参加和谐公社的建设。

“新和谐公社”的建立是这样的吸引人，以至于除赞成者对之大加赞扬外，连反对者也众口一辞、连声感叹。

但是，“新和谐公社”并不是与世隔绝的。它处在整个资本主义的重重包围之中。而且，来参加公社的人形形色色，抱有各种目的，有着各种想法，所以，社员之间不久就产生了各种矛盾，变得不像预想的那么“和谐”了。

更何况，其总设计师欧文的建设理论也有致命的弱点，按照欧文的理论，公社成员的活动目的只要满足本社成员的需要就可以了，所以导致公社产品成品缺少，生产少，消费多，产生矛盾。因成员觉悟水平不一，导致脑力劳动者日趋增多，而体力劳动者日渐减少，以致于技术工和一般工人匮乏，工厂、作坊经常停产关门，甚至连当时最先进的机器也不得不闲置起来，如公社的一家染坊能与当时美国最完善的染坊相抗衡，但都无活可干，一个纺织厂每天能生产400磅棉纱、一个面粉厂每天能生产60桶面粉，都不得不时时停工。还有一块大到3600英亩的麦田因缺少足够的劳动耕种而收入微薄。这种情况，使欧文自己再也没有钱来补贴公社的逐日亏损了。4年以后，“新和谐公社”终于宣告了破产。

谢选骏指出：乌托邦是不难实现的，难的是一直实行乌托邦。正如毛泽东亲自供述的那样，“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而不做坏事，那不是人类力所能及的，所以圣经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 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如果强行推广乌托邦，那就会把人变成鬼，把人间变成了地狱，就像斯大林和毛泽东治下的苏联和中国大陆一样。

而且，斯大林和毛泽东本人，就最不合乌托邦了——由最不合乎乌托邦的人去推行乌托邦，岂不荒谬至极。


【10、民主不是个好东西】


《习近平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肯定民主：全人类共同价值》（RFI 2021-10-24）报道：

10月13号，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突然高调肯定民主价值，提出他对民主评判的标准，他说：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不渝坚持的重要理念…如果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 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 只有竞选时聆听天花乱坠的口号、 竞选后就毫无发言权， 只有拉票时受宠、 选举后就被冷落， 这样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我国实现了全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 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 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 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

习近平的这番讲话明显是在试图夺回民主话语权，要让中国人民来定义民主，我们且不说民主与专制在现代政治学语境中有明确定义和评判标准，中国的政治制度恰恰符合普世认定的专制极权标准，想指鹿为马也许中国人民不得不买账，但全世界不使用新华字典的人类不会买账；就说让中国人民来定义民主，你打算怎么做？搞一次全民公决吗？问问每一位中国公民是否需要普世民主权利，即选举和被选举权，集会游行权，组建政党权，新闻言论自由权？监督政府权？这些民主政体给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中国人民真的不想要吗？你以什么方式咨询过中国人民呢？

@Andy Rubin：我就问一个问题，如果人们对习近平不满意，人们能拿他怎么办？

@harvey_ddd：不认同的都是阶级敌人，境外反华势力，不是人民

@Charlie Yang:人民这个词是我党最伟大发明，不是居民，不是公民，而是人民，党说你是人民你才是人民。

@Andy91671660：民主有两种，其中一种就是他说的民主，即 为民做主。

@Lincoln：中共式民主：人民永遠是民，中共權貴是主。人民唯一有機會自己選擇的便是那十五天停電。

@老废：把所有的已知条件全部否定了却得到了一个肯定答案！古有赵高，今有包帝！不在乎你懂不懂，就问你服不服！

@Soul：民主是皇帝专用词，屁民讲了会被寻衅滋事。充分体现了赵国民主的内涵。

@Greene：我老家村内选举，被选举人只能是党员，全村投完票后，选出几人再由村里党员选，所以谁家族的党员人数多，就谁当。

@韩连潮：作为首名在美国国会工作十余年的大陆人，我负责地说习近平在散布虚假信息；我和团队花费一半以上的时间为选民排忧解难，选民可以随意进出华盛顿和选区办公室提诉求，选民意见是老板和员工每天例会讨论的主要内容。民主有其弊病，但远好于独裁。

@吴铭：习近平还真的不知道民主运作的过程。澳洲我家当地议员在附近有办公室，还经常在周末举行街角会，过年过节来卡送日历，有事可以写信找他们。习凭现象攻击民主，而他自己一点权都不肯放，虚伪至极。

@五岳散人：说起民主，至少京都这边的议员们还是有点儿用的。有个日本朋友跟我说，京都是日本共产党的大本营，日共议员们是连黑社会都害怕的存在。因为他们如果被选民要求的话，会找到黑社会那里，跟《大话西游》的唐僧似的，掰开揉碎跟黑社会讲道理。没法打也说不过，黑社会被烦死了，最后只好认怂。

@马头琴：我倒觉得是个进步，至少公开肯定了民主 选举 权力制约 监督等概念，进入了民主的话语体系。这对强化习思想而言，其实是个逆行，没准儿不久就会禁掉，尤其是前面一段儿。就在习近平阐述中式全过程民主的同时，北京十四名独立参选人宣布参选北京市区县人民代表换届选举，这些独立候选人中有被傅政华迫害的709被捕维权律师的家属及知名维权人士。其中一名候选人野靖环21号发帖说：“22号是北京14名独立候选人中的刘秀贞选举宣传日，但是派出所所长坚决不让刘秀贞进行活动，并通知她明早六点半开车出去旅游。所以，刘秀贞的宣传活动被迫取消。目前，这十四名候选人中的10人已被软禁在家中或被强制离京旅游。那么人们不禁要问，这是北京市公安局在操作示范习近平的全过程民主吗？难道北京市公安局内还有傅政华孙立军的余党吗？

@Blake Calibrese：选举是全国人民的大事，是值得庆祝的事情，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你们在响应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特色选举制度的号召，这是天大的好事，人民警察不应该公然威胁候选人，这是和党和政府作对，给习近平总书记抹黑。

网民哀嚎：

fancyorange 发表评论于 2021-10-25 09:32:33

包子公开说一尊就是民主。哈哈哈。

洋知青 发表评论于 2021-10-25 00:19:05

马年生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21:36:26

中美社会哪一个安宁？全世界的人都看得明明白白。一个让新冠患者数以千万计并已经死了73万人的国家安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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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傻红，新皇正领导中国重回文革，那是你眼中最安宁的年代，光人就死了两千万！

小毛er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22:44:04

不就是想定义民主这个词吗？搞一个什么有中国特色的民主。

就是偷天换日的干活。骗傻冒的。

马年生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21:36:26

中美社会哪一个安宁？全世界的人都看得明明白白。一个让新冠患者数以千万计并已经死了73万人的国家安宁吗？一个BLM遍地烽火的国家安宁吗？一个枪支泛滥让学校里的孩子担心“am I the next one to be shot?”的国家安宁吗？。。。。说美国安宁，真是小看了全球人民的智商。

hppyny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9:47:00

民主不是完美的，但它因为使政府代表人民的意愿，它给社会带来安宁。民主不一定让一个国家强盛，但它提供了一个自由公平的社会环境，从而最大程度地发挥人民的创造性和积极性，最终一个国家能发展到什么程度取决于这个国家人民的勤劳和智慧程度。因为民主制度有权力制衡，这使其国家领导人不会犯重大错误，将国家带入歧途。

wumiao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9:28:47

马年生就是个拍马屁的，它不知马屁股的能耐是啥，就是一个劲拍。

wumiao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9:25:10

一个狗屁不懂的人成天给世界定调调，给地球量轨道。

phantomoftheopera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8:51:07

中国不需要效法美国。各国都是在摸索中前进（大部分）或倒退（少数）。但是，中共政府把所有有不同观点的中国人民的嘴都封上就过分了。过分的控制不会有好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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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vingTarget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0:19:09

中国很难效法美国...

XM25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8:51:04

没见过这么假冒名牌的，假冒了还诋毁正牌。以后把民主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好了，一个叫西方民主，一个叫中共民主，两不相干，谁也别想冒牌。

马年生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8:46:40

在大陆当过知青的这一代人，一直在做这个国家希望的事情，而且敢想敢干敢于承担责任。西方如果忽视了这代人的特质，对付不了他们。

phantomoftheopera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8:35:27

尤其是近两年。大家做出文革2.0的猜测不是没有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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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哥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09:06:45

Wuweixiao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09:02:00

我觉得中国的民主一直在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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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十年一直在退步。阁下看不见？

ButterflyGarden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8:08:20

所以一尊应该讲“朕将无我”的，多清楚。文化不高的草民们一听“我将无我”还以为他要不见了呢。

旁观者XWY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7:29:00

一尊的我将无我。这后一个我就是哪个普通人习近平，插队知青，工农兵学员，地方官吏。前一个我就是当上人君的我，不能触碰不能评议，由习近平这个皮囊升华而成。西游记里唐僧师徒历经磨难取得经书，他们的皮囊随着河水流走，站在船上的就是升华的神仙，注定受万民香火供奉。今天的习一尊就是要受14亿人香火供奉的玉皇大帝再生。懂了吗？

旁观者XWY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7:14:00

马年生啊，你列举了各个国家的问题。我建议你深入研究几个代表性国家的宪法，他们赋予国民的基本权利，这些权利有没有收到保护执行。沙特阿拉伯的宪法也许允许国王或者他的代表可以处死子民呢，中国的封建帝皇就拥有这种生杀予夺的权力，不违法啊。中国宪法不也保证一个政治团体永远执政吗？

渥太华郁金香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7:10:26

scbean ：说是是非人，实为是非人。

ButterflyGarden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7:10:10

一尊解释一下“我将无我”是什么意思。将要消失了吗？

洋知青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7:09:24

还是老李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7:03:45

@Andy Rubin：我就问一个问题，如果人们对习近平不满意，人们能拿他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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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问题是在中国不可能人民对习近平不满意，所以这个问题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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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中国人死一半，还是胜利者，还是共产党天下。

资本主义那是什么玩意儿，一半人可以改朝换代了。

如果人民说的算，伟大领袖早就被绞死了！

渥太华郁金香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7:08:10

hppyny 、旁观者；言之有理，中华民族从来没有缺过繁花似锦，都是皇权的终身制导致一个思想意识一个思维方式下国力由强转弱……顺便说一下我们家老的老小的小，捐人捐命不够格的，不过我爸说他的房和钱捐他的母校，不管是否武统。我说无所谓，反正洋插队的人也不会要国内的啊哈哈

还是老李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7:03:45

@Andy Rubin：我就问一个问题，如果人们对习近平不满意，人们能拿他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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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问题是在中国不可能人民对习近平不满意，所以这个问题不成立

旁观者XWY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7:01:00

马年生啊，我们讲的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基本人权，不是你赚五毛人家赚五分。你能说说中国宪法吗？用宪法保证一个政治集团的统治地位，某些中国人有高于其它中国人的权力，不要脸啊。

马年生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6:58:49

各国社会发展阶段不同，民主道路的模式也不可能相同。中共肯定民主价值是正面的事情，关键是需要保证社会稳定，而不是西方想看到的乱局。美国政客想要中国民主吗？特朗普讲了他们的真话，就是要遏制中国的快速发展。美国人对于沙特的社会制度为什么能够容忍？连肢解记者的事情都轻松放过。特朗普也讲了真话，因为美国需要沙特政治上对付伊朗、经济上购买美国的武器、并希望控制中东石油。美国为什么能够容忍李光耀在新加坡的一党制（有几个充门面的民主党派）？无非是新加坡在政治上选择美国，加上新加坡对于马六甲海峡的地理优势以及对于周边穆斯林国家的制约。

Thinkitagain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6:55:00

TMD,太会忽悠了。

马年生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6:48:34

美国学者分析的新冠患者和死亡人数都凸显了美国社会的不平等，遍及美国全国的BLM运动和反1%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让全球都看到美国社会的的严重不平等。

旁观者XWY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6:48:00

马年生，你能看出各个民主社会的特点，不错。你也能说说习近平的民主是个什么东东吗？

旁观者XWY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6:41:00

渥太华郁金香，落后愚昧的社会盼望有圣君明主青天大老爷为草民做主，人有贵贱之分。文明社会人权平等，政府官员为人民服务接受法律制度媒体监管，政府定期选举产生。众生生而平等乎是两种社会形态的基本区别。

5mslj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6:35:53

马年生，原先你们对民主是批评痛骂的，现在习主子说民主是人类共同价值，你们现在开始区分中式民主美式民主了？太可笑了吧

hppyny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6:33:00

专制缺少制衡，在做出错误决策的时候往往无法阻止，风险太大了。现代国家政治机器往往更加精密，需要决策的也比之前要多得多。民主决策或许不完美，但犯的错更少，因此它更适合现代国家。

hppyny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6:29:00

说的是“我将无我, 不负人民”, 做成了“我将无耻，不负骂名”

马年生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6:25:45

全世界没有所谓的民主样板。美式民主成为分裂国家的党派政治，英国的民主让全世界都看到他们“脱欧”的笑话，日本、韩国的民主让他们国民看到的是露骨的财阀政治和美国控制的黑手，台湾的民主选出了李登辉和陈水扁这些贪污天文数字人民血汗钱的国贼。美国在中东和阿富汗推行的美式民主，全世界看到的是这些国家的家破人亡，难民遍地，基础设施被摧毁殆尽。

旁观者XWY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6:23:00

习近平显然不知道美国加拿大实行民主代议制。选民选出议员替他们执政议政，一段时间后，这些议员要接受选民检验，重新当选才获得授权。这个民主过程周期竟然被习近平理解成只有选举时才有民主。这种智商还一心要当独裁者，这都没天理了。

hppyny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6:21:00

渥太华郁金香：等中共为了武统台湾再次要求你们家捐钱又捐命的时候，你就能体会到：中国的封建专制统治是中华民族灾难的根源。

旁观者XWY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6:10:00

墙内人一直都贬低民主，雄辩集权远胜民主。突然习一尊转向说民主是个好东西，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丫美国不就是两年期选，四年大选，习皇要天天讲民主月月有民主。这个弯转的快，让他超车成功。

wx3000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6:07:46

话都不让随便说，还民主个P。

zls88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5:56:00

顺我者民主，逆我者专政

zzbb-bzbz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5:34:29

民主只是个政治正确的话题，而不是正确的，尤其是在美国实行武力独裁的世界里。

XM25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5:27:00

卓别林城市之光里那个富翁醉了和醒了变成两个人。习近平不会是喝醉了吧。

Armweak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4:36:34

习三滥的无知和愚蠢让西方人民哈哈大笑。习三滥如果对西方三权分立制度有过基本的了解，也不会说出这种近乎无知的话。这说明，习三滥根本不知道美国的政治如何运作，不知道政府和国会如何相互牵制，舆论如何监督政府，美国老百姓如何影响舆论界。美国总统任何稍微重大一点的事务都得经过国会批准，譬如最近的3万五千亿美元的基建投资，必须经过众议院和参议院讨论投票通过。众议院的435个众议员分别由全美435个选区的老百姓选出。每州两名一共100个参议院的参议员席位由50个州选民分别选出。这些众议员和参议员平时都代表每个选区的老百姓的意愿参政议政，选民任何时候都可以和自己的选区议员们保持联系，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如果议员不代表选区的大多数选民的意愿，选民在下一轮选举中就要罢免他们。。。。

scbean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4:36:27

渥太华郁金香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4:33:22

是不是我真地多虑啦？有时候真的觉得中国大多数人是喜欢终身制乃至皇帝的，有时候也觉得中国大多数人反对终身制和皇帝的，我很迷茫！这文学城里的人才济济，望指教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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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金香的味不正，有点酸。

Armweak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4:36:21

美国总统的执政被老百姓的认可程度随时被舆论界做民意测验，总统经常搞townhall meeting, 直接和老百姓对话。老百姓可以就某项总统令直接将总统告到法院，去年华裔美国公民让特朗普总统取消对微信的禁止令，就是一个极好的案例，还可以游行示威，可以向白宫递交抗议信，可以。。。。从邓小平到胡锦涛，俺没有发现有一个象习三滥这样，这么无知者无畏。习三滥暴露出来的无知，肯定让西方大吃一惊，接下来，该如何和这位蠢驴打交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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渥太华郁金香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4:33:22

是不是我真地多虑啦？有时候真的觉得中国大多数人是喜欢终身制乃至皇帝的，有时候也觉得中国大多数人反对终身制和皇帝的，我很迷茫！这文学城里的人才济济，望指教哦！

scbean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4:31:54

渥太华郁金香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4:28:51

我看了台湾的节目，台湾政经评论人说习近平民调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美国人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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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希特勒，今天的金三，民调都是百分之百。是联合国做的！

渥太华郁金香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4:28:51

我看了台湾的节目，台湾政经评论人说习近平民调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美国人做的。

scbean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4:27:59

渥太华郁金香

赞美习近平实在没市场，只好曲曲折折地干。

渥太华郁金香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4:25:53

我的在这里出生长大的孩子也和我妈妈一样的想法！

渥太华郁金香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4:24:11

我妈还叮着我让我不要乱说话，否则微信二度被禁了，她就联系不上我了，会哭死她啰啊哈哈

一骑绝沉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4:17:44

盗用民主这个词罢了。内容和真正的民主没半毛钱关系

渥太华郁金香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4:13:41

2018年初我在中国探亲，第一时间听到新闻联播，我正和亲朋好友们用餐，席上最先惊呼声来自一位长者，这是我的表舅爷（退休副局长）“怎么回事儿？修改宪法？”我的表姨父（工程院士）也深深地叹了口气说：比毛泽东时代的个人崇拜搞得还厉害呀！我追问：“这是要连任还是终身制呢？”我那党性强的父亲斥责我：“你党外人士不要多管闲事！”之后我反复问我父亲如何看待这个的、他没有回答，硬认着不说一句话，（我爸早年是苏联专家的研究生，在共青团的联谊会上用俄语唱着苏联歌曲的浪漫青年经历了历次政治运动，已成为一个不拘言笑、寡言少语的一！抗美援朝时，我爸让我爷爷捐出所有的祖产，支援前线，我的大伯小姑和两个堂叔都投笔从戎去了前线，两个堂叔牺牲后，我的爷爷和我的叔爷又把自己的医院和药店捐了，我的爷爷和叔爷到死都是一个无产阶级的医师和药剂师，他们至死不后悔，因为他们说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我小姑不做直辖市的医生却去了少数民族地区最...  查看完整评论

渥太华郁金香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4:12:46

我不反中也不反习，习近平反腐、整军、强军、脱贫、一带一路，都是业绩！不过我还是对终身制很担忧

scbean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4:03:15

adidas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3:48:18

如果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 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 只有竞选时聆听天花乱坠的口号、 竞选后就毫无发言权， 只有拉票时受宠、 选举后就被冷落， 这样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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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了西式民主的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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啥漏洞啊，习这是胡搅蛮缠！

选民决定投谁的票，是对某政党平时表现的最终评判，哪有休眠期？谁见过一个公民睡四年，一睁眼就去投票？

习近平自己愚蠢，以为别人也这么好骗。

scbean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3:56:24

MovingTarget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0:55:29

不仅是中国言论自由有问题，连美国也出问题了，比如关闭孔子学院。中国钳制言论有一部分是防止西方左右中国政治，跟美国是同一个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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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关闭孔子学院成了限制言论自由！你真能胡搅蛮缠！这些年来，孔子学院都在干什么？它一直在传播中共的意识形态，和你一样，是大外宣的一部分。

中国钳制言论是防止西方左右中国政治？胡扯！说了句你是小丑就判18年，这是哪门子防止西方左右中国政治？啊呸！

hppyny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3:56:00

说是“我将无我，不负人民”, 但做成了“我将无耻，不负中共”

adidas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3:48:18

如果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 只有竞选时聆听天花乱坠的口号、竞选后就毫无发言权， 只有拉票时受宠、选举后就被冷落，这样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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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了西式民主的漏洞

scbean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3:45:47

MovingTarget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0:19:09

中国很难效法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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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让你效法美国来？但你必须尊重普世价值。

“保护言论自由，放弃个人效忠，人民维护宪法”，以上这些中国哪条做到了？你不能说没长角的是马，长了角的也是马吧？你啊，装也装不像，太笨！

scbean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3:35:58

相信事实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09:20:35

民主的问题本来就没有统一标准，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民主。欧洲的和美国的就不一样，日本的和德国的也不一样。中国有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是更广泛的，真正的民主，有什么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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嘿嘿，民主有N个标准。

评判了一下中共的制度，N个标准都是否定的，但是，最后的结论却是肯定的！

这就是你TND逻辑！臭不要脸！

scbean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3:29:02

gameon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08:53:59

害怕别人说出自己对民主的定义和看法，本身就不是民主的表现。是不是真民主，还需实践的检验。一个世纪前的民主管用，到全球化互联网时代不一定好使。同样，集权下是否有民主，也是可以讨论和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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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装糊涂！集权了，就容不得你讨论了！

海川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3:25:16

民主的主要标志是人民有言论自由。

scbean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3:23:57

“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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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粉说：民主是资产阶级虚伪的价值观，是国家毒药！谁承认民主价值观，我们就砸烂谁的狗头！

gdx2015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3:05:31

独裁者谈民主，而且脸不红，不服不行！

嘉人2020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2:59:00

满嘴谎言的习皇帝，有胆量就让中国人民真正看看外面的民主社会到底是什么样啊？

Redcliff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2:36:06

那张照片明显是模仿老毛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张。

heshi118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2:34:00

习要终身制还是被反中人士终身制 强如毛祖今安在 即使终身制如新加坡那里的人民挺安居乐业的不操心这些

lllwww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2:28:44

否定了邓小平改革开放以后的所有政治成果。一夜又回到终身制。真是罪过莫大焉

笑薇.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2:21:23

由资本驱使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特权，选举不过是这种特权的遮羞布而已。

渥太华郁金香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2:15:40

heshi118：弱弱地问一句：一党制不错，终身制如何呢？

渥太华郁金香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2:14:23

heshi118：弱弱地问一句：一党制不错

何西2017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2:12:00

民主的定义是不断变化的

39353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2:09:25

他以为所有国内的人都是傻瓜相信他的“我将无我”。在他的内心，中国除了他的一个“我”以外，没有任何其他人是有价值的。除掉喊口号以外，他哪一天去看过受灾受难的老百姓？

XYZ94538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1:57:10

资本金钱民主与p民无关。

爱吃面包的人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1:49:53

这习大粪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wujiandao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1:35:30

说好了没有普世价值的。

蓝山秋色之红叶静美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1:30:57

吃货2001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1:20:33

民主就是党替人民做主，你反对？那就是反人民，也是反民主，立刻消音，甚至抓人。就好比考试，做错的都不算分，所以每次考试都能得满分。

弟兄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1:30:36

妓女肯定了贞节

一条小路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1:25:23

人民當家作主哪裏輪到習近平。

roliepolieolie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1:21:00

习胖现在四面受敌，赶紧弄快民主招牌戴头上招摇过市。人家三胖更猛，连国名都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也不碍他想炮决谁就炮决谁，为民做主，简称民主。

我要真普選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1:21:00

中國以前還講一講黨內民主，現在就是惘議中央大政方針！以前是一黨專政，現在是定於一尊！龍椅都不能輪流坐了！

吃货2001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1:20:33

民主就是党替人民做主，你反对？那就是反人民，也是反民主，立刻消音，甚至抓人。就好比考试，做错的都不算分，所以每次考试都能得满分。

MovingTarget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1:18:14

楼下 armweak，别的不说，你对习内循环的攻击是个谬论。

中国靠外贸崛起，但是要成为美国一样的富裕国家一定得有一个旺盛的内需和容忍纳内需与强大产能的国内市场。

有了这个内循环，中国就不需要殖民地，不需要全世界穷兵黩武，重蹈法西斯的覆辙

富祖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1:16:00

改革不如越南彻底，只需逐字逐句按照宪法做就好！滥用权利一律判刑怎么样 ？还说选前选后，中国有选吗 ！简直不值一驳 ！

Armweak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1:05:51

应该警惕，习三滥为什么在现在软化他过去对西方咄咄逼人的强硬态度。很大程度上俺觉得还是在为明年的连任努力改善经济，营造一种水到渠成的环境。习三滥本质上是一个草包，他以前大概认为，没有国际市场，凭着土共国内的“巨大”市场，搞“内循环”，经济依旧可以繁荣。习三滥现在终于明白了，面对西方的集体制裁，土共国的经济在不断萎缩下去。习三蓝现在慌了，如果经济不断恶化下去，物价飞涨，失业率不断创新高，到了明年秋天，习三滥连任，于理于情，都无法自圆其说。连任以后，习三滥将如同坐在火山口。他没有毛匪的障眼能力，到时候，无论是土共党内，还是全国老百姓，爆发出来的怒火会随时把他烧死。

Armweak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1:05:47

为了连任，习三滥必须改善经济环境，从而必须要得到西方/美国的帮助。习三滥喊民主，绝对不是他真想搞民主了！习三滥和五毛们都误解了土共国的”大市场“。经济好的时候是”大市场“。经济萎缩以后，大众购买力将迅速降低。到时候，土共国只留下一个巨大的”人肉市场“。当年尼克松访华，看重的是中国的巨大经济市场，而是为了牵扯苏联，看重了土共国的”人肉市场“。

zhuniang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1:01:31

为了把台湾收回来，完全可以进行两岸统一民主选举！大陆比小马哥帅的男人多了去了，就比比两岸男的谁高谁帅，一推出来，基本一半女性的选票就收入囊中了。

zhuniang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0:58:52

那张挥手的照片照得还蛮帅的嘛！主要肚子没了（或者被挡住了）。他要瘦下来还是挺玉树临风的，主要是个头高，比例也好，可能就是太贪吃了，人一胖就完了。当然也可能是彭丽媛的计谋 - 老大要是还长得帅有吸引力的话，她的第一夫人位置就危机四伏，现在孟晚舟又回去了，人家一身国际名牌，风姿卓约，仪态万方，都说了‘习主席把我放在心上’。其实中共不要怕民主，只要选的领导人/候选人长得帅，就可以得到超级多女性的选票！！！女人选领导人首先就是看身材长相，毕竟选上后老要出来亮相，如果一副猥琐男的模样，那今后的4，5年还怎么过？总不能连电视都不看了吧！所有加拿大小土豆能连任三届总理，奥地利也是小鲜肉胜出。

MovingTarget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0:55:29

@问题哥

言论自由是习共被诟病的地方。但这是中共的老问题，并不只是习一届。邓江胡习哪一届不抓异见分子？一方面习这届在言论自由方面没有改善，另一方面技术进步让言论控制更加精确有效。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中美关系恶化其实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不仅是中国言论自由有问题，连美国也出问题了，比如关闭孔子学院。中国钳制言论有一部分是防止西方左右中国政治，跟美国是同一个理由。

落基山99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0:54:27

民主: 全人类共同价值！ 对的！！ 千真万确！！皇帝统治的国度是 民主共和国？欺世盗名，玩笑开大了！ 世界人民早就明白了！

roliepolieolie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0:54:00

习胖说民主是全人类共同价值，也就是普世价值。五毛讽刺普世价值的出来走几步！

东方明月-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0:52:45

人民民主，在人民没有定义时，就是独裁。中共最好不要讲理论了，越讲越矛盾，根本超过精神病人了

慢慢溜达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0:50:00

中国特色的民主和独裁一个意思，因为你们都不是民，只有祖传红二才算

天台坐客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0:47:00

共产党最清楚一个言论自由就会要了共产党的老命。凡是要求言论自由的都是反党，要党的命。毛毛从来都说反党就是反华。现在毛毛又说自己一直都要言论自由了，哈哈哈，多有趣;)

MovingTarget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0:43:40

@问题哥

美国人有地方说理反映的是美国制度的现状，它的建立有一个历史过程。我们并不清楚地知道这个过程里面到底哪个是根本哪个是表像。海地也有美国制度的所有元素，海地人并不怎么讲理。印度人继承了英国的政治传统，印度社会讲的经常是歪理。同样继续英国传统的新加坡跟印度非常不同。中国以过去几十年的社会经验，不存在一个反共的基本民意，中美关系恶化，要求中国抄美国的政治作业更无可能。中国民主需要在不反共的现实基础上演化才有前途。

问题哥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09:37:53

gameon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09:07:10问题哥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09:00:07

gameon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08:53:59

。。。集权下是否有民主，也是可以讨论和研究的课题。

===========

没有基本的言论自由和司法独立，谈什么民主？

摩根小城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0:41:19

中共有的事情做得还可以，但作为执政党那是应该的。但吹起牛来与指黑说白的行径实在是令人恶心至极！

flyingdust11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0:37:47

看到全人类价值就笑了，搞了个病毒祸害全人类还不够，统治了中国还想统治全人类。

看得穿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0:37:18

这是抽污帽们大嘴巴子啊，它们说民主不好专制好，它们嘲笑民主，说中国人是要（通过专制）管的。

sunychen23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0:33:14

嘿嘿嘿，这又是哪个腹黑写的稿害包子？我国实现了全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 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 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 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

百万庄大侠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0:31:14

活了一辈子阅人无数，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无耻，这么没有自知之明的人。

InNorthTexas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0:30:21

民主这个碗，一定要端在自己手里。

问题哥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0:26:36

MovingTarget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0:07:34

中国真正应该做的是保护言论自由，放弃个人效忠，党员维护党章，人民维护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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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得很对。你还能有此梦想，也很奇怪。在现体制下，本党可以再退，比如银行可以私有，卖淫可以合法，台湾甚至可以法理独立。。。但是，言论自由绝对不可能 -- 因为言论一自由，它就完了。

八哥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0:25:53

爱憎分明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0:09:55

中国本来就有民主，即中国国情所赋予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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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佩服 五毛分红不要面皮的底线和顺风转舵唾面自干的本事。爱 请不要精神肉身双翻墙，憎请离开你憎恨的伪民主西方回到真爱真民主的墙国。 否则你的爱憎和大爱全是假贞节牌坊

MovingTarget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0:19:09

中国很难效法美国。美国的制度事实上决定了政府无法进行有效的社会变革。因为候选人不能冒险得罪中间选民。

川普试了一下，证明是自取其辱和灭亡。所以美国大选的时候候选人都是骂外国，以前是苏联，现在是中国。五分不明就里，认真地把中国当负资产。

问题哥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0:13:23

dream_pillow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09:41:40

相信事实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09:24:54拾麦客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08:24:05 中国反腐抓出各级政府里的蛀虫，包括政治局常委。美国“三权分立”，至今抓出哪个腐败分子了？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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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o /}

((oo))

 ︶︶......八戒, 你又调皮了。偷换概念的把戏，只能对低智商的玩哦。

爱憎分明 发表评论于 2021-10-24 10:09:55

中国本来就有民主，即中国国情所赋予的民主。

谢选骏指出：上面这些人，都以为“民主是个好东西”。其实在我看来，“民主不是个好东西”——因为这最后就会“弄假成真”，看看东欧就知道了，共产党强暴的时候骗人说“人民共和国”、“人民当家做主”，但等到势衰清算的时候，人民真的起来要求民主了——1989年的民主运动就是如此兴起的。再看看苏联，共产党强暴的时候骗人说“民族自治”、“民族权利平等”，但等到势衰清算的时候，民族真的起来要求自治了——1991年的苏联瓦解就是如此迅雷不及掩耳的。民主不是个好东西，因为中国的改朝换代可不会像东欧苏联等原基督教国家那样和平仁慈的。

中国式的大选就是改朝换代，中国式的民主就是人头落地。


【11、我做中国领袖发给中国每人10万人民币】


《国台办：统一后，台湾财政收入尽可用于改善民生》（环球时报 2021-10-29）报道：

北京时间10月29日，国台办副主任刘军川发文说：统一后，台湾财政收入尽可用于改善民生。收到中国网友热议，有的网友质疑“现在台湾的民生不就比大陆好吗？”，有的爱国网友却支持认为台湾的财政可用于改善的是大陆的民生。

以下为正文：

刘军川说，统一后，台湾的和平安宁将得到充分保障，台湾同胞的生活方式、私人财产、宗教信仰、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所有拥护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台湾同胞将真正当家作主，参与台湾治理和祖国建设，尽享发展福祉与复兴荣耀。

以 " 新征程中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 为主题的第四届 " 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 " 研讨会 10 月 29 日在湖北宜昌开幕。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刘军川在视频致辞中表示，广大台湾同胞要看清祖国统一、民族复兴既是大义，更具大利。统一后，不仅台湾的和平安宁将充分保障，经济发展也将得到充分增进，民生福祉将充分提升，台湾的财政收入尽可用于改善民生。台湾同胞在国际上腰杆会更硬，共同参与全球治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刘军川表示，要深刻把握历史发展大势，认清祖国统一是台湾前途所在、利益所系。国家强大、民族复兴、两岸统一是大势所趋、大道所归、大义所在。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任务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尽管当前台海形势复杂严峻，但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导权主动权始终掌握在祖国大陆这一边，时与势始终在主张国家统一的力量这一边。

未来两岸统一后，台湾同胞将怎样从中受益？" 广大台湾同胞要看清祖国统一、民族复兴既是大义，更具大利。" 刘军川说，统一后，台湾的和平安宁将得到充分保障，台湾同胞的生活方式、私人财产、宗教信仰、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所有拥护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台湾同胞将真正当家作主，参与台湾治理和祖国建设，尽享发展福祉与复兴荣耀。

台湾的经济发展将得到充分增进，以大陆市场为广阔腹地，发展空间更大，经济竞争力更强，产业链供应链更加稳定通畅，创新活力在共同市场内充分涌流，中华民族经济更加生机勃勃。

台湾同胞的民生福祉将得到充分提升，两岸交流往来更加便捷，台湾同胞特别是广大青年来大陆发展的天地更加广阔，台湾的财政收入尽可用于改善民生。

台湾的文化创造将得到充分发扬，两岸同胞共同传承中华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在正确的历史观、国家观下交流互鉴、化育后人，台湾文化在中华文化根脉的滋养浸润中更加枝繁叶茂、焕发光彩。

台湾同胞的对外交往将得到充分拓展，在国际上腰杆会更硬、底气会更足，更加安全，更有尊严，与大陆同胞一道，共同参与全球治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为世界繁荣稳定、人类发展进步注入更多活力。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广大台湾同胞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为促进祖国统一贡献心力。

刘军川表示，要深刻认识民进党当局谋 " 独 " 挑衅的本质和危害，坚决粉碎任何 " 台独 " 图谋。" 台独 " 分裂是祖国统一的最大障碍，是民族复兴的严重隐患，是损害广大台湾同胞利益福祉的祸根。民进党当局为了一己私利，大搞政治操弄，极力勾连外部势力，制造两岸对立对抗，企图把台湾同胞裹挟到 " 反中谋独 " 的邪路，日益把台湾推向危险的深渊。

他指出，" 台独 " 分裂势力与奋进伟大复兴的中华民族为敌，与主张国家统一的力量为敌，与希望获得更多利益福祉的台湾同胞为敌，注定必然失败。凡是数典忘祖、背叛祖国、分裂国家的人，从来没有好下场，必将遭到人民的唾弃和历史的审判！对 " 台独 " 顽固分子，大陆将依法严惩，终身追责。广大台湾同胞理应和大陆同胞一道，为了民族大义、台湾前途和祖国统一的光明未来，共同铲除 " 台独 " 祸根，坚决挫败任何 " 台独 " 图谋。

网民嚎叫：

Simiguy 发表评论于 2021-10-30 07:38:00

一国两制的前提就是一国。国安由国家主导，其它地方自治。大陆做的很好。

还是老李 发表评论于 2021-10-30 06:01:03

scbean 发表评论于 2021-10-30 05:54:45 river2020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20:06:26

香港怎么了？？？

===============

香港人像你一样，用脚投票了。

但香港人不像你，用脚投票，用嘴仿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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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E!

ZJNB0507 发表评论于 2021-10-30 05:59:00

大陆统一台湾是愚昧落后对文明进步的碾压，台湾统一大陆还差不多，才是人类文明的进步

scbean 发表评论于 2021-10-30 05:54:45

river2020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20:06:26

香港怎么了？？？

===============

香港人像你一样，用脚投票了。

但香港人不像你，用脚投票，用嘴仿屁。

scbean 发表评论于 2021-10-30 05:51:59

duty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23:20:28 为了和平统一大业，大陆可以说是仁至义尽了。有人拿香港说事，其实普通港民的生活水平相对殖民时期改善不少，两次金融危机大陆力挺香港，使香港经济一直稳定发展，人均收入超过湾湾一大截。所谓香港变成一国一制也是峥眼说瞎话，高度自治的香港只会越来越好。

=============

你说了不算。

港版国安法通过后，香港人用脚投票才算！

春风春雨88 发表评论于 2021-10-30 05:44:17

这不就是以主子的身份施舍吗？ 你投降，变台北政府为北京政府的地方政府，我成为主子后，我就可以给你糖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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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人拒绝的就是台湾政府变成北京的一个地方政府(特别行政省)这投降条件。

Sunset_beach 发表评论于 2021-10-30 05:42:23

先开放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人民不喜欢住在大防火墙内。

scbean 发表评论于 2021-10-30 05:36:57

硬的不行来软的！软硬兼施都不灵！

社会制度和民生才是根本！两地社会制度和民生差太远，本来统一还要分裂，更何况本来就两分。

大陆实行民主制度，关心民生。政客想分裂，台湾人民不答应。

春风春雨88 发表评论于 2021-10-30 05:32:43

这不就是以主子的身份施舍吗？ 你投降，变台北政府为北京政府的地方政府，我成为主子后，我就可以给你糖果。

不重复的用户名 发表评论于 2021-10-30 05:29:15

其实在警告台湾的富豪，如果迎王师，还会继续的积累财富。但要附逆，就会人财两空了。

nonamenogame 发表评论于 2021-10-30 05:28:43

台湾人收人是大陆人的四倍，怪不得大陆妇人要嫁到台湾，年轻女子跑去做鸡。

skyhorse913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22:33:54

有的网友质疑“现在台湾的民生不就比大陆好吗？”，有的爱国网友却支持认为台湾的财政可用于改善的是大陆的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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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台湾，还比不上厦门，是该提升提升了。

5mslj 发表评论于 2021-10-30 04:58:13

嘴炮到这种境界了

zhangten 发表评论于 2021-10-30 04:55:37

台版国安法正在起草中

十里桃花在水一方 发表评论于 2021-10-30 04:06:00

一尊：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之后各国不需要政府，有我一尊就可以了

Science_东岸01 发表评论于 2021-10-30 02:57:29

中航科工六院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21:26:2

8子完蛋了

共产党根本不谈怎么统你，直接谈统以后的事儿了

===============

特斯拉完了

我根本不谈怎么收购，直接谈收购后怎么玩的事儿了？

Trumpeter 发表评论于 2021-10-30 02:34:29

作威作福的人民公仆，贪腐巨兽，应该扫进历史垃圾堆

羿射九日 发表评论于 2021-10-30 02:15:40

红旗插遍美帝之后，美洲省的财政怎么算？

adxp 发表评论于 2021-10-30 02:11:08

台湾国防预算要上交中央财政

Fairfield150 发表评论于 2021-10-30 01:50:00

就剩下嘴炮，不用成本

Fairfield150 发表评论于 2021-10-30 01:50:00

可以与北朝鲜比肩，西朝鲜

Parkbrooke 发表评论于 2021-10-30 01:33:00

土共真不要脸啊！

zhao917 发表评论于 2021-10-30 01:25:03

中共覆灭后，大陆财政尽可用于改善民生。按照它之前划的红线，美机已经到过台湾，美军也已在台湾，早就应该万炮齐发统一台湾好几次了，而不是再让喉舌在这里讲几句狠话。

沱江舵爷 发表评论于 2021-10-30 01:21:24

大家也许以为台湾面对对面的威胁，军费开销一定不小，而实际上台湾的军费只是GDP的1.9%，低于国际平均水平，远低于美国的3.7%和以色列的5.6%。这么小气，一点点钱买些破铜烂铁，真打起来，几天就完蛋。

L1 发表评论于 2021-10-30 01:04:15

统一后,台湾财政收入尽可用于改善民生。期限呢，是三年还是五年？

讲清楚比较好。

十里桃花在水一方 发表评论于 2021-10-30 00:25:00

中共厚颜无耻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也不好好照照镜子看看自己什么德行

上流Man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23:45:33

既有台湾，何必香港。既然在香港露爪现形做绝，现在再这么说唱都让人起鸡皮疙瘩了。

Classless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23:22:25

我把你女儿取为二奶后，我保证好好待她，一周6晚上她的床！

Etornado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23:21:44

现在台湾的财政不已经是用在台湾人身上吗？现在台湾人没在一些国际机构参与，难道不就是中国自己搞出来的吗？中共真是臭不要脸到人类历史的极致。

duty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23:20:28

为了和平统一大业，大陆可以说是仁至义尽了。有人拿香港说事，其实普通港民的生活水平相对殖民时期改善不少，两次金融危机大陆力挺香港，使香港经济一直稳定发展，人均收入超过湾湾一大截。所谓香港变成一国一制也是峥眼说瞎话，高度自治的香港只会越来越好。

balsam_pear_k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23:16:32

"台湾同胞的生活方式、私人财产、宗教信仰、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先把大陆宪法的人民的权利先兑现了吧。

过滤词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23:16:30

闭着眼睛，自说自话。

lovNordstrom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23:15:04

我党的脸皮之厚，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匪夷所思。彻底不要脸了。

ajaja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23:08:23

真是无耻

7997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23:05:37

就是一破城之后的安民告示，客气一下啦，别指望太多，有香港作前车之鉴，土共不会手软滴

parisunshine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22:51:00

中華民國統一中國經。

红彤彤的月亮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22:51:00

怎么敢这样睁眼说瞎话呢，台湾人看看香港人的今天就知道统一后是啥样子了

jayLang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22:50:03

这让美爸爸情何以堪，到3倍GDP，爸爸先跪了。

——

香港的一国两制 50年不变的承诺 被大陆二楞子给废了. 台湾老百姓不再相信大陆政府了！台湾人均gdp 是大陆的三倍多，大陆好好发展经济， 改善社会发展环境吧！大陆gdp再涨三倍、 有了全民医疗以后再和台湾谈统一 也许还有戏

我要真普選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22:43:00

中國打敗美國統一世界後，中國的財政收入盡可用於改善民生啊！

意大利通心粉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22:42:19

应该是共产党动武，美国和联军反击占领中国全境，这就是统一。统一后，中国战争赔款可用于优化台湾民生。

MarsFather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22:40:00

这帮沙叉没救了。一边喊留岛不留仁，一边琢磨怎么炸三峡坝。这个民族非得让这帮烂货毁掉。

wamay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22:34:48

几十年前，举着牌坊，忽悠了蒙古，忽悠了藏民，忽悠了新疆；

几十年前，举着牌坊，忽悠了各民主党派，忽悠了热血的知识分子，忽悠了各宗教人士

跟着举着牌坊，忽悠到国际，忽悠WTO

现在又举着牌坊来忽悠台湾

土共不仅仅是牌坊党，还是个忽悠党

而这些忽悠，更像是种劝人入教的模式，土共其实就是个宗教，而且是个邪恶邪教

skyhorse913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22:33:54

有的网友质疑“现在台湾的民生不就比大陆好吗？”，有的爱国网友却支持认为台湾的财政可用于改善的是大陆的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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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台湾，还比不上厦门，是该提升提升了。

wang5zhao6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22:22:09

这个刘军川的讲话，基本上就相当于妇女面前公开露阴自慰了

温暖海洋风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22:13:25

高明! 兵不厌诈， 这一套先騙倒几百万台傻，

剩下的统一后男杀头女放倒。。谁让你们早点不听话呢?

内部通知: 如果敌人早点听话， 照杀不误。。。

东西风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22:07:50

这在哄小孩，自己都不信。

裘千里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22:05:50

省下的军费，可以吃凤梨，还可以买茶叶蛋，多么美满的生活！

Bslrim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22:04:40

楼下，台湾财政收入，多少拿去买美军淘汰的破铜烂铁了？多少去孝敬日本干爹和邦交国了？

常态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22:03:22

不如统一美国？统一后尔等也不必为白等，川哥争得面红耳赤，听一哥就行。

不选举，除了赵家拿走的，剩下尽可改善民生。

lostman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21:53:46

刘军川说，统一后，台湾的和平安宁将得到充分保障，台湾同胞的生活方式、私人财产、宗教信仰、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所有拥护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台湾同胞将真正当家作主，参与台湾治理和祖国建设，尽享发展福祉与复兴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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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撒谎一直就有人信？你说的这些，台湾人民不正在享有吗？倒是你们夺取政权后，屁民没有了这些权力，到现在也没有

XYZ94538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21:52:23

西门雪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21:19:43

香港法律50年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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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不要脸，香港回归22年阻挠基本法第23条法律条文的实施，公开杀人放火港独，颠覆活动，这是你们先变，而且大变特变。

红烧茄子-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21:50:55

台湾2022国防预算$151亿美元，统一后国防开销就可以省了，平均每人每年，无论男女老幼，可发$657美元。

小宇宙大吃货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21:50:00

统一可以的，国民党共产党竞争上岗

XYZ94538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21:47:12

统一后媒体司法教育要一国一制。

wxc12345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21:45:48

用人家自己的钱包养人家，还说的像是给了多大的优惠似的，国台办是觉得别人都是傻子吧！

人_天涯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21:40:28

请蔡英文同志发表看法。

sourlemon888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21:34:32

BYBL

中航科工六院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21:26:26

8子完蛋了

共产党根本不谈怎么统你，直接谈统以后的事儿了

西门雪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21:19:43

香港法律50年不变。中国应该许诺如果台湾和大陆统一，习近平在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吃大便，台湾人民应该会考虑一下。

老歌好听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21:13:34

大家都还没忘记香港，他又对台湾许诺开了，痴人说梦吧

hombre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21:09:03

共贪党的话。

commonpeople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21:07:00

郑重承诺，5天不变！

国境之南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21:05:09

中共当年忽悠农民起来“革命”用的招数就是“共地主的财产，睡地主的小老婆”，现在又用这一套来忽悠台湾人民了？

没有什么鸟用，有香港的现实例子摆在那里，台湾人不会上当的

roliepolieolie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21:05:00

国台办还真的没把自己当外人，已经在琢磨怎么花台湾人的财政了。再过几天该替美国操心怎么花我们的税金。

stop-loss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20:55:00

别逗了，香港还100 年不变呢？

大苹果123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20:54:16

挺搞笑，先改善自己的民生吧。

river2020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20:51:06

WXY好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20:20:00

香港怎么了？人民很幸福啊，谁敢说不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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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到底怎么了？？？？？

亚洲食肉动物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20:45:00

搞笑吧

anchoret98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20:41:55

這就突破底線了！

我們大美國的「承諾堅如磐石」。

以後每年臺灣GDP的10%打進美國國庫，其它好商量。

共-产-党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20:41:40

呵呵，又开始给台湾人画大饼了。

就像20多年前给香港人画大饼一样。

今天的香港人已经彻底看清了中共大饼的本质，也让包括台湾人在内的全世界的人看清了中共大饼的本质。

中共还想用同一方法来骗台湾人？

还是去做中共梦吧！

中国梦姑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20:38:56

现在中国的财政用于啥？

coorslight969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20:37:16

这是中美之间的博弈，看楼下闹的，好像台湾人能做主似的

jidushan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20:31:42

统一这件事略过了？就直接谈统一后了？

天天读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20:31:27

统一后大陆的财政收入继续由GCD 掌控，中华民国中央政府不加干涉。由于GCD勾结外国敌对势力颠覆政府，导致中华民国今天的分裂现状，希望GCD迷途知返。

roliepolieolie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20:29:00

翻译官向村民喊话：老乡们，皇军不抢你们的粮食。够慈祥的吧！

爱吃面包的人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20:25:30

撸管都撸到这种程度了 台湾不回归大陆行吗 射也要射死你们。

猫二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20:25:00

joke

WXY好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20:20:00

香港怎么了？人民很幸福啊，谁敢说不幸福？

nonamenogame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20:15:57

说的是这wumao

Capitaltwo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20:12:19

nonamenogame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20:14:55

楼下的也是疯了，看到纸饼那么高兴。

行者陌言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20:14:19

香港的一国两制 50年不变的承诺 被大陆二楞子给废了. 台湾老百姓不再相信大陆政府了！台湾人均gdp 是大陆的三倍多，大陆好好发展经济， 改善社会发展环境吧！大陆gdp再涨三倍、 有了全民医疗以后再和台湾谈统一 也许还有戏

山龙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20:14:11

不是留岛不留人吗？还改善什么民生？留下的人都是台奸吧？

Capitaltwo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20:12:19

这个条件好！至少俺们国军以后不用花钱买军火了。起义还有奖金可以拿，好耶！

yddjh0033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20:07:20

餓瘋了，意淫到這種種度？

river2020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20:06:26

神龙摆尾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20:01:00

香港前车之鉴，信你个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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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怎么了？？？

speedway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20:05:00

这脸得有多厚，才说得出这样的话.而且完全把别人当作傻瓜.

exception1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20:03:48

“同胞”喊了70年，同胞比例减到个位数了。

nonamenogame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20:03:13

我看到他在画饼充饥。明明不是他的地方，却在说梦话。

L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20:02:22

生命不惜，意淫不止。 小心伤了身体

神龙摆尾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20:01:00

香港前车之鉴，信你个鬼。

Emeifuguang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20:00:27

统一后，中央会推迟制定“台湾国安法”

apache2000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19:59:51

四月如风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19:56:20

最不能信的就是中共的话。看看香港的今天就是台湾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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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香港要比今天的台湾好太多了！

四月如风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19:58:56

满嘴空话套话骗人的谎话。

阿拉丙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19:58:39

连统一后的税收政策都想好了，啧啧。

漫步无锡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19:58:00

台蛙和港废一样，死到临头还在闹腾

一条小路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19:57:47

統一后，人民當家作主，廢除一黨專政，全民選舉總統和議會議員，三權分立，完全與國際接軌。習近平的民調可能都輸給陳水扁。

Armweak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19:56:35

刘军川说，统一后，台湾的和平安宁将得到充分保障，台湾同胞的生活方式、私人财产、宗教信仰、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所有拥护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台湾同胞将真正当家作主，参与台湾治理和祖国建设，尽享发展福祉与复兴荣耀。

—————

土共国从习三滥到各级土共官员，再到平头缸民，嘴巴一歪，个个都会撒谎打保票。这种下三滥但凡有一点宪法法律意识，有一点现代文明社会的概念，也会为自己的满嘴跑火车感到羞耻。他能觉得，他的信口雌黄在土共国那种封建独裁社会里有什么法律效应和法律依据？除了有脱口秀效果以外，还会有什么效果？

这丫说完此话，做完许诺，说不定下个月就被抓起来了。：）

现在的土共简直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流氓！

四月如风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19:56:20

最不能信的就是中共的话。看看香港的今天就是台湾的明天。

SVChinese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19:56:00

人至贱则无敌，这是党国最好的写照！

老寓公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19:52:40

统一后，大陆将实行民主选举，人民将有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

谢选骏指出：环球施暴和他妈妈的“锅台班”太他娘的小气了，还专款专用、羊毛出在羊身上呢！现在我庄严宣告一条法律——我一旦做了中国领袖，就立即发给中国每人（不分男女老少）10万人民币！当天就可兑现！


【12、上海是自由的象征但不是自由的地区】


《孩子，希望你将来去上海》（2021-12-27 漫天霾）报道：

一、

孩子，希望你将来能在上海生活，不为别的，因为上海能过圣诞，大大方方地过。

在上海，过圣诞节，不会有装逼犯过来说你不爱国；在上海，你可以选择任何非侵犯性的生活方式，不会有清朝来的破古董说你不热爱中华传统文化；在上海，你吃肯德基和西餐，不会有神经病晚期患者拿个苹果手机拍你并把你赶出餐厅；在上海，也不会有蠢货看你开辆丰田车就拿U型锁砸你。

上海从开埠那天起，就是国际化的，是全球文化的交汇之处，上海人对什么都见怪不怪，会嘲笑那些动辄把中国外国挂在嘴上的人是没见过世面的“乡下人”。

别小瞧过圣诞节这事，它代表着个性、包容和解放，指向了自由和财产权，也就是文明的内涵。

动辄对别人的个性化选择指手画脚的人，是野蛮人，只有野蛮人才没有财产权的观念，像个野兽一样凭谁力气大而取胜。我们文明社会中的人不这样干，我们若有观点需要赢得他人的认同，依靠的说理而不是蛮力；我们对他人没有侵犯自己财产权的行为坚持的是“关我屁事主义”。

只有在上海这样的地方，大多数人都认同文明社会的财产权准则，所以人们才有自由。

German Christmas Market on the Bund.

This is Shanghai.#MerryChristmas to all.#Christmas2021 #ChristmasEve #Christmasmarket #Shanghai #China #上海 #外滩 #圣诞节 pic.twitter.com/Xsqv5SJm3A— Lens Lee (@ICBeijing) December 24, 2021

我家姑娘本来就社恐，喜欢独立自主和自由自在，所以一定要设法去上海这样的城市，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目的，屏蔽那些令人恶心的陈词滥调。

二、

上海人也没有那么多闲人装模作样地整天盯着别人的生活，上海是一座追求金钱与效率的城市，大家都忙着呢！

追求金钱比追求权力，不知道要高到哪里去了。

追求金钱，唯一的方式是满足他人的需求，为他人而生产。在这个过程中，是互利互惠的合作，是资源被调配到最能发挥其效用的用途，是人的才能得到充分释放。

全球絕無僅有的現象 pic.twitter.com/WcD7w0OSDY— 新聞看點 (@MuYangLee_XWKD) December 27, 2021

追求金钱，就是讲诚信。因为商业从来不是一锤子买卖，它希望回头客，期望提升自己的声誉，期待未来的更大满足。一句话，就是时间偏好低，富有远见。眼光长远的人不会坑蒙拐骗，那不是因为他有多高尚，而是因为他正确地认识到了自己的长远利益所在。所以追求金钱的人不会整天虚伪地把道德挂在嘴上，然而事实上却最有道德。

追求金钱，就是热爱和平。商人的办法是用自己的产品和服务打动你，他不断地向你介绍自家商品的特性、优越之处、性价比高，他一直采取的是说服的文明办法，你不买，他只会反思自己有什么问题，不断改进自身赢得你的青睐，而不是迁怒于你。商人从来不会拿着枪对你说，把钱交出来；也不会借助强制力对你说，你爱买不买。

追求权力就不一样了。追求权力就是不比谁的产品好、服务好、能力强，而是比谁的拳头硬；就是看谁跟权力更靠近，所以就能更好地剥削他人；就是赤裸裸地抢劫，然后你只能忍气吞声。所以追求权力的社会，就是人人不顾他人、设法谋求权力、看谁分赃分得多的动物丛林。

要么追求金钱，要么追求权力。这世界上并没有某些人宣称的第三条道路。所以这就是二选一，选择前者，就是选择市场，选择后者，就是选择计划。往前者靠近一点，就更接近自由；往后者倒退一点，就更接近奴役。

那些包装得再精美、听起来再诱人的说辞，如果是依靠权力而非市场在进行，都是骗人的把戏，都是通往奴役之路。

我家姑娘实诚，不喜讨巧，不爱打架，厌恶强权，所以一定要去上海这样的城市，凭能力公平竞争取胜。

三、

上海最初是一座小县城，现在成长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为什么？

因为上海自由。

因为上海自由，所以人们用脚投票纷纷来到这里，上海没几个土著，上海人都是“外地人”，来了都是上海人，跟深圳一样。人多了，上海更发达了，更自由了、更繁荣了。

所以谁要是对你说，人口太多了、负担太重了。那你就对他说，既然有这个认知，你为什么不自杀？既然认为人是负担，你为什么不加入纳粹？

人是最大的资源。

人来了，带来了更精细的分工和更大范围的合作，所以每个人都从中受益；人来了，就带来了更多的资本，交换就更频繁了，创造的价值就更大了。

上海是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地方，是资本积累最丰富的地方，所以企业非常多。企业多了，劳动力就相对稀缺了，企业就要竞争劳动者了。竞争的办法就是开出更高的工资和提供更好的工作条件。因此上海是机会最多的地方，是工资最高、工作环境最好的地方。

上海人爱发财，因为到上海来的人就是奔着发财而去的。上海人这股子劲头有点像北美殖民地初期的美洲拓殖者，他们信奉的是“财富即美德”——富裕，是上帝对我的智慧和勤劳的犒赏；贫困，是上帝对他愚钝而懒惰的惩罚。他们对贫困也是同情的，但是从来不是无原则地同情。

由于大家都爱发财，上海就是富人最多的地方。富人越多，就越投资办厂，劳动者境况就越好，贫困阶层就越是受益。

由于信奉财富即美德，所以对财富就只有羡慕而没有仇恨，所以社会少了很多戾气，讲究的是契约精神和合作共赢。

啥地方要是仇恨资本，仇恨富人，仇恨大企业，姑娘你就不要去，因为这些人整天想的，实际上是自杀。

我家姑娘心境澄净得如同泉水，从来装不下狭隘的仇恨，所以要去上海；我家姑娘没多少装腔作势的“乡愁”意识，十几岁就生活了好几个城市，走哪儿爱哪儿。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你家乡，所以要去上海。

四、

由于商业氛围浓厚，所以上海人办事比较靠谱。

上海人的观念，塑造了上海政府。你看上海官方做事情，都跟商人一样，讲究成本与收益，权衡当下与长远。疫情防控，也搞得跟做生意一样，实现了最低投入下的最高产出。所以上海是全球“优等生”。

你看上海的流调和溯源，准确识别，精准发力。由于流调到位了，有限的资源就能好钢用在刀刃上，只需要在重点区域，以及密接者开展有针对性的检测和控管，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样，既可以集中优势兵力实现动态清零，又避免了伤及无辜。这背后，是一系列的科学、专业、应急策略的雄厚准备。

由于基础工作到位，所以坐地铁不用看绿码，因为黄码和红码已经被精准管控；所以它的商业、交通正常运转，对生活的影响降到了最低；所以不用每个人到处扫码、登记甚至发誓，搞得健康码都能崩溃；所以不用全员核酸检测，把检测也搞崩溃；所以上海迪士尼能放烟花，上海不封城。

上海不搞雷霆万钧，上海不是腿疼就把腿锯掉，上海不搞一人得病全城吃药。上海让人放心与安心。

上海也不需要繁文缛节的介绍信，不需要来回跑断腿。

为什么？因为上海人不喜欢这样，所以他们就不敢这样。执政观念，是由人民的观念塑造的。一个人人喜欢商业交换的地方，你要搞雷霆万钧的动作，人们就不答应；一个喜欢和平合作的地方，你动不动就搞战时状态，会令人非常反感；一个大家都忙着做生意赚钱，喜欢自负其责的地方，让人认为国家万能什么都依靠它就有点搞笑。

所以你能怪谁呢？你就是雪崩时的那一片雪花，你敢说自己没责任？你要是还不改变观念，今天呼吁管一管，明天呼吁查一查，后天呼吁啥都免费，这地方就一直是那个衰样，永远赶不上上海。

观念越是落后的地方，越爱折腾，越折腾就越穷，越穷，面对突发事件就越缺乏应对能力，想抄作业都没那个能力。

所以我家姑娘一定要去上海，那里不光是自由，关键是能保命。

国内网民嚎叫：

clq789

上海还有租界

1小时前84

cdlifeng

魔都比帝都更大的吸引力在于更开放与商业气氛。

1小时前84

从秦岭到蜀山

1小时前84

郑州普桑

脑子进屎了，写这边文章的人！

1小时前84

up2v2

上海喜欢日本人

上海吃个都小鸡八气

当然这只是说不好的地方 优点也有

1小时前84

正义滴汤圆

右派文章

1小时前84

铜墙铁壁！

看看

1小时前84

无敌阿库拉

回复 碧落赋中人： 走路到上海也要不了2,3个月吧

为啥要寄希望下一代

莫非楼主~~~~

1小时前84

无敌阿库拉

回复 成都白手帕： 

一语惊醒

楼主自己就可以去上海啊

明天买机票就可以去

这是上海不是纽约啊

为啥楼主自己不去

现在不去

要孩子，将来去呢？

1小时前84

 无敌阿库拉

回复lovableayi：这事是有点不地道，

而且没有后续

很难想象是在2021年的中国上海发生的事情

感觉像是90年代的故事

1小时前84

 无敌阿库拉

回复森林粉刷匠：我很希望楼主或者他的孩子去上海，去东京，去纽约，

祝楼主早日心想事成

1小时前84

 无敌阿库拉

回复向左xianz：因为美国不过佛诞，只过圣诞。你要体谅楼主

昨天23点59分84

 无敌阿库拉

回复老虎就是病猫：去过北京的表示不服

昨天23点58分84

 无敌阿库拉

回复xuser17723795：所以上海既有陈露这种本地傻白蠢也有外地来的捞女王萌还有心机算尽的徐紫玲，还有著名的疯p女人陈岚

她们的组合真是给今年下半年的互联网带来很多故事

昨天23点57分84

 nyiiii

昨天23点48分84

 深度翻译

孩子，希望你将来去纽约

昨天23点38分84

 小民歌

Hong Kong咋样？

昨天23点37分84

 豆花饭@

这是原创？

昨天23点32分84

 1881www

硬盘

昨天23点23分84

 你大爷我不乐意

上海洋气，这是事实。但是上海，要有钱才洋气的起来，反之，在成都，你也的有钱，才能洋气。。。

昨天23点22分84

 你大爷我不乐意

回复cdfs：

昨天23点19分84

 xyzq

楼主你惨了，二极管会骂你崇上媚海！

昨天23点18分84

 长城贴磁砖

回复vfrtgbnhy：楼主想表达的意思没有错，说的是上海，其实表达的对某些地方的不满

细品

还是队友了解

昨天23点08分84

 老虎就是病猫

嗯，这个地方也是全中国地域歧视最严重的城市，没有之一，曾经亲身经历过

昨天23点05分84

 vfrtgbnhy

别小瞧过圣诞节这事，它代表着个性、包容和解放，指向了自由和财产权，也就是文明的内涵。

---------------能说这种话的要不然是弱智，要不然是内心阴暗。

昨天23点04分84

 vfrtgbnhy

这是弱智写得吧。

昨天23点01分84

 0721

若为自由故

昨天22点47分84

 cscd1223

kabinen  ？

昨天22点28分84

 长城贴磁砖

回复凯旋君越：

对中国不满

可是又不得不留在这里继续交税

昨天22点19分84

 W123456

回复大鬼子：这些年上海话好像都快失传了

昨天22点09分84

 xuser17723795

希望自己女儿吊到上海大户嫁过去，直接大平层写名字，亲家还可以多出来几套商品房可以让外地丈人丈母娘入驻。殊不知这种想法基本是女性共识了，造成那边婚恋之内倦，人人讲究强强联手，全国各地去的高学历美貌女性之多，整个择偶环境对外地普通人家的女儿来说是极度残酷的。

还有，说上海戾气轻的话听到就笑了……

昨天22点07分84

 zll-bocd

精致利己主义最终被大势淹没！

昨天21点56分84

 米易阳光

上海，一座来了就不想再来的城市

昨天21点55分84

 _凯风自南

在上海呆了五年，最讨厌就是上海，一年冬天有六个月，11月穿羽绒服要到第二年四月才能拖，风刮得人头痛，冬天必须戴帽子。上海人特别瞧不起外地人，叫外地人yp，就是硬盘，上海人操一口上海话，特别自豪，而你又听不懂，那滋味，极其没有归属感，总是漂的感觉，很不舒服。住的房子脚都伸不直，一个月要5000。如果特别有钱，可能又是另一番感受。

昨天21点35分841

 两江的雨季

回复木名：我是在东北上的学，大学同学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留在当地，而且进的都是国资背景的单位和机关，私企的没有

昨天21点34分84

 两江的雨季

回复bullet：后来管理的很好了，南京路和外滩每到这种重大节日都是武警出面维持秩序，而且人流都有效分隔开，做了类似景区容纳人口的动态管理，人流超限了武警马上封闭各个路口只出不进

昨天21点33分84

 凯旋君越

楼主想表达的意思没有错，说的是上海，其实表达的对某些地方的不满。

昨天21点32分841

 两江的雨季

回复tuchn20：西部不少省会城市今年已经没有要求圣诞节期间途经商圈的轻轨提前收班了，私家车也不再交通管制，估计是疫情对实体经济影响不小，地方政府也想找个由头刺激一下消费，收点税把年终奖发了也好

昨天21点31分84

 两江的雨季

回复powerfulra：帝都是外企在国内的首选据点，还有不少国内大厂，比如联想、京东方

昨天21点28分84

 两江的雨季

回复多情剑律师：江浙沪那边没啥吃的，南京的小笼包也不过如此，而且菜式分量很少，每次在上海点菜都是照着咱们这边点双份才够

昨天21点27分84

 卡卡MJ

确实，上海基本是中国最好的城市了，没有之一

昨天21点27分841

 搬砖大侠

回复cdfs：哈哈

昨天21点26分84

 两江的雨季

回复839309669：还有深圳，不过深圳节奏太快了，很不适应~

帝都老一辈有点排外，80后接受度普遍高了

我个人最喜欢广州，很重商业信誉，而且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市民的素质普遍高，节奏也不快

昨天21点26分84

 lovableayi

去吧，稍微不留意就会进到小红楼里面去，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昨天21点23分84

 两江的雨季

西安那边又开始za岛国车主了？

昨天21点22分84

 青青子颖

没有思想

没有主语

没有火炬

------------------

有光明蛮 ？？？

昨天21点18分84

 观察员老马

没有买卖就没有上海

昨天21点17分84

 Tony_xui

为什么不是希望将来去纽约？

大大方方说出来，不寒碜。

昨天21点10分841

 日白

能够把儿弄去上海生活，更考验实力。

昨天21点06分841

 欣哥99

矫情

昨天20点49分84

 森林粉刷匠

上海很好，作者很幼稚。

昨天20点44分842

 向左xianz

中国应该是佛教为主的吧，为什么佛诞没有过

昨天20点40分84

 成都白手帕

楼主混得连去个上海，都要寄托于娃娃吗？

昨天20点32分841

 瞌睡遇到枕头了

看了一半，想起了那句后庭花

昨天20点25分84

 河马阿杜

是这个道理，当年有定居上海的机会，错过了

昨天20点21分84

 wuucao

不知所谓，不明所云

昨天20点16分84

 大鬼子

乡下人，到上海，

上海闲话讲勿来，

米西米西炒咸菜

昨天20点07分84

 asd316aa

的确小城市有些人 真土 土掉渣了 当然主要是观念与思维 方面

昨天20点07分84

 老老树

去上海还要等你下一代？想去随时都可以去啊！

昨天20点07分84

 591yamede

鸡汤文，笑笑就好，不可否认上海各方面都是顶级的存在，不过你也别忘了，小红楼的事情也发生在上海

昨天20点05分84

 长城贴磁砖

回复碧落赋中人：所以才当美分引导员嘛

昨天20点04分84

 长城贴磁砖

回复光华飞车：

昨天20点03分84

 oa0031

昨天20点02分84

 ADou2yy

阿拉上海宁

昨天20点01分84

 碧落赋中人

几百块钱车票的希望都要靠下一代才能实现，

昨天20点00分84

 如风2

册那，以为阿拉上海人喜欢过圣诞节？这是做生意，侬晓得伐？

昨天19点53分84

 最多6个汉字

评论已删除

昨天19点49分84

 木名

年轻人的未来在南方啊

昨天19点41分84

 tangchao5255

好好去追求你的自由，最好去你美爹老窝去追求。社会就需要秩序和规矩，监狱里都是追求各种自由的！对了，让你孩子最好在上海给你找个黑女婿，生几个其他颜色的孙子，哈哈

昨天19点28分84

 奔3的愤青

去一个绝大部分人不能靠自己的收入成家立业的地方，就为了能过圣诞节？反过来说，一个那么好的地方为什么无法让大部分人只靠自己的双手成家立业？

昨天19点24分84

 G6

楼主赶紧去纽约，还能吃到新鲜的屎：亚裔细分法案

昨天19点18分84

 光华飞车

废话太多，不如请给他/她准备好1500～3000万买房。

昨天19点11分84

 日白

需要这么复杂？

我们小区物业就在光明正大、大大方方地组织过圣诞。

大部分参与的是外籍住户，毕竟小区外籍住户多，来自几十个国家。

国内住户，看热闹的也有。但，绝对没有一个人跳起来反对，闹场子。

作为一个宗教节日， 不信教的， 就算过过也就看看闹热，而已。其实，即便你去入教， 我想也没谁反对。

昨天19点09分84

 人口手上中下

这是被判了20年有期徒刑，加上身体不好还是怎么的。

想去上海过圣诞节你坐车去啊！！！

昨天19点00分841

 核动力

去了也是乡下人！！！

昨天18点57分84

 百万KM

海南这边也随便过啊，扎没见你夸呢？

楼主为什么不自己去呢？你去了你孩子自然就不用受苦了

昨天18点54分84

 xuser18659533

一个基督教节日，让楼主无病呻吟，去上海很难吗，就三四百的**

昨天18点49分84

 bccb

小资产阶级的无病呻呤，上海是中国近现代工业化仔先驱，接受西洋文化也比较早，但这不是挑拨上海与其他地方对立的理由。

昨天18点32分84

 成都花生

你都不是基督徒，你要大大方方过圣诞节，你想怎么个过法？想没想过基督徒、梵蒂冈教会同意让你过圣诞节吗？

昨天18点26分842

 iws

昨天18点21分84

 蠢蠢欲动的风

昨天18点20分84

 xingloveyanzi

你家姑娘当了剩女咋办

昨天18点18分84

 xuser13255001

上海的确管理水平一流，公务员没有架子，服务意识很强，所以房价高，都想去

昨天18点17分842

 xuser15657413

我看到满屏都是，我家姑娘……我家姑娘………好！！！！

昨天17点55分84

 丰腴之都

昨天17点46分84

 arthur83222

上海这种先行一步的，做到这么好也是应该的。

昨天17点26分84

 老手爱TDI

一天到晚骂别人是恨国党的那帮哈儿，心里不晓得有多阴暗

昨天17点04分842

 青兰萱

有道理

昨天16点59分84

 zxs323

楼主，谨防牛对你弹琴。

昨天16点48分84

 figoal

枉自的，圣诞节又没有小长假

昨天16点48分84

 bullet

2014年12月31日23时35分，正值跨年夜活动，因很多游客市民聚集在上海外滩迎接新年，上海市黄浦区外滩陈毅广场东南角通往黄浦江观景平台的人行通道阶梯处底部有人失衡跌倒，继而引发多人摔倒、叠压，致使拥挤踩踏事件发生，造成36人死亡，49人受伤。

昨天16点32分841

 非洲军团

这么想大大方方过圣诞，直接NYC不香么。。。

昨天16点30分84

 长城贴磁砖

去上海对楼主很难吗？？？

还要等下一代

昨天16点29分84

 cdfs

说实话这种把一个城市一个地方写得很完美的地方就像很多鸡汤当初夸美国一样

昨天16点28分842

 839309669

回复powerfulra：一部分而已

昨天16点11分84

 OneSimon

追求金钱，唯一的方式是满足他人的需求。——改成 别的也行啊，扯淡逻辑

昨天16点08分84

 机器懒猫

其实即便是上海本地人，30年前想过的还是春节，至于能否大方那还不太好说。

主要感谢设计师和袁老先生

不然将来去上海恐怕也不行，得去海上，还得>12nm

昨天16点06分84

 搞不醒豁(成都)

别希望孩子去上海啊,自己去呗,赶紧的

昨天16点06分84

 tuchn20

看到上海热热闹闹的过圣诞节，真的吸引年轻人。全国只有上海第三次土拍竞争激烈，拿地踊跃，溢价率高，资本已经走在人的前面

昨天16点04分841

 二相箔

楼主又错了。。电视剧孽债里面的上海人都又去了云南，还有去东北，江苏的一大堆。坐稳，等着楼主又搞错方向

昨天15点58分84

 powerfulra

回复839309669：北京央企总部外迁了，北京的GDP咋办？迁穷央企？

昨天15点55分84

 快乐的门外汉

昨天15点54分84

 五十而知天气

深圳也可以啊

昨天15点51分84

 xuser18910863

关键是去不起

昨天15点45分84

非洲熊猫

楼猪你等到，

大批五猫正在赶来的路上................

昨天15点32分84

 多情剑律师

每次去上海，都不知道怎么耍怎么吃！

昨天15点32分84

 douye

不足为怪，很多人的利益来源于野蛮愚昧。

昨天15点31分84

 gs430

我在上海呆了三年,真的学到不少东西!

昨天15点30分84

 cosbeta

楼主小心，有人要骂你是恨国党。

昨天15点29分84

 王大海

这篇文章写的不错

昨天15点27分84

 Alexwewe

不错,坐看

昨天15点24分84

 839309669

央企外迁总部， 主要是雄安和上海，

昨天15点21分84

海外网民嚎叫：

renweida 50分钟前

too naive, too simple

天真得可笑

anti0 今天 08:31

那还不如不回去，这些问题就都没有了。

lary 今天 08:25

平安上海是一个黑道操控的，别把上海说的那么伟大，不要忘记都在党的领导之下。

谢选骏指出：这个标题放在日本侵华前是“部分对”的，因为那时的上海还有“租界的自由”，所以茅坑夫人江青（蓝苹）、文革旗手鲁迅（周树人）都躲在上海自由自在。但是后来汪精卫的主子日本鬼及其继承人毛泽东（苏联鬼的奴才）端着刺刀进城以来上海就一败涂地了——残废的上海只是亡国奴隶们心中的自由的象征，但已不再是租界自由的本身了。虽然租界的自由不是中国人的自由，但中国人还是可以沾点光——办办报纸、反反政府、买卖东西……总比日本鬼子汪精卫和苏联鬼子毛泽东的统购统销、军事管制，好的太多了！二十一世纪的上海还是自由的象征？但肯定還不是自由的地区。


【13、专制暴君是自由的种子】


《秘密报告会场“没有”掌声，而是充满恐惧》（2022-01-28  爱雨一生）报道：

1956年2月，临近苏共二十大尾声，当外国代表相继离开后，在1400余名来自全国各地代表的注视下，赫鲁晓夫给自己那场历史上分量极重的“秘密报告”做了个开场白；几天后，一个名叫维克托·格莱耶夫斯基的年轻人在女友的办公桌上看到了一只印有“绝密”字样的信封，里面的内容摧毁了这位年轻的布尔什维克的信仰。

维克托·格莱耶夫斯基以这份绝密为筹码向以色列换取逃离苏联的承诺，当内容的复印件被递到以色列总理戴维·本-古里安手中时，他忍不住感叹：“苏联以后会成为一个民主国家。”

如今，连职场都能被视为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更不用说1953年后若干年里苏联的政治场了。秘密报告会场的掌声似乎更多代表了一种讽刺的含义：不少人把赫鲁晓夫视为苏联的罪人。然而，恰恰是他为拯救苏联做了尺度最大的尝试。

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赫鲁晓夫其实也很难做：一名合格的政治家的理智令他心里清楚，这一步必须要迈出去，但迈大了容易扯到裆，迈小了又不足以震撼人心，很显然，心思缜密的赫鲁晓夫一早就为“秘密报告”这一步做足了准备。

根据资料显示，赫鲁晓夫刚一接过权柄便大量提拔年轻干部。他把前任的许多秘密都摆在这些年轻人的面前，其中的不少深受震撼，如谢列平、谢皮洛夫等，斯大林完美伟岸的形象在他们心中顿时崩塌，转而勤勤恳恳地为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服务。后来据专家统计，秘密报告会场的1400余名代表中，有至少40%为后来提拔的“新人”。就在这间不小也不大的会场里，赫鲁晓夫十分“漂亮”地打响了他成为最高领导人后的第一炮。

据后来的描述：当时会场里掌声阵阵，人们随着赫鲁晓夫尖酸刻薄的讽刺而发出窃笑；当演讲进入高潮时，人们都屏住呼吸，生怕错过哪怕是一个字。当报告完成后，赫鲁晓夫获得了与会者们发自内心的长久的掌声和欢呼，由此看来，人们压抑已久的情绪在这一刻得到了彻彻底底的宣泄，它为赫鲁晓夫随后的改革开了个好头。然而事实当真如此吗？我们先不急着揭开谜底，不妨来看看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个年轻的遭遇。

秘密报告会场没有掌声，而是充满恐惧

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苏联在理想主义者的心目中是一座光辉的天堂。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爆发后，苏联以稳健的速度一步一个脚印地发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心怀同一个梦想，热情高涨地为这座殿堂的建设贡献着自己的力量——苏联存在的意义已远超一个国家，它已然成为一座丰碑。这一时期，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自发地跑到苏联追逐理想，维克托·格莱耶夫斯基便是其中一位。

维克托原名施皮尔曼，是个犹太人。当时，当局对犹太人的态度并不十分友善，因此，维克托为自己起了个听起来很波兰的名字，他不但借着这个新名字加入了共产党，还在苏联混得风生水起。维克托是一名十分坚定的布尔什维克，他把列宁与斯大林视为自己的偶像，希望能为共产主义社会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虽然一家都定居以色列，但他偏偏要留在苏联，以一名记者的身份奔走在苏联、波兰等国之间。1956年初，维克托与时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书记的爱德华·奥哈布秘书的露西亚·巴拉诺夫斯基成为了恋人，两人正谈得热火朝天，维克托甚至不顾影响直接跑到露西亚的办公室里拍拖，然而谁能想到，这竟无意间改写了历史。

秘密报告会场没有掌声，而是充满恐惧

1956年4月的一个早晨，维克托在办公室里等待露西亚时看到了一个印有“绝密”字样的信封。他看到里面有本小册子，或许是出于好奇，也或许是记者职业的敏感，维克托竟向女友提出要借走看一眼；荒谬的是，露西亚居然同意了，她要求维克托要在规定的时间里还回来，只要这只信封能按时地锁进保险箱，那么这件事便天不知地不知了。谁料，信封里的那本小册子正是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时用的演讲稿，虽说在刚做完报告的那段时间里，报告内容只是流传在一小撮人内部的小秘密，但也难免走漏一点风声；也正是如此，西方阵营发了疯地想要得到它，CIA甚至出价100万美元作为悬赏。

读完报告后，维克托的信仰被彻底摧毁了。尤其是赫鲁晓夫对前任的百般挖苦，这让维克托开始怀疑自己之前所秉持的主义到底是一堆什么玩意儿。当他心情复杂而沉重地要把小册子交还给露西亚时，心里突然多了一个想法：维克托匆匆地跑进了以色列大使馆，他用这份“厚礼”换来了移民以色列的承诺。随后，露西亚将信封按时锁进了保险箱，而报告的复印件则被送到了辛贝特（以色列国家安全机构）。后来，当辛贝特局长阿莫斯·马诺将复印件递到本-古里安总理手上，后者沉默良久才意味深长地说：“这是一份历史性的文件，苏联以后将会成为一个民主国家。”

随后，以色列当局通过摩萨德将这份报告交给了华盛顿，它很快便传遍了西方阵营。摩萨德依靠这份文件名声大噪，一跃成为世界一流情报机构；西方阵营仍对报告带来的震撼意犹未尽时，苏联人却为此陷入了痛苦的纠结之中。一位叫做雅科夫列夫的代表后来回忆：所谓的“掌声如潮欢呼阵阵”不过是赫鲁晓夫编造出来的华丽说辞而已，实际上，“大厅里死一般的寂静。既听不到坐椅发出的嘎吱声，也听不到咳嗽声和窃窃私语声。”人们面对两种截然不同的“事实”，根本不知道该相信谁，也因此陷入了犹豫、恐慌和压抑。

而苏联作家爱伦堡则直言：“在2月25日的秘密会议上，在赫鲁晓夫宣读报告的时候，几位代表当场晕了过去……我不隐瞒，我在读报告的时候，我也大为震惊，要知道，这不是一个受到平反的人在朋友圈子里说的，而是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在代表大会上说的。”爱伦堡是个作家，但这一次他并没有做任何夸张。后来，专家们根据资料证实：会场上当场晕过去的就至少有30人；报告结束后，以苏联著名作家法捷耶夫为例，有若干人因无法接受此事也自杀。

法捷耶夫在自己的遗嘱中写到：“我看不出再活下去的可能，我为之奉献终生的艺术已被党的自负而无知的领导所扼杀，现已无法挽救……‘暴发户们’（指赫鲁晓夫等人）已背离伟大的列宁学说，这令人们对领袖彻底失去了信任，即便将斯大林同志视作‘暴君’，赫鲁晓夫们的罪行仍更加恶劣。”

值得注意的是，打破人们对某一个人的神话并不是赫鲁晓夫一人所坚持的事情。早在1953年，贝利亚和马林科夫便做过类似的事情，只因为阻力太大而不得不放弃。1956年2月9日，几位掌权者就是否要回归列宁“集体领导”做出了激烈辩论。在这次会上，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前任的做法的确违背了列宁的意愿，“但他之后，我们成了一个伟大的政党”。

我们暂且以“小人之心”揣度一番赫鲁晓夫的初衷：即便不是为了彻底摧毁束缚苏联的牢笼，他此举只是为了不活在前任的阴影下。前任的“神化”被打破，赫鲁晓夫自己的神化又立马被建立起来——他的尝试其实根本就没有打破这个怪圈。如今来看，“秘密报告”更像是一次极为危险的政治投资，它并没有为苏联带来太多，而是让赫鲁晓夫在他得势的十余年里赚了个盆满钵满罢了。

上海讀者 2022年01月28日 15:07

此文是彻头彻尾地编造了当年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场景，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时，与会者确实聚精会神地聆听，且会场上掌声不断。

lary 2022年01月28日 13:35

苏联的和平解体说明苏联党和人民是明智的，不能够再拿人民的鲜血维持一个存在不下去的政权和荒谬的意识形态了。尽管普京还想换个方式来维持，但是更大的变化在后面。

谢选骏指出：上文作者及其评论都没想到——“专制暴君是自由的种子”！试想，要不是专制暴君斯大林热爱自由、胡作非为，苏联神话会垮掉吗？要不是专制暴君赫鲁晓夫热爱自由、拆穿鬼话，苏联暴政会松动吗？要不是专制暴君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热爱自由、推行新政，苏联体制会解散吗？所以我说——专制暴君是自由的种子！因为专制暴君也是凡人，都有极其卑微的欲望，他们心里也有自由的种子，甚至比常人更为强烈——这是由人的原罪造成的，专制暴君也无法脱离……最后，他们心中的罪恶种子就成了自由的种子。所以不要害怕专制暴君扼杀自由，他们越是扼杀，自由就越是强大——因为专制暴君在放縱他们自己的权力的时候，也就是在破坏专制制度的时候，这时候，世界就离开自由更近了，而不是更远了！


【14、自由派与保守派的生理基础和文化抉择】


《你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最大的心理差异是什么？》（2021-04-03 美中科教）报道：

在政治上，美国人有很大的分歧。当涉及到种族、移民、国家安全、公共健康卫生和环境保护等问题时，他们对政府应该如何处理前所未有的问题意见不一。

相对于上世纪90年代的民调，美国共和党人现在更倾向于说穷人过得很轻松，而民主党人则不太可能这么说。保守派更倾向于说环保法规让美国失去了太多的就业机会。自由主义者现在似乎不像几十年前那样相信通过军事力量可以实现和平。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报告说，美国的政治分歧现在已经远远超出“沿着基本人口统计线划分的界限，例如年龄，教育程度，性别和种族”。处于政治派别中间的美国人所占比例已经比较少。

机器人、专家和仇恨组织利用社交媒体上日益扩大的分歧，试图将美国人的意见进一步分化。

但是，究竟是什么在保守派和自由派选民的大脑中驱动着他们的信仰体系呢？科学家们一直在研究持不同立场的人之间的心理差异，有一些关键的方式可以让处于政治光谱两端的人看世界。数据显示如下：

害怕会让你更加保守。

几十年的研究表明，当人们感到威胁和恐惧时，他们会变得更加保守。

恐怖主义的威胁让每个人都变得不那么自由。研究人员发现，在911之后的几个月里，这一点尤为明显。在此期间，美国出现了保守派的转变，美国人对军费开支和小布什总统的支持率也有所增加。

并非只有美国人的政治倾向受到恐惧的影响。美国人并不是唯一的政治倾向受到恐惧影响的国家。2003年，一项在5个国家进行的研究回顾了对“恐惧助长保守观点”假说的22个不同测试，结果发现这是普遍正确的。

保守的大脑比自由的大脑在不同的区域更活跃。

脑部扫描显示，自认为保守的人右脑杏仁核更大也更活跃，右脑杏仁核是大脑中与表达和处理恐惧有关的区域。这与恐惧会让人更倾向于右倾的观点是一致的。

2013年的一项研究显示，保守人士在冒险时，他们右脑杏仁核的活动往往比自由人士更多。

另一方面，感觉安全和被赋予的力量可能会让你比其他情况下更自由一点。

耶鲁大学心理学家在2017年发表的一项突破性研究显示，帮助人们想象自己完全没有受到伤害，可以让他们（暂时）在社会问题上持有更自由的观点。

该研究的作者表示，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人们对安全感的需求是推动社会保守观点的因素。

不过，对于持经济保守观点的人来说，这一发现并不成立。

自由主义者对于看到恶心的东西，如呕吐物、粪便和血液不那么神经质。

2018年的一项针对大学生的研究表明，与自由派相比，那些对社会观点更为保守的人，会更快地从肉体上移开令人恶心的图像，比如血迹、粪便或呕吐物。

这项研究支持了另一项研究，即保守主义者比自由主义者更容易被激怒。

从进化论的角度讲，厌恶的本能反应对生存是件好事，因为它能帮助人类控制一些外来的、潜在危险的分泌物。但在我们的现代社会，一些研究表明，这种对“不纯”病原体的厌恶可能也会影响人们对待与自己不一样的人的看法，包括像移民或外国人这样的社会“外围群体”。

保守派倾向于表现出更有序的思维模式，而自由派则有更多尤里卡效应（指人类突然理解以前难以理解的问题或概念的普遍经验）。

美国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2016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当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大学生被要求解决词汇问题时，两组学生都能通过渐进的分析得出一些正确答案。

但当感觉自己被困在某个问题上时，自由主义者更有可能利用突然迸发的洞察力，一个“顿悟”的时刻，就像大脑里的灯泡打开了一样。

这并不意味着自由党比保守党聪明。相反，这表明他们的大脑倾向于以更灵活的方式重新组织他们的思想，而保守派倾向于采取更循序渐进的方法。研究人员认为，这一发现可能表明，自由派和保守派更喜欢用不同的方式解决问题。

研究报告的首席作者卡罗拉·萨尔维说，这一研究结果与科学家们已经知道的对不同政治倾向的人大脑的了解是一致的。

她在一份声明中说：“保守派的认知风格更为结构化和持久。”。

自由主义者倾向于更多地跟随别人的目光，而保守派的目光则更专注于他们所看到的原始主题。

2010年，内布拉斯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Nebraska）的研究人员测试了保守派和自由派是否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世界。他们发现，在匹配其他人的注视方面，这两个群体是不同的。

科学家们通过让每个研究参与者观看电脑屏幕上的某个点，并等待画面中出现一个球来衡量这一点。然后他们在球出现之前在屏幕上添加了一张分散注意力的人脸，那张脸上的眼睛会环顾四周。科学家们观察他们的参与者，看他们是否跟随游荡的目光。

研究人员发现，自由派参与者倾向于跟随屏幕上眼睛的方向。另一方面，保守派则没有被那些像素化的人脸所左右，他们一直在等待着球的到来。

这一发现令研究作者感到惊讶。

研究报告的主要作者迈克尔多德（michaeldodd）在研究报告发布时说：“我们没想到保守主义者会对这些暗示完全免疫。”。

持有保守的观点似乎会让人们更抗拒变革，并帮助他们解释不平等。

2003年，一项对保守人士数十年研究的回顾表明，他们的社会观有助于满足“心理需求”，以理解世界，控制不确定性和恐惧。

研究人员说：“人们拥护政治保守主义（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有助于减少恐惧、焦虑和不确定性；避免改变、破坏和模棱两可；解释、整理和证明群体和个人之间的不平等。”。

自由派和保守派在音乐和艺术方面的品味也不同。

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表明，保守主义者更喜欢简单的绘画、熟悉的音乐、明确的文本和诗歌，而自由主义者更喜欢立体派和抽象艺术。

尽管这项研究可以追溯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政治气候，但在1997年、2010年和2015年的近期研究中，这一发现仍然成立。2014年，《时代》杂志进行了一项在线调查，发现保守主义者倾向于说他们更喜欢参观时代广场，而不是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这一发现与其他研究结果相吻合，这些研究表明，与自由派相比，保守派更倾向于避免不确定性，更不喜欢模棱两可。

自由主义者更倾向于把自己描述成富有同情心和乐观的人，而保守主义者则更倾向于把自己描述成有尊严和宗教信仰的人。

1980年对美国高中生的一项研究发现，当时的保守派学生更倾向于把自己描述成“有责任心”、“有组织”、“成功”和“有抱负”，而自由派学生可能会把自己描述成“有爱心”、“温柔”或“成熟”。

调查显示，今天的成年人和那些80年代的孩子没什么不同。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4年的一项研究显示，与社会保守派相比，自由主义者更有可能将自己描述为富有同情心、信任他人、乐观向上的人，而保守派则更倾向于说自己是有荣誉、有责任感、有宗教信仰的人，并为自己是美国人而自豪。

这些自我报告与2012年的一项研究一致，该研究表明，自由派最关心的道德问题往往是同情和公平，而保守派更关心忠诚、传统、对权威的尊重和纯洁。

保守派认为他们更有自制力。

2015年的一项研究发现，保守派学生往往更善于将注意力集中在一项叫做Stroop颜色和单词测试的认知任务上。常用的心理学研究工具要求参与者快速说出写在不同颜色背景上的单词的正确颜色。

在这项研究中，保守派学生似乎比自由派学生更快地正确回答了有关颜色的问题。研究人员认为，这是因为保守人士更倾向于相信自我控制的概念。

辛辛那提大学的心理学家约书亚·克拉克森(Joshua Clarkson)在他的研究报告发布时表示：“我们发现，保守主义者更倾向于相信他们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

但保守党的表现并不总是胜过自由党。当他们被告知他们的自由意志可能会破坏他们的自我控制能力时，他们表现得比自由派的同龄人差。

克拉克森说：“人们可以想象在很多情况下，知道自己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会导致沮丧、焦虑和其他负面情绪，这些情绪会削弱你的自控力。”

自由派和保守派把同情心延伸到不同的人身上。

新的研究发现，与自由主义者相比，保守主义者更倾向于对较小的社交圈表达同情。

例如，保守派选民更倾向于同意这样的说法：“我对那些比我不幸的家庭成员常常怀有温柔、关切的感情。”

但他们的反应表明，这种感觉并没有延伸到其他国家的人身上。

另一方面，自由主义者更可能对全世界的人，甚至对动物和外星人等非人类和虚构的事物，也会产生同样程度的同情。

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学院的教授亚当·韦茨博士告诉《知情者》：“保守主义者自我报告更狭隘，因为他们倾向于将移情扩展到更明确、更封闭的社会圈子，比如家庭；而自由主义者自我报告的普遍主义更多，因为他们把移情扩展到更具渗透性、更广的社会圈子，比如整个世界”。

保守主义者往往比自由主义者感觉生活更有意义，更有使命感。

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的研究人员在2018年进行了一项研究，其理论依据是保守派往往比自由派对生活更满意。

他们的发现表明，至少从自我报告来看，这个理论是正确的。

“寻找生活的意义与事物正常运行的感觉和秩序感有关，”该研究的作者、南加州大学多恩西夫思想和社会中心的博士生大卫·纽曼在他的研究发布时说如果生活感到混乱，那么这可能会挫伤你对生活有意义的感觉。”

这项研究收集了40年来全世界16个不同国家数千人的数据，发现保守主义者总体上感觉生活更有意义和目标。

研究还发现，对生活的更高满意度与社会保守主义密切相关，而与经济保守主义观点无关。

特朗普的支持者可能更认同他的个人和职业价值观，而不是他的政治倾向。

2016年3月，一项对1825人进行的网上调查显示，特朗普的支持者更倾向于关注他的整体个性和对金钱的看法，而不是支持他的政治主张。

调查对象倾向于同意“穷人只是需要更努力地工作”和“弱者才有假期”这样的说法，而不同意“我尽量远离聚光灯”和“我不喜欢赌博”之类的说法

该研究的作者说，这些个人价值观比党派或政治意识形态更能预测当时的候选人特朗普是否会获得支持。

作者在2018年2月的《个性与个体差异》杂志网络版上发表的论文中写道：“特朗普的支持者……寻求权力支配他人，通过财富积累的动机，并且更喜欢整合，层次结构和明确的规则的行为。”

研究人员认为，候选人和选民之间的共同价值观可能会影响到每个人的投票行为，而不仅仅是特朗普的支持者。

英国的一项研究发现，那些好斗、愤怒的孩子长大后更容易不信任政府，倾向于自由派。

一项对英国16000多人进行的纵向研究发现，那些儿童时（5-7岁时）更具攻击性的人，到了30岁出头的时候，在经济上变得更加自由，对政府的不信任感也越来越强。

研究报告的撰写者、伦敦大学的心理学家加里·刘易斯在一次发布会上说：“那些表现出较高程度行为问题的孩子，比如好斗、打架和从同伴那里偷窃，长大后在经济上更倾向于左倾和不信任政治体系。”

“有些，但不是全部，这种联系可以用受教育程度和成年后的社会经济地位来解释。”

保守派和自由派都认为他们一直都是公平的。

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研究人员2018年的一项研究发现，自由派和保守派都认为，基于道德准则，他们对所有政治背景的人的行为都是一视同仁的。

然而，研究结果表明，尽管自由主义者和对话者可能都认为他们在平等地运用自己的判断，但他们都倾向于对自己意识形态的成员做出比其他人更有利的判断。

“似乎大多数人都认为他们是在不偏不倚地运用自己的道德原则，”作者JanVoelkel博士和MarkBrandt博士告诉PsyPost。“然而，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我们人类很难平等地将我们的道德原则应用于我们的外部群体和内部群体。”

备注：这篇报道最初发表于2018年。新的研究已经对它进行了更新。

《自由派，你们没有自以为的那么聪明》（GERARD ALEXANDER 2018年5月30日）报道：

我认识很多自由派人士，我最好的朋友其实就是其中的两位。自由派人士拍很棒的电影、制作很好的电视节目。他们的理想主义激励着我和许多其他人。许多自由派人士都非常聪明。但他们不像他们自认的那样聪明、或那么有说服力。

对自由派人士的强烈反弹——大多数自由派人士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在引起这种反弹——将让特朗普再次当选。

人们常常投票反对、而不是支持什么：反对某种意见、某个候选人或某个政党。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一样，每当他们对竞选对手进行尽可能负面的描绘时，他们都领会这点。但是，政治部落的成员在认识到他们可能引起人们反感、激发人们为另一方投票上有困难。这种情况如今在自由派控制美国文化制高点上有再清楚不过的表现。

以过去几周发生的事情为例。在华盛顿举行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喜剧演员米歇尔·沃尔夫(Michelle Wolf)的有些妙语令人捧腹，有些则不然。但人们的反应主要针对的是她体现的自由派政治，而不是她的才华。每有一个喜欢她的抨击特朗普笑话的观众，似乎至少就有另一个对她的片面表演反感的人。后来，当坎耶·维斯特(Kanye West)对自己投身的意识形态进行公开重新思考时，著名的自由派人士批评他不该就这个话题发言。来自加州的民主党众议员玛克欣·沃特斯(Maxine Waters)说：“有时坎耶·韦斯特说话出格”，“也许不（该）说得这么多。”

自由派人士主导着娱乐业、许多最具影响力的新闻媒体，以及美国的大学。这意味着，有进步倾向的人在公众视野中随处可见，也在许多人的孩子或孙子辈上的大学校园里随处可见。这些平台为表达价值观、授予可信度和知名度，以及开启其他人的确无法忽视的全国性对话提供了强有力的渠道。

但这让自由派人士觉得，他们有比他们实际拥有的、大得多的力量。或者更准确地说，这种力量是一把双刃剑。自由派人士常常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言论激起多大的争端、或让多少人发怒。他们在行使自己权力的时候，不仅常常在说服和吸引、而且也常常惹恼和排斥听众。

实际上，相比说服别人支持他们，自由派可能更擅长引起怨恨。有人认为，最初可能是2011年记者协会晚宴上的笑话促使特朗普竞选总统的。但我说的不是这种可能性。我的意思是，迈克尔·摩尔(Michael Moore)认为会让特朗普下台的“幽默大军”，反而会提升他在数千万选民心目中的形象。

想想近年来自由派是如何利用自己在文化领域的名望。他们对美国社会中的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更加敏感，这是理所应当。现在的新闻报道、学术评论和电影常常提到美国历史上的种族主义，并谴责种族偏见。这些提高意识和批评的做法，必然促使一些美国人重新思考他们的观点，并更加深刻地反省这个国家中的女性和少数族裔的地位和经历。

但有时候控诉的范围非常宽泛。种族主义几乎是当今美国对一个人最严厉的指控。这意味着在使用这个标签时，应该做到确凿而谨慎。但一些人随意借此指控大量美国人——准确的说，是逾6000万投票支持特朗普的人。

在这些人中，有人发自内心地认为自己并不狭隘。他们也许愿意重新考虑自己多年来的做事方式，但如果对话还没开始就感到自己遭到了诽谤，他们可能会心生反感。

更糟糕的是我们的文化习俗正在迅速改变，我们很少停下来去思考这点。一些自由派人士比他们的美国同胞走得更远，但却还是动辄批评那些没有赶上他们的人。

在短短几年之内，许多自由派人士从开始谈论“微侵犯”，发展到连质疑微侵犯的重要性都成了一种歧视。不久前，“性别认同障碍”还被认为是一种精神疾病，可现在，要是谁对跨性别女性使用女厕所这件事还有丝毫迟疑，都会被扣上狭隘的帽子。自由派人士谴责“文化挪用”，许多时候却无法说服他人，比如一个非华人青年穿一件中式的服装参加舞会，或者去非拉丁裔女人的墨西哥卷饼摊买吃的，这有何不妥。

在奥斯卡的舞台上强调政治观点，声称不能接受一个保守派人士在大学演讲，断然将这个国家的一个巨大群体归为被误导者——这些，都透着一种渊博学识加上道德自信之下的优越感。管好自己的语言是一回事，去管别人的语言又是另一回事了。前者可作为榜样，后者却是颐指气使。

这种高高在上的评判倾向，在贝拉克·奥巴马总统执政期间变得更为强烈，尽管不一定就是奥巴马的所作所为的结果。自由主义者越来越自信，也比以往更相信保守主义者在智力甚至道德方面低他们一等。曾经局限于学术界的话语和理论被传播到普通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中，大学校园——许多人认为大学反映了自由主义者主宰的世界的样子——似乎也越来越不能容忍自由质疑。

正是在那些年里，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将“美国是一片充满机遇的土地”列入了一个不建议使用的微侵犯用语清单中。自由派政治人士将移民改革的保守立场描绘成一种假定的种族主义。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讲过一个令人生疑的事情，她说她听到共和党人向来访的爱尔兰人表示，“如果是你们的话”，那么移民改革“就简单了”。

奥巴马在2008年总统竞选期间私下里表示，“铁锈地带”(Rust Belt)的选民“充满愤怒和仇恨，他们执着于枪支、宗教或对非同类的厌恶”。这句话的重要性不在于它出自奥巴马之口，而是很多听众认为他只不过是说出了自由派的真实想法。

保守派人士有时就是想到这些事件才会说，“是奥巴马造就了特朗普。”许多自由主义者可能认为这句话的意思是，美国的第一位黑人总统激发了某些人身上最恶劣的东西。根据这种观点，自由主义者不仅可能无法避免激怒狭隘的人，他们甚至不确定要不要避免。说到底，难道他们不应该提名并选出奥巴马吗？难道就因为会激发某些人的邪恶本能，他们就该后悔自己做了正确的事吗？

这是对形势的局限性看法。即便自由派认为自己的对手很落后，也没必要这样无端地把人气走，包括那些在2016年支持特朗普之前曾为奥巴马投过一次甚至两次票的选民。

珍视包容的人可以多注意自己的言语，解释自己在做的事情，而不要试图控制别人说什么。校园活动人士应该允许受邀的访问者发言，然后，在活动结束后，举行座谈会，讨论自己的不同意见。2015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各州必须容许同性婚姻后，在某些地方，这场争斗转向了不愿承办此类婚礼的披萨店。也许没必要挑起这种争斗？

决心反对种族主义的人，可以表达对那些支持仇恨的群体的不安，可以提请人们注意校园种族成就差距等等问题，但不见得一定要把一大片美国人都骂进去，他们中的许多人，本来从性情上讲可能是民主党人。

这些人是受狭隘的驱使，所以在移民等问题上有不同看法吗？在这个问题上，自由主义者可以表现不是那么确定——也许的确不是那么确定。自由主义者可以在不牺牲原则的前提下表现得更尊重他人。自以为是很难招人待见，更别说起到什么作用了。

自以为是还可能把事情搞砸。尤其是考虑到特朗普再次当选的可能性，许多自由派人士似乎准备将全国近半数的人视为不可救药。不可否认，总统的所作所为是在火上浇油。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对墨西哥人发表了贬损言论，当选总统后用粗俗的语言称呼某些非洲国家。但是，认为他的所有支持者都是种族主义者是不合理的，就像你不能因为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曾隐晦地提到“顶级掠食者”，就认为她的所有支持者都是种族主义者。

自由主义者被困在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中。他们在利用自己在美国文化中的地位说教、批评、蔑视别人时，把更多的人推向了与自己对立的联盟当中，自由主义者越来越倾向于认为，那个联盟应该受到谴责。这只会证明他们对其他美国人怀着最糟糕的偏见。

如果特朗普在2020年赢得连任，尤其是如果他赢得了多数票，那么这些偏见会进一步得到证实。这并非不可能：总统目前的支持率为42%，高于几个月前的水平。

自由主义者正无意中增加这个结果的可能性。现在收手还不算晚。

谢选骏指出：人問“你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最大的心理差异是什么？”——我看“自由派与保守派最大的心理差异”是個見仁見智的主觀判斷，豈可一言以蔽之？一個屢經洗腦的陪審團，内部看法尚不一致，何況南轅北轍的自由派与保守派。


【15、胡赵基金会是否中共的外围组织】


《涉中共代理人 纪念胡赵基金会秘书长王书君被捕》（王书君2022年3月16日早晨，在纽约东区被捕，读者提供）报道：

周三（3月16日），FBI逮捕了四位涉嫌秘密充当中共政府代理人的特务，其中包括在纽约曾长期担任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秘书长的王书君（Shujun Wang），他被指控从2015年起开始为中共国安工作，以及对执法人员作出重大虚假陈述。

美国司法部2022年3月16日召开记者会，宣布起诉5名在美充当中共特务的“秘密警察”。（美国司法部YouTube视频截图）

王书君现年73岁，在纽约法拉盛和康州的Norwich两地居住。此前为青岛社科院的教授，1994年从中国到纽约市的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做两年访问学者，1996年拿到“特殊人才”绿卡，并于2003年入籍美国。

2006年左右，王书君在法拉盛参与成立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简称：纪念胡赵基金会），许多基金会的董事成员都是反对中共政府的知名民主异议人士，王书君长期担任秘书长一职，并参加了纽约和其它地方的中国异议人士和民运团体。

2011年起长期任该基金会会长和董事长的是前民运学生领袖李进进律师，在本周一突然遇刺身亡。

王书君周三被控使用身份识别手段进行犯罪活动，他还对自己参与了由中共国安部策划的跨国镇压计划作出重大虚假陈述。

检察官指控，虽然王是纪念胡赵基金会秘书长，但调查显示他一直是中共政府代理人，至少从2015年起在中共国安部的指导下秘密行动，利用他在纪念基金会和纽约市华人社区中的地位，搜集旅美中国异见人士的信息，传递给中共当局。

中共国安部（MSS）负责搜集分析国外政治、军事、科技情报和政治安全等，打压共产党的政敌，方式是通过秘密和公开的人，包括招募海外华人完成其任务，美国是主要目标。

王书君听令于四个国安部官员

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的起诉书指出，根据王书君的电子邮件、聊天通讯、王书君自己的供述和其它证据表明，他至少从2005年开始，向中共国安部官员报告关于美国和其它地方中国异议人士和民运成员的信息。

当时，王书君在四名国安部官员的指导控制下工作，其中两个来自青岛的国安部，两个来自广东的国安部。

根据王书君的通讯录，他在1号官员的条目旁批注“青岛科长”，2号官员为“处长”，也就是1号所称的“老板”；3号官员与王书君联系并向4号官员报告，4号官员据称是“广州主任”，他是3号口中的“老板”。

起诉书称，王书君用以下方式与四名特工汇报，1）王书君回中国时与国安官员面谈；2）双方短信联系，王书君接受任务，并回复短信或文档；3）王书君将他搜集的信息以电子邮件“日记”的方式保存，特工登录他这个邮箱取件、发布命令；4）这些“日记”内容包括他与知名异见人士的私人谈话细节，还有民运人士和人权组织的活动情况。

进行上述活动时，王书君没有通知美国司法部，作为中共政府代理人进行注册登记。

中共国安部给王书君的任务

王书君与1号官员之间的通讯反映了王书君在美国的秘密身份。其中，1号官员责成王书君获取中国和美国两地知名异见人士和民运支持者的活动信息。

以下是两人间的部分交流：

2016年11月15日至17日，王书君向国安部1号官员通报有人正在写一本有关中共党魁习近平的书，1号官员表扬王书君，但表示信息“过于笼统”，指示他跟进作者要写的内容、预计完成和出版日期，以及为作者提供资助的个人和组织的详细信息。王说：“好！我明白！”

2016年11月21日至22日，王书君向1号官员提供了即将举行的“纪念胡赵基金会”会议日期、地点和与会者名单。

1号官员回复说，这次会议对他极为重要，指示王书君与特定与会者交流，以便完成“老板指派的任务”。1号官员指出，这些与会者与“西藏人、维吾尔人和蒙古人”有联系，并祝他取得“好成绩”，以便得到“老大”即国安部2号官员的更多支持。

后来，王书君报告说，与会者从中国抵达纽约法拉盛，确认出席了“纪念胡赵基金会”，并同意亲自与王书君会面，将讨论2017年“全力以赴”要做的计划。国安部1号官员指示王书君了解“全力以赴”的细节，王答应了。

2016年11月28日，王书君向1号官员转发了一封信，活动主办方是多个民运团体，邀请美国藏族和华人社区的“朋友们”参加欢迎达赖喇嘛新任北美社区代表的晚宴。王书君告诉1号官员活动的日期、地点，以及主要组织者的姓名和电话号码。

次日，王书君又报告参加者的最新消息，并指出“西藏方面”将有四十多名参加者，民运这边大约60～70人。1号官员回复说，如果王书君能掌握有关不同民运团体之间的合作计划和“内部讨论”，这对国安部价值更高。

2016年12月2日，王书君通知1号官员，一名来自香港的知名中国异见人士定于12月5日抵达华盛顿特区，参加关于“香港铜锣湾失踪案”的国会听证会，此人之后会与王书君会面。

王书君用“日记”向国安报告

根据起诉书，王书君在国安的指挥控制下工作，他把自己写的邮件称为“威廉的日记”，将这些“日记”保存在电子邮件的草稿栏下，并不发送，但允许其他人访问该电邮账户并阅读他的“日记”。

王书君电邮信箱的互联网协议信息显示，他的账户很多时候被美国之外的不同IP地址访问，而同时间王书君的旅行记录显示，他本人在美国。

以下示范的王书君“日记”，显示他如何详细介绍他与美国和其它地方的知名民运人士互动，以及他的评估。

在2016年1月4日的日记中，王书君描述他在中国民主党的一次活动中，与一位著名的美国亲民主活动人士会面，“办公室里只有5个人”，他说，然后详细写出他们对台湾相关事件的讨论，以及结束中共一党专政的运动以及筹款活动的情况。

在2016年3月15日的日记中，王书君分享了他对习近平即将访美期间的抗议活动的“分析”，并提供了策划示威人士的姓名，还分享了另外一个人的评估，即：策划者可能不像去年那样“咄咄逼人”。

在2016年3月的另外一篇日记中，王书君对法拉盛华人社区的民运情况进行了评估，他指出，近年来活动的数量“急剧”减少，并提供了两个民运团体每周活动的时间表。

在2019年3月的日记中，王书君列出了纽约天安门广场大屠杀纪念抗议活动中，可能的发言人和与会者名单。其中一位演讲者王某将发表“长达一个小时”的演讲，并“毫无保留地”描述他的感受。

王书君报告香港维权人士言行

根据起诉书，王书君向国安报告后，至少一名香港民主活动人士和持不同政见者被中共国安逮捕，这反映了中共国安对这批人的兴趣和给王书君下达的任务。

此外，2019年4月，也就是香港“反送中运动”刚开始时，美国发现王书君所掌握了电话和联系方式的香港民主人士，频频被中共逮捕，中共怀疑他们涉嫌组织、宣传或在2019年和2020年反送中期间参加多次抗议活动，表明王书君向中共国安提供了信息。

根据起诉书，1号香港异见人士是香港著名律师、政治家，香港支联会前主席，也是前任民主党主席、前香港立法会议员。

王书君与广东国安局3号官员之间的通讯，反映了王所接受的任务：报告香港异见人士活动。

2016年11月16日，王书君告诉3号国安官员，他与1号香港异见人士“刚刚电话聊完”，他已经问了“必要的问题”，得到了“坦诚”的回答。3号国安官员回应说“很好”，并附上一个大拇指表情符号，指示王写在“日记”中。王补充说，他已经约好在中国新年后与对方在一家餐馆会面。

按照国安官员的指示，王书君随后起草“日记”，详细介绍1号香港异见人士说了什么，他对各路民主组织活动的陈述，对社会政治话题的观点看法，以及他们关于香港独立和即将到来的香港选举中各派候选人的讨论等。

王书君列出1号香港异见人士的家庭电话号码，说他在当天打过去两次电话，被其家人告知1号香港异见人士不在那里。

1号香港异见人士告诉王书君，虽然他不再做议员，但他的人权法业务非常忙碌，他在香港支联会仍很活跃。

王书君询问两名新当选议员的情况，询问他是否相信特首会连任，询问泛民派竞选公职的情况……王最后提出，到香港后要在女儿的餐厅里“款待”1号香港异见人士和家人，对方来纽约时他还要招待一番。

2020年4月18日，1号香港异见人士因在2019年10月1日中共国殇日组织抗议活动被捕，2021年5月28日他被判处两项18个月监禁。

向美国执法部门作虚假陈述

2017年8月2日，王书君自愿接受执法部门的约谈请求，在法拉盛的一家餐馆与联邦调查局特工包括一名翻译会面。在见面中，王某否认与中共安全部的人员有任何接触。他说自己积极避免与任何中国政府官员接触，除非他需要获得前往中国的签证。他说能够自由地前往中国，因为虽然“纪念基金会”是支持民主的，但它并不支持公开反对中共的观点。

2019年4月12日，王某乘坐来自中国的航班抵达纽约JFK国际机场时，被美国海关要求进行二次检查。在这次面谈中，王书君作出了重大的虚假陈述。

王书君说，他“从未”被中国国安部门接近过，也没有与中共国安部或中国官员接触过，并表示他的手机里没有中国政府的联系人。

执法人员向他声明作虚假陈述的后果，并告诉他若他与中国官员有任何接触，或在他的手机、行李或身上拥有任何中国政府的联系人，他可能被指控犯罪，王书君再次否认在他的身上、行李中或手机上有任何中国政府的联系人，并在海关官员搜查他的手机和物品时说：“做什么都行，我不在乎”。

但是经调查发现，王书君曾多次与中共国安部和中国政府官员接触，在他的通讯录里有这些部门的联系人。在随后对他的行李进行搜查时，海关官员发现了一份手写的文件，其中有大约64名民主活动人士的姓名和电话联系信息，其中许多人在美国，还有香港持不同政见者1号的信息。

海关官员还在王书君的身上发现了一张手写的纸条，里面写着：早上去海边的大庙，……，下午2点和（中共国安部官员4号）见面。

据调查，这个4号官员与王书君黑色通讯录中的“广州主任”相吻合，此人与中共国安部有关。

海关官员还在王书君身上发现了一个地址簿，其中有许多手写的中英文条目，包含已知的中国政府官员的联系信息，包括上面提到的1-4号中共国安部官员。

在王书君的黑色通讯录中，上述中国政府的联系人并没有被保存到他手机的通讯录中。推断他很可能没有使用语音电话和简讯，而是使用其它平台与这些人进行沟通，包括电子邮件和加密的信息应用程序，以逃避执法部门的监视和检测。

向卧底人员承认他代表中共国安部活动

2021年7月31日，一名卧底人员（UC）见了王书君，他携带着录音设备敲开了王书君位于康州Norwich的家门，说他来自中国，是“老板”派他来送信的。王书君问：是哪个老板？卧底说：是4号官员，王同意他入内。

王问卧底，是否认识4号本人？卧底说他是总部派来的，但与4号见过面，并说与1号也很熟悉。王证实了他认识中共国安部的1号和4号官员，卧底知道了王为中共国安部工作，但王声称自疫情后，他不再与他们频繁接触。

卧底对王书君说，4号官员要求他捎个信给王——中共国安收到的信息是，王正被FBI调查，他的电子通信可能已被监控。王书君向卧底求助，卧底说，可以帮他删除某些电子邮件账户中的“日记”和其它犯罪信息。

王书君向卧底描述了他从2005年开始，如何写“日记”作为“与朋友（中共国安人员）沟通”的方式。他通常每月写两到三篇“日记”，传达有关中国民主运动和活动的许多信息，是公开的，如会议记录。他要求卧底帮助他删除这些日记，卧底说删除所有“日记”会显得很可疑。

王书君说，他用电子邮件与中共国安3号和4号官员联系，用另一个账户与中共国安1号和2号官员联系。他向卧底提供了其电子邮件账户的密码，以便能够删除“日记”和其它犯罪信息。他还说，他的电子设备可以由卧底从他法拉盛的公寓中取回，应破坏他的电子设备上的任何犯罪文件。

王书君还与卧底讨论了香港异见人士1号，表示与其关系非常密切，并讲述了国安部4号官员如何希望他请这位香港持不同政见者1号吃饭，以了解他对香港选举的想法和意见。他花了四千多元请吃了一顿饭，他写下了他们的谈话内容，但没有保存在他的电脑上。他还说，如果他被美国执法部门询问，他将提供借口说，他提供的信息不是机密的。

王书君对FBI特工的自白

大约两周后，即2021年8月11日，FBI特工敲开王书君在康州住所的大门，亮明身份后要求与王书君谈话。

王书君最初否认他与FBI卧底人员（UC）的大部分互动，例如，他最初声称UC是外国交换生，又改口说UC来他家安装空调。

然后，经过进一步追问，王书君证实他与四名国安官员有关系。他认出身穿国安制服的1号军官的照片；承认曾至少3次面见4号官员；当他回中国时，3号官员偶尔会到机场接机；承认他提供给中共国安的信息不公开，只是他不认为这是“秘密”；

他也承认认识1号香港人士，并表示他是应国安部的要求会见1号香港异见人士，包括与其共进晚餐，王承认向国安提供了这名香港人的信息。

王书君周三（16日）上午被捕，过堂后以30万美元的保释金获释；保释期间要接受电子监控，不得与中国及中共领事馆联系；旅行仅限于在纽约市和康州。

谢选骏指出：王书君（Shujun Wang）长期担任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秘书长，七十多岁的人了，还要喊一个小小的特务处长为老板！真是太太太可怜了！这让人不得不怀疑，这个“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HU YAOBANG AND ZHAO ZIYANG MEMORIAL FOUNDATION）就是中共的外围组织——

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基金会）成立于2006年，并在美国纽约州登记为非盈利机构组织，其注册名字为 HU YAOBANG AND ZHAO ZIYANG MEMORIAL FOUNDATION 。

基金会由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美国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执行主席陈一咨先生发起，并任基金会董事会董事长和基金会会长。当年发起董事王书君、王丹、兰征、刘青、陈一咨、李进进、李恒青、苏绍智、张艾枚、胡平、封从德、夏明、熊元健、丘宏达、高文谦。王书君先生任秘书长。2011年基金会改选，李进进任会长和基金会董事会董事长；陈一咨先生任名誉会长，王书君先生继续担任秘书长；董事会的董事也做了大的调整。

基金会的设立是为了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在中国二十世纪现代化过程中对中国乃至世界所作出的贡献以及遭受的不公正及其非人道的待遇。胡耀邦和赵紫阳在中国二十世纪胡耀邦和赵紫阳曾是中国20世界八十年代前后两任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领袖，赵紫阳还曾担任中国的国务院总理逾七年之久。胡耀邦在一九八七年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被撤换；赵紫阳因在一九八九反对军事镇压抗议的学生和市民而遭撤职并被软禁十六年直到逝世。他们是中国专制制度的牺牲品。他们代表了中国的良心。忘却他们，就是摈弃良心，中国的现代发展史也就残缺不全；纪念他们，就是要守住道德的底线，中国的发展就会走向健康和正确的方向。

谢选骏指出：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的起诉书指出，根据王书君的电子邮件、聊天通讯、王书君自己的供述和其它证据表明，他至少从2005年开始，向中共国安部官员报告关于美国和其它地方中国异议人士和民运成员的信息。——而仅仅一年之后的2006年，“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基金会）”就在美国纽约州登记为非盈利机构组织了——这是否意味着，“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基金会）”是奉中共之命成立的呢？

完全可能！因为胡耀邦、赵紫阳都是中共的前任党魁，“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基金会）”很可能就是共产党的党内民主派为中共建立的第二梯队——准备在中共现政权无以为继的时候“有所作为”。但是，这样的一个“宏伟的计划”竟然要把小特务当作老板，真是太太太出人意外了吧！附带再说一句，“中国社会民主党”也是这样一个玩意儿——它的领导人们，现在都到中国大陆养老去了！事实证明，谁和马克思发生关系，谁就是交鬼的人！


【16、自由主义者都是逃兵（六四屠杀33周年的俄罗斯教训）】


《不自由但也很快乐？乌克兰战争打破俄罗斯人幻想》（SABRINA TAVERNISE 2022年4月11日）报道：

去年在莫斯科的一次演讲中，普京的影像被投射到建筑物幕墙上。

我上一次去俄罗斯是在2015年的夏天，我遇到了一个矛盾状态。如果一个地方不自由，但也很快乐会怎样呢？这种状态会持续多久？

莫斯科已经变成了一个美丽的欧洲城市，到处都是经过精心绿化的公园、自行车道和停车位。在过去十年里，普通俄罗斯人的收入有了大幅提高。与此同时，该国的政治制度正越来越接近威权主义。

在此之前15年，鲍里斯·叶利钦羞愧地离开了权位，他在国家电视台道歉，因为他“未能证明人民的希望是合理的，他们相信我们能从阴暗停滞的极权主义过去跃入光明、繁荣和文明的未来”。

到2015年夏天，他的继任者普京似乎已经让俄罗斯变得光明和繁荣。他所建立的政治体系限制越来越多，但许多人已经学会适应它。

许多俄罗斯自由主义者开始为非营利组织和地方政府工作，投身社区建设——使他们的城市更适合居住。2011年和2012年的抗议运动失败了，人们开始寻找其他方式来塑造自己的国家。他们认为，宏大的政治是没有希望了，但人们可以通过小的行动带来真正的改变。

这样的妥协还有另一个方面：普京似乎也受到了约束。政治行动可能是禁忌，但涉及宗教、文化和许多表达形式等其他方面则比较宽容。在他的考量中，要想让体系平稳运行，就必须为社会留出一些空间。

我在俄罗斯生活了九年，从2000年开始为《纽约时报》报道这个国家，那一年普京首次当选。在公开写作和我的私人生活中，我花了很多时间告诉人们，俄罗斯有时可能看起来很糟糕，但它也有很多美好的品质。

但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几周内，我感觉自己正在看着我爱的人们失去理智。俄罗斯人类学家亚历山德拉·阿尔希波娃表示，许多转向“小行动”的俄罗斯自由主义者也感到震惊和恐惧。

“我看到很多帖子和对话都在说，这些小行动正是一个大错误，”她说。“人们有一个比喻。他们说，‘当癌细胞在胃里不断生长的时候，我们却试图给我们的脸做点整容手术。’”

我开始怀疑俄罗斯是否总要落到现在的地步，而我们只是没能预见到。于是我给俄罗斯记者叶夫根尼娅·阿尔巴茨打了电话，她早在1990年代就曾警告过克格勃卷土重来的危险。阿尔巴茨一直坚持这样一个观点：在历史的某些时刻，政治思想和政治行动的一切都处于危险之中。她一直认为，面对普京的任何妥协都是一种幻觉。她说，2008年是一个转折点，那一年，普京与西方离心离德，甚至入侵了另一个国家，而西方几乎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对普京来说，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她上个月在电话中说，“他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这也正是他开始做的事情。他的行为极其理性。他只是意识到你并不关心。”

她指的是2008年俄罗斯入侵格鲁吉亚，当时美国总统小布什刚刚开始谈论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加入北约。我曾报道那场战争，在格鲁吉亚的哥里镇与一支俄罗斯部队一起度过了一晚。我记得士兵们看起来精神焕发，时而哈哈大笑，时而说些笑话。苏联在冷战中的失败留下了一种痛苦的屈辱感和失落感。入侵似乎令他们重新振作起来。

“普京上台以后，一切都变了，”一名军官告诉我。“我们找回了一些昔日的力量。人们又开始尊重我们了。”

阿尔巴茨听起来很疲惫，但却非常坚定。我们谈话的那天，她前往俄罗斯的一个流放地，出席对她的朋友阿列克谢·纳瓦尔尼的宣判。纳瓦尔尼是俄罗斯很受欢迎的反对派领袖，他利用宣判中分配给他的时间发表了反对战争的演讲。“我们现在明白，当普京决定在乌克兰开战时，他必须除掉纳瓦尔尼，”她说，因为他是唯一一个有勇气反抗的人。

事实上，纳瓦尔尼从未接受放弃直接对抗的立场，他正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一场反对运动，领导人们走上街头。他拒绝妥协，为了反抗，他愿意坐牢。

阿尔希波娃指出，纳瓦尔尼的口号是，这场战斗不是正义与邪恶的斗争，而是正义与中立的斗争，这是在直接挑战普京所要求的政治被动。

我采访过的许多人都说，纳瓦尔尼在多年自由行动后，在2020年遭到投毒，并于2021遭到监禁，这标志着社会契约的结束和普京战争的开始。就像基地组织在2001年9月11日前夕杀死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一样，普京也必须清除反对者。

莫斯科社会与经济科学学院的政治哲学教授格雷格·尤丁认为，2018年到2019年，政治反对派的成功开始加速，正是这种成功将普京推向了战争。

尤丁说，普京无法想象，俄罗斯国内会有人为国家谋福利，但却反对他。所以他寻找叛徒，并执着地认为西方在追杀他。“这是这种政权的一个特征，”尤丁教授说。“它把内部的异议解读为外部的威胁。”

至于我在2015年提出的问题——一个地方虽然不自由但很快乐，这能持续多久——也许我们已经找到了答案。许多自由主义者已经离开。许多没有离开的人面临罚款甚至监禁。据人权组织OVD-Info的数据，俄罗斯入侵后的几周内，警方在全国拘留了逾1.5万人，远远高于2012年抗议活动期间的人数，研究那次抗议活动的阿尔希波娃说，当时在12个月内约有5000人被拘捕。

阿尔巴茨留下了，她对没有留下的俄罗斯自由主义者感到愤怒。她说，这种情况意味着“俄罗斯自由主义者，他们对任何问题都不能容忍”。她还说，“他们直接就跑了。”

逃离该国的俄罗斯人上个月聚集在伊斯坦布尔。同时这是一个极其艰难的选择，她说。“在被关进监狱和不进监狱之间选择，我宁愿选择不进监狱，”阿尔巴茨说。她还表示，因为报道这次战争，她面临数千美元的罚款。

尤丁说，选择的困难在于镇压已经完成，政治反对派已经被粉碎。“最贴切的类比是1939年的德国，”他说。“你期待那里发生什么样的民主运动？这是一样的。人们现在基本上是在试图保命。”

当然，不是所有人。追踪俄罗斯公众舆论的研究组织列瓦达中心的社会学家列夫·古德科夫告诉我，全国大约三分之二的人赞成普京在乌克兰的行动。

“这是人口中受教育程度较低、年龄较大的部分，主要生活在农村地区或中小城市，那里的人口更穷，更依赖权力，”他说，指的是那些依赖养老金和国企工作等公共资金的人。“而且他们所有对现实的建构完全是从电视中获得的。”

他指出，“如果你看看我们自普京上台以来20年的研究，那么普京得到的支持和其声望高峰总是与军事行动相吻合。”

1999年的车臣战争便是其中之一，那是一场尤其残暴的征服，是普京在首次当选总统前的标志性行动。那场战争的一些特征开始在乌克兰出现：双手被捆绑的尸体、乱葬岗、酷刑的故事。车臣战争的结果是系统地消灭了所有抵抗俄罗斯的人。这是否是俄罗斯在布查的意图，现在说还为时过早。

现在这种妥协中止了，幻想破灭了。俄罗斯已进入一个新阶段。是什么样的阶段？尤丁认为，俄罗斯正在从威权主义——以政治被动和公民不参与为主要特征——走向极权主义，后者依赖于群众动员、恐怖和统一信仰。他认为普京正处于危机边缘，但可能会犹豫是否做出转变。

他说：“在极权主义体系中，你必须释放自由能量才能引发恐怖。”他说，普京“是个控制狂，习惯于微管理”。

然而，如果俄罗斯政府开始崩塌，无论是通过俄罗斯经济的崩溃还是在乌克兰的军事惨败，“释放恐怖将是他自救的唯一途径。”

这就是为什么对于乌克兰和反对普京的俄罗斯人来说，目前的局势如此危险。“普京深信他承受不起失败，他会升级，”尤丁说。“他押上了一切。”

谢选骏指出：看来在恐惧之下，俄国的自由主义者都成为逃兵了。那么中国呢？事实证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早就是逃兵了——1989年劫匪军枪声一响，那些“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就做了鸟兽散了，纷纷通过偷渡集团逃往香港、台湾，然后再度转亡法国、美国……其中最为恶劣的一些瘪三，竟在开枪之前就已经脚底抹油，赶到海外冒功请赏、领取头香了——他们后来养的脑满肠肥，有的甚至潜回共区继续邀赏……这些逃兵不知羞耻，吃着人血馒头，还到处吹嘘自己的飞毛腿特行，结果彻底败坏了民主运动的声誉，又可以返回北京再次“做生意”了。这些自由主义者为何都是逃兵？因为他们只會把自己的動物本能最大化。


【17、从自由民主到自由枪击】


《又一次校园枪击案后，一个得州华人妈妈的悲伤和恐惧》（Zhan Juan 2022年5月26日）报道：

虽然枪案发生的小学距离我们所在的休斯敦郊区甚远，但作为一个母亲，看到孩子们在本该感到最安全的地方被残害，我仍然感到痛心和恐惧。

周二下午，我不断接到朋友的问候。“得州又有大规模枪击了，离你们那儿远吗？”“你家娃还好吧？”我反复回答：枪击案发生在得州南部与墨西哥交界的小城尤瓦尔迪，与我们所住的休斯敦郊区相隔甚远；我11岁女儿所在的初中已经加强安保。对于“又有枪击”不算意外，但看到这场自10年前桑迪胡克小学大屠杀以来美国最致命的枪园枪击案死亡人数不断攀升，而且遇难的学生多数年龄和我心爱的宝贝相仿，我们仍然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孩子放学回家后，我的第一个动作就是紧紧搂住她，久久不愿把她放开。

最让人痛心的是，从桑迪胡克到尤瓦尔迪已经过去了10年，一些新闻的细节仍然可以互相映照。桑迪胡克事件后，时报的报道描述说，家长们在小学转角处消防站的后屋里不安地等待着消息，“一名警官走进来，说出了父母们最担心的事情：他们的孩子离开了人世。随之而来的哀号声，从外面都可以听到。”而在尤瓦尔迪枪击案中，时报记者写下了在现场观察到的景象：“当我到达作为学校社区中心的市民中心时，天已经黑了。那是一个闷热的夜晚，还有几个小时将有雷雨滚滚而来，家人都聚集在停车场的汽车周围。都是些大家庭，叔叔、阿姨、祖父母、堂兄弟姐妹。他们中的许多人只是听到了他们的孩子失踪的消息。人们在哭泣，拥抱在一起，那种痛苦是可以听得到的，就像它在空气中撕裂一样。一些家长听到消息后挣扎着走回自己的车里；他们倚靠着所爱的人。有一个女人跪了下来，整个人蜷在车里的乘客座位上。她在抽泣，直不起身来。”

对于悲剧，人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恐慌和逃避。在我女儿所在学区的脸书家长群里，有家长表示，就在最近几天，周边初高中也出现了学生口头威胁枪击的事件。中学生可能缺乏自控力，新冠疫情后美国又出现了青少年精神疾病日趋严峻的问题，加上得州枪支管理过于宽松，一旦枪支落入危险人群手中或出现模仿犯罪，将会再次酿成惨剧。只是又能逃到哪里去呢？就在最近10天里，美国就发生了不止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其中5月14日发生在纽约州布法罗的种族主义屠杀导致10人死亡，5月15日在南加州导致一死五伤的事件则是华人枪手进入台湾教会作案，这些甚至都可以称得上是美国枪支管理相对严格的州。

在一些北美华人论坛里，疫情期间已经深感周遭犯罪率上升的华人受到此次枪击案的冲击，又一次开始讨论搬到别国的可能性。而在中国国内的社交媒体上，有些因疫情封控和随之而来的经济政治压力动起了移民或留学心思的人也开始考虑，是不是应该把美国从目的地国家清单上撤下来。

然而，即使是在相对安全的加拿大和北欧，也并不完全能杜绝大规模杀戮。哪怕是在严格禁枪的中国，近年来针对学龄儿童进行的无差别袭击也时有发生。这不禁让人想问一个终极问题：究竟“润”到哪里才能获得平安与幸福？

从数据上，我也许能找到一些聊以宽慰的统计。在美国，大规模枪击事件不是造成人员丧生的主要原因；而校园大规模枪击虽然引起了广泛的报道，但校园对于孩子们来说仍然是“最安全的地方”，在校园被害的可能性远低于交通事故、中毒或溺水。

但是，恰恰因为孩子们在本该感到最安全的地方被残害，这一切才尤为让人痛心；而在很多研究已经在枪击持有率过高、枪支管理过松与大规模枪击之间建立了联系的情况下，美国的议员们在每次类似事件发生后，除了同情和祈祷毫无作为，没有像英国、澳大利亚、挪威等国那样出台不同程度的限枪法案，这更让人失望。

尤瓦尔迪事件中遇难的孩子们都在七到10岁间，家长们回忆这些孩子是“喜欢上学的宝贝”、“是一个爱她朋友的小女孩”、“是喜欢穿粉色的男子汉”、“是精力充沛的棒球和足球运动员”。未经历这样的痛楚，谁也不可能感同身受，但作为母亲，我曾经无数次想象这种痛苦。

这样的痛苦，会在孩子们学校的主动射击演习中一次次被提醒。记得女儿上小学一年级时第一次参加这种演习，我还以为是消防或者龙卷风演习，直到她向我介绍步骤是“逃跑、躲藏和抗争”。她还告诉我，在演习中，老师反锁住教室的门，拉上窗帘关上灯，让孩子们静悄悄地躲在黑暗的教室角落，这时她的一个同学轻轻啜泣了起来，因为她穿的是一双只要走路就能发光的鞋子——那是一双孩子们都喜欢和羡慕的鞋子，但这个6岁的孩子突然意识到，在有坏人袭来时，闪闪发光、好似有魔力的鞋子可能会让自己和身边的同学老师成为目标。对潜在枪击的警惕甚至可能会内化，我的一个在洛杉矶的朋友说，她孩子所在的小学进行过一次扩建，新教室是几个活动板房，学生们在参观教室时，最主要的不满是，“这间教室没法反锁，很容易被攻破”。

而现在，学生们似乎已经把在校园可能遇到的威胁当作了寻常事。就在去年将要放寒假前，TikTok和其他一些社交媒体上开始流传有关枪击威胁的警告，尽管措辞模糊，出处不明，美国一些最大的学区仍决定或者提前关闭，或者要求学生不要背书包上学。

临近期末，我孩子的学校最近又开始要求学生只拎着透明文件袋入校，以确保平稳结束这一学年。只不过这一次，我已经不觉得学校是小题大做，我也担心，灾难可能还隐藏在其他想象不到的角落。

你对安全和美国的枪击问题有什么样的思考和见解？欢迎致信cn.newsletter@nytimes.com与我们分享，我们可能会在今后的“海外华人札记”中选登你的洞见。

谢选骏指出：我的洞见只有一句话——这是一个“从自由民主到自由枪击”的过程。等于大家对自由枪击都失去了耐性，那自由民主也就走到了尽头。


《连儿童都不愿保护，美国算什么文明国家》（ROXANE GAY 2022年5月26日）报道：

现在有一种痴迷于文明举止的文化，认为如果每个人都足够有礼貌，任何僵局或意见分歧都可以弥合。但现在是文明严重缺失的时代。没有什么比政治体制允许美国发生持续不断的大规模枪击事件更野蛮的了：拉斯维加斯60人死亡，奥兰多49人死亡，桑迪胡克小学26人死亡，哥伦拜恩13人死亡，布法罗10人死亡。死者包括成人、学童、音乐会观众、夜店狂欢者、杂货店购物者、教师。

得克萨斯州尤瓦尔迪的伤亡之惨重令人难以想象。至少有19名儿童和两名教师丧生。数字惊人，却不会改变任何事。

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被告知——无论是含蓄还是明确地——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忍受这种持续不断的暴力。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希望这些子弹不会击中我们的孩子、我们自己、我们的家人，或我们的朋友和邻居。如果我们胆敢抗议，如果我们胆敢表达我们的愤怒，如果我们胆敢说忍够了，我们就会被教导文明的重要性。我们被告知要保持冷静，并将投票作为我们愤怒的发泄口。

野蛮行为贯穿于这个国家的历史，建立在被盗的土地上，由被盗来的生命用劳动建造。支配着我们生活的一纸文件实际上剥夺了一半以上人口的投票权。在选择代表时，它只计入了五分之三的被奴役人口。如果你想谈论野蛮行为，请让我们弄清楚这些根源有多深。

美国变得无法治理不是因为政治分歧或抗议或不文明，而是因为这个国家不愿保护和关心它的公民——它的妇女、它的少数族裔，尤其是它的儿童。

当政客们谈论文明和公共话语时，他们真正想说的是，他们希望人们在面对不公正时保持沉默。他们希望被边缘化的人接受，遭受压迫是不可改变的生活事实。他们想尽情享受他们所拥有的权力，他们永远不必妥协，永远不必面对自己的良心或本就没有良心，永远不必面对他们不作为的后果。

枪支暴力是他们自己不必担心的问题之一，因为他们相信这些灾难永远不会影响他们或他们的家人。相反，这些政客谈论保护我们的第二修正案权利——无论枪支游说团体想要什么，他们都会将第二修正案重塑成适应这个团体的东西，而不是宪法实际所说的东西。由于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占多数，对第二修正案的重塑可能会不受约束地持续猖獗下去。

当被问及解决方案时，共和党人说要武装教师并训练他们保卫自己的教室。我们会听到持枪的好人将如何勇敢地阻止大规模枪击事件，即使在几次大规模枪击事件中都有持枪的好人，但他们并没有阻止这些悲剧的发生。

这些政客给出的是陈词滥调、祈祷和经文。但是，对于制止下一次枪击事件或者美国平均每天321人中枪的现状——包括42起谋杀和65起自杀，他们并不关心什么是必须采取的措施。关键是，我们要清楚、反复、大声地陈述这个真理。我们不要让他们躲在空洞的言辞后面。他们知道我们看穿了他们的谎言。他们必须知道我们知道他们的真实面孔。

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呼吁文明，就像他们在弗格森、基诺沙、明尼阿波利斯和路易斯维尔黑人被警察枪击或杀害后的抗议活动中所做的那样。当最高法院本月推翻罗诉韦德案的判词草案泄露时，他们呼吁文明。草案告诉育龄者，她们没有身体自主权。这很野蛮。

泄密事件发生后，一些法官的住所外发生了合法、和平的抗议活动。记者和政界人士开始倾尽全力谴责这些抗议活动是不文明的——好像抗议活动才是问题所在。《华盛顿邮报》社论委员会写道，大法官有权享有私人生活，公众抗议不应违反某些界限。

他们呼吁文明，但文明的定义是可塑的和不断变化的。文明成了任何能让他们不被质疑或不受挑战地行使权力的东西。

去年3月，康涅狄格州参议员克里斯托弗·墨菲重新引入了背景调查扩展法案。该法案是一项合乎常理的立法，要求所有枪支购买者接受联邦背景调查，包括私人销售和转让。该法案没有发生任何进展。绝大多数选民支持背景调查，但国会中的共和党人连最低限度的枪支立法也要阻止。

他们的阻挠是卑鄙的渎职。不管这些人怎么说，他们都不是珍惜生命的人。他们重视权力和控制。这一点我们也必须清楚地、大声地、反复地指出。

2022年前145天至少发生了213起大规模枪击事件。让孩子们参加枪击案模拟演习并背着防弹背包去上学。对这之中的文明缺失，促成这一事件的两个党派的政客们没有表达过真正的理解或关心。他们似乎毫不关心孩子们被指示向可能进入教室的枪手扔东西。他们关心的只有自己的政治利益。

周二早上，至少有19名孩子的父母将他们叫醒，帮他们刷牙，给他们做早餐，确保他们收拾好自己的小书包。他们走路或开车送孩子去学校，他们牵着孩子的小手。当这些孩子的父母向他们挥手，递给他们午餐并亲吻他们的脸颊时，这些孩子还活着。他们的生命是宝贵的，他们很重要。

美国最大的耻辱是知道无论再多的愤怒、抗议、破坏或损失都不会改变这个国家与枪支的关系或与生命的关系。将政策卖给出价最高者的懦弱政治制度不会有任何改变。语言不足以表达这种文明的缺失。

Roxane Gay是时报的观点作者，她的作品包括《Ayiti》、《An Untamed State》、《Bad Feminist》、《Difficult Women》、《Hunger》 等。她正在撰写《The Audacity》简报并主持《The Roxane Gay Agenda》音频节目。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她：@RGay。翻译：明斋。

谢选骏指出：上文哀嚎“连儿童都不愿保护，美国算什么文明国家”，却不知道第四个美国，这是一个“后现代社会”，也就是“文明过后的社会”。这个国家，其特征就是“从自由民主到自由枪击”——只有帝国体制才能结束这些噩梦。如果参照一下历史，将不难发现，现在相当于“罗马共和国末期”。这是一个“无产阶级可以无法无天”的狂乱时代——从自由民主到自由枪击！


【18、加里宁格勒类似但泽自由市——战争的导火索】


《卢卡申科会见普京：立陶宛封锁加里宁格勒无异于“宣战”》（2022-06-26 来源）报道：

当地时间6月25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圣彼得堡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举行会晤。卢卡申科对普京表示，立陶宛封锁加里宁格勒过境运输的做法无异于“宣战”，在当今环境下是“不可接受的”，他还希望普京帮助白俄罗斯应对北约战机在其边境地区挂载核武器的训练飞行。普京则表示，俄方将在未来几个月向白俄罗斯提供“伊斯坎德尔-M”导弹系统，并提议为白俄罗斯苏-25战机进行升级改造。

综合塔斯社、俄新社25日报道，普京与卢卡申科讨论了国际市场粮食和化肥供应问题、以及如何应对北约在邻近地区的“进攻性”政策。

卢卡申科表示，美国及北约战机“正在白俄罗斯边境附近进行挂载核武器的飞行训练”，白俄罗斯对此表示担忧。他希望普京帮助白俄罗斯对此作出“对等回应”，或至少帮助白俄军方升级战机。

卢卡申科还说，白方越来越担心立陶宛和波兰采取的“对抗性”政策，白俄罗斯应该为任何事情做好准备，包括动用“杀伤力最大的武器”来保卫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盟国。

普京对此回应说，虽然对北约作出对等回应是“没有必要”的，但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必须采取措施确保自身安全，“这也包括确保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其他成员国的安全”。

普京提议为白俄罗斯训练飞行员，并且在俄工厂为白俄罗斯军队正在使用的苏-25战机进行升级改造。普京承诺，俄方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向白俄罗斯提供“伊斯坎德尔-M”导弹系统，该系统可使用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包括常规导弹和核导弹。

针对立陶宛封锁加里宁格勒过境运输的做法，卢卡申科直言，此举无异于“宣战”。

“最近，有关立陶宛封锁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过境运输货物到加里宁格勒的消息越来越多，这就跟宣战一样，在当今环境下是不可接受的。”卢卡申科说。

加里宁格勒州是俄罗斯在波罗的海地区的一块飞地，位于波罗的海东岸，同波兰、立陶宛接壤。6月17日，立陶宛宣布从18日起禁止通过该国铁路从俄罗斯各地区向加里宁格勒州过境运输货物，并坚称他们只是在执行欧盟的对俄制裁措施，还放话称不相信会受到俄罗斯“军事挑战”。

俄罗斯外交部20日召见立陶宛驻俄罗斯临时代办，直指立陶宛此举是“公开的敌对行为”。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2日再度警告说，俄方对此事的反应将不只停留在外交层面，俄方会采取“实际”措施加以应对。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23日称，欧盟“无意阻止”俄罗斯和加里宁格勒之间的交通。他补充说，目前欧盟正审查对俄制裁的指导方针，以避免对加里宁格勒的交通造成麻烦。

谢选骏指出：白罗斯希望饿罗斯援救，但是普京不敢升级更不敢动手，因为开战容易，终战（日本投降自称）却难。


《加里宁格勒》报道：

加里宁格勒（俄语：Калининград，拉丁字母转写：Kaliningrad），旧名柯尼斯堡（德语：Konigsberg，在德文中意指“国王之山”；俄语：Кёнигсберг；古普鲁士语：Twangste, Kunnegsgarbs, Knigsberg；波兰语：Królewiec；立陶宛语：Karaliauius），是“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的首府，为滨临波罗的海的海港城市，市区面积215.7平方千米，2010年人口为431,402人。

此地最早是古普鲁士人的定居点，1255年条顿骑士团于北方十字军入侵期间在此建立据点，并出于对普热米斯尔·奥托卡二世国王的敬意取名“哥尼斯堡”。之后，该城一直是条顿骑士团国、普鲁士和德国东普鲁士的一部分，直到二战末期的1945年，苏联红军占领整个东普鲁士为止。二战结束后，根据《波茨坦协定》，东普鲁士约三分之一的面积划归给苏联，其余部分划归给波兰。1946年7月4日，苏联把划归给其的东普鲁士部分领土，取名为加里宁格勒州，以纪念当时刚逝世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哈伊·加里宁，哥尼斯堡也同步更改为现名，开展全面俄化，并成为该州之首府至今。

加里宁格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原名柯尼斯堡，是普鲁士王国省份之一的东普鲁士首府，亦是早期16世纪普鲁士公国的首都。哥尼斯堡与其周边的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纳粹德国战败之后根据波茨坦协定第五条被当时的苏联并吞，划分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个州。1946年时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国家元首）加里宁过世，为了纪念他，苏联将柯尼斯堡改名为加里宁格勒，而周遭区域也变成今日的加里宁格勒州。1990年代苏联瓦解，原本的加盟共和国立陶宛、拉脱维亚与白俄罗斯纷纷独立，使得加里宁格勒连同整个加里宁格勒州，与俄罗斯本土之间失去了实体的领土相连，而变成今日被波兰与立陶宛两国分离的外飞地状态。

德意志城市时代

柯尼斯堡这个城市的发源地，是一座1255年建立于普列戈利亚河河口的城堡（柯尼斯堡城堡），这座城堡是由条顿骑士团所建，并且为了纪念与骑士团一起参加十字军东征的波西米亚国王普热米斯尔·奥托卡二世，因此命名为柯尼斯堡。（Konigsberg 国王的山脉）

苏联时代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根据7月23日苏美英签订的波茨坦协定第五条“将柯尼斯堡及其周围区域划归给苏联，美英两国对此予以支持”。1946年在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布尔什维克创始人之一米哈伊尔·加里宁逝世后改名为加里宁格勒。该市与周围的地区被并入苏联，作为苏联最西部的领土，成为重要战略地区。冷战时期的1950年代，苏联将波罗的海舰队总部设在该市。由于其战略重要性，当时的加里宁格勒是禁止外国游客前往拜访的。

俄罗斯联邦

随着苏联解体，加里宁格勒州成为俄罗斯的外飞地，与俄罗斯本土不接壤。加里宁格勒与圣彼得堡是俄罗斯在波罗的海仅有的两个不冻港。1997年，俄联邦决定在该市设立“特别经济区”，大力发展制造业。

2004年，波兰和立陶宛加入欧盟后，该地区完全被欧盟包围。

谢选骏指出：二战胜利国炮制的“加里宁格勒”飞地，类似一战胜利国炮制的但泽自由市飞地，很可能成为新的战争导火索。


網文《格但斯克》报道：

格但斯克（波兰语：Gdańsk；西里西亚语：Dànzica；卡舒比语：Gduńsk；拉丁语：Dantiscum），德语称但泽（Danzig），是波兰波美拉尼亚省的省会，也是该国北部沿海地区的最大城市和最重要的海港。

在汉萨同盟时代以来的600多年间，格但斯克始终是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一个重要的航运与贸易中心。虽然在历次的战争中曾经几度衰落，但是，在每次衰落之后不久，格但斯克都能够利用它的区位优势，恢复过去的繁荣。现在，它仍然保持着波兰重要航运与工业中心的地位。格但斯克市的人口有470,907人（2019年），并且与附近的格丁尼亚和索波特联合组成三联市都会区，人口总数超过80万。

格但斯克这座城市在欧洲政治、军事与外交史上，历来属于最受人关注的焦点之一。600多年来，一直是日耳曼和斯拉夫两大民族之间反复争夺的主要焦点。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的军舰炮击但泽的波兰基地，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正式爆发。战后，根据美英苏三强制定的雅尔塔协定，重新划分了欧洲各国的版图，格但斯克也结束了居民以德意志新教徒为主的局面，几乎完全换了一批新市民，变成一个波兰化城市。

格但斯克还是世界闻名的团结工会的发祥地，这是社会主义国家中第一个真正独立的政治组织，在1989年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结束共产主义对其统治的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市名

格但斯克这个名称可能是指“位于格但尼亚河边的城镇”。同其它许多欧洲城市一样，格但斯克在历史上有过许多不同的名字。

城市的波兰语名字是Gdańsk，而在当地卡舒比语中则称为Gduńsk。格但斯克的德国人数量占优势，而且它在1792年至1919年间曾先后成为普鲁士王国和德意志帝国的一部分，因此这座城市的德语名称但泽（Danzig）也被广泛地使用。城市的拉丁语名字可以是Gedania、Gedanum或Dantiscum中的一个。

在英语中，格但斯克曾被称作Dantsic（沿用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格但斯克通常发音为IPA。如果不是波兰人，常常会把正确的读音忽略掉。由于在西班牙语字母的?和波兰语的?为同一音值，因此在西班牙语里面格但斯克有以下几种拼写方式：Gdansk、Gdask或Gdansque。

在公元997年后，这一城市名称才正式被确定。随后又曾被写作Kdanzk（1148），Gdanzc（1188），Gdansk（1236），Danzc（1263），Danczk（1311, 1399, 1410, 1414–1438），Danczik（1399, 1410, 1414），Danczig（1414），Gdansk（1454, 1468, 1484），Gdansk（1590），Gdonsk（1636），在拉文语文件中还写成Gedanum或Dantiscum。这些早期记载表明波美拉尼亚名称是Gduńsk，波兰语名称Gdańsk，德语名称是Danzig。

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文献中的其它的拼写方法还包括Gyddanyzc，Kdansk，Gdanzc，Dantzk，Dantzig，Dantzigk，Dantiscum和Gedanum。正式的拉丁语名字Gedanum也同时被使用着。

特别的名称

在某些特定场合，也称为王家波兰城市格但斯克（波兰语：Królewskie Polskie Miasto Gdańsk，德语：Konigliche Polnische Stadt Danzig，拉丁语：Regia Civitas Polonica Gedanensis，卡舒比语：Królewsczi Polsczi Gard Gduńsk[2][3][4]）。

卡舒比人（波兰北部人）则比较青睐：我们的首都格但斯克（Nasz Stoleczny Gard Gduńsk）或卡舒比人的首都格但斯克（Stoleczny Kaszobsczi Gard Gduńsk）这样的称谓。

格但斯克历史和波美拉尼亚历史

格但斯克在历史上最引人注目之处，就是自从1308年德意志条顿骑士团征服该市以后的六百多年间，它一直是德意志和波兰两大民族反复争夺的焦点。由于它控制了维斯瓦河的入海口，它是波兰最理想的出海口；同时它也是联结东普鲁士地区和德国大部分领土的咽喉要地。因此波德两国均将该市视为自己的生命线，每次战争之后，失去这座城市的一方引为奇耻大辱，积极备战，于是又引发下一次的战争。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国际社会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将这里变成一个在国际联盟保护下的半独立的自由市。但这样的解决方案却使得波德两国均无法满意。

以下是曾经统治这座城市的政权列表：

997年－1308年：POL Przemys? II 1295 COA.svg 波兰王国

1308年－1454年：Insignia Germany Order Teutonic.svg 条顿骑士团

1454年－1466年：十三年战争

1466年－1569年：POL Przemys? II 1295 COA.svg 雅盖隆王朝时期的波兰王国

1569年－1793年：Chorgiew królewska króla Zygmunta III Wazy.svg 波兰立陶宛联邦

1793年－1805年：Flag of the Kingdom of Prussia (1750-1801).svg 普鲁士王国

1807年－1814年：Gdansk flag.svg 但泽共和国

1815年－1871年：Flag of the Kingdom of Prussia (1803-1892).svg 普鲁士王国

1871年－1920年：Flag of the German Empire.svg 德意志帝国

1920年－1939年：Flag of the Free City of Danzig.svg 但泽自由市

1939年－1945年：Flag of German Reich (1935–1945).svg 纳粹德国

1945年－1989年：Flag of Poland.svg 波兰人民共和国

1989－：Flag of Poland.svg 波兰共和国

创建和波美拉尼亚公国

考古学家认为，格但斯克要塞是在980年代由波兰国王梅什科一世所建立。但最近又有人认为997年才是该市的成立日期，因为在那一年，波兰国王波列斯瓦夫一世派圣人布拉格阿达尔贝特为格但斯克居民施洗。

此后，格但斯克是波美拉尼亚公爵统治下的一个波兰割据公国的主要中心。其中最为著名的公爵是斯威托佩克二世，他于1235年左右批准通过了格但斯克的自治宪章，当时该市有2,000名居民。到1308年之前，格但斯克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繁荣的贸易城市，拥有10,000名居民，当时欧洲很少有城市能够达到这样的人口规模。

条顿骑士团（1308年－1454年）

1308年11月13日，条顿骑士团征服了这座繁荣的城市，制造了格但斯克大屠杀。这次屠杀导致了该市的衰落，并引发了条顿骑士和波兰之间一系列的战争，直到1343年签订和约，条顿骑士承认他们占领的波美拉尼亚是他们从波兰国王那里接受的“救济”。尽管仍然存在一些法律方面关于领地财产归属权的争议，但是这个协议最终确立了格但斯克在1343年成立了市政当局，并发展了波兰经维斯瓦河进口粮食的贸易路线。

在条顿骑士控制的年代，这座城市的规模和贸易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日耳曼人的影响也增加了。德语名称“但泽”逐渐取代了该市的波兰名称“格但斯克”。1361年，但泽成为汉萨同盟成员之一，并成为汉萨同盟中普鲁士和立窝尼亚商圈的首席城市，贸易范围包括普鲁士、波罗的海东岸的条顿骑士团领地、以及波兰和瑞典。

1409年，条顿骑士团和波兰之间又爆发了新的战争，这场战争结束于1410年的古伦瓦尔德之战，该市大部分一度归属于波兰国王直接管理。一年以后的1411年，托伦和约签订，但泽又回到条顿骑士的管理之下。1440年，但泽参与建立了普鲁士邦联。

1454年，接受波兰保护的普鲁士联邦对1410年坦能堡战役之后条顿骑士团的政策感到不满，十三年战争（1454年－1466年）爆发。在战争中，这些城市依赖骑士团城堡进行战斗，夺取了托伦。波兰国王面临困境，聚集了一支军队，在柯尼兹战役中又被击败。但是随着战事的开展，最终造成条顿骑士团在经济上无法支撑。在战争的间歇，1457年5月25日，该市被并入“王室普鲁士” - 接受波兰王国的保护，同时保持其自治市的独立地位[5][6]。这个海港首次获得进入波兰市场的特权，同时保持与汉萨同盟其他城市之间繁荣的贸易。1466年，条顿骑士团战败，波兰与普鲁士签署了第二次托伦和约，条顿骑士团只保留了东普鲁士的残余领土，但被迫效忠波兰国王，成为波兰的附庸国，称为普鲁士公国，并且被迫割让包括但泽和马林堡、埃尔布隆格和瓦尔米亚在内的普鲁士西部。这些地区和前波美拉尼亚公国以及托伦一起，被称为“王室普鲁士”，在波兰国王之下，但泽、托伦和埃尔布隆格三个共和政体的城市继续享有在战争期间已经部分获得的广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内部自治权。其中包括1457年国王卡西米尔四世授予该市的所谓“非常荣幸”（Groe Privileg）[7]。

在1470年，为了备战，该市装备了汉萨同盟的第一艘大型卡拉维尔帆船，法国制造的“但泽的彼得”。

在1522年，改革新教牧师雅各·海格开始在格但斯克推行宗教改革。

1569年的卢布林联盟威胁到格但斯克的自主权，在无数的冲突，格但斯克继续声称自主[8]。因此，1576年新国王斯特凡·巴托里宣布没收但泽的权利，并把波兰王国的贸易出入口，改设于埃尔布隆格——另一座港口都市。作为反击，但泽与其同盟的丹麦海军，轻易的击败了波兰贫弱的舰队，封锁波兰的港口，并畅通了但泽的海运。但是，巴托里的大军仍持续从三面包围但择，这一围就是六个多月。这样的局面持续到隔年（1577年）四月，才因巴托里在会战中大败但泽陆军而开创新局。虽然巴托里打算乘胜炮轰但泽市，但却因但泽军七月的突击而毁掉了大半火炮。双方最终于年底达成妥协：斯特凡·巴托里承认城市的特殊地位和获前王承认的但泽法；但泽市承认他是波兰的统治者，并支付了巨额赔款（共计200,000金古尔登）。但泽后来在波兰与瑞典和沙俄交战时，继续保持对波兰立陶宛联邦的忠诚，并在联邦需要的时候提供援助。

波兰国会在1585年十一月26日修正城市法规之后，但泽正式成为联邦中拥有最多特权的城市。

波兰的王室普鲁士（1454年－1793年）

16世纪和17世纪是但泽贸易和文化的黄金时代。在波兰国王雅盖隆王朝的卡西米尔四世的皇家宪章庇护下，又有便捷的维斯瓦河内河水运可以连通整个波兰市场，但泽再次发展成为一个繁荣的大型国际性海港城市。国际贸易的繁荣，使得这座城市聚集了各个民族的居民：包括德国人、波兰人、犹太人和荷兰人，他们都对这个时期但泽的地位确立和文化繁荣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得到但泽这个港口，对于波兰的意义相当重大。首先，这直接刺激了波兰粮食的对外出口，促使贵族庄园纷纷建立劳役制庄园，从事商品粮食的生产。波兰的城镇里也出现了类似西欧国家的手工工场。最后，甚至波兰的首都也从维斯瓦河上游的克拉科夫迁到中游的华沙，以缩短首都与港口的距离。

在经历了200多年的黄金时代之后，进入18世纪以后，残酷的战争使得该市经济逐渐失去了活力，走向衰落。

普鲁士王国和德意志帝国时期（1793年－1919年）

经过1772年－1795年的一系列战争，波兰最终被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三大强邻所瓜分。在1793年，但泽正式割让给普鲁士王国，此后直到1919年，这座城市曾经有126年是一座德国城市；其间只有1807年－1815年拿破仑占领期间短期作为但泽自由市存在。

普鲁士将但泽作为其波罗的海舰队的基地，直到1865年后迁到基尔。

1871年，但泽作为普鲁士的一部分加入了统一的德意志帝国。

但泽自由市（1920年－1939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战败。战后，根据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提出的“14点”，协约国同意波兰重新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但如果完全按照民族分布来划分国界，新成立的波兰只能是一个内陆国家，周围又被强大的敌国所包围（德国和苏联），将非常不利于它的生存。波兰人根据地理形势，希望重新得到这座城市作为波兰天然的出海口。波兰的愿望得到了协约国的支持。然而，毕竟无法忽视这座城市的绝大部分人口都是德国人的事实，在最终各方妥协的结果——1919年的凡尔赛条约中，规定波兰得到通往波罗的海的狭长的波兰走廊（位于但泽以西，包括格丁尼亚在内），而但泽成立自由市，一个在国际联盟保护下的半独立的准国家。但泽自由市于1920年11月15日正式成立，管理内政的权力自然而然地落到了占绝对多数的德国居民手中，但自由市的外部事务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波兰的控制。自由市发行自己的邮票和货币，货币上刻有铭文“但泽自由市”，以及该市的东方海运和历史的标志。

1923年的人口统计表明，在但泽自由市的居民中，超过95%的人口为德意志人，而波兰人的比重只有3%[9]。

但是，无论是波兰还是德国，对这样的安排都并不满意。对于波兰人来说，但泽自由市的存在在事实上阻塞了波兰贸易，加上对定居该市的波兰人的限制，于是波兰政府决定在该市以西波兰走廊的部位新建格丁尼亚港口，不久这个新港口就占据了波兰海运出口总额的大部分份额。而对于德国人来说，失去了但泽和“波兰走廊”地区，就使得德国领土被分成了不相连接的两块，连接德国大部分领土与东普鲁士之间的咽喉被“掐断”，位于“波兰走廊”和但泽自由市之东的东普鲁士成为一片孤岛。当地占多数的德国人甚至无权向其他有争议的地区一样举行公投，决定自己的归属。因此，许多德国人一直对此耿耿于怀，在战后的德国引起了许多争议和复仇思想。

1939年3月15日，希特勒兼并了捷克斯洛伐克，随即要求波兰归还但泽、并解决波兰走廊问题，获得连接波美拉尼亚和东普鲁士的通道，把德国版图统一，这个要求立即遭到波兰的拒绝。4月3日，希特勒秘密制定了白色行动计划，准备不惜用军事手段夺取但泽。7月30日，法国外交部长和英国首相张伯伦分别警告希特勒，他如果真的这么做的话，将导致一场战争。但泽危机日趋严重。当然，有关的各国都很清楚，将要发生的这场战争必然是一场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年－1945年）

1939年9月1日凌晨4时45分，停泊在但泽港外伪装成前来友好访问的德国战舰无畏战舰战列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坦因号突然炮击驻扎在但泽西盘半岛的波兰军队，1小时后，德军地面部队从北、西、西南三面发起了全线进攻，但泽的战斗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正式爆发。孤立无援的波兰抵抗者在西盘半岛坚持抵抗了将近一周，直到弹药用尽。该市随即被纳粹德国收复，并入帝国但泽-西普鲁士。

大部分但泽犹太人在战斗开始前夕得以迅速逃离。早在1936年，德国秘密警察已经开始监视波兰人团体，1939年就根据搜集的情报，抓捕名单上的波兰人。纳粹侵入后，对波兰人的大逮捕开始了。战争的第一天大约有1,500人被捕，主要是活跃在社会经济生活和波兰组织的成员的波兰人。9月2日，其中150人被关进施图特霍夫集中营，在那里大部分人最终被杀害。[10]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的1945年3月，苏联红军从纳粹手中攻占该市。激烈的战斗使得90％的城市在战争期间变为废墟，25％的战前人口死亡。根据雅尔塔和波茨坦协定，格但斯克在普鲁士和德国统治了152年以后成为波兰领土。

并入波兰

1945年以后，这座城市的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原有的主体居民——德意志人在战争中的死亡率达到25％，幸存下来的德意志居民被苏联红军驱逐到奥得河以西的德国剩余领土（详见奥得河-尼斯河线），取代他们的新居民几乎全部都是波兰人，其中大部分都是从波兰东部割让给苏联的大片地区，特别是波兰历史名城利沃夫（今属乌克兰）迁来，他们绝大部分都是天主教徒。

格但斯克的老城在战争中几乎完全成为废墟，但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被精心地重建起来，因此仍然保持了原有的风格和魅力。在波兰共产党的领导下，格但斯克被定位为波兰人民共和国的主要航运和工业中心，发展了它的港口和3个主要造船厂。

由于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所推行的德国-波兰和解政策（东方政策），1970年，波兰与西德签订了华沙条约，承认奥德河—尼斯河线是波兰的实际边界。德国与波兰边界问题的最后解决尚要等到1990年11月14日，亦即《最终解决德国问题条约》签署后不久，联邦德国与波兰签署《德波边界条约》，德国宣布正式放弃对奥德河—尼斯河线以东所有由波兰管理的原德国领土的要求。至此，将近700年来对于格但斯克这座城市归属的长期争议才终于划上了句号。

团结工会

战后在共产党统治下的格但斯克，由于集结了大批的产业工人，曾经多次成为工人运动的发源地，发生过多次罢工工人与政府之间的激烈对抗与流血事件。1970年，格但斯克成为波兰反政府示威游行的舞台，最终导致波兰共产党领导人哥穆尔卡的下台。10年后，1980年8月，这座城市的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成为世界闻名的团结工会（Solidarno）的发源地，当时数以万计的造船工人在列赫·瓦文萨的领导下，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大规模罢工行动，与以往历次大罢工不同的是：这一次他们采取了更加大胆的步骤——组织了一个不受政府控制的独立工会——团结工会 ，这是社会主义国家中第一个真正独立的政治组织。该组织迅速成为强大的政治势力，在9年后结束共产党在波兰的统治（1989年）的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1990年，瓦文萨当选成为波兰共和国总统。

地理位置

格但斯克位于波兰的北部，地理坐标：北纬54°22′，东经18°38′。它的北面濒临波罗的海的格但斯克湾，这是一个略呈半圆形的海湾，位于波罗的海的东南部，部分以海尔半岛与波罗的海的主体相分隔，有波兰最大的河流维斯瓦河注入。维斯瓦河的河口分出许多道汊流，格但斯克的市区就位于干流左侧的一道汊流——摩特拉瓦河（Motawa）两岸，河岸地带是这座港口城市的发祥地。

格但斯克市本身的面积是262平方千米。在20世纪，格但斯克附近新建了2座城市：索波特——国际休假胜地和文化中心；格丁尼亚——1920年代波兰新建的港口城市。这3座城市连同其郊区，在20世纪后期逐渐发展形成了一个人口超过100万的都市圈，称为大格但斯克或三联市（Tricity）。

地形

格但斯克的地形与波兰的大部分地区一样，为大面积开阔的平原；并且，由于地处维斯瓦河入海口的三角洲地区，这里的地势比波兰其他地方更为低平，海拔高度只有7—13米。附近分布着大片的沼泽、湿地。不过，在距离但格但斯克不远的图尔姆伯格（Turmberg），也有海拔达到331米的丘陵，那是北德平原的最高点，从成因看则属于典型的冰碛丘陵。

格但斯克所濒临的波罗的海是一个大型内海，盐分极低，潮差极小，几乎从未发生过巨大的暴风浪。格但斯克附近地区的海岸类型属于沉积海岸，沿岸分布着众多的沙嘴、沙洲、沙丘和沙滩，可以满足大量海滨旅游者的需要。

从20世纪后期开始，格但斯克附近的海平面平均已经上升了18.4厘米。波兰科学家忧虑，在100年内，波罗的海的海平面还将上升至少50厘米，由此可能造成灾难，波罗的海终将淹没格但斯克附近的湿地。

气候

格但斯克位于西风带，常年受到大西洋湿润空气的影响，因此虽然纬度很高，但气候类型仍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年平均气温为12.8℃，1月平均气温为-2.4℃，一月平均日最低气温为-3.4℃，如果与大致同纬度的典型大陆性气候地区，如中国最北部的黑龙江省漠河相比，显然要温暖得多；而七月平均气温17.3℃，平均日最高气温为21.0℃，相当凉爽宜人。格但斯克的年均降雨日数高达162天，常常阴雨连绵，但年降水总量并不算太多，只有590毫米。降水以5—10月较为丰沛。

名人

海因茨·威廉·古德里安： 德国军事家。

叔本华： 德国哲学家。

君特·格拉斯： 德国作家，著有但泽三部曲－－《铁皮鼓》、《猫与老鼠》、《狗年月》。

列赫·瓦文萨： 波兰政治家，团结工联发起人，1983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前波兰总统。

事件

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海难事件：1945年1月20日，25893吨位的德国邮船“威廉古斯特洛夫号”在但泽湾受到苏联S-13潜艇的鱼雷攻击，9300人死亡。

1980年8月，在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诞生了社会主义国家第一个独立于共产党的权力中心——团结工会。

2005年9月4日，德国驻格但斯克总领事乌特·明克－柯尼希与其丈夫在该市街头遇袭受伤。

谢选骏指出：苏联共产党霸占了波兰领土，然后用德国领土补偿波兰。结果但泽引起了波兰的腹泻，加速了苏联的瓦解！由此可见，胡乱吃下不是你的食物，有时是会致命的！


【19、自觉自治是民主自由的前提吗】


《气炸北京！CNN：佩洛西访台值得吗？》（中时新闻网  2022-08-03）报道：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Nancy Pelosi）冒险率团访台，究竟是美国决心的宝贵声明，还是为了没有战略的收获，而徒然激怒北京，将取决于北京的愤怒和强势军事姿态何时，或是否会减轻。

CNN新闻网3日的分析指出，佩洛西拜会立法院和蔡英文总统，势必会激怒北京。而这已使美中紧张关系升高，促使解放军出动战机，在台湾周边绕飞，并公然发出包围台湾军演的讯息。

然而，这若未全面引发台海危机，并能避免两岸，或什至美中间可能的误判，那佩洛西访台引发的风暴或许是暂时的。尽管美国总统拜登延续前总统川普的政策，把中国视为敌人，而不是对手，但美国政策的首要目标仍是避免双方未来爆发灾难性冲突。

要是佩洛西访台将使原已不佳美中关系永久恶化，并引发一些人认为不可避免的超级大国对抗，那可能会成为重大误判。同样的，要是她访台促使北京采取行动，撼动台湾人所享有的和平与繁荣，也是如此。

而从佩洛西的观点来看，访台行至今进行得很顺利，早在她搭军机抵台前，就引发全球关注。她身女性众院议长，不顾北京男性领导阶层威吓，和台湾第一位女总统蔡英文会谈，为身为美国核心价值观的民主挺身而出。

她在访台行中，似乎没有任何违反「一中」政策的言行，唯有在举行记者会时，不知是一时脱口还是刻意，大赞台湾人拥有改变「自己国家，让它变得更民主的勇气」。然而，美国基于「一中」政策，并不承认台湾是国家。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会议（NSC）发言人柯比（John Kirby）周二说，北京在未来几天，甚至更长的时间里，似乎可能蓄势采取进一步行动。

网民嚎叫：

irisin2021 发表评论于 2022-08-03 06:40:02

题目就是回答。

wxc_visitor 发表评论于 2022-08-03 06:36:19

大唐时期的辉煌，不止是硬件经济的繁荣，软件方面比如价值观和精神追求，也是世人所景仰。所以才有其它国家对唐的膜拜追随。我希望大陆对台岛的统一，是基于民心所向的统一。台岛人民欣赏赞同你的价值观。而非单纯靠武力强取收编。如果那样则说明时机尚未成熟，稍待时机成熟再予考虑。

游浪者 发表评论于 2022-08-03 06:34:00

钟安山居然会天真、幼稚到这种程度

reno2389 发表评论于 2022-08-03 06:30:56

用不了多久，支持习近平连任的，一定是这个城里的那些反共反毛者。不信走着瞧。

钟安山 发表评论于 2022-08-03 06:26:18

中国民意对抗疫清零政策高度分裂，民怨很大。但对佩罗西访台是万众一心，坚决反对。现在谁都不能完全控制信息和舆论。

锡耶纳 发表评论于 2022-08-03 06:20:55

打倒刘少奇全国人民拥护，给刘少奇补办追悼会全国人民再次拥护，一个没有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包子上来变本加厉扼杀不同声音的社会，14亿的人心是凝聚还是涣散独裁党掌握切换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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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安山 发表评论于 2022-08-03 05:57:47

对老共也是值的，佩罗西成功地帮助老共凝聚了14亿人心，帮助老共转移了因抗疫不顺引发的民怨到美国和台湾头上。老共应该感谢佩罗西。

joetheplumber 发表评论于 2022-08-03 06:18:00

我倒觉得，习的软弱是国民之福。

只影向谁去 发表评论于 2022-08-03 06:14:28

其实佩洛西的愚蠢行为，最愤怒的应该是拜登。中美本来密集会谈，应该会达成一些协议，这是拜登千方百计求来以给美国岌岌可危的经济来续命用的。结果因为佩洛西的鲁莽行动，拜登政府之前的努力都化成泡影。中美现在不要说互相妥协，就是重开谈判都不知道可以从哪里开始谈。而美国的经济将会因为佩洛西的愚蠢陷入可怕的衰退中。

钟安山 发表评论于 2022-08-03 06:13:34

现在是网络时代，不用老共宣传，佩罗西到台北机场的实况转播，101大楼挂出的挑衅性标语将是中国大陆民众心中永远的疼，此事在将来一定会发酵，一定会加倍偿还，等着吧。

reno2389 发表评论于 2022-08-03 06:13:34

现在的问题是，国内老百姓反而认为习近平对美国示弱了，需要一个更强的人来对付美国。问题是，如果换上李克强这类的人物，中国会对美国更加示弱呀。看来，以后中国领导人如果无法对美国表现强硬，在国内都无法混了。

青山留夕阳 发表评论于 2022-08-03 06:11:11

这是文学城小编的题目吧？这次中共的败笔是没好好利用配的访台做些即时的对峙（当然是象征性的），然后在事后升级军方动作。我倒觉得这次是中共的一次有目的推演。当然，由于这个败笔，确实让佩罗西的访问加了些分，至于值得与否，还真不一定。

reno2389 发表评论于 2022-08-03 06:10:28

钟安山 发表评论于 2022-08-03 06:06:10 纽约时报也有文章认为佩罗西为一己之私损害美国国家利益，美国在很多问题上需要中国配合，美国必然要为佩罗西的任性和自私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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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得不承认，这次美国政府也非常尴尬，也是躺着中枪，但是，虽然拜登本人可以阻止佩洛西访问，不过那样的话，会受到共和党的攻击，对国会中期选举和2024年大选都非常不利。

reno2389 发表评论于 2022-08-03 06:07:30

钟安山 发表评论于 2022-08-03 05:57:47 对老共也是值的，佩罗西成功地帮助老共凝聚了14亿人心，帮助老共转移了因抗疫不顺引发的民怨到美国和台湾头上。老共应该感谢佩罗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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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一开始应该冷处理，这样会好一些。现在把气撒到台湾身上，国内的老百姓也是认为撒错对象了。但和美国闹翻脸，的确不符合中国的利益。总之，中国政府这次没有处理好这件事情，让国内的老百姓感到中国太丢脸了。这对习近平连任非常不利，到时会骂声一片。

钟安山 发表评论于 2022-08-03 06:06:10

纽约时报也有文章认为佩罗西为一己之私损害美国国家利益，美国在很多问题上需要中国配合，美国必然要为佩罗西的任性和自私付出代价。

Earth_Rover 发表评论于 2022-08-03 06:05:00

牛吹大了，啪啪打脸！可笑的是，城里五毛总有话自圆其说！

只看不回贴1208 发表评论于 2022-08-03 06:05:00

中共是强盗，要什么名正言顺？舆论都是它操控的。

新手一位 发表评论于 2022-08-03 06:03:25

太高抬这麻烦制造者。

只看不回贴1208 发表评论于 2022-08-03 06:02:00

明明是中时，共产党新闻，说成CNN.

钟安山 发表评论于 2022-08-03 06:01:01

冤有头，债有主，以后无论中国对台湾做什么都是名正言顺了，都是对台湾献媚佩罗西的报复和报应。

钟安山 发表评论于 2022-08-03 05:57:47

对老共也是值的，佩罗西成功地帮助老共凝聚了14亿人心，帮助老共转移了因抗疫不顺引发的民怨到美国和台湾头上。老共应该感谢佩罗西。

天台坐客 发表评论于 2022-08-03 05:55:00

国内的被政府忽悠得对中国的实力完全没有概念，以为全世界现在都要看中国的脸色做事。。。

钟安山 发表评论于 2022-08-03 05:53:50

对佩罗西值，对台湾不值，对美国国家利益也不值。出来混是要还的，除非中国永远积弱，永远落后。

天台坐客 发表评论于 2022-08-03 05:52:00

看看中国对外出口台资企业占了多少。你断了台湾进口再来看你的出口。。。

郁翔 发表评论于 2022-08-03 05:49:48

为了美国盎刹的民主与自由，死几个亚洲人算什么

reno2389 发表评论于 2022-08-03 05:48:39

刚刚和家人通了电话，感觉国人对习近平这次处理佩老太事件很是不满，认为他太软弱了，没有毛泽东的魄力。主要还是怪中国政府一开始非常强硬，使得老百姓认为中国政府肯定会阻止佩老太访台，没想到中国政府并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步骤。我就说，习近平其实还是不愿意和美国闹翻，因为那样对中国的发展没有好处。 但家里人就说，中美肯定会闹翻，最终会发生军事冲突，而且一旦发生冲突，中国的经济反而会发展。否则，这类访问会接连不断，让中国政府脸面全无，国人也是无法容忍的。看来，国内人有点失去理智了，认为中国这么软弱，无法在地球村了混了。其实还是怪中国政府一开始调子太高，把国人的胃口都掉出来了，但没想到中国政府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让国人大失所望。这对习近平的威信是个重大的打击。

秋林小屋 发表评论于 2022-08-03 05:48:00

历史性事件

5AGDG 发表评论于 2022-08-03 05:35:58

Leah_lee 发表评论于 2022-08-03 05:29:26

台湾对外出口40%是对大陆的，而且享受了很多其他国家享受不到的关税。为了一个即将退位行将就木的为出风头而来的老妖婆政客惹毛中共，台湾自己掂量值不值，南韩总统太智慧了。外交举动首先要利国惠民，其他作秀的活动都是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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傻逼五毛狗，如果台湾禁止出口大陆，你再用龙芯手机发帖子？还是龙芯电脑发帖子？

mcsquare 发表评论于 2022-08-03 05:33:00

敢怒敢言，可惜没胆量没势力啊！连俄毛都是靠嘴炮。美老大不是虚名。俺拥有世界最大人才库，最强经济，最强军事，最壮联盟组织，…

Leah_lee 发表评论于 2022-08-03 05:29:26

台湾对外出口40%是对大陆的，而且享受了很多其他国家享受不到的关税。为了一个即将退位行将就木的为出风头而来的老妖婆政客惹毛中共，台湾自己掂量值不值，南韩总统太智慧了。外交举动首先要利国惠民，其他作秀的活动都是BS

Leah_lee 发表评论于 2022-08-03 05:28:35

这次不怪蔡英文，据说她想取消，但没达成。拜登和美国军方都拦不住这只Horney bitch，蔡英文又奈何。

Leah_lee 发表评论于 2022-08-03 05:26:31

台湾对外出口40%是对大陆的，而且详述了很多其他国家向周不到的关税。为了一个即将退位行将就木的为出风头而来的老妖婆政客惹毛中共，台湾自己掂量值不值，南韩总统太智慧了。外交举动首先要利国惠民，其他作秀的活动都是BS

retreat 发表评论于 2022-08-03 05:24:28

想来历史一朝一代都不过几百年，一路都是打杀掳掠的历史。如果从历史的角度，又从旁观的眼光，在人都是阴谋算计，在神都是借力打力，以恶制恶。很多事情都自以为是人的聪明，但计策一旦开始，就不以人的意思而运行了。都是不好好过日子的人。

direstrait 发表评论于 2022-08-03 05:03:00

让台湾变成乌克兰，前提是边上要有个俄罗斯普金。包子这尿性能是普京？脸都肿成这样了还五桶，马桶吧？

BeckyLin 发表评论于 2022-08-03 04:50:00

中时电子报是中国大陆控股的台湾报纸。

zhongguoren8 发表评论于 2022-08-03 04:30:58

气炸五毛们，在厕所里骂包子。

Kristall 发表评论于 2022-08-03 04:25:46

另外中时新闻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每次报道都很有选择性，文字描述也很带节奏，大家注意观察。

多伦多小珂 发表评论于 2022-08-03 04:20:00

中时这个大外宣一贯喜欢断章取义。

Deepspace_01 发表评论于 2022-08-03 04:01:11

中共的环岛军演很好，让冷战升级，让日本尽快完成修宪，让东南亚国家惧怕，更加靠近自由世界。让产业链加快脱钩。形式好得很。

大川大山 发表评论于 2022-08-03 03:59:48

现在练兵，以后就是实战，同胞自相残杀，代理人战争，拖垮经济。

Deepspace_01 发表评论于 2022-08-03 03:58:27

CNN力挺佩婆访台。大外宣又造谣了。

napoleon 发表评论于 2022-08-03 03:54:34

对中国来说可能也是一件好事，虽然现在还没有跟美国全面撕破脸，但至少，现在可以借机演练全面封锁台湾，这一点从西方媒体的分析报道中也可以看到，

大川大山 发表评论于 2022-08-03 03:38:10

就是想让台湾变成第二个乌克兰，这是对台湾好啊？

高山流水更长 发表评论于 2022-08-03 03:37:00

大中国可是要认耸？

大川大山 发表评论于 2022-08-03 03:36:12

肯定是故意说的，想激怒北京，来个代理人战争，拖垮中国经济，就不上当

锦西 发表评论于 2022-08-03 03:26:51

肯定值了。以前，除了美国人认识她，别人，谁认的她呀。这次不一样了，她排除任何干扰，杀气腾腾的来了。让大家认识了她。看到了佩洛西的讲话。以前咱们听到的，美国的价值理念，其中只有“民主，自由”，的原则；并不全乎前面还有四个字“自觉，自治”，然后才是“民主，自由”——自觉，是对个人的要求，自治，是对政府的要求。然后，达到“民主，自由”。这就符合逻辑。平安的来了，顺利的走了。你有啥说的。实话实说，大国博弈，实力先行，。那就是稳扎稳打的实力。这是真正的话语权。

Nosohard1 发表评论于 2022-08-03 03:21:08

“美国基于「一中」政策，并不承认台湾是国家。”唉 灣灣被玩了一把，蔡小姐僅作無用功。

jidushan 发表评论于 2022-08-03 03:10:49

政治本来就是作秀，游戏规则就是谁先眨眼睛谁输，现在游戏结束了，game over了，摄影师都回家了，中国说我要再玩，对不起，已经散场了。

凉亭 发表评论于 2022-08-03 03:06:00

值得，找到了清零帝的底線— 就是沒底線。看到了誰是紙老虎。台灣獨立指日可待了??

Firefox01 发表评论于 2022-08-03 03:03:56

香肠没有切好，这块儿大了些，以后继续切，多来点儿大块儿的，久而久之，顾客就适应了。

泰傻 发表评论于 2022-08-03 02:30:44

一场闹剧而已 何来气炸之说

周游列国逍遥人生 发表评论于 2022-08-03 02:28:05

CNN 就是海外肿宣布

林夕1 发表评论于 2022-08-03 02:27:11

不值得，她出够风头走了，让台湾人陷入危险。

谢选骏指出：网民也终于意识到了，“自觉自治是民主自由的前提”——[肯定值了。以前，除了美国人认识她，别人，谁认的她呀。这次不一样了，她排除任何干扰，杀气腾腾的来了。让大家认识了她。看到了佩洛西的讲话。以前咱们听到的，美国的价值理念，其中只有“民主，自由”的原则；并不全乎前面还有四个字“自觉，自治”，然后才是“民主，自由”——自觉，是对个人的要求，自治，是对政府的要求。然后，达到“民主，自由”。这就符合逻辑。]——但是网民似乎还是不懂，“自觉自治”与“民主自由”是互为前提、互为因果的，也就是说他们之间是互相促进的——没有自觉自治的能力，固然没有民主自由的制度；但是没有民主自由的制度，也无法强化自觉自治的能力。进一步说，台湾人民自觉吗？台湾政府自治吗？在我看来，台湾人民浑浑噩噩、蝇营狗苟，没有自觉；台湾政府看着大陆和美国的脸色行事，没有自治——所以，台湾的民主自由是虚构的，就像韩国和日本的民主自由一样……都是美国舰队庇护之下的西洋镜啊。


【20、学术自由只是学阀的自由】


《专访当代中国研究知名学刊《中国季刊》主编：“未来面对的最大挑战是学术自由”》（常思颖 BBC中文 2022年9月2日）报道：

过去10年左右，中国政治环境收紧，高校对学术发表的审查越来越严格；而另一方面，海外学者想进入中国做研究也面临着相当大的困难。

当代中国研究领域顶级刊物《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的主编蒂姆·普林格尔（Tim Pringle）打了个比方：“以前的问题是，海外学者怎样为自己的研究找到合适的守门人，也就是中国国内的合作平台，可能是一间大学，一个公民社会组织，也可能是一个同行学者。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能够打开大门，找到安全的研究环境——因为，门被守护得更牢固了。”

在这种情况下，研究中国的群体近年来正在由中国观察者（China watcher）或研究者，向参与式研究者（China participant researcher）转变，蒂姆·普林格尔说。在进行有关中国的研究时，“学者们不再仅仅是观察，而是直接参与”。

2017年8月，负责出版发行《中国季刊》的剑桥大学出版社称，收到了中国某图书和期刊进口机构的指示，在面向中国大陆用户的出版社网站上撤下了的315篇与天安门事件、文革、西藏、新疆、香港等主题相关的“敏感”文章，并表明这是为了让中国大陆的用户能够继续使用该社其他学术和教育出版物”。之后，普林格尔组织发起了强烈的抗议活动，得到学术界广泛声援，迫使剑桥大学出版社撤回决定，使这些文章在网站中得到恢复。

此后，中国学术机构对《中国季刊》的订阅量有所下降，但有趣的是，来自中国的访问和下载量并未减少，中国学者提交论文的数量甚至还在不断增加，普林格尔说。

面对学术界反弹 《中国季刊》300篇被删文章恢复发表

《中国季刊》由国际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马若德）于1960年创建。麦克法夸尔希望这本刊物能够反映铁幕背后中国各领域的状况，让读者深入理解中共历史和管治中国的逻辑。60年来，《中国季刊》早已成长为国际顶级学术刊物，成为深入评析当代中国事务的重要平台。

早期的作者除了学界，还有驻京外交官、香港记者，以及在华商界人士。自90年代中后期，越来越多中国国内的学者向季刊投稿，根据普林格尔，截至今年7月，其投稿量达到了总数的约48%。

为何研究中国的群体从研究者变成了参与式研究者？当中国的学术空间受到限制，他们正在经历哪些挑战？为何在面对审查压力时，来自中国的投稿量不降反增？

从研究者到参与式研究者

普林格尔：最大的一个变化是，中国学者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有关中国的研究中，并且用英文发表研究成果。

中国先是进入市场化改革，接着与世界经济接轨，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在这期间，研究中国的群体发生了变化——从中国观察者或研究者，变成了中国参与式研究者。

一方面，研究者不再以外国学者为主。现在有很多中国学者用英文发表研究成果，为全世界的学者提供参考。另一方面，与60年代初《中国季刊》刚创立时相比，越来越多世界各地的学者也进入中国进行研究，他们有机会接触中国，参与中国的发展。

与此同时，读者也改变了。四、五十年前，无论研究者是否来自中国，都是为非常小众的读者群体服务。但现在，读者群也在逐渐扩展。

这些都有很多内部和外部因素驱动。除了刚才提到的中国改革开放，还有全球高等教育在急剧扩张，很多中国学生到海外接受教育，不少是从事中国研究。不仅如此，从1998年开始，中国国内的高等教育也在扩张，英文更广泛的使用，国内（英文学刊）的读者群也随之增加。

BBC中文：从研究者变成了参与式研究者，这两个概念有什么不同？具体在哪些方面体现出了参与式研究者的特点？

普林格尔：60年前，当《中国季刊》刚创办时，中国内部事务对外部世界直接影响较小。但现在，由于中国与全球经济紧密相连，中国内部事务牵动着外部世界。比如说，如果中国国内的学术自由受到限制，可能会影响中国大学与国外大学之间的伙伴关系。

中国正在极力限制学术自由。其实历史上也曾有过限制，比如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但那时国内的限制对国外大学没有直接影响，因为很少有中外大学之间的伙伴关系。

但是现在，中国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科等几乎所有领域都与国外大学建立起合作关系。那么要如何确保中国对学术自由的限制不会影响其他地方的学术自由？

从这个层面来说，学者们不再仅仅是观察中国，而是直接参与（有关中国的研究），这与以往是不同的。

BBC中文：你认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事中国研究的群体从观察者变成了参与者？

普林格尔：大概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很难给出确切的时间节点，因为参与的程度不是直线上升的。一段时间进步，一段时间倒退，然后再进步。

但是现在，我们正处于倒退阶段。在这个时期，学者很难参与进去，想化解对参与的限制也很难。但我相信，这会再次改变。也许未来5年内不会，10年内不会，但最终会改变。

“倒退阶段”

BBC中文：为什么说现在处于参与式中国研究的倒退阶段？

普林格尔：有关中国研究的学术空间在经历了一场大的扩张之后开始变窄，这发生在过去4、5年间，不到10年的时间里。

在这个阶段，中国政府加大了对于学术研究空间的限制，尤其是在社会科学相关的学科中。也就是说，当局对于能够公开谈论的话题、可进行的研究主题，以及（研究中）自由提出质疑的空间进行了管控。比如，中国的公民社会空间在缩小，对相关领域研究的限制越来越多。

目前看来，中国研究领域未来面对的最大挑战是学术自由。学术自由保证做学术的空间不受限制，这在中国显然非常困难。

BBC中文：能否具体讲一讲学者们在研究时受到的挑战？具体在哪些方面受到了挑战？

普林格尔：我就不举个例了，指名道姓对其他人不公平。我可以说一些普遍性的情况。

在中国国内，研究机构要确保有关中共的政治传统、中国历史和社会稳定这几个维度的研究不会对官方叙述构成挑战。

在中国以外，研究机构要确保中国的威权主义不会蔓延到自己的国家和机构。在一些国家，这种偏执的恐惧已经被用作恐华的借口。

在实地考察方面，比如在研究人权和劳工运动时，到运动现场去并与参与者交谈非常重要。但现在，与著名的工人领袖、维权者和律师交流变得越来越困难，越来越敏感，甚至几乎不可能直接与他们接触。

BBC中文：是因为学者不能进入中国吗？

普林格尔：是因为进入研究现场变得更加困难，与相关的民间社会组织交谈变得更复杂，（中国国内学者）从当局获得批准来发布研究结果的过程也更为复杂。中国学者在疫情之前还是会到各地做研究，非中国的学者也会去。

《中国季刊》上有一篇非常有趣的文章，作者是希娜·切斯特纳特·格雷腾斯（Sheena Chestnut Greitens）和罗里·特鲁克斯（Rory Truex），讲述了非中国学者与中国“国保”（即国内安全保卫）人员之间的交流，以及被请去“喝茶”（指被约谈）的情况。这项研究表明，“喝茶”并不像人们想象地那么普遍，但依旧是个问题。目前在做研究时必须考虑这些事情，阻碍了研究进程。

“以前的问题是，海外学者怎样为自己的研究找到合适的守门人，也就是中国国内的合作平台，可能是一间大学，一个公民社会组织，也可能是一个同行学者。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能够打开大门，找到安全的研究环境——因为，门被守护得更牢固了。

BBC中文: 你认为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普林格尔：我不是政治学家，我是社会学家。但不管怎样，我认为中国的领导阶层——我谨慎地使用这个词，因为不只是指习近平——已经被中共自身的利益所主导。

这与三点有关。首先是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历史。中共一直致力于制定标准化的、不受质疑的历史论述。

其次，我认为中国的领导层一直非常注重党的权威，要确保它不会面临挑战，特别是来自内部和民间社会的挑战。当局已经开始限制公民社会，包括出台了《慈善法》和《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

另外，我认为中共一直担心社会稳定，近年来尤其感到社会稳定受到威胁。从外部来看，党的领导层对中东发生的“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运动感到担忧，还有以往的东欧和前苏联地区的“颜色革命”（Colour Revolution）。在内部，当局看到越来越多的群体性事件，抗议、罢工以及各种社会运动，因此转向采取更严格的统治方式。

BBC中文：所以限制主要来自于政府？

普林格尔：有些学者这么认为。但我认为，限制学术自由的压力不仅来自威权政府，也来自市场；中国的学术界已经与全球高等教育和知识生产的商品化体系交织在一起，并且越来越多地受到商业逻辑的驱动。

在过去二、三十年里，世界各地的高等教育都经历了商品化的过程，高等教育越来越像一种私人产品，而不是公共产品。与此同时，高等教育在不断国际化，中国在全球高等教育市场上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比如中国的大学经常出现在世界大学排名榜单前20名、前50名。中国政府也要确保大学数量增加，在全球竞争中取得好成绩。

在这种趋势下，提供研究资金的机构必须做出回应。某些形式的学术研究被优先考虑，比如名牌大学的学者可以获得更多全球资源，有更多跨国流动和交流的机会。相比之下，最受限制的是与社会和政治运动有关的学术研究，包括劳工权利、性别平等和人权等议题。

BBC中文：2017年剑桥出版社那件事情之后，中国学者有受到后续影响吗？

普林格尔：首先要說，事情的后续发展很有趣。

我认为，当时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反应是个错误。《中国季刊》主导学术界发起了全球性响应，要推翻出版社的决定。出版社在三周内反转了决定，他们在网站上发表声明，说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这很好。

这件事对《中国季刊》的影响很明显，在中国境内，订阅季刊的大学数量大幅下降。但与此同时，《中国季刊》在中国的下载量并没有减少。另外，中国大陆的学者向季刊投稿的数量持续增加，季刊文章在全球被引用的数量也在增加。截至今年7月，来自中国的学者投稿数量已经达到了总数的约48%，从2021年的约38%上升了10个百分点。所以很有趣。大学订阅虽然减少了，但《中国季刊》在中国国内的影响力似乎没有减弱，在中国学术界的影响力也似乎没有减弱。

BBC中文：整体来说，你还是比较乐观，认为即便研究受到限制，中国研究的未来还是会继续拓展？

普林格尔：不管是中国国内还是国外的学术界，都很有创新精神。尽管存在各种限制，但还是会有世界级水平的研究从中国国内传播出来。不仅《中国季刊》能收到投稿，其他期刊也有。我认为，要获得这些研究数据，需要在道德上和方法论上给与更多关怀。

BBC中文：这是什么意思？具体是什么做法？

普林格尔：也就是要找到创新的研究方法，并且要格外留意安全和保障问题，在需要时提供安全的环境让人们能够匿名说话。也要找到学术受限的程度有多大；我相信个别学者已经在研究中受到限制，但重要的是，这种限制具体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在学术自由方面，限制确实非常明显。不过，中国是国际高等教育环境中的主要参与者，理解这些限制是如何运作的也很重要。

BBC中文: 根据你的观察，最近10年里，哪些主题是中国研究领域最热门的主题？

普林格尔：学者对有关“中国崛起”的话题表现出了强烈兴趣，着重关注中国在全球经济和政治舞台上的角色。国际关系一直是非常受欢迎、非常重要的研究主题，目前这个领域的一些传统理论受到中国新兴国际关系理论的挑战。这很适合讨论，非常好。

与这相关的另一个主题是，中国如何通过投资和倡议增加对世界的影响力，比如“一带一路”。我要强调，我不相信“一带一路”倡议是经过政府细致规划的项目。但不管怎样，目前很多研究是关于中国日益增长的全球影响力，这非常有趣。

另一个主要问题是，中国在不同时期出现不同程度的威权体制，这激发出大量有关中国政治的研究课题。

还有学者研究关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环境对中国快速发展的影响，公民社会以及中国的社会运动。

最近几年，研究者对边疆地区重新重视起来，包括新疆、西藏、香港等，近几年尤其关注香港。

还有中国精英阶层的崛起，监控与社会控制、对公民社会的影响等话题。也有针对旧有问题的研究，比如户口、失踪女性、年轻女性、女性出生比例等等。

这些主题与社会发展有关，社会问题出现后，中国学者就会更加关注。

BBC中文：有关香港和台湾，最热门的主题有哪些？

普林格尔：有三、四个事件影响了来自台湾和香港学者的研究，都与社会运动、以及他们和北京政府之间的关系息息相关，包括台湾的“太阳花运动”、香港的“雨伞运动”和“反送中”运动（即反逃犯条例修订运动）。

我们发表过有关混合政体及香港管治之本质的研究。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香港从英国统治下的民主政体变成了中国大陆统治下的威权政体。事实并非如此，英国殖民主义从来没有给过香港人民普选的权利。在“八九学运”后的十年里，香港朝普选迈进了一些；香港的公民社会和政党团体也在1989年后发展壮大，成为推动普选的力量。

但是，当前香港社会展现出的专制统治，尤其是香港《国安法》颁布后的治理方式，和英国统治时期并不一样。两者在保障结社自由、言论自由等方面非常不同。香港此前已经建立了一些重要制度，特别是在“六七暴动”以后，这促进了对自由权利的保障。我认为学者的一项工作就是把历史视角带入到香港研究中。

除了混合政体，还有学者研究香港民众抗议的类型或本质，比如多少人参与了“反送中”运动，参与者是否主要来自中产家庭，以及是否有更广泛的阶层参与其中等等。

很明显，关于香港的研究是以社会运动为主，但我认为这种情况会改变。未来几年里，研究者会更加关注香港的高等教育。香港学界担忧《国安法》会对研究带来什么影响，也担忧香港政府在大学管理方面的影响力不断增长，这会对机构自主权带来什么影响。

有关台湾，“一个中国”的问题仍旧非常重要。我们即将出版一组文章（special section），包括七篇关于这个主题的文章。

关于台湾，我们还看到研究民众投票行为的文章，以及关于两岸关系、政治腐败问题，等等。

BBC中文：不同地区的学者对于中国研究的问题有没有什么偏好？

普林格尔：这个问题我想了好一会儿，是个很有趣的问题。根据我的观察，英语还是一种霸权语言，用其他语言写作的不如英语多。很遗憾，但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情况。

中国正在与一些国家合作，比如安哥拉、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南非、巴西、阿根廷、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等等，这会发展出更多元化的全球学者。我很希望《中国季刊》能在中国研究领域多元化中发挥作用。

比如来自埃塞俄比亚等非洲国家的学者，对中国投资如何影响非洲大陆的发展感兴趣；巴西学者则热衷研究中国资本与当地大豆种植之间的关系。

在美国，关于美国如何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这方面仍有大量研究。美国学者对中国人权、法治和知识产权等话题也很感兴趣；欧洲和英国也是如此。这些国家的学者还关注中国在各领域的投资会带来什么样的全球影响。

因此，不同国家的学者对中国研究领域感兴趣的话题是否有差别？有。但这取决于中国研究在该地区的发展程度。

印度这几年间有关中国研究的水平和规模突飞猛进；巴基斯坦则开始进行有关中巴经济走廊的研究。这些国家的学者在此领域发表的论文会不会增加？还需要一段时间观察。我认为迟早会增加，这是好事。

中国国内的学者和世界各地新崛起的学者在这个领域还不够显著，我认为在二、三十年的时间里，这个领域研究者的组成会更加多样化。

BBC中文：有没有具体的数字能够体现这种区别？

普林格尔：就读者群而言，网站浏览量来自美国和英国的最多，接着是中国、香港、德国、澳大利亚、荷兰、加拿大、新加坡和台湾，主要是发达国家或地区。

菲律宾、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开始加入，巴基斯坦也有一小部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读者在增加，这也是件好事。

BBC中文：最后能否和我们分享一下，作为世界顶尖期刊的主编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普林格尔：这个工作很辛苦，责任很重，有时候让我晚上睡不着觉。拒稿看似容易，大多时候我也都会拒稿，但仍旧是一种压力，其实很难。

压力来自于要（对稿件）做出正确的判断，不能误拒能帮我们理解中国的好文章；同时也要保证学术上的卓越和严谨。正如你说，我们是国际顶级刊物，我想保持这种顶级，也是一种压力。压力还来自于投稿数量。粗略地讲，2000年可能收到200篇，现在一年有超过400篇。

剑桥出版社配合审查那件事也给我带来很大压力，那次媒体对我这个编辑也进行了严格的调查。有学者建议我们不能再受出版社的压力。我的观点是，出版社必须撤回最初的决定，否则我们就换一家出版社。但我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因为这会对期刊本身带来太大的影响。所以那个时候要想，怎样让出版社改变决定，同时又与其保持关系。

还有，我这个岗位必须要抗压，因为会受到很多批评，在需要的时候要能承认错误。要有能力与编委会合作，与执行编辑合作。此外，还要认可学术出版是不断变化的，目前正朝着资讯开放的方向发展。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这个行业可能会发生巨大变化，我们都要准备好付出，努力工作，以确保《中国季刊》保持国际领先的地位。

我的编辑任期还有两年时间，目前已经开始寻找下一任编辑。如果有来自全球南方的学者担任编辑，那也很好。而且，这是一本关于中国的刊物，如果能请来一位华人编辑，那也不错。

谢选骏指出：上面的报道似乎倡导“学术自由”，这似乎很好。但是，它却掩盖了问题的另外一面——所谓学术自由，往往只是学阀的自由。所以学阀经常与军阀、党阀、政阀、财阀勾结起来。这是由人的原罪、人性的倾向预先决定了的——“我的自由就是无法兼容你的自由。”


《蒋华志：学阀是学术自由的大敌》（2006-06-23 爱思想 ）报道：

按照汉英双语《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军阀”是指拥有武装部队，割据一方，自成派系的人。“学阀”是指凭借势力把持教育界或学术界的人。有趣的是，军阀的英文写法是warlord，学阀的英文写法是scholar-lord, scholar-tyrant。lord就是霸王，tyrant就是暴君。

这军阀与学阀，看起来差别很大，实际上颇有类似之处。总的说来，无论是军阀还是学阀，都是少数人让多数人不舒服、不畅快。军阀是以枪杆子说话，强迫民众服从，否则就会“死啦死啦的。”当然随着时代的变迁，原先的枪杆子不过是大刀片子、梭镖杆子变成了现在的机枪、大炮和坦克。学阀以笔杆子压人，不让人们说实话、说真话，净让人们说假话、编瞎话。如果你敢于说真话，学阀就会给你打棍子、扣帽子、抓辫子，把你往死里整。当然，两者的差别也是明显的。

军阀对民众的戕害首先是肉体的，同时是精神的。学阀对民众的伤害首先是精神的，同时是肉体的。在军阀统治下，你可能死掉，但你死得痛快。在学阀统治下，虽然你的肉体尚存，但你的灵魂已经挥发。你的痛苦是长久的、深入骨髓的。你有一种生不如死的感受。军阀拥兵自重，割据一方，占山为王，老子天下第一。还有点独立精神。学阀缺乏思想，没有独立人格，他必须依附权贵、依附官方。

具体说来，学阀有如下特点：

第一，器量狭小，惧怕学术自由。其具体表现是：排斥新人、新思想。在多年前某大学出了一个悲剧。一位博导的学生写出的论文水平高出了博导，该博导死活不愿意承认，最后博士生愤而杀身亡。该事件在当地引起轩然大波，人们纷纷指责该博导的霸道与专横。当然，据说这位博导继续当他的博导，没有受到良心的谴责，这就是学阀、学霸和学术暴君的“品质”—“ 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学阀惧怕学术自由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的学术，多半是皇帝的新衣，很容易被人看穿的。所以，一旦有不同于他们的思想，有时还未必是新思想，他们就恨得要死，怕得要命。因为一旦接受别人的观点，就意味着给自己丢脸。

第二，好出风头，头衔多多。人们在学术界可以看到一种现象，一些人已经七老八十了，但是学术著作反而与日俱增。到处当主编，到处作报告。而且身上的头衔多得吓人。居然可以在多个地方担任这样那样的职务。有的人头衔多得来一般的名片都无法容纳。如果这些人真正自己写书、写论文，这当然是好事。但是，可惜的是，我们往往看到的却是牛头不对马嘴。看起来出了多卷本大部头的书，实际上他们只是拉大旗作虎皮，挂一个主编、总主编的头衔，下面的活就由名气较小、或压根就是无名小卒来完成。人的知识和能力实际上都是非常有限的。但是，一些人却在自己根本不熟悉的领域大显身手。有的人敢编写世界通史，而他自己实际上只研究了世界现代史的极小段。有的人敢编中国通史，而他自己也只是研究过中国某一个断代史中的某些问题。国外也有人编世界通史的，比如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上下册，但那是一人所为，不是我们的大呼隆。人家一人操刀，出了问题责任非常明确—好汉做事好汉当。而我们的大呼隆，问题多多，出了问题反而互相推诿，形成集体无责任。更何况《全球通史》成为了名著，成为非常流行的畅销书。当然，该书也成为我们有关人士抄袭的对象，还美其名曰“中国人编写的新的世界通史。”

第三，神经脆弱，想入非非。学阀们普遍神经脆弱。一有不同观点，他们就惊慌失措，大惊小怪，大惊失色。他们往往会发现别人观点中的“微言大义”，从中引申出骇人听闻的结论。比如，中山大学袁伟时教授发表了《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后，不久便引起了张海鹏先生愤怒，拍案而起，颇有挽大厦将倾的气慨。于是便有《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评袁伟时教授<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的出台。（http://zqb.cyol.com/content/2006-03/01/content_1324540.htm）张先生开宗明义就指出袁先生动机极其不纯——“全面否定我国中学历史教科书”,当然袁先生“良心大大的坏了。” 接着张先生就说得更玄乎了：“通观‘现文’，我们至少可以看出，其矛头所向，是要否定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学术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近代史所取得的基本结论。”在文章最后，张先生提醒我们：袁伟时要把中国青年引向资本主义道路。

张先生的文章还算比较温和，而龚书铎先生的文章简直会把人吓个半死。他直截了当就判了袁先生的死刑，说袁的文章“否定中国人民一百多年的反侵略斗争，矛头所向，则是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龚书铎：评《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http://hist.cersp.com/jcyj/jcll/200606/2834_5.html）他指出袁先生的三大“罪状”其一，把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归之为清政府和义和团造成的，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辩护。其二，用“现代化”代替反帝斗争。其三，借批评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初中历史课本之名，行攻击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之实。这么说来，袁先生的文章简直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粗略看了张先生和龚先生的文章，给人的感觉是：只准前人说话，不让后人思考。两位先生的立论的基础，不过是毛泽东在六十多年前得出的结论：中国近代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中国近代历史就是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一个在六十多年前确立的结论，几十年都不容置疑质疑，这本身就是一种病态现象。如果前人的结论不可更改，那么中国改革开放的一切就无法解释了。按照张先生和龚先生的逻辑，我们可以非常自然地得出一个结论：改革开放是与毛泽东思想对着干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切举措，多半与毛泽东当年的想法背道而驰。

袁先生只不过把很多人的类似想法公开地说出来而已，他对已有的结论进行反思、质疑，这本身是民主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请问张先生和龚先生：我国宪法和法律的哪些条款规定了不能反思过去的历史，不能提出新的结论？按照二位的逻辑，那么多搞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都是完全多余的。因为，毛主席他老人家已经定了调子，完全没有研究的必要。如果实在要研究，不需浪费笔墨和精力，只需写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对不起，不能用“说”，要用“教导我们说”）：“中国近代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中国近代历史就是反帝反封建的历史。我完全赞同毛主席的意见！”这样一来，岂不简单？

再说袁先生今年是七十五岁的人了，一介书生，手上没刀、没枪，只有一个思考的头脑。就算他的观点是“歪理邪说”，那也很难蒙蔽清醒的中国人民。我们不是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吗？更不要说动摇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了。我们的党得到人民最坚决的拥护，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他袁伟时一介平民，既没有金钱，更没有大炮，他凭什么动摇党的领导、动摇社会主义制度。用毛主席的话说，“蚍蜉撼树谈何易？”如果他真有什么非分之想，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钢铁长城吗？不是正好可以派上用场吗？

其实，对一个袁伟时如此看重，恰恰是看不起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有人想捍卫社会主义，反而帮了倒忙。而且，人们还有理由怀疑，是谁指使张、龚两位对袁先生口诛笔伐、进行末日审判呢？从目前的情况看，并没有谁让张、龚两位对袁大张挞伐，应该是两位自作多情、自作主张吧？

第四，思想贫乏，鹦鹉学舌。学阀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自己并不动脑筋思考问题，他们的所谓观点多半是在官方近期的报纸、杂志上可以看到的。他们的使命生来好像不是为了思考，而是为了说明已有的结论的无限正确。他们只知道模仿，不知道创造。他们习惯于做传声筒、留声机，不愿意做独立思考者。这样的人一方面是没有思想，而他们的另一方面也就是没有独立的人格。

第五，热衷官场，左右逢源。一些学阀，他本身就在官场上混。因此，这样的学阀既是官僚，又是所谓的学者。他们的学术霸权的建立，多半不是靠学术，而是靠权术。因为有了权术，他们便垄断了优质学术资源，便建立起了自己的“学术帝国主义”。即使原来有点学术水准的人，在官场混久了，学术水准自然会被稀释若干倍。这样的学阀，霸气更足，邪气更甚，对正常的学术和学人的危害就更大。

学阀是学术自由的大敌，是民主社会的大敌。学阀存在一日，学术就受损一日。学阀与真正的学术形同水火，势不两立。有学阀就没有学术，有学术就不要学阀。

生物多样性使世界精彩，思想多样性让人类灵秀。但愿中国少一些学阀，多一些学者。愿学术真正成为学术，远离政治的喧嚣。（于斯德哥尔摩大学政治学系）

谢选骏指出：人在欧洲，骂骂中国的学閥还是比较安全的。但是其实，学阀是一种世界现象，不分国界，不分制度，人性使然。说到底，学阀是没有自信表现，就像专制国家的党阀和军阀、民主国家的政阀和财阀一样。


【21、民主制的基础是义务兵役制】


网文《民主制度分类》报道：

民主制度是指实现民主的相关政治制度，有多种分类方式。

从机构关系方面划分

总统制：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相互独立，如美国。立法机构有其固定的选举基础，构成其自身合法性的来源。最高行政权力亦有其独立的选举基础，构成其自身合法性的来源。

议会制：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相互依赖，如英国。最高行政权力必须受到议会中的多数支持，议会的不信任票可以使最高行政长官倒台。最高行政长官有解散议会、举行新选举的权力。

半总统制（又称双元首制）：介于两者之间，如法国。总统由普选产生，掌握最高行政权，任免总理和组织政府；而总理对议会而不对总统负责,议会可以通过表决对政府的不信任亲来决定政府的去留。

从公民的政治权利的角度分类

可以说是决定性地界说该制度的特征的分类方式，历史上民主制曾经从古代起都被君主专制或贵族制所淘汰，直到近代才告复兴，但有很多方案都渐被淘汰，参见民主的历史。

另类的方案

直接民主制：

虽被认为是最彻底的民主但其代价高昂。

多数人认为源于原始社会的部落和氏族，具有酋长不世袭和土地公有，各个人保管狩猎工具和家人享用其采集的食物，但族人分享集体狩猎的猎物和定期表决重大事情。

因为常被认为仅是代表均贫和把政治责任平均放到每个成员身上，又少有专门的官僚和推行义务兵役制， 在古代历史渐被君主制和贵族制所取代。

而在历史时代发展于古希腊雅典民主。

现代常以瑞士为代表，也有部分人认为巴黎公社类似。

在最近在主流的代议制国家开始以公投的方式局部实现。

在非常小的群体中常较常见，但其功能较狭隘的，例如学生会等组织。

统治阶级内部民主，某些书使用勋阀政治称呼。

自然权利观念不存，国内要有一定身分才被在政治生活中肯定。

限制政治权利归属于由明确的统治阶级内部的古典型民主制度:

类似贵族制或寡头制，只有少数人享有政治权利。

不涉及现代社会中常和民主挂勾的众多观念，如自由、法治、人权等的推行，并且在根本反对平等和常有种族主义倾向，并几乎肯定是性别歧视的。

突出了多元权力和非君主制有在分权上较易的特点，成为现代民主制度的原型。所以在某些人的理解比现代民主国家的一党独大更理想。

包括了古希腊（犹以雅典民主代表）和古罗马共和国，或者在早期的西欧的资产阶级民主，以相当高的纳税金作为有无权利的界线，或指定要拥有土地为富人的标致。

和贵族制的分别是有政治权利的人较多，贵族人数通常是十分狭窄在人口的百或千分之一级的少数，还再被细分等级和权责不同。

但在限制性民主的公民在彼此间是平权，但此类民主制中实际可以参与政治事务的者，仍然不足人口的十分之一。

缺点是其违反平等的原则和具有种族主义色彩又不保障少数派，现代渐被各国政治层面上所淘汰了，英国上议院算是某程度的残存。

近现代一部分国家只实行统治的种族或族群民主权利，即使统治的族群占不了人口的过半，包括了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中的的玻利维亚，二十世纪的南非都只属于白人统治。现代仅有以色列，在很多媒体上都常把称为民主国家，和现时主流的标准有重大冲突。

却为很多非政府组织中传承了这些制度，在上市公司中也以股分多少来决定权力分配，或者宗教组织中只限于一些长老或干部可以选举其领袖。

民主集中制:

常见于革命产生的新政府，因为对旧政权秋后算帐，又禁止反对派存在的另类政体。雏型见于英格兰共和国和雅各宾专政，而现代主要是指共产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及人民民主专政。

优点是得到了人民的真心拥戴和支持而成立的，并把社会上的利益重新分配，使到世代被世袭的统治者压逼的平民可以翻身，所以在合法性和认受性上有绝对的优势。

但首要缺点在第一代开国领袖逝世后，因为缺乏了具公信力的权力更换机制，便很易出现人民的信心危机了。

因为常把公民身分当作责任而不是权利，又只有赞成而没有反对的自由。当在击败了敌人的外国干涉和反动势力后，国民很可能要更多的政治权利作为战利品，而拒绝再为国家牺牲个人的利益。

由于倾向了多数人暴政或极权民主，人民不易表现自己的想法，缺乏了自由而丧失了“作为个人”开放性，而仅有“作为整体”的共和主义而非民主原则。

能够延续的条件主要是达成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结果又打回了统治阶级专属的有限民主或寡头（贵族）制观念去。

而后来除利比利亚和罗马尼亚直接被反对派武力推翻，其他都多半由上而下主动实际发展成自由民主，现代唯中华人民共和国坚持。

现代主流的民主制

普选的代议制：

现代民主制的主流，甚至一般人一提民主便想起普选和自由民主。

各种势力和意见都可以合法和公开地表达，通常也表现在三权分立和代议政制的成熟和稳定上并推行宪法。

虽不表示能实现所有民主的目标，但可以保障权力的更迭的合法性。

第一次有较多人参与的是独立后的美国，没有以缴纳税金作为全国性的政治权利的界线，但仍然只限于男性白人才有权的，而且最有实权的州或以下的地方的权力，仍然不开放给城市的工人阶级。

一般认为普选制是美国诞生的，首先在1860年代初各州废止了以纳税多少作为有无权的界线，并从南北战争后废止了黑奴制度和种种对于女权的限制。

而最近代议制有向半直接民主过渡的倾向。

缺点是过分地保障私有财产制和允许人表露其传统的偏见，故较难做到全面的平等，而在以往的共产国家的宣传中，常被混淆了古老的限制性民主，一律称为资产阶级民主。

因为有实际决策权的人很少，所以很易被贪腐所侵蚀。

未完成的民主制

因为民主化其实有相当风险的，很多本意为了民主的国家，会陷入内乱和无法状态中，会可能产生的这样的情况。

无支配体制 没有一个明确权力中心，人民也无法可依的，有人认为叶利钦时的俄罗斯类似，现在代表有索马里和肯亚与辛巴威或阿富汗是此类。

无政府状态 没有具威信执行法律的公权力组织存在，在上世纪末到新世纪初的索马里。

僭主制 类似失败国家，可能有民选的领袖但缺合法性，而且因为种种原因，例如选举在外国干预下进行，又可能依赖不正当手段当选，或者反对派的群众不想服从他的，现在有伊拉克或叙利亚等。

从元首的地位划分

共和制，即元首是作为民意代表而产生，通常经过普选产生。有时会因为革命或政变产生，如果不再经选举来确认其合法性，意味民主制度不是未过关或已经失效，这个国家虽仍然是共和国但并不算民主。

君主立宪，以君主制方式产生的通常世袭的君主，但在宪法下君主权力有限，而现代的更通常实权在普选产生的首相上。

从政党政治制度划分

未实现多党政治的一党制

实际上可以说在这情形下民主形同失败的状态或止于起步阶段，可能会由政府宣告禁止执政党外的政党活动，经常在革命和战争时期发生的。这类政党制度下，执政党始终不变。准确说，一党制不是一种“民主”制度，但可以认为这是“民主”的一种极端形式——“不民主”，因为其首见英格兰共和国和法国大革命等初期的民主实验。

一党集权制。这类政党制度只允许一个政党存在，其他政党都被宣布为非法并遭取缔。如法西斯主义统治时期的政党制度。

一党专政制。这类政党制度明确规定一个政党的执政地位，允许其他政党存在，但是不允许它们竞争执政地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解除戒严前的中华民国，其他相似的例子还有以前利比里亚和一部旧华沙条约成员国在当时的情形。

已实现多党民主制度

即法律上允许多个政党存在并竞争，但不表示在所有方面满足民主的诉求，但都已经符合对民主的基本要求。

一党独大，即未实现政党轮替的国家的新兴民主国，执政党一直保持领导位，虽然反对党存在，但从未足以取代执政党的地位。包括了现在的俄罗斯、南非、新加坡，在民主化起一直由同一个政党领导。和在上世纪末前的日本、墨西哥、韩国等，亦由单一政党实际垄龂各任的领袖数十年之久。这种国家的民主也意味还未成熟到证明了政府和平更迭的稳定性，如现在的俄罗斯或五十到八十年代的南韩，都有向威权主义反复的倾向。

两党制：这类政党制度在法律上允许多个政党存在，而且它们都可以通过选举谋求执政地位，但是受政治传统、选举制度等因素的影响，只有两个政党有执政的可能性，形成了两个党派轮流把持执政地位的局面。最典型的两党制国家有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

多党制：这类政党制度从法律上允许多个政党存在，而且也有三个或三个以上的政党有执政的可能性。

温和多党制。这些政党，或单独执政，或与其他党派联合执政。所谓“温和”，是指这些政党在意识形态上比较接近。如德国、瑞典、荷兰、丹麦、瑞士、卢森堡。

极化多党制。政党与政党之间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比较大，难以达成共识，导致政党组合和政府交替频繁。如法国和意大利。

从投票制度上划分

单一选区制

比例代表制

谢选骏指出：上文拉拉杂杂讲了半天，也没有说出一个要点——简单说，代议制民主的基础就是义务兵制度，需要平民上阵流血，被迫给予选举权。这是从万恶的法国大革命开始的。


网文《威权》报道：

威权主义或威权（英语：authoritarianism），也称权威主义，是一种政体或意识形态。奉行该主义的人认为政府应要求民众绝对服从“政治上的权威”，并限制个人的思想跟言论和行为自由，将权力集中于单一领袖或一小团体。

威权领导者不少是时常任意行使权力而不考虑或利用现有法律去扩大权力，公民也通常无法透过自由竞争的选举来替换之，或有限的选举但政府有很大的权力控制选举。权力争夺与统治集团的自由竞争，是有限或不存在的。广义上来说，威权国家包括缺乏公民自由的国家，例如宗教自由、言论自由，或者在自由选举后至少一次政府和反对派没有权力交替的国家。

特征

弱点

由于合法性薄弱，对强制性的过度依赖，决策的过分集中以及个人权力凌驾于制度规范之上，威权主义制度固有地脆弱。政治学家西奥多·韦斯特尔认为，由于对民众或精英要求的反应不足，威权主义的政治体系可能会削弱，而威权主义倾向于通过施加更严格的控制而非适应来应对挑战，这可能会损害合法性并使其瓦解。

威权政体中的宪政民主

新加坡作为威权宪政主义国家的例子，常与混合政体联系起来。新加坡有民主选举，反对派可以参与选举，但反对派无法达致政权更替，传媒宣传受到限制，执政党人民行动党亦通过不公平的选举制度打击反对派。

暴力

2017年的研究发现，一个国家的政变防范策略受到历史相似的其他国家的严重影响。2018年，《和平研究》杂志的研究发现在政变企图中幸存并通过清除异已和潜在竞争对手的领导人的任期可能更长。2019年，《冲突管理与和平科学》研究发现，个人专政比其他独裁政权更可能防范政变；作者认为这是因为“个人独裁的特征是机构薄弱，支持基础狭窄，缺乏统一的意识形态以及与统治者的非正式联系。

根据2019年的一项研究，个人专政比其他形式的专政更具压制性。

定义与分类

从古代的君主专制到极权主义政体，都可以被称为威权主义，而从一些专于研究纳粹的人认为，同期的法西斯意大利、日本军国主义以及中华民国训政时期，都缺乏像纳粹般完整的极权主义本质，但又有很多地方是相似的，一定都是威权主义政体。而且日本和意大利当时仍然是君主立宪制国家，所以可见其可变性和模糊性。

非极权的威权主义也异于极权主义，因为威权政府通常没有高度发展的指导意识形态，在社会组织方面多元化，并且缺乏动员全国的力量。

举例

威权主义没有明确精确的定义，但通常以许多指标来衡量威权程度，如自由之家的年度世界自由度调查报告。

自2014、15年起，不少学者及政治评论员均指出，香港政府正迈向威权主义，表征包括：否定三权分立的存在，而坚称香港是行政主导；放弃沿用多年的“积极不干预”政策；以至对反对派的大举围捕及起诉等等。

谢选骏指出：所谓威权，其实就是寡头政治——处在民主与独裁之间。例如毛泽东死后的中国大陆，类似蒋介石死后的台湾——所以1980年代不少蠢蛋寄望于邓小平学习蒋经国，走向民主改革。但其實呢？蔣經國還不是因爲刺殺江南敗露了，遭到美國制裁被孤立了，才不得不開放黨禁報禁了。


【22、僞裝的制憲會議——共產黨人代會】


《中国全国人大成立七十周年，只是一种过场？》（RFA 2024-09-17）報道：

中国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周六（9月14日）在北京举行，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会上发表讲话。中国官媒在报道中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之治"的制度密码。但有观察家认为，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虽然一贯被外界看作是"橡皮图章"，但习近平上台以来，就连这样的"橡皮图章"也在退步。

全国人大庆祝大会周六召开，中国官媒都进行了热烈报道。中国人大网开辟了专门的网页介绍庆祝大会的概况和相关历史资讯，新华社、人民网、中新网都有连篇累牍的报道，中央和地方上有官方背景的媒体的社媒帐号也陆续发出相关的帖子。但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无论是网络防火墙内的微博，还是防火墙外的X平台，都极少有网友提及人大或其成立70周年的事，官媒在微博发出的相关帖子下面几乎无人留言、甚至是点赞。

官方与民间对全国人大七十周年一热一冷的两种态度，鲜明地映射出他们对人大制度不同的看法，也提醒人们，虽然官方高调宣扬全国人大70周年的成就，但民间对这个中国立法机构的最高机关普遍感到失望。

独立参选人无奈地笑了

身在中部某市郊区的“逍遥客”在接到采访电话时，正在准备今年的秋收。出于安全顾虑，他以化名接受采访。

“逍遥客”在电话里对这个话题明显缺乏谈话热情，但他在2016年曾试图参选本地的区人大代表，只是没有被列入候选人名单。按照当时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逍遥客”作为独立参选人，获得了当地超过十位乡亲的联名推荐，但他在填写了申请表后，却没有被列入候选人名单。问到原因，他无奈地笑笑，却不愿说明原因；他勉强地说，“我不知道！”

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周六（9月14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人民通过民主选举产生自己的代表，组成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种制度有利于保障全体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

但类似于“逍遥客”这种独立参选人的遭遇在如今的中国并不鲜见。本台曾报道，2021年进行区县人大代表选举时，北京有野靖环、王峭玲等十四位独立参选人全都被当地警方限制出行，被迫取消选举宣传活动。

王峭岭2021年10月在X平台公布宣布14位参选基层人大代表的北京公民图片。但这14位独立参选人全都被当地警方限制出行，被迫取消选举宣传活动。

相比于这些在选举期间寸步难行的独立参选人，整整四十年前也是在北京以独立参选人身份参加选举的胡平则要顺利得多。

1979年，在文革后的百废待兴中，《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作了重要修订，人大代表直接选举的范围从乡镇一级扩大到县一级，代表候选人办法也得到了改进。胡平告诉记者，“（当时）通过了新的选举法，每个公民都可以表示有当代表候选人的资格，并且只要有三名公民附议，就可以成为代表候选人，而且在竞选过程中，还可以自己宣传自己。”

胡平在1980年那次选举中顺利当选北京市海淀区人大代表。他介绍说，当时不仅是北京，四川、上海等地也有一些大学的学生出来竞选人大代表，“在那一代人中，选举就变得轰轰烈烈、货真价实，虽然大家都知道选举出来的只是县一级、区一级的人大代表，但是大家都把这个选举搞得像模像样。”他说，那一代年轻人都是把这个选举当作一个平台，表达他们的理念和抱负。

但这样的选举却在中共领导层中引起了警惕。胡平介绍说，“那次选举表现出大学生自由化倾向，让中共当局非常紧张，后来又对选举法进行了倒退性的修改，所以后来的选举就缺少了这么多热烈的竞选的场面。”

《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在1979年以后经过了多次修改，但历届人大换届选举中，独立参选人当选的消息却并不多见。“逍遥客”仍然关注着本地的基层人大代表选举，他告诉记者，“现在来说，毕竟这么多年了，人们的民主法治意识都在提高。就拿三年前的选举来说，有更多人参选，也有更多人成为候选人，这个是事实，是进步；但地方上仍然会找你麻烦，不让你当选。”

目前身在荷兰的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前法律顾问杜文对本台分析说，“无论是人大代表，还是人大常委会的委员，这些人的选举都是经过严格控制的，代表候选人的名额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是要由组织部考核，确定候选人资格以后，再送交选举部门走程序。”

作为前政府法律顾问，杜文在工作中经常与人大法制委员会合作。他介绍说，人大代表要分别交由两个不同的部门来任命，共产党员代表要由组织部来任命，非共产党员则由统战部来任命。

“吃馒头 举拳头”

七十年前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年）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这种表述把权力归于“人民”，但七十年后，中国各级人大代表大会仍然没有摆脱外界对其“橡皮图章”的诟病。

2023年3月10日，第十四届中国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习近平全票当选国家主席。

“逍遥客”长期帮助乡亲维权，与当地各种政府部门打交道。但说到当地的人民代表大会，他连连说，向人大反映问题常常没用，“你去人大反映了问题，人大也会调查，但调查的结果不客观，不公正。”他说，偶尔会有激起广泛民愤的事件，向人大反映会引发有利于民众的对应措施，但这种事件很少，而且往往是其他政府部门也会做出反应的时候。

“逍遥客”介绍说，人大在听取问题反映后有所回应，这还算是一种进步，至少是走了“过场”；以前就连这种过场都没有，反映问题后完全没有回应。

对于这种“过场”，杜文分析说，“代表们只不过是形式化地走个过场，大家叫做吃馒头、举拳头，这种制度让民众陷入一种虚假的参与感，它弱化了社会对真实民主的愿望和变革需求，它就是对内欺骗的效果。”

杜文在内蒙古自治区地方立法工作中有长期的经验，他介绍说，地方立法过程中，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只是走个程序，“我们这儿行政立法处、经济立法处立完法后，法制办通过立法动议，送了政府、（常委）常委会后，就交给人大去走程序。”他说，在这个过程中，人大并不存在实质性审议，“比如说听证会，这个我见多了，这个所谓听证会请来说话的专家都是经过严格控制的，那些敢说真话、愿意说真话，有真知灼见的人是不请的。”

杜文认为，人大制度的存在并不是为了人民，“它就是服务于中共的对外欺骗，巩固中共统治合法性的外衣。”

2021年3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其中加入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的规定。

杜文指出，这次修订表明在中共的统治体系中，人大已经愈发的弱化，“就是从过去一个遮遮掩掩的橡皮图章，变成一个公然的橡皮图章。你看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讲话，看人大的内部文件，就能清晰地看到，他们就在公开标榜，我就是要负责落实好党中央的指示，落实习近平的指示，将习近平的意见法律化，这是人大工作的核心和宗旨。”他说，这样人大就成了专制工具、独裁工具了。

網民嚎叫：

XJPbaozi 发表评论于 2024-09-17 06:08:54

人民代表制度是伟大的发明和创新，充分体现了全过场民主！这就是为什么从来没有否定过任何提案。

beixuanlv 发表评论于 2024-09-17 06:03:00

中共独裁集团强行代表人民七十年，也就是强奸民意，欺骗压榨人民，剥夺人民的自由和权利七十年

点点点点点 发表评论于 2024-09-17 05:43:30

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一样，限制人民的选择。为什么？因为一旦开放选择，人民很有可能不会选择社会主义。

左转右转 发表评论于 2024-09-17 05:33:17

不妨碍五毛睁眼说瞎话 继续歌颂“这些都是人民一票一票选出来的”——整个一个大骗子带着一群小骗子的荒唐国度

小矛 发表评论于 2024-09-17 05:11:00

万恶的共产党有空延长退休年龄，同时还鼓励多生，混账透顶。为什么不取缔政协、马院、党校，等等等？

谢选骏指出：人問“中国全国人大成立七十周年，只是一种过场”？——我看共產黨人代會是個“僞裝的制憲會議”。所謂的“獨立參選人”都在假戲真做、與虎謀皮，隨風搖擺、與狼共舞，參與僞裝、誆騙大衆……一言以蔽之曰——“非蠢即壞”！


【23、纸民主义的美华社会】


《化危为机：1906年旧金山灾难与华人社会的变迁》（2018年07月13日史海探源）报道：

本文选自《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8年第2期，注释略。论文以1906 年旧金山地震为历史背景，从地震后唐人街的改造、灾后华人地域人口分布的变化、许多华工借此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机会等方面论述了当年旧金山地震灾难在给华人造成巨大的物质和精神伤害的同时，也给华人带来了些许机遇和变化。

1848年1月24日，一个偶然的机会，詹姆斯·马歇尔（James Marshall）在加利福尼亚美洲河（American Rive）发现了金片，自此揭开了华人远渡重洋“淘金”的序幕。然而，19世纪60年代，随着金矿逐渐枯竭、横跨东西大陆的铁路竣工和频繁发生的暴力排华事件，越来越多的华人放弃原来的住处搬进旧金山唐人街。“在唐人街之外，没有其他住所会收留华人。”“在唐人街，华人可以更为轻松地呼吸”，“邪恶的声音消失在远方，在这里，到处都是中国人的面孔，令人兴奋。”显然，唐人街为许多华人在异国他乡提供了一个安全的避难所。

1906年4月18日5时13分（旧金山当地时间），旧金山湾区发生了约7.8级地震，地震随后引发了蔓延全城的大火，造成超过3000人丧生、约22.5万人失去家园、超过4亿美元的财产损失、7.5万人被迫离开旧金山。可以说，在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袭击美国之前，1906年旧金山这场由地震引发的灾难是美国本土遭受的最大的自然灾难。城市遭受如此之大的灾难，位于城市中心的唐人街也难幸免，巨大的灾难致使唐人街几乎成为一片废墟，大量华人无家可归。然而，灾难给华人带来巨大损失的同时，也给华人带来了少许宝贵的机遇。虽然国内外学界关于1906年旧金山灾难对唐人街和华人社会的冲击有不少论述，但因研究主题所囿，这些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地震对唐人街的破坏和大量华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未对灾难客观上给唐人街和华人社会带来的机遇进行分析。为弥补这一遗憾，笔者依据旧金山中英文报纸、美国人口普查局统计数据和华人回忆录等资料为基础进行分析，试图通过更为广阔的历史语境，相对全面地探讨重建后唐人街的面貌发生的变化、灾难对华人地域人口分布的影响及华人获取美国公民身份等问题。

一、破旧立新：地震后唐人街的改造

1906年4月18日，一场突发灾难袭击了旧金山，致使45万城市人口中有20多万人无家可归，28188座建筑物受损，城市中心和商业区几乎成为一片废墟。4月18日上午，当地震刚刚停息，由于少数居民使用损坏的火炉生火做早饭，导致数十处住宅着火，再加上城市过多使用木材建造房屋，零星小火迅速蔓延成为大火灾。大火很快从卡尼街蔓延至唐人街边缘。下午4时，唐人街也注定在劫难逃。晚上8时，大火开始沿着加利福尼亚街和沙加缅度街蔓延，街道两侧的建筑物剧烈地燃烧。直至4月20日上午，唐人街的大火在燃烧了3天之后才被熄灭，此时，唐人街几乎成为一片废墟。4月22日，《奥克兰论坛报》报道：“东方人居住拥挤的地区，所有的木材建筑物完全消失，唐人街几乎成为一片废墟。”4月22日，上海《申报》也对这次灾难对唐人街的破坏进行了报道：“唐人街及日本人寄居之处，亦遭毁坏。”4月26日，旧金山影响最大的中文报纸《中西日报》（Chung Sai Yat Po）头版对唐人街进行了报道：“昨月二十六，下午四点余钟，大火殃及华埠。晚八点，沙加缅度街和加利福尼亚街各处陆续烧到。二十七朝十点左右，而华埠尽成灰烬。”灾难发生后，大批华人被迫离开家园，前往旧金山湾区附近城市避难，其中奥克兰是大部分华人首选的城市。

灾难过后，华人纷纷回到唐人街原址，希望迅速重建唐人街。然而，由于这次地震引发的大火造成唐人街成为一片废墟，并迫使大部分华人离开了旧金山，这对一些排华分子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们再一次企图将唐人街从城市中迁走。“一些旧金山的白人，幸灾乐祸地庆祝唐人街的消失。”“灾难给旧金山的未来带来了三件好事情，其一就是唐人街的搬迁。”甚至《中西日报》也认为：“西人之议迁华埠，已非一日，今经此次火劫，又有机可乘，其不能不迁也必矣。”事实上，旧金山政府也确实多次计划搬迁唐人街，从猎人点（Hunter Point）到要塞角（Fort Point）和古鲁马（Colma），虽然每次计划搬迁地点的失败原因各不相同，但大都因为华人的努力争取和唐人街可以为市政府贡献大量的税收而作罢。最终，市政委员会经过多次商讨之后，被迫于10月1日同意华人在唐人街原址重建家园。渴望重新回到家园的华人，一经政府同意便立即日以继夜地着手重建工作。经过华人的不懈努力，整个唐人街地区于1908年完成重建，这比整个城市的重建提前了1年。

虽然政府官员同意华人在原址重建家园，但也坚持要求华人必须改善唐人街的卫生环境。事实上，19世纪90年代唐人街的整改运动就已展开，但由于各种原因，整改运动的效果相对不明显。1906年的地震和火灾却意外地给唐人街整改提供了机遇，这场灾难几乎毁灭了唐人街的一切，唐人街的重建工作必须要从头开始。实际上，华人也确实有必要改造唐人街，在灾难过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因为唐人街过去肮脏的环境，政府拒绝华人在唐人街原址重建家园。4月26日，《北京日报》转译俄国《警卫报》的消息：“美国政府去年屡拟将华人迁出埠外，谓华人聚居之地污秽恶劣，非人类所居，实为我美国之玷等语。近闻美国政府又复提议此事，实行之期当不远云。”灾后，华人领袖和唐人街报社多次发表言论鼓励唐人街进行全面整改。5月5日《中西日报》头版发表评论，予以鼓励：“此后华埠如能恢复，则有除旧更新之气象，乌可不因时改良，除其招侮之原因，使成一文明之区域乎？试即其宜改良者，略列之如左。宜扫除偶像，以人为万物之灵；宜除械斗烟赌等事。”《中西日报》于7月、8月发表数篇社论反复重申，华人必须改掉那些有损唐人街名誉的恶习。此外，华人领袖还多次呼吁全体华人必须丢弃那些不文明的习惯和风俗。

经过华人领袖和《中西日报》的大力宣传，重建后唐人街的整改总体上是成功的，虽然华人旧有的恶习没有得到彻底扭转，但相比之前已大有改观。自19世纪中叶华人来到北美大陆后，赌博一直是华人备受指责的恶习，直到1906年灾难发生前，这项恶习在唐人街也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然而，灾难过后，华人会馆决定采取措施逐步消除赌博，以此来提升华人的道德品质。在公众的压力下，一些重要的华人会馆要求于1907年停止所有的赌博。随后，华人六大公司（The Chinese Six Companies）发布正式声明，禁止华人赌博。失去了华人会馆和六大公司的支持，赌场便很难在唐人街生存，如韦弗利居住区（Waverly Place）和一些黑暗的小巷一直是赌场活跃的地点，现在却不得不搬离唐人街。虽然赌场搬离唐人街造成一段时间内华人会馆收入大幅下降，但由于消除了唐人街污秽的环境，一些为东方文化魅力而来的旅游者很快又增加了唐人街的收入。可以说，唐人街赌场的整改较为成功，既消除了唐人街的赌场又没有大幅度减少会馆的收入，以前唐人街黑暗阴森的赌场很快便成为人们对老唐人街的一种记忆。

由于19世纪90年代基督教布道团在唐人街强制取缔妓院，以及20世纪初华人男女的比例达到了初步平衡，20世纪初唐人街的华人妓女人数相比之前已大量减少，甚至唐人街的白人和日本妓女比华人妓女还要多。1906年地震过后，以唐纳蒂娜·卡麦隆（Donaldina Cameron）为首的基督教布道团决定彻底消除妓院这种不道德的场所。基督教布道团经常突袭华人妓院去营救那些无辜的女孩，然后教给她们一些生活的基本技能和知识，直至她们可以完全独立生活。一些华人会馆在公共舆论的压力下，也决定开始逐渐减少经营妓院，以此来提升唐人街在白人社会中的形象。总之，震后唐人街的妓院再也不像震前那样公开和受欢迎了。

19世纪末，联邦和加州议会制定了数个法律来禁止吸食鸦片。因此，20世纪初唐人街吸食鸦片的现象已较为少见。然而，只要华人会馆继续违法开设鸦片烟馆，华人吸食鸦片的现象将永远不会消失，而且华人在唐人街吸食鸦片的现象自19世纪中叶开始就一直备受白人社会的指责。为彻底改变唐人街和华人的形象，重建后的华人会馆决定逐渐减少鸦片烟馆，直至彻底抛弃。灾后，中文报纸每天大量刊登关于药物戒毒的广告，同时，鸦片改教所和治疗集会开设在唐人街的主要街区。

此外，1906年5月，一些华人会馆商讨重建唐人街寺庙的问题时，大部分会馆希望抛弃这种美国人眼中的“封建迷信”。例如宁阳会馆等在唐人街重新开张商铺时没有建立宗祠。唐人街从来没有像此时对这种亵渎神明的态度可以被忍受，这种抛弃神祠的行为，意味着华人会馆开始放弃千年以来的封建传统。在唐人街重建过程中，华人六大公司在斯托克顿街（Stockton）新建的房子内，为唐人街儿童建立学校来代替重修宗祠。1909年1月3日《旧金山纪事报》报道，以前滥用在建立镀金神像上的钱，现在投到青年一代的教育上。虽然此后一些寺庙在唐人街重新修建，但唐人街的商人却开始逐渐抛弃神祠。

最终，经过华人会馆的大力整改，重建后唐人街的赌场、妓院和鸦片馆大量减少，而且华人领袖和美国评论家对唐人街的整改结果较为满意。1907年4月18日《中西日报》报道：“我们服装的风格已经发生变化和简化，人们越来越多地倾向于选择舒适和时尚的衣服。许多焚火烧香的仪式被废除，只有少数人相信封建迷信，唐人街重建的速度远远超过了西方人重建家园的速度。唐人街变化的证据在这里任何人都可以看到。”美国评论家在唐人街重建后庆祝道：“大火清除了老唐人街的老鼠、罪犯、妓院和其它诸多不良恶习。”华人学者刘伯骥也对重建后的唐人街进行了描述：“地震后，华埠全区重新建筑，一二年间，建成高楼大厦，略带东方色彩，街道比较宽敞，华埠面貌，比地震前截然两样。”诚然，1906年旧金山地震和火灾致使华人遭受了诸多苦难，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场灾难也意外给华人带来了一个机遇，重建后的唐人街摆脱了其糟糕的声誉，迅速成为一个光明、清洁、繁荣的华人社区，唐人街的历史也由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二、开枝散叶：华人地域人口分布的变化

自1848年“淘金热”兴起，大量华人开始集聚旧金山。美国联邦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880、1890和1900年分别有21745、25833和13954名华人生活在旧金山。虽然在浩繁的联邦人口普查里有明确居住在旧金山的华人数字，但由于种族歧视、暴力排华、华人的隐瞒和白人官员的无能等原因，实际生活在旧金山的华人人数要远远大于联邦政府普查的数字。1900年，托马斯·特纳（Thomas Turner）为美国工业委员会进行了一项对太平洋沿岸各州的中国和日本劳工的调查，他发现共有2.5万名华人生活在旧金山。1903年，梁启超估计旧金山的华人约为2.7—2.8万名，旧金山是美国华人最多的地方。如果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旧金山华人的人口数量假定在3万名左右，那么在19世纪70年代其占全美华人的比重超过17%，在20世纪初则达到25%。显而易见，旧金山华人是美国最大的华人群体，而且唐人街聚集着大量的华人。

地震和大火造成旧金山市中心几乎完全被毁，加上城市受灾人数众多和长期以来的排华情绪，灾后旧金山政府提供给华人的救助物资非常有限，致使成千上万的华人灾民被迫离开家园，前往旧金山湾区附近的城市避难，这明显改变了此后数十年间旧金山湾区华人的人口分布状况。如美国联邦人口普查所示（表1），自1882年美国实施《排华法案》后，美国和加州的华人数量都在急剧下降，1900—1910年间，美国和加州的华人数量分别下降了20%和21%。然而，根据美国联邦人口普查所示，旧金山周边的阿拉梅达县（Alameda）、马林县（Marin）和圣华金（San Joaquin）的华人在1900—1910年间却各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尤其是阿拉梅达县的华人从1900年的2211人激增到1910年的4588人，增长了108%；马林县的华人从1900年的489人增长到1910年的555人，增长了13%。但距离旧金山较远的郡县的华人人口数量仍在大幅度下降，如圣克拉拉（Santa Clara）、洛杉矶（Los Angeles）等。由此可见，当灾难发生后，大部分受灾华人选择前往湾区附近的城市寻求避难，而且湾区的阿拉梅达县是华人集中选择避难的地方。

那么，阿拉梅达县的哪些城市是华人热衷选择避难的地方？是否有许多华人前往东部或者中西部避难？据《奥克兰论坛报》报道，旧金山地震发生后大量华人来到奥克兰，奥克兰的华人人数从地震前的1000人迅猛增加到4月22日的2万人。另有研究显示，灾难过后约2000名华人选择定居在奥克兰。在这场灾难中，加州的里士满（Richmond）、夫勒斯诺（Fresno）和斯托克顿（Stockton）虽然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但仍有约1000名华人灾民前往这些地区。此外，灾后的第一年，约有1500名华人灾民前往中国避难。与此同时，根据联邦人口普查（表3）和当时的交通状况及华人的经济状况可知，灾难过后，前往美国东部避难的华人较少，少数富有的华商前往美国中西部城市避难（如芝加哥），而大部分华人前往湾区附近的城市（如奥克兰、伯克利和斯托克顿）和西海岸城市（如西雅图）避难，并在当地寻找工作和定居。尤其奥克兰的华人从1900年的950人迅猛增加到1910年的3609人，人口激增了280%；伯克利的华人从1900年的154人激增到1910年的451人，人口增长了193%。由此可见，华人的迁徙举动，部分影响了此后数十年间美国西部华人的人口分布状况。

自19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加州开始频繁出现排华事件，白人排华分子经常歧视、袭击华人。而且在地震过后的前几天，华人屡屡受到不公平对待，这些都使得华人对白人极为不信任。灾难期间，华人逃离唐人街的过程不是慌乱、毫无目的，而是以家庭、邻居或朋友为单位聚集在一起逃离唐人街，而且前往避难的目的地，往往是有朋友或者华人居住或者是之前较为熟悉的城市。有亲历者回忆起他们离开住宅时的情形：“大火发生的当天，我的家庭、雇员和住在我们楼房里的邻居，我们结伴一起离开住所，当晚露宿在唐人街附近的一个公园。”还有华人家庭露宿在旧金山的普雷西迪奥（Presidio）救援营地时，他们经过商议后，共同集资支付了前往瓦列霍（Vallejo）的船票。这个城镇的小华人社区之所以被选中为避难目的地，是因为他们先前较为熟悉那里。与此同时，旧金山湾区的华人捕鱼码头和捕虾营地也是吸引灾民的地方，他们会向北前往马林县或向东前去里士满的捕虾营地。旧金山湾区东部的里士满社区是一个知名的华人飞地，故而许多华人前往那里寻求避难。利兰·金回忆道：“那时候的里士满除了捕虾营地，几乎什么都没有。湾区有许多捕虾营地，在里士满至少有30个。当然，那时候里士满到处都是中国人。”此外，华人在避难中还经历了排华分子的歧视和排斥，甚至少数华人心理几乎达到崩溃状态，试图自杀来结束痛苦的生活。

三、因祸得福：华工获得美国公民身份

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法案》，宣告结束了自1848年“淘金热”开始的大规模华人移民。尽管面对美国大门对华工关闭的处境和美国社会对华人的种族歧视，但由于在美国辛勤工作可以获得更多财富，大量中国人仍旧渴望移民美国，许多华人试图通过各种合法或非法途径进入美国。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从中国乘船至加拿大或墨西哥，然后通过陆路偷渡进入美国，需要面临重重生命危险；而以商人身份进入美国，则需要许多证明文件和资金证明，这对于当时大部分贫穷的中国人来说是几乎不可能的。所以，通过购买一个假身份证明（即“纸儿子”A）进入美国是一个相对明智的选择。旧金山州立大学华裔历史学家徐元音（Madeline Yuan-yin Hsu）教授称“‘纸儿子’是华人逃避《排华法案》一个最为复杂的机制”。1868年美国国会通过的联邦宪法修正案第14条第1款规定：“凡出生或归化于合众国并受合众国管辖之人，皆为合众国及其居住州之公民。无论何州均不得制定或实施任何剥夺合众国公民之特权或赦免之法律。”此规定及1898年“黄金德案”B的判决都为在美华人取得美国公民身份提供了法律支持。

在1906年大火灾中，旧金山政府档案馆被彻底烧毁，当地民众的出生证明文件也被大火付之一炬。灾难过后，华人纷纷借助这次机会，前往市政部门声称自己是在美国出生。根据当时的法律条款，任何当事人，只要有两位证人（中国人作证也被接受）证明其出生在旧金山，就会重新获得出生证明并得到美国公民身份。由于大火焚毁了所有旧金山民众的出生证明，政府部门无法证明这些华人是否出生在美国，加上华人花钱“贿赂”证人，因此许多华人获得了美国公民身份。

那么，究竟有多少华人通过这一途径获得美国公民身份？根据现有资料很难做出精确的统计，但数量绝对不可低估。因为一旦华人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后，他们根据美国公民身份所确立的血统原则，立即为自己在中国出生的子女和妻子申请美国公民身份。于是，他们每次从中国回来后向移民局谎报说，自己在中国生了儿子，获得一个“空头”，这种空头变成华人的一种“生意”，“出售”给那些需要出国的同乡。“1906年地震对许多中国人是一个巨大的机会，他们伪造证明，并宣称自己是在美国出生。然后他们返回中国，携带四五个儿子回来，他们可能会赚一点钱，但不多，这些携带的人是他们的儿子或者侄子或者亲戚。”根据美国商务劳工部长的年终报告，1904—1908年间，每年在美国港口接受入境的土生华人公民总数分别为656、634、915、929、1609人。美国移民归化局统计显示，在1906—1910年间，每年中国人申请进入美国的人数分别为2732、3255、4624、6395和5950名，其中以美国公民和商人家庭成员名义进入美国的人数增长最多。1909年，美国移民局注意到“中国人的第二代移民正以这样的数字推进，事情变得比以前更为严重。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利用了这种说法，他们用欺诈手段制造了美国出生的证明。”

此外，20世纪初旧金山华人中女性的人口数量相对较少，适婚华人女性的数量则更少。根据联邦人口普查的结果，1900和1910年旧金山分别有13954和10582名华人，其中华人女性有2136和1347名。依据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兹分校华裔历史学家谭碧芳（Judy Yung）教授对旧金山15岁以上华人女性婚姻状况的统计显示，1900、1910和1920年已婚女性分别为941、619和596名；单身女性分别为424、208和224名。而在当时种族歧视的社会环境下，华人男性与白人女性通婚的数量凤毛麟角。由此可见，华人人口自然增长的数量十分有限，大部分华人是通过“纸儿子”途径进入美国的。

然而，当美国移民局认识到“纸儿子”现象逐渐增加时，移民局立即开始对进入美国的所有华人严格检查，加以限制。1910年开始运行的旧金山天使岛候审所，就是一个检查站，其主要用途就是拘禁和审查新入境的亚洲各国移民。华人从中国港口一路历经艰辛，刚一进入美国便立即被送往天使岛听候审讯。天使岛的候审人的待遇与囚犯差不多，华人在里面遭受到了非人的折磨。候审华人的男宿舍拥挤不堪、空气污浊、光线昏暗。华人的膳食质量很差，不堪入口，每人每餐的伙食费只有8美分。即便如此，华人还要经过极其繁琐、严格的检查和审问，美国移民官在审问华人时总是千方百计找茬，目的就是限制和拒绝华人入境。在此过程中，不少华人没有通过检查和盘问，其中也有人因进退两难、走投无路而在候审所自杀身亡。有的人在自杀前吟诗诉怨，难友们把他们的遗诗刻在板壁上，数十年日积月累，书刻留念的诗篇竟有百多首。

即便一些华人顺利通过严格的审查进入美国，他们也不得不永远放弃自己的真实姓名，许多人被迫永远生活在谎言中，这给他们以后的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心理阴影，他们一辈子都在被发现、被驱逐的担心中度过。谭碧芳教授的父亲谭叶精，1921年进入美国时，花钱买了一个文件，谎称自己是加州中国商人的儿子杨庭顺。他被移民局在天使岛关押了34天，经过反复盘问，直到移民局排除嫌疑才放行。谭碧芳说：“我的父亲一生都在思念故乡，希望落叶归根、认祖归宗。但是他不敢，他始终生活在天使岛的阴影中，直到去世也不敢公开说自己姓谭。”许多美国华裔移民都有着与谭叶精一样的经历，他们为了逃避检查，不得不放弃真实姓名，花钱买一纸公文充当美国公民的“纸儿子”。

华人曾为美国西部早期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自1882年美国实施《排华法案》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暴力排华事件的频繁发生，大量华人离开美国寻求其它生存道路，导致美国华人的总数迅速锐减，华人的人口结构也开始老化。然而，1906年旧金山地震却意外地给华人提供了机会，华人利用智慧，巧妙地绕开了《排华法案》对华人移民的限制，获取了美国公民身份。华人利用“纸儿子”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策略，虽没有扭转美国华人总数下降的趋势，但在一定程度上相对减缓了下降趋势，部分改善了华人日趋老化的人口结构，使华人社会趋于稳定，这对华人个人、家庭及整个华人社会带来了长远影响。

四、结语

本文重在论述1906年旧金山灾难摧毁了华人家园，灾难给华人造成巨大的物质和精神伤害的同时，也给华人带来了少许机遇和变化。首先，灾前唐人街一直以污秽的外貌和肮脏的卫生环境存在于白人的印象之中，然而，灾后华人领袖和会馆决心借助这次机遇，对唐人街进行全方面的整改。经过华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和斗争，重建后唐人街的面貌焕然一新，以前唐人街黑暗阴森的赌场、妓院和鸦片馆很快成为人们对老唐人街的一种记忆，唐人街开始逐渐摆脱其臭名昭著的声誉。其次，灾后由于旧金山政府当局对华人有限的救助和政府长期以来对华人的歧视，大部分华人不得不离开唐人街前往湾区附近城市避难。华人的迁徙举动，改变了华人高密度聚集在唐人街的情形，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此后数十年间美国西部华人的人口分布状况，为华人在美国的广泛分布奠定了基础。再次，由于地震引发的大火彻底摧毁了旧金山政府档案馆，旧金山民众的出生证明全部被大火付之一炬。一些华人借此机会，获取美国公民身份，巧妙地绕开了《排华法案》对华人移民的限制。华人采取“纸儿子”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相对减缓了华人人口下降的趋势，使华人社会趋于稳定。然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些机遇不是旧金山政府当局和白人社会白送的，这背后实际上与华人的智慧、勤劳、坚忍和努力紧密相连，如果没有华人的勤劳、努力付出，这些稍纵即逝的机遇随时都会烟消云散。

在历史研究中，美国华人不应该仅仅作为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注脚而出现。华人曾为美国西部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他们在美国史研究中却相对容易被忽视。笔者研究这段尘封的华人历史，旨在认识并表达1906年旧金山灾难，一方面给华人造成了巨大损失，使得这一时期成为美国华人移民史上最黑暗的一页，铭记排华时代华人最痛苦的经历；另一方面，灾难又给华人社会带来了少许机遇和变化，但这些机遇和变化是在华人勤劳努力、坚韧顽强的付出下获得的，灾难改变了部分华人和唐人街的历史命运。与此同时，这段尘封的历史也再一次证明，没有先辈们的苦难、斗争和牺牲，就不可能有后来者的成就和辉煌。这也恰恰是历史研究的意义所在，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形塑着我们的当下与未来。

谢选骏指出：上文缺乏一个精辟的总结——欧洲人开辟的殖民主义，轮到中国人就变成了纸民主义……这就是美国华人社会的起源；直到两百年后的现在，中国人进入美国还是需要一纸签证，不能像正常国家的人民那样免签进入。


【24、咖啡是自由的开端】


《县城咖啡馆里，年轻人正扎堆复制“北上广”（三联生活实验室 2022-10-19）报道：

近两年，大城市的年轻人一卷不动，就想回老家。一想回老家，就想在县城开咖啡馆。

他们以为，这样既能岁月静好，又能延续自己的大城市时髦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还能拯救一批想在家门口喝个咖啡的县城青年。

确实，在县城，不是你想喝咖啡就能喝到的。

所以，在没有咖啡馆的县城里，年轻人才会哭着喊着要“某幸”——在更多的小县城，楼可能盖起来了，开发区也奔着大城市复制了，但像样的咖啡馆，还不在咱的五年规划里。

你只能找到一家类似“上岛”的咖啡厅。在这里，只有你以为自己是来喝咖啡的，进去以后，发现所有人包括桌椅都跟你想的不一样——四人桌是标配，方便多人聚会；来消费的人，其实一点也不喜欢咖啡的苦，他们更热衷糖浆风味的甜；甜不甜的其实也无所谓，更重要的是有个高级一点的地方遛娃了。辅导孩子作业的、在桌游上厮杀的、扎堆打王者的……不知道的还以为进了棋牌室。

有的店主，为了留住县城咖啡客，也不得不以炸鸡为主，咖啡为辅。

在大城市的你已经把咖啡当水了，在县城，咖啡才刚来。咖啡和县城，这段刚刚开始的关系，正经历着像恋爱刚开始一样的磨合期，又新鲜，又尴尬。

在18线小县城，想要喝杯非速溶的“真咖啡”，真的不容易。

古琦是典型的咖啡重瘾患者，每次回老家平度都得带足量的挂耳。妈妈经常会唠叨她：老贵的涮锅水有什么必要？家里还有雀巢，怎么就不能对付一口。

当挂耳告罄时，古琦体内的咖啡欲望愈发强烈——大城市给你养成的瘾，在小县城随时可能发作。“咖啡瘾上来了，干啥都提不起精神，就想喝点纯的。”

实在忍不了了，古琦只能在KFC，一边忍受打王者的小学生，一边买杯15元的水咖过瘾。

但这次国庆回家，古琦意外发现，县城有了家正儿八经的咖啡厅。

这家叫“八月”的咖啡馆，招牌朴实无华地隐没在小区广告里。整体有点“上岛情调”——里面不光卖咖啡，还主打西餐与调酒，严格来说应该是咖啡西餐厅。

通往二楼的墙上，整齐码放着已经落灰的酒吧下岗再就业的爆款空瓶，将气氛烘托出了一种丽江范儿的怀旧感。

二楼迎面就是一堵心愿墙，上面贴满了“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人间值得”的爆款标语。

点单时，店员问古琦：喝甜的还是苦的？

“在北京，他们会问你要喝什么风味的豆子。到了小城，一切从简，咖啡就是苦和甜。”

古琦点了一杯“苦”咖啡——拿铁，不加糖。

在县城，喝咖啡永远不是目的。在古琦看来，这里更像是当地的“信息交换中心”，只是乡亲们手中的瓜子，现在变成了咖啡。

在县城咖啡馆的下午，古琦能轻易从隔壁桌的聊天中，知道这里最核心的“八卦”。“旁边那桌老姐们，聊一次天能轮番聊到十个亲戚。在这里，你虽一个人，却感觉参与了无数人的生活。”

古琦感觉自己顿悟了大城市的人常说的“附近性”——这种一线城市还在寻找、重建的生活哲学，她在县城轻易获得了。

以前只能在奶茶店约会的情侣们，也开始转战县城咖啡馆了。

北漂归乡的陈旭，在老家的第一段爱情几乎是和一家精品咖啡馆同时画上句号的。

这家咖啡馆开在离陈旭家500米的地方，特点是人少，没有孩子扎堆。

某县城咖啡的图书角

但因为装修过于时髦，并不受县城人的欢迎。“装修使用大面积的水泥裸墙，就是网上说的‘叙利亚风’。一面书架上塞满了《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历代后妃》《西游记》之类的旧书，路过的人都是扒窗户看看就走了。”

咖啡馆有一面落地窗，有模有样地收纳着街景，在陈旭看来，这是一线城市网红店才有的浪漫，很适合相亲。

“第一次约会，我们聊印象派艺术，聊80年代文学，聊这个县城里没有的东西。”

陈旭记得当时店里的背景乐：我希望花开是你叶落是你 白首不相离 我不爱你谁爱你 该是我三生有幸遇见了你。

“以前我会觉得这首歌有点土，但是当时感觉完全唱出了我的心声。”陈旭说道。

然而，春天还没来的时候，这家县城咖啡馆就倒闭了，陈旭和她的故事也在那个冬天画上了句号。

北漂美食编辑木木在老家咖啡店也总能遇到相亲的人。“有对男女因为无话可聊，就扯到了咖啡。无奈俩人咖啡知识都比较匮乏，说着说着就是一阵长久的沉默。”

除了处对象，家门口的咖啡馆也代表与大城市对齐的时髦。

大怪兽是郯城少有的咖啡女孩，她每天要在不同的咖啡馆喝2、3杯纯咖啡。

“以咖会友”是大怪兽喜欢咖啡的主要原因。

平日里，除了午休时和同事一起在咖啡厅饮咖吃饭，晚上下班，她还会邀约朋友去县里新开的移动咖啡车前再喝一杯。

这里都是露营桌椅组成的散台，坐满了刚下班的年轻人，有人专门带着扑克、吉他和其他消遣的玩意。

“大家坐在路边听音乐喝咖啡聊天，看人来人往。”在社交局限的小城，咖啡汇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他们乐意花钱支持老家的新店，“希望它们活下去，这样老家能跟大城市一样时髦了。”

小城开了星巴克或者瑞幸，大家首先会质疑真假

去年，星巴克在木木的老家枣庄市区开业，是城中大事。“你能感受到那股新奇劲儿，大家不光喝饮料还流行外带甜品，这是有档次的表现。”

放假回老家，木木喜欢在星巴克工作。看这新玩意在县城掀起波澜，“有点见证历史的感觉。”

在小城市做点跟理想沾边的情怀买卖，需要强心脏。

海儿花2万改造的小镇咖啡馆

结束七年蓉漂生活后，海儿和丈夫回到老家洪安镇，改造了自家的自建房，开了镇上首家咖啡馆“樱落咖啡”。大概30平，主打露营+中式庭院风。

这样一家文艺范的咖啡店，在镇里原有的商业风貌中略显格格不入。

周围多得是奶茶店餐饮店，这段时间，有不少热心人给她支招：不如改行卖冰激凌，不然肯定干不久。

有老乡还说：咖啡就是“城里有钱人的下午茶”，老百姓哪有场合喝。

在郯城开了首家咖啡馆的小甜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小甜的县城咖啡馆

郯城以前的咖啡馆多是融合西餐厅，空间很大，节假日长满了孩子，闹哄哄的，当地人也极少点咖啡，大家热衷糖浆风味的饮料或者花样调酒。所以，当小甜在县城开了一家8平米的“窗口咖啡”时，很多人一来就抱怨“简陋，没档次”“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

小甜觉得无奈——城里流行的风格，怎么到了县里就水土不服了。

为了适应当地的环境，县城第一批开咖啡馆的年轻人开始在网上扎堆支招。

在县里开咖啡厅的小赵告诉我，当下流行拍照打卡，你就得去复制一些网红设计，比如杯子上面套个地标logo，店里摆点塑料尤加利，做个心愿墙或者豆袋墙。“这些不难，网上都有教程。”

采访过多家县城咖啡馆的木木告诉我，地标杯套打卡这件事已经成了咖啡馆的致富密码。延吉有家咖啡馆，通过这个思路，生生做出了日均八九百的惊人出单量。“类似体量的杭州咖啡馆，每天也不过做三四百杯。”

因为店里没有后厨，小赵允许客人点了咖啡后，可以点炸鸡外卖。“县里房租相对便宜，有个同行干脆扩了棋牌区，供学生写作业、玩桌游。”小赵说道。

在县城开咖啡馆，有个说法：要想咖啡卖得好，就得多加糖和奶。

海儿告诉我，开业五个月来，店里卖得最好的还是生椰拿铁、薄荷拿铁和摩卡。纯苦的咖啡是有门槛的，即便是年轻人，饮咖至少也得混奶。

樱落咖啡馆的主打

为了跟奶茶店抢人，小赵每一季也会推出一些气泡小甜水，比如“苹苹安安”“啤酒拿铁”“层层芋泥”。

有些店为了说服客人喝点苦的，也得学点策略，比如上价值——张贴一些品味狼性标语：要想生活不苦，就得喝点苦的；要想没事，喝杯美式……

“年轻人会被这些车轱辘话打动，除了点杯苦的，还会拍照打卡发朋友圈。”对小赵来说，这不光是跟大城市咖啡馆学的营销套路，也是在县城活下去的必要操作。“我们也会把咖啡做得淡一些，不然老有人说喝了发抖。”

最近，小甜也做了一些妥协。

有些客人要求美式多加奶和糖，最好做出速溶口感。起初小甜会回复：我们美式不加奶不加糖不做常温去冰。后来问的人太多了，她干脆在店里备了糖包，供客人自取。“看到有人加了糖包，我会建议他们下次试试‘牛奶咖啡’。”

ENDING：国庆回到老家的北漂蒂芙尼，拍了一张喝咖啡的照片，并配文：继续完成这个假期的阅读KPI——她的潜台词一目了然：回到老家，我也在继续北京的生活方式。

互联网拉平了县城和大城市年轻人的消费标准和审美倾向，在拍照打卡也成为县城年轻人的刚需后，县城的消费场所也被反逼着升级了。

咖啡苦不苦或许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大家能在县城里发呆自由、文艺自由、消遣自由。

年轻人在有限的条件下创造属于县城的文艺范。

当你在县城抿到一口油脂丰富、口味比你在大城市CBD咖啡馆还要好喝的咖啡时，也会为老家骄傲：谁说咱县城没有真咖啡？

谢选骏指出：小人物抱团取暖需要咖啡馆，因为咖啡是自由的开端，正如香烟是灵感的源泉——这两者都是地理大发现的产物……它们仿佛在说，如果没有美洲，欧洲还在奴役之中；如果没有殖民地，那宗主国就一无所有了。如果没有了咖啡馆，毛煮稀的大饥荒又会席卷中国大陆了。


【25、自由和生娃不能兼容】


《越上网越不爱生孩子？研究发现……腾讯 2022-10-29）报道：

2011年至今，我国生育政策已从“双独二孩”发展到“全面三孩”。历经10年嬗变，“让不让生”已不再是问题，取而代之的是“想不想生”和“生了怎么养”。

回顾政策历程，10年间，从2011年的“双独二孩”，到2013年的“单独二孩”，再到2016年实施“全面二孩”，2021年放开“三孩”，这表明政府提高人口生育水平的决心。事实上，生育背后还有诸多复杂的社会因素相互牵扯，“说生就生”并不容易。

基于此，澎湃新闻推出“生育的细节”系列报道，精选国内外新刊发的人口研究，将后人口转型时期人们的生育决策及行为置于“显微镜”下，以人为本，探究细节。

今天，本系列推出第十三篇，新研究发现，上网越久人们越不想生孩子。那么，互联网究竟是怎样影响人们的生育意愿的？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为10.51亿，网民人均每周上网时长为29.5个小时，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99.6%。

近期，有研究指出，不断扩展的互联网应用可能带来生育水平下降的问题，这为理解我国低生育率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

今年5月，北大核心期刊《人口研究》同期刊发了两篇有关互联网与生育意愿关系的研究文章，题目分别为《互联网使用会影响居民生育意愿吗？》、《上网为什么会影响个人生育意愿？》。前文作者为邱磊菊、冯宜强、史宇鹏、孙宝文，来自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信息学院、经济学院。后文作者为陈卫民、万佳乐、李超伟，来自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南京农业大学金融学院。

这两份研究都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上网会降低居民的生育意愿。如，《互联网使用会影响居民生育意愿吗？》一文分析表明：上网时间每增加1%，个体的生育意愿降低1.69%。

那么，上网究竟是如何在潜移默化之中影响居民生育意愿的？

增加生育焦虑；改变生育观念；刺激消费，挤压生育养育预算；网络社交和娱乐部分替代生儿育女的效用满足……这些影响机制被一一揭示。

上网的人比不上网的人生育意愿降低约10.5%

《互联网使用会影响居民生育意愿吗？》一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以及相匹配的城市统计数据，实证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

该文使用的微观个体数据为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公布的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2018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2018）。根据女性生育年龄的合理性，研究剔除了小于20岁与大于45岁的女性样本，由于男性的生育年龄可以延续至更大岁数，研究保留全部男性样本，成人问卷数据匹配家庭与少儿问卷后得到样本量为10342个。

该研究使用“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行为”两个指标刻画被解释变量，该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是“个体互联网使用情况”，同时，研究纳入了一系列个体特征、家庭特征作为控制变量。研究使用Poisson回归模型进行估计。

研究显示，控制了影响生育意愿的其他因素和内生性问题后，分析结果表明，使用互联网的居民比不使用者的生育意愿降低了约10.5%。

同时，考虑到个体之间存在差异，该研究将互联网使用与一系列虚拟变量（学历、收入、经济水平等）的交互项放入回归，研究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居住在经济发达城市、低学历、低收入的互联网使用者生育意愿降幅更加明显。

对此，研究者分析道，造成以上差异的原因可能是，经济发达城市的互联网使用人群更容易接受新兴观念冲击，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群因自身认知水平限制更有可能受到互联网上非主流文化的影响并改变自己的生育观念。

此外，研究还利用2015年10月出台的全面两孩政策这个外生冲击构成的准自然实验来检验互联网使用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研究将2014年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匹配成面板数据，将2014年视为“政策实施之前”，2018年视为“政策实施之后”。其中，2014年使用互联网的个体为实验组，不使用互联网的个体为控制组，利用双重差分方法（DID）对因变量生育意愿进行估计。

结果显示，全面两孩政策显著提高了居民的生育意愿，但使用互联网的个体比不使用互联网的个体受全面两孩政策的影响较小，即互联网使用削弱了全面两孩政策对生育意愿的提升作用。

研究进一步探究了互联网使用与实际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匹配2016年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的样本构建面板数据，使用2016年“个体互联网使用情况”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生育行为”进行回归。

结果表明，给定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使用互联网的个体生孩子的概率比不使用互联网的个体低4.3%；在使用互联网的群体中，每周上网时间每增加1%，生孩子的概率降低1.7%。

“恐育”信息影响生育

互联网中较为常见的“生育焦虑”信息引发了研究者的关注。

《互联网使用会影响居民生育意愿吗？》一文用“搜索指标”来代理互联网上相关信息的传播热度，通过爬虫技术获取了相应年份城市层面关于“丁克”“堕胎”“避孕”“人工流产”4个关键词的百度搜索指数。

考虑到不同城市网民规模的不同，研究将获取的搜索指数除以城市互联网用户数以校正搜索指标，并分别用互联网使用对这4个搜索指数进行回归，再用各搜索指数对生育意愿进行回归。

回归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对4个搜索指数具有正向作用，可见个体的互联网使用促进了他们对丁克、堕胎、避孕和人工流产等生育负面话题的关注。各搜索指数对生育意愿都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说明互联网使用者会受到互联网上负面信息的影响而降低生育意愿。

《上网为什么会影响个人生育意愿？》一文则将互联网与各类传统媒体进行了横向对比，以考察互联网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是否具有特殊性。

该文数据来自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7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2017）数据库，该调查开始于2003年，样本覆盖了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样本量大，涉及内容多，是公认的权威数据库。该文结合研究需求，最终保留7226个样本。

研究选择报纸、杂志、电视、手机定制消息4种传统媒介与互联网进行比较，回归结果显示，使用报纸、杂志、电视、手机定制消息4种传统媒介对个人生育意 愿的影响都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只有上网的影响是显著为负的；即使把各种媒介都放在一起观察，也只有上网的影响显著。

究其原因，作者分析道，上网在信息功能方面与传统媒介有根本的区别，那就是互联网具有开放性和相对较弱的约束性，匿名发布的信息较多，并常常带有较强的个人情绪，各类观点鱼龙混杂，不乏前卫和时尚。互联网上的观点和信息常常传播快、流行广，对上网者产生不自觉的影响。这些特点使互联网传播能放大负面信息的影响力，比如在生育问题上，强化生育的成本和负担意识，进而对个人生育意愿产生消极影响。

该文作者提出，要加强对互联网信息的合理监管，包括降低网络上充斥的生育焦虑信息对个人生育意愿的影响，多提供科学、权威的生育知识和相关信息，引导公民树立积极正确的生育观念；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构建新型婚育文化，尊重生育的社会价值，完善和落实各项生育支持政策，营造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从根本上提高人们的生育意愿。

消费诱惑挤压生育

两项研究还构建起了“网络消费”与“生育”的关系。

《上网为什么会影响个人生育意愿？》一文中，作者提出了“消费替代机制”的假设，以探究上网对个人生育意愿的影响。

对于“消费替代机制”，该文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定性方面，研究用受访者对CGSS2017问卷中“关于网上购物，您是否同意互联网可以随时随地购物，购物更加疯狂”的回答情况来反映其网络购物消费习惯；定量方面，用CGSS2017问卷中的“文化休闲娱乐支出（含旅游）占个人收入的比例”来反映消费状况。

分析结果显示，用上述两个指标衡量，上网都产生了激发个人消费欲望、增加消费的作用。作者分析道，消费带来的满足一方面直接替代孩子的效用；另一方面加剧经济预算紧张，挤压可用于生育的资源，进而降低个人生育意愿。“消费替代机制”得到了验证。

该研究还进一步对比了不同目的的上网行为对个人生育意愿的影响。

由于该文CGSS2017数据中缺乏上网目的的指标，因此这一部分研究改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8 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2018）数据进行实证检验。CFPS2018数据中将上网目的分为 5 种：学习、工作、社交、娱乐、商业活动（使用网银、网上购物等）。

分析结果显示，不同目的的上网行为对个人生育意愿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为学习、工作、社交目的上网对个人生育意愿没有显著影响，而为娱乐、商业活动目的上网则对个人生育意愿至少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具有负向影响。

对此，作者分析道，互联网娱乐具体内容很多，上网冲浪是主要形式之一。人们在上网冲浪中接受五花八门的信息，观念和行为不自觉地受到影响，生育观念的改变也在其中。购物、支付类上网行为标示着消费活动。互联网在方便购物的同时，也刺激消费欲望，增加消费支出，挤压生育预算，从而降低个人生育意愿。

对于“消费替代机制”，《互联网使用会影响居民生育意愿吗？》一文给出了类似结论，并更具体地提出了“效用替代机制”。

该文分析结果表明，业余生活上网时间越长，生育意愿就越低。上网时间每增加1%，个体的生育意愿降低1.69%；同时，上网社交与娱乐对生育意愿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

对此，作者提出，互联网通过提供低成本的网上社交和娱乐活动，部分替代了生儿育女所带来的效用满足，进而对居民生育意愿造成影响，此即“效用替代机制”。

基于研究结果，作者写道，我们认为政府应加强对居民的引导，使之不将精神世界和情感需求过多寄托于互联网、沉迷于虚拟世界的娱乐与社交，而将更多业余时间用于陪伴家人。

传统生育观念被削弱

网络是如何影响“传统生育观念”的？两篇论文均对此进行了研究分析。

《互联网使用会影响居民生育意愿吗？》一文作者提出，如果互联网使用者经常接触一些“前卫信息”，可能会削弱他们的传统生育观念，进而降低生育意愿。

为验证此种机制，研究运用CFPS2018问卷中的两个问题“你认为传宗接代的重要程度”和“希望要几个男孩”来构建两个被解释变量“传宗接代”和“养儿防老”以反映传统的生育观念，并分别用“互联网使用”对其进行回归，检验互联网使用是否影响传统生育观念。

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者的“传宗接代”和“养儿防老”的观念更加薄弱，降低了其生育意愿。

《上网为什么会影响个人生育意愿？》则用受访者对CGSS2017问卷中“为了传宗接代，至少要生一个儿子”观点的认可程度来衡量“传宗接代”的传统生育观念，对CGSS2017问卷中“您是否同意家庭的幸福应该优先于个人的利益的说法”的认可程度来衡量“重视个人价值”的现代生育观念。

分析结果显示与上篇文章类似：上网显著削弱了个人“传宗接代”的传统观念。上网也显著降低了个人对“家庭的幸福应该优先于个人的利益”的认可程度。

研究者写道，上网频率越高，个人越不认可为了传宗接代而多生育孩子的观点。 互联网冲击了传宗接代的传统生育文化，降低了个人生育意愿。上网让个人更多关注自身发展和需求，将更多的时间与资源用于满足自身而非家庭的效用，更多基于自身幸福和内心感受来考虑生育，进而降低个人生育意愿。由此可见，促进生育观念的改变是上网影响个人生育意愿的作用机制之一。

近年来，我国大力实施“宽带中国”战略，加快落实提速降费等政策，有力地促进了信息技术发展和互联网普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为10.51亿，网民人均每周上网时长为29.5个小时，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99.6%。

《上网为什么会影响个人生育意愿？》一文作者提出，互联网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提高了信息搜寻效率，正在悄然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包括对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对此需要高度重视。

谢选骏指出：为何上网率会降低出生率？总的说来，因为网络代表了自由，而生娃则会限制自由——如此一来，自由和生娃就是不能兼容的了。即使从“前网络时代”综合考察，也不难发现，自由的文明社会往往出生率低下，而专制的野蛮社会则反而出生率高涨。


【26、单身社会才是自由社会】


《女性选择不婚，社会有多害怕？》（燕京书评 10/27/2022）报道：

女性的生育能力本应是一种权力：它作为一种无可替代的生理机制，在原始社会中受到崇拜。但男权社会通过种种架构让它成为“义务”。通过非常态化不具有母性的女人，抹除生育的神奇和独特；又通过浪漫化“新生命的诞生”（将生育的主语从女性身体置换成孩子自身，从此，孩子变成“神”的恩赐，而不是母体的创造），制造一种虚幻的、精神上的回报，而逃避现实的和物质的支持。

“即使是在20世纪80年代，‘房租稳定’一词，也比‘嫁给我吧’更加让人心潮澎湃，它蕴含着更多可能性，暗示着一种成年人的生活。”

传统社会中，女性像流水线上的产品一样，被输送给男性社会，嫁人、生子，完成她对男人、家庭、孩子、社会的稳定和延续的义务。但工作，为女性提供了一个走出流水线传输带的机会：一旦女性不再需要男性的经济支持，她就可以保持单身，从而脱离传统女性的被制定好的人生轨迹。

“女性想去工作”这件事却引发了许多人的恐慌，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量批判。人们把社会问题怪罪在想外出工作的女性身上。有人说：“我们正见证着这个国家一点点走向崩溃的边缘，而这都归咎于单身母亲。”

丽贝卡·特雷斯特在《单身女性的时代》中为我们展现了这一段漫长的女性争取工作的过程，以及男权社会提出的种种反对女性工作的理由。

但为什么要把女性留在家庭中？谁因此受益？传统社会又是依靠什么方式来将女性与家庭绑定？社会需要女性，但却不承认女性的价值，而是用话语、污名、甚至是法律实现对女性的束缚。如果一个社会的稳定是建立在对某个群体的剥削之上，那争取自由的行为引发传统社会的解体，也未必是坏事。

为了阻止女性保持单身、追求理想，他们曾提出什么理由？

女性总是被提醒，一个理想的人生应该精确地被划分阶段：要在三十岁之前结婚，三十五岁之前一定要生孩子。年纪大了就会失去性吸引力，婚恋“市场”上的“优质”男性会被挑光了，还会影响生育，懊悔终生。年轻漂亮的女性永远在婚恋市场上有更大的优势，三十岁以上的未婚女性就是“大龄剩女”。

不过，随着性别议题的进展，女性正在越来越多地发问：为什么男性可以被认为越来越有韵味，而大龄单身女性则被称为“剩女”？——这个社会，有多少话语是被创造出来，用来“规范”或束缚女性的？

单身女性被塑造为“没人要”的。一个朋友对作者提到他向妻子求婚的原因：“你不会让那样的商品一直放在货架上。”

单身女性被塑造成“自私”的。特雷西.麦克米伦（Tracie McMillan）2012年所著的《为何你迟迟未婚》中写道：“你只关心你的大腿、你的衣服、你的法令纹。你只关心你的事业……”这些被称为是“不健康的自我关注行为”。言外之意，单身女性没有把能量花在照顾家庭和孩子上，而更多地关注自身，这就是自私。“一个真心想爱和值得被爱的女人，就应该愿意以伴侣为先。”

单身生活被塑造为“寂寞的”。《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这样描述单身女性的心境：“她害怕夜晚静临，害怕黑夜笼罩城市，害怕各家温暖的厨房里亮起灯火。”但人们总是过多关注单身女子的“寂寞”，而鲜少呈现婚后女性的寂寞。这与现实生活背道而驰：有多少不快乐的母亲将生活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孩子身上的。有多少人生长在一个无爱、但又无法分离的家庭中的。“当你躺在理应是你最亲近的人身边，却只感觉不被理解、不被重视、没有心意相通时，那反而是你最孤独的时候。”一名主妇整天待在方寸之间的家里，日复一日地做着重复的家务，社交只限于与邻居主妇闲话家常时，她作为一个人的情感、追求与梦想，有人关注吗？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身边女性最担心的事情之一就是衰老。许多人害怕被叫作“阿姨”，因为这个对中年女性的称呼似乎描述着一种无所事事、不修边幅、好管闲事的不讨喜的女性形象。长久以来，这是被大众媒介呈现的唯一一种中年女性的形象。

《我的天才女友》中，主角莱农看着身边的中年妇女，感觉非常迷茫：她们的身体被消耗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什么让她们只关注鸡毛蒜皮、终日围绕着孩子和饭桌，消耗着自己的身体和人生？

工作有时是对主妇的救赎。书中记录一位主妇：“回归了工作以后，她身上发生的变化就像昼夜一样分明。她很忙，但她再也不用每星期擦三次地板了。她开始好好打扮自己，更加在乎自己的外表。”

一些人认为不去工作，靠男性养是让人羡慕的“女性特权”。“我养你啊”好像是一句浪漫的告白。但任何一个体验过“被别人养”与“被自己养”的区别的人都知道，看似轻松的主妇生活实际的重量。书中写道：“每买一件东西，她都要慎重地考虑权衡，失去金钱的自主权让萨拉的内心备受煎熬。”身为主妇的母亲上一次为自己花钱是什么时候呢？

历史上，女性争取工作权利是一个漫长、艰难的过程。最初，女性主义不得不声称工作有利于女性在家庭中保持平静和愉悦。为了尽量减轻男性的“不安”，她们在争取工作权利的同时宣扬女性不爱男人或孩子是可怕的激进——工作不会使女性背离家庭。

但反对的声音却说：“女性工作可能形成‘母系社会结构’，挑战父权制社会，从而‘不利于社会的长久发展’。”

继而，女性被认为不适合从事很多需要脑力或体力的工作。同时，能够和男性干得一样好的女性则再次迎来社会上的污名。1853年《纽约太阳报》（New York Sun）写道：“那些不男不女、总是渴慕成为女中豪杰、绝不肯输给男人的人，她们不配做一个女儿、母亲和妻子，因为合格的女儿、母亲和妻子需要有默默奉献的精神。”

这句话非常匪夷所思，它把做母亲或妻子置于与男人一样工作的行为之上，让人不得不怀疑，作者是不是认为这个社会中女人比男人的贡献更大。如果母亲与妻子对家庭的默默奉献比让她们外出工作更重要，那为什么社会给予那些工作着的人更多的回报？

女性的工作能力到底能不能与男人比肩？能不能说女子不如男？这是个迷。因为“企图”做得和男人一样好的女人不仅不能被男性群体接纳，还会被“踢出”女性范畴。

女性的呼声很难改变既存社会，但社会的需要可以。当社会劳动力出现匮乏时，当男人因为战争离开家庭时，女性就要作为“替补”，撑起半边社会。书中写道，18世纪，由于男性西迁，东部女性结婚率下降，这时，出现一种论调：“单身是福风潮”，告诉女性即使单身，她们仍可以照顾病弱和老人。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期，中小学扩招，对教育工作者的需求增加。“由于传统观念认为女性天生适合养于儿童，她们自然而然填补了这些空缺。”1853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又启用女性从事护理行业。二战时期，男性去打仗，女性证明了她们也能让生产高速运转。

但女性又往往被“用后即弃”，社会上的用工机会缩减时，女性就又会被要求“回到家里”。

在20世纪的女性解放之后，女性在学校受教育成了社会惯例，但50年代又兴盛起“回归家庭”的潮流：无论在哪个名校接受教育，无论有多强的天赋，在毕业前还没有嫁出去的人生是失败的。1960年，在巴纳德学院的应届毕业生中，有三分之二的大四学生都在毕业前订了婚。“女人一旦到了结婚和生育的年龄，这个真相便会显现：她们精心打造和修护的自我身份从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她要为丈夫和子女牺牲这所有的一切”。

才华、智力、梦想，纷纷成了让一个女孩更有吸引力的附加属性、一种得到如意郎君的筹码。在没有足够分量的“女性解放”之后，女性迎来的只能是从“女子无才便是德”到必须得“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从朴素持家到“上得厅堂进得厨房”，既要美艳又要顾家，既得能为丈夫增光添彩又不能成为“红颜祸水”。

如果女性没有足够的付费能力，如果女性创业者面向女性的的产品不能得到足够的利润——也就是说，如果女性未能把握社会和经济的命脉，那么一切文化上的性别解放最终都会使男性成为受益者。

直到现代，事业仍常常被放在婚姻的反面。我们知道，事业有成的女性常常会被问：“你怎么平衡事业与家庭”，而男性几乎不会被这么问。

数据显示，婚姻帮助男性的事业，而损害女性的事业。“不论受过大学教育与否，男性结婚越早，挣的钱就越多。”“男性在成为父亲之后，他们的工资平均上涨了6个百分点；与之相反，女性每生育一个孩子，她们的工资会下降4%。”

“婚姻于男性而言意味着‘获得了家庭生活，对他的工作事业是一种帮助，而非障碍。’”

男性找不到配偶，往往会怪罪女性彩礼、要房和车的“拜金”行为。男性对“贫穷的人找不到老婆”的抱怨也侧面说明，男性不想保持单身，男性要求社会支持他脱离单身——也就是说，婚姻在整体上对男性是有利的。

人们可能争辩说，现代女性已经有了同时得到家庭和工作二者的自由，它们二者不是对立的关系，没必要宣扬为了事业保持单身。但事实真的如此吗？对大多数男性来说，他们愿意选择一个“乖巧懂事”的女孩，还是一个比他们更聪明、更有进取心、更忙碌的女性呢？

如果不影响事业和追求，谁不渴望爱情呢？书中几乎所有女性运动领袖都终身未婚，包括工人运动的组织者罗斯.施奈德曼、社会活动家莉莉安.瓦尔德等。英国护士的先驱、统计学家南丁格尔多次拒绝求婚，发誓要不惜任何代价躲避结婚。新闻摄影师霍莉曾因“对工作的忠诚”，吓跑了许多求爱者。她说，“对很多男人来讲，强大的女性并不是他们想要的。”

单身不仅仅是女性要向社会争取的权利，也可能是女性为了自由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但女性仍义无反顾地选择支付这样的代价。“即使女性只能做一些辛苦却不讨好的工作——比如在鹿特丹或伦敦这些城市里当服务生，她们还是‘可能更愿意保持单身，因为这起码可以为她们提供有保障和独立的生活。’”

影片《小妇人》中，乔也因为她写作上的追求而拒绝了劳瑞的求婚。

女性获得更多权利会让社会变糟？**

19世纪的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这样写道：“让女性接受与男性相同的教育是一种危险的思想。如果有一天女人误解了女性天性赋予她们的低等工作，她们就会离开家庭，加入战斗，那一天便是社会革命的开始，一切维系家庭的神圣纽带都将消失殆尽。”

是什么样的人在担忧原有的社会发生变动？女性寻求权利和解放的每一步，都伴随着“这将彻底毁坏我们的社会”的指责和质疑。

女性对人类社会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照料家庭，进行小型生产和修补，维持社会的稳定：预防单身汉犯罪等等。但女性的种种“贡献”却不被看作女性的价值，而是其“义务”——拒绝为男权社会提供这样的服务甚至一度被法律禁止。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罗斯·多赛特批评单身女性“把首先要为建设人类文明所尽的基本义务扔到了一边”。男权社会亟需女性的“服务”，但绝不承认这对社会是重要的，相反，他们试图让女性相信，不提供这种服务，会让社会变糟，是自私、有罪的。

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女性的生育功能。

罗斯福曾说：“如果一个种族的女性不再大量生育，那么这个种族将毫无价值。”

“别任性”播客中，嘉宾覃里雯指出，男性在神话中掠夺了女性的生育能力，比如上帝取出亚当的肋骨创造了夏娃。男性试图把生育这样的“超能力”收为己有，用蹩脚的男神造人故事夺取属于女性的能力。

女性的生育能力本应是一种权力：它作为一种无可替代的生理机制，在原始社会中受到崇拜。但男权社会通过种种架构让它成为“义务”。通过非常态化不具有母性的女人，抹除生育的神奇和独特；又通过浪漫化“新生命的诞生”（将生育的主语从女性身体置换成孩子自身，从此，孩子变成“神”的恩赐，而不是母体的创造），制造一种虚幻的、精神上的回报，而逃避现实的和物质的支持。

即便女性的生育如此重要，但通过让“权力”变为义务，社会可以使女性的身体独自承担生育的代价。前段时间高铁应不应该售卖卫生巾这一话题引起风波。它一方面表现出一些人坚决反对“单给”女性群体提供男性无法“享受”的“好处”：卫生巾只惠及女性群体，而对女性的补贴，就像是对男性不公平一样，但更重要的是，它再次提醒我们，主流社会仍然认为，女性为了生育而必须忍受的种种生理不适，仍得女性自身去承担，社会无需对此给予帮助。

如果新生劳动力是社会资源，那政府难道不应该承担传统中“丈夫”的责任吗？

工作对怀孕女性的歧视。

为了促使女性进入婚姻，长久以来，社会没有给予婚姻中的女性更多的保障，而是挤压女性保持单身生活的选择。17世纪，“向未曾婚配的单身女性赠予财产”是一件“罪恶之事”。还有法律规定“如果未婚女性在7年之内仍未结婚，其拥有的土地一律没收。”

直至现代，社会依然害怕给予女性过多的“福利”，因为这可能促使女性进一步觉醒。施拉夫利说：“他们只把钱发给女人，所以就没有男人的事了。”2012年反女权斗士菲丽斯.施拉夫利警告说：“女性会拿政府来取代丈夫”。本来女性需要丈夫养才能生存，现在女性可以工作了；本来女性需要丈夫保护才能走夜路，现在社会保障女性不受骚扰和伤害了。

“在美国建国之初……政府通过压制女性在经济上的发展，来保障男性的经济和职业前途：不给女性同等的经济和公民权益保护，是女性被迫依靠男性；将职业做性别划分，女性只能从事低报酬甚至无报酬的家政和幼教工作。将女性囿于家庭空间，进一步确保男性占领公共领域。”

没有女性在外出工作时想的是“我想要一份工作，目的是永不结婚”。但每当女性想追求更多自由、更好的生活时，家庭和生育就跳出来试图阻碍。是谁让女性的选择成为一个社会问题？让女性的单身成为政治问题？社会压缩单身女性的存在空间，让女性没得选，不得不进入婚姻。这非常诡异：如果婚姻不是对女性的剥削，又何必如此压缩女性的选择？

2019年，徐枣枣（化名）将拒绝为其提供冻卵服务的医院告上法庭，三年之后，这起我国首例“单身冻卵案”败诉。

女权运动让我们反思，如果一个社会“正常”的运转是建立在对一个群体的压迫之上（如同古希腊的思想建立在奴隶的无偿劳动之上），那我们应该维护旧有的社会，还是建立新的秩序？女性的身体对社会和人类延续至关重要，那社会是否有权建立在对女性身体的管理甚至剥削之上？

另一方面，在女性运动的历史中，女性如此渴望被现代人唯恐避之不及的工作。这其中是诸多因素的交织，但我们尤其应该思考这一问题：当我们谈工作对人的剥削和异化时，它是与性别问题对立的吗？如果女性从工作场所退场，男性的工作待遇就能变得更好吗？

由于社会并没有为女性设置任何出路，因此当女性决定反叛时，她们必须打破一切——打破社会分配给她们的身份，打破舒适的生活，打破家庭的温暖和保护，甚至打破社会不平等的建构本身。种族、阶级等种种不平等、性取向歧视等，都是女权运动的敌人。女权联合一切社会边缘群体。因为没有退路，所以全面反叛，是女权运动或个人的女权主义实践的特色，这无疑可以成为社会运动的一种范例，一种值得借鉴的姿态。

谢选骏指出：如果说家族社会就是专制社会，那么单身社会也许才是自由社会的基础了。一个不许单身存在的社会肯定不是自由社会，一个单身不占主流的社会也就是一个自由不占主流的社会吗？单身社会之后会发生什么？是文明的解体吗？正如自由社会之后，发生了文明的衰落？


【27、民主可以成为专制的工具】


《中国和伊朗等威权政府利用美国私家侦探监视在美异见人士》（BENJAMIN WEISER, WILLIAM K. RASHBAUM 2022年11月16日）报道：

私家侦探迈克尔·麦基弗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受雇负责监视一名伊朗异见人士。而联邦调查局探员同时也在监视。

迈克尔·麦基弗通过自己的网站接到的这份工作并不特别，他在纽约做私人侦探的几十年里经常收到这样的要求。

一个国际客户想让他帮忙追踪一个从迪拜逃出来的债务人，据信他现在在布鲁克林。麦基弗要监视一所房子，给进出的人拍照。他被告知：“他们非常小心，请谨慎行事。”

麦基弗和一名助手开始轮流进行监视，但他们没有注意到另一队人也在监视同一个地址。这些人是联邦调查局探员，其中一人很快就联系了他们，并且发出了警告。

“你的客户不是你想的那样，”麦基弗说那名探员告诉他。“他们都是坏人，他们不怀好意。”

现年71岁的麦基弗后来得知，他被伊朗情报人员利用，参与了涉嫌绑架马西赫·阿林尼内贾德的计划。阿林尼内贾德是一位著名的伊朗裔美国记者，毫不留情地批评了伊朗侵犯人权、歧视妇女，以及监禁和折磨政治对手的行为。

“我们担心他们会抓住她，把她带回国，可能还会杀了她，”联邦调查局驻纽约反间谍和网络部门的前负责人詹姆斯·丹内希说，他现在负责联邦调查局在纽瓦克的办公室。

执法官员说，在美国各地，越来越多的调查人员受雇于一种新的客户——伊朗和中国等威权政府，他们试图监视、骚扰、威胁甚至遣返合法居住在美国的异见人士。

过去两年的联邦起诉书和投诉详细描述了纽约、加州和印第安纳州的私人侦探被卷入此类阴谋的案件。联邦调查局官员表示，他们认为还有一些人也卷入了此类阴谋。大多数似乎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利用，后来与当局合作；然而，也有一些人遭到起诉。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研究恐怖主义问题的学者布鲁斯·霍夫曼说，一个政府可以通过常规途径雇佣调查员，了解一个人的住所、手机、社保号码和工作地址的详细信息，并将这些信息提供给国家安全机构。

“在我看来，这是21世纪低成本、低风险的国家支持恐怖主义，”霍夫曼说。

官员们表示，这一策略是在一波广泛的镇压浪潮中出现的，其他行为包括在英国等地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反对者下毒；2018年沙特阿拉伯诱骗著名批评者贾马尔·哈苏吉前往该国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在那里将其残忍杀害和肢解；以及根据全球促进民主的自由之家2021年的报告所称，土耳其在至少31个国家追捕其认定的敌人。

在涉及阿林尼内贾德的案件中，曼哈顿联邦检察官于2021年7月对一名伊朗情报官员和三名同伙提出绑架阴谋指控，他们都在伊朗。如果他们继续留在该国，就不太可能被逮捕，但官员们表示，除了保护潜在受害者之外，他们的目标是揭露和阻止外国政府最高层策划的阴谋。

大多数私人侦探的日常工作与电影和文学作品中被美化的描述相距甚远，在那些描述中，他们的工作来自律师事务所、保险公司和受害的配偶。如今，许多任务都是通过互联网接到，没有面对面的接触。

“如果另一边有这样一个人——一个会撒谎、会制造烟雾和假象的情报专业人员——有时很难正确审查这些客户，”达拉斯私人侦探、世界侦探协会官员韦斯·比尔登说，该协会有大约1000名成员。

许多私家侦探——其中一些有供职于执法部门的背景——有明显的老派作风。麦基弗的网站上写有“通过诚实和证据传递真相”的格言，列出了诸如就业背景调查和“不忠与婚姻调查”等服务项目。

这种街头巷尾的跑腿工作也可以为情报行动提供基础，外国政府可以躲在暗处以低廉的成本进行这种行动。

“这是他们使用的代理，他们以一种非常自然的方式在这里做很多肮脏的工作，”联邦调查局的丹内希说。

伊朗记者马西赫·阿林尼内贾德多次揭发不法和腐败行为，有人威胁要逮捕她，或者使用更可怕的手段。

伊朗记者马西赫·阿林尼内贾德多次揭发不法和腐败行为，有人威胁要逮捕她，或者使用更可怕的手段。

他说，在阿林尼内贾德一案中，伊朗人想知道她的情绪，她的精神状态，甚至她的肢体语言。她是否总在慌张地回头张望，还是看上去无忧无虑？

麦基弗说，得知伊朗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后，他秘密与联邦调查局合作，提供了进入自己电子邮件账户的权限。联邦调查局官员证实了他的合作。麦基弗没有被指控有任何不当行为，继续经营着自己的公司。

随着陆续有私人侦探落入这种他们经常发现的陷阱，联邦调查局表示一直在联系专业团体，提醒他们注意。

“我们越能引起人们的注意，私家侦探和其他人就越有机会学会发现这些危险信号，”联邦调查局驻纽约反间谍官员罗曼·罗扎夫斯基说。

并非所有私人侦探都能避免法律纠纷。55岁的纽约警察局退休警官迈克尔·麦克马洪的第二职业是私家侦探，他于2020年被捕。他面临的指控包括为中国政府充当非法代理人、跟踪和两项阴谋指控。检察官表示，他参与了一项强迫一名居住在新泽西的中国公民返回中国的行动，该公民只被确认为无名氏一。

麦克马洪说，他很震惊，他不知道自己在为中国工作。

“当我读到针对我的起诉时，”他在电子邮件中写道，“我感到很不舒服。正如我的背景所显示的，我毕生致力于维护法律，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犯罪。”

私家侦探迈克尔·麦克马洪被控为中国做事，他说他从未犯罪，也不知道他的雇主是一个敌对的外国政府。

麦克马洪在一次采访中说，2016年，他从一个通过他的网站找到他的女人那里接到了一份工作。他说，他被误导，以为她是代表一个来自中国的客户，这个客户正在寻找一个现居新泽西州的人，他偷了一家中国建筑公司的钱。

“我们需要找到那个人——这是你的业务范围吗？”他记得她这样问。

“我说，‘对，我就是干这个的。’”

麦克马洪说，这名女子声称自己拥有一家翻译公司，并以该公司的名义给了他一张支票。他说，2016年和2017年，他在新泽西进行了五次监视，每次都通知了当地警方，他把车停在了一处住宅外。麦克马洪说，这证明他没什么好隐瞒的。他说，他还雇佣了另外两名调查人员来帮忙，他们都是纽约的退休警探。

麦克马洪说，2020年10月的一个清晨，他在位于新泽西州卑尔根县的家中被他的狗和敲门声吵醒，有十几名联邦调查局特工和警察前来逮捕他。

司法部官员说，麦克马洪和其他一些被告（其中一些在中国）参与了中国政府的一项名为“猎狐行动”的强势行动。布鲁克林联邦检察官表示，麦克马洪是该计划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被告迈克尔·麦克马洪进行了几个月的调查工作后，”起诉书称，“同谋者计划了一项具体的引渡行动，通过心理胁迫跟踪并遣返无名氏一。”

检方表示，麦克马洪知道无名氏一受中国政府追捕：他曾在进行监视时，用电子邮件给自己发了一个中国的英文报纸页面链接，上面列有100名在一场反腐运动中被通缉的逃犯，其中包括无名氏一。

检方还说，麦克马洪在与一名共同被告（此人是中国公民，曾住在皇后区）谈话时曾提议把车停在无名氏一的房子外面，对其实施骚扰，“让他知道我们在那里。”

麦克马洪的律师劳伦斯·卢斯特伯格说，私人公司经常雇调查员，寻找同时也被当局追捕的人，他的当事人有关骚扰的说法只是建议他们进行更公开的监视，但他说，这从未发生。

“我没有看到一份证据，表明迈克知道自己以任何形式为中国政府工作，一份都没有，”卢斯特伯格说。

布鲁克林的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拒绝置评。

卢斯特伯格指出，他的当事人也没有得到与调查人员合作的机会。

“在他被捕之前，联邦政府从来没有对他说过，‘嘿，你知道这里的情况吗？你正在被中国政府利用，’”卢斯特伯格说。

伊朗是一个在国内面临激烈抗议浪潮的神权国家，多年来也一直盯着国外的批评者，并且利用美国的侦探。2020年7月，麦基弗收到一封电子邮件，要求他注意布鲁克林的那栋房子，他后来得知那栋房子是阿林尼内贾德的住所。

据起诉书，发件人基亚·萨迪吉写道：“我代表一位客户与您联系，寻找一名来自阿联酋迪拜的失踪人员，该人为躲避债务而逃离。”

阿林尼内贾德在伊朗当记者时，曾经常对渎职和腐败进行曝光，并因撰写批评前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的文章而受到逮捕或更糟的威胁。2009年，她的记者证被吊销，被迫逃离伊朗。在住地布鲁克林，她一直在新闻媒体上高调露面。今年7月，一名携带着上膛AK-47突击步枪的男子在她家门外被逮捕。

麦基弗说，他对阿林尼内贾德一无所知。据起诉书的说法，萨迪吉在邮件中写道，需要麦基弗在一个“潜在地址”监视该失踪人员的服务。

“我们需要记录该地址居住者和所驾驶车辆的高质量图片/视频，”一封邮件写道。萨迪吉在另一封邮件中写道，客户想得到“人脸和汽车的照片”以及车牌号，“如果有可能的话，还希望得到邮箱中的信封照片。”

对麦基弗来说，这份差事似乎一点也不复杂：“我原以为一天就能干完。”

起诉书指出，萨迪吉是伊朗情报人员，他曾在美国、加拿大和英国对侦探进行研究，并雇佣他们为伊朗情报机构获取监视服务。

2020年7月22日，麦基弗给萨迪吉发了一封电子邮件，汇报监视工作已经开始，并附上了一张该住宅的照片。

同年8月和9月，麦基弗收到再多工作几天的要求，包括提供照片和视频。一封电子邮件写道，该客户还想得到“每个访问该地址的人脸照片，即使只是营销人员和销售人员。”

“所有人和事的照片，”萨迪吉在另一封邮件中写道。“客户想得到大量的内容，即使是你或许认为没有价值的内容。”

2020年10月，麦基弗接到了联邦调查局打来的电话。他同意合作。

“我当时的反应是，嘿，不管你需要什么，我都配合，”麦基弗说。

麦基弗说，他在联邦调查局完全知道的情况下继续与萨迪吉联系，并在2021年初进行了更多监视工作。又一次，萨迪吉曾问是否能把一辆配有摄像头的汽车停在那栋房子前面，提供实时视频。起诉书说，麦基弗的这些服务总共得到了不到6000美元的报酬。

回过头来看，麦基弗不认为自己忽视了萨迪吉一再要求中的明显危险信号。但他承认，他错过了一些可能引起怀疑的线索，比如，他向萨迪吉提出的问题从未得到过满意的回答。

例如他说，他问了所谓的逃债人的姓名，以便确定用这个名字的人是否住在布鲁克林的那个地址。他一直没有得到答复。他现在认为，伊朗人曾试图阻挠他可能独自进行的任何核实。

“我本可以做的一件事是，对那栋房子进行追踪，找到‘谁住在这里？’”麦基弗回忆说。“然后，我就可以谷歌一下那个女人的名字。”他说，如果他知道了她的名字，他的反应会是，“哇，等一下。”

阿林尼内贾德在接受采访时说，她了解到监控程度之深后非常愤怒。

“我在远离家乡的地方被伊朗政权雇人监视，”阿林尼内贾德说。

据起诉书的说法，秘密策划者研究了从阿林尼内贾德的住所到布鲁克林海滨的路线，以及用船将她带到委内瑞拉再送回伊朗的方法。

“毫无疑问，他们完全有可能干成这件事，”麦基弗说。他还说，“我很高兴他们没能成功。”

麦基弗说，在他多年的私人侦探生涯中，他总是努力保持警惕，对自己接手的差事认真核查。他不认为自己缺乏经验，但他知道客户会撒谎。他说，如果说这件事给了私人侦探一个教训的话，那就是，当心不要遭人利用。

“我就被利用了，”他说。

Benjamin Weiser是报道曼哈顿联邦法院的记者。他长期作为跑口记者和调查记者报道刑事司法。在1997年加入时报之前，他在《华盛顿邮报》供职。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BenWeiserNYT。

William K. Rashbaum是城市新闻栏目的资深作者，他的报道包括政治和市政腐败、法院、恐怖主义和更广泛的执法问题。他是获得2009年普利策突发新闻奖的团队成员之一。欢迎在Facebook和Twitter上关注他。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谢选骏指出：私家侦探对于自己接受的任务真的“不知情”吗？如果是真的，他怎么可能是一个称职的侦探呢？他连自己的委托人是什么来历都不知道？这也太不专业了。事实上，这正好说明了，民主可以成为专制的工具——以上不是一个孤证。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的网络防火墙，也是美国民主制度的杰作，它怂恿厂商和技术人员，为了盈利专门帮助极权政府安置设施，用于屏蔽自由世界传播给封闭社会的电子信息。但是，美国警方并没有对这些电子厂商采取任何行动，它们不仅逍遥法外，而且盈利超过私家侦探一亿倍。可能正因为他们的罪行太大了，所以不仅不受惩罚，还受到了奖励，因为它们可以帮助美国社会中堅分享中国大陆的人血馒头。


【28、职场没有言论自由】


网文《美国职场面试大忌 有些让你大吃一惊》（weizhang）报道： 

在的就业市场竞争十分激烈——根据美国劳工部(U.S. Department of Labor)最新的公司招聘及人才流动数据，每一个招聘职位对应超过6.1名应聘者；因此，在面试时给招聘方留下深刻印象显得尤为重要。美国人力资源协会 (U.S. Department of Labor)最近对近500名人力资源经理做了一项新调查，发现应聘者在面试过程中有很多地方容易把事情搞砸，其中一些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

有几个基本的错误不要犯：一是参加面试时迟到，二是贬低以前的雇主。不过，一些招聘经理说，有时候甚至连久经沙场的应聘者也会阴沟里翻船。

应聘者往往会以一种过于亲昵的语气与招聘经理交谈──根据20%受访者的反馈，这是一个普遍问题。纽约州罗切斯特市残疾人维权中心(Center for Disability Rights)的人力资源主管玛丽·维罗比(Mary Willoughby)说，有一次她面试的应聘者自我感觉过于良好，居然评论起她眼角的一个麦粒肿。

“当时我就做出了决定，” 玛丽说。那名应聘者没有得到职位。

67%的受访者认为，着装不当是个大忌──比求职简历中出现错字都要严重（58%的接受调查者认为这是一个重大失误）。荷兰国际集团美国金融服务业务部(ING U.S. Financial Services)人力资源部的负责人查恩塔尔·沃比克(Chantal Verbeek)说，如果应聘者技能出众，她可以原谅简历中出现一个错字，但衣着暴露或穿着懒散等同于立刻被拒绝。

其他调查结果

美国人力资源协会对近500名人力资源经理所做的调查还发现：

*30%的招聘经理将在15分钟内决定是否雇佣应聘者。

*40%的招聘经理说，如果在面试中应聘者的手机突然响起，那就“没得可谈”。

*70%的招聘经理更喜欢应聘者在其公司涉及的领域有过不领工资的实习经验，而不是在非涉及的领域有过全职的工作经验。

*30%的招聘经理说，能否与应聘者产生“化学反应”在其招聘决策中占有一半的作用。

该调查显示，在面试过程中，一些应聘者过早地向人力资源经理提出诸如福利奖金、休假时间和工作灵活性等问题。（30%的招聘经理表示，招聘者在面试结束后的双方交流中问起薪水问题是可以的。）约39%的受访招聘经理说，应聘者根本不应该询问待遇水平，除非是面试官主动提起。

“有些应聘者一开始就问他们能不能在家上班。” 维罗比说，“正确的顺序是，等我们决定你适不适合这份工作，再来讨论你愿意在办公室里呆多久。”

说“这份工作是我梦寐以求的”这类老掉牙的言论也是让招聘经理立马对你不感兴趣的一个主要原因。与其告诉面试官你很有想法，不如在面试中真正展现出来。维罗比回忆起一个应聘IT程序员岗位的人，他委婉地指出残疾人维权中心的网站有几个网页编程错误。“他的表达方式没有让我们感觉遭到嘲笑或贬低，” 维罗比说，“而是让我们觉得，他对这份工作很上心。”

一家猎头公司Vitality Group Executive Search的总裁肖恩·戴斯格罗斯勒(Shawn Desgrosellier)建议应聘者参加面试时手上一定要拿点东西──随便什么都行，这样能让你保持专注。（他建议拿一支笔、一本笔记本或一份自己的简历）“两手空空走进面试地点会让人有些手足无措，”他说道。

对那些在网上有很多公开档案和记录的人来说，现在有一个好消息。虽然Twitter 和Facebook这样的社交网站上充斥着很多关于应聘者私人生活的信息，但75%的人力资源经理根本不想费事去查它。

那么，应聘者要不要在面试后发一封正式的感谢信呢？60%以上接受调查的人力资源经理认为，省略这一步也无伤大雅，发一封简短的电子邮件就行──但送贺卡和彩色气球就过了。 

谢选骏指出：这还仅仅是应聘，就没有丝毫的言论自由了，录取以后的工作环节呢？当然就更没有言论自由了。不仅没有言论自由，任何自由也不能有。职场没有自由，只有共产党的雷锋式的螺丝钉管用。这是任何一个社会都不能免俗的，因为社会就像一个绞肉机，每个人都要“社会化”，也就是打磨、碾碎，化为分子，别无选择。共产党的可怕，是把整个社会都变成了一个“吃党饭”的职场；不像共和党，只是剥夺了一部分人的产权。


【29、自由是不能定义的】


《听到风声？胡锡进发文大谈自由：自由是必需品…》（胡锡进观察 2023-01-16）报道：

新冠疫情的“乙类甲管”结束了，很多高强度管控在当时很必要，今后，要让自由和宽松的氛围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中来。

自由是我们社会的必需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自由排在第二个系列之首。然而我们的社会上有一些人对自由有着偏颇认识，觉得这个概念是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绑定的，一说自由他们会觉得“挺敏感的”，而加强管制，实现尽量多的统一在他们看来才是政治正确的东西。

一定要把这个观念扳回来。自由不仅是社会主义的属性之一，也是人源自天性的向往，所有的社会规范都不能是为了压制自由，那是注定要失败的，正确的逻辑是把个人自由与社会的共同目标协调起来，实现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相互统一。如果有谁认为“资本主义才有个人自由，社会主义只需要集体主义精神”，那是一种根本的误解。

尤其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以个人拥有相当高自由度为基础条件和前提的。如果人们没有流动自由、创业自由以及各种选择自由的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根本就没法搞，我们只能停留在计划经济里吃大锅饭，把人生“交给组织去安排”。

所以说，在坚持法治、维护社会各种基本秩序、确保国家朝着党和政府制定的大方向和大目标前进的基础上，我们需要保障老百姓享受各种合理自由的权利，它们包括选择职业的自由，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安排人生的自由，保持各种兴趣的自由，不挑战国家政治秩序的言论自由，以及不违反法律的低俗自由，等等。总之，我们的社会不能形成“多管人”的治理倾向，管理必须是恰当、适度的，给人们留出充裕的自由空间，尤其要充分保障人们的私域不受打扰。

说到自由空间，它必须以工作之外的大量闲暇时间为重要条件之一，因为有这些时间才会有私域。在我们的社会里，很多人各种加班的频率太高了，时间也太长，这很多是官僚主义以及“内卷”的结果。随意加班可不光是互联网平台企业的“996”，它的扩散面非常广，相互传染，已经成为重大社会问题。

另外，空间上的很多不必要障碍应当撤除，比如我们的城管、保安队伍过于庞大，城市里四处设置的栏杆过多，有些广场都被围住，进入要刷身份证。这会让人产生社会不宽松的感觉，削弱人们的自由感。

自由都不是绝对的，要有边界，但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是由人民当家作主的，它应该是全世界相对最自由的社会，而不应是“管得比其他地方更严”的社会，这应当成为我们坚定不移的认识。有了这种认识，我们就不会设太多且不必要的“物质和精神栏杆”，民间就会有更多活力，老百姓会过得更加舒畅，进而更加支持国家的大政方针，全社会的政治稳定就将更加牢固。这是很值得建立的良性循环。

网民嚎叫：

lostman 发表评论于 2023-01-17 06:43:49

五毛狗也快出来喊自由了

CARLTON80 发表评论于 2023-01-17 06:30:37

想起一个笑话：某人说，家门口有个违建，投诉了n久也没人理，晚上拿油漆刷上“民主”、“自由”……第二天一早zf就把违建拆了

CARLTON80 发表评论于 2023-01-17 06:28:56

这还不简单，老胡拿张A4纸打印“自由”两个字出来

往马路边一站不就效果更好

在网上敲啥键盘

加拿大小毛驴 发表评论于 2023-01-17 02:03:05

狗被关笼子里久了，当然会向往自由。胡主编因清零被封在家中多日，有感而发，故而撰此一文。

泰傻 发表评论于 2023-01-17 01:04:53

再次刷新人们对恶心这个词的深刻理解

lio 发表评论于 2023-01-16 23:09:15

中国尽出叼盘胡，所以永远不会走向文明社会。

hobocs 发表评论于 2023-01-16 22:04:00

吊盘对马克思还是有点了解的。克思理想的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政府完全靠边站。可惜一尊是外马内法，骨子里要走的是一君万民的寡人路线

zheteng 发表评论于 2023-01-16 22:00:13

那就先把抓的白纸运动的人放了。

choyoku 发表评论于 2023-01-16 21:30:51

司马夹头已经批判了

edm_guy 发表评论于 2023-01-16 21:20:55

逐风 发表评论于 2023-01-16 20:56:00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个悖论。社会主义只能是计划经济否则就是资本主义。不要老是挂羊头卖狗肉好不好。

==========

Well said!

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 还非要加个社会主义在前面，太无聊了。照此逻辑，我们可能还可以说广东市场经济，上海市场经济，东北市场经济或者邓小平市场经济，江泽民市场经济。 LOL

逐风 发表评论于 2023-01-16 20:56:00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个悖论。社会主义只能是计划经济否则就是资本主义。不要老是挂羊头卖狗肉好不好。

xiaoyuzi 发表评论于 2023-01-16 19:32:55

什么自由？封号自由吗？

过路人_2016 发表评论于 2023-01-16 18:14:00

叼盘今天这样吠，明天那样吠，做狗不容易

变法维新 发表评论于 2023-01-16 17:50:30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自由排在第二个系列之首”。。。呵呵，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民主还排在所有价值的第二位呢！谁信啊！

GP2X 发表评论于 2023-01-16 17:13:26

跟这里某长篇五毛一样，说明道理他们都懂，不是蠢，而是坏

lio 发表评论于 2023-01-16 17:13:01

真的自由了，哪还有这个叼盘的立足之地？

河西海龟 发表评论于 2023-01-16 17:10:00

老胡活得不耐烦了

LaBrisa 发表评论于 2023-01-16 17:01:25

看到这个人的文章我都会绕道走，感觉将宝贵的时间浪费在这种毫无廉耻的人的废话上面完全不值得。

wang620101 发表评论于 2023-01-16 16:46:35

第二系列之首？那不自由 毋宁死怎么说？应该排在第一系列之首才对。什么狗屁党啊社会啊良知啊，如果都没有自由了都进监狱了还谈什么其他的呀？。自由只要不违法就应该是第一系列之首，而这个法也只有是公正的法，不能像中国那样随意制定法律。

走遍北美的小猫 发表评论于 2023-01-16 16:40:00

假头套能”自由”摘了的时候，呼吸尽的时候能仿秃三炮的死的样子的时候，它（我都不用他 ）才能“自由”，脑袋假，面相假，嘴假，心假的全家假，什么是它的必需品呢？就是假说话，真换钱的假头套谋生之道，诸葛亮台词；我从没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然后王朗听了气死了，胡锡进听了却是伯牙子期的思路，“知音”啊！

wang620101 发表评论于 2023-01-16 16:35:51

老百姓也要有选择国家领导人的自由。

在路上！ 发表评论于 2023-01-16 16:30:47

老胡是体操运动员出身吧，身段真是柔软

sunychen23 发表评论于 2023-01-16 16:29:17

新冠后遗症吧lol

涨保田 发表评论于 2023-01-16 16:27:00

这张脸，充满了投机的油腻和机灵

zhongguoren8 发表评论于 2023-01-16 16:17:50

自由是必需品？都尼玛封控三年了，那时怎么不敢说？

老酒喝多了 发表评论于 2023-01-16 16:15:00

当comedy看，此人说的纯粹是舔痔，几周前他的话拿出来再看一下，觉得他是精神分裂

量子纠结 发表评论于 2023-01-16 16:08:00

清零封城时生命第一，放开躺平之后自由第一。到底谁生命还是自由第一得根据现在的状况决定。

林海雪原3677 发表评论于 2023-01-16 15:54:18

这是和尚出轨，太监雄起的乱世

肚皮舞 发表评论于 2023-01-16 15:53:40

胡锡进真是360度旋转毫无压力。

seator 发表评论于 2023-01-16 15:50:00

老胡真的需要去安定医院住一段时间修养一下了

seator 发表评论于 2023-01-16 15:49:00

忠诚是自由的基础

生肖迷宫 发表评论于 2023-01-16 15:44:14

为啥领导谈自由就不被封号？

北卡山人 发表评论于 2023-01-16 15:44:13

猪圈里面的老狗狗谈自由

556517 发表评论于 2023-01-16 15:43:47

痴人说梦，或者是新的骗局开场。

voiceofme 发表评论于 2023-01-16 15:43:00

胡放个屁，WXC肯定听得到

柳小波 发表评论于 2023-01-16 15:40:35

自由妥妥的是普世价值核心啊 胡编难道突然“信普世了”？那个大侠何在，还不赶紧让胡编早点回头是岸？

谢选骏指出：胡狗不懂，自由是不能定义的；尤其是，绑匪定义的自由，肯定就是奴役了。


【30、绞死国王是民主的前提】


《逮捕前总统不会让国家丧失体面，只会加强民主》（纪思道 2023年3月31日）报道：

1872年，尤利西斯·S·格兰特总统在华盛顿因驾驶马车超速被警察逮捕。警察伸手示意停车，格兰特服从指示，然后与对方一道去了警局。

此事是否有损总统身份？

不，我倒认为这是对民主的美好致敬。在宣称“朕即国家”的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看来不可想象之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制度下是理所应当。

时报报道称，因向色情明星支付封口费，大陪审团投票决定起诉特朗普，但起诉书目前尚未公开。此次起诉引起了一些合理的疑问，虽然不清楚指控的细节，但经过据理推测，我们想知道：

既然是首次起诉一名前总统，使用一种可能会被法官或陪审团否决的新奇法律理论，是否合理？我们该如何看待此案受到——甚至包括对特朗普毫无同情的人——的质疑？地区检察官阿尔文·布拉格搞得清楚状况吗？

在看到庭审中的呈堂证供之前，没人能给出这些问题的确切答案，我担心起诉失败可能会助长特朗普的声势。但如果检方因嫌疑人的前总统身份而回避调查，这所传递出的有罪不罚的信号会令我更感担忧。

前总统的平事人迈克尔·科恩因为按特朗普吩咐行事被判三年监禁，当代理人受到惩处，委托人也不应逍遥法外，这是正义的基本原则。这并不总能成为现实，而联邦检察官在科恩一案中取得的成果也难以复制。但我们应致力于实现正义，而这次起诉就是在秉守这一坚持。

这层意义尤其重要，因为这一罪行的潜在影响显然是典型的伪造商业记录案所不能比的；其目的明显是为了影响总统选举的结果，而事实上可能的确影响了。

据报道，特朗普被逮捕时会需要采集指纹、拍照，可能还得戴上手铐。那问题就来了：起诉一位前领导人，是否会让一个民主国家丧失体面？

韩国是最擅长逮捕前领导人的民主国家，已有五位前总统被捕，自上世纪80年代在香港担任时报分社社长以来，我时不时就要报道这些案件。

1996年，一位前总统因在军政府独裁统治期间参与屠杀而被判处死刑。他的继任者因类似罪行被判17年监禁。

另一位前总统则在2009年因腐败丑闻接受调查时自杀。他的继任者因腐败罪名被判处17年监禁。下一任总统在2013年至2017年任内因贿赂和滥用职权等罪行共被判25年监禁。

我曾将这一连串起诉视为政治不成熟的表现。但或许，我倒置了因果。确实，上世纪90年代的韩国民主制度并不成熟，腐败猖獗——然而这些起诉让韩国民主变得更加稳固。

“对韩国人来说，起诉我们的前总统并非易事，”首尔梨花女子大学传播学教授孙智爱（Jie-ae Sohn，音）告诉我。“这是个痛苦的过程，我们也并不愿家丑外扬。尽管如此，这一过程还是非常清楚地表明，法治适用于每一个人。”

“过程可能是丑陋的，”孙智爱还说，“但我们相信，这让我们的民主制度更牢固，也更具韧性了。”

也有一种反对意见认为，这正是美国应该行使检控自由裁量权，让国家得以恢复元气并继续前进的时候。杰拉尔德·福特总统先行赦免了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曾让十几岁的我愤愤不平。但随着时间推移，我开始相信这是正确的决定，因为它让这个国家得以愈合。但这里有一个明显的区别：1974年的尼克松已经声名扫地、遭到排斥、一蹶不振，而特朗普拒不认错，还要再次竞选总统。

特朗普的谎言仍在威胁美国民主

或许韩国正是一个推动法治和治愈创伤的典范。虽然前总统受到了严厉制裁，但都在一到四年内得到赦免和释放。

眼下，我很难判断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对特朗普的检控有多少胜算，但威廉·H·赫斯特——那位因超速逮捕格兰特的警察——的话让我深受鼓舞。根据他多年后在《华盛顿邮报》上对此事的描述，他告诉格兰特，“总统先生，很抱歉我不得不这样做，因为您是国家元首，而我不过是一名警察。但职责就是职责，先生，我必须将你逮捕。”

这是我们法律制度威严与尊严的最佳体现。如果1872年的一名警察都能伸出手来，迫使总统将飞驰的马车停下，那我们也应该尽自己所能，去守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伟大原则。

谢选骏指出：上文明察秋毫而不见舆薪——逮捕前总统，让美国变成了南韩和台湾！甚至更加不如——因为南韩和台湾本来就是“伪装民主换取美国保护”的弹丸之地，日本基本上也是如此。现在美国，已经沦落到它们的水平了？


《川普律师：希望在曼哈顿过堂将是“无痛和优雅的”》（美中网 2023-04-02）报道：

代表前总统川普的律师乔·塔科皮纳（Joe Tacopina）周日表示，他希望川普本周向纽约市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自首接受传讯将是“无痛的、优雅的”。

塔科皮纳对CNN说：“我甚至不知道是什么把我们带到这里来的，希望这将是一个尽可能无痛和优雅的过程。”

纽约一个大陪审团上周投票决定起诉川普，指控他涉嫌安排向成人电影明星丹尼尔斯（Stormy Daniels）支付封口费，成为首位面临刑事指控的前任总统。

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布拉格（Alvin Bragg）的助手此前表示，他们已经联系川普，协调他的自首事宜。据报道，川普将于周二出庭，接受对他的指控。

塔科皮纳在周日回避了关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后勤问题，他说“一切都还没有确定下来”。他还说，不确定川普是否需要拍一张嫌疑人照片。

塔科皮纳说：“除了我们会大声自豪地说‘无罪’这一事实之外，周二的所有事情都还没有定论。”

上周四，川普被大陪审团控罪，涉及伪造商业记录，引发全美高度关注。最新的报道显示，针对川普的控罪中至少有1项是重罪。周二的过堂将在位于纽约曼哈顿下城的纽约州最高法庭举行。届时，川普本人将到庭，听取检方的起诉。据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川普届时将选择不认罪。

媒体援引川普身边人士的消息报道，川普本人计划于周一晚间飞抵纽约市拉瓜迪亚机场，随后乘直升机前往位于曼哈顿中城的川普大厦过夜。周二下午1点左右，他会前往位于曼哈顿下城的法庭自首，之后被带往位于15楼的法庭出庭。川普在开庭前将依程序打指模，但官方可能不会强迫他照入监照片（mugshot），因为15楼的法庭没有拍大头照的设备。不过也不排除官方特意运一套设备来。

janeparisli 发表评论于 2023-04-03 05:05:44

本來就是牽強的起訴，想讓川普look bad罷了！

Sam大树 发表评论于 2023-04-02 22:54:41

即使被风暴女的粉丝用生鸡蛋和西红柿砸扁，

依然无痛并优雅

谢选骏指出：川普的问题，不是一个“前总统”的问题，而是一个“处心积虑想做国王”的问题——川普想“在第五大道上开枪杀人而不受惩罚”，比英国国王还要得瑟。而历史的力学显示——绞死国王是民主的前提！


《起诉川普 共和党内大佬表态了》报道：

近日，纽约地方检察院计划起诉前总统川普引发争议，美国政治专家和法律分析人士认为，对川普的起诉不仅让分裂的共和党团结起来，而且也损害了公众对美国司法系统的信任。据报道，纽约青年共和党俱乐部主席加文·瓦克斯说，我认为，起诉川普会适得其反。这也会让人们产生一个坏印象，这比对川普本人的影响还大。

在共和党内，五名与川普竞争的共和党党内总统提名候选人都将政治争议放在一边，集体谴责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布拉格对川普的起诉。

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被认为是挑战川普的最大竞争对手，他称，起诉书不是美国人的，并发誓，他的州不会协助将川普引渡到纽约。

“为推进政治议程而将法律系统武器化，颠覆了法治。这不是美国人，”德桑蒂斯在推特上说。

即使是长期被贴上建制派的共和党人的新罕布什尔州州长克里斯·苏努努，也谴责了起诉书，称他觉得川普“被攻击”。

另外，在川普被起诉后，长期专栏作家和普利策奖得主佩吉·努南表示，他原来不是川普的粉丝，但是现在也支持川普，他警告布拉格及其团队，起诉川普，最终不仅会给他的办公室带来麻烦，也会给整个美国司法系统带来麻烦。

前联邦检察官安德鲁·麦卡锡也表示，即使针对川普的指控被证明属实，最终也会抹黑美国司法系统。

他3月31日在《国家评论》发表的评论中说，“即使报告可信，但也不值得行使检控自由裁量权。它会威胁到司法系统的合法性，因为法治取决于公众对司法的信任程度。”

瓦克斯说，布拉格的所作所为，让人觉得他是在故意制造人们对美国政治和司法系统的不信任，特别是，他对于暴力犯罪不起诉，却反而起诉川普。

瓦克斯批评布拉格说，“他不起诉强奸犯。他不起诉袭击、入室盗窃、抢劫或裹着长袍的人，他允许罪犯在街上横冲直撞，但是对于川普的这种基本上算是一种违规的行为，他却要起诉。他的世界观有毒。”

保守派电视主持人塔克·卡尔森在他的节目中表示，对于同一个行为，几年前联邦监管机构说没有违反法律，现在却又遭到起诉，这将使“美国政治陷入彻底的混乱，也许是永久性的”。

大约二十年前，卡托研究所政策高级副总裁吉恩·希利 在2004年发表过一篇文章，他警告说，随意扩大解释法律，会增加更多滥用检察权的机会。

希利在文章中引用美国司法部长罗伯特·杰克逊在1940年的一次著名演讲中话，“由于法律书籍中充满各种各样的犯罪案例，检察官很有可能发现，至少在技术上，任何人都可能违反了法律。”

谢选骏指出：自称保守的共和党，难道正在急剧地色情化？还是蛇鼠一窝地抱团取暖？解放黑奴的共和党难道希望“东欧来的懂王”复辟？但事实证明，绞死国王才是民主的前提。


【31、没自由，不如狗——微信就是违心】


[香港“挂绳游行”成新常态 《国安法》下“游行之都”的殒落]（李澄欣

BBC中文记者 2023年4月3日）报道：

一行人被封锁线围着，颈项挂上号码牌，每个参加者都有一个独立编号。他们在众多警察监督之下上街游行，高喊着预先批准的口号。

这些并不是游街示众的罪犯，而是正在行使“集会自由”的香港市民。此情此景出现在昔日有“游行之都”之称的香港，引起各界哗然。

在过去两个周末，香港接连有超过十场集会游行活动，是疫情“限聚令”解除后首批，也是《国安法》自2020年6月实施后的首批获警方批出"不反对通知书”的活动。

警方施加了前所未见的要求，包括严格规定参加者的服饰及加入《国安法》条款。有主办方形容相关限制荒谬和极度侮辱，挂牌如同“犹太人戴臂章”。

港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回应称，有关识别不带有贬义或歧视，强调不会秋后算账。他批评有人把挂牌做法形容为“挂狗绳”，是“刻意抹黑警方”，目的是要挑动市民对特区政府的不满和仇恨，危害国家安全。

有学者预料，警方的限制措施会常态化，长远改变香港游行文化。

香港修例限制聘用海外律师处理国安案件的影响

“游行之都”有了新规

警方要求游行人士拉着封锁线自我围封，参加者说感到极大侮辱——4月2日的多场集会游行多数是宗教性质、庆祝和筹款活动。警方对每一个活动均施加国安条款，列明必须符合《香港国安法》，确保不会构成不利国家安全。

当局对部份活动施加服饰限制，如在杭州旅港同乡会主办的“喜迎杭州第19届亚运会”集会及游行，以及发展局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办的庆祝复活节游行，都要求所有参加者穿着大会上衣、贴上识别贴纸，或戴上主办方提供的帽子及襟章。

多家教会举办“棕枝主日”巡游，活动中参加者必须手持棕枝。另外，有至少5个活动被警方要求参加者遵从《禁止蒙面规例》，不准戴口罩。

一星期前的3月26日，有新界将军澳居民发起反对填海的游行，警方要求所有参加者佩戴号码牌，禁止佩戴口罩和穿黑衣，并压低人数上限在100人。过程中，整条游行队伍被包围着，市民不能够中途插队加入，传媒也不能在游行队伍当中采访。

主办人陈展浚事后在电台节目批评有关做法不合理，参加者感到被标签，好像“被人圈养的猪”、“犹太人戴臂章”，沿途有些队伍外的居民想加入声援，却不敢参与。

陈透露，警方事前检视所有游行相关的屋苑通告、脸书帖文和标语，“每一条banner（横额）都要看过”。他反问：“要做那么多才批准游行，究竟《基本法》赋予我们的权利是不是已经有一个新的解释？”

“挂牌游行”会否常态化

主办方原本申请300人游行，警方把人数限制在100人，不让队伍外的市民中途加入

根据《基本法》第27条，香港居民享有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

保安局长邓炳强被问到“挂牌”等游行条件会否常态化时表示，现时社会表面上平静 ，但仍有人想趁有活动举办时“挑动乱子”，作危害公众安全的行为。他说当局会因应新的社会环境作风险评估，如有需要会采取有效措施。

香港社会政策及公共行政学者钟剑华对BBC中文分析指，以往香港公民社会百花齐放，市民可以充分表达意见，现时警方扩大权力并没有法律基础，而且“比中国大陆去得更尽”，但当局以“国安”帽子压下批评声音。

他预料有关限制措施会变成常态，长远是为了改变香港的游行文化。“想慢慢培养一种认知，就是你要接受警察是会看你的口号、要挂牌，甚至要你实名制。这样，政治诉求就不能毫无顾虑地表达，不会有反对政府的游行，只剩下那些呼应政府的活动——到时候他（港府）可以向全世界说，香港仍然有集会自由啊，只不过是那些（反对政府的）人自己不搞罢了。”

在邓炳强开腔定调前的一周，香港主流媒体都曾对警方安排提出质疑。

游行在警察录影监督下进行

香港《信报》政治专栏“余锦贤”指出，警方施加的限制忽视了“相称性”，文章引述民主派人士称，担心“挂牌”只是第一步，游行实名制才是警方的最终目标，并指相关针对性条款等同对“游行”两字添上负面标签，剥夺参加者“免于恐惧的自由”。

《明报》社论指警方矫枉过正、做法奇特，游行挂牌观瞻很差，参与者如有被侮辱之感，完全可以理解，“倘若‘挂牌游行’成为新常态，只会有损香港作为开放社会的形象，为他人所窃笑”。

网媒《香港01》评论文章也批评，客观上挂牌和拉封锁线的观感很不理想，“对集会游行的过度规管或许很稳妥，安全系数最高，但完全无助社会化解怨气”，呼吁官员面对民怨时应“直视问题，回答社会”。

中国官媒香港中通社则刊出建制派人士高松杰文章指，“上班要挂员工证、出席活动戴名牌”，一个人如果是光明正大，根本不用怕遵守任何规则，因此“绝对支持香港警方合情合理合法的决定”。

谢选骏指出：香港的命运变幻，证明了“没自由，不如狗”所言非虚。不过呢，挂着狗链狗牌游行示众还算“好的”——因为大陆百姓连这点“人权”也没有，甚至还要遭到强迫，做出违心的相反表达——微信就是违心！没自由，不如狗……不想做狗，别用微信，因为微信也只能违心地使用——那有监控！


【32、泰国立宪君主制度较易保持社会稳定】


《泰国大选：尝试撼动传统政坛的年轻激进派》（乔纳森·赫德（Jonathan Head）BBC东南亚事务记者 2023年5月9日）报道：

别号“冰儿”的拉恰诺（Rukchanok Srinork）正为5月14日的全国大选四处拉票。

在曼谷一处普通的郊区，一家拥挤的店屋里面，一小群志愿者正满腔热血地分装传单，为每天如同礼仪一般的拉票活动做准备。

这是前进党（Move Forward Party）位于曼谷曼磅区（Bang Bon）租金再便宜不过的竞选总部。前进党是本月举行的泰国大选中最激进的一个参选政党。

在他们中间踱步的是泰国议会候选人，别号“冰儿”的拉恰诺（Rukchanok Srinork）。这位28岁，精力充沛的女子，不时在刷她的社交媒体页面。冰儿的团队买来了便宜的自行车，过去几星期一直在酷热之下接触曼磅大街小巷的居民。

冰儿是前进党众多年轻的理想主义参选人之一，他们透过参与主流政治，期盼这次选举能终结军事政变、街头抗议与民主承诺落空的循环。这个国家过去20年一直被困在这样的循环当中。

前进党其实是未来前进党（Future Forward Party）的继承者，那是五年前在泰国政治舞台上横空出世的一个政党。

未来前进党参加了2014年军事政变推翻民选政府之后军政府首次允许的选举。它当时很新鲜，许诺为泰国政治结构带来彻底的改革，包括限制武装部队权力，同时悄悄地倡议改革君主制——这话题可是个绝对禁忌。

朱拉隆功大学（Chulalongkorn University）安全与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提棣楠博士（Dr Thitinan Pongsudhirak）说：“他们的政纲基本上就是要从当权者手中取回泰国的未来。在这个世纪，年轻人被迫生活于一个败给无止境循环的国家——我们经历了两次政变、两部新宪法、法院连串解散政党的判决。我想年轻人群厌倦这样的局面，而未来前进党在这种情绪下应运而生。”

在2019年大选中，该政党一举拿下议会第三大份额席位，震惊保守派。泰国由军官、高级官僚与法官组成的保皇建制派网络就像过去一样处理这潜在威胁——宪法法院颁令解散未来前进党，禁止其领袖参政。该党失去将近三分之一议员，取而代之的前进党成为国家议会中孤独的反对声音。

前进党42岁党魁皮塔（Pita Limjaroenrat）在清迈与支持者合照。

即便如此，前进党最近几周在民意调查中的支持度再次攀升，让对手们都警惕了起来。许多民调甚至称，该党既上镜又口齿伶俐的党魁皮塔（Pita Limjaroenrat）是热门的首相人选。

这股声望在改变着冰儿和她的自行车志愿者兵团在曼磅的认受程度。传统上，曼磅是对手政党下一个强有力的家族传统的采邑，如今民众对这群年轻人到底能提供些什么深感兴趣，就连老居民都在议论着泰国有多需要大刀阔斧的改变。

冰儿本人便是这政治地貌改变的集中体现。她承认自己曾经是死硬的保皇派，曾为军事政变欢呼喝彩，还仰慕政变的领导者——至今仍在担任总理的巴育将军（Gen Prayuth Chan-ocha）。

冰儿说：“我想我做这一切，部分原因是羞于曾经是鼓励政变的一群，那是对7000万人犯下的罪行。我当时同意这样做，以为这对国家来说是正确的答案。但后来我问自己：这都是怎样发生的？这个国家怎可能支持一场疯狂的政变？这时候我taa sawang了。”

“Taa Sawang”直译是“睁大了眼”，年轻泰国人用这个词语来形容自己如何在昔日的禁忌话题上得到启蒙，尤其是有关王室的话题。2020年未来前进党被禁，数以百万计求变心切的年轻选民瞬间被剥夺权利。在由此引发的大规模示威中，这个词语成为了口号。

2020年，一系列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首次公开呼吁泰国王室进行改革，打破了围绕王室近乎神圣地位的禁忌。BBC纪录了这场抗议的前因后果。

这场运动虽然最终被当局利用严苛的大不敬罪（lese majeste；又译冒犯君主罪）来瓦解，但它打破禁忌，首次公开呼吁让王室权力与财政受人民问责。三年后，前进党支持王室改革的政纲似乎不再让人民错愕，越来越多泰国人似乎愿意支持该党更广泛的改革诉求。

别号“葡萄干”的钟提查（Chonthicha "Lookkate" Jangrew）则走过了相反的道路。她的“Taa Sawang”时刻早了许多，发生在她的求学时期。

在2014年让冰儿欢呼雀跃的那场政变中，钟提查是少数甘愿冒着被逮捕风险，抗议政变的异议人士之一。她还参与了2020年针对王室，规模更大的示威。但她如今决定放弃活动人士的生活，代表前进党竞选国家议会。她说：“我相信要达成我们想要的改革，我们既要在街头上做工作，也得在议会内做工作。”

她在曼谷市外巴吞他尼府（Pathum Thani）争取选民支持的说辞与众不同。她告诉群众：“我背负着28条刑事控罪。”这其中两项是大不敬罪，每项最高可被判处15年徒刑。“但这说明我有多无畏无惧，当我看到我们国家有什么事情必须发生，我能勇敢地讲出来。”

年长选民似乎也受到她的年轻和诚恳所感动。在她出现的这座菜市场上，几乎谁都说他们喜欢前进党，因为他们代表着变革，会信守承诺。

钟提查（Chonthicha "Lookkate" Jangrew）曾参与席卷全国的2020年反政府示威。

纵然前进党引起了一阵骚动，没多少人相信他们能赢得筹组政府所需的足够议席。选举制度经过修改后，比上届选举对他们更不利。再者，泰国是个老龄化社会，26岁以下选民——前进党的天然支持者——占全体选民不到15%。

但要是该党当前的支持率飙涨能坚持到投票当天，他们或有能力跻身联合政府，或是成为强有力的反对声音。那么一道无可避免的问题便会浮现：建制派会否到他们的议会外手段军火库里找办法，再次废改革派的武功？

朱拉隆功大学的提棣楠博士说：“前进党的政纲是对建制核心权力生死存亡的挑战——军队、王室、司法体系，那些几十年来运转着泰国的机关与玩家。”

“当下他们也许会等待选举结果，但在此之后，保守的建制派也许得问问自己还能做些什么。他们解散过政党，但他们卷土重来，遇强愈强；他们干过军事政变，但他们最终还是得回归宪法。即使他们重写选举法规以让自己有利，他们的党派还是输掉了选举。”

谢选骏指出：泰国虽然经常发生军事政变，但却从来不很血腥，因为立宪君主制度较易保持社会稳定。在亚洲国家里，泰国算是内政外交两个方面都最平稳的一个国家——它既保持了独立，又避免了革命，还躲过了两次世界大战和战后的民族解放战争。这都得力于“立宪君主制度较易保持社会稳定”的机制。


【33、知府眼中的议会民主】


《“教父”麦卡锡和操控他的共和党“五大家族”》（江宁知府 2023年05月21日）报道：

近日美国财政部发出预警，美国的债务上限可能会在6月1日到期。如果届时国会和白宫不能达成协议，美国政府将存在债务违约的风险，不仅会对经济造成毁灭性打击，甚至将在全球范围内引发金融危机。

为了解决债务问题，拜登多次邀请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前往白宫进行会晤。然而事实上，在麦卡锡和拜登讨价还价之际，麦卡锡还必须调和共和党内部尖锐的矛盾，使得他与拜登达成的方案能够在众议院获得通过。

这一届国会共和党民主党席位比是222:213，共和党只领先9席，跑票的容错空间最多只有4票。

事实上，从年初的选议长风波，到如今的债务争端，共和党内部的分歧愈演愈烈，山头林立。参考电影《教父》中纽约黑手党的五大家族，共和党内部也存在五大家族，牢牢把持了华盛顿政治生态的半壁江山。

今天就带领大家窥探共和党的“五大家族”，以及他们背后的领导人物和政策主张。

教父世界里的五大家族

所谓五大家族，指的是共和党内按照意识形态划分的五个党团，从中立温和到极端保守排列，分别是：

问题解决者党团Problem Solvers Caucus（29人）；共和党治理集团Republican Governance Group（42人）；共和党主街党团Republican Main Street Caucus（67人）；共和党研究委员会Republican Study Committee（173人）和众议院自由党团House Freedom Caucus（33人）。

这五大家族意识形态差别是惊人的，最温和的家族愿意和民主党合作，而最极端保守的家族近乎原教旨主义，愿意与除了川普以外的任何人死扛。

绝大多数的共和党众议员都归属于这五大家族，有些议员甚至脚踩多条船。只有14位共和党众议员没有加入任何一个家族，比如著名的特立独行者Matt Gaetz。

麦卡锡选议长时Matt Gaetz表现十分“抢眼”

作为共和党掌门人，麦卡锡力争做到公平听取每个家族的意见，尤其是对他威胁最大的自由党团。今年年初的国会领导层选举中，为了换取自由党团对于他当议长的支持，麦卡锡做出妥协让步，同意只要有一个议员不满意就可以发起对议长的不信任罢免投票。这让麦卡锡的议长位子如坐针毡，生怕惹恼哪怕一个共和党议员，自己议长就有可能下台。（传送门：麦卡锡15轮投票终于当选议长，详解美国国会百年来最大起大落的一周）

为了更好地协调五大家族事务，麦卡锡选择了自己信任的议员Garret Graves作为当选领导委员会the Elected Leadership Committee（ELC）主席，负责收集五大家族的意见。

同时麦卡锡每周都会在议长办公室召集五大家族首领会议，力争在近期的重要议题上五大家族能够达成共识。

01、Problem Solvers Caucus

LOGO就体现了两党跨党派合作

Problem Solvers Caucus是众议院里唯一由两党议员对等共同组成的党团，拥有跨党派的意识形态，所以也是五大家族里最温和的派系，是当下难得的两党合作沟通的管道。

Problem Solvers Caucus成立于2017年，基本严格执行新成员必须两党成对加入，即如果一个共和党人要加入党团，必须拉着一个民主党人同时加入（反之亦然）。党团发出的任何决议都必须获得超过75%成员的同意，以求达成最大化跨党派共识目的。

Problem Solvers Caucus目前有63名成员，成员代表的大多数是摇摆选区，由联合主席共和党人Brian Fitzpatrick和民主党人Josh Gottheimer共同领导。

近期的美国债务上限危机中，Problem Solvers Caucus发挥了调和共和党众议院和拜登政府之间矛盾的重要作用。

Fitzpatrick（左）和Gottheimer（右）两人最近一直在为解决债务上限问题奔波

02、Republican Governance Group

Republican Governance Group（共和党内部简称RG2）成立于1994年，过去曾叫做“星期二集团”（Tuesday Group），因为其党团例会是在周二。

诞生之初RG2是个偏保守的家族，但随着美国政治两极化发展，核心价值观相对没变的Republican Governance Group现在反倒是个中右偏温和的党团，对和民主党合作也抱持开放态度。

RG2在财经上奉行保守主义，但在社会议题上立场较温和，比如去年的保护同性婚姻的《尊重婚姻法案》（Respect for Marriage Act），大部分RG2成员都投了赞成票。

在美国政治极端化的今天，RG2这种“不左不右模棱两可”的党团，影响力已大不如前，但依旧尽可能去保护自己席位不稳的议员，避免将两难选择抛给他们。党团主席David Joyce明确告诉麦卡锡，RG2是坚定支持麦卡锡的盟友，但是麦卡锡决不允许为了讨好党内死硬保守派而牺牲RG2的利益。

同样为了解决债务上限危机，RG2和民主党中左派的New Democrat Coalition开展了对话会议。两大中间派团体总人数占全体众议院的近1/3，影响力也大于上面提到做出努力的Problem Solvers Caucus。

民主党的Annie Kuster与共和党的Dave Joyce的会面

New Democrat Coalition的主席Annie Kuster就提到了他们的联盟与Problem Solvers Caucus的不同。

她认为Problem Solvers Caucus虽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建议，但到了投票的时候还是按照党派站队。但是New Democrat Coalition与RG2的联合不一样，当他们达成一致后会返回各自党派去劝说其他党员同意他们的建议。

03、Republican Main Street Caucus

Republican Main Street Caucus在五大家族中意识形态的中间值，但其成员构成也是十分多元，内部政治光谱分别也很大，选区从狂热铁红到淡紫摇摆都有。

把这些人攒在一起的是一种大局观，即他们认同共和党的行事底线——为了实现共和党政治目标和维护党派利益，他们愿意做出一定的妥协让步。显然这种大局观是针对最极端的死硬派的。

2018年中期选举共和党失利丢掉众议院控制，旧的Main Street Caucus分崩离析。随后共和党议员Don Bacon、Pete Stauber和Mike Bost重建了Republican Main Street Caucus。

这届国会中执掌党团的是主席Dusty Johnson和联合主席Stephanie I. Bice。（Stephanie I. Bice我们在之前的文章中提过：展望2020大选：共和党女性参选人的春天还是严冬？）

其他几大家族例会通常是在午餐时，但Main Street Caucus的周例会是在早上8点，高出勤率体现出了党团成员的热情投入。Johnson认为他们是一群专注于解决问题而非只会抱怨的群体。

04、Republican Study Committee

共和党研究委员会Republican Study Committee（RSC）有超过50年的历史，是党内第一大势力，超过一半的共和党众议员都加入了这一党团，成员超过170人，代表了最主流正统的共和党保守主义立场。

RSC的多位历任主席都获得了高升机会，比如现任共和党众议院领袖Steve Scalise和川普的副总统Pence。

川普任内的RSC主席Jim Banks选择紧贴川普主义路线，将RSC向右猛推了一把，非常活跃地参与了很多热门法案的立法和推进，扩大了RSC的政治影响力。

而这一届新任主席Kevin Hern似乎希望对RSC路线进行修正，回归到稳健立场。

05、House Freedom Caucus

终于说到最具话题性，最吸人眼球的自由党团了House Freedom Caucus。

自由党团成立于2015年，是原先RSC内部最极端保守和反建制的一支人马脱离创建的。

这些年来一直与共和党建制派议长对着干：Boehner是被他们逼宫下台退休的，Paul Ryan也被他们反对当议长，麦卡锡更是在他们的阻挠下历尽艰险15轮投票才当上议长。

金里奇之后的三位共和党议长都在自由党团面前吃尽了苦头

自由党团是最坚定忠实的川普主义信仰者与卫道士，战斗力极强，聚集了党内最知名的一群“刺头”，目前有大约35名成员。人数虽然不多，但在共和党众议院只有4票容错的局面下，每一张共和党议员的投票都至关重要，自由党团的破坏力和胁迫力就凸显出来了。

反对麦卡锡当议长的20位共和党议员中有18位出自于自由党团

但在近期的美国提高债务上限避免债务违约危机中，自由党团自己内部就分裂成了两派。

一部分自由党团成员认为无论如何底线都是美国不能债务违约，所以对谈判沟通持开放态度。（代表人物：Bob Good、Warren Davidson、Clay Higgins）

另一部分自由党团成员则坚定追随川普的号召，不惜以美国债务违约为代价，坚持如果不削减开支预算就不同意提高债务上限。（代表人物：Byron Donalds、Ralph Norman）

川普要求美国必须削减开支，他形容美国花钱就像喝醉的水手一样

作为现任五大家族的“教父”，麦卡锡面临着整合五大家族的巨大挑战。

而民主党方面看热闹不嫌事大，就搬着板凳看共和党五大家族内斗。

电影里五大家族的结局是血腥屠杀，不知现实里共和党的五大家族是否真的能和平共处，还是坠入你死我活的内斗宿命中。

谢选骏指出：以上就是“知府眼中的议会民主”——我不是说议会民主没有问题，而是说知府眼中的议会民主显然是个河伯望洋、只會坐井观天了——因为知府这个狗官怎么可能懂得议会民主？因为知府眼中只有家族而没有国族，何况是全球民族。


【34、腐败的民主就是伪装的民主】


《印度列车事故：为什么该国的火车时常脱轨？》（苏蒂克·比斯瓦斯（Soutik Biswas）BBC驻印度记者 2023年6月4日）报道：

印度在周五（6月2日）晚上发生列车相撞并脱轨事故，已造成至少288人死亡，超过1000人受伤。关于这起致命意外的确切原因，还有很多问题有待解答。

据报道指，两列特快客运列车和一列货运列车在东部奥迪沙邦一个小型火车站附近发生一起“三车相撞事故”。其中一客运列车撞入一列停驶的货运列车，车厢翻转撞向第三条路轨，造成一列即将进站列车脱轨。初步报告指，事故是由信号失灵所造成。

事故背后的真相只有在全面调查之后才会揭晓，但是它再一次引发有关印度铁路安全的担忧。

印度的铁路系统是其中世界最大的一个，全国铁道网络超过10万公里（6.2万英里），每天载客量达2500万人次。印度铁道部部长阿什维尼·维什瑙（Ashwini Vaishnaw）称，去年有大约5200公里的新铁路铺设完成，另外每年还会对约8000公里铁路进行升级。

他最近在一次交流中透露，大部分铁路都在进行升级，以能够适应速度达每小时100公里的列车，当中相当一部分还会升级到行车可达130公里时速，还有一部分准备为160公里时速的高速列车准备。

这明显是政府希望在全国运行更快速列车意图的一部分——真正意义上的高速铁路线则在另行修建，连接金融首都孟买和艾哈迈达巴德市。

但是，一名前铁路局官员维维克·萨海（Vivek Sahai）向我表示，脱轨仍然是“铁路上的一件头疼事”。一列火车脱轨可以有很多种原因——“可能是路轨维护不佳，可能是车厢出问题，还可能是驾驶操作中的失误”。

科罗曼德快线列车脱轨，翻侧到邻近的路轨，之后被另一列驶近的列车撞击——简直是国际笑话！

2019-20年的一份政府铁路安全报告发现，脱轨占铁路事故的70%，比前一年度的68%有所提高。（列车着火和相撞则排在后面，分别占事故总数的14%和8%）。

总理莫迪声言严惩事故责任人

该次列车事故的营救行动已经结束，官员表示被困及受伤的乘客已经被救出。

总理莫迪到访过现场，称这是一起“令人痛苦”的事件。

他还表示，这起事故中被发现有罪的人，将会受到“严厉惩罚”。

这起多列车相撞事件被形容为印度在本世纪以来最严重的铁路事故，目前具体的成因尚未明确。

当局已经就事件启动全面调查，铁路当局官员指，初步报告指事故可能因信号失灵所致。

消息指，事故涉及的两列客运火车上共约有2000名乘客。

报告在评估年份当中统计出40起脱轨事故，33次是客运列车，7次是货运列车。其中有17次脱轨是由于路轨“瑕疵”造成——可能包括路轨数列或者沉降。

报告指，只有9次脱轨事故是由于列车内的故障——引擎、车厢、车皮等。

铁路路轨用金属制造，在夏季和冬季月份分别会因温度升降而热胀冷缩。它们需要定期维护——收紧松脱的部件，更换枕木，以及给转接口加润滑和调节等等。这一类的轨道检修是靠人工、手推手、机车头和尾车等完成的。

印度铁路的常规建议是，轨道检查车至少每三个月仔细检查一次轨道的几何结构完整性，以维持110至130公里时速。

联邦政府审计人员关于2014年4月至2021年3月脱轨事件的报告当中有一些令人不安的发现：

1、轨道检查车在评估铁路轨道几何结构状况的完成度上有“30-100%的不足”

2、一项对1129份脱轨事故调查报告进行的研究发现，有20多种“因素”可导致事故

3、脱轨的一大原因是与轨道维护有关（171宗），之后就是“轨道偏差跟踪参数超出允许的限度”

4、超过180宗脱轨事故是由于机械原因；当中超过三分之一是由于车厢和车皮的问题

5、“不良驾驶操作和超速”是另一个造成脱轨的重大因素

关于在印度火车上安装防撞击装置，有过很多讨论，但是据一名铁路官员称，目前该系统只在两条主要线路上安装——从德里到加尔各答，以及从德里到孟买。至于这样一个系统如何能够在脱轨或者“奇怪”的撞击事故中产生作用，则尚不清楚。

2010年，西孟加拉邦一列载客列车脱轨并与一列货运列车相撞，造成超过150人死亡。调查人员表示，是毛派叛乱分子破坏了路轨，造成这列从加尔各答至孟买的载客列车脱轨，其中五列车厢被甩至另一列货运列车的轨道上。目前尚未有迹象显示周五的事故有蓄意破坏行为。

铁道部门指，在2021-22年间有34宗“造成后果的铁路事故”——撞车、脱轨、火灾或者火车爆炸、道路汽车与火车在平面交叉路口相撞等，比之前一个年度的27宗为多。《印度教徒报》（The Hindu）在5月31日报道，这一类事故在2022-23年度上升至48宗。

该报道颇具先见之明地指出，铁路当局担忧事故率上升，已要求他们的高层管理者“严格评估工作人员的工作时长，特别是东岸铁路和东南中部铁路部门，并紧急作出修正”。周五晚间的事故正是发生在东岸铁路的繁忙区域。

谢选骏指出：印度真会开玩笑，如此脱轨的列车——这说明，印度的民主是一种腐败的民主，和拉美国家差不多，这是众所周知的。人说这是因为它们都是种族混乱的社会，姑且不论。


《村民手一掀 柏油路变“沥青地毯” 承包商：这是德国技术》（自由时报 2023-06-04）报道：

印度政府日前正执行“PM农村道路计划”，以改善各地农村环境规划及营造。没想到印度马哈拉什特拉邦（Maharashtra）的村庄Karjat-Hast Pokhari，竟有承包商直接在毯子上铺满沥青充当柏油路，村民随手一掀就能掀起整条“沥青地毯”。承包商遭抓包后竟辩称是德国新技术，引起全民怒火，纷纷要求当局立刻展开调查。

综合外媒报导，透过当地居民拍摄的影片可见，几位民众蹲在道路旁手一抬，整条马路竟直接被“掀”起来。村民指出，这条“道路”只是一条疑似布面材质的地毯上面被沥青覆盖，且只要用脚一踩，沥青还会大片掉落。

当居民指出承包商偷工减料后，业者竟辩解称这是德国新技术，但随即遭居民驳斥，并将影片PO上网络，揭露承包商的诈欺行径。影片在社群平台疯传引发讨论，网友纷纷指控该工程有贪腐问题，要求当局重视并介入调查。

网民嚎叫：

心无所住 发表评论于 2023-06-04 17:42:57

印度铁路就是这么铺的，是日本高铁技术

Michelle北美1 发表评论于 2023-06-04 16:24:14

印度特色。。。三哥的嘴不是白练的

VictorWu 发表评论于 2023-06-04 16:15:23

一印度官员访问一中国官员的家，惊叹他的房子的豪华。那中国官员指着外面的高速公路说：“你看那四条道的高速了吗？那本来是6条道的。” 印度官问"那怎么少了2条？”中国官指着自己的房子说“都在这了。”印度官表示佩服。几年后这中国官也去访问了那印度官的家。惊叹他的房子比自己的还要豪华的多。那印度官指着空荡荡的窗外说“你看那本来要建一条6车道的高速公路的。”“那怎么没见？”印度官指着自己的房子说“那高速公路都在这了。”

ljcn 发表评论于 2023-06-04 15:45:42

阿三国也是个奇葩国度，一点也不比厉害国省心。

弯刀月 发表评论于 2023-06-04 15:19:00

敢想敢干更敢说

谢选骏指出：腐败的民主就是伪装的民主——它只给少数特权阶层以“集中民主”，不给其他公民以“自由民主”……类似共产党的“人民民主”，其实是一种集權民主、变相专制。


【35、签约不交楼 民主不选举】


《无法完工的家：他们掏空积蓄买房，却等来烂尾噩梦》（ISABELLE QIAN, AGNES CHANG 2023年1月30日）报道：

对唐超（音）来说，中国东北的那处公寓是他和妻子开始新生活的地方。

他们为此投入了几百万。但在原定完工日期的几个月后，他们的钱只换来露着电线的混凝土毛坯，地上堆满废料。很快，就连他们的婚姻也破裂了。

在另一个城市，一个男人为开杂货店买下一个空间，他想给年幼的儿子更美好的未来。一个女人买了一套公寓，想象她蹒跚学步的孩子在那里安全地长大，而且她可能会生第二个孩子。在上海，一位来自小城市的技术人员认为，她在大城市买了新房，让父母感到骄傲。

这些人和其他数十万中国购房者想不到的是，该国长达数十年的房地产繁荣会突然停止。在政府打击过度债务和经济放缓的情况下，开发商耗尽资金，停止了建造。

在全国各地，闲置的建筑工地杂草丛生，上面耸立着的不是公寓楼，而是无法居住的混凝土结构。去年在100多个城市，被激怒的购房者罕见地集体反抗，誓言停止偿还未完工房产的贷款。

我们采访了四位购房者，他们掏空毕生积蓄，以巨额贷款买房，房子却尚未完工。他们向我们诉说挫败感，并给我们看了公寓，它们千疮百孔，提醒着他们破灭的梦想和未兑现的承诺。

“只是一个简单的梦想——拥有一座房子，一个家，”唐超说。

“对烂尾都没想过，上海怎么可能会烂尾呢？”

28岁的实验室技术员黛西·徐（音）对她在上海买房的那天记忆犹新，仿佛就在昨天。

在新开发项目君御公馆的一次销售活动中，她和其他数以百计名潜在买家在酒店宴会厅里焦急地等待着。终于轮到她时，她只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来挑选公寓。

她扫视着一面墙上钉着的纸条，上面写着尚未售出的公寓的单元号。她不想要顶层或四楼以下的房子，于是选了一套八楼的公寓，并告诉了销售人员。他从墙上撕下纸条递给她。

“恭喜业主！”一位主持人宣布。

徐女士兴奋不已。公寓当天售罄，排在她后面的许多人希望都落空了。

“房牌号拿到很激动，感觉很开心，马上拍照给家里报喜，”徐女士说。

君御公馆宣传视频的一张截图显示徐女士公寓楼的销售活动之一。

君御公馆宣传视频的一张截图显示徐女士公寓楼的销售活动之一。

这套公寓的价格约为335万人民币，虽然价格不菲，但与上海的老房子相比，还是可以承受的。她希望有两个卫生间，如果父母或公公婆婆来访，可以拥有更多隐私。公寓楼俯瞰河流，距离餐馆林立的繁华街道仅几步之遥。

徐女士本应在9月拿到钥匙，并在今年年初入住。但是楼房还远未完工。未粉刷过的16层楼被绿网包裹，杂草杂物环绕。她在附近租房住，在上班路上看到这个工地让她很痛苦。

在中国，大约90%的新房在建造前就已售出。这种预售模式让开发商能够快速筹集资金，但将大部分风险转移给了徐女士这样的买家。他们需要在开工前全额付款，通常需要贷款。

法规要求预售资金只能用于该项目的建设。但直到不久前，监管还很松懈，开发商会随心所欲地使用这些资金，包括用于启动其他项目。

随着房价飙升，政府收紧了开发商的融资规则，希望防止房地产行业崩溃。许多大型开发商——比如开发君御公馆的上海华夏幸福——在巨额债务的重压下摇摇欲坠，不得不停工。

尽管交房延误，徐女士每月仍要支付超过8800元人民币的贷款。

她说她向父母隐瞒了这个问题。她来自中国南方的一个小镇，在上海拥有房产是她成功的最终证明。

“（我对他们）搪塞过去，但是具体能瞒到啥时候呢？”

“我想孩子刚出世就是想要一个稳定的家庭 。”

在东部城市南昌，拥有4000多套公寓的“新力城”被一条街道一分为二。一侧的住宅楼绿树环绕，已完全入住。另一侧是一排排未完工的混凝土结构，没有油漆，没有窗户——也没有任何进展的迹象。

20多岁的销售代表安迪·曹（音）的这套公寓就在错误的这一侧。每当她看着完工的建筑，就仿佛看到曾经有人向她承诺过的生活。

曹女士在2019年以137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购买了这套三居室公寓。价格虽高，但她和丈夫刚刚生了一个孩子，正考虑再要一个。他们喜欢开发商对这个大型公寓区的规划，其中包括一所幼儿园和一所小学。

她的公寓原定于2021年11月完工，正好赶上她的孩子上幼儿园。但开发商新力控股集团因陷入财务困境，于2021年8月停工，公寓至今仍未完工。

安迪·曹已为这套房支付55万元的款项，那是她在上海辛苦工作攒下的钱。然后在去年7月，她加入其他全国各地其他购房者的活动，停止偿还未完工房产的贷款。

“他不交房我就不付款，我愿意交房之后可以付违约金。我们不想被当成韭菜一直割，敲骨榨髓。”

业主发起的运动引起了当局的注意。警察时不时给她打电话，警告她不要采取过激行为。一些抗议的购房者已被拘留。

“我们做错了什么？为什么要受到这个待遇，想不通，”她说。

安迪·曹与丈夫继续在上海工作租房。她认为那栋房子会烂尾，再买一套房或是生二胎已经不可想象。

“前几年付出没有希望了，打水漂了。”

“对我来说这套房子就是我的全部。 ”

2019年，唐超与未婚妻开始看房，他们看中了海逸长洲这个东北城市大连最热门的项目之一。该楼盘的开发商承诺打造规模庞大的高层建筑群，坐享雅致景观与私密性，享受“亲海美好生活”。

二人以120万元的价格购置了一套面积不大的两居公寓。为了支付50多万元的首付，他们动用了积蓄，还得请父母资助。在餐馆工作的唐超卖掉了自己在乡下的一套小房子。

他们在2019年签订购房合同，然后领了结婚证。他们本计划在交房后举行婚礼，然后乔迁新居。

“买的时候也和周围的朋友说在这里买房呢，很自豪，”唐超说，由于这一话题的政治敏感性，他在接受采访时要求仅仅透露他的小名唐超。“我在农村出来的，能在那里买个房子觉得特别好。”

房子原定于去年8月完工，但开发商融创深陷财务困境。

9月，海逸长洲2600多套未完工单元的业主威胁停贷。

唐超说，他的妻子厌倦了等待可能永远不能完工的房子和可能永远都不会开始的新生活。他们在9月申请离婚。他每月仍需支付3700元左右的房贷。

“现在一说烂尾了感觉心里从天堂到地狱的落差，特别难受，”他说。

“人生都没有什么奔头了，房子也没了，媳妇也没了。”

海逸长洲未完工楼盘业主的公开信

“买了烂尾房，我就感觉当官的为老百姓做主我是不信的 。”

江西省南昌市业主徐峰，31岁，购房款110万元——徐峰（音）觉得2019年是个好年头。他和妻子在东部城市南昌租下的一间杂货店生意很好。他觉得是时候购置属于自己的商铺了。

他找到了完美的地点：一处面积约93平，售价110万元的住宅一楼空间。它属于新力城，一座拥有数以千计公寓的大型楼盘，服务从业者安迪·曹也在这里买了一套房。

为了支付55万元首付，徐峰不得不亏本甩卖一些商品，并申请了10年按揭贷款。他让儿子上了南昌的一所小学。

三年后，新力城仍未完工。徐峰说，他承受了巨大的经济压力，除了还贷，还得为手上的生意支付铺租。他不再和朋友出去吃饭，除了儿子的学费，其他开支一律削减。

“从来没想过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 ，”他说。“想要二胎也不敢，赚的钱勉强够开支 。”

出于对交房延迟的不满，徐峰和数百名购房者在过去一年多次提出抗议。

他们在当地政府大门外和公共广场上聚集，甚至在建筑物顶部悬挂横幅。但他说，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效果，许多人还在抗议中被拘留。

在一栋未完工的公寓楼顶上，购房者要求全面恢复施工。最左边的条幅上写着：“丧失诚信 不兑承诺 屡屡作秀 无视新力城业主”。

在一栋未完工的公寓楼顶上，购房者要求全面恢复施工。最左边的条幅上写着：“丧失诚信 不兑承诺 屡屡作秀 无视新力城业主”。 PICKUP

徐峰在8月停贷。这影响了他的征信，迫使他依靠亲戚贷款来维持生意。但他表示，已经不再期待政府会出手帮助像他这样的人。

“我们维权经历了太多，官官相护，对老百姓没有一点好处，”他说。

《纽约时报》联系了融创中国、华夏幸福、新力控股、以及市省与国家各级住房监管部门请求置评。无人回应。

谢选骏指出：共产党中国自称“民主”，但是从来不敢进行一次选举——对于这样一个“民主不选举”的“国家”，自称“人民”的废垃们还要买楼，那么，所能得到的大概只是“签约”，“交楼”则是很不确定的了。所以我说，“民主不选举·签约不交楼”就是俘虏们的命运，而且构成共产党中国的“国情”。可是废垃大众却对此视而不见，以为采取了鸵鸟政策灾难就不会发生了。谁知狼长胖了更想吃羊。因为狼的胃口变得更大了！


【36、海外民运团体不幸沦为“海外民团”】


《獨家／知名民運人士滕彪遭爆性侵　受害人現身！不滿擅改「強暴未遂」道歉聲明》（2023-06-21 記者王秋燕綜合報導）：

性騷擾#MeToo風暴從台灣燒向海外民運圈。旅美知名中國人權律師滕彪台灣時間6月21日上午9點7分，針對2016年自己向一名女性求愛未遂做出的行為，在推特上發出一份公開道歉聲明。《菱傳媒》獨家訪問到受害女子心語，心語指控，滕彪未取得她同意逕自發出此份聲明搶占話語權，聲明內容不僅扭曲事實也未說明是「強暴未遂」，她拒絕承認該聲明。

獨立中文筆會前副會長心語（筆名）在台灣出生，在香港成長和工作，長期關切中國人權問題，是資深新聞工作者。

心語接受《菱傳媒》獨家電話專訪時表示，她是在2016年4月參加由海外民團「公民力量」組織的一個訪問團，前往流亡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地、印度達蘭薩拉進行考察、參加會議。心語說，當時同團者有「公民力量」創辦人楊建利、香港前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香港本土民主運動人士梁天琦，以及旅美民運人士滕彪等人。

心語指出，正式活動結束後，因為要多留一天，她在原本的住宿旅店櫃台辦理續住手續時，同團參訪的隊友滕彪突然告訴她，他們那邊有一位夥伴離開了，房間已付費到隔天，她可以住到「那個人」的房間。

心語當時以要搬動行李很麻煩為由婉拒，但滕彪卻力勸稱，兩間房不會很遠，且房間已空在那裡；「於是我帶著行李過去他們那邊的旅店。誰知一過去，就發現滕彪待在房間裡。」

心語回憶當時的場景說，當時她很驚訝，一直追問滕彪「房間在哪裡？」但滕彪卻回她「就在這裡」，「隨後滕彪就撲向我，企圖強暴我。我大叫推開滕彪，還躲在房間角落，滕彪卻再次撲向我，我繼續開口大叫，要對方不要這樣。滕彪見勢不妙，只好放開我，我才逃離房間。」

心語向《菱傳媒》記者控訴：「滕彪這種行為已經不是性騷擾，而是強暴未遂！」事實上滕彪早就已婚，有兩個女兒。

事發後，心語直接向楊建利求助，楊建利是比滕彪更知名的海外知名民運人士。心語表示：「楊建利得知此事後，不但沒接住我，還嚴厲指責我為何給他捅婁子」，心語感嘆，楊建利讓她以為自己做錯事了，僅為了顧及面子與大局，讓受害者被犧牲。

心語多年來一直向滕彪要求道歉，但一直到台灣近期燒起性騷擾#MeToo風暴，滕彪才同意用公開聲明的方式跟心語道歉，且承諾等心語同意道歉內容後，會在22日將道歉聲明公諸於世。

20日晚間，滕彪先向心語提供一份道歉聲明，文中指稱自己是求愛笨拙的表現，與心語的感受不同，且曾多次私下道歉，現在願意透過公開道歉:「對不起，是我傷害了你。」滕彪還在聲明結尾中向支持者與公眾道歉，稱不敢祈求大家原諒，會用餘生改正這個愚蠢錯誤。

滕彪在20日晚間私訊給受害者心語的道歉聲明。

心語看到上述聲明後，要求滕彪在聲明中加入「強暴未遂」的說明，但滕彪並未回應，且未取得心語同意，也沒遵守兩人約定的22日，就搶先在21日於推特發出署名的公開道歉聲明。

滕彪在6月21日上午搶先發表未經受害者心語同意的公開道歉聲明，而這與私下給心語的道歉聲明也不同，有搶話語權的意圖。

仔細看，可以發現此份推特公開聲明與他給心語的道歉聲明版本不同之處，包括第一點「 在我記憶中，我沒有撲上去沒有限制她離開」，以及第五點，「我也向支持者和公眾道歉，請求大家原諒。」

心語對於滕彪未取得她同意，就擅自發出的公開道歉聲明感到生氣，也認為滕彪藉此搶了話語權。心語說：「多年來，藤彪從沒說過喜歡我，對我表示過喜愛、追求之意。印度德蘭拉薩事件過後，他還曾騷擾過我幾次。他在道歉聲明說自己是求愛笨拙的表現，根本不是事實。」

滕彪這份道歉聲明已經在華人民運圈引發震撼，「知名作家」余杰21日在臉書發出貼文稱，自己將寫文章解析這封道歉信的虛偽與無恥，請大家繼續關心、轉發。

滕彪出生在中國吉林省，2002年獲得北京大學法學博士，之後因為多次代理中國公益人權案件，創辦北京興善研究所，推動新公民運動，也多次受到騷擾、被傳喚被抄家，被吊銷律師執照。

2011年中國政府開始大量抓捕維權人士，當年2月滕彪遭綁架酷刑70天。2014年滕彪受邀赴美國哈佛大學，從未回到中國，開始流亡美國，並積極參與推動中國民主人權的各項活動。

滕彪在海外華人圈享有盛名，常以中國旅美學者、人權律師身分接受台灣、香港、媒體訪問，並發表文章。根據余杰的臉書貼文，滕彪在二十多個人權組織中擔任要職，迄今為止，沒有一個組織發表聲明譴責。

滕彪並非第一位是這波性騷風暴的是知名海外民運人士。一名李姓男子曾指控民運領袖王丹曾在美國對他強吻、性騷。台北地檢署已簽分他字案，由婦幼專組檢察官偵辦。

谢选骏指出：没有了金主的支持，海外民运团体就不幸沦为“海外民团”了。


《心语两度回应滕彪：公开道歉前都还想用钱解决》（2023年6月30日 滚动 港澳台）報道：

旅美知名维权律师滕彪日前发出公开道歉声明，针对独立中文笔会前副会长心语（笔名）指控他2016年在印度达兰萨拉参加会议期间，对其“强暴未遂”的行为进行解释与道歉。道歉声明发布后，心语并不买账，接连指出滕彪道歉信中不合理之处。

旅美知名维权律师滕彪日前发出公开道歉声明，针对独立中文笔会前副会长心语（笔名）指控他2016年在印度达兰萨拉参加会议期间，对其“强暴未遂”的行为进行解释与道歉。道歉声明发布后，心语并不买账，接连指出滕彪道歉信中不合理之处。

滕彪于6月21日突然发出一份道歉信，引发海外民运圈震荡。滕彪在信中向受害者道歉，称在其记忆里，那是一场“异常笨拙的求爱，与心语女士的感受并不相同，我完全尊重她的感受”。他还称，已多次私下道歉，现在更要公开道歉：“对不起，是我伤害了你。”

当日，心语接受《菱传媒》采访，指出“滕彪这种行为已经不是性骚扰，而是强暴未遂！” 心语称，多年来一直向滕彪要求道歉，但一直到台湾近期烧起性骚扰MeToo风暴，滕彪才同意用公开声明的方式跟心语道歉，且承诺等心语同意道歉内容后，会在22日将道歉声明公布。

20日晚，心语在看到滕彪的声明后，要求在其中加上“强暴未遂”的说明，但滕彪并未回应，且抢在21日发表声明。心语对此除感到气愤外，还认为滕彪借此抢了话语权。心语还透露，在“强暴未遂”事件发生后，她曾向组织会议活动的“公民力量”主席杨建利反映，但杨建利却责怪心语“给他捅娄子”。

28日，《菱传媒》再一次刊出对心语的采访，心语再度强调，滕彪的确对她做了不应该的事，而非单纯求爱。她指出，2016年事发后，她一直要求滕彪公开道歉，“直到他自己在21日径自抢先发布‘求爱未遂’公开道歉声明前，都还想用金钱解决，当作精神赔偿，但被我拒绝”，且滕彪在道歉声明中完全未向自己的妻女道歉，是非常不对的。

心语也关注到，在端午假期间，互联网上出现许多攻击她的“黑函”。她指出，“现在网络上有黑函指称滕彪与我是恋人关系，这并非事实”。

此次MeToo风暴从台湾掀起，陆续延烧到海外民运圈。此次遭指控的滕彪在多个人权组织的任职情况也受到影响。21日，“人道中国”发布声明，称心语“这些指控令人不安，对此我们持非常严肃的态度”，并称滕彪已于2023年6月12日主动辞去“人道中国”理事的职务。“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也在21日发表道歉声明，承认自己的错误“是严重的”，一是不问青红皂白假定心语负有一定的责任，而粗暴地指责她捅篓子，给她造成了很深的伤害；二是过分关注会议、公民力量以及他个人的形象，而忽视了团队成员或会议出席者遭遇恶劣事件的感受；三是作为团队的负责人躲避责任，没有给心语应有的救援。

谢选骏指出：因为王丹和滕彪这两个案子都涉及到了台湾人，所以难免让人想到，这是“在太岁爷金主的头上动土”，就不是闹着玩的了。


【37、电视毁灭民主，手机消灭自由】


《媒体称TikTok损害儿童大脑，抖音也有同样的问题》（2022年04月30日 易简财经）报道：

4月15日，据媒体报道，麻省总医院的最新研究显示，长时间刷短视频，很可能被洗脑成为“TikTok Brain”（TikTok大脑）。

TikTok大脑

有媒体于本月，发表了一篇题为“解读 TikTok 大脑：沉迷于短视频让孩子发生了哪些改变”的文章。

所谓“TikTok大脑”，指的是因用户对TikTok短视频上瘾，而对大脑所产生的改变。

在报道中的这项研究里，这种对TikTok的成瘾性对儿童的伤害尤其高。

一般来说，当我们进行一些需要长时间保持专注的活动时，如阅读、做数学题时需要运用定向注意力。

而这取决于前额叶皮质——脑部的命令和控制中心。

但前额叶皮质这个东西，要到25岁左右才能发育完整。

而一轮又一轮TikTok有趣的短视频持续对大脑进行轰炸，脑中激增的多巴胺足以让一个孩子上瘾。

波士顿麻省总医院的精神科医生卡尔·马尔奇在研究中表示：

“看到各种媒介消费、媒体多任务处理以及年轻人注意力缺陷多动症(ADHD)发病率的增长趋势，你很难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他们的注意力持续时间在缩短。”

上述研究的参与者，精神病学及行为神经科学教授邦妮·内格尔同样认为：

“如果大脑反复处理快速且带有奖励性特点的内容，那么在处理节奏较慢的内容时，能力就会发生改变或损伤。”

实际上，“TikTok大脑”的说法并不只是对于儿童而言，对于自控能力较差的人来说，一样很难摆脱令人上瘾的短视频。

《福布斯》杂志就曾发文称，TikTok为“数字可卡因”。

福布斯表示，从科学上来讲，TikTok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成功，就是因为它非常像我们的大脑一直渴望的一种药物——可卡因。

这意味着TikTok使你不断渴望得到更多短视频的刺激，而在没有它们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感到空虚。

而上瘾，正是TikTok大脑的本质。

抖音也有同样问题

对于内容型应用而言，字节的决胜武器是推荐算法。TikTok如此，抖音亦是如此。其内在的逻辑，并不会相差太多。

一位业内人士对易简财经表示：“TikTok与抖音在算法上，其实大同小异。都是密切关注“留存率”和“访问时长”两大指标。

举个例子，无论你是在抖音还是在TikTok上刷视频，只要你连续刷几个小时，它的算法就能获得你的相关信息，比如你在“哪个视频停留的时间长”、“哪个视频循环了几遍”，就能测出你喜欢看哪种类型、你的音乐爱好，以及你的兴趣点等等，以此来精准向你投放相关内容，让你更沉迷于这个平台。”

而此次媒体称TikTok会损害儿童大脑，其实官媒也曾发文称，国内的短视频平台同样有这样的问题。

4月11日，《人民日报》刊发文章，点名未成年人沉迷短视频的问题。

该报道称，近九成受访中学生有使用短视频平台，近半数家长认为孩子或多或少沉迷于刷短视频，超半数家长认为短视频成瘾对青少年成长存在严重影响。虽然文中并未直接提及平台名字，但作为国内最大的短视频平台，抖音显然是重点关注对象。

事实上，沉迷短视频的不止是未成年人，年轻人和老年人也一样。

有网友用“刷屏十五秒，人间两小时”，来形容刷抖音停不下来的日常。与此同时，也有大量网友反映，因短视频上瘾，已经明显感觉到自身专注力的下降。甚至还有网友直指：短视频才是精神鸦片。

今年2月，易简财经也曾发表过一篇名为《抖音，求求你放过老年人吧》的文章。其中一位经常玩抖音的老年人这样说：“抖音的内容很丰富，娱乐功能更强，往往我在微信朋友圈里看不到的内容，在抖音里都能看到。而且抖音上的视频剪辑操作简易，功能也更多，分享更简单，非常方便老年人的傻瓜操作。”

简单的操作，让老年人更容易上手，而不用耗费力气看字，只用看视频的内容，则容易让老年人眼花缭乱，再加上智能分发，上瘾程度可想而知。

这跟媒体将TikTok比作“数字可卡因”的说法如出一辙。

如今TikTok的全球月活峰值已经突破12亿，几乎可以说，每天地球上有超过10亿人，会通过手机打开这款娱乐短视频应用。

抖音在2021年的峰值日活，更是达到了7亿。造成这种成瘾现象，算法功不可没。

广告支撑的字节帝国

如此上瘾的抖音和TikTok，也为字节跳动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今年1月，路透社发文称，字节跳动2021年全年收入约为58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677亿），其中TikTok广告收入年复合增长率 300%。

虽然此次字节跳动未公布广告收入占比，但根据彭博社此前报道中，2020年字节广告占实际收入的77%计算，2021年字节跳动的广告收入大约在2800亿左右。

这其中，抖音和TikTok贡献的广告收入，相信不会太低。

广告业务，作为字节跳动营收中举足轻重的一部分，不仅是字节的重要收入来源，更是基本盘。

而如何保证自己的基本盘能够长盛不衰，算法+流量自然就成了字节跳动的杀手锏。

但向用户不断推荐有趣、刺激、符合喜好的短视频的同时，算法也在不断刺激大脑中多巴胺的产生。

“我们有无穷无尽的即时快乐，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科技伦理学家詹姆斯·威廉姆斯说。

但是，当曾经的理性、秩序、逻辑性，逐渐转变为脱离语境、肤浅、碎化，一切公共话语都以娱乐的方式出现，那么人的思维就会厌倦思考，变得迟钝。成年人如此，未成年人更是如此。

尽管现在的抖音和TikTok都推出了防沉迷系统，也会定时提醒用户放下手机休息。但是否真的有效，恐怕还有待证明。

谢选骏指出：“抖音和TikTok都推出了防沉迷系统，也会定时提醒用户放下手机休息。”——这不过是让小偷强盗来看家护院。

人说——《华尔街日报》有文章说，短影音刺激大脑产生多巴胺，造成“抖音脑”，伤害孩子大脑。观看无止尽的15秒的抖音，会伤害孩童“长时期专注力”，使他们无法从事于没有立刻得到满足反馈的活动，作者称之为“抖音脑”。30年前有人说，电视遥控器是比原子弹还厉害的毁灭性武器。现在我们必须说，手机是最大的毁灭性武器。

我看——自从电视普及，选举出来的都是戏子，所以我说，电视毁灭了民主，把世界各国推向领袖的独裁；自从手机普及，人人都被它控制了，所以我说，手机消灭了自由，把全球人类推向奴役的深渊。


【38、八九民运的前哨战】


《四十年前，那场匆匆结束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阜成门六号院 2023-09-12）报道：

改革开放后，我国制度进步的最大体现是权力使用的科学化、规范化，如果这方面做得好，人民就安心，社会就有活力、创造力；这方面做得不好，则影响社会的预期和信心。

发生于1983年下半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虽然持续很短，但是当代中国史研究的一个绕不开话题，因为这个事件中发生的很多事情太突兀，与改革时期和谐开放奋发的大气候格格不入，历史学家在论述早期改革史的时候，往往都会讲到这个事。

促使“清污”的发生，其根本原因是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以后，新旧思想意识形态的冲突。党内的很多高层干部，以及知识界在越发深入反思“左”的错误根源，希望以此解放全体社会的思想活力，更好推动现代化建设；同时，随着社会管制的松动以及国门的打开，国外及港台生活潮流涌入内地，出现了很多新思潮和新风尚，主要体现在：

第一，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很多人经过对苏联意识形态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反思，提出要完整理解和贯彻马克思主义，很多过去被视为“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属性的马克思学说或社会主义各流派学说，也被引进到国内。

第二，在文艺界，随着对建国来历次“左”倾错误的反思深入，出现了“伤痕文学”以及“伤痕电影”，甚至这一时期“反思”成为文艺界主流，刘心武、张洁、冯骥才、从维熙、张贤亮都写出了很多优秀作品。

第三，在政治学、经济学界，随着西方思想的引进，大批知识分子开始质疑计划体制的有效性，主张进行经济市场化改革，并且进行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宣传新的社会管理和经济管理理念的著作大量出现。

第四，在社会生活领域，西方及港台文学、艺术、时尚也开始进入中国，因为这些更关注人性、贴近生活，一经传入就受到热烈欢迎，比如港台流行乐，不足一两年就风靡全国，甚至社会上有“白天老邓、晚上小邓（邓丽君）”的说法。

而另一部分人坚持原来的意识形态，认为这些行为是离经叛道、思想堕落腐化，是新时代情况下产生的精神污染。正像当时一位重要人物忧心忡忡地说的那样：“我们不要眼巴巴地看着我们国家就这样子！专让青年看搂搂抱抱的，或者是武打片子，或是慈禧太后古装片子，不是把青年引向歪路上去吗？我们掌握了国家机器，对这样的问题都没有办法解决，不是太可耻了吗？” 他们迫切希望捍卫思想和社会生活的“纯洁性”， 因此，从改革一开始就不断发生新与旧的冲突，比如，“歌德与缺德”事件、《苦恋》风波等。

而这次“清污”的直接导火索是围绕周扬所提出的“异化”问题风波及人道主义产生的争论。1983年3月系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党内老资格宣传理论界领导人周扬受中央党校校长王震的邀请，给学员做了一场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报告。

周扬早年即爆的大名，在抗战前系国统区“左翼”文艺界领导人之一。到延安之后，他更成为文艺界的党鞭执掌者，督促引导监督文艺界落实无产阶级文艺观，与党的政治路线保持一致。并且，后来周扬越来越“左”，参与或领导了很多对文艺界知名人士的大批判。

不过，经过那十年牢狱的折磨，周扬晚年痛定思痛，有了很多反思。这次，他藉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机会，非常认真构思了一篇长文，重点谈“异化”及人道主义问题。这篇文章堪称理论反思最深刻的著作之一，充分显示了这位老资格理论家的笔力，至今读起来仍然具有鲜活思想冲击力。

周扬提出，由于我们经验缺乏及过去专制主义太浓厚，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在经济、思想和政治领域都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严重“异化”。比如，因为民主和法制的不健全，人民的公仆反而成为人民的主人，我们只有实行制度改革才能消除异化。

周扬还指出，马克思主义是非常重视人、关心人的学说，其核心就是解放人类，而过去我们片面吸收阶级斗争论，忽视了人的价值，并且把人性论、人道主义视为资产阶级的东西，以致酿成惨祸。所以，以后我们要关心人的尊严，提高人的价值，提倡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

周扬在中央党校的讲话当场受到学员的热烈欢迎，事后却受到宣传领域主管领导的严厉批评。随后，宣传工作领域负责人立即组织北京大学教授黄枬森等人反驳周扬的观点。《人民日报》正副总编辑，也因为全文发表周扬的讲话，受到了撤职处分。进入夏季之后，先是在理论界、文艺界，一场“清理精神污染”的运动开始轰轰烈烈展开，这时候很多理论机关开始审查研究人员作品的思想倾向，图书馆、美术馆等开始大量下架有“污染”倾向的作品。

接下来在10月中旬，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提出要整顿党的思想组织涣散、清理“左”的思想遗毒、清除“三种人”、清除资产阶级倾向精神污染等，总体上是既反“左”、又防右，以反“左”为主。

不过，一些人利用邓小平同志对“精神污染”的担忧（注释一），在整顿的执行上，将重点从反“左”转到清除精神污染，整顿范围从党内扩展到党外群众，整顿对象从思想战线扩展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10月24日，关于清理精神污染的36号文件被正式下发，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广度展开。

不可否认，当时思想界和社会生活领域，的确存在一些不健康消极因素，很多偏激的、片面的言论有必要重视，加以消除社会影响。但是“清污”运动，并没有明确规定什么是精神污染，某个行为或言论是否是“精神污染”，全凭各级各部门领导根据自己的理解去解读；处置权也无限下放，各种基层组织领导乃至保卫科干事等又得到了丢失了才六七年的，对下属的“生杀予夺”大权。因此，过火行为越来越多，本文试举几个例子：

1.  某大城市市委机关门口写着：“男士大包头，女士披肩发，涂脂抹粉，佩戴首饰者，均不得进入大楼”。

2.  北京大学学生会举办的学生交谊舞会被勒令停止，一些同学因顶风偷偷举办，全部音响设备被没收，并且面临纪律处分；谈恋爱也被视为精神污染，晚上校保卫部人员打着手电，在燕园四处抓捕谈恋爱人员（见北京大学法律系1981级邓杰《燕园追忆》）。

3.  文艺界积极开展对流行音乐的批判，人民音乐出版社还出版了《怎样鉴别黄色歌曲》，《何日君再来》、《夜来香》被定性为“黄色歌曲”的典范，连李谷一的《乡恋》和苏小明的《军港之夜》也被认为是靡靡之音。老音乐家贺绿汀说，美国“先锋派”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虚无飘渺，叫人听不懂，商品音乐、港台时代曲，这中间有很多是三十年代酒吧歌女的黄色音乐，党中央提出消除精神污染，我们也应该净化音乐领域。（《人民日报》1983年11月5日）

4.  科幻文学也被定性为“严重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钱学森在中国科协发表讲话称：“有些人打着‘科普创作’‘科幻小说’的招牌，贩卖一些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破烂，因为它的影响面宽，我们必须十分注意……对广大群众是个严重污染。”（《光明日报》1983年11月3日）。这次运动之后，当时最知名科普和科技文学专家叶永烈开始思考“左”的思想的根源，转行研究“文革”主要人物，后来写下了赫赫有名的四人帮传记。

5.  某期《瞭望》杂志因为杂志封面系穿着紧身裤的女性体操运动员，被认为有“黄色”嫌疑，列为禁书；新出版的《马克思传》，内页因有马克思夫人燕妮袒露肩膀和颈胸的传统欧洲装束的照片，而被视作“黄色书籍”没收。

6.  浙江大学历史系近代史学教授杨树标，因为说“国民党是个有光荣传统的政党”，被浙江省纪委列为“精神污染”大案，几番被调查。西北大学经济系研究生张维迎由于给《中国青年报》投稿写了一篇《为“钱”正名》，也被视为严重精神污染，对于是否处置，一直向上惊动到省委。笔者以前工作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即原国家经济体改委的一部分，里面也有很多经济学家因为主张市场经济，被定为“精神污染”分子。

改革开放后制度进步的本质是权力执行的科学化、规范化，而这场运动却反其道而行之，颇有回归那种极端人治化的苗头。对于什么是精神污染，下面执行中越来越宽泛，罪与非罪之间全凭个人解读，一时间人人自危，刚刚形成的宽松、心情舒畅的社会气氛，陡然又凝固起来。加上之前不仅开始的“整顿特区”、“经济严打”等行动，也令外部质疑，中国是否要继续改革开放。

对于这场运动，最先警觉并且全力踩刹车的是胡耀邦。11月初，胡耀邦首先找到《中国青年报》总编辑佘世光，委托他写一篇《污染须清除，生活要美化》的评论，明确提出反对将清除精神污染扩大化，而后又让《人民日报》予以全文转载，以给当时形势降温。

1983年12月14日，胡耀邦又召集人民日报社长秦川、新华社社长穆青和广播电视部部长吴冷西这三位宣传口最关键领导谈话，提出了对清理污染的总体看法：清除思想战线上的污染，不要搞到人民的生活方式和兴趣爱好上面去；我们做思想工作必须注意两个干扰：一种是“左”的思想干扰，一种是封建思想干扰，这两种思想容易使清除精神污染扩大化。为此，他提出要严格划清七个具体的界限：

第一，不要干涉人家穿衣打扮，不要用奇装异服一词，总的来说，我国的衣着还是单调的，不要把刚刚出现的活泼多样又打回到古板、单调状态中去；

第二，歌曲方面，我们提倡有革命内容的歌曲，提倡昂扬向上的歌曲，但是对抒情歌曲及轻音乐，不要禁止，如要禁止，也得须经过批准；

第三，文学方面，所有世界公认的名著不能封闭，资产阶级作家写作的有名的小说中，即使有点色情描写也不要紧，我们要禁止的是那些露骨淫秽的东西；

第四，电影、戏剧、舞蹈、曲艺、杂技等，凡是中央没有明令禁止的都可以演，不能滥禁乱砍；

第五，应允许青年人跳集体舞、少数民族舞，共青团要主动组织；

第六，绘画、雕塑方面，不能禁止表现人体美的作品，考虑到中国民族习惯，可以采取逐步开放的政策，原则上不能禁止；

第七，教育方面，生理卫生课不是精神污染，现在青少学生基本生理知识缺乏，越禁止、他们就越感到神秘。

这里还有个小故事，胡耀邦一次在谈起不要干涉人们穿衣问题时，某位领导干部插话道：“有些人太不像话，还是应该管一管，机关有一位工作人员，喜欢穿一条超短裙，叫人实在看不惯”。耀邦当即幽默地回复：“谁叫你去看她，你看不惯不看就是了。”耀邦说完，满堂哈哈大笑。

对于最关键的，如何应对这些所谓的“精神污染”的问题，胡耀邦认为：精神污染就像个人主义、唯心主义，是无法清除的，我们只有解放思想、鼓励创作，推出更多文艺、体育、电视优秀作品，才是最好抵制精神污染的办法（1984年2月11日在上海锦江饭店、17日在石家庄同有关负责同志的谈话）。总体来讲，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取代“清除精神污染”是胡耀邦的应对思路，在他的努力下，1986年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并且肯定人权、自由、博爱等思想是全人类的普遍共同价值追求。

在胡耀邦明确划定这七个界限之后，事实上清除精神污染就在各领域急速刹车了（注释二）。同时，邓小平也意识到，“清除精神污染”早已经违背了他一开始就提出的，决不能采取“过去那种简单片面、粗暴过火的所谓批判，以及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处理方法”的警告。1984年初，他明确告诉中央有关负责人，此事可以告一段落，这实质上是放弃了“要搞三年”的设想。这样，“清除精神污染”持续了两个月左右，就逐渐偃旗息鼓了，中国迎来充满宽松记忆的1984年，人们卸掉精神包袱，这一年在改革上做出来太多突出成就。

那么“精神污染运动”留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呢？那就是对于管束性政策法规，一定要有明确的范围，否则依据中国文化惯性，下级执行一定会从严从宽、宁左勿右（去年核酸及封控也是例子）；严格规范执法程序，不能随便授予执法权，否则会滥用国家权威，损害公权威信，制造官民、党群对立局面；政治与经济信心是高度关联的，但是如果不慎产生紧张局面，会影响经济政策的执行效果，由于我国千百年来是一个大政府社会，人们从骨子里对公权边界变化特别明显，一举一动影响到人们对未来的预期打算，所以我们处理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要慎之又慎，尤其是在经济形势不好，亟需搞好建设、增强国力的时候。

在这场短暂的运动中，胡耀邦在关键时刻，不惜得罪很多人，挺身而出、扭转方向，堪称大无畏的英雄勇士；邓小平敏锐洞察动态，及时止损，也不失一位伟大的政治家睿智风度。

网民嚎叫：

PAS001 发表评论于 2023-09-13 11:30:5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旦有什么左的运动和口号，事后都会遭到清算。但是西方也过于民主，过于提倡个人。有时候，为了迁就少数个人，牺牲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人类走到今天，发现没有一个适合的理论和体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洋知青 发表评论于 2023-09-13 07:33:01

实际上马列主义是对中国最大精神污染！

偶偶地来一发 发表评论于 2023-09-13 06:09:27

都比戈氏聪明。

reno2389 发表评论于 2023-09-12 18:36:13

反毛反共者自己说说，到底是邓小平，还是胡耀邦，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呢？赵紫阳还没有那个资格。

谢选骏指出：上文只记得“四十年前（1983年），那场匆匆结束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却忘了那场腥风血雨还有一个别名，叫做“八三严打”——这些都是作为“八九民运的前哨战”出现在推翻暴政的历史前列的！没有这些前赴后继的前浪后浪，国际共产主义阵营是不可能在1989年一夕瓦解、瞬间土崩的。向八九民运的前哨战致敬。


【39、王炳章1999年前往美国驻伦敦大使馆前抗议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


《中国民主党联总欧洲党部关于王炳章一行在中越边境失踪事件的声明》报道：

7月22日从“联总之声”上惊闻王炳章、岳武、张琪三人在中越边境突然失踪。中国民主党欧洲党部全体同仁深为王博士一行的安危而担忧。

王炳章先生是“中国之春”的创始人，曾于1999年5月来法国和英国与所在国民运骨干见面，全面介绍了98年组党的全面历程，并带领英国党部同仁冒雨前往美国驻伦敦大使馆前抗议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尽管此举在海外民运队伍中引起争议，但是，王先生敏锐的政治嗅觉和广博的知识给英国同仁留下了深刻印象。他那不屈不挠的斗志堪称一代民运楷模。

岳武先生曾于97年来伦敦参加“汉藏研讨会”，他对海外民运队伍中存在的一些丑恶现象表现出来的激愤之情，令人深有同感。此次三人身先士卒，为中国的民主事业赴汤蹈火，又为海外民运战士树立一个光辉榜样！

我们注意到，王炳章先生所在的中国民主正义党在事发一开始的“郑重声明”，断然否认王炳章一行人被捕（或变相被捕〕，这显然是极端不负责任的做法。在事件真相大白之前，这种立即否认王炳章一行已处于最危险的境地（陷于中共之手〕，那是会对受难人的生命安全造成极大的危险。

我们同时注意到，中国民主党联总在事发之初即坚持三人失踪与中共有关，使中国民主党在这次斗争中一直掌握着主动。

我们认为，如果王炳章一行在越南境内被中共特工绑架，这将是一起骇人听闻的国际恐怖主义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爱好和平和民主人士的谴责。如果中共是在中国境内逮捕王炳章一行，这就是中共外交部又一次欺骗世界舆论的例证。

对此，我们声明如下：

1、强烈谴责这一践踏人权的恐怖暴力行为。

2、坚决支持中国民主党联总领导人王希哲先生在其公开信中表明的立场和原则。

3、完全赞成刘刚先生的呼吁书，并愿意以集体或个人名义签名。

我们要特别指出，以社会最小代价促进中国的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革，这绝对不是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中共对社会异己之声采取的暴力镇压手段使社会矛盾不断的积累和恶化。这才是“社会最小代价”的最大威胁！我们呼吁，中共应该认清世界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放弃一党专制，实行新闻自由，释放所有政治犯，使中华民族早日走上民主社会的光明大道！

中国民主党联总欧洲党部秘书长：

黄华签署 2002年8月15日

谢选骏指出：王炳章此举，在“政治正确性”方面争议很大，联系到他的一贯历史来看，确有被人误导之嫌。但无论如何，似乎都埋下了他后来命运的伏笔。


《异议人士张琦返回美国》（2003.03.02 sharethis sharing button）报道：

去年6月与异议人士王炳章、岳武一道被中国当局逮捕的中功活跃人士张琦已经返回美国；她到达纽约后对媒体说，他希望王炳章获释，但是不知道这个希望是否能够实现。下面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去年6月在中越边境与王炳章一道被捕的异议人士岳武和张琦去年12月就被宣布解除监视居住；岳武出监狱后随即回到巴黎，而张琦虽然走出了监狱，直到最近才完全获得自由。美联社的报道说，现在不清楚为什么中国政府在宣布对张琦解除监视居住后的几个月中，没有给她以真正的自由。

目前居住在巴黎的岳武也表示，此事还有待于进一步了解。但是他说，他听到张琦抵达美国的消息很高兴： （录音）

岳武说，尽管中国政府指控王炳章从事间谍和恐怖活动并判以无期徒刑，但是因为张琦与王炳章相识的时间不长，所以并没有受到牵连： （录音）

另一名异议人士傅申奇说，在王炳章、岳武和张琦这三个人中间，张琦和岳武不是中国政府整肃的对象： （录音）

接受采访的两位异议人士呼吁中国政府释放王炳章。岳武说， （录音）

傅申奇说，中国政府试图把民运与恐怖主义挂上钩，它对王炳章一案的审判是政治审判，经不起历史的检验。

这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张琦讲述在中国被关押经历》（2003.03.06 sharethis sharing button）报道：

“海外异议人士张琦”星期四在华盛顿举行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讲述了她和王炳章、岳武在越南被绑架和在中国被关押的经历。下面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含青的采访报道。

旅美中国民运人士王炳章的未婚妻、中国公民张琦，在被中国有关方面软禁和关押8个月后，于3月1号被中国政府释放，回到美国。在新闻发布会上，张琦介绍了他们在越南被绑架的经过： (录音)

张琦说，在河对岸等了一段时间后，又来了10几个人将他们带走，头上蒙着黑塑料袋，之后被带入一个类似酒店的房间，将他们三人分别关押并将张琦手脚都绑起来。不久，来了一个自称大哥的人向张琦索要1000万美元，还要她家人的电话号码，并说如不按期交付，就将她杀死。 张琦接着说： (录音)

之后，据张琦说，她被广西公安人员送到她在四川的母亲家里软禁起来，在这期间，主要被讯问的问题是她在泰国的难民身份等问题。一个多月后，她又被送到广州市武警部队所在地监视居住约4个月，并多次被讯问有关王炳章的事情。

当被问及监视居住的待遇如何时，张琦说： (录音)

去年12月12号，张琦被解除监视居住，又被送回四川母亲家。虽然名义上是解除监视居住，但张琦说，她实际上仍然24小时被公安监视。

张琦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他们三人的被绑架存在两个主要疑点： (录音)

分析第二个疑点，张琦表示： (录音)

对中国政府指控王炳章充当台湾间谍以及组织恐怖活动的两项指控，张琦说： (录音)

王炳章于今年2月被深圳法院终审判处无期徒刑。张琦在谈到她今后的打算时说： (录音)

王炳章被捕前曾是美国自由中国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自由中国运动执行长连胜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们目前已经起草了一份有关王炳章的议案，并送交美国国会，他们在议案中谴责了中国方面对王炳章等人的绑架和不实指控。旅居加拿大的王炳章老母也已致信美国总统布什，希望美国政府能帮助营救她的儿子。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含青的采访报道。

《张琦透露王炳章等人被绑细节》（ 2003年3月6日）报道：

失去自由达八个月之久的民运人士张琦，今天在美国华盛顿[全国记者俱乐部]举行新闻发布会，首次向外界透露了她和王炳章等三人被绑架和关押的细节。总部设在美国的民运组织[自由中国运动]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关注王炳章的命运，并且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王炳章。

经过将近八个月的磨难，今年41岁的张琦脸色憔悴，说话声音也很微弱。张琦是在中国召开两会前夕被中国政府释放的。她在3月1号得到中国当局的批准出境，取道香港，于3月2号到达美国。张琦女士向记者介绍了她和未婚夫王炳章以及岳武三人被绑架的经历。张琦说：“2002年的6月27号，王炳章在越南芒街与中国来的一个朋友见了面，之后，12点多，在一个餐馆就餐的时候，就被一夥人盯上了。然后他们跟着我们到我们住的酒店的大堂，将我们绑架。”

中国政府在否认知道失踪达六个月之久的王炳章等三人下落之后，于去年12月出乎意料地承认王炳章，岳武和张琦等三人已经被关押在中国，并且以间谍罪和恐怖活动罪判王炳章终身监禁，并且于2月28号驳回王炳章的上诉，维持无期徒刑的原判。

*越南绑匪有人会说中文*

在华盛顿的[全国记者俱乐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张琦以亲身经历澄清了外界对这宗错综复杂的越境绑架案的一些误解，并且提出一些疑点。针对记者提出有报导说，中国国家安全部门的特工人员参与了绑架案，张琦回答说，她认为最初在越南绑架他们的似乎是绑匪。张琦说：“从整个绑架案子来看，好像是绑匪。但是具体的内幕我不清楚。我想这里面有很多疑点。”

张琦提出的疑点包括：在越南的绑匪中有两个人会说中国话；王炳章等三人被绑架到中国境内的时候，其中一名绑匪很骄傲地把王炳章几年前一张穿黑色毛衣的照片炫耀给他们看；绑匪曾经向他们索要一千万美元的赎金和在华亲属的电话号码，但是他们后来发现家属从来没有接到过任何勒索赎金的电话；当中国公安人员到破庙中解救他们的时候，绑匪居然事先获得风声，前脚离开，后脚带着警犬的公安人员就到了，而且也没有去搜索绑匪。

分析家认为，也许中国国家安全部门没有直接参与绑架事件，但是并不能排除收买绑匪从事绑架活动，或者幕后指挥这起绑架事件的可能性。

*北京破坏游戏底牌*

总部设在华盛顿的民运组织[自由中国运动]负责人连胜德说，这个组织正在协助王炳章的未婚妻张琦到美国国会游说，争取更多美国国会议员的支持。

连胜德说：“中共首次用恐怖分子这个目前最流行的词汇来镇压民运，等于是破坏了中共和民运之间游戏的底牌。我们和很多民运组织一起，为营救王炳章共同努力。上个星期，我们组织王炳章的女儿和张琦小姐，拜访了美国国会很多关注中国人权问题的重量级议员，并且准备协助他们在美国国会提出一项决议案，举行听证会，促进王炳章的早日获释。”

记者会结束前，张琦还代表王炳章年已八十的父母，宣读了王炳章家属给布什总统的一封信，但是张琦在读了头几句话之后，就呜咽着读不下去了，可见这八个月的苦难给她的心理造成的创伤。

谢选骏指出：王炳章的两个同案为何能够得到释放，而且还能回到各自的海外基地？现在看来， 这可能是一个“国际合作”的结果——当时正值“反恐战争”，需要“中美合作”，所以美国政府特别允许共产党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每一个被绑架的知名男人，背后都有一个致命的卧底女人》（刘刚2011年6月8日）报道：

这里只写出一个提纲，我随后会写出更详细的分析论证。

人们常说，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贤惠的女人。

可我发现，每一个被绑架的知名男人，背后都有一个致命的卧底女人。而且他们的这种模式几乎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

为了证明上述定理，我这里只是引用众所周知的案例。

1. 中国民运之父王炳章被自己的未婚妻张琪一路引诱到越南，被共匪绑架回中国。王炳章被判处无期徒刑，张琪被放回美国，至今以王炳章未婚妻自居，成为著名民主人士。王炳章被绑架了，王炳章的信用和资源都成为张琪的了。张琪成为王炳章的最合法代言人。

2. 中功发起人张宏堡被其情妇严庆新及严庆新的妹妹张琪超限战，兴起法律缠讼达四十多起，索赔两千三百万美元，最终使得张宏堡被车祸致死。张宏堡的上亿资产被严庆新和张琪窃为己有。

3. 中发联发起人彭明，也是陷入严庆新和张琪的同样陷阱，被中共绑架回中国判处无期徒刑。彭明的大部分资源也落入严庆新和张琪手中。

4. 人权律师高智晟被老鼠刘荻、小乔、张鹤兹等人多次构陷，名声上搞垮后，被中共绑架，至今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在高智晟被绑架期间，刘荻、刘路等人不仅能搞到高智晟的万言悔罪书发到网上，而且还能提着蛋糕去看望高智晟，继而写出话剧剧本，将高智晟名誉上搞臭，配合孙荻领导的国宝将高智晟肉体上消灭。搞掉高智晟，最大的受益者是刘荻、刘路、小乔以及他们所拥戴的刘晓波和丁子霖一伙，使他们成为中国维权的唯一正确代表。

5. 刘晓波以刘荻、刘路、小乔为左膀右臂，以中文作家笔会为阵地，以自由中国论坛为舞台，发起了以没有敌人为主题的和谐运动。他们打击中伤高智晟，诽谤王炳章，发起08宪章，汇聚了大量人气，更是垄断了海外资助的大部分资源。但是，尽管刘晓波一再向中共抛绣球，祈求和谐合作共同发大财，刘晓波最终还是没有逃出被绑架被判刑的命运。刘晓波被判刑了，刘晓波被得诺贝尔和平奖了，随之刘晓波的太太刘霞也失踪了。最后结果是，刘荻成为08宪章的最正统代表，刘路成为刘晓波的最权威代表，小乔成为诺贝尔奖的最主要推手。刘晓波用坐牢换取的大部分资源被刘荻刘路小乔一览无余。

6. 艾未未被绑架50天了。现在在推特上为艾未未公开用真名呼吁最强烈的当属刘艳萍，她似乎是比艾未未家人还要权威的艾未未代言人。与其他人为艾未未的呼吁不同，刘艳萍总是要人们承认艾未未没有受到酷刑，如果有谁怀疑艾未未受到酷刑，刘艳萍就会以艾未未最亲密战友的名义跳出来破口大骂。这就跟刘荻在当年引导人们争论高智晟是否是认罪悔罪一样，以此来掩盖共匪非法绑架的罪行，似乎只要高智晟有了悔罪书，人们就不应该为高智晟呼吁，而应一致谴责高智晟，还要声援共匪绑架高智晟。同样，这刘艳萍等人先是夺得艾未未的亲密战友和代言人的桂冠，随后就主导人们为艾未未呼吁的口径，引导人们去争论艾未未是否被酷刑，如果没被酷刑，就应该给共匪平反昭雪，感激共匪善待俘虏，还要口诛笔伐那些谴责共匪以酷刑迫害艾未未的人。难道说非法绑架不是最严重的酷刑吗？如果不是，那也是比任何酷刑都是更严重的犯罪。令我奇怪的是，刘艳萍得到了刘荻和小乔等人的全面配合，我每写出为艾未未呼吁的文章，她们三人几乎会异口同声地大骂我“脑子进水”，“傻B”，“十三点”，等等最下流的脏话。了解了刘艳萍是如何进入发棵的，后来又是如何紧跟艾未未左右，又是如何敢于跟警察对抗而不被惩处的，艾未未的许多重要文件都是刘艳萍起草发布的，刘艳萍是如何在网上以真名破口大骂，口出不逊的，这一切都告诉我，刘艳萍同刘荻小乔都是一个套路，担负着同样的使命。她所做过的一切，与其说是推进中国民主，莫不如说是取得艾未未信任，以便更有效地监视艾未未。现今对艾未未的呼吁，那也不过是企图将艾未未的各种资源，包括名声、崇拜者、资金都据为己有，为中共所用，以便达到分化瓦解误导网友的目的。但愿我的判断有误，但中共一定在艾未未身边安插了卧底，并掌握了艾未未最致命的弱点和证据，否则，中共对艾未未的打击如何会如此计划周密、信心百倍？

从我上述所讲的故事，那些一厢情愿地认为中共流氓警察绝对不会对艾未未使用酷刑的人，未免应该早日清醒了。他们曾经对高智晟使用过，对他们的领袖刘少奇、彭德怀、薄一波、陶铸、罗瑞卿都使用过，凭什么艾未未就一定能幸免？再说了，这非法绑架不是比酷刑还要严重恶劣千百倍吗？可网上老鼠刘荻等女流，居然又在掀起关于艾未未是否被酷刑的争论，好像如果艾未未没有受到酷刑，人们就应该为共产党平反昭雪，应该感激共产党善待了艾未未。她们几个还要一口咬定是我脑袋进水了。我只好说这几位是头发长见识短啦。

最后请网友们注意观察那些以实名真身上网的知名女性，那些动不动就“靠”的知名女网友。他们凭什么一方面将自己打扮成作家、民主人士、反共义士，同时又对别人出口不逊，粗口成章？有谁能够看到现实生活中的知识女性会如此无赖？即便是这网上的匿名男网友，又有谁能够这样无耻下流？她们从哪里来的这种勇气？我相信这唯一的解释，那就是专业训练所造就的无耻和职业习惯。

同样的两个女人，严庆新和张琪姐妹俩，从2001年到2007年，居然能够用几乎是同样的手段先后除掉张宏堡，协同绑架王炳章、彭明，难道大家就不应该对此保持警惕吗？

王炳章被绑架后，那个同王炳章一同被绑架到中国的自称是王炳章未婚妻的女人，很快又被中共送往美国。此后又是这两位女人设陷阱诱骗中发联发起人彭明，导致彭明也步王炳章后尘，被中共绑架回中国，并被判处无期徒刑。

谢选骏指出：王炳章既然1999年前往美国驻伦敦大使馆前抗议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就无法获得美国方面的有效援助了。所以说，王炳章此举，不仅在“政治正确性”方面争议很大，而且埋下了他2002年遭到綁架以來迄今为止二十一年监禁的“伏笔”。所以我看，在全球化的时代，看问题一定要有全球观。


【40、民主老贼也该死】


《上午投票，下午去世！全美最年长议员经历传奇》（2023-09-29 坏人生活网）报道：

加州民主党国会参议员黛安·范士丹（Dianne Feinstein)是美国最年长的参议员，也是自由派的长期掌权者，在上议院任职 30 多年后，于周四晚去世，享年 90 岁。

虽然昨晚去世，但是即便是昨天上午她还在工作，早上她完成了人生最后一次投票，随后在华盛顿家中去世。她的最后一票是一项程序性动议，旨在推进联邦航空局的重新授权。 

这位加州民主党人今年 6 月已年满 90 岁，这使她成为了参议院最年长的议员，也是任职时间最长的女参议员。在参议院的最后几年里，范士丹一直因对她健康状况的质疑而面临辞职呼声。今年2月，她宣布计划在任期结束时退休。

在她宣布将退休后，拜登总统曾赞扬其她是“公民自由的热情捍卫者，是国家安全政策的有力代言人，这些政策在尊重我们的价值观的同时保证了我们的安全。”

这位前旧金山市长长期以来一直是民主党政治的堡垒，曾担任备受瞩目的参议院规则委员会和情报委员会主席，并在 1994 年提出了攻击性武器禁令。

但她的名声近年来却越来越差，这主要是由于病重导致其认知能力明显下降，并因病缺席两个半月，因此导致司法委员会的法官确认工作积压。即便如此，她依旧坚持掌权。

根据 1985 年《洛杉矶时报》的一篇报道，范斯坦形容自己的童年 "非常残酷"，并说她酗酒的母亲经常殴打她和她的妹妹。

尽管如此，1978 年，在旧金山市前市长乔治-莫斯科尼（George Moscone）和市参事哈维-米尔克（Harvey Milk）遇刺身亡后，45 岁的她成为旧金山第一位女市长和犹太裔市长。

作为当时的县参事会主席，她在暗杀发生时正在市政厅，是她发现米尔克死在他的办公室里。费恩斯坦随后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他们的死讯，其言辞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

她随后在旧金山市长的位置上坐了十年，然后开始竞选州长。

1956 年，范士丹与第一任结婚，三年后，成为了单亲妈妈。1962 年，她第二次结婚，后者于 1978 年死于结肠癌。两年后，她嫁给了旧金山投资银行家亿万富翁理查德-布卢姆。

在当时，一个是旧金山权力得最高点，一个则是世界有名的金融大亨，俩人成为了旧金山最著名的权贵夫妇。

1990年竞选州长失败后，她于 1992 年被任命为参议员。

范士丹因此成为了参议院历史上第五位最年长的参议员。此前Strom Thurmond因任职 48年，于 2003 年 1 月退休，那时他已经 100 岁。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今年夏天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约2/3的加州选民认为范士丹已经不适合担任公职。

范士丹原计划于 2024 年退休，目前已有三位众议院民主党人准备接替她的职位：众议员 芭芭拉-李（Barbara Lee）、凯蒂-波特（Katie Porter）和亚当-希夫（Adam Schiff）。共和党方面，商人埃里克-厄利（Eric Early）正在参选。

从一位政治家的角度来讲，范士丹的一生是辉煌的，一个世纪，她创造了美国政坛上无数个奇迹，也希望老人能安息！

网民嚎叫：

司机 2023年09月29日 16:11

必须立法，美国必须对公众职业设定年龄限制，试想代表公众利益的家伙脑子转不动了，如何维护人民利益？高龄皇帝那个不是昏君？民选官员呢？ 凭什么不是？

g2j2 2023年09月29日 15:34

都是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啊！

两党领导干部该年轻化了，该取消终身制了！

谢选骏指出：上文令人作呕，以丑为美，拿了鸡毛当令箭，却不知“民主老贼也该死”，因为它们赖着不走，就为进行官商勾结——


《各深陷法律风暴 拜登川普难回头》（社论 2023-09-30）报道：

在联邦政府关门倒数计时、美墨边界每天数以千计无证客涌进之际，众院三大委员会正式举行拜登总统弹劾程序的第一场听证，而在同时，前总统川普下周将在纽约高院出庭受审。目前三件大事同时发展，一则全国联邦机构暂停办公，或继续办公薪水暂停；二则弹劾难成，但过程揭发的丑闻，重创拜登总统与家族；三则是川普一旦败诉，虽无须坐牢，但川普集团立陷停顿，川普家族难以为继。

这三大政治面的利空，却未影响28日股市，华尔街股市主要指数都收高。外界似乎杞人忧天，因为不关心的人，继续毫无所觉，而关心的人都早已选边站队，掘壕备战，日子照过。

共和党去年11月小胜民主党，夺回众院主导权，对选民承诺之一就是开议后追究拜登总统之子杭特，有无打着父亲名义，在外收钱特权办事，父亲又是否知情。

根据吹哨者作证内容，首先证实杭特在逃漏税与购枪填报不实两刑案上，竟获司法部检察官不予追究的特权待遇，被踢爆后，迫使司法部起诉杭特，全案待审中；委员会现获有杭特涉嫌不法的数据，顺藤摸瓜，可能追到拜登父子联手涉及外国不法游说。

众议长麦卡锡9月决定展开弹劾调查程序，给予国会权力扩大深入调查，传讯关键证人与当事人杭特，调阅通联纪录电邮，更重要的是杭特与家族成员的银行访问款纪录。众院政府监督、司法、岁出入三大委员会已于28日开始第一场弹劾听证程序。

众院政府监督委员会主席柯莫指出，听证目的之一是，外国特定利益团体是否向拜登或拜登家人，提供金钱或其他有价物品，而使拜登采取行动，或是改变了政府政策？其二是，拜登是否滥用公职，知情参与收贿，而外国特殊利益团体付款给拜登家人有对价关系？其三是，拜登是否利用总统权力来阻碍对杭特的调查或起诉？

政府监督委员会网上公布30页备忘录，详列杭特与父亲交互的商业通信文书，在证据中有一项两笔共25万美元，是2019年7月来自杭特在北京的生意合伙人，汇到当时正在竞选总统的拜登在德拉瓦州住家地址。备忘录列出，自2014年到2019年，中方生意伙伴电汇了2400万美元，这期间拜登从担任副总统，到准备竞选总统。

听证会上，民主党众议员表达强烈不满，认共和党迄今毫无根据就启动弹劾，完全出于政治目的，而且政府还有三天就关门了，却在此浪费时间。更有民主党籍议员指目前的证据只显示拜登父子之间的亲密家常对话，「他们谈天气，拜登和杭特的客户也是谈谈天气」「难道父亲爱儿子也有错吗？」

三个委员会听证才刚启动，未来几周，实锤证据就会一件件浮现曝光，到底是儿子在打「拜登牌」做生意，还是父亲用「拜登牌」利用儿子为白手套，在收费办事，即将水落石出。目前全美民意对众院展开弹劾听证，支持与反对约各半。

在一个成熟的民主政体，即使被弹劾，现任民选总统应该做完任期，这是尊重选民的选择，但同时提到的是，如果拜登被证实在副总统任上收贿，影响美国外交政策，欧巴马总统是否知悉，例如2014克里米亚被俄国并吞前后，2012年王立军叛逃美成都总领馆，以及随即习近平访美后登基，这些外交重大事件，拜登涉及多深，值得深究。

前总统川普除四大刑案缠身之外，最令他意外的是，纽约州检察长詹乐霞告他房业诈欺的民事案。全案始于2019年川普还在总统任上，在离任后升温，去年9月，正式控告他与两子等家族企业「每年向银行高估浮报集团资产，高达22亿元」，向银行取得并维持更有利的贷款及保险条件，触犯诈欺罪，下周10月初开庭审理。纽约州法官更下令吊销「川普集团」纽约州营业许可执照，包括著名的川普大厦、高尔夫球场等度假酒店。检方还求处2.5亿元罚款。

川普目前虽然缺席两次初选辩论，党内民调仍遥遥领先；全国民调也与拜登打成平手，甚至略为超前，但川普毕竟四大刑案缠身，律师费用支出惊人，明年讼案一一开审，竞选募款受限，加上民事案极可确定败诉，等于砍断川普的金脉，还有川普企业招牌的自尊。有评论认为川普最好真选上总统，否则他不仅在政治上身败名裂，商业上还会倾家荡产。

谢选骏指出：民主与专制的“制度不同”，但是贪婪的人性却出奇一致——因为人就是一种碳基生物，唯一的生活目的就是攫取。民主老贼也该死，就像是专制老贼一样。对于社会来说，吐故纳新才是活路，君不见毛贼一死，中國满盘皆活了。


【41、台湾是民主阵营的内奸——假民主、真独裁】


《台湾向俄罗斯出口精密仪器 帮助生产无人机》（2024-02-02 东网）报道：

美国《华尔街邮报》周四（1日）报道，俄罗斯受西方国家制裁后难以进口高科技仪器。 在此期间，俄罗斯企业I Machine Technology却能从台湾企业进口价值2,227万美元的数控机床，并将其用于生产攻击乌克兰的无人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五（2日）称不了解相关情况，但俄罗斯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地反对台独。报道引述俄罗斯贸易数据和美国高级国防研究中心的出口纪录，显示去年前7个月，这些数控机床被分成63批入口俄罗斯。

第一批机器价值447万美元，它们从一间名为I Machine Tools的台湾企业直接发送到I Machine Technology，直运在去年5月结束。 I Machine Technology公司首席执行官布列季欣（Aleksey Bredikhin）声称余下1,780万美元货物是从土耳其和中国进口。

报道所揭露的贸易纪录却显示这些仪器是由几间台湾公司制造。

台湾经济部国际贸易署拒绝回应报道，但该部门曾发出声明称台湾政府计划禁止台湾企业向I Machine Technology出售数控机床，原因是担心这种产品被用于武器生产。 

资料显示，俄罗斯多年来严重依赖进口来获得数控机床，用户可通过输入电脑指令，控制仪器切割和塑造金属块形状，从而生产步枪撞针和瓶状金属，减少人手生产错误和增加制造效率。

网民嚎叫：

BBC12 2024年02月03日 11:51

蔡英文政府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必须彻查到底， 搞清楚事件真相后采取补救措施， 并严惩有牵连者！

ccpccp 2024年02月02日 21:03

台湾公司在自掘坟墓

lary 2024年02月02日 20:59

台湾人自己作死

谢选骏指出：台湾是民主阵营的内奸——因为它竟然支持假民主、真独裁的俄罗斯，瓦解了民主阵营的统一战线！


《普京：我们的最新武器明显优于北约武器》（2024-02-02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称，俄罗斯的最新武器明显优于北约。

普京周五在与 "一切为了胜利 "论坛的与会者会面时称：“当然，如果将现代北约武器与苏联末期的武器相比，后者在某些方面逊色，但并非都是这样；而如果拿我们最新的武器来比较，它们显然优于所有装备。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补充说道，整个武器清单上的包括装甲车、导弹技术和高精度武器在内的质量和数量都按照国家所需的速度充足提供。

普京强调，现在俄罗斯国防工厂“订单已满”。

他还说，这些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产品还销往国外，特别是“铠甲” 弹炮合一防空系统的“需求量很大”。

网民嚎叫：  

奥维尔 2024年02月03日 00:50

难怪土共跪拜认鹅爹。

秋枫红叶 2024年02月02日 21:22

脸皮之厚和包子帝有一拼

lary 2024年02月02日 21:21

还有谁卖给他

好人64 2024年02月02日 20:45

看还有谁买它武器就行。

谢选骏指出：普京何能夸口“我们的最新武器明显优于北约武器”？显然——是台湾这个民主阵营的内奸，帮助了假民主、真独裁的俄罗斯。


《俄罗斯大选在即，“除了普京还有谁”的思维在弥漫》（史蒂夫·罗森伯格（Steve Rosenberg）BBC俄罗斯事务编辑 2024年2月1日）报道：

1月31日，普京现身莫斯科选举总部的舞台，台下有大量名人出席。

克里姆林宫对面的一个展览大厅里，普京（Vladimir Putin）走上舞台。

台下观众群起而立，掌声如雷。

受邀嘉宾不乏俄罗斯名人，他们支持普京参加三月份的总统选举，竞逐第五个任期。这里的观众都非常高兴。

“（普京）是一位非凡的领导人，是最有勇气和智慧的人。”电影导演安德里·康查罗夫斯基（Andrei Konchalovsky）欣喜地说。

“俄罗斯人民从未如此团结地支持他们的总统。”国家级歌手纳德日达·巴布基纳（Nadezhda Babkina）说，“任何试图阻止这一切的人都将失败。”

普京脸书粉丝团的神秘世界

这次活动和一众名人高调表达支持，似乎是要表明候选人普京有自己的组织：普京超级联赛。

但要留意，这是一个由他创建和掌管的联赛。俄罗斯的政治制度就是普京的政治制度，他的游戏规则，是他的选举。

普京最尖锐的批评者早被“降级”，不是流亡海外，就是身陷囹圄。

因此，这里的选举很容易预测。

RT电视台主编玛格丽塔·西蒙尼扬（Margarita Simonyan）是出席普京造势活动的名人之一。

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

30年前，我还记得在莫斯科观看俄罗斯电视台首次播出的选举之夜节目——那是一次议会选举，没有人知道谁会获胜。

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请来占星家做政治预测。那其实很恰当，因为30年前，俄罗斯人眼中闪烁着关于民主、自由和国家未来的星辰。

对于今天的俄罗斯选举，你不需要占星家或水晶球。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2024年总统大选的结果：普京大获全胜。

为何如此自信？

首先，尽管普京不会是选票上的唯一名字，但挑战者将不会有其宿敌，包括被监禁的反对党领袖纳瓦尔尼（Alexei Navalny）。普京对阵纳瓦尔尼？这在普京超级联赛中是不允许出现的。

诚然，另一位克里姆林宫的批评者纳德兹丁（Boris Nadezhdin）也力争参加投票。但纳德兹丁并非纳瓦尔尼，他针对普京的批评小心翼翼，据信在总统府内部也有关系。

如果他最终参选，将是因为克里姆林宫认为有一位具批评性的挑战者符合普京利益。

其次，在俄罗斯政府控制着电视台。普京获得大量的播放时间，他在电视上备受赞誉，很少被批评：这对寻求连任的人来说很方便。

纳德兹丁批评入侵乌克兰，他表示已取得足够联署参选。

普京表现出色还有另一个原因。

“我们都支持您参选的决定，因为从我有记忆以来，您就一直掌权。”在普京的年终新闻发布会上，一位年轻的俄罗斯电视台记者亚历山大（Alexander）说。

我见过很多像亚历山大的俄罗斯人，他们无法想象克里姆林宫里还有其他人。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崇拜普京，只是觉得别无选择。

我经常听到有人说： “好吧，除了普京还有谁？”

这是克里姆林宫精心布局的。当局在过去近四分之一个世纪，铲除了政治版图上所有潜在的挑战者。如此，它确保“不然谁能做？”的问题没有答案。

在俄罗斯南部、距离莫斯科225公里的城市勒热夫（Rzhev），我与人们谈论对选举的期望，许多人似乎都希望看到改变——但不包括改变领导人。

名叫伊利亚（Ilya）的年轻人说：“我希望事情会变得更好，因为现在停滞不前。但如果选新人，他可能无法承担政府的重任。像普京这样经验丰富的人，能让国家即使在现在所处的困境中也能够有发展。”

养老金领取者莉迪亚（Lidiya）则说：“我对选举抱有很大希望。我希望战争结束，经济好转。但我尊敬普京。”

我问：“没有其他人能胜任他的工作吗？”

莉迪亚回答：“现在没有，也许普京以后会找到合适的人选。但我认为他还会掌权很久。”

普京是俄罗斯总统和总司令，即使该国在乌克兰战争中有重大军事损失，似乎也没有让民众对他期望幻灭。

发动全面入侵是普京的决定，但部分俄罗斯人认为在战争时期有责任支持本国领导人，不会质疑其动机或后果。其他人则接受官方论述，即发动战争的是西方而非俄罗斯。

前记者邓佐娃（Yekaterina Duntsova）成立了新的政党。

勒热夫有一位女士希望看到克里姆林宫有改变。她是前电视台记者、地区议员邓佐娃（Yekaterina Duntsova），最近试图竞选总统。她呼吁在乌克兰实现和平，释放政治犯，建立一个“人道的”俄罗斯。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拒绝接受她的提名，理由是她文件有误。

邓佐娃说：“我觉得这里的政治体制把我视为某类外来物种，不知道该拿我怎么办。因为我是突然冒出来的，政治系统不知道我是谁。所以它决定拒绝我，不要构成危险。”

现在她成立了一个新政党。她不害怕当局会报复吗？

“我们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我们依法行事。至于是否害怕，恐惧不能支配我。我相信我所做的一切。这种信念让恐惧退居其次。”

回到普京的竞选活动现场，我采访了“今日俄罗斯”（RT)电视台主编玛格丽塔·西蒙尼扬（Margarita Simonyan）。

我问道：“一个领导人掌权四分之一个世纪甚至更久……却没有制衡。这不危险吗？”

她回答说：“这是你们多年来一直在宣传的口头禅。一个人长期掌权，并不一定比每四年换一个领导人更糟糕。柬埔寨的波尔布特三年内就消灭了三分之一的人口。”

这似乎让人感到有些宽慰。

谢选骏指出：要是没有台湾一类的“民主内奸”的支撑，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前线，早就崩溃了！


【42、虚假作战能力的根源是专制主义】


《新敏感点！他这句话让习无地自容》（新闻点 2024年3月19日）报道：

有人形容，中共就像一个四处漏水的破船，处处都有致命的伤疤，弄不好，自己就会捅穿自己的致命处。就在解放军频传贪腐之际，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高喊打击军队“虚假作战能力”，不料一下自我揭开了解放军的致命缺点，令境外势力更看低解放军。他们说，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推动军改十年，标榜脱虚向实，但现在他的亲信将领还在宣誓打假，说明解放军中陋习难改，花架子十足，习的权威实在有限。

何卫东3月9日出席中共全国人大军方代表团会议时喊出“要打击军队内部的虚假作战能力”、持续反腐并坚决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

但这场重大宣誓多日来却成了敏感词，有记者在微博、新华社、央视网页新闻、中国日报、甚至解放军唯一的新闻门户中共军网等资料库，以“何卫东”和“虚假作战能力”为关键词搜寻，竟查不到任何相关报道。有关何卫东的人大发言报道，只能查到他主持了3月9日会议的新闻，但对他的发言内容只字未提；还可以查到3月5日他在人大军警代表团分组会上推崇“习近平领航掌舵”成就等有关建军百年奋斗目标的发言全文。

何卫东是中共军方的第三号重要人物，他的最新发言竟在中共官媒和网络遍找不到，是因为泄漏了解放军腐败和造假的不堪实情吗？

对此，在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沈明室研判，何卫东所指的虚假作战能力应是训练造假的问题，也就是解放军的训练明明没有到位，却假装出有那个战力，演戏给指挥官看，长期下来将导致中共军方高层与习近平对解放军兵力和战力的误判。

他说，何卫东话中更深层的意涵恐是直指解放军过度吹嘘自制武器的实力。例如，中共宣传其同属第五代战机之歼-20的性能胜过美军的F-22；中共也曾经宣称，第三艘航空母舰福建号的电磁弹射器性能优于美国的福特号，都是自我吹捧。

沈明室说：“这些中共的武器系统是逆向工程，或者仿冒的，所以看起来外表好像有那么一回事，但实际上它的作战能力是跟原版或跟西方的武器系统是有很大落差的，那这样的落差，就是虚假的作战力。”

另外，他说，解放军更大的问题是贪腐，这将损及各军种的战力标准及其作战能力。

彭博通讯社1月6日引述消息来源，披露了美国情报机构对解放军的评估，并列举了中共军队腐败的例子，包括导弹中被偷换成水而非燃料，以及位于中国西部的部分导弹发射井功能有缺陷和故障，根本无法有效发射。

对此，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国际防务高级研究员何天睦表示，由于缺乏公开数据，综观过去中共军媒的相关评论及这次何卫东的发言，反映出解放军贪腐问题的根深蒂固。

何天睦说，若解放军的腐败现象难除，再加上作战能力的持续不足，将迫使习近平暂时无法考虑对台湾和美国发动战争，习也可能不再对解放军近期重大作战行动的准备抱有过多幻想，尤其是面对美军这种实战经验丰富的假想敌。

何天睦认为，何卫东的“打击虚假作战能力”谈话暗示着，习近平对军方将领的清洗和纪律处分很可能持续下去。“这是解放军的一个根深蒂固的问题。”

国防安全研究院的沈明室也说，解放军一直未经实战检验，其虚假文化恐长期存在。除非经过真实战争血淋淋的教训，解放军才可能切实自我整顿。

何卫东在中共中央军委内排名第三，仅次于身兼军委主席的习近平和另一位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分析人士指出，由何卫东出面宣示打击军队虚假作战能力，也恐间接透露了习近平对张又侠的不信任。

引共军入台，“台湾吴三桂”是他？

最近一个多月，接连发生多起中国船只在台湾金门海域翻船致死事件，台湾内部对此事的应对出现争议。中共则借机派出海警船频繁侵入金门禁海，台海紧张局势进一步升温。台湾专家警告，中共正在对台湾采用“内统”战术，利用“台湾吴三桂”做内应，从内部渗透瓦解台湾。

3月18日，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中国问题与国际战略学家宋国诚在《上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中共的对台政策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既不是“和统”也不是“武统”，而是“内统”，通过“中共委托台湾代理”的形式，借用“台湾吴三桂”从台湾内部瓦解台湾。

文章分析，从中共的战略角度来看，“和统”进度缓慢、成效低微，并且台湾人民并不买账。而“武统”成本太大、代价过高。当前，中共国内财政枯竭，经济恶化，若贸然发动“渡海夺岛”战争，会遭受台湾军方顽强抵抗和国际社会的制裁，“伤人八百，自损一千”。

宋国诚认为，中共正在采用“内统”战术，制造党派壁垒与政治乱象，以台湾自己裂解台湾，削弱并瓦解台湾社会的集体共识与凝聚力量。

他表示，中共政协主席王沪宁是“内统团队”的首脑，底下包括统战部、国台办与涉台智库为幕僚团队的任务性组织，以幕后操盘的方式，指使台湾内部亲共的“吴三桂”搅乱台湾。

文章指出，中共“内统”战术包括：“国会造乱”“中产洗脑”和“基层贿赂”三个领域。

第一个领域，台湾总统大选之后，是要把台湾立法院改造成“红色国会”，指使亲共立委提出诸多“利共乱台”的争议性法案，为中共掌控台湾国会开辟秘密门道。

在第二个领域，中共结合台湾内部的亲共媒体与名嘴，通过重复灌输和增强传播，进行“强中弱台”“扬共贬台”的舆论制造和带领风向，这对台湾的安全与利益危害最深、破坏最大。

文章举例说，在大陆“快艇”金门翻船事件上，一群类似当年“引清兵入关”的吴三桂，扮演“引共军入台”的“台湾吴三桂”，为中共侵略台湾主权鸣锣开道。

第三个领域是，中共全面渗透台湾的基层组织，以免费旅游、机酒招待、全程陪伴、礼物满满等等贿赂手段，从台湾的村里长、宫庙人士、社会团体，包括农会、渔会、水利会、商会、学生会、同乡会等等，对台湾基层组织进行“撒网捕鱼”的渗透。

文章指出，王沪宁在“政协”报告中提出的四套战略：产业合作、共同市场、基层治理、融合发展，正是中共“内统”第三领域的范本与手法。

宋国诚表示，一旦“内统”策略奏效，中共的“内统团队”就可以运用“远距遥控”或“在家上班”的方式，对台湾进行长臂赤化、内部裂解、国会造反，以不费一兵一卒的方式，渐进侵蚀、慢吞台湾。

他警告说，只有认清并透视中共的“内统”策略，才能穿透中共并吞台湾的暗黑手法，才能洞察台湾内部“第五纵队”的危机。

关注两案关系的宋国诚3月7日还发表文章指出，王沪宁是“世界上最危险的人物之一”，特别在台湾议题上，“此人阴险毒辣，城府深不见底！”

他警告说，王沪宁不是采取“战狼”或“饿虎”的“硬干手段”，而是采取“绵羊”或“蜘蛛”的“迷汤政策”，以“温水煮蛙”，以“放长线钓大鱼”的“蚕食慢吞”政策慢慢吃掉台湾。

普京杠上马克龙　三战一步之遥

俄罗斯总统大选后，普京在3月18日周一警告，俄罗斯如果与北约发生直接冲突，就离所谓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仅一步之遥。欧盟方面则对普京发出再次警告并决心继续支持乌克兰。

普京在“赢得”后苏联时代俄罗斯选举史上最大胜利后召开新闻发布会。当被问及法国上个月表示不排除未来在乌克兰部署地面部队、俄罗斯与北约发生冲突的风险和可能性时，普京先是讥讽回应，“现代世界一切都有可能。”

普京也指称，北约军事人员已经出现在乌克兰了，俄军在战场上听见英语和法语。

乌战开始后，普京已经多次做出核威胁，大选后又抬出第三次世界大战作为威胁。实际上，如果将来真有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话，普京发动发动的侵乌战争就是三战的起源。历史记录的是：是普京发动的侵乌战争点燃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可笑的是：普京现在又在威胁西方盟国不要与俄罗斯发生直接冲突，不然就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普京还表示，希望法国总统马克龙不要加剧乌克兰战争，而是在寻求和平方面发挥作用。“法国似乎可以扮演追求和平的角色，现在为时未晚。”

但在普京发出警告的同一天，欧盟外长会在布鲁塞尔举行，该会声明强调：“欧盟重申坚定不移地支持乌克兰在其国际公认边界内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俄罗斯必须停止对乌克兰的非法侵略战争，立即、完全和无条件地从乌克兰全境撤出其军事力量和装备”。

欧盟外交代表博雷利在参加欧盟外长会议时介绍称：“我希望，我们今天将最终通过重要决定。首先是‘乌克兰援助基金’，为欧洲和平基金补充50亿欧元。我希望部长们今天一定会批准这项决定，以增加我们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这是非常必要的”。

乌军突袭 莫斯科惨了

近日，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不减反增，而在过去两日内，俄罗斯境内多处遭到乌军的无人机袭击。17 日，俄罗斯遭受了来自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造成了一连串的破坏和混乱。在早晨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比尔哥罗德，现场燃起熊熊大火与黑烟。在同日另一处传出，无人机再次对俄罗斯的炼油厂发动了攻击。

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库班河畔斯拉维扬斯克的佩勒冈尼扎沃德石油公司，至少有 7 架无人机发动袭击，而总共有 35 架无人机在克拉斯诺达尔、雅罗斯拉夫尔、卡卢加、比尔哥罗德、罗斯托夫、奥廖尔和库尔斯克地区进行了攻击。

无人机也成功地袭击了莫斯科多莫杰多沃机场，该市第二大机场因此受到严重影响。莫斯科的居民可能将不得不习惯乌克兰无人机的出现，因为未来几个月可能会发生更多类似事件。

早在 16 日的一场袭击中，导致了莫斯科的 3 个机场全部关闭，并在多莫杰多沃机场引发了火灾。这次突如其来的袭击表明乌克兰无人机在俄罗斯后方自由行动，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和困扰。

同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袭击发生后紧急召回了西尔斯基，主持了最高统帅部的会议。与会人员包括乌克兰军队的高级指挥官，以及相关情报和安全部门的负责人。会议强调了加强对俄罗斯脆弱点的打击，以及最大程度地造成敌方损失的重要性。泽连斯基表示，使俄罗斯付出更高的代价，将使得结束战争的时刻更加接近。

马斯克得罪中共 北京火力全开

上周五，路透社报道了马斯克的SpaceX公司正在为美国情报机构制造数百颗间谍卫星。消息一出，引来中共军方和官媒强烈反弹。路透社本周一报道进一步称，由解放军运作的一个名为“钧正平”的公众号星期天在微博上贴文，指责美国利用马斯克的太空技术探索公司组建间谍卫星网络是在威胁世界安全。

路透社引述五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太空技术探索公司的星盾部门正在依据与美国国家侦察局签署的一项价值18亿美元的秘密协议，构建一个由数百颗卫星构成的全球间谍卫星网络。如果这项计划成功实施，全球“所有人都无所遁形”。

之后，中国军方和官媒火力全开。中国民族主义倾向严重的《环球日报》引述《航空知识》主编王亚男的话说，美国“此举对全球安全与稳定是一个挑战”。

无论是钧正平还是环时都没有直接提及马斯克的名字。马斯克除了经营太空技术探索公司外，也是特斯拉Tesla电动车的老板。他不仅与中共政府高层官员关系密切，而且在上海拥有一家生产电动车的超级工厂。

美国太空技术探索公司目前开发出星链和星盾两种低轨卫星宽频互联网服务，星链主要为民用，而星盾则主要为国家安全相关用户提供安全卫星通讯及其他服务。

太空技术探索公司与美国军方维持合作关系其实并不是新闻。乌克兰部队就是通过美国军方的支持，运用星链低轨卫星宽频互联网服务抗击俄军的入侵。

此前，美国国会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迈克·加拉格尔2月下旬曾致信马斯克，抱怨太空技术探索公司提供的卫星宽频网络服务并未在台湾附近地区开通，并表达在中共“对台湾军事入侵”情况下，对包括美国驻台军方人员在内的通讯需求的担忧。

加拉格尔表示，马斯克此举有可能违反了该公司对美国政府的合同义务。

但是太空技术探索公司随后发表声明强调，该公司“完全履行了与美国政府所有的合同”。

中共军方过去两年一直在研究乌克兰部队在抗俄战争中使用星链网络的情况，并一再就其对中共可能构成的风险提出警告。

金灿荣：中国要建8艘航母

近期随著香港媒体采访两会海军代表袁华智上将，一些关于中国第 4 艘航母的资讯被正式公布出来。对此国际问题专家金灿荣认为，第 4 艘航母很快就会呼之欲出。

根据《立说世界》18日的报道，袁华智在采访中表示，中国在建第 4 艘航母中没有遇到技术瓶颈，至于该航母会不会采用核动力，很快就会公布。金灿荣分析，中国没有遭遇技术瓶颈，代表采用了成熟技术，所以应该是采取常规动力；至于中国很快就会公布第 4 艘航母是否采用核动力，则意味距离正式对外公布的时间很快就会到来。

金灿荣强调，中国的辽宁号、山东号与福建号等航空母舰，都是采取常规动力，证实常规动力确实是有效方针。金灿荣指出，像航空母舰这种大型项目不容任何闪失，中国继续贯彻过往方针是合理决策。

最后关于中共会建造多少艘航母来强化海军战斗力，金灿荣认为，目前 4 艘航母仍不足以满足中国的需求。金灿荣指出，辽宁号与山东号，因受限于较小的吨位，航程与载弹量不如大型航母；关于福建号与即将到来的航母，算是基本满足中国海军的需要，但吨位仍差点意思。金灿荣称，中国未来需建造至少 4 艘10 万吨级的航母，才能确保至少有 2 到 3 个航母战斗群。

又一个国家要入北约 这国起跑了

3月18日周一，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访问格鲁吉亚并会晤该国领导人，讨论了加强格鲁吉亚与北约联盟的合作以及格鲁吉亚最终加入北约的路径。

斯托尔滕贝格在首都第比利斯会晤了总统萨洛梅·祖拉比什维利和总理伊拉克利·科巴希泽。科巴希泽上个月刚刚当选总理，他有时对西方持批评态度，不过他已表达了加入北约和欧盟的愿望。

在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斯托尔滕贝格表示赞赏格鲁吉亚“对北约的实质贡献”，并说北约完全支持格鲁吉亚的主权与领土完整。

他说，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是格鲁吉亚的一部分。俄罗斯坚称两地是独立的，俄军在2008年的短暂战争中夺取了对这两处地区的控制权。

斯托尔滕贝格还称俄罗斯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部分地区组织选举的做法“完全非法”，并称俄罗斯刚刚举行的选举“显然既不自由也不公平”。

“俄罗斯坚持寻求其帝国主义野心，在乌克兰，战场的局势仍然艰难，”斯托尔滕贝格说。“因此，至关重要的是，我们继续加大我们的支持。”

斯托尔滕贝格还称赞格鲁吉亚接纳数以千计的乌克兰难民并提供关键的人道主义和财务援助。

北约在一项声明中表示北约联盟正在加大与格鲁吉亚在危机管理、网络安全、军事工程和安全通讯等领域的合作。

声明说，斯托尔滕贝格表示北约承诺支持格鲁吉亚走向更强大的民主政体并“与欧洲-大西洋全面一体化”的道路，包括2008年北约布达佩斯峰会期间作出的邀请格鲁吉亚最终成为北约成员国的决定。

贵州金字塔火了 当地人：自然形成

贵州省安龙县境内几座形似金字塔的山体近日火爆网络，令网友们惊叹不已。为什么会在贵州大山里出现如此奇怪的山头？网友给出千奇百怪的说法，有人说估计这才是金字塔的原型，有人说这么大的几座山应该是自然形成的，有人说这分明就是人工堆砌的，还有人说这可能是古墓。

贵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周秋文表示，安龙金字塔山体就是自然形成的，不过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让山形呈现出棱角分明的金字塔形状而已，并非网友调侃的人工修建、古墓遗址之类，不必过度解读。

周秋文说，安龙县的这些山体属于喀斯特地貌，形成这些山的岩石是距今约2亿多年前的白云岩，这种岩石是在海洋环境下形成的，当时整个贵州大部分区域都在海底。这些白云岩是在海洋环境下由水中溶解的矿物质重新结晶形成的。

至于山体为什么是锥形？周秋文说，主要原因是喀斯特地貌区的岩石具有可溶蚀性，流水垂向溶蚀的结果造成原有的大片岩石被切割成独立的单元，造成了山体形成类似于金字塔的形态。

网民嚎叫：

SaiRenrou 今天 07:12

格鲁吉亚若是加入北约，老毛子真的就是四面楚歌了！

谢选骏指出：人说——“何卫东所指的虚假作战能力应是训练造假的问题，也就是解放军的训练明明没有到位，却假装出有那个战力，演戏给指挥官看，长期下来将导致中共军方高层与习近平对解放军兵力和战力的误判。何卫东话中更深层的意涵恐是直指解放军过度吹嘘自制武器的实力。例如，中共宣传其同属第五代战机之歼-20的性能胜过美军的F-22；中共也曾经宣称，第三艘航空母舰福建号的电磁弹射器性能优于美国的福特号，都是自我吹捧。这些中共的武器系统是逆向工程，或者仿冒的，所以看起来外表好像有那么一回事，但实际上它的作战能力是跟原版或跟西方的武器系统是有很大落差的，那这样的落差，就是虚假的作战力。”

我看——虚假作战能力的根源是专制主义、一言九鼎、不容异议。虚假作战能力的滥用，不仅无法实现得心应手的指挥，反而可能导致专制政权的突然崩溃。


【43、自由主义的社会基础就是乱伦】


《最新报告：美国1/6家庭乱伦 最常见的是父女乱伦》（2024-3-25 大洛杉矶LA）报道：

随着美国多家公司推出了家庭装的DNA测试，测试的许多结果透露着令人不安的家庭关系。

根据一项最新的数据统计，美国近六分之一（15%）的家庭出现过乱伦事件，这比此前的预计高出了许多倍，此前预计可能有2%的家庭出现乱伦。即使是15%仍然可能是低估了。德克萨斯州专门研究性虐待和性创伤的心理学家戴维·劳森（David Lawson）博士就表示，真实数字可能更高。

“无论你得到什么统计数据，他们都可能是保守的，因为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不会报告这种事情。”劳森博士说。

近84%的乱伦受害者是女性

这是由性健康公司BedBible在本月做出的最新统计数据。BedBible表示，其研究人员分析了290多篇已发表的同行评审文章，其中包括1980年至2023年超过1100万人的数据。

报告称，当时有10%到15%的家庭的家谱上有乱伦事件。大多数是女孩，近84%的乱伦受害者是女性，而男性的比例约为16%。

四分之一的案例涉及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例如继父和继女，但其余案例则涉及两个有血缘关系的人，其中最常见的是表亲或者堂亲。

这是因为美国有19个州是允许近亲结婚的，包括阿拉巴马州、阿拉斯加州、加利福尼亚州、科罗拉多州、康涅狄格州、哥伦比亚特区、佛罗里达州、佐治亚州、夏威夷州、马里兰州、马萨诸塞州、新泽西州、新墨西哥州、纽约州、北卡罗来纳州、罗德岛州、南卡罗来纳州、田纳西州、佛蒙特州和弗吉尼亚州！

最常见的乱伦类型是父女乱伦

新的数据表明，在更亲密的关系中发生性关系相当普遍。最常见的乱伦类型是父女乱伦（所有乱伦案件中，父女乱伦占34.8%；兄妹乱伦占23.1%；母子乱伦占6.1%）。

绝大多数乱伦案件（74%）发生在亲生家庭内，但其中约四分之一涉及继父母和继子女。

据报告称，估计有3200万美国人在儿童时期曾是乱伦的受害者，但只有20%的乱伦受害者向执法部门举报了这一罪行。

乱伦对儿童的未来造成的影响是毁灭性的。据统计，遭受父亲性虐待的女性中，几乎所有人都被诊断出抑郁症，还有93%的人会出现饮食失调等症状。与幸福家庭成长的孩子相比，遭到性虐待的儿童，长大后成为犯罪分子的可能性高出了11倍。

越来越多的乱伦性侵被揭发

最近几年来，随着个人DNA检测设备的广泛应用，越来越多的乱伦被被揭露出来。比如，来自弗吉尼亚的史蒂夫·埃德塞尔（Steve Edsel）检测自己一家人的DNA时发现，自己的父亲，其实是哥哥。这意味着，他的母亲是与祖父发生关系后生下了他，无论他的母亲是自愿还是被迫，都暗示了这个不同寻常的家庭关系。

2004年，一部纪录片揭露了西弗吉尼亚州一个名叫惠特克家族的近亲繁殖造成的后果，不知是想保持纯正血统，还是找不到异性成婚，这个家族从1937年开始近亲结婚，70年过后这个家族几乎都有问题，大多数有心脏病，有些是弱智，有些无法说话，还有两个婴儿在1岁之前死亡。

2013年埃及对开罗儿童医院的8100名患者的研究数据显示，超过93%的聋哑患者的父母有亲属关系。超过76%的智力低下患者有亲属关系，92%的患者有肢体畸形。

2014年发表在PLOS One上的一项研究，对408名儿童的智商进行了检查，结果发现，与父母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相比，近亲繁殖的孩子的智商低了10到25分。

谢选骏指出：人说“最新报告：美国1/6家庭乱伦最常见的是父女乱伦”——我看难怪，美国社会如此“前卫”，出了这多幺蛾子，堪比中囶的大救星。所以我说，自由主义的社会基础就是乱伦——这个乱伦的六分之一，足以颠覆整个西方文明。自由主义的社会基础就是乱伦。当然，这个自由主义是广义的，因为看看上面的乱伦州，很多属于红区，是打着保守主义旗号的红脖子。


【44、伪民族主义者的死亡】


《从华为到农夫山泉：中国民族主义者为何向它们“开炮”》（JOY DONG, 王月眉 2024年3月27日）报道：

为了让经济重回正轨，中国正在努力支持国内企业，并向企业家保证，中国已经做好了开始做生意的准备。

这样的努力遇到了一个难题：一支由中国民族主义者组成的网络大军自发地惩罚那些被视为侮辱国家的行为——包括来自中国一些商业领袖的行为。

最近几周，通常猛烈抨击美国的博主开始转而攻击中国首富，称他不爱国，并怂恿抵制活动，导致他的饮料公司市值损失数十亿美元。当其他商业大亨为其辩护时，他们也遭到了个人资料带有中国国旗照片的用户的攻击。

随着这股狂热情绪蔓延，社交媒体用户还开始围攻中国科技行业的明珠——华为，指责其暗中崇日。还有人指责一所著名大学与美国过从甚密，并要求封杀一位获得诺贝尔奖中国作家的作品，理由是其涉嫌抹黑英烈。

中国经常会鼓励这些民族主义斗士，利用他们来争取支持、转移来自国外的批评或分散人们对危机的注意力。社交媒体用户暗示过新冠病毒起源于美国实验室，曾对批评中国人权记录的西方公司发起抵制。自封的爱国“网红”以批评外国为职业。

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在网上受到了民族主义者的猛烈抨击。

但这种鼓励也促使许多用户在民族主义愤怒中试图赶超彼此——有时可能脱离了政府控制的范围，或是削弱其更广泛的目标。随着最近的攻击事件不断增多，一些官方媒体罕见地对民族主义博主进行了谴责。一份共产党报纸的前主编、也许是最著名的网络民族主义者胡锡进也谴责了这种狂热。然而，炮火仍在继续。

“虽然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是非常有用的工具，但它们也相当危险，”研究中国民粹主义的北卡罗来纳大学夏洛特分校教授戴遥遥说。“政府需要并且希望成为塑造叙事的那个人。他们不能随意赋予每个人塑造‘人民’和‘敌人’的叙事权力。”

这一次，许多不满情绪似乎是由于对中国经济不景气的不满情绪高涨而加剧的，这可能会让当局更难平息公众的愤怒。

例如，一些呼吁抵制那家饮料公司的人认为，在年轻人失业率居高不下以及民众对严苛的企业文化不满的情况下，该公司更注重企业利润而不是公共利益。

上个月，娃哈哈饮料公司创始人去世后，针对其竞争对手农夫山泉及其亿万富翁所有者钟睒睒的攻击便开始了。

从员工待遇到饮料瓶设计，民族主义博主对农夫山泉董事长钟睒睒展开了攻击。

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因不解雇工人、为员工提供住房和托儿补贴而闻名。在他去世后，一些用户开始将宗庆后与农夫山泉的钟睒睒进行对比，并发问为什么后者没有表现出同样的慷慨。

但攻击愈演愈烈，很快就远远超出其商业行为。批评人士指出，钟睒睒长子拥有美国国籍，并宣布这家人是叛徒。还有人表示，农夫山泉一款饮料的设计令人联想到日本形象——鉴于中国与日本的紧张历史，这在民族主义者看来是不可原谅的错误。

还有一些人抓住农夫山泉拥有海外股东的事实，指责其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让外国人发财。

“现在这种环境大部分人可能赚不到钱，心态不好，可能就会有一点点仇富，”杭州市的35岁居民丽贝卡·费接受采访时说，杭州是这两家饮料公司总部所在地。费女士曾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帖子，赞扬娃哈哈的工作文化，批评农夫山泉。

在世界各地，反精英情绪往往与经济衰退相伴而生。但中国严格控制的互联网鼓励用户将这种情绪与激进的民族主义相融合。随着中国的审查机构将越来越多的话题视为禁区，爱国情绪成为仅存的几个可靠的“安全”领域之一。

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研究中国网络民粹主义的博士后研究员何坤说，在高薪工作短缺的情况下，制作煽动点击内容的诱惑力现在可能更强了。他说，一些博客“就会有利用民粹主义的情绪，吸引流量，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

一些自媒体开始发布自己将农夫山泉倒入马桶的视频。一些便利店宣布不再销售农夫山泉的产品。自上个月以来，农夫山泉的股价下跌了8%。

随着狂热情绪的蔓延，杭州一份官方报纸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呼吁公众将企业家视为“自己人”，尽管该文章并未提及农夫山泉的名字。杭州所在的浙江省宣传部谴责了“破坏正常经济秩序”的博主。

电子商务门户网站当当网的联合创始人李国庆曾试图调解民族主义者在网上对企业家的攻击，但不仅无济于事，连他自己也遭到了攻击。

这些警告收效甚微。其他为农夫山泉辩护的企业家也发现自己受到了攻击。曾被称为中国版亚马逊的当当网的联合创始人李国庆在一段视频中呼吁社交媒体用户让商业回归商业，但评论者指出他的儿子也是美国公民。李国庆后来删除了视频。

民族主义者的怒火平息得通常和点燃一样快，钟睒睒仍然是中国最富有的人，净资产超过4600亿元。但是，对农夫山泉的狂热声讨清楚地表明，除了当局选定的目标之外，民族主义者是多么容易对其他目标下手。

尽管官方出力劝阻，但最近又有一些攻击将矛头指向了其他著名机构和人物。

一些社交媒体用户对北京清华大学的一些毕业生去美国留学感到愤怒，清华一直被评为中国最好的学府。即使在共产党喉舌《人民日报》旗下的一个社交媒体账号批评这些攻击毫无根据之后，他们仍誓言不会把自己的孩子送去那里读书。

一位微博用户发帖称华为公司动机可疑，因为该公司将一系列芯片命名为Kirin（麒麟芯片的英文名称），而Kirin也是一个令人无法接受的日语罗马字，随后批评者还对这家科技巨头进行了围攻。该帖子的本意似乎是为了反讽，现已被删除。但随着它在网上疯传，一些用户信以为真地响应了抨击华为的号召。

还有一个叫吴万争的人，他上个月在微博上宣布他起诉了中国唯一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吴万争在社交媒体上的用户名是毛星火，这是对毛泽东的致敬。他声称莫言在他的小说中抹黑了军队，侮辱了毛泽东，莫言的作品常常描绘中国在20世纪的动荡。他要求从市场上撤下莫言的书。

吴万争的诉讼尚未被法院受理，而他在抖音上的账号最近也被封禁。有关他的诉讼的标签在微博上成为热门话题后也遭到了审查。

尽管如此，与中国政府大力压制对北京经济政策的任何批评相比，政府对这些博主的审查相对较轻。对莫言的攻击仍在继续，包括拒绝采访请求的吴万争和其他博客作者的抨击，如67岁的国企退休工人赵君胜（音）。

赵君胜抨击莫言的视频获得了超过1万5千多点赞。他承认自己没有读过莫言的任何小说。但他反感人们批评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因为那个时代的工人得到了照顾。他在接受采访时说，那个时代与中国现代的市场经济一样重要。

他说：“我认为他们是有后台，是有外国势力的支持的。”

谢选骏指出：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前，我刚上网发言，就纵论中囶大陆的“伪民族主义”，例如王小东一类的媚日汉奸马裂黄俄等不是东西。二十年后，王小东果然在纽约时报中文版上，哀嚎“中国的民族主义走得太远”……就这样竖起白旗，宣告投降了。


《中国民族主义“教父”王小东：中国的民族主义走得太远》（王月眉 2022年10月28日）报道：

9月，王小东在北京的一个书店里。

王小东曾在一次演讲中宣称：“中国前进的步伐不可阻挡。”他曾发表文章呼吁中国加强军事建设。他与人合著的一本书，名字就叫《中国不高兴》，书中写道，中国的目标应该是控制更多的土地、塑造全球政治。“我们应该领导这个世界，”他写道。

王小东现年66岁，这名曾被称为中国民族主义旗手的北京作家现在开始传递另一个信息：中国的民族主义走得太远了。

多年来，王小东在许多中国人眼里曾是个过于激进的人，他抱怨中国的当权派太受制于西方思想和全球贸易，太满足于让中国融入由美国控制的世界秩序。

后来，随着中国变得越来越强大，他宣扬的民族主义信息——以及他好斗的风格、不同意我观点的人都是白痴的态度——获得了大批追随者。他的书成了畅销书。如今，从外交声明到社交媒体群聊等中国公开言论平台，关于中国有多么伟大的豪言壮语已成为主要内容。

但是这种成功没有令王小东陶醉，反而令他产生了警惕。在政府宣传的煽动下，中国的民族主义已变得愈发易燃易爆。结果是，王小东发现自己正试图抑制自己近35年前帮助点燃的这场运动，这令他始料不及。

现在，他对自己在社交媒体上的数百万关注者发表的观点是，自视过高将会危及中国的崛起，他也不再认为中国的崛起不可避免。在充满了像是教授上课（有些人称之为说教）的博客文章和视频中，他警告说，切断与美国的关系将会带来事与愿违的后果。他抨击其他民族主义网红，指责他们为赢得关注者而煽动极端情绪。

现在，这位张扬民族主义的先驱正在抵挡指责他过于温和、过于亲西方、甚至是叛徒的批评。

王小东发现，他已在试图把自己在将近35年前帮助点燃的这场运动压下去，他已处于一种始料不及的境地。

和他的公众形象可能给人的感觉相比，王小东本人显得更友好，他对民族主义者对他看法的逆转既感到惊讶，又觉得有点好笑。

“他们都忘了，我在过去几十年当中，我被称为是中国民族主义的旗手，民族主义的教父，我是他们的祖师爷，是我造就他们，”他在北京住所附近的一家上海菜餐馆里接受了采访，边喝茶边吃清蒸鱼。“但是我真的从来没有教过他们这个样子 ，我从来没有教过他们文革是好的，从来没有告诉他们可以这样的疯狂。”

这种分歧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世代差异。对那些只看到过中国崛起的年轻人来说，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强硬姿态也许很自然。其他年龄更大的公众人物也提出了与王小东类似的担忧；经常持鹰派立场的国际关系学教授阎学通今年曾感叹，学生们对中国的全球地位抱有一种过度自信的“假想”心态。

中国更卑微时代的历史是王小东世界观的核心。

王小东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教师。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那年他10岁，他的学校停了两年课，他只好用旧教科书自学。

那个动荡时代给王小东带来了持久的斗志。没有大人管他们，他和朋友们经常跟其他年轻人打架。“它让我非常自以为是，居然可以这么打人，什么惩罚都没受到，”他说，脸上浮现出一个他的视频观众们非常熟悉的得意笑容。“这个对我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教育。”

文革结束后，王小东考上了著名的北京大学，学习数学，毫不掩饰自己是精英的他经常提到这个教育背景。

但王小东的兴趣很快从课堂上转移开来。20世纪80年代，随着国家逐渐摆脱毛泽东令人窒息的统治，中国有出现了一段令人兴奋的时期，充满了新思想，以及对国家的反思。王小东开始大量阅读外国小说，随着中国经济的开放，这些小说也越来越容易找到。他还通过收听美国之音和阅读《读者文摘》练习英语。

但他很快就得出结论，认为中国对西方的兴趣过头了。

他认为自己第一次重要的民族主义行为是在1988年，那年中央电视台播出了纪录片《河殇》，将中国的落后归咎于传统文化，呼吁中国向日本和西方学习。王小东当时是一名年轻的经济学教授，他被该片激怒，写了一篇短文，批评这部记录片自卑——他后来将其称为“逆向种族主义”。

考虑到那部纪录片的播放是得到国家正式批准的，王小东提出的观点很大胆。王小东说，那篇文章是他央求了《中国青年报》的一名编辑后才得以发表。该报没有把文章放在政治版，而是放在了比较低调的影视版。

尽管如此，文章还是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让王小东成为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个主要声音。随着更广泛的政治气氛发生变化，该运动的势头日益增长。1989年天安门广场大屠杀后，政府改变了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开放性，对外部世界变得更加谨慎。

王小东成了这场运动的鼓吹者，他认为民族主义走得还不够远。

他撰写了大量越来越具挑衅性的书籍和文章，认为中国应该更加好战，以抵御美国的霸权主义。他说，中国庞大的人口需要更多的资源，这可能无法仅仅通过和平的手段获得。

在2009年出版的《中国不高兴》一书中，他把那些说中国还没有准备好与美国较量的人称为“美化和平”的“奴隶”。

虽然这本书上了畅销书排行榜，国外对其也有报道，但它在国内遭到了广泛的批评，这表明中国仍在对需要什么样的民族主义进行辩论。自由派知识分子指责该书毒害中国年轻人，让他们想打仗。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引用读者的评论说该书“糟糕且激进”。

对这本书的不安很快就消失了。中国2008年举办的北京奥运会，将国家自信推向了新高。王小东一开始非常激动，他尤其对互联网如何帮助传播这些思想感到兴奋，认为这证明了民族主义的有机吸引力、以及他本人思想的正确性。

但渐渐地，这种自己被证明正确的感觉被担忧取代了。

随着与他国的贸易顺差飙升、以及中国开始在南海等地区展示新的军事力量，中国与西方的紧张关系也在加剧。

新冠疫情暴发后，西方对中国的敌意急剧上升，中国一些社交媒体用户开始鼓吹与美国切断经济联系的想法，他们认为中国可以单干。就连文化交流也成了攻击目标，有的用户攻击素食主义是舶来品，或批评穿和服玩角色扮演的人。

自称是美剧迷的王小东尤其爱看《西部世界》和《权力游戏》，他开始担心许多中国人已走向另一个极端，从自卑走向了想象中的无敌。他承认自己在早期文章中对中国发展的速度过于乐观，他说，中国仍然不如美国强大。

“那个时候过分自卑，说中国什么都不行，”王小东说。“现在他们认为中国是第一了，打谁都行，这个也是我不能接受的。中国没有强大到这个样子。”

王小东已经形成了习惯，在他拥有250万关注者的微博上发表了这些看法。

去年12月，他发布了一段视频，主张中国应该尽量保持参与全球贸易，即使这意味着要忍辱负重。

王小东在视频中承认：“我曾经在那个时代表达了一些不同的观点。”他坐在雕刻精致的木质陈列柜前，他通常将它作为视频背景。但是，他继续说，“我们真的还没到那个所谓的什么动不动就赢，赢两次的那个时候。”

今年夏天，在一些社交媒体用户预测中国将击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飞往台湾的飞机后，王小东表示，过多的叫嚣使中国显得软弱。

然而，他被评论者指责为傲慢的过气人物，他似乎享受以居高临下的方式进行反击。当一位用户叫王小东去美国时，他回答说：“你们这种傻缺不仅缺脑子还缺德。”

“那个时候过分自卑，说中国什么都不行，”王小东说。“现在他们认为中国是第一了，打谁都行，这个也是我不能接受的。中国没有强大到这个样子。”

他回击的目标清单有一个明显的遗漏。他几乎从不批评政府，可以说，通过侵略性的“战狼”外交和关于外国的虚假宣传活动，政府在煽动民族主义方面做得比任何人都多。

王小东说，他担心自己的社交媒体帐户被关闭，因此特意避免直接评论国内政治，而是关注社交媒体用户对某些问题的反应。他通过付费订阅者赚钱。他现在试图更多地评论国际事务。他的许多最新视频都是关于乌克兰战争的。“我是很胆小的一个人，”他开玩笑说。

然而，如果王小东现在看上去温和，那可能只是因为中国网络民族主义者变得太极端了。他仍然拥护中国成为超级大国；他辩论的只是战术和时机。有时，他也加入网络群众的行列，动员起来反对西方，比如，他为抵制耐克和H&M宣誓不使用新疆棉花而欢呼。

宋强是王小东《中国不高兴》一书的四位合著者之一，他说，中国当今的民族主义显然是王小东帮助发起和塑造的那场运动的后裔。

宋强说：“王小东从质疑《河殇》开始的民族觉醒，在网络时代成为一种主流的声音。”他还说，他不同意年轻的民族主义者是非理性的。“没有理由说新生代传承的民族主义和90年代出现的有什么不一样。”

不过，王小东知道，鉴于更广泛的政治气候青睐更激进的表忠心，他的热度可能正在下降。

但他相信他的观点会留住一些受众——至少现在是这样。

“应该是这么说，现在是我们这代人——不是他们这代人，还在掌权吧，”他谈到年轻的中国人时说。“等我们死了再说吧。”

谢选骏指出：王小东是条日本狗，跟着南泥湾的毒贩王震副主席一起辱骂《河殇》起家，狗性不改，冒充战狼——像王小东这样的小爬虫是典型的变色龙，“谁给狗粮跟谁走的伪民族主义者”。现在，真民族主义快要起来了，伪民族主义者终于泄氣了。因爲真民族主义的第一个任务，就是驱逐马列主义毛泽东漢奸思想！


【45、创作自由不是演出自由】


《导演王小帅：反抗审查制度“不得不接受的代价”》（袁莉 2024年3月27日）报道：

“我一直在追求想要在创作上是自由的，”王小帅说。“可是外部的环境又让你做不到。”

1989年王小帅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时，中国的电影行业还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只有少数几家国有电影制片厂可以拍摄电影。

王小帅和一些朋友太想拍电影了，于是凑了5万块钱，借来一台摄影机，并说服一家公司免费提供胶片。他的导演处女作《冬春的日子》讲述了一对意志消沉的画家夫妇的故事，1994年在欧洲的电影节上放映。英国广播公司将其列入史上100部最佳电影。

但中国的电影主管部门对此并不高兴。他们将王小帅封杀，因为他未经许可就在外国的电影节上放映了《冬春的日子》。

像许多中国艺术家一样，王小帅找到了绕过禁令的办法，随着限制的放松，他成为了国内最受赞誉的导演之一。但上个月，历史再次重演。柏林国际电影节放映了他的新作《沃土》后，他的公司接到了中国审查人员的电话。他被勒令撤片，否则面临严重后果。

“我没想到30年了又绕回来了，”他在目前的居住地点伦敦接受采访时告诉我。

“这是一个很沉重的代价，”他说。“但是你不得不去接受和面对的一个代价。”

《沃土》探索了一个敏感话题：中国1950年代土改。

在日益严厉的审查制度下，中国电影行业的创作者们苦苦挣扎。令人窒息的限制让王小帅这样的资深电影人想起了共产党更严格控制言论和艺术表达的那些严酷日子。

随着中共加强了对公众所思所想的控制，许多创意行业都出现了这种倒退。出版商的出书阻力加大。音乐人和喜剧演员因为歌词和段子而遭到封杀，有时候不过是一篇发在社交媒体上的帖子所致。甚至连嘻哈音乐都必须反映正能量，不能有不幸或者负面内容。

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2014年宣称，文艺要 “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是爱国主义，”他说。“拥有家国情怀的作品，最能感召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习近平的指示为中国电影定下了基调。

电影的主管部门原本是政府机构，2018年划入中共的宣传部，使其实质上成为了国家宣传机制的一部分。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授白睿文(Michael Berry)说：“对于很多电影导演来说，选择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可以识时务去拍宣传片，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取得商业上的成功，他说道。“或者你放弃中国市场，然后成为一名持不同政见的导演，在海外工作。”

在大约15个月的时间里，王小帅接到了50多条修改意见，眼看着通过无望，他决定把《沃土》送到柏林。这部电影讲的是上世纪50年代土改时期一个地主后代的故事，这在中国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因为数百万地主遭到了迫害或杀害，他们的土地被国家没收。审查人员要求王小帅删除所有跟这场运动有关的内容。

有时审查员似乎无缘无故地扼杀项目。中国互联网上流传着各种被毙或上映被推迟或撤销的电影名单。当局从未解释过他们的理由。性和暴力显然是不行的。任何事情都可以成为敏感因素：犯罪、腐败、贫困、历史、迷信或仅仅是悲伤。即使是由警方和反腐败机构支持的宣传片，最后也可能无法通过审查，因为犯罪和腐败反映了社会的阴暗面。

“我一直在追求想要在创作上是自由的，”57岁的王小帅说。“可是外部的环境又让你做不到。”他说，他和同行经常讨论他们要拍的电影能否通过审查。“很多的时候我们聊天：‘哎，我要拍这个能通过吗？’这个想法已经时时刻刻不在阻挠你，所以很痛苦。”

白睿文说，在中国电影界，王小帅一直是个叛逆者。尽管如此，这位教授还是惊讶地发现，为了绕过审查机构，批评者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用暗语来指代《沃土》。

王小帅1966年出生于上海，两个月时随父母搬到中国西南部落后的贵州省。他们的搬迁是毛泽东在中国内陆地区发展工业和国防设施的一场运动的一部分，导致数以百万人的迁徙。一家人在贵州生活到他13岁。这段经历深深影响了他的作品。他说，他之所以关注这些人的生活，是因为他想展示他们的艰辛。他说，在这个过程中，他想解释是什么造就了今天的中国人。

王小帅的作品受到法国新浪潮影响。他和贾樟柯、娄烨等导演被称为上世纪90年代中国电影“第六代”的领军人物。他们在国有电影机构之外制作地下电影，很少遵守官方的限制。当被禁止在电影行业工作时，他们为海外市场制作独立电影。

王小帅的职业生涯始于一个国家对电影行业严格控制的时期，后来是一段较为开放的时期。“没想到30年了，又绕回同一个这个点上去了，”他说。

2003年，当局邀请王小帅和其他人讨论中国电影的未来。在他的记忆中，这是唯一一次电影制作人与监管机构在某种程度上平等地坐在一起。政府希望这个行业更加市场化，并希望他们参与进来。

第二年，他有了首部在中国获得批准的电影。审查过程只用了两个月。他的电影票房从来都不好，但他一直在努力，每两三年拍一部。2019年，他推出了《地久天长》，讲述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对两个家庭的影响。它在柏林电影节和中国电影界最负盛名的金鸡奖上获得了重要奖项，这让他感到惊讶，因为金鸡奖越来越多地颁发给宣传影片。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与好莱坞之间曾有过一段蜜月期，2016年由张艺谋执导、马特·达蒙主演的电影《长城》将这一时期推向高潮。但是，宣扬官方情绪的“主旋律电影”日益成为中国电影的主流。2022年，张艺谋拍摄了一部电影，讲述了一名中国狙击手在朝鲜战争中击毙和击伤200多名美国人的故事。在中美关系不断恶化的情况下，这种类型的电影自疫情暴发以来一直很受欢迎。

“我们不能把中国电影只做成主旋律电影的专卖场，”创作了《小武》和《站台》等经典文艺片的导演贾樟柯在2022年说。年轻导演制作的实验电影可能需要两三年的时间才能获得放映许可。“这样的不确定性，给行业带来非常大的忧虑，钱啊、投资啊就不会往这些电影上投了，我们的人才储备就会出现问题，”他还说。

“做电影的都知道，特别是这几年，就是审查和自我审查的变化，“王小帅说。“好像氛围越来越压抑，越来越紧了。”

正因如此，他决定反抗审查，在柏林放映他的新电影——推动变革，即使这意味着要受到惩罚。

“我是做电影的，这是我的本分，”他说。“我只为电影负责。”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创作自由不是演出自由——你可以自己创作，但不能公开传播。1989年六四屠城之后，我被共产党追究创作《河殇》的责任。但我答复他们——“作为公民，我有私自创作的自由，但公开传播的责任在于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他们当时叫好现在又来批判，到底哪个算数？好处和真理都让他们占全了，而我本人只拿到了两百人民币的稿费！”弄得对方哑口无言。因为连白痴都知道，创作的自由不是演出的自由，所以我在中囶的时候，都把文稿像机密文件一样秘藏，免得不断失去人身自由！那时候我最有同感的画作，就是俄国鬼子列宾所画的《宣传家被捕》。現在电影禁播，没有把人抓起来，这就说明还有创作自由。“應該知足”了——因爲创作自由決不是演出自由！


【46、自由主义就是“原罪正确主义”】


《被误解与被滥用的自由主义》（刘擎 2018-10-27）报道：

探讨“自由社会的文明基础”的论题，暗含着这样一个想法：建设与维系一个自由民主社会不能仅仅依靠自由主义，而是要立足于更为深厚的文明传统，否则这个社会将会有严重的缺陷，甚至是难以存活的（unviable）。如果这只是在一般意义上主张“仅有自由主义是不够的”，那不会有多少争议。这也是大多数自由主义者的主张，或是他们愿意接受的观点。实际上，没有任何个人或社会（即便是自由主义的）会轻信，除了自由主义之外什么也不要、什么也不是（beingnothingbutaliberal）。另有一种主张更具有挑战性：自由主义具有某种内在的危险，如果不予以警惕、防范和矫正，会导致民主社会的自我瓦解。而自由主义思想本身不具备（自我）防范的能力，矫正的力量必须取自更深厚的传统文明资源。换句话说，自由主义有某种疾患，需要外部的力量来医治，而自由主义的某些思想还在抵制或延误这种医治。这个观点显然更为重要，同时也相当具有争议。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和回应对自由主义的这种批判？

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首先因为自由主义本身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思想传统，有近代早期、现代和当代发展的差异，也有不同的地区形态之间的差异，还有侧重面向（伦理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之间的差异。这使得自由主义既容易受到攻击又容易得到辩护。其次，无论批判还是辩护都会介入不同历史文化观之间的争议（如何认识古今之变），以及不同哲学观（基础主义与反基础主义）之间的冲突。在有限的篇幅内，我尝试回应与此相关的三个问题：首先，对自由主义的流行指控是否基于恰当的理解？是否切中了要害？其次，自由主义是否放弃了价值标准和人生理想？它倡导什么样的道德与伦理生活？最后，自由主义是否需要立足于更为深厚的文明传统？对于“根基”问题探寻究竟意味着什么？

“无根的”自由主义及其漫画

对现代性的批判论述几乎都是针对自由主义展开的。的确，自由主义是现代性的主导思想潮流，现代性的困境很自然地会被视为自由主义的困境。许多在政治上支持或同情自由主义原则的学者，也对它在道德和精神领域中的影响怀有忧虑或持有批评。许多批判性论述相当尖锐和深刻，彼此之间也不尽相同，但大多数批判都会针对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观念，可称之为“权利本位的个人主义”（rights-basedindividualism）。概括地说，权利本位的个人主义对人或人性的理解在根本上是错误的。它自负地抛弃了各种悠久文明传统对人性的丰厚理解，而将人简化为个人权利的承担者，这是对人性的扭曲。更严重的是，这种个人主义哲学一旦成为现代社会的主流思想，就会对政治、道德和精神生活造成十分有害的甚至是颠覆性的后果。因为这种哲学将自由的概念界定为个人的选择自由，一切都交给个人自己去选择，但却完全缺乏或无法提出选择的标准——正确选择所需要的真理标准和价值标准。于是，个人被赋予近乎神圣的自由选择权，但却完全不知道应当选择什么，从而陷入了无从选择或任意选择的局面，导致了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的大行其道，最终使个人自由沦为无节制的“欲望解放”。

这种“解放”实际上带来了双重危险：恐惧不安与放任堕落，反映在现代社会的所有领域中。首先，在精神（伦理）生活领域中，自由主义造成了现代人的“心灵危机”。人们无法把握人生的根本意义，无从追寻美好的人生，要么陷入困惑迷茫，要么走向自我放纵。其次，在道德实践领域，自由主义让人性中所有低级欲望都被释放出来并予以正当化，无所羁绊的“自由人”成为被欲望挟持的动物，自愿或不自觉地让生活被贪婪的资本主义所支配，沉湎于消费主义的物欲满足，引发了各种道德失范和道德危机（比如责任感的丧失，对他人的利用和欺诈，对共同体的侵蚀，以及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等等）。最后，在政治生活中，仅仅关心私人利益的个人主义者无法成为有政治责任和政治能力的公民，导致公共生活的蜕化或政治领域的“去政治化”倾向（阿伦特所批判的“社会之兴起”的现象），难以培养民主社会所需要的政治意识和公民精神，难以形成一个强劲有力的政治公共领域，也就无法维系（即便在一个具有宪政民主制度形式的国家中）一种健康的民主生活，这终将瓦解自由主义所期许的民主政治。托克维尔等早就对此发出过警告，而德国虚无主义导致纳粹兴起的历史经验似乎证实了这一点。

以上概括了对自由主义的主要批判，大多为人所熟知，实际上也非常流行，以至于变成了一种老生常谈。但这些批评之所以会成为老生常谈，或许恰恰是因为它们蕴含了部分真理。在我看来，这种批判论述是对自由主义历史与学说的一种漫画性描述。所谓“漫画”是说，其中有几分事实、几分相似，也有几分歪曲，是一种似是而非的图景。列奥·施特劳斯（LeoStrauss）或许是这类漫画作品中最有影响的一位大师。通过检讨他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有助于澄清自由主义的批评者们在什么意义上提出了或许有益和必要的警告，又在什么意义上造成了对自由主义某种凝固化的误解和偏见。

我所谓的“漫画”并不完全取其贬义。漫画可以是尖锐深刻的，但同时又是片面失真的。在我看来，施特劳斯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正是这样一幅尖刻的漫画。

让我们来面对施特劳斯的著名诊断：现代性危机的根源在于价值上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并断定这发端于现代启蒙思想，并由于自由主义思潮的盛行而日益严峻。我认为这是一个“倒果为因”的误判。简单地说，早在自由主义成形之前，西方历史上早就有怀疑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思想潜流，而促成这种潜流成为现代思想主流的根本动力并不是自由主义，而是各种价值绝对主义的纷争。让我们设想一下：假设自由主义从未在历史的舞台上登场，从未有过启蒙思想家的“蛊惑和败坏”，人们是否就会拥有确定的真理标准和价值标准？是否就能获得关于“何为美好生活”的确切指南？不能。因为各种宗教，以及每一种宗教的多种流派，都在宣告自身的绝对正确，但它们彼此冲突，甚至势不两立。于是，早在自由主义兴起之前，人们就已经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正确答案”，人们早就陷入了“诸神之争”的困境之中。在各种相持不下的绝对真理的争斗中，人们应该信奉哪一种真理？大概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自以为真理在握，与所有异端为敌；要么陷入不知所措的怀疑和迷失。施特劳斯研究过斯宾诺莎和霍布斯，将他们视为现代思想的发端人物。但他们的基本问题无疑是源自绝对主义的争端。在这个意义上，相对主义恰恰受孕于各种绝对主义的“交配”（在这里“遭遇与争斗”就是“交配”），就是绝对主义自己的产儿。因此，将自由主义看作相对主义的根源是一种“倒果为因”的历史批判。这或许不是施特劳斯本人的观点，却是一种据称是依据施特劳斯思想的观点，而且流布甚广。

那么，即便自由主义不是相对主义的起源，但是否助长了相对主义甚至虚无主义的蔓延呢？再来看看施特劳斯考察的“现代性三次浪潮”。如果我们追问：为什么每一次对现代性的批判都导致了下一次更加激进的现代性浪潮？但它们究竟与自由主义是什么关系？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第一波）算不上自由主义，卢梭（第二波）至多是半个，马克思和尼采（第三波）离自由主义更远。这个历史可以有另一种阐释的思路：对现代性的批判，如果在反自由主义的方向上展开，会走向不断激进的现代性。自由主义本来可以被阐释为抑制激进现代性（虚无主义）的思想力量，但施特劳斯没有这样做。那么，即便我们承认德国纳粹是虚无主义的后果，我们仍然需要分辨，这是自由主义的结果还是反自由主义的结果？施特劳斯多少有些闪烁其词，他有时将自由主义区别于虚无主义，有时又将它们混为一谈，但坚持认为自由主义无法防范虚无主义。那么，我们在什么意义上可以声称纳粹主义的兴起是自由主义的罪责或恶果（这种近来在中国颇为时髦的“深刻”论断）？也许，我们不应当简化施特劳斯，因为在他心目中，似乎存在一种（他较为认同的）好的自由主义，还有一种败坏的被滥用的自由主义。[1]但问题是：被滥用的自由主义真实体现了自由主义的精神吗？正如败坏的基督教可以代表基督教的真义吗？

绝对主义之争是现代性困境的根本缘由，而所有的宗教和思想学说都要面对这种诸神之争的局面。自由主义正是在宗教冲突的惨痛后果之中兴起，对此思想史家有基本的共识。那么自由主义究竟有什么错？批评者的意思大概是说，虽然自由主义最初是作为一个“调停者”脱颖而出，主要是为了缓解各种宗教之间的冲突，这是其重要的贡献，但这种调停方式本身变成了问题。因为自由主义主张保持中立、让各方搁置争议，而自己不做任何判断，这就导致了一种“你好我好大家好，一切交给个人去选择”的局面，于是助长了（至少无力抑制）相对主义甚至虚无主义的蔓延。但这是一个中肯的批评吗？至少有相当一部分自由主义者不会接受这个批评。

在逻辑上，绝对主义之争（极端地体现为宗教战争）并不注定导致相对主义的困境，也完全可能通过另一种方式来克服——那就是造就一个统合的绝对主义，无论是用血战到底的暴力，还是用循循善诱的教化，或者两者兼具。实际上，各大宗教都有这种成为超级宗教的倾向（当今中国某些的新儒家，也仍然怀有这样的信心，期望将所有教派吸纳统合在儒家之下）。但这些努力在历史上全部失败了（虽然历史实践的失败未必是思想的失败，这是另一个话题）。基于宗教冲突的惨痛教训，现代启蒙思想家（自由主义或准自由主义）拒绝以任何宗教教义作为普遍真理，但这绝不意味着他们放弃了对真理与价值标准的追求，或者（如施特劳斯所说的）“放低了标准”。实际上，启蒙运动的主流思想是一种重建普世主义原则的努力，不是以放弃价值标准来应对价值纷争，而是以理性的人本主义重建价值标准。康德的实践理性是如此，黑格尔的意识哲学和历史哲学也是如此。[2]而19世纪英国的自由主义是一种鲜明的伦理思想。

像许多批判者一样，施特劳斯认为现代人丧失了道德责任意识，并将其归咎于自由主义权利学说的影响。如果权利只是为了让非道德和不道德的欲望得到满足，那么现代人就不可能对欲望的放任做出道德约束和谴责。他认为正是现代的个人权利观导向了虚无主义。但这是对现代思想史的恰当描述吗？这种描述或许（部分地）适用于霍布斯，但绝非全部自由主义思想家。实际上，责任高于权利的原则，最早是在17世纪由普芬道夫（SamuelvonPufendorf）阐发，而在康德那里成为一个典范。康德主张，道德的价值在于更深刻地告诉我们，哪一种生活方式会使我们成为更健全的人。但正如拉莫尔（CharlesLarmore）所批评的那样，施特劳斯几乎避而不谈康德的伦理学核心。他在《自然权利与历史》的一个段落中简单地提到，康德问起过，为什么道德哲学被称作是责任的学说而不是权利的学说，然后就中断了。这强烈地暗示康德对此没有答案。但实际上康德就在紧接着的下一个句子中论证指出，“只是因为我们将自己理解为无条件地受到道德责任的约束，所以我们才能相信我们是自由的并由此被赋予权利。”[3]

在这种自由主义的思想传统中，没有“你好我好大家好”的相对主义，更没有“一切无所谓对错”的虚无主义。现代社会生活实践中对个人权利的滥用是事实，但在我看来，这种滥用更多地是来自对自由主义个人权利观的误解，或者更确切地说，对某种特定版本的自由主义的特定理解无力有效地防止这种不幸的滥用，但由此推论自由主义就是现代性危机的根源，那是漫画式的批判。这类漫画式的批判实际上可以针对任何一种思想传统，因为任何一种思想都可能被误解和滥用。比如，指控柏拉图主义是精英主义甚至极权主义，指控基督教是愚昧盲从的独断论，是“人民的鸦片”，是帝国主义的帮凶，指控任何一种社会主义的构想都是乌托邦的迷梦，必将造成巨大的灾难……需要证据吗？选择性的证据总是斩钉截铁而且用之不竭。拿基督教来说，大肆兜售“赎罪券”是真的吧？十字军东征是真的吧？神职人员不断发生的性丑闻是真的吧？……但由此断言基督教本质上就是堕落的、残暴的和伪善的，会是一种严肃的批评吗？会令真正的基督徒信服吗？真正的基督教徒不会回避宗教在历史上造成的问题，但也不会因此承认，这些问题就暴露了基督教的本质，或者其无可救药的内在矛盾。如果将批判置于这样的慎思之下，我们或许会有好的理由指出，施特劳斯对现代自由主义的批判，虽然有其深刻的洞见，但却是简单化的，有所曲解的。这绝不意味着，因为所有思想学说或教义都有其弊端，自由主义的缺陷就是可以接受的，就有了豁免批评的理由，完全不是。不如说，反对漫画式批判的出发点，是要求对自由主义思想传统做出中肯而恰当的认识。因为只有在恰当理解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改造和克服其存在的弊端，正如任何有效的治疗首先要求的是正确的诊断。

那么，有两件事情首先必须加以区分：一种思想学说本身完全没有确立价值标准，这是一回事；而它本身提出了价值标准，但一些（声称遵循这种思想的）人在实践中没有达到这种标准，这是相当不同的另一回事。宗教的仁爱原则是真的，但总有一些（自诩的）教徒的言行举止与仁爱原则相距甚远也是事实。同样，自由主义并不是放弃价值标准的虚无主义，但现代“自由人”的精神困境与道德危机也绝非空穴来风。我们当然有必要探讨实践问题与理论之间的关系，但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在我看来，在现代性情景中，任何一种伦理、道德和政治理想在实践中都会遭遇自身的困难，自由主义是如此，宗教和其他思想学说也是如此，虽然它们各自遭遇的困难是相当不同的。

自由主义的价值标准

自由主义究竟是否放弃了价值判断与道德主张？一种流行的见解认为“自由主义只告诉人们要自由选择，但从不告诉人们应当如何选择”，其流行程度类似于我们听到的另一种指控，认为“宗教要求人们放弃理性去服从教义，最终会让人们变成愚昧或狂热的信徒”。所有流行的指控都有其流行的缘由，但这与它们正确与否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声称“只要自己愿意，随便怎么选择都行”，这是类似萨特式的存在主义宣言，而不是自由主义所主张的个人自主性。

那么，又如何解释所谓的“价值中立”和“正当优先于善”的原则呢？“中立”难道不是对所有价值立场都抱有“不置可否”的相对主义态度吗？正当的优先性难道不是表明了对于“善的观念”（theconceptionofthegood）无话可说或（至少）漠不关心吗？这两个原则（或近似的说法）是一些当代自由主义理论家的主张，但它们非常容易引起（尤其是草率读者的）误解。

首先，“中立性”（neutrality）这个术语必须放置在特定的问题与脉络中理解。正如德沃金（RonaldDworkin）和拉莫尔反复阐明的那样，“中立性”是政治自由主义的一项原则，针对这样一个特定的问题：如何在政治上应对公民在各种宗教或整全性学说之间的“合理分歧”或“多元主义的事实”？政治自由主义主张，首先要在政治上以“平等的”或“不偏袒”（impartial）的方式来对待“合理的分歧”。如果“价值判断”意味着肯认什么和否定什么价值，那么中立性原则本身就不是价值无涉的，而是一个实质性的道德断言（moralassertion）——它肯认了“平等的尊重”这项价值，并要求在政治领域的价值排序中将此价值置于其他价值之上。其次，平等尊重的中立性原则只适用于具有“合理分歧”的善的观念，这意味着它会否定的（而不是“中立”的）态度去对待某些不合理的关于善的主张（比如，“美好的生活必须让别人做自己的奴隶”之类）。再次，“平等尊重”是在政治原则的意义上才具有优先性，因为政治原则不同于其他一般的道德原则，它具有明确的强制性，因此需要最低限度的共识。换言之，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一个人可能信奉一套自由主义的人生理想和道德原则，并认为这比其他宗教和学说更为合理，但她（他）同时相信，将这套自认为正确的价值原则（作为政治原则）强加给其他思想异己的公民同胞是错误的。这究竟是自由主义的谦逊还是傲慢？而这在什么意义上又涉嫌相对主义或虚无主义？

同样，所谓“正当优先于善”指的是在特定意义上——针对政治制度基本结构而言——正当具有优先性。首先，政治生活是共同的生活，现代政体应当尽力维护各种具有合理争议的人生理想能够和平共存。我们大概都会同意“基本的温饱”对于人的生存具有优先性，但这绝不意味着温饱问题就是人类经济学中唯一的问题或总是最重要的问题。类似的，正当之优先性是作为维持共同政治生活之必要条件的优先性，这绝不意味（即便在政治领域中）“好坏”（善的）问题可以被置之不顾或其重要性总是次于“对错”（正当）问题。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罗尔斯等人提出的）正当的优先性：各种善的观念总是会并且应该在政治领域出场，正当的优先性不是取消或藐视善的价值，不是消除善的观念具有的政治内涵，也不是否认善对于政治生活的激发和指导作用。正如只有基本温饱的人类生活就不是真正的人类生活，同样，只有正当的政治生活也不再是政治生活。正当的优先性只是对所有基于善的政治主张施加了一种限制——服从公共理性要求的“所有公民平等的基本权利与基本自由”。换言之，它是作为必要条件来限制各种善的观念在政治领域中的力量。限制似乎是一个“消极”的语词，但它同时具有积极的面向。因为正是由于这种限制，才允容了许许多多善的观念得以获得政治表达，否则它们会被处于霸权地位的整全性学说——在当代就是整全性的自由主义本身——压制和排斥。这正是罗尔斯从早期的“正义论”转向后期的“政治自由主义”的主要动机。我们还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理解正当的优先性：恰恰是由于“何为善、何为有意义的人生”之类的问题对于每个人的政治、道德和精神生活都极为重要，所以我们才不能（在合理分歧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下）轻率地给出一个武断的“标准答案”，并将这个答案强加给所有人。所以“正当优先于善”体现出对善的价值的重视而不是藐视。

让各种（合理的）善的观念在政治领域中和平共存，这当然不错。但这并没有解决“我们应当依据何种善的观念来生活”这一问题。如何来对待这一重要问题？可以想象一种“自由主义”的方式，认为“这个问题是如此之重要，以至于必须完全交给个人自己去选择和决定”。当然，也可以想象另一种（非自由主义的）的方式，认为“这个问题是如此之重要，以至于我们绝对无法交给个人去选择，而要由贤人、传统或宗教教义来决定”。这里我们看到，自由主义与宗教之间似乎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但我们需要格外谨慎地指出：这种反差鲜明的对比包含的某种“漫画特征”——它将宗教描述为教条独断的，将自由主义描述为任意放纵的。这种简单化的描述至多只适用于某些极端的（因此是可疑的）宗教信徒和自由主义者，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歪曲了双方的立场。

许多宗教（比如现代大多数新教流派）绝不会否认自由意志和个人选择的意义，因为人的自由意志是上帝赋予的。至少从奥古斯丁开始，“本真性”（authenticity）的价值已经被纳入基督教思想传统，由此肯认自主选择对于信仰的重要意义。因此，宗教并不主张剥夺个人选择的权利，而是强调对于何为好的生活不能完全交给个人任意选择。同样，自由主义强调个人自主性，这是因为个人的生活不得不是她（他）自己所过的生活，没有别人可以替代，因此人生问题首先要交给个人来选择。但这里“首先”的含义既不是“完全”也不是“任意”，而是一种必要但非充分的条件要求：个人的选择是必要的、不可缺失的、无可替代的。但与此同时，这种必要的个人选择不可能完全由个人单独做出，也不应该是任意的。自由主义在主张自主性的同时，完全承认人是文化、历史、语言和社会之中的个人，而并非主张所谓“原子化的”个人。实际上没有任何重要的自由主义思想家认可所谓“原子化个人”的观念，这种误解在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争论中已经得到了澄清。但（不幸的是）这种不实之词仍然在流传。

选择总是依据某种标准的选择。选择的标准可能是多元的、可争议的，但绝不是任意的，也不是个人可以独自创造的。自由主义相信“我愿意”是一个重要且必要的标准，但不承认“只要我愿意”就足以构成标准本身。即便是消极的自由主义（因其特定的问题意识）倾向于强调没有“我愿意”是不行的（必要条件），但并没有声称“只要我愿意”就够了（充分条件）。这正是自由多元主义区别于虚无主义的要点所在。前者相信，对于人生问题的正确答案可能有多种（彼此可能冲突、也可能兼容），但一定会有些答案是错误的，不可接受的；而对后者而言，所有答案都一样正确有效（或错误无效），一切都无所谓对错。

的确，在现代生活中，有一些人既不信奉任何宗教，也不理解自由主义，他们在各种信仰之间游离，将个人选择当作是完全自我和任意的。这种放任可以冒用任何名义，只是借用自由主义的称号更方便而已（正如唯我独尊的人可能更容易借用宗教的名义）。但他们的言行不是对自由主义原则的践行与忠诚，而是冒用、误用和滥用。实际上，如果自由主义放弃了个人自主性的价值标准，那么所有无神论的自由主义者都只可能拥有坏的（堕落与可悲的）道德和精神生活，这显然不是事实，即便按照主流的宗教标准来看也不是。

那么，自由主义究竟有什么明确的价值标准？若有的话，有能否依据这些标准在伦理和道德问题上明确反对什么或支持什么？让我们尝试给出一个清单：（1）自由主义有理由反对纵欲（比如酗酒、吸毒）（本文由微信公众号“慧田哲学”推送），因为这会使人陷入“不由自主”的奴役状态，因此支持审慎节制地对待生物本能欲望（自主性原则，理性反思原则）；（2）自由主义有理由反对欺诈、利用和伤害他人，因而支持真诚、平等与互惠互利（密尔的“伤害原则”，康德的“人是目的”原则）；（3）自由主义有理由反对迫害与压制异己信念，支持理解、宽容和商谈（洛克的“宽容原则”，当代自由主义的理性对话原则）；（4）自由主义可以有理由反对平庸和蒙昧无知，而鼓励卓越和追求真理（密尔的幸福论）；（5）自由主义甚至可以有理由支持为共同体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边沁的“功利主义”及其当代发展的精致版本）……

当然，并不是所有自由主义者在生活实践中都能达到所有这些标准，正如不是每个教徒都能达到宗教教义所期待的道德水平。但这份不完整的清单多少揭示了自由主义思想可以具有明确的价值标准。同时，我们必须承认，这些道德主张在自由主义内部是有争议的，因为自由主义是一个错综复杂的传统。所谓“消极的自由主义”对于“何为美好的生活”提供的指南非常有限，着眼于强调免于强制的消极自由是实现美好生活的必要条件。而“积极的自由主义”则对人生意义提出了更为实质性的原则。我们可以清晰辨识，18世纪以来有一个具有实质伦理内涵的自由主义传统，这至少包括德国的康德和洪堡，19世纪英国新自由主义思想家（密尔、格林、霍布豪斯、鲍桑葵等），直到20世纪美国的杜威。在这个宽泛意义上的至善论（perfectionism）自由主义传统中，责任和权利同样重要，强调自由和理性的价值在于探索自然和人生的真理，而这种探索指向人格完善和美好生活的发展。对个人权利的主张同时包含了对如何运用权利的告诫、引导和限制，这体现在对他我关系的“（非）伤害原则”和平等尊重原则，以及对自我关系的“自主性原则”。恰当理解的自主性是一种理想，总是要求与理性反思保持一致，因此自主性原则不仅不支持放任（生活中碰巧出现的）欲望，而且反对放任未经反思的欲望，因为“放任”恰恰是一种不自主或不自由的状况。这种自由主义要求个人对自身即刻的欲望、对社会流行的习俗都展开理性的批判反思，这包括对高级欲望和低级欲望的区别，并以长远的发展、幸福和道德尊严来对当下的欲望进行“强评价”（strongevaluation）；同时也强调了个人幸福与社会福祉的关联与一致性，从而倡导投身于公共生活（特别是社会正义与团结）以及致力于社会进步，并将此视为“人生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是理解的自由主义，不是虚无主义的替身或同盟，恰恰相反，这是克服虚无主义的努力。

文明传统的“根基”隐喻

上文指出，恰当理解的基督教思想并不拒斥个人自由，而是要限制和引导个人自由；而恰当理解的自由主义强调个人自主性，但也反对任意的个人选择。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基督教与自由主义兼容的一面（而当代中国的一些新儒家也试图探索儒家思想与自由主义的兼容性）。我们甚至可以说，面对现代性的处境，宗教与自由主义都提出自己的价值标准与应对方式，并且彼此之间具有兼容的一面。然而，这种兼容性并不意味着它们提出了同等意义的价值标准。实际上，两者的价值标准具有不同的性质，也会造成不同的实践后果。直白地说，自由主义的价值标准，即便承认它是某种标准，似乎总是让人感觉过于单薄，过于脆弱，过于松散，过于不稳定，以至于在更严格的意义上称不上是一种标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般不会用“无根的”（rootless）这个词来形容基督教、儒家或伊斯兰文明，而以此来形容自由主义似乎是恰当的，至少并不让人感到荒谬。追究起来，这大概有两个主要原因：分别是历史的和哲学的。

首先，几大轴心文明都延续了两千多年，显然有其悠久的历史渊源；其次，这些文明传统（在其思想最深处）都主张了某种超越（验）性的真理——既是认知的（宇宙论）又是道德的（价值论）。这些真理主张因其形而上的超验品格，在原则上无法被任何形而下的经验所动摇，成为各自文明传统的坚实基础。也就是说，每一种轴心文明都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与坚实的思想根基。以此反观自由主义，就会发现相当不同的情形。自由主义兴起于欧洲的世俗化时代，不仅历史不够久远（至多不过四百年），而且明确地源自基督教文明传统，因此就历史渊源来说，自由主义是派生性的（derivative）而非源生性的（original），似乎无法成为一种“根基”。其次，在哲学层面上，自由主义的认识论和价值观实质上都是“以人为本”的，是一种泰勒所说的“自足的人本主义”（self-sufficinghumanism）甚至是“独占性的人本主义”（exclusivehumanism）——“不接受任何超越人类繁荣的终极目标，也不拥戴任何外在于这种繁荣的事物”。[4]这是一种内在的（immanent）而非超越的（transcendent）哲学，诉诸人的理性以及基于理性的自主性原则。简言之，自由主义的历史过短而且具有明确的派生性，其哲学放弃（若非完全否定）任何外在于人的超越性存在基础。正是在这两个意义上，自由主义容易被视为“无根的”。

那么，为什么根基如此重要？为什么自由主义（或任何一种思想传统）必须立足于某种具有历史源生性以及哲学超越性的“根基”？一个似乎显而易见的回应是：没有根基的事物是不可靠的、脆弱的、不确定的，最终是不可存活的。但是，究竟什么才能被当作是可靠而确定的“根基”？为什么（比如康德主张的）人的理性以及善良意志观念——不可以胜任担当这样的“根基”？因为人们可以继续追问：人的理性从何而来？善良意志又从何而来？对于这样的追问，可能存在不同的回应。独占性人本主义的信奉者可能断然否定这种追问的正当性，人的理性与善良意志就是终极性的，实际上不存在一个更为形而上的基础，而各种形而上的基础观念（无论是柏拉图的“理念/相”，儒家的“天道”或基督教的上帝）恰恰是人自己的发明或建构。也有人会采取不可知论的回答，理性与善良意志基于不可知的“自在之物”；还有人倾向于接受一个明确的答案“这是与生俱来（自然）的”或者“上帝赋予的”。对基督教徒而言，上帝是始源的和超越的，而人的理性和善良意志是派生的和内在的，只有前者才能作为后者的基础。

但若再进一步追问：上帝存在吗？我们又何以知道？对此终极性的追问，人们并没有共同一致的答案，始终存在着不同的（肯定的、否定的以及不可知论的）回答，取决于各自不同的信仰立场。而信仰在根本上不是理性能够证实或否证的。理性对接近信仰或许会有帮助，但最终信仰的确立还需要理性之外的东西，需要克尔凯郭尔所谓的“纵身一跃”。

纵身一跃是一种冒险，如果我们还未能确定是否存在“彼岸”或我们能否抵达；但如果我们能够确信，这纵身一跃将使我们获得拯救，并赋予生活终极意义上的可靠性与确定性。这不是说生命就此安顿，而是说在哪怕艰险的旅途中，我们是有指南可循，有归宿可去。而留守“此岸”也是另一种冒险，因为我们除了人类自身无可依靠。但如果你相信，“彼岸”并不存在，或者，即使存在我们也不可知或不可企及，而此岸就是我们仅有的存在之地，我们只能立足于此岸，立足于人类自身以及周遭可见的大自然。这是我们全部价值的来源，虽然总是不够确定可靠，却是我们唯一可能的资源。由此，我们获得了另一种确定性——放弃幻想所带来的确定性，并以此与世界的不确定共存。自由主义同时对这两种可能性开放，并可以形成“无根的”（放弃超越信念）、“独根的”（坚持一种超越信仰）和“多根的”（基于多种文明传统的结合）自由主义。它们各自都为人的生活提供了某种标准或答案，也都有各自不同的局限和困难。

那么什么才算是“标准”或“答案”？没有根基的答案会是确定可靠的吗？“根基”是一种隐喻。隐喻作为一种人类认知的原型范畴具有不可替代的语义功用。但所有特定的隐喻方式都同时具有阐明与遮蔽的效应。而尼采说过“一个变得凝固和僵硬的隐喻完全确保不了任何关于其必然性和独一合理性的东西”。[5]就我们讨论的议题而言，“根基”之说是以植物或建筑的方式来构想一种文化或思想传统，将其比附为“一棵大树”或“一幢大厦”，而“根基”（root或foundation）是确保其可靠稳定的先决条件。但前文的辨析试图阐明：无论是历史的源生性还是哲学的超验性，都不能确保一种思想信念的可靠与确定。某种特定的信仰只有对其信仰者而言，才具有“根基”这个隐喻所蕴含的那种可靠性和确定性。对宗教信徒是如此，对自足的人本主义信奉者也是如此。这个主张不必依托（非常有争议的）相对主义的立场，而是对“合理分歧”或“多元主义事实”的现象学描述。[6]

我们也可以换一种隐喻的方式。思想史的考证表明，自由主义无疑是基督教的儿子，带有基督教文明的血脉（基因）。但他已经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生命，在大地上行走，甚至远渡重洋来到异乡，他受到的欢迎与诋毁一样多。那么，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儿子？在各种关于自由主义的考察中，我们看到了他多种不同的形象，以及（同样多的）对他应该如何的告诫与期望：效忠虔敬的儿子，叛逆出走的儿子，特立独行的儿子，自作主张的儿子，绝情弑父的儿子，投靠近邻的儿子，也还有迷途知返回到父亲怀抱的儿子……

这是一个祛魅的时代。无论再魅化（re-enchantment）的风暴如何强劲，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将会见证许许多多不同的儿子。是的，确切地说，自由主义不是基督教的独子，而是性格各异的一群兄弟。他们各有自己的伟大与不幸。而在血脉相连的意义上，这也是基督教文明的伟大与不幸。

[1]近十年多来，一些对施特劳斯的研究将他阐述为自由主义的同情者，甚至认为他本人就主张一种特定意义的自由主义——所谓“柏拉图式的自由主义”（PlatonicLiberalism）。见StevenB.Smith，“LeoStrauss'sPlatonicLiberalism，”PoliticalTheory，Vol.28，No.6(Dec.，2000)，pp.787-809。2006年，施特劳斯学院派的弟子们接连推出三部著作，都试图阐明“施特劳斯是自由民主的朋友而不是敌人”，参见：StevenB.Smith，ReadingLeoStrauss：Politics，Philosophy，Judaism(UniversityofChicagoPress，2006)；ThomasL.Pangle，LeoStrauss：AnIntroductiontoHisThoughtandIntellectualLegacy(JohnsHopkinsUniversityPress，2006)；CatherineandMichaelZuckert，TheTruthaboutLeoStrauss：PoliticalPhilosophyandAmericanDemocracy(UniversityofChicagoPress，2006).

[2]在此我充分意识到，康德的自由主义者“身份”是后来“追认”的，而黑格尔与自由主义的亲和性关联是近二十年来研究的一个趋势。

[3]查尔斯·拉莫尔：《现代性的教训》，刘擎、应奇译（东方出版社，2010年版），79页。

[4]CharlesTaylor，ASecularAge(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7)，p.18.

[5]译自DanielBreazeale英译文：“Butthehardeningandcongealingofametaphorguaranteesabsolutelynothingconcerningitsnecessityandexclusivejustification.”Nietzsche，“OnTruthandLiesinaNonmoralSense”(1873)，inTheNietzscheReader，editedbyKeithAnsellPearsonandDuncanLarge(Malden，MA：Blackwell，2006)，p.120.

[6]严格意义上的相对主义是一个很强的形而上学宣称。简要地说，它主张不存在任何普遍的认知或/和价值的真理（真相），所有真理（真相）都只相对于特定（历史、文化或个人）的语境而言。这种相对主义的主张实际上假定：它确切地知道在超语境的层面不存在真理，但这本身是一个超语境的形而上学判断。因此，（至少强版本的）相对主义具有内在不融贯的嫌疑。而本文作者持一种“后形而上学的”立场，指出“根基”的可靠性与确定性之“效应”（effect）不是普遍的而是相对的，这并不涉及形而上学层面上是否存在普遍真理的争议。换言之，这一事实的观察判断可以兼容于形而上学层面上的多种主张：包括实在论、不可知论和相对主义。

谢选骏指出：人说“被误解与被滥用的自由主义”——我看自由主义并未遭到误解与滥用；因为自由主义就是“原罪正确主义”。古典自由主义认为自由以不妨害他人的自由为前提，试图对自由进行一个“合理的限制”；企图以此逃避“自由主义就是‘原罪正确主义’”的定性。但是，这个合理的界限实际上是无法划定的，只能陷入无休无止的争议之中；结果就造成了“被误解与被滥用的自由主义”的错觉。其实这是自由主义本身的特性所决定的，并非误解和滥用。


【47、略论民间武装是社会发展、自由进步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缅甸的转捩点：民间武装攻击下军政府节节败退》（BBC曼谷分社 2023年11月9日）报道：

夺取政权两年后，缅甸军队濒临不堪一击的边缘。

在短短几天之内，缅甸军政府失去了对接壤中国边境地区的大部分控制权。

在得到其他反政府武装的支持下，掸邦（Shan State）三支民族武装在协同攻击下，占据了数十个政府军据点，夺取了承载大多数往来中国贸易的边境关卡与公路。

这是政府军自2021年2月夺权以来所遭受的最严重挫败。在军方对抗其灾难性政变所引发的武装起事达两年半之后的今天，这支军队显得虚弱，甚至有了击败它的可能。

军政府以空袭和炮轰来还击，迫使成千上万平民百姓离开家园。然而它无力调拨增援，遑论收复失地。据信掸邦政府军司令员昂觉伦准将（Brig Gen Aung Kyaw Lwin）是已知阵亡的数百官兵之一，他是自政变以来在作战期间阵亡的最高级别将领。

让这起袭击更具重要性的是，在掸邦活动的这支装备精良的民族武装明确地将自己以及其军事行动，向更大范围的反叛运动靠拢。这些反叛武装寻求推翻军政府，重建民主管治。

然而尚有其他因素在左右大局。这三支叛军长期虎视眈眈，谋求拓展所控疆土。更关键的是，本来作为牵制力量的中国，并未阻止这场行动在其边境附近推进。

这也许是因为北京对军政府在诈骗园区泛滥掸邦的问题上不作为而感到失望。成千上万中国和别国公民被强迫到这些园区工作，叛军声称他们的其中一个目标就是要扫荡诈骗园区。

回望2021年，军队和警察暴力镇压反对政变的和平示威，反政府活动人士认为他们已别无选择，继而号召全国武装起义，对抗军阀。许多活动人士逃到缅甸与泰国、中国和印度接壤，被民族武装控制地区，寻求获得他们普遍缺乏的军事训练与军备供应。

一些实力雄厚的民族武装，例如克伦族（Karen）、克钦族（Kachin）、克伦尼族（Karenni）和钦族（Chin），决定与民选政府被军事政变夺权后成立的民族团结政府（NUG）结盟。

并非所有民族武装都有结盟，尤其是掸邦各派系。这片与中国和泰国接壤的土地，辽阔而无法无天。

掸邦也许最为人熟悉的是其全球规模数一数二的非法毒品产地，但赌场与诈骗园区最近也在这里飞速发展。

自1948年缅甸自英国独立以来，掸邦一直饱受武装冲突和贫困的摧残，分裂成不同军阀、毒枭与民族武装的山寨。他们互相攻打对方，也跟政府军对垒。

掸邦是缅甸最大的少数民族群体，有两支敌对民族武装声称代表当地，但近年来，再有四个小型民族建立了强而有力的武装组织。

能力最强的要算是佤族（Wa）。他们配备现代军备，有约2万兵力，且得到中国撑腰。

其次是华裔果敢族（Kokang），他们的武装活动源远流长；位处偏远山区的德昂族（Palaung 或 Ta'ang），其部队自2009年成立以来迅速壮大；还有若开人（Rakhine），他们其实来自缅甸另一边的若开邦，但有许多人移民到东面后，协助组建若开军（ Arakan Army, AA），如今成为了缅甸数一数二的精锐民间武装。

佤族人在1989年与缅甸军政府达成停火协议，一般会避免介入武装冲突。他们宣称在军政府与反叛武装之间的冲突中将保持中立，但他们被认为是全国各地诸多反军政府抵抗组织的多数武器来源。

余下的三支民族武装——果敢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MNDAA）、德昂民族解放军（TNLA）与若开军——组成了所谓的“三兄弟联盟”。自政变以来，他们多次共同与政府军冲突，但总是为了他们自身的领土利益，而非为了支持民族团结政府。

这三支反叛武装谨慎地给来自缅甸各地的异议人士提供庇护、军事培训和部分军备。

但毕竟他们地处中国边境，他们还是要顾及中国的顾虑，也就是确保边境地区稳定和维持贸易流通。中国在外交上支持缅甸军政府，与民族团结政府保持距离。

今年6月，受中国施压，“三兄弟联盟”同意跟政府军和谈，只是很快便谈判破裂。尽管如此，联盟表面上还是跟更大范围的内战保持距离。

他们在10月27日开展的军事行动改变了一切。

他们势如破竹，一些政府军师团未打一枪便举手投降。联盟声称已夺取超过100个据点和四座城镇，包括设有边境关卡的清水河（Chinshwehaw）和兴威（Hsenwi）。兴威正好处于通往木姐（Muse）的公路交叉口上，而木姐是面向中国的主要国门。

联盟武装炸毁桥梁，防止政府军增援力量进入，又把老街镇（Laukkaing）重重包围——这里有许多由军政府关联家族运营的诈骗园区。

受困老街的外国公民估计成千上万，当地居民须排队购买仅余的粮食，市内日趋混乱。中国已警告其公民从就近边境口岸紧急撤离。

“三兄弟联盟”称，如今他们的终极目标与民族团结政府相同，就是要推翻军政府。

面对着全副武装的政府陆军和空军，民族团结政府的武装志愿者拼死对抗了一段时间。民族团结政府对联盟接连报捷感到雀跃，甚至说让他们的武装斗争得到了新的力量。

支持民族团结政府的人民防卫军（PDF），无论是装备还是经验都比不上掸邦各派武装，但他们也乘着政府军似乎处于劣势，趁机在掸邦附近发起了攻击，并首次从政府军手中夺取了地区首府都控制权。

在老街某次事故导致中国对缅甸军政府彻底失去耐性之后，“三兄弟联盟”总会小心翼翼地部署其攻势。

过去一年，中国政府持续向缅甸军政府施压，要求加大力度取缔主要由华人犯罪集团运营的诈骗园区。园区如何残暴对待被人口贩子诱拐到当地禁闭的受害人遭曝光，让北京难堪。

在中方压力下，像佤邦等缅甸边陲民族武装同意向中国公安移交涉嫌参与诈骗活动人员。今年8月至10月间已有超过4000人被遣送到中国。但老街各大家族对于是否要结束为他们创收数以十亿美元计的行业感到犹豫。

来自该地区的消息来源告诉BBC，10月20日，老街本来有人试图解救数千名被禁闭人员，结果出了乱子。

诈骗园区的门卫据信打死了几名试图逃走的人，结果隔壁中国市区（云南临沧）的政府发来了措辞强烈的抗议信，要求严惩肇事者。

“三兄弟联盟”看准时机，起而攻之，并许诺瓦解这些诈骗园区，以安抚中国。中国公开呼吁停火，但联盟的发言人称，他们并未接到中国政府要求停止战斗的直接通信。

但在预期军政府终将倒台下，他们的长远目标还是寸土必争。民族团结政府许诺，只要军政府倒台，便会让联盟参与缅甸联邦新架构的谈判，攻城略地有利于联盟增强谈判筹码。

德昂民族解放军长期希望将其势力范围拓展至宪法所允许的德昂自治区以外；民族民主同盟军希望收复2009年丢失给政府军的老街及其相邻边境地带——当时的军事行动正是由军政府最高领导人敏昂莱将军（Gen Min Aung Hlaing）所率领。

目前所有目光都投放到若开军（AA）身上。他们迄今只支持在掸邦的战斗，但其兵力集中在若开邦，且已控制了当地许多城镇和村庄。要是他们决定攻打政府军，军政府将顾此失彼，危险万分。

德昂民族解放军的一位发言人对BBC称，他们不再认为军政府具有任何正当性，与之谈判已毫无价值。

民族武装跟政府军就算能达成任何协议，恐怕都会被未来的民选政府作废。在新邦联制度下为各自民族赢得宪法承认的国家地位，是德昂族、果敢族和佤族的共同目标。

透过加入战斗，这些民族武装也许会促使缅甸军事统治走向终结，但他们的抱负将无可避免的跟掸邦内其他武装产生矛盾。这预示着那些试图为缅甸描绘未来民主蓝图的人，将要面对怎么样的重重挑战。

谢选骏指出：从缅甸的事例来看，民间武装确实是制衡专制暴政的不二法门。

Hu Ping胡平@HuPing1：

不少中国人对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有误解。他们宣称持枪权是美国民主的基石；美国不禁枪是因为美国宪法赋予美国人民武力推翻暴政的权利。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

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写的是：“管理良好的民兵，对于一个自由州的安全实属必要；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予以侵犯。”（A well  regulated Militia, being necessary to the security of a free State,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to keep and bear Arms, shall not be infringed）

不难看出，允许各州拥有自己的武装组织这一条才是第二修正案的要点。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的立法背景是，当时美国人民担心联邦军队可能对于各州安全带来威胁，故坚持各州有权拥有自己的武装，以维护各州的自主与安全。至于人民有权持有和携带武器这一条，在当时毫不新鲜。当时的大清帝国，不但平民可持有武器，地方也可以有民兵组织。曾国藩的湘军就是从乡兵即民兵发展而来的。只不过清代的乡兵是中央政府武装力量的延伸、辅助或补充，绝不是用来防范中央政府武装力量的。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承认各州有权拥有自己的独立的武装组织，可以用来防范联邦军队的侵犯。

美国是联邦制，各州享有高度的自主权。两百多年前，北美十三州合众为一，不少州对于新建立的联邦政府戒心很重，唯恐联邦政府用它的武装力量侵犯本州的自主权，所以执意要保留自己的独立的武装力量。这是宪法第二修正案的由来。两百多年过去了，很多情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有不少美国人——包括最高法院的一些大法官——认为当年立法第二修正案的那些因素已经不复存在，因而主张废除宪法第二修正案。不论你是否赞成废除的主张，有一点是明显的，那就是今天的美国确实和两百年前的美国有很大的不同。事实上，今天美国各州的国民警卫队，其性质也已经和当年的“管理良好的民兵”有很大差别了。

回到民间持有武器这个问题上来。把允许民间持有武器视为自由民主的基础这种看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水浒传里有多少好汉，整日舞刀弄棒，祝家庄、曾头市更有上万军马，他们并不是政府的武装，而是地方豪强的武装。即便在管控最严厉的秦代，乞食漂母的韩信还背把剑在大街上走来走去呢。如果允许民间持有武器就有了自由民主，中国从秦始皇时代就该是自由民主国家了。

为什么在过去，几乎各国政府都允许民间持有和携带武器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在过去，通讯手段原始，交通工具简陋，侦缉技术落后，没有对社会全覆盖的保护社会治安的系统，所以再残暴的政府也不得不允许民间持有武器自卫。到了现代，借助于高度发达的通讯手段、交通工具和武器及其他装备，很多国家都建立起对社会全覆盖的警察系统。这就极大地降低了平民自己用武器自卫的必要性。所以是到了现代，很多国家才对民间持有武器采取了更加严格的管控。

必须强调的是，无论古代或现代，允许民间持有和携带武器都只是为了自卫，不是为了抗拒政府。这事一想就明白：如果老百姓拥有武器足以对抗政府，政府还是政府吗？那不成了无政府了吗？因为在任何时代，政府的武力和民间的武力都不在一个层次上。所谓政府，按定义，就是拥有压倒性的武力。因为政府之所以是政府，就在于它拥有执行自己意志的强制力，这就要求政府的武力对平民的武力具有压倒性优势。所以平民拥有的武器只是用来防止另外的平民的暴力攻击，不是用来对抗政府的，也是无力对抗政府的。

再说一遍，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的要点是承认各州有权拥有自己的武装组织，而不是承认人民有权持有和携带武器。因为后者是过去几乎所有国家都允许的，前者则不是。美国的联邦制有些像中国过去的封建制。在封建制下，地方诸侯或藩王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不属于皇帝，而属于诸侯或藩王。有的诸侯或藩王拥有的武装力量还很强大，甚至可以和皇帝的军队相抗衡。在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下，有些州的武装力量或许有可能和联邦军队相抗衡（尤其是在建国初期），只是这种武装量依然属于政府的力量，属于州政府而不是联邦政府的力量。至于人民拥有的武力则远远达不到和政府相抗衡的程度。

今日美国，老百姓拥有的那点武器也远不足以反抗政府。在美国，平民能够持有和购买的武器也只限于轻量级的武器。比尔.盖茨可以根据第二修正案，购置坦克车战斗机乃至核弹导弹（第二修正案写的是ARMS，不是GUN），建立起一支高度现代化的武装力量么？有任何国家会允许平民这么做吗？我以为不会。

维基百科上有个“各国枪支比率列表”，各国枪支数据出自Small Arms Survey  2007。根据这张表，每百人枪支拥有量，美国：88.8，名列第一。位居第二的是塞尔维亚，58.2，比美国要低30个百分点。大多数民主国家在30以下，其中，印度：4.2，排名第110；波兰：1.3，排名142；韩国：1.1，排名149；日本：0.6，排名164。根据这张表，中国：4.9（不知道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怎么算的），排名102；台湾：4.6，排名106。

从“各国枪支比率列表”可知，民间持有枪支的多少，和该国的民主的多少并没有什么关系。很多民主国家对枪支管控很严但仍然很民主，很多专制国家对枪支管控很松但仍然很专制。

其实，也就只有在美国的华人会以为持枪权是民主的基石，那些在欧洲民主国家的华人，那些在日本、在韩国的华人，还有台湾人，都不会这么认为。美国确实很特殊。美国民间拥有的枪支数量远远超过其他国家，这是美国特殊的历史造成的。想当初，一群一群的欧洲人漂洋过海来到荒凉的新大陆，他们必须携带武器，因为没有别人或机构保护他们，他们只有自己保卫自己。这种情况早就变了。现在从别的国家和地区来到美国的人，有几个是随身携带武器来的呢？

一方面，很多民主国家严格控枪但仍然很民主。可见民间有权持有武器并不是民主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很多国家允许民间持有武器甚至允许自建武装团体但仍然很不民主。可见民间有权持有武器也不是民主的充分条件。今天的美国，完全可以在枪支管控上更严一些。

……

把允许民间持有武器视为自由民主的基础这种看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水浒传里有多少好汉，整日舞刀弄棒，祝家庄、曾头市更有上万军马，他们并不是政府的武装，而是地方豪强的武装。即便在管控最严厉的秦代，乞食漂母的韩信还背把剑在大街上走来走去呢。如果允许民间持有武器就有了自由民主，中国从秦始皇时代就该是自由民主国家了。……

雪柔@xu96175836：Jun 5

有制衡才有文明。允许人们有武装的社会，一定是文明的社会。

12:05 AM · Jun 6, 2024

暗夜寻灯 seeking light in dark night@winstonywu：胡平又开始胡评了——不把民主形成的诸多因素列出来就会瞎胡说！

於意雲何@geros196112：

胡平老师好！任何国家、任何体制下，无力保护自己的人总是弱者~~~

每日热点@1aaa9：所以，古代民间有和官府的对等武器，所以古代社会民众可以轻易的揭竿而起反抗暴政啊，能够相对容易的反抗暴政，就是自由的基础。民主不民主并不那么重要。

光之使者@Market19901005：古代民間不能藏盔甲，在冷兵器時代，盔甲才能算真正的被限制武器。因為盔甲決定了官民的武力懸殊。

James Peng@jamespeng001：

Jun 6

我发现，胡先生的思维方式很有问题，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

在论述持枪好坏时，举的例子是古代中国封建土豪地痞流氓。

在论述禁枪有无必要时，举的例子是现代社会民主政府。

这是不是一种思维固化现象？也就是先有结论，再找答案，或是，先射箭，再画靶。这样的论述方式，会给读者有牵强附会的感觉。

MBD@MbdMbd29924908：

胡平這文章看上去就有為共匪國洗地的嫌疑——如果政府不是保護人民權利的政府，不管人民有沒有擁槍的權利人民都有權利推翻這個政府！

留声 Chinese Voice@chinese_voice_：

不同意你这种说法——民间有武器是因为过去的科技程度不够，皇权无法深入到社会每个角落去管住每个人，但是皇权从来都不希望让人民（甚至豪强）拥有武装的。

能不能和愿不愿意是完全两个概念。

朱韵和@zhu0588：

記者披露天安門感人故事：Sony 放棄數位相機技術曝光，協助紀錄真相。1989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使整個北京風起雲湧。即使當時的獨裁政權想要掩蓋暴行，新聞工作者仍冒著生命危險躲過中國海關的嚴厲封鎖，傳出一張張影像紀錄，而其中幾張照片是透過當時還處於實驗性的數位攝影機拍攝下來。

曾庆文@Zeng_Qingwen：

Jun 6

这里有个逻辑问题，拥有武器只是先决前提条件，但不是唯一条件，不能将武器与民主等同起来。没有武器，在传统专制社会中，一定无法实现民主，因为在大一统中，权贵垄断暴力，强人恃强凌弱，强者越强，弱者只能逆来顺受，自我了断，以弱制强的文明民主制度无法落地生根。武器与启蒙相结合才有近代民主。

Bangder@Zyywyp：

Jun 6

人们天生拥有自卫权。剥夺他们持有枪支的权力，等同于剥夺他们的自卫权！恶人总能找到枪支或者其他犯罪工具，而禁止持有枪支，被禁的绝大多数都是好人，当大多数好人没有了自卫的武器，犯罪发生时除了逃跑，就只能自求多福了！

黎明刀@mingdao_li：

Jun 6

任何事情都有个边界，用武器维护自己的法定权益是制衡外来侵入的边界。

Blue Eagle@Cook548934L：

Jun 6

那倒是，如果宋代学习了禁武器这招，现在还是宋代吧，以为如何？

杨利伟@y19681227：

Jun 6

这种理论能站得住脚？冷兵器能和枪支对比吗？随便找两个人，两个人都拿冷兵器和赤手空拳有多大区别？随便找两个人，他们都拿枪的情况下，很容易成为武力均衡，这点常识都不顾，不知道你是不是在故意搅浑水。

+laoluo@17789879871：

Jun 6

只能说明中国古代（落后社会）比现代（文明社会）还自由。

AdamsYS@yuesan0371：

Jun 6

胡说八道，就这个认知？

enlightened@enlightemed：

Jun 7

回忆第一个公民社会的诞生，英国议政与国王的对待。倘若没有议政贵族的强力，国王会让权么！

Arthur Doyle@ArthurDoyl221：

Jun 6

崇拜皇帝的地方，不可能有自由，民主根本沒有意義，也不可能產生現代文明。

@ssskj6：

Jun 6

同意胡先生说法。从世界史上看，民间拥有武器并不一定会带动民主自由，而目前世界上诸多民主国家也不都是允许民间拥有武器或者重武器。因此民间拥有武器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Yuanwen Li@yuanwen_li：

Jun 6

从这里看出胡平还是有认知缺陷的。你都说了水浒好汉，地方豪强了，那是汉汉和豪强与当局的武力对等。群众还是没有，韩信也只是个人，不是所有人。个人拥用或少数强人拥有和群体拥有这是一回事儿吗？写了那么多理论文章白瞎了！

Hyde-各种张伯伦必须滚蛋

@Wright1688：

Jun 6

韩信是贵族二代。韩信背剑是偷偷的，不要被司马迁等文人骗了。秦朝严刑峻法，不是闹着玩的。秦朝为什么要禁止武器？当然是防民之手。平民持有武器是自由国度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懂点逻辑，好吗？

drunk xue@DrunkXue：

Jun 6

秦始皇時期民間並不持有武器吧？即使陳勝吳廣也僅僅是用的木棒

A.D.Leeli@A_Dleeli：

Jun 7

那说：神岂是这么说？

混淆视听的傻白……

Jperry002@Jperry002：

Jun 6

你要学会必要条件，充分条件，这些基本逻辑概念

特浪仆@DJT201701：

Jun 6

中华帝国两千多年，只有元朝不准民间（确切说是不准汉人民间）携带武器，不准习武，当然更不准练习骑射，其他朝代包括清朝和民国都允许民间拥有武器和练习武艺（有个别朝代规定民间不能拥有全套铠甲）

Xatrixer@Xatrixer：

Jun 6

胡性伪君子看过美丽国宪法吗，读懂了第二修正案吗！

夏陌乡—-廢除“回國”這個洗腦詞彙！用“去中國”代替！

@Kzj3yEZ1EVAd743：

Jun 7

我今天聽了胡平爸被共產黨殺害的芳菲採訪。深感同情。 共產黨就是罪怕民間持武器，現在刀都實名制，加鏈子。醒醒吧胡平！

Communists are a tumor on the human race.@Freepiople：

Jun 7

伪装的历史，古代铁器那么容易得到？

公民甲@freedompeacewin：

Jun 7

充分条件与必要条件不能混为一谈

福禄寿禧777@BiancaFRT777：

Jun 6

胡平的意思只能党拥有枪呗。

高清无码@xiruya11：

Jun 6

中国什么时候修改这种宪法，支持所有公民持枪，因为我太想杀那些败类贪官，太想灭那些霸道没有人性的土匪。还明间一个清净还明间一个安稳。

winred.comJerry@Jerry47800：

Jun 6

胡平犯了个推理错误：持武器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

知识分子必须识字，但识字不一定是知识分子。对不对？

東方來@fromorient2023：

Jun 6

您這比喻是哪跟哪啊？

一個政府允許民眾持有武器，是自信自己不會做出民眾要用武器反應的事情來的表現。也是民眾自由和尊嚴得到尊重的體現。但不一定是民主必要的條件。

把中世紀的中國與現在社會相比，風馬牛不相及！

christine@christi89446158：左派天生具有张口就来的胡说八道的“本领”。

谢选骏指出：历史表明，以暴制暴才是硬道理——

1、秦始皇禁止民间武装，貌似不可一世，所以崩溃迅速，结果只红了二代。

2、民间武装不断释放社会压力，推动变革，可以延迟政权总崩溃的时间。

3、总的来说，民间武装是社会发展、自由进步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48、和自由主义同归于尽】


“《史塔克宣言》：被美国和谐的219撞机事件主驾遗书”（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纽约2010年2月18日）报道：

一架低空飞行的小型飞机18日撞入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市国税局的办公大楼，当地官员表示这可能是一件蓄谋事件。 

飞行员是名叫约瑟夫·安德鲁·斯泰克的男子，在撞机事件前曾在网上留下自杀遗言。报道称，这名飞行员在驾机撞楼之前，已先纵火将自己的家烧了。消息人士说，他显然是蓄意制造这起撞楼事件。 

当地消防局局长助理奥斯汀·哈里·埃文斯说，至少有1人失踪，两人被送往医院。 

撞机事件导致大楼一面的几十扇窗户粉碎，一些楼层天花板塌陷，通过电视画面，可以看到大楼二三楼层浓烟滚滚，黑烟中不时有窜出的火焰。 

作为预警，美军派出两架F16战斗机在撞机发生地上空执行空中巡视任务。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发言人林恩．伦斯福特表示，飞行员没有获准相关飞行计划。 

在大楼工作的员工佩吉·沃克表示，撞机事件发生时，她正在办公室工作，“当时的感觉就像炸弹爆炸，一下子天花板塌陷，窗户粉碎，我和其他人都跑了出来。”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彼得．努森说，调查员已被派往事故现场展开调查。 

信件翻译 

撞机事件前，史塔克在http://embeddedart.com/留下自杀遗言，该站站长表示，基于FBI的要求和过大的负荷，他删除了原来的帖子并且不能备份，还说FBI是给他直接打电话，让他删帖的！

当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你无疑会问，“为什么会这样（驾机自杀撞击国税局大楼）？”简单地说，原因很复杂而且我对这个事件的筹划由来已久。许多个月之前，我开始写这封信，是为了疗治我对这个世界悲观失望的情绪，那是一种意识到这个世界已破碎的事情毫无补救希望的绝望。无需多说，我对这个世界的出离愤怒可以写下一卷又一卷，如果我愿意写的话。但我发现，写下这些愤怒的过程让我沮丧，感到沉闷，而且写作这些事情可能是毫无意义的……尤其当狂怒的风暴席卷我的大脑时，我无法充分地陈述我的想法。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抚平我内心的创伤，但绝境下我会做出绝望的挣扎。

小的时候我们被灌输这样的“常识”：没有法律就没有社会，那是无政府主义。悲惨的是，在这个国家（美国），我们从小就被洗脑被意识到，我们对这个国家的奉献和服务，换来的是政府对正义的主持。我们进一步被洗脑被相信，这个国家是自由的国度，而且我们应当为“崇高的自由主义”随时准备献出生命。可曾记得那句名言，“被代表就要被交税”（选出政府就要给政府纳税）。尽管我们小的时候被洗脑接受这些谬论只用两三年而已，我花了我整个成年的时间才意识到这纯属扯淡。在现在这个时代，任何人胆敢站起来对这个原理（“被代表就要被交税”）说不会立刻被打上“疯子”和“叛徒”的标签，以及面临更糟的待遇。

虽然很少有人对税收没有怨言，但我敢肯定这辈子还没有见过一个政治家能为有我这样想法和利益的人说话。他们甚至根本不关心我说什么。

为什么那撮暴徒和强盗可以犯下无法想象的暴行（比如通用汽车的总裁们好多年以来的所作所为），并且当他们的贪婪和无比愚蠢的行为最终带来灾难的时候，联邦政府却可以毫无保留地在几天甚至几个小时内救助他们化解危机？与此同时，当我们称之为笑料的美国医疗保健系统包括那些药品和保险公司，在每年谋杀数以万计的老百姓的时候，在掠夺他们（老百姓）的尸体欢呼他们（老百姓）的伤残的时候，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却对此视而不见，反而在积极地救济他们那些卑劣的“老伙计”（华尔街资本家）。更可悲的是，那些政府的“代表们”（称呼他们为小偷，骗子和自私的混蛋更贴切）却在年复一年地空洞地讨论“糟糕的医保问题”而毫无行动。对他们来说，只要死老百姓不挡在他们赚钱的路上，一切危机对他们根本不是问题。

什么正义？搞笑！

不知道一个有理智的人如何解释在我们的税收以及整个法律系统中存在的那些光鲜却代价沉重的废物。我们有一个过于复杂的制度，复杂到只有那些最聪明的学者才能领悟。尽管连砖家也不知道为什么需要遵守那些法令，这个系统却残酷地要法律的受害者承担违反法律的责任。法律规定税收表格结尾处需要纳税人签名，然而却没人完整了解他们到底签署的是份什么协议，这不是被胁迫又是什么？如果这不是极权专制国家的法律，那就没有法律是了。

我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我对这个制度的反思开始于80年代的美国噩梦。不幸的是，经过16年的学校教育，我才偶然去注意到税法中那些含糊和傲慢的条令，尽管这些条令都是些最普通的英文。一些朋友推荐我参加一个（普通纳税者组成的）学习小组，阅读和讨论“税法”。讨论的重点是税法中关于免税的一章，免税的对象包括粗俗腐败却出奇富有的天主教堂。在这个领域中最“好”的、薪水最高、最有经验的税收律师的帮助下，我们（学习小组的成员）仔细研读了税法，然后做和那些“大男孩”做的同样的事情（但我们并没有像天主教堂那样打着上帝的名义却从信众中骗财以及向政府隐瞒巨额财富）。我们小心地光明正大地做事，遵守所有法令，就像法律允许我们做的那样。

我们（学习小组）的目的在于获得一种很有必要的对法律的重新评价，（以便看清）这种法律是怎样允许宗教团体这种怪物是怎样通过法律来践踏诚实老百姓的权益的。不过，通过这种学习，我更加认识到每一种法律都存在两种“解释”：一种为富人准备，一种为我们这些“其他人”准备。哦，这些“怪兽们”就是那些制定和执行法律的团体；宗教法庭在今天依然存在在这个国家里。

爱国的代价就是，4万美元的花销，10年的生命以及被清零的退休金。这让我第一次认识到我生活在一个完全建立在彻头彻尾谎言的国家。这也同时让我意识到，对美国公众，我曾经抱有极其幼稚且无法想象的愚蠢幻想，他们（公众）居然还相信并沉迷于“自由主义”那一套垃圾……即使是堆积如山的证据摆在他们面前，他们依然能够继续视而不见。

尚未从这第一个教训（这个国家所谓的“正义”）的震撼中解脱，大约1984年，在我从工程学院中毕业并做了5年的纳税人之后，我想要追随我的独立创业工程师的职业梦想。

岔开下话题，关于为什么选择了工程以及独立创业的梦想，我觉得我继承了父亲的对创造性解决问题的执着，而且我很小的时候就意识到了这点。

然而直到我大学的前两年才认识清楚独立创业的重要性，那时我18、19岁，靠着打工来补助自己在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斯堡读大学。我的邻居是个退休的老太太（80多岁对我那个年纪的年轻人来说够老的了）是个已故钢铁工人的遗孀。他的亡夫曾在宾夕法尼亚中部的钢铁厂工作，那个大公司和工会许诺她的丈夫，如果工作30年就可以得到退休金和医疗保险。相反，他成了数千被缺乏竞争力的铁厂和腐败工会（更别提政府了）抛弃的P民，到头来一无所获，他存到养老基金的钱都被厂子和工会掠夺、窃取。老太太只能靠社会最低保障金度日。

想想那个时候，我的处境很窘迫，有时数个月只能吃花生酱和面包果腹。但在我听到这个可怜的女人的故事的时候，我觉得她比我还惨（毕竟我还有果酱和面包）。当她淳淳教导我吃猫食（她吃的东西）比吃果酱和面包更健康时，我听的惊呆了。我最终还是下不了决心以猫食度日，不过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从此我决定不再信任大公司，不再相信它们会管我的死活，决定以后要自食其力为自己的未来负责。

80年代初期，我签合同成了一个天真的软件工程师……两年后，“多谢”差劲的阿瑟·安德森（Arthur Andersen，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总裁，该事务所因卷入安然公司丑闻而遭到解体）和同样差劲的纽约州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1986年的税收改革法案以及其中的1706号条令通过议会正式生效。

如果你不熟悉国税局的1706号条令，这条条令规定了对劳动者（比如合同工程师）的税收政策。你可以访问这个链接（http://www.synergistech.com/1706.shtml#ConferenceCommitteeReport）来阅读对1706号条令以及530号修正案的解释。关于这些法令是如何影响技术服务雇员和他们客户的讨论，阅读这里（http://www.synergistech.com/ic-taxlaw.shtml）。

（下面是1706法案的原文的粗略翻译）

1706节，适用某些技术从业人员

（a）通则：1978年的税收法案的530节被下属修正案修正

（d）例外：本节（530节）不适用于下述个人（从而这些职业可以不被法律保护）:....工程师，设计师，制图师，程序员，系统分析师，或者其他从事类似职业的技术雇工。

（b）生效日期：本修正案对1986年12月31日之后发生的支薪和服务生效。

（1706法案引用结束）

不得不说，你需要阅读法令原文才能理解其含义，不过理解起来并不复杂。底线就是，我是符合（d）的描述（从而不再受税法保护）。更进一步说，这个法律还不如直接宣布我是个罪犯和非公民的奴隶。20年后重读这个法律，我仍然不能相信这个法案是真的。

在1987年，我花了将近5000美元的个人积蓄，以及至少1000小时的时间来写作、打印和邮寄给议员，政客，领导以及任何愿意听我意见的人。结果就是，没人愿意听，他们甚至普遍认为我在浪费他们的时间。我花了无数的时间在洛杉矶的高速公路上，去参见会议以及任何想要组织力量反对这一暴政的民间团体。然而，我却发现我们的努力轻易地就被那些经纪人中的叛徒们破坏了，他们想要开始享受所谓的“自由”了。噢，别忘了，我花了这么多时间和精力在上面，这给我带来了收入上的损失。

数月的抗争换来一场空。我们辛辛苦苦的最好结果，就是来自国税局发言人的一个声明，声明他们不会强制执行那条修正条款（想想被骚扰的工程师和科学家）。很快这个声明成为谎言，而且这个条款（d）开始影响到我（让我失去退休金）；这些，当然，也许正是那些立法者想要的结果。

再一次地，我的退休金被席卷一空。如果我有常识，我当时真应该彻底放弃工程师这个职业，并且永不回头。

然而，浪子不知回头是金，我仍然沉浸在每个星期100个小时的工作中。然后洛杉矶迎来了90年代早期的大萧条。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们决定不再需要南加州那些多余的空军基地，这些基地被关闭。悲剧性的结果就是导致该地区的经济劫难，其后果堪比广为人知的德克萨斯州的存贷惨案。但是，因为政府是造成这一切的根源，没人会在乎那些年轻的P民们，（因为失去工作）他们不得不放弃贷款购买的房子，这些房子被有政府补助的富有的借贷公司收回。再一次，我失去了我的退休金。

几年后，随着一场不成功的婚姻的结束和我商业上的奋斗，我发现自己的事业终于有些起色。然而，接下来发生了.com泡沫和911梦魇。那时我们的国家领导们决定把所有的航线都停飞，而且不知何时可以重回运行；随后很久一段时间，“重点”区域比如旧金山处于数月的安全警告期（航空和地面运输受政府限制）。这让我联络客户的费用极大上升。讽刺的是，他们在做了这么多之后，政府用数以十亿美元计的我们的纳税来补贴航空公司（因为交通限令亏损）...和往常一样，他们（政府）让我腐烂和死亡，却用我的钱来救助那些富有的却缺乏竞争力的他们的“老伙计”！所有这些不幸的事件之后，我的事业没了，只剩下一些退休金和储蓄。

那时，我想着也许该换个环境了。再见了加州，我要去奥斯汀（德州首府）试试运气。然后我搬到了奥斯汀，却发现这是个人人自我感觉过好却少有人脚踏实地做工程的地方。我在寻找工作上从来没遇到过如此艰难的时刻。薪水只有经济着陆前的三分之一，因为薪酬被3到4家这里的大公司所把持，而他们在不断降薪恶性竞争...这种事情发生和司法机关不无关系，司法机关根本不管P民死活，只在乎他们自己和他们“老伙计”的利益。

为了生存，我不得不靠储蓄和过早消耗退休金度日，结果个人退休储蓄账户里的钱越来越少。这一年里，经营的开销巨大，收入却是零。那年我没填退税表，我觉得没必要，因为我的收入是零。然而差劲的政府却不同意。但是他们却没有及时通知我以便让我能够及时通过法律手段辩护，当我试图通过法律申诉时已经太晚，法庭告诉我已经过了申诉期。“正义”让我损失了1万元（罚金）。

然后到了现在。有了和注册会计师打交道的经验，在那次商业低谷后我发誓再也不进会计师的办公室。于是我有了新的婚姻，很多笔灰色收入，更别提一大笔新的商业资产和一部钢琴（虽然我不知道怎么弹）。仔细考虑之后，我觉得有责任去寻求一下专业的法律帮助。这后来成为一个极大的错误。

当我们收到税表时我很乐观地相信一切尽在把握。我把我这些年的信息都给了律师比尔·罗斯，比尔帮我填完了表格，结果和我期待的很接近。尽管他忘了把舍利（人名，可能是史塔克的妻子）没汇报的一笔收入加进去，那笔钱有12700美元。更糟糕的是，他一直知道这笔未报的收入，却直到东窗事发后的听证会上才指出来。而他听证会上的表现像是在为他自己辩护而不是为我辩护。

这让我被置于灾难的中央，逼迫我为和税收根本无关的交易辩护，为那些我根本不知道和我太太认为根本不重要的事情辩护。结果就是...看看周围吧。

我记得曾读到以前在大萧条前股票大跌的时候那些富有的银行家和商人因为一无所有然后跳楼的事情。讽刺的是，60年后，在这个国家，银行家和商人找到了如何解决经济问题的方法；他们从中产阶级那里偷窃（然而中产阶级却蒙在鼓里，选举是个笑话）以解决他们的经济危机。当富人们把事情搞砸时，穷人却要为富人的错误去死...（对富人来说）这难道不是个聪明又漂亮的解决方案吗？

谈到政府机构，联邦航空局基本上是个效率极其低下的墓碑机构（不出人命根本不屌你P民），但航空局绝不是唯一的例子。最近的木偶总统乔治布什和他的“老伙计”在其执政8年里无疑让我们相信了这种批评适合所有的政府部门。它们不会做改变，除非出了人命或者政府里的人利益受到威胁。在这个从上到下伪善绝顶的政府里，P民的人命不值几个钱，它们的谎言和自利的法律也一样廉价。

我知道，我绝对不是第一个无法忍受这一切的人。我无法理解，在这个国家为什么民众不愿再为自己的自由而献身，我说的民众不仅仅限于黑人和贫穷的移民们。我知道，在我之前有无数人为此而死，而我之后也会涌现更多。但是，我想说的是，如果我的生命不能作为“计数”的一个的话，我敢肯定丑陋的事情不会改变。我选择不再对“老大哥”的扒皮抽骨熟视无睹，我选择不再忽略周围发生的事情，我选择不再假装事情可以继续下去。我受够了。

我希望数字（像我这样的人的数量）越来越大以至于不能被粉饰掉，以至于唤醒那些沉睡的美国僵尸（麻木的民众）起来暴动；它会席卷一切。我希望我的行为不可避免地触动政府作出双重标准的、下意识的反应，这个反应就是他们推出更多更愚蠢更苛刻的对民众自由的限制---这些限制会惊醒人民，让他们看清楚这些高傲的政治暴徒极其走狗的本质。可悲的是，虽然我耗尽此生努力相信暴力可以避免，但我终于醒悟，暴力不只是答案，暴力是唯一的答案。在这个残酷的笑话里，高高在上的那堆屎们一直知道真相，却始终利用真相来愚弄和嘲笑我们这群愚昧的P民。

我曾经读过，荒唐，就是重复同样的无意义的过程一遍又一遍，却期待突然能有个好结果。我不要再痴迷于这种荒唐里。是的，国税局“老大哥”们，让我们玩点儿新花样：收下我这磅肉，然后去死吧！（暗指飞机撞大楼的自杀攻击）。

共产主义信条：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资本主义信条：敛自愚民，贪者多得。

约·史塔克（1956-2010）

2010年2月18日

美得克萨斯州一架小飞机撞楼疑是飞行员蓄意所为

2010年02月19日 国际在线

国际在线报道(记者 韩曙)：一架小型飞机18日撞击美国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市国税局的办公大楼，导致多人受伤并引发爆炸和大火。执法部门初步认为是该机驾驶员蓄意制造了这起事件。

当地时间18日上午10点钟左右，一架低空飞行的小型飞机突然向7层高的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市税务大楼撞去，现场立刻发生爆炸并燃起大火。这幢有200多名职员工作的大楼顿时一片混乱。税务局工作人员佩吉·沃克尔回忆说：“事情发生时，我觉得就像炸弹掉了下来，天花板穿了一个大洞，窗户玻璃碎片也四处乱飞。”税务大楼附近的一名目击者看到飞机撞向大楼之后，“消失在一团火球中”。

事件发生后，奥斯汀市政府紧急出动消防队员和警察前往现场展开救援。美国国防部也从休斯顿紧急调派2架F16战斗机在奥斯汀市巡逻。根据当地消防局提供的最新情况，税务大楼损伤最为严重的是二层和三层，目前大楼里至少有1名工作人员失踪，另外有13人被送往医院治疗，其中2人伤势严重。经过将近一天的努力，目前税务大楼里的大火已经被扑灭，消防员正展开仔细的搜索工作，以便确定在这一事件中是否有更多的死伤者。

事件发生后，当地警方立刻开始了调查工作，目前查明驾驶飞机撞击税务局大楼的是一名男子，名叫约瑟夫·斯塔克，今年53岁，曾经是一名软件工程师。他撞击大楼的原因很可能是自杀性报复。警方找到了斯塔克当天早上在网上发布的一篇类似遗言的文章。斯塔克在文章中称，他与奥斯汀市税务部门曾经发生过几次口角。他还在这篇文章中指责税务部门、美国政府的金融救援计划和美国大公司是在对普通民众进行“谋杀和抢掠”。他说，他不能让这些“大哥大”们一边把自己“抢”个精光，一边还监视自己。警方还发现，斯塔克当天早上还放火烧毁了自己的房屋，随后从距离奥斯汀市30英里的乔治敦机场驾驶着小型飞机飞向税务大楼。大概是由于下定了自杀的决心，斯塔克连飞行日志都没有向机场方面提交。而一名目击者表示，斯塔克驾驶的飞机没有任何失去控制的迹象，以至于他最开始以为斯塔克的低空飞行是为了炫耀自己的技术，“没想到他做出这么疯狂的行为”。

在当天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奥斯汀市警方表示，从目前掌握的线索看，这起撞击税务局大楼是“个人导致的独立事件”，与恐怖袭击无关。

事实上，小型飞机撞楼事件近年在美国时有发生。2002年1月，在佛罗里达州坦帕市，一名年仅15岁的飞行学校学生驾驶小型飞机撞击坦帕市中心大厦自杀，所幸当时正值周末，大厦人去楼空，并未引起严重后果。2006年10月，纽约一架小型飞机也撞上曼哈顿一幢大楼，有2人在事件中丧生。当地警方认为事件可能是由于飞行员驾驶技术不过硬而发生的意外。

在去年圣诞节炸机未遂事件发生之后，美国加强了航空安全，对国内航班的乘客采取了严格的安检措施，但许多专家表示，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似乎忽略了对小型飞机驾驶员的管控。以这起事件为例，斯塔克在驾驶飞机起飞前没有严格按照机场规定提交飞行日志，此外他早些时候还在网上发布了威胁性言论，然而没有人阻止他驾机起飞。也有专家指出，在飞行员申请飞行执照时没有严格的精神健康检查，也是导致这一悲剧的原因之一。对此，美国前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副主席彼得·戈尔兹表示，美国小型飞机为数众多，航线也不像大型客机那样固定，有飞行驾照的人更是林林总总，管理起来很困难，改进管理措施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 英文原文 =========

If you’re reading this, you’re no doubt asking yourself, “Why did this have to happen?” The simple truth is that it is complicated and has been coming for a long time. The writing process, started many months ago, was intended to be therapy in the face of the looming realization that there isn’t enough therapy in the world that can fix what is really broken. Needless to say, this rant could fill volumes with example after example if I would let it. I find the process of writing it frustrating, tedious, and probably pointless… especially given my gross inability to gracefully articulate my thoughts in light of the storm raging in my head. Exactly what is therapeutic about that I’m not sure, but desperate times call for desperate measures. 

We are all taught as children that without laws there would be no society, only anarchy. Sadly, starting at early ages we in this country have been brainwashed to believe that, in return for our dedication and service, our government stands for justice for all. We are further brainwashed to believe that there is freedom in this place, and that we should be ready to lay our lives down for the noble principals represented by its founding fathers. Remember? One of these was “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I have spent the total years of my adulthood unlearning that crap from only a few years of my childhood. These days anyone who really stands up for that principal is promptly labeled a “crackpot”, traitor and worse.

While very few working people would say they haven’t had their fair share of taxes (as can I), in my lifetime I can say with a great degree of certainty that there has never been a politician cast a vote on any matter with the likes of me or my interests in mind. Nor, for that matter, are they the least bit interested in me or anything I have to say.

Why is it that a handful of thugs and plunderers can commit unthinkable atrocities (and in the case of the GM executives, for scores of years) and when it’s time for their gravy train to crash under the weight of their gluttony and overwhelming stupidity, the force of the full federal government has no difficulty coming to their aid within days if not hours? Yet at the same time, the joke we call the American medical system, including the drug and insurance companies, are murdering ten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a year and stealing from the corpses and victims they cripple, and this country’s leaders don’t see this as important as bailing out a few of their vile, rich cronies. Yet, the political “representatives” (thieves, liars, and self-serving scumbags is far more accurate) have endless time to sit around for year after year and debate the state of the “terrible health care problem”. It’s clear they see no crisis as long as the dead people don’t get in the way of their corporate profits rolling in.

And justice? You’ve got to be kidding!

How can any rational individual explain that white elephant conundrum in the middle of our tax system and, indeed, our entire legal system? Here we have a system that is, by far, too complicated for the brightest of the master scholars to understand. Yet, it mercilessly “holds accountable” its victims, claiming that they’re responsible for fully complying with laws not even the experts understand. The law “requires” a signature on the bottom of a tax filing; yet no one can say truthfully that they understand what they are signing; if that’s not “duress” than what is. If this is not the measure of a totalitarian regime, nothing is.

How did I get here?

My introduction to the real American nightmare starts back in the early ‘80s. Unfortunately after more than 16 years of school, somewhere along the line I picked up the absurd, pompous notion that I could read and understand plain English. Some friends introduced me to a group of people who were having ‘tax code’ readings and discussions. In particular, zeroed in on a section relating to the wonderful “exemptions” that make institutions like the vulgar, corrupt Catholic Church so incredibly wealthy. We carefully studied the law (with the help of some of the “best”, high-paid, experienced tax lawyers in the business), and then began to do exactly what the “big boys” were doing (except that we weren’t steeling from our congregation or lying to the government about our massive profits in the name of God). We took a great deal of care to make it all visible, following all of the rules, exactly the way the law said it was to be done.

The intent of this exercise and our efforts was to bring about a much-needed re-evaluation of the laws that allow the monsters of organized religion to make such a mockery of people who earn an honest living. However, this is where I learned that there are two “interpretations” for every law; one for the very rich, and one for the rest of us… Oh, and the monsters are the very ones making and enforcing the laws; the inquisition is still alive and well today in this country.

That little lesson in patriotism cost me $40,000+, 10 years of my life, and set my retirement plans back to 0. It made me realize for the first time that I live in a country with an ideology that is based on a total and complete lie. It also made me realize, not only how naive I had been, but also the incredible stupidity of the American public; that they buy, hook, line, and sinker, the crap about their “freedom”… and that they continue to do so with eyes closed in the face of overwhelming evidence and all that keeps happening in front of them.

Before even having to make a shaky recovery from the sting of the first lesson on what justice really means in this country (around 1984 after making my way through engineering school and still another five years of “paying my dues”), I felt I finally had to take a chance of launching my dream of becoming an independent engineer.

On the subjects of engineers and dreams of independence, I should digress somewhat to say that I’m sure that I inherited the fascination for creative problem solving from my father. I realized this at a very young age.

The significance of independence, however, came much later during my early years of college; at the age of 18 or 19 when I was living on my own as student in an apartment in Harrisburg, Pennsylvania. My neighbor was an elderly retired woman (80+ seemed ancient to me at that age) who was the widowed wife of a retired steel worker. Her husband had worked all his life in the steel mills of central Pennsylvania with promises from big business and the union that, for his 30 years of service, he would have a pension and medical care to look forward to in his retirement. Instead he was one of the thousands who got nothing because the incompetent mill management and corrupt union (not to mention the government) raided their pension funds and stole their retirement. All she had was social security to live on.

In retrospect, the situation was laughable because here I was living on peanut butter and bread (or Ritz crackers when I could afford to splurge) for months at a time. When I got to know this poor figure and heard her story I felt worse for her plight than for my own (I, after all, I thought I had everything to in front of me). I was genuinely appalled at one point, as we exchanged stories and commiserated with each other over our situations, when she in her grandmotherly fashion tried to convince me that I would be “healthier” eating cat food (like her) rather than trying to get all my substance from peanut butter and bread. I couldn’t quite go there, but the impression was made. I decided that I didn’t trust big business to take care of me, and that I would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my own future and myself.

Return to the early ‘80s, and here I was off to a terrifying start as a ‘wet-behind-the-ears’ contract software engineer... and two years later, thanks to the fine backroom, midnight effort by the sleazy executives of Arthur Andersen (the very same folks who later brought us Enron and other such calamities) and an equally sleazy New York Senator (Patrick Moynihan), we saw the passage of 1986 tax reform act with its section 1706.

For you who are unfamiliar, here is the core text of the IRS Section 1706, defining the treatment of workers (such as contract engineers) for tax purposes. Visit this link for a conference committee report (http://www.synergistech.com/1706.shtml#ConferenceCommitteeReport) regarding the intended interpretation of Section 1706 and the relevant parts of Section 530, as amended. For information on how these laws affect technical services workers and their clients, read our discussion here (http://www.synergistech.com/ic-taxlaw.shtml).

SEC. 1706. TREATMENT OF CERTAIN TECHNICAL PERSONNEL.

(a) IN GENERAL - Section 530 of the Revenue Act of 1978 is amended by adding at the end thereof the following new subsection:

(d) EXCEPTION. - This section shall not apply in the case of an individual who pursuant to an arrangement between the taxpayer and another person, provides services for such other person as an engineer, designer, drafter, computer programmer, systems analyst, or other similarly skilled worker engaged in a similar line of work.

(b) EFFECTIVE DATE. - The amendment made by this section shall apply to remuneration paid and services rendered after December 31, 1986.

Note:

· "another person" is the client in the traditional job-shop relationship.

· "taxpayer" is the recruiter, broker, agency, or job shop.

· "individual", "employee", or "worker" is you.

Admittedly, you need to read the treatment to understand what it is saying but it’s not very complicated. The bottom line is that they may as well have put my name right in the text of section (d). Moreover, they could only have been more blunt if they would have came out and directly declared me a criminal and non-citizen slave. Twenty years later, I still can’t believe my eyes.

During 1987, I spent close to $5000 of my ‘pocket change’, and at least 1000 hours of my time writing, printing, and mailing to any senator, congressman, governor, or slug that might listen; none did, and they universally treated me as if I was wasting their time. I spent countless hours on the L.A. freeways driving to meetings and any and all of the disorganized professional groups who were attempting to mount a campaign against this atrocity. This, only to discover that our efforts were being easily derailed by a few moles from the brokers who were just beginning to enjoy the windfall from the new declaration of their “freedom”. Oh, and don’t forget, for all of the time I was spending on this, I was loosing income that I couldn’t bill clients.

After months of struggling it had clearly gotten to be a futile exercise. The best we could get for all of our trouble is a pronouncement from an IRS mouthpiece that they weren’t going to enforce that provision (read harass engineers and scientists). This immediately proved to be a lie, and the mere existence of the regulation began to have its impact on my bottom line; this, of course, was the intended effect.

Again, rewind my retirement plans back to 0 and shift them into idle. If I had any sense, I clearly should have left abandoned engineering and never looked back.

Instead I got busy working 100-hour workweeks. Then came the L.A. depression of the early 1990s. Our leaders decided that they didn’t need the all of those extra Air Force bases they had in Southern California, so they were closed; just like that. The result was economic devastation in the region that rivaled the widely publicized Texas S&L fiasco. However, because the government caused it, no one gave a shit about all of the young families who lost their homes or street after street of boarded up houses abandoned to the wealthy loan companies who received government funds to “shore up” their windfall. Again, I lost my retirement.

Years later, after weathering a divorce and the constant struggle trying to build some momentum with my business, I find myself once again beginning to finally pick up some speed. Then came the .COM bust and the 911 nightmare. Our leaders decided that all aircraft were grounded for what seemed like an eternity; and long after that, ‘special’ facilities like San Francisco were on security alert for months. This made access to my customers prohibitively expensive. Ironically, after what they had done the Government came to the aid of the airlines with billions of our tax dollars … as usual they left me to rot and die while they bailed out their rich, incompetent cronies WITH MY MONEY! After these events, there went my business but not quite yet all of my retirement and savings.

By this time, I’m thinking that it might be good for a change. Bye to California, I’ll try Austin for a while. So I moved, only to find out that this is a place with a highly inflated sense of self-importance and where damn little real engineering work is done. I’ve never experienced such a hard time finding work. The rates are 1/3 of what I was earning before the crash, because pay rates here are fixed by the three or four large companies in the area who are in collusion to drive down prices and wages… and this happens because the justice department is all on the take and doesn’t give a fuck about serving anyone or anything but themselves and their rich buddies.

To survive, I was forced to cannibalize my savings and retirement, the last of which was a small IRA. This came in a year with mammoth expenses and not a single dollar of income. I filed no return that year thinking that because I didn’t have any income there was no need. The sleazy government decided that they disagreed. But they didn’t notify me in time for me to launch a legal objection so when I attempted to get a protest filed with the court I was told I was no longer entitled to due process because the time to file ran out. Bend over for another $10,000 helping of justice.

So now we come to the present. After my experience with the CPA world, following the business crash I swore that I’d never enter another accountant’s office again. But here I am with a new marriage and a boatload of undocumented income, not to mention an expensive new business asset, a piano, which I had no idea how to handle. After considerable thought I decided that it would be irresponsible NOT to get professional help; a very big mistake.

When we received the forms back I was very optimistic that they were in order. I had taken all of the years information to Bill Ross, and he came back with results very similar to what I was expecting. Except that he had neglected to include the contents of Sheryl’s unreported income; $12,700 worth of it. To make matters worse, Ross knew all along this was missing and I didn’t have a clue until he pointed it out in the middle of the audit. By that time it had become brutally evident that he was representing himself and not me.

This left me stuck in the middle of this disaster trying to defend transactions that have no relationship to anything tax-related (at least the tax-related transactions were poorly documented). Things I never knew anything about and things my wife had no clue would ever matter to anyone. The end result is… well, just look around.

I remember reading about the stock market crash before the “great” depression and how there were wealthy bankers and businessmen jumping out of windows when they realized they screwed up and lost everything. Isn’t it ironic how far we’ve come in 60 years in this country that they now know how to fix that little economic problem; they just steal from the middle class (who doesn’t have any say in it, elections are a joke) to cover their asses and it’s “business-as-usual”. Now when the wealthy fuck up, the poor get to die for the mistakes… isn’t that a clever, tidy solution.

As government agencies go, the FAA is often justifiably referred to as a tombstone agency, though they are hardly alone. The recent presidential puppet GW Bush and his cronies in their eight years certainly reinforced for all of us that this criticism rings equally true for all of the government. Nothing changes unless there is a body count (unless it is in the interest of the wealthy sows at the government trough). In a government full of hypocrites from top to bottom, life is as cheap as their lies and their self-serving laws.

I know I’m hardly the first one to decide I have had all I can stand. It has always been a myth that people have stopped dying for their freedom in this country, and it isn’t limited to the blacks, and poor immigrants. I know there have been countless before me and there are sure to be as many after. But I also know that by not adding my body to the count, I insure nothing will change. I choose to not keep looking over my shoulder at “big brother” while he strips my carcass, I choose not to ignore what is going on all around me, I choose not to pretend that business as usual won’t continue; I have just had enough.

I can only hope that the numbers quickly get too big to be white washed and ignored that the American zombies wake up and revolt; it will take nothing less. I would only hope that by striking a nerve that stimulates the inevitable double standard, knee-jerk government reaction that results in more stupid draconian restrictions people wake up and begin to see the pompous political thugs and their mindless minions for what they are. Sadly, though I spent my entire life trying to believe it wasn’t so, but violence not only is the answer, it is the only answer. The cruel joke is that the really big chunks of shit at the top have known this all along and have been laughing, at and using this awareness against, fools like me all along.

I saw it written once that the definition of insanity is repeating the same process over and over and expecting the outcome to suddenly be different. I am finally ready to stop this insanity. Well, Mr. Big Brother IRS man, let’s try something different; take my pound of flesh and sleep well.

The communist creed: From each according to his ability, to each according to his need.

The capitalist creed: From each according to his gullibility, to each according to his greed.

Joe Stack (1956-2010)

02/18/2010

谢选骏指出：人说“《史塔克宣言》：被美国和谐的219撞机事件主驾遗书”——我看自由主义也是一种主义。凡是“主义”，不免都是邪恶的——而能和自由主义同归于尽的，那就真的自由了！


【49、民族主义只能用于自卫】


《女子救日本人身亡，引发哀悼和对民族主义的谴责》（美国之音 2024-06-28）報道：本国旗。

为救两名遭到袭击的日本公民而受伤的中国女子胡友平因伤重而离世的消息立刻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大范围的哀悼。官方媒体也赞扬了她的见义勇为。尽管行凶者的动机目前还不清楚，但许多网民将这场悲剧的责任归咎于近年来一些评论人士和官媒共同煽起的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情绪。有专家认为，胡友平的挺身而出避免了中日之间可能爆发的一场巨大的外交危机。

被官方赞扬“见义勇为”

中国的新华社星期五(6月28日)报道称，55岁的胡友平24日在苏州一公交车站试图阻止一名持刀者对两名日本籍人士的攻击时遭到连续刺伤，在医院被抢救两天后终因伤势过重而离世。

这次持刀伤人事件造成一名日本女子和她的孩子受伤。持刀的52岁中国男子被当场抓获，但中国官方尚未公布他的行凶目的。北京此前称此次事件是“偶然”，而非针对日本人的有目的性攻击。

胡友平去世后，苏州市政府表示将授予她“见义勇为模范”的称号，以表彰她的行为。中国最高级别的官媒之一《人民日报》也表扬胡友平“以平凡之躯行救人壮举，一个大写的人，也是一道照亮世人心灵的光”。

在星期五的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胡友平“体现了中国人民的善良和勇敢，反映了中国人见义勇为、勇于助人的精神”。

日本驻华大使馆已经降半旗以对胡友平的去世表达哀悼。日本驻华大使金杉宪治在一段录制的视频中亲自表达了对她的哀悼。

“胡友平女士挺身保护孩子们，避免了更多悲剧的发生，”他说道。“我谨代表日本政府及日本国民，向胡友平女士的英勇献身表示深切的敬意及衷心的哀悼。”

在这段视频下面，一位网民留言说，“感谢日本对平民英雄的认可。”

另外一位在日华人说，“感谢日本政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下半旗地代表着人类文明的行为！深深地为我现在所在的日本国表示敬意！”

这位在日华人还感谢胡友平“用生命在日本国民面前证明了还有那么一群中国人是有良心和善良的，是没有被中共所洗脑的，是值得尊敬的！”

此前，日本驻华大使馆的一名未透露姓名的官员对美联社表示，行凶的中国男子在一辆载有日本儿童的校车抵达一个公交汽车站时刺伤了正在等待这辆校车的一名日本女子和她的孩子，并试图登上校车继续行凶。胡友平正是在那时挺身而出对行凶者进行了阻挡。

中国网民也对胡友平表达了敬佩。

“勇敢伟大的女性，”一名微博用户评论道。

腾讯新闻旗下的微信公众号“新闻哥”在一篇文章中赞扬了胡友平的无私。文章称，“当危险降临，就算她溜之大吉，想必也会得到不少谅解”，但“只是基于最普通的人性和责任感”，她“还是站出来了”。

当然也有网民这样写道：“胡女士并不能代表中国人民，她只代表善良而勇敢的人，大多数中国人不配！这其中也包括我，至少我没她那么勇敢。”

避免了中日之间一场可能的外交危机

出生在中国的日本资深媒体人、中日关系专家矢板明夫认为，尽管这次有日本公民在中国受伤，但胡友平的所作所为在一定程度上对中日关系的正面发展发挥了作用。

“我们试想如果没有她的存在的话，如果有很多的日本的儿童被刺伤刺死的话，那这会变成一场巨大的中日外交危机，”他对美国之音说。“因为这位女士的存在其实挽救了中日的这场外交危机的出现。”

反日情绪常常伤害中国人自己

尽管行凶者的目标包括两名日本人和一辆日本校车，但中国官方否认了他的暴力行为是在针对日本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本星期早些时候称，当地警方对于该事件的初步判断是“偶发事件”。

不过，过去两年来，有关在中国的日本人学校的阴谋论就一直在中国的互联网上流传。这次苏州袭击事件中受伤的孩子正是一名在苏州日本人学校上学的学生。他和他的母亲在受到攻击时，正在等待日本学校的校车。

根据日本驻华大使馆网站的公开信息，日本的机构和公司在中国大陆多个城市和香港一共设立了11所全日制日本人学校和10所补习学校，以方便在中国工作的日本人的孩子能够学习日本学校内教授的内容。

这些学校是依据中国的法律合法开设的。《关于开办外籍人员子女学校的暂行管理办法》规定，此类学校不可以招收任何中国籍的学生。这些学校也必须每年都将教职人员和学生的名单以及教材送至所在当地的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如果出现校长、董事会成员的变更，也必须向中国政府报告。

但在中国的社媒上，不少博主和网民却称日本人学校禁止中国人入内，导致中国无法得知学校里教授的内容。他们认为这带来了国家安全上的隐患。

“虽然抗日战争已经结束几十年的时间，但是日本人的狼子野心早就昭然若揭。所以谁也不敢保证这些纯日本人学校到底在干些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中国视频网站上一段受欢迎的短片说道。

此外，宣称日本在中国拥有35所学校、占全世界三分之一的虚假信息也在中国社媒上广泛流传。

就在这个月，昆明当地政府对一则针对日本人学校的假新闻进行了辟谣。该新闻称位于昆明的日本人学校暗中绑架中国儿童。

在中国的社媒上，有关日本的虚假信息不在少数。由于北京对互联网上言论的控制及其严格，不少观察人士认为当局在暗中允许反日阴谋论的传播。

苏州的攻击事件发生后，前微博审查员刘力朋在X上发文表示，中国政府完全可以更有效地制止阴谋论的传播，但选择不这么做。

“中国如果要想给极端民族主义仇外情绪‘减速’的话，技术上是非常容易做到的，只需抓几个传播仇外阴谋论典型，比如把日本人学校说成间谍基地的，再电视认罪报道‘系无业人员’‘博眼球获得流量收益XXX元’，中国人立马就会消停，” 他写道。

华盛顿人权组织“自由之家”中国部研究主任王亚秋告诉美国之音，中国国内民族主义的首要受害者是中国人。

2012年，中国发生大规模示威活动，抗议日本政府试图购买与中国之间有争议的领土钓鱼岛。在西安的一场示威活动中，多名示威者开始破坏被堵在路上的一辆日本丰田牌汽车。当车主李建利试图阻止他们时，其中一人将一把U型锁砸向了李建利的头部，导致李建利失去了部分行动和语言能力。砸人者蔡洋则被判处10年徒刑。

“中国政府经常煽风点火反日反美的民族主义和敌意，而受害者经常是中国人，” 王亚秋说。

一位网民对发生这起持刀伤人事件的原因做出了这样的总结：第一层原因是仇恨洗脑宣传。第二层原因是经济环境下行。第三层原因中日关系被操控。

網民嚎叫：

fancyorange 发表评论于 2024-06-29 12:22:09

这是逼着日企撤出中国。还嫌撤的不够快的。总觉得这国家和里面的人愚不可及。

zhongguoren8 发表评论于 2024-06-29 07:01:05

文章说“官媒共同煽起的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情绪”，对不对呢？呵呵。。。。

胡連勝 发表评论于 2024-06-29 01:15:00

樓下的 sysyphe 沒必要指出那個半文肓 ETFonly 的無知，就讓他「無知」好了，當個笑話看吧。

谢选骏指出：民族主义只能用于自卫，如果用於進攻，那不就成了日本侵略者了？


【50、全球自由贸易是一个伪命题】


《全球自由贸易是一个错误吗？》（MATTHEW ZEITLIN　2024年6月20日）报道：

《改变世界的一周：1999年反WTO抗议口述史》，D·W· 吉布森 著(ONE WEEK TO CHANGE THE WORLD: An Oral History of the 1999 WTO Protests, by DW Gibson)

《世界是如何耗尽一切的：全球供应链幕后》，彼得·S·古德曼 著(HOW THE WORLD RAN OUT OF EVERYTHING: Inside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by Peter S. Goodman)

1999年11月一个寒冷的早晨，雨林行动网络成员哈罗德·林德试图在西雅图市中心离地数百英尺高的建筑起重机上悬挂一个巨大的标语。他在顺着一根绳索从塔吊向下滑时失去了控制，开始坠落。

林德本来可能会丧命，但多亏了捣乱协会(Ruckus Society)的训练——这是一个培训行动团体的非营利组织，他知道要脱下无阻力的刷毛手套，徒手抓住绳子，然后等待同事们把他拉回去。在“地面上一群异教巫师”的“祈祷”帮助下，林德和他的朋友们成功展开了一面重达100磅的旗帜。旗帜上有两个指向相反方向的箭头，一个标着“民主”，另一个标着“WTO”。

这个危险举动拉开了抗议世界贸易组织第三次部长级会议的“西雅图之战”的序幕，它将崇高的理想主义、戏剧性、周密的组织、激进主义和高超的公关手段结合在一起，成为了冷战后几十年来反全球化浪潮运动的标志。

D·W·吉布森全面的口述史著作《改变世界的一周》全景展示了这个持续多日的异议庆典，从政府授权的游行和半合法的“直接行动”，到极端非法的破坏活动。甚至还有一场音乐会。

抗议活动吸引了谢罗德·布朗和丹尼斯·库奇尼奇等开明的民选官员、涅槃乐队的克里斯特·诺沃塞利克和声音花园乐队的金·塔伊尔等垃圾摇滚中坚力量、总统候选人拉尔夫·纳德、语言学家和社会评论家诺姆·乔姆斯基，以及英国女演员朱莉·克里斯蒂的关注。纳德回忆起他当时这样想：“哇！我们真的要让他们体验一把了。”结果这场体验以大规模逮捕、破碎的玻璃窗和对示威者使用催泪瓦斯告终。

那场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旨在通过“协调”共同规则——例如各国一致认可的食品安全标准——来降低贸易壁垒，推进将新自由化的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项目。来自世界各地的大使和非政府组织官员齐聚西雅图，这座城市当时正迅速与有望加速全球化的新数字经济联系在一起，也将很快成为首批部分通过网络组织起来的大型抗议活动的发生地点。

正如吉布森所略述的那样，西雅图的反WTO抗议活动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众多左派团体的汇聚点，这些团体认为白宫的民主党总统所强化的新自由主义转向抛弃了他们。美国工会领导人担心廉价的海外劳动力会给蓝领工人的工资带来下行压力，而许多环保活动人士则担心贸易自由化会被用作反对国内环境保护的攻城锤。

虽然抗议活动本身登上了世界各地的头版，但吉布森和他的受访者还是花了大量时间讲述集会前几个月的准备工作，以及一本正经的进步派政治领导人与那些会爬到树上阻止树木砍伐的挑衅者之间的不稳定联盟。“我们在这里，我们是非暴力的，但我们致力于关闭WTO，”一位活动人士记得自己在抗议前的新闻发布会上这样说。

吉布森还留了足够的笔墨给最终未能平息示威活动的政治和执法官员。在一段又一段的引述中，责任主要落在了已于2014年去世的前西雅图市长保罗·谢尔和他的警察局长诺曼·斯坦普身上：他们在抗议活动前未掌握充分的情报；也没有及时要求国民警卫队的支援。

西雅图之战之后，尽管世贸组织举行了更多（在安全方面更为周全）的会议，但直至今日都未能再达成一项重要的全球贸易协定。尽管如此，世贸组织还是通过其现有规则提供了一个框架，在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帮助下，贸易自由化在随后的几年里得以推进。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贸，并迅速成为世界工厂。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日益增长的重要性也为二十年后新冠大流行给全球贸易带来的巨大打击奠定了基础。

彼得·古德曼的《世界是如何耗尽一切的》一书慷慨激昂地描述了全球化的崛起和停滞。曾长期担任《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经济记者的古德曼以广阔的视角描绘了现代供应链，从长滩港和横跨美国中部的长途卡车路线，到蒙大拿州的牧场主，以及一家总部位于密西西比州的玩具公司为赶在节日季前从中国发货所经历的种种磨难。

大流行期间，在供应链的每一个环节，工人们都面临着条件恶化和财务不稳定的问题。随着集装箱船在港口闲置，卫生纸、肉类和其他消费品价格飙升，供应量减少。

古德曼认为，这场危机暴露了多年来依赖“及时制”生产这种导致库存减少的系统的脆弱性。亚马逊和沃尔玛等大型零售商以及泰森和JBS等食品加工商也挤压了供应商和劳动力。从消费者负担的价格下降和这些巨型企业的市场份额提升——古德曼认为已经达到垄断水平——来看，这套系统是“奏效”的。当大流行袭来时，库存低的制造商无法应对需求增加和工人减少的双重压力，而一些中间商，如全球船运商和肉类加工厂，却能从中获利。

大流行时代经济异乎寻常的强劲也给制造商带来了压力。无力在餐馆和旅行上消费的美国人开始在亚马逊上购买更多由国际贸易带来的廉价商品：电视机、篮球架、打粉器。“这种激增的结果就是混乱，”古德曼写道。“由于中国工厂动用了所有可用的生产线，”电荒导致灯泡闪烁不定。

古德曼并没有天真地认为全球化可以或应该逆转，也不认为企业在中国看到政治或商业风险就意味着美国制造业的复兴（本书最后一部分专门讨论了制造商找到的离开中国的路并非是回到美国，而是去东南亚和墨西哥）。

虽然全球供应链不太可能被拆除，但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在现实和政治上都受到了攻击。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告诉吉布森：“美国正在走向一种民族主义的重商主义。”拜登和特朗普在许多问题上意见相左，但在贸易政策上很接近，相比之下他们与各自党派的前任之间的差异反而更大。他们都更倾向于使用关税，而不是通过世贸组织来解决贸易争端。

对利商的全球主义的抵制情绪在1999年就已经埋下种子。虽说拜登政府中没有人爬上塔吊宣布他们的政策建议，但示威者表达的许多担忧如今已经得到民主党立法者的认同——环保、劳工权力、对全球贸易安排的怀疑——并将它们编织成一个政策综合体，摒弃了西雅图抗议者曾试图推翻的两党共识。

20世纪末，美国曾希望中国的经济发展将会与政治自由主义齐头并进，使中国融入全球经济。这个打算，往好了说也是误入歧途。古德曼写道，离岸外包导致了可预见的美国工作岗位流失，而旨在帮助受到全球贸易负面影响的美国人的项目却资金不足。

我们拭目以待的是，新的政策应对措施能否不仅赢得美国活动人士和知识分子的支持，而且还能赢得美国消费者的支持，因为后者往往喜欢低价胜过一切，而他们的数量也远远超过在漫长的精益供应链带来的经济压力下处境艰难的卡车司机、牧场主或工会工人等特定群体。WTO可能输了，但民主还有话要说。

谢选骏指出：人问“全球自由贸易是一个错误吗”？我看“全球自由贸易是一个伪命题”。自由贸易就像任何自由一样，都是强势者对于弱势者的霸凌。


【51、自由的代价就是自生自灭】


《美国少女遭强奸视频分享到色情网站拒绝下架》（BBC 2020年2月15日）报道：

罗丝·卡伦巴（Rose Kalemba）今年25岁，她有着黑丝绒一样的长发，经常会有人称赞她美丽的头发。但在罗丝甜美的外表下，却隐藏着一个“伤痛”，这一切都要从11年前的那个夜晚说起。

当晚发生的事改变了罗丝的命运，也让她对人性产生了怀疑。

去年，罗丝在博客中披露了自己14岁那年被强奸，而且过程中被拍下视频，部分片段甚至被上传到成人色情网站Pornhub，并有数十万的点击率。

罗丝的博客详细描述了她如何与Pornhub交涉，试图说服他们撤下视频的艰辛痛苦。

警告：本故事包含一些暴力性侵内容，可能会让部分读者感到不适。

罗丝在美国俄亥俄州的一个小镇长大，一天晚上，罗丝想出去走走，醒醒脑。

这样做并没有什么不寻常，这是一个夏日的夜晚。罗丝有时喜欢睡觉前出去散个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并享受一个人的安宁。

当时是2009年，罗丝还是一名未成年的14岁少女。

事发经过

罗丝在大街上走着，突然，从阴影中跳出一名男子，该男子用刀威胁罗丝，并强行把她推到一辆小轿车上。

车上副驾驶座位上还坐着另一名男子，年纪大约19岁的样子。罗丝看着他很眼熟，以前曾在镇上看见过他。

他们把罗丝带到镇上另一头的一座房屋里，对她进行了长达12个小时的暴力性侵，这期间还有第三名男子录下暴力强奸的一些片断。

罗丝在惊吓之余，几乎无法呼吸。她受到殴打，左腿也被刀子扎伤流血，衣服上沾满了血迹。

在通宵的暴力强奸折磨中，罗丝几度失去知觉。

但罗丝记得，其中的一名男子还曾打开笔记本电脑，让罗丝看一些对其他女性施暴强奸的视频场面。

罗丝记得，视频中的男性施暴者都是白人，而女性受害人有些是白人，但更多的是有色人种。

事后，这些男子还威胁要杀人灭口。为了活命，罗丝对袭击者表示她不会暴露他们的身份。

他们开车把罗丝扔到离家门口大约步行半个小时的地方。

罗丝走进家门时，父亲罗恩以及家中的一些亲戚正在客厅准备吃午饭。

罗丝从过道的镜子中看到头上的伤口还在往外流血。

罗丝告诉爸爸罗恩（Ron）自己遭到了强奸。

“爸爸给警察打电话报警，并立即过来安慰我，”罗丝说。

但家里的另一些亲戚反应却很冷淡，他们有人甚至说，这么晚出去散步是自找的。

一丝安慰

罗丝被送进了医院。 一天，负责护理罗丝的护士在出门时转回身面向她说：“ 对你的不幸我感到很难过，我女儿也遭到过强奸。”

罗丝看着这名护士心想，她看上去也就不到40岁，那她的女儿可能也非常年轻。

这位护士的话让罗丝看到了一线希望，至少她相信罗丝所说的话。

护士的话也让罗丝感到一点安慰和释怀。罗丝觉得这可能成为她身心恢复的开始。

在这之前，罗丝遇到的都是冷漠。

罗丝回想起那些协助调查的男警察和男医生等，他们在提到罗丝所受到的暴力性侵时一口一个“据指称”。

罗丝说，他们在问她话时都是一副公事公办的口气，没有显示出一丝的善意与同情。

协助办案的男警察还问罗丝，是不是一开始是双方都同意的性行为，只不过后来失控了等等。

第二天，罗丝曾试图自杀，因为她不知道自己还能否过正常人的生活，幸亏被她的兄长及时发现。

除了爸爸和祖母相信她之外，就连其他的亲属也不相信她。

更让罗丝揪心的是，她的性侵者还把部分视频分享到成人色情网站，使更多人，包括罗丝的同学和家长们观看和得知此事。

儿时的罗丝，天真快乐。

罗丝是偶然发现这些视频的。

性侵发生几个月之后，有一天，罗丝在社交媒体MySpace浏览，突然发现她学校的几个同学在分享一个链接，并提到了她的名字。

罗丝点开链接一开，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一些她当时被暴力强奸的视频片断被上载到Pornhub色情网站。

其中的一些标题写着：“挨打的哭泣少女”，“少女被摧残”，“少女昏过去了”等。其中的一个视频点击量就超过40万。

看到这些视频后，罗丝马上想到，决不能让家人知道。而且，罗丝很快就发现，她学校的同学大多数都看过了这些视频。

受欺辱和歧视

成人网站Pornhub“坐收复仇式色情影片之利”

这也让罗丝在学校遭遇欺辱和歧视。

有人说罗丝是自找的，她勾引男人，是个荡妇。

有些男同学说，他们的家长告诉他们离罗丝远点，免得受到罗丝的勾引，然后再控告他们强奸。

罗丝在6个月的时间内，几次给Pornhub发电邮，要求他们下架这些视频。

罗丝甚至乞求他们把视频撤下来，她告诉他们自己还未成年，这些视频是在自己遭遇性侵时被拍下的。

但对方根本对此置之不理。

就这样，几乎过了一年，视频仍在。罗丝开始不跟任何人交往，变得郁郁寡欢。

每次碰到有陌生人和她有眼神接触时，罗丝都不禁在想，这些人是否看过那些视频，是否从中得到满足感？

很长一段时间，她都无法忍受看镜中的自己。

她把家中所有的镜子都用毯子罩起来，就连洗漱时也摸黑进行。

突然，有一天，她有了一个好主意。

她注册了一个新的电邮地址，假装自己是律师。

她再次给Pornhub发邮件，威胁他们如果不下架要采取法律行动。

电邮发出去后的48小时内，有关罗丝的这些性侵视频终于消失了。

再后来，罗丝开始接受心理治疗。直到这时，她才向心理治疗师说出她性侵者的身份。

按规定，心理治疗师必须要向警察报告，于是，警方开始介入调查。

但被告的律师争辩说，性行为是在罗丝同意下发生的。

最后的裁决是，这些男子不是强奸犯，只是被指控“助长了未成年人犯罪”，由于罪行较轻，只获得缓刑。

罗丝和家人没有精力和能力就此裁决进行上诉，因此，只好就此作罢。

毫无疑问，整个事件对罗丝的影响很大。她原来在学校的学习成绩一直很优异，但现在经常不去上课，更很少交作业。

BBC记者梅格·莫汉（Megha Mohan）在罗恩家附近的一个公园长椅上见到了罗恩。

罗恩和罗丝有时会到这里来坐坐，并阅读一些圣经中的选段。他们一般不会提及过去所发生的事。

但很明显，罗恩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忘记这件事，他总在想如果自己当时了解的情况更多，是否会采取不同的行动呢？

“感觉好像整个世界都对不住罗丝。”罗恩说。

罗恩进一步表示，人们把罗丝所受到的虐待当成一个笑话一样。但罗丝的生活因此而彻底改变。没有人在她需要的时候帮助她。

色情仍然是推动互联网发展的原动力吗？

罗恩在2019年才知道女儿Pornhub视频的事。他根本不知道许多人在网上看过女儿被强奸的视频，也不了解女儿在学校所受到的嘲笑与侮辱。

这让罗恩回忆起自己学校里的一件事。

罗恩回忆说，当时学校里有一位女生总是受人欺负，有时还遭到殴打。包括罗恩在内的许多人都保持沉默，没有人站出来管一管。

多年以后，大家都已长大成人，一次罗恩正好碰到这名女性，她告诉罗恩说，她认为罗恩也是霸凌者，因为当时罗恩就在一旁袖手旁观。因此，在受害者眼里，保持沉默的旁观者就跟霸凌者一样。

罗恩说，其实当时真正欺负这名女生的只有两个人。

而现在，女儿罗丝所面对的世界更严酷，因为她还要受到社交网络世界的霸凌。

罗丝小时后坐在爸爸的腿上。

接下来的几年里，罗丝沉浸在网络世界中。她写博客表达自己，有时使用别名，有时使用真名。

艰苦较量

2019年，当她浏览社交媒体时突然看到有关Pornhub的几条消息。

有人在表扬Pornhub为保护蜜蜂慈善机构捐款等善举，同时，还为聋哑观众加字幕。

不仅如此，Pornhub还为家庭暴力慈善机构捐款，以及为想要学习科技行业的女性提供25000美元的奖学金等。

根据Pornhub提供的数据，2019年该网站的访问量高达420亿次，比前一年增加了85亿次，日均访问量约为1.15亿次。 每秒被搜索1200次。

罗丝表示，Pornhub在角色转换和定位方面显然做的不错，但有些视频的标题和她的那些很相近，令人担忧。

因此，无法得知这些视频是否是强奸的产物？受害人根本就不知情。

罗丝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分享了自己与Pornhub打交道的经历。她说，Pornhub之前对她的要求置若罔闻，直到她假称自己是律师，并以法律手段作为威胁时他们才撤下视频。

罗丝的博客发出后，收到了几十名女性以及一些男读者的反馈，他们说自己也有类似的经历，他们受性侵的视频也曾出现在该网站上。

Pornhub在发给BBC的一份声明中说，“这些可怕的指称发生在2009年，是在现任管理者接任之前。因此，我们无法得知当时这些信息是如何被处理的。但是，自从Pornhub易主之后，我们在打击未经授权和非法内容方面一直采取业界最严格的保护措施和政策，作为我们打击儿童性虐待承诺的一部分。”

Pornhub还说，他们采用了最先进的指纹识别软件Vobile，该软件可以扫描任何新上传的内容，以查找与未经授权的内容是否有吻合和匹配等。

当BBC询问，为什么Pornhub网站上仍然可以看到一些让人感到不安的视频标题和内容时，例如“少女睡梦中被性侵”等这样的字眼。

对此，该公司表示，我们允许遵守使用条款的所有形式的性表达，可能有些人会认为这些性幻想内容不合时宜，但对全球许多人来说却极具吸引力，并受言论自由法律的保护。

2015年，Pornhub网站还推出了举报不当内容的功能，然而，仍有一些性侵内容视频时不时在该网站露面。

去年10月，加里福尼亚的一名男子把自己性侵一名15岁未成年人的视频上传到Pornhub网站上，最后遭到性侵指控。

Pornhub在就此案回应BBC时表示，他们在得知此事时在第一时间撤下了该视频。

罗丝表示，许多人可能以为这种事只发生在过去。但其实即使在今天也仍有发生。

一些女性在看了罗丝的博客后告诉她，这种事在当今社会仍在上演。

罗丝说，这些还都是一些能使用社交媒体的西方女性。

如果再想想在中东和亚洲的一些地方，色情网站有大量的消费者。一些受害人可能都不知道她们遭性侵的视频被上传到网络上，被人们分享观看。

BBC还采访了另外一名女性受害人。

该女子被性侵的视频出现在一个较小的色情网站上。尽管，她多年来给这家公司发了数次电邮，要求他们撤下该视频，但始终未果。

无奈之下，她在该视频的评论栏写道：“请撤下此视频。该视频的录制未经过我的同意和许可。”

BBC联系了该网站的律师，律师称他们的客户对此“并不知情”。BBC把该网站的链接和该名女子留言的截图发送给该网站律师。

最后，这个视频终于被拿了下来。

来自加州的这名女子不得不在评论栏写下："请撤下此视频。该视频的录制未经过我的同意和许可。"

加强法律

凯特（Kate Isaacs）来自一个专门调查色情网站的组织Not Your Porn,。 她说，这样的事至今仍在一些免费的色情网站上发生，特别是一些由个人创建的小网站。

她表示，应该加强这方面的法律。

目前，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有专门针对复仇式色情（revenge pornography）内容的法律，故意制造和传播复仇式色情内容的人最高可能面临2年监禁。

然而，分享这些内容的平台和网站到目前为止，尚未被追究任何责任。

凯特解释说，这些色情分享网站知道他们网站上的一些内容令人不安。

但同时，他们也明白人们很难区别哪些是性幻想的角色表演，哪些是真实性侵？因此，蒙混过关。

凯特说，在过去的6个月中，仅在英国就有50多名女性告诉她，有关她们性侵的视频被上传到色情网站上，其中有30个上传到Pornhub上。

更令人不安的是，Pornhub和其他一些色情网站平台还允许网民把视频下载到他们个人的电脑上。

所以，即使有些视频内容被下架，仍可以在一些网民当中分享和上传。

因此，Not Your Porn组织正在为争取在英国立法而积极活动，他们希望能够把分享未经过同意的色情内容视频定为犯罪行为。

现在，罗丝有了男朋友并对未来抱有希望。

他的男友罗伯特帮助她开诚布公地讨论她的过去，以及她所受到的性侵。

罗丝希望将来两个人可以结婚，并能有一个女儿。

罗丝说，感觉自己就好像被判了终身监禁一样。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好多年，但有时仍会影响她。

例如，即使现在，当罗丝在杂货店购物时就会突然想，这个陌生人是否看过自己的视频？

但今天的罗丝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受害者，她不想再沉默无声。

谢选骏指出：自由的代价是什么？自由的代价就是自己负责、自生自灭。这个女人还想再生一个女儿，这说明她感觉自己的生活还是正面居多，她不后悔自己的行为，因为她渴望自由，而自由就是自生自灭、自己负责。那么奴役呢？奴役就是让别人决定自己的生死。自由与奴役哪个更好？哪个都不理想？那就没有办法了！因为人类本来就是一些碳基生物，是泥土中产生，并将回归泥土——只有中间一点时间，或许产生灵光，但愿不是昙花一现。


【52、自由的代价就是孤独】


《自由的代价》（2020年08月11日 云易）报道：

人在封闭的环境中呆久了就会向往自由，这是人的天性；人在封闭环境中呆久了，适应了封闭环境，从而惧怕自由甚至拒绝自由，这也是人的天性。此外，人在封闭的环境呆久了，不再知道自己是否向往自由，甚至不知道自由为何物，同样是天性使之然。所有的这些情况的综合起来，构成了人性的复杂。

《肖申克的救赎》之所以经典，大约就是因为它体现了这一复杂性。主角安迪被关了19年，坚信自由，最后出来了，如鱼得水；影片中另一个角色海特伦被关了50年，已经不再适应外面的世界，出来后反而受不了”自由“，上吊自尽；安迪的朋友瑞德本性热爱自由，在监狱生活的开始的很多年中也奋力争取获释，但总是不成功，久而久之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否再能适应外面的生活，干脆放弃出狱的希望，结果阴差阳错反而获释。出来后瑞德经历了一个不适应期，最后投奔安迪，拥抱自由。

当今中国大陆的同胞中很多把外面的“自由”世界想象得天堂一般完美，其实鉴于上面提及的人的复杂性，真出来了能否生活得好还是个问号。就个人的经历和观察，我发现早期出国的中国人的大部分在海外都生活得非常艰难，原因主要是经济上的，而文化的差异不能不说也是主要的原因之一。近年来出国的中国人很多都因为物质条件优厚而不再承受以前华人承受过的生存挑战，然而选择回国 – “逃避自由” – 的中国人的比例却大大高于以前。

笔者几十年前读弗洛姆的《逃避自由》，读之前觉得很奇怪，自由这么美好的东西怎么还要逃避？读完之后基本明白了一个人性事实：自由并非每个人的向往。并且，由于自由是有代价的，所以即使向往之，也不是每个人都具有付得起这个代价的“本钱”。那么，“支付”自由的代价都需要哪些条件呢？笔者以为最主要的简而言之有三：自主能力，以及承担个人责任的能力；承受孤独的能力。

一个人要享受自由首先必须具备自主能力。自主的能力包括一个人从物质到精神上的各方面自我决策能力：生活方式、经济、职业、思想意识到信仰，等等。从我的观察很多中国人中具备这个能力的不多，很大程度因为这样一个事实：中国人的养育方式多是包办和灌输型的，中国人从小就习惯了他人为自己做选择做决定。而由于人是极其容易被塑造的动物，所以中国的这种极端教育方式必然培养很多依赖性强的人。

其次，享受自由必须禀赋和自主携手而来的个体责任意识。人一旦自主了，凡事得自己做出选择，行动之后必然后果自负。大多数中国人从小习惯了靠父母做主，学校老师做主，工作了老板做主，大事大非国家政府做主，从而也习惯了把责任推到自身以外。这个文化现象也导致中国社会推卸责任的人铺天盖地，敢说敢当的具有领导才能的人却极其稀少。这种没有个体责任感的人来到自由世界，经常会处处束手束脚，百般不适。

再次，能充分享受自由的人须有一定的承受孤独，甚至享受独处的能力（在此的“孤独”当然是相对的，绝对的鲁滨逊式的孤独绝少有人能承受。另外独处与孤独不同，类似英文的solitary 与 loneliness的不同）。在以个体为中心的文化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对淡漠，由此人必须面对很多孤独的时光。对有些人来说，这样的孤独求之不得，而对有些人来说则相反 – 避之唯恐不及。《肖申克的救赎》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监狱里虽然封闭，但人和人的距离很近，每天的时间安排都是在集体活动中完成。这种生活方式虽然单调，但能让人远离孤独，所以好多犯人长而久之人反而感觉很舒适。监狱是社会的缩影。以群体主义文化为重心的社会也一样，长期的群体生活方式已经让人很习惯，如被突然抛在一个人与人之间松散关系的文化环境反而会觉得孤独难忍。当然也有能享受这份孤独的，但应该是少数。

综上所诉我们不难看出，自由远远不是很多人想象的那样”舒服“。尽管自由在每个人心中都是一个让人联想到无垠蓝天的词汇，充满浪漫，但就像带刺的玫瑰一样，世上绝少有不付出代价的幸福。

2、独立与皈依——人性中相矛盾的两个对立面

人是非常矛盾的动物，一方面有对群体皈依的需要，另一方面又有个体独立自由的需要。对独立自由的需要导致对群体的叛逆，对群体皈依的需要又导致对独立自由的逃避。

从人的心理成长规律来看，人进入成年之后自我意识成熟，个性形成，所以人对自由的向往是个体成熟的必然结果，而完全没有这个需要的“巨婴”多半因为特殊的后天文化环境阻碍了这一自然的成长过程。在《肖申克救赎》这个现象被称为“institutionized” （”集体化“或者“体制化”）。海特伦就是这样一个完全被“体制化”了的人。

然而，对自由的逃避其实不完全是社会驯化的结果。人的天性中本来存在对群体皈依的需要，而这个需要一旦强于自我独立的需要，人就会选择逃避自由。人的皈依需要一方面有生理的原因 – 脱离母胎的痛苦难忍，另一方面是生存环境的原因：人的生存依赖于合作。

在人类漫长的进化期间，与群体割裂开的个人是很难甚至无法生存的，因为单个的人无法抵抗恶劣的自然环境，更无法与其它物种竞争（甚至可以说人的合作能力是人从动物界脱颖而出的根本原因之一。参见《羞耻感与负罪感》）。既然没有合作人就不可能生存，和群体的隔离 – 孤独，就成了人的最大恐惧之一。据心理学统计，孤独是仅次于死亡的人的最大恐惧。原始社会时期对个体的惩罚之一就是把个体从部落群体中开除。这些个体脱离群体之后基本就是死路一条。文明之后社会对很多罪犯的惩罚之一也是流放，让人承受脱离本土文化环境的痛苦。所以人的本性中有着强烈的对孤独的惧怕，对归宿的需要。

皈依和自由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同时存在于每个个体之中，而每个人偏重不同，但绝少有人只需要其中之一。然而尽管如此，由于历史的方向总是在朝向未来甚至未知发展，每一次真正的进步都基于旧次序的被打破，自由仍然是一个健康的充满活力的社会所推崇权利，更是健康个体的锲而不舍的追求。

3、自由的相对性

大凡世间任何事都是相对的，自由也一样。世上没有绝对的自由。我读到过的最接近于”绝对自由“的，就是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党的独立宣言：“自由是在不伤害他人的条件下做一切事的权利”(“Liberty consists in being able to do anything that does not harm others”) 。但这个“不伤害他人”就是条件。所以自由绝非无条件的“为所欲为”。

尽管美国在很多人眼里是最自由的国家，但很多中国人可能在大陆觉得更自由自在，这大约一方面是因为每个人对自由的需要不同，另一方面每个社会的行为规范也有所不同（文化差异）。就个体而言有些人注重物质上的自由，所以拼命挣钱，有些人宁愿挣钱少也要给自己赢得更多的时间，享受精神自由；就社会而言，每个社会对人的行为约束体现在不同的方面，有些社会在精神上约束得多，行为规范上相对放纵，有些社会可能正好相反。所以不是每种社会都符合自己个人需要，而适应了一种文化环境的人很可能不适应另一种社会，尽管另一种社会可能是先进的，更自由的。

除了自由的内涵各个不一以外，笔者还认为，自由产生的条件也是相对的，真正的自由并不完全来自外界。外在的自由虽然是自由最基本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它不能完全保证一个人真正的心灵自由。由此把个人自由完全建立在外在条件下的人，即使在一个非常自由的社会中，可能仍然会得不到真正的自由。此外，由于一个人是生理和心理的共同体，单有一方面的自由都不是完全的自由。所以一个拥有绝对物质自由的亿万富翁完全可能生活在心灵的牢狱之中；而对于一个内心世界丰富的人，物质上的相对短缺也并不能真正剥夺他/她的内心自由。

在《肖申克救赎》中安迪把音乐打开，让每个囚犯都在音乐中得到心灵的释放就是心灵自由的最感人的例子：

“…those voices soared higher and farther than anybody in a grayplace dares to dream. It was like some beautiful bird flapped into our drablittle cage and made those walls dissolve away, and for the briefest ofmoments, every last man in Shawshank felt free.”（。。。这美丽的声音飞扬到至高至远的地方，那是生活在灰色的尘世的人做梦都想像不到的地方。此时仿佛是一些美丽的飞鸟突然来到我们单调的牢笼，一瞬间融化了监狱的高墙。在那短短的一瞬间中，肖相克监狱的每一个囚犯都感受到自由。）

诚然，如前面所述，人是肉体和精神的共同体，单有任何一方面的自由肯定都不是完整的自由，但精神的自由却是一种高出于动物本性的自由，一种对肉体的超越，带来的是一种升华了的力量和享受。

最后引用一段一个（曾经的）囚犯的话：“我经常跟警察开玩笑，我说你们的空间在你们眼睛里面，我的空间在心里。你们的空间是有限的，我的空间是无限的。你们一闭眼，什么都没有，就是黑暗； 我一闭眼，就是光明”。”

这不是玩笑，而是智慧。

谢选骏指出：人说“自由的代价”——我看自由的代价就是孤独，放弃了孤独就没有自由了！


《生活在都市，自由的代价是孤独》（单读访谈 2018-10-14）报道：

大卫·索洛伊（David Szalay）是一位毕业于牛津大学的青年作家，他的作品多围绕“都市中的孤独”，全新上市的《单读 18：都市一无所有》也独家首发了他的两部小说。

本期单读采访了他对写作以及都市生活的看法。在他看来，文明本身就是一种城市现象，城市生活不会限制你的创造力，反而会提供另一种可能。

▲戴维·索洛伊（David Szalay）于 1974 年生于蒙特利尔（Montreal），并于 1975 年移民英国。他曾就读于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并为英国广播公司（BBC）写了许多广播剧。戴维凭借自己的第一部小说《伦敦和东南部》（London and The Southeast），荣获贝蒂·特拉斯克处女作奖（Betty Trask Prize）和费伯纪念奖（Geoffrey Faber Memorial Prize）。

单读：跟我们说一些有关你的事吧，尤其是那些我们从网上搜不到的信息。

大卫：尽管写书有时被看做是件毫无指望、令人悲观的事，但我其实是个快乐的人。

单读：你最喜爱的作家是谁？为什么是他/她？

大卫：我没有什么最爱的作家。但当我读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到灯塔去》时，完全爱上了它。所以，至少她是我本周最爱的作家吧。

单读：写作中最迷人或者最难熬的部分是什么？如果不写作的话，你会靠什么谋生？

大卫：我认为写作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给你的控制感，那种你拼命从不完美的生活素材中创造出完美事物的感觉——至少在一切顺利的情况下。最痛苦的感觉无外乎你最终没能办到。

不做作家的话我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我最后成了作家的部分原因，就在于我没有其他选择，我的生活里没有其他切实可行的备选道路。如果有的选，我很可能就另择他路了。

单读：在全世界范围内，哪座城市最让你喜爱，而哪座城市最让你沮丧？

大卫：作为作家，我其实没有什么最爱的城市。不过我认为最诚实的回答是：伦敦，它是我最爱也最厌烦的城市，是我有着最深刻情感联系的城市，是能激发我最强烈的情绪反应的城市，不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情绪。我非常喜欢布达佩斯和布鲁塞尔。事实上，我没怎么在欧洲之外的地方待过，所以我觉得自己对亚洲和美洲的城市所知甚少，没办法在这里跟你们讨论。

单读：你怎么看待都市生活？它让我们拥有了更多的可能性，还是限制了我们的创造力呢？

大卫：我不太确定这里的“都市生活”指的是什么，是简单地指城市生活，还是首都城市或者大都市中心的生活。不管是哪一种，我都十分确定它并没有限制我们的创造力，很大程度上，文明本身就是一种城市现象。

单读：你认为现代性/现代主义最重大的后果是什么？

大卫：现代性没有什么后果。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我将现代性视为一种结束，是一个终结点——一颗即将衰亡的星辰所迸发的最后一丝能量。这颗“星辰”，当然就是始于 1000 年前的欧洲文明时代。自那之后，我们进入了“后现代”，“后现代”并不具备什么意义，“后现代”这个标签的空白对我来说就是，现代之后（在欧洲）并未发生任何重要的事情以至于我们需要重新开始。我不确定我们真正意识到了这个事实。

单读：你对人类未来的最大猜测或期待是什么？

大卫：我不觉得人类会移居火星，不觉得人类会被人工智能奴役，不觉得人类会长生不老。我们还是会这么一天天地混日子：生老病死，爱恨情仇，天灾人祸，一如人类一直以来的样子。

单读：你入围布克奖短名单的小说《人不过如此》已经在中国出版了。你是否有机会和你的中国读者进行交流？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大卫：我很高兴我的书将在中国出版。这本书很大程度上是关于当代欧洲的，但我希望它能引发一种普遍的共鸣感，而中国的出版方做出了翻译引进的决定，这本身就意味着它可能确实做到了。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前往欧洲旅行，他们显然对这片大陆兴趣盎然——我认为这本书呈现了一般不包含在中国游客典型旅行路线的、有关欧洲及欧洲生活的一些方面。换句话说，我希望这本书将从一个意想不到的有趣角度向中国读者呈现欧洲。

单读：《人不过如此》是整个当代欧洲的隐喻，书中出现的地点尤其描绘了一幅边缘的、失落的欧洲的地图。你是有意布置了这样的一次旅行吗？你是如何决定书中人物往何处去的呢？

大卫：将书中的场景设定在一些相对边缘的地方，这其实是有意为之的，尽管在书中伦敦也占了很大比重，它很难说是边缘地区。当然，某种程度上，我选择的是我所熟知的地点：匈牙利、比利时、德国、克罗地亚、法国境内的阿尔卑斯山脉——我对它们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曾去那里居住过，或者多次旅行过。而书中出现的那些我不太熟悉的地方——哥本哈根、塞浦路斯、西班牙内陆地区——我选取这些地点部分是因为它们偏离中心，并非人们想到欧洲时首先会想到的地方。我对那些本身没什么趣味可言的地方往往充满兴趣。至于为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单读：你多久旅行一次？你认为旅行是对你写作的一个重要刺激吗？

大卫：我确实经常旅行，并且在好几个不同的国家住过。这毫无疑问极大地影响了我的写作，因为这极大地影响了我看待世界的方式。

单读：你如何看待你在伦敦和布达佩斯这两个城市之中的生活？这样的生活是否有助于你的写作？

大卫：在多个地方居住，这是一种我已经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以至于我无法想象以其他的方式生活。我认为，它所产生的持久不断的刺激，让我的写作受益多多。

单读：《杀猪日》反映了现代人对乡村生活的普遍态度，而这也正是我们这期杂志的主题。“都市中的孤独”一直是你小说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你如何理解孤独感与都市生活的关系？

大卫：我认为人在都市生活中的匿名性，和那种在大都市中难以寻找到自己的感觉，是其孤独感的来源。在乡村，或者任何小型社区，你不可能轻易消失掉，或者，如果你真的消失不见，别人会注意到！大城市里那种你消失也没人会留意的感觉——这感觉绝大多数住在大城市的人在生活里都体验过——真是一种令人恐惧的现象。当然，匿名和能够消失的能力同样也有积极面，大多数城市居住者觉得乡村生活会令人产生难以忍受的幽闭恐怖。温和点说，乡村也有它自己的问题，你会被钉在某个位置上，但在城市，你拥有重新自我创造的自由。而你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疏离感，有时是孤独感。

谢选骏指出：人说伦敦是他最喜欢的城市，可是他没去过美洲和亚洲……那么就让我告诉他吧——我看他的感觉不错，伦敦像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和纽约市的混合物，但又比这两者都更为得体。当然，这样的对比也适合于东京和京都。虽然，伦敦也有很多令人讨厌的地方，例如那里的门卫很没礼貌，甚至比不上美国黑人，就和东京的流浪汉差不多。

自由的代价就是孤独。

孤獨的好處就是自由。


【53、用地区民族主义分化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可能适得其反】


《佩洛西随美国会代表团会见达赖喇嘛，北京予以谴责》（MUJIB MASHAL, HARI KUMAR 2024年6月19日）报道：

周三，包括前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在内的一个美国国会高级代表团前往达赖喇嘛在印度的家中与他会面。中国政府认为这位流亡的西藏精神领袖是分裂分子，事先对这次访问进行了谴责。

由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共和党主席迈克尔·麦考尔率领的代表团于周二抵达了喜马拉雅山区的达兰萨拉镇，达赖喇嘛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居住在这里。代表团访问了西藏流亡政府办公室，该政府正在推动西藏在中国境内自治。

此行几天前，美国国会在两党支持下通过了一项法案，敦促中国与流亡的西藏领导人展开对话，以找到解决长期冲突的办法。

中国立即对这次访问提出了意料之中的批评。中国领导人认为流亡政府是非法的，并将任何对西藏自治事业的支持视为对中国内政的干涉。

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周二晚发表声明称：“我们敦促美方充分认识达赖集团的反华分裂本质，履行美方在西藏问题上对中方作出的承诺，停止向世界发出错误信号。”

美国官员经常会见现年88岁的达赖喇嘛。然而，佩洛西在代表团中的出现，让人想起她在担任众议院议长时于2022年访问台湾一事，中国声称自治岛屿台湾是其领土。

那场有争议的访问引起了拜登政府内部的担忧，即这将进一步恶化与北京本已冰冷的关系。那场访问导致中国做出了尖锐的回应，包括对台湾的贸易限制和在台湾岛附近的军事演习。

对印度的访问也正值华盛顿和新德里深化关系之际，部分原因是双方都认为中国威胁巨大。拜登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本周正在新德里与印度官员就扩大国防和技术合作举行多轮会谈。

这些广泛的讨论是在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赢得第三个任期数周后进行的，它们表明了华盛顿对与印度关系的重视程度，美国官员越来越多地将新德里视为与北京抗衡的力量。

流亡政府藏人行政中央的发言人丹增列偕表示，西藏的局势不应该从“美国和中国之间日益加剧的竞争的角度”来看待，而应该提醒人们，由于中国对西藏地区的同化，西藏的生活方式“面临着生存威胁”。

他说：“我们确实希望自由世界的领导人能够支持西藏的事业，特别是敦促中国领导人重新启动对话，以解决汉藏冲突。”

谢选骏指出：人说“佩洛西随美国会代表团会见达赖喇嘛，北京予以谴责”——我看“用民族主义分化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可能适得其反”，因为你们看中的民族都是少数民族，反而可能激起了原本没有血性的汉人进行抵制甚至反抗。


【54、自由意志是给奴隶们的责任落实和内化的纪律约束】


《物理学家看自由意志：从神经实验到佛学法门》（朱清时 2024 JUL 16）报道： 

其一： 人的自由意志其实是幻觉

虽然人体可能看作是在物理定律约束下的一大坨原子，但是人与任何一坨原子都不一样，人类拥有自由意志，能够自由地选择、自由地行动，并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从古至今，大多数人对此深信不疑，这一信念也构成了法律与伦理体系的基石。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已揭示了大脑活动与决策过程之间的关联，使我们可以更多地了解自由意志的本质。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里贝特(B. Libet, 1916-2017)做过一个神经科学实验。这个实验表明自由意志不过是一种幻觉，因为在所谓的自由意志作出决定之前，人的行为选择其实已被决定了。

在这个实验中，被试者面前放置了一个类似于钟表的示波器， 示波器的屏幕呈圆形， 屏幕 上有一个光点顺时针运动。 屏幕边缘刻有刻度， 刻度之间的时间差为 １０７ 毫秒。面对一个按钮，受试者完全按照自由意志，在任何想按的时候按下它。

里贝特将被试者与脑电图（EEG）连接在一起，以便将手指的肌电反应和前额叶的脑电反应记录下来。被试者目视一个有圆点环绕移动的钟面。被试者是在每次移动手指时，都要报告自己想要移动手指时，圆点在钟面的位置（时间），并在实验结束后报告这一时间。通过计算机的触发器， 实验者将被试者大脑最开始的 “准备电位” 记录下来。里贝特记录到人们在出现移动手指的意识之前，早已存在数百毫秒的有关脑电活动。

里贝特对9个人进行了40次测试，得到的结果惊人的相似：被试者报告的行为意图先于行动约204毫秒，而准备电位又先于行动约535毫秒。这说明，在被试者知觉到行动之前的300毫秒左右，大脑就已经产生了准备行为的电活动。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测试的误差，里贝特认为，应该让被试者在对实验内容毫不知情的背景下进行测试，以免被试者受到外在因素的干扰或暗示。

经过反复测试，里贝特发现，无论被试者是否知道实验内容，所得到的结果都是惊人的一致： 

（1）自由的自愿行动（Freely Voluntary Act）发生之前，被试者的大脑有一个明确的电变化，即“准备电位”，它开始于行动之前的550毫秒； 

（2）被试者在准备电位开始之后的350-400毫秒，但在实际行动之前的200毫秒，觉知到了行动的意图； 

（3）人的意欲过程（Volitional Process）是无意识启动或无意识生成的； 

（4）有意识的功能仍然可能控制行动的输出，它有可能否决这个行动。由此可见，人类行动主观意图的出现，比大脑无意识的活动滞后约500毫秒左右，比实际的动作发生提前约200毫秒左右。

对于这个实验结果，里贝特作出了这样的解释：“这意味着什么呢？首先，导致一个自愿动作的过程是在有意识的动作意志出现以前由脑无意识启动的。这暗示：如果存在自由意志，那么不会启动一个自愿动作。”（本杰明·里贝特：《心智时间：意识中的时间因素》，李恒熙、李恒威、罗慧衣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84页。）

里贝特实验确认了科恩胡博等人之前的实验结果。 其科学含义是： 在人的自由意志做出决定之前， 其实大脑已经无意识地做出了决定。对于人的行为选择而言，只有生理层面的“无意识”决定，才是真正做出具有因果关系的、实质性的决定。因此，科学家们认为，人们所意识到的 “自我决定”或“自由意志”其实只是一个假象，是一个让人自我感觉良好的 “事后理性化” 的幻觉。（例如见“自由意志： 实证心理学的视角”， 《心理科学进展》 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１ 期。） 后来，神经科学家在里贝特实验的基础上又进行了 一系列实验，它们大致都重复验证了里贝特的结论。

这样的实验结果可能颠覆了我们对自由意志与主观能动性的直觉，也撼动了我们对道德责任的信念。这不只是哲学家关心的形而上学问题，也将对社会造成影响。

谢选骏指出：人说“人的自由意志其实是幻觉”，我看自由意志不是幻觉，而是主人给予奴隶们的责任落实和内化的纪律约束。


其二：人生的精彩：处理好自由意志与命中注定

人的一生之中既有命中注定之事（称作“决定论”），也有自由意志（称作“非决定论”）。比如你对儿子说：如果你不努力，就考不上大学！这就是非决定论。然而当儿子因身体因素不能参军时，你又会说：这不是你能改变的现实！这就是决定论。人生的丰富与精彩正是由于它们两者间的矛盾冲突。

什么是决定论？

决定论就是通常讲的命中注定。决定论认为，世上的一切在大爆炸发生时就已经被决定了，包括你正在阅读这篇文章、看到你正在看的这一句话、冒出你正在想的这些念头，并没有任何别的选择，那么就可以用·一台算力无穷大的计算机，把整个宇宙所有物质的变量一次性输入计算机当中，这台计算机开始运算，最终模拟出整个宇宙。在这台计算机眼中就没有“估读”，它可以计算出最精确的数值，因此在这台计算机当中，混沌理论无效，所以它不仅可以展示提供初始数据时“当下”的宇宙，还可以回溯过去，亦可以展望未来。既然整个宇宙可以如此，那么每个人的行为也应这样。

如果没有决定论，那么不仅科学研究，甚至我们最普通的日常信念也将被迫陷入一种令人无法忍受的怀疑论。我们的每一种经验都将变得无法理解，我们的宇宙看起来就像是由许多支离破碎的事件所组成的一条不连续的序列，从中我们无法预测或理解任何事情。

什么是自由意志？

自由意志是指意志能自由活动，不受外界的干涉，依照其拥有的条件去决定是否做一件事情的能力。人身难得，然而如果没有自由意志，那么人生也就没有多大意义。

大家以为自由意志与宗教互不相容，因为宗教的基础是宿命论。然而宗教却推论出人类具有自由意志。例如天主教中的上帝是全知全能且慈爱的，但全知全能的上帝既然知道人类从伊甸园中走出之后会受这些苦，却并没有做什么，又怎能算得上慈爱呢？针对这一诘问，古代东方教会最为著名的神父奥利金（Origen）对此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人类是拥有自由意志的。意思就是说，人类面对选择时所作出的决定，是出于人类自己的意志，而不是“上帝的安排”。换句话说，上帝“安排”不了人类的思想，只能人类自己“安排”自己的。这一解释原本是要维护上帝的权威，然而却推论出人类具有自由意志。

2007年，柏林计算神经科学伯恩斯坦中心的神经学家海恩斯（Haynes）和同事们做了一个实验来证明自由意志是幻觉。他们在实验中给志愿者安上大脑扫描仪，并让他们观看屏幕上随机显示的字母，并按自由意志随时按下按钮。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技术观察大脑在面临选择时产生的活动，他们发现，虽然按钮的决定通常是在行动之前约一秒做出的，但是大脑在7秒之前就预示此行为的发生！也就是说，你履行你的”自由意识“之前，结果已经被大脑算计好了。早在他们意识到做出这个决定之前，大脑就已经自己做出了决定。因此做出决定时并不存在自由意志。

自由意志与决定论都会走向反面

人类文化的一个有趣现象是：人生和社会领域强调自由意志，然而在对人类的神经进行的科学研究发现：人类可能不存在自由意志；自然科学领域往往接受决定论，但是对自然界的科学研究却呈现：这个世界的本质可能就是一个概率波，如果没有自由意志的参与，就不会发生现实性坍缩。也就是说：两个领域的发展都走到了各自的反面！原因在于把主客体割裂的科学文化。

所有科学研究是以主体对客体的观察为前提的。但主体与客体的分离恰恰是人类对世界的第一次人为割裂。将宇宙万物分割为主观和客观是西方哲学、神学以及科学的根本基石。

物质世界（包括我们自身）是由若干遵循某些自然规律的基本微粒组成的。当我们去观察物质世界时，首先需要将自己与物质世界分割开来，使自己处于一种能够观察的状态。在这种一分为二的不完整状态下，不管它看到的是什么，都只能是一部分而已。这样一来就就无法对自己本身的一部分进行认知了。这就好比一把小刀无法切割其自身一样，宇宙万物在将其本身完全裂开来之前是无法完全将其本身看做一个对象的。因此，若尝试将宇宙万物作为知识的对象来加以认识，那么对其中的一部分就无法认知。上述两个领域的发展都走到了各自的反面，正是这一割裂带来的必然结果！

东方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主客体合一

传为廓庵禅师作的《牧牛图颂》第九首《返本还源》说：“返本还源已费功，争如直下若盲聋？庵中不见庵前物，水自茫茫花自红！”

“返本还源”就是彻底见到“本来面目”，回复到初生婴儿赤子般状态, 达到对一切外境若盲聋的境界。此时，山依旧是山，水依旧是水，万物不改其“本来面目”，水流花开，纯乎天运。重现“本来面目”，是佛学的根本大事。

在佛学看来，“不思善，不思恶”之时，也就是一念未生之时，或者“父母未生时”、“混沌未分时”、“天地未分时”、“古帆未挂时”，即相对认识产生之前的绝对境界。在这种境界里，相对的意识还没有被唤醒，心灵仍处在本初状态即它的清净起点上来看待万事万物。这时的心灵，即是无心之心，也就是佛心，也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

“不思善，不思恶”就是不二法门。几乎所有禅宗公案的目的，都是运用不二法门，粉碎学人的知性妄见，以彻见“本来面目”。僧问云门文偃如何是佛，云门答“干屎橛”；僧问归省什么是清净法身，归省答“厕坑头筹子”；僧问洞山什么是佛，洞山答“麻三斤”。之所以把佛、清净法身同“干屎橛”之类等同起来，就是为了破除参问者的一切分别取舍、是非得失。 当我们运用不二法门泯灭了一切对立，就能彻见“本来面目”。

谢选骏指出：人说“人生的精彩：处理好自由意志与命中注定”——我看这就是处理好了责任落实和逃避责任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而“运用不二法门泯灭了一切对立“，就能彻见“本来面目”——我看这样才能做到真正的自肥。其结果就是养成一个肥肥胖胖的花和尚，就像自稱战无不胜的毛贼那样。


【55、奴役只能模仿自由】


《中国人工智能进步加速，正缩小与美国差距》（MEAGHAN TOBIN, CADE METZ 2024年7月26日）报道：

本月在上海举行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创业公司创始人曲东奇（音）展示了他最近发布在网上的一段视频，上面是一个女人和两个蹒跚学步的孩子的老照片。然后，照片仿佛有了生命，女人把孩子们抱在怀里，孩子们惊喜地笑了。

该视频是由中国互联网公司快手的人工智能技术制作的。这项技术让人想起美国初创公司OpenAI今年推出的一款名为Sora的视频生成器。但与Sora不同的是，快手的技术面向公众开放。

“我的美国朋友仍然用不上Sora，”曲东奇说。“但我们已经有了更好的解决方案。”

虽然美国在人工智能发展方面领先一步，但中国正在迎头赶上。最近几周，几家中国公司推出了与美国领先系统相媲美的人工智能技术，而且已经可以供全球消费者、企业和独立软件开发者取用。

许多美国公司担心人工智能技术可能会加速虚假信息的传播或造成其他严重伤害，但中国公司更愿意向消费者发布他们的技术，甚至与其他企业和软件开发商共享底层软件代码。这种计算机代码的共享被称为开源，让其他人可以使用相同的技术，更快地构建和发布他们自己的产品。

开源一直是计算机软件、互联网以及现在的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石。其理念是，如果计算机代码可供任何人免费查看、使用和改进，技术就会进步得更快。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未来几年继续发展，中国的努力可能会产生巨大影响。这项技术可以提高工人的生产力，推动未来的创新，并可以驱动包括自主武器在内的新一波军事技术。

2022年底，OpenAI推出在线聊天机器人ChatGPT，开启了人工智能热潮，当时中国很难与OpenAI和谷歌等美国公司推出的技术竞争。（《纽约时报》已起诉OpenAI及其合作伙伴微软，称其侵犯了与人工智能系统相关的新闻内容的版权。）但中国的进步正在加速。

一个多月前，快手在中国发布了视频生成器可灵，并于周三向全球用户开放。就在可灵发布之前，由曾经帮助谷歌和微软创建中国公司的投资者和技术专家李开复参与创立的初创公司零一万物发布了聊天机器人技术，在评估全球聊天机器人性能的通用基准测试中，该技术的得分几乎与美国领先技术相当。

中国科技巨头阿里巴巴的新技术也跃居开源人工智能系统排行榜榜首。“我们推翻了中国不具备与美国竞争的人才或技术这一普遍看法，”李开复说。“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

在接受采访时，中国科技公司的十几名技术专家和研究人员表示，开源技术是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如此迅速的一个关键原因。他们认为，开源人工智能是中国取得领先地位的机会。

但这并不容易。美国仍处于人工智能研究的前沿。美国官员决心保持这种状态。

白宫已实施了贸易禁运，旨在阻止中国企业使用对构建人工智能至关重要的最强大计算机芯片。一群立法者提出了一项法案，使白宫更容易控制美国制造的人工智能软件的出口。还有一些人试图限制那些有助于类似系统在中国兴起的开源技术。

美国顶级公司也在探索新技术，旨在超越当今聊天机器人和视频生成器的能力。

“中国公司擅长复制和改进美国已有的东西，”杜克大学电气和计算机工程教授陈怡然说。“他们不擅长发明在五到10年内越过美国的某种全新的东西。”

但中国科技行业的许多人认为，尽管存在这些限制，开源技术仍能帮助他们发展。如果美国监管机构扼杀美国开源项目的发展（就像一些立法者正在讨论的那样），中国可能会获得显著的优势。如果最好的开源技术来自中国，美国开发者最终可能会在中国技术的基础上构建他们的系统。

“开源人工智能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抱抱脸公司(Hugging Face)首席执行官克莱蒙德·德朗格说，世界上许多开源人工智能项目在使用这家公司的平台。他说，美国通过企业和研究人员之间的合作，建立了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地位，“看起来中国也可以做同样的事情。”

虽然任何拥有电脑的人都可以修改开源软件代码，但要从根本上改变一个人工智能系统，需要大量的数据、技能和算力。阿里巴巴旗下研究机构阿里研究院的人工智能管理负责人傅宏宇说，就人工智能而言，开源通常意味着一个系统的构建模块可以作为基础，让其他人可以构建新的东西。

与其他国家一样，在中国，关于最新的技术进步究竟应该向所有人开放，还是作为严格保密的公司机密，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百度是中国少数几家完全从零开始开发自己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公司之一，其首席执行官李彦宏以及其他一些人认为，人工智能技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才是最有利可图的，也是最安全的。

人工智能系统需要大量资源：人才、数据和算力。中国政府已明确表示，应分享此类投资带来的利益。中国政府向人工智能项目投入了大量资金，并对计算中心等资源进行了补贴。

但中国科技公司在开发人工智能系统方面面临着一个重大限制：遵守北京严格的审查制度，这种制度也延伸到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

快手的新视频生成器可灵似乎已经接受了遵守规则的训练。任何提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或女权主义以及中国房地产危机等争议性话题的文字提示都会产生错误信息。输入今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图片提示，最终生成了代表们在座位上移动的视频。

对于该公司采取了哪些措施来防止可灵制作有害、虚假或政治敏感内容的问题，快手没有做出回应。

通过免费提供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中国的科技巨头们表明他们愿意为国家的整体技术进步做出贡献，因为北京已经确定，科技产业的力量和利润应该用于实现自给自足的目标。

一些中国人担心，中国将难以积累构建日益强大的技术所需的计算芯片。但这并没有阻止中国公司开发出与美国系统竞争的强大新技术，。

去年年底，李开复的公司零一万物在社交媒体遭到嘲讽，当时有人发现该公司使用最初由Facebook和Instagram的所有者Meta开发的开源技术构建人工智能系统。一些人认为这是中国依赖美国聪明才智的象征。

6个月后，零一万物推出了一款新技术。如今，它在世界最佳技术排行榜上名列前茅。大约在同一时间，加州斯坦福大学的一个团队发布了Llama 3-V，声称它的性能优于其他领先模型。但一位中国研究人员很快注意到，该模型是基于最初在中国建立的开源系统。

这与去年围绕零一万物的争议正好相反：不是中国开发者在美国技术的基础上开发，而是美国开发者在中国技术的基础上开发。

德朗格说，如果监管机构限制美国的开源项目，而中国的开源技术成为黄金标准，这类事情可能会成为常态。

“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对美国来说，这将成为越来越大的挑战，”他说。

谢选骏指出：人说“中国人工智能进步加速，正缩小与美国差距”——我看这人不懂，奴役只能模仿自由、中囶的人工智能无论如何进步加速，只能缩小与美国差距，而永远也无法超过美国；因为奴役只能模仿自由，却无法变成獨立自由。


【56、英国下议院议会厅随想】


網文《英国下议院议会厅随想》報道：

用几年前丁林纪录的英国议院辩论和费城制宪会议奇迹的实例补充一下翟明磊所发的罗伯特议事规则。嘻嘻，也希望平抚一下1510里还带气的口水战网友。

美国专为报道国会的电视频道，C-SPAN，周末经常会播放英国下议院的辩论，看英国首相布莱尔舌战众人。虽然听不懂他们辩论的具体内容，旁观他们的唇枪舌箭却饶有意味。让我感兴趣的是他们的辩论规则。

现在英国议会下议院的议事厅，是二战中让德国人空袭炸了以后重建的，已经是下议院的第三个议事厅了。它和大多数国家议会大厅不同，不是以主席台为中心放射型的布置，而是承袭传统，布置成一个狭长的长方形。当中一条空地，两边是一排排长椅，后排逐级升高。象一个缩小挤扁了的室内篮球场。端头的高靠背椅是议长的席位。两侧议员们的长椅没有扶手，男女议员们坐得相当紧凑，要舒服地翘个二郎腿都不行。长椅前连个放文件的小台子都没有，坐那儿肯定远不如一般的电影院里舒服。下议院的直译是"平民院"，故而长椅是绿色的，象征着"草根性"，"代表民众"。相反，上议院里的椅子不仅宽敞豪华，而且是红色的，象征的是对皇室的"忠诚"，因为上议院的直译是"贵族院"。

议长右侧的长椅上，第一排坐的就是首相和他的内阁成员，后面是支持他们的执政党议员们。对面第一排，坐着主要的反对党成员，如"影子首相"、"影子内阁"，后面就是反对党的议员们。完全是两军对垒的阵势。在第一排椅子前面，地毯上各有一条鲜明的红线，任何人不可越过。谁要是说着说着激动起来过了线，就会遭到议长的训斥。两条红线间的距离，是两边的人都拔出剑来的话，还刚好够不着，可见英国议会历史的久远，当年议员们一激动，弄不好会打起来的。

议员们质询首相的时候，想发言的就站起来，由议长从中挑一个，点到的，就站在原地发言。提出问题之后，首相就站起来回答。可见，议长的权力很大。议长是议员们选出来的。一旦当选，议长就必须取消自己的党派身份，公正地主持会议。这很要紧，否则，议长所不待见的议员岂不是永无说话的机会了。上届议长是位女士，她退休后，选出了一位先生。别看议长"风光"，历史上，这可是个危险的职位。因为下议院议出意见，得由议长去禀告国王。若是惹得国王龙颜大怒，一怒之下，没准就先斩了议长出气。英国历史上，总共有五、六个议长，就是这样丢了脑袋的。当然，现在的国王是没有这个权力的了。

最有意思的是议员们和首相的问答。名义上，问和答都是对着议长说话，而不是问答者之间的对话，直接你来我往的对话是规则所禁止的。这样，他们发言里的第二人称就只能是议长，提到对手，只能使用第三人称，更不允许直呼其名，而必须称之为"我尊敬的朋友"，或是"某某选区的我尊敬的朋友"。这样一来，话说得再激烈，听起来也成了这样的味儿：

"议长先生，事实是怎样怎样的，而不是如我尊敬的朋友说的那样。在这个问题上，某某选区的我尊敬的朋友是撒谎者！"

为什么要这样规定呢？道理很简单，就是要避免直接的争论，避免话语的纠缠。面对议长说话，发言者就注重于把自己的意见表达清楚，听者就集中精力理解对方的本意，辩论就是对事不对人的。

下议院质询首相的时候，节奏非常快，议员们的问题在变换，首相就得当场作答。议员们会当场对回答发出呼应，满意的就叫：Yayh！不满意的就叫：Nayh！议事厅楼上的座位向公众开放。看过他们辩论，你不得不承认，英国首相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当得了的，光是这一关，就不容易过。

英国议会的整套议事规则，后来成了各国议会规则的样板。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议事，也有类似的规则。从1860年代起，美国民间制定、并延续到现在的《罗伯特议事规则》，专为开会提供了发言、辩论、提议、附议和表决的规则。它也是以英国议会规则为基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英美政治的特点，就是议事决策讲程序讲规则。这一点对于民主政治非常重要，因为，说到底，民主政治其实就是一种程序性的东西，就是一套议事决策的程序规范。

通常人们认为，在欧美民主史上，以法国革命为代表的大陆模式是一种激进革命的历史，他们满怀理想地追求自由、平等，追求社会公正等目标；而英美模式是保守的缓进改良的历史。可是，如果考察两百多年来欧美各国的政治变迁，考察自由、平等、民主、社会公正等价值的实现程度和前后对比，就会发现，英美模式导致的变化程度，并不亚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也是天翻地覆的变迁。之所以给人保守缓进的印象，无非是因为反复小，血流得少。这正是英美模式成功的地方。而这种成功，至少有一半得归功于人们对程序、对规则的尊重。

美国革命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是1787年的费城制宪会议。来自分散的十三个州的代表，既代表着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利益，又互相之间不熟悉，互不信任，互相提防，他们关起门来几十天，居然成功地制定了人类历史上最出色最智慧的第一个成文宪法。后人们越想越觉得不可思议，称之为"费城的奇迹"，是"上帝亲自干预的革命"。

费城制宪会议为什么会成功呢？

会议一开头，第一件事，他们制定开会的程序和规则。发言、提案、附议、修正动议、表决等等，大家公认一套规则。遵守规则的后面，是这些革命者的绅士风度和荣誉感。对那时的绅士来说，违反规则耍赖是最丢人的。有规则而且守规则，是制宪会议成功的第一个条件。

然后，他们选出了主持会议的主席，大家都服膺的前大陆军队总司令乔治·华盛顿。

华盛顿是一个把荣誉看得比生命还重的人，严以律己，特别讲究细微末节，服从规则到了刻板的地步。整个制宪会议期间，几十天里，华盛顿天天在主席座位上，凭他的威望、尊严和公正，保证会议一天天地按照规则进行。这是制宪会议成功的第二个条件。

在制宪会议上，华盛顿自始至终没有发表过一点点意见，因为他知道，由于他的身份和威望，只要他开口，代表们就会把他的话看得很重，反对的意见无形中就会受到压制。还有一个原因是出自他谦虚的本性，他知道自己不过智慧平平，所持的观点很可能一点不比别人高明，别人也许有更好的构想。以后在第一任总统任内，他也经常这样，沉默地听别人的意见，表现得"不自信"。反过来，我们如今回头看历史，近代史上几乎所有"人祸"，无一不是出自有权势的人过分自信。

只有一次华盛顿发了火。会议一开始大家约定，为了防止外界的猜测和谣言，这是一次秘密的代表会议，谁也不能向外界泄漏会议的争论。所有人的笔记必须妥加保管，不可丢失。可是，有一个代表不小心将笔记失落在走廊里，让人拣到交给了华盛顿。华盛顿在下一次会议时，非常严厉地责备了这种疏忽，然后把笔记放在桌子上，让失主自己取走。

正是这种在规则面前谨慎谦虚的态度，使制宪期间的各种不同的意见和不同的利益都能和所有代表见面，从而为妥协创造了条件。制宪会议的成功是妥协的成功，是程序和规则使妥协成为可能。

还有一个人对达成妥协起了很大的作用，那就是他们中年龄最大的84岁的本杰明·福兰克林。福兰克林不仅是老资格的革命家，而且是世界知名的科学家、作家和思想家，还是费城人都很熟悉的成功的商人。在制宪会议争论得不可开交，眼看着就要散伙的时候，福兰克林提议，请一位牧师来，带领大家祈祷，祈求上帝帮助大家，驱散大家心里"唯我正确"的邪念。

在"自我"之外有所敬畏，对"自我"能够反省，代表们不再"唯我正确"，这是制宪会议成功的第三个条件。

纵观英美三百年的历史，他们稳定的进步，国家的强大，人道、人性和人权的张扬，以及民众的福祉，其要点说穿了并不复杂，就是在议会厅里通过民主程序解决问题，而不是诉诸于街头的流血。

而议会厅的成功，关键是规则。这对我们也一样。什么时候，大家靠公平规则来议事决策，而不是靠实力和谋略来获取成功的时候，事情就好办了。

谢选骏指出：人說“英国下议院议会厅随想”——我看那裏真像一個菜市場；人説“费城制宪会议”，我看那裏的成功主要由於基督教信仰。


【57、从美国宪法看杨佳杀警案】


網文《从美国宪法看杨佳杀警案》（2008年7月7月上海）報道：

美国宪法规定“美国人民有推翻暴政的自由”。

美国的《独立宣言》宣告：人人生而平等，经过被政府管理的人们认可并授予的政府权力才是正当的政府权力，人们为了保障人们的生命权、财产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力才建立政府，当政府违背这些目的时，人民有权力也有义务变更或废除政府，并根据人民的需要建立新的政府。 

那么，人民如何使用权利废除违背人民意愿的政府？当时宪法起草人杰佛逊认为，只有百姓有持枪权才能将这种权力付诸实践。 

美国宪法规定，任何条文可以根据将来的情况加以修改，但百姓自由持枪这一条绝对不能改，它被写在了美国宪法第二条修正案当中：“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侵犯。” 

因为如果百姓不能自由持枪，百姓的自由就会被剥夺。宪法规定，当政府用枪对准人民的时候，人民可以用枪来推翻政府。 

另外，如果任何官员贪污了人民的钱，任何百姓都可以用枪来夺回自己的利益。 

也就谁说：美国法律之所以不禁枪，是因为美国宪法规定“美国人民有推翻 暴 政的自由”。没枪怎么推翻暴政？虽然美国已经实现了民主，但是出于对暴 政的天然防备心理，美国法律坚决保证人民持枪的权利。 

“当社会、政府、法院不能给你公平的时候，你可以用枪来实现。”这就保证了美国没有贪官污吏，不是他们不想贪污，而是怕被打死。如果你的上司欺负你，你可以与他同归于尽。所以，人权才能得到保护。靠自觉是不可能的。 

这意味着，当政府剥夺人民自由选举的权力时，当政府剥夺人民新闻出版自由的权力时，当政府剥夺人民思想和言论自由的权力时，当政府剥夺人民集会结社自由的权力时，当政府用武力镇压人民实行专制和暴政时，人民有权用武力进行反抗。 

这意味着，人民有选择用和平方式或用暴力方式和暴力手段来变更政府的权力，当政府不允许人民用和平方式变更政府时，人民只能用暴力方式和暴力手段而且必须用暴力方式和暴力手段来变更政府，人民必须保留使用暴力方式和暴力手段变更政府的权力。 

这意味着，人民授予政府的权利是有限的，地方政权授予中央政权的权力是有限的，政府及军警是人民管理社会的一种工具，人民不允许政府及军警垄断武器，人民对政府不完全授权。人民授权政府常备军警拥有武器，行使社会管理职能，同时又保留人民持枪的权利，保留人民自保的权利，保留人民监督和控制政府及军警的权利，从而达到人民利用政府管理社会的同时，人民又管理和制约政府，人民又参加社会管理的目的。 

虽然枪能被坏人用来杀害无辜百姓，但百姓自由持枪使得社会公正比较起来，开国元勋杰佛逊认为正面意义大得多。他认为，敢不敢让人民自由持枪，是政府是否真正相信人民的试金石。他说，只有民主国家才具有让百姓持枪的权利；只有百姓有持枪的权利，民主国家才能持久。 

所以，美国不可能因为暴徒制造杀人案件而收回百姓自由持枪的权利。 

人民没有了持枪权，就必然有贪官污吏； 

人民没有了持枪权，军事政变就在所难免； 

人民没有了持枪权，什么政府都可以代表人民； 

宪法赋予人民持枪权，就是旗帜鲜明地赋予人民“以暴易暴”的权力；而且，“以暴易暴”是人民的义务。 

从美国宪法看杨佳杀警案，可以说，杨佳杀警是在实现他的自卫权！这与七十一年前的中国人民在卢沟桥奋起反抗日寇侵略，并无本质不同！

谢选骏指出：人説“从美国宪法看杨佳杀警案”——我看要是抗日戰爭的時候中國大地人手一槍，那麽日本鬼子早就有去無回了，抗日戰爭根本就無從爆發了。


【58、如果独立战争失败了，独立宣言犹如一张废纸】


《美国独立宣言全文》（中英文对照）報道：

《独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是一份于1776年7月4日由托马斯·杰斐逊起草，并由其它13个殖民地代表签署的文件。是北美洲十三个英属殖民地宣告自大不列颠王国独立的文件。

“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是美国独立宣言的关键词。

美国独立宣言签署源文件存在美国国家档案馆

美国独立战争是大英帝国和其北美十三州殖民地的革命者，以及其他几个欧洲强国之间的一场战争。

这场战争始于对抗英国的经济政策，但后来却因为法国加入战争对抗英国，而使战争的范围远远超过英属北美之外。

华盛顿领导的美国独立战争

由于英国一直以来对北美13个殖民地进行残酷剥削，北美人民被迫奋起抗争。1775年4月列克星敦的枪声打响了美国独立战争的第一枪。1776年7月4日大陆会议通过了由托马斯·杰斐逊执笔起草的《独立宣言》，宣告了美国的诞生。

起草独立宣言

美国独立宣言是一份于1776年7月4日由托马斯·杰斐逊起草，并由其它13个殖民地代表签署的声明美国从英国独立的文件。

1776年6月，马萨诸塞州的约翰·亚当斯、马萨诸塞州的本杰明·富兰克林、维吉尼亚州的托马斯·杰斐逊、纽约州的罗伯特·李文斯顿（Robert R. Livingston）、康乃迪克州的罗杰·谢尔曼（Roger Sherman）（即后世所称之五人小组/Committee of Five）聚集起草独立宣言。

审议独立宣言

7月4日独立宣言获得通过，并分送十三州的议会签署及批准。这十三个州分别是：新罕布什尔州，马萨诸塞州，罗德岛州，康涅狄格州，纽约州，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特拉华州，马里兰州，弗吉尼亚州，北卡罗来纳州，南卡罗来纳州，佐治亚州。

独立宣言签署地独立宫

独立宣言发表后，以此为基础，1787年颁布了美国宪法，加上之前的巴黎协议和费城协议，这4份极为重要的法律文件构成了美国立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和法律基础，直到今天依然是美国国体和政体的基石。

费城自由钟

费城独立宫的自由钟安静地陈列在展厅里，代表着独立自由的美国精神。

钟面上刻着《圣经》上的名言：“向世界所有的人们宣告自由。”自由钟在美国历史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美国第一次宣读独立宣言正式启用。在1846年最后一次响起时，正值乔治·华盛顿的生日。

自由钟已经沉默了很久，它成了一个象征自由与独立的历史见证。

美国象征自由女神像手里拿的就是《独立宣言》

独立宣言是一份于1776年7月4日由托马斯·杰斐逊起草，并由其它13个殖民地代表签署的最初声明美国从英国独立的文件。

《美国独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是北美洲十三个英属殖民地宣告自大不列颠王国独立，并宣明此举正当性之文告。

1776年7月4日，本宣言由第二次大陆会议（Second Continental Congress）于费城批准，这一天后成为美国独立纪念日。宣言之原件由大陆会议出席代表共同签署，并永久展示于美国华盛顿特区之国家档案与文件署当中。此独立宣言为美国最重要的立国文书之一。

《独立宣言》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前言，阐述了宣言的目的；第二部分阐述政治体制思想，即自然权利学说和主权在民思想；第三部分历数英国压迫北美殖民地人民的条条罪状，说明殖民地人民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拿起武器的，力争独立的合法性和正义性；第四部分，也就是在宣言的最后一部分，美利坚庄严宣告独立。

1776年7月4日，大陆会议在费城正式通过托马斯·杰佛逊起草的《独立宣言》。以下为美国独立宣言的全文内容：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IN CONGRESS, JULY 4,

1776 THE UNANIMOUS

DECLARATION OF THE

THIRTEEN UNITED

STATES OF AMERAICA

When in the course of human events, it becomes necessary for one people todissolve the political bands which have connected them with another, and to assume among the powers of the earth, the separate and equal station to which the laws Nature and Nature’s God entitle them, a decent respect to the opinions of mankind requires that they should declare the causes which impelthem to the separation.

在人类事务发展的过程中，当一个民族必须解除同另一个民族的联系，并按照自然法则和上帝的旨意，以独立平等的身份立于世界列国之林时，出于对人类舆论的尊重，必须把驱使他们独立的原因予以宣布。

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that they are endowed by their Creator with certain unalienable rights, that they are among these are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That to secure these rights, governments are instituted among them, deriving their just power from the consent of the governed. That whenever any form of government becomes destructive of these ends, it is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to alter or to abolish it, and to institute new government, laying its foundation on such principles and organizing its powers in such form, as to them shall seem most likely to effect their safety and happiness. Prudence, indeed, will dictate that governments long established should not be changed for light and transient causes; and accordingly all experience hath shown that mankind are more disposed to suffer, while evils are sufferable, than t right themselves by abolishing the forms to which they are accustomed. But when a long train of abuses and usurpations, pursuing invariably the same objectevinces a design to reduce them under absolute despotism, it is their right, it is their duty, to throw off such government, and to provide new guards for their future security. Such has been the patient sufferance of these Colonies; and such is now the necessity, which constrains them to alter their former systems of government. The history of the present King of Great Britain is usurpations, all having in direct object tyranny over these States. To prove this, let facts be submitted to a candid world.

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利，则是经被统治者同意授予的。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对这些目标的实现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予以更换或废除，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新政府所依据的原则和组织其权利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有可能使他们获得安全和幸福。若真要审慎的来说，成立多年的政府是不应当由于无关紧要的和一时的原因而予以更换的。过去的一切经验都说明，任何苦难，只要尚能忍受，人类还是情愿忍受，也不想为申冤而废除他们久已习惯了的政府形式。然而，当始终追求同一目标的一系列滥用职权和强取豪夺的行为表明政府企图把人民至于专制暴政之下时，人民就有权也有义务去推翻这样的政府，并为其未来的安全提供新的保障。这就是这些殖民地过去忍受苦难的经过，也是他们现在不得不改变政府制度的原因。当今大不列颠王国的历史，就是屡屡伤害和掠夺这些殖民地的历史，其直接目标就是要在各州之上建立一个独裁暴政。为了证明上述句句属实，现将事实公诸于世，让公正的世人作出评判。

He has refused his assent to laws, the most wholesome and necessary for the public good.

他拒绝批准对公众利益最有益、最必需的法律。

He has forbidden his Governors to pass laws of immediate and pressing importance, unless suspended in their operation till his assent should be obtained; and when so suspended, he has utterly neglected to attend them.

他禁止他的殖民总督批准刻不容缓、极端重要的法律，要不就先行搁置这些法律直至征得他的同意，而这些法律被搁置以后，他又完全置之不理。

He has refused to pass other laws for the accommodation of large districts of people, unless those people would relinquish the right of representation in the Legislature, a right inestimable to them and formidable to tyrants only.

他拒绝批准便利大地区人民的其他的法律，除非这些地区的人民情愿放弃自己在自己在立法机构中的代表权；而代表权对人民是无比珍贵的，只有暴君才畏惧它。

He has called together legislative bodies at places unusual, uncomfortable, and distant from the depository of their public records, for the sole purpose of fatiguing them into compliance with his measures.

他把各州的立法委员召集到一个异乎寻常、极不舒适而有远离他们的档案库的地方去开会，其目的无非是使他们疲惫不堪，被迫就范。

He has dissolved representative houses repeatedly, for opposing with manly firmness his invas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people.

他一再解散各州的众议院，因为后者坚决反对他侵犯人民的权利。

He has refused for a long time, after such dissolution, to cause others to be elected ; whereby the legislative powers, incapable of annihilation, have returned to the people at large for their exercise; the State remaining in the meantime exposed to all the dangers of invasion from without andconvulsion within.

他在解散众议院之后，又长期拒绝另选他人，于是这项不可剥夺的立法权便归由普通人民来行使，致使在这其间各州仍处于外敌入侵和内部骚乱的种种危险之中。

He has endeavored to prevent the population of these states; for that purpose obstructing the laws of naturalizing of foreigners; refusing to pass others to encourage their migration hither, and raising the condition of new appropriations of lands.

他力图阻止各州增加人口，为此目的，他阻挠外国人入籍法的通过，拒绝批准其他鼓励移民的法律，并提高分配新土地的条件。

He has obstructed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by refusing his assent of laws for establishing judiciary powers.

他拒绝批准建立司法权利的法律，以阻挠司法的执行。

He has made judges dependent on his will alone, for the tenure of their office, and the amount and payment of their salary.

他迫使法官为了保住任期、薪金的数额和支付而置于他个人意志的支配之下。

He has erected a multitude of new officers, and sent hither swarms of officers to harass our people, and eat out our substances.

他滥设新官署，委派大批官员到这里骚扰我们的人民，吞噬他们的财物。

He has kept among us, in times of peace, standing armies without the consent of our legislatures.

他在和平时期，未经我们立法机构同意，就在我们中间维持其常备军。

He has affected to render the military independent of and superior to the civil power.

他施加影响，使军队独立于文官政权之外，并凌驾于文官政权之上。

He has combined with others to subject us to a jurisdiction foreign to our constitution, and unacknowledged by our laws; giving his assent to their acts of pretended legislation.For quartering large bodies of armed troops among us;

他同他人勾结，把我们置于一种既不符合我们的法规也未经我们法律承认的管辖之下，而且还批准他们炮制的各种伪法案，以便任其在我们中间驻扎大批武装部队；

For protecting them, by a mock trial, from punishment for any murder which they should commit on the inhabitants of these States.

不论这些人对我们各州居民犯下何等严重的谋杀罪，他可用加审判来庇护他们，让他们逍遥法外；

For cutting off our trade with all parts of the world;

他可以切断我们同世界各地的贸易；

For imposing taxes on us without our consent;

未经我们同意便向我们强行征税；

For depriving us in many cases, of the benefits of trial by jury;

在许多案件中剥夺我们享有陪审制的权益；

For transporting us beyond seas to be tried for pretended offenses;

以莫须有的罪名把我们押送海外受审；

For abolishing the free systems of English laws in a neighboring Province, establishing therein an arbitrary government, and enlarging its boundaries so as to render it at once an example and fit instrument for introducing the same absolute rule these Colonies;

他在一个邻省废除了英国法律的自由制度，在那里建立专制政府，扩大其疆域，使其立即成为一个样板和合适的工具，以便向这里各殖民地推行同样的专制统治；

For taking away our Charters, abolishing our most valuable laws, and alteringfundamentally the forms of our governments;

他取消我们的许多特许状，废除我们最珍贵的法律并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各州政府的形式；

For suspending our own Legislatures, and declaring themselves invested with power to legislate for us in all cases whatsoever.

他终止我们立法机构行使权力，宣称他们自己拥有在任何情况下为我们制定法律的权力。

He has abdicated government here, by declaring us out of his protection and waging war against us.

他们放弃设在这里的政府，宣称我们已不属他们保护之列，并向我们发动战争。

He has plundered our seas, ravaged our coasts, burnt our towns, and destroyed the lives of our people.

他在我们的海域里大肆掠夺，蹂躏我们的沿海地区，烧毁我们的城镇，残害我们人民的生命。

He is at this time transporting large armies of foreign mercenaries to complete the works of death, desolation and tyranny, already begun with circumstances of cruelty and perfidy scarcely parallel in the most barbarousages, and totally unworthy the head of a civilized nation.

他此时正在运送大批外国雇佣兵，来从事其制造死亡、荒凉和暴政的勾当，其残忍与卑劣从一开始就连最野蛮的时代也难以相比，他已完全不配当一个文明国家的元首。

He has constrained our fellow citizens taken captive on the high seas to bear arms against their country, to become the executioners of their friends and brethren, or to fall themselves by their hands.

他强迫我们在公海被他们俘虏的同胞拿起武器反对自己的国家，使他们成为残杀自己亲友的刽子手，或使他们死于自己亲友的手下。

He has excited domestic insurrection amongst us, and has endeavored to bring on the inhabitants of our frontiers, the merciless Indian savages, whose known rule of warfare, is an undistinguished destruction of all ages, sexes, and conditions.

他在我们中间煽动内乱，并竭力挑唆残酷无情的印地安蛮子来对付我们边疆的居民，而众所周知，印地安人作战的准则是不分男女老幼、是非曲直，格杀勿论。

In every stage of these oppressions we have petitioned for redress in the most humble terms: our repeated petition have been answered only by repeated injury. A prince whose character is thus marked by every act which may define a tyrant is unfit to be the ruler of a free people.

在遭受这些压迫的每一阶段，我们都曾以最谦卑的言辞吁请予以纠正。而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情愿，却只是被报以一次又一次的伤害。一个君主，其品格被他的每一个只有暴君才干的出的行为所暴露时，就不配君临自由的人民。

Nor have we been wanting in attention to our British brethren. We have warned them from time to time of attempts by their legislature to extend an unwarrantable jurisdiction over us. We have reminded them of the circumstances of our emigration and settlement here. We have appealed to their native justice and magnanimity, and we have conjured them by the ties of our common kindred to disavow these usurpation, which would inevitably interrupt our connections and correspondence. They too have been deaf to the voice of justice and of consanguinity. We must, therefore, acquiesce in the necessity, which denounces our separation, and hold them., as we hold the rest of mankind, enemies in war, in peace friends.

我们并不是没有想到我们英国的弟兄。他们的立法机关想把无理的管辖权扩展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时常把这个企图通知他们。我们也曾把我们移民来这里和在这里定居的情况告诉他们。我们曾恳求他们天生的正义感和雅量，念在同种同宗的分上，弃绝这些掠夺行为，因为这些掠夺行为难免会使我们之间的关系和来往中断。可他们对这种正义和同宗的呼声也同样充耳不闻。因此，我们不得不宣布脱离他们，以对待世界上其他民族的态度对待他们：同我交战者，就是敌人；同我和好者，即为朋友。

We, therefore,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 General Congress assembled , appealing to the supreme Judge of the world for the rectitude of our intentions, do, in the name, and by authority of the good people of these Colonies, solemnly publish and declare, That these United States Colonies and Independent States; that they are absolved by from all allegiance to the British Crown, and that all politic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m and the State, they have full power to levy war, conclude peace, contract alliances, establish commerce, and to do all other acts and things which Independent States may of right do. And for the support of this declaration, with a firm reliance on the protection of Divine Providence, we mutually pledge to each other our lives, our fortunes, and our sacred honor.

因此我们这些在大陆会议上集会的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们，以各殖民地善良人民的名义，并经他们授权，向世界最高裁判者申诉，说明我们的严重意向，同时郑重宣布：我们这些联合起来的殖民地现在是，而且按公理也应该是，独立自由的国家；我们对英国王室效忠的全部义务，我们与大不列颠王国之间大不列颠一切政治联系全部断绝，而且必须断绝。作为一个独立自由的国家，我们完全有权宣战、缔和、结盟、通商和采取独立国家有权采取的一切行动。我们坚定地信赖神明上帝的保佑，同时以我们的生命、财产和神圣的名誉彼此宣誓来支持这一宣言。

JOHN HANCOCK, President

约翰·汉考克，主席

Attested, CHARLES THOMSON, Secretary

鉴定无误，查尔斯·汤森，秘书

New Hampshire: JOSIAH BARTLETT, WILLIAM WHIPPLE, MATTHEW THORNTON

新罕布夏：约西亚·巴列特、威廉·卫普、马修·松顿

Massachusetts-Bay: SAMUEL ADAMS, JOHN ADAMS, ROBERT TREAT PAINE, ELBRIDGE GERRY

马萨诸塞：塞缪尔·亚当斯、约翰·亚当斯、罗伯特·崔特·潘恩、艾尔布里吉·杰利

Rhode Island: STEPHEN HOPKINS, WILLIAM ELLERY

罗德岛州：史帝芬·霍普金斯、威廉·艾勒里

Connecticut: ROGER SHERMAN, SAMUEL HUNTINGTON, WILLIAM WILLIAMS, OLIVER WOLCOTT

康涅狄格州：罗杰·谢尔曼、山缪·杭丁顿、威廉·威廉斯、奥利佛·渥寇特

Georgia: BUTTON GWINNETT, LYMAN HALL, GEO. WALTON

乔治亚：巴顿·格威内特、李曼·候尔、乔治·沃尔顿

Maryland: SAMUEL CHASE, WILLIAM PACA, THOMAS STONE, CHARLES CARROLL OF CARROLLTON

马里兰：山缪·却斯、威廉·帕卡、托马斯·史东、卡罗顿的查尔斯·卡罗

Virginia: GEORGE WYTHE, RICHARD HENRY LEE, THOMAS JEFFERSON, BENJAMIN HARRISON, THOMAS NELSON, JR., FRANCIS LIGHTFOOT LEE, CARTER BRAXTON.

维吉尼亚：乔治·怀勒、理查·亨利·李、托马斯·杰斐逊、本杰明·哈里森、小托马斯·尼尔森、法兰西斯·莱富特·李、卡特·布瑞斯顿

New York: WILLIAM FLOYD, PHILIP LIVINGSTON, FRANCIS LEWIS, LEWIS MORRIS

纽约：威廉·佛洛依德、菲利普·李文斯顿、法兰西斯·路易斯、路易斯·莫里斯

Pennsylvania: ROBERT MORRIS, BENJAMIN RUSH, BENJAMIN FRANKLIN, JOHN MORTON, GEORGE CLYMER, JAMES SMITH, GEORGE TAYLOR, JAMES WILSON, GEORGE ROSS

宾夕法尼亚：罗伯特·莫里斯、本杰明·拉许、本杰明·富兰克林、约翰·莫顿、乔治·克莱谟、詹姆斯·史密斯、乔治·泰勒、詹姆斯·威尔森、乔治·罗斯

Delaware:GEORGEREAD, GUNNING BEDFORD, JOHN DICKINSON, RICHARD BASSETT, JACOB BROOM

特拉华：乔治·瑞德、小冈宁·贝德福德、约翰·迪金森、理查德·巴塞特、雅各布·布朗

North Carolina: WILLIAM HOOPER, JOSEPH HEWES, JOHN PENN

北卡罗莱那：威廉·霍普、约瑟夫·希维斯、约翰·潘恩

South Carolina: EDWARD RUTLEDGE, THOMAS HEYWARD, JR., THOMAS LYNCH, JR., ARTHUR MIDDLETON

南卡罗莱那：爱德华·拉特利奇、托马斯·黑华、小托马斯·林区、亚瑟·米窦顿

New Jersey: RICHARD STOCKTON, JOHN WITHERSPOON, FRANCIS HOPKINS, JOHN HART, ABRAHAM CLARK

新泽西：理查·史塔克顿、约翰·维斯朋、法兰西斯·霍普金斯、约翰·哈特、亚伯拉罕·克拉克

说明：杰斐逊起草了《独立宣言》的第一稿，富兰克林等人又进行了润色。大陆会议对此稿又进行了长时间的、激烈的辩论，最终作出了重大的修改。特别是在佐治亚和卡罗来纳代表们的坚持下，删去了杰斐逊对英王乔治三世允许在殖民地保持奴隶制和奴隶买卖的有力谴责。这一部分的原文是这样的：

他的人性本身发动了残酷的战争，侵犯了一个从未冒犯过他的远方民族的最神圣的生存权和自由权；他诱骗他们，并把他们运往另一半球充当奴隶，或使他们惨死在运送途中。

托马斯·杰斐逊(1743-1826)，生于弗吉尼亚的一个富裕家庭。曾就读于威廉-玛丽学院。1767年成为律师，1769年当选为弗吉尼亚下院议院。他积极投身于独立运动之中，并代表弗吉尼亚出席大陆会议。他曾两次当选弗吉尼亚州长。1800年当选美国总统。

杰斐逊在为自己的墓碑而作的墓志铭中这样写到：这里埋葬着托马斯.杰斐逊，美国《独立宣言》的作者，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规的制定者和弗吉尼亚大学之父。

谢选骏指出：人説美国独立宣言如何神聖莊嚴。我看無論其文本如何，如果独立战争失败了，独立宣言就是一张废纸，签署人都将吊死在绞刑架上了！


【59、中囶的窃国大盗】


《关于新中国的制宪权》（肖蔚云）报道：

各国宪法学者多依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论家西耶斯（Abbe Sieyes）的理论，将国家权力分为制定宪法的权力（Pouvoir constituant）和由宪法所创立的权力（Pouvoir constitue）。前者是指宪法的制定和修改权，这一权力属于人民，它不受任何限制，宪法的制定或修改须经人民一致同意。这一制宪权除由人民行使外，还可委托于人民的临时特别代表行使。后者是指依宪法而创立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权，这些权力受宪法的约束，只有根据宪法才能行使。立法权只能制定一般的法律。后来卢梭则进而主张宪法的修改应由宪法自身规定。从此，世界上除极少数国家在行使制宪权和立法权时并无严格区别外，如英国，它的法律由议会制定，宪法也由议会制定，大多数国家则将制宪权和立法权明确加以区分，由特别的制宪机构或人民行使制宪权，由议会行使立法权。

在新中国，制宪权和立法权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它和许多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制度的国家的议会不同，它不仅行使立法权，制定法律，而且行使更加重要的制宪权，制定和修改宪法，它不仅行使制宪权，而且监督宪法的实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又和一些国家的制宪会议不同。制宪会议是临时建立的临时制宪机构，它的唯一任务是制定或修改宪法，行使制宪权。制宪或修改宪法的任务一经完成，这一临时机构即不存在，它不能行使其他权力，不能行使立法权。我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则是我国经常存在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它不仅行使制宪权，而且行使立法权。

我国为单一制国家，它又不同于一些联邦制国家。在有的联邦制国家，首先专门召开临时的联邦制宪会议，制定宪法，然后再由各州临时召开各州的宪法会议批准宪法。在这些联邦制国家，制宪权和立法权也是分开的，立法权另由宪法产生的国会行使，各州的议会行使各州的立法权。所以，在这些联邦制国家，制宪权由联邦和各州共同行使。在我国，立法权和制宪权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地方不能享有制宪权。

还有一些国家的宪法规定，修改宪法要由全民投票表决，但公民提出修改宪法需要一定的人数和复杂的程序，或者规定公民只能提出草案原则，或者要提出完整的草案，而表决时则只能投赞成或反对票，不能另加别的内容。我国在制定和修改宪法时，虽然在宪法中并未规定全民讨论，但事实上常常采取全民讨论的方法，而不采取全民投票的法律程序。

总之，十八世纪兴起的制宪权理论，对于反对封建势力，对于美、法等国宪法的制定，起过积极的进步作用，直到现在还对一些国家的宪法产生影响，如西德基本法的前言就规定“根据自己的制宪权通过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这个基本法。”但是由于阶级利益的不同、国家性质的不同、宪法类型的不同，对制宪权的论述因而也不相同；在制定和修改宪法的过程中制宪权的表现形式和方法也不完全相同。新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一切国家权力真正属于人民，因而制宪权也体现了这一思想，反映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研究新中国的制宪权，将进一步加深对我国宪法的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

由于我国政治发展的阶段不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制宪权和立法权的具体方式和过程有时也有不同。

新中国从1949年成立以来，先后制定了作为临时宪法的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和1982年新宪法。

1949年人民解放战争在我国已经取得基本胜利，新中国即将成立，很需要制定一部宪法。但是由于当时人民解放战争还未结束，全国普选还不可能立即进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不可能召开，制定宪法的条件还不成熟。因此，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少数民族和国外华侨的代表人物组成的统一战线组织，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的权力。正如《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的报告》所指出，“决定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为：党派代表十四个单位，一百四十二人；区域代表九个单位，一百零二人；军队代表六个单位，六十人；团体代表十六个单位，二百零六人；此外，另设一特别邀请单位，其代表资格、名额与人选由常委会另行协议。……这样一个虽然不是普选的、然而却具有十分广大的代表性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事实上具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性质。”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作为临时宪法的《共同纲领》还选举了国家的最高政权机关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定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该法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有权制定法律。所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时实际上行使了制宪权和立法权，以后中央人民政府又行使了立法权。

1951年在我国除台湾外已经实现了统一，各地逐渐有可能实行普选和召开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部宪法规定只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才有修改宪法的权力，才有权制定法律、监督宪法的实施：宪法的修改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法律和其他议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这就明确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宪权、立法权和监督宪法实施的权力。

为什么宪法要规定我国的制宪权和立法权、监督宪法实施权都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因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由人民革命直接创造出来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形式，而不是依靠从前任何法律的规定而产生的。它代表我国政治生活的全面，它一经宣告成立，就可创造各种法律和制度，其他制度则只代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一个方面，常常需要经过人民代表大会的批准，或它所授权的机关的批准。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故有权制定宪法和法律，有权修改宪法和监督宪法的实施。第二，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直接来自人民。人民赋予人民代表大会以国家权力，人民是其力量的源泉。所以1954年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既然人民赋予它以全权，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有权既制定和修改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又制定其他法律。第三，人民代表大会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真正代表了人民的意志。因为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是由人民选举产生，在我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除了少数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以外，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没有民族、种族、性别、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等资格的限制。这种选举是在真正自由、民主的条件下进行的。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人民代表，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真正代表了人民的意志，由这样的代表组成的人民代表大会是充分地代表人民意志的机关。按照1954年宪法的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都受原选举单位和选民的监督，原选举单位和选民有权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随时撤换自己选出的代表，以防止代表在当选以后不按照人民的意志办事。这就从法律上保证代表必须按照人民的意志办事，而不能违背人民的意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军队选出的代表组成，他们是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按照全国人民的意志办事的，是真正的人民代表。因此，它代表全国人民行使制宪权和立法权，是理所当然的。第四，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实行议行合一制，而不实行三权分立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都由它产生、罢免，并受它监督。因此，它代表全国人民统一行使最高国家权力，包括制宪权和立法权，而不须要将制宪权和立法权分开由不同的国家机关行使。

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修改了1954年宪法。1954年宪法既然规定了较为严格的先法修改程序，为什么又要对它进行修改？因为从1954年到1975年，我幽的政治，经济情况发生了变化，实现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所以需要对1954年宪法进行修改。但是1 975年宪法的通过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部宪法包含有许多不符合中国实际的错误内容，删去了1954年宪法中许多正确的内容，修改宪法的程序也被取消。1978年3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又对1975年宪法进行了修改，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1978年宪法没有完全纠正1975年宪法的错误。1975年，1978年宪法虽然都存在严重的问题，但是在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宪权和立法权这一点上，没有根本变化。

1976年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特别是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1980年9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委员会，主持修改1978年宪法的工作。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新宪法。新宪法继承和发展了1954年宪法的基本原则，是我国建国以来最好的一部宪法。它规定只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修改宪法，宪法的修改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议，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监督宪法的实施。这就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宪权和监督宪法实施的权力作了比1954年宪法更为完善的规定。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我国的制宪权和立法权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从1949年10月到1954年10月因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尚未召开，所以当时的立法权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行使。从1954年10月到1982年12月，立法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82年12月4日通过的新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这样，从1982年12月4日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设机关都行使着国家立法权。

由此可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同时具有制定、修改宪法和制定法律的任务，还具有监督宪法的实施的任务，它既是立法机关，又是制定和修改宪法的机关，也是监督宪法实施的机关，它显然不同于许多国家的议会。我国监督宪法实施的机关不是普通法院或者宪法法院，而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按照1954年宪法和新宪法的规定，修改宪法的程序比制定法律的程序更为严格。和1954年宪法相比较，新宪法增加了只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才有权提出修改宪法的议案。作出这样的规定，是因为宪法是我国的根本法。它规定了我国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即规定了我国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我国在一定时期内的总任务。这些根本制度是我国人民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的经验的总结，代表了我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意志，它保护我国人民的利益、权利和自由。这些根本任务反映了我国人民长期以来迫切要求建设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愿望，也是我国人民根本利益之所在，我国新宪法序言对此都作了明确的叙述。我国宪法的性质和内容决定：不能轻易地修改宪法，对宪法的修改必须采取慎重的态度和严格的法律程序。宪法是我国其他法律的立法基础，其他法律的制定必须以宪法为依据。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其他法律不能与宪法相抵触。宪法如果轻易地修改，则其他法律势必要跟着变动，这既不利于宪法的实施和尊严，也不利于其他法律的执行。前几年中，我国宪法之所以做过几次修改，这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原因所造成的。我国在1 956年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以后，1954年宪法所规定的有些任务已经完成。随着情况的变化，1954年宪法的这些内容需要修改，这是不可避免的。但1975年宪法对1954年宪法的修改，存在严重的错误，所以要制定1978年宪法，对1975年宪法进行修改，但修改得不彻底，并且不完全适应新时期的需要，又需要制定1982年宪法来代替它。我国今后仍然坚持对修改宪法采取慎重的态度和严格的法律程序。1982年通过的新宪法不但恢复了1954年宪法所规定的修改宪法的程序，而且增加了谁有修改宪法的提案权的规定，这也是吸取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从我们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防止轻易地修改宪法。

我国既然对修改宪法采取慎重的态度，为什么在制定宪法、修改宪法时不采取全民投票的程序？制定和修改宪法是否采取全民投票的程序，各国有各国的具体情况，我国不采取全民投票的程序，这是因为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地区辽阔的大国，并且我国各地区的政治经济情况发展也不平衡，这些情况决定我国在制定和修改宪法时不便于和不适宜于采取全民投票的程序，而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修改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而且新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必须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应当同原选举单位和人民保持密切的联系，听取和反映人民的意见和要求，努力为人民服务。还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原选举单位的监督，原选举单位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罢免本单位选出的代表。我国的国家性质、选举制度和宪法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要求，保证了各选举单位能选出人民满意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所以我国人民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来制定宪法、修改宪法，从实质上说和全民投票是一样的，从我国现在的实际情况来看，它比全民投票更为有效。

现在有些国家修改宪法实行公民投票，但是公民要提出宪法修正案，须有一定人数的签署。瑞士规定为五万人。在美国，有的州规定为公民的总数的百分之五，有的州为百分之二十五。在瑞士，五万公民的签署是先由政党或者团体发起并通知联邦秘书处，然后用印好的签名纸委托全国的市镇长，在一定的期限以内令赞成修改宪法的人签署。在签署完毕以后，市镇长要证明参加签署的人享有选举权，在该市镇内具有投票权。然后把这些签名纸送交联邦秘书处，统计签署人数，公布签署结果。这说明公民要提出宪法修正案，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瑞士还规定，宪法的全部修改案，公民只能提出原则，而不得提出完整的方案，在这时应让公民先投票决定是否应该修改联邦宪法。如果同意的不超过投票总数的半数。则不能修改联邦宪法；如果同意的超过投票总数的半数时，则改选联邦议会，由新的联邦议会依照公民所提出的原则，制定修改草案，提交公民和各州复决；如能得到公民投票总数的过半数和各州的过半数同意，新宪法即被通过生效。如果公民五万人对于宪法的一部分提出修改，可提出草案的原则或者完整的草案。联邦议会应在一年内对此表示赞成或反对。如果赞成，联邦议会应按照公民提出的原则拟定修改草案，或者将公民提出的宪法修改草案，提交公民和各州复决。瑞士还规定议员、联邦委员会或州可以提出宪法的全部修改案或者宪法的部分修改案，如获联邦议会两院一致通过，再提交公民及各州复决，如果一院赞成，另一院反对，则宪法修改案即被认为否决。由上可见，在瑞士实行公民投票的程序也是非常复杂的，像我国这样一个大国，情况复杂，如果采取瑞士这样复杂的全民投票程序，其效果如何是很难设想的。

我国制定宪法、修改宪法不采取全民投票的程序，而采取由人民群众讨论的办法，这就是在宪法的制定或者修改过程中，广泛地深入地发动人民群众对宪法草案或者宪法修改草案进行反复的讨论和修改，先由宪法起草委员会或者宪法修改委员会提出宪法草案或者宪法修改草案，经过人民群众讨论后，宪法起草委员会或者宪法修改委员会对宪法草案或者宪法修改草案加以修改，然后再交给人民群众讨论，再作进一步的修改，使宪法草案或者宪法修改草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以前，草拟得更加完善、更好地反映广大人民的意志和利益。这是在制定和修改宪法中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充分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这是制定宪法、修改宪法工作中的群众路线。例如，我国在1954年制定宪法时，宪法起草委员会先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在北京和全国各大城市组织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社会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共八千多人，用两个多月的时间，对这个草案初稿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提出了五千九百多条意见，其中很多意见被采纳了。以这个宪法草案初稿为基础经过修改后的宪法草案，在1954年6月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公布，交付全国人民讨论了两个多月，共有一亿五千多万人参加。广大人民拥护这个宪法草案，同时提出了很多修改和补充的意见。根据这些意见，宪法起草委员会对原来的草案再度作了修改，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讨论通过后，再提交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所以，1954年宪法在制定过程中经过广大人民两次长时间的讨论。再以修改1978年宪法、通过1 982年的新宪法为例，1980年9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决定修改1 978年宪法，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宪法修改委员会和它的秘书处成立后，即向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务院各部门、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广泛地征集对于修改宪法的意见，在认真研究这些意见后提出了宪法修改草案讨论稿，经宪法修改委员会反复讨论、修改和听取国家机关、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负责人的意见后，1982年4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了宪法修改草案，交付全国各族人民进行讨论，从1982年5月到8月，共进行了四个月的讨论，讨论中普遍认为，这个宪法修改草案科学地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是合乎国情，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的。全民讨论中也提出了大量的意见和建议，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根据这些意见和建议，对草案又进行了修改，许多重要的合理的意见都得到采纳。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新宪法。

上述情况说明，我同的全民讨论制定和修改宪法有许多优点和特点：第一，不受一定人数签署提案的限制。凡是享有政治权利的我国公民都可以对宪法草案或宪法修改草案提出意见，可以是一个人提出草案，也可以是两人以上提出，这些意见可以是文字的，也可以是口头的，不受文化水平和教育程度的限制。这就极大地便利公民提出修改意见。第二，全民讨论的时间长达几个月，使公民有充分时间了解和思考宪法草案或宪法修改草案的内容，有充分时间进行反复讨论和修改，这比不进行讨论而只单纯投票表示赞同与否，更切合实际，也便利于公民更好地提出修改意见。第三，全民讨论对提出宪法草案或宪法修改草案的内容没有各种限制。公民可以提出原则性的意见，也可以提出具体意见，或者不同意草案的内容，另外提出修改意见，或者同意草案的内容而提出补充意见，提出修改意见不要事先得到某个国家机关的赞同。这就极大地鼓励公民积极提出修改意见，也是鼓励公民参加对国家大事的管理。第四，全民讨论可以兼顾多数人与少数人的意见，比较灵活。只要对草案提出的意见是合理的、必要的、可行的，就可能被采纳，而不管这些意见来自多数人赞成或者来自少数人，一般来说，多数人的意见是正确的，但有时少数人的意见也是值得重视的，全民讨论就可以兼收多数人与少数人的合理意见，以适应我国地大人多和各种复杂的情况。第五。这种广泛的全民讨论，可以集思广益、集中全体人民的智慧，从各个不同的方面、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地区提出意见和问题。这就可以弥补起草或修改宪法的工作机关所提草案的不足之处，可以使宪法草案或宪法修改草案更加完善、更加符合全国人民的意志，这是最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而决不是搞形式、装样子、走过场。事实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我国1982年4月公布的宪法修改草案在全民讨论后，作了近百处修改，例如，有的公民提出序言中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一句话的含义不够准确，因而将这句话后来修改为“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根据一位公民用一封电报提出宪法中应有“要合理地利用土地”的意见，后来在第十条中增写了第五款：“一切使用土地的组织和个人必须合理地利用土地”；鉴于有的公民提出“扩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职权不能削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意见，后来增写了第六十二条的第（十一）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第六，全民讨论可以发挥我国的重要的民主传统即协商的作用。对于制定或修改国家的根本大法，肯定会有相同的意见，也会有不同的意见，特别是对那些不同的意见，在全民讨论中又可以反复讨论、反复协商，既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又使一些不同的意见得到完善的解决。第七，全民讨论着眼于对宪法草案或宪法修改草案的内容提出意见，从实质上解决问题，既重视遵守一定的法律形式和程序，又不以实行一定的法律形式为满足，更不能以某种法律形式和程序束缚公民对草案的内容发表意见。第八，全民讨论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投票表决更有基础。虽然全民讨论不是对宪法草案或宪法修改草案进行投票表决，但是在全民讨论后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投票表决，有三分之二以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的多数通过程序，这就使全民讨论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投票表决得以相辅相成。全民讨论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投票表决打下了更好的基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投票和讨论，使宪法草案或者宪法修改草案更加完善，并且具有合法程序和效力。有些国家的学者认为，议会立法常有忽视、违背民意之事发生，所以，实行全民投票，可以防止议会的专横与不顾民意，更加直接体现人民主权。其实，我国实行全民讨论，正是人民直接参加国家管理的人民民主的表现，而且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由人民选出的真正代表人民意志的机关，它和人民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而不是矛盾的、互相对立的。这样，全民讨论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投票表决相结合，就把高度的民主和高度的集中互相结合起来，不需要再采取全民投票的法律程序。第九，全民讨论实际上也是全国范围内的群众性法制教育。数亿人民讨论宪法、修改宪法，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热情之高是罕见的，有着重大的意义和作用。全民讨论教育公民遵守宪法、维护宪法的尊严，将有利于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和宪法的实施。

由此可见，在新中国，不但行使制宪权的机关不同于许多国家，行使制宪权的方法也有自己的特点。

谢选骏指出：人説“在新中国，不但行使制宪权的机关不同于许多国家，行使制宪权的方法也有自己的特点。”我看这是什么特点？这是欺世盜名、窃国大盗的特点！


【60、人民中国就是苏联制造的绞肉机】


“第三种形式的共和国的人民制宪权——论1949年《共同纲领》作为新中国建国宪法的正当性”（陈端洪 2010-11-05）报道：

摘要：2009年举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宪法学者作为一种专门意义的担当者、传播者在回溯60年前的伟大壮举时能做出点什么贡献呢？细言之，我们应当选取什么素材？如何诠释历史素材的宪法意义？如何使历史的诠释和民族当下的命运关联起来？于我，宪法学首当其冲的任务是界定“建国”概念的宪法意义。

2009年举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宪法学者作为一种专门意义的担当者、传播者在回溯60年前的伟大壮举时能做出点什么贡献呢？细言之，我们应当选取什么素材？如何诠释历史素材的宪法意义？如何使历史的诠释和民族当下的命运关联起来？于我，宪法学首当其冲的任务是界定“建国”概念的宪法意义。说来滑稽，有一个基础性的问题至今仍然是个知识悬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是什么？换言之，新中国建国时有无宪法？学界不敢自信地直接称呼《共同纲领》为建国宪法，容易误导人们怀疑其作为宪法的正当性。归根结底，这是针对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作为新中国制宪机构的代表性的疑惑。究其知识根源，此乃对制宪权的无知使然。这个知识问题一日不解决，中国宪法学就断无资格谈论建国多少周年，对六十年来的宪法变迁充其量也只能记录些个流水账。

本文直面这个知识公案，把建国的本质界定为制宪权的行使，从而理所当然地把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推上了制宪机构的神坛。本文用制宪权的概念重新诠释毛泽东的国体论，推崇毛泽东的“第三种形式的共和国”的远见卓识，据而解析了新中国制宪权主体——中国人民——的复杂的阶级结构。作者对待宪法的正当性奉行内部视角的底线正当性的观念，并且把正当性或代表性区分为真理、历史、程序三个层面，认可毛泽东的阶级分析的真理性，肯定时间性或历史理性在正当性论证中的价值，对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作为建国的制宪机构予以整体肯定、具体批评。据此，作者认为，《共同纲领》是建国宪法，但当初产生制宪机构的双重的时间属性和程序性瑕疵注定了《共同纲领》只能是临时宪法，新中国尚期待一部承载一个完满的正当性概念的宪法。另外，基于制宪权的正确知识，本文也附带解决了另一个疑难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何时成立的？

一、不叫做宪法的宪法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9月27日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9月29日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这三个文件是新中国立国的法律基础，当时的舆论称之为“三大宪章”，胡乔木在发言中说“这三个文件，都是我们国家的根本大法。”[1]刘少奇9月21在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中称《共同纲领》为“目前时期全国人民的大宪章”。[2]李维汉在《新政协代表名单协商经过情形》中说，“这次会议要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制定宪法性质的纲领与组织法。”[3]足见当时的人们对于《共同纲领》的宪法性质并无怀疑。

有两点需要解释。第一，关于“三个根本法”。提到宪法，一般人的意识中只有一个意象，这便是那个叫做《宪法》的法典。在宪法学上还有一个补充性概念叫作宪法性法律，比如组织法。西耶斯在论述民族制宪权时使用了两个概念，一个是单数的宪法（une constitution），另一个是复数的立宪性法律 （lois constitutionnelles）。中译本把后者翻译为“宪法性法律”本无不可，但“宪法性法律”在中国宪法学上已有约定俗成的用法，不包括宪法文本，因此，为了区别起见，这里姑且翻译为“立宪性法律”。西耶斯把立宪性法律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规定立法机构的组织与职能；另一部分规定各种行动机构的组织与职能。”他进一步指出，“第一部分法律，即建立立法机构的那些法律，是由国民意志先于任何宪法而创设的；它们构成宪法的第一级。第二部分法律也应由专门的代表性意志来确立。于是乎，政府的各部分相互呼应，而归根结底取决于国民。” [4]

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立宪行为基本符合西耶斯所说的立宪内容，只不过在技术上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独立成册，而把原则性、纲领性的内容简明扼要地归入一个文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而已。这样处理有许多便宜，但也容易滋生误解，让人不容易判定两个组织法的地位。1982年宪法第62条出现了“基本法律”的概念，第64条区分了法律和宪法的制定程序，明确地把组织法律和宪法区分开来。这种区分即发端于建国初期。

第二，关于宪法和纲领的区别。1949年11月28日上海《新闻日报》专门作了题为《共同纲领和宪法有什么不同？》的问答式解释，可谓简明扼要，今天的宪法学生鲜有知之者，不妨抄录如下：

一、什么叫做《纲领》、《共同纲领》？一般说来，纲领指的是政治纲领，一个政党或一个政治集团，在她进行政治斗争的时候，为了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采取一定的方法和步骤，定出他们在一定时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具体政策，并用文字明白写出来，这就叫做纲领。两个或多个政党或政治集团，为了对于共同的敌人，实现共同的政治目标，而制定一个共同遵守的政治纲领，就叫做共同纲领。现在我们所称之《共同纲领》，系专指《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而言。

二、共同纲领和宪法有什么不同？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而纲领则是奋斗目标和步骤的规定。宪法是事实上已达到的种种成功的总结，并用立法手续固定下来的东西。反之，纲领是说明现在尚不存在，而应在将来达到喝争得的东西。宪法是说明现在，而纲领主要是说明将来。

三、宪法和共同纲领既有这样大的区别，为什么我们一般都把共同纲领称为人民大宪章呢？这是因为共同纲领虽然和宪法有所不同，但因共同纲领中已把中国人民争得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权利，国家的性质，政府的组织原则等都有明文加以规定，这就使共同纲领带有宪法的性质，所以我们就称共同纲领为“目前时期全国人民的大宪章”。[5]

《共同纲领》既是纲领，也是宪法；是一部叫做《纲领》的宪法，或者说是一部宪法性质的《纲领》。就其对于建国的意义来说，《共同纲领》就是建国宪法，只不过名称叫做《纲领》，在内容上具有很强的纲领性而已。我们不能因为它包含很多纲领性内容，因为其名为《纲领》而忽视或贬低其作为建国宪法的实质。这里不妨顺便指出，在当时解放战争尚未结束的背景下，把纲领性内容和宪法性内容融为一炉或许不失为一个有效的办法，不过，后来的制宪和修宪承继了这个传统，使得我们的宪法的规范性常常被纲领性冲淡，规范效力常常被浪漫主义精神所掩埋。

中国宪法学后来如何判别、阐释《共同纲领》的宪法性质呢？张友渔先生认为，“它无论在形式上、内容上或在制定程序上都具有国家根本法的性质，是当时各政党、各机关以及全体公民进行活动的重要基础，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和根本大法的效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前，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6]此论看似昭昭，实则似是而非，自相矛盾。“起临时宪法的作用”是什么意思？大家一定会同意，这意味着《共同纲领》规定的政权组织形式仅具有临时的或过渡性的意义，《共同纲领》本身也将被一部正式的宪法所取代。对此，我无异议。可我要指出，大家忽视了“起某物的作用”这个短语的双重语义中的隐含部分，从而放任“起临时宪法的作用”这样似是而非的说法流布法学界和政治学界。“起某物的作用”这个短语还原为一个句子就是：甲物起乙物的作用。这包含两层意思：（1）甲物不是（is not）乙物；（2）甲物起乙物的作用(function as)。说共同纲领“起临时宪法的作用”就等于说，（1）共同纲领不是临时宪法；（2）但共同纲领起临时宪法的作用。也许有人会说，张老说的“起临时宪法的作用”意思就是指《共同纲领》是临时宪法。这种同情的辩护是没有根据的。第一，虽然我没有考证 “起临时宪法的作用”的说法源于何人何时，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个煞费心机的说法，不是信口开河。张老是工于文字的名记者出身的法学泰斗，定然不会不假思索地沿用或率先使用这样一个说法。第二，如果肯定《共同纲领》是临时宪法，那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共同纲领》（临时地）起宪法的作用。说宪法起宪法的作用，临时宪法起临时宪法的作用，是没有意义的废话。

张老为何如此吝啬以至于采用这样一个莫名其妙的说法呢？他是怀疑《共同纲领》作为临时宪法的适格性吗？非也。他坚定地说，“它无论在形式上、内容上或在制定程序上都具有国家根本法的性质”。由此可见，他的表述也前后矛盾，无法自圆。一个在内容、形式和制定程序上都具有根本法的性质的文件不是宪法，那还能是什么？无论名称为何，在学理上均当定义为宪法。

许崇德教授肯定“历史惯常地称它为‘起临时宪法的作用的共同纲领’，这是很贴切的。”言下之意即，它就是个纲领，不过起了临时宪法的作用。可他却又说：“《共同纲领》虽然本身不是正式的宪法，只是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但它实际上是名称不叫宪法的宪法，是中国历史上首创的临时宪法”。[7]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说“首创”，因为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已经开创了中国临时宪法的先河，1931年6月1日《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一样具有阶段性。上述两个约法都没叫做宪法，当然毕竟带有“法”字，而《共同纲领》叫做“纲领”，不带“法”字。许教授也同样自相矛盾。前面说它“不是正式的宪法，只是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这个句子是一个同主语的两个句子的复合：它不是正式的宪法；它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尽管在“宪法”之前多一个修饰语“正式”，但“起临时宪法的作用”一语隐含的意思还是“它不是宪法”。后面说“它实际上是名称不叫宪法的宪法”，这个句子可简化为“它是宪法”。既然是宪法，而且许教授马上直接称之为临时宪法，那就不能仅仅说是一个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的文件。

为什么把《共同纲领》称为“不叫宪法的宪法”或者“临时宪法”呢？许崇德教授对纲领与宪法进行了区分，并罗列了其宪法性内容，然后论述道，“规定这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乃是宪法与一般法律在内容上的主要区别。既然共同纲领的内容大都为应由一国之宪法所规定的内容，共同纲领的宪法属性便是无可争议的了。”[8]这即是说，从内容看，《共同纲领》既具有纲领性，也具有宪法性质。他还从另外两个角度论证了《共同纲领》的宪法性质，一个是宪法的“母法”作用，另一个是制定机关的特殊性。1951年制定的《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第一条宣示依据《共同纲领》第十七条，1953年制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一条宣示依据《共同纲领》第十二条。这是用后来的客观实效（efficacy）的事例来佐证，但是如果置身于《共同纲领》通过的时间点的话，这些证据是不存在的，可见这种论证可有可无。况且，实效性不能回答效力（validity）的问题，前者是社会学问题，后者是规范性问题。许教授的第三条理由是，“何况共同纲领是由特定的机关——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在外国一般是制宪会议）产生，而其他的一般法律则由政协全体会议授权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外国是议会）制定通过的。”[9]此语触及了根本的论证，却又欲道还休。

关于《共同纲领》作为根本法的效力，最明确的宣示就寓于该纲领序言的最后一句（实际上是两个句子）之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并制定以下的共同纲领，凡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单位、各级人民政府和全国人民均应共同遵守。”这个句子的基本逻辑结构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普遍遵守。所谓“凡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单位、各级人民政府和全国人民均应共同遵守”《共同纲领》，就是指《共同纲领》具有法律效力，或者说就是法律。为什么《共同纲领》具有法律效力呢？首先，其效力不是来源于任何先前的更高的法律或者基本规范。这样的法律是什么法？稍有法律常识的人都知道它的名称叫宪法，是一切法律的“母法”。由此可见，张友渔先生的“起临时宪法的作用”的说法冲淡了、模糊了《共同纲领》自身旗帜鲜明的效力主张。既然《共同纲领》的法律效力不是来源于先前的更高的法律，那么，其效力就来源于制定机关——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权威。这样的制定机关，在宪法学上就叫制宪机关。为什么制宪机关具有最高的权威？因为它代表了主权者——中国人民，它的意志就是主权者人民的共同意志。

我主张《共同纲领》是建国宪法，坚决抛弃“起临时宪法的作用”的陈词，绝非玩弄文字游戏，而是在补做一项基础性的知识工程。我试图用政治哲学和宪法学的专业语言诠释建国行为的宪法意义，正确认识新中国的制宪权主体、制宪的过程及其独特的正当化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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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国与制宪

不敢直接承认《共同纲领》是新中国的建国宪法的学者们，不是在社会学意义上否定它的有效性，因为他们公开承认了这个文件的宪法作用；也不是因为《共同纲领》的名称不叫做宪法，或者因为其纲领性太强；更不是怀疑其内容的道德性。无论他们如何口口声声说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具有充分的代表性，但骨子里对于这个机构的性质还是缺乏知识自信，因为他们没有用制宪权界定建国，缺乏一个关于新中国的制宪权主体的正确概念，没有正确理解制宪权与制宪程序的关系。

在宪法哲学上，什么是建国？什么是建国时刻？共和国的建立（the founding of the republic ）最本质的内涵就是人民制宪权的运用，共和国的建国时刻（the founding moment of the republic）即是一个完满意义的制宪时刻，宪法是国家的出生证和国家的法律计时的开端。依据这个观点，谁代表中国人民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谁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制宪机关。这就理所当然地把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推上了制宪机构的神坛，把《共同纲领》推上了建国宪法的神圣地位。

（一）建国是制宪权的行使

建国一词在实践中有两种基本用法，一种是指美国式的建国，另一种是指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式的建国。1949年新中国的建国属于后一种。美国式的建国是在不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提前下的人民的结盟，在国际法上这个新结盟体称为新国家。新国家的产生主要有以下四种情况：（1）独立，指殖民地或附庸国和被保护国取得独立而建立的新国家；（2）合并，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独立国家合并为新国家；（3）分离，指一个主权国家的部分领土脱离母国，建立一个新国家；（4）分立或解体，指一国完全分解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新国家。[10]

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建立是在一个既定国家的领土范围内因发生革命而引起的政体变更，即由君主政体转变为共和政体。用中国宪法学的语言来说更准确，是国体变更，也就是原有国家之内主权者的变更，即由君主主权转向人民主权。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国际承认称为对政府的承认。对新政府的承认意味着对旧政府承认的撤销。承认者必须尊重新政府拥有的作为国家合法代表的一切资格和权利。1949年中国革命产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属于后一种类型，发生了对政府承认的问题。虽然中华民国称为共和国，但是正如《共同纲领》序言所宣示的，国民党政权是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的国民党反动政权，解放战争胜利宣告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时代结束，中国人民由被压迫的地位变成为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人，而以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代替那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的国民党反动统治。鉴于主权的阶级结构发生了重大改变，把1949年新政权的建立称为建国完全符合国际通行的用法。这并非说，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是1949年诞生的。

美国和法兰西第一共和国两种性质的建国虽然存在上述重大差异，但二者均为共和国，都实行代表制民主，可以在同样的知识基础上得到理解。卢梭和西耶斯是这个知识基础的两个代表性人物，前者系统性地论证了一个纯粹的和直接的人民建国的理论模式，后者在前者树立的人民主权原则的基础上勾勒了代表制政治社会形成的“简明的理念序列”。

1、纯粹的和直接的人民建国：纯粹而直接的人民建国模式是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设想和论证的，是关于在一个极小的地域范围内的众多个体如何结盟为一个政治体的模式。无可置疑，社会契约是建国的第一步骤。在缔结社会契约的一瞬间，“这一结合行为就产生了一个道德的与集体的共同体，以代替每个订约者的个人”。 [11]易言之，社会结盟创设了一个“一”，即一个政治主体，一个道德的与集体的人格。但社会契约缔结后是否就存在国家了呢？这似乎是个问题，因为卢梭说，“这一由全体个人的结合所形成的公共人格，以前称为城邦，现在则称为共和国或政治体；当它是被动的时，它的成员就称它为国家；当它是主动的时，就称它为主权者；而以之和它的同类相比较时，则称它为政权。”[12]由于卢梭的这个“一”是可以直接出场的，所以卢梭说这就是国家。然而，卢梭此处所谓的国家还不是完整的国家，因为这个时期政府还没有创设出来，尚需通过人民集会来决定政府形式并选举任命政府成员才能赋予这个政治体以实际的行动，这个政治体才能进入常态政治。用道家的话来说，由这个公共人格分化出主权者，创设出政府是“一生二”，而“臣民”的出现就是“二生三”。于是才有了“三生万物”，即政治万象的日常存在。因此，直接的人民建国有两个基本步骤：一是社会契约；二是政府的创设。

在直接的人民主权下，是否需要宪法呢？“为了规划全体的秩序，或者说为了赋予公共事物以最好的形式，就需要考虑各种不同的关系。首先是整个共同体对于其自身所起的作用，也就是全体对全体的比率，或者说主权者对国家的比率。”[13]而这个比率是由比例中项的那个比率所构成的，正是在政府中我们发现了这个比例中项。他认为一个合法稳靠的政权必须符合平衡定律，即“主权者：政府=政府：臣民”。至于具体的比率是什么，这取决于一个国家人民的状况，包括疆域与人口，历史，风俗等。规定这种比率的法律就叫做政治法，并且如果这种法律是明智的话，我们也不无理由地称之为根本法。[14]这即是说，宪法是对一个政治体内在的最合理的比率的根本规范。可见，宪法对于任何政治体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不过对于卢梭的政治体而言，根本法无需赋予高级地位，因为每次立法都须得主权者——全体公民——出场。

那么，宪法应当由谁来制定呢？卢梭认为，“要为人类制定法律，简直是需要神明。”为此，他引入了神秘的立法者。但是，立法者没有也不应该有任何的立法权，只有公意才能约束人，立法权永远属于人民。宪法是否永远不变呢？构成国家的各要素发生改变，比率就应当调整，因此就需要修改宪法。从权利意义上说，由于人民直接是主权者，在人民之上不存在更高的权威，也就不存在不可修改的法律。相反，在他看来，要尽量延长政治体的生命，人民就得经常集会，行使主权。而每次集会都必须以对两个问题的表决开始，其中第一个问题是，“主权者愿意保留现有的政府形式吗？”[15]。在我看来，这就是纯粹的人民制宪权的例常化。我称之为卢梭式的不断革命论。诚然，作为一个政治准则，宪法不应该变动频繁，政府形式除非不堪忍受，否则不要轻易改变。

综括来说，卢梭未区分社会和国家，把社会结盟当作国家的建立，故而把建国和制宪区分为两个行为，而且主张制宪权例常化。不过，社会结盟并不能带来常态政治，因此，这个阶段的“国家”尚未完整地现实化（fully actualized）。特别要指出的是，社会结盟毕竟是一个理论假设，所以即便在一个小国寡民的社会，建国与制宪的分离也仅具有理论意义，在实践中不可能区分。

2、代表制下的人民建国：在一个人口和地域规模稍大的地方，人们要建国就不得不实行代表制。西耶斯在《第三等级是什么？》一书中清晰地阐释了代表制政治体形成的过程。他把政治社会的形成分为下述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个人到民族（nation, 或译为政族）；第二个时期，共同意志发挥作用，代表制政府被创设；第三个时期，普通代表的统治。

在第一个时期，“我们设想有一群相当数量的孤立的个人想要联合起来。仅此一举，他们即已形成为一个民族；他们拥有民族的一切权利；剩下的问题只是如何行使这些权利。”[16]这就是“道生一”，不过这个“一”不能直接出场，这个主体要行使其权利还需要一个共同意志，需要一个代表，于是转入了第二个时期，即代表制政府的创设期。

我重构了西耶斯的第二个时期，明确地增加了一个时期，即实行直接的人民主权的时期，内涵一个过渡性时刻——最后的人民集会，在集会上，人民亲自对未来的政治生存方式作出总决断：实行代表制。[17]这样，就把西耶斯和卢梭对接起来，也就是把代表制和直接的人民主权对接起来，把制宪权形象化地明确地归入人民或者民族。西耶斯所谓的第二个时期在我这里便成了第三个时期，它包括三个时刻：在第一个时刻，人民根据最后的人民集会的决议，委派代表制定宪法；在第二个时刻，人民根据宪法选举立法机关；在第三个时刻人民或者立法机关选举任命政府。建国时刻跨越了四个时刻，即最后的人民集会的总决断时刻、制定宪法时刻、选举立法机关时刻、选举任命政府时刻。由于总决断时刻纯属虚构，在实际政治中，它被制定宪法时刻吸收，所以，建国在客观上只包括制定宪法和选举立法机关、选举任命政府三个时刻。

西耶斯所谓的第三个时期（按我的划分，算是第四个时期）即已进入日常代表政治，立法机关和政府正常运转，不属于本文关心的范围。

宪法产生于西耶斯理念序列的第二个时期（于我是第三个时期），是人民制宪权运用的产物。为什么要制宪？为什么宪法被奉为根本法、高级法？虽然在直接的人民主权下宪法也是必要的，但在代表制下，宪法除了组织功能外，还有一个更根本的理由，那便是节制代表。既然共同意志只能由代表来表达，那么如何保证代表不背叛人民呢？于是人民产生了制定宪法的想法。

这些法律被称为根本的，并非指它们可以独立于国民意志，而是因为依据它们而存在和行动的那些机构决不能染指立宪性法律。宪法的每一部分都不是宪定权力的产物，而是制宪权的产物。任何一种受委托的权力都不得对这种委托的条件作丝毫更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而非在任何其它意义上，立宪性法律才是根本的。”[18]（我的翻译有所不同）

我把成文宪法的政治智慧称为借尸还魂，即借宪法的躯壳还人民之魂灵。也可以说，宪法就是人民留下的“经”，这“经”里明确地立下了人民对政府的授权与诫命或咒语，人们得常念此经，以求民主神的护佑。

我的最后的人民集会的假定明确地展示了制宪权的归属，但这毕竟是一个假定，人民或民族并不能亲自出场，为此需要委托特别代表行使制宪权。西耶斯有一个重要的二分法，那就是人民的普通代表与特别代表的区分。人民的普通代表就是广义的政府，担负着依据宪法规定的组织形式行使为维持良好的行政管理所必需的那一部分权力。他们在宪法之下，宪法是他们存在的条件；他们的权力局限于有关治理的事务。特别代表接受国民的特别委托，拥有国民乐于授予他们的某种新权力。“一个由特别代表组成的团体代行国民集会的职能”[19]。两种代表的区分并不等于说，“国民不能把这里提到的这种新任务委托给他们的普通代表。同一批人无疑可以组成不同的团体。”[20]在中国，1949年《共同纲领》的制宪机关就是第一届全国政协全体会议，全国政协同时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

（二）中华人民共和的成立时间的制宪权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什么时间成立的？这似乎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然而，实际上这是个复杂的理论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有四种可能的答案：

1、1949年10月1日。我们习惯于说1949年10月1日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人更只知道有“开国大典”，不知道第一届全国政协干了什么，以为毛泽东主席于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其实，毛泽东主席在10月1日宣告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他是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做出宣告的，这个行为需要宪法根据。那么，这个身份是什么时间取得的呢？中央人民政府是什么时间选举产生的呢？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共同纲领》在序言中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组织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 1949年9月30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根据29日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关于选举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规定》，选举产生了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此间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这是毛泽东10月1日行为的宪法基础。

有的人可能会说，我们的国庆节是10月1日，建国时间肯定是1949年10月1日。[21]需要简单说明的是，国庆节未必要和建国日一致。世界各国确立国庆节的依据五花八门，有以国家建立的时间为国庆节的，有以占领首都那天为国庆节的，有些国家以国家独立日为国庆节，还有些国家以武装起义纪念日作为国庆节，也有一些国家以重大会议日为国庆节，还有一些国家以国家元首的生日为国庆节的。

国民党政权的时候将10月10日辛亥革命首日的武昌起义爆发日定为国庆日。

2、1949年9月30日。许崇德教授认为，9月30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除了选举之外，“并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2]但他没有论述这样计算的理由。我推测是基于这样两个历史事实：其一，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称，“全国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已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业已有了自己的中央政府。”[23] “现已”、“业已”都是完成时，没有告诉人们何时发生的。那么，究竟什么时间发生的呢？可以肯定的是9月30日选举产生了中央政府。其二，朱德副主席在9月30日的闭幕词中称，“我们全体一致，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24]朱德的话只是陈述了一个发生了的事实，“宣告了”表明已经完成。什么时候完成的呢？他没有道明。但根据上面两个证据，可以肯定宣告新中国成立的时间不是1949年10月1日。许教授实质上就是以选举产生中央人民政府的时间为建国时间。

3、1949年9月29日。《共同纲领》明白地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什么时间宣告的？1949年9月29日通过了《共同纲领》，也就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什么不从9月30日全国政协发布《宣言》的时间起算呢？因为《共同纲领》从发布之日起即生效，没有国家哪来的法律效力？可是问题是，9月27日已经通过了两个组织法，按照这个道理推论，国家的成立应该在9月27日之前了，至少也是9月27日。

4、1949年9月21日。1949年9月21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证据一：那天，毛泽东在开幕词中说，“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在报告的最后，毛泽东呼喊了四个口号，其中第三个是“庆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25]

我以为这个根据难以成立。毛泽东此时还没有被选举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只是全国政协的一个代表。全国政协是一个集体表决机构，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样的大事需要集体决定，而毛泽东没有被授权代表全国政协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刘少奇在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开篇便申明，“我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全体党员以极端愉快和热烈的心情庆祝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开幕，庆祝即将由这个会议产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26]不过，他在报告结尾也喊了四个口号：“中国人民革命大团结万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

证据二：当日《人民日报》社论，其标题为《旧中国灭亡了，新中国诞生了！》但正文却说，“在这个基础上所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要集中全国人民的意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制订中国人民自己的宪章，组织中国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两个意思结合起来即是：新中国诞生了，但还没宣告成立。

证据三：新华社把1949年9月21日全国政协的开幕称为“开国盛典”，新华社北平1949年9月21日电，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盛典 中国人民政协开幕》。1949年9月22日，上海《文汇报》刊登署名为浦熙修的文章标题也叫做《人民代表欢聚一堂 开国盛典隆重举行》。这种说法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就是建国的会议，它的召开可以视为人民委派代表行使制宪权。但是，国家成立的时间是一个法律计时，需要一些标志，特别是宣告。当然，这不是说，全国政协召开当天不能宣告新中国成立，假如它那样做了，也完全合法。

上述四种可能的答案，各有其不足，但又各有其一定的合理性。究竟如何选择呢？当我们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何时成立？”的时侯，这个问题不仅仅指向一个具体的宣告成立的行为和时间，而且包含了一个根本的问题：谁代表中国人民？国家的成立需要一个有形态的代表机构，在当时这个机构就是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当这些代表集会声称代表人民的时侯，他们已经假定了人民的集体人格“一”，否则如何代表呢？换言之，人民的集体人格通过这些代表现身了。1949年9月21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就是中国人民的集体人格现身，集会的行为就是宣告旧中国的灭亡和新中国的成立。所以当毛泽东说“我们......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时候，他不是代表全国政协做出宣告，而是陈述了全国政协开幕的意义。当日《人民日报》社论的标题与内容都是正确的，因为宣告成立是一个具体的法律行为。在政治理论家和法学家的思维里，1949年9月21日是一个关键的时刻，必须从一开始就承认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正当性，即代表性，这样也就承认了该机构的一切行为的法律效力。相反，如果我们从1949年9月29日《共同纲领》通过算起的话，那么，1949年9月27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凭什么具有法律效力呢？既然还没有国家，怎么能有有效的组织法呢？更重要的是，全国政协自身的正当性不是从9月29日才获得的和被主张的。同理，如果从1949年10月1日起算的话，那如何说9月29日通过的《共和纲领》是有法律效力的呢？

这是否意味着把1949年10月1日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日就是错误的了？非也。这里需要厘清建国时刻的意义。建国时刻是一个理论概念，也是一个政治设定的时刻。作为理论概念，它在物理性的时间上可以跨越一个时段；作为一个政治设定的时刻，可以人为地确定在这个时段内的某个具有代表意义的具体日子。我把建国的行为作为一个过程来看待，即从1949年9月21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到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为止的一个时段，其中包括一系列的重大行为与活动，开国大典是其中必要的仪式。前面不是说毛泽东于1949年10月1日宣告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而不是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吗？如何又把该时刻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日呢？我在阐释建国的两种含义时已经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政权变更，用中国自己的话语来说是国体变更，当然也包括政权的变更，不属于在一个不是国家的基础上的建国。国体、政体是1949年9月27日两个组织法和29日通过《共同纲领》确定的，选举政府是1949年9月30日完成的，而政府自己宣告成立是1949年10月1日。从1949年9月21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至此完成了建国的全部法律过程。虽然这些行为与活动在自然的时间计算上跨越了11天，但是在法学家和政治理论家的思维中，这个时段可以当作一个单一的时刻。这样就可以解决上面提出的如何认定该期间诸行为效力的问题。从原理上说，从自然时间的起点算还是从终点算，换言之，从1949年9月21日起算还是从1949年10月1日起算均无不可，这取决于新政权自身的决定。

归纳起来，建国与制宪究竟是什么关系呢？现代意义的建国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人民在政治上觉悟，即全体人民把自己看作一个政治民族。这就是“道生一”。直接的人民主权和代表制的区别即在于，前者的“一”可以直接出场，而后者的“一”尚需要代表机构。现代人所说的建国，包括两个基本过程，即委派特别代表制定宪法、选举产生日常代表机构和政府。在实际政治中同时还包括一个仪式，即宣告国家成立的典礼。据此，新中国的建国时刻是从1949年9月21 日至1949年10月1日这个时段。

建国的本质是人民或民族制宪权的行使。什么是制宪权？制宪权（法文是pouvoir constituan，英文是constituent power）字面涵义就是组构、构建的权力。谈制宪权就是谈民主，就是谈人民的自我组构权。施米特做出了清晰的定义：“制宪权是一种政治意志，凭藉其权力或权威，制宪权主体能够对自身政治存在的类型和形式做出具体的总决断，也就是说，能够决定整个政治统一体的存在。”[27]人民如何表达这种决断呢？或者说，人民如何行使其制宪权呢？他们不能亲自出场，只能委派代表制定成文宪法。因此，人民的制宪权具体体现为委派代表和代表制定宪法的过程，当然也可采取公决的方式通过宪法。美国式的建国和法兰西第一共和的建国都是人民或民族制宪权的运用，都有一个共同的环节——制定宪法。当我们说1949年建立新中国的时候，这等于说中国人民行使了制宪权。那么，中国人民如何行使其制宪权呢？谁或者说什么机构代表了中国人民？是且仅是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了中国人民宣告了新中国的成立，它制定的那三个文件就是那个时期的三大宪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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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宪法的正当性与《共同纲领》的正当化叙事

不把《共同纲领》当作新中国的建国宪法，隐含着一个偌大的危险信号，这便是误导人们怀疑《共同纲领》作为宪法的正当性。那么，什么是宪法的正当性呢？宪法的正当性来源于什么？《共同纲领》如何主张自我的正当性？

（一）何谓宪法的正当性？

施米特的巨著《宪法学说》的第九章即是《一部宪法的正当性》。该章开篇即写道，“宪法产生于制宪权权力和权威，如果这种权力和权威受到承认，宪法就具有正当性，也就是说，它不仅作为一种事实状态受到承认，而且还作为一种合法秩序受到承认。”[28]

制宪的一般知识图式为“制宪权主体→实定宪法”，在代表制民主下即为“人民（民族）→制宪代表→宪法”。宪法的精髓是对国家存在的类型和形式的决断，源于制宪权的权力和权威。如果这种权力和权威受到承认，宪法就具有正当性。反过来说，当人民不再认可原来的制宪权的权力和权威的时候，原先有效的宪法便失去了正当性。革命时期就是这样，革命往往附带着一部新宪法的诞生，本文争论的对象——《共同纲领》就是对国民党1946宪法的取代。20世纪末苏东诸国“变色”也随带着一系列的制宪。在代表制共和国，制宪权的权力和权威不仅指向最终的主权者——人民或民族，还包括其代表者。因此，对一部民主宪法的正当性的质疑，可能不是对于最终的主权者的质疑，而是对于制宪机构的代表性的质疑。而在社会主义者的眼中，资产阶级宪法的制宪权主体不是抽象的人民，而是资产阶级，因此他们对资产阶级专政的否定也就意味着对其宪法正当性的否定。

正当性一般分为法律上的正当性、社会学意义的正当性和道德正当性。社会学意义的正当性可以简单地表达为“公共认可”（public acceptance）或公共承认（public recognition）。上引施米特关于宪法正当性的论点，便是在社会学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的。我同意施米特的观点，宪法无需借助于任何法律规范来证明自己的正当性。对于宪法而言，法律上的正当性“要么是毫无意义的废话，要么是空洞的陈词滥调”。[29]这个观点来源于西耶斯，他说得更坚定透彻：“民族不仅不受制于宪法，而且不能受制于宪法，也不应受制于宪法，这无异于说它不受制于宪法” 。“一个由特别代表组成的团体代行国民集会的职能......在独立于所有宪法组织形式之外这一点上，它代行民族职责”。[30]举例来说，《共同纲领》的正当性当然不是来源于国民党的1946宪法，在二者的眼中，对方都是不正当的。《共同纲领》直接宣告“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已使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时代宣告结束。中国人民由被压迫的地位变成为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人，而以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代替那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它无需再宣告1946年宪法无效，因为否定了制宪权的主体结构及其旧代表者实则是釜底抽薪。

宪法的道德正当性是不是一个有意义的说法呢？道德与政治正当性的主要理论都首要针对宪法或政权的正当性。Jr.Richard H. Fallon,把这些理论分为两大类，一类包含了理想的理论，试图确定最大限度正当化的国家权威的必要条件，另一类属于底线道德正当性理论，主张政权只要具有足够的正当性就行，因为政府为有尊严和体面的人类生活所必需。其中，理想理论又可进一步分为两派，一派把被统治者的同意作为正当性的基础，另一种把眼光放在最后的正义上，主张即便没有同意也可能存在一个完全正义的立宪政权。两种理想理论之间夹杂着另一种理论，它把政府正当性建立在假想的同意之上，洛克的默认（tacit consent）理论就是代表。底线正当性理论指向一个政权要论证任何官方强制的门槛条件，在这里，一个政权是否合理公正或者说是否存在一个可行的更好的选择就成了正确的提问。[31]

施米特认为，宪法不需要借助于伦理规范和法律规范来证明自身的正当性，而是从政治存在中获得其意义。他完全把宪法的正当性归结为制宪权主体的权威，这无异于否定了对宪法内容进行整体道德批评的必要性，等于承认恶宪亦宪。这种宪法实证主义完全堕落为政治的存在主义，在政治上是危险的。据此，公民不服从就只能是一个违法的造反事实，而无法成为权利，在科学上无法解释非革命的宪法变革。任何政治存在的特殊类型都需要——也自然会——努力诉诸甚至制造道德理由来自我正当化，特别是革命政权。制宪是革命与执政的链接点，是革命行为的终结，也是革命事业的继续和发扬。宪法是主权者经由代表留下的“经”，担当了政权自我合法化的任务，也是对一个政权的道德评判的一个依据。西方宪法的权利概念就是这样一个道德范畴，社会主义宪法的意识形态成分、纲领性内容以及权利内容同样充当了政治的道德准则。我不否定对宪法进行道德分析的必要性，而把成文宪法自身的内容作为解读宪法道德性的一个最重要的凭据，但是必须认识到，不同意识形态的宪法很难相互论争，因此对宪法的跨文化的道德评判就成了难题。

我对待宪法的基本态度是采取Jr.Richard H. Fallon所谓的底线道德正当性立场。把“政府”替换为“宪法”，即：从有宪法比没宪法好的基本判断出发，看是否存在更好的宪法。这不是完全抛弃道德评判、简单肯定一切的政治存在。所谓“更好的”就指向具体的评判。然而，这绝非说，社会主义宪法本身坚持底线道德正当性标准，相反，总体而言，社会主义宪法拥抱一个至为高尚的道德理想，既包括人民的自由同意和参与——表现在程序上就是政治选举和广泛的社会民主，也包括最终的正义——尤其是平等，而且包括了长远的和近期的社会经济文化全方位的建设目标。但是，这些都是道德理想和纲领，在现实中社会主义宪法则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我国为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理论家创造了一套自成体系的正当化理论，这些理论完全区别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德正当性理论，没有被Jr.Richard H. Fallon纳入考虑范围。今日对于中国宪法的批评多数来自自由主义者，他们从自由宪政主义的立场出发，在前提上已经和中国宪法没有共同语言，即便某些语词相同，但赋予的意涵也截然有别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人民，这个概念在社会主义宪法中被阶级化了，成了一个复杂的结构。民主和专政这两个对立物也被辩证地统一起来，重新构成一个独立的概念。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不可能彼此承认对方宪法的道德正当性。所以宪法的道德正当性从外部看是一个不可解的难题。在这个意义上，施米特离开道德规范，从历史着眼，把宪法的正当性类型归结为权威类型，不失为一个方便法门。既然我坚持底线的道德评价，而对立的意识形态又无法对话，所以，我对待宪法道德正当性采取内部眼光的理解方式。本文就是从《共同纲领》自身信奉的原则出发理解它自我正当化的逻辑，而不是从外部批评和否定之。纯粹的内部眼光会遭到道德普世论的反对，可能被巫化。这是中国语境中的宪法学者的道德立场悖论。因此，我对待宪法的基本策略是整体肯定、具体批评。本文对《共同纲领》，准确地说，对其制定机关——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即采取这样的态度，在整体肯定其代表性的同时，批评其程序缺陷。

不管是理想理论还是底线理论，它们对于宪法的道德正当性都有一个关于程序正当性与民主程序的正当化功能的共识，那便是把制宪的民主方法当作宪法获得人民认同的必要程序。人们已经将一种特定的程序扯进正当性的概念中，认为只有获得了多数国民同意的宪法才是真正的民主宪法。民主选举制宪代表或者公民投票真的是宪法正当化的必由之路吗？还是让我们回到代表制下的制宪的知识图式中去吧：“人民（民族）→特别代表→宪法”。人民如何委派制宪的特别代表呢？如果不通过事前的民主选举或者事后的公民投票，如何能说制宪机关是受人民的委托呢？施米特主张“人民的制宪意志不受任何特定程序的拘束”。他基本属于洛克的默认派，他说，“实际上，就连人民的默认也总是可能的，而且很容易被看出来。人民也许只是单纯地参与宪法规定的公共生活，但从这种参与中已经可以推导出人民的同意，人民的制宪权意志通过这种行动而明确地表露出来。当人民参加选举，并由此而导致了特定的政治状态时，便会出现这种情形。”[32]我理解这里的选举不是选举制宪会议的代表，而是在宪法制定出来之后依照宪法和选举法选举立法机关代表。这实际上是事后承认。他以观察者的身份陈述道，“就这样，人们将形形色色的宪法建立在始终存在、哪怕只是默默动用的人民制宪权之上，从而宣布这些宪法具有民主的正当性。”[33]他列举了两个民主实践的例外情形和特殊情形，一个是1791年的法国宪法，另一个是1922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宪法。前者由一次国民议会通过，该议会并没有按普选权的民主原则选举产生，第三等级的代表于1789年宣布成立制宪国民会议。他认为，如果否定这一次的国民议会具有人民制宪权代表的性质，就会在民主宪法学的这些问题上陷入错误的形式主义。1922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宪法是由一次仅仅包括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党派代表参加的会议议决通过的。在这个国家的1360万人口中，将近500万人口——亦即所有的非南斯拉夫人口，尤其是讲德语的人口——没有自己的代表。而且，当时也没有举行公民投票来批准宪法。[34]

施米特把人民制宪权和特定程序、方法分离，把默认或事后承认作为人民同意的一种辨识标志，这种观点对于我们阐释《共同纲领》的正当性很具启发。1953年2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1954年全国各级人大召开。人民参加各级人大的选举的行为当可视作对于《共同纲领》的事后承认，这多少弥补了《共同纲领》制定程序的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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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民：革命——制宪”：《共同纲领》序言的语言格式与正当化叙事逻辑

《共同纲领》是如何自我正当化的呢？让我们从检读《共同纲领》的序言入手：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已使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时代宣告结束。中国人民由被压迫的地位变成为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人，而以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代替那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的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组织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并制定以下的共同纲领，凡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单位、各级人民政府和全国人民均应共同遵守。”

序言共397个字符，“人民”一词共出现20次。其中，人民作为前置定语的词组共12个，总计出现18次，包括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人民革命、人民民主专政（另：中国人民民主专政出现1次）、人民民主统一战线（2次）、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称3次，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出现1次）、全国人民的意志、中华人民共和国（2次）、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人民政府、人民民主主义。被“人民”修饰的核心词分别是战争、革命、民主（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主义）、团体、军队、会议、意志、国家、政府。在序言中，“人民”作为主语出现2次，分别为“中国人民”（由被压迫的地位变成为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人）、“全国人民”（均应共同遵守）。“人民”之前添加的修饰语有两个，一是在专有名词中加“中国”，二是一般指称时加“全国”（出现两处，一是“全国人民的意志”，二是“全国人民均应共同遵守”）。

上述人民语词不是《共同纲领》的发明，革命根据地时期制订的“法律”也已经使用过其中的许多组合。但是，从法律人的立场来说，我们只能把政权的计时界定为1949，因此，《共同纲领》是新中国第一个把这些用语上升为规范的法律概念的法律文件，而且是以根本法的形式来认可、显扬这类政治话语形式的。此后历次制宪和修宪基本沿用这些词语，或者根据同样的语言格式认可了（一般来说，党的政治文件最先使用）新的人民语词。尽管这些话语形式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已口耳两熟，但是作为一个宪法学者，我却不由得驻足思量：为什么《共同纲领》如此频繁地诉诸“人民”呢？《共同纲领》的正当性与人民性是如何勾连起来的？

在对人民语词的统计基础上，我们再来解析序言的叙事逻辑。序言共分为六句，其叙事的逻辑结构如下：

1、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胜利→

2、（中国人民变为主人）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

3、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5、（代表全国人民）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人民政府→

6、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下面展开细解：

1.旧政权和旧制度被推翻的政治事实：旧政权和旧制度被推翻或被废弃是制宪的根本的事实性前提；从正面来说，夺取政权是制宪的前提，主权权力的事实先于规范的权威。而战争与革命的胜利又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的前提，因此，序言须从战争与革命的胜利开始叙述。但战争的胜利不是推翻旧的统治的充分条件，胜利的战争与革命还必须具有正当性，然则如何用最简单的语词来表达战争与革命的正当性呢？序言没有求助于“正义”之类的形容词，而是在“战争”和“革命”之前分别加上一个修饰语“人民”。言下之意是，人民的战争、人民的革命天然正当，言简意赅，有如神来之笔。

2.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三座大山”被推翻了，人民便变成了主人。“主人”是中国政治的习惯用语， “主人”本来和“仆人”、“奴隶”相对应，是主奴关系或主仆关系的一方。在《共同纲领》中，“主人”对应于“被压迫的地位”，其根本内涵是主权者或主权的所有者。但是，人民如何“当家作主”呢？那就是“中国人民”“以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代替那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的国民党反动统治”。注意这里的主语是“中国人民”，即是说，中国人民是建国的主体。可惜这一点政治哲学的智慧到1982年宪法的时候反而丢失了，在那里“中国人民”变成了宾语。对国民党的统治的描述使用了一个形容词“反动”，所谓反动就是反人民，逆人民而动。言下之意即是说，新的替代品——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是以人民为主人的（of the people），由得人民的（by the people）,自然也是为人民的（for the people）。

3.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序言第三句可简化为“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注意这个句式把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同一化了，既保持了与共产党此前的统一战线主张的连贯性，也表明了新政权的历史正当性，因为统一战线的主张深受欢迎。附带指出，1954年宪法不再沿用该同一化的句式，而是单独叙述统一战线的政治功能。第三句还界定了人民民主专政的阶级结构：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构成，“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

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正当性：序言第四句可简化为下述语法结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既然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深受欢迎，那么，政治协商会议作为该战线的一个机构、一种组织制度的实质正当性便自明了。第四句还界定了政治协商会议的组成——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足见其广泛的代表性。

5.主权者代表：第五句最关键的概念是 “代表”，它把主权者人民和政治协商会议连接起来，使政治协商会议获得排他的正当性，使“全国人民”获得制度化的表现形态。全国政协的根本政治职能或任务是“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组织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这些是主权职能，由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承担。全国政协在行使制宪权时性质上不同于日常代表机构，这一点，后面将详述。

6.政治共识与制宪：第六句从语法角度看由两句话构成。第一句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是关于基本政治共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 ；第二层是关于制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制定以下的共同纲领”。第二句申明《共同纲领》的最高法律效力：“凡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单位、各级人民政府和全国人民均应共同遵守。”

全部叙事深深印入我们心灵的是“人民”语词。“人民”不仅是序言的高频率用语，而且构成序言叙事的基本逻辑要素。全部序言归结到一点，就是在申明《共同纲领》的人民性。人民性是一个中文生造词语，实际上就是民主性，或民主正当性。为了进一步展现序言的论理逻辑，我们不妨一步一步倒推：

1、为什么《共同纲领》是中国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因为它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

2、为什么政治协商会议有权制定宪法？因为它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

3、为什么政治协商会议能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因为它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其组成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4、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和新中国的制宪权主体是什么关系？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

5、新政权相比旧政权为什么是正当的？因为新政权是“中国人民”成立的，且实行人民民主专政，而旧政权是反动的，即反人民的。

6、中国人民如何变成了主人，建立新政权？主权者人民通过战争和革命的胜利已使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时代宣告结束。

把全部的逻辑过程重新顺过来，把第一环和最后一环直接对接起来，我们发现序言叙事的根本逻辑结构就是“人民：革命——制宪”。为了强化革命、制宪的正当性，一切根本的政治行为、政治组织、奉行的主义与政策都冠以“人民”的名义。自此之后，人民的语言格式在历次宪法中被不断重述、复制。如此高频率的人民语词是否必要或者说是否构成语词累赘与滥用？这里姑且不论。这样的语言现象起码证明了一个基本的政治思维惯性：把人民作为正当化的直接源泉。当一国的政治行为与组织设置都习惯于直接诉诸人民语词而获得正当性的时候，我们不禁会问：人民语词与民主行动是否一致？换句话说人民真的在行动吗？人民真的说了算吗？直接诉诸人民是否会妨碍法治的建立呢？“革命——制宪”对于1949年的《共同纲领》既是一个编年史事实，也是自我正当化的逻辑。自1949年以来，这个论理逻辑一直是中国正统的宪法思维，只不过在文革中“革命”转换为“继续革命”，1978年后转换为“改革”而已。总体而论，中国人的宪法思维一直没有摆脱制宪权的概念，没有摆脱进步的实质追求。当制宪权变成了政治家和法律人的日常宪法思维的时候，当实质的进步追求压倒一切的时候，实定宪法便永远没有规范性，不会被看重，日常的规范政治便没有指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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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的制宪机关

施米特根据历史上的制宪权主体的差别，把正当性的类型大体上分为王朝正当性和民主正当性。当权威要素占优势时，国王制宪权就受到承认；当人民至上的民主观点占优势时，宪法的效力就建基于人民的意志之上。在他看来，只有着眼于历史根据，只有着眼于王朝正当性和民主正当性的区分，才谈得上宪法正当性。[35]我理解，在他看来，宪法的正当性仅仅具有描述的意义，无非陈述了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盛行的观念而已。他还提到第三种制宪权主体，即“少数派”组织。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就具有贵族制或寡头制的形式。他误解无产阶级专政，把20世纪的俄国苏维埃与意大利法西斯统治混为一谈，认为二者都包含着新式贵族制的要素。不过，他认为二者的理论与实践的建构还不十分明确，并没有放弃对人民意志的诉求。为了真实不虚地表达此种意志，还应首先创造一些前提条件。尽管如此，基于“着眼于历史根据”的方法论，他肯定这两个国家也实施了一种制宪行为。[36]

我们无法在西方政体理论中获得完整准确地理解新中国制宪权主体的知识资源，施米特的制宪权主体的分类对于社会主义国家饱含贬义。为此，我们需要求助于社会主义的国体理论，尤其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和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

毛泽东使用的概念不是制宪权主体，而是国体。毛泽东高瞻远瞩，早就指出，1949年要建立的国家既不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也不是社会主义的共和国，而是第三种形式的共和国，即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若干阶级联盟的共和国。若用制宪权的语言来翻译毛泽东的国体论的话，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制宪权主体既不是王朝，也不是贵族，而是人民。但是这里的“人民”不是抽象的，而是阶级化的，是一个以无产阶级为核心的由若干阶级构成的混合主体。

（一）制宪权主体“人民”的阶级化与第三种形式的共和国的“人民”的构成

人民作为政治主权的主体，是单一的整体的概念，是现代政治理论构建出来的形而上学的观念工具。同时，人民的概念也可以用来指政治体全体成员之和，是集体称谓，是复数名词。纯粹意义的人民主权或制宪权，是由全体公民亲自出场行使的，绝不能有代表这个中间环节。然而，这是不现实的，不仅日常政治需要且只能依靠代表，而且制宪权的行使也必须依靠代表。这样，作为主权者的人民的概念就更加形而上学化了，然而这又是绝对必要的虚构。社会主义的国家理论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理论的国家理论，一方面借用了人民、共和国的概念，另一方面几乎抛弃了人民、共和国概念的形而上学的虚拟成分，而用现实主义的阶级的概念重新界定之，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中国共产党奉行马列主义，也根据国情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解释，这些独特的解释被笼统地冠以被人为地赋予了集体内涵的个人化称谓——毛泽东思想。

在1949年特定的语境中，人民的概念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公民之和，而是扣除了敌人之后的国民之和。谁是人民？这个问题在卢梭的想象中是不存在的，或者说答案是自明的，然而在革命过程和革命政权的建立中，这个问题被当作首要的问题。在新中国建立之前，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被革命过程的各种政治势力的聚散变换逐步展现出来，毛泽东以天人般的慧眼认清了各阶级的本质，并予以经典式的论证。

1939年、1949年之交，毛泽东接连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在中国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新民主主义的完整理论，并对它作了系统的说明，不仅回答了当前时局中提出的种种问题，而且回答了中国现阶段民主革命和未来建设新中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新民主主义论》开宗明义地提出“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他十分明确地回答:“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37] 毛泽东把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分为两步，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他认为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所谓民主主义，又区分为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根据世界革命进程和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毛泽东把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的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称为旧民主主义的革命，以后的民主革命称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即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的革命。毛泽东敏锐地洞察到，“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这些阶级或者已经觉悟，或者正在觉悟起来，他们必然要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而无产阶级则是领导力量。”他指出，“现在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38]。

毛泽东按政权的阶级性质把世界的共和国划分为三种国体，(甲)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乙)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丙)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既区别于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也不同于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前者已经过时，后者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还不适用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种形式，这就是所谓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39]

“在今天的中国，这种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式，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形式。它是抗日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又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的，统一战线的”。[40]“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和国，这就是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41]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为中共成立28周年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该文总结了中国革命100多年的经验教训，论述了新中国政权的性质、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界定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职能及其最近与将来的任务。毛泽东把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总结为一条，那就是工人阶级（经由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42]

什么是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是关于新中国的国体的理论。“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 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43]

这些主张贯彻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最后落实在新政权的构成中。《共同纲领》序言宣告，“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共同纲领》第一章总纲关于基本权利主体的规定使用的概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和各民族”，没有采用一般宪法的规范用词——公民。周恩来在《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起草经过和特点》的报告中特别交待，“有一个定义须要说明，就是‘人民’与‘国民’是有分别的。‘人民’是指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从反动阶级觉悟过来的某些爱国民主分子。而对官僚资产阶级在其财产被没收和地主阶级在其土地被分配以后，消极的是要严厉镇压他们中间的反动活动，积极的是更多地要强迫他们劳动，使他们改造成为新人。在改变以前，他们不属人民范围，但仍然是中国的一个国民，暂时不给他们享受人民的权利，却需要使他们遵守国民的义务。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这是对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团结和生产有利的。”[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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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新中国制宪权主体的历史生成路径

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共产党执政的历史来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共产党的三大法宝之一——统一战线——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特殊形态和名称；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大视野来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理论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创造性的整合政治力量的方式；从人类政治力量联盟、联合的历史角度来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属于政治中求同存异，对付共同的敌人，实现共同利益的各种联合形式中的有核心的紧密型的联盟。

作为一种政治联合的方式，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目的型的联合，这个目标不同于第一次国共合作，也不同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要实行新民主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建国即制宪权的行使，因此，统一战线的结构必然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决定制宪权主体的结构，或者说国体。

政治联盟可以是松散型的，即会议型的或合作型的，也可以是紧密型的，形成一个新的固定组织，在这个过程中可以以原来的一方为主体，其余各方为同盟者，也可以由各方平等地重新结成一个组织。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国民党为主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固定形态；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则最终掌握在共产党的手中。1945年重庆谈判与1946年1月旧政协的召开是一种和平建国的尝试，此时的统一战线仍然带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遗痕。 但是，1946年蒋介石发起的全面内战和尔后的“国民大会”的召开正式宣告和平建国的梦想破灭，国共矛盾不可调和，统一战线从此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国民党反动派成了统一战线直接的和主要的敌人，领导权逐渐掌握在共产党的手中。随着解放战争即将在全国范围取得胜利，１９４８年，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号召得到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海外侨胞的热烈赞成和迅速响应。1949年9月新政协的召开标志着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彻底胜利和完全的成熟。

这里无需详述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形成的具体过程，只需提示两个基本的事实：第一，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为了建国而形成的；第二，新中国制宪权主体的复合的结构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结构相一致。两个事实结合起来说明了一个道理：第三种形式的共和国的制宪权主体是历史地形成的，被革命斗争的事实所验证。

现在的统战学多半仅仅把新政协看作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忽视了该机构作为“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主权者代表机构的历史作用，因此不能张显其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联合战线”、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以及自1954年以后至今仍然存在的爱国统一战线的重大区别。新政协具有三种功能：一种是制宪特别代表机构，但限于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一种是（代行）普通的代表机构；一种是民主协商机构。从法律的观点看，只有在1954年以后，即全国人大成立以后，全国政协才作为纯粹的民主协商机构存在（实际上，全国政协全体会议自1949年第一次闭幕之后没再召开过）。

如果说统一战线整体上是一种体现妥协美德的政治策略的话，那么，由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担当制宪机关则意味着妥协的美德被提升为当时政治的一个重要原则。这是对阶级斗争原则的重要的补充。易言之，第三种形式的共和国是一种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混合的主权制，而统一战线是实现混合主权制的实用的政治路线，全国政协是中国在特殊形势下的主权机构。

（三）到何处去找人民？——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组成及其性质

新民主主义和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解决了新中国制宪权主体或者说国体的理论问题，以共产党为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有效地完成了反帝、反蒋的政治力量的整合。1949年面对建国的任务，通过什么方式建立什么样的机构来代表各方面的力量，从而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呢？这是一个难题。正常的建国是以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特别代表，授权特别代表制定宪法，当然，这不是说制宪的机构不能和日常代表机构合一。可是解放战争尚未完成，此时，到何处去找“全国人民”呢？于是，共产党退而求其次，采用政治协商会议的机构形式，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行使制宪会议的职能，也由其充当日常的代表机构。但政协面临两大难题：第一个是，待解放区人民如何被代表？第二个问题，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不是选举产生的，如何具有代表性？

待解放区的代表问题不仅是1949年面临的难题，而且是一直困扰中国的难题。二十世纪我们解决了两个殖民地——香港、澳门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台湾问题尚悬置待决。宪法学与政治学著作关于人大代表的叙述对于香港、澳门回归以前的代表，对于台湾的代表从来不多置一词，因此之故，这个问题成了无人问津的理论难题。我个人认为，待解放区的代表除了政治符号与策略意义外并无实质意义。“待解放”，就意味着还存在主权之争，双方都主张主权，而实际占领的是国民党政府。对于这些地区的主权，决定性的要素是战争。如果解放军胜利，新中国自然取得主权；在尚未占领之前，只能主张主权而无法行使主权，就像今日对于台湾一样。

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代表名额中给待解放区分配了7名。待解放区的代表实际上无法代表，他们无法得到他们“代表”的地区的人民的委托，其行为对于这些地区的人民也不发生实际效力。香港、澳门在回归之前，是否能叫做“待解放区”无关紧要，但它们的代表问题和待解放区并无二致。

既然如此，又如何能说全国政协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呢？这里要注意，全国或全国人民既可以是一种描述，也可以是一种法律拟制。即便不考虑待解放区，人民的概念也被政治化了，排除了敌人。如果因为待解放区的存在而否定全国政协对于国家或民族的代表性的话，那么，由于目前台湾尚未统一，全国人大岂不是还不能叫做全国人大？中国是单一制，并不是联邦制，严格地说不存在一个地区是否被代表的问题，因为地区本身并没有独立的政治主体资格，地区选举的全国人大代表都是全国的代表。当然，这不是说代表名额不需要考虑地区分布，不需要听取选区的选民的意见。

第二个问题：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不是选举产生的，如何具有代表性？

制宪的特别代表应该以什么方式来委派？由于他们代行国民集会的职能，而全体国民或民族不受制于宪法，所以制宪的特别代表没有也无需遵守事先的组织法律。“无论他们以什么方式被委派，怎样集会，怎样讨论，只要人们能够知道（民族既然委托他们，又怎么能不知道？）他们是依照人民的特别委托办事的，他们的共同意志就与民族的共同意志具有同样的效力。”[45]但是，西耶斯并非主张代表不需要经过国民的同意，在回答“到何处去找国民？”的问题时，他斩钉截铁地主张“自然到其所在之处，即四万个教区，它们包括所有国土、所有居民，以及全部向国家纳税者”。他的一目了然的原则是，“普遍意见是多数人的意见，而非少数人的意见。”说得直接点，他还是坚持数人头。

面对“到何处去找人民”的实际难题，应该说新民主主义和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以及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实现为新中国的建立提供了最重要的法理论证和现存有效的组织手段。这里坚持的办法是按照政治性质和政治力量分配名额，即非选举的比例代表制。根据《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正式代表510人，候补代表77人，特邀代表75人，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510名中，党派代表142人，共产党占16人；区域代表102人，待解放区7人；军队代表60人；团体代表206人，包括16个团体。虽然名额分配不是按照数人头的方式，或者说不是一人一票制，但是，代表的分配符合新民主主义、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历史格局，而且受到各方面的热烈赞成。

按照人民——敌人的二分法，《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第一条规定，国民党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不容许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李维汉在《新政协代表名单协商经过情形》的报告中陈述了各方面代表名单确定的原则和一些具体经过，应该说名额的分配符合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原则，尽可能照顾到了各方面。

综上所述，为什么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具有代表性呢？这个代表性不是程序代表性，而是立基于真理的代表性和历史代表性。立基于真理的代表性是立基于真理的正当性（legitimacy based on the truth）的一个维度，而历史代表性是历史正当性的一个维度。要理解这两种代表性就必须理解新民主主义、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了解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形成过程。《共同纲领》关于政协的代表性的叙事逻辑如下：新民主主义和人民民主专政→统一战线→政治协商会议。这可分解为以下命题：

因为：1、新民主主义和人民民主专政具有真理性；

2、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契合新民主主义和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政治路线，是历史地形成的；

3、政治协商会议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其组成方案得到统一战线各方面的赞成；

所以：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全国人民。

这个论证逻辑，是诉诸真理与历史的论证方法。所谓真理，就是历史发展的规律。真理的论证方法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进步历史观的应用。所谓历史性，或曰历史的选择，在这里替代了选举的程序性，至少是和选举并列的一种正当化论证。历史性论证认为一切事务的存在都是时间的连续的展开，承认“存在的”体现了无形的理性。如此的论理逻辑和自由主义的法权论证逻辑截然对立。自由主义的法权论证是非历史论证，它以“人生而自由”为理论前提。自然状态绝非历史阶段，而是任由自由和理性发挥作用，生化出社会契约的虚拟的舞台；社会契约也不过是集体理性的程序化的展示。

我们清楚，虽然1954年之后第三种形式的共和国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中国变成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1954宪法第一条），但是，真理和历史的论证方法一直被坚守。事变时移，如今自由主义的法权论证逐渐为宪法学者所信奉。两种正当化的逻辑并存、角逐，这就是当今中国宪法学的尴尬，也是其生气之所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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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共同纲领》的临时性

为什么说《共同纲领》是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这个问题的全部答案就寓于《共同纲领》序言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组织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并制定以下的共同纲领，凡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单位、各级人民政府和全国人民均应共同遵守。”

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自称主权代表机构，制定共同纲领，要求全体服从。这个政治事实就是制宪权的行使。在外部，存在一个国际承认的问题，如今时过境迁，这个问题早已解决。不管各国对新中国的承认发生于什么时间，承认就意味着承认新中国一开始就是合法的。承认新中国就是承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作为中国人民的代表机构，承认《共同纲领》的正当性。内部承认体现在1949年之后的政治秩序之中，特别是在人民于1954年参加选举的行为中。时至今日，为什么中国国内自己的宪法学者却仍然死抱着“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这个莫名其妙的说法不放呢？

这里有必要比较一下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旧政协）和1949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旧政协是一个由国民党、共产党、其他党派与社会贤达组成的协商国是的会议。会议就政府组织、军事问题、制定施政纲领、召开国民大会和修改宪法草案等五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达成了折中协议。这些协议否定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与内战政策，确认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但很快遭到国民党的破坏，未能实施。蒋介石在1946年3月1日至17日于重庆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针对旧政协通过的诸项协议说，“政治协商会议本质上不是制宪会议，政治协商会议关于政府组织的决议案，在本质上不能代替约法。”[46]蒋介石此论是否正确呢？此论包括两个判断，一个前提性判断，一个推论。完整地表达，即为：因为政治协商会议本质上不是制宪会议，所以政治协商会议关于政府组织的决议案，在本质上不能代替约法。前提性命题——“政治协商会议本质上不是制宪会议”，这话对了一半。它虽然不是制宪会议，却是一个关于如何组织召开制宪会议的会议。由于蒋介石的前提命题故意吞掉了另一半内容，所以，他得出了一个对自己有利的谬论：“政治协商会议关于政府组织的决议案，在本质上不能代替约法”。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政治协商会议关于政府组织的决议案，虽然不能直接代替约法，却是关于如何取代约法的决议。

我引用蒋介石的目的不在于揭露蒋介石的荒谬逻辑，而是想提醒人们不要混淆了两个政协，无意中落入了蒋介石的圈套。我要强调的是，（旧）“政治协商会议本质上不是制宪会议”，是一个关于如何召开制宪会议的会议，而新政协虽然沿用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名称，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制宪会议，它通过的《共同纲领》虽然没有使用宪法的名称，却是真真确确的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既是一个政治协商的机构，也是一个主权决策机构，集二者于一身，它通过的文件具有法律效力。它是以一个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行使主权代表机构的职能，中国多数的宪法学者死咬着全国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的功能不放，而忘记了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存在的实质。因此，他们说《共同纲领》“起临时宪法的作用”，而不敢直接说《共同纲领》就是临时宪法。这是典型的因形害质、因名害义。

我肯定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真理代表性和历史代表性，是否意味着我是一个程序虚无主义者，完全否定程序民主对于制宪的意义呢？这似乎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如果认定程序民主是制宪权行使的不可或缺的一面，那似乎就当否定任何没有经过选举程序产生的制宪机构的民主正当性或者否定未经民主表决的宪法的正当性。反之，如果认为程序民主可有可无，那就无法论证为什么1954年要召开全国人大制定新宪法。总体讲，社会主义国家制宪权的行使并没有放弃对人民意志的程序诉求，其正当性既有实质的一面，也有程序的一面。实质的正当性就是阶级性，体现为国体；程序的正当性就是选举，体现为人民代表大会的政体。结果，社会主义的宪法一方面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另一方面坚持代表机关至上，二者之中以国体优先。相比之下，资本主义国家制宪权的行使用程序的平等掩盖了实质的不平等，结果政体掩饰和遮蔽了国体。

1949年召开全国政协、制定《共同纲领》时没有经过民主选举，形式正当性不足，但实质正当性充分。我对待正当性概念的方式不是简单的“是”/“否”,而把它看作一个“程度”的概念。因此，尽管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存在程序缺陷，鉴于其真理正当性充分，并且顺合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历史与现状，我仍然肯定它是正当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学家对于他们自己的宪法抱持同样的态度，因为实现了程序民主，它们就整体肯定宪法的正当性，这绝不意味着他们完全肯定制宪机构的实质代表性。这正如正义的概念一样，当作出一个决定的程序和形式公正的时候，尽管实质上不尽公平，我们仍然整体上肯定其正义性；反之，如果决定做到了实质公平，却欠缺公平的程序，我们也依然可以整体肯定其正义性。但是，这并非说形式的或者实质的缺陷不需要接受批评，无需得以弥补。制宪机构的产生程序的缺陷一方面可以通过事后的默认得到某种程度的弥补，另一方面可以把这种制宪行为当作临时制宪，而期待通过一个民主的程序重新立宪或者追认。这也就是说，一个没有经过选举产生的制宪机构不能算作正式的制宪机构，但一个具有实质代表性且经过历史验证的组织在特殊的条件下可以担当临时的制宪机构。

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程序缺憾是由这个制宪行为的时间性决定的。一般来说，制宪是革命的终结（我这里把革命简单地理解为推翻旧政权的行为），即把革命的力量（或暴力）转换为主权权威和秩序的过渡环节。但是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和《共同纲领》的使命既是终结革命，也是继续革命，是通过终结革命（制宪）来推进继续革命、在继续革命的过程中终结革命。换言之，就是一方面主张主权权威，一方面继续战争，通过树立主权权威以便加速战争胜利，通过继续战争确立全面的主权权威和秩序。实践证明1949年建国、制宪是一个正确的决断，通过主张主权权威，一方面稳定了解放区，另一方面进一步感召了待解放区的人民，震慑了反动势力，使得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很快取得了全面的胜利。这双重使命决定了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和《共同纲领》同时处于两个时间之中，一只脚处于革命（战争）的时间之流，另一只脚处于主权和秩序的时间之流。正是这样的时间属性决定了程序民主的不可行，注定了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作为制宪会议的程序缺陷和《共同纲领》作为宪法的临时性。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具有充分的实质代表性和历史代表性，但全国政协作为政体只能是一个过渡的替代品。学者们一般都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来理解《共同纲领》的过渡性，我想强调的是，它的过渡性或临时性首先是由这个文件的制宪时刻的特殊性决定的。即便建国后不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这个纲领也只能是临时宪法，全国政协也只能算是全国人大的临时替代品，新中国还期待一个新的立宪时刻以弥补当初立宪程序的不足，如此制定的宪法才能担当一个丰满的社会主义的民主正当性概念。这个被期待的宪法于1954年诞生了。

注释:

[1] 杨建新、石光树、袁廷华：《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诞生纪事资料选编》，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第382页。

[2] 同上，第312页。

[3] 同上，第291页。

[4]法 西耶斯著：《论特权 第三等级是什么？》，冯棠译，张芝联校，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59-60页。

[5]联合社编辑部编：《人民大宪章学习资料》，联合图书出版社，1950年第七版增订版，第81-82页。

[6]《张友渔文选》（下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第368页。

[7] 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3页。

[8] 同注7，第72页。

[9] 同注7，第73页。

[10] 王铁崖主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第82-83页。

[11]法 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21页。

[12] 同注11，第21页。

[13] 同注11，第69页。

[14] 同注11，第69页。

[15] 同注11，第129页。

[16] 同注4， 第57页。

[17] 陈端洪：《人民既不出场也不缺席》，见本书第121页

[18]同注4，第59页。

[19]同注4，第63页。

[20]同注4，第64页。

[21]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 （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九日的第一次会议中，通过《请政府明定十月一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以代替十月十日的旧国庆日》的建议案，送请中央人民政府采择施行。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认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的这个建议是符合历史实际和代表人民意志的，决定加以采纳。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兹宣告：自一九五零年起，即以每年的十月一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伟大的日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日。

[22]同注7，第 65页。

[23]同注1，第563页。

[24]同注1，第560页。

[25]同注1，307页-309页。

[26]同注1，第310页。

[27][德]卡尔·施米特：《宪法学说》，刘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4-85页。

[28] 同注27，第98页。英译本翻译有所不同，“合法秩序”译作“正义的秩序”（just order）。

[29] 同注27，100页。

[30] 同注4，第60、63页。

[31] Richard H. Fallon, Jr., Legitimacy and the Constitution, Harvard Law Review, V 118，N6，pp.1797-1798.

[32]同注27，第101页。

[33]同注27，第102页。

[34]同注27，第96-97页。

[35]同注27，第98页。

[36]同注27，第91页。

[37]《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656页。

[38]同上，第668页。

[39]同注37，第668页。

[40]同注37，第669页。

[41]同注37，第670页。

[42]同注37，第1485页。

[43]同注37，第1480页。

[44] 肖蔚云等编：《宪法学参考资料》（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17页。

[45] 同注4，第64页。

[46] 转引自许崇德书，同注7，第22页。

谢选骏指出：人说“第三种形式的共和国的人民制宪权——论1949年《共同纲领》作为新中国建国宪法的正当性“——我看恰恰相反，这个所谓的“人民中国”毫无人民性與合法性，完全是苏联殖民地，是一小部分人对大部分人进行镇压的绞肉机。


【後記、有限委托体制需要通过全民公投】


问题：根据谢选骏的《新南北朝的曙光》，看到“要消除毛泽东及其徒子徒孙的全部恶劣影响，就需要一位比毛泽东更强大的人！要消解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就需要一场铲除文革的全部社会基础的民族革命！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那么，为了中国的自新──让我们来拥戴一位！如果没有这样的自新，那么，为了中国的再生──让我们来创造一场！”……请问这位人物是否已经出现，自新如何实现，有限委托体制如何落地？

回答：谈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历史的脉络。

《罗马人的独裁制度、观念及其现代影响》（薛军 2020-08-05）报道：

为什么要讲罗马人的独裁？因为现代西方的独裁制度，无论是作为官职，还是作为制度运作，实际上都立基于罗马人的独裁官制度，是对它的一种创造性发挥，是这种传统制度在现代社会的投影。所以，要想了解独裁制度的现代运用，首先要了解它在古典时代的原型，了解这种现代观念的传统。

一、罗马独裁官制度解析

罗马人的独裁官制度是在罗马共和国时代产生的一种非常设性的官职。之所以设置这种特殊性官职，主要是为了克服特定的军事危机、应对紧急状态。独裁官制度被认为是对王政体制的暂时复归。

1.独裁官制度对罗马共和政体的影响

为什么罗马人认为执政官体制是共和体制呢？主要是因为执政官制度采取同僚制，由两人同时担任执政官，他们权力平等，互相有否决权。并且，执政官是由人民选举的，任期只有一年。这样一来，虽然执政官的权力很大，但已经和王权有了本质差别。与采取同僚制的执政官不同的是，独裁官是采取独任制的官员，这就意味着没有一个同僚能制约独裁官的权力。

如今，大家都强调分权制衡是宪制的主要因素。其实，罗马时代虽然没有现代国家的分权制衡，但也有一套独特的权力制衡机制。比如采取同僚制这种方式来实现对权力的约束。然而，独裁官却采取独任制的形式，凡事都由一个人决定。独裁官的拉丁文词根，意思是“一个人说话”。独裁官不是由人民选举的，而是由在任的执政官指定的，这表明独裁官和执政官的权力来源是不同的。但是，独裁官的任期不超过六个月，当任期届满时，相应的权力也会终止。之所以会任命一个独裁官，是因为发生了紧急情况，比如外敌入侵、国内经济危机等。独裁官的权力随着紧急状态的结束而终止。

另一个问题是，独裁官是否受到申诉权的约束？罗马人有一项特殊制度，当一般的官员对罗马公民做出处罚的时候，罗马公民可以提起公诉，以获得正当程序的审判。执政官受这项制度的约束，但是独裁官不受约束，独裁官的决断可以迅速被执行。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到罗马独裁官权力的特殊性。

独裁官还有哪些特点呢？独裁官的仪仗和执政官有区别。比如，独裁官有24名侍从官，执政官只有12名。独裁官出行时，他的束棒上加了一个斧头，表明他有惩罚权；而束棒本身代表统治权，表明他享有完整的治权。这与通常只享有治权而不享有完全的惩罚权的执政官差别很大。

另外，独裁官可以把他的治权委托给其他长官来行使，这些长官是独裁官的助手。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很多研究罗马公法的人，特别容易忽视罗马共和政体中的宗教因素，其实独裁官也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即神秘主义的色彩。比如，独裁官的任命必须是在夜间，在他的住处，要保持沉默，并且要面向东方。独裁官还享有占卜权，占卜权在当时的文化环境中是非常重要的，是基于宗教信仰产生的一种权力。

罗马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次任命独裁官是在大约公元前501年。但这个时间是有争议的，因为当时共和体制建立还不到十年，这使人推测，独裁官也许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创建于共和体制之下。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在共和体制的早期和中期，独裁官的任命是非常频繁的，而且并非局限于军事方面的考虑（当然，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应付外来入侵的），有时候为了一些其他事宜，如宗教节庆、召集民众会议，也会任命独裁官。一直到公元前218年之前，有历史记载的独裁官任命都是非常规范的，是靠制度运作的。但是，公元前218年出现了特殊情况。一般情况下，独裁官都是由两个执政官选出一人担任，但是那一年入侵者兵临城下，两个执政官之一战死沙场，另一个不在罗马。鉴于情况特殊，便举办了一场独裁官选举大会，选举产生了独裁官和两位执政官。这种做法是不符合传统制度规范的。首先，独裁官不是民选官员，而应该是由两个执政官来指定。作为独裁官助手的另外两个长官也不应该是民众重新选举的，而是独裁官被任命后由他指定的。所以，这两个方面都有些反常。但是，从那之后到公元前203年，罗马就不再有任何关于选任独裁官的记载了。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个事实。因为在罗马渡过当时的战争危机之后，罗马体制就很成熟了，它成长为一个有着强势权力的制度，对独裁官的需求也就减少了，不再需要独裁官制度来保卫它了。根据历史演进轨迹分析，自公元前203年之后，就不再运用独裁官制度了。

也就是说，从公元前501年到公元前203年的大概三个世纪，罗马共和国较多地运用了独裁官制度。这个时代的独裁官制度被认为是正面的，独裁官被称为“伟大的独裁官”，他们都是一些品德高尚的人，能够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挽救城邦于危难，抗击外敌，而后功成身退，从不贪权恋栈。这是他们当时的形象，在罗马史上有大量的历史记载。

强调这一事实，是为了说明欧洲古典时代对于欧洲现代思想有很大影响。欧洲现代早期受罗马文献影响的那些人认为，独裁官的形象是一种正面形象，独裁制度至少在欧洲人的印象中是正面的，而不像中国语境中认为的独裁是不好的东西。举例来说，当年意大利的统治者为了国家统一，带领军队在全国征战，每次胜利到达一个城市时，大家都欢呼他为独裁者。这说明，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独裁者的概念是褒义的。

2.独裁官制度与罗马共和政体的衰落

到罗马共和国晚期，从苏拉开始，独裁制度就变味儿了。为什么呢？因为苏拉强迫元老院设立了违规的独裁官，这是罗马共和政体走向崩溃的第一步。如果说马略雇佣私人军队是罗马共和国走向衰败的第一步，那么，在政体结构上败坏的第一步就是苏拉独裁。那一年，刚好没有执政官，苏拉就成了独裁者。他想重建共和政体，所以授意元老院创建了一个特别的官职。他所设立的独裁官的职能是制定法律、重构共和国。这种做法是非常不符合规范的，这使得苏拉的权力类似于王权，完全破坏了罗马共和政体结构。恺撒走的也是这种路线。这让我们不得不反思，独裁制度是不是腐蚀共和政体的一个因素？这是后来很多人，包括马基雅维利、卢梭等都在讨论的一个问题。

恺撒在公元前49年做了独裁官，他的动机和苏拉类似——建构共和体制。虽然所有独裁者的本意都是建构良好的共和制度，但他们创造的实际权力结构却破坏了共和制度。这一点，屡试不爽。恺撒担任的独裁官的名字就是“赐予共和国以体制的独裁官”。后来，出现了一个更加奇怪的现象，公元前48年，恺撒在担任执政官的同时，保留了他之前的独裁官职位。到公元前46年，几乎所有的规矩都被破坏了。按照罗马的政治体制，执政官是不能连任的，而恺撒在公元前46年仍旧是执政官，同时还被任命为独裁官，任期十年，在罗马历史上前所未有。任期虽然是十年，但是每年都要延期。后来，元老院觉得还不够，还要把检察官的职权也赋予恺撒。到了公元前44年，就是他被刺杀的那一年，恺撒进一步利用独裁官制度，担任了终身独裁官。后世普遍认为，恺撒担任终身独裁官彻底激怒了共和派，认为这是要复辟王政的节奏，这一做法，导致他最终被刺杀。

在罗马共和国末期动荡的政治环境中，这些政治强人利用罗马共和体制中的独裁官制度，破坏共和政体，为自己攫取权力。这样的历史记载，影响了后世欧洲对于独裁的看法，产生了负面影响。

总之，罗马共和时代的独裁官制度，在共和国早期和中期运作良好，那些伟大的独裁官给后世留下了非常正面的印象。但是，到了共和国末期共和政体溃败的时候，则给后世留下了负面的印象。这样一种复合的印象导致后来欧洲人可以根据自己时代的需要，有选择地利用古典观念。

3.罗马独裁官制度的理论分析

第一个要谈的，也是最关键的问题，即如何解读罗马的独裁官制度。

关于这一问题，占据统治地位的观念是：罗马人的独裁官制度是罗马共和体制的一个创造性行为，它使用了任何体制都不可避免的所谓正常状态和紧急状态这样一种二元结构。在社会平稳运行的情况下，可以采取民主的方法，可一旦出现紧急事态，就需要一个特殊的治理结构来处理问题。包括马基雅维利在内的许多人，都是基于这样的观点来解读罗马独裁官制度的。这个观点后来又被许多人做了进一步的推论，施米特专门谈了很多所谓独裁制度的理论，包括对政治的定义等。如果任何一个政治体制都不可能回避所谓例外和正常状态这种二元结构，那么在这一政体中总要留下针对例外状态的一个出口。谁在例外的政治状态中可能成为享有最高政治权力的人呢？施米特认为，那个人应该是真正的主权者。

共和体制中必然会有一般状态和例外状态这样二元化的区分，这种观点其实也符合罗马独裁官制度形成的原因。很多人对此感到恐惧，因为历史反复证明，它会成为一种走向独裁权力的通道。所以，有些人要摧毁这样一种观念，主张罗马独裁官制度从起源上看，并不意味着政体结构中必定存在正常状态与紧急状态的二元结构，它其实是罗马政体结构从王政向共和政体变迁过程中的一种遗留。有大量证据支持这一观点，我个人不评价其证据是否充分。大体上它是这样的：现代人熟悉的关于革命的观点和理论，其中最典型的革命就是罗马贵族反抗塔克文的革命，这场革命推翻了王政，建立了共和体制。我们通常都是这样论述的，是革命推动了政体结构的变迁。

但是，马丁诺反对这种政体结构变迁学说。他认为罗马的政体在从王政到共和的变迁过程中，经历了很多中间阶段。其中一个中间阶段就是国王或最高长官享有最高权力，他下面有一个不对等的同僚，这个同僚与最高长官之间的关系，是主要助手和官员之间的一种关系。后来，经过共和国早期很激烈的平民与贵族间的斗争，这种不对等的同僚制慢慢演化为对等的同僚制。这种对等的同僚制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双执政官体制。但是，双执政官体制也不是那么稳定，有时候会复归到不对等的同僚制中去。所以，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往往是倒过来的，我们认为正常状态下应该是一个对等的同僚制，后来慢慢分化出一个不对等的同僚制，也即恢复到独裁官和行政长官这样一种模式中去。但是，在马丁诺的解释中，这恰恰是政体结构不稳定的表现。等到罗马政体稳定了，特别是平民与贵族之间基本上达成妥协、国内的政治结构趋于稳定之后，就不再运用独裁官制度了。这恰恰是政体结构稳定的表现。

这个理论是一个釜底抽薪式的理论。如果再有人主张民主体制中一定要有紧急状态的权力，就没有理论支撑了，也没有历史根基了。因此，我认为这个问题是需要讨论的。现在很多人特别是施密特一派的人认为，必须有一个例外状态的存在，这是一种具有必然性的存在。那么，究竟是不是一定要存在这样的状态呢？我们还是可以有所反思的。

第二个要谈的就是独裁官的历史文化形象问题。前面强调罗马人的独裁经验给后世留下两种历史文化形象，其中之一是独裁制度的前期，相当于共和国的中期和前期，它被内置于共和制度中，一次次拯救城邦于危难之际，留下来的是一种伟大的独裁官形象。这种形象和共和国末期强人政治中的独裁者形象并存于西方的古典文本之中，供后代解读和取用。

大家知道列宁是怎么取用的吗？列宁曾经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他说，独裁是一个伟大的词，我们不用发明伟大的词，我们可以光明正大地宣布，我们采用的是独裁政体。列宁显然是采用了西方政体中早期独裁官的正面形象，他强调的是早期罗马独裁者对独裁制度的运用，而不是共和国末期独裁者的历史文化形象。但是，在西方现代社会，人们肯定都不希望被说成独裁者，人们更愿把紧急状态下的法治和独裁区分开来，因为这时候人们主要想到的是罗马共和国后期的独裁。所以，当历史上存在的文本在后世有着多重复合形象的时候，后代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它进行选取的。

第三个要谈的问题是，独裁官制度究竟是不是导致罗马共和政体崩溃的一个主要原因？如今，很多人都把罗马共和政体的崩溃归因于此，如果没有独裁官制度，苏拉和恺撒就没有了抓手，很难为自己的专制权力寻找一个意识形态词语，也就没办法实现独裁，所以，人们认为是独裁官制度提供了这样的政治缝隙，罗马共和政体即崩溃于此。如今，很多人还持有这种观念，认为希特勒运用了魏玛宪法中的紧急状态权力。

二、罗马独裁官制度的现代影响

关于独裁官制度对现代的影响，我谈三个人——马基雅维利、卢梭、马克思，重点谈马基雅维利和卢梭。

为了限制讨论的范围，我只选择马基雅维利的《论李维》。这部著作的全称是《论李维罗马史前十卷》，马基雅维利只讨论了前十卷，但是，李维罗马史前十卷都是关于罗马共和国早期和中期的内容。马基雅维利讨论李维罗马史，涉及独裁制度时，他显然是看到了独裁制度中比较光明、正面的部分。《论李维》第三章、第四章涉及对独裁制度的讨论，马基雅维利说，独裁官的权力对罗马共和国是有益而不是有害的。这是他的基本判断。他又说，非由公民自由投票取得权力，对公民政体是有害的；而经过公民投票取得权力是没有害的。大家可以仔细研读一下这段不太长的文本，马基雅维利在字里行间中的表述，表明了一个近代人——马基雅维利至少算个近代人——对罗马独裁制度的观察和解读。

马基雅维利首先讨论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到现在仍在被讨论。当时已经有人认为，独裁官制度是罗马政体演变为专制体制的原因。因为罗马的第一个专制统治者就是独裁官，这里明显指的是苏拉。恺撒的独裁也是通过独裁官制度来实现的。那么，能否通过这一点来批评罗马人的独裁官制度呢？马基雅维利认为，这种批评是不对的。在他看来，即使没有“独裁官”这一称号，仍然会有这种专制，只要选用不同的名目就行了。所以，重要的不是有没有提供一个类似这样的帽子，而是看独裁官的权力是自己攫取的还是人民给他的。

马基雅维利在讨论独裁制度时，特别强调罗马的独裁官是一种好的制度，但是它的运作必须遵守宪法。马基雅维利提出，在罗马体制中，要确保独裁官制度运作良好，需具备三个条件：第一，任期必须短；第二，权力要受到约束；第三，人民没有腐败。比如，到恺撒时代，将太多权力给了强大的统治集团，做事没有原则，他认为那时的人民很腐败。

可以看到，马基雅维利的看法具有典型性，他是从体制内的角度来解读独裁官制度存在的必要性的。他认为共和体制，或者说现代的民主体制有一种天然的弊端，即很多事情需要民主协商。但这样一来，由于动作迟缓，面对一些紧急情况可能就无法应对。因此，共和国必须有补救措施，而独裁官就是这样一种补救措施。这是马基雅维利在这一章中所阐述的基本观点。大家注意，他不是说独裁官是历史的产物，而是认为只要是共和体制，就一定有上述天然的弊端，这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必须有独裁官这样的制度进行补救。既然如此，它就是共和体制中的一个自然组成部分。

但是，马基雅维利同时强调，这种补救措施是内在于共和体制结构之中的，是需要规则和制度化的。他认为，设立独裁官是要来处理一些非常规的、无法预见的事情，但是又不能用非法的手段。如果用了非法手段，就会成为恶劣的先例，不能为了目的而破坏规则。所以，必须设立体制内的补救措施，即使在采用独裁体制时，也仍然遵守基本规则。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基雅维利对于罗马独裁制度的评价总体是正面的，他是从紧急状态的应付与克服这个角度来理解独裁制度的价值的。

请大家注意，这基本上成为后来西方政治思想的一条线索。就是从这里开始，在西方慢慢形成了一种完整的体制，即紧急状态制度，它在宪法之内，被吸收到体制内部，是比较特殊的一种结构。

下面，我们再来讨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卢梭关于独裁的思想非常重要。其实，卢梭的思想是有一些含糊的，但如果细读文本、结合语境，就可以发现，卢梭对于独裁的观念有过转型。在《社会契约论》第四卷第六章中，他用了相当长的篇幅来专门讨论独裁制度，比较有意思的是他从“权变”的角度来论证独裁制度的合理性。也就是说，立法者的认知能力有限，他制定的规则只在一般情况下适用，在极端情况下，比如出现危机的时候，就必须将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但是，在随后的论述中，卢梭阐述了一种对社会主义传统有较大影响的观点。他提出的问题是：“罗马共和国早期为什么总是求助于独裁制？”他的意思并不是说独裁制是罗马共和政体的组成部分，而是认为罗马不可能仅仅依靠宪法的力量自保。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种观点。马基雅维利不是这么说的，他认为政体结构本身内在地就有独裁的问题，即紧急状态的问题。而卢梭认为必须有某种强大的力量来保护宪法体制，保护一个政体结构。我的解读是，卢梭话语中的独裁制已经开始走向类似于宪法体制之外的一种体制。如果你没有力量保护自己，看守者会提供外在的力量“保护”你，推动你的“发展”。

卢梭首先讨论的“喀提林阴谋”，就是西塞罗曾经遇到的罗马史上很著名的一个事件。卢梭认为，在这个事件中，没有任命独裁官是一个重大错误。当时西塞罗遇到了一个宪法上的难题：一方面，政治形势很危急，如果不及时把事件的参与者处死，可能会鼓舞其他人参与，所以西塞罗要立即处死他们；但另一方面，如果立即处死他们，西塞罗又违反了当时的法律，“公民享有经过审判才能处死的基本权利”。于是，西塞罗处于两难境地。在这种情况下，西塞罗选择把他们处死了，也得到了人民的认可，获得了很高的荣誉。但是，不久后，政敌认定他的行为违法，将他流放了。卢梭讨论该问题时反问道：为什么当时不用独裁官制度来解决呢？他认为，不应该让西塞罗以不得不违法的方式来保护共和国。卢梭认为独裁官制度是外在于体制的，是能保护体制的制度设计。

卢梭还有一些表述，比如：“如果危险很大，以致法律的尊严竟成为法治的障碍，这时候便可以指定一个最高首领，他可以使一切法律都沉默下来，并且暂时中止主权权威。”根据卢梭的这种表述，合法性的问题取决于主权者怎么做。卢梭的观念实际上比罗马人的独裁更进了一步。罗马人的独裁尚在法律框架之内，但卢梭认为，如果出现了很危险的状态，以致法律也变得危险，那么可以短暂地当作所有法律都不存在，根据领导者的意志进行统治。在这种状态下，也就无所谓合法与非法了，西塞罗的做法也就不存在违法问题了。这是卢梭的逻辑推论。

为什么强调卢梭的这种观点呢？因为在独裁制度演变的历史上，它经过了这样几个阶段：一是罗马时代制度性的独裁；二是法国大革命时期革命的独裁；三是列宁时期阶级的独裁。我们习惯于把人民民主专政作为一种政体的特点来加以认定，“专政”一词就是来自古罗马的“独裁”。不过这里不是指个人独裁，而是阶级或人民独掌权力。经过历史发展，我们看到马基雅维利持有一种古典的独裁观，而卢梭已经在某种意义上把独裁的运作置于体制之外了。

接下来讲社会主义政治思想家对独裁观的应用。由于文献不是特别充分，我的主要根据是论文集《古代独裁与现代独裁》的相关内容，其中论述了社会主义政治思想家是如何理解独裁制度的。

“无产阶级专政（或独裁）”这个词后来开始使用，主要是在巴黎公社之后。据考证，在巴黎公社时期，标语中首次出现了“无产阶级独裁”这样的语词。考虑到巴黎公社时期的特殊情况，他们可能还是从古典意义上理解独裁的，即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反抗阶级敌人，新政权排斥资产阶级，此处用的还是古典时代那种正面的意义。

但是，在阶级独裁出现之后，独裁已经开始向着一种政治体制演变。在社会主义公法思想中，对于政治的本质、国家的理论，都有自己独特的解释。我们所说的经典的对于政治的定义是什么？国家是阶级斗争的、不可调和的产物。如果是阶级斗争，就预示着敌我二分的状态，就不是城邦共同体的模式。这时候如果用独裁的概念来表达，其实是选取了罗马独裁体制中主要作为军事状态的应对措施的含义。

三、与罗马独裁制度相关的几个问题

我认为，罗马独裁制度仍然以城邦体制为基础，是宪法制度的组成部分。独裁制度在政治体制上的起源问题仍然可以讨论：它究竟是历史演变的遗留还是共和体制下不得不出现的一种补充？独裁制度可以在严格的制度控制下成为城邦体制的组成部分，这种认识在西方是主流，它逐渐演化为西方国家宪法中普遍存在的紧急状态制度。因此，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应该把这个紧急状态制度过于夸大，解释为今天所讨论的“独裁制度”。

为什么会出现阶级独裁呢？我认为它是以敌我划分为基础的，基于一种特殊的政治观念，即以阶级斗争政治学说为前提的政治观念。但是，阶级斗争并非城邦体制下的政治关系，而是一种不可调和的敌我关系。对人民可以使用共和，对敌人必须采取专政。对人民实行民主，实际上是对人民实行法治；对敌人采用专政，实际上就是独裁。因为有人要破坏我们的体制，所以我们的体制需要一个保护人，必须打败敌人才能保护自己。在这个意义上，独裁被认为有正面功能，即保护体制的功能。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种独裁或专政制度就已经脱离了正常的政治本身，而是外在于政治的建构，处于法外领域，是保护特定的政体不受侵害的斗争的手段。这就可以推出一个问题：一方面要推行法治，另一方面又要坚持专政，这二者是否相容？在罗马时代，是紧急状态意义上的独裁，它与法治是可以相容的，那种独裁是受到规则限制的。但是，现代阶级意义上的独裁恰恰是反法治的，因为阶级独裁是以敌我划分为基础的。法治要求平等地对待政治共同体中所有的人，所有的人应该平等地适用所有的法律，而不是区分敌我。

这里可以再讲一个例子。罗马的格拉古兄弟引导人们进行土地革命的时候，罗马贵族直接杀死了3000人并把他们抛到了河里。罗马贵族是如何为自己的行为辩护的？当时罗马的政治理论中兴起了一种说法，叫“公敌宣告”，即宣布为罗马的共同敌人。元老院通过“公敌宣告”的方式可以使人的政治身份发生变化，即共和国的公民变成了敌人。但是，这种宣告是否具有合法性？这在当时的政治辩论中是受到很大质疑的，你没有权力宣告某些人为反革命敌人。西塞罗属于保守派，他认为共和国有权力防卫自己，当你拿起武器反对共和国的时候，你就变成了共和国的敌人，你就不再受到法律保护。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是一个贯穿古今的问题，今天就先讲到这里，不能再展开了。

谢选骏指出：根据中国历史的进程，这位人物已经出现——但是，自新需要全民动员，有限委托制需要通过全民公投。沒有這樣的合法程序，新的文明無法成熟起來。



（另起一页）


書名


硅基时代第五十六卷

Silicon-based Era Volume 56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

The Third Chinese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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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0月第一版

October 2024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356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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