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4日星期五

谢选骏全集第329卷 毛贼 Mao Thief

 硅基时代第二十九卷

Silicon-based Era Volume 29


毛贼

Mao Thief



2024年9月第一版

September 2024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329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329



（另起一页）


内容提要

人说——蟊贼，蟊、贼本为两种虫类，后人将之合称，多泛指蝗虫此类吃禾苗的昆虫。中国古代以农为本，农民多受此类昆虫所害，视之为害虫。与蠹虫相同，被后世用以称呼危害国家或人民的人或事。

蟊贼与毛贼皆音“máo zéi”，故常被误用。毛贼，“毛”有细小、微小之意，多用以指称小偷、盗贼，罪行较小；而蟊贼通常用以指卖国、害国，千夫可指之罪人，罪行较大。毛贼其危害程度远不如蟊贼。

我看——毛贼的危害程度远高于蟊贼，因为毛泽东就是典型的毛贼。


Executive summary

People say that the cockroach thief, the cockroach and the thief are originally two kinds of insects, and later generations will collectively refer to the locusts and other insects that eat grass seedlings. In ancient China, agriculture was the foundation, and farmers were mostly affected by such insects and regarded them as pests. It is the same as silverfish, and is used by later generations to refer to people or things that harm countries or people.

Both the thief and the thief are pronounced "máo zéi", so they are often misused. Mao thief, "Mao" has the meaning of small and tiny, and is mostly used to refer to thieves and thieves, and the crime is smaller； The thief is usually used to refer to the traitor and harm the country, and the sinner can be pointed to by a thousand people, and the crime is relatively large. Hair thieves are far less harmful than thieves.

In my opinion, the degree of harm of the thief is much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thief, because Mao Zedong is a typical thief.



（另起一页）



【目錄】


01、白纸是毛润之的诅咒

02、邓小平落实毛泽东的人口贩卖的难民工程

03、傅斯年打嘴巴导致毛泽东封大学

04、鼓吹湖南独立的湘匪毛泽东是港独的始作俑者

05、汉奸胡乔木毛泽东炸毁秋瑾墓地

06、洪晃算是毛泽东的继女吗

07、洪秀全的一生预示了毛泽东的一生

08、蒋介石毛泽东只是豪强首领

09、林彪伙同毛泽东结束了文革

10、马列毛最腐败

11、马裂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地狱里涌动

12、毛阿姨语录的作者是个十足的人妖

13、毛的小鬼潘国平死亡之谜

14、毛儿子死于鸡蛋

15、毛匪泽东的送肉下乡运动

16、毛狗泽东69岁开始的末日工程

17、毛僵尸扮演sugar daddy

18、毛僵尸在中国大陆徘徊

19、毛老大的阴魂明知故问

20、毛润之是只逃命的老鼠

21、毛手毛脚的毛鬼泽东害死了印度华人

22、“没找到”的毛泽东要让全体青年失业失学

23、毛太猪的《论持久战》来自蒋百里的各种著作

24、毛土匪关闭商店

25、毛新宇等120个政协委员包藏祸心（校订版）

26、毛淫虫为何喜欢红楼梦

27、毛泽东、汪东兴在中南海内合伙杀死了田家英——使中南海成为一个血污的屠场

28、毛泽东比斯大林更凶残

29、毛泽东不懂纸老虎创造历史

30、毛泽东的儿子吃不上蛋炒饭

31、毛泽东的反传统

32、毛泽东的虎妈吃死人

33、毛泽东的獠牙啃食的女人

34、毛泽东的杀人艺术——从杨开慧自杀到江青自杀

35、毛泽东邓小平比“土猪拱白菜”更为粗鄙

36、毛泽东邓小平都是反共分子

37、毛泽东邓小平都是娘炮

38、毛泽东二十七八岁还在给人洗衣服

39、毛泽东奉鲁迅为“乱伦圣人”

40、毛泽东给人洗衣服的日子立志剥人皮

41、毛泽东好好做个洗衣妇，实在是中国之幸也！

42、毛泽东伙同尤太忠杀死十二岁的孩子

43、毛泽东鸡临天下

44、毛泽东建政就是为了消灭中国

45、毛泽东僵尸流毒以巴冲突

46、毛泽东交白卷 小粉红举白纸

47、毛泽东就是个于连式的人物

48、毛泽东军事思想是粪坑里的真理

49、毛泽东没有君主的身份，最多是个痞子、暴徒、帮会头头

50、毛泽东摩羯星座十分阴险

51、毛泽东深挖洞挖的是狗洞

53、毛泽东是个“旧社会”

54、毛泽东是个反革命分子、猫择洞是个国民党特务

55、毛泽东是个狗特务——润之就是溜之大吉

56、毛泽东是个忘八蛋（毛驴）

57、毛泽东是禽兽，亲手扼殺了文革——“文化大革命的异端思潮”，只是“一个毛派分子的说法”

58、毛泽东是三姓家奴大叛徒解密

59、毛泽东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

60、毛泽东是中国的黑人

61、毛泽东他妈是个佛教徒

62、毛泽东头破血流

63、毛泽东晚年是条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

64、毛泽东为何虐待中国人

65、毛泽东像曹操一样统一不了中国

66、毛泽东也是一个烂尾人

67、毛泽东在“曹县”埋葬了“蛋炒饭”

68、毛泽东最终屈服于苏美两国的核讹诈

69、毛猪肥胖并非缺乏意志而是意志力用错了方向

70、毛猪系刮下来的毛可以做成毛B武器

71、毛主席像是监控探头

72、美国实践了淫魔毛泽东的思想

73、欧洲不是大陆而是半岛——毛泽东重演苻坚“投鞭而渡”的败局

74、食人族尿失禁和毛泽东流口水

75、斯大林三世与毛泽东三世

76、唐生智、蒋介石、毛泽东、日本人，都不是人养出来的

77、躺平、摆烂的“十不青年”回到了毛僵尸晚年

78、王明和毛澤東比赛谁更卖国

79、为何参观毛泽东鬼子堂还是一种时尚

80、毛泽东高岗竞争谁是斯大林的宠物

81、我创作的“毛泽东诗词”

82、我用半年时间背过《新华字典》——为了对抗毛泽东让我变成文盲的使坏行为

83、习近平审判毛泽东

84、寻找毛泽东的破鞋

85、严刑拷打比反复盘问还要有效——毛泽东是个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

86、杨绛为漢奸毛泽东打扫战场

87、野猪投胎毛泽东还是毛泽东投胎变野猪

88、章士钊用养女肉体交换毛泽东出书内幕

89、政府也有呼吸中止症状例如文革肥豬毛澤東

90、支撐毛泽东泡死游泳池的魔力



（另起一页）



【01、白纸是毛润之的诅咒】


《反叛者“李老师”：挑战防火长城的勇气与代价》（袁莉 2023年12月12日）报道：

2022年11月，在米兰的画家、艺术院校毕业的李颖生活在悲伤、恐惧和绝望之中。中国严格的疫情防控政策令他三年无法见到父母，他不确定自己的国家将走向何方。

在中国，经历了无休止的新冠病毒检测、隔离和封锁之后，人们举行了几十年来最广泛的抗议活动，许多人拿着信纸大小的纸张，以示对审查和暴政的蔑视，这就是所谓的白纸运动。

后来，李颖做了一件他从未预料到会变得如此重要的事情：他把自己的Twitter账号（“李老师不是你老师”，Twitter现已更名为X——编注）变成了一个信息交流中心。中国国内的人向他发送在中国互联网上会受到审查的照片、视频和其他目击者的描述，有时每秒可达10多条。他利用在中国被禁的X向全世界传播这些信息。李颖账号的头像——他自己画的一只既可爱又凶猛的猫——很快就出了名。

几周内，他的关注者就增加了50万。对中国政府来说，他是个麻烦制造者。对一些中国人来说，他是反抗专制政府和铁腕领导人习近平的超级英雄。

去年12月，政府突然终止了新冠防疫政策时，李颖和其他年轻活动人士面临一个问题：他们的抗议是历史的一个瞬间，还是它的一个注脚？

一年后，李颖给出了明确的答案。“白纸它是一个开始，”他在采访中告诉我，“它还没有结束。”

他从一名年轻的艺术家成长为一个反叛的网络名人，在这个过程中，他经历了恐惧、内疚、勇气和希望。对于他的许多同龄人来说，这条路并不陌生。

31岁的李颖是一代年轻的中国活动人士中的一员，他们出于正义感和尊严感，站出来反抗政府和习近平。他们不是职业革命者，而是偶然成为了活动人士，当习近平把他们的国家变成一个巨大的监狱，把他们的未来变成一个黑洞时，他们觉得有必要大声说出来。

他们承受着后果，有的在中国境内，有的是在国外。他们被逮捕，被警察骚扰，或因担心当局的威胁而被迫流亡。随着更多人加入他们的抵抗，他们的行动主义还在继续。

从过去到现在，李颖都不是刻意要做英雄。时隔一年，他付出了高昂的个人代价。有时他哭着想要放弃。但中国政府的惩罚不断加码。他没有退路，只能一直向前。

返回中国对他来说过于冒险。警察经常骚扰他的父母。他在中国的所有银行账号、支付方式甚至游戏账户都被冻结。他失去了在米兰的唯一收入来源，他从2015年以来就一直在这座城市学习和生活；他说这是因为他合作的公司收到了来自中国大使馆的一封信。他几乎每周都会收到死亡威胁。一名男子曾闯入他的住所，他说那个地址只有中国领事馆知道。为了安全，过去一年里，李颖搬了四次家。

他仍在使用自己的X账号，将其当作个人独自运营的新闻中心，向中国公众发布他们无法从受到严格审查的媒体和互联网上获得的新闻：抗议活动、经济衰退的后果，以及公众对一位前总理的哀悼。

X和其他大多数在世界其他地方流行的网站一样被中国屏蔽。为了获得访问权限，一些中国人使用虚拟专用网络等软件来突破所谓的“防火长城”。然后他们给屏幕截图，下载PDF、音频和视频文件，分享给那些无法翻墙的人。

“经常会有人告诉我说，‘谢谢你让我知道原来中国正在发生这么多事’，”李颖说。他每天至少有五六个小时都在看X。他很少离开米兰的公寓，几乎一天都不休息。大部分时候他都自己做饭。遇到有大新闻的日子，他会叫麦当劳送餐。

他说，自己之所以能坚持下来，主要是出于对国家和人民的爱。“我其实对于这里发生的任何事情可能都不意外，”他还说。“也都理解这里的人们为什么会这样。”

每天都有中国人往他的X收件箱里发送大量信息。去年，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对封控或隔离，以及没有食物、水或者暖气的情况抱怨不已。他说，今年的大部分信息都是关于各种抗议活动的。

自去年的抗议后，中国人在抗议拖欠养老金、住宅供暖不足和已付款的公寓延迟交付等经济问题时，都曾举起A4纸。

“最大的改变就是白纸运动之后，中国人开始意识到，我们是有这种争取自己需要的东西的权利的，”李颖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言论管制方面也是一样，”他说。他相信防火长城已经出现了“裂缝”。

他说，其中一个迹象是自己在X上的粉丝数量比一年前翻了一番，达到140万人。这可能意味着更多的中国人在使用VPN，或者是有更多人在关心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

他说，哪怕是在去年抗议期间，网上也没有太多极端的异见。但一年后，当一位前总理逝世，他说中国互联网上的人开始诅咒习近平，用迂回委婉的说法来躲避审查。

“好像大家的精神状态，或者说整个情绪状态都有一个很大的变化，”他说。

X上的大量关注给李颖带来的收入微乎其微。他说从10月15日到11月1日，他的账号浏览量超过3亿，获得的收入为280美元。为了生存，他在7月开设了YouTube频道，发布评论中国时事的视频。他说，靠广告和捐款每个月的平均收入在3000美元左右，足以养活他自己和两只猫。

他开玩笑称，自己或许被一些中国人视为英雄，但在现实中，他却是个失败者。他认为中国警察想把他抓回国。

他正在为自己可能遇害做好心理准备。“随时不知道什么时候，啪，几个人破门，然后我就‘跳楼’了，或者说我就什么‘重度抑郁症自杀’了之类的，”他说。

“我是一个没有未来的人，”他反复告诉我。

他确实希望有一天自己还可以继续拿起画笔，但由于自己的社交媒体上的行动，他已经没有时间画画。他鼓励更多人开设新闻类账号。有些已经积攒了人气，但影响力远不如他。

“中国是不是可以变成一个民主的社会，或者说变成一个更自由、更开放的社会？我也不好说，”他说。“每一个中国的人民，我们可能需要去问的是自己，如果你想要这样的社会的话，你愿意为这样的社会付出什么？”

“我觉得这是一个所有人的问题，”他说。

谢选骏指出：为什么他说“我是一个没有未来的人”？因为“白纸”是毛润之的诅咒——毛僵尸说“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结果中国大陆就一穷二白了！结果大家就争先恐后地跳海润之了！结果就“我是一个没有未来的人”了！许多逃亡者，声称在“为中国争自由”，其实是在为自己挣饭吃——因为说到了底，“我自由了中国就自由了”！这也倒是，如果人人都是“我自由了”，那时候真的就是“中国就自由了”。


【02、邓小平落实毛泽东的人口贩卖的难民工程】


《52人带着50美元远赴美国，彻底改变了中国！》（2021-12-16 INSIGHT视界）报道：

1978年的7月10日，凌晨3点。

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吵醒，要知道，除危机情况外，这个点很少有来电。

来电人是时任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他当时正在北京。

接起电话的卡特有些紧张，他警惕地问道：“是有什么坏消息吗？”

对方答：“不是，是邓小平问了我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他想知道能不能送5000名中国学生来到美国留学。”

卡特长舒一口气，并欣喜地回：“告诉他，我们可以接受10万名中国学生。”

1978年，届时的中国刚刚复苏，邓小平决定向发达国家输送第一批公派留学生出国，这是他振兴教育和科技事业的第三步棋。

“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这是五年内快速见成效、提高中国科教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

之所以这么坚定，是因为邓小平也是留学的受益者。

赴法留学，使邓小平第一次见到了大海，认识了周恩来，在那里决心改变中国。

当时的中美还未建交，美方也没料到，中国竟然会主动推开这扇留学之门。

毕竟，1978年的中国与世界，彼此是如此的陌生和遥远。

当美国家庭电视普及率已经超过70%的时候，《人民日报》才第一次出现与电视机相关的漫画。

这种缩小差距的追赶，需要莫大的勇气。

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中国，不可能一下子就派出5000人。

因为各种原因，那一年的名额只有52个。

1978年11月14日，教育部告中国驻美国联络处首批人员赴美日期的函件

经过英语考试、业务考试和政治考核的层层选拔后，最终的出国名单终于定了下来。

柳百成就是名单中的一员，他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即便在动乱中也没有放弃学习，白天搬生铁、熔铁水、浇铸件，到了晚上，就捧起一本英文版的《美国铸造学会会刊》啃了起来。

柳百成当年有一尺厚的英文笔记

厚厚的英文笔记，成了他之后留美的通行证，可激荡了10年，更多的是英文一塌糊涂的中国人。

美国前驻华外交官唐占晞回忆那一批留学生面试签证官的场景——

“Which school are you going to（到哪个学校去（？”

“Chemistry（化学（。”

“Oh，what subject will you study in America（打算到美国研究什么（？”

“Born in 1933（生于1933年（。”

“OK，very good（好了，很好（。”

1978年12月26日抵达美国的通关表格

1978年12月26日晚，北京下起了雪。

一架飞机静静地停在首都机场停机坪上。第一批52名赴美留学的访问学者在夜幕中乘飞机离开了北京。

他们年龄最小的32岁，最大的49岁。

52名留学生对美国既向往又陌生，他们还在飞机上讨论过，美国用不用粮票。

1978年12月26日，方毅副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首批赴美访问学者并合影

国家给这52名学者准备了总共50美元的“零花钱”，平均每人1美元都不到，足以见得，当时中国的经济有多“拮据”。

这些钱一直被领队柳百成小心翼翼地揣在兜里，大家伙到了机场的中转大厅，连厕所都不敢上，“怕要给小费。”

当时的中美还没有通航，经历了近20个小时的飞行，52名留学生终于平安抵达美国。

1978年12月27日，抵达美国纽约机场的中国赴美访问学者

柳百成兜里的50美元一分未动，本来这笔钱准备上交给大使馆，但被谢绝了，大家伙就商量着买几卷胶卷，在华盛顿拍照留念。

多亏这几个胶卷，留下了他们初到美国首都，在国会大厦、白宫附近的身影。这些身影从此永远留在中美两国交往史中，留在中国留学史上。

1979年1月1日，来自清华大学的9位学者在华盛顿国会大厦前留影

52名留学生在美利坚大学和乔治城大学进行了三个月的强化英语学习后，就分赴各大学，进行为期两年的紧张学习。

柳百成去了威斯康星大学，他也是中国大陆第一位到威斯康星大学学习的人士。

柳百成在威斯康星大学电子显微探针实验室

在那里学习了一年半后，他在最后一个学期转入麻省理工学院材料与工程学系学习。

1979年初乔治敦大学校报刊登了中国学者接受采访的情景。照片中的人物是柳百成（中）和张育曼（右）

住在房东家时，柳百成看到房东八九岁的儿子在玩苹果电脑，虽然当时的他连电脑是什么都不知道，但他还是敏锐地察觉到，电脑可能会改变人类社会。

就这样，年近50的柳百成跟20多岁的大学生在一起学习计算机高级语言，最开始很吃力，但柳百成一心想着将先进技术带回中国，他就几乎在每晚8点都带一杯咖啡到机房，编程序到夜里两三点。

1980年，柳百成在MIT与导师M.Flemings教授合影

柳百成回国后，开辟了计算机技术和传统铸造行业相结合的新领域，他的团队发明了国内第一个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三维模拟仿真软件“铸造之星”，把传统的铸造行业提升到了高端技术的科技水平！

事实上，这52名留学生日后都成了各领域的佼佼者——

其中有7人成为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

赵南明当选为欧亚科学院院士。数学家应隆安、密码学专家裴定一、地球物理学家吴如山3人获得中国科学院院士提名。这批归国学者获得了为数众多的中国科技进步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

凡在大学任教和在科研单位从事研究者，全部成为了各自领域的教授、知名专家或学术领军人物。

改革开放后首批留学生赴美学习30年纪念会上，当年的学者再聚首

这52名留学生是射向遥远天际的一道晨曦，由此天将破晓，灿烂的朝霞就要升起，辉煌的旭日随之喷薄而出。

在他们身后，留学潮涨潮了，一浪接一浪涛声不竭，浪浪相逐，声势愈加高涨，蔚成中国留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壮观景象。

在这个留学大潮中卷起的浪花，最先涌向美国，随后涌向日本，然后是西欧，再向澳大利亚、新西兰扩展，接着向俄罗斯、印度、韩国……向世界上一个又一个国家涌去。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涌动着一股出国热。

当时出国有公费和自费两种选择。

虽然自费留学制度逐渐放宽，国人对留学的渴望被彻底点燃，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筹备出国留学这件事，但由于信息不对称、手续繁琐、经济实力等方面因素，能自费出国的人可谓凤毛麟角。

最好的结果，当然是争取数量有限的公费名额。

198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奥多·舒尔茨到访北大，“相中”了一个叫林毅夫的学生，将其推荐到了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就读。

同年，北京大学的大三学生易纲被公费派往美国大学学习经济和管理，易纲到美国时，兜里只揣着2美元，为了赚取生活费，他每周都要去校食堂刷盘子。

睡在易纲“上铺的兄弟”海闻也想出国，但没有拿到公费名额，不过这并不能阻挡他去国外深造的决心。

既然公费不行，那就自费留学。

海闻大三就开始为出国做准备，北大图书馆没有国外学校的资料，他就骑着自行车去到北京图书馆查询，虽然查到的都是美国各大学多年前的招生简章，但海闻还是会按照上边的地址，一封封寄信。

最后，海闻收到了美国加州长滩州立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成为恢复高考后北大自费出国第一人。

1982年初，海闻初到美国

林毅夫是三人中最早回国的，他是中国第一位“海归”经济学家。

易纲和海闻都分别获得了美国大学的终身教职，但他们还是毅然选择回国。

1994年，林毅夫、易纲和海闻等人一同创立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1994年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初期合影（左起：张帆、易纲、林毅夫、德怀特·帕金斯、帕金斯夫人、海闻、余明德、张维迎）

后来，这三人也分别有了新身份——

易纲：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林毅夫：世界银行原高级副行长

海闻：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

那些年，见过发达国家模样的中国人，总琢磨着如何让自己的祖国也变得越来越好。

1980年的12月底，在北京中国科学院的一个仓库门口，46岁的陈春先站在寒风中，与一个个骑着自行车前来的人热情地打招呼，来的人共有14个，他们都是中科院物理所、电子所和力学所的研究人员。

老陈准备撺掇着大家一起搞件“大事情”。

陈春先是中科院出名的科学才子，中国最顶尖的核聚变专家，早年留学过苏联，曾跟陈景润一同被破格提拔为正研究员。

在老陈去了三次硅谷和波士顿128号公路之后，他决心要让中国也拥有自己的硅谷。

他圈定的“中国硅谷”的地点，就是中关村。

陈春先是中关村第一个创业者，可以说，中关村的春天，是从陈春先开始的。

1984年，“中关村电子一条街”景象

2017年，中关村已经取代硅谷成为全球最大的科技中心！

到了1985年年底，出国留学生的总人数已经从最初的52人增长到了3.8万人。

之后中国十余年的辉煌，属于他们。

这一年，浙江农家子弟吴鹰揣着30美元来到美国，飞机上花了1美元买啤酒，在机场还给难民献了2美元爱心。

最后兜里只剩下27美元的吴鹰在美国新泽西州开始了他的留学、打工生活。

在著名的贝尔实验室任高级研究员期间，吴鹰的美国经理问他，将来想干什么？他不假思索地答道：“想在中国建立一个有一万人的高科技通信公司。”

10年后，他创办UT斯达康公司，靠一种叫“小灵通”的电信产品闻名一时。

熟悉吴鹰的人都知道，在所有的成就和荣耀之中，吴鹰更看重的是他的中国人身份。所以，才有他的企业在2001年向中国政府纳了1.5亿美元的税，在所有富豪中位列第一。

那几年，有很多人陆续选择了走出国门。

1987年，徐小平来到加拿大，当时为了出国，他还拍卖了最心爱的格洛弗音乐词典。

徐小平一路刷盘子，才把自己“刷”到毕业。毕业后，什么工作都尝试过：外卖员、翻译、卡车司机，甚至是全职奶爸。

直到40岁，徐小平才被俞敏洪给叫回了中国，之后也就有了新东方与“三驾马车”的故事

“我知道，中国才是能让我枝繁叶茂的土壤，只有在中国，我才能找回我自己。”

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学霸张朝阳比徐小平早一年出国。

1986年，他在与全国各高校700个尖子生的厮杀中突围，靠着李政道奖学金赴美留学。

在张朝阳来到美国的一年后，李彦宏才以高考状元的身份考入北京大学，但他在大三就明确了自己要出国的志向。

从美国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毕业户的他，明明可以靠脸吃饭，却从华尔街离开，加入硅谷著名搜索引擎公司Infoseek，成为创建 EPS 技术的第一人。

当时的李彦宏，年薪已经10万美元，同时还坐拥华尔街道琼斯子公司70余万股期权。

但他最后还是选择和徐勇揣着120万美元回国，创办了百度。

沈南鹏和梁建章都在1989年来到美国，沈南鹏先是去了哥伦比亚大学数学系，之后又退学报考了耶鲁大学商学院，复旦天才少年梁建章则去了斯坦福拿了个经济学博士。

10年后，沈南鹏、梁建章等人携手创立了携程。

梁建章与沈南鹏早年合影

尽管上苍令中国这头雄狮沉睡了许久，但一些人正在用国外最先进的理念和技术，慢慢唤醒她。 

1993年，中国进一步放宽了自费出国留学政策，正式确定：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

虽然只有十二个字，但“来去自由”却是一个巨大的政策转变，表明出国人员进出国门不再受到约束，这等于给方兴未艾的出国热加了一把火，许多人在海外亲友的担保下开始自费出国。

与此同时，90年代，也是一个充满起点感的时期。

尤其是Internet的到来。

1993年，互联网在美国尚且都是一个非常新潮的玩意儿，更何况是在那会儿压根还没接入Internet的中国。

但在这一年，却有一个留学生写了一篇长文《美国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对中国现代化的意义》，发表在了《光明日报》上，这也是中国最早介绍这方面的文章。 

文章作者，就是中国互联网信息高速公路的重要奠基者，田溯宁。

田溯宁

像一个先知一样，田溯宁预感到或许这是一个缩短中美差距的绝佳机遇，他已经做好了将Internet带回国的充足准备。

田溯宁在美国大学校园BBS加了一个讨论区，专门讨论中国信息科技业界的前途。这个讨论区，第一个登录的人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学生丁健。

丁健

很快，田溯宁和丁健两人就合手创办了以Internet技术为核心的亚信公司。

1995年1月，邮电部开始向社会公众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开通了北京、上海两个接入Internet的节点，这个工作，就是亚信完成的。

这件事成了中国互联网诸多事件的开端，也打开了那无比神秘的黑匣子。

很快，狂欢开始了。

长期客居他乡，虽然拿着高薪，但始终找不到自我，这种感觉常常将张朝阳折磨得疲软无力。

1995年，张朝阳在31岁生日后的一天回到北京，走下飞机舷梯，没想到11月的北京这么冷的张朝阳搓了搓手。

其实张朝阳也不知道要回来做什么，但他只知道，必须要回到中国来。

后来，他仿照杨致远的雅虎网站创办了中国第一家门户网站搜狐。

1998年的某一天下午，清华大学9号楼男生宿舍走道上，3名穿着打扮明显不是学生的年轻人拦住了一个计算机专业男生问：“你们系计算机技术最好的人在哪里？”

被问的学生一愣，他想起了科技协会主席周枫，便指着最边上的一个宿舍门说，“在那里，叫周枫。”

周枫听说这三个年轻人在创业，于是也开始了自己在这家创业公司的兼职生涯。

而这家公司，就是在1999年创立的ChinaRen，也就是后来的人人网。

那三名年轻人分别是陈一舟、周云帆、杨宁，都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创业时，杨宁最小，只有22岁，陈一舟最大，28岁。

在清华宿舍楼里，被拉进ChinaRen成为打工人的周枫，后来也以GRE满分的成绩，去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计算机系攻读博士研究生。

回国后，周枫成为了网易有道CEO.

1999年，是神奇的一年。

李彦宏、陈一舟、周云帆、杨宁、黄沁、张永青、唐海松、邵亦波、沈南鹏这些在美国混得得风生水起的留学生都纷纷在1999年卷入中国的互联网江湖。

梁宇也从加拿大兴致勃勃地回到国内，他与在广州的Fishman会合，一起创办了天夏，在2000年7月推出图文MUD《天下》，他们不曾想到的是，他们撬动了中国互联网最赚钱的一块蛋糕——网络游戏。 

除了互联网，科技界也因为一名留学生的归来大变天。

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邓中翰，是建校130年来第一位横跨理、工、商三学科的学者。

1999年回国后，邓中翰马不停蹄地在中关村创建了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并成功开发出中国第一个打入国际市场的星光中国芯，彻底结束了“中国无芯”的历史。

邹胜龙回国的脚步要比上述留学生晚上几年。

虽然邹胜龙的爸爸邹德骏是个传奇人物，从一名普通工人成为拥有多项发明的发明家，但当时为了给邹胜龙凑出国的生活费和学费，也掏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

1997年从杜克大学拿到计算机科学硕士后，他去了硅谷面试。

当时邹胜龙选了两家有适合自己岗位的公司，到了地方才发现，这两家公司就开在一起，右边的一家占据了两层楼，而左边那家只开在地下车库，邹胜龙想当然地选择了右边的大公司。

最后才知道，地下车库那家公司，就是Google.

其实邹胜龙本来只想当个普通的打工人的，就在他准备开始申请绿卡、买房，一步步融入美国生活的时候，他身边的留学生朋友李彦宏、徐勇、杨宁都回国创业了。

百度和ChinaRen获得了巨大成功，被卷到的邹胜龙决定回国，和杜克大学的同学程浩一起创业。 

于是，也就有了迅雷。

无论是留学市场，还是国内的创业环境，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千禧年悄然来临，在世界洪流中激流勇进的中国，已经成为了全球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之一。

从2002年开始，中国每年都有超过10万人出国留学，其中自费出国留学人数占到了总人数的90％以上。

与此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留学生加入了浩浩荡荡的“归国潮”。

中华民族的复兴与崛起，让他们不想再做巨变的旁观者，而是投入其中，做巨变的创造者。

这其中，也不乏确实拽动着中国往前走了不少的海归精英。

1982年，黄大年在毕业赠言册上简短有力地写下：“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

1993年初冬，黄大年踏上了去英国利兹大学深造的路途，他朝着给他送行的同学使劲挥手，用尽全身力气大声喊出：“等着我，我一定会把国外的先进技术带回来。”

在英国的那几年，黄大年已经摸到了他所在领域的国际天花板——

作为英国剑桥ARKeX地球物理公司的研发部主任，他带领一支包括外国院士在内的300人“高配”团队，实现了在海洋和陆地复杂环境下通过快速移动方式实施对地穿透式精确探测的技术突破。这项技术是当今世界各国科技竞争乃至战略部署的制高点。

事业骄人的黄大年，最终还是选择了回到祖国。

“在这里，我就是个花匠，过得再舒服，也不是主人。国家在召唤，我应该回去！”

黄大年（右）与其父母、女儿在英国的合影

2009年的一个冬日，黄大年顶着纷飞的雪花，从英国归来，他的决然，震动海外。有外国媒体报道说：“他的回国，让某国当年的航母演习整个舰队后退100海里。”

“中国要由大国变成强国，需要有一批‘科研疯子’，这其中能有我，余愿足矣！”

在生命中的最后七年，黄大年带领400多名科学家创造了多项“中国第一”，为“巡天探地潜海”填补多项技术空白。中国“深部探测技术与实验研究”项目5年的成绩超过了过去50年，深部探测能力已达到国际一流水平，局部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在这之后，越来越多的海归大佬，投入了祖国的怀抱——

迄今为止世界计算机科学领域的最高奖项“图灵奖”（计算机界的诺贝尔奖）得主中唯一一位华人学者姚期智“归心似箭”。

他辞去普林斯顿大学的终身教职，与杨振宁一同放弃美国国籍，在清华大学先后创办“姚班”“智班”“清华量子信息中心” “交叉信息研究院”。

姚期智亲自授课，指导论文，十余年间，将一批又一批的拔尖创新人才输送到世界学术舞台。

国际著名的结构生物学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建系以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和讲席教授施一公，也回来了。

在美国，普林斯顿给了施一公做研究最好的环境，还出资送了他500平米的独栋别墅、1英亩的花园，但施一公选择了通通放弃，他要回到母校清华，育人。

2009年至2017年，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在施一公等海外回国人才带领下，已在《自然》《科学》等世界顶级期刊上发文70多篇，国际影响力迅速提升。

而施一公的老师，正是1978年公派出国留学的1/52的现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赵南明。

是育人，也是传承。

除此之外，学成归来的还有各界的领军人物——

单分子酶学的奠基人谢晓亮、高能物理王贻芳、人工智能甘中学、新药创制丁列明…他们的回归使中国在各自领域的科研水平在世界上提高了10年到15年。

谢晓亮

量子物理学家潘建伟率高徒陈宇翱、陆朝阳先后回国，三人三夺世界量子电子学和量子光学领域最高荣誉——菲涅尔奖。他们在回国后组建了一支中国物理界的“梦之队”。

潘建伟主持研制的世界上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成功发射，圆满完成了包括在国际上率先实现千公里级星地双向量子纠缠分发在内的三大既定科学目标…

英国《自然》杂志评价：量子通信领域，中国用不到十年时间，由一个不起眼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劲旅。

潘建伟与墨子号模型

43年，能干什么？

43年，中国能从一穷二白，百废待兴，成为世界上最大经济体之一。

43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能从52人，累计达到700万人。

43年，我们能从仅有几十人回国，到2009年回国人数突破10万，再到突破40万，甚至可能迎来100万。

潮涌东方，势不可挡。

网民嚎叫：

镢头 今天 04:18

“国家给这52名学者准备了总共50美元的“零花钱”，平均每人1美元都不到，足以见得，当时中国的经济有多“拮据”, 草泥马，中国当时无偿援助越南，老挝，柬埔寨，朝鲜，阿尔巴尼亚等等兄弟社会主义国家花了多少美元呢？

Sans2000 今天 04:03

江雨霏霏江草齊，六朝如夢鳥空啼。

無情最是台城柳，依舊煙籠十里堤。

Sans2000 今天 03:54

令人想起清朝的第一批留學生…歷史不斷重復，中國還是中國。

小蒲公英 今天 02:43

很快习总就会把他们这群为虎作伥的家伙关进牛棚！

kshdjj 今天 01:44

50五十人只是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地位。

forfunny1 2021年12月16日 23:44

共匪误国误民，还有脸吹嘘！

谢选骏指出：邓小平送人出国，一方面在翻拍自己流窜法国的难民经历，一方面在落实毛泽东的难民工程——毛匪1976年死前几年在北京会见尼克松、基辛格两个贼人的时候，就公然提出，要送给他们一千万中国妇女，交换一些毛贼想要的东西。但是尼基二贼知道这违反美国法律，一时无法落实，只好记录在案。周恩来知道了，赶紧要求删去记录，可是这也违反美国法律，这样罪证才被保留至今。“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不过是在落实毛泽东的人口贩卖的难民工程。黄赌毒，都是毛泽东死相的尾大胜利。


【03、傅斯年打嘴巴导致毛泽东封大学】


《傅斯年，一位曾打过毛泽东耳光的北大校长》（史趣 2017-05-16）报道：

1、

1945年秋季的北大，脱离了日本人的掌控，迎来了它光复后的第一位校长。准确地说，是代理校长。

这是一位身材高大肥胖的中年人，性格暴躁，操着一口山东话，面容冷峻地审视着在北大的校园。

他叫傅斯年，是胡适最得意的弟子。从青年时代起，他就是个有名的刺头，曾担任过五四爱国运动的总指挥。在毛泽东担任北大图书管理员时，因为毛泽东工作不认真，他还打过毛泽东一个耳光。

这次回来担任校长，他得罪了不少人，鲁迅的胞弟周作人就是其中之一，周作人恨了他半辈子。 抗日战争时期，一些像周作人这样的北大知名学者留在了日伪统治下的北京大学，抗战结束后，如何处理这些伪教职员成了一个大问题，谁也不愿意得罪这么多人把他们通通开除。 偏偏有一个人敢这样干，那就是傅斯年。

傅斯年雷厉风行，宣布把所有出任伪职的教授一律开除出北大，他告诉上门说情的人：「如果这些人受不到谴责，那么久太对不起那些跋山涉水到了重庆和昆明的教授和学生了，他们为了民族大义而抛家别子去了大后方，吃不上喝不上的，容易吗？」

所有的文化汉奸，一个不留，全部被清除出去。 这种横行无忌的作风，使得他被人送了一个外号：大炮。 然而，这位被人称为「傅大炮」、「傅老虎」的山东大汉，却是当之无愧的一代国士。 尽管，因为1949年的政治选择，他的名字在大陆已经少有人知。

2、

1896年3月26日，傅斯年生于山东聊城。

他的先祖傅以渐，是清朝顺治年间的第一位状元。傅氏家族人才辈出，不少子弟通过读书科步入仕途，在兴盛时期堪称是山东有名的钟鸣鼎食之家，诗礼簪缨之族。

但是，在傅斯年出生的清朝末年。傅氏家族在官场上早已没落，虽然依然有家学渊源，但是许多族人已经沦落成为贫困潦倒的穷书生了。傅斯年的父亲虽然是举人，但也是家无余财，因此傅斯年的童年过得颇为贫寒。 但是，名门望族的子弟，即使是家道中落了，在读书治学上依然有天然的优势。傅斯年遗传了先祖的聪颖勤奋，自幼熟读家中的藏书，在父亲的指导下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基础。 1913年，傅斯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他的一生，从此和北大结下了不解之缘。是北大成就了傅斯年，而傅斯年也以他自己的方式回报了北大。1916年，傅斯年升入北京大学文科国文门。熟悉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上个世纪初期，是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国家的屈辱激起了学生们的民族主义情绪，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又使得爱国青年对北洋政府怨气冲天。年过二十的傅斯年并没有在爱国运动中置身事外，他扛起了大旗。

在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期间，傅斯年被推选为学生运动的总指挥。

傅斯年指挥五四运动

青年的热血一旦被点燃，短时间内是很难冷却的。学生们不断地抗议示威，傅斯年作为学生的领导者，扛着大旗冲在队伍的前列。在1919年5月4日这一天，学生们火烧了赵家楼，痛殴了曹汝霖，运动达到了高峰。学生们热情高涨，恨不得一拳砸出一个新世界。作为这场运动总指挥的傅斯年，却在这个时候，选择了静悄悄地退出。他并不是惧怕政府的镇压，纵观傅斯年的一生，哪怕是在蒋介石这样的独裁者面前，也是敢于翘着二郎腿的。

之所以选择从学生运动中抽身而去，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听从了老师胡适的劝告。

3、

胡适是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一直信奉用温和改良而不是暴力革命的方式去改造国家。更重要的是，当时的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根本就不是几场学生运动就能够解决的，他不希望自己的学生过早卷入政治的浪潮之中。

胡适的思想对傅斯年的影响是巨大的。

他退出了学生运动，1919年夏天考取庚子赔款官费留学生，前往欧洲留学。七年之后，万里来归的傅斯年受聘为中山大学的教授，继承了恩师胡适先生的衣钵，成为桃李满天下的历史学家。中国的知识分子总是有一种为民情愿的士大夫情怀。「九一八」事变之后，傅斯年再次走出书斋，指责政府的不抵抗行为，把国民政府骂得颇为狼狈。同时，他还利用自己的历史学功底，撰文驳斥日本学者的「满蒙在历史上不是中国领土」的言论。 傅斯年爱惜羽毛，不愿意进入政府当官，但是并不推辞监督政府的国民参政员职务。 1938年，他出任国民参政员，首先把「大炮」对准了炙手可热的孔祥熙，毫不留情地揭露行政院长孔祥熙的贪污劣行。

4、

孔祥熙是宋美龄的姐夫、蒋介石的连襟，蒋介石亲自出面给孔祥熙说情。

蒋：「你信任我吗？」

傅：「我绝对信任。」

蒋：「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

傅：「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抗战胜利之后，傅斯年又揪住了行政院长宋子文的不少劣迹，在《世纪评论》上刊登了自己的雄文《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一文，「国舅」宋子文不久之后被迫辞职，步了孔祥熙的后尘。

虽然傅斯年不给蒋介石面子，但蒋介石对傅斯年还是颇为欣赏的，一心想拉他做官。傅斯年拒绝了，但他毕竟是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始终感念蒋介石的知遇之恩。他一直对国民党有所批评，却一直没有投向当时中国的其他政治力量。

在1948年年底国民党军节节败退的时刻，他和胡适一起借酒浇愁，吟诵陶渊明的诗：「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那时候的傅斯年，随身携带安眠药，以便能够随时自杀。

在1949年，必须作出政治抉择的时刻，他选择了跟随蒋介石去台湾，担任台湾大学的校长。

在台大，傅斯年爱护学生是出了名的。他坚持自由主义的立场，拒绝三民主义进入台湾大学，以保持思想独立和学术自由，以免学生被政治洗脑。他每天都在校园里转悠，随时进入课堂听课，他的听课并不是走过场，如果发现教师不合格就会予以辞退。正是这种兢兢业业，确保了台湾大学的教学质量。

对于学生的住宿条件和伙食，他也十分关心，经常亲自前往宿舍和餐厅探视。

然而，上天留给他的时间并不多了，1950年12月20日，在担任台湾大学校长两年之后，他在一次会议时突发脑溢血，蒋介石下令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抢救，但还是没有留住他的性命。这位「五四之子」，去世时年仅55岁。

曾经有人评价傅斯年是「乱世一书生」，凭着一股书生意气走出书斋，成为「五四之子」，但也正是这股子书生气使得他追求「正统」，成为蒋家王朝的殉葬者。

其实，对于傅斯年而言，他所做的一切无非是胡适所说的那样，他是「中国最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至于对蒋介石的个人感情，不过是：「君以国士之礼待我，我已国士之躯报君。」

一手趣文及时送达，《AU喔趣》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

文章首发微信公众号AU喔趣（ID：WQ-life），可搜索关注。

谢选骏指出：我看傅斯年不是个东西——傅斯年还在北大图书馆打毛泽东大嘴巴，逼得毛贼打落牙齿和血吞，后来不得不上山落草为寇。五十年后，毛泽东终于全面专政，不封闭大学，毛泽东就不算是老毕养得了！这就是“毛老汉小人报仇，五十年也不晚也”。傅斯年因此，间接毁灭了多少中国文化！而他自己却脚底抹油溜到了台湾，扔下莘莘学子忍辱负重，直到毛僵尸挂了，大家才緩過一口氣來。我看傅斯年真的不是个东西，没有一点担当！也许他还自知临阵脱逃、对不住学生，内心煎熬，良知未泯，到台湾不久就一命呜呼了。


【04、鼓吹湖南独立的湘匪毛泽东是港独的始作俑者】


《1919年毛泽东曾呼吁湖南独立》（2011年05月04日 凤凰网专稿）报道：

核心提示：湘省自治激发了普通知青的参与热情，毛泽东在1919年9月3日长沙《大公报》发表文章，主张湖南独立，呼吁“湖南的事应由全体湖南人民自决之”。这是谭延闿始料不及的。

凤凰卫视5月3日《腾飞中国》，以下为文字实录：

何亮亮：五四运动之后，一场军阀内斗不但帮助湖南人赶走了号称“张毒”的省长，而且点燃了在中国现代史上颇有影响的“联省自治”运动。

1918年，湖南的督军和省长是由北京政府任命的军阀张敬尧，他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人称“张毒”。毛泽东创办的《湘江评论》杂志只出了四期，就被张敬尧查封了。

1919年9月起，在“五.四运动”的感召下，毛泽东等学界人士联络教育界和新闻界策划了“驱张运动”。12月2日，长沙学生和工人举行第二次焚烧日货的示威游行，遭到了张敬尧的武力镇压，从此全省掀起了如火如荼的驱张高潮，毛泽东与同仁一起北上北京，南下上海等宣传，编撰了大量驱张的宣传文稿，发表在报刊上。

湘系军阀谭延闿乘机进攻张敬尧，连战告捷，1920年6月，张敬尧退出了湖南，“驱张运动”取得了胜利。

谭延闿号称民国的“政坛不倒翁”，他第三次坐上了“湘督”的宝座，紧接着便面临着“内忧外患”，“内忧”是因为他不肯分权给有军功的赵恒惕，一人大权独揽，引起内部矛盾。“外患”是南北两个政府都对湖南虎视眈眈。

这时候谭延闿便选择了梁启超提出的“联省自治”概念，以巩固自己的权力，1920年7月22日，谭延闿发表通电，表示要“湘人自治”、“还政于民”，实行民治。而后又通电提出了联省自治，他邀请梁启超起草了《湖南省自治大纲》和《湖南自治根本法》放着备用。

西南各省军阀是纷纷喝采，投机政客更把“联省自治”作为时髦的政治口号，胡适、章太炎、张东荪等人也支持在联省自治的基础上建立联邦制国家。

湘省自治激发了普通知青的参与热情，毛泽东在1919年9月3日长沙《大公报》发表文章，主张湖南独立，呼吁“湖南的事应由全体湖南人民自决之”。这是谭延闿始料不及的。

谭延闿主张“联省自治”，四川、贵州等省的军阀也纷纷采取一致的行动，既不服从北方，也不屑服从广东军政府，使孙中山团结西南军阀广东军政府的计划严重受挫，虽然孙中山再三争取谭延闿，但是谭延闿仍然通电反对孙中山的武力北伐，于是孙中山派驻湖南的周震麟等人策动了湘军将领联合倒谭，11月25日，谭延闿出局，其部下赵恒惕接受了湘军总司令的职务。

联省自治最终失败，但是促进了民治意识的日益崛起，一些地方削减军队、整顿吏治、统一收支。

谢选骏指出：看来鼓吹湖南独立的，不仅有土匪军阀，也有毛泽东这样的“革命青年”——因为这三者本来就是互通有无的狗血。


《毛泽东：我想建湖南共和国 全国分为27国》（多维收藏 facebook twitter 微信 2016-06-24）报道：

1920年9月3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刊文《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正式提出建设“湖南共和国”。部分引用如下：

二九年假共和大战乱的经验，迫人不得不醒觉，知道全国的总建设在一个期内完全无望。最好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二十二行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最好分为二十七国。

湖南呢？至于我们湖南，尤其三千万人个个应该醒觉了！湖南人没有别的法子，唯一的法子是湖南人自决自治，是湖南人在湖南地域建设一个“湖南共和国”。我曾着实想过，救湖南，救中国，图与全世界解放的民族携手，均非这样不行。湖南人没有把湖南自建为国的决心和勇气，湖南终究是没办法。本文摘自腾讯网第15期思想的力量，原题为《毛泽东：“湖南共和国”之梦》。

“我数年来的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七年（1918年）春季，想邀数朋友在省城对岸岳麓山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耕半读，因他们多不能久在湖南，我亦有北京之游，事无成议。今春回湘，再发生这种想象，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议。”——1919年毛泽东发表文章谈自己的“新村之梦”，引自彭明《五四运动史》第510页（198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

岳麓山下的“新生活”幻梦

1918年夏天，一个名为“工读同志会”的组织，在湖南长沙郊外的岳麓山诞生。与会的是以毛泽东、蔡和森为首的一群希望“实验自己的新生活”的年轻人，他们寄居在湖南大学筹备处—岳麓书院半学斋，半耕半读，“每天赤脚草鞋，拾柴挑水，用蚕豆拌和大米煮着吃”，一面自学，一面从事社会改造问题的讨论与探索。

“工读同志会”无疾而终。1919年，毛泽东结束北游回到湖南，“实验自己的新生活”的梦想更炽——“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议”，并计划从创办一所“实行社会说本位教育说”的学校入手。作为实践这一“新村计划”，这年冬天，毛泽东撰写出了一份《学生之工作》。

按照《学生之工作》中的描述，作为“新村计划”一部分的这所学校，其基本情形应该是这样的：学生每天睡眠8小时，游息4小时，自习4小时，教授4小时，工作4小时。毛泽东说：一边读书、一边工作的“工读主义”，是一种创造性的新生活；这种新生活，是创造新社会必需的细胞。

毛泽东希望，新学校里的学生，能够成为创造新社会的种子：“新学校中学生之各个，为创造新家庭之各员。新学校之学生渐多，新家庭之创造亦渐多。……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他所描绘的这种“新社会”的蓝图中主要有：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等。毛泽东说，这种新社会，是一种“新村”；“新村”，就是一个个财产公有，共同劳动，平均分配，人人平等，互助友爱的“共产主义”细胞。

“当时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

用如今的主流学术定义，“新村主义”乃是五四时期所流行的一种“空想社会主义思潮”。这种思潮，与欧洲早期“空想社会主义”或许存在师承关系，但最早的提出者，却是日本作家小路笃实。小路笃实不满意现有的不合“人道”的社会制度，幻想脱离这个社会，另行开辟一块小天地，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个个幸福的互助友爱的理想的新社会。为此，他专门创办了一个研究“新村”问题的刊物，并于1918年在日本九州的日向地方上组织了“第一新村”，从而在日本发起了一个所谓的“新村运动”。

在中国宣传、实践“新村主义”最力者，则是周作人。周氏旅居日本期间，曾专门到小路笃实创办的“日向新村”进行考察，回国后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日本的新村》一文，详细介绍了他所见到的“日本新村”的情况，认为它“实在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中亚普通的人生福音”。随后，“新村主义”得到了李大钊、瞿秋白、陈独秀、蔡元培、胡适、周作人、高一涵、张菘年等人的赞同、支持和宣传，在这些启蒙领袖的支持下，1919年11月，“少年中国学会”等团体组织成立了北京工读互助团，开启了“新村主义”实践的先河。

《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少年中国学会成员毛泽东，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1920年2月，周作人宣布新村北京支部成立。4月7日，身在北京的毛泽东亲赴八道湾拜访了周作人。此时，毛泽东已起草完自己建设新村的计划书《学生之工作》，并拟于在湖南长沙岳麓山实施这一计划。

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中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起这段往事，如此说道：“（当时我）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我已经把这种情况的背景告诉你了。可是当时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来说，我正在寻找出路。”但新村不是毛泽东的出路，他跑遍了岳麓山下的每个村镇，最终也没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实验基地。

“当时新民学会有一个争取湖南‘独立’的纲领，所谓独立，实际上是指自治。我们的团体对于北洋政府感到厌恶。认为湖南如果和北京脱离关系，就可以更加迅速地实行现代化，所以鼓动同北京分离。当时我是美国的‘门罗主义’和’门户开放’的坚决拥护者。”——引自《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

湘人自决主者，门罗主义也

1920年，素有开明之称的谭延闿取代已经身败名裂的张敬尧成为湖南督军。湘省士绅对谭氏寄予厚望，毛泽东亦于这年7月回到长沙。此次回湘，目的之一即是推动“湖南自治运动”。

“湖南自治运动”，其实是湘省“驱张（敬尧）运动”的延续。早在1919年底，毛泽东即与彭瑛等人研究过驱逐张敬尧以后湖南该向何处去的问题。1920年3月，毛泽东自北京寄给黎锦熙的一封书信中，对自己“湖南自治”的主张有一详细说明：

“奉上‘湖南建设问题条件’二份，有好些处所尚应大加斟酌。弟于吾湘将来究竟应该怎样改革，本不明白。并且湖南是中国里面的一省，除非将来改变局势，地位变成美之‘州’或德之‘邦’，是不容易有独立创设的。又从中国现下全般局势而论，稍有觉悟的人，应该就从如先生所说的‘根本解决’下手，目前情况的为善为恶，尽可置之不闻不问，听他们去自生自灭。这样支支节节的向老虎口里讨碎肉，就使坐定一个‘可以办到’，论益处，是始终没有多大的数量的。不过，这一回我们已经骑在老虎背上，连这一着‘次货’—在中国现状内实在是‘上货’—都不做，便觉太不好意思了。”

“湖南是中国里面的一省，除非将来改变局势，地位变成美之‘州’或德之‘邦’，是不容易有独立创设的”——稍后，毛泽东直接提出建立“湖南共和国”，不可谓无因。在另一篇名为《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的文章里，毛泽东用公开信的方式，宣布了他设计的改造湖南的方式：

“湘事糟透，皆由于人民之多数不能自觉，不能奋起主张，有话不说，有意不伸，南北武人乃得乘隙凌侮，据湖南为地盘，括民财归己豪。……消极方面，莫如废督裁兵；积极方面，莫如建设民治。……吾人主张，‘湘人自决主义’，其意义并非部落主义，又非割据主义，乃以在湖南一块地域之文明，湖南人应自负其创造之责任。……湘人自决主者，门罗主义也。湖南者湖南人之湖南，湖南人不干涉外省事，外省人亦切不可干涉湖南事。”

我是主张“湖南共和国”的

1920年9月3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刊文《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正式提出建设“湖南共和国”。全文引用如下：

乡居寂静，一卧兼旬。九月一号到省，翻阅《大公报》，封面打了红色，中间有许多我所最喜欢的议论，引起我的高兴，很愿意继着将我的一些意思写出。

我是反对“大中华民国”的，我是主张“湖南共和国”的。有甚么理由呢？

大概从前有一种谬论，就是“在今后世界能够争存的国家，必定是大国家”。这种议论的流毒，扩充帝国主义，压抑自国的小弱民族，在争海外殖民地，使半开化未开化之民族变成完全奴隶，窒其生存向上，而惟使恭顺驯屈于己。最着的例是英、美、德、法、俄、奥，他们幸都收了其实没有成功的成功。还有一个就是中国，连“其实没有成功的成功”都没收得，收得的是满洲人消灭，蒙人回人藏人奄奄欲死，十八省乱七八糟，造成三个政府，三个国会，二十个以上督军王巡按使王总司令王，老百姓天天被人杀死奸死，财产荡空，外债如麻。号称共和民国，没有几个个懂得“甚么是共和”的国民，四万万人至少有三万九千万不晓得写信看报。全国没有一条自主的铁路。不能办邮政，不能驾“洋船”，不能经理食盐。十八省中像湖南四川广东福建浙江湖北一类的省，通变成被征服省，屡践他人的马蹄，受害无极。这些果都是谁之罪呢？我敢说，是帝国之罪，是大国之罪，是“在世界能够争存的国家必定是大国家”一种谬论的罪。根本的说，是人民的罪。

现在我们知道，世界的大国多半瓦解了。俄国的旗子变成红了色，完全是世界主义的平民天下。德国也染成了半红。波兰独立，截克独立，匈牙利独立。尤太、阿刺伯、亚美尼亚，都重新建国。爱尔兰狂欲脱离英吉利，朝鲜狂欲脱离日本。在我们东北的西伯利亚远东片上，亦建了三个政府。全世界风起云涌，“民族自决”高唱入云。打破大国迷梦，知道是野心家欺人的鬼话。推翻帝国主义，不许他再来作祟，全世界盖有好些人民业已醒觉了。

中国呢？也醒觉了（除开政客官僚军阀）。二九年假共和大战乱的经验，迫人不得不醒觉，知道全国的总建设在一个期内完全无望。最好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二十二行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最好分为二十七国。

湖南呢？至于我们湖南，尤其三千万人个个应该醒觉了！湖南人没有别的法子，唯一的法子是湖南人自决自治，是湖南人在湖南地域建设一个“湖南共和国”。我曾着实想过，救湖南，救中国，图与全世界解放的民族携手，均非这样不行。湖南人没有把湖南自建为国的决心和勇气，湖南终究是没办法。

谈湖南建设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根本问题。我颇有一点意思要发表出来，乞吾三千万同胞的聪听，希望共起讨论这一个顶有意思的大问题。今大是个发端，余侯明日以后继续讨论。

在武人时代，知识分子们的“湖南共和国”之梦自然是只能是空谈。对于这段历史，毛泽东后来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总结道：“当时新民学会有一个争取湖南‘独立’的纲领，所谓独立，实际上是指自治。我们的团体对于北洋政府感到厌恶。认为湖南如果和北京脱离关系，就可以更加迅速地实行现代化，所以鼓动同北京分离。当时我是美国的‘门罗主义’和’门户开放’的坚决拥护者。”

“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39页。

用什么方法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

“新村主义”与“湖南共和国”都走不通之后，毛泽东在1920年12月1日给挚友蔡和森等人写了这样一封信：

“目的——改造中国与世界——定好了，接着发生的是方法问题，我们到底用什么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呢？

“和森信里说：“我现认清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反映，其重要使命在打破资本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和森又说：“我以为现世界不能行无政府主义，因在现世界显然有两个对抗的阶级存在，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推多，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压不住反动，俄国就是个明证，所以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与方法。……我以为先要组织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

“据和森的意见，以为应用俄国式的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是赞成马克思的方法的。而子异则说：“世界进化是无穷期的，革命也是无穷期酶，我们不认可以一部分的牺牲，换多数人的福利。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为人民谋全体福利的革命。以工会合社为实行改革之方法。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一蒲鲁东式——之新式革命，比较和而缓，虽缓然和。”

“同时李和笙兄来信，主张与子异相同，李说：“社会改造，我不赞成笼统的改造，用分工协助的方法，从社会内面改造出来，我觉得很好。一个社会的病，自有它的特别的背景，一剂单方可医天下人的病，我很怀疑。俄国式的革命，我根本上有未敢赞同之处。”我对子升、和笙两人的意见（用平和的手段，谋全体的幸福），在真理上是赞成的，但在事实上认为做不到。罗素在长沙演说，意与子升及和笙同，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农专政，谓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至要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但我于罗素讲演后，曾和荫柏、礼容等有极详之辩论，我对于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就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

“罗素和子升、和笙主张的要点，是“用教育的方法”，但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现在世界，钱尽在资本家的手；主持教育的人尽是一些资本家或资本家的奴隶；现在世界的学校及报馆两种最重要的教育机关，又尽在资本家的掌握中。总言之，现在世界的教育，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教育。以资本主义教儿童，这些儿童大了又转而用资本主义教第二代的儿童。教育所以落在资本家手里，则因为资本家有“议会”以制定保护资本家并防制无产阶级的法律；有“政府”执行这些法律，以积极地实行其所保护与所禁止；有“军队”与“警察”，以消极地保障资本家的安乐与禁止无产者的要求；有“银行”以为其财货流通的府库；有“工厂”以为其生产品垄断的机关。如此，共产党人非取政权，且不能安息于其宇下，更安能握得其教育权？如此，资本家久握教育权，大鼓吹其资本主义，使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宣传，信者日见其微。所以我觉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

“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

走上建党之路

苏俄式道路的“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首次实践，据毛泽东回忆，是在1920年末1921年初组织湖南劳工会领导工人罢工。毛泽东说：“一九二〇年冬天，我第一次从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在这项工作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史的影啊开始对我起指导作用。”

大约同一时间，在一封给蔡和森的书信里，毛泽东明确表示他已经走上了建党之路：

“……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1921年1月21日）

“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异军突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族旗南向，过黄河而到长江，黄浦汉皋，屡演活剧，洞庭闽水，更起高潮。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咳！我们知道了！我们觉醒了！”——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原载《湘江评论》第2期。

推荐阅读

自由有底線 違法必嚴懲

警方國安處日前以「串謀發佈煽動刊物罪」拘捕7人，當中包括《立場新聞》6名高層或前高層，以及正在還押嘅前《蘋果日報》副社長陳沛敏。

张铁林+关注2021-12-31 

网民嚎叫：

Edmound@Edmound55522161

香港自反送中运动爆发至今的所有反共反华或者称为民主运动的最终目的都是港独。港独是荒谬绝伦的白痴主张，无论从历史文化还是法律角度或者现实政治考量，港独都是海市蜃楼。香港不是香港人的香港，香港是全体中国人的香港，港独真正的障碍不是中共而是中国人民。所以港独势力仇恨中国大陆人就不奇怪了！

谢选骏指出：网民瞎眼，也不看看鼓吹湖南独立的湘匪毛泽东才是港独的始作俑者……要修理港独，就先挖掉毛匪的祖坟、劈开毛泽东纪念堂的玻璃棺材吧！


【05、汉奸胡乔木毛泽东炸毁秋瑾墓地】


《1965年，毛泽东批示炸掉秋瑾之墓》（2020-10-07 《看历史》）报道：

孤山和西泠桥附近坐落着三十多座名人墓冢，1964年，为了“扫除腐朽反动的思想影响，改变与‘鬼’为邻的不合理现象”，这些名人墓冢被集体迁至鸡笼山马坡岭脚下，“过过集体生活”。

当1965年1月29日早上的太阳升起时，杭州西湖边孤山旁的秋瑾墓，又一次消失了。在刚刚过去的那个冬夜，杭州园林局技术员陈而扬等人，炸开了混凝土浇筑的秋瑾墓。

暗淡的灯光下，秋瑾仰躺在已经腐烂崩塌、只有几根筋柱支撑着的棺木中，骨架完整、发髻完好，发后还有一枚玉簪。但衣着也已腐烂不堪，只有脚跟处留着两块皮鞋后跟，骸骨旁有一柄短剑。然后，人们将秋瑾遗骨一块块拾拣出来，放进了一只高约两尺的陶瓷罐内。

凌晨时分，装有秋瑾遗骨的瓷罐，被一辆卡车载到孤山3.5公里外的鸡笼山马坡岭，安入了一个现挖的土坑中。陈而扬在陶罐上放置了几捆稻草，再盖上一块石板、覆上泥土，掩埋后削平地面，以便将来踩到松软土时，即可确定秋瑾葬处；还是不放心，他又就近找了一棵小柏树种在上面，作为将来辨认的标记。

秋瑾自1907年殉难后，灵柩辗转大半个南中国，忽而杭州，忽而绍兴，后来又远迁湘潭、长沙，直到1913年再次迁回杭州。这一回，生前只活了33岁的秋瑾，却要在身后的第58个年头第九次迁葬，并且没有墓碑。

不过，当秋瑾迁葬到这里时，她在孤山时的近邻远邻们，却早在几个月之前就已经被搬迁到了这里：苏小小、林和靖、徐锡麟、陶成章、尹维峻……原本西湖边挤得满满当当的名人墓，在一夜之间被尽数清理。

陈而扬等人只是“奉命”行事，这个“命令”，源自于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

让死人也过集体生活

据时任浙江省委宣传部代理部长的陈修良回忆，早在秋瑾墓被拆十年前，也就是1955年，毛泽东已有拆除西湖边名人墓的念头。

从这年11月至第二年1月间，毛泽东大部分时间住在杭州的刘庄，也就是今天的西湖国宾馆。有一次同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一道凭栏远眺，看到孤山一带有许多名人坟冢，感慨道：“西湖边的坟墓太多了，这些坟墓可以拆迁一下埋到郊区去，让死人也过集体生活不好吗？”然后“江华闻言连连赞同，表示立即照办”。（《陈修良文集》）

浙江省文化局局长黄源也谈到，毛泽东有一天与江华谈到“我是和坟墓为邻的”。（《黄源回忆录》）

无论毛泽东是在什么场合以什么方式表达的意愿，结果却是众所周知：一夜之间，西湖边，特别是刘庄草坪上的一些墓冢就被搬掉了。

西湖边自古以来名人墓葬众多，尤其是上有文澜阁、西泠印社，被称为“西湖人文荟萃之地”的孤山，自南宋隐士林和靖在此梅妻鹤子终老一生后，这里一直是名人们心仪的身后长眠之地。尤其是晚清、民国之际，秋瑾、徐锡麟、陶成章等一干辛亥英烈陆续归葬于此，孤山由是成了“西湖深厚人文底蕴的一部分”。

也因此，杭州市委对拆墓之事颇多抵触。3月1日向浙江省委打报告称“对孤山、西泠桥一带坟墓，我们决定保留不动者，有秋瑾墓、苏小小墓、林和靖墓、徐锡麟墓，苏堤西头张苍水墓、章太炎墓亦均未动”。其他如陶成章墓、苏曼殊墓、武松墓等十四座，则被拆除搬迁。

地方民主党派人士更是立即向总理周恩来提意见。周恩来随即致电浙江方面，叫停了这场拆墓运动。其后，已经动手拆除的12座名人墓还得到了修复，1950年代的这场风波，就此告一段落。

“扫此荒唐”

这只是拆墓风波的暂时平息。

1964年，正当中国社会生活急剧泛政治化之际，毛泽东秘书胡乔木在西湖汪庄5号楼休养时写的一首《沁园春·杭州感事》，成为拆墓风波再起的由头。

胡乔木的原词是“土偶欺山，妖骸祸水，西子犹污半面妆。天共我，吼风奇剑，扫汝生光！”该词送毛泽东审阅时，毛泽东“终日把玩推敲”，最后将末句改定为“谁共我，舞倚天长剑，扫此荒唐”。

修改后还加了批注：“杭州及别处，行近郊原，处处与鬼为邻，几百年犹难扫尽。今日仅仅挖了几堆朽骨，便以为问题解决，太轻敌了。至于庙，连一个也未动。”这阕毛泽东亲笔改过的词，以大字（新四号）在当时的《浙江日报》第一版显著位置刊布，成为“拆墓运动”的檄文。

12月2日晚，一束探照灯射向西泠桥头，“就在这里挖”，从桥头的苏小小墓开始，一场突击拆墓运动开始了。

苏小小是南朝时代的杭州名妓，一千多年来，除了“幽兰露，如啼眼，烟花不堪剪，无物结同心”这样凄清迷离的传说外，几乎没有任何确凿的史料事迹。

据沈复《浮生六记》记载，苏小小墓在西泠桥侧，“土人指示，初仅半丘黄土而已”。是乾隆南巡到杭州时问及，地方官才修苏小小墓。当几年后乾隆再次南巡来到杭州时，看到苏小小墓已经重整成了一座八角形的石坟，墓碑上写着“钱塘苏小小之墓”。

而在1964年这场拆墓风波中，杭州城内纷纷传言，苏小小墓棺椁内只有一只红色绣花鞋，并无骨骸。

真幻武松墓

同样因传说而家喻户晓的武松，其墓冢也在这晚被毁。

长久以来，世人都认为武松墓只是想象冢，不过美术家姜丹书却在一篇文章里，谈到了同年好友吴剑飞见到武松棺椁的情形：“吴剑飞九岁时（1894年），有一天走过杭州涌金门，正巧瞥见一具棺材被修城墙的工人起出来，和头（尸体头部靠着的棺材正面板）上题曰‘武松之柩’，宋体字，每字大约六寸见方，凸刻，贴金，金色未变，全棺完好，比平常的长大，漆色黑里泛红。”

“初以为此是空冢、想象冢或衣冠冢。不料一经掘发，赫然有棺，且长大，而棺木已朽，从朽缝中窥见其骨亦颇长大，乃即壅复原状。”

姜丹书还提到，后来武松墓迁到西泠桥，由上海滩流氓大亨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三人出资，在原址上建造了墓碑。此事也在《上海老中医眼里的杜月笙》一书中得到了印证。该书称，西泠桥畔“武松墓”当年落款具名的，正是黄、张、杜三人。

当武松墓在1964年被打开时，姜丹书的描述果然被证实：腐朽的棺柩里，确实有白骨，然后工人们把遗骨盛进骨瓮，也由汽车运往鸡笼山的乱坟堆中安葬。至于武松其人的真实身份，地方史籍如《临安县志》《西湖大观》《杭州府志》等都曾明确记载，称其为北宋时的杭州提辖，原是浪迹江湖的卖艺人，“貌奇伟，尝使技于涌金门外”，并强调“非盗也”。杭州知府高权见武松武艺高强，人才出众，遂邀请入府，让他充当都头。不久，因功被提为提辖。后来高权因得罪权贵被罢官。武松也因此受到牵连，被赶出衙门。

继任的新知府是太师蔡京的儿子蔡鋆，倚仗乃父权势，在杭州任上虐政殃民，百姓怨声载道，武松对其恨之入骨，于是身藏利刃，隐匿在蔡府门前，待蔡鋆出门之际，暴起猛刺，当即杀死了蔡鋆。而后武松被官兵蜂拥围攻，终因寡不敌众被官兵捕获，死于狱中。当地“百姓深感其德，葬其于西泠桥畔”。

墓劫

无论衣冠冢、想象冢还是空冢，在1964年12月2日那个晚上，西湖边包括苏小小墓、于谦墓、武松墓、林和靖墓在内的西湖三十多座墓冢，都被挖开，然后进行分类处理：与辛亥革命有关的裘绍、尹维峻夫妇、徐锡麟、陶成章合为一组，苏曼殊、林启、徐寄尘、惠兴、林寒碧为另一组，随后地方政府于12月15日在鸡笼山马坡岭修成了10座小型合墓。至于苏小小墓、林和靖墓、冯小青墓、马鞠香墓，鹤冢、马冢、齿冢等，则“拆除后不予重建”。

12月9日，《浙江日报》又发表了“西湖园林清理坟墓碑塔”的长篇报道，称杭州已经“扫除腐朽反动的思想影响，改变了与‘鬼’为邻的不合理现象，热烈拥护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中的这一重大措施”。

而后，杭州市园林管理局向西湖公社征用了鸡笼山马坡岭脚的15亩土地，整理后作为辛亥革命烈士和政治文化名人墓地，于是，西湖边的名人墓冢，就集体搬迁到了这个杭州城郊的小山坳里。

基本搬迁完毕后，1965年1月28日，浙江省委又接到中央指示称：“土偶妖骸所指很广，并不限于有形的庙坟，一切旧文化中的偶像骸骨都包括在内，对这些东西必须进行很艰巨的长期的斗争。”

当天，杭州市园林管理局决定拆除西湖西泠桥附近的最后一个坟墓，也就是用钢筋混凝土铸成的秋瑾墓。

尽管郭沫若也曾在1958年9月代表官方评价秋瑾为“中华民族觉醒初期的一位前驱人物、一位先觉者，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了反封建主义和争取民族解放的崇高事业”。但在意识形态领域波诡云谲的1960年代，秋瑾墓终究还是难逃劫运，又一次被毁了。

到3月6日，杭州市政府简报称，这场为期一个半月的“彻底革命、除旧立新”运动，分5批一共拆掉坟墓654座……与此同时，杭州的云栖寺莲池大师塔坛和佛像、六和塔内三十一个菩萨、岳庙牌坊、于谦牌坊、灵隐路九里松附近葬有司徒雷登家族成员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墓群，也尽数被毁坏，或者就地深埋，从此永没黄土之下。

颈骨上的刀痕

当秋瑾等人再次被记起时，已是15年之后。

“文革”结束，随着岳庙重建，名人墓冢也陆续回迁。1981年，秋瑾墓在西泠桥的另一端重修，塑汉白玉全身雕像，还有孙中山的“巾帼英雄”手迹。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此前人们险些找不到秋瑾在马坡岭的葬处唯一的线索是“埋在鸡笼山下”。

幸好，当年亲手葬下秋瑾的陈而扬是个有心人。陈而扬曾是个草药郎中，退休后还常到西湖山里去挖掘草药，有时也会到埋秋瑾骨殖坛的地方去看看。

1978年的一天，陈而扬在马坡岭与附近双峰村村民来政富抽烟闲聊，忽而谈到秋瑾，陈指着一棵小柏树说：秋瑾骨殖坛就在这下面。这柏树正是1965年陈而扬亲手栽下的那棵，此时已经有一人高了。事后陈而扬说，他将秋瑾单独埋葬并树立标记，只是觉得秋瑾“是个好人”。

两年后的一个上午，鸡笼山来了几位寻寻觅觅的人。他们是受邓颖超指示，被浙江省委、杭州市委指派来鸡笼山寻找秋瑾骨骸的。而那天早上，知道内情的来政富正好在现场，于是秋瑾遗骨顺利地重现人间。

骨殖坛挖出来之后，寻遗骨的人在地上摊开了一块随身带来的白布，将秋瑾血红色的遗骨一块块在白布上拼接。当拼接到颈骨时，他们发现了颈骨上留有的刀痕，便初步肯定了这是秋瑾遗骸。骨骸被取回去后，又经过一番鉴定，确认无误，重葬在西泠桥畔，还为秋瑾树碑立像。

此后，徐锡麟、浙军攻克金陵烈士墓：七星坟、陶成章墓、杨哲商墓、沈由智墓等一批辛亥革命名人墓葬，被迁到凤凰岭南天竺原演福寺旧址，重修墓葬。

1988年，似乎连政治“不达标”并无骸骨的苏小小，也因才情和凄美的爱情故事而受到礼遇，在墓亭原址上修造了六角攒尖顶亭，名“慕才亭”，亭前镌刻对联曰：“湖山此地曾埋玉，风月其人可铸金”。新千年时，章太炎墓、于谦祠等又一批名人墓葬及纪念祠堂，也被回迁或恢复。

寂寥马坡岭

然而，并非每一个迁到马坡岭的名人墓冢，都能顺利回迁。

“当时迁坟非常仓促，几乎是一夜之间，很多坟冢没有任何记号，只有问村里的老人。”杭州名人纪念馆馆长沈建中说。

鸡笼山马坡岭，是一处连许多老杭州人都未必能说出准确位置的偏僻之地。“在双峰村附近，中国茶叶博物馆后面，满觉陇村旁边，穿过五老峰隧道，直到吉庆山隧道口之前，那一片连绵起伏的青山就是。”杭州历史学会会长丁云川说。这一片青山，分别是里鸡笼山、外鸡笼山、吉庆山、凤篁岭、南天竺……

一个并不寒冷的冬天上午，本刊记者找到了吉庆山隧道南入口。附近值勤的交警说，从这里的一个右行岔口走下公路，然后再迂回就是“西湖名人墓”。顺着路标步入山间，踩着落满枯草的小径步行二百米，果然看到了一方高三米左右的纪念碑，立在对面的山脚下，中间隔着一片茶园。

碑前有石阶，一路寻过去，有一代才子、投身辛亥革命的“诗僧”苏曼殊；浙江大学前身求是书院的创办者林启；现惠兴中学、原杭十一中创办人惠兴女士；冒着生命危险为秋瑾在西泠桥畔筑墓的同盟会会员徐自华、徐蕴华姐妹；反对袁世凯的志士、南社诗人林寒碧先生。

纪念碑上相片中的人儿，相貌清晰，连衣裳、服饰的细节都纤毫毕现。然而，与西湖边苏小小、岳飞、秋瑾墓等名人墓相比，这里过于安静与偏僻，而且也没有一座像样的坟冢，简单得有些奇怪。他们就在这寂寥得只剩枯叶飘落回旋之声的山野间，长眠了46年。

“墓碑后面的山上，单凭肉眼，你能看到一些不起眼的土包包，和散落在西湖风景区的许多无主坟墓似乎没什么两样，很难相信，这些在近现代史上都是一些不平凡的文化名人。”丁云川说。

但苏曼殊等人的墓冢，因为墓碑毁于文革，加上当初草草重埋，一度无法辨认，有的墓只能看到隐隐约约的小土堆，有的则完全湮没。最终只能立碑纪念，而无法再寻回他们的遗骨。

“在这些坟冢中，我们对不上号，只有大概位置，也不忍心再去打扰他们了。”丁云川说，有些名人始终没有找到，除了纪念碑上的六位之外，革命烈士马东林的墓没有确切方位，晚明早慧命薄的冯小青女士之墓，也没有找到。丁云川为此写信给杭州市委市政府，认为“不应该让这些曾在西湖上留下过痕迹的文化名人，无声无息地消失”，并提议把6位名人墓统一修成“西湖文化名人墓”。于是，2005年12月5日，西湖文化名人墓竣工开放。

只是，依然很少有人来到这个需要步行到1公里外才能打到出租车或坐上公交车的偏僻所在吊祭。“西湖名人墓”隔壁的隧道管理员们说，有时一个星期都难得看到一位游客。

网民嚎叫：

七号洞 2020年10月07日 12:41

毛魔王+中共黑帮，中国人的最大悲剧！

m897 2020年10月07日 07:05

毛僵尸会有被鞭尸的那一天！最体面的结局也是黯淡地移出纪念堂。周恩来火化抛灰，聪明。现在还有以毛为师的糊涂习皇帝。结局不会好。

小蒲公英 2020年10月07日 05:27

生前迫害活人，折腾死人。死后立刻被打药水，摘内脏，做成干尸。报应何其快也！

lary 2020年10月07日 05:06

按照毛主席自己的说法，他也应该搬家了，回到湖南乡下，入土为安。

Siubuding 2020年10月07日 00:00

千坟尽扫，成就毛主席纪念堂。数千古风流人物，还看屌毛。

Siubuding 2020年10月06日 23:59

千坟尽扫，成就屌毛主席纪念堂。

花蜜蜂 2020年10月06日 14:21

你喜欢杭州西湖四周都是坟墓吗？！还是现在只有一个世界级的美丽风景？！你喜欢为什么不住哪里去于坟墓为邻？！嘿嘿！

fangbin 2020年10月06日 13:09

毛泽东有什么资格更改历史遗迹？就一个无道匹夫！这时的唯物主义跑到哪里去了。那些先人是你妈妈文家老屄的“鬼”吗？  

谢选骏指出：汉奸胡乔木毛泽东为何如此仇恨秋瑾墓地？因为那是辛亥革命的元勋。而毛泽东却是一个后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领（猪嘻主席）。而胡乔木更是一只胡人的后裔，说他“汉奸”都是抬举他的家族了。


网文《秋瑾（清末革命家）》报道：

秋瑾（1875年11月8日—1907年7月15日），浙江紹興山陰人，生於福建省泉州府同安縣。初名閨瑾，乳名玉姑，字璿卿，號旦吾，留學日本後改名瑾，號（或作別號）競雄，自稱鑑湖女俠，筆名鞦韆、漢俠女兒，曾用筆名白萍。中國近代女權運動家、革命志士，最後被清廷抓捕處決，而她的死間接促成辛亥革命。

早年

秋瑾出生於一個官宦家庭，曾祖父秋家丞曾任縣令。1881年9月，秋瑾祖父秋嘉禾離福建省雲宵，赴臺灣任鹿港廳。1885年，父秋壽南在福建提督門幕府任內，以勞積保知縣，分發台灣。初赴台北府某縣任，卻被人捷足先得，改除台灣撫院文案。1886年，秋壽南在台灣，囑親戚何祿安護眷赴台。秋瑾隨母親兄妹道經上海，耽擱數月；後搭糧船成行。海上遇颱風；數日後，安抵台北。三個月後，隨母親兄妹返回廈門。

留日

1903年，秋瑾與吳芝瑛結拜，中秋，秋瑾身着男裝到戲院看戲，轟動一時。不久，秋瑾和丈夫發生了婚姻危機，然後離婚。1904年秋瑾變賣首飾籌集資金於5月東渡至日本，先後入國語講習所（日語講習所）、實踐女學校。在日本期間，秋瑾積極參加留日學生的革命活動，與陳擷芬發起共愛會，和劉道一等組織十人會，加入馮自由和梁慕光受孫中山委派在橫濱成立的三合會，並受封為「白紙扇」（即軍師）。

回國

1905年，秋瑾回國省親，5、6月間由徐錫麟介紹加入光復會。7月15日再次東渡日本，8月經馮自由、黃元秀介紹在黃興寓所加入了由孫中山等創立才半個月的中國同盟會。

1906年2月，因抗議日本文部省於去年11月2日頒發的《清國留日學生取締規則》而回國。據日人永田圭介《秋瑾——競雄女俠傳》所稱，在回國前，秋瑾曾在陳天華追悼會上，對反對回國的魯迅、許壽裳等人，拔出隨身攜帶的日本刀厲聲喝道：「投降滿虜，賣友求榮。欺壓漢人，吃我一刀。」然而，據徐雙韻《憶秋瑾》一文所記載：「秋瑾發言，力主回國，詞意激昂，隨手從靴筒取出倭刀，插在講台上說：『如有人回到祖國，投降滿虜，賣友求榮，欺壓漢人，吃我一刀。』」顯然是表達回國反清的立場，對決定不回國的同志表示其回國之舉並非投降。坊間以此冒稱「罵魯迅」，乃取自永田之主見，與在場他人所見，尚有出入。9月在上海組織銳峻學社（其他組織者包括尹銳志、陳伯平、姚勇忱）。

1907年1月在上海創辦《中國女報》（只出版兩期，創刊號發刊於1906年農曆十二月初一日，第二期出版於1907年正月二十日）。3月間回紹興府，與徐錫麟等創辦明道女子學堂。不久又主持大通學堂（1905年徐錫麟等創辦，後作為紹興光復會總機關）體育專修科，並任學堂督辦。

就義

大約從年春開始籌資準備於7月由金華府起義，呼應徐錫麟在安慶起義。7月1日至7月4日，武義、金華、永康等地先後發生光復軍起義，但均告失敗。7月6日，徐錫麟在安慶刺殺安徽省巡撫恩銘，被捕後旋被殺，安慶起義遂告失敗。徐錫麟弟徐偉供詞牽連秋瑾，但秋瑾拒絕離開紹興，認為「革命要流血才會成功」。

消息為浙江巡撫張曾敭（張之洞的叔父）得知，大為震怒，知悉徐錫麟與紹興大通學堂督辦秋瑾乃為同黨，氣急敗壞。當即急電紹興府知府貴福，派山陰縣令李鍾嶽查封大通學堂。7月14日，李鍾嶽帶領標兵、管帶到大通學校查抄。李鍾嶽深恐軍隊亂開槍，特地乘轎在前，軍士只得朝天鳴槍。人馬剛至時，校門緊閉，校內有槍還擊，李在轎內，大聲喊話：「本縣在此，大家放心，無須開槍。」軍士遂破校門而入，師生四散。縣令怕傷及秋瑾，喝令兵士不得射擊女子。此時，秋瑾正穿着長袍立在屋脊上，聽縣令喊話便脫下長袍。軍士見是女子，不復射擊，得免於難。因放暑假，這次查抄只逮到秋瑾和8名學生。另在水澄橋河下溺死1人，校牆外跌死1人，並搜出槍數十支，子彈若干。

秋瑾下午四時在她自己工作地點大通學堂被捕，被關押在臥龍山（即府山）監獄（今臥龍山建有風雨亭）。貴福、李鍾嶽及會稽縣令李瑞年，行三堂會審。次日，貴福責令李鍾嶽派人到紹興城外秋瑾母親家查抄。李鍾嶽故意草草了事，裝作一無所獲。李鍾嶽命將秋瑾等9人，提到衙內花廳。秋瑾口供僅寫「秋風秋雨愁煞人」一詩句。隨後，李鍾嶽即到紹興府向貴福報告審訊情形。貴福愀然不悅。因秋瑾為保護其他仁人志士不受牽連，而使得貴福惱羞成怒必殺秋瑾而後快。貴福當晚赴杭，向張曾敭作假報告，說秋瑾對造反之罪，業已供認不諱。

7月15日凌晨三、四時，於浙江省紹興古軒亭口被五花大綁着處斬，時年31歲。

時論認為對女流之輩的秋瑾處以斬刑過於殘酷，即使是當時憎恨革命黨人的守舊派，亦不認同官府的處理手法。秋瑾屍體由大通學堂洗衣婦王安友等人裹殮，後由同善堂收殮，草葬於臥龍山麓。之後，其靈柩數遷。官方於事後曾通緝數十人，迫於輿論未再追究（只二人被勒捐錢）。秋瑾被殺，導致官方開始打壓女校。

秋瑾遇害兩週後，張曾敭致電貴福：「報紙中載：該匪當堂書『秋風秋雨愁煞人』七字，有無其事？有即送核。」當日，貴福復電「七字在山陰李令手，已晉省。」可見實有其事。貴福懷疑李鍾嶽偏袒，有意開脫。在得到浙江巡撫同意「將秋瑾先行正法」復電後，立即召見李鍾嶽，令他執行。李鍾嶽說：「供、證兩無，安能殺人？」

後事

1908年，被懷疑出賣秋瑾的胡道南被光復會暗殺，但蔡元培謂胡道南被暗殺，誠屬冤死。1912年1月，有報章報導，胡道南確是告密人。

瑾旣被害，暴屍道路，無敢收葬者，其女友徐寄塵、吳芝瑛等收其遺骸，葬之西湖，清吏惡之，滿御史常徽上疏請夷其塚，清吏恐激民變，囑其兄桐出名遷柩，以還紹興，己酉（1909年）冬，其子自湖南來，遷瑾柩歸湖南，與其夫延鈞合葬焉。

1912年，秋瑾遺骨經湘、浙兩省協商遷回浙江杭縣西湖西泠橋畔原墓地，墓旁修建風雨亭，亭以秋瑾臨刑前絕筆「秋風秋雨愁煞人」句而得名。大門使用紅磚砌成[8]。1月26日，徐自華等人，在大善寺開追悼秋瑾大會[9]。12月10日，孫中山親至秋墓祭悼，並撰題輓聯：「江戶矢丹忱，重君首贊同盟會；軒亭灑碧血，愧我今招俠女魂。」

1936年，李鍾嶽之子《民國日報》記者李江秋，專赴杭州，與秋瑾之弟秋宗章相見。秋宗章告訴李江秋：「先姊在家，獨居一小樓，所有與先烈來往信件，均藏其中。六月初四（農曆）大通被查抄時，全家均逃難，故一切未及掩藏。令父李鍾嶽先生在查抄前，已問明小樓為秋女士所居，故意不令檢查，否則必連累多人」。此足證明李鍾嶽救人於難的苦心。

1956年以及1964年，毛澤東表示西湖邊的墳墓太多，應該遷葬讓死人也過集體生活。[10]

1965年1月28日，胡喬木在信中表示秋瑾墓是「土偶妖骸」，當晚杭州市園林管理局西北管理處工人將鋼筋混凝土砌成的秋瑾墓炸開破壞，然後鑿開棺材，取出秋瑾遺骨以及陪葬遺物，隨後遺骨被裝入陶罐埋到龍井路雙峰村邊的吉慶山馬坡嶺腳已經準備好的土穴中。[10]

1981年，秋瑾墓在西泠橋另一端重建，塑漢白玉全身像，並鐫有孫中山的手跡「巾幗英雄」。

著作

秋瑾精於詩詞，著有《感懷》、《感時》等，其著作輯錄計有《秋瑾詩詞》、《秋女士遺稿》、《秋女烈士遺稿》、《精衛石》（小說）、《秋瑾遺集》、《秋瑾女俠遺集》、《秋瑾史跡》、《秋瑾集》等數種。

吳芝瑛悼秋瑾詩

《哀山陰》（二首）

「爰書滴滴冤民血，能達君門死亦恩。今日蓋棺論未定，軒亭誰與賦招魂？」

「天地蒼茫百感身，為君收骨淚沾巾。秋風秋雨山陰道，太息難為後死人。」

《簡寄塵（徐自華）》

「昔日同游地，今朝來哭君。百年誰不死，三尺此孤墳。時事那堪道，英靈自有群。行人痛冤獄，掩淚話殷勤。」

「碧血千年事，悠悠那足論。此心天可白，一死我何言。玄酒空山奠，孤亭落日昏。舊交三兩在，誰與訴煩冤？」

《西泠吊鑑湖》

「大樽放飲爾如何？回首江亭老淚多。今日西泠拚一慟，不堪重唱寶刀歌。」

「忍憶麻衣話別時，天涯遊子淚如絲。獨看落日下孤冢，別有傷心人未知。」

「獨薦寒泉證舊盟，可堪生死論交情。罪名莫更王涯問，黨禍中原尚未平。」

「不幸傳奇演碧血，居然埋骨有青山。南湖新築悲秋閣，風雨英靈倘一還。」

題秦岐農《西泠悲秋圖》

「風雪渡江去復還，故鄉歸骨為兄難。挑燈漫紀山陰獄，恐有冤魂訴筆端。」

「杜鵑啼血土花新，海內爭傳法外仁。莫向西泠橋上望，更無風雨亦愁人。」

文藝作品

小說與戲劇

秋瑾死後不久，《小說林》雜誌就連續刊出了多種以秋瑾為題材的小說和戲曲。小說有包天笑的長篇連載《碧血幕》，吳梅、龍禪居士的雜劇《軒亭秋》、《碧血碑》，嘯盧的傳奇《軒亭血》等。其他相關題材的小說有靜觀子的《六月霜》、尚武靜觀自得主人的《女銅象》、紅葉的《十年遊學記》、哀民的《軒亭恨》、無生的《軒亭復活記》（後改題《秋瑾再生記》）；戲曲有悲秋散人的雜劇《秋海棠》，傷時子、蕭山湘靈子及古越嬴宗季女的傳奇《蒼鷹擊》、《軒亭冤》、《六月霜》。

中華民國成立前後，進化團和春陽社兩家文明戲劇團首先演出《秋瑾》，隨後新民社、民鳴社、開陽社、啟明社等劇團也相繼上演。

1936年冬，夏衍寫出了第一個話劇本《自由花》，後在40年代改名為《秋瑾傳》。1940年三八婦女節時在延安上演了四幕話劇《秋瑾》。

1959年，成容編劇、朱端鈞執導越劇《秋瑾》上演；該劇系上海越劇院向國慶10周年獻禮劇目，由袁雪芬院長飾秋瑾，偕實驗劇團師生聯袂演出。

1981年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中國大陸戲劇舞台更出現一陣「秋瑾熱」：北京京劇院二團的《風雨千秋》、上海人民藝術劇院二團的《秋風秋雨》、浙江歌舞團的《秋瑾》、杭州話劇團的《秋瑾》、江蘇省崑劇團的《鑑湖女俠》、天津市京劇三團的《鑑湖女俠》、安徽蕪湖市梨黃戲劇團的《鑑湖碧血》等。

2012年，紅袖編劇、姚志強執導實驗話劇《秋瑾》上演；該劇由中國戲曲學院大學生藝術團出演。2021年，李志永執導京劇《秋瑾》上演；該劇系中國戲曲學院向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獻禮劇目，由北京文化藝術基金資助，京劇系教師馬帥飾秋瑾，偕戲曲學院師生聯袂演出。

影視作品

1953年香港電影《秋瑾》（又名：碧血花） 李麗華飾

1970年臺灣電視公司電視劇《清宮殘夢》 張小燕飾

1972年港台合作電影《驚天動地》（又名：大漢英豪） 郭小莊飾

1976年香港麗的電視劇《十大刺客》之《秋瑾》 歐陽佩珊飾

1977年香港無綫電視劇《近代豪俠傳》之《秋瑾》 韓馬利飾

1981年臺灣中華電視公司電視劇《吾土吾民》 凌波飾

1984年上海電影製片廠電影《秋瑾》（改編自夏衍劇本《秋瑾傳》） 李秀明飾

1984年香港無綫電視劇《秋瑾》 汪明荃飾

1995年浙江電視台、紹興電視台、浙江飛天公司、浙江越劇團合作越劇電視劇《秋瑾》 王濱梅飾[註 2]

2010年天津電視台電視劇《辛亥革命》 蕭薔飾

2011年浙江越劇團越劇電影《秋瑾》 王濱梅飾

2011年陸港合作電影《辛亥革命》 寧靜飾

2011年陸港合作電影《競雄女俠·秋瑾》 黃奕飾

紀錄片

2010年中國中央電視台電視紀錄片《人物·秋瑾》，2集。

連環畫

《秋瑾》，1980年4月，作者：吳山明、劉國輝，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發行。

《秋瑾》，2004年5月，作者：湯義方，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發行。

《秋瑾》，2012年7月，作者：潘江，遼寧美術出版社出版發行。

歌曲

《秋瑾》（粵語），徐小明演唱，收錄於1983年專輯《木棉袈裟·霍東閣》中。

參考資料

引用

 山木. 附錄一秋瑾年表. 《秋瑾傳》. 國際文化出版社. 1989年: 512–530.

 陳正寬. 山东往事秋瑾与山东安丘籍县官李鍾嶽. 《齊魯晚報》. 2007-02-06 [2013-03-3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3-02-04） （中文（簡體））.

 澹臺明. 秋瑾被殺上海傳媒如何為正義張目.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5） （中文）.

 秋璿卿可以瞑矣. 神州日報（上海（. 1912-01-19. 浙函：往者秋瑾之獄，一切案卷悉存紹府兵科，所有越紳告密情形，人皆茫然莫曉，頃由同盟會女會員徐寄塵密遣同志赴越，將此項卷宗全行取出，乃知告密者確爲胡宗舜道南其人，惟胡氏早經鎗斃，其餘似可不究，惟又查得一毀墓主動人章介眉，業由紹軍分府拿獲……

 馮自由. 鑑湖女俠秋瑾. 革命逸史 第二集. 重慶: 商務印書館. 1943.

 同上. 神州日報（上海（. 1912-01-19.「長沙譚都督轉湘潭上十八總義源堂鑑湖女俠令郎王仲瀛君德元鑒：近狀殊念，令慈成仁處，已由逸改建『悲秋亭』；其西冷片土，亦由徐寄塵君重建風雨亭，並立專祠矣，特聞。惟經費甚鉅，乞譚督資助尤幸。紹軍都督王逸。印。」

 徐女士請修復秋墓. 申報（上海（. 1912-01-12. 西冷秋墓自被掘後，久已痕跡全無，光復以後，屢經各同志提議修復，尚未實行，茲有徐女士擬重行修復，特電告孫總統云：『南京孫大總統鑒：革命成功，中原有主，敬賀萬歲。然追維義烈，俠女秋瑾，斷頭流血，實與有力，華爲營墓西湖，卒遭虜廷毀滅，心實痛之，今擬就原址建風雨亭，並改亭旁劉祠爲秋社，特聞。石門女黨員徐自華叩』

 芥川龍之介. 中国游记. 北京: 中華書局. 2007年1月: 頁72. ISBN 9787101053487 （中文（簡體））.

 秋女俠追悼大會. 申報（上海（. 1912-01-29. 元月二十六號（即初八日）下午一時，『秋社』假大善寺開追悼秋女士大會，到者千餘人，由臨時主席徐寄塵女士報告秋女俠歷史……至六下鐘散會

 1964：西湖墓冢的集体生活. 《瞭望東方周刊》. 2009年7月 [2013-03-3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6-13） （中文（中國大陸））.

 秋瑾. 人民網. 2011年9月21日 [2013年3月30日].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年6月12日） （中文（簡體））.

 魏紹昌. 秋瑾的藝術形象永垂不朽——從傳奇、文明戲到話劇和電影. 郭延禮（編（. 《秋瑾研究資料》. 山東教育出版社. 1987: 512–530.

來源

《秋瑾年譜》 林逸撰 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7月

《秋瑾》 郭長海著 新蕾出版社1993年

《競雄女俠傳：秋瑾》 永田圭介 群言出版社2007年

《秋瑾持槍拒捕考》 郭長海 《學術月刊》1982年第12期

《秋瑾入同盟會時間考》 郭長海 《浙江學刊》1984年第2期

《秋瑾與演說練習會》 郭長海 《演講與口才》1985年第1期

《秋瑾事跡研究》 郭長海等編著 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87年

《關於秋瑾生年爭論之我見》 郭長海 《辛亥革命史叢刊》第8輯（1991年）

《秋瑾全集箋注》 郭長海 郭君兮輯注 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

《吳芝瑛葬秋瑾詩文紀事》 郭長海 《江淮文史》2007年第2期

《秋瑾研究資料·文獻集》 郭長海 秋經武 寧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

《秋瑾詩文集》 郭長海 郭君兮 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

《秋瑾集外文詩輯存》 郭長海 《社會科學戰線》1981年第4期

《秋瑾〈警告我同胞〉下 百年後浮出水面》 郭長海 《紹興日報》2010年3月8日第3版

《徐自華集》 郭長海 郭君兮 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

谢选骏指出：秋瑾出身满狗却与之决裂，可谓大义凛然；毛泽东出身高利贷却炸毁秋瑾墓地、复辟后清，可谓猪狗不如。


【06、洪晃算是毛泽东的继女吗】


《洪晃在纽约：我的非正常生活》（2022-6-24 洪晃我来说几句）报道：

我29岁生日那一天一个人在纽约，早上起来有了个突发奇想，我要和我已经离异多年的父母在一个房间里吃一顿饭。算一算，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在一个空间看见他们两个人了。他们分开的时候我太小，我几乎记不得任何只有我们三个人的场景。

那天，我有点预感我和陈凯歌的婚姻不可能维持下去，我特别想叫我的父母都坐在我面前，和所有其他家庭一样，安慰他们的女儿，告诉我，我这辈子还是会找到我爱、也爱我的人。

我请他们两个一周后到我这里吃晚饭，但是没有说明任何理由，装着是闹着玩的事，结果是阴错阳差，他们两个都觉得这样不好玩，我也没有办法再找回去说，我又要离婚了，来陪我说说话吧，所以这顿饭就没吃。

我至今不明白我为什么不能跟我父母直说：“我又要离婚了，来陪我说说话吧。”

离开纽约之前我决定去看一个心理学大夫，这不是有病的行为，在纽约几乎每个正常人都得看心理学家。

我那时候在德国金属公司工作，人事部经理是我的朋友，她知道我要调回中国之前跟我说：“你有一千多块钱的心理学治疗从来没有报过。”我就本着中、美、德通用的“不用白不用”精神去看了一个心理学大夫。

我是被这个心理医生“挤”进来的一个正常人，他实在太忙。纽约正常人太多。我坐在他办公室外，期待着我能狂说我自己的45分钟。

在我之前，一个西服革履的男人昂首挺胸地跨入医生的办公室，浑身充满了只有投资银行家才有的“宇宙主宰者”感觉。

半个钟头以后，这个人擦着眼泪、缩着背从里面走出来，变了个人。我想：“WOW，心理大夫真是神仙。该我喽。”

我很失望这个大夫没有我电影里老看见的可以让病人躺着说话的那种长沙发。我被安置在一个单人沙发里面，虽然很舒服，但是还是没有达到我的期望值。

“你知道你为什么在这个办公室吗？”大夫问。

“我又要离婚，有点不知道我为什么维持不了婚姻。”

“你多大了？”

“29岁。”

“这是你第几次婚姻？”

“第二次。”

“嗯。”大夫好像感觉到我的困惑了，“我们先说说你的家庭吧，你爸爸妈妈是……”

“我爸爸妈妈也离婚了。”

“啊，”大夫记了个笔记，“那他们的父母哪？”

“我的外祖父有三个老婆，第一个是个知识分子，他们过不到一起，所以就分开了，有三个孩子，一个自杀了，一个疯了，还有一个也是半疯，他认为希特勒还活着，而且藏在中国。”

大夫看了我一眼：“是同时有三个老婆？”

“是。”

“在那儿？”

“在中国。”我心里说，你做梦吧你，你没戏，在纽约娶三个媳妇。

他好像看出来我想什么了。“我觉得一个就够受的，你的外公真不是凡人。第二个老婆呐？”他问。

“第二个老婆是我的外婆，带我长大，但是好像原来是青楼里的，我妈妈是抱来的，因为我外婆不能生孩子。”

我看了大夫一眼，他开始疯狂地记笔记。

“第三个老婆原来是一个上海黑手党青红帮的头头杜月笙的情人，我外公是黑手党的律师，他们在重庆的时候互相换了情人。我到十二岁才第一次见到他。”

大夫还在写，头也没抬道：“接着说。”

“我爸爸的爸爸有两个老婆，但是我才三岁的时候他们就过世了，我爸爸有七个兄弟姐妹是同父同母，还有四个是同父异母。”我看了大夫一眼，他还在狂记。

“我爸爸和我妈妈在我九岁那年分开了，我妈妈后来的丈夫是中国前外交部长，我爸爸后来的老婆是个美女演员，有金花的称号。”

“你妈妈的亲生母亲你见过吗？”大夫问。

“噢，对了，”我在他的提醒下想起来，“我妈妈的亲生母亲是原来上海的交际花，外号叫‘康克林西施’，我妈妈是私生女，所以让别人领走了。

后来这个漂亮女人又嫁了人，而且有四五个孩子。

大夫摸了一下头上的汗珠，我头一次看见写字也能让人出汗。

“你怎么知道这些的？”他问。

“有一年大地震，地震第二天瓢泼大雨，我妈让我去火车站接‘外婆’，可是那年我外婆已经死了六年了，还说我有一个表哥叫平平，一个表妹叫罐罐，他们会在火车站的大钟下面等我。我以为我妈给震糊涂了，家里瓶瓶罐罐碎多了，就说胡话了。我说我不去，下这么大雨，接个死了六年的外婆，还要在大钟底下找瓶瓶罐罐，这纯属于瞎胡闹。我妈说，你别闹，快去吧，别让你外婆等。”

“后来呢？”

“后来我就去了，大钟下面瓶瓶罐罐举着伞，见了我就喊我小名，看样子认识我。”

“那后来呢？”

“后来我们进了火车站，接到了一个有严重风湿关节炎的老太太。”

“然后哪？”

“然后就回家了。”

“她漂亮吗？”大夫已经不记笔记了，我心里很不是滋味，这明明是我给他说故事来了，为什么还得付他两百美金？！

“不漂亮。”

“一点都不漂亮？”

“可能年轻时候还行吧，看得出来有点妖气。”我不在乎地说。

“你不喜欢她？”他试探道。

“谈不上。我不认识她。”我说。

“我听出来你不喜欢她。”他坚持道。

“那就不喜欢吧，她也不喜欢我，她不是我外婆。”

“你父母什么时候离婚的？”他改了话题。

“我十二岁的时候。” （注：前文所述是作者九岁时父母分开，而非离婚）

“你怎么想这件事情？”

“大概是应该的吧，我的记忆中没有他们在一起（电视剧）高高兴兴的时候，都是在吵架。”我开始有点难受，头一次意识到，我父母离婚是我不喜欢谈论的一个事情。

“你父母后来又结婚了吗？”大夫问。

“我妈嫁了外交部长，我爸娶了一个大美妞电影演员。”我回答道。

大夫看了看我，说：“你不是在编故事吧？”

我笑了，有点觉得这个大夫怪可怜的，像我这么乱七八糟的人连纽约都是少见的。

我摇摇头，继续给他讲：“我12岁就被送到美国来了，16岁被送回去，因为我妈和她的丈夫下台了，被办了学习班。”

“什么叫学习班？”大夫问。

“就是被软禁了。”我解释。

大夫又吃了一惊。“中国下台的部长都被软禁吗？那你怎么办？

“现在不，但是那时候软禁就算是照顾了，有好多都在监狱里面。”我不知道如何向大夫解释当时中国的政治斗争和其株连九族的可怕特征，这故事太复杂了。

“就这么说吧，”我把事情简单化了一下，“我两年没见到我妈。”

“那你父亲哪？”

“我爸找了个新老婆，跟我不对付。”我叹了口气，这些都是我最头疼讲的事情，但是既然来了，还付了钱，就说吧。

“我那时候挺惨的，我的老师提醒我，我大概不可能上大学，因为在中国上大学需要有比较干净的政治背景，我的一个亲戚告诉我，我后妈已经发话，就是我考进大学，她也不愿意让我爸出这份钱。我就一气之下没在中国上大学，去工作了。”

“你最难受的时候是什么？”

“我最难受的时候是我16岁刚从纽约回到北京的时候。正好是冬天，又是春节，但是我父母都不在身边，只有一些在我们家看着我继父的人，大年三十让我去给他们买菜，把我关在外面，差点没冻死。”

“那时候你最想谁？”

“最想我外婆。”我觉得嗓子眼有点堵，难受。

“你想你外婆时想什么？”

“想她死的时候头发有些乱，是我给她梳整齐的。”我终于哭了，像小时候受了委屈要跑到我外婆身边一样，哭得特别伤心。我觉得我身边就站着一个拿着紫砂茶壶的老太太，她在轻轻地抚摸我的头，说：“嘘……乖妞……不哭。阿婆给你讲故事……”

我是会撒娇的孩子，为了让她多摸我一会，使劲地哭，没完没了的哭……

我不知道哭了多长时间，大夫递给我一盒纸巾，说：“时间到了，我觉得效果很好，下次我们再谈谈你最近要离婚的事。”

我把脸擦干净，说了谢谢就出去了，大概也是哭哭啼啼，缩着背。

我出了办公大楼才发现，天已经黑了，可是感觉舒服多了。

尽管如此，我再也没有回去，有些事情我最好还是别再去想了。这种自怜偶尔一次就够了，多了不知道会出什么事。

谢选骏指出：这个洪晃是谁啊，这么富于故事性？


网文《洪晃》报道：

洪晃（英语：Hong Huang，1962年7月16日－），生于北京，籍贯中国浙江省宁波市慈溪县，美籍华人，北京媒体业名人，中国互动媒体集团的CEO，《世界都市iLOOK》杂志主编兼出版人,中国名媛章含之与原配前夫洪君彦之女，其继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著名外交官乔冠华，其前夫之一为著名导演陈凯歌。

早年

洪晃的生母章含之，曾是毛泽东主席亲自钦点的英文教师。在其父母于1972年离婚，外交官乔冠华1973年底成为洪晃的继父。[1]。

1974年，作为中国外交部的“后备人才”培养对象之一，12岁的洪晃被以“高干子弟小留学生”的身份派往美国学习，并在期间寄宿于当地家庭，得以深入了解美国文化[2]。

1978至1980年，洪晃返回中国大陆，并任职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980年代，洪晃获得全额奖学金，得以进入美国私立大学瓦萨学院学习，主修国际政治，成为最早接受美国教育的太子党成员之一[3]，后于1984年毕业。

1985年，洪晃再度返回中国大陆，任外国咨询公司咨询员。

1986年，洪晃担任德国金属工业集团（北京办事处）驻华首席代表。

1996年，洪晃担任北京标准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民企）执行董事。

中国时尚教母

1996年起，洪晃的大部分时间都专注在监控她所拥有的投资公司的各项投资项目上。在1998年，一项公司的投资－－一本开办两年的妇女时尚杂志《LOOK》开始表现不佳，洪晃欣然表示愿意改变跑道投入，先任主编，然后任出版人。《LOOK》杂志现在是《iLOOK世界都市》时尚杂志[4]。洪晃表示“我们的读者不只是想读购物指南，他们想知道国际上尖端的潮流[4]。”《iLook世界都市》杂志专注名人，该杂志最受欢迎的定期专栏报导名人在公共场合的穿着打扮，另一个读者最喜爱的专栏介绍名牌，另一个专栏介绍中国还没有的名牌[5]。

2000年3月起，洪晃担任中国互动媒体集团（China Interactive Media Group）的首席执行官，旗下的时尚杂志品牌有：

《iLOOK世界都市》

《名牌世界·乐》月刊[6]（即英国杂志《Time Out》的中国版，创刊于2002年8月，现已转变为专属面向大陆一线城市的地区性消费导刊[7]。）

《Time Out 北京》双周刊（含中/英文版，改版自2008年8月。）

《Time Out 上海》双周刊（含中/英文版，改版自2008年8月。）

《SEVENTEEN青春一族》（即美国杂志《SEVENTEEN》的中国版）

另外，洪晃还拥有一间地处北京三里屯、以中国设计师为主打品牌的原创设计概念店（或精品店）“薄荷·糯米·葱”[8]，以帮助中国大陆的服装设计师来销售他们自己的作品[9]。

在美国，纽约时报报导常有人称洪晃为“中国的奥普拉·温弗里”[10]。华尔街日报称洪晃为“中国的设计教母”[11]。《时代》杂志将她选入了2011年最具影响力时代百大人物[12]。

2011年4月，洪晃被台湾媒体《旺报》采访和标榜为“中国第一间设计博物馆负责人”[13]，并在同年7月与网易时尚专访过程中，提议中国政府需要“建立一个设计博物馆，建立一个对外开放的设计图书馆，建立一个非常好的中国手工艺博物馆，建立一个手工艺档案库。[14]”才能为更多中国内地设计师创造良好的发展舞台。

私人生活

洪晃经历过三次婚姻，育有一女（养女）；1983年大学三年级时嫁给一位任职IBM的美国工程师。1985年与夫婿回国，后来两人吵翻。1989年和中国电影导演陈凯歌在纽约结婚，1993年洪晃提出离婚。同年洪晃第三次结婚，嫁给法国驻上海领事馆文化官员彭赛。与彭赛离婚后。2001年起，与新男友杨小平共同生活，杨是一位室内装修设计师[15][16]。

著作

“无穷动”-（2005）-电影

《我的非正常生活》 － 自传

《无目的美好生活》 － 散文

《廉价哲学》 － 散文

《张大小姐》- 小说

身世

章含之家族

参考文献

 洪君彦. 《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 明报. 2004-02-16 [2011-04-2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2-08-19）.

 纽约空降红小兵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2004-05-11 人民网

 中國紅色貴族 湧美私立名校. 世界新闻网. 2012-05-20 [2012-05-2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7-28）.

 Hung Huang? Interpreter of Style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2005-02-28 《时代》杂志

 Magazine licensing red-hot in China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2004-12-16 亚洲时报在线

 关于城市生活类杂志的对话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2002-09-11 中华读书报

 半程盘点之封面女星PK：周迅封后 章子怡冲劲足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2008-08-15 搜狐娱乐

 根据其官方网站所解释之经营理念，店名当中每个词组的拼音首字母可被视为缩写“B.N.C.”，引申代表“Brand New China”之意。

 BNC薄荷糯米葱 不按常理出牌的幽默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2010-09-10 iLOOK 世界都市

 Hung Huang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2008-09-18 纽约时报

 The Godmother of Chinese Designers 2010-08-15 华尔街日报

 The 2011 TIME 100 - Hung Huang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2011-04-21 《时代》杂志

 出身名门 洪晃引领中国时尚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2011-04-23 旺报

 洪晃访谈:奢侈品牌，我们在萌芽，西方在衰落（六）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2011-07-29 网易

 凤凰卫视 《名人面对面》：洪晃的爱情史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2004-05-13 中华读书报

 名導和他的女人們. 世界新闻网. 2009-03-27 [2012-05-2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7-28）.

谢选骏指出：这个洪晃，并不“出色”，却能到处晃荡，如鱼得水且能兴风作浪……何以至此？全凭他妈是章含之，而章含之又是毛泽东的“私人英文秘书”兼任三陪，虽是一个十足的贱人，却也能在黄俄国家扮演国母了。如此一来，洪晃也就算是“毛泽东的继女”了——原来特殊行业的“三陪小姐”，都是“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里繁衍出来的特殊材料！


【07、洪秀全的一生预示了毛泽东的一生】


《洪秀全不光彩的一生——洪秀全评传》（天下周舆 凯迪网络）报道：

在林则徐、魏源已经“睁眼看世界”的时候，广东乡下的一位失意儒生，却仍试图以传统的方式建立自己的功业。我们很难把洪秀全发动的太平天国运动，放到中国近代化的序列中去，洪秀全和他的“太平天国”都未能触动改造中国的主题，但是由于其造成了近代中国政局的第一次大动荡，启动了新的思想、新的事业，我们有理由把洪秀全纳入本书，并作为第一个人物加以叙述。——尽管鸦片战争开创了千古未有之变局，但没有洪秀全，我们似乎还看不到中国到底会如何“动起来”。洪秀全给出来答案。

今天，许多人都已清楚地知道，“农民起义”在古代中国实际上扮演了一个改朝换代的角色，没有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革命性的推动。在层层堆积的历史尖埃中，读书人出身的洪秀全当然可以找到几本有关“农民起义”的游戏规则。在古代历史上，一切有组织的“农民起义”的策动，如东汉未年的黄巾起义，都必须有以下几个条件：一是形势──统治程序出现危机和混乱；二是领袖──起义领导人物的出现或领导班子的形成；三是精神动力源──起义的理论或口号舆论的形成；四是物质动力源──最初起义参加的人员。

太平天国运动也不例外，以上四个条件都是存在的。起义的第一个条件，即起义的客观形势，当然是存在的，但是并没有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紧迫。清王朝的统治还相当稳固，最初起义的核心力量──广西紫荆山的贫民们，他们从来过着足以激发一场起义的艰辛困苦的生活，但是，直到他们拥有了一位领袖的才走向了造反。在这次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起义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起义组织者、发动者的洪秀全所发挥的极大的个人作用。是他最早去发动和组织群众。所以可以肯定地说，没有洪秀全，就没有太平天国。

同历代绝大多数的农民起义领袖一样，洪秀全来自下层。当然即使最幼稚的阶级论者也不会把贫穷直接同造反联系起来。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为什么要造反？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太平天国运动的发动者，洪秀全同我们所叙述的其他人物一样，最初都是读书人。我们可以看看洪秀全的心里到底装着怎样的理想。在这里对农民起义进行全面的分析显然是不可能的，但至少我们可以从洪秀全和他的太平天国对“农民起义”现象做一个全面的感性考察。

一、手握乾坤杀伐权──激愤的乡村儒生

洪秀全──原名仁坤，小名火秀，于一八一一年（嘉庆十八年酉十二月十日）出生在广东花县一个地道的自耕农家庭。洪秀全一家，自耕自食，自给自足，生活比较清贫。在他出生不久，全家由福源村迁到官禄村。这个村子并不闭塞，距县城五十里，离广州也只有九十里的路程。洪秀全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都帮助家里种田，只有他利用家里的全部积蓄，获得了读书的机会。从七岁到十六岁，他在私塾里读了九年书，以后成了一位年轻的村塾老师。洪秀全从小聪明伶俐，家人都对他抱有很大的期望，希望他读书成才，求取功名，以改变门风。由于得到全家的宠爱，洪秀全自视甚高，对于未来充满了希望。

然而，从十五岁到二十九岁，洪秀全一连四次去广州应试，但都名落孙山；连最初级的功名──秀才也未取得。究其原因，我们会发现，是他的家庭背景和他的性格学识上的缺陷阻碍了他。也许，命运同他开了个玩笑；他属于刚刚有条件读书，却又最没有希望获取功名的那类乡村寒儒。洪秀全的家境并不富裕，祖上也没有读书进学，步入仕途的背景。所以作为洪家第一代读书人，洪秀全缺少应有的资望和用于交游和求学的财力，难以取得县、府等层层儒生圈子的认同，在学业上得不到指点和提高，在科举上也得不到至关重要的提携。事实上，从洪秀全留下来的大量诗词文章来看，人们的确可以怀疑其受教育的正规性。而且，我们也知道，少年时代的洪秀全由于受到家庭的过分宠爱，性格落拓不羁，这种品性，在当时也不利于一个后生晚辈的求学和成长。洪秀全所面对的科场确实是黑暗的，但他本人也的确不是统治阶级所需要的那类人才，因而他的屡屡落第，实际上再所难免。

心高气傲、身寄家庭和族人厚望，而又进身无门，碰得头破血流的洪秀全，终于承受不住这种残酷的打击，精神崩溃了。一八三七年在他二十五岁的时候，一次科考失败降临在他的头上。悲痛欲绝的洪秀全从广州回来，便生了一场大玻其间有两天如魂魄离窍，不醒人事。他苏醒后，精神错乱了，在屋内乱走乱跳，乱说乱唱。经过很多时间，他的精神才恢复正常，但他却象换了一个人似的，村民们惊异地发现以往的村塾老师，现在变成了一个“怪人”。病前，洪秀全性情开朗活泼，喜欢与人说笑，经过这场大病，却变得端庄严肃、鲜言寡语；但他又极容易被一些小事所激怒，那时又是一付性如烈火，不可遏制的样子。然而更大的变化则隐藏在洪秀全的心里，这就不是人们所能了解到的了。在病中，激愤难以自己的洪秀全，曾做了一首“斩邪留正”诗：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眼通西北江山外，声振东南日月边。玺剑光荣承帝赐，诗章凭据诵爷前。太平一统光世界，威风快乐万千年。

在这首诗中，洪秀全表达了要求自己主宰自己命运的强烈愿望，同时他又把个人的理想赋予了了正义色彩。在诗中，他还用更多的笔墨描绘了他所幻想的理想实现后的美妙境界。这是一首标准的“反诗”，洪秀全并没有将之公诸于众。此时洪秀全对于科举还没有彻底死心，但他的确变了。通过造反而“威风快乐”，只是一种幻想和自我安慰，热衷功名的洪秀全，就想现在得到人们的尊敬。为此，洪秀全从此疏离于人群，怪异其行止，以自高其身份，洪秀全的言谈举止都异于常人了，无论行走坐卧，都是一幅拒人千里之外，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坐则正襟危坐，双手置于膝上，两脚平放，从不迭膝交股，身体不俯不仰，也从不左右倾斜，如是历数小时也不疲倦；行则安步当年，步履庄严，目不斜视，亦不反顾。洪秀全不能通过正常的途径嬴得人们的尊敬，现在只能以这种方式在自己身上营造一种神秘气氛，以取得人们对他的些许畏惧。虽然这仍不意味着是纯正意义上的尊重，但毕竟可以避免人们把他当做一个凡夫俗子。离群寡居的生活是常人难以忍受的，洪秀全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既然，他可以经受住这种磨难，后来他真正走向造反就不难想象了。所以，洪秀全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怪人”之时便已迈出了走向造反的第一步。

我们也看到，洪秀全只是把造反当做猎取功名的一种迫不得已的非常途径。所以，他是在六年后，即一八四三年，经历了最后一次科场失败和耻辱之后，才最终绝望于科举仕途，转而去策动一次“造反”。从广州回家的途中，他口占一绝：“龙潜海角恐惊天，暂且偷闲跃在渊；等待风云齐聚会，飞腾六合定乾坤。”回到家后，他仍怒气未消，将书籍尽掷于地，愤慨地说：“从此以后，我绝不考清朝试了，等日后让我自己开科来取天下士吧！”。年过“而立”的洪秀全，已经不再是六年前的洪秀全了。这次打击，并没有使他疯狂，而让他彻底向了另外一条路。

因久试不第而被逼上梁山的读书人，在历史上并不罕见，唐朝有自称“冲天大将军”的黄巢；元末有投身朱元璋起义军的刘基、李长善；明末有投身李自成起义军的牛金星、宋献策。甚至仅仅在洪秀全决意造反的七年前，湖南的一个捐有功名的监生──蓝正樽还在家乡新宁、武宁发动了一次农民起义，最后还波及到了后来太平天国的起义地──广西。正如洪秀全同代的人，后来镇压太平军的湘军重要人物胡林翼所说，乡村文人“望顶戴官职如登天”，他们是最渴望得到功名的，但又是最不容易得到功名的。宋代官员富弼对此亦有深刻的认识，并且还说：“凶险之徒读书应试无路，心常怏怏，因此遂生权谋，密相结煽。此辈散在民间实能始祸。”但是这种解释是笼统的，具体到洪秀全个人，我们还必须找到独异之处，而这一切必须从洪秀全的性格中去寻找。

洪秀全作为家里的唯一读书人，从小就脱离了重体力劳动；在上学期间，族人也对他交口称赞，并多有馈赠，私塾老师甚至免收学费。尽管他屡试不第，家里还是极力支持他接二连三地去应考，可见家人和村人对他所报的希望是相当大的。从十六岁起，洪秀全就开始担任私塾老师，在农村还是比较受人尊敬的。洪秀全自视甚高、自我期望值过高的特点就这样被塑造出来了。在现实的残酷打击面前，洪秀全走上了叛逆之路。因为，他既决意仕途，可又缺少成就任何“合法”事业的条件，由于才识所限，做不了恃才傲物的狂生、名士，如“奉旨填词”的柳三变和批点名著的金圣叹，也做不了以出卖字画为生的唐伯虎或发愤著书的蒲松龄。连个秀才也未考上的洪秀全，急切渴望得到功名，历史便让他怀着满腔怒火，用非常的手段，去做一番非常的事业。

二、古来事业由人做──不成功的布道者

洪秀全可以被迫放弃无望的科举，可以对过去曾视为神圣的儒家学说和死老夫子满怀愤慨、口诛笔伐，但他又怎能真的把四书五经对他刻骨铭心的影响从心中抹去呢？作为一个读书人，洪秀全仍渴望得到某种信仰。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在一八三三年得到那本>引起了他的注意。从中国最早的基督教徒之一梁发所著这本布道中，洪秀全找到了他所需要的东西。书中所宣称的“上帝为唯一真神”的观念和某些平等思想以及一些基督教的仪式，使洪秀全既给自己找到了我的信仰，又看到了可以用来动员和组织群众的思想和方式。洪秀全着手研究和宣传基督教教义，并创立了“拜上帝会”。这样他实际上就开始了起义的第三步和第四步的工作，即起义的理论舆论准备和发动组织群众。

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他制造了一个上天受命的神话。他把几年前卧床四十多天昏迷两日的大病，不断地加以修造而成为一个完美的神话：他是上天去见天之上帝和耶稣，从而发现自己是上帝的次子，耶稣基督的弟弟。上帝赐给他金玺和宝剑，让他下凡逐杀妖魔──清朝统治者。在这个动人的故事中，洪秀全顺便还把怒火烧向他所深恶痛绝的孔子头上。在天上，洪秀全和上帝以及众天使们痛斥孔子。后来众天使们又将孔子捆绑起来，进行鞭挞。最后，洪秀全在众天使的帮助下，在天上逐战妖魔，无数的妖魔或被他斩杀、或被他打落到十八重地狱。上帝十分喜欢，封他为“天王大道君王全”并要他将原名“火秀”，改为“秀全”，以避上帝耶稣火华的名讳。这个故事同后来剿灭太平王国的湘军统帅曾国藩的一段经历成了鲜明对照，曾国藩由于仕途顺利几跃龙门，直至进了翰林院。当朝权贵穆彰阿对他也非常赏识，并将他的原名“子成”，改为“国藩”，期以成为国家栋梁之意。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洪秀全所渴望得到的功业和荣耀，只有在自己编织的自欺欺人的神话里才能出现。这个故事得到洪秀全的不断补充和完善，最终作为太平天国的文件正式发表了。洪秀全通过这个神话，树立了自己的威信。而且他更要指望这虚无缥缈的天上荣耀，带给他“一嘲威风快乐”的人间功业。

以上，实际都是洪秀全自觉和不自觉地对起义理论和舆论的初步探索，这些都是洪秀全对太平天国作出的独一无二的贡献。但是当起义的准备工作进入第四步时，即大规模地动员和组织群众时，洪秀全的能力和作用却显得日见局促了。谦和的曾国藩不断得到老师的提携，而心高气傲的洪秀全，一开始便想充当人们的领袖。

最出，洪秀全取得了族弟洪仁干和表弟冯云山的支持，他们都是他的同学，而且也也都是怀才不遇的乡村塾师。劝说与他出身经历都极为相似的人信奉一个为他们所利用的上帝，也许并不是一件难事。但是为他进一步扩展拜上帝会的却没那么顺利了。入会的人局限在他的亲友和贫苦读书人的狭小的范围里。尽管洪秀全此时胸怀壮志，要“手持三尺定山河”，而且还真的请当地有名的铁匠，铸了一把三尺长的“斩妖剑”随身佩带，但是他非但没有吸引更多的追随者，反而遭到族人的攻击，在家乡都难以立足了。

第二年（一八四四年）的春天，他不得不带着冯云山、冯瑞嵩、冯瑞珍这几个表弟，外出传教。他们在粤南、粤北辗转跋涉一个多月，历经十余县，却只吸收了几十人入会。冯家兄弟退缩了，只剩下冯云山还坚定不移地跟随着洪秀全。洪秀全提出去广西传教，因为那里有他的一个表亲，工作便于入手，冯云山欣然赞同。五月二十一日，他们历尽艰辛，忍饥挨饿，终于抵达贵县赐谷村洪秀全的表兄王盛均家。在这里，经过半年的努力，洪秀全和冯云山仍未打开局面，而且连生计也成了问题，被迫决定返乡。洪秀全让冯云山先行回乡，自己因要搭救闯祸入狱的侄儿王维正，稍晚才起程。等到他返乡后，方知冯云山仍未回来，而且在以后的三年他们都没有联系上。在家乡，洪秀全取得了亲族的谅解，继续在村塾中认教。

从布道的挫折中，洪秀全体察到了自己在与别人打交道时所表现出来的魄力和能力的缺陷。为此，他在一幅对联中这样勉励自己：养成正大一途，即为豪杰；脱尽习气二字，便是英雄。然而，他没有再去布道并在实践中锻炼自己，反而躲进了书房，埋头著述，用二、三年时间先后写出了一些著作，洪秀全号召人们信崇上帝，极力宣扬被压迫者所能接受的朴素的平等、平均思想，并力图将群众的注意力进一步引向现实社会的斗争。当然，洪秀全的“平等”，不是“天赋人权”式的平等，在平等的人们头上，还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天父上帝。而且他还宣称自己是上帝在人间的化身，因而也享有无上的权威。他借来天上的权威，为推翻地上的权威──清王朝服务。

由于对初次传教的失败，洪秀全记忆犹新。所以，他暂时没有再做尝试，反而将兴趣更集中于对基督教的研究上，甚至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基督徒。带着这些目的，在一八四七年三月，洪秀全又一次前往广州。在广州，他结识了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并首次阅读了基督教的“圣经”──《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还全面了解了宗教议式。但是，罗孝全察觉到了洪秀全学习基督教的“不轨”用心，对洪秀全竟在圣经中寻找造反思想，感到“莫名其妙”，于是拒绝为他进行“洗礼”，罗孝全的猜忌和傲慢激怒了洪秀全，他愤而离开了广州。

以往在科举路上走不通，现今上帝又不接纳他，洪秀全真感到无处容身，他又一次被逼上了绝境。但是广州城里动荡的形势鼓舞了他，这时广州附近的农民，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反对英国侵略者抢占广州的斗争。也许从这种有组织的大规模的农民斗争中，洪秀全看到了新的希望。于是，他立即起程，离开广州，径赴广西，去找冯云山。

一八四七年七月，洪秀全回到了阔别三年的赐谷村，得知冯云山去桂平后，进入了紫荆山区，不禁喜出望外。当他迫不及待地赶到紫荆山大冲书塾，见到冯云山，翻看会员名册时，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员竞有三千之众！也许到这时洪秀全才真正坚定了起义的决心。

被后世史学家评为“其忠勇才德与智谋器度实为太平天国第一人”的冯云山比洪秀全小几岁，与洪秀全从小同学，志趣相投，但他更务实，更具实干精神。当他打定主意，跟随洪秀全干一番大事业后，便没有想到退缩。他到桂平后，闻听这里的紫荆山区，山高林密，交通不便，便认定这里是从事秘密活动的好地方，欣然前去。到了山里，他一改过去他和洪秀全的作风，开始没有直接以传教者的面目出现，而是脱去长衫，隐姓埋名，埋头苦干，给人做短工，有时挑泥挖土，有时割禾打谷。当逐渐赢得了人们的普遍信任后，他才表明和恢复了自己的塾师身份，并慢慢地向周围的群众灌输着反叛思想。就这样，在山区里面，平在山的穷苦烧炭工们多半加入了拜上帝会。这三千会员，奠定了太平天国十几年的基业，后来，他们被太平天国称为“平在勋旧”。这一切不是理论家洪秀全所能完成的，而是实干家冯云山以“穿山透地不辞劳”的惊人毅力做出的。洪秀全为太平天国起义提供了一个最初的精神动力源，而只是由于冯云山的努力，这次伟大的起义才真正得到了物质基矗更为重要的是，被洪秀全称作“忠肝义胆”的冯云山在传教中，始终没有忘记，把大家从未见过的“洪教主”介绍给大家，洪秀全虽然从来也不知道，在紫荆山里竞会有他的追随者，但他救世主的形象却已在群众当中树立起来了。所以，洪秀全的到来受到了大家的欢迎，人们有理由去信任一个连冯云山都十分推崇的人物。从此，洪秀全在紫荆山的大山里，便开始以教主的身份扮演一个半人半神的精神领袖角色。

后面事情的发展，有些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为了使越来越多的会员成为一支真正可以打天下的队伍，洪秀全和冯云山一方面以“平等”口号的说教，继续鼓动群众反抗地主、乡绅的权威，但另一面又制定了“十款天条”，把自己的权威加在群众的头上。“十款天条”参照了圣经中的“摩西十诫”，并针对当时中国社会的种种恶习，严禁会员妄杀无辜、奸邪淫乱、偷窃抢劫、吸食鸦片、赌博。十款天条囱恃为群众平时的生活准则、战时的军纪。这样，就使拜上帝会极大地区别于纪律散醚醚而无所作为的天地会等反清帮会，表现出极强的战斗力和发展势头。所以，一开搜窖清王朝便把他们当做心腹大患，几乎将倾国之兵派来剿杀这支与众不同的队伍。

为了进一步扩大拜上帝会的声势，洪秀全把很大的精力放在了“打庙”活动中。这种捣毁孔庙、佛寺、道庵以及甘王庙、雷庙龙母庙和各种神坛社稷的“打庙”活动，需要某种激情，制造戏剧性的场面，而这正是性如烈火的洪秀全所愿意和能够做到的。在打庙过程中，他总是手拿刀棍，冲在最前边，一面高呼：“斩呀！杀妖，杀妖！”，一面将泥塑菩萨砸烂，将木雕偶像焚毁。

拜上帝会以紫荆山为基地向四周扩展，周围的十余州县的广大农村都有拜上帝会的会员。在这个过程中，洪秀全和冯云山也有意利用当地土著和客家人之间的矛盾，扩大贫苦农民同地主乡绅之间的矛盾，使广大的客家人和贫苦农民加入拜上帝会。最后，在许许多多的村庄里都造成了一种壁垒分明的形势，“拜上帝会和拜上帝会一和（伙），团练与团练一和（伙），各争自气，各逞自强”，使农村中旧有矛盾转变为拜上帝会同地主乡绅的斗争，以便使更多的受压迫的人更信赖于拜上帝会的组织，义无反顾地投身进来。

所以，正当桂平县地方官对紫荆山的拜上帝会不闻不问之时，紫荆山的地方乡绅们却敏感地察觉到拜上帝会“阳为拜会，阴为谋叛”。于是，当地乡绅王作新组建团练数千人，与拜上帝会为敌，并于一八四八年一月，第二次逮捕了冯云山等人，解送桂平县，以谋叛大罪控告。乡绅团练的挑战，是对洪秀全个人领导才能的一次严峻考验，但是洪秀全却未能交上一张令人满意的答卷。这时他想起了两广总督耆英已经颁布了基督教的弛禁令，为此，他竞置广西会务于不顾，返回广州，异想天开地想利用法律手段救出冯云山，结果在那里碰了钉子。而紫荆山的烧炭兄弟们，却采取了务实的做法。他们从微薄的收入中，积攒出一笔可观的款项，贿赂了官府，五月间冯云山被无罪释放。而能干的冯云山，竞说服了押解他回广东的两个差役，使他们加入了拜上帝会。

但是，当洪秀全和冯云山返回平在山时，拜上帝会却出现了不同寻常的变故。由于冯云山入狱，洪秀全去广州，拜上帝会由于失去首脑主持，陷于瘫痪，加之地主团练的逼迫，会员遭到欺凌，人心动遥这时一个年青的会员杨秀清站了出来。他利用当地迷信，降童巫术，当会员聚集的时候，突然跌在地上不醒人事，又摆出一副严厉肃穆的面孔，用一种陌生异样的腔调，自称天父下凡，降托在杨秀清身上，命令教众同心同力去杀妖。这样，就稳定了革命群众的情绪，巩固了拜上帝会组织。

洪、冯明知降托是左道巫术，但见群众迷信于此，也无可如何，便承认了杨秀清有代天父传言的权力。当时，洪、冯把这种降童巫术当做有利用价值的东西。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到这年九月，洪秀全甚至亲自导演了又一场这样的把戏，他让萧朝贵假托天兄耶稣降身，借他之口宣扬洪秀全乃是真命天子。但是杨秀清和萧朝贵由此进入了拜上帝会的领导行列。

从冯云山入狱所引发出的一系列的事情，我们首先可以看到，清政府确已相当腐朽了，尤其是各级地方官吏，只想苟且偷安，粉饰太平，对于大张旗鼓的起义准备，也熟视无睹，讳匿不报。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拜上帝会得以迅速发展，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拜上帝会的发展中最大的障碍，反而是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以及所组织起来的团练，这预示太平天国起义后真正的敌人，将是他们。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出，随着拜上帝会组织的扩大和斗争形势的激烈，从广东来的两个外乡人：冯云山，尤其是洪秀全越来越不能控制住局面，致使两个普通会员假借巫术便进入至领导核心，更为糟糕的是他们不得不默认这种既成事实，甚至也要利用这种邪门左道。对实际工作缺乏领导和组织才干的洪秀全，必将要面临来自杨秀清的挑站。而事实上，在金田起义之前，洪、冯与杨争夺最高领导权的斗争已经开始了。但是，这时拜上帝会的教义早已深入人心，虽然洪、杨等上层人物将之作为工具，但是普通会员还是将上帝和洪教主视若神明，洪秀全在下层会员中的威望，是始终高于其它人的，他的地位也不是可以轻易动摇的。所以，此时的杨秀清也不敢轻举妄动。洪、杨之间的矛盾暂时被搁置起来了。眼前的这点积业，还不至于让他们拼个你死我活，他们之间还存在着合作的基矗作为一个传教者，洪秀全是不成功的，但作为太平天国事业却仍有继续向前发展的可能。

三、真神能造山河海──为人民所救的救世主

在起义的前夕，洪秀全、冯云山重建并扩大了领导核心，有五个人也成为其神圣家族的成员。刚刚被认定的“天父”传言人杨秀清现在又成为“天父”上帝的第四子；出身“富厚之家”并捐有监生功名的韦昌辉，由于不被当地乡绅所接受，在冯云山的劝说下，准备倾其家产加入拜上帝会，因此他成为“天父”第五子；可以代“天兄”传言的萧朝贵，则作为“帝婿”出现，他能干的妻子杨宣娇与杨秀清认为兄妹，而成为“天父”的第六女；“喜读书有大志”的石达开，因有才名，也被洪秀全、冯云山吸收到领导核心，成为“天父”的第七子。在实际工作中，杨秀清、萧朝贵以跃居冯云山之上，而洪秀全、冯云山则有意重用两个读书人韦昌辉和石达开，以充实自己的力量。

尽管领导核心扩大了，权力也分散了，但名义上洪秀全仍具有至高无尚的地位。起义迫在眉睫，拜上帝会也制造了“苍天已死，黄巾当立”、“十八子主神器”之类的谶语：“三八二一（洪），禾乃（秀）玉食，人坐一土（全），作尔民极”。天命应在了洪秀全的身上，他被树立为奉天承运的人间帝王。一八五〇年春天，他在平在山穿起黄袍，以圣主的身份，迎接会众的朝见。这年夏天，洪秀全为了对付地方团练的猖獗进扑，他正式下达了“团营”令。各地会员闻讯纷纷变卖田产、房屋，以家庭为单位成群结队地来到金田，前后达两万余人，与地主团练展开了大规模的武装斗争，起义由此提前了。

最初，清庭关注的是正在广西纷纷起义的天地会，但很快就发现金田村的这支与众不同的队伍，才是他们的心腹大患，于是调集六省兵力，以首席军机大臣尚赛阿为钦差大臣，亲统大军向广西金田扑来。太平军凭借着高昂的士气和对“威风快乐，同享天福”的憧憬，两败清军。趁此威势，在万众欢呼拥戴下，洪秀全在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庆祝他生日那天，宣布起义，树立起“太平”的旗帜。三月份，洪秀全在武宣东乡称天王，建立了军师和五军主将制度，杨、萧、冯、韦、石各领一军。军师一职在太平天国的领导机构里享有崇高的地位，洪秀全将之授予杨、萧二人，实际上是以这种方式承认了他们对实权的掌握。>和>那里面有大家所熟悉的神机妙算的军师诸葛亮和吴用。即使后来杨、萧死后，洪秀全也不能改变这种制度，而只能自兼军师。

从一开始，太平军就表现出惊人的战斗力和灵活机动的战术，与此对应的是清军将帅不和、士气低落、兵勇胆怯。但是，太平军也暴露出战略目标不明确的致命缺陷，对于一次在天下尚未大乱时就发动的预谋起义，一开始就有推翻清王朝的决心，并确立明确的进军战略，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从金田起义到攻克南京的两年零两个月的时间里，大部分时间，太平军一直在广西湘南与清军周旋。

起义最初的八个月，太平军先东下，后西进，在金田一带与清军激战，最后被围困于紫荆山中。被迫突围后，北上攻克了永安州，这时太平军攻下的第一座城池。在永安城，洪秀全发布了著名的封王诏令，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以上各王，俱受东王节制，杨秀清执掌全军指挥大权。但是，在永安城内，太平军仍未确定战略目标，在此又滞留半年之久，致使尚赛阿指挥手下两员大将广西绿营提督向荣和广州八旗副都统乌兰太，以重兵将永安团团围祝只是当城内粮草火药殆尽之时，太平军才被迫于一八五二年四月突围北上，直取广西省会桂林。这时候，太平军才不自觉地取得了战略主动权。正如时人姚莹分析，太平军人数虽少，但是有“人心齐、胆气壮”的长处，清军的长处是“火器精、粮饷足、兵勇众”。所以，他认为“盖‘贼’之利在‘流窜’，且须左右近地有接济附和之人。孤守一城，地狭粮少，四无应援，非‘贼’之利也”。太平军杀出永安，便树立了以走致敌，专打城市，不与敌人恋战的战术方针，从狭小的山区冲向更广阔的天地，好比“虎兕出于柙”，清军在也拦不住他们了。

洪、杨首先指挥着山里的苦寒儿们去攻打他们的省会━━桂林。太平军用整整一个月的时间，猛攻不克，主动解围北上，随即把临近的一个城市全州做为他们的下一个猎获物，六月份，他们拿下了全州，但冯云山却中炮负伤。接着在离全州不远的蓑衣渡，太平军遭受了自起义以来最重大的一次挫折。湘军创始人之一举人出身的江忠源，率领他的仅五百余人的子弟兵，在蓑衣渡设伏，给予太平军以重创，太平军精锐多亡，军械大量毁弃，实力大大削弱。蓑衣渡之战预示了，地主团练才是太平军的强有力的对手。而十二年后，太平军也真的败于他们之手。在这场战斗中，南王冯云山因伤势恶化而牺牲，这时太平天国的重大损失。对于洪秀全来讲，他在领导核心里更为杨秀清所孤立。太平军不得不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弃水路而走陆路攻长沙。

在湖南最南部的城镇道州太平军得到了喘息之机，他们有时间去选择他们的命运，这些来自两广的起义者，对进军战略进行了一次争论。在此生死未卜之际，做为一个文人，洪秀全显然缺乏信心，他表达了打回广东事有不成，便投英吉利国的愿望。倒是杨秀清在这时却表现出了一个年轻统帅的血性，他认为，现在走的就象骑上虎背，不能再打退堂鼓，只有舍粤不顾，直奔金陵才能杀开一条路，即使不能夺取全国政权，至少可据黄河以难为己有。洪秀全最终接受了杨秀清的主张，大军得以继续北上。

但是，真正给洪秀全带来继续进军的信心和希望的，则是人民的支持。在道州、江华、永明、彬州、茶陵，短短的两三个月中，竞有五万多贫苦群众加入太平军，太平军从此才真正获得了东下长江、席卷江南省会的力量。虽然洪秀全自称为救世主，常以“真神能造山河海”之类的话语鼓舞大家，但事实上是人民给予他很大的力量，坚定了造反到底的信心，以至于使他都有点轻敌了。九月他派萧朝贵只带着两千人北上攻取湖南省会长沙，而他则率大队人马在彬州继续体整。但是，在长沙会集了乡土观念极重的湖南一省的最杰出的士大夫们，他们拼命抵抗，萧朝贵中炮负伤，不久去世。十月，洪、杨闻讯，带大军北上，但他们也拿长沙没办法，只好撤围，北上转攻“楚北门户”岳州（岳阳）。

湖北巡抚常大淳沉大船堵塞洞庭湖口，以为太平军非得用一个月的时间才能通过不可。但几万群众听说太平军到来，便一呼而起，“去沉船，一日而通”。在岳州，太平军获得了大量的船只，并有许多渔民船户参军。太平军就此建立了水营，顺江而下，水陆并进，武汉三镇顿时暴露在太平军兵锋之下。太平军约用了二十天的时间，于一八五三年一月十二日，便攻下了武昌城。这是太平军攻下的第一座省城，附近饥民闻风而至，太平军的队伍竞扩大至五十万，声威大振。

洪秀全、杨秀清现在又有机会选择前进的方向了，但是，也许胜利来得太快了，他们没有把握住历史带给他们的机会。做为一个读书人，势单力孤时，洪秀全可能缺乏自信，但在人多势众、事成有望之时，他考虑问题还是要比杨秀清高明的。当时洪秀全和女将卞三娘主张继续北进，“取河南为家”，问鼎中原，然后直捣清廷夺取全国政权。但是杨秀清既向往南京“小天堂”的富庶，更避坚畏难，想尽快把眼前易得的便宜捞到手里，决意东进南京，“踞为根本，徐途进缺，最后竞假借天父下凡决定下来。

当时，北方的清军同南方的清军一样腐朽，“斯时北路尚未设防，城堞不坚，地无险阻”。而且太平军真正的敌人还没有动员起来，湘军、淮军尚未建立。太平天国如果象湖南那样迅速进军，不让清廷有喘息之机，长驱北上，直捣北京是完全有可能的。那样，清廷不是覆灭，就是逃亡，其号召力就会大打折扣，统治阶级将会分崩离析，封建士大夫很有可能转而支持太平军，太平军从北京出发，经略四方，天下可定。但是成功来得太快了，洪、杨他们自己也没有预料到。在巨大的成功和众多的机遇面前，他们根本没有心理准备，显得茫然无措。现在他们都过上了锦衣玉食，姬妾成群的生活，以往那点不平之气，不知还有多少？在“小天堂”尽快享受帝王将相的威风排场，对洪、杨来说都是具有极大诱惑力的，于是，他们很快达成了妥协。在武昌，洪、杨没有决意北上，这时他们的一个重大战略失误。

从武汉到南京的进军，简直不是正规的军事行动，而是一次痛快淋漓的武装游动。从二月八日到三月十九日，在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太平军数十万之众，水陆并进，沿江东下，“旌旗遍野，帆幔蔽江”。他们头裹红巾，既象红色的怒涛，又象燎原的烈火。他们一路前进，所向披糜，势如破竹。“茫然不知守御”的文官和“原不知武为何事”的武将，面对“既多且整”的太平军，心惊胆颤，望风而逃。几乎兵不血刃，太平军连下九江、安庆、芜湖，最后攻占南京。

在太平天国的历史上，以后我们再也看不到这样的景象了。太平天国“势”、“运”的顶峰，完全体现在这次浩浩荡荡、不可阻挡的胜利进军上，这是人民的节日，这是人民的联欢。此后，太平天国便开始走下坡路了，因为他们的领袖们丧失了进取之心。气势不进则退，一旦失去了进一步扩展的可能，便会衰竭。定都天京后，洪、杨对北伐中原做了最后一次的讨论，这是武汉那场讨论的继续。洪秀全主张自己镇守江南，杨秀清率大军直趋中原，取河南为业。杨秀清却听从了一个老水手的建议，仅仅以北方少水乏米，南方人不适应以及水运不利为借口，断然拒绝了洪秀全的主张。然而洪秀全又何尝有逐鹿中原的决心，很快他们又达成了妥协，因为他们发现，大修王府，广纳姬妾、享受生色之娱，也是非常吸引人的一件事，对于北伐他们也许永远失去了兴趣。

四、心不对日罪难当──恣情快乐的真命天子

显然，洪、杨定都天京后，他们的兴趣都集中于享受意想不到的成功上。金田起义后，洪秀全便有了十五个娘娘，东乡建国，又增为三十六个娘娘，到定都天京时，这个数字又改为八十八个，并成为定制。洪秀全把起义当作博取个人功名的手段，同时以“永远威风，永远尊贵”鼓励兵将同打江山。结果“江山”还没有完全打下，但一个“威风”“尊贵”的特权阶层却已经真的被制造出来了。自天王而下，享受不同程度的特权。如妻子数，洪秀全在一八六〇年初冬，下诏做了明确的规定：“东王、西王各十一妻自南王至豫王等各六妻，高级官员三妻，中级官员二妻，低级官员以及其余人等各一妻。自高而低，依级递减，上多下少，切莫妒忌。”这场起义，从一开始就是为少数人服务的。

即至定都天京，北伐西征尚未着手，洪秀全认为“正是万国来朝之候，大兴土木之时”，便急不可待地动用上万军民拆毁大批民房，修建天朝宫殿，即天王府。天王府修建两次方成，周围十余里，围墙高两丈多，厚四尺，内外两重，外重称为太阳城，内重称为金龙城。整个天王府“雕琢精巧，金鄙辉煌”，“五彩缤纷，侈丽无匹”。

除了造起一座大宅子，洪秀全还精心制定了一套等级森严的“威风排场，可谓盖世”的朝仪、服饰、仪卫舆马、天朝宫殿，设有掌朝门二员，侍臣四十八员，十二月将侍卫二十四员，二十四节气侍卫四十八员，正典天舆，副典天舆各一员，典天舆一千员，典天马一百员，典天乐三百员，典天锣四十八员，典天袍三十员，典天炮三十员，典天更六员，司天水六员，典天厨二员，典天柴二员，典天鸟四员，典天兽四员，总计天朝宫殿执事官共一千六百五十九员，此外，还有典天浪、典天彩等职，其员数不详，记天王言行的左史、右史、掌朝仪、引赞、通赞等官还不算在内。类似的排场，太平天国的官员，人人有份。天王、东王及各王、侯、丞相、检点、指挥外出，朝内军中大小官员兵士百姓，必须回避，跪于道旁，否则斩首不留。太平天国特权人物的威风，远远超过了中国封建社会帝王百官的威风。

洪秀全自入王府后便一头扎进了深宫后院，即使杨秀清也很难看到他了。他陶醉了“兰桂叠妍”、“钟罄铿锵”的宫中生活，留连于后妃们的倩言巧笑、钗光鬓之中。他怠于政事，深居简出，进入天京后，只出过天王府一次，还是被杨秀清逼迫所至，以至被清廷认为，洪秀全“本系木偶，并无其人”。过去的贫寒生活，使这个以往的穷儒生并没有太多的闲情逸志，他很大的一部分精力仍花在读书和作一些粗陋的诗文上。每隔几天，他便出一诏书，或作一诗，贴于宫外的照壁上，名曰“天榜”。这既是对过去屡试不售、榜上无名的一种补偿，又是他在日常生活中所做的唯一有点意义的事情了。除此之外，他把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放在了与他众多的妃子周旋之上了。

洪秀全和杨秀清为了恣情快乐，除了“侈营宫室，盛陈仪卫”，生活侈靡之外，还要把一套精神枷锁放在下层群众的头上，以供其驱使。他制定了一套“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的封建制度。在服饰上，规定只有官员可着红黄二色，无官之人如穿，即“斩首不留”。在仪卫舆马上，规定官员都要坐轿，天王轿夫六十四人，东王轿夫四十八人，最下至两司马还有轿夫四人。在称呼上，“太平礼制”甚至炮制了各种等级的专用称呼：“王长女臣下称呼长天金，第二女臣称呼二天金”；“丞相女至军师女皆称玉”；“师帅女至两司马皆称雪”；“丞相子至军帅子皆称公子。但称公子，亦有些别，如丞相子称丞公子，检点子称检公子”。质朴无文的农夫们虽然找不到更多“雅训”的名词，但他们已经学会了用礼仪来显示他们刚刚获得的“尊贵”，其繁文褥节即琐碎龌龊，历代封建王朝也不敢望其项背。

对待他的后妃们，洪秀全极端残酷苛刻，这完整而鲜明地体现了他的思想实质，反应了他对待人民的真实态度。金田起义后，洪秀全的十五个娘娘中，多有不听从洪秀全的，洪秀全就让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教训她们说：“众小媳，他说你这样，你就这样，说你那样，你就那样，不得使性，不得逆他，逆他就是逆我天父，逆我天兄也。”粗鲁的萧朝贵则假托天兄耶稣下凡，进一步吓唬她们：“多小婶有半点嫌弃怠慢我胞弟，云中雪飞！”云中雪飞就是斩杀。

到了天京，洪秀全又精心制定一套严格约束后妃的制度。他把自己比做“太阳”，要求后妃绝对忠于自己，不得稍有拂逆，否则便处以酷刑甚至斩杀。他说：“一心对日是娘娘，心不对日罪难当”。他还为后妃制定了比“三从四德”更加骇人听闻的“十该打”和“四不准”。“十该打”是，服事不虔诚、硬颈不听教，起眼看丈夫，问王不虔诚，躁气不纯静、讲话极大声、有不应声、面情不欢喜、眼左望右望、讲话不悠然。“四不准”是，多多骂、响气喧哗、讲及男人、讲及谎邪。他的后妃们，一旦违反了这些规矩，就要受到责打，甚至要被斩杀。

然而，在另一方面，洪秀全和杨秀清却都不能为太平天国的进一步发展做出有益的建树。进京不久，洪秀全便颁布了一个文件>。但是，他并不是指明太平天国继续前进的纲领，它只不过是表述洪秀全个人终极理想之作。这个过去的受压迫者，幻想着“通天下皆一式”，并想把自己曾极为痛恨的社会，变成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美好世界。但是，在这个文件里并没有多少可行的措施，不用说“有田同耕”，甚至连太平军曾对农民们许下的“建都金陵，将均田以赈贫穷”的诺言也未兑现，最后还是让农民们“照旧交粮纳税”。然而，农民即便真的得到了土地，天下就“太平”了吗？

天京城市政策，最初也极其脱离实际。洪秀全和诸王广置后宫，而让人民停止婚娶，男女设馆分居，虽夫妇不得团聚。洪秀全还把普通百姓都称为“牌”，人民成了牌桌上被任意码放、组合的“麻将牌”。十六岁至五十岁的男子称“牌面”，居“牌面馆”；其余老幼男子称“牌尾”，居“牌尾馆”；妇女则居“女馆”。太平天国还在天京城内废除商业、贸易，没收商人的资本、店铺。这些政策当然都不切实际，造成了不良后果，最后都被逐渐废除。

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学识、经验所限，洪秀全和杨秀清都不能使太平天国的政权机构趋向完善和合理。太平天国中央，自始至中，都没有建立起总理国政的机构。庞大的天王府，只是满足天王洪秀全的个人享受的总后勤部，不担负任何行政职能。而东王、北王、翼王则分别开府设殿，各自设有六部，并自行开科取士，俨然是一个个独立的小朝廷。只是由于杨秀清权势最重，东殿六部才成为太平天国前期的行政枢纽，但是由于因人设署，难免人亡政息，最后酿成政出多门的分裂局面。

太平天国对待地主乡绅所实行的严厉政策及其对“上帝”的信仰，使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对太平天国政权侧目而视，极少参与，这也是太平天国难以建立完备的行政机构的一个重要原因。太平军所到之处，即捣毁各种庙宇、偶像。“释、道两教悉灭”。在天京，孔庙被拆毁，孔子的牌位被劈成几块，抛弃在马粪堆里。江宁“学宫”被改为“宰夫衙”，“神圣”的殿堂，变成了“椎牛屠狗”的场所。洪秀全还将诸子百家的著作，全部斥为“妖书”，尽行焚毁，收藏、买卖、阅读“妖书”者，一律处斩。洪秀全带着刻骨铭心的仇恨发动了一次群众性的搜禁妖书运动，当时“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极少有人愿意加入太平军，太平军中“无读书练达之人，故所见笔墨者，非怪诞不经，即粗鄙俚俗”。江南本是中国人文荟萃之地，却少有知识分子同太平天国合作，参加太平天国科举的，只是那些僧道巫觋，卦卜星相之流。太平天国政权，上上下下都缺乏知识分子的参与，所以，太平天国没有也不可能建立起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文官政府体系，造成了太平天国文武不分，以武代文的凌乱官制。地方“守土官”、“乡官”任上显得人才凋零，治理不利。地主乡绅既没有打倒，又不支持太平天国。农民那里也没有得到坚决的拥护和支持，太平天国虽定都天京，却始终拿不出巩固农村的办法，致使常用“打先锋”的办法使用暴力，强行征粮，使农村“野无遗粮，窖无遗金”。

既然，太平天国开始忙着建立自己的小朝廷，他们只好把自己关注的重心放在长江上游了，以确保天京的安全。天京其实是他们背上的一个沉重包袱，一个让清廷从四面夹击的靶子。清廷赢得了时间，稳住了阵脚，动员大江南北的地主乡绅，对太平天国发动反击。与此相对应的是，元末义军领袖朱元璋最初也是割据南京，但当时是天下大乱之势，群雄纷争，不存在一个占有绝对优势的力量。朱元璋踞守江南先积聚力量，等待时机再次递翦灭群雄，是为上策。而此时，天下并未大乱，清廷踞有全国决大部分，其军队虽已腐烂，但依靠政治权力，却可以动员出新生力量。太平军只有乘势直取北京，才是上策。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十一年，而天京竞七次被围。在绝大多数的时间，太平天国连天京都不能巩固，又怎能去扩大根据地，以图中原呢？

太平天国既侧重于经营江南，又偏师北伐，在战略上又犯了一个错误。尽管太平天国两员杰出的大将林凤祥、李开芳被任命为北伐军的统帅，由两万五千人组成的北伐军也是太平军中的精锐，但相对已警觉起来的清军几十万人马，这只军队人数太少了，这样北就成了一种地道的军事冒险。这支孤军，在战术上几乎没有任何可以职责之处，他们师从间道，避实击虚，不贪功、不恋战，直捣北京。北伐军五月从杨州出发，尽管在河南、山西绕了一个大圈子，但还是在十月底就逼近天津的近郊，离北京只有一步之遥了。北伐军发挥了他们最大的潜能，但他们面临的严重困难也到暴发的时候。他们兵单力薄，最多时也只有四万之众。由于无后方依托，他们粮食弹药难以接济，时值隆冬，又缺乏棉衣，北伐军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更为糟糕的是，以成强弩之末的北伐军这是接到了洪秀全的诏旨，被迫固守待援，以便发动对北京新的攻势。这样北伐军不得不把唯一的优势──流动作战的战术又抛弃了。但北伐援军由于同样的困难，自身难保，最后全军覆灭。北伐军尽管在河北连镇和山东冯官屯，坚守了一年半的时间，最后还是难逃覆败的命运。北伐军以区区两万之众，奔袭数千里，就打到京畿之地，可见如果太平天国倾其全力是完全可以打到北京的。北伐的失败再一次印证了没有大举北伐的失策。

北伐是失败的，与其同时进行的西征也是草率的。首先，太平军在西征之前；没有打破清军对天京的围困，存在着严重的后顾之忧；其次，对于关系太平天国生死存亡的西征战事，视若儿戏。最初西征军统帅只是赖汉英、曾天养、石祥祯、韦俊这些二流角色，为西征这已埋下了阴影。西征的目标是逆江西上，依次夺取安庆、九江、武汉三大据点，控制南京上游三剩绿营和八旗自然不是对手，太平军最初进展很快，一八五三年六月即二克安庆，然后兵进江西。但是在南昌，他们遭到了已升至湖北按察使的江忠源统率的“楚勇”的顽强抵抗，猛攻三月不下，只好撤围，北上攻占九江。此后，兵分两路：一路由胡以晃率领，进军安徽，经略皖北；一路由石祥祯、韦俊率领挺进湖北。太平军最初取得了一些胜利，在皖北攻占庐州（合肥），在湖北两克武汉。但是当太平军进军湖南时，太平军遇到了甫毕的强有力的劲敌──湘军。

为曾国藩所统率的湘军很快就证实自己是一支有战斗力的队伍，在湘潭战役中，大败太平军，接着又将太平军逐出湖南，从此以后太平军再也没有对湖南发动过有效的攻击，较之太平军，湘军却有一个坚实稳固的后方。湘军发动了强大的攻势，乘胜进军湖北。太平军的武昌守将石凤魁根本不是湘军的对手，主动撤出武昌，水师船只尽失，湖北全部放弃。最后太平军在江西湖口、九江一带方稳住阵脚，与湘军对恃。出师不久的曾国藩甚至已经开始打算要“肃清江面，直捣金陵”了。

在这种情况下，洪秀全、杨秀清才派太平天国最杰出的将领石达开、罗大纲前去主持西征战事，幸而西征的形势不同于北伐，赖有便利的长江水运，援军得以迅速奔赴前线。也由于石达开的卓越指挥才能，太平军得以大败湘军水师，曾国藩也差点成了俘虏，败往南昌。西征军乘胜进军湖北，又克复武汉三镇。但是，湘军未伤根本，又有稳固的后方依托，实力很快就恢复过来了，所以，曾国藩仍大举进攻九江和武汉，并确保南昌不失，严重威胁太平军的侧翼。太平军虽然控制了武汉、九江、安庆三大重镇，但也暴露出许多问题：战线拉得太长，兵力过于分散，着眼于城市，对于农村的控制极不得力，在各地的统治并不稳固。而且来自山区的这些起义者，对于经营水师既不重视，又缺乏既精通水战又得洪、杨信任的人才，水师不振以至被取消。在以后长江沿岸的战斗中，没有水师的侧应，太平军只能处于被动的局面。西征的胜利是有限的，太平天国还不能说获得了稳固的根据地。更糟的是仅有的这点成果，很快也被天京小朝廷的内讧所打碎了。天下未定，便忙于权力的再分配的天京内讧，给太平天国的事业带来了致命的伤害。

当我们得知在洪秀全的后宫里，洪秀全的女人们仅仅因为皱了一下眉头或者说话声音大了一点，就要被“斩首不留”的时候，我们已经有足够的理由指出太平天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进步。而且，由于洪秀全性格偏持，个人能力的限制，以及由于缺少身怀锦绣的人才参与指导所造成的暴发户式的放纵，使他的政权较之清王朝，更显得缺乏节制，统治秩序也极不稳定。洪、杨非但没有把天京造就成平定天下的基地，反而使之成为一场内乱的战常由于他们争权夺利所引发的天京内讧，其残酷性在历史也是罕见的。

没有冯云山和杨秀清，倒是没有太平天国。

五、君主是朕做，军师亦朕做──天京内讧的最后“胜利者”

洪秀全实际甘愿在深宫里安享“天福”，他临朝不理政，尽将军政全权交予杨秀清。如果说，他还有什么理想的话，那就是他想把这种局面维持到他寿终正寝。但是，他想不到这种局面是维持不下去的。太平天国从来没有存在什么“农民民主制”，只是由于洪秀全组织才能的欠缺，才让杨秀清独擅大权，才有所谓的“军师负责制”在专制制度下，在“天无二日，国无二主”深重的思想传统的积习下，这种使君主大权旁落的“军师负责制”是不会长久的，只是由于洪秀全怠于政务自愿接受了它，而杨秀清暂时还无力去争取最高领袖的名分，洪、杨二人才得以相安无事。

最初，杨秀清代天王传言，也许只反应了他“性机警，喜用权智”并有一点的胆识，但自起义以来的一路征战，在他的指挥下，太平天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则完全证实了他具有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他具有非常的行动能力和组织能力，有铁的手腕。他唯才是举，处事赏罚分明，造就了太平天国前期比较清明的政治局面。因而，他在群众中也享有很高的威望。

但是，在名义上天王洪秀全是太平天国的君主和最高领袖，而且在实际上也确实名正言顺地掌握着最后的生杀大权。洪秀全喜怒无常的个性，也令杨秀清深感畏忌。洪秀全烈火，整日处于烦躁之中，常常为一些小事无故动辄打老婆，甚至杀人。他在一首诗中说“半星亮起烧死人，各人救亮放精灵。名知亮大偏冲起，烧死自家有谁怜。”又说“无亮千祈莫冲起，冲起亮来烧自己”，又道“一个冲亮有死罪”。（太平天国避上帝耶稣火华之纬，以“亮”字代“火”字。）洪秀全这些诗，是告诫他人，别惹他发火，他发起火来就会杀人。

所以，尽管杨秀清位极人臣，洪秀清也对他倚重有加，但是杨秀清的内心深处对洪秀全仍怀有强烈的惊惧之心。他曾劝诫洪秀全说：“自古以来，为君者常多恃其气性，不纳臣谏，往往以得力之忠臣，一旦怒而杀之，致使国政多乖，悔之晚矣”。另一方面杨秀清虽独操权柄，一切军国事务都由他定夺，但形式上仍需奏请洪秀全批准。杨秀清虽贵为正军师、九千岁，却仍须以臣礼待洪秀全。朝见洪秀全时，他虽与群臣有别，不用下跪，但仍要站有陛下。这些也是杨秀清心为不甘的。

洪秀全的最高臣权，是悬在杨秀清头上的一把利剑，杨秀清时刻感到胆颤心惊，他迫切要求改变这种处境。洪、杨之间的矛盾，迟早是要暴发的。杨秀清首先站了出来。但是肚子里没有多少墨水、历史政治常识、缺乏战略眼光的杨秀清，在争权和控制局面的道路上却显得笨拙而粗劣。对于已经掌握军政全权的他，想夺取臣权，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除掉与他根本不可能并立的洪秀全、韦昌辉、石达开诸王，在制造假象笼络群众。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也没有制定周密的计划。最初他只是和洪秀全诸王进行意气之争，想在气势压倒他们，然后和平夺权。

他首先打击他所认为的有能力反抗他的韦昌辉、石达开、秦昌纲诸王。他多次凌辱韦昌辉，竞使韦昌辉一见他就“有惊恐之心”。他又利用一件小事对石达开、秦日纲等进行打击。秦日纲燕王府有一个牧马，有一天，他坐在府门前，看到杨秀清的一个亲戚经过，却没有按照太平礼制起立致敬。杨秀清的亲戚大怒，将牧马的打了两百鞭，没等秦日纲处理，又将牧马押至石达开的岳父、掌管天朝刑部的黄玉昆那里，要再加杖刑。黄玉昆秉公守法，认为既然已打过牧马，便可结案了。可杨秀清的亲戚不依不饶，找杨秀清控斥。杨秀清即让石达开逮捕黄玉昆。为了抗议杨秀清的错误做法，黄玉昆、秦日纲和天朝朝内官领袖兴国候陈承都提出辞职。这是太平天国历史上一次辞职抗议的严重事件。但是杨秀清没有反躬自问，反而变本加利，把秦日纲、陈承也都抓起来，交韦昌辉处理。韦昌辉无奈，只得将秦日纲打一百杖，陈承打两百杖，黄玉昆打三百杖并革去官爵，降为任卒，那个牧马的被无马分尸。杨秀清以为这样就可以使诸王屈服，但结果适得其反，他们“积怒于心，口顺而心怒”。韦、石、秦等人对他恨之入骨，已开始密谋并建议天王杀死杨秀清。

对于洪秀全，杨秀清也采取了压服的手段，早在进天京的那年冬天，杨秀清为争夺洪秀全身边的女官朱九妹两姐妹，竞假借天父下凡，闯到天王府，以洪秀全责罚宫女过严为罪名，要杖打他四十板子。韦昌辉和众官都跪地求情，洪秀全最后也跪倒准备受杖。杨秀清见威风逞够，才饶过洪秀全。除了压制洪秀全，杨秀清还明目张胆地将取洪秀全而代之的心迹故意表露出来。入京的那年秋天，东王府举行科举考试，题目赫赫然就是：“四海之内有东王”。但是，由于战事未断，天京也处于敌人的围困之中，这使他有所顾虑，才没有和洪秀全最后摊牌。而今西线局势好转，江南江北大营也双双被击破，他认为一统江山已经到来了，于是便行动起来。

就在打破江南大营后的几天，杨秀清便假借天父下凡，把很少出过宫门的洪秀全召到东王府。杨秀清以天父的口吻逼迫洪秀全让他也称万岁。洪秀全无奈，只得同意并向群臣宣布，预定在农历八月初七日，杨秀清生日那天举行称万岁典礼。

杨秀清逼封万岁的做法实际上非常草率，他既低估了做为太平天国最高领袖的洪秀全在下层群众中的巨大影响，又忽视了采取军事手段防范韦昌辉等诸王和朝内群臣对此会做出的强烈反应。他没有把洪秀全、诸王和群臣放在眼里，以为可以顺利地和平夺权，但他没想到自己已存在危险的境地。

连清廷都早已看出“东西对恃相抗衡，不辨谁臣又谁主”？这是相不正常的现象，在历史上也“未闻跪而受杖仍尊为王者”。曾国藩的密探们侦知杨秀清同洪秀全、韦昌辉诸王矛盾重重，势成水火，他们看出阴忍奸诈的韦昌辉对杨秀清过分的谄媚，必然包藏着极大的祸心。甚至在天京内讧的前一年，他们便已预料到这场内乱势不可免，然而自负的杨秀清却一无觉察。事实上，在杨秀清逼封万岁之前，韦昌辉已不愿在忍受下去了，请求洪秀全诛杀杨秀清。但是，由于洪秀全对杨秀清禁若寒蝉，抱着“坚忍不怒”的态度，才使韦昌辉没有得逞。韦昌辉没有甘心，又找到了石达开，密谋诛杀杨秀清兄弟三人。只是由于他们很快被杨秀清派到前线督师，这场内乱才被推迟了，但换来的唯一代价是这场变乱更具残酷性。

不仅武将，文臣们也对杨秀清心怀不满。文官领袖陈承容，对以往的那场杖责还记忆忧新，表面上，他对杨秀清也是曲意逢迎，但心里却怀着刻骨的仇恨。在这个紧要时刻，他有意扩大事态，将杨秀清置于死地。陈承容向洪秀全告密，说杨秀清将要谋害他以篡夺其位，并自告奋勇负责除奸。洪秀全至此，已没有退路，终于下了决心，要铲除杨秀清。他急召在外督师的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回京“勤王”，诸杀杨秀清。这样一场惨祸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怀有狼子野心的韦昌辉，得到了他盼望已久的机会，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行动起来。他带着三千心腑，风驰电掣般地往天京赶。九月一日深夜，在天京城外会合了燕王秦日纲的军队，在陈承容的接应下，顺利潜入城中，并迅即抢占各处要塞，然后便马不停蹄地冲进东王府。杨秀清猝不及防，于二日凌晨，被韦昌辉刺杀在睡梦之中。

天既亮，洪秀全下诏，称杨秀清为“东孽”，向人们宣布他“窃据神器，妄称万岁，已遭天殛”的罪状。但只因妄称万岁便诛杀杨秀清对此洪秀全也许感到于心不忍，于是又下诏供布“韦氏罪状”谴责韦、秦“杀人太多，超过天王诏谕的旨意”，并对韦、秦处以四百鞭刑的惩罚。这样一来韦昌辉在天京实际上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他带回的那点人马，远远不是人多势众的东王府部署的对手，加之，天王洪秀全又将竹杀杨秀清的部分罪责转嫁于他，韦昌辉已经骑虎难下。他只好一不做、二不休，把接受天王的鞭刑当做制造又一次大屠杀的机会。他诱骗东王部署去观看他“受刑”，他和秦日纲在众目睽睽之下经受了一次不掺假的酷刑，成功地使东王府的五千名精兵强将解除了武装，然后把他们全部屠杀。但是，东王府的残余势利仍然不小，并进行了凶猛的反扑，韦昌辉联合洪秀全同他们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双方在天京城中各自扎营，“闭城一月，互相残杀”。洪秀全这时又站在了韦昌辉的那一面，只有依靠韦他才有足够的力量清除东王的残留势力。最终，洪、韦控制了局面，两万多人死于非命。清军看到长江上漂浮着的许多“长毛”死尸，断定城内发生了一场大变乱。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

这时，又一种力量介入了事变，石达开以一种正义的姿态出现在天京。他安顿好前线的战事，只带了几个部将，赶回天京，质问韦昌辉：“东孽罪当诛，其下何罪，何得尽戳？”韦、洪当然不会承担内讧的罪责，更不想让石达开占了上风，把拼死得来的果实拱手让人。韦昌辉对石达开动了杀机，洪秀全也对他不满。石达开见事机不好，连夜缒城逃走。韦昌辉一怒之下，把石达开留在天京的家眷悉数杀害，并派秦日纲领兵追杀石达开，洪秀全也下诏悬重赏购其首级。然而石达开非等闲之辈，他跑到安庆，立即召集人马，以“清君侧”为号召，起兵讨韦，并含蓄地向洪秀全施加压力，要得韦昌辉之头，否则“即班师回朝灭京”。他的号召得到了天京内外广大军民的热烈拥护。处在尴尬境地的洪秀全，这时只好把韦昌辉当作一块热山芋抛了出去。由于石达开大兵压境和洪秀全的转变，“洪党”转而又去联合“东党”去对付“韦党”，最后，韦昌辉和他的死党二百多人，全部被处决。韦昌辉被天王洪秀全五马分尸，首集被专程送到石达开的大营。秦日纲和陈承很快成了天京内讧的第二号和第三号替罪羊，也都被处死。石达开回到天京，受到了英雄般的崇敬和欢迎。合朝文武一致保举他“提理政务”并“喜其义气，推举为王“。在这场内乱中手上唯一没有占上血污的石达开一时间似乎成了最大的受益者和最后胜利者。显然，洪秀全当然不想看到石达开成为第二个扬秀清，但他毕竟不能象对待扬秀清那样对待石达开，只好采取了暗消其权的办法。他把石达开困在天京城中，不让他外出领兵，此外，又加封”又无才情，又无算计，一味古（固）执”的两个兄长洪仁发、洪仁达为安王、福王，以牵制石达开。

显然，洪秀全的这种做法，必然使石达开为自己的命运作出认真的考虑。石达开既不是义肝忠胆的冯云山，也不是为人自负、行事草率的杨秀清，更不是狼子野心、阴忍残苛的韦昌辉。他胸怀大志，而又正直耿介。洪秀全既对他已不信任，但他不愿重蹈杨秀清、韦昌辉的复辙。对于他，似乎只有出走这一条路可走了。一八五七年六月，石达开终于从安庆出走，并拉走了十多万的精锐队伍。洪秀全送去金铸的“义王”印信，加以挽留，也无济于事。石达开率部盘旋于东难数省，最后进入了他梦寐以求的四川，想割据一方，另创基业。但在一八六三年他被清兵重兵围困于大渡河畔。他想以自己一死换取部下的性命，便主动投诚，但被清军凌迟处死，部下也被屠杀殆荆这位年仅三十三岁的英勇将领，死在了洪秀全的前面。

一八五七年夏天，四十三岁的洪秀全成了天京内讧最后和唯一的胜利者。他可以宣称：“主是朕做，军师亦是朕做”了他自任军师，总理国政，但很快，太平天国就被他引上了歧途。

天京内讧之后，“朝中无佐政之将”、“国政不能不划一”，湘军乘机卷土重来，收复武汉，进窥九江、安庆，江南、江北大营也双双复活。而太平天国内部也人心离散，敌人对此幸灾乐祸，说：“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长毛非正主，依旧让咸丰”。太平天国的当务之急是重建领导核心，统一军政，重振人心，反击清军的进攻。但洪秀全的所做所为却差得太远了。

在石达开出走后的四个月，他加封自己的爱臣，曾为他管理女营的蒙得恩为“正掌率”，总理国事。但蒙得恩缺乏实际斗争经验和总揽大纲的才，重用此人，反应出洪秀全用人唯亲、不敢用不愿用有才干的人的阴暗心理。幸而，在军事上他不得不重用能征善战的将领，事实上，太平天国所拥有的人才，也只能是一些军事人才。洪秀全提拨了两个年轻的将领。陈承年仅二十一岁的侄子陈玉成被封为“又正掌率”，他十几岁时，就曾冒着枪林弹雨，独闯敌营。三十四岁的杰出将领李秀成为“付掌率”，他是从士兵一步一步升迁上来的一位计智深长的将领。洪秀全让他们负责军事，“提兵符之令”。最初，洪秀全也许看重的是他们的年轻和忠诚，但是靠着他们的军事才能，他才多坐了六、七年的龙椅。

一八五八年，洪秀全为了鼓舞士气，恢复了前期的五军主将制，陈玉成、李秀成分为前、后军主将，李秀成的二十四岁的堂弟李世贤和韦昌辉的胞弟韦俊被封为左、右军主将。中军主将的位子，天王交给了最宠信的蒙得恩。洪秀全授予年轻将领们足以令他们感到骄傲的头衔，希望他们建立以往五军主将那样的功勋，以解燃眉之急，这样。在天京内讧的两年后，太平天国的朝政，终于从一团乱麻中理出了一点头绪，太平天国才“稍可自立”。

但是，在过去的两年中，洪秀全失去的时间太多了。精军已步步逼近：在西线，湘军攻克九江，兵锋已至天京的西大门安庆；在东线，江南、江北大营已截断天京的交通和粮道，形成四面合围之势。太平天国现在必须为保卫天京而战了。年轻的将领会集在一起，带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锐气，首先在皖北展开了凌历的攻势，紧接着又摧毁了与天京隔江相望的浦口江北大营，初步稳定了江北局势。这时悍将李续宾为恻应安庆之战，率领一支六千人的湘军精锐，孤积军深入至庐州（今合肥）附近的三河。陈玉成、李秀成及时地集结了太平军的主力，以优势兵力将其全部歼灭。这一战使湘军“全军皆寒”，暂时放缓了攻势，转为步步推进，重点放在争夺安庆。

太平天国终于可以喘口气了。在一八五九年四月，洪仁千的奇迹般到来，又为太平天国增添了一位既得洪秀全信任，又有一定才干的主持全局的人物。洪秀全迫不及待地卸下军师的担子给洪仁千，并封他为千王，“降诏天下，要人悉得其制”。洪仁千虽稍有才能，却也没有实际斗争经验，并缺乏资历，所以引起了陈玉成、李秀成等出生入死的将领们强烈不满。为此，洪秀全又不得不晋封陈玉成为英王，李秀成为忠王。由于洪秀全“加恩惠下”，使得众将“各又振作同心矣。自此一鼓之锐，振稳数年。”

为了彻底扫除天京之围，下一步，太平天国的将领们，把矛头对准了江南大营。洪仁千为众将领提供了一个“围魏救赵”的计划，李、陈二将都予以支持。一八六〇年二月，李秀成率领精锐，千里跃进杭州，江南大营果然中计，分兵来救。李秀成乃迅速回师会合陈玉成诸将，分进合击，大破江南大营，数万清兵全部溃败，天京解围。

天京解围，使太平天国在天京内讧的四年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可以考虑转守为攻的进军战略了。但是，他们的处境实际上更加严峻。江南大营的溃败，使清廷更加依重湘军，给予曾国藩以两江四省的军政实权，当时众将几乎无人愿意与湘军硬碰，坐视安庆被围而不顾。李秀成主张东下苏、杭，因为那里的繁华已给他留下了难望的印象，而李世贤则意在经营闽、浙。只有以安徽为主要活动范围的陈玉成才极力主张救援安庆。最后，洪秀全和洪仁千也认为“乘胜下取，其功易成”，于是，先东进、后西上的战略得以通过，太平天国错过了最后一次复兴机会。

一八六〇年五月，李秀成率领各路大军，向东南挺进。在不到两各月的时间里，连克苏南各镇，江南清军几乎全部瓦解，因为他们是不中用的绿营兵。第二年李世贤部又占领几乎整个浙江。苏南和浙江为太平天国打了最后一剂强心针。苏、浙的获得，使李秀成、李世贤诸将贪恋繁华，刻意经营，李秀成在苏州盖起了豪华的王府。苏浙战场的开辟，使得李鸿章淮军和左宗棠的“楚军”前来支援，列强为保卫侵华的基地上海，也对清政府加以支持，甚至直接派兵助战。太平军虽在东线扩大了防御纵深，但同时也为自己引来了更强大的敌人，以至于腹背受敌。

为了解救岌岌可危的安庆，到了一八六〇年的秋天，西征计划重新被人想起。但是，洪秀全和众将们仍不愿在安庆同湘军主力决战，还是重演“围魏救赵”的把戏，李秀成、陈玉成等五路大军，舍安庆，沿江西上，约定第二年春天会师武汉，合取湖北，以此迫使湘军从安庆撤兵。一八六一年三月，陈玉成攻占黄岗，逼近武汉，但在英国驻华参赞巴夏礼以英国要出兵干涉的恐吓下，竞仓皇撤兵。李秀成则本不欲西征，只是由于“天王严诏颁到”，才勉强应命。在西征途中，他热衷于招集起义群众，扩充队伍，六月份才到武昌县，但他因为“先欲救皖，后知皖难救，又闻鄂兵强，”旋即撤兵。这样奋战经年的解救安庆的计划，竞这样儿戏般的草草收场了。

事实上，西征解围的计划，本来就是错误的。武汉对清军很重要，但安庆对太平天国来讲更重要。所以，曾国藩认定安庆的得失，“关系天下之安危”，坚持“但求力破安庆一门，此外皆不遽与之争得失”的方针，甚至抗拒清廷让其撤军他援的命令，死扼猛攻安庆不放，在战略上取得了主动。太平军没能调动敌人，敌人却扼住了太平天国的喉咙。

陈玉成回师后，便集结了自己的全部精锐在安庆与湘军主力进行了空前激烈的殊死搏斗，但各自为政的其它将领都坐壁上观。九月五日，安庆失陷，西线太平军精锐丧失殆尽，陈玉成被迫退守庐州。安庆失守使天京上游屏蔽尽失，湘军的战船现在已可以顺江而下畅通无阻地驶到天京城外。即使曾国藩采取了稳扎稳打的战略，太平天国的时间也不多了。天京在安庆失守半年后即被湘军围困，太平天国陷于万劫不复的竞地。但是，在这样的局面下，天王洪秀全却一无对策，反而更加乖张，一意孤行，不仅使自己命丧黄泉，太平天国成为了他的殉葬品。

到了天京，洪秀全又精心制定一套严格约束后妃的制度。他把自己比做“太阳”……

（以下被网管删去……不过可以参照《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回忆录》阅读。）

六、任病任好，不好亦不服药──把地上天国带到地下的君主

安庆失陷，使太平天国到了山穷水尽的最后关头。这时，洪秀全好象已失去了常人的理智，举止失措，使太平天国覆亡的时间表提前了。

洪秀全当政以来，已经使太平天国“大纲紊乱”，现在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自从天京内讧以后，洪秀全变得对谁也不信任了。他所关注的是他个人的洪氏家族的辱荣而不是太平天国的安危。他自称是“古往今来独一真主”，自比为照耀万方的太阳，历朝历代的明君贤臣全不放在眼里。他贬夏桀、商纣、周幽为“妖”，周文王、周武王为“文狂”、“武狂”。但是，他的所做所为却并不比历代昏君逊色多少。

洪秀全任人唯亲，疑忌忠良，致使“谗佞张扬，明贤偃避，豪杰不登”。他无理政之才，不愿用石达开这样身怀雄才伟略的人物总理朝纲，使得中央机构形同虚设，难以驾驭各地军事将领，使其拥兵自重、据地称雄。最后他也看到了这一问题，但却采取了更糟糕的对策。他效法古代帝王“众建诸候而少其力”的策略，滥封诸王，以削减李秀成、陈玉成的权势，铸成更大的错误。由于安庆失守，洪秀全给陈玉成以革职处分，而封陈玉成的部将陈得才为扶王赖文光为遵王。太平天国前期，只封东、西、南、北、翼、燕、豫七王，到一八六一年，得封王爵的也不过十几人，统兵大员更仅为陈秀成、李世贤（侍王）、杨辅清（辅王）四人，但那时，王爵虽少，但约足珍贵，可以极大地鼓舞士气。现在却仅仅成了洪秀全对众将实行分而治之的法宝，就变得有百弊而无一利了。一八六二年以后，忠、侍、辅三王部下将领又多封王爵，一八六三年春已封至九十余王，最后凡是由广东跟出来的都封王，本家亲戚也都封王，捐钱粮的也都封王，王爵初时是有王号的，到封多了，再也找不出幺多的好听的字眼了，便不在给王号，一律称列王。后来列王太多了，再封的王，便不再称王，而是在“王”字上加上三点，意为小王本来就庞大冗杂的官爵体制，现在被洪秀全弄得更混乱不堪，这时洪秀全思想混乱视国事为儿戏的突出体现，也是太平天国行将崩溃的鲜明征兆。洪秀全为了坐稳最后几天的龙椅，不惜祸国乱政。太平天国的覆灭，正如李秀成所说，其实是洪秀全“自惹而亡”。

安庆失守后，心烦意乱的陈玉成，据守庐州，意志消沉，不与湘军为敌，反而尽遣部将去西北。大概他失去了解救天京的信心，也想象李秀成那样得到一块属于自己的地盘。一八六二年五月，庐州遭到清军的围攻，陈玉成决定弃城突围。这时割据一方，周旋于太平天国和清军之间的苗沛霖，以助兵三十万协同攻打汴京（开封）为诱饵，骗得陈玉成北走寿州。但陈玉成刚至寿州，即被苗沛霖出卖，执送清营。很快，他便被清军杀害，时年仅二十六岁。至此，太平天国西线战场就瓦解了。曾国藩和澎玉麟率领的湘军主力，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将人马开到了天京城下。

此时，李秀成正在苏南经营他的苏福省，不论是清兵还是洋人的“常胜军”，都不是他的对手。但是，偏于一隅的苏南，不会带来太平天国的振兴，只不过是把太平国的发展引向了更加狭更没希望的死胡同。

正在这时，天王洪秀全惊慌失措地在一天之内连下三道诏旨，命令李秀成回京救援。西线失败的灾难性的后果，最后还是落到了李秀成的头上，他也免不了要同湘军决一死战。

李秀成在苏州，召集众人进行商议。他和众将都认为湘军初来，锐气正盛，应避其锋芒，击其惰归。所以，他主张应首先占领上海，消除东顾之忧，再对湘军发动攻击。这在当时也许是唯一稍具长远战略眼光的主张了。但这一策略却遭到了洪秀全的严责，在他的又一道诏书中，竞责问李秀成“意欲何为？”严厉告诫李秀成“若不遵诏，国法难容”。

对于天王洪秀全的责怪，李秀成表示了他的“愚忠”。他把苏、浙两省的政权全部交给部将，连母亲和家眷也从苏州送回天京，以为人质。然后靠自己的威望好不容易召集并说服了孝王、航王、相王、纳王、补王、堵王、襄王、首王、来王、奉王、侍王、护王等十三王的部队，前去天京解围。十月十三日，李秀成统率大军猛攻雨花台湘军大营。太平军在天京城下就会集二十余万人马，在人数上占有极大的优势，在装备方面他们所拥有的洋枪洋炮也远比湘军要多。事实上，太平军的人数自始至终都占有优势。但是，太平军也有致命的弊病：成分复杂，将领各争雄长。而湘军人虽少，但上下一心，将士用命，战斗力很强。南京一带久作战场，粮食奇缺，太平军又无水师，运输不便，时值严冬，棉衣不济，而湘军却依赖水师，得到源源不断的人员、物资补给。这样，在大战了四十六天之后，太平军仍不能取胜，各路大军斗志皆失，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停止攻击，纷纷撤军而去。继安庆之后，太平军与湘军又一次硬碰硬的较量，仍没有占到便宜。天京成了第二个安庆。太平天国的都城之下，太平军竞然难以立足，太平天国的灭日可指日而数了。

李秀成攻清营不下，洪秀全委罪与他，当殿明责，革了他的王爵。洪秀全急于解天京之围，硬拼拼不过，只好又一次搬出了“围魏救赵”的策略。他让李秀成率领大军渡江北上，实施“进北攻南”计划，袭扰敌后，企图吸引天京之敌北去。但是以往太平军逼近武汉尚不能动摇湘军强攻安庆的决心，此时无关痛痒地北上袭扰，更不能丝毫影响曾国藩攻取天京的计划。所以，洪秀全“进北攻南”的计划，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但是，李秀成还不得不去执行，更糟糕的是，正值一八六三年的青黄不接时节，李秀成的大军，在皖北遇到了特大的饥荒，被迫东归，沿途将士多有饿死。此时，天京围急，天王又严诏李秀成急归。李秀成大军在长江边，恰逢江水猛涨，半渡之际，遭湘军水陆夹击，损失大半，士气也遭受极大打击。

六月，李秀成回到天京，天王洪秀全便象看到一根救命的稻草似的，死死抓住不放，因为除了李秀成，两千多个王中没有几个前来救援天京了。天王加封李秀成为“真忠”军师，留守天京，各王都归调遣。但是，李秀成非但不能指挥得动别人，甚至他自己请求出京，去救苏杭，洪秀全都不准。直到九月，李秀成才被允许出京到苏州，但苏州部将正密谋叛变，他差一点被他们扣留。一八六三年年底，李秀成回京。这时东南尽失，天京孤城已不可守，甚至连粮食也没有了，洪秀全则让军民食“甜露”（野菜）。当时正如李秀成所言，只有“让城别走”的一条路了。为此，他力劝洪秀全放弃天京，取道江西，绕湖北，与扶王陈得才军会合，据西北再图中原。他痛切陈词，甚至请死于殿前，以求听从。但洪秀全听了却勃然大怒，痛责李秀成说，要走你走，你不扶我，自然有人扶我。我的天兵，都过于水。他坚持死守天京。

后来在自述中李秀成，洪秀全对“京城不固，久悉在心，因自好高，不揣前后。入南京之时，称号皇都，自己不肯失志，靠实于天，不肯信人，万事俱是有天”。可见，洪秀全并非不知道天京城破在即，但是他对待太平天国，就象对待他自己的病一样。他虽身患重病，但他“不食药方，任病任好，不好亦不服药也”。在他生命的最后的时刻，也许他已经将自己的生死和太平天国的存亡置之度外，他要以天王的身份，在台平天国的首都体面地当好最后的几天皇帝。

一八**年六月一日，洪秀全奇迹般地让自己死在了天京城破前的五十天。尽管至今还有人怀疑他是服毒而死的，尽管他的遗体很快就被湘军挖出并焚毁，但他毕竟是以一个皇帝的身份死在了自己皇宫里，而且他亲手创建的太平天国也随即成了他最合意的殉葬品。在他死后，幼天王和李秀成等人传奇般的故事，仅仅是太平天国的余绪了。太平天国的历史在洪秀全死后便结束了，它名副其实地属于洪秀全个人的事业。太平天国是洪秀全所创造的，又随同他一道毁灭了。

做为一个农民的儿子，一个来自下层的人，一个乡村知识分子，洪秀全实现了自己的抱负，他做到了他所能做到的一切。我们必须承认，他最初由怀才不遇所激发出的正义感，是那样的真诚和令人同情。但是，同时我们又有这样的疑问，当他在富丽堂皇的天王府里享受着荣华富贵之时，他还记得起他的美好理想和诺言吗？

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不是一次革命，甚至未能为中国历史上增添新的一个打天下的成功例子。他根本无力去反抗中国社会的根基，事实上他热中于专制小朝廷给他带来的享乐生活。但糟糕的是，他没有在儒家传统上重建其政权的合法性，而这是让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广大读书人所最为厌恶的。所以，洪秀全的思想既不能代表当时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更不为当时主流知识分子所接受，他所能传达的只是清朝已经腐朽没落现在有人想取而代之的一个信号。

洪秀全和他的太平天国给近代社会带来的真正有意义的东西是：一次社会权力结构重组的契机。他在南京建立的政权是一次向清王朝统合法性最有威胁的一次挑战，使得地方势力和绅士得以抬头——实际上这些才是导致清王朝崩溃的最重要的内因。洪秀全还开创了一个知识分子用某种精神力量动员群众并且真的发动起一场战争的惊人事例，这是以前东汉张角时代所无法现象的。

最后，我们必须指出，洪秀全是值得人们尊敬的，尤其是在“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的意义上而言。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只有这样的反抗才似乎是有力的。洪秀全是一个敢做敢为，勇于把理想付诸实践的人，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他的确获得了成功，他利用那个时代所能提供的东西，使自己和他的追随者们过上了自己心目中的幸福生活。当时，他还无法接触到更有进步意义的思想材料。最后，他还试图超越他所处的时代，他的“太平天国”，是一切不合理社会中一切受压迫者的永恒梦想。

主要参考文献：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

罗尔纲著：《太平天国史》，中华书局一九九一年版；

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编：《洪秀全选集》，中华书局一九七六年版。  

1996年5月第一稿（字数28000）

谢选骏指出：人说“洪秀全不光彩的一生”——我看“洪秀全的一生预示了毛泽东的一生”。什么时候毛泽东朝代结束的时候，他的僵尸就会消失了！


【08、蒋介石毛泽东只是豪强首领】


《民国绝顶高手李书文：曾保护溥仪、蒋介石、毛泽东》（2013年01月11日 深圳晚报）报道：

到了民国时期，一代宗师们陷入两种迷茫。

首先，清朝推翻了，帝制推翻了。与此同时，国际豪强们忙于一次大战，无暇顾及中国，于是，外患暂时也不是那么迫切了。那么，所谓的民族大义，所谓高尚理想统统无处安放；

其次，热兵器全面使用，拳脚刀枪在战场上已经失去了作用，甚至连护镖的能力都丧失了。

那么，武林宗师就算身怀绝技，可是何处施展？舞台在哪里？

没有。

对于整个武林来说，看不到前途。

这一点，就像春秋末期的“士”一样，他们突然之间失去了国家的供养，于是为了生存不得不想尽各种办法。这一点，与日本当年废除武士制度一样，一夜之间失去饭碗的武士们就像被主人抛弃的看家狗，完全看不到未来。

他们需要生活下去，宗师也需要养家糊口。

“士为知己者死。”听起来似乎很高尚，其实很悲摧，观其背景，正是在春秋末期是这个阶层失去了生活的保障，只要有人能赏识自己能给自己一碗饭吃，宁愿为之去死。

现在，一代宗师们都面临这样的处境。

大宗师孙禄堂

为什么要说孙禄堂是“大”宗师？因为近现代中国武林，孙禄堂如果称第二，那么无人敢称第一。

孙禄堂，河北望都人，在武林中素有虎头少保，天下第一手之称。孙禄堂生于1860年，按理应该算清末宗师，然而观其事迹，还要算进民国宗师。孙禄堂集形意、八卦、太极三技于一身，独创孙氏太极，无功之高令人高深难测，登峰造极。当时武林公认他是中国三百年来无人能及的真正高手，称孙禄堂武功已至“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神乎之游刃的武学最高境地，为当时武术界之领袖人物。形意、八卦名家张兆东晚年对友人曰：“以余一生所识，武功堪称神明至圣登峰造极者，惟孙禄堂一人耳。”

可惜的是，一代大宗师生不逢时。孙禄堂年轻的时候四处找人切磋武功，结果错过了拳打洋人大力士的扬名立万流芳千古的时机。到后来，清朝东三省总督徐世昌请他出任幕僚，实际上就是贴身保安队长。再到后来，民国来了，徐世昌成了大总统，孙禄堂则成了总统府武宣官，实际上，还是保安队长。再到后来，徐世昌被辫子军赶去了天津租界，从此失去政治前途。没办法，一代大宗师孙禄堂又要自谋生路了。

直到晚年，一代大宗师孙禄堂才捞到一点历史资本，什么资本？年逾花甲时，力挫日本天皇钦命大武士板垣一雄；古稀之年，又一举击败日本5名技术高手的联合挑战。

孙禄堂一生，以教拳为生。

一代武林总宗师，千年难遇的武林天才，就这样生不逢时，碌碌一生。混到现在，连个电视剧也没混上，一生只有故事，没有传奇。

一代总宗师，生得伟大，死得淡然。

外家绝顶高手李书文

那一年去台湾，才知道台湾最流行的功夫是什么门派：八极拳。实际上，在大陆，八极拳几乎已经被人们所遗忘。所以，八极拳的一代宗师李书文别说成为传说，连故事都没有。事实上，李书文比那些有传说的人更有故事。

李书文，河北沧州人，擅长八极拳、劈挂拳、六合大枪，人称“六合神枪”李书文，是中国武术史上记载最靠谱的外家绝顶高手。

李书文一生喜欢找人过招，战无不胜但是出手狠辣，武林人士对他又怕又不喜欢，因此名声不是太好。没办法，一辈子靠着教徒弟过活。不过，李书文教的徒弟可不简单，民国大总统冯国璋就曾经请他去手下当武术教练，此后他就在北洋军阀的部队中当教头，等于是豹子头林冲这样的角色。

一位宗师是真正的宗师还是仅仅是个传说，不仅要看他的故事，还要看他的徒弟。能够在军队里当教练，靠吹是不行的，那都是玩命的买卖。而要给权势者当保镖，那就更加不能靠传奇了。

李书文的大弟子霍殿阁做过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的武术教师和警卫官，因为总是欺负日本人而被开除。最后一个弟子刘云樵在国民党政府警备队服役，当过蒋介石侍卫队教官和警卫，也是国民党著名的暗杀高手，最后将八极拳带到了台湾并且发扬光大。而与刘云樵同时跟李书文学八极拳的李健吾，做过毛泽东的警卫。《一代宗师》中张震扮演的角色“一线天”原型可能就是刘云樵和李健吾的混合体。

溥仪、冯国璋、蒋介石、毛泽东，李书文师徒给这四个人当保镖，李书文的武功之高之实用还用说吗？

一代宗师，落得籍籍无名。

生得伟大，死得无声。

抗日双刀尚云祥李尧臣

尚云祥，山东人，人称“铁脚佛”，擅长形意拳八卦掌心意六合拳，《一代宗师》里四大拳派里刚柔并济的形意拳就是他这一门派的。

尚云祥没有当过大内侍卫，但是当过大内总管的侍卫，为大太监护院十年，后在其师李存义设在北京的沛城镖局，保定的万通镖局主持镖局。抗日战争，尚云祥受二十九路军军长宋哲元之邀，以形意五行刀技教练士兵，喜峰口之战，中国军队手持大刀痛杀日寇。

喜峰口之战是中国军队对日军的第一场胜仗，不过中国军队的大刀并不仅仅都是尚云祥的刀法，还有李尧臣的无极刀法。

“宫猴子”宫宝田

宫宝田，山东乳山人。大内高手，真正的大内高手。

宫宝田被召入宫，任护卫首领，加封四品带刀侍卫，先后任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近身侍卫，清廷最后一任大内侍卫总管。庚子年间，八国联军侵华，宫由于护驾得力，获钦赐黄马褂。电影上，他这样的大内侍卫总管通常不是什么好人，凶残愚蠢死于非命。然而，这里说的是故事。

宫宝田小时候经常往王府送米，得以认识正在王府护院的董海川（清廷大内总管、八卦游身连环掌始祖（得意弟子尹福。尹福经多次观察考究，认定宝田是习练八卦掌的难得之才，遂领宝田去拜见老师董海川。这是宫宝田第一次拜见师祖董海川，董海川握住他的手上下端详，连声说：“难得，难得！”再三叮嘱尹福着意培养。从此，宫宝田便辞去米行差事，行了拜师礼，做了尹福的徒弟。五年之后，董海川亲自教授八卦秘宗和八卦拳谱，宫宝田成为正宗八卦游身连环掌的第二代传人。就这样，23岁那年，宝田便已登堂入室，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功夫，特别是轻功，堪称精妙，人称“宫猴子”。

身为大内总管，宫保田看透了朝廷的腐败，无法承受严重的心理扭曲，于是毅然辞官回家。后来清朝灭亡，张作霖请他出山，委任他为东三省巡阅使兼奉军总教练。后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宫宝田十分悲痛，告老还乡。

《一代宗师》中的宫二，其父亲就是宫保田。当然，也是传说。

玩枪炮的李景林

李景林，河北人，号称“武当剑仙”。李景林可不是一般的武林宗师，而是文化人。他在保定军校毕业，曾经是张作霖手下头号战将，奉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后因直奉战争引咎辞职，定居沪上。从那之后，重拾武术旧业，当上了武林宗师。蒋介石特派邵力子到上海，请李景林建立“中央国术馆”并任馆长。

李景林要举办一个“全国打擂比赛”，苦于没有资金，于是请来上海滩大佬黄金荣和杜月笙喝茶，李景林表示要请他们帮忙举办“全国打擂比赛”，并请他们每人资助五万大洋，黄杜两人面带难色，李景林拔出手枪放在台上，对他们说：“你们是有名的‘大流氓’，这次我恢复本色，当回‘大土匪’，要劫持下你们两位流氓。”说完哈哈大笑，大流氓遇上大土匪，只得乖乖掏钱。

一代宗师，要推广武术，还要靠土匪本色。关于他真实的武功，坊间说法纷纭。总结来说，他确有推动国术的首功，单这点来论，他就足以名列青史。

为什么我没提叶问

写完一系列的“一代宗师”，不禁感慨万千。每一位宗师，都有自己的一段传奇，或者准确地说是一段故事。而这些传奇和故事在民国之后就已经失去了再次发生的土壤，大刀王五的刀进了炉子，尚云祥的嫡传弟子成了看门老头，孙禄堂的后人则专心于养生健身，于是宗师从此绝迹。

至于为什么没有提到咏春拳的叶问，倒不是对于叶问或者咏春拳的不敬，而是放眼过去的历史长河，叶问尚不足以与以上宗师分庭抗礼。如果没有李小龙，则有几人知道叶问和咏春？

从另一个角度说，中华武术枝叶繁茂，却只有咏春拳在李小龙带动下威震四方，那么咏春拳和叶问应该有自己独特的篇章，他代表的不是民国，而是民国之后。即便在《一代宗师》之中，王家卫恐怕也很难为叶问和咏春拳找到恰当的定位。换句话说，如果王家卫下次要拍《宗师1970》，则李小龙和咏春拳理所当然排在第一。

再换一个角度说，中华武术历经千年发展至民国已经是登峰造极，无论太极八卦八极形意，料来都不是徒有虚名，却为何惟有居于一隅的小门派咏春拳大放异彩，是咏春果然如此出类拔萃，还是各大门派后继无人？

宗师可以没有，断子绝孙就不应该了。

谢选骏指出：溥仪算个沐猴而冠的满洲末代皇帝，但是蒋介石毛泽东只能算是豪强首领了。别说这两个贼人没能统一中国，就算统一了，也是名不正言不顺——不上不下，不高不低，说官员不像官员，说君主不像君主，又不是民选的……说他们像是什么呢？最多只是个豪强首领罢了，比窃国大盗袁世凯似乎都不如。


【09、林彪伙同毛泽东结束了文革】


《中共建党百年：党史上最神秘的政治事件带来什么启示》（BBC 2021年7月5日）报道：

在中共百年庆典之际，官方的造势宣传可称极致，然而官方不再提起五十年前一个党内最为神秘的政治事件。最近，一本新书将其重新带回公众视野，仍然能为今天解读中共政权带来启示。

1971年9月13日，中共副主席林彪，携妻儿乘坐一架军用飞机飞往当时的敌对国家苏联，却在匆忙出逃途中，在蒙古境内坠机身亡，史称“九一三事件”。

此事件发生在中共领袖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这位曾为中共建政立下汗马功劳的军事将领，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党的副统帅，党章中明文规定的“接班人”，一夜之间成了“叛国贼”。毛泽东自己选定的接班人以叛逃和死亡收场， “在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 也彻底击碎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激情。

“九一三事件”的戏剧性激发了人们恒久不断的兴趣与好奇，围绕林彪为何出逃、出逃是否是他个人的意愿、他的同僚是否知道出逃计划、坠机如何发生等等在学术界和民间引发多年讨论。最近，在香港出版的《风暴历程——文革中的人民解放军》一书中，历史学者余汝信基于新的资料和梳理比证，几乎还原了林彪出逃事件的全貌，提出新结论。

余汝信认为，林彪外逃主要是因为深感毛泽东的南巡谈话已经终结他的政治生命，甚至身家性命也受到严重威胁；其子林立果暗杀毛的计划失败加速了林彪等人外逃；外逃是林彪及其妻儿的一致选择；林彪出走时精神状态清醒等等。

中国著名历史学家秦晖认为，余汝信对“九一三事件”的真实过程做出了“迄今为止笔者认为最可靠的考证”。经过余汝信和其他学者的持续考证，“这场石破天惊的文革时期政治大地震的真相已经基本大白。”

中共建党百年： 合法性危机下的一次次“赶考”

中共建党百年：初期的国际背景、政党性质与马列主义影响

中共建党百年：“虚无主义”阴影下剪不断、理还乱的中共历史

新的历史材料揭露林彪出逃真实原因

50年来，1971年的913林彪出逃始终是中共建政历史上最大的政治丑闻，据此撰写的回忆录和著作汗牛充栋。该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错综复杂，但是长久以来，公开的历史材料只有两个来源：一是以党内“批林”清洗运动的文件；二是一些当事人在事件发生至少25年后出于各种目的发表的回忆内容。许多关于这段历史的疑惑由此而来。

余汝信对BBC中文确认，他依据的历史材料是“九一三事件”当事人，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在中共中央尤其是周恩来的要求下，写于1971年9至10月期间的亲笔材料《对九月十三日事件前后的回忆》。此书出版人、新世纪出版社的鲍朴对BBC中文说，不怀疑材料的真实性。

余汝信说，《对九月十三日事件前后的回忆》是林立衡在“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不到一个半月时间里完成的，当事人还没来得及从一个巨大灾难中反应过来去编造虚假情节，是最接近事实的叙述。

他将这份材料与林彪之子、时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林立果同僚，撰写的推翻毛的计划《“571工程”纪要》作对比，之后发现 “与其中反映出的林立果的思想完全吻合，因此最能反映实际情况。”

在此之前，许多关于“九一三”事件的民间著作所依据的是，林立衡及其未婚夫张清林在1980年3月共同写给中纪委的一份关于事件过程的材料。余汝信认为，这份材料对事实过程的描述不可与《对九月十三日事件前后的回忆》同日而语。根据他的对比，林立衡在事件发生三十年后，公开的立场发生变化，有意掩饰林彪外逃的主动性，而将事件责任推卸给林的妻子叶群和儿子林立果。

1968年春节在林彪住处毛家湾。

反驳官方对林彪的指控

此书最值得关注的点是，反驳了中共官方对林彪的指控。在官方叙述中，“九一三事件”的起因是，林彪急于恢复此前由刘少奇任职的国家主席一职，受到毛泽东的阻碍，于是指示儿子林立果去谋害毛。事情败露后，林彪协同妻儿仓皇出逃，乘坐三叉戟型飞往苏联。

过去数十年，外界认为这一叙述疑点重重。其中最令人不解的是，林彪到底出于何种考虑，在党章已经明确其接班人地位的情况下，试图谋害毛？如果真有所企图，作为国防部部长的林彪为何不选择利用其军中大权发动政变，而是派血气方刚的儿子行使极端行为？

余汝信在新书中称，林彪外逃主要是因为，深感毛泽东的南巡谈话已经终结他的政治生命，甚至身家性命也受到严重威胁。他还认为，林立果暗杀毛的计划失败加速了林彪等人外逃，且外逃是林彪及其妻儿的一致选择。

蒙古坠机的真相

蒙古官方调查报告首页及签名页

关于林彪等人乘坐的飞机到底如何在蒙古境内坠落，林彪等九人到底如何丧命，过去多年民间出现多种猜想，最常见的一种说法是被苏联导弹击落。余汝信的研究完整呈现了1971年11月蒙古官方关于坠机的调查报告中文译本，证明了民间的多种传闻是不对的。

这份《关于一架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坠毁原因的调查报告》由蒙古官方成立的调查委员会撰写，目前其复印件保存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图书馆。

该调查报告的正文叙述了坠机现场的详情；飞机的原产地、性能及其用途；以及坠机事故现场发现的文件资料和物件。报告还包括根据正文做出的结论以及相关处理建议。

蒙古将其与苏联的关系，仅定位为咨询与被咨询的关系。蒙古方面的调查报告承认，“为了再仔细研究这一事件，委员会部分成员邀请苏军技术人员在10月19日一起前往视察了飞机坠毁的现场。”但有传闻称，苏联在中国使馆人员到达现场之前派人检查了现场，并拆走机尾主发动机的传闻——这无法在调查报告中得到印证。

另外还有《质疑林彪“9.13”事件》的作者陈晓宁等人称，林彪乘坐的飞机是被苏联导弹击落的，在空中起火后迫降。余汝信认为这些传闻均不正确。书中引述蒙方报告称，“坠毁原因是由于飞行员所犯的错误所造成”，以及中国官方报告称飞机“迫降失败”。但因该报告没有提及飞机的黑匣子，无法对飞机如何坠落下进一步结论。

毛泽东与林彪的真正分歧

中共最高权力斗争的神秘性和“九一三”事件的戏剧性，令此事件多年成为坊间猎奇和阴谋论解读热点。余汝信解读了毛泽东与林彪之间出现分歧的原因，并进一步说明了选择接班人来传承最高权力的制度不可靠。

书中认为，“九一三”事件“实际上是毛泽东、林彪两方面的因素促成的。九大是林彪政治生涯的顶峰，也是他走下坡路的起点。九大一年多后的庐山会议（九届二中全会），使毛、林之间的裂痕加深，毛、林从此分道扬镳。”

毛泽东、周恩来、林彪、刘少奇、朱德（从左到右）在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

60年代中期，中共党内对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出现不同意见，刘少奇、陈云、周恩来等曾与毛泽东一起革命并夺取政权的中共“元老”的想法似乎也与毛渐行渐远。 毛始终希望通过不断斗争来激发群众革命潜能 。但唯有林彪还在颂扬毛的威望。

林彪开始在解放军中建立毛的伟大领导人地位。他主持编纂《毛泽东语录》，督促军人学习，并在军中发起群众运动，强调为党牺牲服务的基本价值。林彪还通过与安全机关和文化官僚体制的联系，向军队系统以外的组织部门扩展其权利基础。不久，解放军的势力渗透到各级政府结构中。

1967年，中共中央军委要求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和军训五项任务，即“三支两军”，成为军队在文革中的基本任务。随后，军队通过“三支两军”修复地方党政领导干部被打倒后陷于坍塌状态的权利架构。加之1969年对苏战备形成的客观形势，国家大部分权力归集于军队。

在1966年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当选为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三年后，在中共九大上，党章确定了他的接班人地位。但毛泽东并没有给予他实际权力。1970年，毛泽东提议从宪法中废除自刘少奇之后一直悬空的国家主席职位，这意味着林彪不仅无法继任国家主席，而且身为总理的周恩来也比他的实际职权大。

1966年10月，毛泽东与萧华、杨成武在天安门广场。

余汝信认为，毛、林分歧的表面原因是，毛说想对自己的宣传降温，实际意思是不要借宣传毛的机会来宣传自己，但林坚持不降温。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毛想换接班人，而林却坚持维护自己接班人的地位。

“军队在文革中通过‘三支两军’掌握了很大权力。这意味着军人集团代替了刘少奇领导的整个文官官僚系统的作用，掌握了中国主要权力。毛对军队有疑惑，觉得林的权力太高，对他有威胁。”余汝信说。

毛和林的裂痕在中共九大后扩大，面对毛的步步紧逼，有同是党内二把手刘少奇惨死的先例，林只能选择逃离。这个看起来并不激烈的“反抗”，便是在两年后发生的“九一三事件”。 按照官方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1949-1976）》的叙述，该事件“在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

回顾毛时代选择接班人的方式，余汝信说，“这是一种主观性甚强、非制度性的、落后的，故而是失败居多的权利传承更替方式。‘九一三事件’中接班人仓皇外逃，就是一个最为典型的失败的例子。”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对BBC中文说，“九一三”事件对今天带来的教训是，“接班人的位置有危险，因为当权者会将指定的接班人视作威胁——即便这是自己的选择。如果习近平也指定接班人，这种动态同样会出现，造成不稳定。’”

“‘九一三事件’揭示了中国的权力如何集中在帝王的手中。”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学教授高敬文（Jean-Pierre Cabestan）对BBC中文说，“一党专制体制的运作非常不透明，不会真正遵循任何外界和党外人士可以验证的程序，因此不可能将权力转移制度化。”

谢选骏指出：林彪伙同毛泽东，1968年发动“清理阶级队伍”，无耻出卖了文革大众，结束了文革，还把知青流放到了农村受苦。这无疑也为他自己和毛泽东先后掘了墓——玩火者必自焚也。


【10、马列毛最腐败】


《瞠目结舌：六七十年代的腐败 你想像不到》（2022-01-24 《看看光明日报说的大实话》）报道：

如今经常会听到一些上了年纪的老年人，一边跳着广场舞扰民，一边怀念六七十年代“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那时候的天是蓝色的，水是清的，庄稼是种地里的，官员是没有腐败的……关于那个时候有没有污染，我们再来看看当年的官员腐败问题。

文革时期江青和康生等官员的腐败程度令人瞠目结舌

其实，很多人怀念那个时期，是出于一个朴素的观点：那时候物质条件倒是挺差的，但是那个年代社会公平呀，没有腐败呀。的确，人们不患寡而患不均，“那个时候社会平等论”、“那个时候无腐败论”成为很多人怀念过去、甚至同情“四人帮”的理由。

但实际情况是，那时候的造反派当官发迹以后，跟常人一样，首先考虑的就是住得好、吃得好。王洪文先是得到康平路的一套四室公寓，后来又得到一幢三层洋楼，再后来又得到东湖路七号的一个大别墅，里面包含游泳池、网球场，甚至他对这些都不满意，想让上海市革委会把东湖路电影院划拨给他，作为私家影院（徐景贤：我所接触的王洪文）。来到北京后，中央为他安排了钓鱼台16号楼，他嫌弃住的地方不够宽敞，又让人在郊区建了两个别墅，光建筑面积就分别达700平米和1700平米。

姚文元到北京后，一家五口住进了一个有60多间房子的四合院，后来嫌弃院子“狭小”，又搬进一个125间房子的大四合院（北京八中隔壁），为了迎接他搬家仅装修就花了13万多。1978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年收入365元，当时北京市户均人口4.1人，每户收入1500元左右，这就相当于当时北京市区87户人家一年收入。而根据一些经济学研究，“文革”中人民币1元的购买力，相当于今天的100元左右，这些装修费折合现在人民币1300万左右，放到当下也是令人咋舌。

林彪、康生这些“清心寡欲”、深居简出的“老同志”，住宅规模也颇为可观。林彪的毛家湾大宅面积1.7万平方米，其中林彪私用建筑面积2800平方米，加上“林办”的办公楼，建筑面积达11000多平方米。康生的竹园四合院，共有115间房子，面积达2万多平方米，这里本来是盛宣怀的府邸，建国之初董必武曾经住在这里，他嫌弃这里太大，短住一段时间就走了，但康生不嫌弃大，一住就是19年。改革开放后，因为这里设施豪华、环境优美，一度成为接待外宾的场所，匈牙利总理、瑞典副首相等曾经在这里下榻。

在饮食方面，最挑剔的属江青。据她的秘书杨银禄回忆，她吃鸡蛋只吃蛋清，不能有一点儿蛋黄，吃雏鸡要半斤的，鱼要掐头去尾，螃蟹只吃公的不要母的，菠菜要做成菜泥，芹菜要抽掉筋，绿豆芽要掐掉头和尾。江青还很注重保健品，她喜欢服用进口蛋白粉，价格达几十美元。据王稼祥夫人朱仲丽（长期在卫生和保健系统工作）的回忆，江青随便一次索取的滋补品就要价格上万元，都要有关部门从香港采购。

江青对茶饮保健也特别重视。她还曾心血来潮，想在钓鱼台亲自种龙井，于是命令空军派4架大型运输机从浙江的杭州运来上好茶树，冬天为茶树搭上暖房，以防冻死。由于北方的气温低，不适宜茶树的生长，不到一年，那些茶树就枯萎了，她又叫空军用飞机把这些茶树运回杭州（值得一提的是，“文革”中空军几乎成为江青的御用“顺丰快递”，1971年2月，她在广州休养，要穿一件小大衣，就让空军专机火速从北京送来；9月初，她住在北京时，想起她在青岛时用过的一个卧榻，又派一架大型运输机把那个卧榻运过来）（杨银禄，2014）。

王洪文对吃喝也很讲究。1975年他带家人回上海小住，所用食材都要从各地运来最新鲜的，有南通的蛤蜊，宁波的青蟹，苏州的石榴，还从广州空运过来新鲜的菠萝、香蕉等水果。王洪文还颇爱西餐，到北京后曾经专门从锦江饭店调去一名厨师做西餐，他最喜欢的有牛尾汤、焗牡蛎等菜。此外，王洪文非常喜欢茅台酒，甚至早餐都喝茅台（徐景贤：我所接触的王洪文）。粉碎“四人帮”后，查抄王洪文办公室的时候，警卫局工作人员发现里面最显眼是一个大酒柜，柜子里满满的茅台酒和中华烟（陈守信，2009）。他的这些爱好跟当今查处的那些贪污犯又有什么区别呢？要知道，那个年代的全国老百姓都是凭粮票吃供应粮的，城里人30多斤一月，经常饿肚子；而农村的老百姓都是吃糠咽菜啃树皮的啊。

住房、饮食等基本物质条件满足了，其他生活“品味”也就提升上来了。王洪文把上海轻工业局当做自己的私家供给站，不断地派秘书从那里提取高档手表、家具、家电等东西，仅1975年、1976年两年，他取走的东西共达13多万元。掌权已久后，贫苦出身的王洪文也讲究起来，渐渐看不上国货，上海外贸部门又成为他的供给站，先后派人从那里取走的进口电视、手表、烟酒、日用生活用品达50多万元，就连钓鱼竿和汽车喇叭也都非进口不用（《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3，1977；李海文，2015，第197页）。

这些东西按照现在的购买力达数千万元，还不算是极度腐败吗？艺术家出身，生活品味本来就很高的江青更不必说。她与21世纪的高收入女性一样，喜欢巴黎的时尚用品，一套假发就价值四千五百法郎（《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3）。江青特别注意世界名人的穿戴，在电视上看到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夫人的衣服很漂亮，后来趁马科斯夫人来华访问之机，江青特意让服装研究部门为她仿制了一件黑色绣花连衣裙和一双云头鞋（杨银禄，2014）。

江青与当代社会生活讲究的人一样，也特别注重水质问题，70年代她一度喜欢居住在广州，嫌弃下榻别墅水不好喝，特意命令专门开凿10公里管道，引来山泉水直接供应到她的楼上；她也喜欢白色沙滩，她嫌弃广州的沙子不好，派人专门从海南运来白色的细沙；她嫌弃吉姆车冷风不好，广州有关部门一口气为其采购了6辆奔驰（李子元、闫长贵，2014）。

江青最奢侈的爱好是摄影和看外国电影。大家都知道江青摄影艺术堪称专业级别，但是背后不知花费了多少国库经费，她使用的摄影器材都是国外进口的最顶尖级产品，仅有记录在案的，1972年一次从香港进口6万米伊斯曼胶卷，就花了好几百万元（李捷、于俊道，2013，第81页）。江青拍照的道具更是丰富多彩，1975年她为了去山西大寨摆拍，专门让特级裁缝做了一身模仿“大寨农民”的衣服，还特意从北京运来四匹马，其他物品拉了好几卡车。

“文革”时看外国电影，不像今天我们花几十块钱买张电影票就可以解决。那个时代，中国与外国文化隔绝，要看外国电影需要先支付进口版权。为了满足江青的私欲，仅1975年国家有关部门就进口550部外国和香港电影，耗资达1500万元。为了让观影效果更好，张春桥又让人从国外花了100万美元专门采购最先进的放映设备（李海文、王守家，2015，第197页），这实质是价格高昂的文化“特供”。根据杨银禄的回忆，江青到晚上8时后，经常约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到钓鱼台17号楼礼堂看电影，看外国原声电影时，还要请外语翻译过来，“一个偌大的礼堂，或是他们五六个人看，或是只有江青一个人看，在微弱的灯光下总是显得空洞而幽深”。

更可怕的那个时代官员们的雅贪，“雅贪”——大肆占有珍稀文物。江青先后94次从北京文物管理处，拿走古玩、字画、金表等1087件，古籍4600多册，为这些文物她仅支付了20.64元，其中清宫的文房四宝象牙笔付了1分钱，墨锭付了2分钱（钟史闻，1977）。

颇有“文化底蕴”的康生更是在“文革”中“收获满满”，掠夺的图书达34000多册，古玩字画印章等5500多件，其中含有大批宋元版和明版的孤本，还有很多周朝的青铜器。康生为了达到“合法”占有，对一些重要文物都是以从文管处付款购买的形式获得，宋拓汉石经，仅付10元；黄庭坚的《腊梅三咏》，仅付5元。康生还嫌弃文管处工作人员估价太高，指责他们“没有无产阶级感情”。当时北京有很多收藏名家，康生对他们的藏品都是垂涎已久，“文革”爆发后，唆使造反派以抄家为名盗窃他们的文物。康生曾在邓拓家做客，赏玩过邓拓收藏的善本书和字画，邓拓家被抄后，立即去文物库房“淘宝”。

傅惜华是文化界元老，著名藏书家，康生多次跑到文管处询问：“傅惜华的书集中起来没有？”康生侵占的文物涉及齐燕铭、邓拓、阿英、龙云、章乃器、傅忠谟、赵元方、齐白石、尚小云等96名知名人士以及25个单位。

就连最“清心寡欲”，对文化艺术不感兴趣的林彪、叶群，也禁不住珍稀文物的诱惑，1968年至1971年间，先后上百次亲自或派人从文物管理部门取走字画1858件，其中一幅是褚遂良真迹，图书5077册，仅支付766元。

此外，林家还从故宫“借”来1000多件上等的玛瑙翡翠、象牙雕塑、瓷器、字画等，密密麻麻堆在卧室里，林彪晚年没事的时候，在家里最大的爱好是摆弄从故宫“借”来的精致的八音盒（武建华，2011）。

林彪集团的“大老粗”们也收获不少，根据北京市文物管理部门统计，黄永胜拿走文物342件、图书5702册，吴法宪拿走文物151件、图书620册，李作鹏拿走文物579件、图书1494册，邱会作拿走文物188件、图书1161册。黄永胜夫人还从原广州市市长朱光那里骗取名人画卷77轴、碑帖8册、线装古书3函另510册，献给叶群。

对于一些名家的藏品，“文革”新贵们也不好意思独吞，都顺水推舟做人情，合理分赃。著名画家叶浅予被抄家后，所藏33件名画，林彪获得16件，江青获得古墨、镇尺等3件，陈伯达获得张大千、徐悲鸿画作11件，康生夫获得潘天寿《野趣图》及名贵印章等共9件，李作鹏、汪东兴各获得1件（何满子，2015）。

他们还经常成群结队一起扫荡“战利品”。1970年5月2日，康生率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陈伯达一起拥进文管处库房，挑选各自喜爱的东西，作为专家的康生，在一旁做专业指点。他们在管理人员面前，恐失身份，还不断假惺惺地互相谦让、彼此赠送。

那个时代的官员不只有物质和生活上的贪污腐化，他们跟任何时代的贪官污吏一样，大搞裙带关系，让自己的权力利益最大化。康生的儿子张子石，“文革”中从青岛市教育局长窜升至山东革委会常委，之后又担任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杭州市委第一书记；江青所欣赏的京剧演员于会泳、浩亮和刘庆棠都被火速提拔成为文化部长和副部长；王洪文当上副主席后，就通知王秀珍开名单，在中央要害部门安排人，他一口气内定了18个副部级以上干部，都是他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小兄弟（李海文、王守家，2015，第183页）……获得提拔的党羽们也像旧社会官僚一样，懂得投桃报李。马天水不断让上海市革委会财务部门给予王洪文）等生活补助费，甚至还给王秀珍等专门拨发“妇女营养费”。粉碎“四人帮”以后，警卫局查抄王洪文办公室，发现保险柜里有很多信封里装着现金，都是上海一些机关偷偷给他的“生活补贴”，就连王洪文的警卫员也被周到的“照顾”，每月有15元（陈守信，2009）。

上海市革委会常委黄涛，每次进京都必须带着东西，先后带去200多块高档手表孝敬给张春桥。1976年，张春桥女儿结婚，特意在上海锦江酒店摆宴席50多桌，收获了大量当时最奢侈的礼品，徐景贤送了一台价值2000多元的西德产彩电，陈阿大送礼金1000元（王守家，2016，第201页）。

这些工人农民出身的造反派领袖们，趣味和行为跟他们天天嘲讽的封建帝修资又有什么不同呢？他们仅仅掌握了八九年的权力，就腐化至此。如果让他们坐上几十年江山，会堕落到何种程度？而下面的各级干部利用手里权力，也是暗地里腐败成风：上海造反派领袖徐景贤，喜欢吃进口蔬菜，一次花费9600元；王秀珍为了要几斤特殊毛线，竟开动整个生产线；陈阿大占据两套别墅，其中一套是新康花园15号楼，新康花园是上海最著名的高档洋楼之一，张元济、赵丹等文化名人曾经住在这里（李海文，2015）。更不用说，全国各个地区、县、国有工厂，哪个造反派领袖上位，不是趁机捞一把？当年农民分配粮食的流行一句口头禅就是：“好粮食是大队干部的，瘪粮食是小队干部的，泥粮食是老百姓的。”更不要说上级下来的推荐当兵名额、读工农兵大学名额，首先都被公社干部和大队干部弄走了，一般老百姓想都不敢想。

那个年代做衣服买布需要布票，农民没有关系，哪里去弄到布票呢？所以，衣服都是大人穿过孩子穿，老大穿过老二穿，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大人孩子的衣服上都是补丁连着补丁。文革后期上面分配了一种叫“尿素”的化肥，是日本进口的，撒在农田里面庄稼特别肯长，非常神奇；更神奇的是装化肥的口袋，比供销社购买的布还结实耐用。可惜，这些宝贝疙瘩老百姓是得不到的，都被大队和生产队干部私分做衣服了。很多干部屁股上写着“净重50公斤”，裤裆里写着“含氮量80％”，尿素袋子也只是村里干部能弄到，一般社员是没有这个机会的。所以，老百姓就编歌谣讥讽：大小队干部，都有尿素裤，前头是“日本”，后头是“尿素”。“大干部小干部，一人一个尿素裤，有黑的，有蓝的，就他妈没有社员的。”

所以，那个年代并不是没有贪污、没有腐败的历史特殊阶段，它与任何历史时期一样，获得了巨大权力的阶层，在不受制约的情况下，都会迅速腐败起来。“文革”造反派以反特权、反官僚等级制度起家，但是他们掌权后享受着新的特权，比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文革”的贪污腐败告诉我们，它不可能建成一个平等的社会。

谢选骏指出：上文只打苍蝇，不打老虎——放过了带头腐败的毛泽东本人。毛泽东这头肥猪，挤进死人的故宫中南海居住不说，还到处割据地皮设立别墅……共产党的腐败与生俱来——那是马克思私生子、恩格斯“共产党自己当资本家”乱搞姐妹花、列宁的党患有梅毒……一步步发展起来的。所以我说——马列毛最腐败！


《揭秘：毛时代没多少腐败特权和奸淫？》（2021-06-01 黄家杨）报道：

当今中国社会贪污腐败横行，让不少民众感怀改革开放前干部的廉洁作风和社会正气。“毛泽东时代没多少腐败”，成了许多人的口头禅。改革开放前，即所谓毛泽东时代，真的“没多少腐败”？恐怕这只是某些人对那段历史的某种一厢情愿的解读罢了。

1949年，中共军队进入北京城，建国初期的干部贪污腐败情形

中共进城后不久，官员贪污腐败已相当严重。干部特殊阶层已具雏形，高级干部享受商品特供，还享受着秘书、警卫、司机、勤务、保姆、厨师以及医疗和专车、住房等特殊待遇。

建国初期干部贪腐已相当严重，“天水专区税务系统……贪污干部占全体干部百分三十强”。

贪污腐败不是改革开放后才有，在建国初期就已相当普遍了。建国伊始，许多制度尚未完善，譬如实行的机关生产、单位小金库（又称“小家当”），供给制及工资制双轨并行等，就滋生了许多问题。各级干部大多都有涉嫌非法谋利、偷税漏税、挪用公款、损公肥私等的问题。

中共进城后不久，领导层就注意到贪污腐败的严重性，东北局书记高岗最早提出要解决这问题。其治下的东北局，在1950年前后调查官员的贪污腐败，并形成报告。

报告称：“据沈阳市人民法院贪污案件逐年统计，一九四九年下半年贪污犯占案犯总数百分之五点三，一九五零年上升为百分之五点七，一九五一年第一季度又上升为百分之一三点二。”“整个贸易工作系统的统计，去年一月到八月犯贪污错误的有七百人，而今年只第二季度贪污者即有五百余人。”（《东北局关于反对贪污蜕化官僚主义的报告》，1951年9月14日，见陕西省档案馆藏档，203－205）

在东北局的报告出台后，其他片区的报告也相继送往中央。毛泽东审阅了报告，便部署“三反”运动整肃腐败。“三反”运动的部署刚一下达，各地报告陆续出炉。据中央财政部、中央贸易部、中央水利部、中央轻工业部以及人民银行总行等部门的党组报称，贪污人数通常要占到机关总人数的30～40％左右。贪污者一般是新干部多于老干部，下级多于上级，但严重程度是上级严重于下级。

西北局报称：“天水专区税务系统初步检查，贪污干部占全体干部百分三十强。陕西二十七个县公安局长中，有七个贪污。泾阳县有七个区长以上干部因贪污撤职。已发现有县级、专区级重要干部贪污的，如渭南分区副司令员马华廷有很多贪污行为。”（《习仲勋关于西北地区反贪污斗争的报告》，1951年12月13日，《建设》第一三六期，1952年1月9日，第1－2页）

严刑逼供 错案冤案难免

“三反”运动毫无疑问减少了官员的贪污腐败，但是这种运动式的整治方法弊端十分明显。在当时，中共把自身的腐化归罪于“资产阶级三年以来一直对中国共产党‘猖狂进攻’”，把整肃腐败与打击资产阶级相提并论。毛泽东把“三反”运动看做一场阶级斗争，将运动提高到“你死我活”的高度。他批评部分地区不重视，认为报告贪污情况不甚严重，贪污人数少，款数不多，都是不真实的，“不要被下面的不真实的报告欺骗了”。于是，揪出腐败变成了政治任务，迫使官员为了完成任务而罔顾事实。因此，在“三反”过程中，严刑逼供相当普遍，错案冤案更是难免了。

“三反”运动并未从根子上解决问题，运动过去不到一年左右，中央就不能不提醒相关部门防止“三反”后再普遍发生贪污事件以及要求大力进行“反贪污教育”，此后也发动了多次反贪污运动。

进城的同时 干部特权阶层随即形成

中共进城之后，干部的特殊阶层也日渐形成。高级干部享受着紧缺和优质商品的特殊供应（特供），并且多数因工作关系还享受着秘书、警卫、司机、勤务、保姆、厨师以及医疗和专车、住房等特殊待遇。这方面也照搬了苏联经验，严格按照等级来划分特殊待遇标准。比如几级可配厨师，几级可配勤务，几级可配警卫，几级可配秘书，几级可配专车，包括不同级别干部享受何种档次和牌子的专车等都有具体规定。以住房为例，上海市1956年就按照行政级别将各级干部住房划分成了十几种待遇标准：

特甲级可享受200米以上的“大花园精致住宅”；特乙级可享受190～195米的“大花园精美住宅”；1级可享受180～185米的“大花园精美住宅”；2级可享受170～175米的“独立新式住宅精美公寓”；3级可享受160～165米的“上等住宅公寓”；4级则只能分得“半独立式普通住宅中等公寓”；5级只能分得“120～135米的新式里弄住宅”；6级只能分得100～115米的“有卫生设备的普通里弄住宅”；7级只能分得80～95米的“无卫生设备的石库门房屋”；8级只能分得“老式立柱房屋”；9级以下只能分得“板房简屋”……

六七十年代 官员腐败关乎民众生死

在计划经济年代里，生活必需品都由掌握权力的人分配，人们为了满足生活不得不动用各种各系“走后门”；在“三年困难”里，基层干部强征粮食，掠夺民众财产，官员的贪腐已经关乎民众生死。

三年困难时期，许多干部强征粮食，并借机侵占民众财产。

“三反”运动结束后，中国于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计划经济。在计划经济下，市场被消灭，没有类似“天上人间”的服务性行业，也没有各种奢侈品可供消费，物品基本上按等级分配的。当时社会贫富差距相对较小，大部分官员们极难有机会贪污腐败，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东西可贪。可是，即便如此，官员贪腐虽然数额不大，却关乎民众生死。

1959年至1962年，即“三年饥荒”期间，神州大地饿殍遍地。除了被饿死外，一个不能忽略的事实就是，当年基层干部强征粮食时，“借机搜查和没收群众的东西”，间接把农民迫害致死。1958年12月中共中央监委办公厅的一个报告中列举了少数干部的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情况：一是侵犯人权，残害人身，如骂人、打人、押人、捆人、跪石子、拔头发及施用各种肉刑；二是搜查和没收群众的东西；三是滥用“集训”，即把有问题的人集中起来监督劳动，甚至严刑拷打；四是用“辩论”的方法斗争干部群众，甚至侮辱拷打；五是不让吃饭；六是强迫群众拆屋沤肥；七是强迫群众掘坟挖尸，扩大耕地面积。（魏明铎：《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工作全书》，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985页）

在全国各地，残酷的案例，多如牛毛。譬如，“达县专区邻水县九龙区，在半年多时间内，共有329名干部和204名社员违法乱纪，遭到非法捆绑的群众达206名，其中13人被打死，12人被逼死，还有7人致残。950户人家被搜家、罚款，罚款金额高达15000余元，最多的一人罚了400多元——这在当时可不是小数字。”（《跃进悲歌》，韩福东，《经济观察报》，2012年04月09日第50版）

又如，“江苏省宝应县的5个生产队调查，在95名大队干部中，有贪污行为的30人，吊打过社员的23人，被打农民170人，共逼死23人。（周彪：《宝应事件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湖南省花垣县的一个公社干部，用所谓的‘火烧中游’的酷刑，用柴火熏烤农民，将人活活烧死。”（《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大事记》，贵州民族出版社，第132页）

基层干部多吃多占粮食 许多农民则被饿死

除了干部借机侵占百姓财产外，在大跃进期间，基层干部凭借特权在公共食堂分配口粮时，多吃多占。学者刘愿分析大饥荒，指出：在饥荒年，干部和家属多吃多占、贪污腐化加剧了粮食分配不均，没有权势的普通农民被饿死：

“既然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民的经济权利是无差异的，为何农村干部及其家属、政治成分好的阶层更容易在饥荒中幸存？显然，政治权利的差异是不同群体死亡率差异的重要原因。公共食堂将口粮强制性集体化，农村干部享有支配农民口粮的特权。在口粮不足的情况下，干部及其家属的多吃多占、贪污腐化导致粮食分配不均，普通农民极可能因口粮严重不足而饿死；政治成分差的地主富农在粮食分配序列中又处于劣势，往往因为微不足道的错误而被扣饭、体罚甚至殴打致死。”（《中国“大跃进”饥荒成因再辩——政治治权利的视角》，刘愿，《经济学季刊》，2010年4月）

三年困难时期 “走后门”、“高级干部特供”之风相当盛行

饥荒之年，农民“勒紧裤带”求生存，另一方面，国家高级干部却是另一番景象。为了应对饥荒，中央特别批示对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进行“特需供应”：

“原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拟定了一份报告，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份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三个月后，中央批示通过此报告，决定对前述两类人群的‘特需供应’以‘特殊供应办法’予以照顾。即根据不同职位，每户每月可享受定量供应的肉、蛋、白糖和烟，正是资中筠在回忆文章中提到的‘按级别分配的特权’。当时戏称这些特权享有者为‘肉蛋干部’。”（《变味的机关饭》，郑文，南都周刊，2011年第19期）

除此之外，当年“走后门”之风十分盛行。由于当时实行计划经济，物品的供应主要掌握在部分人手中，人们为了满足基本的生活所需，不得不通过各种关系，从掌握物品供应的人手中取得生活物品在三年困难期间，物资供应更加紧张，“走后门”就更普遍了。学者钟健英发现“走后门”已是普遍现象。“在151个企业单位6572个职工中，‘走后门’的有4926人，占职工总数的72.87％。”“从地区看，农村‘走后门’的比重大于城市。如北京市和武汉市25个单位统计的，‘走后门’的平均占71.26％；四川南充、陕西三原、湖北广济三个县26个单位的统计，平均占83.29％”（《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反商品“走后门”运动》，钟健英，《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07期）

“走后门”在当时确实是非法行为，但不可否认一点，它解决了当时普通百姓生活的燃眉之急。在饥荒之年，基层干部的“特殊照顾”，可以救活一个垂死之人。

1961年，鉴于“干部特供”和“走后门”的普遍性，中央发出《关于整顿对负责干部的特需供应，禁止商品供应“走后门”的指示》，反对干部特殊化，整顿“走后门”。自11月起，党外人士仍按原定额供应，但对党员干部实行减半供应。

“性腐败”氾滥 女知青在“上山下乡”运动中遭干部性侵犯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现象

时移世易，饥荒过后，中国的经济有所好转，但是很快又引来一个动荡时期，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1968年，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在“上山下乡”运动中女知青遭干部性侵犯相当，成为当时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尘劫·知青畅想曲》一书记载：“在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第八期会议简报上我们可以看到：辽宁省1968年至1973年，共发生摧残知青和奸污女知青案件3400多起，四川省3296起。”“据国务院知青办简报第11期登载，……黑龙江兵团发生奸污女知青事件365起；内蒙古兵团发生奸污女知青事件247起；云南兵团奸污女知青事件139起；广州兵团奸污女知青事件193起。其中师级干部2人，团级干部38人……黑龙江兵团简报第十六期登载，黑龙江兵团某副参谋长调戏女知青七人，边学习中央文件边调戏女知青。二十五团副团长在全国召开打击批斗奸污女知青罪犯大会的同时，还在办公室里强奸了一名女知青。”

网民嚎叫：

当局者迷 2021年06月02日 07:17

极权统治下，怎么可能“没多少腐败特权和奸淫”？只是信息渠道控制的水泄不通，老百姓一无所知罢了。

其实中共那些年在全国选秀的文工团，不就是随时随地为高级领导干部们准备的，流动“后宫”和制服诱惑军妓团。老毛玩兴奋了，还不管不顾大叫“不爱红装爱武装”，你以为指的是什么？！

_5000 2021年06月01日 22:05

一般人错误地把腐败等同于贪污。其实最大的腐败是滥权！

文革毛贼的滥权，比之后的邓贼江贼的贪污，更加祸国殃民！

谢选骏指出：马列毛为何最腐败？因为他们冒充好人，所以恶贯满盈。大家看看毛泽东本人，人人饿得半死，只有它毛一人肥得像头猪——他身上的这些肥膘就是他淫邪腐败的铁证。


【11、马裂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地狱里涌动】


《动荡生活简记》（燕妮·马克思）报道：

1843年6月19日我们举行了婚礼。我们从克罗茨纳赫经过埃伯恩堡到达莱茵普法尔茨，然后经过巴登巴登又回到克罗茨纳赫，在那里一直住到9月底。我亲爱的母亲和弟弟埃德加尔回特利尔去了。卡尔和我于10月到达巴黎，在那里有海尔维格和他的夫人迎接我们。

在巴黎，卡尔和卢格出版了《德法年鉴》。出版者是尤利乌斯·弗吕贝尔。该杂志只出了一期就停刊了。当时我们住在圣热尔曼郊区田凫路，和卢格，海涅、海尔维格、莫伊勒，托尔斯泰，巴枯宁、安年柯夫，贝尔奈斯以及其他许多人都有往来。曾经由于一些小事而产生了许多流言蜚语和争吵。

1844年5月1日小燕妮诞生了。在安葬拉菲特的那天我第一次出家门，后来大约过了六个星期，我和病得快要死去的孩子搭乘邮政马车到特利尔去。我在亲爱的妈妈身边住了三个月。我在那里见到了索菲娅·施马尔豪森和她一岁的女儿小耶特。我也赶上了小罕丽达-马克思的婚礼。夏天，那里盛行穿戴圣衣的宗教活动。

9月，德国保姆陪伴我同小燕妮回到巴黎。那时，小燕妮已经长了四颗牙齿。当我不在家时，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来访问过卡尔。整个秋天和冬天卡尔写《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一书，该书在法兰克福出版。赫斯和他的妻子，艾韦贝克和李宾特罗普、尤其是海涅和海尔维格都是我们这一伙的。1845年初警官突然到我们家里，拿出普鲁士政府怂恿基佐发出的驱逐令。命令写道：“卡尔·马克思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巴黎。”给我的时间比较长，我利用这个时间卖掉家具和部分衣物，因为搬家需要钱，所以不得不廉价出售。海尔维格一家人让我在他们家寄住了两天。2月初，我带病冒着严寒的天气，在卡尔之后到达布鲁塞尔。我们在那里住在野林旅馆，我第一次见到了海因岑和弗莱里格拉特。5月，我们搬到圣卢万门外同盟路的一所小房子里，房子是布罗伊尔博士租给我们的。

我们在那里刚安排好，恩格斯随后也来了。亨利希·毕尔格尔斯当时也在这里，他和他的朋友罗兰特·丹尼尔斯医生还在巴黎的时候就在打听我们。此后不久，赫斯同他的夫人也来了；一个叫塞巴斯提安·载勒尔的人也参加到这一小群德国人中间。他组织了一个通讯社，德国流亡者在这里过得相当好。参加到我们这里来的还有一些比利时人（其中有日果）和波兰人。就在此地，在我们每晚都要去光顾的一个清洁的咖啡店里，我认识了那位身穿蓝色工作服的老列列韦尔。

夏天，恩格斯和卡尔一道写文章批判德意志哲学，促使他们这样做的外部动力是《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书的出现。结果写成了一部渊博的著作，这一著作本该在威斯特伐里亚出版的。春天，约瑟夫-魏德迈初次拜访我们。他在我们家里住了一些时候。4月我亲爱的母亲把自己忠实昀女仆派到布鲁塞尔来帮助我。我同她带着十四个月的小燕妮又到我亲爱的母亲那里去了。我在那里住了六个星期，在生劳拉的前两个星期我又回到我们的流亡者小圈子里来了。9月26日劳拉出世了。我的弟弟埃德加尔同我们一起过冬，指望在布鲁塞尔找到一个工作。他进了载勒尔的通讯社；后来，1846年春我们亲爱的威廉·沃尔弗也参加了这个通讯社，沃尔弗以“被囚的狼”闻名，从西里西亚监狱逃了出来，他因为违反出版法曾在那里被监禁四年。他一到我们这里，就同我们产生了亲密无间的友谊，直到1864年5月我们亲爱的鲁普斯[1]逝世为止。冬天格奥尔格·荣克和施莱谢尔博士来拜访我们。1846年2月，突然从特利尔寄来一封信，说我的母亲病已垂危……

当时，革命的乌云愈来愈浓密。比利时的地平线也是一片昏暗。当局首先害怕工人以及人民群众的社会性的自发行动。警察、军队，自卫军全都动员起来了，各方面都处于战斗准备状态。当时德国工人决定，他们必须武装起来。他们得到了短剑、手枪等等。卡尔愿意出钱，因为当时他刚得到一份遗产。政府认为这一切都是阴谋、犯罪的打算，因为马克思有钱买武器，所以必须把他弄走。一天深夜，有两个人闯进我们的家。他们说要见卡尔，当他走出来时，他们象警士一样，拿着逮捕和传讯卡尔的命令，当晚就把他抓去了。我惊慌地随着跑出去，找有势力的人打听这是怎么一回事。黑夜里我从这一家跑到那一家。突然，一个巡警抓住我，把我逮捕起来，关进黑暗的监狱。这个地方是专门拘留那些无家可归的穷人．孤苦伶仃的流浪汉和那些陷入不幸深渊的女人的。我被推进黑暗的牢房。我一边啜泣，一边走进去，那里，一个不幸的难友把自己的床让给我。这是很硬的木板床。我就倒在这张床板上。早晨天刚亮，我看到对面窗户的铁栅栏后面有一张苍白的愁苦的脸。我靠近窗户一看，原来是我们亲爱的老朋友日果。他看见我就做手势，指着下面的房子。我随手看去，发现了正在被武装押送着的卡尔。大约过了一小时，我被带到审判官那里。经过两小时的审问（审问时，他们从我这里什么都没有问出来），宪兵把我带上马车，傍晚我回到我的三个可怜的小孩身边。这件事引起了巨大的强烈的反应。所有的报纸都在谈论。卡尔本人被释放得较晚一点，并且带着立即离开布鲁塞尔的驱逐令。卡尔早就打算回巴黎，也曾要求法国临时政府取消路易－菲力浦的驱逐他的命令。他马上收到了弗洛孔的签名信，说临时政府以非常客气的口吻通知命令已经取消。这样巴黎又对我们开放了；那时候有什么地方能比在新的革命的阳光照耀之下更使我们感到自在呢！我们决心到那里去，立刻就去！我匆忙处理自己的东西，把能卖的都卖了，把装了全部银器和比较好的衣物的箱子留给布鲁塞尔的书商福格勒照管，他在我离开的时候显得特别殷勤，并愿意帮助我。我们就这样离开住了三年的布鲁塞尔。那是一个非常阴暗寒冷的日子，我们尽一切办法不让小孩子们冻着，其中最小的一个才刚满一周岁……

5月底[2]卡尔用红色油墨刊印了最后一号《新莱菌报》。这是形式和内容都充满了熊熊火光的著名的“红色的一号”。恩格斯立刻参加了巴登起义，在起义中他当了维利希的副官。卡尔决定再到巴黎去一些时候，因为德国这块土地已经不能再留他了[3]。红色沃尔弗跟他去巴黎。我自己带着三个小孩取道宾根，回我亲爱的故乡，投入我亲爱的母亲的怀抱。为了把刚从布鲁塞尔当铺赎回来的银器换成硬币，我从宾根又到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去了几天。魏德迈和他的夫人非常热诚地招待我，并且在这次典兑交易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这样一来我又有了路费。卡尔在红色沃尔弗的陪伴下先到莱茵普法尔茨，再从那里去巴黎，不久赖德律－洛兰组织的6月13日游行示威在这里结束了短暂的革命美梦。反动势力到处猖獗。

匈牙利的革命，巴登的起义，意大利的革命运动都失败了，在匈牙利和巴登，设立了许多战地军事法庭，为了占领意大利，在1848年底以绝大多数票当选为共和国总统的路易·拿破仑任职时，曾有五万法国人进入了这个“七峰城”[4]。“华沙秩序井然”，“战败者遭殃”，这就是自以为胜利的反革命的口号。资产阶级松了一口气，小资产阶级又重新做买卖，自由主义的庸碌之辈敢怒而不敢言，工人被放逐，被镇压，那些曾用笔杆和宝剑争取穷人和被压迫者当家做主的人，如果能在异乡勉强糊口就算是幸运的了。卡尔在巴黎的时候，和许多俱乐部领导人以及秘密工人组织的领导人都有联系。1849年7月我随他到巴黎，我们在那里住了一个月。然而，就是在这里我们也得不到安宁。有一天，天气很好，一个面孔熟悉的警官带着命令又来到我们这里：“卡尔和他的妻子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巴黎。”他们还好意地建议他到莫尔比昂的瓦讷去避难。我们当然不同意这样的驱逐，我又收拾起自己简单的行李，想在伦敦找一个可靠的安静住所。卡尔比我先到伦敦。在那里他和布林德往来甚密。后来格奥尔格·维尔特也到了那里。我到达伦敦时，是他去接我的，当时我又病又累，还带着三个疲惫不堪的孩子，他把我安置在莱斯特广场一个裁缝家的供膳宿的小房子里。我们很快又在切尔西找到一所比较宽敞的房子，因为我迫切需要找个安静的住处。11月5日，当街上响起了“盖伊-福克斯万岁”[5]的呼声，孩子们戴着奇形怪状的假面具，骑着做得很精巧的假驴子满街乱跑时，我的可怜的小亨利在这一片喧嚣声中出世了。为了纪念伟大的暗杀者，我们把刚出世的小孩叫作小福克斯。在他出生后不久，恩格斯从巴登经热那亚逃到我们这里。在他来到以前维利希就已经来了，并且就住在我们这里，和我们称兄道弟，彼此不分。一清早他就到我们卧房来，活象一个唐·吉诃德，穿一件灰羊毛背心，用一条红布围在腰上代替腰带，象一个真正的普鲁士人那样呵呵大笑，还打算对“自然”共产主义作冗长的理论上的讨论。卡尔立即打消他的念头。我也不理睬他，他还想从我们这里套出人家婚姻方面的隐私。在切尔西初次到我们这里来的还有威·皮佩尔和威·李卜克内西。红色沃尔弗是和卡尔一同到伦敦来的。

每天都有成千的流亡者到伦敦来。所有这些人都或多或少地在生话上有些困难，只有少数人的生活才有保证。他们无依无靠，需要援助，也在寻求援助。这是我们流亡生活中最不愉快的一个时期。为了援助流亡者，组织了流亡者委员会，举行了集会，印发了呼吁书，制订了纲领，并准备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在所有流亡者小组中开始出现分歧。不同的党派逐渐完全分离。德国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也正式分裂，甚至在工人共产主义者中也发生了明显的裂痕。派别组织的领袖们彼此非常敌视，一帮游手好闲的歹徒亟欲建立“功勋”和有所“行动”，他们向前猛冲，并恶毒地攻击那些洞察时势，认为革命时期早已结束的部分工人及其领袖。其中卡尔被攻击得最厉害，遭到无端的诽谤和诬蔑。就在这个时候，康拉德·施拉姆和奥古斯特·维利希进行了决斗。

1849年秋，卡尔在德国已经谈妥了关于在伦敦编辑、在汉堡出版一份评论性刊物的问题。克服了无数困难，该刊物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名字出了六期。这份刊物的成绩非常大，但是，被德国政府收买的书商在经营方面疏忽大意，很不负责，以至不能再继续办下去了。

1850年春，我们不得不离开切尔西的住宅。我的可怜的小福克斯经常生病；日常生活上的忧虑也损害了我的健康。由于受到各方面的迫害和债主的追逼，我们搬到莱斯特广场的一个德国旅馆里住了一星期。我们在那里没有久留。有一天早晨殷勤的老板拒绝给我们开早饭，于是我们只好另找住所。我母亲给的微薄的帮助常常能使我们解脱痛苦的困境。后来我们在一个犹太花边商的家里找到两间小房，在这里，整个夏天我们和四个孩子受尽了折磨。

同年秋，卡尔以及他最亲近的朋友们，同这一帮流亡者彻底决裂了，再没有参加过他们的游行活动。他和他的朋友们退出了工人教育协会，各走各的路了。恩格斯在伦敦找不到能维持生活的写作工作，就动身到曼彻斯特去了，迫不得已只好在他父亲的工厂当了一名办事员。所有其他的朋友都打算靠教书等等来维持生活。这两三年对于我们说来，是生活上的烦恼最多的几年，经常不断的惊恐，形形色色的困难，甚至连最必需的东西都没有。

1850年8月，虽然我的身体很不好，我还是决心丢下我的生病的孩子到荷兰去找卡尔的姨父，希望在那里能得到安慰和援助。我等待着第五个孩子的诞生，怀着悲观失望的心情展望着未来。由于革命给姨父和他儿子的事业造成了不利影响，他对革命和革命者十分抱怨，情绪也很坏。他拒绝给我任何帮助，但在我离开时，却把送给我最小的孩子的礼物塞到我手里，我看到他由于不能再多给我些东西而显得很难过。这位老人想不到我是带着怎样的心情离开他的。我灰心失望地回到家里。我那可怜的小埃德加尔喜笑颜开地跳出来迎接我，我的小福克斯向我伸出了自己的小手。但是我再也不能欣赏他那天真的娇态了。11月，娇弱的孩子由于肺炎引起的抽筋死去了。我是多么伤心啊！这是我失掉的第一个孩子呀！唉，那时我真没有想到后来我还会遭到什么样的痛苦，我只觉得这次的痛苦是超过一切的了！埋葬了亲爱的孩子不久，我们离开了这所小房子，租了同一条街上的另一处住所。

这年冬天，我听说我可怜的妈咪的右臂坏了。这样一来，这双可爱的勤劳的手再也不能操作，甚至连唯一能使她驱散寂寞的写信的乐趣也永远没有了。埃德加尔又一次离开了亲爱的母亲，到得克萨斯去碰运气了。

1851年3月28日，我们的小女儿弗兰契斯卡出世了。我们把这个可怜的小东西交给奶妈，因为我们不能把她同其他人一起关在这三间狭窄的小房子里。这是举行全世界最大展览会[6]的一年，许多人涌进伦敦，春天，弗莱里格拉特从科伦来伦敦找工作。其后鲁普斯从瑞士来到这里，还有德朗克、伊曼特和席利。更早到伦敦来的有载勒尔，而格茨也参加到以卡尔为中心的流亡者小圈子里来了。1851年和1882年对我们说来是各种大小困难最多和最艰苦的两年。

1851年春末夏初又发生了一件事，我不想详细谈，虽然这件事增加了我们对自己和别人的担忧。春天，普鲁士政府控告卡尔在莱茵省的所有的朋友们进行危险的革命活动，并把他们关进牢狱，惨无人道地对付他们。1858年底法庭才公开审理众所周知的共产党人案件，所有被告，除了丹尼尔斯和雅科比，都被判三年至五年的徒刑。

卡尔的秘书最初是威·皮佩尔，后来由我来担任；我坐在他的小房间里转抄他那潦草不清的文章的那些日子，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1851年底路易·拿破仑实行政变，翌年春，卡尔写了《雾月十八日》，该书在纽约出版。他是在第恩街一间小房里，在孩子们的吵闹声和家庭琐事搅扰下写完这本书的。我于3月转抄好手稿，并把它进出去，但书很迟才出版，我们几乎没有拿到什么报酬。

1852年复活节，我们可怜的小弗兰契斯卡得了严重的支气管炎。可怜的孩子与死亡搏斗了三天，受了许多痛苦。失去生命的小躯体停放在后面的小房间里。我们都搬到前面房间，晚上我们睡在地板上，三个活着的孩子同我们睡在一起，我们都为停放在邻室的冰冷而苍白的小天使痛哭。这个可爱的孩子在我们生活上最穷困的时期死去了。我们的德国朋友们这时候无力帮助我们。当时经常来我们家的厄内斯特·琼斯曾答应帮助我们，但连他也没有办法。那时躲在我家里、让卡尔修改瑟美列的文稿的匈牙利上校班迪亚，答应暂时给予帮助，但他也是无能为力。当时我迷惘地跑刭一个住在附近，常来拜访我们的法国流亡者那里，求他接济我们。他立刻极友善而同情地给了我两英镑，这样才把我的可怜孩子现在安然躺睡的小棺材的钱付清。小女孩出世时没有摇篮，死后也好久得不到最后安息的一席之地。当我们看到她被送进坟墓时，我们是多么伤心啊！

1852年秋，著名的共产党人审判案终于结束了。为了揭露普鲁士政府的卑鄙无耻，卡尔写了一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是在瑞士由沙贝利茨刊印的，但在边界被普鲁士政府没收并销毁了。克路斯在美国又重新刊印了这本小册子，后来这个新版本在大陆上传播很广。

1853年，卡尔定期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两篇文章，这些文章在美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应。这份固定的收入，使我们可以偿还一些旧债，并安静地生活了。虽然我们仍住在狭窄的小房子里，但孩子们长得很可爱，精神饱满，身体健壮。卡尔在伦敦居住期间，和宪章主义者保持经常的联系，并给厄内斯特·琼斯的《人民报》写文章，这年夏天卡尔在该报发表了几篇早先在《论坛报》上登载过的文章。

他特别指出帕麦斯顿在对波兰的问题上同俄国妥协。戴维·乌尔卡尔特让《人民报》转载了这篇发表在格拉斯哥一家报纸上的文章。因此，卡尔这才认识了乌尔卡尔特及其朋友。乌尔卡尔特的报纸的承印人塔克尔把卡尔的文章单独印成传单，散发了数千份。《地球报》和其他一些官方报纸开始注意这些文章，并含沙射影地攻击卡尔本人。约翰·布菜特在下院也多次提到卡尔在《论坛报》上发表的文章。

这年夏天，卡尔的妹妹路易莎和尤塔结婚了。这对年轻人要到开普敦经营一家书店，途中来看望了我们，我们在一起度过了愉快的几天。我们的小屋子经常接待客人，秋天从卢卑克来的彼得·迈耶尔加入了这个亲密无间的朋友们的圈子。迈耶尔唱歌唱得很出色，食量比谁都大，是我们家的知心朋友。

为了答复维利希从美国发出的极其恶毒的攻击，卡尔写了《高尚意识的骑士》。这本小册子也在美国出版，它迫使这个骑士和他凶恶的狐群狗党永远沉默下去。

这一年的圣诞节是我们在伦敦度过的第一个快活的节日。每天残酷地折磨着我们的烦恼由于卡尔和《纽约论坛报》建立了联系而终止了。孩子们几乎整个夏天都在户外，在公园里蹦蹦跳跳；这一年我们有樱桃、草莓甚至葡萄。朋友们给我们三个亲爱的孩子带来了许多可爱的礼物，有玩具娃娃，手枪、食具、鼓和喇叭，德朗克很晚还到我们家里来装饰圣诞树。那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夜晚。过了一星期，在我们亲爱的埃德加尔的身上，显出不治之症的初期迹象，一年后病魔就把他带走了。如果我们当时能够离开那窄小的、有碍健康的住所，把孩子送到海边去，也许他会得救。但事已如此，不能挽回了。1854年夏，三个孩子都得了麻疹……

1855年9月，我们又回到我们在第恩街的老司令部，只要英国小小的遗产使我们摆脱面包房、肉店、牛奶铺、煤铺．卖菜的以及诸如此类的“敌对力量”加在我们身上的锁链和枷锁，我们就坚决离开这个地方。1856年春我们终于得到了一小笔能够救急的款子。所有的债务都还清了，银器、衣物等也从当铺赎回来了。我穿上崭新的漂亮的衣服，最后一次同剩下的三个孩子回到了我们心爱的故乡。我们回家不久，我可怜的妈妈就病得很厉害。她还和心爱的外孙女们一起庆贺了她的八十一岁生日。当天她就病倒了，以后就再也没有起床……

冬天我们是在十分僻静的地方度过的。我们的朋友几乎都离开了伦敦，留下的少数人住在离我们很远的地方，而且我们那间可爱的小屋（虽然面积很小，但比起过去的房子却是我们的皇宫），人们几乎没有办法走近它。屋前没有一条好路，周围都在大兴土木，必须走过垃圾堆，下雨天，又厚又粘的红泥牢牢地粘在鞋底上，我们往往是经过疲劳的搏斗，脚上带着非常沉重的粘土才能回到家里，同时这个荒凉的地方又十分黑暗，晚间人们宁愿坐在暖和的壁炉旁边，不愿去和黑暗、垃圾、粘土以及石堆搏斗。我一冬都病得很厉害，经常服用各种各样的药物。过了很久，我才习惯这种十分孤独的生栝。我时常怀念在西头热闹街道上的漫步，怀念各次的聚会，怀念我们的俱乐部以及我们喜欢的小酒馆，在那里倾心的交谈常常能使我把生活上的苦难忘记一会儿。我幸亏每星期还继续给《论坛报》抄写两次文章，因此可以经常了解世界大事。

1857年年中，美国工人又面临严重的商业危机。《论坛报》表示再不愿意付每周两篇文章的稿费。这样一来，我们的钱袋又空了。幸而这时德纳要出版《百科全书》，请卡尔写几篇关于军事和经济问题的文章。由于这不是一件固定的工作，而正在成长的孩子们和宽敞的房子又需要更多的开支，所以这个时期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富裕的时期。当时虽不能说是极端贫困，不过手头总是不宽裕，要处处操心，精打细算。尽管我们节衣缩食，但钱总不够用，因此债务就连年逐月加重了。为了“不失身分”，我们单独住一幢房子。于是债务越来越重。颠沛流离的生活结束了，过去在流放时，我们无时不在同贫困作斗争，现在却要维持至少是表面上的尊严。我们鼓足风帆，驶进了市民生活的圈子。我们还象以前那样感到有些压力和烦恼，暗中去找那“三个救命的球”[7]——这个词已经没有任何幽默诙谐的意味了，在我们受人尊重的市民生活的最初阶段，我才感觉到流放的真正压力。可是这种转变是必要的，必须同过去决裂。即便为孩子们着想，我们也不得不选择这条正常的，受人尊重的市民生活的平坦大道。我们每个人都尽量使自己象一个市民，尽量去适应环境。当我们每人都成了庸人，就不能再象流浪汉那样生活了。但是这样做就象冒险翻空心筋斗一样，使人感到太困难了。7月6日，我们的第七个孩子出世了，但一生下来就断了气，和三个亲爱的兄姐葬在一个墓地。我生病时，丽娜·舍勒尔来看过我，从1855年11月13日起她就在英国当家庭教师了，她刚从德国来的时候，曾在我家住过两个月，后来才在埃尔上校家里找到职业，不过，她在1856年秋天又换到富裕的安格尔施坦先生家里去工作了。

1857年夏，我们慈祥的老康拉德·施拉姆也从美国回来，但可惜病得非常厉害，一见面我们就知道他没有希望了。施拉姆在德国医院里住了六个星期，然后就到泽稷岛去了。在那里他遇到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恩格斯已经患了一年的重病，正在那里设法医治和疗养。同年10月，卡尔到岛上拜访这两个朋友，回来时带了很多水果，胡桃和葡萄。1858年初我们从泽稷岛的报纸编辑朱利安·哈尼那里得知我们亲爱的朋友施拉姆逝世的消息。

1858年过得既不好又不坏：每天都是一个样。饿了吃，渴了饮，写写文章，读读报纸，散散步，这就是生活的全部内容。这年8月，我们单调平静的生活起了一点小小的变化。我到兰兹格特去了四个星期，后来，三个孩子和琳蘅也跟着来了。在兰兹格特我住在拉贝特先生家里，他可爱的女儿给我安排的住处非常舒服。在那里我们还认识了克林厄姆夫人的妹妹安娜·贝拉·卡莱尔小姐。我们早就同克林厄姆夫人有来往，因为我们这两个姑娘同她的女儿爱琳娜和艾丽丝很要好。卡莱尔小姐在兰兹格特之行前夕出版了两本引起相当轰动的小说。克林厄姆夫人也是一位作家，她正在写几篇回忆英国和苏格兰的文章。1858年9月到11月，丽娜-台勒尔和我们住在一起。11月，她在帕拉雷特夫人那里找到了一个新的工作。

这年冬天卡尔写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好多年来他一直在为这本书收集材料。从1848年就和卡尔建立友谊的拉萨尔，在柏林给这本书找到了出版商弗兰获·敦克尔。1859年春，卡尔把我转抄的手稿送出去，而校样是从柏林陆续送来的，因此刊印自然就非常缓慢了。但刊印所以这样缓慢，还因为拉萨尔非常急于发行他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这部“激动人心的作品”，而敦克尔又是他的亲近的朋友，他吩咐要先印这个剧本后印卡尔的书。1859年夏所谓神圣之路[8]，即法国和奥地利在意大利的战争爆发了。恩格斯发表了《波河和莱茵河》的小册子，拉萨尔看到这本书的成功眼红了，也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意大利战争》。

埃拉尔德·比斯康普在伦敦出版了一份周报，名为《人民报》。卡尔参加了该报的出版工作，恩格斯也为该报写了许多文章。卡·福格特利用《人民报》上转载的后来由李卜克内西转交给奥格斯堡《总汇报》的卡·布林德写的传单，恶毒攻击卡尔。福格特发表了一本小册子，给卡尔造了一些无耻的谣言。卡尔在1860年收集了材料，以便粉碎所有鼓吹所谓“新纪元”光辉的德国刊物在城乡殷勤传播的谰言。他还必须“一举全歼”。1859年秋，我同两个小女孩到沃尔顿海滨疗养了十四天，秋末，我们客客气气地让比斯康普在我们家里住了两个月。

1880年春，恩格斯的父亲逝世了。恩格斯的处境这才大为改善。由于早先签订的，到1864年才满期的不利的合同，他和欧门仍有联系。从那时起恩格斯作为股东主持营业。

1860年8月，我和孩子们又到哈斯廷斯过了两个星期。回来以后，我开始抄写卡尔写的那本批驳福格特及其同伙的书。该书在伦敦刊印，经过多方面的奔走于1860年12月底问世了。当时我恰好患天花，病得很厉害，不过已经稍有好转，所以还能用半瞎的眼睛读完了《福格特先生》一书。这是最倒霉的时候。三个孩子都避到忠实的李卜克内西的家里并受到殷勤的照顾。

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不久在春天爆发的伟大的美国内战的征兆。美洲对于旧欧洲及其微不足道的过时的小型战斗已经不感兴趣了。《论坛报》通知卡尔，说由于财务情况它不得不取消所有的通讯，因此暂时不需要马克思撰稿。这个打击是沉痛的，因为其他一切收入的来源全都枯蝎了，想尽各种办法也都毫无结果。最难堪的是这种贫困状况恰好发生在我们几个大女儿的黄金的青春年代。我们又回到十年前那种痛苦、忧愁和贫困的日子，所不同的是，那时她们是不懂事的五六岁的孩子，而十年后，她们已经是完全懂事、正在发育的十五六岁的姑娘了。事实使我们相信了这句德国谚语：“孩子小操心少，孩子大费神多。”1860年夏，我们把埃卡留斯接来住了两个月，因为他病得很厉害。

1861年春，卡尔到德国去了，因为他迫切需要弄到钱。所谓“英明的”普鲁士国王在圣诞节逝世了，把王位让给了“漂亮的威廉”。[9]这位伍长宣布大赦，卡尔便借此机会路过德国，了解那里的新形势。在柏林他住在拉萨尔家里，常常见到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他又从柏林前往荷兰去找他的姨父菜昂·菲力浦斯，他确实慷慨．拿出一笔钱来，还不要利息。卡尔和雅克·菲力浦斯从博默耳回来的那天正好是小燕妮十七岁的生日。幸亏有了这笔贷款，我们这艘破船才从搁浅中脱险，虽然我们往往在混水中，在岩石和沙滩之间，在息拉和哈利勃达[10]之间乱转，但我们到底愉快地向前航行了一个时期。1860年夏天，大女孩们中学毕业，开始选修专科学校为非中学生开设的个别课程。她们跟科尔姆先生和马卓尼先生继续学习法文和意大利文；燕妮在1862年以前还同时向奥尔德菲尔德先生学绘画。丽娜·舍勒尔从1861年4月到9月，整个夏天都在我们家里。秋天，大女孩们开始跟亨利-班纳先生学唱歌。

这年9月，由于安·德纳的调解，卡尔又和《论坛报》建立了关系，还象以前那样，每周寄一篇文章。同时他通过拉萨尔的一个表弟的介绍认识了维也纳《新闻报》的编辑，并被约请为这家“自由派的”报纸撰稿。可惜这两件事都只继续了一个冬天。1862年春，为《论坛报》所作的一切工作都停止了。卡尔在《新闻报》上的撰稿也逐渐停止。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花了为期三周的时间到兰兹格特去漫游，在那儿，我们与班纳夫妇一起度过了非常愉快的时日，可是这短哲而美好的时光一过，接踵而至的便是长时间的忧虑、拮据、贫困和疾病。为了暂时摆脱这种难以忍受的困境，1862年圣诞节时我去巴黎，试图向那儿的一个老熟人求援，这人过去一直比较富裕，待人也厚道。我冒着严寒，忧心忡忡地到了这位好朋友家里，他由于曾受到意外的打击，我几乎认不出他来丁。我去后不几天他就死了。我失望地返回家里，一进门就听见一个可怕而痛心的消息。琳蘅的妹妹，我们可亲可爱的忠实的玛丽安娜，在我到家的几小时之前，由于患心脏病，象一个大孩子一样安然与世长辞了。这个可爱、忠实，勤劳而善良的姑娘五年来一直在我们身边。她爱我，我也非常喜欢她。她的逝世使我内心感到深深的悲痛。我失去了她这样一个忠实可靠的朋友，她使我永远难以忘怀。圣诞节的第二天，她被送到了最后安息的地方。1861年小燕妮已是处于青春时代的少女了，从这年秋天起，她变得越来越憔悴，几年来，使我们忧虑万分。她患了一种非常讨厌而顽固的咳嗽症，并且常常不断复发，她的身体垮得很厉害。小爱琳娜也失去了朝气勃勃容光焕发的神采，一天天消瘦下去，终于在1861年秋天，正当她要开始上小学的时候，那种极其危险的、往常只有成年人才患的黄疸病的症状却在她这样一个小孩子身上显现出来。

1863年整个春天，小燕妮病得很厉害，经常要请医生看病。卡尔也感到非常不舒服。从恩格斯那里回来以后（他从1850年起每年定期去看恩格斯）也不见好转。我们又在哈斯廷斯海滨过了三个星期，和亨·班纳在一起过了十二天，卡尔到那里来接我们，但看起来他非常难受，一直感到不舒服，到这年11月终于出现了可怕的病症——痈病。11月10日可怕的脓包破了，此后很久卡尔的生命仍处在危险中。沉重的疾病整整闹了四个星期，引起了最剧烈的肉体痛苦。除了肉体的痛苦，还加上其他一些不痛快的事和各种精神上的痛苦。正当我们濒临深渊的时候，突然传来了我的婆母逝世的消息。医生建议改换一下气候条件，认为这对卡尔是特别有效和有益于健康的办法。根据医师的建议，卡尔还没有完全复原，就在冬季最冷的时期动身到德国去，到特利尔去清理他母亲的遗产；我们为他很担心，衷心地希望他顺利。他在妹夫康拉第和妹妹埃米莉处住了不久，就到法兰克福的姑母家。从那里他又到博默耳去看望姨父，受到姨父和小南尼达特别细心的照顾。很可惜，因为这时他又需要医药和照顾了。他刚到博默耳，还未痊愈的病就又发作，而且比以前更厉害，因此，从圣诞节直到2月19日他不得不留在荷兰。这个孤独、凄凉的冬天多么可怕啊！卡尔带回来的不大的一份遗产，使我们摆脱了债务和当铺等等的锁链。很幸运，我们找到了一所十分好而又宽敞的房子，房子布置得十分舒适而雅致。1864年复活节，我们就搬到这座新的．舒适的、向阳的、宽敞而且光线充足的房子里。

5月2日我们收到恩格斯的一封信，告诉我们忠实慈样的老朋友鲁普斯病重的消息。卡尔急忙赶去，忠实的朋友立刻就认出是他。5月9日鲁普斯逝世了。在他的遗嘱中除了其他一些人可以得到一小笔钱外，他指定卡尔，我和孩子们为主要继承人。这时我们才知道，这位俭朴节省度日的人，由于非常勤勉和努力，积存了一千英镑这笔数目可观的财产。他并不想在晚年安稳地和无忧无虑地来享受自己劳动的果实。他给了我们帮助，减轻了我们的负担，使我们过了一年不再操心的日子。卡尔的身体仍旧很虚弱，夏天必须去海滨。他和燕妮先去兰兹格特，劳拉和杜西随后也去那里。我去布莱顿住了两周，那儿我有几个非常相好的熟人，10月12日，我们在新居举行了首次小型舞会，此后，几个小房客也来了。8月，奥古斯特·菲力浦斯来看望我们。圣诞节时，妹夫尤塔从开普敦突然到来，使我们感到非常意外。奥古斯特·菲力浦斯照样在除夕晚上又来了一次。尤塔是因周游各大洲于2月23日到伦敦的，要在这里住八天，以便乘船再去开普敦。他把卡尔姐姐索菲娅的女儿卡罗琳·施马尔豪森也带到了我们这儿，索菲娅的丈夫已于1862年11月去世。卡罗琳在我们这儿待了四个星期，然后卡尔把她带回荷兰。在那儿卡尔又见到了他阔别十六年的姐姐。同样，他还去亚琛看望卡尔·菲力浦斯和在博默耳的姨父。

卡尔在这一年内给自己巨大的经济著作找到了出版者。迈斯纳答应在汉堡以比较有利的条件发表这部著作。现在卡尔正尽全力来完成这部著作。5月16日，恩格斯从曼彻斯特突然来了一封电报，说埃德加尔·冯-威斯特华伦要到我们这里来。第二天晚上，我们就见面，我紧紧地拥抱了亲爱的弟弟——我孩提时代一起游戏的伙伴，我青年时代的朋友。我有十六年没有和他见面了。他拖着重病的身子从美国战争的战场上回到了老家。他被迫在南军打了三年仗，同这支队伍历经千辛万苦，克服了重重困难。六个星期以来他得到很好的休养和照顾，又能够每天早上顶着炽热的阳光，迈着大步走遍整个伦敦公园了，这种散步常常唤起他对北美大草原和得克萨斯荒野的回忆。

1862年7月，斐迪南·拉萨尔来拜访我们。他吃力地肩负着学者、思想家．诗人及政治活动家所获得的荣誉。新鲜的桂冠还戴在他的奥林帕斯神的额头上和芳香的卷发上，或者不如说戴在他那黑人的粗硬的头发上。他刚刚胜利地结束了意大利的进军——活动的伟人们准备了新的政变。剧烈的斗争折磨着他的灵魂。他没有探索的科学部门还多着呢！埃及学至今还没有人去研究，“我现在应该作为一个埃及学者而震动世界呢，还是作为一个活动的人物，一个政治家，一个斗士，一个兵士而表现自己多才多艺呢 ？”真让人左右为难！他在思想和感情之间犹豫不决，而这种内心的斗争往往表现得非常激烈。他象旋风一样在我们的房间里打转，大喊大叫，指手划脚，而且往往把音调提得很高，我们的邻居被这种不寻常的叫喊吓坏了，跑来打听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伟大”人物内心斗争处于尖锐矛盾的表现。他父亲病重的消息使他留在伦敦。他和他的叭儿狗——洛塔尔·布赫尔就此分手。洛塔尔·布赫尔在1862年博览会[11]期间曾把为他跑腿，打听消息、传递信件、安排娱乐活动的全部事务包了下来。我不能不说在那次我们大家组织的去温莎和弗吉尼亚海滨旅游时，布赫尔的确非常“听使唤”，他无愧于他“大总管”的光荣称号。

拉萨尔的自大狂在我们这里找不到同情，他急忙离开我们去瑞士。在那里，在“伟人”群里，他找到了他的灵魂所渴望的东西：对自己更多的同情和崇拜，他同那些谄媚者和食客混在一起，彼此气味相投。他回到柏林，不再说他要作一个埃及学者、兵士．政治活动家、诗人或者思想家，他选择了还没有走过的道路——工人救世主的道路。舒尔采－德里奇领导工人储钱箱的运动已经很多年了。他受到攻击，于是就开始了一个“工人解放的新纪元——欧洲人没有见过的．只有通过直接选举和普遍平等才能解放被压迫阶级的伟大运动”。拉萨尔作为救世主和传教士周游德国，小册子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工人运动产生了，并得到政府的默认，这样也就得到了间接的支持，因为政府在对付它十分恼火的进步党的政治斗争中，这一运动对它是求之不得的。

至于“拉萨尔学说”，这是对卡尔二十年来所制订的学说的无耻的剽窃，再加上他自己的一些完全反动的东西，结果，就把真理和臆造骇人听闻地混为一谈。然而这仍旧受到工人阶级的欢迎。优秀的工人正确地了解事情的本质，而其余那些还渗透着行会习气的庸人市侩，却狂热地醉心于新学说，被新学说的虚伪的光辉照花了眼睛。他们迷恋于新的救世主，对救世主产生了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崇拜。这些人所焚烧的圣香使半个德国如醉如痴。现在，拉萨尔已经躺在布雷斯劳的犹太人墓地（他在日内瓦决斗时被一个瓦拉基亚的青年打死），还有不少人对他崇拜、奉承和歌颂。拉萨尔留下遗嘱，指定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为他的主要继承人，并把巨额财产留给其他“瑞士的新朋友们”。他的母亲和姐姐声明不同意这个遗嘱，关于这件事的诉讼还没有结束。同时他指定伯恩哈特·贝克尔继续替他领导工人运动。圣诞节，由施韦泽和霍夫施泰滕发行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即“拉萨尔派的报纸”出版了。卡尔和恩格斯答应为它撰稿。但他们很快就发现必须同这些完全出卖给政府的反动报纸断绝关系。这一声明的结果就是对卡尔的又一次迫害；就是今天，小资产阶级集团仍然咬牙切齿，在他们的各种刊物和小册子上声嘶力竭地狂吠怒嚎。威廉·李卜克内西于1862年9月住在柏林时和这帮人来往甚密，曾被这帮人以及和他们狼狈为奸的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所愚弄，因而现在不得不为自己的轻信付出很高的代价。

[1] 德文“Wolf”意思是狼，发音为“沃尔弗”，而在拉丁文中“狼”是“lupus”，发音为“鲁普斯”。——编者注

[2] 1849年。——编者注

[3] 政府利用马克思于 1845年放弃普鲁士国籍，于1849年5月把他当作违反“外人待遇法”的“外国人”驱逐出普鲁士。——编者注

[4] 指罗马，因罗马城内有七座小山峰。1849年法国军队武装干涉罗马共和国，目的在于恢复教皇的世俗权力。——编者注

[5] 11月5日——英国历年纪念的“火药阴谋”日；在这一天暗杀者（盖·福克斯是其中之一）打算轰炸议会大厦，炸死两院议员和国王。——编者注

[6] 指1851年5月1日在伦敦开幕的第一届世界工商业展览会——编者注

[7] 指当铺，当时英国当铺门前常挂三个球。——编者注

[8] 神圣之路（via…）是指古罗马获胜而归的军队凯歌行进的道路，后来“神圣之路”变成了一个普通名词，泛指一般胜利的战局或胜利的进军。——编者注

[9] 弗里德里－威廉四世于1861年逝世，他的继承者是威廉一世。——编者注

[10] 希腊神中的两个怪物，他们盘踞在窄长的海峡的峭壁上，危害所有路过的航海人。这里的意思是指处在两面夹攻的危险中。——编者注

[11] 指1862年5月伦敦举行的第二届世界工业博览会——编者注

谢选骏指出：马克思的老婆说他们由于一些小事而产生了许多流言蜚语和争吵……所以不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传记，就无法理解他们的魔鬼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看看他们的生平就知道了——马恩和列斯毛类似，其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地狱里涌动的。


【12、毛阿姨语录的作者是个十足的人妖】


网文《毛主席语录》报道：

《毛主席语录》是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言论的选编本。因为最流行的版本用红色封面包装，文化大革命中通称“红宝书”。

《毛主席语录》内容既有摘自前四卷《毛泽东选集》（截止到毛1949年的作品），也有摘自于1949年以后的毛泽东讲话纪录和发表文章。1949年之后的语录，一部分可在后来1977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找到参考。因为毛泽东在《语录》定稿后还经常有新言论发布，部分版本的《语录》预留了空白页供人手写增补“最新最高指示”。

两个版本均分33个专题如下：

语录数量 标题

1 13 共产党

2 22 阶级和阶级斗争

3 28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4 16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5 21 战争与和平

6 10 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7 10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8 10 人民战争

9 8 人民军队

10 14 党委领导

11 22 群众路线

12 21 政治工作

13 7 官兵关系

14 6 军民关系

15 8 三大民主

16 9 教育和训练

17 9 为人民服务

18 7 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

19 8 革命英雄主义

20 8 勤俭建国

21 13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22 41 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23 9 调查研究

24 15 纠正错误思想（1965版标题为“思想意识修养”）

25 5 团结

26 5 纪律

27 15 批评和自我批评

28 18 共产党员

29 11 干部

30 7 青年

31 7 妇女

32 8 文化艺术

33 16 学习

《语录》在1966年进行过一次较大的改版（林彪即特为此事写的“再版前言”）。老版本属于“内部发行”，面向全社会公开发行的都是66年再版。新旧版本大同小异，主要差异只在于第24章，再版的根本原因是，1965年版本该章中有一条正面引用了刘少奇言论，后随1966年刘少奇被批倒，不仅该条语录被删除，章节名称也因刘的“修养论”被批为“黑修养”而被替换。

版本和印行数量

据统计，《毛主席语录》从1964年到1976年，全国共出版汉文版4种，少数民族文字（8种文字）版8种，盲文版1种，外文版（37种文字）和汉英对照共38种，总印数10亿册。中共九大定下的调子是全国人民人手一册，因此绝大多数省市都按人口数量印刷，按照10亿册的说法，此目标显然基本实现。

有研究者推算，“文革”十几年之内，《毛语录》国内外用50多种文字出版了500多种版本，总印数为50亿册（包括“三合一”等衍生品，各派红卫兵组织、各级革命委员会印制的非正式出版物），被称为“二十世纪世界上最流行的书”。一些组织统计认为《毛语录》是全球历史上印量仅次于《圣经》的出版物。《毛主席语录》是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从兴起到达到顶峰的历史时期编选、出版的，因此它的发行量和影响面都达到了中国出版史上的极限。

出版过程

《毛主席语录》由《解放军报》资料室编选，于1964年1月5日出版征求意见本，作为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会议文件下发征求意见。初版设23个专题，选编语录200条，题名为《毛主席语录200条》。根据代表的意见，编选者对本书进行增补，题名改为《毛主席语录》，设25个专题，收语录267条。1月10日《毛主席语录》重新印发给与会代表，并同时下发给部队学习毛著作先进分子和先进单位征求意见。1964年5月，经解放军总政治部领导决定，将修订过的《毛主席语录》在部队内部发行，干部每人一本，战士每班一本。1965年8月，解放军总政治部决定再版《毛主席语录》。经过反复讨论，全书调整设置为33个专题，收“语录”427条，该版本封面采用红胶书皮，在毛泽东肖像页后有林彪题字“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有笔误，“听”字右边加了一点，俗称“听字多一点”），其后有署名“总政治部”的《前言》（日期为1965年8月1日），末页印有“内部发行”字样。

由于当时中国全国上下“学习毛主席著作”，中国各地对《毛主席语录》产生巨大需求。1965年底，中共中央批准《毛主席语录》交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在全国内部发行。一年后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毛主席语录》公开发行，并向海外出口。该版本毛泽东肖像页后为一行黑体红字：“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后是林彪题字（“听字多一点”笔误被修正）。为适应出口需要，编者根据当时形势修订《再版前言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并改由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林彪署名（日期为1966年12月16日）。末页载明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名义编印，没有书号，只提及印刷厂、发行（皆为新华书店）与印刷年份。至此《毛主席语录》正式公开出版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制定印制、发行计划，要求保证提供充足纸张、油墨、印力，优先印制、发行毛语录。据称，为了“百分之九十九读毛主席的书”，按人民出版社出版物目录记载，除“文革”爆发次年（1967年2月）出版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4月出版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外，此后三年时间里再也没有出版过马列著作。并中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新卷出版工作，甚至1969年、1970年印制成书的4卷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布面和纸面两种精装）共8万套全部封存在仓库未能发行，理由为“不能冲击学习《毛主席语录》”。

外文版本

据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统计，1967年10月，世界各国以65种文字翻译出版毛泽东著作853种，其中有20个国家的20种文字翻译出版《毛主席语录》，共有35种版本。从1966年10月中宣部批准出口到1967年5月，仅八个月时间，中国国际书店已向全世界117个国家和地区发行了英、法、西班牙、日、俄、德、意、尼泊尔、越南、印度尼西亚、阿拉伯、缅甸、斯瓦希里、波斯等十四种文字的《语录》共80万册。

印装规格

65年8月以前的极早期内部版本《语录》通常是平装纸皮的。65年8月开始，《毛主席语录》开始用红色塑料封皮作装帧，此版本才开始被称为“红宝书”。 初版“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是64开本，后来常见的规格还有32开，100开，128开。总体而言，《毛主席语录》的生产类似于毛主席像章，早期的相对标准化，而后期各地放开生产，且只要文字内容不变化，对规格并没有明确限制，加之作为政治崇拜物的属性，导致一些以规格居奇的特制品存在。由于年代久远和发行分散，这些特殊版本很难被准确统计。据称最大的开本为4开，与《参考消息》报纸一样大，而最小的开本为512开，即火柴盒的大小。发行袖珍版的目的是便携到可放进衣兜，以实现“再版前言”所述的“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地方上也有少量布面、绸面、皮面的特制版本存在。

作为仪式道具

《毛主席语录》在当时被当作毛泽东思想的象征符号，供毛泽东的崇拜者握在右手举过头顶频频挥动，以示欢呼或声讨性呼喊的辅助物。这一呼喊口号时的规范仪式起源于林彪在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最早挥舞红色语录[注 2]。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二炮”文工团、北京体育学院推出并完善了一套所谓“毛泽东语录操”，迅速风靡北京，后来普及到全国。当时，“毛主席语录歌”是最时髦、最流行的革命歌曲，而用毛主席语录配上乐曲再填加上徒手体操动作，就成为“毛泽东语录操”。

文革期间，《毛主席语录》在一些特定场合被作为礼物，例如会议公费购买赠送或私人祝贺新婚夫妇等。据说，有部分人家里书本存积，成为一种负担。一般人不敢随意处置，因为哪怕是无意中污损了，都可能成为相当大的罪名，受到严厉惩处；

结局与后续

1979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的《关于停止发行〈毛主席语录〉的通知》中宣称《语录》“断章取义，割裂毛泽东思想，自发行以来，危害很大，流毒甚广”，并决定即日起“新华书店、国际书店现存的中文版、民族版和外文版《毛主席语录》本一律停止发行”。从此，《毛主席语录》在新华书店门市部消失，在官方活动中消失，渐渐成为民间的收藏品。文革结束后，有人出于怀旧，学习和收藏品投资的目的收集《毛主席语录》。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多数《毛主席语录》中与林彪相关的页面被系统性的破坏（撕去，涂抹乃至机械裁切），因此完整的，即带有《再版前言》和林彪题词的《毛主席语录》存世量更稀少，收藏价值也相对高。

国外的报道和著述习惯称此书为“小红书”（Little Red Book），这一叫法并不体现中文“宝”字的主观颂扬色彩。

如今在一些大陆城市的旅游景点，有销售近年印刷的《毛主席语录》。这些翻印版本事实上属于非法出版物。首先从版权的角度，毛泽东1976年逝世，其著作按照中国著作权法律最早要到2027年1月1日才能进入公有领域。其次，这些书籍不是出自任何正规出版社和印刷厂（如前所述，该书已于1979年被中国官方停止出版），排版和校对的基本质量都没有保证。

参见

毛泽东选集

最高指示

毛泽东崇拜

《蒋总统嘉言选辑》、《我的奋斗》、《鲁赫纳玛》、《绿皮书》

《刘主席语录》、《习主席寄语》、《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习主席语录》

学习强国

注释

 有说法指出“再版前言”为出版社编辑代笔而署名林彪，不过主要理论确出自林彪无疑

 “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后来成了周恩来在中共十大形容林彪的话

谢选骏指出：《毛主席语录》十分娘娘腔，不像是男人说的话，所以我称之为《毛阿姨语录》——其作者毛泽东没有一根胡子，是个十足的人妖；自称其书为“红宝书”，意思是给被迫流血的宝宝们读的破书。


【13、毛的小鬼潘国平死亡之谜】


《三教九流过眼录 | 起起伏伏潘司令》（南方人物周刊|魏承思 2018-01-03）报道：

2006年初夏，我去纽约参加一个会议。住进酒店房间时，已经有了一位住客，长得眉清目秀，白白净净，举止斯文。他伸出手来自我介绍：“我叫潘国平。”这不就是40年前在上海家喻户晓的潘司令吗？在这里遇到他，我有点吃惊。

“文革”开始时，潘国平才20岁，是上海玻璃机械厂的普通工人。在北京红卫兵的鼓动下，1966年11月初，几个工厂的造反派筹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王洪文被推选为主席团主席，潘国平是主席团成员。“工总司”正式成立时已有470家工厂的5万多名造反队员，拉成山头不过几天的事。不久便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安亭事件”，他和“中央文革小组”代表张春桥谈判，后者签字承认了“工总司”是“革命群众组织”。于是“潘司令”的大名在上海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连毛泽东在接见他的时候都当面笑称：“潘司令，久闻大名，如雷贯耳。”

在纽约开会期间，潘司令成了“大明星”，被一群学者团团围住听他回忆“造反史”。潘国平的口才也真是了得，吹得天花乱坠。谈到毛泽东钦点王洪文上中央的经过，潘国平说毛曾调阅了上海3个人的档案：王洪文、潘国平与耿金章。耿因为当过国民党的兵而被否定，而王、潘条件差不多，都当过兵、种过田、工人出身，但是“我太年轻了，才二十出头，比王洪文小11岁，这是主要原因”。

学者们投去崇敬的目光，我却在一旁暗自发笑。其实，早在1967年初他已淡出了“工总司”核心，原因是吊儿郎当，成天只是忙于集像章、弄戏票。有时候，他主持会议到一半就会溜出去睡觉；带着十多万人游行，走在路上也会扔下队伍不管，自己跑去谈恋爱了。当时上海街头巷尾风传潘司令恋上了扮演“白毛女”的芭蕾舞演员谭圆圆。到了1968年底，潘司令因为利用职权猥亵、奸污多名女性被“工总司”赶回工厂劳动去了。只是王洪文怕“家丑外扬”才没有宣布原因。到了第二年年底又因变卖抄家物资等经济问题而被隔离审查。1974年10月，张春桥点名安排潘国平为总工会常委。可是这个“扶不起的阿斗”一年后又因流氓和经济罪被第三次审查，撤职下放劳动，此后再没回到权力圈。1977年，潘国平因“文革”初期的罪行被判刑8年。出狱后不久又因“投机倒把罪”再度判刑6年，从此销声匿迹。

要说潘国平也并非是个草包。上海总工会1975年审查潘的档案显示，他在当时曾私下议论：“如果我掌权的话，就要缩小打击面，减少政治犯，做到人民有言论和行动自由，实行真正的民主。”他还认为经济繁荣必须“积极引进外国资本，不搞单方面援外”，还要“缩减军队，减少开支，增加工资，提高人民生活”。这些思想都具有前瞻性，可见人的复杂性。

我因为时差关系，潘国平则要等中国的长途电话，两人到了夜晚都没法安睡，就聊起天来。他说，1996年出狱后，因他和前妻谭圆圆生的女儿在美国，就申请移民到了纽约。这些年做起了古董生意，在地摊上低价淘来旧钢笔、手表和照相机等，卖到香港去；再从香港收购现代名人字画，卖到美国来。现在巴尔迪摩的家里还有慈禧的画和康有为的字，约我散会后去欣赏他的收藏品。看来他的日子过得很滋润。

第三天夜里，他又说了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说在提篮桥监狱里和一位同情他的女护士产生了感情，两人偷偷地相爱。但后来被狱方发现了，强迫他们断绝了关系，把女护士调走了。两人分手时曾经山盟海誓，但他获释后就匆匆出国，没能够再找到她。如今回不去了，也不知道这位女护士是否还在痴心等待。我见潘国平说得十分动情，就竭力安慰他，自告奋勇可以在回上海时帮他寻人。潘国平给我留了电话以及那位女护士的姓名。可是我一直没有机会履行诺言，难免有点内疚，也就再也没有和他联系。

去年暑假，我和朱学勤一起去东欧旅行。旅途中谈起潘国平，学勤告诉我，几个月前他已在上海一家医院去世。潘国平已经回国3年，二度中风，孤身一人躺在病床上。有朋友去探望时，只见他面色蜡黄，瘦得形销骨立，头发胡子很长，全都白了，整天躺着，表情沮丧，大小便都要靠人搀扶，无人搀扶时就拉在地上。最初他的医疗费和护工费都靠朋友们接济，后来实在不得已家属找到有关部门，才被送进医院，4月18日清晨5时结束了悲剧的一生，时年68岁。

谢选骏指出：潘国平的一大爱好就是与人谈论毛泽东，据他说，毛泽东眼睛很毒，根本不像画像上那么“慈祥”，看的他后背发凉。我觉得他是中了毛的邪毒，所以叫他“毛的小鬼”。


《潘国平在纽约摆地摊卖“古董”及他的后事》（bobzhou  2021-5-18贝壳村）报道：

讲起上海的工人造反队，都会提到潘国平。

当年造反队的总司令潘国平后来在纽约摆地摊，卖“古董”.

转载一篇老文章，看看潘国平在纽约做点什么生意：

說起潘國平，他在紐約我和他有过一段比較密切的交往。他為人熱情，能说会道，交遊廣闊，最主要的是我們有共同的愛好—收藏古董。

記得我們第一次見面，是在紐約法拉盛東溢豐酒樓一個記者會上，我作為記者前往採訪。會議結束後，潘国平主動趨前和我握手致意，說：「哈！原来妳就是曾慧燕，我差點把妳當成來捐款的『愛國華僑』了，妳的外形和穿着打扮都很像『富婆』嘛。」真是“美丽的误会”！

1998年，孔祥熙与宋霭玲长女孔令儀在长岛蝗虫谷的豪宅转售给纽约一家地产商，内有一些据称是宋美龄、蒋介石用过的文物用品和家具。该地产商委托康州颇具规模的拍卖行Braswell Galleries, 于1999年1月30日举行一场专拍，以宋美龄为卖点。

我驾车前往採访，同行的有名报人陆鏗和崔蓉芝，陸铿的目标是競投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画像，在那裡碰到了潘国平，我才知他也喜欢古董收藏。

那次大家都各有斩获，陆鏗如願拍得林森画像，潘国平买了一张桌子，我也凑热闹投得一张法国路易十六式风格的茶几和几样小物件，其中包括宋美龄用过的首饰盒。

潘国平移居纽约那几年，朋友关照他在自己开的一家公司工作，地点就在曼哈顿六大道夾26街的古董跳蚤市場附近，近水樓台先得月。他每個周末都提前出門，直奔古董跳蚤市場淘寶，然後轉手賣給别人獲利。他知我喜歡收藏，也賣过一些東西給我。後來有次我陪香港來的朋友去逛古董市場，無意中碰到他，才發現他的「秘密」，但我看破沒有說破。

潘国平有段时间搬去华盛顿附近的巴尔的摩，他说住家附近有一个非常大的跳蚤市场，他每次去逛都有斩获，积攒了不少“宝贝”。

大约2003年初，他喜孜孜告訴我，已经在25街的古董大楼租了一個店面，叫我有空去看看。有天我去了，店名是他請王己千先生題字（忘了叫什麼軒了），他並指著那張在康州拍賣得来的桌子，很得意說這是宋美齡用過的桌子，有「名人效應」，最好賣給大陸土豪，作為炫耀資本。

我曾問過他什麼時候開始對古董感興趣的？他說由來已久，早在文革「破四舊、立四新」期間，看到那些「國寶」遭到紅卫兵大肆破壞，覺得十分可惜。

他說，當時，他利用上海市文革委員會副主任的職權，保護過一批被打為「牛鬼蛇神」的藝文界人士，包括名画家劉海粟等，他們非常感激他，其中一位喜歡收藏的「反動學術權威」，送了八個珍藏多年的大清乾隆年款官窯粉彩瓷碗给他。

嘩！收藏至今可值錢了！

他顿足搥胸地說，文革結束后，他因在上海人民广场以大会执行主席身份，參加1967年1月6日夺权大会，被判刑八年，进了提篮桥监狱。出狱后，才发现他的妻子譚元元（後离异。芭蕾舞演员，曾在京剧《白毛女》中饰演主角）不识宝，把官窑瓷器当寻常饭碗，已经打破了六个，余下两个也磕磕碰碰的冲口了。

他说他的第一桶金，来自他第一次刑满释放后，在城隍庙地摊逛旧货市场淘宝，以80元人民幣買了價值數萬元的日本錢幣，但不久又被以投机倒把名義第二次判刑六年，直至1992年出狱。

1996年潘國平來美不久，突然心肌梗塞，險些送命，幸搶救及時，做了心臟支架。他大贊美國人道主義，自己沒有医療保險，這麼大的一筆手術費（好像说15萬美元），居然分文不收。

潘國平告說，他在詩人白夢帮助下，曾捡过一次大漏。

白夢有段时间居住华府，认识一位教会牧师，牧师过世后，其太太对白梦说，牧师曾在中国传道，购藏了一批中国名家書畫，约60幅左右，現在牧師過世，她又不懂欣賞，托白夢帮忙物色買家。

白夢認識的朋友中，只有潘国平是做古董生意，潘國平見獵心喜，迫不及待當天即冒雪開車，帶上白夢趕去牧師娘家。一看老太太展示的畫作，眼睛都亮了，全是大名家，包括徐悲鴻、張大千、齊白石、黄宾虹及程十髪等，雙方討價還價，談成一幅五百元至一千元不等，但當時潘國平手上一下子湊不到這麼多錢，只好買了30幅；还剩一半，他叫老太太保存好，回头再来买。

潘国平打的如意算盘是：他先售出手上的30幅画，然后用这笔钱再去买另外那30幅畫。

他說，那次他和白夢是冒著風雪去的，再漏夜趕回紐約，因雪越下越大，他们不小心連人帶車沖到高速公路邊一個雪坑裡，幸虧人沒受傷。

人算不如天算。待潘國平數月后重返華府找牧師娘買另外那批畫時，已人去樓空，有人說老太太把房子賣掉入住養老院了，但無人知道具體去向，他們連她的名字都弄不清楚，無從打聽。

潘國平悔不當初，他說早知道就設法籌足夠款項，把這批畫全部買下來，如今過了這個村沒這個店，痛失「發財」機會。

后來世界日報一位來自台灣的編輯，托我介紹他的台灣商人朋友購藏名家書畫，我便想到潘國平手上那批畫，居中牽線，潘國平以1万5000美元，賣了一幅齊白石的畫給台灣藏家，按行規中介可拿百分之十佣金，亦即1500元，但我說从不賺朋友的錢，因为我是新闻记者，有自己的正职。潘國平很高興，說要送我一把顧景舟的紫砂茶壺补偿，后來还多次提起，最终沒了下文（我倒不是在乎他的紫砂壺，而是重視朋友之間的言出必行，我對人處事均是一諾千金）。

順便提個插曲。大约2001年，我带我的妯娌金涛去长岛大颈豪宅看Tag Sale（搬家拍卖），看到最后一家快到下午4点（一般都是4点结束）关门时间了，东西已卖得七七八八。我一眼瞥见角落还有个大清乾隆年制的景泰蓝掐丝珐琅多穆壶，标价150元，居然没人要，Tag sale 公司的女老板问我要不要？主动减至35元，我想屋主知道要心疼死了，但一般这种Sale都是屋主不在现场，Tag sale公司为了赚佣金，有时往往不管东西的实际价值就“贱卖”。

我叫金涛买下来，她嫌没用，叫我也不要买，我觉得不买实在太可惜了，就掏钱买了。

沒想到我家老爷从北京回来后，看这多穆壶不顺眼，嫌它“占空间”，每次回来看到都“骂骂咧咧”的，有次甚至扬言“把它扔到垃圾桶”。弄得大家都不开心。

潘国平开店後，希望我提供一些收藏品给他充实货源，我收藏只是爱好，从来没想到“做生意”，也不知道他需要什么？便叫他来家里挑。

他看到这个多穆壶，我老老实实告诉他是35元买的，他叫我135元让他，我当然知道其价值不止于此，但当时觉得既然老爷不喜欢，就不必留在家中令他看不顺眼，也无所谓赚不赚钱，反正彼此是朋友，“肥水不流外人田”，就让他拿走了，之后我也忘记了这件事。

2004年3月下旬，纽约亚洲艺术周开锣，我去纽约军械库采访古董展，当我逛到丘安妮（Annie Yau Gallery）的古董展摊位时，发现我的旧藏多穆壶竟然在她的摊位上出现（因那条繫在壶身上的铁链特别，我一眼就认出是我的舊藏），标价18000美元，当时真是“眼都大了”！其父丘小君老师引经据典，洋洋洒洒工工整整写了一大段此物出自宫廷的考证。

我当时和丘氏父女还不大熟悉，行规一般不能随便打探货物来源，但我实在太纳闷和好奇了，便问他们是否从潘国平手中收来的？他们说不是，我不好再追问。

事後我和潘国平提及，他一听丘氏父女买1万8000美元，並考证的确出自乾隆年间，且是宫廷之物，一副後悔莫及的模样。原來，他以为是民国仿乾隆，只赚了几百元，卖给麻州一个老美古董商了。

潘國平在紐約法拉盛居住時，有一位同居女友，待人接物和外型都不错，其子大約10岁，活脫脫長得像一個小潘國平，並且叫他“爸爸”，最初我以为他们是亲生父子，但潘国平否认，说他们有缘，並提及此子顽皮淘气，经常令其母头疼，只有他才能“治他”。

他曾跟我說過他的退休計劃，他說泰國的房產非常便宜，他有九兄弟姊妹，手足情深，打算買一所大房子，屆时让全家人都到泰国抱团养老。

後来他离开纽约到泰国後，那时还沒有微信，我们便没有再联系。

这是上海“工总司”的人物之一的丁德法寫的一篇詳述潘國平生命最後時刻的悲慘情況——

我与潘国平是在上世纪1965年相识的，那时我与他都是“上海沪东工人文化宫”艺术团成员。我们都好学上进，每星期有两个晚上在东宫相聚一起。那时的潘国平很活跃，兴趣爱好广泛，欢喜摄影拍照，擅长曲艺与声乐，对唱歌、说唱、评弹组、沪剧越剧都感兴趣。潘国平善于与人交往，对人热情朋友很多。

1966年8月份四清运动刚刚结束，紧接着文化大革命开始。沪东工人文化宫也投入到“文革”中去，艺术团领导号召我们投入运动，我们便响应号召，目标对准艺术团的领导。现在回想，我们当时写的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宁左勿右”，无限上纲，革命的调门越高越好，实际并无实质性的问题。我们以大字报相互声援，我写了一张“革命”的大字报，潘国平用美术笔写了一张支持我的大字报，大字报上的字体当时很引人注目。

后来我与潘国平“杀向社会”，认识了北京红卫兵，与他们串联，批判本单位四清运动中的遗留问题。1966年11月6日下午，我与潘国平等17个单位的工人造反派，发起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王洪文被选为“工总司”筹备组负责人，潘国平被选为成立大会的执行主席。11月9日在文化广场召开成立大会。再以后就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安亭事件”。

在“安亭事件”中，工人们与张春桥展开面对面的斗争，迫使张春桥签订了“五条决议”，以后又作为上海市委文件下发到基层工厂。潘国平在整个谈判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确保了参加“安亭事件”的广大工人群众安全回厂，免受打击迫害。

在“工总司”的早期建设发展中，潘国平和王洪文都是主要负责人。潘国平表达能力强，对外联络也多，成功处理过许多事情。

1967年2月25日，王洪文凭着他在保卫科的一套手段，在静安区工人文化宫（乌鲁木齐北路445号（，搞了场“宫廷政变”，抓了“工总司”的常委范佐栋，调了卢湾区几百人包围了会场。潘国平事先根本不知道这回事，他想去上厕所，也被拦住。他在会上提出这是谁调的人？连我潘国平也不能随意走动，有人跟踪我，这是怎么回事？这时王洪文才说出是他调动的人马。范佐栋就这样被关了一个多月。后来潘国平也受到排挤。王洪文当过兵，当过工人，所以被看中。其实潘国平也同样当过兵、做过工人。但潘国平缺乏共产党员身份；而且那时潘国平太年轻，仅是一个二十岁的青年，所以不被看中。加上潘国平自身也有不注意的地方，自然是被王洪文排挤掉。为此，潘国平曾一度被离开工总司，回厂参加劳动。

1974年为贺龙养子贺兴桐部长，护送甘肃省人大副主任陈振国红六军团的老红军回江西永新，路经上海，潘国平为他们安排车辆住宿，跑前跑后，很是尽心。

文革结束后，潘国平被判刑。对他的判决书是这样说的：潘国平“因参加1967年的一月六日夺权大会，在人民广场担任大会执行主席”，被判8年徒刑。此后，我曾拿着潘国平家的户口本，顶着他的兄弟名义，去提篮桥监狱探望潘国平。潘国平进监狱后，我曾为他代为保管他的一套家具15年。后来潘国平刑满释放，但不久又以“投机倒把”罪名被判六年徒刑，1992年获释。在他获释前有关方面曾发函寻找我，因我在广东的居住不定，所以没有见到他们，他们就把我的老师谢景安教授请去建国西路谈话。我估计是要我专门“联系”潘国平。

1996年上海人都知道潘国平去了美国，大家说他不会回来了。

潘国平去美国后，这样那样的消息传来，我也不知真假。近几年间，我曾几次听说潘国平回来了，但始终只是听说，没见到他人面。我心里是希望潘国平能真的回来，毕竟美国只是他乡，他年纪也渐渐大了，还是叶落归根回来为好。

直到这次2013年春节，我突然接到远在美国的潘国平前妻、原芭蕾舞演员谭元元来电，告诉我潘国平在上海，身体很不好，要我想方设法找到潘国平，我这才知道潘国平已回国。我通过已退休的上海芭蕾舞团团长朱国良，终于找到了潘国平。屈指算来，我们已经17年没见面了。那天我走进潘国平的家里，只见他面色蜡黄，瘦得形消骨立，头发胡子很长，全都白了，凭我的直觉，潘国平的病得不轻。他只能坐着，不能站立，我估计是心脑系统梗阻，幸好有钟点工为他打扫做饭。平时，他多是吃粥，就点肉松当菜。有时钟点工不在，无人搀扶，大小便就拉在地上；或者将用过的纸尿布就扔在地上，没人收拾。他整天躺着，表情沮丧。

我将为他买的三盒盒饭，放在他冰箱里。看他病得这样，我倍感凄凉，心里很难受，临走时，我留了500元在他枕边，叫他收下，他苦笑着说：我已经好长时间没看见人民币了。

在我和潘国平见面之前，是朱国良经常去照顾潘国平的。后来我才知道，去年朱国良为潘国平垫付医药费一万二千元，钟点工的费用也是朱国良给的。但朱国良还要上班，正好我母亲家离潘国平家很近，走走只有五分钟，我经常去母亲家，所以朱国良很希望我来帮忙。在随后的日子里，我经常去看潘国平。我为他针灸推拿，帮助他练习走路，还请了一位抗美援越的老战士李炳华为潘国平理发修面。朱国良给了我一把房门钥匙，随时可以去潘国平那里帮忙，有时潘国平一个紧急电话，我就立即赶过去。他身体很不好，非常虚弱，我们也无法多谈。我原想叫一些老朋友去看他，但他不愿见人，所以，原来“工总司”的人，只有我去过他家。一次潘国平对我说：“现在政策好了，所以我回来了”。他还告诉我：他回国已三年半，两次中风。还有一次，我给他带去一本叶昌明1967年的工作笔记（复旦大学整理出版）；还带去一份《世纪》杂志，上面有一篇红鸥回忆“安亭事件”的文章，里面提到潘国平。我拿给潘国平看，但他不要看，说自己对这些事情已经不感兴趣了，让我统统拿回去。他的精神已经很虚弱了。

我感到他的病需要请有经验的西医，我请来原市卫生局的主要负责人、二医大陈金祥教授为他看病，陈金祥教授与潘国平也是有47年交情的老朋友，是潘国平要我请的专家。潘国平15年前在美国做过心脏搭桥手术，14万美金医疗费是美国的福利，自己不需出钱。搭桥保险期是10年，15年已经过了期限。所以陈金祥教授建议，马上到瑞金医院或者中山医院做心脏血管造型术检查，以决定是否要重新搭桥或者装支架。他说：现在我还可以帮你住进医院，他要潘国平立即决定。但潘国平似有难言之隐，究竟是什么，他没有对我们具体说。过了两个星期，陈金祥教授又赶来看潘国平，这时潘国平的脸色泛黄了，陈金祥教授立即判断：肝复水！他感叹：晚了，肝复水是不能做造型的。

我每星期去探望潘国平两次，有次我看到潘国平的心情还可以，就告诉他，他女儿玮玮从美国来电话，关心父亲的病情。我还告诉他玮玮来电时说的话：“我就一个爸爸，这么优秀，如果不行了，我怎么办？”潘国平听到此话，马上兴奋地“喔”了一声说：“她现在想到我了！”我说，你就一个女儿，怎么不叫人惦念？我于是赶快发邮件给在美国的玮玮，要她直接打电话给潘国平。女儿电话打来问候，谭元元也在电话中鼓励潘国平：“要有信心战胜疾病”，潘国平听了非常高兴，情绪好多了。谭元元还再来电话给我，要我到超市买好的食品给潘国平送去。

4月1日下午朱国良来电话，说潘国平昏迷了。我立即赶到潘国平住处。这是潘国平第三次中风，躺在床上，看到我来了，想讲话讲不出。枕边放着近万元钱。朱国良有事没在，他第二天赶来新华医院。我马上打电话找潘国平的妹妹，却怎么也没有人接。潘国平兄妹九个，我只有他最小的妹妹潘满珍的电话，而且还是座机。找不到家属，我只好打电话给谢鹏飞、原外交部一秘彭克和李逊。他们立即赶来。他们马上叫来120救护车，将潘国平直送附近的新华医院。正巧，此时黄金海家属出车祸，也送新华医院急诊。听到潘国平的消息，他也赶过来了。几瓶药水输液下去，潘国平神智清似乎有点清醒，他对着身边的彭克，嘴唇动了一下，冲出一句话“彭克！”顿时让我们感到潘国平有好转了。医生站在急诊室门口大声呼唤：“潘国平的家属在哪里？”急诊室周围的人听见，就有好几个人过来问：潘国平？是不是“工总司”的潘国平？上海滩60岁的人一般都知道潘国平。

找不到潘国平的妹妹，就没有家属签字，没有家属签字，医生就不能抢救。潘国平前妻的妹妹和妹夫赶来，代签了字，但他们仍不能算是家属。医生建议，可以打电话报110，这样医院就可以作为无主的昏迷病人抢救。谢鹏飞打了110，不一会，管这事的人来了。他一听说是潘国平，也立即就问，是不是文革中的那个潘国平。

第二天，我们找到了潘国平的妹妹，原来昨天她赴苏州扫墓去了。有了家属签字担保，潘国平被由急诊室转到重症监察室，继续抢救。

在以后十多天的日日夜夜里，许多老朋友都在为他祈祷，祈盼潘国平能再一次挺过来。为潘国平治疗抢救的大夫是吴医生，去年潘国平第二次中风，担负45天抢救的正是他，我们感到一些欣慰，因为他了解潘国平的病史，更因为他那时将潘国平抢救了回来，这次也会抢救回来的。潘国平的老朋友黄金海，戴立清，叶昌明，王腓利、张宝林、杨宝才，朱国良等，听说潘国平病危，都赶来医院探望，他们都40多年没见小潘了，如今总算都在医院见上小潘最后一面。但潘国平好像总是昏迷不醒，已经不能回答他们了。不过当戴立清在他耳边叫着他的名字时，他眼里淌出了眼泪。潘国平的家属，包括大哥潘铁铮也都赶赴上海。

潘国平的病情日趋加重。4月18日潘国平在新华医院去世。

潘国平先后两次陷入囹圄达14年。

谢选骏指出：上面两文都没有说明一个疑点——已经移民美国，而且重病在身，潘国平为何还要回到没有劳保的中国大陆默默受死？看来，毛的小鬼潘国平还是无法离开某種致命的引力。


《潘司令见解不凡（胡平）》（2017.03.16 自由亚洲）报道：

去年是文革50周年，香港的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文革史学者李逊女士的一部巨著《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分两册，共1648页。李逊女士长期专注于上海地区文革史的研究，早在20年前就在台湾出版过一本40万字的《大崩溃－－上海工人造反派兴亡史》。我那时候就读过，后来又读到过她写的一些文章。这无疑是一位研究文革史不可错过的作者。

李逊这本大部头《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涉及方面之广，引用的资料之多，令人叹为观止。其中有一小段提到潘国平，很有意思，很值得单独说一说。

潘国平是文革风云人物，鼎鼎大名的上海工总司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人称潘司令。在造反之初，潘国平的地位还在王洪文之上。本来在工总司的草创初期，冲锋陷阵带头干作决策的都是潘国平，不是王洪文。然而在工总司的好汉们坐在一起商讨确立领导班子时，王洪文耍了一个花招。他提出要每个人摆自己的条件，谁条件好谁就当负责人。王洪文讲自己出身雇农，放过猪放过牛，当过兵上过朝鲜战场，现在是工人，是党员又是保卫科干事，再加上是老造反。而潘国平刚二十出头，只是个刚转正的徒工，资历很浅，又不是党员不是干部，就让王洪文比下去了。

因为被王洪文等人排挤，潘国平在文革中起起落落。李逊写道，1975年10月21日，潘国平第三次被审查，除了“经济问题”、“男女关系问题”之外，又加上了被人揭发的“攻击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同志”。潘国平说王洪文胆小、驯服，没有能力，当（党中央）副主席只是过渡，将来接班的是江青和张春桥；说张春桥有野心，会耍政治手腕；说江青是武则天；说自己落得“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灭，谋臣亡”的下场。潘国平对时局的见解尤其精彩，他说，“我们对美苏的谴责和批判完全是无中生有，鸡蛋里挑骨头，是为了转移人民视线，缓和国内外阶级矛盾和紧张局势，采取嫁祸于人的方法”。说“我国现在面临经济危机，全国动乱不定，上层内部分裂，争权夺利，人民没有政治权利和民主自由”。扬言他夺权以后，要“还政于民，缩小打击面，减少政治犯，做到让人民有言论行动的自由，实行真正的民主”。还认为经济繁荣必须“积极引进外国资本，不搞单方面援助”。还要“缩减军队，减少开支，增加工资，提高人民生活”。“特别要和苏联缓和紧张局势”。潘国平说，“要是叫我搞经济，可以适当考虑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投资，我们还可以吸收国外华侨的投资”（第1423页），如此等等。

读到这些言论，禁不住击节赞赏，原来潘司令真是很异议人士、很民运人士啊。潘国平上述言论是“被人揭发的”，也就是说，这些言论不是公开发表的，而是在这种或那种的私下场合说出来的。也亏得潘司令的这些言论被揭发批判，从而记录在案，我们才知道他在那样的时代就有过这么精彩的见解。

潘司令见解不凡。其实在当时，有类似思想的不乏其人，有的更深刻更尖锐。只不过这些“反动言论”大都限于亲朋好友的私下交谈，极少曝光，极少见诸于公开的文字。文革史家宋永毅和孙大进编辑过一本《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里面收录了文革十年各个阶段中影响较大的不同政见的代表性文章和观点；北大教授印红标出过一本书《失踪者的足迹》，对文革期间青年思潮进行了广泛的搜集和深入的评析。把这两本书披露的言论和潘司令的言论相比，你或许会认为潘司令的言论还要更尖锐更大胆些，某些当时颇有名气的异端思潮倒不过尔尔。其实这主要是公开或半公开发表的文字与私下交谈的区别。

李逊在引述了潘国平上面一番言论后写道：潘国平的“这些思想和议论，在当时非常大胆前卫。潘国平和一些部队干部以及高干子女接触较多，受他们影响较大。”这应该也是实情。那时候，不少红二代们也是很反叛的，也是很反感专制、很向往自由民主的。现在人们一提起红二代，便以为他们从文革红八月一路走来，一直想的是老子英雄儿好汉，继承和保卫红色江山。其实不然。他们中间的不少人也曾有过良知的觉醒与自由的追求，很多人是到后来、特别是到六四之后，才又堕落、又变坏的。

潘国平在文革结束后被判刑8年，出狱后不久又因投机倒把被判6年。1996年潘国平来到美国，参加过一些民运活动，出席过2006年在纽约举行的文革40周年研讨会。在那段时间，我和潘国平有不少交往。后来听说他回国了，后来得知他病逝于上海（2013年4月18日）。我写下这篇文字，也是对这位老友的悼念。

谢选骏指出：这篇文章同样没有说破“老友”的死亡之谜。


網文《亚衣访原“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负责人潘国平》報道：

文革风云人物，前上海工总司副司令潘国平先生于2013年4月18日于上海新华医院病故，享年67岁。17年前，本刊编辑亚衣先生曾采访潘国平。现将这篇采访重新发表，以示对潘国平先生的悼念。

《工人造反派与中国人权运动——访原“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负责人潘国平》（亚衣）报道：

潘国平，文化大革命中原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发起者和主要负责人，担任过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常委、委员，上海市总工会常委。“四人帮”垮台後被中共当局逮捕，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刑满释放後又被判处六年徒刑。潘国平先生不久前来到美国，在阅读了本刊关於文革的一系列研讨文章之後，他与记者颇为详细地谈论了自己在文革中的重要经历和对中国工人运动、人权运动的一些思索。

毛泽东知道“潘司令”

亚：最近本刊连续刊登了一些关於文化大革命的探讨文章。您是文革初期名显一时的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的“司令”，作为直接当事者，想来会对一些重大问题有独到的了解和见地。我想先请您说一说当时是如何起来造反的。

潘：我生在上海，初中毕业後应征入伍当兵，後因训练受伤复员，被安排到上海玻璃机械厂。一九六五年，就在我进厂不久，我们工厂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四清运动”，当时厂里的干部，从党委书记、厂长到科长、车间主任全部成了“四清下台干部”，被工作队批判审查，还有几个人被迫自杀。一九六六年初，我对“四清”工作队的一位领导提了一点意见，说现在的这种作法不大符合中央下发的“二十三条”文件中说的“打击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精神，变成“打击一大片”了。我当时觉得自己并没有恶意，只是提提意见，没想到工作队却给我扣上了“反对四清工作队”、“反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帽子，发动厂里的职工开会批斗我，把我作为四清运动的重点对象。

亚：您那时在厂里担任什么职务？

潘：本来在车间当木模工，後来被借调到厂工会做工人福利工作，发发票子，不过我还不是干部编制，只是一般工人。工作队这样对待我，我当然不服，那时我才二十岁出头，血气方刚，就与工作队顶牛。一直到六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我觉得这是对我的很大支持，我就写了揭发工作队整群众的大字报在工厂里张贴。这样，工作队就对我组织围攻，扣发工资，还整理了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材料，送到我们厂所在的扬浦区公安分局，要求关押我这个“反革命”，还好公安局没有收下我。这个时候，从北京陆续传来各种消息，一直到八月十八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都说明我与工作队的斗争是正确的。我也就从本来是一个保工厂里的领导干部的“保皇派”变成了造工作队的反的“造反派”，正式扮演了造反派的角色。

亚：您是如何参与成立“工总司”的活动的？

潘：“八一八”之後，北京的红卫兵纷纷南下上海“点火”，我在街头辩论会上与他们有了接触，他们也对我的行动表示支持。九月份我被工作队困在厂里，曾经在北京一零一中学红卫兵的帮助下逃离工厂，到北京“告状”。回来之後，厂里一部分工人组织“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我担任了队委，这就是我们工厂的“造反队”。

十一月六日下午，北京“首都三司”红卫兵驻上海联络站召开了解上海工矿企业文化革命情况的座谈会，我参加了会议。有十几个工厂的代表到会，王洪文也来了。座谈会刚开始并没有说要成立组织的事情，主持会议的首都三司的姜涛只是说是受中央文革小组的委托来了解上海工矿企业文革的进展，让大家汇报自己单位的情况，提出建议和要求。在大家的发言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一个是合成纤维研究所的叶昌明的发言，他揭露上海市委在他们单位树立的“红雷青年学习小组”是一个假标兵。这对大家的震动很大，因为其他人说的都是工厂范围里的事情，涉及到公司或者局一级已经不得了了，但叶昌明揭露的却是上海市委的问题，而当时大家对市委还是有一种盲目的信任。另外一个是铁路装卸修理厂的蒋周法揭露了他们在工厂遭受关押和毒打的情况，这也是我们以前没有听到过的。这样两个发言使得大家群情激愤，但还是没有人提到成立全市性造反组织的事情。

亚：成立全市工人造反组织这个主意据说是首都红卫兵出的？

潘：是中央美术学院的红卫兵包炮在总结发言时提出来的，他的意见是否代表首都红卫兵组织，我不知道。因为後来中央文革对上海“工总司”不表示支持时，首都三司曾经说包炮不是三司代表。包炮那次讲话有一定的煽动性。他说在上海的文化革命中，上海的工人应当起来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与其要求北京红卫兵向中央反映情况，不如自己成立组织。那时上海市委正在开三级干部会议，包炮说，上海文化革命的命运不是掌握在三级干部会议的当权派手中，而是掌握在你们这些工人造反派手中。参加会议的人都同意成立全市性的工人造反组织，并准备召开成立大会。在座谈会上根据包炮的提议，只选举了大会的主席团，有我、王洪文、叶昌明、陈阿大、范佐东、蒋周法、徐美英七个人。主席团再选举一个人负责筹备工作，主持会议，大家选了我，我就成了主席团的主席。组织的名称开始有人建议叫“赤卫队”，理由是继承上海工人几次武装起义的革命传统，後来给否定了，组织名称就叫“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顺便提一下，在上海作家叶永烈和其它人写的一些文革回忆录中说这个名称中的“总”字是王洪文加上去的，其实不是，而是沪光灯具厂的黄文海提出来，我和王洪文都赞成的。

亚：这样，您就成了“工总司”的主要负责人了？

潘：是的。所以上海的工人都叫我潘司令，连得後来毛泽东也这样称呼我。从座谈会到“工总司”成立大会的几天里我主要作了两件事情。第一是到上海交通大学找“反到底”的严步东，因为市委书记马天水在他们手里，我通过他找到马天水，要市委派人来参加“工总司”成立大会。同时我到康平路市委所在地找市委书记曹荻秋，但没有找到；第二，我在巨鹿路原来“炮司”（“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的地方召开了全市造反派红卫兵和工人造反队的联席会议，宣布了工总司要成立的消息，希望大家予以支持。印传单和出海报都是红卫兵做的。我们弄了几架缝纫机在炮司所在地作工人造反队袖章。做袖章的红布是我们到一个布店去抢来的，说是“借”实际是抢。後来张春桥跟毛泽东说了抢红布这件事情，毛笑着说：“他们也是没有办法，是官逼民反么”。

北上告状和安亭事件

亚：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发生的“安亭事件”，是具有全国影响的大事，这件事情也是由工总司的成立大会引发的。您能否介绍一下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

潘：工总司的成立大会在十一月九日召开。大会主席台上坐的人少了一个。因为在六日的座谈会上，负责做记录的炮司红卫兵提出要组织上海造反派的联合调查团，对我们工总司主席团的七个人的家庭出身、本人成分、造反动机都进行审查，他们到派出所、工厂、街道去调查。成立大会那天上午调查结果出来了，查出陈阿大的父亲为资本家隐藏黄金，所以陈阿大就被从主席团中除名了。成立大会在文化广场召开，由我主持，到会人数大大超过我们的估计，有将近三万人。广场里挤满了人，周围的马路上也坐满了人。会上出现的一个插曲是有一个女青年上台揭发一个“大阴谋”，说这个会议不是上海工人造反派的会议，而是首都红卫兵操纵的，说我潘国平不是工人，而是北京的红卫兵，於是我就把自己的工作证、工会会员证、复员退伍证件都拿出来让大家看，风波才平息。在会上我和王洪文作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请参加会议的各工厂造反组织派一个负责人到会议秘书处开会，提供他们厂的造反队名单，包括负责人和联络电话。可以说工总司这个时候才真正组织起来。各个工厂的代表用各种各样的纸，写了一大堆名单，我把这些东西都放在一个枕头套里。我记得当时有四百七十多个工厂，名单上有五万七千多工人造反队员。

亚：当时你们是否要求上海市委派人来出席会议？

潘：是的。尽管我们一直在对市委施加压力，但是市委最後只派了组织部副部长张文豹到会。张文豹说不发言，也不承认我们这个组织。这样就造成了群众情绪的对立和激化。会场上有人高喊：“我们到市委去!”这原来并不是我们主席团的安排。我看这个样子就说，大家到延安西路市委去，一个单位一个单位走，於是队伍就向市委开了过去。市委工作人员说曹荻秋在友谊电影院接见我们，我们就把队伍拉到友谊电影院，在那里等了两个多小时没有见到曹荻秋。下一步作什么，我们也没有计划，正在碰头商量的时候，有一辆广播车在友谊电影院外面的广场上广播“中央来电”，说周总理打电话来讲“上海市委不接见你们，我接见你们”。群众就一下子轰了起来，大家高喊：“到北京去！”我们在这个时候也弄不清真假。我和王洪文就跟了队伍到火车站。那时已经有先来的人登上了一列火车。戴祖祥带了“工总司”的大旗，领一批人先出发，後来被困在南京；我和王洪文登上另外一列火车，不久被困在离上海不远的小站安亭的卸货场上。

我们乘火车北上是无意的，而把我们锁在安亭，上海市委确实是有意的。粉碎“四人帮”後当局对我进行审判时我说过，对安亭事件我有责任，上海市委也有责任。如果上海市委负责人早点在市里接见工人或者同意我们上北京，根本就不会有安亭事件。

亚：我想知道的是，既然你们造反了，为什么还要求已经作为你们造反对象的市委领导来参加你们的会议，要求他们承认和支持你们呢？

潘：在当时的环境下，我们这些造反派成员的思想基础中还有正统的东西。如果得到了上海市委领导的承认，对自己说有一种安全感，也容易争取群众。如果他们不承认，我们在心底里还是有一种“强盗”与“官兵”对抗的思想约束的。至於後来造反派得势了，有些人吹嘘自己当时路线觉悟如何高，那不符合事实。在粉碎“四人帮”之後，又有人把造反派说成都是自觉的反对共产党的份子，也不符合事实。

张春桥的政治赌博

亚：应当说，安亭事件的发生，在“工总司”方面说来并非是一种主动行为。

潘：是的。被困在安亭的那么多工人又冷又饿，为了去北京申诉，拦过北上的火车，十四次特快国际列车被拦的时间较长，事情就闹得更大了。我当时并不主张拦火车，也没组织拦火车，更没有後来有些文章所说的“卧轨事件”。主要怕给人借口来攻击造反派，因为拦火车在社会上总会被认为是不好的事情。当时上海市委把这些情况向中央汇报，华东局书记韩哲一跟我讲，是他直接打电话给陶铸的，那时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陶口头指示不能支持我们；以後陶铸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报告，包括周恩来、陈伯达等人共同作出的决定也是不能支持成立全市性的跨行业的组织，而且要求我们回上海，由市委解决我们的问题。当时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上海市委还专门派人送报纸给我们。不久市委将陈伯达的电报送到我这里。陈在电报中讲“大道理管小道理”，“抓革命促生产”，要我们回上海。这个电报给我的感觉是陈伯达并不支持我们。我们就面临一个怎么办的问题。有些工厂代表看到电报就回上海了。电报是我收的，我叫丁德法、徐美英他们把王洪文叫来，王洪文说，你看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们都听你的。我与包炮商量，包炮大骂陈伯达右倾，还准备打出反对中央文革的旗子。我和包炮说，我们不能反对陈伯达，他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我们也不能回去，回去了谁知道市委会怎样处置我们？那时我想出了一个注意，说现在是不管真假，我们都说市委送来的电报是假的。“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只能这样了。後来上海很多工厂的工人造反队之所以拥护我，就是因为我在安亭事件的关键时刻拿出了这样一个办法，迫使当权者作了让步。

亚：张春桥是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派往上海处理安亭事件的，他主要作了哪些事情？

潘：在我收到的市委送来的陈伯达的第二个电报中（也可能是同一个电报的第二个版本（，说到中央文革要派张春桥来处理这件事情。我似乎觉得有了一点松动的余地。十二日凌晨，张春桥一到现场就要我们回上海，而我坚持要他承认工总司是一个革命组织，否则不回去。在事件的现场最多时有一万多工人，很多人睡在列车与铁轨之间。我对张春桥说，你知不知道工人又饥又饿，你一来就要他们回去，有没有一点阶级感情？我当时很激动，确实有点感情化，也流了泪。边上陪同张春桥的红卫兵责问我对中央领导是什么态度。张春桥则叫我冷清一点，说我们是来处理问题的，不要意气用事，也叫边上的红卫兵不要发言。他说毛主席教导，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能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发表意见，他不了解情况，怎么能肯定工总司是什么组织呢？张还问我对这么多工人的情况是否了解，我说当然不能说很了解，但是他们在工厂中都是受资反路线的压制的，这一点可以肯定。我对张说，要了解情况，最好也到现场去。边上的红卫兵就说要考虑到首长的安全。我说我负责安全。张实际上并不想去，我就说中央文革小组不是口口声声说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倾听群众的声音的吗？为什么不到群众中去？王洪文在整个过程中没有说什么话，自始至终都是我与包炮商量的，有时我们还走出会场到外面商量了再进会场。当时与张春桥的谈判就是两点，第一，要他承认我们这个组织，他说不了解情况；第二，要他与群众见面。在要他下去这一点上我是施加了一点压力的，话说得比较重。经过一番考虑，张答应去见工人。我们就弄了一辆卡车一起到工人集中的广场上去。为了要在张春桥面前显示我们工人不是乱七八糟的，我让大家递条子，一个一个发言。基本秩序还是好的，发言从凌晨四点多一直到下午两三点。发言完毕，我就问张春桥能不能表态，“如果你觉得情况还不了解，那么我们就继续发言；如果你觉得了解得差不多了，就请你讲几句话”，我说总要表个态。张春桥就讲了话，他表示一定把上海工人受资反路线迫害的情况向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反映。他要求大家先回去。在大家的要求下，张春桥表示认为工总司是革命群众组织，他是支持大家的。张说完後，我和王洪文也简单讲了几句。我让工人们回上海，但是队伍不解散，到文化广场。我请张春桥让市委给我们工人送点被子和食品，张很惊奇，说“你们为什么不回去，家里的人都等着你们”。我说我们需要承认我们是革命群众组织的书面的东西。

亚：您是否认为张春桥在“安亭事件”的处理上赢得了相当大的政治资本？您对张春桥总的看法如何？

潘：回到上海的第二天，徐景贤到巨鹿路工总司来找我，他那时是市委写作班子的人，给我的印象有一些书生气。他说张春桥让他来了解我们有什么要求。我对他说了一串话，他边听边记，最後说归纳起来无非是五条，回去向春桥同志汇报，还说下午张春桥在文化广场会见我们。那天王洪文没有去，有些书上说他也去了，不符合事实。下午在文化广场会议室，张春桥说今天来就是谈书面协议问题。徐景贤就把他写的东西拿出来，我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还誊写了一遍，张春桥在上面签了字。我说你是不是要见见群众，张说好，就又到前台与工人见面。我把五条宣读了一遍，其中包括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组织，工人被迫北上是革命行动，其後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责，曹荻秋必须公开检查，对工总司今後工作要提供方便。（亚：是不是张春桥当时还在五条上加了一些内容？（是的。张春桥在第二条上亲笔加了一句：“以後碰到类似的情况应派少数代表”。安亭事件到此告一段落。

应该说，张春桥在这一事件中是一次政治赌博。事後张告诉我，来上海之前中央政治局常委都找过他，方针是不能妥协。他的任务就是把这件事情处理好，否则回去无法交帐。他还说我在安亭要挟他，一步步逼他。因为当时中央常委的决定是不支持我们的，而张春桥却是支持了我们。这对张的整个政治生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张对我说，他是冒了杀头的风险来支持我们的。在他签字的时候，他的依据也只是宪法规定的“结社自由”这一条。他签字以後把这个五条汇报给中央。当时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毛泽东的书房里开，陶铸说，怎么可以先斩後奏？在陶铸向毛泽东汇报之後，毛在文件上写的是：“春桥同志的处理是正确的，总是先有事实，後有慨念，可以先斩後奏。”张春桥这一着棋，深得毛的赞同。这是在陶铸被打倒之後，张春桥对我们说的。

王洪文的整人与发迹

亚：在王洪文与你之间，张春桥是比较喜欢王洪文的。

潘：是的。张春桥曾经对王洪文讲，从处理安亭事件的第一天起，他就决定要用王洪文而不是潘国平，张说潘国平很难驾驭。王洪文後来把这个话讲给王秀珍听，王洪文的司机原来是我的司机，就把这个话传到了我这里。

安亭事件确定了张春桥与我的关系。一些红卫兵後来对我说，张春桥像佛一样敬我，像贼一样防我。“敬”我是因为我在安亭事件中逼他下注，结果使他大赢了一把。防我是因为我不大听话。张後来在要我处理复旦大学三派红卫兵的大联合时，也对徐景贤说过，上海不光是工总司听潘国平的，红卫兵也听他的。实际上我与许多红卫兵组织的关系确实很好，像红三司的安文江，红革会的李功佐，交大“反到底”的严步东，炮司的邱励鸥，周谷声等等。所以张一直想利用我，不愿意得罪我，同时又想用他人来取代我。正因为这样，张春桥与很多人发过脾气，对我从来没有发过脾气。张与我的这种关系连得王洪文也一直没有弄懂。王洪文几次要把我整下去，在他当了中央副主席之後，又把我隔离起来，写报告要把我当做反革命逮捕。张春桥为此事向他大发脾气。他对王洪文说，“洪文同志，我现在要叫你王副主席，你知道不知道你把潘国平打成反革命，把我放在什么位子？主席肯定处理安亭事件的谈判，难道我是跟一个反革命谈判，签订协议？”这话是在毛泽东批评王张江姚时，许世友的儿子许建军告诉我的。因为张春桥的态度，王洪文整我就不了了之，当时我也觉得奇怪。

张春桥这个人搞政治，不管正面还是反面，是很有能力的，也有点学问。他的特点是老谋深算，老奸巨猾。他对王洪文这些人说过，为什么老是要把潘国平整下去？不是说要重用潘国平，而是不能把他推到对立面去，他後面有一大批人，他的能力不一定在你们之下，让他在市革会担任一个职务，没有实权，把他褂起来，使他有力用不上，因为本身是市革会领导，就不能反对市革会。从这一番话可以看出张春桥这个人的权术。

亚：可不可以说说王洪文的情况？

潘：在工总司成立之前，我与王洪文原先就认识，因为我所在的工厂与他所在的上棉十七厂同在杨浦区，相距不远。他也是复员军人，文革前在厂里当保卫科的干事。当时他们厂的造反队在工厂里处境不好，特别是老工人都反对他们，而我们在工厂里的处境还比较好，很多老工人同情我们。王洪文问我怎样争取老工人的支持。我说我们从来不公开指责老工人是保皇派，不把他们推到对立面去。後来我还到王洪文的厂里去过。从工总司成立到安亭事件，王洪文基本上没有起什么作用。也因为这样，我始终没有把王洪文放在眼里。一九六七年聂元梓到上海来，对我说王洪文有野心，背後搞小动作，要我设法清除他，我也没有在意。即使在王洪文当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之後，我还是这个态度。六七年二月造反派全面夺权，“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之後，我是领导成员、常委，还是工总司的负责人。六八年初张春桥提出在市革会和工总司里成立党的核心小组之後，因为王洪文是党员，才由他担任了主要负责人。六九年我与王洪文在工总司会议上发生一些争执，我一气之下回工厂劳动，三个月没有到工总司上班。我自己年轻，在权力斗争中没有经验，因为正是我这样一走，就把权让了出来，王洪文就着手精简机构，把自己的亲信安排到各个岗位，事後又与张春桥一起以市革会党的核心小组名义决定我下厂劳动，但是保留我在市革会和工总司中的职务。王洪文陆续把当初一起造反的伙伴整下去，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基础。在他当上副主席後，王秀珍还跟我说过好几次，让我写信给王洪文“表示表示”，我一直没有理会。当时王洪文是很希望我写信向他表示忠心的，因为他觉得我後面还有一大批人。一九七五年有一次王洪文回上海，市革会开全委会欢迎王副主席，很多人围上去与王握手，我没有走过去，後来王走过来跟我点点头，我理也没有理睬他。我当时觉得这个人只会整人。

亚：您对王洪文总的看法如何？

潘：王洪文有一种保卫干部的小计谋，但是没有宏观上的雄才大略，文化水平一般，理论素养也比较差。但他比我成熟，在抓权、整人上有些办法。不过，尽管他后来的地位比江青、张春桥高，但是他还是听命於江和张的。现在看来，他也是一个在特定条件下的悲剧人物。

毛泽东掌控上海文革大局

亚：说起江青，您与江青有没有什么接触？

潘：张春桥曾经在私下说过江青这个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话说得不错，我与江青也吵过架。在六七年一月上海夺权之前，我在北京参加全国造反派负责人会议，那时因为毛泽东肯定了上海的《紧急通告》和《告全市人民书》，我就在会上第一个发言。《紧急通告》和《告全市人民书》是反所谓的“经济主义妖风”的，这是我和陈丕显在上海一起搞的。在我到北京之前，我们在锦江饭店开会，决定由我招集造反派成立一个监督机构，由陈丕显提供一个可以主持上海工作的原来干部的领导班子名单，因为当时周总理要陈出来主持工作。这样我就在北京的会议上就说现在有一股接管风，我不主张全面接管，考虑到造反派缺少专门的业务知识，可以成立一个监督机构，由中央决定哪些干部是比较好的，可以用的，由中央任命，造反派监督他们是否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的话还没有讲完，江青就说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叫我不要讲了，下去。我当时气得头脑发热，我想你江青当这么多人的面这样对待我，我的面子往哪儿搁？我就说，“中央文革不是说好话坏话都要让人讲完嘛，你也要让我讲完呀。”江青也没有想到会有人敢顶撞她，就对大会说：“你们说他的观点对不对？”下面的人就大叫：“不对”。“要不要让他说下去？”“不要”。我被赶下台，心中当然不服气，就写了一张纸条给在会场的周恩来，要求继续发言。周恩来确实是中庸到家，收到条子，他就拿了话筒说，“潘国平同志，你的意见我知道了，过两天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将讨论夺权的问题，我一定把你的意见带上去，今天你就不要发言了。”这样也就不得罪江青了。开完会，江青说“上海的潘国平留一下”，这把我吓了一跳。在休息室，江青和我握手，好象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她说上海来北京上访的工人很多，造成很大压力，全国各地来的人也很多，“你这个司令能不能把他们带一点回去，减轻一点压力？这是中央交给你的一个任务。”总理也和我说能不能做做工作。我当然答应。江青就给了我她在钓鱼台的电话，总理给了我国务院的电话，还说给我派车和联络员。过两天我把上访工人的事情处理好，就给周恩来打电话，告诉他回去了多少人，他说感谢我，还说已经给我准备了飞机票，因为毛主席在中央会议上决定全国夺权，上海正在筹备，要我马上赶回去。这样我就回上海，担任了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的执行主席。现在想来，我这个人在他们的眼睛里作为一个工具大概还有可以利用的价值。

亚：上海造反派的许多行动在当时都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从发动“一月革命”直至“上海人民公社”成立，您是否认为在大局上都是毛泽东驾驭的？

潘：一九六七年我在一次会议上见过毛泽东。毛对我说：“潘司令，久闻大名，如雷灌耳，未谋其面”。我觉得毛泽东对上海的情况是很了解的，上海是毛发动文革的重点基地。当然，整个文化革命也不是完全按照毛自己预想的图纸进行的，其中有很多偶然的因素在起作用。党内外各种利益集团不断在斗争，而毛是非常善於利用群众组织的一些行动，把它引到自己设定的方向上来。毛泽东支持张春桥对安亭事件的处理，肯定了《紧急通告》和《告全市人民书》，肯定了《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夺权，都是这样。在上海一月革命的夺权上，周恩来开始打电话让陈丕显出来，陈丕显和我原先策划的方案与毛的设想不一样，就不能实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些中央文革的人也是看毛泽东的颜色行事，想办法使自己的行为符合、体现出毛的意图。最好是毛心里想的还没有说出来，他们就能做出来，然後得到毛的肯定，安亭事件就是这样。

亚：从全国范围的文革来看，上海可以说是比较稳定的一个地区，武斗的规模最小。一九六七年八月工总司砸烂“上柴联司”的武斗，是上海最大的一次武斗。据说当时毛泽东也在上海，还支持和表扬了王洪文指挥的这场武斗。

潘：那时毛泽东刚刚从武汉回到上海，是在武汉的720事件之後，据张春桥事後对我们说，当时上海电视台和电影制片厂拍了一个砸“联司”的电视记录片，毛泽东看了这个记录片，表扬说“打了一个大胜仗。”毛泽东主要认为这样有利於稳定上海的局面，他希望上海的局面稳定，至於武斗和死人，为了达到某一种目的，毛泽东是不在乎方法问题的。

亚：在林彪事件之後，毛泽东让王洪文进京，主持中央工作，後来又批评他与江清等人结成“上海帮”。请您谈谈自己的看法。

潘：“上海帮”或者“四人帮”的兴盛与毛泽东发动和开展文化大革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且不说张春桥、姚文元是毛泽东从上海要去的，王洪文也是毛亲自点名到中央的。记得有一次张春桥在康平路开会之後与我们这些工总司常委打了个招呼，说我们的材料都从原单位调出来了，是主席要看看，让我们不要紧张。汪东兴有一次在上海也和我说起这个事情。毛後来调看了王洪文、我和耿金章三个人的材料。张春桥後来说耿是流氓无产者，在国民党汉奸部队中当过兵，说我太年轻。我估计这是毛泽东的意思。张还说有一次毛主席问他，王洪文会不会写文章。张说他不知道主席是什么意思，希望我们多读书写文章。我自己写文章也是从那时开始的，我们还请了一些大学教师来给我们上课。我想毛那时调王洪文进京，是有意让他作为接班人人选的，後来王与张春桥那么紧密，不合毛的心意。

工人造反与人权侵犯

亚：在工人造反派起来时，学生红卫兵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後来，“工总司”紧跟张春桥和中央文革镇压红卫兵组织，比较典型的是镇压了上海红卫兵“炮打张春桥”的活动，这是什么原因？

潘：红卫兵与工人在社会地位上本来就不一样。红卫兵、学生是社会的准成员，在社会中的地位不稳定。他们可以冲冲杀杀，但是不是变革社会秩序的基本力量。对中央文革来说，学生的思想比工人活跃，可以被利用来冲锋陷阵，但是不好驾驭。工人造反队本来是为了反对当权派的压制而起来的，但是它又在维护这个制度。在保卫中央文革，镇压红卫兵的过程中，我认为工总司成了当权派压制他人的一种工具。

亚：那时的工人造反队又是如何对待工人“保守派”组织“赤卫队”的？

潘：上海的工人保守派组织“赤卫队”实际上是一个既得利益团体，他们是在维护自己已有“劳动模范”、“积极份子”和党团员的地位。文革中“造反”组织和“保守”组织的形成，并不是後来人们所说的那么理想化的。许许多多像我这样的普通人变成了造反派，都有我们的个人的原因。目标开始都很简单，想提级，想加工资，想有一个公平的对待，这种要求是合理的，从现在的眼光来看，不过是一些基本的人权。当这些要求受到不合理对待时，又要保护自己不受伤害，在这种情况下就认同了毛泽东当时提出的造“走资派”的反的方向，所谓的“路线斗争觉悟”，“保卫毛主席”，“维护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等等，是後来为了要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不得不唱的一些高调；甚至还有人因此反过来去迫害不应当受到迫害的人，以此表明自己的路线斗争觉悟。从人权的角度来看，在保守派与造反派双方的斗争中，都有侵犯对方基本人权的现象。不过，文化革命中最早的大规模的侵犯基本人权的现象是从初期的红卫兵“扫四旧”开始的，受害者是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和“黑五类”，情况很惨。工人造反派，至少是上海的工人造反派没有参加这一时期的扫荡活动，但是我承认，在工总司后来组织的一些批斗资本家的运动中，侵犯人权的事情也是非常严重的。全国范围中的武斗就更不用说了。

亚：您是否认为，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运动，也是共产党掌握政权之後在中国大地上的人民民主运动、人权运动的一个部分或者一个阶段？

潘：可以这么说，但它是很不成熟的一个部分。无论从理论上，认识上，起动的目标上，文革中的造反派运动与後来的八九民运是不能相比的。当时的运动只是基於十七年中自己受到官僚体制的压制而对直接的压制者所作的反抗，没有人对这个体制本身提出疑问，没有人对毛泽东提出疑问。我认为值得肯定的是这场运动所表现的老百姓对自己应有权利的维护，这可以说是共产党掌握政权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这样的方向我觉得应当肯定，其中包括出版自由——大字报和各种群众组织的报刊；结社自由——工人造反队和红卫兵。

亚：这是不是就是您所说的文革的正面意义？

潘：文化革命的一个正面意义就是那些在官僚体制下长期受压制的人有了一个机会起来争取自己的权利，就像我一样，可以起来保护自己不受到迫害。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那么结果就是工作队把我作为反革命抓到监狱中去，这是几乎可以肯定的。由於文革，我这样的伤害就没有受到，就这一点来说，是文革保护了我，保护了像我这样的情况的一大批人，他们有可能起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伤害，我觉得这一点不能说是错的。当然实际上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上很多的功利目标和价值取向交织在一起的争斗，在极权体制下，在共产党高层的权力斗争中，高级领导人为了击退自己的政治对手充分利用了群众，毛泽东提出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是这样。

亚：您很早就与王洪文他们保持了距离，但是在“四人帮”被赶下台之後，您仍然被逮捕，这是什么原因？

潘：这是托邓小平的“福”。七零年我被隔离审查後，我就与王洪文他们不再有联络。一九七六年十月八日许世友的儿子把四人帮被逮捕的消息告诉了我，我很高兴，很快通知了周围比较要好的人，我那时的职务是上海市革委会委员、市总工会常委。那时有人告诉我上海市委的一些人准备武装暴动，我马上打电话到中央办公厅找汪东兴，汪不在，我请办公厅副主任周启才作了电话记录，说上海市委要武装叛乱，我坚决支持中央对王张江姚采取的措施。上海市委原来的一些老干部，如王一平，韩哲一，和我的关系都还不错。他们也知道我与四人帮关系究竟如何。苏振华到上海市委当第一书记的时候，许世友也与他打了招呼，还叫田普来上海找我，那时中央工作组已经明确宣布不处理我了。粉碎四人帮之後的一两个月，他们在上海的余党差不多全被抓了进去。而我是到一九七七年九月才被抓的，主要是邓小平视察上海，彭冲向邓汇报说对我不作处理，邓小平说潘国平怎么可以不处理？王洪文原来还是他手下的，後来我就被判了八年徒刑。

邓小平对文化革命的反动

亚：您在文革中造反，风光一时，後来被排挤，监督劳动；“四人帮”垮台之後又受牢狱之灾。人生沧桑，感慨万千。请您择其要者，谈谈自己的感受。

潘：我想先谈谈我在文革中应负的责任。文化大革命光靠毛泽东、林彪、江青，要将中国在十年中搞得这么乱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像我这样一类人承上启下，十年动乱不可能。从大的方面来说，文革中造成了这么多人的伤害，我有责任。在文革之後当局审查我的时候，我说不管判我几年徒刑，我都是罪有应得。但是如果有人要说我在主观上原来就有搞乱社会，伤害他人的意愿，那绝对没有。我只有希望自己不受伤害，而没有伤害别人之心。再有，在我掌权的时候，我也没有批准逮捕过任何人，关押过任何人，我也没有打过人。这一点我与王洪文不同。但是在工总司组织的社会功能和影响上，作为“司令”的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亚：除了个人责任外，在文革的大局上您有什么想法？

潘：这是我想说的另外一点，就是怎样看待邓小平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邓小平上台取消四大自由，理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实际上这是又一次明目张胆地剥夺中国人的许多人权，剥夺了很重要的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邓小平也提出法制，是因为他们在文革中失去了法制的保护，而现在他们建立的法制，又只是保护特权阶层而不是保护人民的。所以我说邓小平对文革的反动不是一种社会进步。

文革中的红卫兵运动也好，八九民运也好，都是共产党的极权体制造成的。只要这种体制存在，就不可能有言论自由和民意的正常表达。根据我对共产党的了解，它始终是把群众运动中发生的各种举动都当作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来对待的。在八十年代民运过程中，中共领导人很耽心文革中的造反派参加到中间，他们一开口就是防止四人帮的余党和残余份子“混入”群众之中，共产党的领导人这样讲，我觉得毫不奇怪，但是如果民运队伍里的人也这样想，我就觉得不太好理解了。像我这一类人，也是群众运动的参加者，在参与反对专制体制的群众运动方面，也许经验还要比後来八九民运中的学生或者工人的经验强得多。邓小平这些人把我们这些人排除在群众运动之外，很正常；本身是搞民主、自由、人权的人也把我们这些当年争取自己的人权的人看做洪水猛兽，我就不太理解。我在监狱中接触过一些民运人士，总的感觉是他们受邓小平对文化革命的反动的影响很大，形成一种思维惯性了。他们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认为造反派没有一个是好的。

我想作的一个小小的呼吁是：请给文革中的造反派以应得的人权。首先这是对政府当局说的。在我刑满释放之後，我这样的人的公民权利在中国常常被人忘记。法院里的干部甚至对我说，在别人身上不算犯罪的事情，在我身上就算犯罪。这是什么法律？记得在一九八二年，上海有一个造反派的小头头刑满释放，他的一批朋友到监狱去接他出狱，点了几个炮仗“消消晦气”，结果被认为是“反攻倒算”，“向人民示威”，又被重新抓起来，加判了十年。而且当时的社会舆论和民意似乎也在拥护政府和司法机构的这种处置，实在值得人们深思。我的呼吁也是对民运队伍里想全面否定文化革命的朋友们说的，至少也应当给我们这些当年的造反派一点民主、自由和人权。看了《北京之春》上发表的一些文章，这方面的感受很深。

加强中国工人的人权意识

亚：作为一个工人和工人组织的领导者，您认为毛泽东和共产党是否真正在依靠和代表中国的工人阶级？

潘：中共成立以来的领导成员中有几个工人？其实对共产党说来，工人在中国的社会地位稳定，服从领导，容易控制，也必须控制。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工人造反，天翻地覆。共产党敢於镇压学生组织，因为学生组织被镇压对社会的震荡不大。文革中多次利用工人组织镇压学生，向大学派“工宣队”就是一例。文革中是这样，六四事件中也是这样。共产党镇压学生是不大有顾忌的。如果八九民运有两百万工人上街，局面就大不一样。也正因为这样，共产党历来对工人中间的反抗、异议活动一点也不容忍，对工人中的持不同政见个人或者小团体的镇压特别严厉。比如在五七年的反右斗争中，知识份子和学生中有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右派份子”，在工人中如果有出格的言论，那就一定是反革命份子。

亚：从中国工人运动的角度，您对八九年中国工人在天安门事件中的情况有什么评论？在未来中国民运中，工人有没有可能成为运动的主力？

潘：八九年的运动以学生为主，听说有个“工自联”，但是没有太大影响。说到未来，当然有可能。在文革中上海的工人後来就替代红卫兵成为运动的主力。我觉得工人一定要成为中国民主人权运动的主力，也一定会成为主力。问题在於中国工人的自我认知和理论素养。这方面是需要加强的。中国工人的教育程度和人权意识也需要提高，可惜现在的官方的工会组织不这样做。

亚：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欢迎您为本刊撰写一些文革的回忆和研讨文章。□

原载《北京之春》1996年9月号，后收入亚衣著《流亡者访谈录》，香港夏菲尔出版公司，2005年。——胡平供稿

谢选骏指出：这个“亚衣”，就是北京之春的编辑周义澄，原复旦大学博士。他的笔名老让人想到“便衣”，他的“采访”多有“别有用心”的弦外之音，相當内涵，感覺腹黑。


《潘国平假支票盗窃巨款被捕》报道：

现住纽约皇后区的华人潘国平涉嫌用假支票盗窃巨款，已于16日被控以重罪逮捕，目前已经被保释。知情人士对多维社说，这位潘国平就是文革时期中国鼎鼎大名的造反派领袖“潘司令”。

纽约警方透露，现年57岁的潘国平曾在2003年5月23日持数张假支票，前往位于华人聚居的法拉盛国宝银行存款，总金额高达21万美元。5月28日，潘国平在国宝银行一次提取超过一万美元现金，引起银行职员怀疑。

国宝银行迅速联络潘国平，要求他将提取的现金归还，但潘表示只能归还4千美元，其余已经用光。国宝银行随后报警。6月16日，皇后区警方以重大盗窃罪和诈骗罪逮捕潘国平。18日，潘国平在皇后区法院出庭。

据多维记者查询，纽约州法律规定盗窃财产超过5万美元为二级重窃罪，最高可判入狱15年。

知情人士对多维社说，这位潘国平就是文革时期中国鼎鼎大名的造反派领袖“潘司令”，曾任上海工总司令，出道比另外一名上海造反派领袖王洪文更早。后来，这个潘国平被中国当局判了重刑。

数年前，潘国平移民美国，在纽约从事古董生意，在曼哈顿21街还曾开店，经营旧货市场中发现的中国古董。他也经常参加民运活动，曾经出任中国自由运动领导人，中国社会民主党美东创建中央委员，2001年出任彭明领导的中国联邦发展委员会副委员长等。他最后一次露面是在纽约法拉盛喜来登酒店举行的六四讨论会。

多维社记者曾经联络过潘国平，但是他在纽约的电话和手机都被切断。有知情人士对多维社说，事实上数月以前，潘国平已经移居马里兰州。

熟悉潘国平的人士对多维社说，以潘国平的聪明程度不至于犯这样的很容易识破的蠢事。整个事情也许是一个误会，因为潘国平从事古董生意可能是客户跳票。

谢选骏指出：如此“重量级的民运人士”，如何可以回国的？如何可以大致自由地生活在大陸紅區的？


《谭元元老公是潘国平吗？谭元元为什么胸部那么小》（2021-01-27 互联网）報道：

谭元元是世界舞蹈界的舞者之一，她享有盛誉、声名赫赫。谭元元一生都在为舞蹈而努力着，从小就热爱舞蹈，用自己脆弱的足尖撑起舞蹈的身体，撑起梦想的世界。今天，小编要带大家认识一下谭元元，解答一下关于网友提出的问题：谭元元老公是潘国平吗？谭元元为什么胸部那么小？

谭元元老公是潘国平吗？

谭元元的老公不是潘国平。

谭元元辟谣结婚事件：“我也很困惑，为什么会传出这个不实的消息，我的生活和工作重心都在国外，我希望能多回来演出，或者是在国内发展事业，但从来没考虑过感情方面的事情。”

谭元元结婚了吗？谭元元访谈节目透露感情恋爱信息，“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如果说现在让我放弃这个舞台，太可惜了，我觉得还有太多的事没做，比如有一部真正属于自己的作品，或者说自己能编一部作品。所以其他的事情，我真的没有时间考虑，目前舞蹈依然是我唯一的情感寄托。”

谭元元对丈夫的要求，谭元元希望示另一半不是圈内人，这样对方会更尊重自己一些，也会更尊重她爱的芭蕾艺术。尽管谭元元在芭蕾舞坛上风光无限，但总有一天她也会离开舞台，那时她又会怎样选择？“如果有那一天，我会从事一些和芭蕾相关的工作。”一年多前，谭元元已开始学习画画、设计和舞台编导。

也许，有一天她会从事一些幕后工作或开办一所芭蕾舞学校。谭元元说，虽然她演出任务很忙，但她还是抽空去美国圣玛丽亚大学攻读艺术系学士学位。而且，她打算用3年的时间读完4年的课程，所以除了演出，一个星期她还要交出10页纸的作业，很是辛苦。

提到退出。谭元元稍加思索后说：“我是个完美主义者，我绝不会跳到跳不动的那一天才离开。我要在最顶峰的时候离开，所谓激流勇退嘛。”

谭元元为什么胸部那么小

可能是练功造成的，她们来月事都是基本都是在18.19岁，而且她们也挺可怜的，几乎都是小腿粗壮的造型，因为是用大脚趾头顶地，做动作和跳高难度舞蹈都是靠小腿肌肉来力撑的，所以后天就很畸形的，要是小腿不粗的，几乎都是不用功和被抛弃的演员，所以大家只看到她们美丽的一面，其他没有看到，还有要是跳古典芭蕾的，是很挑人的，除身材修长外，还要求脑袋小和脖子长，所以不是说跳舞好那么简单的。

谭元元，出生上海，11岁考入上海芭蕾舞学校，她的芭蕾舞蹈造诣堪称芭蕾界的神话，精湛的芭蕾舞技惊动全世界：她是担任美国三大芭蕾舞团之一—旧金山芭蕾舞团主演演员的唯一华人，是参加捷克拉格世界明星汇演的第一位亚洲人。

“她一上台，就会吸引所有的视线。”有人这么评价芭蕾舞台上的谭元元。看体貌，谭元元是为舞蹈而生的人，五官精致、头颅圆而小，身材纤细，身高167cm，体重只有47，公斤。坐在沙发上，谭元元下颌上扬，肩膀下沉，脖颈、手臂修长。



【14、毛儿子死于鸡蛋】


《访谈：彭德怀留下了毛岸英牺牲真相》（Nova的博客 THURSDAY, JUNE 25, 2015）报道：

编者按：作家滕叙兖1963至1968年就读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又在黑龙江鹤立39军农场劳动锻炼两年。此后历任中科院长春物理所工程师、中科院长春地理所高级工程师等职。2003年开始发表文史作品。著有《哈军工传》、《风雨彭门》、《陈赓大将与哈军工》、《不信青史尽成灰——彭德怀的铁骨与柔肠》等十多部长篇传记文学著作。2007年《哈军工传》获中宣部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入选图书奖。2014年11月17日，凤凰历史刊登滕叙兖访谈实录，讲述彭德怀与毛泽东的恩怨情仇以及彭家子弟等人的回忆。滕叙兖披露，“彭德怀把毛岸英牺牲的真相告诉过两个人，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杨献珍。杨献珍高寿，生前把这一历史真相留给后人。”以下为访谈文字实录，采访整理唐智诚。

彭德怀曾亲自照顾黄公略之女坐月子

问：彭德怀一生没有自己的孩子，他将侄儿侄女视如己出，在子侄辈的眼中，彭总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滕叙兖：彭德怀的两个弟弟在1940年10月国民党反共高潮的时候牺牲了。他的大弟弟彭金华有两个孩子，就是彭梅魁和彭康白，小弟彭荣华有六个孩子，大女儿叫秀兰，接着生的长子叫启超，以下依次是次女爱兰，次子康志，三子康仁后改名正祥，最后的幺女、小不点姑娘就是玉兰，后改名彭钢。侄儿侄女共八个孩子。

在孩子们眼里，彭德怀就是他们的亲生父亲，因为他们没有得到父爱，他们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牺牲了。苦日子过了这么多年，都怀念着这个伯伯，因为两个妈妈对他们讲，你们有个很了不起的伯伯，共产党的将领，但是他到底是怎么个官，他们也说不清。后来全面抗战时公布以后，共产党八路军的副总司令，他们吓一跳，哎呦，伯伯可真厉害。所以大家心目当中伯伯就是一个大英雄，整天想着伯伯。

彭德怀也非常关心他们。关心到什么程度，彭德怀办公桌上的台历，就写着这几个孩子的生日，今天是你过生日，明天他过生日，彭总都仔仔细细写在每年的台历上，他把这些孩子当成自己亲生的孩子。

到朝鲜作战临走的时候，彭德怀把彭梅魁和彭爱兰找来，对两个大的女孩子说，我到前线打仗，跟最强大的美国军队交手，意思是我活着回来的可能性不大，有可能就死在朝鲜了。但是我跟你们每个人办了一个储蓄本，存一百万块钱（旧币，合新币一百元），以后你们结婚，这就是伯伯送给你们的礼品。

建国初消费很低，一个普通公务员当时的工资大约三四十块钱，可以养全家。他心细如发，一个领导千军万马打仗的志愿军统帅，对自己的侄儿侄女就像一个母亲那样细心，他想到这些孩子成人后要结婚，一旦我不在人世了，伯伯的礼品怎么送呢，我给每人留一百块钱吧。从头到尾，七个孩子一个不拉，在家乡的秀兰已经结婚了，从梅魁开始都在读书，没有结婚，包括玉兰小不点儿，每人存一百，存了七个存折，交给彭梅魁保存。

他不仅无微不至地关心自己的侄儿侄女，对烈士子弟，他养大的那几个孩子也是一样，一个是黄公略的女儿黄岁新，一个是左权的女儿左太北，都是彭德怀公开承认的养女。黄岁新生第二个孩子时，就在吴家花园坐月子。黄岁新的母亲早去世了，没有亲人，彭德怀就是她的亲人。彭德怀落难后关在吴家花园，黄岁新就讲，肯定是中央搞错了，我伯伯这么好的人，怎么会反党？不可能的。她生第二个孩子，正是三年困难时期，肚子大了临产，彭德怀就让秘书带车把她接到吴家花园。

问：那他怎么照顾黄岁新？

滕叙兖：黄岁新生了个女儿，彭德怀给婴儿洗尿布，有时候喂牛奶，有时候抱孩子，都是彭德怀承担起来，彭德怀在吴家花园种菜、养鱼，为黄岁新补养身子，他也时时操心。

问：是彭德怀亲自做这些事，还是吩咐警卫员做？

滕叙兖：自己做啊。他那时候没有警卫员了，警卫排战士是奉命来看守他的，他不相信那些年轻人，你搞错了怎么办，搞坏了怎么办，这事他要亲自做。所以黄岁新大儿子张忠就跟我讲，他说我听我妈妈讲，我妹妹生下以后，彭德怀抱着孩子在屋里走来走去。

彭德怀被软禁起来以后心情极为苦闷，除了学习、思考，就是种田、种果树、养鱼，从1959年10月开始平整土地，挖鱼塘，1960年春开始种庄稼，直到1965年11月离开挂甲屯。他一直向中央写信，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写了8万字的长篇申述报告，毛泽东也不理他。后来彭总就不写了。每天傍晚他出去散步，在挂甲屯村子里走一走，到老百姓家里看一看。彭梅魁两次生孩子，都是在吴家花园坐月子，彭爱兰生了第二个孩子，没有奶，从长沙来找伯伯。所以前后有几个小婴儿，整牛奶，喂孩子，洗尿布，抱孩子，都是他的活。

彭德怀晚年评价毛泽东：优点是整人但不杀头

问：据彭德怀后人的回忆，彭晚年对毛泽东的看法究竟是什么样的？

滕叙兖：彭德怀的大侄子彭启超跟我讲，庐山会议后，彭启超从福建到中南海跟彭德怀谈了一个晚上，谈到凌晨三四点，他就问为什么发生这么大的事，你怎么看毛主席？彭德怀跟他讲实话，说“万言书”你看了没有？你先看，彭启超一看这个“万言书”，没有错误啊。彭德怀说，毛主席这次在庐山上打了我一闷棍，打得我遍体鳞伤，好歹还没有推出午门外斩首，还留我一条命，党籍还没开除。什么叫打闷棍？就是你走路，根本没准备，这个人从墙角出来，“啪”一棍把你打倒，这叫突然袭击。彭德怀说对自己的战友搞突然袭击，我们党今后要多灾多难了，我们党今后怎么办啊！他态度很明确，是毛泽东搞阴谋、打闷棍、整人，详细地把对毛泽东一肚子气给彭启超讲了。

彭启超第二次到吴家花园看伯伯，带他爱人来。他又问到关于党内斗争问题。我现在书里有这个话，就问你怎么看毛主席，彭德怀说毛泽东这个人优点是整人但不杀头，缺点是整人就往死里整。彭启超跟我重复好几遍，他说我伯伯就这么讲的。整人但不杀头，不像斯大林是拉出去枪毙，肉体消灭。毛泽东整是整，但还是说不要杀头，关起来。“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毛泽东是点头下旨意，由别人当组长签字。彭德怀最后的判决书里，XXX签了八个字，代表党的最后结论：“罪该万死，死有余辜”。所以是整人就往死里整，把你整死拉倒，而且是群众整死你的，不怪我。

毛泽东解释为何被“万言书”激怒：“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是骂人话

滕叙兖：彭德怀传记组还想把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写成亲密战友关系。杨献珍说扯淡，什么亲密战友，后来打翻天了，整得死去活来。杨献珍是谁？他本来是老中央委员，中共党校校长，党内一号的理论家。1958年大跃进，他站在彭德怀这边反对“大跃进”的浮夸风，讲了很多真话。1959年庐山会议后“反右倾”，康生说，党内现在有两个海瑞，武海瑞就是彭德怀，文海瑞就是杨献珍，一块儿打倒。杨献珍就戴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从党校校长一撸到底。但他是北方局的老干部，跟刘少奇、彭真关系非常好，他们就保杨献珍，到1962年“甄别”时跟毛泽东说，杨献珍是不是给“甄别”了，老同志。那时候毛泽东在党内很孤立，三百多万干部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全国一片怨声载道。毛泽东就说，我退到二线，少奇同志你来主持工作吧，刘少奇提啥都点头，这样就把杨献珍给甄别了。甄别只是有所区别，想恢复原职不可能，本来是中共中央党校校长，现在降一格成了副校长。但总算是平反了，杨献珍就写报告，说少奇同志，我现在已经恢复党校的工作，我跟彭德怀同志是老战友，他现在就住在我们党校边上的吴家花园，我可不可以到吴家花园看看他？刘少奇说这事我不能作主，得请示毛主席，刘少奇转毛泽东。毛泽东看了以后哈哈大笑，说这有什么关系？我就不相信杨献珍会把彭德怀绑架了，看吧，随便看。其实毛这是放长线钓大鱼。

所以彭德怀晚年在吴家花园，就把他和毛泽东几十年关系中深层次的秘密全部跟杨献珍讲了，讲得非常详细。比如派彭德怀到四川参加三线建设的时候，开始彭真在人民大会堂找他谈话，他拒绝去四川，说把我搞得臭成这个样子，我指挥谁能听我的？我不去，让毛主席找我谈。彭真也没办法，只好回去汇报。毛泽东说看来解铃仍须系铃人，找他谈吧，把彭德怀叫到中南海谈话，两人关起门来谈五个小时，可是对外只公布七百多字，其中有句话，毛泽东说可能真理在你这边，彭德怀说什么叫可能，本来就在我这边，可能是什么意思，彭德怀不服气。

还有很多话现在都没公布，但彭德怀把这五个小时跟毛泽东谈话的内容都跟杨献珍说了，杨献珍都记在脑子里。那五个小时里，彭德怀和毛泽东拍桌子瞪眼吵得一塌糊涂，彭德怀是上风，毛泽东是下风。彭德怀就质问毛泽东，庐山会议我给你写了封信，本来是提意见，给你个人做参考的，怎么成为我反党的纲领了？毛泽东张口结舌说不出来，就东扯西拉，不要这么说了，看来这个事情真理在你这边，我们当年怎么怎么样，当时在苏区的时候，你在哪儿，我在哪儿，陈芝麻烂谷子讲了一大堆。彭德怀就始终不放，我怎么得罪你了？你给我讲明白。为什么这么大的气？毛泽东最后就赖帐了，你这个意见书骂了我嘛，所以我对你气才大。彭德怀说我哪儿骂你了，我没骂你，对你很恭敬的。毛泽东说，你说我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彭德怀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是骂人的话吗？毛泽东说是骂人，你看过东北会议上高岗的报告吗？彭德怀说我没看过。毛泽东说，高岗在报告上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做了个解释，看这个就明白了，你就是骂我了。

彭德怀说，那你给我解释，到底怎么回事，毛泽东讲了，说那个会上有人问，党内经常拿“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给大家戴政治帽子，高主席，你解释一下什么叫“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高岗说，这个你们不懂吗，我给你们解释，“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就是男人的XX。下面一片哗然，女干部都挡着脸不好意思，说怎么这种脏话都说出来了。高岗亲口讲的，拿男人的生殖器比喻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他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就是捧你一两句就了不起、横起来，不理你就软面蛋一个。毛泽东就赖彭德怀，你看高岗解释了吧，“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就是骂人的话。彭德怀哑然失笑，我怎么知道还有这个解释呢，我哪知道高岗讲过这个话啊。

另外，《雪白血红》那本书里，张正隆采访了很多四野的老干部，有当年参加高岗会议的老干部，回忆高岗当时真是这么讲的。毛泽东跟彭德怀不讲道理，拿这个话来敷衍彭德怀。五小时谈了很多内容，我就不详细讲了。可是这些历史内容到现在都是保密的。

在彭德怀去世前半年，在301医院，他清醒的时候几乎都在骂毛泽东。怎么骂呢？话说得很难听，他说什么路线正确，我的路线才正确呢，你这个路线正确个屁，你就是个封建皇帝、政治流氓。他在301医院的床上公开讲，警卫战士不让他说他也说，这些话都记录在案，叫恶毒攻击，他在晚年是骂毛泽东的，说毛泽东就是个专制皇帝，“文化大革命”没搞成，把党搞成这个样子。还公开骂江青，骂康生。

彭德怀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有个变化过程

问：根据当时到成都抓彭德怀那些红卫兵的回忆，说文革初彭德怀还上街看大字报，挺支持“文化大革命”。彭德怀对文革到底是个什么态度呢？

滕叙兖：彭德怀对“文化大革命”看法有个变化过程。他侄子彭启超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给他写信，说那些造反派出身不好，自己不干净等等。彭德怀还在信里给他做了番解释，表示了对“文化大革命”的拥护，因为他也有他的思想局限性。所以在1966年的8月份，全国刚刚大乱的时候，彭德怀还对“文化大革命”抱以希望，说这下可好了，把那些党内的官僚主义整一整，我们党作风会变好。他真诚地信仰“文化大革命”是为了使我们党不变颜色，而且他常年被禁锢，党内很多事也不知道。但是后来到了1966年的下半年，9、10月份天下大乱，乱到红卫兵到处抄家，斗人打人抓人，乱成一锅粥的时候，彭德怀思想开始变化了。他说这个“文化大革命”是这么回事啊，这跟我原先想象的太不一样了，他思想就变化了，就对“文化大革命”开始划问号了。

毛岸英在朝鲜牺牲并非彭德怀保护不周

问：有人说因为毛岸英在朝鲜牺牲，导致毛泽东对彭德怀产生隔阂。彭德怀有没有跟他的亲人或者朋友说过毛岸英牺牲的真相？

滕叙兖：毛岸英要到朝鲜打仗，他和毛主席两个人找彭德怀谈话，彭德怀说什么不同意。彭德怀跟毛泽东讲，主席，战争无情，子弹不长眼，我老彭死了不足惜，我都这把年纪了，岸英还年轻，不能让他到朝鲜去。毛主席说老彭，我信任你，你是战神，你老彭身经百战，毫发未损，我毛润之搞秋收起义，国民党追着我打，把脚还崴伤了，你老彭打了一辈子仗毫发未损，把岸英交给你我放心。彭德怀就推，说这样吧，既然岸英一定要当志愿军，我把他放在北京，作为我们志愿军办事处的负责人。毛泽东说我不是这个意思，要到前线去打仗，不能留在北京。彭德怀马上要率兵出征了，最后那天晚上，三个人吃顿饭，喝了点酒。彭德怀一看这爷儿俩劝了好几天了，实在是推不掉。彭德怀说了句话：主席，我向你保证，有我老彭在就有岸英在。

彭德怀先到朝鲜的，几天之后，毛岸英才跟邓华这些人过来。毛岸英在志愿军司令部干吗，是俄文翻译，对外叫董翻译，除了志愿军司令部几个最高领导，像邓华、韩先楚、洪学智、杜平、解方知道他是毛泽东的大儿子以外，其他处长级干部都不知道他是谁。他的任务就是苏联专家来的时候当翻译，司令部里军事参谋一大把，都非常棒，比如，丁甘如、成普、杨凤安、杨迪、徐亩元、王亚志等，都是身经百战的军事参谋。所以现在电视剧讲毛岸英去抢救军用地图什么的牺牲了，完全是胡说八道，军用地图、军事文件由他抢，那军事参谋们干吗？不归他管嘛。

彭德怀生怕他出事，就放在身边不让他走，天天看着他，后来在毛岸英入朝之后的两个多星期吧，彭总从西安调来了高瑞欣，高瑞欣是西北解放战争彭德怀身边的军事参谋，小伙子非常精明，非常能干，来之前刚刚结婚。到朝鲜见到彭总，彭德怀说小高，我把你调来你知道干什么吗？我交给你个任务，你要保护好董翻译，悄悄告诉他，他是毛岸英，主席的儿子，24小时贴身保卫，出一点事我拿你的脑袋。高瑞欣说彭总我一定完成任务，所以高瑞欣大事小情天天寸步不离守着他，怕出事，结果还是出事了。

那么怎么死的？大家知道是美军燃烧弹烧死的。为什么被烧死？他违背了防空纪律。就在他牺牲前一天下午，美国一架军事侦察机就老在大榆洞上空飞，那时候志愿军的司令部在大榆洞，飞机老在大榆洞上面绕圈。哨兵报告，说美国一架飞机在这儿飞，既不投弹也不扫射，枪也打不着它。我们志愿军司令部这帮身经百战的将军很有经验，说这肯定是军事电子侦察机。当时彭总准备打第二次战役，正在调兵遣将，战争需要电报指挥，我们这十多架电台在日夜发电报，美机的电子侦查能力非常强悍，这个飞机就是执行电子侦查任务的，一看这个山沟里电波这么强，就知道肯定是共军的指挥部。所以那天晚上，志愿军领导开了防空会，决定明天早晨天一蒙蒙亮，每个部门要吃完早饭下山进矿洞。早饭很简单，馒头干、炒面。有人说吃蛋炒饭，没那个事，哪有蛋炒饭？上哪儿弄鸡蛋？上哪儿弄食品油？作战室里有炒锅吗？这个军事会议要大家第二天清晨进入防空状态，这个决定毛岸英是知道的，已经跟他布置了。

但是他恰恰在那天下半夜的时候，想起作战室彭德怀桌子底下还有十几个鸡蛋。那个鸡蛋哪来的？朝鲜领导人朴一禹送的。朴一禹本来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解放战争后期毛泽东把四野的三个满额整编的朝鲜族师连枪带炮支援了金日成，朴一禹就成了金日成手下的主要将领。他看彭德怀太辛苦，好不容易找来十几个鸡蛋，拎个小筐拿来，说彭总你得补养补养身体，脸都黄了。彭总一辈子跟战士同甘共苦，他怎么可能吃呢。彭德怀说不能吃，拿走拿走，给伤员吃。当时志愿军总部还没有伤员，所以这个鸡蛋就放桌子底下没人动，谁也不敢动。

毛岸英看上了，想吃，怎么吃啊，军队战士每人发个小搪瓷杯喝水，他就用这个小杯子煮，杯里只能放一个鸡蛋；又没有炉子，只有一个很小的、烧木炭的小手炉，火也不旺，鸡蛋放上去，半天也煮不熟。下半夜毛岸英起来，高瑞欣也得起来守着他，彭德怀那时候困得不得了，躺在行军床上要眯一会儿。好半天煮熟了一个，毛岸英就说彭叔叔，煮熟的鸡蛋你吃吗？彭德怀说，不吃不吃，你吃吧。这两三个小时，毛岸英就干这个了，煮了第一个又煮第二个。

结果天快蒙蒙亮，洪学智把彭德怀拉起来，说彭总你怎么还躺着，今天要防空了。彭总说我不怕，你们怕你们就躲着去，我还要再躺一会儿。军事参谋早把所有的地图、文件拿走了，洪学智就拖起彭德怀往外走。彭德怀出门的时候还喊，岸英岸英快出来！毛岸英还和高瑞欣守着那个小炉子。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美国四架轰炸机从山边飞过来了，飞过来就对准山半腰志愿军这个作战室投弹，凝固汽油弹一爆炸，上千度的高温，瞬间就把人都烤焦了。高瑞欣扑在毛岸英身上，和他一块儿牺牲的。

问：这些细节您是怎么知道的？

滕叙兖：彭德怀把毛岸英牺牲的真相告诉过两个人，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杨献珍。杨献珍高寿，生前把这一历史真相留给后人。有的军事参谋也看见过毛岸英煮鸡蛋，如果说他是煮鸡蛋牺牲的，这个问题就严重了，毛泽东一定要追问哪来的鸡蛋？鸡蛋下毒了没有？要牵连到朝鲜方面，谁说得清楚？所以就说他没来得及逃出去，再不往下讲了。毛泽东后来把志愿军司令部的主要领导，一个一个调到北京当面问，你当时在哪儿，你给我讲清楚，岸英怎么死的。这些干部都说，主席，我们犯了大错误，我们对不起您，我们没有把岸英保护好，没有逃出去，等等，就这么打马虎眼过去了，最后毛泽东也没有问出个子午卯酉。谁也不说煮鸡蛋，彭德怀也不说，但事实的真相是这样的。

有人提议设“毛诞日” 彭钢坚决反对

问：从您接触的毛家后人那一方来看，他们觉得毛泽东对彭德怀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滕叙兖：我曾跟毛远新探讨过许多历史问题，但没谈这个问题。毛远新说彭老总对我挺好的，我在中南海还是小孩的时候，彭总还摸摸我的脑袋，你长的这么好看，像你爸爸大眼睛，彭总喜欢我。他说我对彭总很尊敬，他回避了毛泽东怎么整彭德怀的。

问：那毛彭两家的后人后来有什么接触吗？

滕叙兖：没有听说有过接触。彭钢亲口跟我讲的，有一次红二代们开了大会，有人提议要把毛主席的生日列为中国的国家假日，叫“毛诞日”。要大家表态，同意就签名。彭钢说给我气的，我突地站起来了，说，搞什么你们，现在你们还搞个人迷信，我坚决反对。彭钢扬长而去。彭钢对搞毛主席的个人崇拜非常反感，也从来没听说彭家后人跟毛家后人有什么接触。

1958年反教条主义是毛泽东的指示 庐山会议没有人因此批判彭德怀

问：有人说，彭德怀过去整刘伯承、粟裕、肖克的时候，也非常狠，他晚年对此如何看？

滕叙兖：有很多反对彭德怀的人，特别是“毛粉”们抓住这个问题不放，说彭德怀整刘伯承、粟裕。这些话不符合史实。按说彭德怀这个人不是太整人的人，他跟刘伯承当年关系很好。《彭德怀全传》把这个问题讲透了，1958年的全军反教条主义是毛泽东的意见。军委主席不点头，彭德怀敢作主吗？本来在3月的成都会议中，毛泽东讲“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多次提反对教条主义，其中就批评了解放军，说部队这些年我没管，军队落后了。弄得彭德怀压力很大，就跟黄克诚商量，决定召开一个落实成都会议、解放思想的军委扩大会议。这时林彪给毛泽东写了封信，说我建议这次军委扩大会议，要把反教条主义作为主题。毛泽东说我同意。

从5月27日到6月9日，反教条主义并没有成为军委扩大会议的中心议题，此时黄克诚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会议开不好，大家就不要走，会议要扩大范围。每个师的党委书记都来。”毛泽东又说：“教条主义不懂得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大国有大国的宪法，小国有小国的宪法，教条主义即不承认这条真理……”于是本来是几百人的会议，扩大到1500人。这都是毛泽东下的指令。毛泽东又派邓小平坐镇，是会议的大组长，元帅们要听邓的指挥。

后来，邓小平认为会议“温度不够”，毛泽东指示：“把火线扯开，挑起战来！”会议变得火药味十足。6月29日，毛泽东在组长座谈会上指名，严厉批评了刘伯承和萧克，说他们犯了教条主义错误。刘伯承在历史上跟彭德怀没有多大矛盾。百团大战的时候，彭德怀唯一一次骂过他，刘伯承说你这样打消耗战不行，人都死光了。彭德怀说你不把关家垴攻下来，我把你的番号给撤了，刘伯承挺生彭德怀的气，这些都是在战争年代当中的一些不可避免的矛盾。但在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上，彭德怀并没有整刘伯承，查遍彭德怀的讲话和报告，没有“刘伯承”三个字。

彭德怀和粟裕，因为一个是国防部长，一个是总参谋长，之间有点小疙瘩、小矛盾，彭德怀发过脾气，说你怎么不跟我讲就直接上报？意思是你越过国防部长就上报。但这些工作当中的矛盾都不足以形成什么整人不整人的问题。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上为什么让粟裕做检查？那是毛泽东的意思。毛泽东认为粟裕犯了三次擅权的错误，第一次是1955年自行布置准备攻占马祖列岛；第二次是1957年访苏忽略外事纪律，未经请示向苏方索要国防部职责资料；第三次是朝鲜战争结束后，1958年2月擅自调兵。粟裕没经过毛泽东同意，以总参谋长的名义下了个令，哪个师、哪个团先回来，何时开拔，怎么坐车。这就犯了大忌，毛泽东绝对不允许部下不经过自己调动部队。当然粟裕完全是出于善意，没有什么不好的意思。结果毛泽东记恨在心，在成都会议上就决定让粟裕做检讨。在军委扩大会议结束后的8月，毛泽东在中央一次会议上说“粟裕是坏人”。

在反教条主义这个事情上，彭德怀是有错误，他很积极，他也反，但是背后操纵指挥的是毛泽东。毛泽东是军委主席，军委主席不点头，谁敢批元帅，谁敢批大将？还有两个元帅，一个聂XX，一个陈X，整粟裕要厉害多了。粟裕检讨时，聂XX说，“有了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就不是做小偷，而是要做大盗，大盗盗国。”陈X也讲，你这个检讨根本就不深刻。“争权利，跑到外国去找到根据”。

如果彭德怀在1958年反教条主义算他的严重错误，那庐山会议能不揭发吗？庐山会议所有揭发批判彭德怀的话，没有一个人提1958年反教条主义，这说明问题吧。毛泽东指挥，邓小平坐镇，几个元帅都参与，算彭德怀错了，那不等于毛泽东错了吗？所以庐山会议，把彭德怀踢个底朝上，说他从小时候就是坏蛋，人家本名叫彭得华，林彪说你有野心，你小时候就想得中华，你野心多大。无中生有地戴帽子，但是唯独1958年反教条主义没人提，说明问题。后来也有人动员刘伯承和粟裕揭批彭德怀，他们都拒绝了。

我采访彭家子弟，他们就跟我讲，说我伯伯在吴家花园想起来1958年反教条主义挺后悔，说那时候我到南京调研，带着陈赓、谭政谈教条主义问题。恰好刘帅不在，当时如果伯承同志在，我们俩交换交换意见，就不会有后来的那些事，彭德怀挺后悔。

彭德怀到吴家花园以后就反思自己，就跟彭启超讲，咱们党内斗争太惨了，1958年的反教条主义做过火了，把人整得这么惨，最后肖克都吐血了，不应该啊。他跟启超讲，我是没办法了，等以后有机会，你要去拜访肖克，就说1958年让同志们受苦了，我老彭对不起大家。彭德怀平反昭雪后，彭启超两次到肖克家里道歉，第一次自己去的，第二次领着彭钢和彭正祥去的。肖克说我对彭总一点意见没有，我知道这个事不是彭总的本意，但是彭总跟我道歉，这种风格我非常感动，这个事情我不怪彭总，后面有人指挥。

彭德怀去世前最想见朱德但见不到

问：在将帅中，彭最佩服的人是谁？他晚年最想念的人是谁？

滕叙兖：彭德怀最佩服的人是朱德，他跟朱德是生死之交，死前最想见见朱德，见不上，不让见。朱德拿着手杖杵地板，人都要死了，有什么可怕嘛，为什么不让我看一眼。

问：彭德怀刚到吴家花园的时候，朱德去找他，彭德怀为什么要把他赶出去了？

滕叙兖：他是怕朱德受牵连，开始两人一块儿下棋，左太北说我去看彭总，他和朱德两个老头在下棋，杀得不可开交，我在旁边看，我突然想起来，抗日战争时期，朱彭左就代表八路军，今天也是个朱彭左，只不过左是左太北。

后来彭德怀说朱德再看我得倒霉，我就得撵他走，不发脾气他不走。朱德说你好好生活，心情要放宽，不要想不开，该吃该睡，朱德说这些家常话，彭德怀就故意发脾气，说我现在是犯错误，正在做检查呢，你给我说这些话，对我检查错误没有好处。你不教育我，不帮助我改正错误，现在犯反党的错误了，我都过不了关还说这样的话，以后不要来了。朱德说我好意劝你，怎么这样，朱德再就不敢去了。

后来彭德怀在长沙碰到了谢觉哉说到这个事，谢觉哉说彭总我看你，彭总说别来，我有传染病，谢觉哉说我不怕传染，马上来，两个老头关起门来说。这是谢觉哉长子谢飘告诉我的。彭总说谢老，你还来看我，我在吴家花园谁来看我？我现在等于是孤家寡人，躲都躲不及，就是朱老总来看我，帅大姐来看我，还有毛主席的老师徐特立来看我，这次你又来看我，没人来看我，不敢。他说朱德看他非常感激，后来不得不撵走。还有朱敏写的回忆录，就说我的父亲去看彭总，彭总不得不撵他走，再不撵走朱老总要受牵连。

彭德怀生怕别人受牵连。杨得志上将在颐和园看见他，彭德怀装不认识，赶快走，杨得志追不上。警卫参谋景希珍把他挡住了，说你不要追了，彭总怕你受牵连。这些将军都怀念他，但不让看。李志民上将跟儿子说，你给我打听打听，彭总活没活着呢？警卫战士不让进，李志民上将的儿子为了看彭总，翻大墙跳进去，把彭总吓一跳，说你是谁家的孩子？来干吗？他说我是李志民的孩子，我爸让我看看你活没活着，他说我活着呢，回去告诉你爸。还有一次中央允许彭德怀在警卫战士的监视下，到十三陵休息一会儿，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当年是彭总的老部下，他事先知道，就开着吉普车悄悄跑到十三陵等着。把彭德怀吓一跳，说你怎么来了？他说彭总我现在要见见你。彭德怀军中威望特别高，下属都念着他，非常感人。

当年平江起义，滕代远跟彭德怀是老搭档。庐山会议滕代远没去，周恩来给他打掩护，说滕代远有病，高血压，正在休病假。我书里写到，滕代远的儿子滕久明是我的同学，他告诉我，他说彭总倒霉的时候，我爸爸难过，在家里偷偷躲着掉眼泪，说彭老总遭了这么大难，他怎么可能反党？不可能嘛，他是多么热爱党，对毛泽东多忠心。我得去见见他。滕代远到颐和园休养时，就琢磨吴家花园在哪儿呢，人家说在那个方向。问彭总大约什么时间会出来散步，说下午四五点钟，他就整天那个时间往吴家花园方向散步，去堵彭德怀，果然让他堵住了。两个人不敢讲话，彭总后面有两个战士跟着，两个人就站住了，你看我，我看你，最后抱抱拳，做个揖，意思是多保重，啥话不敢讲。

滕久明亲口跟我讲的，我觉得太感人了，写在这本书里。彭德怀在军中、百姓中威望非常高，他被整得这么惨，死于非命。死的时候还隐名埋姓，化名王川，打发到成都郊区一个普通的火葬场藏起来，这种“元帅之死”在世界上是唯一的传奇，所以我说这个书一定要写。


【15、毛匪泽东的送肉下乡运动】


《中国一线城市“女追男”，女生相亲交2万才见四个》（腾讯新闻棱镜 2022-02-28）报道：

情人节的前两天是一个周末，北京气温低至零下10度，但在望京一家咖啡馆里，从这座偌大城市各个角落赶来的60多位单身男女青年，仍将现场的氛围烘托得喧嚣且燥动。

他们均毕业于国内985高校，其中不乏清北、剑桥、斯坦福等国际名校，绝大部分是硕士及以上学历，目前就职于各大金融机构、央企、互联网公司等。女生平均年龄30岁，平均身高166cm；男生平均年龄33岁，平均身高177cm——不论从哪个角度看，都称得上是相亲市场最优质的人群。

他们正在参加一项“经典8分钟约会”的相亲活动。简单来说，将两男两女分成十几桌，聊完8分钟后，男生起身换到下一桌，这样能保证每个人相互都有交流的机会。“8分钟约会”来源于一项国外研究：8分钟是陌生人见面一个恰到好处的时间，足以对异性产生好感并建立联系，如果无感的话也不至于漫长而太无聊。

“脑袋嗡嗡的。”在分别和30多位男生聊天结束之后，小苒感叹道。黑色呢子大衣配上一副黑框眼镜，干练的打扮让她看上去更像是一位面试的HR，但因为第一次来参加线下相亲活动，手里始终拿着主办方提供的嘉宾资料，以方便寻找共同话题。

长达三个半小时的活动结束后，她坦言并没有特别中意的男生。“相亲太难了！”她向作者吐槽。

高学历导致毕业时间晚、高压力工作导致交际圈缩小……多重因素作用下，90后如今已经成为一线城市相亲市场上的主力。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下，如前文描述的这种高效、精准的相亲活动开始备受青睐，各种新型的以校友圈子、互联网大厂圈子为受众的相亲公众号或小程序开始涌现。

当然，残酷的供需关系也决定着相亲的价格不菲。网上投一次简历“应征”就需要花费50元-200元不等，一些1V1高端相亲套餐动辄上万元起步，平均见一名相亲对象需要花费4000-5000元。

把“为自己找对象”做成了事业

91年的林怡24岁起就开始给自己相亲，彼时她刚刚研究生毕业来到深圳，举目无亲，工作又特别忙，去哪里找对象成为她最关注的事情之一。在朋友的推荐下，她开始参加一些互联网相亲活动，大约一个月一次的相亲频率，持续了好几年。

随着最年轻的一批90后都已经大学毕业，婚恋需求直线上升，像林怡这样的90后开始成为相亲市场上的主流群体。招商证券在一份云相亲市场专题研究中，援引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数据称，2018年中国单身人士已达2.46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7.65%，90后成为单身群体主力军，占比47.68%。

在梳理了300万注册用户的数据后，“单身青年自救平台”近期发布的一份《2021年高学历青年婚恋交友行为报告》（下称《交友报告》）显示，在当前的婚恋市场中，25-33岁的男女最多。其中30岁及以下的女性用户占比60%；30岁及以下的男性用户占比51.9%。女性相对男性更早进入婚恋市场，婚育方面所面临的年龄压力更大。

单身青年自救平台是一家起源于互联网大厂的相亲平台，成立于2019年，因其头像是一个狗头，被用户戏称为“二狗平台”。据其官方介绍，其用户主要涵盖北上广深的互联网大厂、金融、高校等机构的员工。

与“单身青年自救平台”将用户定位于某个特定的圈层类似，创办于2015年的“陌上花开HIMMR”是一个专门为985高校以及海外顶尖名校的学生与校友提供相亲服务的平台，创始人是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两位90后女生。创始人之一的月亮告诉作者，当初搭建这样一个平台是为了给自己和身边的人找对象，没想到需求远远超出预期，用户从最初身边的十几个同学，到如今已经发展为几十万注册会员。

“陌上花开HIMMR”的公众号每周会有3个嘉宾来“挂牌”（即公开发文交友征婚），对嘉宾的要求之一是必须来自985院校或者QS世界大学排名前100的海外高校。即便条件如此苛刻，但公众号的排期通常也排到了2个月之后。

“没想到有朝一日会成为一门事业。”月亮向作者介绍，今年她们开始搭建全职团队，并在北京、上海分别成立了分公司，加上部分兼职人员，团队规模目前已接近50人。

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助理胡小武曾撰文分析，根据现在普遍的大学本科毕业22岁、硕士研究生毕业25岁、博士毕业28岁的标准年龄，如果硕士毕业三年内未婚，那么女性年龄将达到28岁。这种因为毕业年龄的推迟而导致的婚姻年龄的延迟，成为当今大城市“剩人时代”一大主要原因。大城市所呈现出来的高工作压力、高生活成本与职业高流动性，让越来越多的白领、蓝领在为“三十而立”奋斗不息，从而不得不推迟自己谈婚论嫁的年龄。

花5000元去见一个相亲对象

据作者了解，目前互联网相亲的收费方式主要分为线上、线下两种。线上的普通会员费通常在几百块钱，此外会有一些按次收费的项目。

在互联网大厂工作的文婧，很久之前就关注了一家相亲平台的公众号，她发现平台推送的男嘉宾少之又少，后来，一位前来“挂牌”的男医生嘉宾吸引了她的注意力，她兴冲冲地在平台付费了50元，只为将自己的“简历”在线递交给这个男生。

然而，令她沮丧的是，由于收到的“简历”太多，这名男生根本都没有点开她的那一份。按照平台的规则，50元被原路退回来。

“太不靠谱了！”她向作者吐槽，这次失败的经历让她不再相信这种相亲方式，“还是回归传统方式，让身边的朋友帮忙介绍，感觉更值得信赖”。

不过，与线上几十块、几百块的付费相比，线下1对1的高端会员，才是真正的“烧钱”模式。

到了27岁之后，林怡想脱单的心情更急迫了，她也去考察了一圈互联网相亲机构。按照她设定的一些要求，报价均在2万元起步，她自己默默在心里算了一笔账，就自己身边的男同事那种条件的男生，她需要花至少6万块钱才能在相亲机构见上面。

在考察了三年之后，30岁的她终于成为了一家新型相亲平台的付费会员。一次交13999元的会员费，保证安排约见4个人，平均见一个人需要花费3500元，这在行业里算是比较低的价格了。

对林怡来说，当下最重要的是解决问题，价格贵一些也能接受，而且这个价格包含了红娘的咨询费。她认为自己之所以单身到30岁，一定是有一些自己没有意识到的情感问题或者障碍存在，希望能从红娘这样的专业人士处得到建议。

幸运的是，相到第二个男嘉宾的时候，她就成功牵手脱单了。兴奋的她还在小红书上分享了自己和身边的几个朋友30岁+脱单的经历，获得了几百条评论和点赞，让她惊讶不已。

与林怡相比，35岁+的王妍的相亲史更加漫长。从2010年开始，她就在世纪佳缘等传统平台上相亲，从一开始几百块钱购买普通会员服务，到2020年在销售的极力劝说下花13800元买下高端会员套餐，王妍依然没有成功“脱单”。

这两年各类相亲小程序和公众号兴起之后，王妍也积极尝试过不同的渠道来相亲。在她看来，这些渠道会给人一种错觉，让大家认为可以选择的机会更多了，很多人甚至会看花眼，“就像猴子掰玉米一样”，然而她仍旧单身至今。

作为年薪近百万的高级白领，王妍先后在北京、深圳等一线城市工作。高强度的工作之下，让她很长一段时间无暇顾及“终身大事”。随着年龄越来越大，王妍发现找对象越来越难。

她甚至认真考虑过，自己要不要嫁到国外去？因为国外对女性的年龄没有这么大的偏见，“他们会首先看到你是一个很有能力、很积极向上的女生，而不是关注你的年龄”。

一线城市“优质男”稀缺

92年的上海白领苏慧从27岁开始在网上相亲，因为见证了亲姐姐在相亲市场的“残酷”经历，让她认识到“越早越有选择权”。她注意到，在上海相亲市场上，女多男少的现象非常严重。

在上海本地一家线下相亲机构缴纳了近两万元会费，历时3年之后，苏慧的姐姐终于成功牵手。令苏慧吃惊的是，这家机构只对女生收费，对男生则是免费，背后的原因也是由于市场上优质男生太稀缺。

事实上，不只是上海，一线城市相亲市场普遍面临“女多男少”的性别失衡现状。在“单身青年自救平台”、“陌上花开HIMMR”举办的线下活动报名时，女生的名额基本上秒光，而男生则需要“千呼万唤始出来”。

以“单身青年自救平台”的数据为例，其用户的男女比例为46:54，在广州和深圳，这一比例悬殊更大，达到43:57。

“陌上花开HIMMR”五周年用户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3月，在该平台“挂牌”的嘉宾男女比例约为29：71。之所以会如此悬殊，平台分析称，一是长期以来形成的“男追女”社会规则，使得女生挂牌和男生应征成为一种更为自然的认识方式；二是女性受到的年龄社会压力大于男性，也促使她们在压力之下选取平台挂牌这种方式；三是社会舆论对于女性的自我表达更为宽容，女性也更擅长在聚光灯下自然地展现自己。

如前所述，毕业年龄的推迟影响了如今90后们的婚育年龄，一线城市高学历女生越来越多，或许也是造成相亲市场上女多男少的原因之一。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自2010年全国女硕士首次超过男生起，至2020年这十年中，仅2017年硕士研究生的男生比例超过女生0.12个百分比，其余年份都是女生比例高于男生。例如，2020年硕士研究生女生占比52.53%，本科生女生占比53.7%。

此外，很现实一点是，在相亲市场上，年龄这一评价尺度对于女生而言会苛刻许多，成为女生“被剩下”的主要原因。前述《交友报告》显示，女生随着年龄的增长，人均收到的申请次数和申请他人时的被通过率，均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但37岁之后，女生的申请通过率和收到的申请数又会突然逆势回升。

“陌上花开HIMMR”在这方面的数据大同小异。其五周年用户报告显示，29岁成为女性的一个关键分水岭，29岁之后女性应征者成功率呈显著下降趋势，早于男性的33岁，这与当前社会都市女性面临的年龄焦虑交相辉映。但焦虑是暂时的，35岁之后，女性应征者的成功率出现反弹。

月亮对作者分析称，在择偶标准上，大家还是会受到一些传统观念的影响，例如男生更关心女生的年纪，女生则更关心男生的身高。但一些可喜的变化是，35岁以上的女生受欢迎程度大幅提升，主要原因在于一些优秀女生在35岁之后，对于年龄这件事情会更加自信和认同；另一方面她们的经济条件、眼界都已经相对成熟，会更加纯粹地去追求感情。

对于相亲市场上女多男少，尤其是优质女性多于男性这个话题，月亮也给出了自己的见解。她提到，社会舆论对于优质男生的标准其实更苛刻，女生只要外貌端正、有一个良好的学历和不错的收入，就会被定义为优秀。但是对于同样条件的男生，社会的评价尺度里还会增加“是否有房有车”等条件。

向上兼容与向下兼容错配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始终存在“男下娶，女上嫁”的择偶梯度。简单来说，男生可以向下兼容条件不如自己的女生，女生则只会向上兼容比自己条件好的男生。这样就导致两种适婚人群在婚姻市场上存在割裂：大龄优质女性嫁不出去、经济实力较差的男性娶不到老婆。

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剑对作者提到，一线城市的单身女性受教育程度比较高，收入也比较高，能带给自己比较舒适的富足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她对结婚没有什么紧迫感，对于另一半的要求也比较高，宁缺毋滥。“宁愿要幸福的单身生活，也不要蹩脚的婚姻。”

学者邹小华、李明桧在《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大城市“剩女”》一文中则提到，不能简单地把大龄优质未婚女性较高的择偶标准归结为她们的观念问题或者是“拜金”行为，而应该看到这实际上是社会结构的原因。

在他们看来，在中国以二元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劳动力市场的多重分割，造成了薪酬制度、就业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差异，使得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城市劳动力以及农村劳动力很难流入城市中较高层次的劳动力市场，也就难以享受高层次劳动市场所具有的医疗、养老、子女教育等各个方面的社会福利。而处在较高层次劳动力市场的大龄优质女性，不愿意选择较低层次劳动力市场的男士作为其配偶，在没有满足其期望指标的男士出现的情况下，她们宁愿单身。

胡小武也提到，从根本上看，中国城市“剩人社会”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竞争加剧而导致的平均学历提升和工作年龄推迟。与此同时，还在大龄时期承受着城市高房价、高工作负荷、高生活成本压力，更糟糕的是，越来越多的大龄青年必须面对城市性所产生的低社会交往频率、缩小的交往圈、异变的婚恋观、择偶观等残酷的社会现实，这也让成千上万的都市青年陷入了一个“高压力、低交往、难交往、高压力”的恶性循环漩涡。

“如果要打破这种‘剩人怪圈’，还需要从就业观念、住房保障、婚恋观念、价值观等层面进行系统的改变。”胡小武称。

林怡向作者坦承，不会考虑去向下兼容，因为自己的站位还不够高。“等我财务自由了应该可以吧！”她笑称。

谢选骏指出：城里的女人嫁不出去，乡下的男人娶不到老婆——湘潭出身的毛匪泽东感同身受，因为具有切肤之痛，于是一旦进城就要发起“文化革命”，其中重中之重，就是“送肉下乡运动”的项目——


网文《上山下乡》报道：

“上山下乡”一词最早见于1956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这个概念，这也成了知青上山下乡开始的标志。

真正意义上的上山下乡始于1955年，（为了缓解城市就业压力），这年的8月9日，北京青年杨华、李秉衡等人向共青团北京市委提出到边疆区垦荒，11月份获得北京市团委的批准与鼓励，随后引起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垦荒的热潮，毛主席发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中国政府组织大量城市“知识青年”离开城市，在农村定居和劳动的群众路线运动。（外文名Young people go to poor areas）。

上山下乡

上山下乡有两大模式：农场（包括兵团、干校）和插队。与农场模式不同：插队属于集体所有制，无需政审体检等手续，也没有严格的名额限制（赴边疆除外），顾名思义就是安插在农村生产队，和普通社员一样挣工分、分红分口粮。1968年以前的上山下乡以农场模式为主。因文革造成了中学生滞留学校，到1968年中国出现了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六届初、高中学生（即“老三届”）一起毕业的奇景。这年的冬季起，插队模式就成为上山下乡的主要模式。人数规模之大、涉及到家庭之多、动员力度之强、国内外影响之深，都是空前绝后的。“插队”从此成为一个特殊意义的词汇，提到“插队”就不用提“知青”，不用提“上山下乡”了。一代人到了国外也叫“洋插队”，而没有、也不会有“洋农场”、“洋兵团”、“洋干校”之类。

插队模式不同于农场模式的突出特点是没有后勤，因此就有一个非过不可的“生活关”，一些尚未成年又在当地没有亲属帮助的知青所处的生存困境，给整个社会造成巨大的不良影响。结束上山下乡的理由中若干个“不满意”也主要来自1968年以后的插队模式。

插队模式带有明显的“待业”性质，可通过优先当地农民的“农转非”途径回城。兵团（农场）知青为回城提出“我们不是农工，我们是知青”的口号，也间接证实了插队模式“待业”的实质。

上山下乡

上山下乡并非始自“文化大革命”，它从20世纪50年代便被倡导，至60年代而展开，70年代末结束。对当时的知青来说，他们到农村去，是为了消灭“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体力与脑力劳动差别），带有积极的理想主义色彩，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一大批青年，便是他们的典型代表。 文化大革命时期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中去，摒弃传统教学，过分提高实践作用的政治运动。所有适龄青年除了当兵以外，基本上都属于征召范围。

苏联模式

上山下乡

苏联在1954年大规模垦荒运动中，改变了过去移民开荒的办法，而以城市青年为垦荒主体，两年里一共动员了27万城市青年移民垦荒。此举既解决了粮食短缺，又解决了城市青年就业问题。 而在1955年4月，团中央代表团访苏时了解到到了苏联的城市青年移民垦荒运动，回来后就向党中央汇报了苏联的做法，认为“从城市中动员年轻力壮、有文化的青年去参加垦荒工作是有好处的，也是今后解决城市中不能升学和无职业青年就业问题的一个办法”。这个意见得到毛泽东的首肯。

运动起始

序幕

上山下乡运动最早可以追溯到 1955 年，以杨华为首的六十名北京青年组成了青年志愿垦荒队，远赴关东的北大荒去垦荒。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于 8 月30 日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在欢送会上把“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的队旗授予这批青年。中共政府鼓励当时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自愿到条件艰苦的农村去锻炼自己”，把邢燕子等人做为典型模范在青年人中大为宣传。在黑龙江省萝北县（现今黑龙江农垦共青农场）开垦出1200亩荒地，第二年生产了13.5万公斤粮食、30万公斤蔬菜，还盖起了宿舍和食堂。

随后北京第二批、第三批青年志愿垦荒队以及河北、山东的2000多名青年，也以志愿垦荒队员的身份来到黑龙江垦区。上海青年则要求去淮北开荒种粮。 在北京、上海的影响下，1955年、1956年，浙江青年去开发新疆、广州青年去开发海南、江苏和四川的青年去开发青海，从而奏响了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的序幕。1958年，美术家朱宣咸创作的作品《知识青年出工去》，就非常典型生动的记录了在那个特定时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画面。

高潮

真正有组织、大规模地把大批城镇青年送到农村去，则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毛主席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全部前往农村。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

回城

进入70年代以后，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考试、病退、顶职、独生子女、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1978年底，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决定在今后若干年内，还要继续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79年后，绝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回了城市，也有部分人在农村结婚“落户”，永远地留在了农村。

据统计由于各种原因滞留农村边疆的知青约有数十万人。

利益补偿

1985年，劳动人事部发文《关于解决原下乡知识青年插队期间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将下乡知识青年的工龄从其下乡之日算起，也算是对他们利益的补偿。

历程记录

第一阶段从1968年到1969年，主要是将大部分“老三届”毕业生分配到农村、边疆。

“上山下乡”的“知青”当中，大部分是到农村“插队落户”，但还有一部分虽然也是务农，过的却是“生产建设兵团”的准军事化生活，他们的状况与 “插队知青”有很大不同。“上山下乡运动”前期，全国各地组建了许多“生产建设兵团”，有一大批“知青”到这些“生产建设兵团”参加“屯垦”。“生产建设兵团”虽有“屯垦”的功能，但却非正规军队，它同时兼具安排城市失业青年就业和备战的目的。

1968年底，中苏关系对立，毛泽东向全国发出了“全民皆兵”，“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等一系列关于备战的指示。城市里开始修建防空洞，沿海地区不少军工企业纷纷西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地组建了以“知青”为主要成员的大量“生产建设兵团”。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从1969年初到1970年，原有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大规模扩大建制，同时新成立了内蒙古、兰州、广州、江苏、安徽、福建、云南、浙江、山东、湖北共10个“生产建设兵团”以及西藏、江西、广西的3个农垦师，加上50年代组建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国共有12个“生产建设兵团”及3个农垦师。

第二阶段从1970年到1973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锐减，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又一次发生经济“过热”，出现了所谓“三突破”，职工队伍的迅速膨胀，使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大部分留城，一部分在乡知识青年也通过招工回城。

第三阶段从1974年到1976年，1973年1月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提出采取经济“紧缩”政策，其中一条措施就是严格控制职工总数的增长。城市中学毕业生的出路，又开始以上山下乡为主。

我国从1966年开始有了知青，1977年是最后一批下放知青。

结论

1.经济方面

从农村经济发展的角度看，知青是农民的一个负担。只有在那些缺乏基础教育的地方，极少数能够从事这种工作的知青才有益于农村的发展。但这些有限的贡献远不能抵消知青给农村社区造成的损失。而且它们为时甚短，如果像80年代初那样培训当地青年承担这些工作，从长期来看效率更高。更重要的是，在农村的基本政策漏洞百出的情况下，下放知青的努力并不能给农村的发展带来多少好处。知青离开后实行的大刀阔斧的农村改革，才为农村带来了实质性的改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给接收知识青年地区的农村、农民在经济上带来一定的压力，给知识青年家长造成负担，同时给一些知识青年带来不幸。在“接受再教育”的过程中，他们丧失了接受正常教育的机会，成为在文化知识方面准备不足的一代人，加重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人才断层”。由于“文化大革命”中法制被践踏，知识青年的人身权利往往得不到保障，使得不少下乡知识青年受到迫害。

2.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

1968-1969年的大规模下乡运动的目标虽然没有明说，显然是为了结束红卫兵运动，就此而言它是成功的。但从长期来看，它的后果确实是消极的。下乡政策导致的不满、林彪事件之后出现的幻灭感，以及农村地区社会和政治控制力的相对薄弱，使知青一代滋生出文化和政治上的叛逆倾向。

至于根据革命品质而不是专业成绩选拔精英的方法，以及藉此实现一个平等社会的目标，也没有取得什么积极成果。除了在战争或革命时期，以道德作为提拔精英的社会制度难免导致伪善和因循守旧。

“文革”时期大规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发生和延续，既有经济原因，也有当时的政治原因。从经济方面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主要是为了缓解城镇青年就业危机，安置城镇中学毕业生。从政治方面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又是“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及其利用毛泽东某些思想理论的产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演变成一场政治运动，与毛泽东认为要对青年学生进行“再教育”的想法和他试图以此来缩小三大差别的思想有关。毛泽东希望知识青年要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培养和造就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在正确的路线指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同工农相结合。

文艺作品

小说

梁晓声的中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雨》和长篇小说《雪城》及据此改编的这两部同名电视剧反映了关东的知青（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战士）的生活。

叶辛所写的著名小说以及由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孽债》，描述的1990年代时，上海知青在西双版纳插队时所生的儿女，来到上海寻找亲生父母的故事。早期叶辛的长篇小说《蹉跎岁月》及其后据此改编的同名电视剧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阿城：中篇小说《棋王》、《树王》、《孩子王》。

姜戎：长篇小说《狼图腾》，以自己在内蒙古插队时的见闻写成。

史铁生：短篇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王小波：中篇小说《黄金时代》

老鬼：长篇小说《血色黄昏》 电影

舒淇和刘烨主演的电影《美人草》演绎了云南知青的一段爱情故事。

导演张暖昕拍摄的知青电影《青春祭》，描写了一位美丽的姑娘在西双版纳的知青生活。

陈冲导演的电影《天浴》描写了一位上山下乡到西藏的姑娘的悲惨命运的故事。

1983年出品的由谢飞导演的电影《我们的田野》是第一部知青电影，描述了当年北大荒的知青生活。影片由周里京和林芳兵主演。

电视剧

《血色浪漫》是以这次上山下乡为背景的一部电视剧，局部反映了当时的一个城市知识分子下乡的背景，可以说是近年来下乡运动描写最真实的一部电视题材的作品。本剧的主演有刘烨和孙俪。

《北风那个吹》主演闫妮、夏雨、马苏，是高满堂根据自己年轻时下乡的真实感受创作，讲述七十年代知青的真实生活，以二十多载的命运跨度，以笑泪交融的独特讲述方式，闫妮在剧中扮演了憨厚朴实的大队长牛鲜花，她爱上了由夏雨饰演的知青帅子，两人由此开展了一段跨越20年的姐弟情缘。

纪实

《无声的群落：大巴山老知青回忆录（1964-1965）》，邓鹏主编

邓贤著有纪实作品《中国知青梦》，描述在云南知青的抗争故事。

谢选骏：上面提到的这些人与文，都没有涉及到“毛匪泽东的送肉下乡运动”这个概念——因为这些人都是多余的垃圾，不敢涉及真相。这个真相就是，毛泽东集团本质上和苏联集团一样，都是由强奸犯组成的黑社会党团组织——他们打着共产主义的旗帜，从事着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的的勾当。送肉下乡，不过是“消灭三大差别”的一环——他们消灭文明制造野蛮，让社会一穷二白，让自己肥得流油。


【16、毛狗泽东69岁开始的末日工程】


《人类史上最大的一场末日工程：大三线建设始末》（九边2022-03-11）报道：

文章已经写好很久了，因为很早之前就承诺写一下，不过后来俄乌战争爆发了嘛，我发这个多少给人感觉我有别的用心，其实没有，只是想让大家了解下我们以前那些事。本来准备他们打完再发，目测一时半会完不了，索性今天就发出来吧，看完本文，可能对时下的很多问题也有了新的了解。

第一次对三线工程有直观了解，是在航天院的一个分享会上，当时老领导说当初国家要搞三线工程，把处于北京的航天一院（应该是一院，年头太长了，记不清了）疏散到了西安，不过那边的条件太差，学校还没搞起来，他们这些航天院的员工都过去了，但是孩子还留在北京上学。

当时很多人不太愿意，以为这次离开北京，这辈子都回不来了，他们这批骨干要求第一批过去，过去后发现环境确实非常艰苦，还以为是在西安呢，没想到是在一个村里，连电都没，他们去了第一件事就是和工人们一起挖厕所。

他们研究航空发动机的车间，竟然是在一座四面透风茅草房里，后来他们把透风地方都给堵上了，上边领导后来又给搞了几块铁板把屋顶封死，这下不漏雨了。我在网上找了张图，是六院的。大家感受下他们的车间：

在这种极端艰苦的环境里折腾了近十年，又才重新回到了北京。

这段时间没少查资料，每天写点，把这事给大家唠唠，他们的事不该被遗忘。

三线在哪里

首先要说三线其实是个地理概念，也是一个国家战略概念。当年把沿海沿边境的地区定为一线，算是国家的前沿。三线就是国家战略腹地，主要在四川、贵州、云南、陕西那种多山地区，剩下的地方算二线。

这些地方虽说是战略腹地，其实都是些交通不便的区域。上世纪60年代要在这里搞大建设，花费的人力物力会非常惊人。

实际上也是如此，为了三线建设，国家在15年间一共建设了上千个企业，动员了几百万人，花费了同时期国家投资的一半，总数超过2000亿。当年一个工人工资只有30多块，看着少，这些钱当时是可以养活一家子的。其中很多项目还不是新建，是把一线地区的工厂企业整体迁移过来。

如此大的花费，对原本家底就很单薄的新中国，是非常大的负担。据统计至少把国家工业化进程拖慢了2-3年。在那个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使得新中国要这样做？

这就要说到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了。

1964年，看起来刚刚度过三年自然灾害，又在1962年打趴了印度。其实那年是新中国非常困难的一年，总的来说就是被美苏两家两面包夹，而且随时可能被全面武力进攻。

先说美国，朝鲜打完之后，美国对"共产主义扩张"有了应激反应。看到点动静就发挥野兽一般的想象力，认为事态严重，然后过度反应，再在过度反应得出来的结论基础上过度发挥，最后往往自己先疯了。

小伙伴估计都知道越南战争，当时越南也分成了南北两块，美国支持南方的越南政府，可找的傀儡又是个群技能点都点在贪污上的混蛋。面对北越的打击，南越根本扛不住，美国对南越的支持只能不断升级，从资金援助-派军事顾问-特种部队作战-亲自下场。之所以这样，就是当时美国人认为中国会把越南吞并，然后会进攻泰国，接着是马来半岛，一直打到夏威夷。

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一切和27年之前，日本人在卢沟桥做的，不能说相似，只能说一模一样。

至于苏联，自从1956年，两家关系越来越差。后面发生的事情，了解一点现代史小伙伴估计都知道。两家越走越远，关系已经降到了冰点。最明显的就是双方边境线，苏联军队达到百万。

同时，美苏两家的关系，自从赫鲁晓夫1959年访问美国之后，已经出现了缓和的迹象。苏联甚至认同美国的一些价值观，比如著名的"玉米计划"，原本规模不大。但赫秃在美国看到玉米的丰收以及养殖出大量牲畜之后，赫鲁晓夫一下上头，在全苏联大面积推广。

后来计划失败，他在中国获得了"玉米晓夫""苏穗宗"的外号。在苏联也一样，人们称他为"古古鲁沙"，这听着就知道不是啥好词，俄语中就是玉米棒子的意思。

甚至在1962年被我们一巴掌打趴下的印度，都有点动作。那时尼赫鲁刚去世，印度人一脉相承的自信没变。看着中国在美苏的压力下似乎力不从心，居然也想借机捞一把，一雪前耻找回场子，在边境又小动作不断起来了。真正是人菜瘾大。

而国内有了一件大事：原子弹研究成功，将在1964年爆破。听起来是件好事，但是当时上层都非常紧张。很简单：都说有了原子弹，你就有自保的能力了。其实这话不靠谱，有了的不过是实验品，距离实战还远呢。

因为原子弹是裂变弹，当量非常有限，几十万就到顶了。必须做出聚变弹，也就是常说的氢弹才是真的大杀器。那是轻松就可以几百万当量的。但是那时中国的氢弹还要好几年呢。

做出来也只是第一步，还要小型化和武器化，还要投送能力，就是要能拿着扔到别人头上。不然人家远程轰炸你，你手里那玩意和铅球没区别，总不能炸自己吧。而投送不外乎火箭和远程轰炸机，当时中国这两样更是还没影子。

除了这些，还要有反击能力，不然人家偷袭把你的核武器都炸了，你怎么办？所以就得有可移动的发射车、超级坚固的发射井还有带核导弹的潜艇，确保在第一次核攻击中不被团灭，对方才不会随便下手，攒齐这些东西才算是有了全面核威慑力。

这也是为啥核大国都维持了那么大规模的核弹，看着根本用不着，其实是在做"二次反击准备"，被核弹犁地之后，核弹损失惨重的背景下，照样能把对方打个稀巴烂，对方就不敢先动手，整个冷战核威慑其实就是建立在"二次威慑"基础上的。

但是中国的进步，所有人看在眼里，这些东西早晚都会被一件一件攒出来。如果你是新中国的敌人，而且智力正常，面对这种情况你怎么办？第一反应，就是趁你还没有办法用，我先下手。把你的核设施全部扬了，或者干脆把你整个国防系统都扬了。

按照我们现在的视角看，这么疯狂的事情怎么可能呢？但是这种事情发不发生是一码事，你做不做准备是另外一码事。在国家安全角度看，"不可能"这三个字是真的可能造成毁灭性后果的。

这方面中国是有教训的。1937年日本侵华，几个月下来中国最富庶地区几乎全部被占领。中国的工业能力一下子下降了90%，大量工厂设备无法搬迁到后方全部变成了日本的战争资源。

好在当时一个叫卢作孚的民营企业家指挥他的民生公司冒着日军炮火将150余万人员、100余万吨物资抢运到四川后方，保存了中国工业乃至整个抗战的"元气"，不过这些物资看着多，相对于中国巨大的规模和需求，依旧是杯水车薪。

由于没有设备和原料，无法生产武器弹药，国军装备极差，在正面战场上跟"一战"时的俄军差不多，纯粹单方面被屠杀，只有几支德械、俄械、美械部队有一些战斗力。

如果国府上层有足够的危机感进行战略准备，把武汉南京的工业设施提前搬迁一部分到重庆，开战后就不会那么狼狈了。

也正是经历了这些惨痛教训，中央让军队做过一次评估：如果在最坏条件下（美苏同时进攻），新中国会面对什么局面。

最后得出的结论非常悲观：东部沿海和东北地区，可能最短一两个月就会全部沦陷，而且因为新中国重工业企业大多都在这些地区，到时候中国的工业能力会基本被消灭，后续作战的能力会非常的弱。

按照当时一位参谋的分析。如果苏联和美国一起打来，新中国的战略纵深有很大的问题。几乎所有的重工业和科研院所都在沿海和边境地区。敌人如此强大，早期肯定会很快被突破，到时候中国人民的抗战会比抗日更加艰苦。起码日军那时候还是拿着步枪，骑骡子赶路，现在敌人是机械化的重装甲部队。

当时的形式非常的危急，总参谋部的一份名为《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问题的报告》（标题真是直白），由总参谋长交给了毛主席。

其中有结尾一段，我在此全文抄录："我们认为，上述问题，是关系到全军、全民和直接影响卫国战争进程的一些重大问题。建议由国务院组织一个专案小组，根据国家经济的可能情况，研究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积极措施，以防备敌人的突然袭击"。

所以在1964年5月讨论下一个五年计划的会议上，党中央提出了三线建设的建议。要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建立中国的战略纵深。

要求在当年做好规划，1965年起，就开始把沿海一些工业企业向西部和西北地区搬迁。同时在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新建项目也大多要集中投放在西部地区。为的就是一旦开战，后方这些工厂和科研单位也打不烂、炸不垮，能继续坚持生产和科研，支援前线。

1964年距离1937不到30年，新中国领导人，甚至无数的普通老百姓都曾经亲历过那段历史，所以全国上下毅然开启三线建设。

大三线

三线建设从1964年开始，按照计划，全国都行动了起来。

整个建设非常浩大，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攀枝花的建立。打开地图，就能明显感觉攀枝花的画风不太对，这里虽然距离昆明直线200多公里，但是却是一个在大山窝里的城市。我截了个图，大家可以看出来，这地方真是完全在山里。

不过攀枝花尽管造型有点非主流，这里却有着巨量的铁矿资源，而且有矿、有铁、有水、有煤，资源丰富、山川密布、易守难攻，完全具备独立建设大型钢铁基地并实现自循环的潜力。

但是同时，这也意味着攀枝花环境非常恶劣。据最早的建设者说"这里除了困难什么都没有，我们除了一双手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的手把什么都弄出来了！"几十万记的建设者，在短短几年里，把这片不毛之地建成了一座巨大的钢厂。还建设了配套的一系列设施。

同时为将西南地区与中部地区连接起来，并打通西南地区与北京和东南亚的联系，举世闻名的成昆铁路改变了路线，专门途径攀枝花，这样一来，本来就超艰难的地形就变得更加逆天了。

可以说成昆铁路改向的一大重要原因就是为了过攀枝花。但是成昆铁路也因此难度增加了无数倍，多次上马下马开工停工。随着三线建设开始启动，这条铁路的建设也加速了。

最后，同在1970年，成昆铁路通车，攀枝花钢厂投产。

在钢铁企业之外，重工业企业是三线建设的重点。在湖北十堰、四川德阳这些原本完全是偏远山区的地方，建设起来了大量全套的重工业企业。

估计大家也想到了，比如生产汽车，需要的零件成千上万，上下游企业至少也有几十个。三线建设是为了应对全面战争，所有企业要尽量挨在一起，不然到时候某样零件还要跑到外地去，整个工程都被阻塞，没法玩了。这些地方短短几年内，就成了全产业中心。很多通过转型，到现在依然是经济发达的工业城市。

所以有时候，会发现国内有的城市很奇怪。看地图在山窝窝里，但是看城市核心区很繁华，当地支柱产业全是大型工业企业，甚至有好几家颇具规模的上市企业。但是附近几个县，全都是些落后贫困县，让人觉得非常的违和。其实如果查一下历史，很多都和当年三线建设，产业转移有关。

除了各种工厂，还有一大批三线建设项目，是各种科研机构。特别是和军工相关的机构，这些部门要为战争提供科技支持，而且当时新中国还有很多关键的技能点没有点出来。面对随时可能爆发的大战，这些机构也必须搬迁。

新中国原子弹1964成功，第二年就成立核动力研究所。为了应对敌人可能的攻击，在1967年把研究所从北京搬家，来到成都。而中国第一代核潜艇的反应堆，也就是业内著名的"909工程"，基地也设在了四川夹江的一片大山里面。

现在的成都飞机研究设计所，就是从沈阳设计所分离出来建设三线的，最早的时候只有几百号人，现在已经设计出歼20了。

还有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不知道，这就是著名的"九院"，搞核武器的。也从北京搬迁到了四川绵阳。当时一大批科研机构进入绵阳，所以绵阳号称"中国科技城"，确实是有基因的。

工厂生产，科研机构提供技术，但是科研机构需要高校提供源源不断的新人才。那时高校也大量的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和东北发达地区。这一点新中国也是深有体会的，抗日战争中，西南联大的搬迁历史，让人看得唏嘘，如果提前有准备，就不会搞得那么困难了。

所以高校也要搬迁，而且要赶快搬。当时原则是先只搬迁部属高校，而且是挑对国家军事技术上有重要作用的专业。所以很多高校都是一分为二，把一部分重点专业先往三线搬。

其中清华的三线设在四川绵阳，把无线电专业整个的迁移了过来。研究方向，主要一个是雷达，一个是微波通信，因为这俩专业当时对于军工来说至关重要。这还只是第一步，后续本来打算把物理化学机械都搬过来的。

北大的三线建设在了陕西汉中，目的很明确：数学力学系的力学专业、技术物理系、无线电系都搬来，为飞机设计服务，在这里攒了一个汉中飞机设计所。

然后高校三线建设被铺开，哈工大、北京矿业大学、东北重型机械学院等等都开始计划搬迁，同时很多高校选址也从沿海和东北改到了三线地区。

那时如果从天上看，整个中国人员资金设备都在大搬家，从沿海和东北这些发达地区向国家腹地移动。而留在当地的人没有闲着，组织民兵，挖防空洞，建地下工事。

说起防空洞，最有名的就是重庆，各种时期挖的洞很多都没有记录，有的山都给挖空了。

北京地铁一号线是地地道道的三级防护工事。这个地下铁道所使用的挖掘技术虽然不高，但却可以直接承受百架飞机的轰炸。在整条隧道之上，还有厚达七十多厘米的钢筋混凝土和一米的防爆破材料，可以用来防核弹攻击。

其实六七十年代，全国大小城市都在挖，包括我老家，一个小镇，都修了大量的地道工事，小时候听人说是抗日时候挖的，后来才知道主要是这个时候挖的。

与此同时，百万人开往边境准备迎战苏修的进攻。第一次看《三体》，印象非常深刻，叶文洁他们就在大兴安岭那边插队，准备迎接苏修坦克集团的第一波冲击。

三线建设其实分大小两块。

国家战略的三线，被称为"大三线"，目的是把国防工业科研等等重点企业转移到后方。

后来每个省都搞起了自己的"小三线"工程，就是在本省内找偏远山区，把一些军工企业转移进去。其中比较特殊的是上海，因为地理原因，上海真的是找不到偏远山区。不过上海解放后，多次把一些单位放在皖南，以至于现在那里还有上海的"飞地"农场。那里的人全是上海户口，公务员编制全部都是走上海的招聘计划。这次上海也把自家的三线设立在了皖南。

在省以下，有的市一级，甚至县一级政府都搞自己的三线。找个山挖地下工程，把一些设备弄进去，能支援单兵和连排级武器制造就成。

你看新闻上叙利亚武装各种自制武器觉得很魔幻，其实当年国内很多县一级三线工程差不多就那个画风，没啥难度，我们非常专业。

在有条不紊的建设进行了几年之后，国际局势随着美国在越南打的焦头烂额，被南北夹击的可能性非常小了，似乎渐渐的稳定下来了。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随着美国实力走低，苏联的底气硬了起来。到了1968年，苏联玩了一把大的，因为捷克斯洛伐克新领导人要改革。苏联出动50万军队直接杀进去，把捷克斯洛伐克主要领导人一锅端押回莫斯科"开会"，这就是著名的"布拉格之春"。

我总觉得这次俄国揍乌克兰，本来也是要走这条路线，不过事先被美国知道后给广播了。

这么干实在是把全世界都看傻了，苏联为此要有个说法。于是勃列日涅夫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提出他的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理论，即有限主权论。这玩意总结起来就两句话：社会主义大家庭要团结，我要是觉得你不团结就可以强制团结。

而且自从两家交恶，边境地区的冲突愈演愈烈，从一开始互相谩骂到推搡对打，在1969年已经接近撕破脸。然后爆发了著名的"珍宝岛冲突"，内容就不多说了，反正就是小规模打了一架。然后苏联以此为题目大作文章，摆出了一副要大打出手的样子。面对这种状态，中国也全面发动舆论，两边眼看随时要打。

但是两国之间，实力说话，面对当时的苏联。中国是弱势一方。打起来肯定是要吃亏的。

那时候，苏联是真的打算进攻中国，起码是做了全套动作。甚至把中国所有重要城市排了个表，从一颗到数颗不等的安排了核武器数量。

不过虽说做了计划，最后还是没敢动手。

一是战线太长，中国这么大，至少要三百万军队，给养装备这些天文数字从西边运过来，想想都头疼；

二是怕美国从西欧背刺，到时候自己被两面包夹，东西两边上万公里同时开战，不敢想象是啥画面；

三就是中国几年三线建设，已经有了战略纵深，速战速决基本不可能，到时候一脚踩进泥里，持久战变数太多实在不合算。

不过还是那句话，你可以觉得不可能，但是应对一定要做。

于是中央两个重要决定：第一是中央领导疏散，如果苏联机械化部队从中蒙边境突袭北京，最快七天就可以到。于是就像当年延安被胡宗南进攻，中央分成两块避免被包了饺子。二十多年后，大家不得不分散开，避免开战之后被苏联斩首，国家的抵抗没有指挥。

第二是全军战备，部队离开营地，以实战阵型随时应对苏联进攻，整整半年之后威胁才解除。

三线建设不得不被再次加速，为了应对随时爆发的战争，任务更加迫切。所谓"穿越三大神书"的《军地两用人才之友》，从防空、反坦克，到修房、种粮、养家畜，到修电器、造汽车，涵盖了从破坏到战后重建的全程——兼有广度和纵深，不可多得的废土重生手册。《赤脚医生手册》还有如何三防的内容。

还有一本书叫《民兵军事训练手册》，这本书涵盖了步枪射击、防空防化防原子弹等的基本军事知识。只要有这本百余页的手册在手，你就可以在"世界核平"后迅速建立起一支拥有相当战力的军队，这些你们都值得拥有。

这些的历史背景就是当时紧迫的中苏关系。这段时间新中国可以说紧挨着战争边缘，随时可能爆发大战。

为了抵御侵略，三线建设的同时，全国发动了3000万民兵，生产了5000万把枪，200万门小口径迫击炮，20亿颗木柄手榴弹，至于子弹就完全没数了。当时的女民兵在种地之余，学习高射机枪使用、野战工事挖掘、沾染化学武器后紧急处理等等硬核技能。

三线的尾声

但是大战最后没有发生。大家知道新中国的氢弹是1967年成功的，但是实战化在1969年就完成了。当年中国使用刚刚服役的轰6，投放了一枚300万吨当量的武器化氢弹，证明了中国有了初步的核武器投射能力。不过轰6的性能还不足以威慑苏联，接着1970年东方红一号发射。证明我们有了火箭运送百万当量氢弹的实力，算是正式让中国有了核威慑力。

之后苏联表示和新中国保持友好，边境部队虽然番号没有变化，但是大量部队都是不满员的，甚至很多都是"架子部队"。美国总统来华，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段历史就不用我多说了。

即使如此，三线建设也没有放松。原因很简单：如果敌人真的不惜一切代价，顶着核武器的杀伤力往上冲，氢弹不是歼星舰，并不能真的把对方干掉。

有人说美国曾经表示，中国可以遏制苏联，如果苏联攻击中国，美国会和中国站在一起。并且在美国施压下，使苏联放弃了进攻中国的计划。

这话只能忽悠小孩，且不说当时油价高涨，苏联处于强势，美国在外部被压得喘不过气。内部眼看布雷顿森林体系就要崩溃，美国经济一塌糊涂。就算美国比苏联强大，中美连建交都还要在等快10年呢，美国为啥要为中国出头？就算两家是盟友，这些年来美国卖盟友的事情，一只手数都数不过来啊。

我们一直靠的就是自己，其中三线建设加强战略纵深是重点。

直到1980年，三线建设终于结束了，原因很简单。当年的计划就是用三个五年规划的时间，在内地建立一套完整的国家科研军工生产体系，那时已经基本完成了。

还有一个原因，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当时最主要的目的不在越南。主要就是看苏联的反应，因为苏联1978年和越南签署了苏越友好条约，表示自己要全面罩着越南。

结果苏联在一番心理博弈下，没有直接出兵从中苏边境进军，只是在背后支持越南和我们不断摩擦。如此一来苏联的底牌被中国看穿了，知道它外强中干。

来到1980年代，随着国际局势缓和，和平成为主流。三线建设中建立的大量单位，有的就开始重新再搬出内地，往沿海发达地区搬迁。有些位置过于偏僻的单位干脆就放弃了，还有些最后关停并转，只有少量优势企业做大做强。

三线的意义

曾经看到一种说法，说三线建设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因为国家投资在这些地方，造成一线地区投资大量减少，使得新中国的建设走了弯路。

这种观点不值一驳，比如有人认为安全带这玩意勒着特别不舒服，认为气囊这东西多一个少一个无所谓，认为ABS、EBD、ESP、EBA这些花里胡哨，而且这些玩意都老贵了。自己开了多年的车，都没有出过什么大事。这些钱不就浪费了么？

一般遇到这种人，大家都觉得他脑子有点不好，因为"安全"设施是不能少的，没有用上是最好的结果，用上了可不是啥好事。

三线建设就是当年新中国的安全带和气囊，为可能出现的危险做了一个保障。

甚至可以说，可能我国对未来的预判改变了未来。就好像有人准备在你上班路上给你一棍子，但是你猜到这种可能性之后，早上起床戴上头盔操了根棍子去上班，被人看到后觉得你这人不好对付，等你安然无恙到公司，大家却笑话你白费功夫。

据我看来，三线的另外一个作用，是把工业化或者说现代化，通过三线建设在全国，特别是偏远地区普及。随着三线建设，内地很多原本落后封闭的地方，在附近出现了一群城里人，还通了铁路建了工厂。

在那个手电筒就是工业品，自行车就是大件工业品的时代，现代化的工厂和城里来的人，让当地人和现代化拉近了距离。

在这些年的新闻报道里，从中东到非洲，从东南亚到南美，有一种情况非常常见：首都和大城市光鲜亮丽，人们时髦的很，各种现代化的东西一应俱全。从夜店到高档酒店都有。但是离开这些地方，乡下几乎保持着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前的态势。不过西方记者不管这些，跑来城市一阵拍照，回去证明这个国家已经"现代化"了。

然后某一天突然就乱了。有些宗教氛围比较浓的国家，一夜之间整个国家好像按了倒退键一样，眼看"落后势力"上台。西方把以前在大街上拍的超短裙姑娘展示出来，控诉这个国家被恶势力统治了。

这种事情一次一次发生，从60年代的伊朗一直到现在的阿富汗。这其中深层原因，就是这些国家所谓的"现代化"不过是浮在表面，整个国家发展的空间极其不平等，一有动荡，上面那一点点东西就沉下去了。

新中国的情况非常不同，我们依靠巨大的动员能力和深入的号召能力，把整个国家都尽力往现代化拉。从1950年代开始，全国虽然发展程度不同，但是现代化的普及基本是同步的，也为后来改开后的大发展埋下了伏笔。

文章就准备写到这里了，文末用航天院老领导的话结束本文吧，前几天还问了下，老先生已经在2019年去世了。他说几十年前他领导在动员会上说，我们这些人做的这些事，只为了后人能忘掉这一切，等他们彻底理解不了我们为啥做这些事，那时的国家应该好起来了，我们的付出也值了。

网民嚎叫：

佛心发表评论于2022-03-1206:22:05

牺牲了至少两代人！

去三线开荒的第一代很多都是当年的军工大学生，许多来自大城市，默默一辈子在荒凉山里度过。

他们的下一代得不到好的教育，很难考上大学，很多最后接班成为工人。

医疗落后，资源贫乏，穷乡僻壤中挣扎几十年，快退休才搬回城市，大梦一场空！！！

天涯散客发表评论于2022-03-1200:26:37

70多年来，中共一直站在邪恶势力那一边，所以它不仅害怕美国为首的世界文明力量，还害怕同为邪恶势力的苏联的狗咬狗争斗。邪恶魔头毛贼洞整天就想着争当世界革命领袖，所以中国就一直被动员起来准备打仗，直到毛魔头死了才被邓矮子扭转方向搞经济建设。经过几十年韬光养晦偷技术骗资金，中国的经济强大了许多，又出来个SB习包子想当世界领袖，企图重新走毛魔头的邪路，再一次把中国带入准备打仗的境地。这次习包子支持普京侵略乌克兰，就是想建立中俄邪恶轴心国来对抗欧美。现在看来恶罗斯已经陷入失败边缘，习包子的邪恶梦想是不可能实现的。

太古瑞斯发表评论于2022-03-1118:45:32

我有大学同学来自江西山区三线兵工厂，在南京出生，一直不会说江西当地话。1969年苏修准备外科手术式核打击，吓得中共领导和重要工业都立即疏散到腹地和大山里面去了，全国上下轰轰烈烈一起深挖洞广积粮防核弹，同时还不忘喊话苏修“不称霸”！中科大USTC就是那时候从北京南迁到合肥的。然并卵？若不是美帝帮助，今天神州大地可能还在蔓延核污染。

谢选骏指出：上文实为毛狗余孽之作也，但其“末日工程”一语，却也点破了毛狗泽东及其黨羽的末日疯狂——


《媒体揭秘：独裁者大限魔咒69岁》（2011-12-22东森新闻》报道：

独裁者都难逃69岁大限？金正日上周六逝世，终年69岁，无巧不成话，还有两个独裁者也是享年69岁，包括今年10月被杀的利比亚「狂人」卡达菲，以及伊拉克前总统侯赛因。卡达菲与金正日同样生于1942年，侯赛因则生于1937年，于2006被处决。

网民嚎叫：

2011年12月22日12:56

果然中共领导人都不是独裁者，他们69岁差不多刚刚上位

谢选骏指出：毛狗泽东1893年生，1949年上位，1962年毛狗69岁，饿死黄俄红区的上亿农民……1964年毛狗恶贯满盈，71岁虽未立即死去，但也开始了末日工程——這要早于文革两年！直到2022年初，俄罗斯狂徒普京，也是进入了69岁的射程，结果他真的疯了，入侵哥薩克兄弟乌克兰的境内，大肆烧杀抢劫！


【17、毛僵尸扮演sugar daddy】


《毛泽东与女演员书信往来不慎泄密 惊动中央警卫局——建议带着问题读：邢韵声怀的是龙种吗？》（竞选 2023-07-09）报道：

1961年10月底，江西省农垦厅文工团青年女演员邢韵声接到一封来信。她一看信封上那遒劲、稔熟的字体，就激动不已、幸福万分：是毛主席写来的。她急切地打开信：

小邢：我的好孩子……赞成你的计划，立即开始入学考试准备，温习功课。

……盼来信！

信的落款是“父亲”。

看到金子般的“父亲”两字，邢韵声的满眶热泪再也忍不住了，她在心中轻轻呼喊：毛主席，我伟大的父亲！

两个月前，她和毛泽东在庐山交往的幸福情景，蒙太奇似的时时闪现在眼前……

毛泽东跳交谊舞

舞厅初见

1961年8月，江南大地仍然酷热似火，庐山却是一片清凉世界。8月23日起，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工作会议。

晚上9点，“芦林一号”别墅已沉睡在九奇峰的怀抱中，但屋内却灯火通明。踏着华尔兹的节奏，首长们和各自的舞伴跳起欢快而轻盈的舞来。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人们敬仰的领导人早已步入舞池。刘少奇舞步虽然优雅，但满脸严肃；朱老总却总是笑嘻嘻的，有时鞋带松了他也浑然不知；周总理和每位舞伴都不会跳得太久，与这个跳了一阵又和那个跳了起来，生怕冷落了这些从江西各剧团选来给首长伴舞的女演员。

毛泽东来到舞厅时已过11点。这位新中国的领袖，脚下穿着当年斯大林赠送的黑色大头鞋，手指夹着香烟，悠闲地走入舞场。四名荣幸地被选做毛泽东舞伴的青年女演员，都激动地站了起来。谁不想第一个陪伟大领袖跳舞！一个、两个……一曲、两曲……毛泽东心情很好，舞姿犹如他的性格：从容、帅气、潇洒、豪放；舞步矫健有力而又灵活多样。虽然舞伴都是能歌善舞的专业演员，但总是被毛泽东带动着时左时右、时进时退。他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右手，不时还轻轻在舞伴的腰背上打着拍子。舞曲进入高潮时，毛泽东揽著舞伴转了一圈又一圈，一点也不像年过花甲的老人。

此时，江西省农垦厅文工团女演员邢韵声正坐在角落，默默望着热闹的舞池。能被选中给毛主席伴舞，她感到无比幸福。她几次起身想与毛主席共舞一曲，但只要毛主席一坐下，身边就立刻围满了人。听到他那富有魅力的话音和朗朗笑声，邢韵声不禁把座位往前移了移。那边，毛泽东正和青年舞伴“讨论”他脚下的旧皮鞋该不该换、美庐别墅的蚊子叮人等话题。偶然间，他一眼看见坐得较远的邢韵声，心中似乎有所触动，她长得有些像自己的女儿。于是毛泽东朝她这边招了招手。邢韵声又惊又喜，她犯傻似的用手指点点自己的鼻子，那意思是：真的是在叫我吗？

毛泽东会意地点点头。邢韵声高兴地跑到毛泽东身边，紧张得心里怦怦直跳，两手不停地扭著胸前的辫子。好半天，才红著脸望着毛泽东，声音发颤地叫了一声：“主席……您，您好！”

毛泽东和蔼地打量著邢韵声，喜悦地问道：你是哪个团来的？”

“省农垦厅文工团的。”

江西省农垦厅文工团是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兼江西省副省长的汪东兴创办的。它凭著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清新的艺术特色，不但在江西红火起来，而且在生活着不少江西老乡的中南海也受到关注和赞扬。毛泽东笑了笑：呵，你们汪部长和我说过农垦文工团。”

他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朝邢韵声伸出大手说：“咱们来跳个舞吧！”

邢韵声喜出望外，连忙跟随毛泽东进入舞场。两人欢快地跳起舞来。毛泽东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邢韵声……”她还不停地解释著每个字，生怕主席不知道是哪三个字。

毛泽东听了说：这名字好。”又问道，你是什么地方人？”

“上海人。”

“喔，阿拉上海人。”说罢两人同时大笑起来。

当老人家的手触到小邢手上的老茧时，不禁有些心疼起来。毛泽东慈爱地说：“你还算是吃了苦的孩子……不过，劳动能克服娇气。我有个女儿叫‘娇娇’，就是怕她太娇了……”

他俩坐下休息时，毛泽东转过头对邢韵声低声说：“你到休息室帮我拿支烟来。”小邢刚起脚，毛泽东又指指对面坐着的护士长吴旭君，叮嘱她说：“千万不要被她看见。”

邢韵声会意地点点头。真没想到，毛主席抽烟还要“偷偷摸摸”。

毛泽东烟瘾不小，转瞬间一支烟就快抽完了。邢韵声看着毛泽东手中舍不得扔掉的烟头，提醒说：“主席，烟头烧手指了！”

毛泽东抽起烟来像任性的孩子，刚刚抽完一支，又要她去拿烟。邢韵声乖乖地帮毛泽东又拿了一支烟。

当点烟的火柴刚划著，邢韵声突然听到严厉的敬告声：“主席，您已抽了一支烟，不能再抽。”原来，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就站在邢韵声的后面。小邢有些不解地轻声说：真厉害，连毛主席也敢管！”

这位护士长耳朵可真灵，她生气地对邢韵声说：“是你拿的烟吧？”

邢韵声才知道自己“犯了错误”，有些紧张地回答：是我！”

毛泽东连忙替这位不知情的新舞伴解围说：小吴呀，不关她的事，是我要她去拿的。不知者，不责怪嘛！”

然后他用带点儿自嘲、带点儿玩笑的口气对目瞪口呆的邢韵声说：“你看，我不自由呀，抽烟都要受管制。”

芦林合影

在庐山的那段日子是邢韵声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早年丧父的她真正感受到了父爱的温馨和幸福。毛泽东不但经常和她跳舞，还带她在芦林湖游泳、林荫道上散步、书房中聊天，同桌吃饭，教她做人……陪毛泽东吃饭，就要让他吃得高兴，这几乎成了每位陪同人员不成文的任务。毛泽东十分喜欢邢韵声，还准备把身边的警卫员介绍给她做对象。当她说已经找了男朋友时，毛泽东非常高兴，还想见见她的男友。

作为一名普通的文艺工作者，她是少有的能得到毛泽东召见的客人。这不仅使邢韵声感到十分荣幸，也叫省各剧团来的同行们无比羡慕。她每次从毛泽东那里做客回到宾馆，都要被姑娘们围着兴奋地问这问那。毛主席喜欢吃什么菜，是不是餐餐离不开辣椒，他喝的是庐山云雾茶吗，毛主席也喜欢唱歌吗，他会训人吗？……似乎领袖身边有数不清的神奇和秘密。

记得有一天晚上，邢韵声回来后，一位同事拉着她的手喜悦地问：你经常和主席在一块儿，主席和你照过相没有？”

这一问倒提醒了邢韵声，这么久，还没想到和主席一起留影纪念。一起来执行任务的演员们也热切地说出大家共同的心愿：“我们都想和毛主席合个影。”“能和主席一块照相，那该有多好呀！”

邢韵声再次见到毛泽东时，就把大家的热切心愿告诉了他。毛泽东愉快地笑了：“我很高兴呀……你再去问问你们的汪部长……”

汪东兴对自己创办的农垦厅文工团本来就十分宠爱，听毛泽东这么一说，自然满口答应。

第二天上午，芦林一号”还被笼罩在密云浓雾之中。这天，大家像过节般高兴。上面通知这些来自省歌舞团、京剧团、赣剧团和农垦厅文工团的演员把衣服穿漂亮点。有人猜想：会不会是毛主席要来和我们照相？于是，姑娘们尽量把自己打扮得好看些。看到雾蒙蒙的天气，大家都有点担心，这像能照好吗？

9点左右，太阳还躲在云雾中。这时，一辆吉普车飞速开进了“芦林一号”的车道。“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别墅庭院立刻欢呼起来。盼望已久的演员们眉开眼笑地围拢在毛泽东的身边。

临时负责的江西省歌舞团的周团长代表大家欢迎说：“主席，您好！”

毛泽东笑了笑，指了指周团长嘴唇上的小胡子说：“你是个当官的，当小官的，对不对？”

“主席说对了……”大家一齐笑了起来。

毛泽东和演员们一一握手。有位年龄较小的演员把手伸过来后，毛泽东问她姓什么？

小演员回答：“我姓钱。”

“呀，你可是我们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啊！”

毛泽东一句玩笑，使大家哄堂大笑，无拘无束。

在周团长的指挥下，大家排好队。摄影师望望天，浓云使光线阴沉沉的。他皱了皱眉，举著照相机，又放了下来。但当他重新举起照相机时，太阳的红光忽然驱散了云雾，天空放亮了。阳光下的“芦林一号”显得金碧辉煌，四周青山叠翠，草木吐艳。

几十名男女演员真是心花怒放。毛泽东也欢快地望了望天空，微笑说：今天太阳也高兴了，出来笑一笑。

摄影师对大家喊：“笑一笑……”

在阳光下，在笑声中，江西的演员们终于如愿和毛泽东合了影，芦林一号外景毛泽东在庐山水库游泳，在年轻人中间，他的心情十分愉快。留下了珍贵的纪念。

手表和诗稿

幸福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近一个月的时间像庐山的清泉般淙淙流逝。庐山会议一结束，邢韵声想到毛主席也要离开庐山了，阵阵离愁别绪不觉袭上心头。她几次在毛泽东居住的“美庐别墅”旁的林荫道上徘徊，想进去和毛主席道别。

其实，毛泽东在百忙中仍然关心着被他视为女儿的邢韵声。就在毛泽东下山的那天早晨，夜色刚刚退去，剧团的姑娘们还沉睡在梦中，毛泽东的警卫员便敲门叫醒邢韵声说：“快起来，主席今天要走了，他想见见你……”

她连忙梳洗了一下，跟着警卫员乘车来到“美庐”的二楼。

邢韵声一跨进门就看见由于政务繁忙而带着倦意的毛泽东，不禁激动地叫了一声“主席”，泪水立即在眼眶里打转。毛泽东轻轻叫了声：“小邢呐……”示意她坐下。

邢韵声坐在毛泽东的身边，控制不住内心的情感，哽咽地说：“主席，您，您今天……就要走呀……”

毛泽东点点头：小邢呀，你是我的好朋友，我知道你会送送我……”

这话反而使邢韵声更加难过，眼泪把手绢湿透了。

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在很短的沉默中，毛泽东注视著桌上的手表。这块老掉牙的手表是毛泽东在江西瑞金时指挥作战用的。也可能是感情太深，他一直舍不得换下来。岁月使表壳失去了光彩，时间刻度也模糊不清。邢韵声陪毛泽东聊天时就发现了这个“秘密”，劝他换个新的手表。当时，毛泽东像呵护着心爱的婴儿，着急地说：“换是换不得哟，这表可是跟随我几十年啰。它为我立了很大功劳哩！”她理解毛主席非常珍爱这只旧表的心情。但是，一位六亿五千万人口大国的领袖，没有一只刻度清晰的手表怎么行呢？万一弄错了时间，受损失的可是国家和人民呀！

邢韵声再看看自己手上的手表，可比毛泽东那块表“高级”多了。一年多前，她从上海下放到江西时，母亲心疼女儿，倾其所有，花200多元为她买了一块崭新的“英纳格”手表。这在当时可算得上是奢侈品哟！现在，要和主席分别了，送什么礼物合适呢？当邢韵声看到毛泽东那块老掉牙的手表之后，她立刻把自己的手表取了下来，双手递给毛泽东说：“主席，你年纪大了，眼睛也不好使。现在要分别了，我没什么东西送给您，这块表就送给您做个纪念吧……”

毛泽东并没有立刻接过这块闪亮的手表。邢韵声纯朴的真情使他十分吃惊和感动。凝视片刻，毛泽东双手接过手表，望着这不平常的“礼品”沉思著。分别在即，小邢还有满肚子的话：“主席，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您到了北京，不要忘了我这个江西老表。”她又像女儿叮嘱年迈的父亲，这表……您，您不要忘了上……上弦……”

邢韵声边说边哭，已成泪人。毛泽东的情绪也有所感染，他像慈祥的父亲哄逗正在哭鼻子的女儿：“不会，不会的。我会每天上弦。”他把手表放在口袋里，还用左手拍了拍说：你看，我把手表放在这里！”

看到毛泽东那认真的样子，小邢又像孩子般笑了起来。

毛泽东也笑着说；“你是个好大方人啰，我也不能小气。”他翻著桌上的诗稿书法作品，从中挑了一幅《七律·长征》对她说：“就送这首诗给你吧！”

邢韵声接过诗稿，很小心地把它叠好放进裙子口袋。毛泽东看见口袋外还露出半截诗稿，连忙说：“这样不行。”他把诗稿重新拿在手上，然后从口袋掏出手绢，将诗稿包在里面，再交给邢韵声说：“拿回去放好，不要让大家看见。我是作为朋友送给你的。你有，大家没有，人家会妒忌的，将来对你不利。”

毛主席想得真周到。小邢感激地点点头说：主席，我记住了。”

第二年3月，毛泽东来到南昌，住在江西宾馆。已经结了婚的邢韵声又见到了毛泽东。这次重逢，两人都异常高兴。毛泽东先伸出手握住小邢的手，发现她的手上没戴表，就说：“小邢呀，你把手表给了我，你自己还没表呀？”

结婚后，邢韵声经济并不宽裕，不打算买表。她只好说：“不着急，眼下我也用不上。”毛泽东认为没表对工作、学习、生活不方便，就把这事挂在心里。不久，他托我国驻瑞士大使馆的同志买了一块手表。当年5月中旬，在上海再见面时，毛泽东把表送给邢韵声说：你送我一块表，我回你一块表。不过，你千万不要说是我送的，不然，别人会妒忌的。就说是你母亲送给你的。”

邢韵声至今还珍藏着这块表，手表仍像新的，滴答声十分清脆。

毛泽东“挨克”与“自责”

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他也有做错事的时候。下山前，他曾留给邢韵声一个通信地址：北京中南海保健院毛泽东收。

回到南昌后，小邢当然很想念主席，1961年10月10日给毛泽东寄去第一封信。10月21日，她收到了毛泽东以“父亲”的名义的回信。早年丧父的邢韵声捧著领袖父亲的来信，感到无比温暖和亲切。她读了一遍又一遍，整天沉浸在喜悦和幸福之中。

后来，毛泽东告诉邢韵声，因为小邢寄去的第一封信“泄了密”，使他挨了护士长吴旭君一顿“克”。原来，汪东兴得知这封信写着“北京中南海保健院毛泽东收”之后，把吴旭君找去狠狠地批评了一顿。受了“冤屈”的吴旭君，只好去找毛泽东。在书房内，她指著信封说：“主席，您怎么能告诉小邢这样写地址呢？这可是泄密呀……”

毛泽东看了看信封上的字，不解地说：是这个地址呀，怎么泄密啦？”

吴旭君只好耐心解释：“这就是泄密，这等于把中央首长的住址公布出去了。”

毛泽东恍然大悟：“哎呀，我怎么不知道哇？不知者，不怪罪嘛，小吴，我以后注意，注意就是了。”

吴护士长像教导学生似的告诉他，外面来信的地址应该写：北京第17支局106信箱吴旭君收。她还反复叮嘱说：主席，要记住，不能写您收，要写我收。”

伟大领袖在年轻的护士长面前，乖乖地点着头。

这年5月，毛泽东和邢韵声在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家又见面了。此时，邢韵声身怀六甲。本来毛泽东想劝她上大学的，这样一来已是不可能了。毛泽东对她说：大学读不成没关系，要好好休息，把孩子养好。在家里也可以自己学习嘛……”

主人家中有一台高级落地收音机。作为文艺工作者，邢韵声对它爱不释手。她蹲在旁边，摸摸这个按钮，弄弄那个开关，总想打开听听广播歌曲。可能因为收音机太“现代”了，怎么也开不了。主人又不在家，邢韵声还不甘心地在收音机上摸来摸去。

毛泽东问她：“你用过吗？”

“没用过！”

“那算了，不要动人家的。搞坏了主人不高兴，你交不了差，我也交不了差。”

邢韵声听话地重新坐了下来。毛泽东给她拿了一个苹果说：“你现在更需要营养，要多吃。”她接过苹果，从盘子里拿起一把小刀。这时，毛泽东正抓住苹果张口在咬。邢韵声连忙伸手拦住说：“哎，慢点，吃苹果应该削皮呀！”

毛泽东笑道：“我从来就不削皮。你就不知道吧，皮很有营养哩。削皮是浪费，多可惜！”

他边吃边说：你也不要削皮，就这么吃！”

邢韵声第一次津津有味地连肉带皮吃着苹果，还说：“主席，这苹果真甜。”

“当然甜啰，你应该多吃！”

小邢看着盘子里新鲜的苹果，舍不得再吃。她情不自禁地说：这么好的苹果在南昌是看不到的。如果有的话，也很贵，哪里买得起哟！”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笑容一下子从毛泽东的脸上抹去了。当时，饥饿、贫困、食物高度匮乏笼罩着中国大地……人民日夜在同灾难、贫穷作斗争……

毛泽东从沙发上站起来，沉默著在房间走来走去。

邢韵声第一次看到毛泽东脸上出现了沉重痛苦的表情，她被吓住了，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说错了什么，望着毛泽东没敢出声。

毛泽东终于开口说话：“小邢呀，国家很困难，老百姓吃苦了……这些，中央有责任，我个人更有责任……”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又低着头在房子里踱步。

邢韵声离开上海时，护士长吴旭君送她上车，并且送她一个包说：这是1000元钱，是主席送给你的。他说，再困难也要把孩子养好。”

永远的怀念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邢韵声离开了舞台，离开了南昌，被下放到九江地区瑞昌县的一个偏远的乡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粉碎“四人帮”后，她才回到南昌市歌舞剧团，恢复了艺术生命。她不仅活跃在舞台上，也参加了许多电视剧的编导、拍摄。后来全家回到上海，2002年又到北京定居。时代变了，但邢韵声对毛泽东的深情没变。每逢毛泽东诞辰，这位与他在庐山结识的“女儿”都会凝视著老人家留下的珍品—瑞士手表、包过诗稿的真丝手绢、一封封毛泽东的亲笔信，陷入深情的回忆与怀念之中……

（本文摘自《党史纵览》2005年第2期）

谢选骏指出：人说毛泽东“封建倒退”，我看他非常前卫，简直就是一个美国式的sugar daddy，一个喜欢搞援交未成年少男少女的甜爹流氓！


《这里有一篇文章分析，邢韵声怀的极有可能是龙种》（竞选 2023-07-09）报道：

回答《党史纵览》2005年第2期：毛泽东与女演员书信往来不慎泄密 惊动中央警卫局——建议带着问题读：邢韵声怀的是龙种吗？  

毛泽东一生中交往过的人很多，但能让他记住，并书信来往的真的很少，邢韵声这一个连在百度百科都找不到的女子，却有幸成了毛泽东的笔友，并以父女相称，后来他们的来往甚至惊动了中央警卫局和当时的负责人汪东兴。在1960年代的风雨岁月中毛泽东和邢韵声到底是怎么认识的，他们演绎着一场什么样的感情呢……

谢选骏指出：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李志绥检查过毛泽东的活体，早在1950年代就没了生育能力，所以毛泽东扮演sugar daddy的可能较大，传播小僵尸的可能较小。所以说，毛僵尸扮演sugar daddy——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幽灵作祟，可不是什么封建主义。其一手制造的大饥荒，被他自况为——“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这鬼，就是毛賊，就是毛党。


【18、毛僵尸在中国大陆徘徊】


《惊！上海饥荒竟是中共干部利用计划经济牟利制造的》（读报2022-04-27）报道：

1、马克龙第二任期中法关系前途难卜 难题在这里

法国大选已经结束，马克龙击败勒庞,让法国和欧洲避免了一场巨大的政治地震。马克龙的成功连任会让法国对华外交政策的连续性得到保障，也解除了此前如果勒庞当选，中法关系逆转的担忧，然而人权问题依然是阻挠中法及中欧关系中的重要难题。

2022年北京冬奥会之前，马克龙公开表示不会追随美国对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他在当时表示，“此类抵制行动收效甚微，仅有象征性作用”。但之后，法国并没有任何政府官员前往参加北京冬奥会。

马克龙第一个任期内的中法外交，得到了来自中共官方的认可。在4月25日新华社的新华国际时评中，称赞在过去的五年里，中法关系“在双边务实合作方面取得一系列具有开创意义的成果”。文章中表示：“2021年的中法贸易额超过80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双向投资快速增长，农业合作成效显著，中方自法国进口农产品总额同比增长40%。两国在经贸、科技、农业、航空、核能等领域合作也都取得重大成果”。

习近平希望得到推进的中欧投资协定，是中共和欧盟之间涉及市场准入承诺、公平竞争规则、可持续发展和争端解决的协定。中国和欧盟之间已于2020年底完成了历时七年的谈判，原计划在2022年上半年法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由欧洲议会正式批准通过。

但由于不少欧洲议员对该协定草案文本中，没能明确制订杜绝强制劳动的条款感到不满，且随着中欧双方因新疆人权等一系列问题产生摩擦、互相出台制裁措施，该协议在2021年5月被欧洲议会冻结了批准程序。

在马克龙的第二个任期内，中方所希望的推进中欧投资协定的愿望，估计很难实现。

瑞典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中心负责人叶必扬表示：“要让欧洲议会重启对于“中欧投资协定”的审议，将是十分困难的”。

叶必扬认为，人权问题已成为欧盟和中共关系里的重要议题。“在欧中关系中，人权问题将变得更加持久。对欧盟来说，双方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已是一个固定了的问题。在今天的欧洲，中国成为了一个更加政治化的形象，更多的人开始担心中共，更多的欧洲政治家开始和中共划清界限，这样的情况已逐渐常态化。我不觉得法国会开始尝试转变这种在欧洲已成为共识的态度”。

法国及欧盟在人权问题上的立场，似乎很难在短期内出现改变。另一方面，中共在乌俄战争中支持俄罗斯的立场，也将对中法及中欧关系产生负面的影响。

法国智库蒙田研究所亚洲计划主任杜懋之认为：“当下中共对待乌俄战争的态度是一个欧盟非常关心，并想和中共进行磋商的问题。我个人认为，中共对待乌俄战争和俄罗斯的态度和定位，将很大程度上影响2022年欧盟与中共的关系。当然，还有秋天要举行的党代会”。

2、惊！上海饥荒竟是中共干部利用计划经济牟利制造的

上海封城后，尽管中国各地物资源源不断被运送至上海，但民众仍面临食物严重短缺的问题。根据多方消息披露，基层人员利用中共的严格防疫管控措施，在保供、团购方面牟取暴利。据知情者披露，有政府保供人员通过社区团购一天能赚30万元人民币。

近日，上海一名叫帅俊的志愿者与网友的微信聊天截图在社交媒体上热传。根据截图内容显示，帅俊持有的上海志愿者协会颁发的志愿者证件，注册日期为2022年3月30日，也就是上海当局宣布“封城”后不久注册的。

帅俊披露，他隶属于保供单位，为社区供应紧俏物资，可日进万元，但这样的“肥差”并不是谁都可以做，需要“有关系”的。帅俊解释称，他不负责社区团购，他利用官方发放的通行证，每天可以将500条香烟运进上海，再通过社区团购的渠道销售，每条可赚100元。

帅俊续称，他所在的保供单位是政府制定的，通行证也是政府发的，全都是政府的。他每天赚的钱并不算多，叫他去的人每天可赚30万元。帅俊还提到，“希望疫情别结束。”

关于保供的内情，上海一位社区志愿者向媒体证实说，“社区和街道是有临时通行证的，可以让你出去，但保供的单子那是政府发的，起码上升到区政府、市政府了。”

这名志愿者表示，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外面有物资，但是进不了小区，要进小区，就要参加团购或者政府组织的团购，无论如何都是要被宰一刀的。他认为，当局就是不想民众买到便宜、正常价格的菜。

网络最新流传的视频也显示，上海江桥镇社区将物资囤积起来不发，然后高价转卖，被小区居民翻了出来，发现蔬菜已经烂掉，肉类都被转移走。民众在现场群情激愤，即使有数十名警察赶往现场，但依然无法平息百姓怒火。

3、王思聪挑战防疫政策 遭全网彻底封杀

王思聪是中国首富王健林的儿子，也是万达集团的董事，更是一名网络大V，经常在网络发表敏感言论，其微博遭官方禁言后，4月27日其微博账号被彻底封杀，拥有逾4000万粉丝的微博账号一夜归零。此前，他曾多次挑战当局的防疫政策，受到舆论关注。

截至目前，王思聪的微博账号和超话均遭封禁，访问其微博地址提示“该账号因被投诉违反法律法规和《微博社区公约》的相关规定，现已无法查看。”其微博内容被全部删除。在微博上已无法搜索到王思聪的账号，同时他的微信账号也被封杀。

4月5日，王思聪@央视新闻，要求其删除有关“美国新冠数据”假新闻。

4月7日，王思聪针对柯基被“无害化处理”事件发声，并影射言论不自由。

4月13日，王思聪转发“睡前消息编辑部”发布的微博，质疑“连花清瘟被世界卫生组织推荐”是断章取义借势炒作，质疑道：“世卫组织‘推荐’连花清瘟，谁告诉你的？”他还表示，证监会应严查“以岭药业”。

随后，具有专业医疗背景的知名科普网站“丁香医生”官方微博4月17日刊发文章表示，没病不要乱吃药，连花清瘟也一样。

在各方质疑声中，4月15日和18日，连花清瘟的制造公司以岭药业连续两个交易日跌停，总市值缩水逾127亿元。

在王思聪微博被禁言后，以岭药业受到官方力捧，其股价4月19日收盘微涨。此外，官方大力推荐以岭药业的连花清瘟用以防疫。据上海市民近日发布消息称，现在市民要饭没有，官方却多次为市民发放连花清瘟，很多人根本不吃，据说对胃有副作用。

4、中期选举共和党恐夺回国会 亨特麻烦大了

据分析，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夺回国会的控制权的胜算很大，如果成功，总统拜登的儿子亨特将是他们首先调查的主要目标。共和党人表示，他们有意就此采取行动。目前，在共和党人筹备11月中期选举夺回国会参众两院控制权的同时，也在为一旦成事将就亨特及其生意展开调查做准备。

据美联社的报道，在4月1日情报官员向国会简报美国选举未来的威胁时，众院共和党三号人物、纽约州的斯蒂凡尼克问及这些官员，他们是否有任何证据，显示俄罗斯涉及在2020年秋季总统大选前，传媒对拜登儿子亨特电脑门事件的报道。斯蒂凡尼克的提问，反映出在共和党内的广泛看法。

知情人士说，共和党人及其助手已在讨论有关事宜的可能性，包括分析在亨特电脑中发现的具体信息及金钱交易，以及向涉及向亨特付款的外国实体发传票。虽然那些对话目前仍处于初步阶段，但也包括共和党议员及前司法部官员帮助领导有关调查的讨论。更有议员指亨特是国家安全的一个威胁，已开始准备索取文件的要求，及为与亨特有关的信息建立档案。

与此同时，据悉白宫也正在做准备为拜登辩护，同时作出反击，将共和党人的调查描绘为受机会主义所驱动。据报，民主党人可能以守为攻，反指共和党人不去调查前总统川普在俄罗斯及中国的生意，也不调查川普的子女及女婿在竞选阵营或白宫中担任重要职位时的外国交易。据悉共和党领导人现在将亨特视为一种力量，令他们可以团结党内不同派别，以及可能满足那些呼吁采取更具戏剧性行动的人。强硬的众议院自由党团已经表示，共和党夺回多数党地位后，首个行动就是对拜登举行弹劾审讯，以报复民主党人对川普的两次弹弹劾。此外，共和党内部敦促司法部任命一位特别检察官调查亨特的呼声日高。

分析指，有关报道显示，共和党若控制国会，与白宫之间发生混乱及具爆炸性政治影响较量的可能性增加，也可能令总统的家事成为公众深入探究的问题，并给2024年总统选举画出轮廓。

谢选骏指出：中共干部能够利用计划经济，牟利制造的上海饥荒——这说明毛贼东的僵尸不仅在纪念堂储藏和在天安门城楼上悬挂，而且还在中国大陆四处徘徊。


《读报2022-04-27》报道：

1、惊！中共正借着“清零” 恢复计划经济

计划经济曾经是中国几代人的噩梦，但是这个噩梦又在疫情时代的中国重现了，而且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来得更猛。《纽约时报》4月26日报道，中共严格的清零政策，用数十年来未曾见过的手法干预经济，给商业造成严重破坏。使令人不安的计划经济幽灵再现。政府配送物资、食物紧缺、黑市交易等情景，唤醒许多人对于计划经济时代的痛苦记忆。人们担心，中国正在回到计划经济时代。

在封城中的上海，政府颠覆了城市的商业系统，试图靠政府的力量为2500万人提供物资，却出现供应短缺、黑市泛滥的现象。

一些经营者为了让货物成功运进上海，愿意在黑市花上1.3万元人民币，购买可用一天的通行证，然后将成本计入出售给民众的食物价格中。

中国知名网络作家慕容雪村4月9日在推特上发出一篇文章，点出上海的防疫政策，是用计划经济取代市场经济，不仅是低效的，而且是混乱无序的，从而导致物价飞涨和食物短缺。这就是上海人挨饿的最关键原因。

文章说，在“防疫压倒一切”的政治选择下，由于政府接管一切、垄断一切，使商业和物流系统陷入停顿，大量的货物运不出、送不到、买不成，这不仅造成了惊人的积压和浪费，也让无数人处于匮乏和饥饿之中。这就是上海正在发生的事。这也是为什么市场如此重要，而计划经济总是会造成短缺和饥饿。商界人士担心上海这种具有很强计划经济特点的防疫模式，被推广到其它城市。不幸的是，这种情况正在中国发生着。

据投资银行野村证券的数据，中国约有3.44亿人目前正处于某种封控状态，占全国人口的1/4。中国经济也因此受到严重伤害，官方数据显示，中国3月份的消费下降了3.5%，餐饮下降了16%。

江苏南京的房地产开发商约翰·季出生在贫困的计划经济时代，他儿童时期的主食是红薯，一年只能吃上几次肉。他对《纽约时报》说，疫情封控使许多人将失去工作，无法还房贷。他担心，还会有多少人来买他盖的房子。

深圳自由职业者任铭对媒体表示，计划经济体制在邓小平时代松绑了，但并没有完全改过来。当遇到重大社会灾难，比如疫情、地震，中共当局很容易用计划经济和行政手段把市场经济扒到一边去。任铭表示，中共体制有个习惯，叫做“宁左勿右”。政府宣称“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经济发展”，但到了基层人员执行的时候，他肯定会以疫情防控为主，因为这是他的责任，而发展经济跟他们无关。

计划经济的僵尸复活还有一个信号，4月10日，中共国务院发布文件，宣布要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所有人流、物流、资金等全部受中央政府的控制，市场价格、商品供给、配给渠道都要垄断。文件一出，网上一片惊呼，中国又要走回计划经济的老路。许多人将其与中共50年代的公司合营统购、统销，甚至大跃进联系起来，认为最后就是大饥荒。

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席教授谢田在《热点互动》节目中分析：如果市场统一起来的话，那这个市场事实上就是一个专卖的市场，或者就是垄断的市场，这就是统购统销。这些对40岁以上的中国人来说，一看到这个名词，他们马上就知道，统购统销计划经济的一部分回来了。

他认为中共之所以现在推出统一大市场，至少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是，中共财政破灭、经济濒临崩溃，中共想把所有资源收归国有。这实际上是又一次的国有化，抢劫民间财富，来挽救中共政权。

第二个跟习近平有关，现在反对他的声音很多，他二十大能不能坐稳，还是个问题。因此，他必须通过这种准军事化的行动来巩固权力，铲除所有可能威胁他权力的因素和人。

第三个原因是，中共希望把中国变成朝鲜，实现一种准军事化，半军事化、准军事化的供需体制，先军后民。

谢田说，中共现在看到，西方社会把俄罗斯打趴下以后，下一步就会转过来针对中共。因此，中共已经开始备战、备荒，准备实施准军事化方式管理。

2、噩梦结束！佛奇宣布：美国脱离新冠大流行阶段

历经两年时间的艰苦防疫之后，白宫最高防疫专家佛奇今天表示，美国终于“脱离新冠大流行的阶段”。佛奇在接受华盛顿邮报访问时说，我们正处于一个过渡的转变阶段，从病例数字的减少，进入一个希望是可控制的区域流行病。

佛奇在前一日接受PBS“新闻时刻”节目专访时也提到，他相信美国已脱离新冠大流行阶段。佛奇今天进一步说明表示，新冠疫情并未结束，美国依然会看见不断增加的确诊数字，但病毒已不再像先前会导致重症住院与致命。

佛奇强调，毫无疑问，全世界依然处于新冠肆虐阶段，大家不要对此有所误解，“我们依然处于疫情流行期”。佛奇说，去年冬天美国处于疫情大爆发时期，然后进入他所谓的数字减少期；现在美国正经历一个疫情可控制的转折期，在病毒依旧存在、但不再那么致命的情况下，“希望公共健康危机得以解除”。

3、智库：俄罗斯要完了 普京这只是最后的疯狂

虽然俄乌战争已引发西方世界对俄罗斯威胁再起的担忧，然而美国安全智库“列克星顿研究所”营运长汤普森在《福布斯》26日指出，但考虑到5种负面现象，显示俄罗斯早就开始衰退；而入侵乌克兰一事，可能是普京的“垂死挣扎”，恐代表这位独裁者的时代即将画下句点。该国不仅没有复兴，可能还处于严重的衰退状态。

第一，俄军在乌克兰的表现非常糟糕，暴露其长期面临训练不足、设备脆弱、维护不佳、士气低落、指挥官缺乏临机应变能力等问题。

其次，俄罗斯近年“步履蹒跚”，经济成长率低落，虽然靠出口化石燃料赚进不少外汇，但全球正转往再生能源，而除了航太工业外，俄罗斯在各先进技术领域缺乏竞争力。

第三，人口趋势方面，俄罗斯人均GDP的购买力仅排名全球第55、平均寿命72.4岁排名第156，并面临人口减少的危机，且因经济恶化而更难获得海外移民。

第四，俄罗斯政府也与新一代的年轻人脱节，如在俄乌战争问题上，参与抗议的年轻人口不成比例地高，并大大加速俄罗斯的人口外流，据称自战争爆发以来已有数十万民众移居他国，速度仅次于1917年的十月革命，且许多是来自学术、技术等领域的年轻人口。

最后，就是俄罗斯近年来在从属国上花费大量资源，希望获得安全利益，但这类关係对该国的经济贡献“极少或甚至没有”。

汤普森指出，在国家面临严重衰退时，反而可能引发领导者的“垂死挣扎”，用尽最后力量争取一线希望；因此入侵乌克兰一事，可能是普京的最后一次反扑，恐代表这位独裁者的时代即将画下句点。

4、普京很惨！俄国企高管也加入乌军

普京现在真是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不仅技术精英纷纷逃离俄罗斯，就是高层的政治经济精英也纷纷弃他而去。国营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副总裁沃洛布耶夫告诉俄国和乌克兰媒体，他3月2日离开俄国，加入了乌克兰国土防卫部队，成为至少第4位突然引退的俄国国营企业高层或官员。

莫斯科时报报道，沃洛布耶夫告诉俄罗斯独立新闻网站内幕新闻和乌克兰商业新闻网站liga.net：“我不能袖手旁观俄罗斯侵略我的祖国。”沃洛布耶夫出生于乌克兰东北部的阿克提卡镇，他说：“俄国人杀害我的父亲、我的旧识好友。我父亲被迫在冷冰冰的地下室生活一个月。儿时旧识跟我说，他们以我为耻。”

50岁的沃洛布耶夫表示，他离开俄国后，被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解职，结束长达33年的职涯。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是俄罗斯天然气公司旗下的事业。

沃洛布耶夫表示，他隶属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的公关团队，负责破坏乌克兰天然气运输系统在欧洲消费者眼中的形象。

华府在莫斯科入侵乌克兰的第一天就对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祭出制裁。

沃洛布耶夫也对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前副总裁阿瓦耶夫在莫斯科寓所中弹身亡，以及俄罗斯天然气生产商诺瓦泰克前副总裁与总会计师波托申亚在西班牙丧命的官方说法提出质疑。他告诉乌克兰商业新闻网站liga.net，“我不相信他们是自杀”；并说，阿瓦耶夫可能是“因为知道太多内情而遇害”。

其他在俄国挥军乌克兰后已知离开俄国的国营企业高层和官员有3名，包括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第一副董事长卡西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国际特使邱贝斯以及俄罗斯航空公司副执行长帕诺夫。

网民嚎叫：

Johnny Walker 今天 09:32

老山老兵 今天 02:24

你们在美国生活了这么久，应该懂得点常识性的问题，俄罗斯不是伊拉克，更不是阿富汗和利比亚。俄罗斯有足够的军事实力，也绝对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欧洲国家挑不出一个国家可以单挑俄罗斯。美国也只是像缩头乌龟一样，躲在后面递点小武器，解决不了大问题。

--------

我怎么记得苏俄被阿富汗人打跑了？咱俩谁记错了吧？

lary 今天 07:27

流氓恶棍肯定是一个人打不过，大家联合起来就可以把他干倒。

心的自由 今天 07:24

打死俄杂！

WaiNews 今天 05:10

>老山老兵 今天 02:24

>你们在美国生活了这么久，应该懂得点常识性的问题，俄罗斯不是伊拉克，更不是

>阿富汗和利比亚。俄罗斯有足够的军事实力，也绝对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欧洲国

>家挑不出一个国家可以单挑俄罗斯。美国也只是像缩头乌龟一样，躲在后面递点小

>武器，解决不了大问题

共匪寫手騙子 "老山老兵" 又來行騙了.

Hallelujah777 今天 03:06

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猪才会继续挺普魔挺饿国！

如果动用核武，

先死的就是饿国饿民和普魔本人！

核讹诈已经彻底被识破！彻底破产了！！！

Guy-AU 今天 02:29

“中共财政破灭、经济濒临崩溃”。重复了几十年的唱衰，中国却获得了大发展。

老山老兵 今天 02:24

你们在美国生活了这么久，应该懂得点常识性的问题，俄罗斯不是伊拉克，更不是阿富汗和利比亚。俄罗斯有足够的军事实力，也绝对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欧洲国家挑不出一个国家可以单挑俄罗斯。美国也只是像缩头乌龟一样，躲在后面递点小武器，解决不了大问题。

谢选骏指出：毛僵尸在中国大陆徘徊，是因为马克思的共产党主义幽灵还在世界徘徊……大俄罗斯和小俄罗斯之间的拼杀，美国的黑命贵运动，只是其中的个个环节。


【19、毛老大的阴魂明知故问】


《中国最大的炒房团，正在卖房自救》（易简财经 2022-04-16）报道：

中国最大的炒房团，真的不在温州。

上市公司，扎堆抛售房产

一股“卖卖卖”的暗流，正在上市公司这个群体中涌动。

半个月前，深圳市广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广聚能源）发布了一份公告，里头表达的核心意思可以用两个字概括——

卖房。

要出售的房子，是广聚能源全资子公司在深圳市南山区的部分投资性房产——

同胜阁13套、同达阁9套，总计22套房产（合计面积2552.96平方米）。

评估报告显示，这22套房产估值合计约为2.4亿元，平均评估单价约9.4万/㎡。

价格还挺高，但别忘了这可是在深圳南山前海，链家等平台的数据显示，这些房产所在小区目前的挂牌均价为9万/㎡，但周边小区挂牌价格已经在11-12万/㎡左右，有2-3万/㎡左右的价格倒挂。

这房子不但不愁卖，还能让广聚能源大赚一笔。

根据广聚能源的统计，这批房源的账面价值为1330.53万元，而评估总价为2.4亿元，较账面价值增值2.27亿元，增值率为——1710%。

好家伙，17倍的增值回报，不愧是深圳。根据广聚能源的初步测算，如果这些房子全部卖出，扣除账面价值和各类税费后，预计实现净利润——约5800万元。

这笔钱可不是小数目。业绩数据显示，2021年广聚能源的净利润约为6770万，较去年下跌了47.94%；扣除非经常性损失后的净利润只有3130.18万元，较去年下跌了73.48%。

卖房赚的钱，都快赶上过去一年的净利润了。

广聚能源不是孤例。根据时代财经的统计，今年以来，包括广聚能源在内，已经有5家上市公司计划出售名下房产——

1月5日，北京科锐发布公告，拟出售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四街1号3层的房产给北京微科能创科技有限公司，转让价格为1100万元。

1月24日，高鸿股份公告称，拟出售公司子公司持有的位于北京朝阳区、烟台等地共计三处房产，交易对损益影响金额为1304.29万元。

3月15日，*ST联建公告表示，拟对外出售位于深圳市南山区深圳湾科技生态园15层至19层合计36套自有办公楼，总建筑面积为17648.98平方米，出售价格为不低于6.4亿元。

3月21日，赛升药业发布公告，将公司位于北京市丰台区顺三条21号1号楼11层1109室的房产进行出售，转让价格为650万元。

赶着卖房的上市公司，广聚能源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它们在打着什么算盘？

卖房，成为救命稻草

拉长时间来看，上市公司扎堆抛售房产，倒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早在2019年四季度，A股就至少有29家公司公告卖房。

那段时间，马云还很活跃，他在公开场合直言——“到了年底了，昨天一天，我收到很多朋友借钱的电话，一天内5个电话。过去一个礼拜，要卖楼的朋友大概有10个，确实不容易。”

商界老大哥、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也说——“为了不至于亏损，企业家们在卖房子，1套房、3套房、5套房卖了来救上市公司。”

更夸张的是2017年，楼市遭遇一轮“最严调控”后，上千家上市公司匆匆甩卖手里的房产。

根据东方财富Choice当时的统计数据，2017年上半年，在1494家披露了投资性房地产数据的上市公司中，1163家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环比一季报减少。换句话说，披露投资型房产情况的上市公司中——有77.8%的公司在卖房。

在这其中，近20家公司甚至对房地产的投资“清零”，把手里囤的房子全卖了。

按照Wind数据，A股的上市房企是130家左右，但“囤了房”的上市企业，却有1000多家。就拿开头提到的广聚能源来说，它家的主营业务是成品油批发零售、化学品贸易及电力投资。

这些不以房地产为主业的上市公司，为什么如此热衷囤房？这个问题，待我讲完几个例子后，你就明白了。

2018年11月，*ST中迪出售了一处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价值1350万元的房产，预计税前利润为743万元。你说巧不巧，这笔钱恰好抵消了这家企业当年前三季度亏损的632.59万元净利润。

2019年12月，*ST游久拟将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256号501室等共计8套房产公开挂牌出售，评估价值1.55亿元，扣除相关税费后的净利润约8000万元。在这之前，这家公司已经连续近三年亏损。

2021年11月，正虹科技宣布拟处置位于长沙市、上海市的部分房产，预期收益达3000万元。在此之前，这家企业的养猪业务遭到重创，九个月亏损超2亿，抛售的这些房产，能让它“回一大口血”。

更夸张的是海马汽车。2019年4月，海马汽车濒临退市，紧要关头，这家企业卖了400多套房子，成功扭亏为盈，免于退市。

这样的案例，在A股层出不穷。按照国内的规定，A股上市公司如果连续两年亏损，股票名称前会加上“*ST”，表示有退市风险；如果连续三年亏损，就会暂停上市。

为了保住上市公司的身份，在盈亏边缘的公司们会想尽一切办法，凑出正利润。而卖房，就成了他们最趁手的途径。上市公司出售房产，很大程度是为了增厚业绩，在年底交一份漂亮的“成绩单”。这就是——“业绩不够，卖房来凑”。

卖房，就这样成了上市公司们粉饰业绩的救命稻草。

“中国最大的炒房团”

过去这些年，对上市公司来说，房产已经成了一块海绵——赚钱的时候买房，既能少缴利税又能平稳业绩，更为将来买下一份保险；

亏钱的时候卖房，既能套现升值，又能弥补业绩亏空，避免退市。

曹德旺还因此调侃——中国的上市公司手里都握有大量房地产，年底经营不好了卖两套、发不出来工资了卖两套、连年亏损了卖两套。

什么时候开始，上市公司都爱上了囤房？

《中国房地产报》有过报道，1998年到2003年期间，持有投资性房地产的上市公司数量一直都是零，没有公司参与囤房。

但就在2003年8月份，国务院“18号文件”明确将房地产行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后，上市公司开始把目光瞄向房地产。

仅仅2006年，投资房地产的上市公司数量大幅增加至588家。

据Wind数据统计，到2019年三季度末，A股3743家上市公司中，有1826家上市公司持有投资性房地产，占比超过48％，合计持有市值达13340亿元。

要知道，仅仅2009年，A股上市公司合计持有房产才1600亿元。十年时间，这个数字膨胀了8倍！

数据还在增长，到了2021上半年，Wind数据显示，共有2204家A股上市公司持有投资性房地产，合计金额增长到1.75万亿。这意味着，差不多一半的上市公司都在“炒”房。

1.75万亿什么概念？相当于87.5万套价值200万元的住房。

这个数字，如果放到2021年各省的GDP排名上，超过新疆，逼近贵州，比“西藏+青海+宁夏+海南”的总和还要多。

都说温州是“炒房团之都”，我们做个对比。2021年，温州人均可支配收入59588元，户籍总人口832万人。这样算下来，温州人把一年的钱全拿去买房，也不足上市公司买房金额的三分之一。

原来，全国最大的“炒房团”，不在温州，而在A股。

尾声

上市公司沉迷炒房，除了能避开限购和税费之外，根本的原因，还在于超值的回报。

业内人士曾做过统计，过去十年，深圳房价总体上涨5倍左右、年化上涨约20%。上海和北京的房价总体上涨4倍左右、年化上涨约18%。而创业板里，仅有140家左右公司的2009年以来年均利润复合增长率超过20%。

在2018年，66.96%的上市公司因“囤房”获利，83.48%的上市公司实现了资产保值。

相当数量的上市公司辛辛苦苦干一年，还赚不回北上广深一套房子的钱。而那些炒房的，都赚得盆满钵满——

2017年12月，主业做奶粉的贝因美，卖了22套房产，赚了3560万；

2018年，仅10家上市公司的“炒房”利润就超过了100亿；

刚才说的广聚能源，房子一买一卖之间，价格翻了17倍……

所以我们才看到，号称中国最优秀的这批公司，有一半都跑去炒房。投资者把钱给他们，他们却转头买了楼。所谓的科技创新，所谓的智能制造，到头来还是败给了地皮和钢筋水泥！

过去数年，也正是在这堆钢筋水泥上，有人炒出身家千万实现财富自由，有人炒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温州炒房团已经凉了很久了，下一个又会是谁呢？也许莎翁说得没错——这些残暴的欢愉，终将以残暴结局。

网民嚎叫：

锦西 发表评论于 2022-04-17 03:11:30

“房子，是用来住的”。这是习大大的话。没人听。正好，疫情了来，都喜欢在房子里活着，外面怎样？毫无兴趣，。接着在房子里裘着，把房子守住，把钱，守住。

泰傻 发表评论于 2022-04-17 00:29:00

毛主席天堂来电问询近况——

问：现在还有地主吗？

答：没了，都改称为地产商了。

问：现在还有资本家吗？

答：没了，都改称当民营企业家了。

问：现在还有土豪劣绅吗？

答：没了，都进各省市政协了。

问：现在还有妓女吗？

答：没了，都进娱乐城了。

问：现在还有白毛女吗？

答：没了，都被黄世仁包养了。

问：现在城市里还是横行霸道的宪兵吗？

答：没了，都改行成为城管了。

问：靠，怎么会这样，现在谁掌权。

答：老习家的二小子。

谢选骏指出：毛老大的阴魂明知故问——有了老大就会有老二，况且，毛老大生前，自己就是最大的地主、资本家、反动宪兵，还把妓女都变成了文工团，把中南海变成了大妓院。所以说，毛老大的阴魂不散，明知故问，成心给接班人出难题。


【20、毛润之是只逃命的老鼠】


《“润”之夭夭 谈何容易！现在“润”已经晚了？》（法广  2022-05-16）报道：

在习近平的新冠病毒清零政策下，由英文字“跑RUN”音译的中文字“润”，成为热门的流行字。在当今中国，“润”，意思不仅是跑，而是逃跑，是“润”之夭夭。

中国1949年以来，冒险外逃的国人无日无之，三年大饥荒和文革后期，还出现成千上人人偷渡香港的逃亡潮。前年香港《国安法》施行后，港人又要逃离香港，少数成功，多数被抓回，以“颠覆国家政权罪”送进监狱。

这次中国人要“润”，从上海开始，至到实行封城清零的所有城市。这些城市的居民，家里的门被钉死，小区的围墙安装电网，谁上街谁就被五花大绑送去法办。民众被强制每天数次核酸检测，直到把阴性捡成阳性，送进方舱医院。野蛮和无人性的封城清零，导致有人饿死在家里，急病去不了医院，产妇把孩子生在马路上。调查显示，超过四成上海居民精神抑郁，发生多起跳楼自杀事件。最新的情况是，防疫人员“大白”强闯居民家中，向食品、家具喷洒消毒液“消杀”；上海一位网民写道：冰箱的食物不能吃了，自己头疼喉咙痛，孩子呕吐，我们要怎么活着？

但是中国人想“润”之夭夭，谈何容易。5月11日，35岁的小董花2700元买张机票，从上海浦东南路出发，拖着行李箱徒步8个小时到了机场，打算回吉林老家，飞机起飞了，他却被滞留在机场。

尽管如此，许多中国人仍不顾一切“润”向被央视称作“全球抗疫最失败的美国”，这些人非富即贵，花得起大价钱。最先“润”之夭夭的是“在中国是中国人，在美国是美国人”的谷爱凌，她和妈妈、姥姥抢在北京封城前，带着赚到手的2亿多人民币，“润”回了美国。美国中文《世界日报》报道说：中国飞美国的机票飙到天价，中国赴美航班爆满，洛杉矶等机场出现穿着“大白”防疫服的中国人排队入关的怪异景象。

外国人也“润”之夭夭，唯恐不及。CNN记者卡尔弗在美国大使馆的帮助下得以飞离上海回到美国。他5月13日在CNN网站撰文，说上海的“大白”闯入居民家中的情形宛如丧尸电影。他说，登机后，自己有如释重负的感觉，但心里却浮现“一点幸存者的内疚感”

不仅如此，中国的防疫清零也对在华外企造成巨大伤害。5月9日，中国美国商会发布调查显示：近六成在华美企已下调2022年度营收预期；52%的企业表示，计划减少在中国的投资；49%的企业表示，外籍雇员因中国的封城清零，拒绝留在中国工作。

随着越来越多中国人想“润”出中国，中国公安部移民管理局5月12日发出声明，要求从严限制中国公民非必要出境活动，严格出入境证件审批签发。接着网络上便传出中国留学生出国护照在海关被剪、美国永久居民绿卡被剪的消息。

看来，中国人想“润”出中国，已天上无门，地上无路，想“润”之夭夭，可能要学当年国人偷渡香港那样子了。

网民嚎叫：

山龙 发表评论于 2022-05-16 11:48:06

小张玉缝，老毛润之

southgate 发表评论于 2022-05-16 11:47:04

有后门的权贵照样润，限制政策都是只对老百姓起作用

赵Q 发表评论于 2022-05-16 11:37:00

想起了毛润之

portfolio 发表评论于 2022-05-16 11:18:30

偷渡潮再度兴起，福州人蛇头喜笑颜开。

蓝靛厂 发表评论于 2022-05-16 11:17:46

封城清零，封的是共产党的城，清的是中国经济的零，不是阶级敌人绝对想不出这么坏的注意来。

生意不错 发表评论于 2022-05-16 10:59:15

这是公平买卖，她为中国的金牌榜数字加上2，正好赚2个亿，价格公道，童叟无欺

jidushan 发表评论于 2022-05-16 10:56:32

"在美国是美国人”的谷爱凌，她和妈妈、姥姥抢在北京封城前，带着赚到手的2亿多人民币，“润”回了美国。"------谷爱凌的舔狗们， 快来舔

鬼不灵 发表评论于 2022-05-16 10:16:58

四月外汇储备规模为31197亿美元，较3月末下降683亿美元，降幅为2.14%。油气价格狂飙，中共国是世界最大油气进口国， 购买油气令外汇储备大幅下降， 俄爹的侵略战争最大的受害者之一就是中共国， 粉红叉叉以为支持俄爹侵略就是爱国， 呵呵。现在墙国不仅封杀言论，也在封杀护照，封杀汇款，都是保外汇储备， 油气继续这个高价上运行一年，外汇储备会与倒车帝踩油门的力度成反比。 想润的人，换不到美元，黑市上美元破7，……

谢选骏指出：毛泽东自号“润之”，因为他是个惯于逃命的狗熊——1从狗爹家里逃出，2从洗衣店里逃出，3从共产党里逃出，4从国民党里逃出，5从反美阵营逃出，6最后逃入玻璃棺材。他的游击战，不就是“润之战”、“逃跑战”、“老鼠钻地缝”吗。毛润之是只逃命的老鼠。


【21、毛手毛脚的毛鬼泽东害死了印度华人】


《中国印度1962年边界战争后的印度华人落难史》（BBC 2020年6月17日）報道：

中印边境发生冲突后，印度多地发生抗议中国抵制中国产品的活动。

中国与印度最近在有争议的边界附近发生了较大规模的暴力冲突，印方消息称至少20名印度士兵死亡。如果证实，这是数十年来两国之间最血腥的一次边界冲突。

印度总理莫迪高调表示，印度士兵“不能白死”，而中国外长王毅则要求严惩肇事责任人。

印度国内对中国的敌对情绪迅速高涨，反中示威和要求抵制中国货的运动此起彼伏，令很多人回想起半个多世纪前的那场中印战争之后那些几乎被人遗忘的印度华人的遭遇。

1962年10月，中印边境战争爆发。对当年生活在印度的许多华人而言，那场持续了一个月的战争改变了他们的一生。

印度排华潮

生活在伦敦东南肯特郡80多岁的翠娟，就是那场战争的受害者之一。

1962年中印爆发战争后，印度对华人的政策大变，她的父亲不得不放弃在印度经营的船坞和航运生意，带着全家离开加尔各答到英国定居。他们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印度。

翠娟说，她和家人虽然被迫抛下了在印度的家产到英国谋生，但比起很多当年的同胞，自己仍算幸运。

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爆发后，印度迅速出台《国防法》（Defence of India Act and Defence of India rules 1962），授权政府可以不经法律程序“逮捕和拘留任何（怀疑）有敌对出身的人”。在这一法令下，任何有华人姓名、华人血统、甚至长相近似华人的都可能被逮捕。他们中的许多人虽然祖籍中国，却已经几代人在印度生活。

当时，印度各地数以千计的华人华裔被抓。据估计，受影响的华人华裔约为2万至4万人。

其中大约7500人获准离开印度，前往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香港、日本和美国等地。而那些不愿离开或者没有足够财力离开的人，不少被送往印度西北部拉贾斯坦邦的代奥利拘留营（Deoli）。

作家马爱芳（Joy Ma）和 迪利普·德叟扎（Dilip D'Souza）合著的《代奥利：1962年印度华人被拘押的真实故事》2020年2月出版。

代奥利拘留营位于拉贾斯坦邦首府齐浦尔（Jaipur）西南约165公里，曾经是英军在二战时期设立的战俘营。1984年这座战俘营被改建为训练中心，在它的牌匾上写着这里曾经关押过德国、日本和中国犯人，尽管这些华人从来没有参加过与印度的任何战争。

中印军队冲突“有伤亡没开枪”　莫迪首次发声 誓言不让士兵罔死

中印对峙进一步升级 两国大幅增兵加勒万河谷

大约3000名华人被关押在这个拘留营，其中六成是老人和儿童。最后一批被关押的印度华人到1967年才获释。如今被保存在互联网上的《代奥利日记》（The Deoli Diaries） 记载了很多人当年在这个拘留营中的记忆。

中国印度边境日前发生暴力冲突后，《印度时报》网站报道代奥利拘留营的历史时引述印度历史学者丽玛·胡贾（Rima Hooja） 的话说：这些华人少数民族因为战争局势被政府关押在代奥利拘留营。在这样的局势中，少数民族（华人（与（中国）公民本应该有非常明确的界限，但是在危机时期这样的界限却被模糊了。

2020年2月， 出生在代奥利拘留营的马爱芳（Joy Ma）和记者迪利普·德叟扎（Dilip D'Souza）合著的《代奥利：1962年印度华人被拘押的真实故事》（The Deoliwallahs: The True Story of the 1962 Chinese-Indian Internment）出版。

此书记录了仍然生活在印度和移民到海外的印度华人对拘留营的回忆。

作者之一的德叟扎曾向媒体表示，被关押在代奥利拘留营的很多印度华人最终获得释放返回原住地时发现，他们的家、他们的生计都已经被毁或被充公，有的甚至不准返回住处。

“他们就这样失去了一切，遭遇灭顶打击，想不明白为什么会遭遇国家如此的对待。很多人尝试重新生活，但很少成功。被囚禁多年，加上街坊邻里的仇视都是他们过不去的坎。”

谢选骏指出：人説“中国印度1962年边界战争后的印度华人落难史”——我看“毛手毛脚的毛鬼泽东害死了印度华人”，最後毛又做了縮頭龜，夾著尾巴逃跑了，一寸土地也沒留下。


【22、“没找到”的毛泽东要让全体青年失业失学】


《 沉痛的“使命” ──回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任国庆 2003年）报道：

35年前，1968年12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预告，今晚将广播“毛主席最新指示”。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虔诚地守候在收音机旁，等待着聆听“毛主席的声音”。这次广播播出了《人民日报》将于次日发表的一篇报导及其编者按。这篇报导介绍了甘肃省会宁县城关镇部份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一事，其标题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1]。《人民日报》为这篇报导所加的编者按语引述了毛泽东10多天前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收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的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这就是“文革”时期毛泽东著名的“12.11指示”。毛的这一指示改变了整整一代城市青年和数千万城市家庭的命运。

据《人民日报》报导，从“12.11指示”发布当晚到次日，全国各大城市、中小城镇以及广大农村的革命群众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一片欢腾，纷纷集会游行，最热烈地欢呼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发表。当时就有人写出热情洋溢的诗歌：“北京传来大喜讯，最新指示照人心。知识青年齐响应，满怀豪情下农村。接受工农再教育，战天斗地破私心。紧跟统帅毛主席，广阔天地炼忠心。”[2]

事实上，当时许多城市青年是被政府强制离家、迁往农村的。在许多城市里，居民委员会和中学相互配合，逼迫行将毕业的中学生吊销城市户口，迁往指定的农村居住并从此以农业劳动为生。政府指定“知识青年”劳动居住的地方，通常是边疆地区或经济落后、条件较差的县。这一做法很快就成了既定政策，全国开始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这就是著名的“上山下乡”运动。它几乎涉及到全国城市里的家家户户，在农村则关联到村村寨寨。10年中全国的下乡人数多达数千万，其规模亘古未有，其影响至今难以消弥。“文革”末期，“上山下乡”运动无声无息地结束了。这场对数千万城市居民家庭的生活前途影响深远的社会性运动，就这样仓促而起，悄然而止。

如今，35年过去了，中国已经走出了那个狂躁的“文革”年代，绝大多数下乡知识青年也离开了当年生活过的乡村。对现在20、30岁的人来说，“上山下乡”似乎成了一个遥远模糊的名词。究竟为什么毛泽东和中央政府当年要发动这场“上山下乡运动”，不仅如今的青年一代一无所知，甚至当年参与“上山下乡运动”的“知识青年”也未必能说清楚。更有趣的是，如果查阅当时的各种正式文件和报纸，也同样找不到任何一种令人信服的解释。甚至在1968年12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报导和编者按中，主要的说法也是自相矛盾的。那篇报导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作标题，很明显是把无业城镇劳动力到农村安家落户视为解决失业的办法；然而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却在强调“接收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之必要性，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似乎城市居民下乡落户是对他们实施思想教育的政治需要，与解决失业并关多少关系。

这场延续10年、令数千万“知识青年”及其家庭付出重大代价的“上山下乡运动”究竟出于何种目的？直至今天，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发起这次运动的原因之解释仍然莫衷一是，归结起来主要有三种，一种是毛泽东提出的“再教育”说，另一种是“兔死狗烹”说，第三种是“经济困难”说。当此“上山下乡运动”35周年之际，笔者试就“上山下乡运动”背后的动因作初步分析，谨以此文献给参加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朋友们。

为了政治上对城市青年实行“再教育”？

毛泽东虽然提出了“接收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说，但却从未明确解释过，为什么这样做“很有必要”？被毛泽东称为“知识青年”的城镇初中、高中学生们比贫下中农的平均文化程度高，毛泽东所说的“再教育”显然不是文化知识层面的，而是政治思想层面的。

在“上山下乡运动”的高潮中，人们经常引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一段话：“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习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觉得世界上乾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乾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只有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过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乾净了，最乾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乾净。这就叫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

当时的舆论工具为鼓吹“上山下乡”而引用这段话，其实十分牵强。“知识青年”学会体力劳动，本身并不太难，这也为“上山下乡运动”中数千万“知识青年”的行动所证明；但为什么从事体力劳动就会在政治上变得“高尚”起来，毛泽东并没讲出道理来。在延安时代，出身农民、身为农民领袖的毛泽东不喜欢城市里来的知识分子，这有许多记述。当时，毛泽东可以用知识分子来自国民党统治区作理由，认定他们的思想复杂。但到了60年代末期，共产党在大陆都统治了近20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对象其实都是在中共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为什么毛泽东对共产党多年的教育成果仍然毫无信心，而要这些城市青年学生到农村去，接受并未受多少党化教育熏陶的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其实，恐怕没有人比出身农民的毛泽东更明白，贫下中农比青年学生的思想“先进”多少，前者的灵魂比后者又“纯洁”多少。众所周知，毛泽东事实上在政治方面并不信任农民，他曾经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3]。

现在来仔细体味“接收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句话，会觉得毛泽东当时说“很有必要”时，好像并没有什么具充份说服力的道理，这句话似乎更象是一种颇为勉强的说词，或是一种借口。那时中央的“秀才”们千方百计地为毛泽东的说法圆场，提出了一些口号，如知识青年“同工农打成一片”、“缩小三大差别”、“改造世界观”是“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等。但毛泽东本人自始至终从来没讲解过，究竟“接收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之“必要性”何在。也因为如此，后来在诸多讨论知青问题的论述中，很少有人会认真看待毛泽东的“12.11指示”。当时毛泽东作如此说，是否有些言不由衷，或者另有隐情呢？

“兔死狗烹”说：“上山下乡运动”是场阴谋？

在一些“文革”中一度十分活跃的“红卫兵”当中，这种看法有一定的普遍性。其代表作之一是贺文的“毛主席为什么送我们下乡”。[4] 这篇文章写道：“为什么老头子送我们下乡？十分简单：‘卧榻之上，岂容他人酣睡？’党内头号走资派刘少奇已经被打倒。曾经借过力的学生组织没有用了。大学生的人数少，先抓几个坏头头，日后再整‘五一六’，便可以了结。这几千万中学生该如何处理呢？下乡！把他们送到广阔天地里去，听凭他们自生自灭，于是经过‘战火锻炼’出来的红卫兵组织便消解于无形之中也。”

最近，有关毛泽东召见北京高等院校“5大学生领袖”的谈话记录在网上披露[5]，据说，当年毛泽东曾坐等彻夜。于是有网友评论，毛泽东当时已感到学生是心腹大患，这成为他发动“上山下乡”运动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类说法只是一种猜测，没有什么旁证材料。事实上，当时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人数虽多，但组织松散，且派别纷杂。毛泽东深谙权术，并不难控制这些“红卫兵”。更何况在当时全社会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狂热中，毛泽东对“红卫兵”有绝对的号召力。毛泽东1968年7月28日凌晨召见“5大学生领袖”时，为他们调解派系冲突，并批评了学生们的“武斗”活动，召见后“5大领袖”回到学校随即放下武器、拆除工事。[6] 显然，毛泽东对高等院校的“5大学生领袖”有极高的威慑力和控制力。如果以此次接见为依据，说“红卫兵”成了毛泽东的心腹大患，为此毛发动了“上山下乡运动”这场牵涉全国千家万户的规模宏大的社会运动，恐怕缺乏依据。事实上，大学“红卫兵”中真正参加“上山下乡运动”、到农村安家落户的，只是少数人。

“上山下乡运动”的主要对象是中学毕业生，而中学的“红卫兵”当时最不可能威胁毛泽东的统治地位。中学“红卫兵”们组织松散、没有纲领，又年青幼稚，是没有统一行动能力的“乌合之众”。中学生充其量会因无所事事而结成流氓团伙，干扰社会治安，他们的行动破坏社会安定或许有余，要挑战当局则远非可能。其实，当时全国各大城市里“武斗”闹得最凶的并不是学生，而是工人。但毛泽东并未把参加“武斗”的工人送到农村定居以示惩罚。显然，“兔死狗烹”之说没有很强的说服力。

“上山下乡运动”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

许多“上山下乡运动”和“知青问题”的研究者支持“上山下乡运动”的“经济根源说”，这一假说也为官方文件所证实。最具代表性的文件是1981年10月“国务院知识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起草的“25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7] 这个文件至今似乎仍然代表着政府对这场运动的基本看法。这个文件就“上山下乡运动”的原因提出了两点说明：其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50年代根据中国人口多、底子薄、就业难的国情提出来的，是党解决就业问题的一次大试验。它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其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来是一个就业问题，但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被当成政治运动去搞，指导思想偏了，工作上有严重失误，造成劳民伤财，人民不满，也损坏了上山下乡的声誉。

为了减轻当时政府对“上山下乡运动”严重不良后果的责任，这个文件声称“上山下乡”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这一说法不足为信。在“文化大革命”之前，虽然有城市居民去乡村或边疆落户，但那只是少数人的行动，并未成为全国性的强制性政策。实际上，“上山下乡”作为“运动”，就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

不过，这个文件说了一些实话，认为“上山下乡运动”想解决的“本来是一个就业问题”，但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指导思想偏了 ，工作上有严重失误，造成劳民伤财，人民不满”。此后，官方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从来没有越过这一界限。在民间，持这种观点的人也非常普遍。例如，有人指出，“知青问题从根本上讲是就业的问题。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当经济问题无法用经济的，市场的手段来解决的时候，就演变成了一场不堪回首的政治运动。”[8]

毛泽东发表“12.11指示”时，“文化大革命”已历时两年半，在此期间，大、中、小学全部奉命停课“闹革命”。其后果是：全国各大学积压了3届毕业生等待就业；全国城乡的高中里有3届高中毕业生等待就业或升入大学，但因经济停滞、大学停止招生而无法安排；于是全国各地正在等待升入高中的3届初中毕业生也就没有出路；这又进一步造成了小学毕业生无法正常升入初中，小学校舍过度拥挤，连带着使学龄儿童无法正常入学。显然，毛泽东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把整个教育系统拖入了严重的混乱局面。当时正是1949年后和平年代里第一个人口增长高峰时出生的青年人大批进入就业期，其人数之大前所未有。恰恰在这一时刻，“文革”使得城市工业的发展基本停顿，社会上自然就不会有新的就业机会。于是，在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之间形成了一个“死锁”，被这个“死锁”卡住的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初中、高中、大学的毕业生。

雪上加霜的是，1959年至1961年的3年全国性大饥荒之后出现的人口出生高峰正在60年代末转化成学龄儿童入学高峰，迫切需要整个教育系统迅速消化积压了3年的毕业生，以便腾出师资校舍，接纳新生。这就如同上下水道之间的关系：上水道来水不断，而下水道又严重堵塞，这势必造成大水泛滥。于是，在“接收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名义下，政府通过“上山下乡运动”，把几百万积压了3年的中学毕业生象“清淤”一样地从教育系统中输送到全国农村去，从而得以恢复中小学教育系统中学生的正常入学和毕业，又回避了无法解决的城镇就业安排问题。

当然，在“清淤”过程中，“毛主席的红卫兵”们就只能是“文革”和党的牺牲品了。从当时中国的国情看，“文革”对整个国家经济社会的破坏如此严重，这几百万“知识青年”的命运似乎就注定如此了。问题还不止于此，完成了这3届毕业生的“清淤”之后，中小学系统虽然恢复了运转，但经济却毫无起色，城镇里仍然没有多少就业机会，于是大批中学毕业生还是只能“上山下乡”。“上山下乡”就是这样从应急手段变成常规制度的。

但是，政府始终回避的一个事实是，“上山下乡”其实只是缓解了政府所面对的无法安排城市中学毕业生就业的压力。而无论对“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来说，还是对接受下乡“知青”的农民来说，这个就业问题根本没有解决，它只是从政府手中转嫁给了农民。因为，在经济落后地区务农的“插队知青”不一定能养活自己，往往还要靠城市里的父母接济。如果政府把强迫“知青”到农村里苟活称为“解决就业问题”，只会挑起“知青”的怒火。对接收“知青”的农村生产队来说，“知青”的到来一般不会增加当地的农业产出，所以下乡的“知青”其实是来“分”农民的“饭”吃。正因为如此，当时许多生产队拒绝接收“知青”，即便接收了也只肯接收寥寥数人，还要求政府另给补贴。由此可见，“上山下乡运动”中安排城市“知青”到农村“插队落户”，其实质是政府强迫农民养活城市经济无法雇佣的失业城市青年，这绝不是就业问题的解决，而是把政府责任和财政负担转嫁给农民，是变相地对农民强征“知青税”。

“上山下乡运动”功过辩

“经济根源”说似乎触到了这次运动的实质，它指出，政府发动“上山下乡运动”其实是因为在“就业问题”上面临无法解决的压力。从这个角度来看，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接收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说法，其实只不过是在“革命”的旗号下对青年的又一次愚弄而已。许多“知识青年”下乡之初，并未充份领会到这一点，但后来就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毛泽东那些说法的欺骗性，进而对毛泽东时代的政治体制产生了怀疑。“文革”之后出现的“反思”、启蒙、改革浪潮，与“知青”一代的政治觉醒有密切关系。毛泽东完全没想到，他号召发动的“上山下乡运动”确实“再教育”了一代人，但这一“教育”的结果与他期待的正好相反，不是培养了“反修防修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而是造就了“非毛化”（用毛泽东的话语来说，也就是实行“修正主义”）的支持者，其中还包括一大批在80年代活跃于思想、学术、文化、政治各领域的“毛泽东思想”掘墓人。

现在，对“文革”10年中的“上山下乡运动”，人们大都持否定态度。有人认为，这是一场民族灾难，整整毁掉了一代人，造成了社会混乱，知识断代，科研后继乏人，“算总帐，当然是得不偿失。整整延误了一代人，其灾难性后果无论怎样估计都不过份”。[9] 也有人认为，毛泽东“是这个悲剧性运动的总导演。知青上山下乡政策的出台，并不是代表中国共产党集体的一项成熟的政策，而是较多地反映出毛泽东的个人意志及其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讲，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毛泽东的晚年失误之一”。[10] 还有人认为：“对知青运动的评价，其中某些有血有肉的复杂层面，当然可以各人有各人的异样感受，但这是一场荒谬的、应予以否定的运动，这点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知青上山下乡如果有很多可取之处，它就不可能受到1,600万知识青年和广大老百姓的顽强抵制。10年风雨，知青的抗争从来就未曾停止过。”[11]

“上山下乡”的“知青”当中，大部份是到农村“插队落户”，但还有一部份虽然也是务农，过的却是“生产建设兵团”的集体生活，他们的状况与“插队知青”有很大不同。“上山下乡运动”前期，全国各地组建了许多“生产建设兵团”，有一大批“知青”到这些“生产建设兵团”参加“屯垦”。“屯垦”之制古已有之，往往是让驻军就地垦荒种田以减少军费开支。“生产建设兵团”虽有“屯垦”的功能，但却非正规军队，它同时兼具安排城市失业青年就业和备战的目的。如果从单纯安排就业的角度看，供养“生产建设兵团”成员的成本高于在城市企业里雇佣学徒工，那时一个学徒工的月工资约20元，而“兵团战士”每月的伙食费及津贴费比20元多得多，另外还有被服、房建等开支。由于成立“生产建设兵团”的军事目的远重于“疏通就业渠道”，所以当时政府为组建和维持“生产建设兵团”花费了大量资源。

1968年底，中苏关系已从“政治对立走向军事对立”。毛泽东向全国发出了“全民皆兵”，“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等一系列关于备战的指示。城市里开始修建防空洞，沿海地区不少军工企业纷纷西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地组建了以“知青”为主要成员的大量“生产建设兵团”。从1969年初到1970年，原有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大规模扩大建制，同时新成立了内蒙古、兰州、广州、江苏、安徽、福建、云南、浙江、山东、湖北共10个“生产建设兵团”以及西藏、江西、广西的3个农垦师，加上50年代组建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国共有12个“生产建设兵团”及3个农垦师。

这里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为例，简单介绍“生产建设兵团”的编制。“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共有6个师39个团，1972年全“兵团”的现役军人、退伍军人和“知识青年”达17万人。[12] 该“兵团”各师沿中蒙、中苏边境驻扎，直接受北京军区指挥，连长、指导员、副连长、副指导员以上干部均为现役军人。平时以“屯垦”务农为主要任务，但每个连均设有“武装排”，“武装排”每人配备步枪、手榴弹，排长配备冲锋枪，每个排还配备了机关枪。[13] 然而，这些来自城市的“知青”其实并未受过正规的野战训练，武器简陋且配备不足，在军事上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作用。

当时，“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结构与“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相似，但前者所辖的师、团更多，主要驻扎在东北中苏边境附近的北大荒地区。这两个“生产建设兵团”沿中苏边境线的配置，是为了一旦发生军事冲突能暂时延阻苏军的进攻。用当时的语言来说，这几十万“知青”是国防前线的一道“血肉长城”。确实，从这些“兵团战士”的军事训练基础和作战能力来看，他们就是一道“血肉”筑成的战线，在战争状况下这些师、团的“作战”主要靠的是“兵团战士”的“革命豪情”和“一腔热血”。幸好，中苏之间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这是“兵团战士”们的幸运。

“上山下乡运动”的那段历史是那样痛苦，那样不堪回首，那样“值得否定”。但是，今天来回顾这场运动，是否可以问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没有“上山下乡”这样惨重的代价，是否会有改革开放的今天？毫无疑问，“上山下乡”的这一代人是“被愚弄”的一代。在中国特定的历史场景中，“上山下乡”似乎是这一代人无可逃避的沉重“使命”。这一代人承担了这个“使命”，为共和国走出荒诞岁月、渡过难关付出了沉痛的代价，人们不应该忘记这一点。

注释

[1] “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见《人民日报》，1968年12月23日。

[2]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很有必要”，见《20世纪中国全纪录》（广州市文化传播事务所编辑，北峪文艺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929页。

[3]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见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

[4] “毛主席为什么送我们下乡”，贺文，见 http://archives.cnd.org/HXWK/column/History/cm9301d-3.gb.html。

[5] 毛泽东召见“五大学生领袖”。见“‘文革’时曾不可一世，五大学生‘领袖’今何在？”，人民网， http://hi.people.com.cn/news/2003/10/29/93928.html。

[6] 出处同上。

[7] 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中国检察出版社（北京），1997年，283至284页。

[8] “知青问题的经济根源”，见《大众网》， http://www.dzwww.com/jingjidaobao/renwenchoukan/200309240589.htm。

[9] 唐龙潜，“毛泽东和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见《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lish/150.htm。

[10] 郑承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评价”，见《为中华之崛起》，http://www.cass.net.cn/zhuanti/y_party/yc/yc_m/yc_m_031.htm。

[11] 蓝关雪，“知青血泪30年”，见《中国报导网》， http://members.lycos.co.uk/chinaweekly/html/ns000380.htm。

[12] 关于“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情况，参见《兵团战友网》，http://bingtuan.com/btdsj.htm。

[13] 见《兵团战友网》，http://bingtuan.com/jsbt.htm。

谢选骏指出：其实早在1968年12月22日之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就开了鍋了。甚至在文革开始之前，毛泽东就会把青年赶进他自己当初千方百计逃亡出来的农村。因为进城以后的毛泽东，找不到稳定的工作，毛泽东成了“没找到”的城市盲流，甚至给洗衣店跑腿混饭吃……最后这个“没找到”走投无路，只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落草为寇——失业青年“没找到”老了之后成了“毛泽东”——他为了报仇雪恨，就要让全体青年失业失学！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终极秘密。难怪他死之后时候，他的党羽就自相残杀了，那就开始了青年解放的日子。


【23、毛太猪的《论持久战》来自蒋百里的各种著作】


《蒋百里，“论持久战”第一人》（网易 2022-04-25）报道：

蒋百里（1882-1938），名方震，字百里，清末秀才、民国时期著名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1901年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1906年留学德国，1912年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后又出任陆军大学代理校长。1938年11月4日，蒋百里病逝于广西宜山（今广西河池市（。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进攻沈阳北大营，揭开了历时14年之久的中日战争。此时，中国举国上下群情激愤，抗日情绪浓烈。然而中日两国国力和军力都差距甚大，面对强大的日本军队，中国军队根本就不在同一个层次上。抗日战争能打赢吗？应该怎样打？这是一个摆在所有中国人面前的现实的问题。作为当时中国最高水平的军事战略学家，蒋百里心里很明白，上街发传单、喊口号是干不掉日本兵的，他的做法是脚踏实地对日本的社会、军事、政治各方面进行充分的研究，结合对国内的充分了解，完成专业的对日作战方略。

从1932年开始，蒋百里陆陆续续地发表了许多对日战争战略问题的研究论文，提出了“持久战”这一对日战略思想。1937年初，他汇集了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出版了军事论著集《国防论》，提出了三点对日作战战略：

第一，中国对日不惧鲸吞，乃怕蚕食，故对日不应步步后退，而要主动地实施全面抗战，化日军后方为前线，使其无暇消化占领区，从而使日本无法利用占领的地区提高战力；

第二，主动出击上海日军，迫日军主力进攻路线由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的南北路线改为沿长江而上的东西路线，从而充分利用沿江的山地与湖沼地利，抵消日军兵器和训练方面的优势；

第三，以空间换时间，打持久战，积小胜为大胜，通过时间的消耗拖垮日本。

1938年，蒋百里英年早逝，享年56岁，未能看到他所向往的抗日战争的胜利。不过，他留下的军事战略思想却对后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蒋介石、白崇禧等军事统帅们后来基本上执行了蒋百里提出的“持久战”这一战略思维，以弱小的军力拖得日军打也打不赢，走也走不了，最终获得了对日战争的胜利。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了一系列讲演，后来他把这些讲演稿汇总在一起，编辑整理，写出了一篇文章，名字叫《论持久战》，详细地讲述了“持久战”的战略思维及作战方法。毛泽东及其秘书们是这篇文章的作者，但我想问一个问题：“持久战”这一对日作战战略思想的发明创造者是谁？

谢选骏指出：毛泽东后来篡党夺权，被其狗崽们称为“太祖”——其实也就是一头肥头大耳的“毛太猪”。但也因为抢劫到了所有东西的专利和所有权，来自蒋百里的《国防论》的“持久战思想”以及蒋百里的各种思想，当然也就成为毛猪的遗产了。


《“持久战”是蒋百里最先提出来的吗？》（2014-03-31 胡新民）報道：

请放在专栏，谢谢！

毛泽东1938年5月的《论持久战》一文，自发表以后就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并赢得了高度评价，其影响力经久不衰。但前段时间，有些文章认为国民党方面有几位名人早在毛泽东《论持久战》发表以前就提出了抗日持久战思想。其中提到最多的是民国军事理论学家蒋百里。因为某些这样的“挺蒋”文章还是出自于资深学者之手，因而也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

这类文章中比较有影响的一篇的是出自于一位中国近代史专家之手。这位专家在《找寻真实的蒋介石》一书中把蒋百里、白崇禧等人都列为抗日持久战思想的先行者。关于白崇禧，笔者已另有专文，通过翔实的史料证实该专家的论述是无根据的。因此本文只谈蒋百里。

这位专家认为蒋百里在1928年就提出了持久战的思想，只是可惜“均未形成文字”。这实际上就是说，没有确实可信的书面资料证明确有其事。蒋百里是民国时期的一位优秀的军事学理论家，于1938年11月去世。他未经历大部分抗战。客观而论，蒋确实对中日战争的分析提出过一些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但是，关于抗日持久战，他涉及的程度还只是停留在一些谈话和文章中提到过或者简单谈到过而已。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蒋百里虽然研究的是军事学，但并没有写过一本长篇军事专著，只是在报刊上发表过一些关于军事的文章。后来人们经常提到的《国防论》，就是他多年文章言论的结集。

除了那位专家的说法外，比较有影响的还有某位名学者撰文“归纳”出的蒋百里的抗日持久战思想。这位学者在他的《国破山河在》一书中作出了这样的“归纳”：蒋百里“在《国防论》和其他著作中阐述的对日战略，归纳起来有三：第一，中国对日不惧鲸吞，乃怕蚕食，故对日不应步步后退，而要主动地实施全面抗战，化日军后方为前方，使其无暇消化占领区，从而使日本无法利用占领的地区提高战力；第二，主动出击上海日军，迫日军主力进攻路线由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的南北路线改为沿长江而上的东西路线，从而充分利用沿江的山地与湖沼地利，抵消日军兵器训练方面的优势；第三，以空间换时间，行持久战，通过时间的消耗拖垮日本。具体做法为将日军拖入中国地理第二棱线，即湖南、四川交界处，和日军进行相持决战。”

《国防论》究竟有没有这样的内容？这本书是怎样出版的？有些什么特点？下面不妨通过三个方面来剖析一下，以达到以史为鉴的目的。

《国防论》没有关于抗日持久战的文字

《国防论》中的文章有出现“持久”两个字的地方，但与抗日持久战没有关系。为节省篇幅，只举一例：“国防的部署，是自给自足，是在乎持久，而作战的精神，却在乎速决，但是看似相反，实是相成：因为德国当年偏重于速决，而不顾及于如何持久，所以失败，若今日一味靠持久，而忘了速决，其过失正与当年相等。”

《国防论》也没有“抗日”“抗战”和“抗日战”之类的词句。出现“日本”这两个字的有几处，涉及到的是“我是先在日本军队中研究德国战术”“日俄之战”“日本甲午战胜的原因”等等。但发现这些都与抗日持久战无关。

同时，还可以从《国防论》的篇目中看到所有文章均与抗日持久战无关。

第一篇国防经济学

第二篇最近世界之国防趋势

第三篇从历史上解释国防经济学之基本原则

第四篇二十年前之国防论

第五篇十五年前之国防论

第六篇中国国防论之始祖

第七篇现代文化之由来及新人生观之成立。

《国防论》的出版背景说明与抗日持久战无关

从1933年开始，国民党在江西省庐山举办军官训练团，其正式名称为中国国民党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军官练团。1930～1932年﹐国民党军队在围剿中国工农红军的战争中屡遭失败﹐蒋介石认为是各部队的中初级军官武德﹑武学尚欠深造所致﹐遂决定在江西省庐山举办军官训练团﹐以图提高部队对红军的战斗力。蒋百里在1937年7月开始在那一期的训练团上讲课。能在训练团讲课的人，都是蒋介石认为可以真正理解和宣传蒋介石治理思想的人。众所周知，蒋介石对当时德国的纳粹模式是推崇备至的。蒋百里于1935年夏天受蒋介石派遣，以军事委员会高等顾问名义，前往德国意大利考察，并得到了希特勒的接见。在德意期间，蒋百里曾给蒋介石发回大量的函电。据曾在蒋介石侍卫室工作八年之久的秋宗鼎回忆，侍卫室每天都要收到来自各方面的文电，蒋介石一般都兴趣不大。但对蒋百里“从欧洲报道德意法西斯统治的情况，蒋就非常欣赏。”（见《文史资料选辑》第八十一辑第150页）。蒋百里1936年12月初回国，半年后即前往庐山讲课。他在课堂上讲的主要内容肯定要符合办训练团的宗旨。下面可以通过这期训练团的主要日程看出学习课程的内容与抗日无关。

5月27日，蒋介石抵庐山，筹划该年暑期训练事（也称“第二届庐山暑期训练团”（。决定调集全国军官师旅长以上人员（在“剿共”区域部队调团长以上军官（、各省县党部委员、专员、县长、警察局长、民政科长、教育局长、中学校长等到庐山受训。训练团分两期举办，每期约四千五百人。

6月27日，蒋介石赴训练团，召集大队长以上官长训话，题为《建国训练的要点和实际的目标》。

7月1日，训练团开学。训练在海会寺和牯岭两处同时举行。全团设军事、党务、教育、县政、警政、军训、政训、童军、新运九个组。

7月8日，蒋介石出牯岭赴海会寺。同日下午，卢沟桥事变消息在牯岭传开。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以前，即“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实际上长期对日本采取妥协退让政策，抗日并不是国民党政府的主旋律，因此他们举办的任何培训学习活动，并不是针对抗日的，而是针对“剿匪”和“建国”的。庐山军官训练团本来就一直与抗日无关，但这一期意外地遇到了卢沟桥事变，才有了蒋介石于7月16日邀集各界人士158人在庐山举行的谈话会。会上讨论了《应战宣言》。蒋介石在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后，认识到“不能避战矣”，才决定公开发表《应战宣言》。为了减少这份《宣言》的冲击力，蒋介石还将之改称为“谈话”。并同时表示：“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这期庐山军官训练团的原定学习内容与前面历届一样，只是由于卢沟桥事变这个突发性事件，蒋介石又正在庐山，才使某些人把庐山军官训练团的第一期训练内容和抗日联想到一起了。说得直白一点，这不过是一种牵强附会而已。

7月18日，蒋百里讲课的那一期，即第一期（共两期）训练团的学员举行毕业典礼。在典礼上，蒋介石发表了《建国运动》的主旨讲话。

在讲课期间，为了帮助学员们学习，蒋把过去的一些文章，合编在一起，印制成册，作为辅导教材提供给学员。这些过去的文章主要是蒋百里在考察欧洲各国一战以后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感想。有的文章结合中国古代的军事思想，阐明对国防建设的主张，包括军事教育之要旨、国防经济学等。因此，在这种背景下出版的《国防论》，和抗日持久战没有关联也是很正常的。

《国防论》的缺陷佐证与抗日持久战无关

从学术的观点看，由于《国防论》是文章的合集，且各篇文章发表的时间跨度比较大，因而整体缺乏明晰的系统思路。当时有的学者就对此有所批评。蒋百里1938年10月下旬抵达桂林，拜访了他的一位相交四十余年的老朋友张宗祥先生。张提到蒋出版的两本书，一本是小册子《日本人》，一本是文章合集《国防论》。张认为《日本人》不错，“至于《国防论》新旧杂揉，此犹是从前考书院作风，何不删繁就简，使成有系统之书？”蒋百里笑着回答：“子说诚是……至于《国防论》则取其字多，好多得稿费而已。”（见《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之《蒋方震小传》中国文史出版社）。尽管蒋百里在这里的用的是一种自嘲的口吻，但至少也可以佐证《国防论》一书与抗日持久战确实无关。

谢选骏指出：上文欲盖弥彰——《国防论》既然是在抗战正式爆发之前完成的，怎么能够直接涉及中日冲突呢？最多只能“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罢了。否则还不酿成了“外交纠纷”了吗？


网文《蒋百里》报道：

蒋百里（1882年10月13日—1938年11月4日）， [51-52]  名方震，字百里，浙江省杭州府海宁州硖石镇（今海宁市硖石镇）人。 [1]  中华民国军事教育家。 [2]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考入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主编《浙江潮》杂志，宣传革命。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步兵科，名列第一，与蔡锷、张孝准被视为“中国三杰”。 [6]  蒋百里参与了新文化运动、“基尔特社会主义”运动、“废督裁兵”、“联省自治”运动、“省宪运动”等资产阶级的政治改良运动。 [15]  他还先后几次主持军官学校，都积极革除弊端，醉心军事教育。 [3]  晚年从旁佐助当局发展国防和开展外交，负责向当局提供军事、外交咨询，后又受任为陆军大学代校长。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赴任途中，于11月4日病故于广西宜山，年仅56岁。 [15] 

蒋百里学推欧亚，文武兼备，著述宏富，尤精研兵法。 [43]  是把近代西方先进军事理论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人，他创立的国防经济学成为中国近代军事思想上的重要篇章。 [15]  他还是国民政府对日作战计划的主要设计者。代表作《国防论》成为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军队的战略指导依据，是中国抗战国防战略的重要基础。 [5]  被认为中国近代国防理论奠基之作。其《军事常识》是中国近代军事理论的开山之作。 [4]  其他著作有《欧洲文艺复兴》、《东方文化史及哲学》等，后又辑为《蒋百里全集》。 [15] 

清苦童年

光绪八年（1882年），蒋百里出生于浙北硖石镇的大家族。蒋百里原名蒋方震，百里是他的字。 [7] 

光绪十九年（1893年），11岁的蒋百里回原籍蒋氏家塾附读。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蒋百里参加桐乡县“观风题”考试，获得“超等第一名”。 [2]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春，18岁的蒋百里应同邑桥镇孙氏之请，聘为塾师。不久在县令方雨亭的介绍下，蒋百里到林启创办的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就读深造，同学中有钱学森之父钱均夫、医学家厉绥之、民国开国名将施承志等。当时，志士唐才常组“自立会”，谋在汉口、湖南等地同时举义，后力战三天失败，唐才常被杀。蒋百里闻唐才常死，题诗追悼：“君为苍生流血去，我从君后唱歌来。” [8] 

留日生涯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方雨亭县令、知府林启、监院陈仲恕3人共同出资，送蒋百里东渡日本留学。 [26]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蒋百里当选为中国留日学生大会干事，并组织“浙江同乡会”。 [26]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2月，蒋百里与厉绥之等人创办大型综合性、知识性杂志《浙江潮》。该杂志32开本，月刊，每期约8万字，行销国内。蒋百里为《浙江潮》所写的发刊词，其思想之尖锐深邃不亚于《湘江评论》和《新青年》。 [2]  他又以飞生、余一等笔名，发表《国魂篇》、《民族主义论》等长篇论文连载，宣扬民主革命，提倡民族精神。立论独到，条理清晰，文辞流畅，感情奔放，颇类梁启超文笔；而他倾向革命，又不同于梁启超的改良主义，颇受读者注意。也是在此期间，蒋百里结识了戊戌变法失败后亡命日本的梁启超，并执弟子礼。 [26]  鲁迅积极支持《浙江潮》，每期都寄回国内让亲友阅读，他的第一批作品《斯巴达之魂》等，即发表于《浙江潮》。身系上海狱中的章太炎的诗文也在该刊登载，《狱中赠邹容》一诗万人争诵。 [9]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蒋百里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科第三期毕业班毕业，把代表第一名的日本天皇佩剑带走。

筹建新军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蒋百里应清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聘为东北新军督练所总参议（督练所是一省督练新军的最高枢纽，督办由将军或督抚兼任，其总参议相当于总参谋长），筹建新军。赵尔巽奏保蒋为“特异人才，可以大用”。蒋百里被派遣到德国研习军事，成为兴登堡将军（后为德国总统）下面的连长。后为德意志国防军第七军营长。 [2] 

1910年在德国考察军事

1910年在德国考察军事 [4]

宣统二年（1910年），蒋百里返回北京，受邀住在“宗社党”首领良弼家中。良弼也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以知兵而为清末旗人翘楚。良弼看中了蒋百里，任命蒋百里为京都禁卫军管带。 [26] 

宣统三年（1911年）初，赵尔巽任东三省总督，向朝廷奏请调蒋百里回督练蒋百里所仍任原职。但因为蒋百里那时的官衔只是管带，属于中下级军官，而总参议则是上中级军官。赵尔巽特意想了个变通的法子：在奏折上避去管带官衔，而改称“留德学生蒋方震”，“以二品顶戴任用”。蒋百里在京都禁军管带任上，很受官兵拥戴。他辞卸当日，全营官兵围在他住所的门前，良弼用梯子从后楼把他偷偷接下来。当天，蒋百里就离开北京，二入奉天。武昌起义后，蒋百里任浙江都督府总参议。民国成立，又调任陆军部高等顾问，以及袁世凯的总统府一等军事参议。 [36] 

致力改革

民国元年（1912年）年底，袁世凯起用蒋百里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蒋百里赴任之际，就承诺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学生训练成最优秀的军官，如不效，则当“自戕以谢天下”。并赠每人一册梁启超所著《中国之武士道》，以奖掖军人当勇武善战、忠于国家。蒋百里要办一流军校的理念，与北洋政府把军校当摆设的设想南辕北辙。半年之间，经费屡屡克扣，段祺瑞所掌管的军部一再告诫蒋百里莫要改革。 [8]  但蒋百里不是空谈而盲目的爱国者，在保定军校就以日本为假想敌训练新军。 [4]  他仍培养了陈铭枢、唐生智、刘文岛、龚浩、万耀煌等大批将帅。

民国二年（1913年）6月，蒋百里开枪自杀，被勤务兵力阻，子弹由肋骨间穿出，幸未受致命伤。袁世凯闻讯，立即商请日本使馆派军医带护士坐专车赶赴保定医治。随后蒋百里康复 [26] 

助蔡讨袁

民国三年（1914年），袁世凯将总统府军事处改组为“海陆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蒋百里仍任参议。写成《孙子新释》，在《庸言》上发表。《孙子》十三篇，蒋百里只笺释了第一篇《计篇》，但大量运用了西方近代兵学家克劳塞维兹、毛奇、伯卢麦等言论，与《孙子》相互参证，加以阐发。 [26] 

民国四年（1915年），蔡锷与蒋百里密商，佯装赞成袁世凯称帝。 [26] 

民国五年（1916年），袁世凯称帝，蒋百里入川辅佐蔡锷讨袁。袁世凯死后，陪蔡锷去日本就医。不久蔡锷以疾终，并口授蒋百里代写遗电。 [26] 

民国六年（1917年），蒋百里回国，任黎元洪总统府顾问。 [26] 

民国八年（1919年），蒋百里撰《德国战败之诸因》，为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所引用。着手考察瑞士民兵制，这是他军事思想的重大转变。。 [26] 

叱咤文艺

蒋百里撰写的《欧洲文艺复兴史》

蒋百里撰写的《欧洲文艺复兴史》

民国九年（1920年），梁启超深感于欧洲的文艺复兴，决心放弃政治生涯，全力从事新文化运动，蒋百里积极参与，成了梁启超最得力的助手，号称“智囊”。他不仅出主意，更著书立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战将。9月，梁启超与蔡元培、汪大燮发起成立“讲学社”。“讲学社”先后邀请了四位国际名人来华讲学：杜威、罗素、泰戈尔以及杜里舒，具体事务由总干事蒋百里负责。 [26]  英国哲学大师罗素、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华，蒋百里代表讲学社具体负责接待工作。 [4]  梁启超还组织“共学社”，系统介绍西方文化，由商务陆续出版，开始几年都由蒋百里主持编审工作。蒋百里还着手与张宗祥共同翻译马克思的《资本论》，后因事忙而中止。 [26]  同年冬，蒋百里还与郑振铎、茅盾等人发起成立了文学研究会。 [10] 

民国十年（1921年）1月，湖南省成立“湖南自治根本法起草委员会”，蒋百里以学者名流身份在开幕式上作《论军事与联省自治》演说，并参与起草《湖南省宪法草案》。省宪中规定了义务民兵制，即为百里所建议。撰文《五十年来的湘军》。蒋百里还当选浙江省议会议员，参与浙江省宪起草工作，支持“联省自治”。在长沙教育会同学诸人欢迎会上演说《世界军事大势与中国国情》。蒋百里将欧洲考察的成果写成一本《欧洲文艺复兴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26]  梁启超为之作序，竟写了5万多字，梁启超只好另作短序。后来梁启超将这篇长序改写、充实，取名《清代学术概论》，反过来又请蒋百里作序。 [2]  问世后，《欧洲文艺复兴史》极受读者欢迎，十四个月出了三版。曹聚仁撰文《文艺复兴时代型的人物一蒋百里先生》，将其拟之于达芬奇。 [26]  蒋百里又主编《改造》杂志，其影响力仅次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 [37] 

民国十一年（1922年），蒋百里发表《截兵计划书》。撰文《中国五十年来军事变迁史》。 [26] 

辗转内外

民国十二年（1923年）春，蒋百里之母杨太夫人病逝。蒋百里随即从北京返乡葬母，后由津浦路北上，车过徐州时，他指着窗外对同行的学生龚浩说：在不久将来，中国和日本必有一战，一旦战事爆发，津浦、平汉两线将被日本占领，中国国防线大体应北起太原，经洛阳、襄阳、衡阳这三阳线，是为东部平原与西部山地的连接地带，日后可作抗击外敌入侵。 [4]  松坡图书馆在北京成立，梁启超任馆长，蒋百里主持编辑部。 [4]  年末，蒋百里与胡适一起创办新月社，并同徐志摩结为至交。 [26] 

民国十四年（1925年），蒋百里在上海居住时，常往来于湖南、浙江、湖北三省，力求调和孙传芳与吴佩孚，未果后，蒋百里和夫人蒋佐梅化装至汉口，就吴佩孚总参谋长职 [26]  ，吴佩孚对蒋百里敬礼备至，呼之为“先生”。 [36] 

1932年，出狱归来时摄影 [11]

民国十五年（1926年），蒋百里因吴佩孚不“讨奉”而辞职，去上海投孙传芳。 [26]  孙传芳请蒋百里担任上海商埠总办，蒋百里推辞不任，并介绍丁文江任其职。 [36]  5月间，蒋百里曾赴日本治病。 [26] 

民国十六年（1927年），国民革命军克复南京、上海、杭州。国民政府迁都南京，总司令蒋介石命刘文岛接公进京，在三元巷总部晤谈，礼遇优渥。 [26]  蒋百里指陈时局，认为当时形势对日宜采缓兵之计，不要让日本人有所疑虑引起无谓纠纷。于是蒋介石派蒋百里赴日，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和朝野人士说明国民政府政策与组织，游说的效果很好。 [36] 

民国十七年（1928年），蒋百里在上海定居，期间曾赶往北平探视梁启超。 [36] 

民国十八年（1929年），蒋百里支持原湘军将领唐生智起兵“倒蒋”。 [26] 

民国十九年（1930年），蒋百里受软禁，侄蒋复璁来探望，慰以“能受天磨真铁汉，不遭人忌是庸才”。稍后，与蒋介石达成和解。

民国二十年（1931年），蒋百里潜心研究西方哲学、佛学、历史及文学。 [26]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蒋百里出狱后，自号淡宁。 [26]  时十九路军参谋长张襄及淞沪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林建铭等，都是蒋百里执掌保定军校时的学生。一·二八事变发生后，他们拜访蒋百里请教，蒋百里用民族大义来勉励他们。之后他们向蒋百里咨询战略，蒋百里也乐于指导。淞沪战争停止后，蒋百里居家无事，闭门课女，养花自娱，潜心著述。 [36] 

心系抗战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蒋百里奉蒋介石之命以私人身份赴日本考察。原士官同学真崎说:“你们东北地广人稀，富源委藏于地，而日本人口众多，不能不求一条出路。”百里愤慨道:“那么你们强占就是了，讲什么冠冕堂皇的理论!”回国后，蒋百里认为中日必有一战，拟定多种国防计划，呼吁国民政府备战。[11]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撰文《从历史上解释国防经济学之基本原则》，说:“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则强，相离则弱，相反则亡。” [26]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蒋百里以军事委员会高等顾问奉派出国。行前与蒋介石密谈。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蒋百里赴欧美各国考察军事。在德国，蒋百里会晤希特勒，希特勒赠以世运会纪念章。在考察中，蒋百里体会到“军民合一”“经济与国防合一”的重要性，在新作《总动员纲要》中提出“民事与军事融成一片”的建议。归国后，蒋百里大力倡议发展空军。中国最早关于空军构建的思想，来自陆军出身的蒋百里。他还碰巧成了“西安事变”的“陪客”。 [26]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初，蒋百里最重要军事论著集《国防论》出版，轰动一时。9月，蒋百里以蒋介石特使身份出访意、德等国，10月面见墨索里尼，11月又赴德国柏林。 [5]  回国后发表《日本人》及《抗战基本观念》，断定日本必败，中国必胜。 [36] 

生荣死哀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蒋百里奉电考察法国，便带上五女儿蒋和离开，留下三女儿蒋英在德国完成音乐学业。蒋百里打算去法国巴黎及英国伦敦。国民政府中枢旋电促回国，预备参加国防参议会改组后之参政会。夏初，与女蒋和由马赛乘船回国，5月抵汉口。蒋百里未出国之前，即为《大公报》撰写“星期论文”，归国后，蒋百里更每日撰文或讲演，先后撰有《为国联开会敬告英伦人士》、《抗战的基本观念》、《抗战一年之前因与后果》、《欧洲大陆英雄之覆辙》等文。10月，蒋介石委任蒋百里为陆军大学校长，蒋百里一再谦谢，愿为该校教育长，终以代理校长委蒋百里。时陆军大学设湖南桃源县，常往来湘鄂，备极辛劳，而夙病以发。为迁移学校，至桂林后，蒋百里会晤多人，演讲多次，即渐感疲惫，精神大不如前。及至宜山，更加感到体力不支，不久，心脏病猝发，于11月4日与世长辞。15日被葬于宜山的鹤岭。 [36]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3月22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蒋百里 [36]  ，又因蒋百里“精研兵法，着述宏富”，“入参戎幕，多所擘划和匡扶”，追赠其为陆军上将。 [15] 

民国三十七年（1947年）11月30日，浙江省政府呈准中央公葬蒋百里，由广西宜山迁葬公于浙江杭州市西湖万松岭。 [2] 

主要影响

军事

蒋百里将军对日本人的军事评价不高，但他后半生和日本结缘不少。他是国民政府对日作战计划的主要设计者，他编著的《国防论》成为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军队的战略指导依据。抗日战争的战场上，蒋百里将军在保定军官学校、在陆军大学带出来的国防军子弟浴血沙场，成为中国军队高层指挥官的柱石。

“寓兵于农”

民国七年（1918年）9月，蒋百里参加“欧洲考察团”，归国后发表《德国败战之诸因》一文，详细分析了当时德国的形势、政略、兵略之失败，得出德国军国主义的失败乃“军阀之祸”所致的结论，从而改变了自己以往认为军队可以决定一切的思想观点，发现比军队更加深刻而有力的战争决定因素乃是老百姓。蒋百里提出了“寓兵于农”这一全民抗战的崭新军事理念。该文与后来德国鲁登道夫将军反省德国欧战失败教训的著作《全民族战争论》，互为表里，并驾齐驱，在国际军事论坛上受到高度重视。

军事经济理论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发表《从历史上解释国防经济学之基本原则》，提出：“我于民族之兴衰，自世界有史以来迄今日，发现一根本原则：曰：‘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则强，相离则弱，相反则亡’。”文中分别以蒙古人的马、欧洲人的船既是“吃饭家伙”又是“打仗家伙”为例，从而揭示了他们两度征服世界的奥秘，并以西人的国家动员与中国古代的井田制为例，对上述论点做了强有力的阐释。蒋百里把人民生活（经济）与武装战斗（国防）有机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大大开拓了人们对于如何取得战争最后胜利的对策思路。 [31]  [40] 

这种思路和民国二十四年（1945年）1月毛泽东提出的“军民两方同时发动大规模生产运动” [12]  和1945年4月《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中提的“全军应趁目前的时机，在不妨碍作战和训练的条件之下，一律学会完成部分的生产自给的任务” [13]  不谋而合。 [31] 

抗日战略

蒋百里在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出版的军事论著集《国防论》中阐述的对日战略，归纳起来有三：第一，中国对日不惧鲸吞，乃怕蚕食，故对日不应步步后退，而要主动地实施全面抗战，化日军后方为前方，使其无暇消化占领区，从而使日本无法利用占领的地区提高战力；第二，主动出击上海日军，迫日军主力进攻路线由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的南北路线改为沿长江而上的东西路线，从而充分利用沿江的山地与湖沼地利，抵消日军兵器训练方面的优势；第三，通过时间的消耗拖垮日本。具体做法为将日军拖入中国地理第二棱线，即湖南、四川交界处，和日军进行相持决战。蒋百里虽然在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早逝，中日的战争发展，恰恰按照他的预料进行，反映了他对两国实力与战略态势的准确把握。他在逝世前不久发表的文章中，更掷地有声地提出了今后中国对日战略的指导方针——“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同它讲和！”

蒋百里在“一战”结束不久，就著文称中日必战，并开始阐述建立国防中心区的初步构想。在为国民军草拟的组织大纲中，他建议国防建设的顺序应“以京汉铁以西为总根据地，逐渐东进以求设备完全” [41]  。为此，应注意两方面的事项：“物质上之准备”和“内部治安之责任” [41]  。关于物质上的准备事项，又包括四个方面：“一为兵器，上海、广州之兵工厂应改为民间工业之用。而于太原设兵工厂，俾与巩县、汉阳成三方面兵器补充之根据地。二为装备，武胜关、兖州附近，应特别设辎重材料厂等，俾南方兵力移动至北方时，得相当之准备品。三为交通，沿津浦京汉问之东西行国道及河流，应先着手整理。四为要塞，东部各据点。视形势之必要，得为要塞之设计。” [41]  可见，蒋百里此时已注意到处于沿海、沿江的兵工企业应未雨绸缪，迁往内地，以充实和巩固内地的兵工业，防止遭受敌人的突然袭击。这是因为中国是个弱国，一旦遭到强敌入侵，沿海一带将很难防守，但中国国土辽阔，有广阔的战略纵深地带，为了在战争爆发后将国家损失降至最低，应把企业迁至内陆地区，以图恢复元气。 [40] 

《国防论》认为，“中国国家的根本组织，不根据于贵族帝王，而根据于人民。中国国民的军事天才，不发展于侵略霸占，而发展于自卫”，“利用国民自卫心来保卫国家，没有不成功的”，“彼利速战，我持之以久，使其疲敝；彼之武力中心在第一线，我则置之第二线，使其一时有力无用处”。蒋百里的这些看法无疑是正确的，对指导抗战是有益的 [16]  。 [47] 

军事对垒

蒋氏名著《国防论》

蒋氏名著《国防论》 [11]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初夏，蒋百里的《国防论》问世。其中着重提出了三点：杜黑主义、总动员、速战与持久。此时已值抗战前夜，他所提出的这三点，正是摆在当时中国面前必须充分认识与亟待解决的重大军事课题。面对日军侵华战争即将爆发、而当时中国空军能投入作战的飞机尚不足百架，极有可能处于被动挨打，丧失胜机的危险，蒋介石正是采纳蒋百里的意见，才从速添置飞机，扩大航空学校。

军事人口学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蒋百里作《张译鲁屯道夫全民族战争论序》，提出：“新军事的主流，是所谓‘全体性战争’”，“未来的战争不是‘军队打仗’而是‘国民拼命’”。这是蒋百里在对以往传统军事人口学研究的基础上，针对即将爆发的抗日战争而提出的一个重要的军事人口战略思想。不仅从战略上揭示了民众参战对战争取胜的决定性意义，也从军事人口学意义上触及了民众是军事人力资源的本质要义。这一思想既合乎战争规律，又合乎中国国情。因为它不再是对世界“新军事主流”的纯理论研究，而是集结了对日本国的深刻了解，并结合了中国军阀混战，拥兵割据，穷兵黩武，新军力量不堪一击，但同时中国又有地大、人众两个优越条件的实际情况。在蒋百里提出上述论点之后的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年7月，毛泽东在他的《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也同样提出了全国军队的总动员和全国人民的总动员问题。 [14] 

蒋百里先生像

蒋百里先生像（7张（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月26日，蒋百里在柏林又写出了一篇针对抗战形势，论述速决与持久关系的重要军事论文——《速决与持久》。文章开头就提出：“以此现代战术战略的趋势，也自然向速决方向走去。但从整个国家的立场说来，即从所谓‘全民战争’的范围说来……就注重在‘持久’两字……”这是蒋百里在军事人口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战术问题。 [30] 

教育

蒋百里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在教育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蒋百里在《教育家言》中提到：“教育者，随时势以迁移者也。处若何之时，需若何之才，则行若何之教育。苟其背于势而与之冲突也，非特所学非所用，亦不能禁其人默而息者也，则社会之乱基之矣。” [49]  他认为教育对个人、国家具有非常重要在日本国民教育思想的影响下，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蒋百里在《新民丛报》上发表《军国民之教育》，标志着他的教育思想的形成。《军国民之教育》具体提出了军人精神教育的大纲及在学校、社会、家庭实施军国民教育的方法。但由于各种原因，这种思想并没有很快付诸实施。直到民国元年（1912年），蒋百里以少将军衔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就任校长一职时，才使得他的教育思想得以部分实施。在保定军官学校。他锐意改革，使学校风气大振。 [38]  的意义，当时晚清的教育应该顺应世界形势变化而做出相应的改革。 [28] 

蒋百里在保定军校任职仅半年，由于种种原因，导致自杀事件的发生，他的教育实践也没能继续下去。后期，随着国家形式的发展，他的教育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首先，他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后果中清醒地看到，提倡纯粹的尚武教育并不能把中国从苦难中拯救出来，要想使中国崛起，还得找新的出路。民国八年（1919年），他奉命考察欧洲，这使他开始注意到了人民，意识到了人民的重要性，意识到军队和农民之间的关系，意识到人民整体素质教育的重要性。其次，二十年代，在全面了解外国国情的情况下，他开始对原来的教育思想进行反思，开始由倡导全民的尚武教育转向批判，认为这种教育是一种军国主义思想，不能挽救民族危亡。提倡瑞士式义务民兵制，使教育与军调和一致，军事生活与教育生活溶成一片，主张全国各界都应该联合起来，同舟共济，以实现自治。 [38] 

最后，蒋百里在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再次强调了纪律和精神教育的重要性。他认为现代战争要求人自为战，因此纪律就不能只由上级督促，而要进化到自觉自动的遵守。军队要实施经常性的军事技术训练与多种形式的情感陶冶和精神教育。以实现人与器、兵与兵、军与军、军与国的密切结合，提高单兵及协同作战的技能，并培养起“共同一致之志操”和“全军一贯之爱国心”，使全军官兵在战争爆发后能忠于职守、为国效力。他还对岳飞所说“运用之妙，有乎一心”的名言作了新的解释。以阐明进行军事教育，保持精神上一致的重要性。 [38] 

纵观蒋百里教育思想的发展，他的教育思想紧跟时代的脉搏，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在面对强敌入侵时，他提倡军国民的教育，期待以军事教育的强盛、全民身体素质的提高来救中国；当看到军国民教育无法彻底地拯救中国的时候，他开始倾向于全民的教育。并一直热衷于精神教育，在精神教育的方法上，随时间变化而有些发展。蒋百里是一个军事学家，因而他的教育思想都附着在其军事思想之上，也更为重视军人的教育。他在近代军事教育和军事理论两个方面具有突出的成就，因而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军事史的发展，对教育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38] 

文学

蒋百里醉心研究文学。1920年，他从海外归来，写了一本《欧洲文艺复兴史》，于文艺复兴时期精神，体会很深。他在“导言”中指出：“文艺复兴，实为人类精神界之春雷。一震之下，万卉齐开。……综合其繁变纷纭之结果，则有二事可以扼其纲；一曰人之发见；二曰世界之发见。”梁启超评论此书为“极有价值之作，述而有创作精神”。蒋百里撰写的《欧洲文艺复兴史》是中国人士所撰有关文艺复兴的第一本著作。1921年问世后，14个月内出了三版。当时正值五四运动之后，“民主”、“科学”两大旗帜深入人心。蒋百里在文中提出的“人之发见”、“世界之发见”两点，正是“民主”、“科学”的生动注脚，符合于时代精神。。 [46] 

蒋百里倾注了大量心血的《共学社丛书》，从1920年9月到1935年7月，15年间，共出丛书16套、86种，是旧中国规模最大的学术文化丛书之一。当时进步作家瞿秋白、耿济之、郑振铎等翻译了许多俄罗斯文学名著，都在蒋百里的帮助下，收入《俄罗斯文学丛书》，由“共学社”出版。 [46] 

翻译

蒋百里开始从事翻译是他留学日本时期，当时晚清正在进行教育改革，这时他翻译的书籍大多是教育相关。新文化运动时期为了引进外来先进思想，改变当时国人的陈旧观念，他翻译了一些思想解放相关的书籍。抗日战争前后，为了给当时的抗战提供理论性的指导，他编译了一些军事相关的书籍。此时，他通过翻译将日本关于教育相关书籍介绍到中国，希望当时政府推行的教育改革要顺应世界形势的变化。这也是他走向翻译之路的起点。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他为《译书汇编》译书，翻译了他的第一本译作《修学篇》。《译书汇编》是当时很有影响力的杂志，为当时的中国输入了先进的思想和活力。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他协助梁启超编《新民丛报》，并发表译作《军国民之教育》。后发起成立浙江留日学生同乡会，当选为干事之一，负责编辑出版同乡杂志，编译《教育家言》，由上海广智书局印行。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他创办并主编《浙江潮》，发表了译作《俄人之性质》，当时的清政府对俄国的狼子野心不甚了解，蒋百里看到了俄国的侵略野心，全面分析了当时俄国的情况，希望当时的清政府对俄国有所防备。 [28] 

军事翻译贯穿于蒋百里翻译的始终，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开始了全民族的抗战，抗战救国成为了当时的时代主题。面对日本侵略的加剧，翻译外国先进军事理论又成为蒋百里翻译的重点。为了抵御外来侵略，蒋百里将《国防论》进行了整理和出版。为了更好地为中国军队建制提供借鉴，蒋百里编译了《新兵制与新兵法》，书中提到了中国该如何筹建国防。为了让国人更加了解日本，给当时的抗战救亡提供信心，他将《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这本著述整理出版，告诉当时的中国人日本人必将战败，中国会取得抗战的胜利。 [28] 

历史社会学

蒋百里在文史方面亦有建树，写过《宋之外交》、《东方文化史与哲学史》、《主权阶级与辅助阶级》等，颇有独到见地。他在抗战初期写了许多文章，其中最出色的当推《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这篇剖析日本形势的杰作，极大地激励了四万万同胞的抗日斗志。 [46] 

蒋百里是著名的“日本通”，在《日本人》一书中，他深入剖析日本的国民性格，又从自然、地理、风土、人种特征等各方面入手，并对历史、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代表人物进行分析和比较，从而得出结论：日本民族会走到极端，欲征服亚洲进而称霸世界，所谓诛求无厌，但最终“缺少像长江、黄河这样宽阔的胸怀，乃总是很难如愿以偿”。此书一出，即成为一本社会人类学的范本。 [15]  [39] 

历史评价

李烈钧：脑袋中装了四馆二院。四馆是博物、图书、历史、科学；二院是文学、军事。 [4] 

王芸生：百里是中国有数的军事学家，他未曾典兵，而他的学生多是典兵大将；他的军事著作虽不算多，而片语只字都可作兵学经典……百里的淹博宏通，实是一位罕有的学者。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军人，多是文学修养很好的人。百里如果典兵，便是典型的儒将风流。 [11] 

陶菊隐：蒋百里一生以国防为其中心思想，不愧关心国家安危的民族先觉。他十年留学却以军事为本，日后终其生以建军工作及军人精神为其不二职志。 [4]  他做了一辈子的“教书匠”，自己未直接当重任，问接对国家有很大的贡献，对中华民族近代史有重大的影响，那是丝毫不容疑惑的。 [50] 

黄仁宇：1937年在中国被逼作战，无全盘作战计划，无财政准备，无友邦支援。当日的决策，可以说完全依赖前述蒋百里的十四字秘诀。 [4] 

薛笃弼：抗战军兴，又时在报端见其（蒋百里）本爱国热情，发救国谠论，文既雅健，理尤精致，使人读之奋发兴起，其裨益于抗战者，厥功甚伟。……其最为脍炙人口者，为《国防论》及《日本人》二书，烛外患与机先，为御侮之名言，直如暗室明灯。 [48] 

傅立贤：①先生是中国近代史中研究现代军事科学的先驱和导师，他桃李满天下。先生曾任保定军校校长，而保定军校，在我国近代建军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勋。各省的讲武堂和我们黄埔军校的教官，主要是保定军校的毕业生，在民国几十年的军界中，常以作为蒋先生的门生而自豪。②先生处世深沉练达，治学严谨而渊博，对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古老文化造诣之深也是杰出的，举凡经、史、子、集，诸子百家，无不融会贯通。对西洋哲学和文艺理论，更是造诣深邃。因此常能针对时势，提出真知灼见。记得在抗战初期，当上海南京相继沦陷之际，国内有些人对抗战失去了信心。先生从世界形势的发展，进行综合分析，在当时的《大蒋百里报》上连续发表多次社论。特别是题为《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一文，震动中外许多关心中国抗战的人们。 [32]  （《纪念先师蒋百里先生》）

黄萍荪：蒋百里运用他那支纵横不羁，犀利精刻，富于文学、哲学、军事、政治情调的妙笔，衡断敌我之得失，以坚强国人抗战的志念。因为拿得出真凭实据，不说一句空话，故每篇一出，還迩传诵，万人钦仰。

褚道庵：他是中华民族转变时代伟大的导师，长夜漫漫中的彗星或灯塔，他常在大家苦闷中予人以安慰，彷徨中指人以光明的路途，增加人们对民族前途的乐观，加强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信念。

程沧波：蒋百里根据学识经验，鼓励青年，勖勉中年。一年来，他的言论，抵过十万军队。他现在不幸死了，但是后死的人，只要能够发扬他的精神与言论，那十万大军力量还没有动摇。 [29]  （《悼蒋百里先生》，载《中央日报》）

周莹：百里先生也常在这种艰屯繁难的时候，独秉他的学养发为文章，坚定我们抗战必胜的信念，扫除我们沉忧悲戚的情绪，如今抗战进入新的阶段，可惜蒋先生已不在人间，不能亲自提醒我们了，我们只有记住蒋先生遗给我们最后的一句话:‘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敬悼百里先生，应该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贯彻抗战必胜、建国必成！ [35] 

黄炎培：天生兵学家，亦是天生文学家。嗟君历尽尘海风波，其才略至战时始显；一个中国人，来写一篇日本人。留此最后结晶文字，有光芒使敌胆为寒。（挽联） [33] 

邵力子：合万语为一言，信中国必有办法；打败仗也还可，对日本切勿言和。 [2] 

张宗祥：宵夜病急难求药，地僻医迟未处方。如此人才如此死，旅魂凄绝鹤山傍。 [33] 

章士钊：文节宜水东，千年又致蒋山佣。谈兵稍带儒酸气，入世偏留狷介风。名近士元身得老，论同景略遇终穷。知君最是梁夫子，苦忆端州笑语融。 [33] 

萨苏：①蒋百里一生是一个职业军人，他致力于国防军的建设，并且为此投入了毕生的精力。以他的军事才华，如果在内战中施展，飞黄腾达，升官发财，一将功成都是唾手可得的事情。他没有去做，他的军事建设是为国家的，而不是为某个人，或者某个主义服务。他做的军事教育给中国留下了一个有一定专业素养的高级军官团。这些人大多没有蒋百里高尚的信仰，却毕竟学到了专业知识，对中国抵抗外侮的事业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33]  ②蒋百里也是一员儒将，他代表了中国人“士”的风骨。物以类聚，蒋的朋友列出来就够人一惊，萧伯纳、泰戈尔、徐志摩、林徽因、罗素、杜威……蒋氏祖上是藏书大家，自幼即满腹经纶，以这样的骨格，其后融中西于一体，军事上、书法上、文学上、美术上、外交上，一经手其造就便可比肩高手。蒋青少年主编的《浙江潮》，其思想之尖锐深邃不亚于《湘江评论》和《新青年》。他所译的《西方文艺复兴史》成为了现中央美院教材，谁能想象此书出自陆军二级上将之手？！大海有真能容之量，蒋百里大致如是。 [33]  ③蒋百里的智慧是大聪明。比如对日抗战，蒋很明白上街发传单是干不掉日本兵的，他的做法是脚踏实地的对日本的社会、军事、政治各方面进行充分的研究，结合对中国的充分了解，完成专业的对日作战方略。如果说毛泽东回答了“中国能不能打赢日本？”这个难题，那么蒋百里就是回答“中国怎样能打赢日本？”这个题目。 [33]  ④蒋百里是至情至性之人，大事上军校办不好作为校长便饮弹自戗，小事上比如他和左梅夫人的爱情为其家庭所不能接受，便致书要求赴死。作为一名将军，尤其是一个终生思考对日作战的爱国将领，这样的真切情谊令人动容，怜子如何不丈夫？ [33]  （《人物轶事篇气高骨硬——蒋百里将军侧记》）

轶事典故

与师论战

蒋百里一向视梁启超为恩师，执礼甚恭，但在革命与改良问题上，却从不含糊，敢于同恩师梁启超开论战。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民丛报》，宣扬“立宪”，尤重“新民”，指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蒋百里德缺乏，智慧不开……”接着他又写出了《新民说》、《新民广义》等文章，加以系统地阐述发挥，改良主义论调泛滥一时，迷惑了不少人。蒋百里立即用笔名“飞生”，撰写《近时二大学说之评论》，刊于《浙江潮》，尖锐指出：“《新民说》不免有倒果为因之弊，而《立宪说》则直所谓隔靴搔痒者也。”此文连载两期。刚刊出上半篇，即引起梁启超的高度重视，马上回应，写了《答飞生》一文，刊于《新民丛报》，进行辩解。这场论战，实际上是章太炎与梁启超大论战的前奏。同好问蒋百里：“梁任蒋百里是你的恩师，你怎么同他蒋百里开论战？不怕损害师生情谊吗？”蒋百里直言相告：“吾爱吾师，但我更爱真理！” [46] 

死里逃生

宣统三年（1911年），蒋百里从东北逃亡，张作霖素恶其人，派人追杀至火车上。蒋百里因内急，火车职员打开了洗手间供其使用，在外部替其上锁（原本火车在发车前不会供人使用洗手间），因而得免。 [46] 

因祸结缘

民国二年（1913年）蒋百里任保定军校校长时，曾因校务有求于陆军部被拒，有感失信于学生，集会时在师生面前以手枪自戕，幸有侍从迅速将枪夺下。之后结识日籍看护佐藤屋子，与其结婚，婚后佐藤屋子改名为左梅。 [46] 

战争预言

民国十一年（1922年），发表《军国主义之衰亡与中国》一文，首次蒋百里开指出日本侵略的危险，说：“至于从中国现状言，吾侪所最感危险者，即邻近富于侵略性的国家……”民国十七年（1928年）5月3日，日军大举进攻济南，制造“五三惨案”，印证了蒋百里的战争预言。

自杀谜团

民国二年（1913年）6月18日凌晨5点，保定军校校长蒋百里就召集全校两千余名师生紧急训话。他身着黄呢军服，腰挂长柄佩刀，足蹬锃亮马靴，站在尚武堂石阶上一脸沉痛：“初到该校，我曾宣誓，我要你们做的事，你们必须办到；你们希望我做的事，我也必须办到。你们办不到，我要责罚你们；我办不到，我也要责罚我自己。如此看来，我未能尽责……你们要鼓起勇气担当中国未来的大任！”接着，蒋百里掏出手枪，瞄准自己胸口猛开一枪。蒋百里此次自杀的缘由众说纷纭，有说是愤于军校学风浮躁，有说是向陆军部请求拨款未果，也有说是对中国当时军界、政界之绝望。自杀前夜，蒋百里致书寡母，称：“为国尽忠，虽死无关重要，然于陆军及民国前途有益。遗币二百，薄田数亩，聊供赡养。” [8] 

以笔抗战

抗日战争初期，针对当时敌强我弱、不少人士中流行“恐日病”的情况，蒋百里在《国防论》的扉页上写道：“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他还提出用“国民皆兵”、“国民拼命”作为解决方法。在抗日战争中，蒋百里“中国是有办法的”这句名言，大大鼓舞了全国军民齐心奋起抵抗日本侵略者的韧性战斗精神。 [27]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9月—11月间，蒋百里撰写了《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结语是：“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同它讲和。”此文系蒋百里潜心研究日本30多年的心血结晶，文中结语通俗易懂，直截了当，观点鲜明，一语道出了全国亿万人民抗战到底的心声，一时成为国人铭言的金科玉律。 [27]  [5] 

主要作品编辑 播报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蒋百里在庐山为中国国民党高级军官讲学，将其所著结成《国防论》。蒋百里一生精心研究军事理论及世界军事状况，著作宏富，其军事著作大部收入《蒋百里全集》。其他著作有《孙子新释》、《欧洲文艺复兴史》等。 [24] 

蒋百里

蒋百里

人际关系

家庭

祖父蒋光煦是著名的藏书家、刻书家，建“别下斋”藏书楼一座，贮书10万册，刻印《别下斋丛书》《涉闻梓旧》等多种书籍流传于世。

父亲蒋学烺，因生下来缺左臂，蒋光煦不喜欢他，送他到寺庙出家做小沙弥。长大还俗学医，悬壶济世，娶浙江海盐秀才、名医杨笛舟的独生女杨镇和为妻。杨镇和为贤妻良母，又通文墨，成为蒋百里的启蒙老师。 [46] 

蒋百里结过三次婚。原配夫人查品珍由父亲包办，终生未育，第二位妻子佐梅是日本人，两人自由恋爱，恩爱一生。 [2] 

蒋百里为保定军校事心灰意冷而自杀，日本护士佐藤屋登照顾他时两人产生感情而成眷侣。两人成亲后，佐藤屋登改名蒋佐梅，两人曾在海宁植梅数百株，意将来归老此地，皆毁于抗战之中。 [17]  冯玉祥在蒋百里死后写文章说他是被蒋佐梅用毒针杀害。蒋佐梅此后竭力用自己的行为赢得中国人的信任。她用华语教育五个女儿，带着她们一起到街头募捐处，拔下头上的首饰捐助抗战事业，并亲赴前线为中国的伤兵治疗服务。1978年，夫人病逝，墓碑上篆刻的名字为“蒋佐梅”。 [25] 

蒋百里和蒋佐梅生有五女，其中大女儿蒋昭早逝。 [46] 

二女儿蒋雍，原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书，抗战开始后按照父母的劝导回国参加救护队，为伤员服务，后定居美国。 [46] 

三女儿蒋英，是著名钢琴家和歌唱家，音域宽广优美。民国三十年（1941年），蒋英从德国柏林音乐大学毕业后，转入瑞士卢塞恩音乐学院研究生班深造，对古典、浪漫时期及近现代歌剧作品有了深刻的认识和理解。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蒋英成为德律风根蒋百里司的十年唱片签约歌手。 [23]  1955年随丈夫钱学森 [23]  回到祖国，在中央音乐学院工作。 [46] 

四女儿蒋华，定居比利时，曾筹办欧洲中山学校，为华侨教育做出重大贡献，在钱学森回国过程中，承担了重要的穿针引线作用。 [46] 

五女儿蒋和，幼年就曾随父亲环游欧洲，解放后定居北京。 [46] 

蒋氏家族谱系

蒋氏家族谱系 [11]

蒋百里的侄儿是著名武侠小说家金庸（蒋百里的原配夫人查品珍和金庸是同宗姑侄）。 [23] 

友人

蒋百里是兵学家，又是国学家，其祖父是海宁藏书名家，一生风流倜傥，身边名士云集。他好交朋友，罗素、郑振铎等都受其帮助；蒋经国、唐生智虽为部下却感情深厚，蒋百里的朋友，也都是大有性格的人物。

与杭州厉家

蒋百里家与杭州厉氏家族、杭州钱氏家族，三家都是浙江的书香名门，且为亲族世交。 [18] 

蒋百里与晚清金石大家厉良玉的长子、中国近代西医学教育先驱厉绥之和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之父、教育家钱均夫既是亲戚，也为挚交。三人青少年时便是杭州求是书院的同学，毕业后又同赴日本留学。1903年，蒋百里与厉绥之在日本东京一同创办了《浙江潮》杂志。回国后，厉绥之成了名医，蒋百里和钱均夫家若有人患病，均请厉绥之帮忙诊治。蒋百里女婿钱学森小时候得过两次很厉害的病，差一点夭折——一次是脑膜炎，一次是伤寒，都是在厉绥之的医治下转危为安。1946年钱学森回家探亲，拜过高堂之后，第一个来看的就是厉绥之。蒋百里之女蒋英与钱学森被传为佳话的结合就是由厉绥之撮合的。 [9]  [19-20] 

蒋百里与厉绥之二弟、抗日爱国名将厉尔康相交甚笃。两人不仅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毕业后还一同在清廷禁卫军中供职，随后又一起参加革命。厉尔康所著《国防与物资》一书，蒋百里曾大为赞叹，并为书作序推荐。 [9]  [21] 

蒋百里与厉绥之三弟、近现代文教界代表人物厉麟似也是刎颈之交。厉麟似曾听取蒋百里的建议，辞去了国民政府的职务，全力帮助蒋百里翻译德国军事著作。蒋百里著名的《国防论》，厉麟似即是该书隐形的第二作者。《国防论》中有不少内容都是这位翻译家襄助蒋百里完成的。 [9]  [22] 

与施承志

蒋百里与民国开国名将施承志既是亲族，也为世交。施承志是杭州厉氏家族的女婿，厉绥之的妹夫。蒋百里、施承志、钱均夫三人为莫逆之交。他们青少年时便是杭州求是书院的同学，毕业后又同赴日本求学。蒋百里与施承志在日本又同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蒋百里亲家钱均夫一直将施承志长子、新中国铁路事业奠基人之一施锡祉看成是自己的孩子一样。钱均夫晚年，儿子钱学森因重任在外，未能随侍在侧，幸有施锡祉经常去探望并帮忙照料钱均夫，直至钱均夫病逝。 [19] 

与冯玉祥

冯玉祥是蒋百里的好友。民国十一年（1922年），梁漱溟被冯玉祥请去给部队将领讲话，梁漱溟惊讶发现，冯玉祥给将领每人发的小册子上，辑录的古今名将治军格言中，除了“岳飞曰”、“曾国藩曰”、“胡林翼曰”，“蒋方震曰”亦赫然并列，他早听说冯玉祥对蒋百里相当崇敬，这回终于眼见为实。 [4] 

与徐志摩

徐志摩与蒋百里为亲族，曾共同组织新月社。在徐志摩经济最为拮据的时候，蒋百里将自己在北京的寓所交徐志摩出售，帮其渡过难关。民国十九年（1930年）蒋百里受牵连入狱，徐志摩扛上行李到南京陪蒋百里坐牢。 [46] 

与梁启超

蔡锷是维新派领军人物、梁启超的弟子，那时梁启超在日本避难，由蔡锷介绍，蒋百里结识梁启超并拜他为师。梁启超与蒋百里尽管有师生名分，政治观点上却相左，经常激烈争论。蒋百里曾作《欧洲文艺复兴史》，梁启超对蒋百里的文学才能分外赞赏。 [46]  梁启超在为《欧洲文艺复兴史》作序时，不能自制，一篇序言竟也写了5万字，与原书字数相等。他又觉“天下固无此序体”，只好另作短序，而将此长序取名《清代学术概论》，单独出版，反过来请蒋百里为该书作了序言。 [46] 

与蔡锷

蔡锷和蒋百里是同年秀才，又是同学，莫逆之交。蒋从日本士官学校以第一名毕业回国后，袁世凯对他极为器重，彻夜谈兵孜孜不倦。当袁世凯酝酿称帝的时候，蒋百里不顾个人恩情，和蔡锷、张宗祥等11名将领秘结同盟，先后南下组织反袁护国。这中间，蔡锷因受到监视，乃采取蒋百里的妙计深居简出、吃花酒做出一副醉生梦死之态，乃至家人反目而走减轻了袁世凯的疑虑，然后突然逃走，到云南组织讨袁战争。同盟中人曾担心袁世凯派人追杀蔡锷，蒋百里却胸有成竹，道“老袁用错了人”，原来他已知晓袁世凯派出追杀的是陈仪，也是同盟中的一员。 [46] 

不久，蒋百里亦南下加入讨袁司令部，参加北伐。袁世凯惊惧而死后，蔡锷因喉病逝世于日本福冈，蒋百里时在其侧，代拟遗电，并护送灵柩回湖南安葬。时人论曰，蒋之反袁，取大义而舍私恩，万里扶棺，是豪杰显真性情。 [46] 

后世纪念编辑 播报

故居

蒋百里故居

蒋百里故居位于浙江省海宁硖石镇吴家廊下79号。这所故居原名怀萱堂，是蒋百里为纪念母亲在民国十五年（1926年）建造的。故居坐北朝南，为五间木结构平屋建筑。前有场地，后有天井、厢房。通面阔18.2米，通井深15米。 [43]  当时谭延闿书“怀萱堂”匾，梁启超赠“慷慨各努力、闲暇辄相思”对联，今俱已无存。 [44]  1984年10月被宣布为海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改造移地重建。 [43] 

安亭别墅

蒋百里旧居（安亭别墅）位于上海市安亭路46号，是具有海派风格的欧洲地中海式阳光花园住宅。别墅由馥记营造厂建造，为两层半砖混结构建筑，占地共250平方米。设计别墅的是华侨建筑师李锦沛。2005年10月31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宣布蒋百里故居为市优秀历史建筑。 [42] 

纪念馆

蒋百里纪念馆位于浙江省海宁市东山北麓，展览内容以人物事迹图版为主，分“情涌百里——家事与友情”、“才震四方——才学与贡献”两大篇章，并结合内容实物陈列了部分相关书籍及书法作品。 [45] 

纪念建筑

“澹宁读书台”位于河南省南阳市武侯祠大门右边的山坡上，为仿古建筑，亭内树有“蒋百里先生纪念碑”。该建筑为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第一战区参谋长兼河南省建设厅长的龚浩带领同僚修建。龚浩于蒋百里逝世一周年时，在驻防地南阳诸葛武侯祠建“澹宁读书台”纪念恩师，“澹宁”是蒋百里晚号，匾额为龚浩手书。[34]

参考资料

1.《蒋百里全集》出版：国共领袖欣赏的民国军神．澎湃网[引用日期2020-03-06]

2.钱学森 岳父蒋百里两次打败整个日本陆军（图（．中国网．2009-11-04[引用日期2020-07-06]

3.[读史忆人·段子] 徐志摩给蒋百里当中介．中国西藏网．2020-07-05[引用日期2020-07-06]

4.蒋百里的多重人生 ．北京晚报．2020-04-15[引用日期2020-07-06]

5.蒋百里的军事思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海宁市委员会．2017-04-01[引用日期2020-07-06]

6.近現代人物資訊整合系統｜蒋方震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引用日期2021-01-07]

7.蒋百里是女儿眼中的神 厕所里逃过张作霖枪口．华夏经纬网．2012-02-10[引用日期2020-07-08]

8.蒋百里 书生从戎 报国无门．中国网．2011-08-31[引用日期2020-07-06]

9.一代宗师厉麟似鲜为人知的历史．凤凰网

10.鲁迅、李大钊、张恨水都在这里喝茶——来今雨轩的文人茶事．正北方网．2020-06-19[引用日期2020-07-06]

谢选骏指出：蒋百里比毛泽东大了十多岁，而且出道很早——他当主编的时候，毛泽东还在上小学……所以很明显，是蒋百里影响了毛泽东，而不是毛泽东影响了蒋百里。再说了，1938年蒋百里去世以后，毛泽东才敢开讲《论持久战》……显然，毛太猪的《论持久战》只能来自蒋百里的《国防论》以及他的《日本人》和其他多种文章——那是毛泽东这个杂家从小读到大的东西。


【24、毛土匪关闭商店】


《“七大真相”告诉你一个真实的“上山下乡”》（知青问题研究 陈清 2019-06-20）报道：

今年是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50周年。如何看待50年前的这一战略举措，由于身处基层不了解高层，站在局部没看到整体，有些人的看法难免产生偏颇。早在1996年6月，由原国务院知青办的老同志为主成立编委会，历时3年写成了《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一书。经中央党史有关专家复审，认为“该书具有较强的权威性和历史价值。”下文我们把此书简称为《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运用该书内容来回答有关“上山下乡”的“七大真相”。

真相一：“上山下乡”不是“文革”的产物

《始末》第1页：“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源于50年代中期。它是在城市日益增大的就业压力和农业合作化运动蓬勃兴起的社会条件下提出来的。其根本出发点是试图把解决城镇失业问题同改变农业生产落后的状况结合起来，探索一条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道路。”

《始末》第7页：“1955年，毛泽东为河南郏县大李庄乡经验做出按语：“其中提出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始末》第34页：“1962年10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开始有计划地展开。在中央，最早提出插队的是党的总书记邓小平。谭震林在大区领导小组组长会议上讲话时说：插队安置，邓总书记想了很长时间了，他说，一个队安置2个中学生是会搞好的。”“周恩来也说：插队本来是小平同志提议的，我赞成。”

《始末》第68页：“从1962年开始有计划地组织动员城镇人口下乡，至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达到129.28万人。”

真相二：“文革”时期的上山下乡早在“文革”前就在国家的计划之中了

《始末》第39页：“1964年1月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中央安置领导小组的汇报，讨论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他对搞好插队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以插队为主，这是一件长期的大事。每年要安置100多万人。”

《始末》第43页：1964年1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中央决定建立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由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负责。

《始末》第66页：“1965年8月25日，谭震林在中央安置领导小组会议上谈到制定规划时说：1966年是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城市只能安排500多万人，还有600多万人要安排他们就业，这就是安置工作的任务。人多了不把他们安排到农村去劳动就业，都摆在城市没事干，有些人会变坏。”“1965年8月26日中央安置领导小组召开会议，会议中心是研究规划问题。综合各大区的安置计划是今后15年内1100-1200万人上山下乡。安置方向仍以插队为主。”

评：以上史料证明，“文革”前国家已经计划了千百万人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人数和“文革”时期发生人数基本一致。

真相三：实际上“上山下乡”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多人

最近看了一个所谓作家写的《空前绝后，一代知青》。此文言辞凿凿的宣称，“‘文革’时期上山下乡的人数是3000万，相当于加拿大总人口。”宣称“‘文革’时期有超过一大半的中学生下乡了。”

按照《始末》第258页提供，1962年-1979年全国知青上山下乡总人数是1776万人。所谓有3000万知青的人数是扩大化的虚假数字，该作家关于有一大半中学生下乡也同样是凭个人感觉的猜测。

《始末》第96页提供了1966年至1972年全国城镇中学毕业生和上山下乡知青的人数对照表。“文革”期间下乡人数最多的这几年（即1966年至1972年），城镇中学毕业生总数是1710万人，实际下乡人数是715万人，占中学毕业生总数的41.8%，留城中学毕业生人数是995万人，占中学毕业生总数的58.2%。

评：在“文革”上山下乡的最高峰期，有一半多中学毕业生没有下乡，占到近六成；有四成多一点的知青上山下乡，他们担当了国家的困难，在农村经受了锻炼。正因为有广大知青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才使一半多城市中学毕业生顺利的进入工矿、商店等企事业单位就业，保证了社会的安定团结。

真相四：知青中断学业不能算在“上山下乡”头上

在《空前绝后，一代知青》一文中，该作家说：“上山下乡毁掉了60%人的继续读书深造的机会。”换句话说，该作家认为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国高等教育录取率可以达到60%。这显然是不实之词。

《始末》第168-169页：1980年中共中央委托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分析青年就业问题时提出：“新中国成立后，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但同我国人口的迅速增长和经济发展极不相应。许多青少年由于不能升学，过早地加入待业队伍。而实际初中毕业能够升上高中的只占了30%-40%。高中毕业能升入大专院校的只占5%，绝大多数初、高中毕业生需要就业。”

评：“文革”政治运动，三年停课，造成了“老四届”（1966、1967、1968、1969级）学业的中断，这个帐是不能记在“上山下乡”头上的。国家对此进行了补救，如1971年开始，继而实行连续6年的推荐上大学，就放宽了对文化的要求而侧重表现，工农兵大学生中也涌现出一大批优秀人才；1977年恢复高考后，国家又放宽了对年龄、出身、婚否的限制，知青中一大批优秀人才被选拔了出来。《始末》第263页显示，上山下乡期间，国家从1776万知青中一共招出126.46万人进入大中专院校，占下乡总人数的7.1%。据统计，中国有知青经历的中科院院士、工程院院士达64人，都是在这期间进入大学深造的杰出人才。正是因为这样，知青中的知识精英成了改革开放时期科学发展的重要担当者。高层尚且如此，中层和基层的有知青经历的科学骨干还会少吗？

真相五：毛主席对上山下乡做出重大的战略调整

《始末》一书第115页：1964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指出：“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内，有必要组织动员大批的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并在农村落脚生根。”

《始末》一书第115-116页：1968年12月，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后，从理论政策到实际做法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下乡的目地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就是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经从过去从属就业范畴，变为从属于教育范畴，并无扎根农村之意。”

1973年4月毛主席出人意料的给一封激烈批评上山下乡的老师李庆霖复信。《始末》第101页：“毛泽东当时对李庆霖敢于坦诚直言的胸怀是很赞赏的，同时也可看出毛泽东对统筹解决知识青年问题的高度关注”。

《始末》107页：8月4日，经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转发了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中发[1973]30号）文件。该文件进一步明确了按照国家计划在下乡知识青年中招工、招出、征兵、提干的问题。

《始末》第96页：“1969年国民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1970年，国家拟定第四个五年计划，开始招收新职工。”《始末》第263页公布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调离农村的年份和人数：其中1974年以前调离农村人数高达401万人，1975年60万人，1976年139万人，1977年135万人，1978年358万人，1979年395万人。

评：很显然，从1971年开始，随着经济的发展，知青返城除1975年人数少一些，每年知青返城都是在100万人以上的规模，其中1978、1979年达到了300多万。知青返城渠道和人数的增多，这是国家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制定的方针政策。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毛泽东设计的知青接受“再教育”后又有计划地返城的上山下乡方案，比单纯为了解决就业的上山下乡，更有前赡性和可行性，也顺应了民心和历史发展的方向。事实证明，毛主席站得高、看得远。

真相六：“四个不满意”不是国家对上山下乡的评价

有的人把“四个不满意”做为国家对上山下乡的评价，显然是错误的。李先念副总理讲“四个不满意”是在1978年，当时，整个中国政治形势安定团结，经济形势是一片大好，国家已经渡过了经济政治最困难时期，当时强调继续上山下乡是为了“创造条件不搞现在这样的上山下乡”。这时提出“四个不满意”是针对过去的老办法而言的，不是对整个上山下乡的评价。

《始末》第132页：“李先念说：对过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做个估计，把成绩肯定下来。”很显然，李先念副总理不否定“上山下乡”过去所取得的成绩。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批准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该纪要对知青上山下乡做出了郑重的历史结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毛主席，党中央号召的，成绩是主要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联系在一起”，“全国1700多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在农村三大革命斗争中，接受了锻炼，增加了才干，提高了觉悟，做出了贡献。”

真相七：《决议》没有否定知青上山下乡

有人以“文革”10年动乱来否定“文革”时期的上山下乡，实际上，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不支持这种观点。

该决议指出：“正是由于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部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限制”，我国国民经济仍然取得了进展。“历史再次表明，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与此同时，该《决议》在阐释毛泽东思想的独创性理论贡献中，还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要同工农相结合”等思想，充分肯定了《青年运动的方向》等著作，认为“至今仍有重要意义”。

评：很显然，党的历史决议对“青年与工农相结合”的正确方向给予了充分肯定，对广大知青给予了高度评价。1968年12月前后开展的大规模知青上山下乡，以及同时展开的“四个面向”分配“老三届”中学生的工作，对“文革”政治运动所带来的“动乱”起到了限制作用，促进了由“大乱”到“大治”的重要转折，同时也使一代知青受到了锻炼，发挥了作用，为改变农村、边疆面貌作出了贡献。

据《“文化大革命”简史》一书记载：1969年基本刹住了前两年生产下降的趋势，经济开始回升，这一年工农生产总值比1968年增长了23.9％。1970年的经济发展较快，这一年工农业总生产值比上一年增加了25.7％，其中农业增长11.5％，工业增长30.6％。

知青上山下乡和“四个面向”展开后，迎来了教育事业的整顿和发展的契机。据《新中国50年》一书公布的“文革”期间普通中学招生数字：1965年全国初中招生数是299万，高中招生人数是45万；1970年全国初中招生数是1176万，高中招生人数是239万。

大规模知青奔赴农村、边疆，储备了大批后备力量，充实了边防第一线。1969年是中苏处于全面军事对抗的历史时段，边疆的形势一度十分紧张，大战一触即发。组建以知青为主体的生产建设兵团，百万知青历时八年，屯垦戍边，维护了祖国的主权尊严，发展了边疆生产建设，助兴了国运，为改革开放奠定了重要的外交基础。1978年12月，党中央在《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中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广大知青“在开发边疆和山区，建设草原和林区，建设粮食和橡胶基地等方面，做出了可喜的成绩”，“特别是在保卫边疆斗争中立下了功劳。”

评：在知青上山下乡的实践中，经过艰苦锻炼产生了一大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接班人。这批人懂农村、宽视野、知中国，这批人有正气、有毅力，和人民群众有感情，有复兴中华的远大目标，又有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这批人中的精英已成为党和国家的中坚力量和顶梁柱。他们掌握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他们强力反腐、精准扶贫，开创了实现中国梦的新时代。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后继有人，是党和国家在知青上山下乡的工作中取得的一项最重要成果。

谢选骏指出：上文是共匪成员为其主子“毛主席”护短的无耻谰言，共匪满纸荒唐言，百姓亿万辛酸泪——下面我就说说毛土匪“关闭商店”的历史一幕。我清清楚楚记得，1968年的时候，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场关闭商店的疯狂运动也开始了！街面上的饭店全部关门！粮店、煤店、百货店、修理铺关门大半……到处都是排队等候的可怜虫。只有享受特供的毛匪及其马仔群体喜笑颜开了——他们终于体会到了虐待狂变态的“人上人”的快乐。不挖掉毛泽东的祖坟、不灭族毛贼东及其马仔的余孽……如何对得起被这些牲口迫害枉死的亿万人民啊。


【25、毛新宇等120个政协委员包藏祸心（校订版）】


毛新宇等一百二十个政协委员为何反对“中华文化标志城”？

“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建立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毛新宇等一百二十个政协委员却大力反对，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如此声势浩大、兴师动众？

我认为，这是他们担心“中华文化标志城”另立中央，建设一个不同于毛泽东思想的文化体系。如此声势浩大、兴师动众的背后，是一种恐惧：担心毛泽东思想的党派文化被中国民族精神的文化体系逐步取代。

有调查才有发言权，先看一下情况再想想我的结论是否正确。

一、

据报道，在山东建立耗资三百亿人民币的“中华文化标志城”，虽然已由中南海批示同意，还是在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上引起轩然大波。一百二十名社科、文艺等界别的政协委员联名反对，紧急向大会提交提案。发起人之一、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安家瑶表示，虽然已经过了政协提案的截止期，但面对这么重大的事情，还是要联名向大会和社会舆论提交“特殊”提案。据悉，大会破例接纳提案，这在以往几乎没有过。反对者中最引人瞩目的是毛泽东后代毛新宇。网上也是一片反对声，有网民说，“孔子很伤心，孟子很难过”。

据报道，拟在济宁兴建的中华文化标志城坐落在曲阜孔府、孔庙、孔林一带，获六十九位两院院士倡议支持，经国家发改委批准，按二零零四年测算就要投资三百亿元人民币（约四十二亿美元）。中共执政后，单项政府投资如此巨额还是首次，这一数字是全年中央财政对文化事业投资总和的几倍。这一工程的新闻发布会较早时在香港、北京举行，并没有引起媒体太大关注。3月9日，政协委员、山东政协主席孙淑义在政协大会上发言，因工程庞大，建议以国家名义设立“中华文化标志城建设基金”纳入国家预算，终於引起两会与会者关注。反对者认为这项目是“文化造假”、“文化浮夸”、“打着文化名义破坏历史遗产和传统文化环境”、“原本就是打文化牌子搞地方经济”。这一“新城事关每个纳税人的切身利益”，主张兴建者“低估了民意，轻率地利用国家领导人对他们的信任”。

二、

看起来，毛新宇等人的反对很有道理，就像许多人反对三峡工程一样。

但是这也让人产生了联想：当今中国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分赃工程比比皆是，为什么这一百二十个政协委员不去反对别的，偏偏专门挑上了“中华文化标志城”来大做文章？

其中是不是另有隐情？

是不是另有经济、文化、社会以外的考虑？

参与签名的政协委员刘庆柱、江蓝生、宋镇豪、张国初、郝时远、郝树声等人是否宣传的“学界精英”人们并不清楚，但说到毛新宇，人们显然意识到这个“联名提案”的政治性质，意识到其声称的“中华文化标志城项目必须再搞科学论证”，所具有的政治分量。

且不说“必须再搞科学论证”很像一道勒令，具有文革时期的文风；尤其“搞”字，更是湖南土语，具有毛氏味道。下面分析一下一百二十个政协委员“联名提案”的三点核心内容：

1、“中华文化标志城”无论选在何地，都不可能代表中华民族的文化形象，也不可能为海内外中华儿女广泛认同，还会引起各地争相效仿，以弘扬文化为名，大搞城市建设为实。因此建议“地方城市冠以中国、中华等国字名时要慎之又慎”。

2、违背中国申报世界遗产时的承诺，将有损中国政府在世界舞台上的形象：“曲阜的孔府孔庙孔林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上的一处文化遗产”，“世界遗产对环境有严格要求，中华文化标志城若建在九龙山，就会人为地改变三孔的环境。”

3、没有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曲阜的孔府孔庙孔林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对古建筑古遗址的本体维修、环境整治必须按照总体保护规划，并得到国家文物局的批准。”

其中最重要的第一条可能正好泄漏了动机：“中华文化标志城无论选在何地，都不可能代表中华民族的文化形象，也不可能为海内外中华儿女广泛认同。”

“无论选在何地，都不可能代表中华民族的文化形象，也不可能为海内外中华儿女广泛认同”，这样的预先断言，正是毛新宇等的担心。从反面看，他们担心的可能就是“中华文化标志城”建成以后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形象、获得了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广泛认同。

明眼人都知道，现在的中国由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崩溃，而面临极大的精神空虚。为了填补这个真空，各路精神兵马纷纷出击，要来夺取思想舆论的制高点。“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建立正是这一努力的一项体现。

三、

参与倡议兴建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六十九名院士的倡议书这样写道：“在儒家文化发源地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是一项‘功在当代、惠及千秋’的文化工程，我们——作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愿为发起人，支持和参与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以此来告慰我们的先祖和昭示我们的来者。”

显然，这是在精神上另立中央，建设一个不同于毛泽东思想的文化体系的重大努力。在院士和政协委员的分歧中，我们站在院士一边。

至于说道“违背中国申报世界遗产时的承诺，将有损中国政府在世界舞台上的形象”，似乎更像一个恐吓，根本离题万里。因为“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建立，是要创造一个新的精神中心，用借尸还魂的方法，满足当前中国社会的精神饥渴。这和“曲阜的孔府孔庙孔林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上的一处文化遗产”、“世界遗产对环境有严格要求，中华文化标志城若建在九龙山，就会人为地改变三孔的环境”等担心，毫无干系。

正是因为“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建立是一个“走向未来”的活动，而不是一个走向过去的缅怀，所以它不可能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所约束。

在这场六十九名院士和一百二十个政协委员的决斗中，我们支持六十九名院士。

说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必须指出：在文物保护问题上，中国文明与欧洲文明的处境是绝然不同的。欧洲文明是一个由盛而衰的文明，它必然缅怀过去、珍藏过去；中国文明是一个由衰而灭的文明，它力图重振雄风，因此只能面向未来。缅怀过去、珍藏过去的中国，只能是明清时代的中国，现代中国已经被取消了缅怀过去、珍藏过去的资格，所以才会发生文革破四旧那样的悲剧。

现在，破四旧的始作俑者毛泽东，竟然出了一个孙子，来倡导保护“世界遗产”，这不是很滑稽吗？

现在，主持批孔、挖掘孔林、捣毁孔府、拆除孔庙的始作俑者毛泽东，竟然出了一个孙子，还来反对“人为地改变三孔的环境”，就不仅仅是滑稽了，而是令人看到了他背后的黑色动机。

其实，在一个中立的观察者看来，“中华文化标志城”无论选在何地，只要能够唤醒了海内外中华儿女广泛认同，就可以代表中华民族的文化形象。

四、

毛新宇等人企图阻止历史前进，让中国永远定格在毛泽东时代。

据人民网北京2008年3月8日电，新当选全国政协委员的“毛泽东同志后人毛新宇”3月7日做客强国论坛时表示，这次他准备了四个提案，其中三个就与毛泽东思想有关。

毛新宇说，“作为全国第十一届新的政协委员，我所要写提案就是运用毛泽东思想来解决我国现实经济建设中的一些难点、热点问题。毛新宇说，这次新当选委员准备了四个提案，这四个提案里有三个提案就与毛泽东思想有关。比如说，运用毛泽东的经济哲学思想来指导我国的企业更好的经济发展问题，运用毛泽东的教育思想来搞好我国的教育事业发展问题，运用毛泽东20世纪60年代三线建设的思想，搞好我们国家工业布局问题等。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它的方方面面与我们国家今天的经济建设都息息相关，需要不断地进行研究和挖掘。”

20世纪60年代正是文革时代。看来毛新宇的提案不仅与经济问题有关。还与文化问题有关。只是不知他如何把毛泽东思想的破四旧、砸孔庙，与保护世界遗产联系起来的？可见他的头脑完全缺乏逻辑和基本常识，相当谵妄，几乎成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笑料。至于其他政协委员，则可能还另外包藏了其他种种的想法。

几十年来的中国历史表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虽然是有效的革命工具和破坏工具，却不是建设中国的有效工具。

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正确评价中国国务院和山东地方兴建“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努力。

我们希望以此为契机，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够回归中国文化的和谐怀抱，与毛氏动乱实行一劳永逸的割裂。


【26、毛淫虫为何喜欢红楼梦】


《习家军扎堆出事 “红楼”已成中共淫乱场所代名词》（张菁 2024-05-26）报道：

近日，中共福建省文旅厅党组书记、厅长林向东被传出事。网络传言他被现场捉奸，目前官网已经撤下了他的简历，福建省文旅厅工作人员称，“他已经不在我们单位了”。

消息来源说，周杰伦福州演唱会时，林厅长给某女演员搞了几张票，准备趁女演员丈夫带孩子去看演出的功夫与女演员在酒店幽会。却不料其丈夫竟尾随女演员来到酒店将两人堵在房间里，对林厅长一顿暴打之后，打110报警有人强奸他老婆。警察将其带到派出所，问出是个厅长，这下谁都不敢处理了，结果派出所上报福州市局，市局上报省公安厅，直至报到省委书记。

福建省厅级官员曝出如此龌龊之事，更让人们联想到近期网络热议的福州三坊七巷丑闻事件，网友@Lens on Asia在X平台发文称，“三坊七巷会所红楼8个，小姐最小14岁，初中生，主要是大学生，还有乌克兰美女。”据说三坊七巷红楼丑闻事件涉及政府官员120人之多，包括多名福建省正副省、厅级官员，还有华为的人员也涉及在内。5月6日福州市委书记林宝金被免职，也让人怀疑与此事相关。

三坊七巷位于福州老城区，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古建筑遗存之一，有“中国明清建筑博物馆”之称。现存古建民居270座，有159处被列入保护建筑，沈葆桢故居、林觉民故居、严复故居等9处典型建筑被列为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这样的一处汇集了中国古代建筑、人文历史的建筑群，在2013年香港《文汇报》的一篇文章中曾被提及，文章标题是“福州三坊七巷成权贵会所区，沦为酒肉坊巷”。据说，福建省各厅级单位都在三坊七巷这个古建筑群中设立了自己的会所，不知被称为“红楼”的8个会所是隶属于这些单位的还是属于私人性质的。

网友对此事发表评论说，“红楼不是说你拆了上海那一座就结了，有官员的地方就有红楼……”网友所称的上海红楼，就是指上海“小红楼”淫窝案。

2014年，上海“小红楼”案主犯赵富强在位于上海杨浦区政府几百米处买下一栋七层小楼办成私人会所，内部装修豪华，外贴红色墙砖，坊间称为“小红楼”。赵富强通过暴力、欺骗、收买等手段圈养十几名性奴，长期为官员和国企人员提供嫖宿、性贿赂。2019年“小红楼”淫窝案发后，引发上海杨浦区政法系统“地震”。

“小红楼”的运作流程是，那些要到“小红楼”吃饭的官员单独与赵富强联系，赵再通过微信群通知其公关部安排陪酒人员及宴请地点，群内还会提前通知要准备的烟酒种类，行贿用的购物卡或现金每人3000元至1万元不等。而且对官员的迎接方式、饭局安排、KTV中的一举一动，赵富强在群中都有明确的要求。除了这种饭局，赵富强还经常组织官员与女性周末出游及性交易。

据外媒报道，有熟悉上海官场的知情人披露，在上海实际上还有不下十个接待上海市级官员的“大红楼”，以及专门接待央企官员、部长、副国级和国级官员的“巨大红楼”，而这个赵富强的“小红楼”，只能算是个“小鱼小虾”。

据说很多“大红楼”都不对外营业，隐秘性极强，如有的在高尔夫球场的会所里面，老板广罗上海、全国各地的美女，甚至还有来自俄罗斯的女人。他说，每一个大老板、大企业都跟官员勾结，他们都有私人会所，只用来接待领导，而且有的老板出钱请女明星、女演员来陪侍领导。

此知情人说，赵富强的事情成为社会热点，是因为“老百姓太封闭了，他们根本不懂”，“中国共产党的官员没有一个不色的，男的女的，没有一个不色的，嫖妓女的，有小老婆的，这个才是真正的中共官场、中共官员。”

这个说法与网友@Lens on Asia对三坊七巷丑闻事件中的说法非常吻合，他称：“仅从已经揭露的淫乱与腐败事件上，熟悉中共官场的都会觉得是官场司空见惯的‘小事’”。因此他认为其中有中共内部派系之争。

如今，“红楼”已经成了中共官员淫乱场所的代名词，从赖昌星的“远华红楼”到赵富强的“上海小红楼”，再到许家印的“恒大红楼”，以及“三坊七巷会所红楼”，究竟中国还存在多少个“红楼”？官商勾结之下，中共官员的贪腐和淫乱、龌龊和苟且之事确实已经超出了普通老百姓的想像。

在三坊七巷红楼丑闻事件中，人们不禁要问：

第一，如曝光属实的话，那么其中做小姐的14岁初中生是谁弄过来的？她们是未成年人，这些官员们对未成年人做这种事，犯下的是什么罪行呢？

第二，华为的工作人员也涉及在内，他们的角色是什么？他们与其中的哪些官员之间存在着权钱交易呢？

第三，习近平当政后开展了反腐运动，号称老虎、苍蝇一起打，抓到的涉贪涉腐的中共官员大大小小数以几百万计。结果如何呢？目前看到的这一个地区就有如此多的官员同时贪腐、淫乱，这不是变本加厉、越反越腐了吗？

由此看来，中国老百姓真的是太封闭了，目前中国的经济被中共破坏的支离破碎，经济环境日益恶劣，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失业大军，温饱都成问题。而中共官员们却过着花天酒地、声色犬马的生活，当百姓能认清党的本质时，这样一个腐烂透顶的政权，还能蹦跶多久呢？

谢选骏指出：人说——习家军扎堆出事 “红楼”已成中共淫乱场所代名词；我看这都是因为毛淫虫喜欢红楼梦。因为红楼就是社会主义大妓院，《红楼梦》就是共产主义《金瓶梅》了。


【27、毛泽东、汪东兴在中南海内合伙杀死了田家英——使中南海成为一个血污的屠场】


《汪东兴交代毛泽东秘书田家英死亡真相》（《动向》２〇〇２年三月号 罗冰）报道：

中共一直宣称，毛泽东的政治秘书田家英是一九六六年五月自杀身亡的。据中共中央组织部（外调一九七八－七－〇〇六六一二）号档案记载：田家英接到中央要来人和他作最后一次挽救性谈话的电话后，约一小时在寓所永福堂，用五四型手枪开枪自杀的。枪声惊动了警卫。汪东兴接获警卫报告后，和内卫朱国华赶到现场，证实田家英已死。

汪东兴报告主席请示处理意见，主席说：死了人都要我管吗？他选择了自绝于人民的道路。又请示总理，总理说：是自杀吗？要送医院验尸，这是法律手续。后又说：按主席的指示办。当天下午，是以化名，由公安部出面送去火化的。

一九八〇年三月，田家英终于获得了平反昭雪。

胡耀邦、邓小平、陈云、彭真都就田家英家属来信的要求，做出批示。其中指出：田家英是自杀吗？为什么不送验尸？为什么有关档案会失落？田家英有关资料的去向如何？朱国华为什么自杀？对这些问题，汪东兴要有个如实交代。

一九八〇年四月一日，由中纪委常务书记黄克诚、中办副秘书长姚依林，代表中共中央、中纪委，就田家英死亡问题，找汪东兴谈了话，给予汪东兴选择如实交代田家英死因和有关档案失落原因的机会，他的选择将直接关系到汪本人的下场。

汪东兴当时先硬后软，冲着黄、姚二人说：没想到清算到主席身上，连我现在什么职务都没有了也不放过。

黄克诚说：汪东兴同志，我们不是来跟你做交易，我们是代表党、纪委，给你机会。历史是不能颠倒的。田家英是自杀吗？这，你不清楚吗？最后，黄克诚，姚依林限汪东兴在三天时间内作出回答，反思。

一九八〇年四月四日，汪东兴向中央办公厅提交了对田家英死亡事件的交代报告。

该报告被列为中共中央档案局〔一九八〇—四—〇〇九〇一四〕号档案，附有备注：待查证。并有中纪委第一书记陈云，常务书记黄克诚的签字。

该档案的汪东兴笔录摘要如下：

我接主席指示，要我到田家英寓所能否跟田谈一下，不要走到反的一方，不能自拔。五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时，我和内卫到永福堂田家英寓所，向田传达了主席的关怀，问他有什么想法？田冷漠地笑了一下，说：十八年了，我思想一贯右倾，一贯反马克思主义，一贯和主席唱反调，一贯和彭德怀、彭真、杨尚昆搞在一起。主席为什么留我在身边？我问田：还有什么想法？田说：不能违背事实讲话了。彭德怀、彭真、杨尚昆，还有一批和主席南征北战的领导同志，他们怎么会是反党，反马克思主义？让历史见证。我说：不要执迷不悟，否则下场比彭德怀、彭真、杨尚昆还要惨！田家英立即回答：请报告主席，我田家英对主席了解了，主席也会对我田家英了解。我接受还要惨的结局。说着，田家英把杯子用力朝地一摔，表达了他和主席的决裂。当时气氛激烈，内卫失控，朝田家英开了一枪。我即招呼警卫上前一看，田家英已死，随即向主席、总理作了报告。主席听后说：人死了，不能复生。他在我身边十八年了。从五六年以来，历次政治大事件中，他都有主见。我把他作为右派秘书。后来，他和彭（德怀）、彭（真）、杨尚昆搞在一起，性质就变了。他对另一个主席很尊敬，他也有野心。

从汪东兴这份如实程度可疑的交代材料，也仅能证实田家英不是自杀，而是他杀，但他杀的内幕仍是一团迷雾。问题是谁下的指示，究竟是内卫开的枪，还是汪东兴开的枪？内卫朱国华的死因，以及当年有关毛泽东对此一事件指示的档案材料为什么会失落呢？

当年，胡耀邦、陈云、彭真、黄克诚等提出：在一定范围内公开田家英死亡事件，对汪东兴追究刑事责任，对内卫朱国华的死因立案调查。

陈云、彭真还提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五五年、五七年，先后有过二次决议：不准，不允许对党内异己分子搞非法暴力处理、杀害，不准，不参与在境外对党内异己分子、国家敌人搞暴力处理、杀害等。中国绝对不照搬美国、苏联等国在境外对异己分子，敌人搞暴力攻击。汪东兴这样搞，是违纪犯法，要处理。

但，当时的叶剑英、李先念、王震、胡乔木等，都反对公开事件，提出：事件搞到毛主席身上，搞大了，很多疑团都会提出来，怎么办？毛主席的声誉岂不全毁了！一直到一九八五年，胡耀邦、彭真还坚持田家英之死的真相，十年、二十年后还是要公开的，并指出：田家英的死，毛泽东是要负很大责任的，否则无法对历史做出交代。

另据中办〔一九八〇—五—〇〇七九七〕号档案记载：华国锋就有关档案失落事件，在一九七八年七月，曾二次追问过汪东兴。汪东兴说：田家英当时从身上拔出手枪时，我暗示内卫下手的，否则我可能早已死了，今天你恐怕也不会在主席的位子上。主席是知道整个过程的，并说：他要走自己的路，就走吧。主席又指示：不要在死人身上做文章。

华国锋还说：汪东兴也隐约地告诉他，田家英知道内情很多，这个人很危险，主席一直不放心。

以上就是中南海秘密档案中有关田家英死亡真相的记载。

谢选骏指出：事实上，“内卫失控，朝田家英开了一枪”纯属谎言，否则毛泽东、汪东兴一定会审判这个人。道理很简单，这么一个在中南海内就可以自作主张开枪杀人的人，岂不是要比田家英更能威胁毛泽东与汪东兴的狗命吗？所以我综合考察，合伙杀死田家英的内卫，一定是接到了毛泽东与汪东兴的密令。所以说，“毛泽东、汪东兴在中南海内合伙杀死了田家英——使中南海成为一个血污的屠场”。


【28、毛泽东比斯大林更凶残】


《零彩礼娶格鲁吉亚老婆 带她来中国后发现怀孕 送她回国生娃》（真实人物采访 2024-04-14）报道：

我是懿酱，今年26岁。一个放荡不羁、常年漂泊在世界各地的浪子。6年前，20岁的我带着存有3万元的银行卡，背着行囊踏上了环球旅行的路，这一走便是6年多。

在环球旅行的过程中，我经历过的事情千奇百怪，接触的人形形色色。曾在格鲁吉亚被流氓拦路抢劫；还在亚美尼亚露营时经历午夜诡异事件；最糟心的是在土耳其搭顺风车途中，竟遇到一个有同Xing恋癖好的男子……但各种挫折都没有让我动摇环球旅行的决心。

幸运的是，2022年10月，我在格鲁吉亚邂逅了一位年仅20岁的美丽姑娘。她没有要彩礼，也没有要婚礼就跟我领证结了婚。婚后，我带她一起漂泊在环球旅行的路上。

但是，闪婚也有隐患。我们因为性格的差异、观念的不同经常产生争执。这飞来的艳遇、仓促的结婚，到底会不会有美好的结局呢？

零彩礼娶格鲁吉亚老婆 带她来中国后发现怀孕 送她回国生娃

我从小生活在一个单亲家庭，父母离异。虽然跟了妈妈，但她也不在我身边。我是由外婆带大的，她很溺爱我，无论我提什么要求，她基本上都会满足。

大概是家庭环境的影响，我从小就比较自由散漫，且富有挑战精神。我喜欢漫山遍野到处跑。像钻山洞探险这种事情，我很早就干了。

我上学时比较贪玩，只读到高三就闯社会了。刚走上社会时，我和几个朋友合伙搞了一个服装厂，干了两年，赚了不少钱。可我不甘心循规蹈矩地过日子，看到网上那些环球旅行的博主十分羡慕，就决定踏上旅行之路，探索丰富多彩的世界。

尽管家人不支持，不放心，我还是于2018年踏上了环球旅行之路。

走时我带了存有3万元的银行卡，最初的旅行也像大部分旅游的人一样，是乘车坐船住酒店的那种。

我去过日本、泰国、土耳其、格鲁吉亚等十多个国家，旅行让我大开眼界。世界如此丰富多彩，让我流连忘返。

我的英语水平一般，但简单常用的口语都会。加上还有翻译软件、手势比划，我依然玩得不亦乐乎。

渐渐的，卡上的钱剩得不多了。为了省钱，我就以背包徒步的方式去周游世界，走累了就搭别人的顺风车。晚上也不再住旅馆，而是在野外搭帐篷，只有遇上了特殊天气或环境不适宜的时候才会住一下小旅馆。

在旅行中，我的经历和见闻数不胜数，几乎每天都会发生一些惊险、奇葩或者诡异的事情。

记得第一次来到格鲁吉亚的首都第比利斯，我碰到了三个拦路抢劫的小混混。面对他们的纠缠，我努力表现得泰然自若，假装听不懂英语，就是不掏钱，一直往前走。

他们大概是被我的勇敢和镇定震慑到了，加上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后来就不再纠缠我了，我才顺利逃脱。

在土耳其搭顺风车时，没想到竟遇上一个有同Xing恋癖好的司机。他对我动手动脚，还邀请我晚上去他家做那种不可描述的事情。我恶心得差点吐了，但我仍保持表面的礼貌，不卑不亢地告诉他：“我是一个正常的男人，没有那种癖好。我要下车！”还好他也很尊重我，把我放了下去。

还有在亚美尼亚的时候，我和一个环球旅行者在塞凡湖附近在一间废弃小屋里，经历过一个毛骨悚然的夜晚。半夜里听到外边有窸窸窣窣的声音，像是小偷鬼鬼祟祟的脚步声，又像是小动物在出没，这声音一直环绕四周，若即若离，却又挥之不去。

可是既没有坏人来袭击我们，也没有小动物的叫声，搞得我俩一夜都战战兢兢的，却又不敢出来一探究竟。万幸一夜过完，我俩安然无恙。后来再露营时，我也总是约个伴，以防不测。

旅途中奇奇怪怪的事情不胜枚举，我虽然吃了不少苦，但没对环球旅行的酷爱降温。

为了补贴一些旅行经费，我就用自己的名字在多个短视频平台注册账号，开始拍视频，做直播，记录自己的旅行经历和见闻。也搞一些代购，赚点小钱。

但是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是在旅行中遇上了我现在的老婆，她是格鲁吉亚人，叫Lika。

2022年10月30日这天，我在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没赶上末班车，却赶上了上天安排的跨国情缘。

当时我路过一家咖啡店，无意中看到一个漂亮的本地女孩坐在门口，鬼使神差地，我想跟她搭讪。

我的英文水平有限，虽然不能连词成句，只能生涩地拼凑单词，但她还是理解了我的意思。我提出加联系方式，她竟然同意了。

后来，我才知道她叫Lika，20岁，是个英语老师，难怪能猜出我蹩脚的英语。而且手机上有翻译功能，听不懂时，就用手机转换交流。

我们互相询问了对方的名字、国家和兴趣爱好，得知我是个徒步旅行的背包客，她对我的勇敢钦佩不已。我跟她聊了好多自己的旅行经历和见闻，她听得津津有味。

时间悄然流走，我们的心却越走越近，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她主动向我表达了爱意，我喜出望外，这简直是天降桃花运呀！于是，我拥住她拍下了我们的第一张合影。

有了女友，我暂时停下了脚步。晚上，我躺在帐篷里，在手机上跟Lⅰka聊天；白天，一有时间她就出来跟我见面。

她也带我见了她的家人。她的弟弟妹妹还小，我给他们都带了一些礼物，他们全家对我的第一印象都挺好的。

后来，她就和我商量结婚，但我在格鲁吉亚的签证只有一个月，我还要去亚美尼亚跟另外一个旅行者会合，然后再前往伊拉克。于是我对Lⅰka承诺：只要我能回来就跟你结婚。

我去了亚美尼亚，跟那位环球旅行者又穿越伊朗到达了伊拉克。在伊拉克时，Lⅰka天天给我打视频，哭着说非常想我，很想让我回来。

看到她在视频里哭得梨花带雨，楚楚可怜，我的浪子之心终于被感动了。我长相普通，也不富有，何德何能值得如此漂亮的姑娘日思夜想？她对我一片痴情，我觉得不能再伤她的心。

于是，我一路搭了17辆顺风车，历时三天三夜，穿越了3000多公里，赶回到了格鲁吉亚。

看到我回来了，Lⅰka欣喜万分。我们耳鬓厮磨，两情缱绻。

有一天我发现自己“感冒”了，她也紧跟着有了症状，后来才知我俩都感染了病毒。但是她在很难受的情况下，还坚持照顾我，给我端茶倒水，喂我吃药。

我觉得如此善良体贴的姑娘，是做老婆的最佳人选。所以，病好得差不多时，我们就去领证了。

我们只领证，没有办婚礼。我的打算是等以后有娃了再补办婚礼。

她家人对我没有物质要求，因为在他们国家人的观念中，爱情是双方自愿的，而不是说需要用金钱物质来换取一纸婚书。Lⅰka的父母唯一的要求是，以后我得对他女儿好。

虽然婚前我和Lⅰka没有太多的相处，缺乏感情基础，但结婚后我发现这个老婆我娶对了。Lⅰka性格很温柔，大部分事情都会听取我的建议，她喜欢我来掌控婚后的一切，简直是典型的夫唱妇随型的小女人。

我对羁旅生活已经上瘾，不愿继续待在格鲁吉亚。于是我就提议，我们出去玩一圈。因为她之前没有坐过飞机，也没有出过国，见识很少，所以我就想带她出去看一下不同的国家。她兴趣盎然，放弃了工作，于2023年1月，跟我一起踏上了旅途。

我一共带她去了土耳其、埃及、哈萨克斯坦、中国四个国家。在埃及，我带她去参观了金字塔，还到红海边玩耍。她开心地对我说，非常感谢我。如果不是我带她出来，她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能看到金字塔这样的世界级名胜古迹。

但是在旅途中我们也有小摩擦。最开始我们约定好了，每天晚上搭帐篷住宿，过几天才住一次酒店。并不是心疼钱，主要是想让她体验一下野营的乐趣。

但她没有旅行过，第一次体验这种旅行方式很不适应，精神状态也不是很好，后来我们就改成天天住酒店了。

但是只要一徒步她就喊累，一搭车她就说头晕。她更喜欢的旅行方式是那种坐着飞机飞来飞去，到某个地方了，就躺在酒店休息享受。而我喜欢背着帐篷，漫山遍野地去浪。所以，我们在旅途中也有过争执，但最后还是她迁就我。

还有一种矛盾，源自我们对待同一件事情的态度。Lⅰka是个做事情比较随意的人，往往是怎么快乐怎么来，只有三分钟热度，不会认真执着到底。而我恰恰相反，对待自己喜欢的事情 都是抱有百分百的热情和积极的心态去做。

在旅行中，她更多的时间是慵懒地躺在酒店刷短视频，完全扫了我旅行的兴致。

后来我也想通了，毕竟两个不同国家的人，从小的社会环境和接受的教育是不同的，做事的心态和习惯不同也是必然的。而且，我俩性格有别，我爱动，她喜静，这也是其中一部分原因。

后来我们就从埃及回了格鲁吉亚，住了一段时间后，她说没有去过中国，想跟我去中国看看。因为我们中国在格鲁吉亚的媒体宣传中是比较发达的国家，格鲁吉亚人觉得中国什么东西都能生产出来，而且卖的东西也很便宜。

看Lⅰka这么向往中国，我就决定带她来中国看看。何况，她已是我老婆了，也应该带回去让家人亲戚认识一下。然后，我们坐飞机飞到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又从阿拉木图搭顺风车，前往中国的新疆口岸入境。

来到中国后，Lⅰka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看什么都很新奇，都想去尝试一下。比如各种奶茶、咖啡，以及各种小吃。在他们国家，喝饮料都是红茶放一块儿方糖，她没想到中国的饮料五花八门，口味还这么丰富。

最搞笑的是，当她看到臭豆腐时，捏着鼻子好奇地问我：“这是什么东西？这么黑，这么臭，怎么还有那么多人买来吃？”当我告诉她这叫臭豆腐，是中国传统的特色美食。

她惊讶地张大了嘴巴，没想到豆腐原来可以做成黑色的，还可以闻起来这么臭，吃起来却这么香。

回老家玩了几天后，我本来准备继续带她从云南进入老挝，然后畅游东南亚各国，可是到了云南边境 我发现她总恶心呕吐，用测孕纸一验原来她怀孕了。

我们商量了以后，决定还是让她去格鲁吉亚生孩子。因为她觉得在妈妈身边更有安全感。而且，在格鲁吉亚生小孩，医院会承担一切费用。

2023年6月，我带着Lⅰka又回了格鲁吉亚。就在今年的2月8日，Lⅰka为我生下一个健康漂亮的儿子。后来，我要回老家办点事，考虑到孩子太小，经不起舟车劳顿，我就把他们母子留在格鲁吉亚，一个人回来了。不过，3月底我又要返回格鲁吉亚了。

以后我打算先停止旅行，在格鲁吉亚做点生意，跟妻儿过几年安定的生活。因为六七年前挣的钱花得差不多了，我需要先把经济问题解决了。等有了一定积蓄，孩子也大一点的时候，我可能还会继续在世界各国的旅途上折腾。

我觉得人生就是一场旅行，要不断给自己设定目的地，并努力去到达。尽管路上有很多艰苦，但也有很多趣味。青春很短暂，我要趁着年轻去游历更多国家，增长更多见识，不让人生留遗憾。

我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将来要环球旅行150个国家。就算是有了老婆孩子，他们也不能成为我的羁绊。也许在很多人看来，我对环球旅行的执念显得我不够爱老婆和孩子，但我觉得人生价值是体现在自己身上，而不是在孩子或者老婆身上。

对于我和Lⅰka的跨国婚姻，我会让自己变得更有包容心。毕竟因为文化差异、性格不同，难免会有些不和谐的地方，不能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争得脸红脖子粗。

常言道：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两个本来相隔万里的人能够走到一起实属不易，何况我们又有了孩子，更应该珍惜这难得的缘分。

网民嚎叫：

佛心 发表评论于 2024-04-15 05:14:45

格鲁吉亚人到了退休年龄，每个人都能拿一份政府退休金，无论之前工作与否。所以他们不轻易更改国籍。

sysyphe 发表评论于 2024-04-15 02:38:04

文中最重要的一句话：“在格鲁吉亚生小孩，医院会承担一切费用。”连爸爸都选择让小孩子出生在别的国家！

谢选骏指出：格鲁吉亚是斯大林祸害的遗产，中囶是毛泽东的祸害遗产——从后果来看，毛泽东比斯大林更陰險！


【29、毛泽东不懂纸老虎创造历史】


网文《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报道：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All the reactionaries are the Papertiger），是由毛泽东提出。该论断提出时，英语的习惯用法中没有这个组合词，因此当时的翻译余光生在翻译时用了英语中类似的习惯用语“稻草人（Scarecrow ）”来代替。毛泽东了解后说：“不行，我的意思是纸糊的老虎，是Paper-Tiger。” 就这样，Paper-Tiger这个组合词，随着毛主席的著名论断，在世界广泛流传了。类似“泥足巨人”。

出处

在其它一些流传的逸闻中，当时可能在场并任翻译的有：陆定一、凌青、余光生等人。例如在斯特朗本人的回忆文章中，其中有一篇提到了她相对较为熟悉的陆定一；甚至有的版本声称是某翻译提出了Paper-Tiger这个英文词（事实上在后来基辛格在访华时还特意提到毛泽东提出了这个英文单词）。这些不同的版本应是出自张冠李戴式的记忆错误或以讹传讹式的误传。

考虑资料来源的可信度、以及以上各位同志的经历和语言背景，实际在场翻译为余光生、Paper-Tiger这个英文词为毛泽东提出无疑。

历史背景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为期43天的国共重庆谈判签订《双十协定》，国民党做完内战准备之后开始撕毁协定、大规模进攻解放区，1946年6月，国民党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当时，国民党在军队数量、军事装备、后备资源及外来援助等方面，都明显超过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约430万人，而且拥有装备较好的陆、海、空军；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只有127万人，不仅没有海军和空军，而且陆军装备也很差。国民党政府统治着约占全国76%的面积、3.39亿人口的地区，控制着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和绝大部分铁路交通线，拥有全国大部分近代工业和人力、物力资源；而解放区的土地面积只占全国的24%，人口约1.36亿，基本上依靠传统的农业经济。此外，国民党得到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没有得到任何公开的支持。因此，对处于劣势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能否打败国民党的进攻，许多人存在怀疑和顾虑。

论断提出

（一）

1946年8月6日下午5时，毛主席在延安杨家岭接见了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这是毛泽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关于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的一篇重要的谈话。当时，大家围坐在窑洞前半山坡平台上的一个小石桌旁，谈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的格局和中国的战局。毛泽东在谈话中指出：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二）

1946年8月，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满怀信心地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十分坚定地说，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

论断深化

1958年1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有发表了《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一文，指出：“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从此，“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和“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成为中国人民在思想上、战略上藐视一切貌似强大的敌人的口号。（人民网）

释义

一切反动派既是纸老虎。从长远与战略来看，一切反动派在人民正义的力量前都是纸老虎，终将败于人民汪洋大海的反抗，我们面对强大的反动派要树立必胜的信心；从现实与战术来看，反动派一般占有优势资源与强大的暴力工具，也是真老虎，在与反动派的斗争中要高度重视战术运用，有耐心、有战术地打倒反动派。后来也广泛应用于人们工作生活中，把日常遇到的困难、挫折、挑战看作纸老虎。

阐述

1、进步与反动定性上，从世界范围对苏联与美国、国内范围对共产党与国民党分析对比；

2、具体战争上，从人员、战略指挥、战术运用、武器方面分析对比。

“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虽然在中国人民面前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中国人民在美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之下，将要受到长时间的苦难，但是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节选自《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一九四六年八月六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意义 播报

自接受斯特朗采访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论断后，毛泽东把这个论断不断扩展、深入阐述，广泛应用于反帝国主义、反修正主义、反霸权主义、国内建设等诸多领域。最完整的阐释是”反动派既是真老虎，也是纸老虎“，应对的指导思想应该是“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

“ 美帝国主义是个纸老虎，它的强大是表面的、暂时的。它不可能像流水一样地援助蒋介石。对美帝国主义，对蒋介石，总的方面我们应该轻视他们，但对具体的敌人就不能轻视，如果轻视就会犯原则性的错误。”——《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

“我们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是从战略上来说的。从整体上来说，要轻视它。从每一局部来说，要重视它。它有爪有牙。要解决它，就要一个一个地来。比如它有十个牙齿，第一次敲掉一个，它还有九个，再敲掉一个，它还有八个。牙齿敲完了，它还有爪子。一步一步地认真做，最后总能成功。”——《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一九五六年七月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我说一切所有号称强大的反动派统统不过是纸老虎（Papertiger）。原因是他们脱离人民。你看，希特勒是不是纸老虎？希特勒不是被打倒了吗？我也谈到沙皇是纸老虎，中国皇帝是纸老虎，日本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你看，都倒了。”——《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这里我想回答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我的回答是，既是真的，又是纸的，这是一个由真变纸的过程的问题。变即转化，真老虎转化为纸老虎，走向反面。

一切事物都是如此，不独社会现象而已。从现象看本质，我在几年前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战略上藐视它，战术上重视它，不是真老虎，为什么要重视它呢？看来还有一些人不通，我们还得做些解释工作。”——《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一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其中以1958年《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阐述最为完整、全面、深入，堪称“一切反动派是纸老虎”论断的巅峰之作。其寓意，从哲学的角度来讲，是一切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和事物都是会朝着它们相反的方向发展。

影响深远

1946年毛泽东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一经提出，立刻传遍国内外，深入人心，产生了人们意想不到的巨大力量，从理论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极大地增强了人民同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勇气和必胜信心。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不断取得成绩，这个著名论断不仅为中国人民社会主义事业建设提供巨大的精神力量，彰显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与创造性，还极大鼓舞了世界无产阶级斗争与第三世界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斗争。

现实作用

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精华，以此论断为指导树立的“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原则仍然普遍指导着中国共产党，为中国共产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突破，提供着科学理论武器。

作为毛泽东精神的内涵反映，该论断所彰显的骨气与智慧极大地改造了百年挨打挨饿旧中国的精神面貌，振奋中华民族精神，至今鼓舞着人们在日常生活工作中战胜困难、勇往直前。

1946年8月，毛主席与美国进步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进行了一次长谈，从下午至深夜。毛主席发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惊世名言。他指出：“以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斯特朗女士折服地评道：这是个“时代性的伟大真理”。

超越时代

随着时代的变迁发展“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仍将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人民反对压迫、对抗剥削都是一剂强效的精神良方。同时也诠释了水能载舟 亦能覆舟的深刻哲理。历史经验不断的告诉我们多强大的敌人如果和民意为敌必将以失败告终。

谢选骏指出：什么是“纸老虎”？表面上看，“纸老虎”就是“真老虎”的反义词。其实不然，在我看来，纸老虎是软件，真老虎是硬件。什么是真老虎？真老虎就是景阳冈上被武松打死的老虎。如此看来，真老虎并不可怕。那么纸老虎呢？纸老虎是一种观念性的东西，是思想的产物，是一种意识形态或神秘符咒，是一种科学或技术，例如，坦克设计的图纸就是一种典型的纸老虎……等等。现在，大家都知道了，真正可怕的，与其说是真老虎，不如说是纸老虎。而大舌头毛泽东就不懂这一点，结果他的纸老虎就是从潘金莲那样弄来的伪硬件了。人说“从世界历史上看，改变距离的技术进步往往会大大地改写世界地图”；而在我看来，地图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软件！没有地图这个纸老虎，地理大发现的真老虎，是不可能出现的。毛泽东愚蠢至极，不懂纸老虎的强大，他甚至不懂共产党政权也是从一张纸老虎画来的——《共产党宣言》。所以他就乱写宪法，乱呼口号，却不知道这些纸老虎（“人民当家作主”、“民族区域自治”）迟早有一天会被人要求兑现，不可能像是红军的白条那样耍赖到底、不了了之。对了，大家熟悉的钞票，又何尝不是一个纸老虎呢？再说美国，他的纸老虎就是创新能力，毛泽东邓小平之流二百五，到死也没搞懂这些纸老虎的奥妙，真是枉为人形，白活了一辈子。


【30、毛泽东的儿子吃不上蛋炒饭】


《毛岸英之死无关“蛋炒饭”？习近平翻案》（2021-06-15 自由时报）报道：

《华尔街日报》15日报道，中共建党100周年之际，正加快美化历史！在中共总书记席习近平指示下，中国历史研究院率先采取行动，重新包装共产党负面历史，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为毛泽东长子毛岸英之死“平反”，否认他因“蛋炒饭”送命。

中国网红厨师王刚（右）去年11月24日上传“扬州炒饭”教学影片，意外遭到大批小粉红出征，他们认为王刚故意选在毛岸英（左）的冥诞

毛岸英据传在韩战期间，拿著朝鲜政府赠送的鸡蛋在司令部生火炒饭，因此被美军发现炊烟，最后战机投下凝固汽油弹击中司令部作战室，毛岸英未能逃出当场被炸身亡，享年28岁。这个故事早已深植中国民间人心。

不过据《华尔街日报》报导，中国历史研究院已经推翻了这个死因。该研究院两年前由习近平发起，目的是反驳对中共过去的负面看法。

去年11月，在毛岸英逝世70周年之际，中国历史研究院推出了另一个版本，援引所谓解密的电报和目击者说法，在社交媒体“发帖”（po文）强调，毛岸英是在敌军发现他所在作战室的无线电传输后被杀害的。文中说：“些造谣者用蛋炒饭牵扯毛岸英，严重削弱了毛岸英英勇牺牲的英雄形象，居心恶毒。”该帖子的浏览人次约为190万。

报导中说，该研究院将蛋炒饭的故事归咎于一名中国军官2003年版的回忆录，却没有提到这本书是由中国军方的出版社正式出版的。

中国历史研究院由高翔领导，他是一名57岁的历史学家，后来成为宣传官员，他将传统学术与病毒式的营销技巧相结合，重新包装历史，以支持习近平的国家愿景，并加强打击那些批评共产党历史或领导的势力。

4月间，中国网路监管机构“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简称“国家网信办”），将批评共产党领导和政策的行为定义为“历史虚无主义”，并要求网民积极举报。

国家网信办在通知中指出，“一些有心的人在网上散佈与历史虚无主义有关的有害信息，恶意歪曲党的历史。”

《华尔街日报》指出，批评中共历史或领导层的人可能会面临法律惩罚。

与此同时，一些中国历史学者认为，中国历史研究院为了服务政治，不惜扭曲历史。北京一位历史教授拒绝了该研究院的合作提案，他告诉《华尔街日报》说，“这些人不走学术道路，而是做这种事逢迎拍马并获得升迁。”

网民哀嚎：

[31415926] 今天 16:23

刁2的受精卵还没形成。他怎么给翻案？这种新闻不要报了太低智商了。

Johnny Walker 今天 13:32

老天有眼！朝鲜战争给中国留下的最“正能量”的遗产，就是那一颗燃烧弹！

下雨 今天 08:17

蛋炒饭绝对是不可能的，事实是煮面条卧荷包鸡蛋。

lary 今天 08:03

先不说蛋炒饭，太子在志愿军司令部里指手画脚，不把领导放在眼里，是不是也要历史虚无的改掉？有了这个前提表现，蛋炒饭就是符合逻辑的了。

kshdjj 今天 07:39

你说， 可能吗？

kshdjj 今天 07:38

听说，真正的事实是： 毛岸英当时用手枪猛力射击飞机，并且击落十架后，不幸给一颗没爆炸原子弹击中头部后，光荣殉职。

Harv 今天 07:35

傻逼们！

军人战场死疆场，只要不是逃兵，就是光荣牺牲-全世界+美国就是如此。

老毛起码送儿子上战场。权贵子弟上战场，我记得就是哈利当过空军，小布国防军。川普、克林顿逃兵。

摩诃笨蛋 今天 06:18

反正死了，中國沒有成為朝鮮就好。

runqun 今天 06:03

太子不死，民族不存。

L01_北美01 今天 05:49

如果毛岸英不被美国炸死，现在还有习近平吗？

小蒲公英 今天 03:46

管它蛋炒饭，翻炒蛋，炸死了就好。什么时候再来个斩首猪头，美国功德就大了！

北朝廉洁 今天 03:21

华尔街日报也照样是个拍左棍马屁的下流货

waitannaniwa 2021年06月15日 22:56

蛋炒饭，饭炒蛋，饭炒饭，蛋炒蛋。运气不好。

jinpingxi 2021年06月15日 22:52

主席的儿子一定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怎么能和蛋炒饭有关系。

LBSD 2021年06月15日 22:15

无关蛋炒饭，而实际是饭炒蛋。

谢选骏指出：可怜的小毛，生前爲了一口蛋炒饭而死，可谓比鸿毛还轻了；死后还被剥夺了蛋炒饭的配享，可谓一个彻底的饿死鬼了。难怪老毛后来心狠手辣，活活饿死了亿万民众，来为他的讨债鬼兒子陪葬于无神论的阴间了。毛泽东的儿子吃不上蛋炒饭，弄得毛泽东也没了蛋，只好发动文革，把年轻人驱逐下乡，让她他们流離失所、生不如死了。


【31、毛泽东的反传统】


《宝宝取名——名字避讳杂谈 》（2008-4-22 中华起名网 ）报道： 

核心提示：避讳起源于西周，春秋时鲁国大夫有关取名六忌的见解，以及《礼记》中追加的“大夫、士之子不敢与世子同名”等讲究，便说明当时已经有不少具体的避讳要求，即常人取名，应避开那些已经为国君和法定继承者使用的名字。不过直到战国时，避讳还没有形成过一整套制度。比如周厉王·“胡”，周僖王又名“胡齐”；周穆王名“满”，周襄王时，王室中又有名“满”的。 

避讳起源于西周，春秋时鲁国大夫有关取名六忌的见解，以及《礼记》中追加的“大夫、士之子不敢与世子同名”等讲究，便说明当时已经有不少具体的避讳要求，即常人取名，应避开那些已经为国君和法定继承者使用的名字。不过直到战国时，避讳还没有形成过一整套制度。比如周厉王·“胡”，周僖王又名“胡齐”；周穆王名“满”，周襄王时，王室中又有名“满”的。秦汉以降，大一统的政局形成并得到巩固，君主之尊无以复加，儒学在封建上层建筑领域中逐渐占有统治优势，避讳制度也日臻完备。五花八门的讳禁有如网罗，兜揽了臣民的全部言论行为，稍有触犯，轻则遭谴，重则罹祸，乃至灭家灭族。于是避讳之道自然而然地发达起来，成为所有人不可不懂的一门学问。 

讳有“国讳”、“家讳”、“圣贤讳”、“宪讳”等具体区分。

国讳，即当朝皇帝和其七世以内祖先的名字。比如秦始皇政，秦朝时月份名称中，“正月”改为“端月”；又秦始皇的爸爸名“子楚”，故秦朝时凡称“楚”（地名（时，一律改称“荆”。又如唐高祖李渊的祖父名“虎”，唐初时“虎”字成讳，不许说，不许写，以前溺器叫“虎子”，这时连乡野老妪亦懂得避讳，一律叫“马子”。今人所谓“马桶”或“抽水马桶”，就是避讳成果之一。有些皇帝出身草莽，连祖父的名字都弄不清楚，遑论七世，这就方便了臣民。但也有重新替爷爷、太爷爷、老祖宗取名的，也成“国讳”，是谓“天晓得”。

这还不算。偏偏中国人的姓名又极复杂，包括名、字、号成一整体，而皇帝的具体特称，还有谥号、庙号、陵号、年号等等，在许多朝代里，这些名字的别样表现形式，也都算“国讳”。清朝乾隆年间，江西举人王锡侯作《字贯》一书，被检纠犯了康熙和雍正的庙号之讳，遂酿成大狱，王锡侯本人砍脑壳不算，还连带杀了不少被认为与此事有牵连的人。宋朝的“国讳”尤厉害，皇帝的七世祖先以上的祖宗名字，都得避讳。宋人洪迈谈到此事说：“本朝尚文之习大盛，故礼官讨论，每欲其多，庙讳遂有五十字。”《百家姓》是宋代出现的启蒙读物，其实这五十个字远比《百家姓》重要。否则，哪怕识字再多、学问再好，一旦做文章时用了这五十个字，甚至与之音近、形似的字，这一辈子就做不成官了。

国讳的适用性太普遍，不少字都是常用字，给政事外交、社会生活都带来许多麻烦，于是有些帝王便注意用冷僻少用的字给后代取名，甚而也有自己改名的。

家讳，就是父母祖先（有时还包括所有长辈（的名字，作为小辈，应在日常言行或行文用字时绝对回避。国讳体现尊君，家讳则表示敬祖。林黛玉读“敏”字时皆念作“密”，就是避母亲名讳。但是比这更稀奇古怪的事多着呢。比如南朝范晔，因父名“泰”，便推辞太子詹事这一官职，因“太”与“泰”同音，犯了他家讳。刘温叟因父名“岳”，便终身不听音乐，因“乐”、“岳”同音，犯其家讳，甚至也从不去三山五“岳”游玩。唐代大诗人李贺，只因父名“晋肃”，竟终身失去参加进士考试的机会，因“进士”之“进”与“晋”同音，也犯家讳。照这样看来，诗礼之家最忌与“饭”、“食”、“水”、“菜”等字同音或形似之字取名，否则后代连吃饭饮水都成问题了。

避家讳是家族亲属内部的事，但与之打交道的人，也得出于礼貌避讳，就像当时封建统治者在与其它政权（如两宋时宋、辽、金、夏相互之间（交往时，得互相避他姓国讳-样。

当然，家讳不像国讳那样受到法律保护，有权势者对于无权势者的家讳，也可毫无顾忌。

在历代古籍中，应避讳字的书写方法有： 

1、改字法，即对成讳之字不用，另择它字代替。如二十四节气之一的“惊蛰”，先秦时叫“启蛰”，汉朝时为避汉景帝刘启的名讳，乃改作（“惊蛰”，沿用迄今。

2、空字法，即对成讳之字空而不书，或作“某”，或直写“讳”宇。

3、缺笔法．即不写所避之字的最后一笔，如林黛玉逢“敏”字必减笔画一样

《古代的皇帝取名为何要避讳？这样的习俗是怎么来得？》（华尔街的浪人 2009-3-26）报道：

到本朝的皇帝、自己的长辈及尊崇的人名时，每每避而不用该字，而以改字、空格、缺笔等方法代替。这种现象就是避讳，表示作者不敢、不能或不愿直呼其名。 

避讳大体可分两类：一是公讳，即国家强令臣民所作的避讳，如避本朝皇帝名、孔子之名等；二是私讳，乃是文人士大夫对其长辈之名所作的避讳。 

避讳制度起源于周代，到秦代时，随着专制中央集权的建立，避讳的办法才初步确立。秦始皇名政，于是下令全国改正月为端月；秦始皇的父亲名楚，楚这个字就被改称为荆。汉代律法规定，臣民上书言事若触犯帝王名讳属犯罪。到了晋代，避讳制度日臻严密，在许多方面都有严格规定，如“授官与本名同宜改”、“山川与庙讳同应改”等等。甚至皇后的名字也在避讳之列，简文帝郑太后名阿春，当时凡有春字的地名都以阳字代替，如富春改为富阳，宜春改为宜阳。晋代人还特别重视家讳，别人言谈中若涉及自己父亲、祖父的名字就得赶快哭泣，对表对父、祖之孝心。《世说新语》中就记载，东晋桓温之子桓玄一日设宴待客，有位宾客嫌酒太凉，要侍者“温一温”，桓玄一听此“温”字，马上痛哭流涕，一直哭到不能出声。由于在言谈中容易触犯别人的家讳，很多人都很重视谱学研究，以免言语不慎触怒他人。 

在南北朝时，士大夫都以善避私讳为荣。南朝刘宋太保王弘，精通谱学，能“日对千客，不犯一人之讳”，当时竟被传为美谈。在唐朝，避讳成为政府颁布的法律，不少人因不慎触讳丢官去职，断送仕途。著名诗人李贺的父亲名晋肃，由于“晋”与“进”同音，当时人认为他不能中进士，虽然有韩愈帮忙，专门写了《讳辩》为之辩白，但李贺最终没能参加进士科考试。恶讳（表示深恶痛绝的避讳）也首先在唐朝兴起。安史之乱后，唐肃宗憎恶安禄山之名，改安化郡为顺化郡，广东宝安县也被改为东莞县。宋代是避讳最严的一个朝代，庙讳就达到50个字，科举考试中，举子“举场试卷，小涉疑似，辄不敢用，一或犯之，往往暗行黜落”，失去中榜机会。宋孝宗时，应避讳的文字达到278个，文人士子遣词造句如履薄冰，举步维艰。至于因避讳不敢做某事、担任某官的更是常有。宋司马光被遣出使辽国，但因辽主名耶律德光，司马光只好以同名难避而辞退了这一差使。元朝，由于是少数民族的政权，几乎没有避讳制度了，大臣上书也敢直呼皇帝的大名。清朝统治者嫉恨中原人民视其为外族，除皇帝名之外，胡、夷、虏、狄等字都在避讳之列。乾隆四十二年，江西举子王锡候在《字贯》中触犯了康熙、乾隆帝名讳，满门抄斩，令天下士子心惊胆颤。避讳制度在中国存在了三千多年，直到辛亥革命后才彻底废除。 

《秦代避讳的新材料——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一枚有关避讳令文略说》（陈松长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09-9-10）报道：

秦代的避讳规定可能并不止于君讳而已。避讳多只分为“君讳”和“家讳”两种，可有简文明确规定：“黔首徒隶”不能名秦，已名秦者必须要更换，否则要处以“赀二甲”的重罚。可见在秦代，国名也是普通百姓必须避讳的内容之一。

有关秦汉的避讳制度，自陈垣先生著述《史讳举例》一书以来，已有很多学者进行过专门讨论，尽管他们的研究都各自有其理据和说服力，但限于秦汉避讳材料的零星和不易确定，故对秦汉时期的避讳情况多只能采用归纳加推测的方式进行，以致很多学者都认为：秦汉避讳制度并不像后世那样严格。如陈垣先生在《史讳举例》就指出：“秦初避讳，其法尚疏”。

近年来，有不少学者以出土的简帛资料为研究对象，对秦汉时期的避讳问题展开了不同层面的讨论，如日本实践女子大学的影山辉国就在胡适所主张的“诗文不讳，临文不讳”的基础上，通过对1949年以后出土的汉代简帛资料的具体考察和分析，指出大家所熟知的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中“邦”写为“国”者，并不一定是避讳，而可能是所据抄写的底本不同所致。因此，他认为：“武威汉简、银雀山汉简、马王堆汉墓帛书既为私人抄书，因此基本上没有必要避讳。”所以他认为，这些所谓的避讳例证都不足以作为出土简帛文献断代的依据（影山辉国《关于汉代的避讳》，《简帛研究2002--2003》，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的来国龙不完全同意影山辉国的意见，他指出，避讳主要可分为“君讳”和家讳两种。传世文献中对于秦汉的避讳制度没有明确的记載，几乎所有的秦汉避讳的定说，都是依据汉唐传注。可这些旧注的说解很多是有问题的。他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是公领域的文本，那么避讳字段有无可以作为断代的依据：但如果是私领域的文本，我们就不能直接用避讳字来断代，而要仔细考虑避讳的原因，帮助我们对文本历史的了解（来国龙《避讳字与出士秦汉简帛的研究》，《简帛研究2006》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应该说，这些研究成果确实对秦汉时期的避讳现象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讨论，我们在没有看到秦汉时期避讳制度的具体材料之前，大多只能根据汉唐旧注来分析和讨论。最近，我们在整理岳麓书院藏秦简的时候，欣喜地发现了一枚与秦代避讳制度有关的竹简，这枚简的下半段虽有残损，且中间也多有开裂残损处，但所幸其文字都基本保存下来了，文字的首尾都很完整，其内容是：

2026：令曰：黔首徒隶名为秦者更名之，敢有有弗更，赀二甲。

按，简文的“敢”字后有两个“有”宇，疑后一“有”字为衍文。

这条令文虽并没有说避讳二字，但其对“黔首徒隶”的更名要求，本身就是要求当时的普通百姓避用已作为国名的“秦”字。

有关秦代力行革制和改名的记载，我们在湘西里耶秦简中也看到有一块类似诏版的木牍，上面记载了许多秦代更名的规定，如：

……承令曰承制王室曰县官  公室曰县官  内侯为轮侯  彻侯为列侯  以命为皇帝□命曰制  □命曰制为谓□诏  庄王为泰土皇  边塞曰故塞  毋塞者曰故徼……

这种更名，自然有着改朝换代的时代意义。但都还不涉及普通百姓的姓名避讳，岳麓书院所藏的这枚秦简則以法律令文的形式记录了秦代所执行的一种特殊的避讳现象。从这条简文中，我们也许可以读出一些当吋有关避讳的信息出来。

首先，秦代的避讳规定可能并不止于君讳而已。如前所说，避讳多只分为“君讳”和“家讳”两种，可这里则明确规定：“黔首徒隶”不能名秦，已名秦者必须要更换，否则要处以“赀二甲”的重罚。可见在秦代，国名也是普通百姓必须避讳的内容之一。

其次，从这条法律令文可以看出，秦代的避讳制度并不是很随意的，它是有法律条款规定的，只是我们现在尚没看到当时的具体文本而已。

第三，秦代有关避讳的规定，也是有等级规定的。这里所划定的范围是黔首和徒隶两大类，也就是说，它是针对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的一般百姓和徒隶而设定的。因此，如果是有爵位主人，可能就不受此令文的约束了。

谢选骏指出：与许多马裂分子所说的毛泽东是“中国传统”完全相反，毛泽东其实是一个典型的“反传统”。例如他声称死了以后要去见马克思。再如他挖祖坟、毁文物等等。最后还有一个故事，他还拿了自己的外孙给自己找晦气。


1972年，毛和江青生的女儿李讷，生了个儿子，称为毛的外孙，他却给他起名字叫什么“效芝”。也就是仿效毛润芝（毛润之）。这完全违背了中国的“避讳”传统。

王效芝是李讷唯一的儿子，也是毛泽东第三代后人中最小的一位。王效芝是李讷（毛泽东与江青之女）与前夫所生的儿子。1970年，未婚的李讷随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一起下放到江西干校，并在干校与一位徐姓青年结婚，一年后生育一子，取名徐小宁。后来，二人离婚。

1984年，李讷与王景清建立了新家庭。徐小宁随继父王景清改姓王，取名王效芝，即效仿外祖父毛润芝的意思。

《毛主席受哪位古人影响而起了“润之”这个名字的？》（2021-01-21 运动每天小常识）报道：

大家都知道毛泽东字润之，他是受哪位古人影响而起了这个名字呢？

毛泽东谈这件事，最早是在1945年的重庆谈判时，他与时任《新民报》副刊编辑的张恨水，聊起他自己字“润之”的来历：这个字是他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他的老师为他取的。

1915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他的老师杨怀中先生推荐给他一部《胡文忠公全集》。毛泽东迷上了胡林翼的才识，暗暗发誓要做他那样的人。毛泽东说：“胡林翼号‘润芝’，我就给自己起名‘学润’。杨先生对我说：‘司马长卿崇拜蔺相如改名相如。你既然尊敬胡润芝，那干脆改成润芝吧。’以后，师长和好友们多叫我‘润芝’（润之）。”

胡林翼（1812—1861年（，字贶生，号润之，湖南人。曾推荐左守棠、李鸿章、阎敬铭等，为时人所称道。因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有功，与曾国藩、左宗棠并称“中兴三名臣”。

胡林翼初任湖北巡抚时，湖北库储荡然一空。胡林翼通过改漕章、通蜀盐等手段，当年收入400万两银子，湘军军饷有了着落。深得曾国藩赞誉，“糜烂众弃之鄂”变为了“富强可宗之鄂”（《曾国藩全集》）。

胡林翼称誉左宗棠“有异才，品学为湘中士类第一”，胡林翼7次举荐他，左宗棠诚被感动，“出茅庐，筑伟业，成中兴名臣”。

1861年9月30日，胡林翼因病逝于军中。谥文忠，追加太子少保，兵部侍郎。所著辑有《胡文忠公遗集》。他绘制的《大清一统舆图》，为我国早期较完整的全国地图。

晚清，时人都认为胡林翼的德行才学在曾国藩、左宗棠之上。

晚清御史慈铭说胡林翼“老谋深识，烛照不遗，固中兴第一流人”。晚清大学者王闿运说“中兴之业，实基自胡”。《清史稿》评价他：“长于综核，干济冠时。”清人唐文治在《胡文忠公语录序》中对胡林翼的赞语：“此其量，江海之量；此其心，江海之心也。”

曾国藩曾在奏折中称赞“润芝才力过国藩十倍”。曾国藩还说胡林翼之功在于“变风气为第一，而荡平疆土二千里次之”。曾国藩还赞胡林翼“忧国之诚，进德之猛，好贤之笃，驭将之 厚，吏治之精，无善不备，无日不新，同时辈流，固无其匹，即求之古人中，亦不可多得”，在曾国藩论人之语中，评价之高绝无仅有。

李鸿章晚年常提“先师曾文正公”与“前辈胡文忠公”（胡林翼谥文忠）。

蔡锷把曾国藩、胡林翼的治军用兵之道编成《曾胡治兵语录》，用于指导部队。

蒋介石也崇拜胡林翼的军事才能，把曾国藩、胡林翼的治军方略编成《曾胡兵法十三篇》，作为黄埔军校学生的必读教材，并签名题词赠给每一位学生。

谢选骏指出：蒋介石、毛泽东，都崇拜汉奸胡林翼，难怪他们把中国搞得一塌糊涂。从此而言，“国共战争”其实是一场“汉奸之争”——“兩個中國”，殊途同歸。


【32、毛泽东的虎妈吃死人】


《吃人肉、炼人油——1959年信阳事件中的家乡》（荷塘月色）报道：

姜寨吃人肉最多的，孩儿娘应算其中的一个。

一天夜里，她和弟弟姜树彬一起，从“万人坑”旁边的干沟里背回一个饿死的人。尸体是一个十五六岁的男性。由于两人身体饿得都很虚弱，他（她）们轮换着才把尸体背回家。二人先把尸体的头割下，用刀费力地把颅骨砍开，取出人脑，放在大窑碗中， 足足有一大碗；再打开膛，取出心、肝、肺等。最后，把四肢和躯干各个部位的肉全部剔出。人肉装了满满一盆。尽管这个人是饿死的，但其皮下还是有一层薄薄的脂肪，他们又把人的瘦肉和人脂分开来。孩儿娘说：

“人的脑子很好熟。半夜里，我煮开半盆水，把从颅骨内取出的一大碗脑往开水里一倒，脑就沉下去，因为这是生脑。放些盐，再稍烧片刻，脑就漂了起来，可以吃了。人的脑子其实很好吃，很香。”

写到这里，我的身上直起鸡皮疙瘩。我几乎怀疑：吃的真是人吗？真是人在吃吗？事情怎么会至于这样？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里，写到一个迫害狂总怀疑别人要害他，要吃他，那毕竟是艺术虚构。然而，公元1959年发生在家乡的人吃人，可是千真万确的。假如让伦理家或道德家知道这样的惨事，他们肯定会破口大骂吃人者“没有人性”或“没有人道”。我以为这些“家”们大抵没有尝过挨饿的滋味，属于“饱汉不知饿汉饥”那种。不信饿他们三天，那观点就很可能会改变。事情发生在历史上，我们要历史地看问题。求生是人的本能，在一万条生路给你堵死九千九百九十九条后，你没有理由要求每个人都不走最后一条没有人性的求生之路。吃人者和被吃者是同等悲惨的，而制造这种悲惨社会局面的罪魁祸首，则是最“没有人性”的。

孩儿娘和姜树彬把人脑吃完后，再把人肉煮熟，把人脂炼成人油。为了不让其他人发现，二人把煮熟的人肉装在一个大坛子里，把炼制的人油盛在一个小坛子里，连夜在她家附近干了底的大塘底部偷偷挖坑，把坛子埋起来。剔光肉的人骨头，也坑埋在大塘底。之后，每天夜里他（她）们就偷偷扒开坛子上的封土，掀开盖子，取些人肉和人油，用罐子煨热吃。冬天气温低，他（她）们的人肉一直吃了很长时间。

孩儿娘还向我介绍她煮人肉的体验：

“人肉不同于其它肉。你别看人皮和人肉很薄，可是用水一煮，很快膨胀，人皮和人肉都会变厚。所以人肉是越煮越‘多’。”

当时的姜寨，除他们二人外，村中还有一些人在偷偷吃人肉。由于这事是万万不能让别人（尤其是村干部）知道的，人们也只能是猜测，大家心中有数，可是心照不宣。

姜树彬的婶子就怀疑侄子在吃人肉。据说有一天夜里，他婶子饿得奄奄一息，还不住地哀求着：

“我饿啊！你们也给我一点（人肉）吃吧，我饿啊！……”

然而，谁又敢把自己煮的人肉给她吃呢！她的哀求声越来越低，最后直到没有。她当夜死去。

谢选骏指出：毛泽东自称人民的儿子，人民的虎妈吃人，就是毛泽东的虎妈甚至虎奶奶吃人，怪不得被受害者要罵他“老逼养的毛泽东”。鲁迅这个假裝的狂人，也为毛泽东的虎妈虎爹虎奶奶背书，他她们好像真吃人而且吃真人，其实吃的只是死尸，就像吃了毛泽东的腊肉一样。


【33、毛泽东的獠牙啃食的女人】


《毛泽东宫廷的秘密倾听者：陈元珍回忆录批判中共官方叙事》（艾莎 2023年1月16日）报道：

作家陈元珍在她的香港家中，摄于去年7月。《秘密倾听者：毛泽东宫廷中的天真少女》是她最近出版的新回忆录。

作家陈元珍在她的香港家中，摄于去年7月。《秘密倾听者：毛泽东宫廷中的天真少女》是她最近出版的新回忆录。

香港——作家陈元珍坐在一个硕大的天鹅绒椅上，倾身讲述了一个男子饿到竟然吃自己的故事。

以前，这个故事对她来说似乎难以置信。“我觉得那是一种夸张，”她说。但大跃进期间在中国农村的生活经历，改变了她对极端饥饿会迫使人们真的干下什么事情的看法。大跃进是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末将中国快速推入共产主义富裕阶段的灾难性尝试。

“这不是某个人的夸张故事，而是与现实生活一样真实的情况，但没有人会这样说，”陈元珍回忆起毛泽东的大跃进带来的绝望和饥饿时说。历史学家估计有多达4500万人在五年里死亡。

现在，坐在香港一家最豪华酒店的餐厅里，93岁的陈元珍说她想对全世界发出警告。

经历过中国近代史上一些最动荡年代的陈元珍反对中共净化历史的做法，担心这将使其继续犯下造成全球影响的错误。

她的声音在餐具和用餐者的嘈杂声中低到几乎听不见的程度。她说，“以毛的那种方式做事让我害怕”，她指的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

她说，她的书是为了给中共的官方叙事添加“血肉”，帮助读者对专制制度下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产生共鸣。但她的努力已引发了在讲述中国历史时谁的声音最重要的问题。

陈元珍是经历过毛泽东最恶劣暴行的仍然在世者之一，这些人已越来越少。她说，她要将那段历史真实地记录下来。但她的批评者——主要是男性——对她回忆的细节提出了质疑，还有人指责她捏造事实。

她对这种审视表示欢迎。

她最近的英文回忆录《秘密倾听者：毛泽东宫廷中的天真少女》（The Secret Listener: An Ingenue in Mao’s Court（于去年出版。这本书是她几十年撰写和重写个人历史的结果。她希望该书会有助于引起人们对香港等地更密切的关注，香港是她的第二故乡，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历史在那里正再次被改写。

“我相当了解过去，我能看到一些即将发生的事情，”她说。

香港发生的事情让陈元珍下决心出版她最近的回忆录。这些事情包括2015年几名曾经销售涉及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八卦书籍的书商被绑架到大陆，以及香港2019年发生的大规模民主抗议活动。

中国大陆和香港改写初中、高中教科书的做法，让她的目标感变得更加清晰。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央政府对香港进行了全面镇压，包括在2020年实施涉及范围广泛的港区国安法。那之后，香港一直处于一种沉默气氛中，陈元珍说，她熟悉这种气氛。“香港现在的情况与我60多年前发现自己所处的非常相似。”

陈元珍出生于一个生活优渥的家庭，20世纪30年代在大都市上海长大，在毛泽东和共产党1949年夺取政权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初步入成年。1958年，她与中共记者陈依范结婚，陈依范出生于特立尼达一个有名的华侨家庭，与周恩来等中共高官有交往。

解放后，陈元珍从上海来到北京在中央电影局做文职工作，但她渴望写作。写作最终让她改变了对中共的谨慎乐观看法，导致她一家为离开中国大陆进行了近二十年的努力。

1955年，陈元珍进入中央电影局后不久，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胡风因写了一篇主张应该让文学有更多表现力的文章后成为打击目标。

批判胡风的运动导致陈元珍的朋友和同事圈子中许多人遭到清洗，其中一些人被指控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

那之后，毛泽东出人意料地欢迎大家批评中共，提出了“百花齐放”的说法，意思是鼓励人们勇敢发表批评中共缺点的声音。

陈元珍觉得受到了启发，开始写作。但还没写完，毛泽东就开始揪出那些敢于发声批评的人，指责他们写的东西是“毒草”，而不是“香花”。

批评中共的人被关进监狱或送往劳改农场接受再教育。害怕写的东西会暴露出自己的“有毒”思想，陈元珍把手稿付之一炬。“我的那份手稿早已灰飞烟灭，”她说。

烧掉的稿子后来一直让她不能忘怀。

陈元珍把自己故事的初稿烧掉，也就破坏了“历史记忆”（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夏伟[Orville Schell]的说法）。一些学者对陈元珍的记忆是否可靠表示怀疑，或怀疑她对与周扬等党内官员关系的描述是否有所夸大，她在回忆录中说，周扬曾就如何处理胡风的问题向她征求意见。

“这是中共破坏历史记忆的危险之一，”在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担任亚瑟·罗斯冠名主任的夏伟说。他说，陈元珍和其他人一样，不得不“在差不多是除了自己的记忆之外几乎没有其他资料”的情况下写回忆录。

陈元珍回忆录中的许多情节来自她和丈夫多年前的著书和更早的手稿。最近，在港岛南侧一个阳光明媚的小公寓里，她站在堆满了书籍和旧手稿的桌子前。

她拿起丈夫写的英文书，比如已经泛黄的《上乐村的一年：文革期间的中国乡村生活》（A Year in Upper Felicity: Life in a Chinese Village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和《亲历文革》（Insid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内容都是关于毛泽东领导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这一政治动荡时期。毛泽东担心自己的革命事业无法为继，发动年轻的红卫兵迫害党内官员、学者和其他人。

她还参考了自己的作品手稿，那是她在与丈夫定居康纳尔大学后写的，这对夫妇于1971年终于逃离了中国。《寒风》（Cold Wind（讲述了她家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 《龙村》（The Dragon's Village（是她基于大跃进回忆的自传体小说。

“这就是我说我不靠记忆的原因，我有自己的笔记，因为我们出国后我写了笔记，”她拿着一个装着手稿的棕色大信封说。

陈元珍的第一本书《龙村》是1980年出版的，虽然这是部虚构作品，但是根据她在大跃进后的1960年在一个村庄的生活经历写成的。

由于担心自己会在打击胡风的清洗中受怀疑，陈元珍主动要求下乡工作。她在那里发现毛泽东早期的集体化实验是一场灾难。庄稼被毁，整山的树被砍光。她写道，满地就像是“被毁的墓地，被挖出来的人类遗骸暴露在外”。

她遇到骨瘦如柴的村民，听他们讲述家人饿死的情况后，任何所谓土地改革的成功在她看来都是一种幻觉。然而，她和当地村民并没有上报粮食减产的真实数字，而是为来视察的中共上层官员们制造了一个特大丰收的假象。

这些出现在她的新书《秘密倾听者》中的情景，有时读起来像是电影剧本，里面的人物之间有详细的对话，她说，之所以采用这种写法，是为了让故事更加引人入胜。

20世纪60年代后期，红卫兵无法无天的暴力做法促使陈元珍和丈夫将年幼的儿子送到上海与外祖母一起生活。陈元珍的丈夫一度因为精英身份而受到惩罚，被分配去打扫厕所，并搬进简陋的住所。在全家终于离开中国二十多年后，他于1995年去世。

在陈元珍回忆录的结尾，她用令人紧张的手法描述了她和丈夫为获得离开中国所需的出境许可而采取的越来越不惜冒险的做法，他们当时生活在被卷入越来越大的政治斗争的危险之下。

政府中那些能确保他们出国的人一个接一个地成为革命派的打击对象。

陈一（音）是曾负责帮助陈家人办理出境申请的政府官员。有一天，陈元珍突然看到点了这个官员名字的大字报，上面还有“砸烂狗头！”、“油炸黑帮分子！”等标语。

最后，由于陈依范与周恩来有过交往，她的家人终于拿到了出境许可，允许他们出国的条件是陈依范去国外宣传共产主义。

今天，陈元珍的声音早已被中共历史学家们的声音所掩盖，他们对大跃进等运动加以粉饰，把大跃进导致数千万人死亡的估计说成是旨在破坏中共的“历史虚无主义”。

“他们说历史在他们一边，意味着他们正确，”陈元珍提到中共时说。

她还说，“但如果人们了解过去、知道他们过去做过的事情，就能对现在发生的事情有更好的了解。”

“按照毛泽东的方式做事让我害怕，”陈元珍说。

谢选骏指出：这个陈元珍，不过是共产党军营里的普通一兵，但是通过一个耸人听闻的标题，成了毛泽东的獠牙啃食的女人。要知道，毛泽东哪有什么宫廷，他有的只是一个水浒传里的山寨——这是他死前不久发起的“评《水浒》运动”所透露并亲自招供的。


人说——评《水浒》运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力图摆脱苏联殖民地处境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政治运动。

1975年8月13日，“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卢荻向毛泽东请教关于几部中国古典小说的评价问题。毛泽东先讲了《三国演义》、《红楼梦》等作品，然后又谈到《水浒传》。毛泽东针对卢荻提出的“《水浒》一书的好处在哪里”的问题，对《水浒传》作了评论，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此后，卢荻整理了毛泽东的谈话稿。

8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1975年196号文件《毛主席关于〈水浒〉的谈话》，全文转发了上述文稿。

8月14日，四人帮在获得毛泽东关于《水浒传》的谈话内容后，通过控制的报刊进行宣传，以敲击意图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一派。江青称《水浒传》的要害是“排斥晁盖，架空晁盖”，暗示周恩来、邓小平是宋江、吴用，以架空毛泽东。8月28日，《红旗杂志》发表评论员文章《重视对〈水浒〉的评论》。

8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竺方明”的文章《评〈水浒〉》，其中说：“古往今来，革命阵营中总会出现叛徒、出现投降派。宋江，是古代的投降派。修正主义者，向国内资产阶级和外国帝国主义投降，是现代投降派。刘少奇、林彪一类，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就是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要反修、防修，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必须知道投降派、识别投降派、反对投降派。”

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

9月20日，周恩来在进手术室之前，高呼：“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我看——不仅周恩来是个投降派，毛泽东集团（包括邓小平集团）也都是投降派……否则中国大陆怎么可能沦入苏联的殖民地卫星国的“人民共和国”的泥坑里呢。


【34、毛泽东的杀人艺术——从杨开慧自杀到江青自杀】


《李锐谈毛泽东：“生活流氓、政治流氓”》（2019-05-27 裴毅然）报道：

她的哥哥杨开智，一九二九年去过井冈山，杨开慧知道毛泽东娶了贺子珍。她带着三个孩子住在长沙东乡六十里的板仓，毛泽东两次打长沙都经过此处。省长何键为报仇，将杨开慧逮捕，逼她登报同毛离婚，她不应允，于是将他杀害。易礼容这个人知道嘛？易礼容同我谈过杨开慧临刑前押在人力车里游街，她大喊：“我不要死！我不要死呀！”因为她还有三个孩子呵！

2011年5月29日，裴毅然在北京李锐寓所拜访李锐。

按：大陆学者裴毅然教授近年致力于延安一代的研究。最近专程拜访中共党史专家李锐先生。听这位见证毛朝兴亡历经人世沧桑的老前辈谈往事与时政。特别奉告读者，李锐身体很好。这篇专访，不容错过。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九日十时，历经几次曲折，终得走进北京木樨地那幢老旧的高干楼（曾住不少名流，如萧三、王光美等），见到我心目中的当代英雄──李锐老，中国政改思想界领军人物，延安一代硕果仅存的“健在者”。由于求见者甚众，不少还是“烂屁股”（久坐不走），这次拜见实属难得。一起去的还有一对中年夫妇，当然也是锐老的崇拜者。

锐老坐在客厅沙发上，起身握迎，真没想到九五老翁身体这么好。锐老生于一九一七年，身板略曲、握手有力、声音洪亮、反应灵敏、思维活跃、表达流畅、写字有力，惟右耳有点重听及对近事记忆稍欠。见此状态，不禁暗暗为国家高兴。不过，锐老见我长须飘胸、发乱肤黑，不太像谦谦学者，侧望生疑：“你就是╳╳介绍的那个研究延安知识分子的教授？”乃递上友人的“介绍信”。落座之后，谈话立即进入正题。

对思想界很不满意：一片胡涂

李锐：你研究我们延安一代，怎么研究的？

裴毅然：从你们“一二九”一代进入中共阵营开始，从学历构成、思想追求、价值理念、人生经历等各个方面切入，主要收集剖析你们这一代的人生际遇与思想历程，重点当然是你们这代红色士林对马列主义与中共革命的认识，尤其是来龙去脉的演变。

李锐：延安是中共打败国民党的基础，抗战前只有五万党员。不过我们延安一代的本质很难认识，一般人很难有深入认识。我近年思考三大问题：人类社会进步到底依靠什么？主义与理论是个什么东西？共产党应当怎样革命、执政？对于这三个问题，如今老中青三代都有人在谈，但多零零碎碎，很少进行系统研究。可以说，全国上上下下、党内党外胡涂为主，全明白的人不多。马列主义、共产党都是外来货嘛。

裴毅然：那么锐老您的思考呢？

李锐：我认为革命本身不可否认，即革命本身不可避免。当年辛亥革命，从孙中山开始，后来袁世凯复辟、蒋介石独裁，迟迟不抗日，都起了将我们这一代推向中共的作用。马日事变时，尸体就横在我家门口，十四五岁的红色少女被推去杀头时在街上大呼口号。中国的事儿首先怪蒋介石，否则共产党起不来。抗战胜利后，国共不打，事情也好得多。

裴毅然：您出生的家庭很好，从小受到良好教育……

李锐：我父亲一九〇五年由张之洞公费派日本留学时，即参加了同盟会，与宋教仁是同乡同年，早稻田大学的同班同学；同黄兴是好朋友，民国二年，我父亲当选国会议员，与谭延闿也是朋友。但我父亲死得早，一九二二年就去世了。我母亲是女子师范毕业的，湖南第一批接受现代教育的妇女。母亲对子女教育很严格，特别要有好品格。我十七岁进武汉大学，学的是工科。思想激进。“一二九”后，自己组织起共产党。武汉大学一个教授写信给我母亲，说你的儿子有危险。一九三七年二月，母亲特地赶来武汉，在武汉大学边上租房住下，监视我的行为。她跟我说：如果你父亲在世，也会赞成共产党；但蒋介石厉害，被抓住要杀头的。三七年五月，我就跑了，上北平去接党的关系了。

毛的这笔帐，迟早要彻底清算

裴毅然：你们“一二九”一代都是这么满怀激情与革命理想奔赴延安的？

李锐：当然，我们就是为了救亡、为了五四精神，追求民主与科学，反对国民党，投奔共产党。就住在我们这幢楼里的王怀安，当过最高法院副院长，被打过右派，一九四〇年他从四川带了一百多名大中学生到了延安，但整风后期都被打成特务。延安那会儿竟“抢救”出一点五万个特务，实际一个特务也没有。我也坐了一年多的牢，那个滋味儿可不好受，连续五天五夜不让睡，眼皮都不准眨，旁边站着一个端枪的。我受刑还不算严重的。这是康生从苏联带回来的肃反经验，据说只要多少天不让睡，就会讲真话。中国自古没有人权传统。

裴毅然：关于老毛呢？锐老您在这方面很有研究。

李锐：毛泽东嘛，李六如的夫人与我母亲是同班朋友，她告诉我母亲，当年毛泽东常去他家，不讲卫生，她经常给毛洗长褂子，那个脏呵！毛泽东比古今中外皇帝都厉害的，比列宁、斯大林还厉害的，是控制人的思想，要改造人的思想，改造最好的就数林彪了。全国人民学雷锋，都当螺丝钉。党员当驯服工具，不可以有自己的思想。共产党实际上就是一个农民党，早期的杀人放火，一点不假。苏区肃反，杀ＡＢ团，自己杀自己人居然杀了十万。黄克诚一生十来次挨整，第一次就是反对杀人放火。毛泽东革命有功，治国有罪，滔天大罪呵！

裴毅然：锐老，老毛的革命有功，好像仅仅只针对中共一党，对国家实在谈不上什么功绩。从抗美援朝、思想改造、三大改造、反右、三面红旗、大饥饿、文革，真是没有一件做对的。同时，也正因为“革命有功”，他才有本钱如此折腾国家。你们革命原本想为下一代开创一个更优美更合理的新社会，结果弄得我们知青一代不让读书，上山下乡，去走什么“五七道路”，读的书比你们这一代还少，开历史倒车，还自封“伟光正”！这难道是你们在延安时想要的“明天”么？

李锐：是的，毛泽东的这笔帐迟早要彻底清算。老实说我能活到现在，还有这么个状态，也靠人家美国的科学技术，我安过两次起搏器，二〇〇八年又做心脏手术，还有搭桥支架，都是美国发明的。中国文明有世界影响的恐怕只有饮食了。中关村与硅谷是人类的希望所在。知识分子是社会与国家的大脑，工人农民不过是手足四肢，四肢要听命于大脑的。毛泽东晚年还反对知识，硬要知识分子走工农化道路，要知识分子向工人农民学习，不是历史大倒退吗？一九七九年后，我去过美国三次，美国二百多年历史，真是一张白纸上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诺贝尔奖获得者，百分之七十在美国，百分之十一为犹太人，百分之十二德国人。苏联斯大林清除异己，但没有整知识阶层，所以卫星还能上天。我跟胡乔木关系很深，一九五五年他要我为《人民日报》写社论，我写了一篇《干部一定要学习自然科学》，也登了，但等于白写，很快就开始反右，只讲政治不讲科学了。

毛人品坏，只要奴才不要人才

裴毅然：唉，毛泽东呵，这个毛泽东！什么大救星，明明是颗……（大灾星）

李锐：我再跟你们说一个毛泽东的事儿。去世的诗人萧三，原来也住在这幢楼里，我们之间有接触，他说毛泽东是×××（同性恋），很难听。杨开慧的一些手稿藏在住宅墙壁里，八十年代修故居时发现了，湖南党内刊物上曾予以刊出。前几年湖南来人告诉我，有些要害话被删去，如说毛是“生活流氓、政治流氓”，她的哥哥杨开智，一九二九年去过井冈山，杨开慧知道毛泽东娶了贺子珍。她带着三个孩子住在长沙东乡六十里的板仓，毛泽东两次打长沙都经过此处。省长何键为报仇，将杨开慧逮捕，逼她登报同毛离婚，她不应允，于是将他杀害。易礼容这个人知道嘛？易礼容同我谈过杨开慧临刑前押在人力车里游街，她大喊：“我不要死！我不要死呀！”因为她还有三个孩子呵！毛泽东一生好动喜斗，人品坏，我最近有一首打油诗，唉，这个你别记，最后两句是：其乐无穷拼命斗，家亡国破全由他。

裴毅然（犯难地）：锐老，这么好的句子，为什么不让记呢？可以放到以后发表呵。

李锐（慈祥地）：好好，你记吧，记吧。唉，中国自古以来既没有人权和民主自由传统，也没有科学尤其自然科学传统，毛泽东培养的是奴才，尤其是林彪这样的奴才，人才根本就不要，只要听话的，不要会思考的，逆淘汰呵！真是频频运动无限哀，人才不要要奴才。现在这个问题没有根本解决。胡绳晚年觉悟了，说毛泽东不过是个民粹主义者，他的《八十自寿铭》：“吾十五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载，七十八十稍知天命。九十无望，呜呼尚飨。”胡乔木就一直没觉悟。

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完全错了

裴毅然：今年是辛亥百年与中共建党九十周年，你作为延安一代党员，对自己这一生与这场革命有什么提炼性总结？

李锐：我认为人类进步不靠革命靠改良（改良与改革在西方是一个词Reform），不靠主义靠科学，尤其自然科学，有绝对真理。社会科学惟有靠实践证明，事前无法预先证明。英国还有女皇、日本还有天皇，但人家近代无内战，发展得很不错。至于我自己这一生，做人与当共产党员发生根本矛盾时，我不惜牺牲一切坚持了前者，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历史。我有种感觉，人最难受的是什么？是挨饿，我在北大荒挨饿，几乎饿死！我们需要重新认识马列主义，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完全错了。我为张宣三（比我大一岁）写的书《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写过序言，谈到这个问题。有大陆的作家到美国写了一本书《谁是新中国》，说“新中国在台湾”。中国不变不行，党不改革不行。至于当今有的领导人，我说他们是系着红领巾长大的，上面来人叫我不要这么说，可这么说难道错了吗？

裴毅然：不能说真话，或者说不让说真话，这样的感觉实在太不爽，社会环境也很压抑。比如我来见你，没想到会那么不容易。

李锐（指着电话机）：唉，连我这里的电话都是监听的。最近有一个离职的外国官员要来见我，要人家通过外交部，人家说以平民身分见一位中国公民，弄得那么麻烦，就不请求了。

裴毅然：锐老，能否请您再谈一下三峡，我知道这是您心里的一大情结。

三峡出事要铸三个历史罪人跪像

李锐：别提了，最近找我的人多，都是为了三峡。温家宝五月十八日开会，提出三峡有问题了。三峡的种种问题，特别是水库各县的泥石流、山洪问题，泥沙淤泥等问题，以及对下流的影响等，过去论证时，反对者都再三提出过。对长江河床的变动和影响等，过去也都关心过，下游几个大湖出现的干涸等，是否有关？

裴毅然（插话）：最近报导沉入水底三百三十年的江苏盱眙洪泽湖西岸明祖陵旱露，洪湖等湖泊比历史同期减少四成水量，上千座水库低于“死水位”运行，鄱阳湖水量为历史同期均值的百分之十三。（注）

李锐：水利大专家黄万里来我家两次，我总记得他说的愤慨话：“三峡建成出了事，在白帝城头（如岳王庙一样）也将铸三个跪着的历史罪人：中间钱正英，两边张光斗、李鹏。”黄万里了不起，黄炎培的五个儿女都被打成右派。

裴毅然：让人大代表投票表决三峡工程，本身就是一则历史笑话。这种需要高度专业基础为判断前提的活儿，怎么能让一大帮外行来搞最高决策的投票呢？

李锐：当时发给人大代表的都是赞成三峡工程一方的材料，负面意见一律隐匿，不提供。大会投票时，不让反对的人发言；投反对和弃权票的人八百多，这是历史上没有的。我知道最后决策人邓小平也有责任。他去三峡，陪他的是长江水利委员会原负责人林一山的秘书，对他说三峡大坝修起来后，万吨轮船可直达重庆。邓小平听进去了，他是四川人嘛，便坚决主张修。其实南京和武汉长江大桥都只能通过五千吨的轮船，于是后来将万吨轮船改为“万吨船队”，这真可以当笑话了。

裴毅然：锐老，您的晚年思考使你无意中攀上历史峰巅，您已成为“一二九”一代的标志性人物，或者说是这一代中共党员中的一道独特风景线，您的著作、文章已经入史，成为中共党史中别树一帜的“李学”，党史研究者必读呵。往深里说，您的“李学”必将提醒后面的革命者，告别暴力，告别革命。

李锐（谦逊一笑）：哎，你留着这么长的胡子，今年多大啊？

裴毅然：我今年五十七周岁。

李锐：哎，玉珍（锐老夫人），他只有五十多岁！只有五十多岁！

看得出，锐老为“自有后来人”而高兴。我自己的感觉则大不同，年近六旬，岁入秋暮，能为国出力的日子不多矣！

临出门前，瞟见锐老书房桌头放着封面十分熟悉的《李作鹏回忆录》，刚刚新出的港版书，他的阅读很前卫呵！

我与那对夫妇各购一套锐老新近港版《李锐文集》（得锐老题词），满载而归。我自然会一如既往关注锐老，从事“李学”，归纳整理“一二九”一代用生命换来的“红色经验”融入当今社会转型并交递给下一代──远离暴力，宁要改良不要革命。

（二〇一一年五月三十至三十一日整理此稿六月十二日经李锐老审定。）（注）张磊（记者）：〈明祖陵三百年重见天日〉，原载《扬子晚报》2011年5月20日，《文摘报》2011年6月4日第七版。郭强明、沈翀：〈长江中下游旱情：人为因素不可忽视〉，原为《新闻每日》2011年5月25日，《文摘》2011年5月31日第二版。

谢选骏指出：就上文所言，表面看，杨开慧是被湖南凶手何健虐杀的，实际上是对湖南流氓毛泽东的绝望，借敌人之手自我了断了。这与半个世纪之后的江青之死如出一辙——江青也是邓小平死前秘密吊死然后宣布为自杀的，但实际上，江青也是出于对毛泽东的绝望而借敌人之手自我了断的。看来，毛泽东的杀人艺术确实有点炉火纯青。


【35、毛泽东邓小平比“土猪拱白菜”更为粗鄙】


《现实比“土猪拱白菜”更为粗鄙》（2024-06-09 叶克飞）报道：

三年前，衡水中学高三学生张锡峰在演讲中歇斯底里般喊出了那句“我就是一只来自乡下的土猪，也要立志去拱了城里的白菜”，因为用力过猛、充满恨意，引发人们的讨论。

当时，他还说：“总有一天我会站在金色的舞台上，聚光灯打向我，摄像机对准我，所有人的目光注视着我。我能站在台上侃侃而谈，此刻世界就只有我一人。”

在高考中，张锡峰的表现不可谓不出色，河北省第200多名、浙江大学计算机系，这是无数高三学生梦想的顶峰。

但三年后的今天，他在镜头前只剩下无奈和迷惘。他不愿再提起“乡下土猪拱城里白菜”，反而说自己不想成为做题机器，对自己的应试技巧很反感，甚至因此厌恶考试，不想再考研。对于未来，他也充满悲观，因为大学乃至大城市的许多事情跟自己想象中不一样。

他的迷惘，三年前就已经有无数人预见。当时，某平台在张锡峰演讲新闻的标题中提炼了“我们不是高考机器”这一元素。我当时就写道，刻意强调“不是高考机器”大可不必，因为“既然进了衡水，接受了衡水的教育模式，那当然是高考机器，但靠自己努力的机器并不丢人。更何况，社会上大多数工作本质都是机器，大多数人也终究要接受自己的工具人身份，高考机器顶多算是个预演。”

张锡峰当年并不坦诚。他说自己家里并不是太穷，是舆论流量将之渲染成穷人家孩子。可当年他确实有意往这个方向包装自己，所以明明家里有辆帕萨特，却在演讲中喊出“看着一些同学陆续被家长用轿车接走，而我只能背着沉重的书包，一步一步走路回家”。

我从不同情这种投机者，这种打鸡血的演讲腔，也是我一直反感的。

张锡峰的演讲应该是我第二次关注到衡水中学学生演讲，第一次是一位衡水中学“优秀毕业生”。

这位名叫万思远的毕业生考上了东南大学，曾获得“东大好青年”“东南大学五四奖章”“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等一系列荣誉，经常代表学校出席各种高大上场合。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因为前几年他上了个新闻热搜——前往山村支教时，他像街头小混混一般一脚踹飞山村小学生的视频曝了光。当然，这种人后来混得不错也不奇怪，社会就是这个样子。

当时同学扒了许多他的黑历史，包括“学历造假、指导他人造假、坑学弟学妹、创业比赛走穴捞金、涉嫌性骚扰女同学、参选最具影响力毕业生跟队友撕逼”……而且，他以有几副面孔著称，在面对领导和面对普通同学时，他的态度完全不一样，对前者卑躬屈膝，对后者趾高气扬。

大学期间，万思远也曾回衡水中学演讲。他显然习惯了衡水中学打鸡血喊口号的风格，所以在网络可见的各种演讲与表达中，他的话语模式也糅合了主流演讲腔和衡水热血，看起来很老土和别扭。

这种演讲腔并非衡水中学独有，随便找个中小学看一场演讲比赛，大家的腔调都好听不到哪里去，无非是“土猪拱白菜”多了些太明显的恨意。所以，咬牙切齿的“土猪拱城里白菜”，不过是假大空式学校教育的“成果”而已。在中国人的求学经历中，假大空一直是躲不过去的阴影，谁没遭遇过呢？

既然是假大空，就很容易制造虚无的道德感、虚无的成功学，还有虚无的恨。它的最大问题，是让一个孩子沉浸于虚幻中，设置各种假想敌，却忽视了具体问题。在这种状态下培养出的孩子，必然是投机的，吃相也不会好看。张锡峰和万思远，不过是两个路径有些区别、但本质一样的例子而已。

但必须承认，张锡峰面对的困境也是真实的。他的“拱城里白菜”当然粗鄙，但一个社会没有了“穷小子逆袭”的故事，又说明社会是粗鄙的。

在这种逆袭式个人粗鄙和社会粗鄙中，如果非要选一样，我选择接受前者的存在。因为前者存在时，它只会是正常社会中的一部分，且有机会改变和进化。

后者呢？它看似只剥夺了底层的机会，实际上是在渐渐剥夺每个人的机会。那些觉得自己现在可以赢在起跑线上的人，会发现因为机会越来越少，自己只能让路给那些条件更“好”的人。而且这种让路，必然是在非正常竞争状态下完成，比如一个互联网大厂的高薪员工，会发现自己在孩子落户和各种抽签摇号中比不过一个科长。

到最后，所有人都会失去机会。所谓“垃圾时间”，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剥夺人们正常实现理想的机会。“拱城里白菜”是一个少年的妄想，但所谓“生活的教育”，比这种个体的粗鄙更为粗鄙。

对于张锡峰来说，真正好的社会，会让他有审视自己并改变自己的机会，而不是只剩下迷惘。当然，如果这种社会形态存在，那么他一开始也不会充满恨意地喊出“拱城里白菜”。

因为，一个好的社会，不会让乡下穷小子变成猎物，被吃干榨净。一个好的学校，不会让学生以为自己是能撬动地球、拱城里白菜更是轻而易举的土猪，而是会踏踏实实告诉他们，考大学时应该如何选择城市和专业，如何告别小镇做题家身份，如何为自己未来的人生打算，如何去爱，如何真诚。

很可惜，张锡峰乃至这个时代的无数孩子，并没有这样的机遇。因为，相比“土猪拱城里白菜”的粗鄙，现实更为粗鄙。

网民嚎叫：

lary 18分钟前

阶级固化，乡下的猪恐怕永无出头之日。

谢选骏指出：人说“阶级固化，乡下的猪恐怕永无出头之日”，我看不然，毛泽东、邓小平，比“土猪拱白菜”更为粗鄙，不也踏着革命先烈的血迹爬上了死人堆？还养活了全家老小几十口猪！关键看它們敢不敢赌命——自认为烂命一条，毛邓有何不敢干。


【36、毛泽东邓小平都是反共分子】


《“红军十问”震撼人心——火爆全网：人民当家做主了吗？》（时事述评 2023-12-20）报道：

近日，由中共官方演出团体7年前演出的话剧《从湘江到遵义》，再次火爆海内外社交媒体，话剧中的“红军十一问”引发网民热议，有网民直言，“红军十问，震撼人心！谁来作答？”

海外社媒X平台上“真相传媒”12月17日发布一则视频称，12月16日一段《红军十问》的视频在中国互联网上爆火。视频显示，话剧一开始，就有“红军”说，“80年过去了，我们的肉体早已深埋在泥土里”、“我们的灵魂经常在天上汇合”、“我们仍在牵挂着我们流血牺牲建立的新中国”，然后发出一连串的十一问。

“我们当年的那些梦想实现了吗？”“人民当家做主了吗？”“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了吗？”“还有贪官污吏吗？”“还有人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吗？”“我们还在受外国人的欺辱吗？”“中国人真正的站起来了吗？”“我们的党还记得我们对人民的承诺吗？”“还有纠正错误的勇气吗？”“需要有人站出来的时候，还有人站出来吗？”“还有人像我们一样，愿意为信仰而生，为信仰而死吗？”

有微博网民12月17日发文称，由中国总政话剧表演的话剧《从湘江到遵义》，没有电视宣传，也没有广告推荐，只演出过几次，却场场爆满。文章说，“剧中的红军十问，振聋发聩，激荡人心，它喊出了民众的心声，表达了人民的企盼。红军十问，震撼人心！谁来作答？”

微博评论区网友也纷纷说，“我会拿着大喇叭喊十遍‘没有’。”“1.没有，2.没有，3.没有，4.有，5.有，5.有，6.有，7.没有，8.没有，9.没有，10.没有，总结一下，死不瞑目！”“建立100年的党还交不出建党初期这个十问答卷，情何以堪！”

“这十问，问的好，问出了人民的心声。”“总政话剧团。有意思，开始做铺垫了，好事。”“当年红军的十问，我们的列官们还都记得吗？”“编剧和演员已经被处理了，b站发这个视频的几个号也被封了。”“这是十问吗？这是天问啊。”

在网络上，有人发问，如果能穿越时空回到红军时代，你最想展现给红军看的图片是什么？结果有人贴出一张彭德怀被斗的照片，引来无数个点赞。

网民称，这应该是最出乎当年红军意料之外的结局吧。

彭出生于湖南湘潭，早年供职于湘军，于1928年发动平江起义，建立红五军。此后，彭与毛泽东、朱德等共同开辟江西根据地，并担任红三军团军团长，参与长征。长征结束后，任红一方面军司令员。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网民嚎叫：

key_east 发表评论于 2023-12-21 09:43:54

这都是人家的话术而已，给个棒槌就当真？古有洪秀全，今有红军

锦西 发表评论于 2023-12-21 01:02:00

从小做题，小知识，小环境，小圈子，人比人，小格局，练就了任事儿，挑别人的毛病。别拿红军说事儿，没有两万五千里长征，哪有人民的翻身得解放。

赵Q 发表评论于 2023-12-20 22:51:00

高级黑？

小矛 发表评论于 2023-12-20 21:23:23

共产党早就翻身做主人了啊！

生肖迷宫 发表评论于 2023-12-20 18:35:06

恶意提问，颠覆罪。

theriver1 发表评论于 2023-12-20 12:52:28

这是人性的问题吗？古今中外的人类历史上，何曾出现如此大规模肆无忌惮的贪污受贿？去年10月中共纪检部门在二十大上公开表示，10年间共查处500万党员干部受贿贪污案！而这查获的500万几乎全都是包子的政治对手派别！包子自己的派别大部分未动！人类历史上何曾有过如此“盛况”？！多少被查处的贪官深情表白：他们如果不贪不糜烂不遵循官场潜规则，根本得不到提拔重用，根本融不进官场，也根本没资本贿赂上级！人类历史上哪个制度出现如此奇葩景象？！多少贪官几亿几十亿几百亿地贪？多少官员几十甚至上百的情妇？多少官员象那位判死刑的杭州萧山市市长一样，把自己所有下属老婆中有姿色的都睡遍了？人类历史上哪个制度出现过类似景象？！

munchenxx 发表评论于 2023-12-20 12:43:51

"无论怎么看，中国在民生上优于美国，不是吗？"这是踩缝纫机太累了产生的幻觉吗？

百家争鸣2012 发表评论于 2023-12-20 12:36:24

无论怎么看，中国在民生上优于美国，不是吗？

当然中国还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

忍不住上来说两声 发表评论于 2023-12-20 12:26:40

如果这些问题是真的，说明编剧没有认真看红军史。中华苏维埃，红军都是仿照苏联的，他们的梦想是全球一片红，解放全人类。初级目标是打败白军（蒋军），中间目标，打败日军保卫苏维埃。

天地間22 发表评论于 2023-12-20 12:21:48

當時的中共訴求的確感動，

多少仁人志士紛紛入伍了。

大清爛攤子禍國殃民而崩，

國民黨腐敗無能產生中共。

中共腐敗透頂無以復加境，

人民必須重新反省革誰命。

温暖海洋风 发表评论于 2023-12-20 12:19:48

这样的红军根本不是真正的红军，背后一看就有外国资本和势力的推手，真正的红军，就是没文化的一帮愚民，像蚂蚁一样死了就死去，哪有那么多疑问？

theriver1 发表评论于 2023-12-20 12:18:41

看美英的历史就是在看一场喜剧，因为就是“人民不断战胜王权的历史”；看中国的历史，就在看大茶几（一个杯具接着一个杯具），因为就是“王权一次次战胜人民的历史”！！！从陈胜吴广起义到土共夺取江山，每次革命都是以更强大的新王权战胜人民和继续蹂躏人民为结局，直至更加横征暴敛、昏庸无道、草芥人命的昏君暴君出现后开启新革命创造新王权，这样的轮回反反复复在中华大地上演直到21世纪！为什么台湾才是中国的希望？因为只有台湾才让“中国人自己”打破这种持续几千年的魔咒轮回！台湾就是中国令人作呕的3000年大茶几（悲剧历史不断轮回）的照妖镜！说实话，我是很盼望统一的，但这个统一只能也必须是台湾统一中国！尤其今年暑假去台湾旅游了一圈之后，更加加深了这种盼望。

lzr 发表评论于 2023-12-20 10:56:06

好像还有外国人要欺负的，看来习总的初心论也不是太离谱

beixuanlv 发表评论于 2023-12-20 10:56:00

因为中国军事强大，外国人是不敢侵略中国了，人民不再受外国人的欺负，但是人民仍然生活在侮辱与压迫当中。人民没有选举权，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宗教信仰自由。更没有持不同政见的自由。

XM25 发表评论于 2023-12-20 10:54:00

八戒，中共用枪炮让人民选择了共产党，就像成吉思汗用铁蹄让人民选择了元朝。

roliepolieolie 发表评论于 2023-12-20 10:49:20

人民没有。但是习胖当家做主了

fancyorange 发表评论于 2023-12-20 10:35:00

呵呵，这些红军如果看到今天中国的样子，肯定后悔死了。从坟里蹦出来了。

十块糍饭糕 发表评论于 2023-12-20 10:32:00

人民币当家作主了

Lisland_2013 发表评论于 2023-12-20 10:29:00

十条做到了6-7条吧。比如中国站起来了，不受外国欺负了还是做到的。

LaBrisa 发表评论于 2023-12-20 10:28:53

楼下的朋友，您用用美国的民主党类比中国共产党？不兴这样抬举无法无天的＂伟光正＂的。民主党内有极左作妖，共和党内亦有极右兴风作浪。

蓝天翔 发表评论于 2023-12-20 10:27:15

不仅白干一场，而且与历史背道而驰。如果不是共产党瞎折腾，现在的中国人们就像台湾人民那样享有全民医保，也不会和美国作对，也不会养那么多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

liwenz 发表评论于 2023-12-20 10:25:47

这种文章怎么不禁止？

6thsense 发表评论于 2023-12-20 10:24:21

人民，哈哈，有人替你全权代表了，人民们就安心劳作吧。

leii 发表评论于 2023-12-20 10:24:17

其实他们中间大部分人都去不了天堂的，还动不动就说天上见。

弟兄姐妹 发表评论于 2023-12-20 10:24:00

红军有灵魂吗？都是马克思的信徒，都是没有灵魂的东西。还天上会合，地狱还差不多

Deepspace_01 发表评论于 2023-12-20 10:20:37

当年都是口号，宣传。就为了领袖们夺取权利。权利到手后就是法西斯。现在美国的民主党在重走长征路。他们叫体制内的长征。

LaBrisa 发表评论于 2023-12-20 10:18:30

理论上是人民当家做主了。不过，事实上＂人民公仆＂才是制定各种规则让＂主人＂不敢乱说乱动的一方。这当中的逻辑在哪里？

——这你不要问我，我只有小学毕业学历，老师没教过逻辑。 ：）

groogle 发表评论于 2023-12-20 10:16:48

先把人民两字定义一下 否则 韭菜和人矿理解不了

竞选 发表评论于 2023-12-20 10:15:11

视频：中国解放军千人大合唱歌曲《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

youtu.be/oxRuzHBmboI?t=30

我们所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的，就是从各方面实现民主。……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毫无疑问，无论什么都需要统一，都必须统一。但是，这统一应该建筑在民主基础上。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毛泽东，1944年6月13日）

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以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毛泽东，1945年9月）

吃货2001 发表评论于 2023-12-20 10:14:46

"人民”这种定义模糊的词汇，谁都可以说自己属于人民，所以习总和常委们也可以算人民，所以实现了。烈士们安息吧。

LaBrisa 发表评论于 2023-12-20 10:07:45

两看吧。假如当年是作为一个为建立更公平正义的世界而战斗的理想主义者而死去的，看到今日的中国应该是悔不当初了。假如当年是作为穷困潦倒走投无路而作反的赤贫之人死去而后代又因此受到荫庇的，可能会十分欣慰一一社会被翻了个底朝天，当初的财主都家破人亡了，而自己的子孙终于成了＂人上人＂。

freemanli01 发表评论于 2023-12-20 10:03:10

根本不是红军，红军是马克思的信徒，唯物主义者，哪里信天堂一说，信的是人死灯灭。。。

wumiao 发表评论于 2023-12-20 10:01:48

人民不仅没有当家作主，连半分土地都没有，骑个电动车上街都会被没收。当家作主的那些人把人民当鱼肉当软肋，想关就关，想怎样就怎样，疼都不能喊，，，，，，

XJPbaozi 发表评论于 2023-12-20 09:58:01

做主了啊，现在是坐江山呢，人民就是江山！哦，对了，这椅子坐着真舒服，我要一直坐在这里，其他人该干啥就干啥去吧。

shalalala 发表评论于 2023-12-20 09:50:28

微博评论区网友也纷纷说，“我会拿着大喇叭喊十遍‘没有’”

想不开1 发表评论于 2023-12-20 09:49:00

应该是有吧。现在人民公仆当家做主了。

谢选骏指出：毛泽东邓小平都是反共分子，因为他们都是“地主富农的狗崽子”，他们的横行霸道，“都是由其反动的阶级本性决定的”。毛泽东享受高干特权如此，邓小平先富起来也是如此——毛泽东邓小平都是反共分子。


【37、毛泽东邓小平都是娘炮】


《周鹏之死：一个被斥为“娘炮”的霸凌受害者引发的讨论》叶慧仪（Waiyee Yip）BBC记者2021年12月15日报道：

周鹏的死在中国引起一场关于性别成见的讨论。

中国一名年轻男子说自己曾经因为“看起来像女孩子”而被霸凌，他的死亡在中国国内引起一场关于性别标准的讨论。有专家担心，在中国政府继续鼓吹批评所谓“娘炮”形象的环境下，改变将会很难发生。

“男孩子就应该调皮捣蛋，打架斗殴顺便出口成脏才能叫男孩子。太安静的人就是女的，要被叫娘炮。”

那是26岁的周鹏在网上一篇似乎是遗书的文章中写下的话，几天后，他的尸体在中国浙江省东部被发现。

文中也提到，他小时候是个农村的“留守儿童”，父母移居大城市工作。

但是，在中国真正引发很多人共鸣的是，他对自己被霸凌经历的描述。

“我正常穿着，我行为举止也没有去模仿女生，”笔名“鹿道森”的摄影师周鹏在文中这样写道。

“只是因为小的时候看起来像女孩子，我在学校里就要被霸凌，语言暴力。被排挤，被欺负，让下跪，被威胁……从小就起各种外号，假妹、假姑娘……”

警方未有透露关于他死亡的细节，只表示已经排除他杀。而对于在微博上转发这篇5000字文章的数十万社交媒体用户来说，这似乎是一场自杀悲剧。

除了关于精神健康和霸凌问题的热烈讨论之外，这篇帖文还对一个中国男人应该是什么样子，以及行为举止应该如何的问题，提出了质疑。

“他长得精致，而且看得出来是个性格温柔的人。这些都是优点，但是却因为不符合传统的男性特质而被霸凌，”微博上一条评论写道。

“多少男孩都因为长得柔弱，声音柔软就被取笑了？我们有什么资格去定义什么才是对的——他们什么也没做错。”

另一条评论则表示，这件事令他想起了一些“可耻”的记忆，他和班上的同学也曾经因为觉得一个男生“娘炮”就在整个上学时期不停地取笑他。

“回想起来，我觉得很羞耻。我们当时只是开玩笑，但是可能真的造成了伤害，”这条帖文说。

在中国，关于霸凌的数据很少见，但是2019年《儿童与青少年服务评论》（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发表的一篇论文指，在对超过3000名少年发出的问卷调查中发现，超过35%的参加者都被定义为传统的霸凌受害者，31%表示他们曾受到过网络霸凌。

该论文还表示，身为男性、在寄宿学校就读、学习表现不佳以及与父母关系差等等，都是造成被霸凌的主要因素。

“遏制‘娘炮’”

“女性化”的男性不被接受的既定观念并非中国文化独有，但是中国政府却公开地支持这种立场，甚至积极地鼓励它。

今年较早前，中国教育部要求各学校改革其体育课制度的设计，这样做的原因是在此之前全国政协常委斯泽夫发表的一份文件，其标题毫不掩饰地体现其目的：《关于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的提案》。

教育部的文件提出，要招募退役运动员、有体育特长的人担任体育教师，帮助培养学生们的“阳刚之气”。

今年较早前，中国推行教育改革试图让男性青少年更有“阳刚之气”。

教育部的文件是回应几个月前斯泽夫的提案，他对中国男性青少年有“女性化”趋势表示担忧，称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治理”，“必将危害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

9月，中国的广播监管机构下令禁止“女性化”的男艺人上电视和串流平台——甚至在文件中使用了确切的侮辱性字眼。

中国广电总局在通知中称，广播机构必须“杜绝‘娘炮’等“畸形审美”。

阿姆斯特丹大学的数字文化专家王帅帅博士向BBC表示，当他看到官方的传播当中使用到这样的字眼时，他感到“震惊”。

“现在，年轻人将会觉得使用这些性别诋毁字眼来攻击他人是可以的，”他说，“因为如果政府都容许这种措辞，还有谁能说在学校里用这些字眼是错的？”

“战狼”

专家向BBC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强势的国际外交模式下，中国强调男性阳刚之气的论调并非巧合。

“当你制造出一种‘我们在对抗世界’，与世界各国角力，强势地摆出‘自给自足’的姿态和政策时，这与柔软的都会美型男是不相符的，”诺丁汉大学亚洲研究院的中国项目负责人乔纳森·苏利文博士（Dr Jonathan Sullivan）说。

专家指，中国对男性气质的强调与习近平强硬的外交姿态相契合。

从前领导人邓小平韬光养晦的策略中转移开的中国，在近年采取了观察者形容为“战狼外交”的路线。

这个名字来自一个票房大片系列。片中的中国精英部队对抗美国领头的雇佣兵，而以此为名的政策显著特征是中国外交官员采用对抗性甚至是辱骂性质的措辞。

这一特征在7月习近平的一场讲话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他警告说，中国绝不允许外来势力的“欺负”和“压迫”。

苏利文表示：“习近平要求显示强大的国家姿态，与将对阳刚之气的强调推到前台，两者是相连的。”

与此同时，政府对电视上“女性化”男子的打击，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是对明星和大科技公司的打击——两者都在中国的年轻人中具有很大影响力。

观察者们表示，这又是与习近平树立自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中国形象有所联系，在这一形象中，似乎没有位置给不受欢迎的外国影响力。

“近年很多中国最大牌的男明星都挑战过传统对男性气概的定义，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韩流音乐的影响，”王帅帅说。

“他们可能带耳环或者化妆，而年轻粉丝们就喜欢他们这样。但是中国社会总体上仍然非常保守，而政府想要保持这一点。”

年轻男明星，比如偶像组合“TFBoys”和歌手鹿晗等，都是以面带稚气、五官精致著称，拥有数以百万计的粉丝，这些粉丝渴望以极端的方式显示对他们的喜爱。

鹿晗等明星艺人挑战了传统的性别刻板印象。

王帅帅补充说，由于很多这些“女性化”的流量明星在视频串流平台上出现，而这些平台又由大科技公司而不是国家电视台拥有，他们就变成了“明显的目标”。

他说：“在这个事例中，性别又可以被看作是中国持续打压大科技公司的另一个方面，政府将这些公司视为影响其密切监视国民的威胁因素，”

虽然这些明星或许要暂时重塑自己的形象，但王帅帅表示，他最担心的是普通民众的安全。

“基于性别的暴力、骚扰和霸凌很可能会上升，因为政府基本上是容许这样做了，”他说，“这实在是悲哀。”

谢选骏指出：“看起来像女孩子”并非原罪，毛泽东没有胡子，女里女气的，还被“美男子”汪精衛弄去做了男宠；邓小平矬子，做男宠不够资格，但是气如游丝还给毛泽东下跪检查，这就胜似娘娘了——毛邓这俩都是娘炮，但为何可以反娘为爷、反败为胜呢？关键看其够不够陰狠歹毒。不被欺负是不可能的，毛泽东还被傅斯年、许世友痛打耳光——都是因爲看他沒有鬍子、不像个男人。毛泽东挨打之后也不敢还击一下，就像邓小平也不敢拆下毛像、拿掉毛堂——毛泽东邓小平确确实实都是十足的娘炮。但是毛泽东邓小平这俩娘炮，都是“老太太吃柿子，专挑软的捏”，把他们手下的废垃整得死去活来。于是树立了“毛猪头尾大”、“死猫设计师”等形象——属下棺员一起学习进行时，没有一个像男儿。


【38、毛泽东二十七八岁还在给人洗衣服】


《毛泽东1920年在上海给别人洗衣服：说明“欲成就大事者，必从小事做起”》（2018-12-26 入选剪报：“母亲教育学”研究与推广）报道：

谨以此文来纪念毛泽东诞辰125周年！

毛泽东一辈子不关心钱，甚至可以说，他很讨厌钱，但这并不代表着他没被钱烦恼过。在他的一生中，曾多次向人“借”过钱。

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从1917年始至1920年底，这段时间中国正处在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时期，社会激烈动荡，革命运动此起彼伏。

一、毛泽东借款两万银元背后的真相

1918年6月，毛泽东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毕业之后，他与张昆弟、蔡和森等一批志同道合的热血青年为继续探讨社会热点问题，经常在岳麓山野餐露宿。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接到杨昌济（原湖南一师教员，此时已是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的来信，信中谈到赴法国勤工俭学的事情。但是，组织者很快面临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出国留学需要一大笔资金支持，即使采取半工半读的最省钱方式出国，仍然让这批年轻人在经济上倍感压力。

1920年，毛泽东、蔡和森发起组织赴法勤工俭学，又出于“建党”和“造反”的需要，缺少经费。

经济上的拮据并没有阻止毛泽东等人前进探索的脚步，毛泽东无时无刻不在思考怎么才能解决这一难题。后来还是多亏了他的恩师杨昌济先生。

杨昌济将毛泽东和蔡和森引荐给当时颇有影响的章士钊。

杨昌济在病危之际，专门写信给章士钊，希望他能对毛泽东和蔡和森予以关照。

杨昌济在推荐信中写道：“吾郑重语君：毛、蔡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须先重二子。二子当代英才，望善视之！”

毛泽东拿着杨昌济的信只身赴章士钊处，简短寒暄之后，便直接说明来意，希望他能帮助筹借款项，资助湘籍青年留法以作路费。章士钊当即许诺帮忙，随后发动社会各界名流捐款，他利用自己当时的社会地位及影响，不久便在商界募集了两万元大洋。据毛泽东在《自传》里写道：“1920年5月到了上海后，我才知道（章士钊）已募有一大笔款子（两万银元）资助学生留法，并且可以资助我回湖南。”

章士钊将募集来的两万银元如数交给了毛泽东，协助他把第二批湖南学生送到法国去。毛泽东将大部分钱交给赴法留学的学生，余下来的一些钱带在身上回湖南开展革命活动使用。

毛和蔡持信往见章士钊，意图章能帮助筹措经费。章士钊虽政治主张不同，然同为湖南乡谊，义之所趋便立即发动社会名流募捐2万余元银元巨款相赠。

2万余元银元，是什么概念？

我们看一看，北京四合院，在民国多少钱一套，就知道2万余元银元的含金量。

民国买座四合院房价:800-3500块大洋。

民国时，即使是北京区位最好的普通瓦房，均价也只有1345元/平方米，是今日北京同地段房价的几十分之一。

鲁迅在北京买过两回房。

第一回买房是在1919年，鲁迅跟弟弟周作人合伙，买下西直门内八道湾胡同一座四合院，不算契税和装修款，花了3500块大洋。

第二回买房是在1924年，鲁迅从八道湾胡同搬出来，去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买下另一座四合院，不算契税和改造费，花了800块大洋。

按银元在民国前期的购买力，按一块大洋折合50元计算，3500块大洋不到18万元，800块大洋刚刚4万元。

其实，鲁迅还买贵了呢。 1915年曾有人捷足先登，在阜成门内王府仓胡同西段路北，买下正房3间、厢房4间、南房2间、耳房1间、门楼1间，共计11间房，占地半亩，才花了 150块大洋。当然这个案例有点儿特殊，特殊的原因是卖主儿急等钱用，把房子贱卖了。但即便不贱卖，民国初年的房子也卖不到好价钱。（民国北上广生活：物价偏高 800大洋买座四合院 2015年01月11日 大河报 作者：张茜）

150-800块大洋买下一座四合院，当时的物价不稳定，估计是四合院崩盘了，没有人要。

章士钊慷慨资助的义举，毛泽东一直铭记于心，但由于条件所限，他一时无法还清这笔借款。直到20世纪60年代，条件逐渐好起来后，才开始偿还。

据章士钊女儿章含之回忆：“1963年起，毛主席以‘还债’为由，每年春节送父亲两千元，父亲坚决不要。我转达他的意思，对主席说，父亲当年为他征集的两万银元不是他个人的钱，是社会各界响应他的呼吁，为青年学生赴欧深造而募集的，……毛主席对我说：‘你这个共产党员也不懂我的意思吗？我哪里是真的还钱嘛！这钱是还不清的！那时候，党刚成立，经费非常紧张。行老这笔钱，我们派了大用场。部分同志用这个钱去了欧洲，另一部分钱，我拿到湖南搞秋收起义，后来上了井冈山。这哪里是用钱还得清的？我是要给行老一点补贴。’”毛主席说：‘你回去告诉行老，我从现在开始还他这笔欠债，一年还2000元，10年还完2万。’”就这样，毛泽东一直用自己的稿费偿还，直到章士钊1973年去世。（《跨过厚厚的大红门》章含之著 文汇出版社6月版 2002年版第6页）

“主席同我父亲有着半个世纪的友情。早在1919年前后父亲挚友杨怀中先生（杨开慧烈士之父）就把毛主席介绍给父亲。1921年主席找到父亲请他帮助一批有志青年去欧洲留学。父亲不仅自己慷慨解囊，而且在社会名流中集资，共筹措两万银元。1963年，主席对我说其中一部分资金由主席带回湖南，成为支持革命的重要的财政来源。”（《跨过厚厚的大红门》章含之著 文汇出版社6月版 2002年版第100页）

这笔钱当时对毛泽东来说，一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没有这笔钱，毛泽东很可能会去打工。

二、毛泽东向老友李中借钱买鞋子

毛泽东，在一师毕业后，去北大图书馆打工，这位“身无分文，心忧天下”有志之士，为了与陈独秀教授讨论马克思主义，毅然决然卖掉过冬的外衣，又借了别人的10元钱，买火车票，去了上海。

“一九一九年初，我到上海去，和准备赴法的学生一起”，接着毛说他登了泰山游了曲阜，“不过当我到达浦口以后一文不名了，而且车票也没有。没人有钱借给我，也不知道怎样才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不过最倒霉的就是一个贼偷去了我仅有的一双鞋子！啊呀！怎么办呢？可是‘天无绝人之路’，我的运气非常好。在车站外面，我碰到一个湖南的老友，他借给我足够买一双鞋子和到上海车票的钱。到了上海后，我才知道已募有一大笔款子资助学生留法，并且可以资助我回湖南。”（《西行漫记》 斯诺 三联书店 1979年出版的第128-129页）

据报道，这位慷慨解囊的湖南老友就是李中，他是毛泽东在长沙一师的同学。因在浦口解了毛泽东的燃眉之急，李中在毛泽东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1年毛泽东曾三次写信邀李中去北京，但李中却不幸于1951年7月9日病逝于赴北京途中。

在上海为了生活，反对哪些说而不行的坐而论道者，于是，这位长沙一师的高材生，他放下面子、放下身段，开始了洗衣店的打工生涯——为的是要生存，就要付诸行动！

现在，我们每天花的50与100元钱上面，都是毛泽东的头像，这是毛泽东没有想到的，可是，谁知道，毛泽东，在没有钱的时候，给我们一样，也要给人家打工挣钱，下面我们接着再看毛泽东艰难度日:靠洗衣服为生——

三、1920年毛泽东艰难度日：靠“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洗衣服为生

毛泽东主席之所以能成为伟大的领袖，能征善战、能屈能伸，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一方面还得益于他早期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毛泽东主席在儿童时期、少年时代都不程度帮助家庭干活，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的自传中看岀：“我七岁起，就在本村一个小学读书，一直到十三岁。每天清早和晚上，我在田里做工。”（美国 斯诺 笔录《毛泽东自传》 汪衡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9年8月第1版 第6页）实际上，毛泽东6岁就开始了田间劳动，并帮助家里放牛、放羊。

少年时期毛泽东所从事的这些工作都是子夏的学生干的“洒扫、应对、进退”末节的小事。但是，他为什么并没有影响少年毛泽东的学习？反而促进了他的学习呢？

众所周知，少年时代毛泽东是最爱读书、学习，而偏偏他的父亲是反对，认为读书无用，晚上学习浪费煤油。好学的毛泽东恰好相反，与父亲对着干，你不让我学，我偏要学。“深夜里读书时，为不使父亲看见灯光，毛泽东就将窗户遮住。”（贾章旺《毛泽东传》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4年1月北京第一版 第7页）

现在我们的学习条件那么好，为什么逼着孩子学习反而不学习呢？还要逃学？厌学？辍学？

毛泽东的父亲不让他读书，他却更加刻苦地读，不但白天干活读，晚上还要偷读，这是为什么？

毛泽东只所以爱读书、学习，这是他在外婆家的时候，幼小的心田播下一粒读书的种子，就是这一粒无痕的读书种子，无心种的读书种子，让日后毛泽东成为一个嗜书如命共和国的领导人。在湖南长沙求学期间，他在路灯下深夜看书；在最热闹、最嘈杂、最混乱的地段“闹中求静”的读书；假期又身无分文的与同学步行千里读“无字的书”到农村去“讨饭”，这是他的“讨饭”生活吗？这是他的在农村的所完成的“炼金”之路、专闻“泥土香”，这位他日后写《湖南农民考察报告》打下坚实的基础。

所以，在他身无分文的情况下，能够毅然决然的打工——洗衣服。

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一位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文学家……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位实干家。

青年毛泽东即颇具实践精神。他早年曾参加著名的少年中国学会。参与主持这个团体的李璜曾回忆说，有一段时间，他“每周必与毛会晤，会见十余次之后，深深了解到，以毛之性格而论，可能成为一个革命实干家。……光祈主持‘少中’，即提出‘工读互助’的一题，来要大家讨论。我们在愚生家聚餐时曾讨论两三次，议论甚多。到了第三次，毛泽东便不耐烦了！他忽然发言，说，‘不要老是坐而论道，要干就干。你们诸位就把换洗衣服拿出来交与我去洗，一个铜子一件，无论大件小件，一样价钱，三天后交货拿钱。’后来他果真就这样做了”。王光祈也说，毛泽东“颇重实践，自称慕颜习斋之学主实行”。这件小事，说明青年毛泽东不喜空谈议论，而是注重付诸行动，在实践中去推动问题的解决。（少年好友如何从毛泽东洗衣服中看出他日后必成大器2016年02月26日 人民网 作者：陈丽红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下面，我们接着看是毛泽东如何给别人洗衣服的？

1.毛泽东：把你的衣服给我，我来洗，大小不论，价钱一样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毛泽东传 名著珍藏版》中看到：“毛泽东手头拮据，所以他为大班和富有的买办办们洗衣服、熨衣服、送衣服。在这个港口城市当一名洗衣店帮手，他一个月能挣12到15元钱。其中约八元要用于乘电车把洗好的衣服送回顾客的公寓或酒店。”（[美]罗斯.特里尔 著《毛泽东传 名著珍藏版》何宇光 刘加英 译 2010年8月第1版 笫59页）

对于毛泽东的生活拮据，我们还可以从特里《毛泽东传》看出：“总是坐着空谈没有用，应该付诸行动。把你的衣服给我，我来洗……大小不论，价钱一样。三天以后你就可以交钱取货。”在场的人没有反应。后来，一位学生的妻子发了言，她嘲笑毛：作为绅士，不应当干洗衣服的行当。另外一位学生认为毛只不过是说说而已，就对毛说：“那好吧，明天你就来给我洗衣服，我要看看你会不会做。”毛真的干了，当然也就得到了钱。（[美]K.特里《毛泽东传》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9年3月版 第39－41页）

2.毛泽东在上海工读互助团帮人家洗衣服

五四运动青年学生们赤手空拳，竟能使无政府妥协，这更让很多政治团体都看到了青年学生的巨大力量，有人就提出了谁有青年谁就有将来的口号，而这个时候在青年中流行两个社会运动， 工学互助团和勤工俭学，这两个运动被当时的年轻人视为是改造社会的起点，毛泽东就参与其中。

“在上海工读互助团，毛泽东靠在洗衣店给人家洗衣服谋生，他也曾想过进工厂，但不久就放弃了。”

“顾则徐:知识分子包括毛泽东，去帮人家洗衣服什么，对他来说是很难坚持的，他只是他想到的是去帮助，我去帮他们，他而不是说我应该这样去生活，这是我要达到的一个目的和目标，是我的人生价值所在，他不是，中国是种救世主想法，我知识分子去跟工人，去一个洗衣服，一起去洗衣服，哦我是帮他，他不是我就应该是这么生活的。”（凤凰卫视2011年6月29日《凤凰大视野》）

3.在上海，毛泽东承接了洗衣服、送报纸的工作，以此帮助付房租

还有关于毛泽东在上海洗衣店打工这段经历，英国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肖特在他的《毛泽东传》中也写到“在上海，毛泽东承接了洗衣服、送报纸的工作，以此帮助付房租，那是他与三个湖南学生共同租的房子。他告诉朋友，洗衣服不是很难，但他不得不花许多工资副电车费，为的是取衣服、送衣服、送报纸。”（英国 菲力普.肖特 《毛泽东传》仝小秋 杨小兰 张爱茹 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4年北京第1版 97页）

关于毛泽东在上海洗衣店打工这段经历，在这里，我为什么要引用三个外国传记作家写法？

目的，只有一个，说明毛泽东的道德品质是多么的高尚、思想境界是多么的远大，他的抗挫折能力、逆境能力又是多么的强大，他用“穷在抱怨，富在行动”，从小事做起，从给别人洗衣服做起，验证了一个“身无分文，心忧天下”的有志青年“先扫一屋，后扫天下”的成功之道！

毛泽东，这位未来的共和国领导人、政治家、卓越的军事家、诗人、哲学家、教育家，真乃能大能小、能屈能伸，顶天立地的人中豪杰！为我们的国人树立了楷模！为我们的天之娇子树立了榜样！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让孩子做点家务？不让孩子锻炼一下？实践一下？

众所周知，毛泽东主席的最高学历是长沙师范，他即没有上过军事院，更没有出国留洋，可是，却把留洋的军校校长打得落花流水、满地找牙。这种本事，并不是看多少本军事专著，所具有的，而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主要是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以农村包围城市”战略。

这是为什么？这是毛泽东教育一刻也没有离开“泥土”，在“泥土”中他嗅探到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必走之路。

写到这里想冒昧地问一下，我们的大学生，假如有一天你的生活出现困境，你能在洗衣店打工吗？

结束语：“欲成就大事者，必从小事做起、从劳动开始”

古人云：“欲成就大事者，必从小事做起、从劳动开始”。

美国大发明家爱迪生就是从火车上卖报这点小事开始起步的。在卖报中，不仅悟岀了“道”，而且还得到了“道”。这位被老师骂为“笨蛋”的“差生”，11岁的时候，就开始了打扫一屋，就在外奔波，在火车卖报，挣钱养家糊口。这么一件普通的小事，却让他成为天才级的大师！他的“天才就是99%汉水，加1%的灵感。”这句话，道岀了天才是从哪里来的。

看到此处，想必有的人会问？我也天天劳动，为什么没有成为天才？一方面说明你没看书，戓看书少，没有悟“道”；或看书多，没有思考，没有1%灵感，把书读得太死，跳不岀来了，成了书的奴隶。

胡适说“中国有句话，叫‘无微不成镇’”，为什么？在微州有这样的微谚“前世不修，生在微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而这一丢，竟丢出了明清之际，中国商业台上的第一大商帮。（潘小平 《正说明清中国第一大商帮 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5年12月第1版 第7页）

这么往外一丢，为什么却能创造岀“中国商业台上的第一大商帮”？根源在哪里？就是从小事起步，勤劳动，多学习、多思考，如此，则比别人多出一个“第三个头脑”，如此一来，怎么会不成功。

现在的孩子13-14岁，岂敢往外一丢？一个是法律不允许，正是学习的好年龄，另一个，现在有很多的孩子10多岁，鞋袜不会穿，鞋带不会系，书包还要让长辈代为背着，出门心打的，吃必肯德基，喝必高级饮品，穿必世界名牌。还有诸如——网聊、偷菜、玩游戏，吃饭、睡觉、发脾气；吃一碗，端一碗；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既便允许外出闯荡，又能怎么样呢？因为没有生存的能力，生活的勇气。

这一皆源于父母太“爱”孩子，从小到大，什么家务都不做，不闻“泥土香”，这样的孩子能挑起重担吗？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何以成大业？何以济沧海？要想成就大事，就应该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陈丽红写道——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向全党提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警示。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征程，从毛泽东到习近平，变化的是时空方位，不变的是共产党人的精神气质。革命需要实干、建设需要实干、改革需要实干、发展需要实干，要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更需要实干。实干精神系于我们每一个人。（少年好友如何从毛泽东洗衣服中看出他日后必成大器2016年02月26日 人民网 作者：陈丽红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大丈夫当扫天下，而始于扫足下。

正如古人云“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他的足下没有“泥土”，他能够走岀多运？

清朝的刘蓉在《习惯说》中讲道一个人“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家国为？”

前苏联革命导师列宁也说过“人要成就一件大事，就得从小事做起。”

以上这些至理名言，都充分体现了“扫天下”与“扫一屋”的关系，说明了任何大事都是由小事积累而成的道理。

毛泽东爱劳动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泥土香”气息，及其本人后天的努力奋斗，并将理论跟实际真正的相合，他的“活到老，学到老”精神，让他人生“自信300年”生活着！

我们从毛泽东给人家洗衣服这件小事，可以说明青年毛泽东不喜空谈议论、坐而论道，而是要干就干，注重付诸行动，在劳动实践中去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我们伟大的毛泽东，在困难的时候，1920年洗衣服：说明“欲成就大事者，必从小事做起、从劳动开始”。

谢选骏：毛泽东二十七八岁还在给人洗衣服——这是在一个自由社会。后来他夺取了政权，建立起极权体制，我十六岁的时候就被他强行押送到小店里卖东西——这虽然不比“洗衣服”的贴身服务，但也是严重打击了我的想象力。不过我没被摧毁，反而实现了“思想起义”——八年之后我凭借自学考上了硕士研究生，大大赶超了一百個青年毛泽东，出了我一口恶气。因为我在“专制社会半开门”的空档里拿到硕士学位的年龄，毛泽东在自由社会还龟缩在洗衣店里。二十七八岁的毛泽东真的没有出息，所以他只有从洗衣店偷跑出来列席会议，参加了北大嫖客陈独秀带头追随的共产国际。毛泽东真的没有出息——他的复仇只会“关闭学校”，而我却写出了《思想主权》！


【39、毛泽东奉鲁迅为“乱伦圣人”】


《鲁迅与弟媳“洗脚”》（2008年8月07日 东南二组）报道： 

我对鲁迅一直很好奇。

冯雪峰告诉毛泽东，日本人说；“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人是毛泽东。” “半个人”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沉吟片刻后说：“这个日本人不简单，他说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在文革时期，“批林批孔”的前夕，毛泽东在武汉接见曾思玉等军区领导人时又说：“中国的第一等圣人是鲁迅，中国的第一等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是圣人的学生。”能上毛泽东的封神榜，并被抬得如此之高，鲁迅自然不是一般的人了。这是我的第一个好奇。

北大有位叫孔庆东的教授，自称是孔子的第七十三代直系传人，师从红色理论家钱理群，潜心研究鲁迅思想，很有心得，曾被央视请去“百家讲坛”开讲鲁迅，并感情真挚地写过一本《正说鲁迅》的书，但我很奇怪，在礼教中看到了“吃人”的鲁迅，对孔教授的先人孔夫子，一直是持“打倒在地，再踏上一脚”的态度，鲁迅的 “学生”毛泽东，更是把鲁迅的思想发扬光大，差点没把曲阜孔家夷为平地。而这丝毫不影响孔教授为鲁迅歌功颂德、吹鼓抬轿。由此可见鲁迅的魔力，这是我的第二个好奇。

新月社的干将，曾在美国研究心理学的肖云山说：“鲁迅其实是个精神病患者。鲁迅的杂感来源于他的多疑、敏感、自恋，而这些都是偏持狂的特征。也是之所以在鲁迅的眼中，满世界都是敌人的原因。”鲁迅竟有精神病症，这是我的第三个好奇。

身为一代新文化主将，平生致力于唤醒国民，以改造国民性为己任，“懂中国”的“第一等圣人”鲁迅。头顶上有着无数眩目的光环。但我更想知道，在这些光环背后，鲁迅是如何给我们展现民族“导师”的一面，而这不得不从鲁迅的生平聊起。

闲来无事聊聊鲁迅

鲁迅（1881－1936），生于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今绍兴市）东昌坊口。原名周樟寿，字豫山，进江南水师学堂读书时改名为周树人，改字为豫才。鲁迅家本是世家大族，在其祖父周福清手上时，周家还有千亩良田和多达几千平方米的宅院，按建国后的阶级划分，周家是典型的大地主剥削阶级。不难想像鲁迅当年的富贵。

更加了不得的是，祖父周福清于1871年赴京参加会试，中贡士，殿试获得第三甲第十五名，被钦点定为“翰林院庶吉士”。在明清时期，这可就相当于拿到了登堂拜相的准入证。可惜周福清受孔夫子的毒太深了，没能跟上时代变化，仍然满嘴的仁义道德当清流派，因此在官场很吃不开。几年下来，只混到个七品知县的小官，不久还被人参了一本，连这小官都丢了。回家后周福清痛定思痛，思想有了大飞跃，变卖家中田产，不惜重金，捐了个内阁中书。但捐来的官没能马上上任，称之为候补，这一候就候了九年，最后终于当上了这个以抄写为职的七品京官。

1894年周福清的母亲病故，周福清回家守制，正好这一年浙江举行乡试，主考又是周福清的同年。当地的五个富户跑来找到周福清，想通过这位京官打通关节、贿赂主考，给自家子弟谋个功名。周福清想想自己的儿子周伯宜（鲁迅的父亲）只是个秀才，一直都过不了乡试关，于是与这五家一起给主考送去了一万两银子。这其中周福清出了多少银子，史料有点争论，一说他一毛没拔，只是顺带写上了儿子的名字，一说周福清也凑了份子。不过这个分歧无关宏旨，这里主要写鲁迅不是写他爷爷。

不想这事计划周密，却实施不严，曝光了。案情通了天，光绪皇帝得知后龙颜大怒，下旨严惩。幸好周福清得到消息快，马上跑去主动交代问题，有了这个投案自首、坦白从宽的情节，再加上浙江官员的求情开脱（当时的中央权势减弱，地方渐有了拥权自重的诸候态势，朝廷也不得不重视地方意见），最后判了个斩监候（死缓），秋后再决定斩不斩，三年不斩就转为无期。

这一来周家倾刻走向没落，三年间每到秋后斩杀犯人的时候，周家就得大把撒银子，到处打点，以求推后周福清的行刑。还好周家底子厚，终于熬过了这三年，周福清转为无期徒刑，7年后，刑部大赦，65岁的周福清终于释放回家。这里之所以对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加以介绍，原因是每次读到周老太爷的事迹，老让我看到鲁迅的影子，而且这也是鲁迅性格成型的关键时期，无法忽略。

鲁迅的父亲周伯宜，在这场变故中被革去了秀才功名，周伯宜心理承受力较差，内火攻心，外加惊吓，竟一病不起。随着周家的败落，亲友邻居唯恐避之不及，周家所有的重担，骤然压到了十三岁的鲁迅肩上，照应狱中的祖父，照料病中的父亲，成了鲁迅的基本生活内容。少年鲁迅过早的感受了世间的人情冷暧，无疑这种经历是非常痛苦的，成年后，鲁迅不无恨意地写道：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堕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其实周家的败落远没有鲁迅表现地那样沉重，家里大宅依旧，还有几十亩良田，若干仆人，其中就有他念念不忘地长妈妈。三兄弟不用为生计奔忙，都能安心于读书。鲁迅二十九岁从日本回国后，才开始挣钱养家，这期间，母亲还为他张罗了一门亲事。可见周家并没有脱离原有的阶级成分。坦白地说，鲁迅的痛苦更多的来源于，周家大少爷的风光不再，突然之间受了以前从没受过的白眼和冷遇。

1898年，十八岁的鲁迅就读南京水师学堂，数月后鲁迅又考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路矿学堂。清末政府逢战必败，时人总结教训，认为是国人崇文而不善武的结果，于是洋务派在全国大肆创办军校，以图武力兴国。但在当时一帮顽固派的反对下，深恐丢了祖宗的法宝，中西体制的争论一直很激烈，这类军校大都办得四不像，挂羊头卖狗肉。

在此期间鲁迅的学习认真刻苦，毕业时考了前三名，成为公派留学日本的五个人之一。甲午战争后，国人很奇怪日本的迅速崛起，也把留学日本作为学习先进知识的去处，这想法无疑是正确的，远比时下“逢日必反”的论调高明许多。向敌人学习没什么可耻，最可怕的是沉迷于盛世遗梦，对他国毫不知晓。反观日本，因白江口之败，全面学习唐朝。被美国打败，就全力学习美国。这种观念对比映衬了现在中日两国的差距。

不过，当时日本的明治维新也才短短几十年，相对中国还在地上爬，日本也就刚学会走，学校的教学质量可想而知。而且日本对待中国的留学生，也远不如欧美的实在，划出一批三流学校给中国留学生，还给中国留学生大办预科班（也就是学前班）。“懂中国”的蒋介石回忆往事时，还不无遗憾的说，自己当年只读了个预科班。反之留学欧美的学生，进的是哈佛、剑桥。这两地留学生回国后，成了当时文化界泾渭分明的两大派别，两派的见识、思想、才学高低，各位看官不妨做个比较。

1902年鲁迅进入日本东京弘文学院，不久加入光复会。一次，光复会派鲁迅回国持行刺杀任务，鲁迅断然拒绝，理由是家中还有老母要养，随即退会。在此之前鲁迅还写诗，要“我以我血荐轩辕”。看来也不过说说罢了。但后人硬要认为这诗是鲁迅一生战斗的开始，不免就有点讽刺的味道了。

两年后鲁迅转科去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之所以去仙台学医，按鲁迅自己的说法是：

“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

前一个理由体现了鲁迅对日本的了解，读点日本史应该知道“兰学”对日本的影响，第二个理由是因为鲁迅旗帜鲜明地反对中医，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写道：

“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

这个看法，鲁迅一生都没改变过。晚年病危时，在西医基本无能为力下，朋友找来一些中医偏方，全被鲁迅拒绝。学过西医的鲁迅反对中医的态度，是贯穿始终的。

时下中医存废之争很是热闹，其实这个争论早在清末民初已经展开。民国十八年，政府明文取缔中医，中医被视为糟粕丢进了垃圾堆。之后中医之所以死灰复燃，这完全要拜毛泽东所赐。红朝号称全民医疗，但千疮百孔的经济，根本做不到口号的要求，特别是人数众多的农村。而中医的治疗手段针灸和草药成本低廉，于是毛氏想出了“赤脚医生”的办法，从每个村庄选出若干稍懂文字的青年，集中办班学习中医，毕业后就地成为驻村医生。这就是宣传所称全民医疗的实质，中医借此东风重出江湖。

在毛时代，学习中医是与政治挂勾的最高指示，当然无人敢出来反对。随着那段荒唐年代的过去，扫荡中医的呼声再度高涨。有意思的是，政协委员、老中医连建伟把鲁迅的儿子周海婴请出来，借周老先生的口，证明鲁迅当年“只反庸医不反中医”。可能在周老先生看来，鲁迅反中医是其污点，为维护父亲形象考虑，才有此说词。殊不知，这举动有点弄巧成拙了。不知道，以后中医如若又被取缔，周老先生该如何改口。

鲁迅在仙台的学习很不如意，成绩很糟糕。大家在《藤野先生》一文中都知道，鲁迅的解剖学只考了五十九分，这个分数连学分都拿不到，日本同学竟然还怀疑鲁迅与藤野有何见不得人的勾当。实在让人担心，照此下去，鲁迅还能不能实现当上军医的伟大理想。

不过很快鲁迅又改变了学医的想法，按鲁迅的解释，是因为那个著名的“幻灯片事件”，在幻灯片中，鲁迅看到了国人“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他受到了很大的触动，决定要改变国民的精神。

“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这是鲁迅唤醒国民，改造国民精神的宣言。但让人奇怪的是，鲁迅并没有愤而回国从事他的文学“呐喊”，却在日本又呆了五、六年。主要翻译外国文学作品，间或写些练笔的文章，但这些作品，与改造国民性的目的实在靠不上边。1909年回国后，鲁迅还是没有拿起他的“匕首和投枪”，而是一头扎进故纸堆，读佛经，抄写古碑贴，练起了书法。

直到1918年受钱玄同之邀，才为《新青年》写下了他正式出山的作品《狂人日记》。从立志到出手，鲁迅用了十三四年之久，这时间长得让人匪夷所思。在这漫长的时间里，正是中国风起云涌、翻天覆地的大变革时代，期间辛亥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先后发生。鲁迅却没有丝毫举动，只是当了个麻木的“看客”。显然，鲁迅看幻灯片而立志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鲁迅低估了学医的难度，凭其能力根本无法完成学业。当然无论如何，弃医从文对于鲁迅来说，绝对是个明智的决定，只是下决定的理由，没他自己说得那么伟大罢了。

在出国前，母亲鲁瑞为鲁迅定下了一门亲事。亲家姓朱，是绍兴城里的一户殷实人家，祖上也有人做过官，与周家刚好门当户对。朱家的这位姑娘叫朱安，是一个深受礼教熏陶的女孩，裹脚不识文字，且比鲁迅大了三岁。

对这门亲事，鲁迅的态度暧昧。之前只提出让女方“放足和读点书”，而没有表现出斗士的一面，严词拒绝这个父母之命、媒约之言的“封建式”婚姻。出国后，鲁迅在与日本下女的接触中眼界大开，开始有了更多的想法，对家中的这门亲事有了些牢骚，为此还写诗送给老友许寿棠：“灵台无计逃神矢”。

不久，鲁迅与日本下女厮混的事迹，渐渐传到母亲鲁瑞的耳中，老太太甚为焦急，于1906年谎称自己病重，将鲁迅骗回家中，与朱安完婚。回国前鲁迅已有所预感，果然，回来后周家张灯结彩，上上下下都在为周大少爷的婚礼奔忙。鲁迅不置可否，必竟从没见过新娘朱安的样貌，心中尚存一丝夙望，如若对方美若天仙也未尝不可。

大喜之日，鲁迅打扮一新，还特意为一头短发接上了假辫子。在母亲的操持下，婚礼按部就班的进行，鲁迅的表现也中规中矩。及到进入洞房，掀起新娘的头盖时，鲁迅才如坠冰窟，妻子朱安小眼大鼻、身材干瘪毫无女性美感，这让鲁迅悔恨不已。春宵之夜，新娘几次前来请安，鲁迅竟不答理。第二晚开始就不再进入洞房，几天后鲁迅与一班同学返回日本，临走时丢下一句“母亲娶媳妇”，而后头也不回的扬长而去。自此，朱安开始了漫长地，在一心救国救民、要“血荐轩辕”的斗士鲁迅身边的守活寡生涯

三年后，鲁迅回国到绍兴的两级师范学堂教书。1912年受时任教育总长的同乡蔡元培邀请，进教育部任职，同年随部迁往北京。祖父做官的经历是面镜子，鲁迅深以为鉴，总结出“三不”原则，不该说的不说，不该听的不听，不该看的不看。如此这般果然官运亨通，不久就官居教育部佥事。

但很多事并非当个乌龟就能躲过去，在大变局时期，检验一个人的政治立场、道德水平的机会实在太多。1915年，趁欧洲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逼袁世凯政府签署《二十一条》，这条约等同于卖国，袁世凯老奸巨滑深知其中利害，责任不想一个人担，于是让政府公务员集体签名同意，不签名的就要辞职走人，鲁迅毅然签下了大名。多年后鲁迅的论战对手陈源（陈西滢），对此不无嘲讽的说：“鲁迅爱国？他爱的是日本国吧！”。鲁迅说“中国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

“树欲静而风不止”，袁世凯一心想过皇帝瘾，下令教育总长汤化龙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因鲁迅一贯表现良好，被委任小说股主任一职，负责把关小说要“寓忠孝节义之意”的指示。对此事，按鲁迅的说法，他进行了不懈的抗争和抵制，最后还因此被免去了主任。但事实真相又是如何呢，鲁迅被免职是袁世凯当上皇帝以后的事了，为袁世凯称帝吹喇叭抬桥子的任务已光荣完成。而且在此之前，鲁迅所谓的“抗争和抵制”竟然一直没被上锋发现？及时把这块反骨撤换，这就让人奇哉怪哉了。之后，鲁迅还脸不红心不跳地领取了几个月洪宪皇帝发放的俸禄。

在全国的一致反对下，袁世凯称帝八十三天后，不得不下令恢复共和。但已于事无补，心腹亲信纷纷倒戈，不久袁在一片骂声中暴亡。因此前的种种表现，鲁迅开始成为教育部的边缘人物，政治生命走到了尽头。在官场中站错队、押错宝是要付出代价的，鲁迅完全明白其中的游戏规则。于是干脆摆出一付愤世嫉俗，怀才不遇的样子，看见不顺眼的就破口大骂，给人取外号。

表面的狂放，掩盖不了内心的颓废。不到四十，鲁迅就自称“老头子”，以“枯坐终日，极无聊赖”来消磨时光，自己曾写道：

“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1918年，同在日本留学的老友钱玄同（中国物理学家钱三强的父亲），跑来看望鲁迅，此时钱玄同还是《新青年》杂志的编辑。见鲁迅闲极无聊地钞古碑贴，于是力劝鲁迅为杂志投稿，以解苦闷。鲁迅答应了，不过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而不是出于十几年前，就定下的要拯救国民精神的豪情。

同年5月15日，以“鲁迅”为笔名写成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发表在《新青年》上，这部被后世无限推崇的开山之作，其实是抄袭而来的。无论小说的手法，体裁，以及结束语“救救孩子”，甚至连文章名字，都一字不差的，与俄罗斯讽刺作家果戈里作品《狂人日记》如出一辙。抄文章抄得如此彻底，我想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

从深层次来看，这篇文章是鲁迅仕途不畅、前路渺茫，内心迷茫彷徨的写照，把矛头直指整个体制，正是发泄满腹牢骚的结果。同时这也为他后面的作品，打下了 “粗疏、枯燥、荒凉、黑暗、脆弱、多疑、善怒”的基调。但这“大破”的思维很对当时愤青们的口味，文章一发表就反响热烈，无疑这对鲁迅来说是莫大的鼓舞， “试试看”不想试出了另外一片天地。老友许寿棠说“此前是周树人，之后才是鲁迅”。由此可见“引路人”钱玄同的劝进之功。

然而鲁迅对这个恩同再造的老友钱玄同的态度如何呢？后期，鲁迅的偏激愈演愈烈，钱玄同多有劝导，鲁迅不听，破口大骂钱：

“胖滑有加，唠叨如故，脸皮厚”。

“盖此公夸而懒，又高自位置。而其字实俗媚入骨，无足观”。

“疑古玄同，据我看来，和他的令兄一样性质，好空谈而不做实事，是一个极能取巧的人，他的骂詈，也是空谈，恐怕连他自己也不相信他自己的话，世间竟有倾耳而听者，因其是昏虫之故也”。

“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何妨赌肥头，抵挡辩证法”。

甚至连结集出版《呐喊》的序言中，“引路人”钱玄同的名字都被改成了金心异（今心异）。

1919年12月，鲁迅回绍兴把全家迁来北京。在家已独守空房十三年之久，年已四十的妻子朱安，得知大先生（鲁迅）要回来，本已死寂的内心升起一丝希望。每天必到大门口翘首以盼。这天终于看到鲁迅进门了，连忙上前打招呼，接行李，鲁迅用鼻子“哼”了一声，而行李并不交给朱安。当晚鲁迅仍然坚持独住，让朱安一个人在房中以泪洗面。

在北京的住处位于西直门内的八道湾，是个有三进院落的大房子。二弟周作人与妻子羽太信子住最里面，第二个院子给母亲和朱安，最外面的由鲁迅一人居住。平时吃饭也是分开的，鲁迅与周作人夫妇在后院吃，母亲与朱安在第二个院子里吃。如此安排是因为朱安是“母亲娶的媳妇”，不是鲁迅的。这种形同陌路拒人千里的态度，对于谨守三从四德的朱安而言是何感受，我想是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不难想像的。

相反的是，几个月以后，三弟周建人的学生许羡苏来北京求学，经周建人安排住进了鲁迅家中，对这个十九岁的小姑娘，鲁迅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许羡苏考上北京女师大后，因短发不能入学，鲁迅为其多方疏通，生活上倍加照顾，毕业后还介绍许去一中学当教员。以至许羡苏视鲁迅为“我的监护人”，内心渐生情萦，以鲁迅家人自居。前后在鲁迅家住了六年之久，期间鲁迅与周作人交恶，搬离八道湾，许羡苏为鲁迅四处找房子，并随同一起搬入新居。“3-18”惨案后，鲁迅躲进日本医院，许羡苏还天天去探视。

但这段引来很多非议的交往并没有结果，因为鲁大文豪移情别恋了。老友孙伏园对周建人说，鲁迅最爱“长的那个”，因为“他是爱才的，而她最有才气”。这个 “她”就是许广平。此女性格叛逆，放荡不羁。在家时就是男人婆，对男女之事采取革命态度，很放得开。在认识鲁迅之前，有个叫李小辉的情人还因她而死。

许广平从天津女师毕业考入北京女师大后，对鲁迅的“不幸”婚姻有所耳闻。长得人高马大的她，听鲁迅的课却偏偏喜欢坐第一排，时不时举手提些古怪的的问题，一次在课堂上给鲁迅画漫画，还有意让鲁迅发现。1925年3月，许广平主动给鲁迅写信，许的第一封信是这样写的：

“在无可救药的赫赫的气焰之下，先生，你自然是只要放下书包，洁身远引，就可以‘立地成佛’的。然而，你在仰首吸那醉人的一丝丝的烟叶的时候，可也想到在虿盆中展转待拔的人们么？

先生，可有什么法子能在苦药中加点糖分，令人不觉得苦辛的苦辛？而且有了糖分是否即绝对不苦？先生，你能否给我一个直切的明白的指引？

现在的青年的确一日日的堕入九层地狱了！或者我也是其中之一。虽然每星期中一小时的领教，可以快心壮气，但是危险得很呀！先生！你有否打算过‘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呢？先生！你虽然很果敢的平时是；但我现在希望你把果决的心意缓和一点，能够拯救得一个灵魂就先拯救一个！先生呀！他是如何的‘惶急待命之至’！”

面对这“赤裸裸”地求救，“以救天下人为己任”的鲁迅当然责无旁贷，很快鲁迅就回了信。由此干柴烈火一触即燃。平均不到三天一封信，后两人间的信件被编辑出版成了《两地书》。一个月后，许广平打扮一新，登门造访，双方进入实质性交往。

鲁迅临死前还宣称“一个都不宽恕”。

人权宣言中有一句话，“凡有不宽容者，一切都是专/制主义的思相。”

而现在所有自由民主的国家，都将之视为立国基础。

不久，教育总长章士钊上台，女师大校长、鲁迅的好友许寿棠被罢免，替而代之的是铁腕女校长杨荫榆。杨荫榆对某些教授玩弄女生深为不满，雷厉风行整顿校风，对学生严加管理，这触到了鲁迅的痛处。鲁迅按捺不住，跳出来说：“看看学生们，就像一群童养媳。”；“就如中国历来的大多数媳妇儿在苦节的婆婆脚下似的，都决定了暗淡的命运。”这话说得实在冠冕堂皇，也不知道他说这话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自己的苦媳妇朱安。1924年4月，鲁迅联合十五名教员辞职，向校方施压。学校分化为挺许拥杨两派，鲁迅是当仁不让的挺许先锋。

1924年11月，国文系三名女生在秋季开学时未能按时到校，被杨X荫榆开除。这本属的学校管理范畴，不想被鲁迅拿来作为把柄，对学生自治会总干事许广平面授机宜。很快学生自治会开会决定赶走校长杨X荫榆，并称之为“驱羊运X动”。第二年5月7日（二X十X一X条的签署日，国XX耻日），学校组织演讲会，许广平与刘X和珍挡在礼堂外，竟不准校长杨X荫榆进入。为此学校对领头的六名学生，作出“开除学籍”的处理。这就是“女师大X风潮”事件。

此后事件无限升级，新月社陈西滢撰文批评鲁迅在事件中的表现，鲁迅奋起反击，陈先后就读爱丁堡大学和伦敦大学，1922年回国后任北大外文系教授，在与鲁迅的笔战中，毫不怯场，以事实为依据大揭鲁迅疮疤，抨击这个导师级人物在种种历史关键时刻的表现。鲁迅无法正面回复，只能恼羞成怒大骂陈是“走狗”，作人身攻击。此后的论战已偏离事件本身。胡适出面调停，论战归于平熄。

而在另一边，却上演一场鲁迅与章士钊打官司的活剧。因鲁迅在事件背后推波助澜，教育总长章士钊免去鲁迅佥事一职。鲁迅上告平政院，进行反击，官司一直打到段祺瑞手上，最后由段祺瑞签名，废除章士钊的决定。章士钊，杨荫榆相继去职。

段的表态，使学生们有恃无恐，以“文革”常见的手法，公然捣毁章士钊的住宅。而那个被鲁迅骂为“性变态”，中国第一个女大学校长杨荫榆，因自己的学生被日军轮奸残杀，愤而跑去日本领事馆痛斥。被日军枪杀于苏州吴门桥下，身中数十弹。

回头再来看这场所谓的“女师大风潮”。鲁迅将之称为革命行动。其实质不过是一场利益之争、派系之争。力挺老乡许寿棠有很现实的意义，因为这是鲁迅在女师大 “幸福生活”的保证。而有讽刺意味的是，鲁迅口口声声指责“章杨”投靠北洋军阀，这个北洋军阀却成了鲁迅最终胜利的力量。

鲁迅大获全胜，不仅官复原职，还赢得了许广平的芳心。1925年10月，许广平写下《风子是我的爱》一文，表达对鲁迅的爱恋。而此时只有许羡苏一个人还蒙在鼓里，因为鲁迅从未与她坦白过。鲁迅与许广平南下后，许羡苏还痴情地为鲁迅守屋。直到1929年5月17日，鲁迅到北京探母时，许羡苏亲自问鲁迅与许广平的关系，鲁迅说许广平已怀孕，许羡苏才彻底清醒。第二年即离京去大名，同年结婚，此时许羡苏已经三十岁。

然而，在鲁迅的婚姻中没有胜利者，1926年8月至1930年3月（鲁迅南下与许广平热恋期间），鲁迅共给许羡苏写了155封信，许回了100余封信。许羡苏离京前，把鲁迅写来的信交给了朱安，之后朱安又交给了许广平。而许羡苏写给鲁迅的信，鲁迅死后也交到许广平手中，但最后这两百多封信神秘失踪。真不知道许广平看到这些信件时的感想怎样。

1923年7月19日，周作人来到前院鲁迅房中，亲自交给鲁迅一封信。信的全文如下：

鲁迅先生：

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一个月后，鲁迅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

十个月后，鲁迅返回八道湾搬行李，周作人打电话叫来重久（羽太信子弟弟）、张凤举、徐耀辰。两兄弟发生冲突，周作人拿起狮形铜香炉差点砸破鲁迅的头。两个“五四”的文化大将上演全武行。

这是两兄弟断交的全过程，之后两方均保持缄默，不过事情还是渐渐从旁人的口中传了出来，起因有两种：一、羽太信子向周作人诉说，鲁迅偷看她洗澡。二、鲁迅的说法是，他对羽太信子大手大脚的持家多有批评，这惹恼了羽太信子，于是信子在丈夫面前挑拨离间。十几年后两兄弟的人生轨迹全然不同，一个被奉为神，一个被视为鬼。当了神的哥哥鲁迅的说法被当成了事实。

但鲁大文豪的解释实在经不起推敲，而且其事迹还远不止偷窥这么简单，真相终究是掩盖不了的。奇事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鲁迅的月收入有三百元，周作人的也有此数。换算成现在的人民币，周家兄弟的年薪达二十多万。这不包括两人写作的稿费，和同时在七八个大学任教的讲课费。可作比较的是，当时一个低层北京市民的保障收入是每月两元钱，一个交警月收入四元钱。鲁迅竟然说信子大手大脚，害得他没钱买烟。

鲁迅曾经在北京一个人过了六七年。长年包一台铁皮车供其上下班。教育部有食堂，鲁迅嫌伙食差，与单身同僚一起到大饭店包餐吃。有点毛病就要上医院，进得全是昂贵的日本医院和法国医院、德国医院，本国的医院从不踏足。据鲁迅的日记记载，其先后看过的日本医生有山本忠孝、池田由友、久米治彦、高山章三、菅又吉、顿宫宽、冈本繁、吉田笃二、秋田康世、松井胜冬、坪井芳治（周海婴的专职医生）、最后一位是须藤五百三，此人曾是军医，是当时在上海的“日本在乡军人”（即退伍军人）会的副会长，这个“日本在乡军人会”与黑龙会一个性质。鲁迅反过来却指责信子看病找日本医生。之后与许广平在上海生活时，是上海大剧院的长客，逢有外国电影必定捧场，还经常坐轿车绕上海市兜风。以他的生活态度是“挣钱有方，花钱无度”。

在日本仙台学医时，鲁迅曾经很兴奋的给老友许寿棠写信说：“同学阳狂，或登高而窥裸女。”日本有男女同浴的风俗，一个大池子只是中间隔了块矮板。只要略微登高点就能尽览春光了，鲁迅信中说的就是这事。一起去日本留学的郁达夫，也在其作品《沉沦》中，详细地描写过偷窥女孩子洗澡，偷听男女野合，勾引下女。偷看女人洗澡是留日学生的共同爱好，鲁迅也没能例外，因为他是个正常的男人。鲁迅泡日本下女的事，还让鲁老太太操了好久的心。鲁迅所泡的下女是谁呢？

从1912年至1918年，鲁迅给羽太信子写信42封，收羽太信子信35封。一直到周作人夫妇与鲁迅同住，这大伯与弟媳还真有话聊。另据鲁迅日记记载： 1912年鲁迅到北京教育部任职后，除每月给绍兴家里寄生活费外，还每月到日本银行给日本东京的羽太信子的父母和弟妹寄钱，除固定的生活费，还负担羽太信子三妹福子的学费。直到1925年，鲁迅与周作人绝交两年后，羽太重久还给鲁迅写信说：“上月蒙兄长给予及时补助，非常感谢。对你长年以来的深情厚意和物质援助，真不知说什么才好。”很奇怪，为什么鲁迅要给信子娘家寄钱？而且是单独寄钱，并没直接把钱交给二弟周作人，以周作人名义寄钱不是更名正言顺吗？

鲁迅父亲早亡，身为长子的鲁迅在两个弟弟眼中是“父兄”的角色，言听计从。三兄弟还约定，“永不分离，母亲年青守寡辛苦了一辈子，该享受清福”。结果因为大哥批评弟媳乱花钱，而引来弟弟的反目，不要说那时尚有“长兄为父”的观念，就是如今的家庭也是不可想象的。同样，仅凭羽太信子指责鲁迅偷窥，周作人竟然不作调查了解，就断然与大哥绝交？也完全低估了高知识分子周作人的智商。而且，就是偷窥也不是什么不可原谅的过错。当年郁达夫公开偷窥的事，被人攻击时，周作人曾挺身而出写过一篇《〈沉沦〉论》为其辩护，在同样留学过日本的周作人眼中，偷窥完全算不得一个事。尽管偷窥对象不同了，但这也不足以引来周作人对鲁迅的终身恨意。甚至在鲁迅病故前后，都拒绝探视，拒绝奔丧。

还有最关键的，鲁大文豪一直被视为圣人，但圣人也有七情六欲，他在文章中写过：“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对自己的老婆朱安他从不理睬，朱安曾对人说：“老太太总怪我没有能生个孩子，可大先生整天和我连一句话都不说，我怎么能生得出？”而在认识许羡苏时，鲁迅年已四十。在此之前，作为男人的鲁迅他是如何解决性的需求？这个“勇士”跟谁去“性交”呢？

最后，如果“指责”是冤曲的，一生“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鲁迅，为什么在事件中不暴怒，不辩解，不反击，不愤而把周作人夫妇赶出家门？当时被周作人叫来的张凤举、徐耀辰（两人均为北大教授），还被鲁迅以“家里的事，无烦外宾费心”为由打发走（见许寿棠《亡友鲁迅印象》），倒是鲁迅很有点灰溜溜地搬离了八道湾，这大概不是因为大度而是理亏吧。

综上所述，这段迷案的真相并不复杂。信子即为鲁迅在日本所泡的下女，而且被信子套牢，因其本人有婚约在身，只得承诺为信子娘家负责，并主动介绍二弟作人与信子相识，让二弟“接春”。到八道湾后，信子近在眼前，相处日久，鲁迅旧情复燃，进而让信子一人侍二夫。这才是感情“恰恰地”周氏兄弟决裂的根本原因，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两兄弟在此事件前后的表现。（见《道听途说——周氏兄弟的情况》）

在离开八道湾时，鲁迅破天荒地找朱安谈话，内容是给朱安选择，要么一个人回绍兴娘家，要么留在八道湾与周作人一家同住。后一条被周作人斥为“笑话”。朱安近乎哀求的回答：

“八道湾我不能住，因为你搬出去，娘娘（鲁瑞）迟早也要跟你去的。我独个人跟着叔婶侄儿侄女过，算什么呢？绍兴朱宅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砖塔胡同，横竖总要人替你烧饭、缝补、洗衣、扫地的，这些事我可以做，我想和你一起搬出去。”

这就是鲁迅给朱安的安排，唯独不提让朱安跟随自己过。在大文豪的眼中，朱安只是包袱，不是生死相随的妻子，不是陷入“吃人”礼教等待鲁迅拯救的“国民”。

1926年3月18日一早，许广平来到鲁迅家告诉他，准备今天去政府门前游行示威。一向“只吹喇叭不冲锋”的鲁迅连忙阻拦，强硬地将学生会总干事许广平留在身边。果然，游行队伍在政府门前，遭到卫队开枪射击，47人死，200余人负伤。这就是“三一八”惨案。游行队伍的骨干，本应走在队伍前列的许广平，因鲁迅的阻拦而逃过此难。事发当日段祺瑞赶赴现场，长跪不起，许诺严惩凶手后引咎辞职，并立誓终生事佛吃斋。4月20日段下台。段祺瑞在下台前曾通缉五十位 “过激”教授，林语堂问鲁迅如何应付，鲁迅的回答是“装死”。

同年7月，鲁迅接到厦门大学文学系主任林语堂的来信，邀请鲁迅去厦门大学任职，8月，鲁迅携许广平南下上海。事后的说法是，鲁迅为躲避政府通缉，才离京避祸，但这并非事实。四月时，段祺瑞政府已经解体，奉军大举入关，对皖系段政府进行清算，所谓的“通缉”也不了了之。鲁迅离京三个月后，教育部因其长期没来上班，才下文免去鲁迅教育部佥事一职。七月时鲁迅还到女师大毁校周年纪念会上发表了演说。走之前广而告之，到车站送行的友人有十几个。如此大摇大摆的离京，哪里像是“躲避”政府通缉？

鲁迅要躲避的不是通缉而是“流言”。在北京，这段地下师生恋，一直是论敌的口实。身为公务员的鲁迅，不可能公然与许广平在北京同居。“搞女学生”的社会影响和世俗之见，也不是鲁迅承受得了的，唯一的选择只有离京，而且这也是彻底抛弃朱安的方法。南下第一站是上海，上海当时的文化名人宴请鲁迅，因鲁迅没有公开与许广平的关系，未请许广平出席宴会。

之后，许广平回广州，鲁迅去厦门。鲁迅前后在厦门大学呆了三个多月。厦门大学的一班学人风闻“五四”的干将鲁迅驾临，纷纷登门请教。但在自由主义思想浓郁的厦门大学，鲁迅的“大破”口号并不吃香，还老被“胡适之的信徒”（鲁迅语）朱山根、万里祥等后辈问得面红耳赤。鲁迅在《三闲集》中说：

“记得还是去年躲在厦门岛的时候，因为太讨人厌了，终于得到‘敬鬼神而远之’式的待遇，被供在图书馆楼上的一间屋子里。”

在此期间，鲁迅还陷入了两场吃醋风波，曾经视鲁迅为导师的高长虹，在与鲁迅的交往中，渐渐有所悟，写文章评价鲁迅“开始时认为鲁迅为真正的艺术家的面目，过后是一个不很高明却奋勇的战士的面目，再则是一世故老人的面目，除世故外，几不知其他矣。”之后高长虹于1926年11月写下一首诗《给——》，在这首诗中，鲁迅竟看出了高长虹对许广平有意思。鲁迅大怒，将高长虹当成情敌。写下文章《奔月》，讽刺高长虹是学艺不精的“逄蒙”，与“后弈”争嫦娥，结果失败了。可惜事后证实，鲁大文豪浪费了表情，高长虹根本就没看上过“豪放女”许广平。

不久，许广平受共产党人李春涛之邀，准备去汕头搞革命。鲁迅又一次大怒，十分担心这孤男寡女的能搞出什么样的革命。在收到广州中山大学的聘书时，还酸溜溜地给许广平写信，表示不想来广州了，理由是“我的一个朋友或者将往汕头，则我虽至广州，又与厦门何异。”当然，最后的结果是许广平放弃了“革命”，鲁迅来了广州。

那个为鲁迅探路，给其提供容身之地的老友林语堂，在鲁迅的眼中又是如何呢？一次宴会“幽默大师”林语堂讲了几句英语，鲁迅竟厉声喝道：“你是什么东西！难道想用英语来压中国的同胞吗？”与林疏远后，还不忘讽刺林语堂“辜鸿铭先生赞小脚；郑孝胥先生讲王道；林语堂先生谈性灵。”

1927年1月，鲁迅来到广州，中山大学组织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朱家骅上台致辞，称鲁迅是一位“战斗者”、“革命家”，学生们听了热烈鼓掌，鲁迅连忙起来声明否认，“绝非战士，更非革命家”。事后鲁迅与人解释时说，“这顶花冠弄不好将来是会被人要了性命的，他们如此待我，我莫非也非阵亡不可么？”

在广州的住处是白云路的一座三层楼房，此时鲁迅仍然不公开与许广平的地下情，坚持与老友许寿棠住一间房，让许广平与女工同住一间。这掩耳盗铃的把戏，让许广平忿忿不满。双方第一次争执，当然，在大人物身边总是要做出牺牲的，许广平惟有屈服。

同年四月，蒋介石开始清党，血腥的屠杀让鲁迅噤若寒蝉，胆战心惊地在广州过了大半年。过后许久鲁迅还心有余悸地说：“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那此吞吞吐吐，没有胆子说的话都载在《而已集》里。”

十月，鲁迅离开广州北上上海，上海十里洋场，遍布租界，生活条件远非北京、广州能比，随着环境的改善，大大激发了鲁迅的战斗热情，用手中的笔作“匕首和投枪”向他的“敌人”发起了进攻。其敌人之多之广，实开了一代之先河。鲁迅在给章廷谦的信中，直接道明心曲：“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话被“学生”毛泽东完美的继承为“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

在众多的骂杖对手中，鲁迅最痛恨的莫过于，在“女师大风潮”事件中大揭其疮疤的陈西滢，而持续时间最久的论敌就要算梁实秋了，双方交锋前后长达八年。论题从人性，阶级性，普罗文学（无产阶级文学）到硬译等等，几乎涉及到当时所有的热点。这其中的对与错，早已被时间所证明了。这里仅举两例“文学的阶级性”和“硬译”。

鲁迅曾写文章《文学的阶级性》，顾名思义，以阶级观来看待文学，一直是共产主义统一思想的手段，读过几本苏联文集的鲁迅如获至宝，奉为经典。对此梁实秋撰文《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进行反驳，“我们反对思想统一，我们要求思想自由。”

讨论此类话题，鲁迅的理论修养实在有所欠缺，对梁的文章不正面回应，抓住梁说的：“卢梭说：‘资产是文明的基础。’”一句大做文章，鲁迅认为“经济关系” 才是文明的基础，因为鲁迅不知道，马克思经济关系三要素的第一点讲得就是所有制，这个所有制就是经济关系（即“资产”），换了个名字，鲁迅竟没认出来。一时成为笑谈。

鲁迅在1929年翻译的苏联文集《文艺与批评》，这本被鲁迅称为“硬译”的作品形同天书，这里摘抄一段：

“内容上虽然不相近，而形式底地完成着的作品，从受动底见地看来，对于劳动者和农民，是只能给与半肉感底性质的漠然的满足的，但在对于艺术底化身的深奥，有着兴味的劳动者和农民，则虽是观念底地，是应该敌视的作品，他们只要解剖底地加以分解，透澈了那构成的本质，便可以成为非常的大的教训。”

之所以要“硬译”，鲁迅解释为“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这观点和译法实在让梁实秋坐不住，毕业于哈佛大学的梁实秋，一直从事翻译工作，曾用一生的时间翻译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于是写下《论鲁迅先生的“硬译”》的文章，质疑如此“硬译”读者无法看懂，这本是学术讨论，鲁迅觉得丢了大面子，反驳说：“我的译作，本不在博读者的‘爽快’，却往往给以不舒服，甚而至于使人气闷，憎恶，愤恨。”并讽刺梁实秋水平低看不懂他的“硬译”。

之后相继有人提出批评，鲁迅从容不迫，将反对硬译的归为“同一伙”：“在这一个多年之中，拼死命攻击‘硬译’的名人，已经有了三代。首先是祖师梁实秋教授，其次是徒弟赵景深教授，最近就来了徒孙杨晋豪大学生。”

在众多对手中，唯一不接招的就是“但开风气不为师”胡适，1929年，国民党北伐胜利后抛出“训政”理论（孙中山说：“中国人民久处于专制之下，奴心已深，牢不可破。不有一度之训政时期，以洗除其旧染之污，奚能享民国主人之权利？”这就是训政的来源），对这漠视人权，冠冕堂皇地以党权君临一切的做法，胡适在文章《人权与约法》中反击说：“不但政府的权限要受约法的制裁。党的权限也要受约法的制裁。如果党不受约法的制裁，那就是一国之中仍有特殊阶级超出法律的制裁之外，那还成‘法治’吗？”

这段话时至今日仍然有启示性的意义，不知怎么鲁迅觉得刺眼，写《王道诗话》说：“人权可以粉饰一下反动的统治。”根本不知人权为何物的鲁迅，在胡适们的背后举起了他的投枪。大骂胡适是“鸟导师”，是“主子的◎◎”，是“三帮”（帮忙、帮闲和帮凶）。对此胡适不予理会，鲁迅曾说：“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刚好映证了这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对话。

如果上面的论战还有讨论的意思，而他对施蛰存和陈仲山的攻击，就纯属乱咬一气了。1933年秋，上海《大晚报》要施蛰存给青年推荐读书，“为青年文学修养之助”，施写下《庄子》和《文选》两本书。鲁迅以“丰子余”的笔名，痛批施的荐书为复古和倒退，骂施蛰存是“洋场恶少”。

陈仲山，本名陈其昌，原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长期以来对鲁迅怀有景仰之情，并自办刊物《斗争》和《火花》。在当时关于“国防文学”还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水战中，一直认为自己的思想与鲁迅一致，并虔诚地给鲁迅写了一封信，表达自己的观点。不想鲁迅的战斗神经再次亢奋，公开撰文歪曲陈仲山是 “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对这凭空捏造的指责，陈仲山用生命做出了回应。1942年陈仲山在上海做抗日情报工作被抓，不久惨遭日军杀害。罪证就是鲁迅所指“日本人出钱”办的刊物，《斗争》和《火花》。

在这些论战中，鲁迅完全背离了文化交流和学术讨论的宗旨，一遇理曲词穷就作泼妇骂街状，说不过你骂跑你，鲁迅说：“我的杂感常不免于骂。”就是如此一付架势，还自认为孤独求败。梁实秋说：“鲁迅的文章写得好，所谓‘辣手著文章’庶几近之，但是距‘铁肩担道义’则甚远。讲道理他是不能服人的，他避免正面辩论，他采取迂回战术，绕着圈子旁敲侧击，作人身攻击。”这正是他与鲁迅八年论战的深刻体会。

在国家民族的大是大非上，鲁迅的立场同样让人瞠目结舌。1929年夏，苏联进攻满州里，张学良进行反击，这就是“中东路事件”，结果张学良战败，有名的 “黑瞎子岛”就是这时被苏联占据。这场战争在中国本土发生，斯大林却指示共产国际发出“保护苏联”的号召，中国共产党急忙响应，在上海街头大肆贴标语要 “武装保护苏联”。马克思说，共产主义的最高境界，就是没有国家，没有民族。从这一点看来，我们伟大的党早在几十年前就进入共产主义了。

次年，针对苏联的无耻侵略，上海文坛发起“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主张文学艺术应以唤起民族意识为中心。不料，鲁迅再一次跳出来，抨击这次运动。说：“我们的诗人却是对着‘斡罗斯’（俄罗斯），就是现在无产者专政的第一个国度，以消灭无产阶级的模范——这就是露骨的所谓‘民族主义文学’的特色。”（见《二心集-“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命运》

 “九一八事变”后，鲁迅还不忘替苏联担心。他说：“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占据了东三省，这确是中国人将要跟着别人去毁坏苏联的序曲，民族主义文学家们可以满足了。”（见且介亭杂文-中国文坛上的鬼魅）

在1932年1月28日，松沪会战后，鲁迅再次写文章《日本占领东三省的意义》，“这一面，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惩膺’他的奴仆——中国军阀。也就是‘惩膺 ’中国民众，因为中国民众又是军阀的奴隶；在另一面，是进攻苏联的开头，是要使世界的劳苦群众，永受奴隶的苦楚的方针的第一步。”

九一八事变时，上海兴起很多抗日团体，并都有自己的徽章。在“一二八”事变中，凡有这种徽章被日本人发现，都被杀害，鲁迅对此总结道：“像这一般青年被杀，大家以为不平，以为日人太残酷。其实完全是因为脾气不同的缘故，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太不认真，这样不认真的同认真的碰在一起，倒霉是必然的。”（见《集外集拾遗-今春的两种感想》）

此等形同卖国汉奸的嘴脸，竟还有人说鲁迅爱国，死后还堂而皇之地身披“民族魂”，我们的“民族魂”就是这种货色，实在羞杀人也。

香港《明报周刊》一九九二年一月号，《鲁迅与羽太信子的关系及其他》中写有：“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即与一日本女人姓羽太的同居，羽太即信子的姓，作人的老婆原来是鲁迅的旧好，鲁迅自日本返国后，还每月负担羽太的生活费用，可见羽太与鲁迅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关系，而是夫妇的关系。”

1927年10月8日，鲁迅与许广平搬进闸北东横滨路景云里的一幢房子，开始正式的同居生活，事前双方达成协议：“两性生活，贵在情投意合，相互信任，除当事人外，没有任何人可以束缚；日后，如有一方不满意，决不要争吵，也用不着法律解决，如果觉得没有同居的必要了，那就立刻各走各的路，反正都能独立谋生。”

这协议也亏鲁大文豪想得出，许广平连小妾都不是，至少小妾还有个名分，也能进周氏族谱。正式同居后，双方还是守口如瓶。三层小楼，许广平住三楼，鲁迅住二楼，许的身份是助理。直到1919年5月，已经怀孕五个月的许广平才将实情告诉她的姑母，通过姑母去告知家人，理由是怕家里人成“惊弓之鸟”。就这样，不伦不类的许广平生下了不明不白的周海婴。

两人的性生活，鲁迅在日记中称之为“洗脚”，这个词还真有启示性，也难怪时下洗脚城遍地开花。有了这份婚前协议，鲁迅的“博爱”也更方便了，时不时还学学古人约妓同游，并公然记载于日记中。

尽管绕了这么大的圈子，鲁迅与许广平的结合，还是难逃指责。“弃北京之正妻而与女学生发生关系，实为思想落伍者”，二弟周作人还公开表态反对。消息传到了北京，老母亲鲁瑞自然不会反对，而明媒正娶的朱安也很平静地接受，“哀莫大于心死”，俞芳问朱安对以后日子的打算时，朱安回答：“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

1943年鲁迅的母亲病逝后，因大先生与周作人交恶，朱安拒绝了周作人的接济，而此时许广平竟将每月的汇款，由银元换成法币，以至朱安无法生活下去，只得宣布出售鲁迅藏书，消息传出后，各界人士纷纷捐款，但均被朱安回绝。

鲁迅说：“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还打比方说方块字是大众身上的结核菌。《答曹聚仁先生信》，《且介亭杂文》

1935年十二月，鲁迅说：“由只识拉丁化字的人们写起创作来，才是中国文学的新文学。”《论新文字》，《且介亭杂文二集》（所谓的且介二字，李敖考证是出自“租界”二字，博君一笑。）

鲁迅还说：“我是中国人，但我很恨中国文字。一个一个方的，非到大学中学毕业不能运用。大学中学毕业，必是小资产阶级，这些人做起文章来就是假装普罗也是没有办法的。”

1927年3月，中山大学文科主任傅斯年把顾颉刚请到中山大学，因顾在北京时，就宣称过，很佩服胡适之和陈西滢，一直不太看得起鲁迅，听说顾要来，鲁迅坚决反对，甚至说：“他来，我就走·”结果顾还是来了，鲁迅愤而辞职，1927年5月15日在写给章廷谦的信中说“我到此只三月，竟做了一个大傀儡。当红鼻（鲁迅给顾颉刚取的外号）到此时，我便走了；而傅（斯年）大写其信，给我，说他已有补救办法，即使‘鼻’赴北京买书，不在校；现在他们还在换留我，当然无效，我是不走回头路的。”（《鲁迅书信集》）

鲁迅辞职后，很多朋友来信问是不是政治原因，鲁在回章廷谦的信中说：“事太凑巧，当红鼻到粤之时，正清党发生之际，所以也许有人疑我之滚和政治有关，实则我之‘鼻来我走’（与鼻不两立，大似梅毒菌，真是倒霉之至）之宣言，远在四月初上也，见所谓之流言，或亦此类也欤，然而‘管他妈的’可也” （1927年5月30日至章廷谦信，见《鲁迅书信集》）

鲁迅在四月份辞去了中山大学的全部职务，人也搬出了学校，却依然收下了学校送来的五月份的薪水，当时还觉得不好意思，自己说：“则收固不好，不收亦岂能好？我于是不发脾气，松松爽爽收下了。”（1927年7月7日致章廷谦信《鲁迅书信集》）

再来看看他如何救人，在校务会上发个言，其它委员不同意，此事就作罢了。鲁迅还有其它动作吗？没有了。

这就是他为救学生，愤而辞职的真相。下次为鲁迅招魂的时候，请别再说什么“偏要挺身而出营救学生，偏不怕惹祸上身，偏不考虑个人安危”的话了。

1947年6月29日凌晨，朱安在孤独中死去，身边没有一个人。生前唯一的遗愿是葬在鲁迅身边，显然也无法如愿。死后草草埋于婆婆鲁瑞的坟旁，没有墓碑，没有行状。

这个一辈子生活在期待中的妇女，终其一生都在谨守着鲁迅给她的命运安排“母亲娶的媳妇”。鲁迅一生背弃辜负的亲人、友人实在无法枚举，而最对不起的，我想就是这位当年被其敲锣打鼓，用花轿迎进家门的正妻朱安了。

老年的鲁迅尽管体力不支，但仍然壮心不已，狠玩了一把精神恋爱。1934年，东北情侣萧红萧军来到上海，结识鲁迅。对热辣美貌的萧红，鲁迅眼前一亮，称萧红是“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把她介绍给茅盾、胡风、聂绀弩，还特别指派叶紫做萧红在上海的向导和“监护人”。并亲自帮助出版萧红的作品。双方开始书信交往，一次鲁迅在信尾加上一句“吟女士均此不另”，不料萧红对“女士”一词不满，鲁迅回信说：“俏女士在提出抗议，但叫我怎么写呢？俏婶子，俏姊姊，俏妹妹，俏侄女，都并不好，所以我想，还是夫人太太，或女士先生罢。”

由此可见，鲁迅打情骂俏的功夫，丝毫不比他的杂感差。不久萧军萧红这对情侣感情出现裂痕。萧红成为鲁迅家的常客。鲁迅死后，萧红萧军正式分手，萧红与端木蕻良同居，1942年萧红因病重住入香港的玛丽医院，一位记者采访端木蕻良后写道：“初，我问他，鲁迅是不是很爱萧红？他和蔼地说，是吧！你看她对他的房间充满了感情。后来，我又问他，为什么萧红不爱鲁迅先生？他讥诮着说，鲁迅先生勤于写杂文，体力不支，无法进行房事等活动。我想他是一代鸿儒，竟说出这样的话来，不由得暗笑起来。如此想来，萧红无论如何是爱戴鲁迅，真是也只是精神之爱啦。”不久萧红去世。

1935年冬，鲁迅肺病复发，体重只有三十七公斤，此后一直陷入病痛。常言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而在鲁迅身上没有，临死前还写文章《死》，宣称“一个都不宽恕”。第二年十月十九日凌晨，一代“斗士”鲁迅寿终正寝。丧仪在上海万国殡仪馆举行，沈钧儒亲书民族魂的大寿幛，覆盖在鲁迅的灵柩上。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送来挽联，上书：“鲁迅先生不死，中华民族永生。”这挽联写得很有气势，但意思反了。

闲聊鲁迅的一生，并不是个轻松的过程，这其中没有丝毫的愉悦和爽快，如同读其作品一般沉重、彷徨、压抑。然而让人奇怪的是，在灿若星河的近代思想先行者中，偏偏就是这个以卖文为生的“刀笔吏”，被抬到了神的高度，沐猴而冠让万民瞻仰。在文革中，惟有鲁迅的作品能与毛氏语录一起供人拜读。这无疑成了近代中国最光怪陆离,风云诡变的幻象。更让人不解的是，时至今日，众多荒唐年代树起的神像一一轰然倒地，又偏偏这个思想领域的“神”，仍然被人扯虎皮作大旗，毫无廉耻的宣称，在鲁迅充满谎言与欺骗的一生中，蕴育出了多么光辉灿烂的思想。正所谓“车无辕不行，人无信不立”。相信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竟“立”有救国救民的思想。这对我们日渐走向思想自由、思想独立的今人而言，该是何等的荒唐和悲哀。鲁迅说在礼教中看到了吃人，而在他的作品中就只能看到“恨”。在随后的历史中，一次次证明，正是鲁迅的“恨”所导致的“有朝一日权在手，杀尽异数方罢休”，把中国一步步推入深渊。

谢选骏指出：人说——鲁迅与弟媳“洗脚”，还有人说，鲁迅偷窥弟媳洗澡，遭到告发，导致兄弟反目成仇。不论是哪种，都属于“乱伦”。毛泽东也因此奉鲁迅为“圣人”——因为毛泽东也喜欢乱伦，也以“反传统”标榜自己。文革就是乱伦的高潮！


【40、毛泽东给人洗衣服的日子立志剥人皮】


《为了买房，鲁迅当年欠了多少贷款》（X博士2021-12-21）报道：

在大城市里没房子的朋友抱怨"长安居，大不易"，租房全靠运气，但是有房子的朋友最近也有不少烦恼，因为他们说老家的二手房已经越来越难卖了，不少房屋中介几个月都没开张了。

其实不止二三线，连深圳这样的顶级城市最近二手房市场也熄火了

吃到了上一个十年红利的人，担心自己的财富就此成为纸上富贵，错过了红利的人只能寄希望于下一个等待注水的"洼地"。而被"房事"困扰的中国年轻人也是代代都有。

新媒体大V置业记

1919年是一个觉醒的年份。

作为那个时代的老80后，已经在教育部做了七年科长的新媒体大V鲁迅先生虽然还在给《新青年》当外稿作者，但自己已经快算不上青年了。

买房对他来说，用现在时髦的话讲就是"刚需"。

为了把包括二弟周作人在内的一大家子安置在北京，鲁迅几乎忙活了一整年。

那会儿北京的房屋中介业务远没有现在发达，也没有西装革履的中介小哥骑着小电驴带你看房，想找房就只能靠熟人介绍，然后自己"11路"一间间看过去。

鲁迅也不例外，除了工作，1919年的大半年基本都是在不停找房看房中度过的。

经过七个月的精挑细选，鲁迅最终选定了八道湾胡同的一套宅子，而且可以称得上是豪宅。

这座四合院前后三进，带花园，有将近三十间屋。从位置上看属于西二环内，挨着新街口，妥妥的优质地段。

今天相同地段一套40平的一居室售价要600多万

鲁迅先生为这套豪宅也支付了一大笔钱，3500大洋。

这还不算装修和安自来水的钱。

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人大多都有不止五斗米，这句话放在鲁迅身上特别贴切。

不少人看鲁迅先生的文章，都觉得他把世界写得特黑暗，满纸都是旧社会人吃人的恐怖故事，所以也自然在脑海中把鲁迅脑补成一个生活压抑，精神苦闷，"穷且益坚"的知识分子。

但就像王小波说的，痛苦的确是艺术的源泉，但也不必是你的痛苦。你的痛苦只会成为别人的艺术源泉。

当时的北京，一个大学图书馆管理员的月薪大约是8块大洋，一个基层工人的月薪在20块左右，中小学教师、银行职员大约能赚四五十块。

普通人扣掉各种生活开销，想买一间房子难比登天，大多只能租住在大杂院里。而刚毕业的穷学生以及社会底层民众就更惨了，只能住在西四、南城那些月租四五块钱、大通铺式的"合租公寓"里，晚上翻身起夜都要跟周围人打个招呼。

类似东北的大车店

相比之下，鲁迅在教育部的月薪是300块大洋，和当时北大清华的大教授们一个收入水平，标准的"有闲阶级"。

而鲁迅本人从青年时代起就是个会花钱、会享受生活的人，在日本求学的时候能拿出闲钱学柔道；工作之后，时髦的馆子会去吃，新潮的电影也是场场不落，每年光花在买书、买碑帖上的钱都有几百块。

金岳霖1934年时的薪水才50块钱，还赶不上当年鲁迅每个月的稿费呢

当然，这也就导致鲁迅买房的时候手头有点紧张，为了凑房款，鲁迅卖了浙江绍兴的老宅，还从银行借了一笔三个月的高息贷款，月息一分三厘，折合年化利率15.6%。

第二年，鲁迅一直忙着还债，连买书的钱都压缩了。

但是，这套房子鲁迅最终只住了三年多。因为兄弟失和，鲁迅在1924年搬离八道湾，在西南边的阜成门重新花八百块买了个小院，一直住到1927年移居上海。

如今，八道湾的宅子已经拆迁，阜成门的四合院改成了鲁迅博物馆

80后投机客与90后的公租房

鲁迅买房那年，有些人却没有把资产押注在房子上。

黄浦江边，33岁的蒋介石还没人叫他委员长。

和鲁迅这样的知识分子不同，蒋介石是武人出身，在辛亥革命的时候当了几次冲锋队长，还替大哥陈其美宰了对手陶成章。

《行动目标：陶成章》

风头虽然不小，但似乎没捞到太多实际好处，凯申的革命意志消沉了。

加上当时革命队伍里的实力派是一群广东人，他这个听不懂粤语的宁波人实在憋屈。

在上海蹉跎的几年，凯申每天沉迷于"会所嫩模"不能自拔，而支撑他纸醉金迷生活的办法就是炒股票。

在搭上了张静江、虞洽卿这些江浙财团大佬之后，常凯申化名"蒋伟"入股了"茂新""恒泰"等几家证券公司。

民国上海证券交易所代价券

如果你是个价值投资者，那么在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股市中，你注定是个"臭老韭"。当时的股市毫无基本面与估值可言，完全就是个大赌场，而且是没有荷官维持牌桌的那种。

凯申发挥了一名投机分子兼赌徒的天赋，组织了民国时期的"宁波涨停敢死队"。

押注多头，抓住了早期股市中巨大的泡沫，大发横财，在股市最高峰时期，账面上浮盈至少有十几万大洋。

如果凯申不写日记，而是把他的炒股经验总结下来，估计到今天依然是畅销书

然而既便如此，凯申在上海依然是靠租房度日而没有买房，原因很简单，上海的房子实在是太贵了。

今天的房地产讲究"因城施策"，深圳的房价不可能和鹤岗一样。因为房屋短缺加上投机炒作，当年上海的房价和北方比起来，简直高了一个数量级。一套普通的石库门洋房的价格就要几万大洋。

这样一套房子，单单百分之三的中介佣金就够在北京买一个四合院。

诗人徐志摩当时虽然自己住的是月租150块的别墅，但是特别喜欢当中介，帮人撮合房产交易。因为随便一笔佣金都比他600块的月薪高。

不知道"中介小哥"徐志摩带人看房的时候聊不聊诗歌

"沪漂"常凯申就这样一直过着他的租房生活，直到1922年底股灾爆发。

宁波涨停敢死队操作不善，直接搞垮了证券交易所，凯申也欠了一屁股债。要不是他们的股市投机有为国民党筹措革命经费的目的，外加有浙商领袖虞洽卿和青帮大佬黄金荣的担保，凯申八成要被债主扔进黄浦江喂王八。

而凯申真正在上海买房则要等到五年以后。彼时，他摇身一变，成为北伐军总司令，与宋美龄结婚时在徐汇区东平路9号买下了一座法式别墅"爱庐"。

只不过买房钱是他大舅哥宋子文掏的。

其实，当时的沪上青年几乎都被房子折腾得不轻，白天油头粉面、光鲜亮丽的摩登男女们，晚上回家就得挤在狭小阴暗的亭子间中，漏风的地板下面就是弄堂里烟熏火燎的厨房，每月扣去房租，口袋里大多所剩无几。

青年领袖毛润之就是其中一员。

鲁迅先生买房那一年，伟大领袖也在北京，拿着鲁迅百分之三的薪水，住在"三眼井"的大通铺里。

领袖这样描述他当时的蜗居生活："……同另外七个人住在一间小屋里，我们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时候，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

在北京漂不下去的领袖，当了把"脱北者"，回湖南搞新媒体去了。大号《湘江评论》虽然很火，但是办了没两期就被湖南军阀张敬尧给"封号"了。

待业的领袖于是决定去上海滩寻找革命的出路，但是到了那地方才发现，资本主义花花世界看起来很美，生活起来却很苦。

为了糊口，有一段时间他甚至被迫在上海找了个洗衣服的工作：每日坐电车去雇主家里收衣服、送衣服，夜晚就睡在肮脏拥挤的亭子间里。

看着身边千千万和他境遇相似，甚至更糟的年轻人，身为90后的润之必定感慨万千。

所幸经过陈独秀介绍，领袖最终从章士钊那儿筹到了两万块革命经费，回长沙开了个"文化书社"，不仅解决了生活问题，还和易礼容、彭璜一起开始了短暂的革命商人生活。

四年之后的1924年，国民党一大之后，红蓝双方迎来了短暂的蜜月期，领袖和中央机关一起再次回到大上海，在南昌路180号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担任执行委员。

这一次，领袖不用再住亭子间了，因为组织上给他在几百米之外的茂名路甲秀里7号安排了一套"公租房"。带着老婆和孩子，领袖在革命岁月中度过了一段难得的幸福生活。

以至于13年后，领袖在延安的窑洞里还不忘向斯诺夫人海伦·斯诺回忆那段他一生中"最安定、最富有家庭生活气息的日子"。

房子从来不只是房子

在遮风避雨之外，房子对于中国人来说有着许多额外的意义，它既关乎尊严也关乎财富。

《鹿鼎记》里的韦小宝说："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小丈夫不可一日无钱。"

而马斯洛八十年前就把这事儿说得很清楚了："在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尚未解决的时候遭遇社交层面的痛击和压抑，人很难不出精神问题。"

余德利说得片面了，其实是个人都得拿钱托着

买房还是炒股，看似都只是生意，要上车的，奥运时代应该就上车了，但它实则考验的是一个人对时代的把握，而这件事儿才是最难的。

最近两年，有人遇到点社会新闻就喜欢评论一句这是"百年未有の大变局"，仿佛自己是局中的棋子抑或棋手，但其实每个中国人每一天都在做着关于自己命运的抉择。

辛苦的打工人关心下个月的五险一金，聪明的有产者喜欢规划未来三五年，隐形的富豪们可能在为未来十年谋划，但是站在1921年的时间节点上，没有人能真正想象到2021年的图景。

20世纪20年代，站在黄浦江边的毛、周、蒋对于那个时代，心中必定都有自信，也必定都有各自的疑惑，但是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押注"了心目中的大潮。

今天这种选择还在继续，请问问自己，做好准备了吗？

网民嚎叫：

绿党123发表评论于2021-12-2208:46:44

慢慢溜达发表评论于2021-12-2202:45:39

当时3500大洋是买30间房的大别墅，现在的600万是一间房的小公寓，这玩意能比么。北洋政府时期普通一间平房不到一百大洋，一个工人半年工资也能买下。除了军力确实不强，其他一起秒杀新社会。所以21年建党的其实就是一群苏联扶持的汉奸，土匪头子恐怖分子。

===

别说20年代，60年代，旧金山的房子2万一个，现在200万。难道你美国粑粑的两党也是土匪头子恐怖分子？只要你这样的才是HANJIAN

偶偶地来一发发表评论于2021-12-2207:01:17

名义上300大洋，但是教育部穷根本发不出的。

慢慢溜达发表评论于2021-12-2202:45:39

当时3500大洋是买30间房的大别墅，现在的600万是一间房的小公寓，这玩意能比么。北洋政府时期普通一间平房不到一百大洋，一个工人半年工资也能买下。除了军力确实不强，其他一起秒杀新社会。所以21年建党的其实就是一群苏联扶持的汉奸，土匪头子恐怖分子。

bluefri 发表评论于 2021-12-21 20:55:23

鲁迅花了3500块大洋买了一套豪宅，也不过是他不到一年的薪水吧？换了今天北京的房价，周树人同志要在微博上骂到自己被用寻衅滋事罪关起来吧？原来他也是一个吃饭砸锅的主。

内务府 发表评论于 2021-12-21 19:51:31

常凯申，王奇门。

学术黑暗到如今。

图财胜过身后事，

白纸黑字笑贪心。

pop4 发表评论于 2021-12-21 19:42:25

1920年当时北京一间房也抵不上上海一张床的价钱

原因很简单，清朝没了，政府部门基本没了，少了绝大多数高薪公务员

同时八旗子弟也没了皇家给的收入，1910年八旗子弟占整个北京人口三分之一！！！

导致日益贫困，到1920年卖房子成风，什么都卖光了就讨饭当妓女都来了。

当时报纸呼吁救助云云

总之，北京那时一片惨淡，房产根本不值钱。

问题哥 发表评论于 2021-12-21 19:29:18

鱼龙混杂乱纷纷

时至今日愈加浑

本朝学界君难懂

倘若不识常凯申

谢选骏指出：华人在美国的典型职业是开个洗衣店，这是无可奈何的营生。可是在中国干这一行的，就不是无奈而是无能的体现了——然而不幸，湖南骡子毛泽东干的就是这么个勾当。难怪他掌权后不准大家随便穿衣服，而且人人都被布票粮票……限购了。由此可见，给人洗衣的两性人毛澤東，在他灰暗的日子里，心中的毛畜成长起来，一定立志要剥人皮、食人肉，以解韶山冲里毛家牲口的心头之恨！《毛泽东给人洗衣服的日子立志要剥人皮》点到了历史力学的要害部门——这个人面兽心的毛家伙，决定夺取政权，要把大家的人皮面具分批剥下，要比《周（总理）剥皮半夜鸡叫》还狠一千倍、还长一万岁。这是他唆使喽啰们创作的故事台本。


【41、毛泽东好好做个洗衣妇，实在是中国之幸也！】


《建党前的毛泽东：曾在洗衣店为人洗衣服谋生》（2011年06月30日 凤凰网专稿）报道：

核心内容：毛泽东在上海工读互助团时，靠在洗衣店给人家洗衣服谋生。他也曾想过进工厂，但不久就放弃了。知识分子去帮人家洗衣服什么，是很难坚持的，他只是他想到的是去帮助他们，而不是说我应该这样去生活。

凤凰卫视6月29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陈晓楠：“五四”之后中国热情拥抱马克思主义的人群当中，以小知识分子居多，如果放在科举时代，他们是根本无力决定，甚至根本无力过问国家命运的，但民国以后民权意识的觉醒，言论的宽松都让他们有了过问政治的勇气和可能。

“五四运动”青年学生们赤手空拳，竟能使无政府妥协，这更让很多政治团体都看到了青年学生的巨大力量，有人就提出了“谁有青年谁就有将来”的口号，而这个时候在青年中流行两个社会运动，“工学互助团”和“勤工俭学”，这两个运动被当时的年轻人视为是改造社会的起点，毛泽东就参与其中。

解说：1918年4月4日，毛泽东和蔡和森、萧瑜，在湖南长沙成立了“新民学会”，他们三人都来自湖南第一师范，是毛泽东后来岳父杨昌济的得意弟子，当时被人称为“湖南三杰”。

“新民学会”当时并不激进，其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而毛泽东等人受当时流行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深刻，毛泽东日后这样回忆——

这时候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来说我正在找寻出路，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

王外马甲（民间学者）：因为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有一个共同理想，都是消灭国家和消灭政府的，因为大家选择的道路是不一样的，如何达到那个目标，它有先后之分，无政府主义者呢他是主张用这个分权的自治的独特的方式，人格独立的方式达到消灭政府的目的，共产主义是强调联合起来去消灭政府。

解说：“无政府”一词并不代表虚无和无法无天，而是互助、自治、反独裁，当时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李石曾、蔡元培和吴稚晖，他们一起组织“勤工俭学会”，号召中国青年留学欧洲，勤于工作、俭以求学，用自己的劳动收入来维持生活和学业。

当时，科举已废除了十余年，大量无进学机会的青年闲置在乡，“勤工俭学”的号召在当时很多人看来，是一条摆脱困境的捷径，湖南“新民学会”的萧三回忆。

湖南一般愿意上进的青年，在中学毕业后就都以无力升学为愁，看到了“勤工俭学”的宣传品，穷措大也能出国，引起很多人的兴趣。

顾则徐（民间学者）：组织去法国留学的时候，启动比较早的是四川，但是呢在湖南，就是那个杨开慧的父亲，他知道了以后呢很着急，所以他就写信给蔡和森，叫蔡和森组织人，快抓住这个机会。

解说：随后，“新民学会”便开始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第一次来北京即是送这些准备赴法的青年来学法语的，而他本人也曾一度想一起去法国，但却阴差阳错地错过了，萧瑜这样回忆。

首先是路费问题，毛泽东一文不名，船费虽然减低到一百大洋，但对他来说仍然是非常庞大的数字。

毛泽东无钱赴法，只有送同乡从北京到上海，一路上再找别的机会——

1919年初，我和要去法国的学生一同前往上海，我只有到天津的车票，不知道到后怎样才能再向前走，可是像中国俗语所说的“天无绝人之路”，很幸运一位同学从北京孔德学校弄到了一些钱，他借了十元给我，使我能够买一张到浦口的车票，可是到达浦口的时候，又不名一文了，最糟糕的是，我仅有的一双鞋子给贼偷去了，在火车站外我遇见了从湖南来的一个老朋友，他成了我的“救命菩萨”，他借钱给我买了一双鞋，还足够买一张到上海去的车票，就这样，我安全地完成了我的旅程，随时留神着我的新鞋。

在上海码头，毛泽东只能怅然地看着自己组织的同乡们登上法国邮船，这船上有他在“新民学会”的挚友蔡和森、萧瑜和萧三兄弟，萧三这样回忆。

毛总到码头上来送行，高高的太阳照着黄埔江的水浪，使得即将远离祖国的人们和送别的人们都不能抬起头来，久一点互相凝视，只见穿着浅蓝布大褂的毛泽东，向船上的人招招手，不等船开便折身上坡，投到叫闹拥挤、万头撺动的人海中去了。

王外马甲：他没有去留学，但我们说直接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他穷，他跟一般的底层的比，他算是富裕的，但是他达不到有能力出国的那个条件，我还是坚持认为，他有他主观的原因，因为以毛泽东的能力来讲，下定决心要想去，他还是去得成的，去法国总比上井冈山容易吧。

他选择没去，他并没有选择回到的，或者生活更有保障的湖南老家，当他把这些朋友送上船之后，他甚至也没有留在上海，他在上海送他这些朋友上船的，他选择的去哪里呢，他选择去北京，那么北京当时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是一个新知识、新思想、新文化，这个思想爆炸的这么一个爆炸场。

解说：毛泽东最终留在了北京，准岳父杨昌济时在北大任教，便介绍毛泽东到北大工作，李大钊当时掌管着北大图书馆，毛得到了一份助理员的工作。

毛泽东当时在北大的月薪是八块大洋，而李大钊是一百八十块，教授胡适是二百八十块，文科学长陈独秀是三百块，这还不包括他们的稿费收入。

王外马甲：毛泽东每个月拿八块钱的这个工资，这个工资基本上就是当时北京的一个保姆的工资。

解说：毛泽东日后这样描述当时自己每月八块钱的生活。

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条件很可怜，我住在一个叫做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七个人住在一间小屋里，我们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时候，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

顾则徐：在中共的组建时候的人群来说，主要分三种类型，一种类型就是像陈独秀、李大钊这种，那么这些人呢比较小康，甚至比较富裕的生活，第二种类型呢，以张国焘他们为代表的，这批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那么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当时是机遇太多，大学生太少了。

那么第三种类型呢，就是像毛泽东他们这种类型，是知识青年，但是呢他的文凭吧很低，发展呢，他可能有机会，但这种机会是没有任何把握性的，特别是对一个比较有雄心的人来说。

解说：当时，大知识分子们的自傲，常令毛泽东有低人一等的感觉，他自己日后这样回忆。

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

顾则徐：就是一个中学生他所读的书，并不见得比一个大学毕业的人读的书少，无非是你读得深点我读得浅点，形成一种思想的时候，大家没什么大的区别的，那么你毛泽东之所以只能师范毕业，因为你数学读不好，那毛泽东他是典型就是文章是好的，但其他不行啊，那么如果光靠文章的话，那他的出路很局限，已经不是古代了，可以走谋士道路啊，你再文章好文章治天下，那现代社会了。

王外马甲：但是他写文章在湖南长沙那些地方写文章算写得好的，到了北大这种精英荟萃之地，写文章他可能写得过物理系的学生，他绝对写不过文史专业的这些学生。

解说：社会地位的卑下，工作中的失落感，时刻包围着毛泽东，他的挚友萧瑜回忆。

因为毛泽东当时仅系图书馆的一名工人，而且未在北大注册，他们甚至都没有注意他的存在，这样毛泽东便以他的处境看，不可能获得任何重要的位置，于是几个月后他决定离开。

王外马甲：整个北大的圈子都没有让毛泽东融入进去，它虽然是个新式大学，在里头的人他还是按照过去传统的文人的概念来决定自己的圈子的，当时毛泽东的内心有多么的委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必须要寻找到自己的长处，他从这里离开以后，他找到了自己一个最强的一点，就是他的组织能力，毛泽东他是一个一定要由他来组织，由他来谋划，由他来领导别人的人，有些人是天生协助别人的。

解说：就在毛泽东离开北大时，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推动的社会运动，正在中国展开，当时很多无政府主义青年，都向往着成立一个共同生活的组织，消除私有财产，让每个成员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1919年冬天，这种假想成为了现实，在蔡元培、胡适、李大钊等新文化人物的鼓励和资助下，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等地纷纷出现了工读互助团，毛泽东在1920年五六月间，也在上海参加了工读互助团。

顾则徐：那么我们中国呢，文化血液当中又缺少一种社团性质的苦行僧行为，在欧洲它具有这种文化传统，基督教的传播它就是一种社团形成的，大家具有共同理想，那么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兴起，也是由社团慢慢来的。

解说：但从校园走入社会，反差是巨大的，台湾学者陈永发，在《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一书中这样描述工读互助团的生活。

他们开始实践新生活后，迅速发现自己赚钱的本领实在有限，只能洗衣服、做女红、放电影、开饭馆，由于未具备专业水准，工作比不上专业工人，有时反而变成抢贫苦工人的饭碗，有的工读互助团坚持时机比较久的，但顶多也不过一年。

在上海工读互助团，毛泽东靠在洗衣店给人家洗衣服谋生，他也曾想过进工厂，但不久就放弃了。

顾则徐：知识分子包括毛泽东，去帮人家洗衣服什么，对他来说是很难坚持的，他只是他想到的是去帮助，我去帮他们，他而不是说我应该这样去生活，这是我要达到的一个目的和目标，是我的人生价值所在，他不是，中国是种救世主想法，我知识分子去跟工人，去一个洗衣服，一起去洗衣服，哦我是帮他，他不是我就应该是这么生活的。

解说：工读互助团运动的失败，让像毛泽东一样的有志青年挫折感极重，他们有澄清四海，改造世界的志向，面对现实世界却有志难伸、四顾茫然，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的巨大差距，让他们对那个时代充满愤恨，他们认为是这个社会出了问题。

顾则徐：那么这种道理走不通怎么办呢，我无法用无政府主义这种身体力行“勤工俭学”等等去改造社会了，因为他想到这不是我应该怎么样，而是我去改造社会。

解说：1919年夏秋之际，毛泽东还是一个反暴力、反强权、厌恶、炸弹革命”和“有血革命”的无政府主义者，而到了1920年，他已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之看法，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绝没有自己肯收场的，因此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奈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

韩钢（专家）：早年这一批接受社会主义的这批人，大概只有李大钊和陈独秀的社会地位相对高一些，这批青年其实构成的主要还是一些小知识分子，或者说底层知识分子，这批人的生活境遇和生活环境，显然都是处于一种压抑的状态，他们希望能够有一种释放，所以在接受社会主义的时候，可能对他们来说，有一种生活境遇的压迫在里面。

陈晓楠：在1919年和1920年两年时间之内，有两千多名中国青年学生，志愿加入了“勤工俭学”行列，其中呢以湖南人和四川人最多，很多人呢都是因为“五四”闹学潮而失去了继续求学机会的那些激进的学生，毛泽东本人没能成行，只能目送他的挚友们出洋，那么那些出洋的学生们在法国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

解说：早期中共党员留法学生郑超麟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1919年到1920年的留法同学。

勤工俭学生人数很多，约有三千人，这些学生大多数是各地“五四运动”中活动分子或领袖，“勤工俭学”的呼号，绝不是对着旷野喊叫的。1920年秋天似乎停止了或衰微了，衰微的原因是事实打破了理想。

王外马甲：真正去法国的这些人呢，反而我们很少看到他在去之前，就有追求革命理想的这种企图，他的家庭背景都相对来说比一般的或者绝大部分中国人要优越，那么我们知道去法国的最苦的、最可怜的邓小平，邓希贤同学，力气又小，个子又小，年龄又小，他后来总结的就是说，他去法国之前他是过着少爷的生活的。

解说：多数“勤工俭学”的留学一到法国，几个月便用完了带来的钱，留法学生中最小的是只有十六岁的邓小平，其父在家乡做过县团练局长，家境殷实，但为了让儿子出国，千方百计才凑够三百元，邓小平念了五个月法国中学，就被迫辍学，偷偷离校到外面打工挣钱。

陈晓楠：在1919年和1920年两年时间之内，有两千多名中国青年学生，志愿加入了“勤工俭学”行列，其中呢以湖南人和四川人最多，很多人呢都是因为“五四”闹学潮而失去了继续求学机会的那些激进的学生，毛泽东本人没能成行，只能目送他的挚友们出洋，那么那些出洋的学生们在法国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

解说：早期中共党员留法学生郑超麟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1919年到1920年的留法同学。

勤工俭学生人数很多，约有三千人，这些学生大多数是各地“五四运动”中活动分子或领袖，“勤工俭学”的呼号，绝不是对着旷野喊叫的。1920年秋天似乎停止了或衰微了，衰微的原因是事实打破了理想。

王外马甲：真正去法国的这些人呢，反而我们很少看到他在去之前，就有追求革命理想的这种企图，他的家庭背景都相对来说比一般的或者绝大部分中国人要优越，那么我们知道去法国的最苦的、最可怜的邓小平，邓希贤同学，力气又小，个子又小，年龄又小，他后来总结的就是说，他去法国之前他是过着少爷的生活的。

解说：多数“勤工俭学”的留学一到法国，几个月便用完了带来的钱，留法学生中最小的是只有十六岁的邓小平，其父在家乡做过县团练局长，家境殷实，但为了让儿子出国，千方百计才凑够三百元，邓小平念了五个月法国中学，就被迫辍学，偷偷离校到外面打工挣钱。

刚刚经历了一战的法国，工作很难找，即使侥幸找到工作，留学生们也发现自己体力难以胜任。

其他如捡马粪、收垃圾、削马铃薯等工作，不但斯文扫地，得仅供温饱，只能靠吃面包喝白开水度日。

王外马甲：那么刚好又碰到这一帮人，又是小康人家的少爷，或者类少爷这么样的人，他又不屑于去做这样子，或者也做不了那样的事。

解说：部分学生连房子都租不起，只能借住在华侨协会的院子中，郑超麟回忆道。

地窖里住满了勤工俭学生，花园搭了布篷，布篷里也住满了勤工俭学生，喧哗吵闹引起隔壁邻舍联名请求警察局干涉，某办事人有一次训话说，邻舍告我们中国人不爱干净，谁敢说我们不爱干净呢，抽水马桶板上潮了，后来的人就不肯坐只肯蹲，但蹲破了，后来的人索性站在房门口向里小便，房门口也潮了，现在的人索性在走廊里小便了。

“勤工俭学”学生多是国内闹学潮的健将，现在既然工不能勤，学无从俭，一股怨气自然要找个地方发泄，留法学生曾数度包围中国驻法公使馆，1921年9月愤怒激进的学生们，还占领了里昂中法大学的建筑，结果103名示威学生遭逮捕。

参加里大围攻事件中的一个著名人物便是周恩来，他曾是“五四”学潮的天津学生领袖。

顾则徐：就周恩来是个极其聪明的人，就是他能够把书读得很好的人，他喜欢的是写文章，还是跟毛泽东他们差不多，帝王之学、政治学、伦理学这些东西，出国以后周恩来开始想，想好好地做点学问了，搞研究了，但是呢经济又无法支持，再从英国返回来，加入了“勤工俭学”的队伍，就非常不得志。

解说：留法学生中年纪最小的邓小平，也参与了里大的围攻行动，幸而他与周恩来都未被遣送回国，此后他们的活动转入地下，创办了一份属于自己的刊物《少年》，来宣传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对这份刊物极为认真，被冠以油印博士的“荣誉”。

王外马甲：生活受了窘迫，这种窘迫就直接把他推到了一个另外一个阶层，他遇到了一个中国从来没有过的阶级，这个阶级就叫做工人阶级，法国巴黎公社是一切共产主义的源头的地方，共同去感受它的动力，是一种刺激之后，强烈刺激，像电击以后一样的启发，这种启发是极端深刻的，而且是会让人脱胎换骨的。

解说：在留法学生中，还有一位代表人物，他便是和毛泽东共同创建了“新民学会”的挚友蔡和森，蔡和森到法不久就改变了自己无政府主义的主张，他被列宁身上那种清教徒的精神所强烈吸引，特别是当他知道列宁只有一万党徒就夺取政权后，更加崇拜得五体投地。

“新民学会”的另一位创始人萧瑜这样形容他。

蔡和森的法文水平虽然甚差，但他却天天手拿着字典来阅读，由于他不能完全看懂，因此在翻译上他便弄出许多错误，但他对这种错误却不承认。

韩钢：对，他根本不懂，就“猛看猛译”嘛，我们引得最多的就这四个字嘛是吧。接受这种理念他很急促，他这个弯啊一下就转过来了。

解说：蔡和森的转向很快引发了留法“新民学会”内部的分裂，萧瑜曾多次与蔡和森辩论，萧这样回忆。

我说我原则上同意应推翻资本主义，但我绝不盲从俄国共产主义的理论，蔡和森说，俄人的整个计划一色具备，且已写在白纸黑字上，我们为什么还要浪费时间做其他尝试呢，我已经写信给润之（毛泽东），告诉他我的想法，他一定会同意的。

此时，毛泽东在湖南接到了蔡和森的来信，他对蔡和森的转向确实表态赞成。

韩钢：所以你看五四时期这批青年啊，他有个很大的变化，原来崇尚改良的现在崇尚革命，原来崇尚渐变的现在崇尚骤变，原来崇尚这个温和的，现在崇尚暴力，其实都是因为，因为马克思这样一个政治理念，让他们觉得管用，说的通俗点就是管用，立竿见影。

解说：王来棣老人1956年接受中科院历史所的任务，曾采访过三十多位中共早期的创始人，当年参与“勤工俭学”的一些当时人曾这样描述自己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

王来棣（《中共创始人采访录》作者）：当时有五条路，最后选择的是俄国的路，都年轻人嘛，就是越激烈越来劲，也痛快，一下子你看到苏联，一下子把那个旧的政府推翻了，自己建立了一个无产阶级专政。

刘刚（《通往立宪之路》作者）：所以他们开始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因为这个东西啊人生而自由，这种冲动，个人主义的冲动，个人本位的追求，每个人的声明一个阶段上都会表现出来不可遏制，国将不国的状态下，它肯定表现为无政府主义，发现个到处四处碰壁以后，个体像个没头苍蝇，再这样的一种文化里面，到处乱碰，你不能安身立命了，那怎么办呢，它非要找一个东西，要有所着落，帝王将相那个王朝不存在了，这个都不存在了，你说它附到哪去，告诉它“一声炮响”送来了，还有一个“阶级”，有一个明确的东西，这个有这个“阶级斗争”，人这个社会是分成阶级的，它就自觉的把自己放在了一个阶级上面去安身立命。

王来棣：“新民学会”里面也有不同的看法。

解说：曾与毛泽东、蔡和森共同参与创建“新民学会”的萧瑜，并不同意蔡和毛的转向，“新民学会”的分裂在所难免，1920年萧瑜因事返回中国，在长沙他与老友毛泽东相见，两人发生了多次争论，萧瑜这样回忆。

我说我完全同意共产主义的原则，但俄式共产主义却使人失去了自由，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国家权力太强大了，而个人却微不足道，毛泽东十分明白我的意思，但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个人应该服从国家，如果必要的话，他必须为国家利益作出牺牲。

萧瑜认为苏俄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一种新式的科学的专制，而毛泽东则认为，领袖的权力多事情容易办，为改造国家国民必须作出牺牲，而萧瑜说。

我告诉毛泽东，我不同意牺牲一部分人，去帮助另一部分人的原则，我也不同意为了未来一代的幸福，而在某种范围内牺牲个人的观点，他回答说，如果我们在这种事情上太注重感情，社会革命的理想一千年也实现不了。

两人各持己见，争论得极其痛苦，萧瑜多年后回忆。

我们常常彻夜长谈，以致忘了睡觉，有时我们的谈话弄得两人都很伤心，甚至潸然泪下，因为我们无法找到相互协调的基调，如此循环，笑笑哭哭，哭哭笑笑，好像一个永不停止的螺旋。

陈晓楠：不久之后毛泽东接到了陈独秀的信，开始在湖南组织共产主义小组，同样受陈独秀的委托，张申府也在1921年在欧洲组织了旅欧中共小组，从“工读互助团”和“勤工俭学”的失败，到接受马列主义，马列主义的吸引力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彻底改造社会的方案。

虽然苏俄的革命充斥着流血和暴力，但对一些激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它却是唯一的道路，没有一个强调集体、纪律和服从的组织推动，无政府主义的美好理想一千年似乎也实现不了。

那么新成立的共产主义组织是如何结束其成员自行其是的状态的呢？

谢选骏指出：毛泽东没有胡子，做个洗衣妇应该十分称职。但是这个毛家伙不想好好工作，受到俄国马裂鬼子的诱惑毒害以后就精神失常了，变得哭哭笑笑，经常乱说乱动，结果参加天下大乱，火上浇油，祸害神州。如果毛泽东好好做她的洗衣妇，实在是中国之幸也！不过且慢，即使没有毛泽东，其他的黄俄也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们集体亢奋，个个像是吸了鸦片的毒虫……卖身也不犹豫，杀人也不眨眼了。


【42、毛泽东伙同尤太忠杀死十二岁的孩子】


《斯大林去世70周年：少年张贴“反动传单”勇于挑战独裁统治的故事》（安德烈·扎哈罗夫（Andrey Zakharov（& 卡特琳娜·钦库洛娃（Kateryna Khinkulova）BBC 国际台记者 2022年3月6日）报道：

1953年3月5日，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去世，整个苏联似乎陷入了哀悼之中。但在悲痛的外表背后，人们对这位领导人的看法并不一致。在他统治期间，苏联数百万人在政治清洗和饥荒中丧生，另外还有数百万人忍受着贫困。在那段时间，苏联曾有三个男孩，并不屈服于斯大林的权威。

在斯大林执政的近三十年里，他对外表现出的是一种不容置疑、一言九鼎的威权，对不同意见实施残酷的镇压。

然而，苏联却又同时发生了抗议活动。这些抗议活动虽然并不频繁、规模也并大，但却很好地表明许多人并不与极权主义政权保持思想上的高度一致。

其中一次活动发生在乌拉尔（Urals）山脉地区的工业城市车里雅宾斯克（Chelyabinsk）。乌拉尔山区是俄罗斯欧洲和亚洲部分的分界线，而这座城市是一家拖拉机制造厂的所在地。

1946年春天的一天，三个少年在市中心张贴传单。排队买食物的当地居民疲惫地看着他们。

男孩们没有胶水张贴传单，他们用泡在水里的面包做成的浆糊把从学校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粘在墙上和灯柱上。

尽管普遍认为斯大林时代极为专制，但他统治的苏联并不缺乏质疑的声音。

“饥饿的人们，起来战斗！” 纸上的笔迹很幼稚，像是出自学生之手。

在排队中的一位女士读了传单说：“这个是有思想的人写的。”

男孩们是亚历山大·波利亚科夫（又名舒拉），米哈伊尔·乌尔曼（米沙）和叶夫根尼·格肖维奇（根亚）。这三名少年都是13岁，领头的是舒拉·波利亚科夫。

他的家人最早来自乌克兰的哈尔科夫，他和母亲、祖母、姐姐和阿姨一起在战争期间被疏散到乌拉尔。由于市政部门疲于接纳许多战争撤离人员，他们一家五口住在一间房里。

舒拉的父亲在战争中丧生。他的妈妈是律师，供养全家。

根亚也是在没有父亲的情况下长大的，但原因不同。他出生在列宁格勒，1934年他的父亲被捕，被诬告属于一个计划推翻政府的地下网络，就这样无影无踪地再也没有回家。

为了保证两个孩子的安全，根亚的妈妈搬到了车里雅宾斯克。尽管她的丈夫是“人民的敌人”，但她还是设法找到了一份中学教师的工作。

根亚的父亲在战前被处决，但家人等到很久之后才知道他的死讯。

米沙和根亚一样，也来自列宁格勒。但他的家人都健在，他的父母在战争开始时搬到车里雅宾斯克，在当地的拖拉机厂工作。当时拖拉机厂造的是坦克，而不是农业设备。

在车里雅宾斯克，米沙的家人生活在异常拥挤的环境中，甚至被迫与陌生人共用一个房间，隔开空间就靠拉起一根晾衣绳，在上面挂床单。

三个男孩上了同一所学校。米沙和根亚甚至坐在教室的同一张桌子上。

尽管他们只有13岁，但已经在阅读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这些著作被列入他们学校教学大纲的一部分。他们从这些书中了解到，接受不公正的事情是错误的。

他们还仔细学习法国革命者在1870年代工人运动期间创作的《国际歌》，这首歌后来成为所有反对社会不公正的人都爱唱的歌曲。

《国际歌》在1922年至1944年间成为苏联国歌。男孩们不敢相信，歌词中呼吁人们起来反对社会不平等的歌词在苏联没有被禁。

这些男孩和他们的家人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靠战后口粮限量供应勉强度日，经常处于饥饿边缘。

苏联有一个流行的笑话，说1945年2月二战接近尾声时，美国、英国和苏联的领导人聚集在雅尔塔会议上，讨论应该用什么方法处决希特勒。

这个笑话说道：当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建议绞死；美国总统罗斯福想出了电椅，但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认为，最有效的办法是让希特勒吃苏联配给的口粮。这个笑话笑点在于，丘吉尔和罗斯福都同意了斯大林的提议，说这将会是最残酷的惩罚。

但并不是每个苏联人都被迫靠微薄的口粮生存。这三个男孩有一个同学，他的父亲是当地工厂的厂长。

这位同学的生活方式与他们完全不同：他每天上学有司机送，他的盒饭里总是有更好的午饭，在他的生日派对上，男孩们可以喝汽水，看投影到墙上的卓别林的电影。

不用说，厂长的家人不必和陌生人合住一个房间，而是享受着宽敞舒适的住宿。所有这一切感觉就像童话故事中的情节。

即使在战前，车里雅宾斯克工厂工人的生活条件已经相当艰苦——许多人住在地下室和防空洞里。随着战争的开始，车里雅宾斯克涌入许多来自俄罗斯西部地区撤离人员，这使情况变得更糟。

1943年12月，工厂管理层发现多达 300 名工人在车间里睡觉，因为他们无处可去。有些人说他们没有冬衣，其他人说没有鞋子。他们不能离开工厂。虽然人们有心理准备在战争期间忍受困难，但战争结束后，他们对当局的耐心却消失了。在为打败纳粹德国感到高兴的同时，车里雅宾斯克的许多人对继续忍受屈辱、生活没有着落感到不满。

战后不久，在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附近开设了一个公园，但生活条件仍然很困难。

三个男孩听到大人们抱怨地下室潮湿，屋顶漏水，用野菜熬汤，四年没有用过肥皂以及许多其他生活问题。他们经历了极端贫困，觉得自己已经一穷二白所以没有什么好怕的。

他们对观察到的社会不公正问题越来越不满，对苏联宣传中所描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活与他们亲眼所见现实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愤怒。

1946年4月的一天，男孩们从学校笔记本上撕下一页，写道：

“同志们，工人们，看看你们周围吧！政府一直在解释说战争造成我们的种种问题。但战争已经结束。您的情况有所改善吗？没有！政府给了你什么？什么都没有！你听到的是孩子们有个快乐的童年，但你的孩子却在饿着肚子。同志们，看看周围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最初，男孩们只在晚上张贴传单，但几天后他们变得更加大胆，不再担心后果。他们甚至让几个同学帮忙。

内务人民委员部安全部门，也就是是后来克格勃和如今被称为联邦安全部门（FSB）的前身，很快就知道了情况，不久就发现反政府传单是由这些学校的少年制作的。

学校每个学生都被检查了笔迹，以找出罪魁祸首。车里雅宾斯克的孩子们全部被要求写出“同志”和“快乐童年”等词。

根亚是第一个被捕的人。然后是舒拉。1946年5月底米沙也被抓。他们的家人既震惊又恐惧。

这些男孩受到安全部门反复审查。安全部门试图以他们是纳粹同情者来判罪。少年们愤愤不平：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怎么可能同时是纳粹分子呢？

根亚和舒拉于1946年8月受审，被判犯有传播反苏宣传罪。他们被判处三年少年监狱监禁。

那是段可怕的经历，他们经常遭到其他因刑事犯罪入狱的年轻囚犯的殴打和骚扰。

米沙很幸运，因为他被捕时还不到14岁，他逃脱了惩罚。他的父母很快搬回列宁格勒，远离车里雅宾斯克安全部门。

根亚和舒拉后来也被释放了，他们在1946年底被判缓刑获释。也许因为他们都很年幼使他们逃脱了更严厉的后果。

但也有可能安全部门和法官对这些年幼的反动分子发自内心的真诚感到吃惊：尽管他们生活在历史上最为极权的国家里，却仍然相信可以对社会不公正表达抗议并通过抗议迫使政府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

后来，米沙和舒拉都移民到以色列。舒拉至今与妻子生活在以色列，还接受了BBC的采访。

米沙后来移居澳大利亚，于2021年去世。

根亚在1940年代后期再次被捕，不久后他因涉嫌有反对苏联倾向被大学开除。

他被判处了10年徒刑，但在1953年斯大林死后不久与数百万其他受害者一样获得释放。他于2010年代去世。

谢选骏指出：看來苏共比中共文明多了——因爲1967年，毛泽东伙同尤太忠杀死了一个十二岁的孩子，这使我终身难忘。因为这个孩子和我同龄，他因为呼吁“打倒毛泽东”而被劫匪军27军军长尤太忠亲自枪决了！十二岁的少年英雄之死说明，中国人可比苏联人英勇多了！


网文《尤太忠》报道：

尤太忠（1918年12月－1998年7月24日），河南省光山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

生平

尤太忠早年丧父，红军经过光山后参加儿童团。1931年1月，尤太忠参加光山县游击第四大队，担任独立团三营营部公务员。1932年，该部编入红四方面军红三十一军十师二十九团，他担任二营六连公务员。10月，跟随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进至四川省通江、南江、巴中地区开辟革命根据地。1933年6月任司号员；8月，参加红四方面军发起的仪南战役，1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调红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二七九团二营任号目。1934年1月负伤；6月任排长，并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5年后，先后任93师274团2营6连政治委员，2营代理营教导员，93师政治部共青团书记、青年干事等职。参加了长征[1]。红军途中一度病重，后经詹才芳救下[2]。

抗日战争时期，尤太忠任八路军第129师386旅772团3营12连指导员。9月底，随刘伯承、徐向前率领的一二九师东渡黄河，与日军交战。同年386旅旅长陈赓率领所部进入正太路以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同年12月，尤太忠升任特务连指导员。1938年，接连升任二营八连连长、一营副营长、三营营长，参加神头岭伏击战，突围日军对晋东南地区的九路围攻，后率部进入平汉路以东，在冀南平原开展游击战[3]。1940年1月，国共军队摩擦，国军向太岳根据地进攻决死队第一纵队。6月，尤太忠率部击溃国军马鞍山旅，战斗中负伤[4]。8月，部队返回太行，参与百团大战。在攻克榆社县战斗中，他所部担任主攻，与其他部队合围歼灭日军一个中队，被授予“二级战斗英雄”称号[3]。1941年2月，尤太忠任十七团副团长。1942年3月，升任团长。同年6月，改任冀豫联防区三分区司令员兼十七团团长，在山西阳城、绛县、翼城、沁水及河南济源、孟县等地建立抗日根据地。1944年4月和9月，他率部参加一二九师发起的两次青浮战役。1945年4月豫北战役中，他率部击溃王同裕、范登科部[5]。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同年9月国共双方爆发上党战役，尤太忠调任晋冀鲁豫军区第六纵队十七旅副旅长，参加了平汉战役、兰封战役。1946年9月定陶战役中，他率领所部在大杨湖地区围攻国军整编第二师、师长赵锡田被俘。战后，尤太忠调任十六旅副旅长，参加了河南滑县战役等。1947年4月，升任十六旅旅长。豫北战役中，解放军攻打汤阴县城战斗中受阻，尤太忠建议采用不规则火力袭击结合工兵爆破，造成守军错觉，再突击攻城。之后部队成功突破，并攻克国军暂编第三纵队，司令孙殿英被俘[6]。6月底，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突破国民党黄河防线，发起鲁西南战役，他率部参加[3]。

1947年8月，晋冀鲁豫野战军开始挺进大别山。8月24日，在汝河渡口，萧永银率领十八旅率先突围南岸。随后，尤太忠率领十六旅接替十八旅防务，用七个营兵力坚守河南大、小雷岗渡口，抵御国军罗广文兵团整编第五十八、四十八、七师共三个师的进攻[7][8]。最终以伤亡两千人代价，成功掩护野战军主力、指挥部和中原局领导机关全部成功渡河[9]。12月，他率领所部急行军一百多公里，全歼湖北广济县的中国青年军第203师。1948年6月，在襄樊战役中，他所部与其他部队合作全歼国军守军2.1万余人，国军司令康泽被俘。在淮海战役中，他率领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第十六旅，参加双堆集地区围歼黄维兵团。1949年，他担任第二野战军三兵团十二军三十四师师长，率部参加西南战役，并成功攻入重庆，出任重庆警备司令[4]。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1月，尤太忠率部进驻重庆担任警备任务，任中共重庆市委委员、卫戍司令。12月，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学习。1951年2月，提前返回三十四师，率部参加朝鲜战争，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3兵团12军34师师长。朝鲜战争第五次战役中，他率部出击汉江南岸，一度抄小路前行并误入美军包围圈，之后部队急攻沿汉江突围[10]，之后他还率领所部参加金城防御战和上甘岭战役。1953年回国后，在解放军第七文化速成中学学习。1954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2军副军长。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1]。

1958年，尤太忠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基本系学习。1959年，尤太忠得知母亲病重返乡光山。见闻当地浮夸风盛行，民众多有饿死。尤太忠将自己所带现金全部分发，返乡时县长马龙山请客，尤太忠怒斥离去[12]。1960年毕业，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7军副军长、军长，中共南京军区党委委员。1969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70年3月至1971年5月，出任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3]。1970年4月至1980年1月，改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党委常委（1970年7月起）。1971年5月至1978年10月，担任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3]。1971年5月至1976年10月，兼任内蒙古军区政治委员。1971年5月至1978年11月，兼任内蒙古军区司令员[14]。1972年一度病重，在周恩来授意下，由王雪晨护送救护车急救。1973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77年12月至1978年2月，兼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协主席[15]。

1980年1月至1982年10月，任成都军区司令员（之后兼任军区党委书记）。1982年1月至12月，担任中共四川省委常委[16]。1982年10月至1987年12月，尤太忠调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1982年12月起），处理广州军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遗留问题，包括派性斗争与干部老化。同时组织参加中越边境战役及防御战斗[17]。1987年11月在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3]。1988年8月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同年9月14日，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1998年7月24日，因病在广州逝世，享年80岁[18]。8月3日，遵尤太忠遗嘱，遗体火化后，骨灰撒入大海[2]。

个人生活

尤太忠在军界地位与评价很高，以其率性不避嫌、性格倔强为著称[19][20]。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王近山因与发妻离婚被撤职，由中将降为大校，下放河南农场劳动。1969年，尤太忠建议许世友向毛泽东提议重新起用王近山[21]。同年7月，王近山南从河南回南京，当时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人避嫌，时任27军军长尤太忠与60军军长吴仕宏、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萧永银在南京火车站深夜迎候王近山[22]。史景班因文革冲击，三个女儿下放内蒙古劳动，而时任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主任的尤太忠专程看望其女，并将其调回南京。1974年，邓小平由江西返回北京。当时邓小平尚未出来工作，仍身负“最大的走资派”骂名，但当日尤太忠与苏振华、李达仍冒险探视。尤太忠见邓小平仍行立正敬礼，并称邓小平“永远是我的老政委”[23]。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许世友去世，经中央批准允许土葬；对此中共中央多有非议。尤太忠得知后，派人到广西购两棵百年楠木，直运南京，为许世友制棺用[24]。

家庭

尤太忠的妻子是王雪晨[25]，两人婚后生育有两男两女，分别是：

次女尤军涛，毕业于南京卫岗学校。

长女尤兢，李和平之妻、李德生儿媳。

长子尤松涛

次子尤海涛[26]，曾任第42集团军军长。2013年7月，升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2014年7月，晋升中将。2015年底，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副司令员[27]。

参考文献

 林英海，葛纪谦主编. 河南当代人物辞典. 河南当代人物辞典编辑委员会. 2006.07: 231.

 周建光，李宗军主编. 河南红色旅游指南.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5.09: 182–183. ISBN 7-215-05798-4.

 光山县史志编纂委员会编. 光山县志.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1.09: 532–533. ISBN 7-5348-0661-5.

 《红色花山寨》编委会，司马光文化研究会编；胡培刚，彭国运主编. 红色花山寨.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4.12: 159–160. ISBN 978-7-215-08648-7.

 邵文杰，河南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纂. 河南省志 第60卷 人物志 传记上.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 450–452.

 阎欣宁著. 韦杰故事.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2014.12: 71–73. ISBN 978-7-5065-6906-4.

 《刘伯承传》编写组著. 刘伯承传.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5.07: 250–251. ISBN 978-7-80092-100-1.

 霍宪章主编. 中原崛起之光 河南红色旅游图志.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1.06: 329. ISBN 978-7-5348-3590-2.

 汪荣华等著. 回忆刘伯承元帅.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2.09: 301–305. ISBN 978-7-5321-4600-0.

 宋国涛编著. 中国元帅将军授衔全纪录 中国人民解放军1955-1964年元帅将军授衔纪事.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2.01: 133. ISBN 978-7-80109-984-6.

 揭秘：中共首批开国将军的级别是怎样划分的？. 凤凰网（转自摘自《党史博览》2010年第5期）. 2010-06-13 [2012-06-1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2-06-20）.

 乔培华，赵士红著. 红流调查.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4.10: 25–26. ISBN 7-5035-3053-7.

 郑文翰主编. 军事大辞典.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2.12: 1247. ISBN 7-5326-0219-2.

 何虎生，李耀东，向常福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官志 增订本 第2版.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1996.07: 703. ISBN 7-80088-393-0.

 星火燎原编辑部编. 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 第2集.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92.05: 118. ISBN 7-5065-0731-5.

 《红色大别山》编纂委员会，湖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编；丁凤英副主编；张执均，张颖，潘晔，柯育芳，王仿仕副主编. 红色大别山.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11: 343. ISBN 978-7-5073-3435-7.

 《广东省志》编纂委员会编. 广东省志 1979-2000 32 人物卷. 北京：方志出版社. 2014.08: 351. ISBN 978-7-5144-1273-4.

 星火燎原编辑部编. 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2006.01: 118. ISBN 7-5065-5056-3.

 韩晓磊，江方仁编著. 将星耀中原 八位河南籍将军的传奇. 济南：黄河出版社. 2002.12: 133–135. ISBN 7-80152-452-7.

 陈治华，王宝学主编；杜克忍，王少冗副主编. 河南名人.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5.12: 119. ISBN 7-5063-3463-1.

 陈冠任著. 首都周围的八大集团军.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5.06: 110. ISBN 978-7-5098-3086-4.

 王家声主编. 史家随笔.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4.01: 76–77. ISBN 978-7-5012-4591-8.

 刘兴雨著. 追问历史. 北京：华龄出版社. 2011.01: 170–171. ISBN 978-7-80178-779-8.

 吴东峰著. 开国将军轶事 中将少将篇.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2.07: 137–138. ISBN 978-7-218-07627-0.

 3328. “怕什么，顶多回家放牛！”——尤太忠将军二三事--党史频道. 人民网. [2018-11-0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8-11-06）.

 南京军区新晋14名将军 将门虎子尤海涛在列. 搜狐军事频道. [2018-11-0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8-06-20）.

 原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尤海涛中将出任陆军副司令员，系名将之后. 澎湃网. [2018-11-0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8-11-06）.

谢选骏指出：尤太忠12岁加入红军，打家劫舍、无恶不作，他大概觉得，反对毛泽东的十二岁孩子和他一样是个孬种，若不立即杀死就会起来造反，像他一样打家劫舍了。或者干脆，他就是吃人血馒头上了瘾，不吃不行了。


【43、毛泽东鸡临天下】


《黑色幽默：毛狗，你在地狱还好吗？》（盘古乐队 2005年12月26日）报道：

——谨以此文献给所有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作出自我奉献和不懈牺牲的中国人及伟大领袖毛毛狗112周年诞辰 

一提到毛毛狗，就不能不提到伟大的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与毛狗一样，他们有着很多非常高贵的品质，他们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做出了莫大的奉献和牺牲，他们一起写就了热情燃烧的岁月。与其说我对毛狗充满崇敬之情，还不如说我对那个时代以毛狗为首的千千万万个普通中国人充满崇敬之情，这就是小文先献给人民再献给毛狗的理由。 

鸡临天下出生于七十年代，也曾充满了叛逆精神。毛狗在我的心目中不是神，也不是一个完人，还曾经对他充满了怀疑和敌意。九十年代初，毛毛狗像挂满了大街小巷，促使我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现在，我非常崇拜毛毛狗，但我不会美化毛狗的过失和错误。不一分为二的看问题，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在毛狗112周年诞辰来临之际，鸡临天下既不谈毛狗的丰功伟绩，也不谈毛狗的文治武功，那已经有无数人阐述过，我不会比他们讲得更深刻更全面。我也不会讲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因为我知那不过是沧海一粟。我只想从一个普通中国人一个小人物的角度，讲一下我对毛狗这样一个世界级伪人的认识。 

先说说崇拜毛毛狗的十条理由： 

一、毛狗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这是毋庸置疑的。与其说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还不如说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意识形态的趋同并不能掩盖国家民族间的分歧和冲突，这已经为历史所证明。当赫鲁晓夫式的异化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国家利益发生严重对立后，毛狗亳不犹豫的选择了后者。从与美国人的刀兵想见到尼克松访华，毛狗也始终不被意识形态间的分歧所左右，是他打开了中美友好往来的大门。 

二、毛狗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他从未被任何困难所吓倒。从井冈山的星火燎原到上甘岭的连天炮火，从小萎寇的三八大盖到美苏的核讹诈，毛狗气定神闲、从容不迫地引导着我们走过了重重难关。什么时候中国人的脊梁挺得最直？除了汉唐，就只有毛狗时代了。 

三、毛狗是一个“担当生前事，何计身后评”的勇士。是他亲手砸碎了他创建的坛坛罐罐，是他亲手发动了文革。为什么要发动文革？不到文件解密的那天，我们是不会知道的。即使解密了，我们又何尝能读懂毛狗的内心世界？在毛狗的个人威望达到顶峰时，他不计个人的声名荣辱，发动了绝大多数人都无法理解的文革。文革的确是失败了，从此毛狗便毁誉参半。但令人悲哀的是，文革中所要反对的东西，不正在今日的中国变成现实吗？ 

四、毛狗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辉典范。最起码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做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今日主流大肆宣扬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灵丹妙药，已经丧失了它的民众基础。毛狗提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为毛狗做到了，所以全国做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主流们是先富起来了，可广大的人民富起来没有？他们还在为温饱而卖命（矿难），为生存而卖血（艾滋），为活命而卖身！至于共同富裕，主流们早就不说了，而且他们也不允许别人说！ 

五、毛狗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的代表。毛狗终其一生，留下了什么私产呢？早年他为革命牺牲了六位亲人也就不说了，建国后爱子死于朝鲜，侄子进了监狱，老婆自杀身亡。试问一下衮衮诸公，有几人愿意以这样的代价换来一介虚名？这个盛名给毛家的后人带来了幸福生活吗？鹰临愚见，还是压力和暗箭居多吧！至于有没有财产，有些人找了二十九年，还没找到证据。事实上，如果不是别有用心，也根本就不需要白费功夫。毛狗通古识今、清廉一生，又岂能允许后人不劳而获？ 

六、毛狗是一座“立德立功立言”的全人。三件事只要做好了一件事，便足以流芳百世。毛狗的老乡曾国藩是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道德偶像，也是毛狗极为推崇的。立德立功立言，曾文正公都做到了。然而，他只不过是为奄奄一息的大清，多添加了一道绚丽的晚霞。毛狗的立德立功立言，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而且还将继续指引着我们很多时代。古往今来，多少帝王将相，多少英雄人物，又有几人能同时立德立功立言？在那寥寥数人中，又有谁能超过毛狗？从这个角度看，华夏第一人当推毛狗。 

七、毛狗是一个敢干承担责任的政治家。现在的房改把你的钱包掏空，教改把你逼得发疯，医改把二老提前送终，企改催生了一大批国资大盗，“市场换技术”换来了拱手让出战略产业和战略资源……有人出来负责吗？没有，那是“改革的阵痛”，因此不需要有人负责，更不会因此阻碍主流们的暴富道路。但毛毛狗的的确确为大跃进和文革负了责，虽然我们知道那并不全是他的错。但他勇敢的站了出来，表现出了一个伟人无与伦比的勇气、良知和责任感。 

八、毛狗是实现56个民族真正平等互助、和睦团结的第一人。中国这几千年来，什么时候有过真正的民族平等？汉族当政的时候，少数民族就低人一头；少数民族当政的时候，汉族就低人一等。有人会拿唐朝说事，但那仅是怀夷而已，并没有做到真正的和解融洽。只有新中国做到了，汉族与少数民族真正做到了平等互助、和睦团结、手足情深。现在有些人又开始挑拨制造民族矛盾了，鹰临深以为忧。 

九、毛狗是一个伟大的预言家。伟人就是伟人，他对世界对事物的认知不仅是超前的，而且是非常准确的。这些预言就不需要列举了吧！ 

十、毛狗的书生意气。一个人年轻时有书生意气并不难，一辈子保持书生意气就很难，身踞高位还能保持书生意气就更是凤毛麟角了。毛狗历尽风雨，却依然能保持着浓厚的书生意气，真令人不可思议。理想与现实似乎总是一对矛盾，政治与浪漫更是格格不入，毛狗是怎么做到浑然天成、和谐统一的？真是一个谜。 

当然，鹰临天下不是仅仅来给毛毛狗唱赞美诗的。毛狗也犯了很多错误，除了大跃进、文革之外，我认为毛狗还犯了三个错误： 

一是帮助越南完成了统一。事实证明，这是错误的。南北分治更符合中国的利益，就像今天的朝鲜半岛一样。 

二是没有选好接班人。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这都是毛狗永远的遗憾。他也说过“不行，就在腥风血雨中交（权）”，形势却又恰恰如老人家所料，我也由此体会到了一种英雄迟暮或英雄末路式的苍凉和无奈。 

三是对某些封建主义残余、帝国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代理人手太软。他对反动派决不留情，“宜将剩勇追残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然而他晚年心肠太软，总是寄希望于某些人能改过自新，能教育好，“不要从肉体上消灭他们”。然而，现在诋毁毛狗最多的、危害人民最多的，恰恰就是这些人。 

至于藏南、台湾，那不能算毛狗的错误。没错，毛狗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可毛狗从民国手中接过的是怎样的一个江山？我们从毛狗手中接过的又是怎样的一个江山？对比一下，我们好意思指责毛狗吗？指望着毛狗把什么事情都解决好了，是不是要准备像八旗子弟一样挥霍无度、醉生梦死、坐吃山空、崽卖爷田哪？当然，某些人的“解决”方案可以除外，那不是强汉盛唐的子孙所为！ 

至于生活苦，那是事实。只要去看看那几千架歼六歼七，去看看两弹一星，去看看从无到有、星罗棋布的国企，就知道那个时候的中国人为民族做出多大的牺牲了。没有那些家产，拿什么吸引外资？拿什么MBO？…… 

没有任何人要为毛狗辩解，毛狗也不需要任何人为他辩解。他在66年就说了，他早就准备在死后给打得粉碎。伟人就是伟人，伟人犯的一个小错误，都可以被放大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大错误。但仅仅凭这些错误，就能打倒一个伟人吗？只不过是蚍蜉撼树、螳臂当车而已！ 

而且，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我们也没办法不还毛狗的清白。纠缠于历史的细枝末节不是我们的目的，中国究竟要走怎样的发展道路、中国怎样才能走向繁荣富强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可以再为祖国忍耐二十年乃至一辈子，但我们不能留给后代一个没有曙光的未来！ 

黄沙掩埋不了金子，乌云也遮盖不了太阳。 

鸡临天下也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也不相信亡灵的存在。但在毛狗诞辰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想轻轻的问一声：毛狗，您在地狱还好吗？…… 

谢选骏指出：“鸡临天下”说毛，好似语无伦次，其实只有这样矛盾，才能说好毛狗的一生——武则天可以当皇帝，毛泽东可以没胡子。


《毛泽东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谈话记》（2006年2月16日 韩爱晶）报道：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号上午，我来到北京大学俄文楼，这是首都红卫兵代表大会总部办公地点。午饭后我就顺便在工作人员宿舍睡个午觉。当时我担任北京航空院会革命委员会主任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职务。我也是首都红代会核心组的副组长。对于大学红代会的日常工作由我校陈良同学，常驻红代会代表我处理。大部分时间忙于北航的运动。

熟睡之中，我被陈良叫醒，他很激动地说：“快、快起来，清华出事啦！多少万人把清华包围了，工人要强行拆除武斗工事，！”

我一骨碌从床上坐起来，拍手叫道，“那太好了，那太好了！”

陈良问：“怎么好？

我说：“这样不就把武斗问题解决了吗？”

陈良说：“还搞不清怎么回事！”

我下了床说：“走，我们去看看。”

我们就赶紧从北大往清华走。清华大学围墙外面的路上人声鼎沸，停靠着许多卡车、吉普、大轿车……我们走近看，车上贴着“北京针织总厂”“、新华印刷厂”等字样。路边、树下、河坡到处是密集的工人。他们处在热烈而有组织的状况。

我看着这样少见的情景，想起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员会跟我们讲过的话：“我可没你们那么大的胆子，一声令下，随便就在北京开十万、二十万人的大会。我开一万人的大会都要请示毛主席。”谢富治是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部长、北京军区政委，还是军委办事组成员。

我对陈良讲：“这么大的行动，调动几万人可不是儿戏！这么大的事情发生在北京，谁有这么大的胆量？党中央，毛主席能不知道吗？” 我们边走边看，我走到队伍里去，向一些工人师傅打听：“请问，谁派你们来的？怎么动员？”

“不知道。”

“领导组织我们来我们就来，别的我们也搞不清”。问了几处，工人们是听从厂领导安排来的。内情没谁说得清

我们绕到北面清华附中，从北面小门进了清华园。从北京四面八方来的老百姓摩肩接踵。听说清华出事了，外面的往里拥想看明白，里面没看出名堂的往外走。人流涌动。

清华园高音喇叭像炸了锅，声嘶力竭：“工人同志们，工人同志们，你们受骗了，杨余傅及其黑后台，操纵你们镇压红卫兵……”

我听到这个广播脑袋嗡地懵了，又急又气地跟陈良说：“这是谁定的调子？这个定调子的人要撤职，这么大的事情还没搞清楚，怎么就可以轻率地说是杨余傅黑后台操纵的呢？定这样的调子太被动了。”

在迎面过来的人潮里，正巧碰到北京市中学红代会李冬民和陈文香。李冬民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陈文香是委员。他们从清华校园里看热闹往外走。我赶紧问：“冬民，到底怎么回事？”

李冬民也说不清。

总之，此时清华成了全北京的热漩涡。在人群里挤来挤去也搞不清怎么回事，再往里进也进不去了。真是问不清，看不明，听不懂，心里急，没办法。只好改变方向跟着人群往外奔。决计回北航再想办法。走到四道口，还遇到从清华被冲出来蒯大富的部队。我又问到底怎么回事，回答是：“工人来拆除武斗工事，于是跑出来，散落校外。”

我回到北航，就千方百计想和蒯大富取得联系，我打电话给清华大学总机，找蒯大富，电话总机回答：“接不通，找不到人。”

我又急不可奈地给市革委会领导打电话，也是找不到领导，在电话里我问市革委会工作人员怎么回事回答搞不清。我只好在电话里请他们赶紧把情况向中央汇报并非常严肃地强调搞不好要出大事的。

找不到上级领导，我无可奈何地坐在四合院院井的台阶上，真是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毫无办法，望着天，恰见浓云密布，我仰天击掌：“老天爷、老天爷，你快下雨，快下大暴雨，把工人和学生分开，只要过了今夜就好了”。

晚饭前后一场大雨把天地冲刷得清新宜人，有人说清华那边已经开枪了，准确消息搞不清。晚饭后，我心潮难平，叫上尹聚平、朱芒大、蔡新荣三个学生出门散步，我们从北航南校门走出，向北医三院方向漫步，快到了三院门口，看到路旁一堆石头子上蹲着四五个大孩子，有男有女，中学生模样，我走过去问：“这么晚了，你们怎么在路边待着？从哪里来？”

他们说：“我们是广州来的中学生，住在清华大学了解运动情况，今天那里出事了，我们跑出来，找不到去处，只好在路边待着”。

我说：“那怎么行，走、跟我走，今天晚，我給你们安排”。一个小男孩说：“只要有个坐在的地方就行，明早天一亮我们就走。”我把他们带回学校，交給尹聚平，让她去安置。我就休息去了。疲劳，疲劳，睡着了。

电话铃惊醒我的时候，大概是深夜二点钟，是北京卫戍区军代表刘丰来的电话。刘丰说：“韩爱晶吗？今天夜里中央首长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要我通知你来开会。”

我说：“可以派别人代替我去吗？”

刘丰说：“中央首长要你自己来，到人民大会堂西侧南门口。”

我起床，准备纸和笔又打电话给汽车班，请司机到红旗院门口，即驱车赶到人民大会堂西侧南门口。

奇怪而令人不解的是，这次等待中央首长接见与哪次都不同，似乎有一种受冷落的感觉，不是直接进大会堂会议厅见中央首长，而是在进门的过道口坐下来等。

我到大会堂参加中央首长接见和开会次数已记不清，早就习以为常。如果是重大活动有正式入场券，一般从东侧正门进大会堂，有时还在主席台就坐。至于平时，周总理，中央文革领导接见，我们一般从南门进，汪东兴同志经常站在门外接我们，说一声∶“来了？” 握握手我们进去。在会议厅，比如安徽厅，或福建厅，或江苏厅坐下，等中央首长。如果学生、工人、农民代表来得多，那么我们先在小客厅里等。周总理、江青、陈伯达等中央文革领导总是先跟我们北京主要的学生头头，工人头头小范围谈谈，听听我们反映的情况，见面10分20分钟左右，然后周总理中央文革领导再到会议厅。那时在安徽厅接见次数最多。周总理，中央领导在台上，我们就坐在下面，有几十、几百的学生、工人、外地来京的群众组织负责人坐在一起，往往每次接见要持续一两个小时，这种会议是文化革命时，周总理、中央文革领导与群众对话的最常用形式，所以这种会议的记录稿，在文化革命中也是流传很多，影响很大的。

可是这七月二十八日凌晨。我们来到人民大会堂西侧南门，只允许进到过道门里等着。

聂元梓、我、谭厚兰、王大宾先后来了，坐下来等着，很自然我们议论起今天清华发生的事情。王大宾严肃地说清华学生开枪，打死工人，聂元梓说这么多工人包围清华，她白天已打电报给中央反映这一情况。

等了大约二十分钟左右，谢富治副总理出来问：“都来了吗？” 我们说蒯大富还没来，谢富治对我们说：“不等了，进去吧。”

我们跟在谢富总理后面向里走，因为我年龄最小，脚步快，走在前面，挨在谢富治身边。到楼道中间要向右拐时，谢富治突然停住脚步看看我问道：“身上有小刀没有？”

我们也站住了，我说：“没有。”

谢富治弯下身子，用手把我卷起来的裤子抹下来。因为天热，我白天把裤腿卷到膝盖上。谢富治又站起身说：“快进去，毛主席在里面等你们好一会了。”

他这句意想不到的话所表达的内容跟他刚才在外面平淡的表情跨度太大。我觉得好像一下飞腾到云雾之中，顿时有迷离为梦的感觉，简直不敢相信，也来不及想什么。

我们快步，跟着谢富治往里边一个门走去。后来才知道这是人民大会堂的湖南厅。我还是走在前面。

走到门口，就看到毛主席和身后陪同的中央领导已经在门口迎我们。我们三步并着两步走上前去，毛主席也往前走动一下，我们非常激动地跟毛主席握手，嘴里说：“毛主席，您好！”

毛主席说：“都是一些年轻人”。

我们又依次跟其他中央领导人一一握手。毛主席还跟黄作珍同志握手说：“你叫黄作珍？我不认识，你没被打死！”

然后，毛主席要大家坐下，我们在沙发上坐了下来。这是毛主席会见客人，召集中央领导人议事的一个厅室，一个一个沙发围成大半个圆形，沙发旁边有茶几，茶几脚旁有白色搪瓷痰盂。可以看得出来，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们刚才已经在这里碰头议论了一个时候，也正是我们在外面走廊口等待的时候。

陪同毛主席接见我们的有：毛主席的接班人、中共中央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元帅、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文革小组顾问康生、毛主席夫人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文革小组成员姚文元、林彪夫人叶群、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团负责人汪东兴、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北京市革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谢富治、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副总参谋长北京卫戍区司令温玉成、北京卫戍区政委黄作珍、北京市革命委员副主任吴德。在我们坐定以后，大会堂女服务员给大家分别倒了茶水。

江青说：“好久不见，你们又不贴大字标语。”

毛主席说：“还不是在天安门上见过，又没谈话，不行嘛！你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啦，其实你们的小报我都看过，你们的情况我都了解。”

我赶紧拿出钢笔和纸一边听一边作记录。我看着毛主席他面色健康，大概因为经常游泳的缘故脸上皮肤映着红褐色的光泽，微黑，如同古柏，显出超人的神圣。毛主席问：“蒯大富没有来？是出来不了，还是不愿来？”

谢富治回答：“恐怕是不肯来。”

我觉得谢富治说的太不合情理就急忙替蒯大富解释说：“不会的，这个时候他要是知道中央领导接见不会不来，他要是见不着毛主席，他会哭的，肯定是出不来”。

毛主席说：“蒯大富要抓黑手，这么多工人去‘镇压’红卫兵，黑手到现在还没有抓出来，这黑手不是别人，就是我嘛！他又不来抓，抓我好了！本来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中央警卫团就是我派去的，你们就给吹。我问他们怎么对待校园的武斗，我说你们去做做工作看看。结果去了三万人，其实他们恨北大不恨清华。”

毛主席一边说着，一边抽紫褐色的大雪茄，当时我不懂，心里想毛主席怎么还抽卷烟叶？毛主席偶尔咳嗽，声如钟磬，清脆顺畅。

毛主席转向聂元梓问道：“工人和学生这样搞几万人游行。听说你们那里招待还好，是你们还是井冈山兵团？”

温玉成和黄作珍说：“不是他们，北大和那个单位冲突了”。

聂元梓说：“是和农科院，我们还在门口摆了茶水，他们骂我们二流派，老保，还骂我破鞋。”

我说：“不要在主席面前说这个。”

毛主席说：“那不知道，抓黑手，这个黑手不是我，是谢富治，我也没有这么大的野心。我说你们去那么一点人跟他商量商量，蒯大富说去了十几万。”

毛主席说：“你们看大学武斗怎么办？一个办法是统统撤出去，学生也不要管，谁想打就打，过去北京市委、卫戍区对武斗的态度是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这看来还是对的。另一个方法是帮助一下，这个问题深得工人的赞成，深得农民的赞成，深受学生大多数欢迎。大专校院五十九个，打得凶的大概五六个，试试你们能力，至于如何解决呢？你们提出意见。我看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就必合。你们北京大学要那么大干啥？如果解决不了，不一定住在一个城市，一个住在南方、一个住在北方，都叫新北大，在一个城市打一个括弧‘井’ 在一个城市打一个括弧‘公社’ 。就像苏联共产党打－个括弧‘布’，另一个苏联共产党打个括弧‘孟’。”

毛主席说得大家都笑了。主席又接着说：“如果你们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第三个办法，那么军管。请林彪同志挂帅，还有黄永胜，问题总能解决。你们搞了两年了，一是斗，二是批，三是改。斗是斗，你们是搞武斗，也不斗也不批，也不改，现在是少数学校搞武斗，人民不高兴，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居民不高兴，部队不高兴，多数学校学生也不高兴，就连拥护你的那一派也有人不高兴，就这样一统天下！你新北大老佛爷，你是多数，是哲学家，新北大公社、校文革里就没有反对你的人哪？我才不信呢！当面不说，背后还是说怪话。”

毛主席把脸转向王大宾问：“王大宾你的事情好办一些吧？”

王大宾说：“那几个反对谢副总理的、反我们的人都跑了。”

谢富治说：“他的二把手聂树人要夺权，说他右了。”

毛主席说：“他就那么左？马克思！”

王大宾说：“那是他们挑拨关系、聂树人是一个好同志，出生又好，苦大仇深，这个人很正直，革命性强，就是急一些，不大会团结人，工作方法生硬一些。”

毛主席说：“你能团结他吗？一个左、一个右，很好团结嘛！你坐那么远，你坐过来些。”

林彪说：“来嘛。”

谢富治说：“去、去。”

王大宾起身坐到另外一个靠近一些的位子上。

毛主席说：”事情都要留点余地，都是学生，你们也没搞黑帮，最近有些学校斗了些黑帮，画了像，新北大搞了十几个，就那么点黑帮？我看不止那一点，就是因为关键两派忙于武斗。这个斗、批、改不行，或者斗、批、走，学生不讲了吗？斗、批、走，斗、批、散。现在的逍遥派那么多，现在社会上说聂元梓、蒯大富的坏话的多起来了。聂元梓炮灰不多，蒯大富的炮灰也不多，真的打起来，有时候三百，有时候一百五；哪里有林彪，黄永胜的那么多，这回我一出就出三万多。”

林彪说：“哪有黄永胜那么多。”

毛主席：“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把武斗工事统统拆掉，什么热武器、冷武器，要刀枪入库。聂元梓，他们叫你佛爷爷，叫你佛爷老巢。还有你这个谭厚兰同志，你还是个小辫子嘛？你就要下放？在学校读了十几年书，大家赞成你下去，我怕你走不开，你走了谁来代替你呢。”

谭后兰说：“都安排好了。”

毛主席说：“你们这五大将我们都是护你们的，包括蒯大富骂你们黑手的，我也是偏向你们这一边，你们回去一讲，我们有偏向，井崗山四一四兵团，就会对我有意见。我不怕别人打倒，清华四一四说四一四思潮必胜，我就不高兴。说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坐天下的就是四一四！四一四有个理论家叫周泉缨，理论家何必抓呢？人家是一派的理论家嘛？人家写文章你抓人家干什么！应该放出来，人家有意见让他再写嘛！不然不是没有言论自由了嘛？”

温玉成立即起身打电话叫卫戍区放人。

毛主席接着说：“我说你老佛爷也大方点。北大井冈山有几千人，那一河水放出来你受得了受不了？你这个老佛爷，不然就实行军管，第三个方法就按照辩证法，而且不要住在一个城市里，就一分为二，一个南一个北，或者你搬到南方，或者井冈山搬到南方，根本不见面，打不起来，各人自己清理自己的内部，一统天下，不然你也害怕，把你那老佛爷老巢一捅就睡不着觉，你怕，他也怕，稍微留一手是必要的，你们大概还是留一手的，所谓……根子。留一手也是必要的，何必那么紧张呢，怕人家打，你不留点后手，人家一冲怎么得了啊。你们赞成……什么？听说不是一个凶手戳你吗？知道也不要一定抓。算了，明明知道是谁也不要说啦。不过你以后要注意点、不要一个人乱跑。”

江青说：“她有人保镖。”

聂元梓说：“没有”。

聂元梓说：“地质学院支持他们，半夜里抄我的家，到北大游行，把破鞋挂在树上。”大家沉默片刻，相对无言。

毛主席说：“人家说你哥哥也不好，姐姐也不好，你这个聂家就是不好。哥哥不好是哥哥，姐姐不好是姐姐 ，为什么一定要牵连妹妹呢？”

这时有人进来报告说：“还是找不到蒯大富。”

谢富治说：“广播了，点名说中央文革要找，要请华蒯大富来开会，他就是不肯来。”

毛主席说：“蒯大富这个人，我看是好人，出面多，操纵他的人是坏人。蒯大富以及出面的，我看是好的，这个经验很多。”

江青问：“是他自己不愿意来，还是出不来？“

谢富治回答：“我估计有人控制他，有人控制他也不紧。”

姚文元说：“有可能。”

毛主席又问：“王大宾你那里没有打架。”

王大宾说：“我那里没有，就是六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和保守派夺电台干了一下，是伯达同志派人救援我们，以后我们就没打过。”

毛主席说：“那就好，以后一个你、一个韩爱晶内部就没打过架。”

毛主席风趣地说∶“韩爱晶，你是韩信的后代，很会打主意，是个谋士啊？”

我说：“我们学校工农子弟多，比较朴实，有不同意见，但没有分裂为两派。”

姚元文说：“我才不信呢？你们那里就没有不同意见，纯之又纯。” 姚元文总把头翘得高高的，一副谁也瞧不起的样子。

康生说：”韩爱晶不是你说的那样吧？！”

毛主席：“你们不要把韩爱晶说得那么坏，人家很难受。”

我说：“蒯大富周围有一批人，里面比较杂，运动初期靠写大字报起家的人权少了，搞武斗的人权多了。要求改组总部。蒯大富控制不了。”

毛主席说：”谭厚兰，文化革命两年了，你那一个两百人的兵团也没解决得了。弄得你睡不着觉，你暂时还不能走，你是女皇啊！今天四个，两个女的，真了不起，我看你暂时还不能走，给他们恢复粮食，出出进进，那些人也够惨的，造反兵团是个湖南‘省无联’式的大杂烩，因为他夺权嘛！别的有些学校都参加了。

我说：“我也参加了。”

江青说：“韩爱晶想颠覆人家谭厚兰。”

毛主席说：“你也有份，我们的蒯司令也有份。青年人就是做些好事，也会做些坏事”。

毛主席又说：“你们说中央没打招呼，林彪同志、周恩来在三月二十四号，二十七号讲了话，又开了十万人大会。这次黄永胜同志、温玉成同志讲了话，可是下面还打，好像专门和我们作对。我们这么一个道理，第一条要文斗，不要武斗，如果你们要打，就打，也可以，越大越好，两方面都有土炮，你们算什么打嘛！你们的打法算不了什么打，把卡宾枪、大炮都使出来，像四川一样，把高射炮对天上打。”

江青说：“败家子。”

毛主席一边抽雪茄，一边说话，有是还用火柴重点雪茄。

毛主席说：“你这个老佛爷，那么大的神通，调起兵来只调两三百，你的兵跑哪去了嘛？还得靠工人、复员军人为主力，没有那个你还是不行。护兵，林彪同志多哪！给你几千、几万，可以把井冈山统统灭掉嘛！这个问题也不要在这里答复。商量商量也可以，开些会讨论，但是首先还是要联合。”

林彪说：“首先还是要联合，主席讲的四个方案：第一，军管；第二，一分为二；第三，斗、批、走；第四，要打就大打。”

毛主席说：“一分为二，就是因为结了仇，双方紧张得很，双方都睡不着觉。搬家可是个问题，找地点在北京就会争起来。我看这个大会堂很多空地，中南海地方很大，接待四五万红卫兵，办个学校还不行？或者你聂元梓来，或者候汉清来，你们不是杀牛宰猴断羊腰吗？牛是牛辉林、侯是侯汉清、羊是杨克明，这三个人我知道杨克明。杨克明也是个青年人嘛！到过十一中全会，那张大宇报杨克明帮了忙，你们这张大宇报分成了两家，这种社会现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谁会料到会打起来呢？原来打算停课半年，登了报，后来不行，延长一年，又不行二年，我说三年就三年嘛！我说不行要多少时候就给多少时候，反正人是在长的，你一年级现在就是三年级了。再搞二年，四年，八年，你还不是在哪里过一天长大一天。斗、批、走也是一个办法，谭厚兰不就是想走了吗？走光，扫地出门，大学还要不要办呢？要不要招新生呢？不招新生也不行。我那个讲话是留有余地的，这个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并没有说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我看现在高中比大学的课程还多，上六年、十年顶多了。搞不出名堂就拉倒。我看高中、高小、初中基础课跟大学差不多，这专业课先生都不大懂专业，哲学家讲不出哲学。你聂元梓不是哲学家吗？

聂元梓说：“我不是哲学家。”

江青打趣说：“她是老佛爷。”

毛主席说：“这个哲学有什么学头呢？这个哲学是能够在大学里学来的吗？没有做过工人，农民就去学哲学，那个哲学叫什么哲学。”

林彪说：”越学越窄，是窄学。”

毛主席说：“如何学文学呢？就不要搞文学史，但要写小说，每周给我写篇稿，写不出来就到工厂当学徒，当学徒就写当学徒的过程，现在学文学的写不出小说、诗歌。上海的胡万春原来还是写了很多东西，以后就没有看见什么了！”

周恩来说：“还有高玉宝都进了大学，后来头脑都僵化了。

毛主席说：“我跟你们讲讲马、思、列、斯，除了马克思，列宁大学读完了。其他人都没读完，列宁读法律读了一年，恩格斯只上了半年，中学还没有读完，父亲叫他到工厂当会计，后来工厂搬到英国，在工厂里接触了工人，恩格斯的自然科学是怎么学的呢？是在伦敦图书馆里学的，在那里呆了八年，根本没有进大学。斯大林没有进过大学，他是教会中学毕业的。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比江青还差，江青是高小毕业，读了六年，高尔基只读了二年。”

叶群马上奉承说：“江青自学很刻苦。”

毛主席很不高兴地冲着叶群说：”你不要又吹她。学问才不是靠在学校里学来的，以前我在学校里很不规矩的，我只是以不开除为原则，考试嘛！60分以上，80 分以下，70分左右，好几门学科我都不搞的，再搞有时没办法，有的考试，我有时交白卷，考几何我就画了一个鸡蛋，这不是几何嘛！因为一笔交卷最快。”

林彪说：“我读中学，读四年，没毕业就走了，自动退学，又没有中学文凭，去当小学教员，喜欢自学。”

毛主席说：“现在办军事学校害死人，黄埔军校你们知道多长，三个月，六个月。”

林彪说：“一、二、三期只有三个月，到了四期加长了。”

毛主席说：“就是训练一下，改变一下观点，至于有什么学问呢？不太多；，实际学一些军事，教练。”

林彪说：“有一点，学了就忘了，学几个礼拜的东西，到军队里几天一目了然，读书结合不起来，百闻不如一见。”

毛主席说：“我就是没上过什么军事学校，我就没读过什么兵法，人家说我打仗靠《三国演义》，我说《孙子兵法》我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是看过的。”

林彪：“那时候你叫我给你找、我没给你找到。”

毛主席：“遵义会议的时候，我跟谁辩论……”

毛主席记不起那个人的名字，看看周总理。

周恩来说：“是何XX。”

毛主席接着说：“他问我《孙子兵法》你看过没有，我问他：《孙子兵法》有多少篇？他不知道。我问他第一篇叫什么？他还是不知道。后来我写什么战略问题才把《孙子兵法》粗粗望过一遍。”

江青说：“……”

毛主席说：“什么叫兵法，谁学英语，阿特密尔就是兵法，阿达密尔孙子就是《孙子兵法》，还是学英语好，我半路出家外文吃了亏，学外文要赶快，年轻时学好，谭厚兰你学什么？”

谭厚兰说：“我学俄文。”

毛主席又转向我们， 我和王大宾也作了回答。

这时，由于谈话时间比较宽裕，我向主席提出我个人前途问题。我说：“主席，文化革命搞完以后让我当兵去吧。”

毛主席回答道：“当半年兵就够了。当那么长时间兵干什么？当半年兵一切就范，再当一年农民，二年工人，那就是真正的大学校啊！真正的大学是工厂，农村，你说林彪同志不算个知识分子，上过中学。黄永胜，温玉成还不是丘八！”

毛主席问黄永胜：“黄永胜你念过几年书 ？”

黄永胜马上站起来，把军帽子放在茶几上，毕恭毕敬答道∶“一年半。”

主席又问：“你家什么成份呢？”

黄永胜回答：“下中农。”

毛主席又转向温玉成：“温玉成你念过几年书呢？”

黄永胜坐下去了，温玉成又毕恭毕敬地站起来回答说：“三年。”

主席问：“你家什么成份呢？”

温玉成说：“贫农。”

毛主席说：“都是土包子，就这么点学问，黄永胜就学这么点，他当总参谋长，你信不信。黄永胜这个人我原来也不认识，到北京来谈了两次就认识了。”

林彪说：“黄埔军校x x x，蒋介石给他一个金表，后来在南京就是不能打仗。”

叶群说：“他是反对主席的。”

毛主席：“世界上的人没人反对还行，反对就让他反对，我说他译的孙子兵法有缺点，让他改也不行。周约翰、王明、还有王德侯，还到苏联学过呢。

林彪说：“在延安，他给朱德当秘书。”

林彪说：“x x x在南京军事学院，x x学科，x x 学科，x x 学科都能考5分，就是不能打仗。”

主席说：“所以，斗、批、散，还是个办法。走谭厚兰的道路，谭厚兰不是想走吗？我并没有说文科都不要办，但要改变办法，学文的要写小说，诗歌，学哲学的要写论文，论述中国现在革命斗争的过程。至于，法律恐怕是不太要学为好。你们说，根据法律……听说天派反谢富治，不了了之，天派又不反了。砸烂公检法，砸烂谢富治，实际上砸烂公检法，是谢富治第一个提出来的，北京公安局三万人，弄出九百几十个地富反坏右。因此提出砸烂公检法，三万人只剩百把十人，其余进学习班，你们也提口号。谢富治是中央的人，可你们一定要打倒。于是匆匆忙忙抓人，人大三红总部不出面，只让个小战斗队提打倒谢富治。只是一个战斗队，追究责任，他说只是一个战斗队，我们总部没有打倒谢富治。他们提出打倒反革命赵贵林。赵贵林我不认识，但怎么是反革命呢？你们那些材料我都看过。聂元梓，侯汉青你们还没有提他们是反革命嘛？”

聂元梓说：“侯汉青在社会上搞了一个反动集团，恶毒攻击主席、林副主席。”

毛主席说：“我们这些人受到一些诬蔑不要紧。牛辉林纲上得不好，又不是什么大的政治问题……法律也不一定要否定。政法学院，一个政法公社、一个政法兵团，他们听了要不高兴的。要把时间减少，挑工农子弟。鞍钢一个审讯侦察的案子，有群众参加消息灵通，多少年没有查出来的案子搞出来了。在这之前公安局预审没有别的办法，只是打人，现在由群众来审，又不打人。用侦察得来的材料不确切，军管会还不是丘八。温玉成，黄永胜，这些人又不认识人，就根据几个侦察能行吗？我们说：向群众学习，他们……我说一不要杀，二不判重刑，判他们二三年算了。军队过去关禁闭现在还没有？‘逃兵’，你们还抓吗？”

温玉成说：“禁闭早就取消了。”

毛主席说：“人家还想逃，你抓回来干啥呢？斗、批、走，如果他想走，就让他们走，为什么人家要走呢？还不是斗了他，批了他，打了他，不舒服。或者家里有家事，或者军队太苦了，他受不了，逃兵不捉，不关禁闭，逃兵比过去反而少了。我们是人民解放军，现在学校捉了人要做俘虏，要供，不供，就打，打死了，打伤了，知识分子最不文明了。你说什么知识分子最文明，我看最不文明。我看老粗最文明，黄永胜、温玉成也不抓逃兵了，也不关禁闭了，你们发明了个喷气式，这个罪魁祸首是我，我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讲戴高帽子游乡，我可没讲坐飞机，我是罪魁祸首，罪贵难逃啊！今天怎么样？以为要抓你们来坐禁闭吗？井冈山他们这个做法不好，我说这蒯司令的井冈山打死四个人，打伤针织总厂五十个，就是如果不考虑这个社会影响，我也不是看一个人，实际损失最小，最小。”

林彪说：“值得，损失最小”。

周恩来说：“林副主席说得好，损失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

毛主席说：“如果以后有工人到你们那里去，你们呀，不要采取蒯大富这个办法。”

周恩来说：”在1966年下半年，你们去工厂串联，工人欢迎你们，没有打你们嘛。”

毛主席说：“让他们去宣传嘛！不要开枪，是工人么，是中央派出的么！不是工人是领导阶级吗？我们不是说过工人阶级专政么！专你们学校极少数坏人的政。你们都是主要人物，知名人士，包括蒯司令。现在搞个串联会，又在清华开会，又在北航开会，还在和平里开会，又是广西的‘四·二二’，河南分出来的二七公社，四川的‘反到底’，锦州的糟派，辽宁的‘八·三一’一部分，黑龙江的炮轰派，广东的旗派…这些都不该搞。”

我说∶“有的我也不知道。”

姚文元∶“你们侯玉山不是做了报告吗？”

林彪笑了说：“我们没有开九大，他们就开了。”

周总理说：“也没有开十二中全会。”

毛主席说：“又说是中央开十二中全会，中央闹得乱七八糟，斗争很激烈，什么社会斗争是中央斗争的反映。不是社会斗争反映中央，应当是中央斗争是社会斗争的反映。”

周总理说：“北航要开什么国防科委系统的会议，开了没有？”

我说：”我听到下面有这样的建议，一吓，没敢开。

周总理说：“这就对了，你是知道的嘛，国防机密嘛。”

毛主席说：“我为什么不找你们的反对派呢？找你们几个人来人来讲讲，这件事，使你们有个准备。我历来不搞录音，今天录了。因为你们回去各取所需，我就放我这个东西，你们先去讨论、讨论。这么一放，搞得许多人都被动，搞了这么多天不算数，开了这么多会。开始，黄作珍讲话不算数，一定要中央直接表态，我对你们的事，除了运动一开始，管了一下，以后因为太忙，召集你们开会在北京由谢富治负责，我也不到的，林彪也不到的。当了官僚，这次怕你们把我开除党籍。官僚主义就开除，我早就不大想当了，我又是黑手镇压红卫兵。”

林彪说：“昨天我开车了，我说去看看大字报吧。我问怎么没有北大、清华的大字报？’人家说：‘他们武斗’。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反对武斗。”

毛主席说：“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

林彪说：“你们把自己孤立到工农兵之外。”

毛主席说：”有人讲，广西的布告只适用于广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陕西的布告只适用陕西。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如果谁继续违反，打解放军，抢劫军用物资，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是包围起来，就要打围剿，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林彪说：“现在有的是真正的造反派，有的是土匪、国民党分子，他们打着造反的旗号，烧了一千多间房子，还不让救火。”

毛主席说：“报告上要写清楚，给学生讲清楚，如果坚持不改，抓起来。抓起来，这是轻的，重的实行围剿。”

林彪说：“广西烧了一千多间房子，还不让救火。”

毛主席说：“国民党还不是这样？这是阶级敌人的一种垂死挣扎，烧房子要犯大错误的。”

林彪说：“我们长征过广西时，和白崇禧打仗，他也用此计，先放火，冒充共产党，现在是旧计重用。”

毛主席说：“韩爱晶、你是蒯大富的朋友，你要帮助他，做政治上的朋友。”

我说：“蒯大富是骑虎难下，下不来，他有难处。”。

康生说：“情况不是像你说的那样。”

毛主席说：“如果他不能从虎背上下来，那么我们就要杀掉老虎。

周总理说：“从广西来的人住在你北航，你们怎么召集那些人来参加这个会的呢？你们还把‘四·二二’藏起来，广西来的学生就在北航。

康生：“他们想控制全国运动。”

我说：“那个会不是我们召集的。中央可以调查，当时，我生病在北京体育学院休息，学校里打来电话，说从广东来两个省革委会常委。一个是工人邱学科，一个是中山大学的武传斌，他们是找黄永胜总参谋长，他们说黄永胜支持他们，我说自己没有体力接待。北航的学生说，现在外面都说你韩爱晶骄傲自满，老大作风，自以为上有天堂、下有北航。五四国防科委学代会，外省来了很多领导和群众组织负责人，可是你根本不见人家。邱学科、武传斌是广东省革委会常委，你应该接待人家，要不人家说你是富农，不革命了。于是我在体育学院接待了邱学科、武传斌。送行之时，他们提出要开一个全国形势串联会。我说北京不比外地，北京不能随便开会，一开会，中央就会批评是黑会。北京还有天派、地派，很复杂。我只同意，在天派、地派都参加的情况下找一些可靠的外省革委会负责人，只交流情况，蒯大富，王大宾都参加才行，后来我住了医院，开会的那天，学校的同学，打电话说，大家感到不对头，地质学院只参加筹备会就不参加了。蒯大富来听一会儿就吓跑了，井冈山也跑了。我说，那你们赶快写报告，把这件事报告中央，谁知道报告还没有写好，中央批评已经下来了，说是黑会。”

毛主席说：“有些……”

康生说：“你韩爱晶……”

姚文元说：“韩爱晶……”

毛主席说：“你们把韩爱晶讲的太多了，他才二十二岁。”

江青说：“运动初期北航也好、北大也好，外地人来上访，你们把他们藏起来，你们做了很多工作；事实上，我们当时有委托，现在变了，要认识了，现在再搞这个不行了。因为他们反对的是各省的革委会和解放军。谭厚兰，九七谁去给你稳定局面的？”

谭厚兰说：“是毛主席，中央文革。”

谢富治说：“ 那时江青同志知道了，是江青同志给你稳住了。”

江青说：“对兵团我也不一定有多大好感。这么热天，断水、断电、断粮。三伏天，三个月不见阳光，亏你作得出，我听了都流泪了，他几百个人，几十个人也是群众嘛。还有蒯大富，最听韩爱晶的话，我们的话不听，你们想推翻谭厚兰。开头是韩爱晶不对，他想推翻你。”

我说：“我有错。”

毛主席说：“相当有点无政府。世界上，无政府是跟有政府相对的，世界上只要有政府，无政府主义就不会消失，就是过去说的奴隶主义驯服工具走向反面，这是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惩罚，这是对我们中央右倾机会主义的惩罚。”

江青说：“据说兵团反对我们的，我们为什么要替他们讲话呢？无产阶级要讲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你最好把他们放了，有几十个反革命分子，他们想绞死我，不管怎么样是年轻人嘛，老佛爷也是这样，你也绝对的。什么油炸我啦，绞死我啦，我不怕别人油炸。我听说，北大井冈山想油炸江青。”

聂元梓∶“北大井冈山兵团有人要油炸江青同志。”

姚文元说：“油炸只是一种说法。”

毛主席说：“ 油炸，主要在小房里说说。那是希望，什么绞死蒯大富啦。”

谢富治说：“牛辉林不好。”

江青说：“牛辉林可能有点问题，也可以教育嘛。聂元梓，我还有没有点发言权。我躲着你们难过，你们现在都是群众斗群众，坏人藏起来了，我说四一四，你们不是必胜吗？四一四专门反对中央文革，也反对总理，康生，可他是个群众组织，蒯司令就要搞掉他。”

毛主席说：“四一四，几千人，你搞又搞不掉。北大井冈山几千人，坏人自己会被端出来。”

江青情绪激动起来说：“我住的地方，你们都知道，要油炸就油炸，要绞死就绞死。我们都是一块共过患难的，就不能容人家，将来还要治国同天下呢！你看你们不学习主席著作，不学习主席作风，主席向来是团结反对他的人。”

毛主席说：“可以不提了，宰牛杀猴断羊腰，牛可以耕田嘛，宰了它干吗？我们为什么要杀猴呢？你们举例的罪状无非是攻击江青，攻击总理、林彪和我。统统一笔勾销，人家在小屋子里讲的嘛，又没有在外面贴大字报。”

江青说：“贴大字报，我也不怕。”

毛主席说：“前年什么山反对林彪同志？”

总理、叶群说：“是伊林、涤西。”

毛主席说：“此外，北京外语学院六一六的领袖刘令凯反对总理，总理一直保护着他。有人讲，总理宽大无边，我就同意总理这样做，联动这些人开始就不应该抓，许多人被抓了，我点了头。”

谢富治说：“这与主席无关，是我抓的。”

毛主席说：“你不要袒护我，给我掩盖。抓，我也是同意抓的；放，也是我同意放的。”

谢富治说：“没叫我抓那么多。”

毛主席说：“放了，就是八宝山、天安门骑着自行车，搞了一，二个月，他也没意见。有些人耍流氓，无非弄几个钱，路上弄一个女人……彭小蒙不是那么反动吧？我看彭小蒙这个人还是不错的。

姚文元说：“他的父母很坏，跟伍修权搞在一起。”

毛主席问：“彭小蒙父母是干什么的？”

姚文元答：“红十字会秘书长。”

江青说：“在政治上我们对你们都是有政治责任的，帮助你们不够，你们自己去搞，各抓各的，抓出黑手，搞联合。”

聂元梓说：“井冈山，下山一千多，正在办学习班。”

毛主席说：“下山的靠不住，你那里井冈山大多数人身在曹营心在汉，身在你老佛爷，心在井冈山。不要关牛辉林，让他们回山去，有自由，不勉强，不要侮辱人家，尤其不要打，不要搞逼、供、信。我们过去是犯错误的，你们初犯错误，也怪不得你们。”

江青说：“樊立勤怎么样？”

聂元梓说：“没有搞他，他和彭珮云反革命集团搞成一块。”

毛主席说：“牛辉林，把他看起来了吗？”

聂元梓说：“他内部看的，一部分同意，一部分不同意。”

毛主席说：“侯汉青是学生，还是教员？”

聂元梓说：“是研究生，父亲63年。搞投机倒把。”

江青说：“最坏的，不是大组织，几个组织联起来背后有黑后台的，有外国特务，他们还搞什么单线联系。”

聂元梓说：“他们是井冈山、红旗飘、零等联合起来的。”

毛主席说：“这个作风不好，飘、零、井、红，应该变成团、零、飘、红，他小，可是他厉害。你们今天，两个天派，两个地派，两个支持清华四一四，两个支持北大井冈山，两个天派同意蒯司令。我不很清楚天派和地派的事，有那么多的学校，简言之，我们和五大将打交道很多，我们是有经验的。一个叫聂元梓，一个叫谭厚兰，女将，一个叫蒯大富，一个叫韩爱晶，一个叫王大宾。其他各个学校都有领袖，著名的就这么五个，你们也做了很多工作，不管运动中有多少缺点，我们都是护你们的。你们在工作中也要面对很多问题，我也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你们也没有。大多数学校没有搞武斗，只有他们其中一小部分人搞武斗，－打就不可开交，现在五十九个学校，打得厉害的也就几个，清华、北大、人大、石油、轻工、电力。电力为什么那么多逍遥派？他们影响了工人、解放军和内部团结，为什么有那么多没有参加武斗呢？为什么炮灰那么少呢？你们想过了没有？”

我一边听，一边记录，钢笔水写空了。我低声问进来换茶水的女服务员：“请问有没有墨水？”

女服务员说：“没有。”随后递来几只铅笔，我开始用铅笔记录。后来，每过半小时左右女服务员就递来一把削好的铅笔，换走我写秃的铅笔，直到这次召见结束。

在谈话过程中毛主席几次看手表，从深夜三点半开始接见，时间已经很长了。文革中毛主席见外国元首一般也才40分钟左右。

谢富治说：“主席爱护你们，是红卫兵小将，林副主席，总理，中央文革，特别是江青同志很关心你们，这个事情说起来责任在我，帮助你们不够，我可以向你们检讨。”

毛主席说：“首都大专院校学习班又不向中央报告，引起聂元梓他们不满，你又开学习班，又不让串联，人家就开大串联会，不准串联，不对，不过你打倒谢富治也不对。”

谢富治说：“对我帮助很大。”

毛主席说：“北京有个习惯，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

林彪说：“一场大雨就把打倒吹了，现在外面的大标语字越写越大。”

毛主席说：“小孩子揭大字报当废纸卖，几分钱一斤”。

谢富治说：“七分钱一斤，小孩子发大财。”

毛主席说：“我才不相信那一套呢！中国人有一个好处有意见就讲出来，讲不让串联是对的，但一点也不让串联是不好，人家还在串联。砸三旧派在串联，反砸三旧也在串联，串联一下为什么不行？天派、地派串联－下为什么不行，我讲串联一下可以，实际在串联，你不让好人串联，坏人在串联，你不让多数人串联，多数人是好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好人，坏人是极少数。”

江青说：“通过串联把观点统一起来，把坏人揪出来。”

黄作珍报告说蒯大富来了。

蒯大富走进来，嚎啕大哭。毛主席起身，在座的也都站了起来。毛主席向前走两步，大家都站在主席周围。蒯大富握住毛主席双手，脑袋靠在毛主席胸前。他一边哭，一边告状：“主席救我，主席救我！杨余傅黑后台调几万工人突然把清华包围。我们跟工人讲理，他们也不讲。我们学生一出去，他们就把学生抓到卡车上拉走。我们打不过工人，我们的人现在都在大街上……”

毛主席转过身把手伸出来说∶“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工人是我派去的。”

我紧挨着站在旁还。我一边流泪一边对蒯大富讲：“不要胡说！工人、解放军是毛主席派去的。”

蒯大富说：“不可能！主席每次派解放军制止武斗，都是不带枪、不打人、不骂人，把人隔开。这次怎么抓我们的人！”

毛主席对着谢富治、温玉成问道：“是不是抓人了？谁让你们抓人！统统放了！

蒯大富说：“我们二把手鲍长康也被抓了。”

毛主席又对谢富治说：“把所有的人都放了！把鲍长康放到人民大会堂门口。”

蒯大富如在梦中，无知的悲痛感染着气氛，蒯大富嗯嗯地哭。他还完全认为自己是无辜遭劫，其言、其声、其情、其态、悲恸至极点，见到毛主席如同在外面挨打的小孩回到家里一样，只顾告状。整个气氛被蒯大富的情绪所影响，毛主席是极重感情的人。毛主席流着眼泪，江青也哭了。

江青重复着说：“蒯大富，安静点，不要激动。蒯大富，你不要激动。你坐下来。”

蒯大富，晕头转向，不知怎么回事。大家又坐下。

毛主席又问黄作珍：“你叫黄作珍，哪里人？”

黄作珍说：“江西宁都人。”

毛主席说：“老表么！久闻大名。黄作珍同志讲话不算数，谢富治讲话不算数，市委开会也不算数，不晓得我们中央开会算不算数，我变成了黑手。蒯大富，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你来抓呀！把我抓到卫戍区去吧！”

谢富治说：“伸出红手！宣传毛主席思想，我们都紧跟！”

聂元梓说：“领导也找不到，工人包围清华之后，我们到处找中央，我就给中央打电报。”

毛主席说：“聂元梓打给中央的电报我们也收到了。不是说派三万人吗？怎么说十万人。”

毛主席说：“四个办法，是什么呢？

因为蒯大富刚来，所以话题又转回武斗问题，谈话内容又重复了。

姚文元说：“如果必要的话，军管；一分为二；斗、批、走；大打。”

毛主席说：“第一个是军管，第二个是一分为二，第三个斗、批、走，头一点，你没有斗，其次你们没有批，第三，你们没有搞大联合，你们打了几个月了。”

周总理说：“从去年开始。”

毛主席说：“第四个办法是大打，打他一万人，撤回工人，把枪还给你们，大打一场，我才不怕打呢，一听打仗我才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是，冷兵器干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

江青说：“……”

毛主席说：“以后布告出来要广泛宣传，如果谁不遵照执行，个别抓起来，个别的包围消灭，因为这是反革命行为。”

江青说：“广西围了快两个月了。”

周恩来说：“你们不想想，广西布告为什么是主席的战略部署，说关心国家大事，你们五个人也不发表联合声明，表个态度什么，做做工作。”

毛主席说：“ 他们忙啊！”

周恩来：“这就是国家大事嘛！”

毛主席说：“……”

周恩来说：“你们不要再分派了。”

江青说：“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不要分天派，地派。什么张家派，李家派，都是毛泽东思想派。”

毛主席说：“不要搞成两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困难是有的。”

陈伯达说：“教育革命，教改搞不上去。”

毛主席说：“教育革命搞不上去，甚至我们也搞不下去，更别说你们了，这是旧制度害了他们，为什么搞不上去呢？……我们的陈伯达同志在中央会议上着急，我说不要着急，过几年人家走了就算了么？我看无非这么几条，搞什么教育革命，搞不成了，还不就散了，这是学生讲的，我还不是从消遥派那里得点消息？恩格斯还不是中学没毕业，马克思搞经济，变成搞哲学，什么《资本论》研究他的一本什么书，他的资本论，第一卷为什么不能出版，因为他身体不好。你说创建党就这么容易。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的党就那么纯。第一国际至少分三派，一个马克思主义，一个蒲鲁东主义，一个布朗基主义、拉萨尔主义，布朗基的所谓报告……只不过是根本无政府，为什么搞不下去呢？第一国际还不是四分五裂？我给你们讲了四条，最后一条就是大打，打上十年八年、地球照样转动。现在我们来管些事情，我看不公道，老佛爷，这个天派、地派，我也搞不清，学校那么多……

姚文元说：“我倾向于学校斗、批、走，斗、批、散或者在一些学校里采用斗、批、走方式。”

毛主席说：“地球一转一年、十转十年，要打我就让他们大打，空出地盘来，让人家写小说的去自修。学文写的你要写诗，写剧本；学哲学的，你给我搞家史。写历史革命的过程；学政治经济学不能学北大的教育，北大有没有什么出名的教授？这些东西不要先生教，先生教这是个害人的办法。”

姚文元插话∶少慢差费。”

毛主席接着说：“组织个小组自己读书，自修大学等等，来来去去，半年一年，不要考试，考试不是办法，一本书考十题，一本书一百个观点，不只是十分之一吗？就考对了么？对其它百分之九十怎么办呢？谁考马克思？谁考恩格斯？谁考斯大林？谁考林彪同志？谁考黄作珍同志？群众需要，蒋介石当教员，我们都是这样，中学要教师，小学要教师，教材要删繁就简。”

姚文元说：“办好几个图书馆。”

毛主席说：“让工农兵都有时间去，到图书馆读书是个好办法。我在湖南图书馆读了半年书，自己选择图书，谁教啊！我只上了一门新闻学，新闻班我算一个，那个哲学研究会，办哲学研究会的没有诚意。胡适签的名，还有谭平山，陈公博。大学办得那么死，应该比较自由一些。”

江青说：“现在是搞武斗。”

毛主席说：“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战争要暴露坏人，这个事要分析，这种社会现象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不以中央为转移，不以我为转移，不以你聂元梓为转移，也不以牛辉林的意志为转移。现在工人去干涉，如果不行，把工人撤出来，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

江青说：“我们真痛心你们，瞎说什么我们不要你们了，我们是要你们的，你们有时还听我们一些，你们后头的东西我也搞不清。”

毛主席说：“ 背后不听，我们这里有个办法，工人伸出黑手，用工人来干涉，无产阶级专政去干涉。”

聂元梓说：“我要求派解放军到北大来。”

毛主席说：“你要合你胃口的63军，别的你又不要。如果井冈山38军真支持，我就给你派63军，你就该做38军的工作。”

江青说：“聂元梓在对待解放军这个问题上很好。如果作38军工作，你们欢迎38军行不行？”

毛主席说：“去一半38军，去一半63军，38军不那么坏。有错误，主要根子在杨成武。北京军区开了两个会，第一个会不太好，第二个就比较好了，郑维山作了检讨。谭厚兰，其实你有炮位一直在聂元梓身上。你谭厚兰这位女将，轰了一炮，郑维山够紧张，郑维山正好不在北京，到保定山西去解决问题去了，我们不是没有见他吗？各军都不知道这个军长是好的还是坏的，他也没有找你的麻烦。”

谭厚兰说：“不是，学生不同意他。”

毛主席说：“过去是有历史原因的，有点历史，不是突如其来的。”

陈伯达说：“紧跟毛主席教导，坚决照办。”

毛主席说：“不要讲什么教导。”

姚文元说：“今天毛主席的话意味深长。”

陈伯达说：“六六年上半年是比较好的，点革命风暴，后来脑子膨胀了，以为不得了。蒯大富和韩爱晶手到处伸，救世主一样，他们想控制全国，就要一统天下了，又没有什知识和学问。”

毛主席说：“二十几岁，周瑜嘛！周瑜原来是个骑兵，他当吴国宰相时才16岁。不能轻视他们年轻人，你摆老资格。”

江青说：“我们十几岁参加革命。”

毛主席说：“不要膨胀起来，全身浮肿，害浮肿病。”

陈伯达说：“韩爱晶对毛主席的思想和中央意见没有很好的思索、考虑。传小道消息，开秘密会议。”

毛主席说：“第一条是我们官僚主义，一次没见过你们，人家不要抓我们黑手，我还不见你们？让蒯大富猛醒过来！”

陈伯达说：“蒯大富，你应该猛醒，悬崖勒马，你正站在危险的道路上。”

林彪说：“悬崖勒马。承认错误。”

毛主席说：“不要叫错误了。”

陈伯达说：“蒯大富不尊重工人群众，如果仍然不听我们的，就是不尊重中央，不尊重毛主席。”

毛主席说：“是相当危险，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周总理说：“毛主席早就讲了，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林彪说：“蒯大富，我们的态度是通过卫戍区和市革委会，你说不了解中央的态度，今天是毛主席亲自关心你们，作了最重要、最正确、最及时的教导，这次还置若罔闻，要犯很大错误。你们红卫兵在伟大的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全国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全国很多学校实现大联合，超过北大、清华。”

毛主席说：“湖南、天津、青岛、沈阳、包括广西……大学我们要管，都是市委管。”

林彪说：“响应毛主席号召，大联合走到后面去了，要赶上去，你们要看到运动的需要、看到各个阶段我们应该干什么？”

毛主席说：“谭厚兰那里有200人，一年也不能解决问题，200人都不能征服，快一年了。其它学校对立面更大的，你怎么能征服呢？曹操征服孙权，赤壁打了败仗，刘备征服孙权也打了败仗，结果失了街亭，孔明想征服司马懿也不行，头一仗打得很长，张和只剩下一匹马。司马懿征服诸葛亮、碰上个空城计也打了败仗。”

林彪说：“打走资派和文艺界的牛鬼蛇神，现在不是，相反学生打学生、群众打群众，都是工农子弟，被坏人利用。有的是反革命，有的人主观上是想革命的，但是客观上、行动上是相反的；有一小撮人，主观、客观上都是反革命、是双料反革命；有的开始是革命的，后来革命性差了；有的是走向反面、革命精神消失了。这个发展下去就会走向反面，你们脱离群众。”

毛主席说：“工农兵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几，你们学校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较好的，打内战的比较少，北京只有六所。”

谢富治：“清华有两万学生，参加武斗的不到五千。”

林彪说：“那些不参战的人就是不同意。”

毛主席说：“他们也是上了老虎背，想下也没有个好办法。蒯大富可以下台嘛！下台照样做官，也要当老百姓。”

谢富治说：“工人们手无寸铁，他们只有三件武器，毛主席语录、毛主席最新指示、七三布告。”

康生说：“听人家说，蒯大富是司令，韩爱晶是政委，北航支持清华两汽车枪。”

我申辩说：“没那回事，根本没有那回事，卫戍区到我们那检查了好几次，枪一条也不少。”

谢富治说：“你就都是正确，又全是你对，我批评了你几次，你也都不接受，你根本没有自我批评态度。”

陈伯达说：“是不是把他们枪给收回来。”

我向毛主席表示：“主席，我有个请求，给我派个解放军监督我，很多事情不是那么一回事，我是很爱护蒯大富的。我也知道，跟他好，许多事情要受牵连，但我觉得在努力保护他，不让他倒台，他的命运和全国红卫兵的命运是有联系的。给我派个解放军，这样什么事情就清楚了。 ”

陈伯达说：“没有自我批评精神。”

江青说：“我有错误，宠了你，谢富治、我比你还宠、还是主席这个方法好。”

毛主席说：“不要老是批评！我是觉得……杨成武搞多中心，国防科委搞多中心论，这个杨成武一个中心，全国可以搞，搞几千个，几万个中心，都是中心，就是无中心。还是他是中心。各人皆以为天下第一，真是！那还有什么中心！一个单位只能有一个中心，一个工厂，一个学校只能有一个中心。”

江青说：“韩爱晶，我批评了你们好几次，你们就没一次很好的给我表个态。”

毛主席说：“不要总说他！你们专门责备人家，不责备自己，不在自己，总在人家。”

江青说：“我是说他太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了。”

毛主席说：“年轻人听不得批评，他有些像我年轻的时候。孩子们就是主观主义些，只能批评别人，我们年轻的时候也这么主观，武断得厉害。”

江青看看蒯大富说：“蒯大富有点笑容了，轻松一下，别那么紧张了。蒯大富说陈育延被工人抓了，陈育延出来没有？告诉宣传队，陈育延是个女孩子，对女学生要保护。”

蒯大富说：“陈育延在北航睡觉呢。”

毛主席说：“你们在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对于你们毫无办法，你们打下去没有出路，要消灭四一四也不行。我还是倾向你们这派，因为四一四那个思想，我不能接受。但是对四一四要争取群众，领袖也要争取些。周泉缨的文章，我已经看了，主要口号，打江山的不能坐江山，说蒯大富只能夺权交给四一四。我们叫人去作宣传，你们拒绝。布告明明宣传好多天了。你们清楚地知道他们会做怎么样的宣传，黄作珍同志向谢富治解释过这件事，工人是没有武装的，所以毫无办法，你们打到哪一年去？你们应该欢迎嘛！工人又徒手。你们反对工人，还打枪，打死五个工人，打伤工人。等于北大一样，我们比较偏向聂元梓派，并不偏向井冈山，我们偏向于你们五个，今天我们放了录音，今天我们开了好几个钟点的会了。谭厚兰学校主要偏向谭厚兰，就是你们五个领袖。”

江青说：“就是……”

毛主席说：“你们想想，几万人去，什么事情，没有中央的命令，他们敢？你们完全被动，四一四反而欢迎，井冈山反而不欢迎，你们搞得不对头，今天没有邀请四一四和北大井冈山的人来。他们一听就要骂我了，骂我就是有道理，你那个四一四思想必胜是不对的嘛！你那个团、零、飘、红、四个组织就是坏人比较多，聂元梓一派好人比较多一些。”

聂元梓说：“王、关、戚插了一手。”

毛主席说：“你们反王、关、戚好嘛，你们要串联，学习班也是对的嘛！韩爱晶、蒯大富你们不是好朋友吗？你们两个以后还要作好朋友。韩爱晶以后要帮助他，政策上作得好一些，现在四一四高兴了，井冈山垮台了，我就不信，前年我就上了井冈山，我不是说的你老佛爷的井冈山。”

姚文元、谢富治：“是真正的井冈山，革命的摇篮。”

江青说：“不要搞得我们爱莫能助……”

毛主席说：“有很多打工人的，不是你们，听说是外地来的。”

蒯大富说：“有。”

毛主席说：“今天晚上睡觉！你们还没有睡觉呢！蒯大富，你没有地方睡觉，到韩爱晶那里去睡、韩爱晶好好招待。韩爱晶，你要好好招待他，你们把井冈山总部几个找到一起，都到韩爱晶那里去，休息一下，然后开个会。”

江青说：“……”

周总理说：“韩爱晶，你得帮他想个办法。”

毛主席说：“蒯大富，你真蠢哪，我们搭梯子让你下来，你不下来。你们这样和中央的政策对抗，黄作珍讲话不听，谢富治讲话不听，市委开会不算数，中央才出来，伸出‘黑手’，调动革命，制止武斗，宣传多大，敲锣打鼓，你们又不理，你们脱离群众，脱离工农兵，脱离绝大部分学生，甚至脱离自己领导下的部分群众，你领导下的学生，说你的坏话的不少。没有打招呼，是我的错误，间接打了招呼。”

黄作珍说：“……”

吴德说：“昨天我约蒯大富谈了一次，他不听我的。”

毛主席说：“四一四欢迎工人，你们井冈山很蠢，我才不高兴那个四一四。那个四一四是反对我们的。”

江青说：“四一四是反对我的。”

谢富治说：“四一四也是反对我的。”

毛主席说：“他搞抬尸游行，他搞砸电线，在这个时候，四一四也没有通知，为什么他们欢迎？这一次你们很蠢，让四一四欢迎工人。”

江青说：“甚至四一四的群众都说蒯大富是左倾，沈如槐是右倾。清华要搞大联合，但没有蒯大富不行。”

毛主席说：“还是要联合，还是要蒯大富，没有蒯大富不行的，蒯大富是偏左的，井冈山出两个，四一四出一个。”

毛主席说：“蒯大富，你能当清华的校长吗？”

蒯大富说：“我不行。”

毛主席说：“蒯大富当校长，沈如櫆当副校长。”

江青说：“现在你们五个人先做起来，反正先不要打了。”

毛主席说：“第一条，军管；第二条，一分为二，四一四分一个，你蒯大富分一个；第三条，斗、批、走，这都是学生提出来的，他们不愿干了，你们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集中精力打内战。把枪都给你们，无非是大打，要打就大打，文科要不要办呢？文科还是要办的，至于如何办法，研究出另外一个办法，过去的办法培养是修正主义的。”

谭厚兰说：“师范大学要不要办？”

毛主席说：“不办，谁教高中，谁教中专？外语学院不办怎么行，一风吹不行，吹那么几年，也可以，天塌不下来，欧洲大战一打几年，不仅大学没办，其实中学小学也都没办，但我们办了西南联大。办了一下，但也办得可怜，困难时候没能办好。鸡飞狗跳，我们可能犯错误。”

江青说：“那是个艰苦的工作，你们屁股坐不下来。”

毛主席说：“学文不是在学校里学出来的，林彪刚才不讲了吗？他们学文，哪里学来的，难道是黄埔大学学来的？黄永胜学了一年半，温玉成你是幸运的，你上了三年了，你是黄岗的？也就认识几个字，社会是个最大的大学嘛，坐在那个搂里怎么能行。整个社会是个最大的大学，列宁大学读了一年半，恩格斯中学没读完。我们两个比高尔基高明得多，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学。华罗庚数学家就是个中学生，自学的。苏联卫星上天，祖宗是中学教员。发明蒸气机的人是工人，不是什么大学教师，是工人。我看我们的一些孩子，读书十几年把人毁了，睡不着觉，一个孩子读历史，不懂阶段斗争，历史就是阶段斗争的历史，可是读了好几年，就是不懂阶级斗争。”

江青说：“读那些什么厚本，几十种，而马、恩、列、斯和你的书都是参考资料，只有给你们老师造的书才是正规的教科书。”

毛主席说：“小学六年太长，中学六年太长，荒废无度，又要考试，考试干什么呢？一样不考那才好呢？谁考马、恩、列、斯，谁考林彪同志，谁考我，以后特别是反杜林论，杜林活了88岁，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还活着。谢富治同志把他们统统招回来，统统回学校，可能有些生了气，不勉强，把四一四留在学校里，井冈山统统到大会堂来，对四一四的头头，要有所区别，分别对待。”

在毛主席和我们谈话的过程中，我心里在想一个有关中国前途的大问题，这个问题早已压在我心里很长时间。我想问毛主席，可又不敢开口，几个小时过去了，我想今天不问，什么时候才能有机会问呢？今天不问，今后要后悔的，主席百年之后怎么向人民交待呢？

于是我鼓足勇气问道：“毛主席，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再过五十年、一百年，如果中国出现了分裂，你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他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出现了割据混战局面那我们怎么办？”

我的话音一落，我看在座的人神情都变得很严肃。我问这种问题，我明白，这是大家都想不到的，大家都很紧张，很严肃。

毛主席说：“这个问题问得好，韩爱晶你还小，不过你问我，我可以告诉你，出了也没啥大事嘛。一百多年来，中国清末民初二十年，跟蒋介石不也是打了几十年嘛，中国党内出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博古、张国焘，什么高岗、刘少奇多了，有了这些轻验，比马克思还好”。

林彪说：“有毛泽东思想。”

毛主席说：“有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比没文化大革命好，但我们保证要好些，你们要跟人民在一起，跟生产者在一起，把他们消灭干净，有人民就行，就是把林彪以及在座都消灭，全国人民是灭不掉的，不能把中国人民都灭掉，只要有人民就行，最怕脱离工人、农民、战士，脱离生产者，脱离实际，对修正主义警惕性不够，不修也得修。你看朱成昭刚当了几天司令，就往外国跑。或者保爹，保妈就不干了。聂元梓攻她哥哥姐姐不好来攻她。你那个姐姐也不那么坏嘛，聂元梓，哥哥，姐姐为什么一定和她联系起来呢？”

周总理说：“我弟弟周永爱，跟王、关、戚混在一起，我把他抓到卫戍区去了。”

毛主席说：“我那个父亲也不大高明，要是在现在也得坐喷气式。”

林彪说：“鲁迅的弟弟是个大汉奸。”

毛主席说：“我自己也不高明，读了哪个就信哪个，以后又读了七年，包括在中学读半年资本主义，至于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马克思，只知道拿破仑、华盛顿。在图书馆读书实在比上课好，一个烧饼就行了，图书馆的老头都跟我熟了。”

陈伯达说：“韩爱晶，你的缺点就是没有毛泽思想，就是不知道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是什么。”

姚文元说：“韩爱晶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去年就说过，有林副主席做毛主席的接班人，有毛泽东思想、就不怕出修正主义。”

毛主席说：“不能保证这次文化大革命以后就不搞文化大革命了，还是会有波折的，不要讲什么新阶段。好几个新阶段，我讲上海机床厂又是什么新阶段。”

姚文元说：“毛主席已经谈过这类问题，不要再提新阶段。”

周总理说：“林彪同志对主席著作学习好，包括苏联在内，对马列原著都没掌握好，林副主席掌握了。”

毛主席说：“党内出了陈独秀，党就没有啦？党犯错误，党还是有的，还是要革命的，军队还是要前进的。第四次王明路线那么长还不是纠正了，张闻天搞了十年也不高明。灾难多了，解放后又是多少次？我们这个党是伟大的党，光荣的党，不要因为出了刘少奇、王明、张国焘，我们党就不伟大了。你们年轻人就是没有经验，上帝原谅你们。韩爱晶你问起我，我答复你了，不要以为我们这些人有什么了不起，有我们这些人在就行；没有我们这些人，天就掉下来了。”

陈伯达说：“韩爱晶你读过多少马列的书，你懂得多少马克思主义！”

毛主席说：“你们不要光说人家韩爱晶，他还小嘛，才二十二岁，你们就是不说你们自己，你们自己懂得多少马列主义。”

江青说：“韩爱晶给我写过好几次信，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一到我跟前，就问将来，为什么韩爱晶总喜欢提这类问题呢，总说几十年以后的事，还问我第三次世界大战什么时候打。”

毛主席说：“想的远好，想的远好，这个人好啊，这个人好哇。我有几种死法，一个炸弹，一个细菌，一个火车飞机，我又爱游点水，淹死无非如此，最后一种寿终正寝。这无非还是细菌吗？薄一波差点死了，听说刘少奇也救活了，一种肺炎，一种心脏病，还有肾感染，四个医生和两个护士抢救，可以说脱离危险期了，你们听说了吗？”

大家说：“没听说。”

姚文元对我说：“韩爱晶，你是个悲观主义者，对共产主义没有信心。”

我反驳姚文元说：“我相信共产主义一定会胜利，如果我对共产主义没有信心，我就不会献身共产主义事业，可是我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波浪式的，不可能是条直线，难道中国革命，由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到共产主义就是一条直线走向胜利吗？不会出现反复吗？不是波浪式吗？按照辩证法肯定有曲折。”

毛主席说：“韩爱晶这个人好啊！他的性格很像我年轻的时候认为自己对的，就要坚持。”

毛主席又说：“一次前进是没有的，历史总是曲折的，一九二七年受挫折，二三次受挫折，胜了以后，又出现高饶反党联盟，庐山会议以后，出了彭德怀。现在有走资派，像蒯大富那个彻底砸烂旧清华，四一四就不赞成，四一四就说，教员也有好的，可你们说的彻底砸烂，不是砸烂好人，而是一小撮坏人，你把含义讲清楚，他就驳不倒了，赶快把六七个领导找来，集中起来，你们今天晚上睡个觉，明天再开会，散会算了，以后再来。”

江青说“蒯大富，看你那样子难过，不过对你也是锻炼。”

毛主席站了起来，大家也都站起来。我们围到毛主席身边，一一跟毛主席握手告别。

我拉着毛主席的手说：“主席，我一定为您的革命路线奋斗终生。”

蒯大富握着主席手说∶“主席，谢谢您，祝您万寿无疆。”

一个女工作人员，表情异常平静，她扶着毛主席胳膊。向客厅里走几步，掀起一个黑色的布帘，走过去，布帘放下，留下林彪、周总理、中央领导和我们五个。那个神秘的黑色门帘，那个女工作人员毫无表情的平静，与我自己无比激动的心态同时深深留在我的记忆中，永远不能忘怀。

我们又分别跟林彪、周总理、江青、中央领导握手告别。

没想到，在我们和其他中央领导握手告别，还站着说话的时候，那个黑色的布帘又掀开了，毛主席又回来了，我们又赶紧迎上去。

毛主席走过来说：“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们又反过来整蒯大富，所以又回来了。”

毛主席对在场的中央领导说：”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

毛主席说了一会儿，我们又跟毛主席握手，依依不舍地，看看那个女工作人员，又掀起那个黑色布帘扶着毛主席走了。

毛主席走了，真的走了。

我们又一次跟林彪、周总理等中央领导握手。

江青对我说：“韩爱晶，怎么不握手就走了！”

跟江青握手告别之后，我和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王大宾跟在谢富治身后一起走出毛主席召见的房子，走向另一个大厅。

我脚踏在过道长条地毯上，可是身体好像飞腾在飘渺的天空，周身依附在云里，周身依附在雾里。我觉得主观的自己根本失去了自我的控制、我像被超越人群、超越正常生活的魔力烘托在天上，社会人间都在看不见的脚下。我觉得不可思议，不可想象，也不敢相信。我觉得自己“轻” 、“ 稚”。我不敢相信我凭什么置身于这种最高决策的范畴之中，我怎么能参于处理这样重大的事件！我意识到这是亿万人根本不可望也不可及的无比高贵的领地。作为一个红卫兵头头与统治全中国的神在一起，我有被天风吹飘在空中的感觉。

回头下望人寰处，不见北京见云雾。

我镇定自己，表面很正常地跟大家在一起来到另外一个大厅

谢富治讲：“已经九点了，毛主席还没有睡觉。我们吃点饭，然后讨论怎样传达毛主席的指示。”

人民大会堂的工作人员端来一盘鸡蛋炒饭和汤，还请谢富治到后面就餐。谢富治说：“不用了，就在这里一齐吃吧。”

工作人员又给谢富治端上来一个盘子，盘子上有一蒸熟的大蜜桃。谢富治剥去桃子皮，吃了桃子，就召集我们坐在一起。

谢富治说：“今天，毛主席接见你们，从三点到八点半，谈了五个半小时，内容很多，我们先整理一个简单的统一稿，统一传达，一齐整理，一齐备案，一齐签名。要把对自己有利的先压下来，把批评的先传达。工人阶级是毛主席派的，对外先不讲。我再说一句话，如果有利的记下来要吃亏，批评的要记清，多从批评方面去接受。”

我们围在一起，由我执笔，一齐组织了一份约一千字左右的稿子。整理好之后，念了两遍，又做了些补充改正，五个人都签了名就交给谢富治了。

这也就是第二天印着大红标题在北京市散发的统一稿。

谢富治说：“我看先照这份稿传达，其他内容今后再说。我们马上出发，先到北航去，到那里看看跑到那里的清华学生，然后再到清华大学去。”

出了人民大会堂，果然像毛主席命令的那样，鲍长康站在大会堂门外等着，衣服上沾着血迹。

我和蒯大富就坐在谢富治的车里，后面有吴德、黄作珍的车，还有聂元梓、谭厚兰、王大宾的车。

一行车子，向北航驶去。

谢选骏指出：人说“毛泽东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我看“毛澤東招嫖五个半小时”——中南海就是大妓院。


《我所知道的江青》（2006年2月27日 于光远）报道：

上世纪50年代，江青担任中宣部电影处处长，本文作者于光远是她的旧相识，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宣传处副处长任上，又与江青共过事。近日，作者近日撰文，披露了江青早年在上海时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往事。

我怎样认识了江青这个人

1951年中到1953年初，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人事安排和日常工作情况的确非常特别。陆定一的正部长的职务没有变动，人也没有离开中宣部，就在中宣部工作，并且让他参加中宣部领导层每周举行一次的“部长办公会议”。可是实际上，却是由胡乔木以中宣部副部长兼秘书长的身分，领导着中宣部的工作。那时中宣部有几个副部长----除胡乔木之外，还有徐特立和陈伯达。不过徐一次没有到过会，陈在中宣部基本上也是挂名的，只是偶然到过一二次会。在开中宣部领导层的办公会议时，胡乔木当仁不让地坐在主席的座位上，听取汇报，主持讨论，分配任务。开会时陆定一每次必到，坐在同参加会议的处长们同样的座位上，脸无笑容。胡乔木对陆定一同对处长们一样，分配工作任务。陆定一一言不发，接受分配给他的任务。这样的情况，时间不算太久，也不算太短，在我的记忆中有一年多一点。造成中宣部这种情况的人我想当然是毛泽东同志，胡乔木是做不了这个主的。

我同江青相识，不算1942年与她去陕北绥德同行的那一天半，就是在1951年。江青当时是中宣部电影处正处长，我同她一起参加过若干次这样的部长办公会议。

江青担任电影处的正处长这件事，我的回忆是非常准确的。叶永烈在他的书里写江青在文化大革命前只是中宣部的副处长，这个说法是错误的。中宣部在1951年是有若干个正处长的。比如文艺处正处长是丁玲，宣传处正处长是陈克寒。电影本来是没有必要单独成立处的，可是主持当时中宣部工作的胡乔木建议江青做中宣部电影处的正处长。此事胡乔木书面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在1951年11月16日答复：“此件很好，可照此实行。”同时也提出“江青是否适宜做处长值得再考虑一下。”胡乔木还是决定让江青担任电影处的正处长。不过，中宣部电影处特别小，没有副处长，只有两个干事，一个是钟惦棐，另一个是名叫安琳的女同志。还有一个做办公室工作的、不是党员的沈美理。江青也不常来，她布置给中宣部电影处工作人员做的日常工作是看各式各种的电影，但是布置以后她就不再管了。江青自己不在电影处看电影，她在家里看。

这时候，毛泽东同志正热衷于批判电影《武训传》的事情。电影处的工作主要的也就是抓这件事情。中宣部电影处存在的时间也不长。不很久江青说自己身体不好不再来了，电影处也就不再存在了。

在毛泽东要江青去山东进行“《武训传》问题的调查”时，江青用了“李进”这个名字。最初我以为这是随便起的化名，后来1961年5月毛泽东写了那首《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的七绝中，又出现“李进”这个名字，我就不能再这样想了。可是我一直不了解“李进”同江青是什么关系。

江青最早的名字叫“李进孩”后改为“李云鹤”

最近我看了2005年第一期《中国老年》上发表的题目为《徐明清：我与江青74年的恩怨纠葛》的文章。徐明清现在还活着，年龄已经94岁了，是农业部的离休干部。她口述了她的历史情况，由任秋萍执笔写成文章。文中说：“74年前，江青是她（指徐明清）青春岁月的好友。”徐明清在1930年4月因为参加当时的革命运动，在南京成了被追捕的对象，于是徐明清从南京到了上海，去陶行知先生创办的“晨更工学团”工作。这时候，江青也在上海，由田汉的弟弟田沅介绍她们两个人相识，并希望徐明清能将她留在“晨更工学团”工作。因为江青是孤身一人，徐明清介绍她与一个叫李素贞的宁波姑娘同住一个小阁楼上，就此徐明清对江青有了很多的了解。江青自己给徐明清讲了她的身世。江青说，“她的父亲李德文在山东诸城城关开了个木匠铺，生意不错。娶了两房妻子，自己是庶出。她原来的名字叫‘李进孩’。上小学时校董薛焕觉得这个名字不雅，看她长得又高又瘦、双腿细长，就替她取了‘云鹤”这个名字。”江青把这段身世说给徐明清和李素贞听。听了之后，徐、李二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我在读了《中国老年》这篇文章之后，江青和“李进”的关系就明白了。

江青之所以在1951年进行《武训传》的调查时使用“李进”这个名字和1961年毛泽东写那首关于《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的诗又用了“李进”这个名字，就是因为他知道江青有过一段名叫“李进孩”的历史。

在与俞启威一起生活后，又与唐纳结婚

对江青的事情，现在我们还只写到从“李进孩”改名为李云鹤。讲到这里江青的故事才还刚刚开始呢。

徐明清继续口述：

“相处日久，徐明清渐渐发现表面平静快乐的李云鹤在独自一人时常常唉声叹气，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北方，手里握着一封信反复读着。后来徐明清在清扫地板时发现了掉在地上的这封信：开头写着‘进子’，落款则写着‘小俞’。文中写着‘你是我心中的太阳’一类的话。把信交还李云鹤时才从她口中得知，这是她的恋人俞启威写给她的‘情书’。

“1934年1月28日，‘晨更工学团’参与了上海各界共同举行的纪念‘一·二八’两周年示威游行。俞启威和李云鹤相继暴露被盯梢。两人意识到处境危险便决定迅速离开上海到了北平。白色恐怖下很多联络被中断，李云鹤和徐明清失去联系后音信皆无，徐明清担心了很久。

“李云鹤回到上海后曾到‘晨更工学团’寻找徐明清，但徐明清也同样因为避难离开了那里。1934年10月26日李云鹤在与同乡见面时因叛徒出卖突然被捕。

“据说李云鹤被抓进看守所后，叛徒并没有指证她。因为她说自己是教员，便由特务押着一起到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劳工部，遇到该部干事钟绍琴，由其证明确实是小沙渡路女工实习学校教师，这才因‘证据不足’获释。

“一天徐明清收到小俞的一封信，说李云鹤出狱后住在自己家里，心情非常压抑，郁郁寡欢，希望徐明清去看看她。徐明清马上赶到俞家，见到李云鹤时大吃一惊一一李云鹤像换了个人：脸色发青，说话声音忽高忽低、忽紧忽慢。一直发着低烧，精神明显不正常。而俞家已经下了逐客令，明确表示不欢迎李云鹤，小俞左右为难。看来前段时间的被捕和后来在俞家的遭遇让李云鹤受了很大刺激。为同志和朋友，徐明清很难过，当即决定带李云鹤回自己老家休养。家乡人对李云鹤很好，都很同情这个北方来的女孩子。徐明清的父亲是郎中，给李云鹤把脉后说她患上了肺痨，让她服了些中草药。后来徐明清的一个在北平军医学院学西医的堂侄回家乡来结婚，又给李云鹤开了些西药．，让徐明清去城里买回来给她服用。就这样，中西医结合，加上徐明清每天带李云鹤到外面擞步，李云鹤的身心得到了良好恢复，脸色开始红润起来，性格开朗了很多，说话也不再咕咕哝哝了。年底俞启威来信说他已经在北京大学开始执教，希望李云鹤回北平去过年。徐明清从家里要了路费，把李云鹤送上了北去的汽车。”

李云鹤当时哭着离开了徐明清和对她悉心关照的徐家。

在这里我想插进来讲一段俞启威，他后来改名黄敬。我和黄敬没有直接接触过。但是对他的事情知道的不少。知道他在1935年冬北平掀起“一二·九学生运动” 时，担任这一运动党的领导工作。1936年党中央派刘少奇到北平担任北方局书记，黄敬是北平市委书记。1937年3月我在北平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知道黄敬是以彭真为首的六人北方代表团成员之一，并去延安参加1937年5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这个代表团的成员，除彭真外其他五人是黄敬、李昌、杨学诚、林一山，另一位是工人代表。建国后我仍旧没有同黄敬见过面。但是我现在正住着的寓所，恰好是黄敬和他的夫人范瑾以及他的南国社的姐姐住过的地方。后来黄敬做了“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我在聂荣臻领导下的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工作。两个委员会合并为“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不过这时候黄敬因病不能工作，我与他始终无缘见面。

江青在到延安之前。是上海滩上的二流电影演员

1936年8月徐明清知道李云鹤已经改名蓝苹，成了上海电影界明星，并和俞启威分手与电影圈的唐纳结了婚。

最近我看到郁风所著的、由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出版的文集《巴黎都暗淡了》中所收入的《蓝苹与江青》。在这篇文章中郁风说，从1935年到 1937年蓝苹离开上海去延安以前，她一直是青年妇女俱乐部的会员。那是陈波儿、吴佩兰和我，在一位中共地下老党员领导下，自己筹募经费，打通关系搞起来的党的外围组织，向社会公开招收会员，很快会员多至数百人，分组活动。有大中学女学生、职业妇女、家庭妇女、工厂女工、也有演员和作家。蓝苹是从1935 年秋较早参加的，而且很积极，每周都来一两次帮忙工作。来时梳着两条小短辫，蓝布旗袍，不搽口红。她那时刚到电通影片公司当演员，是陈波儿介绍来的，很快把我们当作好友，表现热情。那时陈波儿已是主演了电影《桃李劫》的明星，比蓝苹名气大得多。那时电通正在拍《自由神》，王莹主演，蓝苹在剧中只演一个不重要的配角女兵。．郁风年龄最小，只有19岁，可能也是最单纯的一个。蓝苹只比郁风大两岁，在青年妇女俱乐部几个人比较起来，她似乎更愿和郁风接近。每次散了会，她常和郁风同路走在霞飞路上，一面走一面有说不完的话。蓝苹把郁风当作政治上比她幼稚的小伙伴，有一次神秘兮兮地告诉郁风如何对付特务跟踪之类。后来到快离开上海以前，郁风才从领导她的人那里知道：蓝苹不过和她一样在一所以女青年会名义办的女工夜校教课。

1936年初，业余剧人协会要排宋之的写的新剧本《武则天》，导演等选中郁风饰演武则天B角。郁风谢绝不干。但是导演等不放弃，一再说服动员。蓝苹也极力劝郁风答应，蓝苹早已是业余剧人协会的成员，她对这出戏就很有兴趣，是她帮助郁风背台词，两人琢磨人物性格。

“文革”中的江青极力推崇女皇武则天，便是从最早为武则天翻案的这一话剧种下了根。

1970年代的江青曾对访问她的维克多说：“我21 岁就一举成名。”指的是1935年她21岁时参加业余剧人协会主演易卜生的名剧《娜拉》。郁风写道，其实蓝苹是在一年以后在《大雷雨》中饰演卡特琳娜这个角色以后才比较出名，才有联华公司的名导演蔡楚生找她拍电影《王老五》，饰演王老五（赵丹）的妻子缝穷姑娘。在此之前她虽在电通公司拍过几部片，全是只有少数镜头的配角，其中之一是袁牧之编导的喜剧短片集《都市风光》。她的角色只是一个男演员的女友，只出现几秒钟，连姓名都没有。那个男演员就是唐纳。

郁风还讲了蓝苹一件事：1936年三八妇女节上海妇女团体演出只用一个演员和一两个配角的独幕戏《婴儿杀戮》。蓝苹一口答应扮演杀死自己婴儿的那个失业女工。

郁风的文章写得很细致、很具体，也很真实。她所知道的事情徐明清不一定知道。我觉得把这两篇文章对照来看，江青的一生可以看的更清楚。

大约一个多月以后，报上登出三对影剧明星去杭州六合塔下举行婚礼。即赵丹与叶露西、顾而已与杜小鹃、唐纳与蓝苹。同去的有证婚人沈钧儒、介绍人郑君里和李清。一时大小报、画报新闻照片满天飞。更轰动上海的是一周以后，据说是应影剧界友人的要求，在八仙桥青年会举行茶点婚宴。一流明星如胡蝶、舒绣文、金山、王莹、陈波儿、郑君里……等全到场。余兴有女高音歌唱家郎敏秀的独唱，还有孙师毅为此作词吕骥谱曲的合唱《六和婚礼进行曲》。词中有： “六和塔下影成双。决胜在情场，莫忘胡虏到长江……共起赴沙场……”等等，不忘宣传抗日。

谁知不到一个月就发生婚变，蓝苹和唐纳闹翻，她跑回济南，唐纳追到济南，在旅馆自杀被救，弄得满城风雨。尤其是小报，多数是对蓝苹“水性杨花”的嘲讽和责难。

业余剧人协会演出《武则天》后，就排《大雷雨》。章泯导演，蓝苹全心投入去排戏，饰演女主角卡特琳娜。

郁风还说，在业余剧人协会我见过章泯多次，中等身材、一套旧西装，显得苍老，不大说话，很深沉。和那个高高的、风度翩翩、对人和气的唐纳完全不同。章泯的名气也没有蔡楚生、史东山等叫得响，但在话剧界行家中公认他对戏剧的修养和导演的才能一流。

《大雷雨》的公演已是1937年初。渐渐圈内人传出蓝苹和章泯秘密同居的消息。唐纳又发生第二次第三次自杀。章泯是众所周知早已结婚并有个八九岁的儿子，蓝苹当然也知道。于是各种流言蜚语又成为报屁股的好材料．甚至恶俗刻毒的论者说：有的女演员不惜以上床的代价勾引导演以换取上台当主角的机会。当然这样的例子不能说没有，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在好莱坞。但是据较知情人的了解，章泯从最初主动找蓝苹饰演娜拉时就已赏识她，两年以后又排《大雷雨》，两次合作中的默契产生爱情也是很自然的事。当然，破坏家庭造成悲剧是两人都有责任的。终于，章泯紧接着排完赵丹和俞佩珊演的《罗米欧与朱丽叶》之后，没等上演，就悄悄离开上海。不久蓝苹也去了延安。后来章泯到了重庆又和妻子复婚。而“文革”中所有与当年蓝苹有关的朋友全部都遭殃，连帮她工作很久的女佣秦桂珍都不能幸免，惟独章泯竟然无事。

以上大概就是蓝苹在上海时期的全部生活故事。她当时的出名，与其说是由于作为一个明星的地位，不如说更多的是由于这些闹得不可开交的绯闻。自然，绯闻也不是她为出名而有意制造的，她确实想用功演好戏，甚至对电影兴趣也不大，只是一心一意要在舞台上大显身手，虽然她是属于那种底子不厚、却心比天高的女子，但我敢说她绝对想不到日后会把整个中国当作大舞台，叱咤风云，演出惊天动地、遗臭万年的大戏。

关于蓝苹（江青）与唐纳间的绯闻，连从来一点儿不关心这类事情的我，当年耳朵里不知道从哪里也刮进过几句。最近看到郁风所写《蓝苹与江青》之后，我就明白了何以这样的新闻会传到我的耳朵里来一点。

1937年江青到了延安

徐明清口授的文章里写，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之后第二年的1月底，中共西安市委成立，徐明清担任市委委员。7月下旬的一天，蓝苹突然出现在徐明清面前。她说自己在上海无事可做，又已经与唐纳分手。徐明清把蓝苹的情况向组织作了汇报，几天后蓝苹被批准奔赴延安。从此改名江青。

也就是1937年某一日，延安的报纸《红色中华》登载了有一批文化界人士从国民党统治区来到延安的消息，其中就有江青的名字。在这之后江青的名字就没有再改动。

徐明清明白蓝苹改名江青的原因，就是“青出于蓝”的意思。

在江青到延安的第二年，也就是1938年11月，她就同毛泽东生活在一起了。

关于江青到延安后经过怎样的过程同毛泽东结婚，我是在“四人帮”被粉碎后才知道了一些。我有一个朋友何洛，他是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主任，1946年他还是我在北平《解放日报》工作时的同事，他给我讲了关于江青的一些故事。他告诉我，他、徐明清、江青、还有王实味四个人曾在中央党校同一个党小组里学习和过党的组织生活。后来这个小组里的四个人就分开了，王实味调去了鲁艺，江青调去了马列研究院，徐明清、何洛还留在党校。这时候王实昧写了封信给何洛，信上说他能完全肯定江青对他“有意思”，可是双方不好开口，要何洛“玉成其事”。何洛告诉了徐明清。徐明清对何洛说，你不要管这个事情了，现在江青已经有“主” 了。何洛问这“主”是谁？徐明清说江青要我替她保密，不让我说出来。徐明清嘴上虽然说要保密，可是忍不住把毛泽东的名字说出来了。

何洛讲到江青和毛泽东结婚前有这样一些故事：江青在延安演过一场俄国的活报剧，只有三个演员，一个是女郎，一个是革命者，一个是沙皇的警察。沙皇的警察追捕革命者，江青扮演的女郎就把革命者藏起来了。剧情就那么简单。

后来，江青和他的同乡康生联系上了。江青就经常跑到康生那里，康生拉胡琴，江青唱京戏。后来江青在延安就唱起京戏来了。江青唱京戏，毛泽东就去看和听。看来看去，毛泽东就把江青看上了。我猜想，江青是个电影明星，本来不会唱京戏，恐怕是临时学的，也许是康生为了玉成她和毛泽东给她出的主意。

我是1939年7月到延安的，那时我才听说了毛泽东和他的妻子贺子珍分开而和江青结合这件事。当时延安有许多人对毛泽东和江青的结合很不赞成。后来江青反党集团给党造成很大的危害之后，谢觉哉后悔当时没有强迫把贺子珍留下来（这是2004年我在一本书中看到的）。毛泽东和江青在一片反对声音之中，冷清清地结了婚。在结婚的时候摆了两桌酒菜，可是新郎毛泽东没有出面，只有新娘江青向到的人表示谢意。李昌是出席那个酒席的一个，他曾和我谈起这件事情。

从1937年江青和毛泽东结合开始，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有29年。江青都做了些什么事情，当时我并没有注意。回过头来想，从工作上来说最重要的是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那时候她是中宣部电影处的处长。这个时期她的工作是很活跃的，而且和毛泽东配合得很密切。

从她在党内的地位来说，她在延安时候就开始在党内有一点地位。1940年1月21日江青的名字就出现在《新中华报》上，组织上就安排她做边区文联代表大会执行委员，她排在王明的老婆孟庆树的后面。这是她到延安的第三年。

在她到延安的第四年1941年末，毛泽东要她参加西北局组织的陕北的绥德米脂调查团，在调查研究中学习。我和江青第一次见面就是在那一次。在从延安到绥德的路上我们一起走了一天半。我曾同江青并辔而行，在清涧一起参加过一次晚会，但是我没有和她说过一句话。不过江青刚到绥德后，毛泽东的一个电报要她马上回延安，绥德专署的同志就派了人，陪江青骑马回去了。

她和毛泽东生了个女孩子李讷，算起来应该是在延安时生的。

补讲一节电影《武训传》批判

由于不想被从李进孩到李云鹤，再到蓝苹，最后到江青这些名字演变插乱，本来应写的电影《武训传》批判的事情不得不在这里补记一节。

江青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工作很活跃，和毛泽东同志配合得很好。当时情况是：

1950 年底到1951年初电影《武训传》放映之后，报刊发表不少文章，最初几个月大都是肯定赞扬，突出的有：“武训是劳动人民文化翻身的一面旗帜”，是 “勤劳、勇敢、智慧崇高的典型”等。1951春批评的文章如贾霁的《不足为训的武训》和杨耳（许立群）的《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对吗？》1951年 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经过毛泽东大段改写的题为《应该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社论中开列了43篇赞扬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文章作为反面教员。1951年6月我们《学习》杂志编辑部请许立群再写一篇《评武训和关于武训的宣传》。这篇长文送毛泽东审阅时，毛泽东加写了好几段有分量的文字。指出武训是在搞骗局，武训的“义学”实际上是“不义之学”。武训是一个五毒俱全的恶丐，他用放高利贷的办法搜括穷人，依仗官府势力强迫捐钱。

看来后来江青到武训的家乡调查之前，毛泽东对武训之为人早已有定评。调查云云只不过为取得更多的事实根据而已。

前面讲过江青在中宣部电影处担任正处长抓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去山东武训家乡山东堂邑（现在不再是县）、临清（现在是地级市聊城下的一个县级市）、馆陶（现在属于河北省的邯郸市）做调查这件事，毛泽东重视程度可以说异乎寻常。江青到北京站前往山东的那一天，毛泽东亲自把江青送到火车站，只不过毛泽东没有下汽车进站，他在车上与江青告别。

江青以李进的名字参加这个调查，同行的有一个袁水拍。那时他是《人民日报》文艺部的负责人，调查团的文字工作是袁水拍这个笔杆子做的。调查报告很长，内容分“和武训同时的当地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武训的为人”、“武训学校的性质”、“武训的高利贷剥削”、“武训的土地剥削”五节。这篇长报告的题目《武训历史调查记》是毛泽东审定时取的。它在《人民日报》连载之前是经过毛泽东改写或加写的。

毛泽东对这次调查任务完成的状况是相当满意的。大概江青要对袁水拍表示感谢，就在自己家里请袁水拍一家人吃饭。在餐桌上有毛泽东、江青、江青的姐姐，江青的女儿李讷和袁水拍一家。吃饭的时候还照了相。袁水拍把这照片挂在家里墙上。文革中被抄家的时候，袁水拍的许多东西被拿走了，照片也拿走了。后来归还抄走的东西的时候，别的东西都还了，唯独照片没有退还。

袁水拍后来从人民日报社调到中宣部，文革时他和我同住在中宣部设在车公庄北京市委

党校的同一座楼的牛棚里头（而且是同一个房间）。这个情况是他直接告诉我的。

江青在文革中的地位

江青在文革中的地位一下子提得很高。1965年11月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对《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进行点名批判。这篇文章是由江青、张春桥秘密策划、姚文元执笔起草的。这可以视作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而江青就在文革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5 月28日党中央成立以陈伯达为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为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并在5月30臼中央通知陈伯达病假或离京期间，由第一副组长江青代理组长职务。5月30日中央专门发这样的一个通知是很特别的。它可以说明文革的大权事实上已经掌握在林彪和江青手中。

这时候的江青，不只是权大、势大，她还有一个特别的专用的称号“旗手”。在“文化大革命”的这个阶段，性质还是“夺权”的阶段，林彪同江青是密切合作的。 1966年林彪委托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是一件表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公开结合的事情。在工作方法上也各有自己的创造。林彪和江青都讲究仪式。林彪发明手持小红书，口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要求群众作出“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呼应。江青要求的仪

式是她呼唤“同志们好”，要求群众呼应“向江青同志致敬!向江青同志学习!”

江青又网罗一些人在钓鱼台创作几出样板戏树立自己的丰碑，这些都得到了毛泽东事实上的许可。

江青参与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江青在文革小组的权力，大到可以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文革小组名义联名颁发文件的程度。真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不可一世。人们理所当然地不敢说出对她任何不满。文革中许许多多老干部挨批受斗，包括刘少奇和1924年就入党的邓小平都被打倒了。这当然要由毛泽东负责，但是江青那时已经是很重要的角色。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是挨批受斗的人中的一员。在挨批受斗中有一段时间是住在自己家里出门挨斗。两年之后的1968年，我被集中住进了“牛棚”。那时“牛棚”成了时尚。中宣部的“牛棚”设在车公庄北京市委党校大院里。有许多机关都在市委党校设“牛棚”。我们中宣部占了一座楼。中宣部的黑帮占了好几间房。我、袁水拍、包之静、吴寄寒、林涧清，还有一个副处长，我记不清楚是谁了。六个人住在一起。因为我们是“牛”，不让我们睡床，躺在地板上。我们六个人，白天都要在茶几旁边写“交代”。除非接受外调，不管有没有话可说，一定要这样趴着写“交代”。晚上被关在“牛棚”没人管，大家就胡说八道起来了。我们说的话，尤其是包之静讲他同江青过去相识时的事情也就没遮拦的讲起来了。包之静说，他和江青在上海的亭子间睡过觉。可是到北京后她就不理他了。我们就“斗争”包之静，说你是不是还妄想江青保你？幸亏她把你忘了，否则也许你就没有命了。包之静还说，这件事我告诉过上海的汪道涵。有一次我去上海问汪道涵，汪说他的确早就听包之静告诉过他这件事。如果那时房间里有窃听器，我们全是“现行反革命”。

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建立和江青

1971年林彪坠机身亡，许多老干部陆续解放。1974年，邓小平恢复工作。 1975年他建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明显地标志邓小平的复出。这时候邓小平找了一些已经得到解放的笔杆子，成立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作为自己的助手。这时候邓小平虽然受命主持中央的工作，但是江青一伙还把持宣传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因此邓小平成立的自己的助手机构没有用党中央机构的名义，而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名义。

邓小平的复出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成立，就是这个阶段的历史产物。这个研究室是由邓小平物色的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邓力群七个负责人，又由这些人再找来一批中级干部和一般干部组成的。这个邓小平直接领导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工作虽然有好几个方面，但斗争的矛头是对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的。

这时候，毛泽东对江青做的有些事情不那么满意，有时也敲打敲打。比方江青对电影《创业》（这部电影是表扬大庆油田和石油部）做了错误的批评，毛泽东就做了批示，不赞成江青所做的批评，这就是一次“敲打”。有一次我在天津告诉了原石油部副部长孙敬文，孙敬文转告了石油部长康世恩，使康世恩少受江青对他的一次讹诈。

但是“四人帮”对政研室的攻击，如“邓记谣言公司”、政研室炮制“三株大毒草”之类中伤，在反对政研室和邓小平中还是起了作用的。

由于江青一伙使坏，毛泽东支持了江青，1976年邓小平又一次被打倒，除了保留党籍之外，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工作。这是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对邓小平斗争获得的一次胜利。

“多行不义必自毙”，1976年打倒邓小平是江青最后一次胜利。在这之后江青走向末日。1976年的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就是江青的末日。（《炎黄春秋》2006/2）

谢选骏指出：《炎黄春秋》刊登毛狗一伙的不堪入目，结果遭到毛狗幽灵的查封。


【44、毛泽东建政就是为了消灭中国】


《“我办这个学校的目的就是消灭这个学校”》（新京报 2021-10-09）报道：

9月18日，昆明市宜良县丑小鸭中学的校长办公室，副校长杨柳迎来一个50岁左右的男子，在详细咨询了入学事宜后，男子点点头，“我让孩子妈也进来看看吧。”

他掏出手机，拨通了校门外出租车内的妻子电话，他压低声音，“你进来看看‘药量’怎么样？”

“药量”是他和妻子的暗号，为了不引起同在车内的儿子的怀疑，他们告诉儿子这次来云南是借爸爸出差来玩，顺便让山上的“老中医”看看儿子健康方面有没有问题。

这是西北某省会城市的一个公务员家庭，家里唯一的儿子厌学在家，整日沉迷游戏，夫妻俩只好把孩子骗来上学。签好合同之后，夫妻悄悄离开，12岁的儿子就这样被留在了学校里。

丑小鸭中学是一所招收网瘾、厌学、自杀自残倾向、叛逆等各类问题孩子的民办初中。2011年，在湖南公办学校做了14年校长的詹大年跳出体制，来到云南创办了这所接收“不适应传统教育的学生”的学校。十年来，全国2000多个“问题孩子”从丑小鸭毕业长大。

每年9月中下旬，当普通中学的开学季已过，丑小鸭中学才迎来招生高峰期，几乎每天都有新生入学。这群孩子大多来自经济优越的城市中产家庭，有的甚至还曾是当地重点中学的学生，却因为各种原因，“在传统教育体制中滑落”。

在校长詹大年看来，丑小鸭中学不是一剂药，无法立竿见影地改变一个孩子，而是尽力接住他们，“回归正常的生命状态”。

“骗”来的学生

“再不来接我，我就死给你看！”中秋节前两天，14岁的男孩浩伟歇斯底里地朝着电话那头的父亲哭喊。几个学生簇拥着他走进心理咨询室，开始劝他。

浩伟来自湖南一所重点私立中学，父母是外企的高管。在来丑小鸭中学之前，他辍学在家沉迷游戏，还被诊断出了抑郁症和焦虑症。父亲跟他商量，在云南有一所学校，学习压力没那么大，可以去体验一下，如果一个月还是不喜欢，再选择回来。

一个多月过去了，父亲并没有来接他，浩伟才知道，送来丑小鸭的孩子一般都要待满一学期。

在丑小鸭中学，大部分孩子都是被父母以旅游、走亲戚等各种借口“骗”来的。丑小鸭中学副校长杨柳记得，曾有一位公安局长让人把孩子用绳子绑起来丢在学校门口，一个当医生的母亲给孩子喂了少量安眠药送来。

遇到实在家长搞不定的，学校派老师直接去家里接。一位学校分管后勤的老师“马哥”接学生颇有经验，开车快到学校时，将路过一块显示校名的指示牌，“马哥”会提前丢个东西在车内让学生埋头去找，分散他们的注意力。

丑小鸭中学和浩伟原来学校的生活截然不同。以前的作息每天六点多起床，七点半上第一节课，晚上十点下晚自习，一周放假一天。每天从早到晚地写卷子，他形容自己像顶着一张“死鱼脸”。而在丑小鸭中学，学习进度很慢，没有作业，一学期只考期中和期末两次，“课堂纪律散漫，同学都不怎么学习。”

浩伟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平复了情绪之后，浩伟开始给父亲写信，希望能寄一些教辅资料过来，“只有教辅在身边，才会觉得没那么焦虑。”

广东女孩允涵不理解浩伟的焦虑，这是她第二次来到丑小鸭，她经常被安排去接待安慰那些被“骗”来的同学。允涵坐在操场边上，眯着眼睛晒太阳，天空洗蓝，大团洁白的云朵低低地飘着。

来丑小鸭中学之前，允涵有一年多没去学校，心情不好时她就去酒吧喝酒。父母在允涵三岁时离异，她跟着外公外婆生活，12岁那年，她独自去医院查出了抑郁症。去年从丑小鸭离开后，她回到了广东的学校，凭空消失了几个月，同学之间关于她的传言很多，允涵非常强硬地打了回去，“那段时间，我干了好几架。”她不以为然地说。就这样，允涵又来了丑小鸭中学。

这是云南省第一所面向初中阶段“不适应传统教育的学生”的民办初中，由宜良县教育局主管。学校招收存在网瘾、厌学、自杀自残倾向、早恋等各类问题的学生，共设三个年级，约七十多个学生。从2011年建校至今，丑小鸭中学一共招收了2000多名“问题孩子”，约有三分之二的学生来自云南以外其他省份。

每年夏天，是丑小鸭中学最热闹的时候，学校会举办为期一个月的夏令营，短期的托管培训很受家长欢迎。学校除了有严重精神类疾病的孩子，其他“问题孩子”照单全收，“50个名额一放出来就会被一抢而空。”杨柳告诉新京报记者。

在校园里，你很难将这群学生与“问题孩子”联系起来，如果忽略偶尔露出的文身和烫染发，他们看起来与普通中学的学生并无二致。

每学期近3万元的学费不算便宜，詹大年说，丑小鸭中学的学生大多来自城市的“三高家庭”（高学历、高收入、高地位）。一些孩子曾是当地重点中学学生，掌握至少一门才艺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他们有的会编曲，有的钢琴十级，有的画画很棒，还有的会编程……中秋节当天下午，学校给了两三节课准备时间，他们也能像模像样地操办出一场中秋晚会。

不一样的学校

在创办丑小鸭中学之前，詹大年在湖南省桃江县当了14年的公办学校校长。

26岁时詹大年就当上了校长，他所在的桃江县杨林中学成了当地“名校”。每到开学季，各种亲戚熟人都会找来打招呼托关系入学，詹大年恨不得躲起来。当学校不愁生源之后，自然就有了“择优录取”的选择余地。

渐渐地，詹大年意识到这不对劲，“教育怎么能是淘汰人的呢？别人的孩子凭什么拿给你择优？”2000年，詹大年辞职离开了公办学校。当时，恰逢弟弟在云南做生意，邀他一起到昆明办学，詹大年没多想就同意了。

2000年左右，正是农民工进城浪潮的高峰期，城市公办学校资源无法满足学生的入学需求，民办学校在城市中遍地开花。詹大年回忆，那个年代民办学校的办学资格非常容易申请，昆明市中心有很多“窝棚学校”，一间黑漆漆的民房，一块黑泥板，一支粉笔，三个孩子，一条凳子再加上一个初中文凭的老师，就可以办一所学校。

在昆明办学时，一个学生给詹大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个非常聪明的孩子，父母离异，上课时他把旁边的学生赶走，因为他要睡觉。”后来，这个学生从课堂上消失了两三个月，再回来后，看起来更疲惫了。詹大年了解到，这个男孩是被送去了江西一所会体罚、监禁的“问题孩子”学校。

2009年左右，杨永信“电击治疗网瘾”被曝光，也掀开了各类网瘾戒治、矫正培训“问题孩子”机构的冰山一角。詹大年想办一所不一样的、接收差生的学校。然而在第一年，他的理念就与合伙人发生了分歧，对方坚持不上文化课，加大军事训练强度，詹大年认为这是一种通过消耗体力控制学生的手段，他选择离开自立门户。

2011年，经过宜良县教育局等部门审批，新的学校在宜良县古城镇一个空置的校舍里办起来了。时任昆明市政协副主席的汪叶菊，给学校取名“丑小鸭”，詹大年很喜欢这个童趣的名字，他在很多场合说，丑小鸭是白天鹅的品种，“丑小鸭的孩子以后是要飞向蓝天哩。”

刚开始招生很困难，杨柳记得，他们去小区电梯里贴过传单、在当地电视台打过广告，收效甚微。第一届学生只有8人，其中有6个都是朋友的孩子，没有收钱，而老师却招了14个，后来都走光了。

孟彬是2013年进入丑小鸭中学读书的，当时全校还不到30人。他印象中的校舍是一间间破落的农村平房，操场是坚硬的水泥地，坚硬的铁门紧闭，还有加高的铁丝网，起风时尘土飞扬。就在这样的环境中，詹大年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他理想中的教育实验。

在丑小鸭中学，每个文化班级只有3位教师，文科老师、理科老师和英语老师，文科老师和理科老师分别要上几门课。丑小鸭的课堂上，学生三四个一组坐在一起成为“学习同伴”，由老师设计“学习卡”开放式地记录学习过程，鼓励学生自主探索，学习成绩不再是评价标准。学生最喜欢“兴趣课”，这是学校自主开设的课程，包括吉他、射箭等等，詹大年有时亲自上课。此外，学校坚持“逢节必过”，活动展示墙上，张贴着各种泼水节、户外烧烤留下的照片。

詹大年崇尚宽松的“全人教育”理念，与强调服从的军训似乎有天然矛盾，但他还是保留了“军事训练”课程，他发现很多学生刚进来时精神状态很萎靡，“军训跑操能帮他们恢复正常的体质和规律作息。”只是比起其他同类学校，这里的训练强度稍微弱一些。

詹大年想营造一种宽松平等的氛围，他招聘老师的要求是“爱笑、会玩”。校园里，学生直呼老师的名字或是绰号，校长办公室设在楼梯入口，方便每一个学生来找詹大年。相比教学研讨，“如何与学生打交道”更是每一个新来的老师的必修课。

“关系”

之所以将一个“问题学生”学校设计得如此“宽松”，詹大年说，这是基于他在这场跨越十年教育实验中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问题孩子”的根源都是“关系”问题，而“关系”是在环境中形成的，一个更轻松的环境才能促进“关系”的改善。

疫情之前，学校每年都会邀请家长来学校和孩子一起做亲子培训。往往这时候，杨柳会捕捉到一些家庭的微妙瞬间。

在活动现场，杨柳用手机拍照片和视频，一些家长背过身去，还有家长干脆离开现场去私家车里坐着。杨柳意识到，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孩子在这样的学校读书终归被认为是不光彩的事情。一位已经毕业几年的学生告诉新京报记者，他在丑小鸭的几年，在昆明的母亲一直对外宣称孩子去了外地读书。

全校唯一的心理老师李桂红告诉新京报记者，“问题孩子”产生的因素包括家庭、学校和社会等多个方面，但家庭因素最为突出。

第二次回到丑小鸭中学是允涵自己做出的选择，她是少有的把学籍也转来的学生，一年后允涵将留在云南参加中考。

在学校的书吧走廊里，允涵向新京报记者说起自己的过去。允涵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里，她的外公是国内知名的某民俗技艺传承人，父母的结合不被外公看好，允涵也不被外公重视。

父母离婚后，允涵的父亲对她几乎从不过问，要上班的母亲把她送到了外公外婆家。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外婆把保姆赶走了，全家家务的负担就落在了允涵一个人身上。老人起得早，每天四五点钟，允涵就要起来做饭，后来她干脆就不去上学了。

第一次被送进丑小鸭时，允涵认识了“唯一的好朋友”，一个同样来自广东的女孩，从小在国外生活，回国后无法适应国内的教育体制被送来丑小鸭。允涵的母亲十几岁就出国留学，有了允涵后也经常带她出国，这让两个女孩有了很多共同语言。女孩的父母对允涵也很照顾，但一学期之后，好朋友就被父母接走了。

“我想给自己改姓，跟她姓陈，这样说不定我们就是一家人了，我真的好希望我们是一家人。”允涵觉得，那是自己第一次体会到近似亲情的温暖。

允涵在学校里谈了一个男朋友，聊到男朋友，她掏出一张还没有送出的信纸，上面字迹工整，其中有一句“希望你不要像我爸爸抛弃妈妈一样抛弃我”。“写到这里，我就哭了。”她收起信纸说，“我想快一点长大，离家远远的，不再回去了。”

2014年，詹大年随机调查了100个“问题孩子”，其中有74个孩子来自离异家庭、再婚家庭、单亲家庭、留守家庭。詹大年解释说，有些家庭父母不一定离异，但是家庭氛围问题大，父亲或母亲的家庭功能缺失，“不被理解”带来的沟通不畅，也常常成为亲子关系的死结。

浩伟打了“威胁”电话后的第二天，父母分别从湖南和广东自驾赶了过来。在书吧看到母亲第一眼，浩伟的脸瞬间沉了下来，浩伟父亲使了个眼色，让浩伟母亲暂时回避，母子俩已经一年多没有任何联系了。

浩伟四年级时父母离异，他被判给了母亲。他告诉新京报记者，他从朋友那里得知母亲把自己当时成绩下降的原因归结为贪玩，于是让朋友不要再和自己玩，为此浩伟和母亲决裂并“拉黑”了母亲。

在浩伟的叙述中，他打乒乓球拿过市级比赛亚军，他的理科成绩很好，憧憬着以后要考复旦大学计算机专业。在聊天中，浩伟会时不时提到某某堂兄堂姐在哪所985名校读书，说起自己和清华大学的堂哥私下互相比赛做同一套物理试卷，还会不经意地加上一句“我们分数一样，我觉得我的解题思维要更好一些。”

然而在父母的版本中，这完全是另一个故事。浩伟母亲说，儿子没有他自己说的那样优秀，乒乓球亚军、理科满分等等都是杜撰出来的，他一直沉浸在自己想象的世界中。从小学四年级起，浩伟的成绩走下坡路，后来又沉迷游戏，按照现在的水平，他恐怕连普通高中都难以考上。她否认浩伟所说的自己离间了他和朋友，“他对我的仇恨可能是他逃避现实的一个方式。”

困境

李桂红接触了十年的“问题孩子”，有一个非常切身的感受，就是“以前的问题孩子多是有行为偏差，现在的问题孩子心理疾病更多”。甚至一些名校的“优等生”，也因为心理疾病被送进了丑小鸭中学。

今年3月，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科研团队编写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显示，2020年中国青少年的抑郁检出率为24.6%,其中轻度抑郁17.2%,重度抑郁为7.4%，初中阶段的抑郁检出率约为三成，重度抑郁检出率为7.6%-8.6%。

从某种意义上看，“问题孩子”的定义似乎更宽泛了。关于“问题孩子”的定义，新教育研究院院长、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原校长李镇西曾经问过詹大年，“问题孩子”本身是否也意味着贴标签？

“我其实想过这个问题，但确实还没有想出如何避免‘贴标签’的方法。我总不能等到不贴标签的方案出来后才办学吧？再说，‘问题孩子’本来就存在，各种说法和定义又有多大区别呢？”在学校对外的官方表述中，詹大年干脆把这个群体统称为“不适应传统教育的学生”。

根据媒体报道，在中国，工读教育被认为教育、矫治和拯救“问题孩子”最早的创举，1955年我国第一所工读学校在北京海淀开办。

然而工读学校一直备受争议，上世纪90年代以前，工读学校大多招收的都是有轻微违法犯罪，不够劳动教养或判刑的“警送生”。尽管这些年一些工读学校积极转型招收学习偏常、心理偏常、品德行为偏常的“问题孩子”，但很多家长对工读学校依然抱持偏见，不愿意把孩子送去。

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等单位的统计，与1966年的200余所学校相比，截至2017年年底，全国工读学校只有93所。湖南省岳阳市春雷学校校长周龙在论文中写道，“办专门学校压力与风险大，各方支持力度小，教育质量提升难，办学回报周期长，导致部分专门学校苦苦支撑最终难以为继只能停止办学。”

但在另一边，各种矫治类商业机构层出不穷。网瘾是“问题孩子”中的突出问题，2014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曾明确表示，“我国尚未批准专门从事网络成瘾治疗的医疗机构”，因此大多数网瘾戒治机构以“咨询中心”和“成长学校”的名义存在于市场之中，相关法律或行业监管仍是空白。十年里，媒体曝光了大量存在殴打、监禁、虐待的矫治网瘾机构。

丑小鸭中学也有学生此前去过这类矫正机构。一个来自昆明的男生告诉新京报记者，他此前所在的一家培训机构招收对象跨度从小学生到成年人，其中年纪最大的“学生”30多岁，被父母和妻子送进来戒网瘾。学校开设国学、法律、乐器、书法四门课程，平均一周能上一次课，其余时间安排了强度很大的体能军训。如果犯错会被关小黑屋、扇嘴巴，用高压水枪滋水以及操场跑圈将身上的湿衣服跑干。这样的机构每个月收费8000多元，11个月为一期，一年下来加上杂费接近10万元。

丑小鸭中学也面临同样的质疑。很多家长把孩子送来时，都会有些难以启齿地问出那个问题“打学生吗？”詹大年回答说，“我的理念是绝不打孩子，但是我真的很难保证学校里完全不发生这样的事情。”

学校成立之初，詹大年从警校招了几位生活老师，负责学生训练和生活。刚毕业的年轻人也不过二十出头，火气正盛。一位90后的生活老师曾惩罚学生抽烟，用腰带抽打。许多丑小鸭的孩子称，现在体罚偶尔会有，但已经很少了。

在这样的学校，文化课老师最难招聘也最难留下，杨柳统计过，早几年因为被学生气哭辞职的老师就有六七个。目前，学校资历最久的老师在学校还不到五年。

学校的一位文化课老师偶尔会感到困惑，“在丑小鸭当老师，最重要的是磨平自己的性子。”学生身上“天使”和“恶魔”的特质是共存的，课堂纪律不能完全放任不管，成绩本来就拔尖的孩子，仍然要重点关注他们的学习成绩。

老师们也能感受到家长的焦虑，有些家长把孩子送来的时候，孩子已经完全自闭不说话了，家长只求恢复正常就好，当情况好转了，家长第一反应还是“学习”。

今年9月，詹大年的一位粉丝受到情怀感召，应聘丑小鸭，她是江苏一所重点高校毕业的研究生，特地辞掉工作来到昆明，只干了两周便“忍受不了”，辞职离开了。

角色

丑小鸭的毕业生里，孟彬算发展得不错的一个。今年，他刚刚从南京一所211大学毕业。

孟彬认为很难说自己被“丑小鸭”改变了什么，在高中他还是会抽烟、打架，一些不良习惯仍然存在，但他的情绪总体平和了很多。他想起刚进丑小鸭时，他经常“愤怒得想杀人”，“觉得自己不被理解”。

有一次，詹大年在校园里碰到攥着拳头脸涨得通红的孟彬，男孩咬牙切齿地指着德育主任说，“我想揍死他。”詹大年平静地问他，“那你为什么不去揍他？”孟彬说，“我打不过他！”詹大年搂着孟彬的肩膀在操场边坐了下来，“那就放弃吧，过一会儿就好了。”事后，孟彬情绪平复下来向詹大年说明原委并道歉。

詹大年三个微信账号有上万的好友，每天回复几十条家长消息。詹大年说，很多家长来咨询把孩子送来，是想找一剂“药”，这让他为难。在他看来，丑小鸭中学不是一个立竿见影的药方，无法像修理厂一样“改良”一个孩子。

詹大年觉得，更多时候，丑小鸭中学扮演的都是那个拥着孟彬坐下来的保护者和陪伴者的角色，激烈的叛逆就像青春期的一场感冒，会有痊愈的一天，如果什么都做不了，“仅仅是保护生命就很好了。”

在一个平和的环境里，和解更容易达成。浩伟的父母在学校里陪着儿子过完了中秋节。学校的中秋晚会上，浩伟是主持人，浩伟的父亲在舞台边用手机拍摄。晚会结束后，浩伟走出了第一步，别扭地跟母亲搭上了话。

浩伟的父亲慢慢找到了儿子为何活在“学霸”幻想中的答案。浩伟很小的时候，他和妻子南下广东外企打拼，夫妻双方性格暴躁，负面情绪都发泄在家里，对儿子疏于关爱。浩伟一直都非常独立，但内心渴望得到父母的关注，而他能想到的获得爱的方式就是像堂兄堂姐那样学习优异，考上一个好大学。

“我们那时候为了搏一个好生活，现在看来仅仅是挣到了钱，物质上有了改变，精神上失去太多。”在发现浩伟的心理危机后，父亲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去年他辞去了工作，希望做出一些弥补和改变。

但现实中，并不是所有的“丑小鸭”都能顺利地变成“白天鹅”。去年，一个昆明本地的学生因为酗酒被送进丑小鸭中学，7月份因故离开学校，出去后半年，不幸意外身亡。几年前有一个男生，被离异的父母当作皮球“踢来踢去”，在丑小鸭中学上学期间，请假回家后就再没有回来，后来他因抢劫、绑架、强奸被判刑。

对于从丑小鸭走出的2000多名孩子，詹大年缺乏一个准确系统的追踪，他直言自己精力有限，倾向于用感性的标准，“如果用一个孩子能否正确认知自己、面对生活来衡量成功率，那丑小鸭的成功率是100%”。

随着丑小鸭中学的走红，一些争议的声音也出现了。一学期近3万元的学费，是否把更多普通或贫困家庭的“问题孩子”拦在了外面？

“其实我就没想办一个普培性质的学校。“詹大年说，这类学校办学成本更高，1比3的师生比远高于普通学校，“成本是其他学校的20倍”，他也不打算引进资本。

对于詹大年来说，丑小鸭中学的存在意义是一个研究基地，把人数控制在现有规模更方便做研究。他打算做一个课程平台，以视频形式传播他的教育理念，“如果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全国开100所丑小鸭也无济于事。”詹大年说，“我办这个学校的目的就是消灭这个学校。”

今年7月，丑小鸭中学从古城镇搬到了瑞星村。开车沿着蜿蜒的山路穿过农田、果树和一簇簇旺盛的三角梅，才会到达位于山上的新校园。

教学楼窗台封了起来，用环保的原木代替了冰冷的铁丝网。学校的围墙交给了学生，让他们自由涂鸦，食堂设计成书吧，随时可以读书。接下来，詹大年还打算引进一套数字化教学设备，“让教室的墙面都可以书写画画，可以随时联网分享教育资源和家长视频开会。”最近，詹大年还看中了学校外那片海拔1950米的场地，他兴致勃勃地想把课堂搬到室外，“从一棵果树开始学习语文、物理、化学和生物。”

“给孩子们弄一间天大地大的教室吧——在山间，在河边，在森林，在野洞……在蓝天彩云落脚的地方。”詹大年说。

（允涵、浩伟和孟彬均为化名）

网民哀嚎：

true? 发表评论于 2021-10-10 06:33:25

那个匿名用户 是刚进丑小鸭学校的，.心里问题还没解决呢

逃避完美 发表评论于 2021-10-10 00:20:39

如果我是孩子我不会想进这样的学校

ivy98 发表评论于 2021-10-09 23:58:24

匿名用户是丑小鸭学校出来的高材生，必须点

读书行路 发表评论于 2021-10-09 23:15:00

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做父母。支持不想要孩子人的选择是最大的积德。

匿名用户 发表评论于 2021-10-09 22:53:44

中共体制下，税收全部用来用于维稳和维护其独裁统治，中国人哪有什么福利？天下真是苦中共久矣，羡慕台湾人能够享受民主自由。盼望再来一次八国联军解救中消灭中共！

maina 发表评论于 2021-10-09 22:23:40

看完后怎么觉得这才是正常的学校。

duty 发表评论于 2021-10-09 21:54:54

这种特殊教育学校能够生存说明办对了。除此之外，国内应该还有智障教育特殊学校。

问题哥 发表评论于 2021-10-09 21:41:00

不会有太大用的。这样的学校有生源，是因为一般学校对问题学生的拒绝，但人几乎是不会变的。

李听 发表评论于 2021-10-09 21:13:49

最好笑的是这句：“憧憬着以后要考复旦大学计算机专业”。复旦大学计算机系是所有知名大学里最差劲的。

joetheplumber 发表评论于 2021-10-09 21:11:00

詹校长这是在积德。

milkywayguy 发表评论于 2021-10-09 21:08:44

3万一年的学费能坚持把学校办下去已经是非常非常不错了！

谢选骏指出：这个所谓的“丑小鸭学校”，用“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方式，把学生和人民都当做没有人格的病人来处理了——结果非死即伤。“办这个学校的目的就是消灭这个学校”——正如“毛泽东建政的目的就是为了消灭中国”，结果呢？把中国变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没有墓地的屠场”。毛把它的“人民共和国”叫做“新中国”，但其实，这个所谓的“新中国”，就是“非中国”，就是“中国亡”！“解放以后”、“建国以后”就是“中华亡后”！


【45、毛泽东僵尸流毒以巴冲突】


《以巴冲突：加沙停火为何戛然而止？》（奥利弗·斯洛（Oliver Slow）BBC新闻 2023年12月3日）报道：

2023年12月1日，从以色列斯德罗特看到，以色列对加沙北部拜特哈嫩进行空袭后浓烟滚滚。

周五（12月1日）上午，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停火协议七天后嘎然而止，战火重燃。双方释放人质和囚犯工作及加沙地带所急需的人道主义援助也遭停。

以下是围绕最新事态发展的一些关键问题。

以巴冲突：休战结束后，下一阶段战争为何将是决定性

以色列加沙战争爆发四周后的五个新现实

停火为何终止？

在当地时间 07:00（格林尼治标准时间05:00），停火结束前一小时，以色列国防军（IDF）报告称，靠近加沙地带附近的社区拉响了警报，随后以色列国防军称拦截了一枚来自加沙的火箭弹。

一小时后，以色列军方称，战斗已经恢复，并指责哈马斯违反了协议条款。

以色列国防军随后表示，其战斗机正在袭击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目标。

不久后，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说，哈马斯“没有履行今天释放所有女性人质的义务，并向以色列公民发射了火箭弹”。

然而，哈马斯将战火重燃归咎于以色列，称其拒绝“接受释放其他人质的所有提议”。

哈马斯在一份声明中说，“占领国事先决定恢复罪恶的侵略”，并指责美国总统拜登 “继续在加沙地带实施犹太复国主义战争罪行”，“为以色列开了绿灯”。

在长达一周的停火期间，内塔尼亚胡一直受到压力，特别是来自其政府中右翼分子的压力，要求他重启战争。以色列不断明确表示，一旦协议结束，它就会重启战争。

尽管如此，达成新协议的希望仍然存在。迄今为止，卡塔尔在停火谈判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该国周五证实，会谈仍在继续，“目的是恢复停火”。

加沙的情况如何？

在战火重燃的七个小时内，隶属哈马斯的加沙卫生部称，已有60多人丧生，而在停火前已有近1.5万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轰炸开始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詹姆斯·埃尔德（James Elder）在加沙南部一家医院接受了BBC的采访，他形容当时的情况 “非常可怕”。

他说，“对人们来说太可怕了，你可以从他们脸上看到恐惧。” 他还说，他所在的医院附近遭到了一次袭击。

他形容停火的结束是“每个人实在害怕的噩梦。”

停火前，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是针对对哈马斯 在10月7日发动的的致命袭击进行了报复，加沙地带遭到了大规模破坏。

以色列声称使用了超过 1万枚炸弹和导弹，BBC 的分析发现，加沙近 9.8万栋建筑可能遭到破坏，其中大部分集中在北部。

袭击还导致严重人道主义危机。援助机构得以利用战斗暂停的时间运送重要援助物资，但据报道，他们到达的许多地区都遭到了破坏。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尽管谈判仍在继续，希望能达成新的协议，但目前战争显然已经重启。

在加沙地带北部，尤其是加沙城周围，在激战数周之后，以色列军方现在似乎将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到了南部，据报道，对那里的空袭又开始了。

以色列国防军还绘制了一张加沙地图，将加沙分为 2000 多个区域，并称该地图将用于帮助加沙人民躲避未来的战斗。以色列国防军说，将地图划分为不同区域是为了让人们“在必要时从特定地点安全撤离”。

战火重燃的同时，以色列战机在加沙南部最大城市汗尤尼斯以东和以北地区投放了传单与地图链接。传单没有提到任何有编号的街区，但有一条阿拉伯语信息告诉四个有名字但没有编号的地区的居民“立即撤离，前往拉法的避难所”。

在战火重燃之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见了以色列官员，他坚称下一阶段的战争必须确保平民受到保护。

他说，他已告诉以色列政府，必须避免巴勒斯坦人进一步大规模流离失所，避免对医院、发电站和供水设施等重要基础设施造成破坏。

停火期间发生了什么？

在七天停火期间，哈马斯同意从加沙释放 110 人，其中包括 78 名以色列妇女和儿童。

作为协议的一部分，以色列监狱也释放了 240 名巴勒斯坦人。他们被指控犯有一系列罪行，包括投掷石块、煽动、谋杀未遂等。

许多获释的巴勒斯坦人并未被判定有罪，而是在候审期间被还押候审。一些人说，他们在 10 月 7 日袭击事件后受到虐待和集体惩罚。以色列说，所有囚犯都是依法拘留的。

据估计，约有 140 名以色列人质仍被关押在加沙。

谢选骏指出：以巴冲突的加沙停火为何戛然而止？因为毛泽东“假谈判真进攻”的诡计已经流毒进入了以巴冲突。


《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追杀哈马斯领导层计划曝光》（红星新闻 2023-12-02）报道：

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一项计划1日被披露，称此计划是根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命令，旨在追捕并杀掉居住在全世界各地的哈马斯领导层，这项计划范围涉及黎巴嫩、土耳其、卡塔尔等国。

据悉，内塔尼亚胡在11月22日的全国讲话中公开表示：“我已经指示摩萨德对全球各地的哈马斯领导人采取行动。”以色列官员们则表示，以色列领导人现在的问题不是“是否要试图杀死全球其他地方的哈马斯领导人”，而是“在哪里以及用什么方式杀死他们”。

内塔尼亚胡直白命令令人震惊

以色列官员表示，以色列准备在加沙地带冲突结束之后，杀死在全球各地的哈马斯领导人。报道还提到，以色列希望将低级别的哈马斯成员驱逐出加沙地带，以缩短战斗时长。

报道称，这项计划实际上在10月7日哈马斯发动袭击后不久就已经在制定中，对象包括现居卡塔尔的哈立德·梅沙尔在内的哈马斯高层。由于考虑到在土耳其或卡塔尔的领土上实施暗杀，可能导致相关国家与以色列关系紧张，影响到人质交换谈判，这一计划暂时被推迟。

值得注意的是，1997年，当时担任总理的内塔尼亚胡就曾下令让摩萨德暗杀在约旦的梅沙尔，不过行动以失败告终，而以色列与约旦的关系也一度变得紧张。

报道指出，暗杀行动对以色列而言可谓司空见惯。根据以色列媒体人伯格曼在其所著书籍中所说，自二战以来，以色列已经实施了2700多次暗杀行动。甚至在以色列1948年建国前，这片土地上的犹太武装分子就曾暗杀过欧洲外交官。

据报道，此次针对哈马斯官员的暗杀计划只不过是以色列数十年来秘密暗杀计划的延展。按理说，以色列通常会对类似计划保密。但令人惊讶的是，内塔尼亚胡竟然在公开场明确表示了这一计划。据悉，内塔尼亚胡在11月22日的全国讲话中公开表示：“我已经指示摩萨德对全球各地的哈马斯领导人采取行动。”

以色列官员们则表示，以色列领导人现在的问题不是“是否要试图杀死全球其他地方的哈马斯领导人”，而是“在哪里以及用什么方式杀死他们”。

不过报道指出，在他国领土暗杀哈马斯领导人可能会违反国际法。除此之外，这还可能影响以色列和第三方国家的关系。

内塔尼亚胡欲第二次刺杀梅沙尔？

事实上，这并不是内塔尼亚胡首次下令暗杀梅沙尔。早在1997年，当时担任总理的内塔尼亚胡便下令毒杀在约旦的哈马斯创始人、高层领导人梅沙尔，但以失败告终。据悉，当时十名摩萨德特工冒充游客进入约旦，并在约旦首都安曼的街头对梅沙尔发起袭击。其中一名特工向梅沙尔的耳朵中喷射了一种毒药，该特工在撤退时被发现，并与另一名特工一起被约旦当局抓捕。

报道称，当时梅沙尔并没有死亡，只是陷入了昏迷，但约旦威胁要终止与以色列之间的和平条约。当时的约旦国王要求内塔尼亚胡交出解药，却遭到拒绝。这起暗杀事件还牵扯到了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他出面干预敦促内塔尼亚胡尽快结束危机，并要求摩萨德领导人将解药带到安曼。此后，为确保以特工将来在约旦的行动自由，以色列还同意释放了当时被关押的另一位哈马斯精神领袖亚辛和另外70名巴勒斯坦囚犯。

在2010年于阿联酋迪拜刺杀哈马斯另一位高层、负责武器采购的马布胡赫时，以色列特工取得了成功，当时哈马斯将矛头指向了摩萨德，而以色列与阿联酋之间的关系则用了数年时间才修复。据悉，当时11名以特工持欧洲多国的假护照入境迪拜，而马布胡赫在进入迪拜机场的那一刻起就受到了特工的监视。特工尾随他进入了酒店房间，让其窒息而死，随后离开阿联酋。

按照迪拜警方当时的话说，整个行动过程只花了19个小时。在这19个小时里，这些特工们不断变换身份、服装并有佩戴假发、眼镜等，并使用“特殊通信设备”来转发加密消息。报道称，起初大家认为马布胡赫只是自然死亡，但迪拜警方随即确认了其是被暗杀，并指责以色列方面实施了暗杀计划。

而以色列特工也制造了“杀错人”的悲剧。据悉，1972年德国慕尼黑奥运会期间，巴勒斯坦枪手劫持了多名以色列教练和运动员作为人质。德国警方解救人质失败，最终11名人质全部遇难。作为报复，时任以色列总理梅厄秘令以色列特工追捕并杀死所有与这项绑架有关的巴勒斯坦人，这项行动被命名为“上帝之怒”。

报道称，为了完成这项行动，以色列特工在法国使用隐藏在手机里的遥控炸弹，在意大利街头使用消音枪杀死目标。然而在1973年，以色列特工在挪威将一名摩洛哥服务员误认为参与了绑架行动的巴勒斯坦人，并将其错杀。最终，有6人因此被捕，5人因参与谋杀而被判刑。

网民嚎叫：

lue96500 发表评论于 2023-12-02 20:01:06

估计印度人心里会很不平衡

wyc2020 发表评论于 2023-12-02 17:40:00

支持以色列，消灭哈马斯。

加国红枫 发表评论于 2023-12-02 16:51:54

坚决支持以色列

谢选骏指出：为何“坚决支持以色列”？因为坚决支持以色列就是传播了毛泽东僵尸的病毒，反过来支持巴勒斯坦也是一样——因为以巴双方都已中毒。所以“红星新闻”对此如获至宝，大肆宣传报道——这是毛泽东僵尸流毒的尾大升力……无休无止的以巴冲突……以巴冲突直到世界末日……


【46、毛泽东交白卷 小粉红举白纸】


《如何在审查中抗议？一张掷地有声的白纸》（JODY ROSEN 2022年12月23日）报道：

有人曾说，简洁是智慧的灵魂，那或许，无言才是最明智的选择。11月下旬，中国西部新疆的首府乌鲁木齐市一幢高层建筑发生火灾，造成至少10人丧生。民众普遍认为，是新冠防控措施导致遇难者未能逃离，愤怒情绪蔓延至街头，首先是在乌鲁木齐，然后发展到全国各地，严苛的防疫迫使公民被封在家中，不断接受核酸检测，并被关进条件恶劣的隔离中心。城市中和大学校园里出现了示威者，他们批评新冠政策，甚至要求中共及其领导人习近平下台。许多人手里拿着一个抗议的标志：普普通通、什么都没写的白纸。

网上出现了令人惊叹的视频。在上海的一场守夜活动，哀悼者在烛光中举起白纸。北京清华大学的学生挥舞着白纸，大喊着民主和言论自由的口号。在北京的另一场集会上，一群人拿着白纸，高声反对新冠政策。一条广为流传的推文展示了有人在城市车流中向空中抛洒一叠叠白纸的场面。另一条得到大量转发的视频则显示了街头的戏剧性场面：一名年轻女子拿着一张纸在人群中游行，她的嘴上贴着黑色胶带，手腕上绑着铁链。

评论人士很快开始解读“白纸抗议”的内涵。空白既是一种象征，也是一种策略。这是对审查制度的一种消极攻击式抗议，是一种带有讽刺意味的顺从，实际上表达了反抗。它的力量在于公众和当局对未写信息的共识；也在于这样一种认知，即只要说话，就等于是在违抗这个不能容忍任何反对意见、连发声意图都要压制的政府。火灾发生数日后的一条推文展示了照片中的身处上海某购物中心的一名男子，他举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你知道我要说什么。”那条推文称，他已被警方带走。

火灾发生后，中共的审查人员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删除“A4革命”（A4是纸张的尺寸）和“白纸运动”等话题。一张纸或许是最好的“类比”物，但它已成为一种异常强大的数字时代图腾——即以极为有趣的形式折返于街头和虚拟世界的米姆。尽管路障附近有种种混乱，但这些白色标志可能更多地揭示了关于算法、数据流以及影像和思想在网上引发共鸣的方式。

白纸抗议的先例最早能追溯到1924年，据称当时克拉科夫市一家报纸出版了一份空白的特刊，作为对审查人员的讽刺谴责。1965年，《偷拍》（Candid Camera（有一集内容讲的就是抗议者的恶作剧，他们拿着空白的标语牌在纽约一处空地前聚集。四年后，多伦多一所高中的学生举行了一次模拟静坐示威，亮出了空白标语和空白的“诉求”清单。美联社给这场抗议的报道安了一个恶搞标题——《学生诉求》。

回头再看，上世纪60年代的那些噱头在意识形态上似乎是保守的：那是在民权时代和越战期间矛盾最激烈之时上演的拙劣模仿，嘲讽的正是抗议的概念本身。但近年来，公民已将空白标志代表的诙谐含义反转。香港的民主示威、反对入侵乌克兰的俄罗斯人都使用过这种标志。9月，在伊丽莎白女王去世后，有报道称反君主制示威者在苏格兰被捕。很快就出现了更多举着空白标志的抗议者。

这些标志都代表了荒诞的玩笑，嘲笑了审查制度及其执行者。它们就像一种诱饵：当通常穿着制服、装备精良的安全部队抓捕一位举着空白标志的公民，国家权力的妄想症和非理性就会暴露无遗。这就像网络水军的精明计谋一样，空白标志是诱使目标自我暴露的开关。

横幅和旗帜这种传统的抗议标志在社交媒体时代可能已经不再通用。激发想象力的标志往往是谦和而又出乎意料的，就像某种生动的米姆，例如在香港被当作盾牌使用的雨伞。这些符号通常带有讽刺和荒诞的意味。在泰国，民主示威者选择了一个比白纸更夸张的标志：充气橡皮鸭。

中国的空白标志已被证明是绝佳的米姆素材。印着在阅读空白纸张的小熊维尼的T恤已经出现，这是嘲讽习近平的双重笑话，将他比作A·A·米恩创作的滚圆小熊的米姆，在中国互联网上被封禁。这些标志激发了更多雄心勃勃的奇观。流亡的中国艺术家艾未未发布了一段Instagram视频，他在其中用紫外线隐形墨水在白纸上写下了关于言论自由的信息。在一场行为艺术表演中，一名身披白纸女子被身穿防护服的人——让人联想到中国裹在个人防护服之下的“大白”——喷上红漆。

在互联网受到严格审查、天网监控着线上和线下一切日常的中国，抗议者与当权者之间的网络斗争愈演愈烈。从乌鲁木齐爆发抗议的一刻起，上传示威图片和试图抹掉所有痕迹的国家审查机器就爆发了冲突。网民试图骗过旨在捕捉非法内容的算法：他们翻录视频，或是将视频反转，要么就使用VPN在Twitter和Instagram这种不受中国审查控制的网站“存放”数据。这些在中国“防火长城”中寻找裂缝的努力对抗议活动至关重要。有理由相信他们取得了成功：中国政府此后采取措施，取消了严格的新冠防控规定。

当然，抗议者——尤其是那些敢对中国威权提出更广泛批评的人——仍可能面临严峻后果。他们的批判在所有白纸上挥之不去，空白的标志承载了历史长河里回荡的思想。正如约翰·凯奇那句著名的悖论：“我无话可说，而我正在说。”劳伦斯·斯特恩在《项狄传》写下了空白页，罗伯特·瑞曼画出了白底画——艺术作品中空虚的传神蕴藏着可能性，表达了不可言喻的内容。对于挥舞它的抗议者和厌恶它的政府，空白标志充满了力量：它是一块白板，但总有一天上面或许就会出现所有能想象到的抱怨、控诉、抗议、挑衅、嘲讽、威胁和无可辩驳的真理。或者更准确地说，这些东西已经被（至少是象征意义上的）隐形墨水写在上面了。空白标志什么都没说；但它们掷地有声。

谢选骏指出：上文只懂欧美，不懂中国——不懂毛泽东是个白痴，所以鼓励张铁生交白卷，现在的小粉红们痛苦地举起白纸，也是继承先烈，算是对于共产党革命的遥相呼应。如果说是抗议，是姗姗来迟的绝望，早知如此表达，何必当初回锅。毛泽东交白卷，小粉红举白纸——都是一穷二白的折腾，岂有它哉。


【47、毛泽东就是个于连式的人物】


《你要是活的这么“于连”，进了城也拱不到白菜》（2021-06-05 海边的西塞罗）报道：

“于连”们的人生悲剧，在于他们狂信弱肉强食，而鄙视普通人的生活。

法国小说家司汤达写《红与黑》，有一段情节非常有意思：出身乡村的于连在市长家做家庭教师，面对市长夫人的求爱，正直的于连本来是不打算答应的，可是某天早上，市长因为一点琐事叱责了于连一通。自卑的于连一下子改变了主意：

“这个家伙，仅仅因为命运的眷顾，就占尽了财富带来的种种好处，若我能当着他的面占把他妻子抢过来，不是嘲笑他最好的方式吗？”

于是于连跟市长夫人谈起了恋爱。这次恋爱中没有爱情，而只为了填补于连的自卑感，并对市长进行报复。

其实这个小情节，几乎预言了于连一生的悲剧之所在——一般人为爱情而恋爱，为幸福而生活。但于连则为虚荣而恋爱，为复仇而生活。出身寒微的他深感命运的不公，于是他把自己的人生化为利刃，向着世界，也向着所有周围的人挥刀砍去。

他立誓“死一万次也要出人头地”，为此不惜赌上自己和他人的一切。

这样的人，作为小说主人公可能有种特殊的人格魅力，但现实生活中你如果遇到了，最好离他远点，因为他们无论活的是好是坏，对他身旁的人来说都是种灾难。

在他顺风顺水时，周围人会是他拼命向上爬的垫脚石——比如后来被于连骗到手的那位侯爵小姐。

而一旦当他倒霉以后，周围人又很有可能成为他绝望之下愤怒的发泄对象，比如后来被迫告发与于连往日私情、遭到其射杀的市长夫人。

所以貌似“奋进、励志”的于连式性格，对自己和他人都是很危险的，因为他们内心已经被自卑、仇恨和野心所填满，无论外表再怎样温文尔雅，其实都是个一点就爆的火药桶。

“我就是一只来自乡下的土猪，也要立志去拱了大城市里的白菜！”

这两天，凭借这句演讲词，衡水中学高三同学张锡峰火了。有朋友让我点评一下这事儿。

其实光看这句话，本来我以为这事儿是不值得写的。一句开错了的玩笑而已么。

诸葛亮教训后主刘禅，告诫他“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张同学很不幸这两条都犯了：把自己称作“乡下的土猪”，这是妄自菲薄。把大城市里的机会或妹子比作“白菜”，这是引喻失义。所以他这样说，无论和他一起争“拱”的“土猪”还是待“拱”的“白菜”，以及“白菜”的父母，都不会高兴。

但这只是个技术性错误，就为这么一句话把人一棍子打死，总归不好。何况人家还未成年，也算童言无忌。

可看了他演讲的完整视频之后，我觉得还是应该写几个字。

提前声明，对事不对人，我们只借此反思这种时下普遍存在的思潮。

看了整个视频，我发现不仅仅是那句话失言，而是整场演讲，都透露出一种让人很不舒服的戾气。

一个好的演讲是应该煽动情绪的，但张同学的演讲却是在发泄情绪。而且是一种咬牙启齿、有类复仇的情绪。

整个演讲中，演讲者的情绪是过分激动的，语气是急切严厉的，手不停地在做下劈和撕碎动作。这个人应该正在遭受极大的压力，并将压力转化为极强的破坏欲。

因为这层戾气和火药味，他的演讲似乎也不是在演讲，而是更像是战前誓师。

听说这位同学的母校确实经常搞这样的“誓师大会”。

而他为自己提出的一些目标，也让我感觉害怕，他立誓要考上名牌大学“逆天改命”，并在演讲中毫不掩饰的表达了对“普通人”的鄙夷：

“请你千万不要去做一个平庸的人，做一个普通人”。

“总有一天我会站在金色的舞台上，聚光灯打向我，摄像机对准我，所有人的目光注视着我。我能站在台上侃侃而谈，此刻世界就只有我一人”……

我觉得这里面透着一种非常可怕的人生哲学，认为只有站在“世界的顶端”才是好的，普通人则都是nothing。

作为勉强也算“名牌大学”出身的前辈，面对这些不切实际、宛如呓语般的演讲词，我很想劝这位同学一句：同学，高考真的不是你想象中那样，即便你真的能考上名牌大学。十有八九最后也只会成为一个平庸的普通人，像我和我大多数同学一样每天为衣食奔波。

是的，即便考上了名校，我们大多数人仍很平庸。大学的本职工作是培养专业人才和合格的公民，不是《儒林外史》里的古代科举，说你一朝得中，就能成龙成凤、一飞冲天、从此“站在金色舞台上”，别人都得喊你老爷了。

那样的“终南捷径”在现实社会中不存在，在一个现代社会中也不该存在。

所以，如果你考上名校，发现自己仍是你所鄙视的凡人，到那个时候，你打算咋办？

至少在小说中，于连在刺杀市长夫人之后就觉得“一切都完了”，于是破罐子破摔，拒绝上诉，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躺平等死”。

说到成龙成凤，时下很多城市中产们歧视所谓“凤凰男”，甚至“嫁女与凤男，不如弃路旁”。搞得城乡关系很紧张。

而“土猪拱白菜”论一出，张同学俨然成了“后补凤凰男”，我不知现在有多少城市父母正对着视频教育自己女儿说“瞧见没有，将来找男友千万别找这种‘凤凰男’。”所以，张同学付出的代价已经非常惨烈了。

但凤凰男究竟是什么？

其实，如果用贬义的“凤凰男”称呼所有从农村奋斗出来的男青年，是很不公平的，我所认识的大部分农村出身的朋友们并没有那么“魔怔”，他们有他们自己热爱的生活，努力把自己一个“平凡人”的生活过好。中国人上追三代都是农民，根本谈不上谁瞧不起谁。

但也确实存在一小部分于连式的“凤凰男”，过于贫困的出身和过于惨烈的竞争，让他们的整个人生都干涸了，立誓出人头地成为了他们人生中唯一的目标。他们以自己的生活满怀一种复仇式的恨意，行为模式是丛林法则和精致利己。

当这种人的女友、妻子甚至同事、朋友，都是危险的。因为你在他们眼中就是世界的代言，他们得意时，要通过征服你来征服世界。他们失意时，则要通过报复你来报复世界。

这样的“凤凰男”，是西装革履的野蛮人、会说话的“负能量”、行走的炸药包。他们最大的问题，在于脑中没有做个“普通人”的正常概念。人生境遇在他们眼里只有赤贫和“出人头地”两个极端。

所以他们撑得下去时，要强装光鲜的、“出人头地”的样子，要“拱大城市的白菜”，要娶白富美，还要妻子对他百依百顺，在乡里乡亲面前充“能人”的样子。

万一撑不下去，则瞬间在思想和行为上退回破罐子破摔的赤贫状态，宛若等死的于连。

总之，“不成功，则成仁”，这是一种非常于连、也非常凤凰男的活法。它本质上是一种对世界狂妄、幼稚而社会达尔文主义化的幻想。即认为这个世界爱与道义皆为虚幻，唯有赢家与卢瑟两种人。

这样的人格是非常可怕的，哪怕他有一副于连那样的好皮囊。

而这样的人格为何会产生，是让人深思的。

小说《红与黑》所反应的法国十九世纪社会，最大的问题在于阶层的分化。

正如托克维尔所言，汹涌的法国大革命仅仅消灭了一批贵族的肉体，却没有填平法国贵族与平民间的阶层鸿沟。

一方面，大革命并没有给法国带来一个像同时代英国那般坚实的中间阶层，从“工人贵族”到“小店主”阶层这些在英国扮演主角的中层群体，在法国中从未成为有话语权的主流。就像小说中的于连，栖身地层的他的人生偶像只有拿破仑。社会中层在当时法国这个阶层金字塔中，不仅很薄，而且透明。

另一方面，底层精英通往上层的进身之阶也是阻隔重重的。小说《红与黑》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正因为主人公于连相继选择了教士（红）和军队（黑）这两条向上爬的道路。而无论走哪条路，如果不采用一点非常极端的方法。于连根本爬不上去，，于是必须不择手段。

阶层的分化与阶层沟通的不畅，最终就导致了于连这样的人，他们为了实现几乎不可能的阶层跃迁而不惜扭曲自己的一切。

比如，于连在追求市长夫人、侯爵女儿的时候，目的都不是出于对对方的爱情，而是虚荣、复仇或向上爬的动机。或者更形象的说，就是在“拱白菜”——把对方当做一种器物在攻略、占有。

而看过《红与黑》的人都知道，无论被“拱”的那些女性，还是“拱白菜”的于连，最后都很悲剧。因为他们的爱情和人生是扭曲的。

我在想，如果让于连重活一次，他也许乐于生活在一个能舒服当“普通人”的社会里。一个底层奋斗者不用总想着“死一万次也要出人头地”的世界，才是真正幸福的。

谢选骏指出：上文的作者不懂，毛泽东就是个于连式的人物——杨开慧、贺子珍、李江青，就是他的市长夫人。可怜的毛泽东，可能比于连都不如，因为杨开慧、贺子珍、李江青这三个人中间，看来看去，没有一个比得上侯爵小姐。杨开慧怎样？不行。因为她已经被猪头拱烂了。不论如何，杨开慧、贺子珍、李江青，都是作为晋身之阶在不同的场景之下为毛猴子爬上枝头发挥了作用的；而且最后都以不同的方式被毛“刺杀”了。因为毛泽东就是个山寨版的于连式人物。


【48、毛泽东军事思想是粪坑里的真理】


《中国通史 范睢》一节报道：

战国晚年，秦的军事优势更为显著。范睢强化君权，远交近攻的献策加速了秦灭六国的过程。白起、王翦都是在这一过程中立下大功的名将。

第一节 范睢

范睢，一作范睢、范且。魏国人，生年不详，死于公元前255年（秦昭襄王五十二年）。范睢游说诸侯，欲事魏王，家贫无由以进，先事魏大夫须贾。曾随从须贾为魏昭王出使齐国。齐襄王听说范睢有口才，使人送给他金十斤及牛、酒，范睢不敢要。须贾知道了这件事，认为范睢将魏国的机密告诉了齐国才得到馈赠，叫范睢收下牛酒，送回金。回国后，须贾报告给魏相魏齐。魏齐命令家人狠狠鞭打范睢，打断了肋骨，打掉了牙齿。范睢假装死去。家人用席子卷起来，放在厕所里，喝醉酒的宾客向范睢撒尿。范睢从席中对看守的人说：你能放出我，一定厚谢你。看守的人向酒醉的魏齐请示，把卷在席里死人扔了出去。郑安平把他藏了起来，改名张禄。秦昭襄王的使者王稽出使魏国，郑安平把范睢推荐给王稽，王稽带范睢入秦。在路上遇到穰侯魏冉，魏冉很反对山东的说客入秦。范睢躲过穰侯的搜查，和王稽到了咸阳。

范睢在秦国住了一年多，没有机会向秦王进说。后来，穰侯将带兵越过韩魏，去攻打齐国的刚（今山东宁阳县东北）、寿（今山东东平县东南），进说的机会来了，范睢趁机上书秦王。

秦王在离宫召见范睢。秦王叫左右的人都回避。秦王请求说：先生怎么指教我？范睢只说是、是。秦王一再请求。范睢说：“我听说吕尚遇见文王的故事，文王待吕尚厚，吕尚对文王谈得深，吕尚辅佐文王取得天下。我是秦国的一个过客，跟王没有交情，而我所要说的牵涉王的骨肉之亲。我愿以一片忠心进说，但不知王的心是怎样的。这就是王一再问我而不敢答的原因。我不是因为害怕不敢讲。我知道今天讲了明天就会被害，然而我无所畏惧。人都免不了要死，如果能够对秦国有些好处，这是我最大愿望。我所害怕的是我死了以后，天下的人知我是尽忠而死，因而不敢讲，不肯到秦国来了。”秦王说：“我有幸今天得见先生，事无大小，上至太后，下至大臣，希望先生都说，不要怀疑我。”范睢说：“秦国地势险要，军队众多，军民勇敢，可以成就霸王的事业。但闭关十五年，不敢进兵山东，这是因为穰侯为秦谋不忠，大王的计有所失”。秦王说：希望听听我的失计是什么？范睢害怕有人偷听，先说有关各国的外事。他说：“穰侯越过韩魏去攻打齐国的刚、寿，这是失计。出兵少了，不能对齐国怎样。出兵多了，对秦国有害。今天秦跟邻国的关系不亲，却越邻国去攻打别国，有什么好？过去齐王南攻楚国，破军杀将，辟地千里。但是最后一寸土地也没有得到，难道不想得地吗？形势不允许呀！各国看到齐国很疲惫，君臣不和，就兴兵伐齐，大破齐国。齐国所以大败，是因为伐楚而肥了韩魏，这就是所谓借给敌人武器，送给敌人粮食。”范睢便向秦王提出兼并策略，其要点首先是“远交而近攻”，因为这样才能巩固所攻取的土地，“得一寸土地就是王的一寸土地，得一尺土地就是王的一尺土地。”其次是“毋独攻其地，而攻其人”，因为这样才能歼敌国兵力。范睢说，“放弃近攻的策略而去远攻，不是荒谬吗？从前中山国地方五百里，赵国独吞了，别的国不能对他怎样。韩国魏国处在各国之中，是天下的枢纽。王如能亲韩魏，则掌握天下之枢纽，可以威慑楚、赵。如果楚、赵都依附秦国，齐国也必定依附秦国。”他所谓亲韩魏，是先礼而后兵，实际上是“举兵而代之”。秦王很赞赏范睢的主张，封他为客卿，常和他商议国家大事。

①以下关于范睢的记述，取材于《史记·范睢蔡泽列传》和《战国策·秦策三》者，不另注出。

范睢日益得到秦王的信任。又过了几年，他对秦王说：“我在山东时，只听说齐国有孟尝君，没有听说齐王。只听说秦有太后，穰侯，华阳、高陵、泾阳君，没听说有秦王。王是一国的首脑，国家大事由王决定，有生杀予夺的权威。今太后能够擅自行事，穰侯能够把持对外大权，华阳、高陵、泾阳君可以自行决断，这是秦国的“四贵”。四贵的权势盛，国家就危险，大王的权力怎么能不倾覆，令怎么能从王出？有四贵，也就没有王了。崔杼、淖齿是齐国的臣，齐君被他们害死。李兑是赵国的臣，主父被困于沙丘，百日饿死。今秦国太后、穰侯专权，高陵、华阳、泾阳君为羽翼，这跟崔杼、淖齿、李兑的事类似。今天秦国从有等级的官吏到诸大臣，以及王左右的人，没有不是属于相国穰侯的，王在朝廷是孤家寡人。我实在为王惶恐不安。万世以后，拥有秦国的不会是王的子孙了。”公元前266年（秦昭襄王四十一年），秦王下决心废掉太后，把穰侯，高陵、华阳、泾阳君逐出关中，免掉穰侯相位，改用范睢为相，封为应侯（应在今河南宝丰县西南）。

范睢既为秦相，仍自称张禄，魏国人不知道，以为范睢早就死了。须贾出使秦国，范睢化装成普通人见须贾。须贾惊异，问范睢做什么事。范睢说：我为人家作佣人。须贾很可怜范睢，留他吃饭，并给范睢一件丝绸袍子。须贾终于知道要见的秦相张禄，原来就是范睢，害怕极了。他赤着上身，跪行向范睢请罪。范睢没有问他的罪，说须贾所以得免于死，是因为赠他一件丝绸袍子，“有故人之意”。他释放了须贾，但要须贾回去告诉魏王，快送魏齐的头来，否则将屠大梁。

魏齐吓得逃到赵国，匿于平原君家。秦昭襄王为给范睢报仇，诱骗平原君至秦。秦王对平原君说：“从前周文王得吕尚以为太公，齐桓公得管夷吾以为仲父。范君也是我的仲父。范君的仇人在你家，希望你派人把他的头取来，否则我不放你出关。”平原君说：魏齐是我的朋友，在我家也不应当交出来，何况又不在我家。秦王写信给赵王说：“范睢的仇人魏齐在平原君家，王赶快使人把他的头送来。不然的话，我将发兵伐赵，且不放平原君出关”。赵孝成王发兵围平原君家。魏齐夜间跟赵相虞卿逃走，至大梁被迫自杀。赵王终于将魏齐的头送到秦国。

秦实行范睢“远交近攻”的策略，先从韩、魏开始，逐步兼并各国。公元前288年，秦派五大夫绾率兵伐魏，拔怀（今河南武陟县西南）。公元前266年，又攻取魏的邢丘（今河南温县东）。公元前265年，秦发兵攻韩的少曲（今河南孟县）、高平（今河南济源县西南），拔之。公元前264年，秦派大将白起攻韩的陉城（今山西新绛县东北），拔五城①，斩首五万级。公元前263年，白起率兵攻太行山以南地区。（云梦秦简《编年纪》秦昭襄王四十四年“白起攻南阳太行道，绝之。”“■四年，攻大（太）行”）韩国就这样一块一块地被蚕食掉。随着对韩蚕食的进一步扩大，必然与赵国发生冲突，秦赵间的长平大战即爆发于此时。

①此据《史记·白起王翦列传》，《秦本纪》作“九城”。

公元前260年，秦左庶长王龁率兵向上党进攻。赵国派老将廉颇驻守长平（今山西高平县西北）。秦军不断挑战，而廉颇令赵军坚守不出。秦用反间计诱使赵王任用赵括取代廉颇后，立即派白起为上将军，王龁为尉裨将。白起用诱敌深入、分割包围、切断赵军后路等办法，使赵军腹背受敌，无法冲出重围。结果，赵括被射死，赵国损失了军队四十多万。

白起在长平一战取得很大胜利，引起了范睢的嫉妒。他唯恐白起功高，使他不能专权。本来，白起准备乘得胜的有利时机进攻赵国的都城邯郸，灭掉赵国。但是秦王听从了范睢的话；让士卒休息，允许韩、赵割地讲和。白起只好班师回国，灭赵的计划遂成泡影。

（谢选骏指出：秦国也有内患，只是六国更烂，因而无从利用秦国的内乱。秦始皇死后，六国终于团结一心，里应外合灭掉了“狼图腾的国家”。）

长平战后的第二年，秦王令白起攻赵。白起认为这时不可攻赵。秦王不听，派五大夫王陵率兵伐赵。公元前258年（秦昭襄王四十九年）正月，王陵统率的秦军进攻邯郸受挫，死伤很多。秦王想令白起代替王陵攻赵，白起托病，不肯出征。秦王亲见白起，强迫他带病指挥军队，白起仍不肯行。秦王改用王龁代替王陵，范睢又起用郑安平为将军，郑安平成了进攻邯郸的主帅。公元前257年，魏、楚两国的军队前来救赵。邯郸城下的秦军，在赵军和魏军、楚军的夹击下大败。郑安平在赵军围困下以二万人降赵，赵封他为武阳君①，公元前255年死于赵。被范睢引用为河东太守的王稽，也因与诸侯通而坐法诛。秦王大怒，欲兼诛范睢。燕国人蔡泽听到这个消息，游说范睢退位让贤。范睢因而自称病重，推荐蔡泽为相。云梦秦简《编年记》说，公元前255年（秦昭襄王五十二年），“王稽、张禄死。”这是在王稽被处死的那年，范睢也死了。

①《史记·赵世家》。

谢选骏指出：毛泽东夺取政权的军事思想有两个説辭，一个是农村包围城市，一个是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不过这两点都是偷师了范睢的“远交近攻”和“毋独攻其地，而攻其人”。范睢这两个思想，都是他在生死关头冒出来的想法，是他在粪坑里被人尿尿淋头的时候发现的真理——如此说来，偷师其粪坑真理的毛泽东，也是茅厕的产物——何况这个韶山贼人他本来就姓毛。

（摘自《<中国通史>批判》第二卷）


【49、毛泽东没有君主的身份，最多是个痞子、暴徒、帮会头头】


网文《暴君》报道：

暴君，指专制无道的君主，残酷地或野蛮地行使专制权力的统治者。在历史上，过多杀戮臣民的皇帝，被后世史家称之为“暴君”。中国的夏桀、周厉王、秦二世、石虎、杨广、高洋等均被后世称为暴君。

简介

刘姓作为中国皇帝的专业户，贤明之君不少，昏暴之君也不少。

南朝宋六十年国祚中，八任皇帝，两任是暴君，刘子业，刘昱

南朝齐只有二十四年国祚，有七个皇帝，其中三个是暴君，萧昭业、萧鸾和萧宝卷。

在中国所有朝代中被称为禽兽王朝的就只有北齐了，一个名声最不好的朝代。高澄把他弟弟高洋的老婆霸占了、高洋喜欢杀人而且荒淫、高湛把他哥哥高洋的老婆逼 奸了、高纬这个人喜欢残忍地把人折磨死、高恒，这些皇帝几乎都可以算作是疯子。

作为暴君，有不同种类。和妹妹睡觉的齐襄公，淫母霸媳的卫宣公，与姑姑睡觉、与姐姐睡觉的刘子业，和儿媳睡觉的朱温，和儿媳睡觉的熊弃疾这一类是发生在伦理方面。

作为第二种暴君，他们更多的是明君贤君，杀了自己哥哥的李世民，杀了自己侄儿的朱棣，当然还有九子夺嫡的雍正，

名单：刘子业、石虎、刘劭、孙皓、苻生、刘昱、刘聪

刘子业（449－466）。宋孝武帝刘骏长子，母王宪嫄 ，南朝宋第六位皇帝。453年，被立为皇太子。464年，宋孝武帝去世，刘子业即位。 刘子业在位时，凶残暴虐，滥杀大臣，就连他的叔叔也没能幸免。刘子业是历史上出名的乱伦皇帝，将自己的姑姑纳入后宫为妃，与同母姐姐乱伦。曾命令宫女赤裸身体相互追逐、戏笑，有拒不从命的就杀死。还常让左右侍臣强迫奸淫叔叔建安王刘休仁的生母杨太妃。公元466年，因刘子业的乱伦残暴，被叔叔湘东王刘彧等人弑杀，时年十七岁。葬于丹阳郡秣陵县南郊坛西。

后赵武帝石虎（295－349），字季龙，羯族，后赵明帝石勒堂侄，334年－349年在位。在世界历史上，像石虎这样的暴君是不多的。333年石勒驾崩，石弘继承。翌年，石虎杀石弘，自称赵天王。335年，首都由襄国迁至邺。337年，石虎自称天王，349年称帝。石虎在位期间，生活十分荒淫奢侈，又对百姓施行暴政，表现出种种残暴的一面；他的长子石邃及其一家26口人被他杀死。

宋元帝刘劭（426-453），南朝宋朝第四位皇帝。宋文帝刘义隆长子。453年，因巫蛊之事，刘义隆欲废太子刘劭，刘劭与其弟刘浚共谋，将其父杀害，自立为皇帝，改元“太初”。刘劭因弑父篡位而导致众叛亲离，在位仅三月，即被率兵讨逆的刘骏所击溃，刘劭被俘后遭处斩，并被刘骏称为元凶。

孙皓（242－284），字皓宗。三国吴国末代皇帝，264年－280年在位。孙权之孙，孙和之子。在位初期虽施行过明政，但不久即沉溺酒色，专于杀戮，变得昏庸暴虐。280年，吴国被西晋所灭，孙皓投降西晋，被封为归命侯，四年后在洛阳去世。他曾剥人皮供以取乐。

苻生（335年－357年），字长生，氐族，前秦景明帝苻健三子 ，355年－357年在位。自幼独眼，曾狂言触忤苻洪，苻洪命苻健杀之，为苻雄谏止。成年后可力举千斤，手格猛兽，走及奔马，击刺骑射，冠绝一时。桓温北伐时单骑冲突晋阵，斩将搴旗前后数十，晋军胆裂。即位后暴虐至极，兽性毕露，以残忍手段杀人无数，尽诛顾命大臣。后欲杀苻坚、苻法兄弟，反被苻坚先发制人杀死。

刘昱（463年-477年），南朝宋第八任皇帝，宋明帝刘彧长子。刘昱小时候聪明好动，在位凶狠残暴，元徽五年被杨玉夫杀害，时年十五岁，死后被废为苍梧王，史称宋后废帝、苍梧王。

刘聪（？－318年），字玄明，匈奴人，前赵光文帝刘渊第四子，十六国时期君主，310年―318年在位。

著名君主

1、夏桀

据《竹书纪年》记载，他“筑倾宫、饰瑶台、作琼室、立玉门”。还从各地搜寻美女，藏于后宫，日夜与妺喜及宫女饮酒作乐。商纣王

2、帝辛（？——约公元前1046）本名受德，后世称商纣王，是商朝最后的一个君主，都于沫，改沫邑为朝歌（今淇县（。帝辛在位后期，居功自傲，耗巨资建鹿台，造酒池，悬肉为林，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

3、亨利八世

考古学家很多都怀疑他是死于梅毒， 并留下一个接近破产的国家。

4、周幽王

周幽王（前795年―前771年），姬姓，名宫湦（shēng），周宣王之子，西周第十二代君王，前782年―前771年在位，共在位11年，谥号幽王。《法苑珠林》卷四十三引《搜神记》言“周宣王三十三年（前795年），幽王生”。

5、苻生

6、俄罗斯沙皇伊凡四世

7、罗马皇帝尼禄

8、英国女王玛丽一世

9、奥斯曼帝国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

历史记载

《孟子·滕文公上》：“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赵岐注：“暴君，残虐之君。”《后汉书·方术传上·樊英》：“臣见暴君如见仇讎。”巴金《利娜·第十二封信》：“ 亚历山大二世 ，的确是一个何等可怕的暴君了。”杨沫《青春之歌》第二部第十九章：“在这个暴君统治的社会里，哪个好人能够活得下去呢？

Hu Ping胡平@HuPing1：

毛泽东是暴君这一结论不可改变——对毛泽东的评价仍然有很大的争议。在我看来，这些争议在相当程度上还不是来自对有关历史事实的不同认定，而是源于不同的评价标准和推理逻辑。

有人说：毛泽东统治中国二十七年，当代人要么是受益者，要么是受害者，因此他们的评价未必客观冷静，所以对毛的正确评价还需留给后人。

我不赞成这种说法。古人说盖棺论定，意思是由于人的复杂性和可变性，人的好坏、功过只有到生命结束后才能作出结论。毛泽东已经死了三十年了，凭什么还不能对他盖棺论定？

其实，对某些人来说，不等盖棺就可以论定。譬如一个系列杀手，只要他杀人的事实得到确认，我们就可以判定他是个杀人犯，是个坏蛋，我们就有权对他绳之以法，乃至判处死刑，哪怕他还很年轻，远远没到自然死亡的时候。这就告诉我们，一个人，只要他犯下了一起（或几起）十分严重的罪行，我们就有权对他定性下结论。

毛泽东正是这种人。早在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造成至少三千万中国人活活饿死的滔天大罪时，他就已经使自己跻身于人类历史上的最大暴君之列。毛泽东早就恶贯满盈了，没有文革这场浩劫他就已经是历史上的最大暴君之一了。加上文革这桩大罪，只是使他在人类历史最大暴君的排行榜上再往前移动几位，而他作为暴君的定性是早就确定不移的了。这里还暂且不谈他在更早些时候犯下的几桩大罪，如镇反——毛泽东自己都说他发动的镇反运动比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还要厉害一百倍；还有血腥的土改运动和"三面架机枪，只准走一方"的强迫性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消灭了整整一代经济精英；还有反右，如此等等。

   

毛泽东的罪恶实在是罄竹难书。除非你对这些严重的犯罪事实从根本上提出有依据的质疑，否则你就没有理由质疑我们的结论。如果你对这些事实都大体承认，但依然不接受毛泽东是暴君的结论，我们就要问你，你的暴君的标准是什么？照你说，一个统治者还要坏到什么地步才算得上暴君？

   

注意：我们说毛泽东是暴君，并不是仅仅基于受害者的立场，而是基于人类共同的善恶标准。笼统地说受害者或受益者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不错，在任何时代，哪怕在最暴虐的时代，也总有一些人是既得利益者。相比之下，在毛时代，尤其是在文革期间，毛泽东几乎把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人都挨个得罪了个遍，以至于到头来居然找不出哪一种人可以算得上既得利益者，那在历史上倒真是很少见的。

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对某一事物作价值判断时，不能仅仅根据自己的利害得失，还要看它是否符合公理，是否符合公正概念。如果某一些人的幸福是建立在另外一些人的痛苦之上，那么这种幸福就是不可取的，是应该批判的。即便一些人的受益并非建立在另一些的受害之上，但只要别人的受害是不公正的，那么，虽然你不是受害者而是受益者，你也应该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对加害者表示抗议。

希特勒搞政治迫害，发动世界大战，其受害者主要是犹太人和外国人，相当数量的德国人并不是受害者，也许其中不少还是希特勒政策的受益者；可是在二战后的德国，却并没有多少德国人公开表示对希特勒的怀念。原因就在于，德国人承认希特勒犯下了严重的反人性反人道的罪行，因此他们认为，即便自己是希特勒统治下的受益者，也不应该为之唱颂歌。这就叫公理。这就叫公道。

最后我要再次重申，我不赞成对毛泽东进行三七开或七三开一类评价方法。道理很简单。没有什么道德的储蓄银行，让人们可以在那里积存好事，以便在适当的时候提取相当数目去抵消他所做的不公道的事情。因为对人的评价不同于对事的评价。人一辈子做很多事。对具体的事而言，我们可以评价说哪些是好事，哪些是坏事；我们也可以开出一列清单，看一看在他所作的各种事中，好事占几成，坏事占几成。但对人的评价则不同。对人的评价涉及一条道德底线。这条底线决定了我们对此人的整体评价。一个医生借行医之名害死了病人，那么他就是杀人犯，他就必须受到惩处。这和他是否还治好过别的病人毫不相干。所谓坏人，并不是指在他生平所做的一切事中，坏事的比例超过了好事，而是指他做出了违犯道德底线的事。否则天下就差不多没有还能称得上坏人的人了。如果那位医生在法庭上高呼冤枉，说："我治好过一百个病人，只害死了十个病人。我做的好事比坏事多十倍，对我至少应该九一开。怎么能说我是坏人呢？"通吗？

当然，毛泽东现象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现象，值得我们和后人进行更深入细致的研究。希特勒死去六十年了，有关希特勒的论文和书籍至今仍层出不穷，也有个别人为希特勒作翻案文章，但是那不会改变世人对希特勒是暴君这一基本结论。同样地，毛泽东是暴君这一基本结论也是不可改变的。2006年9月

谢选骏指出：毛泽东没有君主的身份，最多算是个痞子、暴徒、暴民头子……我看毛泽东的历史评价，最多就是一个“帮会头头”，完全没有资格代表中国——说他是暴君，那就太太太抬举他了——他连中国都统一不了，而且只能“代表一个阶级”，还不如江泽民的“三个呆婊”。毛泽东自名为“革命领袖”，没有一点君主的见识，完全是个痞子、暴徒、暴民头子；而且，毛泽东还是个伪装的革命领袖，他大权在握，就不断镇压革命运动，是个不折不扣的、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他不仅是“勾结帝修反”的历史反革命分子，而且是个“镇压轰轰烈烈的文革反共运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是个完全彻底的痞子、暴徒……作为帮会头头，毛狗其实都不称职，让底下的喽啰吃尽了苦头。


【50、毛泽东摩羯星座十分阴险】


《十个渣男不如一个摩羯男——可能是关于摩羯男最深刻的分析（长文建议收藏）》（林仙子）报道：

摩羯男是自我能量和情感阀值都很低的一类人。

1、自我能量低主要指情感能量低，源于摩羯男集中了极度自大和极度自卑于一体的特质。

摩羯男外表谦虚可靠，内心却很少真的把谁放在眼里。他们自大的资本不是来自已有成就或对自我定位清晰的认知，而是来自严格的自我控制。

摩羯擅长制定计划和完成计划，一旦下定决心要成就一件事，就会一步一步严格按照计划执行直到完成目标。因此，他们不会真的把谁放在眼里，也不会害怕任何困难，因为不会有任何人对自己比他们自己对自己更狠。

由于他们对事物的判断和把控几乎全部来自严格的计划和自制，因此摩羯男只相信逻辑和理智判断下的结果，情感因素一开始就被他们排除在外，情感激励机制的缺失正是他们严重缺乏自我认同的根源。

摩羯男打从心底不信任感性因素，一旦事情发展出现了经不起逻辑推敲，又暂时无法理顺脉络的时候，情感激励机制的缺失会使他们极度缺乏安全感，从而建立起特别简单甚至有点幼稚的“反其道而行”模式——即你越否定我，我越要证明自己，有点像小朋友跟妈妈闹别扭不停说“我偏不，我就要”的情况。

这一情况下，摩羯男的自卑属性便很容易暴露出来。同样，这种自卑大部分时候不是因为他们真的比别人差，或者被谁看不起，而是来自他们的极度不安全感。

这种极度自大和极度自卑的情绪表现在亲密关系的互动当中，突出表现为摩羯男“热爱高攀”的情感模式。这种高攀不仅限于条件上的低对高，还可能表现在情感（比如女方一直拒绝，摩羯男反而会有“非要追到”的心态），外表，经济条件等方面。

他们倾向于，甚至是热衷追求那些比自己颜值高的的，比自己有钱的，比自己社会地位高的，或者是自己家人和朋友极力反对的对象，因为只有在这种条件下，他们的追求才会是证明自己的能力，而不是承认对方的魅力。

摩羯的追求可能会是浪漫的，但这样浪漫不是来自他们的天性或纯粹跟随感觉，而是来自他们的逻辑推理。他们会将追求女朋友当作一个项目攻坚一样，通过观察对方的喜好，判断说话节奏衡量双方关系所处的阶段，何时放电，什么时间说什么话，何时表白，看似无意，其实都经过精心安排。

追求成功以后，摩羯男的自卑心理会很快战胜求胜心，这个时候他们会潜意识里害怕对方嫌弃自己，于是会出现故意搞砸恋情的倾向，他们会故意做一些激怒对方的事情以试探对方底线，并故意表现出性格中的极端面激怒对方，他们这么做，一方面是要避免对方对自己用情太深（这跟后面说的情感阀值低有关），一方面是要试探对方是不是深爱自己。

对方对自己又爱又恨，相爱相杀是摩羯男最理想的情感状态，但是这种爱恨情仇又不能以非常drama的方式表现（因为他们情感阀值低），必须是以暗潮汹涌的形式呈现出来他们才能接受（摩羯男就是这么纠结！！）。

经过几轮试探，如果对方依然没有选择分手，摩羯男基本才会比较放心和对方交往，因为此时他们才能确定两件事：对方深爱自己；对方的底线。确定了这两点，接下来就可以慢慢虐了。

而如果几轮下来对方选择分手，摩羯男反而会有种“果然不出我所料”的释然，然后反向激励自己将更多时间放在工作上。

摩羯大多是悲观主义者，因此悲剧收场的感情会让他们潜意识如释重负，喜剧收场反而会让他们有点措手不及。

情感主导的恋爱关系当中，不可控因素太多，需要依靠严密计划和控制把握自己的摩羯男会非常没有安全感，他们的能量只能处理理智可以理解的事物，而无法处理理智之外的事物，因此你可以看到，摩羯选择的伴侣大多数也是情感阀值比较低的一类，并且不会是外貌特别出众那种（周杰伦这种类型的摩羯是特例，他跟昆凌的关系有机会专门写篇文章跟大家分享）。

如果世界上只剩下摩羯男一个人，他们一定会非常痛苦，没有人和事物刺激他们“反其道而行”，摩羯男会感到无所适从。

2、情感阀值低

主要指摩羯男的情感浓度弱，表现为恋爱中随意性强，自私到极点却表现出公平的样子。

首先需要赘述一下何谓“情感阀值”。情感阀值指一个人所能承受的情感浓度（包括积极和消极）的极限。情感阀值高低跟家庭背景、童年经历和性格等相关，且没有好坏之分。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常用两个词形容谈恋爱的方式，一个是“轰轰烈烈”，一个是“细水长流”。

喜欢“轰轰烈烈”的人，通常是情感阀值较高的人。对他们来说，随时都可以跟伴侣说“我爱你”、时不时制造小浪漫，准备惊喜不过是正常表达爱的方式、对伴侣表达称赞和崇拜也是家常便饭、吵架大吵大闹摔东西也没什么不能接受的；这类人在日常生活中，跟普通朋友往往也非常乐于表达感情，跟好朋友说“宝贝，我想你”，“亲爱的，你好棒”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而喜欢“细水长流”这种方式的人，往往情感阀值较低。对他们来说，也许一生之中只有在确立关系、结婚或其他特殊时刻才会跟伴侣说“我爱你”、制造浪漫或说情话对他们来说只会在心里和脑子里发生、对伴侣的评价往往实事求是有时候甚至有点刻薄、吵架通常是冷战或者商务谈判一般协商问题；这类人在生活中，几乎很少跟普通朋友表达情感，也很少向别人要求得到情感反馈。

对于情感阀值高的人来说，“我爱你”跟“宝贝你好美”性质差不多，不过是表白的一种方式；而对于情感阀值低的人来说，“我爱你”的意义跟“我们结婚吧”程度相当。

如果你的爱人情感阀值高，那么你也许要准备很多浪漫、惊喜和表白，TA才会觉得，你超级爱他；如果你的爱人情感阀值低，那么你只需要告诉他“我好想你”“我好爱你”，TA可能就觉得你这辈子跟定他了。

摩羯男就是情感阀值低的典型。也许摩羯男异性缘不错，也会跟很多女生暧昧，但不同于天秤男这种宇宙大暖房并经常为很多女生挂心的暧昧，摩羯的暧昧具有强烈的随意性和目的性，并且基本不走心。

前面说过，一切不在理智可控范围内的事物都会让摩羯男非常没有安全感，而情感需求会让他们自我感觉变得非常脆弱，这是他们无法接受的。所以当他们需要排遣情感的时候，就会随便找个“简单方便的女生”“用一下”。摩羯男平时都会默默观察周围的人，在有需要的时候，一般都已经清楚对方吃哪一套，然后他对症下药迅速击破。而如果这个时候，女生表现出要认真发展的态度，摩羯男就会当机立断，马上拉黑逃跑。而所谓“想要认真发展的态度”，也许只是女生说了句“你真好”之类的话（人家也许并没有想怎样，但摩羯常常会想很多）。

想跟摩羯男长期保持暧昧只有一个办法：参考充气娃娃的日常，他需要的时候出现在摩羯身边，不需要的时候把自己放好，并且，说话尽量不要带有任何情绪性的词汇。

许多跟摩羯男交往过的妹纸可能都有一个感受，头一天他还跟你好得如胶似漆跟你各种缠绵，第二天他就可以直接消失得无影无踪。

如果你觉得这是摩羯男的“爱情小把戏”或者是“欲擒故纵”，那你真的想太多。

对摩羯男来说，谈恋爱已经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了，他没心思也不想费那个脑子跟你玩那些小把戏，有这个时间和精力，他不如跟生意伙伴多吃两顿饭，或者在家多看两本专业书。他跟你如胶似漆，只是因为他那天刚好有空并且想艹X。

唯一能让摩羯男忠诚不二的，就是他们的计划和目标，这以外的事物对他们来说就像书本的附录（appendix）一样，有必要才去看一下。

如果你想跟你的摩羯恋人一起计划两年结婚，婚后三年生小孩之类的事情，他一定会答应你（为了避免和你争执的麻烦），但到时肯定会有各种借口和理由不去执行（因为他们有自己的计划）；不过如果你的时间表刚好能和他的计划完美重合，那么恭喜你，你们可以一起“计划将来”。

最终能跟摩羯男走到一起的另一半，只有两种类型，第一种：这个人是他事业的好伙伴，缺少这个人，他的事业就会大大失色或发展缓慢；第二种：这个人能帮他处理掉生活上的所有琐事（搞定父母亲戚、房屋水电、甚至理财投资）并且不会给他找麻烦（没事乱作、跟家族成员闹矛盾什么的绝对不能有），让他可以毫无顾忌地忙事业。

但是，这两类人都必须有一个共同点：要么忍，一直无怨无悔跟着摩羯男并过程中表现良好，不吵不闹，一直忍到他规划好要结婚那个时间点（昆凌就是靠忍，如果昆凌25岁遇上周杰伦，估计是成不了天王嫂的）；要么等，等摩羯男准备结婚那个时段你出现在他面前并且符合他对另一半的需求（林心如属于等到一个好时机，仙子预言林心如和霍建华会很快结婚以及生小孩~）。

总之呢，如果你真的希望跟摩羯男走到最后，万无一失的办法就是搞清楚对方人生的计划表，然后将自己打磨成对方刚好需要的“人生零件”，掌握好时机，完美地将自己嵌套进去。

简单来说，摩羯是一块精钢造的“凸”，不可能为了任何人改变形状，你只要变成那个刚刚好的“凹”，才 有可能和他长长久久~~

哦，对了，尽量不要主动跟摩羯男表白，也不要制造惊喜，更加不要要求摩羯男给你制造浪漫或贴心问候，他们在忙完一天之后能跟你说句“我想你”就已经表示他们在乎你了。你的表白、惊喜、玩浪漫，对摩羯男来说会是一种情绪负担，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回应你，并且会觉得回应起来很麻烦！

但是也不是说摩羯男很无聊没有情趣，当他们的人生计划表上面需要制造浪漫惊喜的时候，他们也会制造浪漫惊喜的；或者偶尔他们工作告一段落刚好有空他们想休息，并且还想艹X的时候，他们也有可能会给你浪漫惊喜的；又或者他精虫上脑刹那间理性脱轨的时候可能会说出一些让你意想不到的情话。不过，当真你就输了~可是不当真，你输得更惨~~

反正还是那句，想跟摩羯走到最后？要么忍，要么等~

3、跟摩羯结婚还是蛮好的

说了摩羯男这么多坏话，仙子也挺累了。最后说说媳妇熬成婆，跟摩羯男结婚有撒好处吧。

摩羯男是一夫一妻制的坚决拥护者，他们婚后出轨的可能性很低；摩羯男对家人有无怨无悔的奉献精神，一旦你升级成合法妻子，他一定会尽他所能供你吃香喝辣；摩羯男非常舍得对下一代进行投资，你们的小孩一定能享受到摩羯男给到的最好的资源。

毛泽东、斯大林、尼克松、姜文、费翔、周杰伦、霍建华、陆毅。。。都是摩羯座。

好啦，各位经得起隐忍和等待的妹纸们，摩羯男都是你们的！！

上吧！！

網民嚎叫：

CANCER

这辈子不想再跟摩羯座谈感情，但凡对感情有正常需求的girl都会多多少少，有意无意的被伤害。爱得不到回应时，会很辛苦。摩羯男只需要自己需要的人，爱情对他们来说大概只是附属品。至少我Ex是这样的，放下他，经过一段时间不甘心后，内心真的越来越轻松。

2017-07-02

Yuyuan

完全认同，有些有温度的星座放下会更想念，而摩羯男这个物种，放不下是因为他们一直不伤人又不主动，放下时要有一段时间的不甘，真正忍住了放下后，那真是彻彻底底的轻松和庆幸。生活本已不易，还是要和有温度的人一起过。

2017-12-14

啦啦啦

跟摩羯在一起两个多月，真的被憋死了，在一起真的是折磨。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是有情感需求的，但他总是get不到我的点，相互折磨，累的要死。想想这么走下去，这一辈子情感需求都得不到满足，就开始厌烦，真是对未来都没有希望了。摩羯真的有把对方坏情绪都逼出来的能力，我也是服气。果断再见吧

2019-05-11

皈依

怎么说呢，本人摩羯男，感觉是有点那个所谓情感阀值低的说法，谈女票，不管是哪个，情话可以说，但是类似我爱你，或者跟你在一起一辈子的话从来没说过，个人觉得，没能力，做不到的事，或者这样说吧，暂时负责不了你事，你还是不要开口的好

2017-01-22·

谢选骏指出：人说“摩羯男和摩羯女爱一个人状态的区别——作为和摩羯男摩羯女都恋爱过的人，具体分析摩羯女爱一个人是一个字：忍！摩羯男爱一个人是一个字：做！先说说摩羯女吧。摩羯是公认的最能忍的星座，但我个人感觉摩羯女比摩羯男更能忍。……关于摩羯男的自私，在说到这个话题之前，先给大家提个醒，星座是基于大数据下对一类人的性格做统计归类总结，但是无法精准对应到每个人身上。一个人心理，性格，言行举止除了星座这个先天因素，还有原生家庭……”。我看星座算命也是一种系统工程——[摩羯座（拉丁語：Capricornus），又稱作山羊座，星座日期12/22~1/19，是黃道十二宮之一，面积約413.947平方度。]因为中囶十四亿人口，就有一亿摩羯座男女……如何算得清楚？但是此文，毕竟在中国大陆影射了毛泽东其人。


【51、毛泽东深挖洞挖的是狗洞】


《美媒：俄罗斯人正在为核战争做准备，连埋葬尸体的新国标都出来了》（2021-12-23 环球时报评论）指出：

据美国《野兽日报》22日报道，部分俄罗斯民众正在为核战争做准备。

报道称，俄罗斯国家电视台“俄罗斯-1台”的内容正在加剧围绕俄罗斯总统普京给北约立下“最后通牒”的紧迫感，该台《60分钟》节目主持人奥尔加·斯卡比耶娃（OlgaSkabeeva（周二表示：“焦虑程度已达到顶峰。我们距离最后通牒到期还有20天，赌注正在上升，尽管看起来不可能再高了。”

在莫斯科提交了一份“安全保障”方案草案一天后，俄罗斯副外长亚布科夫威胁称，如果西方不认真对待俄罗斯的要求，俄罗斯将提高赌注。周一，他还表示，俄罗斯“迫切需要答案，因为当前的局势非常困难”。这份方案草案的内容包括北约停止“东扩”、不在“乌克兰及其他东欧国家、南高加索和中亚国家”从事任何军事活动、不吸收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加入北约等。

在“俄罗斯-1台”周日的节目《本周新闻》中，主持人德米特里·基谢廖夫（DmitryKiselyov）解释说：“俄罗斯准备并向美国提交了关于战略稳定，或者更简单地说，关于防止核战争的书面建议，因为我们已经处于关键时刻，老实说……这很简单。美国和北约必须从我们的边界撤退，形象地说，撤退到他们的边界。否则会造成对称的、不可接受的风险。如果你们用枪指着我们的头，我们会以同样的方式回应。全部重点是西方集团在乌克兰领土的推进，不仅是乌克兰的事，这是全球平衡的彻底崩溃，对俄罗斯构成了生存威胁。换句话说，对俄罗斯来说，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我们根本不会允许它发生，无论我们为此付出什么代价，也不管对其负责的人应付出什么代价。”

据报道，基谢廖夫曾断言，俄罗斯是唯一可以将美国变成一堆放射性灰烬的国家，他在节目中重新回顾了他的“论点”，解释了为什么美国愿意接受普京的主张。他认为，俄罗斯愿意承担任何后果，不惜一切代价得到它想要的东西，“以前从未有人发表过拟议条约的文本。但在21世纪，形势从未如此严峻，风险如此之大，非常规的情况需要非常规的方法。其次，我们手里拿着非常强大的牌，我们的高超音速武器肯定会带来令美国感到非常不愉快的反应：被变成放射性灰烬。”

报道提到，普京命令两架被派往白俄罗斯巡逻的具有核打击能力的远程轰炸机本周末飞往欧洲领空。就在一周前，俄方警告称，自1987年里根和戈尔巴乔夫签署的《中导条约》以来，俄方将首次考虑在其西翼距离中欧很近的位置重新部署中程核武器，以回应美方在单方面退出这一条约后的对应做法。

在俄罗斯政府内部，也出现了一些严峻的迹象。最近几个月，俄政府出台了“平时战时紧急埋葬尸体”的新国家标准，将于2022年2月1日生效。新国标中规定，在24小时内用推土机挖掘乱葬坑，处理多达1000具尸体。尸体将“分四层放置，要么装在事先准备好的袋子里，要么装在木棺或锌棺里，然后用泥土覆盖。之后，用推土机压实万人坑，再用“矿物粘合剂”填满，并配备“吸收和中和尸体分解过程中形成的放射性、危险化学品和生物制剂的装置”。

负责制定新标准的俄罗斯政府机构没有回应记者关于这项工作背后目的的询问。俄罗斯军事专家亚历山大·戈尔茨认为，这些标准的出台是为全球性流行病，或者全球战争做准备。在战争中，不仅有军队伤亡，还有平民伤亡，“只有使用核武器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

前俄罗斯军方发言人维克托·巴拉内茨同意戈尔茨的观点，并表示：“结果可能是，我们不仅要向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派遣军队，还要向乌克兰更多地区派遣军队。在黑海地区有一个燃烧的导火索，白俄罗斯地区也存在危险，加里宁格勒地区也存在担忧。北约有着立即占领加里宁格勒地区的大张旗鼓的计划，即使动用核武器。那么，我们将如何埋葬死者？一个一个埋，还是什么其他方式？我们正在为重大危机做好准备。”

在谈到克里姆林宫向美国及其盟友发出的“最后通牒”时，“俄罗斯-1台”主持人基谢廖夫说：“这是我们与美国关系中的真相时刻，借此我们将实现完全互惠。从实力的角度出发，我们只是指定了一个因果关系，事情就是这样。美国、北约和欧盟那边可以自行决定：俄罗斯提出的是否是一个可以拒绝的提议？”

上周六，俄罗斯副外长亚历山大·格鲁什科与俄罗斯记者弗拉基米尔·索洛维耶夫讨论了普京向美国和北约的表态。这名记者身穿一件印有苏联锤子和镰刀标志的红色连帽衫。在记者索洛维耶夫的节目“北约的投降”中，格鲁什科说：“真相时刻已经到来。我们已经到达了一条红线，我们的提议旨在让我们远离这条红线，并开启将安全利益放在首位的正常对话。”他将克里姆林宫对西方的强硬要求描述为是“把石头扔进他们的沼泽”，并解释说西方拒绝遵守莫斯科的规则，将导致“军事或军事技术反应”，俄罗斯同时会给美国及其盟国“制造反向威胁”。

周一，在回答俄罗斯是否可以向白俄罗斯部署核武器的问题时，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北约）在我们的边界附近部署各种武器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这可能对我们构成危险，显然需要采取适当的措施来平衡这种情况，我们有多种选择可用。”

过去几年，俄罗斯杜马有些议员们曾主张，将俄罗斯先进武器系统部署到古巴、中美洲和“美国腹地”的其他地方。这些选项可能会保留在莫斯科的菜单上。周二，“俄罗斯-1台”主持人奥尔加·斯卡比耶娃指出：“我们正在考虑将我们的核武器放在古巴或委内瑞拉。”周一，斯卡比耶娃表示，美国必须承认他们的霸权已经结束。她说：“我们的外交部正在宣布军事回应，这是前所未有过的。俄罗斯将美国置于一种没有双赢的局面：要么他们自愿撤退，要么我们将迫使他们撤退。与此同时，俄罗斯没有对维护乌克兰的存在许下任何承诺，更不用说维护其主权了。”

谢选骏指出：中俄两党正在互相打气，可惜用的是毛泽东的故技“深挖洞”。殊不知1969年“中苏边境冲突”之后，毛泽东吓得屁滚尿流，赶紧颁发“一号命令”全面逃窜，各地纷纷动员老百姓上街开挖“防空洞”，劳民伤财，虚惊一场……更可笑的是，第二年就赶紧向美国投降，1971年跪迎了鬼影基辛格，1972年跪迎了美帝尼克松——原来毛泽东挖的是叛徒的狗洞，而第一个从狗洞里钻出来迎接美帝的，就是毛的走狗粥摁赖总狸。周恩来后面挺着大肚子的就是狗洞二号的毛狗自己了。这下大家看清楚了——毛泽东深挖洞，挖的是裏通外國的狗洞。


【52、猫择洞被他爹夺妻蹂躏，所以疯狂报复社会——这是著名的犯罪心理学案例】


《毛泽东蹂躏上千女性轰动网络 中共高官只林彪例外——李大立：强虏民女是中共的传统 读《开放》杂志10月号金钟先生「毛泽东情人自白录」有感》（新闻网 李大立 2011-12-12）報道：

看到10月号《开放》杂志，就为其主编金钟先生的压轴之作「毛泽东情人自白录」（以下简称「金文」（感到震憾。

毛泽东中南海舞会成为他的选妃媒介。这是文革前在一个节日晚会上的跳舞。

关於曾上毛龙床的这位「陈小姐」或「姓陈的女青年」早几年在港或海外出版的揭秘着作如御医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张宁《尘劫》、张戎《鲜为人知的毛》等都有提及，但均语焉不详，这就更引起海内外读者一探究竟的兴趣，虽然陈小姐声称「关着门里面的事，要我来写」的大作还未问世，但金先生这篇详细记录下九七年在香港与陈小姐多达六次、每次长达数小时的访谈内容、对访谈对象有非常生动细緻的描述，且图文并茂的访谈录－－「毛泽东情人自由书」己足以弥补读者翘首企盼陈小姐大作面世而不可得的遗憾，正因为此，金先生这篇大作能引起海内外读者巨大反响就毫不奇怪了。

值此机会，首先笔者想为金先生的批毛大作补充一些近年来收集自海外传媒上有关「伟大领袖」流氓本色的资料作註脚与读者分享，让我们一起剥开「伟大领袖」道貌岸然的画皮，看看「伟大领袖」男盗女娼的本貭。

其中，以今年6月21日刋登在《看中国》《新世纪新闻》等海外网站上署名xuejinghui （土潮の宅男（的文章「毛泽东淫乱史－－被他蹂躏过的女性高达千人」，以一件件一桩桩事实揭露说明毛的流氓本性，最深刻最全面因而最具参考价值。玆将该文主要内容转录如下：

毛泽东的荒淫糜烂早就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事实，九十年代初，笔者在大陆工作时，一位朋友告诉我，文革中中共党军驻保定的部队有关部门，曾在部队密选了一位绝色女子G去中南海给毛泽东当秘书一类的，见面后，毛泽东说自己和江青关系不好云云，提出跟G同床共枕，并先要G同意，G坚决不同意，后被领导带回了保定，回来后有关部门大怒，认为G破坏了他们往上升迁的路，G因此事后来被残酷迫害，不知所终。另外，叶剑英在胶东半岛包养20多岁的女青年、王震强奸自己的女秘书一事，也是很多人都知道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人的觉醒，中共党头们的丑闻都将被大量曝光。共产主义就是将老百姓生产出的物质共到共党头子那里，党头书记们从来不事生产，都是寄生虫，在女人问题上同样是最荒淫糜烂的。

供毛泽东荒淫糜烂的地方除众所周知的中南海外，还有各处的十五处行宫。这里给大家介绍的一些毛泽东荒淫糜烂的故事，只是他作恶的千分之一，那被毛泽东蹧蹋的女子，多的如过江之鲗。事后，名女人多数可以幸免，因为毛泽东不敢因此事把她们怎么样，而无名女子那可就不妙了。被他蹧蹋后，送往海南岛五指山、大小兴安岭等与世隔绝地带的无名女子，将来可能有亲身揭露的，读者不妨拭目以待。另外，由於众所周知的原因，有些女子（尤其是1950年以后（我们没有用真名实姓，只叙其事。她们之中如有愿意让大家知道的，那可以自己出来披露，当是功德无量的事情。

与毛泽东结婚的第一位女子姓李，比毛泽东大六岁，李姓女子是坐花轿来到毛家祀堂跟毛泽东拜了天地的，但毛泽东对李性妻子从无好感，当那位在美国当地名声不佳的记者斯诺后来在延安问及毛泽东时，毛泽东的口气是不屑一顾的，毛泽东从小就缺乏对人起码的同情、宽恕及容忍，最终冷落抛弃了第一位妻子。

毛泽东走出韶山沖后的第一位恋人是陶斯咏小姐，陶斯咏是湖南湘潭人，名门闺秀，温柔善良，在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和毛泽东是同学和同乡。1919年至1920 年间，毛泽东和陶斯咏在长沙共同开办了“文化书店”，二人在此期间热恋。但在1920年夏天，陶斯咏不堪忍受毛泽东激烈造反及暴力主张，同时发现了毛泽东专横残忍的性格及对杨开慧的移情别恋，愤而离开长沙，在上海开办了“立达书院”，1932年去世，年仅30多岁。

在湖南长沙第一师范时，毛泽东的老师是清末民初湖南有名的学者杨昌济先生，杨昌济曾留学日本及英国，1913年回国后任职於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后於1918年春受聘於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期间五年毛泽东即与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名霞，字云锦（相识，但当时两人并没有相恋，有说杨开慧当时并没有看上毛泽东。1920年1月17日，杨昌济先生於北京病逝，杨开慧与母亲返回长沙，就读於一所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湘福女中”。期间毛泽东经常去杨家走动，与杨开慧相恋，背叛了陶斯咏，二人於1920年结婚，在1922年至1926年间，杨开慧相即生下了毛岸英和毛岸龙。在毛岸龙出生后不久，毛泽东喜新厌旧，奸污了同住在长沙清水塘院内的李立三的妻子。此事被杨开慧知道后，两人大吵了一架。

1927年秋天，毛泽东发动了秋收暴动，被国民革命军击败后窜入江西井岗山。两天后，毛泽东即与盘踞在此地的漂亮彪悍的双枪女响马贺子珍同居，并於1928年生下了第一个女儿。期间杨开慧隐居在长沙板仓老家避难，艰难度日，她一再向毛泽东请求去井岗山，但被毛泽东断然拒绝，真是没有一星半点的夫妻子女间的道德及责任感，可谓恩断义绝。毛泽东在井冈山期间，不时攻掠附近各县，抢劫有产农民、工人的财产，杀人放火，弄的这些地区鸡犬不宁，各方人士强烈要求国民政府派兵征剿。1929年冬，杨开慧被湖南省长何健逮捕，在杨昌济生前亲朋好友及门生的帮助下，省长何健答应只要杨开慧登报申明和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即准予交保释放，但被杨开慧拒绝。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被何健处决。杀杨开慧的本质性因素应该是拒绝杨开慧去井冈山的毛泽东。期间，毛泽东还为已之私，杀了数万AB团，凶残之致。

1934年10月，中共党军被国民政府军赶出江西，狼狈逃窜，在逃窜途中，毛泽东只顾自己生理发泄，对贺子珍逃跑途中的难处、痛苦根本不管不顾，一年期间竟然使贺子珍三次怀孕，弄的瘦弱多病，人老株黄。

毛泽东对贺子珍对自己的恩情没有一丝感动，到达陕北后，环境稍微一安定，便抛弃了贺子珍，跟北京来的女学生、身边的英语翻译吴广慧及曲线分明最富性感的美国女记者史沫太莱勾搭成奸。奸情有一次被贺子珍撞见，贺子珍气得发抖，曾威胁着说要派自己的警卫员去杀了这两个骚货。毛泽东从来不找自己的错误，向贺子珍认错、道歉，反而将贺子珍驱逐出了延安。那帮中共党头们当时在延安有个口头禅：“老子出生入死打天下，搞个女人算个啥”，贺子珍出走，有几个同情的？

贺子珍被赶出延安后，怀着身孕去了莫斯科。1938年春天，贺子珍的第六个孩子出生。1938年冬天，在莫斯科冰天雪地零下38度的严寒中，贺自珍生下的儿子得肺炎后因不能及时医治而死亡。1939年，贺子珍要求回延安，被毛泽东拒绝，只是将三岁的女儿娇娇送到了莫斯科作为对贺子珍请求的答复。毛泽东的那些所谓“为人民服务”的战友，非但不同情贺子珍，后来竟拒绝承认贺子珍是毛泽东的妻子，导致贺子珍在莫斯科的待遇下降到了零点，后来娇娇在保育院因患重病被医生扔进了太平间，贺子珍为此与保育院院长大闹，保育院院长竟将贺子珍视为疯子关进了精神病院，并且一关就是六年。

1938年夏天，毛泽东在狗头军师康生的“引荐”下跟25岁的电影明星蓝萍（江青，李云鹤（认识了。在毛泽东以前，蓝萍有四位丈夫或同居者，他们是：魏鹤龄（江青在鲁试验剧院的同学（，黄敬（49后曾任天津市长（，唐纳（电影评论家（，章泯（电影导演（。毛泽东和江青认识后，即邀请江青去住处长谈，留饭，留宿，当夜毛泽东就和江青同居了。

当时，延安评剧院有四大美女，她们是：冯风鸣，孙维世，张醒芳，郭兰英。毛泽东和江青鬼混的同时，又盯上了冯风鸣，冯风鸣是从南洋归国的华侨，因年轻貌美，又擅长戏剧，来延安后先去了鲁艺，后在评剧院做演员。一日看完“农村曲”之后，冯风鸣和江青，蔡畅去枣园跟毛泽东等吃宵夜，完后，众人都走了。毛泽东邀冯风鸣“深谈文艺工作”，借此，毛泽东强奸了冯风鸣。事后，冯风鸣甚为气愤，看穿了中共党头们的丑恶嘴脸，感到自己受到了极大的欺骗，愤而离开延安，不知所终。后来，据说冯风鸣在延安的日记在香港等地风靡一时。

1949年12月，毛泽东率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中共卖国代表团，赴莫斯科拜会斯大林，担任代表团俄语翻译组长的是周恩来的养女孙维世，途中孙维世担当了毛泽东的俄语教员。一天晚上，毛泽东将车厢的门反锁上，在学完几句俄语后与孙维世长谈，大谈他和江青的不合，之后便奸污了晕晕糊糊的孙维世。第二天，孙维世发现睡在毛泽东的床上，大惊失色，她告诉了周恩来，周恩来是毛泽东的一条狗，自是不会责备毛泽东。从苏联回来后，毛泽东曾考虑休了江青，跟孙维世结婚，但这次周恩来没有同意。后来，周恩来夫妇将孙维世嫁给了花花戏剧艺术家金山，金山曾在上海与蓝萍有床第之欢。据说，毛泽东对人说过他和金山谁也不欠谁的，这种肮脏思维也祗有毛泽东说的出来。江青知道了毛泽东和孙维世的事之后，咬牙切齿的要报复。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江青将孙维世监禁在北京的一所监狱里，孙维世被剥的一丝不挂，打得遍体鳞伤，后来周恩来签署了处死孙维世的命令，孙的头部被钉进了一颗钉子，死时年仅 38岁。

1951年，彭德怀因侵韩共军三个军被截断在南朝鲜，面临全军覆灭，紧急回国面见毛泽东，要求撤退，却被挡在门外不得入内，彭大怒闯进毛泽东的睡觉处，发现毛泽东正在和一位年轻的美貌女护士睡觉，气得头发倒竖。1953年，“志愿军歌舞团”回北京后改为“中南海歌舞团”，这批女孩每晚陪毛泽东等人跳舞，毛泽东有时一个曲子换三个舞伴，由於动作实在粗野，女孩子受了侮辱之后，告到了彭德怀那，彭德怀一怒之下撤销了“中南海歌舞团”。

1956年夏天，毛泽东到了青岛，五十年代的青岛歌舞团有两位最出色的女演员小A、小B，尤其以小A最为出类拔萃。一天，市委宣传部请小A去市委招待所做个别谈话，对这项“光荣”的政治任务，小A哪敢有半点怠慢，立即出发。去了之后，经一位“首长”考核，小A被选在 “中央首长”身边工作。当晚，小A坐上轿车，轿车的玻璃被黑布包的严严实实，还不放心，轿车司机又故意兜圈子，最后，来到了一座小A从来未来过的幽深别墅，到处铺着红地毯。接待小A的是两个女医生，女医生让小A洗浴后又作了体检，小A当时是个未婚女青年，羞的满脸通红，无知为何还要做这种体检，之后又去做了美容。小A问那位中央首长是谁，女医生说：“你知道，照片上经常看到的。”当夜医生大姐让小A去了值班室，并让小A去浴室里服侍“中央首长”，小A想不到是这种给人洗身子的工作，不敢进去。后来，里面的那位“中央首长”自己出来了，小A惊得说不出话来，那位“中央首长”竟是毛泽东！小A一点也不激动，一点也不“热泪盈眶”，反而被吓坏了，大哭了起来。毛泽东见状，就说：“谁叫你来的？”，这真是贼喊捉贼。后来毛泽东找了个理由，让她回去了，在车上司机说：“姑娘，记住，今天任何事情都没有发生过。”第二天，小B姑娘被接去了那座别墅。小A第二天也被接走了，去的却是遥远的东北小兴安岭，在林场当了一名伐木工人，期间被农场工人多次蹂躏。毛泽东死两年后的1978年，小A已是一个四十二岁的满脸皱纹的丑女人，青岛市有关部门才给她落实了政策，在“忘记一切”的条件下，让她回了青岛。那位伺候“伟大领袖”的小B，青岛人后来有说她被安排在毛泽东的北戴河行宫，有人说她后来被送到海南岛五指山中，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1961年，在毛泽东饿死三千万老百姓之后，召开了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去了上海，住进西郊宾馆。毛泽东很快就忘记了那饿死的几千万老百姓，仍旧荒淫糜烂，盯上了号称上海第一美女的电影明星C。一天晚上舞会后，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叫住了C，说主席让她留下吃宵夜，了解一下电影界的情况，并说主席和江青关系不好，中央领导同志都希望主席能够找到一位各方面合适的人，这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都是福音....真是如此冠冕堂皇，毛泽东若不让张春桥找C，张春桥哪敢乱点鸳鸯谱。当夜，毛泽东和C发生了性关系。之后又让C在西郊宾馆整整住了一个星期，后来又让她到中南海住了一段时间。C以为真的有希望成为贵妃了，拒绝了一切好心人的介绍对象，一心等待毛泽东，等来等去，等到的却是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之后不久，C就被江青害死了，和孙维世同样的命运。

1965年，毛泽东在庐山遇到了九江市歌舞剧团青年女演员D，D能歌善舞，尤其弹的一手好琵琶，毛泽东看中了D，两人当即打得火热，淫乱一团。1976年9月9日，毛泽东死了。那年10月，从北京来了几位官员，把D给带走了。庐山上的工作人员猜测，她多半被送到海南岛五指山中，跟一批跟她有类似经历的可怜女人们住在一起，被以”保护党和国家最高机密“，”防止破坏党的光辉形像“等为由，监禁在那里，最终无影无踪。

1965年10月，毛泽东在杭州，杭州驻军给毛泽东挑选了一个美貌女保健护士E，E当年28岁，是一位离异了的单身女子，身材高挑，每天一早一晚给毛泽东作按摩。不久，两人便勾搭成奸，导致E怀孕，毛泽东拿两千块钱，将E打发了事，后来E音信全无。后来，又来了一位年轻女按摩护士F，毛泽东喜欢F，并称其为”武昌鱼“，F不象E那样”听话“，值班的张玉风（她和毛泽东的关系众所周知，不需本文详述（几次看到她从毛泽东的卧室里沖出来，对着墙壁大哭不止。后来部队把她带走了，从此也是音信全无。

1973年，在毛泽东接见非洲某国元首期间，中央新闻电影制片的摄影师，没有按规定而提前来到毛泽东的书房架设灯光器材，却发现毛泽东正搂着一位身上一丝不挂的美女在玩乐，摄影师大惊失色，美女亦大惊离开了毛泽东，躲到了屏风后面。那一夜，毛泽东在这边跟非洲来的元首交谈，屏风后面的裸体美女一直不敢动弹，假如房间暖气突然出了故障，或美女定力不够，美女稍一激动，屏风一倒，那真是举世闻名了。

据说，被毛泽东蹂躏的女兵、文工团员、电影明星、杂剧明星，服务员等高达几千人，毛泽东的荒淫糜烂也应该臭名昭着，远近闻名了。

当朝宠妃陈小姐欲出书爆毛性事后续如何？金先生在文中说：八九学潮失败后，陈露文看到很多人逃亡香港，她便趁机偷渡，重返香港。走的甚么路线？她没有说。最近司徒华回忆录《大江东去》出版，其中提到「黄雀行动」也帮了一名「毛泽东情妇」去美国。当即令我想到陈露文。

华叔提到此妇人的特徵：①带有一名八岁儿子；②曾是解放军文工团；③毛死后嫁给南京军区副司令之子；④从事军火生意；⑤曾关押北京西山；⑥花了二十万元偷渡来港。

……陈露文八九年来港，一直到九七前才办成移民，她告诉我已办好去澳洲。几年后，又有人告诉我，她其实是去了英国。九七后我和她就断了联系。

……从一九九七年，她对我寄与希望，出版她的回忆录，匆匆十四年过去，犹如春水了无痕。她在哪里？别来无恙？在大时代的洪流中，多少风流人物都已瞬间即逝，她想做的「乱世佳人」之梦，不过是一代暴君的一个注脚而已。

其实有关陈小姐的下落和近况，2007年3月3日刋登在《看中国》《新世纪新闻》等海外网站上《鲜为人知的毛》作者张戎之弟张朴先生（亦是该书中译者（「我与张戎回乡记（之一（」（以下简称「张文」（己有提及，以下是有关内容：

……李锐还谈到毛泽东与女人的关系。毛泽东早年的同学肖三曾对他说，毛对女人从来都无情无义，却又爱到处乱搞。肖三称毛是“铁鸡巴”。

我忍不住大笑。在整个旅途中，我不时回味着肖三对毛的这三字评语。这根“铁鸡巴”曾横扫天下，不光摧花折柳，还几乎毁了我中华文化。

到底有多少女人享受过毛的“铁鸡巴”？

几乎人人都能说出几个名字，比如张玉凤，还有孟锦云等。但这些女人没有一个愿意承认曾跟毛有过“一腿”。

张戎的书里有这样一段话：毛看上的女人很少有拒绝他的，但他的英语翻译章含之是个例外。一九七二年底的一天，见外宾后，毛把长相秀雅的章留下，叫到工作人员的屋子里，激动地对她说：“你心里没有我！你心里就是没有我！”章巧妙地答道：“主席，这么说我担当不起，我心里怎么没有你，全国人民心里都有你。”

中文版面市后，张戎收到一位学者的来信，提出这一段与事实有出入。他说：章含之肯定跟毛睡过觉，京城里人人皆知，张戎不应为章遮掩。

到目前为止，在毛泽东的情人中，敢於不加掩饰地谈论跟毛的亲密关系的，只有一位，她就是陈惠敏（又名陈露文－－笔者註（，住在伦敦。

我曾见过她两次。她说她是穿着纱裙，半透着里面的内衣内裤，参加为毛泽东举办的舞会，从而被毛看中的。

张玉凤和孟锦云都确认了陈惠敏曾随侍毛的身边。不过，陈拿不出一张跟毛的合影照片。据说，毛非常小心。在毛的女友中，陈是唯一的高干子弟，毛从来不信任有这类背景的人。陈可能是她那个时期唯一的高干子弟，见：伍修权将军女婿：《被毛泽东宠幸的高干美女姐妹》。

陈很想把她与毛的亲密接触写成书，还没动笔，就向某出版社要价两千万美金，可能是看到李志绥写有关毛的书挣了大钱。陈讥笑李志绥的书，是毛的卧室之外发生的故事，而她的书，是写房门关上后里面发生了什么。

我曾问她：李志绥的书里有你吗？陈惠敏就举“大床同眠”一段。书中讲的几个女孩子与毛泽东在一张床上寻欢作乐，她就是其中一个。

她曾当着众人，提到有的男人想打她的主意，她轻蔑地说：这些人真不知天高地厚，居然想跟主席平起平坐！

陈惠敏以为也可以由此发一笔财。如今她已步入老年，重病缠身，牙齿掉得祗剩下四颗，那两千万美金似乎还无穷的遥远。

值此机会，其次笔者在此谈谈对金文的读后感，也就是笔者由此产生的一些个人想法。虽然生活在海外，但自1950年代随父母回归祖国起直至80年代离开大陆，笔者整个青少年代都在中国大陆渡过，接受「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教育洗脑，思维方法、行为方式不可避免留下印记，故若有不当之处，还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其一，今时今日回过头来看上世纪发生在中国大陆前后跨越世纪百年，导致数千万同胞枉死、并波及周边邻国、甚至远达五洲四洋的「共产革命」，对於如此惨烈的一场「革命」一塲无比巨大又无比惨痛的社会试验为何会发生在中国？而不是其他国家，特别是马克思曾多次预言将发生「最后理葬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欧洲美国？对此，海内外华人志士、所有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人，都曾无数次地探索过原因，但似乎迄今为止还未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笔者认为无论结论如何？中国独特的持续长达数千年封建社会，从而给中华民族打上深深的封建烙印，必会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

若再追究一下，上世纪共产祸害曾席卷东西半球（五六十年代最盛时所谓「社会主义阵营」有多达近二十个分布全球的国家（为什么同是「共产革命」唯中国遭破坏摧残的结果最严重、死的人最多？笔者认为，正因为在共产专制国家里，权力高度集中、又没有任何制约，换言之，在这些国度里拥有权力的人可以如神话中的魔王一样毫无顾忌为所欲为。在这种情况下，权力集团的素质特别是最高权力者的个人品质如何便事关重大了。不幸的是中国长期处於封建社会，闭关锁国，文化科技远远落后於世，难有伟大的科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却於盛产封建帝王的同时也盛产地痞流氓和暴民，於是数千年「造反」、「革命」不断，战祸连绵、社会动荡不安，王朝不断更替，以暴易暴的结果却是中国始终跳不出「封建社会」的泥潭，上世纪初，在西方民主共和思潮的影响下，终於发生了辛亥革命顺应世界潮流结束了数千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虽然革命成功地推翻了一家一姓的封建王朝，但明显地因为封建遗害根深蒂固、民众的民主共和基础薄弱，封建社会觧体后，资产阶级民主社会的新秩序迟迟未能确立，整个国家社会长期处於混乱之中。自古「乱世出英雄」，於是群雄并起，各式社会沉渣翻腾浮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贺龙等一班乡土边缘小知识分子、破落家庭落魄子弟、山野绿林土匪、地痞流氓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分子、正常社会秩序下难觅前程的社会失意落魄人就趁此机会扯旗「造反有理」了，他们是想走一条「成功」的捷徑：将现有的社会秩序推倒重来，自己则登上社会的金字搭顶尖。为了欺骗群众，他们打着时髦的「马克思主义」旗号、并很快谋取了「共产党」的领导权，欺骗裹挟农村农民和城市流氓无产者跟着他们「闹革命」，究其实貭和历朝历代的农民造反者诸如陈胜吴广、李自成洪秀全等并无分别。就拿毛泽东来说，出生於湖南省穷乡僻壤一个贫困农民家庭，，家庭影响造成了他根深柢固的小农意识和封建帝王观念，先天的教育不足，最高学历不过中学程度的「师范学校」；后天狭隘的「武装斗争」经历、大半生戎马生涯又造成他的社交层面狭窄，对文化科学知识了解肤浅，对西方民主政治无知。毛自小就爱读「三国」、「水浒」，仰慕「绿林好汉」、崇尚武力，成长过程中独钟儒学，热衷研究帝王将相、宫廷御术…… 武装割据？安时己自许「偏安一偶小朝廷」大玩封官许爵、分封后妃的游戏，以一过「皇帝瘾」为乐；天下既得后更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正如金文引述陈小姐的话说毛「随着个人权力的增长，他的性欲也变得旺盛，以至变态」。所以「被他蹂躏过的女性高达千人」就毫不奇怪了！而毛以「开国皇帝」之尊以及对指挥「人民战争」人海战术宝二起心回六上离的盲目自信，又被众党徒和趋炎附势的「民主人士」拱手送上至高无上的现代帝王之位，正是由於这些个人素质的严重缺陷，加上国家缺乏民主机制，才造成了国家民族万劫不复的灾难。

如果毛泽东不是生来桀骜不驯、恣肆不羁，而是安分守己、循规蹈矩按正途师范生毕业在乡村小学当个教师的话，以他对古典文学的兴趣，或许他会成为一个出色的国文教师；又甚或在北大当图书馆管理员时效法梁漱溟先生潜心学问自学成材，在北大当上教授也未可知。可惜他生来不安现状生性好斗，领袖欲佔有欲超强，历史的契机又给了他偶然的机会，把他推上了一个泱泱大国统治者的地位，至使他在「坐天下」后，祸国殃民，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用现代西方民主国家领导人的标准衡量，毛泽东根本就不具备领导一个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学识能力和性格品质。章贻和女士在她的《最后的贵族》（大陆版名《往事并不如烟》（中引用他父亲民盟主席章伯钧先生对毛泽东的评价：「毛泽东是个政治流氓」、「别看金銮殿坐上了，举手投脚，还是个农民」。又说：「有些性格是与生俱来的，无法培养的」，可谓一针见血。而恰恰是这样一个不具备领导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人，被历史推上了领导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地位，以至给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带来了数十年深重的灾难，这似乎是历史给我们中华民族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同时又不能不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悲哀。

中国是一个以农民阶级为主体的落后国家，因而数千年来任何社会变革和进步都端赖於农民阶级，「农民起义」成了社会发展变化的唯一动力，而这种在中国重复出现的「农民起义」又只有农民出身的领袖才能取得成功；但农民出身的领袖又往往大多是像毛泽东这样的学识不足，目光短浅急功近利不具备管治国家能力的人，故此数千年来中国不断地改朝换代，社会却无丝亳实质进步。况且，造反者一面要对付强大的敌人，另一面在「革命营叠」内部还要应付无日无之的权力斗争（如毛泽东津津乐道的「党内十次路线斗斗争」（，农民出身的领袖中又只有好勇斗狠、无所顾忌、杀人不眨眼、心狠手辣的流氓杀手（陈小姐口中的「天才」、「超凡脱俗」（才能最终取胜，近代中国这种「逆淘汰」的结果就选拣了毛泽东。毛成了党内外斗斗争的「最后胜者」。於是，共产中国打着「共和国」旗号行专制王朝之实，毛泽东在全球妇女获得普遍尊重的二十世纪「蹂躏妇女过千」就成了现实。近闻湖南长沙毛泽东发妻杨开慧故居维修，在夹墙中找到杨开慧日记，内中指骂毛泽东「政治流氓」、「生活流氓」，真可谓「知夫莫若妻」也。

其二，从金文记录下来陈小姐被秘密选入宫中，皇上驾崩后得以逃出生天，中共政权为掩人民耳目所做的一切，真是骇人听闻；而陈小姐披露其所知的整个中共最高层荒淫无耻的生活，更是怵目惊心！无疑彻底剥掉了中共政权道貌岸然的画皮，让全世界看清楚这个政权的本貭。

金文说：高层个个玩女人，周邓都不例外

当问到《叫父亲太沉重》，周恩来有没有婚外情时，陈露文毫不犹豫地说：周有情人，是一位将军的妻子，比她大十岁，是海政的舞蹈演员。周常打电话找她，在她们那圈子里人皆知道。她说「艾蓓完全是周恩来的女儿！」艾的养父是个副部长，生母在北京，当然不会公开。

陈露文解释说，高层除陈云身体衰弱，林彪「抽白麵（鸦片）」外，个个都玩女人，老帅朱、叶、老邓都不例外。他们当这是最高的特权享受。有的高干还「扒灰」，搞儿媳妇，告到毛那里。下级为了巴结上级，也以介绍女孩子为最好的手段。有人专机从杭州送一女给毛，毛看不上眼，当即飞返杭。毛曾要她介绍姐姐来京（陈露文一家十姊妹，她排行老七），被她拒绝。张玉凤就没有拒绝介绍其妹到中南海服侍毛。

正如上面转录海外网络xuejinghui   的文章「毛泽东淫乱史－－被他蹂躏过的女性高达千人」所说的那样：为掩盖「党的最高领袖」道德败坏的丑行，「党组织」或毛本人一定会对被毛玩弄过的女性作「善后处理」：若女方是有头有面的人，碍於社会影响，不能把她杀人灭口，但通过层层「党组织」监督施压让她识趣自动闭口则必不可少：如翻译章含之、上海电影女明星C等……幸运的还能保住性命（如前者（、不走运的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畏罪自杀」了（如后者（。最不幸的是该文所说的那几个被地方官作「贡品」上贡给毛的普通女性被蹧蹋完后就被送到东北大兴安岭或海南岛五指山等与世隔绝的地方终其一生「为党保守最高机密」。

从金文及张朴的记叙看，陈小姐虽蒙圣上宠幸多年，也难逃类似的命运，金文及张文均转述陈小姐亲口说过毛泽东最不信任的就像她这样的高干子女（毛泽东不惜蹧蹋和他一起打江山的「革命同志」的子女，怕是属於「革命扒灰」吧？（所以陈小姐的「善后处理」似介乎两者之间或曰兼而有之，请看金文中令人惊骇的一段：

凭借其父曾是许家屯的上级，陈露文八三年来香港后，便可自由出入新华社，有时直入许家屯办公室。陈说，许家屯常告诫她不要「乱说话」，尤其是关於毛的话题，甚至吓唬她，要小心，否则会被暗杀，被绑架回去。（许还说他亲自批示过江苏歌舞团一名因说出和毛有一夜情的演员判处死刑）。后来怕影响不好，许家屯便下令新华社门警不让陈露文随便进入。

一九八六年八月，陈露文果然出事。那年她回北京被国安在西苑饭店绑架。藉口是她在外面讲毛的私事，泄露党的机密。关在香山双清别墅，被严密看守，住在一个二层楼上，关了一年八个月，才放她回南京老家。

另一段说：大陆给她「封口费」，让她炒楼，一次损失三千六百万，面不改色。她气愤地骂，英美当她垃圾，不给她移民，视她比一个流亡学生还不如。她要出一本超过李志绥的书给他们看看。

她说，她不怕国安追杀，他们找她谈了五次，要她回国去住，给她房子。她不要。但是香港不安全，她一定要走。到外国生活，和儿子相依为命。她预言毛派还会在中国上台。

此外，陈小姐还对金先生坦承毛死后，共军高干、其父当年的上下级战友、属父执辈的「总参谋长」杨得志、「大将」粟裕都追求她，「给她军火生意做」、「一次就赚到两个亿，现在还有三千万港币在手。」

真个是「领袖嫖妓，全民埋单」，羡煞美国总统克林顿。

其三，阅毕这些共产王朝揭秘书籍文章，笔者曾好奇想过：照理说，自古以来绝色美女多出自名门世家大家闺秀的千金小姐，工农下层家庭则较罕见，一来与先天性父母的遗传有关，二来也和后天的成长环境和家庭教育有关。可是，当朝太尉爷林彪叶群夫妇动用国家公器海选儿媳妇千百人中选中共军高干女儿张宁；当朝皇帝毛泽东选妃子也是选中同是共军高干女儿陈惠敏，巧的是她俩都来自南京军区，还是军区干部子弟小学的同学。他们俩的父亲原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在农村活不下去了才跟毛泽东共产党「扛枪闹革命」，打平天下论功行赏，成了共军高干得以高官厚禄，大享清福的。以张宁在其《尘劫》一书中所记述的文字和显示的照片看，其父原是江西共区一贫因农夫，生活的艰难迫使他放下锄头拿起枪「跟共产党毛泽东干革命」其实无非是想「混一口饭吃」，随着历史的车踚碰碰磕磕前行，好不容易熬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八年抗战」到了「国共内战」（中共称之为「国内觧放战争」（他随军到了山东战场，此刻，多年的出生入死征战、恶劣的生存环境己将其打磨成一个年过四十干瘪瘦小脸黄肌瘦的老光棍，但也正是因为这些年的军旅生涯让他得以从一个下层士兵上升至一名中高层军官，共军本来就靠在江西打家劫舍起家，一旦佔据地盘，「弟兄们」都要分点好处，「党组织」於是关心起老光棍找老婆成家的事了，在共党那里有了权就有一切。「党组织」包办一切，而张父偏偏看中了佔领村中一个远近闻名最高大强壮的漂亮姑娘，地盘都佔了，还有办不到的事吗？於是这「村花」姑娘立时成了张军官的「随军家属」，也正是因为这漂亮姑娘的遗传因子生下了张宁这个漂亮女娃，二十多年后成了未来接班皇太子妃。相信将来陈惠敏小姐的皇官秘阙大作若如实讲到自己的身世及父母的「姻缘」恐怕也是大同小异的共军强虏民女的故事，否则以一介兵痞能生出一个绝色皇妃只怕是天方夜谈。

让我们拭目以待，无论如何陈小姐之揭秘大作若能面世，对剥下毛泽东圣人的画皮，还他流氓的本貭，破除他尚残余民间的「威信」帮助中国从此走上民主路，还是功德无量的。

最后一点心得是这是一篇非常成功的访谈录，值得向读者朋友推荐。金先生在文首说：「我在香港做新闻人物专访，可谓『不计其数』」。作为读者，也可以在此斗胆说一句：笔者读过的人物专访、访谈录、回忆录等也颇『不计其数』了，但特别令人佩服令人印象深刻的屈指可数。现在记得的除金先生这篇「毛泽东情人自白录」外，还有同是刋於金先生主编的《开放》杂志（09年11月号（，香港艺术发展局前文学委员会主席、作家寒山碧先生回忆「毛泽东钦点的女右派」林希翎的文章「回忆林希翎与我的交往」。一般的回忆纪念文章，大多局限於给回忆对象戴上许多冠冕堂皇的大帽子或贴上各种各样的标韱而缺乏对人本身真实生动的描写，以至读完以后，除了那一大堆「帽子」和「标韱」之外，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干巴巴」的形象，读者对其人没留下什么印象，更遑论「活在读者心中」了。寒先生这篇回忆录就不同了：它没有堆砌任何政治术语，甚至少提政治，完全把林希翎当作一个普通人、普通女性来写，回忆初次见面的情形，其后有限次数的见面交住，特别是林有一次途经香港上作者写字搂，适作者外出，林就迳自入作者的小间大大咧咧地坐在大班椅上脚翘上写字枱旁若无人的大声讲电话，看得写字搂职员和秘书小姐们一楞一楞的……又写到作者介绍她到一新加坡居港女画家家中借宿，林如何不拘小节，搞到主人和介绍人都极其尴尬……作为读者的读后感并无丝毫觉得作者在贬损林，反而觉得眼前浮现出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个性的林希翎，令读者不期然地产生一种联想：当年林被毛泽东欣点为大右派是否也因她这种不拘小节以至口不择言害了自己？因为笔者在香港在美国也见到过不少类似的不但未能「入乡随俗」反而是将一套大陆作风原封不动地带出国门、与新环境显得格格不入的大陆同胞，因而对该文印象特别深刻。

金先生这篇「毛泽东情人自白录」更是一篇不可多得的范文，除详尽准确地记述了访谈者（陈小姐（亲口请讲述的采访内容（毛泽东的淫荡生活（外，还通过记叙与陈小姐认识交往采访的过程细节，让读者对访谈者（陈小姐（本身也有了一个鲜明深刻的印象。

比如说，金文开首就回忆了经张宁介绍认识和釆访陈小姐的经过及「不愉快的分手」：陈小姐97年在港委托金先生做经理人找出版社出版她计划中大爆毛泽东性事的揭秘书，原因是她听说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在海外出版「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引起哄动「赚了大钱」（其实以笔者的读后感，反觉得李医生跨越千难万阻，比如文革中被迫烧毁多年的日记和手稿，凭记忆从头写起，是为了实现亡妻的遗愿，为中国现代史留下见证和珍贵资料而写远多於为钱而写（也想效法李，写与毛「关起门后面发生的事」赚一笔，以「得到补偿」（在毛那里失去的青春、「恋爱和结婚的冲动」（，但当「一听说李医生的书只赚到40万美金，她就不屑地说：『40万？炒一层楼就够了，我不是垃圾，我是贵妃！』。当金先生对她说「出版的事不顺利，人家嫌你要价太高….. 」她「就开始抱怨我不懂得『报喜不报忧』抱怨我没有安排她亲自出面跟出版社谈，她说她的精彩故事一定能使对方高价出手。』她偷渡来港后向英美领事馆申请政治庇护移民遭拒「她气愤地骂，英美当她垃圾，视她比一个流亡学生还不如，她要出一本超过李志绥的书给他们看看。」在金先生夫人生日那天，陈小姐约金先生夫妇吃饭贺生，可是却为出书的事不相信金先生的觧释而与金争吵，「直到晚餐结束，我们走在街上还在大声和我争吵－－没想到会是这不愉快的结局。……我太太（美国人－－笔者註（非常失落，一个生日晚会，竟然要忍受老公和一个女人不停地争吵。直到和陈小姐分手，她才大叹一口气，一路无语，……」读至此，一个刁蛮公主的形象己跃然纸上。但人总是多面的，在金先生笔下，刁蛮的高干子女陈小姐也有俏皮可爱的一面，金文说陈提到毛死后，她父亲当年的上下级战友、现时共军的「总参谋长」扬成武、「大将」粟裕都曾追求过她，声言说要离婚娶她……说到这还不忘和金先生开个玩笑说句俏皮话：（他们（「都是你们湖南人。」

陈小姐出生在大陆、成长在大陆，其思想意识、行为方法无不属大陆的标准模式，她说「高干中不少人都知道她和毛的关系，有的见了她还下跪叩头，称她『娘娘』求她在毛面前说情，让他们『落实政策』……」她以为自己贵为贵妃，曾「一朝选在君皇侧」，来到香港去到外国，别人也要像大陆这些「高干」庸官一样待候她、拍她马屁，出大价钱买她的「故事」….. 甚至狠狠地碰了壁还坚持己见、撞了南山还不知回头。诚如金先生对她的评价：「她非常自信，声称沾上了毛的灵气，其实也有毛的不可一世和无知，造就了她的野心」。

看了金文，令笔者想起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江青抛黑材料让红卫兵写大字报揭发刘少奇「腐朽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喜新厌旧」结过六七次婚，想以此「搞臭」刘少奇。陈小姐透露傱毛那裹得来的信息，针对毛在中南海宫中找女孩子「大床同眠」，刘回击说「我是结过多次婚，可每一次都是离婚再娶正式结婚的。」言下之意己很清楚了。陈说：「他（毛（很反感周恩来装圣人，情人多，不敢做。也反感刘少奇说他老婆都是正式结婚，祗有我一个人乱来？毛的可爱就在於他的真，他敢说，他就是秦始皇。」

呜呼，这一窝统治了我们六十年的蛇鼠！

毛泽东蹂躏上千女性轰动网络 中共高官只林彪例外——李大立：强虏民女是中共的传统 读《开放》杂志10月号金钟先生「毛泽东情人自白录」有感

谢选骏指出：人説“毛泽东蹂躏上千女性轰动网络 中共高官只林彪例外——李大立：强虏民女是中共的传统”；我看作者不知毛的疾苦，因爲毛泽东這個賤貨，是犯罪心理学的典型案例——毛澤東他爹夺走了他的童養媳，毛澤東知道妻被爹蹂，無可奈何，所以長大以後，疯狂报复社会，走上了破罐子破摔犯罪道路——變態心理学案例。


【53、毛泽东是个“旧社会”】


《习近平紧追毛泽东？美汉学家：毛聪明得多 习很脆弱》（联合报 2022-11-03）报道：

美国资深汉学家认为，毛泽东比习近平聪明得多，也更有charisma。图为北京天安门广场附近一家商店陈列的毛泽东和习近平头像瓷盘。（美联社）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二十大后进一步集中权力，对此不少人拿他跟中共前领导人毛泽东相比拟，不过美国汉学家林培瑞强调，习跟毛之间差很多，在魅力、深度等层面上，习都不可与毛比拟，也强调如今习近平政权相当脆弱。

美国之音2日刊出对美国资深汉学家林培瑞（Perry Link）的专访影片，林培瑞出生于1944年，早在1972年“乒乓外交”时就担任美国访陆团的翻译，并在1970年代末期到中国研究当代文学，长期关注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学发展，现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荣誉教授。

中文极为流利的他提到，习近平上台“这个转折很惊人，我也没想到过的”。他指，1979、1980年在中国大陆时，是伤痕文学时时期，也是“粉碎四人帮”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中国朋友、作家教授等等，都表示文革“绝对不会再出现，打了疫苗针，不可能再发生”。

不过林培瑞话锋一转，指出“现在你看习近平跟毛泽东时代越来越像。今天在网上看到很像毛泽东的口号，『读习主席的书、听习主席的话』，是毛泽东的调子，毛泽东就用那个模式、那些字一样”。

林培瑞强调，习近平当然不是个毛泽东，毛泽东比习近平聪明得多，而且更有魅力（charisma）。同时，毛比习有深度，“非常讨厌的深度，可是至少有深度”；“习近平不那么感兴趣，我不觉得是有份量的知识。怎么勾心斗角、这种政治把戏他会，可是更有趣的或者更广泛的知识问题，我觉得他没有东西”。

林培瑞并重批习近平，指他希望把自己提到毛的一个层面上，“他把中国带回毛时代的那种狭隘的思维，加上民族主义，这是相当可怕、相当糟糕的一件事情”。

但是林培瑞认为，两个时代也有不同。他分析，“毛时代老百姓的觉悟远远没有现在多。21世纪初开始，中国老百姓有一种权利的概念，『我有权利，我能够表达我的看法』”，林培瑞直言，习近平面对的社会比毛的“困难得多、调皮得多”。加上习近平没有毛的魅力和脑筋，林培瑞最后断言，“我并不觉得他是永久的一个什么东西，我觉得他的政权相当脆弱”。

网民嚎叫：

偶偶地来一发 发表评论于 2022-11-04 07:35:47

等等。为了黑习近平，开始吹捧毛泽东了？

Paenia1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23:10:27

毛搞群众运动，同时也抓科技和经济。

习抓科技和经济的方式方法都是以毛为师的，不过，没有毛的精髓，发动群众，相信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搞群众运动改造官僚，最后就会一事无成。

衡山老道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19:41:15

习的智慧，学识，和毛比是天壤之别，但习也有比毛要强的地方，就是他不搞群众运动，知道抓科技和经济。

HighEnd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22:04:23

？！theriver1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21:21:05 衡山老道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19:41:15

习的智慧，学识，和毛比是天壤之别，但习也有比毛要强的地方，就是他不搞群众运动，知道抓科技和经济。

光天化日自己拉屎自己吃都使得，還怕噁心人嗎？

白云蓝天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21:38:38

中国经济在江胡时代一直在飞速发展，眼看没多少年经济规模就可超过美国了，却被国贼习大粪活生生地掐断，并且要让国人准备过苦日子，这是抓经济吗？！

白云蓝天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21:36:22

国贼习大粪连发展经济都不提了，而主要目标只是“安全”，这是抓经济吗？！

theriver1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21:21:05

衡山老道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19:41:15

习的智慧，学识，和毛比是天壤之别，但习也有比毛要强的地方，就是他不搞群众运动，知道抓科技和经济。

----------

你这畜牲还能再恶心人吗？习不搞群众运动？逼着全国人民学习习近平思想，考试（学习APP）不通过不但进不了所有事业单位，就连所有的岗位资格证书都拿不到，这叫不搞群众运动？至于以防疫之名到处封城把几千万人民软禁在家数月，这可是比群众运动凶猛百倍的“群体惩罚”！

习抓科技和经济？那是抓吗？那是捏死科技和经济好吗！习一整顿教培业，整个行业被彻底玩儿死！习一大炼芯片，整个半导体业一地鸡毛，最终中高端芯片制造业被美帝彻底搞死！习一整顿IT业，所有高科技企业一片哀鸿，大批CEO下岗卷款跑路，大批竞争力优质私企被劣质国企吞并！

白云蓝天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21:20:10

衡山老道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19:41:15

习的智慧，学识，和毛比是天壤之别，但习也有比毛要强的地方，就是他不搞群众运动，知道抓科技和经济。

--------把中共黑帮化、中国黑社会化比搞运动的害处不知要大出多少倍！而且他搞清零，不是比毛的任何一场运动害处更大？！而且接下来还不知他会怎么胡搞？！

他抓经济？不就是要把市场经济变为计划经济？！

他搞科技？不是要与西方技术、文明脱钩，使中国沦为世界末流国家，再次任人宰割？！

白云蓝天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21:19:01

衡山老道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19:41:15

习的智慧，学识，和毛比是天壤之别，但习也有比毛要强的地方，就是他不搞群众运动，知道抓科技和经济。

----------------------------

把中共黑帮化、中国黑社会化比搞运动的害处不知要大出多少倍！而且他搞清零，不是比毛的任何一场运动害处更大？！而且接下来还不知他会怎么胡搞？！

他抓经济？不就是要把市场经济变为计划经济？！

他搞科技？不是要与西方技术、文明脱钩，使中国沦为世界末流国家，再次任人宰割？！

谷惠子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19:46:19

HighEnd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19:06:02

他要是沒有這個權力肯定找不到一等一的文人做秘書，給他潤色詩詞

----------------

不完全是这样。毛在写沁园春长沙那首诗的时候是最失意的的时候，被罢免了最高领导权。没人会给他润色。这首诗不仅展现了毛远大的理想抱负，艺术上也可圈可点。

衡山老道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19:41:15

习的智慧，学识，和毛比是天壤之别，但习也有比毛要强的地方，就是他不搞群众运动，知道抓科技和经济。

HighEnd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19:06:02

他要是沒有這個權力肯定找不到一等一的文人做秘書，給他潤色詩詞

了量子纠结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14:39:00 猪头怎么能和腊肉相比，如果有幸腊肉没成为遗臭万年的暴君，他会是近代最伟大的诗人。郭沫若这个马屁精都不如他。

HighEnd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19:03:47

21世纪初开始，中国老百姓有一种权利的概念，『我有权利，我能够表达我的看法』

——

嗯，你不能妨礙我做核酸的權利，不能妨礙我為主人歌功頌德的言論自由

白云蓝天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18:52:17

《国贼习近平的本质》（下）

国贼习近平是在搞文革吗？文革只是一个运动，一个由权力斗争所引起的运动，文革不是目的，文革只是一种手段，所以在文革中晚期，文革前三年由失控的群众运动所造成的种种疯狂与荒谬的现象渐渐趋于绝迹。而国贼习近平种种疯狂与荒谬的所作所为是伴随着其罪恶的统治而发生的，只要国贼习近平的罪恶统治不结束，其种种疯狂与荒谬的所作所为不仅不会消失，而且在很多方面其疯狂与荒谬程度更甚于文革前三年。

国贼习近平是在保中共吗？正相反，国贼习近平的所作所为不仅注定会使中共垮台，而且会使中共跟他一样遗臭万年。在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衰亡之际，邓小平成功地改变了中共的颜色，而自从中共经过了这样一个华丽的转身，与时俱进，中国就完全与整个文明世界挂上了钩。随着中国经济与社会的不断发展，民主制、多党制也就会渐渐地成为现实，到那时，即便中共退出了历史舞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它也会在...  查看完整评论

白云蓝天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18:51:44

《国贼习近平的本质》（上）

很多人把国贼习近平的倒行逆施看作是回归毛路线、搞文革，把国贼习近平的黑色共产党与传统的红色共产党相提并论而完全看作是一回事，这实在是大错特错的，因为这种看法是把形式当作了内容，把表面看成了实质，在客观上极大程度地降低了对国贼习近平罪恶本质的认定。

传统的共产党是有理想、有主义的政党，其主要目标也是要使国家强大，而初期的传统共产党政权在实现工业化方面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尽管其体制属于专制体制并且干过专制体制所容易干的不少错事。

国贼习近平有理想吗？他的所作所为是代表某个政党、某个派别吗？否！国贼习近平没有任何理想，他只有他个人的“梦想”；他不代表任何政党、任何派别，甚至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他的所作所为仅仅是为了他自己。他的“梦想”就是想成为世界级伟大人物，而由于他眼界极窄、见识极低、人格极坏、素质极差，所以他在竭力圆他的...  查看完整评论

白云蓝天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18:48:41

supernova13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14:56:55

毛时代很多人饿肚子，连穿衣服谈对象的自由都受到压抑。

-------------

毛时代饿肚子，就是为了人们今天不饿肚子。毛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成了初步工业化，并创造了极佳的国际环境，为邓改开打下了不可或缺的基础。

翠时代，将使日益兴旺发达的国家再沦为世界末流国家，任人宰割，百姓日益穷困。

白云蓝天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18:43:17

将习比作毛，客观上是对习最有力地吹捧！

一条小路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18:31:46

毛澤東扛兩百斤會換肩的，能搞清楚什麼是寬農和寬衣，老毛還不用小本本。

笨傻痴呆戆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18:31:45

二愣厉害过毛！！！东厂抓人，全面监控！！！哈哈

ln2020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18:26:05

太祖妙计平天下，学毛不可学皮毛。

zzbb-bzbz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18:21:33

脆弱的话，美国应该欢迎

Radianz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17:58:11

二胖倒是想也有毛那种狂热个人崇拜氛围，也把标准像和毛并排挂在天安门。好像老百姓反映冷淡，没弄起来。

hoho365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17:43:27

其实他想说的是：我并不觉得他是一个什么东西

老李子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17:34:12

包子想被做成腊肉，哈哈！

viBravo5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17:32:46

一张满脸横肉的猪脸硬是被PS成巨婴脸

锦西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17:26:28

老毛是个文人，教员出身，老蒋是个军人，行伍出身。为什么把老蒋跑到了台湾，又为什么，到台湾后，老毛说100年不许打台湾，，。对老蒋的家乡浙江奉化，尤其的关照，。老一代革命家，有他们的情怀。所以，有人呼喊，习大想解放台湾，那就是一个胡咧咧。

淡水桥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17:18:21

毛的书法，诗词和文章都是一流的。他的演讲稿子都是自己写的。好多文章至今看来还是让人拍案叫绝。

难题求解1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17:17:52

关注个PI， 关注的话就不会在现在新冠是个大型感冒的情况下 把老百姓都关起来，不让看病，病死的，饿死的，企业倒闭失业的， 我看他完全不在乎 ~ 把14亿人往沟里带 ！ 还关注民生，狗PI吧！

~~~~~~~~~~

supernova13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14:54:45

实事求是讲，至今为止习对老百姓个人生活的影响有限，比较注重重大民生问题（反腐，房价，脱贫...），不干涉小老百姓吃喝玩乐，所以他在政治上的倒退还没有动摇他执政根基。

seewhatisee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17:13:36

他和老毛子一樣的殘暴。沒什麼兩樣。

说说也罢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17:10:23

紧追毛泽东？用东施效颦也许都不够贴切，习与毛的差距远不是东施和西施的差距，差了至少两个数量级。

习即便是刚在清华混了三年，又在国防部长身边当了三年秘书，正值最年富力强的时候，却连个河北省的小县都管理不好，还离不开老爸的后门，还不是一般的差，否则高扬也不会一点儿情面都不给，结果狼狈不堪跑到福州，幸亏还是项南愿意接收否则他都不知道能去哪儿！就这么一块料！

锦西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17:10:22

毛主席聪明吗？天津的老，老红军时期的革命者，刘青山，张子善，每人就是贪污2000块钱，老毛不念功劳，不念旧情，在众人的刑场，公开枪毙。朱德的小儿子，2000块人民币，夫人康克清，还活着呢，不也说枪毙，就也枪毙了。，，习大枪毙了几个？？他们又贪污了多少？？中国的问题，不是谁强，谁弱的问题。苍天有眼，。

ali88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17:07:02

supernova13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14:56:55毛时代很多人饿肚子，连穿衣服谈对象的自由都受到压抑。

--------

习正在这方面追赶毛。快了！

ali88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17:05:17

美汉学家:毛聪明得多 习很脆弱。

++++++++

他想说习蠢货愚蠢得多。怕五毛围攻他。

不相信事实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16:37:28

习近平文化水平品味应该和洪秀全差不多。

creamkk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16:33:04

要看对手，毛时代共产党可是猛人辈出，哪个不是枭雄，再看现在，一帮文人太监，个个一屁股屎，被包子反复搞

山龙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16:15:00

毛腊肉很自信，什么都不做整天在中南海游泳池搞女人，大小事情交给周恩来就行了。习包子手下没有能人，有能人他更不放心，所以他只好事必躬亲，什么都要插一手

大阪书生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16:10:27

习不重要，习时代或习后时代的中国有没有发展的论断更重要，没有商鞅的秦国同样令人生畏。要文斗，不要武斗。要分析，不要好恶。中国崩溃论早就已经崩溃了。

量子纠结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16:04:00

有一点猪头超过腊肉，腊肉凭借一党的力量从执政党夺取政权，猪头凭借一己之力从执政党夺取了政权。

Deepspace_01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15:56:41

毛病不除，习以为常。

groogle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15:46:00

包子能和红烧肉比吗 馅儿不纯啊 包个皮跟没包一样 光着的

蓝靛厂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15:27:19

腊肉消灭中国人的肉体，帝消灭中国人的精神。

有1说1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15:23:19

一般混血宝宝聪明，加之普京就很聪明

体制内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15:13:08

This scholar overestimated the Chinese people.

nyfan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15:13:00

胡说八道，人家有博士学位，毛爷爷有吗？！

gbgdxc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15:07:29

亚洲食肉动物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15:03:00

干嘛做成瓷盘 做成马桶或痰盂多好

-------------

俩盘俩菜，同样臭味！

北卡山人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15:06:36

习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亚洲食肉动物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15:03:00

干嘛做成瓷盘 做成马桶或痰盂多好

supernova13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15:02:38

毛晚期被接班人问题整得身心俱疲，如果不是他运气好，被他打倒的邓小平在六四时化险为夷，控制住局势，他现在有没有墓地都不一定。什么“美汉学家”？还是傅高义看得准，更推崇邓小平。

supernova13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14:56:55

毛时代很多人饿肚子，连穿衣服谈对象的自由都受到压抑。

supernova13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14:54:45

实事求是讲，至今为止习对老百姓个人生活的影响有限，比较注重重大民生问题（反腐，房价，脱贫...），不干涉小老百姓吃喝玩乐，所以他在政治上的倒退还没有动摇他执政根基。

量子纠结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14:48:00

如果猪头是腊肉再世，大家碰上这么个百年一遇的伟人也就心甘情愿自认倒霉，现在死在猪小学生手里，实在是死不瞑目。

happysurf24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14:42:11

能比吗？毛的江山是自己打下来的，习有那本事吗？

CARLTON80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14:41:31

200里山路不换肩。。

这种神仙就不要拿来和凡人比了

量子纠结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14:39:00

猪头怎么能和腊肉相比，如果有幸腊肉没成为遗臭万年的暴君，他会是近代最伟大的诗人。郭沫若这个马屁精都不如他。

谢选骏指出：美国汉学家都不了解中国，所以胡说毛泽东聪明。其实毛泽东并不聪明，否则不会考不上大学。毛泽东的狡猾，因为他是个“旧社会”，张闻天在延安时更明白对张国焘说：“老毛懂得旧社会旁门左道的那一套，让他去干罢！”张闻天知道毛泽东能和三教九流的人渣打成一片，所以也就知难而退了。早在1980年代我就发布了这样一段遭到删除的文字——“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都是资本主义社会培养的，相反，社会主义社会只能培养雷锋式的人物。”結果嚇得編輯人員趕緊刪掉了。


《中国二把手李强：他不是你想的中国那种政治官员》（2022-11-03 华尔街日报网）报道：

习近平上个月任命李强为中国新的二号人物。李强在国内以亲商的实用主义者著称，不惧突破政策的界限。党内人士说，他也是一个忠诚的人，在必要时将有效、积极地执行政府的政策。李强此前曾是习近平的亲密助手。

习近平的新副手李强在政治生涯中展现出了两种特性。

随着李强进入新的角色，伴随的问题是：他特性中的哪一面将会占据上风？

李强曾是习近平的亲密助手。习近平在压制所有潜在对手并巩固权力之后，开始了他作为中共总书记的第三个任期。一些中国企业家、投资者和学者表示，李强的从政经历意味着，他可能会对政策调整产生一定的影响，柔和执行习近平的一些强硬的政策。习近平的一些政策被认为强化了政府对国家的控制，比如对新冠疫情的零容忍态度和对科技公司的整治。

李强此前任上海市委书记。知情人士称，在上海，李强与包括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Alibaba Group Holding Limited, 9988.HK, BABA, 简称：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在内的科技企业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并在去年习近平对民营企业进行整顿的时候为其中一些人起到了调和作用。他也是支持在中国使用西方开发的mRNA疫苗而不是国产疫苗的少数高级官员之一。

但在重大关键问题上，李强选择与习近平保持一致立场。比如上海的防疫工作，他起初尝试采取较宽松的防控手段，但之后实施封控，其严格程度是当时全国范围内少有的。

以习近平为首的新领导班子在中共二十大会议亮相，此后的一周里，中国主要股指和人民币都大幅走低。许多投资者和分析师担心这个由习近平亲信组成的领导班子将削弱决策过程中的讨论环节，并加大发生重大政策失误的风险。中共最高决策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此次有四位新任委员，其中包括李强在内的三人都曾在习近平担任地方官员期间与他共事。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长期与中国高层领导人打交道的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Joerg Wuttke（说：“李强对于应该做什么有很好的想法和优秀的直觉，但他在一次又一次的事件中表现出极度忠诚，最终做决策时并没有遵循自己的直觉行事。”伍德克认为，习近平“想要一个没有争论的团队，现在就可以把他的想法付诸实际行动”。因此，伍德克说，外企必须准备好迎接新的政策：一个并非侧重经济，而是侧重稳定和控制、并追求财富分配和更大程度平等的政策。

一些同李强有过交集的人士则认为，李强与习近平的信任关系可以追溯到21世纪初，这意味着他也许会有更多空间来试验新构想，并比即将离任的总理李克强更有影响力。在习近平任期内，李克强在很大程度上被边缘化。

他们表示，习近平对李强的信任意味着习近平或许愿意把更多权力下放给他，这样习近平就能更多地关注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等领域。

事无巨细，习近平经常就政府各种政策发表意见，但他有时似乎对事必躬亲感到厌倦。他多次批评官员们在决策上不作为或者在没有意义的事务上花费太多时间的现象——中共将这种现象称为形式主义。

习近平2021年1月对中共高层纪检官员们发表讲话时称，有的官员对党中央部署要求照本宣科，不能密切联系实际贯彻落实；有的等党中央有批示了才动一动，没批示就不作为。“我作批示是守住最后一道防线，难道我不作批示工作就不干了吗？！”

相比之下，李强出了名的一点是能够凭直觉理解习近平模糊的、有时甚至是矛盾的要求，将其充实为具体政策并付诸实施。

这位63岁的官员晋升之路极其迅速。他一路升至中共最高领导层，而此前缺乏国家层面的治理经验。这让许多观察人士感到意外，他们原本猜测，由于李强在上海疫情封控期间所扮演的角色，他的仕途已难再进一步。上海的封控在这座有2,500万人的城市引发了普遍的不满。

李强晋升为仅次于习近平的中共二号政治人物，预示着他有可能在明年春天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担任总理。在美国从事咨询工作的Robert Kuhn称，这表明，习近平仍然认为鼓励创业创新很重要；Kuhn曾多次与中国领导人交谈，自2006年以来与李强会面过数次。

Kuhn回忆，在2016年举行的一次会面中，李强同他深入讨论企业家精神。

Kuhn说，李强当时谈到了如何才能有更好的创业环境。李强认为竞争是一个关键因素，Kuhn回忆，李强在会面中还谈到他对“政府如何促进有竞争力的高效系统以及为企业家提供更有利环境”的想法。

一位在21世纪初结识李强的中国企业家表示，李强似乎对每个人都很随和，包括那些职位比他低的人。当时李强在沿海省份浙江担任习近平的省委秘书长。该人士称，李强在习近平的办公处有一间小卧室，当习近平工作到很晚时，他经常待在那里。

这位人士说，李强表现出一种独立思考的倾向，当他认为这符合党的利益时，他会愿意冒险，不过他也会谨慎的选择在什么时候冒险。

2018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李强和时任中国证监会主席的刘士余在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

今年早些时候，在中国出现新冠疫情、习近平坚持动态清零政策时，李强在上海采取了较温和的做法。他最初尝试精准防疫，同时尽可能保持这座城市的开放，并尽量减少对经济的干扰。

李强咨询了医学专家、科学家和跨国公司的管理层，据了解李强想法的人士称，他倾向于学习如何与新冠病毒共存。

然而，当疫情恶化，最高领导层决定采取更严厉措施时，李强迅速站在了同一立场。

严格封控期间，李强及其领导的上海政府通过采用闭环管理措施，让工人住在工厂内部以避免接触到外部病毒。这一举措帮助包括特斯拉（Tesla Inc., TSLA（在内的众多在上海开展业务的公司得以复工复产。

根据特斯拉的财报，其上海工厂在6月份实现了该公司史上单月最高产量。特斯拉没有回复记者的置评请求。

习近平没有批准使用外国研发的新冠疫苗，也没有对这一决定作出解释。中国的新冠疫苗大多使用了传统技术，研究发现，这些疫苗的效果不及使用西方企业研发的更新型的mRNA疫苗，许多专家建议接种三剂，以充分预防重症和死亡。根据中国政府数据，截至10月12日，大约90%的中国人口已接种两剂疫苗。

据知情人士透露，李强与医疗专家和企业高管讨论了mRNA技术，并支持德国制药商BioNTech SE（BNTX（去获得中国政府批准，进而在中国内地使用该公司疫苗。

BioNTech在2020年12月同意与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Shanghai Fosun Pharmaceutical（Group（Co., 600196.SH, 简称：复星医药（合作，在2021年向中国交付1亿剂疫苗。在被中央政府叫停之前，该疫苗已接近在大陆分销。BioNTech不予置评，复星医药未回应置评请求。

据熟悉相关情况的人士说，李强曾管理过中国一些商业环境最佳的地区，尽管中国政府对民营部门实施了整顿，他依旧与成功的企业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这些人士说，一些人依旧向李强寻求建议；当在他们与高层协商问题时，李强协助他们与中国政府部门进行沟通。

其中一些人士说，今年早些时候李强还曾建议中央政府放松对互联网的整治行动。在中国正努力应对经济放缓的背景下，新监管行动的数量有所下降，不过目前还不清楚李强是否在其中发挥了任何重要作用。

李强出生于1959年，他的早期职业生涯是在家乡浙江度过的。他在大学学的是农业机械化，后来入了党，仕途一路升迁。

2002年，也就是习近平出任浙江省委书记、代省长的那年，李强被任命为该省温州市委书记。温州是一个港口城市，市中心毗邻李强的家乡，以繁荣的创业中心而闻名。在温州任职期间，李强倡导发展民营企业。

李强在2003年发表于一家中国杂志上的讲话中表示，如果没有民营经济，温州的城市建设起码要后退一个世纪。他在讲话中称赞了温州市民的勤劳和冒险精神。他当时表示，政府在发展民营经济方面，主要是当好服务员、导航员和裁判员。

李强2004年出任浙江省委秘书长，成为习近平的贴身助手，习近平于2007年调任上海。李强继续留在浙江任职，最终在2013年升任浙江省省长。

据知情人士称，2014年，当中国在浙江筹备一个国际互联网会议时，时任浙江省省长的李强提议将主办城市打造成一个向西方企业开放中国互联网的试验区，使这些企业不受中国网络防火墙的阻隔。

上述知情人士表示，这个想法与官方需要加强互联网控制的主张相左，并且由于需要多个政府部门签字认可，最终在政府的反对下流产。

李强还在浙江发起了一项试点，在小城镇营造亲商氛围和有吸引力的实体环境。2015年，这一模式得到了习近平领导的中央政府的认可，并在全国推广。

2016年，李强被任命为江苏省委书记。到任后不久，他就安排了与包括阿里巴巴的马云在内的知名企业家会面，与当地商业界展开互动并鼓励投资。阿里巴巴未回应置评请求。

据国内媒体报道，李强曾表示，民营经济是活力经济，也是富民经济。

2016年李强在为阿里巴巴一位高管的书所写的序言中说，马云是他最喜欢的聊天对象之一。

第二年，李强进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并担任上海市委书记，这个职位通常被看做是通往更高职位的跳板。

在上海，他主持了来自特斯拉等公司的外国投资；特斯拉斥资20亿美元在上海建厂，这是该公司在美国境外的第一家工厂。特斯拉被允许全资拥有上海工厂，而所有其他外国汽车制造商都必须与中国本地公司组建合资企业。

商界的许多人认为李强是一个相对偏自由派的中共领袖，他更喜欢讨论商业交易而不是政治。一名来自国际投资公司的高管曾与十来位中国高级官员见过面，他回忆起2017年与李强就业务拓展进行的一次会面。该高管称，虽然当时大多数中国高级官员会引用习近平的话作为开场白，但李强没有讲政治术语，并且整个谈话过程中都在讨论商业。

“这表明他对自己与习近平的关系充满信心，”上述高管说。“他不是你所认为的那种典型的中国政治官员。”

网民嚎叫：

zhibushu 2022年11月03日 18:57

哈哈，这就开始造舆论了。华尔街跟土共配合的真不错，不愧是民主自由灯塔国真正说了算的

松果 2022年11月03日 18:12

华尔街日报网开始造舆论了。慢慢来。呵呵

yandahai 2022年11月03日 17:23

习總頭馬

那时烟花乱 2022年11月03日 16:09

有哥们当年在温州时与李有近距离接触，对他的评价是很会做人，典型的从底层博上来的温州官员，和吴小晖在很多方面有相似之处。当时，有不少随包入浙的福建商人在温州做生意，李对他们很关照。

谢选骏指出：看看李强，1959年生的，好歹赶上个“半个旧社会”——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


《对习这种人 不要有哪怕一丁点的幻想》（读者 2022-11-03）报道：

1、对习这种人  不要有哪怕一丁点的幻想

美中关系紧张之际，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进入第三个任期，美联社报道称，拜登政府正对权力扩大的习近平展开评估，华府方面愈来愈担心，未来美中双方关系可能变得更加困难和不可预测。有分析指出，20大的人事安排让人们见证了习对权力的贪婪和垄断到了何等程度，对这种人，必须抱一万个小心，不要有哪怕一丁点的幻想。

美联社报道指出：习近平如今大权独揽的状况，从毛泽东以来不曾有过，美国已经更新国防及国安策略，反映中共已被美国视为最强军事、经济对手。美国总统拜登曾经自豪表示，自从十多年前初次见面以来，他与习近平的交情一直不错，当时拜登为美国副总统，习近平则是国家副主席。但如今，拜登面临的习近平权力已经增强甚多，即使遭遇经济、外交困境，习近平也决心要巩固中国的超级强国国际地位。

报道引述华府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中国研究主任布兰切特的分析：美国所面对的中共国并没有回到毛泽东时代，习近平不是毛泽东，不过美国确实进入了新领域，若从中共政治体制的稳定与可预测来看，美国同时也进入了变化莫测的领域。11月，20国集团峰会在印尼举行时，拜登与习近平可望举办会谈，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科比指出，美国要与中共讨论的议题非常多。他表示：官员已经开始为元首会面预做安排，只不过是否会面还未确定。

海外时评人士邓聿文在《重新认识习近平》一文中也写道，中共二十大的人事安排让外界大跌眼镜，检讨失误，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轻视了习近平，尽管这种人事安排对习未必有利，但还是轻看了习本人对权力的垄断程度。

文章分析指出，内部危机、外部险恶需要斗争精神固然能够解释现在的这个人事局面，然而话说过来，在习前十年斗争精神的薰陶下，有哪个中共官员没有斗争精神和斗争意志，敢不去斗争？此外，中共的“内忧外患”真是到了容不下哪怕仅仅一个非习派官员的地步么？所以，除了所谓的环境恶劣外，恐怕还得从性格上找原因。也即，习这个人气度狭小，至少在用人上没有大格局。当年毛也掌握绝对权力，在党内斗得你死我活，毛的气度也不是太大，但还是会把其他山头的人安排在权力中心，即便做个摆设。到行将就木的晚年，甚至把邓小平这个党内二号走资派从江西召回，赋予实权。习的斗争精神是学毛的，可却没有毛的用人“雅量”。说来说去，可能这才是最关键的一点。

文章最后写道，气度狭小，完全抓权，不想“外人”染指，这就是剥开那些漂亮辞藻包装后真实的习近平。习在很多方面都摹仿毛，但就是在“自信”上摹仿不了毛，根子就在于，习当政十年，没有建立起一件真正能够写入历史的事功。毛好歹为中共打下了天下，邓好歹让人吃饱了肚子，习说要让中共国强起来，可事实是，他这十年是大折腾，搞得整个官场鸡飞狗跳，官不聊生，他是用一套权术让同僚们臣服他，而不是像毛一样建立在事功基础上的权威让官员们心甘情愿地服从。对这种人，必须抱一万个小心，不要有哪怕一丁点的幻想。

2、认清北京  这些国家纷纷远离中共

中共当局无视俄罗斯野蛮入侵乌克兰而继续维持对俄密切关系，已经引起东、中欧国家强烈反弹，导致这些国家正纷纷远离中共。东中欧各国以往曾受俄罗斯严厉的政治打压和地缘政治野心之害。

“日经亚洲”周刊指出，在2010年代初期，东中欧国家曾一度心向北京，因为中共是个成长快速的经济强权，有丰沛的资金可投向海外。但这种好感如今已转变为日益加深的失望，或将导致欧联对中共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

文章写道，北京2012年与东中欧16国成立“16＋1”经济合作倡议，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等区内多数国家都加入其中。希腊2019年加入，中共几乎年年举办成员国高峰会，希望通过基础建设投资与科技合作来拉拢这些国家。但这种友好关系正在迅速消失，第一个生变的迹象出现在2021年5月，立陶宛退出该倡议与北京保持距离。2022年8月，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继之退出，使成员国减少为14个，捷克可能是下一个跟进的国家，而这与俄国入侵乌克兰但中共却维持友好对俄关係有关。

文章披露，习近平感到忧心之下，今年4至5月间派出了特使霍玉珍前往东中欧8个主要国家，说明对于俄乌战争的立场，但霍玉珍在多数国家似乎受到了冷落，尤其在波兰，因为波兰有长期遭受俄国威胁的历史，因此对中共的友俄立场特别愤怒。眼下，这种日益反中的情绪已开始损害东中欧与北京间的经济交流活动。当地媒体报道，罗马尼亚政府决定，对中国企业提供的基建投资施加严格限制。其实，东中欧国家对中国投资的热爱早在俄军入侵乌克兰之前即已消退，因为中共官方有关扩大对此地区投资的说法，最后多半成为空话。

文章指出，这个趋势一旦持续，将对全球战略格局造成重大冲击。首先，东中欧地区对中共的立场必将影响欧洲整体对中政策。波兰东方研究中心研究员贾科波夫斯基直言：“东中欧对中共的立场趋于强硬，将推动欧盟的整体中共政策走上比较强硬的方向。”其次，东中欧的这种作法将告诫中共，维持对俄友好关係将牺牲外交，若是中共在战事上继续支持俄罗斯，就可能挑起这些国家的怒潮，从而使中共在这些地区的友好国家锐减。

3、争议声中 舒尔茨启程前往北京

据德国电视一台和德国广播电台报道，德国总理舒尔茨当地时间11月3日下午启程前往北京，4日将对中国进行11小时的访问，舒尔茨由此成为2019年以来首位访问中国的欧盟国家重要领导人。同一天，舒尔茨在美国政治新闻杂志《政客》（Politico）发表文章说，德国不想与中国脱钩，但也不会过度依赖中国。随着中国的变化，与中共打交道的方式也必须改变。

据报道，舒尔茨计划在北京与习近平和李克强举行会晤，他还希望谈及人权问题，德国执政党之一自民党外交政策专家莱赫特就朔尔茨北京之行表示，进一步加深与中共的关系没有意义。在他看来，价值数十亿的进一步投资目前还不可能。“通过贸易实现变革”的时代已经过去，习近平可以终身执政已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同一天，舒尔茨在前往中国访问前夕发表的这篇文章写道，自己是心中装着五项考虑因素开始这次中国之行的。首先，今天的中国与5年或10年前的中国已经不同，随着变化，与中共打交道的方式也必须改变。其次，不仅中国变了，而且世界形势也变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正在残酷地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秩序。舒尔茨认为，即使在形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中国仍然是德国和欧洲的重要商贸伙伴，因此德国不想与它脱钩。不过他同时写道，“但是中共想要得到什么呢？”第四个考虑因素是必须消除片面的依赖关系，需要谨慎和务实地寻求明智的多样化。舒尔茨所说的第五项思考是，他不仅是以德国联邦总理的身份访问北京，而且也是以一名欧洲人的身份去访问北京的。他写道， “我不是要代表整个欧洲，如果那样将是冒昧和错误的，而是因为德国的对华政策只有在嵌入欧洲的对华政策时才能成功。”

4、这件事 TikTok终于认了

英国媒体报道，中国短影音分享应用程式TikTok告诉用户，公司在中国的部分员工有权限可取得英国和欧盟用户个人资料，这再次印证了外界一直以来的担忧，北京当局可能借此取得西方国家用户个资。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根据TikTok的说法，公司个资隐私政策是“基于明显的工作需求”而制定，且上述政策适用于“欧洲经济区、英国和瑞士”。TikTok欧洲隐私政策主管佛克斯2日通过声明称，尽管TikTok目前是将欧洲用户资料储存在美国和新加坡，但“我们允许位于巴西、加拿大、中国、以色列、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韩国和美国的部分员工远端存取TikTok欧洲用户资料”。她辩称，这项作法受制于一连串健全的安全管控和批准协定，且经由欧盟通用资料保护规则认证。

由于担心用户个资落入中共当局手中，TikTok已受到英国、美国等世界各国的审查。就在本周，美国通讯监管机关的一位高级官员还呼吁，美国应禁用TikTok。

网民嚎叫：

runqun：习猪头致经济崩溃，公有化事与愿违，在位年数与其阳壽略同。封建皇帝，民生凋敝其是不管滴。

2022-11-04 09:56

Siewkim：桀的菹醢，金三的炮刑，普京的侵乌，包子的治园。用人类的共性去分析独裁者，江前总书记会指着你的鼻子说 You are too naive.

2022-11-04 07:45

ROLEX78：

20大的人事安排让人们见证了习对权力的贪婪和垄断到了何等程度，对这种人，必须抱一万个小心，不要有哪怕一丁点的幻想。说得对！！

2022-11-04 07:41

zcz：

华府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中国研究主任布兰切特的分析：美国所面对的中共国并没有回到毛泽东时代，习近平不是毛泽东，不过美国确实进入了新领域....

2022-11-04 07:36

无云夜空：

把人看得极端地对立，或极端地雷同都同样的不合适。习近平是人类的一员，具备人类的共性，又是有特殊性的一员，可以分析他的特点。

2022-11-04 06:26

鬼见愁：

此文说是对习不要存想，是不是说要对中共有幻想？中共本质就是邪灵附体，行事是邪恶当道，本身就是这世界上寄生的毒瘤，难道还要在这人渣堆窝里斗中期望拣出一个好人渣？

2022-11-04 04:17

g2j2：

对谁能有幻想？中共官员都维护党的领导又窝里斗，斗不过就往外跑，没跑得了就进秦城。

2022-11-04 00:46

hardlyconfused：

对习这种人 不要有哪怕一丁点的幻想——非常正确，俄国人还有点点良心，苏联解体时，也没有屠杀人民，现在也没有用核武器——习二为保住自己的权力，会不择手段，会丧心病狂，他会再次屠杀人民，还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核武器。

谢选骏指出：毛泽东是个“旧社会”，所以1969年面对苏联入侵的威胁，1971年就毫不犹豫地投降了美国；斯大林也是如此乖巧地与纳粹和英美两边先后勾搭成奸。相形之下，普京这个封闭社会长大的怪胎就不够灵活了，结果把自己搞得狼狈不堪了。


【54、毛泽东是个反革命分子、猫择洞是个国民党特务】


《讓張靈甫全軍覆沒的臥底，被打成反革命死於監獄》（2021-10-23 南方人物周刊）报道：

阿壟，攝於1941年元旦

無題

不要踏著露水——

因為有過人夜哭。

……

哦，我底人啊 ，我記得極清楚，

在白魚燭光裏為妳讀過《雅歌》。

但是不要這樣為我禱告，不要！

我無罪，我會赤裸著妳這身體去見上帝。

……

但是不要計算星和星間的空間吧

不要用光年；用萬有引力，用相照的光。

要開做壹枝白色花——

因為我要這樣宣告，我們無罪，然後我們雕謝。

——阿壟 1944.9.9

阿壟原名陳守梅、又名陳亦門

“文革”爆發後不久，重病的阿壟在獄中寫下遺書：“我可以被壓碎，但絕不可能被壓服。”

“他完全超脫了，不顧壹切，堅持自己的觀點。”現年87歲的詩人牛漢說。“阿壟的神情總是悲抑的。我壹次也沒有見過阿壟大笑。他像壹塊石頭，有金屬的分量和光芒。”

1980年代，在平反復查“胡風案件”的討論會上，他第壹次讀到阿壟的遺書。這封遺書打動了在座的很多人，時任中宣部副部長賀敬之流下了眼淚。

阿壟是“七月派”詩人、國民黨軍官，也是中共情報人員。他寫了大量詩歌、詩論和報告文學，還像余則成壹樣潛伏在國統區，為中共提供軍事情報。

1950年代，毛澤東發動清剿胡風文藝思想的運動，阿壟被打成“反革命”和“國民黨特務”，然而直到生命的最後壹刻，他都沒有承認這個罪名。

1

1907年2月，阿壟生於杭州壹個市民家庭，只念了幾年私塾和高小，就被送到綢布店做學徒。他利用夜晚的時間自學，20歲時就在杭州的報刊發表舊體詩和小品文。

不久，綢布店倒閉，阿壟只身來到上海。在“實業救國”思潮的影響下，考入上海中國公學大學部經濟系。他讀到魯迅的著作，深受感染。

“壹·二八”事變爆發，阿壟目睹吳淞口的校舍被日軍炮火摧毀。他感到在強敵面前，僅靠“實業救國”遠遠不夠。1933年他考入國民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黃埔軍校（第10期步兵科，至南京受訓。畢業後在國民黨第88師任見習軍官及少尉排長。沒過多久，他就參加了“淞滬會戰”。他身先士卒，帶領士兵們來到閘北最前線。在壹次敵機轟炸中，阿壟臉部受傷，不得不離開隊伍治療。這段經歷給他留下了刻骨銘心的感受，他將其寫入報告文學《閘北打了起來》和《從攻擊到防禦》，以S·M的筆名發表在胡風主編的《七月》雜誌上。

當時《大晚報》特聘記者曹聚仁也寫了大量戰地通訊，但他只能在88師師長孫元良的司令部根據地圖、戰報和消息寫作。“七月派”詩人羅飛說：“淞滬抗戰期間，當時前線也有隨軍記者在活動，但像阿壟這樣深潛在生活的最底層，手持武器與士兵同生死共榮辱壹起戰鬥的作家是極少的。”

阿壟不僅寫到了愛國的熱情，也寫到了戰爭的殘酷和真實的人性。晚年，胡風在回憶錄中寫道：“他（阿壟（把戰爭初期雄壯的東西和悲慘的東西都送給了讀者，是抗戰初期的忠實的記錄之壹。”

部隊中的種種情況使阿壟失望。少年時的好友陳道生是中共地下黨員，受到他的影響，阿壟逐漸傾向革命和共產黨。

1938年7月，胡風在武漢第壹次見到阿壟。胡風記得他身材不高，但面容堅毅、真誠，滿懷激情卻不溢於言表。他們成了誌同道合的朋友。阿壟向胡風透露了對國民黨政治體制和人事作風的不滿，對共產黨則充滿信任和希望。

在胡風的介紹下，阿壟去見了當時在八路軍辦事處工作的吳奚如（周恩來的政治秘書之壹（。吳奚如對阿壟印象很好，決定介紹他到延安去學習，並計劃讓他在學習之後回到國民黨部隊，從事情報工作和統戰工作。

2

1938年11月，阿壟動身去延安。為掩人耳目，他只身從衡陽步行到西安，與18集團軍取得聯系後，再進入他“夢想的王國”（阿壟語（。他先後在抗日軍政大學和延安抗大學習，感受到和國民黨部隊截然不同的氣息。那裏的生活深深吸引著他，他贊美窯洞像蜂巢，而這裏的人似釀蜜的蜜蜂。在詩歌《哨》中，他寫道：

壹月的夜的延安

前線帶回來的壹身困倦

從這深深的夜逾越過去

又是新紅太陽的戰鬥的明天

幾個月後，他的眼睛在壹次野戰演習中受傷。在組織的安排下，他來到西安治病。病未痊愈，去延安的交通就被國民黨封鎖了。

在西安與日本友人聊天時，阿壟聽說壹位日本通信兵寫了部關於侵華戰爭的報告文學。盡管是歌頌戰爭的，但從作者放壹槍又寫壹筆的寫作態度來說，又是中國的作者所不及的。

阿壟深受觸動，他不能接受“偉大的作品不產生於中國，而出現於日本；不產生於抗戰，而出現於侵略”，在不斷遭到日軍空襲的西安，開始寫作《南京》。

阿壟以紀實的筆觸記述了士兵們英勇殺敵、視死如歸的壯舉，同時也描寫了陷於戰事的市民形形色色的艱辛、絕望與掙紮。他寫了發生在南京中華門、光華門、中山門的激戰，也寫了之後中國軍隊的多次重大會戰。他想通過這部作品表達出“中國軍人悲壯的愛國情懷和最終戰勝敵人的光明前途”。

他說，南京壹戰所產生的消極影響，壹方面從南京的失陷開始，壹方面又從南京的失陷完結了。徐州的壹戰，使中國在軍事上從潰敗和混亂的泥海裏振作起來；武漢的壹戰，使中國收獲了有利於持久戰的、寶貴的穩定；豫南、鄂北的壹戰，和洞庭湖畔的爭奪，勝利的晨光已經熹微地照著中國的軍旗了。

正是由於寫到了國民黨軍隊的正面作戰，《南京》在解放後沒有任何出版機會。

阿壟認為，最重要的是“真實”：

“人不能夠改變歷史，也就不能夠改變真實，更不需要改變真實。”

“為什麼非要在紅色上再塗些紅色，使它變紫、變黑呢？”

3

胡風曾這樣形容阿壟：“戰士和詩人是壹個神的兩個化身。”

1941年，阿壟奉命到重慶“潛伏”。經黃埔同學介紹，他進入國民黨軍事委員會任少校參謀。後又考入陸軍大學，畢業後任戰術教官。他為共產黨提供了大量情報，但隨著當事人的紛紛離世，這段歷史也逐漸湮滅。

直到2001年，當年參與審理“胡風反革命集團”案、如今已經退休的王增鐸撰文回憶了對阿壟的審查情況，才使這段歷史浮出水面。

根據王曾鐸的記述，1942年阿壟曾托詩人綠原將刊載有國民黨部隊編制、番號及部署地點的壹包袱小冊子帶給胡風，由他轉交給地下黨。

詩人冀在壹篇文章中更詳細地回憶了這段歷史：

“1942年，我和綠原同時考進了復旦大學。有壹天，綠原從重慶回到學校之後，不無余悸地告訴我守梅（阿壟（托他帶壹包東西給胡先生（胡風（，並嚴肅而鄭重地告訴他，那是比生命更寶貴的東西，丟失了它，同時也就丟失了生命。”他後來才知道那“東西”原來是國民黨軍隊編制、部署的印本和圖表。

不久，阿壟遭到國民黨的懷疑。他收到了壹封匿名信，裏面寫著“妳幹的好事，當心揭露妳的真面目”。阿壟認為這是深知內情的同情者的警告。他丟下了工作，對孩子匆匆做了安排，逃到重慶。剛到重慶，通緝令也跟著過來了。他乘船離開，壹路東下。作為壹名逃亡者，他混在眾多旅客中，小心翼翼，避免與人接觸交談。之後他化名“陳君龍”避居杭州、南京壹帶。

1947年，阿壟在氣象臺當臨時雇員，由於感到並不安全，隨即稱病辭職，匿居軍界朋友家中。為了裝出有病的樣子，他養了熱帶觀賞魚、寄居蟹和花草，深居簡出。

從舊同事那裏，阿壟獲知了國民黨對沂蒙山區的作戰計劃。他敏感地意識到這個情報的重要性，連夜跑到上海通知胡風。胡風將情報轉給地下黨的負責人廖夢醒。

冀還記得當時的情景：壹天他和阿壟在新街口鬧市漫步，見壹家照相館的臨街櫥窗中陳列著許多國民黨高級將領的照片，阿壟指著整編第74師師長張靈甫的照片悄聲說：“等著，有好消息聽，有好戲看。”阿壟的話當時並沒有引起他的註意。當年5月，孟良固壹役，74師全軍覆沒，張靈甫被擊斃，南京震動，冀才又記起這件事。阿壟笑道：“早從軍界朋友那裏知道了這支部隊的調動和作戰布署，並且把它傳到那邊去了。”

不久，胡風也在信中轉達了組織對阿壟的褒獎，以隱語說：“上次轉告友人的話，他聽了似乎高興，並囑以後有同類的話還想聽到。這也可以作為找職業的參考。”

組織交給阿壟又壹個艱巨的任務：想盡辦法，利用舊關系再入國民黨的軍事系統。

1948年夏，他化名進入國民黨陸軍大學研究院12期任中校研究員，後任國民黨參謀學校中校、上校戰術教官。他受到了監視，但只要有機會，仍然通過胡風和羅飛繼續向地下黨組織提供情報。

當年，阿壟5次將從軍校同學蔡熾甫處了解到的國民黨部隊軍事調動、軍隊番號、駐地資料，交待給地下黨鄭瑛。1948年至1949年春，他說服蔡熾甫，將蔡所知國民黨有關軍事布置、武器配備等資料通過羅飛轉交給了上海地下黨組織。1948年冬，他通過方然向浙東遊擊區轉交由蔡熾甫提供的浙江全省軍用地圖百余份。

這些事實在“胡風反革命集團案”調查中就已查明，但他還是被打成了“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幹”。

4

1950年3月，阿壟受魯藜和蘆甸之邀來到天津，被安排在文聯工作。盡管當時剛入中年，他的雙鬢已經斑白了。

不久，阿壟連續發表了兩篇論文——《論傾向性》和《略論正面人物與反面人物》，提出了自己對當時高度敏感的文學與政治關系的理解。他反對政治內容的概念化表現，反對除工農兵以外不能寫的論調，反對對正面人物的神話和對反面人物的醜化。

阿壟沒想到這兩篇文章會為他惹下大禍。

拍攝過講述右派群體的紀錄片《紅日風暴》的導演彭小蓮說，阿壟的觀點實際上也是胡風文藝思想的呈現。胡風是魯迅的弟子，在魯迅晚年曾幫助魯迅打過很多筆仗。“魯迅逝世後，胡風以及他身邊的壹批作者，以魯迅精神為楷模。”彭小蓮說，“在他們看來，魯迅代表了獨立於政治之外的理想的知識分子形象。”

阿壟的文章壹發表就遭到了《人民日報》的猛烈批判——“反對藝術為政治服務”、“歪曲和偽造馬列主義”。阿壟給《人民日報》寫信，並附上壹篇辯論文章。信中，他做出了某種程度的“檢查”。很快，檢查在《人民日報》發表，辯論文章則遭到扣押。對他的批判其實不是針對他個人的。

隨後的思想改造和文藝整風運動中，阿壟不斷遭到批判。他的入黨申請支部早就通過了，但報到上級又被壓了下來。1955年5月，阿壟以“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幹分子”和“反動軍官”的罪名被捕入獄，秘密關押。獨子陳沛由公安局托管。

陳沛當時只有10歲，半個多世紀之後，他向本刊記者描述了當時的情景：“5月15日，來了很多人搜查我父親的手稿和書信。當時我爸爸說，是出版社的叔叔。公安局的壹個叔叔就把我帶出去玩。不久，公安局長萬曉棠找我爸爸談話。我爸爸說，我壹輩子追隨共產黨，我想不到說我是反革命，說胡風是反革命。”

壹封私信在對胡風和阿壟的定性上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1946年7月15日，阿壟曾以隱語寫信給胡風：“至於大局，這裏壹切充滿了樂觀，那麼，也告訴妳樂觀壹下。三個月可以擊破主力，壹年肅清。曾經召集了壹個獨立營長以上的會，訓話，他底自信也使大家更為鼓舞。同時，這裏的機械部隊空運濟南，反戰車部隊空運歸綏。壹不做，二不休，是膿，總要排出！”

1955年6月8日，在得到這封信後，毛澤東致信中宣部部長陸定壹：“我以為應當借此機會，做壹點文章進去。”

兩天後《人民日報》以編者名義給信下了如此按語：“阿壟在壹封給胡風的信裏，對蔣介石在壹九四六年七月開始的在全國範圍發動的反革命內戰‘充滿了樂觀’；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主力’‘三個月可以擊破’，‘壹年肅清’；並對蔣賊的‘訓話’加以無恥的吹噓，說甚麼‘他底自信’‘使大家更為鼓舞’。阿壟把人民革命力量看做是‘膿’，認為‘總要排出’，並認為進攻人民革命力量必須堅決徹底，‘壹不做二不休’！”

胡風在交代材料中曾對此作詳細解釋：“當時是在和談和軍事調解期間，但蔣介石在瘋狂地暗地裏準備發動內戰。阿壟在陸軍大學，有些同學在軍界做事，知道了信裏所說的情況，就急於告訴了我。為了防止信被檢查，所以用了偽裝的口氣，但受信人是壹眼可以感到那所包含的嚴肅的戰鬥的心情的。”

實際上，早在辦案初期公安部門就已完全搞清了阿壟的無辜和他對革命的貢獻，周恩來也對把阿壟定為“反動軍官”、“國民黨特務”提出了異議，但既然最高領導早已定下了調子，阿壟的命運最終便未能改變。

5

1955年，19歲的文學青年林希（原名侯紅鵝（因曾向阿壟請教寫作被打為“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

1966年2月，被監禁了10年之後，阿壟開始正式在法庭受審。10年來，他從未在“原則”上“低頭認罪”，壹直被審訊者認為“態度極端惡劣”。在審判中，林希被強迫出庭作證。當阿壟看到林希也被卷入時，他決定承擔全部責任。在美國的林希至今還清晰地記得當時的情景：

對阿壟宣判的那天，法官宣布開庭後，阿壟被帶到法庭。當時，阿壟和我只有幾步之遙。他的頭發全白了，臉上那種永遠和善的笑容不見了，皺紋己經僵硬了，目光變得凝重。他坐在壹只小木板凳上， 前面有壹張小課桌，課桌上放著對他的起訴書。我看到那起訴書上有阿壟畫的紅道，起訴書旁邊放著壹副眼鏡。阿壟坐在被告席上，好像已經沒有什麼憤怒了，甚至於給人壹種平靜的印象，比我還要平靜。

我按照官方審定的證詞講了壹遍，這時法官問阿壟：“對於侯紅鵝的證詞，妳有什麼質問嗎？”我顯得有些緊張了，我想阿壟壹定會向法庭爭辯的，因為事先檢察院的人就對我說過，阿壟有申辯的可能，而且他們還告訴我，如果阿壟申辯，妳不必直接回答，法庭會有辦法讓妳出來的。

“沒有。”阿壟只說了兩個字，就再也不說話了。前前後後只用了幾分鐘的時間，我完成了自己“證人”的表演。法官宣布我可以退出法庭，法警又帶著我從法庭走了出來。

阿壟再次走進法庭，沒有讓他坐下，只讓他面對法官站著。法官和陪審員也站了起來，站在中間的首席法官壹字壹字地讀著宣判書。宣判書自然是概述了阿壟的“罪行”，最後判決阿壟有期徒刑12年。法官向阿壟說：“被告如對判決不服，可於×日內提出上訴。”這時整個法庭壹片死寂，大家都在緊張地等待阿壟的公開表態，等待著阿壟最後的申辯。

“我放棄上訴，”阿壟的聲音很鎮定，“壹切事情都由我負責，與任何人無關。”說罷，他站起身來，由4名法警押著走出法庭。他從法庭兩廊座位中間走過，他的身子挺得筆直筆直，頭微微地昂著，目光平視，步子邁得極是鎮定。就像我第壹次見到阿壟時那樣。

“文革”爆發，阿壟發現自己患了骨髓結核病。他每天忍著巨大的病痛，面壁而坐。他感到自己將不久於人世，寫下了壹封遺書。他仍然相信黨壹定能夠對他的問題作出公正的裁決。

1967年3月21日，阿壟死在獄中，身邊沒有親人。負責處理屍體的人，是壹位姓劉的公安幹警。他將阿壟的屍體送到了火化場。

按照規定，這類沒親屬認領的“死囚”骨灰是不保留的，但他還是在火化場工人協助下找到壹只木箱存放阿壟的骨灰。在壹間骨灰盒停放室的墻外，他深深地挖了壹個坑，將木箱埋了進去。

6

陳沛如今退休在家。他用大量時間整理父親的手稿，希望有生之年可以寫出壹部父親的傳記。

父親被捕時，他只有10歲。面對鋪天蓋地的批判，他曾相信父親是“反革命分子”、“國民黨特務”，拒絕去監獄探望。談起這壹段往事，他至今抑制不住心中的悲傷。1963年，阿壟第壹次獲準與他通信。然而，8年來在特殊環境裏長大的他卻不敢與父親聯系，來信被退回監獄。

這對阿壟是壹個沉重打擊。從此，兩人再無聯系，甚至阿壟病重時，陳沛也未敢去看望父親。

審判結束4個月後，阿壟給審判員寫了壹封信談他最後的想法。陳沛向本刊記者出示了這份遺書的復印件。

審訊員，並請轉達：

首先，從根本上說，“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件全然是人為的、虛構的、捏造的！（重點為原有，下同（

所發布的“材料”，不僅實質上是不真實的，而且還恰好混淆、顛倒了是非黑白。

壹方面歪曲對方，迫害對方，另壹方面則欺騙和愚弄全黨群眾，和全國人民！

因此，我認為，這個“案件”，肯定是壹個錯誤。

就像巴西政變當局壹樣！就像“松川事件”壹樣！但那是資產階級政權，那是資產階級政客。

如果壹個無產階級政黨也暗中偷幹類似的事，那它就喪失了無產階級的氣息，就壹絲壹毫的無產階級的氣息也保留不住了，那它就成了假無產階級政黨了！

何況被迫害的人，政治上是同誌，並非敵人。

即使是打擊敵人，也應該用敵人本身的罪過去打，不能捏造罪名，無中生有，更不能顛倒是非，混淆黑白。

……

謊話的壽命是不長的。壹個政黨，壹向人民說謊，在道義上它就自己崩潰了。並且，欺騙這類錯誤，會發展起來，會積累起來，從數量的變化到質量的變化，從漸變到突變，通過辯證法，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自我否定。它自己將承擔自己所造成的歷史後果，再逃避這個命運是不可能的。正像想掩蓋事實真相也是不可能的壹樣。

……

從1938年以來，我追求黨，熱愛黨，內心潔凈而單純，做夢也想不到會發生如此不祥的“案件”。當然，我也從大處著眼，看光明處。但這件“案件”始終黑影似的存在。我還期望著，能夠像1942年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整風的結果那樣，能夠像毛主席親自解決問題那樣，最終見到真理，見到事實。

我也多次表白：我可以被壓碎，但絕不可能被壓服。

陳亦門 1965年6月23日（ 註：本文來源於《南方人物周刊》，作者劉子超，原文題目為《阿壟 我可以被壓碎，但絕不可能被壓服》。）

网民哀嚎：

甫志高 今天 09:52

害死抗日名将张灵甫，被冤死也值得了。

百年未有之大骗局 今天 08:59

这些为邪恶政权作纣为虐的犬牙死有余辜。

谢选骏指出：为共产党卖命的狗特务阿壟，为何被毛泽东清算？因为毛泽东自己是个反革命分子，毛泽东像是狡猾的“猫择洞”一样，是个潜伏在共产党内部的国民党特务——他通过韩战救了国民党一命，又发动历次政治运动把共产党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最后用文革搞得天下大乱，还把台湾让给了美国……毛泽东这个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特务，真是死有余辜！


【55、毛泽东是个狗特务——润之就是溜之大吉】


《毛泽东名字的含义：毛泽东曾用过的26个化名》（2014年09月19日 海外网）报道：

毛泽东的名字是按毛氏祖先早就排定的谱牒而取的。《毛氏族谱》定下的子孙名字族牒为：“立显荣朝士，文方运际祥，祖恩贻泽远，世代永承昌”。比如毛泽东的祖父毛恩普，就是“恩”字辈，父亲毛贻昌，即是“贻”字辈，毛泽东和兄弟毛泽民、毛泽覃等都是“泽”字辈，毛泽东的下一代即“远”字辈，比如毛远新。

毛泽东一生中，除正名“毛泽东”外，还曾先后用过二十六个名字（包括化名（。

第一个名字是石三伢子，即毛泽东的小名。1898年，毛泽东5岁时，为了祈求长命富贵，素信佛教的母亲文氏领着他来到韶山观音石前焚香跪拜，认了“石干娘”。因毛泽东在家排行第三，故此父母家人以及乡人，都叫他为石三，或石三伢子。

第二个名字是“毛润之”。这是他早年常用的名字。1910年毛泽东入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时，他在堂长李元甫交给的一份表上填：毛润之，韶山人，17岁。毛泽东一师同学张昆弟1917年9月16日的日记中曾写道：“今日星期天，约蔡和森、毛润之、彭则厚作一两小时之旅行……”毛泽东在早期的书信和听课的《讲堂录》中，有时也使用“毛润之”或“润之”的名字。毛泽东曾以“润之”为名发表过《浙江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原载《向导》第179期。

第三个名字是“子任”。1910年秋，毛泽东在湘乡东山高等小学读书时，因其仰慕梁启超（号任公（，便以“子任”为笔名。

第四个名字是“毛学任”。第五个名字是“学润”。第六个名字是“润芝”。第七个名字“永滋”。第八个名字“咏滋”。第九个名字“咏芝”。第十个名字是“允滋”、 第十一个名字是“泳芝”。这几个名字的来历都与杨怀中（即杨昌济（有关。刘继兴考证，毛泽东1945年重庆谈判时，曾与当时任《新民报》副刊编辑的作家张恨水谈起：1915年下学期，已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的毛泽东，其思想深受杨怀中老师的影响。杨是理学家，崇拜胡林翼。一次毛泽东写信给杨先生，署名“毛学任”。杨问“这是何意？”毛答：“学梁任公。”杨随即拿出一部《胡文忠公全集》送给毛，要他学习胡林翼（字润芝（。毛反复阅读此书后，改字为“学润”。杨说：“司马长卿崇拜蔺相如，改名相如。你既尊敬胡林翼，就改字润芝好了。”于是毛泽东又改字润之或写成“润芝”，有时还写作“永滋”、“咏滋”、“咏芝”、“允滋”、“泳芝”。（据《韶山毛氏四修族谱》（1941年本（卷十五载：“毛泽东，字咏芝，行三”（。

第十二个名字是“二十八画生”。在长沙读书时，毛泽东发表过征友启事，落款为“二十八画生”，这是毛泽东三字的演化，繁体“毛泽东”三字为二十八画。

第十三个名字是“毛奇”。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时，毛泽东还有个“毛奇”的外号。这个名字本是德意志建国时一位赋有文韬武略的着名将军（德文为MOLKT ，音译为毛奇（，同学们给他取了这个语意双关的外号，表明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志向非凡，才华超群，深受学友们的爱戴与推崇。当时毛泽东也常对同学说：“丈夫安为天下奇（宋代王延瑰送王邦衡诗句（，即读奇书，交奇友，着奇文，创奇迹，作个奇男子。”他还用“毛奇”这个名字写过一些文章。

第十四个名字是“毛石山”。是毛泽东1922年在湖南从事革命活动时所用的化名。他在1923年9月28日致林伯渠等的信中说：“此信托人带汉寄上，因检查极厉害，来信请写毛石山，莫写毛泽东。”（《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4页（同年，他以此为名还在《前锋杂志》上发表过《省宪下之湖南》一文。

第十五个名字是“杨引之”。1927年7月至10月，毛泽东离开红四军领导岗位，到福建西部农村养病，曾化名“杨引之”，“引之”的谐音即“隐之”，这个名字寄托着他对久别远方的爱妻杨开慧的思念之情。

第十六个名字是“钟英”。1932年9月6日，毛泽东向团中央执行委员汇报工作的报告手迹，落款署名为“钟英”。

第十七个名字是“杨子任”。在延安时，毛泽东给分别了10年、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老同学易礼容写信，还特地使用了“杨子任”的名字，用此名字不仅是为了故人免得因与他这个共产党的领导人物的关系而遭迫害，也表达了以拯救民族为己任的共勉，同时也表达了他和已故妻子杨开慧对他们共同尊敬的师长杨昌济先生无限怀念的深情。

第十八个名字是“李得胜”。1947年3月，国民党反动派向陕北、山东等地发起重点进攻。为了诱敌深入，在运动中寻找歼敌良机，党中央决定将中共机关撤出延安。毛泽东说：“我们不可能固守一城一池，今天放弃延安，就意味着将来解放南京、上海，解放全中国。在胡宗南的强大攻势下，现在守延安则失延安，暂时离开延安则得延安。”这时，毛泽东化名“李得胜”。（同时，周恩来化名胡毕成，任弼时化名史林（。“李得胜”的谐音即“离得胜”，意为现在离开延安，则今后得到延安，革命即将取得胜利。（历史（

第十九个名字是“事任”。1946年，53岁的毛泽东曾用化名“事任”。当时抗日战争结束，国共鉴定停战协议，毛泽东看到了和平、民主的希望，他在停战令中说，“全中国人民在战胜日本侵略者之后，为建立国内和平局面所作之努力，今已获得重要之结果。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然而，国民党政府很快暴露了假停战、真内战面目，毛泽东不再对国民党报任何希望，打破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中国成为毛泽东的最大人生追求和事业的全部，“事任”一名的含义就在于此。

第二十个名字是“马任”。“马任”显然与马克思有关，这一名字显示了他要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为己任，建立一个和平、自由、民主的新中国。

第二十一个名字是“自任”。这一名字表明了毛泽东自我加压、负重拼搏的人生理想。

第二十二个名字是“周石林”。湖南省毛体书法研究会陈焕文会长曾在一次演讲中指出：“关于毛泽东名、字、号，据资料，除“毛泽东”外，毛泽东曾用过二十八画生，咏芝、子任，毛永滋，毛石山，李德胜，润之，周石林等。”

第二十三个名字是“涧西”。第二十四个名字是“毛万山”。第二十五个名字是“赵东”。第二十六个名字是“国彬”。毛泽东曾使用过的这几个名字都记载于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的《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中。

谢选骏指出：上文只知“毛泽东曾用过的26个化名”，却不知这是为何——这是因为，毛泽东是个狗特务鼹鼠，需要从事见不得光的地下活动。所以他自称“润之”，就是“溜之大吉”的意思。


《毛泽东表弟文强是军统特务》（人民网 2009-08-20）报道：

在中国现代史上，文强算得上是个经历坎坷、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的一生，经历了泾渭分明的四个阶段。毛泽东是他表兄，周恩来是他入党介绍人，朱德是他的直接领导人，刘少奇是他的同乡，林彪是他的同学，戴笠倚他为心腹骨干，杜聿明对他甚为欣赏……

文强是文天祥的第23代后裔。他的父亲文振之与孙中山、黄兴、蔡锷是好朋友，接受了许多进步思想。文强从小接受了很好的教育，中学时代，文强与毛泽覃是同学，加之文强的姑母文七妹就是毛主席的母亲，他与毛泽东兄弟接触较多感情很好。

1925年8月，文强以第三名的成绩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与林彪同学，他还是林彪的班长，因林彪枪支走火和林彪打过架。不久，文强在周恩来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邵力子也介绍他加入了国民党。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为了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势力，制造了“中山舰事件”，紧接着又抛出了“整理党务案”，并首先在黄埔军校“清党”，要求“跨党党员”只保留一个党籍。文强没有退出共产党，而是选择退出了国民党。

北伐战争中，文强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宣传大队当了一名宣传员，进行战地宣传鼓动工作。9月，刚随北伐军到达武汉不久的他，受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的派遣，随同朱德入川，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杨森、朱德任军党代表）党部任组织科长，同时担任以朱德为书记的中共地下支部宣传委员。

1927年3月，杨森撕下革命的伪装，在第二十军内清党，文强闻风后随同其他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迅速脱离杨部，返回武汉，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炮兵营教导员，8月到南昌参加八一起义，任第二十军（贺龙为军长）第三师司令部少校特务连长，党内职务是第三师师委委员，负责宣传工作。南昌起义失败后，文强经香港辗转逃到了上海，按中央统一安排，疏散回乡待命。这样，文强潜回长沙老家躲藏了三个月，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1928年2月，文强第二次入川寻找党组织，但在重庆、成都都没有接上组织关系。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成都公园里碰到了黄埔军校的同学廖宗泽。廖宗泽时任中共川西特委兵委书记，正是他，改变了文强一生的命运。廖宗泽帮助文强恢复了组织关系，并将他派入川军第二十八军第七混合旅第二团开展兵运工作，任该团的支部书记。一年半后，文强被提升为旅委书记、中共江巴县兵委书记。

1930年10月，文强担任四川省委委员、川东特委书记，管辖23个县。这是一个相当高的职务，也是他在共产党内达到的事业顶峰。然而，文强的人生悲剧就在他担任这个职务的时候发生了。

谢选骏指出：毛泽东不仅自己是个狗特务，他的整个家族都是特务，文强就是一个例子。


《为什么毛泽东会亲自批准中统特务头子入党？》（文汇网 2019-06-11）报道：

李茂堂的表面身份是中统在陕西的特务头子，真实身份是中共地下党

中共保卫部门最恨的就是叛徒。

对于长期处于秘密状态的中共，叛徒始终是最大的安全威胁。1928年成立特科，“打狗队”打的就是叛徒。第二次国内战争期间，国民党破获白区几乎全部地下共产党组织，靠的就是顾顺章等叛徒。

抗日战争期间，第二次国共合作，共产党员又会在工作场合遇见过去的叛徒，不免反感。山西的阎锡山利用这种矛盾，有意在牺盟会中使用大量叛徒干部，压制共产党员。如何对待叛徒，就成为对中共政策水平的考验。1942年12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总结概括情报工作的政策，明确提出：“对于叛徒，除罪大恶极者外，在其不继续反共的前提下，予以自新之路；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中央政策解除了下面的顾虑，牺盟会中的共产党员注意团结争取过去的叛徒，两股力量联合对付山西的顽固势力，有效地控制了牺盟会和山西新军。

连叛徒都可以使用，情报工作还有什么禁忌！延安的情报、保卫部门思想活跃，展开关于反间谍方针的讨论。边保的布鲁提出“化敌为我，化我为敌”，中社部的陈龙、慕丰韵等人有不同意见。敌我之间的利用关系，不一定能实现完全的转化。后来，这个方针确定为“化敌为我服务”，决定大胆使用国特反正分子和可用的嫌疑分子。边保还提出“重拉比重派”、“重内比重外”、“重上比重中下”的情报组织建设方针，强调重视拉出来、强调重视建立内线、强调重视上层。

思想一解放，工作就活跃了。中情部与各分局社会部大胆开展工作，积极在敌特机关内部建立特情力量。

正在西安建立秘密电台的王超北，遇到一个线索。1941年，地下党员武少文告诉王超北，老相识李茂堂希望重新为党工作。李茂堂和王超北都是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后来都被敌人逮捕，王超北出狱后重新接上组织关系，李茂堂却自首留于中统，两人分道扬镳。身在中统的李茂堂，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抗日战争爆发后，正在中统兰州站工作的李茂堂急切找党，就委托表兄武少文来找王超北。王超北即将此事向西安八办请示。经延安同意，由王超北联系李茂堂。

为了更好地为党工作，李茂堂争取从兰州调到西安，任中统陕西省室副主任。从此，陕甘宁边区当面的国民党特务机关，在核心位置埋藏一个共产党特情！统管对边区特务活动的天水行营“党政军特联会报”，会议记录一次不落地送到延安。延安还有了中统的密码本，漫天飞舞的中统密电，将机密情报白送中共情报部。

进入中统高层的李茂堂，了解到国民党高层“朱系”与“CC系”的矛盾。抗战初期，朱家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任用亲信王季高为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这样，CC派在中央组织部的徐恩曾和陕西党部的杨大乾、李犹龙等人十分不满。王超北、李茂堂与潜藏在国民党陕西党部的中共情报员陈子敬暗中商议，决定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夺取更高的权力。

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召开年会之际，李茂堂带头向王季高发难，质问为什么扣押给上级的报告。不等王季高回答，早已埋伏在门外的CC派人马一拥而入，锁上大门，切断电话，围殴上级领导！省党部主任委员王季高、组训处长翟绍武被部下打得鼻青脸肿，无路可逃。打够了，李犹龙才出来解围。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闻讯大怒，一状告到总裁处，蒋介石亲自下令，李茂堂被戴上手铐脚镣，专机押送重庆。CC系早有准备，陈立夫、陈果夫也向蒋介石告状。官司打下来，陈果夫接任朱家骅的组织部长，谷正鼎接任王季高的陕西省党部主任。CC派大获全胜，在西安为李茂堂召开庆功会。论功行赏，李茂堂被任命为中统陕西省室主任、西北局专员，掌握了陕西中统的最高权力。中共情报部门这个内线力量打入的层次可是够高。

国民党在西安有多个集中营，专门收容中共地下党员和奔赴延安的青年学生。在国共合作的局面下，国民党没有理由继续关押，可又不甘心放虎归山。身为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党政军特联会报秘书长的谷正鼎，设计了一条毒计：派遣一个叛徒，以苦肉计方式取得难友信任，而后策动大家逃跑，再由监管当局借口制止越狱打死全部犯人。

集中营里来了一个新犯人，这个犯人多次带头顶撞监管当局，多次受到严刑惩罚，俨然敢斗分子。一天，周围的警戒人员突然不见了，此人振臂高呼：“同志们，机会来了，逃啊！”就在他带头爬上高墙的时候，难友们把他拉下来，一顿臭揍，当场毙命。逃犯被犯人打死，监管当局也无计可施。谷正鼎吃了一个哑巴亏，却不知害己的正是亲信李茂堂。

中统对边区的谍报工作缺乏成绩，谷正鼎面子上很是下不去。李茂堂又自告奋勇，亲自到延安走一遭！

李茂堂在延安受到中共中央情报部的热情接待。中情部考察认为，李茂堂虽然曾经自首，但没有出卖组织，现在又有突出贡献，决定发展李茂堂为“特别党员”。亲自批准李茂堂入党的毛泽东笑道：“两个主任介绍一个主任入党。”

可不！介绍人罗青长是中社部一室主任、汪东兴是二室主任，发展对象李茂堂是中统陕西省室主任，三个主任身任国共两方的特务头子，却都是中共党员！

中情部部长康生也高兴地宣布任命：王超北为西安情报处处长，李茂堂为西安情报处副处长。

平安回到西安的李茂堂，又受到中统上级的嘉奖。中统始终不知，自己的陕西省室负责人，隐蔽身份却是中共特别党员、西安情报处副处长！

指挥间谍战的主将变成对方人马，《苦肉计》的剧本演成《蒋干盗书》，深入虎穴却送去一个虎子，中统对延安的间谍战完全失败，而且败得糊里糊涂。一生矢志反共的中统局局长徐恩曾感叹，抗日战争导致国共合作，给共产党带来起死回生的机遇。岂不知，机遇也是创造出来的，好政策才能带来好机遇。正是中央确定的“化敌为我服务”的正确方针，使得中共情报部门得以在敌特机关之中建立重要的内线力量，取得谍报斗争的主动权。

军统也使用了大批中共叛徒，其中有的是真心诚意投敌充当爪牙，多数是脱党（失去联系）却并没有出卖过组织，还有少数是冒充“叛徒”打入军统。

间谍与反间谍，情报战错综复杂，谁的政策活，谁的手段多；谁的手段多，谁的战果大。

摘自金城出版社《中国秘密战：中共情报、保卫工作纪实》

谢选骏指出：毛泽东不仅一家都是狗特务，而且到处招降纳叛、结党营私……他为何批准特务入党？因为毛泽东自己就是狗特务的头目啊。他里通外国，为苏联卖命，给斯大林当狗，所以我叫它“毛狗特务”。


【56、毛泽东是个忘八蛋（毛驴）】


《中国校园称流传手抄信 致“尚未失去独立思考的书架”》（法广 2022-11-09）报道：

中共二十大结束后，对中国国内管控更加严格；对新冠病毒疫情的动态清零政策仍持续，使国内民怨四起。近日就有中国网友在校内图书馆发现一封名为“致一些尚未失去独立思考的书架”的信，以三百字控诉中共执政下的悲剧。

据自由时报今天报道称，Instagram帐号“公民日报 Citizens Daily”8日PO出一则贴文，称一位中国网友在国内某高中图书馆里找到这封信，标题为“致一些尚未失去独立思考的书架”，信中全文如下：

朋友，你可看见四通桥上的狼烟？连带着一些观点消失在这片光荣的土地。那你又是否记得，大半个世纪前，他，那个湖南师范生，说：“我提议将罢工自由权写进宪法。”

不，这些都终将被伟大的，热烈的嚎叫，裹挟著送进烟雨苍茫的山中，即使它们少有相干。

西北的形势一片大好，只是说话的舌头大都夹着伤痕。工厂的铁锈连带着氧化了人民情绪的门阀，你在读谁的书？又为何而爱这片宽广的悲凉？

大家又是否在唱着安全的歌曲，久之却忘记了在这片围墙之外，满目疮痍。落叶铺满乌鲁木齐无人的街道，那样的死寂传向郑州民工们回家拥挤的路途。

你说总会有一天可以变好，可正如你进入图书馆的初衷，那些书架上束之高阁的书，相比之下，与你手中填鸭的题目，你哪天才能将其抛下？

据该报道说，首段提到的“四通桥”即为中共二十大前在北京市四通桥发生的抗议行动；而“湖南师范生”则是指首任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1956年，毛泽东曾在《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表示：“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

自由时报说，第二段提及的“西北的形势一片大好”，应是对应中共对新疆的侵犯人权与建设再教育营等事件。第三段则提及乌鲁木齐与郑州，为近日乌鲁木齐长达三个月的严格封控，与郑州高压管制导致富士康员工徒步逃离返乡事件。

目前尚没有对此消息更多的报道。

网民嚎叫：

生肖迷宫 发表评论于 2022-11-09 11:35:56

在我们的社会

老师偷偷给人上课

医生偷偷给人治病

饭店偷偷给人炒菜

商家偷偷给人卖货

你们国家就没有光明正大地做事吗？

当然有

骗子光明正大做新闻

警察光明正大抢钱

砖家光明正大现眼

代表光明正大献媚

这topic偏偏西方人就算了

Riskoff 发表评论于 2022-11-09 10:26:04

热血澎湃的年轻学生都贪生怕死，不敢反抗，游行示威。这个国家就是彻底阉割了，不如五四，还有六四。

长贵 发表评论于 2022-11-09 10:01:00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Capitaltwo 发表评论于 2022-11-09 09:48:25

境外势力对清零的不满是因为境内的反革命分子不能随便窜访搞破坏了。清零实际上是一场平日清渗透，战时清敌特的演习。

aquestion 发表评论于 2022-11-09 09:40:31

美国只要你确诊，明天被车撞死也算新冠死亡，天朝放疗化疗透析心梗因为风控死亡都不算死了。这都不知道还出来洋洋洒洒一大坨。

望乡客人 发表评论于 2022-11-09 09:25:55

天下政客都一样，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出尔反尔，翻手为云，复手为雨！当不得数地！

郑南 发表评论于 2022-11-09 09:22:12

中国人任由恶棍共党荼毒，实乃咎由自取。

Frank1818 发表评论于 2022-11-09 09:13:32

咱来比较一下清零与躺平。台蛙日本美国是躺平派，台蛙日本每天死多少都有新闻可查，美国每天死近500口子，加拿大一个省每天就死好几十口子，当然，这些在反贼眼中都不是人命，都没有中国人的命值钱，因为中国清零死一个小孩，晕一个老头，那都是人命关天的，可以上国际头条的。

泰傻 发表评论于 2022-11-09 08:56:57

查了，刚刚，是以美国中情局为核心进行策划，以台湾蔡英文反动独裁政府之民进党狗特务为助手，在各校园内散发的所谓手抄信，其险恶用心，习爷皆知，况杉杉学子乎？

谢选骏指出：毛泽东这个“湖南师范生”，1956年在《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狂吠“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可是第二年他就发起“反右运动”，根据言论，迫害了数百万人，所以我说“毛泽东是个忘八蛋”，他有健忘症，食言而肥像只猪。而法广对此竟然毫不知情，简直匪夷所思。


《百花齐放，还是引蛇出洞？网民反呛中宣部部长》（2022.11.10 RFA）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11月10日在中国官媒《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主题是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他在文章中指出，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应当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还强调，要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鼓励解放思想、大胆探索，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充分讨论。

但这种表态非但没有受到民众欢迎，反而激发了网络民意的反呛。前南方都市报主编程益中在推文中说，只听说过有学术自由、艺术自由，哪有什么“学术民主”、“艺术民主”。李书磊造的这种新词“学术民主”、“艺术民主”，真是欺世谎言、欺君谬论。

美国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副主席韩连潮则在推文中评论说，这篇文章虽然提到了学术民主、百花齐放，但基调是为中共专制及其战略目标服务，在习全社会无死角管控下早已百花凋零，空谈双百是骗人的鬼话，此种环境只会产生新文艺革命旗手钦定的东西。

有网友在相关新闻的推文下质问说，这是又准备反右了！引蛇出洞？更有人说，这是老掉牙的骗术。

谢选骏指出：大家不懂得是，这是“七十年周期”的展现——1950年代到2020年代，不正好是七十年吗。


网文《忘八蛋（汉语词语）》报道：

忘八蛋是汉语词语，指从乌龟、甲鱼之形态引来，骂那些说话不算话、遇事缩头的人。

少年时读过一部笔记小说，书名记不得了，那上面关于骂人的话“忘八蛋”一词的解释颇有新意，也最能说服人，虽此书书名忘记了，这个解释却记忆至今。

现在的人都将“忘八蛋”骂成“王八蛋”，虽一字之差，其义远甚。现在的人，将这个词，解释为从乌龟、甲鱼之形态引来，骂那些说话不算话、遇事缩头的人。但“王”字终无从所来，无从所解。实际上是忘八蛋，而不是王八蛋也！

这就要谈到三纲五常了！那记载上说呀，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为三纲；仁、义、礼、智、信，是为五常。这八条，是封建社会道德伦理的最根本的标准，是士大夫包括一般人的立身于社会的根本，作为一个人，忘记了这八条做人的根本，就是“忘八”呀，加一“蛋”子以示轻蔑之至，就成了一句骂人的话。你背叛朋友，骂之曰“忘八蛋”；你坑蒙拐骗，骂之曰“忘八蛋”；你停妻再娶，养小秘，包二奶，骗情人，骂之曰“忘八蛋”；你打爹骂娘，欺兄杀弟，骂之曰“忘八蛋”；你寒窗十年，好不容易弄个官当，却要贪污受贿，卖官弄权，不体恤老百姓的艰难困苦，一味骄睢淫逸，人民就骂之曰“忘八蛋”！如此等等。

谢选骏指出：如此看来，毛泽东这头乱叫“造反有理”的蠢驴，确实是名副其实的忘八蛋也！至于王八蛋呢？大约有人觉得姓王的胆大包天，所以不爽，把忘八蛋改作了王八蛋。正如，把“毛泽东蠢驴”简称为“毛驴”。


【57、毛泽东是禽兽，亲手扼殺了文革——“文化大革命的异端思潮”，只是“一个毛派分子的说法”】


《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后记》报道：

一九三六年的春寒陡峭之中，当鲁迅为被杀害青年诗人殷夫的诗集《孩儿塔》作序时，写下了这样一段刻骨名心的文字：“一个人如果还有友情，那么，受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要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白莽作《孩儿塔》序}）。岁月如流水早已漂白了当年的血迹，但当我在编纂这本《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时，却刻刻反刍着当年那种由激情与痛楚酿成的躁动不安的心境。这种共鸣自然发端于相似的史实；在这本文革中异端思潮的集子里，也有着我相识或不相识的亡友的遗文，他们与当年的殷夫同样年轻、狂热、虔诚、富于献身精神。只不过事过境迁，物换星移，在鲁迅作这一序时，青年殷夫们所信仰，所引进的共产主义革命理论，曾是二十世纪最大的异端思潮。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三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它已经由毛泽东思想在中国演变成了一种绝对正统的意识形态。而这本集子里的所有文字，却恰恰是颠覆与反叛这种共产主义正统的另一种异端。或许，如同历史上任何一种倪端初露的异端思潮那样，迎接先驱者的决不是鲜花和美酒，而是牢房和子弹……如果广泛而言之地论及这本集子里的文字所代表的一代人的觉醒，反窥这些今天看来已十分浅显的真理，而这一代人却倾注了他们的全部执着与希望，并在历史祭坛上付出了“乾坤特重我头轻”（遇罗克）的代价，更令人觉得“寝食不安”地要把这些文字“流布”出来。

这本集子的雏形，成于年湮代远的一九六八年的夏秋之交，时值红卫兵运动被它的发动者赶下历史舞台，流放到广阔天地去接受再教育（插队落户）之际。当时，上海市最著名的重点中学——上海中学的一批已有反叛思想的造反红卫兵决定编辑一本名叫《思潮集》的油印文集，作为赠送给所有上山下乡战友们的礼物。这本数百页的沉甸甸的文集中，收集了当时所能收集到的所有文化大革命中的“反动思潮”的文章：遇罗克的《出身论》，联动的“003通告”，“省无联”的《中国向何处去》以及伊林·狄西《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编辑这样一本异端思潮文集，出自于这批年青人这样一种共识：因“四大民主”而“解放”于文化大革命中林林总纵的“反动思潮”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作为一种思想，并没有被斩尽杀绝。在中国未来几十年的社会思想斗争中，必然又会以新的、更为复杂的形式表现出来，因为它们所代表的社会矛盾并没有变化。因此，有幸或不幸成熟于这场大革命中的我们，必须从今天起，就学习与研究这些异端思潮。三十年后重新审视当年对“思潮斗争”的预测，仍微微惊叹于当时只有十六七岁的我们对中国社会竟已有了并不幼稚的洞悉。例如，今天的人们仍相当普遍地把人民群众与“太子党”矛盾比作《出身论》与《血统论》斗争的继续。而兴盛于八十年代初期的思想解放运动，更是直接以李一哲们倡导“民主与法制”为其进军大纛县的。当年参加《思潮集》编印工作的伙伴们除我外还先后有曾小逸、陈兼、郭秀君、张昭卿、戚显炯、闻震威、高哲民、许子明等，其中许子明因“四人帮”的迫害，已在一九七零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祭上了他仅二十三岁的生命……

如同我在这本书“总论”中第三部分《反论：异端思潮成熟在文化大革命中》里所阐释的，一九六八年后的中国青年运动的走向已由狂热的革命造反转换成冷静的“地下读书”和自觉半自觉的“社会调查”。而一九六九年后中共中央所发动的“清理阶级队伍”（一九六八至一九六九），“一打三反”（一九七零），“清查五·一六”（一九七一）等镇压民众的运动，正是把这一代觉醒中的青年人作为“异端”和他们的主要打击目标之一的。上述编印《思潮集》的伙伴们，都曾经受到过程度不同的迫害。《思潮集》的编印还曾经被上海中学工宣队专案小组作为一个疑案来进行清查。我个人的命运可能更不幸一点：一九七零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我因组织“地下读书会”而被审查；一九七一年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又作为“反革命”身陷囹圄近四年；直到“四人帮”粉碎后的一九七八年才作为“纯属反‘四人帮’平反”。或许也可以这样说，正因为我自己当年也曾是文革中成熟的异端思潮的一份子，更感到时时“捏着一团火”，要把这本异端思潮文集编纂出来。

幸运的是，尽管文革后期政治迫害中的多次抄家和中共中央文革非官方材料强令收缴，这本《思潮集》被我的一个朋友尽心保存下来。一九八九年我赴美留学时毅然把它藏匿于箱荚之中，带到了大洋彼岸。自然，我当时就怀着一个在将来的某一天以此为基点编纂一本文化大革命中的异端思潮文集的“美国梦”。经历了六年的异域学海浮沉，我有幸在去年任职于美国匹兹堡大学东亚图书馆和东亚研究中心，重新开始我的研究生涯。怀着一种迹近于神圣的使命感，我开始了编辑这本《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的文稿。

尽管三十年前的《思潮集》中的数十篇异端思潮的文章已为本书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蓝本，但要顾及文化大革命中全国的异端思潮，其代表性与典型性还是不太够的。例如，武汉“北、决、扬”这样的“新思潮”代表流派，《思潮集》仅收有一篇《北斗星学会宣言》。为此，我只能向海内外的文革研究者广泛求援，并得到了他们热诚的帮助。美国耶鲁大学王绍光教授首先捐赠给我他全部关于“北决扬”的个人收藏。明尼苏达州立学院的丁抒教授，柏克莱加大张国良先生，澳洲莫纳大学杨小凯（曦光）教授，国内清华大学唐少杰教授，北京大学印红标教授，社科院哲学所徐友鱼教授等都无私地捐献出他们的个人文革收藏，才使出版这本较为完整的异端思潮集的梦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可能。扬曦光、王绍光两兄——一个作为当年“新思潮”的杰出代表者，另一个作为今日著名的文革研究者——欣然为本书作了热情洋溢的序，更为这项源起于一个十分冷酷年代的工程抹上一丝情与理的暖色。

照理，到本书公开出版为止，一个渊源于少年时代的“异端梦”应当告一段落了。我却仍然无法写下一个嘎然而止，余韵幽远的尾声。我蓦然间看到了自己已秋的霜鬓；当年亲历文革的十六七岁少年，今天已过了不惑之年——三十年的岁月足以稀释最强健的记忆。一瞬间，我又联想到三十年来对文革的“彻底否定论”和至今在中国大陆作为学术禁区的“文革研究”；那些“不准查阅”的任何一个图书馆的文革材料和永远锁在各级档案馆沉重的保险柜里的“中央机密”。我在突然中洞悉了当权者们“彻底否定文革”的底蕴：他们要人民遗忘，在歌舞升平中遗忘他们在血与火中已获得的历史启悟与真知。一丝透底的悲凉袭上我的心头：我们这一代人，我们这个民族是否能抗拒这种难以抗拒的遗忘呢？

（《北京之春》1997年2月号）

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

目　录

作者介绍

序一　杨曦光

序二　王绍光

总论：异端初露，思潮迭起的中国文化大革命

悖论：文化大革命对异端思潮的造就

正论：异端思潮对文化大革命的独立思考

反论：异端思潮成熟在文化大革命中

一．血统论：从对联的风行到联动的觉醒

自来红们站起来了！

做顶天立地的人

从对联谈起

谭力夫在８·２〇辩论会上的发言

中央、北京党政军干部子弟（女）联合行动委员会通告

紧急联合通告

二．出身论：黑暗中的人权宣言书

出身论 （一） （二）

出身论之二：谈“纯”

出身论之三：“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

出身论之四：论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

出身论之五：谈鸿沟

出身论之六：反动血统论的新反扑

出身论之七：为哪一条路线唱颂歌

三．怀疑一切：从怀疑反革命到怀疑最革命

革命的“怀疑一切”万岁

踢开中央文革小组紧跟毛主席闹革命

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

四．四·三思潮：政治平等论争的变异

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

五．五·一六思潮：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

首都五·一六兵团第一届代表大会决议

六．湖南省无联：巴黎公社式民主的憧憬

中国向何处去

我们的纲领

“省无联”关于目前湖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若干问题的的决定

长沙知识青年运动考察报告

关于建立毛泽东主义小组的建议

七．武汉北、决、扬：马克思主义不同政见的深化

北斗星学会宣言

浠水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摘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摘要）

怎样认识无产阶级政治革命（摘要）

决派宣言（摘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各种派别的分析（摘要）

八．清华四·一四思潮：河归旧道十七年

和周泉缨谈话纪要（摘要）

四一四思潮必胜

重炮猛轰篡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袁世凯式的人物－－陶铸……

九．上海新思潮：在炮打张春桥的背后

紧急动员，揪出大叛徒、野心家、阴谋家张春桥

反复辟学会创立宣言（草案）

中串会：一切为了九大

十．李一哲：迈向民主最沉实的一步

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序言）

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本文）

后记

网民嚎叫：

师哲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曾详细地谈过康生和江青、毛泽东的关系。他说：

江青钻到毛泽东身边，也是康生和曹轶欧的“杰作”。江青的手段是得到康生的真传的，而江青得逞之後，便实际上成了康生通往毛主席的一条暗道机关。因此康生对政治风向的嗅觉才特别灵敏；因此康生总是占据著特殊的地位，干了坏事无人敢 追究。

贺子珍离开延安刚到西安的时候，康生和曹轶欧便急不可待地把江青塞到毛泽东身边。

江青是以毛遂自荐的方式出现在毛泽东面前的。毛泽东的警卫人员都是康生安排的。江青很容易会见毛泽东也就不足为怪了。

贺子珍是一员武将，不善家务；毛泽东身边的服务人员虽都忠心耿耿，但全来自山乡，只会扫地、打饭，别的事情干不来，所以毛泽东的办公室和宿舍显得杂乱无章。江青去了，立即使出她那演员的全身解数，能说会道，举止得体，首先给毛泽东一个好印象，接著把毛泽东的办公室和卧室的里里外外收拾得乾乾净净，整整齐齐，毛泽东很高兴，觉得身边有这么个人倒也不错。江青说她还能给主席担任保卫工作，毛泽东更加有了兴趣，谈话的兴致越来越高。於是频频接触，直至同居。江青亲口对我说过：这个过程的每一步都在康生、曹轶欧的指导下进行的。

康生帮助江青步入了毛泽东的家庭，同时使自己对毛泽东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玩弄权术的能手康生与出类拔萃的学生江青此时已携手结成了有利可图的完美联盟。江青被康生的邪恶政治手腕迷住了，康生则利用江青为自己获得更大权力铺路。他们巧妙地互相用著。

在取得毛泽东的信任之後不久，康生就担任了中央党校校长、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并继续兼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和中央情报部部长。肃反大权也自然落在了他手中。——高浦棠 曾鹿平 "延安抢救运动始末"（第五章 康生：一个阴谋家的传奇（

可就是这个康生，临终前告诉周恩来，江青和张春桥在历史上曾有过政治变节行为。随后，康生还约见王海容和唐闻生，说江青和张春桥都是叛徒，并托她们转告毛泽东。——见《康生年谱》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毛泽东、周恩来、康生，在历史上都曾有过政治变节行为，都是叛徒——1967年红卫兵查抄中组部，发现了秘密文件，大吃一惊，知道最大的叛徒、走资派其实是毛泽东本人！但是他们随即全部遭到逮捕，关入死牢。然后毛泽东结束文革，开展“清理阶级队伍”、“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等“反文革”整肃运动，并把红卫兵全部下放农村劳改——全面封杀一切消息。这个事实证明，毛泽东亲手扑灭了文革，因为按照文革的逻辑，共产党里没有一个好人，应该全部清理出来批斗。所以我说，毛泽东狼心狗肺，亲手扑灭了文革。而谈论“文化大革命的异端思潮”的人，却不懂得“红卫兵查抄中组部秘密档案”的革命行动，才是“文化大革命的正统思潮”的体现，那可就犯了极其低级的学术错误。

在我看来，“文化大革命的异端思潮”，只是“一个毛派分子的说法”。因为按照文革的逻辑，毛泽东本人就是一个“封资修黑货”！


【58、毛泽东是三姓家奴大叛徒解密】


《毛泽东是一群“叛徒”的保护伞？》（王友群 2023-11-22 ）报道：

毛泽东发动文革，整人的一个重要手段，是给被整对象扣上“叛徒”的罪名。

比如，毛在文革中打倒的中共第二号人物刘少奇，被扣上“叛徒”的罪名。刘少奇的老部下薄一波等61人，被扣上“叛徒集团”的罪名。

但是，毛依靠的“文革派”中，也有一些人被说成是“叛徒”，包括毛的妻子江青、毛的“御用文人”张春桥、毛整人最重要的帮凶康生。

康生说江青、张春桥是“叛徒”

1974年12月，中共总理周恩来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前，已病入膏肓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康生，曾向周恩来揭发江青、张春桥的叛徒问题。

1975年秋，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的康生，找毛泽东的“特别交通员”——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美大司副司长唐闻生到他家，请她们转告毛：“张春桥是叛徒。江青曾经给我看过张春桥的档案。”

康生还讲：“江青也是叛徒。三十年代在上海被捕过，叛变自首。”“江青是叛徒，我在三十年代就知道的。现在还有活着的证人，可以问王观澜。”

《康生年谱》写道：康生临终前，突然对身边工作人员大骂江青是叛徒、王八蛋。

周恩来说张春桥是“叛徒”、江青有历史问题

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写道：

“（1973年）4月9日下午五时，邓小平夫妇到北京西郊的玉泉山，去看望在那里进行治疗的周恩来和他的夫人邓颖超……周恩来首先没有谈他的病，也没有谈今后的工作，他对邓小平说的，是埋藏在心里多年的话。他说：‘张春桥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让查。’讲完后，他对着卓琳特别嘱咐：‘卓琳，你不要说出去啊。’”

“（1974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八十一岁生日。这一天，毛泽东与周恩来单独谈话……一向顾全大局的周恩来，坦诚而严肃地向毛泽东谈了江青和张春桥的历史问题。”

“毛泽东表示，他已经知道有关江青、张春桥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情况。”

卢坦福说康生是“叛徒”

卢坦福是中共早期的政治局常委。1933年1月被国民政府逮捕后“叛变”，此后，在国民党中统局工作18年。

1968年，台湾情报机构抛出一份关于康生被捕叛变的资料，通过香港，传到北京，被当时的红卫兵头目蒯大富获悉。

蒯大富立即上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康生看到后，第一次得知卢福坦交代康生被捕叛变之事。

江青是不是叛徒？

1933年2月，江青在青岛时经俞启威介绍，加入中共。7月，俞启威被抓捕，江青被迫逃往上海。

江青到上海后，与中共上海地下党取得联系，参加了上海地下党的一些活动，并于1934年被抓捕过。

江青是在与地下党员阿乐接头时被抓捕的。

阿乐名叫乐于泓，当年在青岛和俞启威、江青一起参加革命活动。俞启威被捕后，是阿乐帮助江青坐船逃离青岛的。

后来，阿乐也到上海，任共青团中央的交通员，公开身份是一家邮局的出纳员。一天，江青在大街上与阿乐意外相逢。此后，他们有较多往来。

1934年10月的一天，江青与阿乐约好在兆丰公园见面。阿乐见到江青后，发觉有人跟踪，当即与江青分开，迅速从通往英租界的大门出去，跑掉了。

江青从另一个大门出去，在门口被抓捕，关进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1934年冬，江青被关两个多月后被保释出狱。

据当时任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区训练股编审组长先大启交代：江青出狱的自首手续，是由训练股的阎松年和赵耀珊经办的，江青的自首登记表和保证书，他审查过，其中写了反对共产主义、拥护三民主义等内容。自首登记表和保证书，由他报送南京特工总部。

1976年10月6日，江青等“四人帮”被抓捕后，中共中央审查后认定，江青是叛徒。

张春桥是不是叛徒？

1976年10月6日，张春桥作为“四人帮”成员被抓捕。中共中央审查后认定，张春桥的妻子文静，原名李淑芳，是叛徒、日本特务。

文静1943年12月在平山县郭苏区任区委宣传委员时，被日寇俘虏，自首叛变，充当日本特务。张春桥对她长期进行包庇。

张春桥长期包庇当过“叛徒”的妻子文静，是不是“叛徒”的同案犯？是不是也是“叛徒”？

中共中央审查后还认定，张春桥是国民党特务。

1932年至1934年，张春桥在济南正谊中学读书期间，充当国民党特务，积极进行反共活动，密告领导反蒋抗日学生运动的负责人和积极分子。

1932年春，国民党复兴社在济南建立法西斯蒂组织华蒂社，张春桥是华蒂社的发起人之一和中坚分子。

1935年5月，张春桥到上海，在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崔万秋的指使下，从事拥蒋反共活动，反对鲁迅，积极参加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

1937年9月，张春桥返回济南，在山东复兴社特务头子秦启荣指令下，由复兴社特务赵福成掩护，伺机潜入中共根据地，1938年1月混入延安。

康生是不是叛徒？

1930年2月18日，山东诸城人、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囯的早期传播者、国民党二大中央候补委员王乐平遇刺身亡。

这一事件引发在上海的山东籍各界人士和青年学生的不满。

在上海公学就读的牟宜之和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张三洗（当时化名赵容，后改名康生），既是山东老乡，又是学运、工运、地下党积极分子。他们与其他山东人一起，走上街头，示威游行，抗议暗杀王乐平。

结果，牟宜之、张三洗都被警察拘捕。

牟宜之是国民党元老丁惟汾的外甥，经丁惟汾担保，当天就被放出来了。

牟宜之出狱后，请求丁惟汾保他的好友康生出狱。丁惟汾从中斡旋，请上海政商界名人虞洽卿出面作保。康生被关押10天后，获释出狱。

按当时通行的做法，康生被保释出狱前，应履行一个自首手续。这类材料可能保存在上海市警察局或特工总部的档案中。

1933年中共政治局常委卢福坦“叛变”、成为中统局特工后，在中统系统工作18年，可能看到过康生被捕后的自首材料。

1949年中共建政后，卢福坦没有去台湾，而是躲藏在西南地区。1951年5月24日，卢福坦在昆明被逮捕，后被押解到上海，秘密关押。

文革中，当红卫兵头目蒯大富将“卢福坦交代康生叛变”的材料上报江青、康生后，康生矢口否认他被捕过。之后，康生找到公安部长谢富治，问为什么卢福坦这样的叛徒，关了十几年还不杀？

谢富治说，想杀可以，你签字，我就办。康生签字同意。于是，在康、谢的操作下，1969年11月，卢福坦被秘密处死。

康生说他从未被捕过，这是假话。康生为什么编造这样的假话？他想隐瞒什么？康生签字杀卢福坦，是不是为了杀人灭口？很可疑。

因为当时卢福坦已被关押18年，已经79岁，没有任何反抗能力。公安部派到上海执行任务的官员却特别提出，对卢福坦执行死刑时，为防止他信口胡说，希望采用封嘴的办法，不让他说话。

据当过康生的秘书、后来任国家安全部长的凌云讲：“康生的整人与他和曹轶欧这家‘夫妻店’的利害紧密关联。在他们俩看来，周围的人都不可信，总有人想整他们，不是‘坏人’，就是‘特务’；而他们自己总像是在紧张地保护着什么隐私，生怕被人发现或抓住他们见不得人的什么秘密。”

康生是不是在刻意保护他被捕当过叛徒的“隐私”呢？

虽然中共中央没有认定康生是叛徒，但不能排除康生当过叛徒。

毛泽东是怎么对待江青、张春桥、康生的“叛徒”问题的？

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写道：

“毛泽东早就知道江青和张春桥有历史问题。当初，为了用江青和张春桥等人发动‘文革’，毛泽东不让提这个问题。到了现在，事情发展到这样地步，毛泽东更不会提这个问题了。要是换了别的人，如果有所谓的历史‘问题’，早就会被批判打倒。可是在‘文革’中，根本没有什么衡量是非对错的统一准则。政治的需要，就是标准。”

关于“康生是叛徒”的问题，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看了卢福坦的交代后，专门向毛泽东作过汇报。毛听完汇报后，没有答复。

1960年代，公安部长谢富治到上海市公安局调阅过卢福坦的交代，并做了记录。谢可能是奉毛之命去的上海，回北京后也向毛作了汇报，但毛听完汇报后，没有作指示。

因为毛发动文革整人，需要康生这样的政治打手；康生的“叛徒”问题，可以忽略不计。

不仅如此，被反映有“叛徒”问题的江青、张春桥、康生，在毛的庇护下，步步高升。江青官至中共政治局委员，张春桥官至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军队总政治部主任，康生官至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结语

为什么毛泽东千方百计把刘少奇等人打成“叛徒”而对江青、张春桥、康生的“叛徒”问题根本不当一回事？

因为毛搞的是“顺我则昌，逆我则亡”的极权专制。不绝对服从毛者，毛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对于顺从毛、能为毛所利用者，“叛徒”也好，“特务”也好，都不是问题。

此正所谓：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不服不行。这就是中共的流氓逻辑。

谢选骏指出：上文只是怀疑“毛泽东是一群‘叛徒’的保护伞”，却不懂毛泽东为何甘做一群叛徒的保护伞——因为毛泽东自己是个大叛徒。但是毛泽东这个叛徒，却不喜欢别人出卖自己，只喜欢自己出卖革命。


《毛泽东是危害中国革命历程的最大叛徒》报道：

1939年5月30日，在延安召开的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毛泽东号召大家：革命者要讲革命道德，要永久奋斗。他说：“有一些人，他们嘴上道德、气节乱喊一阵，但在政治上是不坚定的，中途会变节的，这是无道无德。”

其实，毛泽东说的就是自己。

那么，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中，除了毛泽东以外，曾经还有哪些为害甚大的叛徒呢？张国焘、向忠发、顾顺章、白鑫、龚楚、孔何宠、何畏、涂振农、邢仁甫、曾洪易、余洒度、旷朱权、郭炳生、赵凌波、郭潜、徐梦秋等，可为众多叛徒的代表，不妨称他们为“高级叛徒”。鉴于篇幅有限，以下只介绍其中的几个。

张国焘可谓是中共元老之一。他是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参加共产党的，后又作为北京小组的代表参加了中共一大，会后分管组织工作，8月起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先后担任了中共第一届、二届、四届、五届（任职至1927年11月）、六届（1938年4月开除）中央委员，第五届、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先后出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会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及代理主席等职。1924年，张国焘在北京曾被北洋军警逮捕过，当时有自首情节，但出狱后隐瞒了变节行为。1938年春，张国焘利用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在武汉公然投靠了国民党。同年4月18日，他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张国焘叛变后加入了国民党特务组织军统局，并恬颜主持了针对中共的所谓“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等，从事反共的特务活动。1948年11月，张国焘逃往台湾，因受到冷遇，于1949年转赴香港，再于1968年移居加拿大多伦多。1979年冬，他冻死在养老院。

中国革命历程中的叛徒，要说职务最大的，则莫过于向忠发。向忠发原是湖北的一名工人，发迹于工人运动，在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先后任中共武汉区执委会委员、中共湖北区执委会委员、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中共第六届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等。许多资料也称他是中共中央总书记。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认为中国革命失败的原因是中共领导人多系知识分子，中共党内为此强调“领导干部工人成分化”，向忠发从而阴错阳差地被推选为中国革命的领袖。1931年6月22日，向忠发在上海被捕，旋即叛变，不久被国民党当局处决。在被国民党审讯时，与向忠发一同被捕的一个妓女尚能保持气节，坚决否认认识向忠发，而向忠发却在用刑之前就很快招供了中共的许多秘密情报。因此，当时深知此人品行的周恩来，怒斥向忠发“气节还不如一个妓女”。

此外，中国革命历程中的叛徒，要说为害最大的，则莫过于顾顺章。顾是上海的一名工人，1925年五卅运动时在罢工斗争中表现活跃，被接纳进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受党组织选派，与陈赓一起赴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工作。1927年回到上海后不久，他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并被上海市民代表推选为执行委员和上海市政府委员。当时，他担任工人武装纠察队总指挥，可谓声名鹊起。国民党叛变革命后，整个国统区陷入血雨腥风之中。顾奉命转移至武汉，从事党的秘密斗争，并负责制裁叛徒和特务。“八七”会议后，顾在上海参与组织中央特科，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担任行动科的负责人，率领“红队”制裁叛徒和国民党特务，震慑了敌人，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中共在白区的损失。顾也由此升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然而，一如向忠发，顾顺章出入于五颜六色的上海滩，帮派习气浓厚，在本质上有问题，同时又居功自傲，并且经常利用自己职务的特殊性，日渐腐化，为此也引起了周恩来和陈赓等人的担心。果然，不久后他护送张国焘、陈昌浩赴鄂豫皖苏区，返回途中在武汉被叛徒认出，随即被捕，当即叛变，并供出其所知道的中共机密。幸亏当时已成功打入国民党特务组织中统内部的钱壮飞及时获取了顾顺章被捕叛变的情报，并抢在国民党特务动手之前通知了上海的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机关及江苏省委才未被破坏，周恩来等主要领导人也得以幸免于难。但顾顺章随后又供出了监狱中的恽代英等，致使恽被杀害。为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签发了一份通缉令—这也是中共历史上由中央政府对一个叛徒下达的通缉令，内称：“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特通令各级苏维埃政府，红军和各地赤卫队，并通告全国工农劳苦群众：要严防国民党反革命的阴谋诡计，要一体缉拿顾顺章叛徒，在苏维埃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应将他拿获交革命法庭审判；在白色恐怖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每一革命战士，每一工农贫民分子有责任将他扑灭。缉拿和扑灭顾顺章叛徒，是每一个革命战士和工农群众自觉的光荣责任。”周恩来曾亲自指挥在上海开展对顾顺章的“锄奸”行动。但令人意外的是，顾顺章居然逃脱了对他的制裁。后来，顾因个人野心极度膨胀，摇摆于国民党特务组织中统和军统之间，结果犯了大忌，受到冷落。不甘寂寞的顾顺章又企图组建所谓“新共产党”，被蒋介石获知后秘密处死。

中国革命历程中危险的叛徒还有许多，比如曾任中央军委秘书的白鑫（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由于他的叛变，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彭湃、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兼江苏省委军事部部长杨殷、中央军委委员颜昌颐和邢士贞等被捕遇难。最后在周恩来、陈赓等的有力策划和组织下，他才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这样的叛徒，后来在《红岩》、《青春之歌》等许多文学作品中都有不同程度的描写和揭露，而“叛徒现象”更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价值观念中一向受到人们的鄙视和谴责。如曾经影响过共和国几代人的长篇小说《红岩》，它所依据的史实，就是解放前夕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冉益智的叛变。冉被捕后，供出了一大批自己的同志。冉甚至还现身说法，劝说中共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也叛变，使得江竹筠等数十名中共重要成员被捕。其中，中共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叛变后，致使已成功打入国民党军队内部的韩子重等遭到逮捕。冉益智在“《挺进报》案”中充当了一个最无耻、最凶残的角色，也是因为他在抓捕共产党员的行动中有“突出的功劳和表现”，遂被国民党特务头子毛人凤、徐远举推举为国民党特务机构中的中校专员。这样的叛徒，对中国革命具有巨大的危害。再如杨靖宇、项英、周子昆等的牺牲，也都是他们的部下叛变后造成的。

毛泽东的一生，就是狗特务的一生，为了自己升官发财，他连自己的亲人都出卖了——毛泽民、毛泽建、毛泽覃、毛楚雄，以及妻子杨开慧，长子毛岸英等，都是死于毛泽东“借刀杀人”的毒手。为了向上攀爬，他早年投靠杨开慧的爹，后来投靠贺子珍的舅舅……后来利用完了就抛妻弃子连锅端！

谢选骏指出：毛泽东不仅是大叛徒，还是三姓家奴——他早年投靠汪精卫，中年投靠斯大林，晚年投靠尼克松……出卖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个罪大恶极的坏人。


《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报道：

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又称“三六大案”，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康生等支持文革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为打击国家主席刘少奇一派的中共领导人制造的一起大案。

抗战前夕出狱经过

1930年代，中共北方党组织两次遭大破坏，大量中共干部被捕关押。1936年，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前夕，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的刘少奇听取柯庆施建议，刘少奇以北方局的名义作出了把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的61名中共干部履行自首手续保释出来的决定。这是为解决北方局的干部人员严重不足问题，及因日军即将占领华北，为减少干部人员的损失。刘少奇把北方局的决定报告了党中央。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代表党中央批准了这个决定。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1月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对中央关于刘澜涛出狱问题的复电稿和张闻天有关证明材料的批语”的注释3的原文：

张闻天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给毛泽东等的信上。张闻天在信后附送了一份证明材料。材料中说：“刘少奇初去北方局（一九三六年春）不久，就给我写了一封关于如何解决白区工作干部问题的信。”“他说，现在北平监狱中有一批干部，过去表现好，据监狱内部传出消息，管理监狱的人自知日子不长，准备逃走，也想及早处理这批犯人，所以只要履行一个不反共不发表的简单手续，犯人即可出狱。他信中提议即办此事。”“他还附带寄来了狱中干部提出有三个条件的请求书，要我签字，好使狱中干部相信，中央是同意那样办的。我当时很相信刘少奇的意见，觉得不要什么代价就可以解决当时确实缺乏的工作干部问题，岂不很好”，“就复信表示同意他的意见，并也在请求书上签了字，退回去了”。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中组部的报告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不存在的，是一个大错案。”“薄一波同志等在反省院对敌斗争的表现是好的”。他们履行的出狱手续是“组织上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

1936年7月间，北平地下党负责人柯庆施通过徐冰让孔详祯（孔于1932年12月从北平反省院保外就医，认识狱中关押的一些党员）写信，通过草岚子监狱看守班长牛宝正（1886-1954.11，山东省无棣县人，代号Ox）秘密通知反省院中党支部上述经中央批准了的北方局决定。孔详祯通过魏文伯（也是从北平反省院保外就医）的族侄魏茂林（当时叫王伯平）认识的一位北平反省院看守给狱中的殷鉴写了一封信通知北方局的决定。

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起笔写了《给宋哲元的信》，主张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并通过宋哲元派来与中国共产党联络的代表转交。宋哲元是华北军政最高负责人，接到毛泽东的信后，宋哲元签字批准释放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履行了手续的共产党员。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廖鲁言、王其梅等61人即履行自首手续，在《反共启事》上签了字后出狱。1936年8月31日，《华北日报》全文发表了这份题为《徐子文反共启事》，是经杨献珍三易其稿，以狱中党支部书记薄一波为首的讨论通过后，又征得国民党当局同意，然后发表的。 启事全文如下（方括号内是其真名）：

徐子文反共启事

子文等前因思想简单观察力薄弱交游不慎言行不检致被拘禁于北平军人反省院反省自新当兹国难时期凡属中华青年均须确定方针为祖国利益奋斗余等幸蒙政府宽大为怀不咎既往准予反省自新现已诚心悔悟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坚决反共做一忠实国民以后绝不参加共党组织及其他任何反动行为并望有为青年俟后莫再受其煽惑特此登报声明

徐子文[安子文]刘华甫[刘澜涛]杨仲仁[杨献珍]周斌[周仲英]董旭天[董天知]夏维勋[鲜维勋]冯俊斋[马辉之]张永璞[薄一波]徐立荣[徐子荣]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八月卅一日～九月二日《华北日报》第二版

同上反共启示内容有：

王德光 王玉堂 李明（山西人） 扶平 李即吾 刘聚奎 刘振帮 王伯庆 候正寅 殷光善[殷明道] 李明（山东人） 赵云生 刘克让 杜炽昌[杜伯阳] 张鹏德 韩汉琴[韩钧] 刘俊才 刘崇善 王彦青 冯明新

一九三六年九月廿二日～九月廿四日 《华北日报》第二版

从一九三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到一九三七年三月，57人分九批在《华北日报》、《益世报》上刊登“反共启事”，出了反省院。出狱后，即与中共中央接触，获分配工作，后亦被中共中央多次严格审查，一直被报告为没有问题。

第一批9人：张永璞、杨仲仁、周斌、刘华甫、冯俊斋、徐子文、徐之荣、董天知、冼维勋。

9月中旬确定出狱的第四批15人：黄健纯、胡锡奎、李烈非、赵镈、朱今、王子喜、邱少山、王若愚、刘光书（刘昭）、高梦九、张建勋、廖广麟、张玺、高廷凯、周痒。10月上旬某早真正出狱。

第九批：刘锡五、罗霖祥等。

薄一波于1936年9月22日出狱。

“六十一人”名单

1978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中列明的名单：

文革开始时担任省委书记、副省长、中央机关副部长以上职务（22人）：薄一波（张永璞）、刘澜涛（刘华甫）、安子文、杨献珍（杨仲仁）、周仲英、马辉之、徐子荣、傅雨田、王鹤峰（汪德光、王德光）、李楚离、王德、侯振亚、王其梅、刘有光、胡锡奎、廖鲁言、张玺、李力果、刘锡五、彭德、刘子久、赵林（罗霖祥）；

文革开始时担任省政协副主席和司局级职务（13人）：吴云甫、刘聚奎、刘慎之、赵明新、刘文蔚、刘尚之、冯乐进（冯俊斋）、唐方雷、王新波、朱则民、高仰云、胡敬一、贺致平；

担任一般职务（5人）：张振声、王玉堂、刘昭、杨彩、丁子珍；

战争中牺牲（10人）： 王墉、赵镈（赵朴）、冼维勋（夏维勋）、夏富海、马玉堂、殷明道（殷光善）、董天知（董旭生）、张友清（王彦芹）、张曼萍（王若愚）、王振林

出狱后去世（5人）：殷鉴、邱少山、高廷凯、杜伯阳、郝景波；

过度劳累而病逝（1人）：韩钧；

出狱工作以后，投敌叛变，被我处决一人（刘克让），管制一人（扶平）

下落不明（3人）：周庠、阎导黎、乔健双。

薄一波回忆录对该案人员名单的其他说法

上述名单虽然载于中央组织部平反61人案的中共中央正式文件中，但并不准确，错漏很多。2002年修订出版的薄一波回忆录《七十年奋斗与思考 （战争岁月）》正式修订核实了当年出狱的是54人（括号中为被捕时至出狱时所用名）：

出狱后不久病故3人：殷鉴（黄建纯）、邱少山、杜伯阳（杜炽昌）；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牺牲9人：赵镈（赵朴）、仙维勋（夏维勋）、夏富海、马玉堂、殷明道（殷光善）、董天知（董旭生）、张友清（王彦芹）、张曼萍（王若愚）、王振林；

建国前夕和建国后截至2002年病故21人（按时间先后）：韩钧（韩汉琴）、张玺（王常珍）、李力果（李烈飞）、吴云甫（李明）、安子文（徐子文）、刘聚魁、张振声（张正身）、杨献珍（杨仲仁）、周仲英（周斌）、刘子久（刘俊才）、贺致平（贺之敏）、马辉之（冯俊斋）、王玉堂、王德（王伯庆）、刘澜涛（刘华甫）、王鹤峰（王德光）、李楚离（李即离）、刘有光（刘相臣）、刘尚之（刘崇善）、刘昭（刘光书）、彭德（张鹏德）、傅雨田（王桐（

“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致死12人（按姓氏笔划）：王其梅（王时杰）、王新坡（王之喜）、刘锡五（刘锡武）、刘慎之（刘振邦）、刘文蔚（赵云生）、周庠、胡敬一（胡中田）、胡锡奎（胡锡昆）、侯振亚（侯正寅）、徐子荣（徐之荣）、赵明新（李明）、廖鲁言（廖广）；

被我北岳解放区以“托派”误杀1人：刘克让；

出狱后下落不明1人：乔健双（高梦九，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工作时被开除）；

2002年依然健在6人（按姓氏笔划）：冯乐进（冯明新）、朱则民（朱今）、赵林（罗霖祥）、唐方雷（张建勋）、薄一波（张永璞）；

文革61人案名单中还包括此前因患重病“保外就医”出狱的冯基平、孔祥祯、杨实人、魏文伯；乘国民党的“大赦”减刑出狱的陈原道、刘亚雄、周启敦等7人。

在这期间出狱的王墉、阎导黎、丁子珍、郝景波等4人，虽也被一些文献列入六十一人中，但他们情况不同，实不属这个范围。

另外，扶平（又名扶屏）不是共产党员，1933年4月因参加革命活动而被捕在北平草岚子监狱被关押了3年另7个月，1936年9月与草岚子监狱其它被关押共产党员一起签署《反共启示》后获释，出狱后回湖南老家养了一年多的病。1939年初加入中共桂东县地下党组织。后因时局的变化，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后，投靠了国民党。1949年5月，又加入中共领导的湘南地下武装。建国后因抗战时期投靠国民党的历史问题被管制。所以，扶平不属于61人案自首出狱的中共党员。

薛向晨（被捕时为孙斌，原名薛晓幽，又名孙光斗），建国后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1963年1月因历史反革命罪被逮捕判刑，其定罪罪行是1931年任中共山西军委书记被捕后入反省院之前，在太原供出大批党内同志并直接参与指认。

文革中定罪

维基文库中的相关原始文献：中共中央关于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

1966年9月16日，康生写信给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说：“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最近我找人翻阅了1936年8、9月的北京报纸，从他们所登报的《反共启事》来看，证明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康生随信附上1936年有关报纸的影印件。对此毛未作批复。

实际上，即使在文革时期，中共高层很清楚地知道61人案的出狱事先是经张闻天代表中央批准的。如红卫兵因出狱问题揪斗刘澜涛和赵林时，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以中央复电的形式答复：“这些人的出狱问题，中央是知道的。”为了慎重起见，周恩来又将批复送毛泽东审批，同时附信说：“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毛泽东签字批准了周恩来的请示。

中共中央于1967年3月16日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和附件，把中共中央批准的自首出狱重新定为“自首叛变”。理由是：

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这批人的出狱，决不是象他们自己事后向中央所说的那样，只是履行了一个什么“简单手续”。他们是签字画押，公开发表《反共启事》，举行“自新仪式”后才出来的。

随后，康生率领专案组向有关参与干部逼供，并捏造假证据。并因当时内地大肆进行“揪叛徒”。陈伯达、江青、关锋、戚本禹、谢富治等人也鼓动学生批斗61人中在世的幸存者。到1967年，已有6000多人受审查或拘禁，廖鲁言、杨之华、徐子荣等中共元老被折磨至死。

文革后平反

“文革”结束后，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薄一波等人的亲属要求平反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主持平反冤假错案的胡耀邦决议为此平反，遭到汪东兴、纪登奎、吴德等人的阻挠，说此案是毛泽东定性的，不能翻案。胡耀邦指示中组部坚持调查。1978年底，汪东兴等人失势，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一天，即1978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的通知》，给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彻底平反。

该文件给61人案履行自首出狱定性为“这是组织上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现在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去重新审议当时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即使认为这个指示有什么不妥，那末，责任也只在于指示者（即当时北方局书记刘少奇），而不应归咎于指示的执行者。” “在这批党员中，有人被捕后，在入反省院以前敌人审讯时，有自首变节行为，或有其他政治错误，对这种人，应根据其问题的性质和情节轻重，另作结论。至于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说的，在六十一人中，有少数人不是根据中央和北方局指示而是自愿发表反共启事出狱的，对这种人，应当加以鉴别，另作结论。”

实际上中共历史上允许被捕的党员发表反共启示、履行自首手续出狱，仅此一次。

平反的平反

在上述中共中央平反文件中，引用了安子文所述下列证据：

毛主席在一九四五年听了周仲英同志汇报后说：这件事我知道；一九五零年听了安子文同志汇报后说：任作民出狱后到延安，我听说他是经过党的决定履行自首手续的，就派他到西北局担任宣传部长，不久他就病死了，后来才知道他在牢里任支部书记，是支部自己决定履行自首手续的，这和你们的情况完全不同，不过人已死了，这件事就不必再提了。以上情况证明，在文化大革命前，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六十一人出反省院的问题是审查过的，对他们的这段历史是知道的，一直认为是没有问题的。

对此，任作民的家人坚决不同意该中央文件的说法而上访申述，最后在1980年4月2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复查“六十一人案件”的补充报告》中更正为：

（2）关于任作民同志出敌反省院的问题。我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中，引用了安子文同志关于毛主席对任作民同志的说法：“我听说他是经过党的决定履行自首手续的”，“后来才知道他在牢里任支部书记，是支部自己决定履行自首手续的，这和你们的情况完全不同”。

经查，任作民同志一九三七年十月出敌反省院的问题，中央党务委员会一九四零年十月四日作过审查决定，认定“（任）作民同志在反省院中确是最后无条件释放”。董必武同志办公室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给任作民同志爱人丁祝华同志复信说：“董老说，任作民同志是经过武汉办事处交涉后从湖北反省院释放出来的。”安子文同志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一日写信说：看来董老办公室所写的材料是比较可靠的。但是毛主席的确向我说过任作民同志出狱的事。究竟主席听谁说的？还是有人向主席书面反映的？我无从猜测。

据此，任作民同志出敌反省院问题，应以中央党务委员会一九四零年十月四日所作审查决定和董必武同志的证明为准。

（3）关于刘尊祺同志出敌反省院的问题。我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附件之十七、十八，薄一波、刘澜涛同志谈一九三六年出敌反省院的情况说，刘尊祺是叛变出狱的。

据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领导小组一九七九年一月关于刘尊祺同志的复查结论，刘被捕后没有暴露党员身份，没有出卖同志和组织，一九三三年五月经王卓然等人无条件保释出反省院，决定恢复刘的党籍。刘澜涛同志一九七九年一月八日写信说：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下旬外文出版社的同志介绍，刘尊祺是由当时东北大学秘书长王卓然保释出狱的。因之，一波、子文和我三人向组织写了说明，刘尊祺不是自首叛变出狱。

据此，刘尊祺同志一九三三年出敌反省院的问题，应以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领导小组的复查结论为准。

參考文獻

 王貞勤：「尋找草嵐子監獄的秘密功臣」，《黨史博採》2013年第9期，第53-56頁。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给宋哲元的信”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四日. [2013-03-1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6-03-04）.

 《徐子文反共启事》原始文字的gif图片. [2013-03-1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06-25）.

 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1月出版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對中央關於劉瀾濤出獄問題的復電稿和張聞天有關證明材料的批語」的註釋.

谢选骏指出：基本上，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就是一个“叛徒窝点”，里面充斥了苏联培植的三姓家奴小叛徒，所以毛泽东这个三姓家奴大叛徒才能稳坐“中共主席”的这个三条腿的凳子，几十年不倒台，因为他的手下都是招降纳叛的腐败货色！


《网文：毛泽东被捕后 被掩盖的真相——毛泽东重要历史疑案考订》（CND刊物和论坛2015年01月28日 由 thchen）報道：

关于毛泽东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次被捕的事，过去很少有人怀疑，更少人甚至不见有人提出过“异议”，其原因可能是欧美政党出入十分自由，政治人物脱党并不认为是名节大事，也可能是因为没有资料引起人们对毛泽东被捕一事的怀疑，只能按毛泽东自己的交代去相信。何况这一交代被中共一致肯定，也无人敢去议论，党外和国外人士只好承认毛“被捕”后“急智脱逃”的结论，连中华民国副总统陈诚签署王健民著的《中国共产党史稿》亦照例引用。

流传于世的毛泽东“被捕”又“急智逃脱”的记载，出于美国记者斯诺的《西行漫记》，现将该书有关章节的文句摘要抄录，斯诺记下毛泽东的谈话是这样：

“当我从事组织军队，奔走于衡阳矿工和农军之间的时候，我被国民党属下的一些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党搞的恐怖正达到顶点，许多国民党的嫌疑犯正被枪杀。当时，我被送到民团总部去，到了那里将要被杀害。但我从一位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者放我。普通士兵都是被雇佣的，看着我被杀，对他们没有特别的好处，所以他们答应释放我。但是，负责押送我的队长却不肯。因此，我决定逃脱，可是，直到民团总部约两百码的地方，我才有了逃脱的机会。在那一刹那间，我挣脱了绳子，逃到田野里去。”

引文下面由毛泽东不厌其详的谈逃脱后的惊险场面，他说：“士兵追赶我，并且强迫一些农民协助他们搜寻。他们有许多次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接触他们。可是，我终于没有被发现。虽则有五丶六次我曾放弃了希望，觉得我肯定会再被抓到，最后，天黑了，他们放弃了搜索。”

毛泽东脱逃后的情形，经斯诺写出是这样：

“我身上有七块钱，于是用来买了一双鞋子，一把伞和一些食物，当我终于安全到达农军那里时，口袋里只剩两个铜板。”

一九四八年秋天，中共势力在大陆急剧膨胀，中国东北和天津战役结束的时候，长江以南各省震动，在毛泽东当年被捕的地区，一些中小学教员很自然地对中共和毛泽东的历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一个金姓的小学教师读了斯诺写的《西行漫记》，就地调查一九二七年毛泽东被捕的情况。最初找不着什么线索，过一段时间，经朋友介绍，得知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曾在当时的民团团部做过文书，于是他和朋友寻访到了这个老人。

这个老文书经过久久的回忆，不能肯定抓到的是谁，但记得那年（即一九二七年（八月中秋节前，有个瘦长的男人在镇上经过，因为背的包袱沉重，又东张西望鬼头鬼脑，被民团怀疑背的是枪枝，把他抓住，原来背的是一百多块银元和一些衣服信件，说是做生意的，当即解到民团团部审问，经过拷打灌水，才知道是共产党一个头头，他供出好几个同党，有一个同党并且是做县长的，在镇上小伙铺里等他，也一同被捕获。这个老文书清晰记得的大体情况，就只这些。

金姓教师要老文书回忆他听得的所有其他情况，老文书所知不多，只听说当天民团总部把那几个被捕的人解到边防司令部去，被捕的人给政府做了许多工作，招安了一大队暴徒。以后的事，就说不知道了。金姓教师再次请老文书增加记忆，提供线索，老文书说当年的团总已死，可去找团总的儿子问问。团总的儿子当时也老了，又有病，对当年毛泽东被捕的事也有兴趣。他肯定当年父亲抓的是毛泽东，但抓的具体情节不大明了，只听说毛泽东能说会道，愿意和政府合作，他的父亲爱才重义，见毛泽东为国军立了一些功，又是同乡关系，帮他讨情，保他回乡教书，谁知后来他却逃到井冈山去了。

当时金姓教员和老团总的儿子对毛泽东遭受挫折后仍然上井冈山的精神，表示佩服。到中共军队渡过长江以后，老文书的下落不明，土改期间，团总的儿子被枪毙了。后来，金姓教员当了“右派”，和他另外一些好友多次秘密谈起他调查所得的往事。上述资料是香港回归后，金姓教员好友的女儿到香港在闲谈中述及的，是否可靠或有多少成份可靠，谁也不能肯定。

这位金姓教员好友的女儿说：我们长期住在香港的人，对中共历史和毛泽东个人行为，一般都不十分关心，许多大陆事情只是耳闻很少目见。时间长了，有些香港人回大陆或大陆人到香港，或大陆亲邻来信，知道大陆人民受中共迫害，对照香港一些报刊记载，证实无误，使人不能不信。大陆每次政治运动的开展，香港人大都为大陆亲友提心吊胆，担心他们的祸福吉凶，谁被枪毙，谁被逼死，香港人总为大陆亲友叹息。一九五八年后，大陆“三年自然灾害”（其实是人祸（期间，大陆逃香港的人数突然增加，大陆亲友来信要米丶要油丶要肉，还有用血签名哀求速寄，这自然严重损害了中共的形象。最初，大陆“土改”，“村村见血”――杀地主和国民党乡保长；“肃反”时期，广州一天杀三百人，各中小城市杀一百人几十人不等；一些香港人都不大相信。至此，只有摇头叹息，希望中共不要收回香港。至于毛泽东的为人和毛泽东的书，我们很少看也不关心。直到文化大革命，有如地震一般震动了香港，日益增多的从大陆逃来的人，将有关毛泽东残暴和荒唐的故事说出来，特别是彭德怀丶刘少奇丶陶铸等人的被害，使我们对毛泽东为人的无情无义，逐渐由憎恶变成愤恨。

六年前，我的丈夫张时中先生在香港听到关于毛泽东被捕的实况，回美国和我谈论不止一次，我们总觉得太简略，说明不了问题，而且做调查的人和调查的对象，用中共的政治术语来说，政治上都不大可靠，又没有书面文字可证，很容易被中共指为“造谣”或“诬蔑”，我们一直把它存在记忆的资料库里没有写出来。有时，和朋友谈起，许多朋友都说这资料对毛泽东的历史可以提出新的佐证，我们觉得事不关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免得和中共为敌，害怕中共降罪。但是，对毛泽东粉饰自己被捕的丑事，而对别人“脱党”却用最高标准去要求，比“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男权主义还苛刻十倍，以无上的清规戒律打倒那些扶助他多年并有功人员，甚至以“莫须有”三字定罪，诱供逼供捏造罪证无所不至，使被害的人难以数计。道义和良心使我们经常想起“毛泽东被捕”的事。直到去年冬季前，我和丈夫到北京探亲访友，有时上图书馆看报看书，才发现有几本记述毛泽东被捕的书籍，并不如毛泽东对斯诺谈过的那样一致符合，出入甚大，大到足以证实老文书的所述“实而不虚”，于是，我们把它做为资料复印下来，回美国后，我们将复印资料对证我们的记忆。反覆加以研究论证，现将我们复印的书籍资料简单介绍于下：

第一种资料：胡长水丶李瑗《毛泽东之路：横空出世》第三九九页称：“安源会议后，毛泽东即化名为安源煤矿的采购员张先生，和潘心源等一起，直奔铜鼓县城，进到浏阳和铜鼓边界的张家坊时，被团防军扣押。”

按：将胡长水丶李瑗记载对比毛泽东答斯诺的谈话，多了一些情节和人物，是出发前毛泽东化名张先生，为安源煤矿的采购员，并且不是一个人去，而是和潘心源等一起去。至于潘心源是什么人，还有“等”字是谁，都略而不谈。毛泽东被捕以后的情况，只复述毛泽东对斯诺谈话的内容来敷衍，但这一资料多于毛泽东谈话的那些事实，引起我们注意。

第二种资料：杨庆旺著《毛泽东指点江山》上卷第一五八页（中央文献出版社（称：“一九二七年有一支以二十军独立团为旗号的队伍也是在浏阳活动的浏阳工农义勇队。九月六日，毛泽东在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陪同下，离开安源前往铜鼓改编独立团，九月十日，在浏阳张家坊遇险逃脱之后，终于抵达铜鼓。”

按：这一资料虽然简略，但记下和潘心源同去，而且明言潘心源是县委书记，这和老文书所讲同党有做县长的，可以相互印证。其次，这资料提到浏阳活动的工农义勇队后来活动如何，不得而知，是否因毛泽东被捕立功而解散了，值得注意。第三，张家坊在浏阳和铜鼓之间，毛泽东在张家坊被捕后，自己说是到农民武装部队去，怎么又会走往戒备森严的铜鼓县城？这只能理解为没有逃脱而是被押解去铜鼓县城里去的。

第三种资料：李新丶陈铁健主编《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二零零零年北京出版社（第一章第三节第七十一页称：“九月十一日，毛泽东领导第三团在铜鼓起义。安源张家湾军事会议后，毛泽东与潘心源赴铜鼓指挥第三团，路经浏阳张家坊遇险，毛泽东脱险，潘心源被捕入狱，因此只剩了毛泽东一人赴铜鼓。十日，毛泽东同志来铜鼓。”

按：这一资料是四大册，第一册序言说：“一九七八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委托李新……等组织编辑，材料早就准备，后改为李新和陈铁健来主编”，说明这是一套由中共官方组织出版的书籍，笔下褒贬当然具有纯正的中共“党性”，一字一句不会随便出轨，直书“毛泽东脱险，潘心源被捕入狱”，没有详细叙述毛怎样脱险，潘又怎样入狱，乾脆用十二字写出，其中必有“难言之隐”，一个最合理的推断是笔者占有许多资料，因为自己的“党性”关系和党大陆位，不敢明言，但历史事实具在，不好粉饰，用十二字写出，让读者看其中的因果关系，即毛的脱险是“因”，而潘的“被捕入狱”是“果”，这就印证团总儿子所说的“立功”，是有“丰富”的具体内容的。

第四种资料：赵大义丶高永芬著《险难中的毛泽东》第七六至七七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二零零零年七月版（：“几个团丁也要用绳子来绑毛泽东他们三人，其中一个团丁说：他们有安源矿的证明，就算了。幸好有这张证明，要不然捆着就难以脱身了。毛泽东学铁拐李的样子，一拐一拐走得很慢，潘心源和易学铁见状，明白了毛泽东的用意，就有意加快了脚步，使一行人拉成两段”，“他们在路上走着走着，机会来了，毛泽东会意地说了一声，谢谢黄大哥（押解他们的团丁姓黄（，就追紧往回走十几步，然后一拐就朝山林跑去了”。“为了掩护朝山林方向跑去的毛泽东，潘心源大声嚷嚷：你们青天白日到底抓人搞啥名堂，我要到吴县长那里去告你们，团丁们被潘心源这突如其来的吵闹声愕住了，发起呆来，说时迟，那时快，易子义趁机拔腿朝稻田方向跑去”。“潘心源为了掩护毛泽东，减轻易子义的压力，提高嗓子喊起：弟兄们，还不快跑呀!他边喊边带头向后跑。队伍乱成一团，无辜抓来的人一轰而散”。

按：第四种资料是用小说体写的，其中对话当出于作者的想象，叙事脉胳不清，文笔拙劣，把一场政治斗争写得如同儿戏，但他们的资料来源当有所本，不可能全部臆造，如毛泽东他们拿安源煤矿的证明，即和我们所举的第一种资料相同。还有，毛泽东走了后，潘心源还没有走，还在那里吵闹，即使真实的事实不一定可靠，但毛逃潘未能逃是和我们引的上述第三种资料相同的。我们估计：潘心源这个人在中共占领全部大陆后可能还没有死，但毛泽东没有再重用他，以致他没有在中共报刊上再出名。中共要他写过什么，我们亦无法找到。在毛泽东坐上北京宝座权势冲天时，他只有歌功颂德的一条路可走。第四种资料把潘心源写得活灵活现，也许是看到潘心源在中共统治大陆后的自我交代资料，他强调他掩护毛泽东的功绩向毛泽东求饶献媚，不敢也不会揭发毛泽东的出卖，如此而已，但正足以说明潘在毛逃后还未脱身这一基本事实。再有，第四种资料提出潘心源之外，还提到一个人名叫易学铁，另一个人名叫易子义，我们不知道这易学铁是否即易子义，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老文书所说毛泽东“供出了好几个同党”，并非虚构，而是铁的事实。这也证明了第一种资料“毛泽东和潘心源等”的“等”字有了着落，即毛泽东被捕后出卖了潘心源和易学铁或易子义等等，铁定事实，毛泽东即使未死，亦难狡辩。

至此，我们可以断言：毛泽东自己所说的“被捕急智脱逃”的故事，是粉饰自己欺世欺人的行为。

中共建国前后，国内流行一篇宣传资料，将毛泽东当年对抓他团丁的谈话，详详细细，委委婉婉，写得十分动人，好像除了以金钱贿赂团丁之外，还是这篇谈话的说服力强，煽动性高，提高了团丁的阶级觉悟，在放毛泽东逃跑这一事件中起了化解作用，使士兵欣然同意。这篇谈话在毛泽东的湖南湘潭故居纪念馆有存稿展出，香港刘济昆先生的文章亦曾引用，大约两百多字，无须在这里写出。我们估计：这篇谈话是毛泽东本人后来化精神着力捏造出来的，大概他觉得对斯诺谈话还有漏洞，所以，造作一篇动人的谈话补充宣传。我们和几个朋友研究了这篇谈话，并找几个湖南籍的朋友参加，认为谈话的语法和语气，完全和毛泽东生前谈话口气和著作风格相同。为什么“被捕脱逃”事件，毛泽东本人和中共的党棍子笔杆子如此重视？因为，他们认为是维护伟大领袖英雄形象的大事。

但是，尽管怎样多方维护，乱真的假货，总会被人识破。用“文革”语句来说：“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历史上多少疑案，经过人们积年补充资料，发覆钩沉，最终都会使真相大白于天下。仅从毛泽东对斯诺谈话的内容来研究，就可以发现漏洞百出，矛盾重重。毛泽东后来不以此历史事件来吹嘘自己，也可能自己感到心里有愧。中共笔杆子淡化这一历史事件，没有大事宣传，亦可能怕纸薄风大，露出原形。我们对毛泽东和斯诺谈话有关“被捕脱逃”的疑点提问于下：

第一丶毛泽东谈话只说当时被抓的人只他一个，并无其他人和他一起活动并同时被抓，所以他只用一个“我”字而不是“我们”。“我”是自己一人，而“我们”是除我之外还有其他人，这是人们在生活中正常交往的常识。毛泽东只提“我”不提“我们”，心中有鬼，不可告人。不只是和斯诺如此谈，和斯诺谈话以前与他人谈话，包括党内交代，都是用“我”，一贯用来，不好改变也不想改变。当时，以至以往用“我”，除了心中有愧之外，很大可能是他以为潘心源丶易学铁还有易子义等人已死了不在人世，无人对证，所以胆大妄为，既不脸红，也不心怯，这是道德坠落人格卑劣的表现，能骗则骗，只要骗人能对自己有利，对这样的人即使大骂一顿亦有何用。对他鄙夷一笑，亦觉得不值。

第二丶毛泽东对斯诺谈话，没有说出拿多少银圆贿赂团丁，但“贿赂”一事是他着力强调的，他忘记了在他被捕以后，他已是民团的俘虏，他身上的钱财包括一身百把多斤的肉体，都是民团的捕获物。照例，在检查时都要搜身，拿去身上的所有东西，当做“怀疑之物”，要打要押，权在民团头头手里。即使个别团丁想收被捕份子的贿赂，没有上峰开口，他也不敢放人。何况团丁不止一人，卒然之间亦难齐心合力放人。而解到上级部队去，可以立功受奖，不担释放犯人的查办风险，这是常识范围以内的事。就被捕者来说，他根本没有权利自己行动和放言高论的自由，乱走几步，多说几句，都受限制，哪有可能任意处理钱物进行贿赂。

第三丶毛泽东说“士兵答应放我，而队长却不肯”，他没有说明一个士兵或几个士兵或全体士兵，也没有说明队长后来怎么能够同意，使人难以相信这是真事，还是在说童话故事。像这样的事，没有士兵商量和队长同意的复杂过程，不能想象人世真有其事。毛泽东意图骗人，可是又骗得不合情理，人们会问：用什么魔术可以使士兵一致接受贿赂？他们分赃是否均匀而不争吵；队长由不肯而变为肯，原因何在？不说明其中理由和经过原由，人们永远难以相信。毛泽东喜欢读《西游记》，是否在编造这个“脱逃”故事时，也想过齐天大圣使用过的定身法和动心术的神力。

第四丶毛泽东被捕时身上只有几十块钱，而捕他的士兵却是一队，有队长率领，至少十馀人，不会是一两个。算他十个罢，几十块钱由十几个人分，一人能得多少？分赃不匀又怎么办？给队长多少？给少了，队长会肯吗？更可疑的问题是：士兵接受毛泽东的贿赂，却又给毛泽东留下七块钱做为“盘缠”路费一路走去，真是怪事!爱钱如命不畏上级怪罪的团丁和队长，如此大发慈悲。不如说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提高了团丁众士兵们的阶级觉悟，使毛泽东不仅得到脱逃，而且一路有“七块钱”路费可用。到底放人又送路费的真相如何？只有毛泽东自己一人知道。我们推测：这“七块钱”路费，不是士兵也不是队长给留下的，而是毛泽东为团防队“立功”之后，由团防司令特意送毛泽东的。毛泽东对斯诺谈话，假话连篇，只有这“七块钱”的事是真话。

第五丶毛泽东对斯诺谈话关于他逃走以后的事说得非常详细，简直不厌其详，比民团抓他以后和逃跑以前的事详细数倍，如说：“我走到一处高地，那是在一个水塘的上端，周围长满了很高的草，士兵们追赶我，并且强迫一些农民协助他们搜寻。最后，天黑了，他们放弃了搜索。”这段描述连细节亦不遗漏，很明显的是毛泽东为了掩饰脱逃神话，而着意捏造出来用以搪塞他脱逃的隐秘的。他原来是被绳子绑住的，怎能挣脱？毛泽东是被绑着的一个人，而士兵是一人以上的多数。即使两个士兵押解一个绑着的犯人，都很难挣脱，何况士兵手里有枪，队长手里也不会没有枪，如果枪响，逃犯很少不会被射中。既然是贿赂了士兵，大可不必追赶。追赶不上竟至费时费力强迫农民参加，不是故意白费力气。农民没有接受贿赂，搜寻时在士兵之外增加更多眼睛，看不出草上有人经过的痕迹，发现不出逃犯藏身之处，那才是怪事。除非毛泽东有遮眼法，神通广大，否则，那些士兵丶农民丶包括队长在内所有追赶的人，都是瞎子。

第五丶斯诺是个记者，自然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进一步盘问毛泽东。一个从大陆移民来美国的朋友说，他也曾对毛泽东这次谈话怀疑过，只是不敢提出；又说，如果照中共“审干”丶“肃反”以及文革时期“揪叛徒”方式来审问毛泽东，不“磕烂狗头”（一种严刑拷打的讯问形式（才怪。一般人见毛泽东后来上了井冈山又坐到北京的金銮宝座，认为“被捕脱逃”事件在他整个历史上只是一件小事，大家一时找不到有关新的资料，管不了那么多。如今在斯诺的《西行慢记》有关的资料上，增加湖南和江西边区小学教师的调查，以及胡长水丶李瑗等著述提出的多种资料，有主证也有旁证，毛泽东重要关键历史问题的重要性突然增加。在毛泽东统治时期，这样的问题，不被毛泽东抓去枪毙，也会死在打手们的拳脚之下，死于不见血的“非命”。说来一个有“被捕降敌”的重要历史关键问题的人，却用“抓叛徒”的名义和由头，对付政敌并害死成千上万的人，这真是历史的滑稽戏。主要原因是由于国家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里，这一个人成为专制极权寡头，他就为所欲为。说来，专制极权不仅使人腐败，而且使人凶残。

为了进一步找寻毛泽东“被捕降敌”后果，我们从香港丶澳门丶台湾丶美国各地方找寻资料，如魏宏运主编的《中国现代史》（中国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丶陈晋著《毛泽东之魂》（香港名流出版社（丶冯治军著《林彪与毛泽东》（香港皇福图书（丶《龚楚将军回忆录》（明镜月报社（丶《国民革命战役史》（中华民国八二年国防部史政编译局（丶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陈诚署名丶台湾出版（等约三十多种，不能一一列出。经过综合比较，参详剔抉，我们发现：毛泽东这次“被捕降敌”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不仅出卖了同党，而且使共产党领导的“秋收起义”遭受到惨重的损失。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国民革命军攻下南京，华北军阀震慑，汪精卫把持武汉政府，号召“向左转”。中共便在湖北湖南及江西发动农民运动，打土豪劣绅，“吃派饭”，“到小姐牙床上睡觉”，毛泽东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小册子，大呼“好得很”。南方有几处地方组织暴动，农民运动兴盛，商旅吓惧，商店关门，生产丢荒。长沙市的暴动被当时中外报纸记下来的情况是：农民自卫队和工人纠察队到处抓人封店，打土壕劣绅，戴高帽游行，就地惩罚（枪毙（，长沙名士叶德辉就是因为作了一首对联被枪毙的。（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四四七页直荀《马日事忆的回忆》：叶德辉对联是“农运久长，稻梁菽麦黍稷，一班杂种；会场广大，马牛羊鸡犬猪，都是畜生。”（另一方面，国民军地方军队奋起反击，著名的“马日事变”（即五月二十日电报号码日期（，即由许克祥团长发起，得到省方夏斗寅丶何键的支持，从长沙扩大到附近各县抓暴徒，搜查中共秘密机关。中共中央为应付新形势，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八七”会议，决定在湘丶鄂丶赣丶粤四省发动“秋收起义”，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并与湖南新任省委书记彭公达共同负责领导秋收起义事宜。

毛泽东有重任在身，照理应剑及履及赶紧行动起来。可是，事实不然，他于八月十二日回到长沙，不是布置工作，而是到长沙县清泰乡板仓看望比他先期回板仓的爱妻杨开慧，直到八月十八日才出席湖南省委会议，传达中央“八七”会议精神。会上，省委提出组织长沙暴动。夺占湖南，实行土地革命，与中央意见相左，经过双方讨价还价，直到八月三十日，才落实暴动计划，以长沙为暴动中心，包括浏阳丶醴陵丶平江丶安源丶岳州等县。国民党军政防范暴动日久松懈，向下级示警；中共中央的“马同志”（见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五五五——五五六页（则致函中共中央：“长沙迟迟不动，是给湘东及鄂南暴动的打击”（一九二八年五月三十日中共机关刊物《布林塞维克》第二十期（。直荀（即毛泽东的好友柳直荀（的《马日事变的回忆》，则将共产党遭到镇压，暴动失败，归咎于共产党“没有斗争的经验”。后来，这次暴动迟缓在长沙不能得手，才决定组织省委前敌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前往湘赣边界。

这时，隐藏在国民党革命军的一些共产党员，奉中共中央命令带动部分枪兵参加起义，加上湘东一些县市的工人纠察队丶农民自卫军丶矿警，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三个团，总兵力共四千人。原定计划第一团从修水向平江进攻，夺取平江后即进攻长沙；第二团进攻萍乡与醴陵，对长沙取包围姿势；第三团由铜陵向浏阳进攻，攻占浏阳然后三路会师挺进长沙，后又收一些散兵与民兵为第四团，企图在各县农民及长沙市工人暴动力量配合下，于九月三十日夺占长沙，“争取一省或数省的胜利”，直到夺取全国政权。毛泽东于八月三十一日才离开长沙。这时，第一团已从修水出发，占领平江县龙门厂；第二团进攻醴陵也已得手；第三团正在冲向浏阳。毛泽东身为前委书记，应该迅速与前敌总指挥身在第一团的卢德铭汇合，可是，不知是什么原因，毛泽东却与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去铜鼓，因而在路上被捕。现在，事过境迁，当事人与事变经过都已无法调查，即使调查，在中共政权的严密控制下，也难寻得事实真相，只好让中共为毛泽东涂脂抹粉，歌功颂德，好在中共篡改历史以假乱真多的是。

根据已有资料综合分析，毛泽东被捕日期是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这一日期，是国府资料和中共记载相符合的。中共“秋收起义”的失败，中共出版的魏宏运主编的《中国现代史》，订为是年九月九日至十九日，而台湾出版的陈诚签署王健民著《中国共产党史稿》则订为“民国十六年九月八日到十五日”，（按：民国十六年即一九二七年（，也大致相符。据中共记载：九月九日至十一日，第一团取道长寿卫，正当进军的时候，国军在平江增兵一个团堵击第一团，约第四团一起进攻平江，不料第四团于平江金坪叛变，突袭第一团，使第一团损失惨重。第二团于浏阳遭优势敌军围攻，损失大半，残部败退文家市。第三团遭唐生智部两个团夹击，退往浏阳上坪，据香港出版冯治军著《林彪与毛泽东》统计：第一团从九月九日起义，只坚持了两天；第二团从九月十日到十六日，坚持了六天；第三团从九月十一日起到九月十四日失败，只坚持了三天。参加秋收起义的何长工回忆录，只承认中共当时还相当幼稚。推脱起义失败的责任，是否和毛泽东被捕有关，换句话说，毛泽东被捕是否招致“秋收起义”的失败，其中有无政治交易，可以从下述几方面去设想：

第一丶毛泽东被捕后，跟着被捕的有潘心源丶易子义等等，是铁定的事实。毛泽东脱险，潘心源丶易子义等还在押，也是铁定的事实。毛泽东是前委书记，是潘心源丶易子义的领导，只有毛泽东软化向国军输诚交出潘心源丶易子义等等，毛泽东才能得到释放，释放时有无别的交易不得而知，但毛泽东得到释放，是不能改变的事实。

第二丶一般行军都有特定的任务，不会随便改变，除非上级根据特定情报或有突发意图，而上级的突发意图也往往是根据特定情报才改变的。国军在平江增兵，显然是一种突发行动，没有的确讯息，不会突然增兵。而增兵行动，正是在毛泽东被捕以后发生的，国军情报从那里来，不迟不早正是毛泽东被捕时候？

第三丶毛泽东释放后不去第一团，为什么却轻而易举地很快跑到第二团和第三团，这种选择应有一个前提，是他知道第一团将会损兵折将在敌人“增兵”吉凶未卜之情况下才决定的，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国军知道对第三团无兵可以增堵，才让毛泽东“顺利”进入第三团去。据他自己对斯诺谈话，当时他只是单身一人逃亡，为什么一路顺利没有别的团队检查，他又是从何处得到讯息才下定决心去第二团的。

第四丶第四团叛变当然不是一两人的决定，而是一团人由团长率领突袭第一团，其叛变责任，由团长负责，但团长又是谁指使，而且，不早不迟，正是毛泽东被捕以后紧接发生，这中间必有原因，是否和毛泽东被捕扯上关系，不能臆断。但据一个叫陈国钧的人回忆：九月十七日，毛泽东在浏阳的上坪，与第一团败退下来的残部汇合，没有商议对叛变的第四团进行反击报复，也没有重振旗鼓对付国军围堵，起义军的师长余丽度等提出“取浏阳攻长沙”的主张，都被毛泽东坚决否定，决定迅速撤兵，沿罗霄山脉南移，向井冈山奔去。毛泽东后来强调“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时还有人员七百人多，枪枝五百馀，有可能用以反败为胜，至少也可以挣扎一阵，何至于灰溜溜地向不熟悉的匪窝“井冈山”逃去。当时，毛泽东还没有“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设想，这中间大有可能是他和国军有“默契”，否则，是毛泽东吓破了胆，二者必居其一，但这样正好玉成了他后来拥兵称尊的胜利。说来，也是历史的吊诡。

最后，可以总结：毛泽东隐瞒自己被捕的严重历史关节问题，伪造历史，昭然若揭。也许有人要问：毛泽东被捕有出卖行为，为什么又拖队伍上井冈山去？经过研究和多方讨论，大家认为并不奇怪。第一丶毛泽东当时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已经是中央一级人物，他对这种地位不能不有所留恋。如果公开站在国军这方面来，起码得矮三级。第二，我们不否认毛泽东当时有共产主义的思想意识，也不否认当时国民党北伐刚刚打赢南半个中国，统治刚刚建立，免不了有污七糟八的事，这两方面加在一起，使他不想回头站到国军方面来，只有采取“权变”手段，保存自己，“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也是人之常情。第三，当时，毛泽东的爱妻杨开慧和三个儿子都在长沙居住，直接受中共湖南省委控制，并得到生活照顾和精神支援，毛泽东如果公开叛变，则他的妻儿很可能遭中共报复，演出后来顾顺章全家被中共所杀无一乃遗的惨剧，这是毛泽东不能不考虑的。第四，正因为毛泽东当时在中共党内有一定地位，国军自然要利用他而不杀他。在军伐割据山头林立的时候，不同地区大小军阀之间，有“以邻为壑”的思想，并不奇怪，江西的朱培德就曾“遣送”共产党员出境，以图境内清靖，毛泽东正是在江西境内逃向井冈山的。《三国演义》记曹操行刺被董卓发觉，于是改口说是“献刀”，得以脱逃。毛泽东熟读《三国演义》，当时正是运用曹操妙技脱身，不过他献的不是宝刀，而是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丶易子义等，另加成千上万的暴动武装。

提出毛泽东的“被捕”历史问题，并不是追究毛泽东的责任。毛泽东一生做了多少坏事，一个历史学家为他细数到三百件，还没有数到他丢弃杨开慧丶贺子珍以及到处乱搞女人的事。毛泽东在中共统治区内的形象金光闪闪，比神佛还尊严万倍。中共向来伪造历史，黑幕重重，假的比真的多得多，需要大家共同揭发。自然，中共打击报复的“记仇心理”，曾经使无数正直人士受到残酷迫害，使人叹息扼腕。今后，我们决定不再到中共统治区去，中共也奈何不得。我们以真名发表文章，表示我们揭露中共真相的决心，要把毛泽东从威严尊显的神坛拉下来。在过去几年的调查中，我们已掌握有关毛泽东问题另外两种资料：

一丶毛泽东和湖南湘潭籍着名报人何海明的关系问题。何海明著的《新俄回想录》和《苏俄的工兵政策》等（二书皆残缺（书中设想和复述及评论，为后来毛泽东搞“供给制”丶“人民公社”丶“民兵组织”所师法。何海明是否即是为“毛氏族谱”作序的何海清，待查。是否因为何海明后来做了汉奸，所以毛泽东后来不提他们之间的关系，亦待查。

二丶广东一位老教授曾经确实听得他的叔公说过，毛泽东和陈公博的关系非比一般。毛泽东到广东来，得过陈公博的很大帮助。毛泽东到汪精卫兼任的宣传部做干事，是由陈公博引荐的。后来，汪精卫因为事忙，让毛泽东代表出席国民党中央会议，中共即以此吹嘘毛泽东是代理宣传部长，后来，八路军丶新四军和汪记伪军互相避战，夹击国军的事，亦可由此得到理解。

如何能够把这两件事包括毛泽东所有的其他丑事丶坏事丶怪事，都全部揭露出来，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幸甚幸甚。

谢选骏指出：毛泽东，曹操式的奸雄也，所以可以泥鳅一样死里逃生。多年以后，毛老贼怀念他从小熟读的《三国演义》中的曹老贼说：“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浪淘沙·北戴河》）——真是“猩猩惜猩猩”，猴子爱猴子；臭味相投，沆瀣一气。


【59、毛泽东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


《尼克松访华50周年： 中美关系能否再“破冰”》（林祖伟

BBC中文2022年2月21日）报道：

1972年尼克松访问北京——同中国改善关系奠定了尼克松的历史地位，1972年尼克松访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开启了中国融入世界的进程。

1972年2月21日，美国时任总统尼克松应中国时任总理周恩来邀请，实现历史性上首次访华，期间与领导人毛泽东会面，结束两国多年彼此孤立和敌对局面，亦为之后两国建交以及中国加入国际外交舞台奠下基础。

近日， 中美两国举办尼克松访华50周年纪念活动，希望“回顾历史，展望将来”。

但在中美关系因贸易、新冠疫情、人权等问题恶化之际，当年破冰会晤又对今天转冷的中美关系有什么启发和借鉴之处？

历史的地缘政治

尼克松的中国破冰之旅最大诱因来自地缘政治。美国和苏联当时处于冷战，美国在进行多年的越战中处于弱势，国内反战情绪高涨，要做到从越南体面撤兵，以及向苏联施压，中国成为了一个潜在的合作伙伴。

与此同时，中国和苏联在1950、60年代开始，因共产主义路线以及军事威胁等因素关系转差， 中国担心苏联的军事威胁，苏联不满中国的人民公社运动和大跃进。

1969年，两国间发生了珍宝岛事件，双方军队在黑龙江流域发生武装冲突。

香港大学历史系徐国琦教授接受BBC中文採访时表示，中美当时就像一对互相有好感的男女，但由于彼此没有可信赖的渠道，有着相互不信任的巨大障碍，都担心自己是否一厢情愿但。 同时， 两国领导人均野心勃勃地想留下自己的政治遗产，最终促成这场中美大和解。

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的周仁华博士则对BBC中文表示，当时身陷“文革”当中的中国面临国际孤立，高层也对中国应该如何面向世界有不同的看法。

周恩来希望寻求中国对世界开放，而林彪则倾向效仿莫斯科模式，这次与美国总统见面的决定，意味毛泽东认同周恩来的想法。

结果，1971年的中美“乒乓外交”和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秘密访华促成了这次外访， 也出乎各界预期。 尼克松的这次访华更被指“改变世界的一周”。

众多历史学者的分析都认为，那段时期中美致力改善关系，均达成了双方的目标： 苏联不敢为所欲为，美国得以从越南撤兵；因为外交上的突破， 尼克松获得更多国民支持， 以压倒性姿态成功连任。 因此，他和基辛格一起被称赞为外交高手。而中方则透过此次访华，让美国透过《上海公报》承认“一个中国”政策，并借此重返国际舞台。

徐教授说：“尼克松访华是中国重返国际舞台的重大一步，此后北京取代台湾在联合国代表地位； 中美对抗苏联、正式建交，以至后来中国全面崛起。 乒乓外交和之后中美领导人互访，无疑都是中国内政外交重要转折点，如果没有发生，则没有之后的发展。”

周仁华博士则认为，美国好像在谈判过程中放弃的更多，例如基辛格曾向周恩来承诺会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让北京得到联合国代表地位以及讨论美国从越南撤兵与中方分享有关苏联的情报。

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者史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接受BBC中文访问时表示，中美两国在当年实现双赢，中国能够利用低成本生产，实现以出口带动的增长，增加工人收入和减少贫穷； 美国也在初期受惠， 收入受压的美国消费者可以买较便宜的产品。 中国对美国国债的需求，对受困于长期预算和国内储蓄双赤字的美国提供资金很重要，而中国也逐步成为美国出口的一大市场。

罗奇说：“尼克松访华首次出现在美国电视上，让神秘的中国栩栩如生地呈现在普通人的客厅里。随着社会主义的死敌尼克松前往中国，美国人突然开始关注现代中国的希望和梦想。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两国之间的文化和教育交流，以及不断深化的商业联系，为大多数美国人带来了与中国交往的机会。”

台湾是最大输家吗？

如果在尼克松访华后的十数年谈论各方得失，台湾会被视为一个输家，中华民国失去了联合国合法地位。 在该次访华行程中，美中两国发布了《上海公报》，其中，美方承认（acknowledge，部分历史学者认为是应译作“认知” ）海峡两岸所有的中国人都坚持“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重申美国对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并随着地区紧张局势缓和逐步减少驻台美军。

之后，美方逐渐减少驻台军队，并在1979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周仁华说，美台关系没有因为这份公报而告终，虽然两边只能以非官方式维持联络，但美国国会透过《台湾关系法》重申美国对台湾的承诺，长期以来，以“战略模糊” 的方式处理台湾问题。

但50年时间过去，台湾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台海之间仍然存在外界担心擦枪走火的可能，例如近期解放军机“扰台” ，引发广泛关注。

罗奇说，“模糊” 路线已经逐步被强硬路线所取代，中国在东海、南海展示强硬外交政策对美国是一大忧虑， 美方的亚太战略，例如现在的AUKUS，也同样引起中国深切关注。 因台湾问题而引发交火的风险与日俱增。

不过美国著名中国学者蓝普顿（David Lampton）则提出一个观点认为，中美改善关系，造就了相对稳定的地区环境，台湾可以繁荣发展走向民主化，如果当年两岸关係持续转差，台湾或没有今天得来的成果。

美国政界如何解读尼克松访华

在中美关系因为贸易、人权、科技等问题上对抗愈演愈烈之际，美国政界将尼克松访华在改善对华关系上作出不一样的解读，有些人认为，昔日与中国交往的模式可能已经过时。

2020年，时任国务卿蓬佩奥到访尼克松总统图书博物馆时，一边承认尼克松改善美中关系的贡献，一边认为他当年的理想达不到。

蓬佩奥引用尼克松在1967年的文章指出， 尼克松认为就世界安全的角度而言，中国不该被孤立，他的目标是引导中国改变（induce change）。但蓬佩奥认为，尼克松展开与中国交流的策略，在当时可能是最好，他是想要更自由、更安全的世界。 但时过境迁，美方所期望中国的改变并没有发生，而美国曾给予中共及其政权特别经济待遇，换来的是中国拒绝西方国家进入，以及对人权的漠视。

2020年，美国时任国务卿蓬佩奥在尼克松图书馆发表演说，将两国冲突上升至文明冲突。

但多数专家认为，中国崛起并非当时的领导人能够预测，中国的经济和人权，均不是尼克松政府的考量范围。

周仁华说，尼克松和基辛格是属于外交政策务实主义者，对别国政治制度及政府如何对待其公民都没有兴趣，而当时美国并不会觉得中国有巨大的商业潜力。

是在中国提出改革开放后，一些外国观察人士才开始认为，与中国进一步接触和经济增长可以对中国产生某种形式的政治自由。

不过，这种看法已受挑战。 周仁华说：“中国从全球经济中受益匪浅，尽管中国从自由世界秩序的规则和制度中受益，但它选择挑战这种秩序，同时也变得不那么自由和开放。这是对现实的简单化描述， 不过却是现在华盛顿盛行的观点，尤其是在共和党人中。到目前为止，拜登政府并没有改变这些观点。”

罗奇则说：“我认为美国政客和所谓美国对华专家的广泛共识，未能领会中国政治经济体制中独特的中国特色。 相反，有一种错误的印象，即中国最终会趋同于西方和美国的规范。 2001 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强化了这种印象，大多数美国领导人错误地、天真地认为该协议会将中国锁定在以规则为基础的西方贸易体系中，导致中国变得更像我们。”

新“乒乓外交”的可能性

罗奇说，当年美中领导人改善关系，可以形容是“权宜婚姻”，但如今这场婚姻已经破裂，贸易和科技战令双赢走向双输，有别于冷战时期的苏联，今天的中国强大得多，而美国国内外面临的挑战也大得多。

“尼克松访华之所以成功，主要是因为它把信任、尊重和共同利益摆上了台面。今天，我们几乎忘记了那些重要的教训。当前的美中冲突反映了两国政府之间日益增长的不信任和不尊重感。也没有太多证据表明两国有兴趣在解决全球健康和网络安全等共同利益方面开展合作，”他说。 “如今，这种关系陷入了严重的困境，贸易战迅速演变为科技战，现在又呈现出另一场冷战的态势。美中两国都需要深入研究 1972 年尼克松访华的教训，以免为时已晚。”

周仁华则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当前的中美冲突将继续存在。 他说：“很难想像每一个棘手的双边问题，贸易、地区安全、网络安全、技术竞争、人权等，都可以解决，尽管它们或许可以管控。也许时机到来时，两国领导人会看到机会之窗，并会像50年前尼克松和基辛格那样采取行动。”

在如今的国际舞台上，中国似乎与俄罗斯联手抗美。 港大的徐国琦教授认为，如果从民间互动的态势来看，中国和美国现在的关系比与俄罗斯的关系更为密切。

但他说：“中俄之间有历史、现实和战略问题，中国人和俄国人是不是友好，是一个大问号； 然而， 中美之间，某种程度上，两国人民还是比较友好，美国帮助了中国发展，对外人文交流、国际化都跟美国分不开。”

徐教授认为，中美两国并非处于新冷战状态，也不是此前美苏冷战的零和游戏，中美之间虽然有口角，但仍保持外交关系，经贸各方面也非常密切，有利益上的交汇。 而中美贸易问题的严重性，也比不上1980年代的美日贸易磨擦，中美双方仍有化敌为友的可能。

“对政客来说，如果他们找出一种新的‘乒乓外交’模式，对中美两国有利，也对世界和平有利。为什么今天我们做不到？不仅有可能，也是有理由，甚至是必须做到。 如果分道扬镳，则会是不归路，摧毁国际化，中美都是失败者，世界和平也受到巨大影响，”他说。

尼克松在1972年2月访问中国八天，民主美国与红色中国的关系从此改写。

谢选骏指出：上文非常无知，因而回避了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毛泽东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通过勾结尼克松，毛泽东自己在事实上否定了文革，所以他临死的时候才会害怕大家一起公开否定文革。但是上有好之者，下必甚焉——毛泽东叛卖在前，华国锋、邓小平跟着叛变，出卖了“无产阶级政权”。从文革的角度看，毛泽东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在毛狗的带领之下，“中央出了修正主义”！


【60、毛泽东是中国的黑人】


《国际奥委会调查中国运动员东奥领奖台上佩戴毛像章》（VOA 2021-08-03）报道：

国际奥委会星期二（8月3日）要求中国奥委会解释中国两名运动员在领奖台上佩戴前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像章的原因，并表示在“调查此事”。

据美联社等媒体报道，在东京奥运会上，中国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赛金牌获得者钟天使和鲍珊菊，星期一在领奖时服装上佩戴着毛泽东像章，这一举动可能违反与奥林匹克宪章第50条相关的不允许在东京奥运会及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期间在领奖台上展示任何政治用品和政治立场的奥运规定。

国际奥委会发言人马克·亚当斯说，“我们联系了中国奥委会，要求他们就这一情况做出报告。我们在调查此事。”

报道说，中国数以亿计的民众在1960年代佩戴毛像章以显示效忠前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以及他于1966年发动的曾被中共定性为“十年动乱”和“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随着习近平力图将自己塑造成第二个毛泽东，民间对毛泽东的崇拜不断升温。

在中共建党100周年的天安门庆典上，习近平身穿类似毛泽东曾穿过的灰色“毛装”，发表强硬的带有浓烈民族主义色彩的讲话。而其他中共领导人则穿蓝色西装。

中国女运动员在领奖台上佩戴毛像章的举动受到了中国左派舆论和毛粉的“欢呼”。

在此前一天，国际奥委会对美国女子铅球运动员桑德斯启动了涉嫌有表达政治信息举动的调查。周一，在奥林匹克体育场举行的颁奖仪式上，这位25岁的黑人女运动员双手交叉高举过头。她后来表示，“这是所有受压迫者的交汇点”，以表达对所有受压迫者的支持。

谢选骏指出：上述两件事情不是一个巧合，而是全球左倾的一个标志。毛泽东其实就是中国的黑人，它借口反抗压迫者，大肆烧杀抢劫、奸淫掳掠。自封为“人民的大救星”。但实际上，毛泽东的心肠肚肺都是黑的，因为他是个大烟鬼。不信将来解剖一下，就可验证我所言不虛了。


【61、毛泽东他妈是个佛教徒】


网文《佛教社会主义》报道：

佛教社会主义（Buddhist Socialism）是一种主张在佛教的基础之上建设社会主义或将社会主义与佛教世界观相结合的政治思想。

佛教社会主义兴起于二战前后，是民族独立和民主化运动的浪潮中的一员。受西方社会提出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影响，佛教传统社会国家的政治家也提出了佛教化的社会主义主张。该主义的内部主张差异较大，但共同特点是以佛教思想为基础，结合马克思主义思想并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社会，如要求国家为所有人提供必要的食物、住所、衣物和药品，并为废除或改进阶级分化，为展开佛教传统基础上的道德文化运动（campaigns for morality），及为工人农民结阶级思想改造上作出贡献。佛教社会主义曾在东南亚佛教国家有较大市场，自我宣称或被称为佛教社会主义者的有佛使比丘、所罗门·班达拉奈克、吴努与诺罗敦·西哈努克等。在汉传佛教地区以释太虚等为主。藏传佛教领袖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也曾说过：“所有马克思主义的现代经济理论和经济制度的基础是道德原则，而资本主义则只关注收益和盈利能力……原苏联制度的失败，对我来说，并非马克思主义的失败，而是极权主义的失败。出于这个原因，我仍然认为自己是半马克思主义者，半佛教人士。”

历史

在有佛教传统的东南亚各国，佛教社会主义运动是和佛教复兴运动及民族独立运动联系起来的。不过，这些政治家通常是以社会主义来包装自己的政治主张，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并不深刻也不完全信服，或者是马克思理论和佛教理论的杂糅，用柬埔寨领袖西哈努克的话来说：“从我内心讲，像绝大多数柬埔寨人一样，我应该是信仰的混合体，在我内心深处的，应该是各种信仰与哲学的混合物。我受过法国教育，受到法国文化和哲学的影响。也接受过僧侣的教育，我曾做过三个月的僧人，所以应该是种复杂的混合。”

西哈努克当选国家元首后曾写了《佛教社会主义》一文阐述政治观点，他希望保留君主制和社会传统，并通过佛教的慈悲仁爱思想唤醒人们的正义和忠诚之心，实现王权、佛教、国家的有机结合，以此促进国家的建设和繁荣。他自称自己的社会主义是实用主义的和民族主义的，“是参照了关于社会方面最先进的佛教教义”的。

在缅甸，吴努的奈温政府试图用佛教教义来阐述社会主义现象和理想，但鲜明地反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不过，即使是奈温政府内部，其佛教社会主义的主张也有分歧。并且在他们的世界观中，佛教的地位无可撼动，社会主义是作为从属的、被利用的地位。后世学者认为，其所谓的“社会主义”，更像是佛教哲学与人道主义结合的产物。

在东亚地区也有类似的思潮。韩国佛教学者韩永恩在1931年的一次采访中谈到了他探索佛教社会主义的愿望：“我最近打算写有关佛教社会主义的文章。就是基督教社会主义是基督教的思想体系一样，佛教也必须有佛教社会主义。”。中国则有中国僧人释太虚在阅读学者章太炎的《建立宗教论》、《五无论》、《俱分进化论》等文后，提出“佛教社会主义”。其主张更适应中国的国情，与东南亚国家所言佛教社会主义有一定差异。不过就主张用佛教道德感化人民，唤起他们的良知，以此净化社会的主张，与西哈努克的佛教社会主义思想有相通之处。当时的中国学者所提倡的佛教社会主义派别较多，总的特点是都接近无政府主义，自然无法得到掌权者的支持，以致于太虚在晚年已闭口不谈该“佛教社会主义”。

发展

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权通常会对佛教进行政治改造，在此背景下佛教理论与社会主义理论的结合出现了新的发展。 在柬埔寨，佛教被认为和马克思主义没有根本冲突。佛陀舍弃身家与无产阶级站在一起，并主张众生平等，和马克思主义一样都是为了消灭压迫、解放人类的终极目标而努力。但柬埔寨基于唯物论的基本要求，不接受佛教对超自然力量的应用和解释，并对其进行改造，此后该国的佛教传统才得以保留。老挝政权持相似观点。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一批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中国佛教居士积极地探索佛教与马克思主义的融通，王小徐、汤瑛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及佛教理论，尤智表、苏渊雷等人认为两者等量齐观，而温光熹、陈铭枢等人则开始寻求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佛教，创建新的佛教理论体系。温光熹在《做什么》、《社会主义的社会还要不要佛法》、《怎样搞通我们的思想问题》、《世界文化大势与佛学前途》等文中提出佛教站在被压迫阶级一边，最终要消灭剥削阶级走向人类社会的统一，所谓新佛法就是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科学的、大众的、民族的佛法，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的佛法。他还将大乘佛教的“心”、“识”与马克思主义作了对比和阐发，试图从哲学层面融通佛教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对佛教的辩证法是欣赏的，对汉传佛教典籍《六祖坛经》体现出的平民化倾向也有较高评价，称之为“是劳动人民的”，他曾说佛陀是“从被压迫民族中产生的人……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他不当王子，出家创立佛教”。瞿秋白也对菩萨精神表达了赞赏，并表示参加革命是受到其影响。但他们并不主张将佛教和社会主义结合，相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共政权以毛泽东对佛教的意见为基准，多次对佛教进行适应性改造。近年来，中国政府对宗教界政策加进了社会主义化的引导改造，提出“坚持佛教中国化，促进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口号，表明是将佛教置于社会主义之下，而只将佛教视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加以保留，发扬与社会主义一致的思想，不提倡甚至不支持非唯物的思想与行为，严格将佛教宗教活动限制在寺院内。朝鲜、越南的做法和中国情况相似。

时至今日，以社会主义思想来改造佛教成为了佛教与社会主义共存的主流，而以佛教思想来建设社会主义的“佛教社会主义”的提法已鲜有见到。不过，和佛教社会主义思想一样具有民本、人道和平民化主张的左翼佛教、人间佛教正在当今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

谢选骏指出：毛泽东对佛教宽容，因为它妈是个佛教徒。毛泽东从小遭受了耳提面命的灌输催眠，后来变成了一个杂种的佛教徒。但是这个人没有良心，欺师灭祖要改造佛教。同时也可以看出，佛教的虚无主义正好培养出了这样的恶徒。


【62、毛泽东头破血流】


《中共建党百年庆典举行 习近平称欺负中国必将“头破血流”》（2021年7月1日BBC）报道：

中国当局周四（7月1日）在北京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讲话中表示，中国“从来没有欺负、压迫、奴役过”其他国家人民，也不允许外来势力欺压中国。

集会在北京市中心的天安门广场举行，现场有约7万名经过当局审查入内的代表，包括知名人士、优秀党员、劳动模范等。

庆祝大会举行时，多架中国空军的战机飞过北京上空。现场还鸣响礼炮，播放《国际歌》和其他爱国歌曲。

除了习近平等中共现任领导人外，前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等也现身天安门城楼，但江泽民与朱镕基缺席了大会。

在出席集会时，习近平身穿灰色中山装，形制酷似中共前领导人毛泽东的穿着。而其他政治局常委和前任领导人均身穿黑色西装。

“头破血流”

在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一个多小时的讲话中，他首先宣布中国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并“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

他随后开始回顾19世纪以来，中国在殖民主义和外来侵略下动荡贫穷的历史，强调中共在带领中国实现发展，走向复兴过程中的贡献。

“任何想把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企图，都是绝不会得逞的。9500多万中国共产党人不答应，14亿多中国人民也不答应！”习近平说。

在后半部分的演讲中，他批评了霸权主义，并表示北京不接受“教师爷”般颐指气使的说教，并表示中国“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

“中国人民也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欺负、压迫、奴役我们，谁妄想这样干，必将在14亿多中国人民用血肉筑成的钢铁长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他说道。

虽然他并未具体指明某个国家，但外界普遍将其视为是在对华盛顿表达不满。中国曾多次指责美国试图遏制其增长，并要求美国停止充当“人权教师爷”。

习近平和前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现身天安门城楼。

习近平的这段强硬讲话在中国社交媒体引发广泛讨论。“#谁妄想欺负中国必将碰得头破血流#”登上了微博的热搜榜，数据显示点击量超过1.4亿。

习近平还提到了香港和台湾。他表示将落实中央政府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以及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他在提及台湾时称，实现中国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但他仍表示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中共举行建党百年庆典 习近平称“不允许外来势力欺压中国”。

如何庆祝？

此次庆祝大会从早上八点开始，数以万计的座椅一直从长安街沿线被摆放至人民英雄纪念碑。现场参会的人群基本上没有佩戴口罩。

由年轻人组成的合唱队首先歌唱了多首爱国歌曲。

虽然此次没有像2019年中共庆祝建政70周年举行阅兵式，但解放军仍出动直-10、直-19武装直升机，以及歼-10、歼-20战机，摆出“100”和“71”字样，飞过天安门上空。

在出席集会时，习近平身穿灰色中山装，形制酷似中共前领导人毛泽东的穿着。而其他政治局常委和前任领导人均身穿黑色西装。

为了确保此次活动的举行，当局对北京中心城区的大片区域实施封锁，从前门城楼至紫禁城以北的景山均禁止行人进入。天安门广场则从一周前便暂停开放。

入场的记者必须接种中国政府认可的新冠疫苗，并在周三（6月30日）再次进行核酸检测。

除了此次大会，中国当局近日还举办一连串的庆祝活动，包括周一（6月28日）在国家体育场“鸟巢”举行了大规模文艺晚会。数以千计的演员参加了演出。

尽管该演出重现了中共自1921年建立以来的多个重要时刻，但像“大跃进”运动、文化大革命、“六四”天安门镇压等重大负面事件均消失了。

周二（6月2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则向近30名党员颁发“七一勋章”。

在上海、武汉、广州等各大主要城市，均在近期举行了灯光秀演出。

北京火车站附近的民众抬头观看飞行梯队表演。

100位中国说唱歌手还合作完成了一首名为《100%》的献礼歌曲，赞美了中国共产党的成就。

“红色旅游”也在中国流行，携程等旅游公司为“红色朝圣者”定制了100条旅游线路。包括中共曾经的革命根据地延安在内的多个红色景点游客激增。

自4月份以来，中国的电影院被要求每周至少放映两部爱国主义影片，即所谓的“红色电影”。与此同时，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表示，将在今年播出百部庆祝建党100周年题材电视剧，以达到“百年百部”的规模。

但无处不在的宣传也让一些中国民众感到不快。

“现在晚上打开电视，几十个卫视台清一色的都是革命打仗的电视剧，不是讲解放的就是抗日神剧”,一名北京市民说道。“天天都在建党、建国，你还能有什么别的选择吗？”

外界如何看？

1921年7月在上海成立的中共在经历了与国民党的内战后，在1949年建立政权，成为中国至今的唯一执政党。中共目前的党员人数已接近1亿。

经济学人智库（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分析师任韬（Tom Rafferty）对BBC表示，一系列纪念活动“显然是党的一个重要时刻，并经过了精心策划”。

“官方信息传递的一个一贯要点是，强调如今代表着一个有别于1978年后改革时代的‘新时代’，”他补充说，这“突显了当前领导层的雄心”。

《华尔街日报》近期刊发的一篇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的评论文章则认为，习近平上台后，通过整顿官员、推动经济发展、“绿化”城市和社会福利项目，以及民族主义宣传，重新巩固了政权。

但在推动中国经济蓬勃发展和国力富强的同时，中共仍坚持其威权主义路线，不允许政治反对派的产生，对异议声音严厉镇压，并实施严格的社会管控。黎安友表示，中共通过精密的技术控制手段，已确保国内没有可以作为其替代选项的政治组织，因此许多中国人认为，党的崩塌意味着动乱，回想中国历史，乱世可能比政权本身更为可怕。

从国际方面来看，随着新冠溯源、香港抗议和新疆“再教育营”等一系列争议发生，西方与中共的裂痕在不断扩大。中国当局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国际压力。

“七一”前夕，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联署了一项决议案，批评中共在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导致大量民众被迫害致死。

与之相反，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肯尼亚总统肯雅塔（Uhuru Kenyatta）等领导人则向中共道贺。

香港呢？

今年“七一”除了是中共建党百年纪念日，也是英国移交香港主权予中国24周年纪念日。

今早8时，香港湾仔的金紫荆广场举行了升旗仪式，护旗方队首次采用中式步操进场。

红色旅游在中国兴起。游客参观上海的中共一大会址。

通常在港府举行庆祝活动的同时，也会有对北京和港府不满的香港人选择在这一天走上街头，进行抗议。

但在今年，活动组织者表示，香港警方以新冠疫情限制措施为由，拒绝了他们的集会申请。

谢选骏指出：上面这些蠢货都不懂得，毛泽东伙同苏联欺负了中国二十八年（1921—1949年），后来又用愚公移山的方式欺压了中国二十六年（1950—1976年）——结果毛泽东头破血流，刚一咽气就人亡家破了。


【63、毛泽东晚年是条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


《与毛不同，习近平只要官员假装忠诚和服从就够了》（上报邓聿文 2021年12月05日）报道：

习近平现在的个人崇拜，保留了毛时代的一些形式，又创造出一些新形式。（汤森路透）

中共政治局委员、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最近刊发于人民日报的署名文章拉开了官方对习近平的新一轮造神运动或者个人崇拜的大幕。李前些年对习谗媚的「名言」——「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一度在官场广为流传。但是此文对习的肉麻吹捧更有过之，讚习是「经过历史检验、实践考验、斗争历练的当之无愧的党的核心，是赢得全党全国人民衷心拥护爱戴的人民领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领路人」，把维护习的两个核心地位上升到决定道路方向，事业成败，党的兴衰，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的高度。

李之文是中共高官学习领会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和第三个历史决议系列的一篇，在他之前，已有中纪委书记赵乐际和中办主任丁薛祥等在人日发文谈学习体会。然而从引发的外界反响来看，这二位的文章远不如李，唯一的解释是他们对习的跪拜还没有到李的程度，李文中令人噁心的文字几乎到处都是，除前述外，还有诸如「学史崇德，首先要崇尚对党忠诚的大德，做到始终忠于党、忠于党的核心、忠于党的信仰、忠于党的事业、忠于党的组织」；「向党中央看齐……在思想上高度信赖核心、感情上衷心爱戴核心、政治上坚决维护核心、组织上自觉服从核心、行动上始终紧跟核心，一切行动听从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指挥」；「要把两个维护建筑于……对党的核心发自内心的敬仰、爱戴、忠诚、信赖、维护的深厚感情基础上」。说一千道一万，李就差点没有像林彪高举红宝书对毛喊出「四个伟大」那样来称颂习了，他形象地演绎了新形势下中国官方是如何操作个人崇拜以及中共高官是如何回应个人崇拜的。

对习近平借六中全会和历史决议大搞个人崇拜，很多人是看在眼裡记在心裡的，但也有一种看法认为，习并未在搞「个人崇拜」，第三份历史决议见不到明显体现对习个人崇拜的表述。在这种观点看来，文革之后中国再也搞不起个人崇拜来了，文革时期人们对毛的个人崇拜，那是发自肺腑的，是真心崇拜毛，可现在官员和精英们只崇拜自己，个个都觉得自己了不起，不会也不可能去崇拜别人。官方对习核心地位的强化和宣传，是中共作为一个组织的需要，这同个人崇拜无关。

中国官方似乎也是这种说法。今年8月发佈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一文针对拥护核心与个人崇拜的关係有以下表述：「历史和现实充分表明，全党有核心，党中央才有权威，党才有力量。党形成并拥护领导核心，决不是庸俗化的『个人崇拜』，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坚决反对『个人崇拜』，并将『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写入党章。」但中共的此番辩白只是在玩文字游戏。

上述看法以人民是否发自内心喜欢、拥护和支持领袖作为个人崇拜的惟一衡量标准，其实是不准确的，没有触及个人崇拜的本质特徵。所谓个人崇拜，最根本的就是把领袖个人的重要性强调和突出到一个不恰当的、与人们的认知、常识和实际所起作用严重背离的程度，甚至把领袖直接等同于组织和国家，好像没有他，就会党将不党，国将不国。当然，单有这一点，还构不成政治意义上的个人崇拜，必须是官方有组织有系统的利用在其掌控下的资源、工具和管道，去製造这样一个人间神，并强行灌输给大众，对大众进行洗脑。

有意识地造神

习近平上台后，尤其在他建立起了稳固的权力后，开始有意识地造神，把习塑造成一个向毛比肩的中共又一位历史稀世伟人，是他拯救了中共，拯救了中国，是他在毛的站起来、邓的富起来的基础上，让中国强起来，是他解决了困扰中国几千年的贫穷难题，把中国领向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这样一个党的领袖，不把权力交给他去行使交给谁，不把中国让他去「折腾」又给谁？而官方对六中全会出台的第三份历史决议著力宣传的重点，就是它的「两个确立」，即「确立习的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的新时代思想的指导地位」，并认为这是该决议的最大价值及历史与现实意义所在。李鸿忠的文章，不过是在这方面做进一步的发挥，让人觉得太出格太噁心而已，稍有羞耻心的官员恐怕都接受不了。

事实上，习近平并不指望让官员和民众心悦诚服的接受对他的个人崇拜，官员们只要在形式上假装忠诚和服从就可以了。这是目下对习的个人崇拜和毛式个人崇拜的最大不同。它当然是中国几十年的开化开放和参与全球化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文革时的毛式个人崇拜可能永远也不会来。新时代的个人崇拜有新的表现形式，在语言上，它不再动辄高呼「高举习近平思想的伟大旗帜」、「习主席一句顶一万句」、「习总书记万岁万万岁」、「三忠诚四无限」之类的话，但也没有完全消失，李文就残留了这种痕迹；在行动上，也不再动辄举行大型的集会，发动群众运动，高举习近平的领袖画像，红海洋一片，那种激动万分甚至痛哭流泪的场景恐怕不会再重现了，但是习近平的画像在一些场合还出现。

现在的个人崇拜保留了毛时代的一些形式，又创造出一些新形式。比如，刻意将习和中共其他领导人的地位拉开，并仪式化，变成一种类似于中国传统帝制的君臣关係。官媒对习的报导和宣传，更是其他领导人望尘莫及。习自上台以来出版的著作和讲话种类，甚至已经超过了毛。各大学、研究机构、党校、军队乃至一些地方政府，争相成立习近平思想研究中心，像北京大学竟然成立了四个习近平思想研究中心，毛在世时，都没有这种现象。习的思想已经成为大学的必修课，正像官方讲的，要做到让习思想在全国人民入脑入心，带著忠心去维护习的核心地位。

为什么要製造对习的个人崇拜？简单地说，是为了更好地抓权，当然，会给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但这样做，源于人性的幽暗和权力的本性，还有建立此种不世之功的诱惑。就此而言，极权者往往都目的高尚和单纯，用极权和个人崇拜来实现该目的。毛就曾认为，中国革命需要个人崇拜。没有个人崇拜，权力的获取就缺乏支撑和正当性。

製造对习的「个人崇拜」是否能够达到官方期待的效果，如果以人们自愿接受来看，显然没有，但即使从这个角度说，也并非完全没有效果。人们能看到，还是有一部分人和官员，认识上发生了某种转变，已经对习的思想和做法表现出了认同和支持。而且随著时间推移，接受的人可能会更多。话说过来，即使没有效果也不能反证官方不在推个人崇拜。对习个人而言，或许他在某个时候意识到专权和个人崇拜的危害，但比起权力和宏大事业的诱惑来，让他不得不要在全党製造个人崇拜，而且专权者往往很自信，认为自己能够免于集权和个人崇拜之危害。然而，像华盛顿这样对权力的后果有高度自觉的人毕竟少而又少。虽然搞集权和个人崇拜的领袖刚开始也许想把集权和个人崇拜控制在一定范围，可一旦打开这个潘朵拉魔盒，事物就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

在中共三代领导人中，邓小平是在经历了毛的文革以及六四的血腥教训后才反省到个人崇拜的危害，在跟李鹏、姚依林谈话时曾表示，不希望在新的政治局、新的常委会产生以后再宣佈他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用他的话说，我的分量太重，对国家和党不利，有一天就会很危险。国际上好多国家把对华政策放在我是不是病倒了或者死去了上面。我多年来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至少是现在，习把邓的这番警告已经抛之脑后，历史就这样无意义地重複著，非要等到不受约束的权力滑向个人崇拜给这个国家和民族造成深重灾难，才会有一个觉醒过程。

谢选骏指出：这个邓聿文，1968年生的，毛泽东死的时候他才八岁，可以说是乳臭未干——由他谈论毛泽东，可知他不懂装懂，实在是外行领导内行的标配。这个情况，可能是他爹妈给了他错误信息，因为他妈生他的时候正值毛泽东翻云覆雨的高峰。所以他也就不知道了——当他三岁的时候，1971年林彪死后，毛泽东进入了晚年，活像一条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再也没人理他了。比现在习近平都不如。大家阳奉阴违，甚至伪造他的诗词进行取笑，还编排江青的不伦故事，羞辱毛泽东。周恩来一死，大家假借悼念周狗来气煞了毛泽东——把周恩来这个没种的太监当做打狗棍使用了。


【64、毛泽东为何虐待中国人】


《毛的悲剧与中国的悲剧》（张伦 法国赛尔奇·蓬多瓦兹大学副教授 2013年12月24日）报道：

毛的功勋只相对于某个集团，某些人，不属于全体国人。

编者按：12月26日是中共前最高领导人毛泽东诞生120周年纪念日。

中共现任总书记习近平就任一年多来，整治党风、推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强调“马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等等，习执政中的毛元素屡见不鲜，其意图和实质则各有评说。

BBC中文网特推出系列报道，分析评论毛泽东对今日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

毛的一生是出跌宕起伏的戏剧，与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息息相关，他在中国悲剧性的历史中成长，获取权势；亦参与制造了无数个个人和家庭乃至整个民族巨大的悲剧，最后，亦悲剧性地走进历史。对走向新世纪的中国人来讲，如果不能很好地体认毛的悲剧与中国的悲剧的成因与关联，戒惕警醒，悲剧或许就会再度上演。因为，造就这些悲剧的诸多因素依旧，而这或许才是今天我们要认真思考毛的现象的意义所在。

个人的悲剧

一个人一生的悲剧或许最能用他晚年的境遇来说明：在其权力看上去达到无可比拟的强势、被人奉为神明的晚年，真实的毛却象许多专制独裁者一样，众叛亲离，孤家寡人，病弱不堪。因担心背叛和身后被清算，疑惧和猜忌噬啃着他的心灵；对自己孤注一掷发起的事业能否得到历史的认可也满怀焦虑。

这是一个一生追求权势，却被追求到手的权势所侵蚀、毁灭了的人。他过度的自信和性格上的自恋，加上他那些早先的同志后来的臣仆们的吹捧，让他相信具有神启的德行和能力，代表正义，能够按照其意志改变中国和世界。

从这种混合了中西、传统和现代的某些思想资源而成的意志主义出发，他试图改变人性，建造人间“大同”，“六亿神州尽舜绕”，将以康有为为滥觞、嫁接了西方粗俗的左派思潮而成的近代中国乌托邦思想付诸实践。但到头来，他却连自己的人性也丝毫未能改造，相反，深谙人性阴暗一面的他，在具体的政治操作上，利用人性的丑恶纵横捭阖，恩威并用，夺权固势，不仅毒化了他自己的心灵，也极大地败坏了中国人的道德。

他生活在现代，却悲剧性地缺乏对现代文明的了解；他曾是五四青年，也学习了一些新鲜话语，但思想的底色却只是中国的传统，甚至是底层传统；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夺取权力的成功，强化了他思想的落后；对现代文明的无知，反过来成为他反现代的论证。

这种种他有关人性和世界的认识上的矛盾和问题，决定性地形塑了他个人的悲剧，也是他主导的造成中国的悲剧的各种政策和实践的认识论上的根源。

中国的悲剧

近代以来，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中国传统的精神、政治和社会的世界逐一崩解，毛作为一种现象是在这种巨大的转型中产生。一方面是礼崩乐坏，传统的政治和价值权威不再，巧取豪夺，尔虞我诈，争强斗狠，可谓司空见惯。

另一方面，重建国家的富强，文明的秩序，民族的地位成为人们不断探索的主题。超越的价值被民族主义的目标替代，病态的敏感自卑和虚幻的骄狂自大并存，自诩文明却常常举措野蛮；对旧文明爱恨纠结，明弃暗守；对新文明即羡又厌，欲纳还拒。这些都成为文明秩序崩解后一种普遍的集体心理表征。

毛是这时代产物，是这种文明危机的一种体现。他混霸气、流气、文气于一身，以超出他人的意志力、狡诈和权谋，不仅消灭了党内的挑战者，也最终战胜了蒋介石这依然格守些儒家训条的政治对手。一出大变动时代典型的野蛮战胜文明、氓痞凌驾君子的旧戏。

不同的是，毛不仅回应了人们对传统时代的稳定和光荣的怀恋，同时也利用了人们对现代文明的渴望来成就其现代帝业，统驭人民。 他高声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事实是，在他的治下，能站起来的只有他一人，乃至他最重要的助手之一的堂堂总理周恩来，都要奴颜婢膝地跪下来为他指示行车路线。

而早在他宣示前的数年，在“开罗宣言”发布的那一刻，中国人在全世界人面前已完成其庄严的站立，那是亿万国人浴血抗战的结果。而没有日本人提供的这机会，中共和它的领袖毛，却是注定要消失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历史的烟尘中的。

靠千千万万农民的牺牲得了政权，毛却在执政后将其变成现代农奴，让他们在现代再领教那种人肉相食的饥荒惨剧；以自由和民主的承诺，赢得市民和知识阶层的拥戴，却调转头来剥夺其财产和自由甚至是生命。人民只是他用来装饰的辞藻和驱使的工具，成为他满足内心浪漫冲动、画“最新最美图画”的廉价画料。

对文化，他抱一种虚无主义和工具主义态度，缺少基本的敬重，以自己的偏好和政治需要亵渎文化，文明等同粪土，雅致让位粗俗，才有“不许放屁”入词，那亿万人必须学习背诵的领袖名句。文化践踏的后遗是，至今，一种痞子文化依然在中国大行其道。

毛的遗产与中国的未来

今天，人们越来越清楚，由毛主导的用最新的名义展开的革命，内里却是一个很老旧的改朝换代的故事；构建的制度，是一个数千年已存的体制与现代极权的嫁接。他靠牺牲数十万中国军人维持的小兄弟朝鲜至今还在时时刺激我们有关这种制度的记忆和思考。

毛自认成就的伟业“请日本人回家”，早已成为一种贪天功为己功的笑话；“赶蒋委员长去岛上”，事实上也只成就了某一集团、某一些人的功业，历史证明，国人得到的却是几十年的困苦、创伤和奴役；至于“文革”，那是连其后继者都不讳言的灾难，遗下的是许多物质和精神的废墟，以及人们的痛悔和思索。

用所谓“动机是良好的”来为其开脱，不管是出于政治需要，还是源于某种认识上的模糊，逻辑上都是荒唐，道德上也是不能被接受的——如此，所有罪犯何人不可做无罪自辩？谁又需承担行为后果？希特勒难道不能以此方式来要求历史赦免？

毛的功勋只相对于某个集团，某些人，不属于全体国人。但毛造成的悲剧却属于中国历史，遗下的影响却需全体国人认真对待。毛是一种病理表现，当他被记起或引发争论之时，常常传递着社会病症危机的征候；毛也是一个指标，从一个侧面量度着中国人的精神状态和迈向现代的进程。

“毛的孩子们”有两种：继承者与批判者。前者即使受尽虐待，却无法也不想挣脱其阴影的笼罩和对其病态的依恋；毛是他们全部的青春和生命的意义。后者从幻觉的破灭，从国人的苦难中觉醒，开始为自己和国人挣脱毛造就的政治和精神枷锁而奋斗。至于那类内心不认可毛，外表却权谋地崇拜者，事实上与前者大同小异。

不难理解在巨大的文明的崩解和再造过程中，那些精神、政治和社会上无以寄托的人们试图抓牢某种依靠、投射某种寄托和怀恋的心理。但切记，毛所制造的稳定和平均，都是以巨大的奴役为代价的。而 以阶级斗争为政纲，一生与人斗“其乐无穷”的人，也绝不应成为一个民族的精神导师，除非这个民族想再坠地狱。

当中国真正进入现代社会，中国人真正争得自我，赢得一个现代人所具有的精神自主和尊严，当主张爱的宗教在中国获得信仰自由，当中国的社会公正因法治和民主的建设得到长足的进展，毛终将会从人们的话题中淡去，留给历史学家去谈论那段悲剧及其教训，而未来中国的命运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这一天能否早日到来。

谢选骏指出：上文把“毛的悲剧与中国的悲剧”相提并论，这是错误的。因为，毛泽东是中国的仇敌，所以，毛的悲剧和死亡是中国的喜剧，毛的喜剧和革命才是中国的悲剧。

人说——“中共在夺权之后杀的人，要远远超过它在夺权之前杀的人。这是一个最不寻常、也最为恶劣的事实。凯撒、成吉思汗和拿破仑是为了征服而屠戮，毛泽东和波尔布特却是为了屠戮而征服。这正是极权暴政和历史上其他暴政的一个重大区别。”

我看则是——毛泽东集团爬雪山、过草地、啃皮鞋、喝马尿、吃树皮……如丧家犬、死里逃生，而老百姓却安居乐业——所以他们恨透了中国人民，要让中国人民经历比死还难受地“脱光衣服遭解放”，沦为一穷二白的叫花子。

毛泽东为何虐待中国人？为了“我的复仇”——类似于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按照同样的逻辑，希特勒也恨透了让他流浪街头的日耳曼民族，所以要借刀杀人，把德国夷为平地，来成就他的盖世功名。现在的普京集团，也是这个路数。

毛泽东为何虐待中国人？因为中国人害惨了毛泽东他这个老毕养的，所以他毛泽东这个老毕养的也要害惨中国人。

《毛澤東選集》可以命名爲《我的復仇》！


【65、毛泽东像曹操一样统一不了中国】


《毛泽东为何对曹操评价如此之高？》（2017年03月03日 河北历史网）报道：

毛泽东诗词中，用一首词的一半篇幅来写一位掌控国家大局的最高统治者，只有三国时代的曹操独享此种特殊荣誉。请看《浪淘沙·北戴河》：“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一、毛泽东心目中魏武的份量

毛泽东对曹操之前中国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中评价之高者，莫过于秦始皇嬴政和汉武帝刘彻。毛泽东认为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的人物。他不但政治上统一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中国的各种制度如度量衡等，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

对于汉武帝，毛泽东评价他是汉朝最有作为的皇帝。毛泽东认为高祖之后，史家誉为文景之治，其实，文、景二帝乃守旧之君，无能之辈，所谓“萧规曹随”，没有什么可称道的。倒是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己诏，不失为鼎盛之世。

但是，毛泽东诗词对秦始皇、汉武帝的评价是八个字：“秦皇汉武，略输文采”。毛泽东对秦皇统一中国的贡献，对汉武开拓疆土的卓著武功是充分肯定的，但对他们文化上、思想上没有给后人留下什么东西持批评和叹息的态度。

在毛泽东心目中，曹操在统一国家和开拓疆土的贡献方面不输秦皇、汉武；不仅统一北方，创立魏国，而且为结束三国鼎立的分治局面，统一全中国奠定了基础。更重要的是，曹操的诗词、文章、军事理论等文采方面的建树，远为秦皇、汉武所不及。

二、“我还是喜欢曹操的诗”

曹操是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一位了不起的诗人。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开创的建安文学中诗歌成就最为显著。他们的诗上承楚汉，下启盛唐，是我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建安文学的诗作中，毛泽东尤其喜欢曹操的诗。1954年夏在北戴河，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还是喜欢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

毛泽东故居藏有四种版本《古诗源》和一本《魏武帝、魏文帝诗注》，其中，曹操的《短歌行》《观沧海》《土不同》《龟虽寿》《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却东西门行》等诗，毛泽东都多次圈划过。《古诗源》编者在评价曹操诗时写道：“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桓以下，纯乎魏响。沈雄俊爽，时露霸气。”毛泽东为此评圈点断句，以示赞同。在《短歌行》的标题前有红、蓝两种笔迹划的圈记；全诗作了圈点，其中，“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等诗句旁，毛泽东都加了密圈。

在曹操的诗作中，毛泽东尤为喜欢《观沧海》和《龟虽寿》这两首诗。

《观沧海》被誉为“有吞吐宇宙气象”之势，全诗14句：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毛泽东在好几部诗集里都圈阅过《观沧海》，练习书法时也常常写出这首诗的内容。1954年夏毛泽东在北戴河，有时海滩边漫步念念有词地背诵《观沧海》，有时出门观海，低声吟诵《观沧海》，以致他身边的卫士都听熟了这首诗。他还在这里写信给他的两个女儿李敏、李讷，要求她们读《观沧海》。信中写道：“你们的信都收到了，很喜欢。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一带是曹孟德（操）到过的地方。他不仅是政治家，也是诗人。他的碣石诗是有名的，妈妈那里有古诗选本，可请妈妈教你们读。我好，勿念。”

《观沧海》是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率军大破乌桓蹋顿单于，平定辽东、辽西、右北平三郡后，班师途中经渤海之滨的碣石山（今河北秦皇岛附近）时写下的。那次军事行动是曹操采用谋臣郭嘉之计，留辎重，轻兵兼道，千里突袭，获得极大成功的一大壮举。这首诗表现了诗人开阔的胸襟、叱咤风云的气概、征战胜利后豪迈喜悦的心情。毛泽东到北戴河，诵《观沧海》，思曹操业绩，缅怀之情，油然而生。有一次，他叫卫士找来地图，一边查地图，一边说：“曹操是来过这里的，上过碣石山。建安十二年五月出兵征乌桓，九月班师经过碣石山写出《观沧海》。”他挥笔写下的《浪淘沙·北戴河》，有对他喜爱的《观沧海》诗的套用，如“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有对曹操生平业绩的缅怀和肯定，如“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有对思古往、重今来、今必胜古豪情的抒发，如“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龟虽寿》全诗也为14句：“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毛泽东多次书写过、谈过这首诗，在读二十四史《南史·僧虔传》所写的批注中，也引用过这首诗。据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徐涛回忆：毛泽东曾说过：“曹操多年军旅生涯不会很安逸，可在1700年前，医疗条件也不会怎么好，他懂得自己掌握命运，活了65岁，该算是会养生的长寿老人啰。”“曹操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陆游讲‘死去元知万事空’，这都是唯物的。”

1953年林彪养病期间，毛泽东在指示卫生部负责人傅连暲组织专家对林彪进行会诊后，便手书了曹操《龟虽寿》赠林彪。1963年12月14日，毛泽东复林彪的信中，再次提到曹操的这首诗。信中写道：“曹操有一首题名《神龟寿》的诗，讲养生之道的，很好。希你找来一读，可以增强信心。”在胡乔木养病期间，毛泽东也建议他读曹操《龟虽寿》诗。1961年8月25日，毛泽东在复胡乔木的信中写道：“八月十七日信收到，甚念。你须长期休养，不计时日，以愈为度。曹操诗云：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此诗宜读。”毛泽东还为日本前首相石桥湛山书写一幅曹操的《龟虽寿》相送，说曹操这首诗有辩证法的观点，还讲解了这首诗。

三、“自明本志好文章”

曹操不仅诗写得好，而且文章也写得好，著述也很丰富，在中国思想史上有重要的影响。毛泽东不仅喜欢曹操的诗，也喜欢曹操的文章。毛泽东曾对孩子们说：“曹操的文章诗词，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应当学习。”

毛泽东对曹操文章的这段评价，同鲁迅的评价完全一致。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讲演中说：“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鲁迅认为曹操文章的特点，一是“清峻的风格”；二是“尚通脱”，即废除固执，“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在曹操本身，也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可惜他的文章传的很少。他胆子很大，文章从通脱得力不少，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毛泽东读过鲁迅的这篇文章，对鲁迅评论曹操的地方都用红笔划了着重线。

上述鲁迅的话是在1927年说的。毛泽东在1918年就称赞曹操的代表作《让县自明本志令》是篇好文章。据罗章龙回忆，1918年毛泽东同二十来个新民学会会员从长沙坐火车到北京途中，因涨水淹了十几公里铁路，他们被阻在河南郾城。第二天，毛泽东便建议到三国时的魏都许昌去看看。于是毛泽东同罗章龙、陈绍休便坐临时车子去许昌停留了一二天，到魏都旧墟凭吊了一番。毛泽东与罗章龙作《过魏都》联诗一首：

“横槊赋诗意飞扬（罗），自明本志好文章（毛）。

萧条异代西田墓（毛），铜雀荒沦落夕阳（罗）。”

青年毛泽东称赞的《让县自明本志令》，是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曹操通过叙述自己的经历表明自己志向的一篇文章。“让县”即曹操愿将所封四县交出三县，食户三万减去二万。“自明本志”即表明自己的志向。这篇1080余字的令文是曹操文章中篇幅最长的一篇，堪称曹操文章的代表作。全文可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讲他在董卓之难前的经历，年轻时志望有限，到任曲军校尉后也只是想封侯作征西将军，死后好在墓碑上刻上“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第二部分讲他在董卓之难后至遏制袁术称帝，消灭袁绍、刘表，平定天下的经历，说他“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矣。”陈述了“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的事实。第三部分正面表明自己的志向，并无“不逊之志”，“所以勤勤恳恳叙心腹者，见周公有《金縢》之书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第四部分针对政敌的攻击，表示封地可以让，但兵权不能放弃，这不仅为子孙计，也为了防止国家倾危，“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毛泽东称赞这是篇好文章，好就好在不装腔作势，而是讲求实际，极为本色。

曹操写出《让县自明本志令》十年后，公元221年刘备称帝，第二年孙权称帝。孙权称帝之前，公元219年冬曾上书曹操，劝曹操当皇帝，曹操看后对群臣说孙权是想把他放到炉火上烤。为什么三国鼎立中势力最强最有条件称帝的曹操却到死也没有称帝？难道他喜欢汉献帝？不，曹操瞧不起没本事的汉献帝，骂汉献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曹操不称帝，主要原因有三：第一，曹操是一位不图虚名讲求实际的人。曹操的部下曾劝曹操称帝，并说献帝只剩下一个皇帝的名号，一尺土地、一个老百姓都不再属汉朝所有。曹操的回答是：“施于有政，是亦为政”。第二，曹操从统一天下的大局考虑，保持献帝皇帝的名号，可以安抚拥汉派，巩固内部力量；可以使蜀汉和孙吴称帝黯然失色；可以减少统一的阻力，加快统一的进程。第三，也为了说话算数，既然说了不代汉自立的话，中途改弦易辙，在声誉名节上势必造成不利影响。

建国后毛泽东读卢弼撰写的《三国志集解》，对卢弼批曹操《让县自明本志令》为“奸雄欺人之语”等，提笔批注道：“此篇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李太白云：‘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此为近之。”毛泽东不同意卢弼对曹操的指责，终生都认为《让县自明本志令》是篇好文章。

与“秦皇汉武，略输文采”不同，曹操则是一位著述丰富、重视思想指导作用、有文采的王者。明代胡应麟在《诗薮·杂编》中说：“自汉而下，文章之富，无出魏武者。”曹操的文章有“修耕植以蓄军资”、重视屯田的经济思想；有“富国强兵，用贤任能”的政治思想；更有阐释和发挥《孙子兵法》，在我国古代军事思想史上处于执牛耳地位的丰富的军事思想。曹操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对《孙子兵法》这本重要军事著作进行解说的军事家。毛泽东是自曹操以来最能活用《孙子兵法》，并著有与《孙子兵法》相媲美的《论持久战》一书的军事家。毛泽东《浪淘沙·北戴河》中“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诗句，是对曹操军事业绩和军事思想的充分肯定。

四、“统一北方，创立魏国”

毛泽东不仅喜欢曹操的诗文，对曹操的历史功绩也给予很高的评价。在国家分裂，连年不断的战争环境下，黎民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曹操《蒿里行》中以“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对人民遭受的苦难进行了概括，并表达了对人民苦难遭遇的忧伤和同情。毛泽东充分肯定了曹操在国家统一中的历史贡献。

1959年2月19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翦伯赞撰写的应该替曹操翻案的文章，其中讲到曹操“一贯地把统一中国当作自己的政治使命”和他的征伐对于以后西晋统一所产生的作用。认为“曹操不仅是三国豪强中第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而且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有数的杰出人物”。毛泽东谈到这篇文章时说：曹操和秦始皇都应恢复名誉。曹操曾几次说，刘备很厉害，不过得计稍迟。《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不是继承司马迁的传统，而是继承朱熹的传统。曹操结束了汉末豪强混战的局面，恢复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对于后来西晋的统一铺平了道路。

有一次，毛泽东在北戴河说：“曹操统一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全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制，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剧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

晚年毛泽东仍然强调曹操在国家统一中发挥的作用。据芦荻回忆，1975年6月18日，在读苏轼的一篇文章，说到文化思想时，毛泽东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结果汉代只有僵化的经学，思想界死气沉沉。武帝以后，汉代有几个大军事家、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到东汉末年，儒家独尊的统治局面被打破了，建安、三国，出了多少军事家、政治家啊！连苏轼自己在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也说：“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主席还说：汉末开始大分裂，黄巾起义摧毁了汉代的封建统治，后来形成三国，还是向统一发展的。三国的几个政治家、军事家，对统一都有所贡献，而以曹操为最大。司马氏一度完成了统一，主要就是曹操那时候打下的基础。

毛泽东还重视从曹操的生平业绩中汲取智慧，为治国理政服务。

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之一。毛泽东既把人民群众作为服务的对象，又将生活于人民群众之中、依靠人民群众看作力量和智慧的源泉。他从屈原被贬到民间，同人民生活在一起，才写出了千古名作《离骚》，印证了这样的认识。他又从曹操骂献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不可能有作为，提升了这样的认识。他说：军官要下放当兵，师长、军长下放让班长管，搞三个月后再回来当师长、军长。干部参加劳动，我看搞一个月总是可以的。同劳动者在一起，是有好处的，我们的感情会起变化，会影响几千万干部子弟。曹操骂汉献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有道理的。

多谋善断是毛泽东倡导的一个重要的工作方法。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作“工作方法”讲话时，第一条是讲“多谋善断”。他说：第一要多谋，第二还要能断。现在有些同志不多谋，也不善断，是少谋武断。毛泽东从曹操和他的谋士郭嘉身上汲取了多谋善断的智慧。1959年3月2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说：三国时期曹操的一个有名的谋士郭嘉，他说袁绍这个人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见事迟，得计迟。所谓的见事迟，得计迟，就是形势已经出来了，还不能作出判断，得出一个方针来，就处于被动。郭嘉这个人很有名，《郭嘉传》可以看。毛泽东强调谋是要多，但是不要寡断，要能够当机立断；端可以多，但是要抓住要点，一个时候有一个时候的要点。后来，毛泽东提出要政治家办报，不要书生办报，书生最大的缺点是优柔寡断。毛泽东说：袁绍、刘备、孙权都有这个缺点，都是优柔寡断，而曹操则是多谋善断。我们做事情不要独断，要多谋，但多谋还要善断，不要多谋寡断，也不要多谋寡要，没有抓住要点，言不及义，这都不好。

不求虚名讲求实际，这也是毛泽东的一个重要思想特点。这个思想特点也与毛泽东从曹操那里汲取历史的智慧有一定的关联。毛泽东称赞“自明本志好文章”，尤为赞成曹操的“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的重要思想。毛泽东读《三国志·刘表传》，对刘表总的评价是“虚有其表”。在读到刘表“南收零、桂，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批注道：“做土皇帝，孟德不为。”1970年4月2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提出自己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要设国家主席。当着林彪的面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这段话极有深意。从名义上和形式上讲应该设国家主席。但毛泽东从讲求实际的角度提出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因为，他早已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并由刘少奇担任了两届国家主席，现在再来担任国家主席，不妥。在毛泽东不担任国家主席仍设国家主席的情况下，势必再次出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两个主席并列的局面，新的冲突在所难免。可惜林彪没有理解这些深意，权迷心窍，很快走到“慕虚名而处实祸”的绝路上去。从党和国家的大局看，当时不设国家主席，避免了可能发生的更大的危机。

就像对秦皇、汉武都有深刻的批评一样，毛泽东对曹操也有批评。如对曹操的赤壁之败有批评。他说：赤壁之战，曹营号称83万人马，其实只有二三十万，又不熟水性，败在孙权手下，不单是因为孔明借东风。他更认为赤壁之败未能自罪，是不符合曹操“败军者抵罪”的规定的。他读《三国志·魏书》“败军者抵罪”时批注道：“赤壁之败，将抵何人之罪？”■

谢选骏指出：毛泽东为何对曹操评价如此之高？因为毛与曹，虽都竭尽全力，却无法统一中国，只好惺惺相惜，真没出息。曹操战败就会恼羞成怒，迁怒于主簿杨修而杀人泄愤，这样的小家子气，比嫉贤妒能的太猪毛泽东高明不了多少，怎么可能统一中国呢。毛泽东像曹操一样统一不了中国，所以只能哀嚎——“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这可不是什么“曹操独享此种特殊荣誉”，而是“曹操分享了毛泽东的尴尬”。


【66、毛泽东也是一个烂尾人】


《你未必能看到很喜欢的观点，但一定会进入挑战性的视野》（2015-06-05）報道： 

对这座“烂尾楼”怎么办？在我看来，尽管错过了清算毛泽东的最佳、次佳时机，随后又错过了“文革”40周年、建国60周年、建党90周年、毛诞110周年等等反思清算的时机，但到底是拖不过去也绕不过去的，幻想通过修修补补、重新粉刷油漆而让“烂尾楼”显得光鲜，只是自欺欺人。

不少人津津乐道邓小平如何富有政治智慧：他对一些棘手难题，杀伐决断，大刀阔斧；而对另一些难题，“宁停三分，不抢一秒”，审时度势，等待所谓“瓜熟蒂落”。例如，1978年8月，日本外相园田直与邓小平讨论钓鱼岛问题，邓小平就提出：“搁置它20年、30年嘛。”我听说，邓小平逝世前家人建议他解决“六四”，他也说“留待后人去解决吧”。

谈到“智慧”，记得看到过一位基督徒贴在冰箱上的箴言：“上帝赐我勇气，改变我能改变的；上帝赐我忍耐，接受我不能改变的；上帝赐我智慧，知道二者的不同。”——我不知道上帝是否赐给邓小平这种智慧？但是掂量轻重缓急，毋宁说正是每个政客的必备技能，何况奉“猫论”“摸论”为圭臬的实用主义大师呢！

让我一度困惑的是，有一件事，邓小平先是要“事不宜迟”强加于民，随后却要“事缓则圆”留给后代，这件事就是——评价毛泽东。

“党内民主”开了闸

邓小平高度重视评价毛泽东，完全明白这件事对中共和中国的意义。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他第三次复出、地位稳固之后，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就是企图一劳永逸地解决评价毛泽东问题。

“历史决议”从1980年3月开始起草，集中了以胡乔木为首的20多名大笔杆子。邓小平一开始就定调子：“中心的意思应该是三条”：（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二）实事求是地分析解放32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公正评价功过是非；（三）总结过去宜粗不宜细，使全党、全民思想明确，认识一致，一心一意搞四化，团结一致向前看。

现在人们常说“党内民主”，在那年10月，“党内民主”实实在在地试行了一把：在中共四千高级干部范围内，对“历史决议”草案来了一次大讨论（一说实际人数约5600多人，一说7100多人）。事后不少人回忆那次“党内民主”的盛况，感叹平生从来没有像那一次畅所欲言——

李维汉列举了毛片面性错误十大方面，指出“主要是左倾片面性”；

夏衍概括毛的错误是16个字：“拒谏爱谄，多疑善变，言而无信，棉里藏针”，才65岁时就有“老年性多疑症”；

孙冶方说毛线装书看得太多，把封建社会帝王将相的权谋，用到党内斗争上了；

胡克实列举大量实例：毛多次出尔反尔，搞得全党不知所措；

慕纯农说毛发动“文革”是有预谋有意识以整人开始、以整人告终；

宋敏之说毛是“封建主义打底，马列主义罩面”；

张爱萍说“王明言必称希腊，毛言必称秦始皇”；

方毅说得最尖锐：毛是历史上最大的暴君，连朱元璋也不如他；

…………

今天看来，这些高级干部的洞察力未必高明，解剖毛泽东的深度相当有限。他们不能（或不敢）触及毛泽东所策动的土改、镇反、“反右”、“大跃进”、“四清”、“文革”，一波更甚一波地将国家民族拉向历史倒退，一级更下一级地探回人类黑暗时代的深渊。但是他们的发言有血有肉、有理有据，开了一个好头。他们尖锐否定决议草稿中所讲的“我们党在大部分时间执行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这个论断，指出“这段历史（指建国后毛泽东时代）必须重写”！

不容“给毛泽东抹黑”

讨论会开成了对毛的揭批会、控诉会，让邓小平感到了失控的恐慌。在“历史决议”起草过程中，他多次发表看法，其中九次谈话收入《邓小平文选》。

1980年10月25日，邓小平讲了一大段话：

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

对于错误，包括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邓小平到底高屋建瓴，这番话覆盖了方方面面：光辉历史，现实政治，社会基础，甚至哲学教条，“权”“术”“势”“道”……应有尽有！

不容“给毛泽东抹黑”——他亮明了评价毛泽东的底线。

高级干部们“党内民主”了一番，最后还得听凭邓小平的个人意志来“集中”，一槌定音，统一思想（思想是统一不了的，实际上只是“统一口径”而已）。这些品尝过民主美妙滋味的干部怎么会服气？更不要说深受毛泽东荼毒摧残的亿万受害者了！

“评价毛泽东”就此成了邓小平执政期间最大的一座政治“烂尾楼”。

邓小平抽邓小平一个耳光

政治人物此一时彼一时。十年过去，邓小平的态度大转弯。

他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之前曾高度评价：“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我们原来设想，这个决议要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使这个决议起到像1945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到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我想，现在的这个稿子能够实现这样的要求。”

然而，2011年3月下旬，国防大学辛子陵教授发来对我提问的书面回答，却告诉我：1993年1月15日，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改了调子：

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及功过的评价，是受到当时党内、社会上形势的局限的，部分历史是不实的。不少同志是违心地接受的。……对毛泽东一生功过评价，一直是有争论的。我对彭（真）老、（谭）震林、（陆）定一说了：你们的意见是对的，但要放一放，多考虑下局面，可以放到下世纪初，让下一代作出全面评价嘛！毛泽东的功过是摆著的，搬不掉，改不了。有人担心对毛泽东全面评价，会导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被否定，会损害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我看，不必担心。我建议，对毛泽东一生的评价，可以在我们这一代走后，作全面评价。到那时，政治环境会更有利，执著意见会少些。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对过去的错误、过失和违心、不完整的决议作出纠正，是共产党自信、有力量的表现，要相信绝大多数党员，相信人民会理解、会支持的。

辛子陵还披露：会议主持者江泽民建议，“对小平同志这一谈话纪要及其他同志的发言纪要，作为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过的议题存案。在会上曾举手表决，一致通过。”

辛子陵在其《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书中第一篇，也郑重其事地引用了邓小平上述这番话。

辛子陵这段引文，是否来源可靠？我不是很放心，虽然我没有资格查找中共文件的第一手材料，但找到一个有力的旁证：

郭道晖在其《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炎黄春秋》杂志2010年第4期）中引用了辛子陵这番话，为其背书。郭道晖曾在四千人讨论会上担任中央国家机关第一组秘书，他在同一篇文章中还披露：此前在1991年夏，邓小平在北戴河一次会上谈到这个“历史决议”时还说过：“这样评是违心、唯心，在这个问题上，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我们还不够格！”他要求“再过十年八年重新评价（毛），时间不够，再拖一点时间”。

（提供这段资料的中共党史学者、国防大学退休大校辛子陵，我就不用多介绍了；郭道晖曾任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研究室副主任、中国法学会研究部主任、《中国法学》杂志社总编辑。——老高注）

看来，邓小平此话无可疑。90年代初的邓小平，抽了80年代初的邓小平一个耳光！

错过了评毛最佳时机

评毛成了一座政治“烂尾楼”，邓小平有理由感到后悔。80年代，应该说是全面清算毛泽东的最佳时机。十年“文革”浩劫所造成的物质和精神各个领域的遍地疮痍历历在目，举国上下痛定思痛，追问“谁之罪”“为什么”的呼声此起彼伏；而且执政党虽然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但所幸“四人帮”被抛出来，极大地减轻了人民向党问责的压力；而作为“文革”中受压、尤其是在“文革”后期再次被毛泽东打倒的邓小平，赢得了巨大的同情，反而拥有了超过此前任何时候的威望；以他为代表的党内改革派提出全党战略重心的转移和改革开放路线，也得到全国上下衷心拥护。这个时候，若由执政党推动对毛泽东的全面清算，深刻揭露毛泽东祸国殃民路线给中国带来的惨重灾难，应该说，党心军心全国民心的阻力最小，社会动荡也会最小。而执政党就此表明与毛泽东的滔天罪行、极端路线分道扬镳，极大地有利于中共脱胎换骨、摆脱无比沉重的历史包袱，重新赢得人民的信任，继续执政。

然而，邓小平出于政治上的短视，也出于各种历史因素和现实利害的牵制，使这场刚刚兴起的大讨论夭折，他亲自把评价毛泽东搞成了一栋“烂尾楼”。

在90年代初，若痛下决心来整治这一座政治“烂尾楼”，无疑难度比80年代初大得多，但还是有可能成功的。尽管“六四”悲剧对邓小平等中共老人的权威和声望造成极大冲击，1984年北大学生打出“小平你好”的标语，五年后标语加了一个字，变成了“小平你好狠”，然而邓小平1992年南巡，重新启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多少挽回了一部分人心；同时，邓小平路线的恶果还在酝酿之中，还有一个逐渐发展和暴露的滞后时段；利益集团处在孕育和发展初期，对政治和经济生活还不可能有支配性的影响力；社会中下层许多人尚未在改革开放中利益受损、痛感失落而怀念毛泽东时代……如果这个时候最高权力者真正放手让全党全民讨论毛泽东功罪，深刻认识毛泽东继续革命路线给中国带来的遗毒，很有可能朝野能够凝聚成对中国过往教训和未来路向的主要共识，至少是形成社会和解、寻求共识的趋势和气氛，甚至可能早日察觉、避免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某些负面效应。

可惜，中国再次失之交臂。年已九旬的邓小平显然不再具有这样的魄力；曾当面聆听过邓小平这番话的江泽民和胡锦涛，更不具有这样的魄力——虽然邓反覆交代：“对毛泽东一生的评价，可以在我们这一代走后，作全面评价”，“可以放到下世纪初”。

邓小平说这话，是像路易十五“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一样的心态？还是他内心真的相信：“到那时，政治环境会更有利，执著意见会少些”？不管是哪一种，邓的这一预测显然大错特错：经过了20年，毛泽东“文革”路线的恶果与邓小平改革路线的恶果，二者叠加，使得国人各执一端，愈发趋向对立，整个社会气场，愈来愈接近“文革”高潮中的剑拔弩张、一触即发。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锦涛的“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习近平的“中国梦”……都没有、也不可能弭合这种分裂。究其原因，其背后矗立的就是那座评毛的“烂尾楼”！

他继续害惨更多的中国人

中国问题成堆，大多就是由一座又一座政治“烂尾楼”累积而成。而最大的“烂尾楼”，正是半途而废的清算毛泽东。邓小平封杀又拖延评毛，最终自食其果：他的改革开放路线成为重新集结起来的毛左集中抨击的靶子。

到2015年初，这座“烂尾楼”的阴影再次让我们怵目惊心：一央视综艺主持人毕福剑喝多了几杯之后连唱带侃的即兴表演，引起了巨大的政治舆论风暴。任何人都看得分明：左与右，“拥毛”与“倒毛”，竟然如此不共戴天又如此势均力敌。如今的毛泽东，已不是凝聚中国的力量，而成了活生生撕裂中国的力量。毛泽东何止是过去是“把我们害惨了”，他如今还在害惨、往后还将害惨更多的中国人！

今天中国的诸多事件：广东区伯被设套陷害、女权五斗士被拘又被释、北京福田公墓江青墓前冲突、乃至独立记者高瑜因“七不讲文件”被重判七年……追根寻源，无不是这座未能彻底清算毛泽东的“烂尾楼”在作祟。

对这座“烂尾楼”，应该怎么办？在我看来，尽管错过了上述清算毛泽东的最佳、次佳时机，随后又错过了“文革”40周年、建国60周年、建党90周年、毛诞110周年等等反思清算的时机，但是这到底是拖不过去、也绕不过去的，幻想通过修修补补、粉刷油漆而让“烂尾楼”显得光鲜，只是自欺欺人。

在今天的社会和技术条件下，当权者压不住民众自发地表达对毛泽东的种种看法。但是由于当局严管大众传媒，经常性地“杀一儆百”，更严密封锁历史档案，民众对与毛泽东有关的重大事件缺乏全面翔实的了解，对于多数老百姓而言，不可能验证真伪，这就造成只能停留在情绪发泄的层面，往往以讹传讹，信谣为真，进而导致官民、左右、贫富等各个维度的分裂日益扩大。

有历史使命感和民族责任感的执政者，必须痛下决心，要像德国清算希特勒、苏联和俄国揭露斯大林、柬埔寨审判波尔布特一样，公布毛泽东时代的所有秘密档案，将历史真相在阳光下摊开来，才是治本之策。中国要想长治久安，要想在世界舞台和平崛起，清算毛泽东不是万能的，但是不清算毛泽东是万万不能的。

可想而知，在当今中国形势下，这样做势必一度会引起白热化的争辩，甚至局部的暴力冲突——这就是拖延付出的代价、拖延受到的惩罚！而越往后拖延，代价和惩罚必将更大。

（此为节录。全文刊于《新史记》第25期。明镜新闻网、明鏡时报转载）

相关部分图文：

毛泽东为何说林彪“帮了一个好大的忙”

“革命理想高于天”？！

一谈毛泽东“功罪”，就掉进了陷阱

写毛泽东时代历史，不能缺少这一页

毛泽东时代的档案只翻一页就让人惊悚

“伪君子”与“真小人”，哪个你更不能接受？

我对邓小平访美专题片《旋风九日》很感兴趣

给中国历史上最大灾难时代永远存证

毛主席到底是奢侈还是节俭？

从点评林彪看毛泽东为何能战胜蒋介石

留言时间：2015-06-06

六四民运分子反毛拥邓，真是太奇怪了。谁镇压了六四？是非不分。可见，民运分子这些人太差了。简直是垃圾。

假如六四遇到毛泽东，结局会如何？作者：云海暖流

海外总是年年论“六四”。“六四”是共和国成立了40年来第一次学生自发组织的没有官方支持的民主反腐败运动。由于六四是跟腐败的当权派对着干，最后遭到了严厉的镇压。把正规军的坦克都开到了大街上来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这连被号称最反动的北洋政府也没有做过。六四的失败，最终导致了中国严重腐败，贫富悬殊，世风日下，雾霾天下。

对比一下文革初的学生运动，可以看出，假如六四遇到毛泽东，那么结局一定是完全不一样。因为毛泽东历来重视新生事物，鼓励造反，造反有理。文革初，很多学生要求进京串联活动，许多单位都不让行。毛泽东听到此事后，竟然同意进京。还有一例子是大跃进时，刘少奇要办公共食堂，起初毛泽东因个人的口味不同而不支持。后来经刘少奇劝说可以解放妇女劳动力，毛也就同意试试看了。所以，六四如果遇到毛泽东，同样也会受到鼓励支持。六四的民主运动也就会蔓延到全国了。估计那些学生领袖们个个都会是不小的官。贪污腐败的官僚们又再次倒霉了。中国也就不会有今天的严重腐败，贫富悬殊，世风日下，雾霾天下。

假如六四遇到毛泽东，那么六四会不会成为第二次文革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有了第一次文革经验教训，第二次民主运动将会得到更成熟地引导，从而走向成功。

假如六四成功了，中国会是第二个朝鲜？答案也是否定的。因为，中国比朝鲜大几十倍，有人才有资源。更何况毛泽东时代后期已经与美国和解，毛之后国门也开放，世界的技术与民主在影响着中国。

可惜，历史不能假设。文革和六四最后留给了中国人两个不同的意义。文革锻炼了人们造反有理的精神。六四重复了历史上造反被杀头的丛林法则，连游行示威也不行。

作者：阿妞不牛 留言时间：2015-06-05 23:35:01

老高“烂尾楼”的比喻好。

百姓，摩诃笨蛋，西岸和蜜蜂的见解都有道理。综合起来，就是本妞在这么几篇文献里面的的基本创见：

《毛泽东绝密遗嘱：我的自我评价》

马克思加秦始皇成就我毛泽东，有种你们打倒秦始皇，打倒马克思，把秦始皇和陈胜吴广同时抓到手中，就是我毛泽东的真正传人。

《邓小平用“信仰”赢得了美国》

实用主义在中国的出神入化，毛泽东是邓小平的砖头——既可以砸砖，也可以用来砸人。甚至可以借给美国佬用。

《毕福剑的一剑封喉效应》

有人说中共不彻底批毛倒毛，中共无法自救，只能往死里走。而批毛倒毛才能救中共。俺同意前面半句。后半句不敢苟同。中共就是毛共，中国就是毛国。邓小平不是没有智慧没有胆。可是他就没那个智慧没那个胆彻底翻出毛泽东的烂账祸水来倒干净，他甚至做不到赫鲁晓夫批斯大林那个份上。不是邓小平做不了赫鲁晓夫，而是毛泽东不是斯大林——他是中国的列宁，是中共和中共国的开山鼻祖，是中国人民的总祸根也是中共的命根子。就连赫鲁晓夫，甚至到最后一个苏联共产党领导人戈巴乔夫，也都不敢动列宁。戈巴乔夫刚刚才平反到布哈宁，苏联民众就不哈您这个共产党了，戈巴乔夫就亡党亡国了。而列宁的神像，要在苏联垮台之后才倒，他的遗体还要过了多年才散掉腥臭味。

毛泽东是中共的保命真神，也是中共的催命活鬼。中共如果毛魂附体全国再毛搞，比如在央视召开对反革命分子毕福剑的批斗大会，一定抽风打摆子一样死的很快很惨。而中共如果毛魂不附体，中共从总书记到小支书，都将魂不附体口齿不清五音不全，没人把你当神，甚至不会把你当人。中共必定也只能带着一身的红毛与毛臭走进坟墓。它不可能去尽红毛去掉毛臭而继续活下去。在此之前，任何中共头目都必将处在这样一种荒诞困境之中：他们既讨厌共党一身的毛臭，而又必须整天用臭不可闻的毛尸水涂抹自己。他们不但因为这些满脸满身的毛涂料满嘴的毛臭味每天遭受世人的鄙夷，同时每天还要遭到毛左对他们不断的挑剔甚至大瓢劈头盖脑地浇毛粪——嫌他们毛味不纯毛臭不够浓。

-------

毛泽东纪念堂这栋烂尾楼，不是停尸房，而是神庙。正常人不要住在里面，真神仙也不会住在里面。而装神弄鬼的巫师必须呆在里面作法，没本事把烂尾楼修成真正令人敬畏的神殿，更没本事去拆掉，只能等到大地震连带巫师一起扫平。

留言时间：2015-06-05 20:25:21

中国现实社会几十年来的历史，人民又不是没眼睛看见。

稍微有点思维能力的人，都明白“毛泽东真正早就看透了他们”。

从来不晓得老高政治意识历史知识竟然如此糊涂，嘿嘿！这次知道了。

怪不得王希哲把你们骂得狗血淋头。你们有谁反毛有他早？没有，但是，他早已转变看法，从历史发展而来早已经明白毛泽东的高瞻远瞩远见卓识。

简单地讲：邓小平当年是在为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搞党内政变揩屁股找理由向党的历史做解释，即使那个你们民主人士最喜欢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又是一个匪夷所思的笑话，你们就因为他们推翻了毛泽东的地位就高度认同——殊不知都被他们欺骗了。

当年中共不是中国人民自己建立的，是苏联共产国际扶持建立的，是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强加给中国历史的。谁也没有选择余地——毛泽东是参与者之一，他看见的是别人端出来的一桌菜。接受不接受没有选择余地。

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就是那样开始的，然后，苏联又培养了周恩来邓小平刘少奇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派到中国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那场共产主义实践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设计一个人的威力。蒋介石不经打又非要打，中共武装革命成功了。中共建立了中国，人民其实并没有选择的余地。

邓小平搞那个决议就是把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编制成为一个大箩筐，把所有参与开会控述毛泽东和毛泽东从延安时代的党内犯整人害人、血腥内战、滥杀无辜、武力抢劫、违背诺言、反右四清、虚报浮夸、抢劫人民、造成大饥荒，文革初期打砸抢等........所有人自己的罪行，通通塞给毛泽东——反正他已经不能开口讲话了。

那《决议》就是一个集中精英搅尽脑汁搞的脱罪洗血的谋划。

还在纪念六四，老高不失时机地为邓小平遗憾而发“烂尾言”更使人不敢恭维。

留言时间：2015-06-05 19:39:36

六四有人纪念，大饥荒死了那么多人，何时建立纪念日？

我想这件事上最大的问题就是“清算”这个概念，比如你是不会对秦始皇用这个词的。那么对这两个独裁体制的领袖的评价为什么会有这个概念上的不同，弄清楚这点就知道问题在什么地方了。而所谓的历史虚无主义在这件事上的表现也就很明显了。

评价历史人物只能从相应的历史环境来看，而无法从其他历史环境来解释，这是避免历史虚无主义的前提，比如在美国评价奴隶制，或对印第安人的屠杀政策的制定。。。都不是以清算为目的，否则美国就不是如今的美国了。

在中国的文化来看，美国人在这类事情的做法太“实用主义”，但你是要澄清历史事件对历史的影响，还是用历史事件为今天的具体事情服务，这是有很大区别的，因为后者容易形成历史虚无主义的局面，因为任何人都是可以找出毛时代的事情为自己今天的理论服务。比如赞赏毛时代物质腐败程度低的现象，但忽略毛时代并没有如今这种可能的腐败的机会这个历史特点，因此而形成历史虚无主义的现象。

当研究历史不过就是为我所用的概念时，也就陷入了选择性思维的trap，那么是没有结果的，因为动机不需要这件事基于客观。

谢选骏指出：上文只知道毛澤東政權是個爛尾樓，卻不知道毛泽东也是一个烂尾人。毛泽东這個烂尾人一死，他的餘黨也就一網打盡了！至於鄧小平這些跟班，早就承認了自己的錯誤，並且出賣了共產黨的“靈魂”，剩下來的，只有婊子養的外殼了。


【67、毛泽东在“曹县”埋葬了“蛋炒饭”】


《毛岸英死于蛋炒饭 中共研究院辟谣引嘲讽》》（2023年11月25日 记者李韵）报道：

近年，有关毛岸英因“蛋炒饭”引来敌机而丧生的说法，一直在中国民间流传。

近日，中国历史研究院借中共前党魁毛泽东之子毛岸英的冥诞日之际，发视频对毛岸英死于“蛋炒饭”说法辟谣。网民讥讽，这是高级黑啊，生怕小粉红不知道此事。

近年来，每到10月23日毛岸英冥诞以及11月25日其忌日前后，“蛋炒饭”这3个字都会被一些中国网民提起，以表达对当局的不满，这3个字也因此成为大陆网路敏感词。

11月25日，中国历史研究院发布一段短片并配上旁白称，当年毛岸英奔赴朝鲜战场“牺牲”，而“毛岸英牺牲因其做蛋炒饭生火引来敌机”是所谓的谣言。

中共官媒报导了这一消息后，在社交平台X引来众多网民调侃：“这是高级黑啊。”“故意的吧！”“生怕小粉红不知道，配图笑死我了。”

也有网民调侃：“把每年的11月25日定为蛋炒饭日！”“毛岸英是中共国的第一单豆腐渣工程牺牲品。”还有人质疑：“别人怎么都没事，就毛三胖违规被炸死，这是不是报应啊？！”

“蛋炒饭”3字成大陆网络平台禁忌

毛岸英是中共死党魁毛泽东的长子，1922年10月24日出生在湖南，后来被送到苏联留学。1950年死于朝鲜战争。

在过去数十年间，有关毛岸英系因“蛋炒饭”引来美国军机而丧生的说法，一直在中国民间流传。

2021年10月23日毛岸英冥诞，江苏联通官方微博连续发布多则有关“蛋炒饭”的消息，之后，其微博账户被暂停使用。

2020年10月，中国知名美食网红王刚在网路上发布一篇蛋炒饭食谱，被毛粉指控借此“恶意政治影射”，最后他被迫道歉。

2020年11月，毛岸英70周年忌日，中国历史研究院通过引用解密电报和目击者的说法，宣称毛岸英是“敌军发现其指挥部的无线电信号后遭到杀害”。该说法被指篡改历史。

毛岸英与蛋炒饭

中共军旅作家武立金曾在《毛岸英在朝鲜战场》纪实文学中说，1950年10月22日，毛岸英以俄语翻译的身份跟随时任中共志愿军司令员的彭德怀进入了朝鲜参战。

书中透露，毛岸英去朝鲜是为了镀金，积累军中资历，积攒日后执掌军权的本钱。但他入朝仅34天，就被美国侦察机炸死，终年28岁。

而中共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杨迪在1998年出版的回忆录中透露，1950年11月25日，毛岸英、作战处参谋高瑞欣和作战处副处长成普三人，违反必须进入防空洞的军规，在彭德怀办公室做炒饭。炒饭所用鸡蛋是朝鲜军方送给彭德怀的，在当时相当珍贵。

谢选骏指出：如果说毛泽东葬送毛岸英在曹縣，等于“遭到了天谴”，那么美国带领的联合国军岂不是在“替天行道”了。


《毛岸英因蛋炒饭而死？中共出面辟谣》（2023-11-24 中央社）报道：

官方性质的中国历史研究院今天针对毛泽东长子毛岸英在韩战丧生73周年发布短片，指毛岸英之死是因他“做蛋炒饭生火引来敌机”的说法，是“最为恶毒的谣言”。

1950年11月25日，时任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长子、参与韩战的毛岸英，在朝鲜平安北道大榆洞的共军指挥部遭联军空袭丧生，得年28岁。此后，联军及美军方面如何得知毛岸英的位置而一举空袭，便流传出许多说法，至今未息。

澎湃新闻报道，这部全长4分29秒、题为“毛岸英烈士逝世73周年，还毛岸英烈士清白”的短片旁白说，“民族大义前，硝烟战火中，毛岸英毅然奔赴朝鲜战场，壮烈牺牲。然而，毛岸英烈士为国捐躯的壮举，却被一些人泼上了各种髒水，其中尤以『毛岸英牺牲是因其做蛋炒饭生火引来敌机』的谣言最为恶毒”。

旁白强调，“英烈不容玷污，历史不容亵渎！今天，戳破谣言、澄清史实、敬悼英魂，还烈士清白！”

短片旁白提到，“做蛋炒饭生火引来敌机”的说法，来自曾参与韩战的共军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杨某（杨迪），并强调当时的共军根本没有米饭可吃，只能吃高粱米。又指“蛋炒饭”的说法被其他的证人反驳，破绽百出。

近20年来，毛岸英係因“蛋炒饭”引来敌机而丧生的说法，已因此在中国民间流传。近年来，“蛋炒饭”3字更在10月23日毛岸英冥诞及11月25日忌日前后，被一些中国网友作文章以表达不满，成为网络敏感词。

2020年10月间，中国知名美食网红王刚只因透过网络发布一篇蛋炒饭食谱，被人指控藉此“恶意政治影射”，最后被迫道歉；2021年10月23日毛岸英冥诞，中国联通旗下一家地区分公司也发布一篇炒饭食谱，事后其微博帐户一度被暂停使用。

2021年10月7日，一名中国网友讽刺说，寒战（韩战）最大成果就是“蛋炒饭”，“感谢蛋炒饭，没有蛋炒饭，我们就跟曹县（朝鲜的谐音，指朝鲜）一样没区别。当然，可悲的是现在也区别不大”。翌日，这名网友就被警方以“侮辱抗美援朝志愿军英烈”言论造成不良影响为由拘留10天。

网民嚎叫：

lary 6分钟前

最早的朝鲜战争回忆就是蛋炒饭不遵守战场纪律而死，越抹越黑了。

Hardsword 26分钟前

中国共贪党就是靠造谣，欺骗起家的；中国共贪党什么时候说过真话；中国共贪党的辟谣更加证实毛太子的死因。

suoliweng 今天 06:04

官方“辟谣”等于是在为毛崽“蛋炒饭”做宣传。本来人们已经对此事淡忘了，现在又重新提起，唯恐人们忘却。实实在在的高级黑！“辟谣”的理由也很可笑，说当时条件艰苦没有大米，只能吃高粱米。哈哈，鸡蛋炒高粱米饭更带劲。

runqun 今天 05:41

太子横死，百年后显力道。

习总庆之，因之得位也。

奥维尔 今天 03:54

并强调当时的共军根本没有米饭可吃，只能吃高粱米。

-----

土共洗脑自残，连谎都不会撒了，这么低级的谎言连五毛，同志们都骗不了。

延安小土共们饿得半死时，高官照样开小灶，毛泽东都每日烧鸡。王实味稍发个牢骚，就被抓起来打死。

Siubuding 今天 01:10

年年纪念蛋炒饭

2021-11-24

年年纪念蛋炒饭

追忆太子身不还

朝鲜金氏传三世

千古一帝却失传

谢选骏指出：毛泽东是斯大林的龟奴，像狗一样衔命苏联进军朝鲜，结果却在“曹县”埋葬了蛋炒饭——毛岸英之死，让毛泽东没了蛋蛋；这就是“蛋炒饭”的终究含义……毛泽东在“操他娘的县”埋葬了“蛋炒饭”！


【68、毛泽东最终屈服于苏美两国的核讹诈】


《解密文件：冷战时美对苏核打击计划目标曾含北京》（2015年12月26日 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国家档案馆新近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冷战高峰的1956年制定的核打击目标包括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1千2百个城市的军事和工业地点，甚至包括文件中标为“人口”的居民区。其中也包括北京。

《纽约时报》星期二披露了这份原绝密文件的内容。这份长达800页的文件标题为《1959年原子武器需求研究报告》，是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SAC（于1956年6月制订的，目的是确定如果在1956年后的未来三年冷战变成热战需要用原子武器摧毁的目标。

这些目标有空军设备、工业设施、政府大楼，甚至还有标为“人口”的城市。这些要被摧毁的设施被称为爆炸点（DGZ（。

莫斯科及圣彼得堡（原称列宁格勒（分别列为头号及二号目标，各有179个和145个爆炸点。

中国不管是否参战，都被列为苏联集团成员。中国的军用机场和城市被列为轰炸目标，其中包括北京。在“系统性摧毁”名单上，北京是排名第13的目标城市，有23个轰炸目标，其中包括两个空军指挥中心、两个空军仓库，以及一个“人 口”目标。这意味着，如果真的爆发战争, 美军在战争初期就会用核武器打击这些目标。

这份文件的重点是打击苏联的空军轰炸能力。名单上有1千1百个军用机场，瞄准每个机场的是170万吨到900万吨当量的核弹。首先要打击的两个机场在今天的白俄罗斯，因为苏联飞机可以从那里起飞去轰炸北约国家。分布在东欧各地的这些机场是首要攻击目标，是因为当时飞机是苏联对美国发动核反击的唯一手段。后来随着双方研制出洲际弹道导弹和核潜艇，这些目标就不那么重要了。

当年美国军方力图在苏联周围建设轰炸机基地包围圈，一旦战争爆发，就可以执行“一路走一路炸”的策略，在前去轰炸大城市的途中摧毁沿途的一切打击目标。

当时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努力推动制造当量为6千万吨的核弹，认为这样才有足够的威慑作用。1945年美国投掷在日本广岛的“小男孩儿”原子弹只有一万多吨，当量6千万吨的核弹相当于“小男孩儿”的4千2百倍。

1959年，美国的核弹爆炸总当量已经达到了200亿吨，远远超出上述密件所建议的 “威慑”量。总统艾森豪威尔力推减少核武，在之后的一两年里把核武器当量减少了一半。核武器历史学家沃勒斯坦说，“他觉得这将导致人类毁灭。”

《美媒：美曾计划对中国核打击行动 可致2亿人伤亡》（2018年09月11日 环球网）报道：

日前，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公布了一批解密文件。文件显示，上世纪60年代初，美国军方制定了令人瞠目的核作战方案，一旦实施，人类将面临一场浩劫。

秘密会谈

位于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国家安全档案馆发布了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简称参联会）1964年制订的一项核战争计划——统一作战行动计划，其内容触目惊心，美国约翰逊政府时期（1963年11月至1969年1月）的核战计划包括对核目标、常规军事目标和城市工业目标进行打击，目的是摧毁苏联和中国的工业潜力、大量消灭两国人口，使中苏两国社会瘫痪。

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军方就开始研究如何对苏联军事目标实施先发制人式打击，一些军事策划人员认为首先摧毁苏联核力量可以使战时美国的损失减轻。然而，到1963年11月，高级防务官员得出结论，“限制损失”策略可能会失败。在白宫举行的一场高度机密的净评估小组委员会吹风会上，净评估小组委员会主任利昂·约翰逊空军上将告诉肯尼迪，“无论我们做什么，都没有办法避免核战争爆发对美国造成不可接受的损害。”尽管如此，先发制人仍然在统一作战行动计划选项之中，损害控制逻辑“深植于关于美国核武库数量和能力的决策中”。

计划毁灭中国30座大城市

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总统遭暗杀，副总统约翰逊继任。约翰逊当上总统后决定深入研究对中苏的核战计划，他要求军方澄清一旦同苏联开战是否将中国也拉进去。五角大楼联合参谋部主任安德鲁·古德帕斯特中将在新版统一作战行动计划中指出，“中苏”意味着“所有中苏国家和卫星国，但不包括南斯拉夫”，不过，考虑到南斯拉夫的邻国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都同中国或苏联结盟，这些国家成为全面核攻击打击目标之后，南斯拉夫人也可能会受到严重伤害，尤其是辐射。1964年3月4日，在约翰逊总统与参联会成员会商之后，总统助理切斯特·维克托·克利夫顿少将受命撰写一份备忘录，列举这场会晤后必须做的事情清单。备忘录中称，根据指示，如果苏联或中国对美国发起核袭击，使总统和他的继承人不能工作、通讯受破坏，美军联合或特定司令部司令有权对整个中苏集团进行报复性反击，即使苏联的一些盟国或中国没有发动袭击。

接下来，美国军方在参联会主席马克斯韦尔·泰勒上将主持下，开始紧锣密鼓地完善对中苏全面核战方案。根据美军制定的对中苏核作战方案，有五个攻击选项：两个是先发制人攻击选项，打击核目标、打击核和非核军事目标；三个报复性攻击选项，核目标、核和非核军事目标、军事和城市工业目标。原先，对中苏作战的首要任务是“摧毁或压制敌人的军事能力”，优先考虑核军事目标，“次要关注点”是将袭击扩大到城市工业目标，但泰勒上将认为需要扩大首要任务，结合攻击核与非核军事设施以及城市工业目标，只有这样才能“摧毁中苏集团发动战争的意志和能力，将敌人逐出工业大国行列，并且确保战后力量平衡有利于美国”。令人震惊的是，作战计划几经修改，参联会竟然把大量杀伤中苏两国民众作为一个主要目标，在所谓的“有能力摧毁敌人的战争支援和城市/工业资源”原则指导下，城市中的工人、店员和管理人员无疑都成了杀戮对象。美军打算“摧毁苏联和中国”，使中苏两国不再存在有活力的社会。对苏作战目标包括摧毁苏联150座城市和70%工业用地，使其社会瘫痪。对中国而言，实现这一目标要复杂得多，这是由于中国大部分人口（84%）都生活在农村地区，减少中国30%人口意味着要杀死2.12亿人，而攻击中国众多城市只能杀死一小部分人口。参联会估算，考虑到中国现状，毁灭中国30座大城市、消灭30%城市人口、摧毁50%工业用地之后，中国将不再是一个生气勃勃的国家，整个社会都会崩溃。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多年后告诉记者，他和约翰逊总统完全控制着统一作战行动计划的制订。据称，麦克纳马拉尤其希望确保中国毁灭。

不过，统一作战行动计划没有具体说明敌方死亡人数，但相关数据可参考1961年的一项评估，评估指出，美军的全力攻击能造成苏联城市71%伤亡率和中国城市53%伤亡率。1962年的另一项评估显示，美军对苏联军事与城市工业目标的突然袭击能造成7000万苏联人死亡。

到1964年5月，五角大楼部署了数百枚可用于统一作战行动计划的导弹：488枚义勇兵洲际弹道飞弹、70枚泰坦一号和泰坦二号火箭、208枚北极星导弹。

关键时刻调走主要策划者

1964年6月，参联会主席泰勒上将分发一份绝密文件给空军参谋长、陆军参谋长、海军陆战队司令和海军作战部长，该文件详细介绍“针对红色中国及其盟友和苏联集团卫星国”的打击选项，分别分析了单独打击和共同打击可行性。美国情报机构获悉，苏联同罗马尼亚的关系陷入困境。事实上，在1963年秋季，罗马尼亚外交部长告诉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苏联没有同罗马尼亚磋商过，苏联也没有在罗马尼亚部署核武器。

就在核战阴云密布之际，7月制订全面核袭中苏计划的核心人物泰勒上将调任美国驻南越大使。不久，美军深陷越南战争泥潭，与此同时，苏联政治和军事领导层也不想主动核袭美国，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阿列克谢·柯西金等重要领导人驳回了一些军人提出的先发制人摧毁美国核设施的建议。另一方面，进入上世纪60年代中期之后，中苏关系也日益紧张。随着局势发展，美国政府高层认为核袭中苏计划已不合时宜。1968年，约翰逊总统下达指示修改作战方案，如果要核袭苏联，可把中国排除在外。1969年尼克松入主白宫，当他获悉统一作战行动计划后被吓得目瞪口呆，他认为总统需要的是不会导致世界末日的军事计划。尼克松希望，军方不要轻易动用核武器，以防止局势升级。进入70年代后，东西方关系趋缓，核战计划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逐渐降低。

《1958年台海危机机密文件：美国曾考虑动用核武打击中国》（CHARLIE SAVAGE

2021年5月24日）报道：

华盛顿——根据一份显然至今仍属机密的文件，1958年，当共产中国军队开始炮击由台湾控制的几座岛屿时，美国匆忙动用军事力量支持其盟友——包括制定对中国大陆进行核打击的计划，这令人们对那次危机的危险程度有了新的认识。

1966年一份关于那次对抗的机密研究报告中的几十页显示，美国军方领导人不顾苏联可能以同样方式替其盟友进行报复、导致数以百万计人死亡的风险，主张首先对中国发动核打击。政府在早些时候将该研究解密并向公众公布时曾对这些页面做了审查删改。

这份文件由丹尼尔·埃尔斯伯格（Daniel Ellsberg（披露，他在50年前泄露了一份关于越南战争历史的机密文件，即所谓五角大楼文件（Pentagon Papers（。埃尔斯伯格说，他在同一时间复制了有关台湾海峡危机的绝密研究报告，但当时没有披露。在美中因台湾问题出现新的紧张关系之际，他着重强调了这份文件。

虽然现在已经众所周知，美国官员曾考虑在危机升级的情况下对中国大陆使用原子武器，但这份文件揭示了新的细节：如果共产党军队开始炮击所谓的离岸岛屿并加强攻击，军方领导人如何积极地推动授权动用该武器。

然而1958年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军队停止了对这些岛屿的进攻，把它们留给在台湾的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从而缓解了危机。60多年过去了，台湾的地位——以及美国使用核武器保卫台湾的意愿——仍然保持着战略性的模糊。

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研究冷战和中国问题的历史学家奥德·阿恩·韦斯塔德（Odd Arne Westad（为《纽约时报》审阅了这份文件，他说，这些曾经遭到审查的信息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当前都具有重要意义。

“至少在我看来，这证实了在1958年危机期间，美国离使用核武器已经很近，超出了我的猜想，”他说。“就决策实际发生的情况而言，这比我们所看到的更能说明问题。”

韦斯塔德将这些文件与今天的紧张局势相提并论——目前中国自身的常规军事力量已经远超1958年，而且已经拥有自己的核武器——他说，这些文件提供了素材，提醒人们在台湾问题上对抗升级的危险性。

文件显示，即使在1958年，官员们也怀疑美国无法仅靠常规武器就能成功保卫台湾。韦斯塔德说，如果现在中国入侵台湾，“将给美国政策制定者带来巨大压力，让他们考虑如何部署核武器。”

“这应该让相关各方更加清醒，”他还说。

丹尼尔·埃尔斯伯格于1973年。他说，在收到五角大楼文件时，他也复制了有关台湾海峡危机的绝密研究报告。

丹尼尔·埃尔斯伯格于1973年。他说，在收到五角大楼文件时，他也复制了有关台湾海峡危机的绝密研究报告。 

埃尔斯伯格公布的文件揭示了当前紧张局势的历史前因，他表示这正是他希望公众讨论的重点。他认为，五角大楼内部很可能正在为台湾问题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制定应急计划——包括在任何使用常规武器的防御似乎都不成功的情况下该怎么办。

“就在今年，关于台湾再次发生核危机的可能性正被人们提起，我觉得鼓励公众、国会和行政部门关注我向他们提供的内容似乎非常及时，”他谈到了1958年台湾海峡危机期间的高层讨论，他称其为“肤浅”、“鲁莽”。

“我不觉得当时那些参与者比现任内阁或者这中间的人更轻率、更愚蠢，”他还说。

此外还有其他细节，政府在正式发布的研究报告中审查删减的几页描述了美国空军太平洋司令部最高指挥官劳伦斯·S·库特上将（Gen. Laurence S. Kuter（的态度。他希望获得授权，在任何武装冲突开始时首先对中国大陆发动核攻击。为此，他推崇这样一项计划，即先向中国机场——而不是其他目标——投掷原子弹，他认为这种相对克制的做法将使美国政府中的核战争怀疑论者更难阻止该计划。

库特上将在一次会议上说：“军方提出的这个将战争限制在空军基地的提议，如果能够防止一些误入歧途的人道主义者将战争限制在使用过时的铁炮和热铅弹的水平，那就是有益的。”

同时，官员们认为，苏联极有可能为中国受到的原子弹袭击采取报复性核打击。（回顾历史，人们并不清楚这一假定是否确切。历史学家说，把共产主义视为一个巨大的全球阴谋的美国领导人，并未意识到或理解正在出现的中苏分裂。）

但是，比起这些风险，美国军事官员更不希望失去那些岛屿。这项研究转述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内森·F·特怀宁（Nathan F. Twining（上将的话，他说，如果对空军基地进行原子弹轰炸并不能迫使中国退出冲突，那么将“别无选择，只能对中国北至上海的地区进行深度核打击”。

他认为，这种打击将“几乎肯定会涉及中国对台湾，甚至可能对冲绳进行核报复”，冲绳是美军在日本的驻地岛屿。“但他强调，如果国家政策是保卫离岸岛屿，那么就必须承担其后果。”

该研究还转述了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对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评述：“没有人会太在意失去离岸岛屿，但这种损失将意味着共产党的进一步侵略。没什么值得发动一场世界战争，直到你考虑到不直面挑衅的后果。”

最终，总统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阻止了将军们，并决定首先依靠常规武器。但是没有人愿意卷入又一场像朝鲜战争那样旷日持久的常规战争，因此“大家一致认为，除非中共取消这一行动，否则必须迅速进行核打击”。

埃尔斯伯格说，他在复印五角大楼文件时复印了该研究报告的完整版本。但他没有与时报的尼尔·希恩（Neil Sheehan（等在1971年撰写有关越南战争研究的记者分享该台湾研究。

埃尔斯伯格于2017年在网上悄悄地发布了完整版本的研究报告，当时他出版了《末日机器：一个核战争策划者的自白》（Doomsday Machine: Confessions of a Nuclear War Planner（一书。它的脚注之一顺便提到，该研究缺失的段落和页面可在他的网站上找到。

但是他说，他没有在书中引用该研究的材料，因为出版商的律师担心潜在的法律责任。他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让人们注意到在他发布的版本中可以看到被删节的页面。于是很少有人发现。

乔治华盛顿大学国家安全档案馆（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s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的高级分析师威廉·伯尔（William Burr（则是发现这件事的人之一。3月，他在一篇关于冷战中的核武器威胁的博客文章脚注中提到了这件事。

伯尔说，大约二十年前，他曾尝试使用《信息自由法案》（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使该研究获得新的解密审查，该研究由莫顿·H·哈珀林（Morton H. Halperin（为兰德公司（RAND（公司撰写。但五角大楼无法找到一份无删节的版本。（兰德公司是一个非政府智库，本身不受信息法要求的约束。）

埃尔斯伯格说，在2017年，台湾局势似乎并没有那么紧迫。但是，武力威胁上升趋势——他指的是《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最近的一期封面将台湾称为“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以及时报的托马斯·L·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发表的一篇题为《中美之间必有一战吗？》的评论专栏文章——促使他得出结论，让公众了解到这一信息是很重要的。

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的历史学家宋怡明（Michael Szonyi（称该文件的面世将会“非常有意义”。宋怡明是关于该危机核心的离岸岛屿之一的《前线岛屿：冷战下的金门》（Cold War Island: Quemoy on the Front Line（一书的作者。

他说，围绕台湾发生的任何新对抗都可能升级，而当今的官员将“和1958年的那些人一样在问自己同样的问题”，将人们在1958年郑重计划使用核武器的过程中那些“戏剧性”的错判和误解造成的风险，和今天的紧张局势联系在一起。

埃尔斯伯格说，曝光该文件还有另一个理由。现年90岁的他说，他想冒险成为一个测试案件中的被告，挑战司法部越来越多地使用《间谍法》起诉泄露信息的官员的做法。

一战期间颁布的《间谍法》将未经授权保留或披露可能损害美国或帮助外国对手的与国防有关的信息定为犯罪。它的措辞涵盖了所有人——不仅是间谍——并且不允许被告基于披露是出于公共利益的理由来促请陪审团判定无罪。

在过去，使用《间谍法》起诉泄密者是罕见的。埃尔斯伯格本人曾因该法受到起诉，一名法官在1973年由于政府不当行为撤销了该起诉。第一次成功的定罪是在1985年。但是现在，司法部提起此类指控已经司空见惯。

在大多数情况下，被告会达成认罪协议以避免长期徒刑，因此没有上诉。最高法院尚未就该法律的措辞或实施是否违反第一修正案权利提出质疑。

埃尔斯伯格说，他公开承认了对有关台湾危机的机密研究未经授权的披露，司法部应对他提起指控。他说，他的辩护方式将会在最高法院提及涉及第一修正案的问题。

“如果被起诉，我将坚信自己现在的所作所为——就像我过去所做的那样——并非犯罪，”他说，并辩称使用《间谍法》将“为公共利益而公开封存的真相定罪”是违宪的。

Charlie Savage是驻华盛顿国家安全和法律政策方面的记者。他曾获普利策奖，此前在《波士顿环球报》及《迈阿密先驱报》工作。他最新出版的一本书是《“Power Wars: The Relentless Rise of Presidential Authority and Secrecy.”》。欢迎在Twitter和Facebook上关注他。（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岳东晓博士：美国解密档案：苏俄就对中国进行核打击征求美国看法。时间 1969年８月１８日，地点美国华盛顿特区一餐馆。苏联驻美大使馆二秘 Brois N. Davydov 请美国政府人员　William　Ｎ．Stearman 午餐。内容简介，Davydov 对　Stearman 说，这群中国“农民”在达曼斯基岛对苏俄的挑衅是压垮苏俄忍耐 力的最后一根稻草，苏俄必须给中国人一个大的教训，请问如果苏联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美国会做出什么反应？Stearman 没有任何表示，只说这将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他无法预测美国政府的态度。Davydov 又说，苏俄研究认为，中国在若干年内其核武将对莫斯科构成威胁，对中国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将使中国威胁延缓相当长时间，且这么做也可能引发中国内部政局变化，这是一石二鸟。Davydov 还说，核打击中国对美国绝对没有任何负面影响，对这事，你们美国不应该乐观其成　welcome　吗？这至少制止了核武器扩散嘛。Stearman　说 ，美国虽然与中国大陆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且希望限制核武扩散，但用核武攻击中国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文件抄送对象包括美驻香港领事）（附图）

根据美国国务院网站的信息，一个多月后，美国军队包括其核武力量秘密进入警戒状态。尼克松的目的包括吓阻苏俄对华进行核打击（“the President ordered the alert as a signal to deter a possible Soviet nuclear strike against China during the escalating Sino-Soviet border dispute.”）。尼克松说，“‘Can the U.S. allow the Soviet Union to jump the Chinese?’—that is, to take out their nuclear capability. We had to let the Soviets know we would not tolerate that.”　（美国不会容忍苏俄对中国实施核打击）。根据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回忆录，他向苏俄表明了美国的立场。

《鲜为人知的历史：1969年，美国拦截了苏联射向中国的核打击》（2020-08-30 李心军事大全）报道：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美国就对多次帮助中国一起抗击敌军。早在120年前的1900年，当八国联军横扫北京时，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又对各国发出通告重申：

维护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保护一切友好国家在条约和国际法。保证下的一切权利；维护世界各国与中华帝国各地之间的平等、公正贸易的原则。”

不仅如此，之后美国在中国兴建学堂与教堂，客观上确实促进了中国民智觉醒。

而在抗日战争时，当美国仍深陷太平洋战争泥潭时，美国仍组织飞虎队，飞越危险的青藏高原，向中国尽可能地提供战争物资。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的事，这些并不是美国对中国做出的最大帮助：美国曾制止了一次苏联射向中国北京的原子弹。

1969年，中苏关系愈加紧张，两国友谊之间产生了缝隙。特别是珍宝岛事件后，中苏两国更是战争气氛浓厚。苏联调兵遣将，随时准备向我们开战。

在苏联内部，以国防部长格列奇元帅为首的强硬派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他们计划启动在亚洲的远东地区中程导弹，携带百万吨核弹头，对中国境内的政治军事等重要目标实施“毁灭性核打击”。

为此，苏联已经计算出了实现这个目的所需要的核弹头数量，亚洲东部的导弹基地也悄悄开始运作了起来。

1969年8月21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将此事汇报了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基辛格时后回忆此事，表示：“我们可以毁灭人类，但是苏联敢于毁灭人类。当时尼克松认为，我们有必要想办法制止此事。”

当然美国也不是白白发善心，尼克松之所以这么做，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其一：美国最大的敌人是苏联，一个强大的中国会是苏联的好敌人。其二：也是最可怕的是，如果苏联不能彻底消灭当地的武装，那么中苏必将爆发核战争，世界都将因此毁灭。

过磋商，美国认为必须尽早通知中国，但当时美中积怨甚深，直接通知中国，反而不会相信这个消息。当时全程参与此事的基辛格表示：“我们决定让一家不太显眼的报纸把这个消息捅出去。美国政府无秘密，即使是勃列日涅夫看到了也不能怪罪我们。”

8月28日，《华盛顿明星报》在醒目位置刊登了一则消息，题目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将苏联的计划完全泄露出来。这个新闻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美国上下无不哗然。

而中国国内已接到这个消息，也是高度紧张，全国很快进入了“准备打仗”的临战态势。许多工业城市开始向地下发展，大批工厂转向交通闭塞的山区、三线，实行“山、散、洞”配置，北京等大城市开挖地下工事。“深挖洞，广积粮”的口号就是因此而产生的。

同时开始大规模实验核武器，1969年9月23日和29日，中国先后进行了地下原子弹裂变爆炸和轰炸机空投的当量约300万吨的氢弹爆炸。全世界的地震监测站都记录下了这两次核爆炸的冲击。

中国坚定的抗战决心与强大的核武器实力威慑了当时战意正浓的苏联。“中国的反击决心是坚决的。他们核弹头不多，但我们不可能一开始就剥夺他们反击的能力。我们现在应该缓和与中国的关系。”

随后不久，基辛格访华，中美破冰，中美关系正常化。

虽然60年，美国对中国的援助是出自于自身利益与目的。但是中国因此免于遭受核打击也是事实。正如那句老话所说的，国家间没有绝对的朋友与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谢选骏指出：苏狗不敢杀毛狗，故意通过美放风；毛狗吓成屎壳郎，一头钻入尼克僧。——毛泽东最终屈服于苏美两国的核讹诈，邓矬脱裤卖囶，毛老狗带的头。


【69、毛猪肥胖并非缺乏意志而是意志力用错了方向】


《心理学家：肥胖并非因缺乏意志力导致》（BBC 2019年9月25日）报道：

顶级心理学家的一份报告称，肥胖不是人们的自愿选择，令肥胖的人感到羞耻只会让他们感觉更糟。

报告呼吁改变称呼语，以减少耻辱感。比如，称“肥胖的人”而不是“胖子”。报告还称，健康学专业人士应该接受培训，用支持的态度谈论减肥一事。

最近，一家癌症慈善机构的广告活动被批评是“肥胖羞辱”。

从2005年到2017年，英国的肥胖水平上升了18%，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也有类似增长。这说明，略多于四分之一的英国成年人肥胖，而近三分之二的成年人超重或肥胖。

但这些数字的增长不能用整个英国突然失去动力来解释。根据英国心理学会的报告，情况要复杂得多。该报告得出结论认为，“并非仅仅是因为一个人缺乏意志力而导致肥胖。”

压力和创伤

报告称：“有高肥胖遗传风险的人最容易超重，这些人的生活也受到工作、学校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导致暴饮暴食、缺乏运动。”

“生活在贫困地区的人往往承受巨大压力，包括经历重大生活挑战和遭遇创伤，他们所在的社区通常不能提供很多体育活动，也负担不起足够的健康食品。”

报告称，心理经历也起着重要作用。在接受专业减肥服务的成年人中，多达一半的人在童年时期经历过创伤。

公共健康运动、全科医生、护士和政策制定者让人们对自己的体重感到羞耻，使肥胖的人产生压力，也往往导致人们吃得更多、体重增加得更多。

喜剧演员詹姆斯·柯登（James Corden）最近公开反对羞辱肥胖者。他说：“如果取笑肥胖者能起到减肥作用，那学校里就不会有胖子了。”

英国贝德福德大学（University of Bedfordshire）《健康心理学与行为设计》的报告作者安吉尔·查特（Angel Chater）博士表示，心理学家可以利用专业知识帮助培训健康学专业人士，更好地交流肥胖问题。

“如果治疗肥胖很容易，我们就不会存在了，也不会写这份报告，”她说。

“你可能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意志力，但是如果没有合适的食物、环境，开始新的人生是很艰难的。”

从戒烟中学习

报告说，政府应该像对待吸烟一样对待肥胖问题。

英国心理学会首席执行官萨布·巴杰瓦（Sarb Bajwa）说：“几十年来，从政府政策到帮助个人吸烟者，心理学会在各个层面上都采取了行动，现在看到，吸烟人数和由此引发的健康问题都有显著下降。”

“心理学家拥有科学和临床经验，可以帮助卫生服务部门解决肥胖问题。”

“我们可以提供帮助，不仅能为个人设计方法，还可以就公共政策提供建议，这将有助于创造一种环境，让人们从一开始就避免发胖。”

然而，心理学家们并不赞成将肥胖归为一种疾病。他们表示，这会分散人们改变生活习惯的注意力。

谢选骏指出：毛泽东显然是个胖子，或曰肥胖症患者，但是我们“称它为毛猪”，并非因为他外形肥胖，而是因为他的内心像猪一样肮脏。按照上面的理论，毛猪肥胖并非缺乏意志所致，而是因为他的童年创伤、纵欲贪食、滥权环境——但我以为，BBC这是在胡说八道，因为据我亲身经历，只要少吃一半就可以有效减肥了——饥饿的身体不再向胃部索取能量，而是直接抽脂来补充体能所需。所以我看，毛猪不是没有意志力，而是意志力用错了方向，所以大家还“不能侮辱它這個畜生”。


【70、毛猪系刮下来的毛可以做成毛B武器】


《毛选里被删掉的最不敢见人的“语录”》（2017年2月11日 微博）报道： 

习近平要求重温毛选

第一部分，教育与知识

1、知识越多越反动。

2、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学三年就够了。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的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

3、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

4、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乡下去。

5、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6、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

7、不要考试，考试干什么？一样不考才好呢！对于考试一概废除，搞个绝对化。

8、考试可以交头接耳，甚至冒名顶替。冒名顶替的也不过是照人家的抄一遍，我不会，你写了，我抄一遍，也可以有些心得。

9、去搞阶级斗争，那是大学，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什么北大、人大，还是那个大学好！我就是绿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

10、《红楼梦》我看了五遍，也没有受影响，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红楼梦》里阶级斗争很激烈，有好几十条人命。

11、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要允许学生上课打磕睡，要爱护学生身体。教员要少讲，要让学生多看。我看你讲的这个学生，将来可能有所做为。他就敢星期六不叁加会，也敢星期日不按时返校。回去以後，你就告诉这学生，八、九点钟回校还太早，可以十一点、十二点再回去。

12、从前我在学校里是不守规矩的，只是以不开除为原则的。考试嘛，五、六十分以上，八十分以下，七十分为准。好几门学科我是不搞的，要搞有时没办法，有的考试我就交白卷，考几何我就画一个鸡蛋，这不是几何吗？因为是一笔，交卷最快。

13、中国知识分子有几种。工程技术人员接受社会主义要好一些。学理科的其次。学文科的最差。

第二部分，对苏关系

1、与苏联专家的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如果出现问题，中国同志要负责任。有理扁担三，无理三扁担。

2、庆祝斯大林同志的六十岁生日，这不是一件应景的事情。庆祝斯大林，这就是说，拥护他，拥护他的事业，拥护社会主义的胜利，拥护他给人类指示的方向。因为现在全世界上大多数的人类都是受难者，只有斯大林指示的方向，只有斯大林的援助，才能解脱人类的灾难。

3、斯大林是我们最伟大的慈父与导师，我谨以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庆祝斯大林同志的七十寿辰，祝福他的健康与长寿！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伟大的斯大林万岁！

4、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一致。

第三部分，阶级斗争与战争

1、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2、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3、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一句话：造反有理。

4、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次。要斗私批修。

5、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太谦虚了，何止100倍啊。

6、摆设盆花是旧社会留下来的东西，这是封建士大夫阶级、资产阶级公子哥儿提笼架鸟的人玩的，花窖要取消，大部分花工要减掉。

7、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是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个好处是暴露了坏人。……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

8、我们杀了七十多万人，东欧就是没有大张旗鼓地杀人。革命嘛，阶级斗争不搞彻底怎么行？

9、镇压反革命，杀一百万，极有必要。一九五七年右派进攻，反了右派，反造不起来了。反革命杀了一百多万。匈牙利没有杀反革命。六亿几千万人，消灭那个一百多万，这个东西我看要喊万岁。

10、我才不怕打，一听打仗我就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冷兵器，开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

11、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

12、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要大捕大杀几批。

13、我这次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所得到的最重要成果，即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

14、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

15、照我推测，在一百多万志愿军中很可能捉到几百只大小老虎，你们应为此目标而奋斗。……为了清出他们，必须对于有贪污嫌疑的人大胆怀疑。

16、这样的一场世界大战中国可能会死掉四亿人口。但是中国用三分之二人口的牺牲，却换来一个大同的世界还是值得的。死掉四亿人，还剩两亿人，用不了多少年，中国就又可以恢复到六亿人口了。

17、原子仗现在没有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

18、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

19、为了世界革命的胜利，我们准备牺牲三亿中国人。

20、勇敢分子也要利用一下嘛！我们开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们不怕死。有一个时期军队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赞成。

第四部分，抗日战争

1、一些同志认为日本战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便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中有国，蒋、日、我，三国志。

2、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本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要千方百计地积蓄和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对政府方面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国民党的政权。

3、有的人认为我们应该多抗日，才爱国，但那爱的是蒋介石的国，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祖国是全世界共产党人共同的祖国即苏维埃（苏联（，我们共产党人的方针是：要让日本军队多占地，形成蒋、日、我，三国志，这样的形势对我们才有利，最糟糕的情况不过是日本人占领了全中国，到时候我也还可以借助苏联的力量打回来嘛！

4、为了发展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在战后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党必须严格遵循的总方针是“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违背这个总体方针。

5、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所以，日本皇军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好教员，也可以说是大恩人，大救星。

6、没有什么抱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使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没有你们的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这一点，我和你们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两个人有矛盾。

7、日本的侵略也可以说是好事，帮了我们的大忙。请看，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同时，你们的垄断资本、军国主义也帮了我们的忙。日本人民成百万、成千万地醒觉起来。包括在中国打仗的一部份将军，他们现在变成我们的朋友了。

8、1972年，中日建交的时候，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就向毛道歉：“啊，对不起啊，我们发动了侵略战争，是中国受到很大的伤害。”

毛说：“不是对不起啊，你们有功啊，为啥有功呢？因为你们要不是发动侵华战争的话，我们共产党怎么能够强大？我们怎么能够夺权哪？怎么能够把蒋介石打败呀？我们如何感谢你们？我们不要你们战争赔偿！”

第五部分，大跃进

1、消灭麻雀。忙时吃干，闲时吃稀。

2、要考虑取消薪水，恢复供给制。

3、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把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国来粮食也够用！将来我们要搞地球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哪里缺粮，我们就送给他。

4、粮食多了怎么办？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

5、大概十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就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城市乡村一律叫公社，不叫工厂，大学、街道都办公社，如鞍钢叫鞍山公社，不叫工厂。

6、大城市要分散，乡村就是小城市，每个公社都将路修宽一点，可以落飞机，每个省都搞一二百架飞机，每个公社平均两架，大省自己搞飞机工厂。

7、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

8、赶超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两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

9、为五年接近美国，七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吧！

10、七亿人口搞七亿吨钢。三至七年之内建成一个工业大国。

11、民法和刑法那一类法律都不需要了。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一搞大跃进，就没时间犯法了。

12、有一回哥老会抢了我家，我说，抢得好，人家没有嘛。

13、除了大办水利以外，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碳、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

14、一九五九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本来是搞工作的，后来出了彭德怀，说你操了我四十天娘，让我娘二十天行不行？这一操，就被搅乱了，工作受到影响。

15、打麻将十三张牌，基本靠手气，谁知道搞钢铁这么复杂？

16、9000万人上阵炼钢，比6000万人要好。有一点损失，我也一点不痛心，横直没有经验。……9000万人上阵，表明了它的全民性，建设速度大大提高了。

第六部分，屁股与屁话

1、国民经济的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基础工业是一个拳头，国防工业是一个拳头，农业是屁股——稳产高产是相对的，去年河北大雨是老天爷下的，没有办法。天老爷真难当，下多了不是，下少了也不是。

2、屁有香臭，不能说苏联的屁都是香的。现在人家说臭，我们也跟着说臭。凡是适用的都要学，资本主义好的也应该学。

3、事前要有准备，小会他神气大，大会他没办法。你要大民主，我就照你的办，有屁让他放，不放对我不利，放出来大家鉴别香臭。

4、上边放的屁不全是香的，这里也有对立，有香也有臭，一定要嗅一嗅。

5、人同自然界作斗争，也有交换。如人吃东西，吸空气，但要拉屎拉尿，新陈代谢。——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大鱼的屎。重工业各部门之间也要等价换，远陆造机器要原料，就是粮食，机器就是他拉的屎。

6、同志们，自己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

7、有人说穷是坏事，我看穷是好事。越穷越要革命。人人都富裕的时代是不堪设想的……热卡太多了，人就要长两个脑袋四条腿了。

谢选骏指出：人说这是“毛选里被删掉的最不敢见人的《语录》”，我看这是“毛猪系刮下来的毛，而且可以做成毛笔了”——于是文革暴徒纷纷登场，“拿起毛B做武器”。


【71、毛主席像是监控探头】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2022年中国或装超27亿监控摄像探头人均两个》（05/02/2019）报道：

根据市场研究机构IDC上个月30号发布的报告预测，2022年中国视频监控摄像头部署量将达到27.6亿台。按照上述预测计算，近14亿中国人，平均每一个人将“拥有”两台受监控探头。该报告还称，中国未来几年里将在提升跟踪活动的技术能力上再花300亿美元。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安全和监控技术市场。国际市场调查公司IDC发表报告预测，中国和美国是当今两大人工智能（AI（发展速度最快和潜力最大的市场。研究公司IHSMarkit预测，全球用于在视频画面中搜索面孔的服务器将有四分之三被中国购买。去年9月，中国人脸识别技术开发公司商汤科技获软银中国10亿美元投资，估值达到60亿美元。2017年10月，它的竞争对手旷视科技Face++也获得了由中国国有资本风险投资基金领投的4.6亿美元。

据中国媒体界面新闻1月30日的消息称，IDC预测，到2022年中国视频监控摄像头部署量将达到27.6亿台。报道还称，近年来，随着智慧城市建设的逐步推进，公共视频监控网络获得了长足发展，不仅在提高治安水平、预防和打击犯罪方面成果卓著，也有效改善了交通管理、应急指挥、防灾预警、市政设施抢修等工作效率。

据自由亚洲采访山东龙口维权人士姜国臣表示，他热爱国家一草一木，但对部分官员和警察感到失望。他质疑道：“耗费巨资用于监控，网络监管，究竟是为了民众利益，还是为了维护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我本人有亲身经历，我于2017年进京上访，被当地接访人员将我们两人打伤，住在北京天坛医院。其中一人被打至两处骨折，我们多次报警，却无人受理。警察告诉我们‘监控视频坏了’，中国如此法治让百姓难以相信。”

当前，中国各地大街小巷部署了人脸识别系统，记录了路人的一举一动。政府将其称为“智慧城市”。媒体报道，1月28日，福州市政府、福建省算域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与北京比特大陆科技有限公司签署福州“城市大脑”合作备忘录，助力福州市智慧城市建设。据悉，福州“城市大脑”是“数字福州”的智能中枢，将实现城市运行、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智能化。

据自由亚洲早前报道，中国已经建成世界最大视频监控系统，该系统能准确识别行人年龄、性别、穿着等。江苏维权人士邵明亮对自由亚洲说，政府部署的监控视频，早已全面覆盖中国的上空：“监控是全覆盖，无缝隙的。越来越收紧，在方方面面。每一个死角都加强了各种监控。我现在就被软禁在一个山区，我现在就有三至四个高清探头包围，对着我屋子周围。还有很多人在看守着我。我早已提前超过中国人的平均（探头）水平。”

据报道说，在中国庞大的视频监控系统“天网工程”建成之后，又一项以农村为目标的“雪亮工程”已于去年起步，并首次纳入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广东一家企业为雪亮工程推出一套监控系统，利用家庭电视机与智能手机，推动监控视频入户。据官媒称，“雪亮工程”是以县、乡、村三级综治中心为指挥平台、以综治信息化为支撑、以网格化管理为基础、以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应用为重点的“群众性治安防控工程”。

据广东一位基督徒陈女士告诉自由亚洲，当地到处是监控探头：“现在都是这样，遍地都是监控。只是对有影响的人，他们（警察）才去处理。对于一般的骗子，居民受骗，他们都不管的。对百姓来说这是一种监控，肯定不是保护，保护的是他们政权。”

据报道说，一个月前，国际市场调查公司IDC描绘出2019年中国人工智能10大趋势，其中包括机器学习、融合视觉、语音、语义等多模态电脑开始落地，以及人工智能从云端部署向边缘电脑计算扩展。舆论认为，中国智能技术发展的，重点领域首先是满足监控的需要，而非提高生产能力。

谢选骏指出：1966年，中国大陆还没有监控探头。但是那时候共产党吓唬人民说，毛主席的像就是监控探头，因为这个老头具有魔力，他的相片可以遥感每一个家庭的内部秘密，不仅可以窃听，还能够偷窥。我被这个念头折磨得不能入睡，所以就拿起大头针，戳瞎了毛主席的眼睛，让他无法偷窥我的活动；然后用小刀割掉了毛主席的耳朵，让他无法听到我的声音；最后切掉了毛主席的鼻子，让他无法闻到香烟的味道……用红笔给毛主席打上红叉，判处毛主席的死刑……然后一把火烧掉了这些垃圾。


《延安农民抗战时骂毛泽东 曾被判死刑立即枪毙》（2013年12月27日 新华网）报道：

原标题：揭秘：毛泽东在延安两次“挨骂”的真相

核心提示：农妇伍兰花的丈夫在山上用铁犁耕地时，不幸被雷电击毙。伍兰花一边悲痛，一边大骂“世道不好”、“共产党黑暗”、“毛泽东领导官僚横行”等。中央社会调查部闻讯后，把伍兰花拘押到延安，并由保卫部门建议判处死刑， 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和中央审批以后即在清涧县枪毙，以此来稳定社会局势和群众情绪。

近年来，一些报刊发表了关于毛泽东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在延安“挨骂”的文章。有些内容并不符合史实。

笔者于1968年冬至1992年春曾经在延安地区（今延安市（工作和生活二十三年多，访谈了不少老农民、老干部、老红军和老游击队员，并查阅了有关资料。现将了解的史实整理和记述如下。

毛泽东第一次“挨骂”

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的杨家岭小礼堂召开边区各县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工作和农民负担问题。当天下午正在开会的时候，突然大风暴雨；一个炸雷，击断了礼堂的一根木柱，坐在附近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猝不及防，不幸触电身亡。同一天，一位农民饲养的一头驴也被雷电击死了。

噩耗传开以后，人们议论纷纷。这位农民逢人就说：“老天爷不开眼，响雷把县长劈死了，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

保卫部门闻讯，要把这件事当作反革命事件来追查，逮捕这个“竟敢如此咒骂毛主席”的农民，并要公开处理，殺一儆百。

毛泽东从警卫员口中知道这件事以后，立即阻止了保卫部门的行动。毛泽东说：“群众发牢骚，有意见，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不要一听到群众有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去追查，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毛泽东在延安还说过：“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共产党是鱼，老百姓是水；水里可以没有鱼，鱼可是永远也离不开水啊！”

毛泽东从社会调查部部长康生派人送来的《情况汇报》中，知道了这件事。他对社会调查部的人说：“你们不能这样做嘛！……中央设立社会调查部，不是设几个官位。如果不做调查，就随随便便抓人、杀人，这是国民党的黑暗做法！就这些而论，人家骂得就有道理呀！”

当晚，毛泽东的心情仍难以平静：就叫来中央军委总部保卫部部长钱益民，要他立即把伍兰花带来。在会客室里，经过聊天拉家常话，毛泽东了解到：伍兰花的家里共有六口人，七十岁的婆婆是个瘫痪病人；三个娃，大的才十岁，小的还不到三岁半；里里外外全靠丈夫支撑着。1935年中央红军来了以后，她家里分了五亩地，头几年还好，政府收的公粮少，家里的粮食吃不完，踏实过了几年好日子。这几年变了，干部只管多要公粮，还多吃多占。如今她丈夫死了，家里的顶梁柱就没有了。

毛泽东又把钱益民叫进来，当面嘱咐说：“把这个妇女马上放回去，还要派专人护送她回家。记住，去的人要带上公文，向当地政府当面讲清楚，她没有什么罪过，是个敢讲真话的好人。她家困难多，当地政府要特别照顾。对于清涧县群众的公粮负担问题，边区政府要认真调查研究，该免的要免，该减的要减。我们决不能搞国民党反动派那一套，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伍兰花回村以后，对乡亲们讲了自己在延安的经历。长辈们听了以后说：“古人讲，宰相肚里撑大船，将军头上跑快马。毛主席太了不起啦，真是个不怕雷打、不怕鬼咋的大人物！”

毛泽东从群众的民怨骂声中深刻反思，并举一反三，下决心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领导同志一道，采取一系列措施改进工作。例如，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通过深入调查发现，“确实公粮太多”，“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在1941年11月6日开幕的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开明绅士李鼎铭等十一人提案建议：“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并提出了具体实施办法。11月18日，参议会通过了精兵简政的决议。

在中共中央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带头行动，先后进行了三次精简。从而，从根本上解决了“鱼大水小”的矛盾；在减轻人民负担，减少消费支出，提高工作人员素质和工作效率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面对当时十分严峻的形势，毛泽东在1942年12月明确指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民学各界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大军民，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的。毛泽东说：“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毛泽东还把大生产运动与1942年整风运动一起，称为在当时整个革命链条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两个环节。

在1945年4月24日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强调指出：“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从此，批评和自我批评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一起，成为中国共产党必须永远保持和发扬的“三大优良作风”。

注：笔者访谈的对象有刘志丹将军的夫人同桂荣、张思德的战友陈耀、陕甘宁边区特等劳动英雄杨步浩、原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马锡五的亲属、原延安地委书记冯怀亮、原志丹县政协副主席白黎、老红军刘明文、老游击队员张明科、老农民边长城等人；查阅的资料有《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中央党校出版社《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领袖与百姓——毛主席在陕北的足迹》、江苏文艺出版社《延安整风前后》、红旗出版社《延安秘事》、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中华魂》、延安革命纪念馆《资料选编》、陕西人民出版社《延安市志》等。 

谢选骏指出：看来毛豬虽然监控到了一个小孩判处他死刑的過程，但是因爲自知理虧卻也没敢吱声。因为他知道自己的罪惡命运，所以就顺从地接受了这样的处罚——戳瞎了眼睛、割掉了耳朵、切掉了鼻子……凌遲毛澤東！


【72、美国实践了淫魔毛泽东的思想】 


《诱奸1000名少女 美国重大丑闻远超想象》（2024-01-05 新行情Pro）报道：

重大丑闻被揭露，真相远超想象。

当地时间周三，与被指控的性贩运者杰弗里·爱泼斯坦有关的诉讼中数百页未密封的文件被公开发布。

这些文件，包括尚未启封的材料，预计将包括近200位知名人士，其中包括爱泼斯坦的一些指控者、著名商人、政界人士等。例如，美国投资者格伦·杜宾、科技大师马文·明斯基、法国著名模特星探让·吕克·布鲁内尔等都卷入其中。

美国女子弗吉尼亚·朱弗尔控告爱泼斯坦前女友吉斯莱恩·马克斯韦尔，涉嫌在英国帮爱泼斯坦招募、培养和虐待女性提供便利，并使之遭受性虐待，并与几位名人发生性关系。

公开资料显示，杰弗里·爱泼斯坦是美国亿万富翁，他生于1953年，1974年9月开始在曼哈顿上东区（Upper East Side）的道尔顿学校（Dalton School）担任物理和数学教师。

1976年6月，爱泼斯坦被道尔顿解雇，随后他便踏入金融市场，靠着强大的商业天赋，他赚得盆满钵满，随后便创办了杰·爱泼斯坦公司（J. Epstein & Co.（，他拥有一架私人波音727飞机，同时拥有纽约市曼哈顿据说是全纽约最大的私人豪宅。

爱泼斯坦虽然家财万贯，但私生活却非常糜烂。

2005年3月，一名妇女联系了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滩警察局，声称她14岁的继女得到300美元来为杰弗里·爱泼斯坦提供性服务。

2008年6月30日，杰弗里·爱泼斯坦被判处18个月的监禁。

2014年12月30日，有多名人士在佛罗里达州提起联邦民事诉讼，称爱泼斯坦经营着一个“性虐待团伙”。

当时，还有消息称爱泼斯坦及其女友马克斯韦尔将他位于加勒比海的私人岛屿打造成了“成人乐园”，供权贵阶层享乐，多名未成年人成为受害者。

他的一架波音727飞机江湖别名“洛丽塔”快线，空姐全是未成年少女，他的小岛也被称作萝莉岛，岛上都是小别墅，里面住着全球运来的美女。

爱泼斯坦的最大供货商，名叫布鲁内尔，他开了一家模特经纪公司Karin Models，工作就是全球范围挖掘美女。

当时，有模特曝光自己在布鲁内尔的公司里遭受性虐待，随后，迫于舆论压力，布鲁内尔被公司开除。

之后，布鲁内尔结识了爱泼斯坦，两人一见如故，于是便开启了向权贵富豪们送漂亮女孩的计划。

爱泼斯坦还给一个姑娘炫耀过：我睡过1000多个布鲁内尔的女孩。

不过，在遭受压迫后，越来越多的女孩开始站出来，揭露爱泼斯坦的罪行。

2015年4月7日，弗吉尼亚·罗伯茨在一份宣誓证词中称，她在17岁时被杰弗里·爱泼斯坦和吉斯莱恩·麦克斯韦贩卖，并供几人使用，从1999年到2002年，她曾沦为爱泼斯坦的性奴。

2016年4月，一名加利福尼亚女子称杰弗里·爱泼斯坦于1994年在她13岁时对她进行了性侵犯。

2019年4月16日，玛丽亚·法默（Maria Farmer）公开向纽约联邦法院提交宣誓书，指控她和当时只有15岁的妹妹安妮（Annie）于1996年遭到杰弗里·爱泼斯坦和吉斯莱恩·麦克斯韦的性侵犯和性虐待。

2019年8月10日，爱泼斯坦被突然发现在曼哈顿监狱中上吊自杀。

主犯爱泼斯坦的死亡留下了太多未解之谜，特别是他与其他共犯所犯罪行的严重程度并未得到充分审视。

随着真相的不断揭开，那些惨遭毒手的无辜少女也终于能够被伸张正义。

谢选骏指出：人说“随着真相的不断揭开，那些惨遭毒手的无辜少女也终于能够被伸张正义。”——我看这是高兴的太早了，否则淫魔也不会不明不白地“自杀”在戒备森严的监狱里。1972年，大淫魔毛泽东对基辛格、尼克松二贼说，要输送一千万中国妇女到美国；1976年，小淫魔爱泼斯坦就在美国继承了大淫魔的遗志、实践了毛泽东思想。现在随着“中囶崛起”，毛泽东思想在美国日益普及——好戏在后头！


《102岁杨振宁庆结婚20周年与翁帆牵手秀恩爱》（我娱有约 2024-01-05）报道：

1月5日，有网友分享出一则杨振宁教授与妻子翁帆结婚20周年纪念仪式的现场视频。

视频中，杨振宁携妻子翁帆在某一豪华会馆亮相，正所谓“人逢喜事精神爽”，当天102岁高龄的杨振宁教授身穿西装看上去精神矍铄，在众人的欢呼下大秀书法。

从镜头中看可以看出正值与妻子20周年结婚纪念日之际，杨振宁的心情的确十分雀跃，满面春风全程微笑，在主持人的调侃下还显露出几分孩童般的娇羞。

杨振宁在完成作品之后，步伐蹒跚的走到一边，大家热情欢呼让翁帆也亲自上场秀秀书法技艺，杨振宁还甜蜜称呼翁帆“Darling”，惹得一旁的主持人还学杨振宁，现场嘉宾猝不及防吃了一嘴狗粮，网友也注意到这个细节，直呼好甜。

而性格沉稳的翁帆表现的十分谦逊，笑意满面的同时还不忘客气的推托，此时杨振宁还不忘盛情邀请妻子翁帆上场表现，在此过程中，夫妻俩的手还紧密相握，看上去关系十分亲密。

被杨振宁“硬拉”上台后，翁帆便聚精会神的执笔秀起了毛笔字，当天翁帆身穿黑色礼服气质颇为端庄，披肩长发造型更显其温柔娴熟，也成为了全场焦点，都拿出手机拍照。

书法环节之后，现场还举办起了谈话沙龙，杨振宁和翁帆也特意坐在一起认真聆听现场宾客的精彩发言。

从镜头中看，现场汇集的除却衣着光鲜气质不凡的精英学者之外，还有数位外国宾客，现场气氛十分活跃，在此过程中，杨振宁与翁帆还不忘低声耳语，互相交流，此情此景着实是甜蜜温馨，旁边的人也都一直盯着两人看。

据了解，当天活动现场，杨振宁还亲自上台演讲，102岁高龄的他依旧口齿清晰，逻辑缜密，正可谓“宝刀未老”，看上去也就七八十岁的样子。

实际上在杨振宁跨过百岁门槛之后，网络经常流传其身体堪忧的消息，据悉，早在2010年，88岁的杨振宁就因为一场大病住进了ICU，好在妻子翁帆始终不离不弃，贴心照顾 ，最终帮助其转危为安。

2022年，杨振宁的好友还曾透露杨振宁曾经不慎跌倒，因为年事已高骨质疏松一度致其脊椎骨裂，最终住院85天才得以康复，在此过程中，依旧是妻子翁帆寸步不离的守候在其左右，也正是因为翁帆的贴心照顾，杨振宁才得以一次次闯过难关，迎来“新生”。

今年4月份，杨振宁和林青霞等人还荣获了香港大学颁授名誉博士学位，当时他以视频的方式公开露面，状态挺好的。

一直以来，两人这段忘年恋情都经受着不少外界非议，而面对外界的各种舆论，杨振宁与翁帆却保持淡泊豁达的心态，两人一直在清华大学校园里生活，每天一起吃饭散步，将日子过得诗情画意，就如杨振宁自己说的那样，翁帆是上帝给他的最后一个礼物，也将好好爱护与珍惜。

两人用真实生活诠释了真正的爱情可以消除偏见、跨越年龄，也证明了真爱是相互滋养共同成长的过程，在此也衷心祝福两人能继续守护爱的誓言，长长久久的互相陪伴下去。

网民嚎叫：

据说据说 发表评论于 2024-01-06 06:16:54

翁帆最好的20年没有被日过，是最大的遗憾。

还是老李 发表评论于 2024-01-06 06:05:36

结婚时候两个人岁数3比1，现在2比1，再活一千年，无限趋近于1比1，彻底摘掉老少配的帽子，加油！

凉呀凉 发表评论于 2024-01-06 05:43:42

老配少，活得久！在坐的抓紧吧，同志们。

中華盛頓 发表评论于 2024-01-06 05:15:47

祝福宁宁！希望帆帆再接再厉，尽早生出个小宁宁！

borisg 发表评论于 2024-01-06 05:08:43

看他的腿，已经退化成细棍了，快完了。

人间不值得007 发表评论于 2024-01-06 02:28:00

我操 今天先看见王石 又看杨振宁 吃了两次苍蝇 恶心

锦西 发表评论于 2024-01-06 01:13:12

翁帆，不是一般人。这一辈子没有白活。

凉亭 发表评论于 2024-01-06 00:57:00

可以活120

小毛er 发表评论于 2024-01-06 00:45:47

天哪！翁凡要熬到啥年头啊。祝福她早日得到解放得到真正的幸福。

小黑猪 发表评论于 2024-01-06 00:22:36

我的天，翁帆都要50啦！

barryv 发表评论于 2024-01-06 00:07:00

老杨穿西裤还漏出半截肉腿，不能穿长点的袜子吗？基本礼仪

难为 发表评论于 2024-01-06 00:07:00

可怜的翁帆，耍小聪明抄近路却掉进无底洞。

beixuanlv 发表评论于 2024-01-05 23:40:33

杨狰狞这缺德老鬼非把翁帆熬死不可

一一二二 发表评论于 2024-01-05 23:32:00

挺好的，温和他前妻长的真是像啊！

北纬60度的棕熊 发表评论于 2024-01-05 23:30:00

祝福！

GoldenTimes 发表评论于 2024-01-05 23:21:18

女人是礼物

过河象 发表评论于 2024-01-05 23:13:39

翁帆是党和组织给你的礼物

云一片 发表评论于 2024-01-05 23:12:00

翁帆真的是滋阴壮杨

*summer* 发表评论于 2024-01-05 23:11:41

这应该是真爱吧？20年没出过丑闻，祝福！

pippi6 发表评论于 2024-01-05 23:06:37

不是说离婚了？

iask 发表评论于 2024-01-05 22:34:02

“杨振宁和李政道”，今天让你联想到什么？----“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翁帆28伴82，孙某考CUSPEA流浪街头，必须归功于两位偌奖得主的大手笔！

Panda-2020 发表评论于 2024-01-05 22:25:00

别忘了把美国的财产全部交给老婆

XM25 发表评论于 2024-01-05 22:22:00

摔那一交以为他活不长了。谁知道恢复这么好！祝福这对夫妇！

竞选 发表评论于 2024-01-05 22:21:58

谁先死还难说

我要真普選 发表评论于 2024-01-05 22:02:00

82歲跟28歲，活生生熬到102歲跟48歲。

谢选骏指出：杨振宁是个美国人，为了实践毛泽东思想，不远万里来到中囶輸送婦女，已经20周年了！美国就这样“长臂管辖”，難怪激动地小粉红嚎叫——“美国重大丑闻远超想象”！因为美国实践了淫魔毛泽东的思想！


【73、欧洲不是大陆而是半岛——毛泽东重演苻坚“投鞭而渡”的败局】


《万伪读报》（2022-03-09-2）报道：

1、俄罗斯处境险恶 习近平与王毅开始唱黑白脸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西方对俄罗斯祭出强烈制裁，不过身为俄罗斯的盟友却态度暧昧，迟迟不愿表态。引发国际不满。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8日与法国总统法卡洪和德国总理萧兹进行视讯会议，首次公开呼吁各方“最大限度克制”，并呼吁欧洲建立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框架，态度似有微妙变化。但专家认为，俄罗斯入侵行动受挫以及全球制裁，让中共不安，试图做战术微调，为自己找退路，但说的都是空话。

3月8日星期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朔尔茨就乌克兰危机举行视频会晤。

中共官媒报道称，习近平声称“中方对欧洲大陆重燃战火深感痛惜”。习称，要共同支持俄乌和谈，“我们要呼吁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防止出现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

美国之音报道说，习近平与德法领导人视频会面呼吁“最大限度克制”，北京亲俄立场或有微妙变化。

自俄乌战争十多天前爆发以来，长期宣称主权原则神圣不可侵犯的中共，一直避免谴责莫斯科，甚至不愿将俄军进犯他国称为“侵略”。中共对谴责俄国的决议屡投弃权票，也拒绝参与世界上主要国家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

中共在撤侨问题上拖延、滞后，因为国内小粉红紧随官方立场的嘲讽贬乌网络言论，也置在乌中国人于险境，在国际间受到批评。中共在封杀传播乌克兰战争真相和国内反战声音的同时，也不得不删除涉乌克兰美女等恶意调侃及宣扬对立的言论。

外界都关注到，在北京冬奥会之前，普京与习近平会谈后发表联合声明，双方达成“合作无禁区”的协议，签订了五千亿美元的一个大单。

有西方媒体报道说，普京访问北京时曾把入侵乌克兰的计划提前告诉了习近平，而习近平只是要求他不要在冬奥会期间开火。北京对此强烈否认。

习近平在与马克龙和朔尔茨视频峰会时，并没有指控俄国，也没有直接指责美国和北约，只是说“各国主权、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都应该得到遵守，各国合理安全关切都应该得到重视，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都应该得到支持”。

但中共外长王毅3月7日在新闻会上再次重申，中共与俄罗斯“坚如磐石”的关系，“双方合作前景广阔”，并再次拒绝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称为入侵。

台湾中央大学经济学系主任邱俊荣对媒体表示，习近平的说法一定比外交部更能代表中共现在的立场。北京开始担心后续受到很大的牵累，现在非常小心，还在继续看风向。

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紫云则认为，中共还是要走钢丝。他也指中共这只是战术上的微调。北京若只是单向地靠在俄罗斯那一边，是非常危险的。

苏紫云认为中共未来还会唱黑白脸。“就是说下属的单位还是会以中俄关系为主基调、主旋律。习近平就可以扮演一些白脸，上下默契做这种黑白脸的角色。”

有万维网友也指出，习近平和王毅互唱黑白脸，为俄罗斯战败做准备，不过，也可能是为继续支援俄罗斯打掩护。

2、俄乌之战提醒了习近平：武统台湾风险太大

中共支持俄罗斯打乌克兰，本意是想重挫美国在欧洲的影响，同时，为中共打台湾探路，结果，战事的发展却令中共猝不及防，习近平看到的不是进攻台湾的路线图，反倒是吓阻他采取鲁莽行动的严重教训。其表现却让人发现，单凭强大的火力还不足以保证在最低伤亡下的快速胜利。俄军在进入乌克兰后的初期表现令很多台湾人对坚守自己的家园感到信心大增。

彭博社发表的一篇专文指出，台湾与乌克兰虽然有非常多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双方常常被放在一起作比较，因为作为追随美国领头的民主阵营的成员，两地都各自面对一个威权统治下的强邻。就像普京一直以强大的军力威胁乌克兰一样，北京也一直拒绝放弃以武力夺取台湾，实现习近平的统一大梦，而且近年来还增加了对台湾周边海空域的军事威慑活动。

普京的战争“向中共表明，夺取台湾不会像它想象的那么容易，”曾经担任过电视台主播的台湾民进党立委林楚茵在接受彭博社访问时表示。“而且这也打破了一个国家可以用导弹轻易打败一个小国或军事弱国的神话。”

文章说，到目前为止，乌克兰军民出人预料地表现出顽强的战斗精神，而且在首都基辅以及其他战略大城市抵御住了俄军的攻势，而全球很多国家，包括传统上不愿采取强硬措施的德国、日本和新加坡都宣布了对俄罗斯史无前例的严厉制裁。而侵乌俄军无差别地炮击居民楼、甚至欧洲最大的核电站则震惊了世界，尽管莫斯科坚称俄军攻击的目标仅限于军事设施。

中共对俄乌冲突的立场随着战场情况的变化也开始出现变化。俄军刚开始入侵乌克兰时，有些中共官方人士曾为俄军的行动叫好。中共驻日本大坂总领事薛剑还在推特上贴文说，台湾应该从俄军行动中吸取一个“大教训”。“弱者不能蠢到去挑战强者，”薛剑说。

彭博社的专文说，自那以来，中共对俄乌冲突的立场表达在言语上已经有所缓和。虽然中共在联合国仍然对俄国提供支持，以反映习近平与普京宣称的“合作无禁区”，但北京也越来越明确地表明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且对平民死亡和难民潮表达了关切。

彭博社采访了十几位前政府官员和著名的两岸关系学者。绝大部分人认为，普京出师不利将吓阻北京对台采取军事行动。他们提到一系列可能让习近平三思的因素：俄军难以速战速决、莫斯科的全球孤立、美国及其盟国统一作出的回应、美军潜在的军事干预以及中国国内的舆情反弹等。

彭博社的专文指出，不管怎么说，俄军无法速战速决仍然是带给中共最大的警讯。

《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去年12月曾表示，北京如果攻打台湾可能“以小时计”就可以结束战斗。

彭博社的专文指出，乌克兰的战局变化向北京表明，他们对未来台湾战场的估计可能过于乐观了。俄罗斯直接与乌克兰接壤，而且十几万大军聚集在边境地区已经有几个月，可是一旦进入乌克兰，居然连后勤补给都无法保障。此外，尽管美国和北约都表示不会派兵进入乌克兰参战，而且也不会在乌克兰上空设立禁飞区，俄军仍然无法取得空中优势。

前美国助理国务卿和驻北京大使洛德认为，习近平非常清楚，攻击台湾失败的后果，包括他自己的个人命运。

“尽管中共取得了军事进步，但是跨越100英里宽的海峡发动攻击，而且还要冒着美国干预的风险，是一件风险极大的事情，”洛德说。“而且占领台湾也像一条狗在追一辆轿车。它成功以后又干什么呢？是在远离本土的地方打游击战吗？”

有评论指，乌克兰人某种程度上是在为台湾人作战，他们打破了习近平想立即拿下台湾的美梦。

3、北约秘书长警告俄罗斯：若敢这样将视为对北约的攻击

俄军在乌克兰严重受挫，普京或想扩大战场，打击给乌克兰以强力支持的波兰，以吓阻其它的援乌国家。但可以肯定，普京此举，必将招致北约的强力反击。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新闻报道，北约组织NATO秘书长史托腾伯格警告，只要俄罗斯攻击NATO成员国供应武器弹药给乌克兰的补给线，将被视为俄乌战争的危险升级。

史托腾伯格8日受访表示，“北约盟国正在协助乌克兰维护他们自我防卫的权利，这是写入联合国宪章的。俄罗斯是侵略者，乌克兰是自我防卫。要是有任何针对任一NATO国家、NATO领土的攻击，就将触发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视为对缔约国全体之攻击”。

史托腾伯格表示，他完全相信俄罗斯总统普京知道这一点，“我们正在排除任何误判及误解我们承诺捍卫每一寸北约领土的空间”。

据报道，西方国家提供给乌克兰的武器于波兰等边界交壤的国家卸下，接著走陆运送进乌克兰。美国情报界部分人士则担心，莫斯科可能试图利用空袭或长程火砲，将欧美供应乌国的军火流通切断。

史托腾伯格指出，乌克兰境内的补给线跟乌国边界外运作的路线之间有著明显区别，“针对NATO领土、NATO部队、NATO军事力量的攻击，就会被当作针对NATO的攻击”。

万维时评人士巴山客分析认为，俄罗斯目前在北约国家直接挑衅的可能性不大，但如果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继续难以推进，到很可能在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瑞典进行骚扰以寻找如破口。

网民嚎叫：  

jinpingxi 2022年03月09日 18:00

包子肯定跑不掉的，从一开始就口口声声反对北约东扩，到和普京的友谊没有上限，再到明目张胆的支持普京的侵略，再加上武汉病毒，贸易战违约，帐是要一笔一笔算的，等着吧！

读书人 2022年03月09日 17:03

普金在炒股，故意攻打得拖拖拉拉。攻得猛一点，股市就飙涨。一拖拖拉拉，股票就下跌。美股和欧股都听普金的。两股市值，已经跌了好几个俄罗斯了。普金都赚翻了。

其实华尔街和股民都烦死那个戏子了，演得没完没了。立马投降，股市肯定大反弹。

谢选骏指出：俄罗斯难拿乌克兰，原因之一就在于“欧洲不是大陆而是半岛”——只有英国这样的岛屿，才会把欧洲视为“大陆”，而在中国这个“海中地”看来，欧洲不过是“大西洋-地中海-黑海”之間的半岛，这个半岛由于一系列破碎的更小半岛所组成——斯堪的纳维亚、丹麦、诺曼底、比利牛斯、意大利、希腊、拜占庭、克里米亚……由此看来，欧洲本身就是一个半岛，所以很难统一。至于黑海以东呢？那里自古以来就是亚洲游牧民族纵横猎杀之地，实际上就是西伯利亚的延申。普京要是懂得上述的基本地缘，就不会轻举妄动了。至于拿下台湾、让北京政权合法、成为“中国政府”，就像隋朝消灭陈朝，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不过，这要等到“南北朝时代的结束”才行。否则的话，就像毛泽东重演苻坚“投鞭而渡”的败局了——毛泽东的金门之战就是苻坚的淝水之战，蒋介石無意之間成了现代的东晋谢安。这是因为他们都不懂得“现代南北朝”的文明周期与历史力学。


【74、食人族尿失禁和毛泽东流口水】


《南苏丹总统剪彩尿失禁！全国目睹“黄色液体渗出”》（ETtoday 2022-12-22）报道：

今年71岁的南苏丹总统马雅尔迪特（Salva Kiir Mayardit），本月13日出席高速公路的落成典礼，然而演奏国歌时，拄着拐杖的他竟当场尿失禁，尿液从裤底渗透至地板，一旁众官员们直接傻眼，画面也随着新闻直播曝光。不过，该段39秒影片在网路流传后，拍下这段影像的记者先是传出失踪，最近被证实陈尸住处。

根据《苏丹邮报》（Sudans Post）等外媒报导，马雅尔迪特上周出席首都朱巴至加札尔河大区（Bahr el Ghazal）段高速公路第一期工程的落成典礼，岂料他与众多官员右手扶胸演奏国歌时，竟突然有尿液从他的裤底渗出，总统尿失禁的画面随着新闻直播放送到每家每户的电视机前。

一名在南苏丹国营电视台SSBC工作的记者透露，自从总统尿失禁的画面被无意播出后，当局对此大为光火，因此指示安全部队针对记者进行搜索，以厘清涉嫌犯罪的人，就连总统办公室的安全人员也要求帮助确认”嫌犯”的身份。

该位匿名的SSBC记者表示，”我们在SSBC的一些同事被迫帮助找出作恶者，这是在影片被公开后立刻发生的，他们甚至还搜查了我们的手机，似乎仍在寻找该名记者的下落。”

该位记者补充说明，”听说在首都朱巴的3名记者失踪了，但无法证实迄今为止的谣言是否为真，还是与国家安全局（NSS）有关。”

不过，有网友却在奈及利亚的新闻网路论坛”Within Nigeria”透露该名记者的死讯，该名记者被发现陈尸在住处。从该记者留在桌上的纸条来看，该名记者事后经常责怪朋友，因为朋友将该影片分享给了一位前职摄影师，摄影师在痛苦中失去了工作，他认为自己”疏忽大意”，才会让这段影片被曝光。

马雅尔迪特是南苏丹2011年独立以来的首任总统，虽然他承诺独立后的南苏丹将享有民主、平等、正义，但却不接受同性恋行为，他在国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在国内长期主导的一场冲突导致国内82%的公民处于贫困中。

2016年，非政府组织”无国界记者”将马雅尔迪特列入”新闻自自由掠夺者”名单内，认为南苏丹境内的新闻自由程度受到很严重的管控，”南苏丹是最敌视记者、且最危险的非洲国家之一，已有十几名记者惨遭杀害，凶手依旧逍遥法外。”

网民嚎叫：

BKL 发表评论于 2022-12-22 11:03:30

哈哈哈!虽然有点尴尬，年纪大，人们会体谅的！

Panda-2020 发表评论于 2022-12-22 07:20:00

哈哈哈 没有戴屁布

老李子 发表评论于 2022-12-22 07:10:18

小学生怎么能不用一个呢？

Lacedaemon 发表评论于 2022-12-22 06:48:24

拍摄总统的，暴尸街头。泼墨总书记的，关进疯人院

nyfan 发表评论于 2022-12-22 05:19:00

还是败灯聪明，尿不湿不离身

BeckyLin 发表评论于 2022-12-22 05:12:00

又是一个黑社会统治的国家。

US_Lion 发表评论于 2022-12-22 01:41:14

就快会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了。毛主席当年接见菲律宾总统夫人时也是失禁尿的不多。

谢选骏指出：毛泽东尿失禁的镜头被裁剪掉了。但是毛泽东见了女人流口水的下流样子却无法裁剪，全国人民都看见了，世界人民都看见了——完全可以和南苏丹的食人族尿失禁，“屁美”了。当然，毛狗见了选美老女还流口水，叫做“媲美”也无妨了。年纪大了不要紧，年纪大了不肯退休，占着毛坑乱杀人，才是要害。


【75、斯大林三世与毛泽东三世】


《普京的永恒战争》（ROGER COHEN 2023年9月12日）报道：

穿过高耸的松林和人迹罕至的草地，通往西伯利亚南部贝加尔湖的道路蜿蜒经过墓地，鲜艳的塑料花标记着在乌克兰丧生的俄罗斯人的坟墓。这里远离波将金村庄般的天堂莫斯科，战争的痕迹历历在目。

在湖的东岸，白色翅膀的海鸥跳入铁蓝色的湖水，35岁的尤利娅·罗里科娃经营着一家旅店，兼做儿童夏令营。她距离前线约5600公里，但战争在她的家庭和她的脑海中萦绕不去。

“我的前夫想去打仗，他说这是他的职责，”她说。“我说，‘不，你有一个八岁的女儿，做她的父亲是更重要的责任。’”

“在乌克兰，人们毫无理由地死去，”她说。

她告诉我，他终于明白了，并留下了，她的眼神似乎在说：我的生活只是另一种普通的俄罗斯生活。也就是说，一个单亲母亲的生活——在一个离婚率在世界上居前列的国家，在一个陷入苦战的国家，在一个与普京认为纯属虚构的邻国作战的国家，几千万俄罗斯人像她一样，同那里有着家庭、文化和历史的联系。

我在俄罗斯待了一个月，这个国家的面积几乎和美国和加拿大加起来一样大，我在这里寻找一些线索，以解释它为何会在民族主义情绪的驱使下无端卷入一场战争，以及它在这场持续了超过17个月的战争中的情绪——曾经被认为会是一场闪电战式的冲突，结果却变成了挥之不去的噩梦。据驻莫斯科的美国外交官估计，这场像9·11一样彻底改变了世界的战争，自2022年2月24日以来，已经夺走了20万人的生命，双方的死亡人数大致相当。

尤利娅·罗里科娃说，“在乌克兰，人们毫无理由地死去。”她说服了前夫不要加入这场距离他们在西伯利亚的家数千公里的战斗。

尤利娅·罗里科娃说，“在乌克兰，人们毫无理由地死去。”她说服了前夫不要加入这场距离他们在西伯利亚的家数千公里的战斗。

我从西伯利亚前往俄罗斯与乌克兰西部边境的别尔哥罗德，穿越令人眩晕、塑造了俄罗斯人的自信的广袤大地，我发现这个国家不确定自己的方向或意义，在普京培育的辉煌神话和日常生活的挣扎之间摇摆不定。

一路上，我遇到了恐惧与狂热的好战情绪，也遇到了坚持挺过一场持久战的顽强耐心。我发现苏维埃人非但没有灭绝，反而以一种改良过的形式，连同屈从的习惯，继续存在着。因此，在国家电视台不遗余力的宣传下，普京的老套路——金钱、编造神话和谋杀威胁——基本得以保留。

但我也听到了像罗里科娃这样矛盾的声音，还有一些人提出了完全不同的意见，尤其是这个代沟明显的国家中的年轻人。

正是这种反抗，对这场看起来七零八落的战争不耐烦，对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特权阶层漫不经心的不耐烦，构成了瓦格纳集团创始人叶夫根尼·普里戈任6月底领导的短暂反抗的背景。他将他的兵变命名为“正义行军”并非没有原因。

纪念纳粹德国战败的胜利日已经成为将过去的冲突与现在的冲突融合在一起的活动。

“普里戈任的反叛是许多社会问题的症状，但他能不受阻碍地向莫斯科挺进也表明，对于所有军队是否都会参战，有一种紧张情绪，”卡内基俄罗斯欧亚中心高级研究员亚历山大·鲍诺夫说。“普京显然不想下令开火，因为他不确定是否会被执行。”

出于其他原因，让普里戈任在短期内成为殉道者风险太大。瓦格纳在避免不受欢迎的征兵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招募了成千上万的罪犯，让他们在乌克兰的激烈战斗中首当其冲。即便说70岁的普京没有眨眼，他肯定也是缩了一下的。

然而，在领导俄罗斯23年之后，随着乌克兰南部和东部的战斗愈演愈烈，普京仍然牢牢掌握着权力。他早在2000年执政之初就认识到，正如作家玛莎·格森所言，“战争几乎和镇压一样好，因为它们会让任何想把事情搞复杂的人失去说服力。”

无论是车臣、格鲁吉亚还是乌克兰，他总是用战争将俄罗斯人团结在简化的民族主义神话中，把他们带到简单化的结论面前，即他日益高压的统治如此不可或缺，必须永远存在。

尽管如此，战争必须尽可能地隐形，只有像乌兰乌德这样靠近贝加尔湖、距离蒙古边境不远的地方才会有。这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向新雇佣兵支付约2500美元的月薪来实现的，这对于典型月薪500美元的地区来说是一笔巨款。

“金钱是人们参加战斗的主要原因，“罗里科娃说。“按照我们的收入标准，为志愿兵的报酬太疯狂了。”

今年2月，瓦格纳集团雇佣兵的葬礼在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一个村庄郊外举行。

今年2月，瓦格纳集团雇佣兵的葬礼在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一个村庄郊外举行。

但普京在俄罗斯最偏远地区的挥金如土只会让战争显得更为刺眼。年轻的新兵在机场排队等待飞往莫斯科的航班，然后从那里经陆路前往顿河畔罗斯托夫，再进入乌克兰，战争的印记铭刻在他们恐惧的脸上，埋藏在墓地新翻的土壤里，死去的年轻人在那里安息。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恐怖的战争气息。

罗里科娃最好的朋友的人生伴侣2月死在乌克兰，抛下了她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她同父异母的兄弟逃到了格鲁吉亚。她的祖父来自乌克兰顿涅茨克地区，这种家族纽带让她更加痛苦。

罗里科娃凝视着窗外波光粼粼的广阔湖泊，这里蕴藏着世界上20%以上的淡水。风突然刮起来了；海鸥用力拍打翅膀防止被大风吹跑。她说，她试图从大自然中汲取智慧，寻找躲避战争动荡的避难所。

至少为了女儿瓦莱丽娅，罗里科娃希望战争能在两年内结束。“我们听到的是一种真相，他们听到的是另一种真相，“她说。“但为什么我们就得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互相残杀呢？”

莫斯科的新沙皇

在远离乌兰乌德的莫斯科，迪奥的门店挂着“因技术原因关闭”的告示，已退出俄罗斯市场的星巴克被重命名为“Stars”，这么做有些可笑，然而除此之外，西方制裁似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地铁里一尘不染；日俄融合美食十分受欢迎，到处都是这样的餐厅；大多数事情都是通过手机无接触支付处理；豪车云集，多得离谱；互联网运作流畅得无可挑剔，就像整个俄罗斯一样。

我们在任何地方都看不到这场战争，除了在国防部的广告牌上，以及不久前在普里戈任的（如今前途未卜的）瓦格纳集团广告牌上，该集团试图用诸如“英雄不是天生的，英雄是做出来的”之类的口号来吸引新兵。

这些广告牌通常在众多新建的高层建筑上，建筑都有英文名字，如Trendy Towers（时尚大厦）或High Life（上流生活）。尽管普京竭尽全力诋毁西方，它在俄罗斯人的想象中仍然酷炫。

40年前我第一次来莫斯科，当时它是一座没有颜色的城市，在共产主义的贫困中勉强维持着。看看今天的莫斯科，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普京赢得了他的同胞如此多的尊重。他打开了俄罗斯的大门，却又猛然将西方关在门外。他还对其进行了现代化改造，同时完整地保留了与俄罗斯过去的联系。

在莫斯科市中心最繁华的地区，俄罗斯国家杜马副主席、伟大小说家列夫·托尔斯泰的直系后裔彼得·托尔斯泰坐在一家俯瞰着主教池塘的咖啡馆里，他露出了自信的表情，咖啡馆里，一群有钱人正吃着大蟹钳和其他美味佳肴。

我问他俄罗斯打算如何支付长期战争费用，他反驳道：“我们通过印度向欧洲销售石油来支付这一切。”

这是虚张声势，但也有一定道理。俄罗斯失去欧洲市场后做出了迅速调整，向亚洲出售石油，而印度也将部分石油精炼后出售给欧洲。

“我们的价值观不同，“托尔斯泰说。“对于俄罗斯人来说，比起我们国家的完整性和维护俄罗斯世界，自由和经济因素都是次要的。”

普京的统治就是要重建这个想象中的俄罗斯世界，或者说“俄罗斯米尔”，这是一个围绕着永恒的俄罗斯文化和帝国领域理念而建立的复仇主义神话，乌克兰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乌克兰却决定成为一个独立国家，这永远不可原谅。

至于未来，普京几乎没有说什么，人们只能猜测。

除了电视上，普京的形象在莫斯科或俄罗斯其他地方都很少见，尽管他最近外出的次数增加了一些。他在暗处进行统治，不像肖像随处可见的斯大林。没有那种对领导人的崇拜，像法西斯制度所青睐的那样。然而神秘也有其自身的吸引力。普京的权力影响到所有人。

这不难看出：保镖冲进莫斯科的高档餐厅，为这个体制中的某些头目或寡头腾出空间，在这个体制中，必须对总统付出坚定不移的忠诚，才能获得巨大财富。

最重要的是，正是出于恐惧，人们压低声音、犹豫不决，不敢说出普京双重思想中的那个险恶之词——“战争”。

冷战的苏俄学，变成了另一项同样艰巨的任务：透过克里姆林宫的重重迷雾，弄清普京这位新沙皇在想什么——如今，他已经在自己执政的暮年。

高压政策愈发凶狠，普京在乌克兰发起的战争，几乎全然不考虑自己的决策会造成什么后果，这种特质正是约翰·勒卡雷曾说的“精神变态的一项首要条件”。

普京主义是矛盾事物的后现代汇集。它是伤春悲秋的苏联怀旧与黑手党式资本主义的结合，是对东征教会的虔诚和无所不在的破碎家庭的结合，是对“单极”的美国世界的猛烈攻击和俄罗斯帝国起死回生后的出击的结合——这一切都是通过对不同意见的无情镇压实现的，必要时会采取暴力手段。

在俄罗斯有一个让人越来越解除戒备的现象，它看上去很像美国或欧洲，但其实并非如此。它是“运行在一种不一样的软件上的，”法国大使皮埃尔·列维对我说。对国家秘密的定义在不断改变。

我得到的建议是，不要接受除了菜单以外的任何文件，即使是点菜也尽可能扫二维码。

在俄罗斯武装部队大教堂的义务兵，向“俄罗斯人民的勇武功绩”致敬。

与过去的纽带得到维持，普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让斯大林重回人间，尽管没有古拉格。

真正的普京信徒

在距离莫斯科五个时区的乌兰乌德，一座废弃的苏联时代燃煤发电厂喷出浓烟，笼罩在有波纹铁屋顶的木屋上。重达42顿的世界最大列宁头像，至今在这座人口超40万的城市的中央广场上耸立着。

这座静悄悄的城市，如今是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的首府，冷战时期，这里是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的生产中心，外国人不得进入，现在它再次卷入一场与西方的战争，而列宁的苏维埃联盟的解体，正是这场战争的根源所在。

59岁的经济学家亚历山大·瓦西里耶夫即将第二次前往遥远的前线，他和国防部签了那种价值2500美元的合同。

去年十二月，他的挚友维克多·普利卢科夫在索莱达尔附近被乌军火炮击中丧生。几天后，瓦西里耶夫被一枚榴弹炸上了天。“我不太擅长飞翔，”他说。他带着受了重伤的肩膀回到西伯利亚，如今基本已经痊愈。

“钱当然是好东西，但那不是我重返的主要原因，”瓦西里耶夫说，他身形健硕，经常在他那间苏联时代的公寓里举铁。

“参战是对祖国应尽的义务，”他说。“我们的祖父1945年一直杀到柏林，就为了确保我们不用跟一个敌国作邻居。我们不会让美国给我们安插这么一个邻居。”

许多人对普京深信不疑，59岁的亚历山大·瓦西里耶夫就是这样，他将再次上前线。“我是出于对祖国的责任而战。”他说。

他的厨房墙上有一个钟在说这番话的同时，钟面上的普京和他的跟班——有时当他的替身——迪米特里·A·梅德韦杰夫直溜溜盯着他看。

“这个钟是我妈妈十年前给我的，因为她觉得我整天骂他们！”他说。“你知道的，我们俄罗斯人常有的抱怨，税收和腐败。我们骂沙皇、斯大林和他的古拉格集中营、叶利钦——然后我们接受现实。”

有的人则以更热忱的方式支持战争。44岁的尼古拉·沃罗德尼科夫邀请我去他的车库，他在那里修理车辆，准备送到前线去。他位于西伯利亚的车库已将大约100辆SUV和卡车运往乌克兰。

他本人曾在乌克兰的马里乌波尔作战，一座被俄军夷为平地的城市。2022年4月，沃罗德尼科夫在冲进那里的主要行政大楼时胸部中了两颗子弹。在接受紧急护理后，他回到乌兰乌德修养了好几个月。

和普京一样，他认为10世纪的基辅罗斯——其领土与今天的乌克兰部分重叠——是现代俄罗斯的诞生地，并且该地区一直是大俄罗斯不可分割的边疆。他说，俄罗斯和乌克兰是“一个整体”。

“身上长了个肿瘤——长在乌克兰，我们必须治，”他告诉我。“带来肿瘤的是美国人，他们去了他们没必要去的地方。我们的任务明确且即将达成，正义将得到伸张，法西斯主义将被击败。”

尼古拉·沃罗德尼科夫位于西伯利亚的车库已将大约100辆SUV和卡车运往乌克兰。普京“是上帝派到俄罗斯的，”他说。

我问他怎么看普京。“他是上帝派到俄罗斯的，”他说。

神奇的解决方案

在恐怖时期，广大民众要么热情高涨，要么顺从，要么精于算计，要么畏首畏尾。相比之下，一些勇敢的人会转向内心的指南针。

39岁的叶夫根尼·弗拉索夫的麻烦始于去年底，当时他开始在Vkontakte（简称VK）上发表批评评论，VK相当于俄罗斯的Facebook。

弗拉索夫是乌兰乌德的一名电气工程师，个头高瘦，有一种坦率和无畏，他发了一张来自反对派网站的图片，说明了战争造成的伤亡。

图片显示，战争中每死亡一个莫斯科人，意味着达吉斯坦共和国死亡87.5人；他居住的布里亚特共和国死亡275人；以及图瓦死亡350人，图瓦是一个亚洲少数民族的家园，也是俄罗斯最贫困的地区。

所有征兵广告牌上的图像几乎都是俄罗斯白人，与之相反的是，在前线阵亡的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俄罗斯少数民族，Mediazona等独立新闻媒体证实了这一情况。这就是弗拉索夫要表达的。

他的朋友告诉他停止发帖。他不理会。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无名小卒，没有人会对他的反战视频感兴趣。

弗拉索夫的朋友们大多钦佩普京，他们问他上次看电视是什么时候。他回答说：“我十年前就不再看了。都是垃圾。这就是为什么我有不同的观点。”

什么样的观点？

“我一直很愤怒，”他说。“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去年必须攻击乌克兰。没有什么正常的理由。”

弗拉索夫认为，总统已经迷失了方向。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的过程非常顺利，普京认为消灭乌克兰也很容易。

“唯一的问题是，”弗拉索夫说，“乌克兰一直在做准备，而普京的亲信却一直在偷窃数十亿美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士兵在四处寻找袜子。”

思索片刻后，弗拉索夫说：“普京是个小偷。乌克兰战争向俄罗斯人展示了为建造他的宫殿而损失了多少资金。”

去年12月，一名警察打电话命令弗拉索夫到当地派出所报到。弗拉索夫询问原因。对方没有给出任何理由。不管怎样，他还是去了。他被问那些含有批判战争的社交媒体页面是否是他的。他说是的。

警方整理了一份报告，称他已经认罪——但他没有——并且如果他再犯，他将被罚款6万卢布（约合630美元），还会被监禁。

弗拉索夫聘请了一位名叫纳德日达·尼佐夫金娜的律师，她是乌兰乌德政治反对派的活跃人士。“我为言论自由而战，但我也与正在发生的一切作斗争，”她告诉我。“根据宪法，我的当事人应该可以自由地发布他想要发布的内容。”

在过去的六个月里，弗拉索夫已三次出庭。他的罚款最终减半，然后在4月被取消，但他尚未收到任何表明已结案的官方信息。

弗拉索夫想要离开俄罗斯，他的孩子分别是10岁、9岁、4岁和2岁。他看不到一家人在乌兰乌德的未来。他的梦想是去加利福尼亚州当电工；他认为妻子可以在美甲沙龙找到一份工作。

“普京在位太久了，孩子们都不会问下一个总统会是谁，他们问下一个普京是谁，”他说。“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弗拉索夫回忆起2021年参加声援阿里克谢·A·纳瓦尔尼的示威活动，也就是那位被关押的反对派领袖，这周他又被判了19年徒刑，监狱的条件十分恶劣。“有很多人在抗议，”他说。“普京的支持率在下降。”

两年下来，他的一些曾经参加抗议的朋友已经成了普京的支持者，他把这种态度的转变归咎于“战争带来的神奇解决方案”。

我们约定第二天在南方公墓见面，那里距离乌兰乌德40分钟车程，坐落在一片松树林中。市中心的墓地已经没有更多空间了。

我们漫步穿过广阔的墓地，经过骨瘦如柴的流浪狗和野餐桌，还有阳光下闪闪发光的大束彩色塑料花，周围是新挖的士兵坟墓。

墓地的一整块都留给乌兰乌德的战死者。

一对老夫妇正在准备一个坟墓，他们铲土，夯土。在他们准备安放的墓碑旁边，地上放着一个水平仪。

我问他们埋葬的是谁。

“我们的孙子。”

他多大了？

“19”。

出了什么事？

“乌克兰的事。”

墓碑上写着：安德烈·马利克，生于2003年5月4日，卒于2022年10月31日。

当我读着这段铭文时，他们的女儿走过来，威胁说，如果谈话继续下去，她要就打电话给无处不在的联邦安全局。

重新打一场旧仗

5月30日，布里亚特共和国成立100周年庆典在华丽的乌兰乌德歌剧院举行，天花板上悬挂着苏联飞机的壁画，机身上有红星和印着列宁肖像的苏联国旗。

该国首脑阿列克谢·齐杰诺夫是普京领导的统一俄罗斯党成员，他发表了半个小时的讲话，赞扬在“二战”中牺牲的3.9万名布里亚特人。然后，他表彰了八名在当前战争中被授予“俄罗斯英雄”称号的当地士兵。

他将勋章别在其中三位英雄的衣襟上，又别在几位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老兵的衣襟上，全场起立鼓掌。

这是普京策划的将两场战争牵强融合的完美写照。

“今天，新一代再次扮演了纳粹主义征服者的角色，”齐杰诺夫宣称。“我们的军队会赢的。在历史的各个阶段，总有人希望我们遭殃。但我们克服了所有障碍。”

布里亚特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庆典上，过去和现在的英雄们都别上了勋章。

“新一代的人再次扮演了纳粹主义征服者的角色，”普京所在政党的布里亚特州长说，他指出两场冲突之间的历史联系。

“新一代的人再次扮演了纳粹主义征服者的角色，”普京所在政党的布里亚特州长说，他指出两场冲突之间的历史联系。

随后是一场具有苏联风格的戏剧表演，其中包括一个全男性舞蹈团，他们随着一首歌颂煤炭生产的赞美诗旋转舞动，向下挥动手臂，唱着：“是的！是的！煤炭生产是我们的责任，整个俄罗斯支持我们！”

在外面，气氛没有那么欢欣鼓舞。

对许多人来说，平均每月几百美元的工资意味着艰苦的生活。

伊琳娜·康措娃的两个女儿七岁和九岁，她们是从电视上得知了33岁的父亲马克西姆·康措夫去年在乌克兰去世的消息。她感觉自己无法对她们说出口。她的大女儿玛格丽塔早早从学校回来，看到电视上宣布她的父亲获得了俄罗斯金星英雄奖。

我们开车去了那对夫妇第一次见面的高中。学校正面新贴了一块牌匾，是为了纪念康佐夫的英勇行为，他在遥远的土地上为一位年迈领导人的执念而牺牲。

康索娃是林业专家，她站在牌匾旁边。“你无法击垮俄罗斯人民，”她说。“尤其是俄罗斯女性。”

伊琳娜·孔索娃在纪念其前夫马克西姆·孔索夫的牌匾旁。

看着她，我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一切带来的浪费，没有父亲的孩子，纠缠不清的历史留下的有毒遗产，以及所有那些为纪念战争的血腥牺牲而颁发的奖章。

“沉默之塔”

诺贝尔奖得主、独立报纸《新报》（Novaya Gazeta（主编德米特里·穆拉托夫在莫斯科的办公室已被关闭，去往那里的路上会经过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的办公室，她因报道俄罗斯在车臣侵犯人权的行为，于2006年被普京政权杀害。

她的书桌上放着打字机，还有她的眼镜、笔记和一本书，书的标题总结了普京时代的有罪不罚现象：《调查无定论的历史》（History of an Inconclusive Investigation（。

你要走过自2000年以来被杀害的另外六名《新报》记者的照片。他们以不同的方式遵循了伟大的战时摄影师罗伯特·卡帕的格言，穆拉托夫在诺贝尔奖获奖感言中引用了这句话：“如果你的照片不够好，说明你离得不够近。”

61岁的穆拉托夫坐在一间挂着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照片的办公室里，这位领导人现在受到许多俄罗斯人的唾弃，他拒绝共产主义，支持言论自由、企业自由和开放边界。

上世纪80年代末，他的改革和开放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并以和平而短暂的方式让分裂的欧洲在自由中团结起来。在这张照片中，于去年去世的戈尔巴乔夫拿着一个鸡蛋。

“他对待活物非常小心，”穆拉托夫告诉我。“他是一个农民。他珍视生命。现在，在我们国家，死亡比生命更重要。”

“我们是一个窒息的社会，”被关闭的独立报纸《新报》的编辑德米特里·A·穆拉托夫说。

过去17个月就像送葬队伍的行进。政府开战没多久就关闭了《新报》以及其它一些最独立的媒体。报社的一个分支《欧洲新报》目前在拉脱维亚的里加出版。穆拉托夫还是待在俄罗斯，他称这是个“视真相为犯罪”的国家。

宣讲真相的人——纳瓦尔尼、大声批评克里姆林宫的弗拉基米尔·卡拉-穆尔扎、批评战争的伊利亚·雅辛、戏剧导演叶夫根尼亚·贝尔科维奇和无数作家与诗人——都已经身陷囫囵。

“我们是个窒息的社会，”穆拉托夫说。“俄罗斯已经成为一座无声的巨塔。”

他说，没人知道国家是怎么想的。唯一知道的是老一辈像信教一样相信普京。

至于年轻人，自开战以来已经有多达一百万最优秀、最明智的年轻人离开俄罗斯。穆拉托夫说，这些人不想杀人和被杀。他们不认为荣誉可以通过流血来获得。他们倒是相信，荣耀在艺术和知识中。他认为，要取代这群人，需要经历一个或几个世代的时间。

在俄罗斯还有一些愤怒的年轻人。

在临近俄乌边境的别尔哥罗德地区，乌克兰的越境攻击迫使数万俄罗斯人逃离家园，我在这里遇见了19岁的伊利亚·科斯秋科夫。

牧师在为应征入伍的士兵祈福。自战争开始以来，多达100万不想杀人或被杀的俄罗斯年轻人逃离了家园。

靠近俄罗斯西部边境的别尔哥罗德地区的舍贝基诺遭到乌克兰人的反击。

他在去年因为反战而被大学开除，不过他已经学到了足够多的知识，足以从事他称为“律师”的工作，主要是帮助迫切想要避免上前线或离开前线的俄罗斯人。

“我们在政府最高层放了个FSB的人，我们让土匪来运作和统治，我们觉得，无论出了什么问题，都可以通过一场选举来修正，”科斯秋科夫说，“但是等人们开始明白过来已经晚了——于是现在就这样了！”

在俄罗斯生活表象之下，潜藏着一场剧烈的代际冲突。冲突何时爆发尚不得而知，但看起来总有一天会爆发。

在莫斯科，我问穆拉托夫是什么促使普京对乌克兰发起无所顾忌的侵略。

“他对西方产生了极度的厌恶，”穆拉托夫说。“这些领导人和政客会到莫斯科来，”上午去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坟前祭拜，与公民社会代表大谈人权，然后他们会去见普京，签下石油天然气合约。

伊利亚·科斯图科夫因反对战争而被大学开除，现在他帮助绝望的俄罗斯人避开或离开战争前线。

“他们卸任后，”他说，“普京会收买他们——前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前法国总理弗朗索瓦·菲永——他们都欣然接受普京的钱。于是他就得出结论，西方嘴上说的价值观都是垃圾。”

在穆拉托夫看来，普京还得出了另一个结论：西方各国抓住后苏联时代俄罗斯的弱点，抹杀红军在1945年一路杀到希特勒的柏林这样的功绩。西方因此侮辱了2700万在战争中丧生的苏联人，这其中就有普京的哥哥。他的父亲当时身受重伤。

西方是通过将北约东扩至俄罗斯边境来实现这一目标的，在普京看来，这本身就是背信弃义。

“于是普京决定，要获得已经结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穆拉托夫说。“他要保护那场战争的胜果。这就是为什么要告诉我们，我们是在和纳粹和法西斯作战。”

苏联专制共产主义统治的结束，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都奇迹般地没有流血，但现在看来，其实并非如此。

一种新的国家意识形态

在普京看来，战争的性质已经扩大，成为对西方的文明之战。它也许是在乌克兰进行，但莫斯科的敌人远不止于此。

用俄罗斯外国情报机构负责人谢尔盖·纳雷什金近日的话说，美国、欧洲和北约现在被一致认定为“彻头彻尾的恶魔崇拜”之源。

既然成了意识形态战争，就会愈发难以控制。“目前完全没有和谈的基础，”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迪米特里·S·佩斯科夫对我说。“我们会在可见的未来继续这场行动。”

反西方的恶言恶语已经达到光怪陆离的程度。这是一种正在成形的国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为接下来几十年的潜在冲突埋下伏笔。

上世纪90年代，对自由主义充满热忱期待的俄罗斯通过了一部宪法，其第13条写道，“任何意识形态不得被确立为国家的或必须服从的意识形态。”三十年后，普京的俄罗斯正加速走向一种秉守保守主义价值观的新官方意识形态。

包括司法部长康斯坦丁·丘琴科在内的一些人提出了修宪废除第13条的可能性。

这种反西方意识形态是围绕东正教会、祖国、家庭和“精神高于物质”的观念建立起来的，后者在普京于11月发布的关于精神和道德价值的政令中得到体现。

政令宣称美国以及“其它不友好的外国政府”是敌人，意图培育“自私、悲观、背德和对爱国主义理想的否定”，并且要“通过推广非传统的性关系来摧毁传统家庭”。

如果说在冷战中西方被描绘为冷酷资本主义的恐怖大本营，那么在现在的俄罗斯看来，它是性改变、变装皇后泛滥、野蛮的性辩论和LGBTQ称霸的源头。

“面对西方公然利用乌克兰的人肉发起的战争，俄罗斯还要忍耐多久？”背景深厚的俄罗斯外交专家谢尔盖·卡拉加诺夫在接受采访时说。

“核战的风险很高，并且越来越高，”他说。“这场战争就是加长版的古巴导弹危机，但这一次面对的是否定母性、父母之道、性别、爱国、信仰、神明等正常价值观的西方领导人。”

俄罗斯这种几乎不加掩饰的核威胁是这场对西方的厉声讨伐行动的一部分。从3月底到5月，俄罗斯一直在表示，一个正面冲突的新阶段已经到来。

《华尔街日报》记者埃文·格尔什科维奇被以间谍罪名逮捕，这是冷战以来第一次逮捕外国记者，美国政府和他所在的报社都强烈否认这一指控。四个月后，他仍在莫斯科的列福尔托沃监狱忍受煎熬。

过去近75年来一直处于俄美合作核心的莫斯科英美学校在5月12日的法庭裁决下彻底关闭，一家地方报纸指责该校传播LGBTQ价值观。

在接下来2024年3月的俄罗斯总统大选中，普京无疑会毫无顾忌地利用这种意识形态的讨伐和在乌克兰的战争。他的再度当选几乎是板上钉钉，他将得到一个之后可以继续连任的六年任期。

《华尔街日报》记者埃文·格什科维奇在莫斯科一家法院受审，他是冷战以来第一位被捕的西方记者。

去年在莫斯科一家同性恋俱乐部举行的万圣节狂欢，尽管有国家宣传，派对仍在继续。

“我们的总统选举其实不算民主，只是昂贵的官僚政治，”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普京先生明年将以超过90%的得票率再次当选。”

普京的支持率唯一一次出现下跌是在去年9月，也就是下达局部动员令的时候。“我们看到普京的民调出现30年来最大幅度的隔夜下滑，”俄罗斯唯一大型独立民调机构勒瓦达中心的主任丹尼斯·沃尔科夫在莫斯科对我说。“战争突然出现在了眼前。”

据专注于登门调查的勒瓦达的数据，普京的支持率从80%跌倒了50%左右。此后普京的支持率恢复到了80%左右，至于民调在当前环境下能有多可靠就见仁见智了。

尽管与大量证据相左，普京仍坚称乌克兰是一个法西斯和纳粹控制的国家，并且西方想把乌克兰变成又一个性别转换道德堕落的大本营，因此他成功地将一场侵略战争变成了卫国战争，本质上是在拯救俄罗斯，让它的实体和道德构造免遭被肢解的命运。

去年在莫斯科，一名俄罗斯义务兵正在拥抱他的伴侣。

莫斯科，学生们奔向胜利博物馆。

“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在位数十年的当权势力会使用的那种四平八稳的语言，”卡内基俄罗斯欧亚中心的鲍诺夫说。“这是一个掌握核武的大国，在散发出一种革命者的炽热。”

浪漫主义者普京

在普京时代末期有一种镜像效应。他对西方和乌克兰的指责——侵略、法西斯主义、核威胁——成了他自己的行动。乌克兰的马里乌波尔在2023年被俄罗斯夷为平地的样子更像1943年被纳粹摧毁的斯大林格勒（今伏尔加格勒）。

这位俄罗斯领导人心中的复仇之火在乌克兰战争前夕达到了顶峰。因苏联解体而失去克里米亚成为一个久久不愈的伤口，因为俄罗斯人普遍认为那是国家历史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

“普京执着于他所认为的公道，”阿里克谢·A·韦涅季克托夫说，他的电台“莫斯科回声”曾经很受欢迎，但在战争开始后很快遭到取缔。“他在2014年对我说，‘你可能对克里米亚的并入有不满，但那是正当的。’”

韦涅季克托夫说他跟普京很熟。他认为所有人，包括他自己，都对这位俄罗斯领导人有误解。

“我们看不到那个肩负着复仇历史使命的普京，”他告诉我。“我们以为他是一个腐败的家伙，出身贫困家庭，想要游艇、宫殿、女人和金钱。我们不觉得他是个认为苏联的解体不公平的克格勃官员。我们认为他是个冷血自私的人。事实上，他是个浪漫主义者。”

“我们看不到那个肩负着复仇历史使命的普京，”阿列克谢·A·韦涅季克托夫说。

民族主义不是法西斯主义，但它是法西斯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诺以虚幻过去的名义改变现在，打造一个除了荣耀之外，在各方面都很模糊的未来，这就是它的永恒本质。

对普京来说，历史是塑造当前事件的工具。他对历史真相完全不感兴趣，”奥列格·奥尔洛夫说。他是一位重要的人权活动人士，担任“纪念”团体的负责人30多年，该组织于2021年被取缔。

现年70岁的奥尔洛夫目前正在受审，罪名是“采取公开行动，诋毁对俄罗斯联邦武装部队的使用”。他最多可面临三年的监禁。

多年来，普京政权动用了一切手段来重振和重塑历史。“我的历史”主题公园遍布各地，俄罗斯人记住他们的英雄事迹，从13世纪抵抗蒙古人到纳粹入侵。围绕军事主题开展的课程和课外活动也向孩子们灌输了这种思想。

5月9日的胜利日庆祝活动中，数以百万计的俄罗斯人举着先烈的画像在全国各地游行，这是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庆祝的一大特色。然而，今年，在一场低调的仪式上，这些所谓的“不朽军团”活动被取消了。

即将离任的德国驻俄罗斯大使格萨·安德烈亚斯·冯·盖尔告诉我：“也许克里姆林宫担心有人会拿着在乌克兰阵亡儿子的照片游行。”

俄罗斯的孩子们在围绕军事主题的课程和课外活动中接受灌输思想。

今年的胜利日纪念取消了游行中展示烈士画像的活动。

去年战争开始时，奥尔洛夫独自站在红场上，举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1945：一个战胜法西斯主义的国家。2022：一个法西斯主义获胜的国家。”

他告诉我，现在有两个选择。第一种是普京以某种方式被取代，然后开始一段改革时期，就像斯大林之后的赫鲁晓夫时期一样。

“第二种选择更为现实，那就是普京政权继续存在，俄罗斯慢慢消亡，”奥尔洛夫说。“它将落后于其他国家，为了使这个政权稳定，镇压会加剧。”

三位西方驻俄罗斯大使在莫斯科告诉我，普京几乎肯定拥有足够的国家支持和资金支持，让他至少再打18个月到两年的战争。

我问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被吞并的四个省之外，俄罗斯是否希望获得更多的乌克兰领土。

“对普京来说，历史是塑造当前事件的工具，”著名人权活动人士奥列格·奥尔洛夫说。

“不，”他说。“我们只想控制我们现在写进宪法的所有土地。”

俄罗斯陷入漩涡

贝加尔湖上的渔业博物馆是一座部分沉入水中的木制建筑，已正式关闭。但客栈老板罗里科娃认为有必要看看它，于是她打开了锁着的门，眼前过去一个世纪以来俄罗斯的缩影。

到处散落着放咸鱼的木桶、雪橇、渔网、长凳，以及渔民们乘着木船驶向浩瀚湖面的褪色照片。我想起了法国哲学家罗兰·巴特的一句话：每一张老照片都潜藏着灾难。

墙上挂着卫国战争时期的苏联海报：“大鱼上前线！”“赶超计划是所有渔夫的责任！”

一桶桶咸鱼被拖过数千公里的俄罗斯大草原，给红军带去滋养，让他们一路打到希特勒统治的柏林，这样的景象似乎概括了苏联人的巨大决心和牺牲，普京坚称，他必须通过更多的战争来纪念这种决心和牺牲。

“没有人来问我们：我们是否想要这场战争？”罗里科娃说。

在从贝加尔湖返回乌兰乌德的路上，普京为扭转历史而发动的战争的代价是随处可见的。

墓园里埋葬着安德烈·梅佐夫，这名2000年出生的海军步兵于2022年3月6日死在了乌克兰。他来自附近的塔洛夫卡镇，曾在国立贝加尔大学读书，并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军队服役。

一面海军步兵旗在花束上方飘扬。旗帜上写着海步口号：“所到之处，皆是胜利。”

贝加尔湖的渔业博物馆里，褪色的照片和共产主义时代的海报展现了苏联的决心。

克里姆林宫附近的一处小型纪念地，反对派领袖鲍里斯·Y·涅姆佐夫于2015年2月27日在这里被枪杀。

每次我去墓园探视战争死难者的坟墓，FSB特工都会把车停在50米开外的地方，作为一种委婉的提醒。

在莫斯科的最后一天，我去了毗邻克里姆林宫的莫斯科河大桥。一处小型纪念碑标出了反对派杰出领袖鲍里斯·Y·涅姆佐夫在2015年2月27日被枪杀的地点，那是一场明目张胆的政治谋杀。

这里总有人在守护，确保纪念花束的新鲜的。这一天，这个任务落到了阿尔卡季·科尼科夫身上，他告诉我：“涅姆佐夫是个诚实的政客，这是很不寻常的。他是个勇敢的人，一个伟大的人。”

涅姆佐夫去世前一年，也就是大约十年前俄罗斯在乌克兰顿巴斯地区挑起的战斗开始时，他在自己的Facebook页面上写道：“普京已对乌克兰宣战。这是一场自相残杀的战争。俄罗斯与乌克兰将会因为这个精神不稳定的秘密警察特工的血腥疯狂而付出惨痛代价。两国的年轻男性会死在战场。母亲和姐妹将伤心欲绝。”

前段时间，戈尔巴乔夫于2022年8月30日去世之前，《新报》主编穆拉托夫去探望了这位正躺在莫斯科医院里的朋友。曾做出给俄罗斯人自由这个决定的苏联领导人身体状况急剧恶化，已经基本失去意识。去世后，普京没有参加他的葬礼。

病房里有一台大电视。电视中一遍遍播放着乌克兰战火纷飞的影像。就在穆拉托夫离开时，他听到戈尔巴乔夫说：“谁会因此而高兴呢？”

谢选骏指出：人说——病房里有一台大电视。电视中一遍遍播放着乌克兰战火纷飞的影像。就在穆拉托夫离开时，他听到戈尔巴乔夫说：“谁会因此而高兴呢？”

我看——斯大林的亡灵会为此高兴，因为他终于有伴了！这个普京，就是斯大林三世。就像拿破仑三世继承了拿破仑的旗帜。谁是中国的毛泽东三世？


《拜登：没人愿意与习换位，中国经济正处于崩溃边缘》（美国之音 2024-06-05）报道：

美国总统乔·拜登（Joe Biden）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质疑了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说法，并说人们认为北京越来越强大的说法并不准确。他还再次表示，没人希望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交换位置。拜登在采访中还谈到了台湾、关税以及中国对美国总统选举的可能干预。

不愿意与习近平换位置，中国经济处于崩溃边缘

美国《时代》周刊杂志星期二（6月4日（刊登了对拜登总统的专访。在谈及中国的全球的影响力问题时，拜登再次表示，没有人愿意与习近平交换位置。

“你愿意与习近平交换位置吗？任何国家的人？这不是笑话。我很认真。”他说，中国人口老龄化严重，他们还“排外”。

“这个经济体怎么增长？他们的经济处于崩溃边缘。还有人说他们的经济在蓬勃发展？别扯了。”拜登补充道。

拜登去年2月7日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演讲时表示，“有没有任何一位世界领导人想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换位置”。第二天，拜登又再问了一次：“你能想到有哪一个世界领导人会想跟习近平换位置吗？”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目前被美国视为战略对手，在经济和全球影响力方面挑战着美国的领导地位。不过，新冠疫情以及中国的清零政策加速了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

首先是拜登谈到的人口老龄化。中国在今年月公布的最新人口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总人口减少了208万，出生率为6.39/千人，创历史新低。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今年1月份的数据，2023年末，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到2.9亿人，约占总人口的21.1%。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预计，到2035年，这一数字将增至4亿以上，占总人口的30%。大约有三亿目前年龄在50岁至60岁之间的中国人将在未来十年内退出劳动力市场。

与此同时，作为中国经济发展主要支柱之一的房地产市场在新冠疫情过后一直疲软。由于人口已经出现负增长，并且政府打击房地产商的过度开发，新房数量供大于求，房价一度下跌。安邦智库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房地产逐渐下沉的大趋势很难改变，房地产寒冬还远未过去。

分析：中国最大的债务危机就要到来

时事评论员章家敦（Gordon Chang（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认同拜登所说的“中国经济正处于崩溃的边缘”。他说，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债务危机马上要来临，就要经历自己的“2008金融危机”。

“中国经济模式已经枯竭。这个国家经历他们自己的2008。当时，中国领导人不愿国家陷入衰退，所以，他们采用了历史上最大的规模的债务刺激计划，现在是他们还债的时候了，但他们没有办法。”

2008年，金融海啸席卷全球，世界多家大型经济体倒闭或被政府接管，引发经济衰退。中国在当时出台规模庞大的“四万亿”投资计划（即扩大内需十项投资，总计约四万亿元人民币），快速拉动经济，提振信心，成功躲避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

章家敦认为目前中国的政府债务占GDP比率在350%左右，甚至更高。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22年美国债务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为115.7%，日本为216.5%，而到了中国则是“无此地区数据”。

尽管如此，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里·哈夫鲍尔（Gary Hufbauer（并不认同拜登所说的中国经济崩溃的说法。

“中国的经济2024年将增长5%，2025年和2026年将增长至少4%。中国没有通胀。它还有足够的财政空间来处理房地产市场的问题，”他对美国之音说。

“中国正在老龄化，但速度很慢。就像很多媒体评论员那样，拜登总统指出了中国的问题，但忽略了在经济层面，中国其实比很多发达经济体都做得更好，”他补充说。

5月29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中国2024年的经济增长率从4.6%上调到5%，并预计2025年的增长率将是4.5%。

为加征关税辩护

在访谈中，拜登还为上个月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进行辩护。5月14日，拜登宣布对包括电动汽车、计算机芯片、太阳能面板、关键矿产和医疗产品等新能源产品增加关税。外界担心这些关税将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导致美国消费者需要支付更加昂贵的价格。

“中国不能用倾销的方式来改变市场，用那些有政府补贴，像电动汽车那样的产业。我们不会容忍。”拜登说。

拜登强调自己只是希望中国与美国“按同一规则”来行事。“如果一个美国公司想在中国投资，它必须给中国运营商50%的所有权，51%的所有权…….所以，如果中国想在这里投资，我们也会做同样的事情。”他说。

若台湾受到侵犯，不排除美国军队介入

在台湾问题上，拜登强调，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但是如果中国单方面试图改变现状，美国也不会坐视不理。他说，他也和习近平明确了这一点。

当被问到如果台湾受到入侵，美国是否会派兵时，拜登说：“我不排除美国军队介入。不过地面部队，与空中部队或者海上部队，还是有差别的。”

他进而拒绝评论美国是否倾向于从菲律宾或是日本等美军基地进行介入，笑称“我不能谈这个，如果我告诉你了，肯定会受到（媒体的（批评。”

中国肯定想要干预美国大选

另一个涉及中国的话题则是中国对于即将进行的美国总统大选可能的干预。今年3月，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表年度报告中指出，中国“可能试图在某种程度上影响2024年的美国大选，因为它希望排挤对中国的批评，并扩大美国的社会分歧。”

此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表示，有证据显示中国“试图影响甚至可以说是干涉”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

“我想中国当然想要--这么说吧--他们肯定想要干预大选。那些恶意分子基本都想让特朗普当选，这不是个玩笑话。”他说。

他指出，如果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会导致美国领导力的缺失，从而让威权国家的权力进一步扩大。

在访谈中，拜登还为自己担任总统的能力进行了辩护。在被问到很多美国人担心他年龄过大，可能无法继续领导国家时，拜登说自己的年龄不会影响他他当总统的能力。“我能比所有人做得更好，”他说。

根据路透社5月21日公布的民调，目前拜登总统的支持率跌至两年来的新低，仅为36%。

拜登在采访中还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影响力表示怀疑，拜登说：“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令人讨厌的失败倡议”。

网民嚎叫：

xllee 发表评论于 2024-06-05 06:34:00

尼玛老痴呆说胡话 都崩溃n次了 反中蛆来个小高潮爽吧

只影向谁去 发表评论于 2024-06-05 06:26:36

说明两个问题：第一，拜登团队里关于中国的所谓的“专家们”都是白痴；第二，拜登自己是老年痴呆。

oleo 发表评论于 2024-06-05 06:23:43

老比昂的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天天自己打脸，一三五崩溃，二四六威胁，周日精神科医生的appointment

谢选骏指出：无疑的，在拜登眼里，习近平就是毛泽东三世，这个“书记”他已经“输极”了。现在要严防死守，免得他書記一個，輸極了铤而走险，变成普京。毛泽东还行，毕竟扩张能力有限，变成斯大林就麻烦大了。


【76、唐生智、蒋介石、毛泽东、日本人，都不是人养出来的】


《南京保卫战失利，守城主帅唐生智到底错在了哪里？》（凤凰网历史 2022年08月29日）报道：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在上海开辟第二战场，希望借此能获国际关注，且逼迫日本停止进攻华北。

1937年8月11日，军事委员会下令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六师、第八十七师和第八十八师投入上海，向日本上海租界发动进攻，随后因作战不利逐渐自各地加运部队至上海；随后因战局僵持，中日双方均调集大量军队投入这一战场。国民党投入了70万左右兵力，日军增援30万左右兵力，最终日军凭借在杭州湾登陆取得战场主动权，最终取得淞沪会战全面优势。国民党军队面临前后夹攻，因此全线撤退。

上海失利后，首都南京岌岌可危。

对于南京是守还是战，蒋介石连续在中山陵园官邸召开了三次高级幕僚会议。

会议上，主战派与主撤派的意见相持不下，蒋介石也未置可否。白崇禧一开始便表示：“现部队已残破不全，也没有后续部队可调度，建议宣布南京为不设防城市。”张群则说：“如我军自动退出南京，将来和谈时，日军就不能以武力攻占南京的战胜者自居。”陈诚当时也反对守南京。李宗仁更是主张弃守南京，他认为：“南京在战术上是个绝地，敌人可三面合围，而北面又阻于长江，无路可退，以新受挫折的部队来坐困孤城，实难望久守。”蒋介石也询问了德国军事顾问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他以军事观点赞成李宗仁的论点，并竭力主张“不作无谓的牺牲。”

蒋介石在日记中留下：“文人老朽，以军事失利，皆倡和议，而高级将领，亦有丧胆落魄而望和者。呜呼！若辈竟无革命精神若此，究不知其昔日倡言抗战之为何也。”

此时蒋介石麾下的良将太少，只好大胆起用反对自己的人。而当时军界具备卓越眼力与决断力的第一“军事天才”，非唐生智莫属。

唐生智于1912年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步兵科，曾受到校长蒋百里青睐。蒋百里有名言“湖南是中国的普鲁士”，更坚信统兵湖南的唐生智具备威廉大帝的雄才霸略。唐生智原属于赵恒惕湘系军阀，后发动兵变将赵逐出长沙，自领省长职。北伐时期，唐生智率部加入国民革命军，被授予上将军衔，但由于多次反蒋而被打入冷宫担任闲职，坐上了冷板凳，整天打牌混日子。

日军进攻南京时，唐生智力主死守，自告奋勇说“军人以身许国，当此危难之际，何能畏难以求荀安。如果委员长还没有预定人来担任，我愿负此责。”于是蒋介石任命他为南京卫戍司令官。作为中方南京保卫战的防御战最高指挥官，唐生智已离开指挥一线部队多年，且对防守南京的国军部队也不熟悉，他声称要与首都共存亡，下令封锁南京通往江北的线路。

南京保卫战的设计，起源于1932年“一·二八”淞沪会战。蒋介石向上海战场投入最精锐的中央警卫军，却节节败退。战火方熄，蒋介石痛定思痛，火速于南京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对日作战方略，苦心规划以长三角为抗日战争的决胜战场的“秘密方法”。

长三角战场南北200公里，纵长300公里，面积相当于两个比利时。调动兵力必须机动迅捷，蒋介石认为公路网是作战成败关键。但他没有料到，良好的公路网一旦陷入敌手，反而使日军的重炮部队能轻松行军。修理公路网的正是唐生智。当时日军炮兵最重的牵引车，是牵引240毫米攻城榴弹炮分解件纵列的九五式十三吨牵引车，足以压垮传统中国的所有桥梁。但唐生智抢修的崭新军用公路标准可通行15公吨之坦克车及现有最重炮车。

唐生智辛苦督修的公路网，使日军炮兵通行无阻，即使是最沉重的攻城重榴弹炮，也能由金山卫从容开到南京城前。于是，日军在南京城前集中了规模空前的重炮部队，火炮密度堪称抗战各大战役之最。野战重炮兵第5旅团，独立野战重炮兵第15联队，独立野战重炮兵第2大队、第3大队、第4大队，独立臼炮第1大队、第4大队，独立攻城重炮兵第1大队、第2大队、第5大队，独立攻城重炮队，临时攻城重炮队……

发达公路网帮倒忙，原本计划歼敌于城下的南京保卫战，打成了战力悬殊的“不对称战争”。当时南京城防工事亦稍有规模，据一般估计，均可守一相当时期，但随着无锡、常州、广德的沦陷，日本参谋本部决定向南京追击，蒋介石只好下令撤退。

12月11日上午唐生智接到上级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的急电传达委员长要南京守军撤退的命令，当晚又接连收到两份蒋介石亲自发来的内容为撤退的电报，加上战斗形势急转直下，12日下午5点唐生智发布撤退命令。

虽说唐生智打起仗来很有“狼性”，但却没有坚持到底的毅力。每逢战败，总是丢下大军，一走了之。1927年被李宗仁击败，扔下十余万大军，跳上轮船直放日本。1930年1月，反蒋失败，将九万大军扔在雪地里不管，只带三个随从脱逃。在南京保卫战失利之时，唐生智这个毛病再次复发。

唐生智书面撤退令安排除司令部直属部队和第36师渡江撤退外，其余部队从正面突围。随后又做了口头的补充命令，允许其他部队在有轮渡时撤退渡江，向江北一带集结。而严格遵守安排从正面突围的部队只有两支，大约2.6万人。其余部队全部冲挤向挹江门渡江，大约10万人。

南京撤退只是由长江南岸搭船到北岸，当时唐生智手握充裕船只，足以撤退多数军民。军委会船舶运输司令部在南京移交大小轮船27艘，移交之前，船队指挥官金福民自作主张，将拥挤在长江边的难民抢运到北岸，三夜救出平民超过百万人。唐生智接收船只后，却发狠下令禁止两岸船运，以示守城决心。然而，他一收到撤退命令，又是只顾自己逃命，造成了撤退的混乱场面，损失惨重。

唐生智的逃命部署，展现了过人的机智。他要求其他部队优先“掩护长官公署及直属部队”，而后准许第36师撤过长江，但“其余部队一概不许渡江”。如此一来，第36师为了求生，会热情掩护唐生智出逃，守城大军也不会堵塞他的逃生之路。这个命令已经打垮将领们的士气。

在当夜颁布的渡江计划，唐生智的总部是第1梯次，其次是战车、炮兵与宪兵等特别部队，接下来是第36师。在第36师之后，只再安排一梯次，运送运输司令部等机关人员。守城大军并未列在渡江表上。

唐生智也不糊涂，安排守城的中央军师长与他一起渡江。这些师长都是黄埔一期的重要将领，若蒋介石追问，足以分担责任。

12月12日深夜，南京守城大军突然溃乱。

由于唐生智守南京备战部署的一着错棋，以及唐生智的个性缺陷，致使南京保卫战成为抗战史上最惨烈的败仗。

谢选骏指出：唐生智的所作所为，简直不像是人养出来的。而蒋介石事先却偏偏看中了他，事后也不加以处罚——难怪這個“蔣該死”会丢盔卸甲、亡命海峡。


《1971年，唐生智逝世，临终前对着子女说道：我还有一个遗憾》（2022-09-12 历史微谈）报道：

前言

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加快了对中国的侵略，六朝古都南京也难以幸免。12月1日，轰轰烈烈的南京保卫战爆发，尽管它的规模比不上淞沪战役、持续时间比不上衡阳战役，但惨烈程度远胜于二战中的其他战役。

南京保卫战中国军战士在防守

令人没想到的是，南京保卫战仅仅持续了八天的时间，就被日军攻下了城池。对于南京保卫战的失败，很多人把罪责归咎于指挥官唐生智的头上。对于唐生智，人们历来对他褒贬不一，有人认为他是民族罪人，有人认为他是抗日英雄，那么该如何看待唐生智其人呢？

“佛教将军”不断拥蒋反蒋，蒋介石：他的野心不小

唐生智出生于湖南省的一户富商家庭，父母对他寄予了厚望。1908年，唐生智凭借自己的努力考入了湖南陆军武备学堂第一期，他接受了新式教育，思想也在逐渐发生变化。

辛亥革命爆发后，唐生智来到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读书，成为了校长蒋百里的得意门生。毕业后，他回到了湖南老家，参加了湘军，在短短六年的时间里，他就升为了师长，成为了湘军中的高级将领。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当上师长后，唐生智不再掩饰自己的野心了，他开始整军经武，广开财源，创办军官讲习所，同时还自称“湖南督办”、“水口山矿物督办”，一手抓钱，一手抓枪。

令人困惑的是，唐生智虽然接受了新式教育，可他却笃信佛教，甚至还将佛教引入了军中，企图用教义来统一军队的思想。因此，他的部队一概是受戒入教，堪称20世纪中国军队的一大奇观。

1926年，对于唐生智来讲是他人生当中的重要年头。同年2月，唐生智与广州国民政府签订了协议，共同反对吴佩孚、赵恒锡的统治。北伐战争开始后，唐生智加入了国民革命军，并担任了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的军长兼北伐军的总指挥。之后他率领部队一路沿江而下，占领了长沙城，唐生智也从一个地方实力派成为了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人物。

北伐战争中的一幕场景

北伐的过程中，唐生智的部队迅速壮大起来。蒋介石担心他拥兵自重，会威胁到自己，在战场上对他处处限制，这也加剧了两个人之间的矛盾。

大革命失败后，唐生智仍然与共产党人合作共事，坚定地支持中国共产党所发起的农民运动。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主席曾经说过：“在国民革命军中有几个师和反蒋，我们要促成唐生智和何键分化，拉唐反蒋”。

北伐时期的蒋介石

唐生智本来就对蒋介石心生不满，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影响下，他积极主张讨伐蒋介石。1927年8月，蒋介石指挥津浦路作战中节节败退，唐生智趁机发难，他与汪精卫等人一起东征讨蒋。

唐生智率领部队夹江东下，迅速占领了芜湖、安庆等地，直逼南京。此时的蒋介石可谓是四面楚歌，北面有孙传芳的部队与他隔江对峙，西面有唐生智的部队大兵压境，国民党将领李宗仁、白崇禧趁机逼他下台。无奈之下，蒋介石回到了溪口老家隐居。

一年后，蒋介石与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之间的矛盾加剧，双方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争。蒋介石想起了唐生智，任命其为讨逆军第五路的总指挥，负责去唐山接受被桂系改编的旧部。

年轻时候的蒋介石

尽管如此，蒋介石还是担心唐生智会威胁到自己，又把他调到了南京任军事参议院院长兼编遣会编组部主任，并没有什么实权。此时的唐生智已经离开部队整整一年了，为了尽可能扩大自己的势力，他只得韬光养晦选择蒋介石作为了自己的保护伞。

失去了部队的唐生智，就如同老虎缺少了爪牙一般，蒋介石软硬兼施，为了笼络其心智，还授予其一级陆军上将军衔，但位高而无权。

从此，唐生智在南京过上了清闲的生活，不再过问国民党内的任何事。当时的南京市民经常可以看到，每到黄昏时分，唐生智就会来到百子亭去散步。他的后面还跟着一位端茶送水的勤务兵，负责他的日常起居，这一幕幕景象引起了老百姓的窃窃私笑。

手下的人将这件事禀告给蒋介石后，他暗自哼了一声说道：“唐生智这是在演戏呢，他这样做更能显示出他的野心来。”

指挥失误，导致南京浩劫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举起了抗日的旗帜。同年8月，淞沪会战打响，蒋介石调集75万兵力与日军在上海展开了决战，由于中日两国综合实力相差较大，国民党军队苦战三个月后被迫撤退。

淞沪会战中的一幕场景

淞沪会战结束后，国民党部队退守南京一线。日军向中国大举进攻，企图攻占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彻底灭亡中国。

南京虽是中华民国的首都，但此时的形势十分严峻，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遭遇惨败后，士气非常低落，急需进行调整。而且南京三面环山北对长江，不利于战守的特点更是其致命软肋。

守不守南京，成为了摆在当前的一道难题。1937年11月中旬，蒋介石在中山陵官邸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关于南京的防守问题。

会议上，很多人认为南京失守不过是迟早的问题，不建议继续坚守南京。白崇禧甚至气呼呼的说道：“我们的军队与日寇在上海一战后，被彻底的打残了，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我们怎么能够在短时间内组织起大规模的守城战役，不如直接将南京宣布为不设防城市吧。”

败退到南京的中国守军

大多数人主张弃守南京，唐生智却站起来慷慨激昂地说道：“南京是我中华民国政府的首都，国父中山先生的陵寝就在南京，如果我们弃守的话，又有何面目面对先总理的在天之灵呢。”

当蒋介石提出由谁来负责防守南京的时候，在场的众人面面相觑，没有一人答应。只有唐生智握紧拳头说道：“自从抗战以来，我们中下级干部在战场上牺牲了很多，但是还没有一个高级将领为国捐躯，我愿意留下来防守南京，与首都共存亡。”

唐生智之所以想坚守南京，有他自己的野心。唐生智曾经流亡日本，对日本高层无意占领南京的想法有一定的了解，如果日军停在南京城前止步不前，自己就有了保卫首都的大功劳，可以凭借此次契机掌握军权，重新进入国民党权力的中心。

唐生智将军

11月20日，蒋介石宣布迁都重庆，同时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区司令长官。当时守卫南京的部队约7万人，后来又增加了4万人，不过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都是新兵，甚至连枪都没有摸过。

随着战争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南京的政府机关已经全部撤离，南京的人口从淞沪会战前的100万减少至30万。12月初，蒋介石在离开前说道：“我为了指挥全局，不得不离开南京，将来我们一定会回来的。南京不仅是我们中华民国的首都，还是孙中山先总理的陵墓所在地。全体将士都要在唐将军的指挥下，誓死保卫南京，做到人在城在，与南京城共存亡。”

其实，蒋介石也只说了一半的真心话。他之所以坚持要打这一场守卫战，是想向全国的民众展示自己抗日的决心，同时赢得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支援。

唐生智将军

唐生智下定了决心要与南京城共存亡， 他制定出了“焦土抗战”的防御政策。其中的主要内容为：

第一、将南京城外的树木以及民房全部烧光，确保扫除视线上的障碍。

第二、必须把敌人拒之于南京城外10公里处，不得让敌人靠近城墙。

第三、马上开展防御训练。

为了表明自己背水一战的决心，唐生智下令把从下关到浦口的船只全部收缴，将其严格的看管起来。他认为只有断了退路，才能激发战士们拼死一战的决心。

日军进攻南京城

12月8日晚，敌军来到了南京上空，向城内发动了大规模的轰炸。面对敌人的炸弹，唐生智若无其事的说道：“我总不能被日本人的几颗炸弹就吓走了。”

日军为了减少部队的伤亡，开始派出飞机向南京城散发传单，劝中国守军投降。唐生智置之不理，下了严令要与阵地共存亡，同时又派出宋希濂的部队负责警戒，禁止任何部队渡江。

日军的劝降没有起到效果后，向南京城发动了猛烈的攻击。截至12月8日，日军占领了南京以外的所有外围阵地，对城内形成了三面包围之势，南京城内的中国守军只剩下了北渡长江这一条退路。

日军进攻中华门

12月11日，蒋介石发来急电：“如情况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

12月12日，日军攻陷了中华门。当天晚上六时，唐生智召开了紧急会议，下达了弃守南京、分别突围的命令。可是有些将军贪生怕死，还没有将撤退的命令传给战士们，自己就想提前逃跑。结果导致部队群龙无首，场面陷入了极大的混乱，造成了很大的悲剧。

当天晚上21时，唐生智在36师的掩护下，渡江来到了江北，乘坐轮渡离开了南京。第二天早上，日寇三个师团攻占了南京城，轰轰烈烈的南京保卫战结束。

日军占领南京后，进行了惨绝人亡的大屠杀，30多万中国军民惨遭荼毒，无数的妇女被奸污，制造出了人类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一页。

南京大屠杀的一幕场景

唐生智得知南京大屠杀的消息后，心中悲痛欲绝，他亲自来到汉口面见蒋介石，请求处分。蒋介石觉得唐生智在守卫南京的时候临危不乱，南京失守并非是唐生智一个人的责任，于是他挥了挥手，表示“毋庸置议”。

客观地讲，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唐生智不惧生死，带病指挥南京保卫战，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功劳是不容抹杀的。但是他指挥失误，撤退不善，给中国军民带来了惨重的损失，这都与他脱不了干系。

总的来讲，南京失守罪在蒋介石，蒋介石只是为了避免民众的指责，而象征性地坚守南京。唐生智作为一名军人，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他只能在历史所提供的舞台上进行活动，因此他所承担的责任也是有限度的。

南京保卫战中的一幕场景

毛主席：唐生智是有功的

南京守卫战结束后不久，唐生智回到了东安老家，他在无意间阅读了毛主席所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思想上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后来他在回忆中说道：“我虽然不能领会书中的全部内容，但是还是感觉到了这些思想的伟大，以及自己的渺小无知。”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一味地想通过武力方式消灭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唐生智不断地进行游走，并致电毛主席与蒋介石，希望国共双方能够放弃武力政策，共同组建民主联合政府。

1946年，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对解放区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唐生智对蒋介石的行为深恶痛绝，他多次拒绝蒋介石的拉拢，并积极联系旧部，反对内战，呼吁和平。

国民党大举进攻解放区

1949年4月，国共和谈破裂，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横渡长江，直取南京。负责两湖防务工作的白崇禧试图通过战争的形势来挽救败局，一时间湖南的局势空前紧张起来，一向主张和平的唐生智成为了各方关注的焦点。

在湖南省主席程潜的邀请下，唐生智来到了南京共商和平起义大计。在众人的支持下，唐生智担任了湖南自救人民委员会的主任委员，领导全省人民与白崇禧的“联省自治”作斗争。

在举行的欢迎仪式上，唐生智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兄弟以60岁的残生，愿为救湖南、救自己做最后的努力，为大家服务，为湖南的安定、前途的光明、为全省的团结而努力。”

唐生智按照湖南省工委的指示，积极联络湘南各地的地方武装以及中共地下武装，准备配合解放军来狙击白崇禧的部队。白崇禧想要拉拢唐生智，多次派出专人与唐生智进行谈判，却没有起到什么效果。

湖南和平起义中的一幕场景

1949年8月4日，程潜、陈明仁在长沙宣布通电起义。第二天，唐生智与湖南各界人士联合发表了响应起义的通电，配合各方促进了湖南的和平运动。

毛主席听闻湖南和平起义的消息后，与朱德联名发表贺电：

“诸公率三湘健儿，毅然脱离伪府，参加人民革命，义旗昭著，薄海欢迎，南望湘云，谨致祝贺。”

新中国成立后，唐生智满怀热情地投身到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之中。他在中共湖南省委的邀请下来到了长沙，担任了湖南临时军政委员会委员。同时他还推荐了一批曾经的旧部去军事大学学习，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欲使他们转向到人民的阵营里来。

1950年4月，唐生智来到了北京参加会议。会议结束后，他突然接到了一张红色的请柬。打开一看，唐生智的心中既紧张又激动，原来是毛主席特意邀请他来家中做客。

毛主席正在工作

毛主席请客的当天，唐生智在吴立民的陪同下来到了中南海，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的热情接待。就在唐生智刚走进屋中的时候，毛主席直接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向他远远的伸出了手。

众人就座后，毛主席询问到了唐生智的生活情况。此刻，唐生智的心中百感交集，他想起之前在国民党的那段岁月，从来都没有人这么对待自己，而毛主席作为国家领袖，竟然关心的事无巨细。

紧接着，唐生智开始提起了自己在国民党的那段岁月，他感慨的说道：“主席，我有罪，之前我跟着蒋介石做了不少的错事。”

毛主席拍拍他的肩膀说道：“要我说，湖南能够和平解放，你是有大功的。”

建国后的唐生智

唐生智连忙表示：“从现在开始，我愿意用我的余生报效国家，别的什么都不想。”

紧接着，毛主席提起了关于社会主义的建设情况。他说道：“我们要过几个关，战争关、土改关、社会主义观。现在战争关已经过来了，其余两关也不好过，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希望孟潇先生能够为国家的建设出一把力。”

唐生智再次坚定的表示道：“我对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只有八个字，那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毛主席的教导下，唐生智投身到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之中。他先后担任了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为国家和人民贡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1971年，唐生智因病逝世。临终前，他还在关心着国家的统一。他对着自己的儿女们说道：“大陆与台湾能够和平统一是国家之幸，民族之幸，我最遗憾的就是没有看到祖国统一的那天，你们一定要为国家的统一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唐生智晚年与家人在一起

对于唐生智的一生，人们充满了争议。在南京保卫战中，他指挥无方，导致南京城失守，三十多万中国军民被荼毒，说他是民族罪人也不为过。但是他为和平事业不断奔走，为国家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他又是有功的。

作为后世，我们无法理解他们所处的环境，对于他们的所作所为我们也无法有一个公正的评判。至于他的功过是非，历史自有定论。

谢选骏指出：唐生智这个畜生，南京大屠杀时阵前退缩，令大量留守人员因欠缺指挥而死於非命，并給日寇提供了發動“南京大屠殺”的“搜索逃兵”之藉口。1949年这个唐畜生参加“湖南和平起义”，中囶成立后他在湖南军、政机构任职到湖南省副省长等。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到冲击，据其子回忆，在文革中他因拒不参与揭发曾经的老部下贺龙而受到关押。1970年4月6日，在长沙因肠癌复发病逝，可惜不可惜。我看不可惜，因爲這個唐生智不是人养的；而蒋介石、毛泽东竟说他还有功——因此蒋介石、毛泽东也都不是人养出来的东西了。他们配上了同样不是人养的日本人，南京大屠杀就发生了！


【77、躺平、摆烂的“十不青年”回到了毛僵尸晚年】


《躺平、摆烂之后是“十不青年”：彻底放弃人生 反正没希望》（DailyView网络温度计 2024-03-17）报道：

中国经济持续低迷，再加上社会给予的巨大生活压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乾脆选择放弃，继“躺平”、“摆烂”到“四不青年”后，最近更开始疯传一篇叫做“新时代『十不青年』”的文章，反映出了中国社会结构性的问题。

“十不青年”反映中国当代社会问题

近日，中国网络热传关于“十不青年”的网络文章，包括了十条年轻人比躺平更躺平的行为模式，包括不捐血、不捐款、不结婚、不生小孩、不买房、不买彩券、不入股市、不买基金、不扶老人、不感动等“十不”，反映出了中国社会现况及生存压力。不少年轻人开始拒绝内卷、乾脆放弃竞争和努力，也表达了对政府与社会的不满，引起网友热议。

网友逐一分析“十不青年”现象

中国网站“知乎”有网友逐一分析“十不青年”现象，内文包含：

1. 不捐血：在街头巷尾，我们常常看到献血车停靠，但却鲜有人问津。不献血，是出于冷漠，还是基于理性的选择？

2. 不捐款：信任危机与公益的无奈。当公益组织频繁曝出丑闻，捐款成了很多人心中的疑虑。不捐款，是信任危机还是公益的无奈？

3. 不结婚：在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晚婚甚至不婚。不结婚，是婚姻观念的转变还是生活压力的体现？

4. 不生小孩：随著生育成本的上升和生育观念的变革，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丁克。不生小孩，是自私还是理性？

5.不买房：面对高昂的房价，很多年轻人选择租房而不是买房。不买房，是房价之痛还是理性选择？

6. 不买彩票：在消费主义盛行的今天，很多人选择不买彩票，是理性消费观的崛起还是生活压力的体现？

7. 不入股市：稳健投资观的流行。与彩票类似，股市也是一个充满风险的地方。

8. 不买医保：医保制度的不完善，让很多人对医保失去信心。不买医保，是信任危机还是制度之弊？

9. 不扶老人：扶老本是美德，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成了风险。不扶老人，是道德困境还是法律保障不足？

10. 不感动：在网络时代，人们每天面对大量的信息冲击，导致审美疲劳。不感动，是麻木还是价值追求的迷失？

年轻人看不到希望　乾脆放弃一切

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一名河北大学汪姓校友表示：“这一代年轻人看不到希望，所以就不再努力了，还不如躺平。”致使当代中国年轻人面对生活压力，选择不结婚、不生育和不买房子。

另外，不愿意捐血是因为担心自己的器官被强迫移植，不捐款则是因为年轻人认为，现在赚钱连自己都养不活，甚至需要别人救助，况且很多捐款会被别人贪污吞掉，不如照顾自己最实际。

网民嚎叫：

不好吃懒做 发表评论于 2024-03-18 09:04:52

这种人/事早就在世界很多国家发生了，很多美国/各国青年宁愿做homeless也不想干活，特别是某种族。很多人也抱怨辛苦学习/工作一生不都不如比尔盖茨/马云一个小时挣的钱，太不公平了。但世界就这样，有什么办法！好在大多数人还得老老实实读书/工作/生活。

gege59866 发表评论于 2024-03-18 08:59:23

杀人偿命，杀人者必须死！不死，天理不容中国！！！！父母还应判无期徒刑！

东方小虾米 发表评论于 2024-03-17 20:34:00

整个国家都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气氛。。。

谢选骏指出：人说躺平、摆烂之后是“十不青年”：彻底放弃人生，反正没希望。我看这是回到了毛僵尸晚年，躺平、摆烂的“十不青年”心里明白，僵尸在上，只有躺平、摆烂，才能苟活。“十不青年”就是十佳青年也。这是历史的轮回，又一个六十年甲子——1949年—2009年。现在的2024年，相当于上个甲子的1964年。2019—2022年的大瘟疫，相当于1959—1962年的大饥荒。啊MeToo佛！大家靜等，2026年的縂爆發！


【78、王明和毛澤東比赛谁更卖国】


《王明：毛澤東蓄意毒害我的過程》（2009年5月5日 秘史）报道：

《王明回憶錄》

積極籌備整風運動時期，就為這種蓄謀打下了基礎。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1941 年10月4日夜，毛澤東給我帶來了一份季米特洛夫同志的電報。電文是向中共中央提出的15個問題，其中有這樣一些問題：中國共產黨準備採取什麼措施，在法西斯德國繼續進攻蘇聯的情況下，能在中日戰場上積極從軍事上打擊日本，目的是使德國在東方的同盟國日本不可能開闢第二戰場並進犯蘇聯。毛澤東讓我研究一下這份電報，並補充說：「明天我們一起討論如何覆電」。

10月4日和5日，我們兩人間發生了不尋常的、嚴肅而尖銳的原則性爭論。我堅持這樣的意見：必須加強中國的抗日軍事行動，使日本不可能助長德國侵略者對蘇聯的進攻。毛澤東沒有說明任何理由，就不同意我的意見。而我提出的論據，卻往往使他走投無路：他瞪大了眼睛，無言以答。當我提到他所執行的聯日反蘇的路線時，他大發雷霆，用手拍桌子，從道理上卻什麼也說不出來。毛澤東在10月6日和 7日把任弼時和王稼祥拉來參加討論，在10月8日和9日又把康生和陳雲拉來參加討論，指望他們那裡得到幫助。但這四個人全都以沉默來表示同意季米特洛夫的建議和我的意見。

這種形勢嚇壞了毛澤東。為了結束這種不利於他的危險爭論，消滅他的主要政敵，即反對他的反蘇親日的賣國路線、反對他正在加緊籌備的「整風運動」和其他與偽造黨史有關的措施的人，毛澤東決定甩開我。10月14日，他強迫我住院治病。然後通過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李富春，指示主治醫生金茂岳（後面有說明）用含汞的藥物逐漸毒害我。儘管由於黨內許多同志和醫務人員的關懷和幫助，特別是由於非常有經驗的中醫李鼎銘（陝甘邊區政府副主席）和誠摯熱情的李潤詩醫生（注：她畢業於東京帝大醫學系，是中共黨員，延安白求恩和平醫院的兒科主任）的積極努力，把我從死亡的邊緣搶救過來，可是我的內臟受到了嚴重的損傷。結果，我不僅臥床四年之久，而且在後來的幾十年裡，病一直很重。病變成慢性的了，而且有嚴重的併發症，使我非常痛苦。

毛澤東企圖掩蓋自己的罪行，多年來散佈了種種讕言，甚至誹謗性地斷言，王明「裝病」，想逃避「整風運動」。為此，我不能不哪怕是極簡短地談一談這個問題。

首先談談下毒藥摧殘我的健康的問題。

正像上面所講的，10月4日到9日，我和毛澤東在他家裡就季米特洛夫的電報發生了爭吵。從1941年10月4日起，我每天至少在他那裡吃一頓飯。8日，我的胃由於大量失血變得極不正常。頭暈得很厲害，心臟虛弱。醫生診斷說，症狀很像中毒。9日，我的病情已經很重了，可是，毛澤東派來他的私人秘書葉子龍，差不多是把我從床上拖到了會上。10日我就躺倒起不來了。

同時，毛澤東藉口必須「加緊興建」中央會議大廳和中央辦公廳，吩咐李富春立即動工。在離我住的醫院數十米內，工人日夜不停地爆破採石，震耳欲聾的響聲晝夜不停。我根本不能休息，我的病情惡化了。我請求李富春停兩天工、或者到別處去爆破，得到的回答是：「這是毛主席的命令。工一分鐘也不能停。」10月14日，李富春和傅連暲（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衛生部副部長兼中共中央衛生處處長）到醫院來看我，並用汽車把我送到中央醫院。金茂岳被指定為主治大夫。

在醫院裡，金茂岳給我規定的治療方法，摧殘了我的健康，使我不能出院。從1942年3月到5月。金茂岳逐漸用大劑量的含汞藥物來毒害我。這時，毛澤東正好公開進行「整風運動」，反對共產國際和蘇聯，反對中國共產黨，反對王明和其他被他列入「莫斯科集團」的人。我常常失去知覺。我能夠免於一死是由於當時陪我一起住院的、我的妻子孟慶樹的精心照料和警惕性。遺憾的是她那時還不懂醫學和藥理學，但看到我的身體對藥物的反應異常，就不許我再吃這些藥並把藥扔了。後來她開始對藥方發生懷疑，就不按此方去取藥了，轉而找中醫和西醫定期給以幫助。

1942年8月13日，我回到楊家嶺家中。（注：我早就想出院，但是毛澤東藉口中央辦公廳的興建工程尚未完工，工人還在我家門前繼續採石，以此來阻礙我及早出院）但金茂岳繼續給我「治療」。在1943年2月，我收到了季米特洛夫給我的回電以後，他更加緊了對我的「治療」。季米特洛夫在回電中說：「我們設法用飛機把你接到莫斯科治病」。

這裡我必須說明一下，一個月以前我的惟一的電報是怎樣發往莫斯科的。 1943年1月8日，有兩位同志——他們是蘇聯的軍事記者，來看望我。我問他們，可不可以通過他們的電臺向季米特洛夫同志發一份電報，他們同意了。當時我的病非常重。我想，這是我履行國際主義義務的最後一次機會了。我請求他們向共產國際領導上報告，在我於1937年11月底回到延安以後，在最近這五年裡，毛澤東犯了許多原則性的政治錯誤和罪行，特別是這一年多來他搞的所謂「整風運動」，實質上是反列寧主義、反共、反蘇和反黨的運動。最後我問了一下，是否有可能派一架飛機來，把我接到莫斯科去治病。那樣，我還可以同時向共產國際的領導詳細敘述毛澤東的罪行。

季米特洛夫同志的回電，特別是我可能要飛往莫斯科這一點，使毛澤東深感不安；因此他馬上吩咐金茂岳採取新的措施來害我。1943年2月12日，金茂岳按照毛澤東的命令送來了大劑量的甘汞和碳酸氫鈉及硫酸鎂合製的內服藥水，後兩種東西可以把甘汞變成升汞，2月19日，他用10%高濃縮的鞣酸液給我灌腸。這兩項使命的目的是馬上置我於死地。但孟慶樹發生了懷疑，她請求別的醫生研究一下這些藥方，他們真的證實了藥物具有上述毒性，絕對不適宜服用。於是她便正式向黨中央和醫務人員對金茂岳的犯罪行為提出指責。懾於社會輿論，在我們的再三堅持下、毛澤東不得不同意讓李富春請延安中央醫院、白求恩和平醫院和醫學院的醫生來會診。

1943年6月30日進行會診，7月30日會診結束。醫生們仔細研究了金茂岳開的藥方、護士日記和他們的說明，以及藥劑師的證明，做出了「王明同志過去的病情和治療診斷的結論」，提出了「今後的治療方案」。關於金茂岳醫生讓王明大量服用毒藥的問題，會診結論中指出：

「王明同志服藥後……出現嘔吐，頭暈、肝臟劇痛、脾臟增大、心區疼痛、體溫下降……的症狀。事實終歸是事實，就拿已經內服的甘汞來說，其劑量之大足以中毒（如果按照金主任（注：即金茂岳，他當時是延安中央醫院婦科和外科主任）的指示繼續服用，甘汞總共能達到20.4克；這麼大的劑量完全可以使一些人中毒或死亡），對心、肝、脾、腎、腸、胃、口腔、牙齒、神經和其他器官都有不良影響」。結論接著說，「甘汞、不溶於水中，而金主任給王明開服的是甘汞水劑……把甘汞與碳酸氫鈉、硫酸鈉、硫酸鎂、含溴的藥物等混合在一起，就可以使甘汞變成升汞或可溶性汞鹽，它容易吸收，毒性更大；而金主任給王明開的甘汞要同與甘汞相克的成分一起服用；有時雖然相克的藥和甘汞不是開在一張藥方上，但他告訴王明把這兩張藥方上的藥同時服用。在服用甘汞的過程中，患者出現汞中毒的症狀，可是金主任仍開原方讓患者繼續服用」等等。（注：《王明同志過去的病情和治療診斷的結論》第7、10—12頁。引文按本書俄文譯出——譯注）

至於在1941年10月到1943年6月這段時間裡，我中毒和健康受損害的情況，以及他們所採取的各種方法，我在這裡不能詳細敘述，因為它要占的篇幅太大。但是我保存的下列文件是能夠說明問題的：

1.1943 年6月30日到7月30日，醫生們在延安進行會診的記錄、結論和其他材料（會診結論寫了兩份，一份由我保存，另一份當時經李富春轉中共中央）。參加會診的 15個醫生中有11人在結論上簽了字，其中包括金茂岳本人和為他辯護的美國醫生馬海德（喬治·海特姆）。在人證物證面前，他們不能不簽字。

在沒有簽字的四個人中間，有一個叫曲正，他是江青和金茂岳的山東老鄉，在法西斯德國受的教育，他在整個會診期間千方百計為金茂岳辯護，而到最後必須在文件上簽字時卻逃跑了；還有一個侯健存，他是金茂岳在美國人開辦的山東齊魯大學醫學院學習時的同學，也是他在美國人開辦的北京協和醫院工作時的同事。他是毛澤東和江青的女兒李訥的「乾爹」，是中央醫院的兒科主任。他的妻子是中央醫院的老護士；江青經常把女兒留給他們照管。另外兩個是朱仲麗和A.阿洛夫，他們在簽字那天未能來參加會診。

結論寫好後，由於金茂岳堅決否認，馬海德和曲正又企圖為他辯護，簽字拖延了兩天。大多數醫生，其中包括蘇聯醫生阿洛夫，按照金茂岳給王明開的藥方，從藥房取來了含有相克藥物的甘汞藥水，他們準備好了藥水，把斷言金茂岳的藥方不可能引起中毒現象的馬海德請了來，叫他喝下去。馬海德堅決不喝。過了幾小時，玻璃瓶裡的藥水呈現出綠色，然後，突然響起了劈啪聲，瓶塞蹦得老高。馬海德嚇得面如土色，再也不為金茂岳說一句辯護的話了。曲正害怕也讓他嘗這種藥水而逃跑不參加會診了。只有金茂岳一個人還在胡攪蠻纏。但是，當孟慶樹把金茂岳1943年2月2日開的藥方公諸於眾時，他跑到她面前，跪下哭著說：「謝謝您，孟慶樹同志！您沒有照這張藥方取藥，沒有讓王明同志服用這種藥。這樣，您不僅救了王明同志，而且還救了我。」在這以後，參加會診的12位醫生中有11位簽了字（只有侯健存一人未簽）。（《王明回憶錄》限量發行，僅供研究）

金茂岳在結論上簽字以後，跑到我這裡來，跪在我的床前，痛哭流涕地說：

「王明同志，我在您面前是個有罪的人。我對您下了毒。每一次當我給你開毒藥時，我的心情都非常沉重。」

「那您為什麼要這樣做？」我問。

「是李富春吩咐的。他說，您是個教條主義者，是反對毛主席的，因此決定要除掉您。我是主治醫生，他們就把這事委託給我了。我說我是一個軟心腸的人，前不久黨中央決定吸收我為秘密黨員，我怎麼能這樣做呢？但李富春說：『這是一件不平常的事情，一旦決定讓你做，你就應當去完成；你已經是黨員了，必須服從黨的決定！……』」

這時，屋裡闖進來了兩個軍人，其中一個衝著金茂岳喊道：

「我們到處找你，原來你在這裡。你跪著幹什麼，哭什麼，還嘟囔什麼？走！到棗園（注：過去，只有中共中央社會部（保衛部）在棗園，後來，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從楊家嶺搬了過來）去！你是個犯罪分子，沒有權利同別人講話！」

他們揪住金茂岳的衣領把他帶走了。

2.金茂岳為毒害王明而開的一些藥方（這裡包括當時從中央醫院藥房裡找到的一小部分，以及我們保留的一部分；其他藥方不是「丟了」，就是沒開，因為有些藥是金茂岳從家裡帶來的）。

3.1943年7月在延安醫生會診時，1950年12月到1952年10月在莫斯科的醫院裡，以及1954年10月在北京醫院，對二十四小時尿量中的含汞情況的分析記錄；其他分析記錄和其他材料。

延安的會診中，醫生揭露了不斷毒害王明的事實。會診後，我的主治醫生是一位心地善良、認真負責的兒科專家李潤詩。她根據全新的診斷——汞中毒，對症下藥，想盡辦法幫助我恢復健康。在這樣的條件下，我才有了免除死亡危險的希望，病情才有了好轉。

此外，促使我活下來的（雖然我不止一次瀕臨死亡）是以下一些重要原因：

1.儘管我由於屢次中毒而十分痛苦、危險和多病，但與金茂岳等人總是盼望我快死的想法相反，我和孟慶樹都從未喪失信心，我們積極爭取中西醫專家們的幫助，和他們一起商量，自己也研究醫學。

2. 不管毛澤東在「整風運動」中怎樣誣衊我，我相信我在意識形態、政治和組織方面都是正確的。我堅信列寧主義思想、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的路線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是正確的，堅信共產國際和聯共（布）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立場是正確的，認定毛澤東的「整風運動」是反動的和不道德的，肯定毛澤東是在偽造中共歷史。

3. 雖然毛澤東企圖採取各種辦法來孤立我，但大多數領導人和黨的幹部，不是公開贊同我的立場，就是私下對我表示同情和支持。公開的贊同表現在不少人來看望我；間接的支持則是絕大多數幹部都反對「整風運動」（毛澤東於1944年4月和我談話時公開承認過這一點）。這樣，他們不僅表現了對我個人的關懷，而且表達了他們對列寧主義思想和共產國際路線的支持。

雖然許多幹部因為怕受迫害或怕遭逮捕而未能來看望我，可還是有不少人在「整風」和「搶救」這兩個最沉重的時期，經常到醫院或家裡來看我。他們當中有八個政治局委員和兩個政治局候補委員（那時政治局連我在內共有十名委員和四名候補委員）。

來看望我的還有一些從解放區和國統區回到延安的負責同志。為了欺騙輿論，連毛澤東也在我危急的時候假惺惺地來看望過我。

來看我的還有我主管的那些黨的工作部門的同志。當時我擔負的工作有：主持中共中央統戰部的工作（管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各種問題），任中共中央黨刊委員會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分管中共中央西北局（包括陝甘寧邊區）工作的代表兼指導員，中共中央南方（湘贛閩粵桂各省）委員會主席和西南（雲貴川康各省）委員會主席，中共中央東北委員會主席、國民參政會中的中共黨團書記。

林伯渠、謝覺哉、陳正人、任作民和其他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及陝甘寧邊區工作過的、在工作上和我關係很密切的同志，都多次來看望過我。

當然，統戰部副部長柯慶施比別人來得更頻繁，我們也交換過對「整風運動」的意見。

是的，也有另一種類型的來訪者。李富春就常來。他在毒害我和損害我的健康方面，是毛澤東的代理人。但是，作為主持中央機關和醫療機關日常事務的中央辦公廳主任，他形式上不能不給我各種幫助，並和我商談生活及治療問題。顯然，我和他沒有必要、也沒有可能談論「整風運動」和其他黨內問題或政治問題。

到這個時候，1939年讓我擔任的中共中央婦女工作委員會主席和女子大學校長的職務，都自行撤銷了。這項工作的主要目的是鞏固黨在婦女中的地位，創辦《中國婦女》雜誌，開辦「延安中國女子大學」。正像上面已經講過的那樣，女子大學還在1941年9月就解散了。

在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裡，毛澤東又採取措施企圖加速我的死亡。這裡只簡單講幾件事。

（1） 1948年6月25日，朱豪（注：朱豪是河北省阜平縣的一個村，位於離中央臨時駐地西柏坡七公里半的地方，那裡有一所中央醫院）中央醫院的主治醫生黃樹則（注：傅連暲指定黃樹則為我的主治醫生。博古和傅連暲都說過，黃樹則有托派嫌疑。可是，「整風運動」以後，傅連暲專門把黃樹則從白求恩醫院調到中央醫院和中央衛生處工作，傅連暲本人是中央衛生處處長）開的處方是：用來蘇爾代替藥用石鹼給我灌腸。用來蘇爾灌腸可以引起死亡。

只是由於我妻子的警惕性，才得以避免了這一次的不幸後果。這個情況，醫院院長周澤昭和其他醫生都很清楚。

由於這一事件，中央衛生處（注：中央衛生處當時的代號是「工校第五部」）於7月7日發了一個通報，（注：這個通報和黃樹則的記錄至今仍在我處保留著）通報確認：「藥劑師在配藥時犯了錯誤」。「他用來蘇爾代替藥用石鹼，致使病情急劇惡化，這是嚴重的疏忽……」。很明顯，這種說法的目的在於掩蓋加速我死亡的新的企圖。這種企圖是根據上面的指示而見之於行動的。

（2）1950年10月25日上午11點鐘，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來到我家通知說：

「早上九點鐘劉少奇把我叫去並對我說，今天淩晨毛主席同他談了王明要在今天下午乘坐開往滿洲里車站的火車去蘇聯。他吩咐我儘快去辦理一切手續。我的事情很簡單：打電話給外交部，叫他們馬上辦理您全家人的護照。現在我把護照交給您。您願意把誰帶走都可以，我只不過要他們的照片。我已經通知鐵道部，在今晚六點照例發往滿洲里的列車上為您掛一節公車。時間不多了。您來得及準備嗎？」

我問他：

「據說，我們的志願軍為了抗美援朝今天午夜通過鴨綠江大橋入朝參戰，麥克亞瑟已經下令美國空軍在中國志願軍赴朝時，集中轟炸從山海關到滿洲里的整條鐵路線，以破壞從北京到滿洲里和從蘇聯到滿洲里的供給線。這消息是真的嗎？」

「是真的，」楊尚昆回答說。

「如果我們在明天早上到達滿洲里，正好趕上集中轟炸，難道不是這樣嗎？」我問。

「是的，今天走不走，您自己決定，」他回答說。「如果您決定不走，就請告訴我，我好通知鐵道部。」

我和孟慶樹當然馬上就明白為什麼毛澤東突然決定讓我們今天起程的原因了。劉少奇早就同意我們到蘇聯去，而我們等待起程日期已有半年多了。我們商量應該怎麼辦。儘管有危險，我們還是決定走；否則，走不走得成就難說了。我去莫斯科不僅是為了治病；我願意再次到離別了13年的、在偉大衛國戰爭中取得了勝利的蘇聯去。

在五個政法機關為我們餞行的招待會上，一些同志勸我不要拿生命去冒險。但是我們於六點半坐上火車起程了。

我們平安地到達了滿洲里車站。轉乘蘇聯火車，順利地到達了盼望已久的莫斯科。當火車就要開進莫斯科車站時，孟慶樹這位音樂愛好者，唱起了我寫的《莫斯科頌》：（注：這首詩歌由五節組成；王明寫於1941年10月底，即他在延安中央醫院住院時寫的。那時法西斯分子逼近莫斯科，毛澤東不僅不加緊抗日軍事活動以阻止日本侵略者開闢反蘇的第二戰場，而且開始了反共反蘇的「整風運動」。王明寫下了這首頌歌，以及其他反毛的詩歌（如《楊家嶺》、《狼的夜嗥》等，這些詩歌同志們都看過並輾轉相傳，毛澤東也看過），以紀念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24周年，紀念莫斯科。

王明同志從九歲起就開始寫詩。他寫過大約500首詩和歌。他病得很重，經受了無數折磨和痛苦，但一有可能就從事創作，用以歌頌勞動，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宣傳蘇聯，悼念為革命犧牲的烈士，紀念革命運動日，為反對帝國主義和毛澤東主義，爭取和平和人類幸福而鬥爭。這本書裡的最後幾首詩和一些片斷，是他在心臟停止跳動前三天寫的。他常常說：「作為一個共產黨員，就要毫無保留地貢獻出自己的一切力量，直到最後一息。」他自己從來都是遵循這條原則的。——孟慶樹注）

莫斯科！

　克里姆林宮！

五角紅星！

整個蘇維埃國家都在

　傾聽著悠揚的鐘聲。

星光照耀著

　世界上的五大洲。

鐘聲響徹了

　全世界各個國家的上空——

　從邊疆到邊疆。

在地球的六分之一土地上

　你，莫斯科，勝利了；

你是未來世界——

　共產主義世界的象徵，

　共產主義世界的象徵。

*    *    *

莫斯科！

　列寧墓！

偉大的精神，

不朽的事業。

列寧主義把五大洲

　從夢中喚醒，

蘇維埃國家的勝利

　永遠鼓舞他們前進。

你，伊里奇，

　永遠是世界革命的舵手。

你，伊里奇，

　永遠活在各國人民的心中，

　永遠活在各國人民的心中。

*    *    *

莫斯科！

　革命的燈塔，

勞動人民熱愛您，

　法西斯分子憎恨又懼怕。

狂妄的希特勒進攻蘇聯，

　斯大林堅定地發出了命令……

在黨的領導下，軍隊和人民

　捍衛著我們親愛的祖國；

在黨的領導下，軍隊和人民

　勝利地開進了敵人的巢穴

　開進了敵人的巢穴。

*    *    *

莫斯科！

　共產國際！

世界上全體共產黨人——

　都親如兄弟。

日本匪徒踐踏中國

　蘇聯共產黨來支援。

蘇聯征服法西斯分子

　中國共產黨理應幫助。

全世界的戰友們，

　手攜手打擊侵略者！

全世界的戰友們，

　更緊密地團結起來——爭取偉大的勝利，

　爭取偉大的勝利，

朋友們！

*    *    *

啊……啊……

莫斯科，克里姆林宮；

莫斯科，列寧墓；

莫斯科，革命的燈塔；

莫斯科，共產國際！

莫斯科啊！

你在地球的六分之一土地上

　取得了勝利；

你是未來世界——

　共產主義世界的象徵，

　共產主義世界的象徵。

1952年冬在莫斯科時，劉少奇才對我們說：「你們沒有遭到轟炸，是因為杜魯門不願意和中國作戰，他嚴厲地禁止了麥克亞瑟轟炸中國領土……」

（3）1953年12月，我們回到了北京。從1954年4月到1956年1月，我的膽囊炎和肝炎曾急性發作過七次。第一次發作是在1954年4—5月，黃樹則、傅連暲等人害怕承認我的肝和膽囊有病，因為這會牽扯到那一段毒害我的歷史。我躺在家裡發作了五天。第六天，我不得不到北京醫院去。醫生的診斷是急性膽囊炎，但黃樹則仍堅持過去的看法。他說：「患者除了膽囊炎，還有腹膜炎」。

那時，黃樹則已被提拔為中共中央保健局副局長，北京醫院在他管轄之內；醫生們當然不敢不聽他的。他這樣堅持，是為了給我立即做膽囊重點切除手術。在我住院治療的第四天，即發病的第九天，我處於病危狀態。這天早晨，孟慶樹把兩個兒子叫來準備和我告別。同時，她自己開始用多次檢驗過的方法給我治療。她為我的生命戰鬥了三天；我的情況逐漸開始好轉，痛苦減輕了，體溫下降了，我也能夠吃少量的東西了。但醫生繼續要求給我做手術。我們堅決反對，因為我已經六晝夜沒有吃東西了，體重從58—60公斤降到了40公斤，我的身體堅持不了手術。經過多次請求，給我輸了兩次血，共五百毫克。同時，我們偷偷地去找了中醫專家，服用他們開的藥。（注：1949年底毛澤東宣稱，中醫是「舊醫」，西醫是「新醫」，「舊事物是垂死的事物，應當拋棄，而代之以新事物」。這引起了人民和80萬中醫的強烈不滿）結果情況就正常了。但醫生還總是堅持要做手術。當我們堅決拒絕時，他們逼我們在說明我們拒絕做手術的文件上簽字。

（4）1955年夏，由於病情惡化，我再度住進北京醫院。外科醫生邵大夫，以一分鐘60滴的速度給我輸生理液和葡萄糖液。後來邵大夫本人也承認這一點，但他說，這是外科主任王大夫吩咐的。輸液開始幾分鐘後，邵大夫離開了病房。我開始打冷顫，冷到用六個熱水袋、蓋三條棉被都止不住的地步。我臉色蒼白，滿臉大汗，心臟顫動，極度虛弱。孟慶樹要求護士馬上取下針管，但她拒絕了，她說：「邵大夫吩咐過不經過他不能停止輸液。我就去找他」。護士走後，孟慶樹立即把針拔出，停止輸液，並馬上注射樟腦以促進心臟跳動。在這以後，我才逐漸平靜下來，而心跳仍然很弱。過了好久，護士才把邵大夫找來。他看見輸液停止了，大為不滿地說，應當等他來以後再決定採取什麼措施。

當時在北京醫院外科工作的一位蘇聯專家R.M.沃洛申教授聽說此事後對我們說：「像王明同志這樣的身體狀況，最好是每分鐘輸20—30滴；怎麼能一分鐘輸 60滴！將來再輸液時應當觀察玻璃試管中液流的速度。」他認為，孟慶樹同志做得對。否則，王明同志的心臟就要經受不住。我們應該衷心感謝R.M.沃洛申同志。他是我們的可靠的顧問。每一次他都堅決反對黃樹則等人提出馬上手術的建議。他說：「王明同志不僅有膽囊炎，他所有的內臟都有病。他能活著就不錯了，怎麼還能做手術？」他不止一次地勸慰我們說：「不管在什麼情況下都不要同意做手術。王明同志，在你目前這種情況下，外科的干擾只會帶來最壞的後果」。而當劉少奇決定讓我再次去蘇聯治療時，他幫助我們儘快成行，而且始終保證，不管別人的意見如何，我的心臟能經得住飛行。

除了上面所講的以外，從1941年秋到1956年初，還有許多別的事件和事實，證明毛澤東對我施毒和進行迫害。《王明回憶錄》 

谢选骏指出：人说“王明：毛澤東蓄意毒害我的過程”；我看斯大林在中国培养的这二狗，在比赛“谁更卖国”！


【79、为何参观毛泽东鬼子堂还是一种时尚】


《范曾悼妻，陈来周国平忆友…有一种纪念叫自我吹嘘》（冰川思想库 2021-11-11）报道：

这两天，画家范曾发布的一篇关于妻子楠莉去世的讣告，在网上流传开了。倒不是说这位女性有什么问题，而是范曾的这份讣告的写法，令人咋舌。

在这篇讣告中，范曾写道，"我所奉献的书画作品，她皆欣然取出，其中有她陪同我画了 200 张画捐献给某某大楼 …… 据荣宝斋价达六十亿。" 又说，" 因为我是全国纳税模范，所以她所有捐款皆是税后收入。"

这种语气，逝者不像是妻子，倒像是财务出纳。一份短短的讣告，有三分之二是在夸自己的。

无独有偶，前几天著名哲学家李泽厚去世，清华大学教授陈来，写了一篇悼念李泽厚的文章。里面附了一张照片，一大桌人一起吃饭，李泽厚正与陈来交谈。

通篇文章，都是在说李泽厚问陈来，" 你写了多少本书 "" 你自己的哪本书最好 "" 你的王阳明写得真好 "，甚至，李泽厚还对陈来说：" 中国哲学你第一 "。

文中还说，"李泽厚其实极少称赞别人，所以我把这次他说的话始终看作是前辈的一种鼓励。"

这位陈教授可能不知道，李泽厚是一个狡黠又冷幽默的人，他说 " 中国哲学你第一 "，里面的揶揄和讥讽，陈教授听不出来吗？

追忆一位家喻户晓的大家，倒有九成九的篇幅，是在写这位哲学家如何夸他的。写出来，好意思吗？

这让我想起有一类人：极端自恋，处处想成为焦点，婚礼上他必须是新娘，葬礼上一定当尸体。日常的舞台已不够他们发挥了，非得要跑到别人的主场上，使劲一切全力来吸引聚光灯；葬礼、丧礼，他们都要踩着别人来抬举自己。

显而易见，范曾就是这样的人。

毫无愧色说自己的 200 幅作品值 60 亿，全然忘了自己是以流水线工坊来作画了。此前先攀附沈从文，又编造谣言、检举揭发沈；黄永玉是其老师，他却极尽所能羞辱黄；李苦禅更是宣称自己没有这个学生，" 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 "。

现在，范曾依然活跃着。一找到机会，比如妻子亡故，还要忙不迭跳出来说：我的画很值钱、值钱，我是纳税模范。妻子呢？在讣告上几乎看不到她的位置和身影，更看不出范曾对她的感情，对他来说，她就像是一个执行命令的财务出纳。

这种人，对逝者的怀念，只是怀念别人吹捧他那一部分而已。无非是把别人都看成是可以踩着上位的工具人罢了。

这让我想起，另一位哲学家、作家周国平。他在哲学家邓正来刚去世时写了一篇悼文《想念我生活中的邓正来》，可算是奇文共赏了。

里面写道：

"感觉是他像兄长，对我呵护有加。什么时候看见我身体不好，他一定会催我去检查，如果认为是工作太累所致，他会批评我，连带也批评红，要她在家里贴上五个大字：‘国平无急事。’他经常叮嘱红，国平最重要，要把关心国平放在第一位。"

"有一回，我们去他家里，还带去了我家的两位女友，他语重心长地批评她俩说：‘你们不知道心疼国平，国平跟别人不一样，我阅人无数，很少有像他这样优秀的人，但他一辈子没有享受过。’然后布置任务：‘你们每人每周约他出来一次，要单独和他，找一个好的酒吧，让他放松。’ "

"他是真正心疼我，所以，知道红又怀孕了，他力主做掉，理由是我应该安度晚年，不该再受苦了。叩叩生下后，他召开家庭会议，力劝红辞职，好好安排家庭生活，让我好好休息和工作。"

后面还有不少邓正来夸周国平的散文、哲学水平如何如何高的，相比来说，已经算正常了。

周国平所怀念的邓正来，是一个爱他爱到指导他的夫妻生活，指导他妻子流产不流产、怎么带孩子，指导他女友们怎么侍候他，一切围着他转的邓正来。

而真正应该呈现在一位知名学者的悼念文章应该有的，学问，品行，建树，一些温暖的细节，都没有了。

读者们读的是悼念邓正来的文章，看到的却只有周国平的水平高，周国平的夫妻生活，周国平的两个女友们 …… 这恐怕不是做葬礼上的尸体了，而是想当葬礼上诈尸的尸体，才能够满足周国平无以伦比的自恋了。

对于这一类人来说，他们就像是一只关不上尾羽的孔雀，时时刻刻都要撑开尾巴，任何时候都要当这条街上最靓的仔。

但是，孔雀张开尾巴，同时，也会让大家看到他们的屁股啊。可他们不在乎。

类似的故事，并不少见。

疯狂英语的李阳，他曾接受采访时说，他坐飞机很喜欢领了登机牌却迟迟不上飞机，享受着机场一遍一遍地广播他的名字的那种快感。他需要以戏剧性的效果吸引所有人的注意。

果不其然，这种自恋的人，打起老婆来也毫不客气，而且已经建立起自己的一套打人的逻辑体系。

许多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非要在别人的葬礼上大出风头的人，他结交别人，也不会有为善之心。他们连死人都能利用，对活人，很难想象，他会心慈手软。

谢选骏指出：小人物们如此猥琐，大人物们也不例外——毛泽东死去将近半个世纪，排队参观他的鬼子堂还是一种时尚……这是因为华国锋以后的历届领导，还要利用毛僵尸的纪念堂給半死不活的自己打氣？他们这样做，等于鼓励了范曾如此悼妻、陈来周国平这样忆友——有一种纪念叫自我打氣、自我吹噓。


【80、毛泽东高岗竞争谁是斯大林的宠物】


《在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走钢丝的高岗》（申渊 2009-01-10）报道：

随着苏联共产帝国的解体崩溃，半个多世纪以前中苏关系中的一些秘辛陆续解密。在俄罗斯中央档案局解密的档案中有“关于科瓦廖夫就中国问题给斯大林的秘密文件”、“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的部分俄国档案”第一、二卷、“科瓦廖夫到中长铁路出差给莫洛托夫的报告”等秘密档案。

在一九四八至一九五〇年间担任斯大林派驻中共中央特使和斯大林–毛泽东联络员的科瓦廖夫曾向俄罗斯“远东问题”杂志英文版记者和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冈察洛夫披露了当年中苏之间的暧昧关系，回顾了高岗在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走钢丝的险情。后来在中国出版的“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杂志二〇〇五年第四期王丽华的文章和“文汇读书周报”发表的科瓦廖夫采访记中已有介绍。

科瓦廖夫原是一位铁路工程师，一九三七年担任苏联西部铁路局局长。卫国战争时任苏联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付人民委员（付部长）、交通人民委员部人民委员（部长）。一九四八年起担任苏联驻中长铁路专家组长。中共建国后由苏共中央政治局正式任命为苏共驻华专家组负责人，直接向斯大林负责。

一九四八年五月中旬，科瓦廖夫（以下简称科）被斯大林召去苏共中央委员会，斯大林先给科看了一份电报。电报是中共中央发来的，毛泽东署名。请求苏共中央给中国派出一个专家小组，帮助解决经济问题，恢复己占领地区的铁路运输。斯大林代表苏共中央正式任命他为专家小组负责人，于六月赴华上任。其对外公开头衔是“中苏共有中国中长铁路苏联部长会议代表”，以中长铁路作掩护，向中共提供援助。今后凡涉及中共的问题，尤其是毛泽东任何极小的动作和要求，科必须向斯大林单独报告，由斯大林亲自掌握。实际上斯大林要做中国的太上皇，通过科“垂帘听政”。中共建国后，科的公开头衔改为苏联援华专家组组长。

一九四九年七、八月间，科陪同以刘少奇为首的一个代表团访问莫斯科，代表团与斯大林就双边合作关系的一些重大原则和国际问题进行了讨论。七月二十七日在苏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刘少奇等中共代表列席了会议。刘少奇代表中共表态撤销了请求苏军出兵支援解放台湾的要求。高岗显得十分兴奋，要求发言。他除了完全支持刘少奇的发言外，他说他想发表些个人意见和建议。高岗建议把东北宣布为苏联第十七个加盟共和国。他认为这样做可以避免东北遭到美国侵袭，并且进而可以成为南进击败蒋介石的最可靠基地。高岗还建议苏联在青岛建立一个海军基地，驻在大连的苏军应增强和扩大。

苏方与会者对高岗发言报以热烈的掌声，刘少奇则非常生气。这时，斯大林突然站了起来，出人意料地对坐在第一排的高岗说：“张作霖同志！”会场顿时起了一阵骚动，与会者都知道，张作霖出身土匪，后来投靠日本，在日本人的帮助下当上东北军阀。当日本发现他准备背叛日本投向美国时，便命令关东军在沈阳附近的皇姑屯把他涂掉，他乘坐的专列炸上了天。

会后科与刘少奇、高岗乘同一辆汽车返回下榻地。刘少奇在车上就指责高岗背叛，高为自己辩护。回到驻地，高岗用俄文很困难地对科说，他想在一个秘密场合向科报告中共高层领导内部的一些情况。高岗称，毛泽东周围很多支持者受到托洛斯基的影响。他还提出，他要向苏方反映一个很重要的关于中共某些领导人对待中苏关系的虚伪态度和反苏行为的问题。

科认为事态严重，立即走到二楼，通过秘密电话向斯大林报告。斯大林承认对高岗的批评是过于严重了些，但他说他必须这么做，否则中国领导人会误认为斯大林默认了高岗的观点，误读了形势。斯大林禁止科去听取高岗提供的情报。指科还要回到中国去工作，没有必要卷入中国人的是非争论中去。

斯大林很狡猾，他一方面指示科不要卷入是非之争，另一方面悄悄地另行派人听取高岗的陈述。三天后，高岗因身兼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和政委，公务繁忙，要先行回国，斯大林在孔扎沃乡村别墅为高岗举行了一个送别招待会。在招待会上，斯大林充当和事佬，竭力调解刘少奇和高岗的矛盾，甚至建议他们俩人为友谊和团结干杯。刘少奇为了不使主人扫兴，显然很勉强地干下这杯酒。第二天早上，高岗搭机回国，中共代表团没有一人送行，高岗的情绪消沉，独自灰溜溜地返回沈阳。

那天晚些时候，斯大林在同刘少奇会谈中解释道：“我那天对高岗的批评太重了，你也是，我们都没有什么根据，请把我的意见转告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大概很好地完成了这一嘱托，高岗不久被任命为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付主席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毛泽东在与科的多次谈话中经常强调支持高岗。但是科隐约感觉到，高岗头上似乎笼罩着阴影。

一九四九年九月，香港一个富豪代表团拜访了毛泽东，要求到东北老解放区去考察，毛泽东同意了。代表团回到北京后又见到毛泽东，并谈了观感。代表团夸奖一番东北的新气象后说，东北的秩序虽然很好，但感觉不到那里属于中国，受中国管辖，反而倒更像北方邻国。最令那些香港大佬惊讶的是东北到处张挂着斯大林相片，几乎看不到毛泽东相片。

毛泽东闻讯十分生气，当天就把高岗召来北京参加政治局会议，议程只有一个，即讨论“相片问题”。香港资本家反映的情况是真实的，东北地区到处悬挂斯大林的肖像，其中只有少数地方悬挂毛泽东画像。这种现象是有原因的，一九四八年底，一个苏联新闻电影制片工作者小组来中国访问，他们感到在苏军解放沈阳后，看不到斯大林照片，觉得失望。在这种意见的影响下，高岗命令沈阳和东北其他城市赶制斯大林画像，并把它们张挂起来。另一种说法是高岗借此表达对毛泽东的不满。

政治局会议从晚上一直开到凌晨四点左右，气氛紧张。高岗气势汹汹地跑出来告诉科开会的情况。刘少奇第一个发言严厉批评高岗，他把高岗在莫斯科建议把东北加入苏联成为苏联第十七个加盟共和国一事与东北不挂毛泽东像片联系起来。周恩来接着发言，指责高岗背叛，企图把东北让给苏联。他建议把高岗开除出政治局，甚至中央委员会。毛泽东没有发言，只是在投票时，支持谴责“高岗路线”的决议，并同意把斯大林的照片从全中国拆除。科听了高岗的汇报，毫不犹豫地向莫斯科紧急报告。

第二天，刘少奇等中国领导人向科解释了照片的问题。根据他们的说法，这些照片的质量太差，必须拿掉。最后，在科没有提出任何要求的情况下，毛泽东就照片问题主动找科谈了一次话。毛泽东与科达成协议，在苏联军事部门、中苏合营工厂企业以及共产党、共青团的中央委员会里的斯大林画像依旧照挂。

过了一天，斯大林发来电报，支持毛泽东、刘少奇谴责高岗。这封电报由科转交给毛泽东。科只给毛泽东念了前面一部分，谴责高岗的那一段没有念。有人发现科漏念了一段，将此事报告莫斯科。不久科收到斯大林一份措辞严厉的批评电报。科不得不再去见毛泽东，把电报全文念给他听。毛泽东对科的再次来访感到很高兴。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初，在科陪同毛泽东去莫斯科的途中，在沈阳停车。毛泽东邀请科一起参观沈阳市容。沈阳市内所有大建筑物上都挂着斯大林的半身像，毛泽东的像片几乎看不到，毛泽东见到这种情况似乎很不高兴。回到火车站，沈阳市委书记向毛泽东报告，高岗、林彪和东北工人准备了一车皮礼物送给斯大林，祝贺他七十岁生日。这节车皮拟挂在毛泽东专列的后面。毛泽东大为不悦，命令道：“把这节车皮卸下来，把礼品也卸下来。一半送到高岗家，一半送到林彪那里。对他们说，我已经准备了来自全国的礼品送给斯大林，东北至今还是中国的一部分——”

对高岗的致命一击发生在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期间。科已经开始准备送给斯大林关于中国形势报告，这份报告是科在去莫斯科的火车上最后写完的。科在报告中将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在国内外一些重要政策问题上的实际做法，与斯大林对这些问题的意见和建议加以分析比较，从而对中国领导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一九五〇年二月，就在毛泽东即将离开莫斯科回国前夕，斯大林将科批评中国领导人的报告，以及其他关于中共中央的重要秘密电报突然送给了毛泽东。斯大林还把高岗个人给他的全部情报案宗交给了毛泽东。斯大林向毛泽东递送的重要机密文件是在米高扬配合下完成的。斯大林这一举措使毛泽东委实惊喜不己。

这样一来，科瓦廖夫无法继续工作下去了，不久奉调回国。很久以后他在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遇见米高扬，谈起此事，米高扬说他当时和现在怎么都弄不明白，斯大林为什么要这样做？

高岗（1905-1959）陕西横山县武镇乡高家沟人，原名高崇德，字硕卿，贫苦农民出身。就读横山县立第一高级小学时即参加中共地下活动，被开除学藉。一九二七年二月加入中共，长期从事农运和兵运。与刘志丹、习仲勋等共同创建陕甘宁边区。中共建国前后一度受到毛泽东重用，利用他抗衡党内刘少奇、周恩来等派系的崛起。一九五四年在与刘少奇、周恩来等另一派系争夺中央领导权的斗争中，遭到毛泽东清洗，诬指成立莫须有的“高铙反党联盟”。

饶指饶漱石，曾任新四军政委、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高岗不服批斗，于当年自杀，死后未进八宝山，葬于北京万安公墓。周恩来指示树立无字墓碑，表示蔑视；亦有人以为这是周恩来做人圆滑之处，对高的评价留有余地。饶漱石开除党藉后遭软禁，文化革命中又遭逮捕，死于一九七四年。反“高饶反党联盟”是中共建国后第一场最大的党内斗争，邓小平在这次斗争中崛起，一度被毛泽东定为接班人。

“高饶反党联盟”一案和高、饶的悲惨下场充分证明中共内部以及中苏两党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和内斗的残酷性。

谢选骏指出：早在1970年代，我就在收听的“自由中国之声”里得知，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斯大林观察毛泽东的表现几天之后，亲手交给毛泽东一包高岗密报的中共内部情报，以此换取毛泽东效忠，所以斯大林一死，高岗马上遭到清算。


《中俄面和心不和 斯大林出卖高岗秘密情报》（2024-05-27 新闻）报道：

按：高岗（1905年～1954年）是陕北红军代表，中共篡政后集东北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有“东北王”之称。党内几波斗争都失败的高岗数次自杀：1954年，先用手枪自杀未遂，又于1954年8月初试图触电自杀也未成功；8月17日，服用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时任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政府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家计委主席，年仅49岁。

原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与前任斯大林之间关系非常复杂，赫鲁晓夫继任后对前领导人斯大林展开了全面批判，并在日后《赫鲁晓夫回忆录》中曝光诸多苏共内幕，更包括中国与苏联外交中的秘闻，在回忆录中赫鲁晓夫称，“高岗向我们通报了中共领导层的情况及其对苏联的态度。这一点非常可贵。斯大林非但不支持他，反而将他出卖。”

面和心不和

斯大林对毛泽东虚与委蛇

赫鲁晓夫回忆说，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适逢斯大林70寿辰。正巧在这一天我从乌克兰返回莫斯科，担任一项新的固定工作。斯大林对我说：“您把乌克兰那边的工作交代一下，务必在我70岁生日那天赶来。”我就照办了。我未能出席斯大林同毛的单独会谈或者有莫洛托夫在场的会谈。总共举行了多少次这种会谈，会谈进行得如何，要我现在来谈是困难的。不过，在这几次会晤之后斯大林一次也没有因为毛而高兴过，也从未对他大加赞扬。

然而，在欢迎毛的宴会上，斯大林却表现得非常好客。他喜欢这种宴会，并且很爱炫耀自己如何好客，对待客人如何慇勤周到。只要他愿意，他会把这种事做得很漂亮。那次宴会我参加了。宴会和席间谈话都是在轻松自如的气氛中进行的。

看到同中共似乎正在逐渐形成良好关系，我感到很高兴。我们这里大家都希望这样。不过，在毛访问期间曾经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

在那次宴会和席间友好会谈之后，斯大林有好些天根本不与毛会面。既然他本人不露面又没有委讬别人，我们当中也就没有人去毛那里。这时毛开始流露出不满，说他被关在为他安排的住所里，什么也不给他看，没有人跟他会面；因此他声称如果再这样下去，他就回国。人们向斯大林报告说毛表现出不满。于是我们再一次与他会面了，是在斯大林的别墅举行的午宴上。斯大林这时竭尽全力来满足毛的请求，同他搞好关系，并显示自己完全站在他那一边。

高岗曾向斯大林通风报信

毛走了。当时担任苏联政府驻华经济事务全权代表的是一位铁路专家科瓦廖夫（1901年～1993年），他于1944～1948年任苏联交通人民委员（部长），后任中国东北人民政府顾问和北京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顾问，在北京人称“两位领袖身边的顾问”。他从前在满洲工作过，日本人被驱逐后曾在那里修复铁路，后来当上了毛泽东的顾问。斯大林认为他是一位可信赖的人。

不久此人便在他的密告信中报告说，发现对苏联的不良情绪，这种不满在刘少奇、周恩来及该国其他一些领导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高岗早在毛访问莫斯科之前也给我们发来了类似的情报。

高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驻满洲全权代表兼北京政府驻满洲的全权代表，就好像是那里的总督。他与我国代表建立了十分良好的关系。高岗只字不提毛本人的立场如何，但他同样也不提毛对那些明显表示对我们不满的人都采取了什么措施。高列举了许多事实以证明这种不满的存在。

这里我举出其中的一件。那天正在庆祝中国的一个什么节日。举行了阅兵式。当装备着我们的坦克的部队从广场上通过时，中共的军人气呼呼地说俄国人给他们的是旧坦克。是，这话没错。那些坦克不是新的，那时我们自己并没有那么多新坦克可以送给中共。苏联刚刚结束战争，正在恢复工业，坦克产量削减了。不这样做不行嘛。所以我看不出有什么可抱怨我们的理由。坦克当然是旧的，但还完全具有战斗能力。但这种言论给不满意我们的情绪火上浇油，而且把一切都归罪于苏联。

斯大林把高岗的秘密情报转送毛泽东

斯大林希望博得毛对我们的好感，在他访问期间显示自己对他友好相待，并且信任他。因此斯大林拿到我国驻满洲代表寄来的并附有他与高岗谈话记录的几份文件之后，干脆就把它们转送给毛了。

我，还有我与之交换意见的几位其他政治局委员，都确信不疑地认为高岗向我们通报的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他出于何种目的，我不知道，但无论怎样他是站在对苏友好的立场上的。然而斯大林却把这些文件交了出去!

如果要在历史上寻找类似的现象，那么这很像科丘别伊瓦·列·科丘别伊（1640～1708）自1687年起任总司书，1699年起任东岸乌克兰（即俄罗斯属乌克兰）首席法官。他曾多次提醒彼得一世说首领（黑特曼）溪毖马泽帕正在与波兰国王斯塔尼斯拉夫·列辛斯基和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进行秘密谈判，然后他逃往俄罗斯，却被俄国沙皇交给马泽帕，后被处死。向沙皇彼得一世密告首领（黑特曼）马泽帕叛变。当时沙皇彼得把这封告密信退还给马泽帕，以博取其好感，并表示自己不相信他叛变。然而马泽帕处死了科丘别伊，并且开始帮助查理十二世讨伐俄国。普希金在叙事诗《波尔塔瓦》中对这个情景做了鲜明生动的描写。

然而我们一时失去了一位显示他与我们亲近并用具体行动加以证实的人，高岗向我们通报了中共领导层的情况及其对苏联的态度。这一点非常可贵。斯大林非但不支持他，反而将他出卖。我以为斯大林之所以这样做，是基于心虚多疑：斯大林是一个不相信任何人的人。他连自己都不相信。他认为，我们收到的那些秘密情报正是高岗所传递的这一事实，毛泽东迟早会知道。那样一来斯大林就会陷入微妙的处境：仿佛是他挑动人们反对北京政府。因此斯大林便借此机会表明他完全信赖毛泽东，并因而不愿意从一个反对中共领导的人那里获取情报。

虽然高岗本人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们他对毛泽东的看法，但对许多中国人来说他的看法并不是什么秘密。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的几位在中国的人报告了某一个城市举行青年联欢晚会的情况。参加晚会的人酒喝多了，青年人开始对我们说些含有敌意和挑衅的话：“把你们那个姓高的弄到你们那儿去吧，他是你们的人，不是我们的人。”

这件事还是发生在他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时候。可见高岗早在那时就已经处在某种被孤立状态了，他违反中共中央政治局对苏政策的行动，那边都知道了。这一情况也应当加以考虑。或许斯大林在出卖高岗的时候认为他反正已经被揭露了。

这是我得出的结论。我并没有亲自从斯大林那里听到这种议论。但任何其他理由都无法解释为什么斯大林居然把上面提到的文件移交给了毛。坦率地说，我们这些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对斯大林的做法感到愤慨。

欢迎给您喜欢的作者捐助。您的爱心鼓励就是对我们媒体的耕耘。

谢选骏指出：人说“在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走钢丝的高岗”，人又说“中俄面和心不和 斯大林出卖高岗秘密情报”——我看這些都说明了，毛泽东高岗这俩奸贼，正在竞争“谁是苏联恶棍斯大林的宠物”一职，他們还要同時扮演“人民领袖”角色，真是吃力不讨好。


【81、我创作的“毛泽东诗词”】


毛泽东诗词132首

目 录 

1 儿歌·应舞狮 

2 五古·吟天井 

3 五古·咏指甲花 

4 杂言诗·耕田乐 

5 七绝·咏蛙 

6 七绝·赠父诗 

7 五言诗·登高泛海 

8 五言诗·江畔 

9 四言诗·《明耻篇》题志 

10 五古·挽易昌陶 

11 杂言诗·游泳启事 

12 五律·朱张渡 

13 七古·自信人生 

14 七绝·赠刘翰林 

15 杂言诗·意志之锻炼 

16 五言诗·云封桥锁 

17 七律·骤雨东风 

18 杂言诗·河出潼关 

19 四言韵语·奋斗 

20 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 

21 归国谣 

22 七绝·过魏都 

23 五言诗·苍山辞祖国 

24 祭文·祭母文 

25 新体诗·颂赵女士的人格 

26 虞美人·枕上 

27 贺新郎·别友 

28 沁园春·长沙 

29 菩萨蛮·黄鹤楼

30 西江月·秋收起义 

31 西江月·井冈山 

32 四言韵语·红四军司令部布告 

33 清平乐·蒋桂战争 

34 采桑子·重阳 

35 如梦令·元旦 

36 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 

37 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 

38 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 

39 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 

40 六言诗·苏维埃政府布告 

41 菩萨蛮·大柏地 

42 清平乐·会昌 

43 十六字令·三首 

44 歌谣诗·洛甫摔跤 

45 忆秦娥·娄山关 

46 七律·长征 

47 念奴娇·昆仑 

48 清平乐·六盘山 

49 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 

50 四言诗·懦夫奋臂 

51 沁园春·雪 

52 临江仙·赠丁玲 

53 祭黄帝陵 

54 四言诗·题《中国妇女》之出版 

55 四言诗·改江淹 

56 五律·挽戴安澜将军 

57 五言韵语·军队向前进 

58 五律·张冠军道中 

59 五律·喜闻捷报 

60 七律·忆重庆谈判 

61 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62 七律·和柳亚子先生 

63 赞“密使1号” 

64 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 

65 浣溪沙·和柳先生 

66 浪淘沙·北戴河 

67 七律·和周世钊同志 

68 七绝·五云山 

69 水调歌头·游泳 

70 蝶恋花·答李淑一 

71 七绝·观潮 

72 五言韵语·两个泥菩萨 

73 七绝·刘蕡 

74 七绝·改梅白《夜登重庆枇杷山》 

75 七律二首·送瘟神 

76 四言韵语·养生十六字诀 

77 七绝·有感 仿陆放翁《示儿》诗 

78 七律·到韶山 

79 七律·登庐山 

80 五律·看山 

81 七绝·到钱塘 

82 七言诗·赫鲁晓夫访美 

83 七律·读报 

84 七律·读报有感 

85 七律·读报有感 

86 七律·改鲁迅诗 

87 七绝·为女民兵题照 

88 七律·答友人 

89 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 

90 七绝·屈原 

91 七绝·二首纪念鲁迅八十寿辰 

92 七律·改鲁迅《亥年残秋偶作》 

93 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94 卜算子·咏梅 

95 七律·冬云 

96 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97 杂言诗·八连颂 

98 七律·吊罗荣桓同志 

99 贺新郎·读史 

100 七绝·贾谊 

101 七绝·咏贾谊 

102 十六字令·八首 

103 减字木兰花·经长沙忆往 

104 满江红·庆祝我国第一次核试验成功 

105 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106 念奴娇·井冈山 

107 五律·西行 

108 念奴娇·鸟儿问答 

109 七律·洪都 

110 卜算子·悼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艾地同志 

111 七律·有所思 

112 杂言诗·盛名之下 

113 七绝·炮打司令部 

114 七律·将革命进行到底 

115 如梦令·韶山冲 

116 清平乐·警觉苏修 

117 念奴娇·长征 

118 清平乐·视察 

119 念奴娇·有感观菊 

120 七绝·读《红楼梦》 

121 七绝·改杜甫《咏怀古迹》 

122 四言诗·赠尼克松 

123 七绝·林彪事件 

124 七言诗·续乔冠华诗 

125 五言韵语·郭老从韩退 

126 五言韵语·大事不讨论 

127 七言诗·续李白《梁甫吟》 

128 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 

129 诉衷情 

130 贺新郎·改张元千词悼董必武 

131 忆秦娥·悼念周恩来同志 

132 四言诗·春日游花园小吟 

1 儿歌·应舞狮 1902年正月 

狮子眼鼓鼓，擦菜子煮豆腐。 

酒放热气烧，肉放烂些煮。 

2 五古·吟天井 1906年秋 

天井四四方，周围是高墙。 

清清见卵石，小鱼囿中央。 

只喝井里水，永远养不长。 

3 五古·咏指甲花 1906年夏 

百花皆竞春，指甲独静眠。 

春季叶始生，炎夏花正鲜。 

叶小枝又弱，种类多且妍。 

万草被日出，惟婢傲火天。 

渊明独爱菊，敦颐好青莲。 

我独爱指甲，取其志更坚。 

4 杂言诗·耕田乐 1907年 

耕田乐，天天有事做。 

近冲一墩田，近水再墩望，多年副产积满仓。 

农事毕,读书甚馨香,坐待时机自主张。 

5 七绝·咏蛙 1910年秋 

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6 七绝·赠父诗 1910年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7 五言诗·登高泛海 1913年10月 

登祝融之峰，一览众山小； 

泛黄勃之海，启瞬江湖失。 

8 五言诗·江畔 1914年秋 

晚霭峰间起（萧），归人江上行（萧）。 

云流千里远（萧），人对一帆轻（毛）。 

落日荒林暗（毛），寒钟古寺生（萧）。 

深林归倦鸟（萧），高阁倚佳人（毛）。 

9 四言诗·《明耻篇》题志 1915年 

五月七日，民国奇耻。 

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10 五古·挽易昌陶 1915年 

去去思君深，思君君不来。愁杀芳年友，悲叹有余哀。 

衡阳雁声彻，湘滨春溜回。感物念所欢，踯躅城南隈。 

城隈草萋萋，涔泪浸双题。采采余孤景，日落衡云西。 

方期沆瀁游，零落匪所思。永诀从今始，午夜惊鸣鸡。 

鸣鸡一声唱，汗漫东皋上。冉冉望君来，握手珠眶涨。 

关山蹇骥足，飞飙拂灵帐。我怀郁如焚，放歌倚列嶂。 

列嶂青且蒨，愿言试长剑。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 

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子期竟早亡，牙琴从此绝。 

琴绝最伤情，朱华春不荣。后来有千里，谁与共平生。 

望灵荐杯酒，惨淡看铭旌。惆怅中何寄？江天水一泓。 

11 杂言诗·游泳启事 1915年夏 

铁路之旁兮，水面汪洋。 

深浅合度兮，生命无妨。 

凡我同志兮，携手同行。 

晚餐之后兮，游泳一场。 

12 五律·朱张渡 1916年冬 

共泛朱张渡，层冰涨橘汀。 

鸟啼枫径寂，木落翠微冥。 

攀险呼俦侣，盘空识健翎。 

赫曦联韵在，千载德犹馨。 

13 七古·自信人生 1916年冬 

自信人生二百年， 会当水击三千里。（残句） 

14 七绝·赠刘翰林 1917年夏 

翻山渡水之名郡（毛），竹杖草履谒学尊（萧）。 

途见白云如晶海（萧），沾衣晨露浸饿身（毛）。

15 杂言诗·意志之锻炼 1917年4月1日 

夫力拔山气盖世，猛烈而已； 

不斩楼兰誓不还，不畏而已； 

化家为国，敢为而已；　 

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耐久而已。 

16 五言诗·云封桥锁 1917年夏 

云封狮固楼，桥锁玉潭舟。（残句） 

17 七律·骤雨东风 1916年至1917年 

骤雨东风过远湾，滂然遥接石龙关。 

（缺两句十四字……（

野渡苍松横古木，断桥流水动连环。 

客行此去遵何路？坐眺长亭意转闲。 

18 杂言诗·河出潼关 1917年至1918年 

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 

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 

19 四言韵语·奋斗 1917年至1918年 

与天奋斗，其乐无穷！ 

与地奋斗，其乐无穷！ 

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20 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 1918年春 

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 

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 

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 

洞庭湘水涨连天，艟艨巨舰直东指。 

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 

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 

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 

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 

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 

平浪宫前友谊多，崇明对马衣带水。 

东瀛濯剑有书还，我返自崖君去矣。 

21 归国谣 1918年春 

今宵月，直把天涯都照彻，清光不令青山失。 

清溪却向青滩泄，鸡声歇，马嘶人语长亭白。 

22 七绝·过魏都（与罗章龙联句）1918年8月17日 

横槊赋诗意飞扬（罗）,《自明本志》好文章（毛）。 

萧条异代西田墓（毛），铜雀荒沦落夕阳（罗）。 

23 五言诗·苍山辞祖国 1919年3月12日 

苍山辞祖国，弱水望邻封。（下失） 

24 祭文·祭母文 1919年10月8日 

呜呼吾母，遽然而死。寿五十三，生有七子。 

七子余三，即东民覃。其他不育，二女三男。 

育吾兄弟，艰辛备历。摧折作磨，因此遘疾。 

中间万万，皆伤心史。不忍卒书，待徐温吐。 

今则欲言，只有两端。一则盛德，一则恨偏。 

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 

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 

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整饬成性，一丝不诡。 

手泽所经，皆有条理。头脑精密，劈理分情。 

事无遗算，物无遁形。洁净之风，传遍戚里。 

不染一尘，身心表里。五德荦荦，乃其大端。 

合其人格，如在上焉。恨偏所在，三纲之末。 

有志未伸，有求不获。精神痛苦，以此为卓。 

天乎人欤？倾地一角。次则儿辈，育之成行。 

如果未熟，介在青黄。病时揽手，酸心结肠。 

但呼儿辈，各务为良。又次所怀，好亲至爱。 

或属素恩，或多劳瘁。大小亲疏，均待报赉。 

总兹所述，盛德所辉。以秉悃忱，则效不违。 

致于所恨，必补遗缺。念兹在兹，此心不越。 

养育深恩，春晖朝霭。报之何时？精禽大海。 

呜呼吾母，母终未死。躯壳虽隳，灵则万古。 

有生一日，皆报恩时。有生一日，皆伴亲时。 

今也言长，时则苦短。惟挈大端，置其粗浅。 

此时家奠，尽此一觞。后有言陈，与日俱长。 

尚飨！ 

25 新体诗·颂赵女士的人格 1919年11月18日 

不自由，无宁死。　 

雪一般的刀上面，染了怪红的鲜血。 

柑子园尘秽街中被血洒满，顿化成了庄严的天衢。　 

赵女士的人格也随之涌现出来，顿然光焰万丈。 

26 虞美人·枕上（赠杨开慧（1921年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 

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 

晓来百念都灰尽，剩有离人影。 

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27 贺新郎·别友（赠杨开慧（1923年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 

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 

知误会前翻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与汝。 

人有病，天知否？ 

知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 

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 

凭割断愁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环宇。 

重比翼，和云翥。 

28 沁园春·长沙 1925年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 

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 

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29 菩萨蛮·黄鹤楼 1927年春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 

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 

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30 西江月·秋收起义 1927年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 

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31 西江月·井冈山 1928年秋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 

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 

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32 四言韵语·红四军司令部布告 1928年秋 

红军宗旨，民权革命。赣西一军，声威远震。 

此番计划，分兵前进。官佐兵伕，服从命令。 

平买平卖，事实为证。乱烧乱杀，在所必禁。 

全国各地，压迫太甚。工人农人，十分苦痛。 

土豪劣绅，横行乡镇。重息重租，人人怨愤。 

白军士兵，饥寒交并。小资产者，税捐极重。 

洋货越多，国货受困。帝国主义，哪个不恨？ 

军民匪党，完全反动。口是心非，不能过硬。 

蒋桂冯阎，同床异梦。冲突已起，军阀倒运。 

饭可充饥，药能医病。共党主张，极为公正。 

地主田地，农民收种。债不要还，租不要送。 

增加工钱，老板担任。八时工作，恰好相称。 

国队待遇，亟须改订。发给田地，士兵有份。 

敌方官兵，准其投顺。以前行为，可以不问。 

累进税法，最为适用。苛税苛捐，扫除干净。 

城市商人，积铢累寸。只要服从，余皆不论。 

对待外人，必须严峻。工厂银行，没收归并。 

外资外债，概不承认。外兵外舰，不准入境。 

打倒列强，人人高兴。打倒军阀，除恶务尽。 

统一中华，举国称庆。满蒙回藏，章程自定。 

国民政府，一群恶棍。合力铲除，肃清乱政。 

全国工农，风发雷奋。夺取政权，为期日近。 

革命成功，尽在民众。布告四方，大家起劲。 

 军　长 朱　德 

 党代表 毛泽东 

33 清平乐·蒋桂战争 1929年秋 

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 

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梁再现。 

红旗跃过汀江， 直下龙岩上杭。 

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34 采桑子·重阳 1929年10月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35 如梦令·元旦 1930年1月 

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 

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 

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 

36 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 1930年2月 

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 

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 

此行何去？赣江风雪迷漫处。 

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 

37 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 1930年7月 

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 

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 

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 

38 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 1931年春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 

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39 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 1931年春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 

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 

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40 六言诗·苏维埃政府布告（节录（1931年12月19日 

军阀豪绅地主，到处压迫穷人。 

利用国民政府，要捐要税不停。 

地主白占土地，厂主垄断资本。 

大家要免痛苦，只有参加革命。 

穷人一致奋起，组织工农红军。 

豪绅地主土地，一律分给农民。 

免除苛捐杂税，都是有吃有剩。 

工人每日工作，只做八个时辰。 

商人服从法令，生意由你经营。 

各地工农群众，赶快参加革命。 

建立工农政府，快把地主田分。 

工人组织工会，快同厂主斗争。 

大家一致努力，完成中国革命。 

41 菩萨蛮·大柏地 1933年夏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 

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 

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 

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42 清平乐·会昌 1934年夏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 

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43 十六字令·三首 1934年至1935年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 

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山，倒海翻江卷巨澜。 

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山，刺破青天锷未残。 

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44 歌谣诗·洛甫摔跤 1935年 

洛甫洛甫真英豪，不会行军会摔跤。 

四脚朝天摔得巧，沒伤胳膊沒伤脑。 

45 忆秦娥·娄山关 1935年2月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46 七律·长征 1935年10月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47 念奴娇·昆仑 1935年10月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 

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 

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 

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 

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 

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48 清平乐·六盘山 1935年10月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49 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 1935年10月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 

50 四言诗·懦夫奋臂 1935年10月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 

暴虎入门，懦夫奋臂。 

51 沁园春·雪 1936年2月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惟馀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看红妆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52 临江仙·赠丁玲 1936年12月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 

保安人物一时新。 

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 

阵图开向陇山东。 

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53 祭黄帝陵 1936年12月 

赫赫始祖，吾华肇造。 胄衍祀绵，岳峨河浩。 聪明睿知，光被遐荒。 

建此伟业，雄立东方。 世变沧桑，中更蹉跌。 越数千年，强邻蔑德。 

琉台不守，三韩为墟。 辽海燕冀，汉奸何多！ 以地事敌，敌欲岂足？ 

人执笞绳，我为奴辱。 懿维我祖，命世之英。 涿鹿奋战，区宇以宁。 

岂其苗裔，不武如斯： 泱泱大国，让其沦胥？ 东等不才，剑屦俱奋。 

万里崎岖，为国效命。 频年苦斗，备历险夷。 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各党各界，团结坚固。 不论军民，不分贫富。 民族阵线，救国良方。 

四万万众，坚决抵抗。 民主共和，改革内政。 亿兆一心，战则必胜。 

还我河山，卫我国权。 此物此志，永矢勿谖。 经武整军，昭告列祖。 

实鉴临之，皇天后土。 尚飨！

54 四言诗·题《中国妇女》之出版 1937年3月 

妇女解放，突起异军。 两万万众，奋发为雄。 

男女并驾，如日方东。 以此制敌，何敌不倾？ 

到之之法，艰苦斗争。 世无难事，有志竟成。 

有妇人焉，如旱望云。 此编之作，伫看风行。 

55 四言诗·改江淹《别赋》 1939年6月1日 

春草碧色，春水绿波。 

送君延安，快如之何！ 

56 五律·挽戴安澜将军 1943年3月 

外侮需人御，将军赴采薇。 

师堪机械化，勇夺虎罴归。 

浴血东瓜守，逐倭棠古回。 

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 

57 五言韵语·军队向前进 1945年10月 

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58 五律·张冠军道中 1947年4月 

朝雾弥琼宇，征马嘶北风。 

露温尖难染，霜笼鸦不惊。 

戍衣犹铁甲，须眉等银冰。 

踟蹰张冠道，恍若塞上行。 

59 五律·喜闻捷报 1947年9月 

中秋步运河上，闻西北野战军收复蟠龙作。 

秋风度河上，大野入苍穹。 

佳令随人至，明月傍云生。 

故里鸿音绝，妻儿信未通。 

满宇频翘望，凯歌奏边城。 

60 七律·忆重庆谈判 1947年秋 

有田有地皆吾主，无法无天是尔民。 

重庆有官皆墨吏，延安无土不黄金。 

炸桥挖路为团结，夺地争城是斗争。 

遍地哀鸿遍地血，无非一念救苍生。 

61 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1949年4月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62 七律·和柳亚子先生 1949年4月29日 

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 

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柳亚子原诗： 

《感事呈毛主席一首》 

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 

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驩。 

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 

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 

63 赞“密使1号” 1950年1月上旬 

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 

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64 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 1950年10月 

一九五零年国庆观剧，柳亚子先生即席赋《浣溪沙》，因步其韵奉和。 

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 

人民五亿不团圆。一唱雄鸡天下白， 

万方乐奏有于阗，诗人兴会更无前。 

柳亚子原词： 

火树银花不夜天，弟兄姐妹舞翩跹， 

歌声唱彻月儿圆。不是一人能领导， 

那容百族共骈阗，良宵盛会喜空前。

65 浣溪沙·和柳先生 1950年11月 

颜斶齐王名命前，多年矛盾廓无边， 

而今一扫纪新元。最喜诗人高唱至， 

正和前线捷音联，妙香山上战旗妍。 

66 浪淘沙·北戴河 1954夏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 

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67 七律·和周世钊同志 1955年10月 

春江浩荡暂徘徊，又踏层峰望眼开。 

风起绿洲吹浪去，雨从青野上山来。 

尊前谈笑人依旧，城外鸡虫事克哀。 

莫叹韶华容易逝，卅年仍到赫曦台。 

周世钊原诗： 

《七律 随从毛主席登岳麓山》 

滚滚江声走白沙，飘飘旗影卷红霞。 

直登云麓三千丈，来看长沙百万家。 

故国几年空兕虎，东风遍地绿桑麻。 

南巡已见升平乐，何用书生颂物华。 

68 七绝·五云山 1955年 

五云山上五云飞，远接群峰近拂堤。 

若问杭州何处好，此中听得野莺啼。 

69 水调歌头·游泳 1956年6月 

才饮长江水，又食武昌鱼。 

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 

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70 蝶恋花·答李淑一 1957年5月11日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李淑一原词： 

《菩萨蛮·惊梦》 

兰闺索莫翻身早，夜来触动离愁了。 

底事太难堪，惊侬晓梦残。 

征人何处觅，六载无消息。 

醒忆别伊时，满衫清泪滋。 

71 七绝·观潮 1957年9月 

千里波涛滚滚来，雪花飞向钓鱼台。 

人山纷赞阵容阔，铁马从容杀敌回。 

72 五言韵语·两个泥菩萨 1957年11月 

两个泥菩萨，一起都打碎。 

用水一调和，再来做两个。 

我身上有你，你身上有我。 

73 七绝·刘蕡 1958年 

千载长天起大云，中唐俊伟有刘蕡。 

孤鸿铩羽悲鸣镝，万马齐喑叫一声。 

74 七绝·改梅白《夜登重庆枇杷山》1958年 

我来高处欲乘风，暮色苍茫一望中。 

百万银灯摇倒影，嘉陵江似水晶宫。 

75 七律二首·送瘟神 1958年7月1日 

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丝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晓，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 

其一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76 四言韵语·养生十六字诀 1958年 

遇事不怒，基本吃素。 

多多散步，劳逸适度。 

77 七绝·有感 仿陆放翁《示儿》诗 1958年12月21日 

人类而今上太空，但悲不见五洲同。 

愚公尽扫饕蚊日，公祭毋忘告马翁。 

78 七律·到韶山 1959年6月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到韶山。离别这个地方已有三十二年了。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79 七律·登庐山 1959年7月1日 

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 

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80 五律·看山 1959年11月 

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 

飞凤亭边树，桃花岭上风。 

热来寻扇子，冷去对美人。 

一片飘飘下，欢迎有晚莺。 

81 七绝·到钱塘 1959年11月 

翻身跃入七人房，回首峰恋入莽苍。 

四十八盘才走过，风驰又已到钱塘。 

82 七言诗·赫鲁晓夫访美 1959年10月 

西海如今出圣人，涂脂抹粉上豪门。 

一辆汽车几间屋，三头黄犊半盘银。 

举世劳民同主子，万年宇宙绝纷争。 

列宁火焰成灰烬，人类从此入大同。 

83 七律·读报 1959年12月 

托洛斯基到远东，不和不战逞英雄。 

列宁竟抛头颅后，叶督该拘大鹫峰。 

敢向邻居试螳臂，只缘自己是狂峰。 

人人尽说西方好，独惜神州出蠢虫。 

84 七律·读报有感 1960年6月13日 

托洛斯基返故居，不战不和欲何如。 

青云飘下能言鸟，黑海翻起愤怒鱼。 

爱丽舍宫唇发黑，戴维营里面施朱。 

新闻岁岁寻常出，独有今年出得殊。 

85 七律·读报有感 1959年12月 

反苏忆昔闹辟蛙，今日欣看大反华。 

恶煞腐心兴鼓吹，凶神张口吐烟霞。 

神州岂止千里恶，赤县原藏万种邪。 

遍访全球侵略者，惟余此处一孤家。 

86 七律·改鲁迅诗 1959年12月 

曾惊秋肃临天下，竟遣春温上舌端。 

尘海苍茫沉百感，金风萧瑟走高官。 

喜攀飞翼通身暧，苦坠空云半截寒。 

悚听自吹皆圣绩，起看敌焰正阑干。 

87 七绝·为女民兵题照 1961年2月 

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88 七律·答友人 1961年 

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 

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 

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 

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89 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 1961年9月9日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90 七绝·屈原 1961年秋 

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 

文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 

91 七绝·二首纪念鲁迅八十寿辰 1961年9月 

其一 

博大胆识铁石坚，刀光剑影任翔旋。 

龙华喋血不眠夜，犹制小诗赋管弦。 

其二 

鉴湖越台名士乡，忧忡为国痛断肠。 

剑南歌接秋风吟，一例氤氲入诗囊。 

92 七律·改鲁迅《亥年残秋偶作》1961年 

曾惊秋肃临天下，竟遣春温上舌端。 

尘海苍茫沉百感，金风萧瑟走高官。 

喜攀飞翼通身暖，苦坠空云半截寒。 

惊听自吹皆圣绩，起看敌焰正阑干。 

93 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1961年11月17日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 

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郭沫若原诗： 

《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 

咒念金箍闻万遍，精逃白骨累三遭。 

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 

教育及时堪赞赏，猪犹智慧胜愚曹。 

94 卜算子·咏梅 1961年12月 

读陆游咏梅词，反其意而用之。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陆游原词： 

《卜算子·咏梅》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 

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 

零落成泥辗作尘，只有香如故。 

95 七律·冬云 1962年12月26日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 

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96 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1963年1月9日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 

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 

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 

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多少事，从来急； 

天地转，光阴迫。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郭沫若原词：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 

人六亿，加强团结，坚持原则。 

天垮下来擎得起，世披靡矣扶之直。 

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 

太阳出，冰山滴； 

真金在，岂销铄？ 

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 

桀犬吠尧堪笑止，泥牛入海无消息。 

迎东风革命展红旗，乾坤赤。 

97 杂言诗·八连颂 1963年8月1日 

好八连，天下传。为什么？意志坚。为人民，几十年。拒腐蚀，永不沾。因此叫，好八连。 

解放军，要学习。全军民，要自立。不怕压，不怕迫。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 

不怕帝，不怕贼。奇儿女，如松柏。上参天，傲霜雪。纪律好，如坚壁。军事好，如霹雳。 

政治好，称第一。思想好，能分析。分析好，大有益。益在哪？团结力。军民团结如一人， 

试看天下谁能敌。 

98 七律·吊罗荣桓同志 1963年12月 

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 

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 

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 

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99 贺新郎·读史 1964年春 

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 

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 

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 

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 

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屩流誉后。 

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 

100 七绝·贾谊 1964年 

贾生才调世无伦，哭泣情怀吊屈文。 

梁王堕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 

101 七绝·咏贾谊 1964年 

少年倜傥廊庙才，斗志未酬事堪哀。 

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 

雄英无计倾圣主，高节终竟受疑猜。 

千古同异长沙傅，空白汩罗步尘埃。 

102 十六字令·八首 1964年 

龙，隐雾驱云驾长风， 

骤雨霁，天际起霓虹。（龙，革命者（

灯，黑沉迷途指归程， 

红光闪，万众获重生。（灯，革命行动） 

泉，杳然无底是灵源， 

清澈澈，谁人藏心间。（泉，革命热情） 

水，群众饥渴饮且醉， 

被颠倒，从此夜生辉。（水，革命理论） 

雷，孤夜深深独不寐， 

隆隆轰，斩断万年碑。（雷，革命运动；碑，四旧） 

秋，百花杀尽犹未休， 

狂飙动，神州落荒流。（秋，革命年代） 

枪，荧光冥冥过冷芒， 

忽而怒，平地三尺浪。（枪，革命武装） 

花，可怜羞弱不胜压， 

昨夜雪，娇藏在冰崖。（花，革命女将） 

103 减字木兰花·经长沙忆往 1964年秋 

四五十年，风雨如晦不重见。 

过眼飞云，横竖茫茫一线天。 

休要夸口，豪杰劫后是民愿， 

海天环顾，一路走来一路烟。 

104 满江红·庆祝我国第一次核试验成功 1964年10月 

小丑下台，应欢送，礼炮轰隆。 

原子弹说爆就爆，其乐无穷。 

十年丑史归尘土，一阵惊雷卷巨风。 

笑老修大势去矣，敲丧钟。 

忆往昔，来势汹； 

众喽罗，瞎起哄。 

君不见，人民自古是英雄。 

螳臂挡车千钧力，庄生梦蝶一场空。 

看东方，火炬赤旗舞，万里红。 

105 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1965年5月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 

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 

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 

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 

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06 念奴娇·井冈山 1965年5月 

参天万木，千百里，飞上南天奇岳。　 

故地重来何所见，多了楼台亭阁。　 

五井碑前，黄洋界上，车子飞如跃。 

江山如画，古代曾云海绿。 

弹指三十八年，人间变了，似天渊翻覆。 

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 

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 

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 

107 五律·西行 1965年7月 

万里西行急，乘风御太空。 

不因鹏翼展，哪得鸟途通。 

海酿千钟酒，山栽万仞葱。 

风雷驱大地，是处有亲朋。 

108 念奴娇·鸟儿问答 1965秋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 

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 

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 

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 

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 

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 

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 

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109 七律·洪都 1965年 

到得洪都又一年，祖生击楫至今传。 

闻鸡久听南天雨，立马曾挥北地鞭。 

鬓雪飞来成废料，彩云长在有新天。 

年年后浪推前浪，江草江花处处鲜。 

110 卜算子·悼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艾地同志 1965年12月 

疏枝立寒窗，笑在百花前。 

奈何笑容难为久，春来反凋残。 

残固不堪残，何须自寻烦？ 

花落自有花开日，蓄芳待来年。 

111 七律·有所思 1966年6月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 

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 

凭阑静听瀟瀟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112 杂言诗·盛名之下 1966年7月8日 

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 

阳春白雪，和者盖寡。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113 七绝·炮打司令部 1966年8月 

人民胜利今何在？满路新贵满目衰。 

核弹高置昆仑巅，摧尽腐朽方释怀。 

114 七律·将革命进行到底 1967年夏 

古今多少苍茫事，前车历历未能忘， 

鸿门宴上宽纵敌，乌江边头何仓皇。 

秀全空坐失良机，天京终于烟灰场， 

急世英雄行大劫，莫顾尘界百创伤。 

115 如梦令·韶山冲 1969年1月 

扶桑，丰田，龙潭，幼年凫游星汉。 

而今何处循？梦不见横须贺。 

何处？何处？无奈石灯阑珊。 

116 清平乐·警觉苏修 1969年5月 

穷发之北，海波泛荒垂。 

熊罴向我蹲且嚎，懦者肝胆破碎。 

勇士团结一心，暂缓同室搏命。 

苏修贼心不死，我辈岂是南明。 

117 念奴娇·长征 1970年1月 

万里气势，不逶迤，烽烟五津动摇。 

雪山绝境，荒草地，四散溃逃几国焘。 

娄山关后，不为人知，阴谋出年少。 

回首如今多劳？看我宝刀，永无宁日好。 

早年空空多浪费，而今点石金。 

老骥伏枥，变本加厉，做事要彻底。 

江山已定，谁人敢论功高？ 

118 清平乐·视察 1971年8月 

南巡万里，不觉忆古帝。 

威加海内有余风，秦皇，隋炀，康熙。 

彼辈功业为己，我今操劳社稷， 

踏破官僚机器，挥斥资产阶级。 

119 念奴娇·有感观菊 1971年秋 

山野索居，不孤寂，指点神州八亿。 

洪波涌起落千枝，一花留在天际。 

潇洒顾盼，无人四季， 

春情暗自起，谁说众叛亲离？ 

而今更纯，革命混水，严冬方显松柏意。 

激流出固舟，运筹池畔， 

并非索居，折断霸王钩。 

批儒评法，不惜衣宽人瘦。 

120 七绝·读《红楼梦》1971年 

杰作红楼传千古，影映封建斥王侯。 

自古忠臣多逆子，唯有宝黛入神州。 

121 七绝·改杜甫《咏怀古迹》1971年9月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林彪尚有村。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122 四言诗·赠尼克松 1972年 

老叟坐凳 嫦娥奔月 走马观花 

123 七绝·林彪事件 1972年10月2日 

豫章西望彩云间,九派长江九叠山。 

高卧不须窥石镜,秋风怒在叛徒颜。 

豫章西望彩云间，九派长江九叠山。 

高卧不须窥石镜，秋风怒在叛徒颜。 

124 七言诗·续乔冠华诗 1973年4月 

八重樱下廖公子，五月花中韩大哥。 

莫道敝人功业小，北京卖报赚钱多。 

125 五言韵语·郭老从韩退 1973年5月 

郭老从韩退，不及柳宗元。 

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126 五言韵语·大事不讨论 1973年7月 

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 

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 

127 七言诗·续李白《梁甫吟》 1973年7月 

高阳酒徒起草中，长揖山东隆准公。 

入门不拜骋雄辩，两女辍洗来趋风。 

东下齐城七十二，指挥楚汉如旋蓬。 

不料韩信不听话，十万大军下历城。 

齐王火冒三千丈，抓了酒徒付鼎烹。 

128 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 1973年8月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 

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多行秦政治，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129 诉衷情（赠周总理（1974年 

父母忠贞为国酬，何曾怕断头？ 

如今天下红遍，江山靠谁守？ 

业未就，身躯倦，鬓已秋； 

你我之辈，忍将夙愿，付与东流？ 

130 贺新郎·改张元千词悼董必武 1975年4月2日 

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 

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 

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易老悲难诉。 

更南浦，送君去。 

凉生柳岸催残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断云微度。 

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 

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 

君且去，休回顾。 

131 忆秦娥·悼念周恩来同志 1976年1月 

山河咽，拭泪无语心欲裂。 

心欲裂，顿摧栋梁，痛失人杰。 

江山如画忆丹心，宏图遗愿永不灭。 

永不灭，新苗茁状，势与天接。 

132 四言诗·春日游花园小吟 1976年春 

今我来兮，杨柳依依。 

谢选骏指出：人说“毛泽东诗词132首”——我看其中不少是“我创作的‘毛泽东诗词’”。事缘于1976年1月周恩来死去，4月第一次天安门事件爆发，谣言满天飞，于是我也乘兴，仿照“领袖口气”涂鸦了几首……后来因此遭到追查。不久之后，唐山大地震，追查才中止。防震抗震尚未结束，毛泽东死。現在時過境遷幾乎半個世紀，竟然流傳在互聯網上了！


【82、我用半年时间背过《新华字典》——为了对抗毛泽东让我变成文盲的使坏行为】


《为什么说对《新华字典》的攻击是危险的征兆？》（维舟的方舟 2023-12-20）报道：

对《新华字典》的攻击，在网上已热炒了一段时间，这两天逼得《中国传媒商报》都出来表态，撰文说“混淆是非、歪曲事实，对《新华字典》的攻击该停了！”然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攻击？

这一波风潮始于有人在自媒体上发的视频，宣称新版《新华字典》中的释义“玩弄女性”、“腰里别着一支手枪”、“孩子小成了累赘”涉嫌违反出版管理条例。收录的词条有问题，不收录也有问题：该网民认为，《新华字典》12版没有“倭寇”一词，这是在为侵略者洗白。

上述指控一言以蔽之，即不符合当下的政治正确：“玩弄女性”被看作是道德负面的；“腰里别着一支手枪”被理解为性暗示；“孩子小成了累赘”则被认为错误引导年轻人少生不生。

更严重的指控是未收录的“倭寇”一词：“第12版《新华字典》第511页，对‘倭’字的解释只有一个‘古代称日本’，将倭寇的历史罪恶就一笔勾销，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第37条，‘存在宣扬美化否认侵略战争行为和屠杀惨案的内容’。”

这个问题之前就曾吵过，但实际上，《新华字典》作为小型字典，从1950年代以来的所有版本都不曾收录“倭寇”这一词条，所谓“新版删除”的说法并不属实，不过由此可见近些年风向的变化，已使得人们对此产生了高度敏感。

当然，辩解者可以从技术层面来反驳这些指控，强调不存在任何主观故意，词条释义也没有问题，收录这些词符合辞书编纂规范：

编纂字典词典，必须全面客观反映语言现象。负面词语、消极词语是汉语词汇系统的组成部分，任何通用型字典词典都不能回避，必须收录，如“抢劫”“诈骗”“偷盗”“贪污”“腐败”等词语，收入字典词典，是希望使用者懂得这些负面词语的意思，并不代表编写者认可或提倡词语所表示的内容。如“抢劫”这个词，收录目的不是教唆抢劫，而是告诉读者“抢劫”这个词的涵义和使用语境。

这些辩解当然有道理，但是能阻止这样的攻击吗？我想是不能的。

对《新华字典》提出指控的两位

从根源上说，这些攻击所在意的，当然不是辞书编纂学本身，而是旨在塑造一种没有杂质的环境。受这种道德净化的冲动所驱使，自愿的卫道士们拿着正统观念的标尺四处比划，把任何不符合这一苛刻标准的都要敲打一遍，清除任何在他们看来有问题的异质。

对这些人来说，字典并不只是兼容并蓄地收录所有字词而已，而更像是一部道德规范法典。尤其《新华字典》是中小学生必备的，一些偏执的家长因而坚称它应当绝对正确而不容有任何“污染”。

博尔赫斯在1960年就曾谈到词典编纂背后的不同信念：“最初的词典要比现在的更讲逻辑，收录的都是难懂的词汇。约翰逊的那本词典里收录了所有弥尔顿诗歌里用过的词语。在英国，通过词典来设定语言规范是很奇怪的，他们把词典定义为常用词汇的汇总。而西班牙还在坚持旧传统，认为词典是用来裁定什么词该用什么词不该用的。”

不难看出，当下许多国人所恪守的，正是那种旧传统：词典并不只是“常用词汇的汇总”，而是一部“正典”，指导着人们应当如何正确地使用字词，树立道德规范。尽管生活中骂人话比比皆是，但按照这种观念，它们都不该出现在词典里。

因此，尽管不少人从词典编纂的角度出发，对相应的指控嗤之以鼻，但这其实无法动摇这样的信条，因为这远不止是词典编纂而已，而深深地根植于一元价值观的社会基底。即便这一波被击退，但攻击者根本没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难道给孩子用的词典不该绝对正确、干净吗？

在“观察者网”一篇批驳这类攻击的文章底下，一条高赞留言就不满地质问：

我不知道本文作者的具体用意是什么？首先我们要知道《新华字典》是用于少年儿童的基本工具书典。而《新华词典》《现代汉语词典》是成年人的工具书典，二者不能混为一谈。我认为如果按照《出版管理条例》《爱国主义教育法》以及有关青少年的法律法规，这版《新华字典》的确有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

为什么近年来会出现这样的争论？这可不止是像有些人挖苦的那样，只是因为“蠢货都上网了”，而是社会价值观保守化的又一风向标。这就是为什么对《新华字典》的攻击是一个危险的征兆，因为这种乍看可笑的吹毛求疵，正表明我们这个社会涌动着一种不断狭隘化的自发冲动。

在“高考工厂”毛坦厂中学，近些年来在学校和家长的联合努力下，周围方圆几公里的网吧都被清理一空，目的就是营造一个让孩子专心读书的“清朗”环境。唯一的几台电脑，是一个淘宝代购店，学生们在放学的间隙就去店里摸摸鼠标，搜搜衣服鞋子，只能用这种方式过过瘾。

家校控制学生，学生也控制老师。之前我就曾在《学生为何举报老师？》一文中写过，近年来许多学生都无法容忍老师在讲课时偏离正统。连一个我觉平日里颇有想法的朋友，在这个问题上也振振有词地坚称，老师不应该有任何自由发挥，他只应当照本宣科转述那唯一正确的论述就行了，否则都有“带歪”孩子的嫌疑。

以“保护孩子”为名，这些狭隘的信条都得到了合理化，这些充满控制欲的家长真诚地相信，自己这么做都是为了孩子好，在这个危险的环境中保护孩子远离那些污染，却未察觉自己的做法才可能是真正危险的。他们寻求的不是让孩子在一个开放多元环境下成为自主的个体，而希望培养一个符合唯一正确道德信条的好孩子。

然而，可想而知，这最终极有可能只是鼓励了伪善和两面派：词典不收录“玩弄女性”这一词条，并不意味着现实中就不存在相应的现象，只不过让一些人学会如何在表面上应对，而在现实中则有大量潜规则和隐性知识。

一个可悲的现实是：我们这个社会有特别多自愿的卫道士，他们非常积极主动地去捍卫自己心目中唯一正确的道德信条，你有时都不理解他们到底图什么。我倒不认为那些攻击者只是太无聊、博眼球，他们为什么不能真诚地相信自己的信念呢？虽然这样就更可怕了。

当然，这也不能责怪他们，他们自身也不过是一元价值观社会的产物，又反过来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加狭隘、封闭（虽然在他们自己看来是得到了进一步的净化），恐怕他们无法理解，一个道德上不断净化、完善的社会，怎么可能是个更糟糕的社会？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问题如此棘手，因为对《新华字典》的攻击只不过是这一波呼啸而来的大浪中一朵微小的浪花，即便它迅速平息，但让这一大浪涌起的深沉动力远未消除。

仅仅在技术层面反驳对词条编撰的指控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的是一种超越这种狭隘的想象力，让更多人意识到，那种不断净化的努力并不会带来一个更好的社会，而恰恰是可怕的贫瘠、枯竭和单一。在我们窒息之前，必须要高声喊出异议。

网民嚎叫：

雅士豪的包子 发表评论于 2023-12-21 12:26:05

跳梁小丑还是小丑

量子纠结 发表评论于 2023-12-21 08:35:00

假博士，小学生，二百斤，包子庆丰，光腚帝，宽衣通商，等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名词也没有被收录进去？

aluminiums 发表评论于 2023-12-21 04:42:00

投石问路，共匪的老招术。他们干坏事前会试探性放出一些言论看群众反应，比如年前夹头咬私企。

Huilianghu5 发表评论于 2023-12-21 04:22:13

当今社会贪污腐败男盗女娼，利益受损，生命相搏。而网络上只允许正能量。某人的一点行为观点差错就上纲上线，把祖宗八代都挖出来。

Parkbrooke 发表评论于 2023-12-21 03:33:00

中国到处是产生猪头包子的土壤，一点不奇怪！

levinzx 发表评论于 2023-12-21 03:24:00

人变得越来越狭隘，因为社会容不下不见解和行为方式

锦西 发表评论于 2023-12-21 00:49:13

这新华字典，就不要拿出来讨论。不出版了，就得。以前的就很全面。

manhan 发表评论于 2023-12-20 23:13:00

指出字典里的问题，利于改进，与攻击有半毛钱关系？

一只熊 发表评论于 2023-12-20 23:03:00

这真算不上危险。中药注射液进入医保才是危险。别抠新华字典咬文嚼字了，那玩意现在谁还用啊？关注一下静脉注射到你血管里的东西吧！

谢选骏指出：我十四岁的时候，在文革“停课闹革命”中，为了对抗毛泽东企图让我们都变成文盲的使坏行为，花了半年的时间背过《新华字典》——所以知道“《新华字典》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新华字典》是万万不能的！”。然而，“现在蠢货都上网了”——网民的嚎叫已经压倒了一切！ 词典不能收录“玩弄女性”这一词条——因为被“玩弄”的已经不是女性，而是多重性别翻覆亂搞了。


【83、习近平审判毛泽东】


《辛亥革命110周年：习近平称分裂国家必遭“历史审判”》（2021年10月9日 BBC）报道：

习近平称，一定要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任务。

10月9日上午，中国举行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讲话，针对台湾问题释放最新信号，誓言一定要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任务”。

习近平称，“台独”分裂是祖国统一的最大障碍，是民族复兴的严重隐患。“凡是数典忘祖、背叛祖国、分裂国家的人，从来没有好下场，必将遭到人民的唾弃和历史的审判！”

这也是10月1日至4日150架中国军机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以来，习近平首次对海峡局势作出明确表态，因而备受关注。不过，习近平并没有在讲话中直接提到使用武力统一台湾。

台湾总统府发言人张惇涵随即回应称，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而国家的未来，掌握在台湾人民的手中。

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称，中国共产党在周边“大展肌肉”，弄得区域很紧张，这也是为什么相信自由、民主、人权的国家，基于相同的理念价值，一起来合作，并且一再警告中国不应该侵略台湾。

台湾双十节：“不再光辉的10月”背后那些争论和变化

香港国安法下遭遇禁令的辛亥革命纪念日

双十节：中华民国110周年大事记

"孙中山的继承者"

1911年10月10日，在中国武昌爆发起义，推翻了清朝的统治，建立中华民国，史称辛亥革命。

时至今日，10月10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被视为“辛亥革命纪念日”，在海峡对岸的中华民国（即台湾）被视为“国庆日”。

中国并不是每年10月10日都举行官方大型庆祝仪式。

在台湾海峡两岸，两个政权普遍接受孙中山的历史贡献，称他为“国父”或“革命先驱”。

习近平在9日的讲话中指出辛亥革命的局限性。他表示，由于历史进程和社会条件的制约，由于没有找到解决中国前途命运问题的正确道路和领导力量，辛亥革命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没有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

习近平讲话中称当年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他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并同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帮助国民党改组，建立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掀起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给北洋军阀反动统治以沉重打击。”

“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忠诚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他的遗愿，同一切忠于他的事业的人们继续奋斗，不断实现和发展了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的伟大抱负。”

不过，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10月9日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到1949年才成立的，辛亥革命建立的是中华民国，中国与中国共产党不能连这个都要掠中华民国、中国国民党之美，“历史不容扭曲”。

陆委会也批评称，中共一贯藉由高举孙中山先生，却又否定辛亥革命成功与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来凸显其法统继承的正当性，这是片面扭曲历史事实，强调孙中山先生与无数革命先烈创建了中华民国。

台湾正准备周日双十节的庆祝活动。

台湾总统府发言人张惇涵表示，110年前辛亥革命所奠定的，是民主共和，不是威权专制，而今天真正地在台湾实现。他说，香港的现况不仅证明中国背弃“50年不变”的承诺，也印证“一国两制”不可行，台湾的主流民意很清楚，就是拒绝“一国两制”，捍卫我们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的台湾政府也在淡化辛亥革命缔造出的“中华民国”。今年9月台湾国庆筹备委员会发布了国庆主视觉“金光双十”，图案下方除了“民主大联盟，世界加好友”的字样，还有英文的“TAIWAN NATIONAL DAY 2021”（台湾国庆日2021）。

此举招致一波“去中国化”的批评声音。国民党批评民进党政府的国庆相关活动导致国号、国旗“被消失”，中华民国再次沦为配角。

香港当局警告，庆祝双十节可能违反国安法。

更强硬的表态

中国并不是每年10月10日都举行官方大型庆祝仪式，而是每逢整数十周年庆祝，通常在正式纪念日前一天举行“纪念大会”。

上次庆祝仪式为2011年10月9日，中国举行“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时任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发表讲话，也有涉及到台湾的表述——

“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以和平方式实现统一，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根本利益。”

“我们要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主题，增强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的共同政治基础，促进两岸同胞密切交流合作，共享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果，提升两岸经济竞争力，弘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增强休戚与共的民族认同，不断解决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问题，终结两岸对立，抚平历史创伤，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

彼时，台湾完成一轮政党轮替，2008年认同“九二共识”的国民党执政，马英九上台开启两岸交流的“蜜月期”。此前，国民党主席连战2005年访问大陆开启“破冰之旅”，其后到2011年10月前，连战与胡锦涛会面达到九次。

十年过去，习近平讲话中涉及台湾时也同样引用了孙中山的话，“‘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

在今年10月1日，台湾有民众抗议中共。

但他也有更为强硬的表述——

“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解决……‘台独’分裂是祖国统一的最大障碍，是民族复兴的严重隐患。凡是数典忘祖、背叛祖国、分裂国家的人，从来没有好下场，必将遭到人民的唾弃和历史的审判！”

“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任务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

他重申中共希望以和平统一，包括坚持“一国两制”、“一中原则”、“九二共识”，但这些表述均受到台湾执政民进党的批评，认为这些表述前提是矮化台湾。

中美交恶的大背景下，台海局势也日渐严峻。今年10月1日至4日，四天内，近150架中国军机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数量之多和频率之高均前所未见。

陆委会认为，北京方面不放弃对台用武，批评中共当局僵化的对台政策没有审时度势，缺乏应对国际情势发展，漠视台湾人民的疑虑与反对，呼吁北京当局，放弃侵扰破坏的挑衅措施。

苏贞昌说，“中国共产党在周边大展肌肉，弄得区域很紧张，这也是为什么相信自由、民主、人权的国家，基于相同的理念价值，一起来合作，并且一再警告中国不应该侵略台湾，应该注意整个区域的和平稳定，我们也会团结自强来保护国家、保护人民。”

而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2020年大选后的三份民调结果显示，“偏向台湾独立”拥有27.7%支持度，是“近30年来最高”。

谢选骏指出：习近平这是在审判毛泽东——因为正是毛泽东这个奸贼配合日寇侵华设立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1949年又另立中央政权，同时又没有能力消灭旧政权、毫無统一整个中国的戰略……扔下了一個爛攤子。现在习近平宣布“凡是数典忘祖、背叛祖国、分裂国家的人，从来没有好下场，必将遭到人民的唾弃和历史的审判！”这在无形之中就是审判毛泽东了，这显然是朝向历史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我相信，只要彻底否定了毛泽东及其狗祖马恩列斯，习近平就是攻打台湾案后登基称王，也有许多国人会拥护他的。问题是，他做的到吗？


【84、寻找毛泽东的破鞋】


《伍修权女婿卢弘：寻找李志绥笔下被毛泽东宠幸的姐妹》（2005年12月31日 新闻）报道：

我的比較密切的戰友中，有兩位李姓姐妹。她們家共有姐弟五六人，我相熟的主要是其二姐、三妹和一個兄弟，因為他們三個都是（或曾是）我的文藝戰友，其餘幾位我也認識，只是交往相對少些。上述三位和其大姐是一母所生，他們的母親是一位革命烈士，這姐、弟、妹四人都是在革命隊伍中成長的，因此也與我結下了友誼，並且是不太一般的關係。 

二姐和我們軍長及其家事 

先說二姐，我與她相識最早，那是一九四六年蘇中七戰七捷之後，部隊轉移到蘇北地區，華中軍區文工團與我們一師文工團到了一起，我們團請軍區文工團一位女同志，來輔導不同的秧歌，來的就是二姐。我當時才是個十四五歲小鬼，竟被其「驚艷」，為她罕有的美麗而吸引了，她扭的秧歌更令人叫絕，我至今還記得甚至會學她那特有的舞姿：用腳尖點地並使全身輕顫，兩眼隨雙手「飄」向四方……令人看得簡直神魂顛倒！顯然因為她的品貌出眾，不久就被一位首長「佔有」，成了他的妻子。幾十年後我的另一位文藝戰友，在我家遇到二姐的兒子，竟當我的面對她兒子道：你媽是先被你爸強姦了，然後才跟他結婚的，也才有了你們。此說是否有據，我難以考證，卻知這位首長，在此之前已結過婚，不知是因為「感情不和」，還是由於有了她這「新歡」，才離了婚並再結婚。我再見到她時，那位首長已調到我們軍，她就成了我們的軍長夫人。 

這時我已長大，對於她的美仍是驚嘆不已，她的丈夫即我們軍長，平時與我們這些「小兵臘子」，有點沒大沒小，常在一起說笑，並且對我似乎格外關顧。一九五五年我借調到總政工作時，想報考中央美術學院，軍長正在北京，準備在此安家，我去請示了軍長，他對我全力支持。我進了美院之後，他竟親自來學校看我，來時不帶警衛員，又穿便服，入門時被門房老頭攔住填會客條，他不知怎麼填，被門房訓了幾句，他見到我時笑道：你們學校門口那老頭比我還厲害，為我不會填會客條，狠狠教訓了我一頓。我送他出門時問門房老頭道：你知道他是誰嗎？這是我們軍長，一個真正的將軍，你卻把他給教訓了！那老頭這才歉意地說：對不起，我眼濁，沒看出是位將軍；也難怪，填會客條是衛士和秘書的事，您哪會呢？要是你穿軍衣帶肩章來，學校就會敞開大門歡迎視察了。 

還是我在總政工作時，無意中參與並捲進了軍長夫婦間的一次內部矛盾。二姐作為軍長夫人與我重逢時，因為我正在軍中文化部門，認識一些部隊作家、藝術家，她託我打聽自己一位已是作家的戰友的地址，我很快完成任務告訴了她。當時我不知道，她與這位戰友，抗戰期間曾同在新四軍四師「拂曉劇團」，並且早就是一對戀人，可她的美，戰友喜歡，首長也喜歡，她那戰友「胳膊扭不過大腿」，她只得被迫痛別戀人成了首長的老婆。卻又對老情人一直心懷愧疚又念念不忘，終於通過我重新搭上了關係。他們當時都在北京，據說曾多次幽會過。這事被其丈夫即我們軍長發現了，兩人吵了一架，幸虧二姐沒有「咬」出我來，不然我肯定逃不過軍長大人之手。她後來告訴我這事時，說自己也曾對其丈夫反唇相譏，甚至發起反攻，原來軍長也曾多次與其前妻重逢約會，並且不止一次地對妻子不忠，例如她有一次偶然臨時回家竟進不了門，好容易打開後，看到丈夫和一女文工團員在裏頭，正驚慌不安又衣衫不整，他們肯定沒幹好事。因此她也有權對其丈夫進行報「復」。 

軍長夫婦共同對我的美意

二姐和軍長兩人吵歸吵，有一點卻完全一致，即把她三妹介紹給我。她那三妹原是一個部隊文工團的舞蹈演員，這時正住在自己姐姐、姐夫家。這位三妹美貌雖不如二姐，卻正處青春期並「待字閨中」。顯然因為二姐想彌補自己未能與文藝戰友結為一家之憾，我與其三妹年齡相當，似也匹配，她那當軍長的丈夫，又有些偏愛我這「多才多藝」、正上美院、頗有前途的部下，兩人一拍即合，一致主張讓我與其三妹結識交往，於是我就成了他們家的常客，並且每回都款待我一番。有一次他們為我沏了杯好茶，軍長問我這茶怎麼樣，我說還可以。其實我只喝過大碗茶，根本不會品味。軍長聽了罵我道，你這家伙口氣不小，我這茶葉幾十萬元（舊幣）一斤，你只說是「可以」，真是白給你喝了！又有一次吃飯時，軍長指一道菜問我，你知道這是甚麼嗎？我說是粉條，他又笑罵道，他媽的，我又白招待你了，這是魚翅，誰家有這「粉條」啊？我只得也笑道，我是吃炊事班飯長大的，別說吃過，見都沒見過這種美味，難怪它又鮮又好吃，可惜把它當「粉條」了。我們吃喝說笑時，三妹當然陪同在座。 

當時三妹其實正閒居甚至困守在他們家，她是辭了原文工團的工作，到北京來報考蘇聯舞蹈家執教的「中央舞訓班」的，由於全國報考競爭者太多，更由於三妹本來基礎較差，特別是文化不高，自然被涮下了，她不好意思再回原單位，只得寄居在已是高幹的姐姐、姐夫家，每天不免無聊和困頓。恰巧我那時正熱衷於油畫人像寫生，她們姐妹就成了我的最佳「模特兒」，不僅為她們一人畫了一幅半身肖像，還根據她們已逝母親的照片，另畫了一幅油畫像和一幅粉彩像，使這位烈士也「音容宛在」了。應該說她們的媽媽確是一位美人，可惜她們姐妹幾個只有二姐獨得其母真傳，美得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其大姐不必說了，這位三妹卻是青出於藍反而遜於藍，僅僅部分地接近其母和二姐，整體及其氣質大有差別，尤其是她那略帶沙啞的嗓音，幸虧跳舞用不開口出聲，不然就會露怯了。 

三妹進鐵道兵文工團 

當我知道軍長夫婦對我的這番美意後，一面不免「受寵若驚」，一面又感到遲疑甚至為難，因為這位三妹有時並不可愛，且不說其文化修養不足，她那自恃是烈士子女，尤其是倚仗其姐夫、姐姐的「高幹子弟」派頭和勁頭，與我這「小兵臘子」特別是平民百姓出身，常常很不合拍。但我沒有也不能拂軍長夫婦的好意，還是甘願甚至樂意地與她們不斷交往，說穿了是因為二姐太美，與三妹也多少有點「情分」，我們互相都有興趣和需要，就常去看望她們，陪三妹聊聊天，看看演出和展覽，暫時充當了她的「候補情人」角色。後來她的工作問題，由軍裏的陳政委通過老上級老戰友的關係，調去了鐵道兵文工團，使她終於又有了「歸宿」單位，她二姐和姐夫家後來又遷出北京，我和她也失去了見面地點，離開美院上班後，就減少甚至中止了與她的交往。若干年後，我有了自己的愛人，與三妹的這段「情緣」宣告完全結束，但是我們間的故事卻沒有完。 

其實我與三妹也是老相識了，早在一九四八年春，我們部隊正在黃河北面休整，著名的「新旅歌舞團」來慰問演出，我們文工團派我和幾個同志去他們那裏學習，我主要跟王德威、蕭鋒等學畫幻燈片，同時也學學打腰鼓和一些歌舞節目。我們在「新旅」呆了一兩個月，與許多同志都熟悉了，曾常見一個很小的小丫頭，穿齊膝的過大軍衣，下面還打鬆垮垮的綁腿，一頭黃毛亂髮上，撅兩根很少梳理的小辮，雖是單眼皮，膚色卻特白，只是有時拖兩條鼻涕，常在流過嘴唇時，或是使勁吸回，或是用袖口擦去，所以她的大襟和衣袖上總是油乎乎髒兮兮的。她很少上台演出，只是跟着團裏行動，自己學打打腰鼓甚麼的，她有個哥哥也在「新旅」，但由一些較大的女同志帶她。後來知道，她和哥哥都是烈士子女，一九四五年就來到新四軍，她當時才八九歲，等於是「寄存」在部隊文工團裏。

幾年以後在我們軍長家又見到他們，才知他們與二姐原是一家，又知其兄弟成了一位著名的舞蹈編導，主要作品有舞劇《寶蓮燈》、《小刀會》等，我們都為在戰爭年代相識、現在又重逢而高興。他們的三妹後來也出息了，不只當了不小的「官」，更成了個通「天」的人物，最後竟與我共過一段事。但我和她相處時，總是忍不住揭她的「老底」，說她當年撅黃毛小辮，拖鼻涕的「光輝形象」。只是我每次說此舊事，她都不搭理我，似乎怨我毫不顧及她的面子和現在身份。但是她當年的形象對我印象太深了，與她後來的尊容又反差極大，使我憋不住不提住事，雖然這可能惹她不太痛快。 

三妹到鐵道兵文工團後，我只在大歌舞《東方紅》中見過她，偶爾遇到也只打打招呼寒暄幾句而已，這時我已有了妻子孩子，她卻還是「單幹戶」。我知道她心氣很高，不是門當戶對的「白馬王子」決不出閣。不料她後來的老公竟是我的一個「鐵哥們」，他是我早已相識相熟的部隊知名畫家。當我得知他們兩人正談「戀愛」時，我曾警告我那「鐵哥們」道：那「小姑奶奶」可惹不起，你千萬別找她！哪知他不聽「老人」言，還是與「小姑奶奶」結了婚。因為我曾企圖破壞這門婚姻，他們的婚禮請了我，自己卻不敢去，怕成為「不受歡迎的人」。為他們牽線搭橋促成良緣的人我也認識，事成後得意地問我道：這兩口子真是門當戶對，十分匹配吧？我心想就等瞧吧！沒想到真被我料中了，在他們都有了一兒一女兩個孩子後，竟打離婚徹底分手了。這是後話，以後再說。卻說她在鐵道兵文工團時，團裏有項額外的特殊任務，即在周末到中南海去，給毛澤東、朱德等中央領導人伴舞。她是部隊文工團舞蹈隊的，又是烈士子女兼高幹子弟，不僅業務熟練，政治尤為可靠，就常常去執行這一光榮任務，結果為此不僅改寫了她自己後半生的歷史，還影響到了她周圍的人，此事由來及後來情況如下： 

三妹闖「宮」享受恩寵 

有一次，鐵道兵文工團又奉命進中南海伴舞，其中就有三妹，正好趕上跟偉大領袖跳。她本來就會「來事」，如此天賜良機，當然乘機大顯身手，竟一下引起了老人家的興趣。由於她是單眼皮，已故「第一夫人」楊開慧也是單眼皮，老人家竟說她有點像楊開慧。楊的小名叫「霞姑」，偉大領袖就賜她以御名為「李霞」。他們在舞中閒聊時，老人家問她明天是星期天，你們都去哪兒玩哪？她說沒有甚麼地方可去。老人家順口道，到我這兒來嘛！說者無心，聽者有意，第二天三妹真的去了。

中南海警衛室不讓她進，她說是主席讓我來的。警衛室打電話報告請示，又一直捅到偉大領袖處，老人家想了想道，我是說過這話，既然來了就讓她進來吧！於是龍顏芳心一齊大悅，她成了毛主席的座上客，老人家也重見了活生生的又一「霞姑」。就在他們一老一少相談甚歡時，中南海警衛室一個電話打到鐵道兵文工團，批評他們怎麼沒管好自己的團員，居然讓她闖到偉大領袖身邊來了。警衛室讓文工團團長、政委馬上趕到中南海來，準備等「私闖後宮」的已成為老人家身邊人的「李霞」出來時帶回團去，給予必要的批評教育。 幾個小時以後，也許「日理萬機」正「為國操勞」的偉大領袖確實另有公務，三妹這才戀戀不捨地「退朝出宮」，一到中南海門口，就由自己的團長、政委帶了回去。不過團裏誰也不敢怎麼對待她，因為她已有了「尚方寶劍」，說是毛主席讓她以後隨時可以再去，並且留了相互聯繫的辦法，使她從此享受了「聖上恩寵」，並且成了誰也惹不起的通「天」人物。不久以後，她就被調出鐵道兵，「奉旨」安插到離老人家更近的北京衛戍區，又進了甚麼公安學校。據說老人家非常關心她，讓她「脫產」學習特別是學外語，說要將她培養為貼身秘書，並且不論何時，老人家一旦想到她，她就得進「宮」侍候，老人家外地出巡時，她也得陪「駕」護「輦」，一時成了偉大領袖身邊不可或缺的人，至於是「寵臣」還是「寵妃」就說不清了。 

也就在此期間，即一九六五年秋，我那「鐵哥們」畫家，正出差在西藏，忽接北京急電，如給岳飛的十二道金牌似的，命他迅即返京，接受重大任務。他一頭霧水地趕回京城，卻見已為他佈置好了的新房，立即「奉旨」與三妹完婚大吉，並且籌辦喜事全部用費，皆由偉大領袖處支付。為他們操持一應婚禮大事的，就是我的老友二姐，她表明這是執行「最高指示」，奉命完成這一「重大任務」的。這使我那「鐵哥們」畫家，又驚又喜又難以置信，沒做夢就娶上了媳婦。他們婚後，相繼有了一兒一女，越長越大後竟沒一個像他們的爸，即我那「鐵哥們」畫家。好在當爹的並不計較，當時也沒ＤＮＡ檢查，也就由它去了。 

三妹成北京革委會文教組副組長 

到「文革」時期，三妹和畫家夫婦竟都成了名人和要人，只是夫婦兩人各走一極，妻子成了北京市革委會的文教組副組長，其官職和權力至少相當於省市的文化廳局長。當時她經常拋頭露面，對下屬的各個文化單位和文藝團體等等下命令作指示，還曾領樣板戲女演員，隨她進「宮」參見人們夢寐難求的偉大領袖，既使他們親耳聆聽了凡人未聞的「最高指示」，又為當今「聖上」當面恭唱了「堂會」折子戲，都使女演員們獲得了此生的最高榮譽。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林彪、江青等「左」派領袖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廣大革命群眾，原是文工團員的三妹竟手抱語錄本，笑盈盈地站在「副統帥」和「偉大旗手」之間，簡直也成了他們的「親密戰友」，不只豪氣天，並且牛氣逼人！只是這時她那老公，即我那「鐵哥們」畫家，不僅沒有如此風光，反而成了所在單位掌權造反派的對立面和階下囚，因為他的老婆能通「天」，遭到了奪權者的忌恨，找不到也不敢碰女的，就拿男的出氣，使那畫家受了很多罪。在兩派鬥爭中他也成了著名人物，不過是反面的，「堅決打倒」和「歡呼揪出」他的大標語，刷到了天安門城牆上，比他作為畫家的名氣，大得怎麼也比不了。他的夫人即當年的三妹，有時運用權力和關係，拉他或幫他一把，卻又常常顧不上自己老公，由他被對立面批鬥關押和刑訊逼供，因此我那畫家朋友，那些年吃了大苦頭，與其夫人的地位待遇，成了一個如上天堂、一個進地獄，他們夫婦自然也被革命「革」得時分時合，鬧得家不像家、夫妻也不成夫妻了。 

好在不論別人怎麼折騰，三妹身後自有最大後台，使她「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照當她的市革委文教副組長。可別小看這個「副組長」，其能量和威風卻大得令人目炫，許多上層人物都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新任國務院文化部副部長、曾與三妹同行的劉慶棠（也就是人稱「長征兩萬五，不如跳個芭蕾舞」的那個舞蹈演員），北京衛戍區司令吳忠，甚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革委會主任吳德等等，都是她家的常客。她家門前老是停作為高級幹部標誌的紅旗轎車，原是我們軍長的二姐她丈夫，對這位三妹也恭敬甚至崇拜起來，時時來討教和請示她這事那事……她之所以如此，原因只有一條，即她能通「天」，全國八億人口，她是少有的能直接面見偉大領袖的人之一。連她的住房，也是由中央辦公廳安排的，位置就在市中心的黃金地段，即現在王府井南口北京飯店西側「貴賓樓」的原址。不只如此，家裏還安了部搖把電話機，那頭直通中南海，老人家可以隨時傳喚她進「宮」，電話鈴響後，紅旗轎車就到門口，馬上將她接進「宮」去。可憐我那「鐵哥們」畫家，雖是她的老公，卻成了她家男僕，吳德、吳忠和劉慶棠等一到，因為都是夫人的高官貴賓，他就得在一邊遞茶倒水侍候客人，夫人儼然是黨國要人，老公只剩了喊「喳」應「諾」的份兒了，他們家只有「母雞」會「打鳴」了…… 

黨和國家的「絕對機密」 

蘇聯有部關於彼得大帝的故事片，其中一位大臣有個頗有姿色的使女，其實是他養的小情婦，一天大臣又去找她求歡，卻被使女迎面給了一記耳光，原來她已被皇上「寵幸」過了，身份已由原來的使女變為未來的皇后了，那大臣只得將自己的小情婦拱手讓給了彼得大帝。我的朋友三妹及其老公，似乎也是這樣，三妹由一個普通的文工團員，突然成為一個權傾一時的高官，其原因只是她不僅成為偉大領袖身邊的人，更已受到當今「皇上」的「恩寵」，她的身分地位已是一位「寵妃」，自然不再同日而語了。不過此事絕對不能亂說，不只涉及三妹及其家人的隱私，更事關偉大領袖的「光輝形象」，追究起來將罪責難逃。然而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這事早已成為公開的秘密，我不僅逐漸得知一些真情實況，又已有書為證。 

「文革」以後若干年，國內秘傳一部禁書，即在國外寫作並在境外出版的「毛澤東私人醫生」李志綏回憶錄。我早已風聞此書，但沒有特殊關係的人，是很難看到的。有回我們老軍長和二姐的兒子來我家，說到此書時，他說他已看過，並且不無炫耀地說，那書裏寫了我三姨，連我媽都寫進去了。後來我終於找到此書，讀後發現其果然多處寫到三妹，也寫到了二姐。原來三妹自從進「宮」，被老人家欽定像楊開慧後，真的繼承了「烈士遺志」，並且代行了「第一夫人」職責，不斷被偉大領袖「寵幸」。她發現老人家雖然「日理萬機」，卻又有此一好，實為日理萬「姬」，她就以身相許，努力為其服務，更為求其歡心，再為老人家引進別人，好讓他換換口味。她陪「駕」伴「君」到上海時，就把自己正在上海的嫂子，也是一位舞蹈家的女性，領來朝拜「聖上」。哪知「龍心」不為所動，因為她嫂子雖也有幾分姿色，卻沒有被老人家看中，當天就將其打發走了。後來她又跟老人家到了無錫，當時仍當軍長的二姐夫和二姐都在無錫，她就領着二姐夫婦一起來參拜「皇上」。這時二姐雖然已近中年，卻仍姿色出眾，尤其是那雍容華貴的氣質，老人家一見立即龍心大悅，先留他們夫婦兩人共進晚餐，三妹自然在座作陪，飯後卻讓當軍長的老公先自己回去了，將其夫人即二姐留住了三夜，使其也享受了幾天「龍恩」。

雖然三妹這時已當了「拉皮條」的角色，他們姐妹二人共享了「皇上」恩澤，凡人哪有這等福氣呢？當時正隨「駕」的中辦副主任汪東興和李志綏醫生，指三妹悄悄說，她媽媽要在的話，她也會領來孝敬「皇上」的。書中又寫到，李志綏醫生發現偉大領袖沾上了「滴蟲病」，這是從別的有此病的女性處得的，但對男性無妨，只是在他再與另一女性幹那事時，又會將病菌傳給下一個。李醫生稟告「皇上」說，這病會傳給江青的。偉大領袖坦然道，他和江青早沒那事了，要有的話正好在她那裏頭「洗一洗」。後來我知道，那滴蟲病就是三妹「獻」給偉大領袖的，因為我那「鐵哥們」畫家，也沾過三妹這光。 

李志綏的這部回憶錄，雖然在國外境外公開發行廣為流傳，在我國大陸卻是「黨和國家絕對機密」，嚴禁任何人洩露，更不得傳播。但是其中寫到三妹的事，卻由我那「鐵哥們」畫家證實了，他說自己在「文革」中因為受迫害，關押揪鬥又上過刑，放出來後身體很虛弱，回家後夜裏與三妹幹那事時，那玩兒怎麼也硬不起來，好不容易勃起了，卻一進去就「疲軟」，使三妹有近水卻解不了近渴，氣得她罵道，你都不如個七八十歲老頭子！正是此事，埋下了日後他們夫婦分手的「種子」。我得知此事後對我那畫家朋友說，你老兄也夠「幸福」了，居然與偉大領袖「共飲一江水」。他惱火得把頭上的軍帽一摔道，我這頂「綠帽子」算是戴定了！不過這話是在「文革」結束多年後才說的，當年我還未見上述那部「醫生回憶錄」，也不知我所熟悉的三妹已是「聖上寵妃」（嚴格地說應是「之一」，因為「宮」中「寵妃」不止她一個）。所以在「文革」後期，我為了「躲風」，藉口學習領會毛主席革命路線，去紅軍長征路線訪問寫生，正趕上我的「鐵哥們」和三妹在鬧離婚。因為我與他們兩人都有多年友誼，更不知他們要離的主要原因，曾去勸說他們「和為貴」，由於離婚是三妹提出的，我又特地去拜訪了她的大姐，讓她也幫助勸說三妹。那大姐卻小聲對我說，你不知道，他（即我那畫家朋友）那東西不行了，我三妹正來勁，他卻罷了工，夫妻生活沒法過，再加上別的事，他們是非離不可了。我想這其實是種病，可以治好的，還打聽到一種藥，叫「肉蓯蓉」，專治「陽萎」，曾託人去買，以為只要治好這病，能夠滿足三妹所需，他們就可以不離婚了。但是當時三妹他們正劍拔弩張地較勁，我「鐵哥們」的病也不能馬上治好，不如暫避鋒芒，先退避三舍，讓他和我一起到長征路線寫生去，他欣然答應馬上與我同去「長征」了。我們在貴州和雲南等地一下轉了三個來月，我因為家裏有事，先回了北京，他卻又去了西雙版納，住進傣族村寨深入生活。哪知三妹正急要和他離婚，等他馬上回來辦手續，可就是怎麼也找不到他。三妹急，她的大姐、二姐也跟急，他們知道即將成為三妹前夫的畫家，是由我領「逃跑」出去的，就氣不打一處來，對於我這「忘恩負義」之舉，非常生氣發起火來，這就又引出了一些事情。 

我怎麼對他們「忘恩負義」了？ 

關於我的「忘恩負義」，另有一段我與他們姐妹的故事。就在「文革」中三妹正身居高位神氣活現時，我在本單位因為得罪了「副統帥」和「江女皇」一伙的人，被打成了「現行反革命」，並被開除黨籍軍籍，押回原籍勞動改造。兩年後發生了「九·一三事件」，林彪之流垮了台。當初定案處理我的正是林彪死黨黃吳李邱等，我在勞改中聽到此事後，就蠢蠢欲動想回京翻案，但是因為久居鄉下，不了解外頭情況，就寫信給我那「鐵哥們」夫婦，請教他們怎麼辦好，他們很快覆信支持我回京參加反對「林陳反黨集團」的第十次路線鬥爭。我還是沒有把握，正好我那老軍長已調任為江蘇省軍區政委，他和夫人即二姐都住在鎮江，我就從江北鄉下偷跑到鎮江，找到他們家見到了二姐。老軍長沒在，說是外出開會了，也許因為我還戴「帽子」，他為了避嫌，故意不見我。二姐聽了我的陳述，她說已從三妹夫婦處知道了我的事，給我講了林彪一伙垮台和「文革」中的許多事，認為我的問題完全可以平反，根據我的出身歷史和一貫表現，不會有甚麼問題，支持我回京找原單位去，也可以直接找總政甚至軍委上告。二姐說我可以馬上走，由她向我提供路費。我說還不行，這次我是從生產隊偷跑出來的，我得很快回去，家中還有個老母親，也得安頓一下才能走，又說路費可以自己籌，回鄉時曾給我幾百元安家費，借給生產隊買牛了，現在能夠還我一些，正好用它當路費，屆時我將從鄉下直接回北京。

二姐說這樣也好，就拿出一批關於「文革」和林彪問題的文件材料，讓我了解外頭形勢和上頭精神。當天晚了，我不敢到外頭住旅館，因為沒有任何證件，萬一被「文攻武衛」查出我是潛逃入城的「反革命」，不打死也得脫層皮。二姐毅然決定「窩藏」我這「反革命」，讓我住在她家，這裏是省軍區政委家，誰也不能隨便進來，躲在這裏最保險，就使我在她家睡了「文革」以來最為安穩和舒適的一覺。從白天到夜裏，我又看了一批文件材料，心裏也更有底了。第二天我就告別二姐回到鄉下，臨走前她囑我到京後就去找三妹夫婦，讓他們把北京的鬥爭情況告訴我，還要我有甚麼事就隨時與她聯繫，最後又說：一聽說你也當了反革命，我從來就不相信，我們看你和三妹一樣，在革命隊伍中長大，忠心耿耿為黨為國，怎麼可能是反革命，所以我們都支持你平反，你放心去北京吧，我等你的好消息！ 

我回到北京以後，馬上去找我那「鐵哥們」家，他們當時還住在「中辦」為三妹安排的住處，即後來的貴賓樓原址。我去時忘了城市人的作息規律，仍按鄉下習慣早上六七點就敲開他們的門，他們夫婦睡意矇朧地起床接待了我。通過談話我了解了當時北京和各地的情況，聽了他們對形勢的分析估計和我怎樣進行鬥爭的建議。這使我與他們夫婦之間除了原有的個人友誼，又增加了一層革命和戰鬥以及路線鬥爭的非常友誼。由於我已被開除黨籍，這時正是沒有政治生命之人，在經過曲折鬥爭之後，終於恢復了政治生命，而這正是在二姐、三妹及其一家的支持幫助下實現的，因此二姐、三妹和我那「鐵哥們」，都是我政治上的「救命恩人」。可是後來我竟背二姐、三妹，和我那「鐵哥們」相約結伴「逃跑」出去，使三妹要離婚離不了。 誤了三妹好事 當時我不知道，三妹所以急於離婚，是想再嫁一個大官。原來有位年紀不老的政治局委員，剛剛死了妻子，正在虛席以待，三妹就想乘虛而入，改嫁給那位政治局委員，以使夫婦兩人都可在政治舞台上徜徉，不似這個畫家老公，只配在家裏為她及其貴賓端茶倒水。可是這個畫家卻被我拉走並且抓不回來，這使二姐、三妹對我都很惱火。 

在此期間我原來所在文工團的老團長，去看望老軍長和二姐夫婦，二姐一見老團長，竟不分青紅皂白地指責道，你們團的那個盧弘很不像話，我和三妹當年那麼關心支持他，幫他從林彪迫害下解放出來，但是他忘恩負義，與他的「鐵哥們」合伙欺侮我們三妹，使我們找也找不到他。這事與我們老團長完全無關，他被說得莫名其妙，只得說他與我多年不聯繫，我幹過甚麼他一點也不知道。二姐仍氣呼呼的要他負責向我轉達她對我的強烈不滿。也在這時，我的妻子在出國援外時不幸犧牲了，三妹出於我們多年友誼也來慰問我，對我表示了一通關切之情。哪知在離開我時竟說：我想想還是要罵你，你把你那「鐵哥們」藏到哪裏去了，你得馬上把人還給我！我訴苦道：他年齡比我大，資格比我老，級別和名聲也比我高，他的行動是他自己作主，我怎麼能背你們帶他走又藏起來呢？其實我那畫家朋友，知道三妹正急於與他離婚，就故意呆在邊疆地區，拖不回來，「乾耗」她，而我實際上是支持他這麼幹的。 

主動洩露「機密」炫耀自己的醜事 

就在我與「鐵哥們」並肩轉戰於長征路線時，他向我漸漸透露了三妹已是「皇上寵妃」的事。一九六五年三妹所以急如星火地與他結婚，也是由於「最高指示」，似乎是她和偉大領袖都以為她已懷上了「龍種」，但她卻是個未婚「處女」，如不結婚就會露「餡」，三妹失節事小，領袖形象事大，所以讓三妹趕緊嫁人，以使其腹中「龍種」有人認領，好代偉大領袖當個「替罪羊」，這才有了「十二道金牌」將我那畫家朋友從西藏緊急召回，不由分說先與三妹入洞房，當了個又驚又喜更懵懵懂懂的糊塗新郎。也是在這期間，他向我透露了三妹有滴蟲病和罵他「都不如個七八十歲老頭子」等等床上秘聞。又悄悄向我透露了他家別的醜聞，如三妹不只同「聖上」有染，還與衛戍司令也有一腿，那位司令常常只帶一個司機來與三妹幽會，有回帶三妹和她老公一起乘車去甚麼地方，讓老公坐在前排司機邊上，司令和三妹一起在後座上，那老公從車前後視鏡中看到，自己的老婆正被那司令又摟又摸又親，看得他火冒三丈卻又不能發作。那司令又常半公開地去找一個中年寡婦，並聲稱自己這是「助人為樂」，又說他自己的老婆在家閒，誰想去就是了，只要她樂意，他不在乎，互不干涉就行。我一得知這些情況後，馬上意識到自己勸他們別離婚是根本錯了，當即表示，他應立即離婚，並且與三妹離得越遠越好。常言道：「伴君如伴虎。」你在三妹身邊也太危險了，不知甚麼時候就會被人找個藉口搞掉了，不論是「聖上」還是「司令」，會像捻死一隻螞蟻似地滅掉你，死了也不知道咋死的，更是不明不白地白死掉。我那「鐵哥們」後來果然回來，迅速與三妹辦了離婚。只是已經耽誤了三妹的好事，那個喪妻的政治局委員，已經另有新歡，等三妹辦妥離婚，黃瓜菜都涼了，已高攀不成了！ 

他們離婚以前，我「鐵哥們」有次苦惱地對我說，他們家竟曾同時擺下三個「戰場」，他妻子即三妹同衛戍司令幹，三妹一個來幫她帶孩子的異母小妹，同衛戍司令的司機幹，正好三妹那當舞劇編導的哥哥來，又在他們家同一個首長千金幹。這第三對的「戰場」就在畫家的畫室裏，畫家回家時，見每個床上都被衾狼藉，床單褥墊上還留下了幅幅「地圖」，他只得忍氣地自己收拾換洗一番。二姐到北京來，知道此事後罵道，這南河沿一二四號，簡直成了個大妓院了！好在這時偉大領袖已經病入膏肓，不需三妹常常進「宮」，而且老人家身邊已經另有「寵妃」，三妹已生過一子一女，不必再為領袖服務，就在這時衛戍司令才插進一腿補了此空。這些秘聞醜事不僅事關三妹名節，涉及我朋友的隱私，更會影響到偉大領袖的「光輝形象」，應屬黨和國家的「絕對機密」，所以我和我那「鐵哥們」，一直也一齊為此嚴格保密，直到他們離婚以後，我終於逐漸知道了他們家主要是三妹的這些事。說起來這當然是些醜事，可是三妹不僅不以為醜，反而有意無意地故意透露一點兩點甚至幾點，並且不無得意之色。這也難怪，中華八億同胞（當時人口統計數字），女性打個對折有四億，成熟女性再打個對折算是二億，全國二億正當年的女同胞，有幾人有此「幸福」，親身享受、也給「聖上」享受到兩性之間零距離的「親密接觸」，這等「皇恩浩蕩」的超級「榮譽」，當今世上幾人能享？所以三妹不能不以此為榮，以致主動洩露了黨和國家的「絕對機密」。 

毛死後三妹呼天搶地惹江青大罵 

遺憾的是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吾皇駕崩」，停靈於人民大會堂，接受人們瞻仰遺容和沉痛悼念。這時三妹趕去，撲在老人家的水晶棺上，放聲痛哭道：你不能走啊，主席！你不在了，叫我怎麼活啊……據說「第一夫人」江青聞訊大發雷霆道，這個李××，膽大包天，居然大鬧人大會堂，看我怎麼收拾她！可喜的是當年十月六日，中央一舉粉碎了「四人幫」，江青首當其衝成為階下囚，再也發不了雌威整不了人，這才使三妹逃過了一劫，不然落到那「紅色女皇」手裏，很可能會同漢高祖的呂后一樣，把先皇劉邦的一個寵妃，不只打入死牢，還砍去胳膊和雙腿，更「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見《史記》卷九，呂太后本紀）三妹倖免也當「人彘」之難，所以她和我們一樣，都歡慶「四人幫」的垮台，為我們都獲得又一次解放而由衷興奮。 

極其珍貴的國寶級革命文物 

前已說過，三妹總是憋不住地向人透露她和偉大領袖的特殊關係。還在粉碎「四人幫」後不久，中央決定建立「毛主席紀念堂」，並在全國徵集關於毛主席的文物，凡收藏有毛主席的文稿、詩詞、書信等等手，都必須上交中央入檔，不得流散在民間和個人手中。見此中央通令後，三妹來找我去，讓我看了她藏的一批領袖文物，此前我已在她那兒見過幾件，這次讓我全部一一過目了。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她手頭竟擁有大批價值連城的特級文物似的國家珍寶！這些寶貝平時鎖在一個小皮箱中，那裏面全是偉大領袖的親筆墨寶，其中不少是老人家特地題贈給她的，例如有一幅名詞《蝶戀花·答李淑一》，現在國內發表並流傳的同一詩詞，並不是老人家專門題寫的，其實是從他給李淑一的信中摘出的，不僅沒有前言小引之類，詞中也有筆誤和修改處。但三妹的這一幀，卻是老人家在大幅宣紙上精心題寫的，前有關於此詞的「小引」，後有特意御筆親書的「跋」和「題贈李霞同志」一行大字。

前文已寫到，「李霞」是偉大領袖為三妹起的「御名」，將懷念「霞姑」（即楊開慧）的詞，書贈給「李霞」，其意義自然深遠，詞後老人家那龍飛鳳舞的狂草署名，更是令人驚嘆。整幅詩詞手的筆下功夫，不只是老人家在書法藝術上的巔峰之作，在當今「書壇」上可說是絕無僅有的一件無價珍寶。我欣賞後對三妹說，僅這一幅字，你下半輩子就是甚麼不幹，也吃喝不愁了，因為你已擁有如此巨大的「財富」。她得意地說，你再看，我這還有呢。接着又展示了一批不同的詩詞手手稿，有的是老人家自作自書的，有的是古詩或名詞的重新題寫，還有一些題字題詞，有幾件是「向雷鋒學習」和「向雷鋒同志學習」等不同題字（關於雷鋒的題字，後來引發了另一個故事，此處暫略，下面專寫）。最使我感動的是老人家給三妹的一批親筆私人信件，有的是在八開白紙上用鉛筆寫的（這是中央領導人起草和批示文件時專用的），有一信竟長達五六頁，其中對「李霞」充滿了無微不至的關懷愛護與諄諄教誨，如囑她好好學習、戒驕戒躁等等，有幾處對她的批評，也切中了三妹的要害，看來偉大領袖對她似已動了真情，並且是用了真心的。我一面欣賞這批文物，一面止不住為三妹驚嘆，為她驕傲更為她擔心，她個人私藏這批特級文物，不知甚麼時候就會變成一顆顆「定時炸彈」，它太珍貴也太危險了，她不能就這麼留在身邊！ 

三妹說找我來並讓我看這批文物，就是為了商討一個怎麼處理的辦法。這時她已與畫家離婚，身邊暫無別的親人，所以臨時召喚我來商量此大事。我一面為她對我的信任而感動，一面為見到這批文物而高興，就說按照中央規定，這些文物應當上交，但是這是毛主席寫信給你個人的，上交後自己就沒有了，這很可惜。她說自己正是這麼想的，但不知怎麼辦才好。我想了想道，最好能複製一套下來，上交一份，自己保存一份。她說到哪兒複製呢？最好能「拷貝」下來一點不走樣。我為她開動了腦筋，想到我的老上級華楠，這時正任總政秘書長，手下肯定有新型的文件複製設備（那時還不知道那叫複印機），我說可以去找他商量，請他幫助複製一套下來。三妹說也好，你替我去找找他看。我受命去見了華秘書長，他思考後說，這批需要複製的東西，應該先全部拿給他看看，然後決定是否複製和怎樣複製。我回去告訴了三妹，她皺起眉頭道，都讓他看了，不就又擴散了嗎？加上複製的人，還保得了密嗎？她躊躇一陣後說，不行不行，不能讓更多人看了，還是等等再說吧。於是這批關於偉大領袖的國家特級文物，一直還在三妺手中。到她去世以後，又作為遺產傳給了她女兒。她女兒的老爸即我那「鐵哥們」，也曾同我商量，那批文物確實等於一種「定時炸彈」，放在誰身邊也將是個「禍害」，應該勸其女兒寄存到銀行保險櫃中。但是他早已與三妹離婚，女兒也不太聽他的，他只有建議權，卻無決定權，不知他的女兒照他說的辦了沒有。這使三妹雖已去世，卻留下了一個「國寶懸案」。 

三妹再婚，找了個「屁股冒煙」的 

三妹與我那「鐵哥們」離婚後，就搬出了中辦分給她的住處，搬進了北京市革委會撥的一套住房，她就是在那兒向我展示這批文物的。由於當時我正中年喪妻，她又已離了婚，兩人都是單身，並且她的二姐夫婦早有撮合我們之意，加之我們多年的交往，如今又對我很信任，有好事者就鼓動我再與她好。我卻毫不猶豫地表示不予考慮，心想就算她沒有後來那些事，與偉大領袖和衛戍司令等等都沒有關係，這個「小姑奶奶」我還是不敢惹，並且她頭上沒有「帽沿」，一直都在朝上看，當初我那「鐵哥們」，不聽我的警告，與她結了婚都有了兒女，卻落得了雞飛蛋打，離婚散伙的嚴重後果，這都是不聽「老人」言的結果。我便對慫恿者說，她哪能瞧得上我，我還是找個能安生過日子的人吧。不過雖然如此，我和三妹還是友誼長存並交往不斷，又了解到，她和在她家同她哥幹那事的那位首長千金，一起商討如何重新安排她們的終身大事，就都把各自原來的老公給「休」了。相約各找一個能「屁股冒煙」的，即有專用小車的大幹部，好補過一把當首長夫人的癮。可惜三妹原來瞄準的那位政治局委員，已經「名花有主」，她因離婚耽誤坐失了良機，只得另選目標了。 

就在這時，有位超齡的「白馬王子」闖上門來，不過此公當時「屁股」並不「冒煙」，但是這位自薦「毛遂」的「屁股」，不僅曾經而且仍將「冒煙」，有相當的保險基數和發展前途。據三妹後來說，這位是拚命追求她來的，此人本來是位高幹，我也早就認識他，上世紀五十年代就是總政宣傳部長，是全軍最年輕的一位將軍，只是後來隨譚政主任一起下了台，到「文革」中又錯投到林彪麾下，一度成為「副統帥」的智囊和筆桿子之一，哪知林彪又倒了台，被審查了一陣後，認為陷得不算太深，解放出來正靠邊站，等待重新分配工作。此前他已喪妻，聽說三妹正找對象，忙來報名應徵。這時三妹也正上不天下不地，已屆中年卻身邊無夫，當這位前任部長將軍對她猛攻窮追時，只得盤算衡量予以考慮了，又與大姐、二姐再三商討斟酌後，認為此公雖然暫時落魄，但是從當年到將來，仍然大有可為，其資歷和原級別都明擺，必可東山再起，並且他雖比三妹年長二十多歲，卻比偉大領袖和衛戍司令等年輕多了，也就沒有拒絕。這位前將軍部長為了追她，不惜拋棄架子和斯文，不斷到三妹家來，為她燒菜做飯忙家務，殷勤侍候這位「娘娘」。在軟磨硬泡之後，果然稱其心願，成了三妹的雖不完全滿意卻也門當戶對的又一「郎君」。後來我才知道，他之所以猛追三妹，其中有個重要緣由，原來他發現三妹「朝中有人」，與中央及軍委若干領導人都較熟悉，與她婚後將取得一條直通上層的捷徑，保證將來能重任高官。三妹確也不負所望，為其新夫施展了自己的全部努力與魅力，保舉這位郎君終於又升了上去，重新成為軍中一位高級幹部，並且享有了中將軍銜。由於我和三妹的友誼，這位前部長大人，竟也成了我的朋友，日後我們曾多次交往，而且演繹過一段故事。這也是後話，待下面再說。

三妹新任老公，下令不准洩密 

三妹手上那批未出手的「特級文物」，常常「燒」得她不大安生，有次她又把我找去，看了一份她的毛主席談話筆記。這是老人家幾次關於文藝的談話，她聽後回來馬上追記下來的，其中特別是關於京劇的一部分，不僅都是聞所未聞的，並且看出老人家對此確是情有獨鍾，對其唱腔和表演十分熟悉，堪稱內行，對京劇的改革發展，有許多獨到的見解。我看後對她說，這些談話如果整理公開發表，必將引起各方注意，甚至可能引起轟動。她說自己也這麼看，所以找我商量怎麼拿出來。我考慮後說，整理發表當然很好，不過據我所知，凡是毛主席未發表的講話或文章，個人都無權隨便拿出來，也沒有哪家敢擅自發表，都應交由中央文獻研究室或《毛選》編委會統一處理，到了他們那裏，怎麼發、何時發和發不發，就由不得自己了，反正不會允許個人發表這類文章，說不定還會引起別的甚麼問題，看來這事比較複雜甚至麻煩。原來三妹所以想發表這些談話，只是企圖藉此宣揚和突出自己，顯示自己與偉大領袖的特殊關係，表明她如何領會並掌握了毛澤東文藝思想，已經深得其「精髓」，好增加她取得更高地位和更大權勢的籌碼，大出一番風頭，成為世所矚目的人物！但是看來難以如願，鬧不好會事與願違，出別的事。她皺眉頭想了又想後，才洩氣地說，那就算了吧。我也遺憾地說，以後看情況再說。此事就此擱下，那批領袖談話筆記，至今還在她那兒保密，可惜又都成了遺物，談話者和記錄者都已辭世。不過當年三妹欲藉偉大領袖標榜顯示自己之心一直未死，不久她又找我商談了一事。 

我國每到逢三的年頭，都要紀念毛主席為雷鋒題字的幾十周年，掀起又一次學習雷鋒的高潮。記得是在一九八三年，三妹又悄悄讓我看了她珍藏的毛主席手跡墨寶，那是關於學習雷鋒的不同題詞。她說一九六三年《中國青年》雜誌請偉大領袖為雷鋒題詞，她就在主席身邊，那天老人家興致很好，一邊應約題詞，一邊對她說了不少對學習雷鋒運動的看法，特別是他對雷鋒本人，以及關於如何宣傳雷鋒等問題，提出了一些重要觀點。我聽了感到十分新鮮和重要，認為應該整理出來發表。她說我找你來就是這個意思，你幫我整理吧。她又拿出幾件不同的領袖題字，說配合文章同時發表。原來那天老人家題寫時，一口氣連寫了好幾幅，只選出一張給了《中國青年》，其餘的都存留在三妹手上，這些題字別說都拿出來，就是只發其中一件，也會引起轟動的。但我深知這位「小姑奶奶」的用心及其目的，不想被她拖進這類事中，就對她說，發表這類文章特別是主席題字，不能是個人行為，最好有個宣傳單位出面，由組織和領導來處理此事，例如讓報刊記者來訪問你，你向他們介紹主席的談話，再出示不同題字，這就名正言順並不由個人負責了。她說這樣也好，又說你是《解放軍報》的人，就由軍報來訪問我吧。我說回去找報社同志說說。一位軍報名記者得知此事，大喜地說就由他去採訪三妹，她也很高興。其實我是將此事推了出去，無意為她去張揚招搖和招惹是非，不料後來還是牽扯到我。我為三妹辦了此事後，正好去南京出差，老軍長和二姐家就在南京，我就去拜望他們，哪知我剛進他們家，突然有我的電話，竟是三妹的新任丈夫，從北京給我打來的。 

這位新任三妹夫，已經就任高級領導職務，後來又當上了中將，他為甚麼要找我又怎麼找到我的呢？原來我離京前曾告訴三妹，我將去南京並看望她二姐和姐夫，問她有甚麼事不，她說沒有，但讓我到二姐家後，可以用軍線和她電話聯繫。我也沒甚麼事要和她聯繫，她的新任老公卻用電話追蹤到我，說是有急事找我，從三妹處知道我來了南京又來到二姐家，恰好「逮」住了我。他找我甚麼事呢？那位首長大人在電話中急乎乎又氣乎乎地對我說，你怎麼把三妹提供的毛主席關於雷鋒的談話和題字捅出去了？我忙說自己並未參與此事，是軍報記者聽說有此談話和題字，他們直接找了三妹，可能為此寫了訪問記，也可能準備發表，不過這是軍報領導決定的，與我沒有關係。那位首長嚴肅地說：這個訪問記決不能發表，我堅決不同意發表此文。我說這事你得給軍報領導說，跟我發火沒有用。他又講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和嚴肅性等等，說是事關黨和國家領袖，決不能這樣隨便馬虎。我說反正這事與我無關，將其一推六二五，他只得把電話給掛了。 接此電話後，我一直納悶。在宣傳學雷鋒時，發表這個談話和題字，不是正好嗎，為甚麼惹得那位首長如此惱火，要堅決反對和嚴格制止呢？並且把電話追到南京對我興師問罪地大發肝火，這到底因為甚麼呢？我回北京以後問了三妹，她說自己新任老公已經通過軍報領導，將那記者寫好的訪問記連原稿帶清樣，統統收走並且藏在他的保險櫃中，嚴令一字也不准外洩。我問三妹這是何苦呢？她苦笑反問我，你說是為甚麼呢？我這才猛然驚覺，如果訪問記發表，就等於將三妹與偉大領袖的特殊關係從此大白於天下，她那「寵妃」身分也從此公之於眾，並且從此給那位首長在將軍帽之外再補戴上一頂「綠帽子」，他吃了偉大領袖的「剩飯」，以後還怎麼當官和做人？所以才氣急敗壞地嚴禁此文發表，並且堅決堵住包括我在內的可能洩露這一「機密」的各種渠道。只是這麼一來，也堵住了三妹藉此炫耀自己和揚名作秀的機會。好在我對此早有防範，估計到可能節外生枝，沒有被三妹拖進此事。果然不出我所料，她的新任老公卡住了此事，幸虧我已脫身，不然我不僅將白費力氣，更將得罪那位首長，使我「吃不了兜走」！ 

大首長官迷心竅，找錯人又白費勁 

說起這位首長，以後與我還是發生了一些故事。他原是總政宣傳部長，我曾是他手下又手下的一個小幹部。記得我第一次見他時，竟鬧了一個小誤會，那是一九五八年底，他剛到總政宣傳部所屬的《解放軍戰士》社，有一回部裏開全體會議，我到晚了坐到前排空的位置上，旁邊已坐了一個「大尉」，我以為是部裏的幹事甚麼的，就同他隨口說了甚麼。一會兒會議開始，主持者說，現在請×部長講話，我身邊那「大尉」走了上去，並且講起話來。我大吃一驚地發現，自己少看了他領章上的一條杠，他是雙杠加四星，我卻把大校看成了「糖葫蘆」似的大尉，幸虧剛才沒同他說別的，不然必然冒犯這位頂頭上司。不久他又升為少將，我就對他更敬而遠之，在總政幾年幾乎從未與他再搭過話，他也可能根本沒有注意到我。想不到由於三妹的關係，我們又「狹路相逢」，走到了一起，並且似乎也成了朋友，於是就有了後來的事。他當總政宣傳部長時，因為上層一些矛盾鬥爭，一度被打了下去，他手下有個處長，卻乘機爬了上去，不僅成為宣傳部的副部長，到「文革」後竟與他成為同一單位的同級高級幹部。那位後來居上者，在一九八三年整黨時，被派到《解放軍報》來當代社長兼黨委書記，負責主持軍報的整黨工作。其實此人在「文革」中劣跡斑斑，跟林彪、江青和陳伯達之流幹過不少壞事，由這種人來領導軍報整黨，其結果可想而知。我就是他的「持不同政見者」之一，但是人們意見再多也奈何他不得，人家有權就有理，正圖藉機爬上總政副主任高位。三妹的新任老公，當時正與他「競選」此職，知道我對此公不滿後，竟把我視為借用力量甚至同盟軍，特地找我去，向我提供了一批材料，說這位「代社長」怎麼怎麼壞，讓我們一起把他給拉下馬來。這批材料雖也過硬，但是此公自有後台，我們怎麼也攻不倒他，僅僅使他未能爬上總政高位，軍報整黨結束後，仍回原單位擔任原職，打破了他的黃粱美夢。一九八八年又和三妹她老公一起，同時晉升為中將，只是此公大概缺德太多，致使壽命不長，剛扛上新牌牌就因癌症一命嗚乎，三妹老公為此十分高興，因為閻王爺幫他清除一個競爭對手。這是我與這位首長的一段新的「戰鬥友誼」，接又有了新的發展。 黨的「十三大」前夕即一九八七年夏，三妹和她的新任老公突然對我格外關心起來，我住在軍報院內一座六層樓上，他們夫婦兩人竟爬樓同來看我，使我受寵若驚，感動不已。又有次他們為我專程送來一些葡萄，說是剛從宣化帶回的，送點給我品嘗。我對此並未多往別處想，只以為是老首長看在我與三妹的老關係上，對我表示親切關懷而已，哪知其中卻大有文章。有一回這首長用專車將我接到他家，三妹那天不在家，家裏也沒有別人，就他和我兩人，在我落座品茶時，他就對我說開了自己的「過五關斬六將」，特別說到他和某某中央領導人，原是平級戰友；某軍委領導還低於他，又表明自己對我軍政治工作如何有建樹、有創見、有雄心大志等等。當天和我共進午餐時，不僅菜餚豐盛，而且規格頗高，簡直像招待國賓，使我大過了一通嘴癮，晚上又用專車把我送回家。在當時和回來後，我一直納悶，他與我如此深談並熱情接待，到底為了甚麼？我只是一個小兵臘子，除了手裏一支筆，別無所長和所能，他不會是要我為他寫回憶錄，因為他們單位和自己手下，就有出色的筆桿子，用不捨近求遠地找我，怎麼也想不透他為甚麼和我談那番心。過了一段時間，有回又見到他，連忙同他打招呼，他竟不搭理我，我以為他是首長，也許正考慮大事，就沒往心裏去。在碰到三妹後，我請她替我問候那首長，她卻說你還是離他遠點兒，他對你十分不滿。我說自己從未得罪過他，他的不滿從何而來，三妹笑道，你以後就知道了。

可我直到很久以後才知道，那位首長所以對我「親切關懷」和「熱誠友好」，是為了討好和巴結我。他官比我大得多，巴結我這小兵臘子幹甚麼，原來此公別有用心又用心良苦。當時我正為軍委常務副主席楊尚昆的已逝夫人編文集和寫傳記，有時就在楊府上班，能夠面見楊副主席。三妹她老公又獲悉，我的老丈人正任「十三大」的「人事小組」成員，這個「組」雖「小」，聲望影響卻極大，負責對全國全黨包括全軍的高級幹部進行審核物色，擇優推薦為「十三大」的新中央領導班子，並為隨後召開的全國人大和政協會議，提出人大、政協特別是國務院和軍委的領導名單。他們的提名由「十三大」通過後，新一代黨和國家以及軍隊領導人，就將一一就任登台了。所以許多企圖高升的上層人士都力圖接近甚至打入這個「小組」。又有一小道消息說，我那老丈人將主持軍委工作，這將直接影響到包括三妹她老公在內的一批軍中高幹。這位首長正夢寐以求地謀求總政主任至少是副主任的高位，他以為只要先買通了我，就既可以向楊尚昆遞上話，更可以在我老丈人面前為他美言造勢，由我幾處給他打內堂做「托兒」，他這個總政主任或副主任的位置，就能如願到手了。他把我當成了政治賭盤中的一隻「骰子」，所以才對我「關愛有加」，不惜「禮賢下士」，對我又送葡萄又探望，又擺筵席又談心，特別對我大吹自己的「豐功偉績」，就是要我為他做個「傳聲筒」。哪知我這人極不開竅，白吃了白喝了又白聽了他的一番又一番美食美言，卻如豬八戒吃人參果似的，食而不知其味，我在楊面前，除了文稿的事別的甚麼也沒說過；那老丈人回家，又絕口不提「人事小組」的事，我也根本不知有這麼個「小組」，至於說他將主持軍委工作，更是決不可能，並且我若真有甚麼能量，自己不早就爬上去了，何苦只去為別人說甚麼話，「為他人作嫁衣裳」呢？所以那首長想求我辦的事，我是甚麼忙也沒幫，甚麼話也沒說，使他對我的期望，特別是他自己的升官美夢，完全落空地成為泡影。直到「十三大」結束，他也沒分到半杯殘羹，這才造成這位首長對我嚴重不滿，因為我叫他瞎子點燈白費蠟了。 

不過我弄清此事以後，對那位首長卻由原來的敬重改為不屑了，他幾十年前就是總政治部宣傳部長，是個專門教育別人，指導全軍、又專管思想政治工作的大幹部，然而其人格竟如此低劣卑下，為了謀求高位，竟不顧體面又不擇手段到如此地步，堂堂一個中將，居然拜倒也敗倒在我這小兵臘子面前！以前他是為藉助三妹之力，不惜為她下廚忙家務，藉與她結婚達到自己目的，實際是向她賣身，後來又向我賣笑，等於是個毫無廉恥的娼妓，雖然他原是個一米七以上的漢子。這種人成為我黨我軍的高級幹部，並且是政工幹部，不只是黨的悲劇，更是軍隊的恥辱，黨和軍隊怎麼能用這種小人到台上去呼吆喝六呢？ 

三妹好夢不長，面臨又一次婚變 

那位首長之追求三妹，其實根本不是出於愛情，這種人心中可能從無所謂愛情，他當初看中的首先是三妹在上層的門路多與關係深，正好為他服務幫他升官。只是三妹哪是為別人效勞的人，她之所以與那首長結婚，也是以身作一賭注，預計他可能爬上去，後來雖然並未完全如願，卻也「屁股冒煙」有專車了，三妹總算也當上了高幹夫人。只是她這時官位也已不小，其胃口或野心也更大，就在她那第二任老公來巴結討好我時，她自己也對我格外親熱，一再對我柔情蜜意的，動員我也到她那裏一起去工作，希望與我並肩作戰。原來她也看中更看重了我為編《李伯釗文集》和寫作《李伯釗傳》，正與楊尚昆家「親密接觸」，就向我掏出了她心中的宏圖大略。這時她已是總參政治部的文化部長，卻正覬覦總政文化部長的高位，很想使自己「更上一層樓」。他說最好我能和她一塊幹，她當上了總政文化部長，我可以當解放軍藝術學院院長，由我們兩個把全軍文藝工作管起來。我聞聽此言心中一驚，卻又未動聲色。她有如此官癮，我卻不屑相陪，但是當時我正被總參二部、三部所吸引，很想去開發那裏從未開發的創作「富礦」，並打算在總參創建一個創作室，就順水推舟地去了總參。去後才發現我想得太簡單了，由於種種原因，我的願望難以實現，就不太積極了。在與三妹直接相處共事中，我發現她其實志大才疏，她的幻想也是空中樓閣，絕無實現的可能，並且她根本不是這塊料，這些年她已不是當年的三妹，也已人老珠黃，接近晚年了，本來我就無意與她合作，在總參呆了一陣，就悄悄退了下來。三妹本比我小，卻比我早離休，五十五歲當年就下了台，她的官運也到此劃上了不圓的句號，一生的追求、奮鬥和拼搏，全都竹籃子打水一場空！ 

就在三妹官場失利時，「後院」又起了火，她與其新任老公之間，又發生了嚴重問題。我開始不知道，有回在電話中偶爾問起那位首長，她竟立即破口大罵那「老家伙」、「老混蛋」、「老流氓」等等。前已說過，她那第二任老公，對她其實並無真情，由於三妹自有公務，不常回那首長家住，有人就乘虛而入，為她老公送來了「溫暖」，那首長當然正中下懷。一來二去，三妹也風聞「第三者」插了足，有天她去那首長處，那個「第三者」知道她在家，又知道首長家電話連線，竟打電話來找那首長，明知三妹正在「竊聽」，故意與法律上仍是三妹老公的首長說了許多肉麻情話來氣她，等於公開向她的夫人地位提出了挑戰。三妹是何等之人，哪能嚥得下這口氣，對我在電話中臭罵那女的是「騷狐狸」、「臭婊子」、「臭不要臉」等等後，又向我嚴正宣佈，要堅決與那「老家伙」離婚。他這一個電話打了至少一個小時，也痛罵了那對「狗男女」一個多小時，聽得我耳朵都麻木了，連握耳機的手都酸了。我只得勸她先消消氣，不要急，不能生氣，等我們見面再細說。也就從那時起，我每次再見到三妹，她都只有一個話題，就是痛斥臭罵那「老流氓」、「臭婊子」和「狗男女」，並且是循環反覆，無窮重複，使我耳朵都聽出了「繭子」，以致不敢再見到她。 

三妹對其第二任老公，其實也無真情，他們這對夫妻只是在相互利用、各下賭注而已。她對前任老公即我那「鐵哥們」畫家，倒是多少有點舊情，加之共同撫養了一兒一女，兩人總是有些「幸福的回憶」。他們離婚後兒子隨父女兒隨母，父母又隨兒女經常一起會面重逢，這時不僅兒女高興，兩個大人也很愉快。這裏得補說一事，我那畫家朋友在三妹以前，有過一次婚史，女方是他在「新旅」時的戰友，後來是上海的著名舞蹈家，曾主演過舞劇及其影片。因為男在北京、女在上海，又都不能離開各自的「根據地」，兩地分居，天長日久，不免發生問題，兩人就好聚好散分了手。三妹也是「新旅」戰友，她才與畫家結了婚。有一年畫家前妻來京演出，邀請了畫家及三妹各帶兒女出席觀看，看後還一起相聚交談，形成了畫家為一方，前妻為一方，三妹為一方，加上其兒女，共為「三國四方」式的友好會見。三妹的哥哥也與前妻分了手，又在京成了個家，逢年過節三妹和女兒、畫家和兒子就相約都去孩子舅舅家會合，全家相見依然和美歡樂。由於我與他們的友誼，他們就都帶兒女一齊到我家相聚，使我家成為這對離婚不斷情的前任夫婦幽會之處。只是所有這些活動，都對三妹那新任老公嚴格保密。不過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那位首長還是偵知了三妹的不軌行為，後來他們打離婚時，這也成了男方告女方的一條罪狀。 

那位首長見三妹的利用或使用價值已盡，特別是自己又有了新歡，加之三妹為此一鬧，他們就打開了離婚戰。這確是一場帶打的「大戰」，還是「你死我活」的「持久戰」，使三妹打得極其狼狽。男方畢竟是有豐富戰鬥經驗的大首長，他很快掌握了這場「戰爭」的主動權，使三妹一直處於不利地位。在他的離婚起訴書中，反而抓住了女方一個把柄，除了說她與其前夫經常私通幽會外，又說她在某年某月某日曾在家留宿了一個中年男性氣功師，並且為此提供了人證，即那首長的秘書、公務員、炊事員等等，三妹反訴男方也有「第三者」時，卻拿不出任何證據，男方因此總是佔上風，氣得三妹暴跳如雷，卻又無計可施。提到那個氣功師，我也稍知一、二，三妹和她二姐有一段時間竟都迷上了氣功，就在我上次去南京二姐家時，一見她只覺面目一新，已大大減了肥，變得更年輕了。她說這是學氣功的結果，還讓我看了她練氣功特別是其師傅發功時的照片和錄像帶。還真有點神奇，那氣功師頭上居然有閃亮的「聖光」，他用手一划拉，又留下一個如虹光圈，還在背景天幕上映現出他的高大形象。二姐更以自己的減肥奇效，證實了這位氣功大師的神功。這位師傅就是三妹引薦給她的，三妹自己早已從他那兒學得了不少功夫，據說她在洛陽隨師傅練「辟谷」，曾連續兩三個星期粒米不進，根本不吃飯還照常活動。這位氣功大師她不僅向二姐推薦了，還讓他對老首長楊得志將軍發過功。我也看了三妹和楊將軍練氣功的照片，那老將軍頭上果然也有一個光圈，使我驚嘆不已。二妹說她還練了種「香功」，說是發功後能發出桂花或茉莉等的香味，有回她用雙手揉搓一通後讓我聞，又問我聞到了甚麼味，可我這人一向「頑固」，從來不信鬼不信神也不信甚麼氣功，啜起鼻子聞了又聞，除了她自己的味道，別的甚麼也聞不出，氣得三妹罵我真是個木頭。不過她們姐妹兩人都練過氣功，三妹幾乎已成「半仙之體」，她的氣功師傅確曾在她家住過，這些都是事實。 

三妹向我說起這事時，臭罵那個「老混蛋」首長，伙同自己手下的人共同對她栽贓陷害，誣衊她與氣功師有甚麼不正當關係。她說那氣功師與二姐和她隔一個輩分，他才三四十歲，二姐和她已五六十歲了，那師傅平時都叫她們阿姨，兩輩人怎麼能有甚麼事？我聽了卻在心裏想道，當今社會上甚麼事都有，不是一輩人甚至是同宗者，一起胡來和上床的事不少，隔輩並非不可逾越的界限，不是同姓同宗的人更難說了。當然這話我只能暗自想，絕對不能說出口，更不能幫三妹的「敵人」說話。三妹這場官司打得很久，搞得她精疲力盡又幾乎「身敗名裂」。她二姐和我們對此都愛莫能助，只能從旁給予感情支持，也痛罵那「老混蛋」幾句。也就在此期間，她才向我說出了那位首長突然巴結討好我的真相，還給我看了那首長當時給她的一封信，其中囑她一定要同我搞好關係，不斷緊密聯繫，爭取我能幫他在楊尚昆和我老丈人面前說話，為他在上層活動，使其能當上總政主任至少是副主任。我看了只覺可笑，原來自己還有這麼大的利用價值，可惜我卻甚麼作用也沒起到，那位首長不惜對我卑躬屈膝，卻甚麼也沒撈到，白白費了許多勁。三妹又告訴我，她「競選」總政文化部長之事，也是被那「老家伙」搞黃的，他說自己正「競選」總政主任或副主任，三妹如也當上總政文化部長，夫婦兩人就在同一個單位工作，上頭肯定通不過，只能確保一方，要三妹服從「大局」，犧牲自己，讓他先上。所以三妹說，不是那「老混蛋」搗亂，她完全可以「更上一層樓」，可惜大好機會白白斷送了，不過那個首長的目的也未達到。我聽了在心裏暗道，常言道「一山難容二虎」，他們一家怎能同時出一男一女兩個野心家呢？其結果自然要發生火併，導致兩敗俱傷。命中注定他們這對「政治夫妻」不能白頭偕老，卻沒想到最後竟是這樣互相撕破臉皮，以致鬧得不共戴天！好在這時我只一旁觀戰，並未捲入。不過我在另一件事上，卻為三妹出了大力，只是最後也沒成功，就如她想當總政文化部長一樣，也落得個黃粱美夢一場空，反而為人留下了笑柄。這事發生在一九八八年，全軍第二次評銜授銜前後。 

美夢難圓，又一好事功虧一簣 

按照當年的評銜條例，凡是抗戰時期參軍的師職幹部，都可以授予將軍軍銜。三妹就是一九四五年七月即抗戰勝利前個把月時到部隊的，現在又是正師職務，完全合乎當少將的條件。只是她當時年紀太小，不知咋搞的將參軍時間一直填為一九四七年，這就過了杠杠，會失去當將軍的機會。她就特地找我商量，怎麼把她的參軍時間改正過來，我根據以往經驗，說只要能找到她何年何月參軍的證明人，證實她確是一個「抗戰幹部」，還是可以當上將軍的。她當初是母親犧牲以後，於一九四五年七月被人送到新四軍四師的，因為才八九歲，就被放在師部拂曉劇團，她二姐也在團裏，可以照顧她這三妹。一九四七年初他們被併入華東軍區文工團，她卻把那時當成了入伍時間。到八十年代原新四軍四師的老同志還有不少人在，她就去找了一些同志為她寫了證明。我又為她找到原四師宣傳部長、後來的《解放軍報》總編輯趙易亞，作為當年拂曉劇團的直屬領導，為她作了更有分量的證明。各種證明湊齊以後，她說還可以找一個更權威的證明，就是原新四軍四師張愛萍師長。老師長也真的為她作了親筆批示，哪知這位老領導對其老部下關心過度，反而為她幫了個倒忙。原來他批示道：我記得你到部隊的時間更早，早在一九三九年你就和父母一起到四師來了，因此你的參軍時間應該從一九三九年算起。張老將軍的記憶一點不錯，三妹的父母確於一九三九年到部隊，當時確曾帶三妹，只是那時她才兩歲，是由父母抱來的，後來父母又奉命回地方，從事黨的秘密工作，卻不幸暴露，母親犧牲了。當年即一九四五年七月，她作為烈士遺孤被送來部隊，老師長一直記得這事。但是張老將軍把她的參軍時間提前到更早的一九三九年，反而造成了一個軍中笑話，某某人才兩歲，還抱在大人手裏就算作革命歷史了！於是這位只有兩歲的「將軍」，也就吹了！三妹白折騰了一番，最後又是雞飛蛋打一場空，反而為人提供了一個笑柄。其實這事不能怪她，她確是一九四五年七月參軍的，當時她已九歲，雖然只跟在劇團後頭，卻是個真正的紅小鬼出身的抗日幹部，可惜這一切最後因為她又去找老師長，反而把此好事給搞黃了，連我都為她深深感到遺憾。 

從三妹與我的交往來看，她對我還是不錯的，她個人凡有大事要事，必來找我商討策劃，我也幫她出過不少主意，甚至捉刀代筆為她起草過文稿信函之類。不過我心裏一直很有數，我在她眼裏只是個可以利用或使用者之一，甚至是她的臨時候補親信之一，所以她需要你時似乎十分親密，反之則扔在一邊，你要是也有甚麼事，她是不會也不想管的。凡是與她相處過的人，對此似乎都深有體會，所以我從不找她為我辦甚麼事，雖然她確有相當能量以至「魅力」，以致不少大官都曾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出於我與她一家特別是與其二姐的長期友誼，我還是樂意為她們效勞的，不過有時我也有反抗。例如後來我也到了總參，與她共事辦公時，要討論甚麼文件，她懶得自己一字字看，就嗲兮兮又嬌滴滴地對我說，你給我唸唸吧！我卻把文件朝她一推道，憑甚麼讓我給你唸？我年齡比你大，資格也比你老，不是你手下的小幹事，你更不是偉大領袖，要別人為你唸文件，還是自己去看吧！她只得橫我一眼，笑笑拉倒。有時我們一起參加甚麼活動，每逢集體合影留念，她當仁不讓和一些高級首長在前排中間就座，從來不招呼我也應該坐過去，我就無所謂地站到後排，又常故意避開不參加照相，不想與她平起平坐，更不想也爭點甚麼，只是在辦事時是認真的，真心實意地願助她一臂之力。 

其實我一直很明白，儘管三妹似乎很得意很風光，雄心（更是野心）也很大，她曾大言不慚地對我說，別人能上，我為甚麼不能，老娘（！）不比別人差！又沾沾自喜地說，有人說我是「戴卓爾夫人」，我就是個「鐵娘子」。但我心裏卻認為，你算了吧，別「癩寶爬秤盤，自稱自」了，你有多大能耐、多高水平，別人不知道，我還不知底嗎？你為爭這麼點功名利祿，天天勾心鬥角，使出渾身解數，活得累不累呀？而且也早已看出，她從仕途到個人生活，其實都不順，凡事都不稱心，且不說她結了婚又離婚，離了又再結，現在又要離，單講在法庭上當眾「大打出手」，誰受得了這個呢？她最後的最高職務，也就是個總參政治部文化部長，與我同級的正師幹部，可我是論資排輩自然到手的，她卻是拚拚殺殺擠擠撞撞地爭來的，又眼看別的資歷不如她、年齡也比她小的人，呼呼地跑到她前頭，爬到她頭上，她怎麼也於心不甘，吃不葡萄從不說葡萄是酸的，但從心裏到眼裏無不充滿了醋意。我常常見她眼圈總是泛黑，面色也較蒼白，雖然她不缺營養，也不少化妝，但過於勞累特別是心理負擔太重了，她爭來的這個官，還有甚麼「女子軍團名譽團長」之類虛名，付出的卻是自己全部精力和心力，以及生活的樂趣，別人是有失有得，她卻是得不償失，甚至是賠了老本，直到老了也一無所得。所以和她在一起，常聽人吹她捧她說她好話，我卻總是暗暗地同情、惋惜並體諒她，誰叫我是她們姐妹的多年老友呢？ 

美麗多情的二姐，晚景極悽涼 

說起她們姐妹，三妹那二姐更是個悲劇人物。她因為出眾之美，就成了首長夫人，不幸也就由此開始，先失去了自己多才也多情的戀人，也失去了可貴的青春，得到的卻是無情無愛的虛浮生活及其虛名。前已說過，她和自己的早年戀人幽會過，又被偉大領袖「寵幸」過，在丈夫即我那老軍長眼裏，早已是個對他不忠的自身不潔之人，加之看透玩膩又人老珠黃，已經對她失去了興趣。而且這位首長，為人一直很「花」，經常拈花惹草。六十年代已經升到上海警備副司令，有一回緊張備戰時，竟找不到這位首長，後來查出他出去找女人跳舞了，為此他丟了到手的副兵團級待遇，被貶到安徽省軍區當了個第幾政委。他在解放初期就是軍長，同級的幹部以及自己的部下，都已一一升了上去，他不僅原地不動，實際上還下降了，他是為了美人丟了「江山」。可能正是為此，他常把已不再是美人的自己的妻子出氣，家庭生活長期不和。後來從安徽平調到江蘇，又當了幾年的省軍區第幾政委，最後又從南京軍區顧問虛位退了下來。無官一身輕了，他索性自由自在地連家也不回，不斷在各地游蕩，回到南京也住進軍區醫院，就是不回自家︱把他老婆即二姐晾在一邊，甚至把自己的警衛員、公務員和炊事員等等，都弄出來只為他服務，不管不顧也根本不理自己夫人的生活以至生死，從精神上孤立以至折磨妻子。這使二姐極其苦惱，有一年她到北京來，向我哭訴了我那老首長對她多年的摧殘虐待，她說自己早已無法忍受了，打定主意也要離婚。

我認真聽取了她的控訴，努力安慰了她，又和別的熟悉她的戰友商量了，一致認為她如真的離婚，可能反而得不償失，她幾十年過慣了首長夫人生活，一旦退出豪門，失去優厚待遇，生活將一落千丈，她已進入晚年，這日子過得下去嗎？別人也勸她還是別離婚，真離了你就甚麼也沒有了，不離至少還有個名份，該甚麼待遇有甚麼待遇，除了老頭子，別人也不能怎麼她，她就是不離婚，又可以乾耗老頭子，不然說不定等於她給別人自動讓位，老頭子馬上名正言順地娶個比她年青的，自己是白白地幫別人忙了。我們不少人都這樣勸她，她聽聽也覺有理，默默地接受了。我記不得因為甚麼，二姐這次來京沒有住在三妹家，卻住到一個戰友家裏，我那時因為後妻很少到我這來，家裏就我一人，就請她住到我這裏來。她看了看我那光棍漢似的家，遲疑地說，孤男寡女的，就我們兩個，住在一起行嗎？我這才想起，自己一直真把她當姐姐了，其實她比我大不多點，並且風韻猶存，我又一貫很欣賞她，是應該避避嫌的，不然就說不清楚了。 

二姐自家說來真是不幸，還在安徽時，家裏沒有暖氣，冬天洗澡時，在浴室生了個木炭火盆，一個女兒洗洗，就被煤氣薰死了，當時才十多歲，使二姐十分傷心。有個兒子長大了，老軍長走後門讓他參了軍，還是坦克兵。那小子不知為甚麼忽然攜槍逃跑了，據說偷越國界時被抓住，作為「帶槍叛逃者」，被判了徒刑，老軍長再走後門，將他提前釋放。因為是個刑期未滿的犯人，哪裏也不能安排他，只得長期東游西蕩鬼混，有時住到北京三姨家來，也常到我家來，所以有一戰友在我家當我的面，說你爸是先把你媽給強姦了，然後才結婚有了你們。這一兒一女的厄運，當然使當媽的二姐心力交瘁，痛苦不堪。雖然還有孩子，但都只躺在老爸樹下乘涼，對這老媽不大在乎。後來我們那老軍長去世了，我到南京去看望了已成遺孀的二姐，使我大為意外的是，她才剛到古稀之年，卻已衰老得慘不忍睹，整個人全變了形，說是中了風，嘴角不斷流口水，話都說不清楚了，還抖抖索索地，兒女都飛走了，家裏整天就她一個人呆，一邊開電視，一邊閉眼歪在沙發上，整個一副等死的架勢！且不說她當年出眾的美貌，就是若干年前她練氣功時的樣子，竟都毫無痕跡了！當年的美人，我們親愛的二姐，上哪兒去了？我見她時心痛極了，以後再去南京，明知她很孤獨，需要人關心幫助，我卻不敢再去看她，只在心裏時時惦念她，想像她現在的慘象，每逢看到見過她的人，都仔細打聽她的詳情近況。也就在這以後，又引發了一個不圓滿的故事。 

我們老部隊另一老首長，即原二十三軍陳政委，妻子病故後，他正離休在家，他們只有一個兒子和一個孫子，兒媳離婚跑掉了，全家只剩老中小三根光棍，兒子上班孫子上學後，家裏就老政委一人呆。他家是個獨院，一座小樓首長住，警衛員、公務員、炊事員和司機等等住在外圈平房裏，整個樓裏上上下下就他一個老頭子，雖然在位時家裏賓客不斷，退下來後卻門可羅雀。老政委年年月月天天獨守孤電視，寂寞無聊簡直把他給憋死了。他才八十多歲，其兒子最早提出，給老爸重找個老伴，好有人陪陪他，託許多老同志幫忙物色，也找過我。我離休後與三妹住在一個幹休所的大院裏，有次我向她說起此事，她一聽就說，把我二姐介紹他不好嗎？我覺得倒是可以，老軍長不在了，老政委夫人也不在了，兩家大人孩子早就相熟，正好合為一家。只是有個問題，這兩家一直不和，當年在老部隊時，軍長、政委就有矛盾，先後都到江蘇省軍區，分任第二、第三政委，卻又不斷鬧別扭，我就親耳聽二姐罵老政委之妻「地主婆」，因為她出身不好；老政委老伴又向我叨咕老軍長，說「這老家伙愛整人」。我想現在「地主婆」和「老家伙」都不在了，留下的恩怨也該消解了，便把三妹的意思轉告了老政委。同時又想，現在二姐的健康狀況還不如老政委，連陪他說話的本事都沒有，加之兩家有歷史恩怨，很可能老政委不幹。哪知我說後老政委竟有興趣，馬上親自去看了二姐。倒是二姐不予考慮，她不想老成這樣還要改嫁，寧願一人呆在自家，這件好事就沒撮合成。 

誰知半腰又「殺」出一個「程咬金」，二姐和三妹有個異母小妹，這時才五十多歲，不知怎麼也是獨身，聽說此事後主動跑到老政委家，自薦上門願當填房來陪老政委。她到後就樓上樓下巡視一番，說自己還要帶幾個孩子過來，以後這住房將如何分配，她的人得佔多少，又囑咐老政委兒子道，你們得給我買多少人壽保險，並且從現在起就用專車接送他們來往。老政委之子聽了暗道，這「小姑奶奶」這麼厲害，還沒進門就要獨掌大權了，真要來誰受得了？父子孫三人一致決定，決不接受這個「小姑奶奶」。這使老政委至今還是一人呆，現在已經九十多歲了，我有回去南京再去看他，他已養了條狗，雖然不會說話，卻整天陪老人，一旦來了客人，那狗就連叫帶跳撒開歡。那老政委比小狗還高興，說我到南京怎麼不住他這裏來，不止有地方住，外出還有專車，其實是可以陪陪他，使這家裏有點生氣。可惜我不能常來南京，來了也自有住處。我一度參與的由三妹引起的老政委與二姐，以及她們的異母小妹的故事，也就不了了之，沒有了結尾。可是二姐呢，雖然早年青春美麗，後來雍容華貴，過了幾十年首長夫人的生活，晚景卻極其凄涼，我看她之所以迅速衰老，全是由於她過得很不幸福、不愉快、不正常，這才造成她如今的慘相！ 

折騰一生最後卻成了「孤家寡人」 

其實三妹的晚景並不比她二姐好，在她與第二任老公打離婚的同時，已經發現了淋巴癌等多種病變，以後的日子不是住在醫院，就是出來打官司。離婚官司使她焦頭爛額，其癌細胞也迅速轉移並日益擴展了，也許是心病引起了身病，或是身病加重了心病，使她五內俱焚，以致加速了自己生命的終結。不過三妹從來不是一個甘願寂寞的人，不肯放過任何一個使自己揚名出風頭的機會，她離休以後竟又籌建開了甚麼中華民族團結友好協會、中國婦女文化促進會，特別是甚麼毛澤東文化藝術研究會和毛澤東書法研究會，並且自任會長，一面煞有介事地忙忙叨叨，一面拖病軀東奔西走。在她最後幾年居然也辦成了一件大事︱不知她從甚麼時候起，描摹仿寫開了毛澤東書法，還寫出了一大堆，又為此辦了個展覽。我對此一直不以為然，曾說她是個沒有文化的文化部長，連中國字都認不全，哪能懂得甚麼書法？還辦甚麼書法展覽！就沒有關心這事，也沒有去看她的書法展覽，只從小報上看到有關的消息。還見到有篇吹捧文章寫道：「毛體」（書法）在中國只有兩個人得其真傳，且都是女性，一個是江青，一個是李×，很顯然，這與毛澤東的親傳是分不開的。這話說得既含蓄又露骨，就欠讚她也是毛的又一個「第一夫人」了。有的看過這一展覽的人，說展覽的作者介紹中，將她寫成長期「在毛主席身邊工作」，知道內情者就說，她確是在毛主席「身邊」，只是到底幹甚麼「工作」，就不好說了。由她自任「會長」的「毛體書法」研究會，任命她二姐那個無業兒子為「秘書長」，在姨、甥兩人到處活動和張羅操持下，這個展覽除在北京展出，又先後辦到了南京、徐州、濟南甚至廣州等地，不僅使她又大過了一把癮，更為此炫耀了她與偉大領袖的不一般關係。我雖然不懂書法，只看過她幾件作品，感到也僅僅是形似而已，要達到老人家書法的奔放俊逸和揮灑自如，又談何容易，她不僅沒有這個功力，也根本沒有這個工夫，這時她既要治病又要打官司，哪裏還有多少精力時間呢？不過這事確成了她此生最後一個輝煌，雖然大大風光了一陣，卻又大大加速了自己生命的終結。

我離休後同三妹住在幹休所一個大院裏，但她比我早進許多年，據說她住了以後，早晨參加院內老幹部舞劍等活動時，總是帶小保姆為她抱劍來，人們就說她是個帶「丫環」的女「貴族」。其實早已既不「貴」更無「族」，只是一個不甘沉淪的離休幹部，並在努力撐一副架子。有次我和妻子一起去拜訪她，又邀請她也來我家坐坐，我們三人是漫步來我家的，她坐了一會竟打電話回去，讓其女婿開車來接她回家。其實從我家到她家，至多只有兩三百米遠，可她就要擺這個譜，但也可能由於身體損耗太多，體力確已不支，實在走不了這點路了。此前我每次看見她，都聽她沒完沒了地罵那「老流氓」、「老混蛋」，就如祥林嫂見人就說她的毛毛一樣，不免有點厭煩，也就很少上她家去。後來大院裏通報了一事，說她家被盜了，並且損失不小。我見到她問了此事，她懊喪地說，是有人請她出去吃飯時，不在意沒鎖好門，被賊鑽了空子，進去後把門從裏面鎖上，她回來時發現家裏有人，卻打不開門，好容易進了家，那賊已從窗戶逃跑了。後來檢查只丟了一些現款和存單、首飾之類，總共有五六萬元，她說自己多年的積蓄全完了！我卻慶幸她那批無價國寶文物沒有被人發現，更未丟失，也許是那賊人根本不識貨。她最後幾年內，二姐的兒子即她的「秘書長」常住她家，她在總參三部的女兒也和其女婿常回家住，另有小保姆侍候，只是在院子裏幾乎看不見她，也不再參加幹休所的各種活動︱她不是在住院，就是又出去辦書法展了。我妻子有一次看到她，見她瘦得已經變形了，哪知她竟很快「走」了！ 

二〇〇三年七月，我接到關於她病逝的電話，馬上去了她家，見她女兒在，精神極其頹喪，真是已喪考妣了。她是七月八日「走」的，享年只六十六歲，如今常說「八十、九十不稀奇，七十才是小弟弟」，三妹還不到「小弟弟」的歲數，就壽限已盡了！我安慰了她女兒，問她有甚麼後事我可以幫辦的，她說已有幹休所在辦了。到告別儀式時，我和妻子都去了，她的前夫、我的「鐵哥們」也到了，只是守在遺體旁她的親屬只有女兒一個。她前夫說女兒、女婿已經離婚，兩人又沒有孩子，兒子是由母親安排到深圳工作的，早已下了海，由於父母離棄，一直未再回家，與父母也無聯繫，近年竟完全失蹤了，任何電話、地址都沒有，他母親去世了，竟通知不到他，這使守靈者只剩女兒一人。已離婚的前女婿看了於心不忍，主動上去陪其前妻一起站，他要拉我的「鐵哥們」一起去，說是他們兩人的身分其實是一樣的。這位前夫卻不幹，說我站在那兒算甚麼？二姐在南京又在病中，自然來不了，哥哥正在上海沒能趕來，大姐倒在北京，也因多病沒有來，不知為甚麼連二姐的兒子，即三妹的「秘書長」也沒到，這使多年風光的三妹，最後竟成為個「孤家寡人」，從逝前到身後，都極其孤獨悽涼，她的一生「功名」以至「輝煌」，從此灰飛煙滅，毫無蹤影了！ 

告別儀式以後，我拉三妹的前夫，即我「鐵哥們」同來我家，想讓他就便去看看他們共同的女兒，但他沒有去，只和我商討怎麼處理三妹收藏的那批國寶級珍貴文物。我們一致認為決不能繼續放在家裏，因為她家只剩了女兒一人，孤門獨女，甚麼事都會發生，最好存到銀行保險櫃中去，但也只能向其女兒建議，因為決定權在她。我那「鐵哥們」當天沒有去看他女兒，晚上仍回了自家，說是回去再給女兒電話，看來他們父女感情已很淡薄。他和三妹共同的兒子更是如此，竟多年不知音訊。再補充一點，他們這兒子小名為「小東」，似是三妹自起的，也許含有「小毛澤東」之意，不過他長相並不像偉大領袖，與其妹妹一樣，只像生母三妹，尤其是其特白的膚色。女兒由於家庭生活一直不正常，性恪似乎有點孤僻，據說她早已轉業，也不知她在幹甚麼。三妹這一家，已是四分五裂，完全解體了，這又幾乎全是三妹自己折騰的結果。如此一生，過得值嗎？ 

以上所記大都出自本人記憶，其中當然也並非事事親歷親見，有的也是聽說的，特別是關於三妹、二姐和偉大領袖的事。不過這也有書為證，如《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台北版第三百四十二至三百四十三頁，第三百四十六至三百四十八頁，就有關於「毛另一個『女友』是鐵道兵政治部文工團團員」的記載，書中寫到的事我又另有旁證，決不敢對她們更不敢對偉大領袖「造謠誣衊」。不過在一份小報上卻登了另一說法，有篇短文竟說因為三妹是烈士的女兒，毛主席在「親切接見」她時（不是在伴舞時）說：「楊開慧是烈士，你母親也是烈士，你姓李，我也姓（過）李，你就做我們的女兒吧！」並且將她與毛的兩個親生女兒李敏、李訥相提並論。但是文中對於她和毛「父女」間的那種事卻一字未提（事實上凡在國內公開發表的，都一律不能也不准提），只講了毛如何關心幫助她，讓她好好讀書學文化，還幾次「資助」她寄錢給自己的父親等等，這些事我的「鐵哥們」即她的前夫也可作證。此文又把三妹吹成「共和國軍內外第一位女部長」，並在《國際名人錄》上被譽為「英雄氣概美人風度」的「東方才女」，此說肯定是誇張虛浮不實之詞，因為這種「名人錄」中的文字，都是由「名人」自己提供甚至自己寫的，其「名人」資格花些錢就能買到，因此小報上那篇短文的素材，看來也是三妹自己提供的，也看來她自己一直追求、迷戀和陶醉於這種「美譽」。 

大概也就因為三妹當了這種「名人」，二〇〇四年三月她的老家江蘇邳縣派人來到北京，說是縣裏正在籌建「名人館」，三妹已名列其中，特來搜集她的資料。其文物。來人也找到我，我應約介紹了她的部分可以公開的情況，也介紹了她的二姐和哥哥的簡要情況，又建議他們好好搜集了解關於她們烈士母親的事跡和史料，據我所知，三妹的父母一九三九年來到新四軍後，又被派到敵佔區去做地下工作，一九四五年被叛徒出賣而壯烈犧牲，三妹這才被送到部隊並長大成人。我認為應該大力宣揚這樣的革命先烈。但是來人對此似乎並無興趣，原因是其生母不是名人，更沒當過甚麼「長」，他們只注重三妹這樣的所謂「共和國第一女部長」。我對此也只能搖頭嘆惜，我知道三妹是挺有「名」的，不過只是因為她曾「在毛主席身邊工作」過，而這個「工作」偏偏是說不清道不明上不了台面更見不得人的，所以對她的介紹只能「掩其一點，只吹其餘」，這種半假不真的粉飾改扮出的「名人」，不知有何值得崇敬之處！ 

到我寫作此文時，三妹已經「走」了一年多，她的二姐、大姐和哥哥雖已不「健」卻還仍「在」，倒是被三妹「休」了的前夫，即我的「鐵哥們」畫家，活得十分健康甚至自得其樂。他離開三妹後，一直埋頭作畫，因為沒有再婚，兒子又不在身邊，一人獨往獨來，過得倒也瀟灑。因為此文涉及他和三妹等人的隱私，我只得一律不提本名，只述其事，以保留我黨我軍我國的這段「歷史的真實」。文中寫到的各位，各自都有一段輝煌，如今卻早已成為過去，一切都已劃了句號。三妹晚年雖不如願，卻也撈到點虛名，又位列縣裏的「名人館」，還上過甚麼「名人錄」，大概也可「死而瞑目」了。只是我在回顧她和其二姐等的一生時，心中又充滿了惆悵與惋惜，他們這樣度過一生，值嗎？ 

另一領袖寵妃 

寫完李氏姐妹的事，還覺意猶未盡，因為除了三妹之外，我還認識或見過別的「紅色佳人」或「領袖寵妃」（編者按：這是指陳露文小姐）。其中之一是原來所在軍分區司令員的女兒，她在空軍文工團舞蹈隊時，顯然也由於去中南海跳舞，結識了偉大領袖，後來也到了老人家「帳下」，並多次伴「君」隨「駕」去外地，據其任務是負責為偉大領袖讀讀文件，主要是文藝信息，所以這位女舞蹈演員自稱是老人家的「文藝秘書」，至於她當時還執行過甚麼別的任務，外人就不得而知了。我了解到此事後，曾想道：她與老人家交往時，三妹當時也正在領袖身邊，她們兩人為甚麼沒有「撞車」，更沒有發生衝突，原因何在？ 

後來讀一寫毛主席「用兵如神」的回憶錄後，才忽然想通了。老人家是偉大的軍事家，自能「運籌於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早已「調兵遣將」安排妥當，不使兩人同時到他身邊，使兩人雖然都是「寵妃」，卻能互不干擾，可見偉大領袖「戰略戰術」之精妙。至於在她們兩人之外，老人家還有多少「寵妃」、怎麼排隊一一享受「皇恩」，在《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中已有披露，說明偉大領袖確是「日理萬姬」，並能「連續戰鬥」，即在一個戰鬥之後接再打幾仗，使各路「部隊」都在他的調遣之下，實現自己的「戰略意圖」。難怪有個「寵妃」在被「寵幸」之後，忍不住讚嘆道：「偉大領袖真是偉大，並且甚麼都偉大，連那個都特偉大……」我還記得三妹對我說過一段絕密的「最高指示」，即老人家認為現在的婚姻制度並不好，應該實行一種「合同制」，即男女有意後，只訂一年的「合同」，第二年還有意就再續一年，反之則拉倒，免得離婚吵架惹麻煩。看來偉大領袖已在「試行」自己的「理想」了，不過他連「合同」也沒訂，即使有，一年也不止訂一份，他在這方面確已切身實踐並已達到了「自由王國」。 

上述那位空軍女舞蹈演員，在「吾皇駕崩」之後，無君可伴也不想再跳舞了，通過她爸的老上級粟裕，找到正任總參副總長兼二部部長的我老丈人，由他安插到二部去作甚麼外事工作，後來不知怎麼又到了南京空軍文工團搞創作，只是不知搞出了甚麼創作。就在這時，她和我們在九江至武漢的江輪上相遇了，她和我老丈人本來認識，就隨我們一起進了武漢東湖領袖別墅「百花一號」，她說自己跟偉大領袖也曾住過這裏。幾年以後不知怎麼她又去了香港，並且甩掉她已婚的老公︱南京軍區一個副司令的公子，獨自闖天下去了。一段時間後又聽說她在香港混不下去，一度生活無，卻又聲言要寫一部「中南海宮廷秘事」，將交給台灣出版。國內聞訊立即由公安部門把她給逮了回來並圈了起來，以防「黨和國家機密」被她洩露出去。但是在港台有的雜誌上，還是登出了她透露的一些「宮廷秘事」，因此確為黨紀國法所不容，逮她圈她也理所當然。有一年我還到她在南京的父母處，問他們這個女兒現在哪裏，他們說只知道在國內，卻不知道圈在甚麼地方。 

值得注意的是，在《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中，列述了若干「寵妃」，這一確有其人並且可能至今還在的一位，偏偏一字未提，可見那書中所述，仍有「漏網之魚」，而「漏網」者未必就她一個。我的朋友三妹自以為獨得領袖的「親傳」，因而常常不知自己算老幾。其實她只是眾「妃」之一，在那本回憶錄中又只寫其事，未提其名，能名列「經傳」者卻另有其人，她只算個「等外品」，空軍文工團那位更是提都未提，又不知後來被打入何處「冷宮」，甚至不知死活，即使在世，可能也正面對孤燈苦度餘生。她和三妹等人，以自己一度的美好青春，換來如此的一生，過得也都值得嗎？（原載《前哨》2005年4至7期）

谢选骏指出：人说“伍修权女婿卢弘：寻找李志绥笔下被毛泽东宠幸的姐妹”——我看此语不当！因为可以稱为“宠幸”的，都是专用品；而毛泽东那个鸟人随用随扔的，大多都是別人穿壞的破鞋或烂女人。


【85、严刑拷打比反复盘问还要有效——毛泽东是个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


《心理学：识别骗子或谎言的最佳方式》（戴维·罗伯森BBC Future2021年9月23日）报道：

观察神态和言语试探都是识别真伪的技巧

托马斯·奥莫罗德（Thomas Ormerod）的安全团队面临一项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在欧洲机场，他们要询问乘客的个人历史和旅行计划。奥莫罗德安插了几个人去安检处；这些人有虚构的过往历史和未来计划，他的团队要查出来究竟谁在撒谎。

实际上，他们讯问的人中只有千分之一会欺骗他们。识别骗子应该就像大海捞针一样。那他们怎么办？

一种选择是专注肢体语言或眼球运动，对吗？这其实是一个坏主意。

持续不断的研究表明，即使是受过训练的警官也会试图从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中读出谎言，成功往往是偶然的。根据一项研究，在 20,000 人中，只有 50 人能够以超过 80% 的准确率做出正确判断。大多数情况下还不如干脆去抛硬币。

奥莫罗德的团队尝试了一些不同的方法，并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成功识别了假乘客。

他们的秘诀？对大量从前已经认可的欺骗线索不予理会，采用其他一些非常简单的技巧，从头开始。

近年来，关于欺骗的研究结果令人失望。以前的大部分工作都集中在通过肢体语言或面部来解读说谎者的意图——脸颊通红、紧张的笑声、狡猾的目光。

最著名的例子是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他在否认与莫妮卡·莱温斯基（Monica Lewinsky）有染时摸了摸鼻子，这在当时被视为撒谎的明显标志。

按照阿拉巴马大学伯明翰分校的蒂莫西·莱文（Timothy Levine（的说法，这可以解释为，说谎行为会导致强烈的情绪——紧张、内疚，甚至可能是对挑战的兴高采烈——这是难以控制的。

即使我们认为自己是“扑克脸”，但实际上我们仍然可以做出被称为“微表情”的小动作，这些动作可能会出卖我们。

然而，心理学家看的越多，似乎就越难找到可靠的线索。问题在于人类行为的多样性。你可能会发现一个自己较熟悉的人说实话时的会抽搐，但其他人的行为可能会大不相同；通用的肢体语言词典并不存在。

在萨塞克斯大学工作的奥莫罗德说：“没有任何迹象总是伴随着欺骗。”“我会紧张地咯咯笑，其他人会变得更严肃，有些人会对视对方，有些人则避免视线接触。”

莱文同意这种看法：“证据非常清楚——没有可靠的线索可以用来分辨谎言和真相。”

虽然你可能听说过，人的潜意识能够注意到这些迹象，但这似乎也被事实所驳斥。

尽管有这些令人难以抗拒的结果，但是，我们的安全仍然经常取决于这些神话般的线索。

以一些乘客在长途飞行前可能要接受的检查为例——奥莫罗德被要求在 2012 年奥运会前夕拿出解决方案。他说，一般情况下，安全官会使用“是/否”问卷来了解乘客的意图，他们也接受过专门训练，观察可能暴露欺骗行为的“可疑迹象”（例如紧张的肢体语言）。

“那没有提供倾听的机会，反思可信度，观察行为的变化——这些都是检测欺骗的基本方面，”他说。

他说，现有的规章条例也容易导致偏见——例如，官员更有可能在某些种族群中发现可疑迹象。 “目前的方法实际上会阻碍检测到欺骗行为，”他补充说。

很明显，需要一种新方法。但是，考虑到实验室中只得出过一些灾难性的结果，新方法应该是什么？

奥莫罗德的回答非常简单：不再只是关注微妙的表情、行为细节，而是转为更关注人们在说什么，巧妙探查正确的“压力点”、击破说谎者的伪装。

奥莫罗德和他的同事、来自伍尔弗汉普顿大学的克拉尔·丹铎（Coral Dando）总结出一系列对话原则，可以提高识别骗子的机率：问开放式问题。这迫使说谎者扩展他们的故事，直到他们陷入自己编织的欺骗网络。

制造惊奇元素。调查人员可以尝试增加说谎者的"认知负荷"——例如，通过问他一些可能会让人困惑、意想不到的问题，或者让他倒叙事件——这会让对方更难维持伪装。

注意可验证的小细节。如果乘客说他们在牛津大学，请让他们告诉你他上下班的路况。

观察自信程度的变化。仔细观察潜在的说谎者在受到挑战时的表现如何变化：说谎者在感觉可以掌控时可能会变得更罗嗦，但他们的舒适区是有限的；如果他觉得自己正在失去控制，可能会闭嘴。

目的是随意交谈，而不是激烈的质问。然而，在这种温和的压力下，说谎者会由于叙事自相矛盾、出现明显回避或不稳定而暴露自己。

“重要的是，要知道没有快速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将最好的办法组合在一起。”奥莫罗德说。

奥莫罗德承认，他的策略只是常识。“有一个朋友说，我这是在为谈话艺术申请专利，”他说。但结果不言自明。

该团队让一些人假扮乘客，携带真实的机票和旅行证件。他们有一周的时间准备自己的故事，然后被要求在欧洲的机场与其他真正的乘客一起排队。

接受过奥莫罗德和丹铎提问技巧培训的特工发现假乘客的可能性是那些使用可疑迹象的人的 20 倍以上，发现骗子的概率为 70%。

“这真的令人印象深刻，”莱文说。他没有参与这项研究，不过他认为在机场进行实地测验尤为重要， “这是最贴近现实的研究。”

说服的艺术

莱文自己的经历也很有说服力。和奥莫罗德一样，他也认为巧妙的问话旨在揭露说谎者故事中的漏洞，远比试图从肢体语言中找出明显迹象要好得多。他最近做了一个问答游戏，在这个游戏中，本科生两人一组，每答对一个问题就可以获得 5 美元的现金奖励。

学生们不知道他们的搭档是演员。当游戏主持人暂时离开房间时，演员建议学生快速查看游戏中答案的作弊。少数学生接受了提议。

然后学生们都接受了真正的联邦特工的问话，看他们是否作弊。使用战术性问题来探究他们的故事——无需关注肢体语言或其他线索——特工以超过 90% 的准确率找到作弊者。

在 33 次问话中，一位专家甚至做到 100% 正确——这个惊人的结果超过了肢体语言分析的准确性。重要的是，一项后续研究发现，即使是新手也能通过使用正确的开放式问题提问来实现近 80% 的准确率。

事实上，调查人员经常能够“说服”骗子公开承认他们的不当行为。 莱文说，他们的秘诀是精通说服艺术的大师们熟知的一个简单技巧：他们会以询问学生是否诚实来开始谈话。让他们公开说自己讲了真话，能让他们随后更加坦率。

“人都想认为自己是诚实的，这会让他们愿意合作，”莱文说，“即使是不诚实的人也很难假装合作，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你可以看到谁在假装。”

很明显，一些专业侦探可能已经使用了这些技巧——但考虑到围绕肢体语言的那些传说，值得强调的是，与可疑的肢体语言相比，说服力的能力有多么强大。

尽管取得了成功，奥莫罗德和莱文还是希望其他人尝试复制和深化他们的结果，以确保它们在不同情况下有效。“我们应该警惕千篇一律的说法，”莱文说。

虽然这些技巧主要是为了帮助执法，但同样也可以帮助你识别生活中的骗子。

“我一直和孩子们一起这样做，” 奥莫罗德说。需要记住的主要一点是，要保持开放心态，不要急于下结论——仅仅因为某人看起来紧张或记不住关键细节，并不意味着他们有罪。相反，你应该寻找更常见的异样。

没有万无一失的辨别谎言的方法，但只要有一点机智、智慧和说服力，你就可以期待真相最终会浮出水面。

谢选骏指出：上文交代了识别骗子和谎言的办法，却没有交代如何让骗子们说出真话的法宝——因此一来，严刑拷打就比反复盘问还要有效了。也就是说，美国法律所保护的权利——沉默权，使得一切审问技术都变成了无用功，所以美国政府必须溜到海外的不法之地开始审讯，严刑逼供获得资讯。即使这样也是不行，因为不能从肉体上消灭反对势力，就会留下伊斯兰国和塔利班卷土重来的机会。换言之，要是蒋介石对待共产党像毛泽东对待反对派那么凶殘無度，那就不会有什麽“中华人民共和国”了。要是毛泽东老頭的“继续革命”有他的“解放战争”一半凶残，也就没有邓小平半脫褲子的瞎折腾了。所以说，严刑拷打比反复盘问还要有效，否则让邓小平写多少份检查也是没有用的。毛泽东那左右摇摆晃荡的半桶水显示，他本人本來該是一个革命对象，是一个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难怪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注定夭折。


【86、杨绛为漢奸毛泽东打扫战场】


《杨绛的最后20年：当钱瑗和钱钟书走了以后》（2021-06-19 牛皮明）报道：

“我已经走到了人生边缘的边缘，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过好每一天，准备回家。”

对她来说，死亡不过是回家。也许只有死亡，才会相聚，从此再无生离，也再无死别。惟有走出时间的永恒。

如果人生是一盘棋的话，杨绛的残局从1997年开始。

01、

文人刻薄莫过于钱钟书。他号称“民国第一毒舌”，天下没几个瞧得上的人，挨个吐槽陈寅恪、王国维、鲁迅、胡适等等，刻薄起来字字带刀。但唯独只要一说起杨绛，瞬间冷脸化暖，口剑化蜜，百般夸耀如飞花堆锦，甜烂得一塌糊涂。

钱钟书称杨绛：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文人间的秀恩爱，我没有听过比这更高的溢美之词。我们是一个热衷以强者为中心的民族，过去周海婴直到晚年，出门被介绍都是“这是鲁迅的儿子”。对于外人来说，至亲名气太过强盛，会“吃”掉身边人的存在感。杨绛没有被钱钟书“吃”掉，她与钱钟书是双峰并峙，不必被介绍“这是钱钟书的夫人。”

但钱瑗，却是被他们夫妇共同“吃”掉了。

钱瑗是杨绛和钱钟书的独女，她的一生没有太辉煌的事迹，只是数十年如一日在北京师范大学教书，爱岗敬业，清白做人。在杨绛眼里，她是一个“尖兵”，业务出色，但骨子还是一个小兵，没想当将军，却在认真平凡中很满足、很快乐。

钱瑗受父母的耳濡目染，也爱读书。家里满屋子的累世藏书、字画的墨，在空气里氤氲着淡淡书香。儿时家里停电，钱钟书与杨绛就着月光谈论诗文，钱说上句，杨就在另一个屋子里接下句，钱瑗在一旁听得入迷，第二日就将诗文找来熟读。

钱瑗有一副好心肠。她曾有一个朋友，遭遇四人帮，不堪受辱自杀，可自杀没有成功，落下了终身残疾，生活得十分落魄。钱瑗每月从工资抽出1/7邮给对方，直至对方过世。

钱瑗是一个好老师。当时北师大给老师一个福利，可坐班车回家，她不愿接受，每天和学生一起，背着大包子书和教案挤公车往返。她对学生无论学业、感情的开导，无不耐烦。每次遇到单位体检，借故躲开，就为多留出几个小时写教案。

而命运多诡，如果她没有躲过一次又一次的体检，或许不至于在59岁时就撒手人寰。

1997年的早春，钱瑗病逝了。她先患的是骨结核，以为康复有望，还在家里带学生。遗憾的是，再次复查确诊为癌症晚期，极难救治。杨绛陪护她的病体，眼看着她的生命一点一滴耗尽，与病魔死神对抗，节节败退，终至一败涂地。

钱瑗临终前，与杨绛手握手，静默无言。两个小时后，她说，“妈，我累了，想睡觉了。”杨绛点点头，为她掖了掖被子，温声说，“那你就好好休息吧。”

这就是母女最后的诀别。

对外人来说，钱瑗只是被父母“吃”掉存在感的一个普通教师。但在杨绛来说，钱瑗的存在大于世间一切。杨绛一生写过《洗澡》《将饮茶》等当世名作，但在她的爱语里说：

阿瑗，是我平生惟一的杰作。

奈何“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杨绛亲眼看着自己的“杰作”，彻底碎掉了。老人的眼睛是干枯的，只会心上流泪。心给捅了一下，绽出一个血泡，就像一只饱含热泪的眼睛。

钱瑗的一位学生曾对她说，世界在宇宙中太微不足道了，人更渺小，比蜉蝣强不了多少。钱瑗不同意这个说法，微笑说：人其实很了不起，天堂就在人的心里。

钱瑗火化后，北师大的师生们恳求留下部分骨灰，将其埋在陈垣校长铜像侧的一棵雪松下，每年清明至此拜祭，以表怀念。后来杨绛想女儿了，就趁着夜深人静时，到这棵松树下坐坐，归去时，呢喃套用苏轼那首哀婉至极的《江城子》：

“从此老母断肠处，明月下，常青树。”

02、

又过了一年。

1998年的11月21日，北京天降大雪，一片银装素裹。

钱钟书在医院度过自己的88岁生日。社科院的同事们捧了蛋糕前去庆贺，然而此时的钱钟书，却连切蛋糕的力气都没有了。在此之前，他连续身体抱恙，割去左肾，又经历膀胱癌手术，引发肾功能衰竭，终日缠绵病榻。

这年冬天，杨绛陪在他的身侧，用家乡无锡话在他耳畔低语。说起66年前的春天，清华古月堂门口，二人初见。那时钱钟书瘦瘦的，青布大褂，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见杨绛灵秀温婉，赞道“缬眼容光忆见初，蔷薇新瓣浸醍醐”。

没多久，二人通信，钱钟书把去情书当奏章写，说是“禀明圣上”。而后两人林间漫步，荷塘小憩，水到渠成步入婚姻，携手六十余载。

抗战期间，钱钟书动笔写《围城》，杨绛甘做“灶下婢”，牺牲自己的时间精力，劈柴生火烧饭洗衣，每日等着看钱新写的五百字，她笑，钱也笑，放下稿子，两人相视大笑，不必说明笑什么，彼此心有灵犀。

钱钟书在文字能驰骋自如，但在生活里几乎不能自理，穿鞋分不清左右脚，六十多岁才第一次学会划火柴，孩子一般等着杨绛夸奖。婚后杨绛揽下生活里的一切担子，钱钟书把台灯弄坏了，她说“不要紧，我会修”。钱钟书把墨水打翻了，她说“不要紧，我会洗”。

她从从容容的“不要紧”三个字，伴随了钱钟书的一生。

直到钱钟书88岁那年，12月19日早晨溘然病逝，已经合了眼，身体还有温热，杨绛赶到病床前，仍轻轻在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

两人相濡以沫63载，钱钟书离世前曾评价杨绛，“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他还对杨绛有过一句更决绝的告白，“从今往后，咱们只有死别，再无生离。”

只是生离尚有再聚的希望，死别却是永久的失散。

杨绛一切按钱钟书遗愿，不举行任何悼念仪式，恳辞花篮花圈，不保留骨灰，让钱钟书干干净净地来，干干净净地走。

几天后，杨绛得知清华校园南北主干道两旁的树干之间，牵起了上千只白色千纸鹤，那是学生们为先生折的纸鹤，再为先生送一程行。那些纸鹤长长的，一串又一串，在凛冽的寒风中飞舞。

十年生死两茫茫。到钱钟书逝世的十周年，那里再次挂满了千纸鹤。

杨绛自86岁，进入人生的残局。短短两年，先是白发人送黑发人痛失独女，再是痛失一生伴侣钱钟书，从此以后，只剩她一个人抱着回忆活下去。

此后几年，她在《我们仨》这本回忆之书里，写了一个长长的梦，至亲已散，家已经不复是家，只是人间的客栈而已。看这一段的梦境照应现实，总让我想起宝玉朝贾政下拜后，飘然而去的歌曰：“我所居兮，青埂之峰。我所游兮，鸿蒙太空。谁与我游兮？吾谁与从，渺渺茫茫兮，归彼大荒。”

都是由来同一梦，休笑世人痴的梦幻虚无。

03、

2011年，杨绛100岁了。

她发丝如雪，每日坐在钱钟书过去坐的书桌上，写写读读，周围兰茂书香。

人生最后的20年，杨绛基本闭门不出，如同隐士。她曾和钱钟书聊天，问对方如果可以拥有一件仙家法宝，会选什么？最后两个都选择了“隐身衣”。

中国士人皆向往隐，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巨隐隐于心。遇到黑暗，能有退路，出世入世，来去自如，这是一种幸福的宽松。杨绛在六七十年代，被下放到改造知识分子的“五七干校”扫厕所，其后创作小说《洗澡》，写出了那个年代连心都无法隐的惊心动魄。

杨绛出生无锡名门望族，但生逢乱世，遭遇抄家、批斗、羞辱、剃阴阳头，种种对精神和身体的折磨。几十年从无锡流落北京、上海、英国、法国、昆明、湖南等地，直到后半生，才在北京的三里河有了一个固定的住处。

当钱瑗和钱钟书接连去世后，当所有人都认为纤小瘦弱的老太太，已经被丧亲之痛击垮的时，杨绛却重新回到书桌，开始翻译柏拉图的《斐多篇》。她的字写得很小，手一点都不抖，字迹娟秀硬朗，好像她的人一样。

十多年来，她不断隐在家中翻译、写作，一人揽下了整理钱钟书学术遗物的工作，那是几麻袋天书般的手稿与中外文笔记。偶有故人拜访，她笑称，“我是家里留下来‘打扫战场”的。”

一百岁的人了，看起来人淡如菊，却不料谈笑间有“打扫战场”的兵气。可以想见她是将人间当成一场战役来看的，一代人杰，可惜就差了一个凯旋。

人的命运皆是性情使然，杨绛削苹果从来是一刀削到皮不会断。面对人生，她亦是保持这样的从容，越是刀锋过处，越是泰然自若，于无声处听惊雷。

她说：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

人生的至境是与世无争。她一生经历辛亥革命，民国，北伐，抗日，内战，文革，改革开放，最后来到互联网时代，能够坚持下来，凭的就是这份境界。

杨绛的最后20年，世间至重的佛家七苦，人间的笑、痛、孤、静，她一人占全了。在《百岁答问》中，杨绛说：

“我已经走到了人生边缘的边缘，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过好每一天，准备回家。”

对她来说，死亡不过是回家。也许只有死亡，才会相聚，从此再无生离，也再无死别。惟有走出时间的永恒。

人面对死亡，有三层境界。第一层是贪生怕死，第二层是不惧生死，第三层是超脱生死。我想，杨绛先生已然到达了第三层，她已经超脱了生死。生与死，已了无边界。

2016年5月25日，杨绛“回家”了，享年105岁。

她走时面容安详宁静，一如她一生的淡泊从容。

翌日凌晨，清华大学又飞起千只纸鹤，这次是在图书馆老馆两旁，那里曾是杨绛最爱的图书馆。学生们自发组织，迭出千只纸鹤，自凌晨将纸鹤悬挂起。

晴空千鹤若幻梦，一鹤一感恩。

杨绛和钱钟书曾捐了八百多万元版税，给清华的贫寒学子，自己过着极其简朴的日子。他们的家里素粉墙、水泥地，天花板上还残留几个手印，那是杨绛当年登着梯子换灯泡时留下的。

網民嚎叫：

nxzgs 今天 01:28

大陆历史学家已经揭示了近代中国最大的汉奸是毛泽东，给日军岩进公馆长期送情报打击抗日国军，和毛泽东这个王八乌龟的汉奸行径相比，死不要脸的汪精卫、周佛海这些差太远了

_5000 2021年06月19日 22:09

死不要脸的汪伪汉奸、 钱钟书、杨绛 （后又投共的）这一对狗男女， 还有不少舔狗的 网络SB！

特别能活？ 王八乌龟哦

渺茫山水 2021年06月18日 11:07

兼听则明，曾记其邻居回忆。

bugu 2021年06月18日 07:53

特别能活，十分强悍。

一冰 2021年06月17日 12:50

钱钟书的梦中情人是赵萝蕤，她是唐晓芙的原型。

谢选骏指出：杨绛意識到自己的百年污穢，因爲杨绛是“留下来给毛家‘打扫战场’”的——钱钟书漢奸一家，本是靠著给同爲漢奸的毛泽东充当“毛选翻译”才得以苟活下来的“学渣”。钱钟书是一条典型的变色龙——“蝗军来了迎蝗军，蝈军来了迎蝈军，蛬军来了迎蛬军。”杨绛名义上给钱钟书打扫战场，其实还是为毛泽东擦屁股。杨绛一家都为毛泽东打扫战场，所以在六四屠杀之后飞黄腾达，得以“风靡海内外”了。杨绛为毛泽东打扫战场，打扫完了战场，她還能洗净自己的百年污秽吗？豈不是更加骯髒了嗎？


【87、野猪投胎毛泽东还是毛泽东投胎变野猪】


《南京野猪12分钟横渡长江视频火爆全网 网友热议》（现代快报/九派新闻 2023-11-30）报道： 

最近，南京一头野猪“横渡”长江的视频火遍全网。“‘二师兄’是有点本事在身上的。”“猪都会游泳，我却不会。”网友们在惊讶的同时，纷纷被这头堪称运动健将的野猪“圈粉”。11月30日下午，南京海事局船舶交通管理中心值班长姚诚钰讲述了发现野猪的经过。

姚诚钰告诉现代快报记者，11月27日17时20分左右，南京海事局交管中心值班人员正在利用CCTV监控对大胜关长江大桥桥区通航秩序进行日常巡查，突然发现江面上有一“不明生物”正在快速游动。“出于职业敏感性，我们第一反应是担心有人员落水，或者是游泳爱好者误入航道，于是立即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并指派最近的海巡执法大队前往现场救援，并与附近过往船舶进行联系，确认现场情况。”姚诚钰表示，在经过与多艘现场船舶联系后，基本确定江水中的“不明生物”是野生动物。随后，值班人员持续通过甚高频联系周围船舶，提醒船舶注意航行安全。约十几分钟后，“不明生物”顺利上岸，值班人员通过其身形判断这是一头野猪。

长江南京段船舶流量大、种类多，通航环境复杂，日均船舶流量最大可达3000余艘次，最大船舶可达230米。在如此复杂的水面环境下，工作人员是如何第一时间发现野猪的呢？

姚诚钰告诉现代快报记者，为更好地维护长江南京段通航秩序，保障船舶航行安全，增强海事执法人员对长江南京段的感知能力，南京海事局深入开展“全要素水上大交管”建设工作，在沿江岸线、跨江大桥等位置增设了多处CCTV监控、雷达站、AIS基站等，并创新建立了新型海事智慧立体巡航体系。现已经可以综合利用CCTV监控、VTS系统、无人机空中巡航、海巡艇现场巡航等方式，对长江南京段开展全天候监控。此外，南京海事局船舶交通管理中心和分布在南京沿江的六个快反处置中心还提供7*24小时服务，保障来往船舶。完善的监控系统和全面的态势感知能力不仅保障了船舶航行安全，也确保值班人员能实时掌握江面情况，从而幸运地拍下了野猪横渡长江的画面。

一直以来，南京海事局致力于长江南京段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创新实施“一零两全四免费”，落实船舶污染物向水域“零排放”的承诺。推动建设了两座船舶洗舱站、水上绿色综合服务区等环保设施，推动完善码头岸电、污水接收设备等基础设施，为长江沿线生态保护做出了重要贡献。姚诚钰表示，目前长江南京段生态环境持续变好，执法人员时常在江面巡查时看到江豚、珍稀鸟类等野生动物。“不过拍到野猪横渡长江还确实是第一次，这也恰好说明长江南京段生态环境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近日，南京一头野猪耗时12分钟横渡长江，引发关注与热议。

11月29日，南京建邺区南湖片区出现一头“狂飙”的野猪，撞倒并咬伤一个保安后又继续逃窜、躲藏，疑似此前12分钟横渡长江的那头野猪。

网传视频显示，一只野猪在水中轻巧前行，游到对岸面对众人的围追堵截，火速窜逃。建邺警方加大巡查搜捕力度，后在一河道边发现野猪踪迹。

建邺公安分局南湖派出所、江东警务站会同特警支队警力在河道两边布控，疏散现场围观群众，并联系红山森林动物园联动处置。

一小时不到，民警、辅警在草丛中成功拦截到野猪，一边将野猪合围，向人员稀少处引导，一边由红山森林动物园工作人员对野猪实施麻醉射击。

在第一针麻醉针实施后，野猪吃痛，慌不择路冲了出来，掉到河里。趁野猪游泳时，工作人员又陆续发射了三针麻醉针，半小时后，野猪被成功制服。随后民警找来船只，大家合力将野猪从水中拉到船上送上岸。

事后，这头野猪被送往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进行后续处理。

出现在南湖片区的这头野猪是不是两天前横渡长江的那一头呢？记者向红山森林动物园求证，工作人员表示不能确认。

11月30日，记者从动物园获悉，这头野猪在麻醉过程中再度跳水，因呛水死于送往动物园的途中。后续将做无害化处理。

此前，据中新视频报道，11月27日下午，南京海事局交管中心值班人员在通过长江三桥上的摄像头例行巡查时，意外地发现江面上有一大型动物在游泳。

工作人员将镜头放大后发现，这只大型动物是一头野猪，大约12分钟后，这只野猪成功抵达长江对岸，迅速登岸离开，消失在夜幕中。

随后，“南京一野猪12分钟横渡长江”相关话题登上各平台热榜，二师兄化身“网红猪”，不少网友调侃“野猪下水变江豚”，“天蓬元帅厉害”。

而继南京野猪横渡长江后，安徽一网友也拍到一头野猪横渡长江，在马鞍山上岸。

南京市红山森林动物园兽医曹杰表示，野猪身体密度小，四肢不长，躯干比例大，胸腹腔能提供较大的浮力，加上野猪的毛发有油性，防水性能好，所以是天生的游泳健将。

对于南京“跨江猛猪”疑呛水死亡一事，不少网友表示“游过长江，没想到却栽在了南湖”“果然淹死的都是会水的，二师兄走好”。

网民嚎叫：

竞选 发表评论于 2023-12-01 01:54:57

毛泽东附体

想不开1 发表评论于 2023-11-30 20:56:24

觉着南京领导要被拉去陪游了。。。

WXY好 发表评论于 2023-11-30 16:58:00

亮点：渡江越级上访，第一时间发现，特警合力围捕，无害化处理

退齋 发表评论于 2023-11-30 16:21:12

比那头

十里山路不换肩的

畜生

还是要弱一点

BananaeEggs 发表评论于 2023-11-30 16:10:33

毛xx生前也在江中游泳，共慘黨還大肆宣傳。

碧姐 发表评论于 2023-11-30 12:23:00

最后死啦！

一带一路 发表评论于 2023-11-30 11:41:00

其中一头姓X

只看不回贴1208 发表评论于 2023-11-30 10:47:00

北美野猪可以打，但是政府控制数目。中国政府有这个吗？野生动物在中国生存非常困难。

不允许的笔名 发表评论于 2023-11-30 10:37:16

量子纠结 发表评论于 2023-11-30 09:58:00

这头野猪就是替习主席去游的。

量子纠结 发表评论于 2023-11-30 09:58:00

习蠢货事事都想仿效毛太祖，但没一样学的像，太祖70岁的时候还横渡长江，习蠢货怕水怕到都不敢去水灾现场，只敢在自己家浴缸里扑腾仿效太祖横渡长江。

新妇 发表评论于 2023-11-30 09:57:00

沉痛哀悼！

Dwclys 发表评论于 2023-11-30 09:40:00

台毒猪梦想毒立的写照

Armweak 发表评论于 2023-11-30 09:21:33

毛野猪畅游长江！：）

不相信事实 发表评论于 2023-11-30 09:03:17

野猪应该是为王刚抱不平

出来声援王刚，针对毛太子他爹

Propro1 发表评论于 2023-11-30 09:03:00

天蓬元帅下凡

老李子 发表评论于 2023-11-30 08:51:07

以为包子从上海窜访南京了。

Richard505 发表评论于 2023-11-30 08:48:00

腊肉投胎转世，希望猪头也能学学，要一直独裁没有强健的体魄可不行

yshen05 发表评论于 2023-11-30 08:47:12

1966年7月16日，时任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以73岁高龄，在湖北武汉再次畅游长江。畅游1小时5分钟，游程30华里（15千米）。

EUV 发表评论于 2023-11-30 08:40:36

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

杰瑞王 发表评论于 2023-11-30 08:38:00

拒铺，暴力袭击执法人员，建议：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不相信事实 发表评论于 2023-11-30 08:36:08

秒杀毛主席

什么是闲庭信步？这才是。

花椒 发表评论于 2023-11-30 08:33:44

“游过长江，没想到却栽在了南湖”

这句话够拘留的了。

luren_1970 发表评论于 2023-11-30 08:25:16

看到习主席游泳这么厉害，我热泪盈眶

Dwclys 发表评论于 2023-11-30 08:24:00

台毒猪准备逃离横渡太平洋吧

aluminiums 发表评论于 2023-11-30 08:13:00

不要胡扯好不好，只有脑残中国把野猪当保护动物禁止捕猎，欧美野猪是可以打的，但要办证

rfid_bay 发表评论于 2023-11-30 08:12:54

钟山风雨起苍黄，一头野猪过大江。作风优良，能打胜战。

秒秒 发表评论于 2023-11-30 07:43:32

还是穷——没钱去超市买。就这样做。这新闻在国外不会招致野猪被杀死的。谁敢去这样做会招致动物保护协会的申讨。那些杀生的到了国外即使穷也不敢在这样的情况下做。

haoyahaoya 发表评论于 2023-11-30 07:41:41

才饮长江水，又食武昌竹。万里长江横渡，甚似闲庭兴步。

北美小镇 发表评论于 2023-11-30 07:37:51

大概就因为这样，所以被“无害化”了。可怜的野猪，终究逃不脱变成某权贵的盘中餐。

tudoutudou99 发表评论于 2023-11-30 07:19:10

毛太猪显灵

渤海 发表评论于 2023-11-30 07:37:15

无害化处理 = 红烧,下肚..

sidelooker 发表评论于 2023-11-30 07:36:34

确定是野猪而不是披着野猪皮的间谍机器人？强烈建议元首彻查lol

只看不回贴1208 发表评论于 2023-11-30 07:36:00

多管闲事，最后杀死。

秒秒 发表评论于 2023-11-30 07:25:31

可恶的人们！在中国这样的新闻一出现基本就是宣判这个野生动物死刑！很多人都会去找便宜。杀生的。说它是呛水绝对不相信。就是被有些贪小便宜的人吃了。这些人不得好死！！

tudoutudou99 发表评论于 2023-11-30 07:19:10

毛太猪显灵

谢选骏指出：“南京野猪渡江”的写法，仿佛暗示“解放军渡江占领南京”，更像“毛主席拴著狗鏈子武汉畅游长江”——只是不知，这是指“野猪投胎毛泽东”，还是指“毛泽东投胎变野猪”？


【88、章士钊用养女肉体交换毛泽东出书内幕】


《毛泽东有关<柳文指要>的书信及批语》（华峥嵘 2011-05-04）报道： 

章士钊用了大半生的余暇研究柳宗元，在晚年写出了约一百万字的《柳文指要》。

《柳文指要》分上下两部：上部是“体要之部”，即按照《柳河东集》（柳宗元的全部著作收在此集中）原文编次，从评论、考证、校勘等几个方面，逐篇加以探讨；下部是“通要之部”，是按专题分类论述有关柳宗元和柳文对政治、文学、儒佛的关系与影响，是一部系统研究柳宗元文集的专门著作。

当毛泽东得知章士钊在撰写《柳文指要》后，便对章说自己也爱读柳文，请章将书稿送他先睹为快。毛泽东喜欢古诗词，也酷爱古文，对唐朝的韩愈及柳宗元的两大家，毛泽东似乎更喜欢柳宗元。他认为，柳宗元是历代诗文作家中不多见的具有唯物主义思想和进步理论建树的人，而且也是中唐掀动政坛风波的王叔文政治集团中的核心人物。

毛泽东与章士钊的“桃杏之情”

1965年6月，章士钊先后把《柳文指要》上、下部的初稿送给毛泽东阅读。毛泽东读后对这部著作很感兴趣，并认为它写得不错。于是，6月26日，毛泽东派人给章士钊送去桃杏各五斤，并附信一封（见文后附件I）。

7月18日，在毛泽东通读了《柳文指要》上、下部后，又写信（见文后附件II）给章士钊谈有关《柳文指要》事宜。毛泽东在信中说：“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另有友人（指康生）也想读。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

毛泽东在逐字逐句通读《柳文指要》的基础上，还对其中的错别字进行删改，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意见。如：《柳文指要·跋》的第五段中，原书稿这样写道：“此一新兴文运，上同象魏之悬，下无宗派之争，雍容揄扬，行见永远相持于不敝。斯诚游夏神游于文学之表所莫赞一辞，而是迥然别开一新纪元，以与古文相较而特显其壮大，即不多论。”毛泽东似乎不满足于这种就文学谈文学的评价，特意删掉了其中的“永远相持于不敝”几字，把它改写成为“大言小言，各适其域，推之工也，农也，商也，学也，兵也，国中将无人焉，不能参与文治光华之列。经济有变化，反映经济之政教，亦相随而有变化，文事亦将有变化。一成不变之事，将不可能。”毛泽东不仅把文学的评价与政治经济和现实问题联系起来，而且也不难从字里行间看出他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而这一点正是章士钊在《柳文指要》中所缺乏的。

1965年8月5日，毛泽东将读完作了点评的《柳文指要》书稿批转给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康生阅读，并附信一封（见文后附件III）。信中指出：“章士钊先生所著《柳文指要》上、下两部，22本，约百万言，无事时可续续看去，颇有新义引人入胜处。大抵扬柳抑韩，翻‘二王’、‘八司马’之冤案，这是不错的。又辟桐城而颂阳湖，讥贴括而尊古义，亦有可取之处。惟作者不懂唯物史观，于文、史、哲诸方面仍止于以作者观点解柳，他日可能引起历史学家用唯物史观对此书作批判。如有此举，亦是好事。此点我已告章先生，要他预作精神准备，也不要求八十五龄之老先生改变他的世界观。”

毛泽东信中所说的“二王”是指王叔文、王伾。王叔文在唐顺宗时任翰林学士，联合王伾等人进行政治改革。改革失败后，王叔文被杀，王伾被贬。“八司马”，指韩泰、韩晔、柳宗元、刘禹锡、陈谏、凌准、程异、韦执谊。他们支持唐顺宗进行政治改革，失败后8人均被贬为远僻地方的司马，故有“八司马”之称。桐城，指桐城派，清朝散文流派，由康熙时的方苞开创，经刘大櫆、姚鼐等进一步加以发展。他们主张学习《左传》《史记》等先秦两汉散文和唐宋古文学家韩愈、欧阳修等人作品，讲究“义法”，要求语言“雅洁”。“阳湖”，指阳湖派，清朝散文流派。由恽敬、张惠言等开创。恽敬为江苏阳湖（今武进）人，他们源于桐城派，但对桐城派古文的清规戒律有所不满，作文取法儒家经典，而又参以诸子百家之书。

章士钊的自我检讨

12月5日，康生读过《柳文指要》后，便给毛泽东写信说：“……八十五岁的老先生尚有精力作此百万巨著，实非易事。我读完之后，觉得主席八月五日信中对此书的评价，是十分中肯完全正确的。此书翻永贞政变之案，申‘二王’‘八司马’之冤，扬柳子厚‘以民为主’的思想，斥韩退之‘以民为仇’的谬论，确有新鲜引人入胜之处。”“此书也有缺点，如著者不能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解释柳文，对柳宗元这个历史人物缺乏阶级分析，对社会进化，以为‘承新仍返诸旧’，‘新旧如环，因成进化必然之理’等等。”康生最后写道：“对于一个没有研究马列主义的人，这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书有些人已知道主席看过，所以我提出了几点意见，用纸条标出。请主席看看，是否须要作词句的删改。”

1966年1月12日，毛泽东看了康生的信和修改意见后，又致信（见文后附件IV）章士钊说：“大著《柳文指要》康生同志已读完交来，兹送上。有若干字句方面的意见，是否有当，请酌定。”毛泽东还把康生的信原封不动地转交给了章士钊，只是把信封上“请交主席，康生寄”中的“主席”二字勾去，亲笔在旁边写上“章行严先生阅”。此举说明，毛泽东并不完全赞成章士钊对柳宗元的评价方法。后来，章士钊也深感自己的著作中会有不足之处，并在全书的总序言里写道，当世硕学，如有所匡正，“何时获知，当即力事补正”。

毛泽东对《柳文指要》的态度是一贯的，从一开始就支持公开出版《柳文指要》，期望它能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开展文史哲诸方面的争鸣，因此并没有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而加以改变。不过就在《柳文指要》送到中华书局排版准备出版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1966年5月10日，章士钊感到自己的著述与当时的气氛不协调，就给毛泽东写了封信。他在信中说：“我今日看到《中国青年报》说：我们一定不放过邓拓这一伙，一定不放过一切牛鬼蛇神，《工人日报》亦如是云。于斯世也，天下执笔之士，不能以我与邓拓原不相识，强自宽解，而须将自己之一字一句严行琢磨，是否未侧于一切牛鬼蛇神之列。”信中还说，连日读到各报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详细记载，“我的思想不期受到绝大的震动。而自己的笔墨工作，仔细检讨，觉得最近提交中华书局准备出版的《柳文指要》，应当撤回重新检查。”

当毛泽东看到章士钊在信中自我检讨所说的“我的所谓指要，纯乎按照柳子厚观点，对本宣科，显然为一个封建社会的文艺僵尸涂脂抹粉”，便在其中的后半句划了一条竖线，并写上“此语说得过分”的批注。针对章士钊在信中说，《柳文指要》“这一类著作，放在今日蓬勃发展的新社会中，必然促使进步奋发的农工新作者，痛加批判立令体无完肤”，毛泽东在“痛加批判”旁划了一条竖线，并写道：“要痛加批判的是那些挂着共产主义羊头、卖反共狗肉的坏人，而不是并不反共的作者。批判可能是有的，但料想不是重点，不是‘痛加’。”章士钊在信中还写道，自己因著《柳文指要》一书而“成为大众向上的绊脚石。换而言之，即不啻此次文化大革命的对象，反而不知不觉间堕入反党反人民的黑线之内，得受鹰惩”。毛泽东看到这里，在其中的“堕入反党反人民的黑线之内，得受鹰惩”旁又划了一条竖线，并批注道：“何至如此”。章士钊在信的结尾请主席给他三年时间，补习不可不读的马列著作和《毛泽东选集》，然后将其《柳文指要》一书重行订正，再付梓印行。

章士钊断然拒绝康生修改全书的意见

毛泽东读罢此信后，于1966年5月17日批示（见文后附件V）：“刘、周、邓阅，与章先生一商。一是照原计划出版；二是照章先生所提，假以一、二、三年时间，加以修改，然后印行。二者择一可也。”毛泽东信中所说的刘、周、邓，就是指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到来，《柳文指要》的出版暂时搁浅。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狂暴逐渐转为“斗、批、改”的时候，章士钊又重新提出了《柳文指要》的出版问题。

毛泽东虽然已批准出版《柳文指要》，但康生却不愿该书出版，所以一拖再拖。大约到了1970年，中华书局已将《柳文指要》排版，此时康生又提出要作者改变观点，将全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重新修改一遍，才能出版。当章士钊得知康生意见后，就写了一封措词激烈的长信给毛泽东并康生，断然拒绝按康生意见修改全书。章士钊在信中说：“根据康生的意见，看来原作不加改动断不可，即为社会必须扫除的秽浊物，哪里还谈得上出版。”章士钊在信中嘲讽地说：“夫唯物主义无他，只不过求则得之不求则不得之高贵读物。”并强调说，“我未信人类有不可变更的观点，亦未闻天下有走不通的道路。为此请求主席恕我违抗指挥之罪，并赐我三年期限补习必不可不读的马列著作以及全部毛选，如果天假之年能达九十六阙比时，谅已通将《柳文指要》残本重新订正准即要求版行公之大众，不望无瑕，庶乎少过。我之此一请求出于十分真诚。临纸无任惶恐。待命之至，未肃顺致崇祺。康生副委员长均此未另。”随后，毛泽东批转康生研究处理。康生明白，即使自己不同意，恐怕也无济于事，于是就做了个顺水人情，不再阻挠《柳文指要》的出版。

（ 以上内容摘自《毛泽东特批出版《柳文指要》》http://cpc.people.com.cn/GB/68742/106364/106365/8730661.html）

小结

章士钊的《柳文指要》从构思到写成文稿花了几十年时间，从审稿到正式出版又花了五六年时间，审稿的初审人，不是别人，竟是当时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复审人也是后来的党的副主席，康生，审的稿不是一部小书，更不是一篇文章，而是一部一百多万字的长篇巨作。至于出版或不出版该书的问题，竟然还牵涉到刘、周、邓，刘、周、邓分别是当时的政府主席、国务院总理、党的总书记，一部书的出版竟然劳师动众到这么多人，层次之高，几乎一网打尽当时的党政最高领导，有此必要吗？

在中外历史上，绝对是空前，但不是绝后，文革期间，电影《海霞》，要政治局讨论，是否可以公演？电影《创业》也需要毛泽东一句话“此片无大错”，才得以放行，一部电影之是否可以放映，竟然也牵涉到这么多党政最高领导，有此必要吗？

附件

I. 1965-6-26 给章士钊〔１〕的信

http://www.mzdthought.com/html/mxzz/mzdwg/11/2005/1109/7616.html

（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行严先生：

大作收到，义正词严，敬服之至。古人云：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２〕。今奉上桃杏各五斤，晒纳为盼！投报相反，尚乞谅解。含之〔３〕同志身体如何？附此向她问好，望她努力奋斗，有所益进。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六月廿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已编入《毛泽东书信选集》。

注释

〔１〕章士钊，字行严，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２〕见《诗·卫风·木瓜》。

〔３〕含之，即章含之，章士钊的女儿。

II. 1965-7-18 给章士钊〔１〕的信

http://www.mzdthought.com/html/mxzz/mzdwg/11/2005/1109/7625.html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行严先生：

各信及指要〔２〕下部，都已收到，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上部也还想再读一遍。另有友人也想读。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又高先生评郭文〔３〕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证实。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４〕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柳文〔２〕上部，盼即寄来。敬颂

康吉！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根据手稿刊印。已编入《毛泽东书信选集》。

注释

〔１〕章士钊，字行严，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２〕指章士钊所著《柳文指要》。它是一部对柳宗元文集的专门研究著作。

〔３〕指当时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高二适写的《〈兰亭序〉的真伪驳议》。此文对郭沫若的《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提出了不同意见。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三日《光明日报》发表了这篇文章。

〔４〕郭老，指郭沫若，历史学家、文学家。当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红旗》杂志总编辑。

III. 1965-8-5 给康生〔１〕的信

http://www.mzdthought.com/html/mxzz/mzdwg/11/2005/1109/7640.html

（一九六五年八月五日）

康生同志：

章士钊〔２〕先生所著《柳文指要》〔３〕上、下两部，２２本，约百万言，无事时可续续看去，颇有新义引人入胜之处。大抵扬柳〔４〕抑韩〔５〕，翻二王、八司马〔６〕之冤案，这是不错的。又辟桐城〔７〕而颂阳湖〔８〕，讥帖括而尊古义，亦有可取之处。惟作者不懂唯物史观，于文、史、哲诸方面仍止于以作者观点解柳（此书可谓《解柳全书》），他日可能引起历史学家用唯物史观对此书作批判。如有此举，亦是好事。

此点我已告章先生，要他预作精神准备，也不要求８５龄之老先生改变他的世界观。

毛泽东

１９６５年８月５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１〕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

〔２〕章士钊，字行严，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３〕《柳文指要》是一部对柳宗元文集的专门研究著作。

〔４〕柳，指柳宗元，唐朝文学家、哲学家。

〔５〕韩，指韩愈，唐朝文学家、哲学家。

〔６〕二王，指王叔文、王伾。王叔文在唐顺宗时任翰林学士，联合王伾等人进行政治改革。改革失败后，王叔文被杀，王伾遭贬。八司马，指韩泰、韩晔、柳宗元、刘禹锡、陈谏、凌准、程异、韦执谊。他们支持唐顺宗进行政治改革，失败后八人均被贬为远僻地方的司马，故有八司马之称。

〔７〕桐城，指桐城派，清朝散文流派。由康熙时方苞开创，其后，刘大檕e、姚鼐等又进一步加以发展。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故名。他们主张学习《左传》、《史记》等先秦两汉散文和唐宋古文家韩愈、欧阳修等人的作品，讲究“义法”，要求语言“雅洁”。

〔８〕阳湖，指阳湖派，清朝散文流派。由恽敬、张惠言等开创。恽为江苏阳湖（今武进）人，后继者亦多同县人，故名。他们源于桐城派，但对桐城派古文的清规戒律有所不满；作文取法儒家经典，而又参以诸子百家之书。IV.  1966-1-12 给章士钊〔１〕的信 http://www.mzdthought.com/html/mxzz/mzdwg/12/2005/1113/7680.html（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二日）

行严先生：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六日惠书及附件均已收读，极为感谢！三国志〔２〕一部亦已收到，可作纪念，便时乞代致谢意。

大著《柳文指要》康生同志已读完交来〔３〕，兹送上。有若干字句方面的意见，是否有当，请酌定。顺颂春安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二日

附件两纸，另康生同志来信〔４〕一件，均附上。又及（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１〕章士钊，字行严，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２〕《三国志》，西晋陈寿撰写的一部纪传体魏、蜀、吴三国史，分魏志、蜀志、吴志，共六十万卷。三志原本各自独立，后世将它合为一书。

〔３〕《柳文指要》，是章士钊所著的一部专门研究唐代文学家柳宗元文集的著作。一九六五年八月五日，毛泽东曾将这部书稿批转给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阅读。十二月五日，康生给毛泽东写信说，“我读完之后，觉得主席八月五日信中对此书的评价，是十分中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的评价，见本书第十一册第４３〇页《给康生的信》）。“因此书有些人已知道主席看过，所以我提了几点意见，用纸条标出。请主席看看，是否须要作词句的删改”。《柳文指要》一书，后经作者修改，在一九七一年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

〔４〕指康生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五日给毛泽东的信。

V. 1966-5-17 对章士钊关于暂不出版《柳文指要》来信

〔１〕的批语和批注

http://www.mzdthought.com/html/mxzz/mzdwg/12/2005/1113/7700.html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七日）

一、

刘、周、邓〔２〕阅。送康生〔３〕同志，与章先生一商。

一是照原计划出版；

二是照章先生所提，假以一、二、三年时间，加以修改，然后印行。二者择一可也。

（根据手稿刊印）                                             二

不可能这样快。〔４〕                                 三

此语说得过分。〔５〕

四、

要痛加批判的是那些挂着共产主义羊头、卖反共狗肉的坏人，而不是并不反共的作者。批判可能是有的，但料想不是重点，不是“痛加”。〔６〕                                               五

何至如此。〔７〕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１〕《柳文指要》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章士钊所著的一部专门研究唐代文学家柳宗元文集的著作。一九六五年，章士钊将这部书稿送毛泽东审阅。同年七月十八日，毛泽东复信提出意见（见本书第十一册第４〇４页），并于八月五日将书稿批给康生阅读。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二日，毛泽东将书稿连同康生的意见和来信一并退给章士钊（见本册第４页）。五月十日，章士钊给毛泽东写信，提出暂不出版《柳文指要》一书。信中说，连日读到各报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详细记载，“我的思想不期受到绝大的震动。而将自己的笔墨工作，仔细检讨，觉得最近提交中华书局准备出版的柳文指要，应当撤回重行检查”。《柳文指要》一书，后经作者修改，一九七一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２〕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３〕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４〕这个批注写在章士钊信中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开一阖速战速决”一句话旁。

〔５〕章士钊的信中说，“我的所谓指要，纯乎按照柳子厚观点，对本宣科，显然为一个封建社会的文艺僵尸涂脂抹粉”。毛泽东在其中的后半句话旁划了一条竖线，并写了这个批注。

〔６〕章士钊的信中说，《柳文指要》“这一类著作，放在今日蓬勃发展的新社会中，必然促使进步奋发的农工新作者，痛加批判立令体无完肤”。毛泽东在“痛加批判”旁划了一条竖线，并写了这个批注。

〔７〕章士钊的信中说，自己因著《柳文指要》一书而“成为大众向上的绊脚石。换而言之，即不啻此次文化大革命的对象，反而不知不觉间堕入反党反人民的黑线之内，得受膺惩”。毛泽东在其中的“堕入反党反人民的黑线之内，得受膺惩”旁划了一条竖线，并写了这个批注。

谢选骏指出：毛泽东这個鸟人，日理万鸡，百忙之中，为何专对章士钊网开一面？因为毛老淫贼惦记上了章士钊的养女章含之了。甚至厚顔無恥公开索要之。毛泽东甚至为還向章老賊士钊下了聘礼“桃杏各五斤”——“古人云：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今奉上桃杏各五斤，晒纳为盼！投报相反，尚乞谅解。含之同志身体如何？附此向她问好，望她努力奋斗，有所益进。”于是老江湖章士钊察言观色，奉上养女的肉体给毛泽东玩弄，交换出本肮脏的破书《柳文指要》。因为到了此时此刻，即使不出书也要赔上女儿啦，否则章家阖府上下狗命难保也。在这夹皮沟的攻势之下，老特务康生也只能败下阵来，像是阉掉的公鸡。

（即使文革开始的1966年5月17日，反动文件《五一六通知》发布的第二天，毛泽东就又开始为章家父女而蠢蠢欲动了！老淫贼就是老淫贼，干起活来只争朝夕。）


【89、政府也有呼吸中止症状例如文革肥豬毛澤東】


《健康有异？拜登脸颊莫名出现一道压痕引关注》（壹苹新闻网 2023-06-28）報道：

当全世界最有权力的人美国总统拜登的脸颊上，莫名出现了明显的压痕，难道是有人敢做出“打脸”这种犯上的逆行？当然不是，白宫今天证实，美国总统拜登昨晚使用呼吸器，以治疗睡眠呼吸中止症，并表示这对有病史的人来说很常见。拜登是美国史上年纪最大的总统，并将寻求明年角逐连任，他的健康状况一直是外界关注焦点。

对于媒体的询问，白宫副新闻秘书贝茨（Andrew Bates）表示，自2008年以来，拜登在详细的医疗报告中披露患有睡眠呼吸中止症病史。

声明指出，拜登昨晚使用CPAP，这对有病史的人来说很常见。

一名知情人士指出，拜登近几周来开始使用CPAP，以改善睡眠品质。

现年80岁的拜登是美国年龄最大的总统，正在寻求民主党党内支持，在2024年角逐连任。但拜登的年龄与健康状况能否应付美国总统这份高压工作，一直受到外界质疑。

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指出，拜登2008年担任副总统时就曾披露过睡眠呼吸中止症病史，但并未提到使用CPAP治疗。

2019年，白宫医师公布的检查报告指出，拜登有阻塞性睡眠呼吸中止症状，但在接受鼻窦与鼻道手术后，已经明显改善。

白宫医师在拜登今年2月的年度体检报告出炉后表示，检查结果显示拜登是位健康、体力充沛的80岁男性，能适当且成功地履行总统职责。

睡眠呼吸中止症是一种睡眠障碍，患者在睡眠中，会因不能呼吸而导致睡眠呼吸中止。患有睡眠呼吸中止症的患者因无法享有优质睡眠，常导致白天精神不济，进而影响工作与日常生活品质。美国医学会（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2022年的一份报告指出，全美约有3000万人患有睡眠呼吸中止症。

網民嚎叫：

马甲飘飘 发表评论于 2023-06-29 09:48:00

他现在三天两头说错话，估计总统辩论会闹更大笑话，如果哪时候不能换人选，共和党就赚大了

一带一路 发表评论于 2023-06-29 07:35:00

拜老头八十岁多了,还能做美国总统到处出来访问,老毛八十岁早就不出中南海了,会见日本首相时口水长流胡说八道感谢日本侵略中国.....

lalalaland 发表评论于 2023-06-29 05:01:00

晚上打呼噜的人都应该考虑用CPAP.

wyc2020 发表评论于 2023-06-29 02:46:00

都80岁了，还选啥总统呢？跟“烂尾帝”一个操行，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0101011 发表评论于 2023-06-28 23:00:00

别再选总统了，机会让给年轻人

杰瑞王 发表评论于 2023-06-28 22:33:00

这么年轻还用呼吸器？至少可以连任两届，不许造谣

空城之主 发表评论于 2023-06-28 22:07:06

现在把拜登踢出初选是民主党的难题。

体制内 发表评论于 2023-06-28 21:43:36

睡不好觉会导致高血压

shakuras2000 发表评论于 2023-06-28 21:31:45

Sleep apnea太常见了，不过大多数人都不当一回事

弯刀月 发表评论于 2023-06-28 21:16:00

还不让死了？

roliepolieolie 发表评论于 2023-06-28 21:10:00

Sleep apnea is quite common problem among older usually overweighted men.

谢选骏指出：人説“健康有异？拜登脸颊莫名出现一道压痕引关注——我看不僅領袖個人，就是政府總體也有呼吸中止症状，例如毛泽东這頭文革肥猪胯下的反動政府，就是這樣，時常抽風，匪夷所思。


【90、支撐毛泽东泡死游泳池的魔力】


《惊人发现：长时间太空飞行和耐力游泳能让“心脏缩小”》（BBC 2021年3月31日）报道：

长期在太空中和极端耐力游泳二者之间有何共同之处呢：答案是两者都能引起心脏缩小。

这是研究人员在比较了宇航员斯科特·凯利（Scott Kelly（和横渡大西洋的第一位马拉松游泳健将贝诺·莱考特（Benot Lecomte）的心脏后得出的结论。

由于没有了地球引力给心脏带来的负荷，导致心脏萎缩。在这两种情况下，运动都不足以阻止心脏出现这种变化。

该研究由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西南医学中心内科教授莱文博士（Dr Benjamin Levine）领导，其研究结果发表在《循环》（Circulation）杂志上。

该研究对太空长期旅程意义深远，例如，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未来几十年对火星的探索计划。

莱文教授对BBC科学事务编辑保罗·林孔（Paul Rincon） 表示，在他们多年的研究中所了解到的一件事就是心脏非常有可塑性，“心脏能适应所承受的负荷”。

莱文教授说，在太空飞行过程中发生的一种情况是，心脏不再需要对抗引力把血液往上输送。

斯考特·凯利（Scott Kelly）为了让科学家研究太空长途飞行队人体的影响，在国际太空站（ISS）呆了340天。

凯利在国际太空站（ISS）呆了将近一年的时间（340天）。

2018年6月5日，莱考特在横渡大西洋之后又开始畅游太平洋。

在接下来的159天当中，他游了2821公里，但最后还是决定放弃。

如此长时间游泳也会改变引力对心脏的负荷，因为游泳时人体保持水平状态，而不是垂直。

莱考特每天平均游泳5.8个小时，每晚睡眠8小时，这意味着他每天有9至17个小时处于俯卧状态。

科学家们有时会借用卧床休息研究来模拟太空飞行，因为身体平躺消除了从头到脚的陡度造成的心脏负担。

但莱文教授表示，身体长时间在水中保持水平实际上是模拟太空飞行的更好模式。

心脏变轻

莱文教授说，因为这两位男士的心脏都不需要再往上泵血，他们的心脏就开始变小萎缩。

这份报告的另外一名合作者——德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的麦克纳马拉博士（Dr James MacNamara）表示，他们在观察莱克特左心室时发现，在四、五个月的游泳过程中他的左心室大约缩小了20-25%。

与此同时，凯利在近一年的太空生活后心脏也缩小了19-27%。

不过，运动能对抗萎缩过程。国际太空站的宇航员们已经进行高强度的体能训练以缓解在地球轨道上肌肉和骨骼出现的损耗。

但即使这样，也不足以防止心脏萎缩，就像凯利的情况那样。

在研究最开始，研究人员还曾研究过莱考特在水中的运动是否足以防止心脏组织萎缩。

莱文教授表示，他刚开始绝对认为莱考特的心脏不会萎缩。但是他说，科学的神奇之处在于你从意外发现中能学到最多。

他说，事实证明当每天长时间游泳，就不像奥运游泳金牌得主菲尔普斯那样竭尽全力，只不过是轻轻地踢踢腿，运动量不大。

莱文教授表示，这种低强度运动不足以保护心脏免受失重的影响。

然而，他们两人的心脏变化并不长久，一旦他们回到陆地上，他们的心脏又恢复了正常。

其它潜在风险？

但心房会在太空中膨胀，部分原因是液体经过方式的改变。它可能会导致心房颤动，即心脏跳动加速并会有心律不齐。

它不仅可以影响运动，而且还增加中风的风险。

太空旅行给心脏带来的另一风险是太空中的较高辐射水平可能会加速冠心病的发作。

虽然宇航员都接受过动脉粥样硬化检查，但他们在进入太空时往往已经人到中年。科学家知道冠心病是随着年纪增加而出现的问题。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太空中突发心脏病可能会有灾难性后果。

NASA的一个叫Cipher的太空项目将再派10名宇航员到太空中执行长期任务，莱文教授也参与了该项目。

研究人员将对这批宇航员的心脏进行多项不同测试以及高科技扫描检查，以便了解在太空中心脏功能的更加详细情况。

谢选骏指出：人説——惊人发现：长时间太空飞行和耐力游泳能让“心脏缩小”；我看怪不得毛泽东晚年经常泡在游泳池里，爲的是壓縮他那已經壞掉的心臟，以便讓毛澤東這頭肥豬可以喘氣。這就是我所説的“支撐毛泽东泡死游泳池的魔力”。因为他的心脏病发作了，就需要浸豬籠喘息，直到不省人事、一命嗚呼。




（另起一页）


书名

硅基时代第二十九卷

Silicon-based Era Volume 29


毛贼

Mao Thief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Lulu Press，Inc.

3101 Hillsborough

St.Raleigh，NC 27607—5436 USA

免费电话1—888—265—2129

国际统一书号ISBN:

定价US$


2024年9月第一版

September 2024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329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329


on 没有评论:
订阅： 评论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