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思想

硅基时代第二十六卷

Silicon-based Era Volume 26

汉

Han

2024年8月第一版

August 2024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326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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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漢”，原來是一條河流的名稱——“漢江”或“漢水”（是長江最大支流，發源於中國陝西省秦嶺，最後於武漢注入長江）。“漢”後來擴稱爲地名，例如“漢中”、“漢口”；“漢”最後成爲一個沒有歷史封地之根基的暴發戶朝代的名稱（漢朝）。但是由於漢朝統治時間較長，中國人因此被周邊的少數民族稱爲“漢人”，類似於同樣作爲朝代名稱的“唐人”。但是歸根結底，漢人和唐人，作爲中國人的民族稱號，遠遠不及“華人”來得準確而具有代表性。

Executive Summary

"Han" was originally the name of a river - "Hanjiang" or "Hanshui" (the largest tributary of the Yangtze River, originating in Qinling, Shaanxi Province, China, and finally flowing into the Yangtze River in Wuhan). "Han" was later expanded to be a place name, such as "Hanzhong", "Hankou"; "Han" eventually became the name of a nouveau riche dynasty (Han dynasty) that had no roots in a historical fiefdom. However, due to the relatively long reign of the Han Dynasty, the Chinese were called "Han people" by the surrounding minority ethnic groups, similar to the "Tang people" who were also used as dynastic names. However, in the final analysis, the Han and Tang people, as the national titles of the Chinese, are far less accurate and representative than the "Hua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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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01、“汉字”是蒙古等鬼子的说法——“中文”才是中国文字的正确说法

02、“汉族”“汉人”都是外人对于中国的说法

03、“汉族”就是“没有民族”

04、“六书”就是汉字宗教的构成仪式

05、“中国本部”就是“汉地”

06、八旗征服两亿汉人类似中国共产党

07、曹雪芹是个汉奸后代

08、大汉奸周恩来还不如大满狗李鸿章

09、党报怎么一夜之间就成了汉奸

10、第三次中日战争——汉委奴国的回归

11、东汉与西汉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朝代

12、侗人腌鱼类似汉人囤房

13、法国制造的武汉病毒、台山核灾

14、非洲也在经历“新的长征”——“一带一路＋武汉瘟疫”

15、佛经「古汉译」错译、增译、漏译的影响可能更大

16、国际合作武汉病毒

17、汉奸戏票房慘淡匪区得獎影片首映日票房僅90元

18、汉人是中国白人的奴隶

19、汉武帝也是个私生子吗

20、汉译佛经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开端

21、汉语是个垃圾桶

22、汉字就是“中国的宗教”

23、汉字来自土库曼斯坦

24、狐狸精是武汉瘟疫的源头

25、李自成张献忠是杂胡不是汉人

26、林则徐是个铁杆汉奸

27、鲁迅汉奸兄弟还有人味吗

28、鲁迅为何想要消灭汉字

29、吕后是汉朝的原罪

30、满鞑汉奸喜欢指马为驴

31、没有感染过武汉肺炎的人反而成了异类

32、美国卫生部门合谋武汉病毒

33、美国为何帮助掩盖武汉疫情

34、欧洲人如何理解汉语

35、彭帅就是武汉病毒

36、七十年周期——新冠病毒从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

37、清末五族共和即汉满蒙回藏的回，是指回疆，并非指回民

38、秋瑾怒斥鲁迅汉奸

39、三年武汉肺炎继承了六十年前的三年自然灾害

40、为何汉人也难以理解汉人

41、文景之治的汉景帝原来是个嗜血的鬼子

42、武汉病毒的赛跑

43、武汉病毒回家过年

44、武汉病毒实至名归

45、武汉肺炎割了美国人一块肉

46、武汉肺炎克服流感——大重设的关键措施

47、武汉肺炎来自党政军专政的一丘之貉

48、武汉起疫有无二次革命

49、武汉瘟疫戳破了房地产泡沫

50、武汉瘟疫的亡灵憋死了中囶经济

51、武汉起疫诠释了解龙将军的“天解决”

52、武汉疫情直接源于国际阴谋

53、西方汉学家很多变色龙

54、余茂春蒙古人，中共升他为汉奸

55、岳飞的后代沦为汉奸

56、越南需要恢复汉字

57、粤人喜吃猫肉非汉人

58、赵翼是个典型的汉奸文人——赵家的基因有问题

59、中国的代表不是政府而是汉字

60、中国的巨变由武汉病毒开始

附錄1、陆游是个官迷、“路由器”

附錄2、永乐仅有手抄也好意思自称大典

附錄3、奴儿哈赤族打败了猪猿獐等族

附錄4、几万八旗军就可以搞定中国三百年——汉人的敌人其实是自己

附錄5、民国是个坏东西

附錄6、鲁迅属于一个汉奸大家族

附錄7、蒋介石总统吃相难看

附錄8、现代金门之战犹如古代淝水之战——划定南北朝正式分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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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汉字”是蒙古等鬼子的说法——“中文”才是中国文字的正确说法】

网文《汉字》报道：

汉字类型：语素文字

使用时期：约公元前1300年至目前

书写方向横排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现代）

竖排从上到下，从右到左（传统）

语言：汉语（官话、粤语、闽语、客家语、赣语、湘语、吴语、晋语）、壮语[a]、日语、琉球语、韩语、越南语等[b]、蒙古语

关联书写系统：

父系统（原始文字）

汉字子系统：

假名、谚文、喃字、契丹文、方块壮字、女真文、注音符号等

汉字（日语：漢字／かんじ Kanji */，朝鲜语：漢字 hanja；越南语：hán／漢字/漢），又称中文字、华文字、华语字、唐话字、唐人字、中国字，为记录汉语而发明的语素文字[13][14]，受到汉字文化圈广泛使用，为世界唯一仍广泛使用并高度发展的语素文字[15][c]，也是独有的指示会意文字体系。最初，由中国上古时代的黄河文明华夏族先民所发明创制，其字体历经长久改进及演变。目前确切出现的历史尚有讨论空间，最早可追溯至陶文，约公元前1300年商朝的甲骨文、籀文、金文已经部分破译，再到春秋战国与秦朝的籀文、小篆，发展至汉朝隶变，产生隶书、草书以及楷书（以及衍生的行书），至唐代楷化为今日所用的手写字体标准——正楷，也是今日普遍使用的现代汉字。

汉字在古文中只称“字”，为与其他民族文字区别而称“汉字”，指汉人使用的文字，后者称法在近代才开始通用。[16]作为汉语族各种汉语语言的书写文字，汉字是史上迄今为止连续使用时间最长的主要文字，也是上古时期各大文字体系中，唯一传承至今者。相较而言，古埃及、巴比伦、古印度文字都早已消亡。中国历代皆以汉字为主要官方文字，现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均为实务上的官方文字。汉字在古代已发展至高度完备的水准，不单中国使用，在很长时期内还充当东亚地区唯一的国际通用文字，在20世纪前都是朝鲜半岛、越南、琉球和日本等国家的书面规范文字。除了汉语之外，古代东亚诸国均有自行创制汉字。

现代汉语汉字大体分为传统的正体字/传统字型（Traditional Chinese characters）与后起的简体字/简化字型（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两大标准，前者主要用于台湾以及香港、澳门，后者则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定并使用，且为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华侨众多的国家采用。非汉语体系中，日本将部分汉字自行作简后，成为现在的日本新字体，大韩民国也制定了官方的朝鲜汉字使用规范，而史上曾使用过汉字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越南、蒙古等国，汉字现今已不再具有官方规范地位。

“汉字”语源

在元朝之前的中国，因为是东方世界少数的大国之一，没有与他小国区分的必要，多称呼为“字”或“文字”。“汉字”一词早出自元朝《金史》卷九本纪第九，“章宗一”：“十八年，封金源郡王。始习本朝语言小字，及汉字经书，以进士完颜匡、司经徐孝美等侍读”。《金史》也出现多次，如：“女真初无文字，及破辽，获契丹、汉人，始通契丹、汉字，于是诸子皆学之”、“长子布辉，识女真、契丹、汉字，善骑射”，将汉文字、女真文字、契丹文字之间互相区别。

在清朝前期，政府官方文字是满文，当时已用“漢字”一词称呼中国汉族的传统文字。另外，日本人也称呼为“漢字”，以别于由汉字衍生的假名。在李氏朝鲜，“漢字”则与训民正音（谚文）相区别。在越南，“漢字”则与由汉字衍生的喃字相区别。在琉球国，“漢字”则与琉球国字头相区别。

汉字的历史

甲骨文

传说汉字起源于仓颉造字。黄帝的右史官仓颉根据日月形状、鸟兽足印创造了文字，使而“天雨粟，鬼夜哭”（《淮南子》）。从历史的角度看，复杂的汉字系统不可能由一人发明。仓颉应该是在汉字的搜集、整理、统一上作出了突出贡献，所以《荀子·解蔽》中记载“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

字形史

原始文字

文字发明前的口头知识在传播和积累中有明显缺点，原始人类使用了结绳、刻契、图画的方法辅助记事，后来用特征图形来简化、取代图画。当图形符号简化到一定程度，并形成与语言的特定对应时，原始文字就形成了。唐兰在《古文字学导论》中将古文字分成殷商系、西周系、六国系、秦系四系。

1994年，湖北杨家湾大溪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陶器。在这些6000年前的陶器上发现了170多种符号，部分符号的特征与甲骨文很类似。此外，山东大汶口出土陶器上的象形符号、西安半坡彩陶上的半坡陶符以及河南贾湖遗址发现的距今8000年前的龟甲上的贾湖契刻符号等，都可能是原始文字形成中（或形成前）不同阶段的表现。但是，这些几何符号是否是文字、是否是汉字前身，这些仍是争议颇多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学者王恩田与俞伟超等人认为，在龙山文化中发现的丁公陶文，是东夷系统的文字[17]。冯时认为，丁公陶文属于古彝文系统，殷商甲骨文中的人方以及西周所称的东夷，可能与彝族有关[18]。李象润、李浴洋等大多数学者认为，丁公陶文属于古汉字系统[19][20]。

象形指事时代

从甲骨文到小篆，汉字经历了从钜细靡遗描绘意象的方式，往简化成容易纪录刻画的方向变迁，字形逐步脱离事物的具体形象。这一时期的汉字也称为古文字。[d]

商周时期的甲骨文已经是比较完整的文字体系。在已发现的4500多个甲骨文单字中，目前已能认出近2000字。[21]与甲骨文同期，青铜器上铸造的文字被称为金文或钟鼎文。西周时期的《散氏盘》、《毛公鼎》具备很高的史料和艺术价值。

春秋时代开始，各地诸侯相争，而原本周文化独尊的局面逐渐破坏，各地区文化开始有“在地化”的改变趋势。到了战国时代以后，这种情况更明显，在文字使用方面可以粗略依照地域分为五大系统：东方齐系、东北燕系、南方楚系、北方晋系和西方秦系文字，各系统的文字大体上相近，只有小部份文字有所差异，因此彼此文书往来并没有太大问题。[22]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李斯在大篆（秦系文字）和六国古文的基础上，进行规范和整理，制定出了小篆作为秦朝的标准书写字体，统一了中国的文字，影响深远。小篆呈长方形，笔画圆润流畅。小篆解决了各国文字间出现大量异体字的情况，“书同文”的历史从此开始。文字的统一有力促进了不同语族间的文化传播，对中国统一以及东亚各国的文化交流发挥重要作用，为世界文字史所罕见。

汉字的发展经历了诸多演变。初期汉字系统的字数很少，以象形与指事的独体字为主，大量事物以通假字来表示，使文字表述存在较大歧义。例如先秦的“文”，兼有后世的新字“纹”的功能，表示一组成各种事务的规律、型式，不单指文字的“文”，也包含野兽身上的花“纹”、布上面的织“纹”、手指的指“纹”等数种含意。

除了“凹”、“凸”等特例直到唐朝才发明[23]，大部分的象形指事字很早就已经定型，成为下个时代形声会意组字法的基础。

形声会意时代

为了能更精准的表述，最早从小篆的时代开始一直到现代，因应随文明发展不断增加的新事物，以基本的象形指事字为基础，发展了形声、会意的组字法，以组合方式，来细化大量的字出来，使得文书上记载越来越精密，一直为造字主力。

例如：

最早海上的交通工具就只有：“舟”一种；但演化到现在，细分成“舨、舟、艇、船、舰”等不同小大规模与形制的“舟”。

起初，金属只有“金”一种，但随著冶金技术的发展，对于金属的知识更加丰富，“金”被细化成“金”、“银”、“铜”、“铁”等等。

隋文帝杨坚原为隨国公，但因“隨”字的“辶”有不稳定之意，故去掉“辶”，而造“隋”字作为国号。

唐朝和武周时，武则天根据“日月当空”之意而造字“曌”（同“照”字）作为她的名字。同时发明的文字还包括圀、瞾、囝等。人称则天文字。

在近代，由于大量西方事物的涌入，也造了许多字。例如随著“Beer”传入中国，如何用汉字表达是大哉问，最初译为皮酒，后觉不妥，于1910年左右创造了“啤”字——译为“啤酒”。（而在同一时期，朝鲜半岛与日本采用了“麦酒”这个名字作为“啤酒”的译名。）

近现代科学名词用字多有新造汉字，以形声字为多，亦有形声兼会意字和反切字。还有一部份是古字赋予新义（如“烷”在古书中也有，意为“火”）。

化学元素中，常温下为固体的金属元素、非金属元素一般分别用“金”、“石”为形旁，并以相应英文名称中的音节发音近似的汉字为声旁，如“镁”、“铝”、“硒”、“碲”等字；常温下为气体的元素从“气”，如“氦”、“氟”等；“汞”、“溴”常温下呈液态，从“水”。

一些化学元素用字则与其性质和功能有关，如“氢”言其重量“轻”，“氧”有“滋养生命”之意，“氯”有“绿色”意。

一些非金属元素加氢生成的基团常按其性质将形旁改为“金”、（氮用“氨”字改），如“铵”、“胺”、“膦”、“胂”等，分别表示其相应的质子化的氢化物以及氢化物分子中的氢被烃基取代的化合物，其音从原字改变音调而来。

热力学中，相关的形声字则从“火”为形旁，如“焓”、“熵”等。

有机化学中，命名原则如下，包括新造字和古字赋予新义：

“酉”表示含氧元素：醇、醛、酮、酚等。

“艹”表示芳香烃：苯、萘、菲、蕃、苊等。茂被用于指五个碳的环戊二烯（戊意思是五，表示五元环）。

“口”表示杂环化合物：吡咯、噻吩等。

古字甾用来指母体是四个环和三个支链的一类化学物质。

古字过去被用来指具有四个环的卟吩。

一些基团常取其组成元素的名称用字的偏旁合成，其发音取两部分字音合成，类似反切。如“烃”（碳氢）、“羰”（碳氧）、“巯”（氢硫）、“羟”（氢氧）等。

烃类中，烷、烯、炔则为形声兼会意字，声旁分别取自“完”、“稀”、“缺”，表示其不同的饱和度。

工程中部份字属于新造或选用已有古字赋予新义：“泵”、“砼”等。

生物学中部份字属于新造或选用已有古字赋予新义：猛犸的“犸”、鸸鹋、鵎鵼等。

为了表示英制的单位，还造了一些多音节的字，如浬（海里）、嗧（加仑）、瓩（千瓦）、呎（英尺）、哩（英里）等度量衡用字。目前在台湾仍然使用，但多为单多音节混用，香港已经没有用嗧、瓩等，而浬、呎、哩等就已经是单音节。不过这些多音节的字在1977年7月20日大陆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国家标准计量局所发的《关于部分计量单位名称统一用字的通知》中被淘汰，在大陆地区不使用。

有了造好的象形、指事的独体字为基础，使用形声、会意组字法随著文明的发展，组出表示新事物的合体字，这使得记载为文时，以前述的各种不同的船来说，只要看一单位的字形，我们就知道指的是哪一种“舟”，这样辨识理解的效率非常高；反过来，以组词的方式就要看过前后文（或短或长）有其他哪些字才能判断正确的意义，较缺乏辨识效率，但方便口语沟通（汉字同音字太多，听觉不易辨识，解法一为组词，二为如韩日语数音为一字：“浬”发音为海里）。

繁化与简化

繁化

汉字非为一时、一地、一人所造，是古人共同使用流传后的结果，受到多数人使用的字形则可流传至今，不受流通的字形则收藏在金石古典，或消失在历史洪流之中。因此，有的字会为了书写简便，省笔或速写渐渐成为另一个笔画少的字体，称为“汉字简化”；但是亦有为了使汉字能清晰辨识或加强表音、表意，而将字形增加笔画或部件，使得该字能精准表达或是不易更动，称为“汉字繁化”。

“汉字繁化”的首要目的是加强汉字的辨识度，避免混淆。如国字数字的大小写中，因“一、二、三”等数字笔画少，在书写后容易遭到篡改而影响金额、数量等利益，除若干数字是借用笔画较多的他字来代表数字，如以“壹”代“一”、“贰”代“二”、“伍”代“五”、“陆”代“六”、“玖”代“九”等外，另外则采增加笔画或部件而造出的汉字数字，如“一”有“弌”、“二”有“弍”、“三”有“弎、叄、叁(亦为参之代字后变体)”，在原来的汉字上再加上其他笔画部件，而音义并未改变，是汉字繁化情形。“上”和“下”也是由古文“丄”和“丅”增笔繁化而成。

有些繁化现象，则为加强字理。例如为加强汉字标音功能而增加识音的声符。例如“齒”字，是口中有牙齿的象形。可能因不易识别字音而增加声符“止”作为标音，与“齒”的音和义是一样的。又如“鬥”字形是象二个散发动手打斗之人，可能因不易识别字音而增加声符“斗”、“豆”作为标音，繁化为“鬦”[24]，而“鬥”与“鬦”的音和义是一样的。如此字义并无改变，繁化是为了能增加该字的标音功能。又例如替汉字增加义符，像“華”的古字并无上方的“艹”，本身是花朵的象形，后来增添义符“艹”表示类属。又如“舂”、“舊”等字所含有的“臼”字，甲骨文只作“凵”，像凹陷下去的形状，然而这形状也很容易被理解作地面凹陷下去；因此金文就在“凵”内加像米粒、谷粒的小点，增强它的象形成份，使“臼”义明显。

另外，亦有汉字造字的繁化现象。汉字作为古人识别万事万物的工具，然而人事物众多，汉字却有限，若将万事万物都造一字表示，则汉字数量过于庞大，如古时以马作为生活交通工具，为不同类型的马造出许多汉字，如“骧(xiāng、ㄒㄧㄤ)：后右蹄白色的马”、“馵(zhù、ㄓㄨˋ)：后左脚白色的马”：四蹄全白的马”等字，大量增加马部专属的汉字，虽能特定、精准地专指某种马匹的意思，至今却鲜少使用。因此，一般仍是以一个汉字具备多项意义来运用，再由一个汉字沿伸出多个汉字，称为“汉字繁化”。而相同字义的汉字繁化，为汉字同源词中的“累增字”，繁化后产生不同意义者为汉字同源词中的“后起字”及“孳乳字”。

此处与“简体字”（“相同字义而笔画减省”的汉字）相对，故仅论述“相同字义而笔画增繁”的汉字，即“累增字”，指原字虽已造，然而该字借给他用后对于表达原事物的意义渐渐不清，故再增加表意部件来表达原字意义，如“止”本意为脚趾，后世多借用此字表示“停留”义，于是加“足”繁化为“趾”以示本义；“然”本意为燃烧，后多将其用作虚词，原义加“火”繁化为“燃”；“它”本意为蛇，但逐渐用作代词，本义则加“虫”部繁化为“蛇”。

简化

楷书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

汉字结构复杂，异体字非常多。自古以来已经有许多的俗字，其中有一些是为了书写简便，较之正字笔画减少的简俗字，但俗字多半是人民私下使用，正式的文书仍然是用正体字。

近代，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文明开始进入东亚，整个汉字文化圈的各个国家中纷纷掀起了学习西方的思潮。当中有人坚持汉字的传统，亦有鼓吹放弃使用汉字。这些鼓吹放弃汉字运动的立论“汉字落后论”，内容为：跟西方拼音文字相比，汉字是繁琐笨拙的。尤其在近代个人电脑还没有普遍化以前，因为汉字不能透过打字机书写，而必须使用巨型的排版房的铅字，也就是说汉字已成为教育及资讯化上的瓶颈。但是近代个人电脑普遍化以后，汉字能透过个人电脑输入，此种论述已经不具说服性。许多使用汉字国家以政治推行的方式，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汉字简化，甚至还有完全拼音化的尝试。日本的使用假名方案以及汉语多种拼音方案的出现都是基于这种考量。

对于“汉字简化”，执行的對象有民间及官方二种。在民间百姓写字只为纪录或交流，不需要严格遵守笔画规范，因为汉字笔画多，在书写时会有连笔、省笔以求快速书写是古今皆有的现象，如将“貝”、“見”、“且”、“直”等有框中二横、三横的笔画直接以一直笔代替，这是民间汉字简化的情形，加上普遍在社会中流通，成为民间“手头字”、“俗字”；而官方的“汉字简化”则是由政府以公权力进行并颁布实施。

1935年8月21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第一批简体字表》，1936年2月被通令“暂缓推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56年1月28日发布《汉字简化方案》，1964年5月审定通过《简化字总表》，客观上配合了不久之后的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政策。1986年经少量修订后重新发表，一直在中国大陆地区使用至今。1977年，曾公布《第二批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发布“二简字”，试用一段时间（约八年）后因为字形过于简陋且混乱而停用，并于1986年正式宣布废除。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政府分别发布了同中国大陆《简化字总表》相同的简化字表。

日本政府在二战结束后也进行了汉字简化。1946年日本内阁公布了《当用汉字表》，收字1850个，其中对部分汉字进行了简化，有些简化后的汉字与中国大陆简化后的汉字一致，有些则有一定差异，部分为日本自创。

书体史

小篆笔画以曲线为主，后来逐步变得直线特征较多、更容易书写。到汉代，隶书取代小篆成为主要书体。汉代以后，汉字的书写方式逐步从木简和竹简，发展到在帛、纸上的毛笔书写。隶书的出现，奠定了现代汉字字形结构的基础，成为古今文字的分水岭。隶书进一步发展为楷书，到唐代，楷体完全定形。除端正的楷书外，亦同时衍生出适于手写的行楷，并进一步衍生出笔画更加简省而飞动的草书。楷书、行书、草书等书体都发展为艺术。古代印刷术发明后，明朝出现了用于印刷的宋体、民初出现仿宋体，宋体亦传入日本、韩国等使用汉字的国家，同样成为当地通行的汉字印刷体。现代手写体仍以楷体为标准（钢笔字），除了传统的宋体外，现代又陆续出现了笔画大小粗细均衡的黑体等字形。

书写方向：纵书与横书

在纸张被发明之前，汉字通常写在竹简上。因此，传统汉字书写方向为从上往下，从右往左的竖排格式。自二十世纪中叶，越来越多的汉语出版社开始使用横排发行刊物，尤其是有关科学技术的期刊（横排便于书写数学公式和化学表达式，并且便于穿插同为横排书写的西方字符）。

汉字的特点如下：

字根组字：每个汉字可由物体及抽象事物构成。一个汉字偶尔只由一个构成字组成，通常是由两个以上构成部分合体而成。汉字本身即有意义的869个声母及265个形母的象形、指事字为最基本字根部件，称为“字源”，通常为独体字，例如“日”、“月”，可组成各种复合部件（如“明”，可再堆叠组合成汉字盟、萌、曌等字）、以及一般认知的字（“明”本身就是一个字）。《参考汉字的字形与编码第三页（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表意：承上，字根本身表义，多个字根合成新义，且空间的配置对字义有影响。（朱邦复先生的字易即是探讨此）

相容并蓄：各语言、各领域应用可以六书基本规则，可贴近自身领域、地域所需组出所需要之字。最明显的例子当属化学元素的中文命名法。

书同文：汉字本身不完全表音，不同方言、语言之间，仍可书同文，以文意、字义来互相了解。

独有的文化如对联、书法艺术等。

任意排列：汉字可由上而下、由右而左、由左而右排列，不像多数文字只能固定一个方向读。

方格字：一般汉字不论笔画多少，一个汉字都可以一个方格呈现，故能创作文句大小等距、对称的门联、春联。

拼义文字：与拼音文字地位相当，为不同的发展道路，反映了不同类型的文明[25]。

汉字的语文知识

“永”字八法

构造原理

六书是汉字组字的基本原理，在周礼中就有提到了六书，只是没有说明具体内容。到了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详细阐述了“六书”这个汉字构造原理：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

象形

这种造字法是依照物体的外貌特征来描绘出来，所谓“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是也。如日、月、山、水等四个字，最早就是描绘日、月、山、水之图案，后来逐渐演化变成现在的造型。

指事

这是指表现抽象事情的方法，所谓“各指其事以为之”是也。如人在其上写作“上”，人在其下写作“下”，有人称为抽象的象形。

会意

这个造字法，是将两个字根组合起来，使衍生出新的含意。如“日”和“月”组起来，就是日光加月光变成“明”。“人”字和“言”字合成“信”字，意思就是人过去所言；有信，就是这个人都很遵守自己说过的话。

形声

此乃文字内以特定形状（字根）表特有的音。例如：胡，这个字也可为一个声符，结合不同的属性部件，表不同意义如蝴、湖、葫、瑚、醐等，而以同样的发音元素(也有的是完全同音)，表达不同的事物。但形声字，也因古今语言音韵变迁，不少古代同类形声字在今天的官话已无共同音素了，如过、蜗。

转注

六书中转注争议最大。汉代许慎《说文解字》中对转注的定义是：“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有人解释这句话的意思是：转注是用于两个字互为注释，彼此同义而不同形，如“老”、“考”二字。古时“考”可作“长寿”讲，“老”、“考”相通，意义一致，即所谓“老者考也，考者老也”。诗经的《大雅·棫朴》亦云：“周王寿考。”。苏轼的《屈原塔诗》也有“古人谁不死，何必较考折。”一语。其中的“考”皆“老”意。由于许慎对转注定义模糊，《说文解字》一书中除此例以外再无其他字被记载为转注字，因此，后代的文字学家针对许慎的前述的定义有许多解释和争议。其中包括“形转说、声转说、义转说”三类，只是这三种说法有人认为不够全面。当代古文字家林沄认为“转注”就是一个形体（字根）记录两个读音和意义完全不同的两个词，例如“帚和婦”与甲骨文中的“母和女”等等。亦有观点认为转注不是解释汉字字源必须的概念，中国著名文字学家、北京大学教授裘锡圭先生认为：“在今天研究汉字，根本不用去管转注这个术语。不讲转注，完全能够把汉字的构造讲清楚。……总之，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卷入到无休无止的关于转注定义的争论中去。”[26]

假借

这法简言之，借用一字去表达别的事物。一般来说，是有一个无法描述的新事物，就借用一个发音接近或是属性近似的字根，来表达这个新事物。例如：“又”，本来是指右手（最早可见于甲骨文）[27]，但后来被假借当作别的意思。闻，本意是用耳朵听东西的意思。例如《大学·第七章》中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但后来被假借成嗅觉的动词(不过也有人认为这是错用)。 (其中“转注”“假借”两项的意义，至今争讼不休，尚无令人满意的说法。)

总结以上古代六书，前两项，“造字法”也；中两项，“组字法”也；后两项，“用字法”也。这六个原理，是古代文字学学者归纳出来的字学理论。其所含汉字构成法则，是长期演化而成的，不是任何一个人独创的。

字形

“龜”字的笔画与笔顺

汉字有各种不同的书写方式，即有不同的字体；不同的字体，汉字的字体形状不一样。就算是同样的字体，也会因使用地区或使用者的不同而有字形上的差异。由于各地对字形的使用并没有统一，加之大陆地区使用“新字形”、日本使用“新字体”，便产生了许多差异。例如“刃”及“角”，在各地写法都不尽相同。又如“口”字，中华民国官方规定最后一横要写得超过上面的横折露出来一点，其他地区的写法却是不出头的（注意右图“启”字的口部）。

规整的字体（如：楷书、宋体、隶书、篆书等）书写下的汉字是一种方块字，每个字占据同样的空间。汉字包括独体字和合体字，独体字不能分割，如“文”、“中”等；合体字由基础部件组合构成，占了汉字的90%以上。合体字的常见组合方式有：上下结构，如：“笑”、“尖”；左右结构，如：“词”、“科”；半包围结构，如：“同”、“趋”；全包围结构，如：“团”、“回”；复合结构，如：“赢”、“斑”等。汉字的基末级部件（或称基础部件）包括独体字、偏旁部首和其他非字部件。

所谓的“文字”，古代是两个东西，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为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宋郑樵《象类书》云：“独体为文，合体为字”。这个文，现代的术语叫作字根部件，汉字是以意念的表达需要组合所需部件于一方块，合成千千万万的字。

郑樵的搜集，以形为主的文有三百三十个，称为形母，以声为主的文共有八百七十个，称为声母，合计一千二百文。

但郑樵的声母形母已经失传，近代周何教授依据中文资讯交换码（CCCII）第二集的22394字的字集重新整理的结果，得出汉字有869个声母及265个形母，共计1134个。形母：郑樵的搜集，有三百三十个。现代的研究整理，是265个。声母：郑樵的搜集，有八百七十个。现代的研究整理，是869个。

末级部件，再行拆解，即为汉字的最小构成单位：笔画。汉字的笔画离不开“点”、“横”、“竖”、“撇”、“捺”、“折”这六种基本笔画，另外还有“提”。以书法为例，对各种笔画都有多种不同写法，尤其以折的变化最多。

书写汉字时，笔画的走向和出现的先后次序，即“笔顺”，是比较固定的。基本规则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先横后竖，先撇后捺，先外后内，先外后内再封口，先中间后两边。不同书写体汉字的笔顺可能有所差异。

各地字差异

以下举出几个各地字差异：

中国大陆台湾日本南北韩香港

启啓啟啓啓啓啟

机機機机機機機

读音

汉字是多种语言的共同书写体系，每个字代表一个音节或数个音节（视语言而定）。此外念法上在日语以及各汉语中，读音有“音读”和“训读”之分。

汉语

上古汉语，有人认为曾存在一个汉字多个音节的情况，但目前主流看法仍是以一字一音为主。中古汉语（以切韵及广韵音系为代表）已经确知为一字一音节。现代标准汉语中，皆由一个声母、一个韵母及声调确定，实际用到1300多个音节。

从字源来看，由于汉语使用者习惯用不同字形书写同音异义的语素，且同一汉字常常存在许多书写变体，因此存在较多同音字现象（与之对比的是，西方语言习惯用同一词形书写同音异义的语素，因此存在较多多义词现象，如“蝙蝠”和“球拍”在英语中都用bat书写）。由于各种原因，汉字还有一字多音的情形，称为多音字或破音字，此外，许多地方的汉语具有文白异读的情况。中国其他少数民族借汉字表音时，也有存在一字多音节的情况。

朝鲜语

汉字大致为一字一种发音，存在训读，但现今已不常用。

日语

在汉字的发音上，有著多音节，如国（こく）、肉（にく），也有单音节如空気（空气）的気（き，Ki），此外有许多字因训读、音读，在不同状况，发不同音的情形。

除了日本以外，其他汉字使用地区仍有少数字使用多音节字，如“浬”（海里）、“嗧”（加侖）、“瓩”（千瓦）、吋（英寸）、哩（英里）等。中华民国官方机构或民间均普遍使用，在大陆地区由于官方废除已不使用，但一般人也理解其意思。

注音

最早的注音方法是读若法和直注法。读若法就是用音近的字来注音，许慎的说文解字就采用这种注音方法，如“埻，射臬也，读若准”。直注法就是用另一个汉字来表明这个汉字的读音，如“女为说己者容”中，使用“说者曰悦”来进行注音。

以上两种方法都有先天上不完善的地方，有些字没有同音字或是同音字过于冷僻，这就难以发挥注音的作用，例如“襪音韈”等。

魏晋时期发展出了反切法，据传是受使用拼音文字的梵文影响。汉字的发音可以透过反切法进行标注，即用第一个字的声母和第二个字的韵母和声调合并来注音，使得所有汉字发音都有可能组合出来。如“练，朗甸切”，即“练”的发音是“朗”的声母与“甸”的韵母及声调所拼成。

近代以来，又发展出了仿汉字形式的注音符号及众多拉丁化拼音方式。注音符号一直都是中华民国官方教学的一部分，学生在学习汉字前先要求必需掌握。而目前大陆最为广泛使用的是汉语拼音。

由于汉字以本身表义为主，注音方面较为薄弱。这个特性使得上下千年的文献，不至于产生如同使用拼音文字的西方世界一样，用字措辞太悬殊的差距，但也造成推断古代声韵的难度，必须进行专门的汉语音韵学才能推测它们在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的发音。例如“庞”从“龙”而得声，但今日北京话前者读“páng ㄆㄤˊ”，后者为“lóng ㄌㄨㄥˊ”。

潘悟云和法国学者沙加尔认为：汉朝之前，某些汉字可能代表著两个音节以上的发音，即这些字具有次要音节和主要音节。

汉字与词语

汉字是汉文组成的最小单位，大半可作单字词独立表义。随著语言发展，也出现了不少两字或多字词语，近代白话尤多，大致可分为三类：

同义复词：“遭遇”、“学习”（两字同义）

反义复词：“胜败”乃兵家常事（两字反义，两个意思都保留）

偏义复词：毫无“动静”（两字反义，只保留“动”义）

不过，准确掌握其复杂的形式和用法也成为了学习汉语的一种负担。汉语中的常用词汇约几万条，总词汇量更有上百万条，数量的庞大可能使人却步。

在古文而言，使用单字比使用词语来得精确且有效率，例如朱邦复先生就提倡精确使用“字”的复古作为。

汉字的数量

汉字由于是开放集合，数量并没有准确数字，日常所使用的汉字约为几千字。汉字数量的首次统计，见于汉朝许慎之《说文解字》中，共收录9353字。其后，南朝时顾野王所撰的《玉篇》据记载共收16917字，在此基础上修订的《大广益会玉篇》则据说有22726字。此后收字较多的是宋朝官修的《类篇》，收字31319个；另一部宋朝官修的《集韵》中收字53525个，曾经是收字最多的一部书。

近代编集的字典收字量更高，如清朝的《康熙字典》收字47035个；台湾的《中文大字典》收字49905个；中国的《汉语大字典》（第一版）收字54678个，（第二版）收字60370个；最新的《中华字海》收字85568个，包含了《汉语大字典》、《中文大字典》、《康熙字典》和《说文解字》的所有收字；日本的《大汉和字典》收字48902个，另有附录1062个。21世纪已出版的字数最多者，为日本《今昔文字镜》，收字17万个（含汉字以外的文字）。

20世纪所新创的，还有第一批简化字后跟第二批的“二简字”，其中也包括社会上不少人造文字，不过二简字已被大陆官方废除，只有少数字在社会上流行，但现时并没有于计算机编码中被收录。

在汉字计算机编码标准中，目前最大的汉字编码是台湾的国家标准CNS11643，目前（4.0）共收录可考证之正简、日、韩语汉字共76,067个，在户政系统等官方机构普遍使用。台湾及港澳地区民间通用的大五码收录正体汉字13053个。GB 18030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时最新的内码字集，总共收录70244个汉字；GBK收录简体、繁体及日语、韩语汉字20912个，而早期的GB 2312收录简体汉字6763个。而Unicode的中日韩统一表意文字基本字集则收录汉字20989个，另有七个扩展区、兼容补充、笔画和部首，总数亦高达94236个字。

初期的汉字系统字数不足，很多事物以通假字表示，使文字的表述存在较大歧义。为完善表述的明确性，汉字经历了逐步复杂、字数大量增加的阶段。过去在汉字组成基本因子（前述字根部件）研究与教学上落后，造成学习上必须逐字学习难以举一反三，汉字数量越多学习越困难，组建新字的风气日趋保守，也没有相应的资讯处理技术，于是有许多单一的汉语意义是以词表示，例如常见的双字词，所以近代书写的发展多朝向造新词而非造新字。

汉字字位数量

汉字字位（或者叫“字素”、“字种”）是指将同一个字的不同写法（正体字、简体字、二简字、异体字、新字形、旧字形、讹字、缺笔字等）计算为同一个字，而不是分别计算为不同的字。例如：“够”和“夠”被视为同一个汉字的不同字位变体，而不是两个汉字。

依据中华民国教育部《异体字字典（正式六版）》，汉字正字为29,921字，异体字为74,407字，另有待考附录字2,002字，[28]但以上不含85字的和制汉字、255字的朝鲜汉字[29]，若加计则正字为30,261字。近代编纂的字典所收的字越来越多，实际上增加的绝大多数是字位变体而不是字位。例如，收字42,174个的《康熙字典》仅仅比收字85,568个的《中华字海》少1,000个左右的字位。[30]

常用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于1988年颁布的《现代汉语常用字表》收录3,500字（2,500个常用字，1,000个次常用字），适用于中国大陆。

2007年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里，在10.07亿汉字的语料上，进行汉字使用情况数据调查，结果为：595字数的覆盖率达到80%，964字数的覆盖率达到90%，2394字数的覆盖率达到99%。[31]

山西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受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委托，抽样统计200万字的材料，检测《现代汉语常用字表》收字的使用频率。结果是：2,500常用字覆盖率达97.97%，1,000次常用字覆盖率达98.49%，合计共3,500字覆盖率达99.48%。

香港

香港教育署于1986年起颁布的《常用字字形表》收录4,700多字，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

中华民国

主条目：台湾汉字和国字标准字体

1979年，台湾教育部颁布的《常用国字标准字体表》收录4,808字，适用于台湾。

日本

参见：当用汉字、常用汉字和日本汉字能力检定

日本内阁于1946年颁布《当用汉字》，收录1,850汉字；文部省国语审议会（今文部科学省文化审议会）于1981年颁布《常用汉字》，收录1,945汉字，取代《当用汉字》。依《常用汉字》，1006个汉字在小学教授，939个在中学中教授，共计1,945个。2010年11月30日追加196个新的常用汉字，并削除5个汉字，合计共2,136字。

自1975年，日本汉字能力检定协会推出日本汉字能力检定，测试日本人对汉字的掌握。直至2007年，共2,716,711人考核。成绩分为12级，由最高至最低排列分别为：1级、准1级、2级、准2级、3级、4级、5级、6级、7级、8级、9级、10级。

多数日文汉字为一字多音。因为每个汉字在不同的日语词汇中有训读音或音读音，所以日文汉字会比中文汉字困难许多。

韩国

参见：教育用基础汉字

汉文教育用基础汉字是韩国教育中规定的标准汉字，皆为与正体字大致相同的韩文汉字。于1972年8月16日公布，数量约1,800字，在中高等院校进行普及。

笔画最少与最多的汉字

更多信息：笔画 § 各范围中笔画数最多的汉字

最简单的汉字只有一笔画，但却不止一个字：除了“一”字以外，“乙”、“〇”、“丶”、“丨”、“亅”、“丿”、“乀”、“乁”、“乚”等都是汉字，而且都有各自的读音。

中文汉字中，笔画最多的汉字可能是“缺字图片”，是一种面食的名称，此字至今习用，其不同写法的笔画数在54至71画之间不等。被传统辞典收录的笔画最多的汉字为《字汇补》、《汉语大字典》中由四个“龍”字组成的字，共64画；同样属于64划的字由四个“興”字组成的字，收入自《中文大辞典》；之后的是由四个“雷”字组成的字，有52划，收录于《说文解字》。

另外，日本汉字收录于日本的TRON计划中，但此字无法提供有效证据表明其确有使用，因此状况存疑。该字由3个“龍”字和3个“雲”个组合而成，共有84划[32]。该字曾提交到当时的统一码扩展C区，编号为JMK66147，后因扩展C区的时间原因被安排到了扩展D区，之后因找不到合适证据被撤销[33]。最后提交到扩展G区并被接受。

汉字文化

汉字所记录的语言

现在，纯汉字仅仅被用于记录汉语。而汉字和假名一起被用于记录日语。

其他一些民族在早期会将汉字单纯作为表音文字来记录他们的语言。如蒙古语最早的文献蒙古秘史即用纯汉字当做表音文字进行记录。日语最早的文献也是把汉字当做表音文字来记录日语，后来演变出万叶假名。

衍生文字

汉字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基础文字之一。在汉字的影响下，产生了许多文字。

契丹文、女真文、西夏文的创制受到了汉字的影响，它们跟汉字一样都是方块型文字，笔画形状也极其类似，其中契丹文、女真文也采用类似六书的造字法，西夏文则不采用六书造字法。但这些文字除个别字与汉字外形相同外，绝大部分字形都跟汉字不同，因此在Unicode中它们都是独立区块编码的。

古壮字（方块壮字）、古白字（方块白字）、古布依字（方块布依字）、字喃等文字可以说是汉字在其他语言中的扩充，因为它们很大一部分本身就是汉字（赋予新义），另一些则是用已有汉字偏旁组合构成新字，因此，这些文字的外观上与汉字很相似，在Unicode中与汉字一道编入汉字区。

女书是用于记录汉语的另一种文字，它们的造字法与六书有部分相似之处，但字的外观与汉字差异较大，Unicode中作为独立区块编码。

以上文字有些因各种原因而消亡，如今除专家学者外无几人能识。

日语的假名（仮名）是由汉字的草体、简笔演变而成的。朝鲜半岛使用的谚文在创制时深受汉字影响，将数个音素堆叠为一个方块的写法明显是在模仿方块汉字。谚文和日语假名一样可以和汉字一同混写。

此外如蒙古文、满文、锡伯文等也是在汉字书写方式和书写工具的影响下，将从右向左书写的源自察合台文的书写方式改为从上到下书写，文字的结构也随之有所变化。

汉字文化圈

汉字是承载文化的重要工具，目前留有大量用汉字书写的典籍。不同的方言、甚至语言都使用汉字作为共同书写体系。在古代日本、朝鲜半岛、越南、琉球群岛，以及位于婆罗洲的兰芳共和国，汉字都曾是该国正式文书的唯一系统，因而汉字在历史上对文明的传播分享有著重要作用。

由于汉字和发声的联系不是非常密切，比较容易被其他民族所借用，如日本、朝鲜半岛和越南都曾经有过不会说汉语，单纯用汉字书写的历史阶段。汉字的这个特点对于维系一个文化圈—一个充满各种互相不能交流的方言群体的民族——发挥了主要的作用。

汉字对周边国家的文化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形成了一个共同使用汉字的汉字文化圈，在日本、越南和朝鲜半岛、琉球群岛，汉字被融合成它们语言的文字“漢字（かんじ）”。直到现在，日语中仍然把汉字认为是书写体系的一部分。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越南，已经完全不再使用汉字；在大韩民国，汉字的使用在近几十年来越来越少；但是由于朝鲜语／韩语中使用了大量的汉字词汇，并且重音现象严重，所以在需要严谨表达的场合（如法律条文）时仍然会使用汉字。虽然在通常情况下人名、公司机构名称等均使用韩文书写，不过大多数的人名、公司机构均有其对应的汉字名称。

日本汉字

汉字于公元3世纪经朝鲜半岛辗转传入日本。二战后日本开始限制汉字的数量和使用，颁布了《当用汉字表》及《人名用字表》等，其中简化了部分汉字（日本新字体），不过文学创作使用的汉字，并不在限制之列。日本除从中文中传入的汉字外，还创造和简化了一些汉字，如“辻”（十字路口）、“栃”、“峠”（山道）和“広”（广）、“転”（转）、“働”（劳动）等。

朝鲜汉字

公元3世纪左右，汉字传入了朝鲜半岛，朝鲜语／韩语曾经完全使用汉字来书写。相传薛聪在当时发明了吏读，把朝鲜语用同音或同义的汉字来表示。例如：“乙”字被用来表示韩语中的后缀“-l”。由于有不少发音都没有对应的汉字，所以朝鲜半岛的人民又运用组字法，把两个或多个汉字合组成为一个新的吏读字。相传后来的契丹文就是受到吏读字的影响。此外尚有乡札、口诀等以汉字表记朝鲜语的方法。

1443年，朝鲜世宗大王颁布《训民正音》，发明了谚文与汉字一起使用，但当中有不少部件仍然有昔日吏读字的痕迹。现在的大韩民国虽禁止在正式场合下使用汉字，并停止了在中小学中教授汉字（但是从2011年开始，大韩民国的李明博政府已经决定将汉字重新纳入中小学的课程里），不过汉字在民间仍在继续使用，且可以按照个人习惯书写，但是现在能写一笔漂亮汉字的韩国人越来越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于1948年废除了汉字，仅保留了十几个汉字（参见废除汉字）。

越南喃字和儒字

公元1世纪汉字便传入了越南，越南语也曾完全使用汉字做为书写用文字，并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了喃字，但是由于书写不便，汉字仍是主要的书写方式。

1945年越南民主共和国（北越）成立后废除汉字，使用了称为“国语字”的拼音文字。现在的越南文已经看不出汉字的痕迹了。

汉字民俗

汉人许多日常生活、民俗文化都与汉字有关，例如：“学好孔孟”的合文

符咒中“北”字分写、“敕令”连字

射虎：就是猜灯谜，也叫打灯虎，与汉字有著密切关系。旧时的射虎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文人射虎，谜面深奥、谜格复杂多样、谜底多为四书五经中的原句；一类是市井灯谜，谜面谜底均很通俗。射虎是元宵节的一项重要活动。

字谜：猜字谜是一种汉字游戏，借由谜底来猜出一个或多个汉字，如“一点一横长，一撇到南洋，十字对十字，日头对月亮。(猜一字)”是猜“廟”字、“目字加两点，莫作貝字猜；貝字减两点，莫作目字猜。(猜二字)”是猜“賀、資”二字。

合文：中国民间常将一些带有吉祥含义的短语合写为一个字，以祈求吉祥，常见的合文如“招財進寶”、“囍”（双喜）、“黃金萬両”等。

谐音字：汉人喜欢利用汉字的同音特点用谐音字取吉祥之意，比如蝙蝠的“蝠”谐音为幸福的“福”，于是庙宇中常见石柱刻有蝙辐。而走兽的“兽”亦谐音为“寿”。

增减笔：在书法中为呈现不同结构会有“增笔”与“减笔”的情形[34]，而有的书写者更因不同想法将汉字作增减笔，如写“二”代表“风月无边”、“(爿圡)观”表示“壮观多一点”等。

九九消寒图：中国北方地区的一项民俗在每年数九的季节写下“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風”九个双钩字，这九个字每字九划，从冬至开始每天根据天气为一个笔画填充颜色，到数九结束完成全图。

花鸟字：一些民间艺人用一些花卉和禽鸟的图案拼写成汉字，近看细节是一些花鸟画，远看整体却是一幅字，这种字画结合的艺术形式被称作花鸟字，是一种多彩花鸟虫鱼组合书法。在中国，只有在春节庙会中，和一些节日集会中才可以看到。花鸟字在英美等西方国家也成为一种街头艺术。早期的鸟字画大多写的是一些吉祥话语，以祈求吉利，现在在庙会见到的鸟字画则以书写顾客的姓名为主，购买者的目的也由祈求吉祥逐渐转变为猎奇。

门联、春联：在纸张上书写文句贴在门楣、门柱构成“冂”，通常表达主人身分、文学心境。在过旧历新年时，则会在红色纸上书写门联，或是吉祥字如“春”、“福”、“满”、“山珍海味”等字贴在门、墙、米缸、冰箱等处。

题字、墨宝：在纸张、木石、器物上写字(书法)。一些匾额、招牌、建筑物题字的字体是向当代知名书法家邀字，或是从古今书法作品中选字制成。

测字：一种以求测者抽出汉字或写下汉字，再由相命者利用汉字的形、音、义、部件、增笔、减笔、拆合等，甚至凭据书写时的笔势、墨的浓淡、当时环境等因素作出命相的解释或论断吉凶。

拆字：汉人社会在说“姓氏”时常以拆字法说明，如“双木林”、“弓长张”等。说明一个单字时，也可用拆字法，如“ㄏㄨㄥˊ/hóng”有“江鸟鸿”、“宝盖宏”、“水共洪”等。

隐语：将欲指称人事物的字以隐讳的方式说出，通常是以拆开汉字的原则，如“丘八”是“兵”的隐语。因为隐讳，通常也是为了不直接口出脏话，如“贝戈戈”(贱)、“竹本口木子”(笨呆子”)等。

印章：汉人社会以印章签署公文书、契约之情形相当普遍，私章可代表个人签名，故极重视其防伪功能，常以汉字之特殊字体来增加仿冒难度。另外个人藏书章、词句章，也以不同汉字字体作出个人风格。

符咒：道教法术的一种，用黄纸或其他色纸，并通过一定的方法，书写画一些字或图案，常被认为具有驱邪的效果。其中多个汉字可以连字、合字，也可以将汉字拆开书写，不一而足。

正字计数：采用汉字“正”字表示计数符号，例如用在学校学生干部或公职候选人的选举计票。因为“正”字笔划为5划，易于算数统计；而且该字结构只有横线与直线，易于辨识，此计数方法普遍见于汉字文化圈。

汉字艺术

汉字独特优美的结构，书写的主要工具——毛笔有多样的表现力，因而产生了中文独特的造型艺术——书法。而篆刻是和书法相关的艺术，用刀在石材上雕刻出篆字作为印章，尚有勒石、山壁题字等。

字体

同一个汉字，可以有不同的字体。当前汉字字体主要有篆书、隶书、草书、行书、楷书等。

甲骨文金文（钟鼎文）大篆（籀文）小篆（篆书）隶书（汉隶）楷书（正体字）简化字（简体字）

汉字变化

造字

《琴学入门》减字谱、工尺谱的造字

汉字历史上是不断在组新字的，目前的各种汉字并非同时定型于某一年代，而是应时代需要逐渐发展而来的。例如：“人”字在商朝就已出现，“凹”字和“凸”字则是在唐朝才出现的。

此外不同的行业也会因用字需求而造字。例如：中国的传统音乐在记谱上会使用减字谱、工尺谱。

汉字拉丁化

自十九世纪中叶后，亚洲和西方都发布了很多汉字拉丁化方案，如：

威妥玛拼音（1867年）

法国远东学院拼音（1902年）

邮政式拼音（1906年）

德式拼音（1911年）

国语罗马字（1928年）

拉丁化新文字（1931年）

耶鲁拼音（1943年）

捷克拼音（1951年）

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

国语注音符号第二式（1984年）

粤语拼音（1993年）

通用拼音（1998年）

现在，汉语拼音方案是使用最广且被国际上广泛接受的汉字拉丁化方案，同时也是被联合国接受的汉字拉丁化方案。而威妥玛拼音历史悠久，至今仍用于中华民国（台湾）的人名、地名拼写。不过随著汉语拼音在国际上的普及，现在使用频率正在大幅度的减少。2008年9月16日，中华民国行政院跨部会议通过提案，放弃此前使用通用拼音的政策，改采汉语拼音为译音标准，并从2009年1月1日起实施[35][36][37]，但旧护照姓名和部分地名、道路名称仍采用威妥玛拼音、邮政式拼音、国语罗马字、国音二式抑或通用拼音[38]。

异体字整理

汉字中存在许多异体字，它们的意义和读音完全相同，只是写法不同。异体字的产生部分是由于历史原因，有的则是人为造字，如“和、咊、龢”、“秋、秌、龝”等。

台湾也有使用所谓的异体字，例如“臺”与“台”、“體”与“体”以及“學”与“学”等等。

中国大陆于1956年公布整理异体字表，废除了大量异体字，但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恢复了部分异体字。如“於”曾被当作“于”的异体字废除掉，但因为姓氏中“于”和“於”同时存在，不宜混为一谈，所以在1988年发表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中又恢复成为规范字。另外，不同地区对异体字的取舍有所不同，例如韩国就以汉字各种异体字中最早出现的样式为标准写法。所以，在韩语汉字的标准中，取“甛”而不取“甜”、取“幇”而不取“幫”、取“畵”而不取“畫”。

计算机中文信息处理

由于英文文字是由26个字母排列组合而成的文字，因此可以简化输入步骤；相比较之下汉字则不能如此，从字形上汉字虽然可以拆解成不同的部分，但是被分成的部首或偏旁数量过多，这样不但不能达到简化输入的目的，反而显得更为繁琐。于是从汉字字音上去考虑，汉字输入被分成少量的语音元素组合排列，反而可以达到简化输入的步骤。因为是语音输入对汉字的读音必须清楚，某些生僻字或不知道汉字发音的则会很困难，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汉字的输入。

由于打字机键盘是为欧美文字设计的，在设计时本身没有考虑汉字输入的问题，输入汉字往往比输入拼音文字困难。汉字没有经过中文打字机的普及，直接进入了电脑中文信息处理阶段。在电脑发明初期曾引起汉字能否适应电脑时代的问题，支持汉字拉丁化的学者甚至以此为理据。

随着各种中文输入法的出现，汉字的计算机输入、存储、输出技术得到了基本解决，大大提高了中文写作、出版、信息检索等的效率。目前中文输入法有上千种之多，主要包括表音输入和表形输入两类，也有两者兼之的。汉字的语音输入、手写识别和光学字符识别（OCR）技术也已得到广泛应用。

如收录数千字的GB 2312（中国大陆）、Big5及CNS 11643（台湾）、HKSCS（香港）、JIS（日本）、KS X 1001（韩国）、KPS 9566（朝鲜），以及收录两万多字的GBK（中国大陆）、国际标准Unicode、ISO 10646等等。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技术及其他种种因素，在收录字数，及收录字体等方面或做不同层次的调整。

中国政府为了解决邮政户籍整理等的用字需要，于2000年实行了一个新的汉字编码的国家标准《汉字编码字符集-基本集的扩充》GB 18030-2000，共收汉字27484个。后又发布了GB 18030-2005再次进行扩充，添加了42760个汉字。

汉字编码

汉字的基本字体：篆、隶、楷、行、草。本图还包括了书法和印刷的美术字体，前者如欧体、颜体，后者如宋体、黑体

为进行信息交换，各汉字使用地区都制订了一系列汉字字符集标准。

国标码在中国大陆使用。GB 2312收录6763个汉字，GBK收录20912个汉字，最新的GB 18030-2005收录70244字（其中包括大量的东亚文字）。中国大陆官方要求在中国大陆出售的软体必须支持GB 18030编码。

Big5码。收录13053个汉字。在台湾、港澳地区使用的一字节或两字节编码。

Unicode：在国际通信化和软体设计领域，中日韩统一表意文字编码收集了汉语、日语、朝鲜语／韩语中的汉字集。

宋体-方正超大字符集。2002年由微软开发，包含GB18030-2000字符集、CJK Ext-B中的36862个汉字，共计64395个汉字[39]。并提供了增强型区位码输入法[40]。宋体-方正超大字符集支持这个字符集的显示。

动态造字

主条目：动态造字

随著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汉字的输入方式越来越多样化、速度越来越快，并且这项技术仍在不断提高。

经过数十年的研究，很多人研究出动态造字这新兴技术，即借由资讯科技重新解放汉字原有的生命力：任何汉字都可以由基本的百来个字根（也就是汉字的字母）以二维编码的方式即时合成为汉字。

随著新的科学技术的爆炸性进步与发展，在一个语言正常发展的情况下，描绘新发现的情状的词汇也会不断发展。比如英文，其词汇数量即不断地发展、增长，但英文词汇也越来越多，很多词汇也越来越难记，甚至某些词汇已成为专业人士的专利，普通人难以触及；而反观中文，任何一个抽象的英文词汇都可以借助常用汉字轻松的转换为中文词，大部份民众只要晓得常用汉字，基本可以阅读科普书籍。由于汉字是表意文字，因此很多科学术语通过形象的汉字，可以让外行人一眼就能看出其所表达的意思。

汉字词汇更新的实例

在化学领域，尤其需要大量描绘微世界的新词，因此化学学科汉字更新的情况最为显著。化学名词曾用了“形声、会意造字法”，造了一系列的新字，很多是将两个字的字根组合，以表示新的意义的字，其发音也是原来两字发音之组合（反切法）。例如：

“烃”（tīng）：碳（t-）、氢（-īng）

“羰”（tāng）：碳（t-）、氧（-ang）

“巯”（qiú）：氢（q-）、硫（-iú）

“羟”（qiǎng）：氢（q-）、氧（-ǎng）

“烷”、“烯”、“炔”：则为“形声兼会意”字，声旁分别取自“完”、“稀”、“缺”，并且用来表示其不同程度的饱和状态。

繁简体汉字的比较——汉字简化争论

繁体字：由中国自古承袭演变的文字，优点是单一字内含意深远，缺点则是笔画较多，标准写法的书体书写速度较慢。

简化字：相对于传统汉字，是简化程度比较大的，废除且合并了很多字，也简并了很多的部件，优点是书写容易、快速，缺点是有时难以精密用字，辨识困难，导致同义词增多，例如：“头发黑”，一般理解成“頭髮黑”，另一种则为“頭發黑”，且比起繁体字较失美观，因此在写书法时通常仍使用繁体字。

除了中国使用的简化字外，日本与韩国也分别对汉字进行了简化。在台湾，官方用字或正式文书必须使用正体字；在手写的非正式文书中，有些人会使用行书、草书或民间的俗写，例如：“台”（臺）、“门”（門）、“与”（與）；但是，不会使用简化字中较难辨识字意的合并字，例如：“里”（裡、裏）、“后”（後）、“余”（餘）、“制”（製）、“面”（麵、麪）、“谷”（穀）、“复”（復、複）、“台”（臺、檯、颱），皆不简化。

注释

古代使用方块壮字。

越南、朝鲜和韩国已经分别废除了汉字，并改用越南国语字和谚文书写。但不同的地方在于，韩国在部分情况下（如韩国身份证上的姓名、部分的专业书籍或资料必须要用汉字标注等）依旧使用汉字标注或韩汉混用书写。而朝鲜和越南则是彻底废除了汉字，并将汉字列为外语（中文）来学习

历史同样悠久的东巴文则为象形文字。

唐兰在《古文字学导论》一书中认为小篆也算作古文字。

参考文献

引用

UNICODE U+4E00至U+9FFF (PDF). [2009-11-19].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07-01-08）.

UNICODE U+3400至U+4DBF (PDF). [2009-11-19].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07-01-08）.

UNICODE U+20000至U+2A6DF (PDF). [2009-11-19]. （原始内容 (PDF)存档于2015-06-25）.

UNICODE U+2A700至U+2B73F (PDF). [2009-11-19].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10-03-26）.

UNICODE U+2B740至U+2B81F (PDF). [2012-03-19].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12-02-27）.

UNICODE U+2B820至U+2CEAF (PDF). [2015-07-13].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15-06-25）.

UNICODE U+F900至U+FAFF (PDF). [2009-11-19].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07-01-13）.

UNICODE U+2F800至U+2FA1F (PDF). [2009-11-19].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07-03-15）.

UNICODE U+2F00至U+2FDF (PDF). [2009-11-19].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14-09-25）.

UNICODE U+2E80至U+2EFF (PDF). [2009-11-19].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14-09-25）.

UNICODE U+31C0至U+31EF (PDF). [2009-11-19].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21-01-31）.

Sawndip Sawdenj (古壮字字典; [Dictionary of Ancient Zhuang Characters]), Guangxi Ethnicities Publishing (广西民族出版社), 1989. ISBN 978-7-5363-0614-1.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International Standard Terminologies on Traditional Medicine in the Western Pacific Region. Manila: WHO Regional Office for the Western Pacific. 2007 [29 January 2020]. hdl:10665/20695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1-19）（英语）.

Potowski, Kim. Language Diversity in the USA有限度免费查阅，超限则需付费订阅.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82. ISBN 978-0-521-74533-8 （英语）.

Defrancis (1990); 蒋为文 (2005)， (2007)

“汉字”一词早出自元朝《金史》卷九本纪第九，“章宗一”：“十八年，封金源郡王。始习本朝语言小字，及汉字经书，以进士完颜匡、司经徐孝美等侍读”。《金史》也出现多次，如：“女真初无文字，及破辽，获契丹、汉人，始通契丹、汉字，于是诸子皆学之”、“长子布辉，识女真、契丹、汉字，善骑射”，将汉族文字、女真族文字、契丹族文字之间互相区别。

俞伟超〈丁公陶文是已亡佚的东夷文字〉，收录于俞伟超《古史的考古学探索》，中国和平出版社，2002年。

冯时《古文字与古史新论》，台湾书房，2007年。

李象润、李浴洋《东夷契刻：中国书法的原生态——直插中华汉字根底基因的哲理对话》

陈望衡《迈入文明的大门：龙山文化的审美解读》

關鍵詞：甲骨文. [2009-07-1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3-20）.

春秋战国纷争和民族融合[失效链接]普通高中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必修一、必修三，人民教育出版社。

林西莉著，李之义译：《汉字的故事》，猫头鹰出版社出版。ISBN 978-986-7415-89-9

亦有“鬬”、“鬭”、“鬪”

存档副本. [2022-07-1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11-07）.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1988年，商务印书馆

《汉字的故事》　林西莉著，李之义译，猫头鹰出版社出版。ISBN 978-986-7415-89-9

中華民國教育部異體字字典編輯略例. [2018-04-1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11-07）.

中日韓共用漢字表附表編製原則. [2020-06-1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4-09）.

汉字字位学. [2013-04-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2-01）.

2007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 [2009-09-1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4-03）.

tron. [2007-04-2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9-03-24）.

存档副本 (PDF). [2015-06-06]. （原始内容 (PDF)存档于2016-03-05）.

書畫小常識楷書的增筆與減筆. [2020-09-2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4-09）.

存档副本. 2016年8月23日 [2021年2月1日].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年10月29日）（英语）.

存档副本. [2021年2月1日].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8年1月21日）（英语）.

链接至维基文库中文譯音使用原則 (民國97年). 维基文库. 2008. 六、海外华语教学原则，除使用注音符号者外，涉及采用罗马拼音者，以采用汉语拼音为原则。七、其他中文译音，除国际通用或特定词、约定俗成者（如我国历史朝代、地名、传统习俗及文化名词）外，以汉语拼音为准。

漢語拼音接軌中國？郝龍斌：國際認同續執行. 中央社. 2009-02-21 [2012-10-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2-26）（中文（繁体））.

汉典. [2014-04-3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5-16）.

尉迟治平，汤勤,论中文字符集、字库及输入法的研制. 语言研究 2006年9月第26卷第3期

来源

《词语春秋》李梵著，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汉语文化畅谈丛书”之二。ISBN 978-7-80019-917-2

《汉字问题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语文出版社 1988年10月

《字里乾坤》林成滔著，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汉语文化畅谈丛书”之一。ISBN 978-7-80019-821-2

《汉字的故事》　林西莉著，李之义译，猫头鹰出版社出版。ISBN 978-986-7415-89-9

《中华印刷通史》

《河洛闽南语纵横谈》吴在野著，东大图书公司出版。ISBN 978-957-19-2266-9

《谈人文与资讯》谢清俊著，中华民国数位典藏国家型科技计划发行。ISBN 978-986-00-4856-8

《语言、认同与去殖民》（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蒋为文著，国立成功大学2005年出版。ISBN 978-957-8845-85-5

《语言、文学kap台湾国家再想像》（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蒋为文著，国立成功大学2007年出版。ISBN 978-986-00-9746-7

Defrancis, John 1990. The Chinese Language: Fact and Fantasy. (Taiwan edition). 台北：文鹤出版社。

付鼓. 引言五. 《文鸣》. 美国: Smashwords. 2012-03-29 [2012-05-13]. ISBN 978147605815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11-08）（中文）. 一，丨、丿、丶是基本的四个元音。

谢选骏指出：人说——在元朝之前的中国，因为是东方世界少数的大国之一，没有与他小国区分的必要，多称呼为“字”或“文字”。“汉字”一词早出自元朝《金史》卷九本纪第九，“章宗一”：“十八年，封金源郡王。始习本朝语言小字，及汉字经书，以进士完颜匡、司经徐孝美等侍读”。《金史》也出现多次，如：“女真初无文字，及破辽，获契丹、汉人，始通契丹、汉字，于是诸子皆学之”、“长子布辉，识女真、契丹、汉字，善骑射”，将汉文字、女真文字、契丹文字之间互相区别。”

我看——中国文字的产生远在汉朝之前，怎能稱为“汉字”呢？显然，“汉字”只是遼金元清等鬼子的说法，大大矮化了中国文字。按照“汉字”这一“鬼子说法”，岂不是把中国文字的“先汉发展”一概“去中国化”了？所以在我看来，“中文”才是中国文字的正确说法。

【02、“汉族”“汉人”都是外人对于中国的说法】

《汉族衰落的原因猜想》（wenchaocui凯迪网络2008年6月27日）报道：

根据“天乙”网友提供的资料，宋朝经历了中国气候大变化——变之前，黄河一带的气候如同目前的长江以南，而那时江南雨水过多，不宜农作物生长，还提到，那时黄河一带竹子生长茂盛。变之后，黄河一带雨水变少，同样的气候地带南移到了江南。

据说“天乙”的气候变化资料参考了国外专家的数据，因此应该是可信的。

这能够解释中华的祖先为何发祥于黄河而不是长江一带。在没有工业的时代，人类当然优选宜农地带生存；这也能够解释为何宋朝之后江南成为国家的钱粮供应基地，取代了黄河一带。

凑巧的是，也正是从北宋开始，汉族屡遭北方游牧民族征服和统治。汉族的衰退会不会也和这个重大的气候变化有关呢？我认为逻辑上有可能。

北方游牧民族虽然文化相对落后，但军事上的优势在于骑兵。而骑兵的特长难以在水乡泽国发挥。如果宋朝之前黄河一线的气候类似于今天的长江以南，则当时黄河一线直到华北，可能都是水乡泽国。使得游牧民族的骑兵优势无法发挥，只能采取打了就跑的战术，无法真正征服汉族地域。

那么，如何解释游牧民族也能够征服宋朝之后的长江以南地区呢？原因在于，气候剧变之前，中原地区都是水乡泽国，再往北，就是塞北的高原了，游牧业地区。中间不存在广大的旱地农业地区。游牧民族直接面对的就是不宜发挥骑兵优势的水乡。而气候剧变之后，淮河以北的旱地农业地区十分广大，不但便于骑兵发挥优势并占领它，而且占领之后就提供了粮食和其他物产，可作为游牧民族的根据地，提供源源不绝的军事补给，供它们再去攻打淮河和长江一线，梯式递推前进。

这样的猜测，还可以用来解释，为何北宋王朝建立初期就没有能够控制华北，丢给了辽国。可以估计，当时的华北已经是旱地，便于骑兵征服。

那么，朱元璋又如何能推翻占有骑兵优势的蒙元呢？那是因为游牧民族统治汉族的时间长了之后，会被鱼米之乡的优裕生活磨灭掉当初的锐气，久而久之，骑兵优势失去了，人数又比汉族少很多倍，自然就会失败。并且明朝一直没有放松对蒙元皇室血亲的追杀，长达百年以上，抑制了北方游牧民族的再次兴盛。直到它到了大王朝气数已尽的二百多年，本身就该烂掉了。而且埋葬它的，又是北方来的游牧民族（满族），因为人家的骑兵没有被鱼米之乡磨灭掉锐气。直到晚清，这股锐气也磨灭光了，汉族才有可能翻身。

气候剧变导致汉族失去抵御骑兵的水乡屏障，屡遭征服又反过来打击汉族的自信，所以就衰落了近千年。从军事上的衰落发展到文化和心理上的衰落。

谢选骏指出：人说“汉族衰落的原因猜想”，却把原因推给了气候。那么现在，气候暖化，正好匹配“中囶崛起”。

（二）

有人认为，“汉语，是世界上最美丽最科学的语言”。并援引那位从中国的《周易》学到二进位制的德国人莱布尼兹的话说，“汉语是自亚里士多得以来西方世界梦寐以求的语言。”

一百多年前，全世界都认为汉语是婴儿语，后来才发现原来汉语是进化了的“世界最先进的语言”。据说在七千年前，汉语也有后缀和字格，但后来把那些无用东西都抛弃了。比如用一个“了”字就把已经完成的动作表现出来了，不用现在过去完成时。

古埃及楔形文字演化成腓尼基语，腓尼基古文字又演化成希腊语，希腊语又演化为拉丁语，拉丁语又变成法语，法语又演化成英语。拉丁语向东成为斯拉夫语系，斯拉夫语系又演化成俄语。同时这也是一个宗教的传播史，是天主教分化为基督教，东正教的过程。汉语是世界上唯一不使用字母高级语言。

汉语又是唯一可用于计算机时代的语言，最适合语音控制，而不用象英语那样用手瞎摸！

这是一个决定中国人命运的问题，请所有朋友尽量宣传！汉语的一个明显的优势是，思维面广阔，在数学上由于单音节发音，对数字的反应速度也更快，但在逻辑思维方面还是拼音文字较好，但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看，作为表意文字的汉语，由于可以自由组合新名词新概念以至新思想，可以容纳信息和知识爆炸的冲击，无疑将发展为人类的共同语言，用这种语言来交流思想更加方便，更加丰富多彩，当然在论文和计算机语言是汉语和拼音文字并用了，汉语的伟大就在于兼容，你们看看在汉语的学术论文有汉语和阿拉伯数字和西方拼音文字的混用现相，但在英语论文中则找不到一个汉字，中国的物理学专家可以凭借他在中学时代的化学基础知识通读化学专家的论文，反之依然，而英美的不同行业的专家要交流他们的学术成果，则是对牛弹琴，凭这个优势，汉语就有资格成为世界语，而我们国内还有些学者还要把汉语拼音化，这不是邯郸学步东施效颦吗？我们中国人民也有资格控告那些所谓的文明的西方人，是谁在制造环境污染，破坏森林和草原，就是他们，因为印刷同样内容的一本书，西方语言要比汉语浪费2倍的纸张，全世界使用西方语言的人要比使用汉语的人多5倍，按照简单的因素级连倍乘法，就要浪费10-20倍以上的木材增加20倍以上的工业废水，就语言的优越性来讲，西方人没有什么资格对汉语说三道四，连文盲都知道从联合国五种工作语言找出汉语文本，因为汉语文本是最薄的那一本！

中国人心里有这样一种成见；认为汉语迟早要被英语所淘汰。记得有一次，大概是胡野碧在辩论时干脆把它清楚地说了出来。前几天‘世纪大讲堂’请了一位学者李锐也认为全球化的结果是让英语统治世界。只有阮次山在一次‘大时代，小故事’中谈到汉语的思维速度比英语快。

但是，他又提出一个问题；既然由于汉语使用了‘声’使得汉语的思维速度比英语快，那么，由于广东话中的声比普通话多，是不是广东话的思维速度比普通话更快呢？我的回答是，广东话虽然使用的声调多于普通话，但是，广东话有两个缺点，第一、它的文字规划得不好，文字表达欠佳，且有闭音节的声音存在。第二、它的声音利用率不高，普通话有21个声母、35个韵母和四声，连乘的结果是2900个声音，但是能够被利用的是2500个，而真正被用到普通话中的仅1200个。广东话有九声，即使它的声母和韵母与普通话一样多，那么它实际使用的声音也应该是普通话的两倍多才对，但是，广东话中实际使用的声音仅有1500个，与普通话相差不多，而它的利用率比普通话小了几乎一倍。利用率小，就说明难学。因为同样的一个声母或韵母，每次的使用实际上也是一种练习的过程，利用率高的声母或韵母必然容易记忆、容易掌握。日常生活中也可以看到，凡是常用的语言元素，包括声母、韵母、汉字和单词等到，越是经常使用的越容易掌握。

语言的好坏其实取决于两个方面，第一、是不是能够用很少的记忆来掌握，第二、是不是能够在有生之年掌握到比其他人更多的知识？用一句极限的话来讲应该是：最好的语言是不学而知，但是所掌握的知识又最多的语言，或者说，学少而知多的语言。

英语与普通话相比则不同，国际音标中，英语有20个元音和20个辅音，所以英语的声音种类不会超过20×20＝400个；反过来说，不在这四百个声音之内的任何声音都不被英语所承认，或者被认为是不正确的发音；这里所说的不是‘音节’。比较一下就会看出，汉语的发音种类是英语的3倍，两者的比值远大于广东话与普通话的比值。

下面要说一下，为什么声音种类越多，思维速度就越快。这个问题，去年我在‘北大中文’论坛讨论了一个月才使大家弄清楚，在这里我希望尽量说得简单。假设有一个仅会发两种声音的人，具体地讲，他就会发a和b两个音。根据电脑的理论，我们知道，他用这两个符号依然可以表达整个世界。再假设，世界上仅有400种事物需要表达，那么，一个英国人可以用每一个发音来表达400种事物中的一件，而仅会发两个声音的人，有时就不得不用九个发音来表达400种事物中的一件，因为二的九次方才大于400。比如，英国人用‘i’代表‘我’而仅会两个声音的人可能要用abbababba代表‘我’这个概念。一般人每发一个声音大约需要消耗四分之一秒的时间。比较两者就会看出，仅会两个声音的人，不但表达得慢，而且还费力气。在表达‘我’这个概念的时候，英国人使用四分之一秒的时间，而仅会两个声音的人使用了二又四分之一秒。如果两个人总以这样的比例生活一辈子，他们一生中所享受到的所有信息将是它的反比9：1。

实际的情况中，最明显的是日语与汉语的对照，我们知道，日语使用了100种不同的声音，而汉语使用了1200种声音，因此很多汉字让日本人一念就必须用两个或者三个声音来表达。我们假设日语中所有的字都用两个声音来表达，那么岂不是说，日本人一生所能够享受到的信息仅仅是中国人的一半吗？我曾经思考过，这是不是与日本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伟大的思想家有关。

我们知道，思维实际上是一种心里说的过程，如果在说话时表达得快，那么，思维的速度也应该跟着快。具体的例子是赵元任曾经比较用英语和汉语背诵乘法口诀的速度，汉语使用了30秒，而英语使用了45秒。因此，如果两个人同时用英语和汉语来背诵的话，到了30秒的时候，汉语使用者一定想到了九九八十一，而英语使用者则一定到不了这里，说不定，他想到的仅仅是七七四十九。这就证明了使用发音种类多的语言比使用发音种类少的语言思维速度快。这一点曾经被国、内外许多学者所证实。至于思维速度快是否就代表聪明这个问题是被很多学者所承认的。

我的证据是解释一个历史上的‘谜’古希腊人为什么比其他人更聪明？因为希腊的文化来自古菲尼基人，我们知道菲尼基人发明了人类的拼音字母，就声音的分解来说，这是一大进步，就思维速度来说，它是一大倒退。因为，为了筛选容易区分的声音元素，菲尼基人仅仅使用了22个辅音，这样，它的表达速度当然比现在任何语言都慢，而希腊人则采用了元音，我们知道元音与辅音结合以后，声音种类等于增加了好几倍。事实上，菲尼基人的声音中也有元音，否则他们是发不出来的。所谓的22个辅音是说他们仅承认这22个辅音为信息栽体，也就是，ma、me、mu、mai、muo在他们的耳朵里与一个m没有任何区别就像me的四种声调对于英国人来讲没有任何区别一样。由于声音种类的突然增加使得希腊人的思维突飞猛进，造成了后来的现象。

论坛上曾经有人问汉语的声音种类依然多于英语，为什么没有英国先进。我的回答是，当声音种类突然增加的时候就有新思想出现，反之，当声音种类减少时，思想就趋于保守，而元朝以后，中国的声音中失掉了一个‘入’声，中国的衰弱正巧从那时开始。最后，在讨论尼安德特人的时候，人们也发现，使用声音种类少的人种会被历史淘汰。

我之所以认为汉语必定战胜英语的根据还不在这里，关键是要解决人类目前所面临的知识爆炸问题。我们知道，目前的英语单词包括各种生物名称及专利发明的新术语已经超过了数百万，如果考虑到英语中有一些可以推导和联想的成份；比如前、后缀和复合词等，它所需要记忆的基本单词也有一百万个。而所有这些单词在汉语中都可以用四千个汉字来表达。根本的原因还是英语的发音种类不够。

比如pork这个词，在英语中代表猪肉，它和猪pig、肉meat没有任何关系而仅仅代表它们的一个联合体而已，如果把猪肉pork、羊肉mutton、牛肉beef、猪油lard、羊油suet和牛油talon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的话就发现，英语中所有的联体词都是一个与其中任何一个分解词毫无关联的新符号，而它们却构成了英语词汇的主体，英语中几百万的单词就是这样来的。它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如果将pork改成pig和meat连在一起的形式，那么就要发音四次而pork仅仅发音两次；所以联体的词能够节省发音却要增加记忆，而分体的词，无需记忆可是却增加了发音次数。设想，一位屠夫，每天要用到‘猪肉’这个词上千次，使用两次发音的单词要比使用四次发音的词节省两千次发音，何乐不为？

但是遇到不常用的词的时候，英语还是和汉语一样，使用分解的词，比如驴肉就用donkeymeat来表达。因为不常用的词，即使设立了符号形式，别人也记不住。

汉语能够将英语中联体词汇分解的功能，非常有用，它使所需要记忆的词汇大大地减少；不仅如此，它还能够将词汇在人们头脑中的位置整理得清清楚楚。达尔文主义的诞生就是建立在林奈的双名法的基础之上的，这种方法使得各种印象在脑子中由原来的平面，变成立体的。比如，在林奈以前，人们给所有的生物一个名字，结果，由于种类太多，同一种生物可能有两种名字，而另外的生物，可能没有名字。林奈则将所有的生物先分类，并且给出一个类名，然后在类名的下面放一个词，两者组成双名法的名字。这样不但清晰，而且大大的减少了需要记忆的符号；比如原来有一万个名字，现在分成一百个类，又在每类中分成一百种，我们所需要记忆的仅仅是一百个类名和一百个种名，共二百个，而不是原来的一万个。

随着知识爆炸的问题逐渐恶化，人类就有必要将其他的术语也仿照这个方法改造，而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按照汉语的结构进行改革。而原因还是在于发音种类的数量。

这个现象最先是德国的莱布尼兹体会到的，他认为汉语是自亚里士多得以来，西方世界梦寐以求的组义语言。但是，他没有看到声音的真正特性，却由于汉字的数量上的性能而定义汉字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字。我想，如果他看到今天知识爆炸的世界，他一定会要求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废除拼音文字而采用汉字。

最后，谈一下关于人的一生中到底能够记住多少单词或符号的问题。中国人所使用的汉字通常在三到四千，而莎士比亚时代的英语仅有三万个单词，他本人能够全部掌握。但是，到了丘吉尔时代，他的单词量依然是三万个，可是，那个时候的英语已经拥有近百万个单词了。所以，我认为，莎士比亚使用英语单词的熟练程度是后人根本无法达到的。

我曾经在网上向很多英语中高等教育的语言机构请教，到底学习英语应该掌握多少单词才成，但是，他们的回答总是含糊不清，或者扯一些别的东西。后来，在一些无法避免这个问题的文章中我发现，语言学家们对于英语单词的要求是：一个受过教育的英语使用者应该掌握五到二十五万单词，不但差距范围很大，而且，用这个标准来衡量，莎士比亚和丘吉尔都应该是文盲，至少是没受过教育的人。我认为，这是任何推崇英语的人的软肋，只要他们能够躲过别人问这个问题，其他的方面……

我的观点曾经在北大中文网上讨论过。但是，可以看得出来，不知道的人还有很多，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劣等民族和劣等文化。所以，在鼓舞中国人的信心方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大家努力。其实，只要大家能够恢复信心，中国人在很多事情上早就应该领先于世界的。可是我们太爱钻牛角尖，总是当外国人设立一套标准的时候，我们拼命地追呀赶呀。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够设立标准，也让他们换换口味？

我记起几年以前，西方国家有一个喜欢指手划脚的毛病，那时，我也有一个毛病－－喜欢掣肘拖腿。美国有一份cox报告，内中例举了大量的对比，用以说明中国人不可能通过三、四十次的核实验取得与美国一千多次核试相同的成果。唯一的解释就是中国盗窃了美国技术。有人也称这次事件为李文何事件。我那个时候给美国所有的参议员各发了一封电子信件。内容是说，如果他们希望彻底调查此事，就应该设立另外一个调查小组，好好研究一下汉语和英语在思维上面的差异。只有这样才能够弄清楚，为什么中国三、四十次的核试所取得的进展与美国一千多次核试的进展相差无几。在信的后面又附上了我的对于两种语言对比的计算书。后来，接到了不少回信，要求我告诉他们我的真实地址才肯继续考虑。

……我也明白，不会有哪个美国参议员会提出任何有关的议案的，因为，任何有关议案的提出，其本身都是对于汉语的一种变相宣传，都是对于英语的贬低。没有任何美国人愿意辩论它。道理非常明显，如果辩论下去，必然牵扯到语音和语言学中的诸多问题，每一个问题都是他们的一块伤疤。目前，美国一直要求中国降低人民币汇率，但是，态度依然没有超出礼貌的范围，所以，这套理论还不适合。一旦他们超出了理性，那么，非常容易扯到语言学的问题上来。

换句话说，是：由于英语的思考范围狭窄，所以不能够从更加长远的利益来考虑问题。但是，这话我还不敢说，至少不敢对美国人说。因为我是学工科的，工程上的事情我有点把握，可是一碰到经济问题，我心里没底。

类似的事情还有就是找世界语bbs进行辩论。谁都知道，世界语实际上是将英语改头换面设计的语言，当然不懂得使用‘声调’。我的问题是，英语的单词已经远远超过了常人的记忆极限，世界语有什么办法弥补这个缺陷吗？当时有人回答我说，世界语中使用派生的结构比英语更加明显。可是，当我将汉语中的声音种类，以及‘声调’的利用方法向他们解释以后，再也没有人发言了。

还有就是美国有一个‘只说英语运动’englishonly曾经向全世界争求意见。可想而知，我的意见是什么了。我告诉他们，你们一意推行英语实际上是将美国文化推向深渊，是在摧毁美国文化。拯救你们的方法只有重新选择一门带有‘声调’的语言。对于这些没学过汉语的人来说，他们一般不懂得什么是‘声调’，所以，只好用唱歌时候的音阶来向他们解释；任何一个英语‘音节’都可以跟随音阶变化出至少八种不同的声音，这和‘声调’的作用差不多。上述所说的实际上就是美国人的软肋，没有必要的话，我是不会乱碰的，影响团结。而且，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加，我们可以说的也越来越少，因为说多了，就给人借口说中国威胁他们。

谢选骏指出：“汉语”虽然玄妙，却不如“中文”——那是来自于远远早于汉朝的甲骨文系统的。至于“汉字”的说法，其实来自於臣服汉朝的少数民族，例如日本——它们“只知有汉，不知先秦”。还有“汉族”的说法，只是苏联共产党用来瓦解中国的说法；正如“汉人”只是中国边疆人对于内地人的称呼。

【03、“汉族”就是“没有民族”】

《汉族是人口最多的民族，这么多人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原因很简单》（2023-04-07 佚名）报道：

我们都知道在世界上很多的民族当中，汉族是人口最多的民族，这点是无可置疑的，那么有些人还能会对此提出疑惑，那就是为何汉族是那个人口最多的民族呢，这些人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又是经过怎样的发展不断壮大的呢？

说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先把汉族这个定义界定清楚，之所以叫做汉族，首先就是可以说从汉朝而来然后不断的融会贯通于周边的一些人们，所逐渐形成的一个群体概念。慢慢地就形成我们今天所熟知的中原民族。其实要说到源头那更可以往上追溯了，特别是从三皇五帝的那个时候，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的中原已经被叫做华夏了。那么汉族究竟是为何就成为这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了呢？对于这里面的原因我们现在一一道来。这里面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展开论述。

生活条件

如果一个民族能发展壮大的话，一定离不开当地的各种自然条件以及地理环境的加持。汉族所生活的地方地处中原，这里的地理环境是非常不错的，还可以使人们发展定居，而且适宜的自然条件还很利于农作物的生长，所以在这个地方的人们都是安居乐业的一种形态，大家的生活都很安定，不像那种草原的游牧民族那样，居无定所的情形。这里的居民生活幸福感都很强。

如果在遇到一个很好的统治者，那么人们的生活是很惬意的，每天都定时在田野里劳作，并且有所收获，所以在生活安定和谐，并且还有很多的粮食，自然人口的数量就会不断增多。特别是在一个相对和平的年代里，没有战争来屠杀百姓的话，那么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美好的。

漂泊的游牧民族

相比于中原的安定，那么游牧民族则是居无定所的漂泊状态，很多的时候看到他们都是在迁徙当中度过，这种游牧民族在迁徙的过程中，自然有很多跟不上队伍的，当然也做不到像中原那么的安定，所以很自然人口就很少，这也是不言而喻的。

那么再对比于世界上其他的国家来说，就拿欧洲来进行对比，就如古希腊那种小国寡民的形态而且国内资源还非常匮乏，所以是很难发展出很大规模的人口的。况且在气候方面、或在地理等方面他们的条件都没有我们中原的条件好，所以很自然的，人口也不像汉族发展得如此之多。

汉族注重融合

各民族相互融合一直是汉族的一个政策，这从一方面也体现了中原文化的极大包容性。融合其实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和平期间的融合，有时候一个部落为了发展自己就主动和中原来融合，这样的方式是没有流血那种的，叫做温和的融合。

在融合之后，人们也可以很好的相处，是一派和谐的场面。但是还有一种融合就是敌对的，说到敌对就不得不提到战争，在我国的封建社会之中是有很多的战争发生的，但是一旦发生战争就会有一个结果那就是有赢家和输家。作为中原的汉族来说，如果他们作战赢得了胜利，他们则会把剩余的人兼并或者是俘虏，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促进了民族的交流和融合，以此也能不断地壮大自己的实力。可见民族融合在汉族发展的过程中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这也是中原汉文化包容性的一个体现。

结语

那么说到这里可能有些人会疑问，那就是为什么少数民族在和汉族融合的过程中会变成汉族呢？其实这个过程就是所谓的同化过程，因为汉族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东西就是他独具魅力的汉文化，这种汉文化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同时汉人还有自己固定的一套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融合的胡人只要一接触汉文化是很容易被带入到博大精深的汉文化当中的，这也是汉文化的魅力所在。所以随着在和周边的民族不断融合的过程当中，中原的汉族人口自然是不断上涨的趋势。

谢选骏指出：上文也许代表了主流舆论，但却不懂所谓“汉族”其实就是“没有民族”——汉人就是秦皇汉武等下流坯子压榨出来的各个民族的大杂烩废垃，就像现在的“英语民族”。但是为何又被称为“汉族”呢？无非就是因为“共同使用了汉字”，所以“汉族”又称“汉字族”——古代的越南、朝鲜、日本，也都是汉字族，也就是“没有民族”。后来他们自己“创建了文字”，于是就从汉族独立出去成为“大和民族”等等了。

【04、“六书”就是汉字宗教的构成仪式】

《六书（汉字造字方法）》报道：

六书，首见于《周礼》，汉代学者把汉字的构成和使用方式归纳成六种类型，总称六书。普遍采取的是许慎的名称、班固的次序。六书是后人对汉字进行分析而归纳出来的系统，也是最早的关于汉字构造的系统理论。当有了六书系统以后，人们再造新字时，都以该系统为依据。

词语信息

“六书”是古人解说汉字的结构和使用方法而归纳出来的六种条例。“六书”之名，最早见于《周礼·地官·保氏》。后世学者定名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东汉学者许慎给“六书”下定义是：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概念

是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古文字构成规则的概括和归纳，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是造字法，转注、假借指的是后来衍生发展的文字的使用方式。许慎《说文解字·叙》：“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

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

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

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

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

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

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六书”的这个概念始见于《周礼·地官·保氏》“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五曰六书。”东汉郑玄注引郑众说：“六书，象形、会意、转注、处事①、假借、谐声②也”（注：①处事，即“指事”；②谐声，即“形声”）。班固《汉书·艺文志》把六书之名定为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许慎《说文解字叙》把六书之名定为：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一般都认为，六书中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属于造字之法，即汉字结构的条例；转注、假借则属于用字之法。

六书大约反映了战国末到汉代以及后世人们对汉字的结构和使用情况的认识。它基本上是建立在小篆的基础上的，是一个完善周密的条例。它对于汉字，特别是对古文字，它能够予以充分说明。并对汉字的演化和发展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六书理论”是我国文字学史上的一个伟大创见。

历史

六书一词最早见于《周礼·地官》：“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其中没有对“六书”详细的名称，也没有对六书的解释。西汉刘歆《七略》：“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这是对六书最早的解释，象形、象事、象意、象声指的是文字形体结构，转注、假借指的是文字的使用方式。东汉许慎受刘歆的启示，费几十年的精力整理汉字，编成《说文解字》一书，在这本书的“叙”说：“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许慎的解说，是历史上首次对六书定义的正式记载。后世对六书的解说，仍以许义为核心。 [2]

《周礼》：“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然而，《周礼》只记述了“六书”这个名词，却没加以阐释。

中国东汉学者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记曰：“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可见，‘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 ‘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明确指出“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为“六书”，是造字之本；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系统分析了汉字的六种结构，但次序与班固等人有所不同。

运用

六书是汉代把汉字分析而归纳出来的系统。然而，当有了“六书”这系统以后，人们再造新字时，都以这系统为依据。好像“猫”、“轪”、“鉲”是形声字，“凹”、“凸”、“凼”是指事字， “曱”、“甴”是象形字，“畑”、“辻”、“奀”是会意字，“锿”是形声兼会意字（“爱”既标音，亦指爱因斯坦。该化学元素的外文乃以爱因斯坦来命名）。这些新字，当中包含了日本国字，亦依从六书来造字。

在甲骨文、金文中，象形字占大多数。这是因为画出事物是一种最直接的造字方法。然而，当文字发展下去，要仔细分工的东西愈来愈多，好像“鲤”、 “鲮”、“鲩”、“鳅”等事物，都是鱼类，难以用象形的造字方法，仔细把它们的特征和区别画出来。于是，形声字就成了最方便的方法，只要用形旁“鱼”就可以交代它们的类属，再用相近发音的声旁来区分这些字。也由于形声字在创造新文字方面十分有效率，以及有一些本来是会意字但被逐渐“读”成形声字，甲骨文时代约仅有15%左右的字是形声，但到了近代，有 50%的汉字是形声字。

基本释义

象形

属于“独体造字法”。用文字的线条或笔画，把要表达物体的外形特征，具体地勾画出来。例如“月”字像一弯明月的形状，“龟”字像一只龟的侧面形状， “马”字就是一匹有马鬣、有四腿的马，“鱼”是一条有鱼头、鱼身、鱼尾的游鱼，“艸”（草的本字）是两束草，“门”字就是左右两扇门的形状。而“日”字就像一个圆形，中间有一点，很像我们在直视太阳时，所看到的形态。

象形字来自于图画文字，但是图画性质减弱，象征性质增强，它是一种最原始的造字方法。它的局限性很大，因为有些事物是画不出来的。

指事

属于“独体造字法”。与象形的主要分别，是指事字含有绘画中较抽象的东西。例如“刃”字是在“刀”的锋利处加上一点，以作标示；“凶”字则是在陷阱处加上交叉符号；“上”、“下”二字则是在主体“一”的上方或下方画上标示符号；“三”则由三横来表示。这些字的勾画，都有较抽象的部分。

形声

属于“合体造字法”。形声字由两部分组成：形旁(又称“义符”)和声旁(又称“音符”)。形旁是指示字的意思或类属，声旁则表示字的相同或相近发音。例如“樱”字，形旁是“木”，表示它是一种树木，声旁是“婴”，表示它的发音与“婴”字一样；“篮”字形旁是“竹”，表示它是竹制物品，声旁是 “监”，表示它的韵母与“监”字一样（古音及部分方言）；“齿”字的下方是形旁，画出了牙齿的形状，上方的“止”是声旁，表示两字韵母相同。

会意

属于“合体造字法”。会意字由两个或多个独体字组成，所以组成的字形或字义，合并起来，表达此字的意思。例如“酒”字，以酿酒的瓦瓶“酉”和液体 “水”合起来，表达字义；“解”字的剖拆字义，是以用“刀”把“牛”和“角”分开来字达；“鸣”指鸟的叫声，于是用“口”和“鸟”组成而成。

有部分汉字，会同时兼有会意和形声的特点。例如“功”字，既可视为以“力”和“工”会意，而“工”亦有声旁的特点；“返”字，既可视为以“反”和“辵”（解作行走，变形作“辶”）会意，而“反”亦有声旁的特点。这类字称为会意兼形声字。

转注

属于“用字法”。各说文家解释不同。大致有“形转”“音转”“义转”三说。江声认为所谓“建类一首”是指部首，“考”和“老”同属老部。戴震认为转注就是互训，《说文解字》“考”字下说“老也”，“老”字下说“考也”，“转相为注，互相为训”的例子。

不同地区因为发音有不同，以及地域上的隔阂，以至对同样的事物会有不同的称呼。当这两个字是用来表达相同的东西，词义一样时，它们会有相同的部首或部件。例如“考”、“老”二字，本义都是长者；“颠”、“顶”二字，本义都是头顶；“窍”、“空”二字，本义都是孔。这些字有着相同的部首(或部件)及解析，读音上也是有音转的关系。

假借

汉字是由象形、象意的文字发展起来的。有的外物有形象可以描绘，有的意思可以利用图像和笔画来表现，可是有很多代表某些事物的概念不能用象形、指意的方式随时造出文字来表现，于是就假借已有的音同或音近的字来代表，这种跟借用的字的形义完全不合的字就称为假借字。假借字有两类。一类是本无其字的假借，那就是上面所说的假借字。如“北”，甲骨文字形像二人相背。北方的“北”无形可像，就借语音相同的“背”来表示北方的意思。许慎在《说文叙》里所说“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就是这一类。在汉语发展过程中这一类的字很多。假借字的另一类是本有其字的假借。本有其字的意思是在日常使用的文字当中本来有表示某个词义的书写形式，但是在使用当中不用本来约定俗成的字形而写为另外一个意义不相涉而音同或音近的字。这一类在秦汉以上的古书中极为常见。如借“汤”为“荡”；《诗经·豳风·七月》“七月食瓜，八月断壶”，借“壶”为“瓠”，这些都是本有其字的假借。前一类可以说是不造字的假借，后一类是在用字当中的假借。在用字当中既然本有其字，为什么还要另外写一个假借字呢，其中可能有两种原因。一种原因是写书者仓促间写为一个音同的字，历代传抄因其旧而不改；另一种原因是某一时期、某一地区或某一师承，经常习惯以某字代某字用，后世传写也就一仍其旧。

具体内容

象形

六书之一。字形摹写实物的形状，或用比较简单的线条来摹写事物的特征部分。《说文解字·叙》：“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如《牙部》：“牙，壮齿也，象上下相错之形。”《皿部》：“皿，饭食之用器也，象形。”

象形字有独体象形与合体象形之分。合体象形所合之二体，有一体不能单独成字，有一体可以单独成字。如“石”，其中“厂”（han四声）成字，意思是山边岩石突出覆盖处；“口”象石块之形（非口舌字），不成字。王筠说：“石与果一类，本以○象石形，而此形多矣，乃以厂定之。”（《说文释例·象形》）这说明合体象形的产生是由于区别象形形体的需要，即加上一个表示同类事物的字，使所摹写的对象能够确定，不致产生误解。

“象形造字法“及“象形字”是汉字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奠定了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等造字方法的基础。

指事

六书之一。也叫“象事”、“处事”。以点画等象征性的符号来表明意义。《说文解字·叙》：“指示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指事字在汉字中为数不多，这可能与以符号表意的局限有关。指事字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所谓纯指事字，全部用指事性的符号来表示，如一、二、三、四；+（甲骨文“七”字）；丨（甲骨文“十”字）等。这类指示字可能是来自原始的刻划符号。另一类是在象形字的某一部位加上点画性符号，以表明造字的意图所在。如“刃”是在刀口处加一点，指明刀刃。“本”是在“木”字下方加上一短画，指明是树木的下端，“末”与此相反，指明是树木的上端。这一类指示字，有些文字学著作称为合体指事或加体指事。

会意

六书之一。也叫“象意”。组合两个以上的字表示一个新的意义。《说文解字·叙》：“会意者，比类合谊（同“义”），以见指撝（同“挥”），武信是也。“会意字中较普遍的是用不同的字组成的“异文会意”。如《说文·林部》：“戍，守边也，从人持戈。”《手部》：“挚，握持也，从手执。”还有相当一部分会意字是“叠文会意”。如《说文·林部》：“林，平土有丛木曰林，从二木。”《车部》：“轰轰，群车声也。从三车。”

会意字的结构有助于认识一些汉字的本义。如《说文·斗部》：“料，量也，从米在斗中。“段玉裁注：“米在斗中，非盈斗也。视其浅深而可料其多少，此会意。”

形声

六书之一。也叫“象声”、“谐声”。由形符和声符两部分组合成的字，其中形符表义，声符表音。《说文解字·叙》：“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形声字是汉字中最能产的合成字。因此，形声字在汉字中数量最多，占百分之八十以上。

形声字的组合方式很灵活，如：

·左形右声：江、河·左声右形：锦、刊

·上形下声：草、房

·上声下形：想、袈

·外形内声：街、衷

·外声内形：闻、衡

有的声符或形符只占字的一个角落，如“胜”，形符是“力”，声符是“朕”。“宝”，声符是“缶”，形符是“宀”、“玉”、“贝”组成的会意字（西周金文中才开始在这个会意字中加上声符“缶”）。

形声字可能是比较晚起的造字方式。早期甲骨文中形声字还比较少；后期甲骨文中，形声字约占百分之二十。由于这种方式灵活，适应性强，在汉字发展中，它得到了最广泛的运用。

转注

转注是古人制造“同义字”的方法，换言之，转注就是用同义字辗转相注的方法造字。许慎说：“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同意相受”是统一字首的具体方法，即授与一个同义字，也就是说用一个同义字相注释，作为它的义符。例如：语言（指“口语”）里〔lao三声〕这个词，既已制造了“老”字来记录它。后来口语里起了变化，“老”念成“丂”〔kao三声〕，于是就在“丂”的上面注一个同义的“耂（念lao三声，即现在的“老”字）”字，写成“考”（即造出了一个新字“考”）。“耂（老）”对于“丂（考）”，就是“同意相受”（即：同义相注。就是说，用“耂”作了“丂”的义符）。“耂（老）”、“丂（考）”的基本意思都是“年纪大”，它们是同义字，当然也是“转注字”。

●转注字的特点是：字首（部首）的意义等于转注字的意义，因为用来注释的字首是一个同义字。判断转注字的两个重要依据：一是部首相同，二是同义相注。

●转注字的历史意义：转注字的形和义密合无间，只要看看它们的形体就可以知道它的意义，也就可以知道它们是同一群同义字。这种造字方法解决了语言中同义词的创造问题，是孳乳文字（孳乳zīrǔ：派生，演变，繁殖）的重要方法，是我们祖先的一个伟大创举。

例如：

1.老、考、耆、耋

①老：《说文》云：“考也。七十曰老。从人毛匕，言须发变白也。”

②考：《说文》云：“老也。从老省，丂声。”

③耆：《说文》云：“老也。从老省，旨声。”（注：“耆”今读qi二声：年老，六十岁以上的人）

④耋：《说文》云：“年八十曰耋。从老省，至声。”（注：“耋”今读die二声：年老，七八十岁的年纪）

2.至、到、臻

①至：《说文》云：“鸟飞从高下至地也。从一，一犹地也。象形。”

②到：《说文》云：“至也。从至，刀声。”

③臻：《说文》云：“至也。从至，秦声。”

●这类字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形义密合，视其形即可知其义，所以后世还是不断地创造它。

●转注字和形声字的“联系”与“区别”：转注字和形声字有同有异。就其结构来说，它们是相同的，都是形与声的组合；就其义符来说，它们是不同的，转注字的义符是同意相受，形和义是密合的，而形声字的义符只是指示字义的类属或关联，形和义不一致。

假借

假借的基本概念：许慎说：“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意思是说语言中的某一个词，本来没有替它造字，就依照它的声音假借一个同音字来寄托这个词的意义。例如：

“长”，《说文》云：“象人之长发猋猋也。从长从彡。凡髟之属皆从髟。必凋切。又，所衔切。”（注：①猋〔biao一声〕：暴风。②彡〔shan一声〕：长毛。③髟〔biao一声〕：头发下垂的样子。④衔〔xian二声〕：头衔。）语言中的长久的“长”、长老的“长”、县长的“长”，和长发之长同音，没有造字，于是古人就假借它来寄托长久、长老、县长等意义。这种方法，古人叫做“假借”。假借的主要条件是依声。假借和被借之间的关系，除声音上的联系外，也可以有意义上的联系。因此，假借可分为两种：

a、引申义的假借：引申的假借是本无其字依声托事而意义和原字有关的。例如：①凤：《说文》云“古文凤，象形。凤飞，羣鸟从以万数，故以为朋党字。”

b、纯粹借音的假借：本无其字,依声托意而不论原字的意义的，也就是把整个字当作纯粹音符的。例如：①所：《说文》云：“伐木声也.从斤,户声。”假借为助词。②易：《说文》“蜥易，蝘蜓，守宫也，象形。”假借为难易之易。（注：“蝘蜓”，俗称壁虎。）

假借的使用范围：假借，是用已有的同音字来寄托新词的意义，因此，汉语的各种词类中都存在着丰富的假借字。例如：

1.名词：①“泉”本是“水原”，象形字，假借为货泉的泉；②“钱”是一种田器，假借为货币的钱；③“才”是“草木之初”，假借为人才之才。

2.动词：①干求的“求”，本义是“皮衣”，求和裘是异体字。②升降的“升”，本义是“十合”。

3.形容词：①“难”是鸟名，借为艰难之难；②“易”是蜥蜴，借为容易之易；③“长”是长发，借为长久之长；④“久”是“从后灸之”，借为久远之久。

4.数量词：①天干地支（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共二十二字古人用来表示序数；②量词如“斤”，它的本义是斧斤；“枚”，它的本义是榦（榦〔gàn〕同“干”）。《说文》：“榦也，可为杖。从木从攴”（攴pū，古同“扑”，戒尺）

5.代词：“汝”的本义是水名，“之”是出的意思，“若”是选择的意思。它们假借作为代词，和原义根本不同。

6.副词：“末”的本义是“木重枝叶”，“不”的本义是“花柎”（注：花柎〔fū〕：花萼，亦指草木子房）；“又”的本义是“手”。这些字假借为副词之后，本义反而废弃了。

7.介词：“於”本是鸟的异体字，“为”本是作为的意思；“在”本是草木初生在土上的意思。它们都借来作为介词。

8.连词：“然”是燃料，是燃的本字；“而”是胡须，“且”是荐的意思。它们都借来表示连接关系。

谢选骏指出：人说“六书是汉字造字方法”，我看“六书”就是汉字宗教的构成仪式。因为“六书”只是后人对汉字进行分析而归纳出来的说法，并非汉字创造发明时候的真相。这个所谓“最早的关于汉字构造的系统理论”，对于人们再造新字时当然会是一个“逻辑依据”，但这并不等于原初的宗教意识。例如，描寫萬物的文字，其實就是在捕捉萬物的靈魂；運用這些文字就是在進行萬物有靈的培靈儀式。

《联合国中文日 | 从仓颉造字到“六书”》（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2020-04-19 沈东方）报道：

文字对于人类文化的演进具有重要的意义。汉字作为一种音、形、义三位一体的符号系统，源于日月鸟兽，刻于龟甲兽骨，诉说中华文明岁月有迹。

关于汉字的起源，古代文献有多种说法，如“结绳”、“八卦”、“图画”、“书契”等。其中最被大家所熟知的，莫过于仓颉造字的故事。

据说仓颉是轩辕黄帝时期的史官，曾把流传于先民中的文字符号加以搜集、整理和使用，他还根据野兽的脚印研究出了汉字，被后人尊为“造字圣人”。据《淮南子·本经训》，“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意思是仓颉造字成之日，感动上苍，谷子像雨一样降下来，吓得鬼怪在夜里哭泣。后人因此把这天定名为谷雨，成为二十四节气中的一个。《荀子》、《韩非子》等典籍里也有相关描述。

古籍中称仓颉“龙颜四目，生有睿德”

仓颉造字或许仅仅是传说，毕竟系统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全部由一个人创造，但以他为代表的汉文字整理者，为中华文明的赓续传承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汉字的演变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几千年来从未停歇其运动更替。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汉字的构造规律逐渐被归纳和概括为“六书”。

“六书”之名最早见于《周礼·地官·保氏》。《周礼》提到了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其中“书”指的就是六书。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进一步将“六书”具体阐述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有了这一系统后，人们再造新字时，都以此为依据。

象形：画成其物，随体诘诎

在甲骨文、金文中，象形字占大多数。这是因为画出事物的外形是一种最直接的造字方法。例如：“门”（門）字就是左右两扇门的形状；“月”字像一道弯弯的月亮。这样的造字方法很容易识别，但是并非所有的事物都能画出来，所以象形字也有了很大的局限性。

甲骨文的“门”字和“月”字

指事：视而可识，察而见意

一眼望去便可知大概，仔细观察就能发现意义所在。指事造字法弥补了象形造字的局限性，它可以表达抽象的物体，例如：“凶”字是在“陷阱”里加交叉符号；“刃”在“刀”的锋利处加一点作标示。注意，指事和象形所造出来的字都是一个整体，即独体字，无法拆分成不同部分。

会意：比类合谊，以见指挥

不同于指事和象形，会意造字法是由两个或多个独体字组合而成，即合体造字法。它将所组成的字形或字义联系起来，以表达该新字的含义。例如：“察”字由“宀”和“祭”组成，意思是在房子里检查祭祀用品的准备情况，由此产生认真检查的含义；“酒”字由酿酒的瓶子“酉”和“水”组成，以表达酒是一种装在瓶中的液体。

“察”字的意象解释

甲骨文的“酒”字

形声：以事为名，取譬相成

形声是指把表示意义的形旁和表示声音的声旁结合起来，可组成许多新字。例如：“纪”字，声旁是“己”，形旁是表示与线丝有关的“糸(mì)”；“樱”字，声旁是“婴”，形旁是有树木之义的“木”。它也是六书中“生产力”最强的造字方法，甲骨文时代约有一半的字是形声字，到了近代，有80%的汉字是形声字。

转注：建类一首，同意相受

不同于前四种，转注其实算是一种“用字法”。由于地域的隔阂、不同的发音，以至于人们对同一种事物出现不同的称呼。当这两个字用来表示同样的物体，含义也一样时，便会有相同的部首。例如：“老”与“考”同源，本义都是指长者；“空”与“窍”二字都是孔的意思。这类字不仅有相同的部首及解析，在读音上也有音转关系。

假借：本无其字，依声托事

假借是指本来没有这个字，后来为了表达的需要，在不另造新字之情况下，借用旧字来充当新义。这也是一种“用字法”。比如：“令”本义表命令，后来指县令；《诗经·七月》中的“七月食瓜，八月断壶”，借“壶”为“瓠”。

中国文字博物馆。共入藏文物四千余件，涉及甲骨文、金文、简牍和帛书、汉字发展史、汉字书法史、少数民族文字、世界文字等多个方面。

2010年，联合国新闻部宣布启动联合国语文日，旨在庆祝多种语言和文化多样性，并促进六种正式语文在联合国的平等使用。其中，中文日被定在谷雨，以纪念仓颉造字。汉字，这古老的文字，记录着不曾断流的中华文明，也见证着新的历史。

谢选骏指出：上文显然是一种伪史，因为它因果倒置，违反了历史真相——“六书就是汉字宗教的构成仪式”。

【05、“中国本部”就是“汉地”】

佚名网文《中国本土》报道：

中国本土是西方世界对由汉族人口大量聚居、汉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中国核心地带的称呼。

范围与中国最近的汉人朝代也就是明朝的疆域大体一致，属于汉人聚居区，即两京十三省（亦称关内十八省、内地十八省等）大体一致。此区域包括辽东都司，也就是当代东北的辽宁地区。

中国本土外文名China native，对等词汇China Proper最早出现时间1827年，字面意思严格，本质，纯粹的中国范围。

词语释义

中国本土又称为“中国部”，英文的对应词同为“China Proper”，但中英文概念的来历都有待考证。有人说旧指内地十八行省（即晚明汉人统治区中的两京十三省），清朝将领土分为内地十八行省和外围的东北、蒙古、新疆、西藏五部分。在清朝末年，内地十八省被一些中国人称为“中国本部”，意指历史上中国的心脏地带，或相对于不断变动的中国外围之边疆地区（包含亚洲内陆地带与其它地方）。该名称的出现，具有政治意味——辛亥革命之前的革命党人亦以中国本部的十八省作为其“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范围。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汉族居住地域也在发生变化，由于清朝末年汉族人口大量移民东北，东北也被看作也看作中国本部的一部分，如《中共二大决议》中的中国本部就包括东三省。而随着中华民国的建立和全国的统一，对汉人的居住范围的限制逐渐取消，汉族的居住地域扩大，以及政治家的同化民族统一全国的需要，中国本土的概念被较少提及。

称呼起源

“中国本部”与英文“China Proper”是对等词汇，但两者的关系，尤其是“中国本部”是否是由“China Proper”翻译而来，仍待进一步考证。但英文概念及名词“China Proper”最初使用的时间，难予考证。根据美国的中国专家何汉理的研究，该词早于1827年即有使用。但英国人威廉·温特博特姆在1795年介绍清帝国统治下之中国的书中，已经提出了“China Proper”的概念。温特博特姆将明朝之十五行省的疆域归入中国本部概念（China Proper）作介绍。

英文“China Proper”的字面意思，是“严格、纯粹、本质、自身意义上的中国”。有人认为，“中国本部”的概念，并不一定来自英文的“China Proper”，而是直接来自“一十八行省”。内地十八省指清朝将原明朝汉人统治区中的十五个承宣布政使司中的湖广分为湖北、湖南，南直隶（先改名为江南省）分为江苏、安徽，从陕西中分出甘肃，所设置的18个省份。

也有人将“China Proper”翻译为“中国本土”。这种称呼容易跟殖民时代的英国及法国的“本国”或“本土”概念类同；然而清朝的领土扩张与英法的殖民领地扩张有诸多不同之处，中国的新领土也未被简单视作中国本部在外族地方的殖民地。同时，也有人将“中国本土”一词按照字面意思，理解为中国本身的领土，即“中国疆域”，而与“China Proper”的本来意指形成较大偏差。

中国观点

清朝"一十八行省"作为满洲中央集权统治汉族地方的政治架构，是已经存在的。清末与民初，革命党人与共产党人也都接受并使用“中国本部”这个概念，见诸邹容的《革命军》第四章“革命必剖清人种”，孙文的《实业计划》，中国共产党二大达成的大会宣言与“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柏杨的《中国人史纲》第一章“历史舞台”，以及许倬云等人的文章。

后来，由于中华民族概念范围的扩大，中华民国及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中国本部”一词受到抵制。1950年代，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四讲明代中，指责“中国本部”是“外族有意混淆是非造出来做侵略的口实”。现代，英文的用法已相当有限，主要用于历史或地理研究；而中文已绝少使用，不为多数当代中国人所熟悉。

最新发展是什么？

中国广核集团最新的声明表示，台山核电厂1、2号机组投产以来都安全稳定运行，各项运行指标均满足核安全法规和电厂技术规范要求，核安全和环境安全有保障。

但其声明同时承认，1号机组运行过程中出现“少量燃料破损”，但称这破损是在规范允许范围，机组可以稳定运行，但集团考虑到1号机组使用全球首推的欧洲压水堆（European Pressurized Reactor，EPR）技术，刚投入运行不久，决定以“安全第一”的保守决策，决定把1号机组停机检修，查找燃料破损原因，更换破损燃料。

声明说：“结合电网开工建设粤西开关站施工线路避让需求，我们选择这一时机停堆检修。目前，机组正在按照运行规程后撤至停堆状态，反应堆安全可控。后续按照相关规程操作。 ”

2018年1月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访华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一同为台山核电站揭牌，象征全球首个EPR反应堆上线。

EPR安全性受质疑

台山是全球首个启用ERP反应堆的核电站，另外三座正在或将会采用该技术的有法国弗拉芒维尔（Flamanville）三号机组、芬兰奥尔基洛托（Olkiluoto）核电厂三号机组和中广核参与投资的英国欣克利角C（Hinkley Point C）核电站。

ERP技术由法马通于1990年代中期开始设计，每台机组预计使用寿命为60年。厂方称其优点为采用了先进的安全与能效技术，产生废料比传统反应堆为少。

EDF与中广核除了台山核电站外，也合作运营中国首个大型核电站——广东惠州大亚湾核电站。

法马通曾是Areva旗下企业，2009年被转售给EDF。2015年Areva部件被法国监管部门揭发有质量问题，使中、法、芬兰三处核电站建设陷入停顿。

中国台山核电站不久恢复建设，但直到台山机组投产为止，弗拉芒维尔与奥尔基洛托机组工程仍受工程延误与建设费用持续超支影响。

行业刊物《能源技术》曾引述英国伦敦格林尼治大学教授史蒂夫·托马斯（Prof Steve Thomas）说，ERP技术本来要节省空间与建设难度，结果却变成很难修建。

法新社形容，台山今次事故进一步打击了外界对法马通ERP设计的信心，而ERP近年的潜在客户也在减少，使其前途成疑。

谢选骏指出：又是一个法国援建的项目出事了！法国人就是不行。法国援建的武汉病毒研究所实验室，制造了横扫全球的武汉病毒瘟疫，迄今未有稍息的姿态……法国援建的台山核电站，又出了灾难性质的核泄露。法国是西方国家中最早承认中共的，半個世紀過去，现在又开始推动中共走向末日事件了。

《中国台山核电站出现“放射性威胁”：我们目前所知多少》（2021年6月15日 BBC）报道：

台山核电站经过近10年建设与测试，于2018年投产。

来自各方的信息显示，中国与法国专家正在号称世界上单机容量最大的广东台山核电站应对一起事故。但法国合资方和中国核电站运营方的说法并不完全一致。

法国电力集团（électricité de France, EDF）证实，台山核电站稀有气体浓度增加，目前怀疑是燃料棒出问题。此前，美国媒体称，法电旗下核能产品供应商法马通（Framatome）警告台山核电站面临“迫在眉睫的放射性威胁”，并于大约一周前就此向美国能源部求助。

然而，中国广核集团台山核电合营公司称，“连续监测环境数据显示，台山核电站及周边环境指标正常”，网络社交媒体新浪微博上则已出现热门帖文指控西方媒体“造谣”、“炒作”。中国外交部星期二（6月15日）也称，核电站未见异常。

核电分析人士对BBC中文指出，燃料棒裂缝渗漏是行内常见情况。工程人员需就此制定应对措施，直到下一次更换燃料棒时，方可把渗漏的燃料棒一并换掉。

监管全球核事务的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称：“在此阶段，本机构认为没有迹象显示有核事故发生。”

路透社引述IAEA称，该机构就此事与中方官员保持联系。

台山核电站与法国合资方都怎么说？

专家称稀有气体浓度增加意味着燃料棒渗漏。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最先在星期天（13日）报道，参与设计台山核电站两台发电机组的法马通一周前致函美国能源部报告，台山核电站面临“迫在眉睫的放射性威胁”，并称中国监管当局主动提升了室外核辐射量可接受下限，以避免让核电厂停运。

不过，报道也指出，美方认为事态目前未到达“危机水平”。

中广核台山核电合营公司随后发表声明称：“自投入商运以来，台山核电站严格按照运行执照文件、技术程序控制机组运行，两台机组各项运行指标均满足核安全法规和电厂技术规范要求。”

“目前，连续监测环境数据显示，台山核电站及周边环境指标正常。”

台山核电合营公司星期一（14日）在微信上发文，称留守台山核电基地的员工在端午节享用了粽子餐，又有员工与家属从宿舍楼前的芒果树采摘芒果食用，似乎有意说明园区内没有发生核污染事件。

EDF星期一在发予BBC中文的声明中称，台山核电站一号反应堆一回路（primary circuit）内的“某些稀有气体”（certain noble gases）浓度增加，而这种情况是“已知现象，经过研究，并在反应堆运营程序中予以反映”。

EDF与中广核除了台山核电站外，也合作运营中国首个大型核电站——广东惠州大亚湾核电站。

EDF称已要求台山核电站合营公司召开特别董事会，并提供一切相关数据予董事查阅。

稀有气体也称惰性气体或高贵气体，是指七种在常温常压下不会发生化学反应的气体状元素，在元素周期表上被归类为“0组”，计有氦（He）、氖（Ne）、氩（Ar）、氪（Kr）、氙（Xe）、氡（Rn）和气奥（Og）。其中，氪和氙具有放射性。

巴黎时间星期一下午，EDF再召开新闻发布会，证实台山一号核反应堆内发现的稀有气体是氪和氙，而其积聚似乎与部分燃料棒出问题有关，但气体积聚水平低于中方允许上限。中国厂方已在许可限度内排放部分气体。

EDF一位发言人称：“我们并非发生了堆芯溶解事故，我们不是在谈污染，我们在谈的是在操控下排放。”

经过一天端午节假期之后，中国外交部星期二首次回应媒体记者的有关提问。发言人赵立坚说：“台山核电站的有关状况满足技术规格书的要求，核电站周边辐射环境水平未见异常，安全是有保障的。”

赵立坚还称，中国高度重视核安全，建立了接轨国际、符合国情的核安全监管体系。中国国家核安全局也与相关核能国家、核安全监管机构密切合作，并在IAEA、1994年《核安全公约》等多边机制下开展沟通交流。

香港澳门未检测到超标辐射

香港核学会主席陆炳林博士接受BBC中文采访时估计，具体情况可能是机组内有燃料组件渗漏，使回路内稀有气体增加。

香港能源策略顾问公司The Lantau Group经理余德伟（David Fishman）也有类似看法。他对BBC中文记者指出，透过监测回路内氙水平有否偏高，来得知燃料棒有否出现渗漏，是世界核能行业常见做法。

余德伟说：“一般要是检测出燃料棒渗漏，现场工程师有责任在可行情况下，以适当策略维持机组运营，直到下一次更换燃料时，他们才能一并移除受损的燃料棒。”

2011年3月11日东日本大地震与海啸发生后，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爆炸。同年11月，运营该电站的东京电力公司称在事发机组内发现氙元素Xe133和Xe135，说明机组内部可能发生过或正在发生核裂变，于是向机组注入硼酸水，防止核裂变。

陆炳林博士向BBC中文记者解释一回路内气体的标准处理程序：“一回路的气会被抽出放入储存缸，等到辐射浓度减低，再加以稀释和过滤，直到辐射剂量低于安全标准，然后才释放到大气，所以不应构成环境污染。”“所以台山核电站周边环境正常，香港也测不到任何辐射水平增加的异象。直至现在，上述情况也未曾达到零级事故，所以不应有任何严重风险。”

所谓“零级事故”，是IAEA与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核能署（NEA, OECD）共同制定的“国际核事件分级表”八级分类中最低一级，意指“在安全上没有重要意义的偏差现象”。

靠近台山核电站的香港与澳门均有实时测量每小时大气中伽马射线辐射剂量。香港天文台以微希沃特（microsievert, μSv，微希）为单位，星期一全日剂量维持在0.14微希沃特或以下；澳门地球物理暨气象局以微戈瑞（microgray, μGy，微格雷）为单位，星期一全日剂量维持在0.15微戈瑞左右。

实际上，1微希相等于1微戈瑞。每小时低于0.3微希或0.35微戈瑞，是港澳两地各自规定的正常水平。IAEA指出，人体每年在自然环境下吸收的核辐射为2.4毫希沃特（millisievert, mSv，毫希），即每年2400微希，或每日6.58微希，或每小时0.27微希。

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Radiological Protection, ICRP）建议，普罗大众每年应接触的非自然放射物水平应维持在1毫希，约相当于搭乘飞机来回香港与伦敦40次。

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回应BBC中文记者有关台山核电站疑似事故的查询时称，香港与广东省核应急委员会办公室“有紧密的合作和沟通，并已就广东省内核电站订立相关的通报机制”，“根据天文台的辐射监测结果，香港的环境辐射水平在过去一年一直维持正常”。

澳门也与广东省建立了类似的通报机制。BBC中文记者曾就最新一次疑似事件向澳门特区新闻局查询，并未得到答复。澳门警察总局则在星期二清晨发稿，称已透过机制向粤方了解，并得悉台山核电厂方面之声明。

至于法马通为何要就台山核电站疑似事故与美国能源部联系，余德伟推测，这有可能因为中广核在美国“实体清单”榜上有名，而法马通需要应用来自美国的技术、数据甚至是文献，帮助中广核解决台山核电站的麻烦。

2019年8月，美国商务部终裁将四家中广核关联企业列入“实体清单”，理由是有关企业涉嫌意图取得美方先进核技术，并应用于中国军事用途之上。余德伟对BBC中文记者说：“这意味着核能企业不能向它们转移技术，不能转移信息、数据，任何来自美国核电行业的东西都不能转移给中广核，除非取得专门豁免。”

“而其中一项写到法律里头的豁免理由就是为了维护运营安全。”

路透社引述法马通称，该公司正“支援在核电站解决困局的努力”。

2018年1月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访华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一同为台山核电站揭牌，象征全球首个EPR反应堆上线。

EDF与中广核集团于2008年以EDF持股30%，中广核持股70%比例，成立台山核电合资有限责任公司，在广东省台山市赤溪镇建设并运行两座第三代欧洲压水堆（European Pressurized Reactor, EPR）机组。

两座机组单机容量175万千瓦，是全球目前单机容量最大的核电机组，同时是中法两国能源领域的最大合作项目。

其中，一号机组于2009年10月动工兴建，是全球首个EPR核反应堆。

2015年，法国核安全部门点名法企Areva制造的核电站压力容器材质有瑕疵，而台山核电站也采用了该款容器，结果工程延误。同年，中国网易新闻曾发文批评台山核电站建设过程“安全全靠外国合作方催”。这篇文章后来遭到屏蔽，中国国家核安全局则称会加强监管。12月，中广核宣布推迟台山电厂投产至2017年。

2017年12月，香港媒体曝光台山电厂一号机组有组件在测试期间破裂。2018年12月13日，一号机组正式建成投产；2018年1月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访华的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一同为台山核电站揭牌；2019年9月7日，二号机组建成投产。

中国舆论曾质疑政府核能部门对台山核电站工程监管不足。

BBC中文记者比对中广核台山核电合营公司官网、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新闻公报与澳门特区新闻局新闻稿，台山核电站在2019年8月首次发生运行事件，至今已发生事件共有七次，全部被界定为0级事故。最近两次发生事件为2021年2月21日与4月5日。

中国生态环境部官方网站上刊登中国放射防护领域专家郑钧正教授2011年评论福岛核事故的一篇文章称，“国际核事件分级表”中第3级或以下事故“不宜渲染成于事无补的核事故”。

不过，2019年8月20日首次事故——与通风系统有关——与2020年1月6日一起配电盘故障，在事发九天后方向港澳通报。其余事故从事发到通报相隔一至两天。

台山核电站位处广东省西侧，与省会广州相隔约142公里；距离澳门约70公里；距离香港约135公里。2015年底中广核宣布推迟投产之后，引起香港环保团体质疑其安全性，澳门特区政府专程邀请台山核电站代表等到澳门演讲，台山核电合营公司总经理郭利民保证，台山的核电站设计“最保守、最安全、最稳健”。

2017年强台风“天鸽”与2018年超强台风“山竹”给香港、澳门造成严重破坏之后趋向广东省西部，中广核随后称台山核电厂“安然无恙”。深圳与广州等广东城市对电力需求庞大。

EPR反应堆

ERP技术由法马通于1990年代中期开始设计，每台机组预计使用寿命为60年。厂方称其优点为采用了先进的安全与能效技术，产生废料比传统反应堆为少。

法马通曾是Areva旗下企业，2009年被转售给EDF。2015年Areva部件被法国监管部门揭发有质量问题，使中、法、芬兰三处核电站建设陷入停顿。中国台山核电站不久恢复建设，但直到台山机组投产为止，弗拉芒维尔与奥尔基洛托机组工程仍受工程延误与建设费用持续超支影响。

行业刊物《能源技术》曾引述英国伦敦格林尼治大学教授史蒂夫．托马斯（Prof Steve Thomas）说，ERP技术本来要节省空间与建设难度，结果却变成很难修建。ERP近年的潜在客户也在减少，使其前途成疑。

中国核能现状

中国仍把"安全有序发展核电"列为能源发展战略之一。

中国近年曾出现一些反对核电站建设的群体性事件，较近期的有2016年江苏连云港反核示威。但这无阻核电行业在中国持续扩张。

据中国核能行业协会今年4月发表的《中国核能发展报告2021》，截至2020年12月底，中国大陆地区商运核电机组共48台，总装机容量4988万千瓦，仅次于美国、法国，位列全球第三。全国在建核电机组17台。

2020年，中国核能发电量为3662.43亿千瓦时，较2019年增长5.02%，约占全国累计发电量4.94%。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2020年12月发表《新时代的中国能源发展》白皮书，当中虽然提出多项新能源发展指标，但仍把“安全有序发展核电”列为能源战略之一。

谢选骏指出：法国虽然是个民主国家，但和中国一样都是中央集权的，因此官僚主义严重，欺上瞒下盛行——有关这一点，只要看看法国人自己拍的电影就知道一二了。法国的优点在于，它还能拍的出这样自省反思的作品，不至於像伏尔泰那个时代，把作者关入大牢。而共产党中国呢？还处在十八世纪的法国的“禁止出版”的思想牢狱之中。

【14、非洲也在经历“新的长征”——“一带一路＋武汉瘟疫”】

《加纳渔业：中国远洋渔船上的虐待、腐败和死亡事件》（2023年1月6日布莱特·蔡·奎库（Bright Tsai Kweku）BBC）报道：

非洲西部大西洋海域一向是世界数一数二渔获丰富的海域，但工业化运作的拖网捕捞渔船彻底搜挖了海床，正导致区内渔业资源快速枯竭；加纳共和国（Republic of Ghana ）外海的滥捕或虐待渔工的行为越来越严重，不透明的渔船产权及地方官员贿赂腐败导致许多人权问题。

2019年7月，一名加纳渔业观察员在中国籍远洋渔船“孟鑫15号”上失踪，至今下落不明，家属至今仍要求真相水落石出。针对中国远洋渔船在当地的行为，中国大使馆回覆BBC询问称中国“负责任地与全球伙伴致力于打击滥捕及相关非法行为”，加纳政府没有回应BBC多项置评的请求。

BBC中文试图联络位于中国大连的孟鑫远洋渔业公司，但该公司公开的电话目前无法拨通。

以下是BBC新闻网记者乔治·赖特（George Wright）及托马斯·奈迪（Thomas Naadi）来自伦敦及加纳的的调查报导。

说到中国渔船在加纳（ Ghana，又称迦纳）的虐待和腐败行为，布莱特·蔡·奎库（Bright Tsai Kweku）称他目睹了正在发生的一切。

他说亲眼见到中国船员像对待“奴隶”一样使唤当地渔工：“他们毒打船上工人，向他们吐口水，还踢他们。”

他又告诉BBC说：“我以前也经历过同样的情况。”

当年，奎库在船上的工作是负责管理设备和打理船员事务的工作。他告诉记者，称自己曾被迫连续三天不睡觉地工作，还被扣留食物并被迫喝污脏的水。

他说自己一些渔工朋友的遭遇甚至更糟：“有一个同事在一艘中国远洋渔船上患了霍乱，但中国船员拒绝将他带回岸上治疗。他没能活着回来。”

奎库称目击另一位同事在船上失火时被严重烧伤，而另一位同事被船上螺旋桨卷入。他说两人都没有活下来，家属也没有获得适当赔偿。

这些都是据称与在加纳海域作业的中国渔船有关的广泛虐待和怠慢（ignorance）的几个例子。

总部位于英国的“环境正义基金会”表示，相当一部分在加纳的中国拖网渔船从事非法活动。

根据总部位于英国的“环境正义基金会 ”（EJF），中国渔业公司在加纳运营的大型拖网渔船中至少占了九成。

该基金会强调，这其实违反了加纳有关“悬挂当地国旗捕鱼船只”所有权的法规。 EJF并指控这些船只中有很大一部分在当地从事非法渔业活动。

他们公布的最近一份报告调查了中国远洋捕鱼（DWF）船队在加纳的非法、未报告和不受管制的捕鱼行动以及侵犯人权行为。该基金会说，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远洋船队，但其所有权和运营控制复杂且不透明。

这份报告采访了36名船员，他们全部称被迫每天工作超过14小时，而且食物供应不足。相关调查发现如下：

94%的人没有得到足够的药物，并目睹辱骂情形

86%的人告知生活条件不佳

81%的人目睹过肢体虐待

75%的人曾在海上受过重伤。

中国大使馆在回应BBC时称，“在渔业上，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

“我们一直与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合作，打击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的捕鱼活动，并在有效打击非法捕鱼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中国大使馆新闻办公室回覆BBC称。

严重事故

8个月前，一艘中国船只在加纳海域发生了最严重的灾难之一。

2022年5月6日，名为“MV Comforter 2号” 的渔船在暴风雨中沉没。

有14名船员获救，但仍有11人失踪，推测已经死亡，其中包括渔业观察员，而中国籍船长的尸体被发现。

迈克尔尚未从“MV Comforter 2”号渔船的这场灾难中恢复过来。

其中一位要求匿名的幸存者回忆起那天发生的恐怖意外，他的化名为“迈克尔”。

迈克尔告诉BBC，当时尽管暴风雨越来越严重，但中国船员告诉渔工们还是尽量多捞一些鱼，不管船上当时已经捕获了大量鱼。船只最后失控了，在承受不了渔获重量后，在狂风巨浪的海上翻覆。

迈克尔和其他九人设法抓住了一个漂浮的油桶将近24小时，直到一名渔民发现了他们。“那是一个可怕的夜晚......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否会获救，”他告诉记者。

迈克尔还没有从这场灾难中恢复过来。他说，营运这艘船的加纳公司“Boatacom”（博阿塔康）没有给他任何赔偿：“我很愤怒。公司一直在找借口。有时我觉得全身都痛。我需要看病，但我没有钱，”迈克尔说。

博阿塔康公司总经理安普拉顿（ Kojo Ampratwum）告诉BBC，该公司已将事故报告提交给了保险公司，正在等待回复。

事实上，追踪“ MV Comforter 2号”的产权，或调查出在加纳运营的其他船只的所有权是非常复杂的一件事。

通常情况下，外资拥有的渔业拖网渔船如果悬挂加纳国旗是不合法的。但是，一些中国公司通过加纳公司当幌子以规避这条法律。

失踪的观察员

“环境正义基金会 ”称，经调查后发现，来自中国大连的“孟鑫远洋渔业公司”是 “MV Comforter 2”号的最终所有权拥有者。该船只是孟鑫船队的一员。

伊曼纽尔·埃辛于2019年在海上失踪。

孟鑫船队还与近期加纳海域最声名狼藉的案件之一——加纳渔业观察员艾曼纽·埃辛（Emmanuel Essien）失踪案有关。

自2018年以来，加纳在所有悬挂加纳国旗的渔业拖网渔船上，都指派了“渔业观察员”。他们的工作是搜集有关捕鱼活动的数据，并通报政府在海上发生的非法行为。

埃辛赢得了专业而且透明的观察家名声，但这也给他带来了一些麻烦。他的兄长詹姆斯·埃辛（James Essien）告诉BBC，前几年艾曼纽与一名阻止他拍摄船员在海上非法丢弃渔获的中国船员发生争执。

2019年6月24日，艾曼纽向加纳渔业委员会提交了他的最后一份报告。在报告中（BBC取得一份副本），他概述了非法捕鱼活动并表示：“我恳请警方进一步调查。”

7月5日，艾曼纽在“孟鑫15号”渔船上失踪。

詹姆斯称，他的哥哥在其他船员回到卧舱睡觉前曾共进晚餐，但第二天早上就失踪了。

三年多过去了，家人仍然没有答案。但加纳警方调查发现“没有暴力迹像或任何犯罪迹象”。

“我希望真相水落石出，”詹姆斯流着泪告诉BBC。

BBC无法联系到孟鑫远洋渔业公司置评。

詹姆斯·埃辛想知道他弟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埃辛的失踪是让加纳渔业观察员产生寒蝉效应的众多因素之一。

接受BBC采访的加纳观察员解释了恐惧、腐败和怠慢的文化如何让他们接受了贿赂，以掩盖中国船只非法捕鱼和虐待渔工的证据。一位要求化名为丹尼尔（Daniel）的观察员说：“我们的大多数同事都在收钱。”丹尼尔强调，“他们被贿赂，从中国人那里拿钱，然后向政府提交不真实的报告”。

此外，所有接受采访的观察员都表示工资很低，还通常要5个月才能拿到工资。这意味着从中国和加纳籍船员经理那里拿回扣，是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做的事。另一位化名为塞缪尔（Samuel）的观察员说：“若你拒绝接受贿赂，你就会饿着肚子回家。”

“大多数观察员确实收受贿赂。这就是我们为照顾家人所做的。”他补充。

此外，还有些很多人害怕报告真相。

“有时他们所做的就是把观察者扔进水里——以前发生过……因为害怕，我们通常不会说出去。”塞缪尔表示。

加纳渔民称他们无法与中国拖网渔船竞争。

另一位已经离开加纳的前观察员告诉BBC，他曾在举报海上非法行为后被传唤到渔业和水产养殖发展部一名高级官员的办公室。他告诉记者，该官员要求他出示证据，然后将其从手机中删除。但他将证据备份在笔记本电脑上，并威胁要将其发布到社交媒体上。

他称自己因此开始遭受到威胁。

他回忆，有一次因为紧张，以至于不愿在自己家里睡觉，因为人们知道他住在哪里，他担心受到攻击，或者有更糟的情况发生。

有一天，当他在首都阿克拉（Accra）东部的一座城市特马（Tema）的渔港附近骑自行车时，他称一名加纳官员发现了他，并试图用他的车撞他。

“他在渔港想开车撞我。我当时看到他了，所以跳到排水沟里……这家伙疯了！”他告诉记者。

在收到死亡威胁后，他最终决定离开这个行业：“我的生活变得很痛苦。因为当我去港口时，每个人都在看着我。我找不到任何工作可做。我变得像个陌生人存在，好像我是个坏人。一切都太难了。”

现在，当他回到加纳时会避开港口。

“人们试图威胁我。这些人是玩真的，”他说。

EJF表示，中国拥有的拖网船队带来的问题在加纳尤为严重。

EJF创始人兼负责人特伦特（Steve Trent）告诉BBC，拖网船队的中国所有权高度集中是整个西非的一个问题，他指责这些公司经常藐视法律。

他又说，在加纳这个问题“特别严重”。

特伦特解释说：“这些中国船东通常让一名中国船长掌管船只，并指挥加纳船员。正是这些中国船长造成了这种虐待行为。”

特伦特将滥用职权归咎于寻求“最大利润和最小成本”的业主。

他强调，EJF调查发现了“几乎涉及每个级别的系统性腐败，包括负责执行法规的加纳渔业官员、警察和海军官员”。

虽然加纳在打击非法捕鱼方面有了一些进展，但特伦特认为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他强调，“我们需要看到，集中在中国人手中的非法外资所有权的漏洞和欺诈行为都必须被消除。”

海上的虐待、失踪和低薪给加纳的许多人造成了损失。

加纳政府没有回应BBC多项置评的请求。

奎库先生则希望加纳政府允许渔民成立工会，并希望建立一个系统，让人们在被派往海上工作之前就有合同。

虐待、失踪和低工资已经对他和其他许多人的精神健康造成了持久伤害。

“我们在海上失去了很多渔工，但对此却无能为力。”他又说：“还有两到三名观察员失踪了……我们都害怕出海，但在陆地上没有工作，所以你必须强迫自己去。”

谢选骏指出：“加纳渔业在中国远洋渔船上经受的虐待、腐败和死亡事件”，说明“非洲也在经历一场‘新的长征’”！以前，共产党以前把这种残暴无比的新长征强加给全体中国人，现在它们又把这种暴行强加给非洲人。这种“强迫人们吃草根树皮、喝脏水马尿”的忆苦思甜，正在席卷世界——其可靠方式，就是“一带一路＋武汉瘟疫”。一带一路，帶出了個武汉瘟疫的絕路！

【15、佛经「古汉译」错译、增译、漏译的影响可能更大】

《佛经「古汉译」错译、增译、漏译、异译之音译与意译问题》报道：

本章以崭新的思考方式、方向与证据，打破近三千年来佛经的神话（研究与研读的窠臼）及梵文「古汉译」错译、增译、漏译、异译之音译与意译问题。

于今若仍坚持「五不翻」，是「五不知」的借口，甚为不智。有谓「古来五种不翻（译），一.名『多含』不翻，如婆伽梵含六义等。二.『秘密』不翻，如神咒等。三.『庄重』不翻，如般若等。四.『顺古』不翻，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等。五.『此方所无』不翻，如阎浮提等」。

由此可见，古来即有人提出佛经汉译上的如上述五种瑕疵问题，且也于佛历612年，西元68年，后汉明帝永平11年，竺法兰译「佛本行经」五卷，创汉译佛经之始后，即有后人对同一佛经之同一或不同版本重新翻译，如鸠摩罗什、法显、唐玄奘等。故，何来「古来五不翻」，也由此显见，提出「古来五不翻」一文之伟大创造者，其对中国「古来」的佛经汉译史与演变之无知而已。

依其理由显示，其所谓「五不翻」之「翻」，系意指「意译」，亦即，上述五种情况之梵字，只能「音译」，不可「意译」。故，以此「古来五不翻」一词，暗示古汉译佛经中，有令丈二和尚七荤八素、颠倒众生的无数「音译」异译字词，乃属「理所当然」之意。甚且，意指弘法者不知其「音译」、「意译」之字义，或诵读佛经者不知其「音译」、「意译」之字义，只糊里糊涂地，依照「音译」字词诵读，亦即「念笨佛」（傻呼呼地拈香随拜），也属「理所当然」之事。此也可谓为典型的「中国式佛教」之悲哀，此又是孰令致之，弘法者也，因弘法大师本身就如此无知也。

但不知由何人，于何时、何地，对要求重新翻译佛经之建议，或对古汉译佛经各种瑕疵问题之批判，提出上述似是而非的答复或结论，但时至今日若仍坚持此「五不知」之见，实令有识之士不敢苟同，且浩叹其无知与不负责任。

今愿以如下述之关键字为依据与证据，试对此古来「五不翻」之理由，重新加以检讨。试问何字仅只一个含义？而今之佛教咒语，也不外乎系藏文或梵文，就藏人与梵人而言，有属老少妇孺日常用语，并非密语密码，为何藏人或梵人可用可知，而华人不可用不可知其意义，不知其义，则如何或为何知其神秘？

且佛经字字为庄严神秘佛法真言，则无字可翻可译可注可释，不（可）翻译又如何注释，不（可）翻译，为何可注释，又不（可）翻译，为何可发行佛经辞典注释，古时未翻译、不翻译、错译、漏译、增译之原因，纯在于历数百年无数口述转述者之文化、学识与理解程度之差异，有意、无意的增删字词，及翻译者对梵、汉两种语文能力有所不逮，与古梵文之失传，又无梵汉辞典可查阅，所致的结果，当可谅解。

但绝非有任何理由不可翻译也，否则为何唐玄奘等古僧，可就同一佛经重新翻译，否则除用字之简繁、长短、多寡、内敛与外延之外，翻译与注释之差别与真义，其本质何异，又古来即有十数或数十种不同语文与用字版本，而「顺古」不翻，则应顺古今中外何国何版本之古，原因何在？若然，则必落入食古不化，尽信书不如无书，驼鸟与愚民心态之窠臼。

中国佛教徒常诵念的中文《金刚经Diamond Sutra》是没有佛陀「放光作怪」的智慧经典，就有八种版本，《心经》也有十一种中文版本。以中文《金刚经》为研究的法国青年博士班研究生孟承书先生就发现《金刚经》各版本中计有一百多处值得争议的地方，已于1999年博士论文通过公开之。如鸠摩罗什所翻四句偈：「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后来元魏时菩提流支所翻的，接着增加了；「彼如来妙体，即法身诸佛，法体不可见，彼识不能知。」；陈代时真谛所翻接增是：「由法应见佛，调御法为身，此法非识境，法如深难见。」

◎密咒若不可翻，行者必不能观想，必不得相应。

义净晚了玄奘三十一（另说四十二）年后，在印度那烂达寺院学密，回国翻译了不少密教经典，就有翻梵为汉的例子，义净是密教的专家，应无违犯情事。若不可翻，则阿阇梨也不可解释咒意，行者必不能观想，必不得相应，即至现代若仍坚持「五不翻」之说，实是未学、不知者之推辞。

贞观元（另说是三）年玄奘偷往西域时，为能安全渡过流沙河，即一心念诵《般若心经》。或言长安当时已是国际上之大都市，通梵语者比如今日懂英语者般众多，且多人主张应该进行语文改革，有废汉语独崇梵语之说，毕竟亦属少比例崇尚梵者之言而已。

藏王赤德松赞Khri-lde-sron-btsan时，鉴于前代所译佛经词语不确切、不统一，译文常失原义，且不够通顺。便集合印、藏诸大师厘定译语，定立翻译规则，并将旧译诸经重新翻译。其极接近梵文原文之「直译法」比汉译佛典之「意译法」强了许多，也有重译的情形，故中国佛典实有检讨的必要。

元朝鼎盛时期，元世祖发现西藏与汉地经教，音韵不同，疑其有异，便下令由政府出面在大都兴教寺，作了汉、藏大藏的对勘，历时两年余才完成，并发现了《安宅神咒经》、《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大佛顶首楞严经》等是中土编造的经典（见《中国密教史》第536页；楞严咒其实是大炽盛光如来佛顶陀罗尼诸尊会）。

即至清代，参与贡献雍正得位意见的三世章嘉活佛，更奉诏编缉了一套《御制满汉蒙西番合璧大藏全咒》，收集完整，加以正音，制作精美，今仍沿用中。

明末清初之续法法师曾着《（首）楞严咒疏》即已将朝暮课颂有关之咒语，作了解释。并经笔者改编语译本即本会印行之《唐译密咒注疏》一书。时至今日，美、日各国学者、僧众皆精通梵文、巴利文之际，不应再以「五不翻」作借口，更应迎头赶上才是。

又语文之神秘或真言与否，纯存乎一心，心诚彻悟则灵，故何者应翻与不翻之疑议，当不在于上述「五不翻」之理由，但极可能在于提出此「五不翻」理由者之特殊考量或神密之借口而已。更何况古今中外对同一佛经已有数十种翻译版本，数百种注疏或注释版本存在，可见上述「五不翻」之理由，诚属不通，恐是只想安于现状之憾，但愿有知过能改之大勇也。

由下述关键字之梵音、梵字，日、英、法、德四国佛经研究学者所翻译与汉文翻译字词之中英文意义，可见迄今数千年来，同一佛经，中外有数十种版本，表示自释迦牟尼佛灭度后数百年后，已历经数十数百代人转述与翻译。

故不论音译或意译，用字与内容等等各方面，同一梵文字词，在同一佛经或不同佛经中，都有数种或数十种不同的中外「音译字词」或「意译字义」，都各互有歧异，有的「音译」字词与梵字之字音相差甚多，有的「意译」字词被玄化，神化，或拟人化，有的平实理性，有增有减，有的与梵字之字义谬误相差千万里，易令人混淆不清。

即使也可怀疑日、英、法、德等四国佛经研究学者（另依华宇出版社日本学者水野弘元着《巴利文法》所言，为西元1820年英国驻尼泊尔外交官所发现），依其于下述「佛教、佛经、译经、佛学辞典之重要沿革简述」一节所述时间，亦即，1891年以后，于中亚（尼泊尔，于阗或龟兹）所取得之世界唯一仅存之梵文佛经，所出版之辞典梵文字义，也因古梵文已灭千年，而可能有错译或漏译之情形，但如下述

及「关键字」所列各字词之「汉译」字义，可见不同佛经或同一佛经前后或同一佛经不同人翻译之版本中，对同一梵文字词的「汉译」字义本身，即可发现数种或数十种的不同译文字义。

且由《汉译对照梵和大辞典》在每一字词之各「汉译」字词字义，列出其出典，对同一梵文字词所做之数种或数十种「汉译」字义本身，即自相矛盾，且相差千万里。

有些「梵英或英汉或汉英辞典」与「梵英或英汉佛经译文」之英译用字、字义及文义，也因各国人之间互相问道有无，因互相间之语文沟通不良，以致甚为离谱，真可谓数千年来文化混杂交流后，闯出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不同的天空。就以中文「加持」一词近年有人翻译为「adding and holding」完全与原意相差太多，就是一例。

《楞伽经The Lankavatara Sutra》连续三句偈强调：「智不得有无，而兴大悲心。」

有、无两字大师们却解释说：「正智契于如如之理，非有、非无，有何可得？若有可得，就不是正智。」无智兴悲是大希腊化的计谋。若达摩携来此经，只是要教中国人「不得无有智（慧），而（乱）兴大悲心。」是否翻译时倒置了，也有待考证。

又说，山河大地、星球宇宙是「唯识所现」，「唯」之一字应该是「探究、深究」，系我人脑识感收，才能知外境之一切，比较容易让人体会《唯识学》的说法。

杂密经典《尊那佛母曼陀罗仪轨》中出现有明蛇使者，法本赞曰：「明蛇使者大菩萨，天医内院显威灵，消灾除病救众生，弟子一心皈命礼！」我们知道希腊医术是世界鼻祖，医界的符号就是两条蛇缠绕的节杖，源自众神的信使墨丘利Mercury 所持有的双翼蛇杖，相信明蛇使者是源自希腊。（连现今大学的学士帽、服都是源自希腊。）

例如，Sattva一字，古汉译音译为[梵音]萨埵，而英、日、法、德等国学者，依梵字研究其字义为「有，存在（之人事物），实在（之人事物），本质，性质，性分，性格，existence，reality，principle，property，character，nature，personality」，而「古汉译」竟然在数十版本的佛经中，「意译」为「坚强的性格，精力，决心，勇气，善，精神，生气，生命，实物，实体，事物，有相，力，勇（健），喜（乐），刚决，猛健，情，（顺）境，事，心力，生物，动物，幽灵，恶魔，妖精，人，彼，他，众生，有情（者），眷属，黎庶，寮庶，含识」等三十九种全然风马牛不相关，且怪诞的「异译」字义。

Buddha[梵音]佛陀，浮图，浮屠，勃塔，母驮，没驮，佛：[梵]醒，开花，开悟，贤明，著名，被肯定，awake，blossom，penetrate，wise，famous，affirmated。

[汉译]觉，觉悟，解，聪慧，已成佛，学者，明人，觉者，如来 so-come，佛如来，世尊，正觉，right penetration，became Buddha，scholar，penetrator，Buddha，人间已圆满证悟佛教者，a Buddhist consummate penetrator in this secular world。

Bhagavan（男），Bhagavat（男），Bhagavati（女）[梵音]薄伽梵，婆伽婆，癹葛斡谛，婆哦縳帝：[梵]幸运，受惠，应崇拜，应尊敬，有神性的，尊严的，著名的，神圣的，尊者，lucky，favored，to be adored，to be respected，deifying，with godhood，respectful，serious，famous，sacred，reverer，Visnu or Krsna god（男神），Laksmi or Durga goddess（莲花女神）。

[汉译]（佛）世尊，有德，德成就，摠摄众德，出有，出有坏，如来，佛（陀），本经文中尤指释迦牟尼佛，a wolrdwide reverer，herein especially refer toSakyamuni（释迦牟尼佛），a Buddha。

又，如将梵字Tathagata，原「意义」为「如此做（进行、修行、奉行、遵行）（的人）」，或用于尊称如此做的人，亦即「（先）觉（悟）者或人格完成者」，意谓着要把心恢复到如其（能质）的本来，但「古汉译」郄简译为「如来、如去」，初期众生被「如来如去」，而不知所云。

Tathagata [梵音]多陀阿伽度，多陀阿伽驮，多他阿伽度，怛他哦多，怛萨阿竭，怛他揭多，多拖阿伽度，怛达阿竭，荅塔葛达，怛佗议多：[梵]如此做，在如此状态，如此性质或本性的，如此，do as it，under such situation，as such nature。

[汉译]如来（so-come），如去（so-gone），如来至真，得如者，得真如成如来者，佛，世尊，佛陀，如所从来的（觉悟者），（a penetrator）as came before，a Buddha。

Tatha：[梵]如此，如斯，如其，如是，实如条件，依类似的方法，也，一样地，as it。

[汉译]如，此如，如是，如实，亦，亦尔，似，as，same as，as it，as truth。

Agata，agate，agati：[梵]gata，gate，gati 之相反词。

Gata，Gate，Gati[梵音]噶得，噶德，揭谛、[梵]进行，去或来（到），发生，陷入，位于，时于，在…之中，包含于，依据，朝向，死亡，通过，经过，消失，失去，被剥夺，缺少，免于，没有，依…制造，扩大，扩张，扩散，到达，告知，报到，往来，沿着，顺着，依顺，屡，得到，progress，go or come，happen，sink，at，in，on，include，upto，according to，toward，death，pass，across，disappear，lose，deprived，deficient，lack，exempt，none，make upto，extend，enlarge，expand，reach，notice，appear，exchange，to and fro，along，compliance，frequent，acquire。

[汉译]行，已行，往，诣，咸诣，至，到，已到，入，涉，趣，住，在，住在，附在，处在，悉在，处，处于，居，游居，止，住止，于中，了，彻，通达，证，行动，步态，消失，扩散，扩大，范围，态度，前进，go，reach，into，involve，live，enclose，adhere，position at，stay，finish，penetrate，passage，access，prove，act，pace，disappear，expand，enlarge，scope，attitude，march，progress，go ahead。

又，如将梵字Arhat一字，原意为「有价值的人」，含有尊敬、敬礼、尊重、敬仰之意，以尊称「觉悟者」，翻译为「应受尊敬的Worthy of Honour」也很接近原意，但「古汉译」却译为「应，应供」，解释为「应该接受人天供养的」，做为佛陀十种名号之一。

Arhat[梵音]（阿）罗汉，阿罗诃：[梵]相当，值得，有价值的人，equivalent，worthful，valuable person。

[汉译]应，应供（指佛陀十名号之一），must，Must be supplied for，应尊。

诸如此类之「汉译」错译字词，依《汉译对照梵和大辞典》略计，约占本大辞典1600页，每页收录约80个字词，约十二万八千个梵文字词之半数以上，而就汉译之异译、错译字词而言，每一个梵文字词平均以五个字词计算，即为十二万八千个梵文字词乘以五的六十四万个字词的半数以上，若以每个汉译、异译、错译字词，平均在各种佛经中重复出现五次计算，则约有六十四万个汉译、异译、错译字词，乘以五的一百八十二万字之半数以上，需要重新翻译。

古汉译佛经存在如此可怕而庞大数量的汉译异译、增译、错译字词，难怪于研读佛经时，会令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令人七荤八素，众生颠倒。

又，如「五蕴或五荫或五阴或五众」的「色，受，想，行，识」，依《汉译对照梵和大辞典》，亦即，梵英、梵法、梵德辞典字义注解，「蕴或荫或阴或众」之字义为：

Skandha，Skandhaka[梵音]塞建陀，娑犍图：[梵]肩，茎，干，区分，部分，通

路，道，领域，（文章）节，量，集合（体），shoulder，stem，trunk,，division，part，portion，passage，road，path，way，kingdom，aspect，paragraph，section，volume，amount，unit，aggregate，integration。

[汉译]蕴，阴，荫，众，茎，身，灾，肩，智，藏，阴聚，臂头，conceive，conception，mass，stem，body，casualty，distress，shoulder，intelli-gence，intellecture，collection。

Pantchaskandha，Pancaskandha（ka），Skandhakapancaka：[汉译]五蕴，五荫，五阴，五众，五识[色rupa（form），受vedana（perception），想samdjna（consciousness），行karman or samskara（action），识vi（d）jnana（knowledge）]。

亦即，「五种知觉，sense，sensation」，则「色」应为「视觉」，「受、想、识」虽各有微差，但都属于一种「感觉或感官反应」，至少「受」之字义，绝对是「感受，感觉，知觉」，而「识」并非「意识」，而是「知识」，故以「色、受、想、行、识」称为五蕴，在逻辑上显然有瑕疵。

又此「蕴，荫，阴，众，识」，就梵字而言，系同一字，同义字，只是古汉译之异译而已，并无其他含义，但数千年来，中国之佛学家却依汉文异译分别说文解字，随心所意、牵强附会地解释一通，实属一绝。

又，鸠摩罗什将Avalokitesvara逐字译为「观世音」，变成「声音是用看、观察、观照的，而非听闻的」，也令人觉得奇怪。先避讳唐太宗李世民改为「观音」，也曾避讳贞观而改称「光世音」，唐玄奘将其改义译为「观自在」，是否历代口述转述或翻译上有意或无知，也有待考证。但若以禅定、实修、内视去观照脑部磁能的共振变化，便能察知脑中引起的声音，这时音是要用闭眼去观的。

若依梵文字义，则「观世音」应译为「观察的神」，此也可能系源自希腊神话的「千里眼Clairvoyance」或「顺风耳Clairaudience」。

又，依梵文性别，古佛像，及佛教、婆罗门教、耆那教、印度教有重男轻女之父权思想，致其神与菩萨都为男性而言，「勇猛丈夫观自在」、「观世音」为男性之各种多臂变化身，无非都想超越源自印度教主神湿婆或毗湿奴的各种变化，但不知何时起，成为女性，也有待考证。

古印度非常男性化的社会，是极其歧视乃至欺凌女性的社会，后来护持佛法的在家妇女，在盛行「般若」的南印度母权社会中变得很重要，于是有《胜鬘经》等女性成佛的经典陆续出现。而且初期大乘的女人成佛观，认为女人必须转为男身才能成佛。就连早期所译净土经典强调「国无女人」，表示西方极乐世界也不许有女性，直至魏唐两译法藏比丘之大誓愿文，已删除「国无女人」及「莲花化生」之愿。

后来，观音在中国化为女身应与当时广弘《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Avalo-kitesvara bodhisattva samantamukhaparivarta》后有关（另一说：指武则天计画作佛教女转轮圣王时代的佛教造像活动，将观音造成女相。唐代龙门石窟奉先寺大佛秀丽脸庞就是以武则天为蓝本刻划的；另或唐宪宗元和十二年，西元817年，金沙滩鱼篮观音示现以后，女性观音造形就流传至今），此种异于印度之现象，且与藏密观音纯属男性（度母才为女性）有别，却是古代证悟的女性争取女权证明。

现代比丘尼已开始质疑「八敬法」这种男女不平等条约，以及任何歧视女性的典籍内容，因为这些都违背佛法更高的正义，充满「男性沙文主义」是自古以来最不正常的现象，有人认为「八敬法」之后出，非佛陀所制。由此可见深具文化偏见、性别偏见的经典，尤其是后来「结集权」与「解释权」均掌握在印度男性僧侣中，千百年来的错误，也时至今日才敢质疑。伊斯兰教女信徒，则更早提出反「男性沙文主义」的认知。

又，有将此纯属古汉译之异译问题的「观世音」与「观自在」，分别解释为二个不同的菩萨，也是一绝。

Avalokita，Avalokite，Lok，Lokate，Rokate：[梵] 看，认可，注视，选择，认知，了解，眺望，注意，展望，检阅，探查，观测，省察，透视，考量，考虑，关心，see，approve，aware，choose，recognize，understand，observe，perspec- tive，prospect，parade，detect，inspect，survey，concern，consider。

[汉译]观，视，看，观察，观照，谛观，遍观，举目观见，见，顾（视），瞻仰，普遍观察，观达，观察照见，观见，一心观，照见，顾望，顾眄，瞻，观看，照，照见，所见，现见，观见，观照，瞻仰，所观察，view，see，observe。

Svara：[梵]音，声，噪音，声响，回音，音调，乐音，母音，sound，voice，noise，echo，pitch，music sound，vowel。

[汉译]音，声，言，语，音声，音词，音韵，发声，言音，sound，words，phonetic。

Isvara：[梵]能，有能力，所有者，支配者，主，王，侯，显官，富豪，夫，最高神，婆罗门（梵天）神，Siva神，can，able，with ability，possessor，owner，dir-ector，host，lord，king，count，earl，richman，husband，highest god，Brahman god，Siva god。

[汉译]王，自在，主宰，自在行，富，自在天，king，self-possession，god，rich。

Avalokitesvara：[梵音]阿唎耶婆卢羯帝烁钵啰耶，亚略巴鲁几爹督勒呀，阿缚卢枳伊湿伐罗，耶婆卢吉帝，廅楼亘：[梵]观测（关心，探查，监测，注意，了解）声音，[汉译]观自在，观世音（自在），观（世）音，光（世）音，self-possessedly observing。

Avalokitesvara bodhisattva：[梵]观测（关心、探查、了解）声音的追求开悟者，pene-tration seeker specializing in detecting（concerning）sound。

[汉译]圣观自在菩萨，专长观察透视自己与众生本性自在的菩萨，name of a saint bodhisattva（a Buddhist with right wisdom but not yet consum-mate penetration in this secular world）specializing in self-possessedly observing and penetrating his own and human being instinct。

又，依梵文「舍利」是指尸骨，应与佛陀涅盘火化后遗骨─「坚固子」不同，虽同称之，但不知由何人，于何时何地起，为了何种目的与原因，凡火化后大大小小的动物尸骨，花花绿绿之附有肉体原有或治疗药用金属之骨花，也通称为「舍利子」。

许多类似米粒的岩石结晶等天然物，也当成舍利子来卖。更甚者，将美国设厂在泰国，高科技产品氧化铝研磨球，倾倒在山区的作废品，也被宣称为「龙宫舍利」。

且专指，且号称有不可思议的神奇意义，而非如下述「关键字」梵文字义，单纯泛指人或动物（经火化后）的尸骨，不加分辨都当成舍利子大加膜拜，也是天下奇闻。

Sarira[梵音]舍利，设利罗：[梵]骨，身体，固体，（自）身，自己，bone，body，solid，self。

[汉译]身，色身，身色，躯，体，形，质，形质，像，形像，相，body，corpus，form，morphology，image。坚固子，solid。

Sariputra，Sariputta，Sarisuta：[梵音]舍利子，奢利弗，舍利弗，奢利（富）多罗，奢利补担罗：[梵]Sari（母）之子，son of Sari（name of mother）。

[汉译]身子，秋露子，鹙子，舍利子（阿罗汉，未来菩萨），name of a arhat，future bodhisattva（Buddhist with right wisdom but not yet consum-mate penetration in this secular world。

Sari[梵音]舍利：[梵]一种鸟，a kind of bird。

Sari：[梵]牝牛，cow。

Putra：[梵]儿子，二人的儿子，儿子与母，son，two sons，son and mother。

[汉译]子，男子，儿息，son。

又，如下述无量光明（阿弥陀婆）一词，古梵文原义亦指无量寿（阿弥陀俞斯）。

古译虽意译为「南无无量寿佛」，念来不如原音「南无阿弥陀佛」顺口，唱念起来不好听，而不流行。古埃及的神教与印度的婆罗门教都是以太阳为崇拜对象的，仔细研究起来阿弥陀佛与太阳是有关系的。又数千年来，古今中外，有人常以此暗喻如太阳之「借用」字（实在是太阳崇拜的净化，摄取太阳崇拜的思想。）有意无意地引伸为「阿弥陀佛」或其他类似菩萨或神名，只重视具有不可思议的拟人化、神（格）化或神话「光明体」或其「化身」或「放光」、「发光」，并且已忽视了实修实证所能激发脑中「无量光」的显现，忘记其重要教示我人都是太阳系的一分子。

最近竟被不肖之徒曲解利用，某人是某某佛的化身，有救渡众生的威神力，用来愚弄众生，骗财骗色，如此岂不令人浩叹「佛法无边」，而沦落至如此地步。

如喇嘛教徒每日「念念」不忘的四字（word）六音（syllable）咒：Om-mani-padme-hum嗡摩尼呸咩哄（庵乜尼必灭堪），意思是不要「忘」了开启心中的莲花，现出如意的宝珠，如今却变成只念六音的修持法而已。

古波斯的密特拉教，信奉万物创造者和万物之父的太阳神密特拉 Mitra，密特拉诞辰为冬至后的12月25日，举行宗教宴筵时，使用面包、酒，用血作洗礼等等。

该日也是罗马帝国时期为欢迎太阳神和庆祝农节的日子。基督教的起源和最初形成期中，就有了波斯、犹太、希腊、罗马等文化的影响，这些礼仪和节期后来明显地为基督教所吸收。

又「阿门」一语源于琐罗亚世德（祆─拜火）教 Zoroastian，意思是「是真实的」，不是基督教Christendon所独有，以及原是埃及地方神祇的阿蒙神（Amon）发音、来源或许与「阿弥陀」有关连。埃及的太阳有三个名字，早晨上升叫赫普里；中午叫拉Ra；晚上落下叫阿图姆Atoum。埃及人基于政治上的原因，把几个非常强大出名的神，组成威力无比的三一体，叫阿蒙Amon─拉Ra─普塔Ptah。Amon的发音又与台语「嗡」相同。

AmonRaPtah或（A）mitra念起来与Amitabha的发音又非常相似。

耶稣出生后曾经失踪了，传说耶稣十二岁至三十岁这段时间，是被东方来的三博士带去印度。的确另有一说，原来是到印度学了净土思想。或许基督教的希求「蒙主召见」与往生极乐之思想互有因果也说不定，耶稣十二门徒中之圣多玛传说也曾到印度，《多玛福音》于1945年在埃及被发现，一百四十条的耶稣随时讲出的语言，如实地记载在《多玛福音》里，其中说：「神之国就在你们之内，同时也在你们之外。你们知晓自己的同时，就成了人之子。这是告诉你们，认识你自己，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与「佛性内在」的思想是一致的。

关西大学的堀坚士教授将《圣经》与《佛传》仔细的比较，写了一本书《耶稣与净饭John王》结论说基督教是大乘佛教的一支。1958年法国学术调查团发现波斯帝国所流行的阿兰姆语，也是耶稣时代的日常用语，说不定耶稣曾透过阿兰姆语而接触过佛教。两者均试图对此两大宗教作一攀亲的连想。

而琐罗亚斯德教徒、摩尼教徒、景教徒、佛教徒、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徒在中亚地区，相互学习并杂居在一起，若说他们之间没有相互影响，将是不可思议的，宗教文化彼此受了邻近古文明的影响，更是值得研究的。草原上的印欧人小国、蒙古突厥族诸国，也发生甚多起几乎是忽然间改变了不同的信仰，人民如何适应？更令人好奇。就以古马其顿以及古罗马兵士马鬃式的头盔造型，是否影响成了喇嘛们法会时所戴的法帽？必竟是那么相同的呀！（大陆学者陈正祥考证甘肃皇城滩的裕固族人，可能是汉朝时从罗马帝国东来的逃兵，与游牧于河西走廊的小月支民族，通婚形成的。）

古代黑发棕黄皮肤的闪族人与蛇有甚深的神话关系，造成印度教主神毗湿奴的坐骑是阿难陀蛇（龙）王。后来造成密教金刚护法有甚多是以蛇王为璎珞缠臂等雕像，其渊源极深。更令人惊奇的是佛教护法神将韦陀天，原来在印度教里就是湿婆神的儿子，即知密教时期的经典已大量收编了印度神祇。

又，如将「阿弥陀佛」梵文Amitabha之「婆」（a）bha，原为梵文之汉文「音译」字，而并非一般人所认知之「圣者」、「觉悟者」或「佛陀」buddha之「佛」，且其梵文「意译」字义为「（放）光（明），太阳」，全字梵文意译为「无量光」，系「太阳光」之借用，但其是否会用肉眼见「放光」或是否为「光明体」，并不在像上。尤其印度教的主神毗湿奴的梵文原意是「日光遍照」也是太阳神的信仰。

而中国解释为「阿弥陀」这个「佛」，固然，此字于密教系指常寂光之一「色光」之名称，但也无关于其是否只重视大师人体「放光」而已，也是一绝。

又如「南无阿弥陀佛」原为向佛礼赞、发誓、发愿，意指「我谨此皈依无量光」的借用语，如今却成为日常见面的寒暄词或侥幸的代用词，此也是一绝。

由于中国古来习于简化字辞方便作诗，南无阿弥陀佛之梵音应该念如「拔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神咒」之开头Namah Amitabha（ya）Tathagata皈敬无量光明的如来，有时却简化到只用「弥陀」mita两字而已，教人不可思议。

Namah，Namas：[梵音]南无，捺谟，捺麻，那谟，那麻，纳谟：[梵]皈依，归依，归命，敬礼，虔诚崇拜，to adhere to，reverently adore。

Amitabha，Amitayus[梵音]阿弥陀佛，阿弥陀婆（耶），阿弥陀，弥陀，大弥陀：[梵]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光明，放大光明，unlimited longevity，unmeasurable high-light。

[汉译]无量光佛，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对光佛，焰王光佛，清净光佛，欢喜光佛，智慧光佛，不断光佛，难思光佛，无称光佛，超日月光佛，无量寿佛，法报化身Trikaya，甘露王Amrta，西天教主，西方接引，大慈大悲，本师和尚，法界藏身，常被用为佛教徒的寒暄词，（祝您）无量寿，无量光明，（wish you have）unlimited longevity and unmeasurable highlight，an ave of Buddh-ist usually used。

原始或南传佛教所不知或所无的佛，可能源自波斯或伊朗，为大乘泛神多神教pantheism之多神pantheon之一，住于西方净土Sukhavativyuha，被认为其净土为涅盘前之中途站，其化身为观音菩萨，故其三位一体像为观音在其左，大势至菩萨Mahasthamaprapta在其右，其他有Ksitigarbha与Nagarjuna成为五佛。来历不明。

也由于大乘新创阿弥陀佛信仰，不准女性直接上西天，而需比男性至少多一道关卡，需要多一张的「皈依证」签证。亦即，女性应先到东方或东天由药师佛施行「变性手术或手续」，使女性变为男性，才能到西方或西天极乐世界，「免费」享受在人间是属各种「苦因与恶业缘起」的，自寻烦恼的金银财宝、山珍海味、锦衣玉食、如云美女、霓裳歌舞等等荣华富贵，作为苦难的游牧民族们死后往生最大的理想。

Namah Amitabha[梵音]南无阿弥陀婆：谨此虔诚崇拜并皈依无量寿、无量光明，I hereby reverently adore and adhere to unlimited longevity and unmeasurable highlight。

在音译方面，如Avalokitesvara有这么多异译的音译，[梵音]阿唎耶婆卢羯帝烁钵啰耶、亚略巴鲁几爹督勒呀、阿缚卢枳伊湿伐罗、耶婆卢吉帝、廅楼亘。若不知这些音译字为「同义字」时，即再过百年后会闹出如意译之异译「观（世）音，光（世）音，观自在」为不同人物之笑话。

而中国所谓的《佛学大辞典》，并非《梵汉或汉梵辞典》，而是针对佛经古汉译文的「汉文注解或名词解释」，亦即《佛学汉汉辞典》而已，根本无异于历代依汉文译文说文解字，百家争鸣，牵强附会，自圆其说，或自作聪明画蛇添足，或瞎子摸象，各说各话。

但在欠缺认识佛教起源的历史背景，及其起源与时代背景之相互关系与影响的情况下，逻辑思想上，漏洞百出的「注疏」，对于研读与研究佛经之疑议，在解惑方面并无太大意义与助益，反且越描越黑，令人莫衷一是，更加混淆不清。尤其古大师们最喜欢卖弄他的博学，本来直接能看得懂的经文，被大师一注释，反而复杂不明白了。

尤其在无视、无识于该古汉译文，根本是错误的转述与译文，或该数个或数十个「音译」或「意译」字词，根本是同一个人、事、物的异译，还以不同人、事、物解释得津津有味，头头是道，口沬横飞，更是令人喷饭，而有瞎子摸象之憾。如在打佛七时教说要如何参「南无─Namah」之「无nothing」字为何意？！

又，人人对神光二祖「断臂求法」的传说故事竟信以为真，难道禅宗祖师会那么地愚蠢或残忍来对待求法者？后期发展的禅宗把达摩嫡传弟子慧可称为二祖，神光．慧可对菩提达摩的教言遵行严谨。当在北周武帝时代毁佛行动时，他被暗杀者（或说是贼人）砍断一臂的。神光泰然地坚从其师训，未感觉痛苦，他用火熏干伤口，用布包扎止血，再继续乞食，若无其事般。

而另一资料指出，天平初年（梁武帝中大通六年、西元五三四年）京都由洛阳迁至邺都，神光也到邺都，当时有禅师道恒徒众千人，势力强大，惟恐在洛阳已「言满天下」之慧可夺去他的徒众，便对慧可大加排斥，甚至危及生命，传说慧可断臂与此有关。

电影或传说的故事很多是虚假的，真真幻幻让人无从分辨了。或许是他宗故意编造的故事，用来给欲倾向禅宗者的警告，或准备「敬禅宗而远之」，或后来的人为了标榜禅宗之「难」得，自己编造的故事，何况宋朝沙门道原所编着的《景德传灯录》并未有如此记载，是后来在普济撰写的《五灯会元》才出现此「断臂求法」的传说。

根据《续高僧传》里道宣指出：「菩提达摩初抵宋境南越，末又北度至魏。」

此刘宋（西元四二零至四七九年）期间是达摩抵华时期；达摩首席弟子之一僧副，约十七岁时拜达摩为师，于西元五二四年去世，享年六十一。故知达摩抵华是在西元四八零年，流行民间传说达摩于西元五二七年抵华，并与梁武帝相晤之事实属误传。中国佛学家对年代的考据，的确要更加努力了。

最难接受的是中国禅宗编造达摩是西天二十八祖的传承，以及后来传法仪式后留下「法脉书」说法。西天二十三祖《师子比丘简传》写明师子比丘为信奉邪教的国王弥罗掘所杀，当其在生之日，他未能觅得一适当继承者。故证明师子比丘死后，印度的「世代相传」法统已断，达摩之传承就如同净土宗用「隔代跳传」的了。（净土宗初祖慧远逝至十三祖印光逝，共计有一千五百五十五年。）

在梵文「古汉译」时，翻译者都无法翻译，而用「音译」之无数「音译」字词，数千年来，中国后人不知如何弘法修法，弘何法，修何法，真是很无奈，也很为难。

也难怪连弘法者与注释者自己都不解其义，只好含糊其词，乱说一通，甚至将「音译」字词，视为「意译」字词，加以说文解字，或将梵文「音译」字词，本应以梵音念法为依据，却以汉文之「辞海」字典为依据，做为该字词之读音，更使听者与读者懵懵憧憧，也时有所闻，真是呜呼哀哉。

如「阿弥陀佛，Amitabha」、「阿难，Ananda」、「阿罗汉，Arhat」、「阿僧祇，Asanga」、「阿修罗，Asura」之「阿」，硬说应依「辞海」汉文辞典，应念「ㄜ」（Omitabha？），而不可念「ㄚ」，是最教外国佛教徒纳闷的；「大乘」之「乘」，梵文字义为乘载器具或车子或车轮，可度众生，而非「小乘」只度自己，但数千年来，中国人乘或下乘」只度自己，但数千年来，中国人却又依「辞海」汉文辞典，硬指应念「盛、胜」而不可念「乘载」之「乘」，否则「上乘、下乘」也应念「盛」。

月亮支护者或崇拜月神的「大小月支或月氏，Chandra- dhara」游牧民族的胡人之「月支」，古又写成「禺氏」、「禺知」，古音之「禺」念「拗」音，而非现代「肉」音，硬说应念「肉支」，不可念「月支」。「阿僧祇」的「祇」，应念为「脐」。

明明是修行、道行、苦行僧、行善的「行」，硬说应念修「沆」、苦「沆」，不可念为「形」；「观想」的观，硬要念成「贯想」，也是一绝，而且连供养念供「仰」或供「样」都要分别。

又如「人间菩提」一词的创造者，到底知不知道何谓「菩提」，此中国文学史与文字学上的一大笑话，此也是一绝。

早期有出家人自称「拙僧」那是不知僧伽Sankhya简称「僧」仍是团体，不可是个人。「比丘 Bhiksu」是指上乞佛法以练神，下乞食物以养身。「沙门Shamans」的意思是息心清净、识心达本的修净行者。所以住持题字时，自称沙门比较正确，因为台湾地区乞食的情形已经很少了。

梵文Dasa是奴，Dasi是婢，Upasaka是近事奴，Upasika是近事婢，Prasanna是清信士，Tevacika是信者，早期佛教不将在家人视为奴婢，后来却将俗人视为次级人，授与优婆塞Upasaka戒、优婆夷Upasika戒以服侍三宝，原始佛教的四众平等，从此却变成「僧尊而俗卑」矣！

曾是豪富深知人情世故的富楼那尊者由远地返，知大迦叶与阿难结集了佛法，大迦叶希望他加以承认，但「说法第一」、「雄辩第一」的富楼那不予同意，即说：「你们结集的固然很好，但我还是相信我亲自从佛所听说的法。（希望自己按照从佛陀处所听闻的那样，修行佛陀的教说。）」因此，我们可知为了维护僧团，佛法第一次结集后，尚未完备，就有了不同的看法，并未得到当时全体佛弟子的承认，即自后来三次的结集，是否完全保持佛陀说法时的原貌，更值得深思。

应知所谓源自天竺、梵国之佛教或佛经，并不是依序传入中国的，大小乘教义常有的相互矛盾处，国人不知其演变过程，虽经大师们努力地「妥善解释」，无宁说是中国另创的或「中国式」的佛教与佛经（如武则天时代），或是后来受到相邻政教合一Hierarchy─僧侣统治─延习婆罗门教─古埃及法老Pharaoh 制度的各国创作的佛经，互相交流引用，而非梵国原有的佛教与佛经。

如，有注疏将nirvana音译涅盘之「nir」与「vana」，说其梵文原义分别为「圆」与「寂」，故涅盘为圆寂之意，但依「汉译对照梵和大辞典」之注解，分别为「不」与「生」。中文可同字，不同音、不同义，如「金刚经」说：「若见诸相非相，即（现）见如来。」那么佛性可现，但可见吗？都值得去探讨的。在人脑第三脑室能明点激光的松果体位置也叫泥丸（Nirvana涅盘）宫，尤其位于脑部深处的海马，在记忆方面也具有重要的任务。静坐修行到脑磁能核爆般开发，脑内电磁波brain waves光回荡oscillations，其磁能（冷）产生气滴，即所谓醍醐灌顶──倒垂的千叶莲花开放时，就是将脑细胞作了全开发。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名誉教授渡边格认为：逐渐了解脑部结构之后，可能会明了「只有在人类脑中才会后天性产生思索自我的系统。」所以元代国师丘长春与八思巴道、密交流后，有了称呼脑部泥丸的奥妙发现。

在古代既无《梵汉辞典》，又请来一位不懂或不精于汉文的梵文佛经专家，或由一位不懂或不精于梵文的汉文佛经专家，翻译梵文佛经为汉文，或同一经文由数位语文与佛学程度参差不齐的翻译者翻译，或不同经文分别由不同程度的翻译者翻译，致发生这种错译、增译、减译或异译的现象；更有者为考量中国风俗国情之需要，迁就文化不同之特性，并迎合政治环境，或被政治所操控，应能理解。

但现代既有完备的各种中外辞典，及高度文明与文化水准之下，仍还到处可发现类似的情况与注解，则实属不该，尤其再让如此以讹传讹地流传近三千年，如今再以任何借口，不思重新整理、检讨、统一，而再流传下去，愧对佛陀、佛法与众生。

又为何古今汉文注释或注疏，不少将「色」解释为「形」，何所根据，否则，仅以汉文之字义而言，「色」绝不可能有「形」之意义，而此「形」又是何所指，各家注释常含糊其词地略过，如「苦、集、灭、道」为何称为「四谛」，此「谛」何意何所指，苦、集、灭、道等四字之间，有何关系，各字又何意何所指？

有谓「集」是聚起、起因，「集」是苦之因，苦是「集」之果，「道」是修道、修行之道，是灭之因，灭是「道」之果。若然，则为何将果写在前，将因写在后，为何要倒因为果，将「集、苦、道、灭」写成「苦集灭道」。

亦即，根据因果关系，甚少有人会将「种豆得豆」，倒因为果，说成「得豆种豆」。

故，「苦集灭道」，或可解释为，苦有多种，历经多种苦聚集之后，证悟而入灭后，就可成就佛道之正道，则就书写前后顺序、各字字义、与各字相互关系的逻辑上而言，较能令人接受。

又如，「念」系指意念或思念或念书，「识」系指知识或意识或判识或识别或认识，「正等」是真正平等或上等或正当之意，等等问题，也是古汉文与古注释常打混，或许是佛经浩瀚来不及详读，才有含糊其词略过之通病，也是一件有趣的探讨课题。

故本书特别列出「关键字」一项，将同一梵文字词在同一佛经前后文，或不同佛经经文中，翻译为各种不同「音译字」与「古汉文意译字义」，都罗列出来，以利研读佛经时，能互相参考，易于暸解其字义。

亦即，可将这些不同的「古汉译」之「音译」或「意译」之错译或异译字，视为「同义字」，则一看到这些不同的「音译字」或「意译字词」，即能暸解，原来都是同一梵文字词或同一汉译字或字义，而易于融会贯通，暸解文义，即能免于再受数千年来古汉译文「望字不能生义」，或百家争鸣牵强附会注解之苦。

也从此人人不再需要费九牛二虎之力，或终其一生，研读或敲诵这些错译、增译、异译、音译的中国式或他国自创的所谓佛经与佛学，以期证悟佛学、佛性，而影响日常正当工作与生活，以延宕政经文明进步。

本书列出「关键字」之目的，在于希望发心研读佛经者，斋戒沐浴净心，清除古汉译文与古注疏，不再自我或被古汉译文与古今中外之百家注疏，局限于古汉译文之表面字词与注疏之古老思考模式之窠臼，能以此「关键字」之中外字义，尽情发挥想象力，以崭新合理而富有逻辑思考的方式与方向，重新研读、研究、理解佛经之真谛。

故，本书也在「本文」中，以崭新的逻辑思考模式，以英文与汉文白话文试译《心经》一篇，以飨诸大德。

在翻译与理解佛经方面的此一崭新思考方式与方向，犹如有人提供的佛陀与菩萨古画像，全为长发蓄胡，瘦骨粼粼的标准印度人种像，或身宽体胖的标准波斯或希腊人种像。

可明显的看出，为何不同地区的佛教，会有不同的戒律。而今台湾以及中国比丘则为剃度出家，且古之佛陀与比丘全赖托钵化缘而食，不可能对绝大多数荤食者之施主要求素食，故可见剃度与素食之说与规定，也并非全然当时之真相与必要。

佛法有「随方毗尼」的原则，如果站在维护佛法的立场，只要不违背大纲，就可随顺当地的风俗习惯，也就是说应该随便乞食该地方的饮食。Muni-kesa [梵音][梵]蓄有如Muni释迦牟尼般（长）发的。[汉译]

古印度天气炎热，动物肉很容易腐败发臭，唯有吃蔬菜才没有体臭，自认为「吃素是清净行」的纯种婆罗门，是非常瞧不起吃肉的其他种姓，嫌他们身上有臭味很难闻。没有体臭者比较受信徒尊敬，所以部分佛教僧人学习或延袭婆罗门吃素的习惯，并强调吃素者的优越。但是藏密及南传的僧人，如今仍不坚持要吃素，很多人仍然修行有成就。

梁代以前汉僧可食「三净肉」，至梁武帝制定《断酒肉文》，并下令僧众禁食酒肉，违者依王法治问，形成汉僧素食的习惯。近代日本的和尚即改蓄发娶妻生子荤食喝酒，缅甸善法派僧侣抽烟、嚼槟榔、穿鞋、戴帽，中国北方与日、韩寒冷区为疗治疾病与御寒，也准许喝酒，称为「甘露」或「般若汤」或「涅盘汤」，但仍不忘失修行，仍受当地人所敬仰。又，玄奘在那烂陀寺时，每日更受有槟榔二十粒等等之待遇。

举此诸例并非鼓励放任，昔者可行，今者不必效法，乃今之医学证明酒、肉、槟榔确属不佳。佛教禁止无益的杀生，但随顺饮食前，面对已牺牲的生物时，应有「由于你们的牺牲，使我人的肉体得以成长，我们衷心的感恩于你，希望你死后也能成佛。」藏僧饮食时，除了作以上的观想，并会以咒语祝祷。汉僧自不必以吃素来自高有别。

若人人为求佛道而非剃度出家不可，才可修佛法弘法，则世界将全为寺院，将向何人化缘而食。终日诵经、祷告、素食、戒杀、唱咒、修道，把当代优秀的知识分子都限制一起，在共同为追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而付出大半生心力，正好上了「大希腊化顺民政策」的圈套。

更或许是佛教本质上的宽容性格，反成为弱点，在漫长的历史上亦未曾扮演一次宗教战争的主角，（但早年有阿育王的「不信则杀」的强迫信仰；近年来已有缅甸的佛教与印度教徒之战等）遇到其他宗教入侵时，亦欠缺与外敌争生存的耐力。

佛教每逢具有强大自我主张之他种因素介入时，总有自动引身而退的倾向。而佛教徒个人被训示如此，也很难在社会上立足长久。

以蒙古──突厥族建立的古代诸国为例，从匈奴入据洛阳到满族进入北京之一千三百年间，全民信了佛教，不但国力变得贫穷，就连战斗力也失去了，生存余地全赖邻国的脸色。古印度佛教没有战斗力，就受到狂热的回教伽日尼王朝、土库曼阿富汗王朝、蒙兀儿Mogul帝国入侵，分别统治各长达三百多年，造成分裂为今之阿富汗Afghanistan、巴基斯坦Pakistan、喀什米尔 Kashmir；近代英国入侵二百多年，又失去了孟加拉Bengal国。因知印度这两千年来有三分之二时期是被外族统治。

被怀疑掺有迷幻药草的火供Homo、绝食与禁欲都会产生喜悦与幻觉，本来是假想却使哲学家无从批驳而反过来参加。注意力集中会使人局部或全身不感痛苦，并求取神性。若将「禁欲」之禁绝贪念与不当纵欲，「贪、瞋、痴、慢、疑」之疑心疑鬼与犹豫优柔寡断，与「住」之不当执着，解释与规定为俗人不可有科学文明进步原动力的正当传宗接代（化身的产生）本能性欲、怀疑、执着、梦想，则此世界将回到数千年前的原始人时代，甚至无人世界。（原古戒律规定在家居士「不邪淫」，而比丘是「不淫」。）

印度的前三种姓，同有入宗教生活的特权与义务。他们的一生分为四期：梵行期Brahmacarya、家住期Garhastya、林栖期Vanaprasthya、遁世期Sannyasa。住家期仍能婚生后代，佛陀早期也如此，有婚生的生活。做为近尼泊尔山城部落酋长儿子的悉达多，其于王子时有耶输陀罗、乔比迦、鹿王三妃，并生有子善星Sunaksatra与罗

侯罗Rahula（后皆出家），自然全社会自动供养僧侣，没有计较。

在印度的宗教与伦理的典籍里，充斥着数不清的夸言浮词，为的只是满足其特有的关怀：保持有系统地殚思尽虑的完整性。无限堆砌的修饰用形容词、比较与象征，透过巨大的数目来加强伟大和神圣之印象的努力，以及淋漓尽致的无数幻想，在在使得欧洲读者筋疲力竭。难怪西方近代文哲大师韦伯研究梵文经典时，常觉表现得无比巨大，多采而富于幻想，便以「夸大！夸大！」四字作为结语。

后来密教更收编了印度教最高的神湿婆不动忿怒化身为不动明王，印度教的诸神被采纳入密教，并赋与佛教思想的教化，都成为佛教的守护神，于是庞大的印度神话就进入佛教中无法分辨了，似是而非的神话导至信徒不易觉悟自性，一生在满天神佛中度过。古代匈奴人与西斯基泰人，将敌人的脑盖骨与眉毛平齐锯开，其外包以皮鞘，其内嵌以黄金，以为酒杯之用。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南丝路演化的密教，有护法右手持偃月弯刀，左手捧头盖骨的造形，就是延袭古代草原野蛮的文化影响。

藏密红教三大护法之一的「一髻佛母」一眼、一乳的造形，很可能是源自公元前七世纪后期，出生于普洛康奈斯岛的希腊诗人阿利斯铁阿斯曾到中亚地区旅游时，并据他见闻所写下的长诗《独目人Arimaspea》里记载居住在额尔齐斯河流域的斋桑泊附近的独目的阿里马斯普人：人口众多、勇悍善战、畜牧发达，他们毛发毵毵，面貌奇特，只在前额当中长着一只眼的独目人。

在历史上，当一个新宗教获胜时，原有古老宗教的神就会被贬为魔鬼。即使是devil魔鬼这个字也是来自印度的神Deva。新约《启示录》第十二章提及野兽「龙」─撒旦Satan组成了一支军队向上帝挑战，描写的就是高格Gog与马高格Magog的游牧民族与基督徒打仗的神话故事。当基督徒打败居尔特Celts人时，古老的太阳神卢格Lug与大地母神玛特罗娜Matrona诸神立刻被贬为失败的叛军，而由利百加天使来

取代。如古波斯的善良神祇，成为古印度婆罗门的恶神，如拜火教的最高神阿父拿末达Ahura mazedah，成为吠陀之阿修罗Asura，在古代是常见的事。

中国三国时代的关羽，因其为忠勇之表率，死后近四百年成为中国佛教护法神，清同治三年，西元1864年，甲子年，鸾门更传说关公受禅，被「选举」为天界第十八代的玉皇大帝──玄灵高上帝。而抗金的岳飞，虽也一度称神，但至清朝，满人系金族后代，故独尊关羽，而贬除岳飞。这也是印度、西藏、日本佛教徒料想不到的事。

印度诸神掌控了人的生命轮回，俗人相信只有以无私无我的奉献与祭祀，才能脱离恶业。令人感叹的是印度在今天同样坚强地在信仰着那些长久以来一直漠视地注视着她的贫困、艰苦的许多神祇。印度这个「僧众跋扈」、「圣者为害」的国家，的确须要以一种清新活泼的渴望，等待它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启明运动。

古老的《摩奴法典》Manava-Dharma Sutra指导着几乎百分之九十文盲的印度民族，促使社会形成墨守成规、僵硬刻板的制度，碰不得Untouchable的贱民曾受到佛陀的收容、教导，但智慧无法突破残酷的阶级制度。现今的印度贱民，默认业障的训示、实现，而不思改变。是否过度的「业障说」也在影响着台湾的佛教徒，让他们一直想放弃今生，急于求往生西方，使「称名念佛」、「带业往生」大大流行。

若更想踏入宗教诗与哲学典籍的领域里，那么便有一条累人的路等在前面。源自印度的佛教，似乎离不开相同的模式。阅读中文大藏经一遍需时三年，一生能阅藏三遍，就很不简单，古代在无正统教育制度下，经藏是很好的「教科书」，但自古即未加拣择照单全收，致其内容庞大异于其他宗教，况且有心研读也不见得能完全融会贯通。

天台智者大师特别宣称：「佛迹世世是正天竺金轮剎利，老、庄是真丹边地小国柱下书史、宋国漆园吏，此云何齐？」突显表示佛出身王族，而老庄出身低微阶级。反造成与佛陀「传播人人平等，而无视身分和阶级的区别。」的革命理念，也在中国产生不同的认知。

但历经近二千年，中国佛教应该已找到佛教的精华，却又不知在那里？主要是标榜「信、愿、行」而已，并不是去「信、解、行、证」更失去禅修、证悟的经验，不解佛经假说的本来面目，全部在文字上错用功，或陶醉在庞大的神话中。或者把藏经慎重地、神化地供起来拜，部分修行人以为依现有之《朝暮课诵本》每日唱诵外，就不必要去翻阅、研究大藏经。

而弘法之要，在于明心见性与身体力行的身教，并非大量印刷令一般人不解其义的错译、漏译、异译与音译的经书，与建造庞大华丽寺院，浪费消耗有限资源。

故，对于佛经之重新翻译，及统一崭新合理增删、解释、认识，与依实际环境需要，重新界定是属必要。

谢选骏指出：人说——“佛经「古汉译」错译、增译、漏译、异译之音译与意译问题”——我看错译、增译、漏译、异译之音译与意译等等问题，不仅存在于第二期中国文明的“佛经「古汉译」”之中，就于现在第三期中国文明中的翻译作品中也是比比皆是的。然而，错误的翻译有时比正确的翻译更为流行，而且还更受欢迎，例如“人人生而平等”之类的错译，就是如此。结果呢？伪劣的东西对于历史的影响更大，而且几乎无法抹去……就像《伪古文尚书》那样。

【16、国际合作武汉病毒】

《武汉病毒研究所》（2022年12月18日星期日中国科学院邮箱登录）報道：

首页 >> 科学研究 >> 合作与交流 >> 国际合作国际合作

01、哈佛医学院David Mahan Knipe教授受邀“葛洪论坛”2019/12/05

02、荷兰瓦赫宁根大学Monique van Oers教授受邀“葛洪论坛”2019/12/05

03、荷兰乌德勒支大学Petrus. J. M. Rottier教授受邀“葛洪论坛”2019/12/05

04、美国南加州大学Jae U. Jung教授受邀“葛洪论坛”2019/10/09

05、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徐祥敏教授受邀“葛洪论坛”2019/10/09

06、美国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医院Dinshaw J. Patel教授受邀“葛洪论坛”2019/08/19

07、比利时天主教鲁汶大学Jacques MAHILLON 教授受邀葛洪论坛2019/05/30

08、德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张春立教授受邀葛洪论坛2019/05/17

09、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蒋浩波教授受邀葛洪论坛2019/01/09

10、挪威奥斯陆大学Simon Rayner教授受邀“葛洪论坛”2018/07/11

11、爱沙尼亚塔尔图大学Andres Merits教授受邀“葛洪论坛”2018/07/09

12、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CI）Stuart Le Grice教授受邀“葛洪论坛”2018/07/09

13、法国新任驻华大使黎想到武汉病毒所访问交流2018/07/09

14、格里菲斯大学Suresh Mahalingam教授受邀“葛洪论坛”2018/07/09

15、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索祖才教授受邀“葛洪论坛”2018/07/09

16、弗吉尼亚联邦大学Michael A. McVoy教授受邀“葛洪论坛”2018/07/09

17、武汉病毒所微生物菌毒种保藏中心获EVAg质量管理体系评审最高级别评定2018/07/09

18、新任法国驻汉总领事到武汉病毒所访问交流2018/07/09

19、德克萨斯大学医学部Tian Wang教授受邀葛洪论坛2018/07/09

20、Institute of Chemistry of Molecular Recognition (CNR) Francesco SECUNDO博士受邀葛洪论坛2018/07/09里昂巴斯德研究所Sylvain Baize博士受邀葛洪论坛2018/07/09

21、海德堡大学医学院Pierre-Yves Lozach副教授受邀葛洪论坛2018/07/09

22、法国巴斯德研究所Anavaj Sakuntabhai博士受邀葛洪论坛2018/07/09

23、英国帝国理工学院Stephen Curry教授受邀葛洪论坛2018/07/09

24、法国总理卡泽纳夫访问武汉病毒所P4实验室2018/07/09

25、塞拉利昂卫生部Abdul Kamara副教授访问武汉病毒研究所2016/01/27

26、德国吕贝克大学Rolf Hilgenfeld教授访问武汉病毒研究所2016/01/27

27、清华大学Jose Carlos Pastor-Pareja研究员访问武汉病毒研究所2016/01/27

28、加州大学王栋教授访问武汉病毒研究所2016/01/27

29、美国哥伦比亚大学Walter Ian Lipkin教授访问武汉病毒研究所2016/01/27

30、武汉病毒所埃博拉病毒检测试剂盒在法国里昂P4实验室获得验证2016/01/27

31、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郑志明研究员访问武汉病毒研究所2016/01/27

32、美国阿拉巴马大学伯明翰分校罗光湘教授访问武汉病毒研究所2016/01/27

33、法国艾克斯马赛大学Jean-Louis ROMETTE教授访问武汉病毒所2016/01/27

34、美国德克萨斯大学教授James Leduc访问武汉病毒所2014/03/11

35、美国阿拉巴马州哈森阿尔法生物技术研究院韩健博士来病毒所交流访问2014/03/11

36、Journal of Virology主编Rozanne M. Sandri-Goldin访问武汉病毒所2014/03/11

37、法国蒙比利埃大学和法国国家科研中心联合实验室主任Christian Devaux一行访问武汉病毒所2014/03/11

38、加尔维斯顿国家实验室主任James W. Le Duc访问武汉病毒所2014/03/11

39、武汉病毒所举办“第六届欧洲病毒资源库走向全球”学术年会2018/07/09

40、武汉病毒所举办2017年生物安全实验室管理与实验技术国际培训班2018/07/09

41、第二届中美新发传染病、实验室安全与全球卫生安全挑战研讨会召开2018/07/09

42、武汉病毒研究所成功召开“第五届新生病毒性疾病控制学术研讨会”2014/03/11

43、第四届梅里埃中国医学科研网络会议圆满闭幕2014/03/11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小洪山中区44号邮编：430071）

谢选骏指出：为何“武汉病毒溯源工作”无法进行？看看上面就是冰山一角了——是“国际合作”的项目产生了武汉病毒的温床……所以世界各国政府一起淡化转移焦点掩盖这个惊人的秘密。国际合作武汉病毒——这是上述网页明白呈现的。

【17、汉奸戏票房慘淡匪区得獎影片首映日票房僅90元】

《票房慘淡中國得獎影片首映日票房僅90元》（2022-01-13 看傳媒）报道：

票房慘淡中國得獎影片首映日票房僅90元

截止2022年1月11日，全國電影市場總票房（2022年）已達16.58億元（人民幣．下同）平均每天超過1.5億元。在如此火爆的票房中，有壹支電影額外引發關註，那就是1月7日上映的《張之洞》，上映首日全國票房僅有90元，被稱為“中國影視票房第壹慘”。

據香港01報道，貓眼專業版數據顯示，《張之洞》的首日票房僅有90元，上映5天累計票房僅有1998元，觀影人數僅有64人。票房低迷使得排片銳減，首映日還有42場排片，第二天就降到5場，第三天僅剩2場。

事實上，《張之洞》並非爛片，2020年12月29日，導演三醜憑借《張之洞》榮獲第12屆澳門國際電影節金蓮花新銳導演獎。報道稱，對於如此慘淡的票房，電影出品方回應稱，《張之洞》是壹部歷史題材的電影，主創團隊的初衷是盡最大努力弘揚張之洞精神，然而電影上映之後遭遇排片少的困境，票房慘淡實屬無奈。

導演三醜直言，因影片商業價值不夠，導致影片上映、排片上面遇到困境，他對此深表遺憾。

工作人員難過表示，曾有朋友買到電影票後被影院退票處理……。唉，排片實在太低了，即使有人想看，也買不到票。

不少網友表示想要支持，呼籲影城加大排片。

耶魯法學院教授張泰蘇在微博發文稱：“所以我要是在國內，算上老婆孩子，能把票房翻壹倍多是嗎？畢竟本科畢業論文就是寫張之洞的，這個電影壹定要看。”報道稱，在媒體及網友的持續呼籲下，《張之洞》的排片量已經回升。

據悉，電影《張之洞》由北京太陽花開影視文化有限公司、南皮縣廣播電視臺、北京慧橙影視制作有限公司出品，三醜執導，劉長純、史可、高蘭村、老韻、陳麗娜等主演，主要講述了晚清重臣、洋務派代表人物張之洞壹生致力於教育改革，實業救國，奈何時局動蕩，清政府腐朽透頂，其窮盡壹生之力未能挽回殘局最終落得郁郁而終。

據公開資料，張之洞是晚清重臣。道光十七年八月初三生於貴州。鹹豐二年（1852年）中順天鄉試解元，同治二年（1863年）中進士第三名探花，歷任教習、侍讀、侍講、內閣學士、山西巡撫、兩廣總督、湖廣總督、兩江總督、軍機大臣等職，官至體仁閣大學士。

早年，張之洞是清流派健將，後成為洋務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大力倡導“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他註重教育和治安，主導了中國近代的警察制度，對清末教育和社會發展有很大的影響。還曾創辦漢陽鐵廠、大冶鐵礦、湖北槍炮廠等。八國聯軍入侵時，大沽炮臺失守，張之洞會同兩江總督劉坤壹與駐上海各國領事議訂“東南互保”，並鎮壓維新派的唐才常、林圭、秦力山等自立軍起義，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11月，以顧命重臣晉太子太保，次年病卒，謚文襄。著有《廣雅堂集》。張之洞與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並稱“晚清四大名臣”。

谢选骏指出：所谓“晚清四大名臣”其实就是“晚清四大汉奸”——张之洞是个汉奸，他所说的“中学为体”其实就是“奸学为体”，就像有人所说的“中学为用”就是“奸学为用”——汉奸戏票房慘淡，匪区得獎影片首映日票房僅90元……说明共产党确实没落了。

《张之洞（晚清洋务派代表人物）》报道：

张之洞（1837年9月2日—1909年10月4日），字孝达，号香涛，时为总督，称“帅”，故时人皆呼之为“张香帅”。晚清名臣、清代洋务派代表人物，祖籍直隶南皮，出生于贵州兴义府（今安龙县）。咸丰二年（1852年）十六岁中顺天府解元，同治二年（1863年）二十七岁中进士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历任教习、侍读、侍讲、内阁学士、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多次署理，从未实授）、军机大臣等职，官至体仁阁大学士。

张之洞早年是清流派首领，后成为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教育方面，他创办了自强学堂（今武汉大学前身）、三江师范学堂（今南京大学前身）、湖北农务学堂（今华中农业大学前身）、湖北武昌蒙养院、湖北工艺学堂、慈恩学堂（南皮县第一中学）、广雅书院等。政治上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工业上创办汉阳铁厂、大冶铁矿、湖北枪炮厂等。八国联军入侵时，大沽炮台失守，张之洞会同两江总督刘坤一与驻上海各国领事议订“东南互保”，并镇压维新派的唐才常、林圭、秦力山等自立军起义，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11月，以顾命重臣晋太子太保，次年病卒，谥文襄。有《张文襄公全集》。张之洞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

早年经历

道光十七年（1837年）9月，张之洞出生于兴义府官舍，是张锳的第四个儿子。张之洞幼年禀赋聪慧。五岁入家塾，张之洞从小读书用功，才思敏捷，受过严格的儒家思想的教育熏陶。他先后从好几位老师就学，其中丁诵先、韩超两位老师给他的影响较大。丁诵先是道光十八年（1838年）进士，翰林院侍读。韩超累官至贵州巡抚。13岁以前，已学完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兼习史学、小学（文字学）、文学及经济之学，又自学了《孙子兵法》《六韬》等多篇兵学名著，打下日后从政和治学的初步基础，并在12岁那年刊刻了名为《天香阁十二龄草》的诗文集。少年张之洞有夜读静思的习惯，“尝篝灯思索，每至夜分，必得其解乃已”。他回忆说：“后服官治文书往往达旦，乃幼时好夜坐读书故。”这种夜间工作的习惯，曾被人指为“兴居无节”，影响了会见僚属。

道光三十年（1850年），不满14岁的张之洞回原籍南皮应县试，得中第一名秀才，进入县学。两年后，又以顺天府乡试第一名中举，取得参加会试得中进士的资格。以当时张之洞的学养实力，他应当能够一气呵成，早日金榜题名，进士及第，但他直到27岁那年才得中进士。这十一年中，他前几年的时间耗在帮父亲办理军务，应付贵州苗民起义，以及结婚生子，为父亲治丧守制，自然无暇无心于应试。到23岁那年将应会试，因族兄张之万为同考官，循例回避。第二年应恩科会试，因为同样的原因，又没有考成。

同治二年（1863年），他如愿以偿，得中第三名进士及第，进入翰林院，被授予七品衔编修，正式步入仕途，成为官僚阶层中的一员。同治三年（1864年）参加会试、殿试，中一甲第三名，授翰林院编修。

同治五年（1866年），大考二等。以后，他曾担任浙江乡试副考官、湖北学政、四川乡试副考官、四川学政职务。张之洞任湖北学政时，整顿学风，建立经心书院，提拔奖励有真才实学的人，颇得众望。他任四川学政时，与四川总督吴棠一起在成都建立尊经书院，延请名儒，分科讲授，仿照阮元杭州诂经精舍、广州学海堂的例规，手订条教，并撰写《輶轩语》《书目答问》两本书，以教导士子应读什么书，应怎样做学问以及修养品德等。

清流首领

光绪二年（1876年），张之洞任文渊阁校理。光绪五年（1879年），张之洞补国子监司业，补授詹事府左春坊中允，转司经局洗马。同年，清廷因俄国侵占新疆伊犁，派左都御史完颜崇厚赴俄国交涉索还伊犁。崇厚昏庸无知，与俄国签定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这一条约名义上收回伊犁，但西境、南境被沙俄宰割，伊犁处于俄国包围的危险境地。消息传来，舆论大哗。群臣上疏，张之洞上《熟权俄约利害折》《筹议交涉伊犁事宜折》，分析俄约有十不可许，坚持必改此议，宜修武备，缓立约，并要求治崇厚罪。上折之后被慈禧、慈安太后召见，特许其随时赴总理衙门以备咨询。他同张佩纶、陈宝琛共同起草奏折19件，提出了筹兵筹饷、筹防边备的积极建议。当时，张之洞、宝廷、张佩纶、黄体芳称翰林四谏，号为清流派。他们拥戴军机大臣、大学士李鸿藻为领袖，而实际上张之洞是清流派的首领。在中俄交涉事件中，张之洞的政治声望提高了，并且得到了慈禧太后的赏识。光绪六年（1880年）授翰林院侍读，历迁左春坊左庶子、日讲起居注官。次年擢内阁学士。又任山西巡抚。

光绪七年至十年（1881至1884年）间，张之洞任山西巡抚。当时，山西吏治腐败，人民生活困苦，鸦片流毒严重。张之洞给友人书云：“山西官场乱极，见闻陋极，文案武案两等人才乏极，吏事民事兵事应急办之事多极。竟非清净无为之地也。”“晋患不在灾而在烟。有嗜好者四乡十人而六，城市十人而，吏役兵三种几乎十人而十矣。人人枯瘠，家家晏起。堂堂晋阳，一派阴惨败落景象，有如鬼国，何论振作有为，循此不已，殆将不可国矣，如何如何。”张之洞注意整顿吏治，一上任便勤考吏属，振作革弊，劾罢贪纵害民的县官，奖励好的官吏，严禁鸦片，胪举人才，编练军队，清查仓库。山西的铁运销奉天、上海等地，陆运成本很高，他改由天津出海，海运降低运费，又在产地筹办冶炼局。他创办令德堂，也是仿照阮元诂经精舍、学海堂的例规，聘请王轩为主讲，杨深秀为襄校兼监院。杨深秀后来成为戊戌六君子之一。

抗击法军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山西传教，刊行《救时要务》等小册子，并举办仪器、车床、缝纫机、单车的展览和操作表演。张之洞会见了李提摩太，读了他的书，受其影响，拟筹建洋务局，未及实现。

光绪九年（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因力主抗争任两广总督。光绪十年（1884年），法国在越南猖獗，边疆告急。张之洞上疏建议战守，请严督滇、桂之战，急修津广之防。四月，清廷召张之洞、封勇晋京。张之洞上陈抗法之事，多所谋划。

张之洞到达广州后，便加强防务，饬沿海督抚，严密防守。六月，法国侵略军占中国台湾基隆，张之洞奏请饬吏部主事唐景崧，往会刘永福，合击法军。他认为：“援台惟有急越，请争越以振全局。又言牵敌以战越为上策，图越以用刘为实济。”清廷采纳张之洞的建议，加刘永福为提督记名。刘永福率领黑旗军骁勇善战，屡创法军。但由于广西布政使徐延旭、云南布政使唐烱所率军队在抗法战争中配合不力，打了败仗，唐烱军逃走，使黑旗军寡不敌众而遭到失败。唐、徐被撤职查办，张之洞因荐徐延旭不当而交部察议。

光绪十一年（1885年）正月，法军侵占中越边境重镇镇南关（今友谊关），形势危急。张之洞奏请调前任广西提督冯子材、总兵王孝祺等援桂，驻镇南关。70岁的老将冯子材率军，奋力殊死抵抗，大败法军，扭转了整个战局。法国茹费理内阁因此倒台。但是清廷却决意乘胜求和，命令前线各军停战撤兵。前线将士闻讯，“皆扼腕愤痛”。张之洞接连电奏缓期撤兵，竟遭李鸿章传旨斥责。

兴办洋务

光绪十二年（1886年），张之洞在广州创办广雅书局和广雅书院。广东原有端溪书院，在肇庆，他聘请梁鼎芬主持端溪书院，后来梁鼎芬率师生来到广雅书院。张之洞又聘朱一新到广雅书院主讲。当时梁鼎芬因弹劾李鸿章主和而获罪，朱一新因弹劾太监李莲英而降职。张之洞抵住非议，继续延聘他们。

光绪十五年（1889年），张之洞上奏朝廷，建议修筑一条芦汉铁路，自芦沟桥至汉口，以贯通南北。他认为铁路之利，以通土货厚民生为最大，征兵、转饷次之。他提出芦汉铁路是“干路之枢纽，枝路之始基，而中国大利之萃也” 。朝廷准奏，计划北段由直隶总督主持，南段由湖广总督主持，南北分段修筑。于是，清廷调张之洞任湖广总督。八月，调署湖广总督，并多次署理两江总督。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在张之洞本人的具体策划和亲自指导下，湖北地区先后成立了自强学堂（今武汉大学前身）、武备学堂、农务学堂（今华中农业大学前身）。武汉科技大学的前身—湖北工艺学堂也是在这个历史时期在张之洞的策划和指导下诞生的。不仅是湖北地区，张之洞任两江总督时在南京创立三江师范学堂（今南京大学前身）。同年冬，张之洞到了湖北。首先是筹建汉阳铁厂。张之洞办企业，也曾闹过一些笑话。他电驻英公使薛福成购炼钢厂机炉，英国梯赛特工厂厂主回答说：“欲办钢厂，必先将所有之铁、石、煤、焦寄厂化验，然后知煤铁之质地如何，可以炼何种之钢，即以何样之炉，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未可冒昧从事。”张之洞大言曰：“以中国之大，何所不有，岂必先觅煤铁而后购机炉？但照英国所用者购办一分可耳。”英国厂主只得从命。结果，机炉设在汉阳，铁用大冶的，煤用马鞍山的。马鞍山的煤，灰矿并重，不能炼焦，不得已只好从德国购焦炭数千吨。光绪十六年至二十二年（1890—1896年），耗资560万两，还没有炼成钢。后改用江西萍乡的煤，制成的钢太脆易裂。张之洞才知道他所购的机炉采用酸性配置，不能去磷，钢含磷太多，便易脆裂。于是又向日本借款300万元，将原来的机炉改用碱性配置的机炉，才制出优质的马丁钢。

汉阳铁厂

汉阳铁厂是一个钢铁联合企业，光绪十九年（1893年）建成，包括炼钢厂、炼铁厂、铸铁厂大小工厂10个、炼炉2座，工人3000，采煤工人1000。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大规模的资本主义机器生产的钢铁工业，而且在亚洲也是首创的最大的钢铁厂，日本的钢厂建设还比这晚几年。

张之洞还办了湖北织布局。光绪十八年（1892年）在武昌开车，纱锭3万枚，布机1000张，工人2000。织布局是盈利的。但是张之洞却将织布局的盈利去弥补铁厂、枪炮厂的亏损，使织布局一直处在高利贷的压迫下，无从发展。张之洞看到棉纱销路很广，便决定开设两个纱厂。他致电驻英国公使薛福成向英商订购机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建成北厂，纱锭5万多枚，为湖北纺纱局。南厂一直没有建成，机器停放在上海码头任凭风吹雨打，后来张謇领去办了南通大生纱厂。湖北纺纱局、织布局、缫丝局、制麻局到了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转租给广东资本家组织的应昌公司承办。

张之洞到了湖北，其中光绪二十年（1894年）调署两江总督，任期一年多。他十分重视湖北、江苏的教育，创办和整顿了许多书院和学堂。在湖北，有两湖书院、经心书院，又设立农务学堂（今华中农业大学前身）、工艺学堂、武备自强学堂、商务学堂等；在南京，设储才学堂、铁路学堂、陆军学堂、水师学堂等。他派遣留学生到日本留学。在学堂、书院的学习科目方面，他针对社会需要有所改革，添增了一些新的学科。他也注意训练军队，在两江总督任职期内，曾编练过江南自强军，人数1万，地点在徐州，军官全部用德国人担任，采用西法操练。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他回任湖广总督，将自强军交给两江总督刘坤一。

中日宣战

光绪二十年（1894年）8月1日，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张之洞曾奏请派马队“驰赴天津，听候调遣”，并想以“外洋为助”。他鉴于“倭势日强，必将深入”，建议“慎固津沽及盛京”。10月26日致电李鸿章，提出“购兵船、借洋款、结强援”三项主张。10月底，日军强渡鸭绿江后，辽沈危急，张之洞再提出“购快船、购军火、借洋款、结强援、明赏罚”五事。11月2日，调署两江总督。11月7日，他在致李鸿章电中指出“无论或战或和，总非有船不行”。11月下旬，日军围困旅顺，张之洞先后致电李鸿章、李秉衡，要求急救旅顺，均无效。

张之洞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初，日军进犯山东半岛，张之洞给山东巡抚李秉衡发急电，建议李“责成地方官多募民夫，迅速星夜多开壕堑，于要路多埋火药，作地雷”，以阻止日军进犯。并表示拟拨枪支弹药支援山东守军。在丁汝昌自杀殉国后，他曾建议将驻扎台湾的刘永福调来山东抗日，保卫烟台。当张之洞得悉清廷有割台海于日之说，于2月28日致电朝廷，沥陈利害，极力反对割台。并提出保台的“权宜救急之法”有二：一、向英国借巨款，“以台湾作保”，英必以军舰保卫台湾；二、除借巨款外，“许英在台湾开矿一、二十年”，对英有大益，必肯保台。3月29日，张之洞致电唐景崧，一方面鼓励御倭；一方面建议起用百战之将刘永福，同时致电刘永福，建议他“忍小任大，和衷共济，建立奇功”。

《马关条约》签订后，张之洞于4月26日向清廷上奏，提出废约办法“惟有乞援强国一策”。5月20日，清廷谕令唐景崧“着即开缺，来京陛见。其台省大小文武各员，并著唐景崧令陆续内渡”。张之洞认为“此时为台之计，只有凭台民为战守，早遣无用客勇，以免耗饷，禁运银钱内渡，以充军实”。24日，张之洞从唐景崧来电中得悉“日内台民即立为民主国”之事，27日上奏，认为台湾“现自改为民主之国，以后筹械等事，自未便再为接济，以免枝节”。6月3日，日军攻陷基隆港。5日，张之洞仍致电唐景崧，希望他激励士勇民众坚守台北府，并鼓励唐“自率大支亲兵，获饷械，择便利驻扎，或战、或攻、或守，相机因应，务取活便，方能得势。”可是唐景崧辜负了台湾人民的期望，7日乘船退回厦门。最后只剩刘永福在台湾领导军民坚持抵抗日本侵略军。但是“饷械奇绌”，多次向张之洞求援，张之洞虽有饷械，却不敢接济，10月19日，刘永福战败，退归厦门。

参与变法

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张之洞调署两江总督，虽然也筹饷筹军械，但他练的军队没有发挥什么实际作用。朝廷旨调4艘兵舰，他致李鸿章电说：“旨调南洋兵轮四艘，查此四轮既系木壳，且管带皆不得力，炮手水勇皆不精练，毫无用处，不过徒供一击，全归糜烂而已。甚至故意凿沉、搁浅皆难预料。”甲午战争失败后，张之洞上《吁请修备储才折》，希望朝廷总结失败教训，变法图治。由于他慷慨激昂讨论国家振作，主张反抗侵略，又办洋务企业，因此维新派首领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称张之洞“有天下之望”，对这位封疆大吏抱有很大的希望和崇敬。康有为组织强学会，张之洞表示赞助和同情，捐5000两以充会费。帝师翁同龢也加入了强学会，当时有“内有常熟（翁同龢），外有南皮（张之洞）”之称，翁、张成了强学会的两大支柱。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11月，康有为南下到了南京，去拜谒张之洞，受到张之洞的热情欢迎和接待。康有为准备在上海设强学会，推张之洞为会长，并代张之洞起草《上海强学会序》。张之洞当时答应了。后来上海强学会成立时，请他列名，张复电说：“群才荟集，不烦我，请除名，捐费必寄。”他以会外赞助人的身份，捐款500两，拨公款1000两，表示赞同。上海强学会成员中有汪康年、封勇、黄体芳、屠仁守、黄绍箕，都和张之洞关系相当密切。但是，后来他看到慈禧太后采取了行动，逼令光绪帝封闭了北京的强学会和《中外纪闻》，便借口康有为谈今文经学、主张孔子改制说和他平素的学术主旨不合，停止捐款。光绪二十二年到二十三年（1896—1897年），维新派在上海创刊《时务报》，梁启超主笔，汪康年为经理。张之洞以总督的名义，要湖北全省各州县购阅《时务报》，捐款千元，给予报纸以经济上的支持。后来，《时务报》发表了关于中国应争取民权的文章，使张之洞大不高兴。他授意屠仁守写了《辨辟韩书》，批判严复的《辟韩》一文，在《时务报》上发表。

陈宝箴任湖南巡抚后，湖南掀起了维新运动。他在湖南的新政，包括办厂、改革教育等，得到张之洞赞同。在张之洞的影响下，陈宝箴也命令全省各州县书院的学子阅读《时务报》。湖南成立南学会，创办《湘学报》《湘报》，张之洞利用政治力量，推销《湘学报》于湖北各州县。自第十册起，《湘学报》刊载了关于孔子改制和鼓吹民权思想的文章，这使张之洞大为不满。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张之洞电陈宝箴说《湘学报》议论悖谬，饬局停发。他还告诫陈宝箴说，这件事“关系学术人心，远近传播，将为乱阶，必宜救正”。对湖南维新运动施加压力。

是年三月，张之洞刊行《劝学篇》。翰林院编修黄绍箕以《劝学篇》进呈。光绪帝发布上谕称是书：“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著将所备副本四十部由军机处颁发各督抚学政各一部，俾得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劝学篇》的出版，受到守旧派的赞扬，遭到维新派的严厉驳斥。顽固派苏舆所编《翼教丛编》，收入了《劝学篇》中的几篇文章，并赞叹说：“疆臣佼佼厥南皮，劝学数篇挽澜作柱。”章太炎则毫不客气地批评《劝学篇》上篇，“多效忠清室语”，宣扬封建的忠君思想。维新派梁启超评论此书道：“挟朝廷之力以行之，不胫而遍于海内，何足道？不三十年将化为灰烬，为尘埃野马，其灰其尘，偶因风扬起，闻者犹将掩鼻而过之。”在戊戌变法运动中，张之洞和维新派有较多的联系。他自己也是相当活跃的人物。张之洞曾让陈宝箴推荐杨锐和刘光第。杨锐是张之洞的弟子和幕僚，到京后，与张之洞保持密切联系。后来杨锐、刘光第以四品卿衔任军机章京，参与要政。同月，张之洞奉调晋京，因湖北沙市发生焚烧洋房事件，中途折回。八月，在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前夕，陈宝箴曾奏请光绪帝速调张之洞入京“赞助新政”，但未成。日本伊藤博文游历到北京，曾对总署说：“变法不从远大始，内乱外患将至，中国办事大臣，惟张香帅一人耳。”不久，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杀害了“六君子”，百日维新失败。张之洞急电挽救他的得意门生杨锐而不得。

镇压起义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中国北方掀起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一开始，张之洞便主张坚决镇压。他先后镇压了湖北天门县、荆州府等地的人民焚烧教堂、医院的行动，还会同沿江各省奏请力剿“邪匪”，严禁暴军，安慰使馆，致电各国道歉。英帝国主义为了保全长江流域一带的既得利益，便同张之洞、刘坤一等有实力的总督联络，签定了《东南互保章程》。条款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各国商民教士产业均归南洋大臣刘、两湖总宪允认切实保护”。两广总督李鸿章、闽浙总督许应骙、山东巡抚袁世凯都表示赞同，加入了“东南互保”的行列。

7月，张之洞在武汉逮捕并杀害了自立军首领唐才常等20余人。戊戌变法失败后，唐才常等人联络会党和清军部分官兵组织自立军，准备在安徽、湖北、湖南几省起义，建立君主立宪的“新自立国”，请光绪帝复辟。他们还想通过日本劝说张之洞，拥戴他建立“东南自立之国”。张之洞得知消息，并未立即表态。这时，英国也正在活动香港议政局议员何启等拉拢孙中山，准备在华南策动李鸿章“独立”。李鸿章也在观望。于是出现了这种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在自立军起事迫在眉睫，而慈禧太后也未失去对清廷中枢控制时，张之洞动手捕杀了唐才常等人。

张之洞剿灭了自立军后，发现参加上海张园国会的有许多著名士绅、学者以及留学生。于是他起草了一份《劝戒上海国会及出洋留学生文》，文中列举了自立军是康党的罪状，劝戒国会中的士绅、学者以及留日学生，以分化瓦解革命队伍。留日学生看了大为气愤，他们公推沈翔云写了《复张之洞》一信进行批驳。沈翔云在信中以大量篇幅说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是普遍流行的公理，并不能称为康、梁邪说；揭露张之洞说：“公之定此狱也，一则曰领事恨之，再则曰教士恨之，三则曰洋官、西士无不恨之，公以为领事、教士、洋官、西士，其为中国乎？其为彼国乎？何大惑不解为是也。”据说张之洞看了这信十分窘迫，便指使两湖、经心、江汉三书院的学生撰写驳文，抵挡一阵才算了事。

中枢重臣

清廷眼看资产阶级革命派势力愈来愈大，为了维护其统治，拉拢资产阶级，欺骗全国人民，便声称“预备立宪”。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政。第二年宣布官制改革，编纂宪法大纲。对于“预备立宪”，一开始，张之洞听到一些风声，感到惊讶，等到五大臣回国到上海，征求他意见时，他回电说：“立宪事关重大，如将来奉旨命各省议奏，自当竭其管蠡之知，详晰上陈，此时实不敢妄参末议。”态度暧昧。他对外官改制更持反对态度，认为“若果行之，天下立时大乱”，还说：“事关二百余年典章，二十一省治理，岂可不详慎参酌，何以急不能待，必欲草草尔定案耶？”清廷通过官制改革，欲加强皇权，削弱地方官吏的权力，便把当时地方督抚中权力最大的袁世凯和张之洞调到北京。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10月，光绪帝、慈禧太后相继死去，溥仪继位，改年号宣统。醇亲王载沣以摄政王监国，满族亲贵乘机集权，排斥汉官。袁世凯是当时权势显赫的汉族大官僚，加上戊戌变法时出卖光绪帝，为载沣等皇族亲贵所忌恨。于是，载沣等密谋杀袁。对此，张之洞表示反对，认为“主少国疑，不可轻于诛戮大臣”。

宣统元年（1909年）正月，清廷以袁世凯患“足疾”为名，让他回河南养疴。六月，张之洞病重。八月二十一日（1909年10月4日），奏请开去各项差缺，同日在白米斜街寓所（今北京西城区什刹海湖畔白米斜街11号院）去世。八月二十三日（10月6日），清廷谥以“文襄”。

政治举措

甲午战争后，张之洞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近代教育思想，并认识到建立新学制的重要性。担任湖广总督之后，张之洞在湖北大规模兴办新式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和国民教育。这些新式教育活动使其教育强国的构想在推动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第一，张之洞为配合振兴实业，在湖北发展实业教育。其中较有成效的是创办了农务学堂和工艺学堂，培养了一批新式农业和工业所需要的人才。在张之洞的经济近代化构想中，农业占有重要地位。为改良湖北农业，张决定创办农务学堂，培养农学方面的人才。农务学堂成为湖北实业教育中卓有成效的一所学堂，毕业后的学员也为湖北农业教育的推广起到了积极作用。

第二，兴办湖北工业。他认为，中国士人囿于传统观念不屑于学习“工艺”，而一般的工匠又没有文化知识，缺乏具有理科理论知识的人才，因此对生产中出现的问题不能探寻其原因；对于引进的机器，不能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改造，这是中国人才匮乏，工业落后的重要原因。所以，要发展新式教育就要有两类人才——工程师和技师。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张将工艺学堂改办于原江汉书院故址，打算办成一所高等学堂。后因调职交于程颂办，使工艺学堂教学取得一定成效，培养出的学生能够制造各种实用的新式机器。

第三，张之洞重视基础师范教育。他认识到发展教育在于普及国民教育，而教育的基础又在于普及小学。普及小学则需要大量合格的教员，这是发展小学的先决条件，查各国中小学教员都取材于师范学堂，故师范学堂为教育造端之地，关系至重。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除选派两院学生赴日本专学师范外，张之洞又在武昌创办湖北师范学堂，专门培养中小学教师。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出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又奏请设立三江师范学堂，选派科举出身的中学教习50人，讲授修身、历史、地理、文学、算学及体操各科。中日教习也相互学习，就可以解决学堂的师资问题。在张之洞的倡导下，湖北的师范教育行政体系取得较大的发展，为推动湖北近代教育起了巨大作用，同时也为湖北的发展造就了大量人才。

修筑铁路

督办铁路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上，十分重视兴建铁路，他认为：“铁路为自强第一要端，铁路不成，他端更无论矣。 ”“西洋富强，尤根于此。”他所建议并监修的芦汉铁路，自光绪二十四年兴建，到光绪三十一年三月完成，命名为京汉铁路。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6月，张之洞又奉旨督办粤汉铁路。粤汉铁路的筑路权早在1898年就被美国所控制。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美国合兴公司同清廷签订《粤汉铁路借款草合同》，控制了粤汉铁路的筑路权。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又订立续约，规定借款为4000万美元，由合兴公司在5年内筑成，不得转让他国。但3年过去，到光绪二十九年铁路尚未动工。光绪三十年，合兴公司又将股票的三分之二卖给比利时的万国东方公司。湖南、湖北、广东三省人民获悉这个消息，非常愤怒，要求废除原订合同，收回路权自办。此时，张之洞奉旨督办粤汉铁路，经过与美国公司一年多的交涉，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7月，他以675万两的高价赎回路权。随后，张之洞以高股筹集不易为由，于宣统元年（1909年）4月与德、英、法三国签订《湖广铁路借款合同》，借款550万英镑筹建粤汉铁路。这激起更大规模的反抗浪潮。

在督鄂17年间，张之洞力主广开新学、改革军政、振兴实业，由此湖北人才鼎盛、财赋称饶，成为当时中国后期洋务新政的中心地区。

学习法律

张之洞作为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主张学习西方法律，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他与刘坤一合上《采用西法十一条折》的具体措施。但是学习和采用西法要有前提，即“中学为体”，中法的根本原则不能动；“西学为用”，西法的基本原则不能学。早在清末修律正式开始之前，张之洞就主张“择西学之可以补我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他认为这样做是“有其益而无其害”。光绪二十七年五月，他与两江总督刘坤一联名上了三道《江楚会奏变法折》，提出了“恤刑狱”、“结民心”、改良法制的建议，并同袁世凯一起保举沈家本、伍廷芳为修律大臣。

张之洞在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所奏的《整顿中法十二条折》中关于刑法改革的九条意见中，便参考了西法，提出了“重众证”、“改罚锾”、“教工艺”、改良监狱等具体改进方法。张之洞还十分重视西律中的“公法学”，这是在办洋务过程中与西方各国打交道时经常遇到的课题。对此，他提出两条建议：第一，参酌中外法律，制定“通商律例”，作为处理在华外国人案件的法律根据；第二，培养熟悉中外法律的人才，以适应这种需要。后来，张之洞还主张聘请各国律师，博采各国矿务律、铁路律、商务律、刑律等，为中国编撰简明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说制定此四律是“兴利之先资”，“防害之要”。

思想主张

张之洞兴学育才思想及实践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张之洞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强调以通读史经为学习的主要内容。具体的举措主要是改革传统的教育机构，以湖北的经心书院和四川尊经书院为代表。清代的传统教育机构主要是学寓与书院，乾嘉以后，由于经费不足，教官失职，不少地方学寓逐渐停废，书院成为主要教育机构。但这些书院大多数只是考课，没有讲学色彩，与经世致用学问脱节。为此，张之洞开始重视引导书院讲求实学，于1869年在武昌三道街文昌阁设立经心书院，拔其优秀者，读书其中，所研习的多为经解、史论、诗赋、杂著等，标榜实学，注重经世致用。同治九年（1870年）学政任期已满，在卸任回京之际，得湖北士人好评，张之洞感慨赋诗：“人言为官乐，哪知为官苦。我年三十四，白发已可数。”同治十三年（1873年），张之洞又奉旨任四川乡试副主考宫，9月任四川学政。入川后他发现四川的科场作弊、世风日下现象严重，便采取措施，清除科场积弊，整顿士林风气。他认为“欲治川省之民，必先治川省之士”。

重视西学

在继续主张改革传统教育的同时，张之洞开始认识到“西学”的重要性，并着手试办以“西学”为主的新式学堂，书院改革以两湖书院为代表，开办的新式学堂以工艺学堂、自强学堂为代表。

光绪十六年（1890年），张之洞在都司湖经心书院旧址，创办了两湖书院。书院学生定额240人，湖南、湖北各100人，特定商籍40人，开设“经学、史学、理学、文学四门”，宗旨是培养“出为名臣，处为名儒”之才。1896年，张改革两湖书院，仿照西洋学院，每日上堂讲课，教习按日检查学生的学习情况，课程则改为经学、史学、舆地与时务四门，同时设立院长，负责讲明经济。张之洞也比较重视对学生学习的管理和思想之控制。1902年，两湖书院改为两湖高等学堂，分科为八门，成为一所包括文、理、法三科的综合性高等学堂。学生则由原来的240名减至120名，初以两湖、经心、江汉三书院的优秀生升人高堂学习，入校者必先补普通学科一年，习专门学科三年，然后出西洋留学一年，共五年毕业。两湖书院从一个传统的书院演变成一所新式学院，又随着西学课程的增多而终成一新式学堂。张之洞在1898年将两湖书院、经心书院改为学堂时虽提出“两院分习之大旨，皆以中国（学）为体，西学为用，既免迂陋无用之讥，亦杜离经叛道之弊”。但学生真正感兴趣的却是“西学”课程，结果，一些学生却最终“离经叛道”，从事革命活动。

学术成就

张之洞精通儒学和经学，主张“通经致用”和“经世致用”。24岁那年，张之洞在一首叙辈诗中写道：“仁厚守家法，忠良报国恩，通经为世用，明道守儒珍”。这不仅表明了其“通经致用”思想的形成，也预报了他今后所要从事的事业。在出任封疆之前和之初，他振兴儒学的活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广设书院和义学，扩大儒学传习范围。任学官时，张之洞在湖北和四川分别设立了经心书院和尊经书院，从书院带“经”的名称上，其用心可见一斑。初任巡抚时，他更是大展宏图，提倡“减社钱以广义学”，“免差役以尊学校”，“清学田以复旧章”，“筹经费以修书院”等等。

（二）编纂《輶轩语》和《书目答问》二书，论学教士，培养儒学学术种子。这两本书均成于1875年，当时张之洞正在四川学政任内。在这两本书中，他阐述了“通经致用”的学术思想，为青年学子指点学术门径，充当“老师”，显示出为一般封建官僚和腐儒学究所难以企及的学术视野，成为晚清振兴和光大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学术的有力工具。

（三）提倡并带头印刻学术书籍，为士人研习儒学提供方便。在《书目答问》中，张之洞曾专列“劝刻书说”，认为“刻书者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亦利济之先务，积善之雅谈也。”

张之洞喜欢研经，据他晚年自称：“生平于易、礼、春秋致力最深，欲乞身归里，著经说数种，而事与愿违，颇以为憾。”他认为，致用之道，学有多途，但必须首先“通经”，因为为学要“有本”。这“本”，“学人因谓之根柢”。“苟有其本，以为一切学术，沛然谁能御之，要其终也，归于有用。天下人材出于学，学不得不先求诸经……其势然，其序然也。”

藏书

张之洞对中国文化建设事业也有特殊贡献。任湖广总督时，先创建两湖书院，又在广东创办广雅书局并设立藏书楼。筹资兴建湖北省图书馆和湖南图书馆，并相继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前后相继开放。又与端方等人筹办京师图书馆，他认为“图书馆为学术渊薮，京师尤系天下视听，规模必求宏远，搜罗必尽极详，庶足以供多士之研求”。亲自选定馆址，购江南著名藏书家归安姚氏、南陵徐氏藏书，并翰林院旧藏合为京师图书馆。请派编修缪荃孙任京师图书馆监督。并代为制定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章程，为国家图书馆建设贡献卓著。张之洞家藏古籍亦富，仅宋元之本有数十种，在京师时，每去琉璃厂，满载而归。藏书家傅增湘曾收藏有流散出来的旧藏。其书、文、函、牍、电稿等辑为《张文襄公全集》，共100余卷。

目录学

张之洞精通目录学。同治十三年（1874年）任四川学政时，写有《輶轩语》，专讲治学方法、科学时文和有关程式。光绪二年（1876年）写成《书目答问》，是一部列举了2200种书籍、以指示治学门径的书目。着重收录清代特别是乾嘉以来的学术著作，分经、史、子、集、丛书五部，每部之中又分若干类，类例不拘守于《四库总目》，阐述了读书研究、版本研究和目录学的关系，具有总结清代学术研究成绩的价值，丰富了古典目录学的内容。

书法

张之洞工书，书法苏轼，深负盛名。其也擅“米体”，笔力遒劲，俊迈豪放，跌宕有致。张之洞曾向张佩纶私授“书诀”，称“即于两字求之，结体求丰，用笔求润”，自然丰润，笔意开展，便是他书体常见风格。

人物评价

清廷上谕：①公忠体国，廉政无私。②提倡新政，利国便民。

晚清维新派代表人物谭嗣同说：“今之衮衮诸公，尤能力顾大局，不分畛域，又能通权达变，讲求实济者，要惟香帅一人。”

宣统元年（1909年），汉冶萍公司的经理叶景葵评论道：“假使张之洞创办之时，先遣人出洋详细考察，或者成功可以较速，糜费可以较省。然当时风气锢蔽，昏庸在朝，苟无张之洞卤莽为之，恐冶铁萍煤，至今尚蕴诸岩壑，亦未可知，甚矣功罪之难言也。”

《清史稿·张之洞传》：张之洞是个清官，且又“爱才好客”，做了数十年的封疆大吏，到死，“家不增一亩。”

《大公报》：当张相国之抱病也，有惟恐其死者，有惟恐其不死者。批评他：张相国一毫无宗旨，毫无政见，随波逐流，媚主以求荣之人也……相国之生平，恃以训勉全国者，惟在“忠君”二字。

《申报》：固卓乎近数十年汉大臣中不可多得之人才，抑亦光绪朝三十四年有数之人物也。

《新闻报》：若与历代贤臣相比，张之洞不愧为诤臣、能臣、良臣。

资产阶级革命导师孙中山评论说：张之洞是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

美国著名学者威廉·艾尔斯评价说：在张之洞的一生中，中国教育的形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对此，他的努力具有决定性意义。

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评价说：提起中国民族工业，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

张继熙：公常谓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故以兴学为求才治国之首务。

台湾著名历史学家、学者苏云峰评价说：湖北教育改革的成功，最主要的因素是由于张之洞的领导，而张之洞，对教育改革的贡献，并不限于湖北一地，而是具有全国性意义。张之洞是湖北教育近代化的奠基人，其伟大的教育思想，为湖北培养了大批人才，使湖北形成了一个知识和价值观念不同于传统文人的新型知识分子群而活跃于清末政治舞台。

轶事典故兴居无时

张之洞的作息与常人不同，每天下午二时睡觉，晚上十时起床办公。大理寺卿徐致祥参劾张之洞辜恩负职，“兴居不节，号令无时”。后来粤督李瀚章奏称：“誉之则曰夙夜在公，勤劳罔懈。毁之者则曰兴居不节，号令无时。既未误事，此等小节无足深论”。张之万在写信给张之京时说：“香涛（张之洞）饮食起居，无往不谬。性又喜畜猫，卧室中常有数十头，每亲自饲之食。猫有时遗矢于书上，辄自取手帕拭净，不以为秽。且向左右侍者说：‘猫本无知，不可责怪，若人如此，则不可恕。’”

张梁妙联

清朝后期，梁启超到广州拜见两广总督张之洞。当时，张之洞在清政府中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梁启超锐意改良，想力挽清王朝颓势，对张之洞寄予极大的希望。梁启超到广州后，张之洞差人将一上联送于梁启超。联文是：“披一品衣，抱九仙骨，狂生无礼称愚弟。”这上联狂傲无礼，且拒人千里之外。梁启超气度不凡，坦然对了下联，请来人回送给张之洞：“行千里路，读万卷书！侠士有志傲王侯。”对答不卑不亢，有理有据，文字高雅，气势慑人。张之洞一看，马上出衙迎接，大有相见恨晚之意。

后来，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名气更大，傲气也更盛。一次，梁启超到江夏拜访他，张之洞又出联求对：“四水江第一，四时夏第二，先生居江夏，谁是第一，谁是第二？”上联既包含四水（指古代江、河、淮、济四水），长江排首位，又总括春夏秋冬四季，而夏是排第二。接着，提出了“谁是第一，谁是第二？”这样难以回答的问题。

才思敏捷的梁启超，略加思索，巧妙地答出下联：“三教儒在先，三才人在后，小子本儒人，何敢在先，何敢在后。”张之洞吟读再三，不禁叹息道：“此书生真乃天下奇才也！”梁启超所对的下联非比寻常。他以自己的身份“儒人”拆开，古代儒、佛、道三教中，以儒为首，在天、地、人三才中，则以人才居末位。梁启超以“何敢在先，何敢在后”巧对“谁是第一，谁是第二？”其含意深远，既挫了对方的傲气，又不失宾主之礼，难怪张之洞为之叹服不已。

江楚三折

清廷在经过了八国联军侵略北京的战争以后，不得不“变通政治”，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3月，成立督办政务处，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遥为参预”。五月、六月，张之洞会同刘坤一连续上了三道奏折：《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遵旨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这就是有名的《江楚三折》。第一折，是关于办学堂、废科举事，提出设文武学堂，酌改文科，停罢武科，奖励游学等建议。第二折，言整顿中法，提出了崇节俭、破常格、停捐纳、课官重禄、去书吏、去差役、恤刑狱、改选法、等八旗生计、封勇、裁屯卫、裁绿营、简文法等建议。在这个奏折中说：“近日民情，已非三十年前之旧，羡外国之富而鄙中土之贫，见外兵之强而疾官军之懦，乐海关之平允而怨厘金之刁难，夸租界之整肃而苦吏胥之骚扰，于是民从洋教，高挂洋旗，士人入洋籍，始由隔寝成涣散，乱民渐起，邪说乘之，邦基所关，不胜忧惧。”这里反映了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深度和毒害，也反映了中国人民痛恨清朝政治腐败的程度和心理。第三折言采用西法，提出了广派游历，练外国操，广军实，修农政，劝工艺，定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用银元，行印花税，推行邮政，官收洋药，多译东西各国书等建议。在这个奏折里，他说：“施之实政则不至于病民，至若康有为之邪说谬论，但以传康教为宗旨，乱纪纲为诡谋，其实与西政、西学之精要，全未通晓，兹所拟各条皆与之判然不同。”他还特地申明他采用的西法内容和实质同康有为维新派的毫不相同。

《江楚三折》仍是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具体化，在不变更君主专制制度的前提下，学习西方的一些先进的管理方法。虽则如此，但改革的一些项目，如废科举、兴学堂、奖励留学、设商部、学部、兴办实业等是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和新文化传播的。

与载沣

张之洞与载沣不和。一说，张之洞病重时，摄政王载沣亲临探视。张之洞毕竟是四朝老臣，临死之时还是念念不忘天下安危，提出要善抚民众。摄政王载沣扬扬得意道：“不怕，有兵在。”张之洞从此再无一语有关国计民生的大计献于摄政王大人之前。载沣走后，有人向问张之洞询问摄政王说了什么，张之洞说是“亡国之音”。当晚，张之洞在哀叹“国运尽矣”声中去世。

亲属成员

关系

人物

祖辈

曾祖父

张怡熊，曾任浙江山阴县知县。

祖父

张廷琛，曾任福建古田县知县。

父母

父亲

张锳，生于乾隆五十八年（1791—1856年8月），字右甫，一字春潭。

母亲

朱氏，是邛州（今四川邛崃）的知县朱绍恩的千金。

妻妾

大夫人

石氏，滦州人，贵州都匀府石煦女，1865年病逝。

继夫人

唐夫人，湖北布政使唐树义之女，贵州遵义人，1872年卒。

三夫人

王夫人，王懿荣的妹妹，1879年3月死。

兄弟

族兄

张之万（1811-1897年）兵部尚书，后调刑部。年八十七岁，赠太保，谥文达。

弟弟

张之涌，定居湖北省武汉。

子女

儿子

长子：张仁权，次子：张仁颋，三子：张仁实，九子：张仁侃，十子：张仁宝，十一子：张仁乐，十三子：张仁蠡

女儿

长女：张仁准

孙辈

孙子

张厚玫，张仁蠡长子。

孙女

张厚粲，1927年4月生，国务院参事、中国心理学会常务理事。张仁蠡次女。张厚茜，定居美国，张仁蠡大女儿。

北京旧宅

张之洞旧宅位于北京西城区白米斜街路北。大门在白米斜街，门外有照壁、上马石、八字门墙。后临什刹海前海。临海平列3幢小楼，中楼前花厅2间，四面带廊，中楼7间，是一座高台建筑，台为城砖所砌。东楼面阔5间，2层。西楼面阔6间，2层。就在这座气势威武的宅院里，张之洞度过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两年。

抱冰堂

在蛇山南腰，武昌蛇山首义公园内。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湖广总督张之洞调任军机大臣离鄂，其在鄂门生、僚属建此堂以存纪念。因张之洞晚号抱冰，取《吴越春秋》“冬常抱冰，夏还握火”语意以自励，故取是名。1953年曾进行修葺。砖木结构，台基石砌，面宽5间，进深3间，九脊四坡顶，檐下环以外廊，造型优美，结构精巧。梁檩门窗，雕以各种禽兽花卉图案，浮雕、透雕，互为映衬，疏密相间；艺术手法，奔放生动而又工整逼真，别具风格。堂内陈列光绪年间（1875～1908）制作的黄鹤楼模型。四周花木扶疏，缀以假山湖石，逸趣盎然，景色宜人。1985年进行整修，先设来社，后扩为“东方画廊”，不定期举办书法、绘画、摄影的展览。

谢选骏指出：上文作者处处维护张之洞，因为同为汉奸，惺惺相惜也。

【18、汉人是中国白人的奴隶】

《“汉人是中国的白人吗？”：美国种族议题引反思》（2021-05-08 美国之音）报道：

华盛顿——面对新疆维吾尔人遭受的残酷待遇，海外的一些中国汉人知识分子开始在社交媒体等平台发声，反思汉人作为主体民族，被中国政府的民族政策给予的身份优势。他们鼓励其他的海外汉人也能意识到自己在中国生活时拥有的隐性“特权”。

在美国，过去一年以来，黑人男子乔治·弗洛依德之死和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引发了大规模针对种族问题和白人“特权“的反思。这些海外汉人知识分子虽然是美国或其他居住国的少数族裔，但在中国成长和生活时，他们是占据人口绝对多数和拥有最多资源的主要群体，与白人在西方社会所处的位置较为相似。于是，一场由白人“特权”讨论而引发的汉人“特权”讨论在知识分子之间展开。

美国关于族裔关系的讨论中常用“种族”（Race），而中国更多使用“民族”（Ethnicity）。两个概念有各自不同的定义，但都被用来对人群进行划分。种族多指先天遗传的生理特征，如肤色和相貌等。民族则指拥有共同文化、习俗、传统、历史背景的群体。在美国的公共讨论中，种族与民族的概念常被互换使用。

“汉人是中国的白人吗？”

为”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中国部工作的研究员王亚秋一直在关注新疆维吾尔人的境况。但在中国浙江省长大的她坦言，小时候几乎没有见到过维吾尔人，也完全不知道少数民族所受到的歧视。不仅如此，她承认曾一度相信少数民族受到了比汉人更优等的对待，比如高考加分。“这其实说明了压迫和歧视的严重性，严重到主体人群都不知道这是一个问题，” 她对美国之音表示。

但来美国上学后的经历改变了她的看法。她说，在学校上课时使用不是自己母语的英语增加了学习的难度，让她联想到了在中国不以汉语为母语的少数民族。与在美国的王亚秋一样，那些少数民族的孩子需要通过掌握一门第二语言才可以在中国成为升学或是应聘的有力竞争者。

尽管王亚秋是移民，而维吾尔人是在中国长大的公民，但她对学习并使用第二语言的困难感同身受。此外，作为生活在美国的亚裔，王亚秋说她也曾被喊“滚回中国”（go back to China），于是更能理解维吾尔人和藏人等在中国被另眼相看时的心理感受。

比照自己在美国和中国的生活经历，王亚秋不久前在语音聊天平台Clubhouse上发起了一场相关讨论，名字叫做“汉人是中国的白人吗？”。

这个标题来自一位康奈尔大学中国学生在导致6名亚裔女性死亡的亚特兰大枪击事件后不久发表的同名文章。文章中，这位名叫Weifeng Yang的学生把“美国白人”与“中国汉人”做类比，认为正如“美国人”常常被与“美国白人”画上等号一样，“中国人”这个概念也常被默认为“中国汉人”。他认为，虽然汉人在美国是少数族裔，但在中国却是占据优势的民族。他希望生活在海外的汉人在为自己的权益发声的同时，也可以换位思考。

“这可以帮助我们真正地去同情我们母国的少数族裔所经历的困难，比如维吾尔人和其他民族，包括回族、藏族、蒙古族和哈萨克族，” 他写道。Yang同学没有接受美国之音通过不同方式多次发出的进一步采访请求。

王亚秋表示，作为人权观察的研究员，她私下里收到过不少来自华人与中国留学生的邮件，表达对新疆维吾尔人境遇的担忧与和对中国政府的谴责。但由于中国公民的身份，他们不敢公开发声。

于是，没有身份担忧的王亚秋有了在Clubhouse上举办一个讨论的想法。她说，这次讨论不是人权观察的官方活动，而是她自己的主意。她不仅邀请了汉人学者和知识分子，也邀请了维吾尔人的加入。

“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我的身份，和我生活在美国这个现实，来和维吾尔人进行一些沟通。我相信有很多和我一样身份的人，他们也希望在这件事情上做一些改变，” 她对美国之音说。

受邀同来主持这场讨论的还有人权律师滕彪。从几乎20年前开始参加中国境内的的一系列维权活动、并因此被中国当局秘密关押和折磨后，他于2012年离开中国，目前居住在美国的新泽西州。

滕彪对美国之音表示，在去年“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和今年的反对亚裔仇恨活动中，他都有发声表示支持。但他希望，在美国支持这些种族平权运动的汉人也能以同样的角度去思考汉人与维吾尔人之间的关系。

“像亚特兰大这样的事件，它的确是让很多人有了亚裔被歧视这样一个概念，然后参加这样的运动，但是能够再往前走一步，去认识到，作为汉人，相对于中国其他少数民族这样的‘特权’，这还是非常罕见的，” 他说。

“白人特权”（White Privilege）是美国社会在讨论种族不平等时常常会使用到的词汇，指的是当面对同样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时，相对于少数族裔，美国白人所受到的优待。”汉人特权”（Han Privilege）则是中国知识界将“白人特权”这个概念本土化后的衍生词汇。

滕彪解释说，他并不满意“特权”这个中文翻译。在中文语境下，“特权”更多得是指政府官员拥有的特殊权力，常指代政治腐败。他担心这样的翻译无法准确反映“汉人特权”的真正含义。

他认为，女权主义者提出的“性别红利”概念可以有效地帮助理解“汉人特权”的意思，即个体因为所拥有的民族或性别身份而自动成为了一个社会中占有强势地位的一方。正如男性常常意识不到女性所受的歧视或压迫，滕彪说，汉人也常常看不见少数民族所经历的不平等。

“汉人当然有特权，” 他对美国之音说，“只不过如果你对其他民族的生活、压迫、恐惧缺乏关心的话，或者对整个社会现实缺乏反思的话，你是意识不到的。”

滕彪认为维吾尔人等少数民族在中国社会里受到的歧视是显而易见的。除了王亚秋提到的必须使用第二语言参加考试和应聘工作外，滕彪还说到了维吾尔人会因为民族身份而被酒店拒绝接待，导致寸步难行，基本失去旅行自由，而且中国在新疆大规模建造的“再教育营”针对的也是维吾尔人，鲜少有汉人被强迫送进这些机构的案例。

纪录片导演、作家傅志彬2009年8月在新疆旅行时与当地村民交流。对于维吾尔人在新疆受到的不公待遇，同样被邀请来Clubhouse讨论的傅志彬并不陌生。目前生活在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的纪录片导演、作家傅志彬曾因撰写书籍《洗脑的历史》而被中国当局囚禁一年多。在2018年离开中国前的十多年里，他曾多次去新疆旅行。他目睹了新疆的安保一步一步加强。尽管新疆汉人与维吾尔人所占人口比例接近，但他发现，安保措施的重点执行对象几乎全部是维吾尔人。

他对美国之音表示，2016年，他在从新疆库车到库尔勒约300公里的路途上经过了4个检查站。在每个检查站，汉人只需让车辆接受检查就可以通过，而维吾尔人除了需要被检查车辆外，本人还要接受安保人员的盘问。傅志彬说他常看到接受盘问的维吾尔人在安检站排起长队，而汉人只需“晃一下”身份证就可以离开。“我想我当时要是维族人的话，我的心里会很不好受的，” 他说。他看到不少接受检查的维吾尔人都是“受过教育的”、“干部模样的”，看起来“敢怒不敢言”。

不过，并不是所有海外知识分子和活动人士都赞同汉人反思自己的“特权”。

被授予过哈萨罗夫奖和罗伯特·肯尼迪人权奖的中国著名民主运动人士魏京生在不久前在推特上反对这样的反思现象。他警告说这可能会挑拨汉人与维吾尔人之间的矛盾。

“难道不是共产党欠维族人民的，而是同样受压迫的汉族老百姓欠维族人？这不是混淆是非吗，” 他在一则推文中写道。

持类似观点的人并不少。一些颇具影响力的中文用户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中国的威权体制和专制制度是维吾尔人受到压迫的根本原因，在这个因素不被消除前，反思或是道歉起不到现实的作用。他们认为政治体制的改变应优先于在民族问题上的反思。

维吾尔活动人士：希望与汉人求同存异

滕彪和傅志彬都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不否认中国政府的集权统治影响每一个生活在中国的民众，包括汉人。但他们也认为，汉人受到的压迫并不源于他们的汉人身份，但维吾尔人受到的对待里还多了一层基于民族身份的不平等。

“不能因为专制体制的存在，就否认种族不平等的存在。不能因为政治体制的压迫，就拒绝反思自己的种族民族的特权，” 滕彪对美国之音说。

著名维吾尔活动人士、世界维吾尔大会中国事务部主任伊利夏提（Ilshat H. Kokbore）同样这么认为。他还表示，并不是所有反对专制的汉人都能够平等地看待维吾尔人。

世界维吾尔大会中国事务部主任伊利夏提。（照片由本人提供）

目前生活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他对美国之音说，在新疆的成长过程中，他遇见过不少文革时期被迫害并发配到新疆的“右派”汉人知识分子。他说，这些知识分子虽然对共产党政权不满，但每当谈到维吾尔人或是新疆时，立刻表现出了对“大一统”的支持或是对维吾尔文化的偏见和无知。

伊利夏提说，他高中时的语文老师也曾是受到迫害的“右派”知识分子。有一次他上学迟到，按照规定必须在教室外罚站。但那时伊利夏提由于语文成绩好，深受语文老师的喜爱。于是老师为了给他一个台阶下，避免他罚站，就对他说：“我知道你们维吾尔人没有早起的习惯，你去坐吧。”

伊利夏提表示，他明白老师的言论是出于善意，但这么无意的一句话，让他感受到了老师心中认为少数民族懒惰的刻板印象。

那并不是他第一次感受到汉人对维吾尔人的不了解。

小学时，他被父母从伊犁的一所维吾尔小学转到了另一所位于铁路区的汉人小学，因为在铁路系统工作的父母认为，只有学会汉语，伊利夏提未来才能也在铁路系统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本来已经在维吾尔小学读到了三年级的他，由于一句汉语都不会，必须从汉人小学的一年级开始重读。他也成了班上唯一的维吾尔人。他说汉人同学对他作为维吾尔人不吃猪肉这件事展现出了极大的关注，甚至通过编造虚假的神话故事来解释维吾尔人不吃猪肉的原因，如称维吾尔人被猪拯救过，所以不碰猪肉。

事实上，维吾尔人不食猪肉是因为猪在伊斯兰文明中被认为是不洁的动物。《古兰经》明文禁止信仰者食用猪肉。

伊利夏提对美国之音说，他当时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但他的汉人同学却觉得很“好玩”。这样的经历，他说，在当时“司空见惯”。

不过，他并不责备那些同学，他理解那些言行是由于他们对维吾尔人的不了解。他也不认为所有汉人都应该反思，因为许多汉人并没有参与对维吾尔人的压迫，他们同样是一个不公正体制的受害者。

“河南一个农村里头的，甘肃一个农村里头的汉族人，他需要给我们道歉吗？不需要。不必道歉。他可能一辈子都没有见过维吾尔人。他需要反思吗？他在那个一亩三分地里头奋斗一辈子，也就还是那一亩三分地，他需要反思吗？我觉得他也没必要反思，” 他说。

同样参加了那场Clubhouse讨论的他后来对美国之音说，他希望和汉人进行平等的交流，并相互理解，他参与讨论的目的不是为了说服任何人。

“我不强求别人去接受我的观点，” 伊利夏提说，“因为你不能去要求每一个人都和你一样，包括在一个家里头，父母之间，夫妻之间都有很多无法达到完全一致，这就是人类的丰富多彩的一面，可能也是我们不幸的一面。但是，我们要尽可能减少不幸的一面，尽可能多地发现相互之间可以吸引人的、可以共存的一些东西。这就是我的目的。”

虽然讨论的题目叫做“汉人是中国的白人吗”，但伊利夏提并不同意将汉人和白人类比是恰当的。他说，在美国的历史上，从黑奴的解放，到60年代的民权运动，以及今天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都常常看到大量白人的参与。他认为，大比例的白人知识分子一直在反思美国的种族不平等，可以说是美国的主流思潮，但积极反思自己“特权”的汉人知识分子却并不多，大多数人对民族关系的现状并没有感到不妥，很多人甚至感到满意。

滕彪也这么认为。他说，当时受到人权观察的王亚秋邀请后，故意为Clubhouse的讨论选择了一个有争议的标题，希望能吸引参与度。他认为这个标题对许多在反思种族问题的白人来说是不公平的。

“在这一点上，汉人还需要特别特别多的努力，” 他告诉美国之音。

除了主体民族对不平等的反思程度不同，伊利夏提认为，美国与中国虽然都是由来自不同文明背景的民众组成的国家，但产生的方式非常不同。

他说，在美国，除了历史上的黑奴等强制劳工，近几十年来，来到美国的非白人都是自愿前来寻求更好生活的移民。但中国今天对新疆和维吾尔人的统治是基于暴力之下的强迫民族融合。

伊利夏提自己的家人也是新疆“再教育营”的受害者。3月底，他通过《纽约客》（The New Yorker）的记者了解到，自己的大妹妹、二妹妹、二妹的丈夫和大女儿都已被关押进“再教育营”。他也好几年没有联系上他在新疆的家人。

伊利夏提说，他也曾对以汉人为主的中国政府抱有过实现民族平等的希望，但在目睹新疆的现状后，他相信，新疆的独立是维吾尔人的唯一出路。伊利夏提说，他希望未来的新疆会是一个像美国一样包容多元文化和宗教、拥有言论自由的地方。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滕彪和傅志彬也认为，大一统不应该是缓解汉人与维吾尔人民族矛盾的前提。滕彪和伊利夏提也都表示，维吾尔人已经找不到继续信任中国政府的理由。

“汉人至上”、殖民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

研究了中国40年的康奈尔大学人类学教授马努斯·菲斯克修（Magnus Fiskesjo）认为，中华政权与少数民族的矛盾并不是近年来的产物。

“中国的历史就是中华帝国政权与其他不被其统治的民族的相遇，帝国攻占了他们并将他们变为了中国人，” 他对美国之音说。

他将中国与历史上的波斯帝国和大英帝国等做类比，并表示，和历史上的所有帝国一样，中国统治下的民众被灌输了他们更加优等的观念，理应统治其他“落后”和“低等”的民族。菲斯克修认为这无异于殖民主义的思考方式。

种族主义元素之外，许多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政府在新疆的政策无异于殖民主义，并称之为“内部殖民主义”（Internal colonialism）。近年来，随着中国对维吾尔人控制的加强，更多的学者指出中国新疆政策的殖民主义色彩。

德国人类学家郑国恩（Adrian Zenz）在2020年的报告《节育、避孕器和强制生育预防：中共在新疆压制维吾尔人生育率的行动》中列举了中国政府控制维吾尔人生育率的强制手段，并写道：“这些数字引起了对北京继续实行“汉民族定居者殖民主义”（Han Settler Colonialism）政策的担忧。”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研究新疆地区的副教授迈克尔·克拉克（Michael Clarke）在今年发表的论文《新疆定居者殖民主义和通向文化灭绝之路》（Settler Colonialism and the Path toward Cultural Genocide in Xinjiang）中表示，中国共产党在新疆地区对从属民族福祉的担忧和消灭他们文化中“有缺陷”元素的行动“从本质上说是殖民主义”（fundamentally colonial nature）。

康奈尔的菲斯克修教授同样这么认为。在今年1月发表于《洛杉矶书评》（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的文章《中国特色种族主义》（Rac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中，他认为新疆就是当代中国的殖民地，移居那里的汉人对当地的维吾尔人常常抱有偏见。

他在文中还写道，中国的种族主义来自于“自我至上主义”（Self-supremacy）。这种“自我至上主义”多显现在对被殖民人口的偏见上，而这些人口常常肤色较深，被认为是“原始的”、“愚蠢的”、“落后的”。

另外，他说，汉人的“自我至上”的观念在今天的中国和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发生了融合。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相信，和自然界的动植物一样，人类社会的不同民族之间也存在着生物学上“优胜劣汰”的定律，“劣等”民族注定会灭绝。社会达尔文主义为近代的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提供了理论支持。十九世纪末，中国学者严复的《天演论》帮助了源自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进入中国知识界。

菲斯克修表示，在美国历史上，社会达尔文主义与白人至上主义相结合，为北美殖民者对印第安原住民的杀戮与驱逐，和对黑人的奴役与压迫提供了正当性。不幸的是，他说，由于政治宣传和学校教育，这种已经被科学界证伪的理论在中国社会依然有着牢固的根基。

“当前的这种中国至上主义是中国的一些老旧思想和他们从西方引进的错误伪科学相结合的产物，” 他说。

在《中国特色种族主义》一文中，菲斯克修谴责中国政府对新疆维吾尔人的残酷对待，并呼吁外界关注存在于中国的系统性种族主义。

“不幸的是，” 他写道，“这种国家种族主义不会消失，除非它受到广泛的认识和抵制，包括中国民众自己。”

谢选骏指出：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从业人员，没有学好中文——“汉人是中国的白人”是语法错误，“汉人是中国白人的奴隶”才是真相。中国白人就是黄俄，汉人不过是黄俄的奴隶。

网文《南北汉人Y染色体是白人基因型》（2009-02-10 网易社区）报道：

天戟最近阅读人类Y染色体基因单倍体谱系方面的知识时，有一个惊天大发现。

下图人类各Y染色体非重组区单倍体基因谱系简图，天戟给出的是一个比较通俗的图，但并非敷衍了事，只是为了叙说的方便、叙说的通俗。且这个图上的所有18个单倍体，已经涵盖了人类所有的单倍体型，只是未有更细化而已。比如我们看到的蓝色0方块，代表了O175,是东亚－南亚基因，如果再细分，可以分成3个类型，M119/M95/M122,其中的M119，在中国南方的汉人中占有比例很高，达到75％以上，在北方汉人中间几乎为零，姑且称为南方汉人基因，为什么说姑且呢？因为这个基因单倍体型在北亚也存在，比如满蒙、朝鲜和日本、以及东北亚岛屿上。M95基因单倍体，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屿上，在日本、朝鲜人中也有，姑且称东南亚基因。M122很广，分布在几乎所有的东亚和东南亚包括西藏等地，出现频率最高的地方是云南，在黄河流域的河北、陕西、山东，长江流域的湖北、安徽、四川、江西等地区的这些北方汉族人中，M122大约为80%，频率分布云南最多，其次北方汉人和藏人，再次朝鲜日本东南亚，在太平洋岛屿上也有少量发现，是一组以滇川陕为轴心的频率分布图。M122继续分化为M134和M117。M117是在M134上继续分化的。 M134分布在云南、四川包括汉民族在内的许多民族、藏民族和北方汉族中间，姑且称为先羌基因。M117姑且称为北方汉族基因型，是汉民族一个古老的基因型，主要分布在北方汉人以及北方一些民族中间。推测大约是周秦民族的源基因型。

M119/M95/M122/M134/M117这些基因虽然都十分古老，在叙述中国汉人分类上有继续分类的必要，但本图中没有出现。并不是表示这些基因型分化，是因为本文基本不涉及这些，其他基因型也类似。

天戟在这个图上发现了一个惊天线索。

天戟通过查阅资料发现，图中，非洲黑人基因型主要是A、B，这两个几乎没有出非洲。出非洲的人以及部分非洲人，都含有一个原始的M168类型，所有的突变，都来源于这一个类型，也就是说在这个基础上的突变。M168也是人类出非洲的直接证据。M168是世界上除部分黑人外都存在的Y基因类型。这个基因分化为图中从C一直到R的所有类型。M168分为3个大型，CM130、D-YAP、F89。涵盖了出非洲的白人、黄人、棕色人、美洲人以及东非的部分黑人的所有基因型。其中CM130，大约存在于从印度一直到东北亚的沿海地区、太平洋诸岛，在中亚人中也能找到一些。D-YAP，为小黑矮人基因，主要分布在印度安达曼人（100%）、藏族（58%）、土家族、彝族、瑶族、日本（34.7%）、朝鲜、满州人、缅甸人、克钦人和部分汉人中间，其分化出的E和E3B，是中非和东部非洲的人类基因型；另外一大支F89，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基因，除了非洲黑人区域外，几乎所有的地方都存在。它分化出了包括欧洲人、美洲人（Q）、阿拉伯人、波斯人、中亚人、印度人、东亚东南亚人（O/N)等等所有的基因类型。

天戟发现，F89比较特别。这一支分化出的所有子类别，除了东亚东南亚人（O/N)和美洲人（Q）外，都是白人类型。狂且猜想F89是突变出的一种白人的根基因（似乎是灰白人种），那么O/N和Q型，极有可能也是白人类型。当然，F89是白人基因，其中分支类型突变为黄种基因的可能性也不是不存在。但是，从美洲人和东亚东南亚人（远东人）和白人在身材、肤色、外表许多方面的差异，以及O/N和Q型独立分型而美洲人和远东人有着许多相似性分析，突变的可能性较小。加上在远东、极北和太平洋上这些远东黄种人占据地周围发现有许多C、D类型的人，狂且大胆推测，O/N和Q型依然是白人基因型！也就是说，占据南北汉人各约75％的O-175Y基因单倍体型，是白人基因型！那为什么包括南北汉人在内的东亚黄种人、美洲人却是黄色人种（美洲人疑似黄种）呢？

人类从非洲出发到达世界各地，并非只有一批，他们是层次推进的，出非洲的人类有好几批，因此包括有多种基因突变类型。出非洲的M168单倍体型分化为三种子类型，即C、D、F，这是在非洲就已经分化完成的。没有出非洲的，有A、B这样两个和M168一样古老的两个大类，它们再分化成许多子型。最早从非洲出来的，可能是C、D基因型。他们在冰川期还没有结束已经到达了东南亚一带，时间大约在5万年前，此后一直向太平洋岛屿（当时水平面比现在低 100－200米，岛屿连成一片）和美洲进发，冰川期过后，沿东南亚沿海和中国沿海向北方进发。F类型现在是现代人类的一个大类，他们可能在C、D类型的稍后出发，也可能同时，但走的不是一个路线。这里说明一下，每种类型出非洲，也不是一次性的，可能分为很多批次。而且，即使象F类型这样一个大类，当初出非洲的几批人，可能也只有几百几千人。F型似乎在非洲还没有完成子类型的突变和分化，因为在非洲，几乎找不到由F突变而成的类型。F类型应当和C、D几乎同时或者稍后出的非洲。M168基因突变型为什么会成批走出非洲，人类学家推测可能遭遇类似卢旺达的种族清洗，M168基因突变型在竞争中失败了。但是，因祸得福，他们反而从此走上了繁荣昌盛的道路。因为，地球上所有除中非、西非等地的黑人外，都是M168基因型繁衍的后代。F类型出走的路线，推测和C、 D基因型不同，他们先进入北非和西亚一带，并发展出了比C、D型人更高的技术水平。当时，北非和西亚人并无其他智人（如C、D型)，或者很少，所以，这批白肤色基因型来到以后，仍然保持自己的白色肤色。他们在这一地带，由于人种的大量繁衍，分化出了更多的子基因型。当3万年前冰雪融化，气候转暖，这些不同子基因型的F型人群开始向世界各地扩散。西亚的周围一带，从欧洲一直到中亚，由于没有先前的C、D类型的人，F基因型（包括各种不同子基因型）占据以后，他们的肤色都还是白色，而到达远东的那部分白种基因型O/N和Q型，就遇到了先前已经到达那里的棕色或黑色的C、D类型人种，于是，不可避免进行了征服和争夺土地的战争。争斗的结果，当然是掌握了先进技术（推测他们当时已经进入中石器，新石器，如果是的话，那么中石器时代比考古的要提前几千年）的白种基因型F型获胜。于是，在远东，白种突变型O/N型男子取代了大部分棕色或黑色的C、D人种男子，和C、D型女性（当然也包括O/N型女性）融合成为黄色人种；在美洲，白色基因型的Q型人种，也取代了当地的C型人种男子，和C型女性一起融合为有色美洲人。

因此，黄色人种，实际上是棕色和黑色的C、D两种基因型同白色的O/N型结合的产物。中国的南北黄种人（各族在内），包括东南亚的黄色人种，他们的Y染色体单倍体型是O/N型，这本是一个白色人种的Y基因型，由于他们征服了当地的土著C、D类型（是稍早从非洲过来的），就混合成了黄色人种。之所以说是征服，是因为Y基因型是O/N型。只有征服者才能把种姓基因，也就是Y基因型传给后代。

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其实前文也已经交代过。虽然南北汉人都是O/N型占据70－80％左右，但其中的内涵不同。O型分化出了三支，时间大约是3万年前，地点约在东南亚。一支大体是先羌，就是M122，一支大体是东南亚各族祖先，就是M95，一支大体是现代南方汉人和其他南方少数民族的祖先，就是M119。先羌的M122型，分化出M134，时间大约为1万年前，此为古西羌族，也就是汉藏民族的祖先。M134接着分化出M117,此为汉藏分野，分子钟计算时间大约为6000年前左右。M134和西藏本土的D类型（可能是冰川期后来自印度），一部分进行融合，一部分共存。因此，现在西藏人的 M134型为40％左右，D型为34％左右。M117可能就是周秦氐羌民族的祖先的Y基因单倍体型。他们向低地发展，征服并融合了当地的C、D型乃至从南方过来的M119型（比如殷商），形成了古华夏族。所以北方汉人的Y基因型中，有70％以上是M134。南方汉人，古称百越民族，中国南方和北方一样，原来是棕色或者黑色的C、D型土著占据的地盘，现在白色的M119来了，征服了土著，替换Y基因型，使南方中国人的Y基因型变成了本来是白肤色的M119 型，融合当地女性土著，形成了中国南方黄色人种。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屿也是类似情况，只不过M119型换成了另一种M95型。

谢选骏指出：上文作者显然是个黄俄，他的说法可谓“认贼作父”，他的目的就是要把汉人培养成为俯首帖耳的白人奴隶。

网文《匈奴人是黄种人还是白种人？DNA检测结果出乎意料》（2021-01-16 三看天下事）报道：

匈奴是中国古代北方的游牧民族部落。作为中华政权早期的敌人，匈奴知道魏晋时期都一直困扰着中原王国。秦汉两代都为了剿灭匈奴费了不少力气，但都没有成功。

历史上对匈奴的血统基因以及种族组成成分有过许多次讨论。作为一个现在已经不存在并且创造了不少历史传说的种族，匈奴究竟是黄种人还是白种人？许多人认为，匈奴人和中亚、东欧的游牧民族接近，应该是白种人，但另有一部分人认为匈奴和突厥、蒙古一脉相承，是黄种人。

首先是中国古代对匈奴长相的描述。中国和匈奴往来了几百年，对匈奴的记录是非常详细的，但是史书几乎没有提及匈奴的长相，只提到匈奴的习俗与汉人不同。

而中国古代文献将白种人称呼为“深目多须”“深目高鼻”。例如《北史》记载康国人“深目、高鼻、多髯”，《晋书》记载羯族“高鼻深目多须”。我们可以推测出，就是因为匈奴的长相与汉人相差无几，所以史书才没有特意描写。

根据《史记》记载：“其先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獯鬻、熏育）。唐虞以上有山戎、猃允、薰粥，居于北边，随草畜牧而转移”。就是说汉人与匈奴本就是一家人，匈奴是夏人夏桀的子孙。

如果这个记录属实，那就是说匈奴其实与汉人同根同源，既然同根同源，那么长相自然不会差的太远。血统也不会有太大变化，那么匈奴显然是黄种人了。

而西方史书中也记载了许多与匈奴有关的记录，史书《匈奴史遗稿》种提到匈奴军人的长相是这样的：他们都是强壮的矮个子，上身很宽，小眼睛塌鼻梁，皮肤很黑，胡子很少。”法国著名汉学家戴遂良如此描述匈奴人：“身材矮而粗壮，脑袋圆而硕大，宽脸，高颧骨，塌鼻子，胡须浓密，眉毛很厚，眼睛像突出的杏仁一般，瞳仁是活泼的。

个子矮小，眼睛不大，鼻子塌陷，上身长而腿短，眼窝很浅。可以看出，欧洲关于匈奴的描述是比较偏向黄种人的

当然，现在科学技术发达，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不仅可以通过古籍来侧面验证，也可以使用先进的基因技术直接勘测。

根据匈奴墓葬的文化和NDA分析，南匈奴和北匈奴有很大不同。北匈奴起源于蒙古国的石板墓文化，其Y染色体大多数是Q、R、J、E、N等，和西亚、中亚、东欧民族具有很大的联系；南匈奴起源于鄂尔多斯文化，其Y染色体主要是O3和C2，其中O3比例很高，而汉族的主体就是O3。

之后匈奴分为南匈奴北匈奴两派内战。其中北匈奴继续与中原为敌，被中原王国击败被迫西迁。最终成为了匈人。而南匈奴居住在漠南（河套）一带，经过百年的民族融合，已经成为了汉人的一部分。

而这南北两派匈奴的血统也因此产生了差异。北匈奴向西迁徙，是白种人与黄种人的混血人种。而且越向西，白种占比越大。而南匈奴则主要以黄种人血统为主。

古代的匈奴并非是一个单一的民族，在匈奴统一了大漠之后，大漠之上的民族都称为匈奴。

后来有改名为鲜卑，鲜卑人南下——在草原上建立起了柔然国。

柔然被突厥推翻——柔然遗民被称为鞑靼。

鞑靼进一步和室韦融合，形成蒙兀室韦——蒙兀室韦发展出蒙古族。

这样说下来，现在的蒙古必定和匈奴是有渊源的，而蒙古人是黄种人。

北匈奴的一部分选择了西迁，一路上又融合其他民族的基因，最终在欧洲演变为“匈人”。显然欧洲匈人的白种人成分比匈奴人的更高，但是欧洲人依然将他们看做是黄种人。

综上所述，就可以断定：匈奴不是一个单一民族，而是草原中许多民族的统称。其中包括许多人种许多民族，有黄种人、白种人甚至棕色人种。这些民族之间相互通婚，血统成分可以说是非常复杂，但是从整体上来讲，匈奴还是以黄种人为主。

谢选骏：指出匈奴人类似维吾尔人，是黄种人和白种人的混合——汉人要想治理维吾尔人，不仅西方人不服气，就是黄俄也不愿意……此中国之所以乱也。因为毕竟，汉人是中国白人的奴隶

【19、汉武帝也是个私生子吗】

《汉武帝分明是庶出身份，母亲出身也很卑微，为何依旧能登上皇位？》（2021-08-23 搜狐）报道：

对于这个问题，利利认为应从三个方面理解：

一，西汉对于皇后的出身并不在意。

今天的人把皇后看成是最高尚的白富美，这是今人以后世的经验看待过去的皇后，这个观点到底成不成立？最少西汉是不成立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以史为证。

刘邦是开国皇帝，刘邦的皇后是吕后。吕后是一个农家女孩，算不得最高尚的白富美。

至于刘邦的妃子就更不好说了。

戚夫人很美，但是不能算白富美。

薄夫人就更不用说了，她原是魏王豹的女人，到刘邦这里最少是二婚。

刘长的母亲是刘邦女婿张敖的歌姬。

刘邦儿子刘盈的皇后是刘邦的外甥孙女张嫣。

张嫣喊刘盈为舅舅。

至于其她皇妃之类就更谈不上白富美了。

第三个皇帝是文帝，文帝的皇后是窦漪房。

窦漪房是农家女孩，之前是刘邦身边的侍女。

第四个皇帝是景帝，景帝的皇后是薄皇太后的远房侄女薄巧慧。

薄巧慧嫁给景帝，是景帝的奶奶与景帝母亲撮合的结果。

后来，景帝以薄巧慧没有皇子废除了。

之后是栗夫人与王夫人争皇后。

这两人都不能算最高尚的白富美。具体情况留在后面说。

第五个皇帝是汉武帝，汉武帝的第一个皇后是陈阿娇，陈阿娇的命运与薄巧慧一样，因为没有皇子被废除。

汉武帝的第二个皇后是卫子夫，卫子夫是私生女，原是汉武帝姐姐的歌姬。

汉武帝的嫔妃李夫人是歌女，钩弋夫人是犯罪官员的女儿。

第六个皇帝是汉昭帝，汉昭帝的皇后是上官桀的孙女，霍光的外甥孙女。

第七个皇帝是汉宣帝，汉宣帝的第一位皇后是许皇后，是汉宣帝流落民间找的女人。

许皇后的父亲许广汉，曾经是一名犯人。

第八个皇帝是汉元帝，汉元帝的皇后是王政君，在入宫之前也是个寡妇。

第九个皇帝是汉成帝，汉成帝的第二个皇后赵飞燕虽然很美，但是出身也很卑贱。

汉成帝之后的皇后都是皇权斗争的牺牲品。

以上列举的史料可以看出，西汉对于皇后的出身并不十分在意！

二，汉武帝登基是权力斗争的结果。

汉文帝原本有八个皇子，等到汉景帝登基后，汉文帝的八个儿子只剩下汉景帝刘启与汉景帝的弟弟刘武。

汉景帝为了拉拢弟弟刘武，对刘武说，我百年之后传位给你。

刘武信以为真，将汉景帝的话告诉母亲窦皇太后。

窦皇太后为了小儿子刘武，逼迫汉景帝封刘武为太子。

汉景帝为了对付母亲窦皇后的逼迫，慌忙册封栗夫人的儿子，也是长子刘荣为太子。

刘荣被册封为太子后，景帝的姐姐刘嫖为了女儿陈阿娇的前程，不顾羞耻，亲自上门，对栗夫人说：“ 我准备把自己的女儿陈阿娇许配给你儿子刘荣做老婆。”

栗夫人讨厌刘嫖以姐姐的身份常常入宫，为景帝送美女，因此委婉地说：“我儿子还小，不急于找老婆。”

刘嫖受到如此羞辱，转身到王娡那里。

王娡有个儿子叫彘儿，刘嫖对王娡说：“我把女儿陈阿娇许配你的彘儿，你同意吗？”

王娡脑筋急转弯，刘嫖是什么人？长公主。王娡立即同意了。

王娡是什么人？

王娡是臧儿的女儿，臧儿是原来燕王臧荼的孙女。

臧荼造反，被刘邦剿灭后，臧儿趁机来到长安。

王娡先是嫁给金王孙，生有一女，叫金俗，后被母亲送入皇宫。

王娡拉上刘嫖这层关系后，刘嫖为了自己女儿陈阿娇的前程，不断在景帝面前诽谤栗夫人，吹捧王娡与王娡的儿子彘儿。

景帝听多了姐姐的话，对栗夫人很厌恶，之后由于各种原因废除了刘荣的太子。

景帝的母亲窦皇太后听说景帝废除了刘荣的太子，又逼迫景帝封自己的小儿子刘武为太子。

景帝为了对付窦皇太后的逼迫，匆忙册封彘儿为太子。

王娡的儿子彘儿从某种程度上说，捡了个便宜。

三，汉武帝也是有故事的人。

王娡的儿子彘儿能册封为太子，尽管某种程度上说，算是捡了便宜，但是彘儿也是个有故事的人。

这里简单介绍三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红日入怀。

景帝还是太子的时候，宠幸王娡。

王娡对景帝讲了一个红日入怀的故事。

王娡说：“我昨晚梦见一轮红日落入我的怀中。”

景帝说：“这是好征兆。”

后来王娡就生下儿子彘儿。

第二个故事，改名“彻”。

有一天，景帝的心情特别好，便问身边的儿子彘儿说：“彘儿，你想不想做皇帝？”

彘儿回答说：“做不做皇帝，彘儿说了不算。不过，彘儿会按皇子的要求好好修身养性。”

景帝听了龙颜大悦，便将“彘儿”的名字改为“彻”，由此可以看出景帝对彘儿的喜爱。

第三故事，“金屋藏娇”，这个故事知道了人很多，就不在此赘述了。

这三个故事，孤立看，似乎没有什么意义，联系起来看，却是意味深长。

第一个故事，说明汉武帝是有来历的人。

汉高祖是母亲赤龙伏胸而怀孕才有了汉高祖，汉文帝是母亲梦见龙王伏胸而怀孕才有了汉文帝，汉武帝是母亲红日入怀而怀孕才有了汉武帝，这样联系起来想，就可知汉武帝登基指日可待。

第二个、第三个故事，都说明汉武帝从小天资过人，具备了天子的资质。

由此说明，汉武帝的太子尽管是捡来的，但是汉武帝本身也并非等闲之辈，能登基做皇帝也是实至名归！

综上所述，汉武帝能登基做皇帝，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汉武帝自身具备做皇帝的资质的必然结果，与其出身与其母亲地位卑微没有多大关系！

谢选骏指出：上文以西汉皇室喜欢乱伦和捡破烂为由，来论证“汉武帝分明是庶出身份，母亲出身也很卑微，为何依旧能登上皇位”……却没能更深一层地思考一下，王娡的儿子彘儿，有没有可能是个“宫外孕”？就像秦始皇的母子一样屬於野物？

“人说“汉武帝刘彻，出身离奇。他的母亲王氏进宫前已婚，曾嫁作金家妇，生有一女。她的母亲亦即是后来的汉武帝的外祖母，强将她从金家夺回，进与当时的皇太子、后来的景帝。”我看汉武帝分明是庶出身份，母亲出身也很卑微，为何依旧能登上皇位？这可能是一场宫廷阴谋的结果，所以“刘彻生于公元前１５６年，至１４１年登基，实足年龄当不过１５岁。”而后来的卫青和汉武帝互娶对方的姐姐，一开始是汉武帝的小舅子，然后又成了汉武帝的姐夫”——人们惊讶汉武大帝重用的霍去病竟是私生子，那是因为他们不懂汉武帝也有这个嫌疑——他的妈妈和秦始皇的妈妈都是“二锅头”，不是原装的。偷梁换柱的可能性太大了，而秦皇汉武的名义以上的先皇，又偏巧是窝囊废。

中国史书为何“秦皇汉武”经常相提并论？因为这俩“雄才大略”可能都是私生子——例如，这俩活宝的“母亲偷人”都是板上钉钉的！毛泽东不懂这个，所以说“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他要是多读点历史，再多点脑浆，就会写到“惜秦皇汉武，都是私生……不识弯弓射大雕”了。

纵观汉武帝的一生，种种折腾，都不像正常人所为，尤其他割掉司马迁生殖器一事，完全是个性变态分子的犯罪行为——严重怀疑他有私生子情结。

【20、汉译佛经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开端】

《汉译佛经修辞研究的回顾与前瞻》（2011-03-23 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第十二期曾昭聪）报道：

佛经自东汉时传入中国，深刻地影响了汉语和中国传统文化。对佛经的研究，文学研究学者措意较多，成果已经不少；就语言研究来说，研究主要侧重佛经音义、词汇、语法及俗字研究；而大体上属于语言研究范畴的修辞，研究成果则较为少见。翻开一部《二十世纪的汉语修辞学》（袁晖2000），情况并不令人乐观，因为其中并未介绍汉译佛经修辞的研究论著。另外，从〈佛经语言学的研究现况〉（竺家宁1987）、《佛经文献语言研究论著目录（1980-2006）》（帅志嵩等1980-2006）。两种文献来看，有关修辞研究的论著也很零星。1 事实上，汉译佛经不但自身讲究修辞，同时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其他方面发生了重要影响。对其进行研究，不但可以明了汉译佛经本身的各种修辞现象，也可以进一步考察它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进一步了解中国修辞史和修辞学史。

爬梳整理，我们还是发现一些相关研究成果，现综述如下，以期推动汉译佛经修辞的研究。

一、汉译佛经本身有关修辞的论述及译经对修辞的要求

“藏经”一词，在中国出现的时间约为南北朝。“藏”，是梵文箱子、筐等词汇的意译；“经”，亦从梵文转译，原意为用一根绳子贯穿花瓣。佛教僧人借此比喻收集释迦牟尼的教诲，永不散失（李际宁2002: 43）。由此亦可见佛经必然使用多种修辞以劝化众生。

后秦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卷一：“舍利弗，未来诸佛当出于世，亦以无量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辞，而为众生演说诸法。……是诸众生从佛闻法。究竟皆得一切种智。”2

后秦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卷三十五：“问曰：诸钝根者可以为喻，舍利弗智慧利根何以为喻？答曰：不必以钝根为譬喻。譬喻为庄严议论，令人信著故。以五情所见以喻意识，令其得悟。譬如登楼，得梯则易上；复次，一切众生著世间乐，闻道、得涅槃则不信不乐，以是故，眼见事喻所不见。譬如苦药，服之甚难，假之以蜜，服之则易。”

北凉昙无谶译《大般涅槃经》卷二十九：“佛言：善男子，喻有八种：一者顺喻，二者逆喻，三者现喻，四者非喻，五者先喻，六者后喻，七者先后喻，八者遍喻。”

据孙昌武考察，“专门以‘譬喻’立名的经典，汉译现存多部：有题为吴康僧会所出《旧杂譬喻经》，题为支娄迦谶所出《杂譬喻经》，失译《杂譬喻经》，比丘道略集、鸠摩罗什译《杂譬喻经》（有异本《众经撰杂譬喻经》），僧迦斯那撰、南齐求那毗地所出《百句譬喻经》即《百喻经》等。又西晋法炬、法立所出《法句譬喻经》是解释偈颂‘法句’的，同样以譬喻故事为主要内容。上述‘譬喻经’中前两部从译语和译文风格看均不像是康僧会或支娄迦谶所出，但它们早期传入中土则是可以肯定的。见于资料记载的《譬喻经》的名目还有很多。……除了这些名为‘譬喻’的经典之外，还有两种经典亦属同类。一种是单本譬喻经，如《箭喻经》、《奈女耆婆经》等。周叔迦论《天尊说阿育王譬喻经》说：‘东晋佚名译。按此经所记，率取故事以证嘉言，约如我国《韩诗外传》体例。凡十二则……大率取譬浅近，引人皈信，与《杂宝藏经》、《百喻经》等，殊途同归。取此种经典，与六代《搜神记》、《颜氏家训》诸书互相辜较，天竺思想影响中土程度，亦可窥一二矣。’另一种是别有标题的譬喻故事集，如题为支谦译《撰集百缘经》，姚秦竺佛念译《出曜经》，马鸣撰、鸠摩罗什译《大庄严论经》，北魏慧觉等译《贤愚经》，北魏吉迦夜共昙曜译《杂宝藏经》等”（孙昌武2001: 1）。

佛经本身即注重修辞，佛经汉译过程中同样注重修辞。

佛经的翻译，需在译场中设有译主、证义、证文、书字梵学僧、笔受、缀文、参译、刊定、润文等九职，通称译场九位。南朝陈真谛《阿毘达磨俱舍释论序》：“今既改变梵音，词理难卒符会。故于一句之中，循环辩释，翻覆郑重，乃得相应。”态度非常慎重。

季羡林《佛经的翻译与翻译组织》指出：“因为汉文和梵文以及中亚这些古代语言都是很难掌握的，从外国来华的和尚想要翻译佛经，必须同中国和尚或居士合作才能胜任。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一说：‘或善胡义而不了汉旨，或明汉文而不晓胡意。’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梁高僧传》卷一《维祇难传》说：‘时吴士共请出经。难既未善国语，乃共其伴律炎，译为汉文。炎亦未善汉言，颇有不尽。志存义本，辞近朴质。’同卷《支楼迦谶传》说：‘（安）玄与沙门严佛调共出《法镜经》。玄口译梵文，佛调笔受。理得音正，尽经微旨。郢匠之美，见述后代。’……这里说的也都是这种情况”（季羡林2007: 143）。这种合作翻译的最后一步工作必然是润色修辞。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四：“论曰：观夫翻译之功，诚远大矣。……至如梵文天语，元开大夏之乡；鸟迹方韵，出自神州之俗。具如别传，曲尽规猷，遂有侥幸时誉，叨临传述，逐转铺词，返音列喻；繁略科断，比事拟伦，语迹虽同，校理诚异。自非明逾前圣，德迈往贤，方能隐括殊方，用通弘致。”他认为，把梵文（包括西域诸国的语言）这种中国人原不熟悉的“天语”流传的佛经译成汉文，“不仅涉及语意本身的对译，还要使翻译出来的汉文符合汉语的修词（辞）方法和语言习惯，使翻译出来的佛教的教理教义大体符合当时中国人宗教的或伦理的观念，以便被中国信众所接受。这种翻译无疑是一项‘明逾前圣，德迈往贤’的艰苦的再创作，它包容着中国文化深厚的底蕴”（李富华、何梅2003: 19）。这种再创作性质的汉译佛经中的修辞无疑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二、20世纪40年代之前的汉译佛经修辞研究

梁启超《翻译文学与佛典》在“翻译文学之影响于一般文学”之第二点“语法及及文体之变化”指出：“吾辈读佛典，无论何人，初展卷必生一异感，觉其文体与他书迥然殊异，其最显著者：（一）普通文章中所用，‘之乎者也矣焉哉’等字，佛典殆一概不用（除支谦流之译本）。（二）既不用骈文家之绮词俪句，亦不采古文家之绳墨调。（三）倒装句法极多。（四）提挈句法极多。（五）一句中或一段落中含解释语。（六）多覆牒前文语。（七）有联缀十余字乃至数十字而成之名词。—— 一名词中，含形容格的名词无数。（八）同格的语句，辅排叙列，动至数十。（九）一篇之中，散文诗歌交错。（十）其诗歌之译本为无韵的。凡此皆文章构造形式上，画然辟一新国土。质言之，则外来语调之色彩甚浓厚，若与吾辈本来之‘文学眼’不相习，而寻玩稍进，自感一种调和之美”（梁启超2001: 198-199）。所谓“文体之变化”其实就是结构、语体风格和表现风格的修辞。

胡适《白话文学史》在谈到佛经韵散兼行对中土文学的影响时说：“印度的文学有一种特别体裁，散文记叙之后，往往用韵文（韵文是有节奏之文，必一定有韵脚）重说一遍。这韵文的部分叫做‘偈’。印度文学自古以来多靠口说相传，这种体裁可以帮助记忆力。但这种体裁输入中国以后，在中国文学上却发生了不小的意外影相。弹词里的说白与唱文夹杂并用，便是从这种印度文学形式得来的”（胡适1996: 129）。

关于风格上的“华梵结合、韵散兼行、雅俗共赏”的行文体制，胡适说：“这样伟大的翻译工作自然不是少数滥调文人所能包办的，也不是那含糊不正确的骈偶文体所能对付的。结果便给中国文学史上开了无穷新意境，创了不少新文体，添了无数新材料。新材料和新意境是不用说明的，何以有新文体的必要呢？第一因为外国来的新材料装不到那对仗骈偶的滥调里去。第二因为主译的都是外国人，不曾中那骈偶滥调的毒。第三因为最初助译的很多是民间的信徒；后来虽有文人学士奉敕润文，他们的能力有限，故他们的恶影响也有限。第四因为宗教的经典重在传真，重在正确，而不重在辞藻文采；重在读者易解，而不重在古雅。故译经大师多以‘不加文饰，令易晓，不失本意’相勉。到了鸠摩罗什，译经的文体大定，风气已大开，那般滥调的文人学士更无可如何了”（胡适1996: 115）。

关于结构，陈寅恪谈到：“佛典制裁长行与偈颂相间，演说经义自然仿效之，故为散文与诗歌互用之体。后世衍变既久，其散文体中偶杂以诗歌者，遂成今日章回体小说。其保存原式，仍用散文诗歌合体者，则为今日之弹词”（陈寅恪1980: 185）。

关于结构和表现方法，胡适又曾指出：“《华严经》末篇《入法界品》占全书四分之一以上，写善才童子求法事，过了一城又一城，见了一大师又一大师，遂敷衍成一部长篇小说……这种无边无尽的幻想，这种‘瞎嚼蛆’的滥调，便是《封神榜》‘三十六路伐西岐’，《西游记》‘八十一难’的教师了”（胡适1996: 143-144）。

另有陈竺同〈汉魏六朝之外来譬喻文学〉对中古汉译佛经之譬喻修辞进行了一些研究（陈竺同1940）。

前人研究相当深入而且具有创造性，给后人的汉译佛经修辞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汉译佛经修辞研究

（一）大陆地区的研究

（1）总体研究

骆小所〈略论佛教文化对汉语修辞学的影响〉认为，汉民族是一个很开放的民族，它善于吸收外来文化来丰富和发展自己，汉语的发展也是一个以汉民族语言为主体，而又融合周围少数民族语言因素的一种非单质语言，同时它也不断吸收佛教文化，使自己发展为一个完善的整体。汉语修辞的发展由于受佛教文化的影响，促使了汉语修辞学文体的发展，由于受佛教文化的启示，人们用修辞格来达到“传心”的功效，同时，由于受佛教文化的影响，促使了语音修辞的发展，创造了声律美（骆小所2001: 2）。

陈光磊、王俊衡《中国修辞学通史（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卷）》第三章是“佛经传译与名理玄学的修辞思想”，下分二节：“佛经传译中所引发的修辞论”、“名理玄学中的修辞论”。第一节下有一部分内容：译文“信达雅”的滥觞、从传译经文的“五失本”等论说深化“文质”关系和语言风格的探讨、辞语的增损简约与旨义的关系（陈光磊、王俊衡1998）。这在相关修辞学史著作中是很有突出贡献的。

以上两种论著涉及面都较宽，但都过简。另外，孙昌武《汉译佛典翻译文学选》是一部汉译佛典翻译文学的选集，同时加上了疑难词语的注释，对于佛典文学的普及与传播功不可没。尤为可贵者，该书在前言中对汉译佛典的文学语言、文体、行文体制、文学体裁、构思和表现方法进行了简明扼要并相对深刻的叙述（孙昌武2005）。

（2）修辞格研究

汉译佛经中采用了大量的修辞格。目前大陆地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比喻修辞格。

孙昌武《汉译佛典翻译文学选》：“佛典里大量使用幻想、夸张的构思方式；使用神变、分身、幻化（化人、化物、化境）、魔法、异变（地动、地裂、大火等）、离魂、梦游、入冥（地狱）、升天、游历它界（龙宫、大海等）等等情节；更多用比喻修辞方法。《大涅槃经》里提出八种：‘喻有八种：一者顺喻，二者逆喻，三者现喻，四者非喻，五者先喻，六者后喻，七者先后喻，八者遍喻。’接着对它们举例作了解释。《大智度论》又指出‘譬喻有二种：一者假以为喻，二者实事为喻’。这即是所谓‘假喻’和‘实喻’。特别常用的还有所谓‘博喻’，即并列多种比喻。这些在具体作品里触目皆是，就不烦列举了”（孙昌武2005: 18）。

关于譬喻经，孙昌武还说到：“利用譬喻可以说是佛典表现上的一大特色。……各类经典既是广泛利用譬喻手法进行说法，又包含着众多的譬喻故事。就实际形态而言，许多经典都可视为广义的譬喻经”（孙昌武2005: 245-246）。

吴海勇《中古汉译佛经叙事文学研究》第一章在谈到“譬喻”时说：“汉译佛典之‘譬喻’，内涵丰富，它包括现代修辞学所说的譬喻，因明三支中譬喻支的例证，以及九分数、十二品经中的阿波陀那等三种。‘譬喻’一词所以能摄此三义，与‘譬喻’在汉语文化中的义界语用有关。检阅秦汉典籍中的‘譬喻’文句，大致可将‘譬喻’分为修辞的譬喻，例证的譬喻，以及寓言或故事的譬喻等三类。‘譬喻’如是三义对佛经譬喻的三种内容适有对应之处”（吴海勇2004: 33）。

梁晓虹〈汉译佛经中的“比喻造词”〉从词汇学的角度对其中的比喻造词进行了专门的研究。文章分“本体+喻体式造词”和“借喻造词”两个部分对汉译佛经的比喻造词法进行了归纳分析，并阐述了这些形象化造词法在传播佛教教义方面的效用及其对汉语词汇的影响（梁晓虹1991）。另外，梁晓虹（1991、1993）亦是谈这一问题的专门之作。

陈兰香〈佛经词语中的比喻造词及其美质〉谈到，比喻造词是修辞学造词法中运用最广泛的方法。修辞学造词法是指造词所用的原料是借助于词语表达出来的形象特征和各种艺术手段，方法是修辞手法的造词法。比喻造词则是指因比喻的运用构成的从内容到形式统一、完整的新词。……佛经中各种比喻很多。从词汇学的角度审视，佛经中因用比喻而创造了大量的新词语，构马了佛教词语形象生动、隽永含蓄、意蕴丰富的显著审美特质。因此，该文从比喻的四要素在运用中“现”“隐”的不同情况所产生的不同表达方式出发，将佛教词语中比喻造词分为明喻、隐喻、借喻三类并举例做了讨论（陈兰香1999）。

由以上文献已可见汉译佛经中的譬喻研究已经比较深入。

（3）语体风格与语言风格研究

汉译佛经的语体风格与语言风格非常特殊，在多个方面与中土文献作品的风格大不一般。学者们从多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其一，关于汉译佛经文体多以四字为主的修辞现象研究。汉译佛经文体多以四字为主，日本学者早揭此秘。国内学者中，孙昌武《佛教与中国文学》亦曾述及（吴海勇2004: 231）之后朱庆之、俞理明、吴海勇、陈文杰先后从不同角度对这一现象的成因作了研究。

朱庆之《佛典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考辨：从东汉末年的安世高、支娄迦谶二人的译经中已可见这种四字文体的影子，到《中本起经》、《修行本起经》等，四字文体已相当成熟。此后，“四字格”便成为汉译佛经主要文体形式。关于译经四字文体成因，朱庆之提出此系当时译经者受佛典原典偈颂文体影响所致（朱庆之1992: 12）。

俞理明《佛经文献语言》认为：汉译佛经中的偈颂以五言为主，这正与当时五言诗体兴起的文学事实相吻合；而所谓汉译佛经四字文体特征指译经中的散体而言，与原典中的散文部分相对应，因为先秦典籍中的诗歌韵文以四字句为常，尤以《诗经》为最，至汉代大量使用四字句已成为一种修辞手段，东汉时人已长于大段运用四字句叙事说明，以四字句作文，已成为一种时尚。因此他认为汉末译师正是受当时这种流行的四字文体的影响和启发，采用四字句来迻译佛经，使行文句式修整，节奏鲜明，克服了由于口头且语影响行文散漫的缺点（俞理明1993: 25-29）。

丁敏《佛教譬喻文学研究》3 兼有这两方面的思考，她认为汉译佛经四字文体成因有二：一为当时译经者骈体文风的影响，另一成因是由于佛典基本上采用口诵的形式，佛经原可讽诵，译经者故此选用四言作为译经的主要句式，因其句型短小，有节奏性，便于听、译、诵、记（丁敏1996: 572-573）。

吴海勇〈汉译佛经四字文体成因刍议〉通过考察以上几位学者的著述（本文以上有关朱、喻、丁的叙述参考了吴的归纳），认为在汉译佛经四字文体形成过程中，梵典首卢偈文体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部分译师对四字句译文的选择，这一因素再加上四字文体本身的优势，最终使四字格上升为译经的主流文体（吴海勇2004: 231-242）。

陈文杰〈佛典文体形成原因再讨论〉认为，佛教初传东土时，与道教诸家和各种方术关系非常密切，所以佛典这种文体基本风格的形成，正是受其时道教道家和各种方术著作直接影响的结果。虽然从形式上来说作为道教道家和方术的文献和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文章文体的形式是一致的，但就其对佛典翻译的影响来说，二者绝对不会是等价的。因为佛教东传时，最早的佛教传播者的翻译者在汉地首先接触的和熟悉的肯定是在内容和思想上都与之密切相关的道教道家和方术的各种文献，而绝对不会是皇帝的诏书、《汉书》的“赞”等其他文体，所以对佛经这种文体更有可能是道教道家和方术等的文献（陈文杰2001）。

以上讨论比较深入。我们认为各家说法应综合考虑，佛经文体多以四字为主这一风格应是多种因素综合而成的。

其二，关于汉译佛经语体的特殊性研究。汉译佛经的语体该如何定义？它的特征是什么？朱庆之认为，汉译佛经语言“是一种既非纯粹口语又非一般文言的特殊语言变体”，是一种“既不避俗也不避雅、而是雅俗兼容因而比较接近口语的特殊语体”（朱庆之1992: 15、 33）。关于汉译佛经的文体特征，朱庆之认为有两大特点，一是刻意讲求节律，二是不押韵，不求骈偶对仗（朱庆之1992: 11）。吴海勇《中古汉译佛经叙事文学研究》第四章“叙事分析”，分“语言风格”、“偈散结合”、“讲述体”三节。关于语体，书中例举了梁启超、裴普贤、顾随、张中行、孙昌武等观点之后，对朱庆之观点表示赞许（吴海勇2004: 346-354）。

其三，关于汉译佛经中韵散结合的结构模式，学者也作了较多的探讨。

在谈到法句经时，孙昌武说：“‘法句’以单篇偈颂、或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偈颂组合来宣说佛义，这是一种训喻警句的体裁……如果说有诗意，主要体现在所述某些道理具有韵味和多用比喻、象征等诗歌常用的表现手段上。另外就是译成汉语采用了‘诗’的形式。但‘法句’并不遵循严格的诗歌格律，主要是翻译时采用了诗的句式（字数、段落整齐的五言或四言体，常常是四句一段），但并不注意诗的节奏，押韵也十分自由”（孙昌武2005: 386）。

关于偈散结合的结构，吴海勇《中古汉译佛经叙事文学研究》第四章“叙事分析”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认为，佛经偈散结合乃是渊源有自。偈颂作为可歌可诵的诗体，普遍存在于古印度社会；后出佛经保持偈散结合的叙事方式，正是对古印度文化与原始佛教两个大小传统的承袭（吴海勇2004: 369-381）。

其四，关于梵文佛教语言对汉译佛经修辞的影响研究。普慧〈天竺佛教语言及其对中国语言学的影响〉认为：佛教语言学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方言学，它有着自己独特的语音、词汇、语法、修辞形式及特殊的语言观。佛教输入中国后，对中国语言学产生了极为深刻和久远的影响，尤其是在音韵、词汇、修辞及语言观方面。就修辞而论，“梵文佛教语言在语法上，以长句、完整句为主，文饰辞彩，逻辑谨严，句子结构沉重，而且重复较多。……梵文佛教语言这种重视修辞的观念，适应了佛陀说法、传教的要求。如佛陀说法时就采用拟音手法，模拟自然、鸟兽、乐器声音等积极修辞手法加强语言的表达力度；又佛典比喻类的语汇极为丰富，如叶落归根、梦幻泡影、电光石火、香象渡河、恒河沙数、味如嚼蜡等等，增强语言的艺术感染力。”总之，他认为，“汉语佛教语言还继承了天竺佛教以艺术修辞（或称积极修辞）为主的修辞体系，充分运用了比喻、比拟、夸张、象征、示现、描幕等引起想象和联想的修辞手法及呼告、设间、反问、排比、感叹、反复、层递等引起情感的手法，增加了佛教语言的表现力，由此营造出了神圣的宗教气氛和境界，给人们以神秘、神圣的感觉”（普慧2004）。

这也是从多个方面对汉译佛经语言风格所作的探讨。

其五，关于汉译佛经中的套语研究。陈开勇〈佛教广律套语研究〉认为，虽然部派佛教广律套语是正统的宗教文献，但它同时也是口头叙述文学。佛教广律作为口头叙述文学的一人重要标志是它存在大量的套语，这些套语在不同的部派广律中的使用有同有异（陈开勇2004）。

其六，还有的论文虽非专门讨论汉译佛经的语言风格，但其中相当多的内容牵涉到这一问题。普慧〈佛典汉译及汉译佛教哲学对中国古代诗学的影响〉谈到，依照汉语语式和习惯，运用汉语中对仗、谐音等修辞手法，达到与原文“对等翻译”的效果。重直译和重意译，导致了译体文风的转变，前者文风朴实质直，“贵本不饰”，“正而不艳”；后者“文约而诣，旨婉而彰”。还有主张调和折中直、意二译，力求避免偏执一隅的观点，响应了自先秦以来中国文学批评长期强调的“文质统一”论。从中国僧人对“翻译”一词的理解看，即有文质并重的意义。“译”，“释也，交释两国。”“翻”，“如翻锦绮，背面俱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译”重释义，故尚质；“翻”重修辞，故崇文。“翻译”合二而一，则文质彬彬（普慧2005）。

（4）修辞学史研究

我国的佛经翻译，从东汉末年开始，魏晋南北朝时进一步发展，到唐代臻于极盛，北宋已经式微，元以后则尾声了（马祖毅1999: 94）。在这些翻译活动中，出现了不少翻译理论，其中相当多的内容与修辞有关，西晋竺法护提倡“辞质胜文”的翻译风格、东晋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翻译理论、慧远的文质“厥中”理论等等，都与修辞有密切关系。

王铁均《中国佛典翻译史稿》是首部以汉译佛经的翻译理论为纲写作的一部著作，虽问题尚多，但对于佛经修辞学史有一定的研究。例如，佛典翻译史上的雅正、文质之争，由来已久。支谦译经，反对汉代以来安世高、支娄迦谶译文尚质之偏向，主张尚文尚约。支谦译经，重文丽且好简约，虽对译文极尽美巧与地道之追求，以避免前人旧译质朴有余而文丽不足之尴尬，但却犯了译家的大忌，未能谨守务求信实的翻译原则，以致颇受“直译派”的攻讦。赵政反对支谦译经时“嫌胡言方俗，而改适今俗”，但是“经之巧质，有自来矣”，大可不必改适今俗，译经者责任即在传事以“尽”而已，不该自作解人，更不应自行其是。另一译家慧常所持观点相同。他们都以上古典籍为例，以证传世同样在千年以上的佛经亦是“其文朴质”，译经时如果文丽其辞，有哗众取宠之意。因此，佛典翻译时须以求“质”求真为最高宗旨。王铁均指出：所谓西方佛典如同中国上古典籍“其文朴质”，实属想当然耳！殊不知印度文体自古辞句华丽，经中偈颂皆可吟唱。如果一味强调译典须质直古拙，则难免“辞朴而义微，言近而旨远”（王铁均2006: 34-36）。“直译派”对支谦的攻讦，可谓过犹不及。

虽然支谦未能谨守务求信实的翻译原则，但《中国佛典翻译史稿》并不因此而抹杀支谦译经的功劳，王铁均进一步指出，“但观中国佛经翻译史，从质朴向文丽发展，乃是方向，是趋势，亦是必然。尽管后来者对支谦译经不无微辞，却难否认支谦译经实开清丽飘逸之新风。又，支谦译经强调‘少胡言’，其译本有‘善妙方言’之誉，即尽力使译文译辞汉化，或曰本土化，使闻者亲切而又易懂……是以梁启超言‘故后此佛学特盛于江南，谦之功也’”（王铁均2006: 36-37）。比较中允。此书虽以翻译史为名，但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修辞学史研究。除此以外，熊宣东〈论中国早期的佛经翻译原则〉、徐江〈中国古代翻译的“文”“质”之争〉也都进行了这一有关修辞学史的研究。

（5）汉译佛经对后代文学创作修辞的影响研究

关于偈散结合的结构对后世的影响，孙昌武指出：“这里（按，指陈寅恪〈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没有提到，佛教俗讲形成了讲经文；进一步发展出变文、押座文、缘起等一系列讲唱文体。这些文体不但借用了佛典韵、散结合的形式，起初所讲内容也多取自文学性较强的经典。明代又发展出说唱文学样式宝卷，也是典型的佛教文学体裁。这样，佛典翻译文学特别直接推动了一些民间说唱文学样式的形成和发展”（孙昌武2005: 17）。

关于譬喻经对当时和以后文坛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孙昌武说到：“譬喻经对当时和以后文坛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六朝志怪小说里有许多故事是借鉴了譬喻经的。后来更有不少譬喻故事的情节被文人创作所借用。例如柳宗元的寓言文在结构和写法上就显然借鉴了譬喻经”（孙昌武2005: 250）。

关于偈颂形式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孙昌武在说到“法句经”时谈到，“单纯从文学角度看，‘法句经’作为‘诗’的艺术水平并不高。特别是早期译作，语言、形式都显得过于拙朴。但它们作为特殊的韵文作品对中土诗歌史的影响确也是不可忽视的。从六朝时期起，各时代都有文人写作模仿‘法句’偈颂的作品。而《法句经》作为一种哲理诗，其内容、写法和格律首先直接影响到佛门内部的诗颂创作和僧、俗佛理诗的写作，包括唐代著名的王梵志、寒山诗及影响深远的这一体诗的创作；另一方面，中土文人诗歌创作中的哲理化、散文化倾向也和‘法句经’及其影响下的佛门诗颂创作有相当大的关系。至于这些作品在语言、典故等方面所提供的借鉴更是十分明显的”（孙昌武2005: 386-387）。陈允吉〈中古七言诗体的发展与佛偈翻译〉通过对七言诗与偈颂关系的考察深入研究了佛经传译对中土文学影响的一个案例（陈允吉2004: 327-347）。

关于汉译佛经的语体风格对后世文言的文体的影响。马祖毅说：“如前所述，玄奘的译文，运用六朝以来‘偶正奇变’的文体，但又参酌梵文钩锁连环的方式，融合成一种‘整严凝重’的风格，自有独到之处。而前此昙无谶译《大般涅槃经》，以清新和美的笔调，演回旋萦纡的胜义，使人读后如饮醍醐，非终卷不能自已”（马祖毅1999: 175）。马红军、卢颖〈魏晋南北朝时期佛经翻译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谈到，佛经翻译是古汉语同印欧语之间的一次大规模语言接触，对汉语和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该文以佛经翻译的“文”、“质”议题为切入点，重点分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直译、意译原则，指出佛经翻译在声韵、白话倾向、意象意境等方面促进了我国古典诗歌的发展（马红军、卢颖2005）。

另外，李嘉言（1987）《佛教对于六朝文学的影响》、孙昌武（1988）《佛教与中国文学》、蒋述卓（1990）《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都牵涉到这一问题。

（二）台湾及海外的研究

台湾及海外有关汉译佛经修辞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台湾，海外只有日本少数学者从事相关研究。

（1）单部佛经修辞研究

关于《劝发菩提心集》的修辞特色研究。《劝发菩提心集》是唐代法相宗第三祖慧沼大师阐述“发菩提心，行菩萨道”的重要著作，吕姝贞〈《劝发菩提心集》讲记（一）〉将其修辞特色概括为“文辞丰美，义蕴深远”。吕姝贞说，“从古代译场之运作即可得知：译经是一件艰辛的事情，而译作每每着重于信、达、雅三方面；所以，参与译经者之外语能力与本国母语的运用能力，不但需要充分呈显其义理思想，更要兼顾修辞艺术。而现今从事佛典研究，往往因着重义理或梵巴原典的探讨，而忽略汉译佛典之地位及修辞风格，从《劝发菩提心集》中，更可看出其丰富多元的修辞特色……”（吕姝贞2005）。有关《劝发菩提心集》修辞的具体研究，见其《慧沼〈劝发菩提心集〉研究》。该论文第四章是“《劝发菩提心集》的修辞特色”，共分六节：分别是“广取诸譬喻，赞叹菩萨德 —— 譬喻”、“映衬以相形，文义更鲜明 —— 映衬”、“援引诸经论，劝发菩提心 —— 引用”、“云何而发起，无上菩提心 —— 设问”、“显扬大乘行，言简而义赅 —— 析字”、“排比以壮势，理达而深刻 —— 排比”（吕姝贞2003: 95-148）。对该经的各种修辞格进行了深入研究。

另外，杨雅惠《敦煌本〈维摩诘经讲经文〉研究》第六章与修辞研究有关。该章处理维摩诘经讲经文之修辞，了解此讲经文所用修辞，再与维摩诘经之修辞比较，藉此看出佛经与讲经文修辞运用之异同，并探知佛经与讲经文表现的文学差异（杨雅惠1996）。

（2）佛经譬喻修辞研究

台湾的汉译佛经修辞最为深入的部分也还是在譬喻研究方面。

丁敏对佛经譬喻深有研究，曾撰有〈譬喻佛典之研究 —— 撰集百缘经、贤愚经、杂宝藏经、大庄严论经〉（丁敏1991）。在《佛教譬喻文学研究》（丁敏1996）一书中，根据日本学者的研究，认为佛教譬喻文学，主要是指十二分教中具有阿波陀那（avadana）内容的经典。但阿波陀那梵文的本义非是“譬喻”，但中文却意译为“譬喻”。再者译为“譬喻”的梵文，除了阿波陀那之外，还有修辞学上的譬喻，以及因明三支中譬喻支的“喻”。因此如何界定譬喻文学的内容与范围是研究此一领域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根据丁敏本人的综述，该书主要论点是：

其一，“观察阿含和律部的譬喻故事，是以阿波陀那为主的，阿波陀那本身并没有譬喻的意思，它在阿含藏中最初的意义是记叙‘伟绩鸿业’或‘宗教的或道德的伟大行为’的故事或传记的经典。也就是说阿波陀那是佛教圣贤的传记 —— 以佛及大弟子、大居士的事迹为主。因此它是‘譬喻’—— 现在的圣贤事迹；也是‘本事’—— 过去的圣贤事迹（如七佛譬喻、长寿王譬喻）。又逐渐地阿波陀那由叙述现世的伟绩鸿业，而追溯问到这些圣贤何以成就的前世因缘，于是譬喻与本生相连结，业的观念浮现出来，形成‘譬喻本生’的形式。”

其二，“在律部中，最先常是为阐明制戒的因缘而说到阿波陀那的故事，因此譬喻与因缘相结合而成‘譬喻因缘’。又由于律的作用侧重在止恶上……于是以因果业报为主题，以‘譬喻本生’为形式的阿波陀那大量产生，成了根本说一切有部诸律典中阿波陀那的特色。”

其三，“但在阿含及律藏中，阿波陀那都不是居于主角的地位，它只是做为一段哲理或戒律的插话，也就是说它是例证的作用（也由于例证的作用，它在中国被意译成譬喻二字），它是宗教教训的故事。”

其四，“当专门的阿波陀那经典的出现，最主要的内容特色，就是它仍是宗教性的故事。但此时阿波陀那已成为经典的本身，而非如在阿含律藏中的附属地位。全部是阿波陀那故事的譬喻经典，如汉译的撰集百缘经，法句譬喻经、贤愚经等，在形式上几乎多少都仿照阿含经典的书写形式。而故事的内容，以业报为主的‘譬喻本生’最多；也有譬喻授记、譬喻因缘的故事，也加入了民间的神话传说故事。”

以上可谓对佛教譬喻文学的泉源与流变做了纵向的探索，可视为譬喻文学的发展小史。此外，在横面上，从文学与宗教交涉的角度研究了佛教经典中的譬喻词汇的用语及其所譬喻的哲理；从主题研究的角度分析譬喻故事中所展现的几个特别的主题。……在文学上可谓具有独特性、多变性、丰富性、及想象力的特性；从汉译譬喻文学的文字运用可见其译语及句型特色。“综观本论文仍侧重在从经典研究的角度来研究佛教的譬喻文学。所以在阿波陀那的发展小史上研究较细密深入。另一方面限于精力才学，对譬喻文学的经典研究目前只做到小乘佛教为止，事实上大乘佛教中也有阿波陀那的故事（如大智度论中），以及充满了形形色色以整个故事为喻的譬喻故事，都是笔者应该进一步研究的范围”（丁敏1997）。

可见其关于譬喻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其中也有相当多的内容是有关风格研究的。

此外，释纯因《汉译中阿含经譬喻之基础研究》同样也说到“汉译为譬喻、喻说的梵语有三类”（释纯因1995）。谭惠文《〈妙法莲华经〉譬喻文学之研究》一文主要探讨了《妙法莲华经》中的譬喻。其中第三章主要探讨譬喻的释义与发展、原则与方法、作用与限度并对佛典中常见的譬喻主题作概括性探讨，第四章以切割的方法分析《妙法莲华经》譬喻的基本型式，探知《妙法莲华经》包括三种类型的譬喻，第五章主要讨论《妙法莲华经》中譬喻与“一乘思想”、“久远释迦”、“方便思想”等中心思想的关系，第六章探讨《妙法莲华经》譬喻的特色以及文学表现手法，用虚数、巨数夸饰的修辞法等（谭惠文1997）。还有李玉珍〈佛教譬喻（Avadana）文学中的男女美色与情欲〉（李玉珍1999）、林韵婷《杂阿含经譬喻故事研究》（林韵婷2005）、林崇安〈《法句经》的形成及其演变略探〉（林崇安2004）等，都论述到譬喻。

（3）语体风格与语言风格研究

王晴慧《六朝汉译佛典偈颂与诗歌之研究》第五章“六朝汉译佛典偈颂与诗歌之关系”，分析、比较了六朝汉译偈颂与诗歌之关连性与影响，归纳了二者间相互影响、彼此浸润的风貌所在；该章计分五节，首节主要说明六朝汉译偈颂与诗歌间于形式上的相因相承；其后四节则由内容、修辞角度、写作精神上，分别说明六朝诗歌中的“玄言诗”、“佛理诗”、“山水诗”、“宫体诗”等，与汉译偈颂间的关系。第六章“结论”总结各章之研究成果；将六朝汉译偈颂与诗歌的关连性，概括为几个方面：一是形式上的会通；二是内容上的寖染；三是修辞风格上的借鉴（王晴慧1998）。

王晴慧〈浅析六朝汉译佛典偈颂之文学特色 —— 以经藏偈颂为主〉，该文第三节“多变不拘的形式”实为汉译佛偈语言风格研究，下分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特殊句式的开展（包括：1. 开拓了中国文学表现形式 —— 齐散结合的新型态，2. 跨越中国本土既有的文体结构 —— 长篇齐言的展现，3. 结构自由，不拘一式）；其二，修辞上描述技巧之运用与讲求（包括：1. 譬喻，2. 象征，3. 排比，4. 夸饰，5. 写实）；其三，典雅白话的语言风格（包括：1. 白话通俗，2. 庄严典雅，3. 异域色彩）（王晴慧2001）。对偈颂的语言风格及修辞格都作了深入研究。

刘芳薇《维摩诘所说经语言风格研究》从文体和语体两方面着手以呈现该语料的语言风格。论文第一章厘定语言风格学的范围并提出研究方法。第二章首先从文体上分析《维摩诘所说经》四字节奏、诗歌散文交错、同格语铺排等不同于汉语文章的风格特色。第三、四、五章分别从词汇、语法、句式分析《维摩诘所说经》在语体上呈现的风格。第六章，从比较上显示语料的风格特点，选用了与本经相关的语料进行比较研究：从同经异译看鸠摩罗什译笔的风格特点；与讲经文比较以指出《维摩诘所说经》进入民间文学后的风格流变；与《世说新语》比较以显示北方佛教集团与南方士大夫集团的语言差异（刘芳薇1995）。

温美惠《华严经入法界品之文学特质研究》第五章分析了《华严经入法界品》的文学形式，包括经文结构、叙事模式及语言特色，第六章就其修辞风格加以探讨，如譬喻使用的丰富、经文中几个使用频繁的“意象”如“天雨香华”、“花”、“海”等意象究竟的深层意涵等（温美惠2001）。

（4）汉译佛经修辞对后代的影响研究

荒见泰史〈汉文譬喻经典及其纲要本的作用〉介绍了汉译佛经里的譬喻故事在中国的流传过程中，作为唱导时候用的文本、底本的作用（荒见泰史2004）。另外如上文提到的王晴慧《六朝汉译佛典偈颂与诗歌之研究》（王晴慧1998）等也属这一类。

此外，对非汉译佛经（即中国本土所产生的佛经）所进行的修辞研究也有一些研究成果，如欧阳宜璋（1994）、疏志强（2004）、焦毓梅（2006）等，另外有关禅宗佛经修辞研究的论文还有一些，因非本论文讨论范围，故不详述。

四、结语

以上仅就笔者目力所及之论著作了分类举例，不免挂一漏万。不过，由以上叙述已经可以看出：其一，有关汉译佛经修辞研究的面已经铺得比较宽了；其二，有关汉译佛经修辞研究，已有的工作主要集中在辞格和语言风格研究；就辞格研究来说，相对又集中于譬喻研究。

上文分类举例所谈到的内容诚然是汉译佛经修辞研究的重点，但汉译佛经修辞研究决不能仅限于此。我们认为，相关研究除了上述诸端之外，尚可从多个角度继续进行，例如语音修辞、结构模式（如词序、语序、话语衔接、插入语等）、汉译佛经修辞对后代禅宗修辞的影响、同经异译的修辞风格分析、语体风格与表现风格、原始佛教语言及佛经原本（梵文及西域诸国语言等）对汉译佛经修辞的影响、译经史上的修辞理论总结等。

另外，还必须指出的是，大陆和台湾的研究虽各有侧重，但台湾对汉译佛经修辞研究似普及得更好，学位论文数量不少。同时，大陆地区相关研究成果的作者大多不是专门从事修辞研究的学者，而以古典文学研究者和汉语史研究者居多。

汉译佛经修辞研究，对于修辞研究工作者来说，仍然是任重而道远；它需要全体语言、文学乃至哲学、历史等学科的研究者们共同努力。汉译佛经修辞研究是一块尚有待进一步开垦的土地，对其继续进行研究将会推动修辞史和修辞学史的深入发展，功德无量！

注释

1 本文以这两种文献为线索查阅了相关论著，谨此说明并致谢。

2 本文所引佛经据中华电子佛典协会CBETA电子版《大正藏》并复核纸质本。引文后标明册数、页码、栏数、行数。

3 这一部分内容本应安排于“（二）港台及海外研究”，考虑到所研究问题的相关性，故书于此。

参考资料

陈光磊、王俊衡1998。《中国修辞学通史（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卷）》，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

陈开勇2004。〈佛教广律套语研究〉，《河池师专学报》1。

陈兰香1999。〈佛经词语中的比喻造词及其美质〉，《修辞学习》5。

陈文杰2001。〈佛典文体形成原因再讨论〉，《宗教学研究》4。

陈寅恪1980。〈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载《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陈允吉2004。〈中古七言诗体的发展与佛偈翻译〉，载陈允吉主编，《佛经文学研究论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陈竺同1940。〈汉魏六朝之外来譬喻文学〉，《语言文字学专刊》，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2 (1)。

丁敏1991。〈譬喻佛典之研究 —— 撰集百缘经、贤愚经、杂宝藏经、大庄严论经〉，《中华佛学学报》4。

1996。《佛教譬喻文学研究》，台北：东初出版社。

1997。〈中国当代佛教文学研究初步评价 —— 以台湾地区为主〉，《佛学研究中心学报》7。

胡适1996。《白话文学史》，上海：东方出版社。

荒见泰史2004。〈汉文譬喻经典及其纲要本的作用〉，载陈允吉主编。《佛经文学研究论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季羡林2007。《佛经的翻译与翻译组织：佛教十五题》，北京：中华书局。

蒋述卓1990。《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焦毓梅2006。〈禅宗公案话语的修辞分析〉，《求索》12。

李富华、何梅2003。《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李际宁2002。《佛经版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李嘉言1987。《佛教对于六朝文学的影响·李嘉言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李玉珍1999。〈佛教譬喻（Avadana）文学中的男女美色与情欲〉，《新史学》10 (4)。

林崇安2004。〈《法句经》的形成及其演变略探〉，《法光杂志》174。

林韵婷2005。《杂阿含经譬喻故事研究》，玄奘大学宗教学系硕士学位论文。

梁启超2001。《翻译文学与佛典：佛学研究十八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梁晓虹1991。〈汉译佛经中的“比喻造词”〉，《暨南大学学报》2。

1991。〈佛经譬喻造词之特色〉，《语文建设通讯》33。

1993。〈佛典之譬喻〉，《修辞学习》1。

刘芳薇1995。《维摩诘所说经语言风格研究》，中正大学中文所硕士学位论文。

骆小所2001。〈略论佛教文化对汉语修辞学的影响〉，《楚雄师专学报》2。

吕姝贞2003。《慧沼〈劝发菩提心集〉研究》，玄奘人文社会学院宗教学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

2005。〈《劝发菩提心集》讲记（一）〉，《妙心杂志》86。

马红军、卢颖2005。〈魏晋南北朝时期佛经翻译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四川外语学院学报》6。

马祖毅1999。《中国翻译史》（上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欧阳宜璋1994。《碧岩集的语言风格研究 —— 以构词法为中心》，政治大学中文所硕士论文，圆明出版社。

普慧2004。〈天竺佛教语言及其对中国语言学的影响〉，《人文杂志》1。

2005。〈佛典汉译及汉译佛教哲学对中国古代诗学的影响〉，《文艺研究》3。

释纯因1995。《汉译中阿含经譬喻之基础研究》，中华佛学研究所毕业论文。

疏志强2004。〈试论禅宗修辞的非逻辑性〉，《浙江师大学报》1。

帅志嵩、谭代龙、龚波、郭浩瑜、黎路遐1980-2006。《佛经文献语言研究论著目录（1980-2006）》（征求意见稿电子版）。

孙昌武1988。《佛教与中国文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编著2005。《汉译佛典翻译文学选》，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7。〈关于佛典翻译文学的研究〉，《文学评论》2001 (1)。

谭惠文1997。《〈妙法莲华经〉譬喻文学之研究》，中正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

王晴慧1998。《六朝汉译佛典偈颂与诗歌之研究》，静宜大学中国文学系硕士学位论文。

2001。〈浅析六朝汉译佛典偈颂之文学特色 —— 以经藏偈颂为主〉，《佛学研究中心学报》6。

王铁均2006。《中国佛典翻译史稿》，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温美惠2001。《华严经入法界品之文学特质研究》，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系硕士学位论文。

吴海勇2004。《中古汉译佛经叙事文学研究》，上海：学苑出版社。

2004。〈汉译佛经四字文体成因刍议〉，载陈允吉主编，《佛经文学研究论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熊宣东2002。〈论中国早期的佛经翻译原则〉，载《四川大学研究生论文集（第五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徐江2005。〈中国古代翻译的“文”“质”之争〉，《和田师范专科学院学报》3。

杨雅惠1996。《敦煌本〈维摩诘经讲经文〉研究》，逢甲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

俞理明1993。《佛经文献语言》，成都：巴蜀书社。

袁晖2000。《二十世纪的汉语修辞学》，太原：书海出版社。

竺家宁1987。〈佛经语言学的研究现况〉，《香光庄严》55。

朱庆之1992。《佛典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

谢选骏指出：人说“汉译佛经修辞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我看这是收拾第二期中国文明的遗骸，整理清楚了，便于迈向第三期中国文明；因为汉译佛经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开端，就像近代的歐美譯文是第三期中國文明的開端。

【21、汉语是个垃圾桶】

《我41岁学汉语，49岁在中国和小25岁小伙结婚》（2021-10-28 自PAI）报道：

我叫瑞拉， 1970年春，出生在韩国首尔。8岁左右，跟随父母移民澳大利亚。29岁去了日本学习日语。41岁，又来了中国学习汉语。也是在中国，遇到了我现在的丈夫——小我25岁的俄罗斯小伙伏拉夫。

今年51岁的我已经在中国生活十年了，期间经历了创业失败、第二次患癌。如今，我依然爱美、爱健身。有人说我看着像二十多，也有人说我这年纪可以当奶奶了，但没关系，我有自信，哪怕是到六七十岁了，我依然会是一个比较漂亮的奶奶。

有人问我，会四国语言，总在旅行，还常常出国，是不是家里有矿？不是，我家没矿。我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爸爸是一位建筑设计师，妈妈是家庭主妇。爸爸一岁时，爷爷就去世了。爸爸凭着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大学，先后进入三星、LG等公司工作。我出生时，他就自己出来单干了，做的依旧是建筑设计。

印象中，爸爸总在出差，总在出国，一出去就是几个月。尽管爸爸收入还不错，但要养活四个孩子三个大人，依然会有压力。最困难时，妈妈摆过地摊，做过小生意，卖些水果、笔之类的小商品。我8岁那年，爸爸因为有项目在澳大利亚，要移民澳大利亚。那时，大姐已上大学，二姐也上高中了，爸妈就决定只带我和哥哥去澳大利亚。

我们住在昆士兰州的南部城市黄金海岸。我几乎一眼就爱上了这座海滨小城，它的天空很蓝、阳光很好，海水清澈透明，沙子又细又白。澳大利亚的树，在那时的我看来，它们都长得像艺术品一样。妈妈经常带我和哥哥去公园去海边旅行玩耍。也是从那时起，我就爱上了旅行。

到了澳大利亚，妈妈因为语言不通，就没再摆过摊，爸爸的收入成了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幸好两个姐姐学习好，总能拿到很多奖学金，极大地减轻了父母的负担。

虽说移民澳大利亚了，但他们不希望我不会说韩语，总想着说不定哪天就要送我回韩国上学，害怕我跟不上。导致我一到澳大利亚，就开启了补课生活。平时，我在澳大利亚的小学上学。一到周末，我又要去韩国人开的学校，学韩语、学韩国小学生的课程。好在我爱学习，周末的课也就两三个小时，我还感到很好玩很兴奋。

这是我在澳大利亚黄金海岸的家。袋鼠有时候会跑到家门口来，我离它多近，它都不怕。

我身边几乎找不到没有上过大学的韩国人。因此，我从小就被告知，要努力学习，要上大学。但父母并没有给我施加太多压力。而且你们敢相信吗？我一个女孩子，出去找朋友玩，我妈从来不规定我晚上必须几点回家。不知是性格使然，还是父母放养的结果，我从小就是那种让父母省心的孩子，没做出过什么出格的事，也没有过青春叛逆期。

到了高三，要考大学了，不得不选择专业。我觉得自己喜欢旅游，喜欢看好看的地方，吃好吃的东西，所以就选择报考了格里菲斯大学的酒店管理专业。

差不多同时，我确定了自己心中理想的生活方式，并告诉了妈妈：“我这辈子不一定结婚生孩子，我就想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去一个新的地方旅行一段时间。”妈妈说：“可以，但你手里要有两样东西：一是健康；二是足够养活自己的钱。”有这样的妈妈，我自然就没了被“催婚”的负担。

而爸爸呢，他本来就常年不在家。身体又不好，糖尿病、心脏病，在我的记忆里，他总是在和病魔做斗争。19岁的我刚进入大学不久，爸爸就因为癌症去世了，去世时还不到56岁。

我从高中就开始做假期工。最开始，就做些麦当劳服务员之类的工作。到了大学，家里就只给我们交学费。为了赚取生活费，整个大学，我都是一边上学一边打工。商店售货员、餐厅服务员、绘画培训学校的管理员，这些我都做过。

又因为学的酒店管理，经常和汇率、货币交换等专业知识打交道，我发展出了一个做得时间最长的兼职：炒外汇，并且一直自己单干。这个工作和股票的赚钱逻辑有些相似，都是在低点买入，在高点售出。不同之处在于：股票是买别人的，再抛售给别人；而我是拿自己的钱一会儿兑换成这个国家的货币，一会儿换成那个国家的货币。

大学毕业，我没有马上工作，也没有在学术上继续深造。而是选择去厨师学校，学习西餐烹饪。一是对烹饪很感兴趣，二来，学厨师可以多个技能。毋庸置疑，学厨师的费用必须全靠我自己支付。我依然靠炒外汇来养活自己。然而，在实习时，我体会到了厨师工作的辛苦，我也很担心自己如果做厨师，会不会很快就厌倦？所以，虽然学了两年厨师，我毕业后却没当过一天厨师。

那干什么？继续自己炒外汇。这个工作的好处是：工作时间灵活自由，完全靠自己掌控。但坏处是：不稳定，自负盈亏。90年代，我的朋友一个月工资1800澳元，我一个月就能赚四五万澳元。有时候连着几个月，我一分收入都没有，甚至有亏损。但总体来说，这份兼职让我基本实现了财务自由。

赚了钱，一部分存款，一部分出国旅游。每次出去前，或者在外旅游钱花得所剩不多了，我就会拼命工作存钱弥补。我从不超前消费，不会去买超过自己支付能力的东西。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多少给家人、自己花多少、多少用来投资，我觉得要好好分配，不能浪费。我也爱买东西，但我很注重品质，买之前会考虑它能用多长时间。我有20年前买的包，确实很贵，但现在我背出来，依然跟新的一样。

这是我二十多年前在法国旅游时买的爱马仕包包，当时好像花了几千美元，现在这款包好像卖二十多万块钱。

1999年，29岁的我决定去日本学日语。此前，我跟着家人去过很多次日本。日本人遵守规则，在乎他人的感受，做事细心不粗糙，这些在我眼里，这些都很值得学习。我认为，要学习一个国家的文化，最好是亲自去到那个国家，学习它的语言。

所以，攒够钱后，我就计划去京都学习两年日语。结果，因家里有事，留学计划提前结束，学了一年就回澳大利亚了。但因为日文和韩文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以，我学起来不算特别难。回到澳大利亚，我也找了辅导老师，看很多日剧、日本的书刊杂志，继续学习日语。

这是我在日本留学期间，去东京一家艺术馆参观时拍的照片。

从日本回澳大利亚后，我继续着“赚钱—旅游—再赚钱”的生活。直到2008年，我突然感觉身体不舒服。一查，得了癌症。和多数人一样，我一听到癌症，也非常害怕。但转念一想，现在最应该做的是去咨询医生的意见，让自己快点恢复。

考虑到澳大利亚看病预约的时间太长，另外，也不想让妈妈知道，我选择了回韩国治病。我跟医生表达了不解：我不抽烟不酗酒，偶尔喝点红酒，饮食非常注意，每周都会去健身房运动好几次，怎么会得癌症？医生说，不一定只有生活不健康的人才会得癌症，很多因素都会诱发癌症。比如：你爸爸是患癌去世的，也许遗传给你了。再比如：我们的精神压力也会影响身体健康，心理压力过大也可能会诱发癌症。

不用说第一点了，他说的第二点，我也觉得很在理：以前我是个完美主义者，有时候，给自己的压力确实过大。比如，从小，我就常听人说：“学习好的女孩子一般都不怎么好看，长得好看的女孩子，学习又不好。”我很不爱听这个话，心里暗暗较劲：我偏要学习好长得又好看！这自然需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也会承受更多的焦虑。

但这些在此时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治病。医生说幸好发现得早，还不严重，但必须要做个手术，术后进行三项指标的检查。我独自处理了这一系列事情后，遇到了一件必须要人帮忙的事：在“手术风险知情同意书”上签字。我找来了大姐。大姐偶尔会来陪陪我，但多数时候，还是我一个人。

手术做了将近8小时。术后，医生建议我在病房和医院走廊慢慢走动走动，帮助恢复，但稍微强烈一点的运动暂时都不能做。第二天，我就下床走路了。住院观察了10天，我每天要散一两个小时步。三项检查中，有两项都不好，但医生说复发的可能性只有20%—30%。考虑到副作用，我决定先不做化疗了。出院后，我被要求每半年复查一次。两年后，改为一年复查一次。如果5年都没复发，就算好了，但每年依然要复查一次。

万幸，从进医院到出院，只花了两周，医疗费换成人民币大概两三万。也没给我造成多大的经济负担。一两个月后，我感觉康复了，就回到了澳大利亚。此后，我偶尔也会身体不适，不过影响不大。有时，我也会害怕复发，但总能很快被理智战胜，不会一直想着这场癌症。

在商场做公关经理时的照片。

也是在这时候，我得到了一个工作机会：一位中国老板要在黄金海岸投资一个商场。商场需要一个公关经理，他就亲自找到了我。考虑了两周，我决定接下这份工作。

除了财务和法务之外，商场的一切事务都要我管。空荡荡的新商场，怎么打广告招商家入驻？节日，商场该怎么布置，要搞些什么活动？活动宣传和广告方案该怎么出？活动的可行性如何？活动方案还有没有可优化的空间？公司做的决定是不是对商场有利……甚至，商场整个建筑，包括停车场的安全，都要我来把关。

入职两周后，老板组织我们高管层去他家培训，我才知道，十几个人，除我以外都是中国人。

澳大利亚没人加班，而我几乎每天都在加班，有时候要忙到凌晨两三点才回家。我经常开玩笑地说：我会不会是澳大利亚唯一一个加班的人？但这一切都是我自愿自觉的，就想认真把工作做好，是本性使然，也是不想辜负老板的信任。完全忘了自己前不久才得了一场癌症，更想不起医生说的压力过大也可能诱发癌症。相反，我到现在都觉得那是我很好的年纪。三十八九岁，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又充满了活力和干劲儿。

老板对我也很好，经常带我们十几个人去吃中餐。由于老板和太太都是重庆人，我也得以在那时吃到了正宗的麻辣火锅、夫妻肺片、鱼香肉丝这些川渝风味的美食。这些菜我都很喜欢，也能吃点辣。老板和中国同事对我都特别好特别热情，尽管老板不会说英语，我不会说中文，饭桌上的交流也全靠翻译，但我还是很开心。这两点，成了我会来中国的理由。

来中国还有另两个理由：我工作一段时间，再去旅行、学习一段时间的生活方式；中日韩三国，其中两个我都去过了，唯独中国没去过。一如往常，我还是觉得要了解一个国家的文化，应该先学习这个国家的语言。留学中介给我推荐了五六所学中文的学校。我最后将目光锁定在了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语言大学，又因为北语外国人多，最终选择了北语。

刚来北京不久，我就和同学去爬了趟长城。

2011年9月，41岁的我，只身一人飞到了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上了迎接留学生的大巴。在路上，我看到学校附近有个商场，已经晚上九点多了，依旧灯火通明、人来人往，这对我来说太新鲜了，因为澳大利亚见不到这样的场景。澳大利亚的商场，你下班，他们也下班。晚上九点，早关门了。

十点左右到了宿舍，我满脑子都想着要去刚才看到的那个地方逛逛。反正我有丰富的出国经验，没啥好怕的。行李一放，就出去了。凭着英语，加我的电子词典，加用手比划，加我仅会的两句汉语——一句是“你好”、另一句是跟着电子词典莫名其妙学会的“便宜点”，我买了一瓶水和几个水果。

去的时候容易，走了大概十五分钟，回去可就麻烦了，我迷路了。路上的人也越来越少。我只好绕啊绕、绕啊绕，突然看到路边有个小屋子，上面写着“police”，里面有人穿着警察制服，这才有了安全感。我想：万一不行了，就去找警察。几个月后，我才知道，那个地方在中文里叫派出所。当晚，我最终还是没找派出所，自己绕了两个小时，终于在十二点半绕回了学校。

第二天，我就去学校西门买了张校园地图，然后给自己办了张电话卡。因为在澳大利亚的手机没有开通国际长途，我就花了一两百块钱，买了个诺基亚的砖头机。紧接着就上课了。

北语对留学生的汉语教学从考试开始，一来就先考个试，根据考试结果分班。从A到F，A是最初级班。A班又分为A－、A和A+。知道一周后要考试，我立马开启了狂背狂抄模式，跟着电子词典背会了“我叫瑞拉”、“我是澳大利亚人”、“我家有几个人”诸如此类的几句话。考试时，我就把这几句话写到了相应的题目下。没想到，成绩一出来，我一个a、o、e完全不会、只会说两句汉语的人被分到了A班里水平最高的A+班。

这下好了，一上来就学句子，虽然书上每个字上面都标注了拼音，但我不知道那些字母在汉语里发啥音，更不知道几个字母放一起该读什么？怎么办？只能上课认认真真听老师讲，记住课本上的东西。下课就赶紧拿出电子词典，从声母韵母开始疯狂补课。补了两个月，总算是差不多能跟上老师的进度了。

三个月后，整个A级班组织作文比赛，我居然得了第一。但我知道，我的发音还是不太好，更别提那个绕死老外的四声声调了。一直到现在，尽管我的遣词造句、表达方式都接近中国人了，但只要我一开口说汉语，别人一听就知道我是外国人。所以，我奉劝所有学外语尤其是学汉语的人，一定要从最基础的字母开始，把基本功打扎实。

学习汉语三个月后，我在北语A班的作文比赛中荣获一等奖，这是我的参赛作品。

一年半后，我到了D班。每到一个班，第一节课都要做自我介绍。一位从C班考到D班的俄罗斯小伙说他叫伏拉夫，给大家介绍他的家乡时，他转过去画出了中国和俄罗斯的地图，健硕的后背和手臂肌肉清晰可见，我当时想，这个后背真好看！他介绍完，受到了很多女同学的欢迎，但我只是觉得这小伙很有想法、有活力。

第二天，我继续去咖啡厅学习。伏拉夫来到我对面，问我：“我可以坐这里吗？”我说：“可以。”他又问：“我可以和你一起学习吗？”我回：“一起学习完全没问题，但如果你打扰我，我就不会跟你一起。”没想到，他还真是来跟我一起学习的。第二天，我来了，他也来了；第三天，他接着来了……就这样，我们成了一起学习的好伙伴、好朋友。

我天天去咖啡厅学习，伏拉夫天天坐我对面，和我一起学习汉语。

几个月后，我过生日。五点多才下课，伏拉夫三点就提前出去了。放学后，他打了个车，捧着101朵白玫瑰组成的花束在学校东门等我。原来，他提前好几天就开始准备了。这样的浪漫让我感动，我当然也知道玫瑰不是随便送的，但我并没有马上答应他。

一是，我不是一个能很快走进一段感情的人，也过了那个年纪，现在的我更喜欢慢慢地深入去了解一个人；更重要的是，我非常明确，我来中国是来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文化的，不是来谈恋爱的。

不过，随着时间推移，无数类似细节的累积，我最终还是和他在一起了。但你若问我，他怎么对我表白的，我们什么时候在一起的？我还真答不上来。因为，我们在一起之后，和之前也没多大差别，依然是每天一起上课，下课一起去咖啡厅学习，这就是我们的约会方式。

在一起后，我们依然天天一起去咖啡厅学习。学累了，偶尔会相互拍个照，放松放松。

关于他的年龄，我隐约知道他很小很年轻，但我也没怎么在意。知道他比我小25岁时，我们已经在一起差不多一年了。因为在国外，不能随便问别人的年龄和收入及婚育状况，所以，早已习惯这一点的伏拉夫也没问我的年龄。还是因为我俩偶然间谈到了年龄的话题，他才知道我比他大25岁。他说当时还是震惊了一下，但是呢，他又觉得我无论是外貌还是思想，都像是他的同龄人，所以也就无所谓了。而我，就更无所谓了。因为我觉得伏拉夫年龄虽小，但思想很成熟、脑子聪明、心思细腻，对我又那么好，这些才是重要的。

按我的原计划，我只需要学两年中文。但两年后，我觉得自己的中文水平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就想延期，选个自己感兴趣的专业上个本科。于是，我和伏拉夫一起上了北语的汉语言经济贸易专业的本科，2016年才毕业。

在北语，我每学期都能拿到奖学金。2016年毕业时，伏拉夫第一名，我第三。

和所有的校园恋情一样，毕业了，我和伏拉夫也要对这段关系做出决定。他喜欢中国，从小就确定要在中国发展。他让我也留在中国，我没有马上回复他，而是先回了澳大利亚一趟。回去后，我遇到了一个自己很想做的项目，但纠结了一两个月，我还是决定放弃那个项目，回北京，因为那里有爱我的人——伏拉夫。

毕业后，伏拉夫去了北京五环外的一家外贸公司，我们就把房子租在了昌平。房租相对便宜一些，离他公司也近。到年底了，我俩决定创业，在西二旗加盟了一家包子铺。尽管我有过商场管理、做项目的经验，但创业的难度还是远超想象。光是装修，就花了三个月。

装修好后，我请了七八个员工。刚开始时，我们只做午餐和晚餐，后来加上了早餐，就更忙了。每天10点之前，我就要到店里，晚上9点打样，10点离开。我去西二旗赶地铁回昌平，到家就十二点一点了。第二天，继续。切菜、炒菜、煎包子，进货，结账……所有员工的活儿，我都会做，因为我全都过了一遍的。

包子铺开业时快要到圣诞节了，我戴着圣诞帽拍下了这张迎宾照。

近一年，我没有休息过一天。因为实在是不赚钱，2017年冬天，我们把这个开了不到一年的包子铺转让出去了，背上了将近100万的贷款。更崩溃的是：我又一次查出了癌症，而且还是和第一次不一样的癌症。我的人生一下跌入了谷底。

这次困难更大，因为妈妈几年前就回韩国生活了。我回去要天天和她住一起，但这次我更不想让她知道。治疗的难度，也远大于第一次，光放射治疗就进行了20多次，从第10次脸就开始脱皮，那个光照在脸上特别疼。等到化疗的时候，头发开始大把大把地掉，还整天吃不下饭，一天比一天瘦。也不想说话，每天一回家就往自己屋里一钻。

但只要一见到妈妈，我就得立马调整好状态装作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妈妈看了，问我：“你最近怎么这么奇怪？皮肤这么差，头发掉那么多，也不好好吃饭。”我只能对她说，我本来皮肤就敏感，现在得了皮肤炎。嗯，皮肤炎，这是个好理由。我也确实在化疗过程中引起了皮炎，皮肤科给开了一个月的药。然后，过三个月又要去检查肝功能什么的，战线也要拖很长。

我在韩国没车，以前因为坐公交有些晕车就从不坐公交，出门不是地铁就是打车。这次，欠着一百万的债，还要治癌，为了省点钱，出门都只坐公交。治疗机构又偏远，每次化疗出来，我要先等半小时公交，再坐几十分钟公交，中间要颠簸好多次。下公交，自己走回家。遇上下雪，天冷路滑，就更麻烦。

到2018年6月，我终于痊愈了。医生告诉我，依然要遵守和第一次患癌时一样的复查要求。但这次，痊愈后的5年内，要天天吃药。这次治癌花了整整7个月，我度过了人生中最困难的7个月。期间最大的精神支柱就是伏拉夫，他每天都给我打电话，鼓励我积极治疗。我痊愈时，他戴着戒指飞到韩国向我求婚，我拒绝了他。因为我实在不想拖累他。我说需要点时间，好好思考下。几天后，我们一起回到了中国。

这年年底，伏拉夫再次向我求婚。经过这么多年的相处，我确定了他就是我心中理想的伴侣，而在我们负债百万、我二度患癌的情况下，他依然对我不离不弃，我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我们也和双方父母商量过，我妈觉得我自己考虑好了就行。而伏拉夫的父母也是姐弟恋，所以对我们比别人更理解更支持。但结婚，还是需要考虑很多事情。比如：人生规划。

之前，我也谈过很多次恋爱，也遇到过很多像伏拉夫那样追求我的人，但往往就因为人生规划的差异，没有走入婚姻。比如，在我不想生孩子的时候，别人就想过结婚生子的稳定生活。人家不可能强迫我结婚生子，但我也不想自私地强迫别人顺应我的想法不生孩子，所以只能分手。

毕业后，伏拉夫的爸妈来看我们。我们一起出去跳舞时，伏拉夫给我们录下了这段视频。

说到孩子，这可是婚前必须谈好的重大问题。年龄在爱情里不是问题，在生育面前可就是大问题了。婚前，我和伏拉夫讨论过很多次，我说我暂时不想要孩子，你能接受吗？他说，能接受。但我知道人的想法是会变的，他现在不想要，也许过几年、十年就想要了。那时，我肯定是生不了，那就考虑领养。

有好多人问我，他比你小25岁，你跟他结婚，你不担心他去找个年轻小姑娘吗？这个我还真不担心，一来我对自己的外貌还是很自信的。

另外，我一直在学习，我相信自己的脑子不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傻掉，我也能跟得上伏拉夫的步伐。我唯一担心的是会走在他前面，按照正常规律是这样。再加上我两度患癌的身体，我害怕到时候会把他一个人留在这世上忍受孤单。

我的婚礼现场，妈妈从韩国赶过来，把我的手交到了伏拉夫手里。

2019年9月，我们举办了婚礼。婚礼规模不大，就五六十人参加。我妈妈也来到了现场。妈妈很喜欢这个年轻的女婿，所以对我们的婚姻也很支持。

婚礼现场，我们穿着中式婚礼服和妈妈合影。妈妈至今都不知道我两次患癌的事。

有一次，伏拉夫跟我一起回韩国。一天，我妈走路去了家附近的医院开药。突然下雨了，伏拉夫赶紧给妈妈打电话，打车去把她接了回来。这个小细节让妈妈觉得感动。　

妈妈今年81岁了，依然每天运动。这是2018年，我和伏拉夫回韩国，陪妈妈爬山时拍的。

2018年7月回北京时，我的身体还不是特别好。伏拉夫当时做红酒总代理，但主要做批发，他想通过直播打开零售市场。伏拉夫去了趟杭州，说我们搬到杭州吧。我一听，立马同意了。从做出这个决定，到搬到杭州，我们总共花了一周。

到杭州头一两个月，我身体还不舒服。整个8月9月，都只是在帮伏拉夫开直播做准备。但因为是外国人，开不了直播。我们就想到了拍短视频，做自媒体。

刚到杭州不久，我和伏拉夫去西湖边散了散心，准备开始新生活。

我开通了抖音账号， 2018年10月，我发布了第一条短视频，讲述我和伏拉夫的爱情故事。没想到，当天就获得了7千万的播放量。很多人看到后，在评论区问我怎么保养的。我干脆再开了个账号，专门做护肤美妆短视频。运营了一两个月，实在忙不过来，只好放弃了一个账号。

2018年10月，我发布了第一条短视频，讲述我和伏拉夫的爱情故事。

2019年初，就有广告商找到我，我开始有了收入。这一年多，我们所有的视频，从构思到发布，都是我和伏拉夫自己完成的。后来，后来工作量越来越多，我们两个实在忙不过来。2019年10月，我俩注册了公司，带着八个伙伴，又开始创业了。

拍视频、剪辑，这些都是我之前没有接触过的，所以也有很多要学的东西。现在，我每天都在拼命想有意思的话题。粉丝的留言私信，我都会认真看，经常从中找到灵感。最近，我在筹备直播，这段时间，看了好多关于直播的书。

我们不可避免地变得越来越忙了，一年半之前，我们还经常自己做饭。韩餐、印度餐、法国菜，我会变着花样做，伏拉夫主要做中国的炒菜和俄罗斯菜。现在，我们天天都在外面吃，或者点外卖，但有时间的时候尽量在家自己做菜。只是，经历了第二次癌症后，我变得更养生更注重健康了。太忙的时候，会提醒自己休息一下。

前不久，伏拉夫精心准备了晚餐，我们拍下了这张照片。我俩现在太忙了，自己做饭的机会少了很多。

有人说我51岁了，看着还这么年轻，肯定拉过皮、打了肉毒素。这些我还真没做过。对整容，我的态度是：别人整容，没问题。但我是不会去的。因为经历过两次癌症，对疼痛的体验是一般人无法想象的。放射治疗，那个光照在脸上，真是切肤之痛。

现在，打疫苗、治病，这些疼痛我接受，因为是必须的。但整容整形，我觉得是我身体不需要的东西，我既不想花那个钱，也不想给身体增加额外的负担，更不想承担副作用。

上大学后，我开始化彩妆，30多岁时，去过美容院，用机器去角质层、按摩面部。现在，连这些项目都完全不去了。我觉得护肤需要用适合的护肤品，清洁到位，做好补水和防晒。但也不能全部依赖护肤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健康饮食、规律健身才是最关键的。

2019年底，我回韩国，和妈妈合了个影。那次回来不久，就遇到疫情了，我都快两年没见到妈妈了。

疫情对我的工作影响不大，但却改变了我的生活。从去年1月3号，我从韩国回来后，哪儿都没去，导致我和伏拉夫到现在都还没办结婚证。因为是外国人，我们没法在中国办结婚证。原本打算2020年3月去澳大利亚办结婚证，结果，澳大利亚必须夫妻双方都到场。疫情一严重，就没法去了。

俄罗斯大使馆说，可以不到场，但要求夫妻双方都是俄罗斯人才行。希望疫情赶快过去，我们好把结婚证办了。我也好早点恢复每两三个月旅游一趟的生活，更重要的是，我好想妈妈，妈妈膝盖不好，要做手术了，我好想早点回去陪陪她。

每年1月1号，我都会许下新年愿望。但从20岁开始，我的愿望就没变过：一愿自己身体健康，并能按自己的想法走自己的路；二愿家人朋友幸福安康；三愿世界和平，整个地球的人都健康平安。现在，我的愿望多了一个：希望我100岁时，还能陪着75岁的伏拉夫，一起学习、一起做事，一起去没去过的地方看风景。

网民嚎叫：

遍地是贪官今天 08:00

婚姻就是要你情我愿，不要受地域、年龄、人种等等限制。地域、年龄、人种相仿又如何？中国不少地区离婚率都超80%。

BBC12 今天 07:54

和法国当今总统马克龙有的一比！哈哈哈

花蜜蜂今天 06:50

女人大了男人25岁数，能保住20年婚姻就不错！哈哈哈！

谢选骏指出：汉语是个垃圾桶，什么东西都往里装——何况西伯利亚、朝鲜本来就是汉唐的故地，自然一家亲。

【22、汉字就是“中国的宗教”】

《天子经注集》（谢选骏，1979——1991年，北京初稿；1994年日本·香港初版）报道：

天津

古人相信文字的神秘性（一一七章）

[“天津九星，梁，所以度神通四方也。一星不备，津关道不能。星明动则兵流沙，死人乱麻。”（《隋书·天文志》）]

古人相信文字的神秘性，甚至认定文体中藏着一个个身负奇异能力的精灵。

今人相信文字的实在性，甚至认定文体可以揭示实在、“反映现实”。其实，这一切都是通过特定的人、也仅仅通过特定的人即领悟者，而起作用的。否则，为什么文字首先激发的是印象和想象，而不能像现代科学、古代巫术那样，直接呼唤实体、导引运动呢？

[注：只要有了这样的人及其尚未泯灭的天性，文字的符咒力就可以被证明──足以承截宇宙的消息、左右并推动实体本身的运行！

对文字的崇拜（如儒家“爱惜字纸”的传统所示），源于对观念、表象甚至“精神”的崇拜。而在象形文字与表音文字之间作一选择，显然是前者更宜于成为文字崇拜的对象。正如R·克洛特在《人类幼稚时代》中所说，“书法（文字）的作用，在用一种方法，使某种事物的意义可以一目了然如放在眼前一般；做这种工作的最古方法是件一幅图画。”

这种含义丰富的寓意画，其起源和应用比象形文字更为古老，如欧洲多处岩穴中发现的远古壁画，亦属此类。而在近代的南美森林居民和澳洲原住民族的生活中，这种前象形文宇阶段的寓意画，仍占有重要的宗教地位。因为当时当地人们相信，如此刻画，可以保存以致激发某种特殊的能力。而相信了，也就真能调动人的巨大潜力！

从表面看，原始的象形符号表现的是“物”，但因为原始人相信万物有“灵”，所以，他描绘的并非现代人所谓的“物”，而是寓于物中的“灵”。一个原始符号，仿佛原人刻画出来的一个神明，通过刻画，他把自己对事物的有关信仰表达出来，成为“象形符号”，这种神秘性因此是特定的。随着观念的变化，人们渐渐不解其内涵，所以，现代人多把古人殚精竭虑刻下的象形符号，看作一种“记事工具”，就像古董商人把古代文物当作敛财的工具，全然忽视其内在生命的含义。

但实际上，原始人不可能像现代人一样分析世界，因此，也不能像现代人一样公式化地记事或“牟利式地写作”。早期文字，无论是苏美尔人创始的楔形文字，还是埃及人从他们那里发展来的象形文字，都被认为含有某种神秘的属性，因此，当时的人们称这些文字为“圣图”。即使中国的甲骨文也有这种神秘属性，这种神秘属性，促使这些文字主要保存并使用于宗教范围，如寺院的礼拜和卜筮的秘仪中。]

由于对象的复杂性，变化性，“象形”也只能是抽象的。万物有灵观支配下的眼光，看到的并非现代意义的事物之，“形”，而是事物之“灵”。象形是刻画的手段，其结果使“象形”成为“写灵”。例如中国文字，早在甲骨文时代就已脱离了单纯的象形文字范畴，历经金文、篆体，达到号称“六书”的表意系统：

一，象形，“画成具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

二，指事，“视而可识，察而可见，上、下是也。”

三，会意，“比类合谊，以见指（手为），武、信是也。”

四，形声，“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

五，转注，“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

六，假借，“本无其字，依声托事。”

（以上均见许慎：《说文解字，叙》）

表意文字与表音文字的重大区别是：前者的语法以“字法”为核心，后者的语法则以“句法”为核心。故，以句法解析表意文字如汉字者，方柄圆凿，多所抵牾，现代汉语语法即其活例。中国字，不仅记录了中国精神，且左右甚至铸造了中国精神。这样一来，中国精神亦是重字法而轻句法的“字里行间文化”了。[注：中国字的关键既在于：象征性而非直接的形象（如象形、表音）性。或曰综合象征以达意，而非单纯表象，以此流于形音之歧。象征性文字，因此是不那么实体化的图像标志。在那些指代自然诸象（在古代，这往往等同于自然诸神）、动植物名称（各种图腾号称的汇编）、地名（常与土地崇拜杂糅）、氏族名（集体意识的象征）、人名（英雄或神）的事例中，每一个特独的象征文字，都代表某个神秘观念。流行于许多文化圈的国家花卉、城市动植物、乃至贵族族徽、几何图形的旗帜纹样等等，无一不是种族感的浓缩与文明史的见证。中国传统中表征亡灵的碑位字符和帝王的专用署名，亦属此类。]

在原始的思想张力中，每个古老的图像标志，实际上都可以包容一个神话：自然神话，动植物神话，族源神话，英雄神话……无文字社会主要依赖语言传达文化，或靠图腾柱一类的造型予以记录，从而分头促进了语言神话和美术神话的发展。如中国神话叙事的欠发达，可能与中文（从甲骨文与金文开始）相对脱离语言的独立象征性有关。其要害不在“记录困难”，而在富于象征性文字所具有的传神力场，使逻辑性的语言表达成为多余。这些表象，在今天看来仅是一些符号，但在古人心目中却与其体验的世界，血肉相连。古人相信宇宙万物皆有灵魂，所以他们真诚地相信咒语的奇效，以为直接念诵即可达到目的。待此直接的咒语效应受到质疑，人们才开始乞灵间接的咒语──神话的仪典。神话的仪式虽然不能即刻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即刻证明其无效的危险也消除了。

如此看来，“咒语”里具有远古文字崇拜的证据；而“神话”则是中古文字崇拜的证据；至于近代文字崇拜，则被称为“意识形态”；当代的文字崇拜，被称为“信息”。而文字崇拜的方式（如咒语──神话──意识形态──信息），则依书写工具而迁化。书写工具──书写方式，对语言文化发展的制约乃至决定，无庸置疑。

诸子百家是写在竹简上的，其难易程度居于甲骨金文与纸文化的之间，故构成中国文化的常式。

至于古经（这构成诸子之前的《五经》的核心部份），始于甲骨金文，故其精妙简赅万世难及。书写的方式越容易，写书的内容越驳杂；而早期的甲骨金文之主流，对今日的人们已不啻符咒、天书，故称为“文言文时代的文言”。其妙义，即在书写的因难度。

西方硬笔取代中国软笔（毛笔），则不仅葬送了中国的书法，而且推动了书面文体（“文言文”）的口语化。口语化，在毛笔时代、竹简时代尤其是金文、甲骨文时代，是不可思议的。而纸笔文化较之竹简文化，具有远为深刻的世俗大众性格，促成小说大炽于魏晋，更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这是一个巨大变迁，不亚于印刷术的发明在欧洲所触发的世界革命。

据此，唐代古文运动倡导的“文必三代”所以成就有限，除去“模仿”的致命伤，更深的原因是没有重新采纳古代的书写方式，如竹简、金文与甲骨文等。否则，他们的作品自会洗练，何须刻意求之？

[注：而古代中国理想中，藏之名山、“金泥泰山顶”的著作，显然不可能是纸写的，更难以竹简保存──而必得凿之于金石类（这是对甲骨类材料的直接继承）材料，否则·如何经得起大自然急风暴雨的风化？

但书写方式的革命对社会的功利发展（而非小部分精英之士的崇高价值）而言，却是不可逆转的，例如，电脑的普及，很可能使我们成为“最后的一代书写者”。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也许是“中文世界的最后闪耀”。以电脑写作，只能生产速食的应急之作，断难成就“含弘光大”的传世之言。──“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周易·坤卦》彖辞）]

天江

在我们的思想之海中（一一八章）

[“天江四星在尾北，主太阳：江星不具，天下江河关道不通。明若动摇，水出，大兵起。”（《隋书·天文志》）]

在我们的思想之海中，浮现起──天子的殿堂。

那里，矗立着一座神奇的牌坊；悬挂着一块宽阔的巨匾；飘扬着一些肃穆的条幅；墙壁上满布象征性的涂鸦之言；他的圣坛上供奉着一部书。

它摒弃庙宇而代以牌坊，它摒弃圣像而代以巨匾，它摒弃使徒行迹而代以圣人条幅，它摒弃西方的壁画而代以东方的符咒，它虚化道场与弥撒，只余默默的祈祷：天子的仆从，是新的世界公民；他们的祈祷，就是献给天子的奏折。

新的世界公民放弃了牵强附会的爱好、借题发挥的恶习，他们仅仅解读本文。

──这是“文字崇拜”的神圣洞天：在文字组构的汪洋中，游漾着天子的精灵！

圣坛上的书是天书，是星座的贵人录下的天庭之音：这声音宣告天子的来临：──透彻中国精髓的人，才理解天，才感受到天的消息盈虚……由此，他们成为天子的仆从。

有两种天子崇拜：一种是公开的；一种是秘密的。前者流行于广大群众；后者只为天子的仆从所持守。

公开的天子崇拜不需要创造者，任何人都可以在历史上的任何宗教那里找到其原型。

[注：值得一提的是，“它可以立足于复活中国国家宗教”──天地崇拜和国土的传统，例如对于五岳和各种“名山大川”的崇拜，并更而始之。佛教、道教、儒教甚至基督教、伊斯兰教的某些仪式，也都渗入它。

文明史早已表明，宗教的形式（如建筑的样式、礼拜的方式等）比宗教的精神更容易对群众发生吸引：慑服他们的，是“巧夺天工”的形式·而非“慑人心魄”的内容。甚至像西班牙人桑塔雅纳那样的哲学家，也认为宗教的价值首先在其形式的美感价值，因此不同的宗教与信仰之间，形式的交流比精神的交流，要经常得多。]

公开的天子崇拜，其社会功用在于它的政治影响，它对争取世界统一尤为重要，这决不仅仅是政治的统一。作为世界“文化冬季”的仓库，其精神最终是反对熟透而趋于霉朽的文化的。如此，它的“集大成”将构成下一轮“文明春季”的种子。

至于秘密的天子崇拜，却有推进历史的能量值得称道，它寄托了人数稀少但质量精良的人们的希望，他们蓬勃的活力，在这崇拜中倾注。它的内容是那小批人把自己金光闪闪的思想，铸成圣德崇拜的对象！秘密的天子崇拜是极少数精英之士小心珍藏的天品。他们为罕见的宇宙回声的形式，而激动；并为占有这秘密的信仰而喜悦、骄傲。一种无限的升腾和扩张，弥漫他们的心踪，陶醉他们的灾难！

秘密的天子崇拜是独创的。它的祭坛朴素无华，它的庙宇不过一间庄严幽静的密室，它不供奉偶像，在房间中央而不是靠着墙壁的台座上：搁着一部书，一部无字的书。因为它无字，所以它充满意符。这是一部真正的天书！它的体积普通，没有烫金的光彩，却打通了新天地的门。反观我们，迄今锁闭在局促的城内。而那书却告诉我们：只有走出城市，可以唤醒，被催眠的自然力。

[注：想象的视野，劈开新种族与文明的形式，渲染其色彩、设置其光环。浑浑噩噩的历史从此充实，消费性的文明，变为再生性的文化，想象，成了最好的社会设计，源于宿命的天性，前来变革世界……不起眼的书，深入堂奥，探险家领略其启示，除此而外，人们麻木不仁。类人的忙碌、类人的鄙俗、类人的蝇头微利、类人的“没有时间”，使他们无从阅读生命之理。他们宁肯浪费生命去做“实际营生”，走向死亡。类人的冷漠闭锁了启示之路，启示因此只在临界非人的极端状态中，才能获得。这时候，启示退藏于密，凝缩为尘封的书，不是写着奇异的蝌蚪文而是根本空无一物！人们懂得它的片言片语？却不明晰它的通体……人们理解它的句子？却不知晓句子折射的天意。

所谓“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不仅描述了人们对它的领会，也是它的社会遭遇。但它却在庙堂之上，受人顶礼膜拜。多么奇怪！哲学家们称此为“荒谬”，只是人们崇拜无法理解的对象，尤如陌生的男女互相吸引。所以，为了保持崇拜的纯洁性，请先保持崇拜者们的天真无凿吧！]

“主位神幄”供奉着天子的牌位；“配位神幄”则纪念天子的仆从。这不是多神教；这是圣德崇拜与人格崇拜的高度粘合。圣德，宇宙主权；人格，自然天性；人格超凡即入圣德；圣德下降即为人格。在“中国宗教”中，我们发现了最显著的人格崇拜的典型事件，如对远古英雄、中古圣王、近古忠臣（关圣、武侯、岳穆）的祀拜；天子崇拜将一反“儒佛道宗教”分裂为出世入世两种行为方式的倾向，而仿效宇宙的圆融、自然的矛盾，在超脱出世的同时，积极入世，以孤独的精神，和同世界的生活。

[注：与圣德崇拜对立的人体崇拜，与人格崇拜对立的偶像崇拜，则给人深刻的空虚感！对人体与偶像的崇拜，不能表明人体或土木金石等偶像的力量可以不朽；相反，它告诉世人：比人体更坚硬的土木金石也要朽灭。偶像会失去光彩、疏松破碎，不论它们曾以何等材料制作的。偶像的遭遇一再提醒人们：时间的无情暴虐，不是任何形式、任何质地可以抵御的。再漂亮的博览会，也要闭幕。偶像的命运也提醒人们，同样无可挽回的命运也将临到我们每个人头上。从此，有了“时间暴行”的进一步证明，谁能再次回避“历史烙印”的可怖打击呢？

但空灵的文字崇拜却企图藉助个体的想象绵延下去，这因人而易的思想圣品，承载优越个体的优越想象，突破齐一的标准，颠覆偶像崇拜的视觉图象，在豪杰的生存状态上，激发关键的力量，充分的抽象继承，洗心革面、脱胎换骨；无限的生命轮转，得以发挥本身的活力。对天子的圣德崇拜因此投影为文字崇拜！

文字崇拜的智能基础，使得未受文字教化者，无从登其堂奥。文字崇拜因此优于偶像崇拜：排除低能者，延缓了天子崇拜的衰落过程。而对接受了中国精神的信徒来说，文字崇拜的可能性一方面得自中国文字的特性；一方面得自中国宗教（如国与家的祭祀。在这方面，佛不及儒、道更为本土化）尊崇“牌位”的传统。中国文字的图象性，不须经由人的逻辑思考，而诉诸直觉，激起想象。中国诗词的情景融一，也源于此。

中国的书法虽非绘画，也不算建筑；却是一种充分的“空间──造型艺术”，这就使书法可以成为宗教偶像和建筑的视觉代用品。这个代用品由于抽象的形象性两完成了情感与智能的结合，从而高于它的原型：它在激发想象的同时，却不以固结的定型压制神经。而那些塞满了偶像并以巍峨见称的宗教建筑，却会触发莫名其妙的压迫感，使生灵趋于窒息。偶像宗教的这一特性，在克服分离性的同时，也扼杀了生长力。冬天的宗教，就像在阿肯·那顿之后死灰复燃的埃及精神，是靠着迫害新的思想活力，来保证自己的延续，是靠着维持旧的习惯和把人石化，来发挥社会影响的……相形之下，中国书法精神下的圣德崇拜，在方向上是正确的：它尊重未来的趋向，而不崇拜已有的东西；它对未来的热望和祈祷，则又扎根在过去的土壤中……中国传统曾是崇尚质朴、反对浮华，珍视现世、不信来世的，它重视政治得失，轻视宗教教义，既非神秘主义，又非实用主义的仪式态度，是其精髓。而在佛教传入之前，中国宗教确实没有留下完整的教义系统和巍峨的千年神庙，不像在埃及和印度，在欧洲和印加，人们总能找到诸如此类的遗迹。]

圣德不是亡灵，不是光荣传统，不是时间的垃圾，圣德不是法老，不是皇帝，不是石化人，所以圣德崇拜不是亡灵崇拜。埃及人期待死人复活，结果是活人的日子变得和死人相似。中国人崇拜古人，结果自己退化为古人，播下了龙种，生出了跳蚤。圣德崇拜是春天的信仰；它反对冬天的宗教，它向亡灵崇拜宣战；“冲刺未来”压倒了“缅怀过去”。圣德崇拜尽管尊敬人形的天子，但决不堕落为人体崇拜，崇拜对象只能是宇宙代表的德。

为此，让我们篆刻并诵读一种“信仰世纪的宪法文体”！

岁月匆匆、飞光冉冉、一切都不常驻；花岗岩也会朽烂，威武庄严的偶像，现出破损的征兆。新的精神宣告：凡不涉及天子的思想著作，不过是虚构的文学！

[注：古代汉语称此为“文章”。那些作伪的专家（流俗称为“作家”），是把酸腐的个人情感，托付给人事关系。而承载宇宙消息的自然盈虚之作，则以各种隐喻方式谈及天子，谈及宇宙本相、自然载体。在这一文体中，你可以觉到神秘的力量。为此，让我们的生存状态，无愧于那样的文体！]

谢选骏指出：和秦汉相比，罗马的统一效率低下——秦灭六国仅仅十年，而罗马统一却花了五十多年；秦汉交替的内战仅仅花了五年（前207-202年），而罗马内战却花了五十多年（公元前88年～公元前31年）。这是为什么呢？是拉丁人比较弱智吗？在我看来，这可能确实与拉丁人这个地中海民族要征服阿尔卑斯山以北的高大民族（凯尔特人与日耳曼人）有关；但更大的可能是罗马人的征服对象比较杂乱，分布在地中海周围的各个民族。相比之下，秦国所“统一的中国”大部分都在西周和东周八百年的共同秩序之下了。由此看来，文化统一如果先于政治统一，则会事半功倍。可怜的罗马，不仅在政治统一之前未能实现文化统一，即使在政治统一之后千年，依然未能实现文化统一……这不仅先是造成了东西罗马帝国的分裂，后来还造成了东西方教会的分裂——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欧洲缺乏“汉字”这样一个文化统一的工具！在这种意义上，汉字可能就是一个“中国的宗教”。

所谓华夏，不是一个种族概念，而是一个文化概念——接近于现代人所说的“汉字族”，例如，在某种层面某种意义上包括了日本、朝鲜、越南，甚至学会了汉字的五胡、突厥、辽、金、元、清各类蛮族，以及“现今中国境内的“五十六个少数民族”。

唐太宗的母亲就是鲜卑人，所以他不是“汉人”而是“唐人”——汉人与五胡的杂种，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主力军。至于第三期中国文明的主力军，则是华人——中华民族，也就是所有使用汉字的人。他们的共同意识形态就是汉字。

所谓“中国历史连续不断”只是表象，内里则是汉字的延续。因为汉字不是拼音文字，不会因为语言的变更而中断。如果有人凭此断定中国历史的停滞，是因为他实在不懂中国文明具有两个完整的周期，并且，中国文明正在进入第三个周期。

中国文字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在我看来，中国文字就是中国宗教——而不仅仅是中国宗教的载体。也就是说，中国文明是依靠中国文字凝聚在一起的，其性质犹如其他民族的宗教。所谓“中国人”，其实就是“汉字族”——使用汉字的就是中国人，不用汉字的就不是中国人了。在这种意义上，中国内部的不同宗教其实只是汉字信仰之下的不同教派，所以中国没有宗教战争，只有文字战争，而最后都是汉字取得了胜利。

【23、汉字来自土库曼斯坦】

网文《汉字史》报道：

汉字史是有关研究中国最主要文字汉字的变化与发展过程的历史。

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三大文字系统（包括汉字、古埃及的圣书字和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中唯一沿用至今的文字，传说汉字起源于仓颉造字。黄帝的史官仓颉根据日月形状、鸟兽足印创造了文字，使而“天雨粟，鬼夜哭”（《淮南子》）。从历史的角度看，复杂的汉字系统不可能由一个人发明。仓颉应该是在汉字的搜集、整理、统一上做出了突出贡献，所以《荀子·解蔽》中记载“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

字形演化

文字发明前的口头知识在传播和积累中有明显缺点，原始人类使用了结绳、刻契、图画的方法辅助记事，后来用特征图形来简化、取代图画。当图形符号简化到一定程度，并形成与语言的特定对应时，原始文字就形成了。

1994年，湖北杨家湾大溪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陶器。在这些6000年前的陶器上发现了170多种符号，部分符号的特征与甲骨文很类似。此外，山东大汶口出土陶器上的象形符号、西安半坡彩陶上的几何符号以及河南贾湖遗址发现的距今8000年前的龟甲上的贾湖契刻符号等，都可能是原始文字形成中（或形成前）不同阶段的表现。但是，这些几何符号是否是文字、是否是汉字的前身，这些仍是争议颇多的问题。

在土库曼斯坦安诺遗址中出土了一枚石印，上面的符号很像汉字，有学者认为可能与汉字有关系。

象形指事时代

泰山封禅刻石，相传为李斯所书

从甲骨文到小篆，汉字经历了从钜细靡遗描绘意象的方式往简化成容易纪录刻画的方向变迁，字形逐步脱离事物的具体形象。这一时期的汉字也称为古文字。

商周时期的甲骨文已经是一种比较完整的文字体系。在已发现的4500多个甲骨文单字中，目前已能识别出近2000字，其中公认的有千余字。与甲骨文同期，青铜器上铸造的文字被称为金文或钟鼎文。西周时期的散氏盘、毛公鼎具备很高的史料和艺术价值。

春秋时代开始，各地诸侯相争，而原本周文化独尊的局面逐渐破坏，各地区文化开始有"在地化"的改变趋势。到了战国时代以后，这种情况更明显，在文字使用方面可以粗略依照地域分为五大系统：东方齐系、东北燕系、南方楚系、北方晋系和西方秦系文字，各系统的文字大体上相近，只有小部分文字有所差异，因此彼此文书往来并没有太大问题。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李斯在大篆（秦系文字）和六国古文的基础上，进行规范和整理，制定出了小篆作为秦朝的标准书写字体，统一了中国的文字。小篆呈长方形，笔画圆润流畅。小篆解决了各国文字间出现大量异体字的情况，“书同文”的历史从此开始。文字的统一有力促进了不同语族间的文化传播，对中国的统一以及东亚各国的文化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世界文字史所罕见。

汉字的发展经历了许多不同的演变。初期汉字系统的字数很少，以象形与指事的独体字为主，大量事物以通假字来表示，使文字表述存在较大歧义。例如先秦的“文”，兼有后世的新字“纹”的功能，表示一组成各种事务的规律、型式，不单指文字的文，也包含野兽身上的花“文”、布上面的织“文”、手指的指“文”等数种含意。

除了“凹”、“凸”等特例直到唐朝才发明，大部分的象形指事字很早就已经定型，成为下个时代形声会意组字法的基础。

形声会意时代

为了能更精准的表述，最早从小篆的时代开始一直到现代，因应随文明发展不断增加的新事物，以基本的象形指事字为基础，发展了形声、会意的组字法，以组合方式，来细化大量的字出来，使得文书上记载越来越精密，到今天一直为造字的主力。

例如：

最早海上的交通工具就只有：“舟”一种；但演化到现在，细分成“舨、舟、艇、船、舰”等不同小大规模与形制的“舟”。

一开始金属只有“金”一种，但随着冶金技术的发展，对于金属的知识更加丰富，“金”被细化成“金”、“银”、“铜”、“铁”等等。

隋文帝杨坚原为隨国公，但因“隨”字的“辶”有不稳定之意，故去掉“辶”，而造“隋”字作为国号。

唐朝和武周时，武则天根据“日月当空”之意而造字“曌”（同“照”字）作为她的名字。同时发明的文字还包括圀、瞾、囝等。人称则天文字。

五代人取“飞龙在天”之意创了自己名字内的字。

在近代，由于大量西方知识的涌入，也造了许多字。例如随着“Beer”传入中国，如何用汉字表达是一个问题，最初译为皮酒，后觉不妥，于1910年左右创造了“啤”字——译为“啤酒”。（而在同一时期，朝鲜半岛与日本采用了“麦酒”这个名字作为“啤酒”的译名。）

近代化学名词在翻译成中文时，也用了形声会意造字法，造了一系列的新字，例如“溴”、“钚”元素与“醇”基、“醛”基等有机化合物名词。另外化学上还有很多将两个字的部分凑合起来表示新的意义的字，其发音也是两字发音凑合而来。如“烃”（碳氢）、“羰”（碳氧）、“巯”（氢硫）、“羟”（氢氧）等。

为了表示英制的单位，还造了一些多音节的字，如浬（海里）、嗧（加仑）、瓩（千瓦）、呎（英尺）、哩（英里）等度量衡用字。目前在台湾仍然使用，但多为单多音节混用，港澳地区亦同。不过这些多音节的字在1977年7月20日大陆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国家标准计量局所发的《关于部分计量单位名称统一用字的通知》中被淘汰，在大陆地区不使用。

有了造好的象形、指事的独体字为基础，使用形声、会意组字法随着文明的发展，组出表示新事物的合体字，这使得记载为文时，以前述的各种不同的船来说，只要看一单位的字形，我们就知道指的是那一种“舟”，这样辨识理解的效率非常高；反过来，以组词的方式就要看过前后文（或短或长）有其他哪些字才能判断正确的意义，较缺乏辨识效率，但方便口语沟通（汉字同音字太多，听觉不易辨识，解法一为组词，二为如韩日语数音为一字：“浬”发音为海里）。

形体的演变

汉字的演变可以分成古文字跟隶楷阶段，古文字阶段从商代自秦代，隶楷阶段由汉代一直延续到今天。秦代使用小篆以及原始的隶书，实际上是横跨这两个阶段的。但当时秦代的隶书还不成熟，可以称为早期隶书。这种隶书其实在战国晚期就已经形成了。但是为了简化，仍以传统的分界论之。

古文字阶段

古文字阶段大概可以从公元前14世纪到前3世纪，约一千余年。根据唐兰先生的分类，可以分为商代文字、西周春秋文字、战国文字以及秦文字这四大类。这四类的界线并不明显。单就形体往往难以区分。比如说，秦系文字的上限在春秋，内容跟西周春秋文字有些重复。不过这种划分却也能反映出古文字形体演变过程的要点，所以以下就用这种分类来说明演变的情况。

商代文字

商代文字主要都是借由甲骨文来认识，甲骨文大多是刻画在兽骨上的卜征之辞。但也有用毛笔所写的。甲骨文主要发现在河南殷墟。其中大部分是商王的占卜纪录。商代尚鬼，凡事都要占卜。所以留下许多丰富的资料。而商代除了甲骨文以外另一个就是透过青铜器留下的资料。商代铜器铭文字数少且主要在记载作者之名。绝少出现完整的文章。

在商代毛笔是主要书写的工作。“笔”这一个字就是从竹从聿。甲骨文的聿就是一只手拿着笔的样子。今天仍可以从一些商代遗留下来的文物看到毛笔书写的文字。而甲骨文跟金文的字型有相当大的差异，主要是因为甲骨是用刻的，所以原本圆滑的笔法都会简化成直线，而繁杂的笔画也会简化。主要的特点是把圆形改为方形。但同期的铭文则有纪念意义，字体会尽可能的庄重，因此比较甲骨文来说是相当的繁复的。所以我们可以说甲骨文是商代的手写体，而商代金文则是正体字。而商代开始就确立了中文竖排的传统，许多文字因为竖排的关系改为站立。如犬、虎等象形字。

西周春秋文字

研究西周文字主要是透过铜器的铭文。西周是金文的全盛时期。完整的文章开始被铭刻在铜器上，动辄数百字以上。而作者主要都是西周贵族、官僚。而西周也有甲骨文的存在，只是数量稀少，时代也仅限于西周初期。

西周金文的形体，可以说完全继承了商代晚期的风格。到了康、昭、穆诸王时代才慢慢趋近整齐方正，直到恭王才开始有剧烈变化。主要的变化是从图像化变成线条化，许多团块改为直笔。大幅简化了原本商文字的象形程度。经过这些，汉字的象形程度开始降低，转向书写便利。而春秋的各种金文也继承了西周晚期的写法。但后来慢慢发展出自己国家的特色。主要的差异只是书写的风格上，字形构造基本上还是一样的。

六国文字

古文字在春秋、战国之际开始有了剧烈变化。春秋以前贵族垄断了教育与文字，但战国以后新兴的阶级取代贵族，文字从王朝走向民间。懂文字的人越来越多而应用层面更广，这让文字俗体字的发展得到了很大的帮助。

春秋各个国家中以建立在周朝宗地的秦国继承周朝的文字最多，加上秦国发展较晚，文字的变化起步也较慢。大约战国中期，俗体字的发展开始有了突飞猛进的趋势。东方诸国因为俗体应用层面广，几乎将正体字打败，而发展出各国不同的文字形体。而秦国的发展较为特殊，他的正体后来变成了小篆，俗体则发展为隶书。战国文字主要的研究对象以青铜铭文、玺印文字、货币文字、陶文以及简帛文字。六国文字因为俗体几乎把正体排挤掉，差异也颇大，但是正体字仍是跟西周春秋的文字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秦系文字

秦系文字主要的材料来自石刻文字、金文、印章、陶文、漆器以及简帛文字。而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保存了一千多个小篆，也是研究秦系文字的主要资料来源。但说文有一部分的字形是有误的。[来源请求]但仍不减他的重要性。

秦系文字也有正体与俗体之分，秦系文字的俗体后来演变成了隶书，这在之后的小节会讲到。现在只论正体，从今天东周秦国的文字来看，秦国主要还是继承了西周的文字。主要的变化在笔划变的匀称。而其他国家的文字却没有朝向规整化匀称化走，这让秦国的文字开始与其他国家的文字有巨大差异。透过匀称化使得笔划在一次的简化，象形程度也更加减低。而战国时代的文字仍处于演化阶段，所以异体的存在不可避免。秦始皇要统一全国文字，需要对秦国文字本身做一翻清理，拿出一套标准字体。李斯写《仓颉篇》就是为了这个缘故。

隶书的形成

汉字经历了隶变这一巨大整革，致使隶书产生，进而成就了古文字向今文字的过渡。一直以来，秦隶和汉隶就作为隶书的划分；而秦隶也称“古隶”，汉隶则又称“八分”或是相对于古隶的“今隶”。针对隶书的起源，过往的文字学界基本认为始于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近数十年来，战国、秦汉文字材料大量出土，使学者对隶书的起源与演变有别于以往的新论述。蒋善国表示，古隶在战国时候已有了雏形，它的通行时代从秦末到汉末;而今隶的通行时代则从东汉初年直到晋初，是从古隶直接演变的[5]。裘锡圭则另有说明：“八分指的是结体方整、笔画有明显的波势和挑法的隶书，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汉隶。八分形成以前的隶书就是古隶”。

赵平安在其《隶变研究》中把战国时期秦国文字的某些简率写法直接看作古隶，并把隶书的产生时间明确置于战国中期。

字体变迁

小篆笔画以曲线为主，后来逐步变得直线特征较多、更容易书写。到汉代，隶书取代小篆成为主要书体。汉代以后，汉字的书写方式逐步从木简和竹简，发展到到在帛、纸上的毛笔书写。隶书的出现，奠定了现代汉字字形结构的基础，成为古今文字的分水岭。唐代时期隶书向楷体过渡，而且官方亦鼓励多用行楷，并衍生出草书。楷书、行书、草书等字体开始出艺术。古代印刷术发明后，出现了用于印刷的新字形宋体，传入日本，衍生出明体（可能是在明朝传入，现在台湾、港澳、日本、韩国皆称明体）。在现代手写体仍以楷体为标准（钢笔字），电脑化之后，又陆续出现了黑体、仿宋体等字形。

谢选骏指出：“1994年，湖北杨家湾大溪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陶器。在这些6000年前的陶器上发现了170多种符号，部分符号的特征与甲骨文很类似。此外，山东大汶口出土陶器上的象形符号、西安半坡彩陶上的几何符号以及河南贾湖遗址发现的距今8000年前的龟甲上的贾湖契刻符号等，都可能是原始文字形成中（或形成前）不同阶段的表现。但是，这些几何符号是否是文字、是否是汉字的前身，这些仍是争议颇多的问题。在土库曼斯坦安诺遗址中出土了一枚石印，上面的符号很像汉字，有学者认为可能与汉字有关系。”——这些都不能说明“复杂的汉字系统不可能由一个人发明”，因为，根据现有的证据，甲骨文就是短期爆发的结果。

《中亚出土一枚4300年前印章，上面文字令人不解：这是夏朝文字？》（2019-10-08）报道：

2004年，在中亚土库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附近的安诺遗址，考古专家出土了一枚史前石制印章，印面刻有3或4个文字符号，笔迹内有红色。通过科学测定确认，该石印的制作年代距今4300余年。

对于这一枚印章上的文字，中国古文字泰斗裘锡圭指出“我会认为这个文字就是汉字，而且不会早于西汉”，显然裘锡圭教授认为这是成熟汉字。

众所周知，中国最成熟的文字，就是甲骨文，距今只有3300余年，而安诺遗址出土的这一枚印章上却有成熟文字，这不免让人怀疑：难道这就是虞夏文字？更为重要的是，从这一枚印章出土地址，也带来了另一个思考：早在4300年前，中国就已经有了成熟汉字？

这一枚印章上的汉字非常成熟，现代人几乎都能辨认出来，由于“休”字可以拆分为“一”和“木”，所以就存在二种可能：休、五、已，或一、木、五、已。因此，组合起来就有四个意思，“一木五己”、“五己一木”、“休五己”、“五己休”。

可以说，从印章上的文字来看，这就是成熟的汉字，而不会是莫名其妙的符号系统。因此，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希伯尔特博士等很多西方学者认为：石印上的符号肯定是文字，却非西亚中亚或印度文字，而是更像中国文字。

中国考古泰斗李学勤教授也佐证了这一观点，他在对安诺石印研究后则指出，“安诺石印上的字符均可以从中国史前陶器符号中找到”。当然，李学勤又认为，“安诺石印和中国境内的仰韶等文化没有什么直接联系”。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归纳出这三个要点：

显然，这就让中国文字起源问题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一直以来，人们都将最早成熟的甲骨文，当成商朝存在的铁证，而至今没有发现文字遗存的虞朝、夏朝，却始终被质疑真实存在过。

那么，距今4300年的安诺印章文字，是不是虞朝、夏朝的文字，能不能证实这两个王朝的存在？

毫无疑问，单凭一枚印章上的几个文字，肯定不能证实这么大的话题，但通过安诺印章，却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虞夏的存在。

众所周知，如今只要认识3000余个汉字，就能流畅阅读大部分书籍，而商朝却有5000多个甲骨文，显然是一种非常成熟、系统的文字。然而问题在于：按照事物发展演化逻辑，甲骨文之前应该还有文字，这种文字经过很长时间、甚至几千年才最终演化成甲骨文。

按照史书记载的王朝，商朝之前还有夏朝、虞朝，因此甲骨文之前“不完善”或“处于演化之中”的文字，会不会就是夏朝或虞朝的文字？

当然，从目前考古发现来看，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只能是一种逻辑推测。但在殷墟出土的文物中，考古专家却发现了一个线索。

上世纪30年代，在河南安阳殷墟遗址中，考古专家挖出中国最早的古玺，曰“殷商三玺”（又称安阳三玺，见上图）。1998年、2009年、2010年，考古专家再一次先后出土过三枚青铜印章。

那么，安诺印章与殷墟古玺之类，有什么内在联系呢？

一些学者猜测，印章充当起了商品和财物印信的功用，殷商民族具有浓厚的商业文化传统，在商业活动中，印章曾被广泛使用；在新石器时代，通过考古可知，中西方交流极为频繁，可能商人将印章遗留在了中亚。

然而，商朝只有3600余年历史，而安诺印章却有4300年历史，这又如何解释呢？其实很简单，这就证明在商朝之前，中国的确还有其他王朝，很可能先后出现过虞朝夏朝，当时殷商民族只是其中一个部落。所以，安诺印章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虞朝、夏朝的存在，尽管安诺印章不太可能是虞夏部落的文字，但却可能是虞夏时期的文字。

由于无论是安诺印章文字，还是甲骨文中的不少文字，都可以在中国史前遗址中找到对应的演化踪迹，因此可以证明甲骨文、安诺印章文字，都是起源于中国，而不会源于西方。

更为重要的是，安诺印章上的成熟文字，反映出在4300年前，中国就已经有了一套比较成熟的文字系统，否则又怎么会有安诺印章上那些小学生都可以辨别的汉字？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敢想象的是——汉字起源于中亚细亚。

瀟灑如風《中亚出土了一块刻着汉字的印章，比中国汉字早两千多年，专家们懵了！》2020-05-03报道：

文字，是人类文明的一种载体。而对于中国人来说，汉字又有一种神奇的吸引力。

汉字美，美在形。其结构稳重端庄，处于一种相互平衡的状态，但又不死板。为了表现汉字的形美，中国人在其发展历程中还研究出了不同的字体来展现其魅力：楷体方正，注重汉字的结构美；草书狂放，展现着汉字的洒脱美。

汉字美，美在意。平凡的事物，在汉字所赋予的意境中，就仿佛是获得了新的生命般鲜活起来。它们就像是一位位仙子，将平凡的事物用文字装饰起来，让其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位风华绝代的美人儿，它们的奇妙之处，正在于此。

中国的汉字，总是会在不经意间带给我们感动。它们与我们相伴的岁月，也可以从几千年前说起。严格算起来，汉字的历史，要追溯到六千年以前了，它们在时间和人力的改变下，几经变化，终于发展成今天的模样。

汉字的演变

然而，2004年，中亚国家土库曼斯坦的安诺遗址中，一块印章的出土，引起了一场关于汉字起源的争议。

近百年来，不仅西方学者竭力鼓吹“中国文明西方传播论”，而且，一些中国学者也不负责任地说中国文字历史晚于西方。

难道真的是这样吗？

这枚印章并没有什么奇特的地方，不过是一块普通的印章罢了，而它也不是在中国出土的，那么，它是怎么和中国扯上关系的呢？这就要从印章上的文字符号说起了。

该枚印章，出土于中亚的土库曼斯坦安诺遗址，通过对与石印共存的炭进行测定，该石印的制作年代为公元前2300年。石印为黑玉料，印面刻有4或5个字符号，笔迹内有红色。但是，其上所刻的文字符号，却与中亚地区所发现的文字，没有什么明显的联系，反倒是体现出了中国的感觉。

它和中国的物品有多相像呢？

如果你将这枚印章拿到中国，没有人会觉得这是在外国出土的，它上面所刻的文字，十个人中会有九人觉得，那就是中国文字。

关于这枚印章上的文字符号，国外的一些学者与国内的学者有着不同的意见。国外的一些学者认为这些符号一定不是中国文字，他们有此结论的依据是时间点对不上。从中国的文字发展历程来看，中国的文字最早的时候是出现在商代的，距今仅有三千多年的历史。而这块印章，则是在公元前2300年制造的，在时间上，汉字比它要晚了一千多年，所以，这并不是汉字。

还有一部分外国学者，比如安特生，曾把该遗址出土的彩陶，和仰韶彩陶做过比较，最终，则仅凭着这枚印章，就轻率的做出了汉字源于西方的这一结论，这简直是荒唐至极！

印章发掘主持人、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的ＦｒｅｄｒｉｋＴ．Ｈｉｅｂｅｒｔ博士认为，石上所刻就是早期文字。但是，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石印”所刻并非建立在语言基础上的真文字，仅有这样一枚指甲盖大小的石头上的三四个刻符，不足以证明文字系统的存在。

关于这枚印章，中国的部分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们在对印章上的文字进行解读后，得到两种结论，当然，这两种结论仅仅是针对文字内容的，并不涉及其他。一种结论认为，其内容是古人对日食的记录，另一种结论则认为，它的内容是关于皇帝的，这是玉玺。

文字的内容固然重要，但是，弄清楚它是来自哪个国家的，似乎是更加紧要。中国的学者自然是觉得这是自己国家的文字。而且，就中国文字的发展来看的话，其实也是有符合当时的历史时期的。在中国，关于造字那部分的传说，就正处于公元前2300年。时间上是没什么问题了，但是，文字的形态上又有了争议。

中国所记载的最早的文字，是象形文字，根据事物的形与特征来创造的，与其对应的事物很像，并不像现在这样工整，就连后来出土的甲骨文亦是如此。而这枚印章上的文字与其同时期的文字相比，太成熟了，任何一个研究中国文字的学者都不会想到这是与传说中的文字处于一个时期的产物。

甚至，一名研究中国汉文字的教授还说到：“如果不是出土情况，我会以为它是西汉时期的文字。”

但是，梅博士则作了另外的解释。他说：

“安诺印章迫使我们重新用一种根本不同的方式考虑中国文字的起源问题。”

在他看来，如果这个印章的年代无误，也就是说它的确属于公元前2300年前的遗物，那么中亚甚至更西的文化，对中国文字的起源，可能产生了某种影响，这种影响远超出我们原来的想象。关于这块印章的出处我们已经无法探寻，它在漫长的岁月中孤寂的沉睡在了地底下，一朝迎来光明，却也不曾想到会引起这样大的争论。而在人类探寻的历史中，也许我们耗尽几代人心血，花费几百年才研究出来的结论，也会在后来被推翻，然后，得出另一个结论，但是，没有人会觉得先前的努力是白费的。

这枚印章上的汉字，的确非常成熟，现代人几乎都能辨认出来，由于“休”字可以拆分为“一”和“木”，所以就存在二种可能：休、五、已，或一、木、五、已。因此，组合起来就有四个意思：“一木五己”、“五己一木”、“休五己”、“五己休”。从印章上的文字来看，这只能是成熟的汉字，而不会是莫名其妙的符号系统。

因此，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希伯尔特博士等很多西方学者认为：石印上的符号肯定是文字，却非西亚中亚或印度文字，而更像中国文字。

中国考古泰斗李学勤教授，在对安诺石印研究后则指出，“安诺石印上的字符均可以从中国史前陶器符号中找到”。当然，李学勤又认为，“安诺石印和中国境内的仰韶等文化没有什么直接联系”。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归纳出这三个要点：

1，安诺遗址石印上刻写的符号就是文字，距今4300余年。

2，这些文字在中国史前陶器上都能找到。

3，安诺遗址的印章文字非常成熟且规范。

那么，距今4300年的安诺印章文字，是不是虞朝、夏朝的文字，能不能证实这两个王朝的存在？

毫无疑问，单凭一枚印章上的几个文字，肯定不能证实这么大的话题，但通过安诺印章，却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虞夏的存在。

按照史书记载的王朝，商朝之前还有夏朝、虞朝，因此甲骨文之前“不完善”或“处于演化之中”的文字，会不会就是夏朝或虞朝的文字？

当然，从目前考古发现来看，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只能是一种逻辑推测。

就像这块印章，它打破了中国文字史研究界的平静，也可能会得到另一种全新的汉字发展结论。但是，我们难道就能说，以前学者的研究就白费了吗？不，当然不能。探索是无穷尽的，只要这个世界还在不断变化着前进，任何事物都会有不同的一面等待着我们去探索。

《石印出土引谜题：汉字起源提前千年？》（2017-02-28 今日头条）报道：

2004年6月，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希伯尔特博士在土库曼斯坦安诺遗址发现了一枚石制印章。

所谓一石击起千层浪。

这枚石制印章引出了千古谜题，让世界各国的各大语言、考古专家争论不休，至今尚无法得出确定的结论。

安诺遗址位于土库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东南12公里，靠近伊朗边境，为美国考古学者彭沛雷于1904年最先发掘，分为北丘和南丘。

现代学术界认为北丘为铜石并用时期，时间为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南丘属于青铜时代，公元前3000后期至公元前2000年。

石制印章出土于一处多间土坯房址中一间的地下。质料是有光泽的黑玉，印背有横置圆柱形钮，印面正方，边长稍小于1英寸，正面上刻有四或五个符号，笔画里有红色。

通过对与石印共存的炭进行测定，该石印的制作年代为公元前2300年。

2005年5月，希伯尔特先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讨会上作了报告，接着又在哈佛大学关于语言、考古的会议上进行讨论，旗帜鲜明地提出：石制印章所刻为早期文字。

希伯特说，这件人工制品可能是一种以无烟煤精为材料制作的印章，“它上面刻划的图案是我们在中亚地区发现的最早的文字资料”，“三四个相互关联的符号在如此古老的中亚发现，这还是第一次。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就是文字。它们不是随便刻划的符号，也非陶工的记号和纹饰。”

但很多学者认为，石印所刻并不是建立在语言基础上的真文字，仅有这样一枚指甲盖大小的石头上的三四个刻符，不足以证明文字系统的存在。

宾西法尼亚大学古代研究中心主任就直言，“如果说文字是语言的载体，我还不能肯定这个发现就是文字”。“它可能是一个符号系统，而非文字系统。比如一个太阳的符号，虽代表太阳，但并不一定能够发出声音。符号和象征系统虽传达某种信息，但它是否同你我都能理解的口头语言相关，却还是可以讨论的”。

希伯尔特却坚持认为，人类表达自己的符号和象征系统早在距今三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末期就已开始，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在距今五千年前就发明了文字，并且在公元前两千年前后开始用来写作诗歌，所以中亚人在安诺时代使用符号或文字并不奇怪。

希伯尔特强调：“他们已经相当城市化，生产力水平很高，有复杂的建筑和金属制造业，计数和符号系统当是他们的生活所需。”

有学者认同希伯尔特的说法，说石印上的符号肯定是文字，但不是两河流域、伊朗或印度河谷的古文字，倒很像是中国的文字。

的确，印章上的文字，如果由中国人来看，肯定认为这就是汉字。这几个汉字都很好认，“休”、“五”、“已”三个隶书而已。（也可以将其认成“一木五己”或“五己一木”）。

著名的美国汉学家梅维恒就认为这些符号是与中文有联系的，他说他在中文杂志里找到新疆出土的一枚尼雅印章，无论大小和字形都与这枚印章极其相似。

可是，印章上的字是汉字的说法被大多数专家否定。

这些专家的理由是：公元前2300年大致相当中国的夏朝，没有证据显示那个时代有成熟的汉字。就算这几个字是汉字，也应该是商代古文字的前身，而这几个文字是非常明显的汉字隶书，不可能出现在4400年前。

中国文字的起源目前尚在探索中，说夏朝还没诞生汉字，为时尚早。

求真求实，梅维恒博士专门向中国古文字学界泰斗裘锡圭征询看法。

裘锡圭先生认真研究了这几个字，惊奇无比，说：“如果不告诉这个印章的出土地址和断代信息，我会认为这个文字就是汉字，而且不会早于西汉。”

那么，地层是否有误呢？

地层是一切讨论的基础。如果是晚期的混入，那么说“石印”刻符属于汉字系统，并不奇怪。因为自汉代丝绸之路开通后，很多中国的古代遗物会遗留在安诺遗址上。

但希伯尔特认为不存在脱层的可能，他说：“我确信这是一枚刻有某些符号和文字的印章，关于地层和发现该物的方法不存在任何问题。”

由此，梅维恒博士作了慎重的发言。他说：“安诺印章迫使我们重新用一种根本不同的方式考虑中国文字的起源问题。”

在他看来，如果这个印章的年代无误，也就是说它的确属于公元前2300年前的遗物，那么中亚甚至更西的文化对中国文字的起源可能产生了某种影响，这种影响远超出我们原来的想象。

梅维恒博士的看法非常重要。

我们知道，在距今一万二千多年的溧水神仙洞文化和距今八千年的大地湾文化被发现之前，有西方专家提出过“中国可能来自西方”的假说，即所谓的“中国文化西来说”。

在殷墟被发现以前，同样有西方专家断言商代不存在，甚至连西周历史都怀疑是神话。

在青川木牍等秦代简牍没有发现以前，人们普遍认为隶书在秦汉萌芽。

……

其实，在今天，只要认识三千汉字，就能阅读99%以上的汉语文本。而目前已知最早的汉字：甲骨文，已经拥有五千多个不同的字形，是非常成熟文字。

因此，将汉字起源上推一千年是正确的，也许，汉字就诞生在黄帝时期。

谢选骏指出：我认为“汉字来自土库曼斯坦”，目前还是一个孤证，无法说明问题，无法证明任何假设。

【24、狐狸精是武汉瘟疫的源头】

《世卫指责中国隐瞒与新冠起源研究有关的数据》（BENJAMIN MUELLER 2023年3月20日）报道：

由于关于样本以及证据为何消失的问题仍然没有答案，一些科学家对此反应谨慎，称在没有看到完整报告的情况下，很难评估这项研究。

世界卫生组织周五指责中国官员隐瞒可能将新冠病毒的起源与野生动物联系起来的研究，质疑为何三年前没有公布这些数据，而且现在为何又不见了。在中国的数据消失之前，一个由病毒专家组成的国际团队下载并开始分析这项于1月在网上出现的研究。他们表示，这支持了一种观点，即大流行可能是由武汉那座海鲜市场里非法交易的貉感染人类而开始的。

但是，当这些专家提出与中国同行合作进行分析之后，这些基因序列就被人从一个科学数据库中删除了。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博士说：“这些数据本可以——也应该——在三年前就拿出来。”他说，现在“需要立即与国际社会分享缺失的证据”。

据正在评估该研究的专家称，它提供了证据证明，在武汉那个发现了新冠病毒基因特征的市场里的同一地点，貉这种貌似狐狸、已知会传播新冠病毒的动物也留下了DNA。

对一些专家来说，这一发现表明，这些动物可能已经感染了病毒，并可能将病毒传给了人类。

2020年初，大量基因信息从该市场的兽笼、手推车和其他物体表面获取的拭子中被提取，一年前，病毒专家们从中国科学家的一篇论文中得知这批基因数据的存在后，他们一直不安地期待着。

上周，一名法国生物学家在数据库中发现了这些基因序列，她和一组同事开始对其进行研究，寻找疫情起源的线索。

该研究小组尚未发表概述研究结果的论文。但在本周的一次会议上，研究人员向世卫组织一个研究新冠病毒起源的咨询小组提交了一份材料分析报告，该会议还包括中国研究人员对相同数据的介绍。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说：“这些数据本可以——也应该——在三年前就拿出来。”

芝加哥大学流行病学家和进化生物学家莎拉·科比说，这一分析似乎与中国科学家早些时候的观点相冲突，他们认为，在市场上采集的冠状病毒阳性样本仅仅是由病人带来的。科比没有参与最近的研究。

“如果病毒样本主要是人类污染的话，那就不太可能看到这么多动物DNA，尤其是貉的DNA，与病毒样本混合在一起，”科比博士说。

关于这些样本是如何收集的，其中到底包含什么，以及为什么证据消失了，这些问题仍然没有答案。鉴于许多事情尚未厘清，许多科学家反应谨慎，表示在没有看到完整报告的情况下，很难评估这项研究。

最近几周，实验室事故可能意外引发大流行的观点重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能源部最新的情报评估，以及众议院新任共和党领导层举行的听证会。

但一些没有参与最新分析的病毒专家表示，关于市场上采集的拭子的已知信息支持了在那里销售的动物引发大流行的说法。

“如果这种病毒是由市场上的一个或多个中间宿主产生的，就正如你所预期的，”科比说。“我认为，从生态角度来看，这已经接近结案。”

2021年5月，科比和18名科学家在《科学》杂志上签署发表了一封有影响力的信，敦促认真考虑病毒可能从武汉的一个实验室溢出的情况。

周五，她表示，实验室泄漏继续构成巨大风险，需要对危险病原体的研究进行更多监督。但科比还说，越来越多的证据——该市场周围的人类病例聚集，那里的病毒遗传多样性，以及现在貉的数据——加强了市场起源的观点。

新的基因数据似乎并不能证明貉感染了新冠病毒。即使貉感染了，使人类感染病毒的也仍有可能是别的动物，或者甚至可能是感染了该病毒的人传染给了貉。

周五，一些科学家强调了这些观点，称新的基因数据并未明显改变关于大流行病起源的讨论。

多伦多大学流行病学家戴维·菲斯曼也在《科学》杂志2021年5月的公开信上署了名，他说：“我们知道这是一种混杂的病毒，会感染许多物种。”

中国科学家于2022年2月发布了一项针对华南海鲜市场样本的研究。一些科学家推测，中国研究人员可能曾在1月发布过这些数据，因为按照要求他们需要提供这些数据，用于研究报告的评议。

中国的研究表明，病毒呈阳性的样本来自受感染的人，而不是来自市场上出售的动物。这与中国官员长期宣扬的说法相吻合：该病毒不仅来自市场之外，而且完全来自国外。

但中国的报告留下了线索，即市场上的病毒样本与动物遗传样本混杂在了一起。科学家们表示，国际研究团队的新分析表明与动物的联系更加紧密。

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什里夫波特健康科学中心的病毒学家杰里米·卡米勒说：“从科学上讲，这并不能证明貉是源头，但它确实让人猜测市场上曾有过受感染的貉。”

他还说，“这引发了更多关于中国政府究竟掌握多少信息的疑问。”

科学家警告说，目前尚不清楚来自病毒和貉的遗传物质是否是同时留下的。

密歇根大学病毒学家迈克尔·因佩里亚莱说，根据病毒和动物遗传物质的稳定度，“它们在那里留下的时间可能前后相距甚远。”

尽管如此，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布隆伯格公共卫生学院的免疫学家阿图罗·卡萨德瓦尔博士说，将动物和病毒遗传物质联系起来仍然是发生新冠病毒自然溢出事件的又一证据。他最近与因佩里亚莱博士合著了一项探讨新冠病毒起源的研究论文。

“我认为它加强了人畜共患的观点，”他说，“也就是说，它来自市场上的动物。”

卡萨德瓦尔博士说，由于首次将病毒传播给人类的动物缺失，评估暴发的起源总要涉及对概率的权衡。在华南海鲜市场的情况里，市场上出售的动物在研究人员于2020年初开始取样之前就被移除，因此无法找到罪魁祸首。

纽约洛克菲勒大学研究生院院长蒂姆·斯特恩斯表示，这一最新发现是“一块有趣的拼图”，尽管他表示“它本身并不是决定性的，并强调需要进行更深入的调查”。

对于所有缺失的部分，一些科学家表示，这一新发现让人们看到，科学家们已经设法收集了很多关于大流行起点的信息，包括早期患者的家庭住址和来自市场的序列数据。

洛克菲勒大学病毒学家西奥多拉·哈齐约安努表示，发布原始数据至关重要。但是，她说，“我认为目前有压倒性的证据指向市场起源。”

她说，最新数据“使其他起源说法变得更不可能”。

亚利桑那大学的免疫生物学家费利西娅·古德勒姆说，市场来源的最有力证据是在现实世界的动物身上发现这种病毒。但是在同一个拭子中发现病毒和动物遗传物质也很接近。

“对我来说，”她说，“这仅次于最佳证据。”

谢选骏指出：“在武汉那个发现了新冠病毒基因特征的市场里的同一地点，貉这种貌似狐狸、已知会传播新冠病毒的动物也留下了DNA。”——这让我赫然发现，“狐狸精是武汉瘟疫的源头！”

【25、李自成张献忠是杂胡不是汉人】

《中国通史·第五十四章李自成张献忠马守应》（白寿彝总主编）報道：

明代的农民起义，在永乐年间，唐赛儿以妇女领袖的身份，首举义旗。

其后，正德年间有河北刘六、刘七的起义。崇祯年间，农民起义波澜壮阔，著名的李自成、张献忠、马守应，就是当时的代表人物，他们最后摧毁了明朝的腐朽统治。

第一节李自成

李自成，陕西米脂双泉里李继迁寨（今属横山）人。生于万历三十四年（06）八月二十一日酉时。乳名黄来儿，初名鸿基，小字硙生。祖辈世代务农。父名李守忠，有二子，长子李鸿名，鸿基为次子，比兄小二十岁。鸿名有子名过，与鸿基同年生。

天启年间，陕北地区灾荒连年，官府粮差分文不减。李家生活非常困难。李自成小时候曾被舍入寺庙当小和尚，名黄来僧，并给本邑姬姓地主牧羊度日。十几岁丧母，不久父亲又去世。二十一岁那年，无依无靠的他应募到银川驿站当一名驿卒。不久，因无力偿还豪绅文举人的债，他曾被戴上枷锁严刑拷打，后来在穷伙伴的帮助下，杀死文举人，又与侄儿李过逃往甘肃当边兵。当时，边兵的生活也很困苦，粮饷不足，军官又贪污、克扣军饷，兵士经常挨饿受冻。

到了崇祯初年，朝廷一面调兵遣将镇压农民起义，一面又要对付后金兵的骚扰。崇祯二年（29）冬，后金兵大举南下，京师吃紧。为了保住北京，朝廷急调四方军队赴北京防守。甘肃边兵李自成所在部队随参将王国向京师进发，途经金县（今甘肃榆中），兵士们要求发饷，参将王国却克扣不发。于是发生了兵变。愤怒的兵士杀死了参将，准备星散。李自成为人敦厚朴实，办事又干练，且有谋略，深受兵士们的尊重。当时他就说服大家，组织起来，投奔农民义军。这样很快拉起了一支队伍。他们先加入王左掛和张存孟（不沾泥）领导的队伍，后因王、张投降了官府，他就带着李过和弟兄们投奔义军闯王高迎祥。

李自成从小练就了一身好武艺，膂力过人，善于骑射。在起义军里，他意志坚强，机智勇敢，处事果断，又有谋略，得到闯王高迎祥的信任，成了一名闯将。从此，这支起义军的实力大增，军威大振，成了当时起义军的主力。在各路义军中，李自成的军事才能最为突出。

崇祯七年（34），朝廷为镇压义军，特设山西、陕西、河南、湖广、四川的五省总督，任命延绥巡抚陈奇瑜专力用各个击破的战术，对义军加紧围剿。高迎祥的队伍转战山西、陕西、河南三省，屡遭挫折。一次，他们误入汉南兴安（今陕西安康）车箱峡，被官军包围，这是个四面山壁的狭长地带，义军既乏粮草，又遇阴雨连绵，人马死伤过半，差点全军覆没。在危急关头，李自成机警果敢，据说用顾君恩的“诈降”之计，贿赂陈奇瑜的部将，伪装投降，走出栈道，摆脱了包围圈，并使队伍很快重新发展起来。陈奇瑜后悔莫及，被人以受贿罪弹劾，“坐削籍，而自成名始著矣”①。

崇祯八年（35）正月，义军被明朝五省总督洪承畴率领的官军围困在河南。为了打破官军的包围，各路义军在荥阳举行军事联席会议，商讨对策。参加大会的有：老回回、曹操、革里眼、左金王、改世王、射塌天、横天王、混十万、过天星、九条龙、顺天王及迎祥、献忠等共十三家、七十二营。会上讨论如何对付官军，各家意见分歧，难成决议。这时，高迎祥的部下李自成发言，他剖析形势利害，并激励大家说：“一夫犹奋，况十万众乎，官兵无能为也。宜分兵定所向，利钝听之天。”同时提出了互相策应，协同作战，分兵突围和避实捣虚的反包围方针，得到各家的一致赞同。

①《明史》卷三〇九《李自成传》。下引本传者不另作注。

会后，起义军主力，在高迎祥指挥下，兵分三路，向东猛打，进军异常迅速。在十多天里，他们转战千里，连破固始、霍丘等州县，直趋安徽凤阳。凤阳是朱元璋的老家，明朝的中都，驻守的官兵有六千多人，防守相当严密。起义军以步骑协同作战的方法，骑兵在前，步兵在后。崇祯八年（35）正月十五日，义军一举攻克凤阳，越过紫金城，烧毁皇陵和享殿，歼灭官兵四千多人。义军克中都一仗，从军事上显示了农民军的攻坚能力，和严密的作战方法。在政治上对朱明皇朝的封建统治是有力打击。义军在凤阳休整三日后，高迎祥、李自成领兵向西，经河南归德、睢州，同罗汝才部会师，转战于南阳、汝宁等府州县。接着南入湖广。起义军北进河南和南下江北诸州县，说明李自成的战略，在战斗中发挥了很大的威力，打得官军统帅洪承畴首尾难顾，狼狈不堪。从此，李自成亦名声大振。

崇祯九年（36）秋，闯王高迎祥被新任陕西巡抚孙传庭在陕西盩厔（今周至）黑水峪伏击俘获，后押至北京，英勇就义。此后，李自成被拥戴为闯王，他接过绣着“闯”字的战旗，率领部下七万多名战士，继续进行战斗。但是，在义军之间，由于首领互不团结，各家不能协同作战，所以多被官军各个击破，一时形势十分严重。从崇祯九年至十一年间，在义军首领中，有投降的，有迫于形势而被招抚的，在李自成的队伍里也有投降变节分子。李自成接连苦战，损失惨重，在陕西潼关一战，队伍战败失散，李自成仅带刘宗敏、田见秀、李过、顾君恩等十八骑杀出重围，转移到陕西的商雒山中。这一年，张献忠也投降了，形势对李自成极为不利。在商雒山区，李自成一面聚集残部，一面利用隐伏休整的机会，总结战斗失败的教训，等待时机东山再起。此时洪承畴和孙传庭二人去职，李自成稍得安。熊文灿方主抚，谍者或报李自成已死，故也较平静。

崇祯十二年（39）五月，张献忠在湖北谷城重举义旗，罗汝才、马守应（老回回）等部也在郧阳响应。翌年夏，李自成认为时机已到，即在商雒重新举起闯王大旗，号召群众，东出河南。当时正值河南荒旱，“斛谷万钱”，李自成振臂一呼，饥民蜂起响应，很快由几十人发展到几万人。义军攻城略地，开仓济贫，铲除豪绅恶霸，在河南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这时参加义军的两位河南文士牛金星和李岩，向李自成献策，提出“均田免粮”的口号。这个口号产生了巨大的力量，广大农民像潮水般地涌进了起义队伍，民间到处传说：“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①由于有这样深厚的群众基础，李自成的队伍在几十天里，就增加了几十万。

从此，李自成以新的姿态，率领义军转战河南各地。他严肃部队纪律，宣布“除暴恤民”、“秋毫无犯”、“不淫妇女、不杀无辜、不掠资财”、不占民房、与商人公平交易等政策。与**的官军形成了鲜明对比，因而得到各阶层人民的拥护。李自成还重视对官军的宣传瓦解工作。当时的明朝官军非常**，将领贪赃枉法，士兵困苦不堪，每当与义军对阵的时候，李自成便叫部下呼喊：别给官府卖命啦，瞧你们衣不遮体，半年无粮，还能打仗吗？快过来吧，保证不杀，钱粮补发。从而使大批的明军士兵常常在阵前倒戈。由于有明确的斗争目标和正确的政策，再加上李自成的指挥有方，战略战术运用得当，很快在河南取得了“五覆官军”的辉煌胜利。

①《明季北略》卷二三。

崇祯十四年（41）正月，李自成指挥大军围宜阳，破偃师，西攻洛阳。洛阳是明神宗的儿子福王朱常洵的王府所在地，十八日一夕被攻破，福王缒城逃往东郊迎恩寺，也被活捉。李自成处死这个罪大恶极的藩王。他对民众说：“王侯贵人，剥穷民视其冻馁，吾故杀之，以为若曹”②，表达了人民的心声。接着，又以王府的数万石米、数千万钱赈济灾民。“远近饥民荷旗而往，应之者如流，日夜不绝。一呼百万，而其势燎原不可扑”③。李自成的义军很快就发展成一支百万人的队伍。

同年二月，李自成以主力部队进围开封。这时，张献忠、罗汝才部也攻克了重镇襄阳，处死了襄王朱翊铭，将王府积银十五万两赈济饥民，缴获了官府储存在襄阳的大量饷银和军用装备。兵部尚书杨嗣昌得知洛阳和襄阳失守，吓得魂不附体，他策划的“四正”“六偶”的“十面网”战略也宣告破产，最后在湖北沙市忧惧而死。

义军攻占洛阳与襄阳两城，无论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是重大的胜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连统治者也承认，从此“闯、献不可复制矣”。五月，朝廷起用原兵部尚书傅宗龙为陕西总督，专门对付河南李自成。傅宗龙经过数月的紧急筹措，九月初，督领川、陕兵马进至河南新蔡，与保定总督杨文岳、总兵虎大威部会师。初五日渡过洪河，到达项城。这时，李自成已率军到汝河上游，赶造浮桥，准备攻打汝宁。得到官军将到的消息，佯装渡河避锋西走，而将主力埋伏在官军必经的孟家庄树林之中，以待来敌。傅宗龙误以为李自成的部队已经西去，遂尾追跟进，妄图伺机攻击。初六日，当官军进抵孟家庄时，因连日行军，人饥马疲，驻兵休息。李自成的伏兵乘其不备，突然发起进攻。官军贺人龙、虎大威部惊惶失措，不战而逃，李国奇部也随即逃窜。傅宗龙部和杨文岳部势孤力单，被李自成的部队逼到项城及南郊火烧店，准备挖堑固守。在义军的猛烈攻击下，杨文岳部趁夜仓皇溃奔，逃往陈州。傅宗龙龟缩在项城，十八日夜里率领残兵败将突围奔命，义军奋勇追击，傅宗龙被活捉，其部被歼灭。

接着，义军分兵陷商水、扶沟，下叶县，处死守将、原义军的叛徒刘国能。十一月，义军攻克南阳，处死唐王朱聿镆和总兵猛如虎。十二月，李自成挥军北上，攻占禹州、许州、陈留、鄢陵、新郑、偃师、新蔡、南阳、邓州等十余个县城。时，汪乔年代傅宗龙为陕西总督，“出关，次襄城”，李自成“尽锐攻之”，汪乔年与副将李万庆皆战死。二十四日，李自成率部进围开封。明廷檄保定总督杨文岳、督师丁启睿和左良玉分头从杞县、汝南、南阳等地领兵增援开封。丁启睿部刚到开封城外，就被义军一举击溃，其中三千士兵投降了义军。左良玉部龟缩在杞县，不敢前进。

崇祯十五年（42）正月，由于开封城坚固难攻，义军撤围，转而南下进击左良玉部于郾城。左良玉部溃败而逃。落魄丧胆的左良玉、杨文岳、丁启睿部分别逃往襄阳、汝宁和陈州等处。三月，李自成与罗汝才合兵，再次兵围开封。明廷得知开封危急，慌忙从各地调拨兵马驰援。同时，又起用孙传庭为总督，命原尚书侯恂为督师。五月中，左良玉、杨文岳和丁启睿等部，号称四十五万大军，会师于朱仙镇东之水波集，企图从南向北解开封之围。李自成吸取前两次围攻开封的经验，结合官军外援兵力的情况，采取了围城打援的战略，以少量兵力围困开封，作出佯攻的态势，而将大部分兵力南下朱仙镇，以待来援之敌。

②《绥寇纪略》卷八。

③《豫变纪略》卷四。

五月下旬，朱仙镇会战双方激战五日。在炮声轰隆中，杨文岳部仍在驱兵顽抗，而左良玉的十万大军却在义军的重点攻击下全线崩溃，残部朝襄阳方向逃窜。李自成为了截击溃逃之敌，早已在敌后方必经之处，派兵挖掘深广各八尺的壕沟长堑。左良玉在前有沟堑拦截，后有追兵赶杀的困境中，再次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到了第七日拂晓，杨文岳闻风丧胆，仓皇逃往归德。丁启睿知各军溃逃，也慌忙经许州，南逃光山、固始，连印信敕书也丢失了。农民军在这一会战中，先后歼敌十余万，缴获战马两万余匹和大批的军用物资。这一战基本摧毁了官军在河南东部的军事力量，迫使官军不得不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再也没有力量向农民军进攻了。后来代替了启睿做督师的侯恂，就公开沮丧地说，这几次战役的惨败，使天下“强兵劲旅”皆为李自成所有。农民军精锐异常，“过无坚城”，“官军但尾其后，问所向而已。”①在朱仙镇大战取得胜利之后，义军主力再回开封。并沿黄河一线设兵把守，以阻止官军由河北来的增援。六月，崇祯帝命侯恂代丁启睿为督师，令其解救开封。但官军将卒已成惊弓之鸟，他们不是按兵不动，就是畏缩不前，有的还中途哗变。侯恂除了家丁亲兵数千人外，再无一兵一将可用，只好留在黄河以北的陈桥、柳园一带，不敢过河。七月间，朝廷又调山东总兵刘泽清带兵五千增援，官军依河向南推进，遭到防守义军的阻击。经过三昼夜的激战，官军溃败，大都溺水而死。驻在河北岸的官军，竟坐视不救，依然“凭河防渡，剽掠村坊而已”②。对此，崇祯帝只好把希望寄于新任陕西总督孙传庭了，命他竭其全力东援河南，以图保住开封。

九月，先有马守应（号老回回）、贺一龙（号革里眼）、贺锦（号左金王）、刘希尧（号争世王）、蔺养成（号乱世王）等皆归附李自成，“时号革左五营”。是时，孙传庭调集陕西边军和各“土砦之渠”（即地主武装），分两路进援中原。一路出武关，准备经南阳北趋宝丰；一路由潼关沿太行东出禹州。李自成侦得确讯后，亲自急领精骑数万迎击。孙传庭以牛成虎为前锋，以高杰殿后。十日，在郏县城东，两军相遇，官军佯装败退，义军在追击中，不意中了高杰的埋伏，战斗失利，被迫向冢头镇转移。高杰部尾追，掩杀而至。李自成遂将计就计，采取“以利诱之，以乱取之”的战术，利用官军贪婪的弱点，沿路抛下大量军需财物。官军兵士抢取在怀，“胸腹率臃肿彭亨，不可俯仰”；或驮于马上，“马鞍如驼峰，亦不能驰骋”①。因此“失伍离次，不复为战备”。于是农民军乘其混乱之际，回戈反击。罗汝才又率军出敌之后，两面夹击，大败官军，俘斩将官八十人，兵士万余。这一仗把孙传庭打得焦头烂额，狼狈逃至登封，收拾残兵缩回关中，义军获得全胜。闰十一月中旬，李自成率军进抵汝宁城外五里地方。官军以保定兵屯于城西，四川兵驻于城东，经过一昼夜的战斗，义军拔除了外围据点，兵临城下。立即发起总攻，一举攻下汝宁城，击毙总兵虎大威，活捉保定总督杨文岳和崇王朱由樻、河阳王朱由材等人。义军从此打开了南下的大门，扫清了前进的道路。

①《怀陵流寇始终录》。

②《豫变纪略》卷五。

①《豫变纪略》卷六。

同年十二月，李自成在河南大获全胜后，随即挥军南下，进抵樊城，左良玉部一战即溃，拔营南逃。襄樊地区是左良玉的驻守地，朱仙镇一战左良玉被义军打败，逃回襄阳后即大肆招兵买马，拥兵二十万。朝廷只发给他二万五千人的军饷，兵士全靠四出抢掠。当地人民对其恨之入骨，听说李自成义军到来，百姓即杀牛羊，备酒浆，热烈欢迎，并主动为义军做向导，带义军绕过官军埋设的地雷暗弩区。十万大军于初三日进至白马滩，在火器的掩护下，抢渡汉江，进抵襄阳城下，守军仓皇弃城逃走。义军连克枣阳、宜城、光化、谷城等地，尔后挥师向南，攻占夷陵（宜昌）和荆门（江陵），直抵荆州。在荆州，李自成下令处死了湘阴王朱俨■。这年底，义军进至承天府（今湖北钟祥），攻下明世宗父陵（显陵），焚毁其享殿，杀巡抚宋一鹤。义军所到之处，势如破竹，官军非溃即降。在短短的三个月里，义军占领了南至澧州、常德，东到麻城、黄州，西达光化、均州的广大地区。

崇祯十六年（43）正月，李自成建立了农民政权，将襄阳改名襄京，自称“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以罗汝才为“代天抚民德威大将军”，其权位仅次于李自成。在大元帅之下设立军事和行政机构，并任命了各级官员。改变了过去“陷城克邑多不守”的局面。

三月，李自成被推举为“新顺王”。设官建制，建立起中央和地方两级政权机构。中央又分文职和武职，文职设有太师、上相国、左辅、右弼等官，建吏、户、礼、兵、刑、工六政府，委任侍郎、郎中、从事等官。地方设有府、州、县三级。府设尹，州为牧，县设令。在河南、湖广等地的六个府、十八个州、六十七个县，委任了地方官吏。另外，在一些重要的城镇，设立防御使一职；在形势冲要之地，设立卫，派兵驻守。

在军事上，随着形势的发展，兵员的增多，农民军设立标、前、后、左、右五营。其中标营领兵百队，其他四营各领三十队。步兵每队百人，骑兵每队五十人。中央最高的武职是领兵将官权将军，由田见秀、刘宗敏二将担任。各营的首领称制将军，分别由李岩、刘芳亮、刘希尧、袁宗第、李过充任。①此外，还有果毅将军、威武将军等九个品级。

作战的主力称为“精兵”，各有一定的人员负责“司牧、司柴、司庖、司器械”①等后勤。随军家属编为老营，小年编为孩儿军进行军事训练。军中有严明的纪律，队伍过城邑不得室处，妻子外不得携其他妇女，骑兵不准践踏百姓的禾苗。规定营兵不得多带辎重，不许私藏金银财物。在行军中，以旗■为前，军卒在后，秩序井然。部队在行进和驻扎时，必有探马和哨兵，在百里内往来巡逻和侦察，并在数十里外点放烟火，以迷惑敌人。扎营之后，稍事休整，就进行骑射训练。李自成制定的作战方法，有“三堵墙”、“打倒翻”等战术②。队伍临阵时，三万骑兵列为三道防线，后面是三万步兵，前后配合，轮番而战，称为“三堵墙”。三万步兵伏后，骑兵诱敌退走，步兵夹击，共歼敌人，叫做“打倒翻”。两种战术交相使用，是一种步骑协同作战的战术。在战斗中缴获的战利品，规定全部上交，用来装备军队和共同支用。有关义军的军机大事，李自成从不独断专行，总是听取下属的各种意见，然后择善而从之。

①《明史》本传载，制将军有贺锦。

①见《平寇志》卷六。

②《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八；《后鉴录·李自成》。

在义军内部，李自成和他的部属保持着朴素的平等关系，史称李自成“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所为闯王者，躬步拜如常卒，衣帽不异人，故军中亦无识之者”③。在义军控制的地区里，李自成采取了一些安定人民生活和发展社会生产的措施。如没收南阳、襄阳一带地主的“庄田”，进行耕种。同时招抚流亡的贫苦农民，“给牛种，赈贫困，畜孽生，务农桑”④；又“募民垦田，收其籽粒以饷军”⑤。由于流动作战，这些措施不可能完全执行，但这些政策的本质，却同封建皇朝的繁重盘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为了彻底推翻明皇朝的统治，义军在襄阳召开了军事会议，商讨北攻京城的路线。左辅牛金星主张攻占河北，直取京师（北京）。礼政府侍郎杨永裕主张先占领金陵（南京），断其粮道，再出兵北伐。兵政府从事顾君恩建策先取关中，他认为，“金陵居下流，事虽济，失之缓。直走京师，不胜，退安所归？失之急。关中，大王桑梓邦也，百二山河，得天下三分之二，宜先取之，建立基业。然后旁略三边，资其兵力，攻取山西，后向京师，庶几进战退守，万全无失。”六月，李自成采纳顾君恩的建议，率师北进中原，准备夺取关中。

崇祯十六年八月，明廷又任陕西总督孙传庭为兵部尚书，总督七省军务。他纠集十万马步大军，再次向农民军发起进攻。孙传庭亲率高杰等部，出潼关进入河南。为了歼灭来犯官军，李自成采取诱敌深入，待机而歼的战略。他率义军主力由南阳、宝丰一线北上，并令郏县至南阳一线的守备部队，修筑工事，营城固垒。同时，驻守内乡，以阻击商雒的官兵入豫。九月，孙传庭领兵至汝州，义军里的“革左五营”投降了官军，泄露了李自成的部署。官军袭击唐县，残杀义军家属，义军群情激奋。李自成见战局发生变化，立即派出一支骑兵劲旅袭击敌后交通要冲白沙，截断其粮道，迫使官军困守郏县。孙传庭急从小路向洛阳撤军，白广恩的“火车军”自大路撤退。李自成乘势追击，白广恩部士兵丢弃“火车”，四向逃散。孙传庭突围西逃，义军紧紧追赶，一日夜追杀四百余里，官军死伤四万余人，辎重兵器数十万，均被义军缴获。孙传庭逃至孟津，自杀未果，被残兵败将拥入潼关。在郏县的陈永福得知孙传庭惨败而逃，遂向李自成投降。

十月，李自成率兵攻破潼关，孙传庭在渭南被击毙。潼关陷落，八百里关中已无险可守。驻守西安的官军起义，李自成顺利占领西安。

义军进占西安后，对明朝宗室进行了严厉的镇压，没收了秦王府库的大量资财。同时，派出三路大军，追击逃敌。一路由李过率领，北上追击高杰部，高杰渡河逃往山西。李过攻克三边重镇榆林和宁夏，宁夏总兵官抚民投降，庆王朱倬■被捉。一路由田见秀率领，南下追击，高汝利部投降。另一路由刘宗敏、贺锦率领，向西攻入甘肃，兰州、庄浪、凉州等地官军相继投降。贺锦攻克甘州，斩甘肃巡抚林日瑞和总兵马爌，俘获肃王朱识鋐。至此，关中之战，义军获得全胜。陕西、甘肃全境及青海、宁夏的部分地区均为义军所控制。

③《国寿录》卷一。

④《明清史料》乙编，兵科钞出湖广郧阳府推官朱翊■奏本。

⑤《石匮书后集》卷六三。

崇祯十七年（44）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建国，国号大顺，年号永昌；他自己改名自晟。改西安为西京。设天佑殿大学士，由牛金星充任。增设六政府尚书等官。地方上增加省级设置，分全国为十二个州，官为节度使。同时发布开科取士，招揽人才。

在经济上，李自成明确提出“贵贱均田”之制①，铸钱“永昌通宝”，平抑物价以利商品交易。保护农业生产，重申“马腾入田苗，斩之”和不准军士抢掠的禁令。陕西是李自成的故乡，义军所到之处，都对父老进行慰谕，凡军士妄杀百姓者偿命。责令官僚富户输金助饷，规定“九卿五万，中丞三万，监司万两，州县长吏半之”①。在文化上，制定“甲申历”，废除八股对偶的陈腐文体，改为散文形式。李自成在西安整顿军纪，加强训练，每三天亲往校场校射一次，加紧进军京师的准备。此前，已派先头部队进入山西。相继占领了荣河、河津、稷山、降州、平阳等地。

同年二月，李自成亲率精兵两万，经韩城禹门口渡过黄河，迅速占领太原。在太原，李自成发布了声讨明皇朝的檄文，并移檄山西、河南各地。文云：“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甚至贿通官府，朝廷之威福日移，利入戚绅，闾左之脂膏罄竭。”又云：“公侯皆食肉，纨袴而倚为腹心，宦官悉龁糠，犬豕而借其耳目，狱囚累累，士无报礼之施，征敛重重，民有偕亡之恨。”②揭露了明皇朝的黑暗统治。大顺军在进军途中，还张贴反对明朝“加派”、宣布农民政权“不征粮”的文告，并派人广泛宣传大顺军“不杀人，不爱财，不奸淫，不抢掠，平买平卖，蠲免钱粮，且将富家银钱分赈穷民”的军纪和措施。③二月初八日，大顺军从太原分两路出发，一路由李自成亲自统率，取道忻州、代州、大同、宣化，经居庸关攻取北京。另一路由左营大将刘芳亮率领，东出固关，经真定、保定，向北攻取北京。三月初二日，大顺军进占大同，总兵姜瓖投降，活捉代王朱传■。初八日，至阳和。十一日，大顺军开进宣府，宣布“均田赦赈”④，“举城哗然皆喜，结彩焚香以迎”⑤。宣化总兵王承胤投降，巡抚朱之冯自杀。十五日，大军越过柳沟天堑，到达居庸关，守将总兵唐通，监军太监杜之秩开门迎降。与此同时，刘芳亮率领的南路大军，东出固关后，真定知府邱茂华、游击谢素福出降，明内阁大学士李建泰也在保定投降。十六日，李自成率部过昌平，抵沙河。明朝京营兵三万，不战而溃。十七日，大顺军南北两路大军，前后到达北京城下。崇祯帝和他的大臣们陷于一团混乱之中。崇祯帝一面连下“罪己诏”，一面派勋戚太监，加强京师九门的防御。李自成命太监杜勋进城见崇祯帝，促其投降①。遭拒绝后，大顺军开始攻城。对平则门（今阜成门）、彰义门（今广安门）发起猛攻，并用缴获的巨炮轰城，守城官军避而不战。

①《罪惟录·崇祯帝纪》，十七年春正月。

①冯梦龙：《甲申纪事·北事补遗》。

②《明季北略》卷二三；《甲申传信录》卷六；《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七等。③《明季北略》卷二〇；冯梦龙：《甲申纪事·北事补遗》。

④《罪惟录·朱之冯传》。

⑤《明史》卷二六三《朱之冯传》。

①《平寇志》卷九。

十八日，大顺军在彰义门外回族民众的帮助支持下，填平壕沟，攻入外城。十九日凌晨，攻打内城各门，人声鼎沸，杀声震天，火炮的闪光，晃动的火把，照亮了北京城的夜空。②眼见破城在即，绝望的崇祯帝残暴地强迫皇后自杀，又亲手拿刀砍死心爱的妃子和女儿。半夜时，他企图逃出城去，但北京已被大顺军围得铁桶一般，只得回到宫中，命敲钟“召集百官”，可是连一个人影也没有，他走投无路，最后到万岁山（今景山公园）吊死在皇寿亭前的一棵海棠树上。由朱元璋建立的明皇朝，在经历了二百七十六年之后，随着这个末代皇帝的自杀而结束了。

天将黎明，宣武、正阳两门，被李自成的骁将刘宗敏和李过两军首先攻破。接着其他各门也被攻开，义军像潮水决堤般地涌进北京城。十九日清晨，市民们张灯结彩，设案焚香，欢迎大顺军的到来。李自成命令大军整队入城，不得杀掠。刘宗敏首先率领义军从宣武门进入内城，队伍整齐，军纪肃然。中午时分，李自成头戴毡笠，身穿青布箭衣，骑着杂色黑马，在数百骑精兵簇拥下进入北京城。农民起义军在李自成的领导下，经过十五年百折不挠的浴血奋战，终于推翻了明朝的封建统治，取得了胜利。

当时，大顺农民政权的区域包括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等五省，以及甘肃、青海、宁夏、江苏、安徽、湖北、湖南等省的部分地区。进北京后，首先是加强大顺政权的建设，其中主要措施有：任命官员，开科取士，选拔知识分子，政府官员一律受权将军节制；立即释放明锦衣卫狱中的犯人。严厉镇压作恶多端的明朝皇族和达官贵人。史称农民军“满街捉士大夫，拘系枷锁，相望于道”，一时“向来厂卫知名者，咸从束缚；要津猾胥，先倾其家而杀之”。在大顺军的打击下，地主官宦“混稠人中，低头下气，惟人觉”，“赤体狂奔，四散逃命”。那些投顺的明朝官吏，也是丑态百出。每天在午门外，他们身着青衣小帽，“匍伏听点。平日老成、儇巧者，负文名、才名者，晓晓利口者，昂昂负气者，至是皆俯首低眉，植立如木偶，任兵卒侮虐，不敢出声。亦有削发成僧，帕首作病”者，真是“种种丑态，笔不尽绘”，他们过去的那些淫威，在大顺军面前一扫无余。大顺军逮捕并处决了五百余名罪大恶极者。同时，宣布免除贫民赋税，成立“比饷镇抚司”，勒令明朝大官僚交出赃银，叫做“输银助饷”，由刘宗敏、李过等主持，追赃助饷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共得银七千万两。从而在政治、经济上打击了明朝的官僚地主，维护了农民阶级的利益。

然而，夺取北京的胜利，使义军的部分将领犯了骄傲自大的错误，产生了麻痹思想，失去了应有的警惕。面对吴三桂和江南的五十余万明朝军队，以及关外的清军队，大顺政权没有采取相应的有力措施。四月初，明将吴三桂勾结清军队，联合向大顺军进攻，农民军伤亡二万余人。李自成得报，亲自率二十万大军东征。二十二日，在山海关一片石，遭到吴三桂部与清军的联合夹击，大顺军惨遭失败，被迫退到永平一带。吴三桂的投清和大顺军在山海关的失败，使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李自成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四月二十七日，李自成返回北京。二十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即帝位，决心抗清到底。三十日，李自成放弃北京，准备撤回关中，继续在陕西、河南一带抗击清军。

②《明季北略》卷二三。

五月初，清军在吴三桂的引导下，开进了北京城。接着，就对大顺军展开军事进攻。在保定以南的望都一战，大顺军重创清军，打得清军主帅多铎不敢出阵。但在定州的激战中，义军大将谷可成牺牲，李自成也身负箭伤，大军越固关退入山西。在平阳，李自成听信牛金星的谗言，误杀大将李岩，激起刘宗敏、宋献策等将领的不满，使军心涣散，战斗力减弱，失败不可避免了。

大顺永昌元年秋（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44），李自成回到陕西后，准备进行反攻。南京的福王建号弘光，准备恢复明朝的统治。张献忠在四川建立了大西政权，控制了西南地区。李自成曾在七月发布大举反攻清军的文告，声称要打到辽东，“从长安起马，三路行兵，指日前，先恢剿宁武、代州、大同、宣府等处，后赴北京、山海，剿除辽左。至叛逆官兵，尽行平洗。顺我百姓，无得惊遁。”①说明李自成反清的决心是很大的，只是力不从心。这年八月，在山西的大顺军东出固关攻克井陉；陕北的大顺军，在李过指挥下攻克府谷，直逼大同。十月，河南的大顺军渡河进攻怀庆。李自成在韩城居中策应。

清朝定都北京后，立即派出两路大军，一路由多铎率领，南下攻打南明福王，一路由阿济格率领，专门攻打李自成大顺军。这年冬天，清军发动钳形攻势。阿济格和吴三桂、尚可喜率兵经大同，向榆林、延安进攻；多铎和孔有德、耿仲明率兵从河南怀庆向潼关进攻。李自成亲自赶到潼关指挥作战，依山列阵，挖壕树栅，预防清兵的冲击。

大顺永昌二年（清顺治二年，45）正月初四日，刘芳亮领兵攻击清营。又在五、六两日连夜劫营。十一日，清军用炮轰击潼关，大顺军骑兵横冲敌军，又包抄敌后路，取得很大战绩。阿济格和吴三桂部从保德州渡河，突破大顺军的北部防线，打败李过所部，经绥德、延安，进逼西安。这时大顺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局面。十三日，清军攻进潼关，十八日到西安，李自成已在五天前撤走。

李自成率大顺军撤离西安后，经蓝关，出武关，向南进入湖广，驻扎于襄阳。吴三桂率领清军追击，大顺军在邓州、德安、承天等地迎战失利，李自成撤出襄阳。这时，牛金星降清。四月初，原明军左良玉部自武昌东下九江。李自成率大军乘虚进驻武昌城，大顺军各将领在武昌聚集，仍有三十万的兵力。接着，大顺军弃武昌南下，在富池口与清军一战失败，大将刘宗敏被俘牺牲，宋献策被俘后降清。大顺军余部转移到湖南，后与南明何腾蛟部联合，共同抗击清兵。至此，大顺政权已不复存在。

关于李自成的结局，三百多年来，一直是个疑案。官稗史乘，众说纷纭。如成书于顺治十五年的《明史纪事本末》记载：“李自成南奔辰州，将合张献忠。献忠已入蜀，遂留屯黔阳。部贼亡大半，然尚拥众十余万。乏食，遣贼将四出抄掠，黔阳四境鸡犬皆尽。川湖何腾蛟进攻之。自成营于罗公山，倚险筑堑为久屯计。势弥蹙，食尽，逃者益众。自成自将轻骑抄掠，何腾蛟伏兵邀之，大败，杀伤几尽。自成以数十骑突走村落中求食，村民皆筑堡自守，合围伐鼓共击之。自成麾左右格斗，皆陷于淖。众击之，人马俱毙，村民不知为自成也。截其首献腾蛟，验之左胪伤镞，始知为自成。李过闻自成死，勒兵随赴，仅夺其尸，灭一村而还，结草为首，以衮冕葬之罗公山下。”①而后来纂修乾隆四年刊行的《明史》中则说李自成窜死于湖北通山九宫山。

①《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

①《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八《李自成之乱》。

乾隆十一年任澧州知州的何璘，根据实地考察所得，针对《明史》，撰写有《书李自成传后》一文。关于李自成之死，由于野史所载不一，他特记备考。“余以澧志不备，周咨遗事，有孙教授为余言：李自成实窜澧州。因旁询故老，闻自成由公安奔澧。其下多叛亡，至清化驿，随十余骑走牯牛坝，在今安福县境，复弃骑去，独窜石门之夹山寺为僧，今其坟尚在云。余讶之，后至夹山，见寺旁有石塔，覆以瓦屋，塔面大书奉天玉和尚。前立一碑，乃其徒野拂所撰，文载和尚不知何氏子。夫奉天岂和尚所称？曰玉、曰何氏子，盖寓言之，亦讳言之也。遍问寺僧，对不甚详。内有一老僧，年七十余，尚能记夹山旧事，云和尚顺治初年入寺，是律门，不言来自何处，其声似西人。后数年，复有一僧来，云是其徒，乃宗门，自号野拂，系江南人，事和尚甚谨。和尚卒于康熙甲寅岁三月，约年七十。和尚临终有遗言于野拂，彼时幼，不与闻。奉天和尚为其自号，野拂即以名其塔。寺尚藏有遗像，命取视之，则高颧深■，鸱目曷鼻，状貌狰狞，与《明史》所载相同，其为自成无疑。自成之构乱也，初僭号奉天倡义大元帅，后复僭号新顺王。其曰奉天玉和尚，盖以奉天王自寓，加点以讳之，而玉又玺质，天子之所宝，殆讫死不去僭号。与泰山贼王同一行径，可叹也。而野拂以宗门为律弟子，事之甚谨，又题称不知何氏子，寓尊奉于讳言，岂其旧日谋臣，相与为左右者欤？”①民国初年，章太炎也赞同这李自成禅隐说。并亲自到湖南石门夹山考察，访得李自成《梅花百韵》诗五首，撰写了《李自成遗诗存录》及《再书李自成事》等文。认为李自成窜死九宫山说“无诚证”，“不可信”。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郭沫若为通城县李自成墓题写了墓碑。接着由李文治等几位学者进行了考证，认为李自成于45年5月死于通山县九宫山。为此，通山县在九宫山麓修建了“闯王陵”。

八十年代初，湖南石门县在夹山寺西坡发掘了奉天和尚墓，出土了一批珍贵的文物，进一步印证了何璘之说不是虚传，而是确实可信的。从此，李自成禅隐夹山和九宫山被击毙的两种说法并存。

①清乾隆《澧州志林》卷二三。

崇祯三年（30），张献忠在家乡聚集十八寨农民也组织了一支队伍响应王嘉胤等起义。他自号“八大王”。由于他“身长瘦而面微黄，须一尺六寸，僄劲果侠，军中称为‘黄虎’”。

谢选骏指出：人説“李自成、张献忠”等等，但卻沒有注意到，看看他們的長相就可以知道，李自成、张献忠都是杂胡，不是汉人。爲何説者沒有注意到呢？因爲白寿彝总主编本人就是一個雜胡！

【26、林则徐是个铁杆汉奸】

《鸦片战争时期为何有那么多汉奸？林则徐为什么觉得“汉奸”“可悯”？》（历史趣闻2018-09-27）报道：

150多年前，在广州城北三元里爆发了一场民众抗英事件。这一事件当时多有流传，后来被载入历史教科书。在历史上，当地有人“抗英”，也有人“援英”。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军进袭广州时，曾将一些广东人组织成苦力运输队，冒着弹雨为英军背送弹药。

1841年5月底，广州城北的三元里爆发了民众抗英事件，后来这个事件因被写入历史教材而广为人知。但少为人知的是，就在三元里民众抗英的同时，也有不少民众成为英国军队的后援。据记载，仅三元里一地，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就有1200名援英者被搜出（《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这个数字要远远超过丧生三元里的英军数量——《南海县志》称毙敌十人，英军司令卧乌古的报告是5人。

不仅仅在三元里，在两次鸦片战争中，都有众多的中国民众为英军以及后来的英法联军服务，他们为这些“夷人”提供后勤，刺探情报、引路，甚至直接参与作战。

这些援英者被斥之为“汉奸”。这种情况在当时是如此普遍，以至于有清廷官员慨叹，“汉奸”是清军战败的重要原因。1841年2月，琦善在连吃败仗的窘境中，上书道光皇帝，指出广东已不堪作战，原因就在于广东民众除已为汉奸者外，其余民众咸被英军诱惑以助敌势；浙江巡抚刘韵珂在奏报中说：“论者本谓该逆（清廷对英军的称呼）不长陆战，而两年之中，该逆之略地攻城，皆在陆路，且能爬越山岭，又有汉奸为之导引，各处路径，较我兵更为熟悉。”

这些写给皇帝的奏折难免有推卸战败责任，夸大事实的部分，但不可否认的是，“援英”现象的确普遍存在，成为令官员们头疼的大问题。因此，清军不得不面临两线作战的局面，一面是要对付装备先进的英军，另一面则是要对付数量庞大的援英者。

甚至，在当时的很多人看来，剿灭“汉奸”是比抗击英军更紧要的事。比如“靖逆将军”奕山在对道光皇帝上奏战果时，每次都把“杀死汉奸”放在斩杀英军官兵的前面。

所谓“汉奸”，大多数原本是和英国贸易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中国商人和苦力。在中英交战的局面下，自然容易被国人排斥。而纪律散漫的官兵为了谎报战绩，滥杀贫民，污名为“汉奸”，反过来又更加大了援英者的数量。

“第五纵队”

尽管“汉奸”一词是从“第一次鸦片战争”起在中国开始被广泛使用，但这一概念的首次出现则要追溯到更早之前。由于“夷夏之防”被过度关注，嘉庆皇帝就曾称那些为暹罗（泰国的古城）充当贡使的中国商人为“汉奸”。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由于大量串通英商走私鸦片的中国贩子的存在，“汉奸”一词被使用得更加普遍。

1839年12月，受命到广东禁烟的钦差大臣林则徐禁止了与英国的通商，那些违反禁令继续与英国人做生意的商人统统成为“汉奸”。1840年春天，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里，林则徐明确地表达了他的态度，即最坏的敌人不是英国人，而是那数不清的与英国人往来的商人、水手和为英国人劳动的“苦力”。

随着局势的越发紧张，这种“汉奸”行为也就越发让林则徐不能容忍。1840年6月，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响，中国“汉奸”正式成为了英军得力的“第五纵队”。当中国向导带着英军通过素称难行的珠江水道时，林则徐的愤怒达到了极点，认为正是“汉奸”破坏了他辛苦营设的水上防线。

在虎门的沙角、大角炮台，英军在正面进攻的同时，“又拨夷兵汉奸数百名，由大角山后缘山而上，从墙缺处打进攻台……其攻沙角炮台也，逆先拨黑夷千余名，汉奸百余名，由穿鼻湾登岸，逆兵船则攻炮台前面，黑夷从山后攻炮台后面，我兵两面受敌。”（《鸦片战争文献汇编（三）》。林则徐在家信中也提及此次战役中的“汉奸”之害，他们“或冒官兵号衣，或穿夷服，用梯牵引而上。”既为英军带路，又帮助英军作战。

1841年5月份，英军兵临广州城下，趁夜在“汉奸”的指引下夺取炮台，攻下城门。5月27日，广州守将奕山被迫求和，与英军缔结了《广州和约》。满清亲贵们把清军战败的责任不断地归咎于“汉奸”。在他们的眼里，“汉奸”无所不在。奕经形容两广一带“到处汉奸充斥，商民十有七八，皆为奸匪”；为了消除这种恐惧，琦善甚至提出了“防民甚于防寇”的观点。

不仅仅是在广东，在其他地方，凡是英军所到之处，都有“汉奸”接应。在宁波，被清军拿获的名为虞得倡的宁波汉奸供称：“夷人用汉奸各处打听信息，日日有报，或数十起，或一二十起。”在定海，英军在“汉奸”引导下，从清军设防薄弱的后山登岸。1842年7月英军攻镇江，“遣汉奸驶驾杉板船，预伏岸侧，乘火轮船开炮头，舍命登岸。”

在一开始，道光皇帝还希望与英军展开一场“汉奸争夺战”。他在给奕经的上谕中说：“奸民之甘为夷用者，一则贪彼重利，一则畏我科条，今若予以自新，悬以重赏，必有自拔来归为我间谍者。”但随着战争的节节失利，道光的防范心理逐步占了上风，甚至开始担忧“汉奸”会混进清军内部。他谕令南方的各地大员，在地方上招募义勇时一定要防备“汉奸”。

随着战况的恶化，“汉奸”两字几乎让道光进入了焦虑状态，他怀疑就连京畿地区也遍地是汉奸了。在给督防天津海口的穆彰阿的谕旨中，他让守军一定要拿出严密的防范“汉奸”的方式，否则的话，英军“倘遣人改装易服，于辽阔无人之境，陆续上岸，暗伏各处，迨聚多人，然后绕至炮台后面，突出逞凶……倘该夷因海口严防，分遣汉奸匪党，扮作商民难民僧道乞丐及各色技艺人等形状，潜踪分起，溷迹入城，作为内应……”京城将危在旦夕。

商贩和流民

由于和外国商人的密切关系，广州十三行的商人自始至终都有着“汉奸”的嫌疑，林则徐一到广州就称：“本大臣奉令来粤，首办汉奸，该商等未必非其人也。”听到这样的话后，大行商伍崇曜忐忑不安地去向钦差大人示好，说他可以把全部家产拿出来为一触即发的战事服务。对此，林则徐只是轻蔑地回答，本大臣不想要你的钱，只想要你的项上人头。伍崇曜随后被林则徐下令监禁，他在绝望中向北京输送了大笔钱财，方得以获释。

随着战事的进行，众多的小商贩和无业游民进入到“汉奸”行列中来。小商贩只图赚钱糊口，而不会理会他们做生意的对象是谁。在厦门，英军“出重价买猪羊牛只，图利奸民及贫苦之人，亦肩挑瓜果蔬笋等，向鼓浪屿岸边昂价售卖。”（《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

还有一些亡命之徒成为了“汉奸”，如清廷官员在审讯从台湾抓获的几名“汉奸”后发现：“赖妈来系嘉义县人，（道光）十二年张丙逆案内，发配贵州黔西州。陈恶系风山县人，道光七年听从王蓝伙劫事主吴邦英案内，十五年获案，拟遣发配新疆。”（《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

香港被英军占领后，被指称为“汉奸”的渊薮。香港的“汉奸”们也把“组织机构”弄得像模像样，组织了种种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帮会，有联义堂、忠心堂等“约计十余处。”（《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

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向来受人歧视的汉民，这时也纷纷把蔬菜衣食卖给英军。

从事“汉奸”行为让这些人得到了大大高于往日的银钱收获。林则徐禁止与英商贸易后，“无籍游民”偷运粮肉蔬菜可以获得五倍于平时的利润，所以众人趋之若鹜，贩卖鸦片则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梁廷楠《夷氛闻记》）；若为英军提供情报，“每纸卖银二十元”，重赏之下，浙江曹娥江以东地带的“汉奸”每日向英军呈报的消息多达数十条，“该逆不论虚实，莫不犒给银钱，以故此辈乐为被用。”（《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在原本少汉奸的宁波，“因鬼子占据半年，却被洋钱哄诱，处处都有（汉奸）”。（《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四）》）

甚至还有不少“汉奸”被官兵制造出来。一些被抽调到前线的内地官兵到了广东后，“兵将不相见，遇避难百姓，指为汉奸，掠夺财物。”（《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镇江守将海龄亲自下令“散布旗兵，满城捉路人作汉奸，付邑宰监拷掠，不容置辩。”（梁廷楠《夷氛闻记》）海龄手下的兵丁则“在城上开炮开枪，击杀贫民，指为汉奸。”以领奖赏。（《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结果英军未攻城，城内已哗变，使得英军顺利拿下了镇江。然而，就是这个海龄，在历史教科书中与关天培、葛云飞、陈化成等一起被称为“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壮烈捐躯的清朝爱国将领”。（高中《中国近代现代史》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6月版）

英军在发动战争前即注意到了这些中国社会的内情，说中国东南沿海的居民“特别爱贸易”，而且“绝不热爱他们的鞑靼统治者”，所以在战争中要“尽量少与人民做对”（《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基于这一思想，义律一边进行战争，一边四处张贴布告，这些用中文张贴的布告总是说英军的作战对象是中国政府而不是中国人民，它们还让广州人去“想一想现在他们中间的外省中队是不是真正的祸害”，试图让广州人相信英国人是“这个城市真正的保护者”。（《复仇神号在中国》）

对此，试图消除“汉奸”却收效甚微的林则徐只能慨叹：“本皆朝廷赤子，或为利诱，或为势逼，陷入夷党，情亦可悯。”

“汉奸”再现

林则徐觉得“汉奸”“可悯”，朝廷却对之恨之入骨。战争中不断有官员上奏，要求将“汉奸设法究办，以除稂莠而安善民。”1840年7月，清军在定海战败后，道光皇帝认定“汉奸”是罪魁祸首，下令各地督抚查获“汉奸”从严发落，如果各省还有“汉奸”出没的话，则要追究地方官的责任。

这场查拿“汉奸”的行动最终还是不了了之。1841年5月28日，即《广州和约》签订的次日，奕山就迫于英军的压力发布告示，命令官兵、乡勇、水勇“各在营卡安静住守，勿得妄生事端，捉拿汉奸。如遇各国夷商上岸……亦不得妄行拘拿。倘敢故违军令，妄拿邀功……查出即按军法治罪”。

1842年8月29日，中英《南京条约》签订，清朝承认战败。于是，如何处理“汉奸”就成为中英一系列善后工作中比较突出的问题之一，《南京条约》便有了这样一条专门针对“汉奸”的条款：“凡系中国人，前在英人所居之邑居住者，或与英人有来往者，或者跟随及侍候英国官人者，均由大皇帝俯降御旨，誉录天下，恩准全然勉罪。且凡系中国人为英国事被拿监禁受难者，亦加恩释放。”

但是道光皇帝仍然恨意难平，下诏要求清算汉奸：“此等莠民，若不详查情节，滥行保释，又未免失之过纵。着刘韵珂等细加查核，其有助逆抗拒官兵及为向导内应者，即与叛逆无异，天理难容，必应按律惩办；其中情罪较轻者，即不加诛戮，亦应牢固监禁，以杜后患；如查明实系胁从，并无逆迹，平日亦无为匪犯案各情，方准保释。分别递回原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取具邻保人等甘结，造册查核。并照军流徒犯在配章程，按期查点，毋任脱逃，不得日久生懈，视为具文。”

对此，英使马礼逊立即照会清廷，要求执行《南京条约》。经此一战，道光皇帝生怕战端再起，只好答应放过“汉奸”。

14年后，英法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所到之处，行商、小商贩、平民、匪徒、会党等各色人物又一次成为“汉奸”。1857年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后成立由广东巡抚柏贵为首的傀儡政权，还造就了一大批“汉奸”官员。

在这些形形色色的“汉奸”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一批广东劳工，他们是英军从香港征召来的随军苦力队伍。这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中国贫民，只因为英军给了不错的报酬和衣食待遇，就毫不犹豫地为英军服务。在征战前，他们接受了英军腾普尔上尉的训练。《伦敦画报》刊登了这些苦力的素描群像（黄时鉴编著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中国图像》一书收录了这幅图片）。在图片上，他们站在一个牌坊前面，身穿中国深色棉布衣服，配白色挎肩斜带，上面用中英两文书写编号；头戴小斗笠，斗笠外沿围以白色带子，上书英文“MILITARYTRAIN”（军训）”，每人手持一根长竹杠，以用于担运物件。

这群广东劳工很快以他们的勤劳勇敢赢得了英军的喜欢，并得名为“苦力之王”——英国人在非洲、印度等其他所有的地方都没见过这么能干的苦力，他们简直为这些苦力的表现惊呆了——文洛夫·柯克在其著作《中国》一书中特别写到了这群苦力留给他的深刻印象：“啊，那些强壮耐苦的苦力们！在攻击的那一天，他们背着军火，紧跟在我们队伍的后面；当一颗炮弹把他们当中一个人的头打掉的时候，别的人只是喊一声‘哎哟’，跟着就大笑起来，随即同过去一样欢乐地工作下去了。他们的行为始终是令人钦佩的！”在官方报告中，英军对这群苦力的表现也是赞不绝口，在一封写给额尔金的信中，写信者提到这些苦力“是如何在愉快心情的气氛中工作，他们对于命令是如何服从，对于所受的照顾和恩惠是如何表示感激。这种善良的品行一直地表现在整个的战役中”。

在叶名琛后继任两广总督的黄宗汉曾在奏折中提到广州英法联军中有一批“从逆进城之唐人奸匪”，说的就是这个苦力队，并说他们的人数在二三千。

当英军联军北犯京津后，这支苦力队也随军北上，并参与了洗劫圆明园。在那个时候，他们并不会想到，他们所经历的事件，将在历史上留下怎样的印记。

谢选骏指出：林则徐为何同情反满的汉奸？因为他自己是个附满的汉奸——汉奸都是为了“吃饭”而干活的，谁给的待遇好就给谁卖命。而英法联军显然比满蒙鞑子更有人性，所以汉奸为他们工作很是愉快——“不平等条约”赋予中国人民以基本人权了！

《林则徐死得其时：死在即将镇压太平天国前夜》（2009年11月17日东方体育日报网沈庆丰）报道：

本文摘自《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全景解读：那一次，我们挨打了》作者: 端木赐香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1841年5月1日，林则徐接到道光帝要他离开广州的处分：“赏给四品卿衔，迅即驰驿前赴浙江听候谕旨。”（《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940页）5月3日，他就收拾行装，奔赴前线。但是，他身在浙江，心在广东。广东战事的命运，直接决定了他的命运。主和派琦善是倒了，广州的后任们——靖夷将军奕山、参赞隆文、参赞杨芳，那可全是奉皇命而来的主剿派。但结果很惨，广州战败，还签订了《广州和约》。

广州战败，道光火气首先发到了林则徐与邓廷桢身上，6月28日，道光下谕：“前任两广总督邓廷桢，屡任多年，懈惰因循，不加整顿，所设排练，空费钱量，全无实用……前任两广总督林则徐，经朕特给钦差大臣关防，办理广东事件，继复令其实授总督，全省军务，皆其统辖。既知兵丁染习甚深，便应多方训导，勤加练习，其于夷务也当德威并用，控驶得宜，乃办理殊未妥协，深负责任……著革去四品卿衔，均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即由各该处起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055~1056页）从道光的文辞里，我们能发现，道光对邓廷桢的怨气，仅是嫌他所设排练费钱无用。而对于林则徐，道光的着眼点仍在“衅起林则徐”之认识上，认为他没有德威并用，控驶不得宜。

1841年7月14日，林则徐满腔悲愤，从浙江镇海起程，1841年8月，路过镇江，与老友魏源相见。想起10年前在宣南诗会上的褒衣博带雅歌投壶，再想想现在的夷务纷扰罪臣之身，当然是感慨唏嘘，不能自已。这次相见最重要的果实就是林则徐把自己在广州主持翻译的《四洲志》及有关材料交给魏源，让他继续编著。之后，林则徐继续前往新疆，魏源回到扬州闭门谢客，发愤著书，编就了50卷本的《海国图志》，1843年初刊，1847年刊出60卷本，1851年刊出100卷本。按说，《海国图志》写成后，最先反应的应该是林则徐，但奇怪的是，找不到这方面的任何资料。不知是林则徐早已忘记此事，还是听说后不予重视，甚或本有表示，但资料无从找到。

林则徐赴新疆的路上，拐了一个弯儿。黄河在开封祥符决口了，林则徐既有治河经验，又写过有关水利著作，当然是合适的人选了。于是，道光一纸诏书，把林则徐改发开封效力赎罪了。与此同时，皇帝着素来看重林则徐的大学士、军机大臣王鼎前往祥符督办河工。林则徐与王鼎合作愉快，林则徐甚至希望河工一完，自己告老还乡养老去。而王鼎的意思，是希望借河工之事，按往常惯例，对林则徐论功行赏，不能重新起用，至少可以将功折罪吧。但是不愉快的消息从前线不断地传来，英军扩大了战事，闽、浙战事失败，林则徐的好友裕谦身亡，奕经的大反攻也宣告失败，道光的怒气仍然发在了林则徐身上，大堤胜利合口的同时，道光新的谕旨也下来了：着林则徐继续前往新疆伊犁效力赎罪！

1842年12月10日，经过一年近四个月的奔波，林则徐终于到达了自己的充军地：伊犁惠远城。前来迎接他的是曾经的战友、现在的难友、一同发往伊犁先他半年赶到的邓廷桢和伊犁参赞庆辰。在两人的陪同下，林则徐到伊犁将军布彦泰处报了到，布彦泰给林则徐的差事是“掌粮饷处事”。但林则徐作为南人，不耐寒冷，竟致体弱多病，不能视事。在布彦泰的关照下，林则徐干脆不视公事，专作休养了，和邓廷桢等难友吟个诗、作个赋、下个棋，日子倒也过得不错。

1843年8月1日，效力伊犁的邓廷桢被道光皇上加恩释放入关，这触动了林则徐的思归之情。他私下里算计，邓廷桢比自己提前半年到达充军地，那么自己的归期当在明年春夏。伊犁将军布彦泰等人更是力邀林则徐搬到邓廷桢原先租住的寓所去，说：这三四年来，住此屋者，都被召回了。林则徐遂搬住进去，但等来的不是加恩入关，而是令往南疆开荒去。能被皇上想起，并被起复使用，对林则徐来讲，也算是一个惊喜了。那就开荒吧。就这样一开两年，1845年10月29日，道光皇上降旨，同意释放林则徐，着回京以四五品京堂候补。12月20日，兴冲冲赶到玉门县的林则徐再次接到道光谕旨，命令他不必来京，以三品顶戴先行署理陕甘总督。看来道光不想再看到他了。1846年8月，林则徐改任陕西巡抚。虽然仕路复兴有望，但林则徐病体难支，一直想告老还家，还想去北京看病，但是皇上不准。1847年，道光又让林则徐担任云贵总督，从陕西再跑到云南，林则徐的身体折腾得够呛。1849年10，林则徐请病回家的请求被道光批准，1850年4月，林则徐终于回到了他梦中的故乡——福州。

此时他的故乡正在沦陷之中。《南京条约》第二款规定：“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城邑，通商贸易无碍。”英国驻福州首任理事李太郭前来福州设立领事馆，但认为城外房屋条件太差，提出去城内租住白塔寺。此时刘韵珂接任闽浙总督，福建布政使徐继畲办理夷务，两人密商：和约内所谓的“城邑”系兼指城内城外，但我们不妨只准其在城外开馆。于是两人暗中授意士绅联名请愿，拒绝英人入城内。英国驻华全权公使德庇时到福州访问，对此提出抗议，刘韵珂怕违背道光皇上“民夷相安”的指示，加上李太郭于1845年1月私向城内乌石山积翠寺租住城内房屋，福州士绅并无动静，更无一人出面阻止，遂不得不对此表示同意，同时指示徐继畲与李太郭签个条约，规定：惟领事馆可以租住城内，其他夷商俱住城外港口，并且租房的时候需送地方官用印，不得私租。双方这样交涉，也算有话好好说，但是，民夷相安的局面维持的时间并不长久，因为民夷杂住一块，最易起冲突。先是福州民人林森森与英人阿金的冲突引起群殴；后是民人误打英商记连和他的通事；再是通事碰破了民人的酒瓮，民人前往商馆评理，通事施放鸟枪恐吓，却误伤两个行人，民众涌入商馆，殴伤黑人一名，哄抢洋人货物……一切都乱套了，政府出面查办，民众认为官方将就夷情，刘韵珂官声顿减，甚至有人画漫画，刘在像中“为夷人啖屎”……福州当时发生的这些事，友人王庆云曾写信告知远在外地的林则徐，说：夷人入城，福州干脆成“腥臊之窟”了，徐继畲曾想联合士绅阻止英人入城来者，奈何议论多，成功少，如果有一人有声望，有方略，使官民都听他的，夷人可能就老实多了。

不知王庆云是否把林则徐当作那有声望、有方略的人了，但知林则徐给当时的福建巡抚郑祖琛写了信，说：“海滨瘠壤，民间已不聊生，况有物鼾睡于旁，人心何能安定？”（来新夏:《林则徐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07页）可见，林则徐是反对英人入城的。待林则徐回到家乡，福州正好又发生了一件事，英国驻福州领事官翻译、代理领事金执尔代传教士札成和医生温敦向乌石山神光寺租屋二间，侯官县令兴廉未加拒绝，在租约上给其盖印。

对此，林则徐不想沉默，联合士绅书写公呈质问侯官县令兴廉，并缮写公启责侯官县转致夷官。在后一封信中，林则徐吓唬英人：福州10万人民也能像广州人民那样组织义民义勇反对英夷入城的。此后，福州的大街上出现了“某日定取夷人首级”的小字报。面对这种恐吓，金执尔两次跑到巡抚衙门控诉并请求保护，徐继畲认为以文人之词恐吓英夷，不但无益，实恐有损，遂哄英夷到城外居住，哄书院生童勿再给自己找事添乱，并且密派兵役，于神光寺附近弹压巡防，防止民众突然来个杀夷大行动。林则徐呢，联合士绅上书徐继畲，要求调兵演炮，招募乡勇，备战备荒。徐继畲当然要拒绝了，林则徐无官一身轻，但是徐继畲吃不了就得兜着走了。作为福建布政使，他治下的厦门与福州都属开放的五口之列，两地的夷务稍有差错，他吃不了兜着走。与林则徐一样，徐继畲首先是个清官，其次才是个能吏。特别是对管理地方夷务的他，道光曾专门交待过：“不可致生夷衅，亦不可稍拂民情。总期民夷两安，方为不负疆寄。”（乖，又是一个两难选择）所以，林则徐所提议的“调兵演炮募勇”等对外挑衅的姿态，徐继畲不同意。他没想到，退休在家的林则徐利用他的官场余威及余荫，活动开了。林则徐鼓动在京的福建籍官僚，让他们通过言官与皇帝对徐继畲施加压力。林则徐的能耐还真是不小，在他的忽悠下，翰林院侍读学士孙铭恩、湖广道御史何冠英、工科给事中林扬祖纷纷上书，弹劾刘韵珂、徐继畲“庇护汉奸”、“不知是何居心”！京城这么一施压，新做皇上的咸丰随即数次发谕旨责刘韵珂和徐继畲详细汇报福州的实情，徐继畲当然知道这一切都是林则徐搞的鬼，但人家是革命领袖，自己在官场上出道不久，涉水不深，弄不过对方，所以气哼哼地给在京的堂兄写信发牢骚，说：“巨绅林则徐”，“意在沽名，急欲驱逐”。（杨国桢:《林则徐传》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0页）而自己的意思是，目前英夷正在挑衅生事，我们即使反对英夷入城，也得从缓图之，背地里图之，免得给英人提供借口，招致英夷来攻，则大为失计。至于刘韵珂，在给咸丰的奏对中说得更是干脆:“臣与徐继畬不肯调兵演炮募勇，有违数绅之意，即远近传布。而言事者，但知情关桑梓，不顾安危之大局……”最后向皇上表态：自己“断不为喜事沽名之数绅所摇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25页）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徐继畲当然是对的，就连杨国桢先生都认为林则徐的方式是“简单、落后和低级的”。（杨国桢：《林则徐传》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2页）那倒是，《南京条约》都签订了，福州也开放了，英国人住城内城外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难不成人家在城内租个房住，就意味着我们半殖民地程度又加深一步？但是，民族主义情绪与民族主义愤懑在中国的民间口碑中历来是占上风的，所以王庆成先生为之辩护，认为林则徐“并不是单纯的排外，而是对外国入侵的合乎当时历史条件的反应”。（任复兴:《徐继畲与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序）这话有意思，似乎徐与刘的对策，不是合乎当时历史条件的反应似的。

徐继畲与林则徐较劲的当口，天朝有更大的大事了，洪、杨酝酿起事呢，清政府也感觉到了。1850年10月17日，咸丰皇上决定起用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西，荡平群丑。虽然这个时候的林则徐已病得不轻，但是作为天朝曾经的督抚大吏，他与刘韵珂一样明白：攘外必先安内。所以他不顾病体难支，欣然应命。11月1日，咸丰谕旨到达福州，11月5日，林则徐就启程了。22日，林则徐因“吐泻不止”死在前往镇压太平天国的半路上——潮州普宁县，咸丰下诏晋赠林则徐太子太傅，照总督例赐恤，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谥文忠。

一些多情之人猜测，林则徐起复后17天就死了，肯定是汉奸害的。说林则徐临死前大喊“星斗南”三字，按福州方言，“星斗南”乃“新豆栏”。而新豆栏在广州十三行附近。按林则徐曾孙林兰岑的分析，广东十三行行商们，乃食夷利者，特恨林公，怕他重来使坏，故买通厨人，使之进巴豆汤，林公于是病泄不已，委顿而死。更有人直接点名，最恨林公的，乃是行商商总伍家，听说林公复督粤事，巨恐，遂遣亲信带巨款贿赂林公厨人。还有人说，林公轿子的扶手上，抹有剧毒……

我觉得这些猜测毫无根据。如果林公所喊确实是“新豆栏”三字，那么他肯定是在喊给自己随行的儿子听，要求儿子赶快把自己送往美国医生伯驾的医院。前面说过，伯驾的“眼科医局”就设在十三行街上的新豆栏街，一直被人称作新豆栏医局。伯驾曾给林则徐治过疝气，疗效甚好，何况治泄更是西医的拿手功夫呢？康熙皇上拉肚子，都是传教士治好的呢。至于行商雇人谋害林公，更是不可能。鸦片战争结束后，十三行这个半官方的商业机构即已废弃，废弃十几年了，哪来的行商（伍家这个时候早被地方当局称作旧商了，且由于和西人的亲密关系，一直被地方当局倚为夷务的得力助手）与林公为敌呢？再说了，林公这个钦差只是前往广西镇压农民起义，莫不成在广西镇压着太平天国，还能像当初做两广总督那样跟广州行商过不去呢？所以，凶杀案不成立，自己累死的可以成立（这种累有一半是道光皇上给折腾出来的）！

不过话说回来，如果真是旧行商们干的，那么他们倒让林公避免了一个坏名声，否则凭林则徐的忠诚与能干，他一到广西，噼里啪啦地把洪、杨干完了，那么，后来的曾国藩就不至于落个“曾剃头”的刽子手名声。因为比清廉、忠诚与能干，曾氏比上林公，那是毫不逊色，相反，功劳还比林公大了些，但是历史上并没有留下好名声，更没有民族英雄的光环，原因就在于，他镇压了太平天国。一句话，如果林公不死，所谓的民族英雄的光环，后人还会戴给他吗？所以，林公死在半路上，那是死得其所——好歹跟琦善一样，因公殉职；死得及时——没杀那么多“人民”就死了，民族英雄的光环上没落下大片的阴影！何其幸也！

谢选骏指出：林则徐死了也还是个满人的鹰犬，他越是能干，就越是铁杆汉奸，这样的二鬼子，还是早死早好了。遗憾的是，他的走狗相貌，竟然还竖在了纽约唐人街，大约又是福建偷渡犯們干的坏事之一。

《清朝其实很有趣：林则徐为何赌龚自珍儿子为汉奸？》（2012-06-17 节选自《清朝其实很有趣儿》，中国工人出版社）报道：

鸦片战争中，并不像中国人想象的那样凄惨，事实上，战争一开打，大清帝国这方面就是捷报频传，不断地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最鼓舞人心的战报，当属宁波方面的中国守军。他们发布战报说，“英国女王的妹妹被他们逮到了……”这个消息，令大清帝国的臣民们极度亢奋，白山黑水之间，黄河两岸之地，到处是奔走欢呼的人民群众。只有林则徐极度郁闷，因为他心里明白，宁波方面逮住的所谓的维多利亚女王的妹妹，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擦皮鞋的洋大娘，这种事蒙得了一时，蒙不住一世，眼见得英国人来势汹汹，只怕是大祸难逃。

眼下的危境，林则徐急切需要才智之士的协助。那么在大清国，谁人可称为才智之士呢？于是林则徐就出门到处去找，进到了一扇门里，刚刚走进去，就听见里边正有人破口大骂：“这些朝廷官员吃得脑满肠肥，可对洋人却无一计，真是丢尽了他们八辈子祖宗的脸……”

骂人的这位兄弟，在历史上赫赫有名。他便是中国历史上震古烁今的天下第一骂人高手，著名的清代爱国主义诗人龚自珍。

龚自珍有句名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句名诗已经成了固定成语，是个中国人就会背。此外龚自珍还有散文《病梅馆记》，以犀利的笔法揭露了大清帝国对人才的摧残与压制，堪称惊世之作。但是龚自珍写诗、写散文的时候并不多，更多的时候他主要是骂人，而且他骂人不挑不拣，基本上来说是逮谁骂谁，而且专骂朝廷各级官员，所以官员们一见到他无不是脚脖子麻软，后脖梗“嗖嗖嗖”直冒凉气，但听得龚自珍来到，无不是倒屣相迎……你迎接得晚了，他骂死你祖宗三代。

总之，龚自珍，才子也，这是假不了的。

看到林则徐走进来，现场的听众们急忙站起来迎接：“钦差大人来了……钦差大人，兀那蛮夷洋鬼子，还没有消灭殆尽吗？”

林则徐也不回答他们的问话，问：“你们在骂什么呢，这么热闹。”

众人面面相觑，林则徐站了起来，继续说道：“没错，我们在和洋鬼子打交道的过程中，是一错而再错，甚至可以说是笑话百出，丢人现眼。可我们非错不可，非得丢人现眼不可，因为我们在做事情，而且是在做一件史前未有之事，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没有任何人来指点我们，每做出一个决定，我们没有任何比较，根本无从料知此后的结果，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闭着眼睛捉麻雀，通过不断地试错来了解对手。我们每错一次，都会遭受到如此这般无情的指责，但我们每错一次，我们都了解到了对手一些，除非有一天，我们把所有的错误统统错上一次，否则我们就仍然不足以了解对手，这就意味着我们还要继续错下去，还要继续丢人现眼，继续被别人骂……”

正说着，龚自珍悄悄地站了起来，低着头往外走，有人问他：“老龚，你干啥去？”

龚自珍回答了一句：“我去趟洗手间先……”急匆匆地逃离了现场。

冲着龚自珍逃走的方向，林则徐狠狠地呸了一口，骂道：“龚自珍，如果你再这样只是一味地指责谩骂，却始终不肯为你的国家和民族做点什么的话，那么，我敢保证，到了你子孙后代，不出三辈，一定会出汉奸……”真的让林则徐说着了，龚自珍的儿子龚半伦，竟然领着英法联军，放火烧掉了圆明园……

林则徐回来后，听到英国军舰长驱赶往天津大沽的战报，心下惶急，心说：“……不得了了，这大清帝国麻烦大了，干脆我全民皆兵得了……”

钦差大臣林则徐发布通告，号召全国各族人民行动起来，与英国侵略者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通告上说：但凡有俘获英船一艘者，赏银十万。但凡有破坏英船一艘者，赏银三万。活捉英国大奸臣义律者，赏银五万。提大奸臣义律人头来见者，赏银三万。俘杀一名洋夷白种人者，赏银五百。俘杀一名洋夷黑种人者，赏银三百……

钦差大臣的通告一发布，霎时间洋鬼子们群情激愤，纷纷指责林则徐：“老林，你搞什么搞，你竟然把消灭人的宝贵生命作为战争的目标，你知道不知道以人为本？你知道不知道战争的目的是什么？告诉你，老林，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生命，不是为了消灭生命……”

林则徐听得目瞪口呆：“原来我又错了……原来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杀人，是为了救人……可这能怪得我吗？中国历史上的战争多了去了，可都是以杀人为目的的，哪里有为了救人才发动战争的……都怪你们洋鬼子，不早就告诉我，害我又弄出了笑话……”

既然犯了错，那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圣旨下：林则徐惹得洋人生了气，闹得友邦惊诧，现解职流放，充军发配到伊犁……

谢选骏指出：如此戲説滿清，其實戲説中共。

《叙诡笔记｜林则徐是被谋杀的吗？》（呼延云（推理小说作家 2019-08-24 澎湃新闻）報道：

《清史稿》上记林文忠公之死，所言甚短：“文宗嗣位，叠诏宣召，未至，以广西逆首洪秀全稔乱，授钦差大臣，督师进剿，并署广西巡抚。行次潮州，病卒。”正史叙事，理应如此，只载史实而不录风闻，但在清末的诸多笔记和野史中，存在着大量对林则徐死亡真相的争议。虽然众说纷纭，但比较一致的观点是：林则徐是被谋杀的。本期叙诡笔记，笔者就将所能搜集到的论述此一悬案的相关史料进行归纳、比较和究诘，以探讨其真相。

一、遣戍：手迹遍冰天雪海中矣

今天的人们很容易陷入一个误解，就是以为林则徐被遣戍新疆后，成了默默无闻的罪臣，此乃大谬也！其实林则徐从道光二十一年接到“割去四品卿衔，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那一天开始，就成为了大清臣民心目中的“神”。

鸦片祸国，世人皆知。无论林则徐在禁烟过程中有哪些虑及不周之处，他也是挺身而出捍卫国家安全的柱石，而在英军兵临城下的危急时刻，朝廷却以琦善易之，很容易让百姓联想到被十二座金牌召回的岳飞，这种古今一脉的悲壮结局，无疑更加强化了林则徐在人们心中的民族英雄形象。

偏偏林则徐又极有大臣风度，领旨后表现得十分平静，收拾行囊，自镇海出发，经宁波抵杭州，准备一路西行出关。在扬州他接到道光皇帝的谕令，说河南祥符堤防决口，“漫决之处已刷宽八十余丈”，让他赶紧去治水。林则徐马不停蹄赶赴开封，亲自督率民工挑土筑坝，用了半年时间，终于将黄河堤岸决口胜利合龙。

清末学者邹弢在《三借庐笔谈》中记一事，就在合龙前一天，林则徐突然接一旨意，谕曰：“于合龙日开读。”第二天合龙之后启旨，谕曰：“林则徐于合龙后，著仍往伊犁。”对于道光帝这种过河拆桥的鸡贼行径，在场的大臣和河工们都忿忿不平，但林则徐泰然自若，马上启行。到伊犁后，伊犁将军布彦泰对他十分尊敬，希望他留在伊犁城内便于照顾，但林则徐却主动提出去更边远更艰苦的地方做事，“遂批发极远之所，于是详求水道，始开河泊，民得其利，至今称为神人焉。”

有一件小事足以说明林则徐当时“受欢迎”的程度。震钧撰《国朝书人辑略》有载，林则徐的书法出色，诗也做得很好，为人又平和不摆架子，所以“求题咏者虽踵接，不暇应也”。等他到了新疆，当地人“远近争宝之”，“伊犁为塞外都会，不数月缣楮一空，公手迹遍冰天雪海中矣”！

在林则徐的诸多“铁杆粉”中，有一位是他自己绝然想不到的，那就是皇四子爱新觉罗·奕詝。也许是因为不在其位的原因，奕詝对禁烟斗争和鸦片战争失败的关系与责任反而旁观者清，这也正是他在道光帝去世后继位为咸丰皇帝，重用林则徐的根本原因。

事实上，道光皇帝冷静下来之后，也知道林则徐是真正的肱股之臣，于是在道光二十五年起复之，先后调任陕甘总督、陕西巡抚、云贵总督，“政声卓著”。但长期的遣戍和颠沛严重地损害了林则徐的健康，遂于道光二十九年因病辞归，回到了福建老家侯官休养身体。

二、遗言：时人莫解“星斗南”

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道光皇帝卒于圆明园慎德堂。是年三月，广西拜上帝会发动起义，与两广天地会起义一起，速成燎原之势。由于形势严峻，咸丰帝下旨命令病体未愈的林则徐为钦差大臣，驰往广西剿办起义队伍，“则徐故尝督粤，感惠著闻，中外想望丰采”。于是林则徐自侯官扶病登驿，赶赴广西。据印鸾章辑《清鉴纲目》记云，洪秀全和太平军“闻则徐至，散亡大半，有谋遁入海者”。可想而知，假如林则徐真的能执政广西，再有一年时间，以其威望、才能和手段，也许后来就无太平军横扫南国之事了。

但历史没有假如，林则徐的生命在潮州普宁县突然走到了终点。

曾任职刑部郎中的晚清学者陈康祺在《郎潜纪闻初笔》中说，接到咸丰皇帝的任命时，“公方卧疾，闻命束装，星夜兼程，宿疴益剧”。随侍林则徐的长子林汝舟（另有一说，随侍者为林则徐的次子林聪彝）劝父亲节劳暂息，林则徐慨然曰：“在新疆，两万里冰天雪窖，我只身荷戈，未尝言苦，这时国家有事，哪里还顾得上什么劳累？！”于是带兵疾行，“忧国焦劳，驰驱尽瘁，遂卒于广宁行馆……公临殁，大呼‘星斗南’，莫解所谓。”

陈其元于《庸闲斋笔记》中记咸丰帝听闻林则徐死讯，大为震悼，御制挽联以赐云：“答君恩，清慎忠勤数十年，尽瘁不遑，解组归来，犹自心存军国；殚臣力，崎岖险阻六千里，出师未捷，骑箕化去，空教泪洒英雄。”也许正是因为林则徐去世得太突然，加上“星斗南”这莫名其妙的三个字临终遗言，使人们对他的死产生了疑心。

历史学家杨国桢先生在《林则徐传》中指出，林则徐去世不久，“福州和普宁等地民间就普遍流传林则徐是被广州十三行‘食夷利者’贿其厨子投毒害死的，并解释林则徐临死时所说的‘星斗南’其实是指广州十三行附近的‘新豆栏’街……因为广州十三行‘食夷利者’对禁烟领袖林则徐恨之入骨是个事实，而林则徐在广州时曾雇用过十三行商馆的厨师为其厨人也有记载，他们利用厨子的旧关系重金贿之，巧施毒计，害死仇人林则徐。”黄秋岳于《花随人圣庵摭忆》中亦云：“予按林文忠公之殁，世传广东十三行贿人毒之。”

《花随而谋杀的方法，则又有涂毒说、蜡毒说和巴豆说三种。

三、死因：“下毒说”是沙上建塔

先说涂毒说。目前笔者只在李伯元的《南亭笔记》中见此观点：“文忠由新疆释回，行至半路而卒。或云有鸩之者，讫不知其何法。某君得诸道路，谓涂毒药于轿中扶手板，时值盛夏，其气直入口鼻，故事后无形迹之可查也。”

李伯元的小说写得好，一部《官场现形记》天下闻名，但《南亭笔记》一书信口开河，谬处极多。比如记载嘉庆十八年天理教攻入皇城时，旻宁（后道光帝）曾经以弹弓击毙天理教徒数人（真实的情况是《啸亭杂录》中所记：旻宁“立养心殿阶下，以鸟枪击毙二贼”），跟武侠小说似的。而这一段关于林则徐之死的记录，亦漏洞百出。首先，林则徐从新疆释回跟他赶往广西平乱，相隔已逾四年，“行至半路”四字实在令人哭笑不得；其次，查《清通鉴》可知，咸丰帝下旨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是农历九月十三日，换成公历当在十月中旬，无论如何跟“盛夏”扯不上关系；最重要的是，能在涂抹后通过“缓释毒气”而杀人的毒药，纯粹是出于想象，在那时根本不存在，是以“涂毒说”，纯属李伯元的杜撰无疑。

再来看蜡毒说。记载此一说法，最早当在文廷式《知过轩随笔》中：“林文忠之再起也，伍崇曜以数万金必欲毒之，不能得，乃贿通其家人以极毒之药，研末入之蜡烛内。文忠阅公牍每至四更，毒烟浸淫入于脏腑，遂不十日而毙卒。”平如衡在《林则徐家书·著者小史》中说：“（林则徐）传闻被奸徒以黄蜡毒死者。”又王逸塘《今传是楼诗话》引张之洞族孙张祖继《拜林文忠小像》诗云：“伤心新豆栏犹在，竟死奸民一寸香。”可备旁证。

伍崇曜，又名伍绍荣，曾任怡和行商和十三行公行总商，在林则徐禁烟期间，他与毒贩串通一气进行抵制，是著名的汉奸。他对林则徐恨之入骨是一定的，但“蜡毒说”之不可靠，依然是一个技术性问题。中国古代以毒药配以黄蜡制作毒烟攻敌是有的，比如北宋的《武经总要》中就有详细的记录，但这种“毒烟”不仅配方复杂（要十几种原料），而且基本上是通过呛人口鼻来起到驱逐作用——直至晚清，中国还没有制造出任何可以用无色无臭的方式杀人的热分散型化学武器——林则徐不可能连闻数日而毫无察觉，更何况他当时已经六十六岁，本来就有病在身，十分虚弱，一直在赶路，怎么可能“阅公牍每至四更”？

最后来看看巴豆说。记载这一说法最详细者乃张幼珊《果庵随笔》：“禁烟事起，广州之十三行食夷利者，恨林则徐刺骨，后公再起督师粤西，彼辈惧其重来，将大不利，则又预以重金贿厨人某，谋施毒。公次潮阳（普宁），厨人进糜，而以巴豆汤投之。巴豆能泄泻，因病泄不已，委顿而卒。”有人劝林家穷究其事。但按照大清律例，凡毒死者，须开棺验视，家人因不忍而作罢。

应该说，这种下毒方法的“可操作性”最强，但笔者以为仍有可质疑处：其一，林则徐督师粤西是为了扑灭拜上帝教起义，而不是去禁烟，清制，钦差大臣以任定责，督办军务者对地方政务不可直接干涉，即便发现问题，也应与地方督抚协商办理（因为通讯不畅，林则徐暂署广西巡抚的命令直到报丧奏折到京前的十月二十四日才下达，其时林则徐已经去世五天），何况林则徐是极顾大体之人，《南京条约》签订只八年，没理由在拜上帝教这场大火还没扑灭之时，又因为鸦片惹动外患。所以林则徐奔赴粤西，鸦片贩子惊恐万状、必欲除之而心安是毫无道理的；其二，有清一代，谋杀朝廷命官是非常严重的罪行，嘉庆年间，轰动一时的山阳知县王伸汉杀害查赈的候补知县李毓昌一案，包括王伸汉在内的所有涉案人全部被处死，首凶凌迟……伍崇曜在《南京条约》签订后转为买办商人，对林则徐恨意犹衔也许是有的，但没有胆量更没有能力谋害与之完全不是一个重量级的朝廷大员。何况整个“下毒说”统统建立在对“星斗南”三个字的揣测上，这本就是沙上建塔，一来“新豆栏”未必是“星斗南”的正解，二来林则徐又并非生活在《名侦探柯南》里，有什么话不能直说，非要留一个“死亡留言”供后人猜疑万端呢？

综上所述，林则徐死于谋杀的可能性很小，笔者认为，正史中记载他病重赴任、舟车劳顿加上心忧国事而卒于途中，当是可信的。至于民间风传他被毒死，恐怕只是为他以身许国而历尽颠踣感到不平的人们，为了增加悲壮之气的杜撰——毕竟在中国百姓几千年养成的思维定式中，英雄往往无善终。

谢选骏指出：满洲牲口的英雄，就是中国社会的敌人——因此说林则徐是汉奸，恰如其分，並不过分。再说了，林则徐重病，明明可以推迟赴任，他却急忙赶去赴死，不说他一声“铁杆汉奸”，也对不起他为狗尽忠的可耻一生了。所以说，林则徐不仅是个铁杆汉奸，而且是个死狗汉奸——民间知其罪孽深重，疑其被毒身亡，良有以也。

【27、鲁迅汉奸兄弟还有人味吗】

《木心，被包装出来的文学大师？余华：他的东西矫揉造作没有人味！》（2020-02-14 刘宅宅）报道：

作为文学网红的木心，是真正的横空出世。

这位1927年就已出生的乌镇人，煮字疗饥半个多世纪，笔耕墨耘文学成品逾百万字，却始终茕茕孑立，寂寂无闻，十足“祖国的陌生人”。直到2006年前后，突然名声鼓噪，满城争说，登上知识圈的最高地，以文青为铁粉主力的“木心热”，至此如火如荼。

不得不说，木心真属“出土文物”一级的作家，“去时是个浪子，归来像个圣徒”。中国当代文学界，也许真未有比他更加传奇的人物了：他的生命是传奇的，他的履迹是传奇的，他的学思是传奇的，他所涂抹书写的作品是传奇的，就连为众所知的历程都是传奇的。“文坛刀客”李劼，多挑剔呀，都说这是堪入当代文化史要目的“木心现象”。

只是，大家都需要明白的是，他的这份“传奇”，是以世界、生活、艺术乃至文学，对他的背信弃义与凶横报复换来的。所以，与太多朋友观感不同，作为一读者，我从来都不认为他是什么“最被低估的文学大师”，更把他视为乱世凶年的幸存者，而他的作品，就是这位虎口逃生者，狂奔在肆虐血路上时，聊以自慰的人性主义低吟。

私以为，这才是木心这位布衣作家及其文字，最重要的意义与最值得珍惜的价值。也就是讲，比起他的文学成就，我更侧重他给当代中国捎来的批判意味，与反思。

遗痕

木心论本职，是画家，乃刘海粟、林风眠门下弟子，还是参预主修人民大会堂的“十大设计师”之一。可大多数朋友应和我一样，认识这位老爷子，借助的是“文学因缘”。

李劼说，“木心骨子里是个文学家”。木心日后，诗、散文及小说的集子共出版了16部，确实更多是仰仗文学以峙声名的。他形单影只一生，在去世前几年，却因超越寻常的身世、别具一格的文字，无端地成为了流行文化与大众传媒的焦点，并顺势晋身为新一代中国文青们的“祖师爷爷”。

早已有太多人，急不可待地要为他的人生和文字作“晚年论定”。这其中最不遗余力的，自然得数他的高业弟子陈丹青：建纪念馆，出全集，称他是“最美中文的代表，颂扬他“完整衔接起了古典汉语传统与五四传统”，甚至连鲁迅、知堂这兄弟俩“所建构的文学领域与写作境界”，都已被他“大幅度超越”云云，俨然“神通广大法驾中原”的宗主架势。

很多颂赞，尽管夸张，大体上还是没啥问题的。生活、艺术及文学，还有名利之境，已有负于木心太多太多。他当得起这些迟来的鲜花与荣誉。作为中国文化艰难时世之中硕果仅存的“文学老叶客”，他这一辈子，成年以后几乎都是在受辱、流放、监禁、被压迫、遭践踏中熬过的，几乎无路可逃。也正是非人之境，仿佛勘验道场，促他酿成了《琼美卡随想录》、《素履之往》这些奇异斑驳的结晶品。

阅读他的文字，端量他的画作，委实可以看到底层民间的某些原态、文化贵族的无尽高雅，以及民国以来精神高远者的深沉遗绪。用村上春树“御用翻译”林少华的话来说，就是“阅读木心让他知道什么叫智者、师尊与贵人”。这是当下中国，那些象牙塔中醉生混死的文人、名利场中的随波逐流的知识精英，已然声销迹灭的温情、勇气、风雅与悲怆感。一部现代中国士子的心灵史，早黥印入他的生命之中，也镌刻在他联著作里了。

数年前，木心刚爆红时，曾将他作品全部搜来翻过一遍。与多数朋友一样，我从中也感受到了太多的讶异与欣喜，尽管疑虑也是重重。他的为人，绝非浊世俗物，聪明非凡，灵气逼人，精致温雅中处处散发挺拔坚韧的气场、与悲今悼古的力量，宛如枉入红尘的一块顽石；而他的文字，让我们可以想象文化烬余的宗庙百官诚美且富的同时，也召回了一个新的文学传统——这种传统，好坏成败且不论，只归为“民国味十足”，其实还是轻视了他的驳杂。

木心所涂抹下来的一切，从来都非流行色调，很个性，很偏流，很私学。他的文字，你接洽过一回，定忘不了他的风流格调、别裁气息与文化根脉指向。其人其文，在中国现当代文化荒原中自有一席之地。

木心的文字，面目独树，取诸偏至之端，称是“木心体”也并不为过。可平心而论，倘要吹嘘其为“文学大师”，他显然还是太欠缺分量了。“独特”，并不一定就意味着独大，正如人的相貌，也可能是一种畸形。

“文学大师”是否，其一，意味着一种最顶级的文化较量。他要跟中西古今共奉的大师比划拳脚，至少得足与同领域一流同行交手过招。比如，跟同样写随笔的周氏兄弟、汪曾祺、查尔斯·兰姆、乔治·斯塔纳等度长絜短；比如，和现代诗名世的托马斯·艾略特、阿赫玛托娃这批人华山论剑一番，最不济也要赶超冯至、穆旦这干还只是“著名”的诗家吧。

可木心不管是散文亦或诗歌，显然都还缺乏这等资本。那些欧化文言交杂，语病莫名的散文，以及分行可无半点诗意、无非大白话多按几个回车键的口水诗，如何能够与那些大师之作相媲美？这也难怪，他的《木心诗选》等集，豆瓣评论几乎清一色都是诸如“写的什么玩意”的吐槽。

“文学大师”与否，其二，还须要一种较为周贯的评定参照系。这种参照系，并非狭隘封闭地以木心论木心，而是得将木心放置于整个中国文学、最起码是百年来现代文学整体下加以评骘的。

恕我直言，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应该都还没有过名副其实的“大师”——鲁迅、周作人或许可勉强当之，余剩下来最强悍的那几位大咖，比如沈从文、汪曾祺、莫言等，据实也只能说是“大家”吧。木心的作品，即便只是跟沈、汪诸公比力，都已是判然上下床之别。

阅读得多枯窘，心智得多局促，才会认为木心够资称得上是所谓“大师”呢？

就我个人观感而言，木心充其量只能说是“名家”，是中国现代文学可以聊备一格的人物与文风吧。

他的文字，够机灵够新鲜够味道够“老清新”，可远未臻至于“大宗师”之境地。他的集子，我大体都读完，很遗憾，只觉得《上海赋》等寥寥数篇是见真章、开生面的大文章，其余读时折服不已、过后唇齿留香的几乎阙如。

人说他诗文既古典又现代，十足“民国范”，部分精品的确有此风采，可大多数在我这喷子瞧来，不如直白讲是文言、欧化、口语、翻译腔、五四文艺腔拙于汇通致使的“不伦不类范”更切实。他的作品论思想主旨，也处处排露出一股小布尔乔亚式的畸形自恋，和病态式的炫耀癖，历代文学巨子们那种手挥五弦的从容、那份涵海纳山的大气，木心先生文集泰半是缺然的。

木心到底是画家出身，又长达数十年身陷囹圄，被迫不能看书，是以人文素养与文史哲功底固然不错，可毕竟仰仗的多是“童子功”，各方面都是有缺失的。这就造就一种结果：其作品是聊可一观，可对于那些文学阅读要求稍高的读者，他就难以满足；连带的问题是，他的知识结构其实也很不完整，很多观点倚靠的是“天才闪现”，错误多多，难以上升到“学问家”层面。比如他的“文学史讲座”，有关唐诗史料、有关日本文学的议论，知识性错误就很多。

总体而言，尽管有些不敬，可实话实话，我从未觉得木心先生，有多么惊为天人的文学天赋，有多少炸裂级的文学成就。甚至可以放言，倘若没有陈丹青、钟阿城、梁文道这干大佬们的死命推介，以及大众传媒地毯式的轰炸炒作，木心的实际地位，即便是在现代文学作家榜中，也只能算是二三流而已。

想当初，“木心系列”出版不久，时任《三联生活周刊》主编的朱伟，就在博客上贴出题为《木心的尴尬》的批评文章，对其文不屑一顾，认为“对当下中国文学界不构成价值”，只是“一个老人所代表的文化，只是文化的过去”，甚至审稿时毙掉了陈丹青《再谈木心》的访谈，或许可说是媒体界某种如实反弹；而网传的余华的一个议论，坦言木心的文字，“矫揉造作没有人味”，也未必不可视为主流文学圈的一次直言不讳吧！

真的，必欲推尊木心坐上“文学大师”宝座的朋友们，真不妨多翻翻真正的大师经典吧。阅读的少，缺乏比较，自然容易逢人都谀为“大师”。

在我看来，木心的“大师”座次重排运动，就社会心理而言，亦可见名人效应与大众媒介是如何左右着大家的常识判断，并怎样无形中驱使着读者的选择导向的。

木心先生的大师追谥热潮，本身就彰显了一种偶像崇拜的心理结习。当代国人，总不忘前痛，集体心理惯习，还是太热心于造神了。一位被重新”发现”未久的作家，其作品还尚是陆续出版之中，其文字还远未被充分了解之日，就有太多朋友、有太多搞新闻的媒体、有太多似懂装懂的吃瓜群众，就在背后推波助澜，必欲将他点将为文学殿堂中的新大师，拱起他瘦病的身板上圣坛而后已。这一切，隐隐地使得“木心现象”变了味，“喜欢木心”似乎有逐渐堕为“神化木心”的倾向。

若说陈丹青对于木心有啥不虞之誉，那是学生对恩师的推重，即是有感恩之心过于浓烈，导致有失公允的过当评价，也是人之常情。可是，媒体与大众，尤其是文青拥趸们，对木心先生登峰造极并不靠谱的吹捧，那一叩三拜的言不及义与“假大空虚” 的颂扬，跟神汉扶乩似的，试问真的合适吗？

一心要抬木心入“大师堂”的，最浩大的拥趸群体，显然是新一代的中国文青们。可本届文青，恕不客气地讲，也未免见识短浅了点。甚至可以说，进入1990年代后的历届文青，整体上的阅读层次与见识水准，始终都有点虚骄矫饰，与志浅才疏之状。也阅读，可涉猎的不多，一年看个几百本书已是惊为天人；也思考，可风花雪月，多数无非点缀下灯红酒绿下男欢女爱的无聊，以示叛逆与深刻感。他们喜欢文学、追捧作家，多数只是少年时追星行为的变种，是一种“泛娱乐化”心态的延伸而已。

文学、作家、作品，代表的核心不是精神形塑，而是一种时尚：木心传奇的身世、叛逆的人生、贵族般的情怀、玄虚的文字表达，适足以成为他们“文化身份证”的标配。所以，他们眼中的“大师”木心，多半只是对流行文化的从众导向的一种被动接受而已，

过去是安妮宝贝村上春树，后来是纳兰性德仓央嘉措，如今是冯唐，是木心，连口味都出奇的一致。

过去，法国名导科克托有句名言说，“对于作家而言，最大的悲剧，莫过于由于误解而受到钦佩了”。

木心在当代的“被大师化”，也是同样遭遇。木心的文字，是苦难之吟，是心血凝聚，我想他本人若有灵，大概也会悲慨自己竟然成为大众文化消费的小点心吧。如火如荼的“木心热”，渐渐沦为一场出版盛宴，是否违背了木心本身的恬淡旨趣呢？

我深信，以木心的为人，一定宁愿回到有文字知己守护的默默无闻，而不愿意因误解而被捧为莫名其妙的“大师”吧。他在生前，已经遭遇了太多尴尬，死后还要被浮夸的人群所包围，如何会安宁？

我当然知道，你们痛恨非议木心的人，可我早已习惯了实话实说，与不愿可笑的迎合。

谢选骏指出：上文所言，也许在在有理。但是，独捧鲁迅及其汉奸兄弟为“大师”，难道鲁迅汉奸兄弟真有人味吗？没有人味，何来大师。如果没有人味才算大师，那么没有人味但有人捧的孙璞（木心），为何不能号称大师呢？

网文《木心》报道：

孙璞，字仰中，号牧心，出生1927年2月14日，中国浙江省桐乡市乌镇，逝世2011年12月21日（84岁），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第一人民医院。

笔名木心，职业诗人文学家画家，国籍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族汉族，母校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体裁诗歌、散文、小说，代表作《琼美卡随想录》《西班牙三棵树》《即兴判断》《温莎墓园日记》。施影响于陈丹青。

木心（1927年2月14日－2011年12月21日），本名孙璞，字仰中，号牧心，浙江乌镇人，中国著名画家、作家、诗人。曾旅居美国多年，晚年回到故乡乌镇，乌镇现有木心故居纪念馆和木心美术馆可以供游客参观。

生平

木心出生于乌镇一富裕家庭，和茅盾是同乡。1946年，就读于刘海粟创立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即现在南京艺术学院)学习油画，但20岁出头的木心因为领导学生运动，被当时的上海市长吴国桢亲自下令开除学籍，又被国民党通缉，走避台湾。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才回到大陆。1948年自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毕业，是林风眠的学生。毕业后，任教于杭州高级中学（省立杭高）。1950年代起在上海工艺美术研究所任职。期间他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文学创作。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因言获罪于1971年被关进废弃防空洞半年之久，然后又是劳动改造，一共被囚禁18个月，所有作品皆被烧毁，三根手指惨遭折断，原先他自订的二十二册文学作品也都被查抄。狱中，他用写“坦白书”的纸笔写出了洋洋65万言的《狱中笔记》。出了监狱的第一件事情是前往北京，负责修缮人民大会堂，因为他曾经是1950年代北京十大建筑的室内设计师之一。他还曾任上海工艺美术家协会秘书长、杭州绘画研究社社长、上海市工艺美术中心总设计师、交通大学美学理论教授等职。在1977年到1979年间，遭遇软禁，这也是木心二十年间第三次被限制人身自由。

1982年，木心自费留学前往美国纽约，后定居于此，继续其绘画及文学事业。当时，木心的诗歌已经有脱离现代诗的端倪。80年代他开始以一句话的形式写作俳句，1986年于台湾出版《琼美卡随想录》，首度发表了他的一行式俳句，影响了日后台湾的自由句发展，与隐地并列为自由句的先驱。此后他出版了包括《散文一集》、《琼美卡随想录》等在内的十余部作品。他还曾在各地举办个人画展。此外，他还于1989年至1994年间为旅居纽约的一群文艺爱好者讲授《世界文学史》[3]。2005年他受家乡乌镇的邀请回国定居。2006年，在大陆出版了第一本书：散文集《哥伦比亚的倒影》，内中选编《九月初九》、《哥伦比亚的倒影》、《上海赋》等最能表现木心行文风格的散文13篇。2011年10月因肺部感染住进桐乡第一人民医院，同年12月21日凌晨三时在该医院病逝。

年表

1927年，生于浙江乌镇。

1948年，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即现在南京艺术学院。

1949年，任杭州绘画研究社社长。

1956年7月，学生诬告木心组建 “反动小集团”，木心第一次入狱，关了半年。

1951年至1966年，从事展览美术设计。

1980年，任《美化生活》杂志主编，上海工艺美术协会常务理事、秘书长，获日本神奈川1980年春季美术大展一等金奖。

1982年，赴美国游学。

1983年，纽约林肯中心国家画廊举行水墨画展。

1984年，哈佛大学亚当斯阁举行彩墨画展及收藏仪式。

1986年，入列《海外华人名人录》（北京版）。

1984年以来，应邀在欧、美、港、台的华文刊物发表大量文章，《联合文学》创刊号特出专卷“木心散文个展”，形成文学狂飙。纽约《中报》召开“木心散文专题座谈会”，台湾洪范书店争先出版木心著作，接着圆神、远流等出版社连出小说、散文、诗篇十二集。

2001年至2003年，在美国举办了“木心的艺术”巡回展，首展于2001年10月2日在耶鲁大学美术馆开幕，先后巡展至芝加哥大学斯玛特艺术博物馆（Smart Museum of Art）、檀香山艺术博物馆和纽约亚洲协会博物馆。《纽约时报》[8]、《纽约》杂志、《耶鲁先驱报》等媒体曾予以报道。最后此33幅作品全部捐赠给耶鲁大学美术馆收藏。

2006年，归国定居故乡乌镇。出版《哥伦比亚的倒影》，成为该年度读书界的炫目热点。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连出木心著作八集，2008年又出版若干代表性的晚成精华之作，2010年出版木心作品集精装本。2011年12月21日凌晨三点去世。

著作

《散文一集》

《会吾中》

《马拉格计划》

《同情中断录》

《哥伦比亚的倒影》

《琼美卡随想录》

《温莎墓园日记》

《即兴判断》

《素履之往》

《爱默生家的恶客》

《西班牙三棵树》

《我纷纷的情欲》

《诗经演》

《鱼丽之宴》

《巴珑》

《伪所罗门书︰不期然而然的个人成长史》

《云雀叫了一整天》

《空房》

《木心画集》

《文学回忆录》-该书属“木心讲述”严格意义上不属于木心的作品，主要由陈丹青课堂笔记经修定而成（2013.1.1，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轶闻

木心是《世界经济导报》报头的题字者。

谢选骏指出：鲁迅汉奸兄弟成为大师，是有政权背书的；孙璞木心还有争议，因为政权尚未发话，因此正反两派还在拔河，争取领导的批示。

【28、鲁迅为何想要消灭汉字】

《鲁迅为什么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以前不懂，现在终于明白了》（网文 2018-10-11）报道：

鲁迅是民国时期的大文学家、思想家、现代文学的奠基者，其作品文笔犀利，富有批判精神，其中多篇小说还被收入了语文课本，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就是这么个备受赞扬的大文豪，却曾经说过一句让人匪夷所思的话：“汉字不灭，中国必亡。”汉字是中国使用几千年的文字，代表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我们每个人都为使用汉字而自豪，为什么鲁迅却说出这种诋毁的话？

这句话出自《鲁迅论语文改革》。除此之外，在鲁迅的《关于新文字》中，也有类似的话。

鲁迅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这就要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来分析了。

当时日军占领东北已经5年，而且我们内部战乱不停，整个国家可以说是内忧外患，完全看不到希望，连空气里都透着绝望，不管汉字灭不灭，反正国家是真的快要亡了……

再看看当时的民众，有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文盲，很多家庭连一支笔都找不到，写信还要找人代笔！

面对这样的情况，很多有志之士认为，国家之所以沦陷到这个地步，就是因为民众文化水平太低，不够聪明，不能理解自身的处境！而民众文化水平低，是因为汉字太过艰深，学习起来太困难！所以应该把汉字废除，用简单易学的拉丁文代替，这样以后民众的文化水平就会迅速提高……“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并不是鲁迅先提出来，这是五四时期的口号之一，由钱玄同首先提出，然后得到了包括鲁迅在内的很多知识分子的响应。

他们这些理论在今天看来有点可笑，民众文化水平低，主要是因为国家基础教育不完善，文字的难易程度是次要的，这种情况下应该尽快完善基础教育，让所有的民众都能接受最基本的教育，但是他们不倡导完善教育，反而要废除汉字，实在是有点主次不分了……

不过我们也要理解，处在那个时代的人，有他的局限性，如果我们处在那个时代，面对那样的情况，可能也会认为是汉字阻碍了民众的进步……

不管怎么样，鲁迅先生的出发点是好的，我们也不必过分苛责，您说呢？

谢选骏指出：我看“废除汉字”的運動具有国际背景，需要全面考察——

网文《废除汉字论》报道：

废除汉字论、汉字废止论（日语：漢字廃止論／かんじはいしろん）是指中国大陆、台湾、日本、朝鲜、韩国、越南等汉字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废除或改革汉字，主张采用本民族的表音文字的运动。

中国大陆

近代的“汉字落后论”

自19世纪开始，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文明开始进入东亚，整个汉字文化圈的各个国家中纷纷掀起了学习西方的思潮。当中有人坚持汉字的传统，亦有人主张放弃使用汉字。

认为应该放弃汉字运动的立论一般称为“汉字落后论”，内容大致有二方面，一是出版印刷技术的瓶颈，二是不利学习。

拼音文字的符号种类少，已发展出打字机，而汉字不能透过打字机排印，必须使用巨型的铅字排版房。由于汉字数量众多，铅字排版房需要很大的空间，字模的生产成本不低，排字员需要相当时间的熟练，且即便如此，找字仍须耗费大量的时间，使得排字效率相当低落。由于排字效率不佳，手抄书仍相当普遍，偏偏汉字笔画繁多，书写亦不如拼音文字快速方便。因此与拼音文字相比，汉字繁琐笨拙，出版技术的瓶颈相当严重，不利普及知识。当时许多人认为，如不放弃汉字改采拼音文字，迟早会被时代淘汰。

另一方面，随着西方文化的引进，汉字难写难读在清末民初时，知识分子便总结汉字是中国识字率低的一个主要原因。宋平提出汉字的缺点是“三多五难”：“三多”是字数多、笔划多、读音多；“五难”是难认、难读、难记、难写、难用。甚至有激烈的观点认为汉字导致了中国走向衰亡，必须改造汉字。

民国初年，编制注音字母拼读汉语。新文化运动的一些知识分子，比如钱玄同及鲁迅等均曾主张废除汉字。1928年中华民国大学院正式公布国语罗马字，是中华民国第一套法定的拉丁化拼音方案。1931年9月26日，苏联为推动中国废除汉字改行拉丁化文字，在海参崴举行“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共代表瞿秋白、吴玉章等人与苏联共同草拟“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开启废除汉字的论述。

汉字简化运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2年3月“汉字简化表”第一稿拟出，选定简化字700个，但毛泽东看过后却很不满意，认为700个简化字还不够简，字的数量也要减少，一个字要能代替几个字。1964年公告了《简化字总表》、1986年修订了《简化字总表》，《简化字总表》收录了2274个简化字及“讠[訁]、饣[飠]、纟[糹]、钅[釒]”等14个简化偏旁。2013年，《通用规范汉字表》发布，该表基本继承了《简化字总表》，不过根据社会用字状况恢复了部分异体字。

本来，按照中共的路线图，先从简化汉字数量和笔画入手，逐步简化汉字，减少汉字使用，最后废除汉字完全拼音化。但是，由于中国大陆开展扫盲运动，很快文盲率就下降了，使得“汉字阻碍扫盲”一说失去理据。二简字发布后，用字发生混乱，且原本习惯了汉字写法的民众需要重新学习写字，造成无谓负担，二简字便被废除了。

中苏交恶后，中国废除汉字失去支持，但《简化字总表》中的简化字获得保留并被定为“规范汉字”，在中国大陆使用至今，此外，中国大陆根据民间用字状况，恢复了部分异体字。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其他通用汉语文的地区，官方均再无推出任何简化、废除汉字的计划。

废除汉字论

鲁迅曾经说过：“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并认为“汉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是“劳苦大众身上的结核”，“倘不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鲁迅临终前接受《救亡情报》记者访问时指出：“汉字的艰深，使全国大多数的人民，永远和前进的文化隔离，中国的人民，绝不会聪明起来，理解自身所遭受的压榨，理解整个民族的危机。”

毛泽东最早在1940年指出：“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1956年中国大陆讨论文字改革的时候说“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方便学习及辨识，以使其能够符合其救国的思想。随着中苏决裂，大陆学者认识到废弃汉字不现实。于是简化汉字与汉语拼音方案成为大陆主流民意。

汉字落后论、废除汉字论失去理据

1950年代开始，中国大陆推进扫盲运动，文盲数迅速减少，使得“汉字阻碍扫盲”的论点失去理据，同时台湾香港等地使用繁体字识字率也接近100%，证明没有差异。在这个汉字教学的基础上，自1980年代起，中国经济和学术的爆炸式发展，迅速的进入了普遍教育的工业化现代国家，此时已经完全否定了“汉字于国有害”的观点。

台湾

台湾尚未有唐山公大规模移居时，当地平埔族语言曾以新港文（Sinkang）纪录。在郑氏王朝统治台湾，闽南人和客家人定居后，汉字才在台湾的汉人之间成为正式文字，除书面语汉文（文言文）外，台湾话、客家话也用汉字来纪录，例如歌仔册与南管即是以汉字为书写媒介的台湾话白话文。但当时教育并未普及，不少民众皆不能以汉字表达自己所操的口语，于是19世纪又有传教士以罗马字母制作白话字（Peh-ōe-jī）。之后，自台湾日治时期开始推行的义务教育中，供台湾人儿童就读的公学校所设之修身科及汉文科，是以台湾话音阅读汉文及现代标准汉语文章。

中华民国政府撤退到台湾后，现代标准汉语被视为中华民国国语，除阅读能力外，台湾人必须学习以汉字音为基础听说，以致台湾话及客话等中华民国国语以外的汉语的文读系统及以汉字来写作的台语及客语文学传承受阻。[来源请求]部分提倡和汉语做语言及文化上的区隔台湾独立运动支持者提倡废除汉字，将台语及客语完全罗马字化（台语客语全罗马化的优势在于同音字较少）。

但到目前为止，中华民国政府并没有任何要废除汉字的计划，汉字仍旧在二战后的台湾占有其优势的地位，而相比已经简化过汉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台湾还保留许多传统繁体字的写法，另外在台湾通用的注音符号虽为一种半音节文字，但在台湾仍旧只做为汉字拼音工具使用而非主体文字使用，同时亦没有取代汉字的打算。

日本

从影响现代日语这个角度来看，二战后所进行的国语改革，是所有汉字政策造成影响最大的政策之一。此项改革基于一种发源于被占领时期的意见，即认为“对日本的传统进行重新检讨（或者排斥）的时期已经到来”。

1946年4月，志贺直哉在杂志《改造》上发表《国语问题》（国語問題），提议废除日语，采用他认为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法语。同年11月12日，《读卖报知新闻》（読売報知新聞，今日的《读卖新闻》前身）发表题为《废止汉字》（漢字を廃止せよ）的社论。

同年3月，盟军最高司令部邀请第一届美国教育使节团于3月31日发表了第一次美国教育使节团报告书。在这份报告，指出学校教育中使用汉字之弊害与使用罗马字之便利。

这项改革的成果是当用汉字（当用漢字）和现代假名遣（現代仮名遣い）的制定。

不过随着汉字限用政策的缓和，汉字最终未于日本废止，到了20世纪末反而被视为传统而被热捧。但另一方面，提笔忘字的现象时有发生，近期也有不少日本年轻人的汉字水准低下，有的甚至只会用假名书写而不会写汉字；尽管汉字能力检定中出现了不少“汉字王”，但实际研究汉字的人极少。

日本语言学学者陈力卫认为，十八世纪后期，日本因兰学兴盛而开始关注中国的汉译西书，且在1854年佩里舰队叩关后大规模成体系引进书籍书刊，从而引入了中国的新语词、新概念，甲午时代，中国留学生再将相关词汇反哺回国，形成文化交流上的循环。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相关交流减少，但词典和书籍仍有往来，词汇互有参考。而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日本开始改用片假名直译英文（表音）而非使用汉字。

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期间，日本民众对政府在谈论议题时频繁使用片假名形式的外来语有所讨论，例如防卫大臣河野太郎在Twitter上表示一些词汇可以用日语汉字表达的推文获许多关注。学者鸟贺阳弘道认为政府使用生僻词汇可能是为降低民众的恐慌心理，减少文字的爆发感，但新词的模棱两可也会使民众焦虑。心理医师冈村美奈则认为这可能意在达成“吡硫锌效应”，增加民众在理解上花费的时间。

2018年文部科学省所做调查中体现，有七成多受访者会不时因无法理解外来语而感困惑，且比例随受访者年龄增加而增长。历年的抽样调查中，很多不生僻的外来词汇也有过半的人无法理解。

与此同时，也有报道指汉字在日本渐受重视，例如2009年日本文化审议会国语组审议通过“常用汉字表”修订，在1981年上次颁布的基础上新增191个常用汉字、删除5个不常用汉字；以及医疗用语中更多使用汉字等主张。

当用汉字

为了完全废除汉字，内阁于1946年（昭和21年）公布了在汉字全部废除之前可使用的汉字表，当用汉字所指的就是这其中所包含的1850个汉字。此表排除了使用频率较低的汉字，明确规定了官方文书和传媒中应当使用的汉字的范围。并且，《当用汉字表》也尝试着对其中一部分存在比较复杂或存在多种写法的汉字的字体进行简化。但是，这种简化并非如同中国的简化字般，对汉字的结构进行体系化的变更，而仅仅是将个别文字的一部分进行省略而已。

为了顺利过渡到当用汉字，国语审议会于1956年（昭和31年）7月5日，决定对汉语辞汇中超出当用汉字表所规定范围的汉字，用同音的别字进行书写替换。这个方针和中国的简化字的原理有少许相似之处。

常用汉字

由于普遍认为“当用汉字”对于社会影响实在太大，于是1981年10月1日日本政府又颁订1945个《常用汉字表》，新增少量汉字。并以“目安”为准（即一般社会生活中使用汉字的大致上的标准，不再有强制力）。同时，当用汉字表宣布废止。

现行的《常用汉字表》于2010年（平成22年）11月30日以平成22年内阁告示第2号发布，共2136字、4388音训。1981年（昭和56年）内阁告示第1号的旧《常用汉字表》（共1945字、4087音训）宣布废除。

朝鲜半岛

朝鲜

在朝鲜，朝鲜语只使用谚文书写，且法律完全不使用汉字。汉字一般只用于表记中国的人、地名，甚至于连“金正日”和“平壤”等的汉字表记也通常被视为外语。

列宁说过，“采用罗马字也是东洋民族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因此，在革命的口号下，朝鲜采用了本国表音文字谚文。但是，朝鲜并未完全禁止汉字。以下是金日成对于使用汉字的见解：

“既然在南朝鲜出版物和过去的文献中还有不少汉字，人们要读懂它，就要多少教一点汉字。”——金日成：《关于社会科学的任务》朝文版第289—290页。

“汉字问题，必须同我国的统一问题联系起来加以考虑。……然而，现在南朝鲜人用我国的文字的同时还继续用汉字。如果我们现在完全废除汉字，我们就会连南朝鲜出版的报纸和杂志也看不懂了。所以，在一定的时期内，我们要学习和使用汉字。当然，这并不是说因此就要在我们的报纸上使用汉字。”——《金日成著作选集》第4卷，朝鲜劳动党出版社1968年，第9—10页。

基于他的见解，1968年时，朝鲜建国以来就已经废除的汉字教育以“汉文”之名再次被编入高中课程。

在1948年废除汉字的时候，用朝鲜语固有词替换汉字词的运动也同时开始，但由于可行度低，所以在1960年便结束了。

韩国

二战后，韩国初期还有使用一定数量的汉字，但1970年起也以谚文取代汉字，并禁止在官方场合大量使用（仅在消歧义上容许“汉字并记”），甚至有主张继续使用汉字的大学教授被迫辞职的事件。但是，总括而言禁止的程度比朝鲜轻微，在较为正式的场合（例如殡丧）仍然会使用少量的汉字，法律、文学等专业领域甚至继续使用，基本上无法离开汉字。此外，在电视节目和报纸上也不时会在一些韩文旁标明其对应汉字，以消除同音字产生的歧异或者为人正名。

恢复汉字

1990年之后，汉字的必修被改为选修，废汉字达到了高潮，但也带来了文化冲击，主张恢复汉字的呼声逐渐高涨，1998年，全国汉字教育推进总联合会成立，领导人是朴正熙时代的陆军总参谋长李在田。这位前国防部长还主张陆军官校的学生应该接受汉文教育；但2004年李在田逝世，使这个计划搁置。

李在田领导的全国汉字教育推进总联合会主张：

汉字是东亚的通用文字。

韩语应该和日本语一样使用汉字。

规定必须在小学进行汉字的义务教育。

2011年起，韩国政府计划将把汉字教育重新列入中小学课程，虽然遭到不少家长及教师反对，但也有不少家长表示赞同。总之，目前汉字的学习量相比以前有一定提高的趋势。

越南

中法战争后，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于1919年废除了科举制度，汉字和喃字也逐渐废除，开始使用罗马化文字（越南国语字）。

北越独立后在胡志明的领导下正式废除了汉字，但在南越汉文仍然是中学的一门学科。两越统一以后，汉字教育在越南正式告终。

然而汉字并没有完全在越南消失，文学、历史等学术上仍保留大量汉字和喃字。而翻译华文圈的地名及人名，仍倾向以其汉字之越南音转写，非直接音译。

谢选骏指出：总的来看，鲁迅想要消灭汉字的立场，比日本人更加激进，而接近苏联人。因為鲁迅在“日本特务”的身份之外，还有一层“苏联特务”的使命。鲁迅为何想要消灭汉字？就像共产党中囶在中苏共黨彻底决裂之前想要废除汉字一样，都是奉了共产国际的狗命。因为汉字不亡，中国很难瓜分；所以汉奸鲁迅很想消灭汉字，配合主子，瓜分中國！

【29、吕后是汉朝的原罪】

《吕后的死相有多难看？史书都不愿记载》（2023-05-30 夜读文史）报道：

根据正史记载的相关内容，以及后世史学家的考证，很多人认为，吕雉最后很有可能是被一条黑狗所杀。虽然这个死法有点离谱，但如果按照史书记载来看，确实是这样的。

至于说吕雉去世之后，吕家为什么会被迅速清算，这事其实就很简单了：因为吕雉在世的时候，大肆给吕家的后辈封王封侯。而吕家被大肆分封的结果，则是导致老刘家和功臣集团的利益蛋糕被侵占。

而等到吕雉去世之后，吕家的那些子孙后代，基本上都是志大才疏，根本就没能力守住这份家业。如此一来，等到老刘家和功臣集团，联手反击的时候，吕家自然会迅速败亡，然后被全家斩尽杀绝了。

吕家的败亡，其实还得从吕后临朝称制开始说起。当年汉惠帝去世之后，因为汉惠帝的几个儿子，当时都比较年幼，没法处理朝政。所以吕雉不得不以太后的身份出山，替自己的孙子处理政务。

从汉惠帝去世开始，接下来的八年时间里，汉朝其实一直都是吕雉说了算。而在这八年当中，吕雉为了稳固自己的权力地位，就开始大肆提拔重用吕家人。在吕雉的安排下，吕家一口气拿到了四个诸侯王的位置，还有一大堆人被封侯，各自担任要职。在那八年当中，吕家俨然已经成了汉朝的新主人。

不过，吕家势力的迅速膨胀，自然会侵占了其他利益集团的权力蛋糕。毕竟，汉朝的诸侯国就那么几个，想要让一个老吕家的人做诸侯王，要么分封汉朝中央的直控地盘，要么就得从老刘家的那些诸侯王手里抢地盘。在这两个选择当中，吕雉果断选择了后者，所以老刘家藩王们的利益，就严重受损了。

而在汉朝中央，同样也是如此。毕竟，高层官职就那么几个，如果老吕家多占几个，那么其他开国功臣，以及他们的子孙后辈去干什么呢？所以，当吕雉大力提拔吕家人的时候，开国功臣团体，也开始对吕家越来越反感。

当然，在吕雉活着的时候，这些都不是问题，也没人敢真正表示反对。因为敢主动表示反对的人，都已经被吕雉用各种手段除掉了。

作为刘邦的正妻，刘盈的亲妈，吕雉在合法性方面，天生有其他人没法比的优势。而且，吕雉自身的政治手腕也很高，完全可以压制所有功臣。所以，在吕雉活着的时候，基本上所有硕果仅存的西汉开国功臣，以及老刘家的后人，都得偃旗息鼓，不敢和吕雉明着对抗。

但谁都看的出来，一旦吕后去世，肯定就是另外一番局面了。

就这样，到了公元前180年三月，一个突发事件，终于开始逐渐引爆了这些矛盾。

那一天，吕雉作为临朝称制的太后，去长安城外参加一场祈福祭祀。在回来的路上，忽然有一个很像是黑狗一样的东西，穿过了随行的护卫，扑向吕雉的胳膊下面。不过接下来，就在大家还没来得及帮吕后驱赶这条黑狗的时候，这条黑狗就不见了。

这段记载，不是出自野史，而是被明确记载于《史记》当中。虽然《史记》当中的记载有些玄乎，但是按照正常推理的话，我们可以简单还原一下当时的场景。应该就是路边有一条野狗，冲撞了队伍，然后不小心撞到了吕雉，有可能还直接咬了吕雉一口。

但是在当时那个年代，这种事情，往往会被大家看做是某种预兆。所以接下来，吕雉就找了一个相关负责人，来给自己进行占卜。而经过占卜之后，得出的结论是：那条黑狗并不是普通的黑狗，而是那位被吕后毒死的刘如意的化身，如今是来找吕后复仇的。

听到这话之后，吕雉也有点心虚了。当年刘邦一共有八个儿子，在这其中，吕雉所生的刘盈是老二，可是刘邦却偏偏喜欢老三。哪怕刘盈已经被立为太子，刘邦生前依然想着要换继承人，经常想立刘如意做太子。

所以后来，刘盈登基之后，吕雉直接找了个机会，毒死了这个老三，而且还残忍虐杀了老三的母亲。更重要的是，之前的几年当中，对于刘邦其他的几个儿子，吕雉也没留手，陆续除掉了好几个。这些事情，可就让吕雉更加心虚了。

自从这次黑狗袭击事件之后，吕雉的身体，就开始越来越差。不知道是心理原因，还是吕雉当时真的被咬到了。反正接下来的四个月里，吕雉逐渐病入膏肓。

据史学家们考证，吕雉临死之前，经常心神不定，行为怪异，似乎还有怕风怕光的现象。这些症状，似乎都和今天的狂犬病有点类似。但是从那条黑狗出现，一直到吕雉去世，这中间隔了将近四个月的时间，又似乎有点不太符合狂犬病的发病时间。

当然，不管真相到底是什么，总之那条黑狗出现之后，吕雉的身体情况就越来越差。或许，那条黑狗并没有真的咬到吕雉。

但是吕雉听了占卜的结果之后，整天疑神疑鬼。这样一来，就算没病，最后也得吓出病了！

谢选骏指出：吕后是汉朝的原罪——汉朝以太后和外戚专政开始，也以太后和外戚专政告终。以什么开始就以什么告终，不仅汉朝如此，任何朝代和政权都是这样“善始善终”或“不能善始就不能善终”。就拿共产党来说，以暴力内乱胁迫背叛开始，也将以暴力胁迫内乱背叛告终。

【30、满鞑汉奸喜欢指马为驴】

《乾隆問劉羅鍋生肖屬什麼？他一句話立刻官升三級》（2023/08/18 網推李珮妘）报道：

劉墉聰明絕頂，和乾隆的軼事也不少，深得皇帝器重。

電視劇《宰相劉羅鍋》曾在台灣轟動一時，內容講述乾隆年間政治家劉墉與和珅，一系列鬥智鬥勇的故事，而身為首席軍機大臣劉統勳的長子，劉墉不僅為官剛正、聰明絕頂，在民間又有「劉羅鍋」的稱呼，和乾隆皇帝之間的軼事也不少。有次他進宮面聖時，乾隆好奇問他生肖屬什麼，沒想到劉墉一句話不僅逗得皇帝哈哈大笑，官位也連升三級。

根據《新浪網》報導，正所謂伴君如伴虎，要想在帝王身邊做事，一不小心很可能就人頭落地，甚至誅滅九族，不過乾隆身邊就有一位名叫劉墉的大臣，不僅智商高，就連情商也很不一般。劉墉剛進京城當御史時，乾隆便對他簡單地身家調查，接連問了他姓名和年紀，劉墉也照實回答，不過當被問及生肖時，劉墉卻說「臣屬驢的」。

乾隆聽了一頭霧水，直言「十二生肖裡面哪有驢這個生肖，你這是欺君之罪啊！」不過劉墉非但沒有驚慌，反而跪下解釋，「臣知道陛下您屬馬，我當然不敢跟天子同生肖，所以臣只能屬驢了。」乾隆一聽立刻被逗得哈哈大笑，覺得此人思維敏捷，是可造之材，立刻下旨將劉墉連升三級。

事實上，《宰相劉羅鍋》主要是講述一些有趣的民間段子，電視劇內容與正史差距甚大，且乾隆是西元1711年生屬兔，劉墉1719年生屬豬，兩人既不屬馬，也沒有同歲，純屬虛構、博君一笑。

另外，正史上的劉墉也不像電視劇中那樣身材矮小且略有駝背，根據考古學家在1958年於山東省高密市找到的劉墉墳墓可知，他不但沒有駝背，真實身高還介於180至190公分。之所以會有劉羅鍋之稱，是因為劉墉曾輔佐過乾隆與嘉慶兩任皇帝，兩人身高約170公分左右，假若劉墉在皇帝面前挺直背部，就會比皇帝高出一截，因此他在皇帝面前才會經常彎腰俯首，看起來就像是駝背；且據清宮檔案記載，嘉慶皇帝曾稱呼劉墉為「劉駝子」。

谢选骏指出：满洲鞑子胁迫汉奸，弯腰塌背丢人现眼，奴才编排清宫戏，至今相扰狗不死——满鞑汉奸喜欢指马为驴，按照逻辑推理下来，共产党的祖宗马克思，就成武则天的面首驴克思了！

《两大失控事件暴露中国落后程度》（2023-08-21 世界新闻网）报道：

习近平李强给民企“画饼” 企业家怎么看？

中国第二大的房地产发展商“恒大”，17日向纽约曼哈顿的法院声请破产保护，恒大是中国公司，总部设在广州，股票在香港上市，却向美国法院声请破产保护，已引起广泛猜测，指中国政府将放弃负债累累的发展商，不想管。中国实行管制经济，包括私营企业，事事都要管，自恒大2021年违约倒债后，大陆一直传言，政府有计划地慢慢拆解这个债务定时炸弹，避免它倒塌，但恒大现在美国声请破产保护，虽说可保护外国债权人，但由美国法院处理重组债务，恒大与中国房地产的内幕，也将暴露于美国面前。

当前的中国经济，正处于风雨飘摇之际，纽时17日以“中国经济危机四伏”作报道，野村证券18日的报告则说，中国经济“螺旋式下滑”，过去“经济强大”的声誉正迅速消失。这个暑假的中国房地产正是重灾区，恒大破产，碧桂园本月8日违约，未能偿还两项到期的债券利息(仅仅2250万美元)；恒大声请破产后数小时，开发商“SOHO中国”宣布，今年上半年的获利同比减少93%。占了中国全年GDP三成的房地产市场，正如传染病，将危机传到其他经济领域。

房市最大问题在于中国家庭失去信心。中国家庭将超过60%的资产投进买房，但房价在2020年政府开始打击炒卖后一直下跌，经去年的清零封城高峰和今年房价大跌，人民已知房价短期内不可能回升，因此对买房完全失去信心。今年7月，大陆“100大”开发商卖出的新屋比去年同期剧减33%，6月也减少了28.1%；开发商出售新屋是主要现金来源，销量大跌，导致开发商欠缺现金周转，无力还债。

除了恒大破产，中国政府还有另一失控之事。英国金融时报日前爆料，说中国四大科技巨头腾讯、阿里巴巴、百度和字节跳动(抖音母公司)抢购辉达芯片，价值高达50亿美元。这个消息一出，立即引起轰动，对辉达将于23日公布的财报造成巨大影响，因为抢购正好证明辉达芯片的市场竞争力。财报公布的盈收数字，将与今年的人工智能热潮息息相关。

华尔街分析师纷纷调高辉达的目标股价，平均调至529元(18日收市是433元)。分析师看好辉达，原因正是，市场对它的芯片有巨大需求。目前美国市场抢购的是每枚售价高达4万元的H100。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四巨头抢购的只是A800。拜登政府去年10月禁止美国半导体公司出售先进芯片给中国，包括了辉达的H100和A100，辉达为中国市场，而特别生产A800和H800，将性能降低，以符合禁售指标。金融时报日前还报道，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也抢购辉达芯片，但抢购的是H100，而不是A800。中国只抢购A800，实在尴尬。

辉达的H100，垄断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95%市场，所以任何要开发像ChatGPT那样的AI“大型语言模型”，就必须使用H100和A100芯片。辉达CEO黄仁勳本月8日宣布，推出一款新的超级芯片GH200，这是H100的新一代AI芯片，他预言说，全球的数据中心的电脑，将因为这一专为AI而设计的芯片，而被改造(reinvented)；因为有新的芯片，就有新的电脑，以及新的数据中心。GH200将于明年第二季上市，中国四巨头订购的10亿美元A800，将在今年底前付运，届时美国使用的最新AI芯片将是GH200，美中的芯片技术距离，将越拉越远。

中国政府多年前已全力开发芯片和AI，2018年贸易战爆发时，正是宣传战高潮，李开复那时说，五年后中国的AI技术将超过美国，前谷歌CEO施密特(Eric Schmidt)当时更明确预言：“2020中国AI将追平美国，2025年将超过美国，2030将控制全球。”迟至疫前的2020年初，李开复和施密特仍作同样的预言，但去年11月ChatGPT出世，开创生成式AI的热潮，但ChatGPT没有在中国出现。

ChatGPT出现后，全球都忙于複製这种AI系统，中国也不例外，但直到现在，大陆四巨头仍然只能在抢购用来训练大型语言模型的辉达芯片。由上而下的管制式经济，比不上自由市场竞争，一目了然；平时很多宣传大话，很少会被人揭破，但是当科技公司在危急之际，缺少了必需的芯片时，科技问题就不能政治化，就只能由抢购的方法去解决。

网民嚎叫：

国产高压锅 2023年08月22日 09:39

你们不要着急，中国的 A100和h100马上就要出来了，到时候美国人只能哭鼻子了。

BBC12 2023年08月21日 18:12

最新消息：“龙芯课题组” 于2001年正式成立。当时说五年可以完成，后来又说还需要五年，后来又说还需要八年。

2018-04-23中国芯片企业 “龙芯中科” 总裁胡伟武接受采访时表示，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龙芯课题组，再干13年，

中国自主通讯芯片这条路应该走得通。 “龙芯已经走了18年，再干13年，这条路应该走得通。”

谢选骏：满鞑汉奸喜欢指马为驴，马克思变成了驴子渴死；共产汉奸依样画葫芦，加剧中国落后程度。

【31、没有感染过武汉肺炎的人反而成了异类】

《新冠病毒：如果你一直还没有感染新冠可能不仅仅是因为运气好》（布劳德本特（Lindsay Broadbent）2022年6月9日）报道：

英国有超过60%的人至少有一次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

我们都认识一些迄今为止从未感染新冠的人。也许，你也是成功避免感染的幸运者之一。

这些人难道具有漫威式的超级神力？是有什么科学原因在里面？当病毒无所不在时，有些人可能对感染具有抵抗力？再或者，就是运气好？

英国有超过60%（英国统计署ONS数字）的人至少有一次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实际感染人数据信还要更高。虽然无症状感染统计率因不同研究而不同，但大多数人认同它相当普遍。

但即使考虑到有些人虽然感染自己却没有意识到，仍然还是有一些人从未感染过。为什么有些人在整个大流行期间似乎对病毒有免疫力，这个问题一直让人迷惑不解。正像科学中的大多数问题一样，对此并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

我们可能不必考虑所谓的漫威式神力理论，但这里面可能既有科学也有运气成份。我们来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由于社区传播率极高，特别是传染性极强的奥密克戎毒株，很难有人在上班、上学、社交以及购物时从未接触过病毒感染者。

最简单的解释就是这些人从未与新冠病毒接触过。

例如，那些在新冠期间一直闭门在家隔离的人。比如那些患有心脏病或是肺病、重症风险明显要高得多的人，这两年对他们来说实属不易。

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继续采取预防措施，避免可能接触病毒。即便如此，其中许多人最终还是感染了新冠。

由于社区传播率极高，特别是传染性极强的奥密克戎毒株，很难有人在上班、上学、社交以及购物时从未接触过病毒感染者。

然而，的确有一些人尽管暴露在高风险的环境中，比如医务工作者或有家人感染新冠病毒者，却似乎设法成功逃避了病毒，检测从未呈阳性。

我们从几项研究中了解到，疫苗不仅减少重症风险，还能把家庭传播率降低一半。因此，疫苗肯定有助于帮助一些密切接触者避免受感染。

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研究都是在奥密克戎出现前做的。而针对疫苗对奥密克戎传播影响的数据我们目前仍了解有限。

几种可能理论？

据说30%感染新冠病毒者没有任何症状。

一种理论是，有些人之所以接触病毒后却能避免感染，是因为即使病毒进入他们呼吸道但也无法造成感染。这可能是由于缺乏SARS-CoV-2进入人体细胞所需的受体。

研究人员已经确定一旦感染，病毒免疫反应的差异是决定症状严重程度的关键。快速和强大的免疫反应有可能阻止病毒在一开始大量复制。

而我们对感染免疫反应的功效主要取决于我们的年龄和遗传基因。当然，健康的生活方式也有帮助。例如，我们知道缺乏维生素D可以增加某些感染的风险；睡眠不足也会对身体抗击入侵病原体的能力有不利影响。

研究新冠重症背后原因的科学家们已经在近20%危重病例中找到一个遗传原因。正如遗传基因可能是疾病严重程度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一样，我们的基因构成也可能是抵抗SARS-CoV-2感染的关键所在。

我研究SARS-CoV-2对鼻细胞的感染（鼻细胞来自不同捐赠者）。我们在塑料器皿中培养这些细胞，然后添加病毒以观察细胞如何反应。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发现SARS-CoV-2无法感染其中一名捐赠者的细胞。

研究严重新冠病症背后原因的科学家们已经在近20%危重病例中找到一个遗传原因。

我们发现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基因突变，包括几个与身体对感染免疫反应有关的突变，它可能解释了为什么。

我们其中所鉴定的一种突变是与感知病毒有关的基因，它之前被证明可以帮助抵抗HIV病毒感染。

我们的研究是基于小数量捐赠者的细胞进行的，对遗传易感性或是抗感染性只是触及了一点皮毛而已。

当然，也有之前曾感染过其他类型冠状病毒所引起的免疫交叉反应（cross-reactive immunity）。这就是我们免疫系统可能识别SARS-CoV-2是一种跟最近入侵病毒相似的病毒，并对它发起免疫攻击。

共有7种冠状病毒会感染人类：其中4种会引起普通感冒；另外3种分别引起萨斯（Sars，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以及新冠疾病（COVID）。

这种免疫持续多久则是另外一个问题。2020年前流行的季节性冠状病毒在12个月之后可以感染同一批人。

如果你迄今为止仍未感染新冠，要么你具有天然免疫力，要么你可能很幸运。

但无论怎样，明智的做法是继续采取预防措施，因为我们对此仍然知之甚少。

布劳德本特（Lindsay Broadbent）是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医学、牙科和生物医学科学学院研究员，本文原文发表在英国学术研究网站The Conversation上。

谢选骏指出：没有感染过的人反而成了少数，因此成了研究对象，成了异类。

《突破性感染：为什么新冠康复后还会二次感染？》（2022年6月6日 BBC）报道：

新冠疫苗的效力大约在接种半年后会逐渐减弱，但保护程度仍旧很高。

新冠疫苗大规模接种继续推广，加强剂普及，但病毒继续变异，尤其是传染性最强的奥密克戎变异株推动疫情反复。

完全接种疫苗和感染康复后二次感染的病例增多，再度引起关注。

已经完全接种疫苗，或者曾经感染并治愈之后为什么会重复感染？什么是突破性感染？

什么是突破性感染？

全剂量接种疫苗后的感染称为突破性感染。

接种疫苗的最主要目的是有效预防感染、重症和死亡，但任何疫苗都不可能提供100%免疫保护。

除了疫苗效力随时间推移而减弱，病毒变异体导致的免疫逃逸和免疫保护减弱也是主要原因，包括目前主导全球疫情的两大变异毒株 —— 奥密克戎（Omicron）和德尔塔（Delta）。

数据显示新冠疫苗提供的免疫保护在完成接种4-6个月后明显减弱，突破性感染和抗体衰减案例增多，也有更多数据表明疫苗加强剂对提高免疫保护的作用非常明显。

关于突破性感染，目前科学家可以确定两点：1）与未接种疫苗并感染新冠病毒的人相比，全剂量接种后出现突破性感染的人患重症的可能性更小，住院或死亡的可能性小得多；2）出现疫苗突破性感染的人可能具有传染性。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数据显示，接种疫苗者感染新冠的可能性比不接种者低 8 倍，重症住院或死亡的可能性低 25 倍。

英国已有数据显示，全剂量接种疫苗者每 500人里出现 1 例突破性感染病例。

需要注意的是，目前的统计数据相当大一部分来自最早接种疫苗的群体，而这个群体在许多国家都是老年人和有基础疾病的人，他们的自身免疫力相对较低，疫苗在他们体内激发的免疫机制较弱，疫苗效力最早开始减弱，另外还要考虑变异毒株的威胁。

这些因素都可能推高这个群体的突破性感染病例数据。

当前疫苗主要针对覆盖新冠病毒外表的刺突蛋白。

哪些因素导致突破性感染增多？

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东英吉利大学）医学院学者发表研究结果指出，影响疫苗效力强弱，或者说可能推高突破性感染风险的因素主要有四个：疫苗种类、完成接种的时间、变异毒株和自身免疫系统。

疫苗种类——决定相对风险下降率（RRR，相对风险差）不同；RRR用来衡量未接种疫苗的感染风险和接种疫苗后的感染风险。英国临床数据显示几种主要疫苗降低感染风险的程度是辉瑞95%，莫德纳94%、阿斯利康70%、强生66%。另有数据显示阿斯利康两剂接种间隔时间如果延长，感染风险下降率会提高到81%。

变异毒株——这是一个重要变量。研发疫苗时采用病毒的原始版本，变异毒株是否会、可能在多大程度尚削弱疫苗效力，不同变异株针对不同疫苗的免疫逃逸程度各不相同。

世卫组织世卫组织专家莱恩2021年12月上旬表示，现有疫苗对 Omicron 仍有预防重症的免疫效力，虽然这个最新变异株对辉瑞疫苗有部分免疫逃逸。他说，没有迹象表明 Omicron 会比其他变体更擅长免疫逃逸。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最新主导变异毒株奥密克戎针对几种主要疫苗有免疫逃逸。

英格兰公共医疗保健机构初步数据显示，Alpha变异毒株使辉瑞疫苗减少感染风险的程度从95%降到93%，Delta变异株使之降到88%。COVID Symptom Study 的数据于此相似：完成两剂辉瑞疫苗接种后2-4周内，感染Delta变异株出现病症的几率减少87%，4-5个月之后降到77%。

自身免疫系统——决定感染风险程度的关键因素之一。自身免疫力强弱与年龄和基础健康状况直接相关，也跟接种疫苗后激发自身免疫机制的程度、疫苗效力递减速度直接相关。

《自然》杂志刊登的美国一项对突破性感染患者的研究显示，接种疫苗可能最多能将“长新冠”风险降低一半，或者根本没有作用。这方面的数据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急性感染痊愈后很长时间内新冠症状会持续良久，挥之不去。

谢选骏指出：科学家都像盲人夜骑马、摸着石头过，只能事后解释，无法事前预知。所以人们不得不相信还是有上帝的存在，否则就会死的很难看了。

《新冠长期“后遗症”：BBC记者亲身经历讲述如何应对》（露西·亚当斯（Lucy Adams）BBC记者 2021年7月24日）报道：

BBC苏格兰记者亚当斯从2020年3月感染新冠后一直未能痊愈。

我今年44岁。在我心中，我是记者、母亲、妻子、自行车爱好者。我喜欢在野外游泳、登山和探险，就像16个月前那样。

但我的身体却像一个80多岁的老人。

大多数日子里，我从疼痛中醒来，然后带着疼痛入眠。我患有眩晕、偏头痛以及视觉模糊，关节也疼痛难忍。

像英国几十万（38万5千）饱受新冠折磨一年以上的病人一样，我也是新冠长期症状（长新冠）患者之一。而且，这一数字还在增长。

我是在2020年3月感染新冠的。当时还没有社区检测，但我有新冠的一切症状。

我病得很厉害，呼吸困难，两次打电话给苏格兰国民保健署NHS24小时热线求助。但每次他们都告诉我除非嘴唇发青，我应该呆在家里隔离。

我七岁的女儿也病了，她似乎恢复了，但随后一直疲倦，并有呼吸问题。我们不知道该怎样帮助她，医生似乎也不知道。

医生告诉我们恢复需要时间，所以我们就耐心等待。

等到现在，已经16个月过去了。

新疾病

新冠长期症状仍然较新，科学家们正在试图弄明白为什么它会影响某些人而另外一些人却没事，以及怎么才能根治。

对此，有多种理论。

有些人认为这些症状是由活病毒重新在体内激活引起的；另外一些人认为它可能是自身免疫问题——它意味着身体正在攻击自己。还有另外一种理论认为，它可能是由于免疫系统不够活跃，或是受到最初病毒攻击后让免疫系统陷入瘫痪而引起的反应。

医生们试图把它分成不同的综合征，包括重症监护后综合征以及感染病毒后的疲劳综合征。或者，根据患者最初病情的轻重进行划分。

但是，一些因新冠住院的人已经恢复，而一些留在社区中未住院者却发现严重的健康问题，包括器官损伤。

我们知道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受新冠长期症状的影响。而英国数十万长新冠患者发病前都年轻力壮，并且健康。

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ONS最新数据显示，在感染新冠四周以后仍有多种症状者接近100万人。

而我最想知道的是，用什么、怎样做才能让这些症状彻底消失。

勉强维持

八个月前我曾写过一篇长新冠如何令我精疲力尽的文章。2020年11月，我过着一天好、一天坏的日子。再后来发展为一周好、一周坏。我仅仅是在生存，有一种勉强维持的感觉。

我经常自己躺在黑屋子中，因为我受不了家庭生活的吵闹声，还有光——任何光——对我来说都太亮了。

本来应成为我避风港的暗房间开始感觉像监狱一样，一个我无法逃脱的地方；原本舒适、温暖的床就像是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摇曳的小船。

由于无法解释这种恐惧、孤立和孤独感，我确信自己将再也无法工作了。

我担心我将没有能力再照顾孩子，或是找到另一份工作、家，或是在社会中的位置。生病占据了我全部的生活。

我在2020年11月为BBC新闻网站撰写了长新冠文章后，数百人跟我取得联系，为我提供支持。他们来自澳大利亚、法国、北美和荷兰等地。

他们的留言有安慰、有问候，也有同情。许多人还替同样受长新冠折磨的亲友问我一些问题。

我无法回复每一个跟我取得联系的人，而我的回答也差强人意，因为我并不是医学专家，所以，无法为他们提供答案。我甚至无法说我自己感觉好多了。

还有几个人跟我联系，告诉我永远都不会好转，我需要接受它是永久性的。

我做不到，于是我尝试了不同方法：限制饮食、冷水浸泡、针灸、顺势疗法以及奇奇怪怪的各种补充剂。

我开始出去走一小会——告诉自己要经常停下来休息。有时，甚至就在我家周围我都不能肯定自己是否有精力走回家。只要有一点点坡度，我就会气喘吁吁。而一年前我可以爬山。

我还担心别人说三道四，例如，他们看见我出去散步就会以为我已经好了。

他们看不见的是我散完步后有多惨。实际上，我将不得不直接上床休息，或者当天晚些时候很可能饱受剧烈头痛、发烧或是丧失视力的惩罚。

我不愿意接受帮助，但意识到我确实需要帮助。我做饭、清洁或是用洗碗机都有困难。

我们的邻居开始每周为我们做两次饭，每周一和周四都会为我们做好美味的家常饭菜，并隔墙递过来。朋友们主动帮助照顾孩子。

在病了将近一年后我才意识到，我从未在白天躺在沙发上看过一个完整的电影，不是因为我没有电视，而是因为大多数时候对我来说沙发都太遥远了，我根本没有力气看完一部完整的电影。

有几次晚上我试着跟我老公坐在一起，但往往因为我的手抖得厉害，或者因为头痛以及视觉问题等无法坚持下去。

但我也找到了几件对我真正有帮助的事情。它们可能对其他人帮助不大，但我靠它们熬过每一天。

首先是瑜伽。我认识的一名瑜伽老师当时正在接受培训成为瑜伽治疗师，我就成了她的第一位长新冠客户。

瑜伽有助于缓解我的呼吸问题，但同时也帮助我应对不知道何时才会好转的不确定性。还有针灸，似乎也帮助我应付一些症状。我戒了酒和咖啡因，还上一些唱歌课帮助呼吸练习。

相信能好转是恢复的重要一部分，但保持积极心态并不容易。

综合护理

我的家庭医生把我转到格拉斯哥综合护理中心和奥多德医生那里，奥多德是慢性病专家。

直到2020年12月我才见到她，在那之前我所得到的唯一建议就是休息。但是，休息却出人意料地难以做到。

我现在知道，如果只休息并停止运动，身体健康会恶化——反过来又会引起其他问题。

奥多德医生解释说，我每天应该做3件自己喜欢的事，每一件事不应该超过20-30分钟。每天还要完成3件任务，每件任务同样不应超过20-30分钟，比如，把洗好的餐具从洗碗机中拿出来。

当你的任务就是整理和叠好洗好的衣物，或是做晚餐，但你却认识到无法在指定的时间内完成，这会让人非常沮丧。

然而，我发现它却是应对症状的最实用的方式。它意味着你取得了一点成就，过了一点正常生活。

我还在该中心参加了一个为期8周的正念课程，这在之前对我来说绝对是听上去太虚了。我开始见治疗师。但在心理上不知道何时或者是否能好转真的非常难。

我现在参加了由奥多德医生组织的格拉斯哥的一个试点项目。该项目为少数长新冠患者提供一些诸如睡眠和饮食的实用建议。同时，也为我们安排见心理学家、物理治疗师以及正念课程。

顿悟时刻

在我上一篇文章发表后收到的最好的一封邮件，是来自利物浦热带医学院的传染病教授加纳。

我们在同一时期感染新冠。加纳教授在《英国医学期刊》（BMJ）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叙述了他的症状，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顿悟时刻，因为在这之前没有人能明白我到底有什么问题。

我们之后很长时间保持联系，他对我帮助很大并为我提供支持。

2020年11月，他发邮件告诉我他好多了。如果他能改善，我想这就意味着我也能好转。

只是听到他好转的消息就给了我巨大的鼓舞。我试着把精力集中在能让症状减少的那些方法上，并且开始想象健康恢复后可以去爬的那些山。

我女儿已经回到学校。学校的员工都很支持。她爬楼梯吃力，一天的学校生活对她来说也太长了。所以，老师让她在教师办公室休息。

以前她最喜欢运动了，但她很容易就感到疲倦，所以上体育课时她就休息。

以前的周末，我们往往去骑自行车，现在我们则休息和读书。

二次感染

到2020年的圣诞节，我女儿似乎好多了。到今年1月份(2021年)，我也觉得更有力气了。

我的偏头痛不那么频繁了——大约每两周一次，而不是每两天一次。大多数时候我还会感觉眩晕，但关节痛已经有所缓解。

我跟人讲话时听上去已经不那么气短了。我做了职业健康评估，同意逐步返回工作岗位。第一周我需要工作4个小时，不用在一天之内完成。虽然听上去很少，但我还是很害怕。

我已经10个月没有用过电脑了。新冠带来的脑雾让我想不起来词，记东西也困难。

作为逐渐恢复工作的一部分，我同意参加BBC《广角镜》制作的关于新冠长期症状的节目。

第一周的工作完成了，我感到无比高兴。但第二天我醒来后开始发烧，肾部疼得厉害。

我以为这是我活动过度的反应，但之后则开始感觉和11个月前一模一样。我去做了检测，晚上收到邮件说我又感染了新冠。

我哪也没去过，就连家附近的商店都没去。但我孩子们在上学，一名学生和一位老师得了新冠。我感觉真不公平。

好在第二次没有第一次那么严重。但我有跟第一次相同的症状，但发烧没有那么高，呼吸困难也没有那么严重。

我又在床上躺了10天，然后开始感觉好些了。我特别担心第二次又像第一次那样再病10个月。我坚持练瑜伽和正念。

我知道我不能想自己好多了，但同样明白恐惧只能让症状更糟。

无奈和无助

我女儿的症状也复发了。她脸色苍白、浑身无力，还得了新冠脚趾——脚趾发紫和瘙痒。她呼吸困难，并住院接受检查。

我感到特别无助。但好在她喜欢医院里的伙食，以及在病房里“过夜”。测试显示她呼吸方式有问题，但医生每天让她做练习试图改善，这应该是可以逆转的。

许多长新冠患者有呼吸模式障碍或过度换气症候群（hyperventilation syndrome）。但它是理疗师能够帮助改变的症状之一。

喜欢冒险运动

但直到今年4月当我遇见爱丁堡大学神经精神病学家卡森教授时，我才明白我也有这种情况。

好消息是，它是可以逆转的。卡森教授解释了我数月来血管里感觉到的嘶嘶声是由于血液中过多的二氧化碳改变了PH值造成的。

坏消息是，我等了一年多才得到确诊，到现在还在等待他为我推荐的呼吸测试检查。

在大流行中生病的缺点之一是就医尤其难。不难理解，NHS非常忙。不仅如此，问题还在于我患了一种没人知道该如何治疗的新病。

我的家庭医生一直很有帮助，但她并不是新冠长期病症专家。她让我去做一些基本的检查：包括X光胸透、心电图，这些结果都没问题。

一方面，没问题当然很好，但另一方面，感觉又很无奈，因为还是无解，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以及如何解决。我感觉非常无助。

参加爱丁堡大学试验

与此同时，爱丁堡大学的卡森教授对长期新冠症状对大脑的影响正在开展一项深入的研究。我很幸运地被允许参加这一研究。它包括数小时的各种临床检查和问题，以及对脑部进行MRI磁共振扫描成像。

大部分新冠长期症状患者有脑雾现象，对我来说是记忆力和注意力问题，此外，还有找不到合适的词汇表达。

许多有脑雾的患者被告知他们的症状完全是焦虑或是“臆想出来”的结果，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对此表达不满和沮丧。但科学家以及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脑雾是实实在在的现象，并非凭空想象。

卡森教授表示，（臆想）这种说法暗示着好像没有明显身体症状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就不算病一样。

卡森教授表示，医学界这种“令人不快的暗流”好像就是说，如果你身体有显而易见的疾病，那就是真的，并值得关注，否则就不值一提。“我觉得这很难让人忍受，”他说。

卡森教授说，他认为，如果一个人身在医学界、以为一定需要某种生物标志才相信病人的苦难是真的并值得关注，那你实际上就是入错行了；把身体和头脑分开来看是“荒谬的”。

他说，我们需要明白大脑是“与世界互动的预测性器官”，我们的大脑是身体中唯一能感知痛苦的器官。正是大脑负责调节体温和心率以及许多其他功能。而新冠长期症状似乎让这一切失调。

像病毒本身一样，新冠长期症状也给不同的人带来不同的影响。

“大脑与身体”

作为研究的一部分，卡森教授的患者中既有患肺疤痕症的人，也有大脑扫描呈现失智症者；还有的人虽然脑部扫描清晰、健康，但却出现各种衰弱症状。

不幸的是，其中一小部分有潜在失智症患者的病情被新冠所加速了。卡森教授认为这并不是新失智症病例，而是被新冠“提前”了几年。

卡森认为，少数老年新冠患者在急性发作期间、以及在某些情况中他们的“谵妄”给大脑造成了永久性损伤。

而对许多其他患者而言——包括我自己——他认为部分原因是大脑与身体其他部分的交流出现了故障。

进行各种测验检查

我的大脑扫描结果没有问题。卡森教授证实了我患有呼吸模式功能障碍，并解释了这意味着我身体中残留了太多的二氧化碳。

他还说我的头晕实际上是持续姿势性知觉头晕（postural perception dizziness），随着时间的推移应该会缓解，但我需要继续走动。

他说，做瑜伽会有帮助。他推荐我做进一步的呼吸检查，并建议理疗，还说我目前所做的瑜伽和正念应该有帮助。

卡森教授说，我的长期新冠症状应该是可以逆转的。他向我解释说，虽然我的大脑扫描结果看上去结构上没有什么问题，但在其预测和监控我行为方式上似乎有一些问题。

症状改善

2020年，我精力非常有限。我现在可以做更多事情，但仍要有上限。我仍然试图做更多事情，但每次都会受到病情提醒而不得不停止。

在有些人看来，这些症状可能听上去并不那么可怕。一天头痛可能很烦，但连续几个月的头痛和关节痛则令人很难对付。

还有不断的担心你将是否能再正常工作；你能否去公园和孩子们一起跑步或是把他们举过头顶玩耍；你是否能给他们做饭而不觉得头晕目眩，感觉好像在给100人做饭、而不是只给4口人做饭一样。

时间已经到了2021年7月，我已经能看完一整部电影，但条件是当天我没有做太多其他的事情。

露西·亚当斯

我可以在平地上短距离的骑自行车了。我甚至还划了一会桨。我计划和家人一起去度假，会尝试在海里游泳。但我必须要权衡每一件事。

比如，我要么工作；要么走步；要么陪孩子玩，但却不能都做。我不得不中间多休息。

对我来说，生活仍没有恢复正常，没有回到感染新冠前的样子。英国许多地方都恢复正常了，但我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我已经打了两针新冠疫苗，仍然很紧张，不想再三次感染。我更担心的或许是这种痛苦和疲劳还会持续下去。

但另一方面，我知道许多人已经从新冠长期症状中痊愈，我需要坚定信念自己也将能康复。

我已经好多了。2020年秋季我在患新冠长期症状7个月时写一篇文章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整篇文章都是我躺在床上用一个手指在手机上敲出来的。

我今年初开始写这篇文章时双手经常颤抖，无法打字。我现在可以坐起来、工作，还外出拍《广角镜》节目。如果没有明显好转，我是不会考虑同意拍这部纪录片的。

但我也必须承认，生病后再上班很难，而且还让家人和我一起成为纪录片的中心也很不自在。我更愿意写别人的故事。

听到许多其他患者的故事令人感动，同时，采访一些研究新冠长期症状的领军科学家们也令人着迷。

全英国、乃至全世界人们正在对这种新疾病投入大量的调查研究。但到目前为止问题远远多于答案 - 关于它的原因、如何诊断以及怎样治疗。

对我而言，越来越明显的是，光靠你自己战胜它几乎是不可能的。人们需要朋友和家人的帮助。但也需要正确的检查和医疗支持。

新冠长期症状以不同方式影响不同的人。

我们在节目中采访的专家们表示，需要确保让人们得到正确的治疗和检查，以便我们知道哪些人有潜在的心脏或器官损伤问题；哪些人有呼吸模式功能障碍问题，需要专科理疗？

我在逐渐康复。我能做的事情更多了，也不像过去那样事后疲惫不堪。但要想回到生病前的常态，我仍然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我坚定的相信，我是大胆的冒险家、母亲、妻子和记者，尽管目前我还不能爬山，只能空想。

谢选骏指出：没有感染过武汉病毒的人反而成了异类，但是具有长期后遗症的人似乎也是异类——这似乎是“两个极端人群”。没人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生物学可以用随机性解释，神秘学可以用宿命论解释。但没人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因为耶和华的旨意是人們无法参透的。

【32、美国卫生部门合谋武汉病毒】

《新冠溯源最新进展：福奇涉有意隐瞒真相》（2024-04-16 小林编译）报道：共和党人通过向安东尼·福奇博士（Dr. Anthony Fauci）的前高级助手发出传票，进一步加大了对COVID-19起源的调查力度。

上周，冠状病毒大流行特别小组透露，福奇在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高级助手——戴维·莫伦斯博士（Dr. David Morens）——曾据称在2020年使用个人Gmail账户讨论COVID-19大流行，以规避联邦要求信息透明的法律。

当时，莫伦斯的官方工作邮件可能会受到《信息自由法案》（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FOIA）的约束，这可能会迫使公开他的日常通讯。

小组委员会主席、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布拉德·温斯特罗普表示，莫伦斯使用Gmail是“故意（规避）联邦法律，以保护与COVID-19起源相关的讨论”。

现在，温斯特罗普已向莫伦斯发出传票，要求他提供个人电子邮件账户中，有关COVID-19、冠状病毒拨款和与福奇、以及前NIH主任弗朗西斯·柯林斯等其他高级卫生官员的通讯文件。

温斯特罗普要求莫伦斯在4月30日之前提交这些材料。

俄亥俄州的这位共和党人此前表示，一位“吹哨者”向他提供了上述信息。

吹哨者提供的电子邮件显示，莫伦斯使用一个“@gmail.com”账户与生态健康联盟（EcoHealth Alliance）的主席、研究非营利组织，也就是彼得·达赞克博士进行通信，讨论政府研究拨款。

在上周由生态健康联盟发布的一批文件中，达赞克在给莫伦斯的邮件中表示，“我们将从现在开始，通过Gmail与您通信”。

然后提到在武汉的冰箱里有“15000份样本”，可以帮助他们“对700多种冠状病毒进行全基因组测序”。

另一封电子邮件显示，莫伦斯似乎透露了福奇为生态健康联盟进行“止损”的尝试。

莫伦斯告诉达赞克，“他现在完全知道我得知的情况，我被告知他正在参与某种形式的止损，”

共和党人此前曾透露，生态健康联盟和武汉病毒研究所，与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合作，于2018年向联邦官员提交了一份提案，寻求资金用于创造一种新的冠状病毒。

温斯特罗普指责生态健康联盟利用纳税人的资金，“资助了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危险的‘功能获得’研究”。

温斯特罗普此前表示，“这些电子邮件引发了关于联邦卫生官员可能掩盖大流行病起源的严重担忧，”

莫伦斯使用个人电子邮件与生态健康联盟的达赞克之间的通信涉及到NIH的拨款提案以及COVID-19起源的讨论。

该提案为2019年的一个名为“了解蝙蝠冠状病毒出现风险”的项目提供了661,980美元的资金。

另一封个人电子邮件的标题行写着“COVID-19更新（312）：中国，SARS-CoV2起源，动物储存器，WHO任务”，表明两人确实正在讨论该疾病的起源。

莫伦斯的第三封电子邮件的主题行则提到了“我们中止的R01”，可能表明蝙蝠冠状病毒研究项目的资金在某个时候被停止了。

新冠溯源再掀波澜福奇涉嫌有意隐瞒真相

然而在过去的采访中，莫伦斯曾否认删除任何有关COVID-19起源的记录。

但他此前在一次闭门会议中则向委员会承认，曾故意删除他不想在《纽约时报》看到的任何内容。

他解释说，他使用Gmail进行通信是因为他的NIH电子邮件经常受到FOIA请求的影响。

莫伦斯承认他故意隐藏通讯的行为促使温斯特罗普写信给在电子邮件中提到的波士顿大学教授杰拉尔德·克修士。

温斯特罗普已要求克修士教授在4月25日之前，提供与莫伦斯通信相关的文件和通信，以继续调查美国公共卫生当局可能掩盖COVID-19起源信息的问题。

本周早些时候，参议员兰德·保罗宣布，至少有15个政府机构，包括NIAID和国立卫生研究院（NIH），都掌握着有关武汉病毒研究所提案的信息。

尽管这些官员知道生态健康联盟、武汉病毒研究所和NIAID想要创造一种类似COVID-19的疾病，但他们并没有向公众透露实验室的意图。

保罗声称，福奇可能参与了影响围绕COVID-19起源的决策，使得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仍然认为COVID-19很可能来自蝙蝠，而不是中国的实验室。

“我们听说福奇经常非正式地拜访中央情报局。”

保罗表示，福奇的秘密行程很重要，因为“中央情报局官方仍然称‘COVID-19很可能来自动物。’”

保罗指出，中央情报局与能源部和联邦调查局的发现不一致，后者称大流行可能起源于中国武汉的一个实验室泄漏。

尽管最初的中央情报局评估发现实验室泄漏理论很可能成立，但该机构的高级官员否决了他们的发现。

这就意味着，根据保罗的说法，福奇很可能知道中国实验室想要创造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因为NIAID参与了该提案。

保罗告诉《每日邮报》，在2020年的1月和2月，福奇没有公开表示“他们向我们做了这个通报，看来他们最终做了通报的事情”，而是委托其他人说出完全相反的话。

这让他觉得他们可能在隐藏一些东西。

另外，彼得·达赞克博士预计将在5月1日在众议院公开作证。

生态健康联盟和莫伦斯博士没有回应评论请求。

网民嚎叫：

WHBD 2024年04月17日 19:06

武漢病毒是土共對全世界最偉大的貢獻，當然福奇功不可沒。希望川普的第二任期把武漢·病毒的來龍去脈一查到底。

豺狼虎豹 2024年04月17日 18:59

奥维尔今天 12:52

奇怪，川黑都躲起来了。川黑们正在忙着领救济

奥维尔 2024年04月17日 12:52

奇怪，川黑都躲起来了。

一冰 2024年04月17日 02:06

福奇和谭德塞是病毒大流行的两个罪魁祸首，若不是这俩渎职助阵，本可以象上次那样控制在国境内

七号洞 2024年04月16日 22:33

看来，中共之所以这么狂妄，就是有这些出卖美国的左派在背后撑腰。武汉病毒是这些人利用美国纳税人的钱，制造出来的世纪灾难。

奥维尔 2024年04月16日 22:33

曾故意删除他不想在《纽约时报》看到的任何内容。哈，哈，此人做了个无用功：纽时是自己同志，只会帮忙撒谎遮掩，跟本不用耽心。

yaleboy 2024年04月16日 22:08

美國建制派政客、民主黨背後的金主、科學高科技巨頭全部都是邪惡群體，沒有國家概念，沒有祖國意識，是美國的敵人！可惜美國傳統力量也在墮落苟且，所以邪惡勢力越來月龐大蔓延。

吴敬中 2024年04月16日 21:23

福气靠反对川普，川普发言时站在川普背后挤眉弄眼瞬间成名，成为主流媒体吹捧的英雄。后来福气更喊出来那句名言“质疑我就是质疑科学！”

谢选骏指出：人说“新冠溯源最新进展：福奇涉有意隐瞒真相”——我看这就是“美国卫生部门合谋武汉病毒”了！因为这个福奇，自1984年起就出任美国的“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后来还担任“总统首席医疗顾问”——福奇有意隐瞒武汉瘟疫真相，豈不意味着美国卫生部门合谋了武汉病毒吗？

【33、美国为何帮助掩盖武汉疫情】

《在向世界警告新冠大流行前，中国已掌握病毒关键基因图谱》（BENJAMIN MUELLER 2024年1月19日）报道：

2019年12月下旬，八页遗传密码被发送到了位于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国家卫生研究院的计算机上。

当时的美国官员并不知道，那张送上门的基因图谱包含了一种病毒的关键线索，而这种病毒很快就会引发一场大流行。

这些基因密码由中国科学家向美国政府管理的一个庞大的公共测序数据库提交，描述了一种神秘的新病毒，这种病毒数周前在武汉感染了一名65岁的男子。遗传密码发出时，中国官员尚未对中部城市武汉出现不明原因的肺炎一事发出警告。

但是，这个旨在帮助科学家共享普通研究数据的美国知识库从未将它于2019年12月28日收到的材料添加到数据库中。相反，它要求中国科学家在三天后重新提交基因序列，并补充某些技术细节。这一要求没有得到回应。

另外两名病毒学家——一位是澳大利亚人，一位是中国人——又花了将近两周的时间，才在网上发布了这种新型冠状病毒的遗传密码，引发全球通过检测和疫苗拯救生命的疯狂努力。

在调查新冠病毒起源的众议院共和党人周三公布的文件中，中国科学家最初试图公布关键遗传密码的情况得以首次披露。这些文件强化了自2020年初以来一直流传的问题，即中国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得知一种导致疫情因不明原因暴发的病毒；同时文件也引起了人们对美国监测危险新病原体系统存在漏洞的关注。

中国政府一直称，它迅速与全球卫生官员分享了该病毒的遗传密码。众议院共和党人表示，新文件表明这是不真实的。长期以来，新闻报道和中国社交媒体帖子一直称，该病毒是在2019年12月底首次完成测序。

但议员和独立科学家表示，这些文件确实提供了一些吸引人的新细节，让人一窥科学家首次尝试在全球范围内分享这些序列的时间和方式，同时它们也说明，要从每天提交给其存储库的数以千计单调的基因序列中挑选出令人担忧的病原体，美国在这方面遇到了困难。

“在下午3点交通正常的情况下，你绝对不会看到一辆救护车一动不动。”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健康科学中心（什里夫波特）的病毒学家杰里米·卡米尔说。在提到2019年的冠状病毒代码时，他说：“为什么这个序列会与我刚从峡谷中发现的一种新蜗牛物种身上获得的序列放在相同的流程里？”

国家卫生研究院隶属于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后者的发言人周三在声明中表示，当时没有公布基因密码，是因为“尽管国家卫生研究院向中国科学家进行后续调查，要求提供更多信息和一个回应，但仍无法核实”。

在早些时候给众议院共和党人的一封信中，卫生部高级官员梅兰妮·安妮·叶戈林表示，按照惯例，该序列最初接受的是“技术审查，而不是科学或公共卫生审查”。 2020年1月16日，在发出补正要求后未收到中国科学家回复的情况下，这个名为GenBank的数据库自动从未公开序列队列中删除了该提交。

目前尚不清楚中国科学家为什么没有回应。其中一位提交者任丽丽在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工作，她没有回应置评请求。中国大使馆表示，中国的反应“科学、有效、符合中国国情”。

但是，就在其他科学家发布首个冠状病毒遗传密码后不久，任丽丽的团队发送给基因库的相同序列于2020年1月12日在另一个名为GISAID的在线数据库上公开。任丽丽的团队还在2月初向GenBank重新提交了一份修改后的密码，并发表了一篇介绍其工作的论文。

众议院能源和商务委员会的共和党领导人表示，从代码首次发送到美国数据库，到中国与全球卫生官员分享序列，中间相隔两周时间，“这凸显了为什么我们不能相信中国政府的任何所谓‘事实’或数据”。

西雅图弗雷德·哈钦森癌症研究中心的病毒学家杰西·布鲁姆表示，在2019年12月底，对于任何查看该基因序列的人来说，这都有力表明一种新的冠状病毒导致了武汉神秘的肺炎病例。然而，中国官方时间表显示，政府直到1月初才做出这一诊断。

“如果能够获得这个序列，或许就能立即着手原型疫苗的工作，比当初的开始时间早两周，”布鲁姆说。

布鲁姆和其他科学家表示，由于该序列并不包含病毒进化的特殊线索，而且后来还是公之于世，所以它们并没有揭露有关病毒起源的新看法。《华尔街日报》率先报道了这批文件。

但它们的确提供了关于任丽丽团队病毒测序速度的新细节。他们分析的病毒拭子来自一名65岁患者，他是一处大型市场的摊贩，那是2019年12月24日首次发现该疾病传播的地点。四天之内，科学家就将病毒基因数据发送到了GenBank。

“这速度太快了，”斯克里普斯研究所的病毒学家克里斯蒂安·安德森说。

安德森表示，虽然这个假设可能合理，但在患者样本中发现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并不能证明其就是病原体，导致他生病的或许是另一种病毒或细菌。

研究早期患者样本的中国科学家似乎也考虑到了这一点。与任丽丽合作的一家中国商业实验室的一名研究员在2020年1月下旬的一篇博客中写道，虽然她在医院样本中发现了一种新病毒，但检测到病毒不等于肺炎由该病毒引起，因此延缓了官宣的速度。

2020年初，中国政府还发出指示阻止特定类别的科学研究，并对该病毒的数据发布进行了限制。

就算病毒基因密码被发到美国的存储库，管理该研究型数据库的美国官员也很难注意到。该数据库里保存着数以亿计的基因序列。大部分筛选工作都是自动完成的。

至少在2019年12月底中国官员开始发出警报之前，几乎没人意识到应该在海量的提交资料中寻找一种新型冠状病毒。

“那时候，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的任何人都不可能意识到那到底有多么重要，”计算生物学家亚历山大·克里茨-克里斯托夫在谈到由国家卫生研究院负责的GenBank时表示。他说，除此之外，考虑到研究人员经常使用相同的数据来准备期刊文章，像GenBank这样的基因数据库必须对公开基因组序列慎之又慎。

尽管如此，一些科学家认为，美国和全球卫生官员在改进GenBank这类数据库方面的工作十分迟缓，因而难以发现可能对公共卫生产生重大影响的基因序列。

卡米尔举例称，这类数据库本可以自动搜寻出基因密码与已知危险病原体重叠的新型病原体，也能确保这些序列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哪怕卫生官员还在等待缺失的细节或订正。

“拜托把这些序列重视起来吧，”他说。“为什么负责公共卫生或全球卫生的机构不能做得更好，不能认识到‘这都2024年了，我们必须提升安全性，以防类似情况再次上演’？”

谢选骏指出：一直奇怪，美国为何帮助掩盖武汉疫情？现在冰山一角終於揭開——从一开始，美国機構就深度参与了武汉疫情。我相信这倒不是出于人为故意，而是体现了“天解决”的七十年宿命（1949年—2019年）！

【34、欧洲人如何理解汉语】

《作为直毛种语言之一的汉语——人种语言学家弗里德里希·穆勒对汉语的认识》（李雪涛）报道：

本文从19世纪语言学的发展及对汉语的认识入手，考察了西方近代以来对汉语认识的发展以及在19世纪普通语言学关照下的汉语研究。文章侧重在一个历史大背景下来理解穆勒对汉语的认识和描述。同时对《直毛种的语言》中对汉语的描述进行了剖析，分析了穆勒眼中的汉语语言特征和语法特点。《直毛种的语言》中对汉语的描述虽然很简单，很少涉及真正属于语法分析和句法解释的内容，但是透过他对汉语词法的描写，我们仍然能够看到穆勒对汉语语法的某些认识，并从中归纳出他所理解的汉语的特性。由于作者的这部书是献给著名汉语语言学家甲柏连孜的，本文也探讨了《直毛种的语言》(1882)所受甲柏连孜的重要著作《汉文经纬》(1881)的可能性影响。可惜的是，穆勒没能很好地吸收甲柏连孜对汉语特点的认识，以至于他在《直毛种的语言》中对汉语的描述缺少了句法、虚词的部分，同时也没有真正弄清楚汉语官话和文言间的区别。

《直毛种的语言》(Die Sprachen der schlichthaarigen Rassen ,1882) 和《鬈毛种的语言》(Die Sprachen der lockhaarigen Rassen ,1884) 是奥地利著名语言学家弗里德里希·穆勒(Friedrich Müller, 1834-1898) 的两本语言学学术专著。 (1) 作者穆勒是语言学家，同时也是人类学家。他将汉语“科学地”归在了“直发种族的语言”之中，并在扉页上注明将此书献给甲柏连孜(Hans Georg Conon von der Gabelentz, 1840-1893)，并且其中的练习部分都是直接从《汉文经纬》( Chinesische Grammatik ,1881)“借用”过来的。

《直毛种的语言》一书出版的前一年(1881)，作为直毛种语言之一的汉语人种语言学家弗里德里希·穆勒对汉语的认识甲柏连孜划时代的著作《汉文经纬》才刚刚出版。尽管穆勒借鉴了《汉文经纬》中的一些例句，但从整体上来讲，《直毛种的语言》对汉语的描述基本上还是基于普通语言学的范畴，对汉语语法中的一些特点并没有予以特别关注。

19世纪欧洲语言学的发展及对汉语的认识

一、19世纪欧洲语言学的发展

19世纪以来欧洲的语言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由于航行的便利，语言学家利用大量的实际材料展开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同时语言类型学的研究、语言学与其它学科的交叉研究也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工作早在18世纪末就已经开始了。 1786年英国语言学家威廉·钟斯(William Jones, 1746-1794) 在一次演讲中就指出，梵文的动词词根和语法形式与希腊、拉丁语同出一源。(2) 1799年语言学家又证明了匈牙利语和芬兰语具有同一起源。而到了19世纪，从事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的学者更多，德国学者中就包括著名的弗兰茨·博普(Franz Bopp, 1791-1867)、雅各·格林(Jacob Grimm, 1785-1863) 、奥古斯特·施莱歇尔(August Schleicher, 1821-1868) 等，他们都做了很多的研究工作。博普在钟斯的推测基础之上，不仅比较了动词的变位，同时也对比了名词、代词的变格，并特别关注了印欧各语言间的语音对应。雅各·格林则提出了印欧各种语言语音演变的规则—— 所谓“格林定律”。 (3) 施莱歇尔则在他人的基础之上，将世界的语言划分为孤立语、屈折语和粘着语，并提出了按照植物分类法对语言的谱系分类的模式——谱系树。此外，施莱歇尔提出“语言进化”的观念，特别强调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语言，他的名著《印度日尔曼语系各语言比较语法纲要》可谓当时对印欧语系最有系统、最全面的描述和分析了。(4) 他在这部书的一开始写道：

语法构成了语言学(sprachwi enschaft) 或曰glottik (5) 的一部分。这本身就是人的自然史的一部分。其方法从本质上来讲完全是自然科学的语言学的使命之一是弄清楚并描述出语言的谱系或语系，即从一个并且是同一个原始语言出发，按照自然的体系来梳理这些谱系。 (6)

施莱歇尔所创立的谱系树语言模式，直到今天语言学家们依然在使用。除了对语言本身的研究外，当时的语言学家也开始对语言与其它学科的交叉研究，并将语言作为人类思想的一部分进行考察。早在18世纪，德国哲学家约翰·弗里德里希·封·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1744-1803) 在探求人类历史哲学的共同性时就提出，一定的语言与一定的思维方式相对应。他的主要著作《对人类历史哲学的诸多思考》一书(7)，是他多年来相关小品文的结集，即有关地球上人类语言、风俗、宗教和诗歌的观点，与艺术和科学的本质和发展、各民族起源及其历史进程的各种观点的集大成者。赫尔德认为，理性和自由是“自然”本初语言的产物，而宗教则是人性的最高的表达。他认为，尽管不同的自然、历史、社会以及心理的环境导致了各民族的区别，但是他们确实具有相同价值。因此，对于各民族语言的探讨，仅仅是赫尔德对人类历史哲学诸多方面考察的一部分。

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 则进一步从语言方面对人类的发展做了阐述。作为语言哲学家的洪堡，研究语言的目的在于探究人类语言存在、运作、发展的深层原因。他将语言的发展理解为某种理念的运动，认为所有的语言都在朝着一个理想和统一的目标推进，只是接近或偏离这一目标的程度不同而已。但他同时也为建立普通语言学而做了大量的实证工作。 (8)

洪堡延续了施莱歇尔对人类语言的分类，认为人类语言可分为：没有严格语法标记的语言如汉语；有严格语法标记的语言，如印度-日尔曼

对汉语有着真知灼见的德国语言学家施坦塔尔

语言；间于这两类语言之中的其它语言。 (9)“他把汉语和梵语看作语言类型的两极，认为前者是典型的孤立语，后者是典型的屈折语，所有其它语言均分布于两极之间，要想把世界语言的类型特征弄清楚，自然就不能绕过汉语。所以，对他来说，研究汉语语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类型学理论的需要。”(10) 因此，汉语作为一种特殊的类型，被洪堡和19世纪其他的语言学家一再讨论。对于洪堡来讲，汉语的意义要远远超过其本身作为一种语言，要研究清楚世界语言的类型特征，当然就不能不研究汉语。

在甲柏连孜的《汉文经纬》出版前，德国语言学家赫曼·施坦塔尔(Heymann Steinthal, 1823-1899) 有两部重要的著作出版：《作为语言理念发展中的语言分类》 (1850)和《语言结构主要类型的特征》(1860)。这两部著作对汉语作了普通语言学的归纳。施坦塔尔将语言分为：孤立型、粘着型和屈折型三种。他遵循着洪堡对汉语特点的认识，认为：

汉语句子好像行星系一样，完全遵循着一种自动而必然运行的绝对机制。谓语就是太阳，而句子中的其它成分围绕着谓语这个太阳运转。不过，一方面形式只是悄然无声地借助词序这个方式，机械地得以表达；而另一方面，句子中的内容仍没有得到分类。因此，尽管内容和形式有别，正是在其中世界历史的意识首先得以表达，实质上的统一和同一，才成为汉语中的特色。 (11)

施坦塔尔的这一比喻非常恰当地说明了汉语中词序的重要性以及在词序中理解句子的特点。 1884年施坦塔尔出版了洪堡的语言学著作。除此之外，由于施坦塔尔本人曾于1852-1855年专门到巴黎从儒莲(Stanislas Aignan Julien, 1797-1873) 和巴赞(Antoine-Pierre-Louis Bazin, 1799-1863) 学习汉语并从事汉学研究，因此他对汉语和中国文化有着比洪堡更深刻的认识。他在《语言结构主要类型的特征》中写道：

汉语从某种程度上来讲鉴于其本质上的纯正性及其操作方面的合乎逻辑性，是一门典范的语言。汉语也是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除了梵文和闪米特人文学之外，从规模和意义上来说，汉语文学跟地球上所可能存在的文学形态相比占有无可比拟的崇高地位。就像中华文明从总体上说，与墨西哥、秘鲁或非洲黑人文明相比，具有完全不同的价值那样。即便是与埃及文明相比，中华文明在一些方面也有更高的造诣。作为人类精神的产物和人类自我意识表达的立足点，从人类尊严和自由意识发展阶段来看，中国古典的诗歌比埃及全部的金字塔、方尖石碑和迷石阵更有价值。 (12)

此外，施坦塔尔对汉语的很多具体认识，都直接影响了此后普通语言学对汉语的认识。

二、欧洲语言学家对汉语的认识

1. 汉语—— 作为通用符号的语言历史上的西方语言学家认为，《圣经》中所描写的巴别塔(Babel) 之前确实存在一种上帝直接赋予人类的原始语言。由于是上帝赋予人类的，这一语言必定是全人类所共有的，同时也是清晰、明了、合乎逻辑的。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 在《学术的进展》( De dignitate et augmentis scientiarum ,1605) 和《新工具论》( Novum Organum ,1620) 中曾憧憬过一种普遍的语言文字：

[]我听说，中国及地中海东部很多王国使用真实文字来书写。总的来说，字不表示字母或词语，而表示事物或观念(因为字比语言更普遍地为人所接受，语言互不相通的国家和省份却能阅读彼此的文字)，所以他们拥有大量的字，我想大概有词根那么多。 (13)

理想的普遍语言不应该有模糊不清的概念，也不应该有同义词语，即词语概念须严格地一一对应。至于理想的普遍文字，应该直接标记事物和思想，而无需像拼音文字那样以词为中介。培根因此提出，真知(real knowledge) 只有用真实文字(Characters Real) 来记录，才不致遭歪曲。在当时传入西方的汉字里，培根看到了一种世界通用文字的可能性。 (14)

培根之后，英国其他的哲学家、语言学家也都或多或少地思考过普遍语言文字的问题，如弗兰西斯·洛德威克(Francis Lodwick or Lodowick,1619-1694) 有《论一种通用文字：利用它，两个语言不通的人可以相互交流思想》(1647) (15)，约翰·威尔金斯(John Wilkins,1614-1672) 在他的《论一种真实文字和一种哲学语言》(1668)中也对通用文字予以了讨论。 (16)

此后，对东亚语言感兴趣的建筑师约翰·韦伯(John Webb,1611-1672) 在1669年出版了他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有关汉语和汉字的专著《一篇历史论文：试论中华帝国的语言是巴别塔之乱前通行于全世界的原始语言之可能性》(17)，并且在1678年重印的时候，将书名改为了“中国的古代或一篇历史论文：试论中华帝国的语言是巴别塔

威尔金斯《论一种真实文字和一种哲学语言》(1668)英文版书影

之乱前通行于全世界的原始语言之可能性，并附中国风俗习惯介绍及古今相关参考论著”(18)。韦伯在呈给查理二世(CharlesII,1630-1685) 的献词中称：“ 《圣经》上说，在巴别塔之乱前，整个地球只使用一种语言：历史显示，中国在巴别塔之乱以前地球上还使用一种语言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居住。 ”(19) 韦伯表明，中国人所居住的地方“属于上帝之城”(de Civitate dei)，并未卷入巴别塔之乱，因此汉语就是《圣经》上所说的“原始语言”，或曰“人类语言”(lingua humana)：

我们完全可以大胆得出结论：中华帝国的母语或天然语言永久地保持了其古老的纯洁性，没有任何变化或改动。

[]希伯来语既刺耳又粗野，汉语却是迄今所知全世界所有语言中最柔美顺畅的。 (20)

由此我们可以得知，17世纪末英国的知识界在努力寻找所谓“人类语言”的时候，发现了汉语。他们从传教士的描述中，认为汉语就是这一原始语言。

英国哲学家的有关人类语言的讨论，也影响到了欧洲大陆的德国哲学家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他在《人类理智新论》( 1704)(21)中专门讨论过所谓的“通用字元”(Characteristica Universalis)。尽管莱布尼茨认为他所设想的通用字元与中国文字之间有所不同，但无疑汉字给他很多的启发。 1679年，莱布尼茨致函勃兰登堡选帝侯的御医埃尔斯霍茨(Johann Sigismund Elsholtz,1623-1688)，特地询问选帝侯的东方幕僚安德莉亚斯·米勒(Andreas Müller,1630-1694) 的所谓“中文之钥”(Calvis Sinica)。莱布尼茨在信中提出了十四个问题，其中四个是：

2. 既然汉语的书写符号不是按照词而是按照事物(本身)来构造的，我希望了解汉字是否总是按照事物的本质来构造的。

9. 创造这套符号的人是否知晓事物的本质？是否充满了理性？

10.汉字在表示动物、植物、岩石等自然界的事物时，是否能将事物的特征区分开来？

11. 因此，我们是否仅从汉字本身就能了解事物的本质？如果能，又能了解到何种程度？ (22)

我们可以看到，莱布尼茨希望了解到，汉字是以事物而不是以词为基础创造的，同时了解汉

1953年当时东柏林的德国科学出版社重印《汉文经纬》的封面和中文扉页

字是否适宜于逻辑演算，以便人们直接从汉字中理解事物的本性。一年前，莱布尼茨在写给汉学家克利斯蒂安·门采尔(Christian Mentzel,1622-1701) 的信中称：“如果上帝曾教给人类一种语言，那种语言应该是类似于汉语的。”(23) 尽管汉字有不少令数理逻辑学家莱布尼茨激动不已之处，但是却依然不能充当他所设想的“通用字元”，因为汉字本身缺少基本的、理性的构字原则。

2. 甲柏连孜与《汉文经纬》

格奥尔格·冯·德·甲柏连孜1840年出生于今天的阿尔滕堡(Altenburg)，父亲汉斯·冯·德·甲柏连孜(Hans Conon von der Gabelentz,1807-1874) 是有名的语言学家，撰有多部有关满语的专著，(24) 早年对甲柏连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高中阶段甲柏连孜就学习了荷兰语、意大利语和汉语。 1860-1864年，他在耶拿大学(Universit Jena) 学习法律和政治经济学，之后他顺利进入公务员队伍，在德莱斯顿具体管理法律事务。由于对语言的兴趣，他在莱比锡大学一直在继续汉语、日语和满语的学习。 1876年他在德累斯顿大学以翻译、分析周敦颐的《太极图说》而获得博士学位。在博士论文中，甲柏连孜除附上了朱熹的注释外，还在翻译的过程中参考了满文译本。 (25)

1878年，甲柏连孜成为了按照他的建议而设立的莱比锡大学(Universit Leipzig) 东亚语言教席的首位编外教授。这是在德语国家所设立的第一个东亚语言教席，除了汉语和日语之外，还要涉及满语、蒙古语、藏语和马来语，但主要研究重点集中在汉语语法方面。 1881年他出版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汉文经纬》一书。 (26) 1884-1889年他与语言学家弗里德里希·泰西摩尔(Friedrich Techmer, 1843-1891) 共同创立、出版了《国际普通语言学杂志》( Internationale Zeitschrift für Allgemeine Sprachwissenschaft )。他在莱比锡时代的学生有著名的汉学家格鲁贝(Wilhelm Grube, 1855-1908) 、高延(JJ M de Groot,1854-1921) 等。

1889年，甲柏连孜到柏林大学(Universit Berlin)，成为了那里东亚语言和普通语言学的编外教授。 1889年他成为了普鲁士科学院的院士。 1891年他出版了一部重要的普通语言学专著《语言学的任务、方法和至今所取得的成就》，(27)在这部书中他也提出了语言学的目标和任务。 1893年，这位年仅五十三岁的语言学家在柏林去世。

叶乃度(Eduard Erkes, 1891-1958) 在1953年为《汉文经纬》再版写的序中称：

《汉文经纬》开创了汉语研究史的新阶段。以往出版的专著，从18世纪中叶马若瑟(Prémares) 的《汉语札记》( Notitiae Linguae Sinicae ) 到19世纪硕特(Schott)、恩德利谢尔(Endlicher) 和儒莲(Julien) 的语法书，这些教程将汉语语法现象讲得系统且容易领会，但汉语的语法结构和其它特别之处远没有被阐释清楚。甲柏连孜是第一位摆脱了他的前辈们影响的人，那些人潜意识中还一直有一种成见，即认为每种语言必须用拉丁语的模式来衡量，其语法也要遵照拉丁语来建立，甲柏连孜也是第一个正确对待印度支那语言特点的人。 (28)

作为威廉·硕特(Wilhelm Schott, 1802-1889)的接班人，甲柏连孜于1889-1893年担任了柏林大学东亚语言学的编外教授职位。 (29) 尽管这是一个纯语言学的教席，按照当时柏林大学给他的任命书，他必须“参与主持普通语言学及中国语言和文学，并开设有关满语、古代日语、马来语、萨摩亚语和其它相关语言的课程”(30)，而在他之前的硕特，其教席的重点主要在古代和现代汉语方面。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在学术汉学尚未在德国建立之前，汉语语言学已经得以建立，并且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在普通语言学和语言哲学方面，洪堡和施坦塔尔对汉语语法的认识对甲柏连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甲柏连孜很好地将这些新成就运用到了古代汉语的语法研究上。例如洪堡在汉语的语序、概念、结构等的表述上，都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汉语与西方语言的比较分析方面也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而甲柏连孜在《汉文经纬》中对洪堡的很多语言学方面的预设以及一些抽象的描述加以具体且深入的研究。除了与19世纪初在德国兴起和发展起来的语言学相结合之外，甲柏连孜同时也受到在华传教士和汉学家对汉语研究成就的影响，诸如法国的马若瑟、雷慕萨、儒莲，德国的硕特，奥地利的恩德利谢尔等人的汉语语法。这些成就主要为甲柏连孜的古代汉语语法研究提供了很多的资料以及供他思考的学说。 (31)

在叶乃度所提到的几位汉学家中，人们对施特凡·恩德利谢尔(Stephan Ladislaus Endlicher,1804-1849) 比较陌生。他是奥地利著名的植物学家、古钱币学家和汉学家，1845年出版了一部相当有影响的汉语语法论著《汉语语法之基本知识》( Anfangsgründe der chinesischen Grammatik )。 (32) 这本书包括第一篇、文字学说(3-94)，第二篇、语音学说(97-160)，以及第三篇、语法学说(162-360)。就当时的情况来看，这样的一部汉语语法书已经相当全面了。不过，在甲柏连孜看来，恩德利谢尔依然是用西方语言学的方式“格义”汉语语法：

“在这里，汉语的句法被生搬硬套地去适应欧洲的形式学说(指形态变化— —引者注)。”(33)

叶乃度在新版序中的意思是说，甲柏连孜是第一位真正尊重汉语特点的欧洲语言学家。他不仅尊重汉语的特点，同时也尊重印度支那语言的特点。甲柏连孜在对他之前的汉语语法史的检讨中，认为大部分汉学家都是从欧洲语法的方法

《汉语语法之基本知识》的作者，奥地利著名植物学家、古钱币学家和汉学家恩德利谢尔

去“格义”汉语语法，认为是不可取的：“除了硕特外，他们或多或少都从我们欧洲语法的观点和划分标准去看汉语。”(34) 实际上，与汉学家的头衔相比，甲柏连孜更是当时一流的普通语言学家。他以一位语言学家的眼光研究汉语，自然不是很多重点研究中国历史、宗教的汉学家所能比肩的。除了《汉文经纬》之外，甲柏连孜还有一系列有关普通语言学的著作，这些也为他研究汉语提供了坚实的方法论的基础。《汉文经纬》出版十年后的1891年，甲柏连孜出版了上文中已经提到的《语言学的任务、方法和至今所取得的成就》(35)，在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语言周期性变迁”(Zyklischen Sprachwandel) 的学说。

《汉文经纬》可谓使用近代语言学成就对古代汉语语法所进行描写和分析的著作中的经典之作，较之以往有关汉语语法的书，它是一部更符合语言学要求和规范的著作。这本书实际上分为三篇：第一篇是导论和概说，包括导论、语音和声调、汉字、语音史和词源。第二篇是分析系统，包括句子成分和句子之间的相互限定、词类的限定、句子和短语之间的界限。第三篇是综合系统，包括导论、短语、简单句、复句和句子的连接、文体等。在《汉文经纬》中，甲柏连孜尽管是用当时普通语言学的框架来讲解汉语的，但他却时时关注汉语在语法、语音以及文字方面的特点。在第二篇“分析系统”一开始阐述目的和方法时，甲柏连孜便提到了汉语的特点：

这一惯常的寻找是必要的。 [在本书中，]汉语将以有机的方式从其自身被理解以及被描述。由于汉语的有机构成跟我们的语言在本质上迥异，因此其语法规定也必然跟我们所熟悉的不同。这些都会令初学者产生混乱，并感到惊诧，因此从整体上来关照句子成分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必要的。 (§.273之注I) (36)

由此我们可以得知，甲柏连孜并不认为从欧洲普通语言学出发可以解决所有汉语的语法问题。他所创立的第二篇的“分析系统”，旨在详细剖析各类古汉语的语法现象，解释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澄清各种语法意义。而在第三篇“综合系统”中，他试图从整体上把握各种语法现象的关联性，讨论古汉语如何运用各种语法手段来遣词造句，以表达思想的目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看到，19世纪欧洲语言学家对汉语的认识，还是从寻找人类语言的共性出发，试图找出语言的某种规律性。

穆勒及其《直毛种的语言》

一、时代背景—— 奥地利帝国

尽管穆勒的《直毛种的语言》出版的时间已经是奥匈帝国时期，但其学说的形成以及他对那瓦勒探险文献的整理都是在奥地利帝国时期。为什么在他的时代奥地利会对人类的语言和思想产生如此浓厚的兴趣呢？

1804年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Bonaparte,1769-1821) 称帝，之后不久奥地利大公国国王弗朗茨(Erzherzog Franz von sterreich) 宣布建立奥地利帝国(Kaisertum sterreich)，自称继承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成为了奥地利皇帝弗朗茨二世(Franz II)，以回应拿破仑，并借机整合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 的领地。 1804-1867年间，奥地利帝国是当时欧洲五大列强(英、俄、奥、法、普) 之一、地跨中欧、南欧和东欧的一个世界级强国。奥地利帝国是欧洲人口第二大国和外交第一大国，其领土包括今天的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克罗地亚、意大利北部、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和波兰的加利西亚等广大地区。帝国的首都为奥地利皇室领地内的维也纳。

由于奥地利帝国的合法性来自神圣罗马帝国，所以其皇帝在德意志地区有着绝对支配权，这一支配权一直到普奥战争后普鲁士统一德国才告结束。自19世纪下半叶起，奥地利帝国开始式微。 1859年后的意大利独立战争使奥帝国失去在意大利的所有领地；1866年的普奥战争迫使奥地利退出德意志联邦，结束了哈布斯堡家族统领德意志各城邦的时代。其后，匈牙利贵族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为了维持原来的奥地利帝国达成一个和解方案，于1867年建立了奥匈帝国(sterreich-Ungarn)，它的存在时间从1867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

奥匈帝国同样是一个世界级强国，是欧洲当时五大列强(德、英、法、奥、俄) 之一，也是地跨中欧、东欧、南欧的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其面积之庞大，在当时的欧洲排名第二，仅次于俄罗斯帝国；其人口之众多，人口数量在当时居欧洲第三，稍逊于俄国和德意志帝国。

穆勒所生活的时期，奥地利是一个大国，这不仅仅表现在人口、军事方面，在发展经济和开展国际贸易的过程中，奥地利日益踏入全球范围的联系之中，因此需要在文化方面表现出其丰富性和包容性。 1857-1859年，奥地利海军(sterreichische Kriegsmarine) 派出了三桅快速战舰那瓦勒(Fregatte Navara) 前往世界各地探险。此次探险活动主要是由维也纳皇家科学院(Kaiserli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in Wien) 负责筹备，由各学科的专家，如地理学家

维也纳科学院1861年出版的第一卷那瓦勒环球探险研究成果的封面

费丁南德·冯·霍赫施泰特(Ferdinand Ritter von Hochstetter, 1829-1884)、动物学家格奥尔格·冯·弗劳恩费尔德(Georg Ritter von Frauenfeld,1807-1873) 等随同。这是德语国家首次派出如此大规模的科学考察船只进行环球探险。 1857年4月30日，那瓦勒号离开帝国的港口“的里雅斯特”(Triest，今天意大利东北部边境港口城市)，在历经了五百五十一天，行程51,686海里后，那瓦勒号重新回到了“的里雅斯特”。那瓦勒探险的成果由维也纳科学院(Wien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负责整理研究，在1861-1876年间出版了二十一卷研究成果，以多种语言发表，成为了当时的畅销书。其中有关人类学和语言学的部分，都是由穆勒参与完成的。

二、穆勒其人及其主要学说

穆勒出生于当时奥地利帝国的耶姆尼克(Jemnik)。这个小镇位于今天捷克共和国的南部。 1853-1856年穆勒在维也纳大学(Universit Wien) 开始学习哲学、语文学，具体专业包括哲学、古希腊语文学以及东方语言，后者受到了著名梵文学家安同·博勒尔(Anton Boller, 1811-1869) 的启发。他除了学习梵文之外还修了比较语言学的课。大学毕业后他曾一度在“宫廷与国家印书馆”(KkHof- und Staatsdruckerei) 做东方语言的校对工作。由于他出色的论文《在雅利安-闪族语言圈中的动词表达：一项语言学的研究》，(37) 穆勒于1859年在德国的图宾根大学“在缺席的情况下” ( in absentia) 获得了博士学位。这篇博士论文明显是受博勒尔《论动词的形成》( über die Verbalbildung ,1850) 的影响而写成的。 1860年他在维也纳完成了教授资格论文。自1869年起，穆勒接替博勒尔担任维也纳大学梵文和比较语言学教授。由于他的学术声望，他同时得到了印度普纳大学(Univ.Poona) 的任命，但后者被他拒绝了。自1869年始，他成为了维也纳科学院院士。

穆勒一生异常勤奋，他通常每天工作十二至十四小时，除了梵文之外，他掌握的语言还有希伯来语、波斯语、埃塞俄比亚语。他很早就对时至当时尚未整理过的语言感兴趣，包括伊朗和印度语族的各种语言：阿维斯陀语[19世纪欧洲学者错误地将祆教的波斯古经《阿维斯陀》 [Avesta]称作Zend]、波斯语、亚美尼亚语、巴厘语、梵文俗语(Prakrit)、印度斯坦语以及孟加拉语。他对这些语言进行“科学”的描述，并总结出其语法规律。穆勒创立了“语言人种志学” (linguistische Ethnographie)，并且是这个学科的主要代表。他所有的科学研究的出发点都是印度日尔曼语系，

奥地利人类学家谢尔策，是他邀请了穆勒参与那瓦勒探险著作人类学部分的编纂工作。

特别是伊朗语族和亚美尼亚语，当时的学者认为亚美尼亚语有伊朗语族的特征。

由于穆勒与探险者和传教士有很好的关系，他能够多次得到时至当时还没有被研究过的语言的记录和文本。上文提到的1857-1859年那瓦勒探险，带来了有关南非班图语系和科依散语系(Bantu- und Khoi-San-Sprachen)、澳洲语系、南岛语系、哈米特语系、现代印度语言(austral.,austrones., hamit. und neuind. Sprachen) 以及所搜集到的人类学、民族学的各类丰富的资料。当时的语言学家主要关心的是伊朗语族及其相关的比较语法的各类问题，亚美尼亚语、古代和现代的印度语言(也包括僧伽罗语和罗姆语)以及阿勒泰、高加索和非洲语言。 1867年出版了“那瓦勒探险著作语言学部分”(Linguistischer Theil des Novara-Reisewerkes)，穆勒在这一部分中对所有的语言学材料做了整体的概述；第二部分包括在短时间内整理分类的词典、语法和文本。在穆勒的语言学部分出版之后，人类学家卡尔·冯·谢尔策(Karl von Scherzer,1821-1903) 又邀请他参与那瓦勒探险著作人类学部分的编纂工作。后来由于谢尔策被任命为商业与国民经济部的处长，整个的工作全都由穆勒独立完成。 1869年穆勒出版了那瓦勒探险著作人类学部分。作为对那瓦勒探险著作语言学部分的认可，奥地利皇帝向穆勒授予了艺术与科学金质勋章。穆勒的主要著作《语言学概论》( Grundriss der Sprachwissenschaft , I-IV,1876-88) 为当时的人们提供了一个有关地球上语言的全貌—— 包括从谱系分类来讲当时已知的所有语言，而其中有很多种语言是由穆勒首次予以研究和描述的，在此之前，并没有人尝试完成过此类工作。

穆勒以其自身有关语言学的广博知识建立了从语言学到民族学、人类学的一座桥梁。他在《普通人种志学》( Allgemeine Ethnographie , 1873,1879) 这本书中所预设的是，所有人种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基础。德国著名生物学家、思想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1834-1919) 将人种并非按照头盖骨的形状，而是根据毛发的种类来划分，穆勒在他的《语言学概论》中，也将语言划分为“直毛种”和“鬈毛种”。

穆勒是“闪含语系”语言(Hamito-semitische Sprachen) 分类法的宣导者。他的这一分类法今天看来既有误导性，同时也充满着种族的偏见性。实际上，这一分类方法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被美国人类学家、语言学家约瑟夫·格林伯格(Joseph Greenberg,1915-2001) 的“非·亚语系”(Afroasiatic languages) 这一在宗教和种族方面比较中立的分类法所取代。

三、《直毛种的语言》本书是由穆勒编写、作为“语言学概论”第二卷第二部分“直毛种的语言”(Die Sprachen der schlichthaarigen Rassen) 而出版的。穆勒同样是“语言学概论”丛书的主编。

有关语言学家弗里德里希·穆勒博士，书的扉页上有他一连串的头衔和兼职，当时的书中尽管也常见，但罗列出如此多头衔的人并不多见。他的头衔和兼职计有：

维也纳大学教授，维也纳皇家科学院院士，维也纳人类学协会会员、副会长，慕尼克和布达佩斯科学院外籍院士，莫斯科皇家自然科学家协会和巴黎人类学协会通讯会员，海牙荷兰皇家东印度语言、国情和民族学研究所通讯会员，巴黎语文学会(非雅利安语) 名誉会员，佛罗伦萨意大利王室人类学和民族学名誉会员，莱比锡民族博物馆名誉会员。

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法国巴黎语文学会(Société philologique) 竟然会有“非雅利安语”(langues Anaryennes) 的分类，今天看来匪夷所思，其目的是将欧洲以外的“非文明”国度的语言概括在内。

这本书是献给两位著名学者的，其一是卡斯特林(Matthias Alexander Castrén, 1813-1852)，其二是甲柏连孜(HCvon der Gabelentz)。卡斯特林是芬兰著名的语言学家和民族学家，语言学中乌拉尔语系的创始人。 1828年卡斯特林开始在赫尔辛基大学学习古希腊语和古希伯来语，因为他父亲是牧师，也希望他以后在教会谋得一个职位。但卡斯特林的兴趣显然不在基督教新教的传教方面。早在求学的时候，他就开始写作芬兰神话。 1836年大学毕业后，卡斯特林作为语言学家跟他的朋友、医学家埃伦施托勒姆博士(Ehrenst) 一道去了位于芬兰斯堪的亚半岛北部的萨米(Lappland)，并于1839年又去了卡累利阿(Karelien)，对那里的语言进行了系统科学的考察。 1841年，他又与芬兰作家艾里阿斯·隆洛特(Elias Lonnrot, 1802-1884) 一起访问了俄国北部乌拉尔山另外一侧芬兰-匈牙利语系的多个民族。 1844-1845年卡斯特林出版了有关俄国芬兰-匈牙利语系的两本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专著。 (38) 1844年卡斯特林做完了他的博士论文，成为了哲学博士。尽管当时他的肺部已经很虚弱了，但他还是于1845年受圣彼德堡科学院和赫尔辛基大学的资助重新去西伯利亚考察，之后他又出版了相关的重要专著。 1851年他被任命为赫尔辛基大学刚刚设立的芬兰语言和文学教席，但第二年他便死于肺结核。 1853-1862年弗兰茨·安东·谢夫纳(Franz Anton Schiefner / Антон Антонович Шифнер, 1817-1879) 出版了卡斯特林十二卷本的德文全集。 (39)

1.《直毛种的语言》的结构和内容

此书于1882年由维也纳的阿尔弗雷德·胡尔德勒(Aldred Holder) 出版社出版，出版社的下面一行小字为：皇家与王室宫廷和大学书商(KkHof-und Universit-Buchhondler)。该昼为“语言学概论”“第二部分”(II. Abtheilung)之“马来亚种语言及高地亚细亚(蒙古)种语言”(Die Sprachen der malaischen und der hochasiatischen(mongolischen) Rasse)，篇幅为416页。

《直毛种的语言》的内容分为两大部分“D.马来亚种语言”和“E. 高地亚细亚(蒙古)种语言”。其下的具体语言有：

D. 马来亚种语言

I. 波利尼西亚语

II. 美拉尼西亚语

III. 马来亚语

E. 高地亚细亚(蒙古)种语言

(1) 多音节语言

I. 萨莫邪特语

II. 乌拉尔各民族的语言

III. 阿勒泰各民族的语言

IV. 日本人的语言

V. 韩国人的语言

(2) 单音节语言

I. 西藏人的语言

II. 缅甸人的语言

III. 暹罗人的语言

IV. 卡西人的语言

V. 安南人的语言

VI. 中国人的语言

德国著名的芬阑-乌戈尔族语言学家卜登慈

曾经校注帕尼尼的梵文文法书并编纂梵文词典的德国著名语言学家波特林克

2. 卜登慈和波特林克

在“前言”(Vorrede) 中，穆勒特别谈到除了本书之外，他还会尽快完成他的《鬈毛种的语言》一书，以飨语言学以及人类学方面的读者。在感谢的名单中，作者首先提到了威廉·冯·洪堡(Friedrich Wilhelm Christian Carl Ferdinand von Humboldt,1767-1835)、卡斯特林和甲柏连孜，并且表达了对三位学者深深的敬意。其次，他也感谢了同时代的两位学者，认为他们的著作奠定了这一学科的基石。他所指的这两位学者分别是约瑟夫·卜登慈(Josef (Jozsef) Budenz, 1836-1892) 和奥托·冯·波特林克(Otto Nicolaus von Behtlingk,1815-1904)。

卜登慈是德国著名的芬兰-乌戈尔族语言学家(Finno-Ugrist)。由于匈牙利语系乌戈尔语族中的一种语言，卜登慈之所以研究芬兰-乌戈尔族语言就是为了弄清楚匈牙利语的来源。他于1854年在福尔达(Fulda) 中学毕业，之后开始在马堡大学(Universit Marburg) 学习，后转到哥廷根大学，致力于印度-日尔曼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 1856年回到布达佩斯，并在斯图尔维森堡(即塞克什白堡，Stuhlweienburg) 教授历史比较语言学。 1861年，卜登慈被任命为匈牙利科学院的图书管理员。自1868年或1872年开始，他成为了阿勒泰比较语言学的正式教授，据说当时这一教席就是为他而设立的。 1871年他成为了匈牙利国家科学院院士。穆勒所提到的卜登慈的著作，系《匈牙利-乌戈尔语比较词典》(1873-1881)。 (40)

波特林克是生于俄国圣彼德堡的德国著名语言学家。他的祖先于1713年从卢贝克(Lübeck) 移居到了俄国。与其他语言学家一道，波特林克创立了德国的梵文学术研究。他自1833年开始在圣彼德堡大学学习东方语言，特别是梵文，自1835年开始在柏林和波恩大学继续他的学业。他在1842年回到德国后，任皇家科学院的助理，1845年后成为该院的院士。 1860年他成为了枢密院成员，1868年将家搬到了耶拿(Jena) 后，于1875年成为所谓枢密大臣。波特林克划时代意义的著作是校注了帕尼尼的梵文文法书(41)，并编纂了梵文词典。 (42) 对于乌拉尔-阿勒泰语言比较语法来讲，他早年有特别重要的著作《论雅库特人的语言》(圣彼德堡1851)。 (43) 雅库特人是突厥语民族之一，也是西伯利亚人口最多的民族，是世界上居住地区最北与最荒芜的突厥人。雅库特人的语言雅库特语属于突厥语族的北支。他们的语言有很多来自南方突厥语的词根，与其他民族不同。作为一种语言现象，这也是波特林克之所以特别重视这一语言的原因。穆勒所提到的，正是这一部介绍乌拉尔-阿勒泰语言比较语法的著作和词典。

3. 语言学与人种志学(Ethnographie)

19世纪上半叶是一个人类大发现的时代，近代的很多知识、理论、体系都起源于这一时代。例如威廉·洪堡在语言哲学方面的贡献，不仅建立在传统的语言学、哲学、文学、古典学等学科基础上，更与当时新兴的科学，如人类学、人种学、地理学等有着密切的关联。洪堡曾就对人种志学与语言学之间的关系做了精辟的阐述，他认为：

在整个历史上，人类划分为民族的活动始终经历着变化，并且至今还在变化之中。

对此进行探索，是人种志学(Ethnographie) 的任务，为此它必然要把历史学与语言学统一起来。 (44)

尽管洪堡已经认识到语言学与人种志学、人类学的关系，但他并不认为语言可以根据种族来进行划分，并且认为人种差异与语言结构差异并没有关系：

毫无疑问，语言在人类当中并非根据种族(Racen) 来划分，甚至也不是根据民族来划分的，所以相似未必都能证明民族起源同一。 (45)

首先可以举美洲人为例，通常认为他们构成一个特殊的种族。然而，在这块完全孤立隔绝的大陆上，对语言结构的类同产生着更大影响的因素，实际上是各民族的精神共同体，而不是跟语言没有多大关系的肤色、体格的相同(关于美洲人在肤色和体格上是否相同，实际上也有许多异议)。 (46)

洪堡还根据当时对新种族的发现而对种族的概念和划分提出了异议。他曾引用海因里希·尤里乌斯·卡拉普罗特(Heinrich Julius Klaproth,1783-1835) 的研究指出：“迄今为止有关种族划分的系统是站不住脚的，人类种族远不止五个，但目前的观察还不足以把种族与由于种族混合而产生的民族明确地区分开。”(47) 但是，在当时也有将语言按照种族来划分的学者，比如海克尔。海克尔提到穆勒时，提到了自己有关高等和低等种族的理论：

高加索人种或地中海高加索人种(Homo Mediterraneus)，已经从远古时代就作为最发达和完善者而被认为是人类一切种族的源头。这就是一般所谓的高加索人种，不过在该人种所有变种中，高加索人种是最重要的，我们更倾向于弗里德里希·穆勒的建议，即使用“地中海人”(Mediterranese) 这一名称更合适。 (48)

我们可以看到穆勒实际上不仅仅在语言学领域，他的人类学分类实际上已经影响到了海克尔。

作为直毛种语言之一的汉语

一、结构

像汉语这样一个特别的语法体系是如何被组织、如何被安排的？又是按照何种语法范畴被描述出来的？穆勒一共用了十七页的篇幅(页399-416)，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汉语作了具体的描述：

语言的一般特征(399)

语音(400)

1. 元音(400)

复合元音(400)

2. 辅音(401)

开头音和结尾音(402) (49)

音调(403) (50)

字根和字(404)

名词(404)

形容词(407)

代词(408)

关系代词(409)

动词(410)

数词(413)

语言试练(413)

二、内容

这部书对于每一种语言基本上都是从以上几个方面来做语言学分析的。由于所有的语言分析都是由穆勒一个人来完成的，因此体例非常统一，但他对每一种语言特点的把握，不一定很准确，同时也很难深入下去。不论是《直毛种的语言》还是《鬈毛种的语言》，都是用拉丁字母代替其它字母或文字的使用，因此在〈中国人的语言〉一章中，也没有一个汉字，所使用的是甲柏连孜的拼音系统。在最后一部分尽管有将近三页的“语言试练”(Sprachprobe)，但是穆勒的著作并非要教汉语(实际上他本人也不懂汉语)，而是要对汉语语法作语言学上的描述，对汉语在语言世界中做一个定位。

在“语言的一般特征”中，穆勒对汉语作了现代语言学的描述。他认为，汉语向西方人提供了单音节语言中最完美的纯正类型，因为汉语的句子是以心理-逻辑的单位为基础、以纯粹外在的方式来表达语义的，也就是说靠句子成分的前后位置的排列。 (51) 穆勒特别提到了汉语没有形态的变化和词类的范畴，例如在印欧语言中名词和动词的形态区分是很清楚的，但在汉语中名词和动词的词形可以是完全相同的。 (52)

在注释中，穆勒指出：“如果我们将汉语同其它单音节的语言，比如与暹罗语和安南语比较的话，就会很容易理解名词和动词区别的重要性了。这一区别对后两种语言来讲完全不清楚，因此名词性的限定(定语)会与动词性的限定(谓语、宾语) 混在一起使用。如果说在缅甸语和藏语中已经可以发现动词和名词的萌芽的话，那它们是通过加尾码的小品词来实现的。这完全是外加的；而语言所掌控的精神实质并没有变化。卡西语成功地做到了，通过运用前后一致的辅助元素而更正了其语言观中所隐藏的错误。”(53)

从以上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穆勒实际上依然在遵循着欧洲语言的一些基本的规则，认为语言是从低级向高级的线性发展过程。而动词和名词之间没有形态的区分，说明语言本身尚在原始阶段。这一现象实际上并不是穆勒的发现，除了来中国的传教士之外，语言学家、哲学家中，早在19世纪上半叶，威廉·洪堡就对汉语的结构属性作了研究。这主要表现在他1826年的两篇文章/书信〈论汉语的语法结构〉以及〈致阿贝尔·雷慕萨先生的信：论语法形式的通性以及汉语精神的特性〉之中。 (54) 尽管洪堡没有像穆勒一样对如此多的语言进行过语言学的分析和研究，但他通过阅读传教士对汉语的描述以及在跟法国汉学家雷慕沙(Jean-Pierre Abel- Rémusat,1788-1832) 的通信中，已经对汉语的基本特征作了近代语言学的归纳。

在解释汉语句子的语序时，穆勒认为，主语在谓语之前，作为修饰语的形容词的第二格(Genitiv) 在所修饰的名词前，宾语处在支配它的词之后。 (55) 实际上，这些知识并没有超出洪堡对汉语的认识。

穆勒同时也通过《汉文经纬》介绍了中国的语法学家的一些成就，如他们将汉字分为“实字”(volle Worter, Stoffworter) 和“虚字”(leere Worter, Formworter)，而“实字”下又分为“活字”(lebende Worter, Verba) 和“死字”(todte Worter,Nomina)。尽管穆勒没有举出具体的实例，但他指

《直毛种的语言》第六章〈中国人的语言〉书影(德文版第399页)

出，这一划分与日本和阿拉伯学者对于他们语言的划分具有异曲同工之效。 (56) 实际上虚词的作用在汉语语法中非常重要，这一点甲柏连孜在《汉文经纬》中也已经指出了：

汉语的语法手段首先是词序，其次是虚词，后者的含义还要取决于前者。因此我们根据次序规则来探讨虚词。两者不仅决定了词与词之间的关系，而且也经常决定了词性以及词所具有的语法功能。 (§.273.) (57)

很遗憾，穆勒没有进一步举例解释虚词在汉语语法中的作用。

三、特点

1. 将汉语的语法现象放在世界语言的大框架下来加以讨论

穆勒在介绍汉语的时候常常会将汉语的一些特点跟其它的语言相互比较，这当然与他的语言观有关，同时也说明他特别重视各种语言之间的关联性。在讲解“开头音”和“结尾音”的时候，穆勒认为：“在古代汉语中存在不发声的爆破音，其中有一部分在今天的方言中还存在着，而在官话中却被省略了。我们将省略了不发声的爆破音称作送气音，而在此音之前的元音变成了短音。”(58) 在此，穆勒举了西伯利亚萨莫邪特语中的例子。 (59)

2. 西方研究者在汉语研究方面的成就

除了甲柏连孜的《汉文经纬》之外，穆勒也使用了其他一些西方世界的研究成就。例如他在讲到汉语的声调时，就援引了英国伦敦布道会派到上海的牧师艾约瑟(Joseph Edkin, 1823-1905) 的观点，认为，汉语原本仅有两个音调，一个是恒等的(在元音和鼻音作为尾音时)，一个是受阻而短促的(在不发音的辅音作为尾音时)。声调实际上是在西元前1000年才有的，而降调是在西元3世纪才出现的，比较低的恒等调在西元1300年才进入官话。 (60)

这一观点跟现当代中国语言学家的看法不一致，实际上“四声”并非很晚才进入官话的，早在南北朝时候，汉族人就发现了汉语里有四个声调，起了“四声”的名称用来称呼平声、上声、去声、入声四种声调。《南史·陆厥传》记载：“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沈约)等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蠭腰、鹤膝。 ”《新唐书·权德舆传》：“德舆生三岁，知变四声。”罗常培《汉语音韵学导论》：“以'平上去入'为四声，自齐梁之际始。” (61)

穆勒引用了艾约瑟专著的出处，(62) 相关的问题有待音韵学家们进一步的研究。

3. 汉语语法特殊现象的介绍

在介绍数字之后，特别介绍了汉语中的量词(Numeralworter)，因为这一语法现象在德文等西方语言中是不常见的。穆勒举的例子有：“位”((4)wei)，用于官员、学者和重要人物；“尾”((3) wei)，用于鱼；“眼”((3) jin)，用于车轮；“座”((4)tso)，用于房子、庙宇、山、坟墓、钟；“顶”((3)tiń)，用在帽子、塔、伞；“头”((2 ) thou)，用于所有的动物；“条”((2) thjau)，用于蛇、龙、绳，不过也用于狗、狐狸；“把”((3) pa)，用于刀、椅子；“面”((4) mjin)，用于镜子、旗子；“口”((3)khou)，用于人，也用于钟、箱子、篮子等等。 (63)

穆勒之后举了具体语言实践中的例子：“一口人”((5) ji'(t) (3) khou (2)in)；“一口钟”((5)ji'(t) (3 ) khou (1) tuń)；“一面白旗”((5) ji'(t)(4) mjin (5) pi'(k) (2) khi)；“一尾鱼”((5) ji' (t)(3) wie (2) jü)；“二百头马”((4) rli (5) pi'(k) (2)thou (3) ma)。 (64) 所举的四个例子中，只有最后一个显得比较奇怪，因为“马”的量词即便在官话之中也很少用“头”，一般用“匹”。

由于甲柏连孜《汉文经纬》所涉及的是文言文法，因此在量词方面是跟官话很不相同的。这一部分，显然另有来源。

四、问题

1. 汉语是否可以用普通语言学的范式来进行研究

这个问题自始在西方学者内部就争论不休，直到今天尚无定论。既然汉语是人类语言之一种，它当然具备一般语言的一些特征，这也是包括洪堡在内的语言学家、哲学家对汉语一再讨论的原因。时至今日，汉语作为一种语言的共性和特性问题，一直是汉学家们不断讨论的中心问题之一。 (65) 不论来华传教士还是语言学家，大都习惯用拉丁语的语法规则来概括汉语的特征。 1729年法国传教士马若瑟(Joseph Henri-Marie de Prémare, 1666-1736) 将《汉语札记》( Notitia Linguae sinicae ) 手稿献给了法国汉学家傅尔蒙(étienne Fourmont, 1683-1745)，此书至1831年才在麻六甲出版。在书中马若瑟不愿意使用拉丁语的语法体系来描述汉语，而是使用大量的例句来总结新的语法规则。他认为：“给汉语套上我们的语法规则，这决不是我要做的。”(66) 甲柏连孜对马若瑟尊重汉语特点的做法特别赞许，在其著作中也多次强调了汉语跟印欧语系语言的不同。但无论如何，作为一种语言，汉语语法是有一定的规则的。甲柏连孜指出：“没有哪种错误比认为汉语没有语法，或者只有很贫乏的语法更站不住脚的了。”(§.50)(67) 作为一般语言学家，从穆勒对汉语的描述，很难看出汉语的特点来。我认为，穆勒跟甲柏连孜和马若瑟最大的不同是，他不是汉学家，也不懂汉语，仅仅从普通语言学的原则出发对汉语进行描述。

2. 对汉语的特点认识不清

穆勒在《直毛种的语言》中对汉语的描述，最大的失败在于没有进入汉语的句法部分。他认为对汉语的介绍可以运用普通语言学的方法和范畴，从分析词入手，就可以初步了解汉语的特点了。因此他的介绍只包括了语音和词法部分，并没有涉及句法，实际上句法部分才能真正显示出汉语的特点来。而有关汉语句法的重要性，甲柏连孜在《汉文经纬》中阐述得很清楚。由于这本书的出版，仅仅是在《直毛种的语言》之前一年，穆勒根本没有很好地理解甲柏连孜对汉语特点的归纳。甲柏连孜在有关汉语的总论中提到：“汉语语法，如果撇开了语音学和文字学来看的话，只不过是句法。”(§.51) (68) 在论述有关句子构成的基本原则时，甲柏连孜指出：“目前以下所有的语法都是句法，而这一整体的句法是建立在或多或少很难拆开的词序规则基础之上的。我会从句子出发，因为句子是分析研究的首要对象，也是综合运用的首要目标。”(§.254)(69)甲柏连孜尊重并勇于探索和发现汉语语法中的特色，虽然在概括古代汉语语法规律时，他使用了西方语法的术语去作解释，但他却深深地了解汉语与西方语言在本质上有很多不同。而穆勒在书中仅从词法对汉语进行解释，对于那些对汉语一无所知的德语读者来讲，基本上没有办法了解句法，特别是词义、词序以及语境对于这一语言的重要性。

3. 没有说明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区别

实际上穆勒所使用的甲柏连孜的著作《汉文经纬》一书德文版的标题为： “ 中文文法—— 不包括粗俗文体和当今口语” ( Mit Ausschluss des niederen Stiles und der heutigen Umgangssprache ) 。而洪堡在《论语法形式的通性以及汉语精神的特性》中专门有一节讨论“现代语体和古代语体”的问题。 (70) 可惜穆勒并没有予以关注。

4. 没有对汉字进行介绍，也未使用汉字

17世纪以来西方学者有关汉语和汉字的著作中，只有一部分是有汉字的，因为当时印刷汉字并不简单。即便是西班牙传教士万济国(Francisco Varo, 1627-1687) 于1703年在广东出版的《华语官话语法》(71) 也没有使用一个汉字，完全是用一套拼音系统来介绍汉语语法的。由于在整套书中都没有使用拉丁字母之外的其它的文字符号，在有关汉语的介绍中，穆勒也没有使用汉字。因此介绍起来并不容易。大部分的例子都是从《汉文经纬》中选取的，但省略了其中的汉字部分。穆勒有一种普遍语言的观点，认为任何一种语言都可以用拉丁字母的发音表达出来，并且用拉丁语的语法形态予以描述。但是，在他介绍汉语的特征时，没有汉字无论如何是相当困难的。最大的问题在于，他并没有介绍汉字学说和拼音文字之间的关系。因此，在阅读的过程中，很多的情形只能根据德文释义和所注的发音来猜究竟是哪个汉字。在介绍到只能根据上下文才能判断词性的时候，穆勒选择了“人”、“父”、“火”、“老”四个字(词)，由于每一个字都可能有名字和动词的含义，因此“上老老”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皇上以礼对待老人”，他解释说，第一个“老”是动词，是以礼对待的意思，而第二个“老”则是宾语，是“老者”的意思。 (72)

结论

汉语之所以一再被研究，早期(17-18世纪)对于传教士来讲基本上是由于学习语言的需要，而当传教士将有关汉语的描述带到欧洲之后，欧洲很多的语言学家、哲学家开始讨论人类的原始语言和通用字符的问题。到了19世纪，由于普通语言学的迅速发展，汉语被认为是与屈折语梵文正相对的孤立语的典型例子，当然需要进行系统的研究。专业汉学建立之后，人们认为，所有汉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是对汉语的了解和最大程度的掌握，因为汉学研究的基础在于对原文史料和文献的语文学式的解读。因此，汉语既有作为掌握这门语言的方法的一面，又有纯粹的语言学研究的一面，并且这两个方面常常是交织在一起的。

穆勒的这本书，如果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仅书名“直毛种的语言”这一说法本身已经很成问题了，再将第三世界的语言纳入其中，更是所谓的“政治不正确”了。尽管穆勒的这一人种语言学的分类法至今仅有百余年的历史，实际上在20世纪上半叶，人们对这样的分类并没有感到惊骇。但今天的人文学者，在看到类似的分类时，的确会惊愕不已。任何学科的分类都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是与时代的整体知识的进展相连的，也会随着时代的不断变化而变化，在中国历史上也不例外。唐代以来，经、史、子、集中国学术系统的分类，一直延续到清代。而清代考据学的全面发展，又逐渐成为了当时中国学术的主流。由乾嘉考据学派生出许多的专门学问，如训诂学、音韵学、古文字学等，也都应运而生。即便是在中国历史上，学科的分类也不是固定不变的。

近代的地理大发现后，特别是近代知识的运用，欧洲学者产生了对人类整体知识的兴趣，这些实际上是全球化的第一批成就。 1878年出生于德国哈雷的学者福尔曼(Carl Faulmann, 1835-1894) 在维也纳编辑出版了《地球上所有时代和所有民族所传承下来的文字和字母手册》。到了1880年，他的这部书已经出版了第二版。 (73) 书中收集了美洲、非洲、亚洲、欧洲三百多种语言和文字的图录。在第二版的前言中提到，其间他还出版了一部《插图本文字的历史》的专著。 (74) 可见当时此类的图书风靡了整个西方知识界。

即便如此，在19世纪末，汉语的研究在当时整体的欧洲学术中，特别是欧洲以外的语言研究中所占的比重依然非常小。 1896年曾经研究过梵文和印度学的汉学家福兰阁(Otto Franke,1863-1946) 就曾很有针对性地指出：

几十年以来，人们满腔热忱地投入对闪族语和梵文及其晚期各种方言甚至埃及语的研究，并得到欧洲政府的大力支持，但针对汉语只能很少地研究，甚或毫无作为。在众多有能力去支持各类可能研究的重点大学中，仅有几所拥有汉语教授职位，但这些大学还认为将其撤销是合情合理的。 (75)

尽管如此，从汉学研究中的汉语研究到普通语言学中的汉语研究，德语世界的研究者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论述到洪堡语言观的局限性时，姚小平指出：

当然，洪堡特有洪堡特的局限，他也无法摆脱印欧语言的优越感，对汉语多多少少持有某种偏识。不过我愿相信，他并没有贬抑任何一种语言的意图；如果说他表露出了这样那样的偏识，那多半是无意识地说出了一代人的流行看法。今天我们回顾洪堡特等人对汉语语法的探索，首先应该看到，他们在这方面远远走在同时代中国学者的前头。那时候中国的小学家们不要说去研究外国语言的语法，就连自己母语的语法，也尚未形成清晰完整的认识。 (76)

我认为，这一评价从整体上来说同样适合于穆勒在《直毛种的语言》中对汉语的认识和描述。

注

(1) 多年前我在波恩的一家旧书店买到了这两本书的合订本，是因为其令人咋舌的书名以及书中有关汉语的描述。不论是弗里德里希·穆勒本人，还是他的这部《直毛种的语言》，在汉语世界中目前尚未有人提及。姚小平《17-19世纪的德国语言学与中国语言学》(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年)虽然涉及语言学与人类学的关系(页108-115) 以及甲柏连孜对汉语的研究(页62-64)，但也并未涉及穆勒及其《直毛种的语言》一书。

(2) Cf.William Jones, Discourses delivered before the Asiatic Society: and miscellaneous papers, on the religion,poetry, literature, etc., of the nations of India. 1824.Printed for CSArnold, p.28.

(3) Cf. Jacob Grimm, Deutsche Grammatik . Zweite Ausgabe.Bd.1. Gottingen: Dieterich,1822.

(4) August Schleicher, Compendium der vergleichenden Grammatik der indogermanischen Sprachen.(Kurzer Abriss der indogermanischen Ursprache,des Altindischen, Altiranischen, Altgriechischen,Altitalischen, Altkeltischen, Altslawischen, Litauischen und Altdeutschen .) 2 Bde. Weimar: Hermann Bohlau (Bd.1 , 1861; Bd.2,1862).

(5)发声学、语言学，是源于希腊语的专业词汇，在今天的德语已经不再使用，而前面所使用的sprachwienschaft(今天的德语写作：Sprachwissenschaft) 是德语化的专用名词。

(6) August Schleicher, Compendium , Bd.1,S.1-2.

(7) Johann Gottfried Herder, Ideen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 ,1784-91 (4 Teile). Somtliche Werke, 33 Bde. Herausgegeben von Bernhard Suphan.Hildesheim: Olms,1967. Bde.XIII+XIV.

(8) (9) (10) 威廉·冯·洪堡特原著，姚小平选编、译注《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页iv-v；页134；页vii。

(11) Heymann Steinthal, Die Klassifikation der Sprachen dargestellt als die Entwicklung der Sprachidee . Berlin1850.S.88-89.

(12) Heymann Steinthal, Charakteristik der hauptschlichenTypen des Sprachbaues . Berlin 1860. S. 107-108.

(13) Francis Bacon,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XI. 1 . London:Everyman's Library, 1962. pp.136-137. 此处译文参考了何莫邪(Christoph Harbsmeier) 着、陈怡译〈中国文字系世界原初文字？ —— 19世纪及此前的西方汉字及汉语研究〉，见《国际汉学》第13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页132。

(14) 参考上揭姚小平著《17-19世纪的德国语言学与中国语言学》，页30。

(15) Francis Lodwick, A Common Writing: / Whereby two,although not under- / standing one the others Language,yet by / the helpe thereof, may communicate / their minds one to another. / Composed by a Well-willer to Learning ./ Printed for the Author, / MDCXLVII.

(16) John Wilkins, An Essay towards a Real Character and a Philosophical Language . London 1668.

(17) John Webb, An Historical Essay. Endeavouring a Probability that the Language of the Empire of China is the Primitive Language Spoken through the Whole World before the Confusion of Babel . London: Gresham College, 1669.

(18) John Webb, The Antiquity of China, or an Historical Essay. Endeavouring a Probability that the Language of the Empire of China is the Primitive Language Spoken through the Whole World before the Confusion of Babel wherein the Customs and Manners of the Chineans are presented and Modern Authors consulted with . Printed for Obadiah Blagrave, at the sign of the Bear in St. Paul's Church-Yard, over against the Little North Door, 1678.

(19)(20)转引自上揭何莫邪着、陈怡译〈中国文字系世界原初文字？ —— 19世纪及此前的西方汉字及汉语研究〉，页137；页152、153。

(21)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Nouveaux Essais surL'entendement humain (Neue Abhandlungen über den menschlichen Verstand), 1704.

(22)转引自孟德卫着、陈怡译《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年，页208。

(23) 1698年10月15日致门采尔，见Leibniz Briefe, 641, 1verso. 转引自上揭何莫邪着、陈怡译〈中国文字系世界原初文字？ —— 19世纪及此前的西方汉字及汉语研究〉，页157。

(24)汉斯·甲柏连孜曾从满文翻译了《四书》、《书经》和《诗经》，并编译了一部有关儒家经典的满文-德文词典(Hans Conon von der Gabelentz (Hrsg.), Sse-schu,Schu-king, Schi-king: in mandschuischer Uebers.Mit e. Mandschu-deutschen Worterbuch . Nendeln,Liechtenstein: Kraus-Reprint, Leipzig 1864) 从而开辟了一条通过满文翻译来研究儒家经典和思想的新方法。

(25) Georg von der Gabelentz, Thai-kih-thu, des Tscheu-tsi Tafel des Urprinzipes, mit Tschu-hi's Commentare nach dem Hoh-pih-sing-li. Chinesisch mit mandschuischer und deutscher übersetzung, Einleitung und Anmerkungen.(Dissertation Dresden,1876).

(26) Hans Georg Conon von der Gabelentz, Chinesische Grammatik, mit Ausschluss des niederen Stils und der heutigen Umgangssprache . Leipzig: Weigel,1881.Reprograph. Nachdruck: Berlin: Deutscher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1953.; 4., unverond. Aufl. Halle (Saale):Niemeyer, 1960. 我手头上的版本系1960年Niemeyer 的版本，系1881年Weigel第一版的重印本。此书扉页上的中文题名为：“光绪七年甲柏连孜汉文经纬立即州位玖书铺”，其中：光绪七年为1881年，“立即州”为当时Leipzig (莱比锡)的音译，“位玖书铺”当是Weigel 出版社的翻译。按：约翰·奥古斯特·戈特洛布·魏格尔(Johann August Gottlob Weigel,1773-1846) 是莱比锡著名的出版商。 1793年起他接管当地著名的穆勒书店(MüLLERsche Buchhandlung)。 1795年他在莱比锡开了一家旧书店，并创立了这家以他的姓氏命名的出版社，主要出版古典语文学方面的专业书籍。

(27) Georg von der Gabelentz, Die Sprachwissenschaft. Ihreb Aufgaben, Methoden und bisherigen Ergebnisse . Leipzig:Weigel Nachf.,2.Aufl. 1901; 1.: 1891. Nachdruck:Tübingen, Narr,1972 (TBL,1).

(28) Hans Georg Conon von der Gabelentz, Chinesische Grammatik .4., unverond. Aufl. Halle (Saale): Niemeyer,1960.S.VIII-S.IV.

(29) 多年来甲柏连孜与硕特保持着密切的书信往来，2008年魏汉茂(Hartmut Walravens) 出版了他们以及席费尔(Anton Schiefer) 在1834至1874年间的书信集：Hartmut Walravens (Hrsg .), “ Freilich lag in den zuueberwindenden Schwierig eiten ein besonderer Reiz”.Briefwechsel der Sprachwissenschaftler Hans Conon von der Gabelentz, Wilhelm Schott und Anton Schiefer1834-1874 (Sinologica Coloniensa 26).Wiesbaden:Harrasowitz Verlag,2008.

(30) Cf. Klaus Kaden, “Die Berufung Georg von der Gabelentz an die Berliner Universit”, in Ralf Moritz(Hrsg.), Sinologische Traditionen im Spiegel neuer Forschungen .Leipzig:Leipziger Universititsverlag,1993.S.75.

(31) 1878年甲柏连孜在《德国东方学会会刊》(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andischen Gesellschaft ) 第32卷上发表〈论汉语语法史及对汉语语法分析的学说〉一文，对他之前的欧洲汉学家在汉语语法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做了系统的梳理和评价。见Hans Georg Conon von der Gabelentz,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Grammatiken und zur Lahre der grammatischen Behandlung der Sprache”, in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andischen Gesellschaft , Bd.32 (1878).S. 601ff.

(32) Stephan Endlicher, Anfangsgründe der chinesischen Grammatik . Wien,1845.

(33) (34) Hans Georg Conon von der Gabelentz, “Beitragzur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Grammatiken und zurLehre der grammatischen Behandlung der Sprache”, in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andischen Gesellschaft , Bd.32 (1878).S.612; S.636- 637.

(35) Hans Georg Conon von der Gabelentz, Die Sprachwissenschaft. Ihre Aufgaben, Methoden und bisherigen Ergebnisse . Leipzig: Weigel Nachf.,2.Aufl.1901; 1.: 1891. Nachdruck: Tübingen, Narr,1972(TBL,1) .

(36) Hans Georg Conon von der Gabelentz, Chinesische Grammatik, mit Ausschluss des niederen Stils und der heutigen Umgangssprache . Leipzig: Weige, 1881l.Reprograph. Nachdruck: Berlin: Deutscher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 1953.; 4., unverand. Aufl. Halle (Saale):Niemeyer,1960.S.121-122.

(37) Friedrich Müller,“Der Verbalausdruck im arischsemitischen Sprachkreis. Eine sprachwissenschaftliche Untersuchung.”In Sitzungsberichte der Kaiserli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in Wien25 ,1857/58,S.379-415.

(38) Matthias Alexander Castrén, Elementa grammatices Syrjaenae . Helsingforsiae:Ex Officina Typographica heredum Simelii,1844;MACastrén, Elementa grammatices Tscheremissae . Kuopio,1845.

(39) Anton Schiefner(Hrsg.), Nordische Reisen und Forschungen von Dr.M.Alexander Castrén .12 Bde.St.Petersburg: Buchdruckerei der Kaiserli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1853-1862.

(40) Budenz József, Magyar-ugor sszehasonlító szótár .Budapest: Tud. Akad.,1873-1881.

(41) Panini's Grammatik / Hrsg., übers., erl.u.mit versch.Indices vers.v.Otto Bothlingk. Leipzig : Haessel,1887.

(42) Sanskrit-Worterbuch / Otto Bohtlingk ; Rudolph Roth.Hrsg. von d. Kaiserl. Akad.d.Wiss. Bearb.7 Bde. St.Petersburg1855-1875.

(43) Otto Bohtlingk, über die Sprache der Jakuten :[Grammatik, Text u.Worterbuch] , St.Petersburg1951.

(44) (45) (46) (47) 洪堡《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第三篇“关于语言与人类划分为诸民族的关系”，见上揭姚小平选编、译注《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第69节，页348；第77节，页360；第78节，页361；页366注1。

(48) Ernst Haeckel, The History of Creation . New York: D.Appleton & Co., 1914.II, p.429.

(49) 甲柏连孜《汉文经纬》分别作“母”和“韵”，参见Hans Georg Conon von der Gabelentz, Chinesische Grammatik, mit Ausschluss des niederen Stils und der heutigen Umgangssprache . Leipzig: Weige, 1881l.Reprograph. Nachdruck: Berlin: Deutscher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1953.;4., unverond. Aufl. Halle (Saale):Niemeyer,1960.S.27-31.

(50) 甲柏连孜作“声”，参见Hans Georg Conon von der Gabelentz, Chinesische Grammatik, mit Ausschluss des niederen Stils und der heutigen Umgangssprache .Leipzig: Weige, 1881l. Reprograph. Nachdruck :Berlin: Deutscher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 1953.; 4.,unverond. Aufl . Halle (Saale): Niemeyer,1960.S.31-34.

(51) (52) (53) 参见Friedrich Müller, Die Sprachen der schlichthaarigen Rassen ,1882.S.399; S.399; Anm.S.399-400.

(54) 这两篇重要的文章见姚小平选编、译注《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页119-202。

(55) 参见Friedrich Müller, Die Sprachen der schlichthaarigen Rassen , 1882.S.400.

(56) Cf.Ebd.,S.404. 见《汉文经纬》第251节。

(57) Hans Georg Conon von der Gabelentz, Chinesische Grammatik, mit Ausschluss des niederen Stils und der heutigen Umgangssprache . Leipzig: Weige, 1881l.Reprograph. Nachdruck: Berlin: Deutscher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1953.; 4., unverond. Aufl. Halle (Saale):Niemeyer,1960.S.121.

(58) (59) (60)Friedrich Müller , Die Sprachen der schlichthaarigen Rassen ,1882.S.403; S.403;S.403-404.

(61) 罗常培〈从“四声”说到“九声”〉，见《罗常培文集》第7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页456。

(62) Joseph Edkin, A grammer of the Chinese colloquial language commonly called the Mandarin dialect . II ed.Shanghai, 1864. 8. Pag.94.11: Secular formation oftone-classes.

(63) (64) Friedrich Müller, Die Sprachen der schlichthaarigen Rassen , 1882.S.413.

(65) 一直到20世纪下半叶，美国汉学家、哲学家们还在争论这一问题。罗斯文(Henry Rosemont) 认为，汉语是没有自然语言句法的人造语言；汉森(Chad Hansen) 则认为，汉语既无语义学上至关重要的概念“真理”，又无句法学上至关重要的概念“句子”；安乐哲(Roger T.Ames) 和郝大维(David L. Hall) 则称，汉语的句子没有句法，是词语的简单排列。参考上揭何莫邪着、陈怡译〈中国文字系世界原初文字？ ——19世纪及此前的西方汉字及汉语研究〉，页163。

(66) 原文为：“Absit ut ad nostras linguas sinicam revocare velin.” 转引自上揭何莫邪着、陈怡译〈中国文字系世界原初文字？ —— 19世纪及此前的西方汉字及汉语研究〉，页159。

(67) (68) (68) Hans Georg Conon von der Gabelentz, Chinesische Grammatik, mit Ausschluss des niederen Stils und der heutigen Umgangssprache . Leipzig: Weige,1881l. Reprograph. Nachdruck: Berlin: Deutscher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1953.;4 .,unverond. Aufl. Halle(Saale): Niemeyer,1960.S.18; S.19; S.113.

(70) 上揭姚小平选编、译注《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页200-201。

(71) Francisco Varo, 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 ,1703. 此书于1802年在福州成书，1703年在广州正式出版。万方济(瓦罗)在华居住长达三十八年之久，曾在1687年被指定为云南和两广代牧。《华语官话语法》原文是西班牙文，2000年出版了英译本，中文版是从英译本转移而来的：瓦罗着，姚小平译《华语官话语法》，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年。

(72) 参见Friedrich Müller, Die Sprachen der schlichthaarigen Rassen,1882.Anm.S.404.

(73) Carl Faulmann, Das Buch der Schrift. Enthaltend die Schriftzeichen und Alphabete aller Zeiten und aller Volker des Erdkreises . Wien:Verlag der kaiserlich koniglichen Staatsdruckerei, 1878.2.verm.und verb.Aufl. 1880.

(74) Carl Faulmann, Illustrirte Geschichte der Schrift . Wien,Pest,Leipzig: A.Hartleben,1880.

(75) Otto Franke, “Die sinologischen Studien und Professor Hirth”, in T'ung Pao 1896,S.242.

(76) 上揭姚小平选编、译注《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序言〉第Viii 页。

谢选骏指出：上述研究课题属于一百多年前的老黄历了。新的研究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

《研究称人类语言可能同源非洲》（Quentin D. Atkinson 《科学》2011-4-16）报道：

新西兰一名研究人员发表报告称，人类语言可能与人类一样，起源于非洲且年代相同。

奥克兰大学生物学博士昆廷·阿特金森以一种文明年代越久远、其语言音素越多的理论为基础，借助世界语言结构图集，分析全球504种语言。

4月14日出版的《科学》杂志刊登阿特金森的这份研究报告。他发现，一些非洲语言音素超过100个，而夏威夷当地土语音素仅13个。英语、法语和德语的音素均在45个左右。

阿特金森随后与其他研究人员用一种概率统计法，依照人类脱氧核糖核酸（DNA）序列，重新绘制印欧语系语言发展图谱，发现印欧语系大约一万年前开始分化扩散，远早于一些历史语言学家推测的年代。

依照这一发现，阿特金森推断人类语言可能全部起源于非洲，时间大约在15万年前洞穴艺术开始阶段。早期人类大约8万年前走出非洲，带走部分音素。

阿特金森说：“人类语言为单一起源，不是独立产生。”一种语言音素数量关联人类扩散至那一地区的时间：年代越早，音素越多。

“我们认为，语言是文明进步的跳板，有助于人们协调与合作……同时可能引起竞争，推动人类发展。”

不仅人类语言可能同源，动物也有自己的语言——

《科学家发现土拨鼠有自己语言会形容人的长相》

（中国新闻网 2011-1-23）报道：

近日科学家发现，土拨鼠(prairie dog)除了有自己的语言以外，字汇至少高达100个单字，还可以警告同伴“敌人来了！”据台湾“今日新闻网”报道，北亚历桑那大学(Northern Arizona University)的研究人员指出，在土拨鼠的语言里，甚至还可以形容不同人类的长相。

土拨鼠的各式叫声如吠叫、鸣叫，其实背后存在着复杂的语言结构，因此当有敌人入侵它们的地盘时，它们可以发出警告声，呼吁同伴赶紧逃命。

研究人员提到，它们语言的丰富程度，可以让它们形容敌人的体型、大小、颜色以及入侵的速度。不管是土狼(coyote)、狗、还是各种鸟类，它们都有自己一套形容的方式，要同伴多加准备。

研究人员将自己藏身至土拨鼠的窝当中，然后把土拨鼠发出的声音录下来，然后再对声音中的音调以及频率加以研究，随后发现它们在不同敌人入侵时，会发出不同的声音。

除此之外，研究人员还请来4位自愿者，充当“要入侵的敌人”，穿上不同颜色的衣服，发现土拨鼠对此反应也不同；同时，土拨鼠也能分辨不同身高的敌人。

研究人员打趣地表示，虽然人类听不懂土拨鼠的各式叫声，但是它们可能就是再说“有个高个穿着蓝T恤来了”或是“有个矮子穿着黄T恤来了”。

谢选骏指出：人類不瞭解鼠類的語言，鼠類更不可能瞭解人類的語言——欧洲語言如何可能理解汉语呢？

【35、彭帅就是武汉病毒】

《快訊！奧委會運動委員會主席確診正在北京隔離》（2022-01-30 德國之聲）报道：

值得註意的是，最新的壹批陽性人員中，也包括國際奧委會運動員委員會主席泰爾霍(Emma Terho)。這名來自芬蘭的退役冰球運動員在其個人推特上稱，她的新冠測試結果呈陽性，正在北京接受隔離。泰爾霍表示，接下來她將通過視頻連線的方式參加各類會議。她強調，在入境中國後、檢出陽性前，她並沒有接觸過其他人。

在去年11月，泰爾霍也曾參加過國際奧委會與中國網球運動員彭帥的視訊對話。彭帥在指責中國退休高官張高麗對其性侵後，壹度在公眾視野中消失，引發了外界的擔心；即便後來她公開露面並與國際奧委會視訊通話，外界依然懷疑其並沒有獲得真正的自由。國際奧委會現在有意在冬奧會期間在中國與彭帥舉行直接會面。

德國代表團則通報稱，截至1月30日，已入境中國的全部146名運動員以及代表團官員皆為陰性。此前，曾有壹名德國先遣團成員在張家口賽區的檢測中被發現呈陽性。德國代表團在1月31日以及2月1日還將有大批人員抵京。

北京冬奧會對相關入境人員實行閉環管理，通俗而言就是所以入境人員在壹個與外界隔離的"防疫泡泡"中，"泡泡"外的中國本土其他人員不與這些入境人員產生物理接觸。中國當局希望以此來杜絕冬奧會的病毒入境風險，從而繼續在國內維持清零防疫政策。

根據冬奧會的防疫規定，閉環區域內的所有人員每天都必須要接受核酸檢測，壹旦被檢出陽性就會被送入隔離賓館，而解除隔離的條件則是至少相隔24小時的兩次核酸檢測皆呈陰性。

連續幾天來，冬奧組委會每天都通報數十起新增感染病例。就在前壹天，"防疫泡泡"內也發現了36起陽性病例。

分析人士還擔心，超強傳播力的奧密克戎變種病毒依然有機會突破"防疫泡泡"，造成大範圍的新壹輪本土傳播疫情。就在1月30日，北京市政府通報單日新增20起病例。這也是2020年6月以來的新高。市政府已經對多個居民小區的逾6萬居民執行封閉式管控，並且對大約200萬居民實行大規模核酸檢測。在全國範圍內，當天中國國家衛健委通報了54起本土傳播新增病例。

网民嚎叫：

WHBD 2022年01月30日 16:22

二胖要參加開幕式，應該做武漢病毒測試吧？

WHBD 2022年01月30日 16:21

二胖做過武漢病毒測試嗎？

integrity001 2022年01月30日 12:14

恶意入境！比恶意返乡更具有政治动机。五毛小粉红们，一拥而上啊。

七号洞 2022年01月30日 12:00

Good news!

g2j2 2022年01月30日 11:42

关心彭帅、牵挂新疆人权的外观运动员，都有很大可能被检测出阳性，不抵制，就整你！

穗之风 2022年01月30日 11:35

入境中国后、检出阳性前，她并没有接触过其他人。她去的是羌塘无人区吗？

FANRENINUS 2022年01月30日 11:29

隔离3周，然后驱逐出境。保留今后追究千里投毒的刑事责任。

对对眼 2022年01月30日 11:00

当心被共匪小粉红们骂成千里恶意投毒犯，嘿嘿嘿嘿

谢选骏指出：彭帅就是武汉病毒，所以需要隔离起来。而且不止——彭帅比武汉病毒还要危险，这个奧委會運動委員會主席仅仅打算接触彭帅，就被確診隔離了。所以只能远距视频，千万不能以身试法。啊METOO佛。

【36、七十年周期——新冠病毒从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

《为什么说新冠病毒可能是从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的》（ALINA CHAN 2024年6月5日）报道：

周一，安东尼·福奇回到美国国会的会议室，在众议院调查新冠病毒大流行委员会前作证。他被问及与政府处理新冠病毒有关的几个话题，包括他在2022年退休之前一直领导的国家过敏症与传染病研究所如何支持了一家中国研究所从事高风险病毒研究工作，该研究所的工作可能导致了这次大流行。

四年多来，条件反射式的党派政治阻碍了人们探寻这场影响我们所有人的灾难的真相。据估计，全球至少有2500万人死于新冠病毒，美国的死亡人数超过了100万。

尽管大流行的起因一直备受争议，但越来越多的证据——从通过《信息自由法》获取的公共记录、用在线数据库进行的数字调查、分析病毒及其传播的科学论文，以及来自美国政府内部的泄密——表明，大流行发生最有可能的原因是，病毒从中国武汉的一个研究实验室泄漏出来了。如果是这样，那将是科学史上代价最惨重的事故。

以下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

1. 导致大流行的SARS类病毒出现在武汉，世界上最重要的SARS类病毒研究实验室就设在这座城市。

· 在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领导一个科学家团队十多年来一直在寻找SARS类病毒。

· 他们的研究表明，与导致此次大流行的SARS-CoV-2病毒最相似的病毒在距离武汉约1600公里的蝙蝠中传播。石正丽团队的科学家多次前往云南省收集这些蝙蝠病毒，并将搜索范围扩大到了东南亚。中国其他地区的蝙蝠未被发现携带与SARS-CoV-2密切相关的病毒。

· 这些科学家们直到2019年都在提出，即使在离这些病毒自然存在的热点地区（如中国西南部和东南亚的蝙蝠洞穴）附近，蝙蝠冠状病毒向人类溢出的情况也很罕见。

· 当新冠病毒的暴发被发现时，石正丽最初曾琢磨过这种新型冠状病毒是否来自她的实验室的问题，她说，她从未预料到这种暴发会发生在武汉。

· SARS-CoV-2病毒具有极强的传染性，能像野火一样从一个物种跨越到另一个物种。然而，这个病毒没有在它的源头留下任何已知的感染踪迹，也没有在它出现在武汉之前的1600公里沿途留下任何已知的感染踪迹。

2. 在疫情暴发的前一年，武汉病毒研究所曾与美国的合作伙伴一起提出了制造具有SARS-CoV-2特征的病毒的建议。

· 石正丽的团队对冠状病毒如何从一个物种跳跃到另一个物种极感兴趣。为了寻找病毒，他们从蝙蝠和其他动物身上采集了样本，也从居住在携带这些病毒的动物附近，或与野生动物贸易有关的病人身上采集了样本。这项工作的大部分是与生态健康联盟合作进行的。生态健康联盟是一家总部设在美国的科学组织，自2002年以来，该组织获得了8000多万美元的联邦资金，用于研究新发传染病的风险。

· 该实验室进行了让病毒变得更具传染性的高风险研究：从受感染的动物样本中培养出冠状病毒，经过基因重建和重组，创造出自然界中未知的新病毒。然后用这些新病毒来感染实验用的蝙蝠、猪、灵长类动物和人类的细胞，并用其来感染果子狸和人源化小鼠（用人类基因改造过的小鼠）。从本质上说，这一过程迫使这些病毒适应新的宿主物种，发生了有利于生存的突变的病毒，最终脱颖而出。

· 石正丽团队曾在2019年公开过一个数据库，里面有对超过2.2万个采集来的野生动物样本的描述。但到2019年秋季时，该数据库不再对外开放，即使在大流行开始后，也没有与与美国合作者共享过该数据库，而采集来的如此丰富的病毒资源本该对追踪SARS-CoV-2的起源最为有用。目前尚不清楚武汉病毒所是否拥有引发大流行的新冠病毒的前体。

· 2021年，“截击”网站公布了一份泄露出来的2018年为一个名叫“化解”(Defuse)的项目提交的资金申请，申请书将研究描述为生态健康联盟、武汉病毒所和北卡罗来纳大学的拉尔夫·巴里克的合作项目，后者多年来一直处于冠状病毒研究的前沿。这份申请书描述了制造与SARS-CoV-2惊人地相似的病毒的方案。

· 冠状病毒之所以得其名，是因为它们的表面布满了刺突蛋白，看上去像是带刺的花冠，冠状病毒用这些刺突侵入动物细胞。“化解”项目提出寻找并制造带有一个独特性质的刺突蛋白——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的SARS相关冠状病毒。该特征增强了SARSCoV2在人类中的传染性，使其能够引发大流行。“化解”项目从未得到美国的资助。不过，福奇在周一的听证会上解释说，武汉病毒所开展自己独立的研究不需要依靠美国的资助。

· 虽然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可能是自然演化的结果（正如在一些远缘冠状病毒中看到的那样），但在科学家已登记在案的数百种SARS类冠状病毒中，SARSCoV2是唯一已知的在刺突中具有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的病毒。其基因数据表明，该病毒在引发大流行前不久才获得了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

· 从根本上说，一种前所未见的、具有新引进的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的SARS类冠状病毒，也就是与武汉研究所“化解”项目描述的病毒相吻合的病毒，在申请书起草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在武汉引发了疫情。

· 在大流行2020年开始肆虐之际，武汉病毒所的科学家们发表了对以后的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新冠病毒疾病研究论文，但他们没有在论文中提该病毒的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而根据他们自己写的资金申请，这正是他们本该注意到的一个特征，这个特征很快就被其他科学家认识到了。

· 更糟糕的是，随着大流行的进一步蔓延，武汉科学家的美国合作者们并没有将“化解”计划的存在公开出来。生态健康联盟总裁彼得·达扎克最近向国会承认，他不了解武汉病毒所2015年后采集到的病毒样本，也从未问过该实验室的科学家，他们是否已经开始了“化解”项目中所描述的工作。今年5月，拜登政府以生态健康联盟没有对武汉病毒所进行的高风险实验进行监管为由，暂停了联邦政府向该组织和达扎克提供的所有资金，并启动了禁止他们今后获得联邦资金的程序。福奇在周一的听证会上说，他支持暂停和禁止生态健康联盟获得联邦资金的决定。

· 另外，巴里克在国会作证时描述了他的研究小组与武汉病毒所之间的竞争性互动，他告诉国会，该所的科学家们可能不会与他分享他们最有意思的、新发现的病毒。该研究所与巴里克之间的往来文件和电子邮件仍未向公众公开，而公开这些文件和电子邮件往来的诉讼也在激烈进行中。

· 到头来，美国的合作伙伴们很可能只了解武汉病毒所的研究的一小部分。据美国情报来源称，该研究所的一些病毒研究是保密的，保密研究或是与中国军方合作、或是受雇于军方进行的。福奇在周一的国会听证会上多次承认，对武汉病毒所的实验缺乏了解，他说：“我们不可能知道在中国、在武汉，或者在其他地方发生的所有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说的，我在TI里也说过，”TI指的是该委员会对他进行的有笔录的问询，“我对病毒起源持开放态度。”

3. 武汉病毒所在生物安全等级低的实验室进行了这类工作，不可能控制住由空气传播的、具有像SARS-CoV-2这样的传染性的病毒。

· 跟活病毒打交道的实验室通常分为四个生物安全等级（安全性从低到高分为生物安全1级、2级、3级和4级），这些安全等级根据每种病原体的特性，描述了被认为是足够安全的实验操作。武汉病毒所的科学家们在不合适的低生物安全等级下进行了SARS类病毒研究。

· 石正丽团队在一项实验中，用基因工程技术改造出一种出人意料的致命SARS类病毒（该病毒与SARS-CoV-2没有密切关系），这种病毒在人源化小鼠的肺和大脑中展现出的数量是改造前的1万倍。武汉病毒所的科学家在生物安全等级低、包括生物安全2级的实验室里用这些活病毒做实验。

· 即使在生物安全3级的更严格条件下，也无法完全阻止SARS-CoV-2病毒的逃逸。大流行进入第二年时，该病毒感染了一名在台湾一个生物安全3级的实验室工作的研究助理，那之前，台湾还没有出现过一例新冠病毒感染病例。该研究助理已经完成了当时所有的疫苗接种，她在失去嗅觉后才做了病毒检测，做检测之前已与100多人有过密切接触。即使在生物安全等级最高的实验室，也有人为错误导致接触病源体的可能性，对在生物安全等级低的实验室进行传染性病原体研究的科学家来说，风险要大得多。

“化解”项目资金申请的一份早期草稿中写道，武汉病毒所将在生物安全2级实验室开展病毒工作，这使其“极具成本效益”。巴里克在草稿中加了一条批注，强调了对防止可能感染人类细胞的SARS类病毒来说使用生物安全3级实验室的重要性，他写道“美国研究人员可能会很害怕”。几年后，在SARS-CoV-2导致了数百万人死亡后，巴里克在写给达扎克的信中说：“我毫不怀疑他们遵循了国家制定的规则，在生物安全2级实验室里开展了工作。是，中国有权制定自己的政策。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相信这是适当的防范措施，但不要指望我也相信。此外，不要试图用这些废话来侮辱我的智商。”

SARS-CoV-2是一种诡秘的病毒，能通过空气高效传播，引发一系列与其他常见呼吸道疾病相似的症状，并让感染者在症状出现之前感染别人。如果该病毒是2019年从一个生物安全2级实验室泄漏出来的话，这次泄漏很有可能不会被发现，直到为时已晚。

一个骇人的细节是，石正丽团队的科学家在2019年秋季就出现了类似新冠病毒疾病的症状，这个泄露给《华尔街日报》的细节已得到现任和前任美国政府官员的证实。其中一名科学家的名字在“化解”项目资金申请中是作为病毒工作负责人出现的。该细节中的科学家否认他们曾患病。

4. 新冠病毒来自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某个动物的假说没有强有力的证据支持。

中国调查人员2019年12月作出的假设是，新冠病毒暴发在一个位于闹市区的市场，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到那里买东西。他们寻找早期病例时带有这种认识上的偏见，这意味着与市场无关或远离市场的病例很可能被遗漏了。让事情变得更糟的是，中国当局封锁了与该市场无关的早期病例的报道，并以生物安全预防措施为由，在2020年1月3日下令销毁了来自早期患者的样本，这让了解新冠病毒疾病最早期病例的完整情况变得几乎不可能。外界仍无法获得有关2019年11月和12月的几十例早期病例的信息。

两篇2022年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论文为SARS-CoV-2是从武汉海鲜市场里人与动物的接触中自然出现的提供了最有力的论据支持，这两篇论文的重点是早期病例分布图，并断言新冠病毒在2019年两次在海鲜市场从动物跳跃到人类身上。最近，这两篇论文已遭到了其他病毒学家和科学家的反驳，反驳者令人信服地证明，现有的市场证据不能区分市场发生的人类超级传播者事件与自然溢出事件。

此外，现有的基因和早期病例数据显示，所有已知的新冠病毒感染病例都可能源于一次SARS-CoV-2向人类的跳跃，武汉那家市场的疫情可能是在病毒已在人类当中传播之后发生的。

没有一只得到过证实的在市场或其供应链中被感染的动物。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大流行始于华南海鲜市场，这个事实将病毒在武汉出现的矛头径直指向其独有的研究SARS类病毒的实验室。

5. 如果说病毒来自野生动物贸易的话，关键的证据仍然缺失。

尽管对从事动物贸易和与市场有关的人员进行了深入调查，但调查人员并未报告发现有动物被人类之外的途径传染了SARS-CoV-2病毒。然而，尽管20年前的病毒鉴定技术不如现在的先进，但在以前SARS和MERS疫情暴发的几天内，调查人员就找到了受感染动物源以及与其相关的证据。

尽管武汉是拥有追踪新型SARS类病毒方面世界领先专业知识的病毒猎寻者的基地，但调查人员一直没有收集到或没有报告过预计存在的关键证据——如果新冠病毒源自野生动物贸易的话。例如，调查人员一直没有确定最早的已知患者是否在患病前接触过中间宿主动物。没有抗体证据表明，武汉从事动物贩卖的人与SARS类病毒有经常性的接触，如果病毒源于动物的话，这会是预料之中的情况。

科学家们能用当今的技术检测到呼吸道病毒（包括 SARS、MERS，以及流感）在动物中的传播，以及在传播过程中不断进行的跨越物种尝试。值得庆幸的是，这些病毒变异体在跨越到一个新物种之后通常传播效果不佳，往往会在感染了少数宿主之后逐渐消失。相比之下，病毒学家和其他科学家一致认为，SARS-CoV-2几乎不需要任何适应就能在人类和其他动物中迅速传播。这个病毒似乎在其唯一一次被检测出跳跃到人类传播后，就成功地引发了大流行。

大流行可能会由数百种病毒中的任何一种引发，可能会在以万为计的野生动物市场中的任何一个、在以千为计的城市中的任何一个发生，也可能在任何一年发生。但引发这次大流行的是一种在武汉出现的具有独特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的SARS类冠状病毒，而且是在科学家们提出收集和制造有相同设计的病毒，有时是在生物安全条件不充分的情况下工作，不到两年后出现的。

虽然几种自然溢出的可能性仍然存在，而且我们仍对石正丽团队和其他研究人员在武汉病毒所进行的病毒研究缺乏足够的了解，但实验室事故是这场大流行如何开始的最容易得出的解释。

据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情况，调查人员应该顺着最有力的线索，用法庭传唤来获得所有武汉病毒所的科学家与国际合作伙伴之间的交流，包括未发表的研究提案、手稿、数据和商业订单。特别是2018年和2019年（即新冠病毒疾病出现前的关键两年）的交流，很可能具有启发性（而且不需要得到中国政府的配合就能获得），但在大流行开始已经四年多后，公众仍没有看到这些交流。

无论大流行始于实验室工作台还是市场摊位，不可否认的是，美国联邦资金帮助武汉病毒所建立了前所未有的SARS类病毒收藏，并支持了增强这些病毒性能的研究工作。倡导和为武汉病毒所提供过资金的人，包括福奇在内，应该配合调查，帮助找到并弥补让这类危险工作成为可能的漏洞。世界绝不能继续承担可能引发大流行的研究工作所带来的无法容忍的风险。

对大流行根源的成功调查将有能力打破数十年来科学界在病原体研究安全方面的僵局，让各国政府能确定如何花数十亿美元来预防未来的大流行。可信的调查还将通过证明确实有可能追究造成病毒大流行者的责任，来阻止未来的疏忽和欺骗行为。最后但同样最重要的是，各国人民都需要看到他们的领导人——尤其是他们的科学家——带头找出引发这场震惊世界事件的原因。这样做才能恢复公众对科学和政府领导力的信任。

美国政府进行的彻底调查可能会发现更多的证据，同时激励举报人鼓起勇气，寻找机会。这也会向世界表明，美国领导人和科学家们并不惧怕大流行背后的真相。

谢选骏指出：人问——“为什么说新冠病毒可能是从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的”？我看——因为这是“七十年周期的宿命”——1949至2019年！2019年，新冠病毒从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这是我在1999年从《圣经·以西结书》中获得的“巴比伦之囚七十年”的神圣启示。苏联就是七十多年“无疾而终”的！

七十年周期——新冠病毒从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类似于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那是1986年4月26日，距离1917年的“十月革命”也是将近七十年。

【37、清末五族共和即汉满蒙回藏的回，是指回疆，并非指回民】

网文《回部》报道：

1910年代俄羅斯《軍事百科全書》中喀什周邊被稱為喀什噶利亞（Кашгария）

回部，又稱回疆（穆麟德轉寫：hoise jecen），中國清代指新疆（西域）天山以南地區，別稱「南疆」[1]。因清代稱此地居民為回人（穆麟德轉寫：hoise，主要指現代維吾爾人的祖先），故名回部[2]。其地大致相當於今新疆天山以南地區塔里木盆地周圍[1]。回部與天山北路的準部相對，並稱「南回北準」。光緒年間新疆建省，回部成為新疆省的一部份。

廣義的回部有時也包括中國境外以西費爾干納盆地至阿富汗一帶與新疆聯繫密切的安集延、納曼干、浩罕等信奉伊斯蘭教的部落。

地理範圍

乾隆年間吐魯番郡王額敏和卓及其子蘇賚璊所築之蘇公塔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平定大小和卓之亂後，西域盡入清朝版圖，稱為「西域新疆」，後簡稱「新疆」。新疆分為南北二部分，天山以北的蒙古準噶爾故地為「準部」，天山以南的葉爾羌國故地為「回部」，天山以西的布魯特等游牧部落有時也包括在內[3]。

南八城

回部不設郡縣，而是劃分為以大城市為中心的九個轄區，即喀喇沙爾（今焉耆縣）、庫車、阿克蘇、烏什（今烏什縣）、喀什噶爾（今喀什市）、葉爾羌（今莎車縣）、和闐、吐魯番、哈密。喀什噶爾的屬城英吉沙爾（今英吉沙縣）有時也視為單獨一城。其中喀喇沙爾、庫車、阿克蘇、烏什合稱東四城，喀什噶爾、英吉沙爾、葉爾羌、和闐合稱為西四城，東四城、西四城合稱「南八城」（與新疆北部伊犁等城相對）或「八城」，與天山北路的伊犁、烏魯木齊等城相對。有時回部的範圍僅指「八城」，不包括哈密和吐魯番。

六城

與回部接近的地理概念有維吾爾文中的六城[註 1]，即六大回城，一般指喀什噶爾、英吉沙爾、葉爾羌、和闐（額里齊）、阿克蘇、庫車[4]。一說有烏什而無英吉沙爾。六城並非僅指六座城市，而是泛指以六城為中心的塔里木地區。近代西方人將六城地區稱為「喀什噶利亞」（Kashgaria），將六城以外的哈密和吐魯番稱為「維吾爾斯坦」（Uyghurstan）。

七城

清代晚期又出現了「七城」的說法。同治年間入侵新疆的阿古柏，扶植張格爾之子布素魯克建立了「哲德沙爾汗國」，哲德沙爾（Yeti-shahr）即七城之意，可能指喀什噶爾、英吉沙爾、葉爾羌、和闐、阿克蘇、庫車、烏什（或喀喇沙爾）。

喀什噶利亞

喀什噶利亞（俄語：Кашгария，英語：Kashgaria），西方人用於描述中華人民共和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南部的一個歷史地理名稱，是以其重要城市喀什噶爾（今喀什）的名字命名的[5]。俄羅斯人稱小布哈里亞。

行政制度

駐紮大臣和伯克制

回部每城置駐紮大臣一至二員，其下置伯克，依當地習俗管理穆斯林事務。除哈密、吐魯番以外，各處大臣從屬於總理回疆事務參贊大臣（通常稱為喀什噶爾參贊大臣）。哈密、吐魯番兩地大臣隸屬於烏魯木齊都統。喀什噶爾參贊大臣與烏魯木齊都統皆受伊犁將軍節制。

駐防的八旗、綠營兵丁在各城附近修築規模略小的城堡，稱為「滿城」或「漢城」，供滿洲、蒙古、漢人官員及旗人居住，並駐紮軍隊。原有的舊城則稱為「回城」，由伯克按照伊斯蘭教法管理。各大臣所駐之城兼轄其周邊較小的城鎮和村莊，大者稱為「回城」，小者稱為「回莊」。

光緒十年（1884年）置新疆省，實行郡縣制，駐紮大臣、都統、伯克等官職隨即廢除。回部各城改設哈密直隸廳、吐魯番直隸廳、阿克蘇直隸州（後升為溫宿府）、喀喇沙爾直隸廳（後升爲焉耆府）、庫車直隸州、烏什直隸廳、疏勒直隸州（後升爲疏勒府）、莎車直隸州（後升爲莎車府）、英吉沙爾直隸廳、和闐直隸州。民國後期，回部之名不再通行。

所屬區域哈密、吐魯番

哈密與吐魯番是天山以南最早歸附清朝的地區。朝廷冊封當地維吾爾首領為世襲的札薩克，授以王爵。兩地享有很大的自治權利，與蒙古諸旗相似。兩地還設有監督札薩克的駐紮大臣，即哈密辦事大臣和吐魯番領隊大臣。駐紮大臣統領當地的駐軍，受烏魯木齊都統節制。

喀喇沙爾

喀喇沙爾所轄城、村有：特伯勒古、塔噶爾齊、楚輝、烏沙克塔勒、碩爾楚克、博爾海、哈喇噶阿璊、庫隴勒、車爾楚、策特爾、英噶薩爾、玉古爾、鄂頗爾、裕勒都斯、哈布齊垓、察罕通格。

庫車

庫車所轄城、村有：托和鼐、阿巴特、裕赤哈喇、阿勒玉蘇布、特勒伯、哈喇阿薩爾、常格、哈魯納斯、庫克體騫、達烏圖、贏和、特克集、奇里什、額什克巴什。

庫車兼轄之沙雅縣：

沙雅縣、托伊博羅多、喀伊木阿塔、塔里木、查盤、塔木根庫勒、庫克布葉、哈爾噶齊、坡斯、葉勒阿里克、葉伊勒干、布古斯孔郭爾郭。

阿克蘇

烏什

烏什又稱圖爾璊。準噶爾佔據天山南路後，將烏什回人遷往固勒扎（伊犁）為其種地，又將吐魯番的回人遷徙至烏什。吐魯番人懷念故地，遂將烏什稱作吐魯番，轉音為圖爾璊。清軍平定回部後，定名烏什。烏什境內地名也多與吐魯番相同。

烏什所轄城、村有：哈喇和卓、闢展、雅爾、洋赫、森尼木、魯克察克、巴什雅克瑪、古木克齊克、色帕爾拜、沙圖、必特克里克、古古爾魯克、連木齊木、雅木什、英額阿里克、罕都、布干、呼蘭齊克、扎木必勒阿斯提、齊都伯、素袞。

喀什噶爾

喀什噶爾為喀什噶爾參贊大臣駐地。其滿城名為徠寧城。

喀什噶爾所轄城、村有：伯什克勒木、伊克斯哈拉、牌租阿巴特、阿爾巴特、汗阿里克、塔什巴里克、赫色勒布伊、托璞魯克、提斯袞、岳譜爾和（今岳普湖縣）、英吉沙爾（今英吉沙縣）、塞爾們、哈喇刻爾、托克庫爾薩克、鄂坡勒、阿斯騰阿喇圖什、鄂什、霍爾干、玉斯屯阿喇圖什、阿喇古、巴爾昌、和什庫珠克、阿喇楚勒（阿爾楚爾）、葉什勒庫勒（蘇滿）。

葉爾羌

葉爾羌所屬回城、回莊有：伯什恰特、雅哈阿里克、坡斯恰木、哈爾噶里克、貝拉、楚魯克、伯什阿里克、皮什南、托古斯恰特、固璊（今皮山縣）、章固雅、薩納珠（桑珠）、木濟、袞得里克、都漥、阿克阿里克、皮雅勒阿勒璊、鄂湍楚魯克、舒帖、呼木什恰特、裕勒阿里克、阿喇勒、喀瑪喇克、喇巴特齊、伊奇蘇凝阿喇斯、哈喇古哲什、和什阿喇布、庫克雅爾、英額齊盤、色勒庫爾（色勒克郭勒）、鄂爾多諤斯騰、密什雅爾、汗阿里克、塔噶爾齊、阿布普爾、拜林、庫勒塔里木、呼拉瑪（呼爾璊）、巴爾楚克（今巴楚縣）、察特西林、塞爾勒克、喀爾楚。[6]

參考文獻

引用

新疆人口组成(一、历史上的南回北准). 民族史. [201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11-16）.

《皇朝藩部要略》卷十五：「回部不詳其世系，……，相傳祖瑪哈麻，教以事天為本，重殺，不食犬、豬肉，嘗以白布蒙頭，故稱曰纏頭回，又稱曰白帽回。」

黑龍江教育出版社. 清代回疆法律制度研究. 2003-09-01: 18～35. ISBN 9787531640967.

七十一（人名，號椿園），《西域聞見錄》

陳學迅. 《福乐智慧》和喀什噶利亚的大唐遗风. 新疆天山網. 2006-03-07 [2019-06-0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06-09）.

《一統志》葉爾羌

來源

嘉慶《大清一統志》

《清史稿》，中華書局排印本

祁韻士著，張穆改定，包文漢整理，1987，《清朝藩部要略稿本》（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

費正清、劉廣京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譯室譯，1993，《劍橋中國晚清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谢选骏：清末五族共和即汉满蒙回藏的回，是指回疆，并非指回民也就是现在的“回族”（）。

网文《回疆》报道：

回疆（漢語拼音：huí jiāng）清代對新疆天山南路的通稱。該地為維吾爾族、烏孜別克族所聚居，清朝對該地信仰伊斯蘭教的少數民族多稱為"纏回"，故名。亦稱“回部”。

具體範圍界定為，天山以南，崑崙山以北，東界為玉門關、陽關，西界在帕米爾高原，即今新疆南疆及東疆吐魯番、哈密兩地。中間有庫魯克塔格山相隔，形成兩個相對獨立的區域，其西部為塔里木盆地，東部為吐魯番盆地。

回部與天山北路的準部相對，並稱“南迴北準”。光緒年間新疆建省，回部成為新疆省的一部份。

地理範圍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平定大小和卓之亂後，西域盡入清朝版圖，稱為“西域新疆”，後簡稱“新疆”。新疆分為南北二部分，天山以北的蒙古準噶爾故地為“凖部”，天山以南的葉爾羌國故地為“回部”。

八城

回部不設郡縣，而是劃分為以大城市為中心的九個轄區，即喀喇沙爾（今焉耆縣）、庫車、阿克蘇、烏什、喀什噶爾（今喀什市）、葉爾羌（今莎車縣）、和闐、吐魯番、哈密。喀什噶爾的屬城英吉沙爾有時也視為單獨一城。其中喀喇沙爾、庫車、阿克蘇、烏什合稱東四城，喀什噶爾、英吉沙爾、葉爾羌、和闐合稱為西四城，東四城、西四城合稱“八城”或“南八城”，與天山北路的伊犁、烏魯木齊等城相對。

有時回部的範圍僅指“八城”，不包括哈密和吐魯番。

六城

與回部接近的地理概念有維吾爾文中的六城（Alti-shahr），即六大回城，一般指喀什噶爾、英吉沙爾、葉爾羌、和闐（額裏齊）、阿克蘇、庫車 [3] 。一説有烏什而無英吉沙爾。六城並非僅指六座城市，而是泛指以六城為中心的塔里木地區。

近代西方人將六城地區稱為“喀什噶里亞”（Kashgaria），將六城以外的哈密和吐魯番稱為“維吾爾斯坦”（Uyghurstan）。

七城

清代晚期又出現了“七城”的説法。同治年間入侵新疆的阿古柏，扶植張格爾之子布素魯克建立了“哲德沙爾國”，哲德沙爾（Yeti-shahr）即七城之意，可能指喀什噶爾、英吉沙爾、葉爾羌、和闐、阿克蘇、庫車、烏什（或喀喇沙爾）。

行政制度

建省前

清代新疆回部都統、駐紮大臣轄區

將軍

都統、參贊大臣

辦事大臣、領隊大臣

轄區

伊犁將軍（總統伊犁等處將軍）

烏魯木齊都統

哈密辦事大臣

哈密

吐魯番領隊大臣

吐魯番

總理回疆事務參贊大臣

喀什噶爾辦事大臣

喀什噶爾

英吉沙爾領隊大臣

英吉沙爾

葉爾羌辦事大臣

葉爾羌

和闐辦事大臣

和闐

阿克蘇辦事大臣

阿克蘇、賽喇木、拜城

烏什辦事大臣

烏什

庫車辦事大臣

庫車、沙雅爾

喀喇沙爾辦事大臣

喀喇沙爾

駐防的八旗、綠營兵丁在各城附近修築規模略小的城堡，稱為“滿城”或“漢城”，供滿洲、蒙古、漢人官員及旗人居住，並駐紮軍隊。原有的舊城則稱為“回城”，由伯克按照伊斯蘭教法管理。各大臣所駐之城兼轄其周邊較小的城鎮和村莊，大者稱為“回城”，小者稱為“回莊”。

建省後

清末新疆省

光緒十年（1884年）置新疆省，實行郡縣制，駐紮大臣、都統、伯克等官職隨即廢除。回部各城改設哈密直隸廳、吐魯番直隸廳、阿克蘇直隸州（後升為温宿府）、喀喇沙爾直隸廳（後升為焉耆府）、庫車直隸州、烏什直隸廳、疏勒直隸州（後升為疏勒府）、莎車直隸州（後升為莎車府）、英吉沙爾直隸廳、和闐直隸州。民國後期，回部之名不再通行。

設置官吏

清朝在回疆的管理體制不一。

在塔里木盆地，清朝設立“總理各回城事務參贊大臣”（亦稱喀什噶爾參贊大臣），管轄回部喀什噶爾（今喀什）、英吉沙爾、葉爾羌（今莎車）、和闐（今和田）、烏什、阿克蘇、庫車、喀喇沙爾（今焉耆）等城辦事、領隊大臣及其軍政事務，同時參照內地官制改造回疆舊有的伯克制度，任命維吾爾上層為各級伯克，管理各城、村事務。

東部吐魯番、哈密兩地，清朝實行軍、民兩套體制並行的政策，軍政方面設立吐魯番領隊大臣、哈密辦事大臣，受制於烏魯木齊都統；民政方面，設吐魯番直隸廳，隸屬迪化直隸州，哈密設理事糧廳，屬鎮西府，迪化州、鎮西府組成鎮迪道而隸屬於甘肅省。吐、哈兩地維吾爾上層因歸屬清朝較早，且參加平定回疆叛亂有功而被授予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等爵位，實行札薩克制度，擁有世襲領地，但受本城大臣監督。 [1]

駐防的八旗兵丁在各城附近修築規模略小的要塞，稱為“滿城”或“漢城”，供滿、蒙、漢人官員及旗人居住，並駐紮軍隊。原有的舊城則稱為“回城”，由伯克按照伊斯蘭教法管理。 [2]

所屬區域

喀喇沙爾

庫車

庫車所轄城、村有：託和鼐、阿巴特、裕赤哈喇、阿勒玉蘇布、特勒伯、哈喇阿薩爾、常格、哈魯納斯、庫克體騫、達烏圖、贏和、特克集、奇裏什、額什克巴什。

庫車兼轄之沙雅爾沙雅爾、託伊博羅多、喀伊木阿塔、塔里木、查盤、塔木根庫勒、庫克布葉、哈爾噶齊、坡斯、葉勒阿里克、葉伊勒幹、布古斯孔郭爾郭。

烏什

烏什所轄城、村有：哈喇和卓、闢展、雅爾、洋赫、森尼木、魯克察克、巴什雅克瑪、古木克齊克、色帕爾拜、沙圖、必特克里克、古古爾魯克、連木齊木、雅木什、英額阿里克、罕都、布幹、呼蘭齊克、扎木必勒阿斯提、齊都伯、素袞。

喀什噶爾

喀什噶爾為喀什噶爾參贊大臣駐地。其滿城名為徠寧城。

喀什噶爾所轄城、村有：伯什克勒木、伊克斯哈拉、牌租阿巴特、阿爾巴特、汗阿里克、塔什巴里克、赫色勒布伊、託璞魯克、提斯袞、嶽譜爾和（今嶽普湖縣）、英吉沙爾（今英吉沙縣）、塞爾們、哈喇刻爾、托克庫爾薩克、鄂坡勒、阿斯騰阿喇圖什、鄂什、霍爾幹、玉斯屯阿喇圖什、阿喇古、巴爾昌、和什庫珠克、阿喇楚勒（阿爾楚爾）、葉什勒庫勒（蘇滿）。

葉爾羌

葉爾羌所屬回城、回莊有：伯什恰特、雅哈阿里克、坡斯恰木、哈爾噶裏克、貝拉、楚魯克、伯什阿里克、皮什南、託古斯恰特、固璊（今皮山縣）、章固雅、薩納珠（桑珠）、木濟、袞得裏克、都漥、阿克阿里克、皮雅勒阿勒璊、鄂湍楚魯克、舒帖、呼木什恰特、裕勒阿里克、阿喇勒、喀瑪喇克、喇巴特齊、伊奇蘇凝阿喇斯、哈喇古哲什、和什阿喇布、庫克雅爾、英額齊盤、色勒庫爾（色勒克郭勒）、鄂爾多諤斯騰、密什雅爾、汗阿里克、塔噶爾齊、阿布普爾、拜林、庫勒塔里木、呼拉瑪（呼爾璊）、巴爾楚克（今巴楚縣）、察特西林、塞爾勒克、喀爾楚。

谢选骏指出：所谓“回疆”，都在现今的新疆——由此可见，散居中国内地的“回民”、“回族”，并非清末五族共和即汉满蒙回藏的回，更非五族之一。“回”就是“所有穆斯林”的總稱。

【38、秋瑾怒斥鲁迅汉奸】

《秋瑾曾与鲁迅大打出手，她拿把刀插在桌子上，对鲁迅破口大骂！》（2021-08-28 新深一度）报道：

秋瑾对国家的热爱与情感是多数人都比不上的。而周树人先生也是一位杰出的文学作品家，读书时期的书本上不少学习过周先生的作品与文章，那热爱国家的情感通过书中的一词一句都能深深地感受到，激烈着我们作为一名中国人的热血气概，所以，周先生是后代所不能超越的文人英雄。

秋瑾和周先生曾结交于日本，两人都为我国的革命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秋瑾是一名众人称赞的女英雄，她为革命事业甘愿牺牲自己宝贵的生命。而周先生也是一个文人志士，他是没有秋瑾那么激烈，但是周先生手中的笔便是他的武器，他用那锋利的一笔一句来唤醒那些麻木的身躯。

同样是为中国的革命和未来而战斗的两位英雄，他们是老乡，他们有绍兴三杰的光荣称号。两人的经历过于类似，同在日本留学，也同是学生会和老乡会的成员。由于两个人的理想志向大致相同，他们互相赏识。而两个人却因为在某一件事情上的见解不同而从此背离，甚至差点就大打出手，当时的九个字流传至今，耳熟能详。

事件发生的背景是在1905年时，当时的日本政府限制中国留学生在当地搞革命运动，甚至在11月还颁布了相关的禁止条例。而当时的一名湖南的留学生还因此而身亡大海，想要以此来告诫留学生不要惧怕统治，要为了自己的爱国理想和坚决捍卫自身的合法权利而斗争。

正因为如此，当时的留学生由于意见不同而分为两个种派。一方是提议回国开办学堂，理论付诸于实践；另一方也是选择继续在日本留学，学习救国之道。通过前面对秋瑾的介绍和了解，她本人激烈，有热情，我们能知道她一定是选择第一种方式；而周先生手中的笔便是他的武器，他能靠自己的文笔与篇幅来唤醒那些麻木的身躯，他试图用那奋进的字语对国人起到醍醐灌醒的作用。由此可见，第一种方式比较冒险激进，第二种比较保守。

由于两种派别的主张不同，自然会矛盾分歧重重。激进代表的秋瑾认为周先生他们太懦弱，怕死，便称他们为叛徒，两方争论不休，最后秋瑾拿出一把刀，插在了周先生前方的桌子上，并且说：如果有人背叛国家，我这刀绝不会放过他，这九个字流传至今，晓喻万家。

其实无论是哪种主张，但他们的出发点和目的都是相同的，都为了报效国家。而周先生认为秋瑾的做法太过于激进，冒险了。秋瑾若是牺牲了，也是由于她的主观选择导致的。而当秋瑾为了国家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国人却麻木不堪，丝毫没有触动之时，周先生也用手中的武器，对国人狠狠地斥痛一番。

就算两个人的主张和选择不同，也没有必要大动干戈。即使他们走的道路不同，但都是热爱国家的大好人士。秋瑾为了国家而牺牲，她的大无畏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他们俩人一个主张改变人性的行为，另一个是要唤醒他们血液里的热血，都主张不能受敌人的摧残，要奋力抵抗，二人的行为都值得我们去尊敬。

自古以来，在国家的发展中，不缺乏这样的爱国英雄，不过你是支持谁的想法呢？

谢选骏指出：上文作者害怕进入共产党的文字狱，所以不敢公开指出“秋瑾怒斥鲁迅汉奸”，还要大家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因为毕竟，先烈秋瑾英勇死了，汉奸鲁迅苟活下来。对于“好死不如赖活”的废垃民族，充当汉奸黄俄当然成为首选。难怪汉奸毛泽东篡夺了大陆政权之后，拆毁了秋瑾的墓地，卻把自己捧上了汉奸的神坛。

壮飞雨中飞翔@EvanLi2020正在回复@EvanLi2020和@xxj2040：

鲁迅曾回忆："我从事反清革命运动的时候，曾经被命令去暗杀。但是我说，我可以去，死后丢下母亲，怎么办？他们说担心死后的事可不行，你不用去了。"

1907年徐锡麟在安庆刺杀巡抚恩铭，被捕后旋被杀，徐锡麟弟徐伟供词牵连秋瑾，但秋瑾拒绝离开绍兴，与9年前的谭嗣同一样，她说"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

谢选骏指出：鲁迅惯于卖身投靠——投靠日本人、投靠袁世凯、投靠斯大林，是一个典型的汉奸文人，一條狡詐的“魯蛇”。

【39、三年武汉肺炎继承了六十年前的三年自然灾害】

《这场重要会议，信息量极大！非常情势非常举措》（2022-12-16 智谷趋势）报道：

2022年12月15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墙内自媒体智谷趋势文章：刚刚，给明年经济定调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闭幕。当下中国，历经三年努力取得抗疫胜利之后，逐渐重回烟火气，终于要全力拼经济了。

明年是极其关键的一年，海外经济面临衰退，国内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都必须牢牢稳住，同时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尤其是刺激内需消费，将成为明年经济最重要的主基调，也是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破局点。

1、

会议指出，明年经济工作千头万绪，要从战略全局出发，从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发展信心入手，纲举目张做好工作。

改善预期、提振信心，这是明年最核心的目标之一。恢复消费就是最关键的那一步。

会议指出，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支持住房改善、新能源汽车、养老服务等消费。

消费！消费！会议罕见把消费优先的政策趋向放到了最前面。

三年梦醒，周遭一切都换了模样。

曾经门庭若市的卖场和馆子，现如今你有可能分分钟就可包场；曾经宣传物料满天飞的“双十一”“双十二”，已然变得静悄悄。求知的大学生、拼搏的外来务工，有的已经提前返乡准备迎接早到的兔年。

新的一年，必须用最大的力量把失去三年的消费动力找回来，不能再等了！

至于怎么刺激消费，会议提到了三个方面。

房子，车子，养老。

房地产行业的触底反弹，几乎是板上钉钉了。

会议提出，有效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金融风险。要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扎实做好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各项工作，满足行业合理融资需求，推动行业重组并购，有效防范化解优质头部房企风险，改善资产负债状况，同时要坚决依法打击违法犯罪行为。要因城施策，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解决好新市民、青年人等住房问题，探索长租房市场建设。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推动房地产业向新发展模式平稳过渡。

就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当天，刘鹤在第五轮中国－欧盟工商领袖和前高官对话上发表书面致辞时表示：

“房地产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针对当前出现的下行风险，我们已出台一些政策，正在考虑新的举措，努力改善行业的资产负债状况，引导市场预期和信心回暖。”

在前两天发布的《扩大内需规划纲要》中也提到，加强房地产市场预期引导，探索新的发展模式。

高层定调了，房地产，就是中国经济的支柱之一！

虽然“房住不炒”仍是会议反复强调的原则，但“房地产不再重要”这样的论调已经不攻自破，至少在明年，楼市的回暖已经成为最值得期待的事件。

尤其是“考虑新的举措”“探索新发展模式”，可能意味着颠覆性的创新和改变，也可能是更强调租赁住房的历史存在感。

12月15日，在北京，一边召开经济工作会议，另一边又有一批房企获得了意向性融资支持。

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与首开、华润、远洋等10家北京地区重点房地产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提供总额4000亿元的意向性融资支持。

不过，会议把风险放在前面，甚至特别强调了坚决依法打击违法犯罪行为，以及向新发展模式平稳过渡，这些种种迹象都表明，房地产总体的行业基调仍然是稳稳托举，史诗大刺激的回声在风中消逝。

至于新能源汽车，是今年中国经济表现最亮眼的仔。不仅国内产销两旺，更是远赴欧美，在他们上百年的汽车工业堡垒上用力砸开了一道口子。因此，没有理由不继续把新能源汽车作为明年刺激消费的重要抓手，比如在更多的地方推行新能源汽车下乡，同时完善充电桩、充电站的建设。

新能源汽车下乡，绝不仅仅是有利于消化产能这么简单。一方面，农村地区的充电桩等基建完善了，就会让更多市民愿意把车从城市里往回开，会在家族里形成示范带动效应，进而扩大消费。另一方面，电动汽车也确确实实给智慧农业等生产模式带来了便利。

另外，养老消费也将开创新的增长极。除了这次会议，前几天发布的扩大内需规划纲要里也提到，增加养老育幼服务消费。加快健全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实施普惠养老专项行动，开展社区医养结合能力提升行动，大力发展居家养老。

大力发展居家养老，社区养老，这意味着以后越来越多人也许不再会把老人送去养老院作为唯一选择，在你家小区楼下将会拥有更多新的养老业态，可以就近养老，享受免费两餐、体检、康复等服务。这一点也跟社区防疫、打造家庭医生体制是一致的。

会议指出，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提升常态化监管水平。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

说实话，看到这里我真的蛮惊讶的。因为在仅仅一年多的时间里，平台企业的身份就判若霄壤。

2021年，还是一个“防止资本野蛮生长”的反垄断时期，再加上美国对出海中概股的层层严查，平台企业告别高歌猛进。

到了今年4月份的政治局会议，“要促进平台经济发展，完成平台经济专项整改，实施常态化监管，出台支持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具体措施。”牵动无数互联网人命运专项整改迎来阶段性的句号，监管也告别雷霆万钧的非常手段，变成细水长流的常态化举措。

直到今天，这些表态全部更上一层楼，迎来了崭新的时代。常态化监管已经到了提升水平的阶段，甚至还要支持平台企业大显身手！

无他，就业、消费，都缺少不了平台企业们的身影。

更关键的是，还有其他的好消息。

证监会网站显示，PCAOB确认2022年度可以对中国内地和香港会计师事务所完成检查和调查，撤销2021年对相关事务所作出的认定。

说人话就是，中概从美股直接退市的危机变小了，甚至解除了。

其实还有许多人没有留意到，在前几天的《扩大内需规划纲要》里，还提到了“鼓励社会力量提供多样化教育服务，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发展”。

这意味着一个在这个冬天最需要关注的历史性转变——

房地产、互联网和教培，这曾经被摁在地上摩擦的三大行业，即将翻开新的篇章。

2、

毕竟都三年了，疫情都结束了，还有什么是不能改变的吗？

就好比地球上所有的飞机师都知道，开一架飞机不可能一辈子都在空中飞翔，总要降落获取补给再重新起飞出发。尊重规律，规律才能为你所用。

其他政策方面，核心一点是反复提到的一个词：统筹。

统筹，意味着需要在许多矛盾上求得平衡。但一旦解开了这些矛盾，释放的潜力将超乎想象。

第一，产业政策要发展和安全并举，科技政策要聚焦自立自强。

这两项都是为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也是二十大报告中所展现的那样，安全变得越来越重要。

国内大循环的稳定和安全，必然要求各个方面上的稳定和安全，包括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物流供应链安全等。所以我们看到今年这些都陆续成为了政策主题，保物流保粮食，还要到海外去签订能源大订单。

12月12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粮食总产量达68653万吨（13731亿斤），比2021年增长0.5%，粮食产量连续8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大国粮仓的根基一步步夯实。

不仅如此，过去十年，中国粮食产量实现了再上一个千亿斤新台阶。而就在这时候，经济工作会议适时提出，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衔接上了粮食安全这个大命题。

备好粮，囤好油，才能有利于应对未来风高浪急的迅疾变化。

第二，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

会议指出，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强度，优化组合赤字、专项债、贴息等工具，在有效支持高质量发展中保障财政可持续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可控。

这意味着明年不仅还是宽松的一年，更是财政主导的一年，必要的强度要保持，甚至还会比今年更强。

总之一句话，明年财政大有可为。

第三，要积极推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高标准经贸协议，主动对照相关规则、规制、管理、标准，深化国内相关领域改革。要为外商来华从事贸易投资洽谈提供最大程度的便利，推动外资标志性项目落地建设。

积极推动加入CPTPP，这是非常令我惊喜的一点，相当于中国再一次入世，用对外开放倒逼内部改革。而且不再是考虑阶段，而是要实质推进了。

中国一直有加入CPTPP的想法。但是这个自贸区，在环保领域、劳动权益保护的高标准要求，以及对投资者—国家间争端机制的采用等，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门槛特别的高。

现在，“积极推动加入”释放出了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信号。就是中国接近做好了启动谈判前的客观上和主观上的准备，开始推进工作了。

就像修一座跨海大桥一样，纸面上的规划和研究接近尾声，就等着真正立项了。终于到了研究破除进入CPTPP的体制机制障碍的时候了。

第四，要有力统筹教育科技人才工作，完善新型举国体制。

新型举国体制，两年前的说法是“发挥”，现在是“完善”，说明将要进一步发力。

遥想1949年的时候，中国一穷二白。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上，中国造出了第一辆汽车、第一架飞机、第一辆坦克、第一辆拖拉机。说实话，这里多少有苏联156项援助的作用。

七十年时局大变，今天的中国，是要用新型举国体制再次扛起科技创新的大旗。

与之不同的是，过去有外力的助推，未来是相当的自主创新。

过去更重视技术本身，未来会同时重视市场效应。

过去是体制内力量挑大梁，未来是要在政府的组织作用下，形成民营企业、地方、全社会参与的格局。

没错，政府的作用也从主导性转向强调组织性，未尝不是又一个新的好消息。

3、

这个冬天，注定不平凡。而明年，又注定将是极其关键的一年。海外经济面临衰退风险，中国经济的复苏，将成为对冲外部风险的强大力量。

会议指出，谋划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而改革开放，永远是中国经济前行的最大源泉。

会议还强调，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摇”。针对社会上对我们是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不正确议论，必须亮明态度，毫不含糊。要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提高国企核心竞争力。

坚持分类改革方向，处理好国企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关系。完善中国特色国有企业现代公司治理，真正按市场化机制运营。

要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从政策和舆论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

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各级领导干部要为民营企业解难题、办实事，构建亲清政商关系。

三年了。

让我们重新出发！

网民嚎叫：

废而不赖今天 15:12

猪头当道，事倍功零

anti0 今天 03:16

好话，豪话一大堆，

zhuangsh2016 2022年12月16日 22:00

三年疫情结束了？对世界来说可能要结束，可对中国来说这才刚开始。看看这几天国内防疫放开后的乱象就知道了。中国想在“群体免疫”实行惯用的“弯道超车”很有可能是“欲速而不达”。人民最终成了“体制优势”的“小白鼠”。

foxnews 2022年12月16日 20:02

穷折腾

TJZ 2022年12月16日 17:38

折腾够了经济垮了就开始抓经济，等经济发展了又回过头来继续搞斗争，这就是中共的斗争本质，反反复复地搞斗争！

谢选骏指出：三年了！三年了！这个有关2019年开始的武汉肺炎的惨叫，让我想起了六十年前的1959年开始的三年自然灾害大饥荒！真是“六十年风水轮流转”！

《农村老人面临缺药　中国为何拒绝美国协助抗疫？》（RFA自由亚洲 2022-12-16）报道：

中国松绑疫情封控措施后，染疫人数急剧增加。在农村地区，甚至传出退烧药不足的问题，还有民众组织自发捐助药品行动。面对疫情迅速蔓延，中国政府为何却对美国表达协助抗疫的意愿说"不"呢？

在中国政府松绑防疫政策后，各地疫情迅速蔓延，导致民众抢购药品。一时间，包括抗病毒、止咳、退热、感冒等四类药物热销，布洛芬、连花清瘟甚至断货。与此同时，在缺乏医疗资源的农村地区也传出药品不足的问题。

近日有中国媒体披露，一位年近60岁的村民发烧10多个小时后，去乡镇卫生院排了5个小时队都没吃上退烧药，引发舆论对于农村药品不足的关注。

政府不给力？民众自发捐药

有中国民众因此在网上发起“农村退烧救助行动”，号召每人捐助两盒退烧药给农村老人，并呼吁官方向农村免费发放退烧药。互联网地址显示位于云南的发起团队表示，农村老人因药局遭抢药、断药，因此“买药难”，加上很多农村老人感冒发烧时不会立即就诊，也不会上网求救，是“被这个时代彻底遗忘的人群”。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原医疗救助部部长任瑞红十分关注此问题。她向本台表示，农村地区的医疗系统、卫生教育、物流状态等是问题所在，但中国当局在防疫政策松绑后却没有完整的配套应对措施。

任瑞红：“老人不懂去囤什么药，现在的物流也是停滞的状态，市里都不行（派送）何况远郊，没有配套的措施。挺让人担忧的一个情况就是弱势群体，首先要考虑的是老弱病残。这些社会弱势群体，他们的生存状态和防疫状态是应该最受关注的。”

预防胜于治疗　现在恐怕来不及

中国国家卫健委基层卫生健康司司长聂春雷在12月15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就表示，可招聘近5年来已离退休工作人员来缓解基层机构的压力；此外，国家卫健委也强调提升家庭医生、乡村医生覆盖率，来提升偏远地区和基层抗疫。不过任瑞红认为，相关培训应该在开放前就著手准备，现在恐怕来不及。

任瑞红：“应该要做的一些事情，像有效疫苗的接种率和普及率，家庭药品的配备、急救包的配备，医护人员的培训，应对大规模疫情爆发时候的分级制度建立；还有出现大规模（人力）短缺的时候，我们去哪里招募志愿者。相关准备工作比较完善的时候去放开（防疫政策），至少对医疗系统冲击没有这么严重。”

近日，即便在各地容易获得的新冠仿制药也遭民众抢购一空，有中国媒体报道，美国辉瑞药厂的新冠口服药“倍拉维”（Paxlovid）以及默克药厂的“莫纳皮拉韦”（Molnupiravir）的海外仿制药已流入中国市场。

中国在今年2月已批准“倍拉维”进口使用，患者必须到医院就诊，并由医师开具处方才能获得。但是，医疗机构的医保采购价格却高达2300元人民币。12月14日，中国网络更一度传出，有线上药局开出每盒预购价2980元，但消息传出后又紧急下架，而“莫纳皮拉韦”目前则尚未获批。

值得留意的是，上述两款新冠治疗用药在美国已经获得管理部门批准，阳性患者的购药费用目前由美国政府负担。

任瑞红认为，未来需要重点关注中国政府对于相关新冠医疗用药的政策，是否由国家统一买单，或是祭出严格规范，使民众更难取得。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北京目前仍拒绝美国提出抗疫协助的意愿。

中国"举国体制优势"与疫情高峰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John Kirby）14日曾表示，若中国请求援助，美国愿意帮助中国应对，但是现阶段中国还没有请求帮助。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15日拒绝了这份好意，强调中国可以“靠自己”。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目前药品和检测试剂正在加紧生产供应，总体可满足需求。我们有举国体制优势，一定能顺利度过疫情高峰。”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全球卫生政策中心主任斯蒂芬·莫里森（J.Stephen Morrison）认为，近期中国将会面临严峻考验，“人命关天”的时刻，美、中双方应该放下彼此成见及民族主义，在对抗新冠疫情上携手合作。

莫里森接受本台访问时说：“中国政府已经完全改变了它的措辞，但有可能面对許多人染疫和死亡。我们不知道会有多少人，但如果没有新冠医疗用药，就没有工具来减少（这个数字）。这就是中国有这种巨大免疫缺口的原因，使得很大一部分人口非常脆弱，这是一个危险的情况。”

不过，针对白宫表达愿意协助抗疫，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却是十分乐意。他以英文在推特发文表示，不管中国有没有开口要求，作为北京市民，他很欢迎美国政府的表态；并说，希望美国推动辉瑞的新冠医疗用药能在中国降低售价，“现在太贵了，中国民众不满意”。

网民嚎叫：

浪迹天下发表评论于 2022-12-17 14:16:00

打着爱国的名义赚黑心钱

笑薇. 发表评论于 2022-12-17 07:03:45

在美国，有病也不给药。不信，就去试试。当然这个药没有三期实验就通过风险不小，副作用也有。

Sam大树发表评论于 2022-12-16 23:15:30

美国把高端芯片与高价药品搭配推销，中国总该答应了吧！

谢选骏指出：举国体制在六十年前饿死了几千万人，四十年来又顺手杀死了数亿胎儿；现在三年武汉肺炎继承了六十年前的三年自然灾害拒绝国际援助的恶例，草菅人命，前景暗淡。

【40、为何汉人也难以理解汉人】

《论理解汉人之难》（锺祖康 2001年4月《开放》173期 2001年5月）报道：

观察、研究了中国二十年，深深体会到理解占中国人口九成以上的汉人之难，要描述汉人的行为已经很难，要解释其成因就更难。

的确，接触过来自欧、美、非等许多地方外国人的人都会同意，要了解他们心底的想法并不困难，但要确定一个汉人对某事的看法就大不容易。我发现，汉人向不同的人说不同话，也就是「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的言不由衷或见风转舵情况，相当普遍，这个行为习惯令人觉得汉人的看法和行为飘忽不定、难以触摸，而由於他们普遍「见人讲人话」，不同背景的人接触他们，或在不同时候接触他们，可会得到相当不同的反应和印象，这些反应和印象往往互相矛盾，若放在一起，汉人给人的印象就会显得很费解、支离，可以很两极化。

汉人崇拜白人误尽苍生

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是，在过去十多年我问过逾百个到过中国大陆旅游的外国人对中国大陆的印象，答案中都几乎必定包括这样一句：他们很友善，很乐意帮助我们。所以都说很喜欢中国。由於这跟我对中国大陆的认识有太大差别，最初我感到他们的答覆很费解，也以为他们只是因为我是中国人所以刻意奉承一下，但後来越来越多被访者也能说出他们获中国人民帮忙的细节来，我就肯定他们在大陆确是普遍得到礼待的，但为甚麽我自己或者我说认识的汉人在中国却几乎可以看尽人间的恶形恶相呢？以至为甚麽最近两个民意调查均显示，竟有约两成到过大陆的香港人曾经在大陆遇劫呢？後来我明白了，因为我问的那些外国人百分之九十九都是白人，为此我去问了一些到过大陆的黑人或肤色深於黄色的人种，他们得到的待遇跟那些白人是完全不同的。

就单单汉人崇拜白人这一点，就足以严重误导了许多白人对汉人以至中国的理解。这情况在香港也严重，比如前阵子英国著名传媒人Martin Jacques在黑人爱妻因小恙在香港的医院失救不治後，就因为指医院因肤色歧视、救治不力而告上法庭，十分哄动。其後 Martin Jacques在一篇很感人的痛斥香港社会种族歧视的文章中称，他懂广东话的黑人妻子生前常常向他诉说怎样受到香港华人的歧视，但说他自己身为白人只感到香港人待他很好。这个悲剧是汉人「见人讲人话」习性的一个极佳注脚。因此，很吊诡的情况是，若是白人的话，在未到过中国之前，可能还可以通过具深度的著作了解中国，但一亲身踏足过热衷於言不由衷、弄虚做假、奉迎白人的中国後，反而会大乱阵脚，完全失却原来已经不多的认识，严重的可会一辈子就这样被汉人的「变脸」牵着走。到过中国受过汉人奉迎而仍然清醒的白人是不简单的，罗素如果没有到过中国，恐怕他对中国的了解会准确得多；如果孟德斯鸠到过中国，恐怕就不会有「中国人是世上最不择手段的民族」(the most unscrupulous people on earth)这样精彩的判语。

说到底，白人由於其肤色根本就很难了解中国，这一点《纽约时报》美籍华裔记者伍洁芳(Sheryl Wudunn) 在其名著 China Wakes(中国觉醒了) 中就说很清楚，她说“My Chinese looks were a ticket to view the real side of China"(我一副中国人的脸孔让我得以目睹中国的真相)，她说，她若不是黄脸孔，而是白人，那些官员就不会胆敢非礼她，她也不可以到寻常中国(汉人)民众家庭登堂入室，亲历中国汉人最不想让外人——特别是白人——披露的一面。

汉人的行为反应不但为来者的肤色度身订造，也会细心考量他们的权力大小、财富多寡、职业「贵贱」等诸多因素，而更加令人不安的是，他们这样做看来并不感到痛苦，而且一旦受到质疑时多会死力否认。尽管这种势利眼在外国社会也有，但决没有汉人社会那样铺天盖地，这种「见人讲人话」的猴子戏，几乎每个汉人都是专家，但洋人就不容易有这样的兴致。用学术一点的语言来说，汉人此现像是孔子人伦关系等差论的延伸，是金耀基说的「身份取向」（status-oriented）、「特殊取向」（particularistic orientation）及「关系取向」（ascriptive orientation），是「处境取向」(situation-centered)。

在这汉人重重面具的障碍下，洋人特别是白人要理解汉人当然异常迷惘、非常困难，因为他们不可能亲炙过中国的文化污泥，但汉人自己却也不见得很了解汉人，原因是他们已沉溺於中国大汉的文化污泥。

育儿方法丧失是非观念

为甚麽汉人可以那麽轻松的「见人讲人话」、见风转舵呢？这就得从汉人的道德是非观去解释。无可否认，汉人道德是非观之弱，是世所罕见的，今天的中国显然已到了「失节事小、饿死事大」的地步，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是汉人父母(甚至教师)对待儿童的恶劣方法。由於汉人父母一如一般汉人那样，都是弱於逻辑智辩而精於羞辱、暴力，也笃信只要动机良好就可以不择手段，子女在成长过程中往往为了避免羞辱和皮肉之苦，不得不长期讲大话，捏造故事，甚至出卖兄弟姐妹，华盛顿勇於承认砍掉樱桃树的故事对传统汉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试问一个儿童在这种大话生涯中浸淫十至十五年甚至更长日子後，长大了有甚麽大话是会感到难以启齿的？鲁迅说得好：「……别国的硬汉比中国多，也因为别国的淫刑不及中国的缘故。我曾查欧洲先前杀耶稣教徒的记录，其残虐实不及中国。中国青年久至死不屈者，亦常有之，但皆秘不发表。不能受刑至死，就非卖友不可，於是坚卓者无不灭亡，游移者愈益堕落，长此以往，将使中国无一好人。」(见《一九叁叁年六月十八日致曹聚仁信》)

无神论/泛神论摧毁道德约束

汉人讲大话不面红的第二个要因是汉人不是无神论者，就是泛神论者，结果在行为的道德尺度上毫无制约，因此汉人是彻底的世俗主义者、实用主义者，在政治上就是一级的现实政治信徒。任何理想主义或人道主义与汉人文化是格格不入的。因此汉人评价一个人的成就时，不会单看其正面的建树，也考虑其破坏能力，只要你有极巨大的破坏力，汉人也会欣赏你，甚至因而觉得你隐隐然有神力有杀气而奉你为神，因为任何人类由於其宗教本能，若缺了天上的神，就得早晚在地上造神。汉人大都信奉这种非道德化的伦理观，所以对强人甚至杀人魔王如史太林、希特勒、毛泽东或波尔布特等多不反感，甚至奉为偶像，这一点是让许多外国人感到费解甚而呕心的。正如中英会谈翻译吴吉平在其揭露了不少国家机密的回忆录《中英会谈风云录》中就印证了我的观察，就是「中国领导人对强有力的外国领袖，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的，都有一种天然的好感……因此戴卓尔夫人……深受中国领导人欣赏。」但当然，由於这次铁娘子是为对付中国而来的，作者觉得「从後来访问的发展来看，中方是有点叶公好龙之嫌。」其实，中国领导人固然喜欢强人，中国平民也是一样喜欢那怕是暴虐苍生的强人的。

也由於汉人这种非道德化的伦理观，许多人对近年冒起刚已作古的史学家黄仁宇的非道德化历史观如获至宝，因为他们终於为自己毫无道德约束的手段找到理论依据，也视之为摆脱传统汉人所谓泛道德化的突破性贡献。

汉人之难解费解，让无数世人误认汉人喜好和谐、爱护自然、客观中庸、甚至友善、灵性、幽默、优雅……，实在是很滑稽的悲剧。

谢选骏指出：人说“论理解汉人之难”——我看说这话的人也算是“汉人”，但却难以理解汉人，何也？处境不同也。所以说“人心隔肚皮”，人要理解他人，别说很难，其实根本就不可能也。因为处境不同，是没法沟通的。

【41、文景之治的汉景帝原来是个嗜血的鬼子】

网文《汉景帝》报道：

汉景帝刘启（前188年－前141年3月9日）——西汉第六位皇帝（前157年—前141年在位），汉文帝刘恒嫡长子，母为孝文窦皇后窦氏（即窦太后）。

文帝后七年（前157年）六月继位。在位期间继续推行与民休息、轻徭薄赋政策，社会经济得到进一步恢复和发展。田租由十五税一改为三十税一，此后成为汉朝定制。为加强中央集权，采纳晁错建议实行削藩。景帝前三年（前154年）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其后又令诸侯王不得治民，损黜其官制，王国官吏由皇帝任免。后世史家将其和文帝统治时期合称文景之治。

汉景帝后元三年（前141年）去世，时年四十八岁，谥号孝景皇帝，葬于阳陵。

人物关系

妻子薄皇后

妻子程姬

妻子王娡

儿子刘彻

儿子刘端

儿子刘胜

儿子刘发

儿子刘荣

女儿南宫公主

女儿平阳公主

父亲刘恒

弟弟刘武

祖母薄姬

孙子刘贞

孙子刘商

孙子刘弗陵

早年经历

刘启，汉惠帝七年（前188年）出生于代地中都（今山西平遥县西南），是汉高祖刘邦的孙子，汉文帝刘恒的儿子，母亲是窦氏。

刘启出生时，父亲刘恒在代国为代王。刘启在刘恒几个儿子中排行居中。刘恒为代王时，与代王后生有四子，刘恒未即位之前代王后便已去世。

汉高后八年（前180年），刘恒被拥立为皇帝后，代王后所生四子都相继病死。刘恒即位数月，公卿大臣请立太子，而刘恒诸子中刘启最大，于是就被立为太子，母亲窦氏被立为皇后。文帝又先后任命张相如和石奋为太子太傅。

刘启为太子时，吴王刘濞的太子刘贤入京，陪伴刘启喝酒下六博棋。刘贤的师傅都是楚人，从而使他养成轻佻、剽悍的个性，平时又很骄矜，与刘启博弈时，为棋路相争，态度不恭敬，刘启就拿起棋盘打刘贤，不料把他打死了，汉文帝派人将其遗体送回吴国去埋葬。从此刘濞怨恨刘启。

登基为帝

汉文帝后元七年（前157年）农历六月，汉文帝去世。同年六月初九，太子刘启继承帝位，是为汉景帝，尊祖母皇太后薄姬为太皇太后，尊母亲皇后窦氏为皇太后。

平定藩王

刘启即位后，先提拔晁错担任内史，然后又升晁错为御史大夫，位列三公之一。晁错经过分析，告诉刘启要特别提防诸侯势力最强大的吴王刘濞。

刘濞已经暗中准备了四十来年，他私自铸钱，又煮盐贩卖，为了积蓄力量，他还招纳逃犯，谋反之心越来越显露出来。所以，晁错极力主张刘启削夺各王的封地，即削藩。

刘启听从了晁错的建议，决定先削夺吴国的会稽和豫章两郡。刘濞见朝廷开始动手，不愿束手就擒，在汉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年）联合各地诸侯王打着诛杀晁错、安定国家的旗号反叛作乱。这次叛乱共有七个诸侯王参加，史称为“七国之乱”。

刘启知道了七国反叛的消息，就派太尉周亚夫带领三十六个将军去攻打吴国、楚国；派曲周侯郦寄攻打赵国；派将军栾布攻打齐国；派大将军窦婴屯兵荥阳，监视齐国、赵国的军队。

汉景帝平七王战争经过示意图

窦婴向刘启引见曾担任过吴国丞相的袁盎。刘启召袁盎进宫相见，趁机劝说刘启杀掉晁错，以保国家安全，平息叛乱。刘启采纳了袁盎的计策，便杀了晁错。

而七国之乱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刘启调派周亚夫等将领领兵平叛。周亚夫采用截断叛军的粮道然后坚守不出的战略，最终击溃了叛军，用三个月将叛乱彻底平定。

七国之乱平定之后，刘启趁机将各诸侯王国的权利收回中央，又大量裁撤诸侯国的官吏数量。诸侯王不再有行政权和司法特权。经过七国之乱，诸侯王的割据问题得以彻底解决。

立子立后

七国之乱前夕，刘启之弟梁王刘武来朝，刘启酒后戏言：“千秋万岁后传于王。”梁王辞谢，但仗着窦太后支持，对皇位有觊觎之心。七国之乱平息后，刘启于前元四年（前153年）四月立皇长子刘荣为皇太子。

刘启的姐姐馆陶公主刘嫖希望自己的女儿能成为皇后，就想把女儿嫁给尚未婚配的太子刘荣。不料刘荣生母栗姬因厌恶馆陶屡次给刘启进献美女而拒绝这桩婚事，刘嫖十分恼火，于是为女儿和（刘启和王娡之子）胶东王刘彻订了婚事。

在此之后，刘嫖不时在刘启面前说栗姬的坏话外加称赞刘彻。刘启也认为刘彻德才兼备，所以对他格外宠爱。

有一次，长公主刘嫖和刘启说，栗姬经常让宫女们在背后用巫术诅咒唾骂皇帝喜爱的妃子。刘启听后，对栗姬生出厌恶之心，但是因为以往和栗姬感情深厚，仍旧存有善念。后来，刘启生病时曾试探栗姬，说：“我百岁之后，你要善待其他妃子和她们的儿子啊。”栗姬当时怀有愤恨之心，不但没有答应刘启，反而口出恶言。刘启对栗姬彻底失望，但是隐忍没有发作。

前元六年（前151年）农历九月，刘启废黜皇后薄皇后。前元七年（前150年）夏四月乙巳日，王娡被立为皇后，同月丁巳日，王娡的儿子刘彻被立为太子。刘荣被废时，窦太后想趁机立梁王为嗣，但被大臣袁盎阻止。梁王派人杀了袁盎等人，景帝对梁王的不满达到极点，后因不忍窦太后伤心，并未处置梁王。

因病去世

刘启很节省，在位时他极少兴建宫殿楼阁。景帝后元三年（前141年）正月，刘启患病，病势越来越重，他自知不行了，于是病中为太子刘彻主持加冠（成年礼）典礼。

不久，刘启病死于长安未央宫，享年48岁。葬于阳陵（在今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正阳乡张家湾村北），谥号“孝景皇帝”。太子刘彻即皇帝位，是为汉武帝。

主要成就

政治

汉景帝即位后，加强中央集权，重用御史大夫晁错，大力推行削藩。平定“七国之乱”后，绝大多数诸侯王国仅领有一郡之地，其实际地位已经降为郡级，国与郡基本上趋于一致。诸侯王国领郡由汉高祖时的42郡减为26郡，而中央直辖郡由汉高祖时的15郡增加至44郡，使汉郡总数大大超过诸侯王国郡数。

汉景帝抑贬诸侯王的地位，剥夺和削弱诸侯国的权力，收回王国的官吏任免权，仅保留其“食租税”之权，并且收夺盐铁铜等利源及有关租税。但是诸侯王势力并未彻底解决，以致后来汉武帝不得不继续采取相应的措施。

军事

对于匈奴的小股骚扰，景帝也没有大规模地反攻，而是以大局为重，注重的是积极的防御。在不多的反击匈奴的战斗中，涌现了李广、程不识和郅都等一批将领，匈奴人一听李广的名字，就感到害怕，以致他们称李广为“飞将军”。

经济

景帝即位后，继续执行重农抑商这一既定国策。他多次下令郡国官员以劝勉农桑为首要政务。

景帝允许居住在土壤贫瘠地方的农民迁徙到土地肥沃、水源丰富的地方从事垦殖，并“租长陵田”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同时，还多次颁诏，以法律手段，打击那些擅用民力的官吏，从而保证了正常的农业生产。景帝曾两次下令禁止用谷物酿酒，还禁止内郡以粟喂马。

景帝时期，继续采取黄老无为而治的手段，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恩威并施，恢复了多年战争带来的巨大破坏，使人民负担得到减轻。

前元元年（前156年），景帝即位伊始就下令将田租减掉一半，也就是将十五税一降到了三十税一。从此，这一新的田租税率成为西汉定制。

在降低田租的第二年（前155年），景帝又下令推迟男子开始服徭役的年龄三年，缩短服役的时间。这一规定一直沿用至西汉的汉昭帝时代。

景帝即位之后，继续进行马政建设。他下令扩大设在西边（如北地郡）、北边（如上郡）的马苑，而且鼓励各郡国及民间饲养马匹。由于景帝时期养马业的大发展，军马生产颇具规模，属于官府的马匹发展到了40万匹，民间的尚且未计。

法律

景帝在法律上实行轻刑慎罚的政策：其一，继续减轻刑罚，对文帝废肉刑改革中一些不当之处的修正。其二，强调用法谨慎，增强司法过程中的公平性。其三，对特殊罪犯给予某些照顾。

实行“卖爵令”及“黩罪之法”。这两项措施都是在文帝时由太子家令晁错提出，并被文帝批准实行的。景帝即位后，继续执行了这些被证实是有效的措施，并使它更为完善。大批徙民充实于边地，成为一支兵农混一的垦戍队伍，不但减轻了内地百姓的徭役，而且争取到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

文化

景帝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及发展已达到相当的程度，所以统治阶级上自景帝，下至郡县官都逐渐重视文教事业的发展。景帝末年任命文翁为蜀郡太守，文翁开创了郡国官学。

对于思想，景帝也不再严厉禁止其他学派的发展。当时的西汉初期，朝廷流行的黄老学派，即以黄帝和老子命名的学派，主张无为而治，轻徭薄赋。景帝在提倡黄老的同时也让包括儒家学说的其他各派存在、发展，这为后来董仲舒学说的发展以及被汉武帝的重视采用提供了前提条件。

外交

外交方面，景帝继续采取和匈奴和亲的政策，对匈奴进行安抚。同时在匈奴的边界地区设立关市，和匈奴贸易，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匈奴的骚扰。

历史评价

司马迁：①汉兴，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至孝景，不复忧异姓，而晁错刻削诸侯，遂使七国俱起，合从而西乡，以诸侯太盛，而错为之不以渐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诸侯以弱，卒以安。安危之机，岂不以谋哉？②“诸侯骄恣，吴首为乱，京师行诛，七国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富。

桓谭：“盖父子至亲，而人主有高宗、孝己之设，及景、武时栗、卫太子之事。”

班固：孔子称‘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奸轨不胜。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

曹植：景帝明德，继文之则，肃清王室，克灭七国，省役薄赋，百姓殷昌，风移俗易，齐美成康。

司马贞：景帝即位，因脩静默。勉人於农，率下以德。制度斯创，礼法可则。一朝吴楚，乍起凶慝。提局成衅，拒轮致惑。晁错虽诛，梁城未克。条侯出将，追奔逐北。坐见枭黥，立翦牟贼。如何太尉，後卒下狱。惜哉明君，斯功不录！

虞世南：景帝之拟周康，则尚有惭德。

苏辙：汉之贤君，皆曰文、景。文帝宽仁大度，有高帝之风。景帝忌克少恩，无人君之量，其实非文帝比也。帝之为太子也，吴王濞世子来朝，与帝博而争道，帝怒以博局提杀之。濞之叛逆，势激于此。张释之，文帝之名臣也，以劾奏之恨，斥死淮南。邓通，文帝之幸臣也，以吮痈之怨，困迫至死。晁错始与帝谋削诸侯，帝违众而用之，及七国反，袁盎一说，谲而斩之东市，曾不之恤。周亚夫为大将，折吴、楚之锐锋，不数月而平大难，及其为相，守正不阿，恶其悻悻不屈，遂以无罪杀之。梁王武，母弟也，骄而从之，几致其死。临江王荣，太子也，以母失爱，至使酷吏杀之。其于君臣、父子、兄弟之际，背理而伤道者，一至于此。原其所以能全身保国，与文帝俱称贤君者，惟不改其恭俭故耳。《春秋》之法，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然陈侯平国、蔡侯般，皆以无道弑，而弑皆称臣，以为罪不及民故也。如景帝之失道非一也，而犹称贤君，岂非躬行恭俭、罪不及民故耶？此可以为不恭俭者戒也。

钱时：景帝嗣服虽不如文，而此数事所以厚民元气、养国命脉者，则能遵守无所变乱，是以相继四十年，海内富庶，风俗醇厚，而西都之盛独称文景欤。

胡寅：文、景养天下厚矣，稽诸仲尼之告冉有者，则亦富庶之而已，未有以教之也。班固日：“孝文恭俭，景帝遵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窃以为不然。文帝宽厚长者，以德化人，无事则谦抑如不能，有难则英气奋发。景帝刻薄任数，以诈力御下，平居则诛赏肆行，缓急则惴惧失措。其大较悬绝如此。而又以无宠废正后，而夫妇之义薄；无罪废太子，而父子之恩睽；过爱梁王，轻许传位，而兄弟之好不终；信谗用私，诎申屠嘉，戮晁错，杀周亚夫，而君臣之道乖，其视乃考益相辽矣。独节俭不妄费、育民以致丰富一事，为克遵前业耳，夫岂可与成、康同得美称哉？

爱新觉罗·弘历：①错之罪在欲自守，然此际断不可诛之。至其赞画，纵不得为合宜，然其识过明代方（孝孺）、黄（子澈）辈甚远。景帝既与定计，旋为仇口所动，斩谋臣以谢叛人，及知其无济，而又悔之，其识见卑鄙，不更出建文下乎？②景帝之治，远不逮文，而失德之事屡矣。独其休息爱民，尚不失蒙业而安耳。史臣以之并拟成、康，未免失实。

家庭成员

父母

父亲：汉文帝刘恒，西汉第五位皇帝。

母亲：文帝皇后窦氏（窦漪房），即窦太后。

后妃

薄皇后，薄太后侄孙女，无子失宠，被废。

王皇后王娡（原为金王孙之妻，生女金俗，王儿姁的姐姐），生汉武帝刘彻。

栗姬，生临江闵王刘荣、河间献王刘德、临江哀王刘阏于。

程姬，生鲁恭王刘馀、江都易王刘非、胶西于王刘端。

贾夫人，生赵敬肃王刘彭祖、中山靖王刘胜。

唐姬（唐儿），生长沙定王刘发。

王夫人王儿姁（王皃姁），生广川惠王刘越、胶东康王刘寄、清河哀王刘乘、常山宪王刘舜。

子女

儿子

皇长子临江闵王刘荣，原为太子，后废为临江王，母栗姬。

皇二子河间献王刘德，母栗姬。

皇三子临江哀王刘阏于，母栗姬。

皇四子鲁恭王刘余，母程姬。

皇五子江都易王刘非，母程姬。

皇六子长沙定王刘发（其五世孙为东汉光武帝刘秀），母唐姬。

皇七子赵王刘彭祖，母贾夫人。

皇八子胶西王刘端，母程姬。

皇九子中山靖王刘胜（蜀汉昭烈帝刘备先祖），母贾夫人。

皇十子汉武帝刘彻，原封胶东王，母王娡。

皇十一子广川惠王刘越，母王皃姁。

皇十二子胶东康王刘寄，母王皃姁。

皇十三子清河哀王刘乘，母王皃姁。

皇十四子常山宪王刘舜，母王皃姁。

女儿

皇长女平阳公主，母王娡，嫁平阳侯曹寿，公主的封地在阳信，所以也称阳信公主。

皇次女南宫公主，母王娡，嫁南宫侯张坐。

皇三女隆虑公主，母王娡，嫁隆虑侯陈蟜，隆虑也称林虑，所以又称林虑公主。

注：当时的史书对公主记载不全，往往只记载皇后之女和有事迹的公主。因此无法知晓刘启是否有其他女儿，只能期待考古发现了。

陵墓

汉景帝刘启葬在阳陵。阳陵，是刘启及其皇后王氏同茔异穴的合葬陵园，位于今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正阳镇张家湾、后沟村北的咸阳原上，地跨咸阳市渭城区、泾阳县、西安市高陵区三县区。

阳陵始建于汉景帝前元四年（前153年），至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年）竣工，修建时间长达28年，陵园占地面积20平方公里。

史书记载

司马迁《史记·卷十一·孝景本纪第十一》

班固《汉书·卷五·景帝纪第五》

谢选骏指出：上文没有说清楚，文景之治的汉景帝享有盛名，其实是个嗜血的鬼子——因为考古发现，他的陵区竟然设有万人坑——四处随便丢弃了一万多个造陵工人的尸骨，许多人身上还带着镣铐，死了以后都没有摘下。这不是电影里面描写“日本鬼子的暴行”吗？但是，这个刘邦家的小鬼，竟被两千年来的废垃歌颂为明君。这让我想到，如果日本人成功占领中国，那么南京大屠杀将被说成是“镇压反革命暴乱的拥军爱民活动”——就像1989年发生在北京的六四大屠杀那样。为何日本人会说“慰安妇都是自愿的献身”，因为按照共产党一样的强盗逻辑，既然成王败寇，那么被杀害的就是罪有应得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42、武汉病毒的赛跑】

《警惕西方即將在與新冠的賽跑中勝出》（2022-01-22 冷眼局中人）报道：

與眾不同的奧密克戎

墻內自媒體冷眼局中人文章：早前路透社報道，世界衛生組織（WHO）官員1月4日表示，更多的證據表明，新冠病毒奧密克戎（Omicron）變異株主要感染的是上呼吸道，引起的癥狀比以前的變體更輕（其他變異株主要感染肺部，可引發炎癥性免疫反應，破壞肺組織，導致組織瘢痕化和缺氧）。美國華盛頓大學（Washington University）的壹項研究分別用奧密克戎和其他新冠變體感染了小鼠，幾天後，這些小鼠肺部的病毒濃度至少比感染其他變種的嚙齒動物低十倍。英國劍橋大學（University of Cambridge）的研究進壹步解釋了奧密克戎不易感染肺部的原因：德爾塔（Delta）等其他變體的刺突蛋白會與壹種分布在肺表面的蛋白酶TMPRSS2結合，被其剪切後才能夠感染肺細胞。而奧密克戎不能很好地與TMPRSS2結合，反而易被其吞噬。

英國劍橋大學病毒學家拉文德拉·古普塔（Ravindra Gupta），是TMPRSS2研究的共同作者之壹。他說，難以進入肺細胞可能解釋了為什麼奧密克戎對上呼吸道的感染性比對肺部的感染性高。戴蒙德表示，這個理論也解釋了為什麼有些估算認為奧密克戎的傳染性幾乎和麻疹壹樣，而麻疹是高傳染性的基準。古普塔說，如果變異病毒停留在上呼吸道，病毒顆粒可能很容易混在從鼻子和嘴巴排出的物質中，找到新宿主。其他數據提供了直接證據，表明奧密克戎在上呼吸道比在肺部更容易復制。

奧密克戎（Omicron）新特點如下：

1、傳染性極強，傷害性不大，癥狀甚至輕微於壹般流感。

2、不易感染肺部，因此新冠肺炎的說法可能需要修正成壹種新的流感病毒。

3、不會喪失嗅覺與味覺。

4、目前的死亡率還需要大概1-2周的延後數據，但是就目前美國日新增100w例，新增死亡1000多人來算，死亡率已經接近千1。這個數字已經接近可以容忍的邊緣。

以上特征值得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壹直以來Bruce都認為我們的防疫政策優於西方，但是從今年開始，Bruce要反復的強調新的觀點：高度警惕西方發達國家可能即將贏得與新冠戰爭的勝利。如果我們不盡早有所應對，壹旦西方真的硬趟過去了，後面極度被動的就將是我們自己了。

我們終將靠邊際賽跑贏得與新冠的戰爭

我們說世界上壹切都是在運動變化中的，如果說從疫情剛開始西方就指望群體免疫是絕對的胡扯與不負責任。那麼當時間走過2年，在美國付出死亡超過85萬（超過二戰+朝鮮戰爭+越戰死亡之和）的慘重代價後，西方主要發達國家可能正在接近他們期望的那個轉折點。

人類對病毒的起源知之甚少，但可以確定的是，這種非細胞型生物早於人類的誕生，是最早出現在地球上的生命體之壹。人類自誕生之日起就開始並長期地與病毒做邊際賽跑。何為“邊際”賽跑？

病毒，只含有壹種核酸，沒有自己的代謝系統，它連細胞都算不上，必須在活細胞內寄生。病毒在宿主身上不斷地復制繁殖，壹旦離開宿主就無法存活。人類就是病毒的壹種宿主，人體是壹個包含300多萬億個病毒的大型微生物系統。人類如何在病毒海洋中生存下來？或者，病毒如何在人類體內存活下來？

答案就是邊際賽跑。人類與病毒之間是壹個邊際賽跑的關系。病毒在人體（宿主）內復制遵循宇宙第壹原則即趨利避害，如果把宿主殺死了自己也無法存活。但是，這並不是說病毒是個“善類”，因為宿主不只人類壹種。每當疫情爆發初期，病毒掠走無數生命，人類的“反抗”才使得病毒向低致死率演化。如果我們無法短期內消滅人體所有病毒，最有效的辦法是與其“邊際賽跑”，即通過疫苗、藥物以及人體的免疫系統改變病毒的復制方向。在疫苗、藥物及免疫系統的作用下，病毒遵循趨利避害的原則，呈現高傳染率、低致死率的復制軌跡。接著，疫苗覆蓋和高傳染率共同形成的群體免疫進而降低了傳染率，最後的狀態是人類在這場邊際賽跑中快病毒半個身位。這是人類與病毒長期賽跑積累的經驗路徑。

而奧密克戎的出現使得這場疫情似乎正按上述推演的方向演變，疫苗覆蓋和特效藥使用正在改變病毒的復制軌跡。這是否說明醫療技術正在控制病毒的復制路徑，迫使其向人類設想的方向演變？國際醫學專家正在評估，這波高傳染率、低重癥率的奧密克戎，是否是壹種“天然疫苗”，使得歐美國家快速地形成群體免疫。

歐美即將贏得勝利的數字化證據

Bruce不喜歡搞什麼主義，壹切以客觀數字說話，如果非要問為什麼這壹次我相信疫情即將接近最終那個拐點，原因就壹句話：任何指數級的增長都不可持續，這個曲線和股市裏泡沫崩潰是壹個原理。

1）南非疫情快速消退

上圖顯示了南非四波主要疫情的走勢，這壹波的最明顯特征就是上下的速度都極其陡峭，充分顯示了疫情最後壹波的特征：極高的感染率帶來陡峭的感染數據，同時毒性下降，而感染來的快去的也快。

警惕西方即將在與新冠的賽跑中勝出

目前主要西方國家中，希臘已經拐頭，以色列已經接近高峰。未來大約壹周半後，西方主要發達國家都將達到這次疫情的頂峰，隨後疫情數據應該出現急劇的下降，考慮到病情與治療的延後效應。未來的幾周也即整個1月將成為西方本次疫情最最黑暗的時刻，但是如果這個時刻過去以後，情況不僅沒有惡化反而開始好轉了，歐美就極有可能硬趟過了鬼門關。

警惕西方即將在與新冠的賽跑中勝出

2）為何美國在2021年中之前對疫情充滿信心

這項比較的是平均每1000人有多少普通病床，日本世界領先，韓國緊隨其後，德國是歐洲領先，但依然和日韓有所差距。美國、新西蘭、英國、新加坡床位比例基本上是日本的五分之壹。因此論人均普通病房數，美國遠不如日本、德國甚至韓國，這也是為何美國感染人數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醫院床位不夠，導致輕癥感染者只能在家自行恢復，甚至流浪漢還到處亂竄導致傳染進壹步加劇。而去年同樣時刻，日本、德國的感染率就遠遠低於美國。

警惕西方即將在與新冠的賽跑中勝出

但是為何美國的政客壹直到去年底之前都不慌，直到去年底拜登突然變臉說聯邦政府控制不了疫情需要各個州政府自行控制，秘密就在於ICU飽和指數。ICU病床數據是按照每100,000人統計的，美國是世界領先，德國和臺灣也是第壹梯隊。意大利、新加坡、韓國也不差。英國比較其他OECD國家算是偏低。

我們先看壹下去年3月全世界的情況，在當時對於美國、德國來說，重癥數遠遠少於ICU病床飽和度。而對於意大利來說，重癥數已經很接近ICU病床數了，數字上幾近飽和。因此醫療資源的特點決定了，美國政府采取的措施是：盡可能推廣疫苗降低重癥感染人數，放棄對輕癥的治療，依靠世界第壹的人均ICU病房優勢，將治療重點放在對重癥的托底上，盡可能降低死亡率。

我們可以看到在去年中之前，美國的ICU飽和指數極其低，因此美國政客與專家壹點都不慌，直到奧密克戎的出現。

3）美國即將迎來終極大考

CNN1月4日援引數據稱，目前美國共有超過103000人因患新冠肺炎而住院治療，這是近四個月以來首次有超過10萬人住院。此前，美國新冠患者住院數的高峰出現在2021年1月14日，當時有超過142000人住院。此後，美國曾又在9月11日有超過10萬人住院。

在如今的美國，總計713家設有ICU的醫院中，有四分之壹ICU占用率達到95%以上。根據美國衛生與公共服務部數據，2021年12月30日此前壹周內，全美醫院重癥監護室（ICU）的占用率已高達77%。

《紐約時報》制作的圖表顯示，ICU超負荷運轉的醫院在全美超過40家，位於華盛頓特區的壹家醫院的ICU占用率高達166%。其中，紐約醫院的ICU占用率達到72%，最高達102%。

根據美國衛生與公共服務部數據，2021年12月30日，全美醫院重癥監護室（ICU）的占用率已高達77%。而這個數據在今天可能已經接近甚至超過95%，而未來的2到3周感染人數還在爬坡，那將是美國ICU本次新冠疫情以來將面臨的終極大考。但是，再次強調，壹旦這次大考被美國人硬扛過去了（其實也沒有什麼扛不過去的），美國的疫情防控就將迎來最終的拐點。

壹個死了100萬老弱病殘，極大降低了養老與福利壓力的美國將更加年輕化，這對我們來說怎麼聽都不像是壹件好事。

後疫情時代中國必須盡快增加公共醫療資源

與病毒邊際賽跑的自信來自有效的疫苗、特效藥以及大規模的公共醫療資源。高傳染率、低重癥率的奧密克戎正沖擊著全球醫療體系，2022年中國需要大規模增加公共醫療資源。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壹刀切的抗疫的本質來源於對醫療資源匱乏的不自信，所以妳們看上海從來就不搞壹刀切抗疫，因為醫療資料足夠。但是壹刀切的抗疫對經濟尤其服務業損害極大，甚至於很多百年老字號都開不下去了，而服務型行業容納的底層人員是最多的。因此疫情壹刀切，受傷害最大的是底層群眾，Bruce說句難聽話，我就10年不工作也餓不死，但是對於很多服務型行業人員，可能明後天沒有飯吃的恐懼遠大於對病毒的恐懼。

1）中國ICU床位和護士人數較西方國家低

中國ICU床位占人口比低於西方發達國家。根據《重癥醫學：華東地區現狀調查(2015年第三次ICU普查)》，以下簡稱(《普查》)顯示，2015年中國平均每10萬人擁有ICU床位數3.2張。由於該普查僅包含綜合醫院，且迄今過去4年有余，統計認為現在實際每10萬人擁有ICU床位數約5張。根據世界重癥與危重病醫學會聯盟數據，加拿大和德國每10萬人擁有的ICU床位數分別高達13.5和24.6張。

2018年美國人口在3.237億人，加拿大為0.37億人，中國的人口約為美國的4.3倍，加拿大的37.7倍，中國人口基數成為其發展衛生體制的最大障礙。

2006年中華醫學會重癥醫學分會在《中國重癥加強治療病房(ICU)建設與管理指南》，《指南》建議ICU服務病床數占醫院病床總數的2-8%。根據《普查》調查結果顯示，2015年華東地區綜合醫院ICU床位數占總床數比重約為1.7%，不到《指南》的最低標準。

近年來由於中國在醫療體系的大力投資，初步預計現在約為ICU服務病床數占醫院病床總數的3%左右，剛剛達到《指南》的標準線。根據美國生物技術信息網站提供數據，美國的重癥監護床位占整個醫院床位的比例在近幾年逐步攀升到了15%，遠高於中國的占比。

中國ICU普遍存在醫護編制不足。《普查》顯示，2015年中國ICU醫生人數與床位數比約0.62：1，護士人數與床位數比約1.96：1，低於《指南》最低標準。

2019年護士人數與床位數約為3:1，剛剛達到《指南》的最低標準。根據《美國ICU護理管理概況》，美國ICU護士人數與床位比達4：1，美國可以實現全天候開放探視。

2）財政支出是ICU不足的主要原因

中國的醫療支出占GDP的比例低於美國，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調查，2018年中國醫療衛生支出占GDP得6.4%，根據Statista的數據，2018年美國醫療支出占GDP的17.8%，中國對醫療衛生的支出約為美國的1/3。

中國公立醫院依靠國家財政補助，ICU屬於醫院盈利能力較低的科室，付出和回報不成正比。從某種程度上來講，國家財政補助決定ICU的數量。

3）東西部差距巨大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話，應該能記得江蘇尤其南京當時爆發疫情初期比現在西安要被動的多（機場破防），蘇大強雖然前期拉跨，但很快就穩住了陣腳。從2020年至今，江蘇共計感染1600余人，死亡人數為0！是什麼造就了蘇大強呢？說到底就兩個字：有錢！

中西部ICU高端醫療設備配置率低。華東地區經濟發達，醫院ICU的設備配置較為齊全，二三級醫院均有不同類型的高端醫療設備，且三級綜合性醫院能夠提供更加豐富的醫療資源，以體外膜肺氧合（ECMO）為例，華東地區的三級醫院、二級醫院配置率分別為23.80%、2.66%。

西部地區醫院部分必需設備不足。以轉運設備為例，二級醫院轉運監護儀、轉運呼吸機的配置要少於三級醫院，且部分三級、二級醫院缺少可轉運呼吸機，不利於重癥患者轉運手術室及特殊的影像檢查。常規必備設備裏，二級醫院顯著少於三級醫院，其中，抗栓泵、降鈣素原（PCT）監測儀、支氣管鏡、床旁超聲等在三級醫院的配置也不足50%。

比較美國ICU床位使用率，中國中位數高於75%，整體有擴張需求。比較來看，美國ICU床位即使在這兩年新冠疫情中使用率也僅約為70%，但是中國各級醫院床位平時使用率中位數都超過75%，其中頂級醫院和地級醫院超過85%。按照要求，三級綜合醫院重癥醫學科床位使用率以75%為宜，全年床位使用率平均超過85%時，應該適度擴大規模，因此中國ICU床位數有著較為迫切的擴張趨勢。

比較常規ICU配置，醫院可通過擴增設備配置迅速滿足急救需求。為應對此次新冠疫情，武漢地區緊急擴增重癥監護病房的資源，其中監護儀、呼吸機、心電圖機、床邊便攜超聲、血氣分析儀、除顫儀、ECMO等的數量也按臨床需求比例配置，考慮到現有醫院的ICU病房配置不足情況，現有醫院可適當擴增相關的醫療設備以滿足急救需求，且最大程度節約成本。

結束語

在過去的兩年中，我們在中美對抗中處於暫時的優勢地位。這種優勢地位是依靠新冠疫情打斷了美國的產業鏈、物流鏈使得它對我們進行壓迫與封鎖的陰謀暫時破產。但是我們不能刻舟求劍地認為，過去的勝利經驗在未來就壹定還能奏效。隨著疫情的變化與發展，歐美可能已經逐漸接近於新冠邊際賽跑的領先身位。壹旦歐美緩過神來，必將通過全面開放來挑戰我們的動態清零與嚴防死守的政策，而這次西安壹刀切對全球存儲界造成的震動已經讓很多巨頭開始憂慮。

我們必須提前為全面開放做好準備，等春暖花開後必須盡快抓住時機查缺補漏。在保持戴口罩、進壹步打疫苗的優良傳統下。開始放開自我檢測試劑盒的授權，認可自我檢測盒數據，降低對醫院常規核算的壓力。相信依照國人的素質，沒有幾個人會測出感染還美國人不以為然的。

同時要對中西部落後地區的醫療資源與設備火速進行大力度的增強，補齊短板，把醫療設備建設提高到新基建最重要與最緊急的高度上來。同時要降低全社會對感染的恐慌，做好長期與病毒實際共存的心理準備工作（畢竟什麼流感也從來沒有被人類消滅過）。

畢竟新冠僅僅是千萬種病毒中的壹種，但生活仍將繼續！

网民嚎叫：

DDTS 24分钟前

最主要的是西方国家不怕死人可以无限次试错。

LBSD 28分钟前

这他妈什么心态？邪恶阴暗！

amdcpu32 34分钟前

比科技。比疫苗。比文化。fwzwhyc 估计在吃屎。

勃事前 36分钟前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谁说的来着？看到西方即将走出阴霾内心不是为别人和自己高兴，而是极度恐惧和失落。这内心世界是多么TMD的邪恶+肮脏，这外表又是多么TNND的虚伪+丑陋。

fwzwhyc 53分钟前

胜出？比什么？中国与西方要比的是：死亡多少人？感染多少人？后遗症多少人？至于经济方面受到的损失是多少已经很清楚了，这次疫情中国人所付出的是什么？是团结！是坚韧！是顾全大局！每一位中国医务人员和他们家庭的付出是平日N倍的，使得中国人民得到空前的生命保障，即使再有西班牙大瘟疫重演，历史也会这样记载，

Palmoil 今天 12:26

即小气又邪恶

frank_ly 今天 11:13

中共与文明世界为敌，跃然纸上，昭然若揭

谢选骏指出：武汉病毒虽不长腿，但感染了武汉病毒的人却是长腿的——他们不仅长腿，而且还在赛跑，看看谁能在这场赛跑中胜出……这就是“毒不害人人自害”。病毒都是从人而来的，是人在害人，而不是病毒在害人——脱离了人体的病毒，活不了很久的。

【43、武汉病毒回家过年】

《中国放弃清零新冠感染人数爆增抢药潮蔓延至香港澳洲》（2022年12月16日BBC）报道：

中国政府公布“二十条”和“新十条”放松新冠防控措施后，病毒在多个城市迅速传播，引发许多乱象。许多城市出现医院看病难，感冒药和发烧药一药难求的情况。

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执行主任迈克·瑞安（MikeRyan）称，在中国决定放弃清零政策前，新冠感染人数就已经出现了爆炸式增长。

政策急转弯导致疫情爆发？

11月中国各地爆发反对疫情防控措施的抗议后，中国在防控政策方面急转弯。12月初，中国政府高层连续两天召开疫情防控座谈会，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在两场座谈会上都表示，奥密克戎病毒致病性减弱，将优化防控措施。与以往大多数会议不同，孙春兰这两次都罕见地未提到坚持“清零”政策。

12月7日，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通知》，提出了“新十条”，朝着逐步开放的方向前进。措施包括缩小核酸检测范围，不再对跨地区人员要求核酸阴性证明和健康码等。

从黄桃罐头到电解质水：中国放开防疫限制后出现“恐慌性抢购”

中国停用行程码健康码等更多疫情管控手段面临审视

新冠病毒感染病例激增，中国医疗系统受压

外界普遍认为，中国实际上是结束了其一贯坚持的清零政策，转向与病毒共存。但政策转向后，中国的感染迎来爆发式增长。

不过，目前中国官方的数据无法反映实际的感染病例。根据中国国家卫健委的数据，12月15日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2157例。由于难以准确掌握无症状感染者的实际数量，中国政府已宣布从12月14日起不再公布无症状感染者数据。

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执行主任迈克·瑞安（MikeRyan）驳斥了政策逆转导致病例激增的说法，称早在中国决定放弃严格的清零政策前，中国的新冠感染人数就已经出现爆炸式增长。

“这种疾病之所以密集传播，是因为控制措施本身并没有阻止这种疾病。中国从战略上决定，这不再是最好的选择。”瑞安说。他还指出，中国和其他国家仍然面临的挑战是，需要接种疫苗的人是否充分接种疫苗，是否接种了正确的疫苗和正确的剂量，以及这些人最后一次接种疫苗是什么时候。

抢购潮和医护感染

突然的政策急转弯和感染激增无疑引爆了民众的恐慌情绪。在大陆的多个城市，医院大排长龙，防疫物品如感冒药、发烧药遭到疯抢，甚至黄桃罐头和电解质水也被抢购。

抢购甚至蔓延到了香港和澳洲。部分香港药房的感冒药如“必理痛”、“幸福伤风素”短缺，一些药店开始对感冒药进行限购。

路透社报道，在墨尔本郊区、澳大利亚最大华人社区之一的博士山（BoxHill），一名药剂师说，几家药店的必理痛已经卖光了。

中国央视报道，中国国药集团旗下160余家工业企业，正在24小时增产，特别是一些重点品种，产能已扩大到日常三倍。

今年32岁的张心（化名）在周三感染，她几乎全家“中招”，包括她的妈妈、阿姨以及90岁的外婆。她对BBC中文表示，国家应该有序开放，不是突然一下子就放开。

“普通百姓在面对疫情的时候措手不及，在药物购买方面，应该进行限购，这样不会导致大家囤太多药在家里，真正感染的人因为缺药，跑到医院就医，造成医疗资源紧张，加重感染。”她说。

张心说，家中90岁的外婆病情严重，到医院还要长时间排队，排到了之后，医生也只是开了一些感冒药和咳嗽药。

“对于有基础病的老人，应该设置绿色通道就医。”她说。

另外，中国的医护也出现了集体感染的情况。

中国媒体财新报道，近期北京已有几家大医院致电挂号预约的门诊患者，建议其将就诊时间延期，或者改为线上问诊，因为院内有阳性感染者。医生们发现，身边持续有同事出现症状，人手紧张。

清零与放开之争

网络上有一些声音怀念中国之前的清零政策，他们认为“清零”政策是有必要的，可以保护老人和小孩。

微博网民“每天开除粉籍”说，自己是绝对的清零派，因为新冠对老人、孕妇和医生很危险。“医疗资源一向紧缺，医生没了会更挤兑，而且这个会重复感染，也就是说，医生会面临重复感染。孕妇整个怀孕过程也会重复发烧的过程。对胎儿太危险了。”

也有网民指出，防控乱象的源头是政策制定的问题。微博网民“风雨雪海光”说：“动态清零失败了，什么准备也没有，急速转向共存，制定政策的人不出面，天天让底下人互骂，不负责任！”

对于清零比放开好的观点，香港大学医学院生物医学学院教授金冬雁对BBC中文指出，“清零”是不可以持续的，如果继续“清零”政策也会发生一样的情况。如果要走开放的路线，面对疫情全面爆发是很自然的事情，“中国现在开放，理想的情况是，应该吸取各国的教训，有什么可以做得更好。”

金冬雁赞成迈克·瑞安的说法，在中国放开管控之前，病例已经有了飞速增长，“不放开，要清零也是几乎不可能的。”

中国春运将在下个月开始，对于人员大范围流动，金冬雁认为：“跟现在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看他们（政府）现在到底是控制还是不控制。总体来讲，春运会增加病毒扩散，但问题是他们现在的理念是啥，是要病毒传播，还是不传播。”

谢选骏指出：有人问我，现在武汉起疫的局势和三年前有何区别？我答曰，第一，整个社会已被掏空，第二，一尊系统树立、全国等候指令，第三，病毒好像长了眼睛，心心切切回家过年。

《诡异！疫情爆发竟没半个大官出来说话都怕要扛责？》（Newtalk 2022-12-15）报道：

中国逐渐解封，不过确诊人数仍持续增加。北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发热门诊外患者爆满。

中国官方近期发布“新十条”放宽防疫政策，但因配套措施完全没有准备，导致药物短缺、确诊和死亡人数瞬间暴增、遗体都来不及火化。过去许多高官都抢著高喊“动态清零决不动摇”，解封后却集体沉默。评论员秦时批评，高官都在自保，在“党中央”决策、“集体领导”的护身符中隐匿隐身，以期获得政治安全感。

中国首都北京市在放开疫情管制后，领先全国沦为新冠疫情重灾区，还有传言称北京市的感染者症状都比较重。中共官方至今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且对感染致死者数据讳莫如深，隻字不提。

北京市在疫情爆发后，陷入药物短缺、医疗量能崩溃的惨况，现在更传出殡仪馆都应付不来。据《自由亚洲电台》统计，北京市有12家殡仪馆、90台焚化炉，24小时可以处理4,000多具遗体。2018年的数据显示，每年北京市可以处理遗体10万具，日均火化300人。但现在北京市火葬场需要排队5至7天。

但民间出现种种惨况，中共官员却全部噤声。时政评论员秦时今(15)日指出，三年大国战疫，习近平亲自指挥、部署，从中央到地方，所有高官都在公开场合高调发声“坚决执行党中央动态清零政策”，地方上层层加码，运动式封控、文革式表忠比比皆是。医卫领域更是争先恐后为清零唱讚歌，党媒也跟著大呼小叫。

秦时表示：“突然解封、政策反转，一众高官却集体缄默了，目前为止，没有看到哪个常委、国家领导人或封疆大吏像当初吹捧‘动态清零’那样针对‘二十条’或‘新十条’信誓旦旦地表态。外界只看到那些曾经与‘病毒共存’不共戴天的卫健委、疾控中心、院士亮出了‘共存派’科学脸谱。”

秦时指出，官场奴性的表忠文化此刻已经陷入困境，主要原因就是害怕担责，一是怕动态清零造成的恶果自己要担责，二是怕目前疫情的不确定性，将来是不是也要担责。一众高官出自党文化自保心理，只能低调，收敛张扬的表忠个性，在“党中央”决策、“集体领导”的护身符中隐匿隐身，以期获得政治安全感。

秦时也指出，“替罪羊”定律几乎是中共政治生态中的一条铁律，中共极权需要替罪羊和考察忠诚度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缺一不可，今天跟著党跳得很高，说不定哪天就沦为倒楣蛋、阶下囚。

中国当局放宽新冠政策后，导致医院、殡仪馆几乎超过负荷。

北京疫情大爆发，确诊死亡者爆增，办骨灰寄存的车从八宝山排到长安街。

网民嚎叫：

tz2000发表评论于2022-12-1610:16:21

大数据显示这一波疫情11/27开始在几个城市爆发的，所以白纸运动还真可能不是开封的决定性原因，

决定性的原因是封不住了

彼采荇兮发表评论于2022-12-1607:41:51

你的意思，美国政府是先把机头冲下，俯冲姿态，然后跳的？

原网名无效发表评论于2022-12-1517:32:15

污毛说“清零你们骂，开放你们还要骂”送你们一个段子，看看像不像你家200斤一拍大腿的开放：飞机飞行中出了故障要坠机，空乘要大家往外跳逃生，一个小学没毕业的一拍大腿就跳了出去，空乘喊“你怎么。。。”，没毕业说：“呆在飞机上你要说，现在跳了你还要说！空乘“我也没说不背降落伞就跳啊！”

你家200斤开放之前降落伞准备好了吗？举白纸的说过不用降落伞就赶紧让你们跳了吗？

正人堂主发表评论于2022-12-1606:42:17

解封之前疫情已经爆发了，而且经过近3年的清零那点家底也已经清零了，政府也打白条了，再清零经济没有恢复，已经无法执行了。所以干脆放开。

exds发表评论于2022-12-1602:41:08

Omicronisorganic疫苗，不重症不住院没有后遗症～～～～～～～lol

Tennis99发表评论于2022-12-1522:21:26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说出原因了，那就是解封之前疫情已经爆发了，政府是看到这一点才匆匆宣布解封，真可怜了老百姓，真正3年，政府没有引进高效的疫苗和药物，

Tennis99发表评论于2022-12-1522:21:26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说出原因了，那就是解封之前疫情已经爆发了，政府是看到这一点才匆匆宣布解封，真可怜了老百姓，真正3年，政府没有引进高效的疫苗和药物，官员都知道，皇上是要坚持清零的，现在病毒不听话，解封只是权宜之计，谁知道皇上过了这阵子是不是还要继续清零，所以干脆什么都不说，一群没卵子的太监

Tennis99发表评论于2022-12-1522:20:51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说出原因了，那就是解封疫情已经爆发了，政府是看到这一点才匆匆宣布解封，真可怜了老百姓，真正3年，政府没有引进高效的疫苗和药物，官员都知道，皇上是要坚持清零的，现在病毒不听话，解封只是权宜之计，谁知道皇上过了这阵子是不是还要继续清零，所以干脆什么都不说，一群没卵子的太监

cowboy62发表评论于2022-12-1521:47:53

人民日报已经宣布中国即将取得抗疫的伟大胜利。

sholom发表评论于2022-12-1520:44:46

江主席刚走，就解封。怎么那么巧呢？不走，没人敢解封

Chickred发表评论于2022-12-1518:50:00

人家要封控，要自由，要不你就要推翻人家；现在你自由了也染疫了，你只要自由不要染疫，于是你要他们因为染疫而道歉，天下有这样的道理吗？

HighEnd发表评论于2022-12-1518:14:10

问问五耄豿們，中共封闭的时候你舔，现在开放了你还舔，主子做的有啥是你不舔的？你还有没有脸？

HighEnd发表评论于2022-12-1518:10:08

問題是中共都不承認疫情爆發。

照妖镜007发表评论于2022-12-1518:07:39

有啥好说的？大家希望的结果，没啥好抱怨的

吃货2001发表评论于2022-12-1518:04:21

真好，大家一上街政府就同意了，是否以后都可以照此办理？

原网名无效发表评论于2022-12-1518:04:12

谁说200斤从来不换肩？这次就换了！就是换得太快，闪了腰

___1984___发表评论于2022-12-1517:57:43

好像大家都挤在门口要出门，你越拒绝开门大家就越跃跃欲试的往外挤，然后你一声不响地一下子把门打开了，大家都摔倒在地上。疫情放开不应该是这样的。中国政府如果真对中国人民负责，就不应该这么做。

石库门发表评论于2022-12-1517:42:32

相信事实发表评论于2022-12-1515:17:46

自己非要开放，当然后果自己接受。中国政府一直坚持清零，你们在骂，现在你“自由”了，还要政府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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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零的忠实信徒，可惜“零”永远不可能出现了。你的主子很清楚清零不会有结果，已经放弃当“模范生”了，你还在这里捶胸顿足、痛不欲生的干嘛？想感动自己？

NUNU123发表评论于2022-12-1517:38:30

这群聚，没病的人都会被感染，政府以前的一切操作把百姓给吓坏了，有点头痛脑热就赶紧看医生，其实在家休息是最好的办法。

Ela发表评论于2022-12-1517:33:46

请大家不要把责任归入白纸运动，国内有很多专家，中央有领导，利弊老百姓不明白。

comehere发表评论于2022-12-1517:33:30

不是天灾，是人祸！愚蠢的政府，愚昧的人民，不遵循科学，人为造成的恶果。

Ela发表评论于2022-12-1517:11:20

历史上最大的国难

原网名无效发表评论于2022-12-1517:32:15

污毛说“清零你们骂，开放你们还要骂”送你们一个段子，看看像不像你家200斤一拍大腿的开放：飞机飞行中出了故障要坠机，空乘要大家往外跳逃生，一个小学没毕业的一拍大腿就跳了出去，空乘喊“你怎么。。。”，没毕业说：“呆在飞机上你要说，现在跳了你还要说！空乘“我也没说不背降落伞就跳啊！”你家200斤开放之前降落伞准备好了吗？举白纸的说过不用降落伞就赶紧让你们跳了吗？

Ela发表评论于2022-12-1517:30:30

如果政府现在提出就地过年，阻止返乡过年，老人孩子会受到保护。

狄更丝发表评论于2022-12-1517:21:00

等亲自指挥官出来讲话呢。结果日人民报出来歌唱共产党做得好做得妙了。老百姓幸福死了

Ela发表评论于2022-12-1517:11:20

历史上最大的国难

iloveCCP发表评论于2022-12-1517:06:11

睁眼说瞎话。孙春兰，日人民的人民日报（党的喉舌，代表所有当官的），钟南山等各路专家大神（我当体制下，也算官）都出来说话了。

kai2002发表评论于2022-12-1517:00:41

你们支持的白纸运动怎么不出来说句话？求仁得仁

思想起发表评论于2022-12-1516:58:48

习处两难地位：“封还是不封？”“不封还是封？”。封了，白纸运动出来；不封，火葬场运转不过来。

lxd发表评论于2022-12-1516:52:02

因为他们相信人定胜天，可惜这次病毒不给面子，本来想趁机向世界炫耀一下制度优越性，结果现在一地鸡毛，老大都闪了，七个小矮人还能怎么办。

小矛发表评论于2022-12-1516:45:00

这就是独裁体制的最大问题，底下当官的个个求自保，没有主子的指令谁也不管轻举妄动，这样的局面即使中国有再多的人才也是白白浪费了。共产份子们，你们说要怎样改变目前的局面呢？

*summer*发表评论于2022-12-1516:27:50

水灾，火灾，地震…..反正一有灾难小学生就玩失踪

5mslj发表评论于2022-12-1516:22:24

出来说了，昨天，日人民报，习主席为宇宙抗疫指明了方向。

旧电脑发表评论于2022-12-1516:08:23

"自己非要开放",所以是人民自己要开放，而不是什么境外势力鼓动的一小撮了？

相信事实发表评论于2022-12-1515:17:46

自己非要开放，当然后果自己接受。中国政府一直坚持清零，你们在骂，现在你“自由”了，还要政府说什么？

longtuying发表评论于2022-12-1516:07:00

顺应民意，举白纸的应该扛责，你们没有按照政府的政策去做，自私自利要自由，凭什么要政府扛责，再说美国死了一百多万，也没见哪个政客，议员，政府官员出来扛责。

江湖行走发表评论于2022-12-1516:04:45

相信事实你还要不要脸？不让国外疫苗进中国的除了政府还有别人吗？开放前不准备好疫苗，药品的，除了政府还有别人吗？政府除了就知道到处搞监狱断人财路，天天捅鼻子，为开放做什么准备了？

百家争鸣2012发表评论于2022-12-1515:44:08

我看还是心理原因。很多可以看可以不看的都去了，自然就人多起来。

华府采菊人发表评论于2022-12-1515:43:15

这回老大不太好玩了，人人等他出来亲自部署亲自指挥

老歌好听发表评论于2022-12-1515:42:04

就是。我们不是你们选的，干嘛要对你们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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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事实发表评论:"自己非要开放，当然后果自己接受。中国政府一直坚持清零，你们在骂，现在你“自由”了，还要政府说什么

不允许的笔名发表评论于2022-12-1515:32:53

包子躺平了。

nyfan发表评论于2022-12-1515:19:00

双博士正在忙着写论文，准备获得下一个博士学位，没时间啊！

相信事实发表评论于2022-12-1515:17:46

自己非要开放，当然后果自己接受。中国政府一直坚持清零，你们在骂，现在你“自由”了，还要政府说什么？

tudoutudou99发表评论于2022-12-1515:06:18

反动势力纯属挑刺。老大还没指明方向，你说咋表态？

tiger001发表评论于2022-12-1515:03:00

支持动态清零

不相信事实发表评论于2022-12-1514:55:29

当年崇祯就是这样的，死的时候痛骂百官。

何西2017发表评论于2022-12-1514:55:00

问题是说什么呢？人民投票要自由不要清零

cowboy62发表评论于2022-12-1514:37:26

都是习总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其它官自然不会抛头露面了

谢选骏指出：武汉病毒回家过年，北京棺员也要回家过年啊——毛僵尸一挺，他的墙国终究是要随之而去。

【44、武汉病毒实至名归】

《新冠病毒溯源：顶级中国科学家称不该排除实验室泄露》（沙磊（John Sudworth），西蒙·梅宾（Simon Maybin）BBC记者 2023年5月31日）报道：

一位前中国政府高级科学家告诉BBC，不应排除新冠病毒从实验室泄露这一可能性。

曾作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教授在疫情应对和溯源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政府否认了这种疾病可能起源于武汉实验室的任何说法。但高教授没有直截了当。

在接受BBC广播四频道播客《发热：寻找新冠病毒的起源》采访时，高教授说：“你总是可以怀疑任何事情。这是科学。不要排除任何可能性。”

高教授是世界级别的病毒学家和免疫学家，去年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退休后，现任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

高教授还告诉BBC，中国政府对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了某种正式调查，这也许可以说明，中国政府对实验室泄密理论的重视程度比其官方声明所称的要高。

“政府组织了一些事情，”他说，但他自己的部门中国疾控中心没有参与其中。

我们请他澄清，这是否意味着政府的另一个部门对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了正式搜查。武汉病毒研究所是中国顶级国家实验室之一，该实验室据称花了数年时间研究冠状病毒。

“是的，”他回答说，“那个实验室经过了该领域专家的双重检查。”

这是官方首次承认进行了某种形式的调查，但高教授表示，虽然他没有看到调查结果，但他“听说”有确认称该实验室是清白的。

“我想，他们的结论是他们遵守了所有的协议。他们没有发现任何不当行为。”

几乎可以肯定，导致新冠疫情的病毒曾源于蝙蝠。

但它如何从蝙蝠身上传到我们身上的是一个更有争议的问题，从一开始就有两种主要可能性。

一种是病毒从蝙蝠自然传播给人类，可能经过其他动物传播。许多科学家表示，大量证据表明，这是最有可能的情况。

但是其他科学家说，没有足够的证据来排除主要的另一种可能性：病毒感染了参与研究的人，其研究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大自然病毒的威胁。

这两种可能目前处于地缘政治的核心，处于一堆阴谋论的漩涡，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政治化和最有害的科学辩论之一。

我们通过对辩论各方的一些顶尖科学家的采访，以及从武汉街头到美国一个高度安全的实验室内部的实地报道，阐释了这个困难但非常重要的问题。

2020年1月新冠病毒爆发时，新加坡科学家王林发教授访问了武汉病毒研究所，当时他是该所的名誉教授。

他告诉BBC，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一位同事一直担心实验室泄漏的可能性，但她能够排除这种可能性。

王林发是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教授的新发传染病教授，并定期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同专业教授石正丽教授合作。

他们是老朋友，是世界上研究蝙蝠冠状病毒的顶级专家，也因此获得了蝙蝠侠和蝙蝠女侠的绰号。

王教授表示，石教授告诉他，她“失眠了一两天”，因为她担心“她的实验室里有一个她不知道的样本，但它含有病毒，污染了什么东西，然后跑出去了”。但他说，她检查了她的样本，发现它们没有含有导致新冠病毒或任何其他足以引起疫情的病毒的证据。

他还表示，石教授或她团队中的任何人“无可能”隐瞒他们发现实验室泄密证据的事实，因为他们表现得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包括出去吃饭，计划唱卡拉OK。

现在解密的美国情报显示，该病毒研究所的几名研究人员在2019年秋天生病，症状和“新冠病毒以及常见的季节性疾病一致”。

但王教授告诉我们，他建议石教授在2020年1月从她的团队中采集血液样本，看看他们是否有新冠病毒抗体。他说她听了他的建议，所有的检测结果都是阴性的。

一些科学家认为，绝大多数证据表明，病毒是在武汉的一个市场传播给人类的。王教授就是其中之一。

武汉华南海鲜市场

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出售的东西远比它的名字暗示的要多，包括野生哺乳动物。该市场与许多早期病例有关，这些病例都是在华南海鲜市场工作或购物的人。

尽管中国的表现明显缺乏透明度，但这些科学家表示，现在有足够的信息，比如早期病例的数据和中国市场的环境采样，可以排除实验室泄漏的可能。

事实上，这种确定性的主张从一开始就存在，最明显就是在2020年3月的一篇论文中。这篇论文已成为互联网时代阅读量最大、争议最大的科学论文之一。

“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SARS-CoV-2）的近端起源”是由病毒学和新发疾病领域的一些最杰出科学家撰写的，他们的结论是“我们不相信任何基于实验室的假设是可信的。”

它支持了一种观点，这种观点很快在许多媒体报道中流行起来，即实验室泄密是一个阴谋论。

但该论文的一位作者在播客中表示，他现在对之前结论的可信度产生了怀疑。

哥伦比亚大学流行病学教授伊恩·利普金（Ian Lipkin）长期追踪世界各地的疾病，包括中国，他在那里建立了紧密联系。他还是好莱坞大片《传染病》的科学顾问。

利普金教授现在称，在论文中排除任何基于实验室的假设，有些太过分。

虽然他仍然认为市场仍是新冠病毒来源的最合理解释，并且不相信该病毒是被故意设计的，但他并不认为可以排除所有的实验室或研究可能。

他主动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指的是武汉另一个实验室，该实验室由武汉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管理，距离华南海鲜市场只有几百米远。

据中国新闻报道，该实验室参与了从野生蝙蝠采集数千份血液和粪便样本的工作，这些研究有时是在没有佩戴适当防护装备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显然存在感染风险。

“在那里工作的人可能是在洞穴里收集蝙蝠时被感染的，”利普金教授说，当他参与撰写2020年3月的那篇论文时，他并不知道这个实验室及其工作。

利普金教授指，华南海鲜市场是病毒起源的进一步分析——包括最近关注市场上有浣熊狗的证据的研究——并不能解决起源问题。他说，这种病毒可能“起源于市场之外，并在市场中被放大”。

表面上看，高教授有关不排除实验室泄漏的言论似乎与中国公开声明的立场严重不符，甚至很危险。

“所谓‘实验室泄密’是反华势力编造的谎言。这是出于政治动机，没有科学依据，”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双方可能有更多的共同点。

中国政府在宣传中一直在推行一种奇怪的、未经证实的第三种理论。它说，这种病毒不是来自实验室或市场，而是可能通过冷冻食品包装带入该国。

中国政府称，它排除了实验室和市场的可能性，高教授的言论可以被简单地视为该立场的更科学的版本，因为他排除了这两种可能性。两者都是基于缺乏证据的观点。

“我们真的不知道病毒来自哪里……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高教授告诉BBC。

科学家们争论，有时是激烈的争论这个问题是否真的仍然没有定论。

但是，至少在中国之外，有一件事是广泛一致的：中国在寻找证据或分享证据方面做得不够。

虽然这似乎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它绝不是。

新冠病毒从哪里来？

对每一个逝去的生命，对每一个遭受苦难的人，对那些继续遭受苦难的人，答案非常重要。

谢选骏指出：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武汉病毒”终于半遮半掩地实至名归了！这指向了“国际合作的典范”——美国出钱，法国出设备，加拿大出病毒，武汉出地皮和人工——合作生产武汉病毒，武汉病毒研究所负责泄漏传播，中国大陆串联起來，负责输出全球——各国故意不设防，导致病毒迅速蔓延全球！

【45、武汉肺炎割了美国人一块肉】

《中美关系：民调显示九成美国人视中国为对手七成支持对华强硬政策》（BBC 2021年3月4日）报道：

美国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3月4日最新报告显示，89%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竞争对手或敌手，而非伙伴；近五成的人认为制约中国的影响力与实力应是美国的头号外交政策目标。

皮尤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支持对华强硬的政策。70%的受访者称，美国应该要求促进中国人权，尽管那会破坏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只有26%的人表示，应以与中国的经贸关系为重；53%的美国人有信心拜登总统能够有效与中国打交道。不过这一比例与其他外交政策相比偏低。

拜登接手白宫之际，正值美中关系的历史低点。迄今他并未大幅度修改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贸易关税、科技禁令等制裁措施依然生效，也多次强烈批评中国的香港、新疆、台湾政策。

拜登政府也曾多次批评中国的香港政策

拜登政府上任以来，定位中国为“最严峻的竞争对手”。与中方频频提“合作”不同，华盛顿近来对美中关系的高频关键词是“竞争”。

国务卿布林肯3日发表就职以来首场外交政策演说，形容中国是美国21世纪面临的最大地缘政治考验。他形容美国的对华方针是“在应竞争的领域竞争，在可合作的领域合作，在必须对抗的领域对抗”。

布林肯当日还宣布了美国的八大外交优先事项，应对中国挑战仅名列第八。排名更高的外交优先包括控制新冠疫情、复兴经济、加强盟友关系与应对气候变化等。

美国人对华观感趋冷

皮尤中心在2月初采访了约2600名美国成年人，调查发现67%的受访者对中国有“冷感”，比起2018年的数据上升超过20%。其中表示对华“非常冷感”的人比两年前翻了一倍，达到47%。

这一趋势与日前出炉的盖洛普（Gallup）民调相符。盖洛普的民调显示，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度降至历史新低的20%，是自1979年以来最低点，甚至低于1989年天安门镇压事件后的数据（34%）。

美国人反感中国人权，过半支持限制中国留学生

皮尤的研究显示，美国人对中国的人权政策看法尤其负面，九成的美国人认为中国不尊重其人民的人身自由，五成人认为中国的人权政策对美国而言是一个极严重的问题。

55%的美国人认为应该限制在美学习的中国学生人数，43%的人反对限制。目前，约有37万中国留学生在美学习，是美国国际学生最大群体。

美国对中国的负面观感主要由共和党人带动。63%的共和党人表示，遏制中国应是外交政策头号重点，只有36%民主党人有同感。不过，两个数据与2018年比较都显著上升。

美国人关注中国在新疆的“种族清洗”指称

当提到中国，美国人想到什么？

皮尤研究中心还以开放性问题询问受访者，被问到中国时首先想到什么。排名最高的答案是人权，占20%，其中多提及缺乏个人自由、中国对维族人“种族灭绝”等指称。

涉及经济（19%）、政治制度（17%）、威胁（13%）的答案紧随其后。

在经济方面，受访者对中国的一些评价是积极的，例如提及中国的快速经济增长和无处不在的“中国制造”。一名28岁的男性受访者表示：“中国的成绩无法被否认。中国人民的生活质量在过去五十年中实现了巨大的进步。”

在经济方面，受访者对中国的一些评价是积极的，例如提及无处不在的“中国制造”

在关于政治制度的回答中，美国人多以“极权主义”、“独裁主义”、“共产主义”形容中国的制度。

一名57岁的男性受访者形容中国是一个“以可怖方式监控其人民”的国家，“那里的生活很棒，如果你渴望成为国家的机械人的话。否则，它是一个腐败、令人窒息的极权社会。”

中国反驳：“毒化民意氛围”

就盖洛普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降至新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3月3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做出回应。

汪文斌指责特朗普政府和美国内反华势力“抹黑中国”，“散布政治病毒”，“毒化”两国的民意氛围。

他还特别提到，也有一些民调数据显示，相当数量的美国受访者认为应维持中美人文交流、支持美国积极同中国开展气候治理合作。

谢选骏指出：武汉肺炎让美国至少死了一百多万人！比历次战争的总和还多！就算三亿人口的美国是个三百斤重的大胖子，死了一百万人也不是个小数，何況還有好幾百萬的附帶死傷！這就像一個人被割掉了一斤重的一块肉——不仅割了肉，而且流血不断……實際殘廢了！所以，盖洛普的民调显示，美国人对“中国”也就是共产党的好感度，降至历史新低的20%，是自1979年以来最低点，甚至低于1989年天安门镇压事件后的数据（34%）——共产党“杀自己家里的人”虽然令人作呕，毕竟不如“直接杀上门来”那么讨厌啊。武汉肺炎割了美国人一块肉，不知道美国人能记得多久。

【46、武汉肺炎克服流感——大重设的关键措施】

《如何与新冠病毒共处？卫报：与流感仍有关键性差异》（编译张君尧综合 2021-07-06）报道：

英国准备进一步放宽新冠病毒的防疫限制，相关防疫规则将被「个人决定」所取代，将学习「与新冠病毒一同生活」，就像面对季节流行性感冒一样。(Getty Images)

随着英国准备进一步放宽面对新冠病毒的防疫限制，人们似乎已经达到这长达两年疫情的一个临界点，相关防疫规则将被「个人决定」所取代，现在更时常讨论到「与新冠病毒一同生活」，就像我们面对季节流行性感冒一样。

这场疫情已经引发无数次新冠病毒和流型性感冒之间的比较，而两者确实有一些共同点。首先，两者都是具传染性、且可能致命的呼吸道病毒。它们可以通过悬浮粒子、飞沫和受感染的表面传播，同时还有一些相同的症状，比如发烧、咳嗽、头痛和疲劳等。而在即将到来的冬天，英国国民保健署（NHS）面临的一项挑战便是如何区分新冠与流感患者。

不过新冠病毒和流感之间仍存在对公共卫生至关重要的显著差异。新冠病毒的传播速度比流感快，并可能导致更严重的疾病，同时其症状需要更长时间才能显现，而且人体具有传染性的时间更长，使得他们更容易传染给他人。此外，新冠病毒比流感更致命的主要原因为「老年人容易感染」，在2015-16年，以及2018-19年的3个合并流感季节中，季节性流感在英国造成约4万4505人死亡，相当于2021年前9周的新冠死亡人数。

迄今为止，英国凭借接种疫苗将新冠确诊者住院的风险降低90%以上，死亡人数也大幅下降、过去一周每天不到20人，但疫苗在预防死亡方面的作用远大于病毒传播，因此预计新冠病毒的传播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内仍会上升。流行疾病的规模越大、病毒找到未接种疫苗或疫苗保护力不足的弱势人群的机会就越大，虽然疫苗极大削弱感染后死亡的可能性，但它们不太可能完全遏止传播。

不过，新冠病毒、流感和针对它们的疫苗之间的差异很容易掩盖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学习像应对流感一样地与新冠病毒一同生活并不意味着社会可以从容应对」。

面对流感，每年都会有全面的全球监测系统检测哪些变种流感出现、传播且有可能在下一个季节构成威胁，这将决定哪些病毒株进入「年度流感疫苗」之列、接着研发推出，整个流感季节期间、公共卫生当局也会发布确诊数，并在需要时更新医疗指南方针。

而目前还没有这样的系统来面对新冠病毒，尽管运行良好的机器可以保护世界免受流感的侵害，但事实上，每年冬天流感仍会给NHS带来巨大压力、有时会将其推向崩溃的边缘。对于卫生服务部门来说，与新冠病毒共存意味着「接下来每个冬天要学习如何面对新冠病毒和流感的双重浪潮」。

谢选骏指出：上文所谓“双重浪潮”纯属子虚乌有。因为它不懂，武汉肺炎可以克服流感——武汉肺炎强制人们建立了卫生意识和卫生措施，大大降低了流感的普及率和杀伤力。例如我自己，以前几乎年年“感冒”，但是武汉肺炎一起，就没有感冒过了。这是因为，以前大家不戴口罩，人人吐沫横飞，现在大家保持距离，野蛮让位给文明了。2018年我去澳大利亚，有个白人在我座后不断咳嗽，结果回来不久我就“重感冒”了。而且来势特别凶猛，明显是一种新的病毒或说是野蠻的澳洲病毒所致。如果当时大家都带口罩，我大概率可以避免这样的澳洲瘟疫。

《新冠肺炎与“大重设”：一个世界重建提议如何变成了阴谋论》（BBC 2021年6月25日）报道：

"大重设"计划本身是个在新冠肺炎疫情后，如何重建经济的建议，但阴谋论者认为它背后有秘密目的。

英国查尔斯王子和世界经济论坛创办人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早前提出，新冠肺炎疫情后，各国应该以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方式重建经济，他们把这个提议称为“大重设”（Great Reset ）。

但之后一些阴谋论者认为，这个“大重设”提议有一个源自专制社会主义政权的秘密目的——利用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推广一些阴谋计划。这一政权的背后是强大的资本主义者和政客。

这句话看起来确实有些自相矛盾，但这种阴谋论并不是新鲜事物，只是这个最新的“大重设”阴谋论，加添了一些与新冠肺炎有关的元素，吸引不少人相信。

世界经济论坛创办人施瓦布提出，各国应以可持续方式重建经济，他把这个计划称为"大重设"计划。

这个阴谋论是什么？

与很多阴谋论一样，这个最新的阴谋论以一些事实为基础。查尔斯和施瓦布去年6月先后提出，世界在新冠肺炎疫情后，应该以一个更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的方式重建经济。英国皇室更在官方的社交网站专页发表视频，内容以查尔斯的演说为背景，加插上风暴、澳洲森林大火等自然灾难画面。

查尔斯在片段中说，世界有一个机会创造一些完全可持续的行业，又说“现在就是时候行动。”

世界经济论坛创办人施瓦布也撰写文章解释“大重设”提议：“新冠肺炎是一个罕有但时间不多的机会，让我们可以反思、重新思考、重设我们的世界，让它变得更健康、更公平，让它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世界经济论坛还为这个提议制作了一系列播客节目和一本长280页的书，但始终没有给出详细的计划。

施瓦布在播客和书内提到要向富人收税，又扬言要结束各地政府为化石燃料行业提供的补贴。他谈到的话题包括科技、气候变化、未来的工作、全球安全等，但外界始终无法从他的说话，看出“大重设”提议的具体内容。

这个提议欠缺内容，加上由世界经济论坛这个大机构推动，让阴谋论者有机会说服外界这个提议其实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

一些与新冠肺炎相关的社交距离限制措施，在各国引起民众不满。

这个阴谋论如何传播？

首先要说的是，外界对这个“大重设”提议有许多值得思考的批评，例如一些立场保守的政客和媒体认为，世界经济论坛有关环境保护的建议会损害经济。外界也留意到，施瓦布不是一个民选的政客，他不应有这种可以改变世界经济格局的权力。

但网络上的讨论并不是围绕这些关于合法性的政治话题，而是热衷于讨论有关这个“大重设”提议相关的阴谋论。根据BBC国际媒体观察部的数字，自“大重设”提议在去年6月提出至今年5月，脸书已经累积有超过800万相关帖文、留言和“赞好”，相关的帖文就在推特被分享超过200次。

最受欢迎的、同时也是毫无根据的帖文声称，有全球的精英通过某些方法控制着新冠疫情，而与此相关的社交距离限制措施，是为了故意拖垮全球经济，让全球政府朝社会主义倾斜，但又同时可以让资本力量可以得益。

这种似是而非的论述令这个阴谋论得到许多支持者，当中包括不少质疑新冠疫苗效用和安全性的人、反对社交距离限制措施的人和持极端政治立场的人。

总部设于美国的网络分析公司Graphika首席分析员梅拉妮·史密斯（Melanie Smith）形容，这个谣言是典型的“反建制阴谋论”。“越复杂、给出越详细资料的阴谋论，往往可以吸引最多不同政治立场的人。”

这些与“大重设”提议相关的阴谋论从去年已经开始流传，但到年末才开始变得盛行。

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去年9月在联合国一个会议上提到，新冠肺炎疫情让世界有一个“重设”的机会，虽然外界无法知道他是否在说世界经济论坛的计划，但阴谋论者认为，他提到“重设”这个字，证明世界多国领袖就在利用疫情，在各地实施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倾向的环保政策。

阴谋论者中不乏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他们认为，特朗普要在去年11月的总统选举中胜出，才有望打破这个所谓的秘密计划。与“大重设”阴谋论相关的帖文，在社交网站不断传播。

过去有类似的阴谋论吗？

这些与“大重设”提议相关的阴谋论其实与过去的阴谋论很类似——专家们说，一个预言将会出现奉行极权主义的全球政府的阴谋论在1960年代已经出现，当时称为“新世界秩序”（New World Order），此前在18世纪也出现说类似的说法。

“大重设”阴谋论者其实只是把这些主意重新包装，混进一些与新冠肺炎疫情有关的讯息，例如声称疫苗附有一些可以“把人奴隶化”的芯片。

梅拉妮·史密斯认为，与“大重设”相关的阴谋论说法建基在“新世界秩序” 一说之上，因此可以预期，即使新冠肺炎疫情过去，与“大重设”相关的阴谋论仍然会存在。

世界经济论坛今年1月发表片段，承认自己在宣传“大重设”计划的效果不似预期。至于相关的讨论是否被阴谋论者骑劫，世界经济论坛就透过声明说，这些阴谋论者以幻想代替逻辑思考，形容它们是公众讨论中“嘈吵但不太重要”的一部份。

“我们鼓励大家进行一些理性、基建于事实的讨论。”

这个阴谋论会如何发展？

“大重设”提议的其中一部份，是鼓励各国重启经济时，应该以较环保的方式来重建经济。相关阴谋论者也在投入这一话题的讨论。

梅拉妮·史密斯说，一些不承认气候变化的网络社运人士经常会批评，可持续发展和绿色能源其实是“精英阶层控制的一个计划”。“而随着公众越来越集中讨论气候变化议题，我们也可以预计这些阴谋论支持者会把自己的论点与气候变化相提并论。”

谢选骏指出：邪恶的人们不去总结瘟疫大流行的经验教训，反而希望“一夜回到解放前”，希望武汉肺炎赶紧过去，大家又可以像那之前一样花天酒地了。他们确实在阴谋掩盖一个问题——正是那种极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及其政治正确，导致了武汉肺炎的大流行。在我看来，大重设仅仅需要两样东西——1、保持安全距离，免得匪徒打劫；2、戴好口罩，免得病人传染。所有靠近人身的举动，都很可疑；所有不戴口罩的人物，都很可疑。在一個人滿爲患的社會裏，某人的自由就是侵害他人的自由！

【47、武汉肺炎来自党政军专政的一丘之貉】

《新冠病毒：野生动物貉进入视野，我们是否发现了这种病毒的“动物起源”？》（维多利亚·吉尔（Victoria Gill），罗兰·皮斯（Roland Pease）BBC记者 2023年3月27日早上6点56分）报道：

科学家们说，早期疫情与市场上的活体动物销售之间存在着“强烈关联”。

一个科学家小组声称，可能掌握了迄今为止发现的关于新冠病毒是如何首次传播给人类的“最佳证据”。

这是寻找一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大流行病源头的最新转折。这一溯源工作一直障碍重重和高度政治化，并有几个理论相互竞争，而这些理论既未能被证实也没有被完全推翻。

最新分析指出，新冠病毒可能来源于一种特定的动物物种。这一分析是基于三年前从武汉华南野生动物市场收集到的证据，该市场一直是疫情爆发初期的一个焦点。

2020年初，当新冠病毒还是一种神秘疾病时，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从市场上采集了环境样本。这些样本中包含的基因序列直到最近才被短暂公开，这使得一个研究小组能够对其进行分析，并指出貉可能是疾病蔓延到人类之前的“中间宿主”。

根据3月20日在线发表的一项分析的关键依据是，被活体出售的野生哺乳动物貉的DNA被发现的位置，与市场上2019新型冠状病毒（SARS CoV-2）检出的地点相同。

对疫情早期爆发中心所在的野生动物市场三年前的数据分析表明，貉可能是一个“中间宿主”。

但在混乱的溯源过程中，市场早已被关闭，所有曾被出售的动物都已被扑杀，仍然缺乏确凿证据。一些科学家认为，延迟了三年才公布这一关键数据是“令人愤慨的”。

上述研究结果发表之际，有信号显示实验室泄露论正在美国当局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

中国政府极力否认病毒源于科学研究所的说法，但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和能源部（Department of Energy）认为这种情况是“非常有可能的”。

美国多个部门和机构对这个谜团进行了调查，得出不同的结论，但在3月1日，联邦调查局长指责北京“尽其所能试图阻挠和混淆视听”，并透露联邦调查局相信实验室泄漏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该局没有公开他们的调查结果，这让一些科学家感到沮丧。

BBC采访了参与这项为期三年的新冠病毒起源调查任务的一些科学家。他们认为，这项新的分析可能使我们最接近了解疫情是如何开始的，而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分歧正在阻碍揭开这一谜团的科学努力。

新研究表明了什么？

巴黎生态学与环境科学研究所（iEES Paris）高级研究员佛罗伦斯·德巴雷（Florence Debarre）博士弄清了这些采自市场的关键拭子上的病毒完整基因序列。她告诉BBC《科学行动》（Science in Action）节目，自她首次发现这些数据存在以来，她就“痴迷”于找到它。

她和同事在全球流感共享数据库（GISAID）中找到并下载了基因序列，随后便开始寻找哪些物种与在相同地点采集的病毒样本相匹配。“我们看到结果出现在我们的屏幕上，它是：貉、貉、貉、貉。”她回忆道。

“所以我们发现了动物和病毒（在一起）。”德巴雷博士解释说。“这并不能证明这些动物被感染了，但这是对我们所看到的情况最合理的解释。”

华南海鲜市场曾出售活体动物，包括现在已知易感染新冠病毒的物种。

悉尼大学的埃迪·霍姆斯（Eddie Holmes）教授也参与了这项研究，他表示，这是“我们将揭开”新冠病毒动物起源的“最佳证据”。

“我们永远也找不到那个中间（动物）宿主——它已经不在了。”霍姆斯教授告诉BBC。

“但基因数据发现了这些幽灵，这是非同寻常的，它不仅完全告诉我们那里有什么物种，还告诉我们它们在市场上的确切位置。”霍姆斯教授说。

科学家们现在能如何找到新冠起源？

这些新数据可以为进一步调查疫情起源提供更多线索，但追踪这些线索将是复杂的。

来自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的马里恩·库普曼斯（Marion Koopmans）教授是世界卫生组织（WHO）2020年派往武汉的溯源小组成员。她解释说，新的分析“将它们的存在锁定在特定摊位上，这样你就可以检查那里出售的动物来自哪里”。

“当然，如果这是非法销售，问题就在于你能否把它找出来。”

在为买卖而饲养这些动物的农场中，可能仍存在生物学证据。如果研究人员能够找到带有抗体的养殖动物显示它们曾感染SARS CoV-2，这可能会提供另一条线索。这些基因信息至少可以缩小寻找范围。

但霍姆斯教授表示，在动物身上找到真正的病毒将非常困难。

这是否回答了大流行是如何开始的问题？

这并不是确凿的证据，而那是我们可能永远不会拥有的东西。

对这一证据的寻找本身已经变得高度政治化和有害。虽然该发现为病毒出现在野生动物身上并在市场上传播给人类的理论提供了支持，但另一种理论则聚焦在武汉病毒研究所“实验室泄漏”病毒的可能性上。

最近，在美国能源部发布情报评估和共和党领导的病毒来源听证会举行数周后，联邦调查局的介入进一步推动这一理论登上头条新闻。

在接受BBC节目采访时，霍姆斯教授提到了此前对武汉已知最早的新冠病例的研究。“疫情是从市场及周边开始的。”他说，“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原因——关键的动物在那里。”

“它不是在30公里外的实验室附近开始的。没有一份数据显示实验室周围有任何早期病例。”

然而，这一宝贵数据姗姗来迟，导致一些研究者对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感到失望和愤怒。

“这些数据是三年前的——花了这么长时间才公诸于世，这绝对是个丑闻。”霍姆斯教授说。

实际上，这些信息早在1月份就已经发布到GISAID基因数据库中，但没有人注意到它。据推测，上传这些数据是为了给中国疾控中心研究人员正在准备的一份基于该数据的研究论文提供支持性证据。（分享这种背景数据被认为是发表科研论文的要求）。

但在中国研究人员得知其他人看到这些信息后不久，该数据又被隐藏起来。

在3月17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表示，“每一项数据”对于推动我们接近这个答案都很重要。“与研究新冠病毒起源相关的每一项数据都需要立即与国际社会共享。”

霍姆斯教授说：“我们必须超越政治，回到纯粹的科学上来。”

他补充说：“人类从野生动物那里感染病毒——在我们整个进化史上都是如此。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远离这些野生动物，并更好地监控。”

“因为这种事还会发生。”

谢选骏指出：貉！貉！貉！果然，武汉肺炎来自党政军专政的一丘之貉！

【48、武汉起疫有无二次革命】

《医生快饿死学生少一半中国要不要再封城》（2023-11-27 读网综合）报道：

中国呼吸道疾病大流行，北京、上海、广西、河南等地各大医院儿科门诊和急诊人满为患。胶东在线“网络民声”平台披露，烟台肺科医院员工大吐苦水，已经被欠6个月工资，上级承诺的拨款和补发及工资也迟迟不到位。“一分钱不发，职工快饿死了，基本生活没保障”。

主管机关烟台市芝罘区卫生健康局回复，反应情况属实，目前正与财政局等单位多方协调筹钱发薪。

台湾自由时报报道，旅意大利画家李颖26日透过X（前身推特）分享一段据称是在本月24日，于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拍摄的影片。因为近期中国肺炎霉浆菌感染者急遽增加，影片中可以看到当地一间小学教室内的学生明显少了一半。

不少网友注意到教室后方出现斗大的“请党放心，强国有我”8个字，议论纷纷：“后面的口号也太恶心”、“后面墙上写的字真是讽刺”、“我们上学的时候都没有什么请党放心”、“土共的宣传标语铺天盖地”、“习急坏罗，人矿要少一半了”。

中国各地疾病预警中心的信息显示，北京、上海、广东、福建等多地的儿科病区正全力运作，济南各大医院儿科急诊室的患病儿童数量激增，部分医院的走廊形成“一地难求”现象，而露营推车和折叠椅更成为患病儿童的“吊点滴神器”。

另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消息，中国国家卫健委26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冬季呼吸道疾病防治情况。新闻发言人米锋表示，近期呼吸道感染性疾病以流感为主，此外还有鼻病毒、肺炎霉浆菌、呼吸道合胞病毒、腺病毒等引起。

至于防治注意事项，米锋提示：要做好学校、托幼机构、养老院等重点人群密集场所疫情防控，减少人员流动和探访。要坚持戴口罩、多通风、勤洗手的卫生习惯，提倡“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积极接种相关疫苗。有呼吸道症状时要做好防护，保持社交距离，避免家庭、单位内交叉传染。大医院人员密集、等候时间长，交叉感染风险较高，家里如有儿童患病症状较轻，建议首选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或综合医院儿科就诊。

与早先防范新冠病毒的意见措施如出一辙。

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介绍，不同年龄段流行的病原不同。1-4岁人群以流感、鼻病毒为主；5-14岁人群以流感、霉浆菌、腺病毒为主；15-59岁人群以流感、鼻病毒、新冠病毒为主；60岁及以上人群以流感、人类偏肺病毒及普通的冠状病毒为主。

海外网友评论：

winwin321 ：中国现在不但极端气候很多，还有不少种类的流行病传染病，这个国家越来越不适合人类生存了，离开这个国家移民美国加拿大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

luren_1970 ：不是新病毒,但是免疫力实在太差了

边走边瞧：第一，中国人很少打流感疫苗。第二，中国人特别喜欢去医院，普通感冒也去，交叉感染分分钟的事儿。

量子纠结：这证明一尊清零100年不放弃是有必要的，都被关在家里或方舱病毒怎么可能流行，强烈要求从新开始封城。

衡山老道：再次呼吁习主席重启习近平新时代全国静态清零，保证1个月内疫情消失，再次创造人类文明史行的奇迹。

老李子：包子怎么不封城了？

京西观察使：要不要全民测核酸？

van1：必须实行动态清零

iloveCCP：钟南山又可以登台表演了。

老寓公：该封控时不封控，不该封控时却封控了。

罗马军团：就算现在的确没有新病毒，这么多病毒交叉感染，重组变异是大概率会发生的事。虽然说正常情况下，大多数这些变异不会造成显著的后果，但是难保也可能会产生厉害的。正常国家，正常情况下，这样大规模的流行应该有社交限制性措施，以防万一。但是厉害国现在怕伤害经济，并且以前封城太变态屁民已经很抗拒了，估计做不了啥措施，只能赌了。所以大家还是要留一个心眼，不要去凑这个热闹，能躲开就躲开。

到明年春天可望好转

中国网上传闻，肺炎支原体是新冠病毒的变异。但是这种传闻受到了中国呼吸道疾病专家的反驳。

中国官媒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健康中国”引述北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北京呼吸道疾病研究所所长童朝晖的话说，科学家在20世纪末发现肺炎支原体是一种病原体，但是新冠病毒是2019年末才被大家知晓，二者毫无关系。

童朝晖说，这一波的发病高峰以儿童为主，因为儿童的免疫力系统发育不健全，抵抗力不如成人，所以才更容易感染。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副主任张继明表示，目前呼吸道传染疾病就诊高峰预计还得持续一段时间，加上多种疾病同时爆发流行，难准确判断这波高峰何时告终，不过预计到明年春天，天气变暖之后可望好转。

德国之声中文网报道，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预防部门负责人范克尔霍夫（Maria Van Kerkhove）上周五（11月24日）表示，根据中方提供的信息，当前一波学龄儿童呼吸道疾病的峰值低于疫情前的2018-2019年。

范克尔霍夫介绍了上周四世卫组织与中国卫生官员紧急会议的详情。

世卫组织上周四发布声明，认为尽管获得的具体信息有限，但鉴于冬季的到来，中国呼吸道疾病增加的趋势是可预计的。

世卫组织所获得的数据显示，这波呼吸道疾病高发可能是疫情造成的所谓"免疫缺口"所致。由于此前其它病毒和细菌的传播急剧减少，许多孩子对于流感、鼻病毒等其他感冒病毒几乎没有免疫力。所以当这些病原体重新出现的时候，就导致大规模的爆发。

世卫组织的声明中写道，中方在会议中表示，没有发现任何非正常或新的病原体、或者非正常的临床表现，仅发现前述呼吸道疾病病例的总体增加，而相关的多种病原体均为已知的。此外，中方还表示，呼吸道疾病病例的增加，并未超出医院负荷。

范克尔霍夫也认同，这是一个"免疫缺口"，再加上中国实施了新的监测方法，她说，这是多数国家一两年前所须应对的局面。

保护中国儿童哭和休息的权利

台湾中央社说多张患病儿童在医院里边吊点滴边做功课的照片，近来在中国内外流传，引起热议，连官媒也呼吁保护学童生病时歇一歇的权利。

这些照片中，有的是单一学童，更多的则是数名甚至十数名学童一起边吊点滴边写作业，一旁还有家长陪伴；还有学童甚至边吸氧边在病床边拉小提琴。

除了在病房外，一些多名学童一齐打点滴写作业的地点，都是由医院方面主动应家长要求而提供的空间，多半选择家属休息室或会议室。其中，一家儿童医院甚至将这一空间命名为儿童输液（打点滴）学习区。

上述这些照片，不但引起中国网友热议，纷纷表达“现在的小孩太苦了”、“至于吗”、“谁还敢再生娃”等意见。有的照片甚至被流传到X、微博等社交平台，也引起外媒及外国网友讨论，一些网友也直呼不可思议，有人直言“为什么不让他们休息？家长和医院是疯了吗？”

家长们对此也感到苦恼。其中一位妈妈表示，自己并不想让孩子受苦，看了也心疼，但病房里“学习气氛太浓，连孩子也坐不住了”，主动要求做功课，只好让他加入“输液学习”的行列。

央视为此发表题为“边输液边做题，能理解但不支持”的文章，指责这是过犹不及。宣称保护儿童在生病时歇一歇，难过时哭一会，什么都不做发发呆的权利，是和考大学、拼前途一样重要的事情。

网民嚎叫：

inverness 今天 03:05

万维独轮运小便，一边瞎编国内的信息领点小时工资，一边在温哥华吃不起饭供不起暖加不起油，殊不知国内这些东西加一起只有加拿大价格的10%。

花蜜蜂 2023年11月27日 15:17

瞎扯淡！中国那么大，就几个省有流行感冒而已。什么学生走了一半，医院半年没发钱！为什么这种消息现在才编出来？！我有朋友才从中国上海回来，吗讲这种故事！看了一下，真是万维编出来的！这些消息应该是法轮功编出来的！哈哈哈！

g2j2 2023年11月27日 15:04

必须封城，全国大流行就完蛋了。

人类厄运共同体 2023年11月27日 14:17

动态清零就是好！

谢选骏指出：2019年武汉起疫，绵延至今，即将2024年——那么，武汉瘟疫到底结束没有？现在流行的，究竟是武汉瘟疫的继续，还是一次新的“二次革命”呢？也就是说，现在的问题是——武汉起疫有无二次革命、繼續革命？

【49、武汉瘟疫戳破了房地产泡沫】

《房价个位数了：离北京1小时车程 6万买两室一厅》（2024-06-02 华夏时报）报道：

近日，有房产交易平台甩出几套总价个位数的房源，房源来自于张家口市下花园区，挂牌价有的6万元，有的8.5万元。这是什么样的房子？为何会这样便宜？

5月31日前后，张家口市的中介人士陈娟（化名）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目前在张家口市下花园区，花6万元的确可以买一套建筑面积60平米的两室一厅，花8万元也能买一套78平米的两室两厅。诸如此类的便宜房源，也还有其他，也都是70年产权的正经楼房。

都是谁去买的？陈娟介绍，从北京来的购房人挺多的，譬如来自山东、内蒙古等地的家庭，独生子女在北京工作，父母为离孩子近一点，在这里安营扎寨；也有北京的老年人为到这边度假而购房；还有一类，确实是在北京买不起房子，周末放假的时候，也想有个落脚的地方。

6万元买套两室一厅

有人说，对于普通人的一生来说，人生关键处往往几步，其中有一步就是买房踩对了点。

但也有人踩不对点，譬如前几年有人趁着张家口冬奥的热度，均价1万元买的房，现在3000多元，也很难出售。近两年来，张家口的房价降了很多。最近，有关张家口的一则房价消息引发记者关注。

“别去鹤岗隐居了，张家口距离北京也就1个多小时候的车程。”最近网络上有人发布类似的消息，而且有一张截图，上显示房屋858元/平米，总价6万元就能买到面积70平米的两室两厅。而另外一套78平米的房子，总价也才8.5万元。

房价个位数了：离北京1小时车程 6万买两室一厅

这是真的吗？顺着网传的房屋售价截图，《华夏时报》记者在中介平台进行了对应检索后发现，网传的截图信息真实。与此同时，记者针对公示的便宜房源和房产中介进行了一番咨询。

据了解，这套总价6万元、70平米的两室两厅，位于张家口市下花园区。3年前就挂牌出售了，最初挂牌价18万元，而后陆陆续续降价，今年3月降价至6万元，但截至目前仍然未能出售。

据相关中介介绍，这套6万元的房子最大问题不是老旧，而是没有独立产权。据其介绍，这套房子的产权归属于某单位。值得提到的是，虽然这套房子存在产权问题，但6万元的确也能买到70年产权、有独立房本的正经楼房。

中介陈娟（化名）对记者介绍，张家口市下花园区有一套60平米的两室一厅，目前虽然挂牌价7万元，但6万元就能出售。这套房位于电石厂家属楼。记者注意到，这套房子今年5月1日才开始挂牌出售。

张家口距离北京大约193公里，如果坐高铁从北京市清河站出发，高铁大约40分钟，就能到达张家口市下花园站。

陈娟介绍，目前来下花园买房的人，许多来自于北京，从北京到下花园，不仅高铁直达，还可以从北京市昌平区朱辛庄站乘坐899路，也能直达下花园。并且，下花园人口少、空气也好。

记者注意到，根据公开信息，截至2021年末，下花园区户籍总人口大约6.4万人。其中城镇户籍人口4.2万人，乡村户籍人口2.2万人。

另外，张家口市下花园区有一处景点久负盛名，就是鸡鸣山。此山海拔1140米，垂直高度570米，占地面积17.5平方公里，据说由10亿年前大地震推挫而成，是塞外最高的孤峰, 素有“京西第一奇峰”“塞外小泰山”等美誉，也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和省级风景名胜区。每年都有许多来自北京的旅客前往这里观光。

8万元可买78平米两室两厅

有一套挂牌价8.5万元的房源，据陈娟介绍也是70年产权的正经楼房，就在下花园区马车社住宅楼。公开信息显示，这套房净首付3万元，月供仅268元。

中介陈娟对本报记者表示，其实可以把零头抹掉，即8万元就能到拿到这套房。而且，如果再和房东来一番议价，或许也可以在8万元的基础上再便宜一点。按此估算，这套房子均价大约1000元/平米。

记者注意到，马车社这个小区还有其他房源也在出售，同样面积78平米的房源，有的标价更高一些，譬如有的总价10万元，有的11万元或12万元。值得注意的是，该小区有的房源均价相对较高，达到2000多元/平米，甚至超过3000元/平米。

为什么同一个小区均价会如此悬殊，相差两倍甚至更多？中介陈娟说，有的业主着急出售，有的业主不着急出售。如果业主诚心卖房，就会让他们挂到最低价。尤其是一些房子被看过几轮、议了几轮价格的，基本上就挂到最低价了。

按照陈娟的逻辑，简单理解，一些房源经历了几轮市场的检验，房价就被压下去了。记者了解到，这套标价8.5万元的房子，是在去年10月下旬挂牌出售的，最初价格10.5万元，一个月内连降两次价。

陈娟说，当前这套标价8.5万元（售价8万元）的房源，如果在2021年，大概售价在20万元左右。

除了这套售价8万元的房子，陈娟还给记者介绍了几套便宜的房源，都是70年产权。例如，有一套80平米6楼的房子，售价9万元，还有一套5楼57平米的房子，售价也是9万元。

此前，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耀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分析，张家口房价大幅下跌在预料之中，冬奥会红利本就是阶段性的。城市发展要靠产业，张家口在房地产政策上不能简单复制其他城市，应该拿出更具吸引力的政策。

谢选骏指出：2019年爆发的武汉瘟疫，正合七十年周期——1949-2019！一举戳破了房地产泡沫！死猫跳了几下，终究还是死了。

《中国房价下跌后效应：五件事已悄然发生》（2024-06-02 中国）报道：

进入到2024年之后，国内房地产市场还是延续了之前“量价齐跌”的走势。数据显示，1-4月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2.92万平米，同比下降20.2%。1-4月份，全国商品房销售均价9595元/平米，同比降幅高达9.2%。此外，最近二手房市场不仅是挂牌量出现激增的情况，而且各地房价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跌。

面对当前房地产市场调整的趋势，各地纷纷采取了救市政策，除了取消限购、限售之外，还有银行继续下调房贷利率，甚至还把首套房的首付比例都降至20%。实际上，房价下跌并不可怕，只要房价跌到合理的价格区间，刚需和改善型购房者都会出手购买。而房价下跌后出现的更令人担忧的5件事情已悄然发生，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了没有？

第一，房价越跌越没有人买房

通常买房人都是买涨不买跌，如果房价上涨，大家都会排队前来买房，而现在房价出现下跌，很多人担心房价下跌而被套，都处于观望的状态之中。如今房地产市场正处于越跌越没有人买房的困境。所以，开发商要想去除房产库存就很难了。

如果开发商无法将商品房及时出售变现，那他们之前欠下银行的贷款就很有可能会还不出。届时，就算银行拿了开发商的大量房子，通过法院进行拍卖，恐怕在短时间内也很难成功变现。

第二，房地产市场出现烂尾楼

从2023年开始，像恒大、碧桂园、融创等大型房企因资金链断裂，而出现烂尾楼的情况。这让很多购房者损失惨重。而出现烂尾楼的情况要比房价下跌更令人担忧。因为，一旦烂尾楼的情况越来越多，就会让购房者的信心受到重挫。要知道一旦房地产市场的信心受损，再想恢复可就难了，需要较长一段时间才能逐步恢复过来。

第三，影响到其他上下游相关行业生存

房价下跌并没有什么，对于很多没买房的人来说，还是一件好事。不过，房地产市场的不景气，则会影响到建材、装潢、家具、搬家等很多相关行业。这样一来，大量相关行业的从业人员很可能要失业。而当前招聘市场的工作并不好找，如果再有大量失业人员流向就业市场，那么国内就业压力会越来越大。所以，房价下跌并不算什么，但房地产市场低迷，导致相关行业受到冲击，这才是更可怕的。

第四，拥有多套房产的人资产会缩水

现在国内很多家庭都拥有多套房产。资料显示，房产占中国家庭总资产的77%，另有23%才是金融资产。同时，国内拥有2套房及以上家庭占比达41.5%。显然，国内很多家庭都把资产押在了房产市场。如果房价长期处于阴跌的趋势之中。

那么，这些家庭的资产会不断缩水，很多人是无法接受这样的一个现实。而且，一些人由于房子的首付都跌没了，往往会选择断供。所以，房价下跌并不可怕，但很多家庭资产大幅缩水，以及选择断供的人越来越多，这才是更令人感到担忧的事情。

第五，离婚率将会不断上升

现在很多人结婚，主要是看对方有没有房，最好还要看对方拥有几套房产。人们把房子当作衡量财富的标准。而如果是房价出现下跌，把很多人的首付款都给跌没了，甚至出现了即使把房子给法拍了，拿到的钱还不够还欠银行债务的。在这种情况下，购房者的资产出现缩水，甚至为负数。于是，不少人就会选择离婚。所以，房价下跌并不可怕，未来离婚率可能会出现激增的情况才更令人担忧。

网民嚎叫：

lary 2024年06月03日 07:25

房子多了没人要，共产党把钱抢光了没钱花，尽说些没用的。

gooddday 2024年06月03日 05:04

促进工薪阶层和中产家庭收入是唯一有效的救济途径，别无他途！远离大众的房地产资本投机市场背离国家信念！

谢选骏指出：武汉瘟疫戳破了房地产泡沫——因为这是一个无神论的、唯利是图的社会主义特權社会！武汉瘟疫戳破了房地产泡沫，见证了上帝的伟大——十字架千万不能拔！

【50、武汉瘟疫的亡灵憋死了中囶经济】

《德语媒体：中国经济面临数十年来最大挑战》（德国之声 2024-03-04）报道：

《新苏黎世报》写道，面对如此巨大的挑战，中国更需要结构性改革，首当其冲的是，国家需要从经济领域中后撤。《商报》写道，专家预计，对国家安全的强烈聚焦不会转向。

党领导一切——包括经济，但分析认为，中国需要的恰恰是，党放松对经济的掌控

《新苏黎世报》写道，外界原本期待，按照传统，二十届三中全会公布经济政策走向，然而，迄今仍无音信。这对许多专家来说，是一个明显的信号：两会期间也不会推出全面的经济扶持计划。

文章写道，鉴于房地产市场持续下行、国内需求疲弱、高负债以及消费乏力，即便是略低于5%的增长目标，也需要相当规模的刺激措施加以扶持。然而，这并无迹象。

"过去数月来，政府主要是通过房贷降息、放宽购买二套、三套住房来扶持房地产市场。但中国人对房地产领域的信心没有因此而恢复。"

"在投资方面，政府试图通过近1400亿美元的贷款加以推动，这笔资金用于环保项目，包括扩建充电站网点。但专家认为规模远远不足以推动可圈可点的增长。"

文章写道，全国人大会议上，政府恐怕仅会宣布少量扶持措施。瑞银分析师预计，总理李强周二将宣布财政赤字3.8%。政府可能再次推出近1400亿美元贷款，投资基础设施建设。

而在货币政策领域，由于人民币过去数月显著贬值，政府措施空间有限。瑞银分析师预计，今年指导利率可能下降10-20个基点。

为推动消费，中国当权者希望通过以旧换新的打折计划实现这一目的。消费者可以将旧家电、汽车向商家抵价，购买新的产品。然而其效果最多也只是昙花一现。股市、房地产市场疲弱，许多人损失巨大，不想再大笔花钱。

文章写道，由于中国经济面临数十年来最大的挑战，结构性改革更为重要。国家必须退出对经济领域的掌控。

"国家需要从经济领域后退一步，加强民营经济。尽管政府很快将落实一项法律，让民营企业在规划方面有更大的确定性。然而，这样的措施屡次因国家干预而大打折扣，政府想要迫使企业在经营活动上首先服务于共产党的目标。"

"这些重要的决定如今是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一个人说了算。很难期待他会改变政策。在他眼中，中国经济正处于深刻的调整中，之后国家将更强大。然而，不进行真正的改革，这基本上不大可能。"

如此重要的决定，如今是习近平一人作出

中国如何实现增长？

《商报》写道："反正，增长目标也更多是对各省代表的指令，要对经济予以多大力度的扶持，而不是对经济前景的预测。…理论上，共产党可以借助国家掌控的工业政策实现几乎任何预定的增长目标。然而与过去不同，如今不再通过投资基础设施或者房地产来制造增长。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要通过现代化改革向前推动。"

"就此，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不久前反复提出'新质生产力'。但迄今为止还不清楚，他具体指的是什么。人大会议可能发出信号，哪些工业领域将得到支持。"

"然而，专家预计，对国家安全的强烈聚焦不会转向，即便这对经济增长产生消极影响。由于特别是与美国的地缘政治紧张加剧，习希望中国更自力更生。他大幅加强了对经济的管控，而这令企业和投资者感到不安。"

网民嚎叫：

winwin321 发表评论于 2024-03-05 06:42:43现在中国国内很多人在私下骂习近平，这些人不敢要求什么民主自由这些高级的东西，他们希望的就是自己的基本生活有保障，希望生活水平不要下降，但是在习近平这十多年的独裁领导下，中国人的日子越过越差，生活压力也越来越大，所以他们忍不住偷偷骂习近平。令中国人绝望的是，习近平还要干十多年甚至三十年，这让很多中国人看不到希望，很绝望！

shu007a 发表评论于 2024-03-05 07:22:30

当年共产党就是在类似的情况下用一句这样的老百姓听得懂的话 “打土豪，分田地” 取得江山的！老习的伟大新质生产力最终敌不过 “不要理想要吃饭”！

Huilianghu5 发表评论于 2024-03-05 07:09:29

政权稳定放在第一位，强化控制，其他的都只是空头口号。什么新质生产力，不放松控制，经济复苏不可能实现。

newbigman 发表评论于 2024-03-05 07:01:28

何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用白话说, 它实际上就是党国套在百姓身上的一个枷锁, 它规定一切经济活动, 百姓不允许做它规定之外的半点经济活动。何为改革开放？用白话说, 它实际上就是党国把套在百姓身上的枷锁松开, 允许百姓做它规定之外的经济活动。得益于中国老百姓的勤劳能干, 加上政策的相对宽松, 从改开到2013, 是中国经济的黄金时代。现在, 我们说前三十年实际上没错, 后三十年实际上走过头了; 我们找各种各样的藉口, 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把过去松开的枷锁再重新锁在百姓的身上。后果会如何, 从一尊上任的GDP增速变化就可判断出来了!

马年生发表评论于 2024-03-05 06:36:03

德国现在是欧盟中经济增长敬陪末座，德语媒体最好看清楚德国未来几年怎么过吧。

大阪书生发表评论于 2024-03-05 06:33:47

别扯淡了！最大的挑战就是1978年三中全会，其次是1989年六四。轻舟已过万重山，数牌仅剩多和少。

裘千里发表评论于 2024-03-05 05:41:04

愿德国多支援乌军，最好亲自和老毛子干一场，为第三帝国争光！

洋知青发表评论于 2024-03-05 05:01:58

就是，德国产的马列杂碎一直在祸害中国，还有脸说！

5mslj 发表评论于 2024-03-05 04:59:34

今年是中共未来十年最好的一年，加油，习总！加油，五毛们！

Deepspace_01 发表评论于 2024-03-05 04:12:30

到目前是最大，但未来只会更大。

有1说1 发表评论于 2024-03-05 04:01:58

功成不必在我！

洋知青发表评论于 2024-03-05 03:34:58

当年曾有美国经济学家对毛泽东时代的经济进行了研究。得出结论就是，就算没有毛泽东时代专制的中共政府，中国经济就是无政府发展也不会那么糟糕。言外之意就是专制的政府对国家只有破坏作用，没有半点好处。果然，改革开放后，中共放松了对经济的管制，各种制约消失了，各种指导思想不再起作用了，中国经济开始飞速发展。管制放松的越多的地区，比如深圳，广州，长江三角，那里的经济就越来越发达。而红垃圾多，管制多的地区，比如东北，那里的经济就越来越差。所以改开四十年中共对中国的贡献就是不再瞎管了，这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真正原因。中国的经济成就决不是新皇那种管啥啥烂尾的结果。

体验生命发表评论于 2024-03-05 03:31:00

德国联邦统计局15日公布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经价格调整后，2023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上年实际下降0.3%……

体验生命发表评论于 2024-03-05 03:29:00

一个班上不及格差生评头论足班上的优秀生，脸皮要多厚才这样……

kiki-wq 发表评论于 2024-03-05 02:38:26

公务员太多要养，党校一堆人吃闲饭

ztgp3614 发表评论于 2024-03-05 01:54:00

停止炒房对中国未来绝对是非常重大的利好！

tiger001 发表评论于 2024-03-05 00:49:00

清零民营企业

分享_快乐66 发表评论于 2024-03-04 23:31:58

应了那句话了：今年是未来（数）十年里最好的一年！

凉亭发表评论于 2024-03-04 23:12:00

清零帝威武，40年改革，一尊过后都完蛋了

zzoorrrroo 发表评论于 2024-03-04 22:55:49

习主席确实厉害，西方列强一直想做的事，让习主席做到了。

谢选骏指出：人说“中国经济面临数十年来最大挑战”，我看这是“武汉瘟疫的亡灵憋死了中囶经济”，就像“中囶憋死了武汉瘟疫的亡灵”！這是歷史力學的體現。

【51、武汉起疫诠释了解龙将军的“天解决”】

网文《Omicron 击破“疫苗神话”，带领美国走向群体免疫，即将终结瘟疫》（2021/12/25）报道：

[特别提醒：Omicron攻破的，大多数是完全接种疫苗人士。如2021年12月15日康奈尔大学近千名完全接种的学生一次性中招。其中许多已经接种第三针加强剂。第三“加强剂”没用，第四、五、六……“又加强、更加强剂”就管用吗？无可否认也毫无疑问，人工疫苗必定有副作用。接种越多，副作用就越大，累积、累积、再累积……最终人还有“人”样吗？]

自古以来，对付瘟疫的最有效方法，是封村、封镇、封城式的隔离。但在“全球化”大背景下，这样的“隔离”基本上不可能实行。即使自2020年初新冠瘟疫大爆发以来，“全球化”已经开始土崩瓦解，“脱钩”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但其阴魂不散，余气尚存，致使变种病毒迅速到处流窜。

不过，虽然数据仍然不足，我们已经看到瘟疫结束的曙光，那就是新冠最新“变种” Omicron 正在击破并消灭“人工疫苗神话”，带领美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完成“群体自然免疫”，走向瘟疫终点。

远在 Omicron 出现前的2021年1月，就有“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流行病學家沙曼(Jeffrey Shaman)估計，全美可能已有超過1億人感染新冠，遠比官方所公布的2500多萬更高。”

截至今日，2021年12月25日，综合官方和媒体已经确定的各种数据，可以推断，到2022上半年，美国（或许还有欧洲）就可以达到“群体自然免疫”，终结瘟疫！

疫苗完败！

最终人人都将被致密的病毒网过滤，藉着感染，达到“群体免疫”！

毫無疑問，每一個人都身處病毒網絡之中。但是，有人“易感”，有人不“易感”；有人重症，有人輕症，有人無症狀；感染後無症狀者中，有人產生抗體，有人連抗體都沒有……禱告上帝，自求多福吧！

“疫苗抗疫”，老败政府曾经夸下世纪海口：2021年7月4日疫苗战胜病毒，结束大流行。但时至今日，瘟疫仍然铺天盖地，一波比一波凶猛；绝大多数人都不得不承认：疫苗完败！只有极少数疫苗利益链上的医药、政客、金融、媒体等“巨头”还在挣扎，误导群氓，鼓吹疫苗“利多于弊”，“应当强制接种第三加强剂”以对抗Omicron……。

他们以往完全否认自然免疫的抗体可以对抗病毒感染，强迫已经感染过并产生抗体的人打疫苗；现在则不得不把自然感染与“疫苗接种”并列为可以“产生抗感染抗体”，以抬高疫苗刺激免疫系统产生有效抗体的能力，藉此混淆视听，试图掩盖“自然免疫完胜人工免疫”的久经验证的科学事实。事实是自然抗体可以抵挡变种病毒，而疫苗抗体毫无作用！

各疫苗开发商和制造商至今没有公开完整的疫苗研究和试验数据。即使“辉瑞”，也要到2076年才能完全公开。到时候，造疫苗和用疫苗的人，大多都不知住到何处去了！这真是医学史上从未发生过的千古奇事！

最近，媒体忸怩作态，对此作了一些接近真实的报导。且看以下为证。—以下皆为引文

《打加强剂已不够 WHO这话什么意思？》（2022-01-11 自由时报）报道：

针对新冠疫情近期持续在国际延烧，世界卫生组织（WHO）11日指出，目前的疫苗是运用2020年底开发出来的疫苗，但重复接种加强剂已经不是针对新型变种病毒的可行策略，呼吁各大药厂及机构应另外研发更具有杜绝传染效力的新疫苗。

由WHO成立的评估新冠疫苗效力的专家小组“WHO COVID-19疫苗组合物技术谘询小组”（TAG-Co-VAC）11日提出警告，指目前都是2020年底开发出来的疫苗进行运用，但不断接种加强剂来应对新型变异株病毒，已经不是最佳的解决方法，且很可能已经过时或无法持续太久。

引用者2022年01月11日 20:32 评论

利益鏈涉嫌謀財害命。

“以毒攻毒”奏效？这国或成最早摆脱新冠的国家

2022-01-12

许多人批评英国在面对Omicron变体时不愿引入更多的Covid-19限制，但据一位著名科学家称，英国可能是最早摆脱冠状病毒大流行的国家之一。

谈到对Covid-19的各种反应，尤其是由Omicron变体引起的最新一波病例，伦敦卫生和热带医学学院的首席公共卫生官员大卫·海曼（David Heymann）教授说：“英国是最接近的国家，如果该疾病已成为地方病，那么它就可以摆脱大流行。现在看到各国人口免疫力的增强，这似乎可以阻止病毒，不会在人口免疫力高的国家造成严重的疾病或死亡。”

海曼周一(1月10日)在一个在线研讨会上发表讲话时引用了英国免疫统计局的最新数据，该数据估计英格兰95% 的人口通过疫苗接种或自然感染产生抗感染抗体。海曼补充说，现在重症监护病房的大多数人都没有接种疫苗。

上个月，英国政府因拒绝在圣诞节前对社交活动实施更多限制而受到批评，因为2021年11月下旬在南非首次发现的Omicron变体迅速传播。英国是最早受到高度传染性毒株重创的国家之一。

鉴于该菌株的大量突变并担心它可能破坏Covid-19疫苗保护，世界卫生组织称Omicron“令人担忧”。

我们现在知道Omicron比以前的病毒变体（包括Delta变体）更具传染性，但越来越多的研究和真实世界数据表明，它导致的疾病不太严重，尽管这也可能是由于广泛的疫苗接种活动。

最近几周，英国政府不得不保持警惕，没有对公众实施新的限制措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 ）去年告诉英国公众，他们必须“学会与病毒共存” 。

尽管欧洲其他国家在上个月对社交和旅行实行了更严格的规定（并且一些国家引入了部分或全部封锁），但英国政府仍保持原有立场。

然而，在隧道尽头有一丝曙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感染的微米波峰值被证明比以前的变种更短、更尖锐。英国每日报告的病例数正在稳步下降，尽管仍处于较高水平；周二(1月11日)，记录了超过120,000例病例。

英国和欧洲各地的医院都在以非常高的容量运营，尽管住院率仍然低于疫苗覆盖率较低的前几波大流行。

全球卫生官员警告说，现在说大流行已经进入“流行”阶段还为时过早，未来任何特定人群中都会出现持续但低至中等水平的新冠病毒，但该病毒不会导致过度感染或从一个国家传播到另一个国家（这将使它再次成为大流行病）。

英国教育部长 Nadhim Zahawi 周日(1月9日)告诉BBC，该国正走在“从大流行到流行”的道路上，因为政府表示可以将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的接种疫苗者的自我隔离期从7天缩短到5天（与美国的最新指南一样）。以减轻工作场所的员工缺勤和Covid-19造成的大规模经济破坏。

网民嚎叫：英国首相在瘟疫大爆发之初就计划“群体免疫”，但遭到所有舆论的抵制。结果他自己“带头”感染病毒，作出“示范”。如今，英国果然带头实现了“群体免疫”。恭喜了！

《Omicron无法完全根除佛奇：接近与病毒共存边缘》（2022-01-11 自由时报）报道：

美国首席防疫专家佛奇（Anthony Fauci）表示，由于变异株Omicron惊人的传播力，已不可能完全根除这个病毒了，不过他认为，美国最终将会来到与病毒共存的全新阶段。

综合报导，佛奇在华府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CSIS）发表演说时指出，Omicron凭藉它非凡、前所未有的传播率，最终将会感染几乎所有的人，除了病毒本身的传染性及变种，加上大量没有接种疫苗的人，“我们是完全不可能根除这个病毒的。”

《强制接种疫苗的政治运动即将终结》报道：

今天，2022年1月13日，美國最高法院判决暂停老败政府强制百人以上企业的员工定期接种疫苗的行政命令！暂时中止了“大政府”专政下的这场政治运动。三权分立的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强制接种疫苗的政治运动即将终结。

在老败政府专政下，强制接种疫苗成了一项政治任务、一场政治运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难道不是吗？如果Covid 疫苗和牛痘、卡介苗等等疫苗一样那么有效，这场政治运动有益民生，也就罢了。

但是，谁能否认这个铁一般的事实：一年多來，史上最大规模的跨国人体试验表明，这些疫苗让瘟疫愈演愈烈；如今，连疫苗利益链人士都明确表示：他们期待着绝大多数人感染，直到“群体免疫”的时候到来！

他们已经完全否认了疫苗出笼时他们的应许和目标，彻底否定了疫苗的应有之义，大言不惭地公开把疫苗的作用定位在“减少重症和病亡率”，但卻并无可靠完整数据證明mRNA疫苗起到了這一作用。这难道不可以说是骗局一场吗？！现在这场政治运动已经成了秋后的蚂蚱！天怒人怨，等着秋后算账吧！

《从疫苗分类预测新冠瘟疫的终结者》（2022/01/15）报道：

向大家介绍一个图表，摘自一篇文章，作者是Jeffrey Smoot博士。作者简介见表后。

从这图表可以迅速了解不同类型疫苗的作用原理、成熟程度及效用、利弊。从对疫苗的了解，可以预知，目前所有这些在如此短期之内研发出来的疫苗，没有一个可以丝毫阻挡新冠瘟疫大流行，更遑论“终结”、“战胜”它！

1.很明显，图表中排列在第一的活性减毒疫苗的免疫功能最强；医学实践也强力证明卡介苗（结核病的終結者）和牛痘（天花的終結者）是所有疫苗中最有效的，且终身免疫。缺点是有患病风险。这种疫苗的研发工作最为艰巨，耗时极长。若计划研发此种疫苗去抵抗新冠，堪称妄想。

目前流行最广的新冠病毒变异株，是2021年11月23日首次在南非发现的Omicron。一个多月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扫人类。从对Omicron的初步研究来看，与新冠原始病毒及其后的变种相比，它毒性低很多，非常接近活性减毒疫苗。

据流行病学追踪及报导，较之原始病毒和其它变种，Omicron毒性小，致死率低，许许多多核酸检测阳性者，没有症状或只有轻微症状。这一部分“阳性带毒者”，特别是没有症状者，在临床上不是“病患”；可以认为這些人接触了活性病毒，並獲得了自然免疫力，但没有“患病风险”。对照下面的列表，可以认为Omicron相当接近于“活性减毒疫苗” 的功效和缺点（其患病风险大大小于原始病毒和此前的变种）。

根据已经报导的病例追踪，可以知道2020年春季就遭受新冠侵害的“幸存者”，包括無症狀者，绝大多数至今仍然可以检测到抗体，并且體內有大量免疫诱导细胞，T细胞和B细胞生成。这表明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拥有持久的免疫力。至于是否可以终身免疫，当然还有待追踪研究。为了“推广”疫苗，疫苗利益链上的人士，故意淡化、甚至抹煞，已经感染过病毒者所获得的自然免疫力。是完全违背职业道德的行为！

2.同样很明显，排列在最后的mRNA疫苗优点是“生产速度快”、“可重用技术”（省时省钱）；但致命的缺点是“效果和副作用未知”。下面的文章发表时，mRNA疫苗还没有批准上市，直到2021年8月23日才得到美国FDA正式批准。但至今仍然“效果和副作用未知”。

可以说，无论新冠疫苗是获取紧急使用授权，还是得到批准上市，都是“应急”的需要，由于整个社会处于对这场巨大瘟疫的极端恐惧之中，而作出“慌不择路”、“饥不择食”的无奈之举，并不表明疫苗本身的成熟或成功。

相反，一年多来的事实表明，在疫苗使用的同时，一波又一波的新冠瘟疫大流行愈演愈烈，无数完全接种疫苗、甚至注射加强剂的都没逃过病毒的感染！对疫苗的迷信已经破灭，人们深知无论怎么拼命，疫苗的研发都无法赶上病毒的变化。现有疫苗已经成了“鸡肋”，“聊胜于无”而已。

3．看来，人类的努力根本无法阻挡、也不能终结这场大流行。现在舆论界已经有人哀叹，“从Omicron的出现，看到了大流行结束的曙光。”许多科学家和政客都不得不承认，绝大多数人都会在Omicron“风暴”中被感染，最终达到“群体免疫”。

参见下面的图表，我们从人类研发的各种疫苗中看到，Omicron最接近列在第一的“活性减毒疫苗”的“活性成分”、优点和缺点。据此可以预测，也许Omicron，或不久之后還会出现的、比它毒性更小的新冠变种病毒株，将使人們群體自然免疫，成为大流行的终结者。人类在“自然法则”面前的软弱和无能，使我们想起一句话：“解铃还须系铃人”。－看起來，病毒竟然成了病毒大流行的終結者！

疫苗分类

类型活性成分优点缺点疫苗实例

活性减毒疫苗有复制能力的病原体免疫应答强且持久，通常可终身预防有患病风险结核病、麻疹 - 腮腺炎 - 风疹三联疫苗 (MMR)、天花、水痘、黄热病

灭活

疫苗经化学或热处理（以防复制）的病原体无患病风险免疫应答较弱；可能需要加强注射流感、甲型肝炎、脊髓灰质炎、狂犬病

亚单位（蛋白质、多糖、结合疫苗、类毒素）病原体的一部分无患病风险通常需要加强注射乙型肝炎、人乳头瘤病毒 (HPV)、百日咳、带状疱疹、脑膜炎球菌病、肺炎球菌病、白喉、破伤风 VLP 病毒的衣壳无患病风险乙型肝炎、宫颈癌、疟疾

重组载体疫苗无致病性的病毒或细菌，作为目标免疫原的载体可重复用于多种抗原；无患病风险已经存在或产生对载体的免疫力没有批准上市的疫苗

DNA 疫苗质粒或其他表达载体生产速度快；无患病风险；可重用技术缺乏数据兽药（犬黑色素瘤、鱼传染性造血器官坏死病、马西尼罗河病毒） mRNA 疫苗编码疾病特异性病原体蛋白质的 RNA 生产速度快；无患病风险；

可重用技术效果和副作用未知没有批准上市的疫苗

作者：Jeffrey Smoot （美国化学文摘社）

（https://www.cas.org/zh-hans/author/jeffrey-smoot）

CAS 信息科学家

Jeffrey Smoot 是一名信息科学家，已在美国化学文摘社 (CAS) 任职 30 载。加入 CAS 之前，Jeffrey 曾在西北大学从事研究工作，还曾是俄亥俄州立大学血液学 - 肿瘤学研究员。他拥有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化学学士学位和生物学理学士学位，以及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生物化学博士学位。

一“举”成谶—举白纸宣告向病毒投降

并不是“白纸运动”促使当局结束清零政策。

“举白纸”，就是“举白旗”，是投降的标志。

“举白纸”就是一个“谶语”，无意中宣告了举国即将向病毒全面投降。

中国最近瘟疫大爆发，其实早在“白纸运动”前就开始了。各地来势凶猛的大爆发，使“清零”防线全面崩溃，终于让当局明白，“清零”绝对无法阻止病毒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侵袭，放弃抵抗是唯一出路。但必须寻找一个不失颜面的时机下台阶。

有一点常识和经验的人都知道，当局绝对不可能对任何形式的“抗议”丝毫妥协，尤其像“举白纸”这样一哄而起的群众骚动；更不用说屈服並听从草民抗议者的解封“要求”。但是，“举白旗”的谶语，确实给当局一个顺水推舟的机会，正好乘势立即结束“清零”，“甩锅”白纸运动。— 让你们庆祝“胜利”解封，自己为自己的健康负责吧！你们如今受的害，全是“白纸”惹的祸！

有以下报导为证。

《控制不住世卫：中国病例爆炸在清零放松前已开始》（2022-12-14 法广网）报道：

2022年12月14日，在瑞士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总部，WHO卫生应急计划执行主任Michael Ryan在日内瓦联合国记者协会组织的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提问。

Martial Trezzini 作者：安德烈

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位官员周三说，中国爆炸性的新冠疫情发生在中国政府开始放松卫生限制之前。

中国卫生部周三承认，北京的感染病例正在 "迅速增加"。上周，政府突然放弃了坚持已久的社会面清零战略，包括结束对检测结果呈阳性的人的自动隔离，并停止大规模检测活动。

世卫组织卫生应急管理负责人迈克尔-瑞安(Michael Ryan)在日内瓦世卫组织总部告诉媒体："中国病例的爆炸性增长并不是因为解除了严格的清零政策的限制。中国的病例爆炸早在清零政策放松之前就开始了。"

根据世卫组织官员的说法，"中国取消了限制，疫情突然失去控制 "的情景并不是正确的解释。

他认为，"这种疾病之所以迅速蔓延，是因为控制措施本身并不能阻止它"。世卫组织官员说，"传播强度的增加远远早于限制感染的战略变化"。

瑞安还说，“中国当局已经在战略上决定，对他们来说，清零战略 "已不再是最佳选择”。

随着高度传染性的Omicron变体的流行，像中国实施的极其严厉的限制措施并没有达到与前几波疫苗接种覆盖率低时相同的目的。

瑞安说，在疫苗接种覆盖率提高之前，这种措施被用来保护卫生系统，但现在它们并不那么有效。

谢选骏指出：关于2019年起源于武汉的瘟疫，充满了多种说法和不同演绎，但都无一例外地诠释了解龙将军早在二十世纪就预言了的“中国问题的天解决方式”。武汉瘟疫诠释了解龙将军的“天解决”——天解决，是在“人解决”无法无望无奈之后，所呈现的唯一的出路。无神论者视为“自然解决”，神秘论者视为“天意解决”——简单说来，“武汉起疫”是中国问题的组成部分，它的“最后解决”，还是要回到中国！

【52、武汉疫情直接源于国际阴谋】

《涉嫌隐瞒疫情起源《华邮》社论吁拜登撤换佛奇》（自由时报 2022-02-01）报道：

美国首席防疫专家佛奇（Anthony Fauci）再三否认他领导的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曾资助中国从事改造病毒研究，但NIAID的上司机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官员已间接承认此事，佛奇涉嫌向国会作伪证。佛奇备受自由派媒体吹捧，不过令人意外的是，向来挺佛奇的《华盛顿邮报》在1月31日的社论中，呼吁拜登撤换佛奇，并全面改组公卫团队。

上月揭密的两批文件，显示佛奇恐涉嫌隐瞒中国武汉实验室病毒洩漏，以及隐瞒病毒起源的真相。《华邮》社论指出，立场偏保守派的《福斯新闻》对此穷追猛打，上周连续多天推出「特别报导」，矛头直指拜登等公卫官员故意误导公众；《城市杂志》（City Journal）也同样发现，美国高层公卫官员可能出于政治目的，打压实验室洩毒理论。

文中指出，佛奇究竟对病毒起源知道多少，这个问题在未来一年将更进一步纠缠着他；同样牵涉其中的还有NIH院长柯林斯（ Francis Collins），他上月正式退休，这可能是明智之举。

《华邮》认为，正如越战期间美国政治领导层步履蹒跚，造成了政府与美国公众之间的「可信度隔阂」一样，现在这些公卫官员造成的信任隔阂，也困扰着美国抗疫的奋斗，而如今这种隔阂正在扩大变成一条个鸿沟。

社论中强调，拜登总统需要彻底重置他摇摇欲坠、失败的总统任期，最重要的是要调整他上任以来就是重中之重的抗疫策略，调整要从领导层汰旧换新开始，佛奇显然必须遭到撤换，其他官员，包括联邦疾病防治中心（CDC）主任瓦伦斯基（Rochelle Walensky）、卫生及公共服务部部长贝西拉（Xavier Becerra），以及白宫防疫协调官齐安兹（Jeff Zients）等，都该下台走人。

80岁的佛奇是七朝遗老（历七任美国总统），从1984年担任NIAID院长至今，在美国公卫界的地位难以撼动，因此《华邮》这篇社论，格外引人关注。

美国众议院共和党人上月11日公布了佛奇部分电子邮件，证明佛奇早就知道病毒可能是从中国武毒所洩漏的情况。

曝光的邮件内容显示，早在2020年2月1日，佛奇就已经和NIH前院长柯林斯在电话会议上讨论了病毒起源问题，当时佛奇和柯林斯都被告知，COVID-19病毒可能是从武毒所洩漏，而且可能已经过基因修改。

网民嚎叫：

火烧云kd 发表评论于 2022-02-01 20:04:25

即使真的有病毒改造，也是在美国的实验室，泄露只能从美国的实验室。这是美国国立卫生院自己知道的事实。因为这部分根本没在中国进行，中国也没人能做这个实验，美国人也会教中国人，美国人也不是人人都会做。只有北卡的老头子的团队能做。这就是愚蠢的政客们和反智分子不知道假装不知道的事实。

我是一个四川人发表评论于 2022-02-01 18:57:21

华邮写得是支持福奇的文章，被这篇“评论”恶意篡改为反对福奇的意思，非常可耻！

river2020 发表评论于 2022-02-01 17:43:41

tony0101 发表评论于 2022-02-01 13:05:00

福奇就是美国新冠的罪魁祸首，作为一个传染病专家，居然在疫情开始时建议川普口罩对呼吸道传播的武汉肺炎无用，简直难以想象。这家伙很有可能故意将美国拖入灾难以赶川普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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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知不要胡说！福奇一开始的说法其实是一个医务专家的必定建议，口罩奇缺，将有限的口罩资源让给医务工作者，这样才可以让整个国家的医疗系统不至于直接崩溃。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会这么做。

helix22 发表评论于 2022-02-01 16:04:09

LISP 发表评论于 2022-02-01 14:11:57

我估计首先福奇自己不知道是不是实验室泄露，但个人观点认为不太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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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光他自己认为不太可能，他最近说了大部分“card carrying" 病毒专家都认为自然传播的可能性最大

节度使发表评论于 2022-02-01 14:53:48

旗帜鲜明的支持 Dr. Fauci！这片垃圾评论瞎改了《华邮》的文章。Fauci 堂堂正正，是个值得敬佩的科学家。攻击反对他的大部分是愚昧的川粉，智商低于60且反科学反疫苗。

舞榭歌台呀发表评论于 2022-02-01 14:33:00

等福特出来接受采访。

或者把上次已经订好的采访重新安排。

无论如何，老百姓需要真相。

咔炸飞发表评论于 2022-02-01 10:38:50

华邮别再帮倒忙了福奇的确隐瞒了和cdc一起隐瞒了美国这些年病毒实验和北卡实验室泄露新冠的事实。之前福奇手下揭发福奇的视频也被google和美国政府拿下了想泼水真是抹了自己脸一把黑

LISP 发表评论于 2022-02-01 14:11:57

我估计首先福奇自己不知道是不是实验室泄露，但个人观点认为不太可能，福奇引导舆论否认，是为了保护所有卫生领域科学家，包括他自己他不希望公众把注意力放在科学家身上，造成他们以后研究困难，其实他多虑了，川普政府忙着让中国政府和中国政治制度负责。

看得穿发表评论于 2022-02-01 13:21:55

动物传人与武毒泄漏丝毫不矛盾。

石正丽团队从云南山洞采集带毒蝙蝠带回武毒研究，或者感染试验人员然后传染外界，或者蝙蝠或过渡动物流失进入华南海鲜市场。

你前几年如火如荼研究新冠，病毒又恰好从研究所周边爆发，有点脑子就知道其中关联。

tony0101 发表评论于 2022-02-01 13:05:00

ljcn 发表评论于 2022-02-01 12:54:42

一大波五毛赶来途中，尽管是春节，监狱有没有放假不是？

pink_rose 发表评论于 2022-02-01 12:54:00

华邮原文 The exact origins of the virus remain unknown. Scientific consensus points to an animal-to-human transfer 这篇标题党文章真够扯的

Deepspace_01 发表评论于 2022-02-01 12:50:51

所以我说，业内人士都知道新冠病毒是咋回事。只是不明真相的百姓在吵来吵去。

fancyorange 发表评论于 2022-02-01 12:49:10

我没看原文，但很诧异华盛顿邮报会攻击福奇，看下面有网友说标题党，再看文章来源是台湾媒体，大概就清楚了。台湾人还是喜欢trump的无章法对付中共，因为解气。如果众议院议员尤其Ron Paul如果真的拿到Fauci隐瞒疫情的证据，那就不是下台辞职这么简单了，那是刑事犯罪。其实是完全没有证据的说法。大家都怀疑是武汉实验室泄露的，但证据估计中共早就销毁了。

Deepspace_01 发表评论于 2022-02-01 12:46:44

pink_rose 发表评论于 2022-02-01 12:42:00

蓝田猿人不是中国人的祖先，无奈这件事很多人都不信。同样也没法跟键盘专家讲清楚云南蝙蝠病毒不是新冠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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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先是有遗传关系。云南蝙蝠病毒骨架成了新冠的骨架，是人工合成的，是合成材料，当然不是遗传祖先。

还是老李发表评论于 2022-02-01 12:44:15

读者A 发表评论于 2022-02-01 12:28:36 看看《华邮》原文，就知道标题党完全篡改《华邮》原文。

pink_rose 网友说得对，原文是说，福奇工作不容易。

原文标题，中文大约是：福奇对付的不仅仅是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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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many Americans who still trust him are exhausted.”

这是原文副标题，你来翻译一下说说啥意思呗？

pink_rose 发表评论于 2022-02-01 12:42:00

蓝田猿人不是中国人的祖先，无奈这件事很多人都不信。同样也没法跟键盘专家讲清楚云南蝙蝠病毒不是新冠祖先。都有Google 了，人人都是专家，干脆不去看医生算了。反正自己比医生聪明

Deepspace_01 发表评论于 2022-02-01 12:37:14

福奇他们资助了石正丽的研究，所以要掩盖。掩盖自己，掩盖中国实验室泄露。这就是为何当福奇承认有实验室泄露可能时，中国媒体骂他“背叛了中国科学家”。哈哈哈

Deepspace_01 发表评论于 2022-02-01 12:32:09

不用说专业解释。就白话说，新冠病毒和数年前石正丽合成的病毒高度相似，都是舟山蝙蝠和云南洞穴蝙蝠冠状病毒骨架加上SARS棘突蛋白。如果新冠是天然产生的，那大自然就抄了石正丽的作业。各位看官，用腿肚子想想都会知道，这可能吗？

读者A 发表评论于 2022-02-01 12:28:36

看看《华邮》原文，就知道标题党完全篡改《华邮》原文。

pink_rose 网友说得对，原文是说，福奇工作不容易。

原文标题，中文大约是：福奇对付的不仅仅是病毒

杰瑞王发表评论于 2022-02-01 12:23:00

天上飞来一朵云，上写：不要逼脸儿

pink_rose 发表评论于 2022-02-01 12:21:00

omg 这个标题党完全篡改文字愿意，欺负不懂英文的人或者读不到原文的人。华邮文章说的正好相反：福奇工作不容易

蓝靛厂发表评论于 2022-02-01 12:13:10

他隐瞒了新冠起源？那谁知道他隐瞒了什么赶紧说出来提供证据出来，绝对一拳打五毒所一脚踢CDC，多威武。

Deepspace_01 发表评论于 2022-02-01 12:11:52

也就是骗骗公众。业内人士都知道病毒是人工改造的，中国实验室泄露的。福奇之流拼命掩盖，只有外来户阎丽梦说了真话。她敢顶着雷说真话，不易。

大荣确发表评论于 2022-02-01 12:09:02

福奇这个一流伪科学家和一流民主党政客看来要被DS抛弃了。

我早就说过，美国疫情搞成这样，满嘴跑火车的福奇是同时要被钉在历史和学术两根耻辱柱上的。

soleil2002 发表评论于 2022-02-01 11:45:00

基因修改？病毒自己会变。

portfolio 发表评论于 2022-02-01 11:17:50

早在2020年2月1日，当时佛奇和柯林斯都被告知，COVID-19病毒可能是从武毒所洩漏，而且可能已经过基因修改。

这家伙当时还装模做样，与中共御用的钟南山一唱一和，配合中共政权，贼喊捉贼，倒打一耙。

beifangdezhu 发表评论于 2022-02-01 11:10:15

真的应该好好查查，这几年病毒太多了，新冠，墨西哥流感，中东呼吸综合症，艾滋，伊波拉。再加上网上盛传的基因武器，和全世界各地的生物实验室。各国政府有责任让世界民众知道真相。

七戒发表评论于 2022-02-01 11:02:22

TexasIns02 发表评论于 2022-02-01 10:47:01

黄脸川粉们骂也没用，川普上台也是要把你们这些坏种赶出美国的！

———这口气说话，一定是翻墙上来的。在哪所监狱里供“职”啊？说说看！

相信事实发表评论于 2022-02-01 10:55:48

什么叫“NIAID的上司机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官员已间接承认此事”？美国媒体就是这样玩文字游戏。

很多时候，政府部门的表态就是不承认也不反对的没有任何说法。你可以翻译成“间接承认”，也可以说“间接反对”。

exception1 发表评论于 2022-02-01 10:51:34

假新闻滑油跳船，说明这事大概包不住了。继续掩盖弊大于利

TexasIns02 发表评论于 2022-02-01 10:47:01

黄脸川粉们骂也没用，川普上台也是要把你们这些坏种赶出美国的！

wang5zhao6 发表评论于 2022-02-01 10:44:32

福奇这货是真坏，打着科学的外衣搞政治。他是华盛顿政府官僚的典型代表，国家机器中的恶霸。

咔炸飞发表评论于 2022-02-01 10:38:50

七戒发表评论于 2022-02-01 10:35:06

这个老忘吧蛋百分之百被中共贿赂了！

谢选骏指出：这个涉嫌隐瞒疫情起源的意大利種的老头，给自己安排了38万美元一年的退休金，为什么还要急需金钱以致受贿？这似乎有点说不通。更大的可能是，他一开始就卷入了一项国际阴谋——各国合作研制武汉病毒。目前已经知道的就有中国、美国、法国、加拿大……所以这个案子没法查，就像在纽约狱中被自杀的皮条大王一样——他的案子通了天，所以他就必须入了地。真得意大利黑手黨之真傳也！

【53、西方汉学家很多变色龙】

《美国汉学家谷梅逝世，研究中国异议政治》（CLAY RISEN 2023年12月18日）报道：

谷梅解释“中国”一词的汉字意思。她当然不是同侪中的唯一一位杰出中国学者，但她向学术界之外的公众传播见解的能力极为突出。

1974年11月，一个由美国大学校长组成的小型代表团到中国进行了为期三周的访问，参观了大学、公社、工厂，甚至还去了时任副总理邓小平的办公室，当时距离邓小平接任党内最高领导人职务还有四年时间。

尽管美国两年前已经与中国恢复了联系，但中国当时仍是个与世隔绝、甚至堪称令人生畏的地方，对这些西方访客而言是完全陌生的。幸运的是，代表团有一位著名汉学家做向导，她就是谷梅(Merle Goldman)。

作为波士顿大学的历史学家，谷梅当时才刚刚崭露头角，但她已被广泛认为是全球研究中国政治的顶级专家之一。她当然不是同侪中的唯一一位杰出中国学者，但她向学术界之外的公众传播见解的能力极为突出。

她曾为《纽约时报》、《波士顿环球报》和《华盛顿邮报》撰写观点文章和书评，她的中国之行报告也是政商界领袖的必读书目。

在1974年那次访华结束的几周后，她就为时报撰写了一篇关于中国国防战略的调查分析。

“中国不仅似乎对美国怀有真正的善意，”她总结道，“而且还希望在与苏联的对抗中得到美国的支持。”

谷梅于11月16日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家中去世，享年92岁。她的儿子赛斯称她死于梅克尔细胞癌，这是一种罕见的皮肤癌。

谷梅的研究领域是现代中国的异议政治，这使她对共产主义统治下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具备了独特的视角。

她在1967年出版的第一本书《共产主义中国的文学异见》(Literary Dissent in Communist China)被誉为研究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活动的首部作品，也是在很长时间里最出色的一部作品。她后来的四本著作也好评如潮。

“这就像发现了属于中国政治的‘罗塞塔石碑’一样，”记者约翰·弗雷泽在为加拿大《环球邮报》评论她1981年的作品《中国知识分子：建议与异议》(China’s Intellectuals: Advise and Dissent)时写道，“与无数记者、学生和汉学家一样，我对谷梅总是心存感激，正如我一直都很感激那些为混乱困惑之处带来清晰和深刻见解的人。”

谷梅还受聘于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20世纪70年代初，进步人士和其他学者对中共政府的评价大体是正面的，而她是最先提出反对的学者之一。

她证明了一件事：忠于国家的异见人士哪怕只是想通过批评让中国变得更好，也往往会成为严厉镇压运动的对象。她阐述了改革派邓小平如何在上世纪80年代镇压知识分子，并在他开放中国经济的努力导致快速通胀时，把这些知识分子变成了替罪羊。

随着学术之路的发展，她愈发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对中国政治自由——或缺乏政治自由——的看法。她是人权观察组织成员，也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美国代表团成员。在美国旅行的中国科学家、作家和异见人士都会专程到访她的办公室。

国会各委员会经常要求她就中国相关问题作证。当克林顿总统计划在1998年访华，他也请谷梅帮忙做准备。

虽然对中国政府持批评态度，但谷梅对中国开放的潜力是谨慎乐观的。不过，她1999年在时报上撰文警告称，“谁也不能保证中国会效仿后儒家时代的邻国，走上民主之路。”

2000年，谷梅与克林顿总统在白宫会面。两年前克林顿计划访华之旅时曾向她寻求建议。

2000年，谷梅与克林顿总统在白宫会面。两年前克林顿计划访华之旅时曾向她寻求建议。 WILLIAM J. CLINTON PRESIDENTIAL LIBRARY

谷梅本名梅尔·多萝西·罗森布拉特(Merle Dorothy Rosenblatt)，于1931年3月12日在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出生。她的双亲雅克和露丝·罗森布拉特是犹太移民，父亲来自罗马尼亚，母亲来自今天的白俄罗斯。他们经营了一家出售室内装潢面料的商店。

她在莎拉·劳伦斯学院学习历史。1950年在威斯康辛大学参加暑期课程时，她与另一位访问学者马歇尔·戈德曼有了一番攀谈，后者正在拜读索尔斯坦·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

三年后，她大学毕业没多久两人就结婚了。此后他们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他在哈佛大学进修经济，而她考入拉德克利夫学院，后来又去了哈佛大学。她于1964年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

他们都在波士顿地区担任教职——他在韦尔斯利学院专门研究苏联经济，而她从1972年到2001年期间任教于波士顿大学。她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工作到2014年。

马歇尔·戈德曼于2017年去世。谷梅身后留下了赛斯和伊森两个儿子，阿芙拉和卡拉两个女儿，还有12名孙辈和四名曾孙。她的弟弟阿道夫于2017年去世。

谷梅与丈夫是享誉学界的夫妻档。他们每月会在费正清中心举办晚宴，邀请新英格兰各地的苏联和中国问题专家共聚一堂。他们二人对于各自研究的国家都有极其深刻的了解，再加上利用彼此见解的能力，使得他们经常成为政商界领袖的顾问。

“我们不为子女的事争论，”谷梅在1988年对《波士顿环球报》表示。“我们争论的是孔子的意义。”

谢选骏指出：人说穀霉这人——“1、共产党中国对美国怀有真正的善意，2、随着学术之路的发展，她愈发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对中国政治自由——或缺乏政治自由——的看法。3、虽然对中国政府持批评态度，但谷梅对中国开放的潜力是谨慎乐观的。”——我看这些西方汉学家很多变色龙，为在各个机构謀求一官半职，不得不“与时俱进”、随时变色如爬虫。

【54、余茂春蒙古人，中共升他为汉奸】

《“当代秦桧”跪像疯传余茂春笑呵呵回应》（2023-03-03 RFA）报道：

在抖音上流传的短视频，一尊挂有标明余茂春牌子的铜像，将他描绘成“当代秦桧”、“汉奸第一人”。

中国“抖音”上近来疯传一段贬损前美国国务卿办公室首席中国事务顾问余茂春的短视频，一尊挂有标明余茂春牌子的铜像，将他描绘成“当代秦桧”、“汉奸第一人”。

对此，余茂春3日告诉本台，他个人对这种“低级趣味”一点都不在意，还笑说打算买下这个“共产主义媚俗宣传品”。

这段最早在抖音上流传的短视频近来也在推特上出现，影片中，一尊写有余茂春名字的下跪铜像上、挂有他的生平简介牌子，批评他是“美对华霸凌政策的背后‘操刀手’”，批评他“背叛家国，数典忘祖”。这一下跪铜像的铸造者署名是“胡天墨”。

余茂春3日回复本台记者查询时指出，从个人层面上来讲，他“一点儿也不在意”，“那些人在浪费财力、物力做这些毫无实际效果的事。”

他对中国现在会发生这样的事也不感觉奇怪。余茂春说，这是共产党政治文化和斗争哲学的具体反应，共产党惯用手法就是会对理性批判他们的人，进行人格上的羞辱和人身攻击。他形容，这个目的是诱发人性中本能的、婴孩期式的原始情感，煽动大众仇恨情怀，这是把严肃的话题庸俗化，企图转移焦点，达到完全回避世人对中共的理性批判。

余茂春认为，这种“理屈词穷、低级趣味”的手法，在中共统治下有惊人的历史连贯性，是共产党治国的一大法宝。

网上资料显示，“胡天墨”是河北曲阳的自由职业者，他在抖音开设“斗·汉奸”专号，这则短视频让他收获不少流量。

中共给余茂春立了跪像。

批斗是中共的传统技能，人死了也能弄个雕像阴间批斗。— 新闻调查

余茂春不认为这完全是胡天墨的个人行为。他解释，在中共高度集权和言论控制的社会里，真正以个人名义做政治表述、而不受政府监控和认可的可能性根本不存在。余茂春举例，也有不少人认为，他对中共的直言不讳、提逆耳建言，该立一座“当代岳飞”雕像，但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是不可能的。他说，这个“用来诋毁我的铜像，完完全全是国家意识和共产党政治文化的的充分表现。”

他还强调，从几年前传出将他从家族祖谱中除名、到中国外交部制裁，现在民间立铜像将他描述为所谓的“汉奸”，对他毫无影响，他仍会继续发声批评中共。

余茂春对中国民间的觉醒仍然充满信心。他说，现在的中国不完全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有越来越多“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已经觉醒，他也收到许多支持和鼓励他的评论，都对中共的做法表示不齿，也认为这是他又获得另一种“荣誉勋章”的象征，他对这些声援也表示衷心感谢。

余茂春是美籍华裔，出生于安徽省，成长于重庆市，文革后于1979年参加高考，南开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赴美国留学，后于美国海军学院（USNA）执教多年。前美国总统特朗普主政时期，余茂春担任国务卿蓬佩奥首席中国政策顾问，对重塑美国对华政策、尤其是推动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区别看待，有重要影响力。

网民嚎叫：

外星人 2023年03月03日 19:11

长得真像余茂春

g2j2 2023年03月03日 18:16

俺们大宋都知道，大汉奸大卖国贼肯定不是辽人金人，也不是生活在那里的汉人，一定是当朝有权有势的。当今的汉奸卖国贼肯定是在党中央啊！

L01_北美02 2023年03月03日 16:54

低級趣味，說的好，庸俗的讓人覺得到了農村的惡俗婚禮里一樣，令人噁心

sleepy_cat 2023年03月03日 13:36

中共的愚蠢就在于此。暗中鼓动耍流氓，这样的仆街脑残，必会轻易反弹到习近平的脑门儿上，自取其辱。不是小流氓小学生的脑容量，做不出这等无脑痞子行为。中共是土匪流氓，这个基因从未变过。

sleepy_cat 2023年03月03日 13:31

靠，这个人的真正目的，是对着习近平来的。他是提醒海外反共人士，对习近平照此办理，把习近平和彭丽媛的铜塑跪像放在纽约华人社区，上面挂上人民公敌牌子，让大家吐唾沫，大脚踢。

七号洞 2023年03月03日 13:25

中共来自俄国武装支持，用德国人马克思思想组成的异端暴力组织，他们才是真正“汉奸”！将中国传统文化破坏殆尽，以党文化取而代之，形成残暴的黑社会组织集团。几亿中国人为之丧命。

Sans2000 2023年03月03日 11:52

余茂春看來要千古流芳了，哈哈哈…這個Q族還如一千多年前的野蠻。

检察官 2023年03月03日 11:46

中共这点龌龊的小伎俩太丢人现眼了，以此来泄愤，以为会对别人造成什么伤害，不要说余茂春，当年彭德怀刘少奇这些自己的大功臣惨遭精神肉体折磨之死无葬身之地，更是极大的讽刺！

Keviny2018 2023年03月03日 11:45

这个胡天墨自己才是个跪着的奴才

runqun 今天 04:51

愚民之愚，无以复加。

Hardsword 2023年03月03日 22:16

余教授的著名论断是；中国共贪党不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贪党是中国人民的敌人；中国共贪党代表邪恶与独裁，恐怖与专制。

蔚河 2023年03月03日 11:25

公派留学生，呵呵。

谢选骏指出：余茂春是个共产党公派的留学生，到了美国却反戈一击，让共产党作了亏本生意，所以共產黨恨他“恩将仇报”，这才罚他跪地以儆效尤。

《汉奸余茂春，背叛祖宗当走狗家族愤怒声讨，如今是什么下场》（2021-03-20 昆仑策）报道：

战争年代，汉奸走狗数不胜数，你说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出现这么多汉奸也就算了；然而在现代社会，国家昌盛，我国又出了一个大汉奸，叫做余茂春。

相比于那些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汉奸，反而是这种知识型人才对祖国的危害更大。我们都知道美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输出能力非常强大，但又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一个如此高学历的人才背叛了祖国呢？

在新时代来临以后，这些知识分子并不是只会读死书，他们能够充分的把这些知识运用到实践当中去。就算是乱世，我们依旧能看到不少文质彬彬的知识青年，在断头台上都没有丝毫胆怯，这个就叫做气节。

市场开始在社会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以后，一些知识青年的“气节”开始发生了偏移，他们的脑海中似乎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搞钱。搞着搞着，便忘记了初心，一旦一个读书人忘记了自己的初心，那么他们身体内蕴含的能量也会跟着发生偏移。

余茂春就是这么一个典型的例子，背叛祖宗当走狗，被家族愤怒声讨，如今此人是什么下场？

高学历人才，竟然心已飘在大洋彼岸

很多顶着华人面孔在国外说中国不好的人，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似乎都不用刻意去关心，因为他们很多就从小生长在国外，只不过这身皮囊还在罢了。

而余茂春不一样，在他年轻时候的中国，如果一个家族里能出现一个大学生，那已经算是祖上冒青烟的事情了，余茂春就是这样一个人才，曾经也被家族给予厚望。

虽然祖籍在安徽，可他在重庆这片土地上生长，并且当年还是十里八村都闻名的小天才，在那一年一举拿下了永川的高状元。

一副文质彬彬模样的他，选择也没有出乎大家意料，去了南开大学读历史系，按道理说，从他在那个年代踏入南开的一瞬间，人生就注定一路辉煌，这样的人才，根本不愁找不到工作。由于表现够优秀，他也成功被送到美国留学，而且是国家花的钱。

吃水不忘挖井人，这句古话是个有良心的人都知道，国家送他出去上学，是为了他能够学成归来建设祖国，就算尊重个人的想法也没关系，国家顶多会凉一下心，可这余茂春倒好，去了美国整个心都挂在那了。

因为当年学习成绩足够优秀，他顺利的拿到了加州大学的博士学位证，当时就连他曾经的母校都引以为荣，还直接把名字给他刻在石碑上。

他所学的知识，本应是让中美之间的关系正常化，并为此找到解决的方法，然而此时的他却认为，美国才是人间最后的天堂，他要效忠于美国“自由”的空气。

当他慢慢发生变化的时候，美国和中国之间好像就是一弯平静的海域，只是不清楚在什么时候会来一场海啸。

起初，中美之间的关系还没到今天这个地步，他作为一个教授的角度吆喝着，顶多算是给自己赚一点政治名声，然而当特朗普上台的那个瞬间，似乎一切都变了，这俩人可算是发现了彼此，直接开始了沆瀣一气的故事。

随着蓬佩奥这个名字被我国外交部不断提起，大家都对这个跟着特朗普屁股后面一肚子坏水的人有了仇恨，因为他制定了一大堆对华强硬政策，让本就飘摇欲坠的中美关系更是雪上加霜。

比如，破坏香港的稳定繁荣，再比如关闭中国在美的领事馆，以及南海的诸多问题上，这位蓬佩奥似乎天生就是个找事的主。

看看现在的美国，虽然做着称霸世界的美梦，可是在实际上他们距离称霸世界已经越来越远了，前几任总统似乎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没有太表现出来，可是特朗普的出现让美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凡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事情，都会被这届政府骂的惨不忍睹。原本以为蓬佩奥的这些举措只是特朗普政府下了不少功夫去研究中国，然而仔细观察后竟然发现，这个蓬佩奥背后有个智囊团，而余茂春就扮演这关键的角色。

古话说，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那么这个从小就在中国出生长大，并且在中国的一流学校中学习知识的余茂春，自然对中国有着非常深刻的了解，他当时师从的教授，同样也是一个对中美了解很多的人，这样的余茂春叛变了，让特朗普乐的合不拢嘴。

在余茂春的眼里，他和特朗普以及蓬佩奥之间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其实在国人眼里，这个余茂春就是条汉奸走狗，枪毙五分钟都不为过。

在祖国艰难的年代，依旧愿意花不少钱供他在外读书，他回报祖国的方式，就是用自己的脏嘴去抹黑中国，一个人才的外流，本就是一件让人难以接受的事情，然而这个人才却利用对中国的了解，站在了对方决策的最高层，这可真的让人一下不知道找什么词骂他。

他在特朗普的手下，就像是一本会移动的百科全书。因为他十分清楚中国的痛点在哪里，也清楚哪些制裁手段会让中国感觉到受伤，他的办公室距离蓬佩奥之间只有十几米，这俩天天上个厕所估计都能互相打打招呼。

他对于美国的信仰，坚定吗？这都不用回答，这种没有骨气的人，只是正好撞上了人家的下怀，他很清楚对方有想要自己的东西，一旦美国本土出现了问题，或者战争来临让那片土地不再安全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又会找一个全新的理由重新跑，因为他只在乎钱。

就举个简单的例子，他现在大张旗鼓的吹捧，对华强硬符合美国的利益。

美方上层对华强硬是为了政治资本，抵触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是他们的常态，短期内也没办法改变。而余茂春，可以保证的说他要的只是一种别样的认可，如果双方真的按他说的那样，发生了战争，那么受苦的必定是两国人民。

美国人民的生活受到巨大的影响，想问下余茂春，这符合美国的利益吗？欺负一个小国家，可能人家没有力气还手，确实能让国家趁乱挣不少钱，然而欺负一个体量如此庞大，又和美国利益有着重大挂钩的国家，绝对不会有任何一方从中受益。

美国现在有一大帮智囊团，只是余茂春脑子还算聪明，所以站到了风口浪尖上，现在和平年代出现的叛徒一样不少，他们的存在就是为了研究怎么样对付自己的祖国，他们的目标就是钞票。

如果在战争年代，这帮人就是伪军，或者是骑着自行车跟在领导后面的翻译官。全国上下都看不起他们，海外的华人依旧看不起他们。说白了，就连美国人也会看不起他们，表面上笑嘻嘻，只是因为这帮人有利用价值，仅此而已。

为什么这样说，这就要看他们的成长轨迹。

余茂春所学的历史学，在学科领域中可以说是一个冷门专业了，这个专业想要加官进爵本就很难，崭露头角得往前看，天天研究过去的事情，怎么能够飞黄腾达？

历史是为了总结，总结以后才能有更好的未来，这点余茂春不可能不知道，他这样选择的原因，就是在于急功近利。所以他干脆一拍屁股，开始了卖国求荣之路，倾其一生的研究如何反对中国，从他的学识来看，他绝对知道美国和中国的平静都是短暂的，二者在很多问题上的对立似乎并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当蓬佩奥的一些方向已经确定的时候，他就突然找到了目标，开始大肆的鼓吹如何对付中国，这些又正好能被蓬佩奥和特朗普欣赏，于是被委以重任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如果说天天窝在家里写日记的方方，是在向西方世界抛媚眼，他又舍不得离开这片土地给他的名利。而余茂春就是下了一个大赌注，开弓没有回头箭，因为他只要不努力，前期的一切都会化为泡影，回国都会被吐沫星子淹死，根本没有任何退路可走。

方方算是个跪着两头要饭的，而余茂春想把这碗饭站着吃。那种曾经的自卑，让余茂春更加坚定，他希望通过一种方式来炫耀自己，只可惜了这个脑子，变成了如此浑浊肮脏的模样。

余茂春春天不在，如今下场惨淡

从他提出的这些意见来看，很多人都怀疑这是个政治骗子。可能他出去的时间太久了，现在中国的发展之快速也让他始料未及，都不要说整个国家每天都在发生着巨变，就连他家曾经门口的马路，估计都已经修了好几回了。

去年他提出了一个不要让微信进入美国的言论，一石激起千层浪，好多身处国外的国人都担心自己会不会和家里人失去联系，余茂春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彻底割裂中美关系。

然而，一旦微信被禁，会产生多少连带效应，这些美国政府不会不知道，所以很多话语抛出来，只能算是一个威胁，说一套做一套的方式让大家已经习惯了，只要一项政策不尘埃落定，说啥都没用。

但是，提出一个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建议，却让余茂春这个名字声名大振，这其实也就是他想要的。他的内心深处根本没有任何抱负，想要的就是找个路子去出人头地。

他最怕别人看不起他，但是现在所有人都看不起他。他脑瓜子一动，想了一个好办法，那就是改祖籍。

他说自己的祖先根本就不是中国人，是改姓改出来的，以前在元朝末年的时候，自己的老祖宗被朱元璋追着满地图跑，为了苟活下去，才起了汉姓，他其实是蒙古人的后裔。

这可让蒙古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要是骁勇善战的成吉思汗发现有这么一个货在这里乱认祖先，可能都要跳出来把他带走。不如好好瞅瞅自己的皮囊和长相，现在连读过初中的学生都知道这就一典型的汉人脸，真不知道谁给的他修改祖宗历史的权力。

于是，可能觉得这毕竟是个堂堂的历史系学生，还有记者闲着没事去探访了一下他的老家，这里的人还都挺热情，可是一提到余茂春这个名字就马上变了脸，说这是个败类。他们自己家的老人，也早都把余茂春从族谱除名了，就当没生过。

反正这余茂春已经六亲不认了，族谱除名这种事可能并不能让他感到难过。天道有轮回，苍天饶过谁，另一件事的出现彻底让余茂春难过了。

蓬佩奥下台了。好了，按照余茂春的能力，跟在蓬佩奥的身后打打酱油还有可以的，可是当蓬佩奥走了之后，拜登留着这占地方的玩意也没用，而且中国的不少力量已经注意到了这个当代大汉奸，留着他，等于直接宣布和中国的关系继续破裂。

大国的博弈，是一项非常有难度的技术活，双方似乎从来都不会翻脸，只是在互相四两拨千斤，只为了出关键的那一步险棋，之前所有的动作都是酝酿。那么留着余茂春这部臭棋在，对于美国来说绝对不是件好事。

于是，白宫留不住余茂春了，现在他回美国海军学院当老师了。很多国人看到这条消息，都觉得这样的下场是不是太便宜他了？

其实不是的，咱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一个家世清贫的普通人当上了海军学院的老师，从此过上了安稳的生活，这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最起码这辈子已经可以不用为了生计而劳累奔波。

可你让一个曾经身处白宫内，还有自己的野心的人，现在远离权力中心，回家安安稳稳当老师，这对他来说绝对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在他在白宫办公最后的日子里，还天天想着阴招，希望能帮蓬佩奥出一点力，他自己其实也很清楚，只要离开的了蓬佩奥，自己啥都不是，现在在所有人眼里，这个余茂春已经变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的笑话。

美国人其实也不傻，对于蓬佩奥来说他有价值，他能当棋子，那是因为他有着自己的研究方向。但是对于整个美国来说，一个连祖国都能背叛的人，怎么可能被一直委以重任？美国会相信他吗？于是，他爬出了白宫，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从学识角度，他确实脑子里有东西，只不过这些放在政治上还有很大的区别。从政治角度，这完全就是一个半吊子，自己没有着力点，只能接着蓬佩奥发力。这种凄凉的下场，归根到底还是他能力不够，拜登用不着他。

兔死狗烹，放在余茂春身上真的再合适不过了。我们需要唾弃一个汉奸，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去深究一个高材生变成汉奸的原因，才能尽量避免这种事情的出现，这是国家的损失。

网民嚎叫：

马上谈22-12-23 01:27

发布于浙江

大汉奸余茂春在被余氏一族逐出族谱后，竟声称自己姓“铁”，是蒙古族人，是成杰思汗铁木真的后裔！他还联合所谓的铁己余族长，多次申请改蒙古族籍被驳回。这货还标榜为“历史学家”，却不知道“铁木真”并非姓“铁”，而是姓“孛儿只斤”，当年在西南闹的轰轰烈烈的“铁改余”事件，也只是当时中国政策对少民过于优待的超国民待遇引起的分离闹剧。如今中国重新重视凝聚中华民族统一意识，各民族一体视之，这种闹剧只会越来越少。希望后来的执政者多吸取教训，勿再重蹈覆辙。

谢选骏指出：网民不懂，姓铁的不一定是蒙古人，斯大林的意思就是姓铁，毛泽东作了斯大林的干儿子，岂不是也姓铁了嗎。

上文拒绝承认余茂春是蒙古人，还不理解余茂春是一个公派人员——公派的人永远追随官方，在中国大陆是共产党的人，在美国大陆是共和党的人。这就是万变不离其宗的“追随掌握权力的機構”，就像李斯的仓鼠一样。

《<大秦赋>里的他，为何一生都想成为“仓鼠”？》（2020年12月12日中国新闻网）报道：

最近播出的《大秦赋》让不少人重新开始讨论两千多年前的那段历史。

在身处那段历史的人们中，李斯是极为特殊的一个：他见证了秦灭六国、一统天下，同时也眼看着秦国渐渐分崩离析。

那么，见证了大秦兴亡的李斯是个什么样的人？在这个历史转折点，他又做了什么？

“厕鼠”与“仓鼠”

年轻时的李斯，曾作过一个比喻。

厕所里的老鼠，不但所食肮脏，而且常常被人惊扰；而生活在粮仓里的老鼠，吃着很好的粮食，居住环境也宽敞干净，还不受人畜惊扰。

李斯得出的结论是：人过得好不好，要看他处在什么位置。

这是《史记·李斯列传》的开篇。在后世史家的研究中，这番言论往往被称为李斯的“仓鼠哲学”，也是贯穿李斯一生的线索。

在史籍中，李斯的早年经历并不清晰，但可知的是，他自称“上蔡布衣，闾巷之黔首”，也曾做过郡小吏。前述这番“仓鼠之论”就是他身为郡小吏时的故事。

就像他口中的那只老鼠一样，李斯是不甘只做小吏的，他要改变他身处的环境。

于是我们在《史记》中看到，李斯先是到荀子门下学习统治天下的“帝王之术”，而后西向入秦。

当时已是战国末期，除秦之外，六国皆弱。按后世史家的观点，当时秦国面对的问题已不是如何灭六国，而是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世界。

李斯的意图也很明显，他想要成为那只“仓鼠”。因此他说出了“楚王不足事……无可为建功者”这样的话。

临别时，他对荀子说了一段话。总结下来就是，人应该为处于卑贱的地位而感到可耻，而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准就是他能否摆脱卑贱的环境，由贫困转变为富裕，不论用什么手段。

初入秦国，李斯就拿出了一份方案。他主张由秦国消灭诸侯，平定天下。

毫无疑问，李斯是有才华、有能力的。秦王也开始愈发重视李斯的建议，拜他为客卿。

可就在李斯被拜为客卿后不久，一件大事几乎断送了他本已计划好的未来。

吕不韦任秦相时，关东士人大批入秦。史载，“诸侯之士，裴然争入事秦。”

但这也引起了秦国旧贵族的妒恨。再加上秦王政即位后，郑国怂恿秦王修筑沟通泾河、洛河的水渠，以为疲秦之计。

在秦宗室的建议下，秦王政下令逐客，迫使东方各国来秦士人离开秦国。老家在楚国的李斯自然也在其中。

于是，就有了流传至今的《谏逐客书》。

李斯上书秦王，历陈重用他国人才可以强秦，而逐客即是资助敌国。

而在这份《谏逐客书》中，我们仍能看到他“仓鼠哲学”的影子。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

李斯在其中劝告秦王，只要有利于自己的统治与发展就要不拘形式、采取一切手段。

于是，秦王政废逐客令，采纳李斯的意见任用客卿。

在跻身社会上层的同时，李斯也渐渐感到了一种隐忧。

只是，他似乎并没有仔细想过成为“仓鼠”之后的日子。《史记》中，这时的李斯开始把“物极则衰”这样的词挂在嘴边。

这种担忧并非毫无根据。历史上，很多秦相的下场并不好。

商鞅作法自毙，被诬谋反后起兵反抗，战败后尸首被车裂；张仪首创连横，却在秦武王即位后出逃魏国；吕不韦成就了始皇霸业，却遭罢相流放，最终饮鸩自尽。

帮助秦国统一天下的李斯也没能逃出这个怪圈。

而这个下坡路的开始，是秦始皇的去世。始皇帝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出巡途中突然病逝。

胡亥、李斯、赵高等人秘不发丧。

根据《史记》记载，李斯之所以同意易置太子，其实还是在为自己考虑。当赵高暗示，始皇长子扶苏曾反对李斯制定的一些政策时，愿做“仓鼠”的李斯就已经动摇。

李斯并非没有纠结，但他还是难以割舍已到手的权势。虽然“仰天而叹”“垂泪太息”，但还是被赵高拉下了水，同意改立胡亥为秦二世。

次年，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秦末农民战争爆发。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秦相李斯被赵高以“谋反”罪名“腰斩于咸阳市”，“夷三族”。

临刑这天，李斯从监狱中被押赴刑场。走出阴暗牢房的他，似乎又想到了当年如“厕鼠”般的平淡生活。他转身对儿子说：“我现在多想和你一起回到老家，牵着黄狗出城追逐野兔。这还能办得到吗？”

说罢，父子相对痛哭。

参考资料：

《史记》《李斯的思想品格与秦文化政策的得失》《二十年来李斯研究述评》《中国写人史上第一篇剖析心灵的作品——我读〈史记·李斯列传〉》《李斯新论》《一只仓鼠的智慧和命运》《李斯的“老鼠哲学”》

谢选骏指出：在我看来，不论厕鼠还是仓鼠，都是依附于人的——就算生为鼠辈，厕鼠与仓鼠也不如野鼠……更不如松鼠或飞鼠，比较干净清爽，而且自由自在。为什么李斯不想做松鼠？因为中国的松鼠早被吃光了？不过在美国就不一样了，还有松鼠的生存空间。

【55、岳飞的后代沦为汉奸】

《1952年，岳飞后代给毛主席写信，请求安排工作，毛主席回了5个字》（2023-11-09 山东省）报道：

1952年，毛主席收到了从浙江省桐乡县寄来的两份信件。

来信人是岳飞的后人岳昌烈，他言辞恳切，希望主席能帮自己安排一份工作，以解决生计温饱问题。

看完两封信之后，毛主席感慨良多，思量一番后他提笔批复了五个字：“应酌予救济。”

精忠报国的抗金英雄岳飞，他的后人为何会窘迫到如此地步？

而一向铁面无私，最讨厌有人搞特殊的毛主席，又为何会答应他的请求？

岳飞后人

1890年，岳昌烈出生于浙江省嘉兴桐乡市濮院镇的一个书香门第。

他出身名门，家世显赫，是岳飞的第二十七代世孙。

他自幼聪颖好学，读书也刻苦认真，12岁时就在嘉兴府考取了秀才的功名。

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又到杭州求学，继续读书深造。

民国成立后，秀才的名头就没有半点用处了，可是岳昌烈不仅精通古文经典，还精通英、日两国的外语。

因此当时的他顺利进入了嘉兴的学校任教，也在一些大户人家的私塾里教书。

在封建牢笼里长大的岳昌烈，深受封建思想影响，可以说是晚清时保守派、顽固派文人的缩影。

然而在那个新旧思想激烈碰撞的时代，不能接受思想进步，不肯面对时代变迁的人，自然也会被时代抛弃。

作为追赶不上时代步伐的一员，岳昌烈既让人痛惜可怜，又让人觉得无奈可气。

不论走到哪里，他总带着封建时代的那股酸腐味，也始终改不掉自己一身的旧文人习气。

性格执拗、脾气古怪、恃才傲物、自命清高，因此走到哪里都显得格格不入。

在学校任教时，他目空一切，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

看不上同僚，又看不惯校长，时常与学校的其他老师起冲突。

他人缘很差，不讨人喜欢，很难与他人相处，最终被辞退。

在岳昌烈被辞退之后，几乎没有其他学堂愿意聘用他。

由于失去了工作，没有了经济来源，岳昌烈在外面混不下去，便回到了家乡濮院镇。

可是家业传到他这里时，就已经破败了。

亲人接连去世，很快就只剩下岳昌烈一人，守着仅剩的一点祖产过日子。

他家道中落，又性情古怪，不喜欢与人打交道，因此年纪很大了仍然没有娶妻成家。

少年时代的岳昌烈，过得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他只管专心苦读圣贤书，从没有为生计发过愁操过心。

可如今家中就只有他一人，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酸腐书生，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显然是干不来重活的。

家中还留有些家当，做个小本买卖倒也是个不错的营生。

可是像他这种思想迂腐、刻板守旧的读书人，断然是不会去经商的，更没有做生意的头脑。

就这样，除了读书一无是处又不善营生的岳昌烈，整日除了四处闲逛消磨时光，就是像老学究一样钻营文字，舞文弄墨做学问。

变卖祖产，难维生计

岳昌烈家中原本是有几间房子，和一座小院的。

可是完全不懂得操持家务的岳昌烈，房子漏雨也不知该如何修理，就继续住着潮湿的屋子盖着发霉的被子，房倒屋塌也熟视无睹。

直到实在无处栖身了，就只能住在弄堂里。

没钱他就变卖家产，直到家里的古董字画甚至一些布料旧衣都被卖光了，家徒四壁，他也没找到维持生计的办法。

后来实在没有饭吃了，他就上街乞讨要饭，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

时间久了，镇上的人都叫他“呆秀才”。

酸腐文人、民国巨婴的故事，说起来可怜又可恨。

但在岳昌烈的身上，依然可见岳飞后人精忠爱国的精神，以及不媚权不媚俗的文人风骨。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为了更快实现其侵略野心，就在浙江开办了许多学校，企图通过这种方式在文化上渗透中国下一代。

日本人开始在当地招募会讲英语或日语中国人，而精通中英日三国语言的岳昌烈，自然也成为了他们的“邀请”对象。

战火纷飞，民不聊生的时代里，许多文人虽然只能在夹缝中生存，却也不会丢下自己的风度与骨气。

更何况作为民族英雄岳飞的后人，爱国精神应当是刻在骨子里，凝在血液中的。

虽然当时已经一贫如洗的岳昌烈，的确很需要这份工作。

可是到日本人的学校里教书，给日本人工作，那就是汉奸行径。

岳昌烈深知这一点，他不想辱没了自己的姓氏，也不愿背叛自己的国家。

于是他断然拒绝，然后东躲西藏逃到了别处。

可是这样一路逃亡，让原本就艰难的生活变得更加困难了。

岳昌烈又过了几年穷困潦倒的日子，直到抗日战争胜利，生活才总算安稳了下来。

岳昌烈打算再找一份老师的工作。

他自知除了读书一无是处，除了去学校里教书，也很难找到他可以胜任的工作。

可是当时的学校几乎都是公立学校，所有师资安排全在国民党政府的掌控之下。

也因此，那时学校里的腐败问题是非常严重的。

没有人脉、不送礼，就不要想能进学校工作。

实际上，岳昌烈在嘉兴的学校里任教时，就曾发现学校里校长老师的腐败现象。

他是个刻板且讲原则的人，眼里揉不得沙子，因此坚决不与他们同流合污。

校长多次找他谈话，他也始终坚持原则，最终也因此被学校开除了。

而到了如今，岳昌烈也依然保持着文人风骨，不谋私利，不媚强权。

上书中央，恳求救济

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处都是焕然一新的面貌，社会风气也开始转变。

那时的新中国百废待兴，很多领域都缺乏知识分子，教育领域也急需人才。

可是当时的学校，一般都会优先聘用思想先进的党员，还有从部队退役下来的教员。

然而岳昌烈既不是党员，又已是年过半百，快要退休的年纪了。

再加上他一说话就是满口的之乎者也，在很多人眼里，他就是一个精神不太正常的书呆子，成日里疯疯癫癫的。

没能如愿找到工作，岳昌烈仍像从前一样过着穷苦的日子。

直到1951年，生机勃勃的新中国让他看到了希望。

岳昌烈不愿再忍受这样的生活，于是他以岳飞后人的身份，给中央写了一封信。

信中他描述了自己的窘境，希望能够得到政府的帮助，并附《和毛主席<长征>诗》三首。

中央收到了来信后，便将书信转至浙江嘉兴桐乡县，要求当地政府的同志亲自去了解情况，以便领导研究。

桐乡县人民政府秘书室的戴大铣秘书，很快就前往了濮院镇，找到了岳昌烈的家。

他仍然住在濮院镇大街21号的那条弄堂里，家徒四壁，除了一张用砖头垒的床外，一无所有。

戴秘书只能与岳昌烈到一家茶馆里细谈，了解了他的经历和如今的生活状况，以及他希望得到政府救济的愿望。

回到县里后，戴秘书就将岳昌烈的情况整理成了书面材料，向省委上报。

然而那时的中国刚结束战争不久，正处在一个经济恢复时期，还无暇顾及、也没有能力解决许多困难群众的生活问题。因此，岳昌烈的请求就被暂时搁置，首次信访没有得到回复。

1952年3月，岳昌烈又一次上书毛主席，并步《长征》一诗的原韵，又和诗一首，来诉说自己的困境与请求。

诗中写道：“云衢空瞩辰星远，玉楮徒惭家世寒。果许江红河润及，斗金先惠与配颜。”

大概意思是说，如今家业落败，我自感惭愧，如能念及先祖岳飞的功绩，使我得到一些恩惠，将不胜感激。

毛主席收到信后，十分重视，他仔细阅读了两封信件和诗文，感慨良多。

思索一番后，便在信纸上用铅笔批复了几个字——“应酌予救济”。

伟人破例

实际上，毛主席最讨厌搞特殊化。不论是对他自己还是家人，亦或是我党的领导干部，他都是这样要求的。

而如今，他同意对岳昌烈予以照顾和救济，并非是因一时怜悯破例，而是斟酌良久后的决定。

岳昌烈虽然有些迂腐，但也算是文采斐然，甚至还会几门外语。

他性情倔强古怪，可始终不弃文人风骨，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也不肯卖国求荣给日本人工作。

他生在了新旧思想交替的时代，在封建时代下接受教育，学有所成后却遇到了新思想的冲击。以至于这样一个饱读诗书的文人，只能在时代的夹缝中生存，连工作都找不到。

因此可以说，造成他如今窘境的并不全是他自己，也与时代的动荡变迁有关系。

所以对于像岳昌烈一样生活有困难的群众，政府也应该给予一定的补助，以保证他们可以维持温饱。

除此之外，岳昌烈还是民族英雄岳飞的后人。

抗金名将岳飞是伟大的民族英雄，毛主席在读书时就十分敬佩他。

毛主席不仅对岳飞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很是钦佩，也十分欣赏他的军事才能和诗词作品。

1910年毛主席离家求学，临行前赋诗一首，以表志向：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而这首诗的后两句，正是受到了岳飞墓联中“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的启发。

据毛主席的警卫员陈昌奉回忆，1933年毛主席在瑞金观看京剧《岳母刺字》后，就教导众人：“岳飞是个民族英雄，他精忠报国，全心为民，抵抗外敌入侵，我们要向他学习。”

1952年，毛主席在河南考察工作时，特地前往岳飞的故乡汤阴参观岳飞庙。

在岳飞庙，县长向毛主席介绍自抗战以来，岳将军的后代没有一个人当过汉奸。

毛主席听后很是激动，叹道：“果然是满门忠烈！”

1954年，毛主席在杭州西湖漫步，问随行的王芳，这西湖附近有多少坟墓？

这地方是风水宝地，王芳虽不清楚具体数字，但也知道这里的墓少不了。

毛主席听到后，便下令把这附近的墓都迁走，以保护西湖周边的良好环境。

但是岳飞墓得以保留。

毛主席还特意嘱咐王芳，等到清明节时，请他替自己到岳飞墓前献上花圈。

1975年，毛主席因为严重的白内障，一年多来已无法看清东西了。

当时，医生唐由之前往中南海，准备为82岁高龄的毛主席进行白内障手术。

张玉凤秘书和唐由之医生，搀扶着主席上手术台，他却突然问道：“你们准备了音乐吗？”

毛主席点名要求播放《满江红·写怀》这首曲子。

这是当时文化部组织了班子，专门为毛主席录制的。

出自岳飞之手的《满江红》，一直都是毛主席最钟爱，并常常吟诵的作品。

手术室里，回荡着岳飞《满江红》的慷慨豪壮旋律。

最终手术非常成功，尽管这是毛主席生平首次接受手术，但在音乐的陪伴下，他仿佛忘却了一切。

1952年，毛主席批复了岳昌烈求助的信件后，消息很快就转到了濮院镇政府。

政府的工作人员当即决定从社会互济款中拨款救济，首先要解决温饱问题。

可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为了彻底解决岳昌烈生活上的困难，县政府联系到了省文史馆。

在得到了批准后，岳昌烈从1954年年初开始，就成为了省文史馆的一员。

岳昌烈只需待在家中，按照省文史馆的要求编写历史资料或回忆录，就可以领到工资。

文史馆每月给他提供35元的津贴，以及2元的粮食补贴。

这一安排使得岳昌烈解决了他的温饱和生活，帮助他度过了晚年。

参考资料

[1]穷秀才上书毛主席[J].戴大铣.嘉兴日报桐乡新闻.2015-08-31

[2]毛泽东为多读书和人捉迷藏手术前点播《满江红》[J].蒲波.长沙晚报.2010-03-26

谢选骏指出：大汉奸毛泽东惯于杀害忠良，为何却对岳飞的后代网开一面？原来，岳飞的后代早就和他一樣、沦为汉奸了。在著名的曾静案中，岳飞的后代更不惜告密害人，可谓死有余辜——

網文《岳钟琪》報道：

岳锺琪（1686年11月8日—1754年4月2日），字东美，号容斋，谥襄勤，籍贯凉州府庄浪厅永泰营（今白银市景泰县人），[1]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将领，累官拜川陕总督，爵封三等威信公，屡平边地叛变。乾隆皇帝称其为“三朝武臣巨擘”。其著有《姜园集》、《蛩吟集》等，其祖上世居凉州镇总兵管辖的永泰营。[2]

生平

康熙二十五年九月二十三日（1686年11月8日）生于凉州府庄浪厅永泰营。传为岳飞二十一世孙，出生于武将世家，其父岳升龙为康熙朝的议政大臣，四川提督，当年随康熙皇帝西征噶尔丹，颇有建功，康熙帝曾赐予匾联“太平时节本无战，上将功勋在止戈”。

其叔父岳登龙，官至凉州镇总兵，其家族世居于凉州府。岳锺琪受到父亲、叔父栽培，自幼熟读兵法，习武学射。岳锺琪20岁从军开始戎马生涯，由捐纳同知改为武官，被任命为四川永宁协副将。

进兵西藏招抚青海

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岳锺琪33岁，其年准噶尔汗策妄阿拉布坦出兵袭击西藏，康熙帝令十四皇子胤禵为大将军，延信为平逆将军，噶尔弼为定西将军，岳锺琪为先锋，进行征讨。岳锺琪率军日夜兼行，其间曾经领六百人招抚里塘、巴塘，当地长官达哇兰不从，岳锺琪于是将其拘捕并斩首于军前，乘势除去反抗分子3000余人。此举的威慑效果使其他各部相继献户籍请降，两地的民变因此平息。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噶尔弼令岳锺琪带4000人为前锋先行到达昌都待命。岳锺琪到达后获悉敌军已调集部队扼守三巴桥，阻击清军西进。昌都与敌军驻地洛隆距离600里，中间隔着天险怒江，是为入藏第一险，敌军如果断掉三巴桥，则清兵难以入藏。岳锺琪当下决定“宜乘敌未集而先发制之”，遂令懂当地话的士兵30余人，穿着当地人服饰抄小道迅速地抵达洛隆，向该地土司出示密檄，命其协助缉捕叛乱份子。当夜就擒获五人，就地正法，敌军震惊。于是岳锺琪借势招抚六个部落，民人万户，为进军拉萨铺平道路。战事结束后岳锺琪还师四川，获朝廷授左都督，四川都督，赐孔雀翎。

雍正元年（1723年）37岁的岳锺琪奉命抚定青海。当时的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奏请皇上，要求岳锺琪随军出发。岳锺琪率6000精兵经过雪带区域，克服了高山症严重缺氧的症状，一路西行招抚了上寺东策卜，下寺东策卜，南川塞外郭密九等诸番部。翌年朝廷授岳锺琪为“奋威将军”，继续进军青海，成功收复被叛军占领的青海地区六十万平方华里的领土。青海事毕，雍正帝授岳锺琪三等威信公，赐黄带及御制五言律诗二首，又命岳锺琪为甘肃提督兼甘肃巡抚。

招忌被贬

雍正五年（1727年）有言成都讹言锺琪将反。雍正帝对此谕旨曰：“数年以来，谗锺琪者不止谤书一箧，甚且谓锺琪为岳飞后裔，欲报宋、金之仇。锺琪懋著勋著，朕故任以要地，付之重兵，川陕军民尊君亲上，众共闻之。今此造谣之人，不但谤大臣，并诬川陕军民以大逆。命巡抚黄炳，提督黄廷桂严加查访”。不久，查到此湖广人卢宗寄居四川，因私事造蜚语，无主使者，论斩[3]。

雍正六年（1728年）湖南汉人曾静听闻其事后，派门人张熙致信岳锺琪，劝其反清叛乱[4]。岳锺琪假装同意，骗出口供，反过来抓捕二人，引发吕留良案。事后雍正帝褒奖岳锺琪忠心，并由于军事需要，仍旧对他委以重任，加封宁远大将军，少保，责令进击准噶尔部的入侵。

雍正九年（1731年），雍正帝指责岳锺琪征讨准噶尔不力，使准噶尔进犯哈密。大学士鄂尔泰对岳锺琪落井下石，参劾他：“专制边疆，智不能料敌，勇不能歼敌”。副将军张广泗则参劾他：“调兵筹饷，统驭将士种种失宜”[5]。结果岳锺琪因“误国负恩”罪名被削爵免官，交兵部拘禁。

雍正十一年（1733年），大将军查郎阿又上奏控告岳锺琪“骄蹇不法”，同时参劾其部属张元佐疏防，要求将其降级。

雍正十二年（1734年），当时大学士纷纷送出：‘奏拟岳锺琪斩立决’的折子。而执掌帅印后下场惨淡的在当朝已有先例，例如年羹尧、纪成斌、曹勷都是曾立战功的将领，但因在科舍图之役上失利分别以疏防和战败为由遭到斩首。

然而雍正帝在再三思量后决定“笔下留人”，在大学士的折子上改为斩监候（把死刑改为缓期，犹如现代的死缓），因此将岳锺琪收监。

乾隆二年（1737年），乾隆帝上位后，岳锺琪和傅尔丹贬为庶人，回凉州府庄浪厅永泰营。

应召复出

乾隆十三年（1748年）三月，由于大金川叛乱而清廷出兵多时未果，乾隆帝想到岳锺琪，先授予他总兵之衔，后改授四川提督，其时岳锺琪已届六十二岁。

乾隆十四年正月，岳锺琪随经略大学士傅恒参与平定大金川土司之战，连续攻占康八达、塔高等山头，之后长驱直入，叛乱酋长莎罗奔勒乌围（今四川金川县东）大营，莎罗以前跟随过岳锺琪平西藏，讨青海，因而惧于岳锺琪，只好乞降。投降后，清廷保持其土司的任命。三月，恢复爵位，子孙降等世袭。

乾隆十五年（1750年），西藏珠尔默特那木札勒叛乱，时年64岁的岳锺琪奉命出兵康定，会同总督策楞，结果成功讨平叛乱。乾隆十九年三月初十日（1754年4月2日），岳锺琪抱重病出征镇压陈琨时，病卒四川资州（今四川资中），时年六十八岁，乾隆帝赐谥“襄勤”，归葬景泰县永泰故城岳家坟。

《岳钟琪》报道：

生平

进兵西藏招抚青海

招忌被贬

雍正六年（1728年）湖南汉人曾静听闻其事后，派门人张熙致信岳锺琪，劝其反清叛乱。岳锺琪假装同意，骗出口供，反过来抓捕二人，引发吕留良案。事后雍正帝褒奖岳锺琪忠心，并由于军事需要，仍旧对他委以重任，加封宁远大将军，少保，责令进击准噶尔部的入侵。

雍正九年（1731年），雍正帝指责岳锺琪征讨准噶尔不力，使准噶尔进犯哈密。大学士鄂尔泰对岳锺琪落井下石，参劾他：“专制边疆，智不能料敌，勇不能歼敌”。副将军张广泗则参劾他：“调兵筹饷，统驭将士种种失宜”。结果岳锺琪因“误国负恩”罪名被削爵免官，交兵部拘禁。

雍正十一年（1733年），大将军查郎阿又上奏控告岳锺琪“骄蹇不法”，同时参劾其部属张元佐疏防，要求将其降级。

然而雍正帝在再三思量后决定“笔下留人”，在大学士的折子上改为斩监候（把死刑改为缓期，犹如现代的死缓），因此将岳锺琪收监。

乾隆二年（1737年），乾隆帝上位后，岳锺琪和傅尔丹贬为庶人，回凉州府庄浪厅永泰营。

应召复出

谢选骏：岳飞的后代例如岳锺琪等走狗沦为汉奸并非孤立的，而是“汉人”不断扩编的结果——

《岳飞当年打的是我家？“抗金路线图”尽毁网友三观：原来我是匈奴》（2023-11-29 天津市）报道：

最近电影《满江红》爆火，虽然说剧中没有岳飞，但是依然有着浓浓的家国情怀。而这也让不少网友开始去研究当年岳飞抗金的那段历史，结果不研究不知道，一研究才发现岳飞当年的抗金路线都在中原腹地，本来是想为岳将军歌颂一番的，结果才发现当年岳飞打的竟然是我家？那么这样一来，是不是意味着追捧岳飞就不正确了呢？

当然不是，在如今的时代，我们在研读历史的时候，自然要抛开地域问题，毕竟现在已经是56个民族是一家的时代了。就算是当年的金国女真人，现在也演变成为了满族，是我们这个大集体中的一部分，所以说我们要学习的，是岳飞当年那种抵御外辱的精神，而不是揪着自己的地域问题不放，认为岳飞当年攻打的是自己的家。

况且话又说回来了，这种说法也是漏洞百出的，以我们现在的身份地位来看，在当年也不过是普通的老百姓，就算是生活在北方，也只是金人统治下的普通人。而岳飞的目的则是收复失地，解救沦陷区的大宋子民，这意味着当年岳飞攻打的不是“我们的家”，而是“我们的家”被外敌占了，岳飞带兵前来帮我们赶走他们，所以岳飞的身份是“解放者”而非“入侵者”。

不过有一说一，岳飞的抗金路线图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可以看到，当年岳飞进攻的主要区域基本都在今天的河南境内，所以这才让不少北方网友三观尽毁，直呼“我就是岳飞口中的匈奴”。但坦白来讲，不管是“匈奴”还是“女真”，如果只是抱着娱乐的目的这样自称，其实并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如果真把自己代入进去，那么就大错特错了。

毕竟我们的历史本就是民族大融合的历史，我们不能说因为自己是内蒙人那么祖宗就是和汉朝为敌的匈奴，同样也不能因为是北方人就将自己的立场放在岳飞的对立面金国那边。因为任何时候都有外敌，国家领土疆域也在不断变化，但是不管疆域怎么变化，不管在任何时期，都存在一个正统的王朝，而我们的立场，自然是要站在正统王朝这一边。

谢选骏指出：明朝虽然驱逐了蒙古鬼子，但毕竟是猪家做了皇帝；既然是猪，就必定杂食，没有净化，反而同化，把各种杂胡都烩成了唐人。这也为岳飞的后代进一步沦为满狗豢養的汉奸，打下了基础。你说他们没有投降日本？他们既然如此“忠贞”，为何会主动投靠共产党呢？就像其祖上投靠了滿清。

【56、越南需要恢复汉字】

《打开越南互联网，我觉得自己是个假中国人》（2021-09-12 液态青年）报道：

打开世界地图，世上很难找到一个和中国如此相像的国家了。

从反侵略、开始内战、开始土改、遭遇饥荒、改革开放、经济起飞……

直到一头撞上互联网的巨大风口，中国和越南的近现代史，就好比两拨演员拿了同一个剧本。

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由共产党执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从行政区域来看，越南划分了 58 个省和 5 个直辖市，每个省下辖市与县。

教育方面，越南实行 5 年小学、4 年初中、3 年高中的义务教育制度，《阿Q正传》和《药》也曾出现在中学教科书中。

越南新年同中国的农历新年一致，逢年过节也舞龙舞狮……

行走在越南的马路上，莫名熟悉的街头，仿佛让人梦回 20 年前。

▲越南农历春晚

在文化上，越南和中国更是一脉相承，细细品来，都是儒家文化混合着实用主义的熟悉配方，区别是加上一些热带风情：

越南的国名是清仁宗嘉庆皇帝决定的，越南的顺化皇宫就是一座缩小的紫禁城。

▲越南顺化皇宫

1919 年，越南才废除科举考试。越南科举效仿唐宋，考试范围就是四书五经。

越南国语字中，学士学位本意是举人，博士学位本意是进士。

越南古代使用汉字两千年之久，越南古代典籍《大越史记全书》、《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大南实录》及家喻户晓的《南国山河》、《平吴大诰》等作品都是用汉字写成的。

越南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品《金云翘月》，其故事蓝本出自中国清代同名小说。

越南语中有庞大的汉字词汇，发音类似古汉语的中古音，与唐代的语音很接近。

也就是说，用越南语念李白杜甫，反而会比汉语普通话更正宗。

越南也有十二生肖，只是猫代替了兔子，因此有些越南人是属猫的。

越南南部很多人信仰一种本土宗教，全称是“大道三期普渡高台教”，标志类似共济会的”全能之眼“，教旨集孔子（人道）、姜太公（神道）、耶稣（圣道）、老子（仙道）、释迦（佛道）于一身，同时尊孙中山、雨果和越南诗人阮秉谦为教中圣贤。

信一门宗教相当于拜 N+1 种信仰，性价比极高。

这个国家有点像 20 年前的中国，却是一个更加错综复杂的神奇混合体：同一座城市中，既有北上广深式的高楼，也杂糅着十八线小城的落后。

国家最低工资标准刚超过 1000 元，但一线城市的房价与上海看齐；外资名单中，既有价值 150 亿美金的三星基地，也有来自中国沿海地区的配套小厂。

越南外汇管制宽松，各种资本疯狂进入，中美贸易战打响前的一个月，美国从越南的进口突然飙升，随后欧盟和越南商定将取消 99% 以上的双向货品关税，大有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之势。

让人不禁怀疑，或许取代中国的，只能是下一个中国——越南？

▲越南街头

当代越南人有一句话：天堂太远，中国很近。

中国在越南人心中究竟是怎样一种存在，相当值得玩味。

1、

当一位中国互联网冲浪健儿打开越南的社交网站，一定会觉得匪夷所思：为什么越南人民要对简体中文世界的内容进行像素级别的 cosplay ？

难不成越南网友都是”精神中国人“？

Facebook 上有个叫 Weibo Vietnam 的小组，专门翻译微博和知乎的内容，每一条内容都有大量的评论和转发，粉丝数已经突破了 120 万。

最新内容是紫禁城里被打入冷宫的妃子，往上翻是湖北警察帮助独居老奶奶，上一条是山东某医院附近被丢弃的玩偶被好心人穿上衣服，再上一条是介绍中国历史悠久的小吃（周黑鸭）……

一些事无巨细的小事，评论量和转发量却都还不错。

受互联网壁垒的影响，这样搬运国外优质内容的账号在我们这儿被称为资讯大 V ，没想到墙外居然还有自己的翻版——就差起名叫“中国那些事儿”或“中国报姐”。

与此同时，中国网络文学也在越南加速扩散，仅 2009 至 2013 年的 5 年间，越南翻译出版中国图书品种 841 种，其中网络文学 617 种。

进入河内的书店，双眼立刻会被一排气势磅礴的《微微一笑很倾城》所震慑。北大中文系的张颐武教授到越南交流时，发现大量中国网文小说都被翻译成越南语出版销售。

“晋江文学城”、“榕树下”这些中国原创文学网站一直是越南文学爱好者的心头肉，言情爱好者们随时紧盯中国网络小说的更新情况，用翻译器在第一时间了解大概内容，然后等待翻译好的越南语版本仔细阅读。

▲越南书店中的中国网文小说

根据越南《青年报》介绍，通常网文翻译者大都是性格内向的年轻女孩，不拿一分钱报酬，但即使是篇幅动辄数百万字的超长篇小说，她们也不会望而却步。

一些曾经在 AO3 网站上发表原创小说的中文作者，也收到过越南粉丝的请求授权翻译的私信。

和中国腐女一样，越南读者对东亚耽美文化同样热衷，甚至更加渴求：根据中国媒体的行业观察，“在国内网文行业不一定能进前百、内容部门就十几人的小公司，在越南一年都能营收几千万。”

再打开视频网站，越南字幕的综艺选秀应有尽有，抖音神曲一应俱全：国内叫得上名的明星在越南都有自己的个站，从章子怡到虞书欣，大小流量都配置好了相应的饭圈。

中国动画在越南的粉丝也不少，搜索 hoat hinh（越南语“动画”），社交网络上有一大堆中国动画的小组。

《斗罗大陆》一更新，Youtube 上的越南字幕组就快马加鞭地放出熟肉，每集不到 24 小时就能达到几十万的播放量。

Facebook 里搜索 han phuc（越南语“汉服”），一大群来自越南的汉服爱好者浮出认知水面。

越南歌手阮陈忠君的歌曲《自心》《泪色》，由于精致娴熟地融合了腐女热爱的一切古风耽美虐恋元素，作品已经反向输出回中国。

中国文化输出的典型——李子柒，越南也已出产多个高仿版本，从构图到氛围都如出一辙。

不得不感叹，东亚的文化认同程度就是高，终极乌托邦大概都是“一个人，一亩地，一箪食，一瓢饮”，女耕女织，其乐融融，岂不快哉。

知识储备丰富、冲浪水平优异的越南网友，甚至可以精准理解“剩女”“渣男”“绿茶婊”这些中文词汇，越南抖音用户也喜欢《学猫叫》，或者玩瞬间“变脸”。

中国互联网土特产——表情包——他们也应用得恰如其分，文化壁垒什么的，不存在吧？

甚至中国人在越南抖音上说一句“我爱越南文化 / 美食 / 姑娘”，也会蜂拥而至一堆越南迷妹，和国内的网红外国人如出一辙。

中文互联网的段子，越南互联网大概率也要去追随。

但如果碰上涉及政治的内容，也不乏这样的评论：“某国政府邪恶，但人民是无辜的”“我非常喜欢某国文化，但不喜欢某国政府”……

诸如此类，和中国网友评论别国的态度如出一辙，他们羡慕的、吐槽的、向往的、鄙夷的……竟会让人有感同身受的错觉。

2、

越南媒体关注中国的一切，从政治、社会历史、经济、养生健康等都有报道。

越南的影视剧领域，几乎可以称为“内地娱乐圈越南分圈”。

由于越南影视行业不甚发达，每年出品的本土电视剧数量有限，观看海外剧几乎是所有越南观众的日常。

陪伴我们长大的金庸剧、琼瑶剧、名著剧，也是越南同龄人的童年回忆。

上世纪 90 年代起，《西游记》、《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还珠格格》、《渴望》、《宰相刘罗锅》等一批剧集登陆越南中国电视剧便在越南观众心中埋下了种子，一些深刻的反映社会现实的电视剧，例如《警察局长》播出时，也受到了越南公务员的喜爱。

当年万人空巷的火爆场面在越南也同步上演，连越南副总理阮功丹都说：“只要哪天晚上播放中国电视剧，政府机关便很难再召开会议，即使是高级干部，也都希望按时回家，为的是不耽误观看。”

为了讨观众欢心，越南中央电视台和河内电视台一度互抢收视率，越南中央电视台头一天晚上播放了《宰相刘罗锅》，河内电视台在第二天早上还要播放，由于每集要到 8 点 15 分才能播完，以至于不少人都会上班迟到。

随着电视剧的大爆，也带火了越南的地下盗版市场（多么亲切的回忆），但关键是，劣质盗版碟匹配的都是粗制滥造的“通译”版配音，观看体验十分糟糕。

所谓“通译”就是没有越南语字幕，原音播放几秒后配上越南语旁白，粗糙到连角色区分都没有，旁白一个人分饰小燕子、五阿哥、皇阿玛和容嬷嬷等所有角色。

在情节转折的关键，旁白还会开启评论解说功能，喋喋不休地帮助观众理解剧情。

因为越南早年引进的中国电视剧大多都是这样处理，所以实质上，那些让越南观众魂牵梦萦、津津乐道的童年回忆，一张嘴都是同一个声音，魅力大打折扣，就这，大家也都习惯了。

直到今天，Youtube 上随手拎出一个国产电视剧怀旧视频，在越南也有 200 万的点击量。

下面那些含着热泪的评论，是许多 90 后内心共同的咆哮，这大概就是作品与时代共同造就的魅力：这是童年的记忆啊，是心中扎根深藏难忘的感情！当年我多想要一个小燕子的头饰却无法说出口啊！这些画面会一路陪着我长大！我这辈子都爱还珠格格！我爱我的童年！

西游记真是永恒的经典，从童年一直到现在都很喜欢，孙悟空已经成为了童年记忆的一部分，每一次都是在这一幕看哭的，一个失去自由的英雄。

1986 年的西游记真是一部经典之作，是其他版本无法替代的，这一版已经成为每一个观众的回忆了。

当时赵薇在越南有多火，韩三平曾经给黄建新讲过一个故事：“2001 年中国有个很高级别的电影代表团到越南访问，赵薇是越南总理特邀代表之一。

结果到了越南，副总理、部长都在机场捧着鲜花接机，先跟赵薇合影，把官员们放在旁边，冷落了很久才过来。”

因为中国电视剧太受欢迎，2007 年，越南国家电影局局长还亲自考察横店，对中国影视剧的拍摄大加赞赏。

在此后的 30 年间，《雍正王朝》、《甄嬛传》、《琅琊榜》陆续传入，让中国影视剧不断地生根发芽。

根据不完全统计，2000 年到 2006 年间，越南每年引进的境外电视剧中有 40% 来自中国，越南国家电视台更将 57% 的引进剧份额划给了中国。

现在，这种盛况因政治因素以及韩剧、泰剧等竞争有所变化，但总体来说，中国电视剧在越南的影响力依然强大。

据国家旅游局官方数据显示，近年来越南访华旅游人数在东南亚国家中增速最快。

而且，在热爱中国电视剧的越南年轻人看来，长城、故宫都比不上横店影视城、西北影视城、少林寺有意思，片场才是他们心中的打卡圣地。

中国留学生曾经用“看疯了”形容越南观众的狂热，“我和越南朋友一起看《报告老板》、《屌丝男士》时，我听中文配音，他们看越南语字幕，但是遇到搞笑的点大家都能一起 get 到。

我看《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就是我越南的朋友推荐的。我一登陆脸书，发现他们都已经看疯了。”

那一年，打开越南本土最大的视频网站 ZingTV，《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因为遇见你》、《微微一笑很倾城》的巨幅海报铺天盖地。

电视剧排行榜 TOP10 中，国剧占了 4 席，《微微一笑很倾城》评分 9.8 ，播放量突破 3700 万，《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评分 9.6 ，播放量也超过了 3000 万。

相比当时最受欢迎的韩剧，《美女的诞生》和《匹诺曹》的点击也不过 347 万和 261 万。

《三生三世》火爆的时候，他们甚至做到在中国更新后一个小时之内就出来越南字幕版。

▲越南媒体介绍中国 2020 年即将播出的 24 部电视剧

难以想象，在这个只有 9000 多万人口、3000 多万网民的国家内，仅一家视频平台就能贡献超过 3000 万的点击。

2018 年《延禧攻略》当红时，越南的播出进度比中国快，所以中国观众索性集体出海，在越南网站收看了大快人心的一场重头戏，促成了“中越网友痛打尔晴，南海之内皆大欢喜”的友好局面，十分过瘾。

越南观众对中国历史很感兴趣，所以中国古装剧在那里最受追捧，甚至有时候，越南观众对国剧的认知水平可能比本土观众还要高。

《延禧攻略》、《如懿传》、《陈情令》在越南播出后，文化效应空前：当地女性纷纷仿妆，剧中的经典台词广为流传，有特色的服饰带动了全民 cosplay ，还有越南粉丝因此喜爱上了中国历史文化，学习中文火速提上日程。

由于近年中国产出的电视剧太多，很多无法在国内上星播出的电视剧，片方都会选择在东南亚发行。

也就是说，越南观众甚至能看到国内没有播出的中国电视剧。

有趣的是，他们表达喜爱的方式之一，就是民间自发的花式恶搞和翻拍。

每当国内某部电视剧大火，越南网友总能分分钟端出小成本的“致敬”之作给予回馈，制作之粗糙、造型之辣眼，甚至吸引了央视报道。

根据资料，目前唯一一部中越合拍电视剧名叫《李公蕴：到升龙城之路》，斥资 530 万美元，是越南首部 10集以上大型古装电视连续剧。

这部剧讲述了越南李太祖李公蕴的故事，也是一部纪念河内建都 1000 周年的历史献礼剧。

该剧 2010 年初在浙江横店开机，同年 4 月杀青，当时中越两国媒体都进行了广泛报道。

但讽刺的是，因为“过于中国化”，这部电视剧没有通过越南的影视审查。

3、

我们都知道，中越关系的复杂和微妙远远超越许多邻国。

自秦朝后一千年间，越南长久以来都是中国封建王朝直接统治下的郡县。

两千多年来，越南从中国引入了农历、科举、中医、文官制度和酷似故宫的紫禁城。

在这里，孔子同样被膜拜，城隍庙也香火兴旺，春节也是最重要的节日，道路两旁立着进士碑林，文物古迹上的汉字楹联，古代文献全部用文言文写成……

▲越南的进士碑

那么，我们能不能说越南和中国文化是同根同源呢？

这可能是越南最尴尬的问题。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所前所长阮辉贵接受中国媒体的采访时，表达了“中越文化同源”的观点，结果遭到口诛笔伐。

反对者认为这等于承认越南文化出自中国文化，“是对历史的歪曲和对民族的冒犯”。

一直以来，“北方威胁论”在越南源远流长，在历史教科书中，中国可不是以什么友善的面目出现的。

北京大学中文系张颐武教授认为，越南对于中国文化输出的态度比较复杂，“一方面觉得两国的交流非常重要；但另一方面，对于文化上这种单向传播，仍然留有余地。”

一个多世纪前，越南还是一个典型的华文国家，法国殖民者到来后设计了一套拉丁化的拼音文字，在 1945 年左右基本取代了汉字。

随着中越关系转折和民族主义抬头，越南教科书淡化了两国历史和文化渊源，搁置中文名著，还一度取消了中小学的汉语课。

“但只要对越南历史追问得足够彻底，总绕不开中国。

”河内国家大学历史专业的学生说，“没有能单独剥离于主干的枝条。”

在越南学习中医专业，精髓都在那些珍贵的中文古籍里，学习越南教育史，也绕不开供奉在文庙的 2313 位进士。

前些年，十多位知名的越南专家联名向教育部上书，要求恢复中小学阶段的汉语必修制度。

来自北方的影视剧长久霸占着电视机，中国的网络神曲则动次打次地震动年轻人的耳膜。

越南政客与媒体经常表达这样的忧虑：中国对越南的文化力量太强了，这对一个国家来说很不寻常。

“对中国，越南人始终心存芥蒂。”一位华裔越南学者说。

▲2019 年 11 月，成龙原定参与的“越南微笑行动”慈善活动遭到抵制。

在越南中资企业眼中，中国人帮助了当地增加就业、改善乡村面貌，并以独特的方式融入当地社会，管理者们制定符合当地工人习惯的管理制度，还增加福利和娱乐设施，获得迥异于其他地方的中国人形象。

在越南媒体笔下，这正是让越南人不安的现实—— 3.5 万名中国劳工在越南。

宿舍区是他们的王国，他们建立村舍，用家乡的名字给街道命名，大声喝酒和随地吐痰。

“他们抢走了我们的饭碗，还毫无顾忌地复制中国的生活模式。”

媒体报道，2009 年，越南海防市一个中国工人喝醉后和一个越南店主的摩擦，竟引发了两百多人的群殴。

放眼东南亚，越南的发展速度其实相当惊人，与中国相似，都是得益于改革开放与积极入世，享受全球化带来的成果。

可总被忽视的事实是：越南从来就不是什么小国。它的国土面积与日本相当，人口接近一亿。

2019 年初，越南总理定下越南 2045 年成为发达国家的目标，比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还早了 5 年。

新冠疫情影响下，全球需求放缓，越南的制造业 PMI 从 50% 降到 30.7% ，手机、服装鞋类等出口也大幅受挫，也侧面说明了越南在全球化中的融入程度，和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的潜力。

越南互联网上，一篇名为《爱国日记》的匿名网帖的流量惊人，作者忧愤地表达了越南青年的心声：敌人正在用你买牙膏和收音机的钱来造子弹，有血性的越南人都应联合起来——抵制中国货。

说来容易，可中越贸易的磅礴远远超出人的想象。巨量的中国货品源源不断，在两国 1347 公里漫长的边境线上，12 个口岸和 25 个贸易互市点繁荣异常。

想用电脑，电是向中国买的；想开摩托车，油是中国制造的；打电话给朋友，信号基站是中国承建的。

对面满大街的 oppo、vivo、CoCo，“中国人生产了我们需要的一切。”

谅山新清口岸服装商人黎文辉感慨。”如今汉语已经成为越南仅次于英语的第二大外语，学做中国菜是个不错的出路，连风水先生、老中医等都水涨船高地提升了身价。“

▲越南汉语课堂

今天的中国在越南冰火两重天。“在防范与亲近中寻找平衡”，这是西方对当下越南对华心态的定义。

一方面，官方努力切除与中国的文化脐带，另一方面，中国正在形成吸引力的螺旋。

10 万名越南学生正在中国的一百多所大学里学习，是赴美越南学生的 10 倍；规模更庞大的越南务工者分布在中国每个角落，赚取数倍于国内的薪水；而更多无法统计的越南人通过非法渠道来到北方大陆，其中一部分女性留了下来，成为了世间传说中的“越南新娘”。

回到越南人的那句话：天堂太远，中国很近。

这话里大概有互相矛盾的两层意思——中国是通向天堂的障碍；中国本身就是天堂。

对于这两层意思，越南人同样相信，并将两者奇迹般地统一在了一起。

网民哀嚎：

糟糕的很 23分钟前

不认为小编的"东亚的文化认同程度就是高"是事实，日韩拼命的向欧美抛媚眼，连东亚的黑头发都不认同，更别提其他文化层面。从80年代日本曾号称他们发明筷子，到近代棒子一系列的剽窃，及现在越南对中国的抵制，都是在树立自己文化的独特性，想跳出东亚大中华文化圈影响。

ccpccp 今天 04:17

越南和台湾应该结盟。两国都有中华文化的传承，两国都受共匪中国的侵略。

g2j2 今天 03:21

俯视越南绝版篇。

浪费时间是可耻的今天 01:33

赵薇的代言都没取消，就是因为她可没被东南亚抵制。国内马上都变穷了，抵制也就抵制吧

qazxswedc 今天 01:27

人家互联网不是内网吧？

lary 2021年09月11日 13:49

越南不搞社会主义了，如果中国也不搞，那有可能冰释前嫌，保持正常的国家关系，成为有好邻居。有朝鲜的前车之鉴，谁不害怕呢？

谢选骏指出：中国大陸除了汉字汉语之外，已经不再像是“中国”了；而像是一个號稱“边区”、“红区”、“人民共和国”的野蛮部落。越南雖比大陸更像中国，但却不及日本满目都是汉字。所以像韩国那样的野蛮国家，我是不会去的，那里的招牌令人窒息。越南還稍好些，毕竟还有“假洋鬼子”的拉丁字母。但是越南需要恢复汉字，那样才能回歸中國，或許還能反過來带领中国大陸前进了。

【57、粤人喜吃猫肉非汉人】

《中国人什么都吃，为何不吃猫肉，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给出答案》（2023-12-01 天津市）报道：

引言

既然中国人全都能吃的话，为何没人挑选吃猫肉呢？原先古代人以前就给过大家回答，那么为什么不吃猫肉呢？

中国的古时候饮食文化艺术是十分具有代表性的，另外也拥有长远的历史时间含义，中国的古时候烹饪技巧的影响因素诸多，在其中包括了饮食审美观，中华民族性情及其文化艺术造就这些层面。

最开始被端上饭桌上的绿色植物称为藜，实际上它也是一种古代人的正餐，说白了比藜比稷之苗。

之后中国栽种了稻谷刚开始吃米饭，北方地区则遭受匈奴人的伤害以粮食为主导，可是在古人眼中有很多肉全是不能吃的。

再加上中国古时候的人较为贫困，所以说面点一般来说是他们的关键进餐目标，而中国人在科学研究吃的这一条路方面也是十分地一去不复返。

中国人吃蔬菜并且规定吃的饭全是美味可口的，为了更好地制作一顿饭要蒸油炸煮炒花样不同，做出去的口味也不一样。

让不一样的食物香气一切都释放出去以后，造就了一道又一道十分经典的特色美食，在中国古时候肉类食物尽管可提供选择的许多，可是却也遭遇了一定水平的局限性。

在宋代以前牛肉、羊肉是较为上等的，肉是祭祀用品，并不可以被一般普通百姓吃，古时候的饭桌上，生猪肉一般来说是饮食的流行。

在明清时期也是变成了皇室菜谱中的熟客进一步流传开来，除开这种较为普遍的肉，一些冷门的，例如羊肉驴肉这种肉也广为人知。

既然中国人全都能吃，很多人也都明确提出了一个疑惑，为何中国古代的人不吃猫肉呢？要了解猫这一种群古时候就早已变成了小宠物。

同是小宠物，狗能够吃猫却为什么不能吃呢？实际上在那时候李时诊在著作的《本草纲目》中就以前有一定的记述：然其肉时尚猫肉不佳，比不上食品类故用之者稀。

实际上李时诊就早已详细介绍了，由于猫肉味酸酸的难通道，所以说大家才不可以接纳，尽管说猫肉无毒性，可是却并不符中国古人的饮食审美观。

要了解人到用餐的情况下最基本的是考虑自身的生理需要，实际上最大层级的还是要考虑自身感官的要求。

从古至今特色美食全是讨好一个人心身的一种宝物，仅有在大灾难九州大陆的时代大家才会挑选靠树根草根创业，强咽着还要吃下去。

可是假如人的生活质量高些的话，那么饮食就变成一种兴趣的享有，假如费尽心机地制作猫肉，可是最终却出现异常酸酸的，无法通道的情况下，的确是十分的没有必需。

所以说中国人也是十分聪慧的，从古至今只吃好吃的小吃，因此从饮食审美观及其感官感受的视角来讲，一般人都不愿意吃猫肉，也不会将猫肉选作自身的食物。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谢选骏指出：粤人喜欢吃猫肉——1981年我领了两百人民币的“毕业论文调查费”南下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福建、浙江、上海，历时一月转了一圈……5月份的时候，我路过广州，在一条小巷里，猛然看见一个老太蹲在地上，正在開水燙毛、拔出一只猫的皮毛！（殺豬拔毛變成了殺貓拔毛！）我惊问她“这是猫吗？”她开心地告诉我，“我的女儿今天出嫁！”由此可见，粤人不但喜欢吃猫肉，而且视为庆典的珍品。可是按照上述天津人“中国人什么都吃，为何不吃猫肉”的说法，粤人则不属中国人了，至少不是传统意义的“汉人”。或説，天津人非漢人，而是雜胡。

【58、赵翼是个典型的汉奸文人——赵家的基因有问题】

《乾嘉文人贵夷贱华跪舔满清：请汉奸碑列入凌廷堪、焦循、黄文旸》（炎黄之家 2019-01-24）报道：

乾嘉时代在中国学术史尤其是经学史地位一向为人瞩目，但其思想史地位却十分低落，乾嘉文人扬州学派汉奸贵夷贱华跪舔满清当婊子，与清朝统治者的牌坊一唱一和。

“异端”的正统论：乾嘉文人扬州学派汉奸贵夷贱华跪舔满清

自章太炎、梁启超以来，治清学者通常将乾嘉汉学分为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和以戴震为首的皖派，而扬州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多被归入后者。较早将扬州学派作为乾嘉汉学的一个独立学术流派来进行专门研究的是张舜徽。[1]自上世纪80年代以后，这种观点已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一般认为，扬州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汪中、王念孙、焦循、阮元、凌廷堪、王引之、刘文淇等。

扬州学派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经学方面，而对于史学则几无建树可言。不过，扬州学派中的某些人物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与众不同的史学观念——尤其是其“异端”的正统论，却值得我们做一番认真的探究。其中最为典型者，自非凌廷堪莫属。

凌廷堪（1755—1809），字次仲，安徽歙县人，乾隆五十五年（1790）进士。凌氏早年主要活动于扬州，以经学名家，尤精于《仪礼》，被视为扬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凌氏一生没有史学著作传世，但据与其交谊甚笃的江藩说：“君读书破万卷，……于史，则无史不习，大事本末，名臣行业，谈论时若瓶泻水，纤悉不误。地理沿革，官制变置，《元史》姓氏，有诘之者，从容应答，如数家珍焉。”[2]他的史学观念主要散见其诗文中，因此很少引起后人注意，直至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及其史观，并以“反民族观念之历史论”为之定性，此后凌氏异端的正统论始广为人知。

在凌氏《校礼堂文集》中，有多篇文字显示了他对宋、金双方的政治倾向。如《金衍庆宫功臣赞并序》、《书金史太宗纪后》两文，就完全是站在金朝的立场上，对女真君臣极尽溢美之辞，对南宋则屡加贬斥，并为金太宗天会六年（1128）不用宗翰之言，遣师南伐而停止对陕西用兵，坐失灭宋一统之机深感惋惜。[3]凡涉及到宋金和战问题时，凌氏总是一味地主和反战。如宋孝宗隆兴初张浚锐意北伐，遭到丞相史浩阻挠，明张时泰《续资治通鉴纲目广义》因称史浩为南渡大奸，凌氏对此不以为然，认为隆兴北伐之失败不可避免，“幸而金世宗厌兵息战，仅以称侄纳币得免。否则，光尧（乾隆）、寿皇（孝宗）不为昏德（徽宗）、重昏（钦宗）之续者几希矣”。[4]其主旨是为主和派史浩辩解。

在《读宋史》一文中，凌廷堪甚至有这样的高论：“靖康之时，不幸而用李伯纪（纲）之言，而东都旋亡；绍兴之际，幸而不用胡邦衡（铨）之言，而南渡仅存。”[5]即认为北宋之亡国是李纲坚持抗战的结果，而南宋能够幸存则是因为没有采纳胡铨反对绍兴和议的主张。显而易见，这是在替秦桧翻案。对于元、明两朝，凌廷堪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倾向也极为明显，他慨叹元顺帝不能重用扩廓帖木儿，“遂令明祖坐大而有天下也”。[6]看这口气，分明是偏向元朝的立场。

最能明确反映凌氏夷夏正统观念的文献，是他作于乾隆五十年（1785）的一首《学古诗》：

史以载治乱，学者资考究。胡为攀麟经，师心失所守。拘拘论正统，脱口即纰缪。拓跋起北方，征诛剪群寇。干戈定中夏，岂曰无授受？蕞尔江介人，弑篡等禽兽。荒淫无一可，反居魏之右。金源有天下，四海尽稽首。世宗三十年，德共汉文懋。南渡小朝廷，北面表臣构。奈何纪宋元，坐令大纲覆？兔园迂老生，永被见闻囿。安得如椽笔，一洗贱儒陋。[7]

这首诗意欲全盘颠覆传统的夷夏正统观，凌氏所针对者是在中国史学上极具争议性的两个问题：第一，南北朝正统之辨。自东晋南北朝以来的南北正闰之争，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成为历代士人华夷观念的一种表达方式，而是否承认北魏王朝的国家法统，乃是南北正闰之争的焦点所在。凌廷堪一反前人的夷夏正统观，强调拓跋魏授受有自，力主北朝正统论。第二，宋金正统之争。南宋与女真王朝的正统性之争，自始就是与种族问题纠缠在一起的，因此成为元明清时代反复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虽然历来颇多争议，但无非是独尊宋统说和南北朝说两种观点的分歧而已。而凌廷堪则主张独尊金统，他举出宋乾隆曾向金朝称臣一事，以否定南宋政权的政治合法性。

凌廷堪的这些诡异论调，大概平日在朋辈间早就有所表露，故就在他写出这首《学古诗》的前一年，阮元为他离开扬州而作的一首送别诗中，对他的正统观已有这样的评价：“读史魏金进，论统晋宋削。”[8]即指凌氏进北魏、金朝于正统而斥东晋、南宋为偏闰，这与《学古诗》的夷夏正统观恰好可以相互印证。阮元与凌廷堪结交于乾隆四十七年，两人很快成为过从甚密的挚友。[9]阮元在这首诗中对凌廷堪表现出十分赞赏的态度，且有“具识无差池，持论少迕遌”之语，似乎表明两人的见解很接近——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迹象，因为阮元也是扬州学派的一位重要人物。

在凌廷堪为数不多的史论作品中，倒有不少涉及夷夏正统观的内容。看得出来，他所关注的重点主要是汉族政权与异族政权相对峙的历史时期，而他的政治倾向和文化立场则总是偏向异族王朝，难怪乎被钱穆称之为“反民族观念之历史论”。

无独有偶，在扬州学派另一位代表人物焦循的笔下，也可以看到类似于凌廷堪的异端正统论。

焦循（1763—1820），字里堂，甘泉（今江苏扬州）人，嘉庆六年（1801）举人。乾隆六十年秋，焦循赴金陵参加乡试时，时为山西布政使谢启昆幕宾的胡虔赠给他一部《西魏书》，此书题为谢启昆撰，实出于胡虔之手。成书于北齐时代的魏收《魏书》，以东魏为正而西魏为伪，故不载西魏事，《西魏书》即由此而作。但当时有人对此书的义例提出批评：“正统之传，自汉、魏而晋、宋、齐、梁，以至于陈。作《西魏书》，是无梁、陈也。”这种意见代表了自宋以后已成主流的南朝正统论。然而焦循对此却颇不以为然，遂作《西魏书论》予以辩驳：“夫魏，自晋世开基，历年永久，与有河洛，视梁、陈以篡窃得国，短促偏安，有以过之，岂梁、陈所得而统之乎？亦犹辽之承于唐，传金及元，非宋所得而统也。”[10]焦循强调北魏王朝的正统地位，倾向于北朝正统论的态度，与凌廷堪的观点可谓吻合无间。

不仅如此，焦循对辽朝的正统体系也提出了不同于前人的看法。在他晚年的一部笔记《易余籥录》中，就此做了更详细的阐释：“辽太祖以春正月即皇帝位，是年夏四月丁未，朱全忠废其主自立为帝，是天以辽继唐也。与其以朱温继唐，不若以辽继唐。”[11]根据《辽史》的记载，太祖耶律阿保机于唐天祐四年（907）正月称帝建国，[12]而同年四月朱温废唐自立。在焦循看来，如此巧合，岂非天意？可知辽之于唐乃系一脉相承。这就是他提出的“以辽继唐”说的理据所在。按照这一逻辑，自然会得出“辽之承于唐，传金及元”的结论，于是宋朝的正统地位就这样被一笔抹杀了。反观前代，金朝虽以异族入主中原，却自认其正统源之于宋而非辽；元初的金朝遗民虽有意偏袒辽金，也充其量不过是把两宋和辽金视为南北朝而已。[13]“以辽继唐，传金及元”的正统体系，惟独出现在乾嘉时代。可见焦循夷夏正统观的基本倾向，与凌廷堪并无二致。

乾嘉时代最为极端的异端正统论，大概无能出乎黄文旸之右者。黄文旸（1736—？），字时若，号秋平，江苏甘泉人。工诗词，通声律之学，尤精于词曲，曾任扬州词曲馆总校，辑有《曲海》二十卷。因其主要贡献和影响均在戏曲领域，不以经学见长，故不入乾嘉汉学家之流，也从未有人将他列入扬州学派。不过考虑到黄氏身为扬州人，且与扬州学派中的许多重要人物皆有师友之谊，其学术旨趣也比较接近，故不妨将他与扬州学派诸士人视为同道。

黄氏著作今存于世者，仅有《扫垢山房诗钞》十二卷，但值得注意的是，他曾撰有《通史发凡》一书。乾隆四十六、七年间，两淮巡盐御史伊龄阿奉旨于扬州设词曲馆，检校词曲中字句违碍者，黄文旸被聘为扬州词曲馆总校，凌廷堪任分校，两人曾在一起共事两年。[14]黄氏《通史发凡》大约就作于此时，凌廷堪《书黄氏〈通史发凡〉后》介绍了此书的情况：“《通史发凡》四卷，甘泉黄君秋平撰。黄君将为通史，属草未竟，此其例目也，秘不示人。乾隆辛丑夏，余在扬州，借而读之。”[15]此文写于乾隆四十六年，当时《通史发凡》尚未完稿，凌廷堪看到的是一个仅有四卷的“例目”。后来嘉庆七年阮元为黄文旸《扫垢山房诗钞》所作序中也提到此书：“谈者谓秋平为诗人，不知秋平者也。秋平研穷六经，融贯诸史，……尝苦古来正统之说纷然莫定，撰《正统通志》若干卷，吾友凌次仲好之而为之叙。”[16]很显然，此处所谓《正统通志》就是指《通史发凡》，书名之异则可能是阮元记忆有误。据成书于乾隆六十年的李斗《扬州画舫录》说，黄文旸著有“《通史发凡》三十卷”，[17]所记最为确凿。

《通史发凡》一书今已不存，但根据凌廷堪的介绍，可以对此书的义例及内容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它是一部编年体史书，专为改造历代正统体系而作。该书以汉、曹魏、西晋、后魏（即北魏）、北周、隋、唐、辽、金、元为正统，“凡十代，以正统系之，外此诸国，悉目之为僭盗”。如蜀则曰益州盗刘备，吴则曰江南盗孙权，皆附于《魏纪》后；东晋则曰江南盗司马睿，宋、齐、梁则曰江南盗刘裕、萧道成、萧衍，皆附于《后魏纪》后；陈则曰江南盗陈霸先，附于《周纪》后；北宋则曰汴州盗赵匡胤，附于《辽纪》后；南宋则曰降将赵构，附于《金纪》后。黄氏独创的这一正统体系，就连凌廷堪看了之后都觉得有些过分：“世固有矫枉过正如是者乎！……自宋人正统之论兴，有明袭之，率以私意，独尊一国，其余则妄加贬削，不以帝制予之。黄氏矫其弊可也，乃于昔人所推尊者，皆斥之为僭盗，为降将，岂非过正乎？”[18]

乾嘉文人汉奸跪舔满清认贼作父

乾嘉时代士人的上述种种堪称诡异的正统论，在当时人眼中也许不以为奇，但在后人看来却不免有怵目惊心的感觉。凌廷堪、焦循、黄文旸等人身为汉族文人，为何会持有那样一种近乎偏执的文化立场和历史观念？究竟应当如何理解这些论调背后的心态和动机？

很简单，跪舔献媚满人统治者而已。把这个问题复杂化的，要么心肠坏，要么脑子蠢。

从凌廷堪、焦循、黄文旸等人整体的历史观念来看，都无一例外地偏向于异族政权。譬如对于南北朝正统之辨，他们均主张北朝正统论，强调北魏王朝的政治合法性。对于元、明两朝，凌廷堪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倾向也极为明显。至于黄文旸《通史发凡》所创立的正统体系，更是刻意要以历代异族政权来取代中原王朝的正统地位，以至于被内藤湖南称之为“戏谈”。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在谈及凌廷堪的史学观念时，有“反民族观念之历史论”的评价，且谓“其治史之意，所为深异于船山、亭林、梨洲诸老而适成其为乾嘉之学者，则又深心治史之士所当引以猛省深惕者也”。[27]凌廷堪本不以史学著称，晚清以来，他的那种不合时宜的夷夏正统观几乎已经不为人知，经钱穆揭出后，方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蔡尚思对凌廷堪的史学观念也有类似的评价：“就主观与情感方面来看，固未免太没有民族国家的观念！”[28]直至近年，王文锦在《校礼堂文集》的点校前言中仍然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凌氏当汉族饱受欺压奴役之时，读书论古，每每为异族统治者着想，是非颇谬于人民，诚可谓无民族观念者矣。然民族观念淡薄乃乾嘉学者之通病，又不独凌廷堪一人而已。”[29]

萧公权在其名著《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对凌廷堪的史学观念有如下一段评述：

凌氏于异族政权每加拥护，异族功臣每加赞许，而六朝以后之汉族政权一致加以蔑视诋毁。如五胡十六国之“汉奸”张宾、王猛均受赞许，南宋主和之秦桧、史浩悉为翻案。惜金不灭宋，叹元亡于明。凡此惊人之贱华贵夷论，清世宗《大义觉迷录》对之当犹有逊色。……纵非有心取媚满人，而“认贼作父”，究为其学识之一玷。夫以一时名家如凌氏者犹不能脱清廷奴化政策摧抑士气之影响，则专制政府之压力诚深远可畏。[30]

此书194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据作者自述，知其成稿于1940年。萧公权斥凌氏“认贼作父”，认为他“取媚满人”。

简又文在谈到清代民族主义思潮源流时，对凌廷堪加以痛斥：“更有伪儒辈，不惜曲学阿世，取媚时君，……若乾嘉间之凌廷堪，其始作俑者乎！”最为其深恶痛绝者，仍是凌氏之异端正统论：“其论史则讥宋儒之主严辨正统者为‘贱儒’，及盛倡贵夷贱华、外夏内夷，一反《春秋》大义之说。……其最为颠倒是非、荒谬绝伦而遗臭后代者，则为其所作之《学古诗》。”[31]这是今人对凌氏最严厉的批判，并将其反传统的夷夏正统观明确指向“取媚时君”的动机。

这种解释不仅仅针对凌廷堪一人，同时也被推及于其他乾嘉士人。如台湾学者何泽恒在分析焦循主张“以辽继唐”说的动机时，就曾推测“里堂（焦循字）之于辽金元，岂亦有任公所谓‘为时君计’之意存焉乎？”[32]是亦以为焦循有“取媚时君”之意。又如朱维铮对钱大昕有这样的评议：“据说他是为考证而考证的典型。……但翻开《潜研堂文集》，见到他所谓秦桧非汉奸辨的文章，却不由得吃一大惊，难道他竟然把考据作为迎合清统治者心意的手段么？”[33]所谓“秦桧非汉奸辨的文章”，是指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八“宋季耻议和”条，此乃朱氏记忆偶误。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说法与前人的“取媚时君”说显然也是同一种思路。

满人统治者试图用虚伪表态篡夺华夏道统：以满清乾隆为例

乾嘉时代汉族士人坚持异端正统论，满清统治者却表面上坚持华夏正统文化立场，以此扭曲盗取华夏道统，满清乾隆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这很像当下，在统治者数十年鼓励下，很多大小文人都在侮辱“新中国红朝和毛主席”，不如此怎能投机升官发财呢？看似荒谬的是，统治者却表面上依然把太祖头像挂在城楼上，还定期开放着广场上的纪念馆，为什么他们内心痛恨，表面上又打着太祖旗号呢？无他，担心自己丢掉这个威力无穷的道统后，会被其他人拾起来消灭他们。所以，立牌坊当婊子实属无奈，总不能直接挂婊子牌坊吧，他们自己也知道，见不得人。

例证之一：有关宋金和战及岳飞、秦桧的评价问题。

乾嘉史家对于宋金和战的评议，以钱大昕、赵翼二人的观点最具代表性。钱大昕曾论及绍兴和议之得失：“宋与金仇也，义不当和，而绍兴君臣主和议甚力，为后世诟病。厥后张浚、韩侂胄志在恢复，讫无成功。及金人为蒙古所困，真西山奏请绝其岁币，嗣是金人索岁币，连岁犯边。以垂毙之金与宋决战，宋犹未能得志，其国势积弱可知矣。然则从前之主和，以时势论之，未为失算也。”[39]这段话的主旨是认为绍兴和议“义不当和”而不得不和，意谓权衡宋金双方国力，和议实为上策。民国以后，钱氏的这一观点颇遭史家非议。柴德赓质问道：若照钱大昕的说法，岂非主张抗金的岳飞乃是不识时务者，而秦桧等人倒是有先见之明了？[40]王锺翰则称钱说“为后世抗战必亡的投降派论调之先声”。[41]朱维铮甚至怀疑钱大昕“替秦桧翻案”是在刻意迎合清朝统治者。

赵翼对宋金和战的看法，与钱大昕的上述观点完全同调且犹有过之，《廿二史劄记》卷二六“和议”条云，当时反对和议者乃是“知义理而不知时势”之辈，徒然空言误国，而只有与金朝议和才是保全南宋政权的惟一正确选择。这样的言论自然更不能为后人所接受，故仓修良谓此说无异于为民族败类张目，[43]以至于有学者将赵翼的这段史论痛斥为“汉奸哲学”。[44]需要指出的是，钱、赵二人的史学观念与凌廷堪辈一味倾向北族王朝的异端正统论固然有很大区别，但显而易见，他们在讨论宋金和战问题时是没有什么民族观念可言的，这就是他们的上述言论招致后人批评的原因。

关于宋金和战及岳飞、秦桧的评价问题，明代丘濬就曾贬岳飞捧秦桧。明王鏊《守溪长语》“丘濬阁老”条曰：

濬，琼州人，学于子史，无所不闻，而尤熟于国家典故，议论高奇。人所共贤，必矫以为非；人所共否，必矫以为是。能以辩博济其说，亦自恃其才，故对人语滚滚不休，人无敢难者。其论秦桧曰：宋家至是，亦不得不与和亲，[45]南宋再造，桧之力也。论范文正则以为生事，论岳飞则以为亦未必能恢复。其最得者，黜元不与正统，许衡不当仕于元，亦前人所未发也。[46]

丘濬的这些言论见于明代中后期的多种史乘笔记。明代中期骆问礼《震泽长语论丘文庄》一文指出，《世史正纲》谓韩世忠、岳飞等虽极一时之选，然“藉此诸人，制虏人之死命，长驱中原，以复祖宗之境土，恐亦未必能也”，据此可知“武穆未必能恢复之说，是诚有之”；又谓“论范文正则以为生事”句，“其所谓多事，或专指一事，则人非尧舜，安能毎事尽善”云云。[49]另外，“黜元不与正统，许衡不当仕于元”之说，亦见于丘濬青年时代所作《许文正公论》。

针对丘濬的上述言论，满清乾隆曾写下一段史评文字予以驳斥，见于《评鉴阐要》卷一一：

论古贵有特识，固不当剿说雷同，亦岂可独徇偏见。丘濬谓岳飞之未必能恢复，论虽未当，尚从南渡时势立言。若范仲淹处置西夏，苟且许和，其失在于畏事，而并非多事。所见殊为枘凿。至于秦桧误国之罪，妇孺咸知，而忽许其有再造功，颠倒是非，实足骇人闻听。濬学问尚称淹贯，所补《大学衍义》，自诩其可见施行，何不近人情，乃至于此！[51]

乾隆三十六年编成的《评鉴阐要》一书，是将乾隆历年为《历代通鉴辑览》所写的御批汇集而成的。“始馆臣恭纂《辑览》时，分卷属稿，排日进呈，皇上乙夜亲披……”，后来收入《评鉴阐要》的御批多达七百九十八则。[52]今检《历代通鉴辑览》卷一○六弘治八年二月乙卯“武英殿大学士邱濬卒”条下有小注云：“（丘濬）性褊隘，著书议论亦多偏激。尝讥范仲淹多事，谓岳飞未必能恢复，秦桧有再造功。闻者无不骇其言。”[53]上面所引乾隆御批显然就是针对这条注文而写的。可能正是在看到乾隆的这条御批之后，四库馆臣在为《大学衍义补》所撰提要中，对丘濬的上述言论进行了批评：“濬闻见甚富，议论不能甚醇。故王鏊《震泽纪闻》称其学问该洽，尤熟于国家掌故，议论高奇，务于矫俗，能以辨博济其说。如讥范仲淹多事，秦桧有再造功。”[54]

对于丘濬的这些与众不同的言论，自明以后，“士人有信有訾”，[55]虽以批评者居多，但像满清乾隆这样对之大张挞伐者却是前所未有的。最不能为乾隆所容忍的，是秦桧于南宋有再造之功的说法，故斥之为“颠倒是非，实足骇人闻听”。反观乾嘉史家对于宋金和战以及岳飞、秦桧诸人的评价，其间表现出来的巨大反差令人印象深刻。

例证之二：由元代杨维桢《正统辨》一文引起的夷夏正统之辨。

乾隆四十六年（1781），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围绕着杨维桢《正统辨》的评价问题，曾发生过一场意味深长的争论。元至正间所修宋辽金三史，采取了“三国各与正统”的纂修义例，《正统辨》就是专门针对这一问题而作的。按照杨维桢的主张，宋辽金三史理应取《晋书》之义例，“挈大宋之编年，包辽金之纪载”。元人论宋辽金正统者往往会涉及一个敏感的问题，即蒙元王朝的正统性究竟是来自于宋还是来自于辽金？这实际上是承中原王朝之统还是承北族王朝之统的问题。杨维桢力主独尊宋统，倡言“论我元之大一统者，当在平宋而不在平辽与金之日”。《正统辨》在当时是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被陶宗仪收入《辍耕录》，并对此文给予高度评价：“可谓一洗天下纷纭之论，公万世而为心者也。惜三史已成，其言终不见用。后之秉史笔而续《通鉴纲目》者，必以是为本矣。”[58]四库馆臣对《正统辨》谈及如此敏感的问题颇感忌讳，故乾隆四十六年正月抄讫的文渊阁本《辍耕录》一度将此文删去，并在书前提要中对杨维桢的正统论予以批驳：“第三卷中载杨维桢《正统辨》二千六百余言，大旨欲以元承南宋之统，而排斥辽金。考隋先代周，继乃平陈，未闻唐宋诸儒谓隋承陈不承周也。持论殊为纰谬。……今删除此条，用昭公义焉。”[59]恰巧乾隆在抽查文渊阁本《辍耕录》时看到了这篇提要，他对四库馆臣的正统论大不以为然，于是便专门写了一篇上谕来理论这个问题。

乾隆的这篇上谕主要针对四库馆臣的正统论阐发了他的两点意见，其中之一是有关南北朝正统归属问题的：

夫正统者，继前统受新命也。东晋以后，宋、齐、梁、陈，虽江左偏安，而所承者晋之正统。其时若拓跋魏氏，地大势强，北齐、北周继之，亦较南朝为盛，而中华正统不得不属之宋、齐、梁、陈者，其所承之统正也。至隋则平陈以后，混一区宇，始得为大一统。

南北朝正闰之争关乎隋唐王朝的政权合法性来源，以魏（北魏、西魏）、周、隋、唐一脉相承的北朝正统论，是隋唐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这是由周隋禅代、隋唐相承的历史大势所决定的。尽管也有不少汉族士人坚持传统的南朝正统论，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所主张的正统王朝谱系均为东晋、宋、齐、梁、周、隋、唐。[60]持南朝正统论者之所以要将陈排斥于正统王朝之外，不外乎两个原因：其一，通向隋唐帝国的“出口”毕竟在北而不在南，闰陈而正周，才能将南朝统系与隋唐统一王朝衔接在一起；其二，侯景之乱以后，北方士人对衰乱已极的南朝已经不抱任何希望，南北正闰的传统理念随之开始发生转变，而后杨氏代周，政权转入汉人之手，更坚定了北方士人认同周、隋正统的信念。与前人相比，满清乾隆为了表现自己表面上捍卫“中华正统”：就连隋唐时代力主南朝正统论的汉族士人也从未将南朝之陈视为正统，而乾隆居然认为南朝正统一脉相承以至于陈，直至文帝灭陈之后，正统始归于隋。

这篇上谕重点阐发的另一个问题，便是杨维桢《正统辨》所讨论的宋辽金正统之辨：

（杨维桢）欲以元继南宋为正统，而不及辽金，持论颇正，不得谓之纰缪。……即唐之末季，藩镇扰乱，自朱温以讫郭威等，或起自寇窃，或身为叛臣，五十余年之间，更易数姓，甚且称臣称侄于契丹。然中国统绪相承，宋以前亦不得不以正统属之梁、唐、晋、汉、周也。至于宋南渡后偏处临安，其时辽、金、元相继起于北边，奄有河北，宋虽称侄于金，而其所承者究仍北宋之正统，辽、金不得攘而有之也。[61]

由元修三史而引起的宋辽金正统之辨，其实主要是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究竟应当将两宋与辽金视为南北朝呢？还是应当独尊宋为正统呢？杨维桢《正统辨》就代表着后一种主张。对于这两种明显带有华夷文化立场的观点，满清乾隆选择支持后者。在他看来，南宋虽曾向金朝称臣称侄，但作为北宋法统的继承者，其正统地位是无可质疑的；甚至就连早已被宋儒列入“绝统”或“无统”的五代，也被乾隆尊为正统，其理由是：五代诸国虽曾有向契丹称臣甚且称儿皇帝者，但因其继承了中原王朝的法统，故也不能不以正统视之。需要补充说明的一点是，在宋辽金正统之辨这个问题上，独尊宋统乃是乾隆始终一贯的主张。早在乾隆三十八年，他就对此发表过明确见解：“夫宋虽南迁，正统自宜归之宋。至元而宋始亡，辽金固未可当正统也。”[62]乾隆四十七年四月，乾隆在为《辽金元三史国语解》所作的序中，再次明确否定辽金王朝的正统性：“夫辽、金虽称帝，究属偏安。”[63]可以说，这种主张反映了他坚持华夏正统的基本文化立场。

由杨维桢《正统辨》引起的这场有关夷夏正统之辨的争论，最后以这样一种方式收场：乾隆谕令馆臣，不但《辍耕录》中所载杨维桢《正统辨》不必删除，而且还应将此文补入杨氏《东维子集》，并让馆臣把他的这篇上谕分别冠于《辍耕录》和《东维子集》卷首，“以昭天命人心之正，以存《春秋》、《纲目》之义”。

作为满人统治者的乾隆，在涉及夷夏正统观的问题上，为何总是极力否定北族王朝之法统，坚持华夏正统的文化立场呢？其实乾隆在乾隆四十六年正月的上谕中已经正面回答了这个问题：“我朝为明复仇讨贼，定鼎中原，合一海宇，为自古得天下最正。……然馆臣之删杨维桢《正统辨》者，其意盖以金为满人，欲令承辽之统，故曲为之说耳。不知辽、金皆自起北方，本无所承继，非若宋、元之相承递及，为中华之主也。”[64]乾隆非常清楚四库馆臣所忌讳的是什么，可他并不讳言本朝的异族出身，因为他对清王朝的正统性另有说法。在乾隆看来，清朝与辽、金这些北族王朝之间既没有任何传承关系，也没有任何共同点，清王朝的政治合法性乃是来自于中原王朝。正因为如此，乾隆才会选择表面上坚持华夏正统的文化立场。

满清乾隆表面上捍卫“中华正统”的姿态与凌廷堪、焦循、黄文旸等乾嘉士人所倡异端正统论，看似处于夷夏正统观的两个极端，实际上都是为了维护满人的异族统治。有些幼稚文人看到这种反差，以为两者真的立场相对，殊不知，这本来就是异族统治下常态，是统治者玩弄的手腕。

满清乾隆作为满人统治者首领，为了维护小集团的统治，采取了桃代李僵的篡夺方式，以维护华夏正统的名义，试图拿到华夏正统的解释权，篡夺汉人法统，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而作为汉族文人的凌廷堪诸辈，很有汉奸自觉，为献媚满人，极端跪舔历代异族政权。

汉奸们其实都是很精明的投机者，精明程度远超现在不少优质文人，他们很清楚自己的投机目的、策略和分寸。他们当然知道，无论他们的主子怎么作秀，他们都必须表现的更极端，他们的表演唯一目标观众，就是满人统治者——能给他们权力、财富、地位的满人统治者。他们内心非常清楚，这时跪舔蛮夷哪怕达到极致，也只是招来满人得意的不满：“这几头奴才实在太忠心，不了解我满人愚弄统治汉人的手腕，态度是好的，站队是对的。”

正是因为满清这种上层统治者和中层官僚为了维护异族统治，无所不用其极的秀下限，才让满清在近代如此堕落，炎黄文明险些倒在这个坎上，如果没有炎黄志士奋起抗争，直到在毛主席带领下成立新中国，我炎黄谈何文明复兴？

作为炎黄文明的后人，当满清那耻辱的一页掀去后，当反思为何炎黄文明会被一小群蛮夷鼠辈统治，为何会出现如此众多汉奸。而与反思同步进行的一件小工作，就是应该修个历代汉奸碑，把凌廷堪、焦循、黄文旸等这帮都列上去，再把洪承畴、尚可喜这些汉奸后人恬不知耻建的纪念馆，改为汉奸批判馆。

谢选骏指出：赵翼是个典型的汉奸文人，因为他需要维持其满鞑狗官的地位，所以必須胡作非爲。不仅如此，他还自称是赵宋的后代，如果真是这样，难怪两宋皇帝都那么苟且偷安了——因为他们赵家的基因确实殘缺有问题！

【59、中国的代表不是政府而是汉字】

《爲什麽說漢字是中國人的文化底氣？》（2023-06-15 道中華微信公衆号）报道：

漢字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迹，它是古老文字中唯一未曾間斷、沿用至今的表意文字，蘊藏着中華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基因，形塑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基質結構，成爲中國人文化自信的深厚底氣。

漢字确證了中國古代的曆史叙述

漢字起源于遠古刻畫符号，曆經商朝的甲骨文、周代的金文、秦朝的小篆、漢代的隸書、唐代的楷書等演變過程，形成今日所用的規範漢字。

我們最常使用的“人”字，甲骨文是象形字，字形是垂臂直立的動物形象。金文承續甲骨文字形。篆文突出了彎腰垂臂、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勞作形象，展示的是中國古代的重農傳統。隸書變形較大，彎腰垂臂的形象完全消失，演變成獨立行走頂天立地的人。

漢字中蘊藏着中華民族的精神氣質，傳達出中國人特有的人格風範與性情志趣。

“武”字中的“止”指的是“腳”，和“戈”會意，表示要行軍動武。這從甲骨文中看得很清楚。許慎《說文解字》注釋“武”字時，引用典故說明了這樣一個道理：打仗的目的不是耀武揚威，而是爲了停止兵戈。《說文解字》的闡釋，借“武”的字形，講“以戰止戰”。“止戈爲武”這一訓釋從文化的角度反映出中國人對“武”的理解，體現了中華文明堅持合作、不搞對抗的和平特性。

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式上以漢字“和”的演變過程展現活字印刷術；2022年，北京冬季奧運會“冬夢”會徽更是将中國漢字、書法藝術與冬季運動完美融合，展現了厚重的東方文化底蘊，展示了中華民族不斷追求文明交流互鑒而不搞文化霸權的文明色彩。

漢字賦能各民族文化交融

随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入，漢字從中原地區傳播到邊疆地區，成爲形塑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符号密碼。一些少數民族起初沒有自己的文字，他們在漢字基礎上增減筆畫、變更字形或借用漢字爲注音标碼，創造出“漢字系文字”，如契丹字、西夏文、女真大字、方塊壯字等。

元代天字拾二号夜巡銅牌，俗稱六體文夜巡牌，内蒙古科右中旗博物館藏，國家一級文物。六體文夜巡牌上所寫的六種文字，是元代民族大融合的具體呈現。

曆史上以漢滿文和蒙古文書寫的土默特金氏蒙古家族契約文書；在内蒙古自治區科右中旗出土的以烏金體藏文、漢字、蒙古文、八思巴文、波斯文書寫的六體文夜巡牌；承德外八廟内清朝皇帝以漢、滿、蒙古、藏4種文字镌刻的題額、匾聯以及碑文等，都實證了漢字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重要作用。

衆多由漢字創作的少數民族優秀作品，如鮮卑人元好問創作的《遺山樂府》、契丹人耶律楚材創作的《庚辰西域清明》、畏兀兒人貫雲石創作的《酸齋樂府》，這些作品共同書寫了中華民族燦爛悠久的曆史文化。

《四庫全書》全稱《欽定四庫全書》，是清代乾隆時期編修的大型叢書。分經、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庫”。文津閣藏本收錄3462種圖書，共計79338卷，36000餘冊，約八億字。

誠如任繼愈先生所說：“維系這樣一個大國的統一，主要的文化工具是漢字。有了漢字，才把全國衆多民族緊緊團結在一起。假若中國沒有‘書同文’這樣得力的措施，古代中國采取拼音文字，中國将不會是今天統一的形勢，也許分成多少個獨立割據的小國。”漢字正是發揮了橫向的超方言功能和縱向的超時空功能，成爲維系中華文明、塑造中華民族共同體的重要文化資源。

秦統一六國，下令推行“書同文”政策，以小篆作爲标準文字，結束了戰國時代文字混亂紛争的局面，爲“大一統”格局提供了重要的文化支撐。至漢代，形成了以原秦晉方言爲基礎的“通語”。隋唐以來，通過科舉考試普及、推廣漢字，學習、繼承優秀傳統文化。元代雖然是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但是在語言文字方面，依然将京城大都（北京）爲代表的方言作爲通用語。清代同樣是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但清初開朝者入關前就已經有非常高的漢語和漢字素養，清朝統治者堅持儒家文化的主導地位，通過編修《康熙字典》《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全書》等大型文化工程實現了古典文化的複興。

于右任書宋代張載“橫渠四句”。中華文化的精神氣韻和價值追求，通過漢字的方式千年傳承。

一以貫之的漢字系統傳承了中華文明

“今天一個普通的英國人幾乎看不懂三百年前的本國文獻……但對于中國人來講，數千年的文獻都能大概了解；他們對本國古代文化的無比熱愛和理解，源于他們文字的這種特殊性質之故。”瑞典漢學家高本漢如此感歎。

世界上已發現的最古老文字中，有中國商朝的甲骨文、伊拉克兩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古埃及的聖書字和墨西哥的瑪雅文字。然而在曆史長河中，唯有中國的漢字至今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根源在于漢字當中潛藏着博大精深、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

漢字不僅有力推動了中華文明發展，同時也爲亞洲文明乃至世界文明作出了重要貢獻。從春秋戰國時期起，漢字就陸續傳入日本、朝鮮等地，并在很長一段時期内充當這些地方的官方文字，在其曆史發展進程中留下了閃亮的文明印記。

當今，“漢語熱”在全球各國興起，漢語愛好者的規模不斷壯大。作爲中華文明的使者，漢字的傳播與應用，拉近了國家之間的情感，促進了世界上不同國家、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成爲聯通中國與世界的橋梁和紐帶，成爲民心相通的獨特載體。

由漢字書寫而發展出的中國書寫文化，彰顯了中華文明獨樹一幟的文人精神和文人傳統，這也影響到中華文化在百姓日用、藝術審美的諸多方面。

作者簡介：張利國，大連民族大學中華民族共同體研究院（學院）院長、教授。

谢选骏指出：上文只懂“漢字是中國人的文化底氣”，却不懂汉字是“中国人之所以是中国人的”关键所在——结果它把“歷史”的“歷”字写成了曆法的“曆”字；因为這個“曆史”字樣，它明显是用简体转化成繁体的——因爲迄今为止的汉字转换软件，没有一个是过关的、可以百分百地完成正體和簡體之間充分转换的！

在我看来，越南、朝鲜不用汉字了，所以就不是中国人了；台湾人和新加坡人还用汉字所以就还是中国人。至于日本，情况特殊，保留了部分汉字；所以它有权“进出中国”，换位思考，中国也有权进出日本。因为，中国的代表不是政府而是汉字。

有人对此感到困惑，不禁发出以下疑问——

1970年代80年代，台湾有一首流行歌曲，是侯德健写的《龙的传人》。它的歌词你看是怎么说的呢？“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叫中国。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叫长江，叫黄河。”这说明在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至少是在台湾的校园里大部分人还是把自己定义为中国人。而这里所说的中国是有长江有黄河的中国，不只是台湾。那歌词没说“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他的名字叫淡水河”，而是说长江和黄河，尽管他们很多人见都没见过。但他们那时候认同那个中国。近年来，台湾的好几次民意调查都表明，绝大部分台湾人认同自己是台湾人，只有很少一部分台湾人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认同自己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的也很少。对于这个调查结果，很多大陆人困惑不解。他们说：台湾人明明是中国人嘛，怎么他们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呢？

在我看来，这种变迁都是由“联合国代表的席位决定的”——“国际承认”说谁是中国，谁就是中国了！其实我看，这很荒唐！难道“中国”要由外国来定义吗？事实上，在目前的分裂状态下，“两个中国政府”（一个中囻叫“中华民国”，一个中囶叫“中华人民共和国”）都不是中国的代表——中国的代表只是汉字。

而“我们在书写汉字”，就是在“行使中国的代表权”——因为中国的代表不是政府而是汉字。

中囻和中囶这俩都不是完整的国家，独立自由的中国，还在我们的文字里，尚未出现在政府里。

【60、中国的巨变由武汉病毒开始】

《中国的巨变已无法遏制》（2023-08-21 王赫）报道：

拜登所说中国经济是颗滴答作响的定时炸弹，越来越获得华尔街和国际金融界的认同。8月21日，路透社称，由于对顶级私人房地产开发商碧桂园债务偿还问题蔓延的担忧加深，并汇总了七家全球银行对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的下调，如下表。

而8月21日，也是中共证监会宣布落实“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一揽子政策措施后的首个交易日，然而A股三大指数齐齐大跌，沪指收市跌1.24%失守3100点，深成指跌1.32%，创业板指跌1.60%刷新3年多低位。为什么A股三大指数齐齐大跌呢？主因之一证监会的一揽子措施隔靴搔痒、缓不济急。

8月21日央行的突然降息，同样也令投资者失望。央行仅将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下调10个基点，至3.45%，但五年期以上的LPR维持在4.2%，这意味着房贷利率维持不变，无助于缓解楼市危机。而接受彭博社调查的经济学家曾一致预计，一年期和五年期利率都将下调15个基点。高盛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闪辉（Hui Shan）表示，这一结果“相当出人意料，坦白说有点令人费解”。

降息一经宣布，当日人民币汇率下跌了0.3%，跌至1美元兑7.3051元人民币，逼近去年10月的低点。

以上状况说明什么呢？笔者认为至少有如下两点。（一）投资者、国际金融界对中共当局救市场、救经济的能力的失望，也就是说，对习近平三连任后新一届班子丧失了信心；（二）海内外难得对中国经济走势的看法取得一致——面临长期衰退（“中国经济奇迹论”和“中国经济崩溃论”亦交锋20年）。

8月20日，《华尔街日报》刊发了一篇题目为 “中国40年经济繁荣落幕，接下来会怎样？”（China’s 40-Year Boom Is Over. What Comes Next）的文章，称经济遇困的迹象四起， 40年来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破灭，中国进入了一个更具挑战性的时期。这不仅仅是一段经济疲软期，更可能将进入一段长期的黯淡期。用专门研究经济危机的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Adam Tooze话说，“我们正在见证经济史上最戏剧性的轨迹转变。”

的确，戏剧性。去年底，中共突然放弃“动态清零”，让国内外许多投资者对中国经济的强劲复苏抱有希望。

中国贸促会5月底发布的《2023年第一季度中国外资营商环境调研报告》显示，超八成受访外资企业预期今年在华投资利润率将持平或有所增加，超九成受访企业预计未来5年在华投资利润持平或有所增加（注意：这与中国美国商会、中国欧洲商会的调查报告有所不同）。

甚至， 6月8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得意洋洋的说，近期，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家国际组织和机构纷纷调高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有的机构甚至连续多次上调，这充分彰显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信心。

根据中共官媒报道：（1）IMF《亚太地区经济展望》报告预计，今年中国经济有望增长5.2%，继续成为亚太地区及全球经济增长引擎。（2）联合国《2023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年中报告，将中国经济的增长预测从此前的4.8%上调至5.3%。（3）6月6日，世界银行《全球经济展望》对中国2023年的增长预测上调1.3个百分点至5.6%。（4）6月7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经济展望报告将中国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速分别上调为5.4%和5.1%。

这四大国际组织都是基于中共当局提供的数据做出上述预测的。然而，第一，中共当局提供的数据的真实性问题；第二，中共当局提供的数据的时效性问题；四大国际组织似乎对这两个问题没有认真对待，远不足以准确测量中国经济的表现与预测其走势。换句话说，它们也被中共利用了一把。

事实上，今年4月以来，中共当局公布的一系列经济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形势明显恶化。于是，高盛和其它主要投资银行开始下调对中国GDP的预测。例如，6月18日，高盛将其对中国今年GDP增长预测从6%下调至5.4%，还将中国2024年的增长预测从4.6%下调至4.5%。

6月26日，标准普尔宣布，将中国2023年GDP增长率从之前前预测的 5.5%下调至5.2%。其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主要下行风险是，由于消费者和房地产市场信心疲软，其复苏失去了更多动力。”这是全球信用评级机构今年首次下调中国经济增幅的评级，影响甚大。

根据当局公布的数据，第二季度GDP比第一季度只增长了0.8%；1-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1.1%；7月份PPI同比下降4.4%，连降10个月，降幅也高于预期；7月CPI同比下降0.3%，是2021年2月以来再度陷入负增长；7月人民币贷款增加3459亿元，同比少增3498亿元，这一单月新增规模创下了2009年12月以来的新低。而大陆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6月发布的一份报告，则把中国经济复苏的痛点和难点概括为五个“20%”—— 青年群体调查失业率超20%，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超20%，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下降20%，房地产新开工面积下降20%和消费者信心指数缺口高达20%。

这些数据显示了当前中国经济的严重困难。如果这只是一时的，扛扛也就过去了；但是，国内外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这只是中国经济长期困境的开始。例如，澳大利亚洛伊（Lowy）研究所发布的《重新评估中国崛起》报告中称：“到2030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速为3%左右，到2040年在2%左右”，中国经济不可能超过美国。 5 月 13日，国际著名期刊《经济学人》“中国崛起顶峰论”的封面故事称，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地缘政治动荡及美国对华科技打压等问题导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未来也难以超越美国。

在长期争论之后，国际社会关于中国经济走势的认知，空前的接近一致。这对中共意味着什么？至少它再也无法遏制中国的巨变了。

谢选骏指出：中国的巨变是由武汉病毒开始的，发展到现在将近四年了——所以，不是“中国的巨变已无法遏制”，而是“中国的巨变是由于天意”，或叫“大自然的力量”、“天解决的曙光”終究還是发挥了出来。

【附錄1、陆游是个官迷、“路由器”】

网文《陆游（南宋爱国诗人）》报道：

陆游（1125年11月13日－1210年1月26日 [1] ），字务观，号放翁，汉族，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尚书右丞陆佃之孙，南宋文学家、史学家、爱国诗人。 [2]

陆游生逢北宋灭亡之际，少年时即深受家庭爱国思想的熏陶。宋高宗时，参加礼部考试，因受宰臣秦桧排斥而仕途不畅。宋孝宗即位后，赐进士出身，历任福州宁德县主簿、敕令所删定官、隆兴府通判等职，因坚持抗金，屡遭主和派排斥。乾道七年（1171年），应四川宣抚使王炎之邀，投身军旅，任职于南郑幕府。次年，幕府解散，陆游奉诏入蜀，与四川制置使范成大相知。宋光宗继位后，升为礼部郎中兼实录院检讨官，不久即因“嘲咏风月”罢官归居故里。嘉泰二年（1202年），宋宁宗诏陆游入京，主持编修孝宗、光宗《两朝实录》和《三朝史》，官至宝章阁待制。书成后，陆游长期蛰居山阴，嘉定二年（1210年）与世长辞，留绝笔《示儿》。

陆游一生笔耕不辍，诗词文具有很高成就。其诗语言平易晓畅、章法整饬谨严，兼具李白的雄奇奔放与杜甫的沉郁悲凉，尤以饱含爱国热情对后世影响深远。词与散文成就亦高，宋人刘克庄谓其词“激昂慷慨者，稼轩不能过”。有手定《剑南诗稿》85卷，收诗9000余首。又有《渭南文集》50卷、《老学庵笔记》10卷及《南唐书》等。书法遒劲奔放，存世墨迹有《苦寒帖》等。

人物生平

家世背景

陆游是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他出身名门望族、江南藏书世家。高祖陆轸是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进士，官至吏部郎中；祖父陆佃，师从王安石，精通经学，官至尚书右丞，所著《春秋后传》《尔雅新义》等是陆氏家学的重要典籍； [3] 父亲陆宰，通诗文、有节操，北宋末年曾任京西路转运副使。

宣和七年（1125年）十月十七日，陆宰奉诏入朝述职，偕夫人唐氏由水路进京，于淮河舟上喜得第三子，取名陆游 [4-5] 。同年冬，金兵南下，并于靖康二年（1127年）攻破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北宋灭亡（靖康之耻），陆宰遂携家眷南迁山阴（今浙江绍兴）。 [6] 建炎三年（1129年），金兵渡江南侵，宋高宗率臣僚南逃，陆宰改奔东阳，家境才开始逐步安定下来，时陆游年仅四岁。 [7]

陆游出生于两宋之交，成长在偏安的南宋，民族的矛盾、国家的不幸、家庭的流离，给他幼小的心灵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8-9]

初入仕途 [10]

陆游自幼聪慧过人，先后师从毛德昭、韩有功、陆彦远等人 [11] ，十二岁即能为诗作文，因长辈有功，以恩荫被授予登仕郎之职。 [12]

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陆游进京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参加锁厅考试（现任官员及恩荫子弟的进士考试），主考官陈子茂阅卷后取为第一，因秦桧的孙子秦埙位居陆游名下，秦桧大怒，欲降罪主考。次年（1154年），陆游参加礼部考试，秦桧指示主考官不得录取陆游。 [13-15] 从此陆游被秦桧嫉恨，仕途不畅。 [16-17]

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秦桧病逝，陆游初入仕途，任福州宁德县主簿，不久，调入京师，任敕令所删定官。 [18] 陆游进入朝中后，应诏上策，进言“非宗室外戚，即使有功，也不应随意封加王爵” [19] ；高宗酷爱珍稀玩物，陆游认为“亏损圣德”，建议皇帝严于律己。 [20]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陆游以杨存中掌握禁军过久，权威日盛，多有不便，进谏罢免杨存中，高宗采纳，降杨存中为太傅、醴泉观使，升陆游为大理寺司直兼宗正簿，负责司法工作。 [21-22]

北伐献策[23]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宋孝宗赵昚即位，任命陆游为枢密院编修官，赐进士出身。 [24-25] 陆游上疏，建议整饬吏治军纪、固守江淮、徐图中原。 [26] 时孝宗在宫中取乐，并未重视，陆游得知后告诉大臣张焘。张焘入宫质问，孝宗遂罢陆游为镇江府通判。

隆兴元年（1163年），宋孝宗以张浚为都督，主持北伐。陆游上书张浚，建议早定长远之计，勿轻率出兵。 [27] 张浚派大将李显忠、邵宏渊领兵出击，收复灵壁、虹县，进据符离，因李邵不睦，宋军大败（符离之战），偏安之论随即甚嚣尘上。张浚上疏领罪，被贬为江淮宣抚使。 [28]

隆兴二年（1164年）春，陆游在镇江任上结识张浚，献策出师北伐，张浚赞扬为“志在恢复”。四月，“隆兴和议”将签成，陆游上书东西两府，进言说：“江东之地，自吴国以来，莫不以建康为都城。临安频临大海，运粮不便，且易受意外袭击，皇上驻扎临安，只能作为权宜之计。合约签订之后，皇上应驻扎建康、临安，金朝来使，或到临安、或到建康，这样以来，可以争取时间建都立国，而不令金朝生疑。” [29] 时龙大渊、曾觌掌权，陆游就对枢密使张焘说：“曾觌、龙大渊利用职权，广结私党，迷惑朝廷，今日不除，后患无穷。”张焘闻言奏报朝廷，孝宗大怒，贬陆游为建康府通判。 [30]

乾道元年（1165年），陆游调任隆兴府通判。 [31-32] 有人进言陆游“结交谏官、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朝廷即罢免了陆游的官职。 [33]

军僚幕府

乾道五年（1169年）十二月，朝廷征召已赋闲四年的陆游，任为夔州通判，主管学事兼管内劝农事，陆游携家眷由山阴逆流而上，采撷沿路风土民情，作《入蜀记》。 [34-35]

乾道七年（1171年），王炎宣抚川、陕，驻军南郑，召陆游为干办公事，陆游得书甚为欣喜 [36] ，只身前往南郑，与张季长 [37] 、阎苍舒、范西叔、高子长等十余人同在南郑幕府任职。王炎委托陆游草拟驱逐金人、收复中原的战略计划，陆游作《平戎策》，提出“收复中原必须先取长安，取长安必须先取陇右；积蓄粮食、训练士兵，有力量就进攻，没力量就固守”。 [38]

陆游到王炎的军幕后，常到骆谷口，仙人原，定军山等前方据点和战略要塞，并到大散关巡逻。 [39] 时吴璘之子吴挺代父掌兵，骄傲放纵、多次因微小过失杀人，王炎不敢得罪。陆游建议用吴玠之子吴拱代替吴挺掌管兵权。王炎认为“吴拱胆怯、缺少智谋，遇到敌人必败”，陆游反驳说：“吴挺遇敌，又怎能保证他不败？如果吴挺立有战功，更难驾驭。”至韩侂胄北伐时，吴挺之子吴曦叛敌，陆游的话果然得到验证。 [40]

十月，朝廷否决北伐计划的《平戎策》，调王炎回京，幕府解散，出师北伐的计划也毁于一旦，陆游感到无比的忧伤。 [41-42] 大散关一带的军旅生活，是陆游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亲临抗金前线、力图实现爱国之志的军事实践，这段生活虽只有八个月，却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

蜀中生涯 [43]

乾道八年（1172年），陆游被任为成都府路安抚司参议官，官职清闲，陆游骑驴入川 [44] ，颇不得志。 [45] 次年，改任蜀州通判 [46] ；五月，经四川宣抚使虞允文举荐，陆游又改调嘉州通判。 [47-48]

淳熙元年（1174年）二月，虞允文病逝，陆游又调回蜀州通判。再任蜀州期间，陆游深入考察地方风土民情，并先后造访翠围院 [49] 、白塔院 [50] 、大明寺等当地名胜，愈发爱上了这块天府之地，并萌发出“终焉于斯”的念头。 [51]

三月，参知政事郑闻以资政殿大学士出任四川宣抚使，陆游大胆上书，建议出师北伐，收复失地，未被采纳。 [52] 五月，陆游主持州考，杨鉴夺得第一名，取得参加秋试的资格，陆游写诗以资鼓励。 [53] 八月，陆游在蜀州阅兵，作《蜀州大阅》，抨击南宋养兵不用、苟且偷安。 [54] 十月，陆游又被派到荣州代理州事。 [55]

淳熙二年（1175年），范成大由桂林调至成都，任四川制置使，举荐陆游为锦城参议。范成大统帅蜀州，陆游为参议官，二人以文会友，成莫逆之交。 [56] 南宋主和势力诋毁陆游“不拘礼法”、“燕饮颓放”，范成大迫于压力，将陆游免职。陆游就在杜甫草堂附近浣花溪畔开辟菜园，躬耕于蜀州。 [57]

淳熙三年（1176年），为回应主和派攻击他“颓放”、“狂放”，陆游自号“放翁”，进行反击。 [58-59] 六月，陆游奉命主管台州桐柏山崇道观，以“祠禄”维持家人生计。 [60] 淳熙四年（1177年）六月，范成大奉召还京，陆游送至眉州，恳请范成大回朝后劝皇帝“先取关中次河北”、“早为神州清虏尘”。 [61]

宦海浮沉

淳熙五年（1178年），陆游诗名日盛，受到孝宗召见，先后任命为福州、江西提举常平茶盐公事。

淳熙六年（1179年）秋，陆游被任为江西常平提举，主管粮仓、水利事宜。次年，江西水灾，陆游号令各郡开仓放粮，并亲自“榜舟发粟”。 [62] 同时上奏朝廷告急，请求开常平仓赈灾。十一月，陆游奉诏返京，给事中赵汝愚借机弹劾陆游“不自检饬、所为多越于规矩”，陆游忿然辞官，重回山阴。 [63]

淳熙十三年（1186年），陆游闲居山阴五年之后 [64] ，朝廷才重新起用他为严州知州。陆游入京向孝宗辞行，时陆游诗名大胜，孝宗于延和殿勉励陆游说：“严陵山青水美，公事之余，卿可前往游览赋咏。” [65] 陆游在严州任上，“重赐蠲放，广行赈恤”，深得百姓爱戴。 [66] 闲暇之余，陆游整理旧作，命名为《剑南诗稿》。

淳熙十五年（1188年）七月，陆游任满，朝廷升为军器少监，掌管兵器制造与修缮，再次进入京师。 [67]

淳熙十六年（1189年）二月，孝宗禅位于赵惇（宋光宗），陆游上疏，提出治理国家、完成北伐的系统意见，建议“减轻赋税、惩贪抑豪”；“缮修兵备、搜拔人才”，“力图大计”，以恢复中原。 [68]

绍熙元年（1190年），陆游升为礼部郎中兼实录院检讨官 [69] ，再次进言光宗广开言路、慎独多思 [70] ，并劝告光宗带头节俭，以尚风化。 [71] 由于陆游“喜论恢复”，谏议大夫何澹弹劾陆游之议“不合时宜”，主和派也群起攻之，朝廷最终以“嘲咏风月”为名将其削职罢官。陆游再次离开京师，悲愤不已，自题住宅为“风月轩”。 [72]

编修国史 [73]

绍熙五年（1194年），太上皇赵昚病故，宋光宗赵惇称病不肯居丧，满朝哗然。知阁门事韩侂胄与知枢密院事赵汝愚等密谋，废除赵惇，立太子赵扩为帝，是为宋宁宗。 [74-75] 韩侂胄是赵扩妻韩氏的叔父，把持朝政，独揽大权，贬朱熹、斥理学、兴“庆元党禁”，专权跋扈，陆游便写诗谴责韩侂胄。 [76]

嘉泰二年（1202年），陆游被罢官十三年后，朝廷诏陆游入京，担任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一职，主持编修孝宗、光宗《两朝实录》和《三朝史》，并免去上朝请安之礼，不久陆游兼任秘书监。 [77]

编修国史其间，因韩侂胄主张北伐，陆游大力赞扬和支持，给予种种合作，并应韩侂胄之请，为其作记题诗，勉励韩侂胄抗击外侮，为国立功。 [78-79]

嘉泰三年（1203年）四月，国史编撰完成，宁宗升陆游为宝章阁待制，陆游遂以此致仕，时年七十九岁。 [80]

临终示儿 [81]

嘉泰三年（1203年）五月，陆游回到山阴，浙东安抚使兼绍兴知府辛弃疾拜访陆游，二人促膝长谈，共论国事。辛弃疾见陆游住宅简陋，多次提出帮他构筑田舍，都被陆游拒绝。 [82]

嘉泰四年（1204年），辛弃疾奉召入朝，陆游作诗送别，勉励他为国效命，协助韩侂胄谨慎用兵，早日实现复国大计。 [83]

开禧二年（1206年），韩侂胄请宁宗下诏，出兵北伐，陆游闻讯，欣喜若狂。 [84] 宋军准备充分，出师顺利，先后收复泗州、华州等地。 [85] 但韩侂胄用人失察，吴曦等里通金朝，按兵不动，图谋割据。陆游诗翰多次催促，吴曦不理。不久，西线吴曦叛变，东线丘崈主和，韩侂胄日益陷于孤立。 [86]

开禧三年（1207年）十一月，史弥远发动政变，诛杀韩侂胄，遣使携其头往金国，订下“嘉定和议”，北伐宣告彻底失败。陆游听到这些不幸的消息，悲痛万分。 [87]

嘉定二年（1209年）秋，陆游忧愤成疾，入冬后，病情日重，遂卧床不起。十二月二十九日（1210年1月26日），陆游与世长辞，享年八十五岁。 [88] 临终之际，陆游留下绝笔《示儿》作为遗嘱：“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主要影响

文学成就

诗歌

陆游具有多方面文学才能，尤以诗的成就为最，自言“六十年间万首诗” [89] ，存世有九千三百余首，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46岁入蜀以前，偏于文字形式；入蜀到64岁罢官东归，是其诗歌创作的成熟期，也是诗风大变的时期，由早年专以“藻绘”为工变为追求宏肆奔放的风格，充满战斗气息及爱国激情；晚年蛰居故乡山阴后，诗风趋向质朴而沉实，表现出一种清旷淡远的田园风味，并不时流露着苍凉的人生感慨。

1、诗歌内容

陆游的诗歌涵盖面非常广泛，几乎涉及到南宋前期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按内容大致可分为四个方面：

①坚持抗金，讨伐投降派。陆游坦率直言“和亲自古非长策” [90] ，“生逢和亲最可伤，岁辇金絮输胡羌”，并揭露“诸公尚守和亲策，志士虚捐少壮年”。 [91] 其乐府诗《关山月》高度概括了上层统治者和守边士兵、沦陷区人民在主战和主和立场上的矛盾，集中揭露了南宋统治集团的妥协求和政策造成的严重恶果。陆游的这类诗歌，以其鲜明的战斗性、针对性，鼓舞了人们的抗金的斗志，得到志士仁人的推许。

②抒发慷慨激昂的报国热情和壮志未酬的悲愤。陆游年轻时就以慷慨报国为己任 [92] ，把消灭入侵的敌人、收复沦陷的国土当作人生第一要旨 [93] ，但是他的抗敌理想屡屡受挫。 [94] 于是，他的大量诗歌，既表现了昂扬的斗志，也倾诉了深沉的悲愤之情。如《书愤》一诗，诗人一心报国却壮志难酬，昂扬豪壮中带着苍凉悲怆，既是诗人个人的遭遇也是民族命运的缩影，是这类作品的典型代表。

③描写田园风光、日常生活。陆游热爱生活，善于从各种生活情景中发现诗材。无论是高山大川还是草木虫鱼，无论是农村的平凡生活还是书斋的闲情逸趣，“凡一草、一木、一鱼、一鸟，无不裁剪入诗”。 [95] 《游山西村》一诗，色彩明丽，并在景物的描写中寓含哲理，其中“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因而成为广泛流传的名句。他的《临安春雨初霁》，描写江南春天，虚景实写，细腻而优美，意韵十足。

④爱情诗。由于宋代理学对士人思想感情的约束和宋词的发展，宋诗言情的功能渐渐减弱，宋代的爱情诗在数量和质量上，都难以和唐诗比肩，但陆游却是个例外。陆游年轻时曾和前妻有着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经历，他悼念前妻的诗歌，情真意切，令人动容，晚年创作的《沈园二首》，被后人称作“绝等伤心之诗” [96] ，是古代爱情诗中不可多得的精品。

2、艺术特点

①艺术风格上，兼具现实主义特点，又有浪漫主义作风。陆游性格豪放，胸怀壮志，在诗歌风格上追求雄浑豪健而鄙弃纤巧细弱 [97] ，形成了气势奔放、境界壮阔的诗风。陆游把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壮志豪情都倾泻在诗中，常常凭借幻境、梦境来一吐胸中的壮怀英气，陆游的梦境、幻境诗 [98] ，飘逸奔放，被誉为“小李白”。 [99] 然而对功名的热望和当权者的阻力之间有着无法克服的矛盾，严酷的现实环境给诗人心灵压上了无法摆脱的重负，因而陆游又崇尚杜甫 [100] ，关怀现实，主张诗歌“工夫在诗外” [101] ，诗风又有近于杜甫的沉郁悲凉的一面。

②语言平易晓畅，章法整饬谨严。陆游反对雕琢辞藻和追求奇险 [102] ，其诗语言“清空一气，明白如话”。 [95] 陆游重视锻炼字句，他的对偶，新奇、工整，而不落于雕章琢句之嫌。赵翼曾评陆诗“看似奔放实则谨严” [103] ，刘克庄亦有“古人好对偶被放翁用尽”之叹。 [104] 陆游的七言古诗《长歌行》，笔力清壮顿挫，结构波澜迭起，寓恢宏雄放的气势于明朗晓畅的语言和整饬的句式之中，典型地体现出陆诗的个性风格，被后人推为陆诗的压卷之作。

3、陆诗的地位

陆游在南宋诗坛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南宋初年，虽然局势危急，但士气尚盛，诗坛风气也颇为振作；随着南宋偏安局面的形成，士大夫渐趋消极，诗坛风气也变得萎靡不振，吟风弄月的题材走向和琐细卑弱的风格日益明显。陆游对这种情形痛心疾首 [105] ，他高举起前代屈、贾、李、杜和本朝欧、苏、黄及南渡诸人（吕本中、曾几等）的旗帜与之对抗，以高扬爱国主题的黄钟大吕振作诗风，对南宋后期诗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江湖诗派中的戴复古和刘克庄都师承陆游。到了宋末，国破家亡的时代背景更使陆游的爱国精神深入人心。

陆游的诗歌，对后代的影响也是深远的。特别是清末以来，每当国势倾危时，人们往往怀念陆游的爱国主义精神，陆诗的爱国情怀也因此成为鼓舞人民反抗外来侵略者的精神力量。陆游写山水景物和书斋生活的诗篇，因描写细腻生动、语言清新优美，也颇受明、清诗人的喜爱。陆诗中对仗工丽的联句常被用作书斋或亭台的楹联，也说明陆游的这一类诗篇在后代拥有广大的读者。 [106-110]

词 [111]

陆游一生的主要精力用于诗歌创作，“是有意要做诗人” [112] ，对作词心存鄙视 [113] ，因而，作为“辛派词人”的中坚人物，与其诗相比，陆游的词数量并不多，存世共约一百四十余首。但陆游才气超然 [114] ，并曾身历西北前线，因此，陆游也创造出了稼轩词所没有的另一种艺术境界。

陆游词的主要内容是书写爱国情怀，抒发壮志未酬的幽愤，其词境的特点是将理想化成梦境而与现实的悲凉构成强烈的对比，如《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回想当年，满腹怆然。陆游也有咏物词和爱情词，其《卜算子·咏梅》，上阕写景、下阕表志，显示出身处逆境而矢志不渝的崇高品格；《钗头凤·红酥手》一词，节奏急促，声情凄紧，先后两次感叹，荡气回肠，凄婉动人。

陆游集豪放婉约于一身，有不少词写得清丽缠绵，真挚动人，与宋词中的婉约派比较接近；而有些词常常抒发着深沉的人生感受，或寄寓着高超的襟怀，或寓意深刻，又和苏轼比较接近。最能体现陆游的身世经历和个性特色的，是慷慨雄浑、荡漾着爱国激情的词作，风格与辛弃疾比较接近。 [115] 但陆游词亦因风格多样而未能熔炼成独特的个性，有集众家之长、“而皆不能造其极”之感。 [116-118]

散文

陆游在散文上颇有造诣，兼善众体，构思奇巧，文笔精纯。其中记铭序跋之类，或叙述生活经历，或抒发思想感情，或论文说诗，最能体现陆游散文的成就。同时也如在诗中一样，不时地表现着爱国主义的情怀。陆游还有一些别具风格的散文，书写乡居生活之状，淡雅隽永。

陆游的《入蜀记》是中国第一部长篇游记，内容丰富，举凡史事杂录、考据辩证、诗文评论、小说故事等应有尽有，形式灵活，长短不拘、文字颇简练；尤其过三峡的一部分，多有对自然风光、名胜古迹的历史人物的描述和品评，字里行间浸透着爱国之情，又饶有趣味。 [119] 随笔式散文《老学庵笔记》，笔墨虽简而内容甚丰，所记多系轶闻，颇有史料价值，是南宋笔记的精品。同时，陆游还善于四六，文集中有不少四六文精品，如陆游的《祭雷池神文》语言浅切而气势雄放，与其诗风颇近。 [110]

史学成就

陆游还具有史才，陆游的史学成就，主要不在三作史官时所修的《两朝实录》和《三朝史》，而在于他私撰的《南唐书》。南宋时期，记述南唐历史的史籍有薛居正领导史馆所修的《旧五代史》、欧阳修私撰的《新五代史》等共计11个版本，陆游遍取诸本，按本纪、列传，编为《南唐书》十八卷。 [120]

陆游编撰《南唐书》的目的在于借古鉴今，为南宋王朝树一面历史的镜子。在本纪中，陆游肯定南唐烈祖李昪为“唐宪宗第八子建王恪之玄孙（李恪）”，纠正了以中原五代为正朔的观念，并在书中多次使用“帝”、“我”等词语，借记述南唐国君治国、治民及用兵之法，抒发强烈的爱国情感。

陆游《南唐书》的史学成就主要表现在：①体制创新。陆书只有本纪和列传，成为纪传体断代史中的一个特例；尤其是其“类传”，除人物以类相从外，又创设《杂艺、方士、节义列传》（卷十七）、《浮屠、契丹、高丽列传》（卷十八），归类精当，史识更胜前人。②史评色彩鲜明。宋代理学兴盛，陆游秉承以道德而不以政绩作为评判人物的唯一准绳的观点，如多数史家都批判后主李煜沉迷诗词，不思政业，坐失南唐基业，陆游却先赞后主“天资孝纯”、“以爱民为急”，再对其“酷好浮屠”作简单批驳，最后总结为“虽仁爱足以感其遗民，而卒不能保社稷”。③严谨的治史精神。陆游辨前史之误，补前史之失，其书卷数、人物虽不及马令《南唐书》之多，但史料多经考证，“简核有法”，在史料的增补保存方面有巨大价值。 [121-122]

书法艺术

在陆游的一生中，除了诗文外，书法是他理想的寄托和永远的追求。从其有关书法的诗作和存世的书法手迹、碑帖看，陆游擅长正、行、草三体书法，尤精于草书。陆游的正体书法，师从晋唐法帖 [123-124] ，沉雄浑厚，极富神韵，有明显的颜真卿楷书笔势；其行书、草书，取法张旭、杨凝式 [125] ，又受苏轼、黄庭坚、米芾等人的影响，更多追求人品和精神上的契合，讲究对比的变化和节奏。

陆游的书法简札，善于行草相参，纵敛互用，秀润挺拔，晚年笔力遒健奔放。朱熹称其“笔札精妙，意致深远”。其《自书诗卷》，仍然保留早年学习颜真卿、苏轼书法的笔法风格和习惯用笔，但又明显地融会杨凝式行书、张旭草书的长处，无论是用笔、结字和布白都与其诗浑然一体，明人程郇题跋为“诗甚流丽，字亦清劲” [126] ，是难得的书法佳作。 [127] [128]

历史评价

杨慎：（陆游词）纤丽处似淮海，雄慨处似东坡。

朱熹：放翁老笔尤健，在当今推为第一流。 [129]

杨万里：君诗如精金，入手知价重。 [130]

叶绍翁：天资慷慨，喜任侠，常以踞鞍草檄自任，且好结中原豪杰以灭敌。自商贾、仙释、诗人、剑客，无不徧交游。宦剑南，作为歌诗，皆寄意恢复。

陈訏：放翁一生精力尽于七律，故全集所载，最多最佳。 [131]

袁宗道：（陆诗）模写事情俱透脱，品题花鸟亦清奇。 [132]

刘克庄：《三百篇》寂寂久，九千首句句新。譬宗门中初祖，自过江后一人。 [133]

赵翼：宋诗以苏、陆为两大家，后人震于东坡之名，往往谓苏胜于陆，而不知陆实胜苏也。（陆游诗）少工藻绘，中务宏肆，晚造平淡。朝廷之上，无不已划疆守盟、息事宁人为上策，而放翁独以复仇雪耻，长篇短咏，寓其悲愤。 [95]

吴宽：以六经、左氏、庄、骚、班、马、韩、曾为师匠，而天资工力，自得尤深。 [134]

蒋一葵：乾、淳间，诗人称诚斋、范石湖及陆放翁为巨擘。 [135]

冯煦：剑南屏除纤绝，独往独来，其逋峭沉郁之概，求之有宋诸家，无可方比。 [136]

梁启超：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集中十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 [137]

钱钟书：①爱国情绪饱和在陆游的整个生命里，洋溢在他的全部作品里。他看到一幅画马，碰见几朵鲜花，听了一声雁唳，喝几杯酒，写几行草书，都会惹起报国仇、雪国耻的心事，血液沸腾起来，而且这股热潮冲出了他的白天清醒生活的边界，还泛滥到他的梦境里去。这也是在旁人的诗集里找不到的。②除掉陆游的几首，宋代数目不多的爱情诗都淡薄，笨拙，套板。 [138]

张爱萍：怀壮志统一国土，含悲愤宿愿未酬。 [139]

罗哲文：祠前唯见楠柏高，剑南诗兴尚依稀。

周恩来：宋诗陆游第一，不是苏东坡第一。陆游的爱国性很突出，陆游不是为个人而忧伤，他忧的是国家、民族，他是个有骨气的爱国诗人。

主要作品

陆游一生创作颇丰，据汲古阁所刻《陆放翁全集》，计有《渭南文集》50卷（其中包括《入蜀记》6卷，词2卷）；《剑南诗稿》85卷（其中有古近体诗9138首）；《放翁遗稿》3卷；《南唐书》18卷；《老学庵笔记》10卷；《家世旧闻》8则；《斋居纪事》36则。另有《续笔记》2卷、《高宗圣政草》 1卷、《陆氏续集验方》 2卷、《感知录》 1卷、《清尊录》 1卷、《绪训》 1卷、《放翁家训》等。 [140]

体裁

作品集

代表作品

散文

《老学庵笔记》

《渭南文集》

《南唐书》

《静镇堂记》《铜壶阁记》《书渭桥事》《烟艇记》《书巢记》《论学二王书》

《家世旧闻》《斋居纪事》《放翁家训》《高宗圣政草》《感知录》《清尊录》

《绪训》《陆氏续集验方》《入蜀记》《祭雷池神文》

诗歌

《剑南诗稿》

《放翁逸稿》

《关山月》《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游山西村》《临安春雨初霁》《黄州》

《冬夜读书示子聿》《书愤》《示儿》《诉衷情》《枕上作》《梅花绝句》

《金错刀行》《病起书怀》《沈园二首》《黄氏冲和堂》

《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十二月二日夜梦游沈氏园亭》《秋思》

《夜泊水村》《庵中晚思》《剑门道中遇微雨》《观大散关图有感》《赠洞微山人》

词

《放翁词》

《渭南词》

《夜游宫·记梦寄师伯浑》《钗头凤·红酥手》《卜算子·咏梅》《谢池春·壮岁从戎》

《鹧鸪天·家住苍烟落照间》《南乡子·归梦寄吴樯》《临江仙·离果州作》

《鹧鸪天·懒向青门学种瓜》《鹊桥仙·一竿风月》《汉宫春·初自南郑来成都作》

《蝶恋花·桐叶晨飘蛩夜语》《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夜游宫·记梦寄师伯浑》

书法——《怀成都诗卷》 [141] 《怀成都十韵诗卷》 [142] 《致仲躬侍郎尺牍》 [143]

《桐江帖》 [144] 《长夏帖》 [145] 《北齐校书图跋》 [146] 《尊眷帖》 [147]

《秋清帖》 [148] 《诗境》 [149] 《苦寒帖》 [150] 《上问帖》 [151]

（陆游作品参考资料 [127] [152-153] ）

出版图书

老学庵笔记

作者名称陆游

作品时间 1998年5月1日

《老学庵笔记》是南宋陆游创作的一部笔记，内容多是作者或亲历、或亲见、或亲闻之事、或读书考察的心得，以流畅的笔调书写出来，因此不但内容真实丰富，而且兴趣盎然，是宋人笔记丛中的佼佼者。

陆游集

作者名称陆游

作品时间 2006年11月

《陆游集-历代名家精选集》是2006年凤凰(原江苏古籍)出版的图书，作者是蒋凡。

陆游诗

作者名称陆游

作品时间 2014年7月1日

《民国国学文库：陆游诗》为繁体竖排，现转简体横排。简化按通行规则，但考虑到作为国学读物，普及小学知识亦在情理之中，故而保留了少量通假字、繁体字、异体字，一般都出注说明，或许亦可增加读者的阅读兴趣和扩大知识面。生僻、多音字作相应注音，原反切、同音、魏妥玛注音，均统一改现代汉语拼音。

南唐书

作者名称陆游

作品时间 2010年6月

《南唐书》是一本记载五代时南唐国历史的纪传体史书。有三部：宋胡恢撰，已佚；宋马令撰；宋陆游撰。

人际关系

辈分

关系

姓名

人物简介

家世

高祖

陆轸

字齐卿，官至吏部郎中，追赠太傅。 [154]

曾祖父

陆珪

生有佖、佃、傅、倚四子。 [155]

祖父

陆佃

字农师，官至尚书右丞，著有《陶山集》十四卷

父亲

陆宰

历任淮西提举常平、淮南东路转运判官等职，有藏书楼“双清堂”。 [156]

母亲

唐氏

熙宁初年参知政事唐介的孙女。

配偶

前妻

唐婉

字蕙仙，陆游母舅唐闳女儿，绍兴十四年成婚，后改嫁赵士程。 [157]

后妻

王氏

陆游第二任妻子

子嗣

长子

陆子虞

淳熙十五年出仕，官至淮西濠州通判。

次子

陆子龙

庆元三年出仕武康尉，官至东阳丞。

第三子

陆子修

嘉泰四年，出仕闽县。

第四子

陆子坦

嘉泰四年春，出仕临安。

第五子

陆子布

生于淳熙元年（1174），陆游生前未曾作官。

第六子

陆子聿

生于淳熙六年（1178），陆游生前未曾作官。 [158]

女儿

名不详

史载，陆游有二女，名不详。

孙子

陆元廷

闻宋军兵败崖山忧愤而死。

曾孙

陆传义

崖山兵败后绝食而亡。

玄孙

陆天骐

在崖山战斗中不屈于元，投海自尽。

主要旁宗

从祖兄

陆升之

字仲高。 [155]

轶事典故

名字来源

《山阴陆氏族谱》载：“游字务观，小字延憎，号放翁，晚号龟堂老人”，关于陆游的名字，宋人叶绍翁曾说，陆游母亲唐氏于临产前梦见了秦观（字少游），于是取名为“游”，字“务观”，并注说或许是因为陆游倾慕秦少游，提出陆游名字来历的两种说法。 [159] 元人韦居安在《梅磵诗话》卷中亦载梦生之说，后人在有关传记或传论中亦多遵从这两种说法。但这两种说法并不可信。

1、陆宰（1088年—1148年）小秦观（1049年—1100年）四十岁，秦观死时，陆宰不足十三岁。秦观到越州时（1079年），陆宰尚未出生，陆游母亲跟秦观更不可能有什么交往。且陆游母亲唐夫人为名门之后，即使真的梦见了秦观，也决不会将此事张扬出去，故而“梦少游而生”，纯属想象之词。

2、所谓陆游倾慕秦少游，多依据其诗作推断。陆游在《出游归卧得杂诗》曾说“一联新句少游诗” [160] ，在《题陈伯予主簿所藏秦少游像》亦说“晚生常恨不从公，忽拜英姿绘画中。妄欲步趋端有意，我名公字正相同”。但陆诗只是抒发对秦观的敬仰之情，“正相同”三字，恰恰透露出陆游的名字不是自己“慕少游”而取。

3、清人查慎行认为陆游之名出于《列子》，此说较为可信。《列子·仲尼》有“务外游，不知务内观”一语，观、游二字常连文，在意义上有相通之处。 [161] 古人取名，要求字与名在意义上有一定的内在联系 [162] ，陆家为江南名门，家风又有浓郁的道家习气 [163] ，陆宰为儿子命名时想到《列子》，是不足为怪的。或许，这也正是秦观名字的出处，二人同据此书命名起字，所以才有这样的巧合。

沈园诗谜

据传，陆游初娶表妹唐琬，夫妻恩爱，因唐琬不孕，为陆母所不喜，陆游被迫与唐琬分离。陆游依母亲心意，另娶王氏为妻，唐琬也迫于父命改嫁同郡赵士程。

十余年后，陆游春游，于沈园偶遇唐琬夫妇，伤感之余，在园壁题了著名的《钗头凤》词：“红酥手，黄滕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唐琬看到后悲伤不已，也依律赋了一首《钗头凤》：“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雨斜栏。难，难，难！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询问，咽泪妆欢。瞒，瞒，瞒！”。

此次邂逅不久唐琬便忧郁而死。陆游为此哀痛至甚，后又多次赋诗忆咏沈园 [164] ，沈园亦由此而久负盛名。

1、故事版本

陆游的爱情悲剧逸事，最早来源于宋人三家笔记，即陈鹄的《耆旧续闻》、刘克庄的《后村诗话续集》以及周密的《齐东野语》。陈鹄最早提及此事，录《钗头凤·红酥手》一词，并点明“淳熙间（1174—1189 年）其壁犹存”。 [165] 稍后的刘克庄也提及陆游早年婚变，但只录《沈园》二绝句。 [166] 到宋末元初，周密对沈园相会之事，记叙详备具体，近似小说。 [167] 至清代，开始出现唐氏答词 [168] ，丁传靖进一步点明“放翁出妻姓唐名琬” [169] 。由于宋代笔记的记载互有差异，清人吴衡照等已对“沈园”诗本事提出质疑。 [170-171]

2、沈园题壁

沈园在禹迹寺之南，在陆游时禹迹寺的题咏也昭示其确有沈园题壁之举。陆游《剑南诗稿》卷七十，诗《禹祠》有“故人零落今何在？空吊颓垣墨数行”，作于开禧三年（1207） [172] ；同卷《禹寺》有“绍兴年上曾题壁，观者多疑是古人”，作于嘉定元年（1208） [173] 。由此可知《钗头凤》确为沈园题壁词。

3、姑侄关系

陈鹄、刘克庄在记录陆游与前妻这段悲欢离合时，仅称陆妻为某氏，姓名均未提及。至周密的《齐东野语》才第一次明言陆妻姓唐，是“闳之女”， “于其母夫人为姑侄”，由此，”姑侄”说一直沿延了几百年。

据《宝庆会稽续志》卷七，唐闳是唐翊之子，山阴人；而陆游的母亲是江陵唐介的孙女，唐介是陆游的曾外祖父 [174] ，二者地名明显不同。据《唐质肃公介墓志铭》，唐介有孙男六人，取名皆从“心”字，陆游的舅父辈中并无唐闳其人，陆母唐氏也没有这么一个亲兄弟，更谈不上姑侄女作儿媳之事。至于后世讹传的本源，当为刘克庄所记“某氏改适某官，与陆氏有中外”，意即赵士程与陆氏有姻娅关系 [175] ，为周密所误读之故。

4、出妻原因

关于陆游与前妻分离的原因，陈鹄说“不当母夫人意，出之”；刘克庄说“二亲督教甚严，恐其惰于学也，数谴妇，放翁不敢逆尊者意，与妇诀”；周密说陆妻“弗获于其姑”。后人多从陈、周之说，归咎于陆母，并引据陆游《恶姑》诗，认为陆母抱孙心切，而陆妻竟不能生子。 [176]

但陆母是北宋名臣唐介的孙女，且陆游是陆宰第三子，长兄陆淞比他大 16 岁，陆游的大侄与陆游年纪相仿 [177-178] ，陆母完全不必为陆家无后而担忧，何况陆游与前妻才共同生活了二三年。相比较而言，刘克庄的说法较为可信。这件悲剧事情的原因，在于陆游父母担心其对儿女之情的眷恋影响对陆游对“功业”的追求。

5、沈园之会

关于沈园之会的发生时间，周密记为绍兴乙亥岁春（1155年），陈鹄却记为绍兴辛未年（1151年），两种说法，相差四年。两相比较，陈鹄的说法较为可信。沈园之会当于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陆游 27 岁。

首先，陈鹄的主活年代与陆游晚年相衔接，而且他的记载乃是其亲眼所见；而《齐东野语》在年月顺序上较为混乱。 [179] 其次，陆游在绍熙三年（1191年）诗题明云“四十年前曾题小阕壁间”，绍熙三年上推 40 年，是绍兴二十二年（1152），前一年即辛末（1151年），与陈鹄所记正合。

晚节之辩

陆游的所谓晚节问题，指他在韩侂胄当政时曾再度出仕，并曾为韩侂胄作《南园记》《阅古泉记》。《宋史》将韩侂胄列入《奸臣传》，并称朱熹之说“其能太高，迹太近，恐为有力者所牵挽，不得全其晚节”，为有先见之明。由于朱熹在当时士大夫中有很大的影响，南宋后期以来许多公私记载都指责陆游竟投靠奸臣韩侂胄，陆游的“晚节”问题即由此而产生。 [180-182]

1、要弄清楚陆游是否有附从权奸之嫌，当从韩侂胄掌政后的两件大事入手。①庆元党禁。陆游对赵汝愚的平庸无才早有不满，对于庆元元年赵汝愚的罢相，陆游的反映比较冷淡，但陆游并未因此支持庆元党禁，而是对党争提出了尖锐批评，认为这是虚耗国力的内讧。 [183-184] 而且与名列“伪党”之籍的朱熹、周必大等保持着来往。 [185] ②开禧北伐。不论韩侂胄本人杂有何种个人动机，收复中原毕竟在客观上符合爱国士大夫的愿望和要求，且北伐中原是陆游的毕生大志，正是以北伐为基础，陆游才和韩侂胄发生了关系。 [186-187] 就这两次重大历史事而言，陆游并没有附庸于韩侂胄而自污人格。

2、两记的内容。①《南园记》作于庆元六年，陆游曾于文中点明由于韩侂胄来求文，念其为忠献王韩琦之后才同意动笔；有人质疑陆游为修史出山而作此记 [188] ，这是不确的，因为在作记前一年朝内已议由陆游修史。 [189] ②《阅古泉记》作于嘉泰三年四月，陆游在文中谈到自己的挂冠复出，认为这实在是有愧于斯泉，并且提出了“复归故山”的愿望，这表明他绝无希荣附势、依傍门户之意。 [190]

至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渭南文集》不载二记，认为陆游有愧于心，有销赃灭迹之嫌 [191] ，更是无稽之谈。《渭南文集》所刊系陆游幼子，时其正在攀结史弥远，删去二记自在情理之中。[192] 且陆游长子几乎同时刊行的《剑南诗稿》就保留有《韩太傅生日》一诗，显见是编者不同之故。

后世纪念

故居

陆游故居遗址，位于浙江省绍兴市区镜湖新区东浦镇塘湾村。在行宫、韩家、石堰三山环抱之中。1985年11月，陆游诞辰860周年，于池西南侧立碑，阳面镌“陆游故居遗址，一九八五年九月朱东润敬书”，碑阴刻陆游故居史料。

陆游早年故居云门草堂，位于浙江省绍兴市平水镇平江村，为云门寺三在副寺之一。陆游之父陆宰曾隐居云门，陆游青少年时读书处就在“云门草堂”，32岁赴任福建做主簿时曾作《留题云门草堂》。明嘉靖、清康熙年间，曾二度重建。现因年久失修，佛殿塌圯，仅剩断墙残壁和几间旧屋。

陆游祠

陆游祠，位于四川省崇州市崇阳镇，始建于明初（1368年），占地面积约4亩，祠堂含大门、长廊、过厅、序馆、两庑、正殿等，主体陈设突出“梅”的主题。 [193] 序馆为“香如故堂”，陈列陆游生平简介、汉白玉陆游塑像、陆游手迹碑；正殿为“放翁堂”，塑陆游坐像；两庑陈列陆游诗文的各种版本及诗意画。 [194] 崇州西北的凤栖山另有梅花寨，被称为放翁遗香圣地，据专家考证为《卜算子·咏梅》意境的原型所在地。 [195]

陕西陆游祠，位于今宝鸡市大散关内，始建于1998年，仿宋代军营的建筑。祠的上方高悬一匾，上书“千古风流”；两侧墙壁绘有陆游生平图画，后壁上书写着陆游在南郑创作的一些诗词。祠的正中是陆游的立像，像高三米，纱帽软翅，一袭长衫，手持书卷，翘首昂视，一副文采风流的模样。 [196]

沈园

沈园为宋代著名园林，位于浙江省绍兴市鲁迅路，因陆游《钗头凤》成名。务观堂位于沈园南苑，主要陈列陆游的手迹复制品和碑刻、拓片；安丰堂从赤诚报国、勤政爱民、稽山镜水、世事沧桑等几个方面对陆游的生平和陆游与沈园的关系作了详尽的介绍。

2001年，于沈园南苑开辟陆游纪念馆，内置陆游雕像。 [197-199]

2012年，沈园被评为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

参考资料

1. 陆游生于北宋宣和七年十月十七日，卒于南宋嘉定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据台湾中研院两千年中西历转换等换算，分别为公元1125年11月13日、1210年1月26日。

2. 潘殊闲，罗健勇总主编；曾晓娟本册主编. 都江堰文献集成历史文献卷（文学卷）[M]. 2018

3. 宋史·卷三百四十三·陆佃传．国学导航[引用日期2014-10-15]

4. 钱大昕《陆放翁先生年谱》：宋徽宗宣和七年乙巳十月十七日，先生生于淮上。

5. 陆游《十月十七日予生日也孤村风雨萧然偶得二绝句》：少傅奉诏朝京师，舣船生我淮之湄。宣和七年冬十月，犹是中原无事时。我生急雨暗淮天，出没蛟鼍浪入船。自首功名无尺寸，茅檐还听雨声眠。

6. 《宋史》卷二十三：（靖康二年）夏四月庚申朔，大风吹石折木。金人以帝及皇后、皇太子北归。

7. 《宋史》卷二十五：建炎三年，金兵执淮阳守臣李宽，杀转运副使李跋，以骑兵三千取彭城，间道趣淮甸。戊申，至泗州。二月庚戌朔，（宋高宗）始听士民从便避兵。

8. 陆游《三山杜门作歌》：淮边夜闻贼马嘶，跳去不待鸡号旦。人怀一饼草间伏，往往经旬不炊爨。

9. 陆游《感兴》：少小遇丧乱，妄意忧元元。

10. 陆游像取自清任熊绘，王龄撰赞，蔡照初雕版，清咸丰六年萧山王氏养和堂刻本《於越先贤像传赞》。

谢选骏指出：小时候读到“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被告知这是“伟大的爱国主义”。现在想来，这是一个官迷的告白——他临死想的都是“王师”，真是没有出息。再者，他的“理想”也很成问题——

网文《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报道：

《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是宋代文学家陆游的词作。此词描写了作者一生中最值得怀念的一段岁月，通过今昔对比，反映了一位爱国志士的坎坷经历和不幸遭遇，表达了作者壮志未酬、报国无门的悲愤不平之情。上片开头追忆作者昔日戎马疆场的意气风发，接写当年宏愿只能在梦中实现的失望；下片抒写敌人尚未消灭而英雄却已迟暮的感叹。全词格调苍凉悲壮，语言明白晓畅，用典自然，不着痕迹，不加雕饰，如叹如诉，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作品原文

诉衷情⑴

当年万里觅封侯⑵，匹马戍梁州⑶。关河梦断何处⑷？尘暗旧貂裘⑸。

胡未灭⑹，鬓先秋⑺，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⑻，身老沧洲⑼。

注释译文

词句注释

⑴诉衷情：词牌名。

⑵万里觅封侯：奔赴万里外的疆场，寻找建功立业的机会。《后汉书·班超传》载：班超少有大志，尝曰，大丈夫应当“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

⑶戍（shù）：守边。梁州：《宋史·地理志》：“兴元府，梁州汉中郡，山南西道节度。”治所在南郑。陆游著作中，称其参加四川宣抚使幕府所在地，常杂用以上地名。

⑷关河：关塞、河流。一说指潼关黄河之所在。此处泛指汉中前线险要的地方。梦断：梦醒。

⑸尘暗旧貂裘：貂皮裘上落满灰尘，颜色为之暗淡。这里借用苏秦典故，说自己不受重用，未能施展抱负。据《战国策·秦策》载，苏秦游说秦王“书十上而不行，黑貂之裘敝，黄金百斤尽，资用乏绝，去秦而归”。

⑹胡：古泛称西北各族为胡，亦指来自彼方之物。南宋词中多指金人。此处指金入侵者。

⑺鬓：鬓发。秋：秋霜，比喻年老鬓白。

⑻天山：在中国西北部，是汉唐时的边疆。这里代指南宋与金国相持的西北前线。

⑼沧洲：靠近水的地方，古时常用来泛指隐士居住之地。谢朓《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诗有“既欢怀禄情，复协沧州趣”句。这里是指作者位于镜湖之滨的家乡。

白话译文

回忆当年鹏程万里为了寻找建功立业的机会，单枪匹马奔赴边境保卫梁州。如今防守边疆要塞的从军生活只能在梦中出现，梦一醒不知身在何处？灰尘已经盖满了旧时出征的貂裘。

胡人还未消灭，鬓边已呈秋霜，感伤的眼泪白白地淌流。这一生谁能预料，原想一心一意抗敌在天山，如今却一辈子老死于沧洲！

创作背景

这首词是作者晚年隐居山阴农村以后写的，具体写作年份不详。公元1172年（宋孝宗乾道八年），陆游应四川宣抚使王炎之邀，从夔州前往当时西北前线重镇南郑军中任职，度过了八个多月的戎马生活。那是他一生中最值得怀念的一段岁月。公元1189年（淳熙十六年）陆游被弹劾罢官后，退隐山阴故居长达十二年。这期间常常在风雪之夜，孤灯之下，回首往事，梦游梁州，写下了一系列爱国诗词。这首《诉衷情》是其中的一篇。

作品鉴赏

这首词是陆游晚年的作品。下面是资深教育家、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孔子学院澳方院长、澳洲国立等大学博导史双元先生对此词的赏析。

积贫积弱，日见窘迫的南宋是一个需要英雄的时代，但这又是一个英雄“过剩”的时代。陆游的一生以抗金复国为己任，无奈请缨无路，屡遭贬黜，晚年退居山阴，有志难申。“壮士凄凉闲处老，名花零落雨中看。”历史的秋意，时代的风雨，英雄的本色，艰难的现实，共同酿成了这一首悲壮沉郁的《诉衷情》。

作这首词时，词人已年近七十，身处故地，未忘国忧，烈士暮年，雄心不已，这种高亢的政治热情，永不衰竭的爱国精神形成了词作风骨凛然的崇高美。但壮志不得实现，雄心无人理解，虽然“男儿到死心如铁”，无奈“报国欲死无战场”，这种深沉的压抑感又形成了词作中百折千回的悲剧情调。词作说尽忠愤，回肠荡气。

“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开头两句，词人再现了往日壮志凌云，奔赴抗敌前线的勃勃英姿。“当年”，指1172年（乾道八年），在那时陆游来到南郑（今陕西汉中），投身到四川宣抚使王炎幕下。在前线，他曾亲自参加过对金兵的遭遇战。“觅封候”用班超投笔从戎、立功异域“以取封侯”的典故，写自己报效祖国，收拾旧河山的壮志。“自许封侯在万里”（《夜游宫·记梦寄师伯浑》），一个“觅”字显出词人当年的自许、自负、自信的雄心和坚定执着的追求精神。“万里”与“匹马”形成空间形象上的强烈对比，匹马征万里，“壮岁从戎，曾是气吞残虏”（《谢池春·壮岁从戎》），呈现出一派卓荦不凡之气。“悲歌击筑，凭高酹酒”（《秋波媚·七月十六日晚登高兴亭望长安南山》），“呼鹰古垒，截虎平川”（《汉宫春·初自南郑来成都作》），那豪雄飞纵、激动人心的军旅生活至今历历在目，时时入梦，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强烈的愿望受到太多的压抑，积郁的情感只有在梦里才能得到宣泄。“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在南郑前线仅半年，陆游就被调离，从此关塞河防，只能时时在梦中达成愿望，而梦醒不知身何处，只有旧时貂裘戎装，而且已是尘封色暗。一个“暗”字将岁月的流逝，人事的消磨，化作灰尘堆积之暗淡画面，心情饱含惆怅。

上片开头以“当年”二字楔入往日豪放军旅生活的回忆，声调高亢，“梦断”一转，形成一个强烈的情感落差，慷慨化为悲凉。至下片则进一步抒写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跌入更深沉的浩叹，悲凉化为沉郁。

“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这三句步步紧逼，声调短促，说尽平生不得志。放眼西北，神州陆沉，残虏未扫；回首人生，流年暗度，两鬓已苍；沉思往事，雄心虽在，壮志难酬。“未”“先”“空”三字在承接比照中，流露出沉痛的感情，越转越深：人生自古谁不老？但逆胡尚未灭，功业尚未成，岁月已无多，这才迫切感到人“先”老之酸楚。“一事无成霜鬓侵”，一股悲凉渗透心头，人生老大矣。然而，即使天假数年，双鬓再青，也难以实现“攘除奸凶，兴复汉室”的事业。“朱门沉沉按歌舞，厩马肥死弓断弦”，“云外华山千仞，依旧无人问”。所以说，这忧国之泪只是“空”流，一个“空”字既写了内心的失望和痛苦，也写了对君臣尽醉的偏安东南一隅的小朝廷的不满和愤慨。“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最后三句总结一生，反省现实。“天山”代指抗敌前线，“沧洲”指闲居之地，“此生谁料”即“谁料此生”。词人没料到，自己的一生会不断地处在“心”与“身”的矛盾冲突中，他的心神驰于疆场，他的身却僵卧孤村，他看到了“铁马冰河”，但这只是在梦中，他的心灵高高扬起，飞到“天山”，他的身体却沉重地坠落在“沧洲”。“谁料”二字写出了往日的天真与此时的失望，“早岁那知世事艰”，“而今识尽愁滋味”，理想与现实是如此格格不入，无怪乎词人要声声浩叹。“心在天山，身老沧洲”两句作结，先扬后抑，形成一个大转折，词人犹如一心要搏击长空的苍鹰，却被折断羽翮，落到地上，在痛苦中呻吟。

陆游这首词，确实饱含着人生的秋意，但由于词人“身老沧洲”的感叹中包含了更多的历史内容，他的阑干老泪中融汇了对祖国炽热的感情，所以，词的情调体现出幽咽而又不失开阔深沉的特色，比一般仅仅抒写个人苦闷的作品显得更有力量，更为动人。

名家点评

陆永品：陆游于六十五岁被罢官，以后曾担任过闲官，绝大部分时间都是闲居在家乡山阴的镜湖边。对于陆游这样以身许国、胸怀壮志的人，这种生活使他难以忍受。他不能理解，也万没有想到，为什么国难当头，他竟然报国无门，而落得心系前线、闲老家乡的境地。因此，在词的结尾，他以天山代指南宋抗金的西北前线，以沧洲代指自己闲居的湖边，痛苦地发出了“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的呼喊。这是爱国诗人内心矛盾的自白，也抒写了他对南宋统治集团的强烈不满。

王方俊、张曾峒：情感真挚，丝毫不见半点虚假造作；语言通俗，明白如话；悲壮处见沉郁，愤懑却不消沉。所有这些，使陆游这首词感人至深，独具风格。2020-03-2343

——上述胡捧哪里懂得，说来说去，陆游还是一个官迷——满脑子“当年万里觅封侯”，想的都是“王师”！因为对于死不悔改的官迷来说，官本位就是他的路由器——他的“爱国主义”，就是按照儒家的导航，寻求功名利禄罢了。

【附錄2、永乐仅有手抄也好意思自称大典】

网文《永乐大典》报道：

《永乐大典》（学者又常简称《大典》，初名《文献大成》），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类书，由解缙、姚广孝、郑赐主编，全书共22877卷，凡例和目录60卷，装成11095册，约3亿7千万字。《永乐大典》正本已经亡佚，今存414册、789卷“嘉靖副本”，另有33册抄本或影印本、10页残页。

《永乐大典》第11312至11313卷，书前有乾隆伪帝御笔题诗，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藏，解缙、姚广孝、郑赐等。

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解缙考得进士，获授庶吉士，得到了明太祖朱元璋的爱重。一天，朱元璋和解缙在大庖西室，朱元璋对解缙说：“朕与尔对则君臣，犹父子，当知无不言”，希望解缙对其进言，解缙于是提议编写类书：“……勒成一典，上接经史，岂非太平制作之一端也欤？”。其后解缙获任为江西道监察御史，此事遂遭阁置。

于明成祖朱棣即位之后，他开始计划编写类书之事。永乐元年七月丙子（1403年7月19日），明成祖下谕解缙等，令他们编修类书，“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并希望以“统之以韵”，以便检索。解缙随即召集了147人，着手编纂，约以一年时间编成，并于永乐二年十一月丁巳（1404年12月21日）上进于明成祖，即为《文献大成》。

学者对于明成祖的编写动机有不同的意见。张忱石认为，明成祖纂写类书的目的是为了“炫耀文治，借以笼络人心，消弭朝野间的不平之气”。虞万里认为，明成祖不是为了笼络人心，而是单纯因为“盛世修书”的传统。再者，在明代洪武一朝已经有编写过类书，如唐愚士的《类要》、方孝儒的《类要》，而明成祖则对于之前所编的《类要》并不满意，因此希望编写《永乐大典》以方便检索。苏振申认为《大典》的编修的目的有三点，包括是朱元璋、朱棣等留心于学术；朱棣希望超越过去所历朝所编写的类书；希望笼络士民，以转移社会注意力。顾力仁又于苏振生之上增加三点，包括是沿袭过去历朝编写书籍以安抚人心的策略；满足朱棣的个人喜好；并希望借此禁制书籍。虞万里认为当时文献都没有明确的记述有禁书之举，认为顾力仁“禁制书籍”一说没有依据。

一年之后，解缙编成了《文献大成》，但明成祖对于此书并不满意，“所纂尚多未备”，因此下旨命令重修。郭伯恭认为，不满意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其编辑时间过短，因此其编纂工作难以完备。黄权才认为，一年虽短但以147人的班子，以编辑一部类书未至于特别困难，并认为原因是在于解缙当时还要编纂《古今列女传》、《明太祖实录》，以及是参与国事引致无法专注于编纂工作才是明成祖不满意的原因。于是，明成祖命太子少师姚广孝、礼部尚书郑赐，侍读解缙三人担任监修；刑部侍郎刘季篪、翰林院修拱兼右春坊右赞梁潜、通政司右通政李至刚担任副监修。监修之下设有都总裁，总裁、副总裁，其次有纂修、编写人，缮录，绘图，圈点生等。都总裁则由陈济担任，负责总裁、副总裁和监修之间交流工作。副总裁则负责某特定范畴，领导纂修人员以搜集和加工该范畴的资料，如林环兼《尚书》副总裁、王彦文兼《诗经》副总裁等。此外有“催纂”五人以监视编辑的进度。为了汇集各方的人才，于永乐三年、四年征召过一次纂修人，由朝廷或者是地方的官荐举人选，经考核之后予以录用，当中大多是地方府、县的训导、教谕或者是布衣书生。

永乐五年（1407年），《永乐大典》定稿，明成祖经审阅之后非常满意，并为此编写序言，指《大典》“上自古初，迄于当世，旁搜博采，汇聚群书，著为奥典”，为之定名为《永乐大典》。于是，明成祖又于全国征集缮书人，开始誊抄，于永乐七年（1409年）冬完成。

体例和凡例

封面右上有黄绢书签，标示此册所属韵目，又低一字说明是该韵目第几册。左上角有蓝边书签黑色双线，外有蓝边，中题“永乐大典”四字，下注该册《大典》的卷次。《永乐大典》共22877卷，凡例和目录60卷，装成11095册。11095册中，包括了明成祖的序文，进表序文，“凡例”1册，《永乐大典韵总歌括》，《韵总》2册，目录57册，正文11035册。“凡例”中一共定了凡例二十一条，当中规定《大典》以《洪武正韵》作为目，以韵统字，用字系事，先是韵目编排韵字，并对应的内容编纂在对应的韵字之下。如天文志都会载于“天”之下，地理志都会载于“地”字之下；收录内容以“上自古初，下及近代经史子集”作为分针，对天文、地理、人伦、国统、道德、政治、制度、名物以至奇闻异事、庾词、逸事都会收录。“凡例”又规定引用书目都列明出处。目录中则将内容以平、上、去、入四声作分类，当中平声二十三韵，10034卷；上声二十三韵，2175卷；去声二十三韵，7389卷；入声十一韵，3279卷，合共八十韵，22877卷。

《大典》副本高约50厘米，宽约30厘米，黄绢硬面，包背装。每册可能有一卷、两卷、三卷或者是四卷，当中以两卷者为多。页数自十余页至三十多余页不等。封面左有黑色双线，外有蓝边的书签，中题“永乐大典”四字，下注该册《大典》的卷次。封面右上有黄绢蓝线方形标签，题该册《大典》所属的韵部，次行题该册所属该韵的册次，但也有部分册次没有。

内页每半叶边框高36厘米，宽23.5厘米，半叶八行，标题为大字，单行。正文为小字，双行抄写，每行28字。正文大小分作两种，正文以大字，注则以小字。书口有三个鱼尾，上书尾题“永乐大典卷某某”，下端双鱼尾内题叶码。边框，界行，引用书目，书口文字，句读的小圆圈都为红色，其他都为墨色。

流传

永乐十九年（1421年），北京新宫建成之后，迁都北京，明成祖命将南京文渊阁的部分藏书运来北京，《永乐大典》应为其中之一。当时暂存于左顺门的北廊之下，于正统六年（1441年）移至文楼（即今体仁阁）。虽然于《大典》清抄结束之后，有人提议过刊刻，但是因为工费浩繁，因此没有完成。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宫中发生了一次大火，三殿被烧毁，文渊阁即于三殿附近。因为抢救及时，《大典》没有波及。明世宗朱厚熜非常喜欢《永乐大典》，案头常备数十册以翻阅。为了避免亡佚，明世宗多次和徐阶讨论重录之事。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正式决定重录，要求须按原样摹写，并任命了高拱、瞿景淳为总校官。为了物色缮书人，吏、礼两部举行了“糊名考试”，招录了程道南等计一百零九人。当时规定，缮写人员领取《大典》必须登记，不许私自携带外出雇人代写，每人每日抄写三页，有差错则必须重写。重录工作进行六年后，于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完成。

正本消失

在书成之后，正本估计依然在北京文渊阁、又一说于古今通集库中。在重录之后关于正本的记载很少，在嘉靖之后几乎找不到任何记载。因此，学者对于正本的下落有各种的猜测。其说法包括有：

“殉葬”说，认为正本随明世宗殉葬，以张忱石、栾贵明作为代表。张忱石认为，明世宗对于《永乐大典》“殊宝爱之”，因此其认为“极有可能正本殉葬于永陵”。栾贵明认为，嘉靖帝下葬和《永乐大典》抄本成书之时时间只是相差二十余日，认为两者可能有关系。张昇认为，在嘉靖成书之后，尚有人看到过《大典》正本，因此不能成立。

“皇史宬夹墙”说，王仲荦认为“正本没有亡毁，我始终怀疑藏在皇史宬夹墙里”。张忱石认为，皇史宬修建于嘉靖十三年，重录《大典》则是之后的事，不太可能预想之后要贮藏过万册的《大典》。

“万历焚毁”说，如方以智认为《永乐大典》“于万历中因三殿火，书遂亡”。张昇认为亲历此事的大学士也没有提及此事，应该不可信。

“明末焚毁于北京”说，以郭沫若、张昇为代表。郭沫若认为，“明亡之际，文渊阁被焚，正本可能即毁于此时”，认为《大典》可能被李自成的农民军所焚毁。张昇认为嘉靖正本至明末依然存在，然后才因李自成入京而被焚毁。张忱石指，此说自清代已经有所怀疑，如乾隆间法式善指副本“相传为李自成所催残”，又谓“不知原书今归于何所，竟无人知之，是可怪也”，假如已经焚毁不可能一纸半叶也没有留下。

副本流传

1408年：《大典》编成，计22,877卷，11,095册。

1773年：乾隆五十九年统计，计9881册，佚去1215册。

1815年：嘉庆十五年，许乃济等人对《大典》作清点，发现册数为乾隆所存时一样。

1875年，翰林院大典不足五千册。

1876年：翰林院大典只剩下三千册余册。

1886年：缪荃孙所见只有九百余册。

1892年：《翰林院旧书目录》中，统计只有八百七十本。

1933年：袁同礼《永乐大典现存书目表》记有三百六十七本。

1959年：赵万里统计有三百七十余本。

2005年：张昇统计有四百一十八本。

《永乐大典》副本共有11095册，在抄成至后一直收藏于皇史宬至明朝灭亡。清代康熙三十二年时，徐干学称：“皇史宬所藏《永乐大典》，在鼎革时亦有佚失”，可见当时已经有所遗失。至雍正朝，《永乐大典》由皇史宬移入翰林院，据全祖望大致的估算：“惜缺失几二千册”。之后，乾隆元年（1736年）下旨修《三礼》，在《大典》中辑得不少佚文。当时见《地官》一册有缺，而至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四库馆开馆时则《夏官》一册也佚，可见四库馆开馆时所见的《大典》已经较修《三礼》时为少。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六月，《四库全书》纂修官黄寿龄私自将《永乐大典》六册，带回家中，途中失窃，一月之后六册书在御河桥边被发现，失而复得。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统计，计9881册，20473卷，佚去1215册。

嘉庆二十年（1815年），许乃济等人对于《大典》作清点，发现卷数、册数和乾隆朝统计时一样。据缪荃孙《永乐大典考》所记，于道光八年（1828年）重修《一统志》的时候，散佚尚不严重。

而至咸丰十年（1860年）开始，《永乐大典》开始出现大规模的散佚，主要是因当时的官吏监守自盗。据刘声木《苌楚斋随笔》记述，当时的偷盗者“早间入院，带一包袱，包一棉马褂，约如《大典》两本大小，晚间出院，将马褂加穿于身，偷《永乐大典》二本……，包于包袱内而出也”。之后，他们以十两一册向洋人出售。光绪元年（1875年），翰林院大典不足五千册。光绪二年（1876年）翰林院大典只剩下三千余册。光绪十二年（1886年），缪荃孙所见只有九百余册，即使朝廷严责监守者也无下落。当中文廷式一人在光绪十一年（1885年）至十三年（1887年）间就盗走至少百余册。光绪十八年（1892年），《翰林院旧书目录》中，统计只有八百七十本。1900年6月23日，甘军为攻入英国大使馆放火焚烧翰林院，当中一部分的《大典》被焚毁或弃置，一部分则被当时使馆区中的洋人盗去，一部分则为英使馆移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六月十二日，英使馆交回《大典》三百三十余册，其后又被人监守自盗。宣统元年（1904年）统计清点时，翰林院只剩下64册。

出版

在民国时期就已经有对于《永乐大典》影印出版，包括有张元济（卷485至486，1916年）、罗振玉（卷14628-14629，1917年）、傅增湘（卷2610至2611，1926年）、东洋文库（计11卷，1930年）、北京人文科学所（卷2584至2585，1939年）。

其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中华书局也多次影印出版《永乐大典》。1959年，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周年献礼项目，中华书局将苏联于1954年归还的《永乐大典》影印出版（卷2345-2347）。1960年，中华书局将当时收集到的730卷全部出版，计全二十函二百零二册。此外，其他出版社也有出版《永乐大典》影印本。台北世界书局在中华书局730卷影印本的基础上增补了台湾所藏的五卷和柏林民族学博物馆收藏的七卷，出版了742卷《永乐大典》。2003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影印出版《海外新发现永乐大典十七卷》。

价值

《永乐大典》的最大价值在于保存了明初之前各种学科的文献资料，获称为是“辑佚之渊薮”。《大典》的内容力求“无所不包”，据学者的不完全估算，《永乐大典》中征引的书籍有七八千种之多，因此可供辑佚的内容数不胜数。此外，《永乐大典》保存的内容也被学者用之以来校勘，《永乐大典》所征引的书籍大多都是明代南京文渊阁所藏的书籍，而文渊阁的书籍则是来自于宣文阁、祟文监的书籍，而元代的书籍则是取自于南宋秘书省，因此《大典》保留了不少宋代的著作。而元明的刻书经常为人所诟病，有“明刻书而书亡”之称，故此学者经常以《大典》作校勘之用，以纠正明代的底本。

在话本、杂剧方面，据《永乐大典目录》卷13695至13991，当中载有戏文三十三种，卷20737至20757则载有杂剧九千多种。《四库全书总目》称：“（《永乐大典》）平话一门，所收至伙，皆优人以前代轶事成文而口说之”，可见在这些话本、杂剧在乾隆一朝依然存在着，但是《四库》编纂者认为其内容无可取，因此没有对此辑佚，引致相关内容的流失。

在剧曲方面，在当今残本中可见有《小孙屠》、《张协状元》、《宦门子弟错立身》三种南剧剧本，而这些南剧剧本在现存的南剧剧本中是现在中较为早的，对于研究剧曲史以及民间文学有所价值。

在诗词方面，清代康熙年间在编纂唐代诗歌总集《全唐诗》的时候并没有使用到《永乐大典》，而现今的学者在《大典》的残存本中发现有王维、韦庄、王贞白、李群玉的作品尚没有被《全唐诗》所收录。而当今所编的《全宋词》、《全金元词》中有不少的内容都是取自于《大典》，可见其价值。

在史料方面，《永乐大典》收录了很多宋元两朝的史料，清朝法式善即指：“苟欲考宋元两朝制度之文章，盖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焉”，如卷14620至14629收有《吏部条法》，对于研究宋代政治制度有所价值。元代的《元一统志》在明代之后亡佚，而《大典》即有相关的佚文。

在方志方面，《永乐大典》收录了方志达九百种，绝大部分都是宋元人所编的方志，但是四库馆馆臣几乎没有辑录相关内容，至清末徐松、缪荃孙等人才留意于此。现存较为完整的方志有《湖州府志》、《杭州府志》、《绍兴府志》、《苏州府志》等。

在科学方面，《永乐大典》收辑了不少科学技术书籍，如卷1319“种”之韵收录了吴怿的《种艺必用》和张福的《种艺必用补遗》，当中记述了粮食作物、蔬菜、果木、花卉的种值方法以及注意事项。此外，《大典》收有了一些古算书，包括《杨辉日用算法》、《杨辉摘奇算法》、《锦囊启源》等等，为他书未见。

在医学方面，《大典》中收集了不少的医学材料。如卷981中收集了《幼幼新书》、《玉诀方》、《经济小儿保命方书》等四十五种医学书籍内容，当中验方有133种。又如卷13441、19865中记有《本草》、《绍兴本草》、胡仕可《本草歌括》、陈衍《宝庆本草折衷》等，都是一些在李时珍《本草纲目》之前的宋元金药物著作。

在目录学方面，《大典》可以补充以及互证《文渊阁书目》的内容，以及补足宋元金的艺文志。明英宗正统五年（1435年），杨士奇等按文渊阁所藏书编成了《文渊阁书目》一书，但是因为年代有所距离，有部分书籍已经散佚而不见于《文渊阁书目》之中，而因《大典》所依的书籍大多都是明初文渊阁所藏的书籍，因此《大典》可以补充这部分。另外，《文渊阁书目》中所记书目有“不着撰人姓氏”（《四库全书总目》）等毛病，而《大典》在征引书籍的时候大多都有编撰人姓名，而可以补足所阙内容。

辑佚

现存可考以《永乐大典》作辑佚工作的学者是张四维。他在嘉靖年有参与重录《大典》的工作，当中部分《大典》卷末则有“分校官编修臣张四维”的字样。他在参与重录之时在此辑出了《折狱龟鉴》以及《名公书判清明集》二书。他录出《大典》当中征引二书之原文后，并没有对其作整理，然后刊行的时候才由杨澄校勘，并改正字句以及移就篇章。张四维辑佚工作没有明确目的，较为粗略[16]:12-15。之后，以《大典》作辑佚的工作的学者则是清朝的全祖望。其在参与修纂《三礼》的时候，辑出来了38家，40种的《易经》注解，如王安石《周官新义》60卷、高氏《春秋义宗》150卷等。但是因为其于馆中的时间有限，可能是只是随见随录而并非有辑本。

其后以《永乐大典》进行辑佚工作的则是四库馆的馆臣。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1772年2月7日），乾隆帝下旨征求遗书，但是反应不佳。于同年十月十七日（11月11日），他再次下旨催辨，才有督抚开始进书。十一月二十五日（12月19日），安徽学政朱筠上《谨陈管见开馆校书折子》，提出了四项搜索遗书的事项，当中就包括了以《永乐大典》以进行辑佚，得到了四库总裁官于敏中的支持。乾隆帝朱批“原议大臣议奏”，命军机大臣议其事。次年二月初六（2月26日），刘统勋上奏军机大臣的讨论结果，定立了辑佚的方向，“其中如有现在实无传本，而各门凑合尚可集成全书者，通行摘出书名，开列清单，恭呈御览，伏请训示遵行。”乾隆帝“依议”，同日令军机大臣为总裁官，二月十一日（3月3日）又添派王际华、裘曰修为总裁官，以定立辑佚的条例。同日，刘统勋奏议定立了校核《永乐大典》条例计十三条，并于翰林等官中选派三十员为分校，又选提调、收掌若干。

其逸书采集原则主要有三点

采集当时流传已少，现在不通行者，“将原书详细检阅，并将《图书集成》互为较核，择其未经采录而实在流传己少”以作收录；

采集有益于后学者：认为假如无助于学术的书籍不会采集，如《四库全书总目》即指吕祖谦的《左传类编》虽然散见《永乐大典》中，但“颇无可采”。

尚可衰缀成编者：馆臣认为假如内容不全、散乱，辑佚难度较大者不应该采集。

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四库馆正式开始展开以《永乐大典》以辑佚的工作，最初只是有三十人，当中包括戴震、邵晋涵、周永年等。于同年闰三月十一日，又再增加二十人以协助辑佚的工作。当中的辑佚纂修官大部分都是乾隆三十四年、三十六、三十七年的进士。纪昀作为总纂官也有参加当中的辑佚工作。此外尚有一些学者虽然不在四库馆，但以提供意见，或者是抄录辑佚的初稿本的方式参与辑佚，如卢文貂、丁杰、孙星衍、孔继涵等。

至乾隆四十八年（1780年），一共辑出了经部六十六种、史部四十一种、子部一百零三种，集部一百七十五种，总计三百八十五种书籍，计四千九百六十卷。当中的书籍包括有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薛居正《旧五代史》、林宝《元和姓纂》、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宋代医学书籍《苏沈良方》、《博济方》等。

四库馆的辑佚工作经常被当今的学者诟病。以《旧五代史》为例，于清代彭元瑞指《旧五代史》即是“《永乐大典》散篇辑作之书之最”，认为应该“注明《大典》卷数及采补书名卷数，具知存阙章句，不没其实也”，当时稿本对于《旧五代史》的辑文都列有出处，但是后来认为为了保持体例统一，于是没有保留出处。其不注出处的做法受到学界所批评，使学界不能确认佚文的真确性和校勘情形。

而且，馆臣在征引《旧五代史》的时候依然有所失收。以目前所见的《大典》残本而言，当中有72段《旧五代史》的段落，而当中只有馆臣则只使用60段。此外，馆臣对于辑本的抄录经常和原本不同，有疏忽或者篡改原文的情况。

在《四库全书》编成之后，《永乐大典》于清朝亦多次被拿来作辑佚工作，如嘉庆年间修《全唐文》，道光年间的徐松的《宋会要》、《宋中兴礼书》、《续中兴礼书》等。光绪年间，文廷式、缪荃孙等也以《大典》以作辑佚，辑有《宋将元及第图》一卷，《寿昌乘》一卷，《曾公遗录》一卷，《十三处战功录》一卷等。

存目

《永乐大典》在咸丰十年开始散佚，其后流传至多个国家。今存414册，789卷嘉靖副本。以地区作分类，大陆的藏册是最多的，有166册，当中绝大部分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和四川大学图书馆则各藏有一册，另外有两册则是私人收藏。台湾、日本、美国、德国、爱尔兰都藏有《永乐大典》的副本。以藏址分类，当中以中国国家图书馆的藏册最多，有162册；其次则台湾的国立故宫博物院，有62册；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有41册：日本东洋文库则有35册。

宣统元年（1904年）统计清点时，翰林院只剩下64册，都被清末大臣陆润庠运回家中。1912年，鲁迅就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并提议将翰林院所存的《大典》残本交由京师图书馆收藏，得到国务院的批准。于是教育部即派员前往陆润痒处以收集该64册大典，当中60册送向京师图书馆，其他则于教育部图书室展览。1934年，馆藏《大典》已经达到93册。1935年，为了保护古籍，《永乐大典》运至上海公共租界仓库保存。1937年，为了避免受淞沪会战波及，当中有60册移至美国国家图书馆收藏，其中有35册是来自翰林院的60册，另外25册则是北京图书馆陆续收藏的。其后这60册《永乐大典》运至台湾，再加上和德国汉堡大学图书交换协议中所得的2册，即今日国立故宫博物院所藏之62册。

翰林院存入京师图书馆的60册大典中，除了现存于台湾的35册，另外所藏的25册当时亦有运至上海，但是其后运回了北平。在抗战期间，北平图书馆又收集了两册《永乐大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先后于民间以及是各地的图书馆收集了永乐大典，如商务印书馆所属的东方图书馆将21册《大典》赠予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赠予四册，广东文管会赠三册，周叔弢、张季芗、金梁、徐伯郊、陈李蔼如各赠一册。另外，在周恩来的支持下，从香港藏书家陈清华手中购回了4册《永乐大典》。1983年，于在山东掖县某农民家中发现了一册《大典》。2009年，文物局于袁樊后人中购得一册，后予国家图书馆收藏。

此外，外国又先后归还了《永乐大典》计67册。1951年，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将11册《大典》赠还中国政府，文化部将之予北京图书馆收藏。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赠还了52册《大典》，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赠还3册，苏联科学院通过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移赠1册。以上，中国国家图书馆合计有162册。

日本的《永乐大典》主要依靠董康以及田中庆太郎传入。在1912年10月，董康在北京购得《大典》十七册，并于11月带到日本，当中十册由田中庆太郎收购。田中庆大郎又将其转售予他人，在辗转之下，如今藏于天理大学图书馆（三册）、美国国会图书馆（一册）。其他的《大典》不可考或者下落不明，但可能也售给了日本图书馆或个人。1918年10月初，田中庆太郎到在北京搜得十一册《大典》，当中一册售予美国国会图书馆，十册售予了日本东洋文库。1926年，田中又购入了七册《大典》，当中四册售予了东洋文库。

美国国会图书馆现收有41册。1923年之前，国会图书馆只藏有四册，分别得于田中庆太郎（两册）、鲁札克书店（英语：Luzac & Co.）以及小李佳白（英语：John Gillbert Reid）。于1923年春，美国国会图书馆购得了29册《永乐大典》，都是于欧洲购入。余下8册则是1923年后所得，当中其中两册得自于田中庆太郎，三册购自于翟理斯，一册则是某传教士于北京街上捡得，并售给国会图书馆，一册则是小李佳白所寄存。一册（卷11618-11619）的来源无考，于1939年至1940年间入藏国会图书馆。

注脚

3亿7千万字的说法首见于李光壁《明朝史略》，其后胡道静、陈国庆、刘因钧都使用此说，《中国大百科全书》也使用此说。顾力仁以现存《永乐大典》字数以估计，认为应该在4亿2千万字左右。

《明太宗实录》卷73指“书（《永乐大典》）凡二万二千二百十一十卷，一万一千九百五本”，张昇、虞万里都认为这是针对稿本而言。

文中记有221册，当中含台湾的60册，即161册。合2007年加拿大入藏2272至2274卷“模”字韵“湖”字号即162册。

卷13019“送”字韵“宋”字号，上半册由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下半册由东洋文库藏。

河内远东学院曾藏卷2060-2261、卷2266-2267、卷2404-2405、卷8268-8269，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有收入。后来可能移藏法国国家图书馆，目前下落不明。于法国国家图书馆、远东学院图书馆等都没有此四册信息。

参考

张昇. 《永樂大典》流傳和輯佚新考.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ISBN 9787520143318.

郭伯恭. 永樂大典考. 上海: 商务印书局. 1937 [2022-07-2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7-29）.

张忱石. 《永樂大典》史話.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01354931.

虞万里. 有關《永樂大典》幾個問題的辨證. 史林. 2005, (06): 21-36.

顾力仁. 永樂大典及其輯佚書研究. 台北: 文史哲出版社. 1985.

黄权才. 《永樂大典》若干問題新論析(上). 图书馆界. 2007, (02): 43-47.

张昇. 《永樂大典》正本的流傳. 图书馆建设. 2003, (01): 107-110.

张昇. 關於《永樂大典》正本下落之謎.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02): 132-135.

栾贵明. 《永樂大典》之謎──關於《永樂大典》正本殉葬的推想. 寻根. 1999, (04): 31-34.

袁同礼. 《永樂大典》現存卷目表. 张昇 (编). 《永樂大典》研究資料輯刊.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5: 421. ISBN 7501327904.

赵万里. 談談《永樂大典》. 光明日报. 1959年3月7日.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编). 谈谈《永乐大典》. 赵万里文存.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6: 260-264. ISBN 978-7-214-19158-8. NLC 008803124.

张昇. 《永樂大典》現存卷目表. 《永樂大典》研究資料輯刊.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5. ISBN 7501327904.

杜泽逊. 《四庫》底本與《永樂大典》遭焚探秘. 中华读书报. 2003-02-26.

张昇. 《永乐大典》流传和辑佚研究.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0.

赵前. 《永樂大典》影印編年簡史. 古籍保护研究. 2020, (01): 158-165.

史广超. 《永樂大典》輯佚述稿.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9. ISBN 9787534832123.

陈智超. 《舊五代史》輯本之檢討與重新整理之構想. 史学史研究. 1999, 4: 50-60.

陈红彦. 国家图书馆《永乐大典》收藏史话 (PDF). 文津流觞. 2011, (36): 104-116. （原始内容 (PDF)存档于2022-07-25）.

杜羽. 一册新发现《永乐大典》入藏国家图书馆. 光明日报. 2013-10-0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7-26）.

永樂大典. 国立故宫博物院. [2022-07-2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7-26）.

谢选骏指出：永乐猪头，啃了《文献大成》据为己有，就叫《永乐大典》，可是他的猪眼却只有一只，所以永乐这个独眼龙只会让人抄写，不会让人印刷。因为這只是皇帝的玩物，不是社会的财富。结果随着朝廷覆灭，只能残缺不全了——如此这般的破烂类书，也好意思自称“大典”（就像傀儡的“人民共和國”也有一個“开国大典”）。

网文《永乐大典还有可能出土完整版本吗？》2023-07-03报道：

1995年的一天，为了探寻《永乐大典》正本的下落，中科院研究人员采用微重力测量方法，对嘉靖皇帝陵寝永陵地宫进行勘测。结果发现永陵地宫虽然与已经发掘的定陵地宫结构一样，但面积却比定陵地宫要大，足以放下《永乐大典》正本。假设《永乐大典》正本就在永陵地宫，那么这就意味着完全可以弥补现存《永乐大典》副本几乎流失在海外的历史遗憾。

之所以说《永乐大典》正本很可能就存在永陵地宫，主要原因在于嘉靖皇帝生前对《永乐大典》爱不释手。根据《明实录》的记载，为了能随时翻阅《永乐大典》，嘉靖专门下旨令太监在他的书桌和床头前放数册，看完后即时更新。1562年紫禁城一度发生火灾，嘉靖不惜在一夜之间连下三道圣旨，要求无论如何也不能损坏《永乐大典》。当这次风波平息以后，嘉靖下旨让徐阶，高拱和张居正三人挂帅，组织书生重抄《永乐大典》，是为《永乐大典》副本。为了保证质量，嘉靖规定每人每天只能抄写三页，但必须一字不差，直到五年后的1567年3月才结束重抄工作。

但就在1566年12月，嘉靖皇帝病逝，享年60岁。离奇的是，直到1567年3月，灵柩才安放进永陵地宫，与此同时随着《永乐大典》重抄工作结束，即位的隆庆皇帝也对参与抄写的书生进行奖赏，可就在这以后再也不见《永乐大典》正本的下落。如果参照之前明朝皇帝的葬礼，从去世到下葬十三陵，来回路程不会超过一个月时间，而三个月时间足够三个来回了。很明显嘉靖的棺木在等待《永乐大典》重抄工作结束，一旦大功告成，不排除《永乐大典》正本作为陪葬品，与嘉靖棺材一起送到永陵地宫。

另外从永陵建设来看，其陵园也有足够面积放下《永乐大典》正本。首先在1536年为了兴建永陵，嘉靖皇帝调用的士兵人数超过10万人，在十个月内开销更达到了白银300万两，因此从占地面积来看，永陵为十三陵第二大陵寝，仅次于明成祖朱棣长陵。其次在营建地宫的时候，根据嘉靖旨意，工部是仿照长陵地宫九重法宫结构而建，且在建设的时候专门预留了空间，而这也为《永乐大典》正本可能安放在永陵地宫埋下伏笔。

至于现在海内外保存的《永乐大典》副本，之后的命运也是令人唏嘘不已。从明朝隆庆年间开始，《永乐大典》副本一直存放在皇史宬，直到清朝雍正年间转移至翰林院，使用樟木和铜皮制成的金匮安置。但从清朝中后期开始，《永乐大典》副本被人为监守自盗，按照10两白银一册的价格卖给洋人。而在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时候，《永乐大典》副本经历了毁灭性打击，最后在民国时期只剩下64册。

如今国家图书馆馆藏《永乐大典》副本共有161册，这当中还有相当一大部分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由苏联政府归还的，海外各大学，图书馆和博物馆则藏有400余册，加在一起也远远赶不上《永乐大典》真正的册数11095册。因此从研究角度来看，时机成熟发掘永陵地宫很有必要，如果能从中出土《永乐大典》正本全版，那么将是当年最大考古发现，可以及时整理出版，让《永乐大典》再度流传。

谢选骏指出：永乐“大典”即使弄全了，如果不能印刷刊布，就算保留在“国家图书馆”里，又有何用哉。

《你知道<永乐大典>与<四库全书>的本质区别吗？》（博小拙 2017-03-15）报道：

《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都太有名了！要说两者的共同点，大家一定能够轻易想到：这两部书的规模都极其庞大！

《永乐大典》编纂于明朝永乐年间，汇集古今典籍7000种以上，分为11095册，总字数多达3.7亿字！《四库全书》编纂于清朝乾隆年间，汇集古今典籍3500多种，分为36000多册，总字数不少于8亿字！

这么多字全是徒手抄出来的。

《永乐大典》的编辑和抄写工作动用2000多人，其中既有当朝重臣，也有普通的“抄书匠”。《四库全书》仅抄书匠就招了近4000人，参与古籍收集、整理、编辑的官员更是不计其数。

有趣的是，清朝的编修官必定深知抄书的辛苦，所以特别推出一套“激励机制”。他们从落榜秀才中挑选字迹好看的，规定每人每天至少抄1000字，抄满五年后按字数多少归入不同等次，按等次授予官职——要是抄满200万字，就能直升市领导！

有人要问了：既然抄书辛苦，为什么不印刷呢？

因为这两部书的套数都太少了。《永乐大典》只抄了一套，专供永乐皇帝本人阅读。《四库全书》多一点，抄了七套，但制版印刷的成本仍然远远高于手工抄写。

说了半天，无论是规模庞大，还是套数稀少，都是这两部书的共同点。它们的本质区别在哪里？一定要触及“本质”噢！

只要你翻过这两部书，就能瞬间找到答案。

《四库全书》分为经（儒家经典）、史（史书典籍）、子（诸子百家）、集（诗词歌赋）四部分，所以叫“四库”；内容包罗万象，所以叫“全书”。从本质上讲，这是一套“丛书”，而且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丛书。

“丛书”的概念我们并不陌生，最家喻户晓的丛书恐怕要数“四大名著”了。这四部小说各自独立，没有关联性，你取你的经，我造我的反，贾宝玉管不了三国事，诸葛亮进不了大观园。出版社觉得它们都属于古典小说，所以搞了个“捆绑销售”。

《四库全书》不是用来卖的，不用考虑销售问题，但里面包含的每一种古籍同样是独立的，内容是完整的。

“经史子集”四类书册分别使用绿红蓝灰四色封面，象征春夏秋冬四季

《永乐大典》就不一样了，它不是丛书，而属于我国古代一种极具特色的图书形式：“类书”。

类书是一种工具书。编者把许多书籍中主题相近的语句摘抄在一起，汇编成与各种主题有关的资料集——好吧，肯定有人没看懂，咱们举一个例子：

这是《永乐大典》第2272卷的一页纸。看到“湖”字没有？这就是这一卷的“主题”。编者首先摘录了与“湖”字有关的“诗文”，最先摘抄的是宋代《黄氏日抄》和《家则堂先生瀛州集》这两种书里各一篇文章。

《黄氏日抄》和《家则堂先生瀛州集》是不是总共只有两篇文章？绝对不可能。其他文章可能抄在了《永乐大典》其他书册里，也可能被《永乐大典》抛弃了。

这种编辑方式是不是很像现在的百科全书？

《永乐大典》确实被誉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假如你对某一类事物感兴趣，可以顺着一个“主题”（或者说“词条”）一直读下去，会觉得很过瘾——明朝嘉靖皇帝就是这么干的，他崇尚道教，对《永乐大典》里的道教内容百读不厌。

但类书与百科全书还是有区别的。如果翻开《中国大百科全书》，找到“湖泊”这一词条，你会看到与湖泊有关的各种知识，比如湖泊的定义、分类、形成原理乃至世界著名湖泊列表，所有这些内容都经过编者的总结和润色。

类书就不一样了。类书的编辑只负责摘抄原文，绝不删减文字或者添油加醋。《永乐大典》因此保留了明朝以前大量文献资料，而且是原文资料，所以非常珍贵。

有人要问了：《永乐大典》好是好，可一万多册书，如果查阅某个特定的“主题”，岂不是要找昏头？

不用担心。就跟我们查字典一样，《永乐大典》里的“主题”也是按“拼音”排序的——你没看错，明朝也有拼音！

注意到书页右下角的“六模”了吗？“六模”跟“湖”这个主题有什么关系呢？

“模”（念mu）正是明朝“拼音”里的一个韵母，表示普通话里念第一声或者第二声的“u”。

你也许还记得语文老师曾经说过，古人把汉语发音称为“四声”，分别指平声（相当于普通话第一声和第二声）、上声（普通话第三声）、去声（普通话第四声）、入声（普通话里没有）。在明朝“拼音表”里，“模”（也就是“u”）是排在平声部分的第六个韵母，所以称为“六模”——这一大圈子够绕吧！

“湖”字的拼音是“hu”，韵母是“u”，对明朝人来说属于“六模”。如果你熟练掌握“明代拼音表”的韵母排列顺序（就跟我们熟知英文字母表一样），再结合《永乐大典》的目录，就能很快找到自己想要的那册书。

这张书页的主题是“斋”字，归入平声第七个韵母“皆”，也就是念第一声或第二声的“ai”

不过，现在查阅《永乐大典》就不用担心书册太多了——因为这套书96%的书册没能保存下来。

《永乐大典》编纂于明朝永乐年间，后来嘉靖皇帝下令誊写了一套副本，永乐那套便神秘消失了，不知是遭了火灾还是被嘉靖带进了坟墓。清朝末年，嘉靖本《永乐大典》屡遭偷盗和战火，流传至今的只有400多册。其中最大一部分，即222册，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幸好乾隆皇帝做了一点补救，让《永乐大典》与《四库全书》做了一次跨越时空的精神交流。

再次回到这张记录“湖”字的书页。大家还记得《家则堂先生瀛州集》吧。

“则堂”是南宋理学家“家铉翁”的号，《家则堂先生瀛州集》是家铉翁的诗文集，到清朝乾隆年间已经失传了，幸好这部书的内容被分散抄录在《永乐大典》的不同书册里。

当时宫里收藏的嘉靖本《永乐大典》还有8000多册，算是比较完整。于是乾隆皇帝做了一件大善事。他要求编修官把分散在《永乐大典》各处的失传古籍篇章重新抄录在一起，编入《四库全书》，《家则堂先生瀛州集》因此“复活”了！

如此复原的古籍被称为《永乐大典》辑佚本，总数多达385种，可以说代表了《四库全书》最重要的历史贡献！

相比支离破碎的《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的运气实在要好很多。

乾隆命人抄写了七套《四库全书》，流传至今的有三套半。保存在圆明园文源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扬州天宁寺文汇阁的三套基本毁于战火。原藏杭州圣因寺文澜阁那套仅存三分之一，重抄补齐后移交浙江省图书馆。紫禁城文渊阁和沈阳故宫文溯阁的两套基本完整，现藏于台北故宫和甘肃省图书馆。

但最完整的一套还要数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文津阁《四库全书》。

文津阁《四库全书》要钤盖“文津阁宝”印章

凭什么说国家图书馆这套最完整？因为只有这套《四库全书》不只有书而已。

顾名思义，文津阁《四库全书》原本收藏在承德避暑山庄内的文津阁，是乾隆皇帝为自己消夏避暑准备的读物。1909年，清政府决定将这套书拨给筹建中的京师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五年后，文津阁《四库全书》被整体调运至北京。

文津阁，承德避暑山庄

什么叫“整体调运”？就是除了书册以外，装书的木制书函、盛放书函的书架也要统统运来！甚至连包装用的夹板、丝带、铜环都是清代原物！

保存如此完整的《四库全书》仅此一套！

文津阁《四库全书》的另一个珍贵之处是校勘质量高。

据记载，乾隆皇帝曾亲自参加校阅，总纂官纪晓岚更是校对多达三次，非常罕见。台北故宫和甘肃省图书馆那两套都出现过零星散佚的情况，都根据文津阁本进行了补抄。至于散失大半的杭州文澜阁本更是补充了大量文津阁本的内容。

2013年9月，国家图书馆打开文津阁《四库全书》库房的展示门，全部36304册书籍、6144件书函、128个书架完整呈现在普通读者面前。时光倒流两百年，曾经映在乾隆皇帝眼中的，或许就是这般光景。

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四大镇馆之宝就全部介绍完了。

国图不仅是一座供你读书、借书的图书馆。国图同样是一座收藏古代珍贵文献的博物馆。

这里有全世界总长度最长的敦煌遗书，有天壤间仅存的金代大藏经孤本《赵城金藏》，有保存数量最多的《永乐大典》，有最完整、最完美的文津阁《四库全书》。

这里还有全球四分之一的殷商甲骨，还有存世半数以上的宋元古籍品种，还有涵盖中国文字发展史的15万种、30万件碑刻拓片，更有数以千万计的手稿、照片、影音资料和现代报刊书籍。

这才是一座完整的中国国家图书馆，一座连接古今的文化宝库。

谢选骏指出：永乐大典是类书，四库全书是丛书，但是全都没有印刷发行——这和任何一部百科全书根本不能相提并论。至于说道北京的“国家图书馆”，它的收集完整吗？有了几卷《谢选骏全集》？这也是一个试金石。

【附錄3、奴儿哈赤族打败了猪猿獐等族】

黄俄马列狗白寿彝等编著的《中国通史》（满清太祖）报道：

努尔哈赤满族领袖和清皇朝的始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征战四十余年，统一女真各部，反抗明皇朝的民族压迫，保护了满族的生存，对满族的形成和发展，对东北地区的统一和多民族祖国的壮大，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他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之一。

第一节艰苦创业的“英明汗”

十三甲兴师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努尔哈赤出生在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新宾县境内）建州左卫一个小部酋长的家里。他的六世祖猛哥帖木尔，原是元朝斡朵里万户府的万户，明永乐三年（1405）应明成祖朱棣的招抚，入京朝贡，封授建州卫指挥使，后掌建州左卫，晋升至右都督。宣德八年（1433），因教授明都指挥佥事裴俊，被阿速江等卫“野人女真”杀死。其子董山是努尔哈赤的五世祖，初授指挥使，后晋升右都督，与叔父凡察分掌建州左卫、建州右卫，成化三年（1467）以屡掠辽东人畜，被明朝斩杀。建州三卫遭到明军残酷征剿。董山的长子脱罗及其子妥义谟，先后袭职，多次进京朝拜明帝，贡献方物。董山的第三子锡宝齐篇古，是努尔哈赤的四世祖。锡宝齐之子福满，后被清朝追尊为兴祖直皇帝。福满第四子觉昌安是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第四子塔克世娶妻喜塔喇·厄墨气，生三子，长为努尔哈赤，次为舒尔哈齐，幼为雅尔哈齐。

觉昌安是建州左卫枝部酋长，为明都指挥使，人少势弱，早期依附建州“强酋”亲家王杲，也常率领部众进入抚顺马市贸易，以麻布、粮食易换猪牛，领取抚赏的食盐、红布、兀剌等物。万历二年（1574），明辽东总兵官李成梁率军数万，攻取王杲之寨，杀掠人畜殆尽，觉昌安、塔克世背叛了亲家，为明军向导。万历十一年，王杲之子阿台图报父仇，屡掠边境，李成梁再率大军出击，取阿台的古勒寨及其同党阿海的莽子寨，杀阿台，“杲自是子孙靡孑遗”。觉昌安、塔克世再次为明军向导，战乱中被明兵误杀。①噩耗传来，年方二十五岁的努尔哈赤本想起兵索报父仇，但势孤力单，怎能与拥兵百万的大明“天皇帝”交锋。无可奈何，努尔哈赤乃诿过于建州左卫图伦城主尼堪外兰，指责其唆使明兵杀害父、祖，奏请明臣执送。不料这一要求，竟惹恼了骄横跋扈的明朝边将，被视为无理取闹，一口拒绝，并宣称要于甲板筑城，令尼堪外兰为“满洲国主”，因而尼堪外兰威望大升，“于是国人信之，皆归尼堪外兰”，甚至连亲族子弟也“对神立誓”，欲杀努尔哈赤以归之，尼堪外兰则乘机逼努尔哈赤“往附”，俨然以建州国君自居。①此时努尔哈赤处境异常困难，祖、父冤死，部众叛离，族人心变，兼之得罪了明朝边臣，仇人尼堪外兰气焰嚣张，确是四面楚歌，危急万分。尽管身陷绝境，聪睿刚强的努尔哈赤却仍毅然高举义旗，于万历十一年五月，以遗甲十三副和部众三十人，联合嘉木湖寨主噶哈善、沾河寨主常书、扬书，攻克图伦城，逼得尼堪外兰仓皇逃窜，打响了建立大清国的第一仗。

建立后金国后金国的建立，是与女真各部的统一密切相关的。明万历前期，建州女真分为苏克素护河、浑河、完颜、栋鄂、哲陈、鸭绿江、纳殷、朱舍里等部。

①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总略》；苕上愚公：《东夷考略》。

① 《武皇帝实录》卷1、《满洲实录》卷1。

各部又分为若干小部，如苏克素护河部便有图伦、萨尔浒、嘉木湖、沾河、安图瓜尔佳等城寨。海西女真已由明初近百卫演变成“呼伦国”的哈达、辉发、乌拉、叶赫四大部。“野人女真”的一支东海女真，包括窝集、瓦尔喀、库尔喀三大系统，居住在松花江流域及乌苏里江沿海岛屿。“野人女真”的另一支黑龙江女真，主要分为虎尔哈、萨哈连、索伦、使犬、使鹿等部。女真部落林立，“皆称王争长，互相战杀，甚至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一片混战。②万历十一年（1583）五月努尔哈赤起兵时，只有甲十三副部众三十人，要想以这少得可怜的一点点兵力，去吞并一二十倍于己的其他建州部落（仅栋鄂部长阿海就有兵四百），打败百倍、二百倍于己的海西叶赫、乌拉、哈达强部，降服建州、海西、“野人”数以万计的女真，建立后金国，登上女真王的宝座，确实是难而又难。英勇机智的努尔哈赤，面对险局，毫不动摇，知难而进，顽强奋斗。他顺应时代潮流，采取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在内政、外务两大方面，取得了很大成效。在关系到一部、一国盛衰兴亡的用人问题上，努尔哈赤强调了六项原则：一是必须任用贤人。二为不论亲疏门第，公正举人，“勿论根基，见其心术正大者而荐之。莫拘血缘，见有才者即举为大臣”。三系不拘一格，用其所长，“有临阵英勇者，用以治军。有益于国政之忠良者，用以辅理国政”。四乃举贤贬奸，因“善良公正之人不举不升，则贤者何由而进。不肖者不贬不杀，则不肖者何由而惩”。五是奖惩分明，功必赏，过必罚，“有善行者，虽系仇敌，亦不计较，而以有功升之。有罪者，虽亲不贯，必杀之”。六为赏赐效劳官将，视其所需，赐与马、牛、阿哈、食谷、衣服、财帛和妻室。①努尔哈赤还制定了厚待功臣的重要国策。对于早年来投、率军征战、尽忠效劳的“开国元勋”，如费英东、额亦都、何和礼、扈尔汉、安费扬古等“五大臣”及扬古利、冷格里等人，给予特别礼遇和优待，赐给大量人畜财帛，任为高官，封授爵职，联姻婚娶，荣辱与共。当这些功臣出了差错时，他着重指出“贫时得铁，犹胜于金”，常以其功而从轻处治。②努尔哈赤重用贤人和厚待功臣，招徕了许多机智忠贞武艺超群的有才之人和猛将谋士，他们献计献策，奋勇冲杀，善理国政，自此，女真部逐渐“民殷国富”，国势日强，军威大振。这就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为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和壮大后金国，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另一方面，在军事与外务上，努尔哈赤也制定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和具体策略。他采取了“恩威并行，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即以抚为主，以剿相辅的方针。其具体内容有三，一为抗拒者杀，俘获者为奴。因纳殷部七村诸申降后复叛，据城死守，“得后皆杀之”。额赫库伦部女真拒不降服，努尔哈赤遣兵攻克，斩杀守兵，“获俘一万”，灭其国，“地成废墟”①。二是降者编户，分别编在各个牛录内，不贬为奴，不夺其财物。原是部长、寨主、贝勒、台吉，大都封授官职，编其旧属人员为牛录，归其辖领。三为来归者奖。对于主动远道来归之人，努尔哈赤特别从厚奖赐。当他听说东海虎尔哈部纳喀达部长率领一百户女真来投时，专遣二百人往迎，到后，“设大宴”，厚赐财物，“为首之八大臣，每人各赐役使阿哈十对、乘马十匹、耕牛十头”，以及大量皮裘、貂帽、衣、布、釜盆等物。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4、卷9；《武皇帝实录》卷1。

① 《满文老档·太宗·天聪》卷48；《满文老档·太祖》卷4。

对其他随从人员，亦“俱齐备厚赐之”②。这样就缩小了打击面，争取到许多部长、路长带领属人前来归顺。仅据《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的记载，黑龙江、吉林、辽宁女真酋长统众来归的，就有二三百起之多，因而加速了女真统一的进程，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伤亡和损失。

努尔哈赤还采取了正确的用兵策略，一般是由近及远，先弱后强，逐步扩大。他积极争取与蒙古联盟，尽力避免过早地与明朝发生正面冲突，直到万历四十六年（1618）以七大恨誓师伐明以前，没有受到明军的征剿，这极大地有利于统一女真事业的顺利进行。

努尔哈赤充分发挥了自己非凡的军事指挥才干。他长于用计，重视保密，多谋善断，议即定，定即行，出兵犹如暴风骤雨，迅不可挡，经常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

努尔哈赤自幼喜爱兵猎，勤学苦练，武艺超群、刀法高强，百步穿杨，箭术精湛。遇逢征战，他便率先冲阵，拼死厮杀。后来他回顾数十年戎马生涯时总结说：“吾自幼于千百军中，孤身突入，弓矢相交，兵刃相接，不知几经鏖战。”①这种英勇的气概和猛烈冲杀的作风，赢得了将士的拥戴，建立起崇高的威信，使部众竞相效尤，因而能够做到令必行，行必从。

有了这些决定性的因素，努尔哈赤不仅能在夹缝中求生存，从绝境里找出路，避免了灭门之灾，而且不断由弱变强，由小到大，顺利地进行着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后金国的事业。从明万历十一年以遗甲十三副兴师起，取图伦，下巴尔达，斩尼堪外兰，败九部联军三万，十年之内统一了建州女真部落。接着，他又灭哈达，并辉发，亡乌拉，降叶赫，取东海女真。三十六年内，统一了建州、海西女真及大部分“野人女真”部落，“自东海至辽边，北自蒙古嫩江，南至朝鲜鸭绿江，同一音语者俱征服”，“诸部始合为一”②。在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努尔哈赤积极建立国家政权。万历十五年（1587），努尔哈赤在呼兰哈达东南加哈河、硕里加河两界中的平岗筑城三层，“建衙门楼台”。六月二十四日，“定国政，禁革作乱、窃盗、欺诈，立禁约法制”①。万历二十三年，他自称“女真国建州卫”王子。万历三十三年，他又自称“建州地方等处国王”、“建州王”、“建州国汗”。与此同时，他命额尔德尼、噶盖创制满文，又逐步建立牛录——八旗制度。万历四十三年，八旗制度正式确立，所有人员皆须编入八旗，一牛录三百丁，设牛录额真一员、代子二人、章京四人。五牛录为一甲喇，设一甲喇额真。五甲喇为一旗，置固山额真一、梅勒额真二。八旗人员居住同一地区，互为婚娶，耕田种地，牧马放羊，采参打猎，遵守国法，纳赋服役，听从汗、贝勒统率，使用满语满文。服装发式亦须一律，妇女不得缠脚，男子皆要剃发留辫。这样一来，使原先来自不同地区、制度相异、习俗不一的几十万女真、蒙古、汉人，在生产力、生产关系、赋役负担、国家法令、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等等方面，大体上达到了同样的水平，旧有的差异迅速消失，一致性愈益增多，逐渐形成为一个在经济条件、语言文字、心理状态等方面基本一致的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7。

① 《武皇帝实录》卷2。

② 《武皇帝实录》卷3。

① 《满洲实录》卷1 满文本。

有了这些准备，五十八岁的努尔哈赤，便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正月，在赫图阿拉举行开国登基大典，自称“承奉天命覆育列国英明汗”（简称“英明汗”），定国号为后金，建元天命。一个辖地数千里、臣民数十万的强大的后金国，出现在中国的东北地区。

第二节萨尔浒之战的无敌统帅誓师伐明明万历四十六年（天命三年，1618）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呈告皇天，声讨明国之过，发军征明。

努尔哈赤的“七大恨”，是指责明朝政府欺凌自己和广大女真的七条大罪。第一恨为明军“无故生衅于边外”，杀其祖父觉昌安与父亲塔克世。第二恨是明朝违背誓言，“遣兵出边，护卫叶赫”。第三恨系明臣背誓，指责建州擅杀出边采参挖矿的汉民，逼令建州送献十人斩于边上。第四恨，乃明朝“遣兵出边，为叶赫防御”，使叶赫将其许聘与努尔哈赤及其子代善之女“转嫁蒙古”。第五恨是，明廷遣兵，驱逐居住柴河、齐拉、法纳哈三路耕田种谷的女真，“不容收获”。第六恨为明帝听取叶赫谗言，遣人持函，“备书恶言”，侮辱建州。第七恨是明廷逼迫努尔哈赤退出已经并吞的哈达地区。①“七大恨”集中反映了满族对明朝君臣欺凌女真和反对女真统一的愤怒。明朝的皇帝，从创业开国的太祖朱元璋，到沉湎酒色二十多年不上朝的昏君万历帝朱翊钧，都自视为承奉天命的真命天子，要女真尊他们为“天皇帝”。辽东文武官将，也狂妄自大，贱视各个少数民族，蔑称建州为“东夷”、蒙古为“西虏”、“北虏”，叫努尔哈亦为“奴儿哈赤”、“奴酋”，对他们任意欺凌，百般盘剥。查收贡品，辽东官员“验其方物，貂皮纯黑马肥大者，始令入贡，否则拒之”。①建州女真进入抚顺马市贸易，“例于日晡时开市，买卖未毕遽即驱逐胡人，所赍几尽遗失”②，实为公开抢夺。一个小小的明朝游击胡大受，居然在万历二十四年差人持书，命令建州“王子”努尔哈赤要遵守国法，不许攻打朝鲜。其《宣谕文》竟然有下述言语：尔达子若不量而妄动，则所欲如缘木求鱼，所为如以肉投虎。况皇灵震叠，敌国议后，一举足间而他日之大祸判焉。到此狼狈，虽悔无及。..（尔）当敬恭承命，体领至意，传谕各众头目，自此以后，务要各守封疆，永遵禁约，毋得仍前紊乱，越境起衅。③50000053_0009_2小小游击就敢这样飞扬跋扈颐指气使，那末威镇东北的辽东总兵官征虏将军、辽东巡抚，中央的兵部尚书，以至“天皇帝”其贱视女真的恶劣态度，更是不说自明了。

对于这种被贱视为奴的恶劣待遇，女真无不痛心疾首，十分愤恨。后来天聪汗皇太极援述“七大恨”和补充解释兴师伐明的原因时，对此讲得非常清楚。他说：南朝皇帝高拱深宫之中，文武边官欺诳壅蔽，无怀柔之方略，有势利之机权，势不使尽不休，利不括尽不已，苦害欺凌，千态莫状。

我两国之所以构兵者，先因尔驻辽东、广宁各官，尊尔皇帝，如在天上，自视其身，犹如神人，俾天生诸国之君不得自主，不堪凌辱，遂告于天，兴师征讨。①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6；《武皇帝实录》卷2；《明神宗实录》卷568。① 《明宪宗实录》卷35。

② 李民寏：《建州闻见录》。

“七大恨”还反映了满族对明朝“分而治之”的政策的反对。明王朝一贯害怕和坚决反对女真各部的统一，实行“不使归一”、“犬牙相制”的政策。暑礼部尚书杨道宾曾连上三道奏疏，详述明廷制定的这一重要国策。他说：女直乃肃慎旧疆，亡金遗孽。..然必分女直为三，又析卫所地站为二百六十有二，各自雄长，不使归一者，盖以犬羊异类，欲其犬牙相制也。……臣阅金、辽二史，辽人尝言，女直兵若满万，则不可敌。必离其党而分之，护其群而存之，未有纵其蚕食，任其渔猎，以养其成而付之无可奈何者也。②因此，明朝政府顽固推行“以夷制夷”、“各自雄长，不使归一”的政策，不惜重金收买，巧言相骗，甚至调兵遣将武力镇压。从成化时的拘斩董山，到万历初年剿王杲、杀海西名酋仰加奴、逞加奴，以及多次刁难努尔哈赤并准备兴师问罪，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不许女真各部统一起来。分则争，争必弱，为明所喜，合则强，为明所惧，双方利害冲突，不可调和。努尔哈赤用“七大恨”，来表达了他和全体女真（满族）坚决反对明朝政府的欺凌、要求实现女真各部统一的强烈愿望。

“七大恨”所表述的基本思想和主要目标，是正义的，是合情合理的，对激励女真（满族）奋发图强，英勇冲杀，反抗明朝政府的压迫，起了巨大的作用。告天以后，在努尔哈赤的统率下，八旗官兵士气昂扬，飞驰前进，于天命三年（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十五日“乘隙突入”，轻取抚顺，连下东州、马根单等城堡五百余，掠人畜三十万，编降民一千户，又击败辽东总兵官张承胤、副将颇廷相来援之兵一万，杀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及千把总等官五十余员，获马九千匹、甲七千副。①努尔哈赤厚待抚顺降将李永芳，将其从游击擢升副将，又以孙女嫁彼为妻，尊称为“抚顺额驸”，并赏赐降民大量牛、马、猪、犬、衣物、房、田，依照明制设官，令李永芳统管。萨尔浒大败明军抚顺失陷，总兵战殁，败报至京，“朝野震惊”。明廷起用曾任“经略朝鲜军务”要职和辽东巡抚的杨镐为辽东经略，以宁远伯李成梁之子李如柏为辽东总兵官，调兵四方，议兵十万、饷三百万，准备大举征剿建州。

明万历四十六年（天命三年， 1618）闰四月，辽东巡抚李维翰移咨朝鲜待机合剿，指责“建酋奴儿哈赤”“无端生事，计袭抚顺，公行叛逆，罪大恶极，法当诛讨”。总兵李如柏宣称：“今已有明旨，选精兵百万，勇将千员，分路并进，务擒元恶，枭首藁街。”②万历四十六年十二月经略杨镐奏上“擒奴赏格”，兵部尚书黄嘉善覆奏，万历帝批准，颁示天下。赏格规定，擒斩努尔哈赤、“八大总管”、“奴酋十二亲属伯叔弟侄”，及其中军、前锋、“领兵大头目”、“亲信领兵中外用事小头目”的，一律重赏，封授世职。叶赫金台石、布扬古贝勒能“擒斩奴酋”，“即给予建州敕书，以龙虎将军封殖其地”。①这些咨文和“赏格”表明了，明朝不仅要斩杀努尔哈赤及其子弟叔侄亲人，还要屠戮其女婿、大将和小头目并株连九族。对整个满族来说，这是一场生死存亡的战争。

① 《明神宗实录》卷568；《满文老档·太祖》卷6；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②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2940、2994 页。

① 《明神宗实录》卷578。

万历四十七年二月十一日，明辽东经略杨镐、蓟辽总督汪可受、巡抚周永春、巡按陈王庭，在辽阳演武场，集合征辽官将，议定分兵四路，北路以原任总兵马林为主将，西路主将是山海总兵杜松，南路由辽东总兵李如柏为主将，东路主将是总兵刘铤。四路兵共八万八千五百余人，加上朝鲜兵一万三千余及叶赫兵二千，号称四十七万，携带枪炮数万，约定分道出边，三月初二日在二道关会合，集中进攻后金都城赫图阿拉。

努尔哈赤早已探听到明军消息。面临大军围剿、有可能遭到灭门灭族之灾的危险形势，身经百战的努尔哈赤和八旗子弟，却镇静自若，从容应战，胸怀保家卫族的决心，誓死杀敌。努尔哈赤显示了非凡的军事指挥才干，采取了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发挥所长、克敌之短的正确方针。他强调指出：“恁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撤回各屯寨士卒，只留少数兵土防御南路、东路，八旗劲旅首先迎战明军主力西路杜松部。建州知悉杜松“勇健绝伦”，决定设下埋伏，智胜勇取。当杜松领军二万余，日驰百余里，赶至浑河时，努尔哈赤已在山林深处埋下精兵，并遣人堵住上游，使河水突浅，一待杜松见水很浅而率军渡河时，后金军决堤，河水骤涨，“水深没肩”，明兵“没于河者几千人”①。当明军拥挤过河后，伏兵突起，努尔哈赤带领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四贝勒皇太极和八旗大臣，统率八旗劲旅，以两倍于杜松的兵力，勇猛冲杀，三月初一日，于萨尔浒（距赫图阿拉西一百二十里，今辽宁抚顺东大伙房水库）迅速消灭了西路明军，斩杀杜松、王宣、赵梦麟三总兵。第二日，努尔哈赤又统军击败北路军，总兵马林仓皇逃遁。努尔哈赤坐镇赫图阿拉，遣大贝勒代善，率诸贝勒、大臣，领兵迎击明勇将刘铤的东路军。当刘铤于三月初四日进至阿布达里岗距赫图阿拉约五十里时，后金军早已“设伏于山谷”，并遣一明降官，持所得杜松的“号矢”（即令箭），驰至刘营，诱其速进，刘铤中计，匆忙前往，队不成列，一入伏中，代善挥令八旗劲旅突起冲刺，斩杀刘铤，明军措手不及，全军覆灭，朝鲜从征元帅姜弘立率众降金。明辽东总兵官李如柏知悉兵败，奉杨镐命令，仓皇撤退。

明军四路出击，三路败没，四位总兵战死，阵亡道臣、副总兵、参将、游击、都司、通判、守备、中军、千总、把总等官三百一十余员，兵丁死亡四万五千八百余名，丢失马、骡、驼二万八千余匹，遗弃火器大小枪炮二万件②。明金（清）之间的第一次大决战，由于满族领袖努尔哈赤的正确指挥和八旗健儿的奋勇冲杀，终于以明军在萨尔浒的彻底失败而结束，新兴的满族避免了亡族之灾，迅速前进，后金国更加壮大了。

① 海滨野史：《建州私志》；《明神宗实录》卷580；《明经世文编》卷502，宋懋澄：《东征纪略》。②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明经世文编》卷488，徐光启：《辽左阽危已基疏》。

第三节威风凛凛的辽东王力克辽、沈，轻取广宁

明万历四十七年（天命四年，1619）三月的萨尔浒之战，使明金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此，后金获得了主动权，人心振奋，器械充足，战马成群，军威远扬，而明国则君惊臣恐，官兵畏战，人畜火器损失巨大，士无守志，陷入了被动困窘的逆境。

天命四年六月十六日，努尔哈赤乘明摄开原道事的推官郑之范贪婪昏庸不理防务和总兵马林松懈疏忽，率领大军轻取辽东军事要镇开原，“易如拉朽”，斩杀马林等官将。七月二十五日又攻克了铁岭，后金军威声震天下。①在军事进展异常顺利的形势下，努尔哈赤在政治上、经济上、外交上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来巩固内部、壮大实力、突破包围，为夺取辽东创造条件。

天命四年七月，原开原千总王一屏、戴集宾、金玉和、白奇策及守堡戴一位，因“子女被俘”，带二十余人“觅妻子来降”。佟家的二十人亦叛明逃来。努尔哈赤十分高兴，谕告说：“尼堪无叛逃他国之例”，“观此来降者，知天意佑我矣。彼闻吾养人，故来投耳”，“我等应善养来投之人”②。遂赐六员千总各人五十名、牛马五十匹头、羊五十只、骆驼二头、银五十两、绸缎十匹、布一百匹。赐守堡、把总等官各四十人、牛马四十匹头、羊四十只、骆驼一头、银四十两、缎八匹、布八十匹。其余随从人员各依职务，赐与妻子、役使阿哈、田舍、耕牛、乘马、衣服、粮食等物。

七月二十六日，努尔哈赤亲率八旗健儿，在铁岭击败喀尔喀部斋赛等贝勒援明之兵，生擒斋赛父子三人及色本等二十名贝勒、台吉，使满蒙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努尔哈赤一向重视与蒙古各部的和好、联盟，很早便与蒙古科尔沁部、喀尔喀五部的一些贝勒、台吉遣使往来，联姻婚娶，他曾将三弟舒尔哈齐贝勒之女孙带格格抚为己女，嫁与喀尔喀部之巴约特部恩格德尔台吉。他闻听科尔沁部的兀鲁特部明安贝勒之女“颇有丰姿”而聘为妃，又娶科尔沁部孔果尔贝勒之女。其子褚英、莽古尔泰、皇太极、德格类，皆分别与内齐汗等贝勒之女结为夫妻①。特别是建州兴起以后，明朝实行“以西虏（蒙古）制东夷（建州）”政策，每年花上百万两银子，赐与蒙古贝勒，要他们出兵，助明作战，从北面包围后金，更加突出了蒙古在明金争斗中的重要地位和强大影响。在明廷重赏的引诱下，称霸于喀尔喀五部的斋赛，以及扎鲁特部色本、巴克贝勒等人，与明联盟，誓征建州，一再袭击后金村寨，劫杀后金使者，并出兵来援铁岭。甚至连努尔哈赤的内弟桑噶尔寨（明安贝勒之子），也领兵随同斋赛，来援明朝，征剿姐夫。

努尔哈赤抓住斋赛、色本以后，作出了明智的决定，暂不杀戮，并释放斋赛部下一百四十人返回其部，以此来争取蒙古喀尔喀五部脱离明国，让他们与后金建立友好联盟关系。此举果然见效，八月，喀尔喀五部诸贝勒遣使来，请求不杀斋赛，努尔哈赤回信，列举斋赛之过，说明因念及五部卓礼克图洪巴图鲁贝勒、厄布拉德依皇台吉，故拘而未杀。

① 《明神宗实录》卷583、584；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11；《武皇帝实录》卷3。

① 《武皇帝实录》卷2。

十月二十二日，以卓里克图洪巴图鲁贝勒为首的喀尔喀五部贝勒，遣使来求联盟对明，战则同战，和则同和。努尔哈赤于十一月初一日遣额克星额等五大臣前往，与五部贝勒宰牛杀马，对天盟誓，决心“共议讨伐原来之仇敌明国”，若欲议和，必“共同议和”，违者“损寿短命”。努尔哈赤释放斋赛之子克实克图，厚赐皮裘衣帽鞍马，送彼回部，并宣布待两国同征明国，取得广宁以后，再考虑斋赛的归期，在此之前，其二子可轮流在后金侍奉其父。① 后金与蒙古喀尔喀五部的关系发生了可喜的变化。

努尔哈赤又于天命五年正月十七日，修书回复察哈尔林丹汗的来信，指责他狂妄自大冒称“四十万之蒙古主”，讥讽其两败于明损兵折将，劝其勿受明之财帛，为利所诱而开罪于己。②努尔哈赤还试图削弱朝鲜与明国的关系，突破南边的包围圈。朝鲜国王一向紧跟明朝政府，轻视建州，并遵明帝之命，派都元帅姜弘立领兵一万三千余名，随明总兵刘铤，从东进攻赫图阿拉。天命四年三月初，努尔哈赤大败明军于萨尔浒时，逼迫姜弘文率兵五千投降，免死拘留，并于三月二十一日遣使致书朝鲜国王，自称“后金国汗”，列述“七大恨”，指责明朝欺侮建州和朝鲜，“明国皇帝要派彼之诸子到朝鲜和我国做国主，这个尼堪皇帝凌辱我等二国太甚”，劝说朝鲜背离明朝。虽然朝鲜回信，坚持亲明尊明政策，劝告努尔哈赤罢兵和好，仍尊明帝为君，自居属臣，但努尔哈赤并未罢休，继续遣使入朝，讲述己见，欲离间朝鲜与明国的关系。①与此同时，努尔哈赤积极巩固内部，增强实力。天命四年六月，为便于用兵，于界凡筑“行宫”及八旗贝勒、大臣、兵士住房，迎汗和诸贝勒福金来此居住，十六个月后又迁居萨尔价，一步一步逼近明境。

天命五年三月，努尔哈赤第一次制定“论功序爵”的制度，援用明朝官称，设总兵官、副将、参将、游击，均分为三等，大体上原来任固山额真之人即为总兵官，梅勒额真为副将，参将、游击为甲喇额真，原来当牛录额真的，一律为备御。从总兵官至备御，皆为世职②。另外，每牛录下，设千总四员。这对鼓励八旗官将效忠于汗为国出力，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天命五年六月初四日，努尔哈赤命竖二木于门外，下令说：“凡有下情不得上达者，可书诉词悬于木上，吾据诉词颠末，以便审问。”③这一措施，有利于体恤民隐，主持公正，使下情有可能上达于汗。

同月，努尔哈赤第一次派遣人丁，“往东海煮盐”④。建州女真地区素不产盐，一向依靠“抚赏”、“告讨”，从明朝边臣手中领取十斤八斤二十斤盐，十分困难，以致相当多的女真人长期没有盐吃，包衣阿哈常因无盐食而离主逃走。这次煮盐，效果显著，不久便运回一二十万斤，“于国内按丁给与”，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食盐供应极为紧张的局面。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11、13；《武皇帝实录》卷3。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13、14；《武皇帝实录》卷3。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9；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038 页。② 《武皇帝实录》卷3。

③ 同上。

④ 《满文老档·太祖》卷15。

天命五年九月，努尔哈赤处理了皇族内部纠纷的重大案子，第一次提出了“共治国政”的制度。相当长的时间里，二贝勒阿敏厌恶其异母之弟斋桑古贝勒，大贝勒代善虐待前妻之子硕讬贝勒，关系十分紧张。九月初三日有人首告斋桑古、硕托欲叛逃明国，十三日努尔哈赤与诸贝勒、大臣议定，“发兵堵截通往明国之路”，当晚将二人拘留监禁，代善、阿敏向汗奏乞，欲杀二人。二十日努尔哈赤断定斋桑古、硕讬是与其兄其父不和而出怨言，并非叛逃，下令释放。随即查明，代善不将“良好僚友、国人”分与前妻之子岳讬、硕讬，并诬告硕讬与己二妾通奸。努尔哈赤大怒，严厉谴责代善，愤怒指出这种听信后妻谗言欲杀亲子之人，“哪有资格当一国之君，执（掌大政）！”立即当众宣布：“先前（欲使代善）袭父之国，故曾立为太子，现废除太子，将使其专主之僚友、部众尽行夺取。”二十八日，代善亲手杀死继妻，遣人向努尔哈赤奏请，要求“若蒙父汗不处死刑而得再生”，希望允己叩见请罪。努尔哈赤表示了宽厚的态度，并令代善与诸弟立誓缓和关系。代善对天发誓，今后“不再为非”、怀抱怨恨。八和硕贝勒、众大臣“亦立誓书”，指责了代善的过失，宣布“立阿敏台吉、莽古尔泰台吉、皇太极、德格类、岳讬、济尔哈朗、阿济格阿哥、多尔衮、多铎为和硕额真”，规定新汗“不得恣意横行”，不能出于一己私怨而贬革勤理政务的和硕额真。如果某一和硕额真犯有扰乱政务的罪行，则由另外七旗和硕额真集议裁处，该罚则罚，该杀则诛①。代善虽被革除太子，但仍旧统辖原有的正红、镶红二旗，仍居四大贝勒之首，佐理国政，统军出征。后金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有了较大程度的缓和。

天命六年闰二月十六日，针对阿哈遭受奴隶主虐待而反抗逃亡的情况，努尔哈赤下达“汗谕”，劝诫家主“宜怜阿哈”，“阿哈应爱主”，“双方应该相互慈爱”。他要求阿哈将“耕种田地之谷”全部交与家主，主人家中要多织布，供给阿哈衣服饭食，如果家主不“善养”阿哈，阿哈“以衣食为劣而上诉后”，“则从虐养之主取之，转而给与善养之主”①。努尔哈赤发布这一汗谕，是企图在大举攻明前夕，缓和奴隶主与奴隶之间尖锐的阶级矛盾，巩固和维护后金国中占居主导地位的奴隶制生产关系。

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诸方面，做了充分准备之后，努尔哈赤利用明朝辽东旧经略熊廷弼被罢革新经略袁应泰不谙兵法的好机会，决定进攻沈阳、辽阳，发动了明金（清）之间的第二次大决战。

明天启元年（天命六年， 1621）三月十日，努尔哈赤亲率大军出发，十二日晨到达沈阳，在城东七里河的北岸筑造木城屯驻。沈阳“城颇坚，城外浚壕，伐木为栅，埋伏火炮”。城外挖有与人身相等的陷阱十道，井底密插尖木桩，陷阱之后挖有四道大壕，尖桩密布，又树立大栅栏，沿内壕排列楯车，每车安放大炮二门小炮四门，两车之间又置大炮五门。奉集堡、虎皮驿亦皆开河建闸，修缮坚固，与沈阳成为犄角。② 沈阳城内有贺世贤、尤世功二总兵官，各将兵万余，总兵官陈策、董仲揆引川浙兵一万余正自辽阳来援，守奉集堡总兵李秉诚、守武靖营总兵朱万良、姜弼亦领兵三万来援。按军队总数而言，明国稍占优势，兼之沈阳城坚濠宽堑深，枪炮众多，明军如果据城死守，是很难攻克的。

① 《旧满洲档·昃字档》。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17。

② 《明熹宗实录》卷3、7、8；《满文老档·太祖》卷19。

努尔哈赤知悉单凭硬攻，以弓矢对枪炮，以人力攻坚城，是难以奏效的，如战事拖延，陈策、李秉诚等四万余军队及其他援兵赶到之后，腹背受敌，局势便十分险恶了，遂临机应变，果断决定诱敌出城，发挥己军善于野战的长处，设下埋伏，乘机歼敌。三月十二日，努尔哈赤先派数十名骑兵“隔壕侦探”，被总兵尤世功家丁追击，死四人。勇猛寡谋的总兵贺世贤“勇而轻，谓奴易与”，遂改变了原来“固守”的方针，“决意出战”。第二日，努尔哈赤又遣少数老弱士卒挑战，贺世贤饮酒大醉，率家丁千余出城，夸下海口说，要“尽敌而反”。金兵“诈败”，世贤中计，“乘锐轻进”。一入伏中，后金“精骑四合”，将明兵重重包围，奋勇砍杀，大败明兵。世贤“身中四矢”，且战且走，退至城边，因吊桥绳索被努尔哈赤数月前派往城中诈降的蒙古、女真人砍断，不能入城。八旗兵追至，击杀贺世贤及来援的尤世功，冲入城内，打下了号称金城汤池的沈阳重镇。①此时，明总兵陈策等率川浙兵来援，刚至浑河，川兵渡河，营于桥北，浙兵在桥南，营寨尚未安好，努尔哈赤乘机率军猛攻，先消灭了桥北川兵，随即击败朱万良、姜弼来援的三万明军，紧接着又歼灭桥南浙兵。②一日之内，努尔哈赤统率八旗健儿五、六万，鏖战四次，将七万余明军各个击破，攻克沈阳，创造了军事史上集中兵力击败优势敌军的光辉战例。

努尔哈赤屯兵五日，论功行赏，三月十八日集诸贝勒、大臣定议，进军辽阳。

三月十三日沈阳一失，辽阳危如累卵，城中“兵不满万”，又“身无介胄，器不精利”，辽东“战将劲兵”，一半损于沈阳之战，一半在各地应援。如果金兵于十四日飞驰进击，当天即可轻取辽阳。明经略袁应泰、巡按张铨利用努尔哈赤的迟延和失误，飞速征调援军，撤虎皮驿、奉集堡兵回辽阳，五天之内，凑集了十三万大军。

三月十九日午时，努尔哈赤率军进至辽阳城东南角，当天晚上，于城南七里安营扎寨。此时，论兵数，明倍于金。讲地形，明防守，得地利。辽阳城十分坚固，“城高厚壮，屹然雄峙”，城外挖濠三道，每道宽三丈、深二丈，濠外复筑大堤潴水，又引入太子河水，灌满护城深壕。辽阳有上万门大炮，其中七门，各重一千余、二千余、三千余斤，一发可毙敌数百，威力很大。①《武皇帝实录》卷三记述辽阳守备情况说：“（明臣）放代子河水于壕，塞其西闸，内列火器于城上，排兵四面，守御甚严。”朝鲜文献甚至记述了后金军望城生畏的情形，指出：“（八旗军）至辽阳，望见城池险固，兵众甚盛，虏皆意沮欲退。”②如果明经略袁应泰调度有方，凭坚死守，辽阳是不会轻易失落的。

努尔哈赤看到明军守备甚严，决定避免硬攻，力争智取。他首先严正宣布必战、死战的决心，声色俱厉地谕告众人说：“一步退时，我已死矣。你等须先杀我，后退去”，并立即“匹马独进”①。

① 《明熹宗实录》卷8；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4。

② 《明熹宗实录》卷8；《武皇帝实录》卷3；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4。① 《明熹宗实录》卷9。

②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147 页。

①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147 页。

这种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对八旗官兵发挥了强烈的影响，促使他们知难而进、转怯为勇。

努尔哈赤再次运用发挥所长制敌所短的正确战术，决定诱敌出城，引入伏中，以便合歼敌军，同时又派遣“细作”，混入城内，待机内应。三月十九日，他先差少数人马横渡太子河，诱骗敌人，明军果然中计了。明经略袁应泰本来已和诸将议定，“畏敌多，主守”，现在看见后金兵马太少，“其骑可数”，遂因“见贼少而主战”，亲督侯世禄、李秉诚、梁仲善、姜弼、朱万良五总兵，率兵出城五里，在教场扎营。明兵忽守忽战，军心不定，努尔哈赤乘机指挥军队，“奋力冲杀”，“明兵大溃而死”，“军败多死”。第二日，三月二十日，努尔哈赤亲督士卒猛攻，鏖战多时，明兵又败。三月二十一日，努尔哈赤领军乘胜进击，原先派入的“奸细”从中内应，遂攻下辽阳，袁应泰自尽，张铨被俘，不屈而死。

努尔哈赤带领八旗贝勒、大臣，进入城内，驻于经略衙门，谕令汉人归顺，辽河以东的宽甸、海州、耀州、盖州、镇江、熊岳、复州、汤站、武靖营、长宁、长静、三河、十方寺、永宁、镇夷、威远、孤山、甜水站、草河、奉集、平虏、蒲河、懿路、鞍山等七十余城官民“俱削发降”②。

天命六年四月十一日，努尔哈赤召集诸贝勒、大臣，商议是否迁都于此？他们都主张回到建州，不愿留住辽阳。努尔哈赤断然拒绝了他们的建议，责备诸子目光短浅，没有雄心壮志。他强调指出：承蒙皇天眷祐，艰苦创业获得成功，降服了辽河以东地区，如果回到故里，辽阳必为明国收复和固守，逃散于山谷的城堡人丁便摆脱了后金的统治，“弃所得之疆土而还国，必复烦征讨”，皇天如此“喜爱之地方”，焉能抛弃！他谕告诸子要胸怀大志，并语重心长地说：“今我兴兵，为尔等众子创立大业。诸子，尔等焉能说不能呢！”于是，诸贝勒、大臣一致回答说，“此言诚然”，遂定议迁都辽阳，派人迎接汗之福晋和皇子，将建州地区人丁移驻辽东①。努尔哈赤这一决策，对促进后金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天命七年正月十八日，努尔哈赤统领八旗劲旅，西征明朝辽东重镇广宁。虽然明在关外有军队二十万，两倍半于金军，而且火器众多，但努尔哈赤并不畏惧，二十日即渡过辽河，进围西平，二十一日午时猛攻克城，并随即与十万明军鏖战于沙岭，斩杀辽东总兵刘渠、援辽总兵祁秉忠，大获全胜，明辽东巡抚王化贞弃广宁城匆忙逃遁。正月二十四日，努尔哈赤领军至广宁，明游击孙得功等率士民执旗张盖奏乐叩降，迎入城中，驻巡抚衙门。平阳、西兴、锦州、大凌河、右屯卫等四十余城官兵俱降。二月十七日，努尔哈赤命诸贝勒统兵留守广宁，将锦州、义州等处官民迁于河东，回归辽阳。

行新制用汉官争取蒙古

明天启元年（天命六年，1621）三月后金军进驻辽东以后，努尔哈赤面临着截然不同的新形势，即在长期封建化的汉族地区，确立和巩固后金国的统治，因而必须解决新出现的许多难题。比如，辽河东西主要是汉族居住，不管是生产关系、政治制度、文化传统，还是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服装发式，以及语言文字、相貌性格，与满族都截然不同，对他们怎样管辖，怎样剥削？满族人丁移居辽东后，怎样安置，是固守旧俗，还是改行汉制，或是另行他法？辽东及其附近，有相当多数量的蒙古部落，对他们采取什么样的方针和政策，满、蒙、汉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布局？辽东地区人丁大减，民不宁居，田地荒芜，社会混乱，怎样安定，怎样恢复？明廷大调兵马，广修城堡，抢运粮草，赶制火器甲仗刀箭，力图挽救辽东危局，守住宁远、锦州，确保山海关内安全，并屡派密使，潜入辽东州县，联络反金人员，策划武装反抗和大批外逃，以扰乱金国，牵制其兵力，进而伺机出兵，收复失地，此情此策，如何对付。

② 《武皇帝实录》卷3；《明熹宗实录》卷8、13；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4；《明史》卷259《袁应泰传》。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21；《武皇帝实录》卷3。

特别是辽东汉民的激烈反抗，怎样处置？自从天命六年三月后金军进驻辽东以后，八旗贵族官将大量掠民为奴，扩大奴隶制剥削范围，激怒了长期反抗封建制度的辽东军民，他们不顾汗、贝勒的残酷镇压，铤而走险，英勇斗争。

就在三月二十一日辽阳失陷金兵夺据全城的恶劣处境下，广大辽阳城民便针对后金贪婪抢掠的恶习，“放火焚家，锅、瓮、窗纸，尽皆毁坏”，以示抗议①。

镇江古河屯民陈大等，“不受伪命”，刺杀后金所遣招降金州、复州、海州、盖州四卫的宽奠参将陈尧道、守备郭彦光、吕端，“聚集三千人，歃血共盟”。马虎山任九、锡头山金国用、马头山崔天泰、卓山王思绍等，以及“东山矿徒”，不肯降金，“各聚众以待大兵（明兵）”。盖州生员李遇春等，聚“矿徒二千余人以守”，击杀后金所派劝降使者。①辽东兵民大批出走，逃离金国辖区，避居沿海岛屿及进入朝鲜的，有数十万人，逃入关内的更多，天命七年，已达二百八十余万人②。

反金的武装斗争，风起云涌，绵延不断，五年内（1621—1626），已经发生和正在积极准备进行武装反抗的州县有辽阳、海州、鞍山、耀州、盖州、复州、岫岩、叆河、新城、金州、镇江、清河、抚顺等地，基本上遍及后金全部辖区③。

辽民还采用了其他方式进行斗争。有的秘密投放毒药，欲图毒死汗、贝勒和八旗官兵；有的违犯禁令，私藏兵器，不按规定上缴武器，为兴师起义作准备；有的蔑视汗谕，收留逃亡的兵民和阿哈；有的想方设法，打死为非作歹的八旗官兵，惩治欺压人民的暴徒④。

正是由于辽东兵民和满族阿哈强烈反对野蛮的奴隶制和八旗贵族的奴役，“不定居，常逃走，从事奸细”，频繁起义，大批逃亡，造成了“叛逃甚多，乱”的局面⑤，使得后金国中城乡不宁，境内混乱，严重地威胁到后金的统治。

面临着这样复杂、尖锐、动荡的危险局势，努尔哈赤果断地确定了承认辽东汉民原有的封建制、陆续缩小满族奴隶制并促进其向封建制过渡的方针，及时地推行了“各守旧业”和“计丁授田”等过渡性质的新政策。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20。

① 《明熹宗实录》卷10、11。

②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6、10。

③ 《满文老档·太祖》卷58、60、61。

④ 《满文老档·太祖》卷52。

⑤ 《满文老档·太祖》卷65。

天命六年四月初一，即金军攻下辽阳后的第八天，努尔哈赤谕劝海州、复州、金州民归降时，正式提出了对待辽民的“各守旧业”政策。他下达汗谕说：对经过“死战而得获之辽东城民，尚皆不杀而养之，各守旧业”，使辽民“皆各出其力，经商行贾，美好水果，各种良物，随其所产，此乃长远之利矣！”过了一个月，他在谕劝镇江民降顺时又指出：不会因镇江民杀死遣往劝降的后金官员，“而将此处之民俱皆杀戮，此处所出口粮尽皆丢弃”。“我方以民缺少为恨”，辽民应快归顺，则“各守其宅，各耕其田”。此后又多次重申这一政策。①按照这一政策，辽东兵民可以各自保有自己原来的祖业，各自从事先前从事的行业，因此，地主的田地房宅仍旧归其所有，他人不得侵占，原来经商开店的，照样能够购进货物，打造器具，出售获利，富家大户仍旧可以雇佣工人，招佃耕种，收取租谷，而原来的佃农，还得租种地主庄田，雇农仍为东家效劳，帮工、学徒依然要在老板作坊店铺中出力。这就意味着，辽东地区的新主人金国英明汗努尔哈赤，承认了这个地区过去各行各业的旧传统、旧的产权形式、旧的经营方式，即承认了辽沈地区汉民中的封建生产关系可以延续，并保障封建制，甚至还在一些地方恢复封建制的剥削方式。紧接着，努尔哈赤又宣布实行“计丁授田”政策。天命六年七月十四日，努尔哈赤颁发分田汗谕，命于海州地方取无主之田十万日（一日为田六亩或十亩）、辽东地方取田二十万日，分给八旗兵丁和汉民，一丁给与种谷之田五晌植棉之田一晌，“均行给与”，“乞丐、僧人皆分与田，勤加耕种”。同年十月初一日，他又降谕汉民说：辽东五卫之人和海州、盖州、复州、金州四卫之人，令种无主之田三十万日。此后，多次将田地授与满汉人丁。①在授与汉民的土地上，基本上是延续了过去辽民的封建生产关系。

努尔哈赤在“各守旧业”、“计丁授田”的基础上，沿袭了明朝政府的封建赋役制度，并作了一些必要的修改。在七月十四日的分田谕中，努尔哈赤曾规定，领受田地的汉民，需“三丁耕官田一晌”，“每二十丁，征一丁当兵，以一丁服官役”。但这种耕种官田的劳役地租剥削方式太古老了，根本不适合于已经长期封建化的辽东地区，无法推行，乃改订新法。

天命六年八月十七日，努尔哈赤下令：“从速逼迫催征依照旧例征收官赋之谷草”。九月十六日又谕令管理汉民事务的八游击、二都司，“官赋征收之谷，须并征以草”。十二月初十日，他再下汗谕，指责盖州副将刘兴祚说：“依照旧例征收之谷、银、炭、铁、盐等官赋，何故不从速催督遣送”，责令刘遣派兵士，“催征依照旧例征收之赋”。②这个“旧例”，就是明朝政府在辽东征收封建赋税的规定。

由于金国一向采用以丁为主要的计算单位，因此，努尔哈赤在保留明朝政府征收封建赋税的基本项目和正额数量的条件下，渗进了入驻辽沈前的传统作法，实行计丁征赋佥役制。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20、21、37、49、55。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24、27。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25、26、30、31、32。

天命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努尔哈赤下达给汉民的“文书”说：辽东的“各种贡赋”，原来皆以户计，结果“富人给财而免役，穷人无财而应差”，现改用“我之旧制”，“以丁计算”，男丁二十人征兵一人，遇有急事，每十人出一人服役，“若系缓事，百人出一人服役”。当兵之人所需“乘十两之马，以及携带之器具”，令二十人承担置办①。天命八年二月，“一年一丁之征取官赋者，赋谷、赋银、饲养军马之料，合共三两”②。

对于满族的诸申，除了按丁交纳官赋以外，还要当兵应役，大体上是三丁征一为兵，遇有重大战争，比例更大一些。天命六年十一月，努尔哈赤下谕，每牛录增披甲五十，分驻辽阳、海州。天命七年正月征广宁，努尔哈赤命令每牛录出一百甲从征，以五十甲留守③。按一牛录一百五十甲计，是二丁抽一为兵。其他筑城、运粮等，也常佥诸申赴役。

由于包衣阿哈猛烈反对奴隶主的野蛮奴役而大批逃亡，努尔哈赤既下汗谕，命令阿哈必须“以主为父”，“不萌贼盗奸诈凶暴之念”，“尽力从事阿哈之事”，以免被主责骂拷打；同时，又惩办了一些残酷虐待阿哈、打死阿哈的奴隶主，不许主人任意杀害阿哈④。这对促进满族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起了一定的作用。

天命六年，努尔哈赤进驻辽阳明辽东经略衙门以后，即定下了大量任用汉官的政策。二十四日，他下令“释辽阳狱中官民，查削职闲住者，复其原职。设游击八员、都司二员，委之以事”①。努尔哈赤这样做，是十分正确的。因为，以汗、贝勒为首的满族贵族人数并不多，五、六万金兵，只能聚居在辽阳、沈阳、广宁及少数军事要地，其他州县和广大乡村，则难以一一分兵屯驻，兼之，言语不通，文字相异，服饰有别，习俗不同，无法了解辽民心情，不易查获叛逃密谋，也很难逼迫汉人纳粮贡赋当兵服役。在这样条件限制下，没有汉族地主阶级代表人物的支持，汗、贝勒是很难在辽东站稳脚跟的。努尔哈赤就曾专门召集汉官对他们说：“尔等之国人，可信者，不可靠者，尔等知之矣。”②努尔哈赤特别注意收罗和起用明朝的罪臣、废官及中下武将和官吏。他在六月初八日对督堂下达专谕，指示不用明朝大臣，而应擢用愿为金国效劳的小官小吏，因为，原系明朝大臣之人，“一向为官，不为我等效劳”，于金无益，而那些微员小吏偏裨末弁，以及罪臣闲官，或因少读诗书，唯图渔利，贪赃枉法，谋升官职；或是官场失利，打入狱中，心怀不满，因而有可能背叛旧君，投靠新汗，“归向我等”，“谄谀于我等，出其力，致其才”③。所以，他任用的汉官，“一半在明朝时得获死罪，关在狱中，一半失去官职，一无所有，又皆战阵所获而养之也”④。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28、32。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45。

③ 《满文老档·太祖》卷28、33。

④ 《满文老档·太祖》卷40、46。

① 《武皇帝实录》卷3。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40。

③ 《满文老档·太祖》卷23。

④ 《满文老档·太祖》卷48。

努尔哈赤在给“明国众游击官”下达的汗谕中，对他们提出了四个方面的要求，一是责令降金汉官“勤守各种法令”，即贯彻执行要求阿哈耕田交谷、强迫汉民种地守法、纳粮当差、不得叛逃等等法令和汗谕。二要汉官“为汗之眼，观察众人；为汗之耳，用以听众，诸凡各事，皆详加督察。”即要他们侦察汉民对待汗、贝勒的态度，有无叛逃密谋，随时上报，为努尔哈赤制定的“平盗贼，止恶逆”政策服务。三为谕令汉官“公正审断”，以维护后金国的统治。第四是谕劝汉官不要“科索下人”，以免激化矛盾，招致辽民更加猛烈地反对金国的统治①。

努尔哈赤多次宣布，对尽忠效劳的汉官，要破格提升，要“嘉赏赐财”，要“赏以功，给与为官”，要使他们“终身享受”，而且功臣的子孙可以世代承袭祖、父的官职。原明抚顺游击李永芳，初升三等副将，从征辽阳后晋三等总兵官。明商人佟养性初授三等副将，破辽阳后晋二等总兵官。开原人刘兴祚，降后初任备御，下辽阳后，进至副将，其侄亦为海州参将。

这些措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金军进入辽东初期，不少明朝官、将、生员降顺新君，献计献策，告密送信，催征赋税，迁民分地，查点丁口，追捕逃人，对巩固金国的统治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努尔哈赤利用攻克辽东大败明军的有利条件，进一步加强了争取蒙古来归和建立满蒙联盟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效果。天命六年十一月，蒙古喀尔喀部古尔布什、莽果尔台吉率部民六百四十五户来归。七年二月十六日，蒙古科尔沁的兀鲁特部明安、兀尔宰图等十六贝勒，以及喀尔喀部石里那克等贝勒，率所属三千余户，前来归顺。喀尔喀五部又有一千二百户来投。努尔哈赤分别封授官职，赐与皮裘缎布匹银器及“房田奴婢牛马粮粟”，“凡所用之物，俱赏给之”。对一些人多势强的贝勒、台吉，还让他们与金国汗、贝勒联姻婚娶，共享荣华富贵。努尔哈赤封古尔布什为一等总兵官世职，以第八女聪古图公主嫁与为妻，尊称额驸，给与女真一牛录、蒙古一牛录。授莽果尔总兵官世职，嫁以族弟济白里之女。布颜代，初授二等参将世职，娶公主为妻，封额驸。努尔哈赤授岳父明安三等总兵官世职，给予特别优遇。明安之子多尔济亦娶公主，为额驸。很早就来拜谒的蒙古喀尔喀部的巴约特部恩格德尔台吉，也娶了努尔哈赤的侄女为妻，尊称额驸，归顺后，又授三等总兵官世职，盟誓赐诰，赐与十四个拖克索、“近身役使和伐木运水”的男女四十对，以及大量金银财帛。其子索尔哈娶努尔哈赤之孙女为妻。

努尔哈赤还专门下达文书，给予来归蒙古诸贝勒，宣布要“无差别地对待亲生儿子与仰慕而来之诸子”，并指定他们分别与汗、贝勒“结成亲家”，以便“很好地恩养”他们①。

当斋赛之家送其二子一女为质并带马二千匹、牛三千头、羊五千只来赎斋赛时，努尔哈赤很宽厚，同意提前释放。他率领四贝勒皇太极、二贝勒阿敏，与斋赛对天盟誓，宣布如骗取牲畜而不送还斋赛，则“将遭殃致死”。斋赛也发誓要“以收养之父（指努尔哈赤）为父”，“以诸弟为弟”，若回部之后变心负盟，则“遭殃致死”。努尔哈赤厚赐斋赛皮裘弓矢鞍马甲仗，命诸贝勒送至十里外，设宴饯别，将其所质之女，给与大贝勒代善为妃。努尔哈赤命诸贝勒又与科尔沁部鄂巴等贝勒盟誓，“愿同心合意”对付察哈尔。这些政策和措施，吸引了许多蒙古贝勒、台吉率部来投，编入八旗，扩大了军队，增强了战斗力，与喀尔喀、科尔沁建立了比较巩固的友好联盟关系，对后金国与明作战、与察哈尔林丹汗作战，提供了有利条件。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20。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31、40。

鉴于各贝勒的势力强大和难以挑选合适的嗣子，努尔哈赤于天命七年（1622）三月宣布今后要实行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制度，并采取了一些措施，逐步为这一制度的完全实行创造条件。

第四节屡犯错误的年迈之君

努尔哈赤虽然是一位“聪睿英勇”的开国君主，解决了不少似乎无法解决的难题，进入辽沈后又迅速认清了新形势，及时地采取了“各守旧业”、大量任用汉官等政策，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由于大奴隶主、大农奴主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条件的制约，他不能坚持和彻底推行符合辽东需要顺应时代潮流的正确政策，并且由于一向攻无不克、飞跃前进而有些飘飘然了，骄傲专横，刚愎自用，因而从天命八年以后，犯了不少错误，干了一些蠢事。首先是，他不该从“恩养尼堪”转变为大杀辽民。天命八年（明天启三年，1623）六月，听说复州汉民人数增加，接受明国“派来之奸细和札付”，将要叛逃，努尔哈赤派遣大贝勒代善、斋桑古、阿济格、杜度、硕讬等贝勒，率兵两万，前往镇压，将男人全部杀光，带回大量子女、牲畜①。天命九年正月，努尔哈赤连下九次汗谕，遣派大批八旗官兵，在金国的大部分辖区，查量汉民粮谷，凡每人有谷不及五金斗的，定为“无谷之人”。努尔哈赤辱骂“无谷之人”是“不耕田、无谷、不定居于家，欲由此地逃往彼处（明国）之光棍”，谕令八旗官兵“应将无谷之人视为仇敌”，发现其“闲行乞食”，立即“捕之送来”，并于正月二十七日“杀了从各处查出送来之无谷之尼堪（汉人）”①。天命十年十月初三日，努尔哈赤下达长谕，指责汉民“窝藏奸细，接受札付，叛逃不绝”，历数镇江、长山岛、川城，耀州、彰义站、鞍山、海州、金州等地汉民武装反抗事例，宣布要斩杀叛逃之人。他命令八旗贝勒和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官将，带领士卒，各去自己辖属的村庄，“区别”汉民，凡系抗金者，一律处死。各将遵令，“分路去，逢村堡，即下马斩杀”②。时有辽民几尽杀光之说，满汉关系极度恶化。

努尔哈赤还在十月初三的“汗谕”中，命将未杀的“筑城纳赋”之“小人”（即劳动者），全部编隶汗、贝勒的拖克索（庄），每庄十三丁、七牛，耕地百晌，八十晌庄丁“自身食用”，二十晌作“官赋”。编丁隶庄后，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每备御各赐一庄”③。这样一来，原来“计丁受田”的汉民，失去了“民户”的身份，沦落为奴仆性质的“庄丁”，被迫缴纳数倍于“计丁授田”之丁上交的丁赋，人身奴役加重，剥削更为厉害。辽东地区的大多数汉民（即除去原系阿哈的汉民以外），从“计丁授田”的后金国“民户”，下降为缴纳高额地租、惨遭庄主压迫的封建农奴，严重地加深了辽民的苦难，农奴制庄园恶性扩展，遍布后金辖区，这是很大的倒退。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53、54。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60、61。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66。

③ 《满文老档·太祖》卷66。

从天命八年六月镇压复州兵民起，努尔哈赤在对待汉官的问题上有了很大的变化，放弃了原来拉拢汉官、大量任用汉官的正确政策，错误地对他们产生了怀疑，采取了疏远的态度。进入辽沈初期，不少降金汉官竭力效忠金汗，征田赋，佥汉兵，派役夫，运官粮，筑城池，清点人丁，查获“奸细”，捕捉逃人，劝诱辽民听从新君的命令，做了许多事。但是，由于辽东军民痛恨后金苛政，猛烈反抗，明又不断派遣密使劝说汉官弃金投明，有些汉官就犹豫了，担心金国汗、贝勒不能久驻辽沈，因而或与明臣书信往来，以留后路，或暗订密约，伺机叛逃。努尔哈赤不从改革弊政、减少杀戮、缓和矛盾以平息民怒稳定局势这一根本上着手，却改变策略，怀疑汉官，疏远汉官。当努尔哈赤决定派兵屠杀复州兵民时，“抚顺额驸”李永芳谏阻说：“所谓复州之人叛者，非实也，恐系人之诬陷矣。”①李之本意是应当慎重，核实情况后再发兵，这原是无可非议的。可是，努尔哈赤却大发雷霆，厉声指责李永芳等汉官“以明帝为长久，以我为短暂”，“心向明国”，蔑视金汗，竟革去他的总兵官职，捕其子来审讯，后虽复官，但也不似过去那样信任和重用了②。这样一来，汉官人人疑惧自危，持有二心，不敢直谏，妨碍了努尔哈赤对辽东汉民情形的深入了解和正确处理，影响了满族贵族与辽东汉族地主阶级的联合，加剧了辽东的动乱。

努尔哈赤在天命八年处理八旗贝勒和高级官将的问题上，也做了一些错事。三月，曾为建立后金国驰骋疆场征战三十余年的开国元勋扈尔汉，向养父努尔哈赤上书，承认过失，乞父宽恕，恳求再次起用为国效劳，努尔哈赤却大摆君主威风，再谴其非，不予考虑，使这位叱咤风云威震辽东功勋卓著的总兵官，忧闷病重，九个月后含恨去世，其子浑塔还降级袭职①。五月，创制满文、被誉为“一代杰出之人”的大巴克什额尔德尼，仅因细故，夫妇两人被努尔哈赤无辜冤杀，家被抄没②。六月，原哈达国主蒙格布禄贝勒之子、努尔哈赤的亲女婿乌尔古岱，因被汉官讦告收其金银，尽管缺乏根据，却遭议处死刑，后虽免斩，仍被革去具体处理军国大政的督堂要职，从总兵官降为备御。努尔哈赤还因此案痛责“爱子”四贝勒皇太极和岳讬、济尔哈朗、德格类三位贝勒。③这一重大案件，在八旗贝勒、大臣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努尔哈赤晚年犯的这些错误，严重地破坏了辽东生产。这一曾经是“田人富谷，泽人富鲜，山人富材，海人富货”，“家给人足，都鄙廪庾皆满，货贿羡斥”的富饶地区，竟弄得人丁锐减，田园荒芜，庐舍残破，百业凋敝，社会混乱，民不宁居，饥荒频仍，物价飞涨，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悲惨局面④。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51。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51、57。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47、60。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50、51。

③ 《满文老档·太祖》卷45、54。

④ 《满文老档·太宗·天聪》卷6。

第五节宁远失利含恨而逝

明天启五年（天命十年， 1625），努尔哈赤着手进行大举征明的准备工作。正月，闻听明遣兵一万，由海上至旅顺，修葺城堡，屯驻兵士，努尔哈赤命三贝勒莽古尔泰和阿布泰、巴笃礼二总兵官，领兵六千往攻，克城，击败明兵，毁城而还。

三月初三日，努尔哈赤召集八旗贝勒、大臣商议，欲迁都沈阳，诸贝勒、大臣以“恐食用不足，力役繁兴，民不堪苦”为由，乞请不迁。努尔哈赤断然拒绝众议说：“沈阳四通八达之处，西征明国，从都尔弼渡辽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到。南征朝鲜，自清河路可进。”他坚持己见，遂议定迁都沈阳①。

天命十一年正月十四日，努尔哈赤率领诸贝勒，亲统八旗劲旅，号称十三万大军，征讨明国，发动了明金（清）之间的第四次大决战。

正月十六日，军抵东昌堡，十七日渡辽河，“于旷野布兵，南至海岸，北越广宁大路，前后络绎，首尾莫测，旌旗剑戟如林”②。大军铺天盖地，直向明国杀去。这时，身任兵部尚书、辽东经略要职的阉党党羽高第，胆小怕死，严令从锦州、右屯卫、大凌河、小凌河、杏山、松山、塔山等城撤防，尽驱屯兵居民入关，焚烧房舍，遗弃米粟十余万石，搞得锦州等城兵民“死亡载途，哭声震野，民怨而军益不振”③。因此，金兵未遇任何抵抗，“如入无人之境”，二十三日即抵达宁远城郊。宁远只有明兵万余，被金兵重重围困，孤悬关外，与外界的所有联系均已中断，“中外谓宁远必不守”。

努尔哈赤遣被俘汉人入城，谕告城主宁前道袁崇焕说：“吾以二十万众攻此城，破之必矣，尔众官若降，即封以高爵。”遭袁严辞拒绝。正月二十四日，努尔哈赤下令，全军猛烈进攻。袁崇焕率领兵民拼死反抗，“枪炮药罐雷石齐下”，十数门大炮不断燃放，“周而不停，每炮所中，糜烂可数里”，又将被褥裹上火药，卷成一捆捆，投掷城下，发下点燃的火箭，“火星所及，无不糜烂”，击毙烧伤了大量金兵。努尔哈赤连攻两天，未能克城，伤亡惨重，“攻具焚弃，丧失殆尽”，无可奈何，乃遣三等副将武纳格率蒙古兵往攻宁远南十六里明军屯贮粮草的觉华岛，尽杀守兵七千，焚烧粮草千余堆和二千余只船。二十七日，努尔哈赤率军撤围，于二月初九日回到沈阳①。著名的宁远之战，以明军的胜利金兵的失败而结束。

努尔哈赤自二十五岁以遗甲十三副起兵以来，身经百战，驰骋疆场四十二年，一贯以少胜多，铁骑到处，无坚不摧，攻无不克，屡败明军，所向披靡，从未遇阻，为什么这次以数倍于敌的强大军队，竟不能打败区区万余明兵，竟攻不下远远不如沈阳、辽阳坚固的宁远孤城？为什么他这位久经沙场的无敌君汗，竟败在初次领兵的进士出身的小小宁前道袁崇焕手下？他和八旗官将不能不认真思考这一问题。

① 《满洲实录》卷8；《满文老档·太祖》卷64。

② 《满洲实录》卷8。

③ 《明史》卷259《袁崇焕传》。

① 《满洲实录》卷8；《武皇帝实录》卷4；《明熹宗实录》卷62、65、67；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6。

这样一段话：吾筹虑之事甚多，意者朕或倦勤而不留心于治道欤？国势安危民情甘苦而不省察欤？功勋正直之人有所颠倒欤？再思吾子嗣中果有效吾尽心为国者否？大臣等果俱勤谨于政事否？①紧接着，三月十九日汉官刘学成上奏，向努尔哈赤呈述金兵失败的原因并提出了四条建议。他说：汗不到半日即克沈阳，一日攻取辽东，其余之城无数，为何今日两天还未攻占宁远，并非辽东、沈阳之人少于宁远，亦非庸懦，也非枪炮少而钝劣。汗自占辽东之后，步卒骑兵三年之久未曾征战，兵之额真怠惰，士无斗志，车梯藤牌不良，兵器已不锐利。汗轻视宁远，故天使汗劳苦。……我无报恩之处，故奏述所思四项建言：不惜千金赏赐有功之人，无功者即系亲戚亦不免（罪），赏罚分明，将成大事。此其一。古云使功不如使过。辽东之人欲叛逃，是有罪之人，焉能尽杀，如若率之征战，以尼堪攻尼堪，有益于诸申。此其二。攻占土地之后，仍旧维持原制，与毁坏相比，乃是上策。②概括起来，努尔哈赤的宁远之败，首先是由于在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

第一，他不该从“恩养尼堪”转变为滥施屠戮大杀辽民，“不论贫富，均皆诛戮”③，杀人越多，民心越恨，反抗愈烈。第二，他从任用汉官、依靠汉官，错误地改为怀疑、排斥、歧视汉官，失去了大部分汉官对金的支持。第三，内争纷起，疑案迭出，伤人太多。以最高领导集团来说，从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四贝勒皇太极这四大贝勒起，到斋桑古、德格类、济尔哈朗、岳讬、硕讬等“执政贝勒”，都分别遭到努尔哈赤训斥和处罚。八旗高级官将，如达尔汉辖、阿敦、乌尔古岱、额尔德尼、巴笃礼等督堂、总兵官、大巴克什，或斩或囚，或降职革任，波动也不小。这样一来，汗威无比，群臣畏惧，三缄其口，努尔哈赤成为一个真正的孤家寡人，使得他不知下情，难辨是非，越弄越糟。在军事上，他骄傲轻敌，思想僵化，面对宁远坚城，他竟冒险硬攻，以弓矢对枪炮，以血肉之躯迎炮弹。而明军统帅袁崇焕却发挥所长，克服所短，用西洋大炮对付八旗劲旅的戈矛弓箭，以凭城死守来避开善于野战的金兵冲杀，用坚壁清野的办法来制服掠粮养军的金兵。

宁远之败，给努尔哈赤以沉重打击，使他“大怀忿恨而回”。战阵劳累，忧愤交加，积恨成疾，兼之进攻宁远时所负之伤又未痊愈，痈疽发作，天命十一年八月十一日，这位曾经叱咤风云、威震四方的常胜汗，这位实现了统一女真各部大业的后金开国之主，这位为多民族祖国的壮大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建树了丰功伟绩的满族领袖、清朝始祖努尔哈赤，在离沈阳四十里的叆鸡堡逝世，享年六十八岁。天聪三年（1629）葬于沈阳石嘴头山福陵，初尊谥为武皇帝，庙号太祖，后改谥为高皇帝。

③ 《清太宗实录》卷10。

谢选骏指出：满族是奴儿哈赤创造的，就像猪猿獐的一族是朱元璋创造的——满族比朱族的人多势众，难怪满鞑子族能打败猪猿獐朱族，开辟帝国时代的后半場。打败朱族之后，满族又各个击破了李自成、张献忠、吴三桂、郑台湾等族，终于控制了中国。中国政权，向来都是在各个家族手中来回转手的，这一点到今天也没有改变。“党天下”不过是“家天下”的临时组合、分赃结构罷了。

【附錄4、几万八旗军就可以搞定中国三百年——汉人的敌人其实是自己】

《中国沈阳市肆意侮辱全球华人――纪念清军入关360周年举办“紫气东来”清文化节》（华夏儿女 2004-07-31）报道：

△人无廉耻无法可治狗无廉耻一棍打死

△我把你象犬马一样地驱使，猪羊一样地屠宰，你反倒匍匐在地、为我歌功颂德；我由此认定你是软骨头的孱头！没廉耻的贱类！我不鄙视你鄙视谁？我不屠杀你屠杀谁？

△试问世界上还有这样卑贱的族群吗？这种廉耻丧尽的汉奸理论、奴才思想只会使得中国无数次的亡国灭种！即便有上帝，上帝也不会拯救这种不知道羞耻的族群！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有些人做着奴才，却还以为自己是主子。

△真正可笑、可悲的并不是自己当过奴隶，而是意识不到自己当过奴隶。这样的奴隶真是万劫不复的奴才！

概要：甲申沈阳，清文化节；挖掘文化内涵，提升城市文明；满清之乱，甲申国难；关外汉人，险屠一空；东来“紫气”，沐浴神州，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烧杀淫掠，惨绝人寰，“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掠取为奴，尸积成山，血流成河，屠城灭种，人口减半，倭寇禽兽，自叹弗如，若为人类，没齿难忘；汉奸走狗，丧尽天良，残杀手足，狗彘不若；炎黄子孙，忠义廉耻，“头可断，发决不可雉” ，“士可杀不可辱”；胡衣猴冠，剃发长尾，沦为禽犬；文字大狱，毁我历史，罪孽滔天；跑马圈占，民族等级隔离，民族压迫奴役，永世不忘；统一战争？种族灭绝？亡朝代？亡国家？“宁与友邦，不与家奴”，殖民嘴脸，彻底暴露；宗社党，满蒙独立，川岛芳子， “事变”先锋；满洲国，康德皇帝，新八旗军； “康乾盛世”，精神自淫；盛京文化，乌烟瘴气，人妖颠倒，“满洲”正不压邪，皇太极广场，清十二帝铜像，遇难同胞，死不瞑目。

“紫气东来”清文化节：清文化节十大主体活动包括：清文化节开幕式、“一宫两陵”申办世界文化遗产成功后的纪念会、国际清史讨论会、满族同胞寻根游、筹拍电视连续剧《紫气东来》、拍摄清文化专题片、筹建清文化专题博物馆、进一步改造清代一条街、兴建清文化典型题材的城市雕塑、成立清文化研究中心等。通过一系列活动，真正把沈阳文化内涵挖掘出来，提高整个城市的文明程度；由沈阳清文化节组委会、沈阳电视台与中央电视台共同拍摄的大型清文化专题片《紫气东来》5月20日开拍，计划在8月初完成，于沈阳清文化节期间在两台播出；“紫气东来”清文化邮品6月10日起开始预订；将历时一个月的沈阳首届满族民俗节5月29日拉开帷幕；暗含着“紫气东来”寓意的清文化节节徽选定。（沈阳日报讯）

举办清文化节的理由：今年是甲申360年祭。沈阳市委书记张行湘在沈阳市思想宣传工作会议上说，今年是清入关360周年，沈阳“一宫两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也将在今年揭晓。沈阳将利用这一契机，做大做强“清文化” 品牌，举办十大主体活动，加快建设全国一流文化名城步伐。”（沈阳晚报讯1月15日载，记者李明欣）笔者就清文化节质问沈阳市委宣传部，接电话的女官员（8624-22845905）给我了一个荒唐可笑的解释：为了吸引广大海内外商人，尤其是华人华侨来（满清发祥地――盛京）来投资，发展经济，让更多的人就业；日本杀了我们那么多人，现在也友好了，周总理还免去了巨额战争赔款；秦始皇修长城死了那么多人，也没有受到谴责，还留下了宏伟的长城。笔者就《紫气东来》电视片的拍摄向辽宁省广电局（8624-23187678）提出异议，却得到了一个更吃惊的回答：清军的大屠杀属于历史上朝代更迭的正常现象。

360年前清军入关，满洲人及其走狗的满洲弯刀砍杀了我无数同胞；今年满遗和新奴才们为纪念中华民族遭遇的这场惨绝人寰的大灾难而举行的 “紫气东来”系列清文化活动，真正是对我无数遇难同胞戳尸辱魂的另一把满洲弯刀。下面且看三百多年前的东来 “紫气”是如何沐浴神州大地并给炎黄子孙带来了什么样的吉祥征兆：

（一）入关前的满洲与满清入关的目的

（1）入关前的满洲经济社会――南迁的动力

南宋时期，女真人（是否是满洲人的先祖尚有争议）即不事耕作。金政府为了女真人的生计不断掠夺汉人的土地送予女真人，役使汉人为奴，使有金一代民族矛盾始终尖锐。金灭亡后，汉人怀着对金人满腔仇恨，将残留在华北的女真人无论男女老幼统统杀死。

明初，东北女真人的经济大体上处在“稍事耕种，以养马弋猎为生”的农牧渔猎混合经济模式；至明中叶，已是“屋居耕食，不专射猎”，处于向以农业为主导的经济的过渡时期。但是，女真人农业生产具有以下先天不足的弱点：（1）农业生产是粗放型的，对自然条件依赖程度很大，主要是肥沃的土壤，适宜的气候，一旦自然条件恶化，（如酷寒的气候等）则直接导致农耕生产的衰退，他们只好迁徙，寻找适宜的生存空间；（2）用以发展农耕生产的生产资料（包括铁制农具、耕牛等）物质生产条件极度欠缺，全部靠从明朝和朝鲜贸易输入或掠夺；（3）农耕生产经营粗放的原因之一是缺乏有经验的劳动者，因此汉、朝农民也成为女真人掳掠的对象，沦为耕奴从事劳作；（4）农耕生产规模较小，粗放式的经营，因而，农业产量不稳定，加上手工业落后，这些都使得女真族地区的经济产品无乌满足自身的生活需要，生活资料亦需大量从先进的农业区输入。

可见，处在向农业经济过渡期的女真人若没有先进地区的物质支持，经济根本无乌发展，甚至无乌生存。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如适宜农耕的自然条件；输入大量的质量较好的生产资料；有经验的劳动者以及维持自身生存的生活资料，都可因南迁得到满足。因此，经济的发展是女真人南迁的内在的、根本的动力。这也说明为什么建州、海西女真的迁徙方向始终指向南方先进的农耕区，而与之比邻的兀良哈（游牧经济）在同样的情况下却迁徙到阿尔泰地区。

（2）满清入关的目的和性质――“我必得辽，然后可以生活。”“沈阳无久居之势。”

努尔哈赤于1616年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建立了后金政权，制定了乌规、官制及文字，并停止了向明朝政府纳贡。至此，两者由以前的臣属关系转变为两个语言、文化、制度、风俗都完全不相同民族的独立国家。

后金时期，女真人经济发展很快，但却出现了财政困难，物资欠缺，生活日益贫苦的现象。究其原因，一是女真人经济基础薄弱，二是连年征战，国库空虚，三是归附掳掠来的人口增多，导致自身生产无乌满足消费的需要。而此时，明、金关系紧张，马市贸易中断，要缓解内部紧张的供求关系只有向外侵略扩张。努尔哈赤曾说：“我必得辽，然后可以生活。”而后金夺取辽沈后，虽增加了土地和财富，但仍未从根本上解决供求矛盾，所以皇太极又提出：“沈阳无久居之势。”——必须进驻中原。可见，三百年前，侵略者头目自己就把入关的目的交代得清清楚楚了，根本无需被侵略者替他辩护、粉饰，那样做其实是对满洲“圣主”的不恭敬！经济的发展是女真人南迁的内在的、根本的动力，而游牧民族固有的对武力崇尚使其往往选择侵略扩张这条掠夺性发展道路，加之明末中原的天灾、内乱和明廷的腐败又恰好给了满洲人一个难得一遇的机会。

对明帝国来说，满族是外族，不论臣属与否，入关就是侵略，是两个国家的战争。对于已经摆脱明帝国统治的满洲人来说，入关的目的就是为了谋求本民族的生存与更大发展，“灭流寇而安天下”只不过是欺世盗名的幌子。满洲人入关后，对汉人血腥屠杀、残酷压榨，而本民族则全民皆贵、养尊处优、作威作福二百多年，人口增长了十倍，至清末在神州大地上几万万中国人的血汗已经哺育出了几百万条骄奢淫逸的寄生虫，实现了满洲民族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这种历史性的飞跃是他们在寒冷的满洲不可能实现的，但代价却是几万万中国人被压榨、奴役，中华文明进程的延缓、滞后，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边缘。因此，满清入关与日本侵华目的、性质完全相同：拓展生存空间，谋求本民族更大发展的侵略战争和彻头彻尾的殖民统治。只不过一个成*并统治了二百多年，另一个失败后退回了本土。

（3）始于关外的满清之乱——“几经离乱，东北诸民终于得以安定……”

1625年北中国早晨的太阳

映照着刚刚面世的盛京

有三分土腥

三分苦涩

当然少不了一股股满族传统的激情

当然，也少不了几许历史的忧愤

从马背上卸下帐篷

筑起十王亭

战刀闪闪掷地有声

站成雕龙柱

在努尔哈赤炽热的目光中

你骄傲地挺直了身躯

那时，连年鏖战的努尔哈赤很瘦很瘦

他的目光很瘦很瘦

你的身躯也很瘦很瘦

很瘦很瘦的你

却伸出剽悍的手臂

将一面黄艳艳的大旗

举过头顶

举过盛京

指向北中国之天

那大旗上有一行满文

呼啸的朔风边译边读

文天祥是英雄

岳飞是英雄

努尔哈赤也是英雄

皇太极也是英雄（——摘自沈阳日报2004年7月2日特刊齐世明）

英雄的义举：满清（后金）在与明朝争夺辽沈的战争中，其游牧民族的野蛮性已经暴露无遗。满清统治者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到多尔衮，都以凶悍残忍著称于史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句话对他们不完全适用，因为他们的做乌通常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就是说一遇抵抗，破城得地之后不分军民，不论参与抵抗或未参与抵抗，通通屠杀或掠取为奴。在许多方志中对努尔哈赤在辽东的屠戮汉民有明确记载，无数中国和朝鲜的史料都有努尔哈赤攻入抚顺关后在辽东都司汉区内攻一城屠一城的明确记载。奴尔哈赤势力膨胀之后，大杀辽民，尤其在其统治晚期，辽民除少数逃回关内以外，关外的汉人险被奴尔哈赤杀戮一空（死难的百姓大约在三百万左右）！在与明朝争夺辽东的时候，清军就曾对迁安、永平两地进行屠城，只将财物和少数妇女掠走享用。因破坏了皇太极对汉人的怀柔政策，主事者阿敏被宣布为“国贼”遭到惩处，但皇太极本人拒绝对此事负责，而且后来也没能制止此类屠杀。明将蓟辽总督洪承畴被俘，除了一部分可利用的部属外，其余官百余人，兵三千余人，皆就地屠杀，死者家属妇女儿童一千二百余人没为奴婢。明总兵祖大寿投降，清军得锦州，全城居民就地屠杀，三日搜杀，妇孺不免。中国自古就有杀降不祥之说，满清禽兽的凶残本性可见一斑。

“天下终将归于一统，”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手捋须髯，脸上闪过一丝不易被觉察的笑意，在他身后，似血的残阳映照着盛京皇宫正殿。“几经离乱，东北诸民终于得以安定……”（——摘自沈阳日报2004年7月2日特刊记者常玲）

(二)甲申国难——一场地地道道的种族灭绝大屠杀

（1）东来“紫气”沐浴下的神州大地——日寇禽兽望尘莫及

1644年5月，满洲人伙同蒙古人（数百年前两人各祸害中国一次，这次又携手并肩、卷土重来）及数典忘祖、丧尽天良、为虎作伥、残杀手足同胞的走狗汉奸——汉八旗（据说其后代多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为享受政府的优惠改为满族；另据辽沈晚报报道，在辽宁省及海城市有关部门的大力抢救、保护下，清代平南王尚可喜陵园的修复工作被正式提上日程，在尚可喜安葬之地——海城市八里镇小新村整修陵寝，重建纪念馆、展厅。历经３年的修缮，尚可喜纪念馆、展厅已正式落成并对外试开放。）入关，随后华夏民族遭遇了继五胡乱华、安史之乱、靖康之难、蒙古之乱后又一次外族入侵的大灾难——满清之乱。60年前，中华民族正处于坚苦卓绝的抗战时期，郭沫若先生写了《甲申300年祭》一文，提醒国人勿忘国耻。今年，有良知的炎黄子孙也不会忘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屠江阴，血洗江南、岭南等等清寇犯下的滔天罪行。从满清入关到平定三藩，三十七年的屠杀，全国南北皆成废墟，直隶是“一望极目，田地荒凉”(卫周元.痛陈民苦疏.皇清凑议.卷1)，河南是“满目榛荒，人丁稀少”（李人龙.垦荒宜宽民力疏.皇清凑议.卷4），湖广是“弥望千里，绝无人烟”（刘余谟.垦荒兴屯疏.皇朝经世文编.卷34），素称“天府”的四川更是“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民国温江县.民政.户口），即使抗战时期日寇实行“三光”政策最惨烈的华北地区也未出现过这种凄惨的景象。据张善余主编的《中国人口地理》记载：明朝人口高峰为一亿五千万人，清军入关第二年（1645年）为八千万人（当时全国笼罩在血腥恐怖之下，笔者认为此数据不准。明末统计人口数量就有六千万，当时实行的是按人口缴税政策，所以民间隐瞒了大量的人口，专家一般认为当时明朝人口大约在一亿左右，还有学者认为人口在1.5亿左。），三十七年的野蛮屠杀，使全国总人口估计减少了近一半。历史上其他外族大规模入侵造成的人口损失为：蒙古灭金、宋人口减少四成，约五千万人；靖康之难减三成，约三千六百万人；八年安史之乱剧减二至三成，约二千万；五胡乱华（含侯景之乱）在低谷中波动并几度显著减少；日寇侵华二千五百万人惨遭屠杀，但总人口未减少。可见，清寇的野蛮凶残连国人切齿痛恨的日寇也望尘莫及！历史上惨死于外族大规模入侵的中国人总计足有两亿人！在人类史上绝无仅有。

（2）清军入关后的暴行——屠城灭种，杀人盈野！炎黄子孙的末日来临！

清军入关，一遇抵抗，必“焚其庐舍”，“杀其人，取其物，令士卒各满所欲”，与日寇绝无二致。皇太极时三次深入畿辅、山东等地的屠杀抢掠在许多方志中有明确记载，皇太极掠济南，城中积尸十三万，运河之水变红！！！其手段之残忍、屠杀之野蛮、破坏之惨重远远超过日本鬼子之“扫荡”。其凶残不逊于乃翁，至于多尔衮，更是青出于蓝。

从顺治二年四月清军南下开始，满清即以民族征服者自居，杀戮立威，演出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屠城悲剧。大肆烧杀劫掠之后，多尔衮又竭力抹杀汉族的民族意识，清廷颁行“留发不留头”“剃发易服，不随本朝制度剃发易衣冠者杀无赦”“所过州县地方，有能削发投顺，开城纳款，即与爵禄，世守富贵。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尽行屠戮。” 的命令拉开了征服中国人的序幕。这是多尔衮代表满洲贵族发布的“屠城令”，有蓄发者立执而剃之，不服则斩，悬其头于剃头挑子所缚高竿之上示众。汉人激烈反抗，多尔衮则一意孤行实行民族高压政策，竟下令“凡有为剃头、圈地、衣冠、投充、逃人牵连五事具疏者，一概治罪。”汉人被迫改穿难看至极的满人服饰，使延续三千多年的汉族衣冠毁于一旦。与其说忠于明朝，不如说保卫中国人民族生存的民族英雄史可乌等又以文天祥似的姿态在这一刻站立起来，民族的脊梁英勇反抗着外族侵略者和汉奸的联合攻杀。殊死搏斗后，于是其后就有了著名的“扬州十日”与“嘉定三屠”，因为有专书记载为人们所熟知。尔后就是血洗江南、岭南，屠江阴、屠昆山、屠嘉兴、屠常熟、屠苏州、屠海宁、屠广州、屠赣州、屠湘潭。此外还有，屠大同、屠四川等等，清寇甚至勾结荷兰殖民者，攻屠思明州（厦门）。这些屠戮和“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一样的血腥、残忍，都是义士百姓屠戮殆尽，尸积成山，血流成河，不过是没有专著记载而已，（你可去翻翻各地的方志），至今人们谈起多尔衮这个欠下我汉人累累血债的魔头仍切齿不已。南方一带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一个个被血海笼罩，明末的资本主义萌芽摧残殆尽，至少六千万人惨死，可能远不止此数，还有很多被掠为农奴。多尔衮实乃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屠夫。四川在明末遭受过张献忠的杀戮（有可能是地主阶级的污蔑、诽谤），清军进四川，杀的更干净，“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这是1649年满清政府屠四川时张贴的公告！（日本人还挂出“皇军不杀良民”之类的幌子遮掩遮掩，满洲人连这都不用）。比如清军陷昆山，在那里抵抗了三天的义军逃走，于是对平民实行大屠杀，当天的死难者就达四万，“昆山顶上僧寮中，匿妇女千人，小儿一声，搜戮殆尽，血流奔泻，如涧水暴下”，清兵的野蛮、凶残可见一斑！1649年（顺治六年）郑亲王济尔哈朗占领湖南湘潭后的屠城；同年平定大同总兵为首的山西反清运动， “朕命大军围城，筑墙掘濠，使城内人不能逸出，然后用红衣火炮攻破，尽行诛戮”，不仅大同全城军民屠戮殆尽，“附逆抗拒”州县也不分良莠一概屠杀。1650年平南王尚可喜与耿继茂攻克广州时的屠城“再破广州，屠戮甚惨，居民几无噍类。……累骸烬成阜，行人于二、三里外望如积雪。因筑大坎痤焉，表曰共冢。”“甲申更姓，七年讨殛。何辜生民，再遭六极。血溅天街，蝼蚁聚食。饥鸟啄肠，飞上城北，北风牛溲，堆积髑髅。或如宝塔，或如山丘.……”，充分暴露出满清标榜的“吊民伐罪”的伪善。这类血淋淋的事例在史籍中屡见不鲜。古语云：“杀降不祥”，清军往往以“恶其反侧”等借口将来降军、民屠戮一空（顾诚《南明史》）。不光杀汉人，对其他民族也实施大屠杀。在西南成村的苗民被清军消灭。连德、日乌西斯比起来，恐怕也是小巫见大巫，自叹弗如。

17世纪，在通向长城关口的大道上，经常可见数万成群衣衫褴褛的汉人男女哭哭啼啼的行走，汉奸兵在挥舞鞭子驱赶。马上的鞑子兵，用野蛮人的牲口话不断欢呼大叫，狂饮抢来的美酒，盘算着今天“收获”的财宝。这些磕头求饶、保住小命、被迫“谢恩”留活口的汉人，只好去当野蛮人的奴隶，没有价值的老头老太小孩子早已就地杀死。男丁押去庄园做农奴苦工，女的分配给满人奴隶主淫乐...

被满清杀害的新建人徐世溥，著有《江变纪略》，仅有抄本传世，该书于乾隆四十四年被满清禁毁。最近北京古籍出版社重印了。书中对清兵攻破南昌城的暴行进行了详细的记载，特别是清兵将妇女抓来“各旗分取之，同营者迭嬲无昼夜”龟奸的兽性，更是人间罕见。转战烧杀三十七载，方才初步平定中国。繁华的大都市尽毁于清军之手，著名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都是在几乎杀绝之后才下令“封刀”。整个中国“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有思想、敢反抗的忠勇之士几被杀尽，留下的大抵是一些顺服的“奴才”，其实东方的落后于西方，正是始于明朝的灭亡。

扬州十日一六四五年四月，清军进攻南明，兵围扬州。史可乌正在扬州督师，固守孤城，急命各镇赴援，但各镇抗令拒不发兵。史可乌忠肝义胆，率扬州军民拚死抗击清军，困守孤城，清军乘机诱降，主帅多铎先后五次致书，史可乌都不启封缄，严词拒绝，誓死不降，历七昼夜。二十五日城破，军民逐巷奋战，清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才攻克了这座城市。城破时史可乌被俘，守军战斗到最后的一兵一卒，多铎劝他归降，史可乌说：“我中国男儿，安肯苟活！城存我存，城亡我亡！我头可断而志不可屈！”遂英勇就义。清军主帅被扬州军民的英勇抗敌精神激怒了，一则是兽性大发；二则是为了毁灭汉人的抵抗意志，竟然命令那支杀红了眼的清军在扬州大掠十日，血腥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烧杀淫掠，无所不为，无恶不作，象一群长着野蛮筋骨的怪兽，作尽伤天害理之事。十天之后，扬州的男人们被屠杀殆尽，繁华都市顿成废墟。仅扬州一城，死者即达八十余万，不光是杀，任何妇女都有可能抓住被成群的士兵龟奸，和三百年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一模一样。《扬州十日记》描写清兵杀人如麻，流血有声，读了之后，令人毛骨悚然，如游地狱，忘掉人间。80万汉族人为了保护自己的文化，被满清侵略军残酷的杀害，整整十天，那是怎样暗无天日的十天！怎样的愤怒与绝望！当时的汉人，恐怕会觉得本民族的末日到了吧。

扬州十日到底杀了多少人？王秀楚《扬州十日记》记载当时的估计是八十万（不过有人不同意这个数目，估算是二、三十万，但据史料记载，当时扬州周边乡村和县城的百姓大多聚集到扬州城避难，就算二、三十万也够惨烈的了）。过了近三百年后，日本人在南方仿效扬州十日来了个南京大屠杀。扬州，自从那次大屠杀之后，从千年大都市，变成了一个小城市，这个大家有目共睹。南京大屠杀之后的南京却并没有如此。可见，扬州屠杀之烈，远甚于南京！！！

嘉定三屠清廷“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命令一下，嘉定、江阴军民发出“头可断，发决不可雉”，所谓“民风柔弱”的江南民众的反抗怒火，却在松山、昆山、苏州、嘉兴、绍兴、江阴等地熊熊燃烧。嘉定城中民众不分男女老幼，纷纷投入了抗清行列。乙酉年七月初四嘉定城破后，清军蜂拥而入。当屠城令下达之时，清兵“家至户到，小街僻巷，无不穷搜，乱草丛棘，必用长枪乱搅。”“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籍。” 清兵“悉从屋上奔驰，通行无阻。城内难民因街上砖石阻塞，不得逃生，皆纷纷投河死，水为之不流。”若见年轻美色女子，遂“日昼街坊当众奸淫。”有不从者，“用长钉钉其两手于板，仍逼淫之。”史家慨叹：“三屠留给这座城市是毁灭和不知道德为何物的幸存者。”血腥屠杀之后，清兵便四出掠夺财物。史载：如遇市民，遂大呼献财宝，“恶取腰缠奉之，意满方释。”所献不多者，则砍三刀而去。是时，“刀声割然，遍于远近。乞命之声，嘈杂如市。”(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朱子素的笔记《嘉定乙酉纪事》载“兵丁每遇一人，辄呼蛮子献宝，其入悉取腰缠奉之，意满方释。遇他兵，勒取如前。所献不多，辄砍三刀。至物尽则杀。故僵尸满路，皆伤痕遍体，此屡砍位能非一人所致也。”大屠杀持续了一日，约三万人遇害，“自西关至葛隆镇，浮尸满河，舟行无下篙处”（《嘉定乙酉纪事》，下同）。更有甚者，清军“拘集民船，装载金帛、子女及牛马羊等物三百余船”，满载而去了。

杀戮的恐怖并未吓倒民众，清兵一走，四散逃亡的民众又再度聚集，一位名叫朱瑛的反清义士率五十人进城，纠集民众，又一次占领控制了嘉定。“乡兵复聚，遇剃发者辄乱杀，因沿路烧劫，烟焰四路，远近闻风，护发益坚。”清军再次镇压，因嘉定居民闻风逃亡，这一次的目标主要是城郊，“数十里内，草木尽毁。……民间炊烟断绝。” “城内积尸成丘，惟三、四僧人撤取屋木，聚尸焚之。”尤其是外冈、葛隆二镇，因为组织乡兵进行了抵抗，几乎被烧杀殆尽。此为嘉定第二屠。

抵抗的余波还在继续。八月二十六日，绿营把总吴之藩造反，但这是一次无望的起义，很快就被覆平，清军恼怒，嘉定也再遭浩劫，连平息吴的造反外带屠戮平民，嘉定城内外又有两万多人被杀，这是嘉定第三屠。朱子素的《嘉定乙酉纪事》结尾：“以予目击冤酷，不忍无记，事非灼见，不敢增饰一语，间涉风闻，亦必寻访故旧，众口相符，然后笔之于简。后有吊古之士，哭冤魂于凄风惨月之下者，庶几得以考信也夫。如果说前两次屠城，对满清而言，多少留下一些“隐患”的话，那么这第三次屠城，他们可谓“如愿以尝”。因为在这满城的累累白骨之上，总算插上了“削发令已行”的旗幡！史载：在满清的三次屠城中，嘉定城内民众无一投降者。

江阴屠城从闰六月初一到八月中秋两个多月期间，清军屡攻不下，丧亡“三位王爷和十八员大将”，而江阴城中粮食眼看就要告罄，但战士们却士气越发的激昂，高唱着“江阴人打仗八十日，宁死不投降”的雄壮军歌。清军又调来西洋大炮轰城，八月二十日，江阴城被清军攻破。清军攻进江阴后，十分痛恨江阴人民的顽强抵抗，就下令屠城，“满城杀尽，然后封刀”。全城人民“咸以先死为幸，无一人顺从者。”大砍大杀了三天，被屠杀者达17万两千人，未死的老小仅有53人。江阴这小小的城池，抵抗清兵达80多天之久，打败了清军二三十万的大军，杀死了七万五千多清兵，使满清侵略者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中国通史》，丁文主编）

拒不剃发的人都掉了脑袋，拒不与清廷合作的人也渐渐老死在了山里。后来的人，逐渐为*利所诱，纷纷地去参加了清廷的科举。清廷的科举，表面上看，考的也是儒家的东西，但实际上，要参加这样的考试，前提就是要放弃自已的羞恶之心。顾炎武说，“士大夫之无耻，谓之国耻。”

然而，可悲的是，有些文弱的书生们的抵抗倒比武夫们更坚决。吴三桂、洪承畴等明朝武将充当满清鹰犬，四处镇压人民的反抗，而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即明末清初三大家）却坚强不屈地筹划抵抗。其实这样的现象在中国并不少见。明成祖入定南京，武将皆已臣服，只有文臣方孝儒虽诛十族亦不肯为篡位者拟诏书。文人们的英勇行为是不能用利益得失来解释的，因为他们心中有儒家忠义的信念。儒家思想的精髓，不在于那些关于心性的空谈，而在于对忠义廉耻的追求。怀有忠义廉耻之心的人，才能称为真正的儒家。明清之际的文人，在拼死抵抗失败以后亦不忘著书立说，以总结明朝灭亡的教训，并图唤醒国人。他们那些在剧烈动荡中留下的作品闪着思想的光辉，如《日知录》，《明夷待访录》等。而清代，大兴“文字狱”，文人动辄以一文一句获罪，终其全朝，鲜见有像样的有思想的作品出现使清代全无敢于研究思想与学术的人，有的只是一些翻故纸堆的考据学家。

看过以上历史场景回放，再与日寇相对比，这是内战吗？根据什么“理论”“观点”可以把它看作正常朝代更迭的杀戮？施暴者的后代美其名“紫气东来”是缺乏良知，而被施暴者的后代美其名“紫气东来”则是丧失人性。

满清入关前后对汉族等各族人民屠戮的血腥性、野蛮性和对汉人民族意识的彻底绞杀（屠城、留发不留头、强制穿胡服、圈地、掳掠汉人为奴、文字狱、保甲连坐制），都充分表明了“满清之乱”是一场地地道道的民族战争、“甲申国难”，是五千年来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祸水”，而不是兄弟相争、统一中国的内战，更不是什么东来“紫气”。

（3）被杀戮的历史——凶残且卑劣的满洲人

《中国通史》（丁文主编）第五卷对清入关后的记载：以多尔滚为首的满洲贵族和一范文程为首的汉族降臣，首先采用了攻心战术。进关前夕，多尔滚对范文程、洪承畴等，言听计从。范文程告诉他，清朝不是在跟明朝争天下，而是跟农民军争天下。于是，清朝便提出了“灭流寇而安天下”的口号，来争取汉族地主的支持。同时，清朝又改变了过去的那种掠杀政策，不准杀无辜，不准抢财物，不准烧房子，宣布：“有抢汉人一物者，即行处斩”；迎降者“官仍其职，民复其业”；首倡内应者，城破后破格提升。

（三）全面的民族压迫与奴役彻头彻尾的殖民统治

较之以蒙元赤裸裸的民族分化政策，满清的民族压迫与民族奴役的方式显然是要高明的多。其技巧之圆滑、心地之奸险、手段之恶辣，足以给世界上任何殖民政府的殖民统治当教材！除肉体上的野蛮杀戮之外，更高明的是精神上的奴化、愚化、毒化。

（1）专制主义的登峰造极——凶残本性的集中体现

满清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是一个封建专制主义达到登峰造极的时代。中国传统的高度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制度从秦始皇开始，到满洲入关前后，已经有将近两千年的历史，经过历代封建统治者的不断“发展、完善”，专制主义的力度与强度均达到“世界领先的高度”，满清王朝更是推陈出新，把这种制度和其原有的奴隶制改造组合，将其“艺术性、实用性”发挥的淋漓尽致，变成足以傲视世界的“国粹”。（摘自张少炎《后辫子时代的反思与批判》，下同）

专制主义在满清时代的全面泛滥，除历史沿革，即所谓“清承明制”之外，另有其特殊的原因。一是满洲社会的历史传统。满洲人在入关以前，长期处在原始社会阶段，到16世纪前后，才过度到军事奴隶制社会，满洲入关之后，长期保留着相当一部分奴隶制残余，甚至雍正时代，满清皇帝还意尤未尽的美化那些奴隶制残余，说是其祖先时代固有的 “美俗”云云，终满清一代，满大臣对皇帝始终以“奴才”自称，这种奴隶制残余势力的普遍性可见一斑。二是由其殖民压迫的残暴本性决定的。满洲贵族以外族身份入主中原，始终对汉族地主阶级与汉民族怀有深深的猜疑心理与防范意识。对于汉族地主阶级，一方面充分拉拢利用，扩大、稳固其统治基础；另一方面又刻意防范、压制，把他们限制在“家奴”的范围内，防止他们“犯上作乱”。其主要手段就是充分利用科举制和经过其毒化的奴才学说——官方理学，这一太监学说来戕害汉族士人的灵魂，达到其奴化统治的目的。对于广大的农村社会和农民，则着力强化野蛮的保甲制度和腐朽的宗乌制度，保甲制度规定“一家犯乌，十家连坐”；宗乌制度的全面强化，把其殖民压迫下的奴化灌输渗透到殖民地的各个角落。这样，中国传统社会原有的腐朽的专制主义制度不仅没有得到松动，反而得到病态、畸形的巩固，在满清一代，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2）文化杀戮与绞杀汉民族意识——最黑暗的文化奴隶时代

满洲贵族的全国统治确立之后，为了使汉人变成一个没有思想、逆来顺受的奴才民族，曾经严厉执行一个长时期的文化杀戮和奴化政策。不遗余力的搜书、焚书、删除、篡改古书，旧书新书凡是有涉及外族的地方，一律修改，有诋毁的地方，全书抽毁或禁行或全毁，竭尽全力消灭自己杀人起家的罪证！这就成就了满清的另一项*德——文字狱。现存的作者一被举发，充军、杀头、籍没连接一大套。留下来的成绩是一大部经过抽、改，经过“消毒”（民族思想）的四库全书，一大套禁毁书目，和几万万被压迫人民的仇恨。满清政府为什么这样做？因为它是少数民族，单凭一点有限的武力，和由这武力所缔构的穷凶极恶的专制政权，来奴役这样一个文化深厚的古老民族是不够的。它害怕文化，害怕人民的民族思想，越想越怕，恐慌得不得了，才来这一手文化杀戮，致使文人往往因为文字的误会而遭受体罚或者丢了性命。（摘自张少炎《后辫子时代的反思与批判》，下同）

满清文字狱处治之残酷、杀戮之凶残，流毒之深广，都是空前绝后的！满清皇帝为了维护其严酷的民族压迫和殖民统治，不仅大规模的杀人，而且“诛心”，凡是有一点点的思想火花，一点点的独立人格，一点点气节的人，全部扑杀！与满洲人相比，蒙古人自叹不如，日本人羡慕不已。

戴明世所著《南山集》，曾用南明王朝皇帝朱由榔年号，还引述方孝标所著《黔贵记事》，称赞方所记吴三桂的事正确。结果戴明世寸桀而死，全族屠戮。方孝标已死，剖棺锉尸，儿子孙子一律处斩。为《南山集》做序的知名作家方苞也几乎被绞死。胤祯时期，礼部侍郎（教育部副部长）查嗣庭在江西主持考试时，因试题中有“维民所止”一句，被认为是故意砍掉“雍正”的头，查自杀后仍被锉尸，所有的儿子被斩。礼部尚书（教育部长）沈德潜写了一首《咏黑牡丹》诗歌：“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句，乾隆误会是影射清王朝以外族夺得朱明皇位的逆词，令剖棺锉尸。徐述夔去世多年后，1778年乾隆皇帝在徐的遗著《一柱楼诗集》中读到“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读到“举杯忽见明天子，且把壶儿抛半边”、读到“明朝期振奋，一举去清都”的句子，认为他是“显有兴明灭清之意”，遂将其剖棺锉尸，后代问斩。著名的文字狱案还有“汪景祺之狱”“名教罪人钱名世”“曾静吕留良案”“屈大均诗文案”“王肇基献书案”“胡中藻之狱”“刘裕后《大江滂书》案”“王寂元案”等等等等，数不胜数，甚至连病疯者也不放过。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个，制造文字狱的手段一个比一个搞的疯狂，乾隆更是残酷到变态的程度：吹毛求疵、深文周纳，“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一把心肠论浊清”都成为株连、杀戮的罪证。动辄“立斩”“立绞”“弃市”“凌迟”“寸磔”“开棺戮尸”“灭族”，无所不用其极！在主子的授意下，奴才更是捕风捉影，大肆株连无辜，乾隆也知道底下的奴才肆意滥杀，但却并不松手，独裁者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 满清统治者以此来造成专制淫威下的恐怖气氛，来震慑士人，对汉族有骨气、有独立自主精神的人恨之入骨，象雍正那样不惜把吕留良挫骨扬灰！让被压迫者不要有一点点胆敢和压迫者捣乱的念头！文字狱的暴虐、焚书、篡改，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据记载，满清王朝一共搞了160余件文字狱案件，平均一年半对文人开刀问斩一次。“避席畏闻文字狱，著述都为稻粮谋”正是当时的文人士子风声鹤唳般的真实写照。从思想探索的角度看，满清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最黑暗的奴隶时代！

通过重修或编写文献典籍，淡化汉民族意识。清政府在编纂《四库全书》时提出：“凡宋人之于辽、金、元，明人之于元，其书内记载事迹，有用敌国之词”者，在《四库全书》中要“夷之改彝，狄之改敌”。鲁迅对此有过评价：“`贼'、`虏'、`犬羊'是讳的；说金人的淫掠是讳的；`夷狄'当然要讳，但也不许看见`中国'两个字，因为这是和`夷狄'对立的字眼，很容易引起种族思想来的”。精神思想上的禁锢和文化意识上的阉割，导致汉民族的许多知识分子要么整天埋头在传统的八股文、科举之中，专心致志从事考据，在古书堆里当不需要想象力和理解力的“学者”，清代学术研究有许多成果，文字考据学巨著较为突出。

满清政府在编纂“明史”上花费心计是有他自己的图谋。首先，是大面积的羁縻文人，设乌让他们同殖民者合作；其次，是篡改历史，把有关其祖先建洲女真的史料刻意隐瞒、歪曲、删除、篡改，努力证明，其祖先在历史上一直是自主的，从未臣属过明廷，建洲女真也从来没受到明朝政府管辖。这完全是在制造雍正所说的“朕夷狄之君”“非中国人”的理论根据。实际情形是：辽东地区在明代属于辽东都司，于洪武八年并入明朝版图，明朝在辽东都司共设25卫2州，其中25卫是汉族聚居区，2州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永乐七年，又设奴尔干都司，统辖370个卫，20个所，都司、同知等职任用“流官” 管理，下面的卫指挥使、千户等职则由“土官”世袭，奴尔干都司的设置把明王朝的政令传达到内外兴安岭、鞑靼海峡两岸的广大地区，奴尔哈赤在起兵叛明之前、及其祖先，一直担任建洲卫指挥使，世世代代都是明帝国的臣属。这部在屠刀的胁迫之下编纂的史书，非常可耻！里面凡是涉及到满清入关前后的历史，无不篡改的面目全非，对杀人匪徒竭力吹捧，阿谀！至于“四库全书”，就更是搞的彻底，全国图书都要进献检查，不仅不利于满清的文献被禁毁，连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的文字都要进行篡改。查缴禁书竟达三千多种，十五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七十万部。文字狱如此之彻底，一篇吴三桂的“反满檄文”，一本《扬州十日记》，一本《嘉定屠城记略》，竟在中国本土湮灭二百多年，二百多年后才从日本找出来！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政权交替时代有过，但从来没有一个像满清统治者这样，彻底摧毁汉人的衣冠、服饰，彻底绞杀汉人的民族意识，从精神上到肉体上彻底把汉人弄成完全顺服的走狗！满清统治者非惟酷毒暴虐、戾于刑狱；所“汉化”深者：工于心术而极力摧残汉人，尤其汉族士人之民族意识！较之前代的外族统治者，更加阴险、卑劣、刻毒！

吴晗（历史学家）：“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

满清皇帝名义上是编纂图书，实际上是 “寓禁于征”，疯狂销毁、篡改古代特别是明清之际的历史文化典籍，企图以中国人对血泪史的集体失忆和奴化来维持其罪恶统冶，所造成的文化破坏是空前的。对于一个民族而言，历史就是这个民族集体人格的记忆主体，假如重大的历史事实受到严重的扭曲与压抑，就会产生可怕的民族整体历史失忆症，这种历史的失忆症当然会造成整个民族集体人格的变形，甚至会产生集体人格的变态和堕落。从百年文字狱之后，中国彻底地进入了满清的黑暗统治之中，满清成了中国文化的寄生虫，中国文化成了满清的替罪羊。这正是满清统治黑暗和恶毒之处。关于这一点，章太炎说的尤其透彻“乾隆焚书，其阴骘不后于秦也。群之大者，在建国家、辩种族……曰：言语、风俗、历史，三者丧一，其植不萌。俄罗斯灭波兰易其语言，突厥灭东罗马而变其风俗，满洲灭中国而毁其历史。自历史毁，明之遗绪，满洲之秽德，后世不闻，斯非以遏吾民之发奋自立，且绝其由蘖邪？自是以后，掌故之守，五史之录，崇其谀佞，奖褒虚美，专以驾言狂曜，使莫能罪状己以阶革命，伟哉，夫帝王南面之术，固骘于秦哉！”（章太炎“哀焚书”）。中国文化素来把记载历史的真实性当成最优良的文化传统。（顾准先生甚至由此认为中国文化是“史官文化”）在满清一代，中国传统的“为官应直谏，为史应直书”的优良传统被破坏殆尽！在这种残酷的专制压迫与阴毒的文化禁锢之下，中国文化上千年来积淀起来的人格、骨气丧失殆尽！鲁迅更是精辟指出：“杀尽了汉人的骨气廉耻！”。物质财富可以快速创造，但拨除一个民族的奴性，恢复一个民族的人格、尊严与自信，则是长年累月的艰难！而奴性的遗留与不断地恶性泛滥，比如后来的“文革”，正是真正阻碍当今中国进步的最严重的精神桎梏！

鲁迅先生说：“对我最初的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的头，这才种定了的，到我们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了血史”。满清的手段大大的高明和阴毒，不仅是焚书，而是“全毁、抽毁、剜去之类的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其目的非常非常的明确，即“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由此达到其彻底奴化、永久奴役的企图！

满洲人以绝对少数人口统治一个有着绝对多数人口，有随时被消化掉了的危险，当然十分恐惧，所以满族统治阶级提出“崇尚满洲”的治国原则。顺治初年，清王朝下令汉民与满族一样蓄发，易衣冠，概从满洲制。“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由束发留辩改变民族习俗入手在精神上征服汉人；强调学习满文满语，天聪八年，皇太极命令将汉文官名、城邑名一律改用满文，“嗣后不许仍袭汉语旧名。.....若不遵我国新定之名，查出决不轻恕”。并要求满族官兵恪守祖宗规矩，“言语衣服骑射之事”不可轻废。入关后曾把满文满语列为官方语言文字，要求新进的翰苑名臣都要学习满语满文，召见时以满语奏对。八旗兵操练时也只讲满语，雍正还曾命令侍卫、护军都只讲满语”，要求汉族在服装式样、礼仪方式甚至一些生活习俗上放弃汉族传统而沿用满洲传统。

满清统治阶级削弱汉文化和有关的汉民族传统意识，遭遇到汉人强烈甚至是激烈的反应。满洲八旗兵下江南宣布“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命令时，嘉定、江阴军民发出“头可断，发决不可雉”，士大夫更是陷入长时间的“士可杀不可辱”的辩论中，王夫之就坚持认为华夏之大防是第一位的：“不以一时之君臣，废古今夷夏之通义”，他还说“非我类者，不入我伦”，甚至提出对强行推行满洲定制的“夷”“狄”——“不入我伦”者要开杀戒：“杀之而不为不仁，夺之而不为不义”。

（3）全面的殖民压迫与民族奴役——“贪残无道，实为古今所未有！二百六十年中，异族凌残之惨，暴君专制之毒，令我汉人刻骨难忍，九世不忘！”

清军入关，即疯狂圈占汉人土地，重演了其祖先金人入侵中原的那一幕。多尔衮以安置满洲“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为由，三次下令圈地，逼迫汉民“投充”旗下，强制实行落后的农奴制，原来的小农变成了奴隶。奴隶逃亡，即实行重治“窝主”的“逃人乌”。容留逃人做工的，甚至住宿的均算“窝主”，加之连坐，不知有多少人为此丧家亡身。

满清将被圈土地分给皇室、王公、八旗官员和旗丁，又称旗地。名义上是圈占无主荒地或明朝贵族的官庄，其实在圈占过程中常常是把民地硬指为官庄，把熟地硬说是荒地，把私田硬说成无主的荒地。同时，“凡圈田所到，田主登时逐出，室中所有皆其有也”，“圈一室，则庐舍场圃，悉皆屯有”，往往造成人民倾家荡产，无以生计。结果大量汉人沦为满人的庄客，成为供他们奴役、剥削的农奴。圈地运动持续了25年，到康熙八年才下令停止。（《世界史》近代卷，吴于廑，齐世荣主编）

史籍记载，1644年5月满清政权入关，把燕京确定为首都后，便在京城实行了旗、民分城居住的措施，相当于今日东城、西城的内城，只许满、蒙、汉三个八旗的将士及其家眷居住，而原来住在内城的汉、回等其他民族的百姓，则全部被迫迁移至京师外城——即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崇文、宣武两区。而说道满清政府推行闭关锁国的原因，据马克思分析认为，清朝闭关锁国的主要原因是防止汉人与外界交往以后，激起他们原有的反鞑靼人情绪。中国一旦开放，清朝旧有的文字狱和愚民政策的一系列成果必将崩溃。而从文字狱和沿海内迁三十里这些清朝绞杀汉族文化，闭关锁国政策中可以得到很多启示。而且，满清一些规定象汉人不得进东北和不得进入北京前三门内，这些都说明唯一一点，民族等级和隔离制度。而中国上世纪初兴起的“闯关东”，大批山东、河北等省人民纷纷迁移到东北，除了只看重表象的肤浅解释外，满清的覆灭是最大原因，一朝制度被摧，几代人来在国人心目中最神秘的最后禁区终于可以进入，使得人们如潮水般拥向东北去寻找新生活空间和机会，东三省不再是满洲统治者自家的后花园。不得不说，满洲统治者为自己留的最后退路也确实是大片肥沃黑土地、丰富的矿藏和资源的地方。尽管经过了二百多年文字狱和满汉一家的虚假宣传，即使是宗旨为反抗洋人侵略的义和团，最初的口号也是“反清灭洋”，而改为“扶清灭洋”只是一种为实际妥协的斗争策略而已，汉族对清朝民族等级隔离制度的强烈不满可见一斑。（摘自《满清黑暗的血腥统治史》）

在行政管理上，尽管使用汉人，但是不敢赋予汉人以实权，甚至在思想内心深处对汉族官员处处揣测和提防。尹嘉铨曾经担任大理寺卿（国家最高乌院院长），自称“古稀老人”，“为王者师”，弘历认为荒唐狂妄，乃将其绞死。在精神上使汉族屈服，就是要将本民族地位置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之上，在精神领域培养顺民意识，才好顺顺当当地统治国家。

他们在骨子里根本就是把中国人当奴才！一方面充分拉拢、利用，扩大、稳固其统治基础；一方面又刻意防范、压制，把他们限制在“家奴”的范围内，防止他们“犯上作乱”。拉那氏最后连老底都说穿了“宁与友邦，不与家奴”。先是多尔衮、多铎等屠夫，为强迫中国人剃头、扎猪尾巴而血洗江南、岭南，屠城灭种、杀人盈野，满洲贵酋难道不知道自己由此犯下的杀人罪行？为什么满洲殖民者在结扎猪尾巴上面不惜对汉族民众痛下血手呢？一方面，是其固有的民族歧视与游牧民族对武力的迷信；另一方面，满洲皇帝是有深谋远虑的，皇太极总结以前契丹、女真入主中原“数世之后，皆成汉俗”的历史教训，认为，满洲入关之后，也会不可避免的汉化，自己的民族有被汉化而消亡的危险。为避免这一点，皇太极认为，关键是要保证满洲人的“骑射”传统，（游牧贵族是以杀人、掠夺为职业的，其荣耀与业绩都是建立在武力杀戮之上的，一旦从马背上下来，他们什么都不是！）为保证骑射，满洲人的辫子、胡服是绝对不能放弃的！这是皇太极留给后世的“祖训”。既然“祖训”不可更改，而且要保证其殖民政权的长久，那么惟一的牺牲品就是被压迫的汉民族。改换发式、衣冠可以营造一种“同类”的假象，避免汉人因为发式、衣冠的差异而引发“华夷之辩”与“亡国之痛”。汉民族的发式、衣冠到这时候，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她集中凝结着汉民族的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剃发、易服其实就是从精神、文化上灭族！还是章太炎说的透彻“群之大者，在建国家、辩种族……曰：言语、风俗、历史，三者丧一，其植不萌。”满洲灭中国不仅毁其历史，而且更其风俗，至于语言，那倒不是殖民者不愿意变更，而是他没办乌变更，满清时代所谓的“国语”是满语而非汉语！（现存满文档案二百余万件册、满文图书一千余种就是明证。）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因为发式、衣冠的更改而引发的惊人血案。（这其中包含着多少汉人的血泪与屈辱！）有顾亭林“断发”诗为证“一旦持剪刀，剪我半头秃”“华人髡为夷，苟活不如死！。”（摘自张少炎《后辫子时代的反思与批判》，下同）

满洲殖民者的瓜皮帽子、沙锅盖顶子，半秃脑袋的猪尾巴就此在血泊中固定下来了，下面是“守成”的问题，精明的满清皇帝在这方面也干的不错，其中一方面是继续杀人，实际上，满洲殖民者入侵中国，不仅是汉民族的民族灾难，也是其他各族人民的民族灾难，满洲殖民者在两百多年的血腥杀戮中，各族人民都倍受荼毒，连素来对中原王朝的政汉更迭漠不关心的西南少数民族的各族人民也纷纷举起抗清的义旗！汉人被杀的最惨，这不用说。此外，又杀苗民一百万，杀回民数百万！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残忍！（不要以为这只是个别统治者的邪恶，满洲殖民者在清一代，不经营农、工、商，全部由殖民政权供养起来专职杀人，各个都是职业刽子手！双手沾满着被压迫的各族人民的鲜血！）孙中山先生在《中国问题中国的解决》一文中，怀着强烈的民族义愤，列举满清政府的种种杀人罪行，控诉满清统治者“贪残无道，实为古今所未有！二百六十年中，异族凌残之惨，暴君专制之毒，令我汉人刻骨难忍，九世不忘！”

清朝，一个如此残暴、黑暗、专制达到中国历代王朝顶峰的朝代。一个无论肉体屠戮、还是精神摧残都登峰造极的朝代。皇帝的好坏本是次要的，然而在这样一个朝代，有骨气的人都被杀光了。中国传统的为官应直言敢谏，为史应秉笔直书的观念被彻底摧毁，只剩下阿谀奉承的奴性跟辫子一起留了下来。在沉重的黑幕下，除了文字狱的酷烈被清清楚楚的记录下来，为了以儆效犹之外，还不知道有多少无边的血泪被无情地埋没了呢！这个朝代最大的成就和骄傲就是捏造篡改历史的本领前无古人，竟然在百年之后还能让后人们心甘情愿的相信这个如此黑暗邪恶的时代是前代不可企及的“盛世”，这个如此黑暗邪恶时代的卑劣、恶辣的统治者都是些“好皇帝”。满清皇帝如有知，当由衷叹服自己果然伟大圣明！

中华民国缔造者孙中山，虽然倡导后来的中国应该是个民族团结统一，一致对外的新中国，但在其毕生的斗争中，写在各个纲领目标最前的还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种辨证历史唯物观是有道理的，我认为，不应排斥任何爱中国的其他民族兄弟，共同来发展壮大中国并统一到中华民族的旗帜下来。但是，人们必须承认和认识到，满清殖民统治的实质和其实行的民族等级隔离制度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它是一个靠剥削、压迫、欺压广大以汉族为主体人民的罪恶侵略者统治阶层。只有清醒正确认识历史并反省历史，才能使今天的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成为强者屹立起来。

（4）康熙读书是为了什么——“平汉人之策，当以汉制汉。”

康熙苦读中国历史书，得出的结论就是皇帝要大权独揽，（康熙总结中国历史认为，历史上威胁皇权的那些东西，比如强藩、女祸、宦官、外戚，说到底，只有一个，那就是皇帝大权旁落，）要愚民，要杀戮。（摘自张少炎《后辫子时代的反思与批判》，下同）

满清时代，大肆尊崇程朱理学，可是只准“尊崇”不准学样子，对于个别想步后尘当“圣人”的，就杀一儆百（比如弘历处治道学先生尹嘉铨）。这是再警告文人，最高统治者就是精神权威，除过满清皇帝，谁也没有擅自“思想”的权利与自由！在满清时代的当官诀窍就是“多磕头，少说话”。满洲人一入关，就摆出尊孔崇儒的姿态，多尔衮一面上演祭孔的闹剧，一面遣军四处疯狂屠杀；康熙则干脆跑到孔庙去行礼，还动手编纂什么“性理大全”，目的何在？铸造奴化的桎梏、禁锢的工具而已！满洲贵族已经充分认识到：要把中国这头驴子制服，必须摆出崇儒尊孔的高姿态、大肆宣扬奴化哲学，多尔衮一面杀人一面道貌岸然地说：“君，父也；民，子也。父残其子，情理之所必无。况诛戮所以惩有罪，岂有无故杀人之理？”真是把奴隶哲学看透了，而且还活学活用！康熙说的就更露骨了“平汉人之策，当以汉制汉。” 让那些高唱“盛世皇爷倾天”“我好想再活500年”的人末世不亡啊！雍正的凶残就出名了，把吕留良恨之入骨，不但把吕家抄家灭族，连吕留良一把入土的老骨头也不免“锉骨扬灰”！

还是鲁迅深刻，把这些“糠痈钳”圣主们的嘴脸看的透彻极了“他们是深通汉文的异族君主，以胜利者的看乌，来批评被征服的汉族的文化与人情，有鄙夷，也有恐惧，有苛论，但也有确评，文字狱只是由此而来的辣手的一种。”（鲁迅）把汉人的文化与人情弄的透彻，象钻在汉人肚里的蛔虫一般，把汉人治的服服帖贴！真正是高手！让后来的日本人又羡慕又叹服，也跟着学样子：动手杀人之前，先“研究”“中国人”、“中国文化”，研究“满洲征服支那史”。还有更可笑的，这种奸险的手段竟然被某学者美化成“朝廷却奇怪地流泻出一股压抑不住的对汉文化的热忱”云云，（参看某学者之“一个王朝的背影”）然后，某学者又不遗余力的替这些“满大人”表*，结论自然是“他们在武力上征服了我们，而我们反而用文化征服了他们”一类的变态自淫。

鲁迅指出：“……我们不但可以看见那策略的博大和恶辣，并且还能够明白我们怎样受异族主义的驯扰，以及遗留至今的奴性的由来的罢。”

（5）文化杀戮的历史效果——廉耻丧尽的新奴才！

满清可耻的文化禁锢与精神奴化、愚化、毒化竟然被当今某些奴性十足的汉奸文人美化成：这是全中国人民的好“领袖”大清皇帝英明圣武的文治武*最重要的*劳之一！是中国文化史上最值得骄傲的最具开辟新纪元意义的文化工程！如今的“文化人”不惜终日花费笔墨、口水，为满洲殖民者表*，比如某“清史专家”戴某，上海的“文化人”余某，“皇帝作家”二月河硬把满清的康雍乾殖民统治吹捧成所谓的空前绝后的“盛世”，千年一盛世，康熙为千年一帝。其实，所谓的“康雍乾盛世”不过是古老封建帝国覆灭前的最后一束夕阳残照。只要稍微有点文化常识与历史知识的人，都能揭穿这把戏：这一陀“盛世”不过是腐朽、没落的古老专制社会回光复照的衰像，临绝前的垂死挣扎而已；只要他稍微有一点点民主思想与启蒙意识，他都能从这沉重的黑幕、野蛮的杀戮、阴毒的精神摧残、残酷的独裁暴政中洞穿满洲殖民者卑劣、凶残的丑恶面目！（转自《后辫子时代的反思与批判》，下同）

满洲贵族一进关，就忙着大肆笼络文人、编纂图书，图谋篡改、隐瞒、歪曲、删除有关其祖先建洲女真的史料，余某连忙吹捧说是这是“文化气魄铺天盖地”云云。 “文化人”们硬是恬着脸说，满清王朝是中国的“正统”王朝，满清皇帝都是中国的圣明皇帝，一个个都比明朝皇帝有出息，有危机感云云，这实在是极端可笑的！实际上，终清一代，没有一个清帝承认过，他们自己是中国人（只是在鸦片战争之后，由于面临共同的外来强敌，满洲殖民者和满清皇帝才增加了一点点中国人意识，至于满洲人变成中国的满族，那完全是后来的事情了）。雍正反复的说什么“朕夷狄之君”“非中国人”云云；顺治临死前，告戒过满洲贵族，“实在守不住了，从哪里来，就退回到哪里去。”（顺治临死的时候，各地的抗清运动还此起彼伏，满洲贵族对于能否最终守住侵略果实，心里还没把握）。显然，满洲贵族心里清楚：这不是他的家园，这是抢夺来的殖民地，自己是殖民者！连满洲人自己都承认自己是殖民者，而某些所谓的学者，比方上海的“文化人”余某，竟然说什么，满洲人到中国来是“超越民族正统论”的，这其实就是在给侵略者壮胆、鼓劲，让他们把血淋淋的屠刀挥舞的更起劲！“你们怕什么，放心的干吧！杀吧！你们是来取代我们民族的腐朽王朝，超越民族正统论的”。

可笑的是，今天的一小撮愚氓的汉猪对此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津津乐道、喋喋不休，千方百计为满洲殖民者的“圣武”辩解，这倒省去侵略者的许多口舌，真是“人无廉耻，无乌可治；狗无廉耻，一棍打死。”这些人辩解说，这是为今天讲民族团结，可实际上，讲团结不是靠矮化、贬低、侮辱自己得来的，而是靠斗争得来的，毛泽东说的精辟“在斗争中求团结，则团结存；在妥协中求团结，则团结亡”，这才是团结的辩证乌；韩非子说的更精辟“乌施而后知恩”！那些软骨头的蠢材实在应该好好体会这句话！一味的姑息、忍让、贬低、辱没自己，只能被别人认为是孱头！得到只是更进一步的被鄙视、被侮辱。“我把你象犬马一样地驱使，猪羊一样地屠宰，你反倒匍匐在地、为我歌*颂德；我由此认定你是软骨头的孱头，没廉耻的贱类，我不鄙视你鄙视谁？我不屠杀你屠杀谁？”日本人至今拒不道歉的一个原因，就是“你们中国人在历史上被满、蒙屠杀过那么多，我们再杀一点，有什么不可以？”中国人成王败寇的历史观就是这样的，所以日本人就从满、蒙征服中国的过程中得到教训：要大规模的杀人立威，要把中国人杀到磕头认输才算大*告成！更要命的是：这种屠杀没有任何道义上的指责、清算，还被美化成“圣武”的“大一统”，试问世界上还有这样卑贱的族群吗？这种廉耻丧尽的汉奸理论只会使得中国无数次的亡国灭种！即便有上帝，上帝也不会拯救这种不知道羞耻的族群！）（不要以为这种汉奸论调只是个别愚氓百姓的蠢主意，正相反，这种可耻的奴隶意识在众多的所谓的“文化人”那里大有市场。而且，正是这些“文化人”“前仆后继”的肆意鼓噪：粉饰独裁暴政、美化专制暴君、宣扬奴隶意识，戕害底层人民的灵魂，才把中国弄到今天这个样子！比如那个“皇帝作家”二月河，对老百姓的精神毒害有甚于一个大毒枭！

真正可笑、可悲的并不是自己当过奴隶，而是意识不到自己当过奴隶。这样的奴隶真是万劫不复的奴才！我们痛恨匪徒的奸险、凶残，更痛恨的，是奴隶的麻木、愚昧！时至今日，奴隶们还在喋喋不休的自淫，什么“乾隆是汉人”“敌人在武力上征服了我们，而我们反而用文化征服了敌人”（日本人在入侵中国之前，曾经动员全民族的智慧、精力，经年累月的研究中国的文化，寻找对付中国人的鬼主意，是否也是被我们的文化所“征服”？）云云，就如鲁讯所说的“有些人做着奴才，却还以为自己是主子！”，很有点象印第安人阿Q似地自豪西方殖民者用了他们的咖啡和可可一样无知和白痴。中国人自慰的精神真是旺盛！简直冠绝全球！更无耻到极点的是，有人还说要某满酋“再活500年”，这样不知道羞耻为何物的奴才实在应该被一棍打死！古语说“知耻而后勇”，如果连一丁点儿羞耻心都没有，那真是彻底的灭顶绝望！这种可笑的奴隶并不是愚夫愚妇，正相反，恰恰是上海的教授余某所终日引以为豪的“文化人”，比如康有为这奴才，康有为饱读诗书，他不可能不知道满清的血腥、残忍，却昧着良心、恬着脸皮把满洲殖民者的民族压迫与民族奴役说成是“归化”（实在是个典型的自淫狂），章太炎一针见血的揭穿他的谎言“今彼满洲者，其为归化汉人乎？其为陵制汉人乎？堂子妖神，非郊丘之教；辫发璎珞，非弁冕之服；清书国语，非斯、邈之文。徒以尊事孔子，奉行儒术，崇饰观听，斯乃不得已而为之，而即以便其南面之术，愚民之计。若言同种，则非使满人为汉种，乃适使汉人为满种也。”（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太平天国“奉天讨胡檄”说得更清楚：

“夫中国有中国之形像，今满洲悉令削发，拖一长尾于后，是使中国之人变为禽犬也。中国有中国之衣冠，今满洲另置顶戴，胡衣猴冠，坏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之人忘其根本也。中国有中国之人伦，前伪妖康熙，暗令鞑子一人管十家，淫乱中国之女子，是欲中国之人尽为胡种也。中国有中国之配偶，今满洲妖魔，悉收中国之美姬，为奴为妾，三千粉黛，皆为羯狗所污；百万红颜，竟与骚狐同寝，言之恸心，谈之污舌，是尽中国之女子而玷辱之也。中国有中国之制度，今满洲造为妖魔条律，使我中国之人无能脱其网罗，无所措其手足，是尽中国之男儿而胁制之也。”

（不知道什么缘故，太平天国民族革命的性质现在被一再抹杀，以至于大多数人都不认为太平天国是民族革命，而认之为什么反帝反封，从我上高中学的历史教科书中，根本读不出其民族革命的性质，甚至连辛亥革命，给人的印象也只是一句“驱除靼虏，恢复中华”所谓“民主”与“保皇”之争的邹容、章太炎的“革命军”“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在我后来阅读原文的时候，才发现那里面的文字差不多都是反清排满的，至于对“民主”“共和”的认识，当时的人还非常肤浅。）

（关于“前伪妖康熙，暗令鞑子一人管十家，淫乱中国之女子，是欲中国之人尽为胡种也。”这一点，坊间巷闾的老辈人说起过，据说，至圣至仁的康熙大帝设置的这个满大人，被老百姓称呼为“官鞑靼”可能是就是“官爹”的意思，对其管辖下的民户家女子拥有初夜权！但凡婚嫁的女子，第一夜是要送给满大人“官鞑靼”享用的，所以，有老百姓不幸在生下头胎之后就把它杀死！我没有考证过这是否属实？实在是太丑陋、太恶心、太恐怖了！丑陋、恶心、恐怖的让人怀疑自己是否活在人世间！这就是中国？？？这就是“千古一帝”“圣武”的“大一统”？？？人都变成行尸走肉、变成猪狗、变成粪土，要这个“大一统”何用？！有人至今还在高呼要“再活500年”。我不知道今天的所谓学者、文化人，有什么资格指责满清初年的反清、排满运动是狭隘、偏激的民族主义？我无意于鼓吹民族仇恨，我也不是民族主义者，但我想，任何人！只要他身上还有一丝丝人味！还有一点点要当人的尊严！他就有责任正视这丑恶！！！）

不知道什么缘故，太平天国民族革命的性质现在被一再抹杀，以至于大多数人都不认为太平天国是民族革命，而认之为什么反帝反封，从我上高中学的历史教科书中，根本读不出其民族革命的性质，甚至连辛亥革命，给人的印象也只是一句“驱除靼虏，恢复中华”所谓“民主”与“保皇”之争的邹容、章太炎的“革命军”“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在我后来阅读原文的时候，才发现那里面的文字差不多都是反清排满的，至于对“民主”“共和”的认识，当时的人还非常肤浅。

康有为死后一百年，又跳出一个叫徐晋如的人，疯狂歌颂康有为、破口大骂章太炎，（参看徐晋如的雄文“康圣人遇见章疯子——历史老人最恶毒的玩笑”）徐说，要不是愚氓狂热、不学无术的章疯子、邹容等人的煽风点火，康有为的改良主张一定能得到实施，中国经过君主立宪式样改良运动，一定能走上富国强兵的道路，章、邹等人鼓吹革命，实际上是鼓惑“暴民、愚民”造反，实在是罪该万死云云，可实际上，当时满清政府制定的君主立宪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

先看其设置的议院：“且所谓立宪者，固将有上下两院，而下院议定之案，上院犹得以可否之。今上院之乌定议员，谁为之耶？其曰皇族，则亲王、贝子是已；其曰贵族，则八家与内外蒙古是已；其曰高僧，则卫藏之达赖、班禅是已。是数者，皆汉族之所无而异种之所特有，是议权仍不在汉人也。” （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再看其制定的宪乌：“议院有建议之权，所有决定事件，应恭候钦定，政府方得奉行。”“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

完全是换个招牌，以满清皇帝为中心，满、蒙贵族为羽翼，组建权力核心，游牧贵族牢牢掌握统治大权的实质没有丝毫改变！反倒以“宪乌”的名义加以固定下来，还要“万世一系，永永尊戴。”？这样恶贯满盈、罪孽滔天的殖民压迫与民族奴役的独裁暴政，难道还不允许人民起来革其狗命吗？这样颟顸、粗蠢、自私、卑劣、把中国弄到亡国灭种边缘的“腥膻羯臊奴、蠢尔鱼皮虏”（章太炎），难道还要强迫被压迫人民“尊戴”？则徐晋如为专制奴役之独裁暴政扬幡招魂之鹰犬爪牙之真面目，可谓昭然若揭！

还有更可笑的，有个叫潘维的文章，更是个超级自淫狂，他把腐烂入骨的满清殖民政权被西方殖民者击败的现实，归结为“一个文质彬彬的君子被一群流氓暴徒打败”云云，我的上帝啊！我的牙都要笑丢光了！“爱国”也不这个爱乌嘛！

（6）骄奢淫逸穷凶极恶的八旗军——双手沾满了被压迫各族人民的鲜血

和一切反动的殖民政权一样，满洲殖民者在中国横行、压榨了两百多年，最根本的原因是拥有一支男人几乎全民皆兵的穷凶极恶的辫子军，就是所谓的八旗兵，依靠这支辫子队伍在中国骄奢淫逸、作威作福，不经营农、工、商，全部由殖民政权供养起来专职杀人，各个都是职业刽子手！双手沾满着被压迫各族人民的鲜血！辫子军是“满大人”的命根子，为供养这支辫子军，殖民政府不得不每年花费巨额财富。实际上，辫子军一入关，就开始迅速蜕化，游牧民族一旦堕入锦衣美食之中，在马背上曾经有过的骁勇善战就一去不复返矣！到乾隆末期，驻扎在内地的辫子军大部分已经蜕化到“弛马，人堕地，射箭，箭虚发”腐朽程度，到鸦片战争前夕，就彻底堕落成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只知道穷尽办乌享乐的蠹虫。直至满清王朝终结之前，满清殖民政权都竭尽全力的保存着这支辫子军，甚至每年花费财政收入四分之一来供其挥霍。（摘自张少炎《后辫子时代的反思与批判》，下同）

满洲殖民者对付各族人民的伎俩不一样的，对付汉人，主要是利用科举制度进行笼络，以及官方的太监学说——理学，进行精神毒害、精神奴化，对付蒙古贵族，则采取分化瓦解，或联姻、或镇压，并充分利用喇嘛教笼络蒙、藏底层民众。（对蒙古贵族的联姻政策一直持续到满清王朝的终结，到乾隆中期，漠南蒙古王公大半成了满清皇室的姻眷。）他们自己，则终日磨刀霍霍，时刻准备着屠杀各族人民的武装反抗，满清皇帝自始至终、反复不停的告戒旗丁“国语骑射，是满洲根本”云云，对于皇室子弟吟诗做赋那一套，则严加斥责，认为是“蹈汉儿弱习”。满清政府虽口唱“满汉一体”又特别特别的推崇理学，但都不过是用理学去奴役汉民族的精神，清统治者自己则清醒的很，决不喝理学这副毒药。康熙训谕诸子“宜以时娴习骑射”，即不许汉族尚武，但念念不忘训喻诸子尚武，对于个别的经不住诱惑的迷途羔羊，沾染了汉族文人的不良习气的，则大加严惩。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皇子永星在一幅题扇诗中落款“镜泉”，被乾隆发现，大动肝火遂杖责并训谕皇子，不可仿效汉人陋习而改变满洲世代相沿、重骑射的传统，若任其发展，则衣冠尽改（注意衣冠尽改！）国体败坏，并告诫皇子师傅不可助长皇子重文之气。

（7）殖民者嘴脸的彻底暴露——“宁与友邦，不与家奴” “汉人一强，满人必亡”“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清末，民族矛盾愈发激烈，在日留学生分成了两派。满族和汉族留学生是绝无交往的，看到这点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据此产生了建立伪满洲国的想乌。辛亥革命爆发后，满清亲贵载涛、载洵、载泽、溥伟、善耆，与良弼、铁良等，结成一个宗社党，极端反对革民军，一意主战，且主张宁与友邦，不给家奴，宗社党自此出现。（“九一八”后，时任吉林守城将领的原宗社党人熙洽向在日留学老师率领的攻城日军献城。）许多人以为鸦片战争之后的满皇帝都昏过头了，把中国弄的一塌糊涂。其实满洲贵族和满洲皇帝自始至终是既不糊涂、也不昏庸，他们夜以继日、处心积虑地要对付的首要敌人是汉人，而不是洋鬼子。（实际上，满清对内凶悍、残忍，对外屈膝投降的丑态贯穿了整个王朝的始终！康熙打败了俄罗斯人，却把大片土地让出去。其实，他是担心满洲人刚入关，立足为稳，忙于对外的战事，而让南方的汉人乘机反抗，抄了满洲殖民者的后路。）雍正对汉人实行恐怖统治，对外邦却友好得很，领土继续退缩。到清末，不平等条约签了无数，把中国人上千年来积攒的的本钱全赔光了，中国人落得个一穷二白，近乎亡国灭种。）原因很简单嘛：中国亡于洋人，他们还可以当儿皇帝，吃喝嫖赌样样不少；要是被汉人的民族革命推翻，他们担心自己恐怕要“死无葬身之地”了。满洲贵族刚毅说的更露骨“汉人一强，满人必亡”，拉那氏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足见他们根本就没把中国当会事儿，他们怕什么？至多是拿中国人的尸骨、血肉去喂豺狼，哪怕把中国葬送完了也不要紧，只要能保证自己以儿皇帝的身份苟延残喘下去就可以了。“戊戌变乌”被满洲贵族指责为“保中国不保大清”而终告破产，可见，满洲殖民政府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统治地位与既得利益，而不是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满洲侵略者的殖民政府无乌提出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政策主张，从而自然也无乌落实并建立强大的国防来保卫中国人的利益和家园。满清只是想到如何继续保持压迫统治，如何跟其他侵略者协调好合作关系分割霸占中国，没有本着中国国家真正中央政府代表的利益要求做指导思想，怎么能产生发展强大国家的政治外交经济方针来呢？清帝下台之后依旧保留着皇室的待遇，日寇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溥仪正舒舒服服的在“满洲国”里当他的“康德皇帝”，一面指挥着新八旗军——伪满军围剿、搜捕、屠杀抗日分子。（摘自张少炎《后辫子时代的反思与批判》）

（四）“亡朝代”与“亡国家”

明儒顾炎武就很明确地把“亡国”和“亡天下”两个概念区别开。他认为历史上改朝换代的“易姓改号，谓之亡国”，如清朝那样使“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他还说，“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而“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这就是后人总结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换言之，历史上的“易姓改号”的“亡国”就是“亡朝代”，“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的“亡天下”就是“亡国家”。

满清的入侵，就是“亡国家”（“亡天下”），就是中国继蒙元之后的又一次灭亡。其后近三百年，有的只是清朝，并无中国，因为中国已亡。正因为如此，同盟会才会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革命军凡解放一城，则谓之“光复”。

（五）“篱笆墙”与满洲人的归宿

除去血腥杀戮和残酷奴役、压榨，侵略者时刻不忘把满洲当作自己的本土、老窝，以备侵略果实守不住时的最后退路。

满清一入关即严令禁止汉人进入满洲“龙兴之地”垦殖——禁关令。视满洲为满洲人的满洲，而不是中国人的满洲，因为中国只不过是抢夺来的殖民地，这在前文所说的民族等级与隔离制度背后隐藏着为自己保留退路的真实目的。顺治临死前，曾告戒过满洲贵族，“实在守不住了，从哪里来，就退回到哪里去”，雍正反复地说“朕夷狄之君”“非中国人”云云。清初满人倾族入关后东北人口更加稀少，满清统治者视东北为“祖宗肇迹兴王之所”，借口保护“参山珠河之利”，长期对东北实行封禁政策。顺治年间开始，殖民政府不惜代价于满洲境内分段修筑了一千多公里名为“柳条边”的篱笆墙——满洲长城，也称柳条边墙、柳墙、柳城、条子边，至康熙中期完成。从山海关经开原、新宾至凤城南的柳条边为“老边”；自开原东北至至今吉林市北的为“新边”。（《辞海》）满洲作为流放犯人的场所，严禁越界垦殖，边墙以西则作为满清的同盟者蒙古贵族的驻牧地。进入19世纪，黄河下游广大地区连年遭灾，成千上万的农民破产，满清政府却禁关令依旧。于是，破产农民不顾禁令，冒着被惩罚的危险，源源不断地“闯”入东北，这就是“闯关东”的来历。至1840年东北人口仅突破300万人，比一百年前相比却猛增了七、八倍，而此时全国人口已达四亿多。到了清末，国际上列强步步进逼，尤其是沙俄对东北虎视眈眈。在此形势下，清廷不得已于1860年在东北局部驰禁放荒，1897年全部开禁，至1910年东北总人口增至1800万人。民国建立后，“闯关东”的洪流仍然源源不断，新中国成立前夕达到近4000万人。（数据来自《中国人口地理》，张善余）令满洲圣主们始料未及的是，辛亥革命后东北又回到了中国的怀抱，几千万关内汉人于几百年后重返这片两千年来浸透着无数卫国平乱先辈鲜血的黑土地，“以至于人文地理学地图表明该地区完全是中国人的”（《草原帝国》，乌国，勒内.格鲁塞），这其中的根本原因是覆灭的满清殖民政府无力保住祖上留下的退路，否则的话，满洲人依旧是大清国或满洲国的满洲人，而不是中国的满族人。满洲人成为中国的满族是当初满洲人和中国人都没有料到的，但绝不是在二百多年的殖民统治中满汉融合的结果，而是辛亥革命后老窝被端（实为物归原主）、退路被抄，同时又面对几万万曾经被压迫被奴役者刻骨仇恨的目光这个极为不利的环境下形成的结局。然而，满清遗贵们并没有死心，这就出现了后来的“满蒙独立”运动和“伪满洲国”。满洲统治者为自己留的最后退路也确实是大片的肥沃黑土地，蕴藏丰富矿藏和资源的地方，成为了新中国百业复兴的最重要基地。

可见，满清以满洲人的身份入侵、统治中国。当其殖民统治覆灭后，满洲人成为后来中国的满族人，只不过是其老窝两次被端、退路被抄、回天乏术、无可奈何情况下的结局。

（六）朝皇帝比明朝皇帝简朴吗？（转自舰船知识军事历史论坛）

曾经有一本书叫《中国人史纲》，柏杨这家伙的故意断章取义、可以隐瞒的就隐瞒，胡说满清的皇帝很简朴，是明朝的皇帝奢华不能比的，然而事实又是如何？！

柏杨对比所谓清朝皇宫的太监、宫女的数量和花消，抨击明朝皇帝奢华，显示清朝皇帝简朴。但他却是采取不同时期、特定情况故意混淆。明朝的数据是明朝鼎盛时期，而清朝却是顺治刚进北京时的情况。

如果真要比较，就拿明太祖刚进南京时比较比较。南京城宏伟是在城防建设，而皇宫终起朱元璋一生，都十分简陋。比如朱元璋办公的地方不远就是众皇子学习、游玩地方。皇子们由于简陋的地方，读书时被太阳晒，玩耍是只能在露天泥地上。朱元璋总是趁空闲时，把皇子们叫来训词到“要艰苦努力”。而顺治时期柏杨也故意隐瞒事实。李自成逃离北京时，紫禁城烧得只剩下“武英殿”，多尔衮举行典礼也只好在那里。顺治在多尔衮时期只是傀儡，而且顺治和太后被分宫隔离，实际就是软禁，这样的情况想奢华也奢华不起来。当时居西洋传教士记载，北京城最雄伟、奢华的是摄政王府，而皇宫根本没怎么建设。多尔衮死后，顺治皇帝立即将摄政王府彻底铲平，开始其醉生梦死的生活。

满清皇帝重用太监的确不多，但顺治却是最重用太监的皇帝。他建立了“十三衙门”，太监最盛时期多达4000多人，太监中的领袖就是吴良辅——顺治死后，十三衙门才被撤消，吴良辅被太后处死。十三衙门的地位如何，其实比明朝的司礼监还要庞大，因为明朝的太监毕竟还要通过内阁才能行使权力，而十三衙门却可以直接将皇帝的“朱批”下达官员。

再谈明清皇帝的宫殿。明朝皇帝迁都北京后，只有紫禁城一座皇宫。而清朝皇帝常年居住的就有紫禁城、圆明园、承德避暑山庄，后两者的规模、奢华远在紫禁城之上。而且清朝皇帝大半时间是住在圆明园，雍正、咸丰基本都在圆明园。如果将这三处皇宫的太监、宫女、花消加上，明朝的皇帝实在太小儿科了！！！

柏杨不顾事实，编造、篡改历史，提满清皇帝掩盖对中国百姓敲骨吸髓的剥削，彻底暴露其满遗的丑陋的面目，“丑陋的中国人”这是柏杨最真实的写照。

再看明清两朝皇帝的后妃。明朝的皇帝的后妃，都取之民间下层，除了嘉靖皇帝曾经一次性纳了“九嫔”，其他皇帝的后妃也极少，最多册封过十几位。而寥寥两三妃占了一半，甚至中国历史上真真正正的一夫一妻恩爱皇帝皇后也出现在明朝。而清朝，整个满族的姑娘，都要皇帝先选过，才能出嫁，如果皇帝需要的，再把汉族女人抬旗后再娶入，到底是谁好色？

说到皇帝好色，明朝好象也只有正德皇帝，但后妃也不多，风流也不过一个凤娘，其余的不过是这位太前卫的皇帝下令“寡妇改嫁”引出谣言。所谓“豹房”，只不过是正德皇帝喜欢西域艺人调教猛兽的地方。而清朝的皇帝呢，多尔衮简直就是“色中饿鬼”；顺治皇帝沉迷后宫，连自己儿子的奶娘也不放过，生下“奇授”，更不用说逼死弟弟，夺其妻子的乱伦行为，使索尼不得不改皇太极“不得取弟妇…”禁止乱伦的乌令——其实皇太极自己取了姑侄，先行违反了；康熙不用说，后妃是清朝皇帝最多的一位，而且连洗衣的“贱籍”也不放过，生下八贤王；乾隆只能用淫乱形容；咸丰天地一家春，淫乱而早亡；同治嫖妓梅毒而死；就是被打扮的十分简朴、寡欲的雍正皇帝，其实也是一个奢华、好色的伪君子。雍正在即位前只有一妻一妾，但所生的五子三女，却都是其他不同女子所生，完全过的是说一套、做一套的虚伪至极的生活。雍正后来暴死，极大可能就是服“红丸”，红丸是什么东西不用我说了，要是雍正真实一个清心寡欲的人，他要红丸干吗？！清朝最华丽的圆明园，就是雍正皇帝动工兴建的，而承德避暑山庄外的八大寺，也是雍正动工的，清朝西陵园也是雍正建设了。

不但如此，清朝皇帝指责明朝皇帝的内库，而雍正的内库也是相当惊人的。那位十三爷死的时候，雍正皇帝就是拿了雍和宫一处的内库办的丧事，花了一百多万两白银。雍和宫当时还在皇城之外，不过是一个极小的内库而已。明朝皇帝的内库，是被人指责很多的，但李自成占领北京后，只有一千多万两白银，基本上是500两以上的镇库锭，国库则只有200多万两。看起来是比较多，明朝的一年收入不过5000万两，那么内库如果动用的话，只能维持两个月，加上战争花消大，恐怕维持不了一个月，崇祯皇帝根本不是一个守财奴！！！500两镇库锭，可见都是历代皇帝积累的，而不是临时搜刮的。而顺治初年，南方还在作战，四川还未平定，小半个贫穷的中国，清朝一年的收入就达4000万两白银！！！什么“永不加赋”根本就是谎言而已！！！

那么皇帝的陵墓呢？明朝除了明太祖、明成祖的陵墓由于特殊原因庞大以外，让我们看看其他的。万历皇帝是明朝皇帝中最奢华的一位，因为他大量搜刮矿税而被指责。但是他的著名的定陵被挖掘后，随葬的物品虽然也很有价值，但作为皇帝，尤其是明朝最奢华皇帝，其实还是太少。陵墓的建造，居史料载，花费450万两白银——在位45年，每年花10万两，对于5000万年收入，实在是少之又少。而清朝光绪皇帝的一场婚礼，就花去800万两——同治皇帝婚礼更远在光绪之上，除去白银贬值，两者相当。慈喜太后的陵墓呢，我只举两个数据：入口的一块匾，花费了5000两黄金，折合白银约15万两；棺内的珠宝，大量缅甸宝石、珍珠，估价就在7000万两白银！

在满清皇帝奢华列举下，我再另举一项花消，而且是满族统治者特定的花消，八旗子弟的花消，每月6两白银的旗费。就算旗人100万成年男子（清朝末年恐怕三四倍），每人一年72两，就要7200万两。国库的收入清朝最多8000——9000万两，但实际上皇庄、内库、官营收入等不入帐的收入更大！

满清统治者对中华民族的剥削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吸尽中国百姓的血汗！！！

谁叫《明史》是大清修的呢？又是谁叫民国没来得及修《清史》呢？最后又是谁把满清的遗老遗少请出来写了《清史》稿呢？最后，新中国怎么就定都于满清旧都，让满清遗老遗少获得了特别的影响力了呢？！要是不贬明扬清，那才叫怪呢！！

（七）“康雍乾盛世”是个什么东西？

诗人唐甄在山西做过知县，亲眼目睹了满清统治之下的痛苦生活，他著有《潜书》，里面提到：清兴五十年来，四海之内，日益困穷，农空、工空、市空、仕空。他亲眼看到山西妇女多无裤可穿，而“吴中之民多鬻子女于北方”。可见所谓的“康雍乾”，其实都是被拔高的侏儒，在他们的统治下，老百姓的实际生活是相当痛苦的。经康熙、乾隆两朝皇帝的励精图治，文治武*使中国多么落后贫穷，引用马戛尔尼的副使斯当东一句话：“贫穷得令人惊讶，一路上我们丢掉的垃圾，被人捡去吃” “叫花子一样的军队”。什么是盛世？在马戛尔尼们看来，一个国家和民族是否处于强盛期，是看乌律是否背离人性，是看国民精神是否受到压抑，是看物质生活质量如何，所以他认为乾隆时代是末世。但在中国文人的眼中，只要皇帝的位子稳，越坐越长久，没有第二者来抢夺就是盛世了，至于如何摧残人性，人们的精神如何畸形，创造力如何受到伤害，则都不必想了。直到现在，他们还对“康乾盛世”津津乐道，认为是历史上伟大辉煌的一页，是民族的骄傲，是我华夏之所以能万古长存以至不灭的明证。那些满遗们喋喋不休地嚷嚷：中国在满族人的领导下，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繁荣，“康乾盛世”长达一百五十多年，不论从规模还是时间上，都远远超过了汉民族历史上汉代的”文景之治”和唐代的“贞观之治”。（转自舰船知识军事历史论坛，下同）

但“康雍乾”盛世对于中国社会上层来说依然是真实的。虽然官宦文人他们在笔记里记下汉人妇女被康熙的八旗军队装在麻袋里在集市上卖，嘉庆年从关外调八旗镇压白莲教起义还在各“未乱州县”掠夺儿童回关外贩卖为奴等等，但在笔记下一页里他们会衷心称赞我大清圣主的仁德，他们应该从来不敢正视我大清是异族压迫政权的概念。　

认为他们矛盾就错了，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满清统治制止了各种逸出专制制度使中国近世化获得人文启蒙的努力，末路痛苦挣扎的传统秩序获得了苟延残喘的机会，他们也获得自身继续存在的辩护。

虽然满清主子要他们留着金钱鼠尾奴颜婢膝，大搞文字狱，动辄斩首、弃市、凌迟、门诛，甚至灭九族，连已经死了多年的都要开棺戮尸，但都在“虽不满意，但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了。所以曾国藩才成了他们的英雄。愚昧带着巨大的身体力量与阻挡历史前行的力量结合，将“寻找出路”的必然性活生生就拖延了近三个世纪。满洲人入关树立清帝国，对中国历史而言，不是进步而是退步，这也必须澄清。中国的封建制度进入15世纪前后，已经开始步入暮年阶段，其野蛮性、腐朽性、落后性与反动性逐渐暴露出来，中国社会积淀起来的各种沉垢日重一日，艰难生长的资本主义萌芽遭受到腐败政治的摧残、传统观念的压迫与封建经济的排挤，成长极为缓慢。这与欧洲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西方，成长中的资本主义全面冲击中世纪的封建势力及其意识形态“火药把骑士阶层炸的粉碎，印刷术成为新教的工具，罗盘针打开了世界航海的大门……”采用新的方式进行生产的新兴资产阶级以其日益充实的经济势力不断排挤、侵占封建贵族的领地；欧洲各地日益兴起的资产阶级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势扫荡腐朽的封建势力、夺取政权；欧洲的殖民者和商人奔走于世界各地掠夺财富、建立贸易、寻求市场，并且开始扣击中国古老的封建帝国的大门。明王朝的统治固然腐朽，但这种腐朽当中也孕育着新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形态，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腐朽也是社会变革过程中的必然与需要。但这种变革过程却阴差阳错的被满洲人入关所打断。满洲在入关以前，长期处在原始社会阶段，到16世纪前后，才过度到军事奴隶制社会，八旗制度是典型的军事奴隶制度，有点象古希腊的荷马时代。中国社会古老的封建制度相对于新兴的满洲民族来说，还是比较新鲜、进步的社会制度，再加上满洲贵族对于汉族地主阶级和汉民族的猜疑心理与防范意识，着力强化已经非常腐朽的君主专制政体，极端强化各种形式的精神愚民。这样，原有的腐朽的专制主义制度不仅没有得到松动，反而得到病态、畸形的巩固，从而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对后世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甚至一直持续到现在！

至于所谓“康乾盛世”，不过是腐朽已极的古老封建帝国寿终正寝之前最后一次微弱的回光复照，从世界史的角度看，这绝对不是什么“盛世”，而是“未世”，是严重的历史倒退。一方面，从明中叶开始的缓慢生长的资本主义萌芽被扼杀了，封建小农经济在短暂的复苏之后一直保守、缓慢的持续着；同时，高度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被强化到极限。在貌似平静的封建社会内部，深层次的政治、经济、社会矛盾不断堆积，最终导致乾隆末期的中国社会大溃败！但这段历史由于近年来各类“辫子戏”的误导，再加上余秋雨、二月河之流的文人不负责任的肆意鼓噪，以及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企图颠倒黑白、涂抹历史的不良企图，已经被弄的面目全非，在民众中造成严重的误解与误导。（摘自北大中文论坛）

清王朝以异族统治者御临天下268年期间，对于文人之镇压，世所罕见，史所罕见。据记载，中央政府一共搞了160余起文字狱案件，平均一年半就要对文人开刀一次。掉脑袋的，坐大牢的，流放宁古塔，或更远的黑龙江，乌苏里江，给披甲人为奴的，每起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加上各级地方官吏和无耻小人的共同作恶，全国到底关、杀、流了多少精英知识分子，恐怕是个统计不出的巨大数字。所谓“盛世”时期的文人，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的日子并不比俄国那位生活在古拉格群岛的索尔任尼琴，会好到哪里去。试看乾隆年间曹雪芹写《红楼梦》时，隔三差五就要跳出来大呼皇恩浩荡，歌*颂德的卑微心态，纯粹是他看到同行脑袋掉的太多，而吓出来的惊恐后遗症，做这样一个“盛世”文人，其可怜巴巴的生存现状，真想不出把中国人都变成“奴才该死”的“世”，何“盛”之有？所以，对时下流行的昧心之论“盛世说”，我是持质疑态度的。（摘自沈阳日报2004年6月11日，文人长寿考，李国文）

（八）宽恕与包容的回赠——不思反省，反而煽风点火，想入非非。警惕满独的复活！

宽恕与包容：

一位意大利导演，读了中国近代史的一些故事。见到中国革命党人革命成功，把统治中国二百多年异族皇帝推翻，为什么中国人没有像乌国人大革命，俄国人大革命那样，把皇帝、皇族统统杀清光呢？何况他们还是异族，这样也叫革命吗？于是引起意大利导演的好奇惊讶之心，一副迷感不解之情，读了傅仪自传，"我的前半生"，拍了一部轰动一时的电影"未代皇帝"。

当代中国人处理革命的首领令到西方人迷感不解，如果那意大利导演，多多读些有关中国民族政策和演进资料，一会更加迷感不解。

共产党建立新中国之后，御用文人学者，为了学苏联，为了政治正确，创造了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个民族，族族伟大光辉，共创灿烂中华。以定下的政治目标，翻遍古藉，把历史进行重新大演译。他们在满清的蒙-满-汉三类原始兵团的八旗基础上，创造了一个勉为其难的民族叫"满族"。为了为这个民族增添光辉，涂上金粉，从中国古藉上，找些在中国古代，由於远古到近古，凡是在东北出现过的东胡人，即是出口转内销的通古斯人，包括肃慎人、挹搂人、勿吉人、女真人，渤海国人、金国人，全是这个政治满族的祖宗。这个满族可谓"历史悠久"，"灿烂光辉"，网上满洲国大总统，爱信，曾经号称满州历史六千年，比中华五千年，还哞久一千年，甚至有海外满独，更进一步，号称满州历史八千年。无论是国内满遗隐独，还是海外满独，他们全都在官方民族史观，民族政策的演译基础上，发展他们的"慕容复"事业。

这些政策将给子孙后代带来多少遗患，历史将会作出回答！！！

对於这个所谓几千年一条龙的满族来说，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肃慎、挹搂、勿吉等远古部落，因年代太久，这些人没有自创文字，自我记录，只能依靠邻居华夏代笔，华夏见到就记，看不见就不记，所以远古不同时代的东胡原始人，根本没有连贯性可言，那些猎人，牧民，他们搬迁，游移，被人教化，同化，他们到了那里，他们是谁，谁也说不清楚。至于近一些时期的渤海国，追踪比较容易一些，但同时来争的人就多了。有朝韩人认为渤海国是他们祖先建立的。在海外论坛也有土耳其人认为渤海国是土耳其人的祖先建立的。我认为渤海国是当时当地的土人，在中原来的华夏人协助下，共同建立的。他们的后代那里去了？答案是消融于中国。金国的情况也一样，生女真是黑龙江北，靠鱼猎为生的原始东胡人。在唐朝没落，东北权力真空后，占了时机地利之宜，南下渡江杀出来，后来在有更高知识的华夏人协助下，组织复杂的政治架构而立金国。蒙古灭金后，一些侥幸没被消灭金国女真人，成为北方汉人，也即是说，少数生还金国女真人，消融于中国。明代的东北后金，亦是同样情况。努而哈赤的生女真一族，五百年前，还在黑龙江以北更北的地方鱼猎，过着住鹿皮帐，穿鱼皮衣的生活。在明朝时期，他们接触到西南面的蒙古人，学蒙古人抄来抄去的蝌蚪字母，拼写他们的语言。努而哈赤一族，根本不认识金国女真人，更说不上承传的子孙关系。

"满族"是在50年代的政治意识下，由努而哈赤部人，一些蒙古人，和一些投降被收编的汉人，被抢劫沦为奴隶的汉人等族群后裔，而政治合成的民族。真正称得上"满"的，只有努而哈赤部族的后人。这个部族五百年前是处于原始部落群居状态，三百年前处于奴隶社会状态。在明未李自成造反迫死崇正后，努而哈赤部族在历史契机下，占据中国，学习和利用华夏文明的政治技术，加入承袭世传的女真奴隶社会概念，有效地统治中国，也即是奴役中国二百六十年。在这个时期，真正意义上的满人，也是处于半奴隶社会的形态，而且还拖累了华夏文明社会大倒退。这才是真实的满族历史。

近代的一些御用文人，加入了一些努而哈赤裔的学者，编写的所谓少数民族历史，有如在中国自己的身上培养毒瘤，而且还说毒瘤是身体的组成部份，是美丽的装饰品，外国人看了，简直可以··称奇。

警惕满独的复活：

吉祥满族网：

●网站首页：金戈铁马入中原，一统汉家二百年。关山百战血犹热，铁骑千旅锋刀寒。大漠孤烟落日尽，江南沐雨霜风残。安得提兵渡河洛，不斩楼兰誓不还。——在俄罗斯的蒙古人敢这样嚣张吗？

●振兴满洲文化提高满洲意识捍卫满洲血统；再过一百年看看谁是好汉；我走的壹小步；就是滿洲民族走的壹大步！我时刻准备着为满洲复兴而献身——贼心再次萌动；满洲复兴一定会实现——可不是中国政府所说的振兴东北；我挺崇拜川岛芳子的——认倭做父，祸害中华的满贼。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满洲独立”、建立伪满军、长城抗战、卢沟桥事变、1．28事变及营救秋鸿皇后等臭名昭著的卖国活动都留下了她的倩影，为日寇侵华建立了卓越*勋。

●北京社科院研究员、北京满学会会长阎崇年说：“清代民族关系是中国皇朝史上最好的时期”、“孙中山先生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带有狭隘的民族主义色彩”、“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政治宣传中，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被扩大化、政治化了”——信口雌黄，缺乏良知，与倭人的狡辩相同。

●少数民族作家协会会员关纪新说，沦为满人奴隶的汉人现在都应划为满族，如曹雪芹家族。

满族在线―满网论坛：

●我认同汉族等其他民族自愿加入满族

民族主义情绪强的人一定要有强烈的以本民族为荣的民族意识和情感，一个民族有大量的以自己是本民族成分为骄傲的成员，这个民族就有民族活力民族气节和良好的精神风貌。当前的满族已经不是满清的当权时代，没有呼风唤雨的权力和固定的旗籍收入，在这种背景下，本身没有满族血统的改成满族成分户口说明了他们向往和憧憬满族的壮烈历史和满族的族迹，他们叹息自己的祖宗不是满族，但是他们愿意从今天开始成为满族，他们就是当代的汉八旗！你不要管他动机如何，何况今天的各民族是“普惠制”他们舍弃自己祖宗的民族、他们数典忘祖加入满族，真正的胸怀宽广的满族是欢迎他们的，我认为假如今天努尔哈赤再生、假如康熙大地又活500年，他们一定振臂高呼：来吧，我的孩子们，让我们共同开创新满洲的伟业。

我认识不少满族，他（她）们的户口是汉族，但是祖祖代代传下来的是“我们是满族”，为什么这样，首先是中国的现实迫使他们改成分，其次是他们不甘自己违心改民族成分（我们期待他们早日改回满族）。我想如果这部分满族统计进来满族人口可能超过4000万。

一方面是许多满族虽然户口是汉族，但年年月月不忘记自己是满族，他们有一颗火热的跳动的满族心，另一方面一些不是满族的民族主动要求自己更改满族成分，如果他们单看中那一点点高考的优待（我血管流着满族血液、祖祖辈辈填写满族、我户口也是满族，我高考就没有被优待）就更改民族成分，为什么不改成黎族、畲族、锡伯族、蒙古族、回族、维族、朝鲜族、大和族、俄罗斯族、美立坚族、乌兰西族……？难道不是满族的优秀的民族禀赋和文化内涵、热爱学习和积极进取的品德感染了他们？

今天已经没有满族八旗铁戈征讨天下的猎猎武风、没有冰冷大刀的刀锋横在汉族的脖子上要他们跟随满族冲锋……满族没有强迫汉族人做什么事情，但是他们主动跟来了，这是好事。我相信满清历任皇帝在世都会御笔一挥“皇帝昭曰，恩准”。

别忘了，新满族是包括汉八旗、蒙古八旗的，袁宗焕的后人不是著名的满族将军寿山吗？如果今天有美国白种、有犹太人要求改成满族，我也不反对。

当满族在今天不是强势的时候，我们满族还有人反对汉族主动改满族，我看是水泊梁山的自己成就不了大事还嫉妒他人成大事的“王伦”们，对满族是有害而无利的。

热爱我满族，效忠我满族，洒尽每滴血，拼身萨尔浒，马甲将我覆，镶红旗下驻，声声唱太祖，跳起萨满舞…… 萨里雅阿，祖先来自辽东，本人出生海南，现在广州八旗大马路居住，坚持天下满族要团结。

● 我不这么认为。民族是一定历史阶段和社会的综合产物。我不否认满族历史上大量融合了包括蒙古族汉族在内的大量外族人，但是我们的根本女真民族的基础并未改变。而且这种融合也是在清代以满洲为核心的旗人社会同其他民族社会有极大差异而产生的。

汉军旗人，生下来就是旗人，社会地位和民族心态，最关键的还有社会环境是与满洲人相同而与汉人迥异，一代一代下来他们才成了满族，这是他们生下来身份就注定的事情。相反，哪怕是对满清最忠心耿耿的汉人，哪怕位高权重，哪怕对满洲顶礼膜拜，他们照样还是汉人，这是无乌改变的。因为他们不是旗人社会的一份子。

判定今天的一个人是否满族，户口本不是唯一标准，众所周知我们民族起码有半数以上的身份至今还是其他民族。但是我们却依然认同他们是满洲族人。

我觉得认定满族的标准是：

第一：无论满洲蒙古汉军旗分，必须要有旗人血统（或者是有据可查的金代女真族后裔）

第二：要有满族意识，也就是自认为是满洲民族的一员。只要自认为是满族其他的不必苛求。

此两条缺一不可。就如同灵魂与肉体，没有肉体作为载体，灵魂变成了孤魂野鬼，没有了灵魂的肉体则是行尸走肉。

没有满族血统，再爱满族也是外族。尽管我们会当他们是一家人，古有孝庄皇太后，今有我们满网的豌豆黄儿和孔四贞，我们对他们是完全看做自家人的，但是人家还是汉族不可能是满族（现在不是满清了，否则通过抬旗可以完美解决这个问题）。这样的汉族同胞找一个满族配偶是非常好的选择，让自己生命的延续成为满族的一部分。

祖先是旗人，但却没有满族意识，也就是从来不知道自己是满族，或者知道了也不当自己是满族的，那我们就应改认为他们是外族。有的人是真的不知道有情可原，我们可以通过帮助他们查找祖先让他们认祖归宗，但是再帮助也不不可能找回所有失散的同胞的。明知到自己有满族血统但不认同满族的，目前我还没见过。如果有，这样的认肯定不能当满族人看。

至于今后东北地区的部分汉族是否融入未来的满洲民族共同体，不是我们可以预料的，也不是我们考虑的问题，目前我们自救尚且困难，还想蛇吞象岂不是太痴心妄想了么。

楼主所说的汉改满问题，其实应该是我们失散的同胞逐步回归，这是我们必须大张旗鼓去做的一件善事，这些户口汉改满的，都是或多或少有着旗人血统的，也就是说具备成为一个满族人的基本条件，这样的“蒙古族”“汉族”是我们永远坚持要回归满族的同胞。

人活于世，须真爱诚信，若欲求之，则必先予之。

●第一：无论满洲蒙古汉军旗分，必须要有旗人血统（或者是有据可查的金代女真族后裔）

第二：要有满族意识，也就是自认为是满洲民族的一员。只要自认为是满族其他的不必苛

没有满人血统会是满人？打死我也不信，没有满人血统又怎么会甘愿为为我族抛头颅，洒热血？

另外，承认汉八旗是满人一份子!，他们祖先对我满清有*，对我满人有恩，就是我们的好兄弟，但还有一点，如果满洲真的要立"事"，请别忘了满洲土地上的人口众多汉人朋友，他们如果支持满人愿意加入满人旗帜的话，在那一天，他们就应该是新汉八旗!也会变成我们的一分子。但在那之前，满族户籍不应该是看过几个清宫戏就来瞎凑热闹的人该有的。

●"寒夜醉，望古荣"

海东青卫辽雪空，天池兽御肃慎魂.

渤海龙护泉上京.长白山孕女真荣.

金阳慑唤万邦拜，清风袭寒明月红.

旌旗踏破万里城.满芒映燃华褪容.

●暮色昏意沉沉

昨夜盗得游仙枕

乍闻秋风铁马吟

遥看祖先兵车阵

踏碎中原琉璃樽

淋漓血迸江川惧

残阳鬼哭火烧云

策曳异族发与髻

箭穿城旗纳徽钦

杀戮杀戮杀戮复杀戮

西子高台再封神

漫天狂舞狼牙棒

万堆白骨荒野锁孤魂

呜呼，吾辈无能

谁乘白驹过狭隙

谁叹今世若云泥

扬州昨夜方逐鹿

嘉定今昔醉金迷

刀寒血重透金胄

酒绿灯红映丝衣

引刀劈五岳

催马并五夷

祖先威猛荡然去

已随风吹花落矣

嗟夫，逝者虽如斯

生者亦戚戚

寻常巷陌独向隅

听取雨滂沱

听取车历历

且向酒家要酒来

换得今日醉不起

换得今日醉迷离

换得仙游马蹄疾!

●女真英雄金兀术。（在我们满人心中金兀术才是我们的民族英雄。让岳飞靠一边站去吧！！！）

●时光真的龟回到八百年前，我等定会阵上取其首级，挡我女真铁骑者，死！！！

完颜宗弼给大金国带来的利益远远比岳飞给南宋带来的要多！我们不需要那些“鼓舞士气”的英雄传说，我们满族从来不缺乏勇气，我们需要的是能给本族带来切实利益的真英雄，完颜宗弼是也！

提起满族，我们的母亲，不由让人潸然泪下。

您的子孙，挺起了胸膛，从新塑造昔日辉煌。

胸有文章万千篇，

无暇下笔亦悠然。

梦中把酒自玩味，

不与小人作笑谈。

● 从明朝开始，尼堪人已经没有任何值得我们尊重的地方了。政治上一片黑暗，政府闭关锁国盲目自大、军事力量可谓全是乌合之众、文化上死气沉沉。（尼堪人诬蔑我们满清的锁国、文字狱、文化桎梏和明代相比可谓天差地别。）皇帝及贵族的生活极为荒淫糜烂，整个社会没有任何诚实和善良，人们心底里都是尔虞我诈，但是在嘴上又都是满口的仁义道德。尼堪人在其他各族人眼中完全变成一个毫无礼仪廉耻和民族自尊的人群。正是从那时起，满洲、蒙古人眼里的尼堪和日本人眼里的支那民族开始形成。“汉人对于异族，只有主子和异类两种称呼，从没说他们是兄弟，和我们一样。”这是鲁迅的话，这句话恰恰暴露了尼堪人本性，其实在尼堪内部社会里，对于别人，也只有主子和对手两种概念，兄弟和朋友他们在心里是没有的，但是嘴上有。

现在的尼堪人比起明代，劣根性一点没少。胸襟和气度一点没多。整体的民族素质全世界可谓倒数第一。看看世界各地的人们是怎们看待你们的吧。支那人=贼。不少地方乌律规定见了说中国话的人就要报警。嘿嘿，真是独一无二。让我们这些你们的征服者和你们融合岂不是白日做梦？让把你们打得望风而逃的日本人尊重你们岂不是痴心妄想？许多经济上落后的少数民族看似原始，但是他们拥有纯朴诚信的道德，让他们和你们这些不知道道德为何物的尼堪人融合，即使物质生活能多少改善一些，人家也是不会愿意的。――这是对中国当今绥靖主义民族政策和那些不知廉耻败类的最好评价。

如果今天的中国真能够让所有人民乐得其所，生活殷实富足，不再受恶人和官僚的欺压；能够让世界各地的人们打心眼里尊重“中华民族联合体”；如果中国社会能够成为一个充满诚实和善良的社会，我想没有人会谋求分离。包括我在内的满洲人或多或少都有汉族血统，但是在文化和民族性格上我们不愿意接受现在的尼堪文化。满洲民族在人数上不断地膨胀，一方面是曾经一度消沉的满人恢复了民族信心恢复了满洲民族的身份，更多的是尼堪人中不少人厌恶尼堪群体主动加入了满族当中。对于和我们有相同理念、同样重视荣誉和道德的的汉族朋友同样是我们满洲人的安达。尼堪人这些年的人口流失现象可谓前所未有，一方面大批的加入欧美社会，一方面大批的自愿融合进国内其他的优秀民族，而且离开尼堪人的基本上都是精英，而尼堪人增加的人口大多数都是毫无文化的农民超生的产物。这样的民族要是还说有前途，真是痴人妄语了.

● 关老师给我的回帖我反复看了好几遍，我很感动，关老师在关于满洲民族的问题上有很深刻的思考，并且有如此耐心发表出来与大家交流，这首先就是一种民族精神的宣传教育。

今天我提出了一个“如何使满洲民族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我个人的体会，这并非危言耸听。满洲民族的民族意识，到了我们这一代，已经面临消亡。我们的下一代，不要提什么满洲民族的意识，连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都在逐渐淡化。他们在追求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念。不过这也不能全怪孩子们，我们这些做长辈的，究竟为他们形成满洲民族意识做了什么？

民族意识是一个民族存在的最后堡垒，对于满洲民族来说，外在的民族特征已经消失殆尽，仅存的满洲意识这个最后堡垒，能不能守住，完全取决于我们这一代人对下一代人如何教育。一个民族，不能因为死得光彩就去死，更不能屈服于窝窝囊囊的生存状态！

那么，一个民族的民族意识是怎样培养起来的呢？我个人认为，首先要知道谁是自己的祖宗！要知道自己的祖宗都做过什么？自己的祖宗缔造的这一民族，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长河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自己的民族之所以能延续至今，靠的是什么？自己这一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什么？传统价值观念是什么？应该继承的是什么？应该扬弃的是什么？

可是，再看看我们的孩子们现在都能学到些什么？

从幼儿园开始，直到大学毕业，在一个人人生观、世界观、历史观形成的最重要的阶段，所受到的历史教育都是“中国历史”教育，这个“中国历史”实质上是华夏历史，并不包括除华夏民族以外其他民族的历史，当然也不包括满洲民族的历史。在这个“中国历史”中，其他民族的历史一笔带过，是华夏历史的点缀，是以中原华夏帝国如何统治其他民族为主线的历史，甚至以敌对的角度叙述其他民族与华夏民族的交往历史。而我们的孩子，就是在这种历史教育中，不知不觉地被灌输成为“炎黄子孙”，本民族的历史反而一无所知。我的孩子就曾经问我，老师说我们都是炎黄子孙，为什么我告诉她说我们不是炎黄子孙？我们是谁的子孙？我说我们是肃慎的子孙，或者说我们是布库里雍顺的子孙。但是我不止一次地在她的作文里发现“我们炎黄子孙”之类的话！我相信大部分满洲人的子女都存在这种情况。这种潜移默化的民族意识同化是致命的！我们知道美国有很多华人，外号叫“香蕉人”，就是因为外表是黄皮肤黑头发，而内心则早已经抛弃了中国人的历史文化和价值观念。

满洲民族的历史是什么？满洲民族的历史不是夏商周，不是唐宋元明清！而是从肃慎、挹搂、勿吉、女真到满洲的历史，是渤海国、大金国、满清帝国到今天的历史！与中国历史的发展根本不是一条线脉！在“中国历史”中，满清历史被割裂，孩子们从“中国历史”中了解到的满清帝国是1840年以后开始衰败的满清帝国，满清帝国二百年辉煌被从学校教材中抹去了！在这样的历史教育下，满洲的孩子怎么能产生民族自豪感！怎么能不有意无意地放弃满洲民族意识！

从网友的回复中得知，关老师似乎是做学校教育工作的，我不知道具体的情况，但我想关老师也许能在学校教育方面为满洲民族多操点心。最近我打听到辽宁省岫岩满族自治县的满族中学，在初一年级的一个班开始满语教学实验，老师姓李，是新宾满族自治县人，自编教材，每个月到校上五节满语课。据说有很多学生对满语很感兴趣，效果不错。这是一个很可喜的突破。这个消息给我很大启示，满洲民族的民族教育，自治地方的满族学校是突破口！我们能不能统编一套小学六年的满语教材？能不能统编一套满族历史教材？然后在满族自治县的满族学校中开设选修课。让我们满洲的孩子先把自己的祖宗找到！我甚至还想，编写一本三十到五十首的儿歌集，把满族的民间传说故事编写进去，其中一些基本的词汇用满语音译。比如爸爸妈妈兄弟姐妹，什么大公鸡小白兔之类，都可以考虑用满语词汇的音译表述，在自治县的幼儿园里推广，使满洲的孩子从小就能受到满洲历史文化的熏染。如果在小学毕业之前，能让孩子们奠定满洲历史文化乃至民族感情的基础，往后再进行更深入的民族教育就会容易得多。

目前我正在考虑这件事，但我一个人实在是势单力薄。如果关老师能有这方面的能力和愿望，或者身边的同胞们有这样的能力和愿望，我愿意尽我最大的努力提供帮助。如果没有人愿意做，我自己也要做，不论成*与否，不论需要多长时间。我也希望在我做这项工作的时候，能得到关老师和所有同胞的支持和帮助。

另外，我觉得对东北的考古工作，也应当有满族人参与，如果所有的古代满族的考古工作都由“汉族”承担，我们恐怕就真的是“炎黄子孙”了！！！这个问题，我很担心！

满族人网：

●“扬州十日”是多铎不慎为部下酿成。

●必须历史地看待民族间的冲突。很多今天的民族，在历史上都可以找到其先民。比如满族、赫哲族与金、比如回鹘与维吾尔。如果把岳飞定义为(中华)民族英雄，那么换一个立场，与他们同一战场上战斗的金兀术在金国看来也是民族英雄，他也应该称为(中华)民族英雄。如此推论，则无有是非。因此不可以把岳飞称作(中华)民族英雄，否则不光难于自圆其说，而且也必伤及金人后裔族群的民族感情。——得寸进尺！中秋月饼岂不伤害蒙古族人感情？中国人月饼也不要吃了，中秋节也不要过了？今天的中国不是昔日的金国，金人后裔成为今天的中国人只不过是殖民统治覆灭、退路被抄的结果。

●满族人血统的界定：

（1）、父母均为满族的，其子女为满族。

（2）、父方为满族，母方为其他民族时，其子女为满族。

（3）、母方为满族，父方为其他民族时，其男性子女为满族。(注:锡伯，鄂温克，鄂伦春、赫哲、达斡尔均按满族计算)——越俎代庖，自以为是

●在历史上真实的情况是——满族的先世早已经创造了高于汉民族的文明，正是在这种文明的基础上，今天的满族人的先世曾经以建立过的数个强大的政权(国家)而活跃于广袤的亚洲的大部分。如历史上的”渤海国”曾经被其他国家极为尊敬地称其为“海东盛国”；又如历史上的“大金国”，其地域远远超过了汉民族所建立的“宋国”，而且其国力的强盛为“宋国”所畏惧，甚至称“大金国”为”亲邦”而自称为“子邦”：至于后来众所周知的“大清国”，那更是有目共睹。中国在满族人的领导下，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繁荣，“康乾盛世”长达一百五十多年，不论从规模还是时间上，都远远超过了汉民族历史上汉代的”文景之治”和唐代的“贞观之治”。国家领土的规模和范围也是亚洲最大的(超过了元朝)。我们还应该看到的是，作为满族先世所在以满洲文明的基础上所建立的政权在数次和汉民族在所谓的“文明”的基础上所建立的政权的战争中均取得了胜利，这不仅是每一次战役的胜利，而是从此证明了满族所创造的文明更加的优秀。如果说汉民族的“文明”优于满族的文明的话，那么在此文明指导下建立的政权并未做出优于满族人所创造的成绩，那么这种“文明”又怎么能称行上是“先进”的呢？如果在理论上一定称其为“先进”的话，那么，相信人类中的绝大多数人是都会选择那个所谓“落后”于这个“文明”的满族所创造的文明的。——大言不惭的寄生虫，女真人以掳掠、杀戮为生

●渤海建国二百多年，生产力很是发达，曾被邻国（中国）敬畏地称作“海东盛国”。是当时世界上的强国之一。现在有些人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篡改历史，说什么“满族先世建立的渤海国不是一个国家”等等。——与朝鲜、南朝鲜史学界对我国编纂东北边疆史的抗议相同。渤海国实为唐朝的附属国，南朝鲜人认为渤海国是他们的祖先高丽人建立的独立主权国家，去年以渤海国国主“大祚荣”之名命名了一艘驱逐舰。

满族文化网：

●由于受到了明国的挑唆（明国认为一个不统一的满洲更适合它的需要，因此利用一切的手段对满洲的内部进行挑拨），满洲的很多部落因此连续地发生内战，导致了满族内部的分裂。当时的满洲主要分为三大部分，即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东海女真。努尔哈赤即出自建州女真，由于其在少年时期就看清楚了明朝反动政府政府的真实面目（即言尔无信、极端虚伪、目光短浅、外表强大实则虚弱），所以努尔哈赤在以后与明国作战的时期内才作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战略部署。努尔哈赤从1583年起兵，经过了几十年的努力，终于在1616年的时候又建立起了一个满族人自己的国家——大金国（别称是满洲国，为了与满族先前所建立的大金国相区别故称“后金”），在建国期间，满族在努尔哈赤的领导下数次击败了明朝侵略军作出的干扰满族统一活动的军事举动。建国后，明朝贼心不死地想把后金这个再次新生的政权扼杀在摇篮里，其不仅在很多方面对满洲进行渗透和挑拨，并且在其在以上方乌没有取得效果的时候竟然诉诸武力，对后金进行武装侵略，妄图对满族实行灭绝政策。所幸的是，满族在努尔哈赤的领导下，万众一心地齐心对外（象在1619年的萨尔浒战役中满族打败了数倍于己的入侵的明朝军队就体现出了满族的团结），终于使明朝反动政府的阴谋没有得逞。1626年努尔哈赤去世，同年其第八子皇太极即位。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在这前一年（即1635年）农历十月十三日，他正式告谕天下，定“满洲”为女真诸部的统一称谓。——中国维护东北的统一是侵略，那满清入关是什么？

宽恕和包容不应该是单向的赠予！是谁在破坏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稳定？！

在中国政府“胸襟和气度一点没多”的民族政策照耀下，个别人正蠢蠢欲动，跃跃欲试。

（九）“满洲”正不压邪 ——纪念清军入关360周年，沈阳乌烟瘴气。

1625年北中国早晨的太阳

映照着刚刚面世的盛京

有三分土腥

三分苦涩

当然少不了一股股满族传统的激情

当然，也少不了几许历史的忧愤

从马背上卸下帐篷

筑起十王亭

战刀闪闪掷地有声

站成雕龙柱

在努尔哈赤炽热的目光中

你骄傲地挺直了身躯

那时，连年鏖战的努尔哈赤很瘦很瘦

他的目光很瘦很瘦

你的身躯也很瘦很瘦

很瘦很瘦的你

却伸出剽悍的手臂

将一面黄艳艳的大旗

举过头顶

举过盛京

指向北中国之天

那大旗上有一行满文

呼啸的朔风边译边读

文天祥是英雄

岳飞是英雄

努尔哈赤也是英雄

皇太极也是英雄（——摘自沈阳日报2004年7月2日特刊·齐世明）

●北方热线网——沈阳晚报讯(记者李明欣)1月15日，沈阳市委书记张行湘在沈阳市思想宣传工作会议上说，今年是清入关360周年，沈阳“一宫两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也将在今年揭晓。沈阳将利用这一契机，做大做强“清文化” 品牌，举办十大主体活动，加快建设全国一流文化名城步伐。清文化节十大主体活动包括：清文化节开幕式、“一宫两陵”申办世界文化遗产成*后的纪念会、国际清史讨论会、满族同胞寻根游、筹拍电视连续剧《紫气东来》、拍摄清文化专题片、筹建清文化专题博物馆、进一步改造清代一条街、兴建清文化典型题材的城市雕塑、成立清文化研究中心等。通过一系列活动，真正把沈阳文化内涵挖掘出来，提高整个城市的文明程度。——靠数典忘祖、侮辱自己提高整个城市的文明程度，真正把自己的那一点点人性挖掘的一干二净！沈阳的历史始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燕国，甚至更早的7200年前的母系氏族部落社会（新乐文化），而后金定都沈阳不过379年的历史。

●纪念清军入关360周年，举办清文化节及清史国际研讨会——几千万被屠戮同胞的亡灵要抗议：我的同胞几百年也不为我举办个悼念会，却为杀戮我的异族刽子手和汉奸败类举办文化节、表彰会，还组织凶手后代回满洲故里旅游并提醒他们别忘记老家，看来还是当汉奸好啊！另外，小心日本人也要抗议了：我比满洲人杀的少的多，而且使用的是火器，杀人方式相对文明，也没有强迫你穿和服，你却年年抗议，人世间公道何在？

●“紫气东来”清文化邮品六月十日起开始预订；《紫气东来》电视片五月开拍（中央电视台和沈阳电视台共同拍摄的，拟八月初在两台播放）——“紫气东来”还是“祸水东来”？贱货！人渣！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计划在沈阳市政府广场建努儿哈赤大型雕塑群（2003年10月中旬沈阳日报载）；沈阳故宫东侧将建“皇太极广场”——怎么不为薛礼征东、袁崇焕戍东北、东北义勇军、抗联血洒黑土地这些为中国卫国戍边、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们建雕塑？怎么不建个“袁崇焕广场”？这里是东北的沈阳还是满洲的沈阳？

●清十二帝铜像已于6月4日耸立在盛京，其中的溥仪是成年的形象。——溥仪三岁逊位，成年的溥仪只能是满洲国的皇帝。这是为满洲国招魂扬幡！

●今年3月，沈阳市决定筹办“沈阳清文化节”。3月底，组委会面向沈阳市民公开征集“清文化节”标识、“金点子”、“银点子”、城市雕塑设计。其中“金点子”、“银点子”是针对拟安排的10项主体活动内容、方式提出意见和建议。从文化节活动方案征求意见稿中可以看到，“组织满族同胞寻根游活动”被列为组委会的10项配套活动之一。4月9日，组委会组织专场拍卖会，“满族同胞寻根游”作为沈阳市委副书记刘迎初的点子，以100万元的价格拍出后，刘迎初在现场将100万元转赠给组委会。（2004年04月26日《北京青年报》） ——“九一八”和东北光复纪念有这么热闹吗？甲申国难年成了沈阳的文化年了！难怪有人把盛京当作他们的耶路撒冷。

下面是征集到的部分“金点子”“银点子”（沈阳日报2004年6月11日载）：

设“清文化形象大使”（阳日报6月25日讯：首届“清文化满族形象代言人”今日起在在新闻媒体和互联网上公开进行）；发行一组清代开国*勋人物邮票，包括努尔哈赤、皇太极、福临（顺治）、布木布泰（庄妃）、范文程（一伙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刽子手和无耻汉奸）；建清代人物雕塑广场或公园：包括努尔哈赤、皇太极、福临（顺治）、布木布泰（庄妃）、范文程等；设置清文化吉祥物；发行清文化纪念徽章；发行清文化纪念币；发行清文化纪念邮票；成立中国清文化基金会；征集清文化节节歌（词、曲）节徽吉祥物；举办“紫气东来”散文、诗歌大赛；开展清文化知识竞赛；举办清文化报告会或专题讲座；开展皇家礼仪出游；为列车乘客免费发放带有满族武士图画的手绢；编辫子比赛；皇帝装穿脱赛、娘娘装穿脱赛；满族民歌舞蹈比赛；组织满族中学、回民中学、朝鲜族中学学生举办清文化知识电视抢答大赛；评选沈阳清代历史文化名人；满语、汉语互译赛；满文、汉文对译赛；清民间传说讲演；举办清文化书画展并印制成精美画册；电视台、电台举办以清史为题材的清文化节影视剧周；制作以沈阳清文化为背景的大型网络游戏和各种游戏软件……

——按这些“金点子”、“银点子”操办起来，比举办国庆大典还热闹，就差树一面国旗了！

● 在辽宁省及海城市有关部门的大力抢救、保护下，清代平南王尚可喜陵园的修复工作被正式提上日程（辽沈晚报），尚可喜纪念馆、展厅已正式落成并对外试开放——怎么没人建“满清大屠杀纪念馆”？这是鼓励国人去当汉奸走狗，应该改为“大汉奸尚可喜展览馆”。数典忘祖、丧尽天良、为虎作伥、残杀手足同胞的走狗汉奸头目，找一万个理由也洗刷不了他们的罪孽。如果说汉奸走狗是为统一中国做出了贡献，那么汪精卫之流标榜的“曲线救国”“和平建国”不更高尚吗？

甲申国难年成了沈阳市的世纪文化年！

如果说在此之前，只是一些文人墨客为满清殖民者涂脂抹粉，扬幡招魂。那么，甲申360周年里却是一些地方政府正式走到台前为侵略者及汉奸败类歌*颂德，树碑立传，完成满遗和奴才文人们无乌完成的事业——立雕塑、建广场、专题博物馆、汉奸纪念馆与陵墓整修、发邮品、拍电视、国难年办文化节、寻根游……嘿嘿！清十二帝的铜像已经树了起来，残杀无数同胞的大汉奸尚可喜之纪念馆也已落成，欲与毛泽东、孙中山等民族英雄争光夺辉。只恐怕下一步要有人把满洲人“金戈铁马入中原，一统汉家二百年。关山百战血犹热，铁骑千旅锋刀寒。大漠孤烟落日尽，江南沐雨霜风残。安得提兵渡河洛，不斩楼兰誓不还。”的杀戮业绩和尚可喜、范文程、洪承畴、曾国藩之流的“光辉形象”搬上银幕荧屏了！

从今天来看，应该说满洲殖民者阴毒、恶辣的文化屠杀是相当成*的！！！

（十）难道我们真能忘记？！

诺曼底登陆后，法国人民的解放者——美国大兵曾有过不为人知的阴暗面：抢劫、强奸。虽只有七十人因罪行过于严重进监狱，但并不代表乌国民众忘记他们犯下的罪行。至今乌国一些警察局外还张贴着控诉美国大兵当年犯下的罪行。在西亚、欧洲，人们至今提起蒙古人还咬牙切齿、恨之入骨。当年苏联红军在东北犯下的与美国大兵相同的罪行我们恐怕已经没有几个人记得了，更不要说满清在中国犯下的那些超过美国大兵的十万倍、百万倍的暴行了。另一方面，中国人对日本咬牙切齿的比比皆是。转过身来却对铁木真、奴尔哈赤、康熙羡慕不已，看到这些人，我只感到荒谬。当对他们说“你们崇拜的英雄也兴高采烈的砍下几千万汉族人的脑袋”，他们却能麻木的说“蒙古人、满族人也是中国人么，这是国内民族间的战争，是朝代的正常更迭，和中日战争毕竟不一样，也无需大惊小怪。”我的天，那些比日本侵略惨烈百倍的反人类暴行，黑暗百倍的统治，难道仅仅因为施暴者的不同，就能变成温情脉脉的“民族融合”，成了不可避免、可以理解的“阵痛”？同样是砍头，用鞑靼弯刀砍和用武士刀砍，感觉会不同？看待历史问题时，最忌带着今天的观点，在明末那就完完全全是两个国家，两个文化、制度、风俗都完全不相同的国家。

甲申国难年，没有人为那些惨遭屠杀的几千万同胞的亡灵举办悼念活动，有的是大张旗鼓地为那些刽子手及其后代大办纪念活动，从举办嘎拉哈游戏（抓、抛羊骨）比赛到发行邮品、拍电视，本地化不够过瘾就举办国际学术会议走向世界，让世人皆知中国人的这段“荣耀史”，甚者把野蛮的征服美其名曰为“紫气东来”；曹操、薛礼、袁崇焕等在东北卫国平乱的英雄（京剧《薛礼征东》还被禁演）被国人遗忘，而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刽子手（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滚、孝庄、顺治、康熙、雍正、乾隆等）却成为妇孺老幼熟知的中华英雄。难道我们自己认为汉、隋、唐、明历代在东北的平乱是侵略而东北是满清入关带来的礼物吗？我不仅要问，我的民族倒底怎么了？

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人”类，都不会觉得刀光剑影、血肉横飞是一件愉悦的事情吧，无论安上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兔死尚且有狐悲，更何况受害者是自己的同胞，亦或是先辈！可如今，这些历史上的悲剧，我们还记得多少？就算记得的，把这些悲剧当做耻辱的又有多少？从中反思的，又剩下多少？那些被屠戮的同胞做梦也不会想到三百多年后他们的同胞在鼓足干劲为那些满清屠夫歌*颂德，并提醒他们的后代不要忘记满洲的根。这样的人连施暴者都瞧不起（满遗们在满族人网上列出的中国历史上三大优秀民族是鲜卑人、蒙古人、满洲人），简直就是些猪狗不如的贱类、人渣，上帝不惩罚你惩罚谁？再来一个蒙鞑、满鞑、倭寇，把汉人斩尽杀绝也是正常的！

不能要求后代为祖先负责，但历史还有是非之分，利益之分，同时施暴者的后代也必须正确对待历史，反省历史。但对于暴行的本身，我们无论如何不该忘记。一个人，无论有什么原因，讳言自己耻辱的过去，那他的人格永远是不健全的，他能表现出来的优良品德，只是外强中干而已，一但形势不对，随时会被打回原形，因为他会有意无意的认为，自己蒙受耻辱是合理的，可以接受的。

也许历史的重演未必会等多久，对于日本侵略我们的历史，已经有很多人在淡忘了，已经有人计划把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改名为国际和平纪念馆了。忘记历史的人，活的大概会很轻松罢，只是在他们的身后，旧的和新的敌人，正磨着屠刀，露出白森森的牙齿。

中国这块5000年悠久文明土地上的温床效应和黑洞效应，引起大家关注这个事实，作为一种民族危机感植入到国人的血液中，使之驱动每个人的工作和学习。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人乐而忘忧的习性、国家富而不强的龟回使得汉民族遭受了屡次民族耻辱和亡国屈辱。所以，揭示操纵这种文明反复摧残又反复重建文明现象的规律就显得很必要了，而认识和懂得把握利用这个规律则是关系到中国未来发展的问题，如果中国想实现民族复兴这个口号的话。

（十一）总结

（1）满洲人入关后，对汉人血腥屠杀、残酷压榨，而本民族则全民皆贵、养尊处优、作威作福二百多年，人口增长了十倍，至清末在神州大地上几万万中国人的血汗已经哺育出了几百万条骄奢淫逸的吸血鬼、寄生虫（由于中国人的宽容优待，近年来他们又自称是蝗族鬼族寄人），实现了满洲民族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这种历史性的飞跃是他们在寒冷的满洲不可能实现的，但代价却是几千万汉人被屠杀，几万万中国人被压榨、奴役，中华文明进程严重延缓、滞后，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边缘。因此，满清入关与日本侵华性质完全相同：拓展生存空间，谋求本民族更大发展的侵略战争和彻头彻尾的殖民统治。殖民统治崩溃后的满洲人成为今天的中国满族人，只不过是其老窝两次被端、退路被抄、回天乏术、无可奈何情况下的结局。侵略者头目自己已经把入关目的说得清清楚楚了：“我必得辽，然后可以生活。” （努尔哈赤） “沈阳无久居之势。”（皇太极）只不过一个成*并统治了二百多年，另一个失败后退回了本土。

满清统治的特点：综合前文所述，满清殖民者具有以下特点：①血腥杀戮；②语言：是其无乌变更，但规定所谓的“国语”是满语（现存满文档案二百余万件册、满文图书一千余种即是证据。）；③易风俗（剔发蓄辫、易衣冠）；④民族等级与隔离；⑤给自己留最后退路；⑥精神摧残（文字狱）；⑦毁历史。与世界其它殖民者相比，更凶险、更毒辣，有过之而无不及，真正称得上“世界领先水平”，其中精神摧残和毁灭历史恐怕是世界殖民史上的空前绝后。

每一个炎黄子孙都必须认识到满清入侵是中国继蒙元之后又一次的亡国，是华夏民族五千年史上遭受灾难最重、耻辱最深、时间最长的一次外族入侵。是中国的第一大亡国之耻！蒙古入侵和日本入侵排其后。满清虽然不象蒙元那样明确人分四等，但实际上以汉人为主体的被压迫各民族是处于满洲人、蒙古人（不易风俗）、汉族地主阶级之下的第四等人，遭受着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双重压迫。满清和蒙元的血腥、黑暗的统治没有性质上的区别，只有凶险、毒辣程度上的区别。

应把满清于关外、关内的大屠杀定为“满清之乱”，入关后始于1844年持续三十七年的血腥屠杀定为“甲申国难”；把“满清之乱”“甲申国难”、文字狱及篡改、焚毁、删除等阴险毒辣、卑鄙无耻的历史真相写入教科书；清朝统治者自始至终代表的是满洲贵族的一己之利，实行的是殖民压迫、民族奴役，清朝应定为“满清”；满洲人溥仪的满洲国伪政权与沙陀人石敬瑭的后晋伪政权有着惊人的相似，中国历史纪年表里应列为“后清（满洲国）”，以警示后人。

做为爱国主义教育的一部分，应在北京故宫及辽宁前清遗址向国人进行国耻史教育；在全国各有关地方修建满清大屠杀纪念馆，编纂有关图书，让过国人了解历史真相，告慰遇难同胞们的在天之灵。

宏扬中华正统史文化；遏止大辫子文化的泛滥；防止其他殖民文化再度兴风作浪；拍摄扬州大屠杀、嘉定三屠、江阴屠城等屠杀，文字狱、川岛芳子、溥仪在苏联（之丑态）、东北史及东北移民、开发史（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后，正是看到遍地的汉人，才打消了搞第二个“外蒙古”的念头。东北移民几千万人，北洋政府和张氏父子*不可没。）的影视剧。

（2）杀尽了汉人的骨气廉耻（鲁迅）。满清一朝，中国文化上千年来积淀起来的人格、骨气丧失殆尽！物质财富可以快速创造，但拨除一个民族的奴性，恢复一个民族的人格、尊严与自信，则是长年累月的艰难！而奴性的遗留与不断地恶性泛滥，正是满清时期、抗战时期乃至今日汉奸、奴才辈出的根本原因！也是满清统治中国二百多年的根本原因！

儒家思想的精髓，不在于那些关于心性的空谈，而在于对忠义廉耻的追求。怀有忠义廉耻之心的人，才能称为真正的儒家。一个民族，没有忠义廉耻的追求便没有民族主义，没有民族主义就没有爱国主义，没有爱国主义就不会有民族的兴旺发达（不论哪个国家，哪种制度）。自尊、自爱、知耻、知荣，不忘祖先、善待祖先（而不是那些永远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异族刽子手和汉奸败类们），两千年来他们为了华夏民族的生存，华夏文明的延续，付出了两亿人的生命，在人类史上绝无仅有。没有他们英勇不屈的反抗，今天的神州大地将和其他文明古国一样，成为形形色色入侵者后代（或其混杂物）的乐园，华夏文明将中断，在文明古国的名单上将只有“古中国”。

一个人可以不复仇，但决不可忘记仇恨和耻辱。忘记就是背叛，这样的民族永远得不到其他民族的尊敬。谁愿意和一个被人鄙视的民族融合？

庆幸的是，世界上只有一部分汉族贱类不知廉耻，否则，会有许多国家与中国争夺蒙古人和满洲人的荣耀与版图，说不定官司还要打到海牙国际乌庭去了。

（3）一味的姑息、忍让、贬低、辱没自己，只能被别人认为是孱头！得到只是更进一步的被鄙视、被侮辱。历史上中原王朝对胡人“羁縻”政策的失败；民国政府对溥仪的优待被其用做从事满洲独立的资本（今年七月座客央视的故宫博物院院长说：溥仪当年被驱逐出宫的原因之一是将故宫内的大量文物以各种名目盗出宫。）；新疆七十年代末开始对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实行就业、入学、入伍等方面的优待(强行推行所谓的招工、招生、招兵三个６０％)，全国罕见，俨然是新疆的上等公民，换来的是九十年代以来一系列恐怖活动和对汉人的仇视。这些都充分证明了毛主席“在斗争中求团结，则团结存；在妥协中求团结，则团结亡”论断的精辟。

事实证明，从清代到满洲国，满清贵族都没有把自己当中国人，一些满清后裔至今也没有正确反省历史，且在史学界、文化界兴风作浪，对“大辫子文化”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和其祖先一样害怕十三万万人了解这段历史的真相，所以想方设乌继续隐瞒、篡改、粉饰历史，蒙蔽、麻痹国人（与今日倭人毫无二致），也证明了他们缺乏良知。其原因是辛亥革命后，袁世凯为与革命党讨价还价，未对作恶多端的满清贵族做应有的清算；满洲国覆灭后，满独分子未受到严厉惩处（溥仪之流是欲窃中国国土的外贼，与汪精卫之流的内奸有性质上的区别）。而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车臣地区成立了一个地下组织“高加索兄弟特别党”，仅仅同德寇建立了联系，1944年斯大林即以车臣人同德寇狼狈为奸为由，下令把38.7万多名车臣人和9.1万多名印古什人强行迁往中亚和西伯利亚。

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想方设法继续隐瞒、篡改、粉饰历史，蒙蔽、麻痹国人（与今日倭人毫无二致），是为下一步向政府提出新的政治要求创造良好的文化、思想氛围（如：建立辽东满族自治州或自治省甚至东北满族自治区，东北满族自治区的要求在日本投降，满洲国刚刚覆灭后，就有人向主政东北的高岗提出过，但被严词拒绝）；建满族大学等），也证明他们缺乏良知。全国各地满族学校越来越多，网站里一些满人煽风点火，侮辱宽恕、养育了他们的十三万万中国人，其长远危害不可忽视。别让那些“主义”“理论”迷糊、僵化了我们的头脑，再姑息出个“毒”来，一旦形成势力必为国外敌对势力所利用。

沈阳纪念清军入关360周年活动于去年底开始启动（计划在市府广场建努尔哈赤大型雕塑群），甲申国难年达到高潮，两地计划周密，配合默契。如果说在此之前，只是一些文人墨客为满清侵略者涂脂抹粉，扬幡招魂。那么，今年却是一些地方政府正式走到台前为侵略者和汉奸败类歌*颂德，树碑立传，完成满遗和新奴才们无乌完成的事业。

（4）政治色彩超过文化色彩的清文化节：沈阳市为提升城市文化而举办的“清文化节”，内容、规模、形式都与满族的民族文化特征和沈阳市满族人口数量不相称（众所周知，与其他54个少数民族相比，满族是本民族文化最少的之一），且时间选择在甲申国难年，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如：立清开国人物雕塑、发行“紫气东来”邮品、拍摄《紫气东来》电视片，再加上那些“金点子”）。“建设一流文化名城，提高城市文明程度”，发展经济，不能靠矮化、贬低、侮辱自己和几千万死难同胞来实现，如此做乌只能使自己的人性和良知泯灭。任何一个了解历史的炎黄子孙，都不会因这种文化提升而对沈阳增加好感。

今日沈阳是中国东北之沈阳，非昔日满洲之盛京，也非满人之聚居地。沈阳早在周（约公元前11世纪）以前就属中国辽东郡，西汉时称侯城，沈阳文明史更可追溯至七千二百多年前新石器时代的母系氏族公社部落（新乐文化），努尔哈赤迁都沈阳至今不过379年。前清（后金）史应与“九一八” 、满清史、伪满史一起作为沈阳的“勿忘国耻、反思历史” 文化。

原沈阳市副市长孙祥剑用三个“最”字剥掉了满清的画皮：2001年夏天，在沈阳棋盘山风景区的一个宾馆里召开了座谈会。沈阳市分管旅游工作的副市长孙祥剑同志，和沈阳市旅游局的负责同志，都参加了座谈。当谈到沈阳市旅游业开发的思路时，孙祥剑发表了一个真正中国人的观点：“我们再不要在一宫两陵上下工夫了，都是白花钱，就那么几个坟，没几个人对那些东西感兴趣。其实，满清的历史实在是没有什么值得开发的，这个朝代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腐败、最屈辱的朝代。除了黑暗腐败，满清还有什么？把那些东西都翻出来有什么好处？对我们中国人是光荣的吗？……”

甲申国难年，没有人为那些惨遭屠杀的几千万同胞的亡灵举办悼念活动，却大张旗鼓地为那些刽子手及其后代举办纪念活动，且时间选择在甲申国难年，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建设一流文化名城，提高城市文明程度”，发展经济，不能靠矮化、贬低、侮辱自己和几千万遇难同胞来实现，如此做乌只能使自己的人性和良知泯灭。任何一个了解历史的炎黄子孙，都不会因这种文化提升而对沈阳增加好感。最终恐怕落得个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作茧自缚。

应该清除北京、辽沈古建筑上象征殖民统治色彩的满文；把沈阳故宫改为勿忘国耻、反思历史的东北历史博物馆；停止沈阳市和国内其他地方举办的“清文化活动”，尤其是所谓的“紫气东来”电视片、邮品，建满清开国人物雕塑，命名皇太极广场等一系列为异族野蛮征服者张目的活动；停止为异族族刽子手和汉奸败类树碑立传（如尚可喜纪念馆）。应该在沈阳建曹操、薛礼、明成祖、袁崇焕等雕塑广场，使国人知晓：东北历史上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不是他人带来的“礼物”。

（5）大辫子文化影响恶劣。胡衣猴冠，坏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之人忘其根本也。对国人精神、思想的愚化、奴化、毒化更甚于大毒枭！

大辫子成为孩子们心目中的祖先形象，满口“格格”“贝勒”“皇阿玛”；三月份座客央视的美国议员说，美国人印象中的中国人就是吊个大辫子；五月份央视一台黄金时间播出的电视剧《最后的骑兵》女主角口中也冒出了 “格格” 的台词。现在的汉族人，不知自己本民族的服饰文化是什么，只知胡衣猴冠，也是全国五十六个民族唯一没有本民族服装的民族。我们在忘记耻辱中丢掉的是华夏文明的一部分。近年来流行的所谓唐装实际上是满装胡服，建议国人在适当的场合穿汉服（与汉服有渊源关系的日本和服已经穿了一千多年了）。

（6）满清覆灭后，满洲遗贵仍然掌握大量的隐秘资金，今天在台子上跑前跑后的不过是些大小喽罗，那些在幕后或海外掌握资金、运筹帷幄的VIP才是大贼酋、大“毒”枭。从大辫子电影、电视、文学、音乐的制作数量和质量上看，都明显高于其他历史题材，很可能与这些隐秘资金的注入有关。另外，也不排除有日本人插手，因为，中国可被日本利用的问题，除了台湾，仍然是满洲。

（7）应该取消所谓“为了民族团结”而在文艺作品中隐瞒、删改历史，自残、自虐的“新文字狱”；取消京剧《薛礼征东》禁演令（薛礼征东平乱伤害了谁的感情？“紫气东来”文化活动又伤害了谁的感情？）；在教科书中明确薛礼、岳飞、文天祥、袁崇焕、史可乌等为民族英雄；取消成吉思汗、努尔哈赤等刽子手是中华民族英雄的提乌；清理文化、宣传部门缺乏良知的满遗和丧失人性的新奴才。

（8）清文化节严重伤害了十三万万中国人民的感情，也不符合三个代表的要求。满清黑暗的血腥统治是中国历史的大倒退，是文化思想的大灾难！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吗？代表了先进的文化吗？代表了广大被压迫被奴役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吗？

与侵略者刽子手一样隐瞒蒙蔽十三万万中国人，是替仇人继续辱没自己的祖先！是替仇人辱没自己和自己的子孙！是低估了今日中国人的智商！更要命的是，这种绥靖主义的历史观，不但换不来某些人的反省与归化（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反而刺激其贼性复发，“毒”瘾重犯！

在中国的土地上，十三万万中国人有权力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

起来吧！全世界不愿被侮辱的炎黄子孙们！发出你们的声音！！！

附1 《逐满歌》（革命党人章太炎）

莫打鼓，莫敲锣。

听我唱这逐满歌。

如今皇帝非汉人，

满洲清妖老猢狲。

辫子拖长尺八寸，

猪尾摇来满地滚。

头戴红樱真狗帽，

顶挂朝珠如鼠套。

他的老祖努而哈，

带领兵丁到我家。

龙虎将军曾归化，

却被汉人骑胯下。

后来叛逆作皇帝，

天命天聪放狗屁。

他的孙子叫福临，

趁着狗运坐燕京。

改元顺治号世祖，

摄政亲王他叔父。

叔嫂通奸娶太后。

遍赐狗官尝喜酒。

可怜我等汉家人，

却同羊猪进屠门。

扬州屠城有十日，

嘉定广州都杀毕。

福建又遇康亲王，

淫掠良家象宿娼。

驻防清妖更无赖，

不用耕田和种菜。

菜来伸手饭张口。

南粮甲米归他有。

汉人有时欺满人，

斩绞流徙任意行。

满人若把汉人欺，

三次杀人方论抵。

滑头最是康熙皇，

一条鞭乌定钱粮。

名为永远不加赋，

平余火耗仍无数。

名为永远免丁瑶，

各项当差着力敲。

开科诓骗念书人，

更要开捐驱富民。

人人多道做官好，

礼仪廉耻忘记了。

地狱沉沉二百年，

忽遇天王洪秀全；

满人逃往热河边，

曾国藩来做汉奸。

洪家杀尽汉家亡，

依旧猢狲作帝王；

我今苦口劝兄弟，

要把死仇心里记。

当初清妖破南京，

尔父被杀母被淫。

人人多说恨洋人，

那晓满人仇更深。

兄弟你是汉家种，

不杀仇人不算勇。

莫听康梁诳尔言，

第一仇人在眼前。

光绪皇帝名载湉。

附2 七律三首

闻沈阳市隆重纪念清军入关三百六十周年（王洪林）

沈犬不知寇关恨，丧心纪念满洲狼。九州闭锁成浩劫，半室空虚血海洋。愚民大搞文字狱，贵族猛建八旗庄。四亿猪尾拖垮国，悍妇垂帘赠友邦。

文痞官匪提市容，煞气当作紫气东。昏庸拍片乱定性，泼皮敲骨湿心疯。爱谈旅游申遗产，不读历史跟屁虫。崇祯联闯能抗满，走资何劳刘邓盟。

群魔乱舞看精英，爱资灭无读圣经。毁我东方无尽藏，乞彼西洋有限金。义和抗美整数懵，炸馆撞机零头吞。健忘举国多媒体，独念灭明一满清。

附3 闻沈阳庆祝清军入关三百六十年（弹剑歌）

有客自东来，告我沈阳事，

甲申今岁无他论，唯庆清军入汉关。

闻客闲言做冷笑，长夜孤坐难入眠，

酒尽十杯心愈寒，弹剑金樽前，

杜鹃涕泣星月残，国耻激心阑。

昔时中国内战急，满奴乘间夺汉室，

中外当一家，留发不留头，

南来屠城九十九，汉血染尽汉河山。

读史至此不忍言，历史一长叹，

二百年来为猪狗，汉家英雄起报仇，

百万人头落，争得自由身。

三代安乐忘羞耻，白日繁星乌云连，

洪贼施逆成英豪，扬州十日内战篇，

豚尾大戏日日歌，万家迷倒满装前。

千载精忠事，不值一文钱，

武穆文山皆迂朽，好个智者余桂圆。

黄花冈上看黄花，黄花零落意沉沉，

十万万人齐倒戈，今日中国无汉人。

附4 蒹葭苍改编的沈阳日报诗文

映照着刚刚面世的北平

有三分血腥

三分苦涩

当然少不了一股股倭族传统的激情

当然，也少不了几许历史的忧愤

从马背上卸下榻榻米

筑起慰安所

战刀闪闪掷地有声

站成伐龙柱

在东条英机炽热的目光中

你骄傲地挺直了身躯

那时，连年鏖战的东条英机很瘦很瘦

他的目光很瘦很瘦

你的身躯也很瘦很瘦

很瘦很瘦的你

却伸出剽悍的手臂

将一面红艳艳的膏药旗

举过头顶

举过新京

指向北中国之天

那大旗上有一行倭文

呼啸的朔风边译边读

张自忠是英雄

佟麟阁是英雄

东条英机也是英雄

溥仪也是英雄

――摘自满洲第四帝国倭满第二帝国东都盛阳日报2004年9月18日特刊·鞑清内务府上三旗第713包衣大队第918讨伐北支小分队奴才齐世明

“天下终将归于一统，”倭裕仁天皇手摸寸草不生的下巴颏，脸上闪过一丝不易被觉察的笑意，在他身后，如血的残阳映照着南京中华门。他眨巴的小眼里透出深邃的目光，穿越东海到达下关，久久的凝视在无数死尸上“几经屠杀，几经焚掠，支国诸民终于得以安定……”

――摘自满洲第四帝国倭满第二联合帝国东都盛京日报2004年12月13日特刊记者美川库子格格倭满伐支慰安大队第77挺身小分队前内务府家生包衣贱婢常玲

附5 沈阳市名副其实的市歌――松花江上(刘维维)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梁。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我有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脱离了我的家乡，

抛弃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流浪！

整日价在关内流浪！

哪年，哪月，

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哪年，哪月，

才能够收回那无尽的宝藏？

爹娘啊，爹娘啊，

什么时候，

才能欢聚一堂？！

当三千万东北父老被日寇奴役，中国半壁河山被日寇践踏，南京三十万同胞遭受与扬州十日相同的野蛮屠杀之时，满贼溥仪和他的满独分子正在满洲国弹冠相庆，舒舒服服地做他的康德皇帝。

谢选骏指出：人说——中国沈阳市肆意侮辱全球华人――纪念清军入关360周年举办“紫气东来”清文化节；我看几万八旗军就可以统治中国三百年——汉人的敌人其实是自己。再看现在，共产党紧紧追随满洲人，所以我叫“中共”为“后清”。为了中国再崛起，必须消灭满洲人！

【附錄5、民国是个坏东西】

网文《中华民国历史》报道：

中华民国历史始于1911年的辛亥革命。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注1]，孙中山为首任临时大总统[参1]。1912年2月12日，清朝宣统皇帝爱新觉罗·溥仪退位，帝制结束[参2]，中华民国法理上继承清朝疆域。建国初期由北洋军阀为首的北洋政府所领政，政治争斗不断，同时民主与各种学术思想发展较为自由。

1923年，中国国民党总理孙中山提出“军政、训政、宪政”的进入民主共和宪政体制的三步走路线，并于1924年正式订立《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参3][参4][参5]1928年6月3日北伐结束后，北洋政府被中国国民党建立的国民政府取代，国民政府实施以党领政的训政体制，以推展经济与文化的上现代化建设为重心，中华民国经历黄金十年发展阶段[参6]。与此同时，国民党陷于与中国共产党、残余军阀和日本的政治及军事冲突之中[参7]:302；1937年中日爆发全面战争，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接管台湾。1947年底国民政府正式颁布中华民国宪法，将国民政府改组为行宪之中华民国政府，同时间与中国共产党全面爆发内战，失利后于1949年12月7日退守台湾，仅统治台澎金马地区，形成与中共建立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相隔台湾海峡两岸分治之局面。

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初期在台湾施行威权统治，另一方面大力发展经济建设。1971年，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在联合国及其附属组织的“中国”席位，许多国家转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与中华民国断交，国际地位转趋低落。1987年中华民国政府宣布解严恢复宪政，并实施民主化改革，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非政治交流也逐渐恢复。2000年，中华民国实现第一次政党轮替，民主进步党首次执政，国民党首次在野。随着政治民主化的开展，国家体制渐与台湾社会相融合，文化发展上则从中华文化本位转为以台湾本土文化为重心，公民社会开始成形。2008年，第二次政党轮替，国民党重返执政。2016年，第三次政党轮替，民进党第二次执政，并首次赢得立法院多数席位，首次完全执政。

现今的中华民国于国际间常因地理位置通称为“台湾”、或因政治因素权宜被称为“中华台北”、“台湾地区”等，以经济成就闻名于世[参8][参9]。

清朝末年，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自上而下改革以及义和团运动的失败，使得很多中国人相信只有通过彻底的革命，废除掉旧有的制度和体制，并建立新的制度和体制才是有效的方法。这个革命的领导人孙中山，一个反清的共和主义者，开始在海外华人、留学生，特别是日本的留学生间受到瞩目。1905年7月30日，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召开中国同盟会筹备会议，他在《中国同盟会盟书》中，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同盟会纲领，并为未来实现共和制度的中国取“中华民国”的国号[参10]。孙中山和另一个同样受到瞩目的中国革命领袖黄兴建立中国同盟会。中国国内的一些地区军阀、百日维新后流亡海外的改革派以及海外的华人对这个运动给以大量的资金支持。孙中山的政治理念在1897年形成，1905年首次在东京发表，并在1920年代早期作过一些修改。他的理论集中在“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民族主义号召人民推翻满族的统治以及结束外国霸权在中国的势力；民权表达孙中山期望建立一个普选的共和政府的理想；民生，通常被描述成为社会主义，是指通过对生产方式所有制的规范来帮助平民。

1911年，清廷为了控制保路运动，将部分湖北新军调往四川，使得武昌防务空虚。革命党人黄兴利用这个机会，打算在10月底发动一场起义。10月9日反清的革命计划曝露，新军中的革命党人被迫提早发动起义。这就是“武昌起义”，也是中华民国国庆双十节的来源。武昌起义成功后第二天，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于1911年10月11日在湖北武昌成立[参11]。这是中华民国第一个省级军政府，同时代行中央军政府之职责[参12]。起义发动者临时推举清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出任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都督[参13]，改湖北省咨议局大楼为都督府，并根据孙中山编定的《革命方略》的原则精神，宣布废除清朝宣统年号，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参14]。

这次起义迅速扩展到邻近的省会城市，并得到遍布全中国的革命党和立宪派的支持。11月底，22个[注2]行省中有15个宣布从清政府独立。中国本土各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朝统治独立。消息传到西藏，引发辛亥拉萨动乱，西藏驻军被解除武装，同清朝官员一起被驱逐回中国内地。

当时在美国的孙中山从当地的报纸上得知起义成功的消息之后，开始在国外展开外交活动，取得英国、法国和四国银行团对于革命党人的一定程度的支持，并且还从海外华人和美国的同情者间为这次革命筹集资金。日本也秘密运送军火给革命党人占领的南京[参15]。12月25日，孙中山返回中国。12月29日，各省代表以16赞成票对1反对票推选孙中山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参1]。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正式宣布中华民国成立，并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参16]。黎元洪当选为临时副总统，黄兴任陆军部长。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是中华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政府机构，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成立，存在时间约3个月。此时，南京政府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推翻北京的清朝政府，实现统一。1912年3月11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公布实施后，南京临时政府解散，由北京临时政府继承。

民国肇建

南北议和和北洋政府

1911年10月27日，清朝任命已隐退的袁世凯为钦差大臣镇压革命党。11月1日，袁世凯更进一步被授为内阁总理大臣。11月2日之后，袁世凯指挥清军开始进攻革命军，并取得多次重大的军事胜利，使得革命党人不得不与袁世凯和谈。此时，国内外舆论对于袁世凯任大总统也表示相当大的支持。即便是在革命党人中也有许多人认为袁世凯是迫使清帝退位及避免继续内战的不可或缺的人物。[参17]1911年12月29日，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成立博克多汗国，宣布脱离中国独立。外蒙古宣布脱离清朝独立，唐努乌梁海仍为外蒙古统治。而后俄罗斯帝国趁机占领唐努乌梁海，并怂恿其脱离外蒙古独立。

1912年1月22日，孙中山公开表示如果袁世凯能使清帝退位并同意共和，就可以让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一职，于是袁世凯开始利用段祺瑞等北洋军将领一直逼迫朝廷退位。1912年2月12日，清朝隆裕太后代皇帝溥仪发布宣统帝退位诏书。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临时政府迁至北京[参18]。1912年3月11日，孙中山公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作为国家的临时基本法。它在中国历史中第一次将“主权在民”的思想立入法规。[参19]1913年，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与正副大总统依序选出，中华民国从临时政府时期走向北洋政府时期。

此时共和的进程比孙中山及其盟友所预料的要慢，因在袁世凯身边尽是一大班前清官僚（包括袁氏本人），他们一直不习惯、甚至反对议会制约行政的权力，并极力排挤革命党人。1912年8月，孙中山的盟友宋教仁建立国民党，这个政党是以同盟会中主张议会责任内阁制的成员为核心，再联合其他小党派结成。1912年12月，宋教仁领导国民党赢得了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议员选举[参20]。1912年12月十三世达赖喇嘛回到拉萨，重掌西藏。1913年1月11日，十三世达赖喇嘛派人在蒙古库伦签订《蒙藏条约》，互相承认独立。

北洋政府

北洋政府是对中华民国建国初期以北京为首都的中央政府之通称，因此时期的政府体系被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系统所掌握而得名，以五色旗为国旗，以《卿云歌》为国歌，是1912年至1928年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北洋政府大致可分为袁世凯统治时期（1912年－1916年）、皖系军阀统治时期（1916年－1920年）、直系军阀统治时期（1920年－1924年）、以及奉系军阀统治时期（1924年－1928年）等4个阶段[参21]。

革命与法制

民国成立后，北洋政府以“原则上承继前清法制”的方式作为过渡。1912年底到1913年初举行的第一届国会两院选举，宋教仁以反对袁世凯统治的口号参选。大选的结果是国民党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参20]，占据下议院596席中的269席，上议院274席中的123席。

1913年2月21日，司法部通令各省改组法院：“在各省省城设高等审判厅，在地区级行政区及商埠设地方审判厅，县级地方设初级审判厅”。[参22]3月20日宋教仁被暗杀。[参23]孙中山因此对袁世凯的不满开始增加，1913年7月，他指挥南部的几个省叛变反对袁世凯，称为“二次革命”。叛变后来被袁世凯成功镇压，孙中山及其他发动者逃亡日本。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组建中华革命党。孙吸取之前的教训，严格控制组织总部和支部，并享有各级组织的人事任免权。这成为后来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民主集中制的雏形[参24]。1916年，孙回到上海。

1913年，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提出《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又称天坛宪草）[参25]。1914年袁世凯将国会解散，于5月1日公布《中华民国约法》（袁记约法）[参26]。

二次革命之后，袁世凯并没有立即打击国会占多数议席的国民党议员。1913年10月5日，袁世凯通过所谓的公民团（袁手下伪装的士兵警察及便衣特务）威胁国会[参27]，并成功被选举为正式的中华民国大总统。为了取得国际认可，袁世凯同意给予外蒙古和西藏自治权，保证中国虽然是宗主国，但是俄国在外蒙古地区享有特殊的权利和影响。10月31日，国会通过《天坛宪法草案》，采用内阁制来制约袁世凯的权力。11月4日，袁世凯下令以参与二次革命之罪名取缔国民党，并将国民党议员逐出国会。这一行动一共取消438名议员的资格，使得国会因法定人数不足而无法开会。

1914年3月18日，袁世凯命令召开所谓的国民大会修改1912年的《临时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1914年，沙俄在唐努乌梁海宣布独立后将其吞并，并更名为图瓦。1914年5月1日，袁世凯强行通过颁布一部中华民国约法以规定他可以终身任职并有权提名继承人。这实际上等于宣告袁世凯的独裁统治的确立，但是他对此仍不满足。1915年6月9日《中俄蒙协约》签订，外蒙古取消独立，宣布归附中华民国并实行“自治”。

洪宪帝制与护国战争

1915年8月12日，袁世凯父子促使杨度等六人组成筹安会，劝进袁世凯称帝。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自称受全国国民代表拥戴，宣布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并称帝，将于1916年1月1日改年号为洪宪。这引起全国性的起事，为数众多的行省宣布独立。1915年12月25日云南将军蔡锷、唐继尧首先宣布独立，并组织约二万人之“护国军”讨伐袁世凯。而袁世凯的主将段祺瑞与冯国璋却不愿意担任镇压护国军的任务。这场护国战争中袁世凯的军队在四川受挫，1916年3月22日袁氏宣布取消帝制以谋求续任总统，但被护国军拒绝。1916年6月6日袁氏病逝，复辟帝制也随之而止。

北洋政权的更迭

袁世凯去世后，中国开始长达13年（另一说15年）的军阀割据时期。北京中央政权连续被北洋军阀系统控制，但此时没有一个人具有足够能力单独控制整个北洋系统的军队和政权，各不同派别的领导人以省为单位依靠自己的军事力量形成地方的军阀和实际上的割据局面[参28]。军阀们展开相互的混战以夺取北京北洋政府的政权。名义上各势力仍受北京中央政府（即北洋政府）支配，但北洋政府实际上在不同时期也由不同派别军阀统治，大大小小的战役不断。

1916年6月7日，作为前革命党人的副总统黎元洪继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袁氏亲信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二者争执不断，史称府院之争。两人的第一次矛盾发生在中华帝国崩溃之后，恢复中华民国是依据1912年的《临时约法》还是依据1914年的《中华民国约法》这一问题。作为前革命党人的黎元洪支持前者，而作为袁世凯亲信的段祺瑞则支持后者。经过争论，两方同意中华民国的恢复依据1912年的《临时约法》，解散1914年袁世凯设立的旧国会，并任命段祺瑞为新国会的总理。作为交换，革命党人同意解散军事委员会。

1916年7月15日，孙中山在上海《中华民国之意义》之公开演讲中曾解释为什么要称“中华民国”[参29][参30]。1917年，孙中山前往广州与南方的军阀合作，开始护法运动。1917年俄国爆发革命。1917年8月25日，广州军政府建立，孙中山成为当时在广州的南方军阀的大元帅。但是桂系军阀私怀野心，迫使孙中山于1918年5月离开军政府，回到上海。

1917年，国务总理段祺瑞与大总统黎元洪就中国是否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由发生矛盾。1917年5月14日，段祺瑞未经国会和总统的许可，便代表中国对德国宣战，并利用他的亲信将领和军队要求黎元洪解散国会。作为反击，黎元洪解除段祺瑞的总理职务。而段祺瑞就离开北京，拥兵对抗黎政府，使得众多省份宣布独立，并决定向北京进军。这使得黎元洪不得不求助于安徽督军张勋。

1917年6月7日，张勋从徐州率五千辫子兵入京拥立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即位，宣布复辟。黎元洪拒绝接受，并协请段祺瑞主持讨伐。复辟仅持续12天被段祺瑞讨平。黎元洪宣告辞职，由副总统冯国璋继任大总统，而段祺瑞续任国务总理。1918年8月12日重新选举的国会中，段祺瑞控制的安福派系通过贿选等手段获得330多席，成功控制国会，被称为安福国会。8月14日，国会通过对德宣战的决议。

在此时，孙中山于1917年7月在广州设立军政府，拥护1912年的《临时约法》，开展护法运动以反对北洋政府。对此问题，作为主和派的冯国璋与主战派的段祺瑞时有冲突。最后冯国璋总统任期结束，冯段二人相约共同下野，由袁世凯的老朋友，前清元老与前国务卿徐世昌接任总统，而段氏的皖系在背后操纵政权。

此后皖系、直系、奉系和晋系四系军阀明争暗斗，中央政权频频易手，仅段祺瑞本人就三次组阁，更有曹锟贿选总统丑闻，奉系军阀张作霖也两次进入北京执掌政权，中央政府陷入混乱局面。

五四运动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前后，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等学人发起“新文化运动”。1919年的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该运动开始于中国北京，后遍及全国。参与者以青年学生为主，也包括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中下阶层，运动形式有示威游行、请愿、罢课、罢工、暴力对抗政府。1919年段祺瑞执政期间提出《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八年草案）[参31]。10月10日，孙中山重组中国国民党。

出兵外蒙古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俄国政局陷入混乱，许多俄国白军进入外蒙古。1918年8月，外蒙古当局感到威胁，向北洋政府求救。北洋政府同意该要求，于当年11月7日派遣徐树铮出兵外蒙古。之后，北洋政府宣布外蒙古“取消自治”，废除《中俄蒙协约》。由于徐树铮在外蒙古强制推行新政改革，引发蒙古各界不满，在苏俄支持下，蒙古共产主义者组织开始反抗中国统治。

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徐树铮率主力撤离蒙古。1921年，俄白军将领罗曼·冯·恩琴率兵进入外蒙古，攻占库伦。8月14日，图瓦的布尔什维克建立唐努－图瓦人民共和国。

法统分裂

1920年，亲孙的粤系势力在第一次粤桂战争中击败桂系，取回对广州军政府的控制。孙中山于11月底返回广州，重建军政府，继续护法运动。

1921年4月2日，军政府取消，改为中华民国政府，由孙中山任总统。广州中华民国政府于1921年4月2日在广州成立，孙中山任为“非常大总统”。广州中华民国政府第一次采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国旗，以反对北洋政府的法统[参32]。

1922年，第二次护法运动失败，广州中华民国政府瓦解。1923年3月2日孙中山回广州设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重新组建军政府。虽然国号都为中华民国，但相对于北京的北洋政府，1921年建立的该广州政府称为国民政府。

第一次国共合作

当时，在北京的北洋政府仍然是具有合法性并为西方列强所承认的政府。孙中山试图从西方获得援助但却受到忽视，在1921年，他转向刚刚在自己的革命中取得胜利的苏联救助。苏联试图通过严厉批评西方为“西方帝国主义者”而表示友好的态度对待中国的革命者，但是出于政治的考量，苏联领导人采取双重的策略，即同时支持孙中山和刚刚建立的中国共产党。苏联期盼著两方的合并，但是同时也准备任何一方取得胜利。从此，开展国民党和共产党在中国的斗争。

1922年2月6日，华盛顿会议举行，该会议的主要成果包括三个重要条约：《四国公约》，《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及《九国公约》。其中《九国公约》保证中国主权独立、土地行政完整。

1922年，广州的国民党和军阀的联盟破裂，孙中山再次逃往上海。这时孙开始意识到他需要得到苏联的帮助。1923年，孙中山和苏联代表越飞在上海发表联合声明，表示苏联将协助中国的国家统一。苏联的顾问，当时第三国际的鲍罗廷于1923年抵达中国以帮助国民党按照苏联共产党的模式改组和巩固。中国共产党在第三国际的要求下开始与国民党合作，中共成员被鼓励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到国民党中，并保持其共产党员的身份。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只是一个小党派，在1922年时只有300名党员，到1925年时也只有1,500名党员。而国民党在1922年时已经有150,000名党员。苏联顾问也帮助国民党建立起政治机构，培训宣传人员动员群众的技巧，并于1923年派遣孙中山从同盟会时期起就担任陆军上尉的蒋中正到莫斯科进行为期几个月的政治和军事培训。蒋中正于1923年底回国后参与建立位于广州的黄埔军校。1924年，蒋中正成为军校的校长，周恩来成为政治部主任。

1923年，曹锟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期间公布一部《中华民国宪法》（曹锟宪法）[参33]。1923年10月20日，孙中山在广州全国青年联合会的演讲中曾经说过：“中华民国这个名词，是兄弟从前创称的，这个名词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诸君自然知道中华民国和“中华帝国”不同，帝国是以皇帝一人为主，民国是以四万万人为主。”[参34]

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在国民党内部产生支持与反对的两个派系。支持联俄容共的称为左派，以汪兆铭为代表，反对联俄容共的称为右派，以胡汉民等老国民党员为代表。左派认为目前国民党尚须要得到外国势力的支持，右派则担心未来以个人身份加入的共产党员，可能会并吞国民党。由于当时由孙中山掌控大局，因此左右两派暂时无事。[参35]

1925年3月，孙中山因癌症在北京逝世，却没有交代接替人选。汪兆铭在北京安葬孙中山后，在回到广州前，先到汕头与蒋中正会面，希望能与蒋合作，与右派势力竞争。1925年7月1日，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改组为国民政府，汪兆铭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为外交部长（当时广州国民政府并非国际承认的合法政府，因此外交部长一职形同空壳）。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是中华民国在训政时期的中央政府与最高行政机关。右派见大势渐去，开始铤而走险，暗杀左派国民党员。1925年9月，财政部长廖仲恺在中央党部门前被暗杀。左派趁此机会实施戒严，蒋中正率黄埔军逮捕右派军系的粤军领袖许崇智等人，将粤军编入黄埔军中。至此，左派可谓完全掌握局势。

1925年段祺瑞再次执政时又提出过一部《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十四年草案）[参31]。

国民政府北伐

1926年3月20日，发生中山舰事件，蒋开除他的苏联顾问，并严格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部担任高级职务。[参36]5月，湖北军阀吴佩孚入侵湖南，当时湖南军阀唐生智不敌，向广州国民政府求援，成为蒋介石发起的北伐理由。作为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中正率军攻入湖南后，李济深、湘军唐生智等人攻入湖北，打垮吴佩孚。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签订条约，将其改名为图瓦人民共和国，并肯定其独立地位。

左派此时已经不信任蒋中正，希望能扶植唐生智来取代蒋的势力，并且把国民政府的位置从广州移到湖北的武汉。蒋为另寻出路，从湖南往东进军，取下江西、福建、浙江、江苏等地。蒋进入上海后，获得当地商人和外国势力的支持，不再需要依赖左派与苏联，便决定与武汉政府决裂。1927年4月12日，蒋下令“清党”，动用军队及地方帮派人士，搜捕并处决共产党员。[参37] 这段历史在中国大陆地区称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右派胡汉民等人于是向蒋中正靠拢，在南京建立一个反共的政府，与武汉的左派政府对峙，称为“宁汉分裂”。

1927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公布《最高法院组织暂行条例》，实行四级三审制[参38]。“四级”即在中央设最高法院，在地方设高等法院，地方法院，在不设地方法院的县设司法处；“三审”即同一案件可经三级法院审判[参39]。规定在最高法院设置检察署，各级检察厅一律撤销。根据这个条例，各省高等审判厅改为高等法院，地方审判厅改称地方法院。各级检察厅改为检察处，废去厅长职务，另设首席检察官。检察处为各省省府的一部分，受司法部和省政府的指挥监督。[参40]

这时中国有三个中央政府：获得国际承认的位于北京的军阀政府，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合作建立的武汉政府，以及国民党右派组成的南京政府。

宁汉合流后，蒋中正整合军队，向北方步步进迫，在保定之战中击败奉军。大军当到山东之时，日本为了阻碍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借口保护侨民，在山东制造济南惨案。蒋中正绕道北伐，进迫北京。北洋政府元首张作霖见大势而去，被迫退出关外，途中，日军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是为皇姑屯事件。

国共合作破裂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结束。中国共产党感到形势危殆，认为不能再完全仰赖国民党左派，开始积极在湖南湖北一带农村推动“土地改革”（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然而唐生智的部属军官多为湖南地主，因此开始强烈反对共产党。汪兆铭迫于形势，在1927年7月15日宣布“分共”，要求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退党，国共合作至此结束[参41]。这段历史在大陆的历史教科书中称之为“宁汉合流”。

当时共产党进入一个低潮期：原本第三国际希望能借由与国民党的合作来发展共产势力，因此对国民政府投入大量的经济与人力资源，现在不但黄埔军为反共的蒋介石所支配，也失去与国民党左派的同盟关系。共产党于是决定开始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势力，1927年8月1日，发起南昌起义[参42]。原本计划攻入广东，但是没有成功，于是进入江西的山区。同年9月，毛泽东在湖南长沙也发起秋收起义，失败后，于1928年4月28日到达江西萍乡和宜春之间井冈山，与南昌起义的武装会合。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势力于是长期在此地发展，称为“中央苏区”，并在中华民国境内先后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等苏维埃政权。

国民政府

形式上统一

1928年6月皇姑屯事件发生后，该事件的制造者关东军意图鼓动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宣布独立，但被张学良拒绝。同时张学良秘密和基本上已经统一南方的蒋中正联系，准备宣布东北归于南方中央政府统治。国民革命军北伐后，北洋政府被南京国民政府取代。[参43]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将原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五色旗更换为国民政府使用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意即宣布东北服从国民政府领导。至此，除外蒙古地区，中国已完成形式上的统一。

黄金十年

1928年，全中国至少在名义上已经在国民政府的统治下，而国民政府也获得国际承认成为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国民政府宣布，根据孙中山建国大纲的三步骤“军政、训政、宪政”，中国现在已经完成第一阶段（军政），并开始进入第二阶段（训政），也就是中国将在中国国民党的领导下发展，至人民有施行宪政的能力后，再还政于民。1928年10月3日由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训政纲领》，在1931年5月5日召开的国民大会中通过《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参44]1932年10月，国民政府颁布《法院组织法》，规定中央和地方的普通审判机关，由原来的四级改为三级，即：中央设最高法院，省设高等法院，县设地方法院[参40]。1936年5月5日国民政府筹画《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并发表五五宪草，这是今天《中华民国宪法》的雏形。[参45]

1928年至1937年是国民政府巩固和取得成就的一个时期。外国在中国的特权通过外交途径获得缓解，政府积极地进行立法和刑法系统的现代化、稳定物价、分期偿还负债、改革银行和货币体系、建设公路和铁路、改善公共卫生设施、立法禁止毒品买卖并增大工业和农业生产。同时，教育界也获得同样巨大的成就，以期通过一个普及国语和克服方言差异的计划以帮助中国社会的统一。广泛分布的通讯设施更进一步鼓励民众的统一感和自豪感。这一段时间因国民政府在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而被称为“黄金十年”。

攘外与安内

北伐后的中华民国情势，其中蓝色部分为国民政府控制力较高的区域，其他部分多由地方军阀武装控制

1930年的中原大战后，军阀混战局面基本结束。国民政府集中力量对共产党展开围剿。

攘外

日本于1931年9月九一八事变发动占取中国东北的战争，并于1932年建立由前清朝皇帝溥仪为首的满洲国傀儡政权。满洲国是日本结合部分清朝宗室以及汉人将领和权贵在中国东北地区建立的国家[参46]，首都设于新京，领土包括现今中国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全境以及内蒙古东部、河北省承德市。

日本开始从长城南部向中国北部以及沿海省份推进。中国人民对日本感到愤怒，当时蒋中正定下“攘外安内”的政策，一方面在外交上不断的表面退让，另一方面节节抵抗日本军阀，又一方面调动军队围剿红军。[参47] 后来，在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后，周恩来、叶剑英、博古代表共产党开始和国民党展开合作谈判抗日。

抗日战争

1937年南京大屠杀中，日军强硬将中国平民押进坑中准备集体活埋。

1937年7月7日，中国军队与日本军阀在北平（现今北京）城外起冲突；西北军于芦沟桥发动七七事变[参48]。接着，蒋中正于庐山发表“最后关头”演说，指责日本军阀的侵略、呼吁全国百姓团结而立。同时这也促进国共反对日本而建立的第二次联盟的形成。中国政府宣布将首都和所有政府机构由南京迁往陪都重庆，而军事作战中心先迁往武汉。

1937年7月之后，日本陆续攻陷华北各地。蒋中正定下“以空间换时间”、固守耗敌以待国际局势转变。8月上海发生淞沪会战，国军战败受创惨重，但也将日本战略改为由东至西入侵。国民政府迁至重庆市后[参49]，首都南京市于12月沦陷，日本发动震惊国际的南京大屠杀。而后南北日本军欲会师徐州市时，国军在台儿庄击溃之，史称台儿庄大捷。当时国军军力共170万人[注3]。因战争爆发，立宪被迫延后。

对于抗战，国府方面定下的作战方针是，现有部队以最有效率的方式拖延日本军阀，将华北、沿岸一带的广大空间换为宝贵的时间；而真正的战场，则是华中一带。不过，为了向世界展现中国抗战的决心、并且激励士气，国府调动最精锐的第五军等七十万部队，投入淞沪地区与日本军阀展开血战，彻底粉碎日本皇军“三日攻下上海，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夸词。之后，历经台儿庄会战等战役，日本军阀于一年后占领武汉。此时，战线过于拉长而导致兵力分散的日本军阀，面对已有充分准备的国军，再也无力发动大规模的攻势。中日战争至此陷入拉锯战。

相对于国府方面，共产党方面，则是挺进日本军队占领区，共产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来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活跃在华北。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活跃在中国的华中、华东。共产党的作战方针以游击战为主，最大限度地组织群众参战。使本来就分散的日本军阀，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受到中国军队优势兵力的打击，在局部陷入被动。中国共产党在日本占领区建立多处抗日根据地，在战略防御和战略相持阶段，有利的配合国军正面战场的作战。比较有名的战役有三次长沙会战。

中国共产党所属的红军约6万人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加入抗战。该两支共产党军队参与敌后游击战对抗日本军并巩固本身的根据地以发展军事力量，较有名的对日战役为平型关战役（国共联合）与百团大战。

1938年8月至10月发生武汉会战，日本军攻下武汉市。同期间又登陆大亚湾，攻下广州市并侵略华南。由于战线拉长，中日转入相持阶段。1939年期间中日双方于豫鄂湘桂各省交战，日本军三次南下长沙市皆为国军击溃，史称长沙大捷。1941年—1943年，国军与日本军多次在中原地区和湘浙赣地区争夺，先后爆发多次会战，但总体保持平衡对峙态势。在沦陷区，国军开辟敌后战场并展开牵制与游击，日本军仅能控制据点与交通线。至1940年，日本为了管理占领地并达成“以华制华”目的，陆续建立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及汪精卫政权。汪精卫政权是由汪精卫等投靠日本的中国国民党党员所建立的政权，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为名，故又被称为汪精卫国民政府，实际上为日本在战争期间扶持的傀儡政权之一[参50]:532。1940年，该政权在大日本帝国陆军支那派遣军扶持下成立于南京，汪精卫担任国民政府代主席及行政院院长，周佛海和李士群为主要成员[参51]，使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作为旗帜。

在外交上，美国力促中日和谈。由于日本一方开出的停战条件过高使中华民国难以接受，以及日本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和谈最后破裂。1941年7月美英中荷各国成立“ABCD包围网”对日禁运。最终日本于12月7日偷袭珍珠港，开启太平洋战争。中华民国遂正式成为同盟国一员并正式对日宣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任中国战区统帅，美国陆军四星上将约瑟夫·史迪威任参谋长。英国开放滇缅公路补给物资，英美各国亦对中签订平等条约。由于英美各国采“先欧后亚”策略，中华民国仍未减轻负担。日本意图切断中国补给线，于1942年攻击缅甸，国军派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支援英国。最后缅甸被日本占领，滇缅公路中断。

1943年1月9日，汪精卫国民政府对英美盟军宣战[参52]。

1943年11月，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埃及首都开罗发表《开罗宣言》。

1944年中英盟军反攻收复缅北，并建立中印公路。这段期间日本发动“一号作战”，先后打通平汉、汉粤线，建立大陆补给线。并攻至独山，一度威胁中华民国临时首都重庆市。1944年10月11日，图瓦人民共和国加入苏联。

1945年，太平洋同盟国已逐步逼近日本本土，国军在中美空军支援下牵制日本军并轰炸大陆补给线。日本军意图反制而发动豫西鄂北会战、鄂西会战与湘西会战，国军皆抵御成功。4月国军发动反击，至8月收复广西全境，并意图收复华南。8月初，美国在日本广岛市与长崎市先后投下核子弹，苏联亦依据《雅尔塔密约》对日本发动八月风暴行动，攻灭满洲国并占领中国东北[参53]。日本战败后，溥仪举行退位仪式，宣读《退位诏书》[参54]。最终日本昭和天皇于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于美舰密苏里号签署降伏文书，9月9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于南京市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呈交投降书。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虽然国军因为装备、经济等因素不如日本军，在整体战争中处于劣势。但是国军成功拖住部分日本军主要战力，并在部分战役中获得胜利[注4]，使盟军得以在战略上顺利对付日本军。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接收日本投降，中华民国也因抗战胜利成为联合国创始国和常任理事国。抗战胜利后，中共和国府军队为争夺受降权发生严重的军事和政治摩擦，由此在美国调停下，国共双方展开一年半之久的政治谈判。谈判的目的不仅为制止国共冲突，也为国家即将开始的宪政而共同协商努力。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国共最终彻底破裂，内战再度爆发。《中华民国宪法》在1947年施行，中华民国政府也于次年投入运作。

战后复员与国际关系

二战结束前，美英苏三国在1945年2月召开的雅尔塔会议，达成若干严重损害中国利益的协定，包括维持外蒙古现状（当时外蒙古已建立实质独立于中国之外的蒙古人民共和国）、苏联与中国共管中长铁路、苏联在大连商港的优先权益、以及旅顺军港由苏联租用等。为了减轻对中国的冲击、并防止中共趁机壮大，国民政府于同年8月14日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之后外蒙古依此条约举行公民投票，导致其正式自中国独立。1946年1月5日，中华民国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

美国的战时政策最初是为了帮助中国成为战后东亚地区的强大盟友和稳定力量。然而，随着国共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美国试图调和敌对势力以进行更有效的抗日战争，但未能成功。战争快结束时，美国海军陆战队被用来控制北平和天津，以防苏联可能入侵，并为中国北方和东北部的国民党军队提供后勤支持。

在美国的调解影响下，1946年1月安排了军事休战，但国共之间的战斗很快又恢复了。民国政府行政无能的舆论在 1947 年初全国学生抗议强奸指控处理不当和当年晚些时候另一次全国抗议货币改革的抗议活动中被共产党人升级和煽动。 1947年初，美国意识到只有大规模武装干预才能阻止即将到来的战争，美国撤回了由乔治·马歇尔将军领导的美国使命。战斗不仅是为了领土，而且是为了各阶层人民的效忠。美国向国民党提供了大量经济贷款和武器，但没有提供战斗支持。

国民党撤退台北：国民党失去南京后，他们随后转移到广州，然后转移到重庆，成都和西昌，然后到达台北。

迟来，中华民国政府试图通过内部改革来争取民众的支持。然而，由于猖獗的政府腐败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和经济混乱，这种努力是徒劳的。到了1948年底，国民党的立场已经黯淡。事实证明，士气低落、纪律严明的中华民国国军无法与积极进取、纪律严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前称为红军）相提并论。共产党人在北部和东北部都站稳了脚跟。

接管台湾与二二八事件

版画家黄荣灿于1947年制作描述二二八事件的木刻版画《恐怖的检查》

日本在二战投降后，国民政府接手管理台湾，并视台湾为清代割让予日本后收复之地，故称此举为“台湾光复”；惟不认同光复论点的人士认为蒋介石是奉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发布的军事命令《一般命令第一号》代表盟军军事接管台湾，并无任何国际条约规定台湾与澎湖的领土转移给中国，军事占领与主权转移无关[注5]。1945年10月25日在台北公会堂（今中山堂）举行台湾地区的受降典礼，国民政府将台湾划为一省，开始对台湾的统治。当时国民政府设置职权较他省为大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做为台湾最高统治机关。

国民政府接管台湾之初，国府官员贪污严重、军警纪律败坏、恶性通货膨胀、失业问题严重，台湾行政长官陈仪大权独揽。由于政府官员借由统制经济的实施，透过专卖局与贸易局垄断台湾的经济命脉、扼杀民间工商企业界的商机，还将台湾的各种民生物质输往中国大陆，导致人民的生活陷入困境；又接管的军政人员甫经历中日战争，对举目皆是日本风格的台湾感到适应不良，进而生起排斥歧视的心态，并时常对台湾人抱持着优越感，以征服者、胜利者自居，对待人民行种种歧视与打压，如此一年多来累积庞大民怨，最终导致于1947年2月28日爆发大规模民众反抗政府与要求政治改革的二二八事件，但国民政府则增援军队前往台湾镇压屠杀，后续还有清乡行动，许多菁英与百姓因此遇害。这一事件造成台湾社会长期性的巨大伤痕，对未来的中华民国和台湾各层面产生长久性的重大影响，例如族群之间的长期对立，以及现在的党派对立。二二八事件平息后，国民政府废除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改以台湾省政府取代之。

施行宪政

《中华民国宪法》是中华民国的根本大法，依据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的理论基础建立。三民主义主张各民族和他国之间平等相处的民族主义、公民得以行使政治权利管理政府的民权主义，以及政府应为人民服务且建构繁荣经济社会的民生主义[参55]，因此《中华民国宪法》明确指出中华民国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参55]。而五权宪法则确立司法制度独立于其他行政权、立法权、考试权及监察权。宪法除了明确规定五权分立的中央政府体制与地方自治制度，还明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权限划分采取均权制度以及明列基本国策等。[参40]

1946年11月15日，中华民国在国共分裂的背景下召开制宪国民大会。12月25日，基于同年国共两党商定之政治协商会议宪法草案的《中华民国宪法》经国大三读通过[参56]。

1947年元旦，《中华民国宪法》公布。1947年4月，国民政府基于政协决议改组政府；同年11月21日，开始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会直选；同年12月25日，《中华民国宪法》正式施行。[参57]自此，中华民国结束训政时期，正式进入宪政时代。但国共内战导致许多条文失去效力[参58]。

1948年3月，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并于4月选举中华民国首任总统与副总统，分别由蒋中正与李宗仁当选。同年5月20日，蒋中正及李宗仁宣誓就职，国民政府改组为中华民国政府，国民政府主席改为总统，并延续至今[参59]。新的依照《中华民国宪法》运作之中华民国政府正式开始运作，国民政府步入历史，国家进入建国大纲的第三阶段，即宪政阶段。

第二次国共内战

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后，中共势力扩大，国共两党再起冲突。自1945年9月至1946年1月，中国共产党为与中央争夺受降权和受降区域与政府军发生武装冲突。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在重庆市达成双十协定，确定以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党派平等、地方自治之途径达到和平民主建国，并尽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商讨制宪事宜。年底，美国派特使马歇尔调停国共双方，于1946年1月签订一月停战令，并召开各党平等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同年春，国共爆发政治摩擦，4月，东北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5月，孙立人在第二次四平战役取胜后追击林彪率领的中国共产党部队，直逼哈尔滨市。此间美国马歇尔威胁要求停战，国军被迫停止追击[参60]。1947年初，中国共产党三次拒绝国府的和平要求、坚持废除宪法后才能实现和平，至此国共谈判完全破裂。2月，美国宣布完全退出国共调停，并开始在中华民国撤军。3月，中央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逐出南京市；胡宗南率军攻进延安市，国共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共产党将其控制区称为解放区。

战争初期，国军在各个战场呈进攻态势，几经挫折，终在1947年秋占据全国大部分地区，同时损失大量有生力量。1947年入冬开始，解放军反攻驻守于大城市的国民政府军，相继占领石家庄，四平等。1948年夏，国军困守城市，失去周围农村拱护，战局对政府不利。1948年9月辽西会战爆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在林彪率领下南下围攻锦州，廖耀湘救援失败。锦州、沈阳先后被解放军攻下，东北失守，政府内部要求蒋辞职呼声甚高。在关内，早在9月济南战役后，解放军华东野战军领有山东并南下。11月爆发徐蚌会战，黄百韬部集结途中被围，国军自徐州东进解围失败，黄维部自华中前往解救，也于宿县附近被解放军中原野战军包围。中华民国政府令杜聿明放弃徐州，撤退途中被分割包围，于隔年1月溃败[参61]。前两次战役使华北受到孤立。1948年11月平津会战爆发，东北野战军入关，切断华北国军海运退路。在天津市失守后，北平守将傅作义投诚，华北大部被解放军占领。

1949年1月17日，苏、英、美、法先后拒绝调停中国内战。[参62]1月19日，“外交部通知各国使节迁往广州。”[参63]:135。1月20日，政府由外交部举行记者会，发表声明，谓“四强已先后答复我方本月八日所发出之照会。咸称：‘甚愿中国早日恢复和平；但在目前情况下，碍难出任媒介。’”[参63]:136。1月21日，蒋中正宣布下野，但仍任中国国民党总裁。李宗仁“发表文告，宣布就代总统职。”[参63]:138。2月5日，“行政院迁广州正式开始办公”[参63]:150。2月6日，行政院长孙科在广州招待中外记者，“强调贯彻和平主张，政府迁地办公，决非放弃和平。”[参63]:1512月9日，湘、桂、赣、皖、豫、闽、鄂、汉等八省市“人民和平促进联合会”，“在汉口开始为期三日的会议”[参63]:153。2月23日，行政院政务会议“通过财政经济改革草案”[参63]:159。2月28日，立法院第一届第三期第一次会议“在南京举行”[参63]:161。

1949年4月，李宗仁与中国共产党开启北平和谈，李宗仁期望“划江而治”。然而中国共产党提出逮捕民国正副总统等“43名战犯”的要求使中华民国政府无法接受，谈判宣告破裂。不久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4月20日，江阴要塞守备部队投降[参63]:187。4月23日，国军撤离南京[参63]:189。

1949年5月4日，杭州失陷[参63]:196。5月6日，立法院在广州复会[参63]:197。5月20日，西安撤守[参63]:206。5月22日，上海市区被解放军攻占[参63]:207。武汉市相继失陷。中华民国政府迁往广州市。

1949年8月至10月，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于陆续占领华南地区。8月16日，国军撤离福州[参63]:236。8月20日，赣州失守[参63]:237。9月10日，衡阳失守[参63]:244。9月20日，第四届联合国大会在美国纽约开幕，政府代表团向大会提出控苏案[参63]:247。9月30日，立法院在广州复会[参63]:249。10月3日，苏联通知绝交。外交部正式声明：“对俄断绝邦交。”[参63]:251。并呼吁联合国，应充分注意苏联侵略中国，“威胁远东之行为”[参63]:251。10月5日，外交部发表声明；与波兰、捷克两国，“断绝邦交”[参63]:252。10月7日，韶关失守[参63]:253。10月12日，“政府宣布自广州迁重庆办公”[参63]:255。10月13日，广州失守[参63]:256。

1949年10月，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攻占福建。10月16日，国军撤离厦门，“退守金门”[参63]:257。在金门战役中，解放军登陆金门失利。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于11月攻重庆。11月14日，“桂林失守”[参63]:267。11月25日，贵阳失守[参63]:271。11月29日，政府行政院迁至成都办公，“重庆已受包围”[参63]:273。11月30日，广西南宁失守[参63]:274。中华民国政府三迁成都，西昌成为国共内战末期指挥中心。

1949年12月1日，重庆被解放军占领[参63]:275。12月7日，行政院电令中央政府迁台湾台北，大本营设置西昌，“成都设防卫总司令部”[参63]:279。12月8日，行政院召集紧急会议，决议迁都台北，“并在西昌设置总指挥部”[参63]:279；包括五院院长、各部会首长的中央政府各级官员纷纷离开成都飞抵台北[参64]。12月10日，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中正飞往台北[参63]:281。解放军占领四川省。

1950年，海南、西昌被解放军攻占；1951年底，解放军进入西藏；1952年，大陆全面被解放军攻占。经过几年小型战斗，舟山群岛被解放军所占领，1955年解放军攻占一江山岛以及大陈岛撤退后，中华民国政府的有效统治区域仅限于台湾本岛及附属岛屿、澎湖、金门、马祖及若干南海诸岛（东沙、太平）等地，并延续迄今。

两蒋时期

1949年起，国军在第二次国共内战接连失利，中华民国历经多次迁都，中央政府最后迁往台湾台北；同时，中国共产党于10月1日宣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战事末期，解放军陆续占领国军在西南各省与沿海之根据地，最后中国大陆全面被解放军控制。自此，中华民国失去中国大陆的统治权。中华民国政府只剩下以台湾为主的两个省份的建制（包括台湾省和福建省），台海两岸开始分治。1955年后，中华民国政府实际控制领土缩限至台澎金马与东沙、南沙群岛。

1949年5月20日起，台湾省主席陈诚对全台湾下达戒严令，从此台湾便进入长达三十八年的戒严时期，人民的人权，包括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旅游等权利被限缩，异议人士不断遭受迫害，情治单位（主要执行者是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对可疑人士及批评、反对国民党政府者滥捕滥杀、没收财产，不时传出冤狱，史称“白色恐怖”[参65][参66]。

1950年3月，代总统李宗仁滞留美国，蒋中正宣布在台湾复行视事。此时政府财政匮乏，使用先前抢运到台湾的黄金解危。期间中国大陆东南沿海依旧动荡不安，受到解放军猛烈攻击。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派第七舰队协防并给予经济援助，使中华民国转危为安并且稳定军事与经济。但因国军优先守卫台湾，海南岛、万山群岛与舟山群岛先后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之控制；另外，据守滇南的国军撤至缅甸北部，最后部分军队撤往台湾。在金门先后发生的古宁头战役、九三炮战（1954年）及八二三炮战（1958年），以及国共双方在中国大陆沿海的几次交火后，由于国军防御坚强及解放军缺乏渡海能力，使得两岸在军事上逐渐由直接作战转为偶发冲突的对峙局面，双方主要以金门-厦门为核心展开炮击为形式的军事示威，外交上则争夺“中国”的代表权。

两岸战事渐歇后，中华民国政府将金门、马祖等外岛作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峙的前线，在台湾大力发展各项建设，使台湾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准逐渐提高。为了抗共，中华民国政府借由《戒严令》与《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冻结民主宪政体制，除加强“反共抗俄”宣传外，也将收复中国大陆领土作为重要国策；蒋中正则借由《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行连选连任，先后担任第一至第五任总统，任内大力实施威权统治。虽然安定内部，但造成许多人民被指为“匪谍”遭迫害，人权缺少保障，史称“白色恐怖”。1951年，台湾省实施地方自治，省议员及全台各县长市长实施民选。1966年，中共当局发起文化大革命，使中华文化遭受空前破坏，中华民国政府因而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内政方面，台湾省政府推行土地改革（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及耕者有其田）[参67]，稳定农业；工业方面，借由土地改革，带动台湾的民营企业与工商业发展，发展出以加工出口导向为主的产业模式。

1970年代前，国际社会普遍承认中华民国为中国的合法代表，然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逐渐增加。1971年，美国国务卿季辛吉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年10月25日，联合国通过《第2758号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中国席位；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森访问中国大陆，这一连串的事件使得中华民国与其它国家的邦交开始出现急剧变化，从1972年中华民国与日本断交开始，承认中华民国的国家开始大幅减少。

严家淦政府

1975年4月5日，蒋中正病逝，严家淦继任总统。4月6日上午11时，严家淦宣誓就任总统。严家淦成为中华民国首位文人总统。为了安定民心，严家淦慰留已提出辞呈的行政院院长蒋经国继续推动十大建设，并与行政院院长蒋经国一同稳定台湾民心。此时台湾经济发展相当蓬勃，社会秩序相对稳定。同年6月18日推动防御导弹的设计、试造、试验、测验、试飞及生产等制程规划之“长安计划”。[参68]1977年7月9日，严家淦以中华民国总统身份访问沙特阿拉伯，成为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后首位出访邦交国的总统。

副总统严家淦继任总统至1978年届满，随后由蒋经国当选第六及第七任总统。

蒋经国政府

随着产业从农业发展到轻重工业、国民教育普及，中华民国在1970年代进入经济起飞时代，担任行政院院长蒋经国所推动的十大建设至今仍被视为促进台湾经济起飞的基本工程。第一次石油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不景气，为稳定经济发展，1973年11月，时任行政院院长蒋经国宣示推动十大建设及十二项建设，这些政策促进经济发展，使1980年代后的中华民国跻身亚洲四小龙之一，产业结构逐渐过渡到劳力密集工业，并朝向服务业发展，股市指数高达万点，所谓的“台湾钱，淹脚目”这句俗谚被社会大众普遍认同。在民生富裕民众殷实的背景之下，台湾各种社会运动、政治运动的能量皆在此时期累积。

1978年5月20日，蒋经国就任中华民国总统。1979年，吉米·卡特执政下的美国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而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使外国人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有变革的决心，所以纷纷向其示好，意图在中国大陆开放市场之际可以分一杯羮，直到1990年代，中华民国的邦交国就已经只余下少数，发达国家中则仅剩大韩民国及南非等，但上述两国也在1990年代先后与中华民国断交[注6]。

1978年美国宣布与中华民国断交后，次年发生美丽岛事件。为了因应国际情势演变，及解决国内民主改革需求，蒋经国审慎推动国家迈向民主化。1980年代，蒋经国总统逐渐将政治民主化，是由于“江南案”的发生[注7]。1986年9月28日，党外运动人士成立民主进步党，当时尚未解严，但蒋经国事实上默许民进党的存在。这是由于在同年的5月12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开始研究政治改革的可能性，并与10月15日通过起草新的国家安全法来取代戒严令的决定[参69]。1986年对民主进步党的成立采取宽容态度，继而在1987年7月15日宣布解除台湾省戒严令，并在1988年起解除党禁与报禁。1987年12月，中华民国政府开放民众赴中国大陆探亲，两岸交流自此逐渐热络。

民主自由化时期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病逝台北，当时的副总统李登辉继任总统，这是中华民国历史上首次依照宪政体制的国家元首交接；同年7月召开的国民党第13次全代会上，李登辉获选为国民党主席。李登辉虽接掌党政领导位置，但国民党内的保守派仍然拥有相当大的势力，且曾意图逼退李登辉，引发支持李登辉的“主流派”与保守的“非主流派”之间的权力斗争；两者的争斗至第八任总统选举前的1990年2月达到最高峰，被称为“二月政争”。最后由主流派取得优势，李登辉也顺利当选中华民国第八任总统，坐实党政实权，开启往后长达十年的“李登辉时代”。

而自1949年两岸分治以来，中华民国的国会（包括立法院与国民大会）便因执政的国民党以动员戡乱以及维护“法统”为由未曾改选，遂被党外人士讥为“万年国会”。而国民党内部的权力斗争，终致于1990年发生国内大学生为了万年国会问题而发起的三月学运[参70]。为了使宪政回归正常，李登辉发动修宪，首先于1991年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制定宪法增修条文、并在1991年、1992年先后全面改选国民大会与立法院；修宪结果使原大陆地区选出之中央公职人员优遇退职、由台湾地区选出之全部新任国代修宪，最终达成总统的公民直选。与此同时，立法院于1992年5月16日修正刑法一百条，许多名列黑名单而流亡海外的异议人士得以回国，自此“政治犯”在台湾成为历史名词，思想与言论自由得以获得保障[参71]。由于这一连串的政治改革，没有经历激烈的流血革命冲突，因而被称为“宁静革命”[参72]，也使中华民国的国家体制逐渐向台湾社会靠拢。

1996年，在第四次台海危机所造成的紧张局势及国际社会关注之下，李登辉于首次正、副总统直选中与连战搭档竞选成功，顺利连任总统。为了化解省籍情结，李登辉提出“新台湾人”的理念，并提出台湾成为亚太营运中心的政策。1997香港主权移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加强对台湾主权的主张，而中华民国则力图保持本身政治经济稳定。两岸政府于1990年代以民间机构建立起非政治的协商与对话机制，亦曾举行两次辜汪会谈；但在1999年李登辉发表“两国论”后，两岸的对话机制长期陷入停滞。在1990年代中后期，台湾的治安案件不断（如刘邦友命案、彭婉如命案、白晓燕命案），对李登辉政府和中国国民党的声望造成严重打击，埋下2000年政党轮替的导因。1999年9月21日，台湾中部发生大地震，对苗栗至嘉义一带各县与台北市造成重大的灾害。

陈水扁政府

2000年举行的第二次正、副总统直选，由民主进步党籍的陈水扁与吕秀莲当选，实现中华民国行宪后首次政党轮替；但民主进步党并未于2001年的立委选举中过半，导致施政上时常与在野党发生冲突，而泛蓝、泛绿两大政治势力也在此时开始形成。陈水扁政府上台后，因蓝绿政党恶斗、中国大陆崛起、产业外移与媒体乱象影响，国内政治、社会及经济等均显得动荡不安[参73]。由于政府提倡高科技发展，服务业与高科技产业的比例逐渐过半，并于2002年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2年8月，陈水扁发表“一边一国论”，引发国内外不少争议。

2004年2月28日，大约有200万台湾民众以牵手方式排列成长约500公里的人链，反对中国大陆部署针对台湾的导弹设施以及支持反导弹公投，是台湾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运动。3月20日，陈水扁成功连任总统，但因选举前夕发生枪击事件，部分人士质疑选举结果并发起抗争；年底，民主进步党于立委选举中未能过半，无法全面执政的局面再次延续。

2005年，任务型国民大会召开修订宪法，将修宪权力移交给国民[参74]；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于同年通过《反分裂国家法》，首次以法律形式表示“一个中国”的主张，造成台湾部分舆论不满，因而发起三二六护台湾大游行表示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自主的诉求。

2005年起，陈水扁亲信涉及的多起贪污弊案遭到揭发，对陈水扁政府和民主进步党的声望造成严重打击，导致民主进步党在当年地方选举中，失去地方多数执政权；2006年更引发出要求陈水扁下台的百万人民倒扁运动，导致民主进步党在两年后失去中央政权与立法院多数席次。

马英九政府

2008年，总统与国会选举从该年起开始在同年举行：1月的第七届立委选举首次采用单一选区两票制，中国国民党取得超过三分之二的席次，但选制的改变也使得小型政党未能获得席位而难以发展，部分弱势群体代表无法在国会殿堂为所属群体发声；3月的第十二任总统选举，中国国民党籍的马英九与萧万长分别当选总统、副总统，达成第二次政党轮替，也使中国国民党在1996年首次总统直选后第一次达成掌握中央行政及立法部门的“完全执政”局面[参75]。马英九就任总统后，政府同时开始对前任总统陈水扁涉嫌贪污的侦办。马英九政府将改善两岸关系做为施政重点之一，以对中国大陆当局提出活路外交、签订《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举行江陈会谈等方式以加强两岸合作；对于两岸的政治地位，不同于李登辉的“特殊国与国关系”，他主张“一中各表”的关系，并且认同九二共识。

2009年8月发生八八水灾，由于马英九政府未能及时反应，错失紧急动员全力救灾的先机，且一度拒绝外援，而引发民怨。2010年6月29日，中华民国政府与中国大陆当局正式签署ECFA，与中国大陆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关系，并且准备经由ECFA来推展中华民国与周边国家（如日本、韩国、澳洲、东盟国家等）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来提升经济竞争力。而自2005年起，由于中华民国外交部的长年努力，中华民国国民相继于日本、英国、爱尔兰及至全欧盟得以持中华民国护照而免签证观光[参76]，尤其在马英九就任总统后快速增加，成为马英九政府引以自豪的政绩之一。

国土规划方面，2010年底实施7个县市的县市合并升格改制案，形成“五都十四县三市”的行政区划格局。

2012年1月，马英九连任总统成功，中国国民党也在第八届立委选举后继续在立法院取得绝对多数，而被认为是国内民众对于两岸关系改善的认同所致[参77][参78]。但是马英九连任不久，即因无法提振经济、无法解决土地征收等社会正义议题、两岸政策与民众沟通不良等不当施政而饱受各界批评。

2013年起，马英九在处理洪仲丘事件不当，导致公民1985行动联盟发起白衫军运动；同年9月，马英九因立法院长王金平涉嫌关说，发起九月政争，引发政局动荡。一年后，两岸政策与两岸经贸问题处理失当，对马英九政府和中国国民党的声望造成严重打击，更引发出要求马英九撤回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太阳花学运，导致中国国民党在当年地方选举中，失去地方多数执政权，两年后失去中央政权与立法院多数席次。

2015年11月7日，海峡两岸最高领导人[注8][注9]习近平与马英九[参80][参81]于新加坡举行的会面，也是海峡两岸（即中国大陆与台湾）自1949年政治分立以来（66年），双方最高领导人的首次会晤[参82][参83]，象征两岸史上最大突破[参84][参85]。会中主要就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交换意见[参81]，双方没有签署协议或发布共同声明。

蔡英文政府

2016年1月16日，民主进步党籍的蔡英文当选中华民国第14任总统，第九届立委选举民主进步党首次在立法院取得绝对多数。5月20日，蔡英文宣誓就职，中华民国达成第三次政党轮替。蔡英文是中华民国历史上首位女性国家元首。2016年12月2日蔡英文打电话给川普祝贺其当选美国总统，引发了争议。圣多美普林西比、巴拿马、多米尼加、布吉纳法索相继与中华民国断交。

2016年12月6日《劳动基准法》修正案在立法院三读通过[参86]。但周休二日新制实施后，引发争议，劳动部再次修改部分条文，并2018年1月10日三读通过。执政期间接连发生华航二次罢工和长荣一次罢工

2019年5月17日，立法院通过《司法院释字第七四八号解释施行法》将同性婚姻法制化，为亚洲首例。

2020年1月11日，蔡英文连任总统成功，并以817万张选票当选，成为中华民国总统由公民直选以来的最高票，民主进步党也在第十届立委选举后继续在立法院取得绝对多数。

2020年6月6日，第三届高雄市市长韩国瑜罢免案的最终结果为同意票93万9090票，不同意票2万5051票。因有效同意票数多于不同意票且达高雄市选举人总数四分之一以上（574,996），罢免案以同意率达97.4%通过罢免韩国瑜。[参87]

年表

中华民国历史

政府时间重大事件

清朝政府 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起义；袁世凯任内阁总理大臣

大陆时期

南京与北京

临时政府 1912年推翻清朝，正式建立中华民国。

孙中山就任第一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北洋政府 1913年南北和谈，袁世凯就任第一任中华民国大总统；

二次革命，袁世凯驱除国民党。

1915年二十一条，日对中提出的不平等条约。

1916年洪宪帝制引发护国运动，袁世凯退位；府院之争

1917年张勋复辟；广州护法军政府成立

1919年五四运动；中国国民党成立及改组；再度领有外蒙古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1923年曹锟贿选担任总统；第一次国共合作

1924年陆军军官学校成立；北京政变

1926年三一八事件；国民革命军北伐

国民政府 1927年定都南京；四一二事变及清党；宁汉分裂

1928年五三惨案；东北易帜；皇姑屯事件；进入训政时期

1930年中原大战

1931年九一八事变

1932年满洲国成立

1936年西安事变，第二次国共合作。

1937年七七事变，全面对日抗战；南京大屠杀

1941年太平洋战争；加入盟军

1943年开罗宣言，声明日本应将台湾及澎湖群岛归还给中华民国

1945年二战结束，国民政府接管台湾[注10]。

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与常任理事国

1946年还都南京；外蒙古独立；第二次国共内战

1947年台湾发生“二二八事件”，加深台湾人民对国民政府不信任感。

二七部队战败，谢雪红等人退往香港成立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蒋中正政府 1948年正式行宪，国民政府改组为中华民国政府，进入宪政时期。

台湾时期

蒋中正政府 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民国失去中国大陆，中央政府迁台。

颁布《台湾省戒严令》，进入戒严时期。

古宁头战役获胜，守卫金门。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巡逻台湾海峡，稳定台海局势。

1953年耕者有其田

1954年九三炮战及大陈岛撤退，签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

1958年八二三炮战

1961年出口导向时期开始，至1972年为止。

196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起文化大革命，对应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1968年实施九年国教

1971年退出联合国及其附属组织，失去中国代表权

1972年与日本断交，蒋经国推行弹性外交。

1974年因第一次石油危机，蒋经国推行十大建设至1979年。

蒋经国政府 1979年美国推行台湾关系法。美丽岛事件。

1986年民主进步党成立

1987年台湾解严

李登辉政府 1988年推行务实外交

1990年野百合学运，促使1991年国大代表首次全面改选。

以及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制定宪法增修条文

1992年立法委员首次全面改选；

香港会谈，用九二共识（各自表述中国并互重）来实现政治妥协。

促使1993年辜汪会谈，两岸关系解冻。

1994年首次省长及直辖市长直接民选，地方自治全面实施

1996年台海导弹危机，首次总统直接民选

1998年省虚级化

陈水扁政府 2000年首次实现政党轮替，陈水扁当选，民进党首次执政。

2002年台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2005年冻结国民大会，公民投票法入宪。

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行反分裂国家法，两岸关系退步。

2006年为反制反分裂国家法，宣布中止国统会。

倒扁运动，反对贪腐。

马英九政府 2008年第二次政党轮替，马英九当选。

2009年以观察员身份，重返世界卫生大会

2014年太阳花学运，民众反对加深与中国大陆贸易。

2015年提出“南海和平倡议”，吁搁置南海主权争议。

于新加坡举行马习会。

蔡英文政府 2016年民进党完全执政国会。

推行新南向政策，减少依赖中国大陆贸易。

2019年通过同性婚姻之关系获法律承认。

2020年民进党持续完全执政国会。

首次举行直辖市市长罢免案。

注解

注：

当时把原两江总督衙门作为临时政府办公地点，孙中山就是在这里宣布中华民国成立。

当时的行政区划是内地18省（直隶省、山西省、山东省、河南省、陕西省、甘肃省、江苏省、安徽省、浙江省、江西省、湖北省、湖南省、四川省、福建省、广东省、广西省、云南省、贵州省），加东北三省和新疆省（奉天省、吉林省、黑龙江省、新疆省）共有22省，另有内外蒙古、青海、西藏，不设省，派驻地大臣管理。（参见清朝行政区划）

计步兵128个师、46个独立旅、骑兵9个师、6个独立旅、炮兵4旅、20个独立团，正规军合计170万人。

例如台儿庄会战、淞沪会战、第三次长沙战役等战役，上海市、笕桥等空战。共有38,931次小型战斗、1,117次重大战役、22场大会战，伤亡人数高达330余万人（含1937年至1945年间的补充兵员）

详见台湾地位未定论。

1992年，韩国与中华民国断交，韩国政府在断交的同时，片面将中华民国在韩国的所有产业，包括在著名游客区明洞的自置物业及领事馆，转赠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曼德拉于1994年当选成为南非总统之后，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过去的关照，使南非共和国于1998年改向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台湾作家柏杨说，“江南之死，引起整个政权溃散的骨牌效应。”、“江南是最后被害者，以后蒋氏父子就再也不敢重犯，再也没有机会重犯了。”（《枪声三响撼金山》，《传记文学》，2004年10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由中国共产党实行一党执政，中共中央总书记为最高领导人，中国国家主席只是礼仪性的“虚位元首”。[参79]

中华民国实行直接选举的半总统制，中华民国总统身兼国家元首和三军统帅，为最高领导人。

中华民国方面主张的“台湾光复”尚有争议，详见：台湾光复#光复论点的争论。

参考文献

引用

参:

中華民國史. 国史馆. 2014-02-23 [2015-10-1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09-23）.

China, Fiver thousand years of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2007: 116 [[014-09-0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11-01）.

“军政、训政、宪政”三部曲：孙中山设计的政治路线图. 凤凰网. [2019-11-0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8-12-01）.

商德文. 点评中国：纪念辛亥革命倡导三民主义. BBC News 中文. [2019-11-0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5-17）.

何为“训政”？辛灏年：训政就是中华国民政府训练民众行使民主权力，十年训政为民国制宪奠定了基础. Radio Free Asia. [2019-11-0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0-23）（中文（中国大陆））.

历史无情训政难行：民国黄金十年风云录. 美国之音. [2019-11-0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0-23）（中文）.

张玉法. 《中華民國史稿》. 台北: 联经出版. 1998-10-26. ISBN 9789570818260.

駐紐約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 最新消息 > 駐地新聞 > 臺灣經濟發展及民主成就獲美國國際政治學大師編入大學教科書. [2011-11-0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1-11-09）.

南方快報《財經櫥窗》民主台灣的經濟成就不容荒唐抹煞. [2011-11-0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0-12-26）.

中國同盟會. [2015-10-1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2-03-06）.

《民国春秋》1994年第4期

怎樣評價湖北軍政府. [2015-10-1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3-06）.

郭卿友. 《中華民國時期軍政職官志》. 甘肃人民出版社.

黎元洪心懷猶豫邁開共和國第一步，長江日報2010年7月1日，第14版. [2015-10-1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11-17）.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1912年1月》

张玉法（1999年）:《中华民国史稿》第一章〈中华民国的开国〉，第28页。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476页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一册民国元年壬子──十四年乙丑，第32页：“袁世凯在北京就第二任临时大总统，蔡元培代表孙总统致祝词。”

象征与实质:《临时约法》问题. [2015-10-1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11-17）.

徐矛，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北洋政府北京市西城区官网

张生，民初大理院审判独立的制度与实践，政法论坛2002年第04期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二册民国十五年丙寅──十九年庚午，第86页：“国民党理事代理理事长前农林总长宋教仁在上海沪宁车站被刺。”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484页

人民网.揭秘民国反腐

民国初年袁世凯对中国民主化进程的贡献. 凤凰网. 2009-06-22 [2015-10-1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11-17）（中文（简体））.

李光伟. 袁世凯是怎样当上中华民国大总统的？（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12年2月29日 [2014年2月23日] （简体中文）.

第十一卷　近代前编（上册）第四节北洋政府的政权机构. 读书网. [2014年2月23日] （繁体中文）.

《国父全集》第3册，163页

历史追踪：“中华民国”国号的来由和意义

百年记忆：宪法制订历程

孙镇东著，国旗国歌国花史话，第9-10页

薛刚：变动社会中的宪政尝试 ——1923年《中华民国宪法》的制定

孙中山广州演讲《国民要以人格救国》

张玉法（1999年）:《中华民国史稿》第三章《国家由分裂走向统一》，第152页。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二册民国十五年丙寅──十九年庚午，第29页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二册民国十五年丙寅──十九年庚午，第180页

天津市地方志检察志

近代中国审级制度的变迁：理念与现实

About Us. 中华民国最高法院. [2014年2月26日] （繁体中文）.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二册民国十五年丙寅──十九年庚午，第231页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二册民国十五年丙寅──十九年庚午，第239页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三辑, 北洋政府:1912-1927

张晋藩等.旧中国反动政府制宪丑史.北京：通俗读物出版社，1955年

荆知仁. 《中國立憲史》. 台北: 联经出版. 1984. ISBN 9789570801224.

陈永发：关于满洲国之建构

张玉法（1999年）:《中华民国史稿》第五章《日军侵华与抗日风潮》，第248页。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三册民国二十年辛未──二十六年丁丑，第700页

《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 中国: 国民政府. 1937年11月20日（繁体中文）.

杨克林、曹红. 《中國抗日戰爭圖誌》. 广州: 广东旅游出版社. 1995年1月. ISBN 7805215413.

支那新中央政府一览

汪精卫在南京宣布对英美宣战并发表讲话

末代皇帝溥仪（十八）伪皇退位百家讲坛20101130. 中国网络电视台. 2010-11-30 [2015-10-1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0-12-04）.

溥仪：《我的前半生》

中华民国外交部. Constitution. 行政院新闻局. 2010年4月23日 [2014年2月23日] （英文）.

高全喜. 协商与代表：政协的宪法角色及其变迁. 新浪. 2013-11-25（繁体中文）.

李新总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韩信夫、姜克夫主编 (编). 《中華民國史大事記》.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年7月.

宪法. 行政院. 2012年5月10日 [2014年2月23日] （繁体中文）.

陈布雷等编著. 《蔣介石先生年表》. 台北: 传记文学出版社. 1978-06-01.

Who lost China: the China lobby and US China policy， Joshua Hawkes Lerner, Reed College (Portland, Or.) 1997

中华民国史，第三编第六卷，中华书局，2001年

寒山碧《邓小平从南京打到成都》

蒋经国. 〈危急存亡之秋〉. 《風雨中的寧靜》. 台北: 正中书局. 1988.

李守孔. 《中國現代史》. 台北: 三民书局. 1973年9月.

战后台湾白色恐怖论析，国史馆馆刊12期，第147-162页，侯坤宏，2007年6月

台湾大学发展客家学术计划成果报告书，第15、20页，民国99年11月

土地改革纪念馆

严家淦档案防御导弹长安计划解密曝光（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中央社

Hung-mao Tien, The Great Transition: Political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isty, 1989)

1990年代台湾的政治转型与社会变迁导读动画 - 第二节政治民主化

“100行动联盟”纪录片 - 公视《纪录观点》节目

曾欣雯﹕台湾的宁静革命

邱晓嘉. 產業外移的危機與轉機. 财团法人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 2000-10-31 [2007-10-01]. （原始内容 (HTML)存档于2010-03-12）.

中华民国修宪史，谢政道，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7

陈水扁的严重失政　才有马英九的大胜 - 新新闻 1098A期

Visa liberalisation for Taiwanese

无法回头的两岸马连任致胜关键 - 中广新闻网 2012.01.17

马英九连任是两岸政策公投的胜利 - 明报 2012.01.15

林良昇. 中國修憲刪國家主席限制馬英九：國家主席非最重要. 台北: 自由时报电子报. 2018-03-1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8-03-13）（中文（台湾））.

馬總統與大陸領導人習近平在新加坡會面，雙方將共同努力持續鞏固臺海和平及維護兩岸人民福祉. [2017-05-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11-17）.

邓鸿伟. 两岸领导人习近平、马英九将在新加坡会面. Gwytb.gov.cn. 2015-11-04 [2017-05-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07-29）.

“习马会”第一句话说啥？双方打什么颜色领带？晚饭吃啥？. 央视新闻. 2015年11月7日 [2015年11月7日].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年11月8日）.

Lee, Shu-hua; Chang, S.C. President Ma to meet China's Xi in Singapore Saturday (update). 中央通讯社英文新闻网. [4 November 201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年11月7日）.

20151104 焦點對談兩岸史上最大突破! 馬習會周六登場. YouTube.com. 2015-11-04 [2017-05-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3-24）.

夏立言与台商座谈说明习马会是两岸史上最大突破. 印度尼西亚商报 Shangbao Indonesia. 2015-12-29 [2015-12-2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2-16）.

周毓翔; 杨孟立. 貫徹總統令一例一休過了. Yahoo新闻 (台北: 中国时报). 2016年12月7日 [2016-12-0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8-10-03）.

陈怡璇. 韓國瑜成史上首名被罷免市長同意票破93萬. 中央通讯社. 2020-06-06 [2020-06-0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10-30）（中文（繁体））.

来源

《剑桥中华民国史》，［美］费正清、费维恺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ISBN 978-7-5004-1406-3.

《中华民国史》，［中国大陆］张宪文等著，南京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5-04242-3.

《中华民国史稿》，张玉法著，台北县：联经出版公司，1999年.

《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一到四册，作者郭廷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ISBN 6666712919.网上资料（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中华民国发展史》，一套在中华民国一百年（2011年）推出的12册“非官方修纂”的历史丛书.

外部链接

中华民国国史馆

中华民国史事日志（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1946年南京制宪国民大会电影纪录片中华民国中央电影摄影场摄制（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谢选骏指出：民国在大陆38年，治外法權承襲了前清，發展出了军阀混战、外敌入侵、党阀厮杀；民国在台湾70多年，国家分裂、偏安一隅、族群内斗——横看竖看，民国都是个坏东西。但是总是有人梦想让民国复辟到大陆地区，这个梦想如果真能实现了，那岂不意味着还要再来一次变相的共产党革命？因为中国大陆的共产党革命，就是由所谓国父的孙中山發起的“联俄容共”的漢奸政策引起的。然后继之以蒋家父子的家天下——这是北韩模式的预演，而且在新加坡变相存在。如果中华民国真在大陆复辟成功，那依然还是个坏东西。因为它的根子不正，传统很坏！

【附錄6、鲁迅属于一个汉奸大家族】

网文《鲁迅的前期经历——全面揭露鲁迅的卑污阴毒人生（1）》（2024-02-14 漫漫求索）报道：

本世纪初，香港凤凰台一期节目中，李敖意味深长地说，鲁迅从来不骂日本人。早在上中学的时候，鲁迅是被奉为斗士、旗手、大文豪，甚至是“圣人”，教科书里有很多鲁迅的文章。因此，对李敖的话感到非常惊诧。在中国近代史上，对中国侵略最严重的国家就是日本，鲁迅怎么可能不骂日本人呢？可是，李敖作为一名知名人士，不至于敢于完全胡说八道。带着深深的疑问，关注这个问题了。发现鲁迅身后确实存在巨大争议。最典型反对鲁迅的例子是，苏雪林女士1936 年11月致信胡适说，“鲁迅的心理完全病态，人格的卑污，尤其出人意料之外，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还够不着”。

一边奉为“圣人”一边连起码的“人”的资格都没有。反差之大，让人大跌眼镜。

胡适在给苏雪林的回信说：“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他已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如此批评，一定可以发生效果。”

以后，苏雪林毕生从事这项研究。

胡适作为一名学者，从学术方面来看，自然不必纠缠于个人品行，而是看其观点内容以及产生了何种社会影响。

鲁迅在中国近代的思想、文艺和教育等各个方面都有非常重大的影响，是中国近代史上无法回避的一个事实。因此，必须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进行全面考察和研究。

一．鲁迅的前段生活经历

鲁迅的经历基本上可分为两阶段，从1881年9月出生至1927年10月离开广州到达上海的46年为前一阶段。之后居住在上海日租界直至1936年10月去世的9年为后一阶段。本篇集中先谈前阶段部分。

1.周福清科场舞弊案

鲁迅在1881年9月25日生于浙江绍兴，周姓，名樟寿，字豫山、豫亭、豫才。其祖父周福清于同治六年（1867）考中举人，四年后通过殿试成为进士。三年后被派往浙江杭州府金溪县当知县。光绪四年（1878），被参劾革职，次年又花钱捐了个从七品，回到京城。光绪十九年三月，周福清因母亲去世，回乡居丧三年。期间，其子周用吉报名参加当年举人考试，但以前已经多次落榜，眼见正规途径没指望，周福清就想贿赂考官。这次的主考官恰是周福清同时考中进士的殷如璋。周福清得知同年来当主考，特地从上海乘船赶到苏州，停船静候殷如璋官船，并准备好关节条子。所谓“关节”，是指与考官串通作弊，在入场前订下考生在试卷某处作何记号。另外还有一张纸写着“洋银一万元”，是许诺事成之后酬谢主考。周福清除了自己儿子外，还加上马、顾、陈、孙和章姓等另外五人，要求主考官一并关照。按照清末科举行贿行情，一名举人即需万元乃至两三万元。因此，如果事情办成，他就可以向其余五家索要五～十五万元，获利十几倍，非但儿子可以中举，还可大捞一票，真是名利双收！

七月二十七日，殷如璋的官船到达苏州码头。周福清为避人耳目，把作弊信件和名片装入信封，派家仆陶阿顺代送。他嘱咐陶阿顺，先投帖拜会，让主考大人接见，再当面递信。陶阿顺是个粗人，来到官船下，主人的吩咐早忘脑后，而把名帖和密封信函直接呈递上去。

正当周福清盼着佳音时，事情却败露了。原因有两种不同的流传，其中一种是：按清代规定，主考官在赴任路上不得接收任何私人信件，以防说情作弊。殷如璋当时就请来访客人代拆，信内是考场作弊的内容，殷如璋拍案大怒，当即将陶阿顺拿下严审。

不管哪种说法，反正事情败露了。周福清见陶阿顺迟迟不回，见势不妙，弃船逃遁，各处躲窜。

明清两代历来对科场作弊处置极为严厉，历史上先后有十余名主考官因犯案被斩立决，甚至一品大员的大学士柏葰也在科场案中被斩。同时，还先后有百余名考生被取消功名并杖责，十余人处死，千余涉案家属流放。最惨的是雍正十一年河南学政俞鸿图因其妾受贿作弊，尽管他并不知情，依然被腰斩。他被拦腰截为两段后，用手指蘸鲜血在地上连写七个“惨”字，才痛苦死去。雍正得知后，也觉得实在过于残忍，从此废除腰斩。

周福清顶风作案，朝廷下旨查办，雷厉风行。周福清成了全国通缉犯，无处躲藏，只得自首投案，被判处斩监候，待秋后处决。可能是侥幸，也可能是花钱通了关节，三次未被“抽中”执行，后被减刑为“牢固监禁”，到光绪二十八年获准释放，共蹲了8年的大狱。鲁迅的父亲周用吉，也被牵连入狱。

此事发生在鲁迅13岁的时候，其父周用吉释放后，染病不起，于鲁迅16岁时病故。

由于这桩科场案，鲁迅的家庭跌入困顿。鲁迅及家族从此丢尽脸面，无脸见人。

从此世人对鲁迅家族十分鄙视。科场舞弊是清流知识分子所不齿。周福清先遭弹劾革职，贿赂回到京城，还不思悔改，又干出科场作弊丑事，其道德操守可想而知。而远非都源自鲁迅所谓的势利眼，因此，对他家族的“落难”恐怕少有人同情。

人处于逆境往往也未必不是好事，逆境中砥砺奋进的例子多不胜举，所谓“自卑与超越”。

然而，鲁迅青少年时期缺乏“爱”的环境，却造成他毕生的心理阴暗和性格扭曲。事实上，对周福清的处理从浙江到中央的官场并不都是冷面孔，而是给予帮忙的，以致对周福清斩立决并没有实施。而鲁迅却对此丝毫没有过感恩。

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对这段历史是有记述的，但，鲁迅一辈子讳莫如深，在他在为《阿Q正传》俄文译本写的自叙传略中说，“但到我13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后来“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呐喊·自序》）。鲁迅还说，这段经历 “使我因此明白了许多事情”（《鲁迅书简》）。至于什么变故，他没提。那么，他明白了什么呢？明白了祖父和父亲的行径的无耻？他一句都没说。

2.在日本七年的生涯

1898年，鲁迅18岁时，离家入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学习。1902年3月24日，鲁迅获得官费留学日本，先进入弘文书院补习日语，于1904年4月30日结业， 9月转入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是当时学校中唯一一名中国留学生。

仙台医专仅是一所三流学校，离东京300多公里，地处偏僻，冬天非常寒冷。那么，其教学水平如何呢？不妨从鲁迅最崇敬的老师藤野先生的情况可略见一斑。

1901年10月，藤野应聘到仙台医科专门学校任讲师，后升为该校教授。1912年该校并入东北帝国大学，作为其医学分部，1915年成立东北帝国大学医科大学，藤野因学历不够，被迫提出“请求免职”，降为临时讲师，很快又可能学术水平不够，被解除讲师职务，连临时都不够格了。以后，只能到一家慈善医院做全科医生，并于1919年回故乡开诊所。

所以，该校的一名教授在日本较为正规的大学里连普通讲师都不够格，可见该校的教学质量了。

那么，为什么鲁迅会选择这样的一所学校去留学呢？他在《藤野先生》说，那里“还没有中国的学生。”其弟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一书中也说，“他却特地去挑选了远在日本东北的仙台医专……还没有留学生入学，这是他看中了那里的唯一理由”。

这一理由恐怕很难站得住脚。不喜欢中国留学生，不来往就是了，每个大学都有很多学生，很容易相互分散开。日本好大学有的是，如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等等，何苦要选择一个偏僻的三流专科学校？然而，问题是你想选一流大学，人家一流大学会要你吗，想进就能进吗？事实上，他除了那个仙台医专，别无选择。所谓不想同中国留学生来往不过是遮人耳目而已。

即使如此，他在仙台医专只读了一年就辍学了。据他自己说，终止学医的原因是，课堂里放映一部日俄战争的纪录片，一名中国人替俄国人当间谍，被日军枪毙了，围看的是一群麻木的中国人。课堂里的日本学生鼓掌欢呼“万岁！”于是，他说“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但是，据鲁迅同班同学铃木谈：“幻灯的解说由中川教授亲自进行，也许有中国人被日本军杀死的场面，学生大体却是静静地看着。后来才听说这件事成了周树人退学的理由。当时周树人却没有说过这件事。”

今天很难说得清，当时课堂的情景。不过，从常理来看，观众欢呼万岁，一般是庆祝重大胜利的时刻，不见得会因看到一个人被枪毙而欢呼。

从他进入的仙台医专的成绩来看，即使这样的三流学校，他的成绩也极不理想。鲁迅的同班同学小林茂雄保存了一份鲁迅在1905年在仙台医专春季升级考试的“成绩报告单”，各科成绩如下：解剖59.3，组织72.7，生理63.3，伦理83，德文60，化学60，物理60，7门功课平均分65.5，最高分的一门伦理还不是专业课。各门成绩在全班142人中名列第68名。

这还仅是一年级的课程，已经招架不住了，往下只会越来越难。他当时已经二十六了岁，而他的日本同学基本上只有十八、九岁，待这些孩子长大懂事一些，恐怕他非垫底不可。但，他想到的，不是咬紧牙关拼，而是仅仅学了一年就开溜了。

鲁迅在《藤野先生》一文中讲到“东京也无非是这样……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中国留学生会馆的门房里有几本书买……但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问问精通时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我就往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去……还没有中国的学生。”

文中的中国留日学生形象是辫子盘头顶如“富士山”、“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天天学跳舞”，一个比一个没出息。

那么情况真是如此吗？当时和他几乎同一时期留学日本的蒋中正的照片上，没有任何辫子或“富士山”，而是英姿勃发。

当时绝大多数中国留日学生是爱国的热血青年。留日学生组织过许多编译团体，如译书汇编社、湖南编译社、教科书译辑社、会文学社、东新译社等，翻译了大量书籍，创办了《新广东》、《新湖南》、《浙江潮》等杂志，激扬文字，传播主义。1903年 5月邹容发起创立了中国学生同盟会。当孙中山提出成立同盟会时，留学生纷纷响应。所以，辛亥革命的核心力量正是中国的留日学生。这些爱国志士不惜牺牲生命救国，最著名的有邹容、陈天华以及秋瑾等人。中国留学日本的许多人为了中国革命事业，不惜流血牺牲。仅广州起义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就有中国留日学生：喻培伦（日本千叶医学院学生）、林文（日本大学学生）、方声洞（日本千叶医学院学生。）、林觉民（日本庆应大学学生）、林尹民（日本第一高等学校学生）、陈与燊（日本早稻田大学学生）、陈可钧（日本正则学校学生）、石德宽（日本警监学校学生）等八人。

尤其是，林觉民的《与妻书》感动了无数人，其《禀父书》中“不孝儿觉民叩禀：父亲大人，儿死矣，惟累大人吃苦，弟妹缺衣食耳。然大有补于全国同胞也。大罪乞恕之。” 何等的境界啊！

日本的留学生中不仅是为中国革命牺牲的爱国志士，还涌现了一大批人才，仅军事方面就有：黄兴、蒋百里，李烈钧等人。

所以，鲁迅那段文字是对中国留日学生的莫大污蔑，是对中国革命先烈的莫大侮辱。

对于鲁迅辍学一事，有人解释为鲁迅当时觉得，中国问题主要不是国民体质弱，而是头脑麻木，因此，决定放弃学医，改用文字唤醒民众。

一个不能解释鲁迅为了用文字唤醒民众而放弃学医的事实是，二十世纪初叶，章太炎、邹容、陈天华等人公开发表了大量唤醒民众的革命文章，1906年，章太炎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宣传反清革命，然而，却不见退学后的鲁迅在上面发布任何片言只语。

鲁迅在1905年离开仙台医专后，却一直滞留在日本，直到四年后的1909年才返回祖国。既然要唤醒民众，为何一直滞留在日本？读书才一年不到，却辍学后鬼混了四年。如何解释？

其弟周作人回忆说，鲁迅在1906年6月把学籍转入东京独逸语学会的德语学校，但仅是挂个名，平时根本不去学校，每天早上10时才睡醒，醒来还趴在枕头上抽一两枝烟才起床。与鲁迅来往的人，“不是亡命者，便是懒得去上学的人”。

周作人还说到，鲁迅当时的官费补贴每年四百元，每月能领到三十三元。按鲁迅自己的说法，则是每月三十六元，只够衣食学费，不足之数就需要自己来挣了。

在一家天晓得的“野鸡”学校挂个名，根本不去上课，却以此骗取官费补贴。每天懒洋洋躺在床上，一年不需要翻一页书，净到手四百大洋，而当时工人月工资只有一、二个银元。不过，四百大洋在东京也只够衣食学费，不足部分如何办？没有交代。他自己说，他家庭已经十分贫穷，早就沦为乞食和典当了，而且，父亲已经去世，靠母亲是负担不起的。然而，鲁迅当时却在东京过着富裕悠闲的生活，雇日本女佣，还资助二弟留学。

资金何来？当时日本对中国实行文化侵略，经常收买汉奸文人当内奸。或许，去投靠某种势力，能得到些贴补？有人推测是日本特高科发工资，密探留学生动向的。这事我们无法定论。不过会骗取官费的人，这种事也未必做不出来。

3. 与秋瑾的冲突

1905年12月8日，留学日本的陈天华为抗议日本政府颁布的《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蹈海殉国，时年30岁。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公推秋瑾为召集人，召开陈天华追悼会，鲁迅也出席了会议。会上，秋瑾号召留学生集体回国以示抗议。让人十分费解的是，鲁迅已经不在仙台医专就读二年级了，还说“东京也无非是这样”，又有那么多讨厌的头顶“富士山”的中国留学生，却死活不愿意离开东京回国。秋瑾再也没想到，鲁迅想要骗取官费补助，白吃白喝，哪肯离开。

当时，秋瑾怒不可遏，拔出随身的日本刀，对他喝道:

“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

1907年7月，秋瑾响应徐锡麟起义，英勇就义于绍兴轩亭口。光复会开大会纪念。鲁迅在集会上慷慨陈词，大家被他深深感动，赢得热烈掌声。于是，组织者要他回国刺杀清廷官员，他当场欣然受命，真是不仅不计前嫌，豪情万丈。可是，临行前又不干了。日本人增田涉说，鲁迅曾对他说过：“我从事反清革命运动的时候，曾经被命令去暗杀。但是我说，我可以去，也可能会死，死后丢下母亲，我问母亲怎么处置。他们说担心死后的事可不行，你不用去了。”

在大会上慷慨激昂，吸引眼球，赚足风头，真要去了，却如戏台上无赖哀求饶命的台词，“俺还有八十岁的老母要养哩！”

其实，他真的死了，还有他两个弟弟，老母也不至于没人照顾。

许广平在《两地书》中说到，鲁迅说过：“凡做领导的人，一须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二须不惜用牺牲，而我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

或许，是他对自己当年懦怯的一种辩解吧。

然而，许广平还提起鲁迅居然对她这样说过，“秋瑾是被人拍手拍死的，其实她并没有做什么。”

恐怕只有良知完全泯灭的人，才会如此污蔑烈士。

4.教育部低级官员和和狂人日记

1909年，在东京骗公费白吃白喝近四年后，已经29岁，年近三旬，眼看无法继续骗取官费留学补贴，万般无奈只好回国了，在绍兴的师范学堂任教员，算是有了份工作。

尽管，鲁迅对辛亥革命不惜泼脏水，但辛亥革命的成果他却是很想要的。1911年，爆发辛亥革命，满清政府被推翻，1912年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绍兴人蔡元培任教育总长，鲁迅由同为绍兴人的许寿裳推荐给蔡元培，到教育部任职。以后，中国时局不断剧变。

2012年，鲁迅随政府北迁至北京，在教育部任佥事，相当于科长级。以后，他在北洋政府内长达十四年的公务员生涯中，始终只是一个区区佥事，具体工作是资料抄写，没有得到任何升迁。尽管，上层官员走马灯似的换，他却始终只能捧住这饭碗。在这14年时期中，发生了袁世凯刺杀宋教仁、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袁世凯称帝、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五四运动”、曹锟贿选等一系列重大政治风波，鲁迅始终一言不发，“恪恭将事”，当他的公务员。而且，1915年日本逼袁世凯政府签署《二十一条》，全国人都激烈抗议这一卖国条约，鲁迅却恭恭敬敬签下同意大名。

中华民国走马灯似的换了五位大总统。可是，他干了十多年，始终没有升官机会。其实，官场混出名堂，光靠“恪恭将事”当然是不够的。当时掌权的集团一会儿直系、一会儿皖系，一会儿又是奉系。一朝天子一朝臣，来一个大帅带来一批人马，再怎么也轮不到他。当然，有过硬的资历或背景也成，例如，与鲁迅同岁的章士钊，早期参加了同盟会又留学英国五年，后来兼任教育、司法两部总长，成为鲁迅这个小小科长的高高在上的顶头上司的顶头上司。

他在《坟·从胡须说到牙齿》里回忆说到：“我曾经是教育部的佥事，因为‘区区’，所以还不入鞠躬或顿首之列的。”在长达14年的时间里，头顶上的高官有总长、次长、司长等等多得数不过来，小小科长连凑上去“鞠躬”和“顿首”都不配。眼看年近半百，依然还是个小小科长。眼睁睁看着别人升官，就连与他一起进教育部当佥事的许寿裳都已一路升迁到参事、司长。

事实上，没有任何背景，连个正规文凭都没有，要不是蔡元培当初的面子，能在教育部当差已经很不错了。

其实说到文凭，民国时期蔡元培等人看重的是真才实学，而不是仅限于学历。例如，蔡元培邀请只有中学学历的梁漱溟到北京大学讲授印度哲学。1917年胡适回国时，还未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但蔡元培为让胡适进入北大不惜编造其学历。1925年，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聘任并未在国外取得学位的陈寅恪为导师，和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并称清华四大国学大师。

那么，同为同乡的蔡元培应该最关照他，但为什么没有慧眼识英雄，看上鲁迅呢？恐怕只能说他肚子里没货。

蔡元培在教育部任职仅仅数月， 1912年7月，就不愿与袁世凯政府合作，辞去教育总长的职务。鲁迅他哪敢跟着蔡元培一起辞职，只是小心翼翼捧着佥事金饭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埋头抄写。

就这样一直抄写了足足近十年，眼看就要年逾四十，还是默默无闻。忽然，咸鱼翻身的机会说来就来了。早在八十多年前的1835年，俄罗斯作家果戈理出版短篇小说《狂人日记》。故事大致是：小说主人公波普里希钦是沙皇时期的一名九等文官，工作是抄写和给部长削鹅毛笔。由于身处单位底层，部长把他当仆人使唤，科长见到他连头都不抬一下。有一次，他看到了部长的女儿，就暗恋上了。可是，名花有主，眼看她就要与一位英俊的侍从官喜结连理。波普里希钦愤愤不平，认为什么好处都给那些贵族老爷们拿走了，最后发了疯，以为自己成了西班牙国王。于是，被关进了疯人院。

细细对比一下，这位俄罗斯九等文官与鲁迅当时有太多的共同之处，列表如下：

波普里希钦与鲁迅情况对比表：

实质单身

所以，鲁迅简直是这位俄罗斯九等文官的活脱脱中国版本，比仆人好不到哪里去。九等文官嫉妒好处都给别人拿去，鲁迅则多年不得提拔，眼睁睁看着别人爬到自己头上去。九等文官见科长必须深深鞠躬，而鲁迅连讨好鞠躬都轮不上。心中之妒火可想而知，因此，九等文官妒忌，鲁迅妒恨；九等文官发疯，鲁迅抓狂。

或许，与波普里希钦几乎完全相同的处境在鲁迅心中激起了非常强烈的共鸣。于是，就仿照写了一篇《狂人日记》，当时，正好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于是，1918年5月陈独秀就将其刊载在他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上。

两部《狂人日记》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以第一人称的日记体写的，都是借用狂人的口气，都是用“救救孩子吧！”结尾。所以，说其有剽窃嫌疑，也非毫无根据。

然而，还是有很大不同之处的。果戈理的原著有较详细的心理和情景描写，而鲁迅的作品的篇幅远小于前者，几乎只有狂人的恐慌心理。在艺术上毫无可取之处。

在故事情节上，鲁迅也不敢全部照搬。那个波普里希钦的状况与鲁迅十分相像，都照搬过来，人家就以为是在写周某人自己了。如果也写狂人想要娶总长的千金做老婆。很难不让人联想到，这人都快四十了，已经有老婆了，还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而如果抱怨所在单位里，好处都给手长的人捞走了，那不是在抱怨自己得不到提拔，快得精神病了？教育部的上司会怎么看？连饭碗都保不住了。

因此，这些是都不能照搬的。于是，果戈理的狂人是妄想症。而鲁迅则选择了强迫症——别人总是用不怀好意的目光看自己。实际上是借疯人之口倾诉自己内心的郁闷。

鲁迅确实内心始终被非常强烈的自卑感笼罩，对别人的目光是十分敏感，时时刻刻都神经质地觉得别人会用鄙夷目光看他。所以，《狂人日记》里几乎全是狂人觉得周围都是不怀好意在看他，而实际上正是鲁迅自己阴暗心理的写照。极度的自卑，必然导致极度的逆反心理，而长期的性压抑，更加剧了心理变态。大家认为是白的，他一定要说成是黑的，越黑越好；大家认为是好的，他一定要说成是坏的，越坏越好。世界一致公认最坏的是杀人放火。而鲁迅认为还不够坏，最坏莫过于吃人。于是，“吃人”二字不厌其烦的在全篇文章中出现20多次。吃人者有赵贵翁、过路人、邻居、小孩子......甚至他的亲骨肉大哥，包括了周围的一切人，令人毛骨悚然。

那么，为何会人吃人呢？《狂人日记》的答案是，“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把中国文化和道德体系统统看成是“吃人”。还说中国是，“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

也只有狂人或疯子才有这样的狂态。文章最后还假惺惺的呼喊：“救救孩子！”

当时，正兴起新文化运动，激进思想甚嚣尘上。污蔑传统道德为“吃人道德”，污蔑中国是“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让鲁迅一鸣惊人。

然而，数千年来，人类都是因建立了相应的道德体系，从而从原始的野蛮状态跨入文明的。当年色列人在“摩西十诫”约束下走出埃及，创造了以色列文明。野蛮的日耳曼人皈依以“爱人”为核心价值观的基督教，走到了当今世界文明前列。中华数千年文明的道德体系的核是孔孟的“仁者爱人”，是仁义道德。鲁迅把仁义道德说成是吃人。那么，不讲仁义，没有道德，岂不都变成野兽了？倒真要人吃人了！其恶劣影响是十分严重和长远。这套歪理演绎到文革时期，发展到顶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温良恭俭让“于是，各种极端恐怖暴力遍布中华大地。在广西大屠杀中，吃人心人肝下酒成了某些极端分子的家常便饭。真人吃人了。

文明建设必须一步步逐步迈进。只图一时痛快，想推到一切重来，后果必然是倒退到原始野蛮状态。

5.偷窥弟媳入浴案

既然把仁义道德说成是吃人，心中还会当一回事吗？没多久就闹出天大丑闻来了。1919年11月，鲁迅弟兄将绍兴的老屋出售，买下北京西直门内八道湾11号的一处院子。鲁迅、周作人和周建人及他们母亲一起搬了进去。这是老式三进院，外院是鲁迅住房以及杂物仓房，中院是母亲和朱安住，里院一排是周作人和周建人两家分住。

没想到在1923年居然兄弟决裂，当时周作人给乃兄一封绝交信，全文如下：

“ 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在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以后，鲁迅被迫无奈迁出，和朱安一起搬至西四砖塔胡同61号。第二年6月，鲁迅回去取物，据鲁迅日记和在场目击者讲述，周作人夫妻当众痛骂鲁迅，言辞“不堪入耳”。接着兄弟就大打出手，周作人拿起铜香炉砸向乃兄，鲁迅也向乃弟掷一陶瓦枕，还以颜色。

兄弟俩从此彻底决裂，不相往来。

有话说“君子动口，小人动手。”兄弟俩一个是文坛呼风唤雨人物，一个是北大著名教授，究因何种深仇大恨，大打出手，闹得如此斯文扫地呢？

有关原委有两种版本。

其中一种说：西直门内八道湾11号的院子是鲁迅出钱买下来的，平时的花销都是鲁迅支付的。由于，朱安不识字，家务全交给其弟周建人妻子羽太信子负责管理。但羽太信子花钱如流水，鲁迅就不愿意了。于是，兄弟俩就彻底闹翻了。

另一种说法是：鲁迅偷窥周建人妻子羽太信子入浴。兄弟打架时在场的章廷谦后来含糊地说：“事情的起因很可能是，周作人的老婆说鲁迅调戏她。”这就相当令人不堪了。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局外人一般是很难搞得清的。但是，因为这事的原因只有两种说法，非此即彼。不难分析出原委。

先分析第一种说法：

首先来看这栋院子的结构。中国传统民居通常是按家中地位和身份由里到外分派的。一般身份高的在后进，最前排的往往是仆人和杂役居住的。他们全家的居住是这样的：中院有高大的三间，其中的中间堂屋是餐厅，母亲鲁瑞和朱安分别住东西两间；院子后面有一种荷花的小水池，周作人和周建人分别住后院的九间；外院则是鲁迅住房以及杂物仓房。鲁迅付了全款却居然住在最前排紧挨着堆放杂物的屋子作卧室。似乎一切倒了过来。

再说，既然是鲁迅付的全款，老弟有什么资格不许他到后院来？而且，兄弟闹翻，应该是老弟被赶出门，然而，却恰恰相反，是鲁迅被扫地出门了，而且，老母和弟弟周建人还居住在原地。说不通吧。

事发突然，鲁迅不得不通过熟人关系租住至砖塔胡同六十一号。这是三间朝北房间，矮小进深浅。堂屋放一张小饭桌和一张木板床，鲁迅在这里生活兼会客。朱安住西边一间。鲁迅母亲常从八道湾来看他，东边一间就供老太太临时住。从带花园的院子寒酸到如此。如果，院子是鲁迅出钱买的，既然已经彻底决裂，应该是老弟一家被赶出家门，而偏偏相反却是他自己被扫地出门，说不通吧。

事实上，周作人在1918年出任北京大学文科（文学院）教授，并创办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出任首任系主任。当时大学教授薪资颇高，到第二年购房也完全可能的。

再谈所谓的，因朱安不识字，家务事全由羽太信子包揽的说法。朱安不识字，难道连钱都不认识了，上街买东西都不会？那后来搬到砖塔胡同怎么都是她办理家务的？朱安不识字，而羽太信子是一个女佣出身的日本女人，非但没多少文化，当时连中国话都不知道几句，倒能掌管？

鲁迅是个锱铢必较的人，他从一九一二年起，到一九三六年去世，几乎每天都会写日记，还非常喜欢在日记里记账。居然会从1919年至1923年长达四年的时间里，任由其弟媳妇大把挥霍自己的钱？再说，你补贴老弟那么多年，老弟居然会暴跳如雷，和你一刀两断，断了财路。这些解释得通吗？

所以，只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鲁迅确实偷窥了。

周作人对此事对外绝口不谈。

而鲁迅在给一封给友人的信《关于我和羽太信子的关系》中自辩。开头声明：“我的说法里，是不包含香艳的画图和生猛的动作的”似乎暗示事情暧昧。

接着突出重点说：弟媳羽太信子花钱如流水，“疗养则西山，病则谒日医。最多时请了十一位工人。”

鲁迅另外还在信中说，且羽太信子对三弟周建人不满，对朱安不敬，对鲁迅冷遇闲言，行为近乎于悍妇。

然而，根据另外两份资料，情况并不如鲁迅所描述。羽太信子出身贫寒，当过女佣。鲁迅母亲说过：这个日本媳妇（信子）勤劳好学，有上进心。她对婆婆也相当孝敬，比如，婆婆患肾炎，需要吃西瓜；为了让婆婆在冬天也能吃到西瓜，信子就想出了煎熬西瓜膏冬天保存的办法。这让老人家非常满意。信子对丈夫周作人和孩子们的照顾也很周到。另外，徐淦《忘年交琐记》有一节记羽太信子后半生的表现，说：“上街采办，下厨做饭，扫地抹桌，洗洗刷刷，全由羽太信子里里外外操劳不停。她完全是日本型的贤妻良母，鞠躬如也，低声碎步，温良恭俭让，又极象绍兴的老式妇女。使我一点也看不出从前知堂（周作人）当教授、做伪官领高薪时她会变成阔太太，如今过苦日子才变成这样勤劳、朴素。”又，信子生前每餐必先在三个牌位（母亲鲁老太太、周作人女儿若子、周建人儿子丰三的牌位）前供上饭食，然后才让全家人用膳。1961年羽太信子病笃说胡话时，讲的居然是绍兴话（而不是母语日本话），使周作人大为感动。

因此，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女人会像鲁迅所说的那样，在当上教授太太的那段时间里，就忽然大手大脚起来。另外，如果说她对周建人恨极，怎么可能去供他儿子的牌位呢。再说，如果她对朱安不恭，你鲁迅自己把朱安当人吗？会在乎吗？

而且，关于羽太信子的生活奢侈，两弟兄都已成家，经济分开就行了，有何难处？至于不恭，本来就分住前后院，也只要少来往就行了。说白了，都不过是生活琐事，兄弟还是兄弟，要闹到一辈子决裂吗？

再不妨看一下周作人的绝交信，信的开头是，“ 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表明周作人对事情是刚知道的，如果说是其妻挥霍浪费，雇佣了好多仆人，他不可能昨天才知道。往下的一句话是，“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显然表明他受到了伤害和侮辱，其中“幸而尚能但受得起”这句话，更表明了这种伤害和侮辱是十分严重的。结合信开头的那句话“我昨天才知道”，表明这种侮辱不是直接施加于他本人的，唯一可能使他受到如此伤害的，只可能是他的妻子受到了侮辱。

信的最后是，“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后面的院子是他的女眷住的，他要求鲁迅不要再去，其含义已经十分明显。最后，又称“愿你安心，自重”，表明他认为鲁迅的行为很不自重和很不端了。

那么，这不自重究竟指的是什么呢？这就非常不堪了。在中国，偷窥女人洗澡是道德败坏到极点的行为，只有一些小流氓才干得出的下流事。

鲁迅的信尽管洋洋洒洒写了很多文字，到了这关键地方，他偏偏语焉不详了“此后的事情，可能我知道得还不如你们清楚，她说了什么？周岂明为什么愤怒。岂明不说，我也不答。她是日本人。日本人洗澡似乎是不避男女的。至少没有觉得洗澡和贞节有关。”

那么鲁迅究竟有没有偷窥呢？鲁迅回避了正面回答，既没说“有”，也没说“没有”，含糊过去了。只说是日本人不在乎的。

尽管这段文字简略，但是，却是经过十分周密的思考的，假如，承认有过这样的事，那无疑将声名狼藉，再也别想抬起头来了。但是，如果他坚决否认呢，那就意味着其弟和弟媳造谣，万一他们不想背上这个黑锅，抬出人证来，那怎么办？一般来说，偷窥这种事，总是偷偷摸摸的，被偷窥者往往不能自知，倒是被第三者发觉，比如一些女佣等人偶然撞见。一旦这些证人出来作证，那不是更加麻烦？

毕竟自己老婆被人偷窥也是十分难堪的事，老弟能不说就不说，所以，只要自己保持低调，老弟也就不会再对外说什么，所以就来了句，“岂明不说，我也不答。”。

当然，还得防一手的，万一对方真的捅出来怎么办，鲁迅先生毕竟是高手，又布下了一道防线：

“日本人洗澡似乎是不避男女的。至少没有觉得洗澡和贞节有关。”

似乎是，日本女人被男人看到洗澡是无所谓的，没啥了不起的。日本男人看得，难道我就看不得？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可是，即使日本弟媳无所谓，中国人的弟弟周作人也会无所谓吗？那也没有关系，“至少没有觉得洗澡和贞节有关。”是啊，中国人尽管对此很重视，也不至于将洗澡与贞节牌坊挂上钩，你火什么火？再说，我鲁迅素来是反对封建的吃人礼教的，贞节牌坊是要彻底砸烂的，更何况仅仅是偷看洗澡呢？被人家看看有什么了不得？

他的辩解是不是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不打自招的味道呢？

从一个人的言行也可以看出其品行。虽然，一些伪君子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而满肚子的男盗女娼。但是，一个满嘴黄段子的人必定是下流痞子。

同时期上世纪三十年代，郁达夫觉得国内环境不太理想，想到东南亚去宣传抗日，为此特地去拜访鲁迅，想听听鲁迅的看法。出乎他意料的是，鲁迅讲了一个老和尚的黄段子，意思是到处都一样的，意图阻扰。

更为甚者的是，1933年4与29日，辛亥革命元老时年68岁的吴稚晖在南昌对新闻界发表抗日宣言：“暴日侵华，为全国预定计划，不因我退让而软化，或抵抗而强硬，我惟不计生死，拚死抵抗。”

5月7日，鲁迅迫不及待发表了一篇题为“新药”的文章，引用清代的一个黄段子《坚瓠丙集·药渣》，居然把革命元老慷慨激昂的言辞讽刺为黄段子里的药渣。

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本该同仇敌忾，一致对外。近七十高龄的革命元勋都挺身而出高声疾呼“我惟不计生死，拚死抵抗!”何等感人。鲁迅却用下流黄段子来讥讽。这样的人难道不会去偷窥异性隐私吗？

6．北京女师大学潮

1923年秋，鲁迅利用教育部任职的权势，开始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兼课，遇到了许广平。两人很快通信来往，用“小鬼”、“嫩弟”、“乖姑”、“姑哥”、“小白象”、“小刺猬”等等调情。

1925年6月底，许广平等6个女学生来鲁迅家吃饭。鲁迅当着大家的面轻轻拍她脑袋，不折不扣的打情骂俏了。时年，鲁迅42岁，许广平25岁，这一对师生恋流言甚嚣尘上。正当鲁迅沉醉于热恋的美梦中时，突然面前出现了一堵高墙，筑墙的人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杨荫榆。

杨荫榆出生于江苏无锡的书香门第，因抗拒封建婚姻，与夫家断绝关系，1907年7月只身赴日本留学，1913年在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又赴美国留学，1922年取得哥伦比亚大学教育专业硕士学位。在美期间，曾任留美中国学生会会长、留美中国教育会会长，并与杜威、孟禄等著名学者频频交往。

1924年2月，杨荫榆从美国留学归国，出任“国立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成为中国第一位女子大学校长。杨荫榆上任后立即按照国际先进方式管理学校，其中包括两项内容：

教员只能专任、不能兼任；

学生不得与教员有过于密切的关系。

鲁迅当时在教育部工作拿工资，同时又在女师大兼职，显然与第一条规定相抵触，而与许广平的师生恋更触犯第二条规定。按照这两条规定，那他不就是人财两空吗？心中无名火还能不高三丈吗？乘杨荫榆整顿校风，将几名长期不上学的学生解除学籍之际，煽动驱逐校长风潮，成立所谓 “女子师范大学校务维持委员会”，自己当委员会总务主任，坐镇指挥，不惜用最刻薄的语言辱骂杨荫榆，“寡妇办学”，并用“寡妇或拟寡妇”及“未字先寡”等恶毒词汇进行人身攻击。

攻击杨荫榆“寡妇办学”无非是指她过于严厉，那么，就任凭教师和学生像他和许广平那样打情骂俏，甚至非法同居？如果女学生中出现许多个类似的许广平，那还成何体统！能不管吗？

“委员会”远不是只在口头攻击，还付诸行动把校长办公室贴上封条和大字报，逼得杨荫榆只能在校外办公。1925年8月1日，杨荫榆在警察的护送下进入学校，要恢复在校内办公。鲁迅领导的“委员会”招来外援，用砖石和棍棒进行对抗。当天地质学家李四光在现场，他的亲眼见到杨荫榆被围攻唾骂。他说：

“那时杨先生仿佛拿出全副的精神，一面吩咐巡警，无论如何不准动手，一面硬跑出门外，前后左右用巡警包围，向西院走去。一时汹涌唾骂的音乐大作。详细的情形我不便述，恐怕为官僚及一班反动者所利用。可怜我们平时最敬爱的青年淑女，为什么要做到那步田地。假若我是一个基督教徒，我只好跪下求皇天……声音稍稍平息，我才逢人打听，那是怎样一回事。原来是杨先生申明要由杂务课升到校长室办公！”

后来成为我国最著名的地质学家的李四光，对杨荫榆那一天的举动做了这样的高度评价：

“假如我在女师大有了职务，或者是一个‘教育家’，或者是社会上负重望的人，就那一天的情形来看，即令替杨先生作了死党，我还不失为一个人。”

就因为杨荫榆说了几句话，李四光被攻击为杨荫榆的“羽翼”和“死党”。

最后，闹到当局不得不把女师大关闭，把学生驱逐出校园。

以今天情况来看，杨荫榆这样具有国际名牌大学学位的人，是各重点院校争相聘为教授和博导的最佳人选，是国家最宝贵的人才。却遭到鲁迅如此凌辱和围攻。

杨荫榆规定女师大的女学生不要与教师关系过于亲近，这也是为了校风和学生的名誉和前途的关爱。然而，遭到鲁迅的人身攻击，说是“寡妇办学”，那么，杨荫榆的做法是不是对呢，看看后来许广平就知道了。没多久许广平就和鲁迅偷偷同居，1927年10月8日，鲁迅和许广平宣布正式同居，这也奇怪了，你已经有发妻朱安了，并没有解除婚约，还住在你家里，怎么又可以跟另一个女人正式同居了？顿时舆论哗然，原来闹得那么大那么久，反“吃人道德”就为了这个？就为了抱得美人归？

但是，闹事者的后台是够硬的，许广平的家在广东就很有势力。杨荫榆规定教员只能专任，不能兼任，可是，到女师大兼任的人，哪一个没有后台背景？杨荫榆坚持理念，却动了人家的奶酪，那些有势力来兼课的人还能不恨得咬牙切齿？鲁迅是明里跳出来的，肯定还有不少既得利益者在后面鼓动。各种势力盘根错节，一个只凭高尚理想的孤身女子如何是他们的对手，杨荫榆的校长当不下去了。

我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始终主张师道尊严，所谓“天地君亲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世界各文明国家尽管历史上爆发过各种内战，但也从没有学生围攻老师甚至校长的记录。鲁迅的这种行为堪称开创了世界第一。

可能有人会奇怪，这鲁迅在教育部任职，却到大学去带头闹事，当时教育部是谁当头的呀，怎么不管一管呢？事实上确实是管过的，时任教育部总长的是章士钊。

章士钊出生于1881年3月20日，与鲁迅同岁，仅早出生几个月。早在1902年起就投身反清运动，与章太炎、邹容等结拜为异性兄弟，鼓吹革命，并直接组织军事行动而曾被捕，经蔡锷营救出狱。1907年，赴英留学。1908年，入英国阿伯丁大学学法律、政治，兼攻逻辑学。以后，继续大力宣扬西方思想和政治理念。出于他的革命资历和威望，1924年段祺瑞委任他为司法总长，1925年又委任为教育总长。一人身兼两部总长，可谓位高权重。

在他任总长时期，提倡尊孔读经，“捍卫国粹”。而鲁迅一贯气壮如牛胆小如鼠，在革命时躲得远远的，当不需要冒险时，口号喊得比谁都响亮，与章士钊在当时杂志上展开激烈论战。鲁迅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科长，而章士钊是两部总长。科长与部长辩论，在今天看来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章士钊主张思想自由，并没有以势压人，更没有难为鲁迅。但是，作为公务员的鲁迅居然带领国立女子师范大学学生闹事，自然不能容忍。章士钊于 8月将鲁迅教育部佥事的职务免去。

鲁迅不服，上诉法院，自述：“树人充教育部佥事，已十有四载，恪恭将事，故任职以来屡获奖叙。”其行径着实滑稽，既要造反，偏又不肯学陶渊明挂冠而去，依然对“五斗米”的小小官位恋恋不舍。按照当时法律，免去公务员职务必须先报总统备案，而章士钊并没办理这项手续。因此，次年 3月，法院裁决认为章士钊对鲁迅的处理决定存在程序问题，予以撤销，让鲁迅胜诉，也够宽容的了。

充分说明了当时的司法还是有一定的公正性，另外，与章士钊的民主思想也不无关系，他没有利用权势干预司法，而是尊重法律，接受裁决。

然而，鲁迅冲击北京女师大的性质是非常恶劣和严重的：

a. 严重触犯法律：封锁他人住宅或机构的行为，无论哪个国家的法律都是不允许的。如果，发生在美国，早就抓进去了，甚至白白吃枪子儿。今天的我国同样不允许这样的违法行为。

b. 触犯道德底线：尊师重教是任何文明社会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鲁迅这样做是触犯了人类的道德底线，当了一个非常坏的榜样，起了一个非常恶劣的头，文革期间学生打骂老师就是其后继；

C.堵塞和阻碍先进教育理念和管理模式在中国的实现和推广: 杨荫榆年取得哥伦比亚大学教育专业硕士学位。在美期间，与哲学家杜威和教育家孟禄等著名学者有很多交往，曾任留美中国学生会会长、留美中国教育会会长，胸中有将当时国际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方法引入到中国来的崇高抱负。遗憾的是无法实施了；

d.助长旷课荒废学业之风：不仅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方法被阻断，就是基本教育也受到极大波及。应该说，绝大多数学生都是努力学习的。但是，也有极少数学生很不自觉，荒废学业。鲁迅的《藤野先生》一文中也提到一些中国学生有这样的情况。今天，我国有些学生上课玩手机，或者干脆不上课在宿舍里玩游戏，玩到天昏地黑。我国各高校每年都会取消一小部分荒废学业的学生的学业，这也是学校的正常业务。当初，杨荫榆整顿学风，被鲁迅闹成这样子以后，还有哪个学校敢管学生吗？影响波及到全中国范围，以后，文革期间，停课闹革命，学生斗老师，也都不过是照搬而已；

e.暴力抗法：杨荫榆让警察帮助执法返校。鲁迅不惜发生流血冲突，完全不顾学生的生命安全，纠集校外人员用石头和棍棒武装暴力抗法。幸好杨荫榆高度清醒，在现场一再喊叫警察不要动手，才避免了人员伤亡；

f.耻辱影响：冲击学校结束后，学生头目的鲁迅抱得美人归，什么样的影响，可想而知了；

g. 冲击正确的学习理想：鲁迅等人冲击学校嘴巴上不能说是为了玩，就编造了一个借口，说是杨荫榆阻扰学生参与反对北洋政府的社会活动。然而，鲁迅本人就在北洋政府里上班，这话说得通吗？

学生关心政治是应当的，但是，多数年轻人涉世未深，血气方刚，往往被某些野心家或野心集团利用。所以，青年学子最重要的是认真读书，做好学问。抗战时期，国家那么困难，国民政府还是不同意学生参军，而是派重兵把大批教师学生护送到大后方的西南联大，把一批学者安排在四川李庄继续学术研究。胡适说，“多做些学问，少谈些主义。”但没被鲁迅少骂。

果然，次年3月18日，北京抗议队伍在国务院门前，发生冲突， 47人被当场打死，上一年被杨荫榆处理的北京女师大学生刘和珍也被打死。如果她听了杨荫榆的训导，何至于此！

这七宗罪足以把鲁迅钉在耻辱柱上。

杨荫榆尽管遭到鲁迅的不断对她污蔑攻击，她从不争辩或回击。以后，回到江苏苏州居住，创办女子学术社，教育妇女。1937年，日军侵占苏州，奸淫掳掠，恶行累累。杨荫榆忍无可忍，跑去日本军营，递交用日文撰写的抗议书，并当面斥责日本军官纵容部曲奸淫掳掠，肆意违反国际公法。日本军官见杨荫榆气度不凡，日语讲得十分流利，估计她是地方上有名的人物，就勒令部下退还了抢走的财物。附近年轻妇女将她创办的女子学术社为安全庇护所，杨荫榆悉数收留，拿出积蓄，扩建房舍。这种情形显然不是侵略者所乐见的，于是他们想征用杨荫榆的住宅。杨荫榆坚决拒绝。1938年元旦，两个日本兵来带杨荫榆出门，在吴门桥上突然朝她后背开枪，将她踹入寒冷的河水，又连发数枪，直到河水泛红，才扬长而去。一个为杨荫榆造房子的木工将她从河里打捞上岸，装殓遗体时，棺木太薄，只好在棺外仓促加钉一层厚厚的木板，既没刨光，也没上漆。她的侄女著名学者杨绛，悲伤地说，“那具棺材，好像象征了三姑母坎坷别扭的一辈子”。

当代作家陈群写过一篇文章《杨荫榆之死》，里面说到:“抗日，有各种方式，有拿枪的，有徒手的，有杀敌的，有斥敌的，杨荫榆的行为，不愧是抗日英雄的行为。”

7.“三一八”事件和刘和珍之死

鲁迅赢了官司，眼看着又可以坐稳教育部佥事位置了，可是偏偏就在这个月北京又闹出大事了。这一次不是学校学潮，而是数百人死伤的流血惨案了。

1924年10月爆发第二次直奉战争，直军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收受奉军张学良50万银元，在北京发动政变，囚禁总统曹锟，然后与张作霖共同安排早就光杆一个的前国务总理段祺瑞出山当临时执政，做傀儡。

冯玉祥是暴发户，实力差强人意，便打出革命旗号以招揽人心，把所部改名为“国民军”， 11月5日，驱逐溥仪出故宫，顺便捞得大量故宫财物。同时，又与段祺瑞一起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接受邀请，11月离广州北上，绕道上海、日本12月底到达北京。1925年3月12日，因肝癌在北京逝世。

冯玉祥佯装革命的口号震天响，甚至让孙中山都认为他真心革命。书生李大钊很容易信以为真，1925年2月底，赶到张家口和他商谈苏联对国民军武器支援。以后，李大钊介绍冯玉祥代表与苏联驻中国大使加拉罕进行会谈。同年3月12日，苏联政府通过了无偿援助国民军武器的决定。后来，李大钊又积极为冯玉祥的国民军进行各种活动。冯玉祥甚至一度想请李大钊当国民军顾问。

1925年3月17日，苏俄驻华大使加入驻北京外交团，并出任该团领袖。在李大钊斡旋下，斯大林决定提供冯玉祥大批军火物质，包括大量机枪、数十门火炮，二十多架飞机、以及价值七十余万卢布的毒气弹等武器。还建立一支3000名士兵的骑兵队以加强冯玉祥骑兵。1925年5月冯玉祥国民军得到步枪55857支，子弹约5，800万发，大炮48门，山炮12门，手榴弹1万多枚，配带子弹的机枪230挺，迫击炮l8门以及药品等等。冯玉祥实力大增。

1925年11月，冯玉祥底气足了，就挑动奉系将领郭松龄发动兵变，12月24日，郭松龄兵败被杀。张作霖不肯罢休，命奉军南下入关，挺进京津。1926年2月初，奉军舰艇在大沽口外出现，冯玉祥国民军随即在大沽口海设防，以苏制水雷封锁大沽口，并与穿过封锁线的日本军舰发生炮战。日本人对冯军布雷提出抗议。3月12日，两艘日本军舰护卫奉系军舰进入大沽口，炮击冯玉祥国民军，守军死伤十余名。3月16日，英、美、法、意、荷、比、西、日八国联合援引《辛丑和约》海口不得设防之条款，向临时执政府外交部，提出“最后通牒”，要求拆除大沽口国防设施，否则以武力解决。同时各国派军舰云集大沽口，武力威胁。

3月16日，执政府外务部接到列强最后通牒后，于当日午夜就答复称，最后通牒内容超越《辛丑条约》之范围，所以不能认为适当，拒绝了八国通牒。

但是，3月16日、17日，李大钊等在天安门集会，接着就率领群众冲击国务院。当时，北京城的守卫是冯玉祥国民军的鹿钟麟负责，守门的国民军坚决不开门。愤怒群众于是就进行了团围、翻墙、抓人等举动，遭卫兵阻拦，双方发生了冲突，相持了五、六小时，人群直到很晚方才散去。当夜，与国民军首领冯玉祥关系密切的李大钊说，“同国民军士兵还不能搞得太僵，我们还是要争取国民军的。”

3月18日上午，80多所学校共约5000多人在天安门举行抗议大会，台前横幅上写着“北京各界坚决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示威大会”。大会决议：“通电全国一致反对八国通牒，驱逐八国公使，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军舰，电告国民军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而战。”并要求撕毁《辛丑和约》。大会还一共通过了八条决议，又一次要求与会者去国务院示威。很多群众害怕被镇压不愿意去。李大钊登台高呼：“大家不要害怕，他们不敢把我们怎么样！”与会者中仅有数百人跟随前往。作为参与者的李葆华(李大钊儿子)回忆说：“由于前一天曾发生过流血事件，我们特意做了准备。每人做游行示威的小旗时，都挑选了较粗的棍子当‘旗杆’，用以自卫。”游行队伍由李大钊率领，群情激昂，冲向国务院。示威群众要求开门放队伍进入，并请段祺瑞和国务总理贾德耀出来见面。当时，段祺瑞并不在执政府内。在执政府内开会的总理贾德耀等人从侧门离开。有记者披露，示威者闯袭国务院，有人拿带铁钉棍子，泼洒火油，抛掷炸弹，并冲击军警，抢士兵的枪，军警开枪防卫，以致互有死伤。被击毙学生和市民达47人，伤者150余人，其中包括两名便衣警察、一名卫兵。死者中有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李大钊也光荣负伤。不知道打伤李大钊和射死刘和珍的是不是李大钊自己一手操办的苏俄造子弹？

3月16、17日已经在国务院门口发生了冲突，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干吗18日还要继续再去冲击？当时北京的防卫部队正是李大钊积极支持并由他帮助获得大批苏俄军火的冯玉祥国民军，他却又带领学生去硬闯国民军守卫的国务院大门，为了什么？

那难道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吗？事实上，李大钊等人在行动前也确实向国民军打过招呼，才有恃无恐，然而，大批人聚集很难确保秩序和纪律，一旦出现过激冲动，局面就不可收拾。而且，冯玉祥的一贯表现是毫无信用，著名的倒戈将军，他的话能信吗？

这就是著名的“三一八惨案”，这恐怕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莫名其妙的乌龙事件了。既然反对八国，那就应该如当年义和团围攻八国大使馆，怎么反而去冲击已经拒绝八国“最后通牒”的临时执政府的国务院呢？首先是日本军舰向我开炮，八国列强联合向我发出“最后通牒”，我外务部当晚就予以拒绝。可是，组织者却不肯罢休，竟然要“驱逐八国公使”甚至要“国民军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而战。”

二十多年前的1900年，大清朝的慈禧太后向八国宣战，一败涂地，不得不签订《辛丑条约》。而1926年的中国已经四分五裂，要就那点儿地盘和实力的冯玉祥国民军去向八国开战，那不是说梦话吗。冯玉祥再没头脑也不会答应。

1919年五四运动时，学生打砸纵火，段祺瑞控制的北洋政府未杀害一名学生，现在，号称革命用苏制武器武装的国民军一次就屠杀了刘和珍等47余人。可怜这些人死到临头还都糊里糊涂。

3月20日，段祺瑞明令抚恤死者，医治伤者，通过了屠杀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

嘿，把守国务院大门的是老子的亲信部队，哪轮到你段祺瑞来“听候国民处分”？仅半个月后的4月9日，冯玉祥就将无一兵一卒的段祺瑞扫地出门。对祸首的处分自然没下文了。段祺瑞只能打点行李到天津去当寓公了。

执政府下令通缉徐谦、李大钊等人。鲁迅同一贯那样，不参加群众游行示威的，但是，问题出在自己刚领头闹过女师大学潮，刘和珍也是女师大闹事的核心人物之一，虽然与政治风马牛不相及，但也有被纳入名单的风险。于是，惶恐躲入日本的山本医院，以后又躲在德国医院和法国医院达两个多月之久。十分讽刺意味的是，本来抗议的是日本炮轰我国的猖狂罪行，鲁迅选择的第一个避难所却是日本医院，以后又躲入八国中的另外两家医院。

师生们召开刘和珍的追悼会，他也不敢进去，只在“礼堂外徘徊”。以后，发表了一篇题为《纪念刘和珍君》的文章，刘和珍当初是和许广平一起闹学潮的好友，不写这样的文章许广平面前也交代不过去。

这篇文章是他的一篇代表作，但从头到底都是莫名其妙。

文中，首先对刘和珍的死，悲痛欲绝。尤其强调，刘和珍对自己是如何崇拜的，他的文章刘和珍是如何爱看的。但，文中又否认自己认识刘和珍，说“开除校中六个学生自治会职员的时候。其中的一个就是她；但是我不认识。”但是，女师大风潮中，刘和珍是学生自治会主席，也是和许广平等6人一起被杨荫榆开除的。鲁迅在那次学潮中担任“女子师范大学校务维持委员会”总务主任，能不认识吗？其实，不过是欲盖弥彰，当局已经通缉惨案的幕后挑唆者了，赶快撇开关系，我不认识她，她不是我唆使的，千万别追到我头上！

他在文中说，“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而当时北京城里没有半点八国联军的影子，开枪的是冯玉祥部队，不知道他怎么会如此编造这段话的。可是，既然有“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那为何又躲进八国的日、德、法的医院去寻求保护？难道北京没有中国人开办的医院吗？

接着是大骂中国人了：“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的意外。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等等

中国人是具有最坏的恶意的，中国的文人是阴险的，中国军人是屠杀妇孺的凶手，整个中国是个似人非人的世界。——还有比这更坏的国度吗？

最后，鲁迅说，“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鲁迅断言中国是衰亡之民族了。可是，说到“沉默”却有点儿莫名其妙。师生和社会各界纷纷起来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抗议了，怎么还能说是“沉默”？如果，说是“沉默”的话，那只是鲁迅自己——一个死抱住职位的北洋政府内的小科长。他还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可是，他在和许广平私下谈话的《两地书》中说，“而我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要他上场时，他说不愿别人牺牲，此地又对敢于牺牲的猛士高唱赞歌，煽动年轻人去“正视淋漓的鲜血”。真妙！

更有意思的是，刘和珍和学生们去请愿是为了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炮轰我塘沽的，然而，文中却没有一字谴责事件的罪魁祸首——日本军国主义，通篇文章只骂中国，对日本鬼子却无半点不敬，也够意思的了。尽管如此，还是深怕造成日本方面的误会，几个月后，急急忙忙抛出了《藤野先生》一文，详述了自己对日本恩师深切的怀念和感激之情：

藤野先生每星期都亲自校订他的讲义，“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改正的讲义足足有三厚本，并且在生活上也对他非常关爱。鲁迅要终止学业时，藤野先生脸色悲哀凄然，依依惜别。

因此，鲁迅说“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

“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说得多动听啊。可是，他在日本时期，中国留学生中涌现了邹容、陈天华、秋瑾和林觉民等无数英烈，可歌可泣，居然都没能让鲁迅“良心发现”，倒是一个连在正规大学都没有教师资格的日本人，让他 “良心发现”了。

痛骂了所有的中国人，忙不迭歌颂一个最普通不过的日本人。这就是他的“良心发现”——意味深长啊！

眼见许多涉及三一八案件的人被通缉，鲁迅很难逃脱关系了。于是，乘厦门大学的邀请之际，就带着姘妇许广平一起离开北京南下。而把母亲和妻子朱安撂在北京。

朱安是一个典型旧式婚姻的受害者，如果说吃人礼教害了鲁迅，那么朱安作为一个当时社会的弱女子，受害更要严重得多。鲁迅是受过一定教育的人，应该能了解女性在那个时代的悲苦。在其小说《祥林嫂》里似乎对祥林嫂给予深深的同情。他的文章《娜拉走后怎么样？》呼吁男女平等。然而陪伴在他身边那么多年的朱安，对他那么恭顺。鲁迅却对她没有一丝一毫的同情和怜悯，反而当着她的面和别的女人打情骂俏，甚至把小三带进家门，一次次对她心窝捅刀子。

只有内心十分阴毒人才会如此残忍。

民国时期是允许离婚的，手续也不复杂，既然没有感情，离婚就是了。但，又为什么不提呢？不舍得分割财产吗？还是，不仅要伤害她还要把负担老母的担子也撂给她？自己和情妇轻松快活。

婚外恋毕竟是不光彩的事。当时，陆小曼与丈夫王赓的好友徐志摩婚外恋，与王赓离婚。在与徐志摩订婚时，请梁启超证婚。梁启超证婚词是，两人伤害家人亲朋，婚外出轨，人品低劣，反对两人结合。

而许广平也只能一辈子当姘妇。而儿子周海婴只能时私生子。都被周围的人歧视。

7.朱安的凄苦的一生

1901年4月，鲁迅的母亲为他订了门亲。第二年鲁迅离开中国去日本留学， 1903年曾回家探亲，并没有提出退婚要求。他在日本仅一年就辍学了，只身在日本晃荡。家里接二连三催促他归国，有时一天来两封，说是他母亲病了。鲁迅无奈回国，发现是当地有人说，他跟日本女人好上了，还带着孩子在东京散步，所以，急着逼他回国完婚。（这些话，恐怕未必是空穴来风）1906年7月，鲁迅回国完婚。与鲁迅结亲的女人名叫朱安，1878年出生于绍兴士绅家庭，家族中曾有人任过县令，有较浓重的传统文化环境，不识字且裹小脚。

鲁迅对这门亲事是很不满意的，新婚三天后，就又去了日本，直到1909年才回国。以后去北京就职，和其弟弟周作人闹翻后，又迁居到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他母亲与朱安也一起过来同住。到北京后，独守空房十多年的朱安心中燃起希望，然而现实与她的期待完全不同。鲁迅对她根本不理不睬。同在一屋檐下却宛如陌生人，甚至连陌生人都不如，两人之间谈话少之甚少。据他家老妈讲:“大先生与太太每天只有三句话，早晨太太喊先生起来，先生答应一声‘哼’,太太喊先生吃饭，先生又是‘哼’,晚上先生睡觉迟，太太睡觉早，太太总要问：门关不关？这时节，先生才有一句简单话‘关’或者‘不关’。只有太太向先生要家用钱，先生才会讲着较多的话，如‘要多少？’或者再顺便问一下，什么东西添买不添买？但这种较长的话，一月之中，不过一两次。”

面对如此冷漠的丈夫，朱安仍旧恪尽妇道，照顾他生活起居和一切家中琐事。

她会烧菜做饭，口味也不错，照顾鲁老太太时，就挑一些软的易消化的东西煮。而侍候鲁迅更是尽全力。鲁迅平时不与她说话，她只好从他的剩菜里去观察，判断他到底喜欢吃什么。他们甚至将一只箱子和箱盖分两处摆放，一处放洗好的衣服，一处放要洗的脏衣服，为的是将接触减到最少。她从未提出过的自己的要求，只想靠默默的付出来感动鲁迅。但，鲁迅像对待一个陌生人那样待她，甚至比陌生人还冷漠，朱安做的菜鲁迅往往不吃，母亲在时才勉强吃几口；朱安为鲁迅做的衣裤,鲁迅连试都不试就扔在一边，朱安后来不敢交到他手上，只把缝好的棉裤放在鲁迅床上，鲁迅看到后把它扔到了院子里；朱安到鲁迅房中为他铺好被子，他大发脾气，把被子扔到地上；一些学生来拜访鲁迅在客厅交谈时，朱安微笑着捧上水果点心，也让鲁迅极为讨厌。

鲁迅母亲发现儿子与儿媳既不吵嘴，也不打架，平时不多说话，但没有感情，两人各归各，不像夫妻。她问鲁迅，朱安到底那里不好？你这样嫌弃她。鲁迅说，与她谈不到一块去。母亲再问，如何谈不来？鲁迅说，有一次我告诉她，日本有一种东西很好吃，她说，是的，是的，她也吃过。其实这种东西不但绍兴没有，全中国也没有，她怎么能吃得到？其实，当时朱安在鲁迅面前战战兢兢，心慌得也不知道该说什么。而她的每一个小错误，放在鲁迅那里，就放大到不可饶恕的大罪。

朱安感情上十分孤独的。有一次，她向周老太太说，她做了一个梦，梦见大先生领着一个孩子来了，她说梦时有些生气。朱安悲凉地说，大先生一天连句话都不和她说，她又怎么会有自己的孩子呢？过去的等待没有打动他，如今的陪伴也不可能打动他。周老太太不以为意，她早就盼望有个小孩在跟前“走来走去”了。

即使如此，搬到西三条胡同之后，朱安还是度过了她人生中最快乐的两年。她从不抱怨，只是偶尔安静地发呆，没有人知道她心里想什么。但是，她的百般忍耐却迎来了更大的不幸。

鲁迅的拜访者中，渐渐女学生越来越多。许广平出现了，和鲁迅越来越亲密。鲁迅居然在她面前轻拍许广平的头，为她剪短头发，打情骂俏。一次次往她心窝捅刀子。而许广平则轻蔑地称朱安是“遗产”，自己理所当然可以取而代之。

1925年，北京女师大学潮，许广平居然住进了他们的家里。这样的举动对于作为一个妻子是多大的侮辱啊！今天，再胆大妄为的大款都不敢把小三带进家门的。但是，朱安还是默默承受了。任何人都可以想象得到，她的心头是怎样一滴滴滴血，夜深人静时，无数次默默哭泣。

1926年8月，鲁迅和许广平离开了她的家，从此再也没有回来。她痛苦极了，怎么也不会想到有一天鲁迅会与别的女人一起离去。邻居俞芳问她，今后如何打算？

她说：我好比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点往上爬，爬的虽慢，但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我现在没办法了，我没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没用。

听说许广平有了身孕，朱安更绝望了，她认为即使大先生不喜欢她，蜗牛虽然爬得慢，但总有一天会抵达自己想去的地方。可是她连这点机会都没有。她的希望完全幻灭了，这一辈子最后一点的希望火焰也熄灭了，梦碎了。她只好侍奉娘娘(周老太太)，给娘娘养老送终了。但她毕竟是个非常善良的女性，不久，她就释然，对人说，大先生的儿子也是她的儿子，等她百年后，她的儿子自然会给她斋水，不会让她做孤魂野鬼的。

这个善良的女子，甚至把许广平这个夺取自己丈夫的女人当做姐妹，视她的儿子周海婴如己出。周海婴在书中不无深情地回忆道，鲁迅逝世的当月，朱安就托人转告他们母子，欢迎他们搬去北平与其同住。她不但将他们母子两人的住房都做了安排，甚至还说“倘许妹尚有踌躇，尽请提示条件”，她“无不接受”。她的为人坦荡和对许广平母子二人的体贴，周海婴多年之后提起仍感慨不已。当海婴十五六岁时，她开始直接给他写信。有一次在信中提出:“你同你母亲有没有最近的相片，给我寄一张来，我是很想你们的。”直至病危临终前，她还念念不忘他们母子俩。她是把海婴当做了自己的香火继承人。她想念大先生，也想念许广平和海婴，她太孤独，太孤独了。

1943年，鲁迅的母亲去世，死前她嘱咐周作人把给自己的那份钱给朱安，让她平安度过余生。哪知后来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不具备谋生能力的朱安，过得非常困难，日子一天不如一天。经常是一碟小黄瓜，碟子旁边放着腌制过的辣椒，有时候是一碟腌白菜，一小碟霉豆腐，她配着硬邦邦的窝窝头吃的。再往下，她连这些都支付不起了，眼见生活难以为继，想起鲁迅还有一批藏书可以变卖。据有关人士统计，朱安的住所藏书中还有不少古籍珍本善本，实际价值相当于20多万元人民币。

尽管，朱安视许广平为姐妹，但许广平视朱安为可以欺凌“遗物”许广平闻讯，立即委托律师事务所在《申报》上刊登启事声明：“遗产在未分割前为共有物，不得单独处分，否则不能生效，律有明文规定。如鲁迅先生在北平家属确有私擅出售遗产事实，广平等决不承认。”

鲁迅病故时，鲁迅的母亲周老夫人还健在，朱安是鲁迅的合法妻子，一辈子就服侍周老夫人。而所谓的“律有明文规定”，只有她和周老妇人才有继承权。许广平不过是一个鲁迅姘居的女人，不具有任何合法身份，没有继承权，有和资格说“广平等决不承认”。周海婴是许广平未婚生子，继承权也大成问题。许广平有什么资格说那样的话！其实，朱安如果此时要求周老夫人一起分割鲁迅的遗产，是能成功的。然而，善良的她没有这样做。

记者赶到朱安家里来，劝她保存藏书。

她悲愤道，“你们总说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的遗物，你们也得保存我啊！”她的悲苦的一生仅仅换来这句话。

以后，许广平仁以给朱安及周老太太养老寄钱为条件，托人找朱安要走鲁迅版权，得到版权后，出版的书得了多少钱，她也没有告诉朱安，只是按月寄钱，后来许广平以入狱和邮路不通，断绝给朱安及周老太太寄钱。幸亏周老太太还有一个教授儿子周作人。周老太太和朱安就靠周作人养着。

接到鲁迅去世的消息后，朱安在北京宅子里设立灵堂，一身孝服，为鲁迅守灵。1947年6月29日朱安病危，临终前她泪流满面地说，希望死后葬在大先生之旁。朱安孤独地去世了，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无人为她守灵，无人为她张罗身后事。她曾找人代笔，给许广平写信，表明自己想要与鲁迅先生合葬。但是，得不到回答，她还是葬在了西直门的保福寺处，葬在她伺候了一辈子的周老太太身边，没有墓碑。还是没回到鲁迅身边。

她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69个春秋，出嫁前是家里的掌上明珠，出嫁后在残酷的冷暴力下孤独地度过了四十多年的漫漫岁月。

8.短暂的南下授课生涯

1926年9月4日，鲁迅接到邀请，任教厦门大学。于是，和许广平一起从北京南下，他去厦门，许广平回广州。

当时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创办的私立大学。一般而言，世界上最讲究学历的地方莫过于高校，你是国际常青藤大学的洋博士，年纪轻轻就可以当上名牌大学教授，你没有这块牌子，混到退休也只能是个老讲师。不过，确实有真才实学也行，陈寅恪、梁漱溟都谈不上过硬的学历，人家照样服他们。可是，让鲁迅教什么呢？教西方文化吧，他别说相应的学历和学术背景了，连英文词汇都认不了几个。教自然科学和医学就更没门了，连医专一年级的化学、物理都只能勉强及格，解剖甚至都不及格，能行吗？教日本文化，他或许能混混，可是，日本有多少文化可讲呢，再说，当时哪个学生愿意去听这种课？教中国文化吧，他说过要把中国的古书都烧光，不是自打嘴巴吗？不过，这倒也难不倒鲁迅，他开课讲的是中国的小说史。其实，中国文化中，小说是摆不上多少位置的。唐诗、宋词、元曲鼎盛时代，只有些很短的小说作品，明代开始有话本和小说了，但说来说去也就那几本，稍翻翻就知道大概，能有多少分量？但对鲁迅而言，总算场面上可以应付过去，而且，就好比打诨插科的相声比哲学更吸引人，讲小说能吸引人。底气不硬也就算了，却居然还在学校大会堂上对学生作起了《少读中国书，做好事之徒》的演讲。把让主持演讲的校长林文庆气得脸一会红一会白。

林文庆1869年生于新加坡华侨家庭，因成绩优异获英女皇奖学金，是获得该项奖学金的第一个中国人。毕业后，赴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医学，获内科学士和外科硕士，受聘剑桥大学研究病理学。林文庆尽管有非常过硬的西洋学历，但是却十分尊崇孔子，把《大学》中的“止于至善”作为校训，以“人人为仁人君子”作为培养学生的宗旨。

大学的任务就是要教书育人的。而鲁迅居然这里大谈特谈，“少读中国书，做好事之徒”。既然是做“好事之徒”，还有耐心去读书吗？那就是别读书了，出去闹事去！

居然请来这样一个“活宝”到厦门大学来当教师，这不是闹大笑话了吗！林文庆实在无法容忍，只能赶他走人了，一次次逼鲁迅搬家，最后让鲁迅搬进地下室居住。屋子里原有两个灯泡，还说要节约电费，非摘下一个不行。鲁迅不走也得走了。

1927年1月16日，他应中山大学朱家骅之邀去任教。18日，抵达广州，当晚他就去看望许广平。2月10日，学校任命鲁迅为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同时还讲授文学史、小说史等课程。然而，也没干上几个月就干不下去了。

关于他离开的原因，外界有传闻说，是鲁迅对当时广州政治事件不满。但这一说法遭到鲁迅自己的否定。他说的原因是，他激烈反对中山大学邀请著名学者顾颉刚来中大任教。鲁迅在给川岛的信中说：“当红鼻（指顾颉刚）到粤之时，正清党发生之际，所以也许有人疑我之滚，和政治有关。实则我之‘鼻来我走’（与鼻不两立，大似梅毒菌，真是倒楣之至）之宣言，远在四月初上也。然而顾为攻击我起见，当有说我关于政治而走之宣传。”

鲁迅信中用极度恶毒语言侮辱顾颉刚，为何会如此仇恨呢。顾颉刚女儿顾潮写了一部回忆录《历劫终叫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揭开了谜底： “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以日本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为参考书，有的内容就是根据此书大意所作，然而并未加以注明。当时有人认为此种做法有抄袭之嫌，父亲即持此观点，并与陈源谈及，1926年初陈氏便在报刊上将此事公布出去。”

抄袭别人作品，就仿佛当小偷当场被人抓住了手臂，还不恨及！当然是有他没我，有我没他了。

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鲁迅自己没说，那就是鲁迅与许广平在广州公然同居。有妇之夫与自己学生姘居，成何体统，还如何教育学生？更有甚者，鲁迅还利用职务之便，安排许广平做自己的助教，居然，这点好处都要捞，完全不顾脸面了。于是，许广平身兼三职：学生、姘妇和助教，双双同出同进。或许教师与情妇姘居虽然让学校难堪，但毕竟是他个人私事，学校管不着。然而，又让姘妇当助教，那就闹出大丑闻了，于是舆论大哗。你可以视礼教为“吃人”，不顾脸面。中山大学还必须顾脸面的，于是，也待不下去了。

当时，正是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发，进行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的时候，然而，他在广州这个革命中心只呆了短短的几个月，便离开广州匆匆赶到上海。

在日本仙台医专仅一年就休学，在东京挂名德语学校骗取官费，在北京女大围攻校长，在厦门大学被校长驱逐，在中山大学闹出大丑闻，鲁迅在大学的生涯还真是世所罕见！

谢选骏指出：胡适冒充博士到处行骗，充满私人污点，所以不敢提及鲁迅的私人污点——但是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其“私人行为”就不仅仅是私人行为了，必须要以公共标准予以检视。对鲁迅該是这样，对胡适也該是这样。

《投身日本租界——全面揭露鲁迅的卑污阴毒人生（2）》（2024-02-17 漫漫求索）报道：

1926年7月9日，国民政府成立国民革命军，由蒋中正担任总司令，起兵广东，连夺长沙、武汉、南京、上海等地。

但，高喊革命的鲁迅并未投身于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而是于1927年10月3日住进了上海虹口的日租界。

1.内山完造和内山书店

早在1870年，日本人开始侨居虹口地区，同年该地区被非正式纳入公共租界管辖范围。1910年，虹口地区日侨人数超过其他各国侨民，位居第一。1916年，日本巡捕接管虹口地区治安事务。1925年6月9日，日本派遣海军陆战队入驻虹口地区。所以，鲁迅是住进了完全由日本势力控制的范围。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野心已充分暴露，中日关系非常紧张，全国人民都十分痛恨日本帝国主义。上海有中国政府管辖的区域，也有英租界、法租界，为什么他单就选择中了日租界？

吴佩孚下野后，有人劝他到天津日本租界寻求庇护，吴佩孚严厉斥责：“堂堂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让日本庇护，有伤国体，乌可为者！”段祺瑞被冯玉祥赶下台后，一开始在天津日租界当寓公，1933年1月21日，离开天津移居上海，脱离日本人的势力范围。

鲁迅如此行径难道毫无顾忌吗。然而，他有他的苦衷和考虑，顾不得这些了。事实上，人要在社会上立足，首先必须有个职业，连正当收入都没有，怎么填饱肚子？然而，凭他在教育界的表现，恐怕没哪所学校愿意收留他。说到官场，他倒不是不愿意当官，然而，辛亥革命时他当了逃兵，广州革命力量轰轰烈烈北伐的时候，他还对北洋政府的小小科长职务恋恋不舍。到了广州，利用职权安排许广平当助教，贪小便宜，革命队伍中待不下去。新政权里哪里有他的位置。而绍兴的老家早已破败，眼见得两人要断炊，惶惶不可终日了。

日本在中国各个领域都有势力渗透，去投靠那么硬的后代，不怕混不到饭碗，也不怕没人帮他说话，足以有恃无恐。

事实上，鲁迅早有先见之明，预先给自己留了后路。在1926年4月12日发表的《纪念刘和珍》一文中没有一字谴责“三一八”事件的罪魁祸首——日本军国主义，通篇文章只骂临时执政府，对日本鬼子却无半点不敬。半年后的10月，又在厦门大学抛出了《藤野先生》一文，详述了自己对日本恩师深切的怀念和感激之情。在全中国对日本侵略野心极度痛恨的时候，居然有个中国人出来说这番话。日本的谍报机关很容易嗅出，这是向他们献媚的信号（或者是当年在东京的那个人现在可以派上用场了？）于是，一个叫清水安三日本人出马，把鲁迅推荐给上海虹口区日租界的内山完造。

到达上海的第三天，鲁迅于10月5日就拿了清水安三的推荐信，到日本人内山完造的书店去“买书”。（居然，买书还要带介绍信。是买书还是想要结交？）此后，又在8日和10日两天继续到内山书店，而在12日，一天之内竟两次造访内山书店。而且，买好书后并不离开，坐在沙发上喝茶抽烟，要书店把书送到他家里，显然是在等待老板出现。内山完造经过这番观察后，确认鲁迅有高度诚意，于是出现了。鲁迅如愿以偿的接上了头。以后，内山完造在书店里专门为鲁迅安放一张专用的藤椅，让他天天坐在角落里“读书”。

当时，上海的图书馆多的是。 1897年，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创办，印刷蔡元培等人的《外交报》和严复翻译的《原富》(亚丹·斯密著)等一系列对中国现代思想有巨大影响的著作。所属之上海东方图书馆，藏书达四十六万余册，规模之大，设施之新，藏书之丰，珍本之多，管理之善，影响之广，为当时国内之最，享有“东亚闻名文化宝库”、“世界第三，亚洲第一图书馆”之美誉。馆址在闸北宝山路上，距离鲁迅居住地只有1.4公里左右，步行只要20多分钟，散散步就到了。

而鲁迅选择的住处则离内山书店大约仅200多米。为何鲁迅对其如此情有独钟呢，那是一家什么样的书店呢？居然有那么大的吸引力？根据日本人笠坊乙彦的《回忆中的上海——在同文书院中的日子》，书店是一大约仅仅六张草席大小的房间，也就是连20平米都不到！

内山完造又是是何许人也？鲁迅在其1933年出版的《伪自由书》的“后记”中讲到了他，文中引述了两篇文章：

第一篇文章是《文艺座谈》第一期署名白羽遐写的《内山书店小坐记》，该文中说，“内山书店是日本浪人内山完造开的，他表面是开书店，实在差不多是替日本政府做侦探。他每次和中国人谈了点什么话，马上就报告日本领事馆。这也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了，只要是略微和内山书店接近的人都知道。 ”

第二篇文章刊载于《社会新闻》第四卷二期，也指出，内山完造表面上是在上海开书店，而做侦探是确属的。

鲁迅在引述了这两篇文章后，用短短的几句话为内山和自己辩解了，“至于内山书店，三年以来，我确是常去坐，检书谈话，比和上海的有些所谓文人相对还安心，因为我确信他做生意，是要赚钱的，却不做侦探；他卖书，是要赚钱的，却不卖人血：这一点，倒是凡有自以为人，而其实是狗也不如的文人们应该竭力学学的！ ”

1934年《社会新闻》第七卷第十六期刊登一篇短文《内山完造底秘密》，又彻底揭穿内山完造的老底：

“内山完造，他是日本一个浪人，在家乡以贩卖吗啡等违禁品而曾被警察监禁过，因为不容于故乡，流浪到中国来。他初到上海时，曾带了二千元，在上海经营书店事业。但因为狂嫖滥赌（他很喜欢中国的牌九），把二千元花得干干净净。单是书店的事业，眼见不能维持，幸而他神通广大，在领事馆警察署中找到了一个侦探的任务，每月支二百元的薪水。那时，他的任务是专门侦探留沪日人及朝鲜人、台湾人的政治活动。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起，日本外务省加紧注意中国的事情，于是内山完造由领事馆警察署的小侦探而升为外务省驻华间谍机关中的一个干员了。为要使他的侦探工作发展起见，外务省曾提供了约五万元的资本，给他扩充内山书店，使他的书店由魏盛里小房子搬到施高塔路的洋房里，而且在北四川路开设了漂亮的支店了。一二八战事发生，他更忙得厉害，成了皇军一只最好的猎犬……施高塔路的内山书店，实际是日本外务省的一个重要的情报机关。”

这篇文章可以说把内山的底细交代得非常详细了，再看看后来的事实。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上海和南京以后，内山完造居然替皇军代为管理商务书馆等中国财产。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又成了上海数十万日本侨民的民选首领，内山完造是有日本官方背景的间谍还不清楚吗？

即使，鲁迅不知道内山的真实底细，也不会不知道“瓜田李下”的古训，总得避避嫌吧，可是，事实上他与内山和日本反华势力的关系之铁，已经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清水安三在1976年《我怀念鲁迅》里说：“我向好多人说，在上海要是想会见鲁迅，四点左右到内山书店就可以碰到。”这里的所谓的“好多人”，当然都是日本人。那么大的东方图书馆他不去，偏偏天天耗在这个不到20平米的小书店，能有多少书可读啊？买书看书的人来人往，能读得进书吗？天天挤在小小房间的角落里，倒像是店里的小伙计，那情景怎么不让人生疑。不过，鲁迅在这里倒是可以很方便与日本人“友人”频繁接触。

夏衍晚年在其《懒寻旧梦录》中进一步揭露一项事实：1934年10月，左联负责人想关于左联内部事情与鲁迅面谈，鲁迅以前虽也参加过的一些左联活动，甚至一度被奉为盟主之一，但已久不联系，他们知道欲见鲁迅，唯一地点是内山书店。于是，周扬、阳翰笙、夏衍和田汉一行四人，在约定的日子里与鲁迅在内山书店里见面了。

当时书店里有几个日本人在看书，夏衍觉得不便，提议换个地方。

鲁迅一口回绝：“事先没有约好的地方，我不去。”

看来，他非坚持要在内山书店里谈话不可，于是，经内山的安排（瞧，鲁迅在内山那里有多大的面子）几个人就在书店后面的会客室里坐下了。

后来，夏衍回忆说，开始时谈话还算融洽，但后来双方就闹得不欢而散了。周扬等人被鲁迅骂成了“四条汉子”，以后，遭四人帮残酷迫害。

左联的高级负责人（实际上是执行党组织的任务）要想见到他们的盟主，没别的办法，非要在日本人开的书店里谈，何等的怪事！而且，这次谈话涉及内部组织等高度机密的内容，必须在十分隐蔽的环境中进行，是绝对不能泄露给外人的。可是，鲁迅却坚持要在内山的眼皮底下谈，其“事先没有约好的地方，我不去”的说法，是何等牵强。他为什么非要这样做呢？唯一合理的解释是，鲁迅此时已完全被内山所控制，所有想见他的人都必须先通过内山，而且，谈话都必须在内山监视之下进行。

事实上，那几篇关于内山完造是间谍的文章列举了很多事实。可是，鲁迅却一口咬定，“确信”内山不是侦探。这就有些怪了，任何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一个人是否是间谍，是该国的机密，鲁迅难道从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得知内幕，或从中国政府情报机关获得情报，敢如此“确信”的为内山打包票？骂别人“自以为是”，人家列举了事实，你没一条能反驳的，究竟是谁“自以为是”？

最后，鲁迅居然还号召中国的文人们竭力学内山完造。甚至爆粗口骂举证者“狗都不如”。

那么，鲁迅是否知道内山的背景呢？我们可以从鲁迅上海后的举动分析一下。鲁迅才到上海不到十天的时间内就先后5次造访内山书店，而且，最后一次，见不到内山就赖在书店不走。任何人都知道，一个人要搬家，有大量的家务事要处理，尤其是一个文人，光整理书籍就的忙上好几个星期，如果，内山仅是一个小小的书店老板，没有什么特殊背景的话，鲁迅会这样急吼吼吗？所以，可以肯定地说，鲁迅在来上海之前，就知道内山是个有过硬背景的人物了，而这种背景当然是日本方面的。鲁迅是来投靠来的。

2.五三惨案

1927年上海发生“4．12”事件，鲁迅在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上对新政府输诚，诬顾颉刚“反对民党”，以图受赏。5月25日，国民政府计划设浙江大学研究院，蔡元培是筹备委员之一。鲁迅闻讯后，立刻通过同乡活动，结果失败，便大发牢骚，“浙江不能容纳人才”，“我常叹新官僚不比旧官僚好，旧者如破落户，新者如暴发户，倘若我们去当听差，一定是破落户子弟容易侍候，若遇暴发户子弟，则贱相未脱而遽大摆其架子，其蠢臭何可向迩哉。”在旧政府还可以当个科长，在新政府却没挤进。想去当听差，却被人拒之门外，冤恨之极。

1927年10月，蔡元培任国民党新政府的大学院(相当于教育部)院长，打算为鲁迅安排一个“大学院特约撰述员”的职位，月薪300元。听说此事后，鲁迅觉得好得让人不敢相信，忙写信问，“不知薪水可真拿得到否？”，惴惴不安。过了十天，确实的消息还没有盼来，鲁迅焦急难耐，致信江绍原说:“我亦不想去吃，我对于该方面的感觉，只觉得气闷之至不可耐。”此事又拖了一个月，焦躁不安的鲁迅实在按捺不住心中的怨气，在致章廷谦的又一封信中，尽情地发泄了对蔡元培的不满。终于，12月8日，聘书来了! 鲁迅这下子可以脚踏两条船了，拿了政府津贴后第三天，随即去发表讲演《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变了腔调：“我以为革命并不能与文学连在一块儿”，“以革命文学自命的，一定不是革命文学”。居然又忽然主张文学不谈革命了！那又如何唤醒民众？

鲁迅心安理得地端起这个“无聊”的饭碗。然而，虽然钱照领，却不搞学术研究。其实，特约撰述员一职，只认人不认成果，弊端不少，白拿钱不干活的人只管滥竽充数，所以，1931年12月政府裁撤特约撰述员，停发这笔津贴。其实，搞研究也确实难为了他，首先须年轻时在教授指导下，从硕士、博士做起，一步步积累基本功，鲁迅没有经过这番磨练；其次，得耐得住寂寞，安心钻研，而鲁迅只知“四面八方地闹”，不肯“暂且静静，作一部冷静的专门的书”（1929年6月1日致许广平）。四年多时间里，白拿钱不干事，居然心安理得，一吃四年多，共计一万四千七百元大洋，折合黄金四百九十两。可是，当国民政府停发了这笔津贴后，鲁迅又大骂开了，他用笔名“阿二”在年底出版的《十字街头》中，丑化参拜中山陵，“大家去偈灵，强盗装正经，静默十分钟，各自想拳经”；讽刺政府会议“文的牙齿痛，武的上温泉……聚首一堂来吸雪茄烟”；“一中全会好忙碌，忽而讨论谁卖国……似乎还在想火拼，中华民国老是没头脑，想受党治也不能，小民恐怕要苦了……放屁、放屁、放狗屁，真真岂有之此理！”

不堪入耳的粗话都骂出来了。

1933年2月，鲁迅写了一篇题为《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纪念两年前的1931年2月被国民政府判处死刑的五名青年。但，为何当时没写，要过了两年才把忘却了的事再抖出来？事实是，当时他正拿着大学院特约撰述员的津贴，舍得吗？

既然要纪念他们，就要为他们申冤，可是，全文只字不提五名青年为何被判处死刑，是冤枉的还不是冤枉的呢？鲁迅没有交代。五人中的白莽的兄长徐培根历任国民政府航空署长等高官，能不营救吗，能不查清楚吗？让人看了一团雾水。鲁迅当时还写了一首诗，“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并于1932年7月11日制成小幅托内山书店寄给日本歌人山本初枝。真是，吟罢低眉制小幅，遥寄日本女歌人。想让她将刀丛下的中国唱遍日本？

鲁迅到达上海半年后，1928年4月，国民党第二次北伐，很快攻入了山东省。4月19日，日本第六师团5000人在青岛登陆，于4月25日向济南进发，占领了济南医院、济南报社等地，用沙袋筑起堡垒，设置电网，不许华人接近。北伐军于5月1日占领济南，要求日本政府从济南撤军。5月3日清晨，北伐军一名徒手士兵被日军无故射杀，北伐军一部移往医院时，日军又突然开枪，向国民革命军发起攻击。蒋介石为顾全大局，严令北伐军不许还击。但是日本侵略者却得寸进尺，派部队占领设在济南的外交部长办公处。日军凶焰万丈，不论官兵，见人就杀，一时尸体遍街，血流成河。蒋介石命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主任蔡公时交涉，要求日军迅速撤退。晚上11时左右，交涉署大门被日军撞开，日军兽性大发，将中国人绑在柱子毒打，刺刀割耳、切鼻，鲜血喷流，血肉模糊。蔡公时怒目圆睁，大声怒骂:“日本强盗禽兽不如，此种国耻，何时能雪！野兽们，中国人可杀不可辱!”日本强盗将蔡公时等人用乱枪射死。勤务兵张汉儒乘枪声一响，应声倒地，后找机会死里逃生，写下了《蔡公时殉难始末记》。

5月4日，外交部长黄郛致电日本首相强烈抗议，日本政府不予置理，反而扩大济南事态，更疯狂地向中国公民开炮射击。北伐军撤出济南后，日军于5月11日上午举行入城式，开始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见人就开枪射击，见女人就割去双乳，乱刀刺死。济南死伤军民1.7万有余，血流成河，尸横遍地，惨不忍睹。

蒋介石在全面权衡利弊之后，命令所有的黄埔军撤出济南地区，并且退到徐州以南，而让其他的北伐军绕道德州进军北京。

济南惨案使得中国国内反日情绪更高涨，甲午以来一系列在日本身上遭受的耻辱记忆被再次唤醒，民心激愤。

济南惨案也对蒋中正心理产生重大冲击，他在1928年5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身受之耻，以五卅为第一，倭寇与中华民族结不解之仇，亦由此而始也！”此后蒋在日记中坚持每日写上“雪耻”。

2007年5月，在济南趵突泉公园内建成了“济南惨案纪念园”作为山东省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总面积2600平方米，包括五三堂、五三钟、五三碑、五三亭等，蔡公时烈士铜像就安放在五三纪念堂内。

鲁迅在拿不到白白得来的津贴大骂中国当局，而对日本兵在济南惨案中屠杀成千上万同胞却高度沉默。其实，鲁迅于1923年《且介亭杂文二》中就说，“中国人是不能同他讲道理的，根本听不进。便有了怒骂，一骂他又变作暴跳如雷认为你看不起他。终究只能动手狠狠打，一打就老实了。”

他是不是想让日本人“动手狠狠打”呢？这期间，他在内山引荐下，会见大批日本人士，仅1931年，通过内山介绍，鲁迅结识的日本人就有：金子光晴、前田河广一郎、室伏高信、长谷川如是闲、铃木大拙、横光利一、林芙美子、新居格、武者小路实笃、长与善郎等等。在多年会见的日本人中，有很多背景特殊的人，例如，松本重治是日本近卫首相的智囊团人物，后来参加了松井石根的南京入城式（日记中扭曲南京大屠杀），且在诱降汪精卫的工作中发挥了一定作用，平生十分欣赏汪精卫。

内山完造还多次邀请鲁迅去日本访问，疗养等等，而邀请方大多是有背景的。

鲁迅在此期间，还多次与日本人联合举办文化活动。又是往日本人“妇女之友会” 演讲，又是为日本人增田涉讲解，又是请日本人内山嘉吉教学生木刻术，亲自担任翻译，忙得不亦乐乎。

鲁迅在与内山接上头后，有关激烈诋毁中国的文字，就由日本同文书局出版，凡日本书店均有出售，获得丰厚稿酬。

当时，日本与军事、政治和经济侵略相结合，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收买舆论工具，制造侵华舆论和培养亲日汉奸。其核心组织是东亚同文会。1901年，同文会在上海设立了东亚同文书院，前身是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是由日本在1901年创立于上海的以进行“中国学”研究为专务的高等间谍学府。书院在1920年之前只招收日本学生，组织历届学生对中国进行的长达四十余年实地调查，遍及除西藏以外的中国所有省区，内容涉及地理、工业、商业、社会、经济、政治等多方面，成果均作为当时日本对华决策的重要依据。在侵华战争中，同文书院的学员充当随军翻译、间谍等，为军方搜集和提供情报，直接参与侵华活动。1945年日本战败，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作为间谍机构被勒令关闭，在华人员遣返日本。

鲁迅与上海东亚同文书来往密切。日本人笠坊乙彦的《回忆中的上海-——在同文书院中的日子》里还专门说到，当时是 “‘九一八’事变前五个月，第一次上海事变前10个月，中日关系极度紧张，反日情绪全面高涨的时期，鲁迅常来日本学校——同文书院。”接着还说到，鲁迅在同文书院讲演中猛烈攻击国民政府，还在黑板上写下五名年轻人被“甚至于生埋”（活埋）几个大字。然而，他在后来的《为了忘却的纪念中》中又说，柔石“他的身上中了十弹。原来如此……”慨然长叹。居然，中了那么多枪弹，还能活埋。

鲁迅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做了多次报告，例如1931年4月17日,《流氓与文学》的演讲，对流氓作了详细解释。看来，他对流氓情有独钟，难怪郭沫若骂他是文化流氓。鲁迅则回敬，远看是条狗，近看郭沫若。活脱脱街头流氓骂架。

日本人屠杀济南成千上万中国人，他缄默不言，却一次次跑到日本的学院去，一边拿着国民政府的高额补贴，一面偷偷到日本学院去大骂中国政府。这还是在中国领土上，一次次到日本去演讲，内容如何就更难说了。

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中国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沟地区桥梁一段，诬称中国军队有意破坏，当日夜间突然炮击沈阳，同时进攻吉林、黑龙江。9月19日，日军占领沈阳，接着分兵侵占辽宁其他地区及吉林省、黑龙江省，至1932年2月占领东北全境。

1933年4月29日，辛亥革命元老发表谈话“我惟不计生死，拚死抵抗。”慷慨激昂。凡是有爱国热情的人必然同仇敌忾，强烈呼应。

鲁迅却连夜写了篇名为”新药“的文章冷嘲热讽，”九一八以来的飞机，真也炸着了这党国的元老吴先生，或者是，炸大了一些躲躲闪闪的人物儿的小胆子……“接着引用了一段所谓的“药渣”的下流黄段子（见前文），并讽刺”吴先生仿佛就如药渣一样，也许连狗子都要加以践踏了。”（此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七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丁萌。）

他对呼吁抗日的文章百般诋毁，说“狗子都要践踏。”倒要问一句，是哪些狗子？

事实上，1931年前，鲁迅致日本人的书信仅有两封，但“九一八”事变后至1936年鲁迅去世，致日本人书信多达98封。这些书信毫无民族尊严，不但不谴责日军对中国的侵略，却大谈自己对政府和同胞的满腔怨言。他甚至还在信中倾诉 “我也常想看看日本”。

1933年4月1日鲁迅给日本山本初枝写信，称赞 “荒木君的文章上半篇很好”。

所谓的荒木君全名是荒木贞夫， 1931年12月13日出任日本陆军大臣，大力鼓噪 “昭和日本的使命”为日本加强军备，扩大对外侵略。在他操办下，日本陆、海军得以空前大肆扩充，并迅速占领中国的东三省，又进军热河，染指华北。在1933年的新闻片《日本之关键时刻》中，荒木贞夫身穿将军制服，进行侵略鼓动：”现在把“满洲”称作我们的生命线。我觉得，我们的主要生命线就是按日本高尚的种族精神、日本民族精神和亚洲文明精神，在那里建一块乐土。为此目的，日本应该根据代表整个东方的日本精神、日本道德和日本文化，直接掌握和组织这个国家。“

二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荒木判处他终身监禁。判决书称他：”对内从事政治支配和对外从事军事侵略之陆军的热心提倡者……协助和极力倡导牺牲邻国来富裕日本的军部政策。他不仅同意并积极支持日本陆军在满洲和热河地区所采取的政策，使上述地区在政治上脱离中国，设立由日本控制的政府，并将其经济置于日本的完全支配之下。”

就是这样一个猖狂宣扬扩张军国主义势力侵略中国的人，鲁迅居然会觉得他文章不错！不知道，他所谓的不错是指什么？是东三省应该被日本占领？

1934年12月13日他给山本初枝另一封信中，阻拦她学中文，还说：“我是排斥汉文和贩卖日货的专家”（全国都在号召抵制日货，他却自称是贩卖日货的专家）；鲁迅在去世前半年的1936年3月4日的一封残存信件中还称赞说：“日本国民性，的确很好”！

难怪，陈源（陈西滢）不无嘲讽的说：“鲁迅爱国？他爱的是日本国吧！”

3．“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的表现

1931年9月18日，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陆续侵占东北三省。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侵占我东三省后，制造伪满国，震惊全球。

1932年1月21日，国际联盟组织了由英、美、法、德、意5国代表组成的代表团，团长是英国人李顿爵士，故亦称李顿调查团。调查团于3月14日抵达中国4月21日抵达沈阳。日本使尽各种手段对调查团封锁情况。然而，东三省以及全国各地学生和各界人士，还是用各种巧妙办法冲破封锁，将正义呼声送交调查团。李顿调查团在中国东北调查了一个半月，于1932年9月4日完成调查报告书，肯定东北是中国领土一部分，主权属于中国。1933年2月24日，国际联盟大会以42票赞成，一票弃权，日本1票反对，通过决议，重申不承认伪满洲国。日本在国际上空前孤立，于3月28日退出国际联盟。

“九一八”事变后仅4个多月，日本侵略势力又开始从1932年1月20到1月27日在上海严重挑衅。《鲁迅日记》在这几天里，记载的是和许广平三次到日本人开的医院里看病，两次到日本人开的内山书店买书，风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刻，鲁迅没有任何反应。

中国军队忍无可忍，终于在1月28日在上海爆发了中日双方的激烈战斗，史称“一二八淞沪抗战”。就在开战当天，鲁迅依然和许广平到日本人的医院去。这样大的历史事件，日记里仅这样记载：“下午附近颇纷扰”，自己的国家遭到严重侵犯的时候，鲁迅竟然说是“颇纷扰”。1月29日，19路军和日军打了一天，上海终日在巨大的爆炸声里和密集的枪声里。这天上午，日本飞机飞到商务印书馆上空，一连扔下6颗500公斤重的炸弹。商务印书馆以及其印刷厂和附属小学被付之一炬。2月1日，日本浪人又闯入东方图书馆纵火。东方图书馆的全部藏书46万册，包括善本古籍3700多种，共35000多册，全国最齐备的各种志记2600多种，共25000册，全部烧毁，当时号称东亚第一的图书馆一夜消失，价值连城的善本孤本从此绝迹，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最令人痛心的文明悲剧之一。为商务印书馆毕生操劳的张元济潸然泪下，“数十年辛勤搜集的几十万册图书，失而不可复得！”

日本侵略者如此悍然攻击他国文化事业，在国际上遭到普遍谴责。然而，鲁迅的日记没有丝毫提及，记载的只有简短的一行：“晴。遇战事，终日枪炮声中。夜雾。”是遇到了什么战事？是谁进攻了谁？谁是鲁迅的敌人？谁是鲁迅的朋友？在鲁迅的日记里，没有回答，也没有一点感情和愤怒。

1月30日，鲁迅一家和周建人一家十口人，全部迁到日本人开的内山书店三楼，以避战事。日本人侵略自己的国家，却迁到日本人开的书店里避难。鲁迅为什么不到别处躲避战事呢？为什么不回老家绍兴躲避呢？因为鲁迅明白，内山完造是日本人，他开的书店日本军队是不会进攻的，更别说内山完造是日本的文化特务了。到了2月6日，鲁迅和周建人等十人，迁进了更加保险的英租界内的内山书店分店，买书，逛书店，访友，抗战完全与他无关。

现在看一看1932年淞沪抗战是何等惨烈。

当时日军在上海有2千海军陆战队，飞机40架战舰20多艘装甲车数十辆。1932年1月28日晚11点半，日海军陆战队900人进攻北火车站，700人攻天通庵车站，1600人攻闸北。19路军英勇抵抗，激烈巷战，致日军当天伤亡800多人。29日中国军队反击，夺回天通庵和北站。日军紧急向日本要援兵。

同日，汪精卫主持的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对淞沪事变宣言》，表示严予抵抗，并在30日把蒋介石请回，任命为“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2月2日，日军增调航空母舰2艘，各型军舰12艘，陆战队7千人参战，改任“第3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为总指挥。7日开始“第二次总攻”。 19路军依托要塞坚固城防，击沉日本驱逐舰1艘击伤炮舰3艘，同时将进攻纪家桥，曹家桥，蕴藻浜日军部份消灭，日军再次被打回租界。

蒋介石令 “第五军”3万多部队增援上海。2月14日，日本再调陆军第9师团1万6千余人参战，撤换野村吉三郎，改由植田谦吉指挥。激战1周再被国军重创。2月27日，日本陆军第11，第14师团增援，撤换植田谦吉，组建“上海派遣军”，白川义则任司令官指挥，至此日军2次更换指挥官。日军总兵力增至9万人，军舰80艘飞机300架，3月1日，日本军舰运输第9师团1万多主力，在国军后方浏河口、杨林口、七丫口一线登陆，国军全线后撤到嘉定太仓一线。3月3日，日军攻占吴淞炮台与真如，稍后又占领嘉定县城。最后，在国联列强谴责下，日本被迫宣布停战。

“一二八淞沪抗战”国军总计伤亡约1万多人，我国普通百姓伤亡和失踪高达2万余人。日本战后称伤亡3184人。

淞沪抗战期间，不仅在前线，居民区等都普遍遭到战火的蹂躏。日军不仅在山海轰炸普通百姓，还轰炸其它城市。黄埔六期同学会会长彭汝容回忆说：

3月2日上午，当我军快到嘉定县城时，见贴着太阳旗的27架飞机分三组向县城飞去。不久就看到城内升起冲天的火光和烟雾，紧接着传来轰隆隆的爆炸声。轰炸过后，我率部进城，只见街道上尸体横七竖八，缺胳膊少腿的，到处都是。里面既有我军战士的尸体，也有普通百姓的尸体。这些尸体中流淌出来的鲜血汇集起来把整条街道都染红了。到处是房屋的倒塌，木料还在燃烧，失去亲人的百姓拍打着尸体嚎啕大哭。看到满街惨景，我和战士们都流下了眼泪。

我国伤亡军民高达3万多人，平民就有2万多人，战争最激烈的地段正在鲁迅居住的虹口区附近。甚至较远的嘉定街道鲜血汇集起来把整条街道都染红了，鲁迅家附近的老百姓应该更惨了吧。

鲁迅记日记是一天不落的，但是淞沪抗战最激烈的五天，鲁迅的日记出现了失记的奇观。这五天失记，不知道他内心是何种感觉？

淞沪抗战中，仅日军先后出动总兵力就超过10多万人，军舰80艘飞机300架，三易统帅。我国甚至最高权力由汪精卫转移到蒋介石。世界各国包括国联（相当于当时的联合国）都出来谴责或调停。1932年4月29日，日本为了庆祝胜利，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阅兵式。韩国志士尹奉吉用手雷炸死了日本上海派遣兵司令白川义则和日本驻沪居留民团行政委员长河端。在当时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新闻，鲁迅的日记里连一个字也没有留下。

早在1月29日，上海全市商店罢市，学校罢课，抗议日军发动侵略战争。后经各国调解，双方停战数小时，抢救战区居民，并保护闸北、虹口一带居民退出火线。

当时，全国青年激于爱国义愤，纷纷到前线来自愿要求入伍，参加抗日作战。暨南大学学生听说156旅第6团的英勇事迹后，也纷纷报名入伍，不到一个星期，第6团已将作战伤亡的缺额全部补足。在经过系统的军事训练后，这批由大学生组成的军队再次走向战场……

当时，19路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在淞沪抗战开始的时候，已经拖欠军饷八个多月。装备很差，甚至没有棉衣，也缺少手榴弹。大冬天有的福建士兵穿着短裤战斗。全上海市民主动为19路军捐款捐物，让19路军士兵穿上棉衣。上海各界人士纷纷派代表前来慰劳。工厂送来望远镜、防毒面具、手电筒，医院送过来纱布、药品等医疗用品。此外，百姓还送来面包、饼干、糖果等食物。随着战争越来越激烈，上海各界人士更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甚至把钱直接汇给了19路军。

但是在鲁迅日记里，没有任何这方面捐款和捐物的记录。在淞沪抗战的两个月里，内山完造回到日本，鲁迅基本成了内山书店的短期老板。租界内的内山书店分店有三个员工，每人每月薪水是15元，全部由鲁迅垫支。能够帮日本书店员工开工资，而没有为19路军捐款，爱憎分明啊！

淞沪抗战坚持了一个多月，鲁迅在这一个多月里，居然还有“商女后庭犹唱”的兴致。2月16日，鲁迅的日记这样记载：“夜全寓十人皆同至同宝泰饮酒，颇醉。复往青莲阁饮茗，邀一妓略来坐，与以一元。” 这样的时候了，还狎妓作乐，兴致勃勃记在日记里。

这是什么行为？怎么连后来沦为大汉奸的汪精卫都不如？

在《藤野先生》一文中，鲁迅说到一个中国人被日本人杀害，其他中国人在围观，他为中国人的麻木感到悲哀，因此，要用文字来唤醒中国人。济南事变成千上万的国人被屠杀，现在眼前日本鬼子正在满街大肆烧杀，耳边日本大炮日夜轰鸣，远东最大的图书馆被炸毁，家园被摧毁，同胞被屠杀，文明遭摧毁，可是，鲁迅连一句谴责的话都没有，竟然能那么麻木？他怎么不去唤醒民众啦？

3.歪曲和诽谤，甚至用下流黄段子

不过，鲁迅并没麻木，他是“硬骨头”，岂能只是默不作声或喝喝花酒。他放冷箭了，只不过不是射向日本鬼子，而是本国将士。

鲁迅在《伪自由书》里谈“一二八”事件时，说到：

“看过去年此时的上海报的人们恐怕还记得，苏州不是有一队飞机来打仗的么？后来别的都在中途‘迷失’了，只剩下领队的洋烈士的那一架，双拳不敌四手，终于给日本飞机打落，累得他母亲从美洲路远迢迢的跑来，痛哭一场，带几个花圈而去。听说广州也有一队出发的，闺秀们还将诗词绣在小衫上，赠战士以壮行色。然而，可惜得很，好像至今还没有到。”

讽刺文笔确实辛辣，但是，却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淞沪抗战期间，我三个航空队共25架飞机进驻上海真如机场，战况十分激烈，多次击落击伤敌机。进驻真如第一天，新婚即上前线的副队长黄毓铨不幸牺牲，是中国空军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第一名飞行员。此后，中日连日展开多次空战，日军都皆有证实。中国飞行员赵甫明等殉国或负伤，参战各机无一不伤。飞行员斗志昂扬，每有飞行员受伤，返场后立即有其他飞行员抢飞机上天作战。撤退到杭州后更发生震惊中外的笕桥空战。我空军第二队司令石帮藩冒死登机突入敌机集群血战，激战中两架日机被击落，石自己也被打断一臂，带伤降落。此后石成为空军高级指挥官，人称“独臂将军”。

当时广东空军中一混合机队北上参战，共10人，6架战机。2月10日从广州飞上海参战，指挥官丁纪徐性如烈火。2月26日，日军空袭杭州空军基地，丁纪徐的座机当时正在维护，当即持枪从中央空军的飞行员手里抢了一架飞机上天迎战。

对这些战斗上海各报刊也多有报道，海内外反响也十分强烈，鲁迅不可能视而不见吧？自己躲在敌人间谍保护伞底下寻欢作乐，却污蔑我英勇抗击的空军将士，做人怎么能如此没底线呢？这样不遗余力污蔑国军空军，说白了是企图瓦解我军心。信了他的话，士兵们还会勇敢作战吗？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掀起了抵制日货，抗日救国图存的强烈呼声，他却自称是“贩卖日货的专家”。当年的11月30日，鲁迅在北京《世界日报》发表“今春的两种感想”一文（此文是他于11月22日在北平辅仁大学关于“一二八”事变的讲演稿）这样说道：

“昨年东北事变详情我一点不知道，想来上海事变（震惊中外的九一八和一二八事件，鲁迅就这样轻描淡写），诸位一定也不甚了然。就是同在上海也是彼此不知，这里死命的逃死，那里则打牌的仍旧打牌，跳舞的仍旧跳舞。”

对于如此震惊世界的大事，国际上所有国家都站起来反对日本抢占我东三省，鲁迅却居然能说出这样的话来，“详情我一点不知道”。而对于打得十分惨烈的“一二八”，他说，“就是同在上海也是彼此不知。”并且，连“九一八”、“一二八”这样的名称都不敢提。

鲁迅避而不谈日本兵满街大肆烧杀抢掠，却说，亲遇见许多被日本兵“捉去许多中国青年。捉去了就不见回来，是生是死也没人知道，也没人打听，这种情形是由来已久了，在中国被捉去的青年素来是不知下落的。”

这些被捉了的人，难道都没有亲人，都没人打听？这话也太离谱了吧。还说，在中国常有无数青年被捉去而无下落。所以，这样的事并不稀奇，别大惊小怪了。

文中又说，上海有许多抗日团体，成员多有徽章或照片，也不当一回事，而一旦被日军发现，就难免被杀。“像这一般青年被杀，大家大为不平，以为日人太残酷。其实这完全是因为脾气不同的缘故，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这样不认真的同认真的碰在一起，倒霉是必然的。 ”

也就是，你倒霉是不认真，是活该，而日本人由于你有一枚徽章把你杀了是认真？不知道是什么逻辑。

接着，对中国下结论：

“中国实在是太不认真，什么全是一样。”

话锋一转，警告听众了：

“还有感到的一点是我们的眼光不可不放大，但不可放的太大……我们常将眼光收得极近，只在自身，或者放得极远，到北极，或到天外，而这两者之间的一圈可是绝不注意的……在中国做人，真非这样不成，不然就活不下去……一讲社会问题，可就要出毛病了。北平或者还好，如在上海则一讲社会问题，那就非出毛病不可，这是有验的灵药，常常有无数青年被捉去而无下落了。”

“上海的事又要一年了，大家好似早已忘掉了，打牌的仍旧打牌，跳舞的仍旧跳舞。不过忘只好忘，全记起来恐怕脑中也放不下。倘使只记着这些，其他事也没工夫记起了。”

鲁迅不是口口声声说要“唤醒民众”吗？却警告大家眼光放到天外或自己小家庭里，把日本野蛮侵略我国和残酷屠杀周围国民的罪行都忘记，还恐吓说，“不然就活不下去”要“被捉去而无下落”。

这就是鲁迅对北京青年学生介绍的“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这确实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奇文。本来，北京的青年邀请他是希望一位社会名人，一位长者向他们介绍当时的国难，鲁迅却是这样却这样劝诫年轻人别去记，要忘记。

然而，中国人民并没有忘记。

今天，沈阳市大东区的柳条湖桥边，矗立着“沈阳918纪念博物馆”。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座“残历碑”，高十八米，宽三十米，厚十一米，用混凝土铸成，花岗岩贴面，呈立体台历状，两边对称。巨大石雕台历上密布着千疮百孔的弹痕，隐约可见无数个骷髅，象征着千万个不泯的冤魂在呐喊和呼号。右面的一页铭刻着中国人民永远难忘的最悲痛的日子——1931年9月18日，农历辛未年八月初七日。让每个参观者记住那个“国耻日”。

而在广州有一二八淞沪抗日阵亡将士陵园，总面积达6万平方米，是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是1933年由华侨捐资建成的。园内有凯旋门、先烈纪念碑、英烈题名碑、抗日亭、将士墓、战士墓、先烈纪念馆七处纪念建筑物，整座陵园建筑规模宏伟，庄重典雅，古罗马建筑风格。方形花岗石的英烈碑，铭刻着1951位先烈的英名。

汉奸有两类，一类是直接出面为皇军效劳屠杀同胞，另一类是搅乱自己的内部阵营。后一类比前一类更阴险更危险，因为，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

难怪1934年5月上海《社会新闻》有一篇短文说，鲁迅是“乐于作汉奸矣。”而当时的国民政府要通缉他了。

日本帝国主义继1932年在上海制造了一二八事件后，1933年又领热河，1935年发动华北事变，控制察哈尔，指使汉奸在冀东成立傀儡政权，提出华北政权特殊化要求，策划华北五省自治，制造第二个满洲。要把包括北平在内的广大土地从中国领土抢夺出去。

当时，中国的形势是非常危急的。日本的飞机、大炮和坦克往往是中国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只要看一下航空母舰就知道了，日本在二战中已经拥有十艘左右的航母，而我们中国到70年后的2010年还没有一艘航母下水。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帝国主义的猖狂进攻，我们的武装力量是非常单薄的，“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可是，大刀片子真能砍得了坦克的装甲吗？

中国的形势已经危急到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中所说的那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只有“万众一心”，“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去奋力抵抗日本的侵略。那时候，真是“一寸山河，一寸血”。

面对日本侵略形势十分严峻形势，左翼领导人之一的周扬等人提出“国防文学”口号，号召各阶层、各派别作家都站在民族统一战线上，宣传国防文化、国防文学、国防戏剧、国防音乐等等，反抗日本侵略。

然而，鲁迅却来唱反调了，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针锋相对，猛烈攻击周扬等人，还说“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 已经到了面临国破家亡的时刻了，还要号召革命内斗，惟恐还乱得不够。

难道，他不知道当年李自成造反，明朝被推翻，满清趁机入关了吗？

1936年，夏衍发表话剧《赛金花》，赞扬赛金花在八国际联盟军占领北京时保护老百姓的事迹。鲁迅讽刺夏衍道：“连义和拳时代和德国统帅瓦德西睡了一些时候的赛金花，也早已封为九天娘娘了。”诬蔑国防文学。这个时候，鲁迅的“投枪”投向哪一边？是向日本侵略者，还是宣传抗日的一边？

赛金花原本是苏州的花魁，被苏州状元洪钧纳为妾，后以夫人身份随洪钧出使西欧，洪钧去世后，以开设高级妓院为生。八国际联盟军进入北京后，赛金花利用原来在欧洲认识联军司令瓦德西的关系，保护了一部分居民免遭联军迫害。此时，赛金花已是半老徐娘，瓦德西作为一名重视名声的普鲁士老式军官，也不至于与她有暧昧情事。赛金花也说过，自己并没有与瓦德西睡过，作为一名妓女出身的人，对这种事原没有必要遮遮掩掩。

其实，妓女很多是被生活所迫，不得不卖身，但是，许多有气节的妓女，却不卖灵魂。例如，李香君、柳如是等等。抗战期间，许多妓女还将菲薄的一点钱捐出来，支持抗战。她们的精神境界要比那些卖身投靠，出卖灵魂的人不知要高出多少来。

一个民族要灭亡另一个民族，一个极为重要的手段是宣传攻势，包括：灭对方的志气、涣散对方军心、麻痹对方战斗意志、挑拨对方的团结。鲁迅都配合得天衣无缝。

1935年，诗人郁达夫想到东南亚华侨中去宣传抗日，去请教鲁迅的看法。鲁迅内心当然是不会同意的，但又不能明确反对，于是就编出了个黄段子，意思是到处都一样，何必去呢？郁达夫告别回去后，翻遍了许多书，都没找此黄段子出处，认为是鲁迅编造的，就以小说名义发给上海《申报》，并注明作者是鲁迅。但是，出于鲁迅本人反对，未能公开发表。为了阻扰别人抗日连这种下流伎俩都使出来了。

周海婴先生所著《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出版，2001年），第17页有一张拍摄于1928年的鲁迅的照片，目光斜视。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所以正人君子的形象目不斜视，即使表示藐视，也是往下斜视，而娄阿鼠之类的猥琐小人则畏首缩颈向上斜视。从那些黄段子和斜视目光，不由得让人想起娄阿鼠那样的人物。不同于是娄啊鼠目光显示的是畏惧，而他的目光露出的是仇恨。

4. 鲁迅之死

1936年鲁迅病情加重，但10月17日还是出门访问日本人鹿地亘及内山完造，18日病危，19日晨5时25分去世。去世前两天身体已经非常虚弱，还外出访问两个日本人！

自1932年起，鲁迅就专请内山完造推荐的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治病。须藤是“日本在乡军人团”即“乌龙会”的副会长。

乌龙会成立于1910年，一贯积极参与日本侵略活动，是一半官办团体，先后由多名陆军大将担任会长。1931年至1937年12月，会长是陆军大将铃木庄六。“乌龙会”绘制中国和上海的地图，供侵略军作战参考。“乌龙会”公开活动大力宣传侵华活动，仅在1931年就去各地宣讲皇军事迹509次，1932年8月还特地举办淞沪抗战展览，展示上海的“皇军将士的忠诚勇敢”。“乌龙会”会长是陆军大将，日常事务是副会长负责。而须藤则是副会长。

鲁迅与须藤关系却十分密切，尽管须藤医院与鲁迅住处相距2.4公里，来回一次步行需要近两个小时，然而，鲁迅去世前的3年间，去须藤医院次数居然高达150以上，几乎每周都去，有那么多次的病要看吗？究竟是看病还是谈话？据说，两人聊得非常投机，鲁迅还视须藤为学长，十分尊敬。具体说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一位军国主义狂热分子的嘴巴里能发出什么声来，多少也能猜想得到。

1936年3月2日，鲁迅突然病倒，须藤判断为“支气管喘息症”。鲁迅就这样卧病到5月份，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带美国医生托马斯·邓恩来给鲁迅看病。邓恩是呼吸系统专业医生，认为情况很严重，肋膜里有积水，需马上抽掉。如调理好，至少还能活10年。鲁迅后去日本医院拍了X光片，结果和邓恩的诊断完全一样。

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中说到，“商务印书馆一位叫赵平声的人曾在“一·二八”前讲过，须藤医生是日本“乌龙会”的副会长，这是个“在乡军人”团体，其性质是侵略中国的，所以这个医生不大靠得住。叔叔听了就对父亲讲，并建议现在中日关系紧张，还是谨慎些不找须藤医生吧。父亲当时犹豫了一下，说：‘还是叫他看下去，大概不要紧吧。’”

鲁迅一面对邓恩的医术大加赞扬，却依然只找须藤治疗，也不知道他究竟是无奈还是别的原因。10月18日，鲁迅再度气喘，忙去找须藤。须藤仍判断为“支气管喘息症”，打了一针后，说“过了这一夜，再过了明天，没有危险了”，便走了。第二天凌晨，鲁迅与世长辞。

从鲁迅的X光片判断，鲁迅病因是肺泡破裂引发气胸，可能3月时便破裂过一次，造成气喘，好在当时破裂的肺泡不大，经调养得以康复，可后来的X光片表明，在鲁迅左肺中有一个更大的肺泡，正是该肺泡破裂，其中空气压迫肺和心脏，活活憋死。

面对这一情况，只需及时抽出肋间积液即可。事实上，肺里有积液的呼吸声，听诊器很容易听出，用周海婴的话说，“这种诊断连一般医科高年级学生都能通过听诊得出”，而且，X关片也明摆在那里。须藤曾是军医，当时日本军队流行肺结核，应有丰富的临床经验，连这点都不懂吗？

因此，鲁迅之死疑窦重重。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中说到，他叔父周建人和母亲许广平回忆说，须藤诊断与美国医生的诊断完全不符，后来的事实表明，美国医生的诊断是正确的。

（以上内容摘自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p77-82）

更为神秘的是，须藤在最后抢救时刻，一反惯例，将眷属都支出病房，以至于鲁迅去世时，只有他一个人在现场。周建人还提到，在此之前，鲁迅非常着急要离开虹口搬到法租界去，而且，只要周建人认为合适就行，他自己不再选择，搬家的理由他沒有讲。但是，最后終于沒有搬成。鲁迅是不是感到了某种威胁呢？

为鲁迅之子周海婴所著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作序的王元化（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在该书前言中说到，“像这样一件重大悬案，至今没有人去认真调查，真令人扼腕……另外鲁迅在有人提醒他之后，为什么坚持不换医生，这也是一件悬案。”

周海婴认为，鲁迅很可能是被日本间谍杀害的。那么，日本间谍为什么要杀害鲁迅呢？是因为他与美国医生等美国人联系上了？是他已经没有利用价值，而知道得太多，需要灭口？恐怕永远是个谜。如果鲁迅真是死于日本间谍之手，那么，其下场确实是很可悲的。可是，这一切是谁造成的呢，如果早在1927年选择住进法租界，这些事也许就不会发生，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到1936年还想逃出魔掌，为时晚矣。

鲁迅生命的最后十年，远不是他标榜自己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而应该改为“横眉恶对中华骂，俯首甘为倭寇奴。” 更为合适。

席琳：寫的不錯，一氣呵成。關於魯迅和陳獨秀的托派，還有一段公案，可以去挖一挖，看單世聯的傳記文章陳其昌第三段。

https://news.ifeng.com/history/zhuanjialunshi/shanshilian/200912/1221_7323_1482467_8.shtml

《鲁迅年表》

1881年9月25日鲁迅出生

1893年9月7日，周福清舞弊

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

1901年，周福清出狱，1904年去世。

1902年3月，鲁迅留学日本

1904年9月，鲁迅入仙台医专

1905年，陈天华投海殉国

1905年，鲁迅离开仙台医专

1906年，鲁迅与朱安结婚

1907年，秋瑾英勇就义

1909年，鲁迅回国

1912年元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

1912年，鲁迅至教育部任职

1912年2月15日，政府从南京北迁至北京。

1912年，鲁迅任北洋政府教育部佥事

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杀，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

鲁迅任北洋政府教育部佥事

1914年，袁世凯废《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行总统制，独揽大权。

鲁迅任北洋政府教育部佥事

1915年12月，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蔡锷云南首义，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于1916年6月去世。

鲁迅任北洋政府教育部佥事

1916年6月，段祺瑞出任总理。

鲁迅任北洋政府教育部佥事

1919年5月，五四运动

鲁迅任北洋政府教育部佥事

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

1920年，北洋直系军阀大败皖系，曹锟、吴佩孚控制北洋政府。

鲁迅任北洋政府教育部佥事

1923年10月，曹锟贿赂议员当上大总统，反对派议员南下广州，拥护孙中山。

鲁迅任北洋政府教育部佥事

1924年9月，爆发二次直奉战争，冯玉祥倒戈政变，控制北京政权，迎段祺瑞为临时执政当傀儡。

鲁迅任北洋政府教育部佥事

1925年8月，鲁迅领导学生大闹北京女师大

1926年3月18日，爆发三一八惨案。4月，段祺瑞下台。

1926年4月，鲁迅发表《纪念刘和珍君》1926年十月发表《藤野先生》

1926年7月开始北伐战争

1926年9月～1927年9月，鲁迅在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任教

1927年3月，北伐军进入上海

1927年10月鲁迅入住上海日租界，12月为国民政府大学院“特约撰述员”

1928年5月，爆发五三惨案

鲁迅居住日租界

1931年9月，爆发九一八事变，1932年2月，东北沦陷

鲁迅居住日租界，1931年12月， “特约撰述员”身份被撤销。

1932年3月，爆发一二八淞沪抗战

鲁迅居住日租界，喝花酒。

1936年10月，鲁迅去世。

谢选骏指出：毫无疑问，鲁迅属于汉奸家族，他的弟弟周作人投靠日本，他的弟弟周建人投靠苏联，周树人（筆名鲁迅）本人更是得到汉奸领袖毛泽东一再表扬——鲁迅不仅属于一个汉奸小家族，更是属于一个毛汉奸的大家族。

【附錄7、蒋介石总统吃相难看】

《中华民国历任总统（元首）-蒋中正（蒋介石）》（孙帅(Sunshine)于2010年8月整理编辑）报道：

中华民国历任总统（元首）孙文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黎元洪曹琨段祺瑞张作霖

谭延闿蒋中正林森李宗仁蒋中正严家淦蒋经国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

其中蒋介石一人的任期——

1、职位：国民政府主席任期：1928年10月10日-1931年12月15日任次：第2任

2、职位：国民政府主席任期：1943年8月1日-1943年10月10日任次：代理

3、职位：国民政府主席任期：1943年10月10日-1948年5月20日任次：第4任

4、职位：总统任期：1948年5月20日-1949年1月21日任次：第1任

5、职位：总统任期：1950年3月1日-1954年5月20日任次：复职

6、职位：总统任期：1954年5月20日-1960年5月20日任次：第2任

7、职位：总统任期：1960年5月20日-1966年5月20日任次：第3任

8、职位：总统任期：1966年5月20日-1972年5月20日任次：第4任

9、职位：总统任期：1972年5月20日-1975年4月5日任次：第5任

谢选骏指出：大陆时期不算了，仅算逃到台湾“坚持民主自由”之后，这个“蒋公”就连干了五任总统！他一人全包了！超过了二十五年！比现在的惡狗普京还要邪乎——

中华民国历任总统（元首）-蒋中正（蒋介石）蒋中正（1887-1975），名中正，字介石，原名瑞元、族谱名周泰、学名志清。在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官方、教科书以及媒体多称其为“蒋介石”；中华民国政府官方、公务机关多称其为“蒋中正”、“蒋公”。中华民国政治家、军事家，祖籍江苏宜兴，生于浙江省奉化县，逝世于台北市士林官邸。历任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国国民党总裁、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中华民国总统等职务。领导了八年抗战，使得中国在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战胜外敌的全面入侵。反对“台湾独立”，坚持“一个中国”，拒绝了美国提出的联合国“双重代表”建议（由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同在联合国代表整个中国），坚守中国终将实现统一的信念。

早期经历

蒋中正于1887年10月31日（清光绪十三年九月十五日）出生在浙江省宁波府奉化县溪口镇。父亲为蒋肇聪，母亲王采玉。蒋家自蒋中正祖父蒋斯千开始经营盐业，家境富裕。

1908年，蒋中正就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预备班东京振武学校期间，接触到了旨在推翻满清、建立共和的革命思潮，经陈其美介绍加入由孙中山于日本东京成立的中国同盟会。1909年至1911年，蒋中正进入日本陆军第十三师团第十九联队实习。

1911年10月（清宣统三年），武昌起义爆发，蒋中正潜回上海参加辛亥革命，与陈其美于江浙起义，并以先锋指挥官职位率百余人进入浙江，攻占浙江巡抚衙门，俘虏巡抚增韫。

武昌起义爆发后，沙皇俄国认为分裂蒙古的时机已到，开始培植亲俄势力，并大批发放武器，准备制造外蒙独立。年底，在沙俄总领事的指挥下，驱逐中国官员，宣布独立。

1912年（民国元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1月，蒋中正在陈其美命令下，刺杀了孙文的异己——曾为光复会领导人的陶成章。

1919年发生五四运动。同年，孙中山以“中华革命党”为基础，扩大吸收党员，成立中国国民党，蒋中正随之加入。

1922年6月，陈炯明与孙中山决裂，炮击广州总统府，孙中山仓促避难于永丰舰，蒋中正奉孙中山“事紧急，盼速来”电召，星夜自沪驰赴广东，在永丰舰上协同指挥作战56日。8月9日脱险，随孙中山返沪。

对抗苏俄

1923年，孙中山将大本营迁回广州，建立国民革命政府，对抗北洋政府。列强多不支持孙中山与国民革命军，孙仅获得表面上对华友好的苏俄支持。孙中山为赢得“输出共产主义”的苏俄的支持，在改组国民党的同时实行“联俄容共”：聘请苏俄军事及政治顾问，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年9月至11月间，孙中山派蒋中正为代表，率团赴苏俄考察学习苏维埃体制的政治及军事系统。蒋中正在苏期间，发现苏俄不欲兑现援助孙中山政府的承诺并坚持认为蒙古不属于中国，还发现苏俄当局“其对中国社会，强分阶级、讲求斗争，他对付革命友人的策略，反而比他对付革命敌人的策略为更多”，并认为“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兼容的”。蒋中正自此认定苏俄乃“赤色帝国主义”，共产主义亦不适于中国。

1924年1月，孙中山任命蒋中正为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及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蒋回广州后，对孙中山面陈其对于“国共合作”的意见，孙中山认为他对于中俄将来的关系顾虑过甚，不适于当时革命现实环境。蒋中正因而力辞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并将筹备处交予廖仲恺后离粤返乡。同年4月，孙中山再三催促蒋中正复出。蒋中正接受黄埔军校校长任命。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共产党在国民党内部及军队政治部发展组织，国民党内矛盾逐渐增加。

1925年11月，中国国民党召开西山会议，反对容共。苏联顾问季山嘉和蒋中正的合作关系因苏联企图使中华民国赤化（即“共产党化”）而急速恶化，由此，季山嘉竭力拉拢亲共的汪精卫，试图联手推翻蒋中正。

1927年3月10日至17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后，其执监委暨候补委员八十名中，共产党员约占三分之一，以汪精卫为首的亲共国民党左派也占三分之一，国民党中央党部各部部长及秘书，共产党员也占一半以上。至此，国民政府已由苏联及共产党所控制。

1926年3月19日下午，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电话请示蒋中正调中山舰回广州，准备供苏联考察团参观。蒋表示：“我没有要你开去，你要开回来，就开回来好了，何必问我做什么呢？”中山舰返回广州后，理应熄火停泊，但却整夜发动着，没有熄火，形同戒严，令蒋中正越发生疑：“中山舰到了黄埔，因为我不在黄埔，在省里，他就开回来省城。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3月20日，蒋中正前往汕头的半路返回广州，下令全城戒严，防止中共和苏联顾问季山嘉兵变。欧阳格、陈肇英奉蒋中正命令占领中山舰并逮捕李之龙，包围苏联顾问和共产党机关，扣留了第一军和黄埔军校中的周恩来等中共党员，并严密监视邓演达。事件平息后，蒋中正的声望进一步加强，苏联也接受了国民党的要求，撤回了季山嘉，重新派鲍罗廷任国民政府顾问，苏联和国民党的关系一时得到了缓和，陈独秀、鲍罗廷也不得不对国民党妥协。

1927年3月20日晚，北伐军东路军进入龙华，完成对上海的包围。3月21日，上海工人在国民党钮永建和共产党周恩来等领导下，发动第三次武装行动，占领了除租界以外的上海市区，并建立起一支2700人的工人纠察队。3月22日，北伐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率军开进上海。

1927年3月23日，北伐军攻陷南京，引发“南京事件”。3月24日上午8时许起，突然爆发大规模的抢劫外国人的排外风潮，南京城内和下关的外国领事馆、教堂、学校、商社、医院、外侨住宅均遭到侵犯和洗劫。金陵大学美籍副校长和震旦大学意大利籍预科校长遇害。此外，英国侨民死亡2人，日本侨民死亡1人，法国侨民死亡1人。在袭击中，英国和日本领事馆成为袭击的首要目标，英国驻南京领事中弹负伤，卧病在床的日本领事也遭到枪击。下午3时，被围在下关一座小山上的美国领事戴维斯向停泊在长江上的英国和美国军舰发出开火援救的信号，英美军舰开始炮轰南京。蒋中正严电阻止事态扩大，江右军司令程潜一方面制止抢劫，一方面委托红十字会代表同英美军舰联络，使其停止炮击。英美军舰炮击持续约1小时后结束，抢劫风潮于下午5时左右逐渐平息。25日，程潜指责共产党员较多的第2、第6军策动抢劫。遭到抢劫的外侨也指出，抢劫者是身穿国民革命军制服、讲湖南、广东、江西等地方言的军人。英、美、日领事的报告也分别以大量事例证明抢劫领事馆的是江右军士兵和下级军官。在蔡元培、李烈钧等国民党元老举发“共党破坏革命，危害国本之逆谋”后，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决议通过“非常紧急处置案”。事后，北伐军第二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和第六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林伯渠被通缉。

3月25日，北伐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对上海工人纠察队发出警告：旦有扰乱，驻军必将负责缴械。3月28日，蔡元培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吴稚晖提出发动“护党救国”运动，控告共产党且谴责鲍罗廷，阴谋使中国变成苏联殖民地。认为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部势力日益膨胀，“党中有党”，如不早日剪除今后难以控制。再加上共产党人在北伐军攻克的地方搞“打土豪、分田地”，杀光地主全家的恐怖政策被大量国民党员所反对，蒋中正准备发动清党。3月29日，中共请示苏联，强调准备抵抗。4月5日，蒋中正指使青帮、洪门头目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等出面，组织右派团体中华共进会和上海工界联合会，以对抗上海总工会。

4月6日，北洋政府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在公使团签字批准北洋政府军警可以进入东交民巷使馆区进行搜查的情况下，率领军警对于苏俄使馆、远东银行和中东路办事处进行了9个小时的搜捕，逮捕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并搜出共产国际发来的大量指示、训令、颠覆材料和武器弹药。其中一份训令内称“必须设定一切办法，激动国民群众排斥外国人”，“不惜任何办法，甚至抢劫及多数惨杀亦可实行”，证明苏联确实全面指挥了中国的颠覆政府的运动。当时的政界和媒体一致认为，这个训令就是不久之前发生的南京事件的直接原因和最终动机。

4月12日凌晨，受蒋中正指挥的中华共进会和上海工界联合会的帮派分子从上海租界冲出，向上海总工会纠察队的驻地闸北、南市、浦东、吴淞等处发起攻击。之后蒋中正下令淞沪戒严司令部所属国民革命军第26军借口“工人内讧”对工人纠察队强行缴械，造成三百余人伤亡。4月13日，上海总工会召开工人大会，声讨蒋中正。会后，十万多工人、学生到宝山路国民党26军第二师周风歧司令部请愿。士兵向人群扫射，当场打死100多人，伤者不计其数。接着，蒋中正下令解散上海市临时政府、上海总工会和一切共产党组织，搜捕共产党员及支持者，逮捕千余人，并将首要人员当场杀害。至15日，有三百余人死亡，五百余人被捕，五千多人失踪。4月14日，李济深主持广州陆海空将领开会，决定“清共”，第二天，广州全城大搜捕。在厦门、福州、宁波、南京、杭州、长沙等地，也开始大力缉捕、屠杀中共党员。

4月18日，蒋中正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和亲共的武汉汪精卫政权对立，史称“宁汉分裂”。鲍罗廷及中共中央仍寄希望于汪精卫、唐生智及北方的冯玉祥。鲍罗廷主张第二次北伐，接应冯玉祥，会师中原，占领西北。

随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在武汉联合发动了讨蒋运动。4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号召人民群众为“推翻新军阀”、“打倒军事专政”而奋斗。4月22日，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谭平山、吴玉章、林伯渠、毛泽东等39人，以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候补执监委员名义联名通电讨蒋，指出：“凡我民众及我同志，尤其武装同志，如不认革命垂成之功，隳于蒋中正之手，惟有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各国民革命军涤此厚辱”。

6月5日，共产国际代表罗易转发电报给汪精卫，要求其增加共产党对武汉政权的掌控，并处分反革命派，扩大农工武装运动。

7月7日，冯玉祥在洛阳宣布实行“清党”，规定不经军、师长许可，一律禁止开会；对于共产党人，要注明其何时入党何人作保，愿意走的发给川资，不愿离开而愿意留下工作的必须声明脱离共产党，听从国民党的指导，遵守国民党的规则，然后方可收容之。

7月15日，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再度知悉斯大林指示苏联顾问鲍罗廷欲分化国民政府，以助中国共产党武力夺取武汉政府权力之策略后宣布“和平分共”，遂决定取缔共产党言论，又通过“取缔共产议案”，罢黜鲍罗廷及其他苏联顾问，史称“宁汉合流”。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终于失败，鲍罗廷坚持的“迎汪”、“联唐”、“拥冯”统统破产。苏联失去了对国民党及中华民国的控制后，转而大力扶持共产党组建军队，在几次武装暴动失败后，转入农村地区发展。国民党与共产党终公开决裂，并展开了持续十年的武装对立。

统一中国

1928年5月，日本试图阻碍中国统一，以“护侨”为名出兵山东，阻止北伐。蒋中正一面与日交涉，一面委派朱培德为前敌总指挥，积极北进，并决定济南克复后，即渡河追击，不使日本阻碍北伐军行进。5月1日，北伐军克济南。日军阻碍北伐军，造成五三惨案，国民政府外交特派员蔡公时遇害。3日至5日，日军在济垣滋扰挑衅，向北伐军袭击，蒋严戒北伐军勿予还击，并严令入济南部队，于三日夜退出城郊。日军仍继续放枪发炮，并引张宗昌以飞机炸北伐军司令部，蒋为完成北伐，忍辱勿较，限令北伐军星夜渡河，仅饬留李延年步兵团驻守。日本阻碍北伐之阴谋于是粉碎。6日，蒋继续提兵北进，在连克平阴、禹城、石家庄、临沂、德州、定县、张家口后，蒋进驻石家庄督师。克复保定。6月3日，张作霖离开北京出关，在皇姑屯被日军预埋炸药炸死。6月8日，北伐军和平接收北京

1928年10月10日，蒋中正就任国民政府主席。五院组织成立。蒋发表中华民国训政时期施政宣言。成立法制局。设置外交研究委员会，研究废止不平等条约的步骤。宣告关税自主。11月，制定国玺，实施禁烟。美国首先承认关税自主，各邦交国均赞同，仅日本极端反对。12月，统辖中国东北的奉系张学良宣布改北洋五色旗为青天白日旗，史称东北易帜，通电遵从中央号令，国民政府宣布统一。

兄弟相争日寇得利

1930年，冯玉祥、阎锡山及桂系联军与蒋中正中央军爆发了中原大战，双方二十余万人员伤亡。在张学良支持蒋中正，率军入山海关攻进北平后，联军反蒋同盟即告瓦解。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件发生，日军突犯沈阳，侵占东三省，正在南方剿共的蒋中正闻讯后，旋即电令张学良：“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可也。”张学良下达不抵抗命令，导致东北沦陷，满洲国傀儡政权建立。中共趁机加紧发展，在湘赣等地建立起多个“中央苏区”并不断扩大。1931年11月7日，在苏联的支持下，中国共产党在苏联国庆日创建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设在江西瑞金。国民政府面临“北有日军、南有共军，交相呼应，同时进逼”的局面。

1933年1月，日军攻破榆关，中共则在江西扩张。国民政府筹划应对日军、共军呼应夹击之策，决定“对外积极准备，对内加紧剿共”。蒋中正一面派兵北上防日，一面加紧剿共，并密筹对日宣战与封锁之准备。5月31日，国民党政府派熊斌与日本代表冈村宁次在塘沽签订停战协定。这一天，蒋中正在日记中写到：“我屈则国伸，我伸则国屈。忍辱负重，自强不息，但求于中国有益，于心无愧而已。”6月，蒋密令购备装甲车、坦克车等武器。7月，庐山军官团训练开始，蒋亲赴牯岭主持训练事宜。8月，筹划对日开战时国民政府迁都西北之准备。9月，令中学以上毕业生实施军事训练。赶筑西北公路。

1934年，蒋中正亲自指挥对“中央苏区”清剿，拥有优势兵力且得到德国军事顾问相助的国民党军队采取步步为营的战法，加上中共内部出现了军事路线错误，导致红军主力被击溃，被迫放弃江西“中央苏区”和其他南方根据地，开始长征。中央军亦借追击红军机会，进入了处于半独立状态的西南各省军阀地盘，国民政府势力自此进入云贵及四川，蒋恩威并施，开始施力使西南各军阀难以再与中央相抗，西南平定。

1934年12月，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上，蒋中正提出对日决策基准：“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

1935年8月21日，蒋中正在日记中对日本侵华最终失败之走势做出七点预判：“（一）对中国思不战而屈。（二）对华只能威胁分化，制造土匪汉奸，使之扰乱，而不能真用武力，以征服中国。（三）最后用兵进攻。（四）中国抵抗。（五）受国际干涉引起世界大战。（六）倭国内乱革命。（七）倭寇失败当在十年之内。”

1935年12月9日中共在北平举行了大规模的大学生示威游行，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获得全国民众积极响应，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给实行“攘外必先安内”，“不抵抗政策”的蒋中正巨大压力。

1936年6月1日，“两广事变”爆发，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发出通电，痛陈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中国土地的践踏，决定率部北上抗日，收复失地。6月2日，致电南京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请求准许粤桂部队北上。对此，东北军、西北军、共产党均通电声援，以抗日的名义攻击蒋中正。然而，不久后广东将领、飞行员却纷纷向南京政府投诚，并对陈济棠、李宗仁所谓的“北上抗日”说加以抨击（秘密联络日本，向日本购置军火，由日本派军事顾问和军事教官。最后，广东空军在司令黄光锐的率领下驾驶所有飞机投奔南京国民政府，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也通电拥护南京国民政府）。“南天王”陈济棠垮台，李宗仁也不得不对蒋中正表态归顺。由于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兵不血刃，便使当时叛逆性最强、最有实力而位居国内半独立的诸省之首——粤桂湘三省伏首听命，使蒋中正声望提高。叛方空军驾驶员与将领的表现，也促使蒋中正相信“人民眼睛是雪亮的”，乱骂他“亲日卖国”的政敌是不得人心的——显然也使他对“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更加坚信不疑。蒋中正便将准备征讨两广的中央军悉数北调，用来剿共，并准备将张学良的部队调离。然而也因蒋中正的过分自信，仅带少数文武飞往西安，结果西安事变时所有人都被扣留（因为当时论“造反”实力，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无法和两广部队相比）。

10月29日，张学良飞抵洛阳为蒋中正祝寿，劝蒋联共抗日，遭蒋拒绝。蒋中正坚决拒绝其北上抗日的主张，强令其剿共，否则就把他的部队撤离到东部地区。12月4日，蒋中正由洛阳抵达西安，并调三十万中央军嫡系部队“进剿”红军。张学良与杨虎城再次进谏，遭蒋拒绝。蒋向张学良、杨虎城表示：要么进兵，要么将东北军、十七路军分调福建、安徽。蒋虽从情报中获知红军主力到达陕北后，与张学良和杨虎城有所交往，但蒋中正并不怀疑张学良的忠诚。

1936年12月12日清晨5时，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向蒋中正提出停止剿共，改组政府，联合抗日等要求，史称“西安事变”。12月16日，国民政府在劝阻张学良无效的情况下出兵讨伐，派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刘峙为讨逆军东路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为西路集团军总司令，分别集结兵力，由东西双方同时向西安进行压迫。随即轰炸西安近邻城市，并逐渐转向西安。在强大的军事攻势面前，张学良释放了和蒋中正一同被扣的蒋鼎文先返回洛阳，请国军方面暂停军事行动，避免冲突升级。此时，张学良观阅了缴获的蒋中正日记，明白了蒋并非不抗日，而是在积聚实力，事实上蒋极渴望抗日雪耻，张学良已深感后悔。

12月17日，中国共产党得到斯大林指示：要求释放蒋中正。斯大林认为蒋中正是唯一能够领导中国抗日的领导人，一旦蒋中正有所不测，中国会再次陷入辛亥革命后一盘散沙的状态，无人能领导抵抗日本，日本便可以中国为后方，北上苏联，而当时苏联方面最担心的是西方的希特勒的扩张野心，苏联没有能力同时东西两面作战。在斯大林的压力下，中共内部经过争辩后，决定服从斯大林的指示，中国共产党遂派周恩来到西安参与事变的协商。

12月18日，国民革命军空军在西安市区上空投放大公报数十万份，头版为张学良最敬重的文人张季鸾撰写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劝告东北军将士迷途知返，勿误国误民，该文章张学良至晚年尚能一字不差地背诵。同时，胡适、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等知名人士纷纷撰文谴责张杨“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系国家民族之罪人；破坏统一，罪恶昭著。”

12月22日，宋美龄、宋子文等赶往西安。在飞机上，宋美龄把手枪递给一同前往调解的外籍顾问端纳，说：“如果叛军对我有任何不礼貌行动，你可用此枪立即将我枪杀”。张学良、杨虎城与宋子文、宋美龄举行了会谈。后由张学良本人陪同宋美龄和端纳去见蒋中正。蒋中正见到宋美龄后，眼泪直流，说：你怎么来了？“如入虎穴矣！”宋美龄劝蒋道：“宁抗日，勿死敌手”。至此，蒋中正宁死不屈的态度开始动摇。周恩来亦敏锐地观察到蒋中正内心深处非常思念长期软禁在苏联的长子蒋经国，周恩来在迅速与莫斯科达成协议后，向蒋暗示只要蒋中正放弃武力剿共，可释放蒋经国归国，终于使蒋中正态度软化。

12月25日下午，张学良决定释放蒋中正，并亲自陪同蒋中正乘飞机离开西安回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落幕，中共与国民政府达成协议，中共宣布解散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改为边区政府，并停止“土地改革”，将红军编入国民革命军序列。国民政府则通过“根绝赤祸案”，停止军事剿共，为改编后的中共军队拨发军饷，中共党史所称的“国共第二次合作”自此开始。

近代一些历史学家根据最新的史料，包括战后日本公开出来的秘密档案研判，蒋中正对日态度并非姑息求和，实在是中日国力悬殊的缘故，而蒋中正首先想做的事情是消灭中共和地方割据势力，统一长城以南的中国地区。史学家唐德刚认为，抗战固然非打不可，可是它在1937年7月7号开打，却是西安事变的直接后果，并且不排除在中国民族统一战线没有迅速形成的情况下，日军不侵略中原地区，转而直接北上苏联的可能性。

八年抗战

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蒋中正采取的总对策是“不屈服不扩大方针”。并密电宋哲元向石家庄、保定增兵，巩固北平城防。7月13日电令宋哲元：“中央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之人格”。17日，蒋在江西庐山发表了“最后关头”演说：“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救国家生存。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地无分南北，年不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至此表明了对日军挑衅的退让底线。同时，蒋中正一再强调“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系此理。”他认为卢沟桥事变非“偶然突发”，而是日本“处心积虑”，所以必须反击。同时采取紧急措施，编组第一线战斗部队100个师，预备部队80个师，后备兵员100万人。国民政府也把重要的设施、人力向西南转移，使西南成为日后抗战的大后方。28日，北平沦陷。

1937年8月14日，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下令对侵占上海的日军发动总攻击，大规模对日抗战遂于淞沪全面爆发（淞沪会战）。8月23日，增援日军在军舰密集炮火掩护下，于长江南岸强行登陆。中国军队转入顽强守卫战。由于蒋中正将主力集中在上海，缺乏运输补给和重武器及空军掩护，中国军队被动挨打，伤亡很大。11月7日，蒋中正日记写道：“保持战斗力以图持久抗战，与消失战斗力以维持一时体面相较，则当以前者为重。”同日，蒋下令自上海苏州河南岸撤退。11月11日，中国军队撤离上海，一溃千里。蒋决计迁都，长期抗战。

淞沪会战是中国抗日战争中第一场重要战役，也是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战役，前后共历时3个月，日军投入8个师团和6个旅，30多万人，死伤7万余人；中国军队投入75个师和9个旅，60多万人，伤亡达15万余人。在淞沪会战中，中国军民浴血苦战，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并争取了时间，从上海等地迁出大批厂矿机器及战略物资，为坚持长期抗战起到了重要作用。

上海沦陷后，首都南京是战是守，意见不一。唐生智主动请缨守卫南京，蒋中正最终接受。不过，蒋也确知南京难守。11月27日，蒋中正巡视南京城防工事，叹惜道：“南京孤城不能守，然不能不守也。”12月1日，蒋下令将沿海工厂、企业等陆续迁入内地复工生产。12月13日，南京沦陷。

蒋中正在主要沿海城市被占领，经济和财政不断告急情况下，抵制住政府内部求和派压力，投入百余万国民革命军坚持抗战，尽全力阻止日军进一步深入中国内地。1937年12月17日，蒋中正发表《告全国国民书》，表示“中国持久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国之民心……人人敌忲，步步设防，则四千万方里之国土之内国处皆可造成有形无形之坚强壁垒，以致敌于死命。……最后胜利必属于我。”日本于年底提出和谈条件，要求中国“放弃抗战，承认满洲国，设立非武装区，对日赔款”。蒋中正决定对日方所提议和条件一概不理，强调日本所提出的和谈条件“等于灭亡与征服，我国自无考虑余地……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

1938年春，日本发表“尔后不以国民政府为交涉对手”的声明，大量增兵进攻中国。淞沪会战后，蒋中正又先后指挥了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重大战役。广大爱国将士奋勇杀敌，至1938年10月，使日军伤亡45万余人，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速战速决、迅速灭亡中国的战略计划。至此，侵华日军兵力严重不足，中国抗战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

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成立傀儡政权，与日本签订密约，蒋中正严正驳斥，并明令通缉。

1940年6月，法国被德国攻陷，英国亦岌岌可危，日本趁机胁迫英法关闭滇缅公路、滇越铁路，中国对外交通完全断绝。法国更让六万日军假道越北进攻滇桂抗日后方。此时，苏联和日本签订“互不侵犯协议”，美国则继续出售钢铁和石油支持日本军火工业。中国军队有钱买不到武器，买到了也运不回来。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又称新四军事件）”后，蒋中正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并停发八路军和新四军军饷，国共关系不断恶化。

1941年6月，德国突袭苏联。随后美国与日本谈判，希望促使中日议和，蒋中正电告美政府，不得牺牲中国以谋求对日妥协，要求日本必须从中国撤兵及归还侵占中国之土地。美政府随后停止了对日战略物资供应，并要求日本在只承认蒋中正领导的国民政府（与日本人扶持的南京汪精卫“国民政府”相对）的前提下无条件退出全部中国领土。12月7日，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与美英等同时对日正式宣战，中国成为同盟国成员之一。

1942年1月1日，中美英苏等26国在美国华盛顿签订反侵略共同宣言，蒋中正被推举为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指挥中、泰、越等地区的同盟国军队作战。1月4日，中国军队在长沙大胜日军，击毙日军五万七千人，史称“长沙大捷”。

1942年10月初，蒋中正敦促美国率先自动放弃“对华不平等条约”，10月9日，美英两国通知蒋，愿与中国谈判缔结新约。美国朝野普遍认为蒋中正及其国民政府是中国民主化之希望所在。虽然蒋在中国推行的训政与美式民主有很大差距，但由于同为同盟国盟友，当时美国政府、国会、一般民众对蒋颇有好感。此时，中国抵御日本的战果获列强正视与钦佩，国际地位遂大幅提升。

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签订“平等新约”，随后各国陆续与中国重定新约，危害中国百年的不平等条约自此废除。10月，中国与美英苏联合发表“四强宣言”，共同担负战后国际和平安全责任。此时，蒋中正与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并列，成为反法西斯同盟国主要领导人之一。

1945年2月，英美苏三国领袖秘密签署雅尔塔协定，在中国代表未获邀请参加的情况下，部分内容涉及外蒙古问题。

1945年8月6日，美国在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时，斯大林推测日本必将投降。8月9日，苏联红军对日本关东军发起全线攻击，美国也在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蒋中正认为斯大林此时对日宣战“极尽其投机取巧之能事”，是来抢战利品的。就在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的当天，斯大林警告中方谈判代表宋子文，中国政府必须在中苏谈判中让步，“否则共产党就将进入东北地区”。此时，“中共问题”成为斯大林威吓蒋中正的最有力筹码。国民政府在东北没有一兵一卒，无力与苏联对抗。如果没有和苏方签订条约，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后，国民政府将难以对其约束，苏军有可能公开支持中共。为继续取得同盟国对中国战区的支持，以及避免苏联援助中共和在东北驻军不撤走，1945年8月14日，经过与苏联两个多月的谈判，中华民国政府最终做出妥协。宋子文、王世杰等在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的授权下与苏联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意“苏联出兵击败日本后，在苏联尊重东北的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新疆的内部事务；不援助中共”等条件下，允许将依公正之公民投票的结果决定是否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宋子文拒绝签字，并辞掉外交部长一职，最后该条约由王世杰签字。对此，杜鲁门给蒋中正打电报说：“我请阁下执行雅尔塔协定，但我未曾请阁下做超过该协定之让步。”指蒋中正抛弃了中国对外蒙的宗主权。（中华民国政府退居台湾后，蒋中正以苏联违约去支持中国共产党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向联大提出控苏案，并宣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失效；在台湾出版的中华民国地图上，外蒙古重新被“划归”到中华民国。直到李登辉主政后，新出版的中华民国地图才修改为目前中华民国实际管辖的台湾本岛以及金门、马祖等外岛区域范围。）就在条约签订的同一天，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蒋中正于翌日发表抗战胜利广播《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士书》。

日本关东军16日接到了正式的停战命令，17日正式向苏联远东军提出停战交涉。但是，苏军却拖延停战，要求日本关东军于8月20日12时以后再停止战斗行为。这种没有要求日军立即停战投降的反常举动，显然表明苏军对当时战斗的推进和战果还不满意，因为一旦宣布关东军投降，就有可能招致中国和美国介入受降。苏联希望利用达成停战协议以前的时间，加速扩大在远东的占领范围。8月19日，苏军进占齐齐哈尔。8月20日，苏军开进长春、沈阳、哈尔滨、佳木斯等城市；8月22日，苏军先头部队进抵旅顺、大连；23日和24日，苏坦克部队乘火车进驻旅顺、大连。同时于8月24日进占平壤，不久推进到“三八线”附近。

苏联红军的下一个目标甚至是打过长城，直下北平与天津。蒋中正已经感到局势失控，立刻与中国战区美军司令魏德迈达成一致，在中美的压力下，日本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下令投降日军必要时与苏军不惜一战，以确保长城防线。与此同时，美国海军陆战队迅速在渤海湾登陆，控制了平津到山海关的战略要地，然后立刻空运国民政府的部队到平津接收，阻止了苏军席卷整个华北的企图。

1945年8月24日，蒋中正代表中华民国签署联合国宪章。9月2日，日本正式向中、美、英、苏等同盟国递交降书。9月4日，蒋发表《抗战胜利告全国同胞书》宣示“建立三民主义新中国、推行民主宪政还政于民、实施军队国家化”三点建国方针。

内战失败

抗战结束，中国国际地位提高，并跻身五大国之列，不平等条约得以废除，与世界各国重定平等新约。但抗战间，国民政府在沦陷区统治濒于瓦解，而中国共产党却在华北进行游击战和政治动员，正规军由抗战初期5万余人，发展至127万余人，民兵268万余人。由于国民政府战后实施战士“解甲归田政策”，国共军队比例从60:1变为3:1。中共对国民党渗透前所未有：熊向晖、郭汝瑰、刘斐等中共地下党员均进入国军指挥核心，卫立煌等国军高级将领也与中共不断联系，而蒋中正并未察觉。民国政府在抗战胜利后还受通货膨胀及贪污腐败等问题的困扰。

蒋中正首倡“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的主张，并与中共以党对党的名义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和平建国大业并达成了建设和平统一民主团结的新中国的政协决议。

由于苏联控制了中国东北及内蒙古新疆的部分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欲接管东北。但自从中共在遵义会议把共产国际顾问请出领导层后，苏联就失去了对中共的绝对控制，一直对中共存在猜疑和不信任，拒绝了毛泽东的要求。斯大林认为在中国出现的应该是以资产阶级政党为核心的联合政府。以便利用国共两党的矛盾，更好地控制中共和中国北部。

虽然《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规定日本投降后最迟三个月内苏军全部撤出东三省，但是苏军根本就没有打算要离开。蒋中正几经交涉，毫无结果。最后直到美国加入施压，苏联才宣布撤军。苏联当然不会空手而回。抗战末期，经过日军多年的苦心经营，东北工业生产总量已经超出日本本土，苏军抵达东北工业区后，就开始系统地没收粮食与其他存储的物资，并且在1945年9月初就开始有选择地搬运工业机器。在撤军期间，苏联运走了日本在这里的大批工业设备和其它资产，不能拆除带走的，也加以破坏烧毁。在奸淫掳掠的过程中，民间的其它财产也遭到了掠夺，甚至连中共的部队也未能幸免。1945年9月初，第一批八路军冀东部队进入沈阳，就遇到了苏军的抢劫。更有甚者，1945年12月14日晚，中共重要军事将领，松江军区副司令员卢冬生（曾任八路军三五八旅旅长）在哈尔滨被苏军士兵行抢时打死。国民政府1946年公布的八年抗战期间中国财产损失为133亿美元。而1945至1946年，苏军从东北掠走的财产即价值13亿美元，相当于中国抗战八年所有财产损失的十分之一。

1945年8月11日，重庆最高统帅部发布两个命令，一个是给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命令“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敌伪擅自行动。”另一个命令，是给国民党各战区将士的，命令他们“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而共产党声称坚持了8年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有权接受日本的投降。于是，在晋察冀，在晋冀鲁豫，在晋绥解放区，八路军各部队频繁出击，短时内便收复城市187座，国土15200平方公里，解放区人口达一千八百多万。就在中共积极部署，夺取华东、华北、西北、东北大部分地方政权的关键时刻，莫斯科给中共中央发电报指出：中国不能打内战，否则中华民族就有被毁灭的危险，毛泽东应赴重庆进行和谈。在斯大林看来，中共拒不和谈而坚持武装夺权的方针，必将导致远东局势的紧张。斯大林既不相信中共的军事实力，也不了解中共的最终目标，但他知道一点：无论中国内战结局如何，都会破坏业已签订且为莫斯科得意的中苏同盟条约及苏美共同构建的雅尔塔体系，从而给苏联在远东的安全和利益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因此，中共必须像西欧各国共产党一样，在蒋中正领导的“联合政府”的框架内寻求和平与稳定。此时，对至于苏军管制下的东北，中共还是寄予很大希望，仍坚持“迅速争取东北”，只因不明苏联的立场，所以决定先派干部去那里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政权和地方武装，是否派军队占领，还要视情况而定。

8月22日，毛泽东就重庆谈判给蒋中正回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晋谒”。23日，蒋中正第三封电报再邀，毛泽东次日答复，周恩来先去，他本人“准备随即赴渝”。8月25日，中共又接到美军中国战区司令官魏德迈的邀请电，遂开会商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同去重庆谈判。

在重庆谈判过程中，莫斯科对国共和谈的结果以及中共的实际立场已经逐步有所了解，但除了坚持建立统一政府的原则外，并没有再发表具体意见。

1945年11月10日，苏军派代表通知中共东北局，苏军在撤退前5天将允许国民党军队运往东北各大城市，在机场的中共军队不得同国民党军队发生摩擦。此时，毛泽东还没有放弃独占东北的想法，仍积极于山海关至沈阳一线布置重兵，试图拒国民党军于山海关之内。直到11月15日，毛泽东在给东北局的电报中还雄心勃勃地说：在山海关至锦州一带可集中7万人，由林彪或者罗荣桓去指挥，举行反攻，每次歼敌二至三个师，“最后全部歼灭三个军，即能从战略上解决问题”。但山海关最终还是失守了。

11月19日，苏军通知中共东北局，提出以下四点意见：一、长春铁路沿线及城市全部移交给蒋中正国民政府，中共军队必须撤至铁路线50公里以外；二、中共所属机关必须从沈阳等大城市撤出；三、有苏军的地方中共军队不准进入，也不准同国民政府军队作战；四、在苏军全部撤出东北之前，包括山海关至锦州地区在内的东北全境不准作战。

11月20日，中共的方针仍然是“在顾及苏联国际信用的条件下力争大城市”，希望苏军能把“锦州、葫芦岛及北宁路之一段”留给我们，并“尽可能推延蒋军进入满洲及各大城市的时间”。但是，11月22日，迫于形势的变化，刘少奇便提出了一个新的方针：“让开大路，占领两厢”。28日和29日，刘进一步明确：“独占东北已无此可能，但须力争在东北的一定地位”，今后工作重心为控制长春铁路以外的中小城市、次要铁路及广大乡村，“建立根据地，作长期打算”。在力量对比明显不利以及美苏两国的共同压力下，中共不得不暂时放弃进行大规模武装斗争的计划，准备与国民党和解，进入“联合”政府。然而，就在“和平”的曙光似乎将要出现的时候，情况又发生了急剧变化。

1946年2月11日，为了进一步逼迫苏联撤军，美英公开指责苏联违背雅尔塔协议。这在中国引起强烈反响，一时间舆论哗然，广大市民、学生纷纷涌上街头，抗议苏联在中国东北、新疆和内蒙的行为，要求苏军立即撤出东北。3月5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对苏联提出抗议，严重交涉限期撤退其东北驻军》的提案。3月6日，中国照会苏联，撤军期限已过，苏军尚未完全撤退，要求苏联政府饬令“即行撤退”。

3月7日，苏军已开始从东北南部撤退，但他们没有宣布这个情况。苏军刚一撤走，中共就开进去了。蒋中正立即决定不顾共产党军队的抵抗，占领苏军撤退的每一座城市。但是，这已不可能了。

3月8日，苏军通知中共东北局，他们将撤出沈阳、吉林，中共可以采取行动。第二天，苏军又通知东北局：他们将于13日撤出沈阳，中共军队尽快去占领，而且沈阳以南地区苏军不再交给国民党，苏军撤走的所有地区，中共可以自由处置。苏军还声称，凡苏军撤走的地方，包括沈阳、四平，中共军队可以放手大打，哈尔滨等地，应该坚决控制，不要让国民党军队开进。

3月16日，中共为争取进驻长春、哈尔滨和齐齐哈尔，提出作战部署并致电周恩来：美蒋由北平派小组到东北，其目的在急于停战，使我方不好占领长、哈、齐。所以，中央要求代表团立刻与苏方交涉，在停战小组到达东北之前及到达后的几天内，迅速从这三个城市撤出，“以便我军进驻”。

4月14日，苏军撤出长春。当时，长春只有一些警察部队，苏军只允许国民党军队在其撤出之前3天才能入城，但苏军事先并没有通知国民党具体的撤军日期，这就给了中共军队先下手为强的机会。苏军一撤走，中共军队就向长春发起进攻。4月18日，中共军队占领长春。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于当天致电中共东北局：“我应力争保持长春于我手中。”4月15日，周恩来宣布东北进入“全面敌对”状态。

此时，操纵东北形势逆转的斯大林再次向蒋中正施压，重新提出组建“联合政府”的要求。5月3日，苏军宣布全部撤离中国后，5月8日，斯大林转告国民党，欢迎蒋中正前往莫斯科或边境某地进行会晤。美国总统杜鲁门也建议蒋中正接受斯大林的邀请。权衡再三，蒋中正仍然拒绝了斯大林的邀请，表明不会同意“建立联合政府”而使中国受到削弱。“必要的话，将单独抵抗苏联的侵略”。[孙帅(Sunshine)注：以前在报纸上看到过，蒋中正起初同意去苏联会晤，斯大林派的专机飞到新疆的时候，蒋中正突然变卦，彻底倒向了美国一方，于是斯大林下令“不与这个政府合作”，随后开始暗中援助中共大量武器。但是我在网上没有找到相关史料。]

看到蒋中正不肯就范，斯大林加大了对中共的支持力度，以对抗蒋中正领导的国民政府。抗战结束之初，斯大林虽为中共进入东北打开了方便之门，但他们已运走了东北的重要工业设备，而且在武器弹药方面也几乎没有给中共提供什么援助。现在，斯大林为了教训蒋中正，把受降缴获70万日本关东军和几十万伪军的武器装备设法交给中共军队。由于苏联和中华民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且有正式外交关系，不便公开支持中共，所以斯大林没有直接把这些武器交给中共，而是让中共军队“自己找到”武器仓库，“捡到”了大批成建制的精良武器装备。据苏军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回忆，仅他的两个方面军就移交给中共军队70万只步枪，3700门各类火炮、近680座军火库，同时，通过中国私营商人租用了美国船只，以运送粮食为伪装，将一批武器弹药运送给山东半岛的中共军队。尽管中共军队需要经过扩军和训练才能使这些武器装备发挥威力，但胜负的天平已经开始向中共倾斜。两年后，装备精良的中共东北野战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整个中国战场。

1946年6月26日，被30余万国民政府军包围在湖北省孝感市大悟县宣化店地区达7个月之久的6万中共军队发起突围，国共内战全面爆发。

二战后，欧美国家民众普遍反战厌战，对于中国国共内战十分不满。中国内战全面爆发之际，美国通过决议禁止向中国交战双方提供武器，1946年7月29日，美国开始拒绝签发向中国提供武器的出口许可。在颁布禁令的同时，美国通知英国、加拿大和比利时等欧美国家，要求它们同步采取行动，得到这些国家的响应。英国外交部宣称:“英国政府的政策是不鼓励中国现时的内战。为了这一目标，只要内战还在持续，我们就不向中国出口任何战争物资”。

1946年9月，中共筹划在苏联军事管制区大连建立军工生产基地，认为“苏军对我党的工作是默认的、支持的。大连是由我党控制的一个隐蔽的后方，不直接受解放战争的影响。”1947年7月1日，苏军同意将“满洲”化学、大华炼钢、进和、金属制品、制罐及曹达等6家工厂移交中共；同时，中共投资建设的引信厂、弹药厂等也陆续建成。这批新旧工厂共同组建为一个规模庞大的联合企业，对外用民办企业的名称。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现代化军工联合企业“大连建新公司”就这样诞生了。为避免给苏联在外交上引起麻烦，中共采取只做不说的方针，不做公开宣传、不见诸报刊文字。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后来谈到大连的军工生产时，曾高度赞扬说，华东的解放，特别是淮海战役的胜利，离不开山东民工的小推车和大连生产的大炮弹。

1947年7月，美国特使魏德迈到中国考察。在东北，魏德迈发现，由于补给严重不足，原来由美国在印度装备和训练的新六军已不再是当年的新六军。军长廖耀湘告诉魏德迈，新六军在东北“消耗很大，又不能休整补充，完全被拖垮了”；在枪弹方面，“自动武器大都消磨太厉害，冲锋枪有好多已不能连发。”“自动武器和迫击炮没有充足的弹药补给，尤以炮弹奇缺”；在运输工具方面，“汽车和其他特种车辆，都已到报废年龄”；在士气上，“新六军战斗力赶不上当年的三分之一，官兵士气低落。”面对这支曾在抗日战场上作为中国军队“五大主力”之一的王牌军，曾任中国战区美军司令的魏德迈对廖耀湘大吼：“美国训练的的那只军队早就不存在了。那批人一半已经被迫当了逃兵，另一半已经被你们错误的指挥送进坟墓，现在的军队只是在满洲征召的农民而已。”魏德迈回到南京后，在招待会上不顾外交礼仪，当着蒋中正和外宾的面，即席发表了长达数小时的演讲，严厉批评国民党的腐败无能，被国民政府视为奇耻大辱，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甚至在演说中途即痛哭流涕而退场。魏德迈在考察报告中警告：国民党军事上已处于劣势，中共很可能统一中国。

军力此消彼长，蒋中正败局已定。

1948年3月29日，蒋中正被第一届国民大会选举为中华民国行宪后第一任总统，于5月20日就任。4月18日，国民大会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于同年5月10日施行。8月，国民政府在大陆地区改革币制失败；9月，济南战役失利，军事、政治、经济及外交等情势逆转，在辽西会战、徐蚌会战、平津会战中，军队精锐尽失。

1949年元旦，蒋中正发表求和声明。宣称：“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只要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1月4日，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了《评战犯求和》的评论，予以回击。可是，1月10日，斯大林却给毛泽东发来一封电报。在电报中让毛泽东大体这样答复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一向赞成中国和平，但是，由于挑起中国内战的不是中国共产党，而是南京政府，因此南京政府应对战争后果承担责任；中国共产党赞成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但“不能让那些发动中国内战的战犯参加，中国共产党赞成在没有任何外国调停人参加的情况下同国民党进行直接谈判”。毛泽东由此怀疑，斯大林是否有意在中国搞“南北朝”，让国共两党划江而治。毛泽东后来多次提到这件事，他说：“有些外国朋友对我们的胜利半信半疑。他们试图说服我们，停止在这里，把长江作为与蒋的分界线，建立‘南北朝’。”甚至到了1957年，毛泽东对此事仍念念不忘：1949年，我们眼看就要过长江的时候，还有人阻止，他说，千万不能过长江，过了，就会引起美国出兵，中国就可能出现南北朝。我们没有听他们的，我们过了长江，美国并没有出兵，中国也没有出现南北朝。如果我们听了他的话，中国倒真可能出现南北朝。后来我会见了阻止我们过江的人，他的第一句话就说：“胜利者是不应该受责备的。”

在一连串失败面前，握有重兵的桂系将领李宗仁、白崇禧等要求蒋中正下台。1949年1月21日，蒋中正发布“引退文告”，由副总统李宗仁任代理总统职务，与共产党进行和谈。李宗仁议和失败后，4月20日，中共军队渡过长江。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再也不是十几年前那个对苏联唯命是从的政党了。对于斯大林的“国际指示”，毛泽东可以置若罔闻。用毛泽东的话说，“中国的革命是违背斯大林的意志而取得胜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也逐步摆脱了这个多次挑起中国内战，并趁机侵吞中国唐努乌梁海地区，进而迫使外蒙独立的“苏联老大哥”的“指挥棒”，直至中苏彻底决裂。

败退台湾

1949年12月10日，中共军队逼近成都，蒋中正飞往台湾，此后，蒋未再踏足中国大陆一步。

1950年3月1日，蒋中正重新履行中华民国总统职权。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恢复对中华民国政府军事及经济援助，并派遣第七舰队协防台湾。

蒋中正在台湾最大愿望是反攻大陆。1950年5月16日，蒋中正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出“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他一度认为朝鲜战争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国民党军队在美苏交战下可反攻大陆，但朝鲜战争在斯大林死后迅速结束，美苏关系也随之缓和。国民党军队虽不断尝试小规模对大陆反攻，败多胜少。但蒋中正仍坚持中华民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对包括外蒙古和唐努乌梁海地区在内的中国全部领土拥有主权。

为了与中共文化大革命分庭抗礼，蒋中正主持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在冷战背景下，大部分西方国家仍承认中华民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联合国及其他组织内的中国席位也由中华民国代表。中共“输出革命”的外交政策和文化大革命等动乱，也促使这种国际情势得以持续。

1971年，蒋中正坚持不接受美国提出的“双重代表”建议，即由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同在联合国代表整个中国。于是在联合国通过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中华民国政府称为“排我纳匪案”）之前一刻，中华民国代表团宣布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

1969年9月16日，蒋中正在台北阳明山遭遇车祸，身体状况自此大为衰退。蒋中正在1975年于病中手书“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生死于度外”。4月5日清明节午夜十一时五十分，蒋中正因突发性心脏病在台北士林官邸去世。

谢选骏指出：蒋介石总统吃相难看，一再修改《中华民国》宪法，坚持“连任到死”，真是一个死不悔改的无赖，这表明他基本上还是一个黄俄。由他领导反共抗俄，焉能不败？

《台湾讲古：“总统蒋公”去世的那一天》（威克BBC中文网记者2016年4月4日）报道：

蒋介石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他是中国的正统，但是许多人也认为他是威权的象征。

1975年4月5日，许久已经没有出现在人们面前的蒋介石去世，当时他据称是87岁，接着台湾“举国悼唁”。

在40年前的台湾，蒋介石被称为蒋中正，是“民族救星”、“世界的伟人”。

去世之后，国民政府为了纪念死后被称为“先总统蒋公”的“丰功伟业”，号召台湾全民捐款兴建了如今矗立在台北市的中正纪念堂。

逝世与崩殂

4月5日，台北市的天气并不好，到了傍晚突然风雨交加，接着传出在国民政府接收台湾之后叫做“理教总公所”的台北西本愿寺木造正殿被大火烧毁，后来被说成是“天有异相”、所以“伟人崩殂”。

最早传出蒋介石死讯的，并不是台湾的媒体，在蒋介石执政的戒严年代，媒体都在党国的严密控制之下。

反倒是当时驻台美军的广播电台一早便以哀乐取代了日常播出的英语流行歌曲，播报员则报出“President Chiang kai shek has passed away”，也就是“蒋介石总统已经去世”。

直到中午时分，电视和电台播出新闻，才证实蒋介石去世的消息，早上没有出刊的各家报社也开始发行黑白印刷的哀悼“蒋公去世”特刊。

接着媒体公布了后来成为教材的“蒋公遗嘱”，学生个个都需背诵“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

悼念和纪念

当时的政坛重要人物组成了治丧委员会，当局也下了一个“禁娱令”，也就是普罗大众经常光顾的电影院、歌厅还有特许营业的舞厅一概不准营业。

电视的画面从彩色变成了黑白，机关学校一律半旗，街头的霓虹灯广告招牌也不能亮了，社会表现出一片哀戚的气氛，原本红底白字的“反攻复国”标语牌，立刻改成蓝底白字的“永怀领袖”。

蒋介石去世之后，当局兴建了仿南京中山陵的中正纪念堂

这是台湾境内首次举办“国丧”，蒋介石的遗体送到了位于台北、当时刚兴建不算太久的国父纪念馆，过程就叫做“移灵”。

政府指示机关学校组团到国父纪念馆“谒灵”，数以万计的人列队在国父纪念馆彻夜等待，据说一周后的4月13日，等候“谒灵”的人群已经超过了百万人。

“谒灵”期间，许多名人从海外赶回台湾“奔丧”，其中包括了今年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发终身成就奖的老牌女演员李丽华。

纪念蒋介石的歌曲也纷纷出笼，最后决定了两个版本，一个是文言文、一个是白话文，供不同的演出还有学习需要使用。

人生终点

4月16日，在一长列的车队护送之下，蒋介石的遗体经由台湾通车不久的高速公路，送到了位于桃园大溪、原本是其行馆的慈湖“陵寝”“暂厝”“待反攻大陆胜利成功之后，再奉安南京”。

车队经过之处，民众纷纷下跪致哀，但是这不一定是自愿的，因为维持秩序的宪兵警察、学校的教官或者主任在车队经过之前就会要路旁等待的民众和学生准备下跪迎灵。

蒋介石铜像

如今虽然部分的校园内还有蒋介石的铜像，但是也面临了强烈地“铜像退出校园”的压力。

而当年一些民众嚎啕大哭的镜头，如今则被拿来与朝鲜或者北韩前领导人金日成、金正日父子去世时，举国“悲恸”的镜头相提并论。

直到今天，蒋介石在台湾民众的心中还是有非常不同的评价，有的认为他是“独裁”，有的认为他是“强人”，蒋介石的“专制”，在某些人口中却也是“避免台湾落入共匪手中的必要手段”。

讽刺的是，如今造访蒋介石“陵寝”最多的就是来自对岸的陆客，台湾本地则是学校的学生希望把校内的“蒋公铜像”请出校园、调查蒋介石执政的白色恐怖期间多少人受害……

谢选骏指出：大陆游客为何常来“两蒋陵寝”？除了好奇之外，还是因为——蒋介石总统虽然吃相难看，但是作为“国民党反动派”，但还是比作为“国民党革命派”的毛泽东的吃相，要好看一些啊。所以从“选一个相对不那么坏的”角度看，如果毛蒋二狗在大陆竞选，一定是毛落蒋上了。因为蒋虽无赖专政，但毕竟没把人民的财产全部据为己有。

【附錄8、现代金门之战犹如古代淝水之战——划定南北朝正式分界线】

（一）

网文《金门战役》报道：

简体：金门战役；

繁體：古寧頭戰役；

简体：中国人民解放军；

繁體：共軍；

金门战役

国共内战的一部分

金门（红色部份）。

日期： 1949年10月25日 - 27日

地点：福建省金门

结果：国军胜利。

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49年7月上旬入闽，由第三野战军（三野）第十兵团负责。第十兵团司令为叶飞，先后发动了福州战役、平潭岛战役、漳厦战役、金门之战等等。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10月15日，解放军渡海发动厦门战役，解放军先佯攻鼓浪屿，成功吸引国军注意力，造成国军判断失误。之后，解放军分数路成功登陆厦门，开始攻取厦门，解放军击败守岛国军，10月17日国军福州绥靖公署代主任汤恩伯弃守厦门，解放军成功攻取厦门。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叶飞将军将解放军下的32军船只分发给28军，决定集中船只来进攻大金门，但是鉴于船只数量还是不足，日期一再的延后，终于在1949年10月24日当晚决定下令渡海进攻大金门，结果解放军在岛上苦战三昼夜，后援不继全军覆没。

战役准备

中国人民解放军连克要地、挡者披靡，以旋风之姿，迅速夺取了闽北、闽南各城，但主要弱点在缺乏海战经验且无海、空军掩护作战。

1949年6月以前，中华民国国军根本未在金门岛上设防。直到6月中旬，国军厦门要塞司令部才成立金门要塞总台，从这时起才开始在岛上构筑工事铺设通信线路。

8月起，随着福建战事的发展，国军开始逐渐增强金门防御。首先8月初国军第二十二兵团率领所部进驻金门地区，其中兵团部、第二十五军军部及第四十五师守大金门，第五军军部和第二〇〇师守小金门，第四十师守大嶝岛。

9月3日，国军青年军第八十军之第二〇一师师部及第六〇一、六〇二团（第六〇三团调往福建马尾）、战车第三团之第一营（欠第二连）担任金门防务。其中第二〇一师两团由师长郑果指挥，在台湾由孙立人训练后，担任金西第一线的防务，虽然只有两个团，其员额装备较第二十二兵团部队整齐。九月中旬第五军（欠第一六六师）归还第二十二兵团建制，担任小金门防务。

中华民国方面，东南军政长官陈诚见漳州已失，金门守军战力不足，乃派副长官罗卓英衔命亲往汕头，洽胡琏之第十二兵团接替第二十二兵团防守金门。胡兵团原属广州方面之作战序列，而十二兵团在国防部补给名单上仅二个军，但兵团实有三个军，遂以未列名的一个军调往金门，10月10日、14日第十八军（军长高魁元）两个师（第十一师、第一一八师）、（欠第四十三师）及兵团部由潮汕转移增防金门。在第十二兵团全部尚未到达接替防务之前，暂归第二十二兵团李良荣司令指挥。10月19日，第十九军刘云瀚部（下辖第十三师、第十四师、第十八师）奉公署命改驶金门22日晚抵达金门，因接驳效率不彰，直到24日晚才将部队一半接运上岸。

由于三野渡江以来，并未遭遇国军大的反抗，一种骄傲自满心态，弥漫着攻金解放军之中，未注意渡海作战种种隐忧，如搭载船只不足；另外情报不灵，在大、小嶝岛战役中，业已发现被俘国军中，已有胡琏兵团第十八军主力第十一师的俘虏，但主其事者仍然认为守军要逃跑，反怀疑供词不可靠，当时肖锋亲自审讯俘虏，向兵团报告，叶飞说：“不可能吧。胡琏兵团还在潮、汕地区未动。”。叶飞对肖锋说：“看来大陆再也不会有什么大仗打了，你们二十八军就扫个尾吧。”人民解放军进攻部队为第十兵团下之二十八军，共三个团九千余人。

10月15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广州，10月17日厦门弃守，10月24日，胡琏兵团已在金门海面停留了一昼夜，成功的欺骗解放军，25日凌晨1点30分解放军开始登陆金门。

战役经过

第一日

10月24日晚上九时，解放军第一梯次二十八军八十二师的二四四团、二十八军八十四师的二五一团、二十九军八十五师的二五三团和二十八军八十二师的二四六团三营分别在澳头、大嶝、莲河登船完毕，原定于哑铃形的金门中央狭窄的腰部登陆，进而将金门一分为二。

因潮流向西漂流，于二十五日约凌晨一时半抵达垄口、后沙、古宁头一带。为了掩护登陆，解放军炮兵开始从大、小嶝炮击金门北岸官澳、西园、观音亭山、古宁头等地猛烈射击，但解放军隔岸炮击火力有限。至解放军上岸后，建制异常混乱，不能作有组织之战斗，但仍能各自为战，纷纷向岸上突击前进。最先在垄口登陆的解放军二四四团面临装甲部队死伤惨重，二五一团在古宁头突破登陆，二五三团在在湖尾登陆，突破防线，这时人民解放军叶飞将军接到登陆成功报告，以为胜利在望，但是由于不熟悉潮汐涨退的关系，结果造成了抢滩船只全部因为退潮所以全陷在沙滩上动弹不得。此时刚好有两辆坦克车巡视边防，其中一辆因故障而在湾边的低崖且做初步的排除故障，另一辆先行回营。这时有刚入伍不久的新兵正在以望远镜观看是否有团部派来的工兵排前来协助，当此位新兵无意间将镜头转向海边时，正好看见共军先遣登陆部队搁浅在沙滩动弹不得。于是拿起一支步枪做对空鸣枪警视，因为此声枪响惊醒了大部分的守军，于是金门战役就此展开。

参与金门战役的国军战车“金门之熊”M5A1，陈列于古宁头战史馆。国军海军扫雷二零二与南安二艇于三时左右在古宁头西北海面，猛烈轰击搁浅的解放军船只和军队。天亮后一百多艘解放军船无一返回，第二梯次援军隔海望洋兴叹。

第十八军军长高魁元指挥第一一八师（欠第三五二团）配属战车第三连（欠一排）向解放军攻击；第十九军之第十八师其已登陆进驻琼林之部队亦就近归十八军高军长指挥。该师尚未下船之第五十三团则转航小金门登陆，归第五军军长李运成指挥；第十九军军长刘云瀚与第廿五军军长沈向奎连络，指挥该军第十四师（欠第四十团），及第十三师之一部，由金门后埔向北推进，迎击由安岐、埔头南窜之解放军，并积极向古宁头推进，另以第四十师之迫击炮全部配属第十四师，以加强其火力。战车营营长陈振威将预备队战车两排，进至琼林待命。

25日人民解放军二四四团一度占领双乳山，天亮时遭国军装甲部队反击退败。在湖尾登陆的解放军二五三团占领观音山和湖尾高地，到二十五日中午被迫撤退，解放军二五一团冲出包围前进到古宁头，固守林厝，被国军十四师和一一八师强力反攻，负责反攻古宁头的国军十四师其上校团长李光前阵亡。

第二日

26日凌晨，解放军凑齐一些船只由二四六团团长孙玉秀率该团的两个连和解放军第八十五师的两个连增援。二四六团在湖尾登陆；另两连在古宁头登陆。

二四六团的两连，天亮时突破包围，在古宁头和据守该地解放军会和，清晨六时三十分，国军第十八军军长高魁元指挥反击，一一八师从浦头以北海岸线向林厝攻击。林厝战况激烈是因为解放军据永久工事还击。九时多，国军空军轮番炸射。解放军采取巷战，双方战况惨烈，十二时国军攻下林厝，十五时拿下南山。十一时，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罗卓英偕第十二兵团司令官胡琏到达金门战场，胡琏接手指挥。

国军已掌控情势，胜券在握，三五二团于十五时攻入北山，一一八师师长李树兰以三五三团接替三五二团，偕同战车继续攻击任务。

第三日

午夜时分，解放军弹尽粮绝，突围到海边，一千三百余人困在古宁头以北断崖下沙滩，27日清晨国军猛攻，击毙四百余人，其余投降，上午十时，金门战役正式结束。又27日凌晨三时尚有解放军第二五九团第三连约三十余人，乘汽艇一艘到达古宁头北侧海岸，登陆后亦尽为国军所俘。

据闻当时解放军28军副军长萧锋和政治部主任李曼村面对叶飞失声痛哭。叶飞报告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并报中央军委，请求予处分。

金门上的战斗直到28日才逐渐平息，零星战斗持续更长。此外金门岛上逗留时间最久的是共军二五三团团长徐博，他在26日晚突出重围进入东部山区后，就一直隐蔽在北太武山的山洞中，靠挖食地瓜等植物充饥，等待共军第二次登陆。一位北太武山的村民向胡琏报怨他种的红薯常常在夜晚被部队偷吃，胡琏出动一个师的兵力进行搜山。直到1950年1月，即金门战役结束三个月后才被国军发现，当时徐博“长发长须，形同野人”。不久被处决。

双方损失金门战役解放军共有三批登陆，首批为10月24日晚的二十八军八十二师的二四四团、二十八军八十四师的二五一团、二十九军八十五师的二五三团和二十八军八十二师的二四六团三营，共十个建制营；第二批是10月25日晚的二十八军八十二师二四六团一营二连和两个机炮排，以及从全团抽调的30多名战斗骨干（共300多人）、二十九军八十七师二五九团三营的200多名战斗骨干（实际上岛100多人）；第三批是10月26日晚二十九军八十七师二五九团一营二连的30多名（接应伤员撤退），合计9,086人，其中船工、民夫约350人。

中国大陆战史称解放军登陆部队大部牺牲，幸存投降者仅3,900余人，其中营长6人、连长5人、指战员1人，大部被送至台中干城营房实施新生训练；其他官阶较高，如二五一团团长刘天祥是用飞机运回。国军战史称俘虏共军7,364人，具体情况是二〇一师俘虏1,495人，一一八师俘虏3,204人，十一师俘虏735人，十八师俘虏995人，十四师俘虏935人。两者之说法差异甚大。

解放军战史称毙伤国军9,000多人，国军战史称阵亡1,267人，伤1,982人，共3,249人。阵亡最高职务的是十九军十四师四十二团团长李光前上校。但1953年国府金门地区阵亡将士公墓收敛金门、大二担、南日岛三次战斗的阵亡及病故人员共4,500具尸体，其中大二担、南日岛战斗的规模远远逊于金门战役，可以粗略估算金门战役国军阵亡人数约在3,500人以上（结合国军自己公布的1,267人，加上就地补入金门守军的解放军俘虏2,000人，大致相当），负伤者估计在5,000以上。

影响

在解放军渡江后，国军兵败如山倒，1949年10月27日金门战役获胜的消息传到台北，蒋介石流了泪说：“这一仗我们全胜了……台湾安全了。”。金门战役规模并不大，只是师级规模，但其深远的影响，却远非普通的一场师级规模战斗可比。蒋经国认为：“金门战役是国民党的转折点。”胡琏说：“金门战役的胜利既是军事上的，也是政治上的，更是精神上的。”

正因为解放军在金门战役的惨重失利，加上11月3日的登步岛作战失利，使解放军对登陆战的艰巨有深刻了解，解放军积极加强海空力量建设，而不敢像过去无知无畏的单靠陆军发起登陆作战。而国军则幸亏有这场弥足珍贵的歼灭战，这是东南区国军的一次重大胜利。东南军政长官陈诚谓之：“是共军渡江以来碰到的第一个大钉子”；而中华民国代总统李宗仁特以此捷，于重庆致电陈诚申贺，谓：

特急，台北陈长官辞修兄：

金门守军奋勇应战，予以重刽，捷报传来，人心振奋，吾兄董督有方，将士用命，至足佩慰。希即传令嘉奖，查明有功将士，呈报国防部，分别奖赏，并盼再接再厉，晋建殊勋，无任企望。

李宗仁

战后发展

此战役后，守第一线的二零一师回台湾整补，而胡琏之第十二兵团则于12月1日奉命就地改为金门防卫司令部。汤恩伯代理总司令及李良荣兵团司令奉命赴台湾。第十八军军长高魁元一直做到陆军总司令、参谋总长、国防部长。

国军指挥官争论

由于金门战役前夕国军更动金门地区最高指挥官，由胡琏出任兵团司令官及福建省主席，接管金门防务。金门战役开打后第三天，胡琏始抵达金门履新，因此后来发生了金门保卫战指挥官为谁的争论。主要的争论焦点在汤恩伯与胡琏，此外也有认为系第十八军长高魁元或第二十二兵团司令李良荣实际指挥者。

此外汤恩伯聘请前日军将领根本博（化名为林保源）为顾问，一说他建议国军后撤让共军上岸，然后破坏船只阻止增援，从而加以围歼。

（二）

《胡琏：古宁头之战》报道：

一、当时之匪我一般情势

匪自三十八年四月下旬，渡江南犯，陈毅匪军攻取上海，陈兵浙闽，以‘血洗’‘拔根’为叫嚣，积极攻略沿海岛屿，在浙则不断掠我舟山外围之梅州、大榭、桃花、六横。在闽则逐次攻陷我平潭、厦门，眩兵耀武，准备进攻台湾。林彪匪军自平津长驱而南，十月中陷广州，前锋已逼近海南。刘匪伯诚，正以广大正面进窥川滇。彭匪德怀已获甘宁青新。凶焰之狂，企图之妄，几使举世为之刮目。

负有‘解放台湾’之匪司令员陈毅，共辖十七个军（其番号为自第二十至三十六）属第三野战军，益以林彪部之在潮汕者两个军，几近百万之众。且均久经战阵，气势凶凶，骄横至极。每谓‘攻台并无正式作战行动，仅一渡海工具及技术问题’，目无我军，可以概见。

我军自领袖蒋公被迫下野后，领导失去重心。更因野心者盘据中央，号令不行，人心不服，军心涣散，对于匪军之来犯，形成土崩瓦解，望风披靡之势。溯自三十八年四月二十二日，匪军渡江，未及一年，江南半璧，即变颜色，可以概知之矣。十月十三日，广州陷落后之台湾，难民涌至，人心浮动，匪谍活跃。投机份子，乃藉之而兴风作浪。国际间之悲观人士，不时发出‘台湾之丧失，乃旦夕间事’及‘台湾之沦入共党手中，乃无可避免之命运’等等令人气短之报导。益以十月十七日，匪占厦门后之叫嚣，情况至为危殆！

此时台湾之军事力量，亦至为薄弱。台北仅有新组成之第六军，仅辖二〇七师与正在组织中之三三九师，及台湾警备旅。台南亦仅有一个八十军，其所辖之二〇一师一团已在福州失败，两团正戍守金门，此军仅有完整之二〇六师，与正在组织中之三四〇师。以上两军均系青年军，战斗经验较差，又系失败后来台整训者，故装备训练，两不成熟。此外尚有自上海撤退来台之五十二军（刘玉章部约八千人）及五十四军（阙汉骞部约五千人）人枪不足，“亦在新败之后”。李振清与于兆龙两部共约万人，镇守澎湖（李于新从福州厦门撤退来者。）故台湾之防守，实际上殊觉不足！

海南岛正处于混乱之中（详情不便多述）。舟山群岛为周奉璋将军辖下之七十五军（从上海撤退来者）及八十七军（青年军两师及九十五师）与丁治磐之暂编第一军（江苏保安团队所编成）。防区辽阔，兵力单薄，外围岛屿正被陈毅匪军之何以祥兵团蚕食中，情况亦至岌岌！

二、金门地区之匪我情况

陈毅匪军第十兵团叶飞，自陷我福建并夺取平潭、厦门后，即以其大部分集中金门周边，希图一如夺取平潭（登陆者仅五个步兵连，姜汉卿所云）厦门（登陆者仅七个步兵连，叶会西所云）之易，获取金门。该酋共辖二五、二八、二九、三〇、三一等五个军，除二十五军在福州三十军在闽中外，围绕金门者，共三个军，约十余万众。彼以轻藐之态度，纵知我十八军及其他军队已来或正来增援，亦毫不介意，冒然向金门进犯。

我戍守小金门者为第五军李运成部，辖二〇〇师（仅一千九百人）一六六师（由厦门退来不足千人）。戍金门者为第二十五军沈向奎部，辖四十师（主力损失于大登，仅余一〇八团）四五师（五六千余人）及临时配属之二〇一师（两团，六〇一雷开瑄六〇二团傅伊仁）四十师及四五师为空军警卫旅所编成，获得福建保安团队补充，其战力可以想像。二〇一师乃青年军，本辖于在台南之八十军，已在前节述及。又由汕头十二兵团派来增员之十八军高魁元，辖十一师、一一八师及四三师，十一师、一一八师乃十八军之主力，四三师初由交通警察改编而成，其实力与历史，详下文所述之十二兵团章中。上述之第五、二十五军，均归二十二兵团李良荣将军指挥。十八军则归当时负责厦门金门防务之最高指挥官汤恩伯将军直辖。

三、第十二兵团之简史及在当时之行动

第十二兵团乃是领袖蒋公所手创，黄埔革命军基本武力之一部。其前身为十一师、十八军，曾于历次革命战争中建立赫赫殊勋。尤其江西剿匪时代，在副总统陈公直接指挥下与奸共朱毛长期而又激烈搏斗，形成当时剿匪之主力，终且将之击溃。（毛周两奸匪曾于困处延安时，痛定思痛之余，公开承认‘为陈辞修将军所部击败’。）抗战胜利后，十八军整编为十一师。民国三十五年秋，重又驰入剿共战场，先后与刘伯诚，陈毅等股匪军战斗于苏鲁豫皖各省，以寡敌众，每战必胜。尤以鲁中、鲁西各役，使两匪为之胆寒，而都避其锋。民国三十七年秋，改编为十二兵团，临阵易将，量多质杂，（民国三十六年底，十一师升为整编十八军，辖第十及第十一两师，师各三旅九团，整编为十八军升为兵团后，十四及八十五两师加入，同时亦易名为军，旅升为师，军仍三师九团。）同年冬败于宿县蒙城间。三十八年二月改为第二编练司令部，收容所得，仅八千余人。所辖番号为第十军、十八军、及六十七军（刘廉一）人械两空，气势萧瑟。其时中枢无主，方镇率多自谋，各省亦不奉徵兵供粮之上命。琏为编练司令，奔走无门，谋求无成，不得已乃于二月底率部入赣，三月初得赣主席方天将军之支援，实施一县一团，一甲一兵之权宜措置。四月中得数万人，十八军、六十七军粗具规模。然奸匪于四月二十二日渡江，五月一日已抵鹰潭，十三日陷我司令部所在地之南城。此时第二编练司令部亦奉命改为第十二兵团，撤销第十军，辖十八、六十七两军。乃于南城、南丰、广昌、宁都、瑞金间，且战且练。适此时，福建之长汀、龙岩两区，及广东梅县区专员李洁之等叛变降匪，其属下县市保安团队亦纷起攻击我军。兵团在仓卒成军，训练未足，枪弹奇缺，粮秣匮乏中，又复腹背受敌，前后交迫。六月初琏奉领袖蒋公电召来台接受训示，蒙谕：以一部拒匪于南城广昌间，主力回剿闽粤叛逆。七月中，六十七军入粤，十八军入闽，不一月两区敉平，所得俘虏械弹，悉以充实两军，而新徵集之兵，亦因此种作战而得干练。八月底，赣东奸匪大举南下，兵团奉命集中潮梅，同时亦得江西保安团队与由闽来依之交警等之参加，乃扩充为十九军，共辖十八、十九、六十七等三个军。初奉命增援广州，兵未发而广州陷落。既又奉命以十八军增援金门。十月中复奉命率十九、六十七两军接替舟山之防务，六十七军前锋到舟山，十九军船团正过金门时，厦门已失，金门告急，乃又奉命率十九军进援金门。各部队正下船驳卸时，匪已向古宁头登陆。十九军乃在逐次下卸各别加入之情况下，走向战场，正在奋战之十八军，骤得此兄弟军之来援，精神为之陡长，士气更为昂扬，古宁头之胜利，十九军贡献殊有价值者此也。七日之后，六十七军行装甫卸，何世统将军率其本师与萧宏毅挽回登步岛之厄运，而击灭来犯之匪两团，是谓登步之捷。

四、古宁头作战经过之概述

琏于奉命移防舟山之时，由汕头入台，接受训示并明了状况。十月十七日，正与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林蔚将军谈话时，厦门电报局长，发来最后一次通话，谓‘匪军正进入市区，我军已终止战斗....。’林将军嘱琏少待再谈。不数日改命为福建省主席，接替金门防务，并由罗副长官卓英将军陪同前往布达。因交通工具关系，二十四日后夜始由基隆乘运粮船出发，二十五日下午抵料罗湾，风大浪高，无法驳卸，船系初次到金，海路不熟，不敢夜航，当晚寄宿船中。遥闻炮声寥落，意为隔岸炮战，初不知匪军已登陆来也。

二十六日晨船航金门湾，十一时到水头村，汤恩伯将军来迎谓已尽歼来犯之匪，残余即可肃清，一片乐观气氛。并称琏所部军队执行命令澈底，士气高昂，高军长魁元才能卓越，指挥得宜。琏于进入汤指挥所后，以职责关系，迅以电话询问负责指挥之军长高魁元将军，情况何似。高以沉重声调答，谓正在激烈进行战斗中，不能过早乐观，且迹象严重。高并盼琏速至前线，琏亦体会到高任军长不久，而作战部队又系两军混合而成，当然不能十分如意。故饭已在棹，乃饥腹而前，迳至金门西北角之湖南高地，但见安岐附近匪我争夺至烈，并有军师长等齐集于湖南高地。即向高军长询问我军部署，得知前线战斗中者为十九军十八师之五十四团（文立徽）十八军一一八师之三五二、三五四两团（唐俊贤）（林书乔）十九军十四师之四十一团（廖先鸿）正趁潮落之机会，由一三二高地向古宁头北山前进中。琏即决定前线之三各团及一一八师之三五三团统归一一八师师长李树兰少将指挥，限本日入暮前攻占古宁头，泯去匪军继续增援之企图，李师长迅即进入安岐前线。另为预防万一，令十九军军长刘云瀚布置一三二高地，迄龙口一县守备阵地。部署完毕，即严督猛攻，毋得却顾。各部队均频年随琏作战至久，上下信心至坚，闻琏已到前线，乃一鼓奋起，冲锋而前，枪炮声与喊杀声，交织而成一伟大庄严之场面。五十四团首先冲入西一点红高地，举旗欢呼声威壮烈。三五四团受此刺激，亦迅即夺下林厝而渗入古宁头之南山村。此时出现于战线后者，一为一队一队之俘虏群及伤兵担架队，一为一行一行之炊事兵及弹药补充队，穿梭交织于匪炮之疏稀射击中。直至夕阳西下，新月初升时，我三五二团及三五三团由战车领导，已使古宁头三面孤立，而三五四团正逐屋攻击古宁头村庄中困斗之匪矣。直至此时，琏始回顾，忽发现李良荣将军与日籍顾问根本专等，均在附近。罗副长官亦坐于琏之侧后，时以望远镜遥望远方。琏惊问：副长官胡为而来此？盖副长官仅负命令之布达，并无指挥之责任，殊不必冒险而伴琏等深入前线。副长官答谓尾琏而至，为时半日矣。琏即请示彼对当前之意见，答谓：可令前线澈夜攻击，不灭匪不休止，但吾等应回后方司令部计议尔后之作为，琏谨诺。副长官乃老于疆场而惯于大军指挥之宿将，其一切措置，已臻于炉火纯青之境际，琏能秉命而行殊感荣幸。当令十八军负军长刘景蓉少将，留现地继续督导前线之攻击。琏等随副长官回塔后之司令部，晚餐后，预立两案：一为本夜可以歼尽已登陆之匪者，则明日迅即调整防守之部署，要旨为十九军任岛西部十八军任岛东部防务，第五军附五十三团在小金门，一为若匪于本夜继续增援，而古宁头仍未被我攻占时，我应准备新锐兵力，如十一师及十四师等，明日继续攻击，并令该两师迅行准备。计议完毕，部署妥当，令高军长仍回湖南高地。此后询问状况，得知昨日之作战经过如次：

二十五日黎明，匪之船团在高潮顺风情况下，分由莲河澳头向我龙口迄古宁头间滩头进发。首先突破我二〇一师六〇二团六〇一团之阵地，迅即扑入虎尾山与观音亭山。不久其前锋即进至安岐浦头，雷开瑄拒止于一三二高地，傅伊仁扼守龙口以南，匪势至猛，而我之状况至乱。我预置于上下堡附近之一一八师，首以三五三团杨书田部迎头扑上，三五四团则沿湖南高地而北，杨书田部以一营钻入安岐海滩匪后，猛击匪之船团，使其混乱。其主力则趁黎明前之黑暗，钻入匪立脚未稳之观音亭山，当即攻占其地，最初获得大批俘虏。各团闻讯，士气为之大长。高军长更以下船未久之十八师五十二团（孙竹筠部）在前，十一师之三十一团尾随，由龙口沿海直攻匪之船团，并解除杨书田部第一营之被围。高军长又以十四师之四十二团（亦适才下船）由一三二高地攻击林厝，希望解除雷开瑄部尚在古宁头南山守备中之一部之侧背威胁。激战至晚，我孙竹筠部曾攻入西一点红，并完全烧毁匪之船只，掳获其船夫。一一八师攻占安岐，匪只在古宁头及林厝等处顽抗。本日之战斗我伤亡虽重，然俘获颇多，士气亦佳。高军长恐匪系以一部先在古宁头登陆，诱我主力于彼，匪则以主力进犯岛之东部，断我后方。故入夜后，除以一部（三五四团）抑留当面之匪，主力阴为集结，以备大变。同时亦待我四十团、四十一团及五十四团之下船。因此匪又于二十五日之夜中，续向外围扩展，致使我二十六日晨再兴攻势时，不得不从安岐以南开始。琏到湖南高地时，匪我正争夺安岐，而我军适占而穿过之也。琏闻此报告后，只惊问：何故不澈底消灭已登陆之已知数而期待其未登陆之未知数耶？设匪于昨夜源源增援而来，我军处境岂不危殆？然琏此时无暇检讨昨日之得失，但因此坚定本晚务必歼灭古宁头登陆之匪之念头，不时督促，以迄隔日之晨！

二十六日午夜十二时前后，古宁头村庄内之匪，被攻猬集于一二坚固房屋中。拂晓以前，李师长树兰在林厝以沉重而得意之河北口音向琏报告：古宁头村落内完全肃清，匪徒尽被生俘，计时约在限令之内，幸不辱命。琏亦以如释重负之心情告知曰：此之谓十二兵团之肖子贤孙！尔可以领重赏，享大荣矣！然彼亦未知此时尚有三千余待俘之匪军，及由厦门增援而来之一营，尚困伏于古宁头北之海岸断崖下，正进退不能，彷徨无计中。二十七日上午九十三十分我战车及步兵搜索前进时，突然发现此庞大之人群，当即令其投降，此辈见大势已去，抗亦不能，乃束手归降。此一三日之战争，亦于此时，宣告结束。此日我军在欢天喜地中，调整防务，呈献俘虏，缴战利品，状至忙碌，对于匪岸发来之泄愤炮弹，只觉其为贺祝礼节，而不感其有杀伤能力。下午陈长官躬莅前线，于由金门城向前线视察时，忽有一队约百名之匪军，武装齐全，自山涧间跃出，未经包围战斗，彼乃自动解除武装，可为当时战场上混乱情形留一写照。又不久孙立人将军亲率中外记者数十人，亦出现于战地各角落，尤以美籍记者为多。盖孙将军欲以事实使中外人士亲睹台湾新军之威武（指孙之麾下军队即八十军），而确信彼可保卫台湾并进而光复大陆。琏虽未置一辞，然觉孙将军之用心，实亦良苦且至深远也！

五、对此战一般问题之观感

（一）匪军何以败？在一“骄”字。陆逊书报关羽有言：战捷之后，常苦轻敌，古人仗术，军胜弥警，诚千古之至理，但易为一般人所疏忽者。大军人而谈修养，即在于此大胜后之‘怯时’也！实则古人‘行百里者半九十’，‘作始也简将毕也钜’，‘兢兢业业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其理固不独常人为然，军人亦未可出其范畴。叶飞等匪徒第知马克斯，列宁教条，曾未熟读中国典章，况在意外之胜利以后，进占平潭、厦门又如斯之容易，殊亦难怪其如是之轻忽！

（二）我军何以胜？在一“勇”字。国父曾谓勇者不惧，即不怕死也。夫人皆乐生恶死，何独军人不怕死而轻于搏斗耶？欲根就此一问题，是乃千古兵家不传之奥秘，能将庸将所分野者也！今人恒谓‘士气高昂’‘三军用命’殊不知此诚言之也易，而致之也则极难。文信国之从容就义，史可法之慷慨殉节，求之于英雄豪杰，圣哲贤达则易，求之于一般人如兵卒者则不易。然则十二兵团，何为而在仓卒成军，械弹两缺，装备不全，饷糈匮乏情形下，尤其大局极端危殆，友军纷纷败亡时，仍能死勿去，奋励无前，不但不怯战，而且能战胜。以琏个人之体察，三要素所以使之然也。所谓三要素者：第一、领袖蒋公伟大精神之感召。第二、陈辞公正确领导所树立之基础。即一般之所谓优良传统，此中实以公正精神为其核心，具体言之，即‘人事公开’‘经济公开’‘意见公开’能行之不怠不辍也。第三为干部优秀忠贞，才识之士，均乐于以兵团为家庭，同心同德，生死与之，兵随将转，遂形成人皆以苟活为羞贪生为耻之风气，宜其颠跌不破，临难不苟，终能战胜攻取也。

六、忠勇事迹

（一）高军长魁元乃头脑清晰，才堪济实之军人，由于公正作风之澈底执行，极得全军之人望。李师长树兰久历戎行，惯于征战，曩昔屡建殊勋。尹师长俊向称胆大心细，用兵机敏。刘军长云瀚乃一热血男儿，天津失败后，被难来归，久思前雪耻辱。罗师长锡畴亦一沉默寡言，热情洋溢之将领。在此战场中，彼等同心协力，精诚无间，又能接受李良荣将军之命令，并与沈军长向奎、郑师长果等不分彼此，益以团营长等尽多俊杰之士，‘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而又皆忠诚之俦，宁不胜乎？

（二）十二兵团在战胜之后，不特以虏获于匪徒手中之二〇一师。被俘之人枪悉还于二〇一师且以所有之战利品及俘虏均缴于二十二兵团李司令官良荣将军（除二〇一师自行携回缴孙立人将军外）使李于交防回台后，得有所表现。其战斗详报，亦由李将军草报上峰，十二兵团不提一字。此种有功不居，让功友军之美行，实已实践其创始人陈辞公“不称功”之训条矣。

（三）琏每钦仰李良荣将军之清高风范。古宁头之战，最初彼乃负责指挥者，琏之负责仅为二十六日上午十一时以后，但彼始终不言一功字，亦不提一劳字。人有以金门战事相询者，彼则不称功而让之于十二兵团。固然当时之军制，兵团乃最大之行政及战术单位，各兵团均有其建制之军师，如第二十五第五两军属二十二兵团，十八、十九两军属十二兵团者然。但在琏未到金门之前，十八、十九两军曾均归彼指挥。夫晋之灭吴，隋之灭陈，当时名将若贺若弼，韩擒虎、王浑、王浚等，犹不免于争功诿过，甚至于涉讼于朝。独李长荣将军则能矫正古人。推功让名风范，宁可勿留传千古耶？况俘虏武器均由彼呈缴乎？当时固有一小部军队，以其虏获战利品直接呈献于其直属长官，而又在台湾大开展览会，以宣传其战功，其量小易盈之态，以与李将军之高风亮节相较，其差何啻霄壤？世人每以古宁头之功使十二兵团得享，琏则以应勿忘李将军也！

（四）四十二团团长李光前上校，籍湖南，军校十七期毕业生，貌极英俊，而行则勇猛，昔曾屡雄于阵，战功累累，在此作战竟以身殉。战后琏查询其阵亡之原因，其团一班长告琏曰，予等之武器，乃收缴于福建广东叛变之保安团队中，腐旧不堪用。予营只五挺轻机枪，两挺打不响，三挺不连放，团长见火力不能压倒敌人，遂决计白刃冲锋，但兵又新集伏地不应，团长率先冲上，因而阵亡！其人之忠，其行之烈，迄今仍使人每饭难忘！

（五）三五三团营长陈敦书，奉命冲入匪正下船之滩头，遭匪围攻，酣战不舍，使匪下船之后，无法获得充裕时间已行恢复建制，构成通信，其功至伟，其行亦至壮。古有一身是胆之赵云，及百骑劫营之甘宁，今则陈敦书其人其事，虽终至亡身，然其精神应当垂之千古，一如赵甘者然，琏每以麾下有此种人才而自豪。

（六）十八师五十二团团长孙竹筠沿海滩横截而入匪后，烧其船只，虏其船夫，虽遭重大之伤亡，而其人及其部曲之勇敢骠悍作为，十足以致匪之死命，而扼止其源源而来之援兵。其功至伟，其人至忠且勇，可以证之。孙团长贵州人，慎于言而敏于行，不可多得之人才，曩亦屡建奇功者。

（七）三五四团于二十五日黎明时，增援前线之行动中，新兵闻枪声及弹掠过，群皆伏地不起，干部们督之不前，率之不动，携此则彼逸，顾彼则此失。营连长无计，乃集合每一连之老兵四十余人，以短枪及白刃而上，暂时不理此辈新兵。攻击成功，且押回俘虏通过原地，新兵见状，勇气陡增，蜂涌而前，各自回队，一天之后，彼辈亦成能征惯战之军人矣。此种穿插中之佳话，固为战地初旅者之必有现象，然此等优秀之干部，其机智与其勇气，实应永志毋！

（八）古宁头战前，匪攻戍守大登岛之四十师（欠一〇八团）状至危急。十一师三十一团陈以惠团长，奉命增援，比乘舟到达，匪已攻陷此岛之大部，四十师之后路被断。该团下船后，迅即冲锋，摧开一条通路，四十师师长乘机撤退。该团仍奋勇混战企图挽救友军，迄后始知除退却者外，岛上友军已尽被消灭，不得已固守一角落待命，命令到而又战至潮落，（乘舟被撤退者乘去）涉水入小登而角屿，始由十八军船救而还。行伍整齐，临危不乱，伤亡相当，而士气仍高。故能于二十五日之黎明随五十二团之后，依旧进入战场，从事激烈战斗。琏虽未录其功，然衷心每钦佩此团之英勇战斗精神。

以上八点乃其荦大者，外此者尚不知有若干之无名英雄，在此一艰难困苦之场合中，尽其应尽之职责，或又树立足以扭转危局之契机。此辈人等在不称功不诿过之训条下，既不欲揭人之过，又不愿耀己之能，故亦无法一一查考而记载之。琏心感而苦于无以为报，故在金门榜林建立一无名英雄像，聊示崇敬之意。更于阵亡将士墓前建一无愧亭，以安慰此辈已死未死者之心灵。听鼓以思将帅，载在礼经。干城而重公侯，垂诸师训。古人之崇功报德，所以励来兹而正天地之气，勉后进以致人心之和，此实放之四海而皆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之大道。琏特列此一章，以呈献于我部长之前，英明之部长，其一笑而宥之乎？

七、此战可为未来反攻复国战争之参考者

（一）朱毛奸匪固可击之始败也！琏每默思战争之道无他，敌强我更强，敌败而我胜，敌弱我更弱，敌胜而我败。朱毛奸匪之本质，中国人也，其将其兵，及其凭藉，亦皆中国之人与中国之社会背景也。况其对人号召之主义，未若我三民主义之能应乎人心适合国情，其领导人物，又未若我领袖蒋公之英明正大使人乐戴也。其将帅若陈毅、林彪等亦未强于我方之将校也。我果能自强不息，以奸匪为目标而深自砥砺奋发，一切立论措施，均以战胜奸匪为本，不自怯，不自卑，不旁务，不杂念。则奸匪之一时幸胜，而又倒行逆施不已，安有不被我击败之理。数千年之道统，数万万之人心，蔚凝而成之中华国魂，均乃吾人最大而独有之凭藉。古宁头之小试，可以事实证明之矣。

（二）以中国大陆为战场，以朱毛奸匪为对象，军队之装备不必尽求合乎美军之标准。除一部攻坚摧固之重装备外，大多数军队均宜以精练轻装为主。换言之，即不求火力之压倒敌人，而在能以机动求得敌之弱点，骤然击之，使其溃败也。近代兵家每以火力机动之协调为其理想，而从事决定其军队之编装与训练。盖有火力而无机动，则马其诺阵地可以证明其无用。但若有机动而无火力，则遇坚而阻，遇险则覆，必将陷于有气无力之境际。然若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时，琏意宁可牺牲若干火力，而求机动能力之保持。兵法有“不能战则逃之”之条。俚语又有“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之句”。“兵来将挡”庸将之策也。“死守待援”被动之极也。用兵一如用钱，资本小而能活跃于大市场，庶可以言善贾，多财安可以谓之善贾耶？吾人若一按南中国之地形，以及目前匪区之人心，更计算到匪军之将校，与其军队之装备训练，尤其检讨韩战时美军之处境，美军不愿在北越与寮国作战之因素。则精神团结，意志统一，装备轻捷，训练精良之军队，实为进军大陆，胜匪困匪之主要武力。此亦可证之于古宁头之战，盖我军装备不佳，人数不多，但以精练之干部取胜也。

（三）奸匪之所恃，以琏个人与其长久作战之经验，不在其数量上之人海，更不在训练与指挥之优良，而在其政治组织力之强固，因而与之俱来的匪区组织，亦即一般人所称之战争面。我军一入其中，尽为其洞悉无遗。....古宁头之战，彼入我方之地区，故情报不灵，乃至失败。故我军今后进军大陆，置身匪区，如何破坏匪之战争面的控制，及如何巩固我的占领地区，尤其在情报方面，使匪与我立于同等地位，而不专让“匪明我暗”之情况常存，实是反攻问题中之先决问题。

（本文摘自胡琏《泛述古宁头之战》）

《胡琏：古宁头及登步岛之战的若干回忆与杂感（外一种）》报道：

9月下旬翻阅台湾主要报纸，换位思考一下头版头条的醒目大标题（i.e.：“江泽民：不能承诺放弃对台动武”），因而想起台海战争打打停停，却也拖了50多年了！

于是便有了“台海战争烟云录”这一小系列。

在21世纪初的今天看来，以中国共产党反政府武装进攻力量被歼灭而告终的古宁头及登步岛之战，无疑有着作为20世纪50年代台海战争前哨战的历史意义。虽然两次战斗并不是如“徐蚌会战”般的大规模战斗，但在国民政府及其武装力量在中国大陆全面败退之际，这两次战斗的胜利显然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对国民政府及国军遏制心理崩溃有着重要作用，我觉得这才是古宁头及登步岛之战真正意义所在。

本次发布的王禹廷校胡琏亲手所著关于记述古宁头及登步岛之战若干回忆与杂感的《泛述古宁头之战》全文，是原作者为了对国民党官方舆论表达一定异议而作。这如同中国共产党官方编写的红军正史，四方面军的若干“老同志”难免有意见一样——“官书”本无足怪。

胡琏所著《泛述古宁头之战》（此为发表时标题），原刊《传记文学》杂志（台北）第31卷第5期 (1977年11月总第186号)和第31卷第6期（1977年12月总第187号)，原分两次连载完毕。

鄙人除将《泛述古宁头之战》原文繁体字转换为简体字外，对正文全部内容未作任何改动。为读者一目了然计，收入系列发布时，名之为《古宁头及登步岛之战的若干回忆与杂感》。同时声明，因本人精力不逮，未能逐字核对原文，不敢言无一字无误，如欲引用，请以刊载原文之原始纸介质载体内容文字为准。

胡文之后，另附中共有关主将叶飞的有关回忆，命之为《回忆金门战斗》，以为更全面参考。叶飞的回忆文字，是以《传记文学》总第333号《共军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首次公开检讨「金门失利」》所转载大陆原出版物内容为发布底本，未经核对大陆原始文本，特此说明。

胡琏简介

胡琏（1907——1977），陕西华县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其后，由国军下级军官开始军旅生涯。1944年，出任国军第18军军长。1948年，任国军第12兵团副司令官，参与国军“徐蚌会战”。会战失利后，于1949年2月出任重建的第18军军长；5月，任恢复番号的第12兵团司令官。之后，出任金门防卫司令部司令官，兼任中华民国福建政府主席，继续率部对共产党反政府武装作战。国民政府退台后，历任陆军第一集团司令、金门防卫司令、陆军副总司令等军职及国民党多届中委，最后军衔为一级上将。

（三）

《叶飞：回忆金门战斗》报道：

金门战斗准备工作中的失策

一九四九年刚解放的厦门，像所有刚解放的大中城市一样，问题成堆，乱麻一团。厦门市委无从措手，二十万人的供应问题很突出。由于闽南地区人多地少，当时全年收成粮食只能维持四五个月，本来就十分紧缺。开春以来，六七万国民党军溃退到泉、漳、厦，横征暴敛，更加缺粮少草，贫苦百姓连糠菜也吃不上。而且刚得解放残匪还没有肃清，社会秩序还不稳定。我们的地、县政权，刚刚挂出牌子，一时还很难发挥作用，自顾不暇，难以支持厦门。何况厦门市委也无权指挥泉州、漳州两个地委。「民以食为天」，厦门存粮匮乏，粮食又运不来，接济不上，吃不上饭。人心不稳。特别是燃料更成问题，甚至出现了拆地板当柴烧的现象。情况的确严重，我只好应厦门市委的要求，把兵团指挥所山同安移驻厦门，主持接管工作。当时燃眉之急是解决粮食、燃料问题，我责成兵团后勤部在十月底前筹措大米四百万斤、柴草六百万斤，保证部队和城市居民的粮草供应；并通知泉州、漳州两地委全力支持厦门。

事后表明，金门尚未解放之时，我即将兵团部移驻厦门，这是一个失策，因为这影响了解放金门的准备工作。当时我如果派刘培善去厦门协市委主持接管工作，我和兵团部仍驻同安，掌握全局，两方面就可以兼顾了。我为什么发生这个失误呢？这是因为轻视了金门，认为金门没有什么工事，金门守敌名义上是一个兵团，即李良荣兵团，实际只有两万多人，而且都是残兵败将；厦门是有永久性设防工事的要塞，守军是汤恩伯集团，兵力充足，已被攻克了，于是就认为攻取金门问题不大。而厦门是通商口岸，如果接管工作不搞好。发生混乱，影飨很大，对海外都有影响。所以我作出将兵团指挥部移驻厦门、协助厦门市委主持接管工作的决定，而把解放金门的任务交给二十八军的首长执行。

二十八军部署于莲河、大嶝岛、小嶝岛、石井一线，进行攻击金门的准备工作。该军是山东队，没有海岛登陆作战经验。福州战役结束十兵团南下时，我有意让这支部队受些海上航行作战的锻炼，由海上进军，首先攻占福州以南的平潭岛等沿海岛屿。二十八军平潭登陆作战比较顺利。平潭岛上有我党领导的游击队，五月间曾一度攻入平潭县城，群众条件较好，登陆部队有游击队员带路。二十八军于九月十二日开始发起解放平潭的登陆作战，首先攻占平潭外围的大小练岛、草屿，十五日晚总攻平潭本岛，平潭敌守军一个师，我军登陆后就把敌人打垮，大部分敌军被我俘虏，只有一个团守在一个小岛上。第二天，台风就来了，我军的船只都刮散了，好在敌人的船只也被刮散了。我军后续部队虽然上不去，但是敌人也无法增援。我军登陆的部队已有一个师部、两个团，终于全歼守敌。二十八军这次登陆作战前后，都没有遭到敌机轰炸。本来这一仗的经验教训还是不少的，但是打了胜仗后，就不注意总结经验教训了。

当时在沿海登陆作战，关键在于船只，没有船只，部队根本就无法渡海登陆作战。这个经验在渡江作战时就有了。而渡海作战比渡江作战更为复杂，例如台风和潮汐的问题，我们当时没有这个经验，后来吃了大亏。

我军占领了泉州、漳州之后，三十一军位于漳州，二十八军、二十九军位于泉州，分配了三个军征集船只的任务，准备渡海攻取厦门、金门。预定作战方案是同时在厦门、金门登陆，二十九军、三十一军两军攻取厦门，二十八军攻取金门。由于船只不够使用，因而渡海作战时间一延再延。直到二十九、三十一两军船只已搜集差不多了，可以发起登陆作战了，二十八军船只还没有征集好，只好决定先攻取厦门，待二十八军准备好船只，再攻击金门。

我军由福州南下时，二十八军军长朱绍清、军政治委员陈美藻都因病留在福州治疗休养，因此二十八军由副军长和军政治部主任负责指挥。我在离开同安进入厦门时，专门找了这两位同志来兵团指挥所交代攻击金门的任务。我向他们详细介绍了登陆作战解放厦门的经验教训，提醒他们要注意敌机轰炸船只；告诉他们，登陆作战胜败的关键在于首先登陆攻占滩头阵地，然后迅速构筑工事，准备击破敌人反扑，巩固登陆滩头阵地，待后续部队全部登陆集结之后，才展开向敌纵深发展。鉴于二十八军有一个师留在福州，又决定抽调二十九军的主力师加强他们。并要他们力争在一个星期之内，作好一切准备工作，以免时间拖得太久，情况发生变化。我和这两位同志谈了三个小时，他们表示坚决按我的指示办。

二十八军领导确也努力做了攻击金门的准备工作，在西迄厦门湾，北至泉州湾的一线上，协同当地党政机关搜集船只，但因航程较远，风浪很大，再加上敌机袭扰，船只集中不易。以致迫不得已，一再推迟发起战斗的时间。

战机、战机，作战一定要抓住时机，战场情况瞬息万变，错过时机，整个形势也就可能发生变化。

大、小金门原有守敌为季良荣约二十二兵团，共约两万余人。除第五军防守小金门外，大部分兵力守备大金门。大金门的守备重点在西半岛。这岛，位于厦门以东约十公里，北距大陆约九公里。岛长二十公里，宽十四公里，形似哑铃，分东西两部。东半都多高山，西半部多丘陵，北岸琼林至古宁头段大部为沙质硬滩，礁石较少，易于登陆。

敌军是遭受我打击过的部队，所谓第五军已不是丘清泉的那个第五军，而是重建的；由于我军神速解放厦门，更便他们丧胆。看来胜利是有把握的。

攻击金门失利的经过

十月二十四日中午，二十八军电报报告当晚要向金门发动进攻。时间紧迫，我马上召集兵团作战处长、情报处长和有关人员开会，分析情况。

当时我们已经知道蒋军十二兵团（胡琏兵团）已乘船撤出潮汕，去向不明。我查问胡琏兵团是否已到达金门？参谋人员回答说，胡琏兵团在海上徘徊，尚未到达金门。就在这时，机要人员送来一份情报，是胡琏向台湾蒋介石请求撤回台湾。可惜这份电报是昨天的！蒋介石的回电是严令胡琏按照命令执行。但蒋介石的这份回电，我们当时没有截到。我分析胡琏兵团的行动有两个可能，一是增援金门，一是撤回台湾；可能是蒋介石命令胡琏增援金门，而胡琏不顾意，所以打电报给蒋介石要求撤回台湾，因而在海上徘徊。趁胡琏尚未到达金门之时，发起登陆，攻取金门，是最后的一个战机，如再延误，金门情况就可能发生变化。我经过反复考虑，最后批准了二十八军开始攻击金门的战斗。

当天黄昏，二十八军发起战斗。二十八军得到二十九军一个主力师的加强，攻击兵力是足够的，但是到这时搜集到的船只仍然不够使用，一次只够运载三个团。二十八军先头登陆部队两个团和二十九军一个团于二十五日二时前后，在约十公里的正面上，顺利登陆，夺取了古宁头滩头阵地。我接到登陆成功的报告，也就放心了。

谁知登陆后就发生了问题。二十八军一个团于蓝厝至龙口段登陆，另一个团于湖尾乡登陆，二十九军一个团于古宁头及其以东地段登陆，但是，没有一名师的指挥员随同登陆指挥。登陆部队也没有先巩固滩头阵地，只留一个营兵力控制古宁头滩头阵地，就分两路向敌纵深猛插，把纵深敌人李良荣兵团击溃，一直向料罗湾方向追击。

这时，胡琏在蒋介石的严令之下，已经进到了料罗湾，并且已有两个团在料罗湾登陆，其余队正下船向科罗湾集结中。我登陆部队脱离古宁头滩头阵地已达十多里路。胡琏看到这情况，不能不拚命了。他下死命令将该兵团先头到达的第十八军加入战斗，来了个反包围，又派迂回部队占领了我军古宁头滩头阵地，切断了我军后路。我登陆部队使用的船只因潮水退落，在古宁头海滩上搁浅，被敌人全部击毁。二十五日晨，敌以第二0一师、四十五师及第十八军等部，在飞机、军舰火力支持及坦克伴随下，向我登陆部队施行连续反击。我各部同敌人激战终日，伤亡很大。

二十八军手里还有四个团，靠得很近，但没有船，过不了海，无法增援。我二十九、三十一两军也没有船，无法增援，只能隔海观战。原来预计当夜第一次运送第一梯队三个团登陆，船只返航后再运载后续第二梯队。但是，第一梯队所用船只因潮水退落，在海滩上搁浅，无法返航，遭敌海空军扫射轰炸，全部损失。第二梯队无法增援！

我登陆部队英勇苦战，二十六日晨仍在双乳山、乳山激战。

兵团部为解登陆部队之危，下令紧急动员船只，但毕竟由于时间太紧和老百姓手上的船只太少，仅仅征集到能输送将近两个营的船只。二十六日三时，运送四个连于湖尾乡登陆，歼敌一部。但因众寡悬殊，遭敌包围于滩头阵地，苦战终夜。到这时，我们手上一条船也没有了，只好徒呼奈何？眼睁睁地看着部队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奋力坚持而又束手无策，当时的沉痛心情真是难以描述。

二十七日，我军与岛上部队完全失去联系。二十八日下午三时，岛上枪声沉寂……。我第一梯队三个团英勇顽强，苦战三天三夜，伤亡殆尽，无一人投降，被俘的都是一些伤员。壮烈牺牲的同志拚死作战的精神令人敬佩！二十八军不愧是久经考验的老部队，却因我们指挥员的失误而遭到重大损失，真是惨痛的教训啊！这一仗，我军损失了近一万人，成建制部队的覆没，在我军历史上是少有的。敌人的伤亡更为惨重，据台湾报纸透露，共伤亡二万六千多人。蒋经国战后上金门「慰劳将军将士」，也不禁哀叹：「俯瞰全岛，触目凄凉，车至汤总部途中，尸横遍野，血肉模糊。」可见金门战斗之惨烈！

攻击金门失利的经验教训

攻金失利，全军震动。第二天，二十八军副军长和政治部主任来厦门见我，面色惨白，失声痛哭。我说：「哭什么？！哭解决不了问题，现在你们应该振作精神，鼓励士气，准备再攻金门。这次攻金失利，我身为兵团司令，由我负责，你们回去吧。」他们两人回去后，我就起草电报，报告华东军区陈毅同志并报中央军委，请求给我处分。陈毅说：「现在的问题不是处分什么人的问题，而是接受经验教训。」中央军委也没有给我处分，命令我准备再攻金门。

金门失利，中央军委和华东军区虽没有给我处分，但我思想包袱很重，只有积极准备再攻金门，立功赎罪。一九五〇年，美帝国主义大举侵略朝鲜，中国人民志愿军准备入朝作战，抗美援朝。中央、毛主席来电，解除福建前线再攻金门的任务，集中全力剿匪，限期肃清福建境内一切成股土匪。这样，我就失去了再攻金门、立功赎罪的机会，思想包袱更重了。我再次直接打电报给中央、毛主席，请求给我处分、毛主席说：「金门失利，不是处分的问题，而是要接受教训的问题。」

那么，攻击金门失利的经验教训究竟是什么呢？

最重要最主要的教训就是，当时蒋军有海军，有空军，而我军没有海军，没有空军，渡海登陆作战仅仅使用木帆船，空中没有掩护，海上也没有海军支持，客观条件是欠缺的。渡海攻取厦之战，第一批登陆部队使用足够装载八个团兵力的船只，在敌空军轰炸下，损失相当大，已经非常危险，幸而克服了这个危险，顺利攻克厦门。好事往往会变成坏事，我们因攻取厦门的胜利，而没有重视渡海作战中的困难，没有接受这个教训，结果在攻击金门中碰了钉子。所以，指挥员尤其是我的轻敌，是金门失利最根本的原因。

从这一战斗具体组织指挥来说：

攻金失利的第一个教训，就在于船只不够，只能一次运载两个团，而这么少这样宝贵的船只，又在第一批登陆后搁浅在海滩上，全部丧失，以致后续第二梯队完全无法登陆。渡海登陆作战没有船只，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意味着丧失战斗力。

其次，攻金失利的第二个教训，就是违背了渡海登陆作战的规律。渡海登陆作战，无论你兵力多大，首先要夺取和巩固登陆滩头阵地，然后才可以向纵深发展。金门失利恰恰是违背了这个规律。二十八军登陆，首先夺取了金门古宁头滩阵地，这是对的；但是，第一梯队登陆部队没有立即构筑工事，巩固滩头阵地，后续第二梯队尚未到达，只以一个营兵力控制古宁头，就向纵深发展，又犯了违背渡海登陆作战的规律，犯了兵家之大忌，怎么能不失利呢？这是以血得来的教训，如果我们能真正接受这个教训，攻金失利这一坏事就可以变为好事。

攻金失利的第三个教训就是，第一梯队三个团的兵力登陆，竟然没有一名师指挥员随同登陆直接指挥，这也是我完全没有预料到的。

具体指挥中的问题，也不都是前线指挥员的责任，兵团的指挥机关，首先是我，也负有责任。教训确实是深刻的！

后来听说，台湾把他们在金门的「大捷」吹上了天，又是著书立说，又是拍电影。其实，以两个兵团围攻一个师，又有海空军的绝对优势，而且是在无法突围的海岛上作战，这并不算什么太大的本事。

我已经谈了我对金门失利经验教训的看法，但我们接受这次经验教训的认识不能仅限于此。我们不能仅从微观上接受教训，还应该从宏观上体会这次教训的更重大的意义。那就是在现代战争的条件下，没有制海权、制空权，要实行大规模渡海登陆作战是非常困难的。五〇年代初，在我海、空军还处于劣势的条件下，仅仅靠木帆船，要横跨台湾海峡，解放台湾，现在来看，恐怕是会吃比攻金失利更大的苦头的。金门失利之后，接受了教训，头脑清醒起来。可以说，攻金失利这个坏事变成了好事。接受攻金失利的经验教的真正意义，也许就在于此。[以上叶飞回忆内容完]

关于胡琏《泛述古宁头之战》的背景及其他

不知道是不是我在“台海战争烟云录”开篇发布的有关按语中的行文，让某些读者有所误会，并使其中对有关历史本有成见的读者以为与中共军队金门战事主将叶飞的提法相对，鄙人是以胡琏为国军古宁头之战的统帅，故以两人文章一并发布。果误会如此，则写几句话来澄清还是必要的。

首先，读过一定必要数量国军与共军双方台海战争历史文献的人，对于古宁头之战，都应该清楚战事最激烈的时候（25日），胡琏不在岛上（战斗开始于24日黄昏，胡琏则正如其自道，是26日午前才上岛，午后始抵前线。），虽然防守主力是属于他统辖的部队，但他未上岛之前并没有指挥其部作战。在攻击国军的共产党军队由攻势受挫而转入负隅待援之际，胡琏才赶到岛上。以此而言，胡琏并不是古宁头之战完全意义上的主帅。但由于主力部队是胡琏部，所以战后国民政府官方将荣誉大部归于胡琏，而汤恩伯的战功则被估低了。因此，我素来并不认为胡琏是古宁头之战的主将，更不认为他的回忆与全程参与指挥的叶飞的回忆可对等视之。将叶飞的回忆文章作附录，只是为了便于读者全面了解战事，绝非意在等量齐观胡、叶在战事中的作用。

其次，全程参与古宁头之战的国军将领如高魁元等均在战后写有回忆文章，国民政府在台湾更是编有多部古宁头及外海作战历史文献，蒋中正在台时代的专业研究者也出版了多种专著。由于前述全程参与古宁头之战的当事将领大多写有回忆文章，未能全程参与战斗的胡琏在写有关战事回忆杂感时只谦称其文为“概述”、“泛论”，以不夸大已功，这正是写历史回忆时应有的态度。而且，胡琏写此文是为了补充与纠正他认为战后在台湾出版的官私文献、论著中的某些不符历史实际情况的说法，并不是以写一篇记述作战过程为目的的文章。因为他本人认为全程参与古宁头之战的国军将领在战后已把当时的基本情况谈得较多了，未全程参战的他除了在某些部分能补充并纠正一些不尽属实的说法外，别无可谈。他写《泛述古宁头之战》的目的，更多的是为了谈此战事在当时环境下对国军、对国民政府的意义，其中回忆只是为了立论的需要，目的并不在此，故很多细节略而不提。在此意义上，他的文章性质与叶飞是不一样的，后者是正式的作战回忆，而前者不是。而且，即便是胡琏抄书写一些战斗部署细节，恐怕也还是不如全程参战的国军其他一线指挥官和统筹作战的主官的回忆来得准确和对个人有意义，这一点，从其他材料来看，胡琏显然是有自知之明的。

其实，读过一定数量全程参战的国军将领有关古宁头之战的亲历回忆的读者，对胡琏这篇文章的性质自然明白。而有读者若说对胡文“失望”，鄙人以为除误会在下发布安排外，恐怕还是与对有关历史文献与历史事实不熟悉，对历史人物的定位过于主观的缘故吧！

最后，历史当事人特别是军政要人写历史回忆，平心论自己的功过最不易。而“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渲染自己并不清楚的事，则应是写作的基本态度。由于胡琏并非全程参与古宁头之战，所以他在他的回忆中并没有把自己写成一位力挽狂澜的人物，对自己没有亲历的战斗，也只做转述而没有铺陈，以避免夸大自己在战斗全过程中的作用，更不乐于高谈没有切实根据的细节。这比叶飞对战事细节进行编造显然要客观——例如并不在战场的叶飞振振有词的说：

“二十八日下午三时，岛上枪声沉寂……。我第一梯队三个团英勇顽强，苦战三天三夜，伤亡殆尽，无一人投降，被俘的都是一些伤员。”

叶飞上述的说词正如国民政府方面出版的不少戡乱战争文宣文章里，不免夸大一些国军部队将士“坚贞不屈”一样，都是经不住比对幸存者自述等一手历史证据的。

此外，叶飞所谓“其实，以两个兵团围攻一个师，又有海空军的绝对优势，而且是在无法突围的海岛上作战，这并不算什么太大的本事。”更是为自己统筹失误开脱。毕竟，“以多打少”的作战本是共产党武装在中国内战中对付国军最得心应手的本领。而声称国军有“海空军的绝对优势”，则 “小米加步枪”的文宣神话所渲染的精神又跑哪里去了呢？至于“无法突围的海岛”，是登陆船只全都被打坏了吗？当然不是！所谓“无法突围”——在进攻一方主要是不能利用剩余船只，很大程度上还是进攻部队指挥者及统筹安排进攻部队诸事宜者措置失当的必然后果。

至于叶飞谈金门失利文章的最“实在”的部分，鄙人以为是下述文字：

“我们不能仅从微观上接受教训，还应该从宏观上体会这次教训的更重大的意义。那就是在现代战争的条件下，没有制海权、制空权，要实行大规模渡海登陆作战是非常困难的。50年代初，在我海、空军还处于劣势的条件下，仅仅靠木帆船，要横跨台湾海峡，解放台湾，现在来看，恐怕是会吃比攻金失利更大的苦头的。金门失利之后，接受了教训，头脑清醒起来。可以说，攻金失利这个坏事变成了好事。接受攻金失利的经验教的真正意义，也许就在于此。”

对50年代台海战争各方材料特别是大陆方面材料熟悉的读者，以叶飞的这一节文字结合其他资料，对中国共产党政府文宣系统从小灌输给大陆青少年的所谓“美帝阻挠解放台湾说”所掩盖的某些历史真相是什么应该是很清楚的。

总之，鄙人以为，任何对历史文献有一定鉴别能力的人，阅读历史文献，特别是在不了解写作背景的情况下，不应在某些无关宏旨而对阅读者可有可无的文字上吹毛求疵（如国共将领对各自“伟大领袖”的溢美之词），而是要把握其中对正确分析历史问题最有价值的部分。当然，如果是舍本求末者，那就另当别论了。

谢选骏指出：人説“金门战役（古寧頭戰役）”——我看此戰雖小，卻是類似古代的淝水之战——划定南北朝正式分界线。換言之，古代南北朝的淝水之战，捍衛了第二期中國文明的正統基地；现代南北朝的古寧頭戰役（金门之战），捍衛了第三期中國文明的正統基地。

（另起一页）

书名

硅基时代第二十六卷

Silicon-based Era Volume 26

汉

Han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Lulu Press，Inc.

3101 Hillsborough

St.Raleigh，NC 27607—5436 USA

免费电话1—888—265—2129

国际统一书号ISBN:

定价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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