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4日星期五

谢选骏全集第324卷 神 Mystery

 硅基时代第二十四卷

Silicon-based Era Volume 24


神

Mystery



2024年8月第一版

August 2024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324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324


（另起一頁）



内容提要

中文的“神”（Mystery），具有多重含义；比中文的“上帝”更加丰富，本书就通过七十篇文章的题目，来展示“神”字的内涵所具有的多种维度。


Executive summary

The Chinese word for "Mystery" (deity) has multiple meanings; Richer than the Chinese "emperor of heaven", this book uses the titles of seventy articles to show the multiple dimensions of the connotation of the word "Mystery".



（另起一页）



【目录】


01、“神棍”、“神汉”，必须是神职人员

02、2019年是个神秘的年头

03、不要浪费工匠精神

04、党官的儿子都有精神病

05、德桑蒂斯退选缺乏献身精神

06、第四权的自我神化无药可救

07、翻墙就是反抗长城精神

08、高能中微子是否神秘现象的媒介

09、股市就是精神病院，股民都是精神病人

10、顾准的内在限度在于无神论

11、国家制造精神病院

12、国家就是精神病院

13、见佛杀佛——佛是屠夫不是神

14、开明专制明神宗

15、科学离不开神话

16、科学证实了《创世纪》“起初神创造天地”

17、空寂的神殿与个人的崇拜

18、昆仑山的神奇还有科学依据

19、离开了对神的敬畏，一切罪恶都是有可能的

20、略论中国精神的日益贫困——《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叠加一起还不够一人一字

21、明神宗万历是躺平的鼻祖

22、牛顿虽像康德一样没有生物后代，但是他们的精神确实不朽

23、欧盟也不敢再去拥抱无神论的瘟神了

24、钱锺书神话还是钱锺书鬼画

25、人兽同体的神话再现于医学

26、三星堆里的古史神话

27、上海居民沦为牛鬼蛇神

28、神不如仁的无神论时代

29、神父就是和尚

30、神话生命的基本特征

31、神话学不该为政治服务又不得不为政治服务

32、神圣的不可能是喜剧

33、圣经传说与两河神话

34、斯大林的神学很不及格

35、天地会与孙中山的神汉建国

36、天文学提供了新的神学基础

37、天文学作为新的神学支点

38、无神论让美国社会陷入混乱

39、无神论者不是高级的生命

40、无神论者不知道自己的致命伤

41、无神论者除了自己就没有别的办法

42、无神论者的反思适得其反

43、无神论者的随波逐流

44、无神论者的天堂就是地狱——武汉瘟疫就是“拔除十字架运动”惹的祸啊！

45、无神论者不能拯救自然

46、无神论者只能充当替罪狗

47、异教的鬼神是女巫的靠山

48、异教的神灵就是魔鬼

49、意识等于灵魂是无神论者的想法

50、长命百岁就是无神论者的天国

51、中文牧师为何像英文愚妇一样追随ABC神学

52、烛龙就是极光——塔斯马尼亚有没有一位烛龙神

53、走出延安精神

54、宋朝亡国的核心原因——无神论的儒学

55、神道就是道教的一种——日本神话+中国道教

56、神父变成了和尚

57、甲骨文来自神秘的偶然爆发

58、圣诞节与农神节的关系体现了ABC神学的混合主义

59、量子纠缠是现代神话，上帝无需科学的证明

60、科学学神学融合，建构新的文明

61、倾听神谕

62、占卜也是一种神谕

63、被高估的无神论国家

64、记者来鸿：在美国做无神论者的耻辱

65、全球13个国家可因无神论者被处死

66、为“神”文化解毒

67、无神论人口

68、中国到底有多少坚定的无神论者？

69、中国乃全球最不信教国家？专家指民调有问题

70、中囶人靖国神社撒尿——日本兵居民床上拉屎

附录1、从自杀看文革——属于西方化运动，完全不合中国传统

附录2、用新疆问题可以彻底砸掉一带一路的锅

附录3、首鼠两端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业者

附录4、黄俄太监比沙皇的孙子还着急


（另起一页）



【01、“神棍”、“神汉”，必须是神职人员】


佚名网文《神棍》报道：

释义

假托鬼神﹑耍弄手法的骗子。

出处

明 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卷二二：“或者连前日之事未必是真，多是神棍假装出来骗钱的未可知。”

例句

明 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此时 商 家决不疑心到亲家身上，就是 贾成之 夫妻二人也只说是什么神棍弄了去。”

引申

在现实生活中亦指一些喜欢装深沉、故弄玄虚的人。

相当于当今社会中俗称的：大忽悠，骗子。

佚名网文《棍骗》报道：

“棍骗”一词源于粤语。梁启超主办、专门攻击当时清政府贪官污吏的《新小说》杂志上的小说《九命奇冤》中可以看到此词。此词一直流行于粤语地区。

由于中华民国初期至国民政府迁往台湾前，中国政治环境混乱，当时广州的三合会、上海青帮等与公安或租界警察有所牵连，协助区分地区管理低下阶层。公安与租界警察因不能够接受严重的罪行，所以帮会亦订立戒条，不许成员谋财害命、奸淫妇女、拐带孩子、破坏家庭或争田夺产等行为。有人力的大社团、帮会多数转而经营淫业与赌业，而与公安及三合会都有关系的江湖文帮则组织成江相派，实行软性诈骗──棍骗。

释义

根据《洪门志》及《洪帮》等书介绍，“光”是明的意思，“棍”字析为十八昆，即十八省昆仲。因为是新人加入了洪门帮派，多追随头目从事诈骗，即是骗子。

古代的棍骗

撞棍

撞棍是指以招摇撞骗方式行动，无固定行骗地点的骗子。引申为无端招惹灾祸。

应棍

应棍是指所用的行骗方法（棍法）非常到位，一招即应，受害者十分接受，心甘情愿奉献金钱。后引申为“一矢中的”等类似意思。

光棍

光棍本来是指加入洪门帮派的新人，根据《洪门志》所述，“光”是明的意思，“棍”拆字为十八昆，即十八省昆弟。原指洪门兄弟，勿忘大明江山。后来借用为没有表面修饰的棍骗之徒，常人一望便知是骗子。而后因“光”可指“光秃”、“清光”之意，而棍则以其形似，而被借喻为男性生殖器官，用来指称没有家产的男性爱情骗子。其后再演变出“无皮柴”的惯用语。无皮柴比光棍更无价值。

现代的棍骗

政棍

政棍就是指政治人物以难于实行、不切实际的空话，或是增加社会福利及好处等主张，借由操纵民粹主义来换取选票，增加选民支持。又或者是以哗众取宠的说话方式，高调支持或反对政府施政，争取狂热分子及愚民的选票，政棍是比政客更加负面的形容词。

讼棍

讼棍就是对讼师、大律师的蔑称，特指熟悉法律、从事法律工作者，作为涉案人的代表律师，利用法律上的灰色地带，找寻证据的疑点、警方的侦缉程序错误或法庭的程序错误等瑕疵，帮助涉案人脱罪，从而得到大笔报酬。

神棍

更多信息：圣愚、拉斯普丁、麻原彰晃、吉姆·琼斯、大卫·考雷什和东方闪电

神棍多是以宗教或民间信仰为主，自命先知、活佛，或者拥有天命、神通或超凡能力，或以神职人员名义，去诈骗信徒，谋取自己利益的骗子。有些神棍更会借此进行犯罪行为，如霸凌、性侵、洗钱、诈财、迫使他人自杀攻击，甚至是谋杀、暴动等。

神棍往往是一些新创教派的领袖，他们也会以古老的宗教如天主教、基督教、佛教、道教等当作掩护，但其实教义经过大幅度的篡改，他们也通常以高姿势宣传，广收信徒来散播其能力与思想，使大众信仰与供奉，进而达到宣传己意的目的。有些神棍甚至与有政治目的之本国或外国力量勾结，从事谍报等活动。

由于现代人相信科学验证方法，却对佛教（或自称道术高人）的神通、各宗教经史所纪录的显灵神迹或特异功能的存在不予否定。所以有一些骗徒进而利用上述名称，进行犯罪活动。而正统宗教认为他们是破坏传统道德教义的附佛外道、异端或左道。

常见手法

骗色非礼：即强奸

骗财：诈骗

道术神棍：称其命运不佳或有妖邪附身，必须以朱砂在裸露身体上画符作福改运除魔，再乘机骗色、骗财。

神棍神通术：如欲改运，必须身心合体。再骗财、骗色。

相士：看全相，必须裸露身体，包括腰围、胸部及阴部、身上的胎志及毛发以骗色

神医手术：按摩以骗色。

祈福党：声称事主面临厄运，必须在道坛作法祈福以骗财。

神棍：声称拥有神功自持，声称可以医疗百病以骗财。》

谢选骏指出：人说“神棍多是以宗教或民间信仰为主，自命先知、活佛，或者拥有天命、神通或超凡能力，或以神职人员名义，去诈骗信徒，谋取自己利益的骗子。”我看——“神棍”的要害是诈骗，是职业犯罪，因此，“神棍”、“神汉”，都必须是神职人员。當然還有神婆、巫女……。


佚名网文《神汉》报道：

神汉 shénhàn sorcerer 男巫，术士 在古代是巫师是用来驱除魔鬼的，在现在也有这种职业，一般是农村居多。在古代如果有人生病，那病人的家属就会请神汉来跳驱魔舞，来为病人驱除魔鬼和疾病，神婆也是相近的。而且在古代有战争的时候神汉和神婆也回被领主请来跳祝福舞。

巫术

巫术又称“赶鬼治病”，编造的疾病是“鬼怪缠身”的谎言。称自己有一套“神道附身”之术，能赶走鬼、妖把病人的疾病治好。古人把巫、医合并一体，称作“巫医”，巫起着医的作用，专为别人搞“赶鬼治病”。有人在因生病高烧、或因对某人某事思虑过度、或因饮酒过量时可能会说出或做出非自身平时的言行，出现了人类自身尚未发现的，潜在的某种意识，譬如模仿某个已故人的声音和行为，说出了好象那个人要说的话。若能仔细研究，就可发现其言行则不符逻辑，不合实际。在“巫医”看来这种现象是“鬼怪缠身”、“阴魂附体”！需要乞求他（她）施展“法术”，请神附体进行“赶鬼治病”。今天随着医疗技术的逐渐提高，巫、医早已分离，多数人认为有病必须医治，可“巫、医”共治的思想在某些迷误者身上还残留不失。

蛊惑人心

巫婆、神汉等迷信职业者往往抓住一些偶然的事例，大肆渲染，以证明他们真有什么“赶鬼治病”的术道，有些迷误者还替他们作“见证”之类的蠢事，从而一度使得一些地方“赶鬼治病”风行，给当地的健康带来极大危害。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中国具有“神汉建国”的悠久传统，毛泽东、孫中山、洪秀全，皆属此类——他们都是神职人员，专吃装神弄鬼的饭，共产主义就是他们的招魂幡。


【02、2019年是个神秘的年头】


《2019年之前你无法想像今天这个怨气冲天的中国》（上报2023-08-10）报道：

中国多地出现暴雨引发水灾，灾情严重。当中引发了各种各种民怨小细节，对“了解真实现状”的参考价值，可能比中外经济数字还要有用。

中国上一次群众运动是白纸运动，那是由于乌鲁木齐一间卡拉OK意外大火烧死人，但群众认为是僵化的防疫政策引致悲剧，进而引发全国多地示威，要求尽早取消“动态清零”。

这做法当然是打蛇随棍上，但可能也是“表达诉求”的少数有效方法，即“炒作新闻”作为引起外界关注的手段，让感觉孤立的人，感觉不再孤立。可以利用的新闻是层出不穷，所有人在中国经济出问题之后，生活累积的压力才是源头。这东西存在，抗议就会以不同形式现身。

2023年的水灾，这种民众乘乱喊话、打游击的现象已经司空见惯。河北霸州灾民到政府举横额示威，他们大致的不满是，当地受洪水破坏，明明是因为泄洪，是当地的蓄滞洪区要承接北京的大清河洪水，而央视新闻却报道：“8月2日，受降雨影响，河北霸州市霸州镇部分村庄出现约0.4米到4米左右的积水”，等于无视他们的牺牲，把锅甩给老天。现场是有肢体冲突。最后在网民群起痛骂质疑之后，新闻下架，政府官员好言相劝，承诺加大赔偿。

救灾问题，在中国总是兹事体大。在重灾区河北涿州，媒体人郑硕发现自携物资进去捐赠，竟然受阻，重话批评当地官员完全不做实事：“禽兽不如，天灾远不如人祸”。

然后是捐款问题，到了今年，臭名昭著的红十字会，因为收到大量人民币0.01“恶意捐款”而改动系统，堵塞漏洞。这就是网民在正言若反，用捐款来抗议。这也不是今天才出现。2022年5月至6月，上海浦东红十字会曾经为COVID受害者筹钱，也有大量“抗议捐款”，一律为3.28元。3月28日是当局“以黄浦江为界分区分批开展新一轮核酸筛查”的日子，重提似乎是表达对于封城和普筛的反感。

中国近日捐赠1000万医疗物资予内战中的非洲国家苏丹，也引来各种“阴阳怪气”，不患寡而患不均，从援助苏丹到大学的黑人国际生待遇，都引来不满，充满了嘲讽。

这样怨气冲天的中国，在几年前完全无法想像。用2019年作为基准去对比，可以见到两个世界。2019年香港有“逃犯条例修订”引起的内部大对立，当时中国经济表面上还未有大问题，所以对很多中国网民，就算并不非常受网络“仇港”文宣影响，对香港的事多少有点隔岸观火，不觉会影响自身。很多人关心当时到香港会不会行程受阻，会不会被示威者波及之类。

2019之后，中西关系恶化，COVID和动态清零先后来到，外资生产线不断撤走，经济动力一落千丈，有失业大军，人口也病死了不少。市面全是坏消息。之前之后，可以感受到整个时代精神已不再一样。大家的口袋都损失了钱，前景不明朗，心情也自然坏，对未来的打算都有所改变。这些怨气可能是早就有的，但是历史走过了某个临界点，它们就找到空间浮出水面。

从香港的汇市已经能看到，在过去很多年，人民币价值比港元高，这使中国资金热衷涌到香港，香港资产和水货十分受欢迎，但今年人民币兑港元已经跌回接近1：1。在本年初，香港各界其实是憧憬重开旅游业之后，中国游客可以救香港市面经济，但最后发现，理想与现实不符。COVID之后，中国菁英和口袋深的人，已经不来香港，他们转到了新加坡或更远的地方。

至于来香港的中国游客，花的钱已没19年之前多，不少劣化到希望“穷游香港”，甚至不在香港留多几天，而是到邻近地区如澳门珠海过夜，连酒店费也省了它。“小红书”亦充满了中国陆红惊叹香港寸金尺土、买一支水也很贵的物价，但我仍能记得上一批中国游客是挥金如土，根本不在乎这些。现在反而是深圳某些区的居民在抱怨，太多香港人来消费，把他们的物价都扯高了。这是十年前香港发生的东西，反了过来。

这不是一个好消息，中国陷入经济不景和混乱，会成为世界的问题，但一个时代确实是过去了。

谢选骏指出：2019年是个神秘的年头，一个真正的分水岭——我在1999年就从《以西结书》获得了这一启示。于是我奮戰網絡、埋头著书、立说廿年，迎擊命運。


《中国人要准备面对一个旷古未有之乱世》（2023-08-09颜纯钩）报道：

習近平的問題是他野心太大，本事太小，個人修養與見識太有限，因此面對錯綜複雜的世界，每事誤判。（美聯社）

习近平的问题是他野心太大，本事太小，个人修养与见识太有限，因此面对错综複杂的世界，每事误判。（美联社）

海外自媒体王剑先生最近做了一档节目，题目是“中国今天的局面究竟是因为习近平还是中共自身”我对这个题目也有点兴趣，在此做一点回应。

首先，中共与习近平是不可分割的，没有中共，岂有习近平？其次，依中共的官场文化，习近平如不是最大限度地体现中共的利益，是不可能升到最高位置的，最后，如非习式统治得到中共认可，中共不可能放手让习近平组班，而且赋予他至高无上的权力。因此，中共就是习近平，习近平就是中共。习近平所做的一切，都有中共整体背书，习近平闯的祸，中共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初衷是什麽？是真正实施国家发展道路的根本性转向，还是自我拯救的权宜之计？改革开放是脱胎换骨，还是只是一个救生圈？

邓小平用“韬光养晦”这个最具中国特色的成语来概括改革开放，可以说是极之贴切与传神。韬光养晦是装孙子扮死狗，是在绝路上猛回头，向后面的追兵磕头求饶，这些追兵包括美英西方民主国家，还有国内饥寒交迫的中国人。

邓小平是典型的机会主义者，政治生涯三起三落，每次被打倒都没有死，他都认输，写深刻检讨，声言永不翻案，但等到机会来了，他就会疯狂反扑，直至翻身掌握权力。因为善装死，连老毛都骗过。

四人帮倒台后，中国濒于崩溃，邓小平又搬出他的机会主义，向美国求援，引入市场经济，引入外资外商，救自己濒危的性命。所以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要管一百年”，就是他预计中国需要一百年时间才能与西方分庭抗礼。他又对李嘉诚说，五十年不变是一种承诺，五十年后我们自己也发展起来了，也不需要变了。这是对香港人开的空头支票，用来收买人心。

邓小平从来没有打算要放弃中共的独裁统治，他只是用卧薪嚐胆之计，骗取国内外的怜悯与支持，达到起死回生的目的，他的这一套求生之术，最后一定变成党内共识，作为中共党的政治传统流传给历届执政者。

所以胡赵的改革导致八九六四，邓小平就敢出动坦克镇压，此后的江朱朝、胡温朝，都谨守中共统治的底线，不敢越雷池一步。但胡温朝末期，中共的政治路线已开始左转，当时提出的国进民退、胜笼换鸟，都是变换跑道的信号，只是动作不大，也不敢大张旗鼓而已。

按邓小平的长远规划，以及历届主政者的体会，中共与西方民主国家的交手，应该在积累更强大实力之后才实施，可惜习近平等不得了，他志大才疏，又野心超人，他想要在自己任上实现中共向世界扩张的野心，瓦解美英等西方民主国家，让共产主义阵营广被全世界，如此一来，他就是共产阵营开天闢地的伟大领袖，可以永垂世界史册。

中共本有一人独裁的传统，老毛够独裁，老邓也一言九鼎，习近平经营个人小王朝，只用十年时间。（美联社）

习近平的问题是他野心太大，本事太小，个人修养与见识太有限，因此面对错综複杂的世界，每事误判，误判的结果是冒进，冒进的结果是碰壁，碰壁的结果是伤身，伤身的结果是前景堪虞，到最后，他自己也知大势不妙，准备以战争来决生死。

习近平的开倒车，不是他自作主张，而是中共历届掌权者的共识，只是习近平与他的前辈们对形势的判断不一样。从邓小平起到胡温，都认为中共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就积累起足与美国拗手瓜的实力，还需要更多时间的沉潜，掌握世界经济的主导权，军事实力也可凌驾西方，那时才重拳出击，才有取胜的把握。

习近平的躁进显然得到中共内部的认可，否则他的对外扩张对内倒退的国策，不可能在两个任期之内高歌猛进。虽然屡屡误判撞板，但他在掌权，只能给他时间让他试，结果习近平不但试行他的倒行逆施，还试行改变中共党内的政治文化，一步步将集体领导引向个人独裁。

等到他收拾停当，大权在握，一言九鼎时，党内政治老人们已经一筹莫展了，以至在二十大会议上当众架走胡锦涛，台上历届政治老人们个个面无人色，中共至此，已完全被习近平一人绑架。

中共本有一人独裁的传统，老毛够独裁，老邓也一言九鼎，习近平经营个人小王朝，只用十年时间，到如今，中共这个党，只成为习近平个人的工具。

一切都是命，中国的过去是命，现在也是命，将来更是命。中共走向末路是命，习近平搞死中国也是命，中国人要准备面对一个旷古未有之乱世，这也是命。

网民嚎叫：

truth_freedom今天06:27

观念不变就原地转

丁小明2023年08月10日19:34

中國過去歷史動亂，人心未敗，農民淳樸（愚蠢？）,今天中共農奴對城市的仇恨將在這場動亂中起驚天動魄的作用

丁小明2023年08月10日19:28

歷史是延續，而不是突發。通俗些就是下什麽種結什麽果。中國歷史是一直是安定和動亂的重複。中共這百年罪惡累累。從文革就孕育了大亂的種。當年鄧小平重用，老毛問未來何去“天下大亂”。老毛認可。所謂改革開放，鄧小平很清楚，道不改革是死，改革也是死，改革死得慢點。如此一次一次大亂不是消失，而是后延，如此其程度更嚴重，以今天中國上上下下的糜爛，其爆發和凄慘將讓全世界目瞪口呆。中國，中國，終囯也

随意邂逅2023年08月09日23:07

说得很对，习就是志大才疏，东施效颦老毛，有没有老毛的领袖魅力和超强能力，最后不光自取其辱，更拖累全中国。

自然2023年08月09日16:23

这次大乱可不是以前的乱可以比的

以前都是中国国内乱

这次习近平要搞百年未有之变局，要给人类指方向

为此这个傻B将全世界的重要国家都得罪了

到时候中国人陪着他与全世界开战。

jinpingxi2023年08月09日12:12

看着胡锦涛会上被当众架走，那个官员还敢挑战包子的权威？屁民膝盖跪久了，就永远不知道站立的滋味了，这个国家已经无可救药了。

外星人2023年08月09日09:30

二楼的不了解现今的中国，现在无论党内党外都在背后骂习近平，无奈中国人历来奴性成性，只要给口吃的饿不死就不敢出来闹事，另外考虑换谁只要独裁体制不改，爷们两比鸡巴一个屌样，所以能忍也就都忍啦

外星人2023年08月09日09:23

丧门星流氓土匪头子外部势力在中国的最大隐形间谍习近平掏空国库，摧毁经济，现在正在北戴河和它狗日的太监们数着被洪水摧毁的房屋和汽车及被冲进洪水的臣民奴隶兴奋的手舞足蹈举杯狂欢呢。

谢选骏指出：凡此种种，都是小菜——解龙大将军早在四十多年前就预言过了！1999年我更明确地宣告——2019年是个神秘的年头，这时候，中國教會也将满了七十年的巴比伦之囚（1949—2019年）。

《全都应验！习近平预告亡国“三个陷阱”》（2023-08-11新头壳）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自2012年“十八大”上任中共总书记后，多次在不同场合论述“三个陷阱”，强调应透过转型发展、消费拉动等措施让经济行稳致远，避免落入陷阱导致政权动摇。对此评论举中国7月物价、进出口数据分析，称中国面临通货紧缩的威胁，而加上当局疑似下达封口令，威逼专家宣扬经济改善的说法，更加验证了习近平一语成谶，政权正落入自己口中所谓的“三个陷阱”中。

习近平逾十年来在多次论述中谈到的“三个陷阱”，包括“塔西佗陷阱”（TacitusTrap，政权失去公信力必招致负面评价）、“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Trap，强权间争霸乃至战争不可避免）、“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trap，增长动能不足，经济停滞在中等水准）。

据中国海关总署8月公布的进出口数据，中国上月份进出口总额4829.2亿美元，年减13.6%。其中，出口2817.6亿美元，年减14.5%；进口2011.6亿美元，年减12.4%。降幅大于此前预期。

另外在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方面，中国更出现逾两年来首度的负成长。7月份指数较去年同期下降0.3个百分点，其中食品价格年跌达1.7%。

针对市场需求下降加上CPI再度呈现负成长，舆论关注中国是否出现通货紧缩的现象。今(11)日报道称，有经济学家表示，监管机构指示他“不要讨论通缩”，而是要宣扬“中国经济正逐步改善”的说法。

报道提出多项问题反思：结合目前的经济数据来看，中共是否避开了习近平提出的三个陷阱？核心CPI还在上升，中国真的陷入通缩了吗？禁止经济学家讨论，是当局的“救市措施”吗？这救得了信心和预期吗？当局能广纳谏言，让中国经济摆脱困境吗？

中国港口清仓速度的趋缓，被认为是经济减速的警讯。图为上海洋山港仓储一景，看似货柜很多其实大部分是空的。图：达志影像/路透社。

广州市在当局鬆绑防疫政策后，经济大幅衰退，街道上仍十分冷清。

评论举中国7月物价、进出口数据分析，称中国面临通货紧缩的威胁，验证了习近平正落入自己口中所谓的“三个陷阱”中。

谢选骏指出：2019年是个神秘的年头。


【03、不要浪费工匠精神】


网文《日本人讨论：中国真的需要工匠精神吗》说，据说“工匠精神”被选为2016年的中文流行语。为提高中国制造业的质量，大家就该不该参考日本工匠精神，不追求眼前利益、将责任和灵魂融入制造产品这一话题进行了一年的热烈讨论。可是工匠精神从日本人的角度来看并不见得都是十全十美的职业道德。这次笔者以虚构的形式，把工匠精神分成赞成派和反对派两种意见讨论，看一看工匠精神的利弊。

工匠派：“前几天我看到一个有关介绍金枪鱼经纪人的日本电视节目，这个经纪人做了几十年的金枪鱼买卖。或许是一直在海鲜市场参加拍卖以及观察金枪鱼的形状和肉质，因此只要稍微摸一下切下来的尾巴他就能了解整体金枪鱼的质量。这个经纪人选出的金枪鱼质量绝对有保证，因此超一流的寿司店也可以放心地买回去。不仅仅是金枪鱼，还有带鱼和河豚什么的，每一种鱼都有超级进货经纪人。这些经纪人在市场购买海鲜水产后决定批发价格再卖给餐厅。日本寿司之所以好吃不仅仅是因为寿司手艺人技巧高，还有捕鱼业者，运输人员，经纪人等相关专业人士秉持工匠精神，进行专业而精致的分类及保鲜。工作并不只是为了赚钱，对他们来说制造出色产品的喜悦更为重要。因为只有制造出色产品才能最终变成钱。即使不寻求眼前利益，今天的日本也富裕起来了。希望中国能向日本学习这种工作态度。

非工匠派：那种做法只会导致日本经济低迷。经纪人这样的职业在现代网络时代已经根本用不着。海鲜水产可以通过网络拍卖决定价格，之后再从港口直接运到消费地就行了。这种方法能更有效地把商品运给消费者，成本节省了，价格也下降了。有9成的消费者是可以接受普通水平的质量和价格的。只有极少部分人想要寻求质量好的金枪鱼和高级寿司。为了这些极少数富人的需求不需要经纪人这种制度。总而言之日本人总是想深入探寻，甚至过分地研究事物，但不要忘记彻底钻研是要花费很多时间和金钱的。你知不知道日本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只有美国的5成左右？也就是说，日本人做跟美国人同样的服务竟需要两倍的劳动力，或两倍的时间。因为要把高成本转嫁给消费价格，所以日本的服务行业价格变得非常昂贵。这种做法不利于国际竞争，企业也赚不到多少钱。

工匠派：你的这种反驳常常可以听到。不过价格高又有什么不好？日本人对精致的商品和专业服务感到满意，也愿意支付其相应的价格。你有没有去过美国的餐厅？不但味道不好，没有什么服务热情，也不去考虑饭菜对健康好不好。工作效率当然是好极了，工作细节都是手册化，新来的员工也能做到。这也是美国服务业雇用工资便宜的非法移民能够获得大利的原因。这样或许有利于制作漂亮的公司财务表，扩大国家GDP的数字，不过获大利的想法能不能产生真正的价值呢？顾客真的就满意了吗？所以美国的汽车产业和家电产业都不行了嘛。成为工匠需要花费时间，购买工匠制造的质量好的产品和服务，当然需要支付相应的价格。

非工匠派：虽然这种做法在跟日本同样经济高度发展的国家进行或许是可行的，但在发展中国家不太可能。这个世界上没有几个消费者会像日本人那样愿意花钱购买精致的东西和一流的服务。日本电器公司夏普的失败就是个好例子。这家公司在液晶的研究领域里位于世界一流，在日本说起液晶平板电视机指的就是夏普。夏普建设了最先进的工厂，不久却陷入了严重的经营危机，终被台湾的鸿海精密工业收购了。全世界能够购买高价、高质量电视机的人是很有限的。跟韩国制造、中国制造的电视机一样，质量略优但价格合理的产品才会受到欢迎。夏普对研究开发投入大量经费，却并没有关心销售这一块。我讨厌工匠精神这个词。要是能够学习日本产业文化的话，我更喜欢顾客是上帝这种说法。市场经济中能否畅销商品是最重要的。尽力制造的产品不能畅销就没有意义了。只有手艺人的自我满足是行不通的。倾听市场的声音变得越加不容忽视。建立能够为消费者快速提供所需商品和服务的技术及制度是极为重要的。

工匠派：这种顾客至上主义让手艺人失去动力，阻碍产业发展。除非手艺人自己有足够的自信并坚持苦心创意，否则不会产生创新技术。只按照顾客的需求制造产品，你觉得这有意思吗？手艺人支撑一个国家的发展，经济成长取决于如何让手艺人发挥创意。手艺人不被尊重的国家肯定会走向衰退之路。18世纪后半期英国在工业革命方面取得成功，产业资本家发了一笔大财。这之后呢，这些发了财的富人不怎么重视自己国家的制造业，倾向于向印度等殖民地投资赚钱。法国也走了相同的道路。法国有装饰品加工等出色的手工技术，不过法国资本家富起来之后，也选择了对俄罗斯进行投资而发展本国经济。在英法那样的阶级社会，手艺人也就是产业推动者不一定受到尊敬。此后，法国因俄罗斯革命失去了投资的资金，英国也因印度独立失去了财富之源。回过头来再看看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的手艺人一直受到尊重，工匠精神也一直得以维持。因此即使战争输掉了他们的经济也能马上复苏。原因是生存下来的手艺人和制造业者，这些拥有工匠精神的人们制造出了精致的产品。

非工匠派：哈哈哈。这就是为什么德国和日本输掉了战争。工匠精神的意思就是在很长的期间一直集中在一件事情上面，对不对？总而言之工匠精神指的是一种又顽固又不灵活的意识形态。正是由于德国人和日本人思维不灵活的国民性导致发动战争，直到两国的国土彻底被破摧毁才投降。德国陆军的虎式坦克，日本海军的零式战机被视为杰作，在战争初期大发威力，不过它们最后没能取胜苏联陆军和美国海军。苏联利用计划经济体制大量制造坦克，美国也利用巨大企业大量生产飞机。长期战争取胜的关键不是质量，而是数量。另外，今后的社会已不会是一个相互竞争制造业精致与否的时代。现在已经有了3D打印机。只要有设计图纸即使不用人也能够制造出精致产品。机器人和人工智能能够代替人类制造产品。我认为今后产业社会不应该只钻研一样事物，而应该致力于如何发挥整体作用。虽然美国苹果公司没有制造产品，但这家公司收集了全世界的零部件，让台湾的鸿海公司在中国组装电脑和手机。苹果公司与其说是制造精致的零部件，不如说是设计让消费者如何享受网络音乐和动画的整体系统。

工匠派：是吗？苹果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是日本传统美感的爱好者，受到日本美学的影响。苹果产品简练的设计便是日本美术本身。工匠精神在机器人时代也会有用。除非开发出超过人类头脑的人工智能，否则不会出现超越人类的创造性。通过不断的失败和改良，人类创造有想象力的独特产品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拥有人类同等能力的人工智能创造产品也同样需要失败和改良，花费跟人类相同的时间。现在的中国制造业又如何呢？因成本过高而遇到了困难。不管是工业还是服务业，中国都要提升附加价值，没有时间坐等超越人类的人工智能发明。因此领导层打算用工匠精神这个词来启发工商界。你这个不了解中国现况的人别插嘴。

非工匠派：我这样说也是为中国好。不远的将来因少子老龄化中国也将遇到劳动力严重缺乏。在这种情况下花很长时间培养工匠纯属非效率。今后要做的应该是生产和服务的自动化。未来中国少数年轻人口一定要抚养人数众多的老年人口不可。提高劳动生产率是燃眉之急。不要仿效日本的工匠精神。在人口减少的国家实现以制造业为核心发展产业是不简单的事情。中国将不得不向年轻人口众多的印度、中东和非洲投资，靠收益吃饭。日本人喜欢愚蠢地把精力集中在一个事物上，而中国人则擅长灵活地应对事物变化。考虑到国民性，中国不应该走向像日本和德国那样的制造业强国的道路，更适合发展英美式的投资大国。我建议中国尽快完善金融制度的改革。现在采取的限制资本移动汇率稳定的政策有利于制造业和贸易而不利于国外投资和融资。应该快速推进金融改革，让中国人也能自由地跟国外进行金钱交易，使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中国现在所需要的经济口号不是工匠精神而应是全面的金融改革。

亲爱的读者们，这个虚构的讨论怎么样？任何事情都会有正面和反面，也就是说什么样的政策都会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没有比判断政策好坏和正确决定政策更难的事情。为了私利私欲，或是迎合大众，即便知道政策有不好的一面，政治家也还是会采用这个政策。现在出现了一种极端的意见，提议为避免政治家的主观意识应由人工智能来决定政策。

……

谢选骏指出：看来，华人开始重视“工匠精神”一事，让倭人感到恐惧了，他们觉得这等于打入了倭人的专属领域，从而威胁了倭人的生存根基。其实道理很简单，任何社会都是需要一点工匠精神的，尤其像中国大陸这样完全不负责任的社会、徹底不要臉面的政府；但是，不要滥用工匠精神。再好的东西如果到处都用，也是不会具有良好效果的。

有个所谓20/80的法则说，用百分之20的功夫，做百分之80的工作，最有效率。但是，即使这个法则也不能普遍化，因为具有极端价值的真正突破，往往藏在最后的万分之一里面。所以，不要滥用工匠精神的另外一面，就是不惜工本地集中力量在最后一点努力之中，免得功亏一篑！


【04、党官的儿子都有精神病】


《谷歌华人杀妻案男方有遗传精神病？律师回应》（2024-01-28 温哥华港湾 | 5条评论）报道：

于轩一在美遇害案经过媒体报道之后，引发了国内外网友的广泛关注，大家都想知道如此优秀的陈立人为什么要杀害自己的妻子，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不可解决的问题？

这一切谜底的揭晓都要等陈立人出庭，但目前陈立人已经被提审了四次，但他都拖延出庭，下一次陈立人庭审日期为2月5日，希望陈立人这一次他会如此出庭接受审判。

其实在很多人知道陈立人已经连续四次拖延出庭的时候，都在推测，是不是律师建议他拖延出庭，这样就给律师和陈立人家有更多时间去商量对策。

毕竟有网友称陈立人家里为他请了处理类似案件的顶尖律师，在法律界拥有广泛人脉。还有网友称，陈立人推测出庭是在憋大招，可能会使用精神病进行辩护。在使用精神病辩护的消息传出之后，网上马上就出现了陈立人家族疑有精神病遗传史的消息。

网传消息显示，网友的同学是看着陈立人长大的，而且这个悲剧的原因很简单，陈立人他们家有精神病的遗传史，在很多年前，陈立人的妈妈在单位上曾经精神病发作，后面因为精神病问题，陈立人妈妈被送到精神病院治疗，早早就因病退休了。

而且网友还着重强调了，陈立人的妈妈是在30岁左右发作精神病的，而陈立人年龄也快到30岁了，所以推测陈立人杀害妻子也应该是精神病发作造成的。

通过当地警方发布的案情陈述来看，在此悲剧事发前一晚，报案人就已经注意到陈立人整个晚上“很安静、目光呆滞”，第二天报案人来到陈立人家的时候，透过窗户看到陈立人“一动不动地跪在地上，双手举在空中，目光茫然”。

通过案情描述来看，似乎陈立人好像与精神病还沾点关系，毕竟按照正常情况来说，陈立人当天晚山杀害了妻子，如果头脑清醒，应该想方设法将妻子尸体处理，然后自己在找个机会逃回国。

但陈立人的做法却有点让人意外，他根本都没有处理尸体和逃跑的想法，所以有网友推测陈立人应该也是有精神疾病，而且在杀害妻子前应该是遭受到了某种强烈刺激，导致精神病发作，所以才杀害了于轩一。

根据广东一位律师事务所主任发布消息来看，如果陈立人有精神病史，他是有希望脱罪的，美国辩护律师必须要得到这个消息，同时这个消息对于于轩一家属来说，也是一个查清事情的重要信息。

但很多网友却不认为陈立人有精神病史，毕竟陈立人高中就读于成都七中，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事发的时候还在谷歌任职，这样一个人怎么看也不像有精神病的。

但目前网上出现了很多陈立人有家族精神病史的消息，估计他的律师估计也想要将案情往精神病上引导，毕竟只要是确定陈立人有精神病史，那么对陈立人的处罚可能就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重了，对此很多人都开始担忧这对女方太不公平了。

网友担忧的是，就算陈立人没有精神病史，但凭借陈立人的家庭背景来看，去弄一个有关精神病的鉴定证书也没有什么难度，感觉这个案子现在就是在拼家庭背景和实力。

现在陈立人家里已经为他找到了顶尖律师，而于轩一的父母还在国内等待签证办理，等到于轩一家属去到美国的时候，人家都已经做好了万全准备，而于轩一家属可能还要担忧昂贵的律师费，不由得担忧于轩一家属的处境。

但我们相信当地的法律一定可以公平公正的判决此事，绝对不放过任何一个坏人，我们会持续关注陈立人杀妻案的进展，同时我们也希望于轩一在美国的朋友可以对她的家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让陈立人尽快得到他应有的处罚。

律师评谷歌华人工程师杀妻案：精神鉴定不会影响量刑

当地时间1月26日，备受关注的谷歌中国籍工程师杀妻案嫌疑人陈立人第四次缺席提审（Arraignment，也被译作“过堂”）。检方此前曾在1月18日、1月19日和1月24日试图提审陈立人，但因对方“仍在医院”未能成行。

当地时间1月26日的提审关闭了视频直播，只支持语音直播。与上一次直播一样，依然有数百人在线观看，在正式开始前近一个小时，线上会议室就已满员，无法进入。

由于陈立人仍然在医院无法出席，下一次提审时间更改为当地时间2月5日13：30进行。美国联邦法院及加州高等法院出庭律师刘龙珠告诉新京报记者，提审是法律赋予被告的权利而非义务，不具有强制性，不排除陈立人会继续缺席下一次的提审。

数天之前，一起杀妻案引发舆论关注。2024年1月16日，美国加州圣克拉拉县警方接到报警，在陈立人家中发生了一起命案。受害者小于是他的妻子，夫妻二人都供职谷歌，两人从大学时代起就是同学，一同赴美留学工作，结婚尚不满2年。

在地方检察官向新京报提供的警方记录里写道，警方认为，陈立人是“用手反复击打她的头部”致其死亡。检察官于1月19日公布的消息显示，陈立人被控犯谋杀罪，将面临监禁。

陈立人被捕后，前后三次因为在医院治疗缺席提审。当地时间1月24日第三次提审，因该案被舆论曝光，听证会的线上会议室出现人数满员的情况。据相关人士介绍，陈立人在周末被收监后又回到了医院，无法参与此次提审。圣克拉拉县公布信息显示，他的第三次提审安排在了当地时间1月26日13时35分，但是他本人依然未现身。

刘龙珠介绍说，提审（Arraignment）并非正式开庭，这是法律赋予被告人的权利而非义务，不排除陈立人还会继续缺席下一次的提审的可能。如果陈立人以精神状态不佳为由拒绝出席，那么法律程序就可能暂停，控辩双方专家证人会就此开一场听证会，如果法院裁定他的精神状态正常，那么法律程序会重新启动。

“美国刑事辩护程序非常冗长，在提审阶段通常不会进入实际案情，主要是确定被告是否认罪，一般被告都不认罪，那么接下来就会有很多次的审前程序（pretrial）。”

刘龙珠介绍说，陈立人被指控为谋杀罪是重罪，根据美国加州法律，被告人有权利要求预审，进入到预审程序至少要半年以上。法官会要求检察官将所有证据提供给被告的辩护律师，以这种案件的情况来看，至少需要三个月。理论上如果被告在预审阶段胜诉，那么官司就结束了，当然这种概率极小，极大概率是他无法胜诉，就要进入到终审程序，终审又要等一年，“我说的是比较快的情况。”

加州和美国大多数州一样，谋杀罪被分为“一级谋杀”和“二级谋杀”，“‘一级谋杀’和‘二级谋杀’认定的唯一区别在于有没有预谋（premeditation），”刘龙珠说，“也就是说要看是不是激情犯罪，突然发生的。”一级谋杀的刑期是25年至无期徒刑，二级谋杀的量刑为15年至无期徒刑。

刘龙珠认为，在本案中，陈立人完全符合“一级谋杀”，“徒手把妻子打死”可能构成“折磨情节”（torture），“他是一拳一拳打死的，这个过程是有反应时间的，不是一次性的。”刘龙珠说，“这个过程是异常残忍的。”

如果被认定存在“折磨情节”，那么在量刑上会加刑，最后结果可能是两种，一种是无期徒刑，不能保释，一种是死刑。

“加州此前有判过死刑，只是十几二十年来一直没有执行过死刑。”刘龙珠说。围绕该案有舆论称，陈立人的律师是否会通过精神鉴定为陈立人做无罪辩护，刘龙珠认为这并不会影响到该案的量刑。

“第一，陈立人肯定没有精神病史，如果有精神病史，无法被谷歌录取；第二，陈立人必须证明自己是在精神病发作的时候杀人，这是很难证明的；第三，从历史统计概率来看，以有精神病为由的辩护成功率是非常低的。”

刘龙珠告诉新京报记者，除了刑事程序，小于的家属还可以以错误死亡（wrongful death）为由向陈立人追讨民事赔偿。

当地时间1月26日，检察官在法庭外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这是一起令人心碎的案件，陈立人在（婚礼）誓词上说要珍惜保护他的妻子，她如此爱他信任他，但他却把她打死了。”检察官说，“他（陈立人）目前仍在医院，希望2月5日他能亲自出现，得以完成提审。我们将继续推进工作确保案件顺利进行，正义得到彰显。”至于陈立人目前伤情以及案件发生原因，其表示无法透露。

于轩一发小发声：父母未去过美国，两人读研时认识，女方性格内向

谷歌女工程师被害案发生后，于轩一的发小委托网红博主“林黛佟湘玉”发声，这也是最了解于轩一的亲友，在得知噩耗沉默许久后的首次发声。这位发小的妈妈与于轩一的妈妈是闺蜜，她和于轩一从小在一起玩，对于轩一非常了解，在网上看到于轩一意外身亡的消息，她心里很难过。

于轩一的家在吉林白城，一个边境小城的朝鲜族女孩。她高中时到相邻的地级市松原读书，后考入清华大学，是松原市2014年高考理科状元。

她说，于轩一从小学习成绩好，性格温和内向，一直是父母的骄傲。她的父母是普普通通的工薪阶层，培养女儿到美国读研，已经很不容易，女儿很懂事，一直很努力。

于轩一和陈立人虽然都是读的清华大学，同一届同一个专业，但是他们是在美国读研时才相识，通过自由恋爱后，2022年11月结婚。

网上一直流传于轩一的父母去年11月休年假时，去美国看过女儿，这位发小为此专门问了于轩一的父母，得到的回答是，他们从来没有去过美国。

这点与美国社区邻居的说法一致，他们也说，没有看到于轩一的父母来过，如果来女儿家，肯定会住在女儿家的新房子里，也会在小区里走动，但他们从来没有见到过。

目前，女方父母的签证一直没有办下来，无法去当地处理各项事宜，在家苦等，吃不下睡不着，很焦虑。

两位老人平时也是低调老实的人，发生这样的事，家人和身边的朋友感到很突然，也很气愤。目前也没有任何途径获得更好的法律方面援助。

作为于轩一的发小，她看到网上有一些人朝受害人于轩一身上泼脏水，本来两位老人失去了独生女儿，心里很悲痛，有些自媒体为了流量发表不实的言论，无疑给老人受伤的伤口上撒盐。老人根本不懂网络，她实在看不下去，才发声澄清。

她说，于轩一是那种老实本分和传统的人，说她出轨不是事实，为了维系两人的感情，她从亚马逊辞职到谷歌工作，进谷歌是自己考进去的，并不是陈立人内推。

有人说，于轩一为了财产要离婚，离婚协议每月要5000美元的赡养费，于轩一就是骗婚。他们结婚还不到两年，熟悉美国法律的人都知道，这种说法是假的，于轩一本人有不错的工作，她需要为了财产骗婚吗？

还有她打男的脸，男的身高1米9，她比他矮那么多，你们觉得这可能吗？说什么东北女孩脾气暴躁，这都是你们想象出来的。女孩父母都是老师，家庭和睦，孩子在这种和谐的环境长大，教养不会差。

她希望大家口下留德，不要乱编乱造给受害者的父母二次伤害，一切真相有待法院调查。

目前，美国检方以谋杀罪对陈立人进行指控，该案已经进行了四次提审，作为犯罪嫌疑人陈立人都没有参加，预计2月5日再次提审。

事件发生后，陈立人的父母第一时间赶到美国，聘请了当地最有名的律师，这名律师擅长家暴案件，非常有经验，可能为陈立人的判刑迎来转机。

这起案件在美国华人圈引起特别的关注，因为于轩一的父母至今还未到达美国，大家隐隐有点担心，加之陈立人有大律师加持，给案件走向带来不确定性，大家希望法院能够公平公正的判决。

网民嚎叫：

鬼见愁 2024年01月29日 04:52

陈立人仅以拳头击打其妻，直至自己手背肿胀，可见恼怒之极。其妻可怜，必有可恨之处。这样无家教无教养的女人在我们周围不少见，只是像陈立人这样缺乏忍耐的人太少了。

一冰 2024年01月29日 02:07

到杀人的程度，基本上都疯了。

我认识的一对夫妻，男方也是这样斯文温和，模范丈夫，可是后来经历一系列变故，遭到很大打击，被逼到绝境，杀人自杀了，亲友们都为他们难过极了，认识他几十年都知道他平时是多好的人，他一定承受了很多痛苦和绝望，甚至被害的妻子父母一家都没有恨他，只是怜惜。

xynet 2024年01月28日 18:38

敢做不敢当。怂货！

lary 2024年01月28日 17:46

楼下正确.

七号洞 2024年01月28日 16:01

装疯卖傻，准备逃罪。无耻小人！

谢选骏指出：律师法官都懂的，党官的儿女都有精神病——有钱就能使律师推個磨。


《华裔工程师杀妻后 怕又要坑爹？》（2024-01-29 大纪元 | 2条评论）报道：

几日前，发生在美国硅谷谷歌公司的华裔工程师陈立人将妻子于轩一殴打致死一案，震惊了美国华人社区和中国大陆。要知道，涉案的陈立人与于轩一两人均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是众人眼中的天之骄子，而且两人在美求学时期成绩优异，并先后受聘于谷歌公司。是什么原因让陈立人如此暴力血腥？显然，其家族长辈寄望其的“立人”，看来是彻底失败。或许，其走上这条极端之路，多多少少与中共不教做人、不教如何立德的教育体系和家庭教育存在关联。对于陈立人的暴行，他的家人会如何反应呢？

目前，原定于1月26日的庭审，因陈立人以“住院疗伤”为由而延迟到2月5日。但这背后恐怕并不简单。

1月27日，大陆门户网站网易有署名“洛洛女巫”的文章披露，陈立人的父母在知道儿子杀害儿媳妇后，震惊之余，还是决定救救儿子。陈父聘请了美国一位有着40多年从业经验的大律师，以“患有严重的精神病，没有承担法律责任的能力”为陈立人做申请保释和无罪辩护。据悉，这位律师名叫Wesley，犹太人，特别擅长处理家暴事件，在美国业内知名度很高，收费更是不菲。

文章称，陈立人现在已经在做精神鉴定，而律师的操作可能还包括：起诉谷歌对他长期进行精神压榨，导致他情绪崩溃杀害了妻子，同时向谷歌索要百万美元的精神赔偿。

由于谷歌给每位员工都买了死亡保险，默认受益人是配偶和子女。如果网传于轩一的年薪25万美元属实，那么律师若证明陈立人杀人不是主观故意，其就可以获得于轩一的100万美元赔偿金以及其它遗产。

美国律师的这种操作是否可以为陈立人脱罪，笔者并不清楚，但从以往看过的美国律政剧中的案例看，美国律师以“精神问题”为犯罪者脱罪的案例存在。就陈立人杀妻案看，如果律师使陪审团相信其存在精神问题，是在其“精神失控”状态下犯罪，其被判一级谋杀的可能性就不大。

毫无疑问，这样的辩护是在给处于丧女之痛的于轩一的父母心上撒盐。冤死的女儿，冤情却得不到昭雪，让于轩一的父母情何以堪？

显然，此案的一大关键在于律师的辩护和陪审团的认定。据文章称，在于轩一的父母仍在等候赴美签证之际，陈立人的父亲就已经赶赴美国，并聘请了知名律师，显然他是有一定实力和背景的。

华裔工程师杀妻后 怕又要坑爹？文章指，有网友扒出了陈父的真实身份，竟然是西南空管局的副局长陈甫，厅级官员。从照片上看，父子俩眉眼处确实有七八分相似。

中共空管局，不仅掌管着普通民航航线，也掌管着高官贵人和亿万富豪的空中出行特权。通过谷歌搜索，找到了民用航空网上关于陈甫的几则新闻，如2022年8月8日， 陈甫为新员工讲解西南空管局发展规划；2022年6月，陈甫赴贵州空管分局开展工程建设调研；同年11月3日，陈甫一行赴重庆空管分局开展工程建设调研……诡异的是，一些页面被打开后，出现的是“404”。难道是陈甫害怕被查出身份？

陈甫为何害怕被查出身份呢？无疑，能高价聘请国内外知名律师，能及时赶赴美国，这是需要权力和金钱支撑的。单就金钱而言，陈甫需要支付的国内外律师的费用恐怕超过千万人民币，加上给于轩一可能的补偿以及其他旅差费等，陈甫该拿出多少钱呢？

2024年1月26日下午1:35，加州Santa Claraz最高法庭进行谷歌华裔工程师陈立人杀妻案庭审，因嫌犯陈立人仍在医院，首次提审再次被延后到2月5日下午1:30。 图为检察官Michael Gadeberg在法庭上发言。

以陈甫的官位看，单靠工资奖金收入是绝对拿不出千万人民币的。那么，一个问题就出现了：陈甫的钱从哪里来的？想必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来自贪腐，毕竟中共官员无官不贪早已是共识，只不过是大贪小贪而已。

如果中共官场有人较真，有人借机想坑陈甫，沿着陈甫的“不当”收入查下去，没准又可以发现一个隐蔽的贪官。或许没等陈立人完全脱罪，陈甫就被自己的儿子坑了，葬送了仕途。谁知道这样的事情会不会发生呢？

foxnews 今天 05:10

大妓院除了会趁机落井下石，兴风作浪以外，就是造谣生事了。你们有那功夫，发发功，念念经，赶紧把厉害锅弄爆，不必这种下三滥强么？

DavidZhang2 今天 04:07

陈因妻报警担心影响居美身份，怀恨杀妻。其虐杀情节不可饶恕.

谢选骏指出：明明是党官害的自己的儿子得了精神病，上文却说是党官的儿子“坑爹”，这是“真善忍”，还是“真闪人”？我看这可能也算“党官的儿子都有精神病”的一個確鑿的證據了。不信网民，查查李洪志的父亲——


《谁是李洪志的“生身父亲”？》（2015-5-12 凯风网）报道：

对于法轮功来说，这是一个重大问题，因为涉及到法轮功的“世界法轮大法日”。笔者本着对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收集了大量证据资料，对该问题进行了审慎考证。发现李丹并非李洪志生父，或许李“主佛”不姓李。 

一、接生者潘玉芳坚称李洪志就是1952年7月7日出生 

1999年7月29日《人民日报》进行了头版报道：“潘玉芳老人虽然已经80岁高龄，但依然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谈吐流畅。当老人从电视中了解到，李洪志把自己的生日改到了1951年5月13日，她对此颇为气愤。她说：“1952年7月7日，李洪志的母亲卢淑珍生李洪志时难产，疼得难以忍受，不得已为其注射催产素。当婴儿生下来时，已经全身发紫。”“如果不是注射了催产素，恐怕母子俩都会有危险”，“小来子（李洪志小名）不是要真、善、忍吗？怎么为了编瞎话把自己的生日都改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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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玉芳接受媒体采访 

二、李洪志坚称自己出生日期是文革时期被政府弄错，应该是1951年5月13日。 

1999年8月2日美国《时代周刊》记者Anthony Spaeth电话采访李洪志，提问：“政府指控你将生日篡改为释迦牟尼的诞辰”。李洪志回答：“在文革期间政府把我的生日弄错了。我只不过是改回来了。在文革期间有很多身份证搞错了的事情。一个男的变成女的，女的也可能成了男的。在别人想要诬蔑你的时候，他们会找出一切可能的事情来诋毁你。和释迦牟尼同一天生日又怎么了？好多罪犯也是那一天生的。我从来没有说过我是释迦牟尼，我只不过是个普通人”。 

李洪志1993年2月24日手写的个人简历称：“本人1951年5月13日出生于吉林省公主岭市，父母都是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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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2月24日李洪志手写的个人简历 

1994年12月版《转法轮》后的《中国法轮功创始人、法轮功研究会会长李洪志先生小传》重复了以上说法。不过真如李洪志回答美国记者时说的与释迦牟尼无关，那何以在所有的书中李洪志的出生日期后都要小括号标记一个“阴历四月初八”呢？这个解释实在也太没有节操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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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法轮》中李洪志出生日期后加了“阴历四月初八” 

三、梁桂清说李“主佛”父母1951年5月才经其介绍相识。 

1951年初，李洪志父亲李丹在吉林省四平市公主岭镇医师协会学习班上认识了当时在公主岭镇妇产医院当护士的芦淑珍。1951年5月，李丹求表哥谷发成的同学杨兆勋的爱人梁桂清当介绍人，李丹与芦淑珍确定了恋爱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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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桂清接受媒体采访 

1951年秋天，李丹与芦淑珍结婚。小家安在公主岭镇西三街，东侧是镇邮局，西邻裁缝赵九城家的成衣铺。 

四、李洪志主动将所有档案简历生日栏更改为1951年5月13日 

据长春市公安局绿园分局绿园派出所证明：1994年9月24日，李洪志将出生年月日由1952年7月7日变更为1951年5月13日，并重新办理了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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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李洪志身份证出生日期为1952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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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李洪志身份证出生日期改为1951年5月13日 

李洪志个人档案中修改了出生日期 

五、李洪志与“养父”李丹关系不好是不争的事实 

孙森伦（李洪志妹夫）在《我与李洪志一家在泰国的日子》一书中转述李洪志二妹李萍的话，“那一年，父亲李丹与母亲卢淑珍离婚，父亲李丹抬走了家里最好的一盆花——君子兰，李洪志知道后，组织家里的兄弟姐妹一起上阵，冲到父亲家，大吵大闹，李丹先是不为所动，极力阻拦，但怎奈李洪志人多势众，李丹怕自己打不过，伤到自己，只有让李洪志一班人把君子兰抢了去。”可见，李洪志与李丹关系十分紧张，丝毫看不出一点儿子对父亲的尊敬。 

六、综上可见，如果李洪志自述的生日是事实，即李洪志在其母亲与李丹刚相识时便已出生，那么唯一合乎逻辑的解释就是：李丹并不是李“主佛”的亲生父亲，李洪志或许不应姓“李”。那么这也就可以解释何以李洪志与李丹关系如此紧张，以至拳脚相向。  

http://anticult.kaiwind.com/xingao/201405/08/W020140508645645555041.png　http://anticult.kaiwind.com/xingao/201405/08/W020140508645645560722.png 

李洪志“养父”李丹  　 　李洪志(小学时期) 　李洪志生母卢淑珍 　

据李洪志亲手填写的入团申请书，李洪志生于1952年7月7日，父亲李丹、母亲芦淑珍，1962年李丹与芦淑珍离婚后，李洪志与李丹脱离父子关系。（如下图红线标注处）

李洪志亲手填写的入团申请书 

七、李洪志的“生身父亲”是谁？ 

当时同在一个班参加学习的公主岭镇妇产医院的助产士潘玉芳（也是李洪志的接生护士）回忆：“芦淑珍前夫姓梁，是伪满警察，她们离婚以后，在卫生协会开会时认识的李丹，当时应该是51年。”

如此，李丹与芦淑珍1951年秋天结婚，而李洪志自称1951年5月13日出生，那么是否可以对李洪志身世做出如下三种判断：

一、李洪志是梁某与芦淑珍离婚前的遗腹子，他应该姓梁。

二、李洪志是李丹与芦淑珍的非婚子，他确实姓李。

三、李洪志的亲生父亲既不姓梁，也不姓李，或许另有其人。

当然，李洪志的身世之谜只有他母亲芦淑珍自己知道。

谢选骏指出：生父既然很难查清，那么。顺着“党官的儿子都有精神病”这个角度去研究，就有可能出现一个全新的思路了。


《谷歌清华杀妻案 女方称反被造黄谣 父母首份声明太悲痛》（英国报姐 2024-01-30）报道：

1月20日，我们跟进了谷歌清华血案。

这起案子震动了全球华人圈——因为这对27岁的夫妻，陈立人与于轩一，从各个方面来讲，都是人中龙凤。

他们都以高分考入清华，女方更是当年本地的高考状元，大学毕业后双双赴美深造，成为名校硕士。

两人毕业后均进入谷歌工作，去年更是在一个富裕的社区买房安家，似乎一切都是那么的完美。

但是，这一切在1月中旬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丈夫陈立人，残忍地将妻子于轩一，一拳一拳活活打死了……

根据官方公开文档，当地时间1月16日上午11时41分，警方从两人的新房子中逮捕陈立人。

随后，他被送入当地医院进行治疗。

1月18日，1月19日，1月24日，检方曾经三次试图提审陈立人，但他都以“仍在医院”为由拒绝出庭。

1月26日，第四次听证会开庭。

因该案备受关注，听证会的线上会议室甚至一度满员，但陈立人仍然没有出席。

法官表示，他们已经准备好了问询材料，只待陈立人出庭。

下一次庭审日期为2月5日，希望这一次陈立人会出庭接受审判。

可是，陈立人会不会出现，什么时候会出现？

没有人能够预料。

有人推测，连续三次推迟出庭，这可能是陈立人的律师建议的策略，以便给他和他的家庭更多时间来准备对策。

毕竟，陈立人的父亲，现在已经飞到了美国，出现在了法庭。据外媒报道还请了全Santa Clara县最好的辩护律师，韦斯利·J·施罗德，Wesley J. Schroeder。

施罗德是一名犹太律师，拥有超过40年的庭审经验，在美国业内知名度很高，还在2015年被美国律师协会认定为百强律师。

他曾经处理过上万起案件，其中包括数十件谋杀案，以及超过30起与家暴相关的案件。

这是他的专业强项。

对于陈立人来说，这样一位经验丰富且在法律界拥有广泛人脉的律师来为他辩护，无疑是个“好消息”。

没有人知道陈家为什么能够这么快就飞往美国，拿得出疑似天价律师费聘请当地最好的律师。

因为该律师的履历，不少人都推测，他可能会以“患有严重的精神病，没有承担法律责任的能力”为陈立人申请保释和做无罪辩护。

在报案人的陈述中，陈立人“目光呆滞而茫然，一动不动地跪在地上”，似乎精神状态并不正常。如果律师从这一方面进行辩护，不无可能，但会不会最终影响判刑，还是一个未知数。

根据加州法律，谋杀罪被分为至少25年的“一级谋杀”和至少15年的“二级谋杀”。

一级谋杀是指具有预谋的谋杀行为，包括“通过施加折磨实施的谋杀”，二级谋杀不涉及预谋或蓄意行为。而陈立人一拳一拳徒手将妻子活活打死，这个过程异常残忍，且他有充足的停止暴行的反应时间，因此很有可能构成折磨情节。

但如果，陈家聘请的律师通过某种方式证明陈立人杀妻不是主观故意，他不仅可能免除死刑，还可能在十几年后就很快出狱。甚至还有这样一种说法，他可能起诉雇佣他的谷歌对他长期进行精神压榨，导致他精神病发作，获得天价赔偿……

令人扼腕的是，这对夫妻表面看上去都是人中龙凤，十分般配。

但真正出了这样的惨剧时，双方家庭的差异就显得尤为鲜明。

和目前已经做好了周全准备，家族成员飞跃重洋立刻赶赴美国，同时聘请了顶尖律师，形成了一道几乎坚不可摧的坚固壁垒的男方家庭相比，女方家庭显得相当被动，甚至可以说孤立无援。

遇害者于轩一来自普通的工薪家庭，她的父母只是平凡的教师。他们对女儿的成就感到无比自豪，也一直以她为荣，孩子的成功也来自于自己的勤奋和坚持。

这个家庭供她出国留学，已经非常不易，如今如果要在异国他乡寻找有力的法律援助，昂贵的天价律师费也将会是沉重的负担。甚至女方父母都没法立刻前往美国处理女儿后事，为了办签证折腾许久，只能在家里干着急。

负责此案的检察官嘉德伯格接受采访表示，他已与女方家属取得联系，他们也正加速从中国赶来，但因隐私问题，无法透露更多细节……

一直到昨天，他们才终于到达美国，并发表了第一份声明。

男女方家庭实力对比悬殊的客观情况之外，现在网络上竟然已经出现了不少为男方说话的言论。

在杀妻案曝光引起巨大反响后，各种采访、社交媒体帖子和论坛讨论纷纷涌现，很多男方的“亲朋好友”都出来，对陈立人的个人品质和学业成就表达赞赏，站出来多维度回忆陈立人，声称自己完全想不明白他为什么会做出这种行为。

在一个“如何评价陈立人”的提问中，甚至还有大段大段的溢美之词，说他品学兼优乐于助人，是个温文尔雅的模范生，看不出有暴力倾向。

更让人想不通的是，还有人吹捧罪犯容貌背景和履历，说他是婚恋界天花板……

然而，《不要和陌生人说话》里的安嘉和，在外人眼里还是乐于助人还负责任的好医生，温柔体贴的好丈夫呢。

谁家好人，能一拳一拳把人活活打死啊？

相比之下，受害者于轩一的亲友，声音却被压制，相关的采访和回忆热度都不高——甚至远远没有各种谣言热度高。

杀妻案后，网络上充斥着各种无根据的谣言和诽谤。

有网友冒充知情人说，于轩一被男方内推进入谷歌，却和上司有了私情，提出离婚分家产。实际上女方是通过考试进的谷歌，而且考了两次。

还有人居然还在造黄谣混淆视听，声称受害者私生活混乱，并拿出几张语焉不详的群聊截图当证据。有其他知情群友站出来为逝者辟谣，主动联系造谣者的时候，造谣者还继续死鸭子嘴硬。

加害方有权有势，能够迅速动员资源，构筑强大的法律防线；而受害方，普通家庭无助被动，还要面对网络上抹黑受害者的舆论风暴，实在令人感到愤怒。

所有人都希望法律能够制裁罪犯，但正义的到来总是却如此艰难。作为普通人，我们大概唯一能做的，就是不传谣不信谣，还逝者和她的家人最后的安宁。

网民嚎叫：

LaBrisa 发表评论于 2024-01-30 08:49:56

全国top 100的刑事辩护律师应该远不止这个数。一般口碑和能力都过得去的在经济中上地区的西人律师都要$450-$600/ hr。有名的远不止这个数目。现时正有一个朋友与供职的瑞士金融机构对薄公堂（公司违规操作被发现后想把责任推给个人），所雇的律师要$2,500/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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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ri 发表评论于 2024-01-30 08:21:00 这种律师的费用据我所知都是每小时$600起。你个国企高管真有矿啊。

御树林枫 发表评论于 2024-01-30 08:42:04

在杀妻案曝光引起巨大反响后，各种采访、社交媒体帖子和论坛讨论纷纷涌现，很多男方的“亲朋好友”都出来，对陈立人的个人品质和学业成就表达赞赏，站出来多维度回忆陈立人，声称自己完全想不明白他为什么会做出这种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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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品质和心理品质不合格的人才会用暴力处理问题. 人格品质的养成主要在于家庭教育. 陈家不就是在国内媒体上实力展现他家是什么人吗?教出这么一个儿子有什么新鲜？有什么可"完全想不明白他为什么会做出这种行为。"陈立人杀人可以善意理解成心理精神问题所致; 家里给儿子在法庭上脱罪可以善意理解成天下父母心; 而遭黄谣妥妥就是人性的恶! 上梁不正下梁歪

Richard505 发表评论于 2024-01-30 08:42:00

男方老爹体制内国企高管，雇天价律师，不是贪官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谢选骏指出：看来党官的儿子不全都是精神病，很多是伪装的精神病！


【05、德桑蒂斯退选缺乏献身精神】


《德桑蒂斯退出美国总统竞选，宣布支持特朗普》（NICHOLAS NEHAMAS, MAGGIE HABERMAN, JONATHAN SWAN, SHANE GOLDMACHER 2024年1月22日）报道：

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的竞选有良好的开局，但因混乱的运作、竞选过程中的尴尬时刻以及特朗普不断的嘲笑而举步维艰。

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周日结束了自己的总统竞选活动，转而支持前总统特朗普，这标志着他的竞选以令人讶然的方式收场，他一度被视为最可能在2024年取代特朗普获得共和党总统提名的候选人。

德桑蒂斯在新罕布什尔州初选前两天宣布退选，使得特朗普最后的竞争对手仅剩下前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尼基·黑利一人。

德桑蒂斯在上周一的艾奥瓦州初选中以30%的票差惨败给特朗普，使他不得不面对一个头疼的问题：为什么还要继续竞选？他在周日给出了答案，承认在看不到“确凿的取胜机会”的情况下苦苦支撑是没有意义的。

在《纽约时报》报道他预计将退选后，德桑蒂斯发布视频宣称，“今天我将停止我的竞选活动。”他还表示：“特朗普比现任总统乔·拜登更出色，这一点是肯定的。我签署了支持共和党候选人的承诺，我将履行这一承诺。我支持他是因为我们不能再选择昔日的共和党守旧派了。”

德桑蒂斯在南卡罗来纳州竞选结束后于周六晚乘机返回塔拉哈西的家中。他原本预计将于周日下午出席新罕布什尔州的一场竞选活动，但活动已被取消。

甚至在德桑蒂斯宣布退选之前，特朗普就已经开始把他的竞选当成了过去时。“愿他安息，”特朗普周六晚在新罕布什尔州曼彻斯特市的集会上谈到德桑蒂斯时说。

上周，德桑蒂斯开始暗示他可能考虑退选，将目光投向2028年大选，并承认特朗普在艾奥瓦州赢得了压倒性胜利。

他的竞选从头到尾都充斥着混乱，一开始他在Twitter上拉开竞选序幕的直播活动出了很多技术问题，遭致大量嘲讽。而在上周末，德桑蒂斯的行程安排不停变动，在几乎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坐飞机往返于新罕布什尔州和南卡罗来纳州，推迟了活动并最终取消了他做客一档周日早间政治节目的安排。

德桑蒂斯对特朗普的支持既突如其来，也十分敷衍。这位佛州州长没有给出任何支持特朗普的理由，只说前总统在民调中得到了大多数共和党人的支持，而且他不是黑利。德桑蒂斯也还是按捺不住向这位共和党提名领跑者发出最后的抨击，再次批评了特朗普对疫情的处理。

德桑蒂斯支持特朗普，似乎是想把党内保守派团结在这位前总统身后，同时假装不知道自己正在向一个百般羞辱他的对手屈膝，在这个对手眼里，这场选战仿佛斗兽场里的血腥厮杀。

今年5月，德桑蒂斯满怀期望宣布竞选总统，但事实证明，他和他的竞选团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们与资金雄厚的外部团体合作，花费了数千万美元，但收效甚微。

特朗普的不断嘲弄——从德桑蒂斯的面部表情到他选的鞋子——让他自信的保守派战士形象大打折扣。在竞选过程中，德桑蒂斯的全国民调数字下降了大约一半，看起来，他作为候选人的能力和他试图比特朗普还要靠右的策略遭到了斥责。他自吹的高投票率，以及由他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永不退缩”出资的拉票机器，几乎没有在竞选中发挥什么作用。

今年年初，德桑蒂斯在新罕布什尔州领先特朗普，但民意调查显示，他现在远远落后，排名第三位，获得了大约6%的选票。

德桑蒂斯和他的盟友似乎都面临资金短缺的危险。从感恩节前夕开始，新罕布什尔州的电视台就没有播放过支持德桑蒂斯的广告。

在艾奥瓦州落选当晚，德桑蒂斯曾试图把自己的表现往好了说，他说作为第二名，他已经在这个州得到了继续下一步工作的“门票”。

事实证明，这张票的有效期不到一周。

计划

通过在新罕布什尔州之前退出竞选，德桑蒂斯避免了在星期二灾难性败选，止住了漫长而缓慢的政治失血。

属于德桑蒂斯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永不退缩”的大巴正在新罕布什尔州汉普顿行驶。他将竞选活动的许多运作外包给了政治行动委员会，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做法。

灾难是必然的。德桑蒂斯在这里的竞选力度不大，在艾奥瓦州选举结束后的几天里，他表示自己将把重点放在南卡罗来纳州，该州要再过一个月才会举行初选。“永不退缩”开始裁员。

但德桑蒂斯的溃败始于艾奥瓦州，他把整个竞选都押在了那里。

尽管结果并没有反映出这一点，但德桑蒂斯在艾奥瓦州采取了与共和党候选人在过去三次有争议的党内初选内获胜时相同的策略。

德桑蒂斯访问了艾奥瓦州的所有99个县，回答了选民提出的无数问题，并赢得了州长金·雷诺兹和福音派领袖鲍勃·范德·普拉茨这两位关键人物的支持。

“没有人比我们更努力，我们把一切都投入了赛场，”德桑蒂斯周日在他的退选视频中说。

他的策略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共和党选民可以根据他们对这位前总统的感受分为三类：永远支持特朗普的人、永远不会支持特朗普的人、以及喜欢特朗普和他的政策，但准备好迎接共和党新旗手的人，也许是更年轻、过往问题更少的人。德桑蒂斯打算赢得的正是第三类选民。一旦他这样做了，理论上，那些永远不会支持特朗普的人也会支持他。

但德桑蒂斯很难向选民解释为什么那些还在犹豫的特朗普选民应该选择他，而不是特朗普。在竞选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几乎没有试图进行对比，而是专注于他在佛罗里达州的表现。选民们一再质疑他何时会有力地挑战领跑者，甚至在竞选的最后几天也是如此。

最终，德桑蒂斯确定了一个论点：特朗普未能实施他的大部分保守议程，只有德桑蒂斯才能给共和党人带来他们渴望的胜利。但对许多共和党选民来说，这听起来很空洞，他们认为特朗普是一位有效的总统，受到了自由派和“深层政府”不公平的阻碍。

“特朗普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来自艾奥瓦州萨克城的30岁工程师布雷特·波托夫说。他曾考虑支持德桑蒂斯，但最终表示会支持特朗普。“所有人都想用假的东西来抨击他。”

德桑蒂斯在白人福音派选民中的失败尤其值得注意，因为他曾努力争取他们的支持。去年，他在佛罗里达州签署了一项禁止怀孕后六周堕胎的禁令，然而在六周这个时间段里，许多女性可能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怀孕。特朗普批评该法律过于严厉，德桑蒂斯试图利用堕胎作为一个楔子，动摇保守派基督徒对这位前总统的支持。

但没有成功。许多反堕胎领袖和选民崇拜特朗普，因为他任命了帮助推翻罗诉韦德案的最高法院大法官，这是他们几十年来运动的目标。他们无法离开特朗普的阵营。

在竞选初期，德桑蒂斯避开了新闻媒体。他还在竞选活动中努力与选民建立联系。

在竞选初期，德桑蒂斯避开了新闻媒体。他还在竞选活动中努力与选民建立联系。

重置

德桑蒂斯在竞选过程中确实也做出了调整。

在竞选团队裁员之后，他开始更多地以下风者的姿态参加竞选，在艾奥瓦州四处奔波，在小城镇停下来，回答选民的问题。他每天接受记者的采访，并接受各大电视网的采访。

“感觉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自我审查，”来自艾奥瓦州迪科拉的德桑蒂斯支持者、26岁的科迪·里特纳在竞选后期听取了德桑蒂斯的讲话后说。“一旦放松起来，他的情况就会大大改善。”

他的竞选活动的气氛也有所改善。

不过，德桑蒂斯的一些顽固倾向依然存在。他继续用捐赠者的钱乘坐私人飞机，而不是乘坐商业航班。作为对一篇批评文章的回应，他的竞选团队禁止《纽约时报》记者参加一天以上的活动。他的办公室没有邀请支持特朗普的佛罗里达州议员参加在州长官邸举行的年度圣诞派对，尽管所有议员在前一年都收到了邀请。

作为候选人，德桑蒂斯似乎也不太能推动当前的热议叙事。这本是他担任州长期间做得非常有效的事情，例如，他让他的政府把移民空运到玛莎葡萄园岛，这震惊了全国媒体，激怒了左翼。

但在总统竞选中，特朗普的个人形象盖过了其他一切。

失败后的生活

如今，曾在州府一言九鼎的德桑蒂斯面临着回本州的挑战，他的地位有所下降。

尽管如此，他作为美国第三大州的州长还有将近三年的任期，而且他在确保立法议程获得通过方面的成就有目共睹。他在全国共和党人中的好感度总体上仍然很高。

在反思自己的艾奥瓦州失利时，德桑蒂斯说，他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他听到一些选民说，他们这次宣布效忠特朗普，但表示会在2028年支持他。

这是有证据支持的。尽管竞争激烈，特朗普的许多支持者还是对德桑蒂斯表示赞赏。

上个月，65岁的凯伦·康托斯在艾奥瓦州艾姆斯参加了德桑蒂斯的活动，她对这位候选人印象很好，并在院子里竖起一个写有他名字的牌子。然而，她无意支持德桑蒂斯，她把他比作年轻版的特朗普。

“他们想法很相像，”她说。“我喜欢德桑蒂斯。他有好点子。”

但是，康托斯补充说，“他不是特朗普。”

周日，就连特朗普也向被他击败的对手伸出了橄榄枝。

在新罕布什尔州竞选总部对支持者发表讲话时，特朗普说，他不会再用“德装蒂斯”（DeSanctimonious，“Sanctimonious”意为“装腔作势”。——译注）来称呼德桑蒂斯，这是他几个月来一直使用的一个带有嘲弄意味的绰号。

“这个名字正式退休了，”特朗普说。

谢选骏指出：人说“德桑蒂斯退出美国总统竞选，宣布支持特朗普”——我看德桑蒂斯退选缺乏献身精神，这是一个把总统竞选当做生意来做的投机分子，一个随手抛弃了支持他的20%选民的势利小人。首鼠两端，节节败退——这就是這两面人的下场。他哪里懂得，总统选举必须发扬“不要脸”的死皮賴臉精神，才有可能在“胆小鬼游戏”中死扛到底、伺機出奇制胜。看看人家川普，明明輸了，還死不承認！


【06、第四权的自我神化无药可救】


《论“第四权力”》（2017-07-26 ）报道：

有人说：“新闻媒体是无冕之王”，其实说的就是媒体担负的社会舆论监督权利，也就是时下社会上流传颇为广泛的“称谓”——第四权力。“第四权力”是西方社会的一种关于新闻传播媒体在社会中地位的比喻。

它所表达的内涵是：新闻传播媒体总体上构成了与立法、行政、司法并立的一种社会力量，对这三种政治权力起制衡作用。

“第四权力”实际是一种认识理念，它以这种简单比喻的形式，告诉了我们在现代信息化社会里，舆论是一种无形的“双刃剑”，既能克敌，又可能伤己。这把“双刃剑”怎么舞，舞得好不好，全在自己。

回顾宣传舆论的发展轨迹，我们不难发现，新闻传播业早先是以政党报刊的形式出现并发展的。

到19世纪中叶，美国、英国等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传播业从政党报刊时期逐渐过渡到了商业报刊时期，新闻传播媒介由此构成了社会中一种相对独立的力量。

但由于新闻传播媒体本身也是利益单元，它与各种其他权力之间有许多利益联系，因而关于媒体地位的“第四权力”的比喻不断受到批评。

我们姑且不论“第四权力”这种比喻是否得体恰当，仅就媒体的舆论导向性而言，我们就应大力加强对舆论这所谓“第四权力”的认知和把握，高度重视新闻宣传与舆情监控工作，确保“第四权力”为我所控，为我所用。

充分认知信息时代“第四权力”的重要性

在现代社会，媒体已被看作继立法、行政、司法等公权力之后的第四种权力，舆论监督也被广泛寄予厚望。舆论监督的广度和深度已被看作一个国家政治民主程度的重要标志。

第四权力具有三个重要的、基本的特征：合法、高效、公正。这三大特征是社会舆论这种无形监督权利和其他任何有形的权力监督所不能同时具备的特征，所以，我们才可以说第四权力是一种独立的社会公权力，并且，独立监督制度也是实现法治目标的必要的机制。

另外，第四权力既可以在一个主权区域内建立，也可以在国际社会中建立，具有普遍的法治意义，这正是第四权力形成的现实性基础。所以，第四权力实在运行的制度化发展趋势也就是可能的。

从实质上看，第四权力是全体社会成员权利的集合，它是大于国家权力（包括主权）和公民权利的集合性权力。

这里所谓的集合不是一个有机体，即它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整体和部分之间的关系，而是这样的——假如一个集合缺少了其中的任何一个元素，集合本身都可以不存在或者说完全发生了改变，所以我们也可以认为，集合体是一种相对的集体（整体）。

任何社会集合体都应当存在有一种公共权力职能，就是要有能够在国家（国际盟邦）和公民（主权者）之间进行独立裁判的权能。在法治社会的实践中，这样一个合法的社会集合体具有的公权力必须要有一个准国家权力组织来体现，它就是我们曾经提出的独立监督院。

以“第四权力”传播文化，超越文化

跨文化传播

跨文化传播（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指来自不同文化体系的个人及组织、国家等社会群体之间进行的信息传播或文化交往活动。主要分为三个层次：

（1）跨文化人际传播：分属于不同文化体系的个人之间在日常交往中的沟通与交流；

（2）跨文化组织传播：不同文化背景的组织之间的沟通与交流；

（3）国家之间的跨文化传播：不同国家之间利用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文化沟通与信息交流，主要形式为国际传播。

20世纪初，文化人类学者在关于文化传播的研究中即开始注意到不同文化传播和文化族群之间的相互影响。他们发现，不仅在同一文化体系内人与人沟通时会产生误解。

在不同文化的互动交往中，尤其是人们试图跨越那些价值体系差异较大的文化进行沟通时，产生的误解就更大。这不仅给个人之间带来心理情感的隔膜和文化身份的疏离，而且还引起文化族群之间的关系失谐与冲突。

1959年，二战后曾为美国政府培训外交官与技术外援人员的文化人类学者霍尔（E.T.Hall），在他的著作《无声的语言》中第一次使用了“跨文化传播”这一术语。

20世纪后半期以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以及传播科技促进的全球文化交往的日渐频繁，跨文化传播已成为广泛涉及各个社会领域的一种社会行为。

对跨文化传播的研究也在微观层面着重于对有效的传播及沟通能力、行为调试能力的探索；在宏观层面更注重不同文化间的理解与对话，寻求消除因文化差异造成的传播歧义和文化冲突的策略与途径。

以宣传工作引领其他各项工作

第四权力是一种大众化的公正

做好新形势下的宣传思想工作，责任重大，任务艰巨。我们一定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饱满的热情和良好的精神状态，努力发挥宣传工作在爬坡上行中的思想引领作用。

以更深刻的认识把握导向，找准新定位。把握大势、认清走势、审时度势、因势利导，是做好宣传思想工作的关键。

一要把握方向。必须认清形势，把握实质，努力做到宣传形势不变调，宣传政策不走样。

二要把握根本。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需，讲述百姓心事，表达百姓心声，大力报道党和政府为克服危机采取的新举措。

三要把握主题。要重点宣传加快发展的好思路、好举措、好成效，努力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氛围。

以更开阔的思路拓展内容，紧跟新形势。认真研究社会生活、经济组织、就业方式等多样性的变化，研究宣传思想工作的任务、对象等的变化，紧密结合干部群众的思想认识和工作生活中提出的新问题，紧密结合社会精神文化生活的新发展，扩大宣传思想工作覆盖面。

然而在业界和学界人士的眼里，媒体为何沦为弱势群体了呢？看来如何用好第四权，更好地发挥舆论监督功能，已是人们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问题。作为舆论监督的载体，监督制约公权力、揭批社会丑恶现象与维护公众利益，自是媒体监督的题中应有之义。

然而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权力之私，更不容他人染指。由于缺乏监督传统等原因，一些地方官员依然视所谓的负面报道如洪水猛兽，防火防盗防记者。

一些地方对媒体监督屡有打压之举，甚至还发生了县官派人进京捉拿记者的事件。婆婆好做，媳妇难当。淫威的滥施自然导致媒体只敢歌德，不敢揭短，无奈之下，乃以弱势群体自居。

但要真正发挥媒体监督的作用，仅靠政府表态欢迎监督远远不够。政府公权力对待媒体监督，不能只是叶公好龙式的空谈，更不能凭个人好恶来选择允不允许。

必须切实加强媒体监督的制度化建设，赋予媒体监督以真正的权力。只有在对一系列制度设计和安排加以完善后，媒体拥有的第四权即依法监督权才能得到有力保障。

而目前业界与学界对新闻立法的期盼，正基于此。健全的媒体监督权利保障制度，既是对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党内监督等监督体系的有效完善，也一并构成了健全的民主政治生态。

媒体的舆论监督更是保障公众知情权参与权的前提。因此恳请立法机关与政府部门能够正视业界对媒体报道监督权的制度化期待，在更大层面推进相应法律法规的健全与完善。倘能如此，则善莫大焉。

谢选骏指出：共产党不承认三权分立，所以面对第四权也就面有难色了。但即使如此，它还是向第四权低了头，因为即使毛泽东林彪那样的神汉神棍，也不得不说说“笔杆子”和“枪杆子”同样重要的文革故事。


《誰來制衡「第四權」？》（6月4日, 2016 台灣大學政研所　張逸帆）报道：

前陣子發生的內湖慘案，震驚了整個台灣。我們在為一個生命的離開而感到沉重，為一位母親在摯愛離開後的堅毅而感到欽佩的同時，也會忍不住對某些媒體的作為感到由衷的憤怒。許多媒體對案件細節進行了巨細靡遺的報道，對家屬隱私造成了毫無顧忌的侵犯，甚至在遣詞用字上也極盡煽動之能事。這種過度的報道引發了民眾的反感，進而發動連署，要求媒體自律。但問題是，難道我們只能把希望寄託在媒體的「自律」身上嗎？

一直以來，「第四權」都是一個涵義不甚明確、存在不少爭議的名詞。但在一般情況下，我們都會認為所謂的「第四權」指的是在立法、行政與司法這三權之外的第四種政治權力，也就是媒體以新聞自由權利在外部對政府行為進行監督，進而形成的某種制約力量。「第四權」在整個人類政治文明的推進當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成為了「手無寸鐵」的平民與公眾的一把利器，時刻制約著擁有龐大政治力量的政府。也正因如此，在過去很長的一段時間裡，「制衡第四權」可以說是一件近乎荒謬的事情。因為「第四權」在其他三種權力面前顯得如此渺小，我們只需要擔心政府侵犯新聞自由，而不必擔心新聞自由會有「過度」的問題。然而，互聯網的蓬勃發展與自媒體的方興未艾，使這種狀況發生了非常重要的改變。在當今的Web 2.0時代，通訊成本急速降低，資訊傳播的廣度與深度以出乎我們意料的速度推進，使得原本羸弱的「第四權」變得越來越強大。不僅如此，我們甚至可以預期到，隨著通訊技術的進一步發展，這屬於媒體的「第四權」在未來恐怕會變得更加強大。

這種權力擴張所帶來的後果，似乎已經能夠初見端倪。媒體掌握了我們大部分的資訊來源，形塑了我們看待某個特定事件的角度，因此能夠輕易地通過對文字與內容的操弄來左右公眾的情緒與判斷。與此同時，從互聯網到行動媒體一波又一波的媒體潮，使不少媒體只有通過不停博取公眾關注才能從中存活。這兩個方面的結合，使得我們常常可以看到一種十分吊詭的現象：那些所謂的「網路編輯」將從社交媒體上獲得的資訊進行誇張化的改寫之後，加上一個無比聳動的標題，並在文末附上一段「網友紛紛表示：……」，便能夠成為一條「新聞」。在大部分的情況下，這種「改寫」並非盡可能去追求是新聞寫作所要求的「客觀中立」，反而是逆其道而行之，煽動情緒，販賣仇恨；而那些所謂的「網友表示」，則往往都是萬千評論中最為激進的那幾則。原本可能屬於少數的激進聲音，在媒體的操弄下被無限倍地放大，溫和的聲音「被消失」，社會被一度又一度地撕裂。所以，當朋友憂心忡忡地問「我們的社會變得越來越暴戾了怎麼辦？」時，我想說的是，現實或許並沒有他想象中的那麼可怕。社會還是那個社會，只不過媒體把那些極端的現象與聲音不停地傳播與放大。但與此同時，我們或許也不應該那麼樂觀，因為長此以往下去，我們很難保證它們的「擴散效應」不會把我們都變成那個模樣。然而，就目前而言，我們似乎沒有太多的手段可以約束這膨脹中的「第四權」；而我們都知道，任何不受約束的權力，最終都可能帶來無法預估的傷害。我們究竟要如何去應對這一切？要如何去因應這種因為科技的發展與突進所帶來的巨大衝擊？

遺憾的是，我們好像還沒有充分做好迎接這隻即將到來的「媒體巨獸」的準備。我自然不認為應該把制約「第四權」的權力交給政府，因為新聞與言論的自由對我們來說實在太過重要，我們自然不可能去冒這樣的風險。因此，我們只能在體制之外尋求解決之道。如果能夠建立強而有力的「行業公會」、民間團體或非政府組織，形成對「第四權」的權力制衡，或許會讓這個問題得到某種程度上的緩解吧？

谢选骏指出：大学里混饭的教授，当然无法了解如何制衡第四权——因为他们和媒体从事人员一样，都是马裂主义的同类项、都是依靠“组织”存活的寄生虫。在我看来，第四权的力量就在于它的自我神化，但是当我们明白了这一点“偶像的真相”的时候，无药可救的新闻媒体也就形同虚设了。这就是对媒体怪兽的制衡——是人就要朝媒体吐口水，因为所有的新闻，其实都是片面的报道，都是離不開編輯改造的添油加醋……因而可以说都是“不同程度的假新闻”！


【07、翻墙就是反抗长城精神】


《“现在翻墙要特别小心” 中国各地严控 警方街上查手机》（自由亚洲 2024-03-25）报道：

乘客在北京地铁车厢内浏览手机。中国网信办和网络警察不断提升对网络言论的监控力度，翻墙软件成为网民从境外了解中国的常用工具。

3月18日，四川工业科技大学电子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的一则通知显示，一名学生因在2月29日—3月11日期间多次翻墙浏览境外网站并将部分内容搬运转发至微信群中，被处以警告处分。 pic.twitter.com/oQx1drJ0AK—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whyyoutouzhele) March 24, 2024

近期，中国网络当局不断提升网络监控力度。四川一名在校大学生在全国"两会"期间使用翻墙软件浏览境外网站并将相关内容转发到国内微信，被校方处罚。

中国网信办和网络警察不断提升对网络言论的监控力度，翻墙软件成为网民从境外了解中国的常用工具。不过，中国法律规定违反者最高罚款15万元（人民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海外社交媒体X平台，账号“李老师不是你老师@whyyoutouzhele”周一发布消息，3月18日，四川工业科技大学电子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的一则通知显示，一名学生因近期多次翻墙浏览境外网站并将部分内容搬运转发至微信群中，被处以警告处分。该决定表示，该校电子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软件工程学生，网络安全意识淡薄，无视学校关于学生正确使用互联网的有关规定，2024年2月29日至3月11日期间多次翻墻软件浏览境外网站，并将部分内容搬运转发至国内两个微信群中，其行为违反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根据《四川工业科技学院学生违纪处分办法》第三章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对该名学生进行警告处分。

“白纸运动”后各大学网络受到严控

四川成都网民黄先生本周一接受本台采访时说，自从“白纸运动”发生后，当地各高校派出所和保安处对学生上网内容高度关注，各校都制定了所谓正确使用互联网的规定，也就是不得翻墙浏览境外网站。他说：“‘白纸运动’之前，他们维稳的重心是社会热点，对学校的管控不算特别严。"白纸运动"成为分水岭，从那之后，他们加强对学生的思想以及政治工作的管控和教育。”

本台致电四川工业科技大学电子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党政办公室，但始终无人接听。黄先生说，当局为了禁止年轻人浏览境外网站，会在街上抽查学生手机：“上海、北京，他们（警方）在街上查手机，我是在成都遇到过。有一个协警在地铁口拦住我，他想检查我手机，我没给他检查。我说你是协警，没执法权。他也就算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由公安机关责令停止联网，并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处以一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吉林网民张先生对本台说，“两会”以来，警察对网民手机的检查比之前更严，主要还是检查手机图库和聊天记录：“翻墙要偷偷摸摸的，国内不允许翻墙，不让看境外的事。翻墙转过来的图片，一般不敢发到微信传播。你一传播就封你的账号。但是也有在微信中传播的信息，没有以前多了。”

手机使用翻墙软件可被侦测

有网民提供的手机截图显示，湖北省公安厅向一手机用户发布“短信报警”，称检测到他正在使用“翻墙”软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请该用户停止使用，或前往就近的公安机关进行合法登记。否则将采取强制措施。

张先生说，警方发现有人使用“翻墙”软件，会被“请”去喝茶：“叫你去喝茶，把你手机拿去检查，强迫性检查手机，你上派出所去，会把你手机里的境外软件全部删除或把你手机恢复出厂设置。

广东一手机维修人员告诉本台，使用手机浏览境外网站，可被轻易发现，但由于“翻墙“网民人数较多，只要不是每天翻墙，一般可避过警方追查。她说：“会知道哪个用户在用翻墙软件，只要你手机被他们（网警）装上反诈骗软件，就会知道你在做什么，现在翻墙要特别小心。”

网民嚎叫：

scbean 发表评论于 2024-03-25 16:33:14

supernova13 发表评论于 2024-03-25 16:22:05

翻墙没什么，转发到微信被饿哦举报了。“警方街上随便查手机”估计是造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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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发犯何罪？转发和阅读那些文章就犯罪吗？那样的话，你天天在犯罪！

supernova13 发表评论于 2024-03-25 16:22:05

多次翻墙浏览境外网站并将部分内容搬运转发至微信群中，被处以警告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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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墙没什么，转发到微信被饿哦举报了。“警方街上随便查手机”估计是造谣

小毛er 发表评论于 2024-03-25 15:40:26

当一个人告诉你不要听信其他任何人。那么那个人想控制你。你应该要反着做。你应该要多听不同的声音。那样你才会学会辨别真伪。学会思考。成为更有智慧的人。

johnfilmmm 发表评论于 2024-03-25 14:42:00

下面这个不用翻墙 基督教的都要翻墙

johnfilmmm 发表评论于 2024-03-25 14:36:48

撒旦教，争议颇大。撒旦教圣经的封皮是一个五角星标志，撒旦教规定九训十一诫、九罪等。

教义

撒旦教的十一诫、九训、九罪。

十一诫

除非他人向你询问，否则不要发表意见。

不要把你的烦恼告诉别人，除非你确定他们想听。

在别人的地盘，要显示对他的尊敬，否则别去那里。

如果一个客人在你的地盘惹恼了你，残忍的对待他。

除非得到了发生关系的讯息，否则不要进行性行为。

不要拿不属于你的东西，除非那对他来说是个负担，而他渴望解脱。

感谢让你实现愿望的存在，如果你因为这个能力获得成功后却否定了祂，你会失去获得的一切

不要抱怨不是发生在你身上的事。

不要伤害小孩。

不要杀害非人类以外的动物，除非被它们攻击，或是为了得到食物。

在公共区域活动时，不要打扰任何人。如果有人打扰你，请他停下来。如果他不停止，就摧毁他。

九训

撒旦代表了豁欲，而不是禁欲

撒旦代表肉体存在，而非属灵的虚幻存在

撒旦代表纯粹的智慧，而非虚伪的自我欺骗

撒旦代表了对那些应该对他们友善的人友善，而不是把自己的爱浪费在那些忘恩负义的人

撒旦代表有仇必报，而不是把自己的另一半脸伸出去

撒旦代表了所有所谓的罪，而他们都带来了身体上的、心灵上的和情感上的舒适　

撒旦代表人类和动物是一样的，有时甚至不如动物

撒旦代表务实而不虚幻的心思

撒旦是教会前所未有的好朋友，因为他在这些年里维持了它的运作

九罪

1.愚蠢——撒旦九罪之首，撒旦教主罪。对愚蠢的麻木是最坏的情况。无知是一方面，但社会的的繁荣正是依赖于人们的愚昧。 它源于人们对耳闻之事深信不疑。媒体促使这种情形不仅被人们所接受，甚至被广为称赞。撒旦崇拜者们必须学会从骗局中发掘真相并拒绝成为愚者。

2.自负——言之无物虚张声势不仅令人怒不可遏，对眼下生财之道也采取同样愚蠢的方式。自负让每一个都被认为是个蠢货，不管他们是否能凭借那些小把戏取得成功。

3.唯我——这对于撒旦教徒来说非常危险。有些人不如你善于配合，你必须设定一套应对他们的方法。如果你期望他们对待你像你对待他们一样考虑周到，彬彬有礼，遵从有佳，那就错了。他们不会。相反，撒旦教徒时刻贯彻著“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的格言。且时刻保持清醒以避免滑入他人都和你一样的幻觉中去。诚如人们所说，乌托邦主义只有在哲学家的国度中才是完美的想法。然而，很不幸地（或者根据马基亚维利的说法，很幸运地），我们距离这点很远。

4.自欺——它曾在撒旦九训中出现，然而此刻仍值得重提。这是另一项主罪。 我们没有必要对祭品或是食物保持尊敬，包括别人期望我们扮演的角色。自欺唯一合理出现的情形是那是有意为之的玩笑，但那已并非自欺。

5.随波逐流——根据撒旦的精神这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一个人的愿望令你受益，那么顺从它是理所应当的。 但只有愚者才会顺应大众的意志，让众人对你发号施令。关键就在于，选择一个高明的领导者，而不是被群众的胡想所左右。

6.缺乏立场——对于撒旦教徒来说这会是莫大的痛处。你必须清楚地看到你是谁，你要做什么，你的存在会带来什么样的负面影响。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创造历史。在你的脑海中铺展历史和社会的辽阔画面。让一切各得其所，不要人云亦云——你要明白，如今你与世界的大部分人已不再处于同一个层次。

7.摒弃本源——要明白这是给人们洗脑并让他们接受新鲜事物的关键。虽然实际上那些新事物不过是将人们广为知晓和接受的事物改头换面。我们总是被期望对创造者的智慧顶礼膜拜，而忘记事物的本质和初始。这会铸成一个为所欲为，喜新厌旧的社会。

8.多余的自尊——“多余”这两个字很重要。当你与过去完全决裂时，自尊是重要的。撒旦教会的原则是：如果自尊对你有必要，那么很好。然而当你由于它而止步不前，走投无路，唯一的出路是说一句：“对不起，我犯了一个错误，我想我可以做出妥协。”那么就这样做吧。

9.审美缺乏——审美非常重要，需要培养。很显然，在这个令人失望的市场经济社会，古典的审美形式无法为你赚取财富。 但一对能够发觉美丽，发掘和谐的眼睛是撒旦的基本工具。我们必须利用它来创造伟大而神奇的成果。它不是人们所期望的那种哗众取宠，它就是它。固然每个人有自己的审美标准，它反映个人的态度。但不能否认，仍有让大众感到愉悦和和谐的形式存在于世。

Lacedaemon 发表评论于 2024-03-25 14:27:51

凭啥不可以浏览国际网站？这跟文革时有什么两样？

seewhatisee 发表评论于 2024-03-25 14:26:30

中國怎麼會有這樣的事情？絕對不會，大家不要怕，繼續翻牆。

灰地 发表评论于 2024-03-25 14:23:00

我在中国和去别的国家一直是 Verizon 漫游，但是这次年初回去发现最快只有4G，国内的手机都是5G，使得我微信支付经常无法完成。

johnfilmmm 发表评论于 2024-03-25 14:21:51

监狱是最安全的 关在精神病院里的最惨 如果你被拉去喝茶又放出来 那你以后得小心

johnfilmmm 发表评论于 2024-03-25 14:20:52

关键不是当局 是一翻墙魔就来了 以后一发不可收拾 不归路 最大凶数7 最恐怖字眼习 最垃圾字眼马 最安全字眼党 最危险字母AI

一条小路 发表评论于 2024-03-25 14:10:05

習思想就是白色恐怖。

秋林小屋 发表评论于 2024-03-25 12:57:54

法西斯白色恐怖。

凉呀凉 发表评论于 2024-03-25 12:28:00

马德，越南老挝马来西亚，整个东南亚都允许随便上网，当地政府置百姓的安危于不顾！可恶！快向老大哥中国学！！！！！！！！！！

码农个体户 发表评论于 2024-03-25 12:26:23

又不能关上国门不让进出，又要屏蔽国外的消息，是尴尬还是搞笑？

拾麦客 发表评论于 2024-03-25 11:56:50

收听敌台呀，70年代初专门有无线电侦测车在街上转悠。80年代没人听短波了，因为新闻报道至少能有点儿真东西了。

见不得不平事 发表评论于 2024-03-25 11:40:56

当政者对国内人了解他们不想让知道的信息怕死了。我在同学群里提了一句我这里有《墓碑》和《红色轮盘》的下载版，谁想看就转给谁，结果被网监发现，辗转找到我国内的亲属，转话给我不要做这种事。

ridicu 发表评论于 2024-03-25 11:11:08

全世界像厉害国一样的需要翻墙的国家不多，就这还有一批五毛小粉红说这是为了你们好，外面的世界太乱太脏，你看政府都给你过滤掉了，这是为了你好。

envy4525 发表评论于 2024-03-25 11:07:00

多亏了包子 把猴精猴精的中国人调理的老老实实的

roliepolieolie 发表评论于 2024-03-25 11:01:01

一步一步地，习胖把中国人在改革开放后得到的有限的自由又收回笼子里。很快，中国人就会有“偷看敌网”的罪名，媲美当年的收听敌台。

生肖迷宫 发表评论于 2024-03-25 11:00:58

古代奴隶主把奴隶弄瞎弄聋弄哑进行管理，现在中国还是文明了，把屁民们的信息通道堵死就行了，可见社会在进步。

生肖迷宫 发表评论于 2024-03-25 11:00:19

记者：请问对于中国人与狗不能使用国际互联网的言论有何看法？

外交部发言人：一派胡言，明明狗是可以的

whateverFK 发表评论于 2024-03-25 10:53:39

美国手机漫游到中国是接中国移动信号，不知是否他们相互有契约，可以继续接外网，但很慢。

0101011 发表评论于 2024-03-25 10:50:00 回国探亲时用VPN访问外网允许吗？

老寓公 发表评论于 2024-03-25 10:52:32

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

whateverFK 发表评论于 2024-03-25 10:51:23

老夫当初就是这样收敌台到收美国之音，胆颤心惊一路走到美国来的。

0101011 发表评论于 2024-03-25 10:50:00

回国探亲时用VPN访问外网允许吗？

湾区范儿 发表评论于 2024-03-25 10:48:39

网上五毛千万小心，翻墙违法，小心入狱。

凉呀凉 发表评论于 2024-03-25 10:45:47

我胆小，别吓唬我行吗？？？？？？？？？？？

"他们（警方）在街上查手机，我是在成都遇到过"

难题求解1 发表评论于 2024-03-25 10:42:28

要举报!

方到佳境 发表评论于 2024-03-25 09:32:00

华大妈推特上都有账号。可以举报吗？

胡連勝 发表评论于 2024-03-25 10:24:00

為了維穩需要，習煮習應該加大力度，一步到位把「厲害國」變成「西朝鮮」。

winwin321 发表评论于 2024-03-25 09:41:15

其实中国内部网络也应该封了，这对于中共政权稳定更有利，朝鲜就是这样，政权特别稳定

CjbD_GT 发表评论于 2024-03-25 09:34:56

TikTok,WeChat 全给封了！

方到佳境 发表评论于 2024-03-25 09:32:00

华大妈推特上都有账号。可以举报吗？

Deepspace_01 发表评论于 2024-03-25 09:31:43

翻墙越来越高危。在墙里躺平吧。

noborders 发表评论于 2024-03-25 09:27:02

自信！

beixuanlv 发表评论于 2024-03-25 09:22:00

马年生要是翻墙五毛请小心。不过我想他肯定是中共间谍，有合法翻墙的权利或者是在国外专门为中共站台洗地的。

谢选骏指出：人说——“现在翻墙要特别小心” 中国各地严控 警方街上查手机。

——这是为何？我看因为，翻墙，就是反抗长城精神，就是践踏《义勇军进行曲》的血肉长城，就在粉碎中华人民共和国這個豬圈了！


【08、高能中微子是否神秘现象的媒介】


《高能中微子来自黑洞？》（《环球科学》2023-10-26 菲尔·普莱，Phil Plait）报道：

在众多亚原子粒子中，中微子是一个奇怪的存在。与人们熟知的电子和质子等粒子不同，幽灵般的中微子几乎不会与其他物质发生任何相互作用：它们能直接穿过行星，就好像行星根本不存在一样。这就使得探测它们变得极其困难，更难的则是要从茫茫宇宙中找出这些中微子究竟来自何方。不过，最近发表在《科学》上的一项研究，找到了这些亚原子粒子在银河系之外的一处来源。

天文学家首次从NGC 1068星系确切地探测到了中微子，这个星系的中心有一个巨大且活跃的黑洞。中微子是在黑洞的“不归点”——事件视界——之外产生的，我们还不清楚它具体是如何产生的，但此前一直有几种可能的理论解释。科学家希望这项发现不仅能改变他们对NGC 1068的认知，还能改变他们对所有此类星系的认知。此外，他们认为这一发现还可能揭示天空中随处可见的微弱中微子光芒的来源。

落向黑洞的物质首先会形成一个扁平的、围绕黑洞旋转的吸积盘。物质间的摩擦会把吸积盘加热到惊人的高温，使它发出耀眼的光芒，亮度甚至会超过整个宿主星系。我们将这种星系称为“活跃星系”，它们是宇宙中最亮的天体之一。

但对于NGC 1068来说，要探测到这种耀眼的光芒是很难的，因为基本上所有的光和信号都被厚厚的、不透明的宇宙尘埃云吸收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微子最令人困惑的特性反而成为了优点：它们可以穿透这些尘埃云，飞入太空，最终到达地球。不过，我们依然要解决探测的难题——当中微子毫无痕迹地穿过探测器时，该如何测量它们呢？好消息是，并非所有的中微子都会如此，虽然情况非常罕见，但确实有些中微子会与物质发生相互作用，不过要观测到这种现象，需要借助非常特殊的天文台。

冰立方中微子天文台（IceCube Neutrino Observatory）就是这样一个天文台，它几乎正好位于地球的南极点。“冰立方”不属于标准的天文设施，它不像天文望远镜那样使用反射镜来收集并聚焦来自宇宙天体的光线。相反，它采用了一系列相对简单的光学传感器，它们被数十根垂直的线悬挂着，形成一个由5000多个传感器组成的三维阵列，可以探测闪光发生的位置和时间。

特别的是，“冰立方”深埋在南极洲冰层一千米之下。穿过冰层的中微子有很小概率撞上冰层中的氧原子或氢原子的原子核。这种撞击实际上是非常罕见的：对于地球上任意立方厘米大小的物质，每秒钟都有数万亿个中微子从中穿过，但要隔几天才能捕捉到一次中微子与这些物质发生的可测量的物理相互作用。

中微子和原子核发生碰撞时会产生高速的亚原子“弹片”粒子，它们以略低于光速的速度远离碰撞点，然后穿过冰层。最有趣的是，它们在冰层中穿行的速度会超过光。不过，这并没有打破物理定律。真空中的光速的确是宇宙中的速度极限，但光在穿过介质时速度会慢下来。因此，粒子在真空中的运动速度不可能超过光速，但它们在物质中的运动速度却可以比光在物质中的速度更快。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就会产生“光爆”，就好像物体以超音速穿过空气时产生的冲击波一样。这些速度超过光的事件表现为明亮的蓝光闪烁，也可以称为切伦科夫辐射。透过透明的南极冰层，我们可以在一定距离内观测到它们。当然，“冰立方”的探测器也可以捕捉到它们。

这种现象让科学家能够探测到来自太空的中微子事件，同时也会遇到一些干扰，因为其他事件也会产生相似的信号。例如宇宙中其他来源的亚原子粒子——宇宙射线——撞击地球大气层时就会产生类似的闪光，从而混淆观测结果。不过，科学家可以用一种巧妙的方法来区分这两种信号：地球本身就可以充当一个巨大的过滤器。来自太空的中微子可能来自各个方向，包括穿透地球。而宇宙射线只会从南极天文台上方的天空射来，因为它们无法像中微子那样直接穿过地球。“冰立方”的探测器可以过滤掉来自上方的事件，从而确保科学家只保留来自宇宙的中微子撞击。

“冰立方”总共探测到了数百万个中微子，但似乎最多只有几百个是来自真正的宇宙天体。宇宙中的某些事物必然是这些中微子的来源。问题是，它们是什么？

冰立方实验室是一个由科学家、工程师、数据分析师等专家组成的庞大研究团队，他们精心分析了探测器从2011年到2020年间采集到的数据。研究人员利用捕捉到的闪光方向信息追踪来自宇宙的中微子轨迹，他们发现天空中有几个点在统计意义上似乎是中微子的主要来源。

那么，探测到最多中微子的来源究竟是哪里？在统计数据所在的时间跨度内，总共接收到了从NGC 1068方向发射过来的79个（~＋－20）中微子。

这个美丽的螺旋星系离我们相对较近——只有4700万光年，而且亮度足以用双筒望远镜观测到。对冰立方中微子的早期分析工作就指出，NGC 1068是一个可能的中微子来源。但当时的数据还不够有力，不足以证实这一点，而最新的结果改变了这一状况。

探测到这个活跃星系是中微子的确切来源是一个重大的发现。在天文学家眼中，中微子具有惊人的高能量——每个中微子的能量都超过了1太电子伏特，相当于星系发出的可见光光子能量的数万亿倍。要产生如此高能的粒子，需要一个极为高能的宇宙粒子加速器，而一个处于活跃进食期的黑洞恰好能为它提供几种可能的来源。

一种可能是，在围绕着黑洞的吸积盘上下方都有着温度极高的电离气体湍流，它具有强大的磁场，可以将巨大的能量注入粒子，将它们加速到接近光速。另一种可能性是吸积盘中的磁场会在黑洞附近发生扭曲，形成龙卷风般的双重漩涡，这种漩涡被称为喷流，可以将粒子高速抛出。此外，带电粒子喷流相互撞击时产生的冲击波也能为高能中微子提供所需的能量，而NGC 1068中就存在这种喷流。

目前在地球上探测到的来自NGC 1068的中微子不到100个，不过它们在穿越浩瀚宇宙空间时很可能会被稀释。有鉴于此，天文学家推断黑洞周围产生的中微子总数应该非常巨大，它们携带的总能量可能是太阳释放的约十亿倍。

这些观测结果还为另一个谜团的答案提供了重要线索。从宇宙各个角落来到地球的中微子在天空中形成了一种背景辉光，但它们的来源一直难以确定。通过“冰立方”的数据，我们还发现了来自其他几个活跃星系的中微子（尽管统计上的确定性不如NGC 1068），而在整个宇宙中这样的星系多达数百万个。新数据表明，如果这些星系也像NGC 1068那样发射出中微子，那么这些更遥远的星系就可能是中微子辉光的来源，这与我们在夜晚看到的银河类似，它也是由天空中各个恒星发出的光相互混淆在一起，从而形成我们肉眼可见的景象。

就在不久之前，我们还只知道两个确定为中微子来源的天体：一个是太阳，其核心的聚变反应会产生中微子；另一个是超新星SN 1987A，它距离地球相对较近，曾发生过一次短暂的中微子闪光，然后就消失了。

宇宙中每一个大星系的核心都有一个超大质量黑洞，并且它们都有可能处于活跃状态。但是，尽管它们在宇宙中非常普遍，却难以观测。天文学家已经探测到其中至少一个，甚至是几个黑洞释放出的中微子，这为我们了解这些巨大的怪物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

谢选骏指出：人问“高能中微子来自黑洞”？我看高能中微子是否神秘现象的媒介？所谓神秘，就是人還无法解释的现象。


【09、股市就是精神病院，股民都是精神病人】


《<经济学人>很淘气！最新一期拿习近平开涮……》（2024-02-16 丁学文）报道：

2024年才刚刚开始，没想到一月份的全球股市就呈现了几家欢乐几家愁的状态，日经指数一路狂飙，不但创下了34年以来的新高，更是距离1989年12月“泡沫经济”的巅峰不到2000点。

但曾经如日中天的中国以及香港股市却陷入了“跌跌不休”的黑洞之中，苦中作乐的中国股民甚至创造了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官方微博发生的“长颈鹿事故”，让留言区宛如另类的“网络哭墙”，也让中国的网管人员在过年前夕陷入了手忙脚乱的境界。

好消息是《华尔街日报WSJ》公开表示，在经历了糟糕的一个跌势后，中国股市可能差不多要触底了。

但各界，现在最关注的就是中国官方何时会大规模出手救市？会不会有效？而中国市场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如果说股市是经济的橱窗，那中国股市的反转直下所隐含的其实不仅仅是中国经济的欲振乏力，还隐含了中国的经济转向轻忽了资本市场终究是一个讲究供需一体和信心支撑的资金互动平台。

我为什么这么说？这什么意思？近年来，中国政府的国进民退吓退了一大批外国投资人，偏偏政府又致力将资本市场开放给人工智慧（AI）、绿色科技、机器人和半导体这些产业，更重要的是，为了让它们可以在中国境内上市融资，中国还塑造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个IPO和现金增资（FPO）浪潮，过去三年，中国境内筹集的资本竟然超过了过去十年的总和。

如此一来，虽有助于实现所谓的国家目标，但也造就了次级市场的流动性不佳；内卷的资本扛不住暴增的筹码，终于让高估值上市的企业纷纷面临了下杀的窘境。

中共“经济管家”消风　投资人信任不再

最新一期的《经济学人》美国和亚太版本封面故事聚焦在跌跌不休的中国股市，在封面设计上，编辑群非常淘气，在米色的格子封底前，我们看见的是被象征股市震荡下挫的红线头缠绕，而正在试图托底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左上方两排黑色字体，大字写的是“WHO IS IN CONTROL 谁掌控著一切？”小字则是“Xi v the markets 习近平 v 市场。”

《经济学人》用了绪论第一篇、Briefing专文、中国板块第一篇和财经板块第一篇四篇文章深入分析了中国股市表现不佳的深层次原因。

文章提及今年的中国股市让人经历了一场惊吓之旅。尽管美国S&P 500 指数创下了历史新高，但中国和香港市场光在1月份就蒸发了1.5兆美元。散户投资人开始透过中国社交媒体发泄不满。据报道，如此凶恶的重挫甚至逼得习近平在 2 月 6 日特别听取了相关部门的简报。果不其然，第二天，证监会主席易会满被免职下台。随著国营企业开始启动回购股票，股价略有回升。 未来几天，它们应该还会进一步的上涨。

不过，退一步来说，惨淡的大局已定。 在美国股市上涨14％，印度股市上涨60％之际，中国大陆和香港股市的市值从2021年的高峰以来已消失了近 7 兆美元，跌幅35%，这次的下降预示著一个根本的问题，那就是国内外投资人曾将中国政府视为可靠的经济管家的这个信任已经消失不见，这为中国的进一步成长带来了严重的后续效应。

不过十年前，中国市场的气氛仍然风火朝天。外国投资人渴望挖掘这个全球经济洼地的进一步潜力。中国也以每年超过6％的稳定速度持续扩张。2014 年，随著离岸投资人可以透过港沪通直接投资中国股票，外国的QFII投资人蜂拥而至。四年后，MSCI开始将中国大陆股票纳入其全球的权值计算范围，中国政府也积极推动市场的专业化来吸引外国资本和专业知识的进入，甚至尝试建立一个可以取代房地产的资产类别。 随著一大群富豪和投资大鳄的崛起，大家在习近平的呼吁下满心期待可以共同实现所谓的中国梦。

当时的背景提示给大家的是，无论中国政治如何变化，中国官员肯定值得信赖，他们会全力引导中国经济走向繁荣；中国将继续以令人羡慕的速度持续成长，其公民仍将财富和经济稳定置于政治的自由之上，外国投资人更将获得丰厚的回报。 每个人都可以在中国找到致富的路径。

那，现在出了什么问题？ 《经济学人》在文章直言一个广受关注的担忧来自于中国政府的政策不稳定：

2020年对科技业的监管打压打击了投资人的信心；疫情封控的出现更搞得大家不知所以；政府在治理房地产危机上则尽显犹豫，这不但削弱了储蓄和信心，还将经济拖入了通货紧缩，截至今年一月份的物价跌幅达到了2007～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快水平。避免泡沫再次膨胀是正确的，但中国政府也希望停止政府输血，并将成长重点放在“高品质”产业，中国政府认为这将有助于中国与美国在技术、经济和军事实力的相抗衡。 然而，即使在这些产业，去年的利润也开始下降，但中国迟迟没有发布需要的刺激措施。

丁学文／陆股疲软恐是政局不稳　拉回投资人信心是重点

不太为人所知的是，外国投资人已经不再追捧中国。

他们不仅必须应对糟糕的政策制定，还必须应对与美国关系恶化可能带来的地缘政治风险。

过去几个月，他们一直是内地股票的做空一方。尽管资产管理公司曾经为中国纳入全球权值而欢呼雀跃，但他们现在正在打造将中国排除在外的金融产品。相反的，投资人将目光投向了人口众多的印度和拥有尖端科技的日本。香港也跟著深受其害。来自内地的企业迄今占据了香港市值的四分之三。1月22日，印度一度超越它，成为了现在全球第四大的股市。

最令人担忧的是，内地投资人也在失去信心。正如《经济学人》本周的Briefing专文所阐述的，在经历了三十年的非凡增长之后，中国的富人正在经历一个痛苦的命运逆转。他们的财产和金融投资报酬都在下降，调查显示，去年许多白领的薪水都被削减了。 有证据表明，更多的资本正在流出中国。 那些无法绕过中国资本管制的人正在转向更安全的货币市场基金，或是涌入在内地上市、追踪外国股票市场的新基金。

所有这些都对中国的经济成长造成了打击。《经济学人》对家庭调查的分析表明，一小部分有影响力的人持有了大部分的中国金融资产。整个困境将产生连锁反应，那就是进一步减少消费并影响投资决策。 被困在内地的投资人可能别无选择，只能将辛苦赚来的现金继续投入股市。但外国人已经很难再被吸引回来。尽管外国投资人仍持有中国的部分股权，但这将让中国付出代价。过去多年，它们为中国资产价格提升做出了贡献。外资进入中国市场更与中国企业的增加资本支出和投入研发投资有关。相反的，他们的离开当然会损害创新。

北京似乎知道出了问题。除了让证监会主席下台之外，政府也限制了卖空行为，并命令国营资产管理公司进场购买股票。这可能可以暂时支撑股价，但这样的干预再一次暴露了中国对市场的不信任，让投资人离开的原因进一步坐实。

北京似乎并没有感受广泛变革的需要，内卷的情况仍在持续。在国内，对经济的批评不被允许。同时，中国对外资的不友善所在多有。离岸投资人取得财务数据变得越来越困难。去年12月，针对博彩业的新规定又被提出，但在市场反应恶劣后悄悄取消了。一月份，尽管通货紧缩持续存在，但央行仍然拒绝降息，这让市场再次受到了影响。 所有一切只在吓走投资人。

《经济学人》认为变革的最大障碍正是习近平一直坚持的治国理念，也就是他和共产党希望的掌控全局。

重新赢得投资人的信任需要重新定位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但目前的中国不太可能放松控制。投资人曾经认为中国的政治不会侵犯他们怎么在中国市场赚钱。今天，既然他们感受到了政治影响无法避免，因为害怕而往后退却其实也是情有可原。

我感觉吧，从股市的角度来看，国进民退的另一面就是提高国有企业的市值。过去一年，在中国，从资金的提供方到筹码的拥有者尽皆纳入了计划经济的范畴，其结果在曾提出“中国特色估值体系”的证监会主席易会满下台的一刹那宣告了执行的不如人意。

所谓的“中国特色估值体系”说的是透过发展符合中国国有企业特色的估值方式，譬如呼应国家战略、拯救失业率等社会责任，可以提高这些公司在金融市场的估值。这个陈义过高的想法当然不是散户占多数的中国股市可以接受的，也不是信仰市场经济的外资可以理解的。

过去，当中国股市规模较小且经济仍在快速成长时，进行这些改革或许容易。但现在，投资人已经有了数十年的中国股票交易经验。他们怎么可能忘记中国政府曾经试图推动的国营企业改制以及将资金大规模投入某特定产业曾经带来的一连串苦果？

蠢蠢欲动的印度、蓄势待发的东协、大手笔拼经济的海湾国家，哪一个不是对全球资金极尽谄媚讨好？

最重要的是，外国投资人的选择离场更是不可承受之重。过去，你可以说中国一枝独秀，再怎么看不明白，庞大的流动资金其实也别无选择，但今天，蠢蠢欲动的印度、蓄势待发的东协外加大手笔拼经济的海湾国家，哪一个不是婀娜多姿，对全球资金极尽谄媚讨好？当然，庞大的中国散户以及藏富于民的家庭储蓄或许别无选择，但他们总可以按兵不动继续放在银行吧。

我相信中国股市的疲软反映的不是只有经济困境这么简单，更重要的是政府政策的不确定性。

目前，股票在中国家庭资产配置中比例还不算大，股票发行在企业融资途径中也才刚刚开始，但中国消费者、购屋者和企业家对经济复苏的信心才是至关重要。如果股市继续对经济前景做出如此糟糕的回应，那么人们的热情要回归就不是那么容易。

难怪2月7日的《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一篇标题“北京的毒药与解药”会说：干预导致金融市场失去一个重要的功能：调节资本配置。资金更少的流向对经济有用、有预期回报的地方，更多的流向了政治上需要的地方。而政治问题的难解，让信任根基一旦被摧毁，市场信心很难像音量调节器一样简单的关了又开。

当然，中国政府设立救市基金肯定势在必行，大规模放水创造流动性也已箭在弦上，但说实话，想靠自己坐庄、推送筹码及招揽资金就让中国股市摆脱坐困愁城何其不易，开闸放水固然可以谋来一波反弹，但拉回投资人方方面面的信心才是重点，而有容乃大，设法重新和全球资本市场连结才是春节过后，中国财经官员最应该戮力以赴的一个课题。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股市就是精神病院，股民都是精神病人——要想预测疯子的言行，那是缘木求鱼的死路一条。否则，他们以前为何投资中囶？作者想给疯子信心？那就多多准备一些毒品！君不见，美国的毒品泛滥造成了股市狂飙？！


【10、顾准的内在限度在于无神论】


《赵昕狱中思考：顾准的内在限度与一厢情愿》（《观察》2005年8月14日）报道：

实话实说，以前看到一些我所尊敬的前辈学者推崇顾准先生，大鸣大放"我们有顾准！"我也是抱有莫大的好奇与敬仰之心。及至这些年来陆续看了几遍顾准的文集和日记，不禁感叹大陆知识分子的羞辱太甚，骨头太软，思想太乏。好容易出了个顾准，人又仙去，自然要抬出来大加宏扬，以见证顾准的"先知先觉"与自己的卓识，浑不能真正来一场灵魂的拷问和深切的反省，把自己在荒谬年代的所作所为与心路历程如实记载下来，以供来者殷鉴。 

顾准之内在限度，正是表现在大家极力推崇的，他对"娜拉出走之后怎样"的毕生追问中！但是，他从革命理想主义中来，依然"赞美革命风暴"，所用工具无非还是无神论，唯物主义，经验主义这些东西，内在限度就显而易见了——顾准毕生追问的，也仅仅主要是"娜拉出走之后怎样"！但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悲剧发生了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还是不能够不停地追问：悲剧是如何发生的，以及，如何防止？顾准之内在限度正表现于此，他毕生追问"娜拉出走之后怎样"，却没有进一步深入思考如下更为重要、必须追问的命题：1，娜拉为什么出走？2，娜拉应否出走？3，娜拉以马列主义暴力革命方式出走对否？4，娜拉出走之后为什么导致悲剧发生？5，娜拉出走之后如何又病变为娜拉之父?6，怎样才能避免和防止娜拉出走之悲剧发生？可以说，正是从顾准的毕生追问中,见证了他思考之狭窄和局限,只不过探索到了一些历史真相和脉络,但对于为什么会诞生"娜拉出走及出走后之悲剧"，如何防止，如何解决，他实在是触墨可怜，也没有写出令人首肯的思想，只是简单偏颇地说道：要从"理想主义"转向"经验主义"，从"继续革命"转向"理性安排"，从斯大林、布哈林转向"干脆采用华盛顿的办法——后来苏联发生的一切弊害大半倒反而是可以避免的。"真是想当然之极，书生迂见！ 

事实上，顾准们本身既是悲剧的受害者，也是悲剧的制造者，更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同谋者和参与者！共产主义者怀着崇高的理想"解放全人类"，暴力革命、集权强制、无产阶级专政、党指挥枪指挥一切，为达目的无所不用其极，到头来却奴役了人民也奴役了自己！如果连这点都不能反省认识到，自然也就不能从更深层次去思考"悲剧是如何不可避免地诞生的"了！！从苏联、中国到朝鲜、古巴、越南、缅甸、东欧各国，为什么如此众多的娜拉出走之后，几乎都程度不同地转变成"事物的反面"——"娜拉之父"？！为什么革完一切阶级压迫者的命后，娜拉自己又变成了她所要坚决推翻的专制压迫者，甚至开始吞噬自己的革命儿女的命？！为什么会出现"革了谁的命后，又以谁的面目借尸还魂般复活"的悲剧怪圈？！

顾准把这些怪诞悲剧极为简单地归结为："今天当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成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这样的简单化思考，似乎仅把"娜拉出走之后病变成娜拉之父"看成是偶然的现象，再来一场革命，或者一厢情愿选择经验主义，"理性安排"政治制度和社会机制，选择宪政民主、政党政治等，既可万事大吉了？！顾准先生老而弥幼了，权力使人异化，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顾准先生见过什么样的统治集团，在没有外在压力的情况下，主动放弃过自己的绝对权力的？！ 

顾准在1952年上海市财政局长任上，因为性格耿介而遭到排挤打压，之后才开始逐渐用心思考，这又导致了他在1957年时，用他的话说"纯属误会"，被错误地打成了右派。受难使他思考，思考又使他受难，1964年，顾准再一次被打成右派，而这一次他自己也心甘情愿地承认自己是个"右派"了。为此，他饱受了人间的磨难，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不但不能去送别亡母，甚至在自己去世时，也没有自己抚养出来的革命儿女来为他送终，倒是他可敬的弟弟一直陪伴他左右，惨淡悲苦之极。即使这样，顾准也矢志不悔，拆下自己的肋骨来当柴烧，借以照亮前行的道路。 

公允地说，顾准先生确实难能可贵，甚至也可以称之为"伟大"。但是把他过度地拔高到"先知先觉"的思想家的高度，甚或在道义评价上也贬乏遇罗克、张志新、林昭等大义赴死的英雄，而褒扬"笑靥迎人，啐面自干"的苟活顾准，那就实在不能不让人说句公道话了——"我们有顾准"，这话是不错，但是这话是否也意味着，除了顾准，我们已经贫乏得一无所有？！我们都干什么去了？！容我苛严一点说，这些思想家或知识分子，与其说留给了人类什么思想遗产，还不如忠诚地留给人类"悲剧是如何诞生"的真实记录，贡献更大些。 

记得文化大革命造反派领袖聂元梓在反思"文革悲剧"时，说过这样一句话："事实上，身处这个悲剧事件中的每个人都有份。"信哉斯言，身处这个悲剧事件中的我们每个人，如果不能够深刻认清自己的制造者、同谋者、参与者角色，如果不能够彻底明白产生"娜拉革谁的命病变成谁"的悲剧怪圈的根源，那么，谁又能保证，悲剧不会再次发生呢，就象历史总是惊人地重复一样！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历史局限，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内在局限，顾准也好，赵昕也好，那些我所敬重的前辈师友也好，谁都逃不过这样的历史局限和内在局限，历史的局限和内在的局限是难以超越的。所以愚以为，今天我们纪念顾准先生，最好的纪念方式，就是学习顾准、研究顾准、还原顾准、超越顾准，而不是神化顾准——即便是出于各种各样的堂皇理由。 

注：此文写于2005年2月12日大年初三，赵昕被以"涉嫌扰乱社会治安罪"刑事拘留在北京市看守所时，自由后略作修改。 

谢选骏指出：上文终于知道了“顾准的内在限度”，很好。但是还不知道顾准的内在限度在于无神论。如果知道了顾准的内在限度在于无神论，则這篇文章就会更有深度了。


【11、国家制造精神病院】


《苏联如何将对手变成精神病人？》（沙迪·阿卜杜勒·哈菲兹 2021年11月14日）报道：

谁把你介绍为诗人的？谁把你登记在诗人行列中的？

没有人，谁让我加入人类的行列？

这是伟大的苏联诗人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约瑟夫·布罗茨基”在1964年2月的审判中对法官的回应。故事开始于一年前。当时，列宁格勒的一家报纸发表了一篇文章，称布罗茨基诗色情且反苏联，同年年底，布罗茨基因寄生生活方式被捕。庭审中，布罗茨基被指控未能履行对国家的义务。

布罗茨基被判处五年徒刑，并被建议接受精神检查以确定他是否患有某种形式的精神疾病。在二月和三月，布罗茨基在一家精神病院度过了大约三个星期。他们每天给他注射镇静剂，晚上用冷水把他叫醒，然后让他裹在潮湿冰冷的毯子里，坐在暖气片旁边烘干。这段时间过后，布罗茨基被诊断出患有一种叫做“缓慢型精神分裂症”（Sluggish schizophrenia）的疾病，有报告说他是一个根本不具任何价值的人。

创造疾病

当时诊断布罗茨基的是苏联著名的医生安德烈·斯涅热夫斯基，他是许多奖章和勋章的获得者，是苏联医学科学院院长和“缓慢型精神分裂症”的提出者。斯涅热夫斯基是苏联精神病学领域排名第一的医生和科学家，他和来自所谓“莫斯科精神病学学院”的同事声称，精神分裂症谱系主要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慢性的，发展缓慢，初期症状较轻，但无任何消退，第二种是急性或反复发作型，期间患者出现精神病发作，症状明显，然后症状停止，第三种是前两种情况的混合，患者遭受严重的发作，但发作结束时，症状并没有完全停止，而是继续缓慢发展。

斯涅热夫斯基补充说，第一种精神分裂症开始地非常缓慢，初始症状可以忽略不计。例如，焦虑状态可以被认为是缓慢型精神分裂症的症状，以及任何仍在可接受范围内的人格障碍。诊断因素甚至包含悲观主义，正如“悲观主义”或社会适应能力差也属于缓慢型精神分裂症的症状之一。另一方面，斯涅热夫斯基认为精神分裂症的主要症状——幻觉（Hallucinations），对于诊断这种情况是不必要的。

精神分裂症的一个众所周知的症状是妄想，即患者持有坚定且不可动摇的错误信念，即使身边的其他人不这么认为——当然，上述诊断扩大了精神分裂症的症状范围，使病理和正常之间的界限非常松散，有时可能并不存在，因此正常人有可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被诊断出患有精神障碍。

此外，精神分裂症的一个众所周知的症状是妄想（Delusions）。根据定义，患者持有坚定且不可动摇的错误信念，即使身边的其他人不这么认为，或存在无可辩驳的证据否认了这种信念。在病理案例中，当一个人坚信自己会受到迫害时，偏执是最显著的例子。这些妄想有时是完全相信世界末日即将来临，或者有人想要伤害患者，或者说病人本人是一位伟大的先知。

此时，斯涅日涅夫斯基和他的同伴介入，在缓慢型精神分裂症的症状上增加了其他妄想症状，例如“改良主义妄想”（delusion of reformism）或为真理而斗争的妄想。被纳入莫斯科医学院手册诊断范围的该疾病的其他一些症状还有对哲学、宗教和艺术表现出特殊的兴趣。

患了梦想改革的病！

当您自然而然地和一个人交谈，然后出现关于国家、马克思主义、列宁、斯大林、共产主义或任何类似话题的话题时，他突然感兴趣并开始提出他的反对观点。根据上述诊断方法，而且这种行为是妄想症候群，这种观点也是不可动摇的，与周围人的信仰不同，这种信念控制着病人，所以他不停地要求改革！

事实上，根据妄想症的诊断，一个人确实有可能能够正常地进行社交活动，但有时会提高注意力以至于陷入某种躁狂状态，然后他的病态痴迷开始强烈地发挥作用。斯涅热夫斯基利用这一点，将持有与苏联既定意识形态基础不同的观点引入为精神疾病的症状。

一些您可能不认为是疾病症状的情况都被纳入同一病理范围，例如某些人企图移民，分发或持有违禁物品或书籍，参加民权示威或参与被禁止的宗教活动都有可能使您被诊断为缓慢型精神分裂症患者。事实上，有任何宗教信仰都足以将您直接送到最近的精神病院。

在斯涅日涅夫斯基身后，训练有素的精神病医生团队完全相信共产主义经验的真实性，开始将他的诊断系统应用于患有精神分裂症、需要药物干预的政权反对者身上。许多病例被安置在私立医院，接受抗精神病药物和康复系统的强制治疗，此外，患者将被剥夺所有公民权利。这源于苏联国家规定，社会的非活跃成员将被视为“不合格”公民，命运由医生全权掌握。

特殊的监狱

俄罗斯情报部门从中受益颇多，特别是在法律干预不可能，或者法律干预会使苏联司法机构尴尬的情况下，例如涉及到名人的案件；另一方面，精神病学使下令将人拘留在封闭地方（精神病院）的行为合法化，因为病人可能会伤害自己或危害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作用是强行治疗患者并使其康复。由此，俄罗斯的情报部门得以渗透入精神病院，尤其是苏联的医疗法要求任何精神病患者需其上级或其亲属的任何要求或该地区任何精神病医生的指示入院，在这种情况下，患者的同意或拒绝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通过应用斯涅热夫斯基的新诊断系统，苏联精神分裂症的发病率增加到千分之七，而英国在那个时期的平均水平为千分之三。新的诊断方式扩大了精神分裂症的症状范围，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苏联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相对数量是德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患者数量的两倍，是美国的三倍。

我们现在知道，在苏联解体后，缓慢型精神分裂症是被创造出来的，仅在苏联使用，旨在镇压持不同政见者，而这一切都是根据俄罗斯情报部门克格勃的直接命令完成的，数千人被关押在精神病院，苏联政府充分意识到精神病学范围明显被用于政治目的，甚至在苏联解体前几年，斯涅日涅夫斯基就被皇家学院指控出于政治目的使用精神病学进行不道德行为，并因此被免职。

镇压的理由

但在这种情况下，最令人深思的是这种说法是如何说服苏联精神病学家接受其作为政治镇压工具的，因为失去正常与病态之间的界限会让任何人陷入混乱的境地。为了理解这个想法，我们可以参考一下美国最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里昂·费斯廷格的实验，他在上世纪50年代观察了一个宗教派别成员的行为，特别是其中的强硬派成员。他们完全相信洪水会在某个日期很快吞噬这片土地。

预测的洪水发生之时来了，什么也没发生。教派成员说，经文中的预言是正确的，但是他们的祈求、祈祷和亲近上帝阻止了洪水的到来。根据费斯廷格的说法，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所谓的认知失调，这只是一种状态，包含人所追求的某些信念或行为之间的冲突，和由此导致的不适感。为了保持思想的一贯性，我们会不自觉地寻找调和冲突的解决方案。

其中一个解决方案是合理化。我们以合乎逻辑的方式为不可接受的行为、思想或感觉辩护，这种能力意味着我们不仅找到了情感论据，而且该论点对我们来说是可接受且合乎逻辑的。对于许多苏联精神病学家和许多诚实的公民来说，“缓慢型精神分裂症”就是那个论点。作为一个生活在那个时期的精神科医生，您可能真的会相信这个异见人士真的病了，就像您对自己说的那样：是什么让一个人因为一种与周围大多数人完全不同的信念而放弃他的幸福、他的家庭、他的事业？他一定是生病了！改革必定是一种病！

霸权的代价

这些事情发人深省，有什么比精神病更让对手丢脸的呢？有什么比不法分子患有精神病并且他们的思想是精神分裂症的症状之一，尤其是人类已知的最危险的精神障碍，更能向公民保证如今的政权是正确的？人们坐在家里通过电视或广播观看和聆听最伟大的科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的演讲，他们说打破政权是一种心理障碍，而反对国家所依据的理念需要被置于精神病院接受治疗，这是多么的可怕？！

就其深度而言，这种情况持续了几十年，它向普通公民传达了一个信息，即思考，只是思考，只是阅读艺术、宗教或哲学等领域的书籍，只是对泥泞的政治感到不满，都是一种病态妄想的症状。但有趣的是，同时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妄想症发生在苏联共产主义政权本身。

对科学或任何其他领域最糟糕的利用是将其用于政治目的，这会导致人们无限期地失去对科学家的信任——这个制度已经到了不分任何人只根据对党的利弊来定义好坏的地步，这个制度声称党是人民安全的唯一保护者和保障者，以此为基础产生的直接幻觉是，只要它寻求更大的利益，并且负责它的人是“最好的人”，这就是可能的“最好的制度”。

在这里该政权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它的反对者必须是一群病人或者是阴谋家。或者，正如波兰哲学家多克·科拉科夫斯基在《马克思主义主流》（Main Currents of Marxism）一书中所说，“一切对党有益或有害的事物，按照同样的顺序，被认为是道德上的好或坏，在这种情况下，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道德上的坏或好。”

对科学或任何其他领域的最糟糕的利用是将其用于政治目的，这会导致人们无限期地失去对科学家的信任。想象一下，您生活在一个利用医生说服您患有某种疾病的制度下，如果该制度突然崩溃，您的信任会回到医生那里吗？不，因为发生的事情让您对自己判断对错的能力失去信心，而且人们的信任需要很多年才能恢复，意识到每个部分都是相互独立的，每个人都在宪法和法律下工作。因此，暴政的问题不仅在于它的存在造成了什么，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在于它离开后留下了什么。（半岛电视台）

谢选骏指出：上文出自回民操办的“半岛电视台”，所以他们不懂，国家愿意制造精神病院、关押异议人士，已经算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在此之前，往往适用死刑（专制国家）、肉刑（伊斯兰教）、社会封杀（民主国家）来“解决问题”的。“国家制造精神病院”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国家就是精神病院——这在《圣经·撒母耳记》里耶和华神对于国家（以色列）的评论中，已经启示出来了。


【12、国家就是精神病院】


《我们去了丰县八孩母亲的老家，了解到了这些事》（2022-02-11 偶尔治愈）报道：

“世界上只有一种病，那就是穷病”，这句出自电影《我不是药神》中的台词似乎也在印证小花梅（丰县杨某侠）曾经历的苦难。

好在这一切在她的家乡已成为过去。村里唯一的痕迹，就是 1996 年前小花梅曾住过的继父家的三间木屋，但现今木屋没有了，剩下石头垒砌的地基被荒草掩盖，站在地基上可以看到村里几排崭新的楼房和村里主街上的车来车往。

现在福贡县亚谷村像小花梅这样的女孩都必须强制接受 9 年义务制教育。骗婚、甚至将她们拐卖到外地的事情在当地已经绝迹。一些早年远嫁外地的傈僳族、怒族等女子近年来开始纷纷返家，一些人甚至回来后就再也不回东部的婆婆家。

不过这对于远离家乡 2700 公里外的小花梅来说已经不太可能。目前她的生母、继父均已离世。唯一在世的亲人是一个同母异父的妹妹，也远嫁外地，村里没有她的近亲属。而像小花梅这样早年间因拐卖而饱受心理折磨，乃至精神失常的女性该如何救助？仍是一个亟待破解的社会难题。

“偶尔治愈”在了解更多事实的同时，也邀请到一位医学人类学学者，一起探讨精神障碍女性普遍面临的困境，对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解锁”以及救助支持途径。

“我们需要思考的是，精神病院，是否能成为一个人的最终去处？”

亚谷村老邻居一眼认出小花梅

来自福贡县的多个信源告诉“偶尔治愈”，小花梅生于 1977 年。

小花梅就是小花梅。这是一个在怒江多民族聚居区正常的名字，当地很多人名字都是根据民族语言音译过来的，不是常见的“姓+名”结构。曾有网友质疑这个“不严肃”名字，追问他没有姓吗，其实当地一些民族确实没有姓只有名。

据亚谷村多位村民回忆，小花梅和妈妈都是怒族，而亚谷村以傈僳族村民为主。母女之前生活在福贡县匹河怒族乡，那里也是全国唯一的怒族乡。根据国家民委 2010 年的数据，中国的怒族只有 37500 多人。

对小花梅来说，人生第一个灾难是他的生父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意外去世，这改变了她和母亲的命运，贫穷的妈妈带着小花梅，沿怒江大峡谷北上 14 公里，改嫁给亚谷村的恒某某。

亚谷村民木女士与小花梅的妈妈很熟，早年因房屋临近常串门走动。她告诉“偶尔治愈”，当年很多村民都知道，小花梅生父是村里的退役武干（当地土话，武装干部的含义），因为救落水儿童而不幸去世。关于这一信息，“偶尔治愈”还将进一步求证查询。

妈妈普桑玛改嫁过来的时就叫她小花梅，这就是她的本名。继父恒某某喜好喝酒，有三间木屋，没有其他手艺，种田为生。邻居木女士、桑先生回忆，当时小花梅大概四五岁，微胖，挺活泼，头发稀疏。因为离得近，小花梅常跟桑先生的儿子玩。后来小花梅在亚谷小学读书，但小学没有念完。

桑先生看到网上披露的小花梅的照片、视频，一眼就认了出来，他说从眼睛、脸型就认出来了，感觉比原来胖一点，但口音有变化，头发也浓密了。

2月10日晚，徐州市的第四份调查通报证实了以上信息。该通报显示，经部、省、市公安机关对杨某侠、光某英(小花梅同母异父妹妹)与普某玛(已去世，小花梅母亲)生前遗物进行 DNA 检验比对，结果为普某玛与杨某侠、光某英符合母女关系，结合调查走访、组织辨认，认定杨某侠即是小花梅。

当年的亚谷村也远不是现在的规模，30 多年前只有四五户定居在山脚，其他村民分散居住在半山腰和山头，在一片片的小块土地上种玉米等粮食谋生。

而现在，几十年来村子因扩建、易地搬迁而增加到了 2400 余村民，村里商店、饭店、超市等沿街开了数十家，建起了多栋易地搬迁安置楼房，不少村民开店、开公司，也开起了豪车，自建起四五层的楼房。

小花梅的妈妈后来与继父恒某某生了一个妹妹，也即徐州官方通报里的光某英。最终确定小花梅身份的也是用同母异父妹妹和去世母亲遗物的 DNA 做了检验比对，官方再结合调查走访、组织辨认，认定杨某侠即是小花梅。

村里邻居说，小花梅的母亲大约三年前去世，继父恒某某去世时间更早。在恒某某去世后，小花梅母亲又改嫁过两次，没有再生育孩子。她改嫁后搬到山下更低处房屋居住，小花梅曾住过的那三间木屋就废弃了，后来倒塌、拆掉，只剩荒草淹没的地基。

精神异常始于失败的第一段婚姻

在学者陈业强与福贡县妇联领导的访谈记录中曾提到，“20 世纪 80 年代初，福贡的妇女最初远嫁到保山。当时保山那边的彩礼比福贡的高，保山那边家庭条件不好的男性就来福贡讨媳妇”。

多位邻居记得小花梅小时候挺活泼，精神和智力没有发现异常，变化出现在第一次失败的婚姻后。

几位老邻居都不清楚是谁把小花梅介绍嫁到了亚谷村南 200 多公里的保山市，但在上世纪 90 年代，怒江大峡谷内道路状况较差，亚谷村人至少要花一整天才出得了怒江大峡谷，出了大峡谷第一个成规模的城市就是保山市，繁华的城市对深山里的年轻女孩无疑有着很强吸引力。

徐州官方在之前通报中提到，小花梅的亲属和同村村民回忆，小花梅 1994 年嫁至云南省保山市，1996 年离婚后回到亚谷村，当时已表现出言语行为异常。

与此印证的是，早年住的跟小花梅一家最近的亚谷村民桑先生回忆，小花梅从保山回来后精神有些异常，比如拆洗被单，她连被子里的棉花都一起洗了，也听到过小花梅在屋里有大哭等声音。另一位邻居也听说过，小花梅从保山回来后，“精神不太正常”，但平时没看到过激烈的言行异常。

在“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引发网友关注时，今年 1 月 28 日丰县发布的通报说，家人和邻居反映，杨某侠（即小花梅）经常无故殴打孩子和老人。经医疗机构诊断，其患有精神疾病，目前，已对其进行救治。

在央视新闻报道的画面中，小花梅被医院收治，其病床床头牌上写“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入院日期是 2022 年 1 月 29 日。

对于小花梅的精神分裂症治疗情况，2 月 7 日徐州发布通报说，联合调查组组织市县两级医疗专家对其精神分裂症进行会诊，并实施综合治疗，目前其精神状况趋于稳定。入院检查结果表明：她牙齿脱落因重症牙周病所致，其他健康指标正常。经 DNA 鉴定八个孩子是小花梅和董某民所生。

据 2 月 10 日最新的通报，涉嫌非法拘禁罪的董某民，涉嫌拐卖妇女罪的桑某妞、时某忠夫妻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有研究显示，人口拐卖与精神障碍的关系不容忽视。一方面，精神障碍患者更有可能成为人口拐卖的受害者；另一方面，拐卖经历也可能会导致精神健康问题的出现。而目前披露的小花梅经历，对这两方面都有所印证。

2019 年，发表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中国拐卖妇女犯罪特点及治理策略——基于 1038 份裁判文书的分析》一文指出，他们对 1038 起拐卖女性犯罪案件的裁判文书进行分析，结果发现：超过 1/4 的被拐卖女性患有精神障碍，如精神发育迟滞、精神分裂症、抑郁症、癫痫等。

另一份基于对 2006~2012 年间南伦敦地区精神卫生服务所碰到的拐卖受害者特征分析的结果显示：精神卫生服务所碰到的绝大多数拐卖受害者为女性，她们最常见的精神健康问题是应激相关障碍和心境障碍，其次为精神分裂症，有过拐卖经历的精神卫生服务使用者更有可能需要接受住院治疗。同时，该研究还发现，7% 的拐卖受害者在被拐卖前存在精神障碍。

“我女儿不见了、找不到了”

福贡县妇联领导曾对陈业强说“福贡妇女被拐卖的高峰期是在 1993——2000 年期间。当时，福贡这边比较困难，所以有些外出务工的人就把这里的妇女带出去卖掉。被卖的女性中未成年人比较多，有的读到小学或初中没毕业就被卖掉了。被卖到外地的妇女，家庭条件好的，老公对她们也好的，就留在了外地，有的还经常跟家里联系；有的被拐卖出去后就杳无音信、生死不明了。”

在早前的官方通报中，小花梅亲属透露，当时已嫁至江苏省东海县的同村女子桑某某将小花梅带至江苏治病。桑某某对警方说，当年她是受小花梅母亲所托，带小花梅到江苏治病并找个好人家嫁了，两人从云南省昆明市乘火车到达江苏省东海县后小花梅走失，当时未报警，也未告知小花梅家人。

邻居桑先生告诉“偶尔治愈”，对于小花梅是如何被人带到了江苏的，他并不知道，但那之后的几年小花梅的母亲经常哭诉“我女儿不见了、找不到了”，她不知道女儿去了哪里。

小花梅失踪四五年后，母亲普桑玛收到一封江苏寄过来的信，信里内容桑先生没有看到过，但她母亲说女儿在江苏，她这才知道小花梅下落。

据邻居们回忆，虽然知道了女儿下落，但母亲普桑玛和继父恒某某没能力去找女儿，因为他们没有钱，身体又有病，“他们两个都爱喝酒，天天喝，身体喝垮了。”

桑先生说，他们为这个事很苦闷，但也没路费找回女儿，那个时候电话、网络都没有普及，母亲普桑玛也讲不了普通话，让她去几千公里外找女儿是不可想象的困难。

王江华曾在滇西北生活支教 3 年多，此后也每年都会回去看看。他对怒江澜沧江峡谷两边的风土民情十分熟悉，在他看来，栖息生活在滇西北大山上的很多百姓，由于常年生活高寒的大山里，即便是夏季早晚气温也很低，外加体力劳动繁重，当地居民有早点酒和晚围炉的饮酒习惯。“当地早年喝的是自家酿的包谷酒和荞麦酒，由于工艺不好，对身体的伤害很大，常听说一些常年饮酒的老人在地里干着干着活就猝死了”。

在一份发表于 1989 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云南省的 25 个少数民族，除回族外，酒滥用的情况都比较严重。1988 年，在怒江州六库的傈僳族社区，慢性酒中毒患病率为 29.08‰。

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一篇题为《社会医学视角下的傈僳族嗜酒行为分析——以云南 A 村为例》的论文中称，傈僳族多居住在高寒山区、边境地区和贫困地区，这些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比较滞后，普遍缺医少药，他们求医不便，至今仍然保持着“神药”两治的传统习俗，饮酒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疗病疗伤、解乏御寒的作用，这是驱使人们饮酒的客观条件；另一方面由于酒精的易成瘾特性，饮酒人员也有可能演变为嗜酒者。

王江华告诉“偶尔治愈”，他在当地支教走访时知道很多当地人的饮酒已到了嗜酒的程度，而且不分男女。尤其是一些不能与外界建立信息连接的高山居民，饮酒成为了他们生活的日常行为，常年情绪低迷、阴郁是他们普遍表现出来的问题。

21 年前旧案可见拐卖人口之疯狂

就像徐州官方通报的情况那样，同村当时已嫁至江苏省东海县的的桑某妞将小花梅带至江苏，小花梅经历了童年和婚姻的苦难，又经历了此后 26 年的凄苦命运。

其实早年拐卖怒江妇女的人也是本地人、本村人，只有最熟悉的人有可能拐走语言不通、对外界充满向往的本地女子。

通过早年的一则打拐新闻，也可反应出当时福贡当地拐卖妇女的疯狂，根据新华网 2001 年 8 月的报道，云南省怒江州警方捣毁一拐卖妇女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 3 名，解救被拐卖妇女 2 名。

当年 5 月 12 日亚谷村支部书记报警，称该村一个 12 岁的小姑娘和一个刚结婚不久的少妇于 5 月 11 日到子里甲赶街一直未归，四处寻找不见音信，可能是被人贩子拐卖走了。5 月 16 日警方获得线索，得知有一拐卖妇女团伙欲将两名妇女拐卖到省外，正转交到云南保山地区。

警方解救了受害人桑某、都某，不久抓获犯罪嫌疑人娜某言、娜某加、车某香。三人准备将桑、都以 18000 的价格贩卖到浙江省“嫁”给大龄光棍儿。而娜某言的丈夫木某言、女儿和娜某加的丈夫阿某先后因拐卖妇女已判重刑，车某香的妻子于 1997 年被人贩子拐卖到了浙江省。车某香本身就是受害者，而他也参与了贩卖人口。

2 月 10 日下午，“偶尔治愈”在南安建村找到了此案中的娜某言，她出狱后在村子公路边开过小卖部，卖饮料和米线等食品，后因修公路拆掉了她的房子，现在她借住在其他村民的两间不到 20 平方米的小木屋里，房子很简陋，由很薄的木板和三角铁搭建，平时她给放学回来的孙子做饭，她说目前没有收入，实际上已 63 岁，但因身份证的日期不准，按身份证今年才 59 岁，她领不到每月 60 岁以上老年人才有的补助。她说拆了房子后，自己没有地方住，也没有钱再盖新房。

娜某言说，以前村里外嫁的很多，那时因为穷，女孩也愿意被介绍到外地，但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没人愿意再嫁到外地。而且孩子也少了，早年间一般家里生四五个孩子，生七八个的也有，而且十四五岁就结婚，家里孩子多，生活困难，不少父母也愿意早点把女儿嫁出去。

但对 20 多年前自己犯过的案子，她几次说“不清楚、记不得”，拒绝说起过往。

该村村委会成员刘女士告诉“偶尔治愈”，村里知道她曾因拐卖人口的案子坐过牢，但具体刑期是几年不清楚，她出狱后档案在派出所里。

娜某言的房子拆了以后，按国家政策都根据统一标准进行了补偿，至于她说没钱盖房、无法安置那是自己的原因，补偿的钱可能给了儿子，也可能花了，那就是她自己的问题了。

经济变好，外嫁女回家就不走了

习惯上把靠近缅甸的贡山县、福贡县、泸水县称之为“边三县”。

1998 年，福贡县的人均 GDP 1376 元，而当时云南全省的平均水平是 4355 元；农民人均收入是 685 元，而全省人均收入是 1387 元。最近一次的统计数据显示，2020 年，福贡县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6209 元，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7557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9%。

相距亚谷村不远的南安建村，海拔有 1700 多米，现在可以开车盘山直接进入村中。沿路是村民新建的三四层楼房，大多村民电视冰箱洗衣机等电器齐全，不少家门口停着私家车。

南安建村委会成员介绍，近些年嫁到东部的女子不断在回流，她们以探亲名义，有的带着孩子回来，有的孩子留在了外地，也曾有东部省份婆家的人来村里寻妻，但这些回来的女子说“在你们家里不被尊重，没尊严，所以不回去了。”来寻妻的人也没办法，因为早年很多人没有领取结婚证，即使领了证的，外地远道来的人也不敢强迫村里女子回去。

根据学者陈业强 2015 年出版的《怒江傈僳族妇女跨省婚姻迁移研究》，他多次做田野调查的村庄，总人口 2100 多人，嫁到外地的女性就有 100 多人，而福贡县公安局记录，福贡县从 1988 年到 2009 年，共有 4005 名妇女外流，被拐卖外流的有 1750 人。

小花梅就是这 4000 多名女子其中之一。

远嫁外地不能保证获得幸福生活，尤其是，很多女子是被欺骗、拐卖到了外地。

根据陈业强的调查，来怒江讨媳妇的男性往往采取欺骗的手段，有的怒江傈僳族妇女由于对外面的世界存在着美好的幻想，以为嫁到东部就会过上幸福的生活。当嫁过去后，才发现现实与想象的差距很大，她们的丈夫一般是在本地找不到妻子的“剩男”，要么是家庭条件差，要么是身体有残疾，要么是犯过错误、口碑不好的男人。

近些年，情况有了巨大变化。很多嫁到外地的傈僳族、怒族等女子返家后再也不回东部婆家，她们发现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怒江大峡谷的路通了、旅游景区和农家乐遍地开花、村民普遍建起了三四层的楼房、高山上的贫困村民易地搬迁免费分了楼房，村民自建房政府还有补贴。

2020 年 1 月泸水、福贡、贡山三县市交通扶贫的重点建设项目怒江美丽公路的通车，驾车数个小时就可以穿行怒江大峡谷。

而据新华社 2021 年报道，怒江州 98% 以上土地为高山峡谷，贫困发生率曾高达 56%，是全国最高的州市之一，可谓“极贫之地”。但怒江州消除了贫困，26.96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4 个深度贫困县全部摘帽，傈僳族、独龙族、怒族和普米族整族脱贫。

路通了，大量游客和物流通畅带来的就是收入快速增长，亚谷村有多处村民正在新建楼房，村民说一般建楼房要 20 多万，甚至三四十万元，大部分资金来自近年打工、开店、跑运输等赚到的钱。

救出了小花梅，然后呢？

马志莹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工作学院的一位医学人类学家，自 2008 年开始，她开始以人类学视角研究中国的精神卫生体系，走访多家精神卫生机构，采访过《精神卫生法》的立法者、公益律师、基层精神卫生工作者、患者和家属。

在过往的调研中，马志莹注意到精神障碍患者面临的困境，在她的经验里，“精神障碍与性别、贫富，三者关系互有交叉”。

被拐卖的农村精神障碍者

“在城市或者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地方，女性精神障碍者往往被看作是一个『危险的母体』，因为被认为会有遗传的风险，从而在『婚姻市场』中受排挤。但奇怪的是，在男性精神障碍者身上大家好像就会忘记这件事。”

根据研究，父母中的一方患精神分裂症，其子女患精神分裂症的概率大概是 4% ~ 14%，约是一般人群的十几倍。

“父母一方”并没有任何性别上的指代，但由于女性生理的功能，因此在“优生学”的话语中，女性被认为需要为后代生理意义上的正常和质量负责。

也因此，“女性精神障碍者往往被认为不适合当母亲，即使她们生下孩子，在家庭中也处处被排挤，人们认为，她是没办法教孩子的。”

但在农村，一些欠发达、女性比例较低的地区，可能就会出现不一样的景象，比如此次事件中的丰县。

“人们会只关注这个女性是否能生育。甚至家庭都会视她作负担，急切希望推她出去。一些研究者也发现，农村的精神障碍者很容易进入婚姻，而这个容易，往往不是自己的意愿，而是通过拐卖或者强迫来进行的。”

2017 年的一份研究对 770 位被拐卖妇女进行分析，其中，法院根据精神疾病司法鉴定书等相关证据认定的患有精神疾病的女性有 202 位，占被拐卖妇女总量的 26.2%。其中主要以被陌生路人“顺手牵羊式”和被熟人嫌弃后出卖，同时，也存在被“接力式”转卖和“退转式”转卖。

“解锁”严重精神障碍患者

在丰县女子事件中，根据目前披露出的信息，首先引起马志莹关注的是，“即使这个女性现在是一个精神障碍者，对她的‘关锁’，也并不应该被视作理所当然”。

根据早期视频和丰县调查组第一份通报，丰县女子的丈夫董某民的解释为，因为妻子病情加重，发病期间经常摔打东西，殴打老人和孩子，因此，董某民会用铁链进行约束。

《2018 年全国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治疗现状分析》显示，截至 2018 年底，中国在册患者 599 万例，其中在管患者 568 万例。病情稳定患者 442 万例，病情稳定率 80%。

在 2004 年之前，很多精神障碍患者大多游荡于社会边缘，或被家人用铁链、铁笼锁在一隅。但这不仅使患者获得医学治疗的权利受损，导致病情延误甚至遭受明显的躯体损害，也无法从根本上减轻家庭照料负担。

十多年前的媒体报道曾称，仅河北一省，被锁者约 10 万。

2004 年，中国借鉴澳大利亚的模式，推出“中央补助地方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项目”，因为首年获批 686 万元经费，人们也将其简称为“686 项目”。

该项目打通医院和社区，提高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治疗率，降低肇事肇祸率 ，其中很重要的一项措施便是“解锁”。

而“解锁”并非简单的打开锁链，需要一整套配套措施和流程，需要由包括精神科医生和护士在内的专业团队在关锁现场对患者实施解锁，将患者接到指定的精神专科医院进行诊断和住院治疗（系统药物治疗，同时配合心理治疗、工娱治疗或改良电休克治疗等综合治疗手段），患者病情好转或稳定后出院，回到社区继续接受随访、服药、康复和健康教育等一系列干预措施。

“解锁”推行多年，为什么还是会有上锁行为出现？

“其实这个问题不仅仅是政府要不要给患者解锁的问题，而是大众和社区如何接纳或者跟精神障碍患者相处。我们不能把这些患者当做潜在的风险存在。”

此外，马志莹说，在“机构-家庭”的二元模式下，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果除了家庭和医院，精神障碍患者还能去哪里？

她曾在走访中遇到许多“关锁”个案，有的是因为当地精神病院的床位有限，所以患者被锁在家里。也有一位父亲，考虑到自己的儿子已经进出十几次医院，因为在医院被其他病人打过，儿子非常不喜欢那个环境，这位父亲说，“宁可直接锁在房间里，不让他出来，也比去医院挨打好。”

“在整个精神服务系统里，应该有家庭之外的社区居住的选项。比如『中途宿舍』，一些严重的精神障碍患者从精神病院出来之后，可以去这里过渡。对于独立居住的精神障碍患者，也可以有社区护士或社工定期随访。”

“偶尔治愈”通过资料查询，发现在江苏徐州丰县也有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免费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其中需要家庭提交信息材料，之后进行随访。其政府网也提及，在 2020 年，丰县政府进行摸底，对辖区内 3852 名持证精神障碍患者进行核查，并为 1737 名困难精神残疾人提供服药救助。

但在丰县女子事件中，相关信息并未被充分披露出来。

精神病院难道就是她的终点吗？

在第四份通报中，徐州调查组称，董某民涉嫌非法拘禁罪。有公益律师称，“如果丰县女子确有精神疾病，这可能是首次关锁精障者被刑事检控”。

对此，马志莹称，“这确实是一个进步”。因为在其中，会涉及一个问题，公众在谈论精神障碍者，尤其是严重的精神障碍者时，会普遍认为，因为患有精神疾病，就没有同意能力。

“如果有关部门认为这涉嫌非法拘禁，尤其在承认她有精神障碍的情况下，某种程度认为，在这个事件中，他们承认这位患者是有表达自己意愿的能力，她对自己的处境是有自主选择权。”

但马志莹强调，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只改其中一部分，因为可能会带来未预效应。如果只强调“关锁”的非法，而不给精神障碍患者及其家庭提供支持，那么一些家庭会担心涉嫌犯罪处于两难境地，“可能偷偷把人送走，也可能把患者遗弃”。

“我们需要给家庭照料者更多支持和关注”。

在丰县女子的问题上，我们还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把人救出来之后，怎么办？

马志莹抛出一个问题，“精神病院难道就是她的终点吗？”

她援引国内外的救助案例，“首先解决的是住的问题”。

“要解决他们的处境，首先是要从物质条件开始着手，因为无家可归的状态就会导致精神压力。因此，这在许多救助项目中，住处是很重要的一项”。

马志莹举例，在美国，能够独立生活的精神障碍患者是有租金补贴的。无法独立生活的，也有中途宿舍、集体之家。另外，对于遭受虐待和暴力风险的女性，也可以自行或者带着孩子到庇护所藏身。而在中国，广州和深圳也在开始尝试中途宿舍，但“规模还是很小”。

此外，还有经济来源的问题。对于丰县女子来说，脱离现在这个环境之后，她需要依靠什么才能生活下去？

“在国内外，也有一些尝试去解决精神障碍者的就业问题，指导患者做一些就业技巧的训练。在农村，可能会有一些农业生产互助小组”，马志莹说。同时，由于精神卫生资源匮乏，对于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治疗，更多被压缩成“药物治疗”。但马志莹指出，从生物、心理、社会全方位角度去理解一个人的话，“药物治疗只是其中一方面”。

因此，我们需要考虑如何去给这些精神障碍患者提供社会支持网络，进行心理创伤治疗。

“过去很多拐卖事件中，有人会提问，说你把人救出来又怎样呢？回答者说，儿童有福利院，精神病人有精神病院。但我们应该去思考，精神病院是否就能成为一个人的最终去处？”

网民嚎叫：

习大海 8分钟前

标准的黑社会畜生洗地文！

八孩母的老家根本不可能是云南某少数民族地区，其口音非常清晰，就是四川东部口音（南充、绵阳一带），与重庆话都存在明显区别，何况云南乎？这些黑社会畜生是不是以为"大西南(云贵川)"都使用同一个方言？不是说央视有探访吗？不是说精神病院与受害者逐渐有交流了吗？把交流录音与通告一起挂在网上让大家听一下呗？此女能怒骂那一窝强奸犯，说明至少没有全疯，不可能对自己的父母90年代照片、对自己的90年代照片、对李莹这个名字、对"四川南充"和"云南福贡"会毫无特殊反应……你央视尝试着问了吗？你院方尝试交流过了吗？院长说病人说话听不懂影响交流，那么为何不请四川政府、四川医护人员、 四川调查机构介入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天网人脸识别系统是吃屎吃成哑巴了吗？

人类厄运共同体 今天 00:53

显然这是为黑帮政府开脱。无论如何，把精神病人（假设她是精神病人）当生育工具是在当地政府默许下发生的。也有很多村民说法不一样，这里只选择跟政府声明一致的 。

BBC12 今天 00:35

徐州权贵至今没有一句是真话！

陈藁薪 2022年02月11日 23:09

不论怎么为政府开脱，最终无法回避为何政府的几个版本的通报各不相同。 为何放任精神病患者被强奸，当作生育工具，为何在严格计划生育的年代，这种让精神病患者连生八孩的情况没有被制止？

下雨 2022年02月11日 21:38

洗地！

谢选骏指出：上文是徐州共产党写的，把“事故责任”推给了贵州共产党或是四川共产党——但也在无形之中泄露了另外一个机密——国家就是精神病院。“你把人救出来又怎样呢？回答者说，儿童有福利院，精神病人有精神病院。但我们应该去思考，精神病院是否就能成为一个人的最终去处？”——就是了。救出来也没用，精神病院只管政治犯——没病的人送进去都会变成了病人！精神病院不管八娃娘，八娃娘还要继续做贡献，直到九娃十娃葫芦娃……因为国家就是精神病院。其他各国的精神病人满街乱走，袭击路人脑袋，把人推下铁轨……一律无罪开释，因为国家就是精神病院！


【13、见佛杀佛——佛是屠夫不是神】


《逢佛杀佛》报道：

逢佛杀佛，取自《临济录》的一段记录，义玄（临济）禅师在一次端坐参禅中，见众僧念经之声潮涌，可一心一意的却不多。于是，大叫一声：“逢佛杀佛，逢祖杀祖。”众僧听了，心中一凛，心志随着聚集，在片刻安静后，参禅进入思考的状态，并由此领悟到参禅的目的比参禅本身更重要。这，就是义玄禅师的“呵风骂雨机峰峻烈”之禅风。

详细释义

逢佛杀佛，并非字面上理解的“所向无敌”、“格杀勿论”的意思，而是以“喝”的方式去勉励修行，人的意志天生并不坚强，有时颓丧无比，有时好高骛远，经历苦难和考验，很容易就会懈怠或放弃，此时，如果有人当头棒喝，可说大有裨益。

逢佛杀佛，可以是“断喝”也可以是婉语，道元大和尚由日本远渡中土，并向天童寺的如净禅师请教佛法，如净让他到山里参禅，独居索然，思考佛法的问题。半途中，如净前往探视，乃问：“独居参禅何如？”道元大和尚默然不语，感受到无法忍受的孤独，进而疑惑了原本的目的。如净又说：“当下认得眼横鼻直，不为人瞒。”然后离开，道元思索良久，终于懂得师傅的勉励，继续修行终得正果。

典故

逢佛杀佛，是用特殊的方式去震慑人的心灵，使其聚合。写《细川三斋茶书》的细川越中守忠兴，身为细川藤孝的长子，出身名门，从小就生活在安逸舒适的高文化氛围中。他刚向利休学习茶道时并不专心，点茶总是太酽或太淡。一次茶席中，在准备点茶时利休突然注视他，虽然并无言语。但，经过良久回想、思索，忠兴从此领悟，不但终成七哲之一，且将专心致志、细致谨慎的道理贯穿到日常的生活中，成为明哲保身之将，宽永九年受封至肥后（当主是其子）并得到三名城之一的熊本为居城（三斋自己住在八代，后迁京都）。

逢佛杀佛，不但可以是喝、是说、是观，还可以是其他方式。信长的无法无天在少年时代远近闻名，娶了浓姬后也未好转。家中以林通胜为首的家臣全部反对其继承家督，直至信秀去世，信长的行为也未改善。重臣平手政秀终于自杀并留下劝谏绝命书。从此，信长醒悟并迈出了天下布武的道路。

逢佛杀佛，是对任何人都可以通用的道理，是一种勉励，当人的心志涣散，意识不明时，就需要这样的“一喝”。樱一殿不退出，这对今川家、联盟都是值得高兴的事，结果虽不尽如人意，但也不至于如预期的糟糕。这就是今川家的集体力量，这样的团结给了“一喝”，尽管樱一殿意志仍不太明确，可我们毕竟不是和尚参禅，也不必过于强求做作。

逢佛杀佛，觉得疲惫之时，略做休憩或接受一喝，未尝不可，或许就此醒觉。

谢选骏指出：佛教以为真理在握，但其实它并不懂得基督的奥秘、上帝的启示是人类不能完全理解的——这个自知之明才是现代实验科学的前提。

wei wei @weiwei133769971 Replying to @xxj2040：我已经暂时放下佛教了，因为当我问佛：如何才能让人们摆脱正在遭受的防疫运动之苦时，佛说：1. 每个人遭受的痛苦都有原因，你不应该管；2. 婆娑世界本是虚无，他们的生死都是幻想，你应该闭眼不看。3. 你之所以为他人之苦而愤愤不平，是你修行不够。我对佛说：我操你妈！你丫就该下地狱！

谢选骏指出：见佛杀佛——佛只是人，不是神。所以我看，何必曲解“逢佛杀佛”的顿悟——逢佛杀佛就是见佛杀佛——因为佛只是人，不是神；佛既然成了偶像，就必须杀之而后快也。


网文《人挡杀人，佛挡杀佛这句话的典故是什么？》（2019-08-18）报道：

问：我记得古代一个和尚说过的，原话好像是“此时便是人挡杀人，佛挡杀佛”……我说的是出自哪里，还有是古代一个和尚说过这话，好像还是一个高僧，他叫什么名字，这件事的始末……

答：取自《临济录》的一段记录。也在宋朝普济《五灯会元》里有出现过。

义玄禅师说：“你如欲得如法见解，但莫授人惑。向里向外，逢着便杀。逢佛杀佛，逢祖杀祖，……始得解脱。”

在一次端坐参禅中，见众僧念经之声潮涌，可一心一意的却不多。于是，义玄大叫一声：“逢佛杀佛，逢祖杀祖。”

众僧听了，心中一凛，心志随着聚集，在片刻安静后，参禅进入思考的状态，并由此领悟到参禅的目的比参禅本身更重要。这就是义玄禅师的“呵风骂雨机峰峻烈”之禅风。

扩展资料：义玄（？—867年），唐代高僧，中国禅宗临济宗创始人。俗姓邢，曹州南华（今山东省菏泽市东明县）人。

禅宗五家中，以临济宗影响最大，法脉延续最久，也以临济宗最具中国禅的特色，而开创临济这一系的，是义玄禅师。他说：“大器者直要不受人惑，随处作主，立处皆真。但有来者，皆不得受。”（同上）不管外境多么精彩纷呈，都是空幻的，不要受它迷惑，只有你内在的清净心才是真实的。

从这种自信精神发出，义玄发展出了呵佛骂祖的禅风，言语十分激烈，这也是为了突出现实的、具体的人的主体地位。

义玄骂无位真人是“干屎橛”，把得到等觉、妙觉境界者呼为“担枷锁汉”，把罗汉、辟支佛称为“厕秽”，把菩提涅盘视为“系驴橛”。

不但骂，还要斩尽杀绝，断了人们的崇拜之念，“向里向外，逢着便杀，逢佛杀佛，逢祖杀祖，逢罗汉杀罗汉，逢父母杀父母，逢亲眷杀亲眷，始得解脱”（同上）。义玄鼓励人们敢于反权威，反偶像，不要像个新媳妇那样怕这怕那，“若似新妇子禅师，便即趁你出院，不与饭吃”（同上）。

有一高僧修行一世，功德圆满，眼看将死却未能成佛。

此时魔鬼引诱他说：“你欲成佛，日落前，杀足100人便可。”高僧信以为真，手拿屠刀，人挡杀人，佛挡杀佛。

眼见马上日落，却只杀得99人还差一人。此时佛祖幻化人形，来到高僧面前说：“你欲成佛，是否还需杀一人？若如此，便请杀我。”高僧一听，终于放下手中屠刀。此时日已落。

佛祖问：“你不想成佛了吗？你不是要在日落前杀100人而成佛吗？”

高僧答：“不了。我不想成佛了！”然此话一出，高僧顿得正果，立地成佛。

高僧苦修一世 只为成佛 几乎放下了所有的执着，但是就是他那让他放下所有执着的动力本身，却又成了执着。

谢选骏指出：如此看来，佛陀就是屠夫——为了成佛可以草菅人命。于是我说，见佛杀佛，就是为民除害了！


【14、开明专制明神宗】


《乖戾多变的万历皇帝》（全历史）报道：

虎妈的教育方式，在他身上得到了最坏的后果。

1563年9月4日，明神宗朱翊钧降生。

他10岁即位，年号万历，执政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这期间海内升平，史称“万历中兴”。但万历皇帝曾因立储一事怠政28年，成为个人执政生涯的一大污点。为此，乾隆曾评价：“明实亡于神宗之荒唐。”

明神宗，经考古发现万历皇帝的左脚短于右脚，身体上的残疾是万历怠政的原因之一。

那么，万历皇帝到底该不该为明朝的灭亡负责呢？ 他是怎样一个人？

第一、他是会敛财、能花钱的明朝皇帝。

万历年幼时，有一个会收税的老师，即内阁首辅张居正（此处可至1525 年5月24日的江陵）。张清查了自明太祖以来，坏了两百年的田产账，并推行一条鞭法，开创了高效的收税模式，使明朝田亩和税收增加近一倍。

万历皇帝学习了老师的敛财能力，不过却非常粗暴且毫无节制。

首先，抢国库。万历第一次向户部要钱，并没有被拒绝。得逞几回后，万历便以“买办银”的名义，命令户部每年都要给他20万两白银，但皇室的买办支出仍是由户部承担。这样，户部负担了双倍的 “买办银”，估算下来，万历光是从国库身上薅羊毛就达到1000万两。

其次，征矿税。万历二十四年开始，皇帝命太监作首领，派到各地征矿税。明代采矿是亏本项目，万历此举不过是“合法抢劫”。太监王虎在征税时，曾私自加收“鱼苇税”，没有鱼苇的地方，就收落地税，百姓实在贫苦，无法交税，就抄人家产，乃至掘人祖坟，可谓无耻至极。据统计，强征矿税24年里，万历又从百姓身上刮下至少1000万两。

不过抢来的，总是要还。

宁夏总兵叛乱，丰臣秀吉入侵朝鲜（此处可至1592年6月11日的平壤），播州土司揭竿而起，三大征来势汹汹，都在同一年爆发了。依赖万历的金库，支出粮饷倒还不成问题。但萨尔浒大败给努尔哈赤，却使明朝却一蹶不振。在辽东战场投入28年和6000万军费，除了透支国力，并无起色。

第二、他是掌控欲极强的叛逆青年。

万历出生不久便被嘉靖帝（此处可至1528年6月17日的北京）定为皇太孙，从小接受了“虎妈”式的严格教育。

小万历每天凌晨4点就要起床读书，只要稍一犯错，母亲就罚他长跪。连伺候他的太监冯保（此处可至1572年7月19日的北京）也和母亲串通一气，在万历醉酒贪玩时打小报告，最可怕的要数老师张居正，不仅对他横眉冷眼，逼着万历写 “罪己诏”，话里话外还暗示要废他帝位。

万历皇帝的书法修养很好，但张居正却批评他应该做圣君而不是书法家，万历直到张居正死后才重拾书法。

权力、财富、美女，万历什么都不缺，唯独缺少对生活的掌控。然而他不能反抗母亲，这是不孝，所以万历将多年压抑的怒火都发泄在了张居正和冯保身上。

当江西御史弹劾已经死去的张居正时，万历长叹一声：“朕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随后，弹劾张居正和冯保的奏折像雪花一样飞到京城，引发了万历报复式的大清洗，张家后人无一幸免，而冯保则被派去守皇陵。

万历极其叛逆，体现在后宫便是对郑贵妃的偏爱。人人都说郑贵妃的儿子不能做太子，万历偏要反其道行之。由此与群臣争执不下，万历索性罢朝以示反抗，史称“国本之争”。而这一罢就是28年，不仅是朝会，祭祀典礼也鲜有出席。与万历同声连气的郑贵妃也是个能折腾的主，一个人主导了明末三大案（此处可至1615年6月26日的北京），成功搅得明光宗、明熹宗陷入党争泥潭（此处可至1625年7月31日的北京），只做了一个月的短命皇帝。

第三、他是喜欢读书的明朝文艺推手。

万历虽然荒唐，但他主政时期，却意外地促进了明朝文艺的大发展。

万历喜欢读书，除了被灌输的四书五经之外，还涉猎诗歌、医学以及民间小说。相应的，他对民间著书的态度十分开放，仅查处过李贽（此处可至1527年11月19日的泉州）的言论过激的书籍。

其他书籍，光是杂剧和传奇，在万历一代就出版了400多种，总数占明代的2/3以上。这些异军突起的民间文学，将宋代以来中国出版业推向了新的高潮。

创作自由和商业盈利使出版业趋于成熟，出现了大规模的书坊（出版社）、职业写手、职业编辑、职业校对和职业销售等。

万历年间，宋体刊刻的《嘉兴藏》。宋体是明朝形成的成熟印刷字体，并传入朝鲜和日本，成为现今东亚地区普遍采用的印刷字体。

出版业也改变了明朝文人的生活境况，如冯梦龙，汤显祖这样官场失意、著书得意的大有人在。汤的代表作《牡丹亭》，至今还活跃在戏曲界，而他的作品也常常被拿来与莎士比亚（可至1616年4月23日的斯特拉特福）相较。

此外，万历还对传教士和西洋器物有着浓厚兴趣，虽然朝中臣子多有反对，但还是亲自下诏留利玛窦（此处可至1610年5月11日的北京）长居北京，并默许了传教事宜。利玛窦和徐光启（此处可至1562年4月24日的上海）翻译的《几何原本》，打开了我国西学东渐的局面。

万历朝文学艺术的兴盛，一方面标志明代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另一方面也昭示了朝廷对社会的局部失控。即使万历勤政终生，即使张居正力挽狂澜，也都难以避免国家机构运行效率低下的死局，与其将明朝的灭亡归责于万历，不如归责于明朝国家制度的建立者——明太祖朱元璋（此处可至1368年1月23日的南京）。

有明一代遵循 “祖宗之制”而怠于改革，实质是对现有制度的惯性依赖，这验证了依赖有缺陷的路径，会使机构运行陷入恶行循环的规律。（详见规律26 - 路径依赖：制度发展的惯性）

评价

矿税之行且二十年，四海膏脂已尽，内帑之堆积如山。—— 明臣叶向高

谢选骏指出：人说——“万历喜欢读书，除了被灌输的四书五经之外，还涉猎诗歌、医学以及民间小说。相应的，他对民间著书的态度十分开放，仅查处过李贽（此处可至1527年11月19日的泉州）的言论过激的书籍。其他书籍，光是杂剧和传奇，在万历一代就出版了400多种，总数占明代的2/3以上。这些异军突起的民间文学，将宋代以来中国出版业推向了新的高潮。创作自由和商业盈利使出版业趋于成熟，出现了大规模的书坊（出版社）、职业写手、职业编辑、职业校对和职业销售等。”我看——专制的万历还算开明。不过在废垃社会，开明专制大都没有好下场……“我死之后，洪水滔天”是其写照。只有在普鲁士、俄罗斯那样的野蛮国家，开明专制才能促进文明开化。


【15、科学离不开神话】


《起源于一片虚无 日本科学家发现史上第2强宇宙射线「天照粒子」》（编译卢思纶2023-11-27）报道：

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导，日本大阪公立大学研究团队24日于《科学》杂志发表研究，探测到30年来射向地球的「最大规模宇宙射线」，并将其粒子命名为「天照」（Amaterasu）。

宇宙射线撞击地球大气层后会衰变成各种高能粒子，并被地面望远镜所侦测，而科学家可通过追踪粒子来源，推估原始宇宙射线的威力大小。

2008年，由大阪公立大学南部阳一郎物理研究所主导，集结日本、美国与俄罗斯等八个国家组成团队，在美国犹他州西部沙漠（West Desert）部署507张桌球桌大小的望远镜探测数组（Telescope Array），覆盖面积达700平方公里，定期观测与分析数据来推定宇宙射线能量。

2021年5月27日，计划主持人藤井俊博（Toshihiro Fujii）进行例行检查发现探测器受到某种超高能量撞击，「以为是设备出错才会显示过去30年来前所未有的能量等级」。经过进一步测量发现结果与超级宇宙射线的结果一致，能量水准高达244兆（EXA）电子伏特，仅次于1991年测得的史上最大宇宙射线「天啊粒子」（Oh-My-God particle）的320兆电子伏特，成为人类史上第二强的宇宙射线。

科学家将其取名自日本神话中地位最高的神祇，称为「天照」。

尽管多年研究，这种高能粒子的来源依旧不明，一般被视为和宇宙最高能的现象有关，诸如有关黑洞、伽玛射线暴（gamma-ray bursts）与活跃星系核（active galactic nuclei）。可是迄今为止最大的发现似乎指向起源于虚空或空的空间，也就是没有任何剧烈天体活动发生之处。

至于「天照粒子」似乎来自于从本地空洞结构（ Local Void），也就是接壤银河系边缘几乎空无一物的空间。

计划共同发言人表示，研究两个至今测得的最大宇宙射线（天啊和天照粒子）似乎「有点随机」，追溯其轨迹无法发现足以产生如此高能量的粒子。

纽约大学物理教授法拉（Glennys Farrar）解释，超高能量宇宙射线携带的能量超越现今任何人造粒子加速器数千万倍，比如大型强子对撞机（Large Hadron Collider）。

谢选骏指出：科学离不开神话——因为神话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基本方式。


《“科学家神话”和烧脑迷雾背后的现实》（2023-09-07 李佩珊）报道：

本文讨论了电影《奥本海默》背后的现实和科学家神话。文章指出，诺兰选择不再“烧脑”，而是通过奥本海默的故事展现了自己的自我意识和战略头脑。奥本海默作为一个项目经理，在曼哈顿计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铸就了科技强国的辉煌。文章还探讨了奥本海默和诺兰的相似之处，以及电影中展现的道德主题和现实问题。

诺兰通过奥本海默的故事展现了自己的自我意识和战略头脑

奥本海默作为项目经理在曼哈顿计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电影探讨了道德主题和现实问题

上映前，电影《奥本海默》被万众期待，上映后，它的讨论持续火热。诺兰，这位以“烧脑”闻名的好莱坞大导的名字，一直都是金字招牌。

不过这次诺兰决定不再“烧脑”，三个小时的《奥本海默》虽有最基本的戏剧的嵌套回还，但叙事结构并不复杂。

躲在“科学家神话”迷雾背后，那个现实中存在的奥本海默，就像被“烧脑神话”遮蔽的诺兰自己一样，有着近似的现实“人生底牌”，让诺兰在奥本海默身上找到了从未有过的自我共鸣，决意要在银幕上抵达他“有强烈自我意识”“令人难以置信的战略头脑”的现实人生。作为奥本海默和诺兰自我意识的“二重奏”的产物，那个焦虑于宏大道德主题的“普罗米修斯”被茫然丢进一个个处境中，念叨着“我现在成为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

现实终究并非电影。“理解现实”，而非那句拗口的印度短句，对于奥本海默和他弟弟弗兰克而言，是在他们人生各种公开言说中反复出现的宣告，也是他们认为避免诸如核战争这样人类灭顶之灾的真正的关键钥匙。

万众讨论之中，电影《奥本海默》或许是让我们以理解奥本海默的现实人生为基点，勾连并理解与之相关的、掀起了全球竞赛的重要事务，过去是核弹、当下是AI的现实真正为何的最佳时机。

奥本海默，这个“半吊子”科学家，伟大的项目经理，在“曼哈顿计划”中一手打造了漫长的二十世纪中美国“国家科学工程”的组织和管理范式，铸就了科技强国的辉煌；当下的硅谷，正如一个世纪前他建造的洛斯阿拉莫斯，AI “Big Tech”们纠缠于军备竞赛式的竞争和道德恐慌中。在这个名字背后，过去、当下乃至银幕大众认知水面之下的现实，事实上紧密地交缠在一起。

“没有现实是一座孤岛”，正如“没有人是一座孤岛”，这是奥本海默对“三位一体”命名的灵感来源、他所深爱的诗人约翰·多恩的另外一首著名的诗的标题。“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而鸣”，这首诗的结尾，呼应了奥本海默的弟弟弗兰克的警告和诺兰所认为的当下“人工智能最大的危险”，即，当人们出于怠惰和狡猾，跪拜于神话而放弃理解现实的责任时，世界将再次万劫不复，滑向互相猜疑、彼此无穷尽震慑、互相耗尽的深渊。

奥本海默：“科学家神话”背后的项目经理

20世纪是属于科学家的世纪，爱因斯坦、图灵、玛丽·居里等等群星闪耀。但在其中，名字震响过世界、地位“近乎神话人物”（获得了诺奖的物理学家拉比所言）的，只有J.罗伯特·奥本海默。

1945年，当奥本海默领头研究并制造的两枚核弹在日本投下，升腾起巨大的蘑菇云之后，这个被永久改变了的世界在惊嚇中念诵并记住了他的名字。

1954年，那场在“麦卡锡时代”长达19天的秘密听证会之后，奥本海默被原子能委员会撤销了安全许可、被政府扫地出门。他的名声由此染上了一层巨大的悲情滤镜。

两场大事件，让奥本海默被拥上了美国的悲情神话英雄的位置。“你是美国的普罗米修斯”，诺兰在电影《奥本海默》中，将之通过奥本海默的导师玻恩之口宣告。“美国的普罗米修斯”，来自于这一电影的起源，那本得到了普利策奖的奥本海默传记《美国的普罗米修斯：J.罗伯特·奥本海默的胜利与悲剧》。

奥本海默，这位20世纪的神话人物，就像普罗米修斯那样，被世人认为是通过极端的聪明才智，从上帝那“窃取”来了核能这样不可思议震撼力量的“天才科学家”，也如普罗米修斯那样，被绑在审判柱上由舆论的秃鹰分食，因他是在战后反对氢弹研发、不懈地推动核管制以避免核军备竞赛的“良心科学家”。

无论是“天才科学家”，还是“良心科学家（往往被陷害）”，都是整个20世纪所弥漫的“科学家神话”中常见的一体两面，我们可以在大众流传的爱因斯坦、居里、图灵的轶事中找到同样的对应。

正如玛丽·米奇利（Mary Midgley）在其颇有影响力的著作《科学是救赎：现代神话及其意义》中所陈述的，在进入近代之后，宗教不再能依靠口说无凭的“神话”或是“神迹”来满足人们“统一的、有序的愿景”，科学接过了这一职责，用撼天动地的科学奇观（原子弹升腾起的巨大蘑菇云就是最佳例子）制造了“集体记忆”的共鸣，印证和激发了人们对科学家们全方位的敬畏和狂热，“科学，就是现代神话”。

在这个新的神话时代，“上帝不会掷骰子”，但正如玻尔对爱因斯坦那句总被人们遗忘的回复，“爱因斯坦，不要再告诉上帝该怎么做”，科学家，就是新的神祗。

被时代和大众“背叛”的“良心科学家”作为奥本海默“科学家神话”的一面，诺兰将这种宏大的“背叛”在《奥本海默》中击碎还原为单纯的个人恩怨。而奥本海默的“良心”和“责任”暧昧不明地混搅在一起，才是诺兰在这部长达三个小时的电影中真正所探索的宏大空间：他对核弹掷下后所引发的巨大伤亡始终沉默如谜下隐藏的内心情感海啸；他在战后积极控核却从不公开谈论自己是否有罪的内心天秤的反复衡量。

至于“科学家神话”的另一面“天才科学家”，诺兰在电影中以一种不甚明显的方式加以击碎：他安排前来征召奥本海默的“曼哈顿计划”的负责人格罗夫斯将军，将“半吊子”（dilettante）放在对奥本海默一连串略带调侃的负面评价的最开头。

“奥本海默的野心超过了他的智慧”，在《纽约时报》对诺兰就这部电影的专访中，诺兰的表述更加毫不留情，“他不是最好的数学家。他不是最顶级的量子物理学家。他相当优秀，但他不是真正的独一无二的杰出。”

遗憾的是，诺兰匆匆略过、细节篡改了的奥本海默的剑桥时代，才藏着通往“天才科学家”神话背后的现实最为关键的钥匙，所幸，我们仍可以在传记《美国的普罗米修斯》中寻回。

两位作者相当详实、不为传者讳地记述了奥本海默那段狂乱而挫败的青春岁月。作为富裕家庭培养出来的神童，他在剑桥时“头一遭察觉自己无法在智识上表现得出众”，情绪不稳定到摇摇欲坠，被“能力不足的感受和强烈的嫉妒”所吞噬。他在导师布莱克特的桌子上放上了一枚有氰化物的苹果，出于嫉妒，差点掐死自己刚刚订婚的朋友。

即使在十年之后，奥本海默通过自己的工作和社交生活，从“笨拙的神童”蜕变为那个一呼百应、“世故且具魅力的知识领袖”之后，他也不是那种石破天惊开创起自己学说体系的天才学者。

在上世纪初最聪明杰出的年轻头脑纷纷投身的量子物理学领域，单凭作为理论物理学家的贡献，奥本海默离诺贝尔奖的距离确实称得上遥远（有传闻他因核弹提名诺贝尔奖）。他在哥廷根的导师和同学们却都是“非凡的科学家”，好几位在当时或是之后实至名归地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最重要的是，奥本海默身为“美国核弹之父”的最大神话泡沫在于，他并不是那个将核弹的原理，也就是“核裂变”带到世间的“天才科学家”，而核弹真正的制造和诞生也并不需要“天才科学家”。两个德国科学家分裂了原子发现了“核裂变”，正如诺兰在电影中展示的，全世界的科学家迅速领悟并复刻出了这一现象。对于在同一物理学前沿工作的他们而言，用中子轰击铀不过是个简单的复现实验。

“核裂变的发现不可避免，除非停止物理学的发展。”另一本相当重量级的关于核弹的传记《原子弹的制造》（The Making of the Atomic Bomb）的作者理查德·罗兹认为，就算德国科学家没发现核裂变，其他国家的科学家也终究会发现。奥本海默对此有个相当贴切的比喻，“科学中的深层事物不是因为它们有用而被发现，这是一个深刻而必要的真理；他们被发现是因为有可能找到他们”。

核弹的制造也不需要“天才科学家”。玻尔早早预判了生产核弹的真正挑战和困难之处在于把铀-235与铀-238分开，即使要进行少量分离，也需要建设巨大的生产线，在那个计算机和机器人技术都不存在的年代，只有“把整个国家变成工厂”，才有可能来处理这些高放射性材料并检测出同位素之间微乎其微的差异。

电影《奥本海默》撇开重重神话浮云后的真正谜底，在此揭开了一角。现实而非“科学家神话”之中，奥本海默真正得以超越的“人生底牌”静静掩藏在这样艰难挑战的最终解决方案之后。这也是他在注定能为其缔造者创造巨大声名的“曼哈顿计划”中，作为王牌所发挥的真正作用——一个前无古人、智力超群到伟大的“项目经理”。

奥本海默是让这些庞大的工厂落地、克服困难运转起来的那个人。他构想出来了四地交汇的方案，让“所有美国工业思维的科学创新，通过铁路连接起来，集中于一个目标、集中于空间和时间上的一个点”，也就是在中心所建起的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他有条不紊地调配着人力、资金和工业资源：实验物理学、理论物理、化学和冶金学、军械四个部门各司其职，逐级上报；数十亿美元的军事投资和美国所有的工业实力、创新成果由他分配转化。

事实上，这一切正是如今各大公司中必不可少的“项目经理”的工作。奥本海默找到了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最佳方式，即使是后来出席作证让他失去了安全许可证的“氢弹之父”泰勒，也承认奥本海默是他见过的“最好的实验室主任”：奥本海默的“半吊子”特质在这发挥为了“强烈的思维流动性”，他知道和理解实验室中发生的一切，将物理、化学乃至冶炼部门的事务都记在脑中成为一盘大棋，贡献了专家级的管理和协调；

他“派对动物”“风流浪子”（诺兰安排格罗夫斯将军直接称呼他为womanizer）、渴望并且成功地在所有地方成为人们的关注的中心（电影中出现了多次人们齐声呼喊着奥比！）的特质，在这儿发挥为物理学家们往往不具备的“对其他人的不寻常的心理洞察力”。

泰勒惊讶于奥本海默“知道如何组织、哄骗、幽默、抚慰感情”，“如此有力地领导”，“却不显得有意为之”。泰勒最终承认，“洛斯阿拉莫斯的惊人成功，源于奥本海默领导它的才华、热情和魅力”。

《原子弹的制造》写道，洛斯阿拉莫斯让奥本海默这么多年来第一次真正缓解了他所深深隐藏的智力层面的自卑和对自己生活方式的厌恶。他意识到自己需要那个“别人眼中所看到”的他，那个智力卓越、富有领导才华的他，作为他时刻担忧游移的主体自我的互补。

在电影中，诺兰重点通过奥本海默迅速将人员重新调配，许诺给泰勒每周一小时单独沟通时间的方式，举重若轻地化解了泰勒想离开洛斯阿拉莫斯的事件，表现了奥本海默作为这个几万人、十几亿资金庞大项目的“项目经理”的高光时刻。

“我认为很容易证明奥本海默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人”，在《纽约时报》对诺兰的专访中，诺兰将他电影中所埋伏的奥本海默的角色底牌更彻底地摊开，那就是“有效的组织调动力”。他认为甚至可以说奥本海默才是促进和实现了氢弹的那个人，因为有他在，泰勒才会一直为之钻研工作。

从洛斯阿拉莫斯到硅谷：“国家科学工程”到AI“Big Tech”

当被塞在英国战斗机的炸弹仓中逃到美国的玻尔，终于得以访问洛斯阿拉莫斯、并目睹了在高峰期雇佣了13万人的“曼哈顿计划”的庞大工业规模后，打趣地和泰勒说道，“你看，我说过，如果不把整个国家变成一个工厂，就无法制造核弹。你们现在已经做到了。”

在作为神经中枢的洛斯阿拉莫斯背后，“曼哈顿计划”的身躯庞大。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技术科学项目”，也被认为是“20世纪最成功的大型项目之一”。分离铀-235的田纳西州橡树岭综合体中，有一间工厂的长度达到了一英里，里面的主管只能骑着自行车四处走动。生产钚的华盛顿州汉福德综合体中，反应堆顶天立地。广岛原子弹诞生于前者，“三位一体”和长崎原子弹来自后者。

在电影中，诺兰将这些注定让观众昏昏欲睡、“曼哈顿计划”的真正倚重的工业现实，压缩为精巧的视觉呈现，保留为两个不断被投进玻璃珠、以展示铀和钚产量进展的容器。

本质上，洛斯阿拉莫斯背后的“曼哈顿计划”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国家科学工程”。科学研究机构、民间工业企业、军事部队、国家政府，四个原本没有如此紧密联系的体系第一次汇集到了一起进行合作。这也是美国能够在不可思议的三年期限内，建立了全新的核工业并制造出崭新武器的真正秘密。

奥本海默和其他科学家们被从大学研究所和实验室中招募而来，产生了数千项新发明。杜邦公司、通用电气等民间大型工业公司得到了承包合同，和陆军工程兵团一起，设计、建造和运营核生产系统的实验室和工厂建筑，以及反应堆和设备。美国政府授予了“曼哈顿工程”“高于一切行动的特别优先权”，提供了没有上限的资金支持。

“该项目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来自现有政府、工业和学术机构的设施和服务。”1962年，格罗夫斯将军在他的《现在可以讲述：曼哈顿计划的故事》（ Now It Can Be Told: The Story Of The Manhattan Project）一书中，将“曼哈顿计划”的成功原因之一归结于此，“我们所得到的是政府的全力支持，美国科学、工程和工业几乎无限的潜力，以及几乎无限的具有聪明才智和决心的人。”

对美国而言，“国家科学工程”的组织方式成为了可复制的成功。30年之后，30万人参与、耗资达到了惊人的250亿美元的“阿波罗计划”，依葫芦画瓢采用了“曼哈顿计划”科学研究机构、民间工业企业、军事部队、国家政府紧密合作的组织方式，将宇航员送上了月球，建起了包括肯尼迪航天中心等科研机构，格鲁曼、洛克希德等大型航天企业在内的航天工业体系。“核工业”和“航天工业”一起，最终铸就了美国在20世纪中后期全球科技霸主的地位。

进入21世纪之后，全球科技的前沿领域转向了计算机、互联网和人工智能行业。硅谷之于这些行业，像洛斯阿拉莫斯之于核工业，是他们的神经中枢，最重要的实验室和最优秀的智力资源以“Big Tech”之名皆汇聚于此。

事实上，硅谷背后的这些行业像洛斯阿拉莫背后的“曼哈顿计划”一样，略微隐蔽但实际上延续了“国家科学工程”的“科学研究机构、民间工业企业、军事部队、国家政府合作”的组织形式。

“硅谷”之父弗雷德里克·埃蒙斯·特曼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在鼓励两个学生成功地创办了惠普公司之后，他在附近创立了“斯坦福创新工业园区”，而这就是硅谷的前身。军工联合体、政府资金为硅谷打下了基础，这几乎是公开的秘密。硅谷中一些“big Tech”们能够起家，或多或少依靠拿到的来自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的政府资金和国防合同，这个国防部下属部门“对国家安全的突破性技术进行关键投资”，之前是雷达和火箭，如今是超级计算机、人工智能、场景建模和网络安全。

说回最初的“曼哈顿计划”，如此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资源密集、跨学科的“国家科学工程”也意味着需要前所未有的运转方式。曼哈顿计划是科学界公认的第一个全面应用“项目管理”（project management）理念和技术的大型项目，是如今“Big Tech”们运转所相当依赖的“PM”（即项目管理的英文缩写）的源头。

格罗夫斯和奥本海默，这两位组织、资源和物流管理的天才，在实践中奠定了现代项目管理的框架和基础，

洛斯阿拉莫斯作为巨大工程的头脑，将生产核弹这个目标使命划分为了明晰、彼此独立的具体任务和执行团队，在保密的同时简化了项目的复杂性及增加了可行性，同时，决策权被下放到适当的责任级别，保障了命令执行的高效通达，这些仍是今天如苹果这样的Big Tech的管理文化的核心。

此外，它开创了对多个项目并行发展的非凡先河。整个计划摆脱了工业革命后已经路径依赖的流水线式生产，同时进行了两种原材料的核弹（铀和钚）的生产及包括电磁和气体、热扩散在内的三种裂变方法的试验研究。这确保了整个计划在需求明确和设计完成之前，就能完成基础工作和方法迭代，抢夺项目时间。这也几乎是21世纪之后大型互联网开发普遍采用的敏捷项目管理的核心。

不过，值得补充一句，早在“Big Tech”崛起之前，这些石破天惊的项目管理方法就作为新的科学从美国传播到了世界，被现代企业管理所吸纳，“曼哈顿计划”实际上正是如今项目管理学科最经典的案例研究。

在洛斯阿拉莫斯和硅谷，“国家科学工程”和“Big Tech”，这样两两对应所连接的过去和现在的现实对照之间，也存在着某种更为微妙的关联，那就是“AI”和“核弹”间越发紧密地、忧心忡忡的对照。

最开始，那些彼此之间疯狂竞争、认为自己正陷入奥本海默式道德困境的AI “Big Tech”的负责人们，普遍地将《原子弹的制造》放在自己的案头，试图从其扎实的记录中寻找到如何应对自己挣扎的说明书。

今年5月，包括OpenAI的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在内的一众AI界的重要人士签署了一份只有一句话的公开信，“减轻人工智能灭绝人类的风险，应该与大流行病和核战争等其他社会规模的风险一起，列为全球优先事项”。这样的忧虑继而席卷了美国媒体、国会议院，进而是几乎整个美国社会。在接受关于电影《奥本海默》的众多专访时，诺兰一直要应付关乎这样类比的大量相似问题的狂轰乱炸。

确实，这两者之间有类比存在的巨大空间。AI和核弹一样，注定无法避免，也无法被停止发明（如第一部分的分析），它们的诞生却意味着我们所处的世界的彻底改变。就像诺兰埋伏了整场电影、在片尾最终露出的那个“钩子”，在“三位一体”成功后，奥本海默和爱因斯坦那场交谈为何不欢而散的谜底——奥本海默艰难地吐出，“I believe we did”。（毁灭世界）

我们所能从核弹的历史中获得的如何应对AI这一当下现实挑战的最大启示，或许是社会应当保持奥本海默对核问题所呼吁的那种“开放心态”，真正去吸收、了解AI问题的现实状况，而不是陷入神经官能症式的恐惧之中，或是诺兰所认为的“人工智能最大的危险”，即人们将AI视为奥本海默这样科学家一样的神，制造出新的“AI神话”，狡猾地试图摆脱自己的责任，却让现实滑向因为懒于思考只能互相猜疑、彼此震慑的新的军备竞赛的深渊。

《美国的普罗米修斯》结束于奥本海默的弟弟弗兰克在哥哥去世两年后开设了一家科学探索馆。他秉承了他们两个的毕生志愿，“让人们愿意相信他们能够理解周遭的世界”，因为，当人们放弃理解物理世界，也往往意味着他们放弃理解社会和政治世界，这些看似微渺的不理解的火星，让“我们最终都会有灭顶之灾”。

现实自我的银幕投射：奥本海默之于诺兰

最后，我们有必要彻底拉回到对本文的真正主角——《奥本海默》这部电影的讨论，来作为本文的简短尾声。

“科学家神话”和“烧脑神话”，虽然分别处于物理学和电影两个几乎是毫无关联的领域，但如果仔细思考，奥本海默和诺兰的现实“定位”令人吃惊地相似。

是的，即使和选择了物理学家作为职业的文艺爱好者奥本海默不同，诺兰选择了文学艺术本身作为他的职业，也就是“导演”，但他的职业风格几乎等同于项目经理，不同于大部分的导演，就像奥本海默不同于大部分的物理学家。

就拿诺兰的亲弟弟，同为导演的乔纳森·诺兰来说，乔纳森是那种典型的有着绝妙想象力、靠天马行空镇住观众，之后却被自己的灵感拽住一通乱走，最后丧失了对叙事控制力，让观众狂呼烂尾弃剧、让行业投资对他信心越发不足的导演。

诺兰几乎是乔纳森的反面。诺兰的最大特色，当然是他层层包裹嵌套却结构精巧到让人鼓掌叫绝的叙事结构，和作为如此精雕的叙事结构的底层支撑的对场面、演员、剪辑极致的调度能力。好莱坞电影工业和资本看重诺兰，他的电影从来没有大失水准、口碑崩塌之作，票房稳定，因此他获得了其他导演难以企及的主题和预算的自由。观众们因为需要反复回味才能理顺看懂，顶礼膜拜将诺兰摆上了“烧脑神话”的神坛。成为诺兰的粉丝，是品味和智力的双重象征。

从未彻底脱离文艺类型却票房稳健，诺兰的成功几乎独树一帜。我们必须跳出大众人云亦云的“烧脑神话”，才可能更好地审视他的“人生底牌”——电影工业中那个最优秀的项目经理。

实际上诺兰自己对这张底牌的认知向来清晰，他拒绝别人称呼他为导演的惯常尊称“艺术家”（artist），只愿意被称呼为“工匠”（filmmaker）。他像奥本海默那样，将电影和叙事本身作为大项目调度划分得有序，因此当成果在银幕上呈现时，表现出大多数导演从所未有的强大控制力。诺兰对于奥本海默的心心相惜，大概也来自于此。

在接受上文提到过的《纽约时报》的那次专访时，诺兰说，“令人难以置信的战略头脑”和“很高的自我意识”是他最欣赏的奥本海默的特质。诺兰拍摄这部电影起于拥抱这样的“标志性本质”的冲动，但他也明白自己是为了倾注自己的“自我创造和自我意识”。直白点理解，他在奥本海默身上找到了从未有过的自我共鸣，也不否认他在以一种“非常个人化的诠释”来诠释奥本海默的一生。

这部电影实际上是诺兰从未有过的自我突破。他不是那种自恋型的、处处自我投射的导演，也几乎是第一次尝试让自己的电影跳出他擅长的精妙包装的“各个部分的总和”的形式组合，试图去准确地呈现和抵达奥本海默这个人的现实（这种野心就像在银幕上还原现实的诺兰本人那样）。诺兰骄傲地将剧本称为他“过去20年来思考的高潮”，考虑到他向来剧本的完善程度，这基本上宣称了这部电影是他的“人生结晶”。

这实际上导致《奥本海默》脱离了诺兰固有的控制力，在叙事上展现了可疑的空洞和漂浮。我们都知道，人一生的现实生活是复杂、琐碎，却没有核心戏剧冲突张力结构支撑的，然而，诺兰在将奥本海默和自己的一生搬上银幕、复现这种现实的复杂性的道路上，不再青睐站在对立面的、他自己最擅长的精巧戏剧叙事结构的搭建，将重心交给他们两个人的自我意识都最能投射的宏大的、却找不到落点的道德主题。

“《奥本海默》牺牲了它的大部分戏剧力量来强调主题的重要性”，《大西洋周刊》的影评相当到位地批评道，“以及，诺兰对处理它的自豪感——也就是说，为了他自己的自我重要性。”

同时，所谓天才导演，或是一切天才文艺界人士的天赋，是在看似轻轻松松地摸到了他的主角的“人生底牌”之后，天花乱坠地重新洗牌，又看似不经意地倾泻于桌，像注定吸引来赌桌上的赌客们牢牢锁定的目光那样，紧紧抓住读者或观众们的每一寸呼吸。奥逊·威尔斯的《公民凯恩》就是这样有魔力的天才之作。

诺兰和奥逊·威尔斯，《奥本海默》和《公民凯恩》，是有距离的。而诺兰本不必跑到这个赛道上接受这样的比较，就像诺兰对奥本海默的犀利点评一样，诺兰也并非第一流的、天才的导演，在《奥本海默》上，“他的野心超出了他的智慧”。

更难堪的是，诺兰在银幕上复现人生的复杂现实的野心的完成度也很堪忧。如果你是不幸看完了《美国的普罗米修斯》这样大部头的观众，坐在电影院中，会有一些脚趾扣地的尴尬时刻，发现诺兰不得不笨拙地牺牲和挪用一些传记中的现实细节，来确保沉闷漫长的三个小时还有一些抓住观众的戏剧性之处。

比如，让奥本海默的妻子对照看自己孩子的友人说出“你想领养他吗”的台词（这句话现实中出自奥本海默之口），在忍受严苛的现实性造成的沉闷中，偶尔遭遇到诺兰这样的对现实性的泄气式地自暴自弃，既让你尴尬、也让你和他一样泄气。

为了他们两人自我意识投射最为强烈的道德主题，诺兰甚至自动放弃了奥本海默现实人生中最自带戏剧性的、狂乱挫败的剑桥阶段，在事实上丢弃了通往奥本海默“人生底牌”为何能形成的最重要的钥匙。

《美国的普罗米修斯》已经揭示了奥本海默多年后仍能背下的《追忆逝水年华》中的句子，“这种漠视他人痛苦的冷漠，无论我们赋予它什么名字，它即是可怕而恒久的残酷”对他人生的揭示。然而诺兰为了向主题服务宁愿不抄正确答案，让奥本海默不断念叨着印度《薄伽梵歌》的短句，“我现在成为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

诺兰大概率知道，根据历史学家们的考证，奥本海默在“三位一体”成功后说的这句话并无真正的深意，洛斯阿拉莫斯的科学家们说这只是奥本海默按照自己一向的文艺浮夸风格，告诉他们，“我们做到了”，仅此而已。

所幸，历史学家们，相比奥本海默这样的科学家们知道自己无力阻止核弹（“归根结底，我们之所以做这项工作，是因为它是一种有机的需要。如果你是科学家，你就不能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奥本海默1945年在洛斯阿拉莫斯的告别演讲如是说），更知道他们在写下过去现实后往往就丧失了对过去现实的诠释权，诺兰《奥本海默》之于《美国的普罗米修斯》，就如汉娜·阿伦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之于历史学家希尔伯格的《欧洲犹太人的毁灭》。

谢选骏指出：现代科学家犹如古代的魔法师，因为科学离不开神话。


【16、科学证实了《创世纪》“起初神创造天地”】


《天文学家将水的起源追溯到太阳出现之前的时间》（09 三月 2023 比米歇尔·斯塔尔）报道：

距离地球1,300光年的恒星可能刚刚揭示了太阳系保存最完好的秘密之一。

它被称为猎户座V883，一颗年轻的恒星，周围环绕着一个巨大的物质盘，有朝一日会合并成轨道行星。正是在那个圆盘中，科学家们对水蒸气进行了明确的探测，与所有其他注定要成为外星世界一部分的尘埃和气体一起旋转。

这表明太阳系的水——包括现在地球上的水——存在于太阳诞生的气态摇篮中；它在这里，不仅在地球之前，而且在太阳之前，帮助我们的星球成长。

“我们现在可以追溯到太阳形成之前太阳系中水的起源，”美国国家射电天文台的天文学家约翰托宾说。

水在整个宇宙中相当普遍，尽管如果没有它，地球就不会是同一个“淡蓝点”。它蜷曲在行星表面，以蒸气的形式渗透到大气中，从天而降。这对我们来说似乎很平凡，但如果没有它，我们就无法生活；几乎所有生命的化学过程都需要它。

它也是行星形成的重要成分。恒星诞生于太空中的尘埃和气体云；一个密集的团块在重力作用下坍缩，旋转时开始从它周围的云中卷入更多的物质，形成一个圆盘，进入小恒星。

一旦恒星完成生长，行星系统的所有其他特征都会从盘的剩余部分形成。尘埃颗粒以静电方式粘在一起，形成越来越大的团块，直到物体足够大，重力接管。

水被认为在这个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在水蒸气冻结的点（称为雪线）之外，它将尘埃颗粒覆盖为冰，赋予它们额外的粘性，帮助颗粒在行星生长的最初阶段粘在一起。

来自阿塔卡马大型毫米/亚毫米阵列的猎户座V883不同波长的数据，显示了年轻恒星周围的水蒸气。（ALMA/ESO/NAOJ/NRAO， J. Tobin， B. Saxton/NRAO/AUI/NSF）

我们可以根据氢的同位素来衡量水的形成位置和方式。正常的氢原子核中没有中子。重氢，也称为氘，其原子核中有一个中子。含有重氢的水分子被称为重水，它的形成条件与制造正常水的条件不同。

在地球上，我们可以将一些水追溯到彗星，因为水与重水的同位素比率是相似的。这表明水可以与彗星和小行星结合并输送到行星体中。但是水是如何进入彗星的还没有完全解释的。现在，通过研究V883猎户座，托宾和他的团队填补了这一空白。

“我们可以把水穿过宇宙的路径想象成一条小径。我们知道端点是什么样子的，是行星和彗星上的水，但我们想追溯到水的起源，“托宾说。

“在此之前，我们可以将地球与彗星联系起来，将原恒星与星际介质联系起来，但我们无法将原恒星与彗星联系起来。V883 Ori改变了这种情况，并证明了该系统和太阳系中的水分子具有相似的氘和氢比例。

这颗恒星是如此年轻，以至于它仍在生长，周围环绕着一个巨大的圆盘。通过研究该圆盘发出的光，研究人员已经能够识别水蒸气的光谱特征;更好的是，他们已经确定了氢同位素比率。

“在这种情况下，V883 Orionis是缺失的环节，”托宾说。

“圆盘中水的成分与我们太阳系中彗星的成分非常相似。这证实了这样一种观点，即行星系统中的水形成于数十亿年前，在太阳之前，在星际空间中，并且被彗星和地球继承，相对不变。

V883 Orionis之所以如此特别，是因为它一直在经历加速增长的爆发，这意味着它暂时比平时更热。原恒星周围吸积盘中的大多数水都是冻结的，只在恒星附近以蒸气形式存在，很难辨认出来。然而，猎户座V883的活动爆发已经将其雪线推到了比平时离恒星更远的地方；任何比雪线更近的水都是蒸汽。

蒸气比冰更容易检测和分析，因此研究人员能够自信地测量猎户座V883盘中水的同位素组成，并对其进行量化。有超过地球海洋体积的1，200倍，在猎户座V883周围以蒸汽形式漂流。

研究结果表明，行星系统中的所有水几乎直接来自其恒星诞生的云层。

“我们得出结论，圆盘直接从恒星形成的云中继承水，这些水被纳入大型冰体，如彗星，没有实质性的化学改变，”研究人员在他们的论文中写道。

“尽管地球上水的具体输送机制仍然存在争议（彗星和/或小行星），但在V883 Ori中发现的[氢同位素比率]证明我们太阳系中的水分子起源于太阳形成之前的冷星际介质。因此，对年轻的行星形成盘的空间分辨水观测对于连接水库和类地行星的形成至关重要。

该研究已发表在《自然》杂志上。

谢选骏指出：科学证实了《创世纪》——“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以前我会想，这大约来自苏美尔神话，“生命起源于大海。”但是按照科学的说法，地球上的大海怎么可能早于太阳光的創造呢？现在科学卻证实了《创世纪》的所言——原来“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不是地球上的水面，而是宇宙空间的水面！神的灵运行在宇宙的水面上，创造了太阳和地球！所以说，科学证实了《创世纪》的“起初神创造天地”。


【17、空寂的神殿与个人的崇拜】


《美版<三体>触动习敏感点 揭开中共高层密码》（2024-03-23 大纪元岳山评论）报道：

中国科幻小说家刘慈欣的作品《三体》被美国流媒体平台网飞（Netflix）翻拍，3月21日首映。第一集开场呈现中国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期间，红卫兵批斗、殴打科学家的血腥画面。意外引发人们对文革的反思。但据说中共官方对当中的文革批斗画面全网屏蔽。

笔者认为，文革是中国人集体的痛苦回忆，那时期的中共党文化之毒，也使成长于那段时间的中共现届高层受害。但他们在权力欲望支配下，不想让人们知道真相，并且否定真相，因而才有文革重来的危险。

在《三体》首集开头3分多钟的片段中，网飞版《三体》就呈现了极其血腥、残忍的一幕：北京清华大学的一名天体物理学专业的女大学生叶文洁，亲眼目睹自己的父亲、著名的物理学家叶哲泰在台上被“文革”中的红卫兵批斗，最后被活活打死。

政论家唐浩在X（前推特）平台谈观后感时写道：“最新影集《三体》一开篇就展现不凡气势：一，重现中共文革的残酷、血腥与破坏人伦；二，重现中共如何制造集体恐怖来控制人民；三，披露中共‘无神论’的愚蠢以及对神佛的仇恨。”

在X上，有网友发出文革时的影像片段说：“现实比电影要残酷得多。看看里面有多少照相录像的人，说明这种批斗游街完全是上面预先精密安排好的。”

在剧集还未播出时，网飞版《三体》就已经是一些网络民族主义者口诛笔伐的对象，那些小粉红声称这是“抹黑中国”“有意的”。

网络更传出，中宣部、网信办本月中已提前下令，全网屏蔽即将上架的美版《三体》中关于文革批斗的内容。

有电影界人士透露，《三体》中涉及“文革”的内容，触及习近平的敏感点。因为早在2013年，刚上台的习就提出“不能以后30年否定前30年”。而时下，习近平正在重启“文革2.0版”。

美版《三体》 触动习敏感点 揭开中共高层密码

2024年3月10日，在北京大会堂举行的中共全国政协会议（CPPCC）闭幕式上，人们从摄影屏幕上看到中共党魁习近平(JADE GAO/AFP via Getty Images)——

习文革受害 为何崇毛和留恋文革？

文革是中共建政后，毛泽东发动历次政治运动的高潮期，史称“十年浩劫”。

文革期间，中共的领导人刘少奇被关押病死，其妻王光美长期监禁，长子自杀，其余子女均受迫害，彭德怀、陶铸关押多年病死。习近平父亲习仲勋早在文革爆发之前的1962年已经遭到政治整肃，文革中被游街、批斗，聋了一只耳朵。

习近平本人在文革中直接受害。据习仲勋“忘年之交”杨屏长文披露，文革开始的时候，习近平刚13岁，那时习仲勋还在洛阳矿山机器厂接受“改造”。当时还是中学生的习近平只因为说了几句反对文革的话，就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在中央党校的院子里被关了起来。

中共中央党校召开批判六个“走资派”的大会，最后一个人就是习近平，前五个是大人。他妈妈齐心就坐在台下，台上喊打倒习近平时，妈妈齐心被迫举手喊口号打倒她儿子。批斗完了，近在咫尺，母子也不能相见。

一天夜里下大雨，趁看守不注意，习近平跳窗户跑回家。齐心吓坏了，问他怎么回来了？习说“妈妈，我饿。”习万万没有想到，妈妈在他不知情的清况下，冒着大雨向领导报告去了。当时饥肠辘辘的习近平“当着姊姊安安和弟弟远平的面绝望地哭了，又绝望地跑进了雨夜”。习近平在一张连椅上熬过了一夜，第二天，就被抓进“少管所”劳动改造。

转眼习近平自己掌了权，却转向毛左路线。去年12月26日是毛的冥诞日，习曾率领官员在毛泽东纪念堂，拜毛的尸体，高调吹捧毛。

今年2月1日，习现身天津，期间特意提到在文革“串连”时，吃过天津包子。还不无留恋地说：“1966年，我出去串连经过天津站，站台上有卖天津包子一小盒6个，我就买了一盒，哎哟，我说怎么这么好吃！”习所说的串连，就是当时在全国串起“内斗”

今年3月18日，习去湖南参观毛的母校——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城南书院校区），察看毛在学院读书时住过的宿舍，包括“毛泽东的床位”。相关视频被转发到海外X上，网民纷纷讥讽：“毛魔在召唤。”

事实上，官方文章显示，习确实未从当年的浩劫中吸取国家民族的教训。他在2018年5月4日的讲话中捧马克思时，未提到反右、大饥荒、文革造成数千万生灵涂炭，而是用一句“艰难探索”遮过。文革后邓小平掌权开始，官方对文革持否定态度，但到2021年，中共对文革新论述，却是“为今天成就奠下经验和基础”。

种种迹象表明，习近平是个根深蒂固的毛主义者。而根源在于他当年读小学就开始接受的中共红色价值观，中共强制灌输的印记，没有因为他受过迫害而轻易被去除。

中共高层相互勾连的密码

从年纪看，现任中共高层基本上是文革成长的一代。文革十年（1966年5月16日—1976年10月6日），中共现任七常委在哪儿、在干什么？从公开资料看，只有习近平能够具体到事件，其他人不详。

习近平1953年生，在北京市八一学校读小学刚毕业，因文革冲击而中止初中学习，1969年到陕西省梁家河当知青，1975年作为工农兵学员进入清华大学化工系基本有机合成专业学习。

李强1959年生，在浙江温州的马屿镇上念完小学和中学。1976年7月，17岁的李强在中学毕业后即参加工作。后在浙江农业大学宁波分校农机系农机化专业学习。

赵乐际，1957年生，1974年在青海当知青，1975年8月返回城市。作为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赵乐际于1977年2月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

王沪宁，1955年生。文革期间，王沪宁父亲挨斗，为了防止三个儿子在外面混日子，经常将他们关在家里，要求他们抄写《毛选》。王沪宁本来也是工农兵学员，1972年至1977年被推荐在上海师范大学干校外语培训班学习。

蔡奇，1955年生。1973年3月，17岁的蔡奇下工劳动，在福建省永安县西洋公社当知青。1975年获推荐为工农兵学员，进入福建师范大学政教系学习。蔡奇后来主政北京期间因大冬天驱赶所谓“低端人口”引发争议。

丁薛祥，1962年生。1978年，16岁的丁薛祥考入东北重型机械学院（现燕山大学）。文革期间丁薛祥未算懂事。

李希，1956年生。文革期间，1975年7月，他就在家乡云屏公社担任干部，开始步入官场，并于1976年调赴两当县文教局工作。

中共政治局中其他习的亲信，比如中央政治局委员何立峰、中央书记处书记王小洪、中共中央党校校长陈希，都跟习近平有相似的“上山下乡”的所谓“知识青年”经历，或者类似“工农兵学员”的学历。

出于对权力的欲望，因而好了伤疤忘了痛，以及对文革经历的留恋及对毛泽东的崇拜，可能是现届中共高层共同的特点，也是他们能够相互勾连的“密码”。这一代中共领导人，近年正在大肆搬用毛当年的“枫桥经验”治国。这是一种让地方的酷吏、打手，把全国每一个人控制得严严实实的党治模式。

前中共总理温家宝在任期内最后一次总理记者会上讲过一段话：“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就不可能进行到底，取得的成果可能得而复失，社会新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最近许多人重温温家宝这段话，认为这是“神预言”。在我看来，在中共十八大前习近平上台之前，温家宝虽然在高层人事，特别是中共党魁接班人选上没有话事权，但他了解习近平的文革情结，看到某种可怕走向，因而借此提醒人们。

回过头来看，美版《三体》开场的文革片段，之所以敏感，正是因为触动了中共高层的党文化思维互通，又因权力欲望而勾连的这一“密码”。

网民嚎叫：

jinpingxi 2024年03月23日 09:02

正因为受害，才崇尚权力，有了权力，才能让现代人也尝尝文革当时的滋味，包子，你真心伟大！

谢选骏指出：上文显然不懂，写作《三体》的中国科幻小说家刘慈欣（1963年6月23日—），曾经深受《空寂的神殿——中国文化之源》（1987年版）的影响，那时他刚刚二十出头，正是吸收新知的黄金时代。中国文化之源的空寂神殿，虽然由于“神话的历史化过程”而没有了神明，但是却把神明变成了“古圣和先贤”，也就是把人神化了——不仅帝王将相如此，共产党如此，法轮功也是一样的。这就构成了“个人的崇拜”——这样的社会，可能“民主化”吗？连中华民国都弄了个列宁式的“中山陵”出来供奉礼拜！陵里睡的，不就是皇帝僵尸吗？


《主创谈网飞版<三体>：中国元素为何大幅减少？》（CHRIS VOGNAR 2024年3月22日）报道：

《权力的游戏》(Game of Thrones)创作者戴维·贝尼奥夫和D·B·魏斯为HBO制作的这部热门电视剧播出八季后即将收尾时，他们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就在那时，网飞(Netflix)的高管彼得·弗里德兰德带着中国小说家刘慈欣的科幻小说《地球往事三部曲》找上门来。

“我们知道它获得了雨果奖，对读科幻小说长大的我们来说，那是件大事，”贝尼奥夫说，雨果奖是发给科幻作品的文学奖。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也曾公开表示喜欢这部作品。

贝尼奥夫和魏斯通读了小说，书中读到的东西激起了他们的兴趣：这部长篇小说讲的是太空人对地球发动全面入侵的故事，它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动乱期间，涉及一个能力更强的外星人种，他们在地球上发展了近乎狂热的极端信徒。小说将科学与阴谋诡计巧妙地结合起来，科学调查和刑事调查在其中占重要地位，令人耳目一新。“很多内容现在给人的感觉是，‘哦，它是又一个刑侦鉴识节目，它是又一部法律惊悚片’，让人觉得是曾经看过的东西的翻版，”贝尼奥夫说。“这部小说让人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宇宙。”

或如魏斯补充的那样，“它本身就是个宇宙。”

这部小说现在是贝尼奥夫和魏斯与亚历山大·伍（《真爱如血》编剧）共同创作的新系列剧《3体》(3 Body Problem)的核心内容。该剧在西南偏南电影节（简称SXSW）的开幕夜首映，并于周四在网飞上播出。电视剧的背景在改编过程中发生了变化，大部分情节在伦敦而不是中国展开（尽管文化大革命仍是一个关键因素），剧中角色现在来自几个国家，大多年轻漂亮。但电视剧保持了原著的核心主题：信仰、恐惧、发现，以及地球受到更强生物的威胁。剧中英雄人物包括态度生硬的情报主管托马斯·维德（由《权力的游戏》老将利亚姆·坎宁安饰演），以及一个由五名从牛津大学毕业的年轻、不情愿被卷入其中的物理学家组成的团队，他们的饰演者包括另一名《权力的游戏》明星约翰·布莱德利，以及贾方·艾德坡、艾莎·冈萨雷斯、洁丝·洪和艾历克斯·夏普。他们能否为他们的后代拯救地球？

在SXSW首映的那天，该剧主创人员在接受采访时讲述了他们在《权力的游戏》之后的生活，他们与《3体》的个人联系，以及让物理变得刺激有趣的方法。以下是对话摘录，文字经过编辑。

该剧与原著有很大的不同，尤其是在背景和人物方面，两者的中国元素大为减少。这是怎么发生的？

魏斯：在获得原著版权的漫长过程结束时，我们最终得到了英文版的改编权。所以，如果我们把情节保留在中国、把角色保留为中国人的话，那我们制作的就是一部以中国为背景的英语电视剧。我们也认为，共同努力解决剧中问题的这群人看上去像是来自全世界，对故事的本质非常重要。会有一名美国人参与其中，这显而易见。有中国出生的华人，也有海外出生的华人。有来自西南亚的人。有来自拉丁南美洲的人。扩大角色的背景范围对我们来说有根本意义，因为如果这种事情在世上发生的话，应对过程就会是这样的。

《权力的游戏》是个巨大的文化现象。那个制作经历对你们处理这部剧有什么影响？

魏斯：我觉得我们是在为很多《龙与地下城》的玩家制作剧。我也是玩家之一。

贝尼奥夫：《权力的游戏》一开始时影响并不巨大。它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取得了巨大成功，这话是说给网飞的人听的，支持拍它的人对这部剧有信心，而且坚持了下来。但我认为我们在拍《权力的游戏》过程中学到了一个东西，那就是，请真正优秀的人来，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然后确保他们领会你想要的东西。

我们一直在大谈拉明·贾瓦迪，他是为《权力的游戏》配乐的作曲家，也是这部剧的作曲家，我希望他是我们以后制作的所有影剧的作曲家。他把配乐的一小段交给我们时，90%的时候我们会说，“太棒了，拉明。”但也有10%的时候（有时我们甚至不明白问题究竟在哪里）我们会说，“我拿不准。”他会在略微思考后说：“让我再试一次。我懂了。”我觉得能找到这种人很不容易，既是高水平的艺术家，又有开放的态度，不轻易觉得被人冒犯了。拍《权力的游戏》时与我们合作的人中有不少这样的人，我们把他们带到了这次的制作中。

有那么虔诚的、不忌讳说出自己想要什么的粉丝群，尤其是在这部剧后面的部分，是什么样的情况？

贝尼奥夫：那很有意思。我们生活在有意思的时代。

魏斯：你想让人们看你制作的东西，但你没有办法控制人们对你作品的反应。

贝尼奥夫：现在还没有。

魏斯：我们正在研发一种装置。反正我相信有人正在研究它。但在他们造出这种设备之前，你还得去制作你想要制作的故事，如果你足够幸运，可以得到做这个故事所需的支持的话，剩下的就听其自然。

人们没看过多少展现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电视剧。《3体》开场的批斗会片段十分可怕。

亚历山大·伍：那是一段很少会有小说提及的历史，更不用说拍摄出来了。我家人经历过那段历史，《3体》前两集的导演曾国祥的家人也经历过。把文革场景活生生地展现出来，在很大程度上是他的功劳，因为他知道没有人用这种冷静的眼光拍摄过这些场景，也许从来没有过。为了把场景的每个细节都拍得尽可能真实，他下了大功夫。我把那个片段放给我妈看时，能看出她的恐惧，她说：“那是真的。真的发生过这样的事。”她还说：“你为什么要让人看这种东西？为什么要让人经历如此可怕的事情？”但她的反应让我们知道，我们做到了。

《权力的游戏》是一周播一集，那样做的结果是，剧作是在每季的大部分时间得到了高度、持续的关注。《3体》第一季的所有集一次性上映，为这种短时间狂看模式工作是什么感觉？

魏斯：这是我们制作这部剧的最大变化之一，但我们明白也接受为什么要这样做。虽然我们喜欢用另一种方式来做，但两种方式各有自己的成本和好处。事后看来，对这部剧来说也许一次性全季上映最好，至少第一季是这样。我们讲述一个非常困难、具有挑战性、雄心勃勃且一点也不显而易见的故事，网飞已为我们提供了所需的东西。我们在各个部门的合作伙伴都非常棒。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像《满洲候选人》里的某个说法：“泰德·萨兰多斯（网飞首席执行官）是我见过的最善良、最热情、最慷慨、最勇敢、最出色的人。”

从电影《奥本海默》(Oppenheimer)到你们的剧，物理已变得刺激有趣。这是一个出人意料的发展。

伍：我们尽可能试着让物理变得刺激有趣。这种事情总是以令人惊讶的方式发生。我觉得在电影《后翼弃兵》(The Queen’s Gambit)出来前，没有人认为国际象棋刺激有趣。关键在于，把在某件事上特别优秀的人展现给观众。这些人有你完全搞不清的技能，这里面有一种类似性感的吸引力。我觉得这就是让《奥本海默》如此迷人之处，也是让我们剧中的角色如此迷人之处：他们有能力思考和设想我们无法思考和设想的事情，但他们仍是我们世界的一部分，他们仍面临着我们其他人面临的许多非常人性的挑战。

这部剧似乎也在努力处理一些有关信仰和信念的概念，一部分地球人将入侵的外星人视为神圣的救世主。

贝尼奥夫：在开场10分钟左右的时候，一个角色问另一个角色：“你相信上帝吗？”对一个科幻剧而不是实际上的宗教剧来说，这很有意思。书中也提出了这些问题，我们认为将相信存在一种更高的东西与相信神圣联系起来很有意思。

魏斯：我觉得，很多在200年前或18世纪写宗教文献或小说的人如果活在科幻小说开始出现的20世纪的话，就会写科幻小说。这部剧仔细考虑的一个概念是，相信某种（至少在表面上）比你优越得如此之多的东西，以至于你甚至无法想象他们做一些事情的动机是什么。

谢选骏指出：人问“网飞版《三体》的中国元素为何大幅减少？”——我看这是因为，吃希腊神话奶水长大的洋人，满脑子都是诸神的身影，实在无法理解中国“空寂的神殿”——因而无法理解中国作家的苦衷。中国的文化之源存在一個“空寂的神殿”——那里面虽然没有神，却始终有人住着，而且不断变脸轮换，让眾人屈尊崇拜。


【18、昆仑山的神奇还有科学依据】


《昆仑山脉，横跨中国西部的神仙住所》（2019-07-18）报道：

“登昆仑兮四望，心飞扬兮浩荡。”——屈原

提起昆仑，你会想到什么？是《山海经》、西王母和青鸟，还是金庸小说里的昆仑派，亦或是仙气飘飘的道教圣地？

《山海经》中，将昆仑描写成一座“高万仞”、“方八百里”的“万物尽有”之地，这倒也没说错，现实中的昆仑确实是座气势磅礴的山脉。全长2500千米的昆仑山脉，位于青藏高原最北端，与塔里木盆地相邻。它跨过整个中国西部，穿越新疆、西藏、青海三省，巍然伫立于西部大地之上。

万山之祖

昆仑山脉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阿尼玛卿山，包括昆盖山、公格尔山、慕士塔格山、阿尕孜山、马兰山等在内的近二十座山，全长相当于12个泰山。其中，位于西部的公格尔山是昆仑山脉的主峰，海拔为7649米，是国内为数不多的7000米以上的高山。

昆仑山脉根据地势分为东、中、西三部分。西部的平均海拔最高，中部次之，东部最低。

在《山海经》中，昆仑是天帝和西王母的居所，周围由开明兽把守，只有仁人和后羿这样的贤人才能登上。《穆天子传》和《淮南子》则将昆仑进一步神化。无论是百姓还是天子，都对能够使人不死的昆仑在哪里充满了好奇。汉代，汉武帝根据张骞的游记将于阗古国附近的于阗南山（今和田地带）定为昆仑，与如今的昆仑山脉很接近了。

历史上对昆仑的位置一直颇多争议，前凉王张俊认为昆仑在酒泉南山（今祁连山脉附近），清代一些学者则认为昆仑在巴颜喀拉山。

现代地理学发展后，我们发现，昆仑山脉东与阿尔金山脉、祁连山脉相连，祁连山脉以东，再与秦岭、大别山脉相接，横跨中国东西。从宏观地形区划特征来看，形成了划分中国南北的“中央山系”。

高大的昆仑山脉成为中国西部的分界线，确实如同王母娘娘的银河一样，横亘在塔里木盆地与青藏高原之间，成为内地通向青藏高原的一道天然壁垒。

直到汉代，张骞才到达昆仑山北部的于阗古国。2001年，修建经过昆仑山口的青藏铁路时，修筑铁路的工人们每工作4小时后就需要轮班休息，往常在平原上可以带8台钻机的空压机也只能带4台钻机工作。一条1686米的昆仑山隧道修筑了一年多。2006年，青藏高原铁路全线通车，如今，我们可以在青藏高原之上欣赏昆仑了。

黑山群——柴达木盆地西北边缘，南望昆仑，北依祁连，千里洪荒，人迹罕至，有一片貌似月球的神秘土地。

古人认为昆仑在中国的最西处，是中国最大最高的山，而只有这样的山，才能成为黄河的发源地，称得上是神话中的那个神仙居所“昆仑”。李白曾经用“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来形容昆仑的磅礴。

现代地理学手段探明，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的约古宗列盆地。昆仑山脉并不是黄河发源地，但也孕育了诸多河流，这些河流就来源于昆仑山大片的冰川融水。

谭其骧《论五藏山经的地域范围》说：“古人不知河水真源，推想河为中原第一大水，则其发源处必为西方最高大的山岳，河出昆仑之说殆由此而起。”

星宿海。清代学者认为星宿海是黄河发源地。因而将星宿海的源头巴颜喀拉山认为是昆仑。黄河源头其实是巴颜喀拉山以及附近的阿尼玛卿山地区。但它们并不属于昆仑山脉。本文中采用《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中的范围，昆仑山脉不包含阿尼玛卿山和巴颜喀拉山。

慕士塔格山，被誉为“冰山之父”，有128条现代冰川。

西昆仑的公格尔山和慕士塔格山上，有范围较广的冰帽冰川，从海拔7000米左右一直覆盖到5000米左右的范围，边缘处形成不规则的冰舌。我国最大冰帽崇测冰帽也位于此，冰川面积达163.06平方公里。有些冰川从山谷流出进入平坦宽阔的平原，形成又薄又宽的尾部，这是宽尾冰川。

克里雅河从西昆仑山脉现代冰川处出发，向北穿出卡拉塔什山，与普鲁河汇合，向北经努尔买买提栏杆处山口进入塔里木盆地南部。克里雅河也是绿洲的水源，并且可以继续北上，直达塔克拉玛干沙漠。

玉龙喀什河、克里雅河、车尔臣河等诸多河流发源于昆仑山脉，它们接受昆仑山脉的冰川融水，沿昆仑山脉北翼流向塔里木盆地，灌溉绿洲。玉龙喀什河和车尔臣河分别是和田绿洲和且末绿洲的重要水源。河流沿岸形成富饶的冲积平原，养育了古丝绸之路重镇和田。

慕士塔格峰下的冰蘑菇。

冰川、水流形成了这里的独特地貌。冰川在融化和重新形成的过程中，不断发生融冻作用，产生了许多神奇的冰缘现象。比如在慕士塔格山地区可以看到的冰墙、冰塔林等等。水流从冰川到出山口近几千米的高度差会形成很强的势能，能切割山体，形成许多峡谷和丘陵。

昆仑山上的冰塔，塔身壮丽多姿，四周环绕着冰湖，湖水清澈寒冽，水面上漂浮着晶莹的流冰。

“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这是唐代鬼才诗人李贺《李凭箜篌引》中的名句，其中“昆山”就是昆仑，“玉”就是著名的和田玉。

和田玉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昆山之玉”出现，汉《史记》中说 : “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于阗，就是现在的和田。距今三千多年前的殷商时期，和田玉已经成为宫廷玉器的主要材料。殷墟的妇好墓中出产的数百玉石中大部分就都是和田玉。

人们将上好的和田玉带向世界各地，形成了最初的玉石之路，据史料记载，公元前2000年左右，就有运往乌兹别克的和田玉。而这，也成为了后来丝绸之路的基础。

和田玉是跟昆仑山脉一起被地球孕育的。距今约几亿年前的元古代，现在昆仑山脉所在的地方还是一片汪洋大海。中生代晚期和新生代之交的燕山运动中，昆仑山脉所在的地方才形成陆地。

之后，印、亚大陆逐渐相遇并使这一地区的海拔逐渐升高。这段时期，昆仑山脉的抬升还很缓慢，与塔里木盆地处于同一高度。新生代上新世末到更新世初，印度大陆和亚洲大陆进行强烈挤压，昆仑山脉同青藏高原一起剧烈抬升，与塔里木盆地之间形成断裂带。

隆起形成的断裂带到达地球岩浆层，地下岩浆上涌，形成火山，同时以喷涌热气或形成沸泉的形式散出热量。在昆仑山脉的新青峰，就形成了独特的沸泉群，不远处就是皑皑雪峰，简直就是现实版的“冰雨雪之歌”。

位于昆仑山脉南部的阿什库勒盆地里的主火山，这里遍布了大大小小的火山口，是由十余座火山口和数十座子火山组成的神秘火山群。

隆起过程中，断裂带形成的裂缝露出地下的岩石。当裂缝宽度适中时，富含镁、钙的白云石大理岩与富含硅的中酸性岩浆相互交代，在构造活动中经历一系列复杂的物理、化学变化，最终形成和田玉矿。

汲取昆仑冰川融水的玉龙喀什河汇入和田河，通过日积月累的不断冲刷，带来了温润柔和的和田玉。

高山上的无人区

昆仑山脉5000m海拔地区。这里气候多变，有时会在六月刮大风，下起雪来。

上世纪90年代，著名野生动物研究学家乔治·B·夏勒在可可西里山附近进行研究时曾说：“昆仑山有着一座座雄伟的山峰、终年不化的雪原以及蓝色的冰川；右边是蒙古人称作可可西里的山脊。这里的海拔实在是太高了，以前从未有人来到过这个地域，不论是牧民还是他们的牲口都无法在此生存…… 此时立于辽阔的西藏高原之巅，这是地球上最大、最高的山脉群落…… ”

在昆仑山脉，3500米以上，渺无人烟。极低的空气含氧量让人类产生严重的不适，连当地居民家养的毛驴也会“高反”。全国四大无人区的可可西里无人区以及羌塘无人区就位于昆仑山脉南侧。

恶劣的环境阻拦了人类，却保留了最原始的生态环境。不受干扰的动植物们成为了这里的主人。植物有强大的生存能力，可以适应变化多端的气候和极度的寒冷。动物们也在与环境的共同进化中适应低氧环境，并且拥有了在广袤山地寻找食物的本领。

五颜六色的针叶风毛菊、短颈黄芪、西藏虎耳草等植物构成了这里的多彩世界。一簇簇、一团团的垫状植物像毛毯一样铺在可可西里的大地上。这些垫状植物从地面就开始向周围分枝，彼此紧密围绕在一起，既能抵御大风，又可以保暖。在空气温度已经降至零下时，这些垫状植物内部的温度还可以保持在1-2℃左右。

寒冷天气下，这些植物需要高效利用可可西里最适宜生长的六、七、八三个月。在东部平原上需要从春至秋完成的发芽、开花、结果在这里只需要两三个月就完成了，最快的植物可以在20多天内完成。在与时间和气候赛跑的过程中，这些植物在争分夺秒。

动物们也在这里“野蛮”生长。

体重可达1000公斤以上的野牦牛身体下方和腿部都有浓密的长毛，可以抵抗严寒。藏羚羊通过扩大鼻腔吸收更多的氧气，牢固的牙齿来啃食矮小的牧草。岩鸽能在岩石缝隙中选择合适的地方筑巢居住。藏雪鸡的棕灰色让它可以与高山裸岩环境融为一体，保护自己。偶尔还会有飞越高山前往青海湖的斑头雁、渔鸥、黑颈鹤等在这里落脚休息。

野牦牛会肆无忌惮地冲向研究队的吉普车，野驴则会跟吉普车赛跑，直到超越车辆的时候再停下来看着车里的人类炫耀，狼群会一前一后的夹击人类，这个时候你能做的就是保持镇定，并与它们对视，缓缓退出包围圈。藏羚羊和藏原羚对人类很好奇，即使你开着大灯，它们也一动不动。

人迹罕至，动物也不太怕人，“走在它们的世界之中，你会完全觉得自己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行走在巍巍昆仑之中，看着远处的冰川，寻找着野牦牛的足迹，少有尘埃和雾霾的稀薄空气没有污染，可以看到在这里闪烁的漫天银河，颇有点千年前屈原所说的“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的意味。

谢选骏指出：我认为广义的昆仑山应该包括喜马拉雅山和天山在内，也就是中国西部所有大山的总称。


《青藏高原八大山脉，你去过几个？》（星球研究所）报道：

青藏高原号称世界屋脊，高山众多，到处都是冰与雪的世界。那么，主要有哪些山脉呢？有青藏高原的主要八大山脉。由于，很多山脉的划分标准千差万别，本文仅以现代地理角度的山脉展开分享。

1、昆仑山脉

昆仑山脉号称万山之祖，西起新疆境内帕米尔高原，东至青海西部及四川西北的山脉，总称为昆仑山系，是亚洲中部巨大山系。长2500公里，包括帕米尔高原、昆仑山脉、喀喇昆仑山、阿尔金山及藏北的可可西里山等。

2、喀喇昆仑山脉

喀喇昆仑山脉在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南部及巴基斯坦东北部，东延至中国西藏自治区北部，全长约400公里。平均海拔高度在6000米以上。多雪峰和巨大冰川。

3、唐古拉山脉

唐古拉山脉横卧青藏高原中部，西接喀喇昆仑山，东南延伸接横断山脉怒山，是西藏自治区与青海省的界山。它北起小唐古拉山，南至西藏安多一线，南北宽达160公里。唐古拉山的主体部分海拔都在6000米以上，但相对高度多在500米左右。

4、横断山脉

横断山脉位于四川、云南两省西部及西藏东部呈南北走向山脉的总称，海拔2000～6000米。北部山岭多雪峰冰川，河谷深切，地形险峻，海拔在4500～5000米，最高峰贡嘎山达7590米。

5、冈底斯山

冈底斯山西起阿里地区狮泉河，南界印度河上源噶尔藏布及雅鲁藏布江上游谷地，为藏北与后藏的分界线。长1040公里，南北平均约80公里，山岭平均海拔5800～6000米。

6、喜马拉雅山脉

喜马拉雅山脉喜马拉雅山脉在中国、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锡金、不丹边境地带，东段进入中国境内。地处西藏高原和南亚次大陆之间。山系西起克什米尔的喃咖帕尔巴特峰（海拔8126米），东至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处的南迦巴瓦峰（7756米），略呈向南突出的弧形，长约2450千米；南北宽200—350千米；总面积594400平方千米。

7、念青唐古拉山

念青唐古拉山脉位于西藏自治区中东部。近东西走向。西侧冈底斯山脉，东侧横断山脉。全长1400公里，平均宽80公里。平均海拔5000～6000米。

8、祁连山脉

祁连山脉，位于中国青海省东北部与甘肃省西部边境，是中国境内主要山脉之一。由多条西北-东南走向的平行山脉和宽谷组成。东西长800公里，南北宽200－400公里，海拔4000－6000米，共有冰川3306条，面积约2062平方公里。

谢选骏指出：以上八大山脉，还不包括现行昆仑山以北的天山。但我认为，中国西部的大山应该有一个总称——中国和东亚可以称为“昆仑地区”——这是一个天然的“地理东亚”，而不仅仅是“人种东亚”或“文化东亚”。


《解密：昆仑山为何是军事禁地？这里以前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情》（2022-04-03）报道： 

昆仑山，又称昆仑虚、昆仑丘或玉山。中国道教文化里，昆仑山被誉为“万山之祖”，是中国古神话中的神山，道教奉为神仙所居的仙山。该山脉西起 帕米尔高原 东部，横贯新疆、西藏间，伸延至青海境内，全长约2500公里，平均海拔5500-6000米，宽130-200公里，西窄东宽，总面积达50多万平方公里。

在中国，有许多巨大而壮丽的山脉，许多喜欢攀岩和爬山的游客或徒步旅行者会花大量的时间来游览中国的名山大川。然而中国的昆仑山却被视为军事禁区，是绝对不允许攀爬，并且这里戒备森严，有着重军把手。那么大家知道这为什么吗？

昆仑山在中国历史上最为悠久，也是数千年来被公认的龙脉之源头，灵气最丰富的地方，也是各地区的灵气之源。在很多玄幻武侠小说中，这里经常被设定为练功的好去处。昆仑山充满着各种传说和神秘色彩，这在《山海经》等史料中有记载。但是从1983年开始，昆仑山这个神秘的地方，直到今天都不允许任何人进山。

有一年，国家派出重兵，意外发现了一具非常巨大恐怖的野兽尸体，是在昆仑山区域死亡谷发现的。据专家尸检，该野兽是在近期才死亡的，而且是遭到了雷击致死的。然而在这之后又出现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

1983年，一位牧民意外闯入昆山。结果失踪多日后被发现已经死亡。尸检后发现牧民身上并没有伤口。当人们还在调查这两件事的时候，一个神秘的事件又发生了。同年7月，本该是一个汗流浃背的炎炎夏日，但死亡谷却下起了非常严重的暴雪，而且天空还是电闪雷鸣。一声巨响后，一名炊事员就陷入昏迷。

因为昆仑山发生的怪事太多了，政府和专家组织了大量的地质专家进行调查，最终得知了答案。原来昆仑山的磁场很特别。进入死亡谷越深，磁场会越强，严重时甚至会致人死亡。正因为如此，我们国家才会派人留在这里，把人挡在外面，这也是为了保证人民的生命安全。所以希望读者不要因为好奇而闯入一些禁区，以免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伤害和损失。

谢选骏指出：看来昆仑山的神奇，还有其科学依据。


【19、离开了对神的敬畏，一切罪恶都是有可能的】


《离开了对人的尊重，一切罪恶都是有可能的》（罗翔说刑法 2024-07-11）报道：

据《新京报》报道，罐车卸完煤制油，未清洗储存罐就直接装上食用油继续运输。对此，央视网评论说：“容量动辄大几十吨的罐车，残留个几十斤化工液体很正常。但混装食用液体后，这就不是一般的食品安全事故，形同投毒。”

如果此事属实，那么法律应该如何应对呢？

国家对食品安全历来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刑法》第144条规定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依照本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的规定处罚。即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刑法》第144条

这个罪名，不仅惩罚自然人，也惩罚单位。

有人会说，运输食物油和生产、销售扯不上关系吧？对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21年12月《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在食品生产、销售、运输、贮存等过程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或者使用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生产食品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处罚。”

可见，如果食品运输环节被有毒、有害物质污染，那生产销售的食品也会掺入有毒、有害物质，运输是生产、销售的重要一环。

一辆等待进厂运输食用油的罐车，罐体外侧喷涂的介质信息被一张白纸遮盖住，司机重新张贴了一张写有“食用油”字样的纸条。来源：新京报

这也是为什么央视网评论说此事类似投毒，其性质甚至比生产销售地沟油还要恶劣。

相信大家还记得多年前的地沟油事件，1998年《南方都市报》发布独家暗访，调查记者邓世祥以令人动容的新闻勇气和敬业精神，先后数次探访地下油作坊，推出系列调查报道。2011年3月17日，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围剿地沟油》，在新闻从业者的不懈努力下，地沟油问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严惩“地沟油”犯罪活动的通知》规定：对于利用“地沟油”生产“食用油”的，或者明知是利用“地沟油”生产的“食用油”而予以销售的，依照《刑法》第144条，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罐车运完有害物质未加清洗又运输食品的现象早就有过媒体报道，但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2014年6月实施的《食用植物油散装运输规范》中提到：运输食用植物油应使用专用容器，不得使用非食用植物油罐车和容器运输。不过，该规范只是推荐性标准，而非强制性标准。

《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三条规定：“贮存、运输和装卸食品的容器、工具和设备应当安全、无害，保持清洁，防止食品污染，并符合保证食品安全所需的温度、湿度等特殊要求，不得将食品与有毒、有害物品一同贮存、运输”；第二十五条规定：“食品安全标准是强制执行的标准。除食品安全标准外，不得制定其他食品强制性标准。”

装过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的罐车，其实很难彻底清洗。因此，食用植物油专罐专运应尽快成为强制性标准。

有人也许会以运输食用植物油应使用专用容器系推荐标准来为相关人士辩护，然而食品容器和非食品容器应该分开，装过有害物质的容器未经彻底清洗不能再装食品，这是一个基本常识。

张三把李四的名贵杯子砸烂，这是故意毁坏财物。但王五是讲究人，在李四的杯子里撒尿，即便洗干净，这也是故意毁坏财物。

值得深思的是，为何这类恶性的食品卫生案件总是屡见不鲜？也许，问题的关键就是对人的不尊重。

《道德经》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天地只是冷漠地看待芸芸众生，它并没有道德观念，天地何曾不仁？不仁不义的只有人类，人心从来都隐藏着整个世界的败坏。在人类历史中，只要忽视了对人的尊重，类似的现象总是此起彼伏。

王小波的《似水流年》，讲述过一个锅煮粪的故事：“此事还不算稀奇，下干校时听说过另一件事。在同一个时期，当地的干部认为，挖坑发酵太慢了。为了让大粪快速成熟，他们让家家户户在开饭前，先用自家的锅煮一锅屎。一边煮，一边用勺子搅匀，和煮肉的做法是一样的。还要把柴灰撒进锅里，好像加入佐料一样。煮到后来，厨房里完全是这种味儿。有些人被熏糊涂了，以为这种东西可以吃，就把它盛进碗里吃了下去。”

有人曾考证这个故事属于虚构还是非虚构。但在历史上，用装过粪便的车、船装食品导致疾病传播，并不罕见。在某种意义上，用装过有毒、有害物质的罐车去装食用油比用拉过粪便的车去装食用油性质更恶劣。用装过粪的杯子喝水，会让人感到恶心；用装过有害物质的容器装食物，则更会让人感到恐惧。

民以食为天，但很多人认为，利比天大，权在利上。错误的观念，导致错误的乱象。

“食”字与人的良心有关，只是很多人真诚地信奉“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将人类社会等同于动物世界，不再相信人应该有良知。老祖宗早就告诉我们，如果人没有一点良心，那就只剩下了禽兽般的狠心。

总之，离开了对人的尊重，一切罪恶都是有可能的，而且都在意料之中。

希望相关当事人，无论是个人，还是单位，都能受到法律的严惩；这不仅是维护法律的尊严，更重要是捍卫人的尊严。

网民嚎叫：

退齋 发表评论于 2024-07-12 18:38:32

包子对胡锦涛很尊重 哈哈

深不可测 发表评论于 2024-07-12 14:25:40

离开了对人的尊重，一切罪恶都是有可能的 说得对 中国人的抵抗力还是比不过印度人，恒河水吃喝拉撒一点问题都没有，中国人该提高抗毒能力，学习阿三百毒不侵哈哈。

speakoutloudly 发表评论于 2024-07-12 11:16:59

cwang28 发表评论于 2024-07-12 06:00:32不过还没把运粪便的大卡车装食用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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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上海甲肝大流行，几十万人发病，就是用运粪的船卸了大粪直接装毛蚶到海鲜市场卖。

谢选骏指出：人说——“离开了对人的尊重，一切罪恶都是有可能的”；我看不然。因为人有原罪，不仅自私，而且经常损人不利己，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所以，僅僅尊重人是無法遏制罪惡的。只有出於“对神的敬畏”，一切罪恶才有可能受到控制的——那就限制了“小人得志”、“得志便猖狂”的惡性循環。


【20、略论中国精神的日益贫困——《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叠加一起还不够一人一字】


《永乐大典》报道：

中国历史上首部百科全书，世界最大的百科全书——

《永乐大典》是中国历史上及华夏最大的一缉书，编撰于明永乐年间，全书正文22877卷、目录60卷，11,095册，约3.7亿字[1]。《永乐大典》屡遭浩劫，正本不知去向，副本今仅存418册823卷，散藏于9个国家和地区的34个公私收藏机构[2]，约为原书的4%。

修书过程

明太祖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即欲修纂类书，商议“编辑经史百家之言为《类要》”，但未修成。明成祖即位后，为整理知识，令解缙等人修书。编撰宗旨：“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过程召集147人，首次成书于永乐二年（1404年），初名《文献集成》；明成祖过目后认为“所纂尚多未备”，不甚满意。永乐三年（1405年）再命太子少傅姚广孝、解缙、礼部尚书郑赐监修以及刘季篪等人重修，动用朝野上下共2,169人编写。组织设监修、总裁、副总裁、都总裁等职，负责各方面工作。蒋用文、赵同友各为正副总裁，陈济为都总裁[3]，参用南京文渊阁的全部藏书，永乐五年（1407年）定稿进呈，明成祖看了十分满意，亲自为序，并命名为《永乐大典》，清抄至永乐六年（1408年）冬天才正式成书。据《进永乐大典表》称，全书缮写成22,877卷，目录60卷，成书11,095册。

《永乐大典》修书过程中，对收录书籍未做任何修改，采用兼收并取方式，保持书籍原始内容。但据专家表示，《永乐大典》有不少错漏，并非如人所誉“不曾擅减片语”，谢保成即指出《永乐大典》卷一九六三七“目”字韵下“医目”条引《唐语林》，原文出自《因话录》卷六《羽部》，《永乐大典》随意删改此文的情况非常严重，连“善医者沈师象”也讹作“喜医者沉大师象”。[4]但谢保成该文仍正向评论永乐大典：“从编纂体例看，《永乐大典》凡所抄原书，均直录原文，或整段移录，或整篇移录，甚至整部书移录。……使这部类书在某种意义上又具有丛书的性质”并无认为‘随意删改此文的情况非常严重’，而是认为文字错漏甚多，随意删改和错漏，概念上完全不同。

永乐年间修订的《永乐大典》原书只有一部，现今存世的皆为嘉靖年间的抄本。明世宗十分喜欢《永乐大典》，经常随身携带，翻阅查找验方。嘉靖四十一年八月下令抄写了一部。[5]隆庆初告成，原本归还南京[6]。其正本贮文渊阁，副本别贮皇史宬[7]。这套书到乾隆年间存有8,000册。对于原书的去向一直是一个不解之谜，历史学界有多种猜测。顾炎武《日知录》断定大典“全部皆佚”。另一个猜测是，原书已给嘉靖皇帝殉葬。嘉靖驾崩后没有马上入葬而是等了很久[8]，当时抄本正在进行中，张忱石《〈永乐大典〉正本之谜》：“归纳起来，正本下落大体上存在五种说法。首先，毁于乾清宫大火……其次，毁于明亡之际……第三，毁于明万历宫中火灾说……第四，藏皇史宬夹墙说……第五，殉葬说。……由于明世宗对《永乐大典》‘殊宝爱之’，笔者认为极有可能正本为其殉葬于永陵……”

《永乐大典》在明代即有佚失。[9]乾隆三十八年（1772年），修《四库全书》﹐发现《永乐大典》已遗失缺失2,422卷，约千余册。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大量佚书，其中有385种收入《四库全书》，以为“菁华已载，糟粕可捐，原（书）可置不复道”。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侵占北京，翰林院遭劫掠，丢失大量《大典》。[10]光绪元年（1875年）修缮翰林院建筑时，清查《大典》不足5,000册，《永乐大典》之所以迅速流失，主要是职员监守自盗[11]，据说文廷式一人即曾盗走百余册《永乐大典》。[12]光绪二十年（1894年）六月翁同龢入翰林院清查时仅剩800册，现今尚存约400册，810卷，不到原书的4%[13]:34。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翰林院被义和团的拳民焚毁，《永乐大典》损坏三百余册。[14]光绪二十七年（1901）六月十一日，英使馆交回《大典》330册。[15]不久又遭到监守者瓜分。[16]1912年翰林院所藏《大典》移交京师图书馆时，仅剩64册。

现今中国国家图书馆珍藏161册，另外美国国会图书馆还藏有40册，英国各地包括大英图书馆、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英国剑桥大学等存有51册，德国汉堡大学图书馆、德国科隆大学图书馆、德国柏林人种博物馆等存有5册，日本国会图书馆、日本东洋文库、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日本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日本天理图书馆、日本静培堂文库、日本斯道文训、日本大阪府立图书馆、日本武田长兵卫、日本石黑传六、日本小川广己和韩国旧京李王职文库亦有搜集，位于台湾的国立故宫博物院则存有62册。[17]

赏析

明成祖编纂《永乐大典》，代表“盛世修书”的传统，如宋代修《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册府元龟》、《文苑英华》，清代乾隆时修《四库全书》，是为一个时代“文治”之象征。《永乐大典》收录中国明代之前的图书文献近八千种，内容包括十三经、史书、子书、集部、释藏、道经、农艺、戏剧、工技等各类典籍文章，采掇搜罗，浩繁渊博。全书以《洪武正韵》为纲，“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18]，按韵列单字，先注明每一字的音义，次录各韵字的反切与解说，再行记录楷篆隶各书写体，汇辑与此字有关的各种资料，乃至于抄录整本书、整篇内容，全文录入。[19]书名和作者名称，用红字写出。明世宗命人照永乐原本摹写两部，正本存放文渊阁，副本存于皇史宬。正本于明亡之时全毁。

《永乐大典》的功能多用于辑佚与校勘。嘉靖年间张四维从《大典》辑出《名公书判清明集》十七卷，是最早的辑佚之作。[20]乾隆元年全祖望住李绂家中，通过李绂借阅《大典》，辑出王安石《周官新义》60卷、高氏《春秋义宗》150卷等。清代修《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512种书，均见于《四库全书总目》，包括已失佚的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薛居正《旧五代史》、林宝《元和姓纂》、胡瑗《洪范口义》、赵善湘《洪范统一》、《两朝纲目备要》（佚名）、周巽《性情集》、钱宰《临安集》、路振《九国志》、《东南纪闻》（佚名）等巨篇，皆由邵晋涵自《永乐大典》辑出。嘉庆中叶修《全唐文》，从中辑出大量唐文，学者徐松又辑出《宋会要》500卷、《宋中兴礼书》300卷、《中兴礼书续编》80卷；至清代戴震在四库馆发现《永乐大典》几乎保存了完整的《水经注》（卷11127至卷11141），郦道元《水经注序》原已失佚，也由《永乐大典》保存。其他的辑文还有《析津志》等。张忱石整理点校《永乐大典方志辑佚》，是唯一比较完整保存在残本《大典》中的宋代方志。

年表

正统十四年（1449年）南京文渊阁大火，《大典》所据原稿付之一炬。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四月，宫中失火，奉天门及三大殿均被焚毁，收藏在南京文渊阁的《永乐大典》正本险些毁于大火。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明世宗令人抄写一本副本，召选书写、绘画生员109人，正式抄绘，耗时六年。隆庆元年（1567年）四月竣工。

明末清初：正本下落不明，疑毁于此时的战火。[21]

雍正年间：副本收藏在翰林院。

乾隆三十八年（1772年）：修《四库全书》，发现《永乐大典》缺失2422卷，有千余册不知所终。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四库全书纂修官黄寿龄私自将《永乐大典》六册，带回家中，途中失窃。乾隆帝指责说：“《永乐大典》，为世间未有之书！本不应该听纂修等携带外出！”下令严查，全城戒严。不久六册书在御河桥边被发现，失而复得。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奉乾隆帝谕旨，翰林院清查后确认，纪录为22937卷，原缺2404卷，实存20473卷，共9881册。

嘉庆十三年（1808年）纂修《全唐文》，大臣奉旨入阁参考《永乐大典》。

道光年间纂修《大清一统志》，多参考《永乐大典》。

光绪元年（1875年）：不足五千册。

光绪二十年（1894年）：翁同龢入翰林院查点，仅存八百余册。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外国使馆，6月20日，清廷命令荣禄攻打使馆区，武卫军董福祥部甘军自6月20日至6月23日强攻东交民巷，6月23日，位于英国使馆北邻的翰林院遭甘军纵火，《永乐大典》几乎全部遭到焚毁，所余无几。翰林院内仅存六十四册被陆润庠运回府中。（有说永乐大典为八国联军烧毁，但此时八国联军刚刚登陆大沽，尚未进入北京。事实上为清廷甘军为波及使馆区而火烧翰林院）。[22]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六月十一日英使馆交回三百三十册大典。[23]

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国务院批准将翰林院所存《大典》残本送归教育部，60册置于京师图书馆，4册置于教育部图书室展览。

1920年，叶恭绰赴欧洲考察实业，在伦敦一间小古董铺里意外发现并购回《大典》卷一三九九一残本。

1934年，馆藏《大典》达93册。

1951年：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系图书馆将11册《永乐大典》归还中国。上海商务印书馆董事会将原藏商务印书馆所属东方图书馆的二十一册捐献出来。顾子刚捐赠三册，系北洋军阀徐世昌所有，天津市副市长周叔弢（杭字韵卷7602至7603）、赵元方、张季芗、郑广权、王富晋、陈李蔼如、赵玉林等先后各捐一册。

1954年：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赠还原藏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大连图书馆的《永乐大典》52册（刘承干嘉业楼旧藏）。

1954年，从香港藏书家陈清华手中购回4册

1955年：东德总理格罗提渥访华，将德国莱比锡大学图书馆藏3册归还中国。苏联科学院将原藏海参崴远东大学的梦字韵1册通过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移赠。

1956年，北京琉璃厂藻玉堂书店出售给北京图书馆1册

1958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将所藏“水”字韵的《水经注》后半部四册，移送北京图书馆收藏

1959年：收集《永乐大典》原本两百一十五册，加上副本、微缩胶片等，共七百三十卷，约占全书总卷数的3％[24]。

1962年9月6日，广东省博物馆将佛山锺毅弘的《永乐大典》3册共8卷移交北京图书馆。

1965年，赵万里捐出所藏2册《永乐大典》。

1983年：中国国家图书馆从山东掖县孙洪林处征集入藏1册[25]。

2013年，收购加拿大华裔袁葰文所藏1册（卷2272～2274）

馆藏概况

目前完整册数有378册，计中国大陆收藏164册（43.4%），台湾72册（19%），日本49册（13%），美国46册（12.2%），英国36册（9.5%），德国6册（1.6%），越南4册（1.1%），韩国1册（0.3%）。

藏处 册数 入藏时间 来源 去向 备注

中国国家图书馆 161册

上海图书馆 1册+1页 来自 整册为民国时期外交总长颜惠庆旧藏，由其子嗣于20世纪70年代捐赠给上海图书馆；1页以80000元人民币（旧币）从夏玉琛处购得。 馆藏 一册足本系卷7322至7324卷，共3卷，明嘉靖钞本。残页为1191卷第4页。都已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

南京图书馆 1页

四川大学图书馆 1册 1922年 1900年庚子之役被掠夺到英国。1922年一位英国友人把它赠送给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川大博物馆的前身） 现藏 该册上写“永乐大典卷之一万九千七百九十一页”等字，现存有“服”一卷，“后妃服”一卷，“元服”一卷，“朝服”一卷，“公服”一卷。

中华民国国立故宫博物院 62册 1965年 民国26年（公元1937年），因应局势巨变，原接收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之北平图书馆在上海拣选善本古籍，装箱运往美国国会图书馆寄存，其中即包括62册《永乐大典》。民国54年（公元1965年），经中央图书馆向美方交涉运回寄存，从此归由故宫博物院典藏。

现藏，全文影像亦已数字化

中华民国国家图书馆8册 中华民国南京时期购入

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册 现藏傅斯年图书馆

日本国会图书馆 1册

旧上野图书馆藏1册（卷2279—2281）

日本东洋文库 34册 卷6826—6827）

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二卷，共四十二叶。今存卷目如次：卷665（雄·南州府二·山川）；卷666（雄·南州府三·人物）。

日本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 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藏五卷，共九十九叶。今存卷目如次：卷910（尸·总叙）；卷911（尸·洞玄灵宝灭度五炼生尸经、太帝制鬼伏尸法；卷912（尸·二尸中经·治三尸法）；卷12929（宋·高宗百七十一·中兴圣政草）；卷19929（宋·高宗百七十二·西垂笔略）。

日本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图书馆 3册 卷2398—2399，卷7303—7304，卷14628—14629

日本静嘉堂文库 9册

日本庆应大学斯道文库 庆应大学斯道文库藏零叶，共一叶：卷8094，系第十一叶前半叶

日本大阪府立中之岛图书馆 1册 一册（卷8647—8648）

日本神户黑川古文化研究所 1册 黑川古文化研究所藏二卷。今存卷目如次：卷8569；卷8570

日本武田长兵卫氏 清末民初，董康在北京书肆购得，到日本京都时赠送给内藤湖南 武田科学财团杏雨书屋 武田科学财团杏雨书屋藏二卷，共四十三叶。今存卷目如次：卷2608（台·御史台三·元宪台通纪）；卷2609（台·御史台四·元宪台通纪续集）

日本石黑传六氏 1册 石黑传六氏二卷，共三十六叶。今存卷目如次：卷9765（岩·岩名三）；卷9766（岩·岩名四）

日本小川广己氏 1册 小川广己氏藏二卷，共四十五叶。今存卷目如次：卷2336（奴·匈奴四·东汉书·晋书·南齐书）；卷2337（奴·匈奴五·通鉴纪事本末）

英国大英博物馆 10册

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 12册

英国伦敦大学东方语言学校 3册

英国剑桥大学 2册

英国马登氏 9册

爱尔兰都柏林切斯特·比蒂图书馆 3册 卷10110,10111,10112 专题：诗词，造纸，竹子

德国汉堡大学图书馆 2册

德国科隆基莫图书馆

德国柏林人种博物馆 4册

美国国会图书馆 40册

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

美国康奈尔大学 5册

美国波士顿图书馆

美国亨廷顿图书馆[26][27] 1册 1968年 传教士于庚子拳乱时携回美国 现藏 1968年由传教士后裔捐赠予该馆

越南河内法国远东学院 4册

韩国汉城旧京李王职文库 1册

参考文献

 國家圖書館《永樂大典》收藏史話 (PDF). 中国国家图书馆. （原始内容 (PDF)存档于2010-12-26） （中文（简体））.

 《永乐大典》国内影印出版情况. [2018-11-0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11-18）.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十三》载，《永乐大典》的编修队伍共有“正总裁3人，副总裁25人，纂修387人，催纂5人，编写332人，看样57人，誊写1381人，续送教授10人，办事官吏20人，凡2180人”

 谢保成:〈《永乐大典》的价值、流传与利用〉

 《明世宗实录》卷512，嘉靖四十一年八月乙丑。

 《旧京词林志》

 《春明梦余录》卷12

 《礼记·王制》“天子七月葬。”皇帝停柩七月，非常正常合乎礼制。

 张岱撰《陶奄梦忆》卷六《韵山》说:“胡仪部青莲携其尊人所出中秘书，名《永乐大典》者，与《韵山》正相类，大帙三十余本，一韵中之一字犹不尽焉。”

 缪荃孙《永乐大典考》载：“咸丰庚申（1860）与西国议和，使馆林立，与翰林院密迩，书（《大典》）遂渐渐遗失。”

 刘声木在《苌楚斋随笔》卷三中记载：“其盗书之法，早间人院，提一包袱，包一棉马褂，约如《永乐大典》两本大小。晚间出院，将马褂穿于身上，偷《永乐大典》两本，包于包袱内，如内带式样。”

 叶德辉《书林清话》（岳麓书社1999年版）185页载：“文廷式有百余本（《永乐大典》），文氏故后，家人求售。”

 金常政. 百科全书的故事.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5-03. ISBN 7501326231.

 英人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记载有人将火把抛进翰林院中，翰林院顿时著起大火，但当时联军仍在大沽。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的8月14日，前后相距54天之久。

 《国家图书馆藏清代孤本外交档案》第32册

 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吴怀清”条载：“山阳吴莲溪给谏怀清，为余言庚子之乱，洋兵入城，有英兵入翰林院，大掠器物外，《永乐大典》若干册在焉。事为主将所闻，勒令送还，英兵索收据，而掌院已逃。守门役乃邀集诸翰林留京者商处置，既发遣英兵去，众议瓜分《大典》，人得若干册。事后未有究者，而《大典》亦无售处。嗣莲溪于同事家，又收得若干，共百余册。宣统间，值骤贵，莲溪因以致富。夏屋渠渠，而书亦垂尽矣。”

 《永樂大典》的歷史. 北方网. 2002年5月21日 [2010年6月10日].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0年11月9日）.

 《明太宗实录》卷73

 谢保成:〈《永乐大典》的价值、流传与利用〉：“所谓‘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是吸收了韵书检字的做法，既有事目，又按韵检索，改变了类书单纯分类、不易检索的弊端，是对传统类书编撰方法的一个突破。而且，所抄原书的书名、作者标示非常醒目，便于查考。”

 胡道静：《〈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富有学术价值》

 世人对《永乐大典》正本的下落有诸多猜测。谈迁和顾炎武认为《大典》正本早毁于大火。明末太监刘若愚《酌中志》说：“旧《永乐大典》二部，今又见贮于何处也？”。《四库全书总目》说“明祚既倾，南京原本和皇史宬副本并毁”。全祖望认为顺治帝曾阅读过《永乐大典》正本，猜测“乃知其正本尚在乾清宫中，顾莫能得见者。”。《鲒埼亭集外编》卷十七：“会逢今上纂修《三礼》，予始语总裁桐城方公钞其（副本）《三礼》之不传者，惜乎其缺失几二千册。予尝欲奏之今上，发宫中正本以补足之，而未遂也。”缪荃孙承袭此说：“嘉庆二年(1797年)，乾清宫一场大火，正本被烧毁了。”

 《四庫》底本《永樂大典》遭焚探秘. 新华网. 2003年2月27日 [2010年6月10日].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0年9月2日）.

 蒋芷侪《都门识小录》载：“……又言洋兵入城时，曾取该书之厚二寸许长尺许者以代砖支垫军用等物，武进刘葆真太史拾得数册，阅之，皆永乐大典也。今外交部旧椟尚存，刘太史言诸总署，向英馆索归大典三百三十册之档案，则此三百本者，皆得诸索拾之余耳。”

 1959年3月7日，赵万里《光明日报》发表《谈谈〈永乐大典〉》一文

 “掖县《永乐大典》佚卷始末”。《中国文化报》，2008年12月21日。

 Press Release - Huntington Curators Uncover Unique Volume Comprising Two Sections of a 16th-Century Chinese Encyclopedia. October 16, 2014 [2015-01-1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02-04） （英语）.

 张敏毅. 永樂大典塵封南加半世紀　珍寶無人知. 世界新闻网. 2014-10-17 [2015-01-1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10-20） （中文（台湾））.

谢选骏指出：《永乐大典》号称“中国历史上首部百科全书”、“世界最大的百科全书”，甚至是华夏最大的一缉书，全书正文22877卷、目录60卷，11,095册，约3.7亿字——听起来阵容庞大，但细算下来，当时中国人口已经上亿，平均下来，不过人均三四个字而已。由此可见，中国的精神并不丰富，而是接近了贫困线——《永乐大典》就是见证。人说（曾节明@zengjieming）“《四库全书》是满鞑对中国古书“抽删毁改”的文字狱毒垃圾成果，成功地培育出汉奸奴才杀人犯曾国藩之流，与《永乐大典》不能相提并论。”我看“永乐大典也不是精品，是猪猿獐圈里出货的。”


《四库全书》报道：

《四库全书》全称《钦定四库全书》，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一套丛书[1]。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始编纂，历时9年成书。共收书3461种，79337卷（据文溯阁本79897卷[2]），36304册，近230万页，约8亿字[3][4]。整套书收录了从先秦到清乾隆前期的众多古籍，也收入和存目了西洋传教士参与撰述的著作，包括从西洋传入中国的数学、天文、仪器及机械等方面的著作[5]。

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这些书籍分为“著录”、“存目”与“禁毁”三类处理：符合部分条件的，被列为“存目”，只存书名，不收其书。“抵触本朝”之书一概“禁毁”。符合收录条件的“著录”共3461种。存目书者共6793种，称四库存目，是“著录”的2倍[6]。禁书共2855种[7]，称四库禁书，甚至还有不另保留原文而直接修改内容，而被后世学者所批判，另一方面，对于古文献的重新编辑工作，亦寻回和修复了不少早已失传的中国古籍，也不能否认清廷在文化上的保存具有相当的历史意义。

所谓“四库”，乃指经、史、子、集四部，分44类，包括《论语》、《大学》、《孟子》、《中庸》、《周易》、《周礼》、《礼记》、《诗经》、《孝经》、《尚书》、《春秋》、《尔雅》、《说文解字》、《史记》、《资治通鉴》、《孙子兵法》、《国语》、《水经注》、《战国策》、《本草纲目》、《茶经》、《永乐大典》等经典著作，还有日本、朝鲜、越南、印度以及欧洲人的一些著作，为后代学者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提供了较完善的文献资料。

编纂

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朝廷设立了“四库全书馆”[8][9]，负责《四库全书》的编纂，由乾隆皇帝的第六子永瑢负责[10]，任命内阁大学士于敏中为总裁，大学士以及六部尚书、侍郎为副总裁[11][12]。召著名学者纪昀为总纂官，“总理编书之事”[13]:120。开始编纂这套卷帙浩繁的丛书[8][14]。陆锡熊、孙士毅、戴震、周永年、邵晋涵等其他学者也参与了编纂[15]。曾参与编撰并正式列名的文人学者达到三千六百多人，而抄写人员也有三千八百人。

《四库全书》收录了当时在全国各地征收的流通图书、清内廷收藏的图书以及《永乐大典》中辑出来的珍本善本。征收准则以阐明性学治法、考核典章、九流百家之言为优先，族谱、尺牍、屏障、寿言、唱酬诗文等等则不在考虑之列[16]。据统计，光是征收得的图书就达13501种，献书最多的鲍士恭、范懋柱、汪启叔、马裕四家赐以内府所印《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当时乾隆还规定，凡从坊肆来的，应该付给一定的费用；若是家藏图书，则装裱印刷；如未曾刊刻，则抄本存留[16]。

这些书籍分为“著录”、“存目”与“禁毁”三类处理：符合部分条件的，被列为“存目”，只存书名，不收其书。“抵触本朝”之书一概“禁毁”。符合收录条件的“著录”，著录书则经过整理、校勘、考证后，按特定格式重新抄写存入，誊写完成后，还要与原本反复校勘，最后收录的图书有三千四百六十一种。而存目书有著录书的两倍的数量也是因为乾隆想实现观成的愿望才弃多取少[17]。

《四库全书》为了美观与便于识别，采用分色装帧，经部绿色，史部红色，子部月白色（或浅蓝色），集部灰黑色。四部颜色的确定，依春夏秋冬四季而定[18]。《四库全书总目》因为是全书纲领，采用代表中央的黄色[9]。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四套书陆续完成，全书共抄7部。第一部存于北京紫禁城皇宫文渊阁，第二部存于奉天故宫（今沈阳）文溯阁，第三部存于京郊圆明园文源阁，第四部存于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合称“内廷四阁”（或称“北四阁”），“只准大臣官员、翰林等阅览”[13]:122。后又以江浙地区为人文渊薮，文风鼎盛，就再钞的正本三部，分别存在镇江金山寺建文宗阁，扬州大观堂建文汇阁，杭州西湖行宫孤山圣因寺建文澜阁，即“江浙三阁”（或称“南三阁”），各藏抄本一部，“为便于士子入院钞阅”[13]:122。副本存于京师翰林院（其中文渊阁本最早完成，校勘更精、字体也更工整）[8][10]。

编纂《四库全书》时，清廷为维护统治，大量查禁明清两朝有所谓违碍字句的古籍（见四库禁书）。据统计，在长达10余年的修书过程中，“荦荦大者文字之狱共有三十四件”[13]:120，文字狱即有40多次，作者与刻书、卖书、藏书者，遭受灭门之祸者不乏其例。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乾隆皇帝抽查《四库全书》时发现一些书有诋毁清朝的字句，因此下令重检《四库全书》，并最终删除《诸史同异录》等11部[8]。但这11部书虽然从《四库全书》中删除，但是依然存在宫中，没有销毁，这11部书中的9部还流传到今天。

嘉庆八年（1803年）由纪昀主持《四库全书》最后一部分官修书籍的补遗工作，进一步完善《四库全书》。

销毁

四库全书在编纂过程中大量销毁了不符合统治者要求的书籍。先征后缴，边禁边缴，边缴边修，边修边毁，将征缴、禁毁、纂修同时推进。[19]禁毁对象主要是属于史部、集部的历史著述和明人及明末遗民诗文集。[20]起初编纂《四库全书》时，乾隆帝并未明确要求禁毁书籍。但由皇帝下达的诏谕中昭示了他甄别处理图书的意志。最早被禁毁的是钱谦益《初学集》《有学集》等一批书籍，按乾隆三十八年（1773）十二月十七日大学士舒赫德的上奏：“查从前奉旨，谕令各省将钱谦益《初学集》《有学集》等书，解京销毁”云云。乾隆三十九年（1774）八月初五日上谕称：“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要求各省督抚严加查办所有“违碍”书籍。弘历特别提到江浙两省此类书籍最多“岂可不细加查核？”并称自己“办事光明正大”。[19]

这份上谕下达后，各地督抚便不敢怠慢。两广总督李侍尧、广东巡抚德保最先查出所谓“违碍”书籍。他们将屈大均《广东新语》《翁山诗外》《翁山文外》进呈，弘历对此感到满意，并进一步催促其他地区责任官员上缴“明末国初存留触碍书籍”。乾隆四十三年（1778）弘历再次下旨催缴禁书，要求“务须实力查办，不可稍有疏漏”。浙江巡抚三宝将稽查的责任下放到地方官以及教官一侧，将他们查出的禁书数量与未来补官顺次挂钩，这一举措后来在全国推广开来。[19]

《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图书销毁的具体执行机关是军机处。由于军机大臣常常兼任四库馆总裁，他们得以审定应予禁毁之书。各地上缴的书板会被送到军机处，军机处则会将禁书情况通知四库馆的编纂人员。[19]地方官员负有征集“违碍”之书的责任。如江西巡抚海成采取逐户宣谕的方法，不遗余力地搜集禁书，缴呈应毁禁书，前后共有八千余部之多。而弘历又凭借褒扬这类典型，催促其他官员做出绩效来。[20]

特点

古籍辑佚

清朝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寻回和修复了不少早已失传的中国古籍，梁启超对此评论道：“此二百余年间总可命为中国之‘文艺复兴时代’，特其兴也，渐而非顿耳……吾辈尤有一事当感谢清儒者，曰辑佚。书籍经久必渐散亡，取各史艺文、经籍等志校其存佚易见也。肤芜之作，存亡固无足轻重；名著失坠，则国民之遗产损焉。乾隆中修《四库全书》，其书之采自《永乐大典》者以百计，实开辑佚之先声。此后兹业日昌，自周秦诸子，汉人经注，魏晋六朝逸史逸集，苟有词组留存，无不搜罗最录。其取材则唐宋间数种大类书，如《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等最多，而诸经注疏及他书，凡可搜者无不遍。当时学者从事此业者甚多，不备举。而马国翰之《玉函山房辑佚书》，分经史子三部，集所辑至数百种，他可推矣。遂使《汉志》诸书、《隋唐志》久称已佚者，今乃累累现于吾辈之藏书目录中，虽复片鳞碎羽，而受赐则既多矣。”[21]

收录西学

《四库全书》对西方科学书籍作出较高的评价：“欧罗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实逾前古。其议论夸诈迁怪，亦为异端之尤。国朝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具存深意。”，同时将西方宗教与西方科学作了区分，强调“节取其技能”，因为《四库》的作者们明白传教士的来华目的是为了传播天主教，当时的学者已经发现西方存在传播宗教与价值观的倾向，介绍西学不过是传教的手段，因此《四库全书》的作者们在赞扬西学的同时指出“盖欲借推测之有验，以证天主堂之不诬，用意极为诡谲”。

《四库全书》收录了27种西方传教士的著述，包括西洋的数学、天文、仪器及机械等方面的著作，被收录的书籍包括有《泰西水法》、《西儒耳目资》、《坤舆图说》、《乾坤体义》等[5]。

成书之后

《四库全书》完成至今的两百年间，中国历经动乱，《四库全书》也同样饱经沧桑，多份抄本在战火中被毁。因此《四库全书》至今仅存4套[18]：

文宗阁本、文汇阁本在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运动期间被毁；

文源阁本在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时被毁[8]，今法国保留部分残本；

清代翰林院底本在光绪廿六年（1900年）庚子拳乱时，位于英国使馆北邻的翰林院遭纵火，毁于拳民围攻东交民巷外国使馆期间；

文渊阁本原藏北京故宫，后经上海、南京转运至台湾，现藏台北市国立故宫博物院（也是保存较为完好的一部）。

杭州文澜阁藏书楼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在太平军第二次攻占杭州时倒塌，所藏《四库全书》散落民间；后由藏书家丁氏兄弟收拾、整理、补抄，才抢救回原书的四分之一，于光绪七年（1881年）再度存放入修复后的文澜阁。文澜阁本在经历1915－1923年的乙卯补抄和1923－1925年的癸亥补抄后大体恢复旧观，现藏杭州浙江省图书馆。

文溯阁本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险些被卖给日本人。1966年10月，因中苏关系紧张，为保《四库全书》安全，林彪要求将文溯阁《四库全书》秘密从沈阳运至兰州，藏于戈壁沙漠中，现藏兰州甘肃省图书馆。近些年，辽宁有关人士要求归还，以“书阁合璧”；甘肃亦建藏书楼加强保护。对于文溯阁本是否要归还沈阳，两省一直未能达成一致。

避暑山庄文津阁本于1931年移入国立北平图书馆（现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这是目前唯一一套原架原函原书保存的版本。）

民国初期，商务印书馆影印了《四库全书珍本初集》。1986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了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曾将之缩印。1999年，香港的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分别与上海人民出版社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在中国大陆及香港出版发行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电子书版。2006年，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全新《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的内联网版和网上版。2009年，台湾商务印书馆由国立故宫博物院授权，按照典藏之文渊阁本原书原寸，以仿古样式影印出版，即内文、开本、纸质、布面、装帧方式等皆与原版相同。

2016年8月9日，历时12年方告完成的影印版文津阁《四库全书》重新入藏文渊阁，该影印版制作时间长达12年，全部采用手工宣纸，包装上也恢复了传统的装订工艺，书封采用耿绢。整套书用6144个金丝柚木盒，重新放到了空置已久的文渊阁128个书架上[22]。

四库全书下落

版本 藏书阁 藏书阁位置 藏书阁现状 图书现状 出版情况

文渊阁本 文渊阁 北京故宫 书去楼空（现藏有影印文津阁本《四库全书》[22]） 藏于台北

国立故宫博物院 民国七十五年（1986年）影印出版文渊阁本《四库全书》，民国九十九年（2010年）再版

文溯阁本 文溯阁 沈阳故宫 书去楼空 藏于兰州

甘肃省图书馆

文源阁本 文源阁 北京圆明园 咸丰十年（1860年）毁于战火 残本位于法国

枫丹白露宫

文津阁本 文津阁 承德避暑山庄 书去楼空 藏于北京

中国国家图书馆 2005年影印出版文津阁本《四库全书》

文宗阁本 文宗阁 镇江金山寺

咸丰三年（1853年）毁于战火

2011年原址重建复阁，藏有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馆文渊阁本线装版影本《四库全书》[23]

文汇阁本 文汇阁 扬州大观堂

咸丰三年（1853年）毁于拳民围攻使馆区期间

文澜阁本 文澜阁 杭州圣因寺 咸丰十一年（1861年）毁于战争

光绪六年（1880年）重建 四分之一为原本，现藏杭州

浙江省图书馆 2006年影印出版文澜阁本《四库全书》

底本 清代翰林院 北京东长安街

光绪廿六年（1900年）毁于战火

评论

鲁迅在批评明清和民国文人时表示：“现在不说别的，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清朝的考据家有人说过，“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妄行校改。我以为这之后，则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今人（民国）标点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乱点一通，佛头著粪：这是古书的水火兵虫以外的三大厄。 ” [24]

历史学家吴晗慨叹：“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25]。

唐弢：《四库全书》...使作者的思想和躯壳一齐淹没，是近于消极的取消。至于改窜，是要借作者的名声，替改者说好话，使读者暗受其影响，看不出底细来。所以这不但是毁尸灭迹，而且还借刀杀人，要古人也和自己一样，让他们进反省院，写悔过书，从此变成正统。然而《四库全书》不但挂着钦定的招牌，便是删改和摈斥，在乾隆，也是不加深讳的。他的给《四库》总裁们的谕旨里，就常常明白地指示着：哪一种应该删改，哪一种应该厘订，大都说得很清楚。他似乎并没有料到：他的那些谕旨，在将来，正是自己篡改古书罪案的证人[26]。

史学家陈寅恪在《陈垣元西域华人化考序》中指出清朝所禁毁的书籍几乎都是晚明清初的书，其他书籍甚少：“然清室所最忌讳者，不过东北一隅之地，晚明初清数十年间之载记耳。”[27]

费正清[28]：通过这项庞大工程，清廷实际上进行了一次文字清查（文学上的“宗教裁判”）工作，其目的之一是取缔一切非议外来统治者的著作。编纂人在搜求珍本和全整文本以编入这一大文库时，也就能够查出那些应予取缔或销毁的一切异端著作。他们出善价收集珍本，甚至挨家挨户搜寻。该禁的图书是研究军事或边务的著作以及有反夷狄之说的评议，还有就是那些颂扬明朝的作品。……正如L. C. 古德里奇所论证的，这是最大规模的思想统治。

史景迁[29]：编纂《四库全书》还具有检视文献的目的，借此搜查私人藏书，并严惩那些收藏有轻视满人内容的书籍的人。这类书，以及包含有害于中国国防的地理和游记类书籍也被销毁。这些毁书行动之彻底，使得我们知道的被乾隆的文化顾问纳入禁毁之列的两千多种图书从此销声匿迹。

独立学者周英杰[30]：你当然可以说它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但也完全可以说它是“阉割”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项“缺德工程”。

历史学者张宏杰：“经过康熙雍正两代文字狱，清王朝思想专制已经大大加强。乾隆皇帝又通过修四库全书，开展“消灭记忆”运动。”[31]

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规划发展司副司长李建臣认为，编纂《四库全书》过程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最大的一次戕害。只要是被认为对清朝统治不利的著作和图书，就会毫不犹豫地统统毁掉，被销毁的各类图书典籍在3000余种，6万余卷，15万册，70多万部。这导致中华民族的一些优秀思想文化成果和善本、孤本、秘本、禁毁本等一大批珍贵史料典籍永远消失，甚至对明代皇家档案和有关明朝类的史书、笔记等也进行了系统销毁。由于《四库全书》是国家强行征集，民间所珍藏的典籍无一漏网，尽皆被毁[25]。

季羡林评论《四库全书》为“我国现存最大的一部官修丛书，是清乾隆皇帝诏谕编修的我国乃至世界最大的文化工程。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收书3503种，79309卷，存目书籍6793种，93551卷，分装36000余册，约10亿字。相当于同时期法国狄德罗主编《百科全书》的44倍。清乾隆以前的中国重要典籍，许多都收载其中。由于编纂人员都是当时的著名学者，因而代表了当时学术的最高水平。乾隆编修此书的初衷虽是“寓禁于征”，但客观上整理、保存了一大批重要典籍，开创了中国书目学，确立了汉学在社会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具有无与伦比的文献价值、史料价值、文物价值与版本价值”[32]。

史学家龚书铎评价：“乾隆年间《四库全书》的编纂，为华夏文明的延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后人保留了许许多多珍贵的书籍和资料，但是，在编纂过程中，也免不了发生许多令人遗憾的事情”[33]。

梁启超：“乾隆中修《四库全书》，其书之采自《永乐大典》者以百计，实开辑佚之先声。此后兹业日昌，自周秦诸子，汉人经注，魏晋六朝逸史逸集，苟有词组留存，无不搜罗最录。”[34]

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新清史学派学者欧立德指出，乾隆从一开始就想通过编纂《四库全书》来对学术和文学的发展加以审查的说法有失公允。乾隆的初衷是“搜集和保存古今之图书”，以塑造出自己是“文化巨人”的正面形象，尽管乾隆期间的文字狱带来种种乱象，但并非是乾隆一个人的责任，他指出，许多文字狱的判罚虽然以朝廷的旗号进行，但这并不能说明大规模的审查得到了乾隆本人的授意，虽然这和乾隆的“报复心”有关，但“底层官员的热情和野心以及地方上发生的那些与地主士绅相关的琐碎纷争至少也应该承担同样的责任”。乾隆不出面阻止的原因，是因为清朝皇帝的皇权实际上并不是无限的，乾隆无力阻止官僚扩大化文字狱。哈佛大学历史学家、汉学家孔飞力以“叫魂案”为例，指出“清代皇权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独裁，皇权与官僚制度存在不稳定的依存关系，皇权必须随时提防来自官僚制度的惰性威胁”。中国历史学教授高王凌在也提出过相似的概念“反行为”，高王凌认为清代官僚对于皇权只是在表面服从的前提之下，在暗地里却干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猫腻行为，从而将皇帝的意志“反过来”[35]。

相关典籍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库全书总目》/《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

《四库全书荟要》一万二千册

《四库全书考证》一百卷

《武英殿聚珍版丛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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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庫》底本《永樂大典》遭焚探秘. [2013-02-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0-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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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库全书》的查阅与文献检索. news.xinhuanet.com. [2008-02-1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7-11-21）.

 李晓丹、王其亨、金莹：《17-18世纪西方科学技术对中国建筑的影响——从〈古今图书集成〉与〈四库全书〉加以考证》，《故宫博物院院刊 》2011年03期

 乾隆60年浙江杭州刊本《四库全书总目》

 黄爱萍《四库全书纂修考》统计共禁毁书籍3100多种，15.1万部，销毁书版达8万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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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库全书——编纂缘起，http://www.cp.com.cn/sk/sk1.cfm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商务印书馆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目录索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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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 古典文献研究 第十九辑 上卷.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16. 论清高宗弘历纂修《四库全书》的禁毁策略. ISBN 9787550625518.

 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 古典文献研究 第十九辑 下卷.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17. 清高宗弘历纂修《四库全书》的禁毁策略（下）. ISBN 9787550626386.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四库全书》重回故宫文渊阁. [2016年8月14日].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年8月28日）.

 田伟钊. 线装版《四库全书》重回镇江金山文宗阁. 新华日报. 2011-10-25 [2014-10-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10-27） （中文（中国大陆））.

 鲁迅：《病后杂谈之余》

 历史的拐点 文明的流变 ——《四库全书》悲喜录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新华网

 《唐弢杂文集》《雨夜杂写》

 雷平《从经学复兴到考据成“学”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中华文史网，2006年

 《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2月第1版）

 《追寻现代中国》（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

 《大历史的小切面：中国近代史的另类观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终于是奴才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网易网

 《四库全书精编》，中国文史出版社，前言部分

 龚书：《图说天下：清》，吉林出版社，第114页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载《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

 张明扬，乾隆的辩护书——读《乾隆帝》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观察者，2014-05-29

谢选骏指出：《四库全书》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一套丛书。满清狗子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始编纂，历时9年成书，共收书3461种，79337卷（据文溯阁本79897卷），36304册，近230万页，约8亿字——比《永乐大典》还要多出一倍。但是，乾隆时期的中国人口却比永乐时期增长一倍不止了，接近了四亿，所以一人不过分得两字，太可怜了！凸显满清贼寇中国之后，中国的精神贫困之甚也！


《古今图书集成》报道：

10,000卷中國類書，完成于1725年——

《古今图书集成》，原名《古今图书汇编》，又称《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是清康熙时期由福建侯官人陈梦雷所编辑的大型类书。

此书共有一万卷，另目录四十卷，分历象、方舆、明论、博物、理学、经济等六“汇编”、每编再分若干“典”，共三十二典，每典又分若干“部”，共6117部，每部酌情收录汇考（按照时间排序的描述）、总论（权威但无法按年代排序的描述）、图、表、列传、艺文（诗词，注重唐朝及以前的作品）、选句、纪事（不足以收入汇考中的历史事件）、杂录（因缺乏真实性、偏颇或是艺术性而排除在前几项的其他内容）、外编（宗教或非正统哲学）等项[1][2]。初版本分装576函[3][4]，有5020大册（含目录20册），50多万页；共1.7亿字，万余幅图片，引用书目达六千多种[5]。因《永乐大典》大多已毁，此书是现存最大部的类书。

陈梦雷在《松鹤山房集》卷二“进汇编启”提到：“凡在六合之内，钜细毕举，其在十三经，二十一史者，只字不遗。其在稗史子集者，亦只删一二”，清代重臣张廷玉评价说：“自有书契以来，以一书贯串古今，包罗万有，未有如我朝《古今图书集成》者。”

多认为古今图书集成印制于武英殿；但据裴芹和苗日新考证，古今图书集成应是在熙春园（今清华大学内荒岛）上印制的[6]。

编写过程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陈梦雷因附逆罪流放奉天府。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康熙皇帝东巡，他得以放还，侍奉三皇子诚亲王胤祉读书。康熙四十年（1701年）十月起，陈梦雷根据“协一堂”藏书和家藏一万五千多卷典籍，“目营手检，无间晨夕”，编纂《图书汇编》一书。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四月完成初稿，“先誉目录、凡例为一册上呈”。康熙御览后认为尚需修订增益，改赐书名《古今图书集成》。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康熙逝世，诚亲王胤祉失势，陈因曾奉其侍读而受到株连。雍正元年（1723年）一月，陈梦雷被流放黑龙江。同年雍正皇帝下令抹去陈梦雷编书之名，改命经筵讲官、户部尚书蒋廷锡（1669年—1732年）重新排校《古今图书集成》。此书于雍正四年（1726年）校成。

印刷版次与流传

本书编成后，于雍正四至六年（1726年至1728年）由清内府用铜活字排印成64部（未计试印本样本1套），称“铜字版”，至今仅存十余部，在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与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皆有藏。

光绪十年（1884年）起设立“图书集成馆”，以三号扁体字铅印1500部，称“铅字本”或“扁字本”，四年后印齐。

光绪二十年（1894年）光绪帝令上海同文书局石印100部，称“同文版”或“光绪版”。此版本附有清代龙继栋所作《考证》24卷，订正原书引文错讹脱漏之处约2万条，书籍用于清政府赠送外国或颁赏大臣，共耗白银50万两。此版本因50套存书在上海仓库失火焚毁，流传稀少。另清末时期一整套索价白银1万两。

民国23年（1934年）上海中华书局据康有为所藏雍正铜活字本影印之缩印线装装订808册（后8册为考证），称“中华版”，于1940年出齐，是迄今最通行之版本。

民国53年（1964年）9月，出版家萧孟能主持的台北文星书店投资新台币80万元印制文星版本《古今图书集成》，并精编索引与地图集，共101册（16开本），发行200套布面精装，为迄今最完善之版本。

1986年起，中华书局与巴蜀书社合作，据中华书局缩印本重新影印并改装为121册，并新增《简明索引》一册。

1999年起该全书在台湾以雍正铜字版（书藏国立故宫博物院）为蓝本制作电子化版本（由东吴大学中文系负责）出售。而相关书籍与研究论集亦随之出版，如2001年11月出版之《古今图书集成研究》、2006年11月出版之《古今图书集成图集》

2006年中国大陆齐鲁书社与中国国家图书馆合作，把馆藏雍正铜字版原大小影印，手工线装出版50套，售价49万圆人民币。

2009年广西大学古籍所建成《古今图书集成》网络版供所有人士免费使用。全书图像来自对1934年中华书局武英殿影印本的扫描文件，使用索引是广西大学古籍所自1984年编制的《古今图书集成索引》：经历了油印本（1984年，80万字，三大本）、印刷本（中华书局与巴蜀书社出版）、电子版1.0版（1998年，1200万字，金海湾电子音像出版社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电子版2.0版（2007年，3800万，光盘版，待出版；2009年网络版）等四个阶段。

目录

六汇编 三十二典 六千一百一十七部 一万卷 各部类目略要[1]

历象汇编 乾象典 21 100 天地、日月、星辰、风、云、雨、火等

岁功典 43 116 春、夏、秋、冬、寒暑、干支、晨昏昼夜等

历法典 6 140 历法、仪象、漏刻、测量、算法、数目等

庶征典 51 188 天变、日异、风异、地异、雨灾、丰歉等

方舆汇编 坤舆典 21 140 土、泥、石、水、泉、井、舆图、建都等

职方典 223 1544 京畿、清代各府建置沿革等

山川典 401 320 山、湖、海等

边裔典 542 140 朝鲜、日本、于阗、天竺、琉球等

明伦汇编 皇极典 31 300 君臣、帝纪、用人、听言等

宫闱典 15 140 后妃、宫女、公主、驸马等

官常典 65 800 翰林院、宗人府、将帅、节使等

家范典 31 116 祖孙、父母、兄弟、姐妹、滕妾、奴婢等

交谊典 40 120 师友、师弟、朋友、请托、饯别等

氏族典 2696 640 氏族总部一部，其余多每姓一部，杂有多姓一部。

人事典 97 112 耳、鼻、齿、手、岁数、称号、喜怒等

闺媛典 17 376 闺节、闺恨等

博物汇编 艺术典 43 824 农医、占卜、星相、画、奕棋、幻术等

神异典 70 320 神、鬼、释教、道教、 异人、妖怪等

禽虫典 317 192 鸟、兽、家畜、昆虫等

草目典 700 320 草、木、花、五谷、药材等

理学汇编 经籍典 66 500 经籍、史书、地志、诸子等

学行典 97 300 理数、义利、廉耻、学问、读书等

文学典 49 260 文体、诗赋、文学家列传等

字学典 24 160 音义、书法、文房四宝、杂器等

经济汇编 选举典 29 136 学校、科举、出身、吏员等

铨衡典 12 120 官制、禄制、升迁、罢免等

食货典 83 360 户口、田制、赋役、货币、饮食、布帛等

礼仪典 70 348 礼乐、婚礼、丧葬 谥法等

乐律典 46 136 歌、舞、锺、琴瑟等

戎政典 30 300 兵制、兵法、兵略及武器等

祥刑典 26 180 律令、审判、刑法、赦宥等

考工典 155 252 度量衡、城池、桥梁、宫殿、器物等

参考文献

 古今图书集成经纬目录简介，存档副本. [2012-01-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2-03-24）.

 古今图书集成·经纬目录，http://gjtsjc.gxu.edu.cn/jwml.aspx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商务印书馆 - 四库全书，存档副本. [2012-01-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1-10-20）. “又藏圣祖康熙皇帝御定《古今图书集成》全部，计12架，576函。”

 An alphabetical index to the Chinese encyclopaedia ...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 Chin ting ku chin tu shu chi chêng

 丁原基，古今图书集成，存档副本. [2011-07-0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1-07-04）.

 苗日新. 熙春园·清华园考 清华园三百年记忆. 清华校史丛书.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04. ISBN 978-7-302-22276-7. NLC 004535685.

谢选骏指出：《永乐大典》3.7亿字，《四库全书》约8亿字，《古今图书集成》共1.7亿字——三者叠加一起，总计13.4亿——当今中国，2021年年末全国人口141260亿人，这13.4亿字，还不够一人一字啊！何况其中，还有大量重复收录的。由此可见，中国的精神不僅贫困，而且日益貧困——從《永樂大典》人均三四字，到《四庫全書》的人均二三字……清末民国以来的新的创造，屈指可数也。現在三套書全部加起來，也不及人均一字了——難怪整个神州大地，陷入焦渴失水的状态。


【21、明神宗万历是躺平的鼻祖】


《明朝万历皇帝陵墓打开 尸身姿势怪异似有诅咒 最后尸骨被焚毁》（2017-09-12 历史）报道：

明神宗，也就是万历皇帝，在历史上是个争议声颇大的皇帝，对他的评价非常两极化。

一方面他在位前期任用张居正进行改革，国家和社会经济有了很大的恢复，并且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经济走向活跃，因此很多人都称他是励精图治的一代明君。

但是他的懒又是引人诟病的一大特色，尤其是在执政后期，他整天饮酒作乐，三十年都不上朝，使国家朝政荒废。明朝激烈的党争也从此时开始，甚至有人说，明朝灭亡的根源就在他身上。

那么他为什么后期如此厌恶上朝，懒到这种程度呢？

上个世纪90年代，著名的考古学家郭沫若以及其他几位发起倡议，希望能够挖掘明定陵，也就是神宗的陵墓，获得了批准。

万历皇帝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从他21岁开始，就开始为自己修建陵墓。他的陵墓在历代帝王中倒没有什么尤为特别的，值得说道的就是近代对其陵墓的发掘。

1959年，明定陵的发掘工作开始进行。在打开他的棺椁之后，工作人员们发现了一个极其怪异的现象：棺椁中明神宗的尸骨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平躺姿势，而是半侧着，微微蜷缩，十分怪异。

对于这种怪像，考古学家们认为，这是因为他有严重的脚疾，通过当年挖掘的记载可以知道，首先从其怪异痛苦的姿势出发，再将其尸骨复原，能够明显看到两条腿不一样长，右腿要比左腿短。

由此能够推断他的足疾应该是非常严重的，甚至连路都不能走，他们推断这也是他几十年不愿意上朝的原因：一个自尊心很强的皇帝要每天瘸着脚去上朝，他难以忍受，也因此所有指令都是通过书面方式下达。

另一种说法和宗教有关，有人推测这和佛教有关。佛教在躺下时有一种称吉祥卧的侧卧姿势，据说释迦牟尼就右侧卧躺，世界上很多佛像也是这样的姿势，这种姿势还对睡眠十分有帮助。所以有人就推测万历皇帝的怪异姿势就是因为这个。

关于这一疑点有诸多说法，还有一种就是诅咒之说，这也不是空穴来风，实际上这座陵墓的怪异之处的确很多。

那个年代的中国我们也都知道是什么情况，当时从这座帝陵被打开开始就引发了轩然大波，当时连具体的文物法规定都还没有，也没有很好的保护文物的方法，就贸然打开了定陵，以至于造成了无可避免的巨大损失。

这次考古挖掘堪称是我国甚至世界历史上最大的悲剧。当时万历皇帝和皇后的尸骨都被拖出了棺外，被焚烧殆尽。棺材也被随意丢弃，因为其上好的木质，被一位老农民捡走。

老农想用这些上好的棺椁材料为自己打造棺材，谁知道却招来祸患。老夫妻两人不久后就双双离奇死亡。

另一个农民也捡了木材，不久后这家的四个孩子全部死亡，甚至后来所生的孩子也没有活下来。这简直是一桩诡异的恐怖事件，也难怪有人会把万历皇帝墓中种种怪事联系起来说成是诅咒。

谢选骏指出：人说1959年，明定陵的发掘工作开始进行。在打开他的棺椁之后，工作人员们发现了一个极其怪异的现象：棺椁中明神宗朱翊钧的尸骨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平躺姿势，而是半侧着，微微蜷缩，十分怪异。对于这种怪像，考古学家们认为，这是因为他有严重的脚疾，通过当年挖掘的记载可以知道，首先从其怪异痛苦的姿势出发，再将其尸骨复原，能够明显看到两条腿不一样长，右腿要比左腿短。由此能够推断他的足疾应该是非常严重的，甚至连路都不能走，他们推断这也是他几十年不愿意上朝的原因：一个自尊心很强的皇帝要每天瘸着脚去上朝，他难以忍受，也因此所有指令都是通过书面方式下达。我看几个黄俄奸贼盗墓了万历的定陵，却发现了这个“躺平的鼻祖”原来另有隐情——猪皇帝他不是懒政，而是瘸腿，又没有罗斯福那样厚的脸皮，于是只能闷在宫里三十年了。所以说，现在的躺平组大约也是另有隐情，像他们的鼻祖明神宗万历一样，各有所短。至于明朝，那是三百年气数将尽，非关明神宗朱翊钧之胡作非为也。


【22、牛顿虽像康德一样没有生物后代，但是他们的精神确实不朽】


《曼牛牛史海拾遗》2021-08-20报道：

谁能想到举世闻名的大科学家牛顿竟然曾经是位精神病人，据资料说他的精神病涉及所有精神病，这太让人吃惊了。

然而更令人吃惊的是，世界上竟然有那么多的著名人物都有精神病。据资料显示：

林肯：抑郁症

贝多芬：躁郁症

蒙克：急性焦虑症

米开朗琪罗：自闭症

狄更斯：抑郁症

达尔文：场所恐惧症

丘吉尔：躁郁症

尼金斯基：精神分裂症

哥德尔：被迫害妄想症

列夫·托尔斯泰：抑郁症

牛顿：涉及到所有精神病

看到这些你有何感想？是不是很吃惊？怪不得许多时候我们眼中的著名人物，他们的言行举止与普通人格格不入，这致使他们朋友很少，从而倾诉的对象也少了。

如果正常情况下，还好。但是如果外界压力大，而他们没有倾诉对象，又不善于释放自己的情绪，时间长了精神方面大概就会出现问题了。

有一部书，里面介绍的许多精神病人，他们的智商比我们普通人要高许多，他们所掌握的知识让我们望尘莫及，可是他们却是精神病。

看了这本书才知道，天才与疯子之间的界限并不明显。你说他是天才，可是他们的行为与疯子无异，你说他是疯子，他们的智商、他们的成就，却是普通人望尘莫及的。

我们这些符合大众要求的普通人，恐怕永远不会成为天才或者是疯子吧。

《精神病是真的沒關係！這些知名藝術家、音樂家、科學家也是精神病患者！》（Crystal Chan Jul 9, 2020）报道：

看劇之餘，也不妨花一點心思了解一下精神病患者吧！

由金秀賢和徐睿知主演的韓劇《雖然是精神病但沒關係》獲得了不少的關注和話題，除了討論關於角色的造型外，最重要的還是要了解劇集所提出的訊息。之前我們也討論過，《雖然是精神病但沒關係》其實是想讓觀眾明白，精神病患者其實跟一般人沒有太大的差別，只要多一點認識、理解和接納他們，同時明白每一個人也有脆弱的一面，就是對他們最大的尊重。

最近除了《雖然是精神病但沒關係》，剛剛上映的本地電影《幻愛》也是以精神病患者作為故事題材，讓精神病這個話題成為了網絡熱話。很多時，我們對於精神病患者也會有著很負面的刻板印象，先入為主地認為他們總會具有傷害性，對於市民和社會也是一種威脅。不過，事實是歷史上有許多的藝術家、音樂家和科學家等都是精神病患者，他們為人類帶來了不但是科技的進步，也留下了許多優美的作品。

草間彌生

被譽為當代最偉大的藝術家之一，也是日本國寶級的藝術家，草間彌生的作品相信無人不曉。然而，你又知道在那些一個又一個圓點南瓜的背後，原來草間彌生一直受精神病所擾嗎？

草間彌生在 9 歲的時候就開始出現幻聽和幻覺，甚至有指她小時候就被診斷出精神分裂症，每當病發時，草間彌生都會感到非常痛苦和無助，甚至試過自殺。幸好，她後來學會了用畫畫和創作來舒解壓力。每當她在創作的時候，她總是能有著重生的感覺。現在的她，住在精神病院中，每天都靠著藝術和創作治療自己，盡可能活在自己的世界中。

梵高

誰會淪落似這精神病院關起的過客，難活到了不惑，留下了他風格，很想清醒無奈病發。－《畫意》

歌詞描寫的就是畫家梵高的一生。雖然梵高是個很有才華的畫家，但他一生都非常悲慘，深愛畫畫的他一生人只賣出了一幅作品，一直過著潦倒的生活。在他親手把自己的左耳割掉後，他就被送到精神病院居住。很多研究梵高病歷的現代學者，綜合歷史記載和一些遺留下來的醫學文件，指出梵高相信是患上了躁鬱症和精神分裂症。最後，梵高吞槍自盡，結束了短暫又痛苦的一生。而在他離世後，後人才開始注視他的畫作，後來梵高更成為全球最值錢的藝術家之一，跟畢加索齊名。

羅伯特·舒曼

19 世界的著名德國作曲家舒曼有「音樂詩人」的美譽，他的作品感情豐富，又有浪漫的意境，讓他在音樂界享負盛名。然而，有說法指舒曼的家人全都有著家族遺傳的精神病，而且全部都活不過 50 歲，讓舒曼本身就對生命有著很大的懷疑。加上他跟太太克拉拉的一段情，因為被女方家人反對，不被承認，讓他的精神狀態漸漸出了問題。後來他更嘗試過投入萊茵河自殺，被救回後就被送到精神病院療養，最後因為感染梅毒而死，終年 46 歲。

愛因斯坦

對於愛因斯坦是否真的還有亞氏保加症（又被稱爲自閉症）有著多種說法，有指愛因斯坦 3 歲才懂得說話，而且 7 歲之前有著嚴重的口吃問題，會不停地重複著同一句說話。雖然愛因斯坦的數學和物理成績很好，卻他在表達方面卻很有問題，讓不少學者都認為他有著亞氏保加症的病徵。

除了愛因斯坦外，據說他的兩個兒子也有精神病，是精神分裂症的患者。後來，有人認為精神病的基因是愛因斯坦遺傳的，並指他在晚年也是精神分裂症的患者；也有人相信是愛因斯坦的第一任太太所遺傳的。

牛頓

作為發現萬有引力的偉大科學家，牛頓也跟愛因斯坦一樣，被認為是精神病患者。據知，牛頓的溝通技巧亦不好，而且非常內斂，幾乎不會跟別人交談，面對自己熟悉的朋友，有時又會表現出情緒激動的壞脾氣。後來有研究牛頓的學者就分析出，牛頓可能還有躁鬱症和精神分裂，在他的晚年也有抑鬱症和妄想症。一代天才，也深受精神病所困。

谢选骏指出：人说——牛顿在保卫剑桥大学，抵抗詹姆斯二世对剑桥大学的独立的干涉方面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他被选入解决王位继承问题的自由议会，1701年再度当选。1693年，他害了神经分裂症。他遵从朋友的劝告，离开了剑桥大学。他们推荐他去当造币局的监督，不久升任局长。他放弃了他对化学与炼金术的研究，把这方面的著作锁藏箱内。

还有人说，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涉及到所有精神病——作为一名伟大的科学家，牛顿的病情也很难被界定在某一两个病情中。医药历史学家们研究发现，这位天才似乎跟每一种精神科疾病都沾边儿，比如：抑郁症、精神分裂、躁郁等等。

我看许多创造性人物都有精神异常，其实创造性和精神异常这两者是一回事。牛顿虽然像康德一样没有生物后代，但是他们的精神确实不朽。

再说了，生物后代折扣迅速——儿女只有一半，孙辈只有四分之一，重孙只有八分之一……几代下去，稀薄得可以忽略不计了。


【23、欧盟也不敢再去拥抱无神论的瘟神了】


《中国解封：欧盟官员态度反转，强烈建议对相关旅客进行新冠检测》（2023年1月5日 BBC）报道：

不在欧盟之内的英格兰将从周四起要求来自中国的旅客在起飞前进行新冠检测。

欧盟官员“强烈”建议所有成员国，要求中国旅客在入境前进行新冠检测并有阴性结果。

从周日（1月8日）起，中国出入境的限制将会放宽，这是解除“清零”防疫政策措施的一部分。

中国目前的新冠病例在急剧上升，有报道指医院和火葬场备受压力。

一些欧盟国家已经决定对中国旅客实施检疫措施——较早前欧盟疾控部门曾指相关做法“不合理”。

中国新冠疫情：旅行限制能防止病毒传播吗？

周三，由27个成员国政府官员组成的欧盟整合性政治危机反应小组（Integrated Political Crisis Response，IPCR）强烈建议要求来自中国的旅客持有新冠检测阴性结果入境。

该小组还有如下建议：

所有来自或前往中国的航班乘客佩戴口罩

对来自中国的航班乘客进行随机抽样检测

对机场进行废水监测

相关的建议提出前一天，欧盟委员会表示有“压倒性”数量的成员国支持对来自中国的旅客实施限制。

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已经引入检测规定——但是像德国等国家只是在对状况进行监测。不属欧盟的英格兰也将从周四起要求来自中国的旅客进行起飞前的检测。

尽管有相关的建议，但目前未知是否会有覆盖全欧盟的政策，欧盟内的国家政府事实上可以自行制定政策。

IPCR的建议与欧盟的疾病控制机构思路相比发生了转变，上周该机构还在建议不增设强制性新冠检测。

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ECDC）当时表示，检测是“不合理的”，因为欧洲已有很高的疫苗接种率，而中国传播的病毒变种已经在欧盟境内存在。

世界卫生组织（WHO）在周三表示，虽然病例急剧增加，但是没有证据显示在中国有新变种。不过，专家警告，这有可能是因为检测和数据不足。

世卫表示，中国对国内新冠疫情的真实严重程度报告不充分。世卫的紧急事务执行主任莱恩（Michael Ryan）指，他们认为中国对新冠死亡的定义“太过狭窄”。

他表示，中国在入院人数、重症监护（ICU）入院人数以及死亡人数等几个方面，对新冠病毒的真实影响统计报告都不充分。

中国在12月以来总共只确认有22例新冠死亡，与分析人士的数据大相径庭。

莱恩表示，医护人员也可以自行报告数据和相关经验，同时称中国在最近数周已经更加紧密地与世卫合作，而他期望获得“更全面的数据”。

中国新冠感染人数急剧上升，但没有准确确诊和死亡数据可供参考。

英国科学数据公司Airfinity估算，中国现在每天有超过200万新冠病毒新增病例，死亡病例1.47万。

世卫预警及响应协调部门的主管阿卜迪·马哈穆德博士（Dr Abdi Rahman Mahamud）警告，中国可能会在即将到来的农历新年迎来又一波感染高峰。

中国政府在本周较早前指，对中国旅客的限制是带有政治目的——并警告会采取报复措施。

谢选骏指出：欧盟喜欢拥抱无神论的瘟神，甚至在香港沦陷之后还通过了《中欧投资协定》的勾當。但是这次，欧盟也开始发抖了，不敢再去拥抱无神论的瘟神了。欧盟雖然不敢再去拥抱无神论的瘟神，但是“狗改不了吃屎”了，他们还会酝酿進一步的什么堕落。


《1、这三件事做不到 一尊就别指望了》报道：

信心比黄金还重要，这是人们在危机时刻常说的一句话，去年底召开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发出了今年重以经济为中心的信号，习近平还强调关键是提振信心，其中关键之关键，又是恢复民营经济、民营企业家的信心，因为正是民营经济的衰败才导致今日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有分析指出，眼下的问题在于，习近平当局拿什么去激励民营企业家，光靠舆论造势和官员表态是不够的，把马云请回来，把罚款还给阿里巴巴，也许更能起到效果。

海外分析指出，仅仅会议喊几句漂亮话，舆论造势或者官员表现出一种和民企和解的姿态，就以为能够打动企业家，让他们相信政府的诚意，为当局解围是不可能的。民间没有被中共的喊话蒙蔽，一种颇有代表性的看法认为，习近平真要提振民企信心，说太多了都没用，去东京把马云请回来，让他重掌阿里，并将罚款还给阿里，马上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马云和他的阿里集团是过去几年受中共打压最重的代表性企业家和企业。在蚂蚁金服上市前一刻，中共无限期叫停了这家当时全球最大IPO，让马云想将企业触角伸入金融的梦想完全破灭。他本人也受官方严厉的监视和行动限制，淡出公众视野，随时有可能被官方投入监狱。也许仅仅是因为他身上太强的标杆作用和国际影响力，习近平顾忌这样做很可能适得其反，才未下此重手，但马云早已经身不由己了。

文章写道，除马云外，被当局收拾的服服帖帖的私企还有滴滴和新东方。习当政的十年，中国一批知名私企，或在当局的反腐名义下轰然倒塌，财富被政府洗劫，掌舵人成为阶下囚，如明天系和肖建华、安邦和吴小晖；或至今在死亡的边缘挣扎，如恒大和许家印。一些企业虽然好不容易活下来，财富也大缩水，如王健林的万达。更不用说倒在“动态清零”下的无数中小微企业。可以讲，在习的“新时代”，中国民营企业、民营经济和企业家们遍体鳞伤，活得非常艰辛。

文章指出，中共当局会去东京“三顾茅庐”把马云请回来吗？作为当局防范的标杆人物，由政府出面邀请马云再回阿里，今上的面子往哪儿搁？习即使内心认错，可面子不能难看，而请马云回来，等于是对他公开的羞辱。人们看到，由前政协委员贾康领衔的五名经济学者最近写的一份给当局的“奏折”，建议政府出台实质性举措提振民营经济信心，所提七条具体意见却没有请回马云或类似为受冤案的企业家进行平反的内容，是他们没想到这一点？当然不，大概率是他们认为，要当局去请马云回来，或者为孙大午这类已判重刑、财产被没收的企业家再审平反，基本不可能，提此类建议只能自讨没趣。此外，官方还有第三张牌可用，即在今年两会修改宪法有关非公经济的表述，提高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的法律地位。

文章最后写道，非常时期需要非常之举和非常之勇，要想恢复民众尤其企业家的信心和信任，习近平当局必须在把马云请回来，为受冤案的企业家进行平反、修宪提高民企地位三个选项中锚定两个，然而，习近平可能没有这样的胆识和远见，三件事情一件也不去做，白白流失信任，那就等着继续沉沦吧。

《2、中国式“闯关”让全世界如履薄冰》报道：

中国各地出现爆炸性新冠感染浪潮，官方推行所谓的“应阳尽阳”，快速过峰，试图两个月后达到群体免疫，结果导致医疗系统不堪重负，殡仪馆排起长龙，药品短缺。多个国际研究机构预测，除非采取新的预防措施，否则最坏情况将是今后四个月，中国新冠死亡人数可能和美国在整个三年疫情期间的死亡人数相当。

《美国之音》报道，随着疫情延烧，重症、危症患者激增，白肺现象引起民众担忧和恐惧。有人担心，由于长期封控，奥密克戎并没有完全取代其他毒株，无预警解封后，杀伤力更强的原始毒株和德尔塔毒株重新现身。美国内科医生，血液及肿瘤专家范朝红说，奥密克戎被称为“新冠感冒”是没错，可是中国有个严重问题，那就是国内接种疫苗率相对不够，其实最应该接种的就是85岁以上的，65岁以上的这些人，免疫功能不强的人，现在一开放就生病了，资源不够，所以不能给他们更好的治疗。

推特上流传一段视频，重庆为了快速过峰，不仅不限制大型活动，反而组织大型聚会，以此来宣传正常生活。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病理学和免疫学教授何迈指出：“疫情刚开始的时候，美国的医疗系统都是想把这个曲线拉平，让曲线平缓。中共当局提出快速过峰，要一个非常陡的曲线。这么陡的曲线马上就会带来一个问题，造成医疗系统、医疗资源挤兑。在这样情况先，有些真正需要照顾的人可能抢不到照顾，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由于北京当局不提供可靠的感染和死亡数据，外界只能靠筛选信息对中国做出疫情风险评估。总部位于英国的分析公司Airfinity本周给出了一个可怕的短期预测：到4月底，新冠死亡人数将达到170万。此外，专家担心，中国感染激增，可能会出现更可怕的新毒株。不过，美国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主任克里斯托弗·默里认为，这种风险很小。他认为，从免疫学的角度，新变种不大可能在免疫幼稚人群中出现，但由于中国疫情数据的不确定性，中国疫情何时结束恐怕只有天知道。

《3、曝美国多次提出提供疫苗 但均遭北京当局拒绝》报道：

尽管疫情已近爆炸式增长，但北京当局仍一再拒绝接受美国提供的疫苗。彭博新闻社1月6日报道，由于担心出现新的变异毒株及其对经济的冲击，甚至导致全球疫情大流行卷土重来，美国已反复通过各种渠道提出向北京提供信使核糖核酸(mRNA)疫苗等援助，但是中共一直不愿接受。

彭博社的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美国最近几周加大说服北京的努力，其中一位人士表示，双方继续通过卫生渠道进行对话，然而中共官员每次都坚定回应说，局势完全在控制之下，不需要援助。

为了避免中国在接受外援方面的政治敏感性，报道援引不愿透露姓名的数名美国官员提供的消息说，美国官员甚至还提出了以间接的方式供应疫苗，但有关官员没有提供更多细节。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莱斯6日表示，“我们已经向北京提供了新冠疫苗，他们公开表示他们很感激这个提议，但他们现在不需要。当然，我们会继续与他们讨论这个问题。”

中国有学者称，储存条件是北京不愿进口美国疫苗的一个现实原因。美国辉瑞疫苗和莫德纳疫苗所要求的储存条件很高，辉瑞疫苗在2摄氏度到8摄氏度只可以存储5天，中国的冷冻设施无法适应大规模部署其疫苗，而国产疫苗的冷藏要求不高，和其他已广泛使用的疫苗的储存要求基本相同。

北京虽然拒绝接受疫苗，但也有迹象显示，中共似乎并非完全拒绝美国的抗病毒技术。路透社6日报道，消息人士透露，中共正在与辉瑞进行谈判，以获得许可，在中国生产和分销这家总部位于纽约的跨国制药公司生产的抗新冠口服药Paxlovid。报道原因一位知情人士称，自上月底以来，中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就一直在主导与辉瑞的谈判，希望在农历新年前敲定许可交易的条款。

《4、中国游客重出国门  最大赢家是它们》报道：

中国1月8日取消入境防疫集中隔离，可望带动出境旅游潮。由于东南亚国家目前不会像欧洲、日本和美国一样对来自中国的入境旅客实施新冠强制采检，东南亚各国旅游经济预计受惠最多。

路透社报道，新冠病毒正在中国14亿人口之间迅速传播，但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仍将于1月8日开放边界，在严厉封控3年后，预料会有一波渴望解闷的游客蜂拥出国。

联昌国际私人银行经济学家宋诚焕指出，重新流动的这类中国观光客会选择“最低限度麻烦”并前往不需要筛检的地点，进而可望让东南亚受惠。

目前，澳洲、英国、印度、日本和美国等国家都要求从中国入境的旅客必须出示新冠阴性采检证明，但柬埔寨、印尼和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都没有这类规定。除了马来西亚和泰国会对班机废水进行病毒检测以外，东南亚11个国家对中国旅客没有差别待遇。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于去年12月公布的调查显示，7成6的中国旅行社把东南亚列为恢复出境旅游时的首选地区。

谢选骏指出：为何东南亚国家拥抱无神论的瘟神？因为这些国家非佛即穆，又穷又懒，奉行“钱是没有臭味”的法兰西哲学（黎塞留政治和加爾文教義），浑然不知“钱带病毒”的可怕事实。结果呢？欧洲的厕所都要收费，逼得老百姓随地小便，到处都是騷臭烘烘！欧洲的黑死病，估计都和欧洲缺乏“免费厕所”有关。中国现在的瘟疫，是否也与收费的厕所革命之後，逼得老百姓到处大小便有关呢？


【24、钱锺书神话还是钱锺书鬼画】


（一）

《钱锺书神话的破灭：精通多种外语和学术是瞎话》（劉迪 2005-02-12 文史长廊）报道：

在当代中国学术研究特别是中西比较研究方面有件花去甚至浪费掉莘莘学子许多时间和精力的事情就是盲目强调外语学习的重要性。一门外语远远不够，必须精通五六种外语才是大师，因为有座所谓的文化昆仑摆在世人眼前。这座俯视尘寰的高山就是钱锺书先生。据说他精通英、意、德、拉丁、西班牙等多种语言，并且精通到对所有这些语言文学全部贯通，烂熟于心。在从事比较文学研究之前本人从未怀疑这一说法的正确性，之后却认为这说法不过是个编造的神话。 

钱锺书只懂英文？

方曦闽沅湘通过阅读《管锥编》的脚注和第五卷就得出结论说：“所谓钱先生精通多种外语和相关学术是不符合事实的，不过是闭着眼睛瞎吹牛而已。” （见《钱锺书神话的破灭（1）——外语篇》(XYS20050108)），这实在是以小人之心胸度君子之腹笥。钱锺书能不能用用英文以外的语言作为工作语言，只消发一封电子邮件问一问《围城》的德译者莫宜佳（morimo@uni-bonn.de）就会有答案。

这位莫教授受钱锺书之托，整理钱先生的手稿，她应该最有发言权。

沅湘其实自己也打了自己的耳光，因为他知道在《管锥编》中也列出了其他

西方语言的书目，所以就说：“在许多情况下，钱先生是根据某些以英语为主的

双语文库里的英文翻译来阅读理解拉丁文和其它几种文字的著作的”，“偶尔悄悄地承认他是借助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Loeb古典文库（Loeb Classical Library）系列作品里的英文翻译来理解并解释古代希腊和拉丁文的著作的”。

这里的“许多情况下”，“偶尔”作何解释？这是不是已经承认了钱锺书在不偶尔的情况下也能看懂英文以外的洋文？说钱锺书是根据双语文库来阅读理解拉丁文和其它几种文字的著作，这完全是沅湘一厢情愿的臆断。钱先生之所以借助于那些古典丛书，完全是因为那些丛书版本精良，值得信赖，而且容易找到。钱先生在需要某些特定的图书时，有时也会向海外求援。所以《谈艺录·引言》中说“西班牙玛丽亚·里维斯女士(Senora Maria Pérez Ribes)、西德莫妮克博士(Dr. Monika Motsch，按即莫宜佳)、美国汪荣祖教授皆远贻新刻，济吾所乏。”

我估计里维斯和莫宜佳不会只提供英文著作的。

恭请沅湘先读一读钱先生翻译的《精印本〈堂·吉诃德〉引言》（海涅原著）以及《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一篇小说》后再下结论。

钱锺书被神化当然不是一件好事，而且钱先生本人是不愿意被神化的。大家都熟知钱先生的母鸡与鸡蛋的比喻。就沅湘的文章来看，现在有人对母鸡所吃“鸡食”的种类以及能否消化也感兴趣了。

（二）

《人生感悟：林非被打记》（中广网　2004-04-28）报道： 

1973年12月7日是一个黑暗的日子，我的丈夫林非被一根大棒毒打，我自己的手指也被咬得鲜血淋漓。那打人的男子用力极狠，手中的大棒当即断成两截。那时正值隆冬季节，林非身穿棉袄，挡住大棒的右臂还被打肿和打破，鲜血淤积，一片黑紫，让我深感恐惧而又心疼不止。

我连忙领着林非去医院看病，接诊的医生一边立即替他敷药包扎，一边惊叹打人者的心狠手毒，敷药包扎之后，她主动地开列了诊断证明书，嘱咐我们好生保存，以防备对方继续行凶，让我们有个准备，这份证明书至今还保存在我的手中。我忍受着手指的疼痛，搀扶林非从医院回家，走进大门就瞧见公用的走廊里，堆积着许多霉烂的垃圾——吃剩的鸡骨头、长绿毛的橘子皮、碎布条、碎纸片，而打人和咬人的这对夫妇已经走掉了。第二天，在林非单位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宣队，就找林非训话，斥责林非怎么敢跟大有后台的那男子吵架，说是他已将我们告到自己一位声势显赫的同学，当时炙手可热的一位高官那里。工宣队威胁林非说要遣送他去北大荒继续劳动。他们还派人上我教书的学校，找到了主持工作的一位领导人，要他来压制我。这位先生刚从“牛鬼蛇神”的队伍中“解放”出来，他在我教书的学校工作了十几年，对我十分了解，一听就知道他们说的不是真话，就把他们打发走了。 

此时，我们刚从河南“五七干校”回来不久，与离别了许久的年幼的儿子团聚，日夜都提心吊胆地害怕林非又被赶到更遥远的地方去，却也只好找出家中所有积蓄的零钱，替林非买了一件厚厚的羊皮大衣，好抵御那儿冰天雪地的严寒气候。我整天忧愁地思忖着，觉得这对夫妇用心真是凶狠，竟要搬动这么大的后台来压垮和摧毁我们。林非曾在“五七干校”患过一场大病。为了护理他的身体，并且减轻他精神上的压力，我打算跟他一起前往，可是儿子又太幼小，不能让稚嫩的生命随同我们去受罪，得保护他很好地长大成人，商量的结果是林非先走，我和儿子等一等再说。幸亏那位当时的高官与我们素不相识，无仇无怨，所以并未听信一面之词，将林非置于死地。

我们好不容易熬过了十年浩劫的岁月，更何况林非早在“肃反”运动中就被指责为立场右倾，“反右派”运动中又被指责为犯有平均主义的错误思想，曾在公开的会议上受到过批判，面对着这样坎坷的遭遇，他从“文革”开始后，就只敢采取躲避和逍遥的态度，却还被“造反派”不依不饶地在长篇大字报上称为“漏网右派”，常常处于胆战心惊的恐惧之中。随着“文革”的结束，好不容易难熬的岁月终于过去了。我们多么想安安静静地度日，高高兴兴地工作，可是那对夫妇不断通过口头和文字撒谎，再三地进行人身攻击，最近咬人者又在一张报纸上发难，想用谎言来蒙骗不知真相的读者，所以我不得不放下手头的工作，把林非被打的实情公诸于众，相信善良和公正的读者朋友们会作出自己的判断。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68年的春天，我怀孕了，我的婆母知道消息后，放下了由她照看的三个外孙，千里迢迢地从上海来到北京，准备迎接将要诞生的婴儿。因为林非是她老人家最小和最疼爱的儿子，所以也十分慈爱地照顾着我。我们三个人挤在一间只有十平方米的小屋里，除了能放下一张大床、一张小床和一个书桌之外，几乎就没有空地了。我们躲在狭仄的空间里，却也享受着亲情的温馨。这一年冬天，我的儿子降生，小屋里又增添了一个新人，在拥挤的屋子里洋溢着欢乐的气氛。满屋子都拴上了晾尿布的绳子，上面悬挂着洗过的尿布，竟像是万国旗一样。有一天，一位在林非单位里担任“革委会”主任的文学批评家，骑着自行车来我家看望，竟腾不出一席之地招待他坐下。

当时几代同堂住在一间屋子里，是北京城里众多青年知识分子的普遍生存状态。我们还曾经跟另外三对夫妇同住在一个单元里面，和谐地相处得像朋友一般，有的邻居至今依旧相互来往。这位文学批评家跟我们是同代人，心灵很容易相通，看着我们如此窘迫的处境，就动了恻隐之心。当时正值“文革”的“斗批改”阶段，整个单位都调整住房，因此也决定分配两间住房让我们搬家。在这座四层楼的公用宿舍里，同时搬进了十对中青年夫妇的家庭，在这些被咬人者称之为“男沙子”和“女沙子”的人们里面，“文革”结束后出现了好几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后来大名鼎鼎却又流亡国外的一位同事，也跟我们同时搬进了这座楼房内。我原本犹豫着不想搬迁到这陌生的地方去，但是当时的处境实在太困难了。一是我的产假只有56天，第57天必须上班，绝不允许续假，不满两个月的儿子白天只能交给婆母照料，她老人家已经是将届古稀的高龄，真于心不忍，却又毫无办法，只能晚上下班后自己带着儿子，请老人家休息。二是在全国“清理阶级队伍”的高潮中间，婆母的女婿也就是我们的姐夫，忽然被诬陷为“叛徒”，隔离审查，不许回家。其实他只是上海一座大型工厂的总工程师，老实巴交，什么问题也没有的。姐姐是小学校长，每天都早出晚归，三个未成年的孩子无人照管，她精神压力又很大，频频来信，述说困境，希望母亲早些南归。三是居委会一个戴红袖章的老“红卫兵”，常常上我们原来的住处敲门，逼迫报了临时户口的婆母离开北京。此时我的生母与我天各一方，无法见面，她当时住在海峡的另一岸，与我生死不能往来。我的姑母正在遭受残酷的批判斗争，她的几个儿女已经被逼迫着全部“上山下乡”。林非和我又必须天天上班，不许请假，在这万般无奈的紧急关头，我的女友介绍了一位家住郊区的农村大嫂，与我们见面相识，说是如果聘请她帮助我们照顾小孩，我的婆母就得以回到上海慰藉她受难的女儿，这也许是解决困境的唯一办法。这位善良的农民大嫂提出的唯一条件，就是绝对不能与我们夫妇共居一室，这个要求自然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于是我不想搬迁也只得搬迁了。咬人者说我的婆母是为了分配住房才赶来充数的，这纯粹是撒谎。我婆母跟林非之间的母子深情，给我留下异常鲜明的印象。林非含着眼泪抒写我婆母的散文《记忆中的小河》，就曾被一位外国汉学家翻译和发表出去。我慈祥的婆母已经宁静地安息于九泉底下，再也不会听到咬人者编造的谎话，再也不会遭受到任何精神上的伤害了。

在我们搬迁之后，开始时还相安无事，也曾稍稍地点头和说一两句寒喧的话语。咬人者是很讲究保养自己的，吃鸡蛋只吃蛋青而不吃蛋黄，吃西瓜也只吃瓜心而不吃外圈，她要把蛋黄和西瓜的外圈赏给我们，都被我严肃地拒绝了。因为我出生于清高的知识分子家庭，从小接受的家教就是“不受嗟来之食”。我们当时是低薪制，买不起儿童摇篮，我们的儿子从未睡过摇篮，又怎么能由她丈夫从楼下搬到楼上去呢?她的女婿听说是北京某著名大学赫赫有名的“造反派”二把手，当时住在校中，正忙于自己的政治活动，很少在她家中露面，此人我只见过一面，看见的还是他的侧面，正在用抹布为他岳母擦拭房门，充当家务小工。他从未跟林非和我说过一句话，当然就不可能和我们作过任何“交涉”。在当时风云突变的“文革”狂嘲中，这所大学的“造反派”一把手突然失宠于“中央文革”的旗手，从“旗手”的“座上客”变成了“阶下囚”。这位二把手忍受不了岳母大人种种阴沉和发怒的眼色，竟悬挂在大学校园里一棵老树桠上自杀了。我本来是丝毫也不知晓的，自己正面临着种种压力，已经感到焦头烂额，身心交瘁，哪有闲暇去过问人家的事情，这还是听到住在旁边单元里一位红学大师的夫人匆匆说起的。她还诉说在“文革”开始时，咬人者的女儿在宿舍的院子里张贴大字报，表示坚决与父母“划清界限”。此时林非已和咬人者的丈夫同时去了千里外的“干校”，怎么可能跟我高声嘲笑他们?抹黑的谣言制造得实在太拙劣了。

从此以后，咬人者和她的丈夫确实显得有些焦躁，当情绪分外低沉时，就跑进我们的住房，不由分说地抱走我心爱的儿子，放在他们屋子里当作开心取乐的玩具。她根本无视我的人格，无视我作为母亲的存在。在她的心目中，别人都比她低一等甚或是好几等，供她颐指气使地嘲讽和戏弄，包括我幼小的儿子在内，一概都是如此。她这种霸道的态度，和对我儿子的人格的漠视，实在伤透了我的心，使我意气难平。而当我有时跟她的眼光交织在一起时，似乎也感觉到了她仇恨的心情，后来她丈夫如此凶恶地猛击大棒，更是证明了这一点。看来被殴打和咬噬的命运，从开始时就笼罩于我们的头顶了。

我和林非在几年前奉命去干校时，怕儿子过于幼小，还不适宜去“经风雨，见世面”，只好把儿子托付给那位质朴的农村大嫂，并且把两人每月薪水的极大部分都留给她，她也尽心尽力地带领我们的儿子，跟我们儿子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可是我们几年来耗尽了原来就是极为低微的工资，经济情况显得十分拮据，从干校回到北京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能力供养一个保姆了。这位善良的农村大嫂非常理解我们的困境，她也愿意另找一家经济收入比我们高的住户去帮工，于是她就和我们很友好地分手了。

我儿子刚满六个月时，我就被迫去北京远郊区密云县的大山沟里劳动，不久后林彪的“一号通令”下达，又把我和我的同事们赶至河南黄泛区的“五七干校”(本来是座关押刑事犯们的劳改农场)劳动——拉耧、起猪圈、打扫厕所、割麦子、插秧、挖鱼塘等等，三年多沉重的体力劳动，已经使我产后就未复原的身体疲惫不堪；我丈夫林非因为在干校超负荷的沉重劳动，患了腰椎间盘突出症，有三个月都瘫痪在床。回到北京后，我上班的学校离家有二十多公里的路程，每天赶公共汽车早出晚归，还得把儿子带在身边。那时候常常要跟学生一起去郊区农村“开门办学”，只好也带着年幼的儿子，和几个女学生睡在老乡家里的土炕上。又教书，又下地，又带儿子，感到劳累不堪。隔一段时间允许回到北京家里看望，就要照顾时而犯病的丈夫，实在是疲乏到了接近崩溃的边缘。那时候大家都还没有见过洗衣机，正好院子里有一位帮助人们洗衣服的农村大嫂，大家都称呼她为“余嫂”，我也请余嫂帮助洗衣服。1973年的12月7日，适逢我刚从郊区农村返京，就请余嫂替我洗洗从农村带回来的衣服，因为几天之后还得带着儿子下乡，时间很紧张，让余嫂赶快洗起来。可是咬人者故意抬杠，坚持要余嫂先给她洗。她的时间比我充裕得多，为什么要如此着急，于是就争论起来了。

在双方的情绪都很激动的口角中，她忽然伸出双臂要抓我的脸庞，我长得比她高，赶紧向后仰起头，并且伸出双手挡住她，没想到她竟用自己的双手紧紧抓住我右手的食指，飞快地塞进嘴里狠命咬了一口，当时抽出来就鲜血迸流。她这个动作是如此的突然和迅猛，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所以没有来得及躲闪。中国有句老话说，“君子动口不动手”，连大字不识半个更画不成圆圈的阿Q都懂得这个道理，想不到她竟会如此行事。真是十指连心，我疼痛得大叫起来。我丈夫从房间里奔了出来，想要解救我。她丈夫也从他的房间里奔了出来，双手举起一根大木棒，朝着林非就残忍地抡了下来。因为她知道我们保存着林非被殴伤的诊断证明书，所以在那篇进行人身攻击的文中也不得不承认，对我们又咬又打，还不得不承认如果林非没有及时伸手挡住木棒，击中头颅的话，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我们被咬伤和打伤之后，立刻离开房屋去医院治疗，因为我的手指正在流血。咬人者说她的丈夫还踹了林非几脚，以及她为了“销灭罪证”，而替林非掸去衣服上的脚印之事，根本没有发生过，这是她的主观臆想。在这整个过程中，我和林非都始终是只动口而未动手。开始发生争吵时，在场的只有她和我，还有洗衣服的余嫂，后来她咬了我的手指后，我疼痛得喊叫，林非才从屋子里赶到我们面前，她丈夫也同时冲出房门，用大木棒将林非打伤。她的女儿当时并不在场，我从未与她的女儿发生过任何冲突，既未吵过嘴，更绝对没有打过她。咬人者说我打她的女儿，也是无中生有的主观臆想。林非在当时是四十挂零的年龄，他们夫妇是六十挂零的年龄，受伤的却是我们这对较为年龄的人，他们竟毫发无损，这不正好是证明了我们并未动手吗?

她声称我们将她提起又摔下了多少次，当时我的体力已经疲惫不堪，林非的腰病还尚未复原，我们哪里有这种大力士般的力气?谎话编造得实在太离奇了。而且既然已经如她自己所说的，跌得晕头晕脑，怎么又能够像她自己不得不承认的咬我的食指呢?打了和咬了人，竟还要编造如此的谎话。在此次冲突中，我们自始至终都是只动口没动手，在当时的环境中，吵嘴的事情常常发生，并不稀奇，稀奇的是他们又动口又动手，咬人和打人之后又搬用在当时声势显赫的同窗，想通过他来整治我们。未能将我们置于死地时，又运用口头与书面的谎话对我们进行人身攻击。面对着她的种种行径，我深深庆幸自己的人格比她要高尚得无可比拟了。

我和林非相识时，他还处于冤案在身的境遇之中，因为相互之间的了解与尊重，我们结为秦晋之好。三十多年来我们患难与共，度过了被中伤、被打压，甚至在肉体上被打和被咬的艰难岁月。现在我将二十六年前的这件事实真相写出来公诸于众。我对自己写的文字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在我的有生之年，只要咬人者再度编造谎话，作为被咬者的我，一定要再次澄清事实的真相。我尊敬所有善良和公正的同胞，我恳请各位尊敬的朋友作出自己的判断。

（三）

《肖凤回应杨绛》（穆正平）报道：

钱锺书杨绛与林非肖凤打架事件的最新报道：

杨绛先生《从“掺沙子”到“流亡》发表后，被杨绛称之为“男沙子”、“女沙子”和“革命男女”的打架事件当事方林非肖凤夫妇，怒不可遏；虽然他们在杨绛之前就已经对此事作过叙述，但显然未广为人知。现在，杨绛专门就此事发表文章，影响所及，难于估量，而且与他们先前的陈述出入极大，所以，他们毫不犹豫地迅速予以回应，表示要跟杨绛“奉陪”到底，让真相大白于天下。然而，杨绛是否见过林、肖先前关于此事的文章，她这篇《从“掺沙子”到“流亡”》是否是专为批驳先前林、肖的文章而作，就不好判断了。

肖凤的回应文章最早刊登在1999年12月20日出版的北京《鲁迅研究月刊》上，题为《林非被打真相》，文前有编者的按语，全文如下：

本刊系纯学术研究刊物，由于特殊原因，本期破例刊登两篇与鲁迅研究本身无关的文章。今年十一月十九日，《南方周末》发表了杨绛先生的文章《从“掺沙子”到“流亡”》；十二月一日《中华读书报》又予以转载。十二月四日，林非先生致本刊编辑部信说：“已严肃要求两家报纸刊登澄清谣言的文章，等待他们的答复。已有新闻署负责人明确告知，如得不到公平处理，即可诉诸法律。”又说：“已有主持公道和憎恶谣言的几位先生表示，可在有关报纸上发表澄清谣言的文章。寄上肖凤写的此文，务请在贵刊发表。”林非先生信中还表示：“一个鲁迅研究者被谣言诬陷，作为研究鲁迅的权威刊物，发表另一方澄清事实的文章，应该是正常的，让广大读者判断，符合新闻公正的原则。”现将肖凤文章予以刊发，同时转载杨绛先生的《从“掺沙子”到“流亡”》一文。其中是非曲直，读者定能作出正确判断。

但是，《南方周末》和《中华读书报》至今也没有刊出肖凤的回应文章。或许正是基于发表困难，作为“中国鲁迅研究学会”常务副会长的林非，才不得不亟亟求救于《鲁迅研究月刊》。不用说，《鲁迅研究月刊》的读者人数远远赶不上《南方周末》和《中华读书报》。2000年1月26，《中华读书报》以《〈从“掺沙子”到“流亡”〉一文有回应》为题对肖凤的回应作了几十字的报道，大概已含有答复林非要求“刊登澄清谣言的文章”的意思。而《南方周末》上至今未见任何来自林家的消息。可是，值得关注的是，该报却在三个月后，即2000年2月18日，照样是在发表杨文的“解密”版上，刊出了杨绛好友钱碧湘女士的文章《祸至不惧福至不喜――杨绛先生二三事》，手挥五弦，声援杨绛而批驳肖凤。作为传媒，《南方周末》的舆论导向早已明明白白了。

与上述两家大报形成对照的是北京《中国经济时报》、上海《文学报·大众阅读》。前者2000年1月21日登出肖凤的文章，标题也是《林非被打真相》；后者于2000年1月底出版的第1119期上刊出肖凤的文章，标题则为《林非被打来龙去脉》。两篇文章内容与《鲁迅研究月刊》上的一致，但详略不同。所以，肖凤的回应实际有三个版本：《鲁迅研究月刊》为初版，没有提杨绛的名字，只称之为“咬人者”；《中国经济时报》为再版，《文学报·大众阅读》为三版。它的善本也许是三个版本的汇校本。后面两版则直接点出杨绛的名字。再版本也有《编后话》，全文如下：

去年11月19日，《南方周末》“解密”版（第15版）发表了杨绛先生专供该报的一篇题为《从“掺沙子”到“流亡”》的文章。文章详细透露了钱锺书、杨绛夫妇在文革期间与同住一楼的林非（杨绛先生文中用×××代指）、肖凤夫妇的一段过节儿。

就在几天前，林非先生夫人肖凤先生给本报寄来这篇文章，文中从另一角度对此过节儿做了详细说明。本报在今天的文化版全文照发，以飨读者。

对于“文革”那段岁月，伤痛并不因时间的流逝而淡出心灵。往事不堪回首，但往事确有许多还未对今天有个注脚，因此，这些回忆文章在今天才弥足珍贵。

本版编辑论年龄是几位先生的后辈，对“文革”也没有切身体验，对这期间的恩恩怨怨更摸不清头脑。因此，也就没有资格加以评论。

但传媒的重要责任之一就是为不同的声音提供发表意见的机会。本着这样的精神，我们发表此文，以求得方家指正，并且，大家如果可以跳出自我的得失恩怨，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入手去反思那段历史，反思因不正常的社会生活而引起的本不该有的是是非非，以对后人有所借鉴，不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吗？

应该说，《中国经济时报》并非人文知识分子阅读的大报，而这节出自青年编辑之手的《编后语》，文笔老到，表现了某些大报的某些名编辑、老编辑所不具备的优良品质。这是非常可贵的。而肖凤之所以将文章寄给该报，很可能是由于看到了伍立杨批评他们的文章。

《中国经济时报》的肖凤文章显然使许多读者深感吃惊，也可能受到拥护钱家者的抗议，该报就在同月28日依据杨绛原稿，重新刊发了杨绛的原文（文末写作日期“一九九九年九月十六日”不见《南方周末》本）。编者周到地加上了《编者按》：

1月21日本报刊登了肖凤先生的《林非被打真相》一文，引起了各方面的强烈反应。

应读者的要求，本报今天原文转发杨绛先生发表在1999年11月19日《南方周末》的《从“掺沙子”到“流亡”》一文，以便读者深入了解这件事的是非曲直。

本报所发表的署名文章，均不代表本报观点。读者都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和机会。

肖文三版也有编者按语，全文如下：

杨绛先生《从“掺沙子”到“流亡”》一文发表后，“文革”期间钱锺书夫妇与林非夫妇打架一事得以公之于众。对事情的经过和是非曲折（直），双方各执一词。日前，林非夫妇致函本报，希望发表肖凤的文章《林非被打的来龙去脉》。本报今天特将杨绛和肖凤的文章一并刊出，并刊发有关报道，供读者一阅。

所谓“有关报道”，即该期《大众阅读》头版头条的文章《钱锺书、林非打架事件始末》，作者署名俞小石。但不幸得很，这篇文章含有抄录他人作品的成分。

肖凤如是反击杨绛

那么，针对杨绛的文章，肖凤又说了些什么呢？

肖凤说，钱锺书和杨绛是打人者和咬人者。当年，他们动口又动手，咬人又打人，并曾经“搬用在当时声势显赫的同窗，想通过他来整治我们”，但都“未能将我们置于死地”，于是便“不断”地“运用口头与书面的谎话对我们进行人身攻击”。而此次杨绛在报纸上公开“发难”，不过是“想用谎言来蒙骗不知真相的读者”而已。

但是，肖凤始终没有提钱锺书的名字，用“杨绛的丈夫”做代替词；对钱锺书，她似乎并无多少恶感，至少不像对杨绛恶感那样深。例如她说：杨绛确实是造谣、攻击和欺负别人的能手，她曾经散布过自己丈夫的几位年轻同事“拿我们的钱不还”，后来连她丈夫都否认这谣言说：“一切以我说的为准！”“可见造谣的伎俩是如何轻率与离奇”。

杨绛说：革命男女一搬来，他们就看透了对方是何等人，“所以直到下干校，我们两家从没有发生过任何争吵”。

肖凤说：“在我们搬迁之后，开始时还相安无事，也曾稍稍地点头和说一两句寒喧的话语。”

杨绛说：打架事件发生在12月2日。

肖凤说：不，1973年12月7日才是那“黑暗的日子”。肖凤的依据，三版编者特地注说明：“林非先生称，肖凤记载日期据林非被打伤后医治的病历卡为证。”

杨绛说：林非和肖凤是“男沙子”和“女沙子”，搬进她家就是“掺沙子”。

肖凤说：搬家是因为“整个单位都调整住房”，而“在这座四层楼的公用宿舍里，同时搬进了十对中青年夫妇的家庭”，其中好几位后来成了“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一位还流亡到了国外。难道这些人都是“男沙子”和“女沙子”吗？

杨绛说：肖凤的婆母到北京来完全是为了分配住房充数，还绘声绘色地说：“‘叫我来分房子的呀。现在房子分到了，我也可以走了。’这是老太太的话，语气也是她的。”杨绛还创作钱锺书的话语：“要分房子了，我们得分掉两间，濮良沛要迎养母亲”云云。

肖凤说：“这纯粹是撒谎！”婆母来是为了照顾月子，走是被逼无奈――“我慈祥的婆母已经宁静地安息于九泉底下，再也不会听到杨绛编造的谎话，再也不会遭受到任何精神上的伤害了。”

杨绛说：她对林家不薄，很够意思。

肖凤说：“杨绛很讲究保养自己，吃鸡蛋只吃蛋青而不吃蛋黄，吃西瓜也只吃瓜心而不吃外圈，她要把蛋黄和西瓜的外圈赏给我们，都被我严肃地拒绝了……在她的心目中，别人都比她低一等甚或是好几等，供她颐指气使地嘲讽和戏弄。”

杨绛说：林家刚搬来，她就和钱锺书主动帮他们把楼下一个小孩摇篮搬上楼，可林家居然连个“谢”字都不说，难道“摇篮自己会爬上三楼”？难道我们“理该如此”？

肖凤说，他们两人挣钱不多（月工资118元），买不起儿童摇篮，儿子从未睡过摇篮。

杨绛说：她的女婿在革命男女搬进来之前就曾经向他们“说好说歹”，求他们宽限几天再搬进来，“两个革命男女答应宽限两天”。

肖凤说：我只见过他女婿一面，而且还是侧面，他也从未跟林非和我说过话。

杨绛说：林非夫妇对她女婿的自杀幸灾乐祸。

肖凤说：“我们正面临着种种压力，已经感到焦头烂额，身心交瘁，哪有闲暇去过问人家的事情？”再说，林非此时正和杨绛的丈夫身在千里之外的“干校”，肖凤也远在河南劳改，又怎么可能一起在屋里“哈哈大笑”、高声嘲笑呢？“抹黑的谣言制造得实在太拙劣了”。

杨绛说：革命女子“想必知道了”钱家女婿自杀，所以故意问钱瑗：“你爱人‘下干校’啦？怎不回来探亲呀？”

肖凤说：对她女婿的自杀，“我本来是丝毫也不知晓的”。

杨绛说，女婿自杀之事，严伯升是知道的，因为她和钱瑗是同事。“我怕消息走漏，求严伯升帮助我们保密，她非常同情。革命女子想必知道了我们隐瞒。”

肖凤说，她女婿自杀，是后来听到同住一楼的严伯升“匆匆说起的”。

杨绛说，他们和林家阿姨、孩子，相处得很和谐。

肖凤说：我对杨绛最大的不满，就是她“情绪分外低沉时，就跑进我们的住房，不由分说地抱走我心爱的儿子，放在他们屋子里当作开心取乐的玩具”。

杨绛说：打架一事起因于两家都争着请钟点工小陈洗衣服。

肖凤说：洗衣服的是个农村大娘，大家都称呼她为“余嫂”。

杨绛说：洗衣服就应该先给她家洗，因为人是她家请来的。

肖凤说：儿子半岁时，我就被迫到密云县的大山沟里劳动，后又到河南黄泛区的“五七干校”，拉耧、起猪圈、打扫厕所、割麦子、插秧、挖鱼塘等等，一干就是三年。这样，产后就未复原的身体终日疲惫不堪。林非则因在干校超负荷劳动，患了腰椎间盘突出症，三个月瘫痪在床。回京后，她工作单位离家二十多公里，每天带着孩子早出晚归赶公共汽车，还要带着孩子和学生一起去郊区农村“开门办学”。教书，下地，带儿子，照顾时而犯病的丈夫，“实在是疲乏到了接近崩溃的边缘”。“可是杨绛故意抬杠，坚持要余嫂先给她洗。她的时间比我充裕得多，为什么要如此着急？”

杨绛说：是肖凤先动手打了钱瑗一个嘴巴子。

肖凤说：钱媛根本就不在现场。“开始发生争吵时，在场的只有她和我，还有洗衣服的余嫂”，后来才出现林非和钱锺书。“我从未与她的女儿发生过任何冲突，既未吵过嘴，更绝对没有打过她。杨绛说我打她的女儿，也是无中生有的主观臆想。”

杨绛说：她是出于母亲保护女儿的本能，才冲上去还手厮打的。实际上，这完全是“不自量力”，因为她根本就打不过对方，所以自己吃了亏，被“两个革命男女”“按下地又提起来，又摔下，又提起，又摔下”。“给跌摔得晕头晕脑，自知力弱不胜”，才“捉住嘴边的一个指头，按入口内，咬一口”的。而且，“我咬不动就松口放走了”，但还是“咬破了女沙子的手指”。

肖凤说：是杨绛“在双方的情绪都很激动的口角中”“忽然伸出双臂要抓我的脸庞”，我伸出手去挡她，她“用自己的双手紧紧抓住我右手的食指，飞快地塞进嘴里狠命咬了一口，当时抽出来就鲜血迸流”，“咬得鲜血淋漓”。“她这个动作是如此的突然和迅猛，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所以没有来得及躲闪”。而且，在整个打架过程中，自己虽然也动了口，但始终没有动手。打架时，林非的年龄是四十挂零，他们夫妇则六十挂零，然而最后“受伤的却是我们这对较为年轻的人，他们竟毫发无损”，这就是我们并未动手的证明――假如我们动手，吃亏的又岂能是我们？按杨绛文章只承认林非后来没有动手――“革命男子虽然拿着一支粗手杖，他并未动用”。

肖凤又说：杨绛声称我们将她提起又摔下了多少次，我生孩子后一直在农村劳动，体力不支，林非的腰椎间盘突出症尚未复原，我们哪里有这种大力士般的力气？“谎话编造得实在太离奇了。而且既然已经如她自己所说的，跌得晕头晕脑，怎么又能够像她自己不得不承认的咬我的食指呢？打了和咬了人，竟还要编造如此的谎话。”

杨绛说：钱锺书“劈头”打“革命男子”用的是破碎的晾手绢、袜子用的“木架子侧面的木板（相当厚的木板）”，“幸亏对方及时举臂招架，板子只落在胳臂肘上。如打中要害，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肖凤说：她丈夫双手举起的是一根大木棒，“朝着林非就残忍地抡了下来”。

杨绛说：革命男子被打后，“胳臂上有一块青紫，他揎起衣袖时，我偶曾见过一眼”。

肖凤说：林非右臂被打肿和打破，“鲜血淤积，一片黑紫”。

杨绛说：打架后，革命男女“还到医院验伤，医院为革命男子开了一张验伤证明单”。

肖凤说：“我连忙领林非去看病，医生一边敷药包扎，一边惊叹打人者的心狠手毒，之后，她主动开列了诊断证明书，嘱咐我们好生保存，以防对方继续行凶，让我们有个准备，这份证明书至今还保存在我的手中。”肖凤强调：“因为她知道我们保存着林非被殴伤的诊断证明书，所以在进行人身攻击的文中也不得不承认，对我们又咬又打，还不得不承认如果林非没有及时伸手挡住木棒，击中头颅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

杨绛说：钱锺书除了用棍子打林非，还用脚踹了他：“横横斜斜的，一脚一脚从膝部直踹到肚皮上。”“一把揪住他衣服的领口，抬脚踹他，把领口的纽襻都扯松了。”

肖凤说：此事“根本没有发生过”，“这是她的主观臆想”。

杨绛说：打架后，“我锁上了门，两人站在门内，革命男女在门外用不知什么东西狠狠打门，打得砰砰响”，“有一条木棍已打成两段”。

肖凤说：“我们被咬伤和打伤之后，立刻离开房屋去医院治疗，因为我的手指正在流血。”

杨绛说：打架事件过后一星期的１２月９日，他们便“逃走”了。

肖凤说：他们当天（１２月7日）就走掉了――“我忍受着手指的疼痛，搀扶林非从医院回家，走进大门就瞧见公用的走廊里，堆积着许多霉烂的垃圾棗吃剩的鸡骨头、长绿毛的橘子皮、碎布条、碎纸片，而打人和咬人的这对夫妇已经走掉了。”

杨绛说：打架后，他们就去向领导汇报：“文学所的副所长唐棣华同志住在本楼，我们就向她汇报了一个大略——主要是我汇报，因为锺书所知，不如我周全。唐棣华同志不便介入，只示意我们还该向其他领导汇报。我们一处处汇报。”

肖凤说：“第二天，在林非单位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宣队，就找林非训话，斥责林非怎么敢跟大有后台的那男子吵架，说是他已将我们告到自己一位声势显赫的同学，当时炙手可热的一位高官那里。工宣队威胁林非说要遣送他去北大荒继续劳动。他们还派人上我教书的学校，找到了主持工作的一位领导人，要他来压制我。”

杨绛说，打架过后几天，他们勉强还继续自己的工作，但第一次感到了“恐怖”――“晚间听到革命男女窃窃嘻笑，就懔然畏惧”。而且，他们“听到传言”，下星期日革命男女“要下毒手，着实打我们一顿”。

肖凤说：真正感到恐惧的是我们――日夜都提心吊胆地害怕林非又被赶到更遥远的地方去，只好找出家中所有积蓄的零钱，替林非买了一件厚厚的羊皮大衣，好抵御北大荒冰天雪地的严寒气候。我整天忧愁地思忖着，觉得这对夫妇用心真是凶狠，竟要搬动这么大的后台来压垮和摧毁我们。

杨绛说：男沙子林非是整“五·一六”而为“革命”立功的人。

肖凤说：林非早在“肃反”运动中就被指责为立场右倾，“反右派”运动中又被指责为犯有平均主义的错误思想，曾在公开的会议上受到过批判，面对着这样坎坷的遭遇，他从“文革”开始后，就只敢采取躲避和逍遥的态度，却还被“造反派”不依不饶地在长篇大字报上称为“漏网右派”，常常处于胆战心惊的恐惧之中。

杨绛说：“沙子”其实只是需要住房的人。钱锺书对杨绛说：“×××要迎养母亲，祖孙三代人，至少得住两间房。我答应分两间房”。

肖凤说：我一家三代四口住在十平方米的小屋里，虽小但很温馨，要不是又增加了一个保姆，我还不想搬家呢！

杨绛说：打架后，革命男女满处宣传：“地主打了贫农”。

肖凤说：我出生于清高的知识分子家庭，生母当时住在海峡的另一岸，与我生死不能往来。

杨绛说：“这件事，尽管我们在别人问起时，不免要说个大略。”

肖凤说：“可是那对夫妇不断通过口头和文字撒谎，再三地进行人身攻击。”

杨绛说：“‘掺沙子’到流亡的那番往事，毕竟是我一生难忘的亲身经历，也是应该让大家知道的一段历史。别人的传说，都不详、不尽、不实。我应该在自己有生之年，把这段往事公之于众，我说的话可有我负责。”

肖凤说：“现在我将二十六年前的这件事实真相写出来公诸于众。我对自己写的文字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在我的有生之年，只要咬人者杨绛再度编造谎话，作为被咬者的我，一定要再次澄清事实的真相。我尊敬所有善良和公正的同胞，我恳请各位尊敬的朋友作出自己的判断。” 

（四）

《钱钟书打人/杨绛咬人的故事》（林非 3/26/00）报道：

今年1月21日《中国经济时报》、1月27日《文学报》，登载肖凤的《林非被打真相》（以下简称“肖文”），对杨绛的《从“掺沙子”到“流亡”》（以下简称“杨文”）进行了澄清。之后，钱钟书、杨绛跟我们之间的纠纷，完全趋于明朗和公开了。

关于这一场纠纷，出现过不少对我们以讹传讹和肆意攻讦的文章，始作俑者是方丹的《我所认识的钱钟书》（香港《明报月刊》1979年8月号）。此文编排我们是“造反派”，说我们打伤了钱钟书。需要声明的是，我们并非“造反派”，而且，连“杨文”也承认，是钱钟书殴打了我，我始终都没有还手。“杨文”尽管包含着向壁虚构和人身攻击的成分，有些叙述却也符合实际情况。例如她说，是在1969年夏天，自己的住房“分掉两间”，住进来的“只是需要住房的人，政治面貌和表现各各不同”，接着又将迁入的我们称为“沙子”。这自然是一种怀恨在心的蔑称，却也并未诬陷我们是“造反派”。而在此之前出版的孔庆茂作《杨绛评传》（华夏出版社出版），却与“杨文”的叙述迥然不同，而沿袭方丹的虚构之词，说是由“造反派头头”分派，住进了“这对‘造反派’年轻夫妻”。“杨文”不仅未曾诬称我是“造反派”，还说我（蔑称为“男沙子”）“是整‘5·16’而为‘革命’立功的人”。“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当时的“整‘5·16’”，是针对垮台后的造反派“红卫兵联队”的，这样说来，“杨文”更是从“政治面貌和表现各各不同”的说明中，又进一步把我视为与“造反派”对立的人了。不过我确实从未立下过这样的功勋，只好辞谢她此种纯属虚构的不虞之誉。如果以当事人一方的“杨文”的说法为准，孔庆茂的叙述当然只能是向壁虚构的不实之词。如果他在叙述这件事情时，并未为此采访过杨绛，而只是出于丑化自己传主对立面的目的，就根据类似方丹那种拨弄是非的误传，不加分析地随意谱写，说明他写作的态度实在是太不严肃了。他的《钱钟书传》（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同样是违背事实地诬称我为“造反派”，像这样平白无故地损害和侵凌一个公民的名誉权，从传记写作的道德原则来说，无疑可以说是问心有愧的。

今天来回顾“文革”时候的往事，“造反派”已经成为一个带有恶谥意味的名词了，不过在当时作为“响当当的造反派”，却是十分光荣的。而如果站在更高的视角来反思的话，极大多数并未杀人放火的所谓“造反派”，也只是在“文革”狂潮的煽动与迷惑底下，作出了一些超越于正常思维之外的极端行径，除了负有某些个人的责任之外，却又是这场狂潮的受害者和牺牲品，归根结底说来是一场时代的悲剧。正因为在当时作为“造反派”是十分荣耀的事情，所以就必须是在“阶级出身”和“政治表现”方面经得住检验的人，才可能被允许参加进去。而从我自己的情况来说，因为在肃反运动中的“右倾立场”，和在反右派运动中的“平均主义的错误思想”，早已受过批判和处分，所以在“文革”开始之后，就常常处于胆战心惊的恐惧中间，只敢采取躲避和逍遥的态度，以免被揪成为“别有用心”的“牛鬼蛇神”，尽管如此，却还在造反派张贴的长篇大字报上，被批判为“漏网右派”，哪里还有成为造反派的荣幸。自然从我自己的思想感情上来说，也由于缺乏足够的“阶级觉悟”，对于“文革”中的种种行动是丝毫都没有兴趣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孔庆茂《杨绛评传》中由“造反派头头”分派房屋的说法，以及乌尔沁夫的《走出〈围城〉的钱钟书》（《文艺报》1998年4月3日，以下简称“乌文”）中，违背事实地说是“派驻进来两名‘造反派’夫妻”，都是来源于方丹的虚构不实之词。连作为与我们对立的当事人一方的“杨文”，也都叙述了实际的情况，却并不采用此说，而“肖文”则说明是在“‘文革’的‘斗批改’阶段，整个单位都调整住房”，一位“‘革委会’主任”目睹我们居住得如此拥挤和可怜，“动了恻隐之心”，“决定分配两间住房让我们搬家”，还叙述了“在这座四层楼的公用宿舍里”，同时搬进了十对青年夫妇，其中的有些同事后来成了著名的学者，也有人流亡于海外。我要补充说明的是在“文革”开始时，“学部”成立的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中，其一是“红卫兵联队”，因为受到“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的支持和指挥，所以被称为“响当当的造反派”；其二是“红卫兵总队”，被前者称为“保皇派”、“臭老保”等等。在1967年夏天，“中央文革小组”清洗和逮捕关锋之后，“红卫兵联队”就被查封，原来处于劣势被攻击为“保守派”，并被“红卫兵联队”查封过的“红卫兵总队”开始掌权，后来又结合被解放的“革命干部”，成立了管理日常事务的“革委会”，它与原来意义上的“造反派”已经毫无瓜葛。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可以证明从方丹、孔庆茂直至“乌文”中的有关叙述，都是子虚乌有的编造。爱默的《钱钟书传稿》（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更渲染说是他传主的全家，从“干校”回到北京后，才“发现自家房屋被一对青年夫妇占用了”，完全是任意编造和信手涂抹，也许是要渲染富有喜剧色彩的社会新闻，却并未诬称我们是“造反派”。

关于双方正式冲突的原因，“肖文”与“杨文”都分别叙述了是由约请保姆洗衣所引起，而“乌文”和这几本传记却并未说明冲突的起因。为什么会像“乌文”所说的，“动手打了钱老”呢？孔庆茂的《钱钟书传》和《杨绛评传》，则编造钱钟书莫名其妙地“与这对‘造反派’大打出手，把胳膊都打伤了，闹得满城风雨”，从而“名扬千里”，“连那些‘造反派’也都对他敬畏三分”。“杨文”明确地叙述是她丈夫打伤了我的胳膊，这不啻是对于“乌文”的一种驳斥。而从孔庆茂叙述的口气来看，似乎是他传主的“胳膊都打伤了”，为什么要这样语焉不详？因为他基本的情况都没有弄清楚，却又急于要袒护自己的传主，只好这样来随意涂抹,怎么能不含糊其词？孔庆茂其余的那些叙述，也都是经不起推敲的向壁虚构之词，首先是在前面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我与“造反派”绝无任何的缘分，他的说法只能是一种诬陷之词。何况按照常理来说，如果我真是“造反派”的话，作为年长一辈的知识分子钱钟书，怎么敢向我饱以老拳？当时的造反派组织派性极强，当自己“战友”遭受殴打时，一定会采取同仇敌忾的“革命行动”，怎么可能会袖手旁观，却反而对殴打者“敬畏三分”？尤其荒唐的是将钱钟书把我打伤一事，竟犹如讴歌美国拳击大王抑或日本相扑冠军那样大肆渲染，夸大成为在“满城风雨”中“名扬千里”，其实当时连居住在同一座楼房里的邻居，都知之者甚少，孔庆茂的肆意夸大之词与实际情况的差别，真何止有十万八千里之遥。而且像这样把钱钟书讴歌成为并非他自己所长的拳击健将，也未免太滑稽可笑，真是欲褒扬之而反成为不伦不类的漫画了。至于爱默《钱钟书传稿》中所说的，他的传主“被人打得不但胳膊带伤，而且眼镜也被打落在地”，更是完全违背了“杨文”中所承认的，我被她丈夫打伤的基本事实。像这样夸大渲染和随心所欲地起哄，都说明这些作者在史识和史德方面存在的问题了。

上述的三部传记和“乌文”，诬陷我是“造反派”，以及钱钟书大打出手而胳膊负伤，并且“名扬千里”等不实之词，主要是来源于方丹的《我所认识的钱钟书》。此文极不严肃地胡乱编造，竟贻误一批作者写出了向壁虚构的文字，可见从事写作是一桩必须慎之又慎的事情。方丹与我无仇无怨，为何要肆意地违背事实来侵凌我的名誉呢？

完全是违背了客观事实的“乌文”，竟惹来了邵燕祥的《李洪岩文读后》（《杂文报》1998年5月21日），不知他为何会据此当作论断的根据，在批驳李洪岩有关我是否“造反派”的质疑时，竟不无嘲讽地称赞对方，比“那一对夫妻之所为，也算不无一点进步”，毫不了解实情就信手乱写，还对我们加以恶意的贬抑，实在是有失公正和厚道的。邵燕祥在“反右派”运动中一定会有过被伤害的体验，却还这样无缘无故地伤害别人，不知道是所为何哉？乌先生等诸位作家就是把钱钟书吹捧上云端里去，我除了可以表述自己不同的看法之外，也绝对是无权干预的，可是诸位的文章却不该背离事实地对我们全家进行中伤。

有关“杨文”和“肖文”对于事态的不同叙述，某些与时代氛围关系不太紧密的细节，局外人往往难于作出判断。然而有些与时代氛围关系甚为紧密的细节，揆之于常理来说，局外人也可以作出大致不差的判断。

譬如“杨文”叙述肖凤在“学部”军宣队第一把手面前，大骂她女儿是“5·16的臭寡妇”，乃是为了刻意渲染对方的凶悍。不过经历过“文革”生涯的人们终生都会难以忘却，当时在工军宣队面前是绝对不敢高声嚷嚷的。工军宣队的任何一个指令，都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人们在工军宣队的年轻师傅和连、排长面前，都只敢恭恭敬敬地说话，怎么会吃了虎豹的肝胆，敢在这军宣队第一把手面前如此吵闹？这样的场面并不可能发生，更何况肖凤是个在待人接物时很有礼貌的人，“杨文”的写法纯属是为了进行抹黑而向壁虚构。

发生在“文革”后期的此种纠纷，是这场浩劫中一个小小的悲剧。钱家原来独自居住，却被迫打破了一统的局面，心里产生出不快与反感的情绪，完全是合乎逻辑的；而我们的迁徙也因为是护理婴儿的保姆，提出绝对不能与我们夫妇同住一室，而不请保姆又无法上班，所以虽然犹豫再三，最后也只好作出迁徙的无奈选择。长期以来整个社会的思潮与有关决策，热衷于掀起紧张的阶级斗争，却很少为了日益增长与膨胀的人口，考虑怎样去建造更多的房屋，让多少人们混杂在一起居住，生存状态真是处于一种悲剧性的氛围之中。前面已经说明仅在这座四层楼的公用住房内，就同时搬迁进去十户人家，可见居住情况的异常紧张。当时此种“斗批改”的措施，实在也是无可奈何的做法，结果是造成双方都处于别扭与尴尬的环境里面，或明或暗的不和、呕气与吵架，往往就成了必然会发生的事情。

这一回首先于传媒渠道大张旗鼓发动攻击的“杨文”，完全是以私人泄愤的方式进行描摹，有些情节明显可以看出虚构的痕迹，还出现了不少人身攻击的词语，而且在叙述钱钟书殴打了我，和自己咬噬了肖凤手指之后，竟还表示他们自己“堕落”到了我们的水平，表现出一种完全没有道理的霸气。卢梭说是“每个人都生而自由、平等”（《社会契约论》），俗话则说“人无完人”，人们的品格究竟谁高谁低，很难截然加以确定，而要进行多方面的分析与论辩。即以我和钱钟书的简略比较而言，钱钟书喜爱骂人，骂完了还经常否认。他在五十年代初，曾用粗俗的市井语言嘲骂毛泽东，被人告发后，又指使那人儿声明是误听了，真有翻云覆雨的本领。不过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中，那人儿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只要自己过关，他竟可以不顾与牺牲别人。“文革”初期曾有几位同事对此贴出过大字报，杨绛在《干校六记》中这样辩解说，“‘告发’显然未经证实就入了档案。实地调查时，那‘告发’的人否认有此告发”。而当军宣队要求钱钟书写出书面检讨时，他竟“婉转其辞、不着边际地检讨了一番”（《干校六记》）。如果自己从未说过这样的话，为什么要“不着边际”地检讨，却不去“婉转其辞”地澄清？这是光明磊落的态度吗？钱钟书还讥讽吴宓先生“太笨”，诽谤冯友兰先生“出卖朋友”，“坑人使妻小俱死”，过后杨绛又矢口抵赖，像海外著名作家庄因就认为这是很不应该发生的，此事见于近年的报刊。我则不是被压迫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从不骂人，而骂了之后就从不加以否认。

近日的一张报纸登载了钱钟书爱谈猫狗发情之事。他在河南信阳的“五七干校”时，也常于晚饭后开设讲座，叙述巴黎嫖妓的种种风情，津津有味地渲染如何与妓女做爱，以及如何让这夏娃坐在透明的玻璃马桶上，侧着头颅观赏她的阴部。还有一位被称为“美髯公”的文坛耆宿，也很钦佩他深谙炮制春药的配方。我对他的这些嗜好和掌握的渊博知识，都是一窍不通，也绝无丝毫兴趣。他怀着这样的情致，能写出什么格调的作品呢？有一位翻译雪莱诗作的著名学者，就认为《围城》是一部调侃与诋毁人的小说。我不擅作文，不过在自己所撰写的《鲁迅和中国文化》、《林非散文选》等有关书籍中，却绝无任何的低级趣味，还诚挚地渴望着整个人类都能够向真善美的境界迈进。

钱钟书熟悉许多掌故，号称“典故大王”，他的知识自然要比我广博，不过古今中外的掌故实在太多，任何人也不可能件件都记得清楚。在“干校”后期无所事事的日子里，常有几个人凑在一起，相互考问种种掌故，以便消愁解闷和苦中作乐。有一回，当我提出为何要称为“皮里阳秋”时，他沉吟许久，却始终答不出来，倒是一位红学大师拍案大笑，说出了个中的奥妙。其实忘却了几个掌故，又有多大的干系？治学的重点是在于追求自己的论著中间，究竟包容了多少深邃的思想内涵？究竟如何关怀自己民族和整个人类的命运？有一位古学底子很深的诗坛泰斗，在跟我谈天时曾引用南宋吴文英《词源》中所说的“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感叹于并无思想的深度，而只是摩挲和炫耀知识的碎片，又能够有多大的意义？有一位著名的文艺理论家更是怀疑地询问，如果对于社会人生并未诚挚与严肃地加以关切的话，为什么竟会被吹捧和炒作得如此纷纷扬扬？连诗坛泰斗和文艺理论专家都觉得迷惑不解的事儿，区区的我自然就更无法懂得了。

正像《孟子》里所说的“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针对好多悖于事实的荒唐的编造，只得简略地作出上述的澄清。而根本的考虑是要借此来提醒自己，在跟读者朋友进行对话时，都要尽量核对和保证这些话语的真实性，否则不就成为一种欺骗的行径了吗？ 

（五）

《若干必要的澄清》（林非 中学语文网中网辑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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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书屋》编辑部的一封信]（《书屋》2000年第12期 林非）報道：

主编先生：近好。 

贵刊登载的两文都已看到。对于“文革”那荒唐岁月中发生的往事，说起个人的恩怨来真是没完没了。譬如在当时搬迁后邻里纠纷的事儿，也常听说过，住在同一个单元里，难免会引起一些争执。最悲惨的是有个工友在调整住房后，其年幼的女儿，竟被原先住户的儿子所凌辱。 

许久以来在有些吹捧钱钟书和杨绛的文章中，早已用某些不实之词对我们进行攻击。从杨绛那篇大肆诬陷的文章发表后，为了说明当时的实情，肖凤写了《林非被打真相》，我也写了《我被钱钟书殴打的前后经过》。此后就陆续出现了一批争论性的文章，其作者有的是认识的，有的却不知道是何许人也。像传记文学作家陆仁先生，就曾读到过他的不少文章。而萧为这名字却从未听说过，总是钱钟书弟子的化名，学生替老师执言，该说是人之常情。不过本来似乎是无仇无怨的，何必在字里行间充满了谩骂的话语？ 

有关跟何其芳先生的矛盾，也发生于我被钱钟书殴打之后。在这场纠纷中间，我们并未动手，而他们却咬伤和打伤了我们，还八方出击地去告状。而像我这样可怜巴巴的底层小民，能够去找谁伸冤呢？却还挨了工宣队的一顿训斥，说是对方已经告到一位高官那里去了，如果要加以过问的话，就得遣送我去北大荒继续劳动。我觉得自己实在无辜，为什么会碰到这样厉害的克星？心里真觉得又恐惧又气愤又窝囊，却从来没有产生过要痛打他们一顿的念头，好歹是个读书识字的人，怎么能够野蛮地动手打人呢？对方说是“听到传言”，我们宣布即将要毒打他们。尚未动手就这样广泛地宣伟，不就让对方加强提防了，怎么会有这样的傻子？然而作为说明对方内心的恐惧，倒是千真万确的，把我们打伤和咬伤了，他们却毫发无损，自然是昼夜都害怕我们会采取报复的行径。正因为此种心理时刻咬噬着他们的灵魂，于是就采取了“流亡”的途径，听说是前往他们女儿的住处去了。几天之后，就有一位与他们经常交往的同事找我商量，说是已经跟几位领导谈妥，将他在建国门外的两间住房让给我们，自己则搬到一间很大的办公室里去安身，而让对方搬回原处来。我们很快前去观看了他的住房，原来他也是跟另外一家邻居合住的，还告诉我们两家也不太和睦。那么我们如果搬迁过去，万一再跟别人有些什么纠纷，就会让对方舒舒服服与平平安安地看笑话，不真的成为愚不可及的傻子了？正在此时又听说了合住一个单元的小说史家孙楷第先生与明史专家谢国桢先生之间，刚发生过一场拳打脚踢的殴斗，总是由于住房的异常紧张，只能被安排着混杂在一起居住，才造成了这个令人唏嘘的后果。听说了这件事情之后，我就更坚决地拒绝了搬迁的方案。 

这时候被代表“中央文革小组”的迟群所批准，刚出任领导的何其芳先生也很严厉地命令我，必须立即搬走，换回钱、杨二人。当我向他诉说自己的困难与忧虑时，他就很不耐烦地发了通脾气，严厉地催促我赶快执行命令，要不然就会处理我了。我暗暗思忖在“干校”时跟他住在同一间草棚底下，相处得相当融洽，现在却为什么丝毫都没有商量的余地了？因为我没有服从这样的命令，后来想要从事的研究工作，竟也未获他的同意，心里觉得又苦恼又生气又害怕，却也感到不能坐以待毙地等候着灾祸的降临，就致函“中央文革小组”告了他的状，当然是毫无结果。我在走投无路中竟把专制的渊薮幻想成为保护小民的救星了，实在是万分的荒谬。至于将这说成是什么效忠信，那完全是恶意的歪曲。 

关于朱寨先生咒骂我的事儿，我以前并未知悉。偶而见面时他还客气地跟我寒暄，以为跟他并无仇隙。记得在“文革”期间，他跟随工宣队去南方外调有关人员的历史问题时，因为偷了一双长统胶鞋，被工宣队当众展示，进行批判。听说是他因为怜惜自己母亲没有胶鞋，下雨天去买菜时布鞋被湿透了，由于孝心的萌动才出此下策，所以是同情他的处境的。 

我本来是想尽量不去涉及旁人的事情，既然萧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就只好作出如实的陈述，贵刊也有责任将这发表出来，好让读者作出全面的判断，否则就不是公正的态度了。  

此致 

敬礼！  

林非  《书屋》2000年第8期 

 　 

《反思“文革”岁月的胸怀与境界》（陆仁）報道：  

对于钱钟书、杨绛夫妇和林非、肖凤夫妇之间，在“文革”后期发生过的一场邻里纠纷，我原先也曾略有所闻，却知之不详，总觉得这件已经过去了将近三十年的琐事，如果双方都能够采取宽容和淡化的态度，不再对它絮絮叨叨地纠缠不休，而让它从冷却中渐渐消逝，未尝不是一桩明智之举。如果一定要严肃认真地反思或总结此种人生经历的话，那似乎就应该开阔自己的胸怀，提高自己的境界与情操，从反思“文革”中间种种历史阴影的角度出发，分析当时许多极不合理的潮流与措施，是如何影响了自己的生活以及某些行为，从而对于有关的人们都造成了极大的损害，这样写起来才可能会具有启发读者的思想意义。

我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阅读了杨绛的《从“掺沙子”到“流亡”》（《南方周末》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在读完之后真感到分外的惊讶和沉重，为什么要如此恶意地运用“沙子”等等的贬词（有的我不愿重复了，怕弄脏了自己的文章），向对方进行十分刻薄和凶狠的人身攻击呢？林非先生和肖凤女士真是这样蛮不讲理的人吗？我在好多年前为了要采访肖凤女士，阅读过不少描写和赞扬他们的文章，留下的美好印象跟杨绛女士的极端贬抑相比起来，其间的差距真是太大了，究竟孰真孰假呢？

一般说来当人们抵达了高龄的阶段之后，总应该变得更为旷达、慈祥和宽厚一些，可是为什么杨绛女士的这篇文章将对方咒骂得如此厉害？对方究竟如何深深地获罪于他们，从而形成了如此不可饶恕的深仇大恨？这篇文章最使我觉得惶惑的是，杨绛女士既然已经坦白地承认了，是钱钟书挥起大棒打了林非先生，如果不是林非先生用手臂挡住，击中头部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说是自己“做了不光彩的事”，如果此种反思是很真诚的话，就不该再如此迫不及待地猛烈攻讦对方了。二○○○年一月二十七日的《文学报》，在同时刊载双方的文本时，还发表了谷泥先生的短评《不做“看客”》，说是文化人之间打架下手竟如此之狠，差点儿害了性命，充分证明了人性之恶。此话真是值得深思。为什么连自己都承认是殴打和咬噬了对方，却还要如此充满恶意地去攻讦对方呢？这真使我感到百思而不得其解。

肖凤在《林非被打真相》一文（《中国经济时报》二○○○年一月二十一日）中有这样一句话：“我有时跟她的眼光交织在一起时，似乎也感觉到了她仇恨的心情”，多少让我找到了一条寻求答案的途径，如果没有这样日积月累的仇恨的心情，确乎就不会出现杨绛女士如今撰写的这篇文章。原来问题的关键就是在“文革”期间，他们单位的“革委会”在进行“斗批改”的阶段时，为了解决年轻研究人员的住房过于局促和拥挤，实行了一种在后来造成不少尴尬局面的调整住房的措施，把许多研究人员捏合到了一起居住。根据肖凤女士此文的说明，仅在这一座只有三十二个单元的四层小楼的公用住房之内，就同时搬进去十家年轻的研究人员，涉及到调整住房的比例竟高达百分之三十左右，也可见这个单位居住情况的异常紧张了。这种住房拥挤的情况，其实在当时是比比皆是的，因为从全国解放之后不久，就热衷于掀起一场又一场紧张激烈的阶级斗争，同时还错误地批判了马寅初先生的人口理论，却没有从整体上合理地解决社会生存环境的有关问题，认真负责地考虑去建造更多的房屋，不断改善和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而让众多的人们长期拥挤和混杂在一起居住，人们的生存状态真是处于一种悲剧性的氛围之中。

钱家原来是并不属于此种情况的幸运者，独自居住着一个单元，却在“文革”时期“斗批改”的阶段中间，被迫打破了一统的局面，由此产生出不快与反感的情绪来，自然是完全合乎心理逻辑的；而肖凤女士也反复说明了自己家庭的迁徙，是因为护理他们新生婴儿的保姆，提出绝对不能与他们夫妇同住在只有一间狭窄的卧室内，而不请保姆帮忙，他们夫妇又无法上班，虽然经过了再三的犹豫，最后也只好作出迁徙的无奈选择。当时此种“斗批改”的措施，只能算是面对住房问题尖锐矛盾的一种粗糙的操作方法，除此之外或许确乎也找不出更为妥善的方案来，结果是造成了许多的人家，双方都处于别扭的环境里面，或明或暗的不和、呕气与吵架，往往就会成为必然要发生的事情。然而像杨绛女士表现得如此强烈和延续至今的仇恨的情绪，似乎也是较为罕见的。

此种极不合理的居住状况，不仅在“文革”中间大量的发生过，她们两个文本所叙述的这场发生于“文革”后期的纠纷，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悲剧罢了。就是在“文革”之前也始终存在着住房紧张的严重的社会问题，其中的痛苦与悲伤，远远地超过了杨绛和肖凤所叙述的情况。有多少像肖凤女士这样的知识分子和职员工人，她们昼夜都渴望着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小的独立空间，而不是万般无奈地被分配到一种暂时解决困境的困境中去，然而她们在当时能够有这样的幸运吗？值得欣慰的是在“文革”结束之后的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片改革开放的新气象，人们的住房问题获得了大幅度的改善。如果能够从这样的视角反思那一场小小的纠纷，而不是充满仇恨和恶意地攻讦对方，文章所表现出的胸怀和境界，是不是会迥然不同呢？

杨绛女士这个大规模发动进攻的文本中，人身攻击的气息确实是十分明显的；而肖凤女士这个防卫性的说明情况的文本，企图澄清被攻讦的情况并非事实，基本上是采取说明文字的写法，却也潜藏着一股被攻讦之后的极大的怒气，在文章即将结束时终于爆发了出来。由于杨绛女士的文本是属于进攻的性质，首先提出了不少的纠葛，这自然就引起了我加以仔细分析的兴趣，而在经过了这种辨析和对照的工作之后，就不能不发现其中叙述的不少情节，明显地不符合正常的情理与基本的事实，带上了不少虚构的因素，有的甚至还渲染得过分的离奇，简直像是在滔滔不绝地“戏说”着什么。

譬如说杨绛女士叙述肖凤在进驻“学部”的“军宣队”第一把手面前，竟无缘无故地大骂她女儿是“五·一六的臭寡妇”，这自然是为了刻意渲染对方的凶悍。不过只要是经历过“文革”这一段生活的人们，就一定终生都难以忘却：当时在“工宣队”或“军宣队”任何成员面前，都是绝对不敢高声嚷嚷的。他们的任何一个指示和号令，都可以决定自己目前或是以后的命运，大家在、工军宣队的年轻师傅和班、排长面前，也都只敢和和气气与恭恭敬敬地说话，怎么会像是吞下了豹子胆似的，敢在这军宣队的第一把手面前，如此胆大妄为地吵吵闹闹？这样的一种场面是决不可能发生的。我曾经采访过肖凤女士，后来又有过不少的交往，深感她是在待人接物方面极有礼貌的一位作家和教授，像那样的写法纯属是为了给对方抹黑，而任意进行涂抹的一种谎话。

又譬如说为了丑化林非先生与肖凤女士的品格，杨绛叙述钱钟书去了河南的“五七干校”之后，林非与肖凤躲在自己的小屋内，窃窃私语地嘲笑她女婿上吊自杀的事情，用以证明他们的幸灾乐祸。其实这只要读者稍微转动一下头脑，略加一丝分析的话，就可以判断出来这是一种编造得很不高明的假话，因为林非和钱钟书是在同一个单位工作的，在当时一再号令“连锅端”的强制的气氛中间，林非和钱钟书已经在同一天去了千里之外的“五七干校”，怎么会有可能滞留在北京，嘲笑他们家中发生的灾祸呢？我还可以找出证明这一点的铁硬的事实来，这就是我在多年前阅读过林非的散文《我和牛》，叙述他们整个单位凄凄戚戚地离京远行的惨状，以及他自己坐在奔腾南下的火车上，被妻离子散的痛苦所折磨的颤栗的内心。这篇早已发表的作品，绝对不可能是预测到多年之后会有杨绛女士的文章，才作出精心的预防，他确实是早已去了远方的“五七干校”，当然就不可能关起门来，跟肖凤悄悄地嘲笑他们。像这样不假思索地编造谎言，企图给对方抹黑，应该说是一种很拙劣的手法，所收的效果就适得其反了。还有一个问题是即或别人在自己的小屋里“窃窃嬉笑”，就一定是“嬉笑”你们吗？

我阅读过《钱钟书传》《杨绛评传》（孔庆茂）和《钱钟书传稿》（爱默）这几本书，在那里都含糊其词地说是“文革”期间，由造反派组织指派一对年轻的造反派夫妇，住进他们传主的单元里去，这些情节都叙述得并不清楚。杨绛女士这一回的文章倒是讲得很明白的，她说是在一九六九年夏天，自己的住房“分掉两间”，住进来的“只是需要住房的人，政治面貌和表现各各不同”，接着就将迁入的对方称为“沙子”，这自然是一种怀恨在心的蔑视之意，却也并未把仇恨的对方说成是“造反派”，在这一点上似乎比孔庆茂和爱默先生要显得实事求是。

今天回顾“文革”的往事，“造反派”早已成为一个具有恶谥意味的名称了，然而在当时作为“响当当的造反派”，却又是多么光荣的事情。正因为在当时作为“造反派”的成员，是一桩十分荣耀的事情，所以就必须是在“阶级出身”和“政治表现”这两个方面，都能够经得住检验的人们，才会被接纳和参加进去。肖凤女士的文章已经说明了，林非先生在“肃反运动”中的“右倾立场”，以及在“反右派运动”中的“平均主义的错误思想”，早已受到过批判和处分，从“文革”开始之后，又被造反派张贴的长篇大字报上，批判为“漏网右派”，真是处于岌岌可危的局势，怎么可能参加到这个“响当当”的行列中去，享有造反派的殊荣呢？如果这些传记作者在“文革”期间，竟敢给林非先生戴上这顶桂冠的话，肯定会被真正的造反派愤怒地批判为一种亵渎的行径。我早就从林非先生的《记赵树理》和《小灾小难》等散文中，得知他几十年来坎坷的生活历程，这肯定也不可能是预先编造好的假话，再加上杨绛女士文章中的确证，充分地说明了林非先生绝对不可能是当时的“造反派”。孔庆茂和爱默出于丑化自己传主对立面的目的，只是根据一些拨弄是非的误传，就不加调查与分析地随意写作，说明他们写作的态度实在是太不严肃了。运用杨绛女士这篇文章中的说明加以对照的话，也显示了他们的这些文字完全是违背事实的，像这样平白无故地损害和侵凌一位著名学者的名誉权，就是从传记写作的道德原则来说，是不是问心有愧?

不知道杨绛女士是否阅读过这些传记材料？总是有下述的两种可能，一是也许由于写作生涯的过于忙碌，无暇去顾及那些文字；其二是也许在看到之后就让它去流传。她这一回的文章正是将对方说成“革命男女”，运用如此的模糊战术，将这个名词隐隐约约地引向“造反派”的方向。而当前不少年轻读者对于“文革”中间的许多情况，又往往是混混沌沌地搞不大清楚，于是此种老谋深算的良苦用心，不就容易达到自己进行如此引导的目的了吗？她在自己的这篇文章中间，又将林非先生说成“是整‘五·一六’而为‘革命’立功的人”。当时的所谓“整‘五·一六’”，是针对在剧烈斗争中一批垮台的造反派而言的，后来却又不了了之，成为“文革”中间一个至今尚未彻底解开的谜团。根据杨绛女士的此种说法，就更是从她自己“政治面貌和表现各各不同”的界定，又进一步把林非先生视为与“造反派”对立的人了。其实在“文革”时期的整个社会氛围里面，始终都分外地重视“政治表现”与“阶级出身”，参加“造反派”也好，整治“造反派”也好，都必需符合这样的两个条件。在政治与思想上屡受批判和处分的林非先生，无疑是不可能被畀以如此的重任，立下这种功勋的。

杨绛女士在叙述当时分配房屋的过程中，说是林非先生的母亲从南方特地赶来充数，充完了数又被匆匆地打发回去，肖凤女士已经对此作了辩诬。我早就阅读过林非先生的散文《儿子的生日》《母亲的爱》这些篇章，知悉了老人在事先就早已前来北京与他们夫妇团聚，也知悉了老人的聪慧和母子间的深情，将这两者对照起来加以考察的话，可以证明肖凤女士的论辩是属实的。更何况从谁都难于动摇的母爱这种角度来说，也不可能出现像杨绛女士那篇文章中所编排的这些对话。为了给对方抹黑而不惜虚构出经不起推敲的话语，从而也伤害了已经安息于九泉底下的无辜的老人，这样的做法实在是太不可取了。

杨绛女士叙述当天发生纠纷的情况时，说是对方在共用的过道里随手就打了她女儿一个耳光，她才冲上前去厮打的，她女儿拉曳着想加以阻止却拖不动她，可见她使出的气力极大。既然已经出现了这样狠命的厮打，她女儿只要具有正常的思维能力，就首先会考虑到赶紧护卫自己的母亲，或者是赶快把两人拉开，或者是呼唤在屋内的父亲，或者是两个人一起去打对方。然而在被杨绛女士描绘得如此紧张与危急的局势之中，她女儿竟完全不采取上述这些用来度过难关的应急措施，不顾自己正在厮打中的母亲，离开现场独自下楼去寻找居委会的主任来调解，这样的行动简直是无法想象的，那么答案似乎只能是如此：她女儿当时根本就并不在场。“随手就打了她一耳光”，显然也就成了编造的谎言。我反复比较了杨绛与肖凤这两个文本对此的不同叙述，感到后者的说法更为合理，因而就更为符合当时的事实。

杨绛女士叙述两个“革命男女”抓住她的肩膀和衣领，把她按在地下，然后又提起来，又摔下去，如此这般反复了好多回，当然就会像她自己所说的那样弄得头晕脑眩了，尽管如此她却还能够抓住对方的手指，咬下去还感到了相当的硬实，似乎又是十分的清醒，这样的叙述就显出了极大的矛盾。这场在殴斗中不断抛掷对方的惊险动作，确乎是被渲染得有声有色，然而两个文弱的知识分子，能有如此硕大的气力和高超的技巧吗？像这样激烈打斗的场面，恐怕只有京剧《三岔口》里技艺非凡的武打演员，才能够静悄悄地不发出任何声音来，是不是他们这三个正在打斗的人，也学会了如此高明的演技，否则仅仅是隔着一道木门背后的钱钟书，居然会听不到厮打的声音，不立即赶出来助阵，而要在这个激烈的场面告终之际，才开门而出。根据肖凤女士的文本，林非先生是在听到她疼痛得呼叫的声音时，急忙从小屋里赶出来的，钱钟书也应该是在此时闻声而出，才显得合情合理。这样比较起来的话，肖凤女士叙述得较为朴实的文本，就要比杨绛女士描摹得过于夸张的文本更显得合理，因而就更为符合当时的事实。

肖凤女士叙述林非先生在河南“五七干校”时，由于沉重的体力劳动，突患腰疾，曾卧床三月不能动弹，回京后还复发过多回，行走时都得小心注意。记得我在采访肖凤女士的时候，正值林非先生犯病卧床，不能行动，应该可以证明她讲的是符合事实的。肖凤女士也是文弱的书生，而且已被沉重的体力劳动折腾得疲惫不堪，他们两人怎么能像熟练的京剧或杂技演员那样，把对方上上下下地连续抛掷呢？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在共用的过道里那坚硬的石板地上，六十挂零的杨绛女士像这样“记不清自己给跌摔了多少次”，居然还毫发无损，当天就展开了多方面的交涉活动？真实的情况只能是在清醒的状态中间，才会揪住对方的手指，才能狠狠地咬住，从而产生出硬实的感觉来，这不能不引起肖凤女士疼痛地大声呼叫，从而引起都在屋内的钱、林二人飞奔出来，引起钱钟书挥舞大棒打林非的事实。

对于这场在“文革”中间发生的小小的悲剧，杨绛女士这个文本的基调，是充满了一种宣泄私愤的强烈情绪，出现不少人身攻击的词汇也就并不稀奇了，而且有些情节也明显地可以看出虚构的痕迹，企图运用这样的办法去损害对方，这就不是一种正当和负责的态度了，这就和严肃地反思自己“不光彩”的一些苗头，发生了重大的冲突。最令人无法接受的是既然承认了自己这方的打了人和咬了人之后，竟还表示他们“堕落”到了对方的水平，这是一种毫无道理可言的十足的霸气。对于像杨绛女士这样著名的作家来说，写出如此缺乏应有胸怀和境界的文字，可以说是很令人失望的。而肖凤女士也被对方突然的攻讦所激怒，在进行澄清和论辩的过程中间，反弹出了一种过于激烈的愤慨的情绪，表示“深深庆幸自己的人格比造谣者要高尚得无可比拟”，冒出这样的情绪来或许是在意料之中的，接着又进一步指责对方“真是不知天下有羞耻事”，这又是被对方的泄愤所伤害之后，比赛着要激烈地向对方泄愤了，这也是一种不必要的过于情绪化的语言，从而也必然会影响自己趋于历史高度的反思了。你难道未曾想到过自己今天安居乐业的生活条件，比在“文革”时期被百般无奈地不住挪动的惨状来，不知道要提高了多少倍？你难道未曾想到过大家在今天所具有的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比在“文革”时期那种流离颠沛和丝毫都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惨状来，又不知道要前进了多少倍？如果从这种历史的高度来反思“文革”时期悲惨的生存状态，肯定能够写出许多动人心弦的篇章来。我阅读过肖凤女士的不少作品，突出的印象是她能以真情打动读者。曾经在读她的自传《天若有情天亦老》（《传记文学》1997年第11期——1998年第1期选载）时，禁不住要掉下泪来，我衷心地建议她应该着重于多写这样的篇章。

对于这两位著名的女作家来说，怎么能够做到即使当发生的事情涉及自己的时候，也要冷静与理智地站在时代的高度来加以描绘和剖析，如果能够达到这种程度的话，个人恩怨的激烈情绪也许会获得淡化与消解，罗罗嗦嗦地陷于无聊琐事的文笔也肯定会停止下来，集中去思考如何使得自己今后的作品更趋于思想和艺术的高度。但愿这不是笔者的一种奢望。

首先让我们从哲学和科学调查的视角弄明白一个常识性的问题：语言不是一件死的、*关在书斋看书查字典就可以信手拈来随意运用的东西。与此完全相反，语言而是活的、有生命力的东西。当你使用语言时，语言也同样在使用或者说影响着你，影响你说话的口音，影响你遣词造句的方式和速度，影响你对他人或者说读者和整个客观世界的看法和态度，甚至影响你的思维方式。而且这是种潜移默化的影响过程，往往让你深受其影响仍茫然不知。这是从马克思到卡维尔（Cavell）等西方哲学家们早已作出的结论。 

从教育学的角度来看，美国的幼儿教育学家们称语言对人的这种强大的反作用力为语言的规范作用，因为它规范我们使用语言和思维的方式。美国是个多民族的移民组成的国家，密苏里州某大学教育系对第一代来自外国的移民的幼年子女作长期追踪观察后发现，上学之前的幼儿灵活掌握两种以上语言的表达思维的能力比上学后的儿童要强，因为孩子们上学后经常受到某种主要语言的规范作用的影响。由于学校里一般只有一种起规范作用的语言，于是这种语言被称作为主导语言。正因为主导语言的规范作用，随着儿童的主导语言的阅读和理解能力增强，除非有专门和反复的干扰和训练，他使用其它语言的能力就逐渐降低。既然连小孩子由于受主导语言的规范作用的影响都不能用同等熟练的程度使用两种或多种语言（移民父母的语言和英语），一个成年人如何能同时全部贯通、熟练掌握五六种语言文学？编造这类神话的人缺乏最基本的科学态度和哲学常识。 

当然由于西欧语言之间的亲近关系，一个掌握了英文的人是可以借助英语双语（英法、英意，英西等）字典或者其它英语双语书籍阅读多种其它语言的著作的；但这和根据自己对多种不同语言的原文的理解用自己的话解释原文形成自己的看法是有巨大区别的。如果只读《管锥篇》的正文，不看脚注和《管锥篇》第五卷，我们一定会被钱先生能阅读理解多种不同语言著作的神奇能力彻底征服，因为他在《管锥篇》的正文中大量引用了从古到今涉及西方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拉丁文、德文、法文、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的原文著作，在大部分情况下将它们翻译成中文，偶尔还用中文解释原文的意思。不过如果阅读《管锥篇》前四卷的脚注和《管锥篇》第五卷，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在许多情况下，钱先生是根据某些以英语为主的双语文库里的英文翻译来阅读理解拉丁文和其它几种文

字的著作的。例如，如果我们注意《管锥篇》里所引用的所有拉丁文的脚注，就会发现钱先生自己也偶尔悄悄地承认他是借助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Loeb古典文库（Loeb Classical Library）系列作品里的英文翻译来理解并解释古代希腊和拉丁文的著作的。顺便介绍一下，该文库收集了西方古代在史诗、抒情诗、悲剧、喜剧、历史、游记、哲学、演说、医学、数学、神学等方面的经典著作，并按原文和译文左右相互对照的方式排版印刷。除此之外，美国还有其它双语文库。钱先生在《管锥篇》第五卷里提到的爱丁堡双语文库（Edinburgh Bilingual Library）就是其中之一。这是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出版社在德州的首府奥斯汀从１９７１年开始发行的一套双语文库。文库的主要目的是用英文翻译介绍当代西欧国家的文艺作品。该文库１９７１年出版的第一部双语对照本就是由Graham Dunstan Martin编的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French Poetry（当代法国诗歌选）。钱先生在《管锥篇》里就引用过当代法语诗歌，不过他没直接说明他引用的法语诗文的出处是否就是此类双语文库。《管锥篇》大概成书于上世纪七十年代。这时候MLA, APA, Chicago等写作规范手册对如何在正文里引用英文翻译已有以下规定：如果出处是非英文著作的英文翻译则引用英文翻译（I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a non-English work is used as the source, cite the English translation）。并且指出：使用别人的思想和文字并当作是自己的就是剽窃（Plagiarism is using another’s words and ideas and passing them as one‘s own）。 

在《管锥篇》中钱先生不仅依*英文翻译理解西方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的经典著作，而且也依*英文翻译理解现代德文、意大利文、法文、和西班牙文的名著和这些语种的当代正统著作。有例为证：在［钱锺书，《管锥篇》（全五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第二版，以后正文里的页码均指这一版］第３３-34页，正文里引用了德文原文诗句，但在第35页的脚注却说明出处是The Penguin Book of German Verse. 

第４６５页，讨论中西对“正言若反” 有类似说法时，原文引用了德文，但脚注里给的出处却是（F. J. Warnke, European metaphysical Poetry）第1053页，正文引用 Schlegel 的德文原文，但脚注却说明引自Eichner编的Literary Notebooks 第1471页，正文里引用达分齐的意大利原文，脚注却说明出处是英文的翻译: 

Leonardo da Vinci, The Notebooks, tr. E. McCurdy, I. 98. 同样在第６１５页也引用了此书。 

第1439页，引用了但丁诗歌的意大利原文，也引用了西班牙诗歌原文，还引用了法语诗歌原文，但是在脚注里却说明出处是 

a. Eleanor L Turnbull, Ten Centuries of Spanish Poetry 

b. Three Centuries of French Verse. 

由此可见，钱先生不过是利用英文翻译阅读理解其他语言的著作的。 

下面是从《管锥篇》前四卷的脚注和《管锥篇》第五卷里找出的一个简短的书单，以进一步说明钱先生的确是通过英文理解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的学术著作的： 

The Lyric Poetry of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H. Hatzfeld, Trends and Styles in 20th Century French Literature, 

C. Speroni, Wit and Wisdom of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Italo Calvino, Italian Folktales, tr. G Martin, 

Robert Clements, Michelangelo’s Theory of Art 

Spanish Mysticism 

The Novels of the German Romantics 

The Oxford book of German Verse. 

The French Renaissance in England 

Britain in Medixxxx French Literature 

以上例子说明所谓钱先生精通多种外语和相关学术是不符合事实的，不过是闭着眼睛瞎吹牛而已。物质生产方面的胡夸所造成的灾难是急显急报的，文化生产方面的胡夸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这两者之间有无必然联系？ 

当然也不能说《管锥篇》里作比较研究的方法一无是处。其实《管锥篇》告诉我们，对使用中文进行比较研究的学者而言，认真学好英语之后利用西欧语言间的血缘关系，走点捷径，依*英文翻译就可以做好中西比较研究了，不必死记硬背其它外语。钱先生多年前就发现了这一窍门，只是没有明说罢了。不过就这么东扯葫芦西扯叶仅罗列表象做比较研究，能否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则是白菜萝卜各喜各爱的事情了。不然为什么当许多人欢呼皇帝身穿漂亮的新衣时也有少数人会说：天哪，他什么也没穿！ 

最后有个建议：如果连大师都要*查字典读双语书籍理解除中文和英文之外的其它语种的学术著作，普通人企图*死记硬背精通两种或者更多种外语岂不是浪费精力？盲目强调学习多种外语的重要性，只会不必要地浪费精力和时间。还是先学好自己的母语和英文较为实际。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英文，这是事实，因为当今只有英文才是强势语言，才有许多以英文为主的多学科的双语文库。

谢选骏指出：人说“钱锺书神话的破灭：精通多种外语和学术是瞎话”——我看这个钱锺书神话其实是个鬼话——依托了胡乔木的关系，巴结上猫择洞的编译，成全了《管锥篇》的鬼画符和《圍城》的鬼劇。


【25、人兽同体的神话再现于医学】


《猪肾脏移植人体首次成功，或将突破器官供应难题》（RONI CARYN RABIN 2021年10月21日）报道：

罗伯特·蒙哥马利是曼哈顿纽约大学兰贡移植研究所主任。他认为基因工程猪“有可能成为一种可持续的、可再生的器官来源”。

纽约外科医生成功将一只在转基因猪体内生长的肾脏移植到了人类病人身上，并发现该器官工作正常。这一科学突破有朝一日可能为重症病人带来大量新的器官供应。

长期以来，研究人员一直试图在猪身上培育适合移植到人体的器官。近年来，克隆和基因工程等技术使这一愿景更接近现实，但在人类身上测试这些实验器官却存在令人生畏的伦理问题。

因此，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NYU Langone Health)的外科医生采取了一项惊人的举措：在征得患者家属同意的情况下，他们将猪的肾连接到一名靠呼吸机维持生命的脑死亡患者身上，然后密切关注身体的反应，同时测量肾脏功能。这是第一次有人进行此类手术。

研究人员仅对结果进行了54个小时的跟踪调查，关于这种手术的长期后果，还有许多问题有待回答。由于有重大的医疗和监管障碍需要克服，该手术短期内不会提供给病人。

尽管如此，该领域的专家仍将该手术誉为里程碑。

“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没有参与这项研究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院(Johns Hopkins School of Medicine)移植外科教授多里·塞格夫(Dorry Segev)博士说。“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来自猪的器官（最终可能包括心、肺、肝等脏器）的稳定供应，将为目前等待移植的10万多美国人提供一条生命线，其中包括90240名需要肾脏的人。每一天，等待名单上都有12个会人死去。

更多患有肾衰竭的美国人——超过50万——依靠痛苦的透析治疗来生存。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人体器官的稀缺性，绝大多数透析患者不具备移植的资格，移植只留给最有可能在手术后健康存活的人。

《今日美国》(USA Today)周二率先报道了该手术。这项研究还没有经过同行评审，也没有在医学杂志上发表。

纽约一家医院的手术小组在检查一个连接在脑死亡接受者身上的猪肾脏，观察是否有排斥反应的迹象。

纽约一家医院的手术小组在检查一个连接在脑死亡接受者身上的猪肾脏，观察是否有排斥反应的迹象。

移植的肾脏来自一头经过基因工程改造的猪，它能生长出一个不太可能被人体排斥的器官。在与实际移植手术非常接近的情况下，肾脏被连接到患者腹部外侧的大腿血管上。

据9月进行手术的纽约大学兰贡移植研究所(NYU Langone Transplant Institute)主任罗伯特·蒙哥马利(Robert Montgomery)说，该器官开始正常运作，“几乎立刻”就开始制造尿液和肌酐废物。

专家说，尽管肾脏没有被植入体内，但在所谓的异种移植（从灵长类动物和猪等动物身上移植）当中，问题通常发生在血液供应和器官的接口处，也就是人类血液流经猪血管的地方。

蒙哥马利说，器官在体外发挥作用的事实，有力地表明它在体内也会发挥作用。

“这比我们预期的还要好，”他说。“它看起来就像我做过的任何活体捐赠者的移植手术。很多来自死者的肾脏无法立即工作，需要几天或几周的时间才能开始工作。而这次的移植立即就起作用了。”

据协调美国器官获取工作的非营利组织器官共享联合网络(United Network for Organ Sharing)称，去年，美国有39717名居民接受了器官移植，其中大多数（23401人）是接受肾脏移植。

基因工程猪“有可能成为一种可持续的、可再生的器官来源——相当于器官供应的太阳能和风能”，蒙哥马利说。

尽管据估计，美国每年有1亿头猪被宰杀作为食物，但为了获取人体器官而养猪的前景，必然会引发有关动物福利和剥削的问题。

善待动物组织(PETA)在声明中说：“猪不是多余的器官，也不应该被用作多余的器官，只因为人类太自我中心，不愿意把自己的身体捐赠给迫切需要器官移植的病人。”

移植专家们反应不一，从谨慎乐观到热情高涨都有，不过所有人都承认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虽然一些外科医生推测，将基因工程猪的肾脏移植到活人身上可能只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但也有人说仍有很多工作要做。

“这是真正尖端的转化手术和移植，即将在活人身上实现，”前移植外科医生、大纽约地区器官采购组织LiveOnNY的首席医疗官艾米·弗里德曼(Amy Friedman)说。

该组织参与了接受实验手术的脑死亡患者的选择和识别工作。这位病人是注册过的器官捐赠者，由于器官不适合移植，病人的家人同意在其身上研究测试实验性移植程序。

弗里德曼说，她还设想使用猪的心脏、肝脏和其他器官。“想想我们能提供多少移植手术，这真的令人难以置信，”她还说。“当然，我们需要培育这些猪。”

还有一些专家则比较谨慎，他们说希望看看这些结果是否具有可重复性，并审阅纽约大学兰贡学院收集的数据。

“毫无疑问，这是一项壮举，因为这很难做到，必须克服很多困难，”马萨诸塞州总医院(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移植中心副主任杰伊·A·菲什曼(Jay A. Fishman)说。

“这项研究是否会推动该领域的发展，将取决于他们收集了什么数据，以及他们是否分享这些数据，或者这只是表明他们可以做到这件事中的一个步骤，”菲什曼说。他呼吁以谦逊的态度对待“我们的所知”。

器官共享联合网络的首席医疗官戴维·克拉森(David Klassen)博士表示，在将转基因猪的器官用于活人身上之前，还有许多障碍。

虽然他把这次手术称为“一个分水岭时刻”，但他警告说，即使捐赠者的肾脏匹配度很高，而且“即使你没有试图跨越物种障碍”，也会发生器官的长期排斥。

除了清除血液中的毒素外，肾脏还有其他功能。还有人担心猪病毒会感染接受者，克拉森说：“这是一个复杂的领域，认为我们可以知道所有将会发生的事情和所有将会出现的问题，那就太天真了。”

相关报道：我们能活多久？2021年4月30日

我们能活多久？

两项新技术——基因编辑和克隆——的结合产生了基因改变的猪器官。猪的心脏和肾脏已被成功地移植到猴子和狒狒体内，但出于安全考虑，它们不能用于人类。

“到目前为止，这一领域一直停留在灵长类动物临床前阶段，因为从灵长类动物到活人被认为是一个大飞跃，”蒙哥马利说。

在新手术中使用的肾脏是通过敲除猪的一种基因获得的，这种基因编码一种糖分子，会引发强烈的人类排斥反应。这头猪由Revivicor公司进行基因工程改造，并获得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的批准，可作为人类治疗的来源。翻译：晋其角

谢选骏指出：上述动态说明“人兽同体的神话再现于医学”了。反过来想想，这是否意味着古代神话有其“科学依据”呢？再转折一下，人兽同体的结果后来如何了呢？是否促進了基因工程的發展？


【26、三星堆里的古史神话】


《三星堆曾经的主人 后来去哪儿了》（2024-02-17 国家人文历史）报道：

本文介绍了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和青铜文化的独特面貌，探讨了古蜀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文章提到了蚕丛、柏灌、鱼凫等蜀王的历史和神话传说，以及他们在成都平原的活动和文化创造。同时，文章还讨论了三星堆文化的衰落和鱼凫氏的去向。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展示了独特的青铜文化面貌，包括神秘的金面具、金权杖和与《山海经》中记载的“通天神树”相似的青铜树。

鱼凫氏是古蜀王国的创造者，他们以鸟为图腾，大量使用以鸟为图案的祭祀礼器，展现了古蜀文明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三星堆文化的衰落可能是由于经济负担过重和社会动荡等原因，鱼凫王朝覆灭后，鱼凫族可能逃亡到金沙遗址或其他地方。

自1986年广汉三星堆遗址一、二号“祭祀坑”发现后，两座坑内出土的大量青铜器展示出一种前所未见的、独特的青铜文化面貌，让沉睡千年的古蜀文明“一醒惊天下”。

令人们感兴趣的除了各种狮鼻阔口、大耳纵目、面貌奇特的人物造像，还有与《山海经》中记载的“通天神树”如出一辙的青铜树，以及各种神秘的金面具、金权杖等。

其中，鱼鸟纹饰和鸟身像的“出镜率”一点儿也不比人像低：三星堆金杖上的鸟、鱼花纹，大型神树上的青铜立鸟，长着纤长尾羽的鸟身人面像等文物引起我们的无限遐想：三星堆文化的创造者到底是何方神圣？为何他要大量使用以鸟为图腾的祭祀礼器？三星堆深埋地表之下数千年，它的主人去哪儿了？

一半历史，一半神话

一千多年前，唐代大诗人李白就发出“蚕丛及鱼凫（fú），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的感叹。古蜀历史因缺乏正史记载而显得虚无缥缈，尽管汉晋前后的书籍对古蜀的开国始祖有所提及，如汉代扬雄的《蜀王本纪》、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等，但都是只言片语，难窥全貌。

特别是以神话形式出现的几代蜀王，如蚕神蚕丛、魂化杜鹃的杜宇（望帝）、死而复生的鳖灵（开明/从帝）等，更让古蜀的历史扑朔迷离。但古史传说中的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几代蜀王，在四川境内至今都还留存着与其相关的遗址遗迹，似乎告诉我们这就是真实的历史。

据《蜀王本纪》记载可知，古蜀王国的开国始祖是黄帝的一支后裔——蚕从氏。蚕丛部族一开始的大本营在岷江上游山区，四川茂县的蚕陵关至今还有“蚕陵重镇”的石刻。后来，蚕从氏逐渐向成都平原迁徙，并与当地的土著居民逐渐融合，形成了蜀人最早的一部。

蚕从最大的功绩是教民众将野蚕驯养为家蚕，被后人尊奉为蚕桑纺织业的鼻祖之一。《华阳国志》称，蚕丛在蜀称王，去世以后以石头打造棺椁，后世百姓仿效这种做法，如今四川岷江地区的石棺葬就被认为是蚕丛时代葬俗的一种反映。

蚕丛是古蜀王中唯一一个被记载了外貌的，虽然仅有三个字——“其目纵”，却为我们探寻古蜀国那段失落的文明打开了一扇窗。纵目即眼球突出，而三星堆遗址中的青铜面具、人像，无一不是长着又大又长的菱形眼睛，更有甚者还如螃蟹柄眼一般呈圆柱状往前伸出，这些文物证实了古籍中对于蚕丛外貌的记载。

难道蚕丛就是三星堆遗址的主人，他以自己为原型打造了巨型青铜“手办”？

蚕从氏虽然“始称王”，但明显还不具备同时期夏、商等国家君主的性质，可能仅是以血缘为纽带的部落酋长。史籍记载，蚕丛之后，蜀国还有柏灌、鱼凫两代早期蜀王。“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一个蜀王能活数百岁且神化不死的现实可能性较小，因此我们能推断出三代蚕丛、柏灌、鱼凫均是一代之名，而非一人之名。蜀王神化不死也是一种隐晦说法，极有可能是每一代蜀王失国后退居岷山，其民众自然是死的死、逃的逃，“随王化去”了。

第二代蜀王柏灌的族属、长相、来历等信息在史料中都无证可查，但第三代蜀王鱼凫无论是在传说还是在后世文物中都有丰富的遗存，我们可以较为完整地拼出当时的情形：

鱼凫这一代，时间跨度为距今四千年至三千二百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商时代。他们沿岷江向下游扩张，基本占领了成都平原的腹心地带，实现了蜀国的统一。他们以瞿上（今成都市双流县境内）为中心，边打鱼边农耕，是为蜀族开垦成都平原之始。

何为“鱼凫”？《说文》将凫定义为一种善捕鱼的水鸟，鱼凫即俗称的鱼鹰；瞿上之“瞿”，意为“鹰隼之视”，正是鱼凫的象形。后来，鱼凫氏又开拓到更为富饶的广都之野——广汉。广汉古称“雒城”，雒是鸺鹠一类的猛禽，以双目鼓圆犀利为特征。可见，鱼凫氏的发展始终没有离开“鸟”这一意象。

围绕着广汉的月亮湾，鱼凫氏修建起面积近四平方公里（约与同时期的商朝都城郑州大小相当）的城市宫殿，城内布局合理、结构严谨，划分了居民生活区、作坊区、祭祀区、墓葬区等，城中有三座人工夯筑的土堆，很可能是蜀人修筑的祭祀台——这就是蜀国创造的称雄千载的三星堆文化。如今我们在祭祀坑中发掘的前所未见、闻所未闻的稀世珍宝，都是鱼凫氏大型宗教活动的产物。

成都平原沃野千里，水渠纵横，物产富饶，雄踞在此的鱼凫氏在农业、手工业、商业，特别是玉石加工、青铜冶炼铸造等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从蚕丛到鱼凫，古蜀之地经历了养蚕的新石器时代到渔猎的青铜时代的过渡。随着鱼凫王对该地区绝对统治权的提升，其文化便在各种器物中得以充分体现。

鱼凫王一方面打造纵目的神像，卓有成效地建立起古蜀遗民对先王蚕从氏的神祇崇拜；另一方面以捕鱼之鸟为宗族图腾，赋予宗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复合性的象征意义。鱼能潜渊，鸟能登天，它们是蜀王的通神之物，自然，也就出现在各种祭地、祭天的宗教仪式中了。

鱼凫图腾照亮古蜀文明

目前，考古学界已基本认同成都平原迄今能追溯到的最早的考古学文化——宝墩文化，是由蜀王先祖蚕丛氏创造；三星堆文化的主人是鱼凫氏蜀王；后来的杜宇、开明两代蜀王则是十二桥文化与晚期巴蜀文化的主人。从秦统一到汉武帝前后，古蜀文化逐步融入汉文化之中。

在三星堆神秘梦幻、气势雄浑的青铜器群中，凝结着古蜀先民超凡的智慧和想象力，那被赋予了浓厚神话色彩的青铜器尤其让世界为之震撼。二号祭祀坑曾出土8棵大小各异、造型相近的青铜神树，最高大的神树通高3.95米，是三星堆最具历史、艺术、观赏价值的国宝文物。树分三层，每层有三根树枝，树枝上有果叶和果实，每颗朝上的果实都站着一只跃跃欲飞的鸟，全树共有九只造型相同的鸟。由于目前树顶残缺，尚不能确定树顶上是否还有一只鸟。

《山海经》中有“金乌负日”的神话传说，由于当时古人不理解太阳东升西落的自然规律，便给予了一个颇具想象力的解释：是神鸟背着太阳在天上飞，送来了日夜轮转和冬夏交替。三星堆青铜神树上的鸟可以看作为太阳“轮流值班”的神鸟。万物生长靠太阳，而太阳是由鸟驮上天，可见鸟在古蜀人心目中被奉若神明。

在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中，以集群形式展现的动物造型，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阵容强大的鸟类一族了。三星堆出土的鸟文物，造型精美，千姿百态，极具观赏性和艺术性。它们有的身体呈流线型，羽冠像一排迎风招展的旗帜，长长的、尖尖的直嘴最引人注目；有的背上竖着几根羽毛，形如跳动的火焰；有的似孔雀，轻盈灵动；有的从鸟头颈部飞出几根线条，让人莫辨是身体、翅膀还是尾翼。基本上每只鸟的底座都有小孔，可以推测它们大多是一些器物上的附件或装饰品。

这里最大的一件就是青铜大鸟头，高40多厘米，弯弯的勾喙和圆睁的双眼显得威武神圣，颇有“众鸟之王”的意味。这个大鸟头在出土时眼部和勾喙还涂有朱砂，应该是只漂亮的彩色鸟。它弯弯的嘴与鱼鹰的造型十分接近，从颈部的钻孔来看，可以固定在神庙建筑或其他大型物体上，作为蜀王鱼凫的象征和标志使用。

在各种器物中，鸟的形象也和蜀王结合在一起，成为沟通天地人神的工具和法器。例如一号“祭祀坑”出土的长142厘米的金杖，用较厚的纯金皮包卷，表面镌刻着人、鱼、鸟相结合的纹饰图案。最下面刻着两个前后对称、头戴五齿高冠、耳垂系三角形耳坠的人头，与代表蜀王形象造型的青铜大立人相似；上面两组图案相同，是两背相对的鸟与鱼，鸟的颈部和鱼的头部还被一根如长箭般的穗形叶柄贯穿。这一柄金杖，显示着王权、神权和财富权三种特权的合一，也象征着蜀王所居的最高统治地位。

其实不光三星堆有众多鸟的造型，比三星堆稍晚的金沙遗址中同样出土许多鸟的造型，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太阳神鸟”金箔饰片了。四只鸟围绕着太阳同一方向展翅飞翔，仿佛“守护”着太阳的运行。金箔完美的造型和高超的制作工艺，令今天的我们叹为观止，这一纹样也成为成都城市形象和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

不难看出，鱼凫图腾在中国古代文明，特别是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中的特殊地位。

神权古国的崩塌

三星堆文明来自何方、去往何处，如今尚未有定论。在发掘了无数稀世文物的祭祀坑内，无论青铜神像还是神树等不可亵渎的宗教神物，都是呈砸碎或烧毁的状态埋葬下去的，而且埋葬顺序还挺有讲究：先以中小型青铜器“垫底”、再铺上大型青铜器的碎片，最后以象牙玉石等铺满“封顶”，层层叠叠，蔚为大观。因此也有人说，三星堆并非一个祭祀坑，而是一个“灭国坑”。或是由于洪水等天灾，或是出于战争内乱等人祸，有人（可能是三星堆人自己）亲手毁掉了三星堆人建起来的神庙，将所有礼器与信仰一起打碎埋葬。不过这当然是一种猜测，但可以肯定的是，三星堆遗址埋藏了鱼凫氏蜀国最盛大的辉煌。

盛极一时的青铜王国在一场填埋中落幕，那它的主人去了哪里呢？

《蜀王本纪》与《华阳国志》都说，鱼凫王是在湔山打猎的时候，突然“仙化”了，连不少蜀人也跟着“化去”。“仙化”失踪实际上是鱼凫王战败，鱼凫王朝就此终结，古蜀国江山易主，而新的蜀王就是杜宇。

可是鱼凫氏蜀国经济发达，想来军队实力也不弱，怎么会轻易被新晋的首领打败呢？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中，有经南方丝绸之路从印度、缅甸等国辗转而来的海贝，还有各种需要消耗大量矿石原料的青铜尊、青铜面具、青铜饰品，这些都是为突显古国神权观念而营造的祭器，可想而知已远远超过了国家的财富消耗的承受能力。不发展经济、扩大实力，全靠狂热信仰维持的神权古国，越来越经不起社会的动荡。大约距今三千两百年，成都平原另一头杜宇所代表的十二桥文化通过“教民务农”等措施崛起，将鱼凫氏的三星堆文化取而代之。

或许，正是三星堆的人们意识到自己的宝器已经“失灵”，于是决定最后举行一次盛大而奇异的祭祀活动，把平时放在神殿中的神器和祭器搬到城中广场，打碎焚烧后有序地埋藏于祭祀坑中，表示将其送回天上神界和祖先之处，随后搬离了这个居住了数百年的家。

后世对于鱼凫氏“新家”地址猜测最多的，当属同在成都的金沙遗址。从地理区位来说，三星堆地处成都平原偏北，金沙处于成都平原的中心，二者相距不到40公里。金沙出土的金冠带，同样采用了人、鸟、鱼、箭的构图单元；金沙出土了小青铜立人，造型和神态与三星堆的大青铜立人相同；金沙文化以太阳神鸟为核心，与三星堆的鸟图腾文化一致……更有趣的是，通过对比二者的青铜人像，会发现三星堆中的人像明显分为辫发和笄发两个族群，而金沙遗址中的人像却只有辫发的。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测，三星堆内部曾经历过一次权力更迭，辫发一族胜于笄发一族，在金沙开启了新的统治。

也有证据表明，鱼凫王朝覆灭后，鱼凫族四散逃亡，有一部分鱼凫族人辗转北上，到达陕西宝鸡。宝鸡地区曾出土一批西周时期“弓鱼”（该字为当地青铜器上记载的造字）国的墓葬，以“弓鱼”为国号，将弓箭与鱼组合，让人不得不联想到三星堆金杖上的图纹；“弓鱼”国出土的小型青铜人像，也有着和三星堆青铜立人像如出一辙的、夸张的握成环形的巨大双手。

鱼凫氏覆灭后，三星堆文化究竟在何处落地生根，还需要中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进一步实证研究。对文明起源和发展轨迹的探索，是人类永恒的使命。古蜀文明历经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诸世，创造了璀璨的文明之光，也为后人留下了无数谜团。三星堆达地通天的神树、振翅高飞的鸟、神秘莫测的面具、威仪庄严的人像、人鸟合一的神祇……都是古蜀先民精神世界的生动写照。这些巍然王都所造就的精美绝伦的文物，深藏着人们对天地神祇、自然万物的虔敬，展现了古蜀先民浪漫的想象力和非凡的创造力。

参考资料：

[1]屈小强，李殿元，段渝：《三星堆文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

[2]段渝：《政治结构与文化模式 巴蜀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

[3]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

[4]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金沙淘珍 成都市金沙村遗址出土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

[5]汤莉，罗晓红，邹鹏，宋峻宇，邱学庆等：《解说三星堆》，成都：巴蜀书社，2014年。

[6]赵殿增：《三星堆神权古国研究》，《四川文物》，2019年。

[7]黄剑华：《古蜀时代的神话传说与史实探讨》，《神话研究集刊》，2019。

谢选骏指出：上文所讲的，貌似古史，实为神话，但又不是原始神话，所以被我称为“古史神话”。古史神话是中国神话的一大特点，是原始神话经过了“历史化”的过程，所形成的英雄故事（类似于中囶的现在流行的“革命故事”、“抗日神剧”），它把宗教仪式当作了真实历史。


【27、上海居民沦为牛鬼蛇神】


《上海隔离设施严重不足 简陋如上世纪的农村牛棚》（RFA/第一财经 2022-04-05）报道：

上海全面推行中央 “动态清零” 政策，把确诊或密切接触者押到偏远地区隔，但由于被隔离者人数急剧上升，隔离设施不足，不少人被安置在相当简陋的地方，尤如回到上世纪中国农村的牛棚一样，共用洗手间的卫生状况简直惨不忍睹。

隔离设施尤如 “一夜回到解放前”

上海全面推行中央 “动态清零” 政策，把确诊或密切接触者押到偏远地区隔，但由于被隔离者人数急剧上升，隔离设施不足，不少人被安置在相当简陋的地方，尤如回到上世纪中国农村的牛棚一样，共用洗手间的卫生状况简直惨不忍睹。

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统一部署，4月初，江苏、浙江将紧急为上海抗击新冠疫情期间相关隔离人员提供房源，总量为6万间。

据第一财经从上海市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地区组了解到，此次江浙所提供的隔离房源，都将用于上海已确诊的新冠肺炎阳性患者（包括无症状感染者）的密接人员。

其中，江苏、浙江各3万间。目前，江苏已筹措并提供1.6万间，分别位于无锡市2000间、扬州市3300间、常州市2200间、苏州市980间、镇江市960间、泰州市1000间、盐城市2300间、南京市3200间；浙江已筹措并提供2.1万间，分别位于杭州市5200间、宁波市6200间、台州市2000间、绍兴市3000间、金华市3000间、湖州市2000间。剩余房源将于近日筹措完成。

两地所提供房源，均为符合国家疫情防控规范的酒店等居住场所。两地所有已筹措并提供的房源，均已按隔离点管理标准，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并按要求配备医护、保洁及相关工作人员，确保管理和服务到位。

此次统一部署对于入住人员的转运条件、转运机制、转运安排也作了明确规划。

上海市明确，所有跨省转运人员（包括待转运密接人员、驾驶员、随车工作人员等）出发前须持有24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

其中8类人员，包括老年人、未成年人、孕产妇、行动不便的、患有基础性疾病、精神病等不适宜跨省转运集中隔离的特殊对象，不在跨省转运名单之内，将由上海本地妥善落实集中隔离场所，保障好基本生活。同时，所有跨省转运人员，须集中隔离14天。隔离期间所有食宿费用，由财政统一负担，不向个人收取费用。

为加强跨省转运组织协调，上海成立市、区两级跨省转运工作专班。市级层面跨省转运工作专班由市地区组牵头，负责跨省转运工作的统筹协调和各区转运入住人员的调配。各区相应成立跨省转运工作专班，明确专人负责本区跨省转运的统筹协调，做好与市级工作专班及外省市接收点位的联络工作。

在转运安排上，上海各区与转运江浙对接的市、县逐一确定转运人员信息后，分批次将符合条件的人员转运至集中隔离点。转运车辆实行全程闭环管理，原则上中途车辆不停靠、付费无接触、人员不下车。车上人员全程按照转运市县要求做好个人防护。

记者了解到，自4月4日第一批人员转运以来，至目前，上海全市16个区已陆续开展转运工作，目前已全部完成转运对接。下一步，上海各区将进一步加大运输资源调配力度，根据上海市密接隔离人员日结日清的工作要求，充分使用好江浙支援房源。

网民嚎叫：

zeroLux 发表评论于 2022-04-06 10:14:19

groogle 发表评论于 2022-04-06 09:45:00

五毛说 生活比蜜甜 感谢党啊

五毛还说，纵做鬼，也幸福

Deepspace_01 发表评论于 2022-04-06 10:04:20

现在那里还有疫苗护照？各国都开放了。

奔跑的森林 发表评论于 2022-04-06 09:57:00

南风南说的不错，制造恐慌让老百姓无条件屈服，想象一下羊群，让吃草全体出去吃草，让归圈乖乖归圈。把人的自由意志打磨光，现在还处于探索阶段，各国疫苗护照的实行同样。只要老百姓屈从，任何不肯打疫苗的人基本没有自由行动的空间。而为了实施疫苗护照的管控，打疫苗就不会停止也意味着各种病毒没完没了。

谢选骏指出：免费牛棚，听起来不错，但是且慢，牛棚裏住的是谁？当然是牛鬼蛇神了。如此一来，上海居民全都沦为“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牛鬼蛇神”了。


《在封锁中的上海，我们活得越来越像一座孤岛》（纽约时报中文网 2022-04-06）报道：

过去这几年，人们越来越孤立，这是中国的区域封锁策略所致，它让每个人都更加拼命地保护自己那一小块空间。人们都在囤积食品物资。邻里之间互相揭发潜在的病毒携带者。

在新冠疲劳出现、疫情对人际关系造成持久损害之前，我希望能找到办法，得体地放宽我们的边界。

上海——身穿全套防护装备、在中国被称为“大白”的志愿者已经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我所住的小区又被隔离在寂静之中。从18楼的窗户望出去，我能看到楼下观赏鱼池和花园空荡荡的；层叠掩映的树篱空无一人；喷泉不知怎地关闭了，水面静止，仿佛在宣誓臣服，在宣告终止。

这是浦西被封的第一天，在这黄浦江以西的半个上海市区，我们刚完成了第一轮由市政府出资的新冠检测。通过楼栋微信群（我所在小区19栋住宅的19个群之一），我们被分管的“大白”按楼层分批叫下楼。

在楼下大堂，一位值守的“大白”在点名。另一位充当了调度员，示意我们往左走。与我们同住的婆婆努力让我们全家与邻居保持社交距离，而我和丈夫则抱着两个孩子，一个两岁，一个半岁，都没有接种疫苗。二维码被扫描后上传到政府运营的云服务上，我们可以在那里看到结果。我们接受了拭子检测，然后被匆匆赶回屋中。一位“大白”在七楼下了电梯。一些居民还没有下楼接受检测。电梯门缓慢关闭时，我们看见他在敲他们的门。

2020年2月，我们这些上海居民第一次遭遇新冠封锁的时候，我最大的孩子只有九个月。在那次封锁期间，神秘的病毒在武汉肆虐。猜测和谣言漫天飞。死亡率很高。感觉封锁很有必要。人们是真的很害怕。

但在此后两年时间里，人们摆脱了对新冠疫情的担忧。尽管未接种疫苗的人现仍面临很高风险，但在一个奉行新冠清零政策的国家，我们的生活基本是正常的。在美国亲友遭遇学校长期停课、需要在家工作的情况时，在上海，我的女儿可以继续参加儿童聚会，开始上幼儿园，我和丈夫也有了第二个孩子。我们偶尔才佩戴口罩。大部分时候都不需要。

最近扩散开来的奥密克戎亚型变异株BA.2令人不安，因为我们已经太过习惯不受新冠影响的生活。可能在大多数人看来，封锁是必要的，也是可以接受的：这是为了潜在的长期利益而忍受短暂的痛苦，尽管有人抱怨称，短期封锁可能变得更长。但到目前为止，至少在我的朋友和邻居里，这也只是抱怨。我们还没有遭遇新冠疲劳。

但现状若是不变，人们总会厌倦。他们会受够封锁，受够在家工作，受够陪不能上学的小孩玩耍。这都是中国以外的人长期以来非常熟悉的新冠经历。在中国的人也将受够强迫服从（“大白”来敲门，拒绝检测程序将遭受的刑事处罚）。他们会厌倦与亲人的分离。

因为我接种了疫苗，比起生病，我更担心的是如果我检测出阳性，会被迫与家人分开。我的儿子还在母乳喂养，他怎么都不肯用奶瓶，还对配方奶粉过敏，与他分开将会是一场噩梦。

眼下在上海，浦东这半个城区刚刚结束的封锁正在以各种方式被延长。如果你所住楼栋出现病例，整栋楼都将被封锁14天。如果你所在小区出现病例，也要足不出户七天，然后在小区内继续被隔离七天。如果你所在街道出现病例，那么你七天都不能离开小区附近。若是街道没有病例，你才可以自由走动。不管是哪种情况，被检测出阳性的人都会被带走集中隔离。

我告诉丈夫，如果我们刚好属于第三种情况，那我就再开心不过了：小区会被封锁，但我们可以出门享受新鲜空气、小区花园、树篱和小径。我意识到，我的想法非常中式：尽管病毒在外肆虐，我在严格的边界内享受自由就可以了。第四个选择，也就是在上海自由活动，感觉太过头、太多不确定了。过去这几年，我越来越像个孤立主义者——孤立在中国，在上海，在长宁，在古北。

这是中国的区域封锁策略所致，它让每个人都更加拼命地保护自己那一小块空间。人们都在囤积食品物资，为争夺资源大打出手。邻里之间互相揭发潜在的病毒携带者。

上周在我们小区，附近楼栋出现了一例抗原检测阳性。结果，楼里所有住户都被封锁。我家楼栋没出阳性，有个男人看到一个女人从地下室带了一箱居家用品进来。他问她从哪里来，当她说自己来自被封锁的那栋楼时，他在群聊里把这一情况告知了大家。碰巧的是，她也在群聊中，因为她在两栋楼里都有房产，而管理者让她离开有阳性病例那栋楼。这一男一女随后用语音开始了激烈而漫长的争吵，用上了各种各样的指控和侮辱，“胆小鬼”和“叛徒”已经是恶意最轻的话。到最后，那个检测结果是假阳性。

而在同时，无数志愿者无私奉献出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协助全市的检测工作。我所在社区的一些邻居正在分享物资：一位在当地开健身房的男士每天都把一袋袋食品杂货摆放在店外，任由居民自取。目前的情况还没到极其紧迫和艰苦的程度。人们大抵还有精力，还能乐观和慷慨。

如今中国就和全世界一样，出现了病例大幅增加的情况。能得到两年的保护，在越来越多的人接种疫苗后才暴露于病毒之下，我们是幸运的。在新冠疲劳出现之前，在疫情对社区、家庭和人际关系造成持久损害之前，我希望我们能找到办法，用得体的方式放宽我们的边界。

网民嚎叫：

越活越有劲 发表评论于 2022-04-06 10:17:49

楼下所言极是。中国的数据，都是根据需要来公布的。需要多少就是多少。武汉以后，二年时间，新冠死亡只有几十个人；现在的上海，几乎全是“无症状感染者”；然后等上海一解封，即使以后全国都再次爆发感染，政府的数据到时候照样是：死亡几十个，全国新增只有350，以证明封城清零的正确。

zhige 发表评论于 2022-04-06 10:17:01

什么都别说了，唱国际歌就能解决问题。。。

5mslj 发表评论于 2022-04-06 10:07:13

attendance 发表评论于 2022-04-06 09:06:15

什么“孤岛”？你有手机吧。需要吃饭，叫order 买菜，买饭，购物都可以啊。同时配合居委会，给年老体弱者送饭上门。中国人口大国，如果（if）不封城，大家都感染，死亡人数就不仅仅是美国那样的100万！————————————放心，中国和美国对新冠的统计标准一个天壤之别，等包子连任以后放开，中国死200万，能统计出几千就不错了。为什么死得少，怎么说我都帮你们想好了：因为中国有特效药，有疫苗，有党的领导，有口吐莲花胶囊，总之永远胜利！

谢选骏指出：上海居民沦为牛鬼蛇神了，“大白”在指挥一切，看起来神气活现，其实不过是“大白老鼠”罷了，也是专制政治的实验品，虽然装扮出一副3K党的模样来。


【28、神不如仁的无神论时代】


网文《宋神宗并不比宋仁宗差，但为何最后的庙号差距如此之大？》报道：

宋神宗熙宁四年，正当王安石变法进行得如火如荼时，枢密使文彦博与宋神宗、王安石两人进行了一次颇具深意的对话。

文彦博认为，朝廷做事，人心最为重要，祖宗法制并非都不可取，只需略作修改即可，皇帝陛下励精图治，但似乎在推行改革时用力过猛了。对此王安石显然持反对意见，而宋神宗也坚定地站在王安石这边，他对文彦博说：“朝廷更改祖制，不开心的都是士大夫，朕询访邻近百姓，他们都对免役法感到开心。”文彦博直言不讳地回复说：“陛下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而不是与百姓。”

对于“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件事，宋神宗是默认的。北宋给予文人士大夫极高的政治地位，两府和御史台的权力都很大，莫说是宰相，一个通进银台司的负责人都敢于驳回皇帝的调令，因为他们清楚自己也是国家的主人，且皇帝无权擅杀任何一个文官。对于这些，宋神宗心知肚明。

纵观神宗皇帝的所作所为，细看他的一生，在道德层面，他体恤侍从，大热天也不用扇子；他关心百姓，仁慈不逊于仁宗；他尊敬师长，见了老师毕恭毕敬；他谦虚节俭，连一双好看的鞋子都舍不得穿。而在政绩层面，几乎就是在与两件事作斗争：一是西夏，二就是士大夫群体；他开疆拓土，在位期间开拓西北疆域两千里；他立志改革，为保住王安石不惜与两宫太后做对抗，甚至泪洒当场。

然而，他的庙号却是一个“神”字，与宋仁宗的“仁”字天差地别，这是为什么，他真的不如宋仁宗吗？当然不是，说到底还是文彦博那句话的原因，因为他挑战了士大夫群体的权威，再通俗点说就是，因为他没有宋仁宗那么听话。

接下来我们简析一下宋神宗和士大夫之间的几个矛盾点，看看神宗是如何不听话的。

士大夫群体普遍厌恶战争

在北宋初期，宋太宗两次北伐辽国失败后，北宋失去了武力夺取燕云十六州的能力。自此，士大夫群体中主战派越来越少，到了宋神宗那会，主张灭掉西夏的已经凤毛麟角。

党项本是依附于北宋的边疆部落，其首领被赐国姓，依照正常思维，建国自立本身就属于背叛，频繁扰边更是大逆不道，北宋君臣应该时刻以灭夏血耻为己任才对，但史书记载却说明，宋神宗时期的士大夫们普遍带有厌战情绪。

治平四年，神宗刚继位不久时，西北党项的嵬名山部落意图归顺北宋，此事遭到了司马光的反对，司马光认为接收嵬名山部落会引发宋夏两国间的战争，而且党项人难以治理，久后必反，他向神宗大呼：“陛下难道忘记了南齐时的侯景之乱吗？”一心恢复汉唐往昔之疆的神宗当然没有听从司马光的建议，宋军顺利接收了嵬名山部落的上万人马、几百个部落首领和一万多户党项百姓。宋将种谔率军击退了西夏的四万人马后，北宋成功收复了绥州。

持相似观点的士大夫当然不止司马光一个，文彦博、吕公弼等人甚至提出过放弃绥州之地的想法。总结起来，他们厌战的理由无非有如下几个：朝廷没钱，占领党项的土地没用，党项人难以治理以及战争劳民伤财。

可宋神宗是一个有着雄心壮志的帝王，他曾作诗勉励自己说：“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遗业，顾余不武姿，何日成戎捷！”意为“我时常提醒自己不要松懈，经常担心自己不够威武雄迈，虽然自己才智不足却深知身肩祖宗遗业，期盼早日传来克敌制胜的捷报！”

他也确实是这么做的，多次伐夏意在彻底铲除西夏的威胁，虽然最终没能完成消灭西夏的目标，但开拓西北疆域两千里的武功却堪称太祖太宗以来之最。只不过，在保守派士大夫的眼里，这样的功绩并不那么正面，甚至是穷兵黩武的表现。

此为神宗与士大夫之间的第一个矛盾点。

神宗挑战士大夫群体旧秩序

先前提到过，北宋士大夫权力很大，皇帝想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事可没那么容易，举两个例子。

神宗即位之初急需理财能手，而翰林学士承旨张方平擅长理财，于是神宗任命其为参知政事，负责朝廷的财政事务。没想到这个任命遭到了御史中丞司马光的反对，司马光认为张方平的人品有问题，不能担当大任，神宗为此颇为苦恼。

为了避开御史台的反对声，神宗下令将司马光从御史台调往翰林院，但这纸调令被通进银台司驳了回来。无奈之下神宗亲自写手诏给司马光解释调职原由，声明此次职位变动与张方平之事无关，而且特意绕过了通进银台司的审查，直接交到了司马光手里。不按程序走？此事在朝廷引起轩然大波，通进银台司长官吕公著用辞职的方式作最后抗议。

后来，为了表示对王安石的支持，神宗特意设立了一个名为“制置三司条例司”的临时机构，作为变法的决策机构。此举打破了士大夫群体间的权力平衡，引起了除王安石等新法人士外几乎所有士大夫的反对。

在整个变法期间，像上述事例还有很多，神宗为推行新法背负了巨大压力，不断挑战着士大夫群体的旧秩序，如此，能留下好名声吗？

此为神宗与士大夫之间的第二个矛盾点。

神宗过于宠信王安石

王安石确实有惊世之才，但人无完人，他在性格上是存在缺陷的，其最大的缺陷就是无法听取反对者的合理建议。因为变法措施并非完美，青苗法本身的确存在一定的问题，比如是否需要强制摊派？而面对广泛的质疑声，王安石没有做出改变，这使得反对呼声愈发高涨。

宋神宗虽然两次罢免王安石的宰相职位，但罢相之举实属无奈。与宋仁宗对范仲淹的态度相比，宋神宗对王安石的宠信程度令人惊叹，几乎到了言听必从的地步。可后来的事态发展多少让神宗有些失望，王安石的性格让自己走进了死胡同，在群臣之中人心尽失，山穷水尽，甚至“众叛亲离”。

当王安石成为朝廷百官的众矢之的时，无比信任他的宋神宗又该背上什么样的名声呢，至少与“亲贤臣”无缘了吧。

此为神宗与士大夫之间的第三个矛盾点。

结语

我们常说要站在不同的立场去思考问题，因为眼前你所看到的、听到的或许并非真相的全部。宋神宗如今的历史地位和名声，很大程度上就是人们站在当时保守派士大夫的立场去看的，“仁”亦或是“神”，全凭他们的喜好而定。

换个角度，你会发现另一片历史天空。

谢选骏指出：不管什么角度，在无神论者的心目中，“神”似乎还不如“仁”。难怪宋朝明朝会亡於蠻族，因为宋明理学不信上帝，就使自己的宋明儒學沦为“送命的理学”了。现代的全球社会，也是这样一个天才恶棍橫行的地方，主流信仰相信“神不如仁”，相信自己而不相信上帝——这是战国时代的典型特征，离开大一统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29、神父就是和尚】


《法國天主教會有近3000名戀童癖 震撼獨立調查即將公布》（2021-10-04 聯合報）报道：

負責人馬克索維表示，該委員會的調查發現了「2900至3200名戀童癖牧師或其他教會成員」，並補充說這是「最低估計」。

調查法國天主教會兒童性虐待的獨立委員會負責人表示，自1950年代以來，約有3000名戀童癖者在該機構內活動。

「衛報」報導，在這份報告發表的前幾天，負責人馬克索維（Jean-Marc Sauvé）表示，該委員會的調查發現了「2900至3200名戀童癖牧師或其他教會成員」，並補充說這是「最低估計」。

馬克索維指出，這份定於5日公佈、長達2500頁的報告，是基於教堂、法庭、警方檔案以及對證人的採訪，試圖量化犯罪者和受害者的人數，此外，還研究教會內允許戀童癖者留下的「機制和制度」。進行調查的該委員會由22名法律專業人士、醫生、歷史學家、社會學家和神學家組成、成立於2018年，此前教宗方濟各通過一項具有里程碑的措施，要求了解教會虐待的情況。

該委員會的社會學家波蒂埃（Philippe Portier）也坦言，這份報告「對任何人來說都無法輕易接受」，而受害者協會「Parler et Revivre」的薩維尼亞克（Olivier Savignac）也表示將「具有炸彈般的效果」。

法國主教會議主席德穆蘭斯博福特主教（éric de Moulins-Beaufort）在一次教友會議上表示，他擔心這份報告會揭示「重要而可怕的數字」，教會當局警告說這將是「一個嚴酷而嚴肅的時刻」，然而目前尚不清楚教會將對違法者採取何種行動，而且因為許多虐待行為早已超出訴訟時效，起訴將難以實施。

調查法國天主教會兒童性虐待的獨立委員會負責人表示，自1950年代以來，約有3000名戀童癖者在該機構內活動。

谢选骏指出：这些神父，没有追随耶稣基督，反而追随了释迦牟尼，所以我看他们像是出家的和尚，不像侍奉的圣职。


《天主教会与性侵丑闻 你需要知道的那些事》（2019年3月13日 BBC）报道：

澳大利亚枢机主教乔治·佩尔近年来进入教廷权力核心层，成为教皇方济各的左膀右臂，曾掌管梵蒂冈的财政。

进入2019年，天主教会神职人员涉嫌性侵或包庇性侵的案件所牵连的人物越发位高权重了。

3月13日，澳大利亚法庭裁定，曾执掌梵蒂冈财政大权的澳大利亚枢机主教乔治·佩尔（George Pell）因多年前性侵唱诗班两名儿童罪名判刑6年。这对多年来深陷性侵丑闻的天主教会来说，无疑是又一个极为沉重的打击。

此前的3月7日，法国天主教会最高级别神职人员——枢机主教菲利普·巴尔巴林（Philippe Barbarin）被裁定包庇掩盖教会中的性侵未成年人问题，被判刑半年缓期执行。

这两位枢机主教都表示对判决不服，将提出上诉，他们或许还有翻案的可能。但是今年2月，美国退休的枢机主教希尔多·麦卡利克（Theodore McCarrick ）因50多年前的性侵指称被削免了圣职，却是罗马天主教廷对世俗法庭判决的承认以及采取的行动。

揭开黑幕

实际上，天主教会神职人员性侵罪行的曝光，最早就是从美国开始的。

20世纪80年代，美国路易斯安娜州的调查记者杰森·贝利（Jason Berry）开始追踪一个名叫吉尔伯特·高斯（Gilbert Gaothe）神父的性侵真相。1992年，杰森·贝利出版的《请带领我们免于诱惑》一书，就是根据天主教会截止1980年代末期与提出民事诉讼的多名性侵受害者达成的庭外和解案例而写的。

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信件暴露私密情感世界

2002年，波士顿《环球报》的记者继续对天主教会神职人员性侵问题展开调查，报道了更多更广的性侵行为以及教会内部掩盖事实真相的情况。《环球报》的记者因为这项报道获得了代表新闻界最高荣誉的普利策奖。他们的系列报道还被改编成了获奖影片《聚焦》（Spotlight）。

美国记者自1980年代开始揭开的真相，至今仍在继续展开。

去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8个教区中的6个成为调查的对象。2018年12月，调查报告公布，震惊全世界。报告写道：“从教会自身档案中超过1000个儿童受害者被确认"。针对300多名涉嫌性侵的教士，这些儿童都有“确凿可信证据”。

美国路易斯安娜州的调查记者杰森·贝利（Jason Berry) 1980年代揭发天主教会神职人员性侵和掩盖性侵黑幕。

这份长达1000多页的报告，追溯了过去70多年的案例，所列举的例子触目惊心。

在斯克兰登教区（Scranton），有教士强奸了一个女孩导致她怀孕后堕胎。这个教士的直接上司，即所属地区的主教，写信道：“这是你一生中的困难时刻，我很理解你的困扰。对你的悲伤我感同身受。”

然而，这封信并不是主教写给这个女孩的，而是写给这位教士的。

这份报告得出结论说，这些恋童癖之所以能够侵犯儿童是因为教会将这些受到指称的神职人员转移到其他教区，以掩盖他们的罪行，而且不向警方报告。

教会行动

天主教目前在全世界各地有12亿信众，几乎每个国家都有。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不断被揭发的神职人员性侵丑闻，对天主教会带来巨大的冲击。外界自然将注意力转向教会最高层。

在现任教皇方济各之前，退休的前任教皇本笃十六世曾经被批评包庇掩盖教会神职人员所犯的性侵罪行。对外界的批评，本笃十六世2013年曾在一封信中公开否认。

他承认教会性侵问题的可怕，但坚持认为神职人员并没有大于其他人的恋童癖倾向。

他写道：“我从来没有掩盖过这些事情。邪恶的力量在教会中深入到如此程度，是我们痛苦的根源。一方面我们必须接受这样的痛苦，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让这样的案件不再发生。根据社会学研究，神职人员犯下此类罪行的比例，并不比其他可比的职业更高。”

独身禁欲

长期以来有人认为：天主教会神职人员的性侵问题，与教会规定的独身禁欲守贞（celibacy)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对此，天主教会内外都表示了不同的看法，否认这两者之间的必然关系。

2017年3月，教皇方济各在接受一家德国杂志采访时曾经表示，他对天主教会接纳已婚男性担任神职工作持开放的态度。实际上，天主教会的确也接受过从基督教皈依天主教的已婚男性，也接受过成家后的男性修道成为神父，不过这样的特殊情况并不多见。

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布兰卡契教堂（Cappella Brancacci）内的一幅15世纪的壁画，描绘圣彼得的生平事迹：让提比萨寡妇复活。

然而，天主教会要求神职人员独身禁欲，却也是人尽皆知的事实。有评论人士认为，如果天主教会果真开放对神职人员的独身禁欲要求，那应该是对早期基督教传统的回归而并非离经叛道。

在基督教历史最初的1000年当中，神职人员生儿育女并不少见。被罗马天主教尊为第一任教皇的圣彼得（Saint Peter），便是已婚之人。《圣经》新约几大福音书中多处有记载的一个传奇故事，是耶稣医治好他的岳母。

清规戒律下的天主教神职人员私生活，向来是外界关注和好奇的隐秘世界。

2016年，BBC曾经获得一些信件，揭示已故罗马天主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和一位名叫安娜-特雷莎·蒂米尼卡（Anna-Teresa Tymieniecka）的女哲学家保持了超过30年的私人关系。

教皇道歉

2013年3月教皇方济各当选后，他对神职人员性侵丑闻给教会带来的冲击应该完全了解。

2014年7月，他与分别来自爱尔兰、英国和德国的6名性侵受害者见面。在一次不公开的弥撒中，当着这6位受害者的面，他做出了道歉。

调查称澳洲7%天主教神职人员涉性侵儿童——现年82岁的教皇方济各，多次就天主教会人员性侵行为道歉。

根据梵蒂冈之后发布的消息，教皇方济各说：“在上帝和他的子民面前，我为神职人员对你们犯下的性侵罪行和罪孽表达我的悲痛。”

“我卑谦地请求你们的饶恕，我祈求你们也饶恕教会领导层。他们没有对性侵受害者以及家人的报告作出足够的回应。”

此后不久，教皇增加了8名新成员加入保护未成年人委员会，他们分别来自非洲、大洋洲、亚洲和南美。但这个委员会很快就受到辞职事件的冲击。委员会中仅有的两位曾受过性侵的成员，玛丽·柯林斯（Marie Collins）和彼得·桑德斯（Peter Sanders）提出辞职。

玛丽·柯林斯曾在13岁时被神父猥亵，她写出一封公开信表示，虽然教皇有意解决神职人员性侵问题，但是梵蒂冈的官僚作风却不断阻碍改革提议的进行。

这个委员会曾经建议，对于所有性侵受害者和幸存者的来信都应该做出回复，结果她却发现根本就没有人收到过任何回复。

她在信中写道：“我发现自己无法一边听着公开讲话中所谓教会深切关心那些受侵犯者的人生所受的苦难，一边在私底下眼睁睁看着梵蒂冈有人拒绝承认这些人曾经写过信。”

她在信的最后说：“这恰好反映出教会对整个性侵丑闻是如何处理的：在公开场合措辞精细，但是关起门来却是完全相反的做法。”

对此，教皇方济各决定打开大门：梵蒂冈今年2月21-24日召开了“保护教会未成年人”峰会。

BBC宗教事务编辑马丁·巴希尔（Martin Bashir）分析指出，这是教廷针对性侵问题采取的“史无前例”的行动。

“对现年82岁的教皇方济各来说，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比这个问题更加紧迫和充满挑战。”

谢选骏指出：这样藏污纳垢的教会，其实就是耶稣基督所斥责的贼窝——大祭司变身为教皇，文士和法利赛人变身为各种神学家和“神职人员”。


《2020年，性侵儿童的天主教神父们》（2020-11-25 新闻）报道：

当我们讨论暗网上的儿童虐待色情影片，总觉得这类骇人听闻的事件，永远只会存在于黑暗的网络臭水沟里。但很难想象，现实世界中有一群天主教神职人员，正在以上帝的名义将魔爪伸向无辜的孩子。

最近，一位朋友提供给我一份多达400页的文件。我打开以后，不禁危坐并倒抽一口凉气。我意识到，真正的恶魔也许从来没有滚回地狱。他们就游荡在福音环绕、阳光明媚的教堂。

2020年11月10日，梵蒂冈教廷首次公开了一份报告，其中记录了原天主教华盛顿特区大主教麦克卡里克在其所任职位期间性侵多名未成年人的指控和证词。

2020年11月20日，梵蒂冈官方发布的报告

除此之外，又有一个名为Bishop Accountability的网站专门统计了美国在1950年-2004年其间受害儿童的年龄。

统计证实，这段时期内的117名受害者的年龄段主要是8岁至14岁。

昔日信徒眼中神圣的天主教教堂，在这个月彻底崩塌。

对于民众来说，可怕的不是丑陋的撒旦，而是披着圣光的魔鬼。

本次性侵报告的主角，是一个叫做麦克卡里克的人物。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他作为地方社区主教，一方面做为美国地区的大主教，走访于各个国家宣传爱与和平；另一方面，他也悄然间性侵了十多名未成年人。

麦克卡里克在2000–2006担任华盛顿特区大主教

1993至2016年间，关于麦卡里克涉嫌性侵猥亵儿童一事，受害者投向美国主教和梵蒂冈教廷的举报信，密集得就像《圣经》里埃及的雹灾。

神通广大的教会此时却像失去了“神识”，屏蔽了信徒的哀号，并未展开彻底调查。

2018年10月6日，迫于信徒们汹涌的民怨，罗马教廷宣布，教皇方济各决定对前教区麦克卡里克红衣主教展开彻查。

2019年，罗马教廷解除了麦克卡里克所有的职务，麦克卡里克由此成为天主教教会中首位被辞退的大主教。

最后一句话是“教会誓要将恶魔除掉”。

在这份449页的报告里，一位匿名母亲在20世纪90年代指控麦克卡里克性侵她的儿子们，她这样描述这个恶魔神父的所作所为：

“我从厨房出来，看见Ted(麦克卡里克)坐在我的两个儿子中间，两只手搂着他们，并且将自己的手伸进其中一个孩子的大腿内侧，不停地按摩……”

麦克卡里克的犯案地点除了受害者家中，还有一个臭名昭著的“海滨度假小屋”，每年他会邀请许多年轻男孩一起去参加这个夏令营。

麦克卡里克在Metuchen教区担任主教期间，将“Uncle Ted”（泰德叔叔）作为自己的亲昵称呼，并创立一项传统，把每年的夏令营活动叫作“Uncle Ted's Day”。

臭名昭著的海边小屋

受害者们指控，就在这间外观洁净的小屋，麦克卡里克肮脏床榻另一侧的男孩儿，被换了一个又一个。

根据US NEWS的报道，每天晚上，麦克卡里克都会爬上他们的床抚摸他们的下体。

无独有偶，在2018年，曾经的一名受害者詹姆斯·格赖恩（James Grind），首次公开指证麦克卡里克的罪行。

"麦克卡里克背叛了我的信仰"

他在采访中，揭露了主教麦克卡里克曾对他进行过长达18年性侵害的发指行径。

“麦克卡里克在教堂的忏悔室里多次抚摸我的身体，并且告诉我这个行为是忏悔的一部分，随后他便抚摸了我的生殖器。”

“虽然我不会每天见到他，但是每次我见到他，他都会对我动手动脚。”

“当我被家人带去教堂拜访他时，我心中对上帝的信仰早已破碎”

James还展示出了当年他收到麦克卡里克寄给他的两封明信片，做为证据之一。

一张来自梵蒂冈，另一张来自佛罗里达州。

两封名信片的结尾都有非常亲密的字样“Love You, Uncle Ted"。

“Uncle Ted”（“泰德叔叔”），是麦克卡里克的谐称，麦克卡里克要求他性侵的儿童们都这样称呼他。

James Grind在内，许多受害者们的人生都笼罩在性侵的阴影之下，他们会开始酗酒，用吸毒麻痹自己，有人甚至尝试自杀。

多数受害者选择沉默，而James直至61岁，才鼓起勇气站出来指证麦克卡里克的罪行。

如今，麦克卡里克作为梵蒂冈教廷第一个因儿童性丑闻而被除名的大主教，非但没有成为一个句号，反而成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为什么事隔几十年后，罗马教廷才愿意对儿童性侵丑闻做出公开说明？

这究竟是天使玩起了魔鬼的把戏，还是天堂高速公路的收费站太多，信仰疲敝。

事情，远没我们想得这么简单。

天主教神父的性虐丑闻，每年都在上演，已经不是什么新鲜话题了。

在前教宗保罗二世和本笃十六世的包庇下，天主教的许多秘密都被隐藏了起来。

教宗，就是上帝在人世间的代理人、沟通者，对于他们来说，丑事不出高墙就是最好的解决方法，教会的圣名绝不能被丑事玷污。

天主教现任教宗方济各在舆论的压力下，最终选择推倒这面遮羞墙，揭开部分神职人员性侵丑闻的真相。

在1970年至2015年期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教堂收到900多宗投诉，涉及3,000多次儿童性虐待事件，涉及900多名神职人员。

有的研究报告是这么评价性侵网络流程的，性侵儿童——威胁儿童——包庇性侵的神职人员——掩盖证据——贿赂政府人员。

2019年NBC新闻报道：“至少有1700名神父或是神职人员被指控性侵孩童”。

即使有这么多的神职人员被指控，教会高层选择沉默。

有一位德高望重的大主教维加诺（Vigano），一直不断地写信给教廷举报麦克卡里克登神职人员；但是教廷依然没有任处理结果。

甚至在2019年的时候，麦克卡里克在被多方证据指控的同时，还可以自由出入梵蒂冈，参加各类天主教活动。

在《教宗的继承》中的这段对话，揭露了教会高层的状态，教会正在建立高墙将自己围起来

问题来了，麦克卡里克如何被教会层层包庇？

华盛顿邮报2019年的一篇文章《枢机主教麦克卡里克行贿各级神职人员超过60万美金》，揭露了这些阴谋能被彻底掩盖的本质——自上而下的包庇。

其中就包括了两位声名显赫的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和本笃16世。

在华盛顿邮报提供的资料中显示，麦克卡里克为了贿赂各级官员、掩盖丑闻、晋升，开出过一共200张左右的支票。

其中，麦克卡里克在2001到2005年，向教宗保罗2世转账9万美元；本笃16世教宗在2005年收受29100美元。

因此，如果教会高层想要掩盖丑闻、撤销指控地流程是这样的：首先，花钱解决指控，请律师申请私下赔偿；其次,将被指控的神职人员会被调往别的教区。

洛杉矶大主教管区为了掩盖上世纪90年代的性虐待丑闻，就将被指控的教士调离原岗位，去一个新的完全陌生的教区“重新开始”，类似“政治避难”。

2007年，洛杉矶大主教管区为了与508名性侵受害者达成和解，总额达6.6亿美元，创历史新高。

2004年至2012年，仅美国天主教会已花费26亿美元用来处理性侵指控。

要知道，在2017年的时候，世界银行用于改善约旦儿童教育的一个项目，耗资也仅仅2亿美元。

想象一下，天主教教会每年用于赔偿性侵的钱，可以资助全世界多少贫困儿童完成学业。

梵蒂冈教会之所以能够摆脱性丑闻，除了巨额的贿赂资金外，还归功于他们巨大的影响力。

首先，天主教拥有庞大的信徒，根据梵蒂冈的统计数据，2010年天主教信徒已达到10亿人。而2019年已达到12亿人口。

而教会的大部分资金是来自教徒们的捐款，信徒认为将自己的财富的一部分奉献给上帝，是服侍上帝的行为。根据福布斯2020年的数据，仅美国天主教会，就收获了14亿美元的捐款。然而，某些教会却将善款的一部分用于掩盖、处理性侵丑闻。即便如此，在大部分信徒心中，教宗是上帝的代理人。

其次，教会并非彻底与政府脱钩，教会在天主教国家里的影响力非常深远；以麦克卡里克为例，他作为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大主教，与美国政府高层的互动非常密切。——与时任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在白宫合影。

而纽约天主教会就曾在2016年支付给政治说客210万美元，用以阻止儿童性侵法案改革。当梵蒂冈的一些高层花高价去私下解决这些性丑闻的时候，他们不仅背叛了上帝；同时，他们买入的是一张张“性侵儿童赎罪卷”。

只不过，这些赎罪券不是用来赎上帝的罪，是用于逃避法律的审判。麦克卡里克是一个恶魔，但他只是众多性侵者中的一员。来自美国Rockville教区的神父格雷格（Gregory Yacyshyn），在进行圣餐仪式的时候，就性侵了一个8岁的小女孩。除此之外，其中最大的一次宗教丑闻还登上了《时代》杂志。

2010，3月29日的时代杂志封面专题：“教宗的噩梦”

20世纪80年代，大约有35,000名儿童被安置在天主教的收容所、学校等机构中。其中，有多达2000人告诉委员会，他们在这些宗教机构里受到了神职人员的性侵和虐待。

2018年，当方济各出访爱尔兰时，一名抗议者挥舞着横幅，指责教皇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恋童癖团团长”。

2020年1月14日，法国主教Preynat 在刑事审判中承认，他有一个“爱抚”男童子军的习惯，他认为这样可以给他带来“性快感”；1971~1991年间，他共猥亵了80名童子军。调查显示，教会学校性侵儿童的通常手段涉及“手淫、口交、阴道强奸和肛门强奸”；并且伴随着“严重殴打”。

各类形式的体罚，对于教职人员来说更像是SM的仪式

天主教会运营着世界上最大的民办学校系统。截至2016年，教会支持了43,800所中学和95,200所小学；并且将宗教教育作为课程的核心内容。

有的家长以为将孩子送入教会机构是为了离上帝近一点，没想到送进的不是圣主学堂，而是魔窟。这些衣冠禽兽不仅玷污了孩子们善良的灵魂，而且摧毁了一个又一个的家庭。讽刺的是，在一个绝对虔诚的天主教社区中，神职人员的地位和威望是高于一切的。所以，在很多性侵事件中，神职人员可以轻易获取受害者父母的信任，这一份对神的信任，却可以被人为地随意践踏。

在从小的启蒙教育中，父母一直灌输给小孩一个观念：神职人员（messager of god）是上帝的使者，是亲近的人，就像从小认识的社区邻居一样。所以，神职人员对孩子做一些过于亲密的动作时，年幼的受害者并不知道这是不正当的行为。而当这些受害者年纪稍长的时候，他们早已不会跨入那个诚心做礼拜的教堂，从而选择酒、毒品、自残，来麻痹他们的心灵。

这让我想到《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开头那一幕，有位圣人每天在森林里祷告、歌颂、赞美上帝，但他却不知道，上帝已经死了。

谢选骏指出：上帝并没有死，而是说这话的人自己死了——“上帝之死”神学出笼盛行不久，欧洲就爆发了世界大战，千百万人头落地。


【30、神话生命的基本特征】


《神话里的人兽合体动物为何让人不安？》（布洛克·巴斯蒂安，墨尔本大学（Brock Bastian）2017年3月22日）报道：

在希腊神话中，客迈拉（Chimera）是一只有着狮头、蛇尾，背上还生出了山羊头的吐火怪兽。

正如这样的形象使希腊人恐惧，当加利福尼亚萨克生物研究学院（Salk Institute）出现第一例成功的人猪杂交胚胎时，人们同样因脑海中浮现出客迈拉这样的形象而感到恐慌。实际上，此类人畜杂交物种通常都被称作"客迈拉"。

尽管人畜杂交方面的科学进步为我们提供了通过移植在动物身体当中培育的人类器官的可能性，但这样的做法仍会令许多人感到恶心。正是因为人们怀着这样的厌恶之心，上述研究项目的研究资金被暂停了。

杂交动物——正如有关客迈拉的希腊神话——即令古希腊人感到好奇，又使其感到厌恶。

看来，人们就是无法忍受在猪的身体里培育人类肾脏的想法。

鉴于该研究巨大的潜在成果，人们对其的反对不应仅仅基于恶心、反感等轻微的心理反应。在若干方面，人们长久以来都以根深蒂固的思考方式看待人畜杂交，这使得人们很难在这件事上明辨是非。

违反自然？

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就像听到混合西兰花和土豆泥这种吃法的六岁儿童一样。我们还是愿意让事物保持其纯净的原貌。不论杂交动物，还是混血儿童，那些用事物底层的本质去定义世界的人倾向于去拒绝"不纯"的东西。

何为"事物底层的本质"？这一概念指的是，事物具有确定的必要特性，这些特性对事物保有其本来面貌至关重要。所谓猪的身上有独一无二的"猪性"，人的身上有独一无二的"人性"。

然而，在生物学当中，至少并不存在与该说法对应的事物的本质。我们都是相同的几样物质混合起来的，比如蛋白质和氨基酸。甚至奠定个人特性的基因和DNA也是物种共有的，比如人类和老鼠体内大约90％的DNA是相同的，我们与蛔虫体内大约35％的基因是相同的。

但这样的事实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能摆脱看待什么使一只老虎看起来更纯正，什么使一把椅子看起来不纯正的固有方式。直觉让我们一想到"老虎山羊"就感到局促不安，但"椅桌子"的概念却令我们感到新奇。

蝎狮曼提柯尔（manticore）是中世纪动物寓言故事中一个人畜杂交的例子。

将人类和动物合二为一的生物研究被视作反自然的、令人作呕的概念（就好比我以前点过的一道菜"叻沙味意大利烩饭"），它使人们的内心产生不理智的恐慌，好像"人猪"会逃离实验室，占领世界一样（正如我害怕意大利-马来料理会极速崛起）。

虽然"人猪客迈拉"漫游地球的可能性非常之小，但是正如希腊人，我们对杂交物种的畏惧助长了我们心中的这一想法：杂交物种是可怕的。

虽然大部分杂交物种会使人们感到不愉快、害怕和恶心，但也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是这样，比如博伊森莓（boysenberry，一种由树莓、黑莓、悬钩子和罗甘莓杂交而得的水果）和克莱门氏小柑橘（柑橘和橙子的杂交结果）。我们拿这些水果作午餐时可是一点都不为难呢。

显然我们是能够欣然接受某些杂交物种概念的，而这一态度也不仅仅局限于植物。我们从未觉得骡子有什么值得警惕的地方，然而骡子事实上是一头公驴和一匹母马交配的结果。那么狮虎、虎狮、斑马猴、山绵羊，或者蜜蜂水牛听起来又如何呢？

也就是说，虽然我们畏惧大多数杂交物种，但我们并没有排斥所有的杂交物种。也许我们对生物物种杂交概念的排斥——当人类DNA成为杂交的一部分，特别是当我们听到将人类DNA与其他动物的DNA杂交时——更大程度上是心理问题。

我们不是动物

人猪杂交引发人类焦虑的一个原因是，这样的杂交会造成我们对自身死亡的恐惧。用猪的身体就可以培育出你需要的胰腺，这足以提醒我们：人类就是动物，此种生物关系上的提醒着实会触动人们心中巨大的担忧。

人们曾经普遍相信，如今依然有许多人这样认为——类有灵魂，而动物没有。这样的认知使得人类感到自己更高级、更高高在上，甚至觉得自己存在于生物秩序之外。然而在山羊体内培育人类的心脏，这一概念会粉碎我们在认知上的此种自我保护，让我们感到恶心，感到懊丧。

人畜杂交让一个人不得不去思考这样一个我们无法避免的事实：我们终有一死。避谈人类的动物性，我们也就想当然地不去思考，人类只不过是会死的生物有机体，总有一天要化为土地的肥料。

如果人类利用猪来培育人类器官，那么我们是否会更少地食用猪肉呢？

人畜杂交让我们感到不安的另一个理由是，如果你身患严重的肝硬化，而用你叔叔家农场里的一头猪就可以培育替代肝，这会给你的味蕾造成困扰。我们吃猪肉，但我们不吃人。如果某头猪在过去的六个月里培育了你所需的肝，你还会食用这头猪身上的肉做成的培根吗？

更让人们无法接受的是"猪人"这一概念，它扰乱了我们的道德指南针。生物学上的猪人杂交提醒人类，我们和猪具有相似性，而当我们品尝油煎培根的美味时，我们才不愿意想起这一点呢。

人们会刻意将可食用动物和不可食用动物区分开来，这有助于我们消除内心拿动物满足口腹之欲的不适感。而可食用动物和不可食用动物之间模糊的界限就造成了诸如2013年"马肉事件"发生时，人们对马肉汉堡的愤怒；人们通常认为，马是宠物和人类的好朋友，不可做食物。

如果说将宠物和食用动物混为一谈让我们感到不舒服，那么将那些为人类提供食用肉的动物和人类自身混为一谈更是会引发我们的道德及味觉疑虑。

除了给我们的味蕾造成困扰之外，人畜杂交概念令我们感到困惑的还有一点：我们无法说清，我们是在动物体内，还是在半人体内培育自己所需的器官。确实，在人体中培育器官这一概念所描绘出的是一个反乌托邦的未来。

最后，虽然古希腊人对神话当中的杂交野兽非常警惕，但今天我们反对在猪的胸腔内培育人类心脏，与现实的自我焦虑和对道德秩序破坏的疑虑有很大关系。

我们是否应该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或者说得更宽泛，为了满足人类的需要利用动物，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但可以肯定地说，我们对人畜杂交方面科学手段进步的畏惧——以及胃里翻滚的厌恶和恶心——很大程度上来自这一事实：人畜杂交动摇了我们所认为的人类独特性，破坏了我们的道德优越感，与对杂交物种本身的担心并无多大关系。

谢选骏指出：人说“杂交动物——正如有关客迈拉的希腊神话——即令古希腊人感到好奇，又使其感到厌恶。”——我看这是因为作者不懂，人兽同体（包括人鸟同体），正是神话生命的基本特征。这一点我在1986年出版的《神话与民族精神——几个文化圈的比较》一书中，已经展示过了。希腊诸神，即使高度人化了，也都有其动物遗形。中国帝王也是如此，例如“真龙天子”、“人中龙凤”等等的说法，可见遺續一斑。


【31、神话学不该为政治服务又不得不为政治服务】


佚名网文《中国创世神话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报道：

2008年10月16日（星期四）至17日（星期五），“中国创世神话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竹园宾馆召开。此次会议由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主办，中国神话学会协办，与会代表来自中国大陆、台湾、荷兰和美国等地。

本次会议主要研究中国汉族与少数民族文化中的创世神话，从跨文化视野关注世界各地多样的创世神话。会议围绕以下三个主题展开研讨：1）中国创世神话的研究史回顾与反思；2）中国创世神话的多样性与分类问题；3）中国创世神话研究的新材料与新领域。

会议论文的中、英文版将于2009年出版。 

瓶子同学手头有无电子文本？有的话，不妨先将目录贴将上来，让未到场的同学有机会望梅止止渴也好啊。 是丫是丫，据说这次神话会议高人很多，不能拜读大虾们的全文，贴出来个名目也好啊。 

会议议程

2008年10月16日

09:00-09:45  开幕(Opening)

主持(Chair): 朝戈金(Chao Gejin)代表主办方致辞(Welcome Speech)

发言人(Speakers):

米尼克·希珀(Mineke Schipper)代表荷兰合作方致辞

叶舒宪 (Ye Shuxian)代表中国神话学会致辞

09:45-10:00 团体合照(Group Photo)

第一场 Panel One

10:00-12:00

专题发言(Theme One): 比较文学视野中的创世神话研究（Creation Mythology under Perspectiv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主持(Chair):  吕微(Lü Wei)

发言人(Speakers):

米尼克·希珀(Mineke Schipper): 创世和起源神话中的人类之始：一种比较研究（Beginnings of Humanity in Creation and Origin Myths: A Comparative Approach）

叶舒宪(Ye Shuxian): 从女娲到女蛙——中国的蛙神创世神话及信仰背景（From Nü Wa to  Female Deity Frog: Creation Myth of Frog Deity and Related Beliefs）

马克·本德尔(Mark Bender)：苗族和彝族创世史诗中的环境观念（Perspectives on the Environment in Miao and Yi Creation Epics）

12:00 - 13:00 午餐(Lunch) 竹园宾馆餐厅(Dinning Hall of Bamboo Hotel )

第二场 Panel Two

14:00 - 17:00

专题发言(Theme Two): 中国少数民族创世神话研究(Study on Creation Myths of 

Ethnic Groups in China)

主持(Chair):  杨利慧(Yang Lihui)  钟宗宪(Chung Chung Hsien)

发言人(Speakers):

刘亚虎(Liu Yahu): 中华民族创世神话的典型型式及人文精神(Types and Spirits of Chinese Genesis Myths)

那木吉拉(Namujila): 阿尔泰语系诸民族与日本不死水神话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y on Water of Immortality Myths Shared by Altaic Language Ethnics and Japanese)

鹿忆鹿(Lu Yi-lu): 文化起源神话——试论台湾原住民的火种神话(Mythology of the Cultural Origins: Discussion of the Tinder Myths of Taiwanese Aboriginals)

王宪昭(Wang Xianzhao): 中国少数民族创世神话分类问题探析(Explore and Analysis of Chinese Minority Creation Mythology Classification)

吴晓东(Wu Xiaodong): 盘古神话：开辟天地还是三皇起源(Pan Gu Myth: Creation or Origin of Three Sage ‘Kings’)

15:30-15:50 茶歇(Tea Break)

18:00- 20:00 晚餐(Dinner)  后海边（Hou Hai Area）

2008年10月17日

07:30-08:30 早餐 (Breakfast)  竹园宾馆餐厅(Dinning Hall of Bamboo Hotel)

第三场 Panel Three

09:00 - 11:30

专题发言(Theme Three): 神话学史的反思(Refection on Scholarship of Mythology)

主持 (Chair): 叶舒宪 (Ye Shuxian)

发言人(Speakers):

杨利慧(Yang Lihui): 反全球化与中国神话的重构：电视系列剧《哪吒传奇》研究 (Anti-Globalization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Chinese Myths: A Study of the TV Series The Legend of Nezha)

户晓辉(Hu Xiaohui): 卡西尔与神话的批判现象学(Cassirer and Critical Phenomenology ofMyth)

陈连山(Chen Lianshan): 鲧、禹神话研究中的“捞泥造陆”说献疑( Interrogating ‘Dragging for Mud and Creating Earth’ in Study of Gun and Yu Myth)

林炳僖(Lin Bingxi): 中韩创世神话初探(A Study in Sino-Korean Creation Mythology)

12:00- 13:00 午餐(Lunch) 郭林家常菜(Guo Lin)

第四场 Panel Four

14:00 – 17:00

专题发言(Theme Four): 中国典籍神话(Creation and Origin Myths in Chinese Literature)

主持(Chair): 鹿忆鹿(Lu Yi-lu) 陈建宪(Chen Jianxian)

发言人(Speakers):

刘毓庆(Liu Yuqing): 太行太岳神话系统与中国文化精神( Taihang Taiyue Myths System and Spirit of Chinese Culture)

钟宗宪(Chung Chung Hsien): 女娲伏羲神话的创世思维刍议( The Research on the Thoughts of Creation in the Myths of Nü Wa and Fu Xi) 

高莉芬(Catherine Kao)：神圣的秩序——《楚帛书·甲篇》中的创世神话及宇宙观(Sacred Order: Cosmogonic Myth and Cosmology in Part I of the Chu Silk Manuscript)

刘宗迪(Liu Zongdi): 七重的宇宙：印度须弥山神话原型考(Seven Layers of Cosmos: Archetype of Mt. Meru Mythology of Hindu)

黄  悦(Huang Yue):《淮南子》创世神话研究 (Study on Creation Myths of Huainanzi)

15:30-15:50 茶歇(Tea Break)

17:00-18:00 闭幕(Closing) 

主持(Chair)：朝戈金(Chao Gejin)

发言人(Speakers):

米尼克·希珀 教授( Mineke Schipper)

叶舒宪 教授(Ye Shuxian)

18:30-20:30 晚餐(Dinner)  花家怡园(Hua Jia Yi Yuan)

“中国创世神话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作者：朱刚 

2008年10月16日至1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主办的“中国创世神话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中国大陆、台湾、荷兰和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25位专家学者，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和专业领域，就中国汉族与少数民族文化中的创世神话展开了深入讨论。会议围绕以下三个主题展开：1）中国创世神话的研究史回顾与反思；2）中国创世神话的多样性与分类问题；3）中国创世神话研究的新材料与新领域。以下按照会议流程及个人发言情况，择要述之。

会议开幕式由会议主办方代表，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朝戈金主持。他简单介绍了会议的缘起及学术初衷：作为国际学术交流的重要项目，本次会议是民族文学所与荷兰莱顿大学前期合作（英雄史诗）的延伸，体现了民族文学所积极参与国际对话、推动学科发展的研究思路。会议目的在于，通过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少数民族的创世神话，使不同的理论观点得以正面交锋，以此促进神话学界在某些问题上的思考，为学术研究乃至文学创作提供灵感，同时推动少数民族神话的研究。之后，会议合作方代表荷兰莱顿大学米尼克·希珀（Mineke Schipper）教授以及中国神话协会会长叶舒宪教授，也就项目的合作情况进行了简单的说明。开幕式后，主题发言随即展开。

比较文学视野中的创世神话研究

荷兰莱顿大学教授米尼克·希珀首先发言，题为《创世和起源神话中的人类之始：比较研究一例》（Beginnings of Humanity in Creation and Origin Myths： A Comparative Approach）。通过世界范围内神话的比较研究，希珀归纳出神话学的三个基本命题：造神、造人、创造宇宙。她认为神话是一种人类对于安全感的文化表达；创世意味着秩序，与黑暗或虚无相对。她试图解决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创世和起源神话为何和如何为这个星球上的第一个人的生活创造条件？希珀的研究理路为跨文化比较研究，强调两种角度即远距阅读（distant reading）及近距阅读（close reading）的界分，致力于通过不同文化和传统的比较发掘它们之间的相似性或共通性。而对于那些共享的文化要素，她认为可能是人的流动所致。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叶舒宪的发言《从女娲到女蛙——中国的蛙神创世神话及信仰背景》，提出了“第四重证明”的观点。他认为，视觉意象可以构成除去文字、考古物、口传资料以外的第四重证据，通过它可以看出先民的神话世界观。所以，要解读中国史前艺术中的蛙人形象，最好的途径不在于纯文献上的探讨，而是诉诸出土和传世的各种蛙人实物图像，并且尽可能地还原出其形而下的谱系的历史。他将图像叙事和文字叙事联系成为同一种神话信仰传统的不同表达方式，在宏观的纵深视野中重新解读了少数民族的蛙神创世神话，并将其视为史前图像叙事的蛙神神话信仰在后代口传和文本中的遗留形式。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副教授马克·本德尔（Mark Bender）在题为《苗族和彝族创世史诗中的环境观念》（Perspectives on the Environment in Miao and Yi Creation Epics）的发言中，将“生态文学”（eco-literature， green literature）及“民族志诗学”（ethnopoetics）的方法用于西南少数民族的创世史诗研究。他认为，苗族和彝族创世史诗中对于自然界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描写十分详细。这种对于人、动物、植物、环境之间关系的叙述，将两种看待自然的观念同时囊括：“自然多元主义”（multi-naturalism），以及“文化多元主义”（multi-culturalism）。前者认为人类与动植物是同一的，后者将人类与自然界对立起来。这两种观念在其他民族的创世史诗中同样可以找到。

中国少数民族创世神话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所研究员刘亚虎的论文《中华民族创世神话的典型型式及人文精神》，先通过追溯先秦至汉古籍中有关创世神话的记载，总结出中国创世神话的三种典型形式；然后，结合活形态的少数民族创世神话，对这三种形式的叙事展开具体分析，对这些形式萌生的生活基础、人们创造这些型式的深层心理动机以及它们所体现出来的人文精神进行了探讨。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那木吉拉主张从语言的角度来研究神话。在题为《阿尔泰语系诸民族与日本不死水神话比较研究》的论文中，通过疏理蒙古、哈萨克等民族和日本民族不死水神话，他发现，不死水神话在阿尔泰语系蒙古、突厥语民族和日本、朝鲜等诸民族中均有传承，而且以上民族的神话之间存在着相通性。在此基础上，通过故事类型学和母题比较的方法，他对各族不死水神话的异同进行了总结，勾勒出同类型神话的产生及发展变异的轨迹。

作为长期从事洪水神话研究的学者，华中师范大学陈建宪教授的论文《台湾原住民洪水再殖型神话的母题分析》，将学术视野扩展到了台湾原住民。他认为，通过对故事中可变母题和不可变母题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在这些故事在地理上可构成一定的故事圈，而且故事圈之间有交叉，进而形成故事层。通过对台湾原住民洪水神话中的可变母题和不可变母题之间的链接方式进行分析，运用语言学和考古学的方法，可以进一步描绘出洪水神话的具体分布。

台湾东吴大学鹿忆鹿教授题为《文化起源神话——试论台湾原住民的火种神话》的发言，在话题上可以视作陈建宪关于洪水神话的延续。鹿忆鹿认为，在取得火种这一母题层面，台湾原住民神话中关于取火方式的叙述在亚洲范围内具有独特性。与其它南岛民族不同，台湾原住民火种神话很少见到火种藏于身体的情节，而多见于鸟类取火的母题。同时，台湾原住民取火神话又常与洪水神话相结合，并非人类起源或宇宙起源神话的一部分。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所博士后王宪昭的论文《中国少数民族创世神话分类问题探析》，对既往利用西方类型学方法划分中国少数民族创世神话的做法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创世神话应该是以解释天地起源和万物起源为主的神话，在其分类上必须采用同一个标准。应该利用母题数据对中国少数民族创世神话进行逐级分解和多维坐标定位，解决同类神话的类型体系的合理性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所副研究员吴晓东的发言分为两部分。首先，他论述了《盘古神话：开辟天地还是三皇起源》一文的主要观点，即《三五历纪》与《五运历年记》里的盘古神话原本不是关于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而是一则关于天、地、人三皇起源的神话。后来将其视为盘古开辟天地的神话，皆为人们对这则神话的误读。因为盘古神话并非盘古开天辟地神话，那么将其他开辟天地的神话与之比较来寻找其源头自然是没有意义的。发言结束后，吴晓东又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对苗族“吃牯脏”的节日记实进行了展示，利用活形态的一手材料图解了创世神话在苗族具体的仪式活动中存在状态。

神话学史的反思

北京师范大学杨利慧教授的《反全球化与中国神话的重构：电视系列剧<哪吒传奇>研究》，对神话在当代语境中的重塑问题进行了讨论。她认为，中国的神话研究多集中于古典神话或神话在少数民族中的口头传承，而在另一方面，即当前社会和文化背景下，大众传媒如何展示和重现中国神话方面则存在着缺失。她的文章以《哪吒传奇》为例，探讨了传媒对于神话的利用和重现，以及中国神话正在经历何样的变迁，变化的原因何在等具体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户晓辉研究员对神话学研究中，只顾具体研究不问基本问题的做法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从事创世神话的搜集和研究，必须要搞清创世神话的概念，而不能将其当作不证自明的前提。其文《卡西尔与神话的批判现象学》，主张利用批判现象学纠正用神话的经验研究或发生学研究取代神话本质研究的做法，并通过把神话还原到自身，使一个作为本源经验形式的纯粹神话现象的世界展现出来，由此为神话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基点。

北京大学陈连山副教授的文章《鲧、禹神话研究中的“捞泥造陆”说献疑》，考察了鲧、禹神话研究中影响很大的“捞泥造陆”说的形成过程、各家的论证根据，并提出评论。根据陈连山的总结，自日本学者大林太良提出鲧神话的原型系捞泥造陆型神话后，鲧、禹神话原型的构拟研究出现了转折。作为此派学说的代表，胡万川的假说颇为有力，却也存在很多缺陷，陈连山对于这些缺陷一一给予了剖析。

台湾政治大学高莉芬教授的论文《重返创世纪：楚帛书与中国创世研究》，利用晚近出土的考古学证据长沙子弹库《楚帛书》，对中国创世神话的结构类型、神话思维模式及其宇宙论进行了重新审视。同时，该文也从“秩序”的角度探讨《楚帛书》中的创世论及宇宙观，指出了创世神话研究的新方向。高莉芬的论文与前述发言形成了呼应，如在创世神话的概念上与户晓辉形成对话，在“原水”的问题上与陈连山互补，在“原型”的问题上与吕微形成回应。

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生，韩国学者林炳僖的论文《中韩创世神话初探》，认为韩国创世神话之所以没有文献记载，是因为它们都是由巫师口传的，至今仍在韩国的社会生活中起着一定作用。在韩国，巫师口传的故事叫“巫歌”、“神歌”、“巫俗神话”、“本puli”等等。“本”的意思是“根本”， “puli”是“解释”的意思，即“说明根本的事”。因此，“本puli”就是具有韩国本土特色的创世神话，它们和盘古神话、女娲神话等有着类似的可比因素。尽管韩国没有发现文献记载的创世神话问题，但仍可从口传角度比较中韩创世神话。

中国典籍神话

山西大学文学院刘毓庆教授的论文《太行太岳神话系统与中国文化精神》，提出中国上古神话的两个系统：以鸟兽为主体的昆仑神话系统，以英雄为主体的太行太岳神话系统。太行太岳神话系统包括了中国神话最精粹的内容，渗透着民族童年的经验与感受，体现出了植根于山岳之中的文化特有的品格。这一文化精神在历史的流变中，分流为“精英文化”和“世俗文化”两个系统，这两种文化在历史中互渗、互补，彼此消长，绘出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曲线。

台湾辅仁大学钟宗宪教授的文章《女娲伏羲神话的创世思维刍议》，破题线索也是《楚帛书》的文献记载。他认为，创世神话具有较强的哲学倾向。通过探寻创世神话叙述层面之后所隐藏的神话流变脉络，可以看出其中的思维方式可能都来自于阴阳生成的繁衍观念。从相关记载来看，女娲应该是与土地有关的创世女神，伏羲则是天气与天象气候有关的创世男神。《楚帛书》记载的女娲、伏羲生四神，汉画像石中的女娲、伏羲交尾，其思维意义即为阴阳交泰、化育万物。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刘宗迪副研究员对上古神话与上古天文学之间的关系作出了考证，其文《九重天：佛典神话宇宙观与中国神话宇宙观之比较》立意在于通过创世神话的研究解释时空秩序的由来。在比较印度须弥山神话与中国古代天文学中的七衡六间图和《山海经》中的七对日月出入之山图式的基础上，刘宗迪揭示了印度须弥山神话的天文学渊源，同时他指出，华夏世界和印度世界对于宇宙观的想象具有同构关系。

北京语言大学黄悦博士的《<淮南子>创世神话研究》，对创世神话在民族文化和心理结构中的基础性地位及其在不同的群体中的演化规律进行了探讨。她认为，创世神话就是前现代社会世界观的基础，其本质皆出于现有认识和需要对远古的追溯性假说。由于人类早期经历和思维结构的一致性，世界各地的早期创世神话都具有一定的共同特征。在此过程中，各个族群的特征往往表现为对特定符号的个性化选择。但是，在文化传承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是书面文献的记载中，创世神话往往是出于现实目的积极选择的结果。

在为期两天的交流和讨论中，由于话题相对集中和具体，与会学者就创世神话中的各种问题展开了深入而有效的对话，有力地推动了神话学的理论思考。借用叶舒宪教授的说法，本次会议正如神话学的一次集中“会诊”，不同背景和本领的“医者”，就创世神话中的“疑难杂症”充分交换了意见，既解决了具体问题，又极大地推进了各人的认识。从长远来说，此次会议无疑会成为中国神话学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

来源：中国民族文学网 2008-10-27

谢选骏指出：上文错了，因为神话学不是医学，更不是政治。但是可悲的却是，神话学不该为政治服务又不得不为政治服务。因为开会需要地皮，还需要经费，吃喝拉撒、衣食住行、旅游观光、统战统销……大家都是碳基生物，因此不得不政治化。


《七重的宇宙：印度须弥山神话原型考》（原题《七重的宇宙》，会议发表的时候，改为《九重天》）

世界许多民族的创世神话中都存在一种七重的宇宙观，即认为宇宙是由相互重叠的七个层次构成的，其中，以佛教的须弥山神话最为典型。这一神话称，须弥山是宇宙的中心，日月绕须弥山而行，从而形成昼夜昏晓的变化。须弥山之外，依次环绕着以须弥山为中心的七重山、七重海，构成了世界的不同层次，第七重山之外，则为浩瀚的大咸海环绕，大咸海的四方各为一大洲，即东胜身洲、南瞻部洲、西牛货洲、北俱卢洲，大咸海之外则有大铁围山环绕，是为世界的边缘。

古代印度人关于宇宙结构的这一勾划，尽管瑰丽奇幻，但却并非纯粹出于想象，而是源于原始天文学，与先民们的时间知识息息相关。将须弥山神话与中国古代天文学中的七衡六间图和《山海经》中的七对日月出入之山图式相比较，就不难揭示印度须弥山神话的天文学渊源。

古人根据日月之运行规律将一年分为12个月，而先民们对日月运行的观察最初是根据日月相对于地面参照物（如山峰）的位置确定的，《山海经》中处于东西方地平线上的七对日月出入之山，就是先民们用来观察太阳在一年12个月间的方位从而确定月份和季节的地面坐标，而《周髀算经》中的七衡六间图则不过是这一天文学图式的形式化。印度神话中的须弥山中，日月出入于七重同心环绕的山峰之间，其与七衡六间图之间的同构关系是不言而喻的。

中国古代神话和宇宙观中，宇宙中心被称为昆仑山，昆仑山为众神所居，其山上与北极星对应，并且为日月所环绕，下为弱水包围。昆仑山与须弥山的相似性显而易见，因此，自从佛教传入中国，就有学者将昆仑山与须弥山相对比，并认为中土之昆仑说即源于印度之须弥山神话。此说尽管牵强附会，但却足以说明华夏世界和印度世界对宇宙观的想象不谋而合，亦足以说明神话宇宙观与原始时空知识之间的渊源关系。 

谢选骏指出：昆仑山到底是不是须弥山？这个话题又牵涉到了政治。神话学本来不该为政治服务，但却又不得不为政治服务——所以关于昆仑山与须弥山的故事，有的欲说还休，有的争论不已。神话学不该为政治服务又不得不为政治服务——因为政治本身也是一种神话，于是问题更加纠结复杂了。


【32、神圣的不可能是喜剧】


《七百年后，我们为什么还在读《神曲》？》（2021-04-09 文铮）报道：

整整100年前，中国读者第一次读到了被译成中文的《神曲》，虽然只有开篇的前三首，但也能让中国读者窥见这部诗作的伟大。1921年是但丁逝世600周年，上海著名的《小说月报》杂志辟专栏纪念这位欧洲中世纪最伟大的诗人。在一系列纪念文章中，这个被冠以《神曲一脔》之名的译本格外显眼，一是因为此前的二三十年间，通过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胡适等文坛领袖的介绍和鼓吹，这位意大利诗人对中国文学，乃至中国社会的变革与发展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二是因为译者钱稻孙以古雅的楚辞体迻译该诗，脍炙人口。

1．每个译本各有风格特色，也各有局限

其实，在20世纪初很长的一段时间，绝大多数中国人对但丁的认识和接受要先于对《神曲》的阅读，那时候国人对但丁的关注往往集中在他的民族思想和政治主张上，并没有很多人愿意仔细品读《神曲》。因此《神曲》的中文翻译相对滞后，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才相继出版了两个完整译本，分别是王维克的散文体译本和朱维基的自由体诗歌译本，至今仍在刊行。除了这两个全译本之外，新月派诗人于赓虞和北大才子吴兴华的节译本也颇具才情。但遗憾的是，这些译本都不是直接从意大利文原文译出的，虽然它们各自依据了优秀的英文、法文、德文等译本，甚至有的还参考了意大利文原文，但转译本毕竟有其局限，像隔着一层纱幔在欣赏风景。

真正从原文翻译《神曲》始于北大的田德望教授，他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用生命最后18年的时间以散文体通译了这部作品。田先生之所以用散文体，是因为在他看来，只有译者自己也是诗人，才能译出真正的诗来。田先生坦陈自己不是诗人，所以将《神曲》的内容老老实实地译为散文形式，并做了大量的考据和注释，为国人开辟了研习《神曲》的新门径。

译林出版社这个译本的译者黄文捷先生也不是诗人，但他的文化底蕴和对意大利语言的精准把握，以及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是这个自由体诗歌译本得以诞生的重要保证。作为意大利文学的研习者和资深翻译者，黄先生努力在翻译的艺术性与忠实度之间保持平衡，既能做到与原诗基本上句句对应，并尽量保持诗歌的结构、节奏和韵律，又能尊重欧洲古典语文学传统，参考意大利古今名家研究成果，发微抉隐、字斟句酌，而且注释详实，为我们深度阅读《神曲》提供了一个信实、流畅，而又不失诗歌之美的译本。

近年来，国内关注和研究《神曲》的人越来越多，新译本也不断出现，各有各的风格与特色，当然也各有各的局限和遗憾，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就像我们的《论语》《道德经》《红楼梦》也有不少英文译本一样，每个译本都是译者的解读方式，也有其一定的时代特征和“适用范围”。像《神曲》这样博大精深的作品几乎不可能有完美的译本，仅从英文译本的情况来看，几百年来，几乎每个世纪都有一两个公认的“权威”译本和十几甚至几十个“普通”译本出现。同样道理，《神曲》的中文译本，以及解读、评论和研究著作也应该是与时俱进、生生不息才对。

当然，《神曲》的很多妙处只能在意大利文原著中才能尽显。但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意大利人都是但丁迷或《神曲》的忠实读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除了在上中学时被老师逼着读过一些以外，也许一辈子不会再读。这种现象类似于我们中国人之于屈原的《离骚》，只不过《神曲》的长度是《离骚》的几十倍。

2．《神曲》难读的几个重要原因

《神曲》作为世界文学史上最重要的经典作品之一，读者却不是那么踊跃，即便硬着头皮读了，也觉得力不从心，这恐怕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神曲》写成之后的这几个世纪，世界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丁的世纪已经完全抽象成书中的文字和博物馆里的展品，最多是屏幕上的纪录片而已。所以我们发现，但丁的存在意识与现代人截然不同。在但丁的世界里，地球还处于宇宙中央，太阳和其他星球都围绕地球旋转，意大利只是一个地理的概念，诗人口口声声的“祖国”其实就是如今的佛罗伦萨，而当时最重要的政治势力是它南边的罗马教廷和阿尔卑斯山北面的神圣罗马帝国。此外，今人和古人的生活体验也完全不同。比如但丁一上来就说自己曾在一片幽暗的森林里迷失了道路，并用“原始”“险恶”和“举步维艰”这样的词来描述森林的恐怖，还说“现在想起也仍会毛骨悚然”。对于很少有机会步入原始森林的现代人而言，很难与一出城马上就能见到荒林蔽日的但丁产生共情。

其次，但丁的三观我们现代人也不易理解。他对天主教的信仰是极其虔诚的，一点也不会因为他对当时教会的痛恨而打折扣，因此他相信上帝的存在，也相信《圣经》中描述的事都真实发生过，还相信自己与神界之间保持着非同寻常的默契。虽然今天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意大利人仍是天主教徒，但与但丁那个时代相比，宗教在现代人心中的分量要轻得多，几乎已不再能支配人们的意志、判断和情感。但丁的家乡尚且如此，遑论其他地方。其实即便在但丁那个时代，大多数人也不会相信一个诗人真有上天入地的本事，他们读《神曲》就和我们今天读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和卡夫卡一样，知道这是一种文学的虚构，然而不同的是，那时候的人会比我们更乐于接受《神曲》中透射出的世界观，他们能敏锐地感知诗人但丁和主人公但丁的意图。这部长诗对于他们而言，除了艺术的享受和心灵的陶冶，恐怕还是天主的训诫和诗义的教化。

再次，《神曲》采用诗歌叙事的形式，这和我们现代人习惯的讲故事的方式大不一样，虽然有些译本呈现出散文体的面貌，但读起来依然不像读小说或散文那样直截了当，需要读者投入更多的注意力和想象力，乃至共情能力。特别是对于我们中国读者而言就更是如此，因为但丁这部长诗比我们以前读过的任何一首中国古代长诗都长得多，然而它遵循的韵律和规则却并不比我们的格律诗简单。

最后，也是我们最不好意思承认的一个事实，就是《神曲》的信息量太大，但丁在其中注入了太多的内容，极尽“东拉西扯”之能事，几乎每一行诗句都在考问读者的知识与耐心，如果不借助浩繁的注释，阅读过程会举步维艰。

3．通过但丁的眼睛，体验时空交错的感觉

也许我们还会找出更多的理由来回避对《神曲》的阅读，然而我们无法回避的是《神曲》以后的世界思想史和文学史都留下了它深刻的印迹，就连基督教中地狱、炼狱和天堂的形象也因为《神曲》的出现而变得更加具体，甚至与以前有很多不同之处。我们中国也不例外，自19世纪末但丁的名字被我们认识以来，无论是在戊戌变法、五四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中，还是在梁启超、鲁迅、胡适、茅盾、老舍、巴金这些伟大人物的思想和创作中，我们都会发现但丁和《神曲》清晰的痕迹。

时隔700年，这14233行诗句中蕴含的宏大力量，仍然能够穿越历史，跨越文化，不断焕发新生；虽然在不同时期和不同语言中，人们对《神曲》的诠释会与原作有很大差异，然而但丁仍然能够为读者提供足够的理由来欣赏他的这部杰作。无论世界千差万别，人们都能领悟到但丁通过《神曲》展现的文化，正如庞德和T.S.艾略特这两位超级但丁迷所说的那样，《神曲》的的确确是一部适合于每个人的作品，每个人都能从中发现自己的本性和希望，觉察自己的错误，明确自己的伟大使命，感受到认知世界万物的张力，同时也认识到我们不可能无所不知。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阅读《神曲》这部具有中世纪文化色彩和强烈宗教意识的作品呢？

现代读者想要看懂《神曲》，当然最好先了解一些但丁那个时代的背景知识，但这不是最关键的，如果你没有时间或没有兴趣，也可以像读小说那样随时翻开书页，甚至连序言都可以跳过，直接从“我走过我们人生的一半旅程”读起。如果你能克服诗歌体叙事给你造成的不适，而很快进入情境，就会发现但丁不仅仅是一位极具语言张力的诗人，同时还是一位极善于烘托气氛、刻画人物和制造悬念的叙事大师，也是想象力无边的筑梦者，他可以说自己在圣母的恩惠下步入了天国，也可以一本正经地说自己有死而复生的本事，还可以安排古罗马时代的伟大诗人维吉尔做自己的向导，他把这些想象注入了优美的诗句，尽管诗中呈现的内容与现在的生活经验相去甚远，但仍然可以吸引我们，打动我们。作为现代人，现实主义的生活态度与欣赏习惯会时时处处提醒我们要克服虚幻的想象，然而这样的提醒在面对《神曲》时会失去作用，因为我们的想象和愿望会被但丁紧紧绑缚在他诗歌的韵律中。

这样说来，我们在读《神曲》的时候，完全可以纯粹为了寻求审美的快感而忽略相关的知识、文化和思想，满足于那些光怪陆离的故事、美妙的场面和精妙的诗句，沉浸在作者为我们营造的或恐怖或神圣的氛围中。不过，如果我们肯多付出一些时间和精力，参照注释和其他必要的资料，从字里行间读出但丁或深或浅地埋藏在文字中的情感和思想时，那么最终收获的将不仅仅是故事情节带给我们的刺激与愉悦，还会有许多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感受和体悟，比如迷失、惶恐、罪恶、救赎、悔恨、无奈、徒劳、虔诚、安宁、幸福……同时我们也将收获但丁用他的才智为我们过滤出的纵横两千年的历史与文化。甚至我们还可以在慨叹古今之变的同时，体会到数百年来人类从未改变或变化甚微的东西，比如爱与恨、善与恶、欲望与理性，欢乐与痛苦，以及人类对身后世界的惶恐与憧憬。

然而在阅读过程中，在我看来，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要看清但丁的套路。在《神曲》中，但丁既是的作者，又是此番旅程的亲历者，这就决定了在整部作品中作者本人始终在场，他不会任由读者沉浸在虚构的故事中而忘掉作者的存在。相反，他会时时提醒读者听取作者的观点，因为作者如何看待和评价这些事物要比故事本身更加重要。如果但丁知道我们把《神曲》当作一部纯文学作品来读的话，肯定会非常失望。但历史与社会的发展已经不允许我们再赋予《神曲》那么多神学意义和价值了，理解《神曲》也并不意味着要认同但丁的一切观点，其实这种观点在《神曲》诞生后不久的文艺复兴时期就已经有人提出了，可见但丁的意识和思想不但与我们不同，即便与同一个世纪的人也大不相同。T.S.艾略特就直言不讳地说过，我们没必要为了阅读《神曲》而去接受但丁的哲学和神学思想。一位天主教徒之所以比非教徒更能理解《神曲》，不是因为他的信仰，而是因为他受到的教育。我们没有必要把《神曲》当成阿奎那的《神学大全》来读，信仰归信仰，文学归文学，这未尝不是好事，因为我们可以就此开辟新的道路，探寻新的阅读意义。

人们经常将《神曲》比作一部百科全书，但这样的比喻或许不能吸引更多读者，反而使他们望而却步。的确，但丁通过《神曲》为我们打开一扇通往陌生神奇世界的大门。但《神曲》与百科全书的区别在于，尽管百科全书的词条可以为我们讲述另外的世界或另外的书籍，但不会像《神曲》这样给读者带来丰富的阅读享受和人生体悟。但丁带领读者自由地游走于时空之间，一会儿见到古希腊的英雄，一会儿邂逅古罗马的拉丁诗人，一会儿遭遇法国的国王和罗马的教皇，一会儿又面对自己梦中的情人——我们通过主人公但丁的眼睛体验这种时空交错的感觉，又通过诗人但丁的叙述了解他伟大但未免任性的思想，这样的阅读乐趣难道不值得我们尝试吗？

但丁逝世700年后的今天，我们在距意大利万里之遥的中国纪念但丁，翻译、阅读、讨论他的《神曲》，这样的爱恐怕也能推动太阳和群星。

谢选骏指出：七百年后，为什么还有人在赞美但丁的《神曲》“这样的爱恐怕也能推动太阳和群星”？这是因为他她们不懂一个基本的道理——神圣的不可能是喜剧！因为最后审判是一个十分严肃的事情，很可能变成恐龙那样的遭遇。神圣的不可能是喜剧，但是荒唐走板的《神圣喜剧》还是受到了百年吹捧，尽管已经迟到了六百年——我发现，中国的学术界基本上都被出版商控制着，为了卖书，他们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甚至，把马列主义这种半吊子洋垃圾都捧上了天！因为半吊子洋垃圾卡尔·马克思说过《神曲》这个《神圣喜剧》几乎半通不通的好话，但丁也就随之鸡犬升了天。


【33、圣经传说与两河神话】


《古代美索不達米亞的心碎和苦難歷史》（July 2023 Vol. 11, No. 7 穆迪·拉希德）报道：

“心碎”的概念在楔形文字文本中多次出現，作為描述精神和身體狀況的隱喻。我們應該如何解釋這個措辭？今天是不是像心碎了？

阿特拉哈西斯史詩（大洪水）的第三塊石碑。古巴比倫（約西元前2000-1600年）。BM80385. 大英博物館的受託人。

圖1：阿特拉哈西斯史詩（大洪水）的第三塊石碑。古巴比倫（約西元前2000-1600年）。BM80385. 大英博物館的受託人。

西元前17世紀下半葉的某個時候，在巴比倫尼亞，一位名叫Ku-Aya的抄寫員在三塊石板上印上了一部楔形文字的創世史詩，講述了一場大洪水（圖1）。在故事中，眾神創造了人來承擔他們的辛勞。但是，當人類辛勤勞作的喧囂聲變得如此響亮，以至於擾亂了他們神聖的睡眠時，眾神派出了洪水來消滅他們的創造物。淘氣的智慧之神恩基（又名伊亞）找到了一種方法來警告一個名叫阿特拉哈西斯的人這個陰謀，並指示他建造一艘船來保存他能保護的生命。

阿特拉哈西斯在匆忙建造之前邀請他們參加宴會，然後尋求他的同胞的説明。當他們坐下來吃他們不知道會是他們最後的晚餐時，現實襲擊了阿特拉哈西斯。

“但是他進進出出：他不能坐著，不能蹲下，因為他的心碎了，他嘔吐了膽汁。“（第三版第二卷，第45-47行）。

這裡使用的表達方式——他的心碎了“——是動詞ep”打破“和名詞libbu的字面翻譯，這個詞的語義範圍很廣，除其他外，可以將”心臟“稱為思想和情感的器官，出現在許多情緒困擾的表達中。（例如，心臟可以“低”來表達可能是抑鬱狀態。）

“心”和“破碎”的配對不僅出現在巴比倫文學的著名作品中，也出現在高度技術性的醫學文本中，以及許多其他術語，這些術語捕捉了精神困擾和其他形式的痛苦。西元前2世紀圖書館的醫學治療文本（圖7）將表達與恐懼，悲傷和愚蠢的想法歸為一類，所有這些都歸咎於上帝的憤怒：

“如果一個男人，他的心不斷地破碎，（並且）反復，他害怕，那個男人，上帝和女神的憤怒在他身上。（BAM 316 三 8′-9′）

圖2：中亞述時期（約西元前1400-1000年）醫學文本（楔形文字數位圖書館倡議P281823）

圖2：中亞述時期（約西元前1400-1000年）醫學文本（楔形文字數位圖書館倡議P281823）

根據醫療處方，文本將這種變體，īp libbi“心碎”與日夜感到恐懼（iii 13'），以及悲傷和愚蠢的想法（iii 23'-24'）配對。在平板電腦的其他地方，癥狀出現噩夢和一系列社會不幸，很容易帶來任何形式的情緒困擾（ii 5-9';CMaWR II，文本 3.6）。

圖3：反巫術文本，新亞述時期（約西元前911年-西元前612年）。Vorderasiatisches博物館，柏林。（楔形文字數位圖書館倡議P369073）

圖3：反巫術文本，新亞述時期（約西元前911-612年）。Vorderasiatisches博物館，柏林。（楔形文字數位圖書館倡議P369073）。

在反巫術文本中（圖3），該表達也出現在診斷描述中，與表示情緒困擾的術語一起出現。“如果一個人不斷心碎，他的心思考愚蠢”，讀到另一個歸咎於巫術的癥狀的簡要描述，從尼尼微和阿蘇爾發現的各種新亞述副本中得知。治療包括一個涉及小雕像的儀式和對Shamash的咒語，以逆轉其中一些癥狀。

“愚蠢，心碎，恐懼，（和）恐懼，我在我的身體，我的肉體和我的肌腱中不斷經歷和遭受。（CMaWR I，文本 7.7，第 21-22 行）

這些線條特別有啟發性，因為它們將心碎與認知和情緒困擾結合在一起，所有這些都是通過身體、肉體和肌腱體驗到的。反巫術文本的其他診斷性介紹發現該表達與類似類型的經歷分組，包括愚蠢的想法，健忘，抑鬱，恐懼，出汗，失眠和易怒等（例如，CMaWR I，2.3，8.6，8.7）。生理癥狀，如疼痛和減退，在一些文本中也被描述為伴隨的心碎。

那些可能複製和運用這些引用心碎表達的文本的醫學專業人士在他們的通信中使用了它的變化。當驅魔師（ā?ipu）烏拉德古拉在西元前7世紀被驅逐出王室時，他的父親寫信給國王代表他請願：“他死於心碎（?ūp libbāte）”，他寫道烏拉德古拉。另一位名叫Nab-tabni-uur的醫療專業人員在給國王Esarhaddon的一封信中抱怨疏忽（圖4）。他在信的結尾宣稱他“死於一顆破碎的心（kusup libbi），而”心碎“（īp libbi）抓住了他。

圖4：納布-塔布尼-烏爾致埃薩爾哈頓（約西元前681-669年在位）的信（楔形文字數位圖書館倡議P334358）

圖 4：Nab-tabni-uur 致 Esarhaddon（約西元前 681 – 669 年在位）的信（楔形文字數位圖書館倡議 P334358）。

已經提供了許多翻譯，試圖理解楔形文字“破碎的心”。J·斯庫洛克（J. Scurlock）在醫學文本方面的多產工作使數百種醫學文本可供研究，他將其翻譯為與心臟事件相關的“胸部壓碎感”。P. Adamson對病理學術語的早期分析將其解釋為伴隨心臟心絞痛的腹痛。E. Ritter和J.V. Kinnier Wilson贊成“神經衰弱”，在他們最近出版的反巫術文本中，T. Abusch和D. Schwemer使用了“抑鬱症”。M. Stol選擇了最直譯和比喻的翻譯，“心碎”，出於這些原因，我保留了它。

心碎也許是所有這些事情（或沒有）在不同的背景下。根據它在這裡引用的少數文本中的用法，它代表了焦慮之類的東西。在信中，這似乎是來自壓力的經歷，比如工資不足或皇室直接拒絕。在治療文本中，它經常與其他引起認知破壞或情緒困擾的癥狀一起出現，如抑鬱狀態、健忘和恐懼，並證實這些經歷被認真對待，值得就醫。

精神癥狀和疾病的書面歷史很長，始於一些已知最早的書面記錄。楔形文字抄寫員和學者使這些經歷易於理解的方式依賴於他們的社會和知識背景，這些文本的偉大時代表明，我們遭受精神困擾的經歷已有數千年，即使我們以不同的方式理解、組織和標記這種痛苦。“心碎”及其伴隨的癥狀只是古代美索不達米亞文士和學者如何表達這些經歷的一個例子。

雖然我們可能永遠不知道如何確切地翻譯 libbu 和 ep 的這對組合，但我們知道這是一種可能來自壓力的經歷，無論是工作壓力、社會壓力，還是伴隨人類毀滅前夕的極端壓力。它可能與恐懼、悲傷、愚蠢、健忘、失眠、衝突和其他癥狀一起出現，這些癥狀闡明瞭古代美索不達米亞的精神痛苦。對於今天的許多人來說，它可能是一種熟悉的經歷——提醒我們與前人分享的東西，以及讓困難經歷變得有意義的非常古老和持續的嘗試。

Moudhy Al-Rashid是牛津大學的亞述學家和博士後學者。她的文章《“他的心很低”：楔形文字醫學文本中的隱喻和理解疾病》最近發表在《阿瓦爾》雜誌上。

延伸閱讀：

CMaWR I = Abusch， T. and Schwemer， D. 2011.美索不達米亞反巫術儀式語料庫：第一卷。萊頓：布里爾。

CMaWR II = Abusch， T. and Schwemer， D. 2016.美索不達米亞反巫術儀式語料庫：第二卷。萊頓：布里爾。

亞當森，第1981頁。阿卡德語中的解剖學和病理學術語：第三部分。大不列顛及愛爾蘭皇家亞洲學會雜誌113（2）：125–32。

蘭伯特，W.G.和A.R.米勒德。1969. 阿特拉-哈西斯：巴比倫洪水的故事.牛津：克拉倫登出版社。

里特，E.K.和J.V.金尼爾威爾遜。1980. 焦慮狀態的處方：BAM 234 的研究。安納托利亞研究30：23-30。

斯庫洛克，J. 2006。古代美索不達米亞治療鬼致疾病的魔術醫學手段。萊頓：布里爾。

亞述國家檔案館在線，SAAO專案，MOCCI的一個子專案。

谢选骏指出：上文提到的苏美尔-巴比伦“洪水神话”后来也出现在圣经的“挪亚方舟”传说中。那么，圣经传说与两河神话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的呢？


《蘇美爾語的概念和隱喻》（埃裡卡·馬薩爾）报道：

蘇美爾語是大約西元前3000年至西元前1800年在美索不達米亞南部（現代伊拉克）使用的一種語言。儘管無數次嘗試將蘇美爾語與其他語言聯繫起來，但據我們所知，它仍然與任何其他已知語言無關，無論是死的還是活的。 

在蘇美爾語被破譯一個多世紀后，現在人們正在做出更多的努力，使用現代語言學方法來處理它。認知語言學在蘇美爾語言和文化的研究中被忽視，但為理解古代作家實際談論的內容及其思維模式提供了重要的新途徑。其中一些對我們來說非常熟悉，而另一些則不然。

概念隱喻理論

喬治·拉科夫（George Lakoff）和馬克·詹森（Mark Johnson）在他們1980年出版的《我們生活的隱喻》（Metaphors We Live By）一書中首次闡明瞭概念隱喻的概念。概念隱喻從隱喻的許多實際實例中識別出一種思維模式。這種方法的後來發展強調了這樣一種觀點，即概念隱喻的經驗基礎應該被認為是由人際和文化動態深刻塑造的。

概念隱喻是從許多實際的隱喻實例中識別出思維模式的隱喻。此架構採用「目標域是源域」的形式。我們使用術語「源域」來指代字面意思；不同於常識或基本意義的隱喻意義被稱為“目標域”。

想法是輕的。

蘇美爾語中的概念隱喻模式

在蘇美爾語中可以識別的概念隱喻有哪些例子？

好在上，壞在下

通常，正極與向上極相關，負極與向下極相關。在英語中，有許多隱喻的例子，它們使用身高作為積極含義的來源，例如高權力或上層階級。我們還說，天空是表達沒有什麼可以阻止成功的極限，而玻璃天花板描述了一個無形的障礙，它阻止特定的少數人超越等級制度中的某個級別。這些隱喻和垂直性的概念使「高度」成為權力和重要性的獨特象徵。

令人驚奇的是，這種概念化也可以在像蘇美爾語這樣遙遠的空間和時間語言中找到。

好的是向上的，壞的就是下降的。

在蘇美爾語中，眼睛與向上的方向相連。這也與選擇的想法有關：神通過抬起眼睛來選擇統治者的王權（蘇美爾語igi il）。

“伊南娜女神選擇的配偶。”

烏爾-尼努爾塔的銘文，（Frayne 1990：E.4.1.6.1：12-13）

另一方面，權力的喪失是向下的運動。詞彙單位ub可以翻譯為“下降”，“下降”，“躺下（向下）”，也可以翻譯為“脫粒（穀物）”。

“願它用武器倒下人民。願他的城市成為一片廢墟……願他的土地倒塌。

身體是情緒的容器

眾所周知，人體是概念化人類經驗許多方面的資源。這通常反映在使用身體部位術語來概念化我們的感受和想法。然而，這種隱喻遠非普遍的，而是文化上特有的。

身體部位是蘇美爾隱喻語言的重要組成部分，通常用於表示空間隱喻。因此，「內部」的概念，沙3,使用與“心”相同的詞，（ab 沙3=“海的中心”），而“頂部”的概念使用sa（=“頭”，“屋頂”）一詞。

心臟是積極情緒的容器

心臟（蘇美爾語 沙3） 是迄今為止最常被證明的容器結構。詞彙單位沙3可以翻譯為“心臟”，“內在身體”，“在”，“內”，“子宮”。

身體是一個容器。

詞彙單位沙3 UL2是一個復合動詞，可以翻譯為“快樂”，“快樂的心”。它由元素a形成3“心”+UL2“歡喜”。

“誰為寧利爾女神的心帶來歡樂。”

伊什梅-達格恩的銘文（弗雷恩 1990： E.41.4.8： 23）

心臟是負面情緒的容器

詞彙單位lipi-bala可以翻譯為“憤怒”。主要含義是“內在身體”或“心臟”。再一次，或心找到了這種情感。

“[願伊南娜女神]心中充滿憤怒，憤怒的心情說出可怕的詛咒。”

眼睛是情緒的容器

在蘇美爾文學資料中，將眼睛指向或反對某事的行為可能具有積極和消極的含義。主動觀看主要被理解為一種神力，一種在極少數人類國王的例子中共用的有影響力的凝視。觀看行為與連接容器、路徑和力的理論有關。

眼睛是一個容器。

眼睛也可以與“生命之眼”有關，這也具有積極的細微差別。Igi bar的意思是「以某種方式凝視某個物體」。

伊吉下垂9-嘎祖南蒂爾3Si-a lugal-ra igi-zid bar-mu-un-i-ib

“你那雙充滿生機的好眼，理所當然地看上了統治者！”

具有負面含義的眼睛隱喻

眼睛作為邪惡和嫉妒之源的概念存在於不同的語言和文化中。然而，這些概念化的確切性質因語言而異。在蘇美爾語中，不利視覺的動詞僅出現在整個文學語料庫中的極少數證明中。

詞彙單位igi ul（igi“眼睛”+ ul “壞”）可以翻譯為“惡意地看”，“瞪眼”，“羨慕地看”。

“當你用你可怕的表情讓所有的敵人顫抖時。”

這個例子是“情緒就是力量”隱喻的一個很好的例子。這個比喻涉及敵人因可怕的表情而顫抖。

人是動物

人是動物是一個非常普遍的概念隱喻，其中人們被認為具有不同動物的特徵。“人是動物”這個比喻出現在許多不同的語言中，可能是對一個普遍基本概念的陳述。

蘇美爾語沒有「動物」的通用術語。因此，概念隱喻「人是動物」遵循從我們的外部或外部角度臨時進行的分類。在這裡，「動物」被理解為各種動物的不同，蘇美爾類別的總和，主要（但不完全）根據它們的功能和詞彙表中的外觀進行分類。

古巴比倫動物清單。賓夕法尼亞大學博物館收藏（UM 29-16-31），由N. Veldhuis繪製。

獅子的比喻在許多語言中都很常見。在古代美索不達米亞，獅子的隱喻在蘇美爾和阿卡德語文本中都應用於國王。獅子的比喻被用來傳達一種可怕而令人敬畏的力量的想法。

另一種經常用於隱喻意義的動物是詞彙單位馬什2或「山羊」。值得注意的是，它隱喻地用作領導形象。這與蘇美爾社會高度依賴農業和畜牧業有關。從這個概念中產生了概念隱喻「城市是動物」，可以在一些銘文中找到：

“尼普爾：這片土地的領頭山羊。”

結論

許多概念隱喻可以在蘇美爾銘文和讚美詩中找到，併為理解蘇美爾概念體系提供了有用的框架。在蘇美爾詞典中，與身體部位有關的術語，尤其是動詞複合物，與認知語言學的基本原則密切相關，即意義是高度體現的。反過來，像「身體是情感的容器」這樣的概念隱喻，與眼睛和心靈有特殊的文化互動，為語言、身體和文化之間存在密切互動的說法提供了進一步的支援。

（上文作者Erika Marsal是維也納大學的博士生。）

注意

這裡的例子遵循Frayne，D.（1990）的翻譯。舊巴比倫時期（西元前2003-1595年）。（第4卷）和蘇美爾文學電子文本語料庫（ETCSL）。

谢选骏指出：那么，圣经传说与两河神话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的呢？看来，要从“概念和隱喻”的方向去探索。


《巴別塔之前和之後》（馬克·范·德·米羅普）报道： 

“但耶和華下來，要看見人們正在建造的城和塔。耶和華說：“如果說同一種語言的人開始這樣做，那麼他們計劃做的任何事情對他們來說都是不可能的。來吧，讓我們下去混淆他們的語言，這樣他們就不會互相理解了。創世記 11：5-7

任何熟悉古代近東的人都知道聖經創世記中的這段話，這是一個病因學，解釋了為什麼地球上的人們在只使用一種語言之後才說多種語言。今天沒有語言學家會接受這種解釋是正確的，這篇筆記當然不會反駁。然而，在近東的古代歷史中有一個迷人的相似之處，不是人們說什麼語言，而是他們寫什麼。在西元前三千年和二千年，直到青銅時代崩潰，那裡的每個知識份子都使用相同的書寫系統，即楔形文字來渲染巴比倫語。然而，在第一個千年之交的黑暗時代之後，出現了各種各樣的語言，有自己的文字。巴比倫大都市變成了東地中海的白話世界。發生了什麼，為什麼？

雖然由於聖經故事而在整個歐洲歷史上都很有名，但直到19世紀重新發現美索不達米亞金字形塔之前，沒有人知道巴別塔會是什麼樣子。

老彼得·布魯格爾（Pieter Breugel the Elder）的《巴別塔》（1563年）——在這幅畫中，勃魯蓋爾想像了一座像羅馬鬥獸場一樣的建築，高高地伸向天空，但尚未完成。

一封用巴比倫語和楔形文字寫成的信，發現於埃及的Tell el - Amarna。推羅（今黎巴嫩）的亞比王米爾庫（EA 153）向埃及國王發出這封信（EA 24），宣佈推羅的船隻由他支配。（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24.2.12.）

讓我們先看看世界性時代，從西元前三千年中期到西元前1200年左右的時期。一開始，楔形文字是在巴比倫南部發明的，最有可能翻譯蘇美爾語，也被用來記錄巴比倫阿卡德語，並被敘利亞海岸附近的埃布拉等遙遠的人們所採用。後者這樣做不是巴比倫軍事擴張的結果，而是在此之前。一千多年後，在所謂的青銅時代晚期（通常被稱為世界歷史上的第一個國際時代），我們發現即使在埃及這個擁有自己古老文字和書面語言的國家的宮廷裡，也有抄寫員可以用楔形文字在泥板上寫下阿卡德語。他們在安納托利亞、伊朗西部和敘羅-巴勒斯坦地區的同事都做了同樣的事情，並與巴比倫尼亞和附近亞述的知識份子分享了高度的文學和學術文化，當時前者在國際舞臺上是一個弱者，在後者展示其軍事力量之前。

今天，人們經常看到美索不達米亞中心地帶以外的作家被呈現為“週邊”，事實上，他們的作品顯示了當地的變體。但是，與其把這些作家看成是犯錯的劣等學生，不如把他們看成是知識淵博、有創造力的，使材料更貼近他們。他們利用巴比倫文學和學術的制高點，通過擴展、改寫、釋義和其他方式對其進行修改。例如，《吉爾伽美什史詩》出現在安納托利亞中部的哈圖薩斯，其版本將注意力轉移到西方冒險上，比遙遠的烏魯克更接近安納托利亞，那裡的學者將赫梯版本添加到巴比倫詞彙表中。抄寫員也用巴比倫楔形文字書寫當地語言——赫梯語、胡裡安語、埃蘭語、亞摩利文字——甚至用一種特別發明的文字（烏加里特語），但這些都是為了當地事務或引用白話中的儀式咒語。任何高雅文化的作品都是在楔形文字系統中完成的，因為它首先在巴比倫尼亞使用，蘇美爾語和阿卡德語的混合要麼單獨使用，要麼在雙語文本中並行。如果你想在當時在近東的任何地方被稱為知識份子，你必須能夠用這些方式表達自己。

在哈圖薩斯出現了巴比倫詞彙表的版本，其中赫梯語的翻譯被添加到蘇美爾語和阿卡德語術語中。此示例中的第二列（職業清單）按音節呈現蘇美爾語單詞以指示其發音。

在哈圖薩斯，有巴比倫詞彙表，蘇美爾語和阿卡德語術語中增加了赫梯語的翻譯。此示例中的第二列（職業清單）按音節呈現蘇美爾語單詞以指示其發音。（摘自S.達利，《美索不達米亞的遺產》（牛津，1998年，第17頁），經S.達利許可。）

刻有盧維亞象形文字的貝殼碎片，這是在亞述首都卡爾胡出土的一小群之一，刻有 9 世紀敘利亞西部哈馬斯國王伊魯利納的名字和頭銜。（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64.37.15）

刻有盧維亞象形文字的貝殼碎片，這是在亞述首都卡爾胡出土的一小群人之一，刻有 9 世紀敘利亞西部哈馬斯國王伊魯利納的名字和頭銜。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64.37.15

現在讓我們看看下一個千年。在政治方面，近東已經從一個多極世界轉變為一個以美索不達米亞為中心的龐大帝國佔主導地位的世界：亞述、巴比倫和波斯相繼出現。可以想像，在帝國核心中如此嚴格保存的楔形文字實踐在新征服的地區繼續使用，其中大部分在西部（畢竟，拉丁語及其字母表的傳播是在羅馬帝國擴張的背後）。雖然確實在帝國管理的一些立足點中使用楔形文字，但在整個與帝國直接接觸的地區以及帝國之外，出現了大量記錄各種語言的文字。他們中的大多數 - 希伯來語，亞拉姆語，希臘語和其他 - 都是用他們自己的字母書寫的（每個都是腓尼基字母的修改版本），但不是全部。在敘利亞北部和安納托利亞南部，盧維亞語是用自己的象形文字書寫的，這種文字與楔形文字具有相同的種類和大量的符號，而且從表面上看，寫起來更麻煩。這個案例本身就表明，白話和字母的流行並不是因為它們更容易。他們也沒有更民主；它們的使用是當地宮廷精英做出選擇的結果，而不是人民做出的結果。

這些決定是有意識和深思熟慮的，不僅涉及語言和文字，還涉及寫作用品。對於今天的歷史學家來說，不幸的後果是後者包括許多羊皮紙和紙莎草紙，而不是粘土，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材料更容易消失。幸運的是，許多文學創作倖存下來，因為它在後來的幾個世紀中成為複製和闡述傳統的一部分。當然，最著名的是聖經和希臘文本，但也有亞拉姆語文本，如Ahiqar的故事。這些作品是在帝國的陰影下創作的，通常是在帝國的威脅迫在眉睫的時候，或者在作者的人民失去獨立並成為帝國臣民之後——例如流亡的猶太人。這些作者不僅模仿保留和發展楔形文字傳統的帝國核心模型，而且經常創造性地修改這些模型以質疑和破壞他們的資訊。這些都是抵抗行為。上面引用的巴別塔故事包含一個類比巴比倫建築的銘文，並將尼布甲尼撒重建巴比倫是秩序的創造的想法變成了混亂和混亂的觀念。同樣，在五世紀的雅典，劇作家埃斯庫羅斯（Aeschylus）在《波斯人》中將美索不達米亞人關於愛奧尼亞人的比喻變成了逃入大海的魚，在薩拉米斯（Salamis）展示了希臘人像在海裡殺魚一樣殺死波斯人。

當然，是什麼導致了這種從廣泛使用楔形文字到偏愛本地開發的文字的轉變，這很難確定——沒有古代作家告訴我們。但我們可以說的是，無論是在世界性時代還是在白話時代，高級文學都是近東文學，而不僅僅是巴比倫文學。我們放在邊緣的作家都精通「巴比倫」文化。起初，他們獲得它是為了參與其開發，並通過精心製作和修改來豐富它。他們是自願的;它背後沒有政治力量。然而，後來，當美索不達米亞帝國的軍事行動吞併了他們的國家時，他們繼續知道文化方面發生了什麼，但現在利用這些知識來對抗這種力量。他們保持自己的知識獨立，自豪地宣稱自己的個性，即使他們不再自由。

Marc Van De Mieroop是哥倫比亞大學Miriam Champion歷史學教授。他的最新著作《巴別塔之前和之後：古代近東帝國的抵抗寫作》（Before and After Babel： Writing as Resistance in Ancient Near East Empires）最近在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

谢选骏指出：巴别塔的故事也是“圣经传说与两河神话”共享的。上文说——“任何熟悉古代近東的人都知道聖經創世記中的這段話，這是一個病因學，解釋了為什麼地球上的人們在只使用一種語言之後才說多種語言。今天沒有語言學家會接受這種解釋是正確的，這篇筆記當然不會反駁。”

不过在我看来，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这个“病因学”可能更加接近事实真相——人类曾有共同的语言！因为我们要考虑到，现有的人类曾经频临灭绝，只剩下区区几千人了——难道这些人不可能属于仅仅几个家族部落吗。而多种语言的分歧，正是随着这些人类始祖的迁徙和分散而必然发生的——就像英语在短短五百年的殖民时代里，已经变得五花八门、几乎无法辨认了！


【34、斯大林的神学很不及格】


《斯大林，从神学院学生到布尔什维克》（Yve -6月4日2021年）报道：

1900年的史太林，开始积极参与革命活动。

假如希特拉成为画家、墨索里尼继续在小学教书，世界或会多一分和平。独裁者未必天生，出身高加索地区格鲁吉亚（Georgia）的史太林，少时曾进入神学院，日后却成为布尔什维克一员。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及历史学荣誉退休教授Ronald Grigor Suny去年出版「史太林：革命之路」（Stalin: Passage to Revolution），追溯史太林从童年在格鲁吉亚到投身革命的轨迹。

Suny近日接受美国左翼杂志「雅各宾」（Jacobin）访问时谈及著作，他指，初入格鲁吉亚第比利斯（Tbilisi）神学院的史太林，是一名会写诗、爱歌唱，充满浪漫色彩的格鲁吉亚民族主义者。然而，Suny形容，尽管史太林之母寄望儿子日后成为神父，神学院目的也是培养神父，该神学院却是塑造革命者的工厂。

格鲁吉亚自19世纪初成为沙俄帝国一部分，1878年出生的史太林在帝俄管治中成长。Suny解释，当时神学院有反格鲁吉亚民族倾向，由最冷酷、最具压制意识的俄罗斯东正教神父运作，他们蔑视格鲁吉亚人、禁止在学院使用格鲁吉亚语言，决心要进行「俄罗斯化」（Russifying）。身为民族主义者的史太林自然大受打击。

Suny 表示，出于国籍身份关系，史太林可能曾被俄罗斯教士唤作格鲁吉亚狗，格鲁吉亚语则遭斥为狗语。这些言行举措导致许多神学生不仅反对宗教教育，更进而反对沙俄政权。充满压制的困境中，神学生们终于在格鲁吉亚其他知识分子及前神学院学生的宣扬下，找到名为马克思主义的出路。

1890 年代的格鲁吉亚，除了少数贵族，社会结构以农民为主，还有一部分工匠及工厂工人，构成规模不大的工人阶级。其余工厂工人多是俄罗斯或亚美尼亚人，而非格鲁吉亚人。社会中层以拥有企业的亚美尼亚人为主，而管治格鲁吉亚的，便是为独裁统治服务的俄罗斯官僚体系。

身为神学生一分子，Suny 认为少年时代的史太林出现双重意识危机（double-realization crisis）。一方面，史太林等贫穷的人处于社会边缘，生活艰难；其次，饱受社会及阶级歧视的他们，还遭由政权提倡的种族歧视。从他们的角度看来，要成为完全的格鲁吉亚人，就必须反对沙俄政权。为实现解放自我及祖国的愿望，史太林转向革命，并接受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超越民族主义、强调国际的思想。故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及历史学荣誉退休教授Ronald Grigor Suny指，史太林亦逐渐认同当时格鲁吉亚马克思主义者宣传的俄罗斯社会民主运动，并放弃格鲁吉亚为本的民族主义思想。20世纪初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中，较温和的孟什维克（Mensheviks）派别在格鲁吉亚拥有更大的基础；但日后的史太林，却是布尔什维克一员。

孟什维克倾向与资产阶级自由派结盟，列宁则认为应要跟贫农及工人阶级结盟。Suny指，史太林正是受列宁理论吸引。1902年，列宁出版「怎么办」（Chto Delat）小册子，反对社会民主工党内的「经济主义」（economism）。

「经济主义」主张支持工人自行争取减少工时、改善工作条件、提高工资；但列宁认为，若由工人自主行动，他们只会发展出充满资产阶级意识的工会意志，满足于留在资本主义体系内以获得更大份额的经济分红，而非成为革命者。列宁认同工人有自然而然的社会主义倾向，但碍于资产阶级文化、霸权，及资产阶级主导的思想影响，工人难以自发信服社会主义。故社会民主工党应向工人传达信息，并教导他们社会主义意识，以及革命之必要。

史太林的父亲是一名鞋匠，来自工人家庭并成为知识分子的他，受列宁赏识提拔。Suny 补充：「想像一下，像史太林这样年轻、充满活力的革命者，读到列宁『怎么办』这本小册子时，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他们会认为，是列宁的远见让自己担任向外鼓动及宣传的重要角色。所以，史太林马上转为列宁主义的信徒。」

1902至1904年间，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思想确实在格鲁吉亚取得部分支持。但1905年起，将马克思主义带到格鲁吉亚的当地政治组织「第三集团」（Mesame Dasi）领袖换成孟什维克人士，致使当地运动仍由孟什维克主导。1917年，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今圣彼得堡）上台，孟什维克则成功接管格鲁吉亚，更于1918年5月26日宣布独立，成立新的独立共和国。

Suny 表示革命后的列宁，未必视孟什维克为布尔什维克的敌人，并曾对民族主义让步。他引述列宁曾言：「民族主义已经存在，它是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历史舞台的一部分，我们必须承认它的力量。所以，假如芬兰人、波兰人或乌克兰人想要独立于俄罗斯，我们必须支持其民族意愿。」如果其他民族愿意留在新政权内，列宁同意他们可以自治。

尽管如此，部分格鲁吉亚的布尔什维克，特别是史太林本人，并不赞同列宁的意见。Suny 指，史太林等人基本上认为要派红军进驻格鲁吉亚，推翻孟什维克，建立共产主义政府。结果1921年，他在格鲁吉亚的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边境策划农民起义，制造既成事实，让列宁同意派红军进入格鲁吉亚帮助「同志」；格鲁吉亚最终并入苏联。（文/ HUGO SZE）

谢选骏指出：上文基本不懂，斯大林这个狗娘养的，为什么好好的神学不读，去投了恐怖集团？原来斯大林这个狗日的神学不及格！

不信你看看斯大林的这些狂吠，就知道斯大林这条狗崽子为何神學不及格了——

1、思想比武器更有力量。我们不会允许敌人拥有武器，那为什么要允许他们拥有思想？——斯大林

2、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者是要挨打的。——斯大林

3、作家是人们灵魂的工程师。——斯大林

4、如果反对派自己解除武装，很好。如果他们拒绝这样做，我们就帮他们解除。——斯大林

5、列宁和他们比较起来，不单是一个领导者，而且是一个最高典型的领导者，是一只山鹰，他在斗争中不知恐惧为何物，大胆地引导我们沿着前人未曾走过的俄国革命运动的道路前进。——斯大林

6、在苏联的军队中，撤退比前进还需要更多的勇气。——斯大林

7、往往有这样的情形：为科学和技术开拓新道路的，有时并不是科学界的著名人物，而是科学界毫不知名的人物，平凡的人物，实践家，工作革新者。——斯大林

8、数量本身就是质量。——斯大林

9、脱离实际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斯大林

10、德军摧毁了我们的家园！我高贵的同志们沦为难民，但德军无法摧毁我们的意志，因为神圣的国土孕育了我们每个人的灵魂，让我们在绝望之中团结一致。势不可挡！今天，我们红军，就要夺回属于我们的家园，夺回属于苏联的荣耀。——斯大林

11、真正的力量出自长枪！——斯大林

谢选骏指出：斯大林这11声狗叫，虽然没有二狗子毛泽东叫得欢，但我也懒得一一评论了，就说说他的第一条吧——

“思想比武器更有力量。我们不会允许敌人拥有武器，那为什么要允许他们拥有思想？——斯大林”

看來斯大林这条苏联畜生就不知道，武器可以剥夺，思想却是无法剥夺的！因为，人是受到思想主权的支配的，而思想的主权来自看不见的上帝。

斯大林这条疯狗死后不久，他的政权就被他自以为消灭了的思想给消灭了。

《斯大林，权力的悖论》（SERGE SCHMEMANN 2015年1月20日）报道：

阅读斯蒂芬·科特金(Stephen Kotkin)的《斯大林：权力的悖论》之时，读者可能会期望本书详尽剖析一位格鲁吉亚鞋匠的儿子与神学院学生如何变成了名为斯大林的魔鬼，但他们会不安地发现，儿时的约瑟夫·朱加什维利（Iosif Dzhugashvili，本书中称他为“Jughashvili”），也就是小斯大林，在本书前几章中占的分量并不重。

叙事主要集中在沙皇俄国解体时期。我们会看到，处在那个时代和地点，索索（Soso，家里人这样称呼小斯大林）的童年时光相对来说是可以接受的，这本书没有从他缺席的父亲、身体缺陷、挨打、宗教教育背景或溺爱的母亲等背景中寻找精神变态的早期证据，驳斥了流行的弗洛伊德式解析。

但是“斯大林”的故事并不是关于一个人的故事。《权力的悖论》大约一千页，不过是三卷本的第一卷；在这一卷里，科特金用略有些平淡的口吻，讲述了“俄罗斯在世界上的权力与斯大林在俄罗斯的权力”。科特金的目标极具野心，相当于要写出俄罗斯与俄罗斯周遭世界的详尽历史，从沙皇帝国的崩溃到“二战”的结束。第一卷止于1928年，残酷的俄罗斯农民经济集体化即将拉开序幕，与此同时，法西斯主义正在西方崛起。

科特金是普林斯顿的历史学教授，显然他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不仅研究了关于斯大林丰富的学术资料，也研究了许多自苏联解体后公诸于世的档案。虽然大量令人望而生畏的事实和细节可能会令普通读者感到疲惫，但书中也充满有趣的细节、丰富多彩的人物个性和趣闻轶事，令故事保持生动活泼。穷途末路的沙皇政府中的大臣们，以及尼古拉斯二世(Nicholas II)本人都被刻画得栩栩如生，德皇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和贝尼托·墨索里尼这些边缘人物也很生动；更不用说列宁(Lenin)、菲利克斯·捷尔任斯基(Felix Dzerzhinsky)、托洛茨基(Trotsky)这些主角，还有那些年轻的布尔什维克热心分子们，他们在沙皇俄国与战争的废墟中跋涉，缔造出一个革命的国家，但最终却落入斯大林之手。

有时候科特金娱乐读者的努力有点出格了，他谈起斯大林有“大众情人”之称的时候，粗鲁地谈起了斯大林的性器官。更重要的是，如果他认为其他历史学家的解读是错误的，便会毫不迟疑地对之进行攻击。他笔下的斯大林并不是列宁门下离经叛道的学徒，而是列宁的真正传人，继承了列宁无情的阶级斗争与毫不妥协的态度，最重要的是，继承了列宁毫不动摇的意识形态理念。列宁生前的一份“遗嘱”质疑了斯大林统治苏联的能力，这成了斯大林的对手阻挠他上位的重要武器，但科特金倾向于认为这份文件是伪造的，很可能是出自列宁的妻子之手。

科特金的判断中绝少模棱两可的成分。有些学者认为，集体化是迫使俄罗斯农民进入现代化必不可少的手段，他说这些学者“彻底错了”。英国历史学家E·H·卡尔(E.H. Carr)认为是时代环境造就了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造就了时代环境，科特金说这个结论“完全、绝对大错特错”。相反，科特金的主要结论之一就是，斯大林“解释了在极少的情况下，个人的决定可以剧烈地改变整个国家的政治与社会经济结构，并带来全球性后果”。或者如他在更生动的一段话中所写的，“其实两颗子弹就足以防止布尔什维克的暴动”——一颗给列宁，一颗给斯大林（事实上，列宁曾在一次暗杀中肩膀中弹，后来又因子弹患上铅中毒，可能导致了他后来的一系列健康问题）。

科特金深深沉浸在自己的主题里，以至于有时候跳出历史学家的身份，卷入争论之中。托洛茨基曾解释自己不想谋求高位，因为担心人们会觉得苏联是在受犹太人统治，科特金斥之为“官样文章”。其后科特金更是无休止地痛斥布尔什维克的高层人物，说“布哈林(Bkharin)竟然会向卡曼年科告密，他到底在干什么？”

一本拥有如此眼界、抱负与强度的书必然会引发质疑、争议和批评。我原本期待本书更关注俄罗斯帝国覆灭与苏联势力崛起期间，俄罗斯文化与信仰所扮演的角色，因为文化与信仰是俄罗斯人的身份认同，以及他们那种弥赛亚式宿命感的核心。科特金提到，斯大林也写诗，经常去剧院——他最喜欢的剧作家是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Mikhail Bulgakov)——但他并没有探讨这对斯大林来说意味着什么，也没有提到作家、诗人、作曲家与艺术家们在那些决定命运的年代里所扮演的角色。

书中从始至终引人瞩目的那些东西至今仍令人忧虑地回荡在俄罗斯。科特金令人信服地指出，斯大林的决定剧烈地改变了历史，像他这样的人是极为罕有的。第二卷将会讲述集体化问题，也承诺进一步深入这个主题。但审视如今俄罗斯的道路，人们很难不去思考，那个恐怖的时代究竟有多少是由于斯大林毫不动摇的意志，又有多少要归咎于永远梦想着特别的命运，却又永远对独裁者权力逆来顺受的俄罗斯呢？

“俄罗斯革命反对暴政和腐败，特别是无能的沙皇制度，令人们燃起希望，憧憬一个富裕、公正与和平的新世界，”科特金写道，“但这一切都被布尔什维克们阻碍了，他们不自觉地、然而又是不屈不挠地以新的形式复制旧政权的种种症结与掠夺行为。”这种情况是不是如今仍在发生呢？当布尔什维克的国家崩溃后，人们再度燃起了希望，但之后呢？

当然，弗拉迪米尔·V·普京总统(President Vladimir V. Putin)绝非斯大林的影子，如今的俄罗斯也同斯大林治下的集权国家相去甚远，但是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年轻的朱加什维利在未来会成为斯大林；正如克格勃低级官员普京并没有显示出任何日后飞黄腾达的迹象一样。然而普京所塑造的东西——恢复以统治者为中心的强大中央集权制度、对异见的不宽容、培养自怜和牺牲者心态，在任何问题之后都要揪出“华盛顿的黑手”（对于斯大林来说是“英格兰的黑手”），乃至在俄罗斯创造一种戒严的状态——这一切在《斯大林》中都可以找到先例。

因为这个原因，读者仍然希望作者能够提出更多证据，证明斯大林确实是特例，是一种历史的恶意，而不是环境作用下的产物，而这种环境或许已经开始塑造俄罗斯历史的下一章。这个悬念只能刺激起人们对本书下一卷的兴趣——在下一卷里，科特金将会描写斯大林决定让俄罗斯忍饥挨饿，到了极度危险的地步，以便把农民置于国家控制之下。科特金认定，这种对农民阶层的攻击毫无政治或社会逻辑可言，只有斯大林才干得出来。这足以证明科特金的才华——已经读了一千页，人们还想继续读下去。（《斯大林，卷一：权力的悖论，1878-1928》斯蒂芬·科特金著 有插图，949页，企鹅出版社，40美元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5年1月9日。翻译：董楠）

谢选骏指出：普林斯顿的历史学教授果然愚蠢，他一个美国人却想搞懂俄国。但是他也很狡猾，从斯大林这个不及格的神学生入手，就可以避重就轻了。但即使如此，斯蒂芬·科特金(Stephen Kotkin)还是没有看出斯大林的神学真的很不及格，因此才会沦为一个无耻的暴君。


【35、天地会与孙中山的神汉建国】


《浅析百年黑帮天地会 孙大炮在洪门中官有多大？》（搜狐媒体平台 2019-06-28）报道：

天地会，清代民间秘密结社之一。以拜天为父拜地为母得名。又名洪门，俗称洪帮。

天地会口号的变化

历史上天地会的形成一般认为是在康熙十三年左右（也有人认为是在乾隆二十六年或雍正十二年的）。天地会的口号，因为看了《鹿鼎记》所以都很熟悉——“反清复明”。这个口号是在南明灭亡之后才开始有的，南明灭亡之前，大家固然要反清，但还不存在“复明”一说，南明灭亡之后才有了“复明”的诉求。

天地会在清朝的中晚期之后，渐渐就没有“复明”这个概念了，这是为什么呢？原因也很简单，毕竟明朝灭亡时间已经很长了，老百姓对明朝的怀念已经很淡漠了，再提复明不大现实，也很可笑。

所以清朝中晚期时候天地会提出了新的口号“顺天行道，剿除贪官”，这个口号在当下就比“反清复明”来的更直接、简单，更有煽动性。特别是后面一句“剿除贪官”，说明当时的清朝已经很腐败了，老百姓对此恨之入骨，提出“剿除贪官”的口号更容易得到老百姓的支持。

洪秀全当年在起事之前，有一次开会也说道：“反清复明这种主张，在康熙年间天地会刚成立之时，果然不错的。如今已过去两百年，我们可以仍说反清，但不可再说复明了……”洪秀全与天地会想到了一块儿。

天地会管理层等级

天地会拜天为父，地为母，日为兄，月为姊妹。你看，连他们崇拜物都分为好几个等级，所以天地会当然有严格的管理层等级。

天地会的大头领称为大元帅或者总理，这就相当于陈近南的那种地位，但其实不叫总舵主，跟小说还是有出入的。

二头领称为香主或二哥，像韦小宝韦香主，在天地会内地位也是比较高了。

三头目称为白扇或者先生，这个有一点军师的意思。

四头目称为先锋，先锋可能有点像将军之类的吧，打仗的时候冲在最前面。

五头目是领导阶层中最低的，称为洪棍。提起洪棍，很多人马上会想到孙中山。孙中山入天地会的称谓就是洪棍。很多人认为孙中山在天地会中级别是很高的，其实不然，他是属于天地会管理层中最低级的。

很多人可能疑惑，孙中山不是加入洪门吗，怎么成了天地会？其实洪门是天地会在海外的称呼，本是一个组织，只是国内外叫法不一样而已。之所以晚清时候只知洪门不知天地会的现象，是因为那时候天地会转到海外，在国内几乎快消亡了。即使身在海外，反清的宗旨也没变过，要不然孙中山也不可能那么容易得到洪门致公堂的支持。

天地会会规

那么像天地会这种会党，他用什么办法来维系会内的秩序、而不至于被败坏呢？天地会有很多的规矩，比如什么“三十六誓”“二十一则”“十禁”等等……如果一旦有违反者，轻者动辄就处以72棍、108棍的处罚（似乎很刻意追求跟《西游记》《水浒传》有关的数字）。重者就“洗身”，也就是处死的意思，或者三刀六眼等等……

这样看起来，天地会的“法律”比清朝的法律看起来更严酷一点。

天地会拜谁？

虽然天地会也拜元始天尊、太上老君、玉皇大帝这些神仙为偶像，但是实际上天地会更崇敬《三国演义》《水浒传》中的那些英雄，如关二爷，或者其他草莽英雄。天地会的崇拜思想充满了英雄主义情节。

这与后来的义和团很不一样。义和团的迷信色彩太强烈了，他们崇拜孙悟空，便觉得自己跟大师兄一样刀枪不入，可以抵挡洋人的子弹，特别是在喝了一碗不卫生的符纸化的水后……

相比于义和团浓重的迷信色彩，天地会还是比较务实的。他不会让自己的成员傻乎乎的说自己肉身不死，刀枪不入。为什么天地会能存在这么长时间，影响力广集中外，而义和团早就没了，可能原因就在于务不务实。

天地会“会歌”

天地会有很多所谓的歌谣，好像顺口溜似的。

比如有一个叫《同袍歌》，是这样说的，“你穿红来我穿红，大家肤色一般同，你穿黑来我穿黑，咱我都是一个色”。这个《同袍歌》表达了天地会中兄弟的平等思想，都是兄弟姐妹，同时也表达了大家反清的一个共同目标。

所以你别看他好像是乡间的顺口溜歌谣，其实很有民间色彩和乡土风情的。

比如还有一首歌叫《赐洪刀歌》，内容是这样，“一不斩猪，二不斩羊，赐我兄弟斩凤凰；有仁有义刀下过，无仁无义刀下亡。”

这个诗也很有趣，意思是说我们天地会兄弟手中的武器不是杀猪宰羊的，我们要斩就斩凤凰，凤凰代表高高在上，就是指清政府的统治阶层。后一句说，会党兄弟之间有仁有义的就是好兄弟，无仁无义的那我这个刀就不认识你了。短短几句朴实的语言，传递出很多讯息。

这首歌谣中提到凤凰，其实引出了一个传统。

我们看香港黑社会电影，里面入堂会的时候要拜关公，斩鸡头这些，为什么要斩鸡头呢？其实答案就在这里。在民间鸡就是凤凰，斩鸡头就表达了反对清王朝的一个决心，你一入会，就得反对清政府，就是这个意思。后来慢慢发展，斩鸡头就不是代表反清了，而是代表不忠不义犹如此鸡，这个鸡头起到一个警示作用。

虽然都是斩鸡头，但随着时间的变化，其含义也发生着变化。

天地会的暗语、手势

作为这种反对政府的会党组织，他必须得有自己的一些暗语，才能保护自己，并且作为会党成员之间的交流。

孙中山说过，天地会的一些口号、暗语，多以粗鄙俚语粗俗之言以表之，却能使士大夫望而生厌，远而避之。孙大炮的意思是说天地会会用一些民间的、在士大夫阶层看起来不大入流的语言，来表达作为暗语。只有三教九流这些底层的人才听得懂。那些庙堂之高的人，他们会觉得很粗鄙，当然更听不懂，这个却反倒能很好的保护天地会活动。

比如会党的秘密信函他们称为“金不换”，说明信函很重要，金子都不换。对于会党以外的人，他们称为“疯子”，不知道这是怎么个解释法。要抢劫土财主，他们称之为“打折骨”，我想这个意思是打骨折就可以了，不要伤人性命。

还有，比如镜子叫“对面子”，袜子叫“臭筒”，牛称为“老粗”，马称为“高腿子”……

这些隐语不经过解释的话，外人确实是很难听懂的。

不仅有隐语，还有一些隐秘的手势。这个手势的好处就很多了。有的时候在某些场合，会党成员之间不方便对话，可以使用手势来告诉对方讯息。但是现在这些手势大概已经失传了吧。

最著名就是天地会喝茶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手势，表示我是会中兄弟。当然这个在他们内部不叫手势，叫茶证，使用的地方仅限于茶楼酒肆之类的场合。《鹿鼎记》中好像也有提到吧。

《延续百年的天地会、哥老会、青帮3大帮会，为何后来突然消失了？》（2020-12-03 ）报道：

一提到民间帮会，很多人会想到天地会，事实上，普通人对中国的历史可能没那么了解，它在中国知名度这么高的原因主要还是与金庸的《鹿鼎记》有关。但是，中国延续百年的民间帮会，并不只有天地会，还有哥老会、青帮等帮会，那么这些帮会为何到如今却突然消失了呢？

天地会

有史记载的天地会建立于1761年，僧人郑洪二在福建提倡反清复明，手下有一百多人员。当然，洪门究竟创立于何时何方一直饱受质疑，中国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说法，只不过经过考察才得出了上面的结论。

建立以后，这一组织便壮大起来了，它成为了清朝下层劳动者互帮互助的团体，但是反清复明的心思昭然若揭，当时的统治者们都不遗余力地对它进行了封杀。不过这一帮会生命力非常旺盛，尤其是在陈近南的发展下，它俨然成为了一支有组织有军队的团队。甚至从中国传到了海外，得到了大力的发展，辛亥革命时，孙中山便借助了天地会的力量。

哥老会

哥老会这一名字可能现代人并不熟知，它起源于湖南和湖北，活跃于长江流域，在当时的影响和威望都非常大。哥老会又有别名，“炮哥”“汉留”“红帮”等都是。而哥老会的起源，几乎没人能说清，历史上有多种说法，比如说是由郑成功建立的，比如说是“啯噜会”的转音，还有人认为它只是天地会的一个分支。

谢选骏指出：从天地会的事例看，孙中山十分缺德，做事不择手段，利用会党为他献身，还搞祭祀明太祖的勾当……但也許始料未及，這种做法也使得他自己陷入了“神汉建国”的泥坑——这对国民党的形成以及联俄容共的不归之路，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并同样深深印刻了在中国共产党的基因里了。所以，在我看来，毛泽东的文革以及他所推行的个人独裁、领袖崇拜，都有会党的影子，都在“神汉建国”的范围里。孙中山和洪秀全一样，表面上是个基督徒，实际上只是“会道门”的成员。蒋介石、李登辉基本上也是这个路子，所以他们治下的台湾，仍是异教群魔的天下。


【36、天文学提供了新的神学基础】


《詹姆斯·韦伯不断打破有史以来探测到的最遥远星系的记录》（2022年08月04日 cnBeta.COM 科学探索）报道：

尽管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收集数据的时间并不长，但它不断打破自己的记录，以更深入地观察空间和时间。该望远镜现在已经探测到一个距离地球350亿光年的候选星系，如果得到证实，它将成为迄今为止发现的最遥远的星系。至少，目前是这样。

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被设计成比之前的任何其他望远镜看得更远的空间和时间，所以它可能探测到了有史以来最遥远的星系，这并不奇怪。这个星系被称为CEERS-93316，如果它被证实是一个星系的话，它大约在350亿光年之外。我们看到它时，它距离大爆炸仅有2.35亿年，这接近于第一批星系被认为开始形成的时间，而距离第一批恒星诞生仅有约1.35亿年。

但是这引起了一个明显的悖论——如果宇宙有138亿年的历史，怎么会有比这更远的东西？这些光不应该有足够的时间到达我们这里。但关键是，自从光线在大约136亿年前首次离开银河系以来，宇宙已经大大膨胀，所以现在与CEERS-93316的“适当距离”是350亿光年。

宇宙的膨胀将光波拉长，使它们向光谱的红色一端移动，天文学家通过所谓的z值来测量这种 “红移”。任何z值高于10的东西都存在于宇宙的最初几亿年里，到目前为止，唯一被确认在这个范围内的星系是GN-z11，它被哈勃和凯克一号望远镜测量到有一个大约11的z值。然而，CEERS-93316的z值为16.7。

詹姆斯·韦伯望远镜特别适合被用于寻找这些遥远的星系。它有一个巨大的镜子，可以吸收更多的光线，还有红外仪器，可以比迄今为止的任何其他天文台更好地看到这些微弱的红色星系。

也许它的能力的最好证明就是它不断地打破自己的记录，即使是在几个月前才开始观测。CEERS-93316只是最新的和目前的记录保持者，但7 月初发布的另外两项研究揭示了红移 z=12.3 和 13 的星系。如果不是这么快就被超越的话，单单是这其中的任何一个都会成为自己的记录。

也就是说，这些候选星系都还没有被确认为星系，而且它们的距离也需要被确认。无论如何，CEERS-93316不太可能在这个记录上保持很长时间——随着詹姆斯·韦伯望远镜继续盯着宇宙深处，观察时间越来越长，它将发现更暗淡的星系和天体，帮助我们了解宇宙的早期阶段。

这项研究还没有经过同行评议或发表在期刊上，但已经提交给arXiv（PDF）。

谢选骏指出：事实上，现代天文学几乎还是处于神话阶段。但也正因为如此，现代天文学也就提供了一种新的神学基础的可能，这就是我在十卷本的《宇宙朝圣》（Cosmic Pilgrimage）中所概述的。


《太阳熄灭，人类要多久才能感知？答案超出想象》（2022-08-05 13:17:48  以管窥豹）报道：

众所周知，太阳是给地球提供光照和热辐射的源头。按照太阳与地球之间的距离计算，太阳发出的光需要跑8分钟才能到达地球。换言之，如果太阳停止发光了，那么地球上的人类需要经过8分钟后才会陷入黑暗。

根据天体物理学家们的推算，太阳这颗恒星也会有走完自己的生命历程，熄灭的那一天，如果那一天真的到来了，人类多长时间才能感知到呢，答案可能会让你意外了：不是8分钟，而是可能要1万年。

太阳是一颗怎样的恒星？

太阳是太阳系的中心天体，这里面所有其它的行星都围绕它公转，它自己围绕银河系中心公转。太阳的质量占到整个太阳系的99.8%以上，所以，有时候自己被说成是一个渣渣，其实还是有点太勉强了。

我们拿地球来对比一下，太阳体积有地球的约130万倍，质量有地球的约33万倍。

太阳在宇宙中其实是一颗很普通的恒星，在宇宙中还存在不计其数的恒星，仅仅就统计太阳所在的银河系的中心（银心）附近，就有多达4200万颗恒星。

按照恒星是会自己自发进行核聚变反应的这个特性，推算出，恒星的质量需要在一定的范围。最大恒星不超过150倍太阳质量，最小恒星不少于0.08倍太阳质量。

恒星如果质量越大，就会越不稳定，因为强大的辐射压力会把恒星的外层大气吹跑剥离；如果质量太小，又很难引起恒星内部的热核反应，进而根本达不到形成恒星的条件。

恒星有自己的演化周期，科学家们发现，它的演化周期与自身的质量关系密切而且具有差异。据此，恒星按照其质量大小被分为，小质量恒星、中等质量恒星和大质量恒星。

恒星们最终的结局是形成白矮星、中子星或黑洞。我们的太阳属于一颗小质量恒星，它最终将形成一颗白矮星。

太阳起源于星际中的分子云，逐渐演化到原恒星，再逐渐演化到主序前星，之后才演化成比较稳定的主序星（这个比较稳定的时期被称为恒星的主序阶段），再之后它将进入红巨星阶段，到这里恒星就算已经进入暮年了。

随着太阳的内核因为氦元素的消耗，将继续向内坍缩而形成一颗炽热的白矮星，外壳最后将形成行星状星云。

太阳是如何熄灭的？

我们的太阳现在正处于它的主序星稳定阶段，这个阶段按照太阳的质量推算将持续100亿年，但是目前也相当于达到了主序的中年时期，在未来，这个主序星阶段还将可以持续漫长的50多亿年。

太阳的体内最主要的是氢元素，其次是氦元素，还有其它的微量元素，比如氧、碳、铁、氖、氮、硅、镁、硫等，但是它们累计占比还达不到2%。因此，太阳算是一颗名副其实的大气球。太阳对外源源不断地散发着光亮和热能，就是因为它的内部一刻不停地在进行着氢核聚变，氦核聚变。

太阳在主序星阶段主要是以氢为原料进行氢核聚变来释放能量，这个过程将产生越来越多的氦。当氢元素消耗殆尽时，太阳将脱离主序星阶段，其体积也会膨胀很多倍变成一颗红巨星。

从这里开始，太阳就主要进行以氦为原料的氦核聚变来释放能量。主序星阶段到红巨星阶段，太阳将会越来越耀眼。红巨星阶段持续时间可达数亿年之久，当氦元素消耗殆尽时，内核就将坍缩形成一颗白矮星。

白矮星温度依旧非常之高，足以支持氦核反应产生的后续元素继续进行聚合反应直至形成铁元素为止，但这个阶段已经无法对外释放能量了。随着反应停止，能量不再散发，太阳就开始了它的熄灭历程。所以太阳的熄灭过程很是漫长，如果仅仅就通过光亮来判断，可能需要1万年时间人类才能发现它的亮度有变暗的一点点差异。

随着演化过程的进行，太阳会对整个太阳系产生巨大影响。首先，在主序阶段结束时，太阳内部温度会比当前更高，亮度也会逐渐增强，经推算，这将导致地球表面温度升高60℃之多，到时候可能我们的邻居火星的温度更适合人类生存。

再到红巨星阶段，太阳发出的光亮度将会陡然增强形成“氦闪”，几乎达到如今的2000倍，如果真是这样，不知道地球到时候会不会只剩下白天。假如真到那天，“闪瞎你的钛合金x眼”就应验了。

另外，因为红巨星阶段星体体积膨胀很多倍，所以太阳很可能会把水星、金星和我们地球整个吞噬掉。但是也有科学家推测，因为太阳质量消耗了70%，它的引力也会减弱，导致地球轨道外移而幸存下来。

太阳所产生的能量只有22亿分之一辐射达到地球，便成为了地球上光和热的主要来源。当太阳真的慢慢熄灭，地球赖以生存的光和热就面临断供了，地球上的生命演化可能将按快进的方式倒放生命的起源。

结语

太阳这颗恒星它就在那里，循着自己的生命节奏自生自灭，地球就像偶然搭上了便车，未来太阳不会与地球有任何商量的走向熄灭。

虽然太阳终究会迎来熄灭的一天，但那也是几十亿年之后才会发生的，暂时不用担心太阳熄灭人类怎么办的问题。说不定那时人类已经实现了星际穿越，迁居到其它星系去生活了呢。

网民嚎叫：

hardlyconfused 2022年08月05日 16:18

如果地球远离太阳，一年的时间都变长了，季节长度都会变化，你的日历，表都变了，还会感知不到？楼下能不能多点逻辑思维？

agostic 2022年08月05日 14:12

“但是也有科学家推测，因为太阳质量消耗了70%，它的引力也会减弱，导致地球轨道外移而幸存下来。”--

楼下，看到这句话吗？

花蜜蜂 2022年08月05日 13:54

这种屁事实在只有傻子才关心！嘿嘿！

hardlyconfused 2022年08月05日 13:46

垃圾文章偷换概念，在“熄灭”上做文字游戏

太阳变成红巨星，把地球都吞了，还会感知不到？

谢选骏指出：上述文字虽然垃圾，但还是意识到了“地球就像偶然搭上了便车”，人类作为偶然之中的偶然，除了朝圣，还能做些什么和禽兽不同的事情呢？所以我说，天文学提供了新的神学基础。


【37、天文学作为新的神学支点】


《木星最大的卫星都有极光，发出深红色的光芒，比我们的亮15倍》（21 二月 2023 马特·威廉姆斯，《今日宇宙》）报道：

木星以其壮观的极光而闻名，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朱诺轨道飞行器和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JWST）最近拍摄的图像。像地球一样，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显示是由带电太阳粒子与木星的磁场和大气相互作用的结果。

多年来，天文学家还在木星最大的卫星（又名“伽利略卫星”）的大气层中发现了微弱的极光。这些也是木星磁场和卫星大气层发出的粒子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

探测这些微弱的极光一直是一个挑战，因为从卫星表面反射的阳光会完全洗掉它们的光信号。在最近的一系列论文中，由波士顿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领导的一个团队（在美国宇航局的支持下）观察了伽利略卫星进入木星阴影的过程。

这些观测表明，木卫一、木卫二、木卫三和木卫四都在它们的大气中经历了氧极光。此外，这些极光是深红色的，比我们在地球上看到的熟悉的绿色图案亮近15倍。

研究团队包括来自波士顿大学空间物理中心（CSP），加州理工学院地质与行星科学部（GPS），科罗拉多大学大气与空间物理实验室（LASP），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地球与行星科学，大型双筒望远镜天文台（LBT），西南研究所（SwRI）的天文学家， 行星科学研究所（PSI），波茨坦莱布尼茨天体物理研究所（AIP）和美国宇航局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

这两项研究题为“木卫二、木卫三和木卫四的光学极光”和“木星阴影中的木卫一光学极光”，于16月<>日发表在《行星科学杂志》上。

该团队的观测结果将凯克天文台高分辨率埃谢尔光谱仪（HIRES）的数据与大型双筒望远镜（LBT）和阿帕奇点天文台（APO）的高分辨率光谱相结合。

这些观测的时间安排在木卫一、木卫二、木卫三和木卫四进入木星阴影时看到它们，以避免从其表面反射的阳光的干扰。这些数据揭示了有关卫星大气成分的宝贵信息，其中包括氧气（如预期的那样）。

加州理工学院教授、两篇论文之一的主要作者凯瑟琳·德·克莱尔（Katherine de Kleer）在凯克天文台的新闻稿中解释说：

“这些观测很棘手，因为在木星的阴影下，卫星几乎是看不见的。它们微弱的极光发出的光是唯一的确认，我们甚至将望远镜指向了正确的位置。不同颜色的极光的亮度告诉我们这些卫星的大气层可能由什么组成。我们发现分子氧，就像我们在地球上呼吸的那样，可能是冰冷的月球大气的主要成分。

所有四颗伽利略卫星都显示出相同的氧极光，类似于我们在地球上看到的北极光和南极光（北极光和南极光）。

在木卫二，木卫三和木卫四的情况下，其大气中的氧气含量是由于光解，这是一个水冰升华并被太阳辐射分解成氢气和氧气的过程。在Io的案例中，氧气是由二氧化硫（从点缀其表面的许多火山喷出）与太阳辐射相互作用形成一氧化硫和元素氧引起的。

但是由于它们的大气层要薄得多，这种氧气在深红色和（对于木卫二和木卫三）红外波长中发光——后者是人眼无法检测到的。

由于木卫一的火山活动，氯化钠和氯化钾等盐也存在于大气中，它们也被太阳辐射分解。这导致木卫一上的极光发出黄橙色的光芒（由钠引起）并在红外线中发光（由钾引起）。

这是天文学家第一次在这些卫星的大气层中观察到这种红外辉光。更重要的是，新的测量还揭示了水蒸气的最小证据，水蒸气以前被认为是木卫二，木卫三和木卫四大气中的一种成分。

从理论上讲，这三颗卫星在其冰冷的表面下都有内部海洋，甚至有一些初步证据表明，木卫二大气中的水蒸气可能是由羽流活动引起的。这些羽流被认为与月球的内部海洋或冰壳内的液体储层有关。

观测结果还显示了木星的倾斜磁场如何导致极光在气态巨行星旋转时亮度变化。与地球的10°倾斜相比，这个磁场的倾斜距离木星的旋转轴大约11°，这意味着卫星在其轨道的某些时间将经历更大的相互作用。

最后，他们还注意到大气如何迅速响应由暴露在阳光下和经过木星阴影之间的过渡引起的温度变化。波士顿大学天文学教授、第二篇论文的主要作者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dt）说：

“木卫一的钠在进入木星阴影后的15分钟内变得非常微弱，但在它出现在阳光下后需要几个小时才能恢复。这些新特征对于理解木卫一的大气化学非常有见地。木星的日食提供了一个自然实验来了解阳光如何影响其大气层，这很巧妙。

这些最新的观察结果为已经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研究领域增添了兴奋。未来几年，太空机构将向欧罗巴和木卫三派遣更多的机器人探测器 - 美国宇航局的欧罗巴快船和欧空局的JUpiter ICy卫星探测器（JUICE）。

谢选骏指出：我们虽然看不到天文学所说的种种“观察”和推测……但是想象一下，也会觉得心里舒服——地球上的事情过于微不足道了！这种心情与与理解，难道不可以作为新的神学支点和新的生命起始吗？


【38、无神论让美国社会陷入混乱】


《调查显示，青少年拒绝接受《圣经》某些教义》（By Ryan Foley, Contributor| 星期三, 2024年02月14日）报道：

一位著名的基督教研究人员警告说，“我们正处在基督徒在这个国家消失的悬崖边上”，因为新的研究表明，青少年正在拒绝与圣经世界观相关的信仰。

亚利桑那基督教大学文化研究中心(Cultural Research Center at Arizona Christian University)在上周发表的一份声明中分享了有关8至12岁儿童所持世界观的数据。文化研究中心将这些青少年的观点与13岁以下儿童的父母、教会牧师和青少年的观点进行了对比。

研究结果基于2022年12月收集的400名青少年的回答、2022年1月收集的600名13岁以下儿童的父母的回答、2022年2月收集的600名教会牧师的回答、2022年11月和12月收集的400名青少年的回答，以及2023年1月对2,000名成年人的调查。 

当被问及他们是否相信“耶稣基督是经历永恒救赎的唯一途径，其基础是承认自己的罪并只依靠祂对自己罪孽的宽恕”时，只有36%的青少年回答是肯定的。34%的家长和54%的儿童牧师持同样的观点。

25%的青少年同意“《圣经》是上帝的真言，应该成为明辨是非和过美好生活的指南”。对强调《圣经》价值的说法表示赞同的家长(44%)和儿童牧师(62%)的比例要高得多。

不到一半的青少年(21%)、家长(28%)和儿童牧师(36%)认为“有绝对的真理——正确的事情和错误的事情，不取决于感觉、偏好或环境——这些真理是不变的，是可知的”。

同意“活着的主要目的是全心、全灵、全意、全力去认识、爱和事奉上帝”的青少年(27%)和家长(33%)的比例同样很小，但大多数儿童牧师(56%)认为认识、爱和事奉上帝是人生的目的。

只有17%的青少年将“人生真正的成功”定义为“始终顺服上帝”，父母和儿童牧师的这一比例分别为19%和42%。报告中关于青少年的观点和精神生活的其他调查结果指出，26%的8至12岁儿童“在试图判断对错时经常参阅《圣经》”，21%的受访青少年“认为参阅《圣经》是辨别是非的最佳方法”。

在其他情况下，青少年的观点与成年人的观点非常接近。例如，36%的青少年和35%的成年人认为，“永恒救赎的途径是忏悔自己的罪行并请求耶稣基督拯救他们脱离罪孽的后果”。

研究认为，青少年缺乏圣经世界观的原因是，影响儿童观点的成年人也没有接受圣经世界观。研究发现，在8至12岁的儿童中，接受圣经世界观的比例为2%。而在儿童牧师中，这一数字仅为12%。

亚利桑那基督教大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乔治·巴纳(George Barna)在回应研究结果时说，“儿童的世界观发展是当今美国教会面临的生存挑战”。巴纳说：“由于圣经世界观与真正的基督徒门徒训练之间的紧密联系，除非我们认真对待这一危机，并投入大量资金来修补破损之处，否则我们在这个国家将处于基督徒消失的悬崖边上。”

文化研究中心将圣经世界观定义为“根据圣经观点体验、解释和回应现实的一种方式”。它根据受访者对以下问题的回答来衡量圣经世界观：[圣经]、真理和道德、信仰实践、家庭和生命价值、上帝、创造和历史、人的性格和本性、生活方式行为和人际关系、目的和呼召以及罪、救赎和与上帝的关系。

巴纳补充说：“如果你关注这些数据，你就会发现，自从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追踪这一数据以来，接受圣经世界观的美国人的比例一直在下降。我们经历了30多年的持续下降，而教会的反应却非常有限，”巴纳补充道。“圣经世界观在成年人中的普及率已降至4%，在幼儿父母中的普及率仅为2%。不能再低了”。

巴纳阐述了从小注重世界观培养的重要性：“孩子们在十几岁之前是智力和精神的海绵。他们极力想弄清这个世界、他们的身份、他们的目的，以及如何过上有意义和令人满意的生活。”

“尤其是父母，有责任关注并投资于孩子世界观的发展，因为世界观只是他们人生决策的过滤器”。他警告说：“如果父母不填补这个真空，其他来源——如媒体、学校，甚至孩子的同龄人——都会影响孩子的世界观构建”。孩子的世界观将不可避免地形成。关键的问题是谁来塑造它，以及哪四种世界观将成会是最有力且一致地被接受。

谢选骏指出：人说“调查显示，青少年拒绝接受《圣经》某些教义”——我看是无神论让美国社会陷入混乱。甚至连儿童牧师也多数不信神了，他她们仅仅在混饭吃，比乞丐更加厚颜无耻。家长的堕落连带着儿童的堕落，结果街头暴力天天上演。谁来拯救美国？唯有上帝。


【39、无神论者不是高级的生命】


《哈佛黑洞计划主持人：最高级生命造出我们的宇宙》（Newtalk 2021-10-29）报道：

哈佛大学科学家勒布（Avi Loeb）认为，我们生活的宇宙是最高层次的生命创造出来的。他说：“宗教提到的创世主和科学家研究的量子力学理论其实是统一的概念。”

勒布（Avi Loeb）在 2011~2020 年期间担任哈佛大学天文系主任，也是哈佛大学黑洞计划 ( Black Hole Initiative ) 负责人、哈佛-史密斯天体物理中心理论与计算研究所所长。

勒布 10 月 15 日在美国科学人（Scientific American）杂志上的文章介绍了这个想法。他认为 :“我们的宇宙是净能量为零的平面几何空间，高级文明可能具有高科技，通过量子隧穿技术凭空创造出子宇宙。”

勒布将生命分为四个等级 :“有能力造出新世界的生命是 A 类生命。能够改造自己的生存环境的生命是 B 类生命，比如调整地球的环境不依赖于太阳即可生存。 C 类生命就是像人类这样，按部就班地在高级生命造出的空间里面生活的生命。 D 类生命是干坏事的不好的生命。”

勒布认为人类甚至可能再堕落成 D 类生命，因为人类干了不少坏事，而且持续在破坏地球的环境。

勒布表示，人类还没找到理论把量子力学和引力学结合起来。但是高级智慧生命可能了解其中的奥秘从而涌涌创造子宇宙的能力。“如果是这样，这不仅解释了我们所在宇宙的来源，而且说明我们的宇宙也是一个生命体，也有生命周期，重要的特性通过某种方式代代相传。”

勒布进一步说，这个宇宙存在的意义不是为了让人类存在于里面，而是提供一个环境让生命在里面得到升华，最终升级为 A 级生命。

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个文明层次的高低并不完全以其拥有多大能量来衡量，而是应该以它“开创新的生存空间”的能力来进行衡量。

勒布提到，人类现在是 C 类生命，依赖于地球、太阳生存。若是太阳出了问题，人类都无计可施，更不要说具有开创新空间、给其他生命提供生存空间的能力。

勒布说，人类应该谦卑的研究宇宙，寻找提升生命层次的途径，否则就会经历恐龙那样的遭遇，一旦灾难来袭就被毁灭。

网民嚎叫：

luck86 发表评论于 2021-10-30 06:08:26

胡说八道的大忽悠。

gameon 发表评论于 2021-10-30 04:41:41

理论挺新颖，翻译的挺逗比。

Trumpeter 发表评论于 2021-10-30 02:51:27

上帝到底是高鼻子的还是矮鼻子的？那些上帝画像怎么回事？谁见过上帝？还是臆想出来的画像？

李听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23:22:34

D类是妖界，C类是人界，B类是仙界，A类是神界

两湖居士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21:21:10

不管你觉得自己有没有信仰，你都是有信仰的！其实可怜的是那些坚定的无神论者，明明坚定地信仰“无神”，却不知道自己在信仰。“无神”把自己藏起来让你信他，可能是有邪恶的目的。

大石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19:02:00

只要用了“最高层次”一词，就知道该科学家知识等同孩童。

三颗松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18:24:58

囫囵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13:39:00

我早就说过宇宙的总能量为零。

安倍退四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17:55:00

这个宇宙谁创造的不知道，新宇宙一定是习主席创造的

wx3000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17:37:48

你不信上帝，上帝也可以不信你，公平了吧？

tz2000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17:37:40

他无法回答的是作为一个C级生物，他是如何有资格给生物分级的？

相信事实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17:08:58他无法回答的就是，A级生物是谁造的？

obama_01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17:37:21

-------哈弗大学天文系民科主任。-------

tz2000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17:33:54

这个逻辑没有自相矛盾，只是告诉你，作为被造的人类是无法自行理解创造者的，我们对地球都无法全部了解，至今还连太阳系的其他星球都没去过，对宇宙的实质的了解比瞎子摸象还要少，你还在猜测宇宙创造者是谁创造的，提出这个问题只能说明你太自大了。是否被造，不需要你承认，而是一个fact,需要去发现。基督教的教义是说，神来告诉你了，这是他造的，你要么相信，要么不信，但是这个创造的事实是你没有能力判断真假的。

相信事实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17:08:58他无法回答的就是，A级生物是谁造的？如果有什么东西不需要被造，那么又何必认为必须有什么东西需要被造呢？这种逻辑上的自相矛盾

coyote2017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17:17:46

参禅悟道，修仙吧！

相信事实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17:08:58

他无法回答的就是，A级生物是谁造的？如果有什么东西不需要被造，那么又何必认为必须有什么东西需要被造呢？这种逻辑上的自相矛盾本身已经证明了这个理论就是胡扯。

如果人是上帝创造的，那么就必然要有比上帝更上帝的超级上帝才能制造出上帝，以此类推，最高的上帝仍然是无法创造的。既然必须要有什么是不需要被创造的，是自有永有的，那么何必假设这样的存在，直接承认我们的世界本来就是自有永有的不就得了吗？宇宙不需要创造

有待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16:09:46

传统的老中们接受的是辩证唯物主义教育，认为世界是绝对物质的，在精神层面除了共产主义理想外别无他物。当所谓的共产主义信念崩塌后对于世界的认识和追求就全部集中于物质层面，在精神层面的思考和追求就已归零。

dqdeer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15:59:49

很有可能。很像道家修仙的理论。

兔比兰伯王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15:41:38

都别吵了，实话告诉你们吧

宇宙是我创造的，想知道具体的，留言！

Lacedaemon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15:33:05

“我们的宇宙是净能量为零的平面几何空间，高级文明可能具有高科技，通过量子隧穿技术凭空创造出子宇宙。“。 哈哈。高级文明又是从哪来的呢？既然那么高级，就一直高级着不好吗？

jz101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15:24:37

人类在自身的发明和探索中感受到创造的难度，逐渐体会到有规律自然现象绝非偶然产生。

就这么着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15:14:23

那上帝他老人家是做什么的

见证人之一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15:04:22

自由基生对人体造成伤害，生命对地球造成伤害。宇宙里最高级生命在白垩纪消灭了占据地球一亿六千多万年破坏地球的恐龙，让地球得到喘息修身养性了六千五百万年。人类才二十万年的历史，破坏地球速度比恐龙快近千倍，宇宙最高级生命感知受到地球被伤害的严重性，因此撒下新冠病毒来对付人类。这次不行的话，下次就只好再次使用星球撞击法了！

旁观者XWY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15:03:00

不等不钦佩大脑这个器官。可能是外来智慧留在地球上的。

欧洲联盟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14:49:28

D代表地狱，C代表维生素C，B就是牛逼，A就是B的阿爸？我这样解释，也没人能驳倒我吧！

wang5zhao6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14:45:32

有一定道理。人类对外界的感观来自视觉，听觉，嗅觉以及对3维空间的想象力。除此之外，就是再多加一个时间轴进来，人类的小脑袋瓜儿就不够用了。所以人类的认知在浩瀚的宇宙中，太渺小了。就像我们看到蚂蚁王国，蚂蚁们可能认为自己的世界很广阔，自己掌控着自己的命运。哪知道就是一个小孩撒泡尿，就能把它们的世界彻底颠覆。而这些蚂蚁中自以为是的家伙，可能也再天天嚷“蚁球暖化”，也在忙活着“减排零碳”。但是，在人类看来，这是何其的可笑。没准A生命就活在太阳里，看着人类在愚蠢的相互欺骗。而人类能力还不可能感知太阳内部，只好说就是个大火炉子，谁进去谁死。但是，没有太阳，拿来的人类，大概太阳本身就是A生命吧？它老人家要是不高兴，还不跟消耗撒尿灭蚂蚁一样，分分钟钟可以灭了人类。

paladindancer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14:44:07

能够改造自己的生存环境的生命是 B 类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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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说的太对了，最早地球充斥着风暴火山地震，没有氧气和大气层，可能根本就不是蓝色的，比火星好不到哪去。而简单的单细胞生命慢慢改造了整个行星的地貌和环境，不开玩笑，小小的细菌可以让整个地球变成今天这个样子。这有这个样子才能支持更高级生命的存在。这一切都不是巧合，而是基因代码在几十亿年前就已经编程好的，预料到的。 这根本不是巧合

量子纠结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14:44:00

人类的文明也可以细分成c1, c2,c3, c4。c1 创造系统的科学改变世界。c2时常发明一些东西，但不系统，也能改变周围环境。c3有文字语言和一定的文明礼仪。c4只有手语，还处于人吃人的阶段。

anchoret98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14:35:32

愛因斯坦的「有神論」，是對未知的敬畏，是一種非常本源性的「迷信」。這和愚夫愚婦們玩兒的「偶像崇拜」，完全不是一回事。

弟兄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14:28:26

现任耶鲁电子工程系主任倒是很虔诚的基督徒,和他见过几次面

limitation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14:27:19

爱因斯坦从来不觉得科学与宗教之间存在着冲突。他有句名言：“没有宗教的科学是跛足的，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盲目的。”他对被人认为是无神论者的指控，反应非常激烈。他曾对一个朋友说：“最让我愤怒的是，有人用我的话支持这种论点。”与佛洛伊德、罗素和萧伯纳不同的是，他从来没有冲动去诋毁信仰上帝的人。相反地，他偏向于批判无神论者。他说：“我与所谓无神论者不同的地方在于，我对宇宙中那种不可触及的和谐有种深刻的谦卑感。”

limitation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14:26:33

爱因斯坦从来不觉得科学与宗教之间存在着冲突。他有句名言：“没有宗教的科学是跛足的，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盲目的。”他对被人认为是无神论者的指控，反应非常激烈。他曾对一个朋友说：“最让我愤怒的是，有人用我的话支持这种论点。”与佛洛伊德、罗素和萧伯纳不同的是，他从来没有冲动去诋毁信仰上帝的人。相反地，他偏向于批判无神论者。他说：“我与所谓无神论者不同的地方在于，我对宇宙中那种不可触及的和谐有种深刻的谦卑感。”

多情娃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14:25:52

如果还要分好人坏人，那么定义在那？ 我们可能不是最高级生命造，可能是次级生命造的，如果是最高级生命造的，那么也许是次品。 凡事将人分三六九等的都是无人性。

一家之言123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14:23:49

弟兄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12:50:07

哈佛大学查无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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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毛就是胡搅蛮缠的一坨屎！还有相信是屎

***en.wikipedia.org/wiki/Avi_Loeb

anchoret98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14:19:59

當年牛頓提出三大定律後，苦思引力的源頭，最後提出「上帝是第一推動力」。人類對這個宇宙的理解還是太有限。科學沒有到達的領域，迷信（超級存在）總會先一步到達。慢慢來吧。

hanlaotou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13:47:31

这位科学家与那些布道家一样， 无法解释最初的生命是哪里来的。布道家说，上帝创造了人类。我问布道家，哪里是起头？最初是谁创造了上帝？进化论者说，高级生命是低级生命被适者生存的生存压力所驱使逐渐演变进化而来的。而按照这位科学家的说法，高级生命是低级生命经过持续不断的自我完善自我改良而发生质变，脱胎换骨地跳级式蜕变成长而来的。我问他们，最初的低级生命是哪里来的？

囫囵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13:39:00

我早就说过宇宙的总能量为零。不信看我的视频： ***youtu.be/17WF1n_RT_g

balsam_pear_k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13:25:16

连走路都这么慢，怎么去太空，去月球？一个逻辑。

Biangbia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13:12:47

科学都没整明白，开始整神了

相信事实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13:13:54

哈佛，名副其实啊。直接当牧师去好了。

Biangbia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13:12:47

科学都没整明白，开始整神了

0101011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13:10:34

原文在此，这篇翻译文章似乎过度强调了宗教。

****** scientificamerican. com/article/was-our-universe-created-in-a-laboratory/

balsam_pear_k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13:06:30

切不说他的认为是不是真的（没人能验证），那些攻击他的人正验证了，基本上是，越不懂科学，就越相信（迷信）现在的科学。

XM25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13:02:51

我虽然是C类，可是比希特勒，毛泽东，习主席还是高了一类。

balsam_pear_k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13:01:32

间接验证，那个＂弟兄＂是翻墙的，不能用GOOGLE，GOOGLE一下一大堆Avi Loeb的信息。无毛弟兄，你好。

不允许的笔名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12:52:23

弟兄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12:50:07

哈佛大学查无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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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知就不要出来卖了。Avi Loeb没听说过？

ca_lowhand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13:01:23

这个神棍应该是个e类生物吧

pdong95014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12:59:00

为什么不是第二高层次的生命创造了我们的宇宙？

duty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12:56:58

这种伪科学家已经堕落了，赶紧去信教吧。

不见不怪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12:54:35

神棍

Reviewwood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12:53:42

Holly Molly...

不允许的笔名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12:52:23

弟兄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12:50:07

哈佛大学查无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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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知就不要出来卖了。Avi Loeb没听说过？

不允许的笔名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12:50:15

勒布认为人类甚至可能再堕落成 D 类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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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Meghan McCain和Colin Powell

弟兄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12:50:07

哈佛大学查无此人

不允许的笔名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12:47:44

C 类生命就是像人类这样，按部就班地在高级生命造出的空间里面生活的生命 - C指Conservatives.

令胡冲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12:47:28

这个所谓哈佛科学家从中国小说三体里面受到了很大很大的启发

不允许的笔名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12:47:01

D 类生命是干坏事的不好的生命 - D指Democrats.

Vertical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12:40:55

这年头，神父混的和科学家一样，科学家混的和神父一样

技术员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12:38:01

在哈佛日子很好混。

交流什么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12:34:50

种族歧视 生命歧视 那些干坏事的生命被降等了 它们会用民主的武器讨回公道 LOL

至清无鱼 发表评论于 2021-10-29 12:30:00

科学的尽头就是神。

谢选骏指出：这个“哈佛黑洞计划主持人”大概率地是个无神论者，可是无神论者不是高级的生命，无神论者既然不是高级的生命，他又怎么可能知道更加高级的生命呢？


【40、无神论者不知道自己的致命伤】


《与犹太民族相比，我们缺少点什么？》（姚国华）报道：

多年来，一个遗憾总在刺痛着国人的神经，每年一度诺贝尔科学奖结果里，我们总是维持空白。细心的人却发现，获奖者中每年几乎都会有犹太人，那个只有中国人口百分之一，全人类的四百分之一，且大多散居在世界各大洲（以色列仅占其三分之一）的民族，竟然获得了全世界诺贝尔奖的18％。

几百年来，中国几乎没有左右世界历史进程的人（毛泽东算不算一个还有争议），而犹太民族却涌现了世界公认的最伟大的人物，除了马克思、爱因斯坦、弗罗依德这样的顶级思想家之外，在哲学、科学、文学、艺术以及经济、政治的每个领域里，在那些开创者和革命者的人群中，都能发现犹太人密集的身影。抹去犹太人的名字，现代文明史恐怕会失去一半的光辉。

美国百万富翁里有20％是犹太人，犹太人平均收入是其他族裔的两倍，他们控制着美国经济的核心部门（洛克菲勒、索罗斯、格林斯潘）。他们尤其在新闻传播业里兴风作浪，谁要得罪了犹太人，谁就别想竞选美国总统。2004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辞职前最后一句轰动世界的话，他以一个穆斯林的眼光发现：当今世界操纵在犹太人手中，因为犹太人操纵着美国，美国操纵着世界。

要说，中国人与犹太人都算得上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之一，无论是从他们超过三千年的历史文化延承上，从各自文化对于现代文明形成的贡献上，还是从他们被世界公认的智力水平上，以及从他们在当今世界舞台的份量上，都是如此。可是两个民族为什么在文化尖端的创造力上却如此的悬殊呢？

有人会解释说，犹太人渗透在西方现代文明生活里，他们与西方主流文化保持着直接的交流和接轨，而中国人却由于历史原因，置身于西方现代文明之外。这样说自然是有道理，但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对于西洋文明尤其是器物用度与消费生活未必真是无动于衷、颤然以对，犹太人对西方主流世界也未必总是趋之若骛、其乐融融。事情却有恰恰相反的另一面，现代中国人在大多数时候只知与国际接轨却放弃了自主性，而犹太人则坚定地恪守着自己内心的信念和生活的传统，这种惯性即使在他们改变了信仰的后裔身上仍然发挥作用。

犹太民族的苦难历程积淀成内心的惊人原创力

犹太民族的文化形成于极为特殊的历史背景，具有对现实世界最大程度的超越性，它不是直接地关注此岸现实，满足人的物质欲望，而是相反，让人退回到内心，去建构一个有所敬畏、有所信仰，从而更具深厚力量的世界。

犹太民族是有历史记载的最灾难深重的民族之一。约公元前14世纪，一支希伯莱人自幼发拉河流域移居巴勒斯坦地区，公元前13世纪末被埃及法老征服并掳为奴隶，后来摩西带领他们冲破艰难险阻，从埃及回到巴勒斯坦。公元前11世纪建立以色列－犹太王国，创立犹太教，但于公元前10世纪分裂。公元前722年北部以色列被并入亚述，公元前586年南部犹太国为新巴比伦所灭，成为“巴比伦之囚”。后来波斯人灭新巴比伦，犹太人被允许重建自己的国家，却又于公元前 63年被罗马所并。公元66－70年和131－135年他们两次举行反罗马起义失败，被赶出巴勒斯坦，从此彻底失去祖国，散居各地。

一个失去祖国近两千年，一直生活在苦难记忆和死亡恐惧中的民族居然没有灭绝，这本身就是奇迹。欧洲历史上无数次反异教徒运动、排犹运动中，犹太人成为全社会的发泄对象——“干掉一个犹太人，以拯救你的灵魂”。英国文豪莎士比亚笔下的犹太人夏洛克，也是一个人人痛恨的应当被惩罚的冷血杀手，这可以见得欧洲主流社会眼里犹太人是什么角色。两个法国人发生冲突而难分胜负，找个犹太人一起共同发泄一通，两人反而能和解。20世纪最残酷的屠戮发生在德国法西斯统治下的犹太人身上，近600万犹太人在纳粹集中营里，没有任何反抗能力，只有引颈待戮，比日寇屠刀下的中国人还窝囊。而有些中欧、东欧弱势民族被法西斯征服，却在迫害犹太人方面与纳粹合作。

在现实的苦难背后，一个人几年、十几年、几十年乃至一生都在内心深处执着地追求着一个梦，他的理想与抱负定能有所成就。犹太民族在思念故国，期盼终极解救的憧憬中顽强生存下来，他们集体意识里有一个持续两千年的梦想——回到圣地耶路撒冷，重建祖国，面对哭墙，祭祀神灵——这个梦直至18个世纪之后才终于实现。他们总在不幸的笼罩中，在现实里得不到任何幸福，唯有把生命的希望寄托在彼岸，才能得到内心的慰藉。他们相信是亚当、夏娃的原罪及其不肖子孙的罪孽，让上帝发怒并责罚众生。只有面对苦难，保持对上帝的虔诚，救主弥赛亚有一天降临，以色列人才会作为上帝的选民进入永恒世界。

这种执着的精神信仰、坚定的宗教文化，使他们成为最虔诚、最顽强、最保守、最封闭，但也最具内在力量的民族。他们行割礼，守洁净，不吃猪肉，遵守“摩西十戒”。历史上，敌人常常在星期天即安息日去攻打不会还手的犹太人的城池。残暴的征服者要求犹太人在吃猪肉和死亡之间作出选择，结果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从容赴死，尸体堆积成山。犹太人不仅不可能在寄居地的政治上得到充分的权力，还要遭受不断掠夺、烧毁、驱逐、屠杀，从而使他们把内心的知识和智慧的追求当作一种精神慰藉和心理防卫。

这个遭遇最悲苦、最不幸的民族，靠着关于彼岸世界的信仰战胜着被欺侮与蹂躏心灵，顽强精神生存下来，并且影响了其他民族。犹太《圣经》也是基督教三大教派共同的《旧约圣经》，甚至伊斯兰教《古兰经》也与它有相当多的共同处。它成为西方的现代进程最重要的信仰基础，是它拯救了西方文明。

“梨子”与“禁果”代表中国人与犹太人的不同文化逻辑

中国人和犹太人的不同文化背景与人生哲学，可以拿人们面对一枚果实时截然不同的态度来作分析。

在中国，人最关心的，首先它可以吃。但到底谁吃，有三种态度：一是自我克制，把好处让与给别人——“孔融让梨”；二是把它作为礼品与别人互让——“投我以桃，报之以李”，“投我以木瓜，报之琼琚”；三是争夺享用权，为了自己抢食而不顾别人，甚至置人于死地——“摘桃子”，“二桃杀三士”。

第一种态度引申出来就是道德伦理，便有所谓“重义轻利”的原则；第二种态度推广到人际交往中就是“礼尚往来”，“礼轻仁义重”，情义、恩情也是由可吃可占的利益体现的；第三种态度放大了就是阶级斗争，形成政治权力结构。

犹太人自然也要吃果子。但在《圣经》里却有一个果子不能吃的禁忌：上帝规定伊甸园的“智慧果”不许吃，亚当夏娃受魔鬼引诱而偷吃了“禁果”，便犯了“原罪”，被上帝逐出伊甸园，下到人间承受苦难，而这种原罪会世世代代传承。我们从人道主义立场来看是不能接受的，那果子明明能吃，吃了还长智慧，上帝凭什么不让人吃；上帝凭什么给吃了的人惩罚，更有甚者，凭什么把原罪加于所有来到这个世界的无辜者身上。这种文化岂只不人道，简直蛮不讲理。

翻开旧约圣经，上帝创造人类之后便发生的这一幕，构成后来整个犹太教、基督教的逻辑起点。在这部书里，上帝扮演着一个专横、残暴、嗜血的主宰者角色，人类必须对它绝对服从，稍有违逆、放纵、疏忽便会遭到重罚。有人统计，上帝前后处死的人达27万之多。就是宗教这种对人的欲望、利益乃至生命自身的当头一棒式的否定，给现实的人生带来极大的精神恐惧，引出了原罪观念，形成超越人的现实享乐的彼岸信仰。因此，基督教的逻辑起点就是禁欲主义。

“让梨”所代表的中国道德主义立足于世俗生活，旨在克制自己的欲望，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无论是争抢还是谦让，是政治、道德还是情义，总归是围绕吃梨子展开的。所以，中国思维立足于直接的功利主义。人们关心的以及最终落实的都是物质消费，是既定物质利益的再分配，即你吃还是我吃。尽管农民在长期的探索中也形成了关于梨子的丰富知识，但只停留在直观经验层面。中国古代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技术，都属于经验层面的成果。

“禁果”所代表的西方禁欲主义却从根本上否定肉体的欲望，形成一种对于彼岸世界的敬畏与信仰，这又带来人们更多超越对象本身实用功能的纯粹好奇心的探索，不为多吃、多占几个果实。尽管近代西方人认为，知识可以为人类谋福利（培根），但知识是相对独立的，探索真理本身就是人的精神追求。这就有点“不食人间烟火”，而知识的增长反过来促进了技术手段的进步，于是现代社会获得更多又大又甜的文明果实。这是西方后来居上的奥妙。

犹太人出身的马克思曾批评说：犹太人的世俗基础是实际需要，自私自利；他们的世俗偶像是做生意；他们的世俗上帝是金钱。但是，犹太人以赚钱的成功来验证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以获得自己内心苦难的解脱。也就是说，他们是在世俗利益中寻找精神的解放。中国人即便敬天神，也只是为了谋求世俗享乐。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清教徒的精神与规范化、律法化的近代犹太教相近，敢于冒险、进取的精神，尤其是那种以上帝的特选子民自居的信念，普遍复兴于清教徒的资本主义精神倾向里。

可见，理解犹太人的文化秘密，可以找到理解西方现代文明的钥匙。

从本能－功利－道德－理性－信仰的逻辑关系看两种文化的结构

人的精神是超越现实生活的，精神生活的高度标志着人走出动物的程度。人越是直接地关注并服从、依赖于现实生活，那么越是缺乏改变它的能力；越是拥有自己内心的关怀，越是拥有更大的自主空间，越能主动的改变现实。以人类挣脱自然界的必然性，从而形成自己特有的文化空间的高度作为划分标准，可以将社会生活及文化内容分析为本能、功利、道德、理性、信仰五个层次：

本能：人在自然生态里生存，吃喝玩乐，这是人与动物共有的与生俱来的能力，不属于我们讨论的文化范围。但需要强调的是，人的本能与普通动物相比反而弱化了，高级动物出生时离开父母不能独立生存，而人几乎除了吸吮乳汁和哭的能力，所有本能都退化了，人出生后需要一个学习与成人阶段，在社会中重新获得生存的能力。

功利：人们寻找一切有利于自己生存的机会，争取自己的本能的满足和优势地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唯利是图，趋利避害的倾向是人的本能在意识层面的直接体现。韦伯说，功利主义是所有民族的文化都有的基本生存意识，关键是在它之上还有更高的文化价值来约束和升华自己的取向。

道德：人们意识到不只是自己生存，还有他人生存，在群体生活里对自己有所约束，照顾别人或者群体的利益，对他人的尊重与礼让，遵守共同的规范，正其义不而谋其利。即使是自己利益有损失，却能够提升群体的生存能力，达成人际间的和谐、互利与友爱，从而让个人的生存融入群体的生存中。

理性：人们从自己的生存需要中走出来，以超然、客观的态度看待世界，寻求普遍的真理，并以为独立的价值，不管它能否给自己带来好处，甚至不顾社会道德的效果。理性思维也意味着以这种普遍原则和理论规范人的行动，以带来社会的最大利益。中国传统缺乏这种独立的理性精神。李泽厚所谓“实用理性”，其实也是出于功利主义或者道德主义目的，不是追求真理的理性精神。

信仰：在复杂的世界和多变的命运面前，人们意识到自己的渺小、无助、孤独、恐惧，便倾向于放弃或否定个体的欲望、意志、理智，而敬畏伟大的力量，崇尚神圣的理想，关怀终极的世界，把小我无条件地寄托于无限的目标上，让个体在精神上升华为最高的存在，克服时间空间上的有限性，以获得慰藉。信仰是心灵离本能与现实最远的一种追求。

信仰主义和功利主义代表人类生存的两个极端，前者是超越感官需要的精神追求，后者是基于现实生活的物质利益。理性和道德这两个层面或者建立在信仰上，或者建立在功利上。信仰过于突出，会形成迷信、盲从、狂热、偏执；理性过于突出，没有信仰就是相对主义、玩世不恭，没有功利和道德就是书斋里的空谈；道德过于突出，否定信仰和理性，就是狭隘的人情关系，否定功利，则造成矫情的伪君子；功利过于突出，就成为自私、势利、狭隘、短视。

西方文化立足于犹太式的信仰主义，表层是源于希腊人的严谨精确的理性主义，道德、功利是末梢上的枝叶和果实；近代启蒙之后，从信仰主义的彼岸出发，自上而下形成普遍的科学理性和广泛的契约精神，道德（及法律）也是无条件地基于不言自明的公理和终极关怀的自律原则，落实到个人的物质利益层面上，才有了私有财产、个人自由甚至个人隐私的空间，西方现代文明的高大建筑很快便立了起来。经济学家看到，功利主义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石，但韦伯却揭示，它是最后才从新教伦理文化中产生出来。这种建构主义文化的逻辑是：信仰→理性→道德→功利→本能。

中国文化根本上是脚踏实地的功利主义，表层是温情脉脉的道德主义，理性、信仰是末梢的工具和点缀。道德一种调节相互间的权利冲突和利益分配的原则，总是被它背后的物质利益瓦解；理性是由功利和道德上升的实用主义的一般原则，仍是实用的；天人合一的信仰是极少数人迈越的精神境界，但个人体验自下而上却难以提升，普通老百姓把它看作晃晃惚惚的东西，信则有，信则灵。社会越到穷途末路，迷信的人越多。实用理性、实用信仰更是像纸一样单薄，几千年的古老文明只能在低水平上徘徊和周期性动荡。这种自然主义文化的逻辑是：本能→功利→道德→理性→信仰。

中国的自然主义文化

理性与信仰基本上是西方文化概念，以之界定和分析中国文化稍有牵强。冯友兰把人的精神境界分解为自然、功利、道德、天地境界，这样贴切些。这也是说人的精神由自然状态一步步升华达到终极关怀的，而不直接由信仰设定的。

整体上看，中国文化主要是从自然主义的立场出发建构社会，重视此岸、现实、人生，忽略彼岸、精神、死亡。人们平常强调的道德，不过是利益分配的制约，内容仍然是利益。所谓“重义轻利”，缺乏更为普遍的精神理念的支撑，便难以立足。中国人开放、宽容、自由、享乐、市侩、理智，实用的、功利的、物质的、技术的文明最发达，但没有什么执着信仰。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传统文人拥有的文化只是上层阶级的摆设、装饰、排场和消费，是有闲阶级自我慰藉的奢侈品和消闲方式。基层百姓的生活主要是衣食住行，所谓文化只是茶余饭后的娱乐、刺激和消遣，文字书写几乎是多余的。文人要么入世，讲究经世致用——不免功利化、势利化、官僚化；要么出世，讲究无为超脱——不免消极、遁世。

中国技术文明通过丝绸之路的传播，给整个旧大陆的生产方式以巨大推进。马克思曾说过：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说来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在此之前还有纸的发明和运用，对文明的影响深远。《白银资本》的作者贡德?弗兰克也认为，欧洲近代化是靠亚洲的经济快车带动的。他甚至认为这种带动是欧洲崛起的根本动力，否认西方文化包括哲学与科学的内在提升作用，但这是我不同意的。直到十九世纪，中国以科举取仕方式为核心的官僚制度还成为西方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参照系，演变为现代公务员制度。

通常，人的精神与现实生活的距离不会太远，完全脱离现实臆想也不具有持久而普遍的意义。一种文明的逻辑是从肯定人的自然状态出发，一步步向高层次提升到普遍的信仰：本能－功利─道德─理性－信仰。因此，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精神生活服从于社会生产需要的证据。但是，高级文明的文化逻辑却会倒过来演绎，以高层次的精神境界为本位，由它派生和演绎出整个文化结构。

由于儒家道德和佛教哲学对本能欲望的无限膨胀有一定程度的抑制，加上不断有北方少数民族清新血液融入，才没有像罗马人那样走向彻底的毁灭，每次频于毁灭都能再生，延续至今。在宋代，传统的生活方式高度成熟，失去了进取的动力，人欲的泛滥不断造成自我毁灭的痛苦，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要用普遍的天理否定并抑制人的本能欲望，对物欲横流的社会展开反思，在此基础上建构的宋明理学给以后中国社会带来更有力的文化约束，它一方面造成了我们所通常说的精神禁锢，另一方面却维系了传统文化的生命。

两个民族的奇特相遇

中国人在广阔的黄河、长江流域过着稳定而安逸的农耕生活，其四大（或许三大）发明通过阿拉伯人传到西方，成为现代技术原始基石。犹太人因为其苦难的生活遭遇而对现实生活的彻底绝望，他们在死亡的恐惧里形成了坚定的精神信仰，其文化关怀不在生存而在死亡，把永生的希望寄托在宗教的彼岸，为此他们形成并贡献给世界以超越现实、精神至上的彼岸信仰。

犹太人常以其智慧、执着、精打细算成为各地最富有的人。中国人在海外也因其勤劳、务实而富有，尽管大富豪不太多。

一个是最虔诚、最保守、最封闭、最有内在力量的民族，一个是实用主义、现实主义、直观主义、世俗享乐、随遇而安、乐观开放、宽容豁达的民族；一个是最顽强的固体，一个是最强溶度的溶剂。历史上他们曾有过文化的相遇：

一支数千人的犹太部落流落到波斯，又漂泊到印度孟买，再辗转从“海上丝绸之路”抵达中国泉州，然后经扬州到达宋朝的京城汴梁。中国皇帝以他对外邦人素有的宽容与怀柔（皇帝们在外人心目中通常比在国人心目中要好得多），赐给他们一块土地住下来，让他们建立自己的教堂，却并不干预他们的信仰；中国百姓称这些 “以色列”人为“一赐乐业”，大概是说这些无家可归的可怜的漂泊者得到皇帝仁慈的恩赐，终于可以安居乐业了。在以后几百年的漫长时期里，这些犹太人严格遵守自己的信仰和戒律，上教堂，行割礼，守安息日，不吃猪肉，宰牛羊要挑去脚筋（因此，百姓称他们的宗教为“挑筋教”），实行族内婚制。

但是，由于他们在这里受到其它地方所没有的善待，反而失去了恪守传统的心理张力和理由，于是他们渐渐地接受并逐步融进汉民族的主流文化，开始尊孔祭祖，参加科举，甚至与汉人通婚。1866年美国传教士到开封发现了他们，但预言他们将在半个世纪内会被彻底同化。民国初年，还有上百人隐约可现其远古的特征，不久，这个古老民族终于彻底融入中华大家庭里。

还有一件事情，30年代纳粹迫害犹太人期间，欧洲再度沦为犹太人的地狱。而在东方，古老的中国却是唯一没有限制地容留着犹太兄弟的国家，上海一度收容的欧洲犹太难民25000人，直到二战结束后才离开。不过今非昔比，这回让老朋友光顾，与其说是我们雍容大度的召唤，不如说是我们贫弱无力的让渡。

以色列与新中国几乎同时诞生，而今这个的国家，已跻身世界20个最发达国家之列。从全球70多个国家100多个民族里走出的犹太人，语言、习惯甚至血统都有了很大差异，却保持着高度的民族凝聚力，还复兴了早已死亡的古希伯莱文字和语言。尽管他们处于一百倍的穆斯林人口包围中，立国之后旋即爆发战争，但几次中东战争之后，居然强无敌手，游刃有余了。

那以后，中国也在政治上站立起来了，然而应对西方文明的挑战，我们多少有点步履蹒跚。我们把自己的落后归于臭名昭著的“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制度。但耐人寻味的是，以色列不仅自称“犹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还有一种叫“基布兹”自愿共产主义组织，其公有程度远远超过中国的农村人民公社和城市国营企业。人们过着公社式的大家庭生活，土地及全部财产共同占有，不属于任何成员或家庭；共同劳动，集体食堂吃饭，各种工作的待遇完全相同，生老病死完全公共负担；每人除一些零花钱外，连工资都没有；在外工作的人也自觉把工资的主要部分交公，并接受统一分配。所有决策都是由体现全体成员意志的民主程序作出。基布兹存在了近一百年，是以色列工党最重要的社会基础。

说到底，人们关于制度革命与体制改革的一切理由，通通基于一种粗俗的唯物主义、功利主义观念。我们在中国传统的背景下很难发现它的局限，很难想到用全新的文化理想重建社会。对此，犹太人能够给我们启发的很多。

现代国家的强大

以色列人文化上十分保守，男孩要行割礼，许多人装革履，头上却戴自己民族特有的标志：瓜皮小帽。这让人联想到早已绝迹的长袍、马褂、大瓜皮帽，还有主导了半个世纪的中山装，今天都成了开放的中国人取笑的对象。

以色列的生存空间很小，土地是从其他民族手中夺取的，狭小贫瘠、战火纷飞。他们不仅有最著名的政治军事情报系统“摩萨德”，而且拥有遍及全球的商业情报网，因此其商业行动在世界市场上成功率极高。

中东地区水资源奇缺，以色列人口515万，淡水仅16亿立方米。但他们凭借独特的智慧，开发出节水灌溉和遗传工程，在沙漠和戈壁上种出了世界最好的庄稼。农业人口仅5％，农产品却自给有余。中国九亿农民，粮食却要进口。

中国人旅行世界，在飞越北美、西欧、俄罗斯时，看到无边的森林、纵横的湖泊，与中国西部大片的黄土、戈壁、沙漠和东南部过度开垦的田园一比较，似乎明白了自己贫穷的理由。然而到过以色列的人，却不得不沉默了——那里资源的贫乏、环境的险恶，是中国人难以想象的。以色列棉花产量达每亩200公斤，是中国平均水平的四倍。据说，多年来中国派过不下于一百个考察团到以色列学习喷灌、滴灌技术，但回来总是做不好。

教育被看作以色列民族的希望，从内部开拓实力，即所谓“文化犹太复国主义”。犹太父母在小孩稍微懂事时，让他去吻滴有蜂蜜的《圣经》，以体验智慧和信仰追求的快乐；犹太人有许多爱书的禁忌，不烧书，书橱要放在床头而不摆在床尾；以色列人每月平均读书一本，为世界之最。但他们并不死读书，蔑视死的知识，他们把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看得同样重要。

和古希腊的哲学家一样，犹太人认为学者比国王更伟大；相当于祭司的拉比，是人们心中最受尊重的老师，甚至高于父亲。

从1882年起，犹太复国主义者就想办自己的大学，只是由于政治外交压力，希伯莱大学才于1918年正式奠基，1925年在战火中开学，立即成为保护犹太文明的学术中心。希伯莱大学的创立者哈伊姆?魏兹曼1948年成为以色列首任总统。他曾说，我们在生存的最黑暗的年代里，却在自己的学校院墙内找到了避难所，把知识和精神的能量保存下来，它维系犹太民族的生存。他还把希伯莱大学比着一个发电厂，它是全体犹太人精神和知识的源泉。 

以色列的首任总理戴维?本－古里安说，科学研究的成就已不再只是一种抽象的知识追求，而是文明生活的一个中心要素。卸任总统后又回头去当教育部长的纳冯说，教育上的投资是就是经济上的投资。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居世界前列。中国的相应比例最低只有2.58％，至今低于4％的世界平均水平。

犹太民族的竞争力归于文化、教育、科技的发达。无论是科技研究的人员比例，还是投入研究与开发的资费对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以色列都在全世界属于最高者之列。而投入相等的研究与开发资金，以色列大学获得的专利是美国大学的两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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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这样的民族算不算低劣？呵呵

1． 首先这个民族的 创造力 低下。虽然拥有世界上最多人口，但文化的进出口比例是10：1。建国几十年以来没有一个诺奖得主。这个民族大到汽车，小到相机，都做的很垃圾，只好借鉴他国的技术。在信息技术方面，从软件到硬件，都不能独立创新，开发精品。 

2． 几乎世界上每个民族都以自己的祖先为荣，而这个民族却总以祖先为耻。总把自身无能和落后的原因归咎于传统文化。 

3． 这个民族的民众普遍缺乏争取 自由民主的 精神，说好听点叫“忍耐力强”，说不好听点叫“愚惰”。 

4． 该民族的公共素质低下，凡所经之地，（景点、公园、娱乐等公共场所）无不垃圾成遍。该民族最喜欢劝烟劝酒，公共场所，高声喧哗，以丑为美，以毒相敬。 

5． 无所不吃是野蛮和愚昧的表现之一。该民族残忍嗜吃，猫、狗、鹰、蛇、穿山甲、熊，甚至鳄鱼和猴脑，更不用说青蛙和鸟类。

6． 该民族仍然实行落后的应试教育制度，误国害民。 而且该民族的读书率每况愈下，几乎除了考试和专业需要以外，已无人读书，可悲可叹！ 麻将等牌类娱乐方式占据中老年主流。 

7． 该民族的国土环境逐年恶化，官僚愚昧，河流污染，危害健康，断子孙粮。 以上 7点齐具之民族，不知可谓“低劣”否？但愿这样的民族早日“耸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临时想到的，）补充： 8.该名族的网管喜欢删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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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始终坚信自己是上帝拣选出的最优秀的民族。中国人以前也是这样想的，但被满贼征服后，就好像被打断了脊梁骨，失掉了自信和自尊。屈服于任何恶势力，只求苟延残喘。

所以老猫应当感谢满洲鞑子们，如果不是他们摧毁了汉民族的意志，它想如此胡作非为却直到寿终正寝也没被推翻，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谢选骏指出：无神论者问说“与犹太民族相比，我们缺少点什么”？我看无神论者不知道自己的致命伤就是心里没有神，結果自己的國度只能淪爲魔域。虽然犹太民族害死了耶稣基督因此注定受苦，但他们毕竟还残留对于上帝的敬畏——按照圣经所说，这不就是“智慧的开端”吗？


【41、无神论者除了自己就没有别的办法】


《杨绛：人老了才会明白，最亲的人不是老伴，也不是子女》（2022-12-19 名家散文）报道：

每次提到杨绛先生，首先想到的第一个词便是“优雅”，她是一个优雅了一辈子的人。

对于她来说，只要有书可以读，精神世界就是自由的，丰富的。无论物质世界多么糟乱，内心的世界依然悠然自在，这是一种人生的大智慧，更是一种至高的境界，而这种智慧和境界，是书本赋予的，她用自己的一生向我们诠释了，什么叫做：腹有诗书气自华。

杨绛先生是我国著名作家和文学翻译家，她和丈夫钱钟书是文坛的一对伉俪，他们因为志同道合而走到一起，是真正意义上的三观一致且灵魂契合的夫妻。

他们向我们诠释了什么是最好的爱情、最好的婚姻以及最好的家庭，这一点在杨绛先生的散文集《我们仨》里有集中的体现。

杨绛先生和钱钟书育有一个女儿，名叫钱瑗，一家人全都不重名利，只想守着内心的一方净土，安静地做着自己喜欢的事。

他们家最常见的生活状态就是：各自坐在书桌前做自己的事情，互不打扰，任凭时光静静流淌。

钱钟书的《围城》爆火之时，很多人登门拜访，全都被他们一一谢绝了，对于这些身外之事，他们丝毫不在意。有国外的读者也想见钱钟书一面，他拒绝得更是干脆：如果你很喜欢一个鸡蛋，有什么必要非得见见下蛋的母鸡呢？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他们对于自己的内心世界有多么看重，同时又对名利这些身外之物，有多么的看轻。

他们不重名利还体现在，生前就约好要将自己的稿费全部捐出去，成立一个“好读书”奖学金，希望有更多的人爱上读书，坚持读书。

从2001年开始，杨绛先生已经先后捐了一千多万元，她说：这也是先生钱钟书和女儿钱瑗的遗愿，是三人之前便约定好的。

众所周知，杨绛先生享年105岁，而她的丈夫钱钟书在88岁那年便已离世，女儿也因为癌症一并离开，也就是说，杨绛先生有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都是一个人度过的。

其实，最初丈夫和女儿离开时，杨绛先生并没有表面看上去那么坚强，她在后来的采访里说，当时万念俱灰，恨不得跟着他们一起去了。但是很快，她让自己冷静了下来，因为她还有很多事要去做，肩上的任务要比离去的人重得多。

钱钟书生前留下很多手稿，他精通七国语言，有很多都是用外文写的，翻译起来特别困难。杨绛先生无疑是最懂他的人，一举担起了所有的整理工作。

正是在不断地工作中，她渐渐意识到，自己有责任比他们在的时候活得更好。因为现在不再是一个人了，而是带着三个人的梦想一起前行。

想到这，她重新振作了起来，并在93岁高龄那年，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回顾了三人的一生，撰写了那本风靡海内外的散文集《我们仨》。

这是一本回忆录，她回忆了三人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同时也告诉我们，什么是最好的夫妻、最好的婚姻和最好的家庭。

很多读者都被《我们仨》里的故事深深地触动，真的去读了，你才知道真正高层次的家庭，日子是怎么过的，真的令人受益匪浅。

一般来说，一个九十多岁高龄的老人，带着强烈的思念回忆丈夫和女儿，应该是极其悲痛的，毕竟他们已经阴阳相隔了。但是并没有，整本书都很平静，一直都是娓娓道来的状态，让我们觉得倍感温暖。

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杨绛先生有一颗多么强大的内心，她说自己“一个人在思念我们仨”，这种思念是美好的，珍贵的。他们虽然走了，但依然藏在自己心里，只要自己还在，他们就没有走远。

九十六高龄时，杨绛先生开始研究柏拉图的《裴多》，正是从文学跨界到哲学，柏拉图“灵魂不灭”的信念坚定了她的看法，她相信丈夫和女儿只是换了一种形式存在，早晚有一天，他们会再次团聚的。

人到晚年，最亲的人是谁？可能很多人会说，应该是老伴儿，毕竟有句话说“少来夫妻老来伴儿”，只有老了才知道对方对于自己来说，有多么重要。

但老伴儿总会离开的，或者先离开的是你，你们未必能陪彼此到生命的最后，这大概是爱情里最遗憾、也最无奈的一件事了。

也可能会有人说，最亲的人应该是子女，其实也不是，子女终将会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生活的重心，尽管他们很孝顺，在他们压力已经很大的情况下，你怎么忍心成为他们的负担？

再说了，有可能子女比你先走，杨绛的女儿钱瑗便是如此，这些都是我们难以预料的，依赖他人终究居无定所。

所以人到晚年，最亲的人不是老伴儿，也不是子女，而是自己。只有自己才能陪自己到生命的终结，就像杨绛先生曾经说：“我渐渐发现，一个人活着，其实仅仅是一个人的事，生活关照型的朋友可能了解我身上的每一颗痣，不一定了解我的心；精神交流型的朋友可能了解我的心，却又常常拂我的意。快乐来了，最快乐的是自己，苦难来了，最苦难的也是自己。”

从这段话就能看出来，杨绛先生的思想是高度独立的，她认为每个人活着，都应该在精神上依赖自己，哪怕渐渐老了，身边亲近的人都不在了，也一定要有一个精神寄托，让自己有所期待的活着。

丈夫钱钟书和女儿钱瑗走了以后，她在世上独自生活了将近二十年，甚至比以前更要热爱生活，更要热衷自己的事业。因为她知道，她是带着三个人的梦想活着的，没有理由悲观厌世。

杨绛先生享年105岁，直到去世前依然头脑清醒，笔耕不辍，她一生都在做自己喜欢和热爱的事，也优雅了一生，出身于书香门第的她，一生都在以书为伴，也将自己活成了一本书，值得后人细细品读。

喜欢先生、佩服先生的人数不胜数，有的人说：“杨绛活出了人生最高的境界，也为我们的内心世界打开了一扇门。”

也有人说：“杨绛先生的精神和意志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杨绛先生算是把人生活明白了，充满了人生的大智慧。”

谢选骏指出：人说，“人老了才会明白，最亲的人不是老伴，也不是子女，而是自己”——我看，无神论者除了自私自利没有别的办法。这也是所谓“中国文化”的魔域通病和最大问题。因为唐宋以来的儒释道三教合一，基本上属于无神论的范畴，所以除了自私自利没有别的办法，遇到困难，总是“好死不如赖活着”，任何事业也都无法持久，任何抵抗都属徒劳。


《杨绛仙逝，享年105岁丨她送给年轻人的12句话，值得一读再读！》（医改界 2020-05-27）报道：

导读：5月25日凌晨，著名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钱钟书夫人杨绛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105岁。澎湃新闻经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对这一消息进行了确认。

杨绛，1911年7月17日生于北京，本名杨季康，江苏无锡人，中国著名的作家，戏剧家、翻译家，钱钟书夫人。杨绛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由她翻译的《唐?吉诃德》被公认为最优秀的翻译佳作，到2014年已累计发行70多万册；她早年创作的剧本《称心如意》，被搬上舞台长达六十多年，2014年还在公演；杨绛93岁出版散文随笔《我们仨》，风靡海内外，再版达一百多万册，96岁成出版哲理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102岁出版250万字的《杨绛文集》八卷。

在中国作家榜上，她是年龄最大的上榜者，仍精神矍铄，笔耕不辍。

在民国才女之列，她是最从容优雅的精神贵族，生于乱世，心中却有一份与世无争的宁静。

作为钱钟书眼中 “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杨绛先生已经跨越两个世纪的人生起伏。

当那些浮于人世的尘埃落定，她与生俱来的才华与魅力却依旧闪光，在岁月的历练下烨烨生辉。

一见钟情的才子才女世纪佳缘

杨绛1911年7月17日出生在北京，祖籍江苏无锡。杨绛原名杨季康，后来笔名杨绛为人熟稔，成了“本名”。

杨绛的父亲杨荫杭曾在北京任京师高等审判厅厅长、京师高等检察长、司法部参事等职，公务倥偬，忙不及履。连张勋复辟时，杨绛的父亲也没能带领全家逃离北京，只在一位英国朋友家里躲避数天。1919年，杨绛的父亲辞职南归，杨绛跟着父母启程回乡。

1932年春天，杨绛考入清华大学并与钱钟书相识。钱钟书曾在诗歌里追忆他见到杨绛的第一眼：“颉眼容光忆见初，蔷薇新瓣浸醍醐。不知腼洗儿时面，曾取红花和雪无。”第一次见面，钱钟书就说：“我没有订婚。”“我也没有男朋友。”杨绛回答。世纪佳缘由此展开。

钱钟书是清华著名的才子，书生意气，而杨绛也是名门闺秀。1935年，杨绛与钱钟书成婚，不久一同出国留学，无论在牛津或是巴黎，都留下了他们相亲相爱的足迹。其间，杨绛与钱钟书爱情的结晶——女儿钱瑗降临。抗日战争爆发后，杨绛与丈夫选择了回国，辗转任教北大、清华等高校，同时从事文学研究。

“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这是钱钟书曾写给杨绛的“赠语”。

“我们仨”天上团圆

1994年，钱钟书病重住院，已经八十多岁的她，独自一人悉心照料丈夫。不久，女儿钱瑗也病重住院，与钱钟书相隔大半个北京城的院区，她就这样来回奔波，不辞辛劳。

她曾说，“钟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

1997年，被杨绛称为“我平生唯一杰作”的爱女钱瑗英年早逝。一年后，钱钟书临终，一眼未合好。

深受失亲重创的杨绛却附他耳边轻声说： “你放心，有我呐！”内心之沉稳和强大，令人肃然起敬。

在丈夫与女儿相继离世后，她在92岁高龄下，提笔著书《我们仨》，回忆一家三口那些快乐而艰难、爱与痛的日子，并着手整理丈夫几麻袋天书般的手稿与中外文笔记，多达7万余页。

96岁仍能推出《走到人生边上》纯真至美的散文集，与世人探讨人生的价值和灵魂的去向。

隐于世事喧哗之外，陶陶然专心治学。杨绛曾借用英国诗人兰德的诗这样形容自己：“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她送给年轻人的12句话，值得一读再读！

杨绛先生送给年轻人的12句话，让你读懂生活的真谛，重新认识当下的自己。

1、你的问题主要在于读书不多而想得太多。

2、如要锻炼一个能做大事的人，必定要叫他吃苦受累，百不称心，才能养成坚忍的性格。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

3、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

4、有些人之所以不断成长，就绝对是有一种坚持下去的力量。好读书，肯下功夫，不仅读，还做笔记。人要成长，必有原因，背后的努力与积累一定数倍于普通人。所以，关键还在于自己。

5、少年贪玩，青年迷恋爱情，壮年汲汲于成名成家，暮年自安于自欺欺人。人寿几何，顽铁能炼成的精金，能有多少？但不同程度的锻炼，必有不同程度的成绩；不同程度的纵欲放肆，必积下不同程度的顽劣。

6、在这物欲横流的人世间，人生一世实在是够苦。你存心做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实人吧，人家就利用你欺侮你。你稍有才德品貌，人家就嫉妒你排挤你。你大度退让，人家就侵犯你损害你。你要不与人争，就得与世无求，同时还要维持实力准备斗争。你要和别人和平共处，就先得和他们周旋，还得准备随时吃亏。

7、惟有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一个人不想攀高就不怕下跌，也不用倾轧排挤，可以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

8、上苍不会让所有幸福集中到某个人身上，得到爱情未必拥有金钱；拥有金钱未必得到快乐；得到快乐未必拥有健康；拥有健康未必一切都会如愿以偿。保持知足常乐的心态才是淬炼心智、净化心灵的最佳途径。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这种快乐把忍受变为享受，是精神对于物质的胜利，这便是人生哲学。

9、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

10、我是一位老人，净说些老话。对于时代，我是落伍者，没有什么良言贡献给现代婚姻。只是在物质至上的时代潮流下，想提醒年轻的朋友，男女结合最最重要的是感情，双方互相理解的程度。理解深才能互相欣赏、吸引、支持和鼓励，两情相悦。门当户对及其他，并不重要。

11、月盈则亏，水满则溢，爱情到这里就可以了，我不要它溢出来。

12、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

谈教育

“好的教育”首先是启发人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的自觉性，培养人的上进心，引导人们好学和不断完善自己。要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受教育，让他们潜移默化。这方面榜样的作用很重要，言传不如身教。

我对现代教育知道的不多。从报上读到过美术家韩美林作了一幅画，送给两三岁的小朋友，小孩子高高兴兴地回去了，又很快把画拿来要韩美林签名。韩问他签名干什么，小孩说：“您签了名，这画才值钱！”可惜呀，这么小的孩子已受到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价值观的教育难道不应引起注意吗？

谈婚姻

爱不是盲目的，是理解，理解愈深，感情愈好。相互理解，才有自觉的相互支持。

我是一位老人，净说些老话。对于时代，我是落伍者，没有什么良言贡献给现代婚姻。只是在物质至上的时代潮流下，想提醒年轻的朋友，男女结合最最重要的是感情和双方互相理解的程度。理解深才能互相欣赏吸引、支持和鼓励，两情相悦。夫妻间最重要的是朋友关系，即使不能做知心的朋友，也该是能做得伴侣的朋友或互相尊重的伴侣。门当户对及其他，并不重要。

谈自由

你骂我，我一笑置之。你打我，我决不还手。含忍是保自己的盔甲，抵御侵犯的盾牌。我甘心当个“零”，人家不把我当个东西，我正好可以把看不起我的人看个透。这样，我就可以追求自由，张扬个性。含忍和自由是辩证统一的。含忍是为了自由，要求自由得要学会含忍。

我已经走到了人生边缘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

谢选骏指出：无神论者除了自己就只有自己了，而自己则人死如灯灭，没有别的办法——无神论者留下12句话，却没有一句超越自我的话，因为无神论者除了自己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42、无神论者的反思适得其反】


《郑州地铁的恐怖情景在世界各国引起反思 现代悲剧》（2021-07-23 居安）报道：

7月23日，据《美国之音》报道，中国郑州的一场洪灾引发了人们诸多思考。郑州地方当局对地铁灌水，造成5号线12名乘客死亡、大批乘客陷入险境究竟应该承担哪些责任？地铁这个现代城市的象征是否应该继续大力发展？

“车外面的水一直在涨，也一直在从门缝里往里渗着，慢慢的水越来越多，我们能站在座位上都站在座位上，最后站在座位上水都到胸口了，我真的害怕了。”

郑州地铁5号线的一名乘客在逃生后回顾濒临死亡经历的这段视频传遍了网络。

这个亲历者继续说，最绝望的时候是在晚上九点左右，车厢的水已经漫到脖子，而且车厢出现缺氧，人们体力不支，恐惧情绪持续升温。大家都在通过手机向家人交待后事。

由于当地政府对信息的过滤和控制，大量的现场报道被作为“非正能量”信息遭到封杀。而这些地铁乘客们因为获救，他们的叙述才获得了“正能量”的身份得以传播出来。但出乎网管们预料的是，这样的“正能量言论”也同样激发起公众对地方政府和管理当局追责的声音。

中国国内和国际舆论普遍认为，郑州地方当局在5号线灾难问题上至少存在几个方面的责任。一是在气象部门发布强降雨警报后没有立即宣布地铁停运，致使大批乘客陷入险境。二是在特大洪水发生之前，没有对地铁入口的防水设施进行加固和防范。三是所谓“海绵城市”工程可能存在严重问题，形同豆腐渣工程。

官方的说法是，在这次地铁事故中，有12人死亡，5人受伤。但这个数字受到许多郑州居民和公众的质疑。他们认为，实际数字要多很多。

郑州市在2017年制定的城市总体规划提出在2020年之前，投入534.8亿元建设海绵城市。海绵城市在水安全方面的设计目标是在规划区的防洪标准可以应对200年一遇的洪水灾害。

分析人士指出，在这次洪水测试中，海绵城市项目完全不及格。切莫说是200年一遇的水灾，即便是50年一遇的水灾，这个项目都未能通过。中国官方称，这次的强降雨雨量是千年一遇，但实际上，有专家指出，这次的日降雨量实际上还不及1975年河南板桥洪灾的降雨量。板桥水灾造成了十几万人的死亡。

在中国民众要求追责的时候，美国的专家们却从郑州5号线的遭遇看到了不同的教训。纽约时报引用纽约大学交通专家莎拉·考夫曼（Sarah Kaufman）的话说，“这太可怕了”。极端天气因气候变化而提前到来，本来应该在100年后发生的风暴，“有可能明天就来了”。

纽约时报的报道说，伦敦、纽约和东京等大都市的地铁系统都已经老旧，虽然已经通过改进，加强了防洪能力，但本周中国的危机表明，“即使是世界上一些最新的系统（郑州地铁投入运营甚至还不到十年）也可能不堪一击”。

在郑州洪灾发生前几天，德国刚刚发生了同样的灾难，有160人死亡。此外，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西伯利亚和美国太平洋西北地区也遭受了严重热浪的冲击。

美国地铁和公交车乘客权益倡导组织“乘客联盟”（Riders Alliance）的执行董事贝琪·普朗姆（Betsy Plum）表示，“问题的规模已经超出了我们的城市和州所能解决的范围。”

纽约时报说，一些专家提出，随着更多的极端洪灾的到来，要永远保护地铁是不可能的。他们认为，人类应该对发展公共汽车和自行车给与更多的思考和重视。

墨西哥城非盈利交通组织交通发展研究所（Institute for Transport Development）研究员贝尔纳多·巴兰达·塞普尔韦达（Bernardo Baranda Sepúlveda）对纽约时报说，街道轻轨、公交系统和自行车道不仅不易受洪水侵袭，而且建造成本更低，而且更方便前往。

塞普尔韦达表示，“我们从上个世纪就有这种惯性，把如此多的地面可用空间给了汽车。”“但一条公交车道的载客量比三条汽车道还要多。”

谢选骏指出：目前世界各国，盛行无神论，其反思再多，也无济于事，甚至适得其反。


《河南重灾区现异象 网曝：夜空升起血月》（2021-07-25 之声）报道：

网友拍摄视频披露，7月24日，河南水灾重灾区的夜空出现异象，鹤壁市、新密市等地出现通红的血月。而就在前一天，7月23日，卫河鹤壁段决堤，淹没了大量的村庄河农田，损失惨重。而在新密市，洪灾造成多人丧生。在省会郑州，京广路地下隧道真实死亡人数成谜。

网友发布的视频显示，7月24日晚，鹤壁市、新密市等地出现通红的血月。

据中国《京氏妖占》：月若变色，将有灾殃。青为饥而忧，赤为争与兵，黄为德与喜，白为旱与丧，黑为水，人病且死。文中还说，红色月亮是至阴至寒之相，兆示人间正气弱，邪气旺，将会导致风云剧变，山河悲鸣；天下动荡，火光四起！

崇祯皇帝在煤山上上吊时，天空中就是一轮血月。今年台湾民众曾经看到过血月，结果3天后台铁太鲁阁号列车出轨，导致多人死亡。

中原大省河南近期灾多难大 死亡人数或成中共绝密

综合媒体报道，7月23日上午，河南卫河鹤壁段已经决堤，尽管填入了数车石头以及多辆大卡车，但仍未能堵住彭村的口子。大量的村庄和农田被淹。守堤的村民哭着说：“守不住了。”

另据报道，据河南气象 7月20日消息，截至20日连续3日监测显示，嵩山（512.2 毫米）、巩义（358.9 毫米）、新密（324.8 毫米）、偃师（290.4 毫米）、登封（288.3 毫米）5个国家级气象站突破建站以来连续3日降水量历史极值。新密市官员乘坐的汽车都被洪水冲走，造成2人死亡。

而在7月20日省会郑州市的特大洪灾中，地铁5号线一路段有列车被困灌水，官方称12死亡，但网民质疑当局隐瞒真实数字。京广路地下隧道被灌满，陆媒引述官方称被困车辆全部被拉出，已拖出逾两百辆汽车，并在隧道内发现四具遗体，但网友质疑高达四位数，中共派军队进驻，是为了掩盖惊人死亡人数秘密。

此外，网上也传出郑州广汇Pama小区发生地下停车场惨案，洪水狂灌停车场，造成大量死亡。

自由亚洲电台指出，中国各大社交媒体涌现大量寻找郑州失踪者的信息，当中包括郑州周边城镇，其中一个网站列出的失踪者多达130人。报道质疑真实的伤亡人数恐怕远远高于官方数字。

此次郑州水灾，外界认为是人祸大过天灾。其中，7月20日，郑州中牟常庄水库出现管涌险情。为保住常庄水库，当局决定在20日上午日10点30分开始向下游全力泄洪。此举导致郑州全城空前洪灾：铁路被淹，地铁被淹，全城一片汪洋，交通几乎完全瘫痪。但官媒却称，从7月20日晚间，常庄水库才开始向下游泄洪。

谢选骏指出：这个血月，只能成为灾异，不能称为异象——因为“灾异”是中国古人的理解，异象则是来自上帝的启示。


【43、无神论者的随波逐流】


《丈夫家暴还扬言杀害妻子全家，妻子无奈雇凶杀夫》（谷雨实验室 2023-11-19）报道：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劳佳琦曾经进入华北地区某女子监狱，对在押的部分女性服刑人员展开问卷调查，并面对面访谈了其中20名女性暴力犯罪人（即犯故意杀人罪、抢劫罪等暴力性犯罪的犯罪人）。结束调查后，她发表了一篇论文《疯子抑或坏胚子？——我国女性暴力犯罪人形象的迷思与澄清》。

论文中她写到，大部分女性暴力犯罪人在入狱前普遍生存环境恶劣，身处社会底层，文化程度低，没有稳定的工作，家庭和个人的经济状况都欠佳，她们的犯罪，可谓是一种“弱势者”的犯罪。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一部分犯下杀夫重罪的女人，她们自身和家庭条件都不错，甚至可以说超过了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在入狱之前，她们是非明晰，拥有良好的规则意识，前科劣迹罕见，是这个社会最正常的普通人。但作为家暴的受害者，她们找不到合理合法的方式救济自己，直至以一种最激烈的方式了断对方和自己的人生。

对这样的杀夫女犯，劳佳琦不能不抱有一种同情。在激烈的罪行之下，她看到了一种结构性的困境，这种困境深植在社会和性别结构之中，承认它的存在，并不会“正当化”她们的罪行，但能提示我们，它已经带来了太多的痛苦，如果不去正视它，解决它，未来相似的悲剧还将一再发生。

以下是劳佳琦的自述，结合了她的论文：

一、指节上的牙印

2015年的夏天，我每天跟着干警和犯人待在一个长方形的房间里，左边是编辑部，大概十台电脑，这些电脑是不能上网的。每个电脑工位前会坐个女犯，她们就负责一些文章的撰写啊，犯人投稿的编辑啊，P图等等，右边就是录节目的电视台，录些犯人认罪悔罪的节目。

在编辑部上工的女犯要会用电脑，是个技术活，所以挑选的犯人除了得有文化，刑期还得长。不能教会你做这些工作了，你马上就要出狱了。所以我在编辑部里能接触到不少女性暴力犯罪人，主要是犯故意杀人罪的。

我平时主要呆在编辑部，还有很多的犯人是在车间上工，做些衣服什么的。我去车间访谈的时候，有个女犯的故事让我印象特别深，她的手指关节处有很深的牙印，7年过去了，我还记得她伸手给我看，手指处坑坑洼洼的伤疤，是被她丈夫用牙齿咬的。

她跟丈夫是经同学介绍认识的。男的婚前特好，婚后变脸很快，找岳父借钱办厂，在外面搞婚外情，还把小三带回家，当着孩子和她的面大肆吃喝。

他经常打她，也打儿子，她受到家暴，传统地要面子，忍着，也不跟警察说，忍了很久，实在忍不下去，被打得受不了，就说要离婚。她丈夫就不离婚，放话：你要是敢离婚，我就拿把刀把你娘家人全部砍死。

怎么办呢？她想了一个挺极端的方法，她觉得靠自己杀他，肯定是杀不掉的，她就从东北雇了两个杀手。我也不知道她从什么渠道搞来的，叫杀手把她老公给勒死。案发了，俩杀手落网，不仅说是她雇凶，还说女方亲自动手参与了。但是这个女犯跟我说，她只是雇凶，没有具体杀人。

她被抓了之后，给出很多证据想证明她是迫不得已，比如老公出轨啊，家暴啊，但是这种证据，法官也没有采纳，案子定性为家庭婚姻的纠纷，也没有定性成家暴反杀。一开始判死刑立即执行，后来死刑复核的时候，一个女律师给她积极地争取合法权益，被改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等于说，她就留下一条命了。

她丈夫死了，她不是清净了嘛，她一心扑在儿子的教育上，杀人是1998年，案发是2006年，她觉得给儿子争取了八年的时间，让儿子在一个安定的环境里成长。儿子也比较有出息，上了高中，考上了大学。入狱之后，她的老父亲和儿子一直来探监，她感到还是安慰的，觉得值。但是因为自己的婚姻不幸，她有非常大心理创伤。在儿子探监的时候，她都常劝儿子结了婚以后不要生孩子。

2014年4月，女监减刑假释有了新的做法，财产性判项和减刑假释挂钩，这意味着犯人在监狱里积极服刑改造还不够，还必须要积极履行被判的罚金、刑事附带民赔什么的，才有减刑假释的机会。

她被法院判了40多万元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要赔给她老公的家属，她张不开嘴，让老父亲给掏这么多钱。她说，晚上真的睡不着觉，当时我们访谈的时候，她抓着我的手哭半天，她服刑6年了，还有15年的牢要坐。她说，你看我的头发都白了，我是愁白的。她的母亲在她入狱前就去世了，她怕老爹的葬礼，也赶不上，但又交不起那40多万。

二、“霸总爱上我”的恐怖剧

刑法和犯罪学，要求我们去认识人的复杂性，人性的幽暗曲折。我们学了很多书上的案例，以为自己懂挺多的，但是跟生活中的真实事件一比，才知道差远了。

在监狱，接受我问卷调查的女犯里头有44名女性暴力犯罪人，因实施故意杀人罪入狱的人有24名，剩下的，是故意伤害罪，抢劫罪，也有少部分因为强奸罪（帮助犯）、绑架罪、强迫卖淫罪和放火罪而入狱服刑。

杀夫的女犯里头除了因遭受家暴反杀的，也有伙同情夫杀了自己丈夫的。我记得有个女犯是与丈夫结婚后，感情不睦，她向丈夫提出离婚，丈夫不同意，并对她恐吓威胁。她和情夫商量之后，决定先下手为强，准备好绳子，由情夫主导将她的丈夫勒死，她在一边帮忙。

之后，二人将尸体转移到郊区的森林中，丢弃到一个地洞里，点火烧尸，但是当时是冬天，天气寒冷导致尸体并未被完全烧毁，尸体被发现后案发。最终，她的情夫被认定为主犯，她被认定为从犯，判处无期徒刑。

其他犯故意杀人罪的女犯情况比较多样。有个女犯，是她的丈夫看不惯女儿的男朋友，要其分手，女儿不同意，她丈夫就将男孩骗到家中，用绳子将他的脖子死死勒住，导致男孩窒息死亡。丈夫杀人时，她和女儿没有动手，但帮助老公将尸体装入事先准备好的袋子里处理掉，也是故意杀人罪的共犯，她和女儿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她丈夫是死刑。

还有的女犯是雇凶前去恐吓丈夫的生意伙伴。结果雇的年轻人下手太重，将生意伙伴打死了；还有一个老太太，儿子媳妇生下一个男孩，但有严重的先天缺陷。从妇产医院出院回家的路上，老太太为了不让儿子媳妇被病孩子所拖累，偷偷将孩子掐死了，然后投案自首。

上述这些犯罪的对象都具有针对性，犯罪地点局限于生活场所，属于“冤有头，债有主”的犯罪模式，她们的犯罪具有偶发性，即时性的特点。事实上，我也在问卷调查时问过女犯，如果再犯罪，你认为女性暴力犯罪人是否会延续之前犯罪行为模式时，绝大部分的女性服刑人员对此表示反对。

在编辑部里，还有个让我记忆犹新的女犯。现在不是流行一种霸总文学么？年轻姑娘们都幻想能有个霸道总裁能爱上自己，她的故事就是“霸总”爱上我，可惜前半段是偶像剧，婚后就变成了恐怖剧。

她坐在编辑部最里头的工位，平时一声不吭。有次，我跟狱警说，我妈妈要动白内障手术，接下来一段时间我就不能来了。等我下次再回监狱时，她忽然就问我妈妈的眼睛怎么样了，手术动得好不好？我还挺感动的，我想她也在悄悄观察我。后来我说要访谈她，在干警允许下，我们每人搬了个椅子坐在编辑部的门口。我本来想开口问问题，她很有意思，她说你不要问，你闭嘴，你听我说就行了。

她是一个家境非常好的女性，跟很多女性暴力犯罪人不一样。她的父母是国内顶级大学的教授，她从小在教授楼长大。

她的父母大概四十几岁才有了她，对她是非常宝贝的，从小家里头什么都不缺，没有任何的生活压力，生活也很有品味，家里放的音乐都是巴赫之类的西方古典音乐。

成年了，她就在报社工作，做摄影记者，四处跑着玩儿。她人生40岁以前，非常顺遂，非常幸福。

有一次，朋友一起玩牌的时候，她认识了一个男的，互相印象比较好，再后来，一堆朋友玩就变成了他俩经常单独约着玩儿。

那个男的呢，说自己是一个知名外企老总的司机，开的是豪车，但车子是老板的，他开着车带她到处玩儿。他还带她去某个著名的别墅区，跟她说，老板一家子回美国了，他负责看屋子。她呢，家境这么好，不很在乎人的身份高低，就觉得玩得挺开心的。

忽然那个男的就说，你看咱俩认识了好一段时间了啊，也挺合得来的，玩得很好，我们要不就结婚吧。这个女孩子也属于贪玩儿，很多事儿也很随性，就说，好呀，那就结婚吧，她就偷偷回到家，把户口本儿偷出来，没有跟父母知会一声，就跟这个男的到民政局领了结婚证。

领完结婚证，回来路上，男的就在车上跟她说：亲爱的，你知不知道，你其实嫁给了一个亿万富翁，我之前跟你说的那些都是骗你的，这个车、别墅都是我的，我就是那个有钱的老板。

真的是这样，确实就是传说中霸道总裁的桥段，她跟我回忆，那个时候就觉得，哇，这个感觉，哎呦，忽然天空上面出现了好多烟花，简直就是人生的大馅饼掉头上。

但是，结了婚以后，她才发现有点儿不对。她丈夫可能生理上是有问题的。婚后，他把邪火撒到她身上，没有任何由头的找茬儿，打她。你知道，她是那种体面的家庭里出来的人，自己又一意孤行，自作主张，跟这个男的结了婚，所以在经受家暴的这过程中，她从来没有跟她父母说过，也从来没有跟她的朋友求助过，她也没有报过警。她曾经的生活，曾经的这种身份对她是一种限制。她不允许自己忽然以一个受害人的角色出现。

她说，有一天晚上，她丈夫回来了，她觉得看苗头，那个样子又不对，今天晚上可能又要挨打。她说，当时就赶紧往房间里跑，在起居室的桌子上，有一把小水果刀，她当时看见那把刀，就下意识地抓在手里，她觉得，如果是他拿到这把刀，会拿那把刀捅她。

她往房间里跑，她的老公从后面追上去，把她扑倒，抓着她的腿，俩人就开始扭打。她说，当时脑子都是空白的，挣扎啊，等恢复意识的时候，就发现自己手里握着的那把刀，已经扎在她老公的胸口，她老公不动了，死了。

警察来了，有一个取证的问题。从她的描述，长期遭受家暴，那晚的过程，她是正当防卫，但是她从来没有求助过，她也没有任何报警的记录，家人朋友，从来也没有人知道她一直在被家暴。

这种情况下，没有证据证明是长期遭受家暴，是家暴反杀，最后就是法院定性是家庭纠纷，一审也是判了死刑立即执行。后来，也是一个女律师力挽狂澜，才改判成死缓。

三、

我说出来的这些家暴案例，她们的自身和家庭条件都不错，甚至可以说超过了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但作为家暴的受害者，她们显得依然无路可走，所以就更不用说那些底层的、没有学历的女性的了。

在监狱，我对当时在押的女性服刑人员展开了问卷调查。有效完成调查的198名在押女犯中，相比于女性非暴力犯罪人群体而言，女性暴力犯罪人的受教育程度、家庭经济环境以及被捕前的就业情况都更为糟糕。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女性暴力犯罪人有童年受虐经历者所占的比例明显高于女性非暴力犯罪人，受到虐待的程度也明显高于后者。从家庭关系满意度方面来看，女性暴力犯罪人群体中有超过一半的人认为自己家庭关系并不融洽。这些女性很缺乏改善自身生活的有效资源，普遍受困于糟糕的经济环境和家庭生活。

有这样的一个女犯，她出生就被父母丢弃，被乱七八糟的人收养。从小就饥一顿饱一顿，抚养她的人，也没有叫她干什么好事儿，就喊她去偷啊、去骗啊。

她的人生一直处于特别糟糕的状态，不停地去违法犯罪，出狱入狱，干警跟她谈的时候，她说，那你说，这样的人生我有的选择？干警除了同情，真的也说不出别的什么话来了。

我访谈的有些遭受家暴的女性，是会去找人帮忙，有的还会去报警，但报警，警察短暂性地介入一下，撤离了以后，被家暴的女方，情况可能会更糟。

那些长期受到配偶虐待而最终不堪忍受以暴制暴的杀夫女性，她们在长期的受虐环境之下产生人格障碍，无法独立理性地做出合理判断，“习得性无助”导致她们不敢逃离施虐受虐关系，最后只能以心理崩溃杀死施虐者来终结这一段关系。

把女性暴力犯罪人简单地贴上疯子或者坏胚子的标签，除了耸人听闻，满足的是大众的猎奇心理外，还存在着另一个好处，就是为大众提供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把她们视为异数，我们可以借此与她们做一个彻底的切割。我们可以迅速找到一个道德制高点对她们评头论足，犹如站在动物园的猛兽馆外隔着玻璃对里面指指点点。

不难想象，女性暴力犯罪人在刑满释放后将面对的歧视。我访谈的女犯人对出狱后的生活都很迷茫和消极。干警也同样对女性服刑人员出狱后的生计表示忧虑，我对监狱干警也进行了问卷调查，超过半数的干警明确表示服刑人员出狱后想要利用监狱所学的知识技能找到工作，基本不可能或者可能性很低。

我印象中有一个年轻的女性暴力犯罪人是监狱里极少的、对未来人生有规划的。她负责监狱的电视台的摄影器械操作，也会学一些软件操作，她对重新回到社会工作，有一个愿景。她是长得特别像贾宝玉的姑娘，短头发，特别帅。她是拉拉，她把她的女朋友杀了。

故事特别离奇，我刚开始都不相信。

她和女朋友是重点大学的学生，女朋友可能有心理上的问题，觉得人的一辈子，挺没有意思，希望在年轻漂亮的时候自杀，或者让喜欢的人把她杀了。

这俩孩子当时应该是大二还是大三期末，去外面找个了店刷作业复习，新年快来了，她们还去酒吧，看了新年演出，晚上女朋友又表达了上述愿望，人生没有什么意义，希望死在她的手里。

那天晚上，她觉得可以，先把女朋友杀了，再自杀，实现了两个人永远在一块儿的愿景，又满足了女朋友的人生大目标。

她就拿刀去捅她女朋友，第一次杀人是没有经验的，该捅哪儿，不该捅哪儿，并不能干净利落地实现一刀毙命。她去捅女朋友的脖颈，好不容易捅死了，看了她女朋友这么痛苦，她捅自己就下不去手了。她当时就想，要不自首吧，杀人偿命，让警察抓我，把我枪毙了，也可以实现和女朋友一起死的愿望。

她就报警了，警察固定证据时，从她们的短信往来，明显可以看到，这是一种帮助自杀的行为，她的主观恶性很小。女朋友表达了强烈的求死愿望。

她和一般意义上的杀人犯差别太大了，法官判了死缓。当时法庭上就非常戏剧化，她和被害人家属同时都不干了，都表示让法官一定改判死刑。

她希望立刻死了去陪她女朋友，受害人家属，被捅死的女孩子的父母也不干了，他们自始至终并不认同女儿的心理状况。她们觉得自己的女儿，来了这么好的大学读书，怎么可能要自杀？闹起来了。法官非常尴尬，但还是坚持了判决死缓，证据都在那里嘛，实在是不可以判死刑立即执行。

四、司法体系中的性别期待

社会主流的性别期待或者说刻板印象的力量实在是太强大了。个人作为社会中的一员，无论如何都逃不开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影响。

从小到大，我一直是别人家的孩子。我天生会读书，当年高考浙江省文科第二名，顺利地进入北京大学，保研，直博，然后到了年龄就结婚、生孩子。读书的时候感觉不出来男女差异，不管男女，父母都要求你努力学习，力争上游。考试只要你能写出标准答案，你就是满分，你就是第一。读完书，出来找工作，结婚生子，就能够体会出性别差异带来的不同。社会对男人和女人的期待或者说规训是很不一样的。男人要进取，要努力功成名就。女人要温柔和顺，快快结婚生子，努力为家庭牺牲奉献。

在北师大，我们法学院经常有男老师在加班，有位女教授就跟我吐槽，多么羡慕他们可以加班啊，我们哪能加班的，回去就得搞孩子呀。

我北大的导师是个非常绅士的人，甚至可以称得上“妇女之友”。我博一的时候怀了老大，他一听这消息血压飙升，担心我博士毕不了业。在老大十个月的时候，我丢下老大跑到美国伯克利写博士论文。他又血压飙升，跟我说：这是亲妈能干出来的事儿吗？我导作为一个男学者，其实拧巴了，对弟子的期待和对女性的期待在他脑子里打架。

刑事司法体系作为社会控制工具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大程度上分享了社会关于性别的刻板印象，进而会影响到对女性犯罪人的处罚。女性实施暴力犯罪，很明显违反了我们社会关于性别的刻板印象，那么她们会被从严还是从宽处罚呢？

结束女监的田野调查之后，我又跑到国家法官学院，给当时在学院接受培训的上百名刑事法官发放问卷，问卷里头给了四个犯罪的案例，让法官根据案情量刑。我做了一个手脚，一半法官收到的问卷上犯罪人的性别设定为女，起女性化的名字，另一半收到的问卷犯罪人性别是男性，起男性化的名字，犯罪行为完全都是一样的。我想看看，法官在量刑时，会不会因为犯罪人性别出现不同。

我的研究发现，我们国家的法官在量刑实践中，性别对于量刑的影响是因罪而异的。问卷结果显示，法官在对诈骗罪和贩卖毒品罪这两个非暴力罪名量刑时，表现出了“重女轻男”的倾向。女性实施这些犯罪一方面符合柔弱、非暴力的性别刻板印象，但是却不符合整个社会对女性牺牲奉献的期待。女人去诈骗、贩毒，干这些好逸恶劳，来钱快的违法犯罪的事情，法官更容易与其品行相联系，在主观恶性的判断上就会得出更为负面的评价。

另一方面也和再犯风险有关。我之前的监狱调查结果也显示，那些“非暴力性犯罪”的女犯人，比如诈骗进来的，不少是“二进宫”、“三进宫”，甚至少部分“四进宫”的（作者注：“进宫”即进入监狱的次数）屡教不改，这是很多干警对诈骗罪、贩毒罪进来的女犯人的印象。

故意杀人罪我设置的犯罪情节是犯罪人长期受到家暴反杀，法官的量刑结果出现了“重男轻女”的倾向，对于因为家暴反杀伴侣的女性犯罪人判处的刑罚要显著轻于实施了同样犯罪的男性。我觉得这个结果也跟社会主流的性别期待有关系。

女的因为总是被打，被家暴，把家暴男杀了，不管是干警、法官、还是普通群众，肯定是对女性有种同情，实际情况也确实是，她们很多也是冲动之下，迫不得已，不涉及到个人品行的问题。而长期遭受家暴的男性则显得窝囊，量刑时得不到和女犯一样的宽待。

五、我只是足够幸运

监狱田野调查告一段落后，我回到北师大，给全校本科生开了一门通识课程——《犯罪通论》。这门课的宣传语是每个人都是潜在的犯罪人，每个人都是潜在的被害人，每个人都是犯罪的利害相关者。这是我在监狱调查特别是我对女性暴力犯罪人群体的深入调查之后的最大感触。

常有人问我，你干嘛跑去监狱做研究？我想了想，从监狱里做完调查出来后，我并不认为，监狱里的她们都是坏人，我比她们高尚到哪里去，我只是足够幸运。我有健全的家庭成长环境，求学一路风顺，又非常幸运地有很稳定的恋爱关系，之后转换成了婚姻关系。

我每一步都没有脱轨，但并不是因为我有多么好，而真的是幸运。一些女犯特别是家暴反杀女犯的经历告诉我，人生在不经意的某一个小小的际遇，可能就是人生的转折点，从此你的人生就掉下来了，直坠到底。这么多年我竟然安然无恙，没有遇到那些东西。没有踩到她们踩的那个坑，真的实属侥幸。因为这份侥幸，所以今时今日，我是研究员，她们是被研究者，仅此而已。这种脆弱的侥幸不能成为道德优越感的基石。很多事情，是结构性的困境，你遇到了，就没办法。杀夫女犯里头，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值得同情的。

那么，如何在悲剧发生之前就提前识别、绕开那些大坑？用专业一点的话说，如何控制和降低犯罪与被害的风险？这是我开设这门课的初衷。北师大女生特别多，很多姑娘跟我一样，成长道路上被家庭和学校保护得很好，一直沿着主流观念划定的轨道前进，比较傻白甜。我会有意识地在课上“夹带私货”。

有一阵儿北师大校园里头出现一个“暴露狂”，老是在晚上站在暗地里，有女生经过，他就猛地把裤子一脱，吓得女孩子滋哇乱叫，他就特别心满意足。上课的时候，我们就讨论怎么办。根据犯罪学理论，这种暴露狂其实很怂，危险性不大，只能通过惊吓女生来获得性满足。

于是，应对策略就是当面遭遇的时候要淡定，要不屑，要鄙视，还恶作剧地教给姑娘们一个鄙视性的手势。然后下课，就有生猛的女学生组团要去满校园找那个暴露狂，要给他精神上的暴击。

我还会见缝插针搞点婚恋方面的引导，结合女监调查时的案例讲讲谈恋爱结婚时你怎么样尽量避免自己踩到雷。我会分享一些犯罪生物学的研究发现，教同学们如何“以貌取人”，判断对方的家暴倾向。谈恋爱的时候，有的男生动不动就跪下来或怎么样，从我们犯罪学分析，这可能是他有极端人格倾向的一种表征，女生遇到了要赶紧跑。

我也反复教育课堂上的男生，不要随便去伤害，不要随便去攻击，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不能只是反复教导女孩子，你要怎么规避风险，那是不公平的。

犯罪有个人原因，也有社会原因。杀夫的女犯特别是家暴反杀的女犯就是其中最悲剧的一个例子。贴标签或者划界限是简单粗暴的，也是于事无补的。在个人可以控制的范畴内尽量避免加害或者被害，在社会层面尽量打破那些结构性的困境，才是值得努力的方向。

网民嚎叫：

Indignant 发表评论于 2023-11-20 04:09:49

死者不会说话。活着的可以随便编。

谢选骏指出：被采访的犯人都是无神论者，采访的教师也是无神论者——无神论者只能随波逐流，在时代的大浪淘沙中消失无踪。


【44、无神论者的天堂就是地狱——武汉瘟疫就是“拔除十字架运动”惹的祸啊！】


《北京“爆发”新冠肺炎疫情 上海开展大规模核酸检测》（2022年6月13日 美国之音）报道：

北京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周六表示，北京正在经历一场与酒吧有关的新冠肺炎“爆炸性”疫情。与此同时，商业中心上海进行了大规模的核酸检测，以遏制与一家理发店有关的病例激增。

此前，自周四以来，北京收紧了新冠肺炎防控措施，至少有两个区在一个夜生活场所、商店和大使馆林立的社区爆发疫情后关闭了一些娱乐场所。

虽然按全球标准衡量，中国的感染率较低，但中国坚持 “动态清零”政策，理由是需要保护老年人和医疗系统，即使其他国家试图与病毒共存。

到目前为止，这个14亿人口的国家总共报告了5226例新冠病毒死亡病例。

北京有关部门周六表示，周五在该市发现的所有61例新病例,要么都去过天堂超市酒吧，要么与到访过该酒吧的人有密接。

北京市政府发言人许和建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最近的疫情…具有强烈的爆发性，且范围广泛。”

北京卫生官员刘晓峰表示，截至当地时间周六下午3点，北京新增确诊病例46例，所有病例均已被隔离或接受观察。

北京市在新闻发布会上没有宣布新的限制措施，但随后北京市体育局表示，从周日开始，所有针对青少年的校外和“线下”体育活动将被取消。

到目前为止，已经报告了115例确诊病例和6158名与这家酒吧有关的密切接触者，使这座拥有2200万人口的城市再次陷入焦虑的状况。

不到两周前，北京放松了为应对4月份开始的大规模疫情而实施的限制措施。

上海进行全员核酸检测

在上海，官员们周六宣布了3例新增本地确诊病例和1例在隔离区域外发现的无症状病例。上海2500万居民几乎所有人都开始了新一轮的核酸检测。

上海有关部门周末下令对16个区中的15个区的所有居民进行PCR（分子）检测，5个区在检测期间禁止居民外出。上海市有关人士表示，在7月31日之前，居民每周至少要完成一次PCR检测。

6月1日，上海这个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才解除了为期两个月的新冠病毒疫情的封城。

上海有关部门还表示，他们已对几名区级官员进行了批评和免职，原因是他们在一家用于隔离来自海外的入境人员酒店的管理上存在疏漏。这家酒店被确定为爆发上海新冠病毒奥秘克戎变异病毒的源头。

他们还说，他们已经警告或解雇了一家国有企业的一些高管，该公司拥有徐汇区的红玫瑰美容院，本周在该公司的员工中发现了三起病例。

他们说，这个美容院的员工没有遵循每天进行PCR检测的指导方针。

周六，上海报告前一天新增7例有症状的本地病例，其中6例是在隔离区域以外发现的。

新增本地无症状感染者9例，比前一天的6例有所增加。

中国国家卫健委表示，周五，中国内地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10例，其中有症状者79例，无症状者131例。

这比一天前的151个新病例有所增加，其中45人有症状，106人无症状。

截至周五，中国内地报告确诊病例总计224,659例。（本文依据了路透社的报道。）

谢选骏指出：无知无畏的北京鬼子竟敢把淫乱的酒吧叫做天堂，难怪会死到临头了。由此可见，无神论者的天堂就是地狱啊。


《北京酒吧群聚感染确诊逾百例 疫情恐扩大》（2022-06-11 评论）报道：

北京市的COVID-19疫情日前爆出酒吧群聚感染事件。在短短两天内，与天堂超市酒吧相关的确诊病例已超过百例，已判定密接者逾6000人(含时空人员)，数十个涉疫小区已被封控，实行“区域封闭、足不出户”政策。专家忧疫情恐因此扩散。

6月11日，北京市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通报称，从当地时间6月9日0时至11日15时，涉天堂超市酒吧的聚集性疫情累计报告已达115个感染者。这些感染者分布于14个区。其中，天堂超市酒吧的到访人员107例，酒吧工作人员2例，到访人员的续发关联人员6例。

截至目前，涉及天堂超市酒吧疫情已判定密接者6158人(含时空人员)，次密接者901人。

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北京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建11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北京近期发生的天堂超市酒吧关联聚集性疫情“暴发性强、涉及面广、人员构成复杂”，预计还会陆续从酒吧到访人员及密接者中出现续发病例，疫情进一步扩散的风险较大。

由于中共一直以来对外隐瞒国内的真实疫情，外界质疑北京市官方对外通报的染疫人数也存在严重缩水。

据公开的资讯，目前朝阳区是北京市的疫情重灾区。11日该区宣布新增151个风险点位，要求与上述活动轨迹有时空交集或接到健康宝弹窗提示人员，立即主动报备。

此外，朝阳区官方还新划定15地为“封控区”，实行区域封闭，要求封控区内的居民“足不出户”；新划分3地为“管控区”，在这些区域内要求居民“人不出楼”、严禁聚集，每户每天只可安排一人短时出户。

此外，丰台区今日新增27个风险点位，对居家隔离者家门安门磁。北京市疫情再度升温，到处风声鹤唳、一片肃杀的气氛。

民间质疑：北京市的疫情恐怕早已失控，现在官方拿“天堂超市酒吧”群聚案例来说事，很可能只是为了推卸责任而拿酒吧来充当“背锅侠”。

公开的资讯显示：天堂超市最初开始只是一家小卖部，近几年发展迅速，从2012年11月至2014年9月间两次扩大升级店铺。后来迁至三里屯新东路14号，由最开始的100平米扩大到700平米。到2022年，天堂超市已拥有12家分店，除北京市有6家店铺之外，西安、保定、长春、银川、临沂均有分店。

此外，由于疫情再次反弹，北京市官方决定，全市中小学除初三外继续实行线上教学，仅非涉疫的初三年级学生可于6月13日返校。

根据北京市政府公众号发布的消息及官方媒体报道综合整理，截至2022年6月11日晚间近8点，北京朝阳区已有至少26个小区的数十栋居民楼被划为“封控区”，另有4个小区被“临时封控”；丰台区也有至少25个小区（或街道）被封控；昌平区则至少9个小区被封控，另有10个小区被“临时封控”；大兴区则有6个小区被封控。

2022年6月11日，中国北京市某小区因爆发 COVID-19 疫情被封锁，一名男子正尝试用一根杆子将包裹递过高高的隔离墙。

谢选骏指出：无神论者的天堂就是地狱——因为到了卡门线以上，一看太空全是无尽的黑洞，微弱的星光屈指可数。如果你不相信“神爱世人”和耶稣基督，那么地球就是一个小小的玻璃缸，漂浮在无尽的地狱之中惨遭嘲弄。武汉瘟疫，就是“拔除十字架运动”惹的祸啊！


【45、无神论者不能拯救自然】


《气候变化：联合国IPCC最新报告告诉我们的五个事实》（麦特·马格拉斯 Matt McGrath BBC环境事务记者 2022年3月6日）报道：

IPCC报告称，全球最容易受气候变化相关灾害威胁人口已达40%。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近日发表的最新报告，审视了气候变化的成因、影响与对策。

报告内容是迄今对全球变暖如何影响万物的最清晰表述。以下是我们从这份报告得知的五个结论。

1.比想象还要差

从格陵兰（Greenland）冰架融化到珊瑚礁遭受破坏，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影响已经达到历来模型推演中最高值的一端，也比IPCC此前评估的速度快得多。

最新报告明确指出，当前全球约40%人口在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影响面前“受害风险最高”。

但要承担这恶果的他们却是最没有制造麻烦的一群。

在孟加拉南部萨奇拉地区，海平面上升已导致地下水变咸，居民难以生活。

全球适应中心（Global Center on Adaptation）是从事协助政府与私营机构作出大规模适应计划的工作。其首席执行官帕特里克·韦尔库伊詹（Patrick Verkooijen）说：“在非洲，按照目前的温室气体排放轨迹，约30%的玉米产区将面临绝收，大豆则是约50%。”

他对BBC说：“也就是说，世界部分地区，尤其是在非洲，将变得不宜人类生存。”

“正如IPCC报告所言，要阻止推动这种气候种族隔离的势力，时间无多。”

2. 得到科学论证的损失与损害

多年来，发展中国家想方设法让富有国家认真对待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损失与损害， 既因为气候变化而造成无法适应的境地，或是像海平面上升等在一点点发生事件。

这之所以成为争论焦点，是因为它与碳排放的长期历史责任相挂钩，而富有国家担心会被告到法庭受审，无止境地为他们有份造成的损失与损害支付赔偿金。

环保活动人士不满格拉斯哥COP26峰会没能设立损失与损害（Loss and Damage）补偿机制。

此前在苏格兰格拉斯哥举行的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上，美国与欧盟阻止建立一个损失与损害专项基金的政治努力，使应对此问题的政治努力受挫。

现在，IPCC报告明确指出，气候变化带来的可见影响包括“广泛的负面冲击，以及给自然与人类带来的相关损失与损害”

IPCC的这次背书有望提升损失与损害在气候谈判中的分量，英方COP26主席阿洛克·夏尔马（Alok Sharma，岑浩文）也同意这一点。

夏尔马说：“报告强调了一项紧迫性：我们必须为气候变化做准备，认识损失与损害这一新现实，尤其是在世上最容易受气候变化冲击的群体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并予以解决问题。”

3. 科技非万能

据IPCC所言，采用某些为限制气候变暖或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科技，只会弄巧成拙。

例如，人们担心那些抽吸空气中二氧化碳的机器会否反而导致更大规模的温室气体排放。

种树植林向来被视为应对气候变暖的好办法，但IPCC报告提示，把错误的树木种植在错误的地方，效果适得其反。

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Heinrich B?ll Foundation）气候政策专家琳达·施耐德（Linda Schneider）是IPCC观察员。她说：“当你从大气中去除二氧化碳，碳循环中的其他环节会发生反弹效应。”

“这会导致海洋与陆地中的碳储备出现气体释出效应，补回大气中被移除的那部分二氧化碳。”

4. 希望在城市

大城市既能大大影响气候，也能为避免最坏的状况带来机遇。

城市继续扩展之际，可以推动可再生能源、绿色交通与楼宇建设。这有望为数以百万计人口减少气候变化所造成的破坏。

为什么城市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有害

像尼日利亚拉各斯这样的城市既是受气候变化冲击的热点，也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希望所在。

IPCC第二工作组联席主席黛布拉·罗伯茨（Debra Roberts）说：“我们明确指出，世上各大城市均是关键的动员对象。”

“有一部分受害风险最高的人群居住于沿海城市，因此这已经是个切入点。你能透过在沿海城市的发展加以动员，来改变其中的选择。”

5. “正迅速关上的窗户”

这份报告对当前与未来给出了严峻而惨淡的评估，但报告作者们深信最恶劣的情况仍可避免——要是我们及时行动的话。

报告末段指出，IPCC认为，采取行动的机会最多只会维持到本年代末。

踏入2022年，非洲索马里再次发生旱灾，造成数以万计家庭流离失所，牲口死亡情况十分严重。

“经协调的全球行动要是再遭延误，我们将错过那短暂、正迅速关上的窗户，不能确保一个能存活的未来。”

要是我们能大幅削减碳排放，显著提高适应气候变化开支，或许能避免某些灾难变成注定发生。

这不单纯是投资在绿色能源与电动汽车之上。报告作者表示，在教育、卫生体系与社会公义上的投资也能帮助人类应付气温上升所带来的冲击。

IPCC还称，自然保育上投资同样能成为抵挡最坏情况的堡垒。委员会呼吁把全球30%至50%地方划为保育区域。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执行主任英格·安德森（Inger Andersen）说：“自然能成为我们的救世主，但首先我们得拯救自然。”

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记者麦特·马格拉斯：@mattmcgrathBBC

谢选骏指出：联合国里盘踞的这帮无神论者，连自己都拯救不了，还想拯救自然——真是马裂主义的阴魂不散！无神论者除非自杀，否則不能拯救自然。


【46、无神论者只能充当替罪狗】


网文《为什么是替罪羊而不是替罪狗》（十万个为什么）报道：

当一个人替别人“背了黑锅”我们说这个人就是“替罪羊”，为什么替罪羊要叫“替罪羊”，而不是替罪狗或者是替罪牛呢？其实，替罪羊之所以叫替罪羊是有典故的。下面就来详细了解一下。

为什么是替罪羊而不是替罪狗,为什么是替罪羊而不是其他

替罪羊是什么意思？

“替罪羊”一词是舶来品。替罪羊指的是古代犹太教祭礼是替人承担罪过的羊。比喻代人受过，替人服罪的人。羊是古代祭祀中必不可少的最主要的祭品。羊除了用作献祭上帝的牺牲，还承担了一项任务，就是给人类“替罪”。

典故一：

《圣经》中有个叫亚伯拉罕的闪族人，他99岁得了一个儿子取名以撒。上帝为了考验亚伯拉罕的忠诚，要他杀子献祭。正当亚伯拉罕准备杀他儿子时，有个天使飞来阻止，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上帝的了，前面林子有一只山羊，你可用它来祭献上帝。”于是，亚伯拉罕便改用小树林中的山羊来做祭品。这就是替罪羊的来历了。

典故二：

古犹太人把每年的七月十日(即：犹太新年过后第十天)定为“赎罪日”，并在这一天举行赎罪祭。

仪式是这样的：通过拈阄决定两只公羊的命运，一只杀了作祭典，另一只由大祭司将双手按在羊头上宣称，犹太民族在一年中所犯下的罪过，已经转嫁到这头羊身上了。

接着，便把这头替罪羊放逐到旷野上去，也就是把人的罪过带入无人之境。最后，再把那赎罪的羊烧死。“替罪羊”一说由此传开。

典故三：

在我国古代也有类似的记载，《孟子·梁惠王上》中写到：“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注：新钟铸成，宰杀牲畜，取血涂钟的仪式）。’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棘，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欤？’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齐宣王不忍心看见牛恐惧战栗的样子，而命人以羊替换牛祭钟。从此以后，“替罪羊”作为一个具有悲剧色彩的词汇就流传开来了。

替罪羊用英语怎么说？

替罪羊的英文：scapegoat、whipping boy

如何避免成为职场替罪羊？

在职场上，我们会遭遇各种各样的不公平，有些时候，明明不是自己的错，却无缘无故成为了别人的替罪羊，有些时候别人的错误自己稀里糊涂的买了单，那么，如何避免成为职场替罪羊？我有几点建议：

1、遵守规定、严于律己

很多人成为别人的“替罪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视企业管理制度为儿戏，把“人情”放在了首位，觉得自己不承担责任面子上过不去，其实，只要遵守企业的相关制度，严格履行工作流程，即使出了问题责任也不是你的，你不替别人承担别人也不会怪罪于你。

2、公事公办、冷静处理

职场上，讲究“对事不对人”，所以，要把个人情感、同事情面放在一边，履行自己的职责，用职业的态度来解决问题。不要因为义气就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一定要公事公办，该进行沟通协调就沟通协调，不可意气用事，不和自己的饭碗较劲，是一种基本的自保和素养。

3、不要站队，不搞派系

职场上，很多企业都有“派系之争”，很多人在不知真相的情况下，被人拉进自己的派系，这很容易被别人当枪使。要知道，职场上，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今天，你对别人掏心掏肺，说不准什么时间就被别人当成“替罪羊”。所以，不要站队，不搞派系，坚持原则，通常不会有人为难于你，即使当时做了“替罪羊”，过后也会真相大白的。

网文《替罪羊》报道：

“替罪羊”一词是舶来品。对应英文有scapegoat、whippingboy。世界各地都习惯于用“替罪羊”一词，比喻代人受过的人。羊是古代祭祀中必不可少的最主要的祭品。羊除了用作献祭上帝的牺牲，还承担了一项任务，就是给人类“替罪”。

用羊替罪来自古犹太教。古犹太人把每年的七月十日(即：犹太新年过后第十天)定为“赎罪日”，并在这一天举行赎罪祭。仪式是这样的：通过拈阄决定两只公羊的命运，一只杀了作祭典，另一只由大祭司将双手按在羊头上宣称，犹太民族在一年中所犯下的罪过，已经转嫁到这头羊身上了。接着，便把这头替罪羊放逐到旷野上去，即将人的罪过带入无人之境。最后，再把那赎罪的羊烧死。“替罪羊”一说由此传开。

为什么是替罪羊而不是替罪狗？

这源自一个宗教典故。传说圣经《旧约》：在挪亚之后，有个信心之父叫亚伯拉罕，他99岁得一子。有一天，耶和华突然降临，要他杀子以撒献祭。儿子以撒并不知自己是祭品，跟随父亲上山。

亚伯拉罕准备好一切，正将儿子放上祭坛欲动刀时，天使急忙拉住其手，不准他杀子。告诉他这只是耶和华的考验，并改用羊来做为祭品。这便是替罪羊的来历。

原文：《圣经》创世纪22

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

他说：“我在这里。”

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只是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fán）祭。”

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备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和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

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哪！”

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

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

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作燔祭的羊羔。”

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

他说：“我在这里。”

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这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要给我。”

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了，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意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

我国类似记载

《孟子·梁惠王上》中载：“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注：新钟铸成，宰杀牲畜，取血涂钟的仪式）。’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棘，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欤？’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

齐宣王不忍心看见牛恐惧战栗的样子，而命以羊替换牛来祭钟。从此以后，“替罪羊”作为一个具有悲剧色彩的词汇就流传开来。

谢选骏指出：上面二文，都与宗教有关。所以在现代无神论政权那里，为上级顶包送死的狗官，就不应叫作“替罪羊”，而只能叫做“替罪狗”了，是为“无神论者只能充当替罪狗”。


【47、异教的鬼神是女巫的靠山】


《王明珂：弱势边缘的群体常被视为毒药猫，但实际上就是人们克服恐惧并凝聚群体的代罪羊》（2020-06-17 一席）报道：

我是王明珂，一位来自台湾的历史学者。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毒药猫与代罪羊：人类恐惧、猜疑与暴力的根源”。

讲到我对这个题目的关怀，要推到二十多年前。大概在1994到2003年间，我用了我大部分的寒暑期，在川西的岷江上游做羌族的田野调查。我研究的主要是人们脑子里面的过去，包括过去的历史，也包括过去的神话传说。

在这个地方我常常听人提到毒药猫。当地人讲的毒药猫是一种有毒的女人，很少是男人，几乎都是女人。这些女人好像每个村子都有，据说她们晚上睡觉的时候，灵魂会离开身体变成某一种动物，比如猫、牛、马，把走夜路的人吓得掉到悬崖底下去。

还有更可怕的说法是她们会在夜间飞行，骑着厨房里放米面杂粮的木头柜子，去跟外面的一大堆毒药猫进行宴会，赌博、欢乐、吃人肉，而赌输的下一次就要把自己的小孩和丈夫提供给大家吃掉。他们也说毒药猫的法术是由母亲传给女儿。

毒药猫不只是传说

下面跟大家讲一个流行在羌族村寨里面的传说。有一个男的怀疑他太太是毒药猫，因为每个月固定的一天，据说是毒药猫聚会的那一天，他太太睡觉时就摇不醒。

他跟他太太讲，过两天请你父母来吃饭吧。他太太说，家里没肉怎么办？他说，没肉你自己想办法。等到毒药猫聚会的那个晚上，他就摇他太太，果然摇不醒。

其实他早有准备，在屋子的门槛上和外面到处都撒了白灰面。他走出去一看，上面有猫走过的脚印，他就循着脚印找到了毒药猫聚会的地方。

他一看吓坏了，原来他太太是毒药猫的王，穿着指甲做的衣服，在那边大声地欢笑、宴乐、吃人，他吓得赶快跑回来了。过了一会儿他听到有声音，从屋顶上先丢下来一个人腿、一个人手，果然他太太把肉带回来了。他赶快把这些藏到床底下，假装睡觉。

过了两天，他的岳父母来了，这个男人就把人手、人腿拿出来，跟他的岳父母说，看你们女儿干的好事，我不要她了，你们把她带回去吧。

走到半路上，父母就跟这个女子讲，你这么厉害，能不能把身上的毒洗掉呢？于是她一路洗了九条大河，等洗到第九条河，快要把那个毒洗干净的时候，天上的天神喊话下来了，让那个女子不要再洗了，再洗地上的毒药猫就要断根了。

这个故事也说明了为什么现在毒药猫依然没有断根。我在羌族做调查的时候听他们讲，在1950年代，每个村子里面都有一两个女人是毒药猫。所以这就不只是一个传说了，毒药猫也是本地的历史。

还有人讲毒药猫是他个人的经验。有人说他以前有一个小妹妹，肚子痛治不好，就说可能是村子里面一个老婆婆害的，她是毒药猫，要想办法去求她。

不过无论如何，在羌族地区，毒药猫只是村子里面的闲言闲语，没有人对这些女人，所谓的毒药猫，真正地有暴力行为。

甚至闲言闲语他们都讲得很谨慎，尤其是像我这样子一个外人，他们绝对不会跟我确定地讲哪一家女人是毒药猫。因为对他们来讲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事情，如果你讲出哪一个人是毒药猫的话，那人的女儿可能都嫁不出去了。

毒药猫出现在哪？

现在我用一些图片带大家去看一看，在什么样的地方流传着毒药猫的传说。首先大家看，成都平原的海拔高度大概只有600米，但是到了青藏高原的东部边缘，川西红原草地是3600米。

两个大地块在地质时期撞击后，把青藏高原拉高了，中间就挤出一些像皱褶一样的地带，这个就是川西的高山纵谷地区，羌族就住在这里。

这里是岷江上游，由松潘到汶川，往东边到北川，这些是羌族居住的地方。

我们看，走进一条沟，就像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里面所讲的：缘溪行，忘路之远近。

你走进去以后就豁然开朗。但这里绝对不是桃花源，这边的生活非常艰苦。

以前的人根本不敢住在靠近河谷的地方，不但河水暴涨有危险，而且很容易被抢，所以村寨都在比较高的地方。这个照片里的村寨算是低的，我大概花四十分钟到一个小时就可以爬上去。

比较高的村寨，像这个是茂县三龙沟的村寨，那要花四到六个小时才上得去。

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他们靠什么过活呢？简单地讲，他们在村子附近种田。

这种农业，最大的利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最小的风险。这是什么意思呢？他们会种十几种不同的作物，如果有七八种失败了，还有四五种成功，就能养活一家人，这样就很好了。

当然他们还在高山顶上牧牦牛跟马，在林子里面或者在高山草原上打猎，采菌菇，然后把农产品拿到城市里面去卖。或者是到外面打工，或者在旁边的河里面淘金，不过淘金通常都是白忙一场。

在这样子的地方，你想想看，几个寨子的人使用一条小沟，资源竞争非常激烈。他们的房子都紧紧地聚在一起，窗子开得非常小，就是怕外面敌人进来。墙上那些更小的洞就是枪口，是对外防卫用的。

还有资源更匮乏的地方，像黑虎沟，这个寨子盖在悬崖峭壁上。上面还有像烟囱一样的，瞭望防备用的碉楼。

不过这个是以前的事情了，没有任何碉楼是最近一百年盖的，当然现在有一些新的碉楼是为了观光盖的。

在这样子的地方，寨子就是非常重要的社会单位。一般来讲一个寨子大概五六十户、七八十户，小的可能只有五户、十户，最大的不会超过两百户。

几个寨子结成一个村，每个村它都有自己的地盘。一条沟里面，譬如有三个村，他们共同享有这个沟里的地盘。

在这里他们也有信仰，最流行的是山神信仰，简单地讲就是你有你的山神，我有我的山神，大家又有一个共同的比较大的山神，保护大家共同的地盘。

有一次我听一个老人讲，他说山神没有什么神秘的，山神就是山界的界长，有近的界限，有远的界限，有小的山神，有大的山神。你看他讲得很透彻，我觉得比任何关于山神的学术研究都要深入。

这个是羌族的服饰。人类学家常常说羌族的传统服饰就是这个样子，他可以描述出来，然后去找出它们的共性、相同点。

但是对本地人来讲，这些共同点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它们之间的差别。每一个寨子女人身上的穿着，都是刻意跟旁边寨子的女性穿着做出一些区分的。

事实上我在那边的研究，是希望去重建1950年代以前这个地方村寨社会的样子。他们说1950年代以前，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是羌族，那个时候他们自称为尔玛。

这个发音各个地方都不一样，有的叫尔玛，有的叫尔勒玛、日麦、日勒麦、麦，都不太一样的。而且他们认为的尔玛就是一小群人，可能就是两三个村子，甚至于就是几个寨子的人。

所有在他们上游的人，他们都认为是蛮子，所有下游的人都叫汉人。但是大家想想看，这样一个自称尔玛的人群，下游的人看他就认为他是蛮子，上游的人看他又认为他是汉人。

所以其实在1950年代以前，这里就是一个一个很小的人群，被好像有敌意的邻居包围着。这种很小的人群他们一方面要团结，保护自己的资源；一方面对于地方的资源分得非常清楚，你是你的，我是我的，砍柴、放牧都不能够随便越界。而在界限模糊的地方，大家常常有一些小的摩擦、内斗。

毒药猫的传说就产生在这样的小型社会里面。大家恐惧外面的世界，猜疑“蛮子”和“汉人”那些不好的习俗、血缘透过女人嫁到寨子里面来，最后当村子里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有人突然得了重病，或者有人从悬崖上面摔下来，他们就怪罪到这些女人身上。

在羌族地区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他们常常跟我讲的一个当地谚语：无毒不成寨。每一个寨子都需要一个毒药猫，没有的话这个寨子根本就成立不了。我说你们那么恨她，为什么没有她又不行呢？

有的人就讲，好像没有毒药猫的话，外面更大的毒就会进到寨子里面。事实上我后来才慢慢地体悟到，其实这跟我们中国人常讲的“无内忧外患国恒亡”，是一样的道理。

没有毒药猫，也要特意找一个毒药猫出来，没有内忧外患也要去想一些内忧外患出来。但这些内忧外患不一定是真实的，它常常被人们想象、夸大，用来团结一个群体。

毒药猫与女巫，地理隔远却主题相似

大家可能觉得这个毒药猫的传说，好像跟欧洲的女巫传说非常相似。比如都是邪恶的女人，还有她们都是与猫为伴，或者可以化身为猫。大家看，欧洲很多的女巫图片，上面的女巫都是跟猫在一起的。

欧洲的女巫乘着扫把飞行，羌族的毒药猫是乘着厨房的柜子飞行，两个都是女人的家室的用物，不过肯定是骑着柜子比较舒服一点。

还有很重要的，女巫夜宴。在羌族里面讲毒药猫会在晚上聚会，欧洲的女巫也是。

其实我认为这个表现了人的一种普遍想法，认为我们群体里面的有毒的恶魔，是跟外面的更大的恶魔群体结合在一起的，不只是单独的一个。

但是有一点不一样，女巫夜宴传说里面是有魔鬼的。这些头上戴角的就是魔鬼，也就是说女巫是跟魔鬼在一起，对魔鬼宣誓效忠的，效忠仪式之一是吻魔鬼的臀部。

那我们首先要解释，为什么这两个传说都把女人跟猫放在一起？我家有三只猫，一个女人，我很爱她们，我不会在背后说她们坏话。

我要讲的是，猫跟女人在人类社会里面有一个特别的社会性，这种社会性被联结在一起了。其实在人类的驯养动物里面，猫是一种非常特别的动物，所有人类的驯养动物，马、牛、羊、鸡、鸭、猪，都是群栖性的动物，但是猫不是。

人类为什么会驯养猫呢？有一些动物学家认为，人事实上并没有驯养猫，猫是介乎在驯养跟野生之间的、家里面的动物。

我想很多人都有家里的猫不告而别的惨痛经验，很令人伤心。但是别难过，你只听过丧家之犬，没有丧家之猫，猫离开你的家还是会活得好好的，它跟家之间的关系是若即若离的。

在人类社会里面，最基本的社会团体，一个家庭或一个家族，实际上大部分都是以男性为主体的。对这个男性为主的家庭来讲，不管是姐妹——将要嫁到外面去的女人，或者是妻母——从外面嫁进来的女人，她们既不是外人，也不是内人，跟家也是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

我们在电视剧里可能会听到，一个女的对她的丈夫说，我在你们家简直里外不是人，就是这个意思。里外不是人，就很容易变成毒药猫和代罪羔羊。

所以毒药猫跟女巫的传说地理相隔非常遥远，却非常相似，其实这个也反映了人类社会里面一个普遍的特质，一种解决亲近人群之间紧张与冲突的办法。

为何从闲言闲语到集体暴力？

但是在近代初期，欧洲发生了非常严重的猎女巫的风潮，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为什么在羌族地区没有暴力，而在欧洲发生了这么严重的暴力呢？我们先看看这种暴力。

猎巫大概密集地发生在十六、十七世纪，据研究者称，大概共有十万个审判的案例，有四到五万人被处死，这是最低的估计，有些学者估计是超过十万人，里面80%都是女性。那个时候的想法是，恶魔常常化身为女人来作恶。

在这些女巫审判案里，她们的邻居常常被请到法庭上去作证，讲这个女巫做了怎样的坏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证词：十几年前我跟她吵架，结果我们家羊就死掉了好几只；或者是八年前我跟她争一块地，后来我丈夫就生了一场重病。

这些证词说明，在欧洲的女巫传说里面很长一段时间是没有审判的，人们指责女巫，却没有人真正对这些女人行使暴力，可是到最后为什么由闲言碎语变成把她们烧死呢？

其实很简单，其中一个原因是有重大的灾难发生。欧洲那个时候最重要的背景是黑死病，杀掉了欧洲一半以上的人。

另外一个就是上层社会的介入，上层社会开始关心下面这些乡下人到底在想什么。比如这个图片，这个女的在被酷刑取证。

有人在烧铁条，大概是准备要烫她，另外一个人把她衣服撕开来，要去检查她身上有没有魔鬼印记。其实所谓的魔鬼印记可能就是身上的一些字或胎记，如果有的话就证明她是女巫。

在严刑取证的时候，女巫夜宴是一个关键。人们会问：你在女巫夜宴里还看到哪些人？这样子整个事件就会蔓延开来。

这些上层的人很害怕魔鬼侵入到他们的世界，他们希望通过烧死这些女巫，让灵魂得到救赎。

在川西，1950年代以前松潘的那些县大爷，只在乎村子里面有没有纳税、缴粮，倒不太在乎灵魂救赎的事情，所以这样还好，对本地人就没有这种暴力。

其实欧洲大部分的猎巫事件，刚开始都是发生在一些小村落里，据说这些村落都是不到一百户左右的。我曾经访问过意大利西部，靠近法国的地方，有一个发生过猎巫的小山村Triora。这里跟羌族的村子非常像，很小的村子紧紧地聚在一起。

这里的房子也是石头建筑，大家再看右面这张图里我身后的羌族村寨，它们的房子结构几乎一模一样。这就说明流传女巫、毒药猫传说的小村子，都有类似的社会情境。

猎巫这样子一直蔓延，最后停止是因为什么？常常是因为城里面的一些上层人士受到迫害。比如说教会的教士或贵族也被当作巫，被猎杀了。这个时候上层人就开始紧张了，国王或者主教就会下命令，不能再进行下去了。

大家看这张图片，吻魔鬼臀部的女的，还有后面追杀她的那些人，很明显穿的都是贵族的衣服。所以问题来了，为什么贵族跟教会里面也会被认为有巫呢？这个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其实都市人也生活在广义的村寨里面，广义村寨就是一种原初社群，什么叫原初社群？大家想想看，一个人刚出生的时候，在你学会走路之前，你被放到一个很温暖的小房间里，被你的父母、兄弟姐妹包围，感觉非常地安全。

然后你学会走路，慢慢长大，你探索的世界越来越大，感觉到的危险越来越多。你最早的经验就非常重要，就是又温暖又温馨地跟亲人在一个小空间里的这种经验。

一个几十户人的村寨，大家在一个小空间里都有亲戚关系，这就是一个原初社群。更广义的原初社群是指所有内外边界鲜明，人们互相以兄弟姐妹，或者是同胞、手足相称的群体。

在这样的群体里面大家讲求内部的纯净，像欧洲的贵族圈和教会，都是原初社群，人们有恐惧，有猜疑，最后产生暴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其实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村寨”生活。我举两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极端的宗教团体和“单一民族国家”。

原教旨的伊斯兰教现在已经造成了很多暴力事件，但是还不止如此。犹太教也是一样，犹太教里面也有非常极端的正统派。你看在这个照片里面，他们认为女人不应该被陌生人看到她们的身体，想法都是一样的。

基督教也有，基督教里面有一些清教徒，十七世纪下半叶他们刚移民到美洲的时候，发生了很严重的猎杀女巫事件，很多女人受刑，被烧死。

还有“单一民族国家”，最著名的例子是纳粹德国，他们所强调的纯种的雅利安人的德国。他们的口号叫做“血与土”，“血”代表亲属关系，大家都是同样的血缘，“土”是指大家有同样的空间。

在我们身边还有更普遍的原初社群，比如校园死党，最有名的是美国的兄弟会。现在更普遍的是网络上的，我称之为网络社群。

一些有极端的宗教政治或者社会主张的社群，因为他们的主张很极端，他们也会受到另外一些极端的攻击，他们就把不属于这个村寨的人剔除出去，最后变成一个有纯粹的主张的社群。

在台湾，我听他们讲叫同温层。在这样的社群里面，他们随时准备应付外面的攻击，也怕外面的人故意化装成他们的人进入到社群里面，最后有一些网络霸凌就这样产生。

现在更严重的是，网络社群跟现实社会的极端团体结合在了一起。比如说前些年闹得非常厉害，现在仍然在持续的“伊斯兰国”。他们就是透过一些网络社群，在法国、英国的很多移民社区里面招揽战士。

敌人在远方还是在身边？

现在有很多讨论，有学者提出，女巫事实上是内部的敌人，大家是在内部去找一个敌人出来。而所谓的圣战原来是对付身边的人的，让身边的人追求一个纯净的宗教生活，为什么会变成对付异教徒了？那些是遥远的敌人。

事实上所有这一类强调纯净的群体，不管是羌族的村寨、欧洲的村子，或者是“伊斯兰国”，它们都是恐惧外在的敌人，同时猜疑内奸的存在，指控内奸通外敌，这样子最后走上了暴力。

其实恐怖主义的头领也常常在互相讨论、争论：我们要对付的到底是远方的敌人——美国、英国的异教徒，还是身边的敌人——不够纯净的伊斯兰教徒？

我们看到的结果是，当巴黎、伦敦发生恐怖袭击，全世界都感到震惊，哀吊这些去世的人，全世界的主要政治人物都站出来指责暴力。

但是我们常常忽略，更大的暴力，可能千百倍于前者的暴力，是发生在这些施暴者身边的人身上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恐怕就是发生在他们的“兄弟姐妹”身上。

事实上我们人类一直生活在村寨里面，用对外的敌意和恐惧来孤立自己。我们猜疑外界的“毒魔”入侵，破坏了我们的纯净跟团结，最后我们用集体暴力来化解恐惧，凝聚一个社群。

如果是这样，我们怎么样来脱离一个村寨的不幸命运呢？其实我觉得羌族的那句谚语“无毒不成寨”，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

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这句话，如果我们容纳多元，容忍异端，避免无谓的恐惧跟猜疑，这样我们就可以远离暴力。

谢谢各位，我就讲到这里。

暗夜寻灯 seeking light in dark night @winstonywu Replying to @tt13637964198 and @Osaka_Lucky：这是人类学里说的毒药猫现象：为了解决内部改朝换代的威胁就必须在外部树敌让全村的人同仇敌忾一致对外。而更为了全村同仇敌忾还要在内部找替罪羊。而更奇怪的是这替罪羊还甘愿被指责甚至承担责任——这是人性中的社会属性！我相信希腊神话里也有这样的故事，选骏兄能想起哪个神话故事说这道理吗？

谢选骏指出：巫婆想要洗心革面的时候，异教的鬼神竟然阻止她回头是岸！这说明异教的鬼神是女巫的靠山！——这也说明，异教的鬼神其实不过是一种生物现象，是一种地球上特有的东西。——包括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人所画出的所谓天堂，其实不过是卡门线以下的大气层罢了！不过一百公里的厚度，不到地球直径的百分之一！由此可见，欧洲人对上帝的信仰，严重偏差——和至上的宇宙创造者具有本质的区别。而异教的鬼神之所以是生物性的，因为这些鬼神本来就是一些看不见的东西，其作用类似于微生物或是病毒。而人类对于死亡的恐惧也正和微生物或是病毒息息相关吗——微生物改变了遗体的模样，而病毒则能致人死命。异教的鬼神其实不过是一种生物现象，是一种地球上特有的东西——和女巫、人类属于同类项，所以女巫才能与之沟通。在这种意义上，儒释道所主张的“天道”其实也只是一种“大气层现象”，最多加上太阳的“光合作用”罢了！还不及星相学所隐喻的外层空间。


【48、异教的神灵就是魔鬼】


《埃及神祇贝斯和基督教的魔鬼形象》（2015年10月23日 BBC）报道：

去年我游览了位于埃及尼罗河西岸丹达拉（Dendera）的女神哈索尔（Hathor）之庙。这座神庙的历史或许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世纪，庙内饰以绘有克娄巴特拉七世（Cleopatra）的浮雕。克莉奥帕特拉七世是朱利亚斯·凯撒（Julius Caesar）和马克·安东尼（Mark Antony）的情人，也是埃及最后的一位法老。她几乎没有画像存世——青铜硬币上的巫婆一样的画像表明她和1963年约瑟夫·曼凯维支执导的史诗般电影中伊丽莎白·泰勒（Elizabeth Taylor）长得完全不一样。所以，丹达拉的浮雕是一项重要且非常有趣的文物。

不过，我的目光被一边的另一个雕像吸引住了，那是一个比尖下巴的克莉奥帕特拉七世丑的多的人物。遗址附近好几个地方都有这个可怕的人物，但是这个雕像尤其显著，因为它刻在神庙附近被称为“鸟屋”的较小建筑物破碎的石灰支柱上。

他是一个又矮又胖、罗圈腿的侏儒，脸朝外，手叉腰。他诡异的头部带着一种猥琐、斜睨的表情，粗粗的舌头伸向下巴，同时胡须像火苗一般卷曲着。（谢选骏指出：“粗粗的舌头伸向下巴”——很像爱因斯坦的样子。）两腿间还有一条有暗示性的尾巴。据我了解，这就是古埃及的贝斯神（Bes）——几百年间他不仅为埃及人所喜爱，还风靡地中海地区，最后他还成就了基督教魔鬼的样貌。

虽然从未有过国家认可的贝斯神祭祀，他在古埃及还是备受欢迎。寻常百姓在家中对他顶礼膜拜，因为他和生活中许多美好的事物相关：性、酒、音乐和快乐。他还有重要的保护功能，在分娩过程中人们常常召唤他（所以他会出现在丹达拉与神圣生育有关的神庙中）。换句话说，尽管在现代人眼里，他看起来有点可怕，但是他能驱赶邪恶的鬼怪，就像中世纪教堂中的石像鬼（gargoyle）一样。

葡萄酒，女性和歌谣

根据伊朗考古学家卡迈尔·阿布迪（Kamyar Abdi）的说法：“在古埃及，贝斯的形象常常被用来装饰私人物品和家具。他被刻在床上，头枕上，镜子上，匙柄上，护身符上，还有化妆盒上。”所以，全世界的博物馆里藏有数以千计带有贝斯令人作呕面孔的手工艺品（包括魔杖和小刀）。他通常带有具有标志性的肥大的头饰，手里摇着一个咯咯作响的玩具。以柏林的埃及博物馆为例，这里的彩绘花瓶上饰有像是戴了面具以及鬃毛一般的头发的贝斯。

贝斯的起源尚不确定，可能他是由10个不同的众神构成的。从艺术史的角度来看，他确实十分古怪：大多数埃及的神祇常常是侧身像，贝斯则是毫不羞耻的正面像，并且显得滑稽可笑。一些学者认为他的起源地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有一种可能是他最初是蹲坐在后爪上的狮子或猫。

最终，由于贝斯既不是官方的神祇，也没有排他性，所以他颇受欢迎。淘气又不严肃的贝斯绝对是扎根民间的神祇（据说他会做鬼脸来逗乐婴儿），是平民的神，而非王室的神。艺人在纹身时会选择贝斯的形象，因为他与音乐和舞蹈有关。妓女可能还曾在生殖器旁边纹上贝斯的形象，以防止感染性病。

公元前两千年末，贝斯的名声传遍了地中海世界。甚至当地的非埃及人工匠也开始制作带有贝斯形象的物件。在公元第一个千年中，腓尼基人追捧贝斯，后来罗马人步其后尘。贝斯有一种形象是穿着罗马军团的制服。他的火爆人气甚至在基督教到来后还一直持续。

神和魔鬼

在君士坦丁（Constantine）时代，贝斯的影响力开始减弱，但西方文化仍然带有它的烙印。伊西斯女神（Isis）和他的儿子荷鲁斯（Horus）为基督教的圣母玛利亚与她的孩子提供了原型。同样道理，贝斯也成为魔鬼的重要原型。贝斯有时会带有分叉的尾巴，一条蛇，或者几条蛇从他的身体中钻出——这些都是撒旦形象的元素。在佛罗伦萨（Florence）圣若望洗礼堂（Florence Baptistery）有一幅可追溯到1280年左右的地狱马赛克作品，这副欧洲最大的撒旦画像里，有蛇从这个魔鬼的耳朵里钻出来。

不过，最重要的一点是贝斯的怪异表情成为魔鬼令人厌恶的表情的样板。比如，在威尼斯的圣母升天圣殿（Cathedral of Santa Maria Assunta）有一幅拜占庭时期的末日审判马赛克作品，右下角一个白胡子的目光歪斜的蓝色怪物掌管着燃烧着的地狱湖。和其他的构成要素一样——比如称量灵魂——这都来自古埃及的艺术。和贝斯不同的是，这个怪物不是侏儒——但是有一个身份不明的小个子坐在怪物的膝上（你也可以认为这是对贝斯矮小身材的视觉记忆）。而且，这个怪物惊人的蓝色皮肤让人想起贝斯护身符常采用的鲜亮的青色，它通常是用陶器上釉制成。

“我们知道贝斯的小护身符曾经出口到了整个地中海东岸，”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Ashmolean Museum）的策展人安嘉·乌尔布里奇（Anja Ulbrich）说道，“所以，人们一定熟悉贝斯的形象，因此它可能还曾影响了人们对希腊神话中鬼怪形象的描绘。”

这反过来则影响人们了对魔鬼形象的描绘：撒旦显然与他森林中的祖先——希腊管理山羊的潘神（Pan）非常相似，不论是胡子，多毛的腰部，还是偶蹄。和贝斯一样，潘神和性有密切的关系。“教会对潘神的做法与斯大林对托洛茨基如出一辙，”艺术评论家罗伯特·休斯（Robert Hughes）在《西方艺术中的天堂和地狱》（Heaven and Hell in Western Art）中写道，“在艺术中，潘神的属性被赐予给了基督教的撒旦。”“基督教不得不和其它很多受人拥戴的宗教和信仰竞争，” 乌尔布里奇解释道，“所以，它就妖魔化它们。”

对古埃及人来说，贝斯是友好的、保护人类的神。然而，基督教将其斥为令人生厌的异端，以展示新兴宗教对老旧习俗的胜利。所以，下次当你在欣赏魔鬼的艺术表现形式时——比如乔托（Giotto）在帕多瓦（Padua）的斯克罗威尼礼拜堂（Arena Chapel）所创作的满脸胡子、大肚子的怪物嚼碎罪人的作品时——请想一想它在艺术史上的祖先贝斯。至少，贝斯教会我们一点：外表有时具有欺骗性。

（阿拉斯泰尔·苏克是每日邮报的艺术评论家）

谢选骏指出：人说“埃及神祇贝斯和基督教的魔鬼形象”有关，我看不仅如此，因为一切异教的神灵都是魔鬼。


《我们为什么至今仍不知道金字塔里有什么？》（2015年11月23日 BBC）报道：

“我终于在国王谷展开了奇妙的探险。这是一片完好无损的宏伟墓地，静静地欢迎你的到来。”霍华德·卡特(Howard Carter)在匆忙写给乔治·赫伯特(George Herbert)的信中鼓励他与自己一同进行这次探险。那是1922年，卡特当时刚刚无意间发现了埃及法老图坦卡蒙那座保存完好的精致陵墓。

发现图坦卡蒙宝藏的消息立刻轰动全球。尽管图坦卡蒙法老本人并没有埋葬在金字塔里，但由于有其他法老的遗骸埋藏在里面，所以令很多人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这些宏大建筑中尚未挖掘的墓室里究竟隐藏着什么东西。然而，尽管它们在沙漠中矗立了数千年之久，但我们至今对金字塔内部的情况不甚了解。

最近，美国总统候选人本·卡森(Ben Carson)发表了一番理论：他认为，金字塔的主要目的是用来储存粮食，这一观点令美国媒体惊愕不已。为什么有关金字塔的神秘传言和五花八本的理论至今仍在不断涌现？为什么我们始终都无法全面了解它们的内部情况？

金字塔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所以在人们眼中，任何想要强行进入内部隧道或墓室的建议都显得有失体统，不负责任。

首先，金字塔具有极其重要的考古意义。事实上，无论是复杂的建筑形式，还是内部的象形文字和人工制品，都彰显了它们的重要地位，以至于任何想要强行进入内部隧道或墓室的建议都显得有失体统，不负责任。

伦敦大学学院皮特里埃及文物博物馆的爱丽丝·史蒂文森(Alice Stevenson)表示，现代考古实践都表现得非常谨慎，不遗余力地“避免我们努力研究的文物遭到破坏”。例如，非营利组织CyArk最近就开始通过数字技术保存500多处世界遗产，包括勃兰登堡门和伊拉克的乌尔塔等名胜古迹。他们的技术主要借助激光来实现，不必触碰文物即可为其拍摄3D图像。

但史蒂文森也表示，类似于“金字塔是用来存放粮食的巨大仓库”这样的无稽之谈对考古学没有任何帮助。

“事实上，考古学家已经在埃及发现了谷仓。业内人士都知道，它一点都不像金字塔。”她说。埃及官员最近也反驳了卡森的理论。

但这仍然无法回答关键问题：我们对金字塔的内部究竟了解多少？以吉萨大金字塔本身为例。它建造于3,000多年前，总共使用了200多万块石头，是全世界规模最宏大的古代金字塔。如今保留下来的遗迹高度达到139米(450英尺)，比当初建造时略矮。这是一座巨大的建筑，但我们只能进入里面的几个墓室，包括画廊以及国王和王后的墓室。

最近，一支由世界各地的建筑师和科学家组成的科研团队使用红外热成像法发现，大金字塔内部的石头在温度上存在着出人意料的差异。

这可能会引发更多的疑问。某些石头在日出或日落时的温度更高，表明里面或许有可供气流穿梭的空洞或隧道。然而，由于参与该项目的科学家必须严格遵守纪律，不能进行破坏性挖掘，所以很难知道具体答案。但无论如何，据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报道，埃及官员已经有意吸引游客进入所有能够找到的墓室参观。

这肯定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但史蒂文森表示，她明白埃及官员为什么对这个想法感兴趣。“我认为这对埃及旅游有着重要意义。”她说，“我能理解他们的心情，他们是希望提供尽可能多的机会展示古代遗迹。”

未来几年，扫描和感应技术有可能成为研究金字塔的主要工具。通过轨道卫星开展的红外线分析甚至帮助科学家找到了埋藏在地下的金字塔。所以，现在已经有很多事例表明，这些技术完全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这些神秘建筑。

但机器人或许也能提供一定的帮助。大金字塔里有一间人类无法进入的墓室，但4年前，科学家还是借助机器考察了里面的情况。王后的墓室里有一条古怪而狭窄的隧道通向另外一个密闭区域。科学家2002年就知道这个地方，当时还用机器人穿过一道“石门”，并拍摄了里面的照片。但当时的图像并没有呈现太多内容。2011年，研究人员使用了更加灵活的设备在里面拍摄到封存数千年之久的神秘象形文字。

即使高科技探险让人们得以一睹千年未见的大金字塔墓室的真容，但在更多的科学证据公布之前，我们仍然无法了解埃及金字塔内的其他墓室究竟是什么模样。对史蒂文森来说，这种神秘感早已与我们常年相伴。事实上，数百年来，我们与金字塔之间的文化关系始终都掺杂着这样的元素。

“许多世纪以来，它们一直都在引发人们的好奇心。”她说，“我认为这是历史遗迹的特征，它们跨越了一代又一代人，才最终呈现在我们面前。”

谢选骏指出：人问“我们为什么至今仍不知道金字塔里有什么？”——我看这主要因为没有把它开膛剖肚，使之大白于天下。这种人为地呵护，是给魔鬼留下最后的地步。


【49、意识等于灵魂是无神论者的想法】


《谷歌工程师称AI“有意识、有灵魂”，遭公司停职》（NICO GRANT, CADE METZ 2022年6月14日）报道：

一些人工智能研究者已乐观地声称，这种技术很快会达到有知觉力的水平，但许多人立即反驳了这些说法。

旧金山——最近，谷歌驳回了一名工程师关于该公司的人工智能（简称AI）有知觉力的说法，然后让其带薪休假，这一事件再次显露出围绕着谷歌最先进技术的争论。

布雷克·勒穆瓦纳是谷歌“负责任的AI技术”(Responsible A.I.)部门高级软件工程师，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已于周一开始休假。公司人力资源部称他违反了谷歌的保密政策。勒穆瓦纳说，他在被停职的前一天把一些文件交给了一名美国参议员的办公室，他说这些文件提供了谷歌及其技术有宗教歧视的证据。

谷歌表示，公司的AI系统模仿人们的对话交流，能对不同的话题进行复述，但没有意识。“我们的团队——包括伦理学家和技术专家——已根据我们的AI原则对布莱克的担忧进行了核查，并告知他，证据不支持他的说法，”谷歌发言人布莱恩·加布里埃尔在一份声明中说。“在更广泛的人工智能界，有些人正在仔细考虑有知觉力AI或通用AI的长远可能性，但是，通过将目前建立在对话模型上的AI拟人化来实现这种可能性是讲不通的，因为这些模型没有知觉。”《华盛顿邮报》首先报道了勒穆瓦纳暂被停职的消息。

几个月来，勒穆瓦纳一直与谷歌的经理、高管和人力资源部门争吵，因为他令人吃惊地声称，谷歌的对话应用语言模型（简称LaMDA）有意识，有灵魂。谷歌表示，公司的数百名研究员和工程师与内部使用的LaMDA工具进行对话后，得出了与勒穆瓦纳不同的结论。大多数人工智能专家认为，该行业距离计算机知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些AI研究者很早以前就已乐观地声称，人工智能技术很快会达到有知觉力的水平，但许多人立即反驳了这些说法。“如果你用过这些系统，你永远也不会说这种话，”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任职的研究员伊马德·赫瓦贾说道，他正在探索类似的技术。

在争当人工智能先锋的同时，谷歌的研究部门也在过去几年里陷入了丑闻与争议。该部门的科学家和其他员工经常在技术和人事问题上争吵不休，这些争吵有时会进入公众领域。今年3月，谷歌解雇了一名研究员，因为此人曾试图对两名同事已发表的研究结果公开表示不同意。在批评了谷歌的语言模型后，两名研究AI伦理的研究员——蒂姆尼特·加布鲁和玛格丽特·米切尔被解雇，让该部门进一步蒙上阴影。

2005年的布雷克·勒穆瓦纳，当时他是美国陆军的一名特种兵。

勒穆瓦纳是一名退伍军人，他把自己描述为一名牧师，曾是服刑囚犯，也是一名AI研究员。勒穆瓦纳对谷歌的高管们（最高是负责全球事务的总裁肯特·沃克）说，他认为LaMDA是一个七八岁的孩子。他希望公司在对计算机程序进行实验前征得其同意。他的宣称是建立在其宗教信仰基础上的，他认为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对他的宗教信仰有歧视。

“他们一再怀疑我是否神志正常，”勒穆瓦纳说。“他们说，‘你最近看过精神科医生吗？’”公司在安排他带薪休假前的几个月里，曾建议他请心理健康假。

Meta的人工智能研究主管、在神经网络兴起中起关键作用的扬恩·莱坎本周在接受采访时说，这类系统还没有强大到足以获得真正智能的程度。

谷歌的这项技术被科学家称为神经网络，是一个通过分析大量数据来学习技能的数学模型。例如，通过确定几千张猫照片中的模式，它可以学会识别猫。

谷歌们的雄心：让A.I.创造A.I.

2017年11月17日

在过去几年里，谷歌和其他领先公司已设计了从数量巨大的文章中学习的神经网络，它们用的数据包括未出版的书籍和维基百科上成千上万篇文章。这些“大型语言模型”能用在许多任务上。它们能对文章进行总结、回答问题、生成推文，甚至能写博客文章。

但它们也存在巨大的缺陷。它们有时能写出完美的散文，有时却生成毫无意义的话。这些系统非常擅长将它们以前遇到过的模式再现出来，但不能像人类那样思考。

Nico Grant是一名在旧金山报道谷歌新闻的记者。他此前在彭博新闻社任职五年，关注谷歌和云计算方面的新闻。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nicoagrant。

Cade Metz是一名科技记者，负责报道人工智能、无人驾驶汽车、机器人、虚拟现实和其他新兴领域。他曾为《连线》杂志工作。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 @CadeMetz。翻译：Cindy Hao

谢选骏指出：上述双方的争执在于“AI是否具有意识”的技术层面，而并未涉及“意识是否等于灵魂”的哲学层面。因为他们是一伙的无神论者，而“意识等于灵魂”正是无神论者的共同想法。然而在我看来，这是动物主义。因为动物也有意识。而真正的灵魂却在于承认看不见的世界确实存在。这个看不见的世界并非常人所说的“鬼神”，因为鬼神有時还是看得见的。所以，只有承认看不见的上帝甚至服從想不到的上帝，那才算是有了不朽的灵魂。而许多滔滔不绝谈论上帝的人，其实是在谈论他们自己的生意——因此这些人实际上可能比动物的處境还要糟糕。


【50、长命百岁就是无神论者的天国】


《长寿与健康：怎样活到一百岁？四位专家谈秘诀》（BBC  2022年6月26日）报道：

世界上最长寿的老人田中加子今年去世，终年119岁。

曾几何时，长命百岁似乎是不可能的事，现在情况不再如此。那么，衰老的过程可以减缓甚至逆转吗？ 那些百岁寿星是否掌握着可以帮助所有人长寿的秘诀？

1903年1月2日星期五，一名女婴儿出生在日本南部岛屿的一个小村庄里，她叫田中加子。就在这一年，首届环法自行车赛从巴黎出发，福特汽车公司卖出第一部汽车。

今年4月，田中加子去世，享年119岁，被官方认定为世界上最长寿的人。她的最后几年是在养老院度过的，每天早上6点起床，解数学题，玩棋盘游戏，吃巧克力，喝咖啡和苏打水。

田中加子这样的百岁老人现在已经不再是稀奇的事情。

那么，我们如何活到100岁？BBC国际台的《调查》节目请来四位专家探讨这个问题。

第二人生

秋山博子博士 (Hiroko Akiyama)专攻老年学，也就是专注于对衰老的研究。她是日本科学委员会的前副主席，也是东京大学的名誉教授。

秋山博子表示，日本是快速老龄化社会的领跑者之一，日本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如今高达88岁，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口在65岁以上。

与日本平均预期寿命相近的还包括香港、新加坡、瑞士、意大利和西班牙等。

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数据显示，去年日本百岁以上人口达到创纪录的86510人，同比增加了6000多人。

秋山指出，长寿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之一就是全民健康保险制度。日本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人们很容易获得医疗保健；其次，日本人比较注重健康，有相对健康的生活方式；许多人定期去做健康检查；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也进行更多的体育活动。

另外，日本也是发达国家中肥胖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秋山说，食物是另一个因素。低脂肪摄入，多吃鱼、蔬菜、海藻和绿茶，许多日本人认为适度对生活的各方面都有好处。

然而，尽管人们的寿命在延长，日本的总人口却在减少。这是因为出生率已经下降了一段时间，去年达到了历史最低水平。

秋山说，劳动年龄人口一直在稳步减少，而65岁及以上的人口，特别是75岁及以上的人口正在增加。

随着老年人数量的增长，人们也意识到，老年人有不同的需求。

日本的各届政府都承认这一点，然而付诸的努力却倾向于继续推动既有政策。

秋山博子说，“政府主要关注医疗保健系统，养老系统，住房和交通系统。但这个社会是在人口年轻得多的时候建立起来的。因此，我们需要重新设计社会的硬基础设施和软基础设施，政府正在做很多事情。 ”

目前需要一种更激进的方法。秋山博士和她的研究团队在农村和城市地区进行了几项社会实验，以探索让人们独立生活更长时间的方法。

她说，“我们正在努力重新设计社区，以满足高度老龄化社会的需求。我们想建立那种可以让人们活100岁的社区。让他们保持健康，积极，与人联系，生活有安全感。所以这不是退休社区。我们不仅仅是为老年人工作，而是为所有年龄段的人努力。 ”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寿命越来越长，就出现了填补不断缩小的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缺口机会。在日本，退休后开始全新工作被称为“第二职业”或“第二人生”。人们认为，对一些人来说，就业带来了一种使命感和规律的生活，反过来又有助于健康。这启发了另一个社会试验，那就是在学校、政府办公室和养老院建立社区工作场所。

78岁的秋山博子已经开始她的第二职业。

她说，“我当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大学教授。我70岁的时候，开始务农。实际上包括我在内有四个人，有很多不同的技能，我们创建了一家公司，租了很大的农田，开始了小型农业生产。我年轻的时候，想成为一个农民。所以这是一个多年的梦想。”

当被问及是否想活到100岁时，她说， “我不确定。我母亲三年前去世了，享年98岁。 她的生活很美好。我不确定我想活得比她长……我没有活到100岁以上的强烈愿望。”

很多日本老人退休后开始“第二职业”。

什么是衰老？

英国伯明翰阿斯顿健康老龄化研究中心的高级讲师凯西·斯拉克（Cathy Slack）专注研究人为什么会变老，以及是否可以减缓这个生物过程。

衰老的外部迹象是众所周知的，比如皱纹和白发，但我们皮肤下还有更多的内部东西却有所不同。

斯拉克说，衰老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过程，没有两个人会以相同的方式变老。

她说，衰老真的会影响身体的所有组织。许多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会经历人们所说的与年龄相关的多方面衰退，从大脑到生殖系统。“在老年人身上观察到的生理上的衰老表现都是由构成这些组织的分子和细胞的潜在变化引起的。”

这些变化是衰老过程的关键特征，也被称为衰老的标志。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了其中的9个。

斯拉克还说，包括许多细胞代谢过程，如细胞内蛋白质质量失控，细胞内线粒体功能失调。线粒体是产生能量的细胞的一部分，变老时它们功能就没那么好了。细胞也很难迅速分裂和繁殖，旧细胞积聚会引发新细胞出现炎症。

“所以我们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与炎症相关的慢性疾病的发病率开始增加，比如心血管疾病，糖尿病。随着人口年龄的增长，很多慢性疾病的发病率也在增加。这是因为年龄的增长是患上这些疾病的主要风险因素。”

另外，随着年龄的增长，大脑也出现了变化。斯拉克说，有些人大脑的实际体积会变小。这种脑容量的减少似乎发生在大脑中有重要认知功能的区域。因此，老年人可能会出现记忆力衰退或同时处理很多事情的能力下降，甚至出现行为变化。他们可能会变得更加焦虑或感到沮丧。但需要强调的是，并非所有老年人都会以相同的方式经历这些变化。

有时候在一个家庭中，会有一个或者多个成员已经80多岁或90多岁了，超出了平均预期寿命。凯西·斯莱克表示，基因在这方面的作用非常有限。

她说，“我们知道有些人比其他人长寿，20%的原因与他们的基因构成有关，但只占20%。人生经历、以及一生所处的环境也会对衰老程度产生重大影响。”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提高活到100岁的几率呢?

斯拉克说，如果把同卵双胞胎放在不同的环境中，他们会以不同的形式衰老。人们的寿命已经比以前更长了，但生活方式并不比以前更健康，“这是我们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她说，“我想这是一个相当无聊和过时的建议，就是试着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试着保持活跃，试着随着年龄的增长保持活动水平，吃好。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少。限制酒精摄入，不要抽烟，就是公共卫生官员长期以来一直试图告诉我们的那些无聊的建议。 ”

归根结底，就是所有能帮助细胞更新和修复的东西，还要保证充足的睡眠。科学家们也在研究定期禁食的抗衰老功效。

事实上，关于衰老，我们还有很多不了解的地方，因为这一研究领域是相对不够成熟的。 斯拉克称，近三、四十年来人们才对它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她说，“历史上，我们更多关注疾病的过程。有研究癌症的科学家，有研究阿尔茨海默氏症的科学家，等等，现在有一些人认为这些疾病更多是衰老引起的疾病。也许，如果我们着眼于每一种疾病的潜在过程，我们就能开发出同时对抗多种疾病的新疗法。”

日本人的寿命增加，但是老龄化的问题也随之出现。

可不可以延缓衰老？

很难确切知道世界上有多少人活到100岁或100岁以上。联合国人口司估计，2021年有57.3万人。该机构预测这一数字还会上升。

尼尔·巴兹莱博士（Dr Nir Barzilai）是纽约市爱因斯坦医学院衰老研究所的所长，也是美国老龄化研究联合会的科学主任。他说，“在我的实验室里，我们每天都能看到针对衰老的干预措施，可以延迟，在某些情况下还会停止并逆转。所有这些都是可能的。 ”巴兹莱博士指出，“我们想要预防年迈虚弱，我们想要在人因衰老而患病、生活变得悲惨之前进行干预。” 因此，在750名百岁老人和他们家人的帮助下，他正在测试和开发潜在的方法，让更多的人活到100岁以上。他说，主要目标是找到长寿基因。这些是延缓衰老的基因，让它们在更长的时间内保持健康，并利用这些知识来发现药物，药物将对那些就算不能活到100岁、但实际上衰老更快的人起到同样的作用。

巴兹莱的实验室团队正在研究未来衰老的三种情况，他介绍说：

第一个是能够延迟这个过程。它被称为道林·格雷，这是一个虚构人物，他本人没有变老，但是一幅画中的他却变老了。

第二是所谓的金刚狼或青春之泉，让老人变回年轻。这非常、非常难，“这将是我们能做的最复杂的事情。”

第三就是所谓的彼得·潘。彼得·潘没有变老。在人们20岁或30岁的时候每隔几个月或每年给他们一次治疗，可以基本上消除衰老，让他们非常缓慢地衰老，这也意味着结果是寿命可能会超过115岁的最长潜在寿命。

为了加速进展，他们计划将原来的750名参与的百岁老人增加到1万名。

生物标志物是指示潜在疾病的分子，就像胆固醇对心脏病的作用一样。但要找到对衰老也有同样作用的生物标志物却很棘手。巴兹莱说，“需要一堆生物标记物，但寻找的生物标记物有两种作用。第一，它们区分了我们的实际年龄和生理年龄，有些人看起来更年轻，有些人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第二就是，在我们使用正在开发的延缓衰老的老年药物时，这些生物标记会发生改变。

一些有望针对衰老特征的药物已经被监管机构批准并广泛使用，但其他治疗方法，如防止器官移植后的排斥反应的药物却没有被批准。巴兹莱博士正在领导一项完成临床试验的努力，目的是重新利用一种名为二甲双胍的药物，这种药物被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

对于在他有生之年是否能够看到这一领域出现重大突破，巴兹莱表示，答案是肯定的，“我认为在这个领域有这样一股浪潮，人们已经发现衰老是下一个阵地。世界各地的富人都在不惜代价地投资解决衰老问题。完全有可能，只会越来越快。 ”

“照顾好你的身体”

罗伯特·沃尔丁格 （Robert Waldinger）是哈佛医学院的精神病学教授，也是正在进行的哈佛成人发展研究的主任。

研究始于1938年，跟踪调查了哈佛大学的学生。一年后，又增加了456名在波士顿长大的穷人。 他指出，与他人联系更多、关系更融洽的人比那些与他人联系较少的人活得更长、更健康。

他说，“研究已经是第84年了。据我们所知，这是对同一个人从青少年时期一直到老年的最长的研究。现在我们开始研究他们的孩子，他们都是婴儿潮时期出生的。当时的想法是，我们花了这么多精力来研究人类生活中哪里出了问题，如果开始研究做对了什么，研究那些生活沿着正轨健康进展的人，结果会很有帮助。”

他介绍说，最初有724人参加，但几乎所有人都去世了，但也有一些——不到50个——90多岁的人，还有一些人甚至超过100岁仍然健在。

研究的一些发现涵盖了我们现在所熟悉的领域——那些拥有健康饮食和生活方式选择的人往往寿命更长……但还有其他一些发现。

沃尔丁格教授表示，更令人惊讶的发现是，与他人有更多的关系，与周围的人有更多的联系，有更温暖的关系，实际上能让人们在一生中更健康。研究预测，他们会比那些与他人联系较少的人活得更长。

这似乎是说，（长寿）不仅仅在于做什么……还有，你认识谁。

他说，我们发现，如果做对你有意义的事情，并且和其他人一起做，与和你有相同兴趣的人接触，最终很可能会建立起新的关系。

那么，孤独是如何影响寿命的呢？

沃尔丁格说，现在在这个领域有很多研究。最好的解释是它与压力和压力的调节有关。想一下，如果你在一天中遇到了一件心烦的事情或一场艰难的对话，可能感觉到身体负荷加大了。如果回到家，和一个愿意聆听的人交谈，就能真正感觉到身体平静下来。“我们相信，那些更加孤独的人永远不会静下来。他们的身体总是处于轻微的应激反应中。这意味着有更高水平的循环应激激素，慢性炎症更多，会破坏身体系统。所以，通过一些研究，我们得出的最佳猜测是，良好的关系有助于我们缓解压力。”

但是，人际关系真的是长寿的必要条件吗？我们都知道，有人就是喜欢独处，而且状况也很好。

对此，沃尔丁格的回答是，确实有这样的人。“一些人更内向 -- 这不是问题，一些人更外向。身边人太多，内向的人会有很多压力，他们可能只需要一两个亲密的人。这就是他们所需要的，是他们想要的，这对他们来说很好。拥有健康生活没有通用的办法。 另外，我们也知道，宠物可以提供很多安慰和快乐，宠物可以让我们平静下来。”

监测幸福水平是哈佛大学成人发展研究的一部分。但是，这些发现的全部意义经过了几十年的时间才被更广泛接受。

沃尔丁格说，“我们研究过一些人，他们在七八十岁时才开始在人际关系中付出努力，拥有更温暖的友谊，甚至在七八十岁时第一次找到爱情。所以，永远都不晚。 ”

那么，究竟如何活到100岁呢？

答案是，无法保证，但是，尽量合理饮食，多运动，找个人或与动物聊聊天，这些都会有帮助。

如果你生活在一个老年人数量超过年轻人的国家，现在可能已经看到了一些变化，以确保你的晚年生活充满活力而且舒适。

目前还没有一种大多数人可以使用的可以延缓、停止或逆转衰老的方法，但科学家们正在努力研究。

在那之前，罗伯特·沃尔丁格教授的建议是： “照顾好你的身体，时刻记住你可能需要它100年。”

谢选骏指出：种种迹象表明，长命百岁就是无神论者的天国了。因为在一个文明国家，对于老年人来说，活着就是工作，植物人也可以领钱——活一个月就可以领取一个月的退休金。所以就算安乐死，也要死在月初——刚刚领完退休金。千万不要熬到月底再死，这样就白活了一个月了。我相信，现代人追求长寿，其实是在追求金钱；所以没有退休金的中国农村老人，往往自杀了事。为了达到这个退休金目标，下台四十多年的卡特总统天天劈柴，又省钱又练身子骨——他要比那些咒骂他和大淫妇建交的人活得更久，以便让世人遗忘他那不堪回首“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的悲催时刻。长命百岁就是无神论者的天国，恭喜发财！


【51、中文牧师为何像英文愚妇一样追随ABC神学】


《陈慰中：甲骨文、卜辞和《周易》里的“上帝”》（2020/10/23日 普世社科研究）报道：

前言

一八四五年鸦片战争以后，成千上万的西方传教士到中国来传教，办设教会，办设教会学校、医院、孤儿院等机构。广大的群众因此能接触到西方的文明，受惠深厚。我的祖父母、2父母亲和我的弟妹们都是直接或间接的受惠者。

但是从中国传统的文化来说，3鸦片战争以后的开放对中国精神上的价值观带来了一个危机。到今天，一般国人都当4基督徒是个“洋教”。耶稣的确是个犹太人，是中东人，但是从传教士到信徒们，大家都认为只有基督教新旧约圣经里的上帝才是真实的上帝。他们没有去研究中国的传统经典并和圣经做些比较。更多人根本就不知道中国经典里已经有记载上帝多次。

价值观的危机已经转变成文化上的损失。大多数过去的传教士，不是对中国的经典毫无所知，就是认定中国的文化是违反基督教的教训。最痛心的是很多华人基督教徒，自己认为中国的文化是邪恶的。近几年我在美国旧金山听到一位华人女传教士演讲；她提出中国文化多方面是邪恶，打太极拳都是犯罪。许多人一信教以后就完全放弃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开始“洋化”。

吸收其他文化的好处，学习他人的优良是一件建设性的事。但是把自己文化的优良摔掉是一件很可惜的事。这个现象造成一个宗教上的误解。这个误解是认为基督教既然是个“洋教”，那么上帝的概念和信仰也是西方带到中国来的。中国本身的文化没有上帝的概念和信仰。这就等于说，上帝是“洋人”介绍到中国来的。可以说直到今天，国内国外的华人都是这样想法，中国自己没有传统的上帝概念和信仰，是别人传给我们的。

一九八一年春，我被邀请到以色列国立的本古里安大学作访问一个学期，一到的第二天清早我就到耶5路撒冷来，在耶稣复活后的空墓祷告。然后再到附近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去祷告。然后又到犹太教的西墙去祷告。正在祷告，我忽然恍然大悟，原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就是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上帝。上帝原来是同一位的。

我的工作和事业在加拿大的维多利亚。但是父母和五个妹妹和她们的家庭都在美国。父亲几年前去世，现在6母亲一人还住在旧金山。我每年至少二次到旧金山去看她。我不喜欢坐飞机，故每次来回都坐火车。每次到旧金山就去唐人街书店买些书预在火车上看。有一次在火车上翻读《尚书》7，发现《尚书》上常提到上帝。后来就开始研究，《尚书》提到上帝四十五次。每提上帝时，其前后内容都不但没有违反基督教圣经的概念和信仰，反而互相符合。这事发生在一九九二年间。

后来我再研究《诗经》，其上帝的概念又符合圣经的上帝圣质。因此我就和美国、加拿大几位华人牧师请教，真有这回事，现该怎么办？8他们都劝我系统性的把整套四书五经都研究下来吧。我不是研究中国古代经典出身的，所以做起来相当吃力的。所以用了很多注解，又翻了字典辞典，又读了古代历史，结果逐渐的发现，原来中国经典里的上帝和圣经里的上帝是同一位的。当然我的观点是经过多人同意的，心情无限兴奋。

经典上所提的“上帝”这名词，就已经有含意天“上”国度的皇“帝”。圣经里有多处的国度记载，耶稣常提到“天国”和“上帝的国”。并且中国的传统都满有敬畏上帝的心。

一九九二年是庆祝哥伦布企图从航海而发现中国的五百年纪念。难道中国人没有发现自己的好奇心吗？还需要别人来发现自己。可能中国要途经西方来发现自己。西方也可以通过中国来发现自己。我们现在共同发现，上帝原来是同一位的。

使徒圣保罗写的罗马书三章二十九节说，

“难道上帝只作犹太人的上帝么？不也是作外邦人的上帝么？是的，9也作外邦人的上帝。”10

我们现在可以这样说，

“难道上帝只作西方人的上帝么？不也是做中国人的上帝么？是的，也做中国人的上帝。”

我将这本书敬献给我的父母亲。

甲骨文和卜辞里的“上帝”11

甲骨文乃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商代至周初文字。至今出土的甲骨文已有十多万片，很多是刻成辞文，称为卜辞。卜辞多数是商代刻在龟板或兽骨上，记录占卜事情的文字。这是古人寻求上帝旨意的最早记录。再者，今天中国的文字，有三分之一来自当初的甲骨文。从甲骨文和卜辞可以感触到那时候的人们在生活上非常亲近上天的主宰。现在我们解释当初祖宗们对上帝的概念，从甲骨文开始。

甲骨文的一个横画就是代表一，划二道横画就是二，划三道横画就是三，和我们现在的一、二、三有相同的，不过甲骨文的每横画长度都是相等：12，〓，。

甲骨文的“帝”有几种写法，居于一切之上的主宰者的“帝”写法是“”，所以也称“（上帝）”。甲骨文有关于“帝”的卜辞多至好几百片，如上帝命令下雨，上帝不令作风，上帝降灾祸，上帝授我福佑等。商代时已经有在天上的上帝降临人间这个概念。上帝降临于祭祀之处，是因为人类的祭祀。商代的人民认为，对上帝进行祭祀，上帝就降临到人间。

商代甲骨文的卜辞认为自然界是神圣的。对山、河、日、月这些自然界的神圣，卜辞不用“”这个字。甲骨文也没有用“神”这个字来代替上帝。但是上帝不但是人格性的神圣，也是自然性13的神圣；是抽象在上的，也是具体的天上之帝和一切的主宰。

商人认为天上的上帝不但统帅自然界的风、云、雨，也是人间的君主帝王。中国古代的君主是天上的上帝，后来发展到人间的天子。总之，甲骨文的“（上）”是指在在天上抽象的上帝；甲骨文的“”是指具体君王的上帝。后人把抽象和具体的概念联合起来，“”就是“上帝”。

从以上所讨论的，我们至少可以看到，甲骨文的上帝有几个主要概念：上帝是在天上至高主宰，正如圣经所载：“荣耀归于至高的上帝”（路加2:13），上帝是唯一的上帝，正如圣经所载：“天啊，以色列，你们的主宰是独一的上帝。”（申命记6:5）

上帝是人间的君主帝王，正如圣经所载：“因为上帝是全地的王。”（诗篇47:7）

上帝曾降临人间，正如圣经所载：“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约翰1:14）

上帝这两个字就出现在甲骨文以后的中国经典，直到今天。

《周易》

《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四本书通称为“四书”。《周易》、《书经》、《诗经》、《礼记》、《春秋》，这五本书被称为“五经”。总合起来是“四书五经”，是中国古代传统的经典，也可被认为中国文化学术的宝库。五经是四书的思想来源，被称为“经”乃因为其具有权威性，来源也比较早，除了这四书五经以外，中国还有其他的经典，不过比较少被儒家学界提起。例如，老子的《道德经》在今日的世界是很受重视及欢迎的。但是没有被编入经典里。

从历史角度来说，一般学者认为《周易》的来源可能是最早的，开始于伏羲，公元前三千三百二十年，离现在五千多年了。《周易》是后世一切学术所宗。据说“易”的开始只有文而没有字，直到周代的文王才有八卦和六十四卦。每一卦下所系的辞是文王的系辞，周公再加补文王的系辞，孔子也作十翼。文王、周公、孔子，都是周代人物，故“易经”被称为“周易”。

《周易》共有六十四卦，每一卦由六爻14构成，爻乃每卦的长短横线。英译本都称“爻”为“线”。

八卦的“卦”，每卦只有三条爻线，把八卦重叠可以增到六十四个卦，每卦就有六爻，因此每卦有卦辞、爻辞。卦可以挂上象物的，爻乃有相交而变之线。这些卦辞和爻辞据说都是文王、周公以后才开始有的。孔子的十翼有彖15文和象文，都附在各卦中，另附在《周易》各卦之后则为系辞各传，后人都认为是孔子所写的。

作者是《周易》的初学者，在学习六十四卦时，发现至少有四个卦提到上帝。孔子在书后也提到“天”、“神”。全书总共提到“上帝”五次，提到“神”十一次，提到“天”三十次，提到“祭祀”五次。作者学习四个卦所提到的上帝，则豫、益、鼎、涣，此四卦；然后把此四卦所提到的上帝概念，和圣经有关的上帝概念作比较，以供读者指教。

《周易》可算是中国最早研究宇宙一切变化的奥道。“易”不但是变化而已，还是更新能力。在这些运行过程中，“易”所发现上帝的本性和圣经所启示的互相符合，证明是同一位的上帝。不但在“易”一书，在四书五经里都可以发现这个启示，现在先谈《周易》的四个卦。

豫

《易经》里的“豫”卦由“震上”和“坤下”组成。有彖和象说明该卦的意义。“彖”乃《易经》总括一卦之含义言辞。“象”乃以象征来形容该卦。

《易经》的豫卦提到上帝。现在引本文作证：16

“豫。利建侯行师。”注解说：豫乃和乐，人心和乐以应其上也。以顺行动，以利立君王及用师。

“彖曰，豫。刚应而志行。顺以动。”

“故天地如之。”“天地以顺动。”

“象曰，17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

意思乃，极大的喜悦如雷电发出，大地也因此兴奋，中国古代的先王们以美丽的音乐来崇高人为地道德。为着要把这种“作乐崇德”，殷盛的献给上帝，同时也纪念到祖宗们，使他们的英魂得慰，“以配祖考”。

德国的《周易》权威理查德·威廉，对这段象文有如此的解释：18“音乐乃神圣的，可以洁净人类的感情。音乐被用来歌颂英雄们的美德，并建立一个桥梁，联系那看不见的世界。人类在圣殿用音乐来亲近上帝。人类对造世主的宗教情感，和人类对祖宗们的尊敬和高尚的情感，被音乐联合起来。

在礼拜的时候，上帝邀请了祖先们出席，使他们在天上代表人类，使历史和神圣在宗教的崇拜里建立了上帝和人类的联结。在这个时候，君王就因孝顺祖宗而成为天子。这是中国文化最高峰的概念。因此孔子曾说过，‘孝之至也。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礼，禘帝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也’。”

《易经》豫卦的“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概念符合圣经里祖宗和子孙们全家侍奉上帝的决心。

圣经旧约创世纪十八章十九节，上帝说“我要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儿子，和他的家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

圣经旧约约书亚记二十四章十五节，以色列民族离开埃及以后的领袖约书亚向群众发表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上帝。”

上帝不但是个人的上帝，还是家族的上帝。

豫卦之六五爻有一个很深的神学经验，值得提出说明的。

“六五，贞疾，恒不死，六五贞疾。乘刚也。恒不死。中未亡也。”意思乃，豫卦的第五爻线，其意义代表处势危险，不断有疾病，但是永远不至于死亡。其秘密何在呢？因为第六五这条线乃建立在一条刚强的根基之上，故有生命的来源，不致死亡。

圣经新约哥林多后书第四及第六章有同样的经验，引证如下：

“我们四面受乱，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至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至死亡。”

“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至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19

其秘密和生命的来源建立在哪里20？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指出：“因为我们常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

益

《易经》的“益”卦由“巽21上”、“震下”组成的。该卦提到上帝的名。彖和象的说明含有深奥的神学哲理。例如，彖文开始先提：

“彖曰，益。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如果从神学的角度来理解这段彖文的话，我们可以说，“益”是有利人类和大自然的。但是“益”的来源是从天而来的，是“天”自愿牺牲自己来利益世界，故称“损上益下”，从天而来的不是为着有利于自己，而是为着有利于世人，使使人得到恩典，故彖文的再下一句是“民说无疆”。意思是，世人所得到的喜乐是无限大的.古文“说”意思是快乐。上天牺牲了自己使人间得福乐。

地上的人类和大自然没有能力使上天下来作牺牲损失，这完全是上天自动做的事，故再一句彖文说，“自上下下”。意思是，从上而来的自动处于谦卑的位置，在谦卑的位置之下，则“下下”。这个道路是充满了耀光的真道，所以是“其道大光”。大光之道，上天自我牺牲之道，救世之道德也。

益的卦体第六二线提到上帝的名。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王用享于帝。吉。”

“象曰，或益之，自外来也。”

六二这爻线的意义是，因为愿意处于谦卑居下之处，故能受上天来的祝福，这乃“或益之”。果然有丰富的祝福降临在这位肯处下谦卑者，这个祝福的力量太大了，连十对龟联合起来的力量也挡不住。这样一直愿意处于谦卑的处境就必得福。得什么福分呢？“王用享于帝”。这得福者22被用为祭祀上帝的牺牲。这就使得福，称为“吉”。这福是用来“益下”的。

这个福分乃是“损上益下”的，牺牲了从上而来的，以益世界众生，“或益之”，我们在下世人的得福乃是“自外来也”。并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功劳和资格。从天上而来的并不得益，将自己献上为祭天的牺牲。

圣经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八节记载，23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做众人的赎价。”此损上益下也。

鼎

鼎,此卦由離上巽下组成.卦原文开始:

“鼎，元吉亨。”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饪也。”

“圣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养圣贤。”

鼎是一个很重要的器皿，其功能乃转变食物从生到熟，有一种全面转变的象征。这种全面的转变是以木为原料，以火为功能，以鼎为器皿，以生命为牺牲，以祭祀为目的，以宗教为意义。

所以《易经》原文开始就说，鼎是最好的福分。鼎是一个功能的象征，是用木燃烧成火，以鼎为器皿来烹饪食物。更深的意义乃“圣人亨以享上帝。”其神学的解释是：一个人成为圣人乃因为他把最宝贵的东西献给上帝，目的要使上帝得到人类的最高敬拜，“以享上帝。”一个牺牲了自己的圣人就能影响其他的人们，使他人也得感化变成圣贤。这就是“而大亨以养圣贤”，所以鼎有“元吉亨”的功能和象征。

圣经旧约创世纪第二十二章记载，上帝试验以色列祖宗亚伯拉罕，看他又没有真正爱上帝之心，敢不敢把他最宝贵的独生子牺牲祭祀上帝。亚伯拉罕顺服，差一点真的把儿子牺牲。最后一分钟上帝赐一只羔羊代做牺牲，代替亚伯拉罕的儿子。因此亚伯拉罕从此变成信心的祖宗。

圣经新约罗马书第十二章的开始说：“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事情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心意更新而变化”就是卦使心意的变化功能，为着要使“圣人亨以享上帝。”圣经里的“弟兄们”就是《易经》里所提的“圣贤”。圣贤因上天自我牺牲以益世人，也自动献身以报天恩。

涣

易之涣卦体由巽上和坎下构成，易涣卦开始载：

“涣，亨，王假有庙。利涉大川，利贞。”

“彖曰，涣，亨，刚来而不穷。柔得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庙。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象曰，风行水上。涣，先王以享于帝立庙。”

涣的意思就是散和乱，好像风行在水上，上巽下坎。故要化险为夷，君王居庙以聚集群众。这样的话，可以水上行舟，涉渡大川。故利贞。虽然一切情势变化无穷，但是君王是一国的领袖，他安定在庙中，必先心思意念安定，然后才敢行动有功，利涉大川。

象文说，虽然有“风行水上”的动荡和纷乱，但是“先王以享于帝立庙”，意思是祖先君王祭祀上帝，在牺牲无己祭祀上帝的时候，先王得到上帝的同在。上帝的同在是纷乱中的安息。这叫“立庙”。上帝的同在是人类灵魂的圣殿，要得到上帝的同在，必需先把自己奉献给上帝。这奉献是祭祀的牺牲，则“以享于帝”简单的说，上帝是纷乱动荡时的避难所。“涣，亨，王假有庙。”君王暂避在上帝的圣殿。

圣经有许多处记载，上帝是人类患难的安息。最重要的是精神和心灵的依靠，诗篇第二十七篇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上帝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上帝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

“有一件事，我曾求上帝，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上帝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在他的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上。”

“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唱歌，歌颂上帝。”“要等候上帝，当壮胆坚固你的心。”

以上这篇是以色列的大卫王在患难中，用赞美来献祭，在上帝的殿中，歌颂上帝，就得壮胆坚固的心。这就是易经涣卦所提的：

“涣。先王以享于帝立庙”，“利涉大川”即患难献祭上帝的殿中，以壮胆固心。

信仰和学术

脚注

1.本文节选自陈慰中《共同的上帝——上帝在圣经和四书五经·附<汉书与耶稣>》。陈慰中（1930-2013）父亲是倪柝声的同工，战乱中家庭流亡海外。陈慰中以初中学历，在35岁才开始接受系统的学习，获得美国印州大学生化博士、英国牛津皇家显微学终身院士、英国圣公会牧师、加拿大中华学院创办人及院长、加拿大维多利亚市荣誉市民、武汉中南神学院名誉校长、北大中国文化书院终身导师等荣誉，并成功推动中医在加拿大合法化，创办第一所中医学院。陈慰中是一位甘地主义者，积极促进不同族群的和谐共处，参与促进基督新教、东正教、天主教、藏传佛教、马克思主义等文明对话。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积极协助中国各界包括基督教界的窗口对话。作为基督徒，陈博士于63岁才接触《四书五经》，管窥锥指，细心梳理《四书五经》与《圣经》中的上帝的共同品性。《共同的上帝》曾于1994年由陈博士创立的加拿大中华学院出版社出版，编者拿到的就是这个版本。编者发现里面有好多瑕疵，后有幸在网上与陈博士联系，请教问题之余，请求授权重新再版。陈先生谦虚敦厚，开放授权。中间有刘梓白、姜江、岁娟姐弟、王宁、崔凤、黄寅、任天堂等人共同参与了文字录入和校对工作，编者致以诚挚的感谢。本部分由任天堂文字录入和校对。

2.原文为逗号（，），为方便大陆读者阅读，改为顿号（、）。以下类似情况都进行了修改。

3.逗号（，）为编者所加。

4.原文为“当都”，应为错讹，现改为“都当”。

5.原文为“达”，应为错讹，现改为“耶”。

6.原文为“存”，应为错讹，现改为“在”。

7.原文没有书名号（《》），为方便读者阅读，加了书名号。以下类似情况都进行了修改。但考虑到“圣经”和“四书五经”的特殊性，故这两种情况没有加书名号。

8.原文为句号（。），编者改为问号（？）

9.逗号（，）为编者所加。

10.陈慰中通信中告知：“我在书中的圣经是1965年香港圣经公会出版的。四书五经都是上海古籍出版社87年第一版的。”

11.引号（“”）为编者所加，以下类似情况都进行了改动。

12.原文为逗号（，），现改为冒号（：）。以下类型情况都进行了改动。

13.原文为“自然然”，应为错讹，现改为“自然性”。

14.“爻”读yáo。

15.“彖”读tuàn。

16.原文为分号（；），现改为冒号（：）。

17.原文为句号（。），现改为逗号（，）。

18.原文为句号（。），现改为冒号（：）。

19.以上两段标点按照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于2007年出版、2008年第三次印刷的《圣经·中英对照》的和合本进行修订。

20.原文为“那里”，为方便读者，现改为“哪里”。

21.“巽”，读xùn

22.原文“得福者”前有“被”字，疑为错讹，现删去。

23.原文为分号（；），现改为逗号（，）。

谢选骏指出：我在公元2000年前后与这位陈慰中交谈过，知道他本是一位西崽，后来却受到了一位说英语的女人的羞辱。那女人说他虽是一个牧师，却用中文祷告，上帝怎么会听得懂中文汉语？他一怒之下，决心要从中文古籍里寻找基督教的上帝观念，以此来证明他的中文祷告确实有效。我听了他的故事以后，当时就大笑了起来，当面告诉他，你也算一个牧师，怎么和一个愚蠢的女人一般见识呢？她不明事理你也和她一样随便谈论上帝吗？難道在上帝那裏，英文比中文好懂嗎？他听后不服，和我辩论了好几个小时，但却极其缺乏说服力。于是我只好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这一问题——愚妇不知道英文的历史还没有中文的四分之一长度，中文的牧师为何会使用英文愚妇的ABC神学逻辑，用自己的民族文化去混合圣经的神秘启示？结论是，这位中文牧师，在英语环境下谋生不易，为了对抗西方的霸权，不得不乞灵于中国的古籍。


【52、烛龙就是极光——塔斯马尼亚有没有一位烛龙神】


（一）

《北极光有声音？科学争论真相究竟如何》（菲奥娜·阿梅里 BBC 2021年10月18日）报道：

这是一个困扰了观察者几个世纪的问题：有着奇妙颜色的北极光能产生可辨别的声音吗？

由于太阳粒子与地球大气中的气体分子相互作用，极光通常发生在地球的两极附近，那里磁场最强。但关于极光发出声音的报道非常罕见，而且一直以来都被科学家们所忽视。

但2016年芬兰的一项研究最终证实，北极光确实能发出人耳能听到的声音。参与这项研究的一名研究人员捕捉到一种声音，据估计是由这些迷人的光所发出的，声音来自于地面以上70米（230英尺）的地方。

不过，这种声音背后的机制仍有些神秘，就像要听到这种声音必须满足的条件一样。我最近的研究回顾了关于极光声音的报道，以了解如何研究这一难以捉摸的现象，以及确定所报道的声音是客观、虚幻还是虚构的。

在20世纪头几十年里，极光发出声音是一个特别活跃的争论点。当时来自北纬地区定居点的报告称，声音有时伴随着天空中迷人的光出现。

目击者称，在特别猛烈的北极光出现期间，会有一种轻微的、几乎察觉不到的爆裂声或嗖嗖声。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在亚北极设得兰群岛（Shetland Islands）的周报《设得兰新闻报》（The Shetland News）上开始出现大量个人证实，将北极光的声音比作“丝绸发出的沙沙声”或“把两块木板拍在一起”。

加拿大北部和挪威也有类似证言证实了这些说法。但科学界对此并不信服，尤其是考虑到很少有西方探险家声称自己听到过这种难以捉摸的声音。

这个时期极光声音报告的可信度与北极光的海拔测量密切相关。人们认为，只有那些下降到地球大气层较低的极光才能传出人耳能听到的声音。

问题是1932至1933年第二个国际极地年（Second International Polar Year）的记录显示，极光最常发生在地球上空100公里（62英里）的地方，而在80公里（50英里）以下的地方很少见。这表明光发出的可辨识的声音不可能传输到地球表面。除了声音以外，北极光可能还会产生一种金属气味……

鉴于这些发现，著名的物理学家和气象学家仍然持怀疑态度，认为极光发出声音是民间传说或听觉错觉。

参与无线电技术发展的英国物理学家奥利弗·洛奇爵士（Sir Oliver Lodge）说，极光非常生动，可能导致出现一种心理现象，就像流星有时会在大脑中发出嗖嗖声一样。同样，气象学家乔治·克拉克·辛普森（George Clark Simpson）认为，低空极光很可能是由低空云层的干扰造成的一种光学错觉。

不过，20世纪两位天文学家的助手所写的报告声称听到了极光，为大量个人报告增加了一些合法性。

其中一人写道，他们听到了“一种非常奇怪的微弱的哨声，有明显的波动，似乎与极光的振动完全一致”，而另一人则听到了“燃烧的草或喷雾”的声音。尽管最后两个证据很有说服力，但他们没有提出极光声音如何运作的机制。

1923年，加拿大著名天文学家克拉伦斯·钱特（Clarence Chant）首次试探性地提出这个经久不衰之谜的答案，后来得到了最多支持。他认为，北极光的运动改变了地球的磁场，导致大气电气化，即便是在相当远的距离。

当电气化过程遇到地面物体时，会在离地表更近的地方产生劈啪声，很像静电的声音。这可能发生在观察者的衣服或眼镜上，也可能发生在周围的物体上，包括冷杉树或建筑物的包层。

钱特的理论与许多关于极光声音的报道很好地联系在一起，也被偶尔报道的臭氧气味所支持——据报道，在北极光显示时，臭氧带有类似电火花的金属气味。

不过，钱特的论文在20世纪20年代基本上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20世纪70年代，两位极光物理学家重新审视了历史证据，才得到认可。钱特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被今天的科学家所接受，不过对于产生声音的机制究竟如何运作仍然存在争议。

可以确定的是，极光确实在极少数情况下能让人耳听到声音。许多人对噼啪声、嗖嗖声和嗡嗡声的描述，代表一种客观的听觉体验，而不是幻觉或想象。

极光可能只在其5%的强烈光线中发出声音——如果你想亲自听到北极光，可能得在极地花很长时间，因为这种听觉现象只出现在5%的强烈极光中。它也最常在山顶听到，周围只有几栋建筑，所以不是特别容易实现的体验。

近年来人们一直在探索极光的美学价值，激发音乐创作，并为了与极光电磁信号相互作用找到新方式奠定了基础。

拉脱维亚作曲家ēriks E?envalds在音乐中使用了美国探险家查尔斯·霍尔（Charles Hall）和挪威政治家弗里德托夫·南森（Fridjtof Nansen）的日记节选，两人都声称听到了北极光。他的作品《北极光》（Northern Lights）将这些报告与唯一已知的拉脱维亚民歌交织在一起，这首民歌讲述了极光现象，由男高音独唱。

或者你也可以在家收听北极光的无线电信号。2020年，英国广播公司第三电台的一档节目将极光的极低频无线电录制下来，重新映射到可听频谱上。

虽然这与在雪山顶上亲耳聆听北极光发出的声音不同，但这些声音仍能给人一种令人敬畏的感觉，让人感悟极光的瞬息万变。

谢选骏指出：极光最常发生在地球上空100公里（62英里）处——这个地方不就是所谓的地球大气层和太空的交界处的卡门线吗？如此巨大的时空穿梭，让我直觉，极光可能就是中国古代神话里的“烛龙”——


网文《烛龙》报道：

烛龙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钟山山神，身长千里，通体赤红，居住于章尾山，烛龙有一子名为“鼓”，被处死于钟山之东。《山海经》中称烛龙能够向天神请求雨水，即所谓“风雨是谒”、“能请致风雨”。

现代人在洪荒流小说中杜撰了烛龙创世的说法，更有甚者还无端的将烛龙吹嘘成了盘古的身体部位。实际上烛龙作为四大神龙之一，地位最高也仅仅是等同太阳，见于元初《说郛》“烛龙即日之名”，在这一等同太阳的说法里烛龙还是《山海经》里噎鸣、石夷、鹓等神人的下属，烛龙睁眼闭眼变换昼夜都是身不由己，听命于噎鸣等神，远不及青龙、应龙于古籍创世五亿天地、一怒而灭世。即使呼吸都受控于折丹、因因乎等神。

除却烛龙等同太阳的说法外，烛龙还有执炬、衔烛、衔火精，分别照亮幽都、无日之国的版本。在这些版本里烛龙的能力全部来自于炬、烛、火精，所照明范围也仅限幽都或无日之国，同时烛龙又成了无名神人、应龙的从属，就连烛龙赖以逞威的“炬”也都源于无名神人所赐。据汉代王逸于《楚辞章句》中考证无日之国即“幽都”，唐代王勃也曾称“烛龙避尧日于幽都”。

烛龙除了躲避尧日，还有见星则惧的记载。《景星赋》载“癸丑之秋，有星丽天……烛龙不敢张炬”。

烛龙不仅在《后汉书》：“征烛龙令执炬兮，过钟山而中休”奉无名神人之令执炬，还有更多职责，南朝王融称：“仙者驾御所至，烛龙为之引导”，甚至还有《使琉球录》记闻曰“仙瀛……长照烛龙膏”，认为仙岛瀛洲用烛龙的脂膏照明。烛龙外文名Aurogon，别名烛阴。

传说由来

烛龙之说的由来，诸多古人都曾给出过自己的解释，《楚辞章句》说“无日之国，有龙衔烛而照之也”，《山海经校注》：“炬，可以照明，为烛”、“烛照九阴之幽隐，烛龙之称烛阴，盖以此矣”。而《山海经注》说“烛九阴”意为“烛照九幽之处”，并非烛龙的名字。

神话记载

外貌形象

烛龙最早形象出自《山海经》说烛龙是一条红色皮肤的无足而人面之龙，住在海外赤水之北，身长千里。

《山海经》是这样描述烛龙的：“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其瞑乃晦，其视乃明。不食，不寝，不息，风雨是谒。是烛九阴，是谓烛龙……钟山之神，名曰烛阴，视为昼，瞑为夜，吹为冬，呼为夏，不饮，不食，不息，息为风，身长千里。在无綮之东。其为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钟山下”。

《山海经》原文并无记载说此二神为一体，但晋代郭璞考证钟山之神烛阴即章尾山之神烛龙，后世沿用此说至今。

烛龙有没有脚是其具体形象的唯一争议，在汉代的《淮南子· 地形训》载：“烛龙在雁门北，蔽于委羽之山，不见日 ，其神人面龙身而无足。”说烛龙在雁门北见不着太阳的地方，没有生脚。但《山海经传》：“（烛龙）龙身一足”，烛龙又有了一只脚。

衔烛之龙

现代人常以为烛龙非龙，实际烛龙自古以来即是龙种。战国时《楚辞·天问》云：“日安不到，烛龙何照？”，汉代王逸认为烛龙只是寻常的龙，他在注解《楚辞》此句说：“天西北有幽冥无日之国，有龙衔烛而照之也”，认为烛龙凭借火烛，照耀西北幽冥国度。

无独有偶，《山海经传》引《诗含神雾》：“天不足西北，无有阴阳消息，故有龙衔火精以照天门中”，神话学家袁珂疑王逸所谓“烛”，即此“火精”。从先秦时期的《山海经》中“是谓烛龙”，到汉以后的各类神话典籍，如上述王逸、郭璞，也如清代王晫所撰《龙经》，都以烛龙为龙，只不过如后世龙种兼任河神水神一样，烛龙也兼任钟山、章尾山的山神。《昭明文选》直接称烛龙为：“衔烛之龙”。

最初来历

上文提到“天不足西北”，方有烛龙衔照，而《淮南子》有云：“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素问》云此即“天不足西北”。

《周礼·大司徒》梳引《河图》：“天不足西北，是为天门”，可见直到共工颛顼争帝而断不周，天倾西北、天不足西北，才有天门，才能有烛龙“以照天门中”，由此也可知，烛龙于共工颛顼时代才初次登场，依靠口中所衔的火精照亮“无有阴阳消息”的西北之国。值得一提的是，天门又称天关，正是应龙所掌管的天关、地轴。

神人下属

《后汉书》中云：“征烛龙令执炬兮，过钟山而中休”，烛龙被神人征召，要手执火炬，直到到了钟山，才能稍作休息。唐代李贤注解到：“烛龙，北方之神也，经曰：西北海之外有神，人面蛇身而赤其眼，及视乃明，不食不寝，是烛九阴，是谓烛龙炬，可以照明”，直接将烛龙视作与火炬一体，称作“烛龙炬”。

但被神人征召的烛龙，却又因畏惧“景星”、“尧日”，而数次怠慢“执炬”的职责，唐代王勃就曾称：“烛龙避尧日于幽都”。《景星赋》也有载：“癸丑之秋，有星丽天……烛龙不敢张炬”。

山海经中的烛龙

《使琉球录》所记闻：“仙瀛……长照烛龙膏”，或许就正是神人对烛龙的惩罚。袁珂曾推测说《玄中记》载：“北方有钟山焉，山上有石首如人首”中的石首，即烛龙所化，但也并无证据可以断论。 

《山海经·大荒东经》：“有女和月母之国。有人名曰鹓……是处东极隅以止日月，使无相闲出没，司其短长”，通常认为鹓即五凤之一的鹓雏，与《大荒西经》：“有人名曰石夷……处西北隅以司日月之长短”，共同司掌昼夜的长短，使日月不得有空闲，倘若烛龙等同太阳，则烛龙除了无名神人征召执炬，应龙掌管烛龙所处天门外，于《山海经》中也有着至少三位上司。 

《大荒西经》更有：“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献上天，黎邛下地，下地是生噎，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章太炎与袁珂皆认为噎即噎鸣，《海内经》："后土生噎鸣，噎鸣生岁十有二"，“常羲生月十有二”相似。

处东极隅、西北隅司掌白昼、黑夜时间长短的鹓与石夷，以及总司日月星辰，生岁十有二的颛顼之后——噎、噎鸣，可以说是烛龙的上司和主人了。

此外，《山海经》称烛龙“息为风”，倘若天下之风皆出自烛龙之息，则烛龙呼吸都需受控于折丹、因因乎等神，见于《山海经》：“名曰折丹……处东极以出入风……有神名曰因因乎……处南极以出入风”。

地位上升

前文提到烛龙衔烛、衔火精照耀西北无日之国，直到宋代《鉴诫录》引唐代古典都仍称：“烛龙衘耀，只可照于一方；春雷振声，不能过于百里”。

但到了明清之时，烛龙的地位却有了显著的提升，在明代《说郛》中烛龙成为了太阳的象征，曰：“太阳顺四方之气，古圣曰烛龙。行东时肃清，行西时温，行南时大，行北时严杀，烛龙即日之名”。

烛龙的最高定位出现于明清之际，被认为是太阳的另一个名字，但在《山海经》中，烛龙远没有如此高的地位。在明代，烛龙紧追应龙其后，也成为了皇家的祭祀对象，号神烈山之神，位享地祇坛，与五岳、五镇等众多山神同列，与顺天佑畿辅时的应龙神一样并非是单纯的异兽，或是纯粹的龙种，而是兼具多种神格的龙中之神。

神话考证

在现代洪荒流小说与营销号文章里，烛龙成为了创世神，但在中国正统的神话里烛龙与创世没有任何关系，曾有学者专门撰文驳斥了如今营销号所谓的烛龙为创世神之说。

在神话学研究中，最多只说烛龙是明代的某一版本盘古，且只是明代盘古部分能力的原型，与并没有将烛龙等同为盘古，更非是说烛龙是创世神，也没说烛龙有创世之能。最早的盘古形象出现在三国时期，与烛龙没有任何关系。学术界认为的盘古原型主要是盘瓠。

曾有学者于其文章中直言：“盘古神话当是魏晋间由南方民族传入者。盘古之主要事迹为开辟天地和化生万物，然诸书述烛龙，却全然与开辟和创世无涉，《海外经》所谓“视为昼，瞑为夜，吹为冬，呼为夏，……息为风”云云，也与创世无关，明代《广博物志》卷九引《五运历年记》所谓“盘古之君，龙首蛇身，嘘为风雨，吹为雷电，开目为夜。”显系以意捏合盘古与烛龙”，称烛龙与“开辟和创世”无关。

神话学家袁珂也说：“烛龙之兽性高于人格化，实在难以进位于天神之列”，认为将烛龙称为天神都已经言过其实。

太阳之说

信有之议

清人俞正燮发明烛龙即太阳之说，其《癸巳存稿·烛龙》条备引古书烛龙之文，认为“烛龙即日之名”。此说最古，上引《易纬乾坤凿度》即开其先河。并称烛龙之说出自盖天说宇宙观。

清末姜亮夫《楚辞通故·烛龙》谓：“古人束草木为烛，修然而长，以光为热，远谢日力，而形则有似于龙。龙者，古之神物，名曰神，曰烛龙”，但其所据材料全抄自俞氏，说法却大相径庭，他认为“烛龙”即“祝融”之音转，烛龙传说即“祝融传说之分化”。

袁珂《山海经校注》说：“说者谓此神当即是原始的开辟神，征于任昉《述异记》……信然。盘古盖后来传说之开辟神也”，把烛龙与开天辟地的盘古等同起来，并将烛龙视作开辟神。

疑无之言

第一，烛龙“视为昼，瞑为夜”（《海外北经》），有似于日，然《天问》谓：“日安不到，烛龙何照？”《淮南子·地形训》谓：“烛龙在雁门北，蔽于委羽之山，不见日。”《诗含神雾》云：“天不足西北，无有阴阳消息，故有龙衔火精以照天门中。”明谓烛龙所在为日照所不及的幽暗之域，则烛龙非太阳明矣，故“太阳说”不可从。

第二，“烛龙”与“祝融”固然声韵相近，但典籍中所载祝融之事和上引所载烛龙诸事全不相涉，而以“烛龙”之名缘乎“束草木为烛”之形，则纯属想当然之词，且烛龙之神异又于草木之火烛何涉？故姜氏“火烛说”亦不可从。

第三，盘古为开辟神，其主要事迹为开辟天地和化生万物，然诸书述烛龙，却全然与开辟和创世无涉。《海外北经》所谓“视为昼，瞑为夜，吹为冬，呼为夏……息为风”云云，也与创世无关。《广博物志》卷九引《五运历年纪》所谓“盘古之君，龙首蛇身，嘘为风雨，吹为雷电，开目为昼”，显系以意捏合盘古与烛龙，袁氏“烛龙为开辟神说”，正为此说所误。

2018-02-19阅读38896

参考资料

1. 唐欧阳询/汪绍楹 校．《艺文类聚（附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2. （清）俞正燮著．《癸已存稿 15卷》：商务印书馆，1987：215

3. 郭璞．山海经传：中华书局，2014：173

4. 陈侃．使琉球录译注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59

5. 烛龙神话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引用日期2012-11-03]

6. (清)吴任臣撰,王兴芬整理．山海经广注：凤凰出版社，2018年：229

7. 李进宁．烛龙神话考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华文化论坛，2015：73

8. 上海大学出版社．山海经：上海大学出版社，2012：147

9. 周述椿．释"烛龙"：中国历史地里论丛，1998

10. 龚维英．烛龙神话溯源：民间文学论坛，1986：67

谢选骏指出：上文没说“烛龙就是极光”的可能，但如果烛龙就是极光，那么中国的古人显然已经到过北极地区了，至少是纬度很高的西伯利亚。


《北极光：美国科学家首次在实验室验证北极光产生原理》（2021年6月11日 BBC）报道：

北极光（aurora borealis或northern lights）可能是自然界最神奇和绚丽的景观之一。它曼妙多姿、变幻莫测，好像天边跳动的巨型彩绸，引人无限遐想和向往。

许多游客还专门前往诸如北欧冰岛、芬兰、挪威等靠近北极地区国家去观看这一壮丽景象。

还有民俗传说称，能看到北极光的人很幸运，因为极光的出现需要符合一些特定的条件。

但科学家过去一直无法证明这种在天空中闪烁的光波是如何产生的。

美国爱荷华大学的研究人员现在发现，北极光是由地磁风暴期间强大的电磁波产生的。而且，他们在实验室演示了极光产生的原理。

极光产生要有一定的环境。研究人员发现，电磁波（也称为阿尔文波）会加速电子向地球移动，从而导致粒子以光的形式展现，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北极光。

爱荷华大学物理和天文学副教授豪斯解释说，测量表明，一小部分电子在阿尔文电磁场的推动下发生“共振加速”，类似于冲浪者在追逐浪花的冲浪运动中，随着波浪的移动而不断加速一样。

北极光如何产生？

简单说，北极光是由太阳风（逃离太阳的带电粒子）与地球的磁场和大气相互作用的结果。

一般来说，极光常常出现于纬度靠近地磁极地区上空。极光产生的条件需要有三个：大气、磁场、高能带电粒子。

现代物理学对极光产生原理是这样描述的：地球上的极光是由于来自磁层和太阳风的带电高能粒子被地磁场导引带进地球大气层，并与高层大气中的原子碰撞造成的发光现象。

科学家们在加利福尼亚洛杉矶分校（UCLA）的大型等离子装置实验室中，通过重现这一自然现象能够证实这一发现。

他们用一个20米长的房间来模仿地球磁场。

豪斯解释说，他们使用了一个专门设计的天线，然后向机器发射阿尔文波，有点像上下快速摇动给花园浇水的橡皮管一样，并观察波浪随着软管移动。

豪斯补充说，虽然试验无法再现五颜六色的光线，但他们从计算中发现，能够证明“阿尔文波上的电子可以加速成形成极光的电子”。

阿拉斯加和加拿大也是观测极光不错的选择。

美国的科学家们表示，听到这个消息感到高兴。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科恩说，他对此感到非常兴奋。他说，能看到实验室的试验来验证太空环境中的理论或模型非常罕见。他还说，这会有助于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太空天气情况。

“它也将对太空天气预报有用，这是NASA非常感兴趣的事。”

谢选骏指出：极光可以预报天气，这在“烛龙神话”中已经说得一清二楚了。


《澳大利亚也可以看到绚丽的极光》（BBC 2020年9月26日）报道：

“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要来这里？”我丈夫问我，听起来有点不高兴。我本来只是答应他到海边享受一下二人世界，这是我们五年来第一次不带孩子出外度假。然而，当我们来到澳大利亚外海最南面的塔斯马尼亚岛的一个小镇时，正下着倾盆大雨，一堆拥挤的矮矮房屋，海边波涛汹涌，水色灰暗无光，放眼望去，看不到一家商店。那是冬天，寒冷刺骨。我可以理解丈夫为什么感受不佳。

那是我们刚刚抵达澳大利亚最南部的小镇南港时的情景。我们住在一个废弃的露营拖车停车场。这个停车场自称是露营车在“塔斯马尼亚的最后一站”。我不太确定，此自称是表示骄傲还是沮丧。丈夫也不知道我不带孩子来此度假是另有目的。过去的几年，我听到越来越多人谈起南极光。南极光是北极光在南半球的兄弟。北极光广为人知，很多人会成群结队前往加拿大、冰岛等北半球高纬度的极光圈去看夜空上舞动闪耀炫目的北极光，但似乎很少有人知道，南半球也有同样神奇的光之舞，因此我决心要去看看。

大多数人都知道北极光，但可能不知南半球也有南极光。

玛格丽特·索尼曼是《极光追踪攻略》一书的作者及面书“塔斯马尼亚南极光”主页的创始人。她说，“我觉得这是澳大利亚的自然遗产，只是人们不知道而已。”

当带电的高能粒子沿着地球磁场线撞击到地球的高层大气时，会在地球南北磁极周围产生极光（北极光和南极光），因为高能电子与大气中的气体碰撞时，会出现发光现象。

澳大利亚气象局太空气象部门的拉克丝·潘华（Rakesh Panwar）博士说，“带电高能粒子被地球磁场导引带进地球大气层，与高层大气碰撞就会产生极光。”他解释说，极光大多出现在高纬度或极地地区，但在太阳活动增强的时候，极光也会在中纬度地区出现。

虽然在澳大利亚大陆确实看见过南极光，但在澳大利亚大陆以南的塔斯马尼亚岛（或新西兰），极光更为常见，因为天空晴朗，而且离南极很近。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拖着丈夫从墨尔本一直开车南下600公里的原因。

塔斯马尼亚岛和新西兰的晴朗天空是欣赏南极光的最佳地点。

我并不是唯一被舞动闪耀的南极光的魔力所吸引而来的人。32年前移居到塔斯马尼亚的美国人索尼曼告诉我，2005年她南下开车到塔斯马尼亚州首府霍巴特时遇到一次极光，那一次经历让她从此就痴迷上极光追踪。虽然那不是她第一次见到被称为曙光女神奥罗拉（aurora）的极光，但她说这一次最令她目眩神迷。当时她正在开车，极光开始在她身后出现，然后升到空中，就在她的头顶上舞动。她说，“我看到的那几乎是黑色夜空的一道道白色光带，但光带的飘动如此神奇，每一秒都在剧烈地变化，直冲天空。美丽而震撼。”

尽管索尼曼知道当地人也对追逐极光感兴趣，但是没有信息中心可以查看何时和何处可看到极光。她意识到需要一个极光预报系统。她说，“由于极光能否出现取决于天气，我们不仅要知道‘现在会有极光出现’，还要知道极光在哪里出现。”

索尼曼2010年创建了她的极光追踪面书页面，大部分粉丝是一些热爱极光的当地人（现在已经有超过85000名成员和10名管理员）。她说，她在面书上的这个账号“很快就成了极光摄影爱好者的汇集之处。这是因为极光摄影是看极光的最佳方式。”

位于塔斯马尼亚海岸外的布朗尼岛（ Bruny Island）实际是由一道地峡连接在一起的两个小岛。她说，尽管人们想到极光，就会想到照亮天空的五彩光带，但在塔斯马尼亚，没有照相机，你肉眼看到的可能是白色的光带，也许周围会有一些彩色的辉光，除非太阳活动非常强大，产生的极光强度也会很大才会看到颜色。她解释说，“人的肉眼看不到很多颜色，因为我们眼睛的设计不需要在晚上分辨颜色。要看到色彩强烈的极光，则极光需要非常明亮。”但是使用相机就可捕作到颜色，拍摄结果可能相当惊艳。

当我问索尼曼她最喜欢南极光的哪一点，她的脸即为之一亮。她对这个话题充满热情，不怪得她说人们称她为“极光女士”。她说，“我们这里看极光好处之一是大多数极光不是出现在我们的头顶上。”她解释说，塔斯马尼亚岛离南极比北半球许多极光观看热点离北极要远得多。“对摄影者来说，他们观看地平线上的东西时，能看到更丰富的色彩。如果从北半球的一些地方看极光照片，极光通常是绿色的，这和你在头顶上看到的颜色差不多。因为我们这里比较多是地平线上的极光，因此几乎会看到各种颜色：红色、绿色、黄色、蓝色和紫色。”

她笑着补充道，“我想说，这就像看音乐一样。”

南极光的另一个独特之处是一年四季都能看到。不过很多人（包括我自己）认为追逐极光是一项冬季活动，这是因为北半球的极光观看热点，因为纬度高，在夏天是永昼，没有黑夜。在南半球的塔斯马尼亚、新西兰，甚至是澳大利亚大陆维多利亚省南部的部分地区，因为纬度较低，你有可能在温暖的夏季看到极光，尽管你不得不熬夜，因为要晚上9点到10点天才会黑下来。极光的色彩也同样令人惊叹，从天空中强烈的白色光柱到如梦如幻的绿色和红色光带，不一而足。

然而，我却显然选择了一个糟糕的周末来看极光，天色阴沉，还下着大雨。南港的一位当地人告诉我们，夏天的时候，他经常可以从自家屋后的阳台上看到极光。但不是每年的这个时候。他说，等天气好了再来吧。他是对的。天空中笼罩着一层灰色的云，后来，天黑了，在这浓浓的漆黑夜色中什么也看不见。

然而，当天我早些时候见到索尼曼时，她告诉我，我又做了一个错误的假设，我不需要专程跑到澳大利亚最南端，误以为这里看到南极光的可能性最大。

追踪拍摄南极光攻略

先在白天找好一处最佳观看点

地点应是光害最小之处

观看点朝南的方向没有视线障碍

拍摄前先练习拍摄星空，以保证对焦准确

查看塔斯马尼亚当地的地磁指数 K-index ，比如霍巴特的 kH或朗塞斯顿的 kL

加入当地的面书群组，比如 Aurora Australis Tasmania 或 Aurora Service - Australis ，以随时掌握南极光出没信息

相机设定建议

使用全画幅相机和广角镜，以让你的相机感光度达到极限

使用大光圈，调到F2或F4，即数字越小越好，以让最多的光进入相机

15到20秒的长时间曝光

将感光度 ISO调到 3200到6400，总之数字越高越好

索尼曼对我说，“你最好远离城市灯光，但在塔斯马尼亚省，你任何地方都能看到。你需要朝南望去视野清晰无障碍，没有山丘，没有树木阻挡。无论你在达文波特还是霍巴特，整个塔斯马尼亚都一样好。任何黑夜无光地方都可以。你可以在自家后院看到。”

于是，第二天早上，我和丈夫收拾好行装，离开南港小镇，穿过德恩加斯多海峡，前往布朗尼岛。布朗尼岛是两个由一道地峡连接的小岛。从世界闻名的奶酪到独特的白色小袋鼠，这个小岛有很多旅行者感兴趣的乐事，所以我想即使我们被出没无常的极光之舞扫了兴，也有很多其他事情可以做。这个岛屿是如此远离人烟，即使没有极光，夜空也会无比壮丽神奇，可以看到一览无遗的整个银河，还有满天的星星拥抱着你。

接近南北两极的极光通常呈现绿色，但塔斯马尼亚看到的极光有更多的色彩。

我们从渡轮码头出发，开车经过酿酒厂、啤酒厂和奶酪店，前往我们的下榻处。我们沿着一条路开车下去，路的两边都是浓密的桉树，偶尔树丛断开，视野突然变得广阔，能看到闪闪发光的海洋。我在多云湾订的房间有一望无际的180度美景，可以看到静静的海浪拍打着海岸，崩裂出一串串白色的浪花，而海岸是一条金色的沙滩，被长满浓密蓝色桉树和塔斯马尼亚栎的山丘所围绕。壮观而又美丽。

布朗尼岛海滨度假村的经理本·金休伊斯打开前门，领我们进屋，对我们说，“这是摄影者的梦想之地。”

他是对的。从起居室的窗户可以清楚地看到海湾对面的景色，没有任何东西挡住我们望向地平线的视野。我希望在这里可以看到如梦如幻的极光。金休伊斯解释说，这里的夜空非常壮观，他的度假村最近开始提供极光摄影之旅的服务，带摄影爱好者到岛上的不同地点，拍摄南半球清澈无光害的夜空，而且还大有希望拍摄到南极光。他们相信，他们提供的这种极光之旅新项目在塔斯马尼亚是首创。

布朗尼岛的原始生态是闪光的海湾和沙滩的家园。

和金休伊斯一起经营这个旅游项目的摄影师卢克·恰克说，“这里的极光可能很壮观，但是（塔斯马尼亚州）没有推出这类的极光旅游。你不会看到有人打广告说要人去看南极光，因为预测或保证你能看到南极光非常具有挑战性。”

但追踪过程的刺激显然是观赏南极光这一乐趣的一部分。索尼曼为帮我搜索南极光情报，已经向我介绍了各种各样帮助业余极光猎人的应用程序和气象网站。这些应用程序和气象网站会提供风速、行星际磁场Z方向分量和地球磁场的扰动强度，即地磁指数等有关指数。综合这些指数可作为预测极光发生可能性的指南。类似索尼曼创办的面书群组也是从当地居民打听何时何地会有极光的绝佳地方。搞清楚这些读数我觉得很复杂，但也让人上瘾。我发现自己狂热地在手机上查看这个应用程序，希望天气有变化，会给我带来极光。

索尼曼提醒我，“无法打包票。人们说，‘我听说预报有极光……’，但谁知道会否真的出现。”

布朗尼岛有很多白袋鼠。

然而，尽管南极光出没不定，但在过去几年里，人们对南极光的兴趣却激增。索尼曼解释说，她面书页面的大多数成员现在不是当地居民和摄影爱好者，而是想看南极光的国际游客。她担心目前没有基础设施来应付这样的新问题。

她说，“有游客来自新加坡这类从来没有漆黑夜空的地方，他们对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开车感到害怕，这让我很不安。他们的整个人生都生活在灯光辉煌的城市，他们从未见过‘漆黑一片’。所以他们坐飞机过来，下机后甚至不出机场。他们不想在黑夜中开车。我只是觉得这太可怕了。”

为了帮助这些游客的需求，她正在进行一个创建极光观景台的计划，她的设想是，赏极光的游客可以自行开车或坐出租车去到观景台，在那里他们可以找到解释性标识和拍摄建议，以及可能见到其他追寻极光的同道者。

索尼曼说，“即使没有极光，因为不是每晚都有，他们也可能是第一次看到银河系。即使没有极光，他们仍然可以看到美丽的夜空。”

那天晚上，我熬夜到很晚，透过窗户望着浓云密布的天空。地磁指数徘徊在很低的读数1左右，风速也很低，这意味着不太可能出现极光。天冷得要命，我在火炉前睡着了。凌晨2点左右，我醒了过来，也许是被什么声音惊醒，也许是感觉有什么事情要发生。我推开拉门，站在海湾前，寒冷的空气从四面八方向我袭来，使我有点透不过气。我仰望深沉的夜空。没有极光。但是乌云终于散去，露出了繁星点点的无边夜色。我静静地站在那里，听着大海那轻柔的吼声，无阻无碍地，绵延不断地，一直传递到南极海洋。

当然，我应该感到失望，但出于某种原因，我没有失望。也许是因为此行经历的神奇，或者是因为夜空的壮阔。不论原因为何，我确信当碰上时机，绚丽的极光就会出现在我眼前。但此时，我远离尘世，沉浸在孤寂之中，只感到天高地阔，万籁无声。不管我是否会看到南极的极光，但我庆幸我能来到这个世界的天涯海角，来到一个孤岛（澳大利亚大陆）之外的孤岛（塔斯马尼亚）之外的孤岛上。

谢选骏指出：烛龙就是极光——如果生在南半球，烛龙就位于南方而不是位于北方了。可惜塔斯马尼亚的原住民都被狼心狗肺的英国人杀光了，否则他们的神话里，或许也有一位烛龙神！因为，烛龙不就是极光吗。


【53、走出延安精神】


 [以下是《河殇》作者谢选骏先生1988年1月单独为《河殇》摄制组所写作的《河殇解说词第一稿》。后来的《河殇分镜头稿》（《河殇解说词》）就是在此基础上经多人讨论形成、分头执笔的，因此《河殇分镜头稿》中的有关黄河、龙、长城、蔚蓝色等著名象征的论述，也大多出自谢选骏先生的原先著述和现场设想，读者很快就可以在《河殇第一稿》中看到二者之间的联系。

本稿曾经收入谢选骏先生的文集《向东方》，取名《第二章：走出黄河心理》。该文集原名《为历史送行：走出“黄河心理”》，原定1988年冬季出版。“六四”事件以后，辽宁人民出版社单方面撕毁出版合约。1996年，该文集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当代思想者文库”出版，改名《向东方》。由于谢选骏先生依然名列禁止出版著作的名单，《向东方》无法直接署名，只能匿名“疏野”出版。

“疏野”取意为谢选骏先生1987年至1989年间在《光明日报》的书评专栏《疏野书话》。现在互联网的发展，使得资讯的流通更加方便无碍，因此特将它上网，作为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提供那个时代的思想演变过程以及《河殇》创造经过的具体轨迹，帮助澄清有关《河殇》的种种误解和不实之词，以此方便研究者的使用，并满足一般读者的兴趣。]

第一集

黄河，一个象征

中国文明的发祥地是黄河流域，这本来是一个常识，可是随着日益增多的地下考古新发现，这一常识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

最近，在辽河流域有了重大的突破──据认为公元前六千年的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非常成熟的龙的造型。面对这比之夏代还要古老的证据，人们猜测纷纷，认为辽河流域也是中国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甚至是一个更重要的发祥地。此外，在青海、云南、贵州等地区，考古学家们也发现了大量的新石器时代的遗迹。仿佛与这些新发现的事实相呼应，有关“楚文化”研究的兴趣，也形成了一阵热潮。因为楚文化，仿佛是中原文化和南方文化的一种混和或中介，对它日益增长着的关注，暗示“中国文明起源于中原”这一观念已受到了强烈的动摇。

最新的消息是：据新华社上海1988年1月2日上海新发现三座“良渚”古墓有陪葬奴隶，有关专家推论，夏王朝以前我国南方地区已经出现奴隶制。距今4500年前的“良堵”文化，先于被定论的我国第一个奴隶制社会夏王朝400年。这三座古墓是上海考古队在西郊青浦县福泉山发掘的。

这些事实无疑是有意义的。但其意义是否业已充分到足以否决中原文化的主导性程度，则值得怀疑。起码，它忽略了两个要点：

一、根据“陪葬奴隶”的存在去推论奴隶制的存在，是颇为冒失的。因为这忘记了：陪葬者的存在，是一种宗教制度的产物，而奴隶制却是一种经济制度的结果。把宗教现象和经济现象混为一谈，是不科学的“比如说”。以人殉葬的风俗，在我国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直到解放以前，但我们不能据此推论说中国明清时代社会，仍然奴隶制度之下。更何况，对一些原始民族的实地考察表明，有许多陪葬者生前非但不是奴隶，而且还是显贵人物。

二、我国地大物博，区域性文化（地方文化）非常丰富，且源远流长。其中有的甚至具有相对独立的起源。且能追溯到一万几千年之前。这种文化发生学上的多元性，及其必然包括的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如原先落后的地区，后来又迅速发达，等等），相对于我国的幅员之大、住民之多而言，是十分自然的。对文化的总体命运来说，最重要的也许不是起源的早晚，而是哪一种文化方式占领了主导地位，从而迫使其他方式同化于自己。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考察表上，如果一种文化模式起源甚早，但却被后来居上的其他文化所统治并被同化掉了，那么后来居上的文化就比起源更早的文化具有更大的重要性。正是基于这一要点，我们可以说，周代文化比殷代文化对中国总体文化的影响更为巨大。也正是凭借这种观点，中原文化，比其他可能具有更早起源的地万文化，更具重要性。因为中原文化最终成为中国的统治文化，其他地方文化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时间里，相继同化于中原文化，以此再构成了中国文明的总体。在这里，统治的与被统治的、主导的与受主导的文化，虽然终于同化在一起，但对总体文明的构成、贡献却有所不同──前者大于后者。

根据一则同样新颖的报告，人们还可以“重新发现”中原文化主导论的价值：“有关考古学家和有关的古文字学家研究证明：在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遗址出土的甲骨所显示的契刻符号，早于安阳殷墟的甲骨卜辞四千多年，领先于素称世界最早文字的古埃及纸草文书。它为探索中国文字起源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从这种现象看来，安阳殷墟的甲骨卜辞应与此一脉相承，以安阳殷墟甲骨卜辞为标志，中原地区在我国古代率先进大了有文字的历史时期。”（见《光明日报》1987年12月17日）

对于民族文化的发展而言，文字的出现也许要比青铜器等物质资料的生产，是更大的推动力，甚至要比宗教观念的形成更富于社会纽带的意义。因为，它标志着文明积累从此可以加速度前进的新时代开始。有了文字，信息及其传递，就可以成倍成倍地递增。从而，产生突破原始构架的文化能量。

中原文化主导性的重新确认，肯定了黄河（和它所冲积的“原”及“黄土高原”）对中国文化生成的决定作用。

人们常说，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这话当然有一定的经验事实为基础。在早期的中国文明刚刚透出晨光的日子里，广袤的黄土冲积地带，就成了中国民族休养生息、文治武功的巨大腹地。

有人把黄土冲积带比做“中国文化的子宫”，也正是基于此种经验的事实。但另一方面，上述的比喻却也有“翻版”之嫌：“伏尔加河是俄罗斯的母亲”──这就是翻版的原型？但是，与其说黄河像仁慈的母亲，毋宁说它像是横暴的、酒鬼般的父亲。

我们知道，黄河与中华民族、伏尔加河与俄罗斯民族之间的关系并不等同。

一、中国文化是独立起源的，而俄罗斯文化则是来自外国（匈奴文化、北欧文化、拜占庭文化、等等）的启蒙。

二、黄河是早期中国文明的统治民族们活动的主要舞台，而伏尔加河则不过是俄罗斯扩张势力抵达东方之后开拓的一片新疆土。

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伏尔加河很少扭曲俄罗斯文化的命运，更少产生破坏性的影响；但黄河却对中国文化有着直接的干预，且多是造成破坏性的支配。黄河像一条暴怒的龙，常常恣意妄为，破坏人类的生活。这生活原先是在它的孕育之下成长的。

黄河的这种矛盾性格，在催眠和暗示中，塑造了中国命运的基本旋律：创造──破坏──再生。“中国文化的连续性”，是由间歇期的“无律随机的冲动”，衔接而成的！

黄河，因此成为中国的象征。

第二集

二元归一

中国，这是一个濒临西太平洋的国家，它雄踞欧亚大陆的东部，一举囊括了绵长的海岸线和广袤的腹地。这个无法选择的命运，使它注定受到两股力量的竞相吸引：它在内陆的安详与稳定，和海洋的奇异与激情之间，踯躅徘徊。

人们曾经坚信，宇宙空间是蔚蓝色的。可是，当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人们离开地球进入宇宙空间，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观察宇宙和自身的时候，人们才发现，这蔚蓝色并不是宇宙的颜色，而恰恰是地球本身的颜色！

原始世界观认为，生命的原色是红的，因为他们看见动物体内流出的液体是红色的。他们幻想，生命的衰败，可能和红色的失落有关。为了表达对生命的眷恋，为了寻求复活和永生，他们在死者的遗体上，用铁矿石涂上红色，以此召唤那失去的生命力。但是，认为生命之色是红色的观念，却是一个古老的迷信。

生命的本色并不是红的，许多昆虫体内流动的，就不是红色的血液，而是多种颜色的生命之水。

动物世界赖以生存的植物世界，红色的血液更是罕见。生命所依附的大气与水，使地球成为蔚蓝。

生命的星球是蔚蓝色的星球。当人们展望世界，天空是蔚蓝色的，大海的波涛也是蔚蓝色的。大海并不是一个遥远而神秘的王国，而是人类的故乡。

许多海洋哺乳动物的存在表明，人身上的许多特征，都与海洋哺乳动物的特性有关。人的眼泪和汗是咸的，人的手指之间有一种蹼的退化遗迹，人身上的毛发很少……

根据这种假说，人类的优势和幸运，正在于他是一种从海洋里重新退回到大陆上的生灵。他的祖先曾因大地的灾变而遁入大海，当他重新回到大地，诸多的不适应，伴随着陌生和恐惧，构成他独特的命运。这迫使他极力发展自己的后天适应性，从而创造了文明。

毫无疑问，人类的文明是在陆地上发展起来的。人本身的进化过程，也是在陆地上实现的。东非猿人、北京猿人到山顶洞人的整个历程，都表明了这一点。渔猎的、采集的文明、游牧文明，农业文明以及近代的工业文明，都是立足于大地之基。但是，人类的文明从来也没有与海洋绝边缘。

远在地中海的航海文明兴起以前，太平洋上就活跃着一个古老而有活力的航海文明。波利尼西亚人横渡整个太平洋抵达复活节岛。而马来人则穿越整个印度洋而移民东非的马达加斯加岛。这是一万年以前发生的历史事件。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凭借今天看起来十分简陋的航海工具实现的。人们不禁要问，支持这种活动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动力和信念？

中国古代的统治文明起源于内陆，但中国文明的整体则包含着丰富的海洋生活成份。

殷商时代通行于中国的货币，就是海洋生物的贝壳。

早在仰韶时代，酋长的墓室就由拼组成龙虎图案的贝壳来装点。

可以推测，为了保证这种货币供应，在当时的殷王朝统治中心，即现今的黄河中游一带与大海之间，已存在固定的商路。

生活在公元前四世纪到三世纪之间的中国哲学家庄周，曾经在一篇题为《秋水》的作品中表现了内陆文明和海洋文明性格上的差异。

黄河的河神名叫河伯，秋天涨水的时候，他看到黄河之大与天下之美都包容于己了。狂喜之下，他尽情漂流直抵大海。等他看到大海的博大，茫然自失。随着他的叹息，大海的主宰北海若出来了，对他说：不能和井蛙谈论大海，因为它只知道自己的小小地盘；不能和夏天的虫子探讨冬天的冰雪，因为它除了自己的时代，便一无所知；也不能和专业学者去谈论真正的哲学，因为他受到知识与教育的局限。而今天，河伯你终于冲决了河道的壅塞，得见大海的宽宏博大。当你知道了自己的局限，就毅然进入了一个更高更宏伟的境界……

河伯与北海若的这段遭遇，当然只是神话的插曲。但它是否对人类的文明史轨迹有一种提示意义呢？百川归海，内河的文明是否注定都要碰上大海的文明呢？

从现代世界史看，是这样的。中国文明的中心，深植在内陆的沃土之中；单一的中央集权，削弱了多元的发展。古代生活中丰富的海洋文明因素，逐渐被压抑了下去。这使封建中国的生活日益单调为清一色的黄土地。黄色代替了蔚蓝色而成为统治的颜色，“黄袍加身”，成了攫取统治权力的象征。

秦汉时代的中国龙，有五种基本的颜色：北方有黑龙，东方有青龙，南方有赤龙，西方有自龙，中央有黄龙。

而明清以来的定式，使黄龙成了至高无上者。但黄色的历史性胜利，内陆文明因素对海洋文明因素的绝对控制－－则是以整个民族的衰败，为代价的。

现代世界文明是海洋文明。它区别于各种以农耕和内河交通为特点的大陆文明。这一新文明是从哥伦布远航美洲的地理大发现时代开始成长的，迄今未衰。就这样，蔚蓝色不仅获得了地球生命的意义，而且获得了现代世界命运的象征意义。

全民性的、持续不衰的航海生活的存在，从民族活动的地域上把人类的文明分成了两大单元：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海洋文明虽也离不开陆上基地，但却以海洋为通道，在岛屿和沿海地区之间展开其活动。因此，与那些以河流为通道的大河文明和以湖泊为通道的高原文明，形成了巨大的区别。

中国的躯体是黄色的，但心灵却受到蔚蓝色的召唤。千百年来，它正是时时想挣脱这矛盾的羁绊和纠缠，而建立了一个人类历史上绵延最悠久的内陆文明。

第三集

“黄河心理”（延安精神）的透析

中华民族的统治文化，发源于黄河流域。黄河的双重力量（孕育与破坏），那绵延无尽的挑战，笼罩大地的毁灭性阴影，催生了中国民族特有的“黄河心理（延安精神）”，为它塑造了多重相应的文化构造。中国人，迄今仍是不自觉地处于这种心理的围困之下。分析它，既有助于了解我们今天的自我，又有助于了解我们今天的处境。

“黄河心理（延安精神）”的一个重要外部特征，就是崇拜龙（红太阳）。龙和许多民族神话中的至上神祗不同。它没有人的形体，也没有人的精神。龙（红太阳）对人，是完全的异己力量。因此，和崇拜神人同形的偶像的那一系列文明相比，古代的中国文明，应该说是相对缺乏人道主义的。

“黄河心理（延安精神）”和龙（红太阳）的崇拜，可以一分为二看待。一方面，它鼓励了摆脱不掉它的人们的那种惰性的依附心理；另外，也在绝境中推动他们自强不息的创造活动。

黄河的泛滥是没有节律的，因此，与其他孕育了古代文明的那些巨大河流，如尼罗河和两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流域，恒河和五河（印度河等）流域等等不同，黄河泛滥没有任何物质上的好处，而只造成普遍的社会灾难。这种绝境中的苦难，召唤了一种凭借自己的力量去奋斗的现世精神。即，不仁慈的大自然，反倒激活了一种现世主义的生活态度。在古代宗教文明比比皆是的环境中，这种特殊的史官文化又是难能可贵的。

相比之下，古代希伯莱人的《圣经》中，寻求神所赐予的“流蜜流奶的地方”成为一项民族性的追求。那时，游牧的希伯莱人所渴望的乐园，是一片丰美的草地。

古代中国人，没有得天独厚的丰美草原，只得依靠汗水，把那片举目无边的黄土原，灌注成为二等耕地。对生活在古代中国文明环境中的居民来说，生活是不仁慈的；因此，他们最终放弃了向善的终级性的宗教信仰，而改取一种自救的、伦理的生活方式。这就是“非宗教的宗教”特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古代精神具有一种真正自强不息的倾向。它拒绝把命运托付给神。

然而，在黄河那难以控御、不守规范的暴力面前，人的自强不息毕竟是有限的，早在三千年前的殷商时代，“祭河”就成为统治王朝一项经常性的官方活动。从那以后，祭祀黄河以至献媚于龙神，便成了一种深不可拔的习俗。从《史记》西门豹治邺的故事里我们知道，为河伯娶妻（以童女活祭黄河河神）的习俗，已有两千多年了。甚至在当代影片《黄土地》中，我们仍然看到了对于祭龙神求雨场景的大肆表现。祭祀黄河是一种民俗其表、宗教其里的为，但在根本上，它是一种心理行为。因为风俗和宗教的根源，无非潜藏于人的心中。而崇拜黄河，就是崇拜其毁灭性的力量；并企图通过人的献祭以平息其暴戾，并祈求可能的福利。这当然体现了人在文明无法控制的自然暴力面前的退缩，这种无可奈何的退缩，最终只有退到崇拜暴力权威与“恶”的套中去，以便在献媚中求得心理上的庇护。

古代中国人没有受到基督教非恶主义的“毒害”，因此，他们是原始的、天生的“尼采主义者”。对于不能掌握命运而只是被命运任意蹂躏的无权者来说，崇拜“恶”的心理，确实构成了一个伟大的洞识。这洞识在自信能够掌握命运的大无畏者看来，也许是虚幻的。但它确实能为普普通通的凡人，为那些被命运控制的人们，被恶势力摆布的人们──提供一种安全感。这就是企图通过与暴力的对话甚至是与恶势力的同化，去减轻以致消除自身的软弱，并以此渡过危机。

在个人力量和集体力量都难以抵抗的黄河暴力面前，悠久的历史养成彻底的屈从。这一心理习惯很轻易就转化到人对待其他事物的态度上去。卡尔·马克思在分析“亚细亚生产方式”时，曾深刻地指出，兴修水利工程所需要的那种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是构成东方专制主义的经济与社会基础。理所当然，这一基础也就构成了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的神话式背景：人的活动必须与“天意”结合起来，人的历史必须要经过超历史的重新描绘──然后才能登上大雅之堂。所以在中国，意识形态的审查是特别严厉的。结果，历史是文学化了的、幻想的、甚至神化了的历史；而人的现实活动，也就顺理成章地被神化的善恶二分法所切割。在天意的隐秘推动下，世俗的善恶模式被神化，但却远远不是固定住：它是因人而异、因情设施的；仲裁的标尺尽在权势者的一念之差，其心血来潮，用以衡量人间的一切。这种衡量甚至扩及到了自然现象的领域，所以在古代中国，没有与人事无关的科学研究。甚至连人类的技术活动也要受到善恶要求（伦理压力）的摆布。这样，科学和技术在古代中国就失去了独立发展的机会。

在这种“一边倒”之下，甚至没有建立异端裁判所的必要。因为，中国的异端根本无须审判就可以被随意地消灭干净。中国的异端甚至长不到受审的标准就早已夭折了。因为大大小小的裁判所无所不在，它寓于“千夫指”之中，它成了一项无须证明的习俗。

当然，对于社会的健全发展来说，善恶的准则，是必要的，没有它，社会就不可能形成有效的、一致的、普遍的行为规范，从而很难避免陷于内乱。但是，中国式的善恶二分法，却与“法治绝对主义”的观念无缘。严格说来，它只是相对的：只有空间上的一元化，没有时间的延续性；所以，连中国的历法和纪元，都是因朝代而改变的！一个皇帝一个纪元，甚至一个心血来潮一个新纪元！

中国社会中的善恶观念，不是普遍的，而是带有对象性，它是因事、因时而异的，它很少被时空相交的纵横网络给固定住（就像希腊、北欧神话中的“命运”之网那样绝对），而成为一种悬念。它本身始终只是一个实力的范畴，从来没有上升为一种宗教。或说，它从来只是一种“工具的理性”，而没有成为一种“本体的理性”。

缺乏绝对正义观念，即善恶准则始终停留在工具理性的范畴中，不是一个偶然的缺失。探讨其起源，不难发现，那是被黄河的横暴存在，给一再否决了的。中国文化本来也许有机会形成宗教式的、普遍而绝对的、作为本体而存在的“正义”──这可以从它也曾获得了工具性善恶观念这一事实看出一些端倪来；但是，这一可能的发展却在过于强大的压力下夭折了。这一夭折，是在黄河的横暴所培育的“黄河心理（延安精神）的围困”下，完成的。

黄河的存在，不仅否定了绝对正义，而且也否定了“根本改造”的价值。因为黄河的势力既是文明无法控制的，更是无法从根本上予以改造的──你只能用小修小补、见机行事去应付它所带来的种种问题。比方说，人们逐年增高堤坝，但却无法疏浚河床本身；人们可以人工开堤，把洪灾引向破坏后果较小的方面，但是却无法正本清源、澄清黄水。这种现实，既给中国人以小处的聪明，又使在大处显得愚钝。不，并不是愚钝，而是过于聪明，从而探知了可能性的底牌，于是终于放弃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不再去从事那一时一地看起来难以实现的伟大。放弃了超现实事物的追求，结果陷在俗务与务俗中。

这也是一种偶像崇拜──拜利教，拜安全教。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中国人能力的大幅度增长，是被自己的“聪明”结束缚住的！这也许就是“文化早熟”的悲剧性后果──文化早熟。使一个民族迷信机巧。

中国文化的此种精神，并非全无教益，它起码使得绝对主义、机械主义的思维方式不行于中国。因此，在现代工业文明急速发展带来多重副作用的当今多事之秋，欧洲人已越来越看清绝对主义、机械主义可能和已经包含的危害，开始推崇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洋人的这种评价却不足以证明“黄河心理（延安精神）”突然焕发青春了。因为这种推崇对洋人来说，只是一种文化的引人和互补；但对我们自己来说，追随此种推崇却不啻一种火上浇油。因为，“黄河心理（延安精神）”的后裔需要的虽然也是引入和互补，但却是另类补剂──面对变革，在民族的生活中，需要确立本体型的而非仅仅工具理性型的善恶准则！这也就是倡导法治的内在要求。

法治，不应再被视为玩于股掌上的工具，而应被尊为一种境界、一个自在的目的。

缺乏绝对正义，缺乏法治状态，使“黄河心理（延安精神）”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内容，这就是“破财免灾论”。在它看来，一个生活者，奋斗者，若不遭受同等量的损失或不幸，那么他的奋斗所获得的收益，就显得十分可疑。如果一个人得到了幸福的生活而没有预先被折磨得死去活来，那么他从此就会生活在不幸的阴影之下。严格地说，这不仅是对失去幸福的恐惧，还暗含着对幸福状态轻易得到的怀疑、甚至恐惧，这是于基督徒式的罪恶感和负疚心理不同的。这一恐惧变成了长期的精神担忧，其结果是足以抵消他所获得的现实幸福。

勘探一下破财免灾论的起源吧。

黄河在给予时，就暗含着夺走的阴谋了。黄河的给予，就体现为它的水：而黄河的夺走，则体现为大量泥沙。是黄河的泥沙造成洪水泛滥。泥沙和水是搅混在一起来到人间的。人们首先接触的是水，对泥沙所包含的危险，并非感受得那么直接，然而，等你对预定的阴谋有了切身体会时，那时一切也都为时已晚……不，这不是阴谋，这已经是赤裸裸的阳谋了！即红太阳般的谋略。

黄河，远东世界这个自然存在着的暴君，也为东方专制主义的社会暴君提供了一个样板，提供了一个促使人们沉默地予以接受的典范。这个伟大的导师教导他所滋润出来的子民说：“要想有所收获，就得付出同等量的牺牲。”在此种理论指导下，有许多牺牲恰恰是作为收获之后的“报应”而人为摊派到世间的。这种理论，实际上否定了人的创造能力，难怪有的西方人自夸说，“创造”这一观念是西方文化（包括希伯莱文化）的一种特性。

在“黄河心理（延安精神）”看来，人生不是一种创造活动，而仅是一项有限的循环流变。即，把牺牲改变为收获，或者是在收获之后得到业报。一切生活，沦为有来则有往的循环作业，好事变坏事，坏事变好事，无休无止，一项典型的“东方式的智慧”，就在黄河的示范性压力下诞生了。

然而，这种东方式的智慧，却是一种受虐心理的典型表现。

它已经是国民性，而不再仅仅是病。

这种受虐心理，是黄河的双重性格（这种概念得自黄河对人的两面相）促成的，其后果就形成了一种负面的循环──人们被迫受到黄河母亲的虐待（“母亲”与“虐待”的循环），从而养成了上述的在依附中受虐、在受虐下依附的心理。然后，这种心理又反转循回，引导人们到生活中去寻求并发展那种习于虐待甚至爱好虐待的倾向！

深受此种心理麻醉的人们，默默地受苦，甚至默默地等死，受虐终于升华为爱虐了。人们不再自信自己的努力可以改变命运，他们把默默地受苦、默默地等死，看成无法更替的命运，甚至奉为一种美德（如“能吃苦耐劳的人”这一赞誉），从而萌发了一种奇特的奴隶性格。而这些，在一个大无畏者看来，并不是命运，而只不过是一种卑贱的生活态度罢了。当然，如果我们被这种生活态度支配；那么，这种生活态度也就成了──种无法更替的命运了。因为“态度”，将把人带到一种特定的处境中去。所以说，一个人的命运就是他自身！

一个事物自身就这样似乎由它自身而得到了论证。因为人们总是相信：“事实胜于雄辩。”这意思是说，事实比雄辩更为雄辩，所以任何雄辩在事实面前；就变为多余之物了。但是，“事实胜于雄辩”这一命题，却是一种悖论，因为事实与雄辩不同，正如存在与意识、语言不同一样──两个性质的事物（事实与雄辩）是无法相提并论、确切做比的。因此我们说，一个事物是无法由其自身存在而得到无须论证的特权的，实践经常不能成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五四运动取消了统治文化的特权；现在，是取消“黄河心理（延安精神）”的特权的时候了。对存在的论证，绝不属于，更不等同于它自身。黄河心理（延安精神）的受虐倾向这一存在，并不能证明它自身的合理性。即使我们在中国社会精神生活的实际需要中，可以找到支持这一倾向的许多证据，它们实际上也只是这一受虐倾向造成的后果。正如，你无法从对缠足与辫子的爱好中，证明小脚与辫子的合理性与永久价值。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从存在到证明（即，从事实到雄辩）的系统循环一旦建立起来，也就成为牢不可破的了。它自我供养，从此变得富于柔韧性。且能成功地排除万难（即多种多样的不合于此循环的思维和行为），且能进一步增强自身的合理性。人们看到自己既受到孕育、又遭到迫害的复杂处境，无可奈何之余，把这种处境奉为天经地义，用现代语言说，把它变成一项“客观规律”。那么，凡是不合于此项客观规律的思维、行为和人与事，必定要受到这客观规律的裁判，以至惩罚。

举例来说，当习俗看到一个人获得成功而又没有吃够足量的苦头，便认为他仿佛获得了不义之财。这时，很自然的心理反应，就是要迫他“付出所欠的那一笔债”。也就是说，它把人的成就看成一项额外的油水，而且，还是一项非份的、预支的油水。现在，是要他为此收获作出牺牲、付出“应有的代价”的时候了！

这种态度真是对人类的讽刺，讽刺他多么善于被自身创造的幻象所激动，并受其役使。对于不了解“黄河心理（延安精神）”的受虐倾问的局外人（如欧洲人）来说，他们可以称此为“东方式的嫉妒”，或者“红眼病”。

但我们却想到，这种态度既不单单是嫉妒，更不单单是红眼病。因为嫉妒是一种激情，而红眼病作为一种病态应是列于少数派之流。可是，要求人们为成就作出牺牲的这项社会习惯，在中国却是普遍的，是民族的价值标准！它既不是激情，又不是少数，因此，若称为嫉妒或红眼病，就是用词不当，或是将错就错。“通病”原不是病，而是我们的国民性！

这种用词不当和将错就错，还在悄悄发挥它的社会功能呢！这就是积极掩盖“黄河心理（延安精神）”的受虐倾向，以便它在合理化中万世长存。实际上，这也是“黄河心理（延安精神）”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它要求保护它的独占地位不受外力影响，它要求它的吃人权力得到“合乎自然”的延续。

第四集

两种选择

台湾学者凌纯声在他的《中国古代海洋文化与亚洲地中海》一文中指出，中国的整个海岸线和太平洋上的堪察加、千岛、日本、朝鲜、琉球、台湾、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除新几内亚）、印度支那等半岛与岛，构成了一个广袤的内海即“亚洲地中海”。而整个环太平洋的远东海洋古文化，则起源于中国大陆东岸，它是东亚、东南亚、大洋洲、南北美洲的文化源头，同时，也是隐藏在中国文化即一般所说的中原文化下面的更为古老的“基层文化”。

距今五千年前，代表中国文化主体的华夏民族，从中国西北部迁徙而侵入中原，尔后再次第进入东部沿海地带，他们是大陆文化的代表。

与此相对，原先居于中国大陆沿海地区的土著民族，因为生活在亚洲地中海沿岸，他们的文化，也就富于海洋文化特性。

中国大陆内部，自古以来就有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之争。这除了有许多考古资料可资证明外，在神话等古文化系统上亦有若干证明，其结果显为“昆仑神话”与“蓬莱神话”。相反力量的逐鹿，增进了早期文明的活力，并左右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例如，秦朝统一中国，也就结束了北部亚洲地中海（这以台湾岛为界，台湾以北的中国海叫“北地中海”，台湾以南的海叫做“南地中海”）区域的海洋文化和内陆文化的斗争；其结果，是以秦为代表的内陆文化的彻底胜利。

战国时代的楚国和齐国，曾是强于秦国的“世界大国”；无论是齐文化还是楚文化，在很大程度上都带有中国海洋文化特点。但最终统一中国的是来自内陆腹地的骑马民族的力量。只是秦的统一，并未永远结束中国内部的海权与陆权之争，而是掀开了新的一页：亚洲地中海南部的海洋文化，和亚洲北部内陆强权的斗争。这时，形势从北中国的东（海洋文化）、西（内陆文化）之争，转为整个亚洲地中海区的南（海洋文化）、北（内陆文化）之争，其表现形式就是秦朝向楚国以南的百越地区伸展势力并最终将之殖民同化。

始皇的内外对调移民，隔绝海外交通，是大陆文化对于海洋文化所实行的消极海禁政策。秦的政策，在明清时代的海禁政策中，也得到了再度的认同和延续。

在中国的大地上，蔚蓝色并未从此完全消失，它不过是在黄色的强权重压下，暂时隐退了。中国的历史一再表明，固执于闭关自守的黄色，与主倡走向世界的蔚蓝色，是始终并存并互相角逐的。

儒家文化在内陆强权主控中国的长期统治下，曾是十分合理的。儒家思想恰恰是这样一种文化哲学：它表达了内陆文明的生活规范与理想。

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现行所说的“封建主义”似应是指内陆文化的统治模式。不对内陆文化的基本趋向做出根本扭捩，“反封建”的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而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社会前提，恰是欧洲海外航线的开辟，定期的海外贸易的稳步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市民阶层的独立，商业城市和行会集群的自治等一系列的历史事变……

是海权导致了民主革命。因此，决定文化现代化能否成功的，是现代公民的心灵蔚蓝化到什么程度。这不仅是近代的启示。早在古希腊时代，雅典的民主制度，就正是伴随着雅典海上权力的建设一同兴起的。文艺复兴则与威尼斯、热内亚的海洋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而相对的，内陆国家的斯巴达、罗马等强权，则有更多的专制倾向。

当然，和内陆腹地的专制的中国比起来，半岛地区更为内陆形态的斯巴达和罗马，也还是实行了一种在阶级内部平等合作的贵族统治。在东方，也就是在西欧以外的整个世界，由于海权的萎缩，由于海上活动缺乏不依赖内陆强权的独立性，民主的秩序，也就姗姗来迟。

处在欧亚非之间三角地带的那个地中海区域，陆权和海权、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的差别，早在三千年前就有符号资料予以记录了。在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那里，我们见到与现代世界极为相似的生活情调，那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非常富于近代特征，连抽水马桶等生活设施都应有尽有──因为克里特与现代西方文明，同属海权国家的类型。但就是在同一个时代，不论是克里特岛以东的两河流域，还是在克里特岛以南的尼罗河流域，由于那里陆权因素压倒了海权，因而内陆文化的特点也要强于海岸文化。从而形成了“东方专制主义”。

有论者认为，亚洲新兴经济的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的经济起飞，在很大程度上渊源于他们的儒家文化传统。论者根据这一假设推断说，儒家文化很可能是走入工业社会的一条捷径。但是，我们看到，在儒家文化所覆盖的上千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陆，除了它所发源的地区即中原之外，儒家文化只是上层文化极薄极薄的表面文化而已。形象地说，儒家文化只不过是把中国各民族、各地区的多源文化给“镀了一下”。在这层极薄的表壳之下，有各种基层文化活跃着，儒家文化的贡献只是在于，它以自己的特殊性格，把互不相同的基层文化给连结到一起。

再看一看亚洲经济的四小龙，它们都是位于一些岛屿或半岛之上，它们与东亚大陆上经济文化的发达地区有一个极大相似点：面向大海，在不同程度上生成了“蔚蓝色的文化要素”。相比之下，儒家文化最为深厚的中国腹地，儒家文化的故乡，几百年来业已处于经济文化的不断衰退之中。中国经济文化中心不断南移和东移，正是意味着：从内陆区域移向海洋区域；传统的黄色正在变成新型的蔚蓝色。

黄土地的出路也正在于辽阔的蔚蓝色。

无疑，黄土地带所孕育起来的中国内陆文化，曾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否则它便不可能覆盖多元的海洋文化，并光照整个东亚大陆。它融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为一体，以典型的内陆文化的结构力量，连接各种区域性的海洋和内陆文化素，从而创造了一个统一的外表。但是，内陆文化的独尊，不可能是永恒的。因此，在一种源于西欧的新型海洋文化的冲击下，黄河文明就无可避免地陷入了近代史上的困境，于是我们经历了百年之久的社会变乱与文明解体。

第五集

历史·民族·“图腾物”

黄河，既是中国历史的厄运，又是中国民族的幸运。在早期，黄河所培育的黄土地带，使中国古文明得以“早熟”。因为它松软，宜于原始的木质工具进行农耕的开发。因此，早在新石器时代，那里便发展了农业文明。而进入青铜器时代之后，由于青铜大都用于兵器和礼器，原始的农民依然用木具耕作，因此培育中国早期文明的基础，仍是黄土地带。因此中华精神文明的水准之高，与当时生产工具技术水准之低，形成令人惊诧的反差。同时，精神文明的上层建筑早熟，又使得文明的基础设施（技术）的薄弱状态更为突出。这不仅有碍于基础文明的自然发展，还以沉重的负担，窒息了这一发展。

这也许可以部分地解释中国文化中那些引人注目的特殊性，如崇道崇德而抑器抑术的倾问。原先，黄河上游的黄土地是更适宜于游牧而不适宜于农耕的，因为那里的降雨量较低，而土质过于松软，易于发生水土流失。但是，农耕的西渐进程一旦开始，便不可阻挡了。人们必须得在这片不再适宜耕作的士地上（只有极小部分的例外）苦苦挣扎，以求得延续。从此，早期的财富成为一项摆脱不掉的负累。

黄河代表着一种自然力，但这绝不是一股普通的自然力。我们知道，人所创造的文明，具有一种抵御自然力、甚至驾驭自然力的基本；因此，随着文明的发展，随着人对自然力进行利用的不断提升、方法不断增多，一般说来，自然力对人所构成的危害，会发生递减现象。但是，黄河却是特殊的自然力，这突出表现在它对人类的危害是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而呈现相反的即递增趋向。

如果我们把人的文明发展简化成“游猎游牧方式”、“定居农业”、“工商业文明方式”等三段式，来检验黄河对人类危害递增异常现象，情势就甚为明晰。

在早期的游牧游猎生活中，原始人逐水草和动物群落而走，不断变化自己的生息之地。这时，黄河的洪灾对他造成的危害尚为有限。因为洪水来了，他可以逃走。到了中期即定居的农耕时代，人们已相对失去了自由迁移的机会，他对土地的投资和依附同时增加了，无法轻易离开自己的固定家园。因此在黄灾面前，他失去了“三十六计走为上”的游击能力。逃荒的农民，不可与游徙的猎人、牧民同日而语了，因为他已丧失了一切生产资料，甚至失去了生活资料。但在黄河的压力下，农民的逃荒却几乎成为一种日课。

根据同样的理由，在近代工业文明造成的环境中，黄河的危险性也与工业投资的增加同比例地上涨。现代文明，还无法提供有效的根治黄河的万法，它最多只是把黄河决堤的危险延迟，但同时，却在无形中增大了危机总爆发时的破坏能量。

与现代文明不能有效控制黄河的情况相反，工业却在黄河流域投入越来越大的资金，这无异于把黄河威胁的对象扩大化了。其结果是生活在黄河流域的现代工业人，比过去的农业祖先更脆弱。当他受到黄河泛滥的打击时便显现出来了。

一个证据是，人们常用人工决堤的方法，把黄水的泛滥从城市引向农村，或从发达的地区引向贫困地区，以此来减少总体损失。这一处治方法的施行，表明文明人类确实受到洪灾日益增长的威胁。所以，人们牺牲落后地区，保护发达地区。

黄河是“缺乏自制力的怪龙”。确实，只要你见过黄河那狂放的水势、惊心动魄的呼啸，就会同意这一看法。会同意说，“中国龙的原型就是奔腾不息的黄河！”

从形态上看，黄河与龙有许多近似，它们的性格都是不可预测的暴虐，它们的身姿都是蜿蜒曲折的，它们的态度都是盛气凌人的……现代学者们常常纵论古代中国文化是一种“人文主义的精神表现”。但他们是否做过一些横向的比较呢？其实，中国人所崇拜的龙（红太阳）──占统治地位的精神象征──就大大否定了这种关于人文主义精神表现的假说。因为龙（红太阳）并不是人文精神的体现，而是一种自然力的超人象征，是一种与人对立却迫使人屈从于它的神秘势力。也就是说，崇拜这异己力量的人民，不可能是一种充满自信的人民。

民间节日，是很能体现民族精神的。节日庆典饱含了集体意识和传统思想，例如，流行我国各地的民间节日的庆祝活动中，舞龙和龙舞都是一项必不可少的保留节目。现在，随着华人向世界的流散，龙舞和舞龙也被带到天涯海角，成为华人社区生活的一项标志。不论海内外，舞龙和龙舞都成了中国民间文化的重要象征。这就透现了我们以上分析的“黄河心理（延安精神）”。

首先，舞龙和龙舞是一种原始的集体活动。在这种活动里，个人的性灵被淹没了，你必须按照一律的节奏和姿态去活动。甚至连欢乐也必须一致，不得有半点差池。其次，随着个性的压制，人凝固为某种异已力量、异化象征──龙（红太阳）的从属。随着龙舞达到高潮，在鼓乐齐鸣中，在万众欢腾的假面下，人也就消失了。一个巨型的，与人对立的怪物，取代了人。而耸立在地平线上，并化人每个人的血液中，成了我们文化的样板甚至社会理想的“图腾标志”。就这样，几千年以前的原始象征，至今受到文明人的祀拜。

受到崇拜的龙（红太阳），不是个死摆设，而是统治力量的符号，也是奴隶心理的象征。就前者而言，它代表一个无限的威灵；就后者而言，它倾注一片无言的顺从。

黄河的不可制服的存在，对人是一项灾雅。但人是奇妙的，他从来就不是被动地承受灾难的生物。他会奋起反抗，甚至在反抗无济于事而只能招致更大不幸时，他也不会停止作为。他的努力转向了：奴隶状态把抵抗解释成了一桩愚笨的事，而把屈从化为一项美德，以此来安抚自己受到彻底伤害而无法复原的心灵。于是，“自尊心”被发明出来了。

人，是个体的人。因此集体主义的终极含义，最多也只能是：“在集体中寻求自我”。与此相应，人是有尊严的人。因此，人类彻的、由衷的屈从形式，也只能终极地体现为“在受到崇拜的对象中，寻求被迫崇拜的自我”。也就是说，崇拜和信仰，成了人类自尊心的最后防线。凡是有崇拜和信仰的地方，就说明人的自尊心已经无法再行退避了──在这防线后边，绵延着那良心崩解的荒芜状态。

对一个彻底的非信仰者（这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胆识，需要强盛的体魄作为后盾）来说，任何信仰和崇拜（哪怕是唯物主义形式的）无异于软弱的表现，是失却自信后的托庇。对一群需要一起合成某个组织机体的人来说，情况恰恰相反，“他们在组织与教条中，找到了安慰。”也就是说，受到此种慰问的人，是在组织化信仰加崇拜仪式中，捡回了变形的自我！

因此，不论你把龙（红太阳）的存在解释为一种早期图腾崇拜的遗迹（也就是血缘崇拜的遗迹），还是把它解释为一个抽象的文化符号，它都具有上述的双重的奴性含义。

第六集

环境保护与文明的未来

黄河的存在，黄河与人交织而成的命运之网，使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大自然的不可征服性。

因此，与西方精神不同，中国精神从来没有萌生过征服自然、无限制地驾驭自然的奢望。它的最高理想，仅仅是更圆顺地与自然协调关系，以便在其中获得一个较为舒服的位置。这使中国思想明显地带有相对的、现世的、小康的享乐色彩，而不具绝对主义的超越特性。

“人定胜天”的意思是说，“人定则胜天”，人的定意要胜过天的赐福；而不是普遍误读的“人一定战胜天”。

环境保护思潮的兴起和绿色和平组织的活动，表明人类（严格地说，是现代社会的意识）正在重新认识自然、着手调整人与环境的关系。

对于在黄河心理（延安精神）的孕育下长起来的我们来说，最好不要把这种国际新思潮与黄河心理（延安精神）的旧取向等同起来，因为前者是在急剧工业化的过程中爆发的一种反思；而后者却是在传统农耕的经营方式下残留的无意识。也许，对于那些“过度”工业化了的社会来说，摄取一些黄河心理（延安精神）的落后要素，是不乏教益的，因为那可以达到一种中和。

同样显而易见。对我们来说，类似的过程，将是尽力从黄河心理（延安精神）的受虐中走出，面对海洋，面对新世界，从另一种方式，达到中国的现代化所需要（而非欧美的后现代化的焦虑所赞许）的新中和。

这样，过度工业化的社会和不够工业化的社会，“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将在各自的基础上，从各自不同的历史──走到一起，面对这个充满新意的时代。

环境保护的需要，否定了人战胜自然的命题；同时也否定了人在因循中屈从自然的习俗──因为这两种态度（可分别称为“浮土德精神”与“黄河心理（延安精神）”），最后都导致对自然的破坏。而这破坏的重量，最终将反转到人类自己头上，从而阻碍他在文明史上的继续跋涉。

从鸦片战争时代迫于外力的开放，到而今发自内部压力的开放，历史走完了一个圆，从而显示了它的进步。

两种开放的形势当然不同，但都是面向世界即面向蔚蓝色的行动。

闭关自守和改革开放，在这两极运动的交界线上，也许只是一念之差，是个策略问题，即中华民族如何更有效地对付列强的挑战。

但是很快地，这两极运动将分道扬镳，各自的指向不再相同：一个是退回古老的农业文明，一个是朝向新兴的国际文明；一个是在固步自封中坐吃山空，一个是在锐意进取中与世界对流。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精神，把人引入不同的命运。文化的历史表明，民族是精神的载体，而作为“民族脊梁”的先进分子则天生负有一种脊梁般的使命，这就是表达民族的精神，把国家推向日新自强的路。

知识是一个民族自新自强的有力手段，而知识份子往往就成了民族复兴运动的有力前锋。纳粹德国灭亡波兰的计划凸现出了一个真理：要毁灭一个民族，必先消灭它的知识份子。这正如要奴役一个人，必先麻痹他的想想意识。

当人们说到“知识份子”这个字眼的时候，不仅指代一种知识的保存者、应用者，还指代知识的洗涤者、创新者，甚至指代民族的脊梁。一个够格的知识份子，必定是民族的一条脊梁──这是从社会功能上去看。

从文化功能上看知识份子，就会发现两种知识份子。一种主要肩负传播的使命，他们是教师、翻译工作者；还有一种肩负设计与制作的使命，他们是思想家和工程师，是文化的创造者。实际生活领域中的知识份子，则在不同程度上同时分担这两种使命。

知识份子问题不仅是个社会措施问题，也不仅是个让长官来使用人才和安置就业人员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的文明状态的晴雨表。被称作“知识份子”的那种人，是整个社会中最敏感最能动的一部分人；他们与社会权力结构的关系，集中体现了这个社会的内部关系。

知识份子的变化，是社会变化的前奏。

知识份子和社会，在交互作用中变化。

以“五四”运动为分水岭，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知识份子被区分为新旧两种。

今天，我们无疑是更为推崇“五四”以后的新知识份子，因为他们代表近代史发展的方向。

但是，我们却也看到了问题的另外一方面，就是在新旧两种知识份子对当时社会的影响上，“五四”以前的旧知识份子，其实要比“五四”以后的新知识份子，具有更大的力量。

几十年来的经验表明：知识份子越新，他的社会影响力反倒越小！这是令人深感不安的。

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领导的戊戌变法运动，所激起的深刻社会变革，就是一个知识份子大起影响的显著例证。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也是以知识份子为先驱的。

有人把知识份子问题简单理解成“知识分子脱离实际”或者“知识份子打击知识份子”。这显然是不对的。但这也多少含有一点真情：知识界的骚动，实际上是整个社会动荡、混乱甚至最终解体的伴生现象。

知识份子社会影响力的消长，从另面说明了社会对知识的尊重和文化的需求的变化幅度。知识份子群体内部团结并形成一股的合力，也是从一个侧面指示出这个社会的文化，正在形成内在的有机系统。可怕的不是政策的失败，而是失败所意味的沉沦。

沉沦和沉沦中涌现的超巨量腐败，是令人绝望的，但沉沦也激发了崛起的力量。

上升和下降，永远是在交替中进行，以便用这两种方式的总和，去完成世界运动的鼎沸过程。

我们的自信心只能表现在，相信中国文明及其传人的强大生命力！这种力量曾被一再证明。

中国人的自信，就在他敢于吸取一切异己的力量，然后再使之同化于己。

是走出黄河的时候了！

谢选骏指出：在1980年代的中国大陆红区，“黄河心理”是指“延安精神”而言的；而“龙神”又是指“红太阳”而言的。如此“春秋曲笔”意在说明——山沟延安的历史使命就是制造恐惧，为苏联奴役中国的“人民共和国”打下血肉模糊的基础。毛共夺取全国半壁江山（大陆地区）政权之后，逐步阴谋实行“历次政治运动”的大规模屠杀，让中国成为大红龙的祭品——

东方血，太阳红，中国出了条大红龙，它为人民谋腥斧，胡儿骸哟，它是人民的大灾星！

（不论怎么解读，“胡儿骸”都是一句神秘的咒语。）


【54、宋朝亡国的核心原因——无神论的儒学】


《萦绕世界史大诡秘：宋朝为何独以富强亡国？有何借鉴？》（2017-12-29 搜狐）报道：

泱泱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尽沧桑，其浩浩荡荡的历史长河中，出现了数十个或强盛或衰弱的王朝，以及数以百计或满腹韬略或平平庸庸甚至江山尽失的帝王。

中国历史上，一般认为，宋朝是因“积贫积弱”而亡。但是，19世纪日本历史学内藤湖南提出“唐宋变革论”以来，这一观点越来越被否定。而且，中国宋代实现了社会经济的跃进，都市的发达，知识的普及，与欧洲文艺复兴现象比较，应该理解为并行和等值的发展。

“盛世的文物，乱世的黄金”，是中国的一句老话，讲的是文物在盛世才能体现价值，乱世则只有黄金才最可靠。近几年，北宋的两幅旷世杰作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和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在北京故宫展出，成就“故宫跑”的佳话。

据说，由于到故宫观看《清明上河图》需要排队六七个小时，故而有许多人早早到故宫午门外排队，待午门一开就狂奔入宫。

《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图》在今天的中国受到追捧，固然说明中国今天的盛世，但又何尝不是宋朝的盛世造就这些传世名画。

美籍华裔历史学家、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黄仁宇更宣称：公元960年，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货币之流通，较前普及。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水密隔舱等，都于宋代出现。在十一二世纪内，中国大城市里的生活程度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比较而无逊色。

匈牙利裔法国汉学家、西方汉学最高奖项“儒莲奖”获得者白乐日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到宋代已发育成熟；而近代中国的新因素，到宋代已显著呈现。

美国汉学家、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也认为：宋朝包括了许多近代城市文明的特征，所以，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视其为“近代早期”。因而，有专家认为，宋代是十足的“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使中国率先站在了近代的大门前，只需顺势前进一小步就是中国历史进步的一大步。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四个在分裂的土地上建立大一统王朝的宋朝，宋朝以其瑰丽的文化、灿烂的艺术、繁荣的经济等方面全面超越了前三个大一统的王朝－－秦帝国、汉帝国以及唐帝国。

研究发现，宋朝国内生产总值是唐朝鼎盛时期的两倍，南宋则以半壁江山财政收入超过北宋。而且，宋朝从理论上来说是当时世界上军事力量最强悍的国家。

可是，我们看到的是宋朝的版图日益缩小，统治者龟缩不前，甚至连西域也干脆让了出去。

在这点上，即使是后被人骂做丧权辱国腐败和衰落的的清王朝，还是不遗余力地粉碎准葛尔和大小和卓兄弟叛乱，全力粉碎了西北分裂势力！

然而，如此繁荣的盛世却未能顺势前进，反而后退了，不仅使中国进入近代推迟了600年以上，更令中国被动地卷入近代潮流饱经磨难。原因究竟为何？

这个世界史上的大诡秘长期萦绕在人们心头，这一切除了要归咎于宋朝的一系列开国国策外，也可谓一切中华帝国都难逃的宿命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的没落和保守！

近代以降，德国地理学家F.拉采尔在1897年发表的《政治地理学》一书中，提出“国家有机体学说”，以后又发表有关“生存空间论”的论文，把C.R.达尔文的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生物概念应用到国家的成长和发展上，认为国家像有机体一样有兴盛、衰亡的过程，国家的兴盛需要广阔的空间。

瑞典学者R.谢伦接受了拉采尔的思想，于1917年发表的《作为生命形态的国家》一书中提出地缘政治学这一名词。

他认为一个国家成为世界强国的条件是：广阔的空间、对全体国民的控制和自由的活动权力，而中国从秦朝开始到清朝结束，所处空间决定了中国古代帝国谁都难逃的宿命。

今天而言，不论是美国的重返亚太、还是最新的“印太战略”以及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都是地缘政治竞赛的手段，也决定未来中美命运和国际格局。这样，宋朝的历史教训就更有现实意义。

具体而言，中国地处亚洲东部，独占了亚洲东部最适宜生存的土地，向北是草原、西伯利亚寒冷地带，向西是青藏高原、沙漠戈壁与山脉，向南是热带丛林，向东是海洋。

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一方面使外来文明很难侵入中国。

历史上，不论是亚历山大大帝东征，还是伊斯兰教东扩，都在阿富汗这个十字路口掉头南下进入印度次大陆，而不是东进中国，使中华文明不受外来文明打扰历经千年而不绝，整个东亚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文明体系、国际政治体系。

另一方面，这一封闭的地理环境也限制了中国的扩展。

早在公元前221年秦朝一统天下，东亚大陆上适合农耕的土地就已经被全部纳入帝国范围内，扩张至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实际已经达到农耕帝国的扩张极限。

汉朝尚武，进而击败草原民族，将势力扩张到北部草原与西域，将帝国扩张到地理极限。

早早扩张到极限后，中国开始收缩，进取心与尚武的精神开始消退。

所谓“魏晋风流”，只不过是失去进取心与尚武精神后，贵族精英阶层的糜烂与堕落，最终只能衣冠南渡。

至宋朝，尽管丢失了燕云十六州，农耕文明的北部大门洞开，曾经是中华文明核心区的华北地区直面游牧民族的威胁，中原王朝的防线后撤到黄河一线，西北还面临西夏的侵扰，但在通过贡献财物实现和平后，宋朝在重新走向繁荣盛世的同时，中国文明进一步内卷，趋于保守。

可以说，北宋和南宋是中华历史和文化最直接的分水岭。

贵族精英阶层糜烂堕落后，唐朝以科举使官僚——士阶层崛起，至宋朝皇权与官僚共治天下。

而在宋朝，代表官僚士阶层核心意识形态的儒家，由唐朝的道统说，发展到宋朝的程朱理学，实际上完成了它的宗教化架构，固定化，进而保守以致僵化，并成为整个中华文明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血性落地，奴性遍野，犬儒横行。

“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正是指这种“血性文化”的丧失，直达今天都缓不过劲了。

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保守僵化，中华文明失去的不仅是进取心与尚武精神，更是中华文明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从近代的大门口退了回来。

北宋亡于金，南宋凭借海外贸易其财政、经济甚至超过疆域更大的北宋，但在这种缺乏进取心的保守僵化的文化之下，偏安一方。

这样的保守和奴性文化的直接体现就是为辽、西夏和极其残暴的金、元进贡惊人的钜额岁贡以购买和平，结果导致宋开创了华夏首次被异族整体灭亡的先例。

明清以降同样不乏盛世，却也更加保守僵化，终致亡国，差点灭种。

图为五代十国时期地图，汉族政权被局限在了农耕文明的范围之内，甚至农耕文明的北部边缘地区已经丢失

世人常说，汉以强亡，宋以富亡，的确令人扼腕。

经过100多年的努力，在中国重新走向盛世与复兴的今天，盛世之下文化的重归保守与僵化应该引起注意。

更令人深思的是，同为盛世的今天，宋以富强亡国的教训更值得深思。

谢选骏指出：上文分析头头是道，独缺最为重要的一环——宋朝亡国的核心原因，就是无神论的儒学！人说——“宋朝的官僚系统膨胀速度很快，直接把宋朝拉跨的核心原因，造成财政总是不够用，即使王安石如何的变法，还是满足不了官僚行政系统的开支。”但是我看到——“这种贪婪腐败就是基于无神论的儒学。”所以，在亚洲，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埃及奴隶王朝挡住了蒙古部落的进攻；在欧洲，是信奉基督教的各个国家不断阻击削弱了蒙古部落的压力，甚至连日本列岛也是在“神风”的信仰下获得了胜利。唯独中国被无神论分化腐蚀了，未能坚持抵抗到底，崖山之后再无中国了——因为明清所奉行的，都是宋朝发明的新儒学——亡国灭种的程朱理学以及等而下之的王阳明心学。环顾当今世界，西方文明正在步入无神论和虚无主义的绝境，即将面临的岂不就是已经开始的蛮族占领。


【55、神道就是道教的一种——日本神话+中国道教】


《日本关于道教、神道教与天皇制度关系的争论》（2015/5/15日葛兆光）报道：

引言：小问题引出大话题

古代中国道教是否影响过日本神道教？古代中国道教文化是否影响过古代日本的天皇称号？中国道教与日本神道教之间有什么异同？这本是文化交涉史领域的一个问题，说来简单，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原本只需要依据古典文献和考古资料，寻找确凿证据，加以详细论证。可复杂的是，简单的历史问题背后，却常常会牵惹一些难以消解的立场和至关重要的观念，因为各种历史证据总是需要具有观念的人来解释的，因此，简单的历史问题会引出复杂的立场问题，因而历史证据的解释会因人而异因时而异。本文的讨论也不例外，它所涉及的问题，第一个是，中日文化交涉史上的这一问题能在日本学术界引起激烈争论，而且争论能够延续80年之久，是否说明历史性的学术话题背后，始终有现实性的政治因素？第二个是，不同国家的历史学家对于同一个历史现象有如此巨大的评价差异，显然背后有不同的立场、心情和思路，那么，日本的“中国学”是否首先应被看成“日本学”？第三个是，面对文化交涉中的这些话题，中国学者是否能够“同情地了解”日本学界，并反身回看自身的学术史，对学术研究的民族性与国际性有深入的理解？

一、二福论争，争什么

关于中国道教、日本神道教和天皇制度的话题，不妨从1980年代所谓的“二福论争”开始说起。1982年3月，东京大学著名的道教研究学者福永光司教授出版了新著《道教与日本文化》，①批评日本学界一直否认中国道教的影响，总把神道教说成是日本土产，同时，他在日本著名学者津田左右吉之后，再次在非常敏感的“天皇”名称上，提出“天皇”这一称号实际上来自中国道教，这对于根据日本古典《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传说而形成的“万世一系”天皇神话，实在是相当严峻的挑战，正如他的另一部著作《道教与古代日本》封面的腰封上标榜的那样，这应当被视为“日本古代史像的转换”。

什么是“日本古代史像的转换”？人们都知道，自从日本学者西岛定生提出日本受中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大领域（汉字、儒家思想、律令制国家、佛教）以来，日本学界大体上都承认，在日本史中这一部分“中国元素”的存在。但是，传统的日本学界在古代史上还有两个关乎日本文化主体的地方似乎不易动摇，一个即日本文化是独立文化，它有着丸山真男所谓恒久不变的“古层”，②这是日本民族具有文化主体性的根本所在；一个是神化的“天皇”历史，尽管有九州岛上“汉委奴国王”金印和古坟时代壁画的发现，但是，传统日本观念世界基本上坚持天皇万世一系，天皇包括制度、称号、神圣家族是纯粹的日本产物。在日本古代史中，这两点是不易动摇的，因为任何关于这两个问题的质疑，都会引出这样的结果，即在小野妹子奉命出使隋帝国，用了平等身份的“日出处天子致日落处天子”说法之前，是否日本一直在中国文化的笼罩之下？换句话说，就是在日本确立自己神圣的独立国家与自主文化之前，是否一直在模仿着中国文化？在这里，学术研究与国民感情、历史问题与民族立场、客观与主观之间似乎开始出现了复杂的纠结。福永光司这部书出版当年，就受到了早稻田大学教授、著名道教学者福井文雅的强烈质疑，他在日本最重要的道教学会刊物《东方宗教》第60号上发表书评，迂回地批评福永光司对“道教”定义不清，指出在关于“天皇”等问题上，福永光司没有提到津田左右吉以及其他日本学者的研究，福永光司在次年（1983）的《东方宗教》第61号上，以《津田左右吉博士与道教》为题，回应福井文雅的诘问，并正面提起了津田左右吉的研究，这样，关于道教、神道教的论题便正面涉及了天皇的称号与制度。③

二、津田左右吉及其对中国道教的判断

福井和福永所说的津田左右吉，究竟是什么人呢？这要从80年前开始说起。

津田左右吉（1873—1961）在日本非常著名，曾经被称为“最大的东洋学者”，他的研究领域横跨了日本与中国的历史、文化与宗教。从1913年到1938年间，他的《天皇考》、《神代史研究》、《古事记与日本书纪的研究》、《道家思想及其展开》、《日本上代史研究》、《支那思想与日本》陆续出版。作为白鸟库吉的私淑弟子，他和白鸟库吉一样体现着明治维新成功之后日本文化界对中国的普遍轻蔑，表现出日本要求摆脱中国历史和文化笼罩的争胜心，他的这些著作一方面深受欧洲历史学的影响，追求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一方面日本中心主义立场相当强烈，其历史学常常与大日本主义立场分不开。他的诸多观念中，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日本历史与文化是独自发展起来的，而不是在中国文化影响下成长的。在《支那思想与日本》一书的前言中，他反复说：日本与中国，是各自的历史、不同的文化，以及不同的世界。

日本文化是经由日本民族生活独立的历史展开而独立形成的，因此与支那文明全然不同。④

津田认为，过去日本知识人虽然信奉和阅读中国经典，并以此为信条，但是，这些来自中国的经典文本与源于日本的生活世界却相背离，因此，虽然日本也引入过道教内容，甚至包括“神道”这样的词汇，但那不过是单纯的词汇输入，并不能在日本生活世界产生影响并成为信仰。⑤换句话说，就是尽管传入了一些知识，但并未传入道教这一宗教，所以，日本神道教与中国道教在本质上没有关联。⑥同样，古代日本的“天皇”称号，虽然采用了如中国《枕中书》之类文献中的成语，但这一称号中完全没有中国的意味，这就如同日本和中国同样对于作为星辰的“北极”格外重视一样，因此，他觉得使用“天皇”称号不必有顾虑。至于《日本书纪》中关于宇宙起源的说法，虽然也用了中国式的“天地剖判”这样的词汇，也只是日本人借用汉字的缘故，字词虽然相同，但是并没有背后的、中国的宗教性意义。⑦他反复申说，在6世纪到8世纪，一方面日本读书人受到中国文献影响，常常把原本是日本的历史、传说和故事“支那化”，逐渐在日本文献中呈现出受到中国影响的知识人思想，并与日本底层和深处的民众思想分离开来；另一方面这些文献中携带的“中国思想”，又由于被来自日本本土的新意义所叠加，因而出现了“日本化”，不能算是“中国制”。⑧总之，津田左右吉强调的是日本文化自有主体性，中国文化包括道教在内，虽然波及日本，在日本留下很深的痕迹，但那只是一些文字、文献上的“借用”，而不是根本性的“影响”。

按照福永光司的说法，津田左右吉作为明治时代成长起来的东洋学者，由于心中有日本维新成功的自负，因此，对中国文化包括中国道教的评价很低。比如在津田氏的《支那思想与日本》一书中，就充满了轻蔑甚至侮辱，常常说“中国人不喜欢思考或不擅长思考”、“缺乏对事物探究之心，感受性迟钝”、“非逻辑思维是中国思维的特征”、“科学文化不发达，故精神亦不可能优秀”等，而对于道教，更说“其本质是中国的民间信仰，即汇集了祈寿福而来的祈祷和咒术、相信长生不死可能的神仙学说，思想浅薄而不值得关注”。这种对道教研究相当不利的判断，甚至影响了后来日本关东地区甚至全日本的古代史学者。⑨可是，从一个二战后成长起来的、出身北九州的人的记忆和经验来看，福永光司觉得，津田左右吉的判断未必正确，因为北九州也有灶神信仰，也有祷旱魃，也有持竹取水于神社而求雨，也有七夕星空之下书册祈请天神等类似中国的风俗，显然，中国风俗甚至中国宗教早已传入了日本。他怀疑这是因为在明治、大正以及昭和之初，津田左右吉处在日本越来越看不起中国的时代环境中，他为了强调日本人、日本文化的独特性和优秀性，才这样贬斥中国。他说，在讨论日本与中国的文化差异性的时候，他宁可采取冈仓天心《东洋的理想》关于亚洲同一性的立场，他批评津田左右吉有两个误区，一是把中国社会与文化、思想“固定化”，二是忽略了西历4世纪下半叶以后的道教文献与思想学说，所以，津田轻率地否定道教以及道教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下了一个错误的结论。

然而，福永光司的这一论述再次遭到福井文雅的抨击。福井文雅在《东方宗教》第62号发表评论，批评福永光司根本不理解津田左右吉。他觉得，福永光司把津田的判断说成是对中国人与中国文化的轻蔑是不对的。他引用津田关于“研究中国要有同情之理解，否则不能洞察真实思想与生活”的话，说明津田只是在批评那些对中国文化持完全崇拜，就像儒者对儒经的崇拜和服从一样态度的人，并且认为，津田对于道教，并不像福永说的那样轻视，否则不会有《道家的思想及其展开》、《神仙思想研究》那样的力作。他特别质疑福永光司对津田氏心理的揣测，认为对于前人的异国文化研究，不能仅仅追究和批评其感情好恶，尊重还是轻蔑，只应当评论他的研究结论是否正确。仅仅追究其态度如何，那是对爱好者，而不应是对研究者的要求。他讽刺福永光司说，他是把问题从津田左右吉的研究是否正确，转向了津田的立场是否正确，这成了一种“诡辩”。

福井文雅认为，在道教对日本是有实质性的“影响”还是仅仅在文献知识上被“借用”这一问题上，福永光司并没有否定掉津田，反而是对津田结论的“补强”，福永光司的那些来自北九州的个人经验虽然可贵，却只不过是个别现象，不能扩大成为“日本人的实际生活”。⑩

三、津田左右吉的困境：“影响”还是“借用”

那么，津田左右吉对中国文化（包括道教）与日本文化的判断是否成立呢？我们再回到津田左右吉的时代，去看看当时的学术史语境。因为，对于中国文化对日本，尤其是对中国道教对日本神道教与天皇称号，是“影响”还是“借用”这一话题的争论，无法抽离出当时的学术语境，恰恰要放回当时日本政治史和文化史中去考察。

我们知道，日本神代史是以《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为依据的，在日本的国学学者看来，这一历史大体上有几个要点，一是神授天皇，二是天皇万世一系绵绵不绝，三是天皇的神圣性与日本神道的神圣性相关，即合法性与合理性甚至神圣性均来自这一历史。这种历史观念在明治以后日本国家主义与民族意识日渐崛起的时代，在不断被强化，为了建设一个统一、独立、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天皇”被神圣化，“神道”被尊崇，日本明治时代的“大政归还”和“神佛判然”，就是这一潮流的产物。1882年开始草拟、1889年正式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第一条第二条就规定，大日本帝国乃万世一系天皇统治，天皇的神圣是不可侵犯的。(11)而日本当年流行，一直到二战中仍然使用的“本国历史教科书”中，上古史的第一章就是从天照大神到天孙降临的“帝国及皇室之起源”，第二章开始是神武天皇，第三章便叙述崇神天皇、垂仁天皇等等。神道的历史和天皇的历史在这里构成一个神圣系谱，支持着“大日本主义”的感情。

不过，津田左右吉虽然是一个感情上的日本主义者，但也是一个理性的历史学家，在研究日本上代史的时候，他面对着一个相当尴尬的困境：一方面他不愿意承认日本文化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如前所述，他既批判中国文化与宗教，小心地切割中国文化包括道教与日本的实质性关系，但是另一方面他又不能无视历史与文献的证据，把日本上代史说成是自成系统的神话系谱。所以，他既把“中国”与“日本”分开，提升日本文化的独特性，否定中国文化之影响力，要把中国之“臭”从日本清除出去，(12)也不得不追求历史研究的客观性，指出应神天皇、仁德天皇以后的历史是层层积累地“制造”出来的，很多年代都不可靠。比如有的天皇年龄长得难以置信；从仁德天皇到雄略天皇的古史记录，竟然和《宋书·倭国传》记录相仿，很有可能是中国的传说“反传”日本成了历史，(13)就连较近的神武天皇东征的故事，他都同意松本信广的研究，认为这是后来形成的。(14)特别是，他还深刻地指出，神代史是在日本国家建构时，试图在历史和思想上论证和阐明国家的合理性而精心炮制的，是为了将权力正当化的历史叙述。(15)

可有趣的是，津田氏在1920年代至1930年代陆续出版的这些著作，在1930年代的日本却遭遇到相当的麻烦。在这个时代，日本逐渐进入一种大东亚战争幻想的亢奋情绪中。1939年7月7日，华北的卢沟桥事变发生，8月2日，日本的神道、儒家、佛教、天主教就联合成立“精神报国大同盟”，8月17日，日本宗务局长更号召各宗教奋起，以促进国民精神，接着各个宗教都举行“报国大会”，组织慰问日本皇军。1938年3月30日，文部省与神道、儒教、佛教三教代表，以及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央联盟，签署协议要在中国布教。1939年3月15日，除了东京的靖国神社外，日本全国的招魂社统统改为护国神社。在这种把民族、国家、天皇、神道连成一体，并且幻想以日本为中心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时代氛围中，日本右翼对津田左右吉的研究进行大肆攻击，其中像蓑田胸喜等人就说，津田对于天皇与神道的说法大逆不道，并且以“不敬罪”告发津田。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津田在1940年1月宣布从其任教的早稻田大学辞职，同年2月，他的著作如《古事记与日本书纪的研究》等被禁止，连同出版商岩波书店的老板岩波茂雄也被一道起诉，1942年，东京刑事地方裁判所更是判决他有罪。

毫无疑问，每个民族都会为自尊和认同书写历史，“为了证明民族伟大，往往要证明历史悠久”。可是，关于过去的叙述只是依赖传说吗？提供过去的记忆只能相信一些神话吗？历史学仅仅是这样的工具吗？历史学家一直宣称历史就像科学，科学的历史学面对过去，应当像聚光灯下操手术刀的医生去挖瘤割疮，却不应当充满爱恨情仇去编造故事，在建构认同和追求真实之间，在国家需要与历史事实之间，历史学家究竟该何去何从呢？在那个时代，他们没有选择，津田左右吉的命运说明，学术常常被政治绑架，历史叙述有时就像事后有意放在现场的证据。

四、“古层”复“古层”：关于神道与天皇

那么，日本神道教、天皇制度与中国道教的关系究竟应当如何认识呢？

日本学者末木文美士在《日本宗教史》一开头，就指出丸山真男“古层说”有一个症结问题，即“古层”本身又是怎么来的？他指出，丸山真男在《历史意识の古层》一文中曾经以《古事记》、《日本书纪》的神话开篇叙述，取出三个词“なる（成为）”、“つき（延续）”、“ぃきほひ（大势）”，并用日本的空间、族群、语言等要素，作为日本“执拗持续的低音”和“古坟时代以来的古层”。但是，末木文美士追问道，以这种所谓“不变的”观念看“古层”是不合适的，“古层”仍然是逐渐建立的。(16)我想这是对的，日本自己常常宣称来历久远的“天皇”、“神道教”，其实，也是历史中逐渐形成的，“古层”下面还有“古层”。

先看“神道”。其实早在明治时代的1891年，受西方科学古史观的影响，久米邦武就已经指出，“神道”本来是从祭天古俗中产生的，它非宗教，所以没有“诱善利生”的思想，它只祭天，所以是攘灾招福的活动，也正因此，它可以与宗教性的佛教并行不悖，形成“敬神崇佛”的王政基础。(17)这是有根据的。如果追溯历史文献，虽在《日本书纪》的“用明天皇即位前纪”、“孝德天皇即位前纪”中曾提到与“佛法”相对的“神道”，如“天皇信佛法尊神道”、“尊佛法轻神道”，(18)但津田左右吉认为，“神道”这个词应当来自中国，只不过它还不是像佛教那样有组织的宗教，“神道”在日本是被多义地使用着的。(19)另一稍晚的学者黑田俊雄则说，《日本书纪》的“神道”在世俗性祭祀与信仰中，是指“神性的、神圣的（状态）”，但它绝不是日本特有的，而是东亚三国共同的习俗性信仰，至于作为宗教的神道教的最终确立，应当在江户甚至明治时代。(20)这个说法极具震撼性，得到很多学者包括欧美学者的支持。有学者指出，日本古代的“神道”，本是综合了巫觋方法、记纪神话、祭祀仪式、物忌制度，加上官方制度性的资源，才逐渐成熟起来的，一直到日本的中世时期，随着天皇统治的正当化需要，才出现了14世纪度会家行（1256—1341）《类聚神祇本源》，(21)和慈遍《丰苇原神风和记》之《神道大意》。尤其是15世纪末，吉田兼俱（又名卜部兼俱，1435—1511）《唯一神道名法要集》（1484）出现，(22)催生了与佛教区分，自立门户的自觉意识后，才使神道教内容和规制逐渐体系化，并且羽翼丰满，突显了神社和祭祀的权威、神官系谱的正统、自然和天皇的神圣，(23)从而形成了体系化的神道教。这时已经是日本的中世末期了。(24)

再看“天皇”。日本学者经过长期考证，发现在720年《日本书纪》确立“天皇”名称之前，在不同资料中也确实曾经有过这一词汇，如推古天皇四年（596）的元兴寺塔露盘铭文、十三年元兴寺释迦牟尼光背铭文、十五年法隆寺铭文等等，在推古天皇十六年小野妹子出使隋朝的国书中，他们认为已经有了正式的“东天皇敬白西皇帝”（但在《隋书·东夷列传》中的记载是“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由于中国文化传入日本远远早于6世纪末7世纪初，所以，即使是这些资料都可信，“天皇”的名称仍然很难说没有中国的“痕迹”。所以，津田氏在1920年发表的《天皇考》中，也说这一称号来自中国道教和中国古典，(25)只是他觉得，这不过是“借用”了中国的词汇而已。(26)

可是，正如黑田俊雄所说，神道也好，天皇也好，前者作为日本文化根基的一个宗教，和后者作为日本政治的一个象征，维护它的历史来源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对日本人来说，是从不可避免的、无选择余地的、深层和潜在的力量及价值来接受的”。

五、中国影响：日本学界的新观点

那么，从历史与文献上看，天皇与神道教，究竟有没有中国的因素甚至影响呢？

尽管日本有着很多出于民族自尊而不愿意承认中国影响的学者，但是，也有很多秉承历史研究应持客观立场的研究者，他们从中国和日本文献中找到了不少证据，说明在日本文化中，中国道教有着深刻影响（而不只是借用）。

著名的学者中，如黑板胜美《我国上代中的道家思想以及道教》从《古事记》、《日本书纪》等文献与考古遗迹中讨论道教在日本的痕迹，妻木直良《道教思想在日本》讨论了平安时代道教经典传到日本特别是《老子化胡经》传到日本的过程，小柳司气太《道教的本质及其给予本国的影响》更是直接谈论到这一话题。其中，尤其是以研究中国为职业的中国学家，为凸显中国古道教研究对于日本文化的自我认识有价值有意义，特别发掘各种史料，来证明道教在日本的痕迹。如那波利贞在1952年发表的长篇论文《关于道教向日本的流传》就指出，道家思想传入日本应当在归化人时期，此后，至少在奈良末期传来了道教，并与佛教结合（神佛习合），这时的道教仪式中，如四方拜、祀星、灵符神社、庚申信仰、司禄司命崇拜等等，都进入了日本。(27)接着，道教研究学者窪德忠也在《日本的守庚申》中指出，根据奈良县上之乡村的调查，守庚申传统是由中国道教关于三尸的信仰而来的，据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记载，唐代日本与中国的这一风俗就完全相同了。(28)

其实，就在神道教所谓“天子三种灵宝”的“三种神器”，即八咫镜（《唯一神道名法要集》作“内侍所神镜”，在伊势神宫）、天丛云剑（《唯一神道名法要集》作“草薙宝剑”，在热田神宫）、八坂琼曲玉（《唯一神道名法要集》作“神玺八坂琼”，在皇宫，与御玺在一起作为天皇相传的正统凭据）中，(29)很多人已经看到它与同样崇拜“镜”、“剑”、“印”这些神器的道教之间的隐约关系。福永光司多年来曾经反复强调这些证据。近年来坂出祥伸更全面地举出八坂庚申堂、大将军八神社、泰山府君信仰与赤山禅院、吉田神社斋场大元宫本殿八角形、伏见稻荷山之大日本大道教道观、妙见菩萨与镇宅灵符等等日本文化现象，证明道教对日本的“影响”。(30)他们始终觉得，在中国道教之后形成的日本神道教，在崇拜、仪式、方法和词汇上，尽管不完全是照搬，但也一定受到了中国道教和日本古俗两方面的影响，所谓“古层”更有“古层”，原来历史悠久的宗教信仰也有它的来历。

那么，“天皇”之称呢？在津田左右吉之后，尤其是二战结束后的自由学术空气中，更有很多相似的研究，比如下出积与《日本古代的神祇与道教》、山尾幸久《古代天皇制的成立》等等，都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不过，最重要的仍然是福永光司，他在1982年出版《道教と日本文化》之后，在1987年更是推出了《道教と古代日本》，在开篇《天皇考六题》中，进一步提出六项证据，证明“天皇”称号受到过中国思想的影响：

（1）689年草壁皇子死，宫廷歌者柿本人麻吕的挽歌中有“天皇”一词（《万叶集》卷二），684年即天武十三年，制定“八色之姓”，以中国道教神学中有关神仙世界之高级官僚的名称命名，686年，天武天皇去世，其谥号为“瀛真人”，就是中国道教神仙传说中的“瀛洲”之“真人”。（2）712年成书的《古事记》记载天孙降临有“神镜”的记载，又有献“草芸那之大刀”的记载，这与道教崇信镜与剑有关。（3）道教神话中想象“八角垂芒”，而天皇与八角形相关，所谓“八紘一宇”、(31)御针座、伊势神宫作为御神体的镜，均是“八显八叶形”。（4）中国古代崇尚紫色，与最高神太一有关，如“紫宫”和“紫微”，而天皇也崇尚紫色。(32)（5）神宫祭祀与道教祭祀形式常常有关。（6）“神道”与“天皇”相关，而“神道”一词来自道教经典如《太平经》，而“天皇”一号曾被中国皇帝使用，如唐高宗。在接下来的一篇中，他更从纵横两个方面，指出道教在日本有相当多的痕迹，不仅神社的“幡”、“镜”作为神人象征的信仰，有道教的影子，天武天皇、天武皇子、持统天皇也都与道教有深刻的关系。他批评日本的中国道教研究缺乏应有的问题意识，(33)从他自己对于中国道教“镜”与“剑”的研究论著中，确实可以看到他的中国研究中有明显的日本问题意识。(34)这让我们越来越相信，有时候，日本“中国研究”的问题意识常常来自“日本背景”。

六、转道高句丽？道教在东亚传播的路线图

如果我们不拘泥于“神道教”与“天皇”这两个敏感焦点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道教对日本的广泛影响。就在《日本书纪》卷十四雄略天皇四年二月，就有天皇在大和之葛城山遇见蓬莱神仙的记载，二十二年又有浦岛子受邀请游历蓬莱的故事，“蓬莱”显然是中国传说，也是道教故事。在旧天皇去世和新天皇即位的仪式中，也有“谅闇”、“奉祝”、“大尝祭”、“大飨”等等仪式，可能就来自中国古礼，与儒家和道教不无关系。(35)如果我们接受早期道教曾经传入日本，并对日本文化产生影响的说法，那么，下面一个问题就应当是追问，中国的道教是如何传到日本的？

由于文献与实物证据的匮乏，关于这一问题的探讨仍然只能是一些初步的推论。

福永光司本人相当重视“古代日本与江南道教”的关系，他认为自古以来江南的吴国就和古代日本有交流，“倭人”曾被视为吴太伯的子孙，而江南尤其是茅山道教相当重要和兴盛，因而他一直怀疑，江南的道教与巫术会对日本有深刻影响。而否认福永氏“天皇称号与道教有关”说的中村璋八则认为，“（尽管）带有建立道观与道士布教的教团道教根本没有传到日本来”，但是他也承认，5世纪前后（即应神、仁德年间），道教在江南已经合法地流传，大量来自朝鲜半岛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归化人，确实会给日本带来道教的各种内容，特别是大和朝的归化人已经在中央与地方占据了重要位置，所以他们虽然并非道士，但是会传入道教信仰知识。

应当强调的是，朝鲜是最重要的转运之道。在1959年出版的李能和《朝鲜道教史》中，作者曾经提出，与中国内地政权接壤的高句丽王朝，曾经先信奉五斗米教，然后学习了《老子》，因而渐渐受到道教的影响。(36)这一观点在车柱环著《朝鲜的道教》进一步得到发挥。车氏引用《三国史记》卷十六《高句丽本纪四》的记载说，中国的道教应当是通过领土深入大陆的高句丽传来的。汉献帝建安二年（197），“中国大乱，汉人避乱来者甚多”，所以很可能由难民传入当时兴起的五斗米道。至于明确的文献证据，则是在《三国遗事》卷三“宝藏奉老”条《高丽本纪》中，这一记载明确地说，唐武德、贞观年间（618—649），高句丽人争相信奉五斗米道。魏晋以来在江浙一带盛行的道教沿江岸地域北上，并没有太大的变化，7世纪初在高句丽有了很多信仰者，所以，当唐高祖听说这一情况，便于荣留王七年（624，武德七年）赠给高句丽道士天尊像，并让他们宣讲《道德经》。而在《三国史记》卷二十一《宝藏王本纪》二年和卷四十九《盖苏文传》中，都记录了有关道教的资料。据说，当时盖苏文向国王禀报说，“三教譬如鼎足，阙一不可，今儒释并兴，而道教未盛，非所谓备天下之道术者也，伏请遣使于唐求道教以训国人”，结果得到国王支持，后来唐太宗便“遣道士叔达等八人，兼赐《老子道德经》”。据说，高句丽国王非常欢喜，让这些道士住在佛寺中。(37)显然，至晚在初唐时代，制度性的宗教道教在高句丽已经生根，然而零星的道教信仰恐怕更早就传入高句丽、百济等国。我们知道，日本受到百济文化影响甚深，不仅儒家经典是由百济传入，道教恐怕也可能由这一路线，相当早地传入一海之隔的日本。《日本书纪》中记载，推古天皇十年冬天，百济僧人观勒就到了日本，给日本带来了“历本及天文地理书，并遁甲、方术之书”。

在这些天文、地理、历法、遁甲、方术之书中，会没有道教的内容吗？

七、中国学家加入论战：宫崎市定的说法

通常，中国研究者比较愿意接受“中国道教影响日本文化”，包括“天皇称号来自中国”这样的说法，比如严绍璗在《日本中国学史》中，就认为“天皇”来自道教，而从天皇观念中“可以觅到早期道教文化传入日本的痕迹”，他沿用福永光司的说法，认为天皇传说中有关镜、剑、玉的信仰痕迹就是道教影响的证据。他还顺便说了一句，在日本，早期最高等级的政治称号可能先是“大王”，7世纪初才逐渐确立“天皇”的观念。(38)

说到“大王”，就必须要提及宫崎市定的研究。作为一个杰出的亚洲史学者，宫崎市定的视野常常超越中国，而涵盖了整个“东洋”即亚洲，而他对中国研究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同样常常来自日本本土。不过，他一方面尊重历史资料，不轻易否定日本文化中有中国文化影响的因素，另一方面他也比较倾向否认中国道教的直接影响，而比较愿意承认来自印度佛教的间接影响。1978年，出于对当时日本学界关于古代“天皇”称号之前用“大王”称号的说法的怀疑，他重新对这一涉及日本和中国的历史纠葛，作了详细的研究，并在当年岩波书店著名的《思想》杂志4月号发表了《关于天皇称号之由来》的考据文章。他指出，日本确实有一些关于古称“大王”的资料，比如熊本县江田船山古坟出土的大刀铭文和歌山县隅田八幡宫藏画像镜铭文、法隆寺金堂金药师佛光背铭等等，但称“大王”的时代大约是5、6世纪，当时中国仍然是沿袭古代，所谓“大王”只是尊称而不是正式称号，日本也应当是沿用汉文中的习惯用法而已。

但是，同时他又提出一个猜测，他觉得东亚诸国曾经流行“天王”的称号，尤其是在4—5世纪，在中国北方政权如石勒等人，就用这个称号，他们试图用这个来自佛教的称号复活古代制度，从“王”升格为“天王”。因此，在那个中国最流行“天王”的时代（天王冯弘之燕国灭亡在436年，相当于日本允恭天皇二十五年），日本有可能经过百济、高句丽的途径，受到中国的影响，把对最高统治者的称号由“王”升格为“天王”，再由“天王”升格为“天皇”。他从宫内省图书寮古本《日本书纪》中发现，有两处原本是“天王”的地方，后来均改作“天皇”。他推断古代日本在制度上用“天王”称号当在雄略天皇前后，即所谓倭之五王时代，而转用“天皇”则在圣德太子摄政的推古时代了。

为了证实这一论断，他既研究了日本的“七支刀”，研究了印度佛教的“毗沙门天王”，也研究了中国北朝时期流行的天王称号，他觉得从这些历史证据来看，津田左右吉的说法有问题。(39)津田左右吉曾经否认“天王”这一称号的使用历史，始终希望在道教诸神中发现日本天皇的渊源。宫崎市定对此相当不以为然，他一方面指出中国“五胡十六国”的天王称号可能曾经影响过日本，因为从圣德太子之后，日本与中国开始有直接国家交往，称号问题便会提上日程，迫使日本寻找合适的称号，来自印度佛教的“天王”称号可能就被借用；另一方面他否认津田左右吉的道教影响说，他质问道：“这一说法的前提，是日本深受道教与道教习俗的影响，但是这是可靠的吗？确立一国主权者的称号，乃国家之大事，后来因为是否采用佛教语词，曾引起国家分裂和纷争，那么为什么当时采用道教的神名，却没有人来反对呢？”(40)

八、桔逾淮则为枳：中国道教与日本神道教之差异

我们应当承认，“桔逾淮则为枳”确实是一个普遍现象，文化传播常常不是原汁原味，需要考虑到传播途径与接受选择两方面，对文化来龙去脉的历史学追踪，也不宜用“原旨主义”的方法。日本神道教的内容相当庞杂，来源不一，正如末木文美士指出的，给“神道”下定义“是颇为麻烦的事情”，而简单地断言神道教受什么影响而形成，也相当困难。(41)

在中国道教与日本神道教之间，差异最大的，可能是中国道教尽管大量吸收儒家与佛教的因素，但是无论在教义、崇拜、仪轨还是教团上，都保持了宗教本身始终的独立性，而日本的神道教则来源错综、边界模糊，而且教义庞杂，有相当强的兼容性。通常，由于宗教绝对性与唯一性的存在，宗教与宗教之间在崇拜对象、神学原理、仪式方法、教团组织等等方面有差异，总有一些难以融通的界限。在中国，佛教与道教之间，尽管在皇权高于一切的政治体制下逐渐有合流趋势，但是，仍然佛教归佛教，道教归道教，寺院与道观并不合一，僧人与道士之间仍各有规矩，拜释迦的和朝三清的，仍然井水河水泾渭分明。然而，在日本却会出现所谓“神佛习合”（しんぷっしゅごぅ）这样的宗教现象。按照一些研究者的说法，“神佛习合”是日本古代宗教最大的特征，本来是日本土产的神道之神，居然可以被置于佛教六道中“天”的范畴，作为佛教护法神，位在佛陀之下（据说这些神虽然仍未脱离轮回，但已经是六道中最高一道），本来是供奉天神的神社，居然也可以在旁建立神宫寺以供佛像与读佛经。按照古代日本神道理论的说法，神道教就是佛教，佛的法身（本身）随时应机说法，而神道的神灵就是佛或菩萨的化身（应身），如“天台神道”所谓比睿山“山王”为释迦牟尼的化身（垂迹），(42)“两部神道”所谓伊势神宫之天照大神是大日如来之化身（垂迹）等等，(43)因此才会有所谓“本地垂迹”等学说。以至于有人认为“神道并非特定的宗教，而是传统的习俗”。

正是因为如此，在日本需要强调本民族的自主独立，凸显日本历史和文化的悠久深厚，确立天皇“万世一系”的神圣性的时候，神道教就在一波高过一波的民族主义潮流中，逐渐与佛教分离，不仅在14—16世纪间出现了度会家行、慈遍、吉田兼俱等人关于神道历史与理论的著作，在17—18世纪还有了吉川惟足（1616—1694）、山崎暗斋（1618—1682）、贺茂真渊（1697—1769）和本居宣长（1730—1801）这样从政治学说和宗教信仰两方面凸显日本文化的儒家兼神道学者，到了19世纪更有平田笃胤（1776—1843）这样极端复古的神道教鼓吹者。因此，在明治初年出现了“祭政一致”的强烈呼声，也引起了著名的“神佛判然”事件。为了说明日本文化的独立性，为了确立天皇制度的神圣性，神道必须拥有悠久的历史并成为一个独立的宗教，与佛教划开界限。

可是，这些历史现象和宗教特性，在中国道教这里是完全没有过的，尽管神道教和天皇制度也许受中国道教影响，但是，我们要承认，在日本风土中生长的神道教、天皇制，他们自有更多日本文化的渊源，也自有它们全然不同于道教的命运。

结语：有关道教、神道教与天皇制的争论背后

可是，仍然有很多日本学者不愿意接受这种道教影响神道教和天皇制的说法。福井文雅一直在批评福永光司的说法，在后来的论文尤其是《日本道教研究史和一些相关的问题》中，他逐条反驳道教影响说。比如说，他认为福永光司未能读懂《古事类苑》和《群书类从》中的一些文献。又说，据日本人淡船三海《唐大和尚东征记》，8世纪的日本政府拒绝了道教传入，因而道教从来不像佛教那样成为组织的传入日本。他认为，现在列举的若干道教内容因素，其实是一些日本很早就从中国接受的民间信仰，不能算在5世纪才形成的道教头上。(44)他对法国学者接受福永光司说法相当愤慨，甚至把这场笔仗打到了欧洲。1985年9月，他在法国巴黎召开的“日法多领域学术讨论会”中的“道教与日本文化”论坛上，发表《“天皇”号の成立につぃての问题点》，既对法国学界受福永光司影响，认为“天皇”称号受到中国道教影响，而在推古朝成立的说法，表示相当不满，也认为施博尔（施舟人，KristoferM.Schipper）认为唐高宗已使用“天皇”一称，故日本“天皇”称号可能在持统朝（686—697）成立，而前此“天皇”记载应当是后来改正的说法十分不妥。他强调，在天皇称号“成立”问题上，“西方的中国学研究者（除了少量美国学者）多持日本文化为中国文化的模仿和影响之产物的观点，因此，往往偏向于接受日本上代史上的中国道教影响说，如果这样，我担心会助长这种研究的倾向，因此希望区分‘真正活的宗教性道教’和‘只是作为知识的道教’”。(45)他的意思仍然是，道教知识虽然被日本“借用”，但是，道教宗教却不曾“影响”过日本。因为道教和儒、佛不同，“从未有组织性的传来，也没有过祀奉道教神像的教团”，而“天皇”之称也不能说是来自中国道教。(46)

也许关于道教、神道教和天皇制的历史纠葛，要想得到确切的结论，还需要继续发掘资料，还可能继续争论下去，但是，就像我在论文一开头说到的，从学术史和思想史的角度看，在这一学术论争中有以下三个启示。

第一，中日文化交涉史上的这一争论，说明历史性的学术课题背后，始终有现实性的政治因素，身处某一时代环境中的学者，很难避免当时政治、文化和社会环境的纠缠，因而具有问题意识的学术研究中，常常会带有某种现实关怀的痕迹，学者在“道”与“史”之间，常常会出现很难抉择的困境。

第二，不同国家的学者对于同一历史有不同的立场、心情和思路，这很正常。今天我们面对日本的“中国学”，其实，首先需要把它看成“日本学”，从他们自己的政治史和学术史脉络中，了解它的问题意识、思考立场、研究方法之由来，这样，才能对“国外中国学”有真正的理解。

第三，在文化交涉史中，我们需要对异国文化和历史有“同情地了解”，注意在看似相同的历史现象中，找到彼此微妙的不同，并对这些不同处进行深入的发掘，切不可简单进行比附。

注释：

①福永光司：《道教と日本文化》，京都：人文書院，1982年。

②丸山真男：《原型、古層、執拗抵音——日本思想史方法論汇につぃての私の歩み》，丸山真男全集》第12巻，東京：岩波書店，1996年，第150—153頁。

③这些论争要点，后来也被福井文雅收录在他的著作《漢字文化圏の思想と宗教——儒敦、仏教、道教》之《上代日本と道教匕の関系》（東京：五曜書房，1998年，第271—315頁）中。

④⑤津田左右吉：《シナ思想と日本》，《津田左右吉全集》第20巻，東京：岩波書店，1973年，第195、251頁。

⑥⑦⑧津田左右吉：《日本の神道》，《津田左右吉全集》第9巻，第2、26、20頁。

⑨福永光司：《津田左右吉博士と道教》，《東方宗教》第61号，1983年6月。

⑩福井文雅：《漢字文化圏の思想と宗教——儒教、仏教、道教》。又，福井文雅也承认，如在守庚申、尸解、北斗信仰、存思等等方面，确实有中国道教因素。见其《中国思想研究と現代》第271—315頁（東京：隆文館，1991年）。又，参见第149页。

(11)此《宪法》之第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条，对冒犯天皇及天皇家人的“犯法”行为，确定了若干罪名。

(12)溝口雄三《方法としての中国》指出，津田左右吉为代表的“近代主义中国观”，对现实中国采取了批判的、蔑视的态度，他认为，“近代日本自认为比亚洲非洲先进的观念，是因为没有根据各民族固有的、内在的价值标准，把握其文化，也来源于将欧洲的近代当做普遍的价值标准，并单方面向其归属”。见溝口雄三：《方法としての中国》　（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89年，第6頁）。李甦平中译本：《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页。

(13)津田左右吉：《古事記及ぴ日本書紀の新しぃ研究》，《津田左右吉全集》第1巻，1924年修訂本，第474—475頁。

(14)这是他的博士论文《上代支那人の宗教思想》中的论证，载《満鮮地理曆史研究報告》第六，東京：満鉄?{查所，大正九年（1920）三月。参看松本信店《津田博士の憶ぃ出》对这一情况的记载，收入《津田左右吉全集》第9巻“附録”中，1964年6月。

(15)津田左右吉：《神代史の性質及ぴ其の精神》，《神代史の研究》，《津田左右吉全集》第1卷，第563—564頁。

(16)末木文美士：《日本宗教史》（岩波新書），東京：岩波書店，2006年，第2頁。

(17)久米邦武：《神道乃祭天古俗》，《史学会雜志》第二編23号，第230頁。

(18)在《日本书纪》孝德天皇大化三年（647）四月二十一日“惟神”一词的注释（据说是平安时代羼入的）中也说到，“惟神者，谓随神道，亦谓自有神道也”。

(19)津田左右吉认为，当时的“神道”，一是指自古传来的，作为日本民族风俗的包含了咒术的信仰，二是指神权、神力、神的地位和神本身，三是对神的思想和解释，四是特定神社的宣传的神的学说，五是作为政治和道德规范的“神道”，六才是宗派性的有组织的神道。《日本の神道》第一章《神道の語の種種の意義》，《津田左右吉全集》第9巻，第13頁。

(20)参看黒田俊雄：《“神道”の語義》，《日本思想大系·中世神道論》附載《月報》第57期（1977年5月），東京：岩波書店，1977年，第1—2頁。

(21)度会家行是伊势神道的理论阐述者，他反对以佛教为主、神道为辅的“本地垂迹”说，有为神道扭转屈从地位，确立神本佛迹的主体地位之趋向。《类聚神祇本源》原文，收入大隅和雄編《日本思想大系·中世神道論》（第281—301頁）中，可以看出他相当多地使用中国文献资源，如大量引用《古今帝王年代历》、《周子通书》、《老子道经》、《周易》、《五行大义》、《元命苞》等等。

(22)吉田兼俱清理丁当时神道的系统，一开始就指出神道分为三，一是本迹缘起，二是两部习合，三是元本宗源，他站在第三种即元本宗源的立场，认为“元”是明阴阳不测，“本”是明一念未生、“宗”是明一气未分之元神，“源”是明和光同尘之神化，这一派是以圣德太子《先代旧事本纪》、《古事记》、《日本书纪》为本，奉《天元神变神妙经》、《地元神变神妙经》、《人元神变神妙经》三部经典。不仅用中国的“三才”说法，而且书中还有“无上灵宝”、“三清”等等词汇，更有三种“灵宝”是《日本书纪》所谓镜、剑、琼玉的说法，可以看出，这种为神道重新奠基的思路，仍然有很多来自中国道教的内容。《唯一神道名法要集》原文，收入大隅和雄編：《日本思想大系·中世神道論》，第318—333頁。

(23)大隅和雄在《解说：中世神道论の思想史的位置》中讨论慈遍等思想的时候，也强调在“现世”问题上，神道在这三方面相当明显，并且特别指出由于中世神道理论，在论述天地开辟之后，在天皇统治国家的问题上，便有了各种正当理由，因为天皇有各种德行和能力，其中这些德行和能力的理由，有来自儒教的、也有来自伊势神道的。见大隅和雄編：《日本思想大系·中世神道論》，第359—360頁。

(24)参看末木文美士：《中世の神と仏》，東京：山川出版社，2003年。也有人认为，自成系统的神道教是德川时代才开始成立，一部分神道学者通过强调尊皇忠君，主张神道教独立，在德川后期，才由荷田春满、平田笃胤，逐渐形成复古神道，依据《记》、《纪》，反对依附佛教。

(25)《天皇考》一开头就说，“我国‘天皇’御号，无疑是汉语而不是国语”，文中引用了像《春秋合诚图》、《史记·封禅书》、《史记·天宫书》等资料，指出古代中国有从占星术中的“北极”而来的天皇观念，有从神仙传说及道教思想中来的天帝观念，最后，他总结说“以上述事实为背景考察，可以知道（日本的）‘天皇’这一御号，还是采支那成语，多半是从神仙说等与道教有关的书籍（如《枕中书》之天皇、地皇、人皇称号等）中来的”，《津田左右吉全集》第3巻，附録4，第474—490頁。

(26)这种说法后来被很多人接受，像中村璋八《日本の道教》就说，“日本所使用的‘天皇’这个称呼，在东汉以后已被中国人当作民族宗教的道教所使用，但是，日本所采用的‘天皇’这个称呼，在含义上和内容上，并非作为道教之神的‘天皇’，也不是知识分子的五行说和谶纬说中的‘天皇’，仅仅是采用了汉字而已”，他批评日本有的学者主张“天皇”来自道教“天皇大帝”，“不是正确的解释”。见中村璋八：《日本の道教》，福井康顺等编：《道教》第3册，朱越利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7页。

(27)那波利貞：《道教の日本国への流伝に就ぃて》（続），《東方宗教》第4、5号合刊，日本道教学会，1954年1月，第118頁。

(28)窪德忠：《日本における庚申待》，《東方宗教》第8、9号合刊，1955年3月。

(29)吉田兼倶：《唯一神道名法要集》，大隅和雄編：《日本思想大系·中世神道論》，第322頁。

(30)坂出祥伸；《道教とはなにか》第九章《日本文化と道教》，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05年。

(31)“八紘一宇”是神道教的说法，“八紘”出自《淮南子·原道》“八紘九野”，高诱注释中说，“八紘”就是天之八维，《日本书纪·神武纪》中说，“兼六合以开部，掩八紘而为宇”，意思就是天皇统治下的是笼罩天下的国家。

(32)《日本书纪·推古天皇纪》记载公元603年圣德太子行“十二阶冠位制”，以德、仁、礼、信、义、智为阶，各配颜色为冠服，其中最高位的“大德”、“小德”配紫色，有人认为与中国的太一紫宫信仰有关。

(33)《道教と古代日本》，特别是“为发达の道教研究”一节，京都：人文書院，1984年，第19—47頁。

(34)1973年，他发表的《道教における镜と剑——その思想の源流》，不仅将道教器物研究与思想研究非常精彩地融合在一起，而且已经隐含了对日本神道信仰中的镜、剑信仰寻根溯源的意味。1982年到1987年，他连续出版了以“道教”和“日本”为题目的三部随笔式论文集，除了前面提到的《道教と日本文化》、《道教と古代日本》之外，还有一部《道教と日本思想》（京都：德間書店）。1987年，他又出版了《道教思想史研究》（東京：岩波書店）和《日本の道教遺跡》（千田稔、高橋徹合作，東京：朝日新聞社）。在他的研究中非常突出的强调点之一就是道教与日本的深刻联系，不仅是“天皇”称号，日本的很多神话、传说、仪式、风俗都与中国道教的东传有关。此外，他还和上田正昭、上山春平合编了《道教与古代天皇制》，直到1990年他为岩波书店以“讲座”形式出版的《东洋思想》第三卷《中国宗教思想》所写的长达152页的序言《中国宗教思想史》里，还以《道教と八幡大神》、《〈おもろ〉の创世神话と道教神学》为题的“补论”，特别提醒读者注意道教在日本留下的深深的痕迹。

(35)参看土肥昭夫、戸村政博合編：《天皇の代替わりとわたしにち》，中戸村政博所撰第一章，東京：日本基督教団出版局，1988年，第19—48頁。

(36)李能和（1869—1943）之遗著《朝鲜道教史》第一章《总说》（首尔：东国大学校，1959年）。

(37)車柱環：《朝鮮の道教》，三浦国雄、野崎充彦日文訳本，京都：人文書院，1990年，第39頁。

(38)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第1卷，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1—53页。

(39)参见《宮崎市定自跋集》中他晚年的回忆和总结，東京：岩波書店，1996年，第367頁。

(40)宮崎市定：《天皇なる称号の由来にっぃて》，原載《思想》1978年4月号，收入《宮崎市定全集》第21巻“日本古代”，東京：岩波書店，1993年。特别参见第303頁。

(41)末木文美士：《中世の神と仏》，第7頁。

(42)天台神道，指平安时代（794—1192）以日本天台宗教义为基础的神道学说，认为释迦牟尼是比睿山王的本体，以此论证神佛同体，有《一实神道记》等文献。

(43)两部神道，指两部习合神道，因以佛教真言宗教义为依据，“以佛法合于神道”，从镰仓时代到室町时代（1192—1573）逐渐形成，有《天地丽气集》等文献。

(44)福井文雅：《日本道教研究史和一些相关的问题》，辛岩译，《世界宗教研究》1996年第1期，第129—140页，特别参见第133—134页。

(45)(46)福井文雅：《中国思想研究と現代》，第216—220、149頁。

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转自道教之音网，2014-07-14。

http://www.daoisms.org/article/zatan/info-12697.html

谢选骏指出：神道就是道教的一种——日本神话+中国道教。

封從德@FengCongde·回复@xxj2040

日本人也這麼看嗎——神道就是道教的一种——日本神话+中国道教？

谢选骏@xxj2040·

日本人对此意见分歧。

（大卫·费德曼@dfedman·5月 2021，1929年朝鲜殖民地宗教地理地图，附有基督教、佛教、韩国佛教和神道教的省级数字——如此干净的数字/类别掩盖了一个更加混乱的精神景观——并且在战争期间神道教化升级之前出现。

封從德@FengCongde·2023年3月25日 #日據時期 #韓國 與 #台灣 的 #道教 都被統計在 #佛教 中，因 #日本 沒從中土傳入道教（他們有自己的 #神道教），而是接受了佛教和 #儒學，#祭祖 儀式也在佛教的 #盂蘭盆節 中，時間上其實就是道教的 #中元節。九十年代我在巴黎的一位韓國同學還自稱 #和尚，其實是道士，告訴我們中國還有很多 #一貫道。引用推文）


《论“记纪神话”中的道教元素——兼论古代日本对中国道教的解读》（《世界宗教研究》/孙亦平2020-3-30）报道：

摘要：“记纪神话”是借用了一些道教词语及论述方式，并参照道教对老子的神化而发展出带有神喻启示特点的宇宙神创说,以此来讲述奠定了日本民族、国家与宗教之源的神道故事。作为体现着日本文化古层中“宗教意识的原型”的“记纪神话”,既为后来日本社会长期奉行的“神国同体”“祭政一致”提供了神圣依据,也反映了中华文化尤其是道教元素的深层影响。了解古代日本在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与互动中对中国道教的解读,最终进行“选择”“排斥”或“认同”的文化创造时的复杂心态,可为营造适宜中国和平稳定发展的东亚文化空间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日本两部最早的史书——《古事记》与《日本书纪》中讲述的神代之事,是从上古遗传下来的族群记忆,合称“记纪神话”。“记纪神话”完全来自于日本文化的自创,还是借鉴吸收了中国文化尤其是道教元素才建立起来的?这曾在20世纪引发东亚学者的关注与讨论。在21世纪的今天,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东亚国际秩序正处于转型之中,结合日本学者有关“记纪与道教”的研究,从日本文化古层中存在的“宗教意识的原型”入手,通过对“记纪神话”中的道教元素的分析,探讨古代日本对中国道教的解读,来重新审视古代东亚社会中不同的民族传统和文化心态,期望能够为营造适宜中国和平稳定发展的东亚文化空间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一、道教元素如何影响到“记纪神话”

如果神话是讲述原初时间里诸神在创世过程中发生的各类事件,那么,在日本人的心目中,“记纪神话”讲述的新宇宙状态的出现则代表着神的启示与创造,它不仅成为日本民族文化之源泉,而且对神道教的信仰与思想、天皇制的确立以及日本文学艺术的发展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关于构成“记纪神话”的原型母题,一向有不同的说法:其一,来自于日本古代的神话传说,认为《古事记》“其记载之事以自国的‘古事’为前提”1。其二,日本神话传说与中国文化融会说。其三,东亚诸民族原始观念的复合体说,“日本神话作为单一民族的原始文化观念却是东亚诸民族原始观念的复合体,而其中最活跃的因子是中国文化。”2值得注意的是,《古事记》与《日本书纪》问世之时,正值初唐向盛唐过渡时期,尤其是唐玄宗(712-755在位)以清静无为思想为治国之道,所缔造的“开元盛世”将唐朝推向极盛的同时,也因崇信道教而积极推动道教向周边国家传播。“一些学者推测,《记》、《纪》的写成,与当时从中国、朝鲜移居日本的所谓‘归化人’有密切关系,而许多‘归化人’正是信仰道教的。”3

日本学者福永光司在《记纪と道教》中提出,从文献学上看,“记纪神话”出现于8世纪,此时集中国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宗教思想信仰实态之大成的道教神学教义已建立,故应当将“记纪神话”与道教的神学教理书,如,2-3世纪的《太平经》《周易参同契》、4世纪的《抱朴子》、6世纪的《真诰》《无上秘要》中的“神道”进行比较研究,以此说明“记纪神话”受到了道教神学教义的影响。他的理由是:第一,从“神道”之名看,中国道教一直以“神道之教”自称,2世纪出现的《太平清领书》中就曾多次使用“神明之道”和“神道”来指称具有宗教意义的最高真理。无论是张角创立太平道、张鲁发展五斗米道,还是寇谦之、陆修静改革天师道,陶弘景发展上清派茅山宗时,都继承和发展了这种神道信仰。佛教传入中国后,道教也以“神道之教”与外来“佛道之教”相抗衡。因此,“神道”是对道教教理与仪礼的总概括。第二,“记纪神话”的开天辟地之说,从思维方式到词语表达都明显地脱胎于中国《淮南子》中《俶真训》和《天文训》《列子》《枕中书》以及《三五历纪》4的宇宙观,其神学思想最接近北周时编撰的道教教理百科全书《无上秘要》和齐梁时期成立的道教神学奥义书《真诰》、道教神学教理书《九天生神经》,因此“记纪神话”中存在着丰富的道教元素。5“福永光司将道教与日本文化联系起来,注重从古典文献与考古成果中来挖掘出道教元素来进行梳理和解读,为我们研究道教在日本提供了思路。”6但值得研究的是,“记纪神话”中究竟存在着怎样的道教元素?对日本文化又产生了哪些影响?

中国道教与日本神道教都是以神话故事为核心来构建神谱的,但却表现出不同的民族文化风情。《古事记》作为日本现存最早的富有神话文学色彩的史书,是奈良朝建立之初,由太安万侣(又名安万侣?-723)奉元明天皇(707-714在位)之命,“撰录稗田阿礼所诵之敕语旧辞”7而成,其文体是由和汉语言“和习”8而成为“日汉变文体”9。完成于和铜五年(712)的《古事记》分上中下三卷,其中上卷又称“神代卷”,以帝王为中心讲述了从天地开辟到神武天皇之前的神话传说,为了解和研究日本古代国家形成以前情况提供了一些资料。养老四年(720)五月,舍人亲王(676-735)等奉敕编撰《日本书纪》30卷完成。该书主要用汉文讲述了日本开国到持统天皇的历史传说,其中卷一、卷二“神代卷”与《古事记》卷上的内容极为相似,但因以“日本”为书名,更具有一种国家历史的倾向。

与其它民族的宗教神话一样,“记纪神话”也是由宇宙创世说开始的,所建构的神谱成为神道教多神崇拜的文化之源。神道教号称有八百万神,其中塑造了造化三神、五别天神与神世七代,特别是将原为神话中“高天原”中的统治者天照大神,奉为日本天皇的始祖、神道教的最高神祇,由此将宇宙万物的生成和人类的诞生都归结为神的创造。若对照中国道教,就可见道教宇宙论中也始终存在着两条不同的发展线索:一是从神学上提出带有神喻启示特点的宇宙神创说,以彰显“道”的主宰性、神圣性与超越性;二是从哲学上建构了以“道气”为本的宇宙生成论,力图对宇宙世界以及人的生存做出一个根本性的解释,从而为人的修道实践提供依据。10与道教有别的是,神道教的宇宙创世说是以“天地开辟”“万物衍生”“诸岛形成”“诸神生成”等为线索,用生动的神话故事情节和家族关系的神灵谱系,来展示日本人对其民族、国家起源的最初探索。

“记纪神话”以“造化三神”为主角讲述了“天地开辟”的故事。在《古事记》开篇《序》中首先表达了对宇宙起源的看法:

臣安万侣言:夫混元既凝,气象未效。无名无为,谁知其形。然乾坤初分,参神作造化之首,阴阳斯开,二灵为群品之祖。所以出入幽显,日月彰于洗目,浮沉海水,神祇呈于涤身。故太素杳冥,因本教而识孕土产岛之时,元始绵邈,頼先圣而察生神立人之世。11

远古时宇宙混沌不清,不知过了多少载,无名无为无形之“道”使乾坤初分,“造化三神”出现,阴阳撕开,清者上升为天,浊者下降为地,万物由此而产生。据日本学者研究,太安万侣的这段序文是模仿唐朝名相长孙无忌(约597-659)的《进五经正义表》的主题表现、行文结构和遣词造句等方面而来12,参考如下:

臣无忌等言:臣闻混元初辟,三极之道分焉;醇德既醨,六籍之文著矣。于是龟书浮于温洛,爰演《九畴》;龙图出于荣河,以彰八卦。故能范围天地,埏埴阴阳,道济四溟,知周万物。所以七教八政,垂炯诫于百王;五始六虚,贻徽范于千古。咏歌明得失之迹,雅颂表兴废之由。实刑政之纪纲,乃人伦之隐括。13

长孙无忌作为唐太宗时期的大臣,也是唐朝盛世的主要设计师,他从“混元初辟”起笔,倡导将儒家《五经》作为唐朝刑政之纪纲。太安万侣虽然也从“混元”起笔讲述宇宙天地的起源,但却是为神道造化做铺垫。若对《序》中词语进行追根溯源式的分析,就可见“混元”“无名无为”“造化”“阴阳”“幽显”“太素”“元始”“洗目”“涤身”等词语以及从混沌元气中创生天地万物的思想都来自中国道教经典,这大概也是福永光司称《古事记》的汉文《序》具有道教神学意味的原因吧14。

一般认为,《古事记》序文开篇所说的“混元”一词与《老子》第二十五章中的“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的思想密切相关。《老子》用“有物混成”来描述宇宙创生之前、天地出现之先,就存在着阴阳混然未分的独立之“道”,由此建构起以“道”为本的哲学体系,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宇宙生成论奠定了基础。若将《老子》的“有物混成”思想放到中国思想史中加以考察,就可见其后来有向哲学与宗教二个方向分化发展的趋势。

一是道家学者引入“元气”来解释宇宙天地未分之前的“混元”状态,用以说明宇宙、天地、阴阳、四时的构成以及万物的产生、变化和消亡都是元气循“道”运动的结果。“混元”一词内含着两层意思:其一指元气未分、混沌为一之“道”;其二指极古远的开天辟地之时“万物相浑沦而未相离”15的状态。因此,“‘记纪神话’的这一套观念,正是中国早期古典哲学中《老子》的‘无名,天地之始’、《庄子》的‘无为为天地之本’,以及《易经》所说的‘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等诸观念的综合体。”16

二是随着东汉末年对老子的神化,如桓帝延熹八年(165)陈相边韶作《老子铭》时提出的“老子离合于混沌之气”的说法,推进了道家思想向宗教化方向转化。道教创立后,“混元”成为形容宇宙创生奥秘的哲学词语,比较典型的说法是江南传播的上清派道书《真诰》中的“道者混元,是生元气。元气成,然后有太极,太极则天地之父母,道之奥也。”17“道者混元”的观念奠定了南北朝道教宇宙生成论的基础。再参照道教对老子的神化,从奉为“太上老君”到后来尊为“混元皇帝”18,发展出了带有神喻启示特点的宇宙神创说,这也成为“记纪神话”的叙事思路。

太安万侣借用“混元既凝”一词,既说明宇宙天地生成之源,又为众神的出场进行了铺垫,由此建构起“乾坤初分,参神作造化之首(天御中主神、高御产巢日神、神产巢日神),阴阳斯开,二灵(伊邪那岐命、伊邪那美命)为群品之祖”为主导的具有浓厚日本文化色彩的宇宙神创说。“造化三神”中的“天御中主神”是天地生成后,最先出现于“高天原”上的神,虽为支配天庭、主宰宇宙之神,但他诞生后,却觉得宇宙茫茫,天地悠悠,独来独往,好寂寞呀!于是又催生出其它二位神:代表宇宙的生成繁殖力的高御产巢日神和神产巢日神。“造化三神”相互配合共同开始创造世界的活动。这种从混元既凝、阴阳未分的哲学观念来阐述天地起源与众神出场,也出现在《日本书纪》开篇的描述中:

古天地未剖,阴阳不分,混沌如鸡子,溟涬而含芽。及其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淹滞而为地,精妙之合搏易,重浊之凝竭难。故天先成而地后定,然后神圣生其中焉。……于时天地之中生一物,状如苇牙,便化为神,号国常立尊。次国狭槌尊。次丰斟渟尊。凡三神矣。乾道独化,所以成此纯男。19

《日本书纪》也用“混沌”“溟涬”“清浊”“精妙”这些具有鲜明道教特色的词语来营造“神圣生其中”的氛围。《日本书纪》中的“三柱神”与《古事记》的“造化三神”的神性与神职大致相似,但神名却不同,尤其是《日本书纪》以“国常立尊”来命名天地开辟后最初出现的“状如苇牙”之神,表现出强烈的神国意识。

依照福永光司的看法,《日本书纪》的这段话来源于《淮南子·俶真训》:“天地未剖,阴阳未判,四时未分,万物未生,汪然平静,寂然清澄,莫见其形。”20西汉淮南王刘安及门客编写的《淮南子》是一部以道家为旨,又杂采众家的哲学著作,其中还提出以“道”为本,以“阴阳”为化生之机,从混沌元气中开天辟地,生成万物的宇宙生成论:

古未有天地之时,惟像无形;窈窈冥冥,芒芰漠闵,澒蒙鸿洞,莫知其门。有二神混生,经天营地,孔乎莫知其所终极,滔乎莫知其所止息。于是乃别为阴阳,离为八极,刚柔相成,万物乃形。21

“记纪神话”在直接采纳《淮南子》的宇宙生成论的同时,还吸收了《三五历纪》中有关盘古开天辟地的如下传说:“未有天地之时,混沌状如鸡子,溟滓始牙,蒙鸿滋萌,岁在摄提,元气肇始。清轻者上为天,重浊者下为地,冲和气者为人。故天地含精,万物化生。”22由此,“记纪神话”虽以“天地未剖,阴阳不分”来形容宇宙生成之源,但更强调“参神作造化之首”“天先成而地后定,然后神圣生其中焉”,以展现“神”的主宰性、神圣性与超越性,故福永光司特别提醒:“记纪成立的年代在《淮南子》《三五历纪》之后,由此需要关注中国南北朝后半期道教神学教理书对日本神话的影响。”23

福永光司运用文献资料中的词语分析方法,来发掘“记纪神话”中的道教元素,由此推进了“道教与日本文化”的研究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也曾受到一些质疑,第一,若“影响”是指一种思想被吸收而以间接或直接方式成为吸收者的主体思想,那么,“记纪神话”用道教词语来叙述日本原始神道是否能简单地等同于道教对日本的影响?第二,他将使用相同或相似的汉字词语作为道教影响日本文化的证据,而较少从比较宗教学的视野来看待中国道教与日本文化的互动影响,又因执著于探讨“记纪神话”中主要引用了哪些道书中的词语文句,而较少关注使用相似词语背后是否隐藏着不同文化语境及风土人情的差异。这种对词语文句静态式的比照,似乎容易导致“处处都是道教”的泛道教研究倾向,也容易停留在日本文化仅受外来文化影响这种单向度的理解上,而忽视古代日本文化本有的主体性或独特性,因此也受到了一些来自于日本学界的批评。24

笔者认为,使用相同或相似的词语是可以用来说明不同文化之间可能存在的文化传递现象的,但也应注意到,词语内涵在相同的文化语境中会有所变化,在不同时代的不同文化语境中经过解读更会出现某种变异或新意,这就需要我们去研究词语的本义及引申义在思想内涵上的异同,以了解词语的运用者与解释者彼此是否在意义上互相融通。“记纪神话”的编撰者太安万侣、舍人亲王等出身于皇族,都具有较高知识和汉语文化修养,舍人亲王死后还被赐谥号“崇道尽敬皇帝”。他们为营造“造化三神”显现的氛围,虽然使用了一些道教词语,借用了道教宇宙神创说中有关天地之根、化生三神、创造万物的论述思路,但却是以“造化三神”为起笔来讲述自己的神道故事。

二、“记纪神话”借道教词语讲神道故事

作为日本神话与历史结合的典范之作,“记纪神话”依据天上、地上、地下三层意识结构的宇宙模式,把垂直型天降神话和水平型来访神话作为神灵出现的两大类型,建立起具有日本文化特色的神灵谱系。严绍璗先生称“记纪神话”为“原始神话的变异体,即以本民族最原始的文化观念为母体,又融合进了异民族文化观念的若干因子而得以组成的一种神话。”25其理由是“记纪神话”出现于日本大规模吸收中国文化之后,其中不仅包含了中国古代宗教与哲学,而且还有经由中国、朝鲜传入日本的东亚萨满教、印度佛教诸神观念等。日本神话学家大林太良则认为“记纪神话”中出现的新元素有:“来访神式的神灵出现在土著民居住地,给人们带来幸福而后离去,然后统治者从天而降,构筑王朝的基础。这是其他神话中未见的、记纪神话独特的构想。”26在笔者看来,“记纪神话”中频频闪烁的道教词语,反映了某些道教元素传入日本后,在异域文化语境中又被当地人根据自己的文化发展需要作了新诠释。

从形式上看,“记纪神话”以“造化三神”中“天御中主神”为主宰,三位神又表现出各自的神力,以“生成”为中心,相互配合共同创造宇宙世界,这与道教将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奉为“三清”,作为统领诸神的最高主神的做法有点相似。《日本书纪》将高天原的大神称之为“尊”的做法也来自于中国道教对神灵的尊称。但从内容上看,道教通过“一气化三清”来展现“三清”开天辟地、历劫度人的创世功能,“三清”具有各自独立的神性。处于中位的元始天尊来自玉清境,象征着世界的原始状态;左边的灵宝天尊来自上清境,手中捧着一个阴阳镜,象征着世界刚走出混沌状态;右边是道德天尊来自太清境,象征着世界最初的状态。但“记纪神话”对“造化三神”的创世功能以及对三神之间关系的理解又不同于道教:

第一,作为“道”的化身,三清尊神的出现并逐步定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却显示了元始天尊作为“三清之首”的道教神仙谱系通过综合道教各道派信仰的最终统一。元始天尊被奉为道教的最高神,始见于4世纪末到5世纪产生的灵宝经之“元始旧经”27。从道教历史上看,太上老君首先出场,后称为道德天尊,其次为元始天尊,最后才是灵宝天尊。他们分别居住于三处胜境:“洞真法天宝君住玉清境,洞玄法灵宝君住上清境,洞神法神宝君住太清境。故《太上苍元上录经》云:三清者,玉清、上清、太清也。”28道教通过“一气化三清”的理论,又使三清尊神能以自己特殊的神力来相互配合着创造宇宙、统率诸神。三清尊神作为中国道教各派共同尊奉的最高主神受到特别尊奉,故三清殿大多建在道教宫观的中心及最高的位置。而“记纪神话”中的“造化三神”是宇宙的创造神,后来出现的统治高天原的天照大神,被奉为日本皇室的祖先。如果说,展现一个民族形成的最显著标志之一是探讨宇宙和人类起源的神话,那么,“记纪神话”所建构的天御中主神→天照大神→天神之子→第一代天皇的神道谱系,虽以道教的三清尊神为参照,但仅把“造化三神”中的天御中主神置于神世开头,而天照大神才是神道教的最高主神,这不仅为天皇这位“现人神”具有支配人间世的权力提供了神圣依据,而且成为凝聚日本民族文化的核心力量。

第二,中国道教将三清尊神作为创世神,又将居于天之中心的北辰星神格化,称为上皇太一、天皇大帝或太一神,作为宇宙的主宰神。《古事记》也将“造化三神”中的“天御中主神”作为居天之正中的世间主人之神29。天御中主神自己寂然不动,却以“无为之神德”通过“产灵二神”进行创世活动。日本江户时期复古神道思想家平田笃胤(1776-1842)提出,天御中主神是中国道教的上皇太一的翻版:“天御中主神是汉籍的所谓上皇太一,皇产灵神是元始天尊。”30天御中主神居住在天的最高处,即众星相拱之位就是受到道教有关“北辰天地之心”的影响。平田笃胤进一步将天御中主神与产灵二神的主次关系解释为祖神与分身的关系:“把天御中主神作为宇宙万物的主宰神,把产灵二神作为创造天地世界、生成人种万物、并且赋予人类至善之灵性的祖神,认为产灵二神不过是天御中主神的分身而已。”31将“产灵二神”看作是天御中主神的分身,由此把宇宙万事万物皆由神生成具体落实到“产灵二神”的协同创造。

第三,三清尊神分别居于玉清、上清和太清三个不同层次的天界中,与道教的三洞经书、三清仙境等思想的发展相联系,仅为道教文化提供了一种神圣之源,却比较远离社会的日常生活与集体生产活动。“记纪神话”中的“造化三神”则反映古代日本稻作文化的特点。天御中主神作为天地初分时天上最高的元始神,是创造万物和主宰世界的造物主,具有无始无终、全知全能的特性,伊势神道外宫所供奉的丰受大神(水神及食物神)与之同体。高御产巢日神,亦名“高皇产灵神”,是天神系的主宰和象征农业丰收的谷神。神产巢日神,亦称“神皇产灵神”,是守护国土的国神系的主宰神,曾将从食物女神大宜都比卖神的尸体中生出的桑蚕和五谷作为种子撒在大地上,促进了日本耕织生产的兴起。

“记纪神话”借用了一些道教词语讲述日本民族自己的宇宙神创故事,以“造化三神”,又称“三柱神”为中心建立起神道教的神谱,表达日本文化特有的宇宙神创论时,还受道教影响,讲述了“独身神”向“对偶神”,再向“多神”发展的过程。

在中国道教神话中,就曾引入中国人比较熟悉的盘古开天辟地、女娲抟土造人等民间传说来讲述“独身神”的创世神话。如《三五历纪》通过“盘古开天地”来表达宇宙神创说:“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在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清阳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32“盘古开天地”的神话故事何时传到日本,因资料缺乏,不得而知,但“记纪神话”中有二点值得注意:一是《三五历纪》所说的“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在其中”,到《日本书纪》时,出现了“混沌如鸡子,溟涬而含芽……然后神圣生其中”的说法,用词和表述方式十分相似,虽然主语从具体的“盘古”改为抽象的“神圣”,但“独身神”创世的性质却没变。二是《三五历纪》中有“神人号天皇”的说法:“元气肇始,有神人号天皇。时老君降世,号通玄大法师,一号玄中大法师。”33《日本书纪》正是一部以天皇为中心的日本历史书。

《日本书纪》中所描写的由苇芽化生的国常立尊,以及国狭槌尊和丰斟渟尊都属于“独身神”。天地开辟生成之初,大地尚没有凝固,无根国土犹如水母那样在一片汪洋之上漂浮不定。此时国土中渐渐长出一枝苇芽样的东西,生命力极强地迅速成长,最后化为“可美苇芽彦舅尊”,意为长得如芦苇嫩芽般俊美的男神,代表着大地与海洋未分的状态。这位天地开辟后最初出现的“状如苇芽”般的神,被称为“国常立尊”。由此,日本人将人间国土称为“苇原中国”。《日本书纪》还列举了历史上有关浑沌宇宙天地形成过程的6种说法来加以佐证,其中影响较大的是第1种,国常立尊之后又有国狭槌尊和丰斟渟尊:“凡三神矣。乾道独化,所以成此纯男。”34一般认为,国狭槌尊是《古事记》中的高御产巢日神,丰斟渟尊则是神产巢日神。他们都是生活在高天原的“纯男”,没有四肢形体,没有音容笑貌,来无影去无踪。

《古事记》中提及的五尊神也是独身神,虽然采用的神名与《日本书纪》不同,但神性相同:“天地始分的时候,生成于高天原的诸神之名号是:天之御中主神,其次是高御产巢日神,其次是神产巢日神。此三神并是独神,且是隐身之神。世界尚幼稚,如浮脂然,如水母然,漂浮不定之时,有物如芦芽萌长,便化为神,名曰宇麻志阿斯诃备比古迟神,其次是天之常立神,此二神亦是独神,且是隐身之神。以上五神为别天神。”35此五神又称“天津五柱神”或“五别天神”。

联系《淮南子·览冥训》来看,其中的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原本也是“独身神”的创世故事:“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36后来女娲不仅由无性神变成了一位女性神,而且被视为中华民族人文始祖伏羲之妹。如东汉高诱在《淮南子注》中说:“女娲,阴帝,佐伏羲治者也。”37后世学者常引用应劭《风俗通义》之言:“女娲,伏羲之妹,祷神祇,置婚姻。合夫妇也”来说明在东汉末年时,人们已将女娲作为伏羲之妹,然后兄妹合婚,伏羲女娲共同成为人类始祖。

这种通过兄妹合婚而繁衍人类的“对偶神神话”也出现在“记纪神话”中。“记纪神话”讲述了“神世七代”的演变,其中“造化三神”属于所谓的“独身神”。然后才陆续出现了四对八位以兄妹相称的“男女偶生之神”,如《日本书纪》曰:“次有神,泥土煮尊、沙土煮尊。次有神,大户之道尊、大苫边尊。次有神,面足尊、惶根尊。次有神,伊奘诺尊、伊奘冉尊。”这“四对偶之八神”的出现象征着“乾坤之道,相参而化,所以成此男女。”这样,三位独身神与四对男女对偶神共成“神世七代”:“自国常立尊,迄伊奘诺尊,是谓神世七代者矣。”38福永光司认为,从《日本书纪》的开天辟地神话中的“三→八”的模式,即由“三神”到“八神”的展开中,可见《老子》第四十二章“三生万物”与《易经·系辞传》的“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宇宙生成论的影响。《易经》与《老子》的宇宙生成论后被折衷到《淮南子》中,并影响到“记纪神话”。《古事记》中于“天地始分的时候”三神的诞生而形成的“三→五→七”的展开模式,即由“三柱神”到“五柱神”再到“神世七代”的发展,则受到6世纪后半叶成立的《无上秘要》的影响。《无上秘要》收载的中国南北朝道教神学书中具有三气化五气(五行之气)、五气化七气(阴阳二气与五行之气)的展开与气的神格化、神话化的倾向。39若此,“记纪神话”中从独身神到男女对偶神的出现与借鉴道教阴阳和合的宇宙观之间有着隐秘的联系。

“神世七代”中最后生成的两位对偶神,《日本书纪》中称男神为伊奘诺尊,女神为伊奘冉尊,他们不仅是一对兄妹,是天上界的神,而且被尊为日本国土的生成神。这种兄妹对偶象征着天地阴阳共创生命的方式,虽以男女婚姻为依据,但却内含有道教阴阳和合思想且更具有神话故事情节。

伊奘诺尊,又称伊邪那岐命,是天的象征,为创造诸神的天父神;伊奘冉尊作为伊奘诺尊的妻子,又称伊邪那美命,是地的象征,为创造诸神的地母神。他们受天御中主神之命,站在“天之浮桥”上,搅拌大海,用海泥创造出海岛,在海岛上竖起“天之御柱”。两神绕柱而行,相逢后结为夫妻。有趣的是,在《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记载的这则日本最古老的有关人类创生神话的内容大致相似,表现二神合婚的因素都有三个:一是将“天之御柱”作为实行合婚的道具;二是将二神分巡环绕作为进行合婚的仪式;三是将男左巡,女右巡,作为男女相遇实行合婚的方向。它们显然有着共同的文本来源,但若仔细分辨,有二点值得注意,第一是《古事记》用一种文学描述来表达性爱的欢愉和人类创生的过程,而《日本书纪》则倾向于历史叙述和道德评价,更有一种国史的味道。第二是《古事记》中直接称呼神名,而《日本书纪》中则用“阳神”“阴神”来替代神名,用阳元、阴元或雄元、雌元来指代处男、处女,颇有道教用词特点及语言表述风格:

二神于是降居彼岛,因欲共为夫妇,产生洲国,便以磤驭虑岛,为国中之柱。而阳神左旋,阴神右旋。分巡国柱,同会一面。时阴神先唱曰:“熹哉,遇可美少男焉!”阳神不悦曰:“吾是男子,理当先唱,如何妇人反先言乎?”事既不祥,宜以改旋。于是二神却更相遇。是行也,阳神先唱曰:“熹哉,遇可美少女焉!”因问阴神:“汝身有何成耶?”对曰:“吾身有一雌元之处。”阴神曰:“吾身亦有雄元之处。思欲以吾身元处,合汝身元处。”于是,阴阳始媾合为夫妇。40

阳神与阴神相遇后,结合为夫妇,相继生出淡路岛等“八大洲”,日本列岛初步形成。后又生出海神、川神、山神、木神、草神等,让他们来掌管山川草木。当伊奘冉尊在淡路岛生火神夜艺速男命时,因烈火烧伤阴部而死亡。在神道教看来,生是神生,死赴黄泉,形成了一种富有日本民族文化特色的生死观。

火神的诞生,意味着日本历史从此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伊奘诺尊因丧妻而无比悲哀,一抬手用剑将火神劈成三段。火神之血因溅到岩石、剑和手上,又化为诸神。伊奘冉尊死后进入黄泉国,成为统治死者世界的“黄泉津大神”。伊奘诺尊因思念难产而死妻子,不听伊奘冉尊临死前“不可到黄泉国去看她”的忠告,“追伊奘冉尊,入于黄泉,而及之共语。”41但当他看到妻子腐烂而丑陋的身体时,感到恶心与畏惧,两神争执起来,夫妻由此反目成仇。

伊奘诺尊逃离黄泉国,在归途中,为了净化由黄泉国带回的污秽,就到日向就地方(今九州岛)的阿波歧原,用江水净身,用“祓禊”仪式来祛灾祈福。42在“祓禊”过程中,伊奘诺尊“洗左眼,因以生神,号曰天照大神。复洗右眼,因以生神,号曰月读尊。复洗鼻,因以生神,号曰素戋呜尊。”43这三位神的出现让伊奘诺尊十分欣喜:“天照大神者,可以治高天之原也。月读尊者,可以冶沧海原潮之八百重也。素戋呜尊者,可以治天下也。”43伊奘诺尊让太阳女神天照大神和月亮男神月读命结为夫妻,并让天照大神治理天上诸神居所的高天原。太阳和月亮都是伊奘诺尊从黄泉之国生还后在阿波歧原生出来的。

取代伊奘冉尊消亡而登场的天照大神,是以再生和纯洁取代死亡和污秽。今枝二郎认为,伊奘诺尊以左目洗出天照大神、右目洗出月读命大神,这种“日月彰于洗目”“神祇呈于涤身”等去除污秽、涤身生神之术与道教密切相关。44若对照道书,就可见道教一向宣扬“天地宇宙,一人之身”的“天人同构”说,如《上清大洞真经》中有“左目出日,右目出月”45的说法。道书中还有“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46的记载。道教将人的生命结构、活动规律与宇宙天地相对应,以此为进路来认识人的生命现象,期望运用各种道术来效法天地自然以解决人的生死问题,但“记纪神话”在借鉴道教“左目出日,右目出月”时,又用道教词语来讲说自己文化传统中神的降临与人类创生的故事,悄然地将外来文化改造成自己的东西。

天照大神是日本神话传说中最高神,又称天照大御神,为象征太阳的女神。一般的民族神话都将男神奉为最高神,但“记纪神话”塑造的最高神天照大神却是一位仁慈温和、不施暴力的女神。天照大神因其月神丈夫杀死了食物女神,而与之分居,“怒甚之曰:‘汝是恶神,不须相见。’乃与月夜见尊,一日一夜,隔离而住。”47从此太阳和月亮分为两处,白天和黑夜也从此截然分离。天照大神在高天原开垦田地,种植稻谷,传授养蚕、织布技艺,因治理有方,使诸神过上了安逸和平的生活。天照大神在与其弟素戋呜尊发生纠纷时,也表现出一种温和退让的态度。素戋呜尊因作恶多端而触犯了高天原的律条,被诸神赶走。在走向黄泉国时,路过出云国(今岛根县),素戋呜尊看见八岐大蛇缠绕着可爱的奇稻田姬姑娘,乃用智慧杀死了八岐大蛇,救出了姑娘,并从八岐大蛇的尾巴中意外得到了一把“草剑”。为表示对天照大神的歉意与服从,他就将这把神剑献给了天照大神。这把神剑后来成为象征着天皇权位的“三种神器”之一。大林太良认为,“记纪神话”把八岐大蛇神话视做降龙故事的一种,若将之与朝鲜、中国西南地区、江南及长江中游地区的同类故事相比较,就可见八岐大蛇神话,是以中国江南水稻栽培文化中具有的以人供神及神剑要素为核心内容,又加上华北旱田文化中产生的降服多头怪蛇神话的影响而形成的。48以此说明来自于中国哪些地区的文化传统影响到“记纪神话”的成立。最后,素戋呜尊娶了奇稻田姬姑娘为妻子,还成为地下黄泉国,又称“根国”的统治者。素戋呜尊被奉为出云神话的始祖,这也是“记纪神话”中独有的内容。

天照大神在平息了素戋呜尊在高天原的捣乱,又征服苇原中国后,授予天孙琼琼杵尊三种神器:八咫镜(神镜)、天丛云剑(草剑)和八尺琼曲玉(八尺琼勾玉),再让他带领五神,从高天原降临日向国的高千穗峰(九州岛宫崎县南)去掌管农作物丰富的“苇原中国”,并勅皇孙曰:“苇原千五百秋之瑞穗国,是吾子孙可王之地也。宜尔皇孙就而治焉。行矣,宝祚之隆,当与天壤无穷者矣。”49《古事记》中称天孙为“天津日高日子番能迩迩艺命”、“迩迩艺命”,其意为“穗的火红丰饶之君”。《日本书纪》称天孙为“天津彦彦火琼琼杵尊”,其名字中的“彦”,意为“太阳之子”。后来,琼琼杵尊的重孙神日本磐余彦尊从苇原瑞穗国率领大军向九州岛东进,渡过濑户内海,在难波(今大阪一带)登陆来到大和,摧毁了当地的土著势力,成为管理天下的统治者。“辛酉年(公元前660年)春正月庚辰朔,天皇即帝位于橿原宫。是岁天皇元年。”通过举行登基大典,神日本磐余彦尊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始驭天下之天皇”50,即神武天皇。天照大神赐天孙琼琼杵尊的“三种神器”也成为历代天皇相传的凭证。包含着道教元素的“记纪神话”在漫长历史中被保存下来,成为日本民族神话与民族精神的核心。

三、古代日本解读中国道教的复杂心态

“记纪神话”中虽使用了一些道教元素,但却反映了古代日本对中国道教的解读是在本民族“宗教意识的原型”之上形成的神道教信仰中进行的。神道教依据丰富多彩的神话构想了诸神活动的世界,将宇宙垂直分成天上神界、地上苇原国和地下黄泉国等三个不同的世界。诸神居住在天上,这是一片超越生死和时间的光明清净的境界,是太阳神统治的地方,形成了高天原神话;天下地上是“天孙降临”的地上“苇原国”,也叫“中津国”,它包括大地和海洋,大地依赖海洋,从海洋中浮现,由伊奘诺尊和伊奘冉尊二神共生的“八大洲”,就是日本人世代生活的地方;地下“黄泉国”,是死人灵魂坠落的地方,那是一片污秽黑暗的阴间,与高天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三个世界虽然是截然分开的,但天上、地上和地下的一切事物都是由天照大神统治主宰的,由此而使此世与彼世、过去和未来、人与神在根本上联为一体。

从历史上看,“记纪神话”所塑造的诸神还为神道教的信仰与仪式提供了神圣依据。神道教“虽有礼仪但没有体系化的教义,是一种与祖先崇拜相结合、以天照大神为祖先神的信仰,因此人们往往强调其原始宗教的性质,多认为这种原始信仰之所以能延续到近代并再次活性化,说明日本人的宗教意识具有独特性。”51神道教富有民族文化风采的神灵谱系不仅为后来日本社会长期奉行的“神国同体”“祭政一致”提供了神圣依据,而且也是道教传入日本后必须面对的异域宗教文化传统。丸山真男(1914-1996)曾试图从原型论52的角度来说明日本思想史是对外来思想的受容、修正和摄取史,不断摄取的外来文化,在日本人的精神结构内部形成了不同的层次,在新生层与古层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沉积于最下层者,被称为原型。包括“伦理意识的原型”“历史意识的原型”和“政治意识的原型”。53如果从“记纪神话”着眼,笔者认为,“原型”中似乎还可以包括“宗教意识的原型”。

“记纪神话”不仅是借鉴道教元素讲述神道故事,而且这种建立在“宗教意识的原型”之上的神道信仰构成了日本历史、政治和伦理的坚固内核,成为日本文化古层中最不易改变的成分,但在历史发展中又始终处于不断吸收外来新文化发展态势中。正是从“神世七代”开始,到天照大神为中心的高天原出现,“记纪神话”塑造出“高天原(天上)、苇原中国(地上=日本)和黄泉国(地下)”为特征的三个垂直型世界,与诸神活动的不同区域与道教蓬莱国、佛教西方净土的平行型结构交相辉映中,依照“时间=历史”的次第,才将天地开辟、国土产生与日本社会的神圣象征天皇制纵横交错地联系起来。“记纪神话”是日本文化与外来文化碰撞互动的产物。如果文化的同化隐含着选择,那么,隐约闪现其中的道教元素也反映了古代日本人站在自有文化的立场上,将外来文化缩减为一些要素,通过“和习”的表达方式与已有的本土观念和实践进行一种再创式的结合中作出自己的“解读”,最终进行“选择”“排斥”或“认同”等文化创造时表现出的复杂心态。

从“记纪神话”的出现到定型还可见,在外来文化的持续影响中,“日本史并不像人们常常想的那样,是一个可以与其他历史相隔绝的独自完整的历史。它是在与大陆历史的密切关联中展开的历史,并且只有大陆的历史才是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世界’的历史。”54日本思想家津田左右吉(1873-1961)在对“记纪神话”进行研究与解读时55,就敏锐地看到包括道教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与神道教之间的密切关系,故在其著《日本的神道》开篇就指出:“必须从历史事实的角度出发,考察中国思想中的哪些因素,以何种方式为日本人所吸取,又在日本人的精神生活中起着什么作用。”56

笔者认为,如果深入研究,不仅“记纪神话”隐含着道教元素,而且随着中日文化交流的展开,道教元素大量传入并逐渐融入日本文化,神道教在发展中,伊势神道、吉田神道、修验道、阴阳道等派别也包含着许多道教元素,以至于在福永光司、千田稔、高桥徹的笔下出现了日本似乎“处处都是道教”的景象57。值得注意的是,道教虽然与佛教、儒学一并传入日本,但面临着日本神道文化所具有的包容性和改造力,它却没有像佛教和儒学那样,或通过以“神佛习合”,或通过以“神儒兼摄”的方式,进入日本的主流文化,也未能像在朝鲜半岛那样建立独立的道团进行传教活动58,故长期以来始终以隐性的方式传播,不仅处于日本社会的边缘状态,而且还经常因使用“小道巫术”而受到批评,特别是民众将道教之术与日本民间风俗信仰相结合,在乡镇中进行“妄崇淫祀”时,就更受到了朝廷的排斥。59这也是中国道教在日本古代社会隐而不显的主要原因。

若从古代日本对中国道教的解读来看,“记纪神话”虽然借用了一些道教元素,但讲述的却是奠定了日本民族、国家与宗教之源的神道故事,可见因坚持自我本位的立场而呈现出根本的差异性,但又通过不断借鉴而存在着某些相似性,反映了道教对日本文化的深层影响,这使东亚道教成为东亚世界中长期存在的一种历史事实,也是一个与东亚儒学或东亚佛教相并列而具有多元形态的文化概念。由此可见,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所包含的思想智慧和理性思辨,既是中华民族在古代东亚世界文化激荡中能够站稳脚跟并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也是我们今天能够坚定文化自信的根基和软实力。

注释

1[日]苅部直、片冈龙编《日本思想史入门》,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年,第54页。

2严绍璗:《日本“记纪神话”变异体的模式和形态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关联》,《中国比较文学》1995年第1期,第24页。

3齐未了、聂长振:《道教传入日本及其对神道的影响》,《世界宗教研究》1985年第2期。

43世纪时三国吴人徐整撰《三五历纪》,又称《三五历纪》,其内容主要讲述三皇开天辟地之事,最早记载盘古开天地传说。此书已佚,但其部分段落存于《太平御览》、《艺文类聚》等类书以及宋人谢守灏《混元圣纪》卷一、陈葆光撰《三洞群仙录》卷一引《三五历纪》中。

5[日]福永光司:《道教与日本思想》,德间书店1985年版,第221页。

6孙亦平:《福永光司中日文化视野下的道教观初探》,台湾《哲学与文化》2012年第5期。

7[日]安万侣:《古事记》,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7页。

8马骏认为:“所谓‘和习’,是指日本人撰写的汉诗文中所包含的日语式表达,即日语固有的表达习惯。”(其著《日本上代文学“和习”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1页)。

9例如《古事记》所采用的“日汉变文体”表现为三种不同文体的融合,序文是汉文体,记录歌谣用万叶假名,正文则用汉文体与日文体相融合的变体。

10孙亦平:《论道教宇宙论中的两条发展线索》,《世界宗教研究》2006年第2期。

11[日]安万侣:《古事记》,第6页。

12参见[日]冈田正之:《古事记の撰录と其の上表》,《近江奈良朝の汉文学》,东京:养德社1946年版。

13《全唐文》卷一百三十六“长孙无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一册,第604页。

14[日]福永光司:《太安万侣と道教学》,载《道教与古代日本》,京都:人文书院1987年版,第147页。

15严北溟、严捷译注《列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

16严绍璗:《日本“记纪神话”变异体的模式和形态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关联》,《中国比较文学》1995年第1期,第30页。

17[日]吉川忠夫、麦谷邦夫编,朱越利译《真诰校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62页。

18北宋时,宋真宗崇拜道教,将太上老君奉为“混元上德皇帝”。南宋道士谢守灏(1134-1212)汇集各类神仙传记中有关太上老君事迹编成《混元圣纪》,今存《道藏》第17册。

19[日]坂本太郎等校注《日本书纪》卷第一“神代上”,《日本古典文学大系》第67册,东京:岩波书店1967年版,第77页。

20《淮南鸿烈解》卷三“俶真训”,《道藏》第28册,第11页。

21《淮南鸿烈解》卷十二“精神训”,《道藏》第28册,第48页。

22《太平御览》卷一,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页。

23[日]福永光司:《道教と日本思想》,第224页。

24例如,[日]福井文雅:《评福永光司〈道教と日本文化〉》(载[日]福井文雅著、徐水生、张谷译《汉字文化圈的思想与宗教》,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日]佐藤明:《福永光司氏の“道教”と“日本文化”に关する一连の研究をめぐって》(《中国哲学论集》14,1988年,第28-29页)。

25严绍璗:《中日古代文学交流史稿》,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第4页。

26参见[日]松村一男:《日本近十年神话研究》,《思想战线》1997年第1期,第43页。

27参见[日]神塚淑子:《中国佛道教围绕元始天尊的论争》,方立天主编《宗教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年版,第58页。

28《道教义枢》卷二,《道藏》第24册,第812页。

29如本居宣长说:“此神居于天之正中,是世间的主人之神。”(《古事记传》卷三,《本居宣长全集》第9卷,东京:筑摩书房1968年版,第127页)

30《玉襷》卷三,《新修平田笃胤全集》第6卷,东京:名著出版1977年版,第155页。

31牛建科:《复古神道哲学思想研究》,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108页。

32(唐)欧阳询:《艺文类聚》(上册),中华书局1965版,第2页。

33(南宋)谢守灏:《混元圣记》卷一引《三五历记》,《道藏》第17册,第780页。

34[日]坂本太郎等校注《日本书纪》卷第一“神代上”,第77页。

35[日]安万侣:《古事记》,第9页。

36《淮南鸿烈解》卷十一“览冥训”,《道藏》第28册,第46页。

37何宁:《淮南子集释》(上册),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479页。

38以上引文见[日]坂本太郎等校注《日本书纪》卷第一“神代上”,第79页。

39[日]福永光司:《道教と日本思想》,第228-229页。

40[日]坂本太郎等校注《日本书纪》卷第一“神代上”,第81页。

41同上,第93页。

42“祓禊”源于中国古代的“除恶之祭”。“禊”是春秋两季在水边举行的清除不洁的祭祀;“祓”是向神祈祷以求除恶求福的一种仪式。神道教认为人有罪秽,故为不洁。人身上的不洁可用水冲洗干净,称之谓“禊”,广义的“禊”还包括“祓”,即向神祈祷悔罪,以消除心灵上的罪秽,故神道教宣称通过至诚的“祓禊”就可与神相通,这与中国道教的斋醮科仪式具有相类似的宗教功能。

43[日]坂本太郎等校注《日本书纪》卷第一“神代上”,第97页。

44[日]今枝二郎:《道教:中国と日本をむすぶ思想》,东京:日本放送出版协会2004年版,第196页。

45《上清大洞真经》卷一,《道藏》第1册,第518页。

46《云笈七籤》卷五十六“元气论”,《道藏》第22册,第382页。

47[日]坂本太郎等校注《日本书纪》卷第一“神代上”,第103页。

48[日]大林太良:《神话の系谱:日本神话の源流をさぐる》,东京:青土社1986年版,第17页。

49[日]坂本太郎等校注《日本书纪》卷第二“神代二”,第147页。

50[日]坂本太郎等校注《日本书纪》卷第三“神武天皇”,第213页。

51[日]安丸良夫:《近代天皇观的形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页。

52原型论,又称古层论。丸山真南最初用“原型”,后来则用“古层”一词来替代“原型”。刘文星通过考察丸山真男“古层”论的提出过程,认为丸山真男是把从“记纪神话”开篇叙述中抽析出来的思考样式定义为“古层”的。(参见刘文星:《丸山真男历史意识的“古层”论简析》,《日本学刊》2009年第1期)

53韩东育:《丸山真男“原型论”考辨》,《历史研究》2015年第1期。

54[日]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国家と东アジア世界》第二篇,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第397页。

55[日]津田左右吉:《古事记及び日本书纪の研究》,东京:岩波书店1924年版。

56[日]津田左右吉著,邓红译《日本的神道》,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1页。

57[日]福永光司、千田稔、高桥徹:《日本の道教遗迹を步く》,东京:朝日新闻社2003年版。

58在古代日本,道教的信仰、思想与道术曾伴随着道书得以流传,但因资料缺乏,尚未能确证存在由道士主导并持续开展弘道活动的道观或道团。近代以来,随着华人华侨到日本定居,出于对自己民族文化的热爱与护持,他们也把中国宗教,包括道教带到了日本,并在一些重要的城市,如东京、神户、长崎、横滨、冲绳等华人聚集地建造道观,一些日本人受道教信仰和老子思想的影响也建立了日本道观,但在当代日本社会中的影响并不显著。

59孙亦平:《东亚道教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56页。

谢选骏指出：汉说汉有理（汉委奴国），倭说倭有理（天皇独立）——汉与倭，竞相争取“中国”、“神州”的意义。


佚名网文《日本学界激辩近百年：神道教和天皇制是否曾受古代中国道教影响？》报道：

这是一个在日本学术界引起激烈争论的问题；而且持续了近百年之久，至今仍没有定论。

这就是关于日本神道教和天皇制度，与古代中国道教关系的争论。具体而言，包括——

古代中国道教是否影响过日本神道教？古代中国道教文化是否影响过日本天皇制度和称号？等等。

我们都知道，历史上，中国文化曾对邻国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点，大部分日本学者并不否认。

他们还提出，日本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大领域，即：汉字、儒家思想、律令制国家、佛教。

也就是说，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儒、释、道”，日本学界普遍认为，日本文化受到了儒、释二教的影响；但对于道教，却存在争议。

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被誉为20世纪日本“最大的东洋学者”的津田左右吉，提出了“中国道教并没有以宗教的形式传入日本，而只是输入了一些文本或知识”的观点。

所以他认为，在日本，可以看到某些“道教的因素”；像“神道”、“天皇”等词汇，虽然源自道教的有关书籍，但这只是一些文字上的“借用”。本质上，日本神道教与中国道教并没有关联。

他甚至评论说，作为中国的民间信仰，道教“思想浅薄而不值得关注”。

而以历史学家黑板胜美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则提出了不同意见。

他们认为：“至迟在奈良、平安时期，中国道教的经典、长生信仰、鬼神信仰、方术、科仪等就大量传入日本，对古代日本的政治、宗教及民间信仰、风俗习惯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黑板胜美还认为，古代日本曾存在以道士和道观为标志的道教组织，作为有着教团组织的道教，早就传到了日本。

这样的争论在日本学界此起彼伏，一直持续不断。

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东京大学著名道教学者福永光司出版了《道教与日本文化》一书，认为道教对日本文化具有“本质上的影响”。

他批评日本学界一直否认中国道教的影响，总把神道教说成是日本土产的，并提出“天皇”这一称号实际上也来自中国道教。

在他看来，不仅是“天皇”称号，而且日本的很多宗教思想与文化习俗都与道教的东传有关，神道教也是在道教的影响下逐步建立并完善起来的。

福永光司提出了诸多证据，例如：

神道教所谓“天子三种灵宝”的“三种神器”：八咫镜（内侍所神镜）、天丛云剑(草薙宝剑)、八坂琼曲玉(神玺八坂琼)，明显与崇拜“镜”、“剑”、“印”这些神器的道教有关。

道教神话中想象“八角垂芒”，而天皇与八角形相关，所谓“八紘一宇”、御针座、伊势神宫作为御神体的镜，均是“八显八叶形”。

中国古代崇尚紫色，与最高神太一有关，如“紫宫”和“紫微”，而天皇也崇尚紫色。

“神道”一词来自道教经典，如《太平经》；而“天皇”一号曾被中国皇帝使用，如唐高宗。

出现于8世纪的《万叶集》，收录了4至8世纪日本人创作的诗歌，其中提到了道教的金丹术；道教丹经之祖《周易参同契》中的一些名词术语，如“黄芽”等，在日本最早的史书《古事记》中也有出现。

……

不过，还是有许多日本学者并不接受这种道教影响神道教和天皇制的说法。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另一位著名道教学者福井文雅，他一直在批评福永光司的观点。

例如，他根据日本人淡船三海《唐大和尚东征记》，8世纪的日本政府拒绝了道教传入，从而认为道教从来不像佛教那样成为组织地传入日本。

在他看来，福永光司列举的若干道教内容因素，其实是一些日本很早就从中国接受的民间信仰，不能算在5世纪才形成的道教头上。

他还对西方学者接受福永光司的说法相当愤慨，甚至把笔仗打到了欧洲——

“西方的中国学研究者（除了少量美国学者）多持日本文化为中国文化的模仿和影响之产物的观点，因此，往往偏向于接受日本文化史上的中国道教影响说。如果这样，我担心会助长这种研究的倾向，因此希望区分‘真正活的宗教性道教’和‘只是作为知识的道教’”。

显然，福井文雅的意思仍然是，道教的某些知识虽然被日本“借用”，但是，道教作为宗教却不曾“影响”过日本。

这场学术争论还在继续，也许永远也难有定论；除非有若干强有力的文献或考古证据出现。

对于这场争论，你怎么看？你认为古代中国道教影响过日本神道教和天皇制度吗？

欢迎留言发表高见！

谢选骏指出：从“日本学界激辩百年”，就可以看出神道就是道教的一种——日本神话+中国道教。这体现了一种不想承认事实的内心纠结。否则的话，怎么没有“日本神话影响了中国道教”的激辩呢？


【56、神父变成了和尚】


网文《天主教会性侵害案例》报道：

教宗方济各于2018年下令戴多禄·埃德加·麦卡里克进行“祈祷和忏悔的生活”，直到可以进行规范审判。[1]

天主教会性侵害案例是在20世纪和21世纪，涉及天主教神父、修女和信徒的儿童性虐待案件以及随后的掩盖事件导致了大量的指控、调查、审判与定罪。遭受性虐待的受害者包括男孩和女孩，最小的受害者年仅3岁，而大部分的受害者年龄介于11岁到14岁之间[2][3][4][5]。

从1980年代开始，这些指控开始受到新闻界零星、孤立的报道。其中许多案件涉及的是针对十几年前性虐待的指控；例如在性虐待行为发生多年之后，长大成人的成年人或大龄青年经常会提出这样的起诉。还有一些案件涉及天主教会的高层人员，他们被指控掩盖了有关性虐待罪行的投诉或控诉，并将性虐待的神父转移到其他教区，这造成其可以继续从事性虐待行为[6][7]。

到了1990年代之后，这些案件开始得到主流媒体和公众的关注，特别是在爱尔兰、加拿大、美国和澳大利亚。1996年，澳大利亚教会就此采取了全新的宗教礼仪并纠正错误[8]。随着民众意识的增强，教宗在随后就此进行了道歉。在2001年的致歉中，若望·保禄二世称发生在天主教会内的性虐待事件是“对耶稣基督见证与教导的深重抵触”[9]。本笃十六世面见了受害者并当面致歉，他表示对虐待罪行的“羞辱”和呼吁将肇事者绳之以法，同时他也谴责了教会当局的不当处理[10][11]。

同时天主教高层人员认为媒体的报道过于泛滥且放大了天主教性虐待案的比例，因为性虐待事件在其他宗教或教会里也时有发生[12]。1990年代的一系列电视纪录片，例如UTV电视台在1994年拍摄的《童年梦魇（Suffer The Children）》就在爱尔兰引发全国关注[13]。《波士顿环球报》在2002年针对天主教会性侵案所展开的一项重要调查报道引起了媒体对该类事件的广泛报道，该调查报道后来于2015年被改编成由汤姆斯·麦卡锡执导的电影《聚焦》。到了2010年代，绝大部分的相关报道多集中在欧洲[14][15]和澳大利亚。

从2001年到2010年，天主教会的中央管理机构圣座经过深思熟虑，认为溯及过往50年，大约有3,000名神父涉及性虐待[16]。这些案件反映了天主教会在全球范围内长期涉及性虐待并且教会高层主动掩盖涉嫌性虐待举报的真相[注 1]。

教区主管官员及对罗马天主教会了解颇深的学者表示，涉及神职人员的性虐待案一般不会被讨论，因此无法估量究竟有多少人受害[17][注 2]。不过也有一些研究指出，天主教会的神父也许并不会比凡夫俗子更有可能实施性虐待[18][19][20]。

在2019年2月21日至24日在梵蒂冈城举行的世界主要会议主席的参与下，讨论防止天主教会神职人员的性侵害问题。[21]有关规定于2019年12月进行修正，以提高透明度。[22][23]

历史与国际影响

天主教人口比例

天主教会性侵害案例至少可以追溯到11世纪，当时彼得·达米安写了一篇严厉的条约《蛾摩拉之书》以反对这种侵害及相关行为。15世纪后期，卡塔琳娜·冯·施文和她的妹妹从修道院搬回自己家的房子住一段时间，部分原因是这两位年轻女子被神父骚扰。[24] 1531年，马丁·路德声称，教宗良十世否决了有关枢机应该限制其为了自身欢乐而保留的男孩人数的议案，“否则罗马教宗和枢机如何开放和无耻地练习鸡奸的行为将会广为传播到全世界”。[25]

神父对低于合法性行为年龄的儿童性侵害在美国、加拿大、爱尔兰、英国、菲律宾、比利时、法国、德国和澳大利亚受到了媒体和公众的广泛关注。[17] 全世界其他国家也有案例报导。许多案件持续数十年，并在性侵害事件发生数年后才被发现。[26]

虽然仅在美国和爱尔兰有进行了全国性的调查，以及澳大利亚有针对机构反应事件进行调查，然而在新西兰、加拿大和其他国家，神职人员性侵害未成年人的案例有被报导并起诉。1995年，奥地利枢机汉斯·赫尔曼·格勒尔因性侵害指控而辞去维也纳总主教的职务，尽管他仍然是枢机。[27]自1995年以来，来自澳大利亚各地的100多名神父被判犯有性侵害罪。[28]

在爱尔兰，虐待儿童调查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涵盖六十年（自1950年代）以来的报告。它指出天主教男孩机构中的“地方性”性侵害，称教会领袖知道有虐待事件，而政府调查人员未能“停止殴打、强奸和羞辱。”[29][30]委员会关于教会虐待的报告共有五卷。[31]该报告指出“虐待受害者集中于生活贫困和社会弱势。”[30]

在拉丁美洲的天主教性侵害案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马西亚尔·马谢尔神父的性丑闻，他是基督军团的领袖，这是一个罗马天主教团体，由神职人员和神学院学生组成，其宗旨在于学习担任神父。[32]在该军团花了十多年时间否认指控并批评声称遭到侵犯的受害者之后，爆发了这一事件。[33]

在非洲的坦桑尼亚，基特·坎宁安神父安去世后，和其他三位神父被揭发为恋童者。[34][35]事件发生在1960年代，但直到2011年才被公开披露，主要是透过BBC纪录片。[36][37]

熟悉第三世界罗马天主教会的教会官员和学者说，神职人员的性侵害一般不会被讨论，因此难以衡量。[17]这可能部分归因于第三世界国家教会的更多等级结构，这些地区神职人员的“心理健康”，以及第三世界媒体、法律制度和公共文化不足以彻底讨论性侵害。[17] 在菲律宾，截至2002年，至少有85％的人口是天主教徒，在2002年美国广泛报导相关事件之后，当地包括儿童性侵害在内的神职人员性侵害事件的揭露也随之而来。[38]

许多国家都发生了神职人员性侵害的指控和定罪。没有关于不同地区性侵害案件数量的准确数据。但是，2002年《波士顿环球报》报导，“显然这个问题在美国最为突出。”[17]美国是天主教性侵害案件报告数量最多的国家。[39]

在美国之后，报告案件数量次多的国家是爱尔兰。[30]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以及欧洲、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国家也报告了大量案例。[40]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2002年媒体报导的重点是美国，《波士顿环球报》在该地区案件开展了广泛报导。但到2010年时转移到欧洲。

2011年9月，国际刑事法院接到一件诉案，指控教宗、枢机团团长安杰洛·索达诺枢机，国务枢机卿塔尔奇西奥·贝尔托内枢机和信理部部长威廉·莱瓦达枢机透过“系统性和广泛性”的隐瞒，包括未能与相关执法机构合作，未能防止或惩罚强奸和性暴力的肇事者，从而犯下了危害人类罪。[41]在向美联社发表的声明中，梵蒂冈将此描述为“荒谬的宣传噱头和滥用国际司法程序”。律师和法律教授强调，案件可能不属于法院的管辖范围。[42]

2017年5月13日，教宗方济各承认梵蒂冈有2,000起复杂的性侵害案件。[43][44]

案例概述

1940年代后期，美国神父杰拉德·费兹杰罗创立了圣灵事工团，这是一个宗教团体，处理那些在药物滥用和性行为不端等个人困难中挣扎的罗马天主教神父。费兹杰罗在1950年代向天主教高阶领导人发出的一系列信件和报告中警告说，涉入的神父存在大量问题。例如，他写道，“性侵犯罪犯不太可能改变，不应该回到事工职位。”他与教宗保禄六世（1963年－1978年）和几位主教讨论了这个问题。[45]

2001年，梵蒂冈开始要求性侵害案件必须向梵蒂冈等级报告；在此之前，它将此类案件的管理权留给当地教区。[17]在2002年《波士顿环球报》披露马萨诸塞州和其他地方的教会伤害案件后，《达拉斯晨报》进行了长达一年的调查。它在2004年的报告中说，即使在这些揭露和公众强烈抗议之后，教会体系将据称伤害的神父从他们被指控的国家移出，却又将他们再次分配至“让他们与儿童接触的环境，尽管教会否认”。调查结果显示，近200个案件中有近一半“涉及神职人员试图逃避执法。”[2]

这些案件在美国、爱尔兰（据报导广泛涉嫌性侵）和加拿大以及全世界都受到了媒体和公众的广泛关注。[17]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媒体报导主要源自美国，也就是从2002年开始，《波士顿环球报》发布了数百篇新闻报导。相比之下，2010年的大部分报导都集中在欧洲。[14][15]

没有揭发

教会经常被指控掩盖性虐待案件。在许多情况下，正如下面提及不同国家的段落中所讨论的那样，教会当局发现的神职人员犯罪行为不会向警方等民间当局报告。他们通常只是从一个教区搬到另一个教区，通常没有向当局或目的地的会众发出任何警告。虽然冒犯神职人员可能会受到诸如解除职务等行动的影响，但这种情况很少见；直到最近，教会不惜一切代價避免丑闻传出去。[46]

澳大利亚天主教性虐待丑闻

在吉拉德政府制定的皇家委员会于2013年公布为机构应对儿童性侵害。[47][48] 该委员会报告说，在澳大利亚所有的天主教神父的7%的“儿童性虐待犯罪嫌疑人的；” 虐待儿童的平均年龄为男孩11.5岁，女孩10.5岁。[49] 据称肇事者绝大多数是男性（90%），而教内弟兄则负有过高的责任（尽管在数量上不如神父和教内姊妹，但拥有最多的索赔人和约37%的所谓肇事者）。大多数报告的性虐待事件发生在1950年至1989年之间，[50]但有人指出，受害人受虐待与报告受害者之间平均有33年的延误，[51]这使得统计数据偏向于较久远的性侵事件。一些报导的事件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和2010年之后的最新事件。[50]

在接受调查的201个教会当局中，92个（46%）报告至少收到一起儿童性虐待指控。总体而言，约有4,444名索赔人指控1950 - 2015年期间报告的4,756起索赔事件（86%的索赔涉及1990年以前的事件）。1980年至2015年期间，3,057件索赔导致赔偿金额达2.68亿美元。索赔涉嫌犯下罪行的1,880名人员，其中30%针对神父，32%是非宗教信仰的兄弟，5%是非婚生宗教姐妹，29%的人和4%的未知宗教地位。委员会通过加权指数发现，在75名大殿/教区和有司铎成员的宗教机构中，约有7%的神父（1950年至2009年期间在澳大利亚工作[52]）有针对他们的指控（这一发现并不代表在法庭上测试的指控）。[53][54][53][50][51]1980年至2015年间，经营多个住宅设施的基督教兄弟公司向受害者支付的赔款金额最高，为763人总计赔偿4850万美元。[50]

澳大利亚的天主教领袖是世界上第一个公开处理虐待儿童问题的人：1996年，教会发布了“ 走向治疗协议”，该协议称其旨在“建立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公正处理性侵投诉的制度”。 [55]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和本笃十六世对此向澳大利亚性侵受害者道歉。[56][57]

对阿德莱德总主教的错误定罪：

2018年5月，阿德莱德总主教斐理伯·威尔逊被错误地判定1976年在新南威尔士州东梅特兰市担任助理主任司铎时未向民政当局报告儿童性虐待指控。，然后由上诉法院宣判无罪。上诉法官认为他是因为他是天主教神父而被定罪，而不是因为控方证明此案无可置疑。他拒绝了反对总主教的案件的实质性内容，质疑关键证人的证据的准确性，并说：“我不应该惩罚天主教会的体制道德缺陷，或惩罚威尔逊的罪行现已去世的詹姆斯·弗莱彻（James Fletcher）认定威尔逊有罪，只是因为他是天主教神父。“ 他说，会议室内媒体的大部分内容“可能相当于法院认为压力，以达成一个似乎与舆论导向一致的结论”。[58]

乔治·佩尔的审判：

2017年6月26日，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以多项儿童性虐待罪嫌将乔治·佩尔起诉。[59]对于“证据的基本缺陷”和证人的可信度问题，有人提出了几项指控，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对公共场所的未成年人进行了两次审判，Pell对所有指控表示“无罪”。[60]

2018年8月的一项审判涉及他在1996年星期日弥撒后在圣帕特里克大殿袭击了两名儿童的指控，成了一个悬案。[61] 随后的重审在12月达成了“有罪”的判决，但是受到了禁制令，而随后的一项涉及指控的审判仍在继续。当法官在2019年2月份因缺乏证据而驳回第二起案件时，对佩尔12月判决的禁制令终止。[62][63]法院27日开庭进行判决前聆讯，佩尔的保释状态遭撤销[64]2019年3月13日，佩尔于墨尔本法院被裁定性侵男童罪名成立，判监6年。[65]澳大利亚高等法院于2020年4月7日裁定佩尔所有罪名不成立，当庭开释。

关岛

最近在2018年3月，安多尼·萨布兰·阿普龙总主教被梵蒂冈撤职。[66]阿普龙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被指控性骚扰祭坛男童。此外，在最新的案例中，类斯·布鲁拉德神父因青少年期间在“过夜”期间强奸了祭坛男孩而被指控。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目前有十五位神父，两位总主教和一位在性虐待案件中得到认可的主教。

欧洲案例

奥地利

2010年11月，奥地利[67]的一个独立小组通过热线帮助人们退出天主教会，发布了一份记录奥地利神父，修女和其他宗教官员所犯下的身体虐待，性虐待和情感虐待的报告。该报告基于91名女性（28%）和234名男性（72%）的热线电话，其中有422名男女嫌疑人，其中63%是神父。[68]

比利时神职人员性虐待丑闻

2010年6月，比利时警方突击搜查布鲁塞尔的比利时天主教会总部，扣押了一台电脑和教会委员会的记录，调查有关虐待儿童的指控。这是针对比利时神职人员所犯的涉嫌儿童性虐待的数百起诉讼调查的一部分。在担任布鲁日主教的罗杰·万赫鲁维（Roger Vangheluwe）在承认自己犯有性骚扰罪后于2009年辞职后，声称出现了这一说法。[69]梵蒂冈抗议这项调查行为。[70]2010年9月，上诉法院裁定调查行为是非法的。[71]

法国

里昂总主教斐理伯·巴尔巴兰 （Philippe Barbarin）枢机因在2019年的漏报一名神父性侵儿童判决有罪。[72][73][74]之后他打算辞去里昂总教区总主教的职务。[75][76]

德国

2010年，德国柏林一所耶稣会寄宿学校，有300名学童受到虐待或性侵犯。[77]

2018年9月，德国天主教会的一份报告发现，1946年至2014年期间，德国有3,677名儿童，大多数是13岁或以下的儿童，受到天主教神职人员的性虐待。[78]

梵蒂冈

2019年3月13日，有天主教教廷“第三号人物”之称、梵蒂冈经济秘书处前处长佩尔枢机（George Pell），因多年前性侵唱诗班两名儿童罪名判刑六年，成为天主教会内被判性侵儿童罪成的最高级神职人员。[79]但上诉后被推翻。

爱尔兰共和国

在爱尔兰共和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有一系列刑事案件和政府调查涉及过去几十年神父滥用数百名未成年人的指控。国家命令的调查记录了“成千上万的20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的儿童”遭受虐待，包括三个教区的神父，修女和教堂工作人员的性侵害。[80]

北爱尔兰

在北爱尔兰（英国一部分），在北爱尔兰历史信钦调查将于2014年一月开始其在英国的法律历史上最大的调查性虐待和身体1922年至1995年期间，负责儿童的某些机构（包括非天主教徒）滥用职权。德拉萨尔兄弟和拿撒勒姐妹在调查初期就承认在北爱尔兰的机构中对儿童进行身体虐待和性虐待。他们控制了，并向受害者道歉。[81][82]

挪威

后由挪威媒体爆料Adresseavisen，天主教会在挪威和梵蒂冈在2010年承认，乔治·米勒曾在2009年7月从特隆赫姆的主教，他从1997年担任的职位辞职是因为他的祭坛时被发现性侵男童，二十年前。梵蒂冈引用了《天主教法典》第401/2条，但按照惯例没有提供任何细节。当时挪威天主教会了解到这一事件，但没有通报当局。事件发生后不久，该国法律不允许对Müller进行刑事起诉。[83]

波兰

2013年期间，这个天主教国家的公众开始担心教会内部发生的儿童性虐待丑闻，其中一些涉及修道院，以及教会的反应不佳。教会拒绝向受害者支付赔偿金的要求。[84][85]

加拿大天主教性虐待丑闻

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有人指控基督教兄弟成员在纽芬兰圣约翰斯经营的卡舍尔孤儿院进行身体虐待和性虐待。政府，警察和教会串通以试图掩盖这些指控，但在1989年12月他们在圣约翰的星期日快报中报导。最终，超过300名前学生提出了在孤儿院遭受身体虐待和性虐待的指控。[86]面对众多寻求损害赔偿的民事诉讼，管理孤儿院的宗教团体申请破产。[87]自卡西尔山丑闻以来，加拿大各地的一些神父指控性侵犯。

2006年8月，安大略省贝尔河的嘉禄·亨利·西尔维斯特（Charles Henry Sylvestre）神父在1952年至1989年间对47岁的女性进行了认罪，年龄介于9至14岁之间。[88]西尔维斯特于2006年10月被判刑三年，并在监禁三个月后于2007年1月22日去世。[89]

美国

在美国，本事件是许多丑闻和随后的改革的焦点，[90] BishopAccountability.org，一个由天主教徒建立的“在线档案”，报导说已经有3000多起针对教会的民事诉讼[91]，其中一些案件导致与许多索赔人达成数百万美元的和解。1998年，达拉斯教区向一名神父的12名受害者支付了3090万美元（现在为4750万美元）。[92]从2003年到2009年，其他9个主要定居点涉及375个案件，涉及1551个索赔人/受害者，导致支付超过11亿美元。美联社估计1950年至2007年的性虐待案件的和解总额超过20亿美元。 [注 3]

2019年2月，戴多禄·埃德加·麦卡里克被褫夺圣职，成为首位性丑闻被褫夺圣职者中职阶最高者。[93]距离上次类似案件做出惩处已经16世纪天主教“特利腾大公会议”的事了。[94]

教会性侵事件的成因被许多报告的性虐待行为涉及抚弄或未指明的性侵行为。有人指控强迫口交和性行为。报告的指控中有26.6％未报告有关性侵性质的详细信息。27.3％的指控涉及神父对受害者进行口交。25.1％的指控涉及阴茎穿透或企图穿透。

虽然据报导每年都有针对未成年人的性虐待行为，但报告的滥用事件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增加了几个数量级。例如，在1950年代和1970年代之间报告的11至17岁男性虐待行为的数量增加了六倍多。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顶峰之后，报告中的事件数量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下降，甚至比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发生率增加更为明显。

认为是“对神父进行不良筛选和培训”。根据“新闻周刊”的一篇文章，天主教神父的性侵害比率并不高于美国一般男性人口的性侵害比率。[95]

杰伊报告

在美国，约翰杰伊刑事司法学院委托并由美国天主教主教会议（USCCB）资助的2004年约翰杰伊报告是基于美国罗马天主教教区完成的自愿者调查。2004年约翰杰伊报告的基础是对1950年至2002年期间被指控对未成年人进行性侵害的4,392名神父的10,667起指控的研究。

多米尼加

波兰公民若瑟·韦索沃夫斯基曾是一名教廷大使，于2014年被指控在担任梵蒂冈驻圣多明各大使的五年间，性侵未成年人。梵蒂冈拒绝解除他的外交豁免权并允许他在圣多明各接受审判，但提出了与他虐待未成年人有关的刑事指控并准备审判他。然而，2015年7月，由于韦索沃夫斯基身体不好，审判被推迟，他于2015年8月27日去世，然后才开始审判。[96]

洪都拉斯

2018年，教宗方济各在性侵害案和金钱丑闻曝光后，接受了马拉迪亚加枢机的亲密助手若望·若瑟·皮内达主教的辞职。[97][98]

香港天主教会性侵儿童丑闻[99]（2002年）

印度

2002年，Mathew N. Schmalz指出，印度天主教会的性虐待案件一般不会公开谈论，称“你会有八卦和谣言，但它从未达到正式指控或争议的程度。”

在2014年，拉朱Kokkan，圣保禄堂的Thaikkattussery神父，特里苏尔，喀拉拉邦，是在强奸一个九岁大的女孩的罪名逮捕。根据喀拉拉邦警方的说法，Kokkan在几个不同的场合强奸了孩子，其中包括4月份在办公室至少三次。Kokkan承诺在对她进行性侵犯之前，为她的圣餐仪式赠送孩子昂贵的外衣。在受害人告知她的父母她于2014年4月25日被Kokkan强奸后，虐待被揭露。神父随后逃往邻近泰米尔纳德邦的Nagercoil，于5月5日被警察逮捕。逮捕后，德里久尔总教区表示神父已从教堂内的位置移除。2014年2月至4月期间，其他三名天主教神父在喀拉拉邦被捕，罪名是强奸未成年人。[100][101]

2016年，天主教会在泰米尔纳德邦的乌塔卡蒙德教区重新任命一名被定罪和监禁的神父，很少考虑受害者权利和儿童的安全。[102][103][104][105][106]

在公众强烈抗议后，2018年，主教Franco Mulakkal于9月21日被喀拉拉邦警方逮捕。梵蒂冈才“暂时”解除了他的牧养责任。抱怨佛朗哥主教的修女曾向警方提及他在2014年至2016年期间多次与她发生过不自然的性行为。[107]

日本

在从众而和谐的日本，受害人往往被迫选择沉默。教宗方济各2019年11月访问日本时，有受害人举牌示威，希望国内教会的性侵事件受到认真看待，其中一人在当时受访，直言“我希望取回尊严，自觉要采取行动”。[108]

南美洲案例

智利

2018年，教宗方济各就会见了智利主教若望·巴罗斯。在他访问智利与主教会面之前，有关于费尔南多·卡拉迪玛神父的严重性虐待指控。巴罗斯被指控掩盖了卡拉迪玛的几起性犯罪行为。[109]

其他地区案例

梵蒂冈

2019年3月13日，有天主教教廷“第三号人物”之称、梵蒂冈经济秘书处前处长佩尔枢机（George Pell），因多年前性侵唱诗班两名儿童罪名判刑六年，成为天主教会内被判性侵儿童罪成的最高级神职人员。[110]但上诉后被推翻。

诉讼及影响

在美联社估计的性虐待案件从1950年至2007年的影像总计超过20亿美元。[111] BishopAccountability在2012年使这一数字超过30亿美元。[45][91]

美国

BishopAccountability.org，一个由天主教徒建立的“在线档案馆”报导，在美国有超过3,000起针对教会的“民事诉讼”，其中一些案件导致与许多索赔人达成数百万美元的和解。[91]

大多数性侵害案件都受到每个州的法律管理。

爱尔兰政府的反应

在1999年5月11日爱尔兰议会发表的讲话中，伯蒂·埃亨宣布了一项全面的计划，以应对该国天主教会儿童保育机构的虐待丑闻。埃亨的讲话包括对那些在这些机构照顾期间遭受过肉体和性虐待的人的第一次正式道歉。Taoiseach要求虐待受害者宽恕，并说：“政府代表国家和国家所有公民，希望对我们集体未能干预的童年虐待受害者作出真诚的，早该逾期的道歉，发现他们的痛苦，来救他们。”[112]

为了回应媒体关于爱尔兰政府机构滥用宗教信仰的报导引起的愤怒，爱尔兰政府委托进行了一项为期九年的研究。2009年5月20日，该委员会发布了长达2600页的报告，该报告借鉴了来自250多个机构的数千名前居民和官员的证词。该委员会发现，在六十年的时间里，有成千上万的关于不分男女的儿童身体虐待的指控。在同一时期，大约370名前儿童居民声称他们遭受了宗教人士和其他人的各种形式的性虐待。[113][114]该报告显示，政府官员未能发现并阻止这些性侵害的行为。该报告将性骚扰描述为一些教会经营的工业学校和男性孤儿院的“地方病”。[115]

在英国广播公司电视纪录片“起诉教宗”的播出之后，爱尔兰政府发起了一项关于爱尔兰文职性虐待指控的官方调查，其中突出了最臭名昭著的神职人员之一SeánFuneune的案件。该案件发生于罗马天主教弗恩斯教区。[116] 调查结果在2005年出版了“Ferns报告”。

针对Ferns报告，爱尔兰总理布莱恩考恩表示，他对虐待儿童的程度、时间长度和残忍“感到羞耻”，因政府未能干预地方性虐待和学校严重殴打而向受害者道歉。 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考恩还承诺根据调查虐待儿童委员会报告的建议改革爱尔兰的儿童社会服务。[117]爱尔兰总统玛丽麦卡利斯和考恩进一步提出动议，开始对爱尔兰的罗马天主教宗教团体成员进行刑事调查。[118]

2009年11月，调查虐待儿童委员会报告了调查结果，其结论是：

“至少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都柏林总教区处理儿童性虐待案件的前职业是维护秘密、避免丑闻、保护教会的声誉以及保护其资产。所有其他考虑因素，包括儿童的福利和受害者的正义，都从属于这些优先事项。总教区没有执行自己的教规法规，并尽力避免适用国家法律。”[119]

2009年，墨菲报告是爱尔兰政府对都柏林总教区性虐待丑闻进行的为期三年的公开调查的结果，该调查是在瑞安报告报告几个月后发布的。墨菲的报告指出，“委员会毫不怀疑，都柏林总主教管区和其他教会当局掩盖了文职儿童性虐待”。它发现，“ 天主教会的结构和规则“此外，该报告断言，”国家当局通过不履行责任来确保法律适用于所有人并允许教会机构超出正常范围，从而促进了掩盖。执法进程。“该报告批评了四位总主教 - 1973年去世的John Charles McQuaid，1984年去世的Dermot Ryan，1987年去世的Kevin McNamara，以及退休的Desmond Connell枢机--未向法律当局提供关于性侵者的指控和信息。[120]

天主教会回应

天主教会对性虐待案件的反应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看：教区级别，主教会议级别和梵蒂冈。对丑闻的回应平行进行而且应对不力，随着问题的严重性变得越来越明显，越高级别越来越多地参与其中。在大多数情况下，对教区性虐待指控的回应由当地主教或总主教管辖。

教区

根据约翰杰伊报告，在10年内的事件，有四分之一的美国儿童性侵害指控。10至30年内一半，30年以上25%。[121] [122]该报告指出：美国RCC等级制度未能抓住问题的严重性：过分强调避免丑闻的必要性、使用不合格的治疗中心将神职人员移除进行康复，这是一种误入歧途的意愿主教们将性行为不当视为道德失败而不是将其视为犯罪，在重新分配神父时允许重新犯罪，以及对不采取行动的层级责任不足。

主教

2002年6月，美国天主教主教团制定了“保护儿童和青少年宪章”，这是一套全面的程序，用于解决天主教神职人员对未成年人性侵害的指控。该章程包括和解、治疗、问责、报告和预防未来虐待行为的准则。[123]

梵蒂冈

《国家天主教记者报》高级记者小约翰·L·艾伦评论说，许多美国天主教徒认为梵蒂冈对《波士顿环球报》的初步沉默显示出对该问题缺乏关注或意识。然而，艾伦说，他并不认识罗马库里亚的任何人，“ 至少从” 环球报“和”其他地方“中得到的启示，或者谁会捍卫”红衣主教法对波士顿案件的处理“或”相当令人震惊的缺乏监督，揭示了自己“虽然”他们可能会对他应该发生的事情进行不同的分析“。[124]艾伦将梵蒂冈的观点描述为对媒体处理此丑闻持怀疑态度。此外，他断言梵蒂冈认为美国文化对性的态度有点歇斯底里，并且表现出对天主教会缺乏了解。[124]

对教会回应的批评

虽然美国的教会声称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有些人不同意。《卫报》的马克·霍尼斯鲍姆在2006年写道，“尽管国家评审委员会自己估计在美国已经有大约5000名虐待神父，但到目前为止只有150人被起诉。” 一些对教会的批评者，如帕特里克·沃尔，将这归因于教会缺乏合作。保罗莱克兰声称教会领导者滥 用职权的过程经常不顾自己的问责制和犯罪者的责任。[125]

未能防止性侵害事件扩大

Man holding a placard with Italian writing; translation in caption.

2007年罗马，3月由Facciamo Breccia组织，反对意大利政治中天主教会的干涉。标语牌上写道：如果拉辛格真的想扮演调查员那么多，他为什么不和他的恋童癖神父打交道呢？

“我们很容易想到，当我们谈论儿童强奸和虐待的危机时，我们正在谈论过去——天主教会让我们相信教会历史上这个最悲惨的时代已经结束。它不是。它活在今天。恋童癖者仍是神父。现在正在发生他们的罪行掩盖，主教在许多情况下继续拒绝将信息转交给刑事司法系统。案件停滞不前，无法前进，因为教会有这样的权力阻止他们。儿童仍然受到伤害，受害者无法愈合。”——Abuse victim, Mary Dispenza[126]

Mary Dispenza进一步指出，过去发生了针对儿童的犯罪行为，现在将继续发生，并且将来会继续发生，除非教宗方济各和主教采取果断行动，确保儿童安全优先于保护神父和天主教会的形象。

联合国的反应

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在2014年发表的一份报告声称，教宗和罗马天主教会做得还不够，并且他们保护的只是自己的声誉而不是保护儿童。[127] 委员会小组希望所有已知或可以的儿童骚扰者都会被撤除；所有有关施虐者及掩盖虐待罪行者的档案都被公开；并且向执法机关报告虐待案以使施虐者可以被调查和起诉。该小组的联合声明称：

委员会严重关切圣座尚未公开承认所犯罪行之严重程度，也尚未采取任何必要措施处理儿童性虐待案件和保护儿童，并且其所推行之政策与做法导致了受害者继续遭受虐待而犯罪者缺逍遥法外。[128][129]

在绝罚的胁迫下，所有神职人员被迫遵守沉默守则，因此几乎没有向案发国家的执法当局报告儿童性虐待案件。[129]

委员会主席科尔斯顿·桑德伯格列举了一些他们所调查的主要结论，恋童癖神父被调往其他教区或国家的时候并没有通知当地警方；梵蒂冈从不要求神父向警方报告虐待行为，并且已知的虐待者仍然可以接触到儿童。神父虐待幸存者网络的芭芭拉·布莱恩说道：

这份报告为世界各地成千上万受神职人员性虐待的受害者带来了希望。现在由世俗官员跟随联合国的领导并介入以保护弱势群体；因为天主教官员要么无能为力，要么不愿意这么做。[128]

联合国的这份报告在某些长期争议的特定领域再度引发讨论，这包括主教的隐私并且梵蒂冈发表声明否认他们在教会法中所承担的责任。英国作家兼天主教社会活动家保罗·瓦利写道，他认为联合国的报告受到委员会的影响远远超过儿童虐待问题，例如：避孕；不过他也觉得这份报告在涉及是否向警方举报虐待事件等问题确实带给梵蒂冈重大的压力。[130]

媒体有关天主教会性虐待案的报道

媒体关于天主教会性虐待案的报道是围绕这些恋童癖神父丑闻的学术文献的重要方面。2002年，美国天主教神父普遍存在性虐待的发现得到了媒体的广泛报道。在头100天里，《纽约时报》有225篇关于这方面的新闻和评论，其中有26篇新闻登上了头版。[131] 评论员汤姆·霍普思（Tom Hoopes）写道：

在2002年的上半年，加利福尼亚州的61家最大的报纸刊登了近2,000篇有关天主教会性虐待案的报道，其中大多数涉及过去的指控。而与此同时，这些报纸只刊登了四篇有关联邦政府发现某些公立学校涉及更大规模的持续虐待丑闻的报道。[132]

圣公会作家菲利普·詹金斯（Philip Jenkins）支持其中许多论点，并指出媒体有关虐待事件的报道已经成为“一场反天主教言论的盛宴”。[133]

美国记者兼新闻学教授沃尔特·罗宾逊领导了《波士顿环球报》2007年针对天主教性虐待案的调查报道，该报道获得了普利策奖公共服务奖。罗宾逊教授也是同年普利策奖调查报道奖最终入围人选之一。[134][135]

在爱尔兰，电视新闻也同样成为公众了解神父虐待儿童事件普遍存在的重要渠道。[136]

根据《华尔街日报》与NBC新闻的联合调查报告显示，64%的受访者认为天主教神父“经常”虐待儿童，尽管根本没有任何数据可以支持这一说法。[18]

BBC纪录片

2006年，英国广播公司制作的纪录片《性犯罪与梵蒂冈》中包含了有关发生在天主教会的性虐待案件要发给梵蒂冈而不是案发地的世俗行政当局。“一项名为《诱引之罪》的秘密宗教法令……要求涉案的儿童受害者、被指控的神父以及所有证人必须立下最严格的保密誓约。打破誓言意味着来自天主教会的驱逐——绝罚。”[137] 这部纪录片也引用了2005年的《弗恩斯报告》，“一种针对丑闻的保密和恐惧文化导致神父们将天主教会的利益置于儿童安全之前”。

教会法律师汤姆斯·多伊尔（Thomas Doyle），他曾作为纪录片所呈现图像的证人而出现在片中，后来撰写了有关1962年《诱引之罪》和2001年《关于更严重罪行》，以及针对教会性虐待指控的正式调查。他在调查报告里写道，“没有理由认为罗马天主教廷所设想的这一程序可以替代任何世俗法律，无论是民事的或刑事的。让我们感到遗憾的是他们很不幸地做了那些事情，正如纪录片所证明的那样，那两份文件意图阴谋隐瞒性虐待神父的罪行并且组织神职人员向世俗执法当局披露性犯罪证据。”[138][139] 但是两年后的2008年，多伊尔谈到有关天主教会的改革就好像“跋涉穿过那个恰似充满有毒废料的沼泽”。[140]

教会不愿意向民政当局提供己方有关指控的调查。在英国广播公司的纪录片里，开始针对菲尼克斯教区进行调查的地方检察官里克·罗姆表示，“我在调查过程中所看到的那些保密措施在我的地方检察官生涯里是闻所未闻的……从教会那里获取任何讯息都是如此困难。”他从天主教当局那里获取了有关性虐待案的定罪证据及记录的存档，这是法律所无法传唤的。“教会没有承认如此严重的罪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不是采取被动的方式，而是采取公开阻扰的方式；他们不允许当局试图阻止教会内部的虐待。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与我们作对。”[137]

关于神父性虐待案原因的争议

未把案件揭发

教会当局经常被指控掩盖性虐待案件。正如在不同国家的部分中所讨论的那样，在许多情况下，教会当局发现的属于犯罪行为的神职人员不会向警察等民政部门报告。它们通常只是从一个教区移到另一个教区，通常不会向目的地的当局或会众发出任何警告。虽然冒犯神职人员可能会采取行动，例如踢出教会，但这很少见；直到最近，教会的意图一直是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宣传和丑闻。

在某些情况下，罪犯可以在苦行圣事法典下向一名牧师承认自己的过错。教会的教规法无条件禁止教士听到这样的供词，不得向任何人，包括教会和民政部门，即“供词的印章”，披露供词的存在或内容。整个天主教教会都非常认真地履行这一义务；例如，澳大利亚所有在职大主教都告诉澳大利亚皇家委员会对儿童性虐待的机构回应，他们不会向警察举报，该同事承认自己承认儿童强奸。

神学院教育缺失

在2004年由美国天主教主教会议委托编写的《约翰·杰报告》指出，“这个问题的很大程度是由于神学院的培训不足以及对1940年代到1950年代所任命的男性在情感支持上的缺失。”[141] 而一份由国家评议理事会发出的报告则表示《约翰·杰报告》指出了神学院的两个主要缺陷：未能充分筛选候选人；以及未能适当地“培训”这些候选人以应对将来的独身生活。这些主题被文森特·米勒斯（Vincent J. Miles）最新的回忆录所采用，[142] 该回忆录回顾了他于1960年代在一座小型神学院的第一手资料并结合了性虐待行为的科学文献。米勒斯确定神学院的生活会导致这些准神父在未来倾向于参与到性虐待行为中来。

心理学研究滞后

一些神父和心理学家断言，现今主流心理病学研究表明人们可以通过心理咨询治愈这种行为。[143] 长期从事虐待问题咨询并被认为是神职人员虐待问题专家的心理学专家托马斯·普兰特说：“绝大多数关于未成年人性虐待的研究直到1980年代才出现。因此在当时处理这些涉案神父时，让他们重返神职似乎是合理的。但是事后来看，这无疑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144]

天主教会在华盛顿特区的代理律师兼国家评议理事会研究委员会负责人的罗伯特·本尼特则认为“对心理医师的过分信任”是导致天主教性虐待案件的关键原因之一。[145] 事实上，40%的涉及性虐案件的神父在重新分配教区之前都接受过心理医师的咨询。[146]

年龄偏好的差异

在《性成瘾与强迫：预防及治疗杂志》上，辛伯里克（Cimbolic）与卡特（Cartor）在2006年指出，由于在神父性虐待案中，后青春期未成年人受害者占据着较大的比例，因此需要研究恋童癖（对通常小于13岁的前青少年期的儿童有强烈的性吸引力）[147]和恋青少年癖（对通常处于15岁到19岁的青春期中晚期的青少年有强烈的性吸引力）[148][149]罪犯之间的差异变量。

卡特、辛伯里克和塔隆（Tallon）在2008年发现在《约翰·杰报告》中的涉案神父里，6%是恋童癖，32%是恋青少年癖，15%仅针对11岁到12岁儿童（包括男女），20%是完全不加选择，27%是相对不加选择。[150] 他们还发现了恋童癖神父与恋青少年癖神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同时他们还报告说可能还存在“另一组罪犯，虽然他们对受害者是不加选择并代表更加复杂的群体，但是他们的确是一种独特的犯罪类别。”他们建议对这些罪犯进行进一步研究，“以确定属于他们的独特变量”，并且将他们与恋童癖、恋青少年癖进行区分。“以便改进对罪犯和受害者的身份确定及待遇”。[150]

《约翰·杰报告》中提到的受害者都是未成年人。但如果是用“前青少年期”这样一个非标准的定义，那么《约翰·杰学院原因和背景研究报告》中只有一小部分犯罪神父属于所谓“真正的恋童癖”。[151] 如果年龄在10岁或以下，那么就可以归类到前青少年期；但是按照美国精神医学学会发布的现行有关“前青少年期”的年龄段定义则是“通常为13岁或更年幼”。最近的一本书中提及归类到前青少年期的受害者比例高达54%，估计是采用美国精神医学学会颁布的现行标准；而《原因和背景研究》公布的比例则只有18%。因此在这本书中，有更多的虐童神父被列为“恋童癖者”。[142] 这本书同样还提到了《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中对“恋童癖障碍”的新定义，称这个改变将使更多的受害者沦为和那些公认性心理障碍一样的类别。

教宗方济各的声明

2014年7月，教宗方济各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提到，天主教会中约有8,000名神职人员（占总人数的2%），甚至包括主教和枢机，是恋童癖[152]。但是梵蒂冈方面宣称这次采访没有任何录音记录或笔记，并且采访中所引述的内容有故意误导读者的嫌疑。他们表示教宗方济各并没有表示还有任何犯下虐待罪行的枢机主教还在留任。[153][154]

同性恋与性虐待

根据《约翰·杰报告》，美国80.9%的虐待受害者是男性；[155]但是根据托马斯·普兰特博士（Dr. Thomas Plante）的研究显示，这个数据的比例可能高达90%。[156] 许多书籍，例如《鸡奸仪式：同性恋与罗马天主教会（The Rite of Sodomy: Homosexuality and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都认为很多同性恋神父将与未成年人的性关系视为祭坛侍童或其他未成年男性的“通过仪式”。[157] 全美天主教联盟主席比尔·多诺修认为教会的恋童癖问题其实是一场“同性恋危机”，[158] 有些人斥责同性恋与虐待男童缺乏关联性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159] 在美国，科泽斯神父引述道，全美的神父中大约有23%到58%是同性恋者，其中年轻神父的比例较高。[160] 另一方面，根据对恋童癖的研究表明，绝大部分的虐童者都声称自己是异性恋者；[161][162] 《约翰·杰学院原因和背景研究报告》发现没有统计数据能够支持同性恋者与性虐未成年人有必然联系。[151] 另据《纽约时报》的报道，“随着越来越的同性恋神父开始为教会服务，虐待行为的发生几率反而降低了。”[163]

独身制度的争议

关于罗马天主教会的独身制度与教会神职人员虐待儿童的发生率之间是否存在联系或关联，主流意见似乎还充满了各种争议。

2005年，一篇发表在爱尔兰保守派周刊《西方人民》的文章中提出，神职人员的独身生活通过暗示独身制度创造一种“道德优越”地位，从而容易被那些参与性虐待的神父所误用，进而导致了性虐待问题。“爱尔兰教会的恢复前景几乎为零，只要教会里的主教们还盲目相信梵蒂冈教宗本笃十六世所营造的‘男性独身神职人员在道德上要比社会其他阶层优越’的理论。”[164] 枢机主教克里斯托弗·施波恩和神学家汉斯·昆也表示，神父的独身制度可能是天主教会内性虐待案件的原因之一。[165]

美国国家失踪与受虐儿童援助中心的主席厄尼·艾伦（Ernie Allen）表示，“我们并不认为天主教会是这种事情的温床，也不认为它比其他人有更大的问题。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告诉你，我们在其他很多宗教场合也看到了同样的虐待案件，从云游传道者（Traveling Evangelist）到主流神父，甚至是拉比或其他人。”[166] 一位从天主教会转为圣公会较长时间的信众菲利普·詹金斯声称他“对过去20年案件的研究表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天主教徒或独身神职人员会比其他宗教的神职人员乃至普罗大众更有可能参与不端行为或虐待。不过，可能媒体会将这些事情视为‘独身危机’，但是这项指控并不受支持。”[167]

男性文化的泛滥

意大利学者卢瑟达·斯卡拉菲亚（Lucetta Scaraffia）在《罗马观察报》上写道，梵蒂冈让更多女性存在的话，可以有效地防止神职人员性虐待案的发生。[165] 但是这一观点受到了部分学者的反对和严厉批评，他们认为这个观点否认了教会性虐待案或恋童案中修女的参与或所起的作用。1986年，斯坦福大学的历史学者在收集和查阅了涉及意大利韦拉诺（Vellano）修女在1619年至1624年被调查的档案文件，发现它们秘密剥削文盲修女许多年。[168] 1998年，一项全美范围的宗教调查显示，有大量的修女报告了其他修女性虐待儿童的受害情况。还有人进一步指出，大多数修女性虐待案的受害者与修女属于同一性别。[169] 2002年，马克汉姆检查了修女的性史，发现了几例修女性虐儿童的案例。[170]

神父短缺

有人认为，神父短缺导致罗马天主教的等级制度以这样的方式行事，以保留神职人员的数量，并确保有足够的人数为他们的会众服务，尽管有严重的指控说这些神父中的一些人不适合执勤。其他人不同意并断言教会等级制度对性虐待案件的处理不当仅仅反映了他们当时对神职人员进行任何非法或不道德行为的态度。[171]

社会道德沦丧

在《勇气是天主教徒：危机、改革和教会的未来》作者乔治·威格尔声称，这是不忠正统天主教教学，神父、修女、主教、神学家、传道的“异见文化”、“教会官僚和活动家”、“认为教会提出的真实内容实际上是假的”，主要是由于他们的神父对教区居民儿童的性虐待。[172]已退休的华盛顿总主教戴多禄·埃德加·麦卡里克后来由于不当性行为而被褫夺圣职，将20世纪后期的道德沦丧归咎于神父大量对儿童性骚扰的原因之一。

质疑问题被夸大

2011年葡萄牙涂鸦描绘了一位追逐两位孩童的神父。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宗教与历史系教授菲利普·詹金斯质疑神父中性虐待案件次数增加的论点，称被指控猥亵未成年人的神父百分比只有1.8％，其中大部分不是只有恋童癖而已。[173] 霍夫斯特拉大学研究员Charol Shakeshaft是一份关于学校性犯罪的报告的作者。正如她所说，学校的性暴力问题比教会严重得多。[174]认为学校学生遭性侵害可能性，可能是神父虐待的100多倍。也有一些研究指出，天主教会的神父也许并不会比凡夫俗子更有可能实施性虐待。

认为天主教会有问题吗？（……）学校对学生的身体性虐待可能是神父虐待的100多倍。（Think the Catholic Church has a problem? (……) The physical sexual abuse of students in schools is likely more than 100 times the abuse by priests.）——Charol Shakeshaft

根据该报告，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多达422,000名学生将来会成为性暴力的受害者。基督教部资源部（CMR）在2002年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与民意相反，新教徒会众中有更多关于恋童癖的指控而不是天主教会，并且性暴力最常由志工而不是教会主要人员犯下。[175]

在这两种系统中，涉嫌性侵者都处于信任、钦佩和权威的位置。

流行文化

许多流行文化所展现的就是针对儿童性虐待案件。有些作品甚至是以第一人称视角来展现甚至自己就是受害者，例如2006年由科姆·奥科曼执导的纪录片《性犯罪与梵蒂冈》就是讲述导演本人在14岁时被爱尔兰韦克斯福德郡天主教弗恩斯教区的神父所强奸。

出版物

已经有不少书籍是关于神父或修女进行性虐待的内容，例如：安德鲁·马登（Andrew Madden）所著的《祭坛男孩：一个关于遭受虐待后生活的故事（Altar Boy: A Story of Life After Abuse）》；卡罗琳·勒芒（Carolyn Lehman）所著的《内心强大：从性虐待中恢复的感觉（Strong at the Heart: How it Feels to Heal from Sexual Abuse）》；拉里·凯利（Larry Kelly）所著讲述处理爱尔兰林森德鸽巢结核病疗养院（Pigeon House TB Sanatorium）虐待案的《鸽巢（The Pigeon House）》和凯西·奥贝恩（Kathy O'Beirne）所著的详细讲述爱尔兰抹大拉庇护所内有关身体虐待和性虐待内容的畅销书《凯西的故事（Kathy's Story）》。不过艾德·威斯特（Ed West）在《每日电讯报》刊文称，根据赫曼·凯利所著的《凯西的真实故事（Kathy's Real Story）》，他断言凯西·奥贝恩的书“基本是杜撰的”。赫曼·凯利出生于英国北爱尔兰的德里的记者，他曾是《爱尔兰每日邮报》的编辑，同时也是一名爱尔兰天主教会的信徒。[176]

电影和纪录片

1990年代后期，抹大拉庇护所开始引起公众关注，因为庇护所的一些前居住者有关她们在庇护所居住期间遭受到普遍虐待的说法已经引发民意汹汹。该事件在2002年被改编成一部颇具争议的电影《玛德莲堕落少女》。2006年，一部关于性虐待的纪录片《大急救》上映，该片主要聚焦在一位神父和他所犯下的作恶；同时也用部分篇幅揭露了一些教会神职人员掩盖了许多有关性虐待的投诉报告。

其他一些讲述天主教会内性虐待案的电影或记录片如下：

《审判》（1990年上映）

《圣文森的男孩们》（1992年上映）

《一级恐惧》（1996年上映）

《起诉教宗》（2002年上映）——科姆·奥科曼执导并于BBC播出的纪录片

《给坏小子的歌》（2003年上映）

《不良教育》（2004年上映）——佩德罗·阿尔莫多瓦尔执导

《信仰的扭曲》（2004年上映）——于HBO播出

《圣水门事件》（2004年上映）——纪录片

《我们的父》（2005年上映）——于Showtime电视网播出，根据戴维·弗朗斯作品改编[177]

《大急救》（2006年上映）——艾米·博格执导；艾米·博格和弗兰克·东纳担任制片

《上帝之手》（2006年上映）——为公共广播电视公司节目《前线追踪》所拍摄的纪录片[178]

《性犯罪与梵蒂冈》（2006年上映）——为英国广播公司节目《广角镜》所拍摄的纪录片，旨在揭示梵蒂冈如何利用《诱引之罪》使性虐待神父以沉默应对指控[179]

《虐童疑云》（2008年上映）——根据舞台剧《怀疑：一则寓言》改编

《教宗知道什么》（2010年上映）——英国广播公司节目《广角镜》在2010年播出的某集内容

《最罪之恶：上帝殿堂里的沉默》（2012年上映）——于HBO播出

《清道夫》（2013年上映）——Showtime电视网电视剧

《神父有难》（2014年上映）——爱尔兰电视电影

《完美服从（Obediencia Perfecta）》（2014年西班牙上映）

《聚焦》（2015年上映）——《波士顿环球报》案件改编，汤姆·麦卡锡导演，获得第88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奖及最佳原创剧本。

《守护者》（2017年上映）——网飞播出的美国纪录网络剧，根据波士顿环球报报导案件改编

《感谢上帝》（2019年）——法国和比利时的电影，法兰索瓦·欧容导演。该部电影知名于直接点名肇事人物

《没有一个告诉》（2019），托马斯·塞基尔斯基的波兰纪录片。

相关影视作品及纪录片的日常更新可以查阅由新闻记者兼作家罗埃尔·维索尔伦所维护的“神职人员性虐待文献清单（Literature List Clergy Sexual Abuse）”。[180]

音乐作品

2005年，美国新金属乐队林普巴兹提特发布了他们的迷你专辑《真的假不了》。他们在这张专辑里更加关注一些暗黑的抒情主题，例如：天主教会性虐待案件、恐怖主义和名望[181]。澳大利亚喜剧演员兼歌手蒂姆·明钦也发表了诸如《教宗之歌》[182]和《回家（佩尔枢机主教）》[注 4][183]。

关联条目

杰弗里·李纳（在美国代表罗马天主教会利益的律师）

教会相关

对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批评

天主教会的同性恋神职者

宗座保护儿童委员会

教宗秘密

英格兰本笃会信众性虐待丑闻

美德

反性虐待相关

英国全国防止虐待儿童协会

教士性侵幸存者网络

相关案件

部分国家的案例

英国足球性侵丑闻，类似类型的性侵或性骚案件，因为教练权力而未能在当下接露。

吉米·萨维尔性侵丑闻，去世一年后被揭发曾性侵多名未成年女性，其在世时因为其名声而未被揭发，为英国广播公司性虐待案件重要的一部分

宾州州立大学性侵儿童丑闻，在美国类似案件，当时賓州州立尼塔尼雄獅隊知名教练乔·帕特诺包庇助理教练性侵孩童。

罗瑟勒姆性侵案，与此类似的性侵案件，因为知道嫌疑人是少数族群，担心被指责种族歧视而不愿跟进调查

全世界范围内的事件

集体性虐待事件列表

注释

在爱尔兰，2009年的一份报告（参见调查虐待儿童委员会）涵盖了六十年（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案件，注意到天主教男孩机构中的“地方性”性虐待，教会领导人意识到这种虐待行为，以及政府检查员未能“停止暴力、性侵害和羞辱”。(Police examine sex abuse report. BBC News. 2009-05-25 [2012-08-0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2-06）.)

根据毁礼（Broken Rites）的说法，在澳大利亚，教会相关性虐待受害者的支持和倡导组织，截至2011年有超过100个案例，其中天主教神父被指控犯有儿童性犯罪。(Black Collar Crime in Australia. Broken Rites. 2011-08-28 [2011-09-1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2-24）.)(Campbell, James. Church must face scrutiny for child sex abuse. Sunday Herald Sun (Australia). 2010-08-29 [2011-09-24].) 2012年警方报告详细描述了与维多利亚州天主教神职人员虐待直接相关的40起自杀死亡事件（Nick McKenzie，Richard Baker和Jane Lee。教会的自杀受害者。堪培拉时报2012年4月13日。http://www.canberratimes.com.au/victoria/churchs-suicide-victims-20120412-1wwox.html accessed 2 July 2012)

在拉丁美洲的天主教性虐待案件中，最著名的可能是圣马克西尔神父的性丑闻，他是克里斯军团的领袖，罗马天主教的宗教权利教会由祭司和修士学习的神职人员组成。(Archived copy. [2010-03-2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0-04-08）.) 这是在主教团花了十多年时间否认指控并批评声称遭到虐待的受害者之后发生的。([http://ncronline.org/news/accountability/money-paved-way-maciels-influence-vatican "金钱为Maciel在梵蒂冈的影响铺平了道路"

 这可能部分归因于第三世界国家教会的更多等级结构，这些地区的神职人员的“心理健康”，以及第三世界媒体，法律制度和公共文化不足以彻底讨论性虐待。

 2003年7月，天主教路易斯维尔总教区支付了2570万美元，用于“解决240起诉讼中指控34名神父和其他教会工作人员的性虐待指控。”(Smith, Peter. Archdiocese to Pay Victims $25.7 Million for Sex Abuse: Louisville Settlement 2nd largest in U.S.. The Courier-Journal. 2003-06-11 [2012-06-2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2-02-25）.)

2003年，天主教波士顿总教区以8500万美元和552名涉嫌受害者解决了“一起大案”。(Gilgoff, Dan. A Settlement in Boston: The Archdiocese Agrees to a record $85 Million. Will Others Follow?. U.S. News & World Report. 2003-09-14 [2012-06-2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2-10-16）.)

2004年，罗马天主教奥兰治教区以1亿美元解决了近90起案件。(Diocese of Orange settles clergy abuse case. Associated Press/Casa Grande Dispatch. 2012-06-23 [2012-06-29].)

2007年4月天主教波特兰总教区同意与177名索赔人达成7500万美元和解和天主教西雅图总教区同意一项价值4800万美元的和解协议，共有160多名受害者。(Langlois, Ed; Robert Pfohman. Portland Archdiocese ends bankruptcy with $75 million settlement. Catholic News Service. 2007-04-19 [2012-06-2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04-08）.)

2007年7月，天主教洛杉矶总教区与超过500名据称受害者达成了6.6亿美元的协议，2006年12月，总教区以6000万美元的价格解决了45起诉讼。(Wooden, Cindy; Ellie Hidalgo. L.A. Archdiocese reaches agreement with more than 500 abuse claimants. Catholic News Service/U.S. Conference of Catholic Bishops. 2007 [2012-06-2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2-05-11）.)(L.A. Archdiocese to settle suits for $660 million: Settlement represents Church's largest payout in sexual abuse scandal. MSNBC. 2007-07-14 [2012-06-2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2-05-05）.)

2007年9月， 天主教圣迭戈教区与144名儿童性虐待受害者达成了1.981亿美元的协议。(Martinez, Angelica; Karen Kucher. San Diego priest abuse claims settled. San Diego Union-Tribune. 2007-09-07 [2012-06-2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2-10-19）.)

2008年7月，天主教丹佛总教区同意“支付550万美元以解决18项儿童性虐待指控。(Richardson, Valerie. Denver Archdiocese Settles 18 Sex-Abuse Cases. The Washington Times. 2008-07-02 [2012-06-2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11-05）.)

 英语中“Come Home”除了有“回家”、“进入家庭”的意思外，还有“击中要害”、“（被解职而）回家”等含义。蒂姆·明钦使用“Come Home”作为歌曲名有一语双关的意思，一方面揭露佩尔枢机主教进入他人家庭去侵害儿童；另一方面也嘲讽他应该被解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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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指出：在中国流行的俗语中，贼秃、秃驴，都是对于花和尚的蔑称——现在想不到，这样的蔑视也开始使用於天主教的神父和新教徒的志工了！这就是信仰衰落的后果吗？这就是宗教职业化的后果吗？神父就是和尚！難怪和尚也在扮演神父了。


【57、甲骨文来自神秘的偶然爆发】


网文《甲骨文（中国古代文字）》报道：

甲骨文（Oracle Bone Inscriptions），是中国的一种古老文字，又称“契文”、“甲骨卜辞”、“殷墟文字”或“龟甲兽骨文”。是我们能见到的最早的成熟汉字，主要指中国商朝晚期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在龟甲或兽骨上契刻的文字，是中国及东亚已知最早的成体系的商代文字的一种载体。

最早被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村民们找到，当时他们还不知道这是古代的遗物，只当做包治百病的药材“龙骨”使用，把许多刻着甲骨文的龟甲兽骨磨成粉末，浪费了许多极为有价值的文物，后来，晚清官员、金石学家王懿荣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治病时从来自河南安阳的甲骨上发现了甲骨文所在地。百余年来，当地通过考古发掘及其他途径出土的甲骨已超过154600块。此外，在河南、陕西其他地区也有甲骨文出现，年代从商晚期（约公元前1300年）延续到春秋。

甲骨文，具有对称、稳定的格局。具备书法的三个要素，即用笔、结字、章法。从字体的数量和结构方式来看，甲骨文已经是发展到了有较严密系统的文字了。汉字的“六书”原则，在甲骨文中都有所体现。但是原始图画文字的痕迹还是比较明显，象形意义也比较明显。

2017年11月24日，甲骨文顺利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委员会的评审，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

中国考证发现第一久的文字，最早的具有完整体系的文字，最早发现者王懿荣，数量约4500个字（2018），确认约2500个字（2018），未破解约2000个字，创造时期商朝晚期。

发展历程

甲骨文因镌刻、书写于龟甲与兽骨上而得名，为殷商流传之书迹；内容为记载盘庚迁殷至纣王间二百七十年之卜辞，为最早之书迹。殷商有三大特色，即信史、饮酒及敬鬼神；也因为如此，这些决定渔捞、征伐、农业诸多事情的龟甲，才能在后世重见天日，成为研究中国文字重要的资料。商代已有精良笔墨，书体因经契刻，风格瘦劲锋利，具有刀锋的趣味。受到文风盛衰之影响，其大致可分为五期，底下分别介绍。商代晚期自盘庚迁殷至商纣王共约273年，经历8世12王，这一时期的甲骨文也应有早晚先后之分。对商代甲骨的分期断代研究，有多种说法，如今主要采用的是董作宾依据世系、称谓、贞人等十项标准划分的五期说，即第一期：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第二期：祖庚、祖甲；第三期：廪辛、康丁；第四期：武乙、文丁；第五期：帝乙、帝辛。

一、雄伟期

自盘庚至武丁，约一百年，受到武丁之盛世影响，书法风格宏放雄伟，为甲骨书法之极致，大体而言，起笔多圆，收笔多尖，且曲直相错，富有变化，不论肥瘦，皆极雄劲。

二、谨饬期

自祖庚至祖甲，约四十年。两人皆可算是守成的贤君，这一时期的书法谨饬，大抵承袭前期之风，恪守成规，新创极少，但已不如前期雄劲豪放之气。

三、颓靡期

自廪辛至康丁，约十四年。此期可说是殷代文风凋敝之秋，虽然还有不少工整的书体，但篇段的错落参差，已不那么守规律，而有些幼稚、错乱，再加上错字数见不鲜。

四、劲峭期

自武乙至文武丁，约十七年。文武丁锐意复古，力图恢复武丁时代之雄伟，书法风格转为劲峭有力，呈现中兴之气象，在较纤细的笔画中，带有十分刚劲的风格。

五、严整期

自帝乙至帝辛，约八十九年。书法风格趋于严谨，与第二期略近；篇幅加长，谨严过之，无颓废之病，亦乏雄劲之姿。

甲骨上细瘦的笔迹，也受到刀刻的影响。占卜时常用“是”或“否”刻于龟甲中央纵线两侧，自此中线向左右书写，故两旁对称和谐，具有行款对称之美。且契刻后，大小字分别填上墨朱，或正反面分填朱墨，更深具艺术之意味，堪称书史奇迹。

记载内容

兽骨上的甲骨文主要有四项：

（一）经过加工和刮磨的龟甲和兽骨，由专门负责的卜官保管。卜官在它们的边缘部位刻写上记述这些甲骨的来源和保管情况的记事文字，称"记事刻辞"；

（二）官在占卜时，用燃着的紫荆木柱烧灼钻凿巢槽，使骨质的正面裂出"卜"形状的裂纹，这种裂纹叫作"卜兆"，是据以推断卜问事情吉凶的依据。在时代较早的甲骨卜兆下面，刻写出占卜进行顺序的数字，这种数字也叫"兆序"；

（三）甲骨文的主体部分是卜辞，即占卜活动结束后记录占卜活动进行情况与结果的刻辞。 大多刻写在甲骨的正面，也有部分刻写在反面的；

（四）以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相配组成的六十个干支名称的干支表，可说是我国最早的日历。

另外，甲骨文中还有一些当时学习刻写卜辞的人练习刻写的作品，称为"习刻"或"习契"。

刻辞的鹿头骨

甲骨文的内容大部分是殷商王室占卜的记录。商朝的人大都迷信鬼神，大事小事都要卜问，有些占卜的内容关于天气，有些是农作收成，也有问病痛、早生贵子的，而打猎、作战、祭祀等大事，更是需要卜问了。所以甲骨文的内容可以隐略了解商朝人的生活情形，也可以得知商朝历史发展的状况。

同时，甲骨文与古老建筑的造型非常的接近，可以说建筑记载也是甲骨文的一大起源。从甲骨文中许多有关建筑的字形上，可以了解中国远古时代建筑的结构形式及其发展脉络。

甲骨文“高”字。从它的字形上，可以推断在商代已有了一种建造在土台上的建筑了。其下部应该看作是土台中挖有一口地窖，这是私有制抬头和家庭出现后的一种建筑方式。其上部可以看成是一栋既有屋顶又有墙身的建筑。墙的出现，在中国远古时代是个了不起的创造。用墙围合而得到的室内空间，比只用屋顶的要高大得多，这也正合了“高者，崇也”的字义。

甲骨文“宫”字。它可以看成在一个大屋顶下罩着两个(或两个以上)室内空间的房子。这是一种专供统治阶级使用的十分讲究的高大建筑物。

文字特点

甲骨文是镌刻或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出土在河南安阳小屯村一带，因为这里曾是商代后期商王盘庚至帝辛的都城，史称为“殷”。商灭国，遂成为了废墟，后人便以“殷墟”名之。因此，甲骨文也称“殷墟文字”。其内容绝大多数是王室占卜之辞，故又称“卜辞”，或“贞卜文字”。这种文字基本上都是由契刻而成，又称“契文”、或“殷契”等。

甲骨文距今已有三千余年，它不仅是研究我国文字源流的最早而有系统的资料，同时也是研究甲骨文书法重要的财富。从书法的角度审视，甲骨文已具备了书法的用笔、结字、章法一共三个基本要素。

文字

从甲骨上的文字看，它们已具备了中国书法的用笔、结字、章法三要素。其用笔线条严整瘦劲，曲直粗细均备，笔画多方折，对后世篆刻的用笔用刀产生了影响。从结构字体上看，文字不仅有变化，虽大小不一，但比较均衡对称，还显示了稳定的格局。因此从章法上看，虽受骨片大小和形状的影响，仍表现了镌刻的技巧和书写的艺术特色。“甲骨书法”现今已在一些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中流行，就证明了它的魅力。

用笔

从用笔上看，甲骨文因用刀契刻在坚硬的龟甲或兽骨上，所以，刻时多用直线，曲线也是由短的直线接刻而成。其笔画粗细也多是均匀；由于起刀和收刀直落直起，故多数线条呈现出中间稍粗两端略细的特征，显得瘦劲坚实，挺拔爽利，并且富有立体感。

结字

就结字而言，甲骨文外形并且多以长方形为主间或少数方形，具备了对称美或者一字多形的变化美。而且甲骨文在结字上还具有了方圆结合，开合辑让的结构形式，有的字还具有或多或少的象形图画的痕迹，具有文字最初发展阶段的稚拙和生动。

章法

从章法上看，卜辞全篇行款清晰，文字大小错落有致。每行上下、左右、虽有疏密变化，但全篇能行气贯串、大小相依、左右相应、前后呼应的活泼局面。并且，字数多者，全篇安排紧凑，给人以茂密之感，字数少者又显得疏朗空灵，总之，都呈现出古朴而又烂漫的情趣。

考古发掘

从1899年甲骨文首次发现，据学者胡厚宣统计，共计出土甲骨154600多片，其中大陆收藏97600多片，台湾省收藏有30200多片，香港藏有89片，总计中国共收藏127900多片，此外，日本、加拿大、英、美等国家共收藏了26700多片。这些甲骨上刻有的单字约 4500个，迄今已释读出的字约有2000个左右。

甲骨文发现后，金石学家、古董商人、外国人开始大量搜购。这些非科学的发掘，往往只取甲骨，而忽略甲骨埋藏的情况，使所出甲骨的价值大失。据统计，从1889年到1928年，私人挖掘出土的甲骨就达十万片以上。

“带刻辞鹿头骨《甲》3940”是有甲骨文记事的鹿头骨

从1928年秋到1937年夏，由于弄清了甲骨出土的地点，抗日战争爆发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著名考古学家董作宾、李济、梁思永等人先后主持下，在小屯村一带进行了长达10年的15次考古发掘，不仅先后发现了总计24900多片甲骨，而且发现了商代后期的宫殿、宗庙遗址和王陵区，出土了大量珍贵的铜器、玉器、陶器，从物质文化上提供了殷墟为商代王都的证据。殷墟成为世界闻名的古文化遗址，又一次震动了中外学术界。第四次发掘工作地点在小屯村北，时间自1931年3月21日至5月12日，发掘仍由李济主持。这一次发掘由于梁思永的参加而改进了田野发掘技术，开始真正将地层学理论运用于田野考古，这一次发掘中出土有字的甲骨782片，同时还发现一个有刻辞鹿头骨。

甲骨文的发现引发了当地民间对甲骨的私掘热潮，各地古董商人、藏家学者纷至沓来，大量收买。据统计，到民国十七年（1928年），已有数万片甲骨流散各地。

同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很快提出殷墟发掘计划。8月，在考古学家董作宾领导之下，第一次对殷墟进行了科学发掘，直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前后共进行十五次发掘，获得有字甲骨24918片。日军占领安阳期间，日本方面曾组织日本学者在当地发掘甲骨及其他文物，并将所得运往日本。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等部门继续开展甲骨发掘工作，共获得5300多片。此外，河南辉县、偃师、洛阳、郑州二里岗及河北藁城等地的商代遗址也有有字甲骨出土。山西洪洞、北京昌平等地还发现了周代的有字甲骨。

汉字的鼻祖——甲骨文

截至2012年，发现有大约15万片甲骨，4500多个单字。这些甲骨文所记载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到商代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不仅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习俗等内容，而且涉及天文、历法、医药等科学技术。从甲骨文已识别的约2500个单字来看，它已具备了“象形、会意、形声、指事、转注、假借”的造字方法，展现了中国文字的独特魅力。中国商代和西周早期（约公元前16～前10世纪）以龟甲、兽骨为载体的文献。是已知汉语文献的最早形态。刻在甲骨上的文字早先曾称为契文、 甲骨刻辞、卜辞、龟版文、殷墟文字等，现通称甲骨文。

2014年10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甲骨学及先秦史研究宋镇豪16日在《旅顺博物馆所藏甲骨》里说，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机构的专家，从旅顺博物馆馆藏1800多片从未公布过的罕见甲骨中，发现了34个新字和新字形。专家认为，这一成果是自中国甲骨文发现110多年来的一次重大突破，不仅为中国殷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而且对甲骨文和甲骨学发展将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经过3年多的仔细考证、评核、汇总，发现的新字和新字形由两年前发现的6个增加到34个，涉及祭祀、方国的名字、地名、人名以及语气助词等。同时，还发现并证实了殷商时期就有割鼻子、割耳朵等刑罚。此次发现34个新字和新字形，对于甲骨文研究将起到深远影响和重大推动作用，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份极其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记事刻辞

甲骨文主要为占卜记事卜辞，完整的甲骨大小根据占卜主体的身份不同而异。王卜多属各地进贡的大龟，一般贵族用王都附近产的尺寸较小的龟，龟的大小，乃是等级、权力、地位的一种标志。最大的龟腹甲长44厘米、宽35厘米，背后有204个钻凿，现藏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属武丁时。今见完整龟甲一片上字数最多者达404字，正反共刻71条卜辞，见《合集》974，现藏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属第一期武丁时。牛肩胛卜骨也有大小之分，最大的一件现藏国家图书馆，为一牛右胛骨，通长43.5厘米、宽24厘米，正反面刻了35条卜辞和一条记事刻辞，共218字，属第四期武乙时。此外，还有十分鲜见的象胛骨卜骨，另有一些与占卜不相干的记事刻辞，包括人头骨刻辞、虎骨刻辞、兕骨刻辞、鹿头骨刻辞、牛距骨刻辞，以及一些骨器上的记事刻辞等。甲骨文还有用软笔朱书墨书的。考古发掘发现的甲骨文，有的整批出土于当时有意瘗埋的土坑中，瘗埋地点也有所不同，甲骨组类属性也相应而异，可以据以整体断代及识别是某某王卜辞或非王卜辞。

发掘地点

绝大部分甲骨文发现于中国河南省安阳市殷墟。殷墟是著名的殷商时代遗址，范围包括河南省安阳市西北小屯村、花园庄、侯家庄等地。这里曾经是殷商后期中央王朝都城的所在地，所以称为殷墟。这些甲骨基本上都是商王朝统治者的占卜记录。

考古工作者又进行了多次调查、发掘，大体弄清了殷墟的范围和布局。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区西北郊的殷墟，它以小屯村为中心，东西约6公里，南北约5公里，总面积30平方公里左右。洹河南岸的小屯村一带是殷王居住的宫殿区，发掘出宫殿基址数十座，最大的一座面积5000平方米。洹河北部是殷王陵区，先后发掘出十几座大墓、一千多座小墓，以及大批祭祀坑。在宫殿附近发现了两座甲骨文档案库和铸铜、制玉、制骨、烧陶等手工业作坊遗址。殷墟发掘延续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收获之丰，是中国考古史上罕见的。

为了纪念殷墟考古的伟大发现，1987年秋，安阳市在宫殿遗址区东北面修建了一座殷墟博物苑，复原和再现了3000年前殷王宫和一些建筑的风貌。

殷王武丁占卜用的龟腹甲

1976年春，在宫殿区附近，小屯村北偏西100米处，发掘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将军妇好的墓。甲骨文记载，妇好是商王武丁的王后。有一年夏天，北方边境发生战争，双方相持不下，妇好自告奋勇，要求率兵前往，武丁犹豫不决，占卜后才决定派妇好起兵，结果大胜。此后，武丁让她担任统帅，从此，她东征西讨，打败了周围20多个方国（独立的小国）。有一片甲骨卜辞上说，妇好在征战羌姬时，统帅了13万人的庞大队伍，这是迄今已知商代对外用兵最多的一次。妇好墓是殷墟发掘的保存完整的殷代王室墓葬，出土的很多器物上都刻有铭文，是能与甲骨文、历史文献相印证，从而能确定墓主身份、年代的商代王室墓葬。

对殷墟70年的考古，特别要提出来的是对甲骨文的三次重要的考证与发现：

第一次是1936年6月12日，在小屯村北宫殿区发掘出一个甲骨坑，保存着带字甲骨17096片，记录着商王武丁时期的许多活动，看来这是武丁王室的甲骨文档案库，这批甲骨片的出土，对考证武丁时期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活有极宝贵的价值。发掘时坑中还发现埋有一个身体蜷曲、侧卧的尸骨，其身躯大部分压在甲骨上，专家认为可能是档案库的看守人。

第二次，1973年在小屯村南地，又发掘出甲骨7150片，其中刻字甲骨5041片。与这批甲骨同时出土的还有陶器制品，这种甲骨与陶器共存的现象为甲骨文分期及殷墟文化分期提供了宝贵资料。

第三次是1991年秋，在花园庄东地发掘出一个仅2平方米的甲骨坑，但其叠压厚度却达0.8米，出土1583片甲骨，其中刻字甲骨有579片，记载内容丰富，而且问卜者都是武丁时期的王族成员和高级贵族。说明这个时期，占卜活动已不限于最高统治者国王，王室贵胄都可以利用占卜来预测吉凶了。

甲骨文的发现以及由此引发的殷墟发掘，对中国考古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此之前的学者，只是在书斋中研究碑文和铜器铭文，从不去田野里考察和发掘。中国的田野考古，最早是1921年对河南渑池县仰韶村遗址的发掘，然后是 1927年开始在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的早期发掘。但当时对这两处的发掘，不是由中国学术部门独自承当的，而是由当时政府聘请外国学者主持，或由中外学术单位合作进行。真正由中国学术机关独立进行的田野考古，是从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对殷墟的首次发掘开始的。它对中国田野考古学的产生和发展，都起到了奠基的作用。中国老一代的考古工作者，绝大部分是在殷墟考古工地上成长起来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新一代的考古工作者，又基本上是由他们培训出来的。因此称殷墟是中国田野考古学的诞生地，确属当之无愧。

甲骨文

殷墟甲骨刻辞的发现亦为研究商代历法提供了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数十年来在这方面已有较多的研究成果。1945年在四川石印出版的《殷历谱》是董作宾以12年时间利用甲骨文等资料撰写的研究殷代历法与周祭祀谱的巨著。在本书第一卷中提出商人采用干支纪日，一直连续，而未间断；商人之月为太阴月，有大小月之制（小月29日，大月30日），过14或16月后连置两大月；他认为当时采用阴阳合历之年，故有置闰月之法，19年而7闰，并依其新旧派之分的见解，指出旧派（如武丁）年终置闰（设13月），新派（如祖甲）则为年中置闰。在第三卷他还讨论了卜辞所见日、月食，企图证明当时已有古四分术与正月建丑之制。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进一步肯定了董氏的一些说法，同时作了修正，认为年终或年中置闰在一个时期（祖庚、祖甲）内曾并行。但陈氏批评董氏所提出的殷代历法为古四分术及正月建丑之说，认为“是完全错误的”。1981年出版的由天文史学家撰写的《中国天文学史》肯定了董、陈氏对阴阳合历与大小月的看法及董氏提出的干支纪日从殷代开始从未间断的看法，并肯定了年终置闰，但否定了殷代有年中置闰的可能性。

殷代以太阴纪月，治甲骨文的学者如董作宾过去多认为是朔日为首。上举《中国天文学史》与1984年张培瑜等发表的论文均认为应是以新月出现为首。同样的看法，日本学者薮内清在1957年即已提出。但1990年冯时发表《殷历月首研究》一文仍认为殷人是以朔日为月首，因为相对疏阔的朔还是可以通过观测取得。由此可见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今后还会继续下去。

有关商代地理的知识对于商代社会历史、文化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殷墟甲骨文发现以前，文献中有关的记载寥寥可数，因此殷墟卜辞中出现的地名便格外引起学者的注意。开殷墟卜辞地理研究之先河者为王国维，他在1914（或1915）年撰写了一篇很短的文章《殷墟卜辞中所见地名考》，从当时已能见到的200余地名中选了8个距今安阳较近而又见载于文献的地名，考释了其地望。此时还谈不上地名间系联。真正为卜辞地理研究创立了一种行之有效而又科学的方法的学者是郭沫若。他在1933年出版的《卜辞通纂》（日本文求堂）中以商王田猎卜辞为研究对象（此种卜辞多附记当日占卜地名，即田猎驻地），通过同版几条卜辞干支之日差计算地点间的距离，而后又通过异版同名联系其他地名，从而结合文献记载建立起地理区域构架。此后，虽有不少学者继续开拓商代地理研究领域，但采用的方法皆本自于郭氏的干支系联法。至80年代末，治商代地理成绩突出的有董作宾、陈梦家、李学勤、岛邦男、松丸道雄与钟柏生。董氏的成绩在于将黄组卜辞的征人方卜辞中经过地点系统地收集起来，按干支系联，借以考释其地望，并绘出路线图。陈氏则较全面地讨论了商晚期诸种地理结构，如大邑商所在之王畿地区与沁阳田猎区，勾画了卜辞地名网，并在伐人方路线上修正了董氏之说。李氏的专著将沁阳田猎区作了更细致的区域分划，更正了郭沫若将“衣逐”之“衣”释为地名的错误，指出“衣”当读为“殷”，训“同”或“合”。松丸道雄的著作则从理论上讨论了田猎地之间距离的推定方法，这是他超出其他诸家之处。钟柏生的论文集将卜辞地名作了分类，分为田游地理、农业地理、部族方国地理等。他详细评析了以前诸家研究的成绩与方法、观点上存在的问题，在田猎地名研究上虽仍主要采用干支系联法，但对辞例的条件作了较严格的规定。

有关殷墟卜辞地理研究的最新成果是1994年出版的郑杰祥的《商代地理概论》，其特点首先是对地名作详细的文字考证，以求字识准确；其次是卜辞资料更为齐全，不仅利用了《甲骨文合集》，而且有《小屯南地甲骨》等新资料，是他书所未采用的；三是书中充分利用了最新的田野考古资料。

商代地理的研究虽然有较多成果，但由于卜辞资料本身的限制，对卜辞中出现的地名之地望的看法分歧仍比较大。其中最明显的如商王田猎卜辞中所反映出来的主要田猎区究竟在哪里，如今即有河南沁阳、山东泰山、河南濮阳（及新乡以东、山东以西）三个地区三种看法。

研究历史

甲骨文最早出土于何时，尚无定论。河南安阳殷墟一带，自北宋以来就不断发现商代铜器，当地在千百年前即有甲骨出土是完全有可能的。但直到清末，历代学者都没有注意到甲骨文的存在。

在清朝光绪年间，古董商、金石学家王懿荣，是当时最高学府国子监祭酒（相当于校长）。有一次他看见一味中药叫龙骨，看见上面刻着字，就觉得很奇怪，翻看药渣，没想到上面居然有一种看似文字的图案。于是他把所有的龙骨都买了下来，发现每片龙骨上都有相似的图案。他把这些奇怪的图案画下来，经过长时间的研究他确信这是一种文字，而且比较完善，应该是殷商时期的。后来，人们找到了龙骨出土的地方——河南安阳小屯村，那里又出土了一大批龙骨。因为这些龙骨主要是龟类兽类的甲骨，是以人将它们命名为“甲骨文”，研究它的学科就叫做“甲骨学”。（此种说法如今存疑,详见百度王襄词条。）另当时药店疏"龙骨"有规定，带字的不要，所以不可能在药中看到。范寿轩先将龙骨卖予王襄，王襄无力全部购买，余下的范带到北京卖与王懿荣。

由于药铺老板拒收上面有刻画痕迹的龙骨，小屯村的农民就用小刀将上面的痕迹刮掉，以6文钱一斤的价格，将挖出的龙骨卖给药铺。于是许许多多的商代史料被磨成粉，当作药吃进肚里，这就是所谓的“人吞商史”。

龟甲上的甲骨文

学术界基本认同清末官员、金石学家王懿荣是甲骨文的最早发现者。而关于具体发现过程则有两说。

第一说源于刘鹗的记载。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河南安阳出土龟版之后，被山东潍县古董商人范寿轩、范维卿等人收购，并运至北京售卖。时任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素来喜好收集古物，通晓金石文字，从古董商手中高价收购了这批甲骨。

另一说流传甚广，与中药“龙骨”密不可分。龙骨一般是指远古哺乳动物的骨骼化石，中医认为其可以入药，有治疗咳逆、泻痢、便血的作用。后来，甲骨代替龙骨，用于药用，河南安阳一带有人甚至世代以此为业。在这一过程中，甲骨文资料受到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光绪二十五年。王懿荣染疾服药，偶然在中药中的龙骨上发现了古文字。

王懿荣为清末翰林，进士出身，具有深厚的金石学造诣。他在得到甲骨之后，即认定其上文字是比籀文更加古老的殷商遗物，并开始重金收购有字甲骨，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春，共得到1508片。然而，王懿荣尚未对这种文字进行深入研究，即在同年七月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自杀殉国。

王懿荣对甲骨的收购，逐渐引起学者重视，古董商人则故意隐瞒甲骨出土地，以垄断货源，从中渔利。王懿荣好友刘鹗等派人到河南多方打探，皆以为甲骨来自河南汤阴。后来罗振玉经过多方查询，终于确定甲骨出土于河南安阳洹河之滨的小屯村，这里与古文献记载的商朝后期的殷都所在地相吻合。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古代甲骨上的刻划的符号，被确认为商代文字，是中国考古的三大发现（敦煌石窟、周口店猿人遗迹）之一。可是它的发现过程，既十分偶然又极富戏剧色彩。

清光绪25年（公元1899年）秋，北京清朝廷任国子监祭酒（相当于中央教育机构的最高长官）的王懿荣（1845—1900）得了疟疾。派人到宣武门外菜市口达仁堂买了一剂中药。王懿荣无意中看到其中的一味叫龙骨的中药上面刻划着一些符号。龙骨是古代脊椎动物的骨骼，在这种几十万年前的骨头上怎会有刻划的符号呢？这不禁引起他的好奇。对古代金石文字素有研究的王懿荣便仔细端详起来，觉得这不是一般的刻痕，很像古代文字，但其形状非籀（大篆）非篆（小篆）。为了找到更多的龙骨作深入研究，他派人赶到达仁堂，以每片二两银子的高价，把药店所有刻有符号的龙骨全部买下，后来又通过古董商范维卿等人进行搜购，累计共收集了1500多片。

甲骨文之父——王懿荣

首先对甲骨文作出确认的王懿荣还没来得及作深入研究并著书立说，八国联军便逼近北京城，他被任命为京师团练大臣。

1900年7月，侵略军兵临城下，慈禧太后带领皇室人员仓皇出逃，王懿荣彻底失望了。他对家人说：“吾义不可苟生！”随即写了一首绝命词毅然服毒坠井而死，年方56岁。

后来人们称这位最先发现甲骨文的人荣誉为“甲骨文之父”，在甲骨文发现90周年的1989年秋，在他的家乡山东烟台市福山区建成王懿荣纪念馆，以纪念他的功绩。

王懿荣殉难后，其子为还旧债而出售家中所藏古物，他所收藏的甲骨，于是在1902年大部分转归好友刘鹗（即《老残游记》作者刘铁云）。另外，刘鹗还从北京琉璃厂的古董商那里购得3000余片甲骨，从友人方若那里获赠300余片，又派儿子去河南购得1000余片，所藏甲骨增至5000多片，成为当时最著名的甲骨收藏大家。在好友罗振玉的建议和帮助下，刘鹗于1903年11月拓印《铁云藏龟》一书，将甲骨文资料第一次公开出版，此书从刘鹗所藏的甲骨中采用1058片，由罗振玉亲自选拓，其中伪刻5片，自重3片，倒置12片，甲骨反面有字而未录的有40片，骨臼有字而未录的有4片，虽然如此，仍瑕不掩瑜。不久，学者孙诒让根据《铁云藏龟》的资料，又写出了甲骨文研究的第一部专著《契文举例》。

甲骨文被发现之后，引起学术界的轰动。古董商人为了垄断财源，对于甲骨的来源秘而不宣，以后又谎称出自河南汤阴、卫辉等地。直到1908年，学者罗振玉才首先访知甲骨出土于河南安阳的小屯村一带，于是他派遣自己的亲属去安阳求购，又亲自前往安阳进行实地考察。1910年罗振玉释读出了10位殷王的名谥，证明这些有字甲骨确为殷王室之遗物，并进一步推断安阳小屯村正是古文献所载的殷墟遗址。先后共搜集到近二万片甲骨，于1913年精选出2000多片编成《殷墟书契》（前编）出版，随后又编印了《殷墟书契菁华》（续编），为甲骨文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继罗振玉之后，许多著名的学者，如王国维、郭沫若、董作宾、唐兰、陈梦家、容庚、于省吾、胡厚宣等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考释和研究，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甲骨学。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董作宾（号彦堂）、郭沫若（号鼎堂）并称为“甲骨四堂”，被誉为甲骨学研究的一代宗师，其中以罗振玉年龄最长，接触甲骨文也最早，而位列“四堂”之首。

甲骨文是中国发现最早的文献纪录，如今甲骨学已成为一门蔚为壮观的世界性学科，从事研究的中外学者有500多人，发表的专著、论文达3000多种。它对历史学、文字学、考古学等方面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史料记载

罗振玉

1914年编《殷虚书契考释》

1916年编《殷虚书契待问编》

王襄

1920年《簠室殷契类纂》（天津博物院）

商承祚

1923年《殷虚文字类编》（决定不移轩自刻本）

1927年删校本

1971年中国台北艺文印书馆翻印本

日本 高田忠周

1925年《古籀篇》（古籀篇刊行会）

孙海波

1934年《甲骨文编》（哈佛燕京学社）

曾毅公

1939年《甲骨地名通检》（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

金祥恒

1959年《续甲骨文编》（中国台北艺文印书馆）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1965年《甲骨文编》孙海波改订本（中华书局）

1979年香港中华书局版

李孝定

1965年《甲骨文字集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日本 岛邦男

1967年《殷墟卜辞综类》（汲古书院1971出增订本）

日本 永田英正

1968年《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甲骨文字索引》（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日本赤井清美1974年《书体字典》（东京堂）

1976年《书体小字典》（东京堂）

日本小林博1977年《古代汉字汇编》（木耳社）

高明

1980年《古文字类编》（中华书局）

徐中舒

1981年主编《汉语古文字字形表》（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9年《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

日本 小林石寿

1985年《展大甲骨文字精华》（木耳社）

1987年《拓影展大甲骨文字字典》（木耳社）

1988年《五体篆书字典》（木耳社）

加拿大 许进雄

1981～1988年《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所藏甲骨文字索引》（一～九卷《中国文字》新四～十二期连载）

日本 高嶋谦一

1985年《殷虚文字丙编通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孟世凯

1987年《甲骨学小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赵诚

1988年《甲骨文简明词典·卜辞分类读本》（中华书局）

日本 师春妙石

1988年《古典文字字典》（东方书店）

姚孝遂

1988年主编《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中华书局）

1989年《殷墟甲骨刻辞类纂》（中华书局）

饶宗颐

1989～1999年《甲骨文通检》（已出先公先王先妣贞人、地名、天文气象、职官人物、田猎与祭祀等五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日本 松丸道雄与高嶋谦一1993年合编《甲骨文字字释综览》（东京大学出版会）

日本 水上静夫1995年《甲骨金文字典》（雄山阁）

于省吾

1996年主编《甲骨文诂林》（中华书局）等。

产生背景

王室贵族上自国家大事，下至私人生活，如祭祀、气候、收成、征伐、田猎、病患、生育、出门，等等，无不求神问卜，以得知吉凶祸福决定行止。于是，占卜成了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朝廷设置了专门的机构和卜官。有刻辞的甲骨，都作为国家档案保存起来，堆存在窖穴之中。因此甲骨上的卜辞成为研究商代历史的第一手材料，它反映了从公元前1300年到公元前1000年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礼记·表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已知，殷商时期，国王在处理大小事务之前，都要用甲骨进行占卜，祈问鬼神，事后将所问之事契刻于甲骨上。商亡之后，占卜在周代逐渐绝迹，其文字也逐渐不为人知。

商代统治者非常迷信，例如十天之内会不会有灾祸，天会不会下雨，农作物是不是有好收成，打仗能不能胜利，应该对哪些鬼神进行哪些祭祀，以至于生育、疾病、做梦等等事情都要进行占卜，以了解鬼神的意志和事情的吉凶。占卜所用的材料主要是乌龟的腹甲、背甲和牛的肩胛骨。通常先在准备用来占卜的甲骨的背面挖出或钻出一些小坑，这种小坑甲骨学家称之为“钻凿”。占卜的时候就在这些小坑上加热使甲骨表面产生裂痕。这种裂痕叫做“兆”。甲骨文里占卜的“卜”字，就像兆的样子。从事占卜的人就根据卜兆的各种形状来判断吉凶。

书法特点

甲骨文记录和反映了商朝的政治和经济情况，主要指中国商朝后期（前14～前11世纪）王室用于占卜吉凶记事而在龟甲或兽骨上契刻的文字，内容一般是占卜所问之事或者是所得结果。殷商灭亡周朝兴起之后，甲骨文还使用了一段时期，是研究商周时期社会历史的重要资料。甲骨文其形体结构已有独立体趋向合体，而且出现了大量的形声字。它上承原始刻绘符号，下启青铜铭文，是汉字发展的关键形态，被称为“最早的汉字”。现代汉字即由甲骨文演变而来。在总共10余万片有字甲骨中，含有4千多不同的文字图形，其中已经识别的约有2800多字。

甲骨文是中国最早的系统文字，也是比较成熟的文字。而上古文字的点横撇捺、疏密结构，，确实初具用笔、结体、章法等书法要旨，孕育着书法艺术的美，很值得欣赏与品味。以甲骨文而言，郭沫若在1937年出版的《殷契粹编》的序言中，就对其书法体现非常赞赏：“卜辞契于龟骨，其契之精而字之美，每令吾辈数千载后人神往。文字作风且因人因世而异，大抵武丁之世，字多雄浑，帝乙之世，文咸秀丽。而行之疏密，字之结构，回环照应，井井有条……足知现存契文，实一代法书，而书之契之者，乃殷世之钟王颜柳也。”

钟王颜柳指的是古代的四位大书法家。殷代的“钟王颜柳”们，就是那些书刻卜辞的史官卜人。正是他们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史料，也留下了一份份珍贵的上古书法作品。若就甲骨文书契形式作粗略的一瞥，会发现早期字体较大，像罗振玉编《殷虚书契菁华》所收录的许多武丁时期的卜辞，非常大气、醒目；而到商末帝乙、帝辛时代，字变得细小委琐；至于西周甲骨文则更是细若粟发。

甲骨文风格类型：一是劲健雄浑型、二是秀丽轻巧型、三是工整规矩型、四是疏朗清秀型、五是丰腴古拙型。总之尽管甲骨文是契刻出来的文字，但笔意充盈，百体杂陈，或骨格开张，有放逸之趣；或细密绢秀，具簪花之格，字里行间，多有书法之美。

所谓“甲骨文书法”，大抵有两层意思。

一是指以商周甲骨文字体结构、书法特征为宗，加以工整地摹写而成的书法作品。这类作品可以按照需要集古字以组合为新句子。内容是新的，字却如同三千年前殷人的入笔文字一般饶富雅趣。但是甲骨文总共才二千多字，其中还有不少尚未释出的怪字（特别是人名、地名），真正派上用场的不是很多。因此一旦遇到甲骨文中没有的字，而所书写的对联、题词中又无法代替，就只好进行偏旁拆零，自己拼接了；再拼不出，就要到金文等其他古文字里去讨救兵。进行这项创作的首要人物是罗振玉。1921年他在研究之余，将甲骨文用毛笔书写成楹联，出版了《集殷墟文字楹帖》。继之有章钰、高德馨、王季烈等人，也仿效集字创作。一些古文字学前辈如董作宾、商承祚、唐兰、于省吾等也擅长甲骨文书法，这是本真意义上的甲骨文书法作品。

另一层意思是指借鉴甲骨文特征加以自行创作的现代书法作品。他们将甲骨文视作一种灵感，仅仅是艺术创作中的一点启示，而并不在于追求“形似”。因此，他们并不严格按甲骨文的书法特征去写，可能是综合了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等多种古文字的特点而创作。这样的书法艺术与古文字学虽有关系，但不是亦步亦趋。

有的学者更认为，甲骨文的“书体”在甲骨断代和碎片的缀合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①。书法形体取决于书写人的技术与手法。它的流行受习惯的崇尚而具有时间性。用书体来测量某一时期文化和艺术的风尚，可以大体上窥见一斑。并指出：

武丁时期的书法，气魄雄伟，峻敖瑰丽。即使中小字体也是工整秀丽，但无论大中小字体，无一处不表现出这一时期书法方面的熟练，深邃的造诣；祖庚祖甲时期，主要在严饬工整方面下工夫，与后世书家比拟，颇有欧阳率更的风趣；禀辛康丁时代，一部分沿袭了祖庚祖甲时工整的作风，但大多逐渐衰退，趋向潦草苟且；武乙时期的大字，粗疏古拙，劲削而带有暴戾的气氛；文丁武丁的作品，又是五花八门，百体杂陈，在书法上颇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情景，有的骨骼开张，有放逸之趣，有的细小娟秀，有簪花之格。

可见，甲骨文的书法艺术是为学者们所公认的。

甲骨文的“鼎”字

此外，甲骨文还具有自身的一些特点。它一般是用刀直接刻字，有的刻好后还填以朱砂，也有个别不是刀刻而是用朱砂直接写成的。所以，甲骨文的刀法就体现了它的笔意。从刻划的线条犀利苍劲来看，刀法也很熟练。线条起止有度、转折恰当，且有粗有细，有长有短，说明有用单刀，也有用双刀的。字形结构一般呈瘦长形，有大小、长短、方圆之别；各种长短线条的排列疏密有序，各种横竖斜直线的组合也恰如其分，既保持了平衡对称的结构，又表现出丰富而有变化的笔意。同时，甲骨文还具备了象形、指事、会意、假借、转注、形声“六书”的汉字构造法则，既是成熟的文字，也是高水平的书法艺术。

甲骨文有完整的内容和形式。它一般包括叙辞（为贞卜日期和贞人名）、命辞（所问之事）、占辞（为商王亲自视兆占问吉凶）、验辞（刻记占卜结果）等项，故又称甲骨文为卜辞。刻辞的排列也很有规律，或由上而下，或由下而上；或从右至左，或从左至右，但一般是先横后竖。一片甲骨上少则数字，多则上百字。其章法布置毫无做作气，错落自然，浑然一体，变化无穷，一片天机。无论从哪方面看，都体现了殷代贞人高度的艺术技巧和艺术匠心，不愧为中国最早的书法艺术。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伴随着书法热的兴起，甲骨文书法得到了广大书法家的重视。但由于甲骨文书法创作毕竟不过百年的历史，还没有十分成熟的临习与创作方法可供借鉴。以怎样的笔法去研习这一古老的书体，成为从事甲骨文书法创作者亟需解决的一道课题。沙曼翁先生认为：“写甲骨把笔要轻，运笔要活，要学‘大米’的刷字。要中、侧锋互用，既要写出毛笔的韵味，又要有刀的感觉。”是极为精辟的见解。尽管甲骨文是由锲刻而成，但书写的痕迹依然存在，因此，我们在临习甲骨文时既要体现锲刻的感觉，更要表现书写的味道。起笔微逆入纸，提笔中锋运行，驻笔平出空收。在行笔时切忌出现楷书的顿挫之法，笔致要简率、质直和畅达。尤其是要做到搭笔即成的迅捷运笔方式，做到急缓适中。临习甲骨文尽管以中锋为主，但要间或辅之以侧锋，以增其韵。甲骨文的转折，一般应断而再起，且不可一笔带过，形成圆转之状，而失去了甲骨文方整峻拔的特质。

最后，尚需指出，临习甲骨文，除掌握上述笔法外，平时要多读甲骨文拓片，品味其线条、结字以及高古的气息。同时，坚持临写小篆和金文，多读一些文字学著作，这对学习甲骨文很有帮助。

历史价值

司马迁在《史记》中有一篇《殷本纪》，详细记载了商王朝的世系和历史。过去史学界许多人对这些记载将信将疑，因为没有当时的文字记载和留存的实物资料可作印证。

本世纪初，罗振玉在他搜集的甲骨中，发现了刻有商王朝先公、先王的名字，证实了这些甲骨的出土地小屯就是《史记》中所说的“洹水南，殷墟上”的殷墟所在地。

此后，学者王国维对甲骨卜辞中所见的商代诸先王、先公，对照《史记》记载作了详细的考证，证实了《史记》中《殷本纪》的可信性。殷墟是商朝第10代王盘庚于公元前1318年，把都城从奄（今山东曲阜附近）迁到殷（小屯村一带），从此历经至8代12王，在此建都达273年之久。这些研究成果，把中国有考据可信的历史提早了一千年。

从一片殷商甲骨上文字的发现和认定，由此发展到肯定了一个距今3000多年、长达600多年的朝代，这是非常重要的发现。这样就把本世纪20年代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可信历史始于西周的“疑古”思潮，予以彻底的否定。

甲骨文的文字学价值

甲骨文在汉字漫长的发展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作为现代汉字的鼻祖是当之无愧的。我国汉字的萌芽，大约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晚期陶片上的刻划符号。但这些刻划文字虽已具备了文字的雏形，但都是一些简单的符号和单字，无完整的体系和规律。真正具有一定的体系并有比较严密的规律的文字，最早的要算是甲骨文了。据研究，甲骨文中共有不重复的单字4500个左右，已识单字在1700个左右，而这些单字还不是当时使用的全部文字。甲骨文是研究古文字的宝贵资料。中国的文字萌芽较早，在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陶器上，就发现了各种刻划符号，成为中国文字的雏形，经过二三千年的孕育、发展，到了商代，中国的文字达到基本成熟阶段。、甲骨文具有一定体系并有比较严密的规律，内容丰富，对中国古文字研究有重要作用。过去，古文字研究的主要的依据是商周青铜器上的铭文，如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甲骨文比《说文解字》要早1500年，而且它是来源于直接发掘出来的出土文物，可信程度更高，对研究汉字的起源和发展，纠正《说文解字》的疏失，解决青铜器铭文中悬而未决的问题，都有极大价值。

在甲骨文以前，从考古材料来看，我国境内已有很多尚未完全成熟的文字符号出现。从史书记载来看，《荀子》、《吕氏春秋》、《韩非子》、《世本》都记载有仓颉造字的传说。许慎的《说文》序把《系辞传》的说法和仓颉的传说结合起来，说：“及神家氏结绳 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航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刈，万品以察。”黄帝的时代大约在公元前两千五六百年，甲骨文最早的不超过公元前1300年。

2017年12月26日，甲骨文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发布会在故宫博物院举行。发布会由教育部、国家语委、国家文物局、国家档案局、故宫博物院、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委会共同主办。出席会议人员主要来自主办单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文博机构，以及有关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代表。

藏品鉴别

刻在肩胛骨上的甲骨文

甲骨文藏品的后人作伪并不高明，鉴定时须注意如下几点：

第一，看卜骨之新旧。甲骨埋入地下三千余年，被有的学者称作“亚化石”，自然有一种古朴感。作伪者常用大版新鲜牛骨来刻字（因龟甲较难刻契，且易碎裂），故凡遇大版牛骨刻辞须谨慎。如英国驻安阳长老会牧师明义士（James Mellon Menzies）于1914年起开始搜集甲骨文，结果初次所购之大骨版，全系新鲜牛骨仿制，收藏不久，即腐烂发臭。（有的假货是在商朝出土的甲骨上，重新再刻字，比如原来一块上，只有一个字，他再加刻上七八个，所以要注意真的甲骨不一定是甲骨文。）

第二，若能目验实物，可看切口之新旧。即便是利用出土之甲骨新刻文字，因切口新，作伪者常用粘性泥土涂抹。将甲骨浸泡水中不久，即可用刷子刷去泥土，切口便一目了然。而真品则因土色深入刻痕内，一般是洗刷不掉的。（这种用水的做法会对文物有很大的伤害性，特别是那种保存不是很完好的甲骨文，和出土时已经有些腐朽的甲骨文。尽量请专家，如果不行，可以用放大镜，放大到一定程度可以清晰看出差异。）

第三，看内容是否符合卜辞的文例文法。因作伪者并不懂甲骨文的内容，多数是胡乱抄袭真片上的文字，东拼西凑，甚至倒写、刻错亦浑然不觉。因此，在鉴别时要注意看刻辞是否连成文句。一条完整的卜辞，由前辞（又叫叙辞，写占卜日期，以干支表示，同时又写占卜者名，通常是商王的史官）、问辞（又叫命辞，是要问的事）、占辞（商王看了卜兆以后所下的是非结论）、验辞（占卜后结果的应验情况）这样四部分组成，不过许多卜辞都不完整，一般只具有其中的几部分。

第四，看刻辞格式。在龟甲上的刻辞，分两种式样：刻在左右边缘部分的，由外向里读，确切地说，刻于左甲边的文字，从左向右读，刻于右甲边的，则从右向左读。另一种是龟腹甲的中缝两边文字，皆由里向外刻，即在中缝左侧的文字，由左向左读，在右侧的，由右向右读。在牛骨上的刻辞，一般刻在骨的边缘，是由外向里读。几条卜辞刻在一起，一般由下而上排列。

第五，看字体。商代甲骨文跨越了自盘庚到帝辛12位商王计270余年，卜辞年代明确可以判断的是武丁到帝乙8位商王。在这段时期内，文字写法有过变化。有学者根据这些变化和其他考古成果将殷墟卜辞分为五期，第一期为武丁时期，字体相对大一些，第五期较小，有些在写法笔划上也有不同，可以从甲骨学工具书（如高明《古文字类编》中华书局1980年版）上查对。

第六，看贞人（卜人）名字。贞人即当时替商王占卜之人，为史官。贞人生活于一定的时期，贞人名是断代的依据之一。早期与晚期的贞人不可能共主占卜之事，故不应在同片甲骨上出现。不少专著对此有研究，且列表对照，一目了然（如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

总的说，甲骨文辨伪较其他文物的鉴定要简单些，只是遇到利用出土的无字卜骨仿刻全部真片或一片甲骨上真伪参半须倍加小心。前人在这项工作的研究上已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一般西人所著录的甲骨书中伪刻较多，如《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柏根氏旧藏甲骨文字》、《金璋所藏甲骨卜辞》等，引用时要注意。如《金璋所藏甲骨卜辞》第668片左上部“癸丑王卜贞旬无祸王占曰吉”等 三条卜辞系真迹，而下半部字虽大而清晰，于文义却不通，系伪刻。作伪者有的本是刻字出身，便被古董商相中，专干伪刻卜辞勾当。如董作宾《甲骨学五十年》中提到的蓝宝光，便能仿刻完整的真片，其工细程度几可乱真。幸而此人不懂文例文法，否则在甲骨上大肆“创作”，会给辨伪工作平添许多麻烦。

除商代卜辞外，1954年起又发现了大量西周甲骨，其中有字的不少，时距殷墟卜辞的发现已半个世纪，作伪之风无存，当然也就谈不上辨伪了。

收藏机构

中国国家博物馆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收藏甲骨最多的单位，共藏有35651片。多系名家捐赠和从私人、市肆收购而来。其中以刘体智先生的庋藏数量最多，装在150个盒内，共28000余片。国家图书馆所藏甲骨还曾著录于罗振玉《殷墟书契》、胡厚宣《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郭沫若《殷契粹编》、郭若愚《殷契拾掇》中。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甲骨拓片也很丰富，除正在传拓中的《馆藏甲骨集拓》外，还有《善斋书契丛编甲骨拓本》十八册四函，共28000余张。在郭沫若主编的《甲骨文合集》中还收录有该馆所藏甲骨拓本十余种之多。

殷墟之外的甲骨文

一种是比殷墟甲骨文还要早一千二百多年的甲骨文。这种甲骨文是陕西省考古工作者在西安市西郊斗门乡花园村原始社会遗址中发现的。这批甲骨文分别刻在一个骨竿、一颗兽牙和若干块兽骨上。从已经清理出的十多个单体字来看，这种甲骨文字体细小，笔划细若蚊足，刚劲有力，字形清晰，字体结构布局严谨，与殷墟甲骨文字体接近。据专家考证，这种甲骨文的出土遗址属龙山文化晚期，距今约四千五百年到五千年，比殷墟甲骨文要早1200年以上。

另一种是一批奇特的微刻甲骨文。这批甲骨文是在陕西岐山县古周原凤雏村发现的，共有293片甲骨。甲骨上的文字细小如芥籽，笔划细如秋毫，需借助5倍以上的放大镜才可辨认，但字迹清晰、笔划刚劲流畅。书法分直笔和圆笔两种，直笔方直劲健，圆笔圆润婉逸。其中有一片甲骨仅2．7平方厘米，像小硬币大小，刻字面积仅1．7平方厘米，上面却刻有30个甲骨文，其字细若发丝，个别的字径还不足毫米。这批甲骨文是西周时的作品，记载的多是西周灭商之后，周文王晚年到周康王初年的内容，但是，为什么要刻得这么小？是什么人用什么工具刻出来的？在古代尚没有放大显微技术的情况下，又是怎样辨认的？这还是一个谜。如今，这批珍贵的微刻甲骨文收藏在陕西省岐山县文物管理所。

还有一种甲骨文是刻在陶器上的。这是1978年和1979年，考古工作者在贵州威宁中水汉墓群中出土的一批陶器和陶片上发现的。上面共有51个类似象形文字却变化更为丰富的刻画符号。专家考证，这是贵州出土的年代最为久远的文字，距今约二千多年。

谢选骏指出：殷墟文字已经相当成熟，但是仅仅几百年前的郑州商城遗址却丝毫不见文字的踪影——这说明甲骨文系统是短短两三百年之间突然爆发形成的！这是中国文明起源的最大谜团。可以说，如果没有这次偶然的爆发，今天的世界将完全不是现在的样子……


《甲骨文源于古代苏美尔原始楔形文字的证据以及用原始楔形文字的基本符号重新解读甲骨文》（何钰烽 He Yufeng）报道：

一、方法论

在文字还未出现之前，史前社会就有图形记事的传统，后来一些图形被简化为象形符号，人们发现可以通过一些符号来表达一些基本的信息。这些符号越来越多，接下来人们发现可以把一些简单的符号组合起来表现更为复杂的意思，这样最早的表意文字系统就诞生了表意文字的核心是最基本的象形符号和约定俗成的指代符号，以及这些符号的组合方式和内在的逻辑。在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西亚、北非乃至欧洲的古代文字都是起源于苏美尔人和埃及人的象形符号。这些象形的图形化的符号在进入书写的过程中都会发生变形、简化误读等等情况，简化书写流程和难度是书写者自然而然的需求，由于书写或者刻画工具的改变也自然引发线条风格和样式的改变并最终导致图形符号形态的改变。在剔除这些因的干扰的情况下，如果发现在两种文字的基本图形符号中找到很多基本符号形态接近含义也接近的时候，这两种文字就很可能存在着传承关系。但是这里也要剔除一些象形符号和数字符号的干扰，比如，箭的符号从非洲的岩画到陶器刻符到甲骨文大多保留着相同的符号

鱼的符号在亚欧大陆也大体相似。这本就是很自然的事情没有任何指标的意义。数字符号也是如此，特别是简单的一二三，这样的计数符号也没有指标意义，因为计数符号应该在史前贸易中广泛使用且历史久远。

但是一些抽象字符、指事符号、假借字符、会意字符存在重复和相似的可能性就很低。如果一两个抽象符号的相似可能是偶然的，而一些抽象符号的相似就不太可能是偶然的了，因为偶然相同的事件的概率，会随着偶然事件的增加以几何级数递减的。当一个事件发生的概率到了极其微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认定这是不可能的了。换句话说在古文字比较中如果真的有两种文字出现相当数量的相似点，就足以认定两种文字存在事实的关联而非各自独立发展而来。

另外如果有一些字符可以考据出来存在相似性或者存在明显的演化痕迹，这样也可以剔除偶然相同的可能性，也可以断定二种文字存在明确的传承关系。这种两种文字的关系，存在两种可能性。首先，是二种古文字同由一种更为古老的文字传承而来，当然这种情况是可能的，但是由于缺乏必要的考古证据证明这种古代文字的存在，所以我们无法认定这种情况的存在。其二，就是二者中较晚的一种传承或者借鉴了较早的文字。套用在甲骨文和原始楔形文字的问题上说，也就是说甲骨文传承了原始楔形文字的造字手法和符号。

二、符号演化的一般规律

在符号演化的规律来看，总是存在着复杂的符号向简单符号转化的动力。这是由于越是简化的符号识别起来越是容易。这个命题得到现代计算机的佐证，现代文本自动识别技术普遍存在字体差异带来的误差。例如就汉字识别来说标准化的黑体文本显然要比海报体、手写体这样的文本要更加容易识别且出错率更低。这表示越复杂的图案需要越多的计算能力参与识别。这不仅存在于古代符号的演化历史中，也存在于现代社会商标的演化历史之中。随手翻开一本设计史的书籍我们就可以看到，可口可乐，奔驰汽车，壳牌石油的商标无不体现了从繁就简的符号演化规律。在古文字领域无论是古埃及象形文字圣书体向草书体，世俗体转化的过程中还是甲骨文向小篆隶书转化的过程中也都体现了由繁到简的规律。

苏美尔人的原始楔形文字出现在距今 5000 多年前，在考据原始楔形文字演化的过程中，已有的历史资料显示，原始楔形文字向不同的方向演化，推动这种演化的一个主要因素应该来自不同的书写方式。其中一个是向泥板上书写的楔形文字的演化。这个时期字符开始向三角形符号和直线结合的方向发展。在乌鲁克四期的遗址中，一种三角形截面的刻笔，取代了之前的圆形截面的刻笔，显然三角形截面的刻笔可以刻出更加细的线条，但是三角形刻写的线条很难转向，所以文字也就越来越依赖直线来构成字符了。同时圆形的压印也被三角形压印所取代，最终形成楔形文字的图形特点。

显然楔形文字的这种简化方式在其他不用泥板书写的地区难以复制。例如你要手写一个三角形符号就至少需要三笔。在楔形文字在两河流域初步标准化以后，原始楔形文字的象形符号依旧出现在两河流域周边地区的一些古代文字中，在受到原始楔形文字影响的原始埃兰文字中符号转向越来越多的使用各种线条。在公元前2000 年前后，在象形文字简化过程中原先轮廓的图形向更为简单的模拟动态的单线图形转化。这种简化趋势首先出现在临近的古埃及文字的简化中，大约在古埃及第六王朝（BC2315-BC2190）时期的僧侣体文字中已经很少有双线勾画的象形符号了。

出现在公元前 1600 年左右的地中海沿岸的米诺斯文明的 linear-A 文字也出现了象形符号由原始的轮廓图形向单线图形演化的趋势。其中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关于山羊和人的象形符号已经非常接近甲骨文的写法。这体现在用单线来表现提炼事物的基本特征。

原始楔形文字 linear-A 文字 甲骨文 LU，人 人 人NAR,狐狸 羊 羊* 由于原始楔形文字里，羊为抽象符号。所以用了同样为动物的狐狸的符号来说明符号简化的过程。本文原始楔形文字字符均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楔形文字数字字典项目。为了方便比较一些字符由横向旋转为竖向。

甲骨文的一些复合文字，字符的组合可能依旧保留着原始楔形文字的字符组合，但是这些字符是经过简化和线条化的符号。有一些则是沿用了原始楔形文字的基本字符并保留着最初的意义。

三、从甲骨文中保留着的原始楔形文字元素来从新认识甲骨文

1、从“田”字说起

“田”字在甲骨卜辞中的出现频率非常的高，但是可以释作田地的词条比例并不高。

最主要的解释是田猎，就是打猎的意思。最常见的用法是，王田于……，王其田……

汉代的《说文解字》里说:“田，阵也，树谷曰田，象四口十，阡陌之制也。”这看似合理，实际上只是猜猜，井田制是要到春秋才开始大面积出现的景象，在殷商造字的时候应该没

有连片的井田。以阡陌井田造田字是不可能的。

甲骨卜辞中，虽然确有一些条目被解释为种田或者农地的意思。但是这些被解释为田地的或者种地的条目也很牵强或者解释为田猎也可以，如《甲骨文合集》第一条：

（王）大令众人曰，协田，其（受）年。 《甲骨文合集》 001

这里的田也可以解释成田猎的意思，就是说让众人合作狩猎。其受年，表示的可能是以此庆贺丰收之意。听王命令的是贵族，贵族是不太肯能自己种地的，种地的大多为奴隶，不需要劳烦王来亲自训话。而且就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商王朝采用残酷的奴隶制度，奴隶命运极度悲惨，商代统治者残暴，在此社会环境下，没有动员奴隶从事农业生产的必要。

关于田字指农田的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支持来自“男”字，《说文解字》上说“男，丈夫也，从田从力，言男从力于田也。”但是在甲骨卜辞中没有找到男字代表男子的词条，《甲骨文字典》中只有一个解释，就是男爵的男，意思是一种爵位。而须知在殷商时代还远未实现男耕女织的分工，实际上考古发掘和人类学的记录显示，在狩猎采集向农业转化的过程中，男子更多的是进行打猎这样需要耐力和爆发力的工作，女子更多的是从事采集和耕种。换句话说，远古时代耕地种植更多的是女性从事的工作。而打猎确实在远古是男人的专利。

“男”字的本意可能是指打猎的时候某种特殊的关键角色，后来这个角色被固定成一种职位。

关于田的争议此处暂时不再展开讨论论。但是“田”字符号为何能够表示打猎的意思，至今还是没有人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对此徐中舒主编的《甲骨文字典》是这样解释的，“象田猎战阵之象，古代贵族有囿为田猎之所，囿有沟封以为疆界……后世不知农田阡陌之形初本田猎战阵之制。”

《甲骨文字典》的解释没有任何依据，主观猜测而已，远古时期围猎是存在的但是搞成格子状的阵仗，确实有些脱离实际的臆测的成分。

而认识原始楔形文字的人对这个“田”字符号是再熟悉不过的事情了。

田字符号在原始楔形文字里表示绵羊的意思，由于绵羊可能是最常见的交易货物之一，两河流域的人们为了简化羊的象形符号创造了一个简单的抽象符号，起初这个符号的外轮廓是圆的，后来为了便于书写才逐步转变成正方形的田字形。而野羊显然是古代最重要的猎物之一，可以想见这个符号在古代的某个时期衍生出了猎取的山羊的意思，最终派生出猎物和狩猎的意思。另外一个支撑“田”字代表羊或猎物的证据，来自甲骨文中田字部首文字或者含有田字符号的文字大多可以和羊或者猎物联系起来。比如，“畜”字甲骨文中就是在田字上边加上“丝”字，意思是用绳子牵着的羊。

甲骨文的“畜”字。甲骨文中有些畜字有小点有些没有。这里田字里多出来的小点表示行动受限，被绳子牵着或绑着的牛羊当然行动会受限。关于小点后文再单独解释。

如“畀”字，畀字由两种写法，一种是双手上边是田，另外一种是一支箭穿过一个田字。就这个字来说本意应该是是被箭射中的猎物，后来可能派生出给予猎物或送给的意思。

如“曾”字就是田上边加上甲骨文的分字（省略了刀部），意思是分割牲畜的一种祭祀方式。《甲骨文字典》也认为“曾”为一种祭祀的名称。

甲骨文“迺”即简写”乃“字也是指用碗接着羊奶的意思。上边的田，也就是羊。《甲骨文字典》的编者看出了下边接奶的器皿，确不知道上边的田字符号为何物。所以长期以来无法解释清楚“廼”字的本意。而现在一旦认出了田字的含义，把羊或牲畜的形象带入后，一切都迎刃而解。

甲骨文的“畀”字，很明显是一支箭穿透猎物的景象。

甲骨文“曾”字，分割牲畜的景象。

甲骨文“乃”或“廼”字，这里是用碗接羊奶的景象。有些时候这个字外边还有小点表示液滴。另外甲骨文在外部的小点多表示液滴，我们注意到，有些田字符号在甲骨文犁变的更圆了，实际上最初的原始楔形文字羊的符号也是一个圆圈加上十字。这些圆形的田字只是保留了更原始的形态而已。同时，用羊来解释一些包含田的字符，一些以前无法辨认的字符现在也可以初步了解他们的意思，如《甲骨文字典》第1472页。两个以前无法辨识的甲骨文，一个字形是陷坑里面一个圆形的田字，现在就容易理解这表示陷阱中的野羊。这里可能表示陷阱的意思。而另一个两只拿着棍子的手加上田应该司驱赶牲畜的意思。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甲骨文里有一些“田”字的写法是长方形，里边分成六或者更多个小格子，这些字符需要仔细甄别，其中很多就有可能真的表示耕地。因为，在原始楔形文字里长方形的格子就是表示耕地的意思。另外由于文字的源头和使用者门经历了很长的时间，二者可能很早就发生了混淆。但是，就“田”字符号来说大部分表示羊、家畜或者猎物这是没有问题的。

此田字来自：《甲骨文合集》第 32992，卜辞中有： “以？多田亚”，这里的田可能就是表示耕地的意思。

2、“贞”字的本源

“贞”字无疑是甲骨卜辞里出现频率最高的字。最常见的传统误读是把“贞”和“鼎”认为是同一个字，这是个很容易就验证的错误。我们随手一翻就可以找到两个字同时出现在同一片甲骨上的例子。如《甲骨文合集》第 3171 正甲，上边就同时有贞和鼎两个字，如果为同一个字，书写者不可能一片甲骨上同时用两种写法。这也证明了贞字肯定不是由鼎字演化而来。目前“贞”字在甲骨文中多被释做名词或动词，有占卜或者占卜师的意思，这固然不错，但是很明显“贞”在甲骨文也有形容词，吉利或好的意思。如我们常可以看到“王大贞”“卜大贞”的语句，大贞肯定是大吉的意思。

那么如果“贞“这个符号不是鼎的异体字，那么这个符号来源于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原始楔形文字给出了答案。

在原始楔形文字里关于绵羊的符号有很多，但都是从上边的“田”字符号演化而来。其中有一个表示哺乳期母羊的符号UD_5，英文翻译为 nanny sheep,意思是哺乳期的母羊。下边的两个尖角表示母羊下垂的乳房，意思是双乳下垂的母羊。母羊或者母牛有奶带来了稀缺的的蛋白质食物，如果古代母羊产仔那更是非常美好的事情。所以这个字符天然的含有了美好吉祥的含义。这个字符在向楔形文字方向演化的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简化。三角形的边和田字的两边连成了直线，字形和甲骨文贞字非常接近了。我们注意到很多甲骨卜辞中的“贞”字还保留了上边的一个小竖。至于什么时候这个符号上边也多出两个角现在还无法考证。但是二者两千年的间隔，出现这些变化是可以接纳的。

原始楔形文字表示哺乳母羊的三种写法，（读）UD5 ，（英文翻译）nanny sheep, 母羊，哺乳的母羊。田字下边多出两个三角形表示母羊下垂的乳房。

楔形文字，（读音略微变化）UZUD, （英文翻译）female goat， 母羊，母山羊。这个符号至迟在公元前 2500 年前已经出现。

从上边的考证，我们可以知道贞的本意就是指怀孕和生孩子的意思，《周易》里说的元亨利贞，都是形容词，贞，可能代表有收获的意思。而现代汉语中的贞洁，贞操这些词汇里的贞字都和女性受孕有关，可见这些词汇中的“贞”字都保留了非常古老的本意。

3、“师”字的来源

甲骨文文中这个符号历来有很多解释，有说象山丘的，有说象屁股的。只有罗振玉认出了甲骨文是“师”字，也只有这个解读最令人信服。如《甲骨文合集》第33006有“王作三师，右中左”的句子，其他解释显然都说不通，只有师或军队的意思说的通。现在大多数学者都认可这个符号是“师”字。问题是用一把弓来代表军队似乎是一个比较特别的选择，而原始楔形文字里代表军队的符号居然也是一个弓的符号。

原始楔形文字 ERIN，people；troop，公民，军队。

弓箭的发明至少有几万年的历史，弓和剪的符号中经常出现世界各地的岩画之中，弓的符号像弓的符号，这原本不足为奇。但是，用弓箭象征指军队却是一个概率很小的事件，因为在殷商时代，军队最主要的武器装备有马拉战车，戈，矛，戟，刀，斧，钺，弓箭，盔，盾牌等等。从甲骨文如“旅”“?”字这样的带有旗帜符号的文字，我们可以判断商代应该已经有了初步的旗帜这样的指挥系统。

所以能够象征军队的物体有数十种，而苏美尔人的军队大致也有这么多的武器和装备。二者不约而同的选择弓来象征军队，这件事发生的概率也是小于1%的。

4、“习”字

在原始楔形文字中SAR，两个芦苇长在一块土地上，表示园林和书写的意思。

SAR原本表示一块土地上有很多草木，以此表示花园。后来由于泥板文字也是用芦苇在泥土上刻画，所以这个符号又有了书写的意思。而在甲骨文中”习“字上边的两个类似“羽”字的符号实际是由表示芦苇的符号演化而来的。而下边的方框有时被写成化成了日字，有时被写成口字。而”习“字，在甲骨文中也有书写的意思。《说文解字》和《甲骨文字典》把习解释为重复都是不对的。而且甲骨文的“羽”字不是习字上边的那种写法，甲骨文中羽字象蜻蜓那样昆虫的有格子的翅膀。习字的羽部实际表示芦苇和鸟没有任何关系。就《甲骨文字典》其的例句来说，第一句：习二卜（甲骨文合集，31672），意思是写了二个卜辞；不是重复了两次卜辞；第二句：癸未卜习一卜，意思也是癸未卜写了一个卜辞的意思。再有如《甲骨文合集》第 26979 有：习龟卜，又来执……也应该理解为，在龟甲上刻写了卜辞，又来……

我们大致可以认为苏美尔人的原始楔形文字中的SAR 字符，在一千多年的流传过程中表示书写的意思的转变成了”习“字。

甲骨文习字的两种写法，上边的木更贴近于芦苇，下边有日字也有口字。

原始楔形文字，(音)SAR，（英文翻译）garden，write，园林，书写的意思。

《甲骨文合集》 第 31667习兹卜，王其※戊申 《甲骨文合集》第31667。

这里说“习兹卜”，可以肯定不是重复的意思。意思是：写下这个卜辞。

我们注意到殷商时代，文字主要是用锐利的刻刀刻写而成，所以很久以来芦苇杆这个东西已经和写字没有什么关系了，但是殷商的文字依旧采用芦苇杆来表示文字，这也显示甲骨文“习”这个字是借用更加古老的文字，究其源头应该来自原始楔形文字。

5、“示”字

“示”字在甲骨文里表示神位的字符，甲骨文的写法像大写的英文字母T。《甲骨文字典》里说“示为天神、地祉、先公、先王之通称。”“示”在甲骨文里多指主神和某类祭祀的名称。

而这个符号在原始楔形文字文字里读ME，神力的符号相同，由于此类符号属于抽象符号，所以两者完全属于巧合的可能性极低。

甲骨文”示”字的几种写法

原始楔形文字（音）ME， divine properties enabling cosmic activity，神力的意思，也常常作为部首出现在表意字符组合中表示和祭祀祭司有关的意思。

6、“分”字和“八”字

“八”字本来就是指把物体分开，发音和“掰”或“别”相近，由于发音接近后来“八”字被借来当作数词用。这很常见，例如现代的上海话中八和掰的发音是一样的。《说文解字》说：“八，别也，象分别相背之形”，后来人们为了区别数字“八”表示分开的“八”，在“八”字下边加了个“刀”，这就是甲骨文里的“分”字，而这个“分”字从甲骨文一直沿用到现在。这也说明了“分”和“八”原本是一个字。而原始楔形文字的分开的写法和八字如出一辙。

原始楔形文字（音）TAR， (英文翻译) cut，to scatter，dispersed，意思是切，分散。

甲骨文“八”，本意是表示分开，掰开。保留着两个分开的线段这样的基本形态。

甲骨文“分”字，这里在八字下加入了刀字以示区别。

7、“ ”字的含义

这个甲骨文字符，《甲骨文字典》归为“ ”，至于该念什么，意见也无法统一。

由于这个字的形态像编织的竹席，故《说文解字》释为表示竹席的“簟”字。但是这个字到底释什么意思，至今还没有人搞清楚。《甲骨文字典》罗列了两条解释。第一条，解释为地名。这个实际也没有什么根据，在过去的甲骨文释读中出现了一有解释不清的时候就放入人名、地名、祭名这样的框子里的现象。第二条，直接说“意不明”。也就是说这个字符没有人明白它的真实含义。但是，当我们去原始楔形文字的字符中去寻找答案的时候，事情立即变的清晰起来了。我们发现了原始楔形文字中示意制作编织的字符 AK 和这个“?”字如出一辙。

原始楔形文字，（音）AK；（英文翻译），to do; to make; to act, perform; to proceed；做，造，行动，表现，处理的意思。“制作”这个词意大概在原始楔形文字时期是由编织席子这个动作派生而来。

两个字符相差近两千年，方框外边的短横显然已经被简化掉了但是，字符的主题几乎没有任何改动地流传了下来。既然我们明白了符号的意思，这个符号的在甲骨文中的含义也就变的清晰了。如果一定要用一个汉字来释读这个符号的话，把这个字符定义为“制”更为切切。

如《甲骨文合集》 第23715卜辞有这样的句子：

贞叀 尊于入酒这句话的大概意思是，贞（吉利），祭祀，制造尊，用于注入酒。

由于这个“ ”字是一个偏旁，所以我们一旦揭开了“ ”的含义，含有这个偏旁的字的含义也就可以了解其含义了。如：?+攵=大概是监工的意思， ?+人=大概是工人的意思。

而这个符号到了周代，依旧表示制造的意思，如奚子?车鼎的首句的意思是奚子制车，铭文大意应该是：一个叫奚子的人制造了车，特铸一个名字叫行的鼎纪念的。

隹※子?車乍行貞。子孫永寶。萬年無畺。《殷周金文集成》第2603。

8、“来”字和“年”字

甲骨文“来”字

《甲骨文字典》上“来”字的条目说：象麦麰（音牟，意思是大麦）之形，卜辞做行来字。

《说文》：来，周受瑞麦，来麰，……天所来也，故为行来之来。《诗》曰：贻我来麰。

对于来字的解释，除了有点象麦子这点有些沾边之外。其他的纯属文人的付汇。也就是说一直以来，为何这个像一颗植物一样的符号和往来这个动作是怎么扯上关系的没人说的清楚。从图形记事的角度来说，表示来往的这个动作是迈开步子的双腿或双脚。如，甲骨文的“往”字就是一只脚加上一个王字，“步”字就是前后两只脚。但是明明是动词为何非要用一种植物来表示呢？通过和原始楔形文字的比较，有助于厘清这个字符的源头。

原始楔形文字；音GI；reed，judgment，turn， to return，to go back；

芦苇，审判，回来等。

在原始楔形文字里。芦苇的发音是GI，这个符号原本就是用来表示芦苇，但是由于回来的发音和芦苇发音相同，这个符号就被假借来表示回来、转动等意思。这种造字手法在文字发展史上是非常常见的事情。在原始楔形文字、古埃早期象形文字以及甲骨文中普遍存在及许慎《说文解字》上说：“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这个定义还是很贴切的。而相隔几万里上下两千年的两种文字。不约而同的在同一个词上使用假借，而且假借同一类物品。这绝不是偶然的。

同时从符号的演化分析，芦苇图标的穗部，在几千年后转化成了来字上边那个看不明白的短横。这个短横在商代已经很让人费解了，因为没有植物的穗会那么长，以至于后来很多甲骨文中的“来”字直接省去了那个短横。

甲骨文中省去顶部短横的“来”字，来自《甲骨文合集》第14022。

9、“出”和“入”字

在甲骨文中“出”字的意向是一个踏出坑的脚，这个很形象也非常容易理解。在原始楔形文字中表示的是一只脚加上一个从山坳里升起的太阳。而这个太阳的符号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那个主体的元素太阳被省略了，而山坳的形象反而被保留了下来。成为甲骨文中看到的一个坑的形象。

原始楔形文字（音）E3， 英译：to leave, to go out; 离开，走出的意思。

甲骨文“出”字，脚在甲骨文里统一被简化为“止”，原始楔形文字E3山坳里的太阳也只剩下了山坳了。

在甲骨文中这个“入”（音 ru）字非常常见，这个字符应该是从甲骨文到现代汉字变化最少的字符之一。由于字形变化小，所以历来对这个符号从何而来少有人关注。同时对于这个”入“字的本意也就难以搞清楚。

我们来看看原始楔形文字 RU，这个字符的本意是一种飞镖，类似澳洲土著使用的那种飞去来器（boomerang）。这种武器的历史非常古老，应该在 5 万年前澳洲土著的祖先进入澳洲大陆之前就已经发明了。3300多年前的埃及法老图坦卡蒙仍然收藏了一些回去来器。后来这个图形被引申为抛出，走一圈，灌注，释放，领走等意思。另外一个细节在于两个字符的发音几乎完全一致。这显示古苏美尔语和古代汉语可能同属一个语系。

原始楔形文字（音）RU， （音译）to throw down, to walk along，to pour

out, to release, to pour out, to lead away; 意思是：抛出，走一圈（巡），灌注，释放，领走。图形下方的豁口是为了便于手握而挖去的边角，这个无关紧要的特征在后期的楔形文字里很快被省略。

对比两个字符，我们不难发现甲骨文的符号就是将原始楔形文字的双线轮廓的画法简化成单线的符号而已。更为重要的是当我们理解了这个符号的来源之后，对于甲骨文中“入”字的释读也有了新的方向。如上文提到的《甲骨文合集》 第23715 卜辞有这样的句子：

贞叀?尊于入酒

这里我解释成：贞（吉利），祭祀，制造尊，用于注入酒。

这里的“入”字就不再是进入的意思而是倒酒的意思。

再有入《甲骨文合集》第 5165卜辞有这样的句子

壬辰卜出，贞，王于八月入《甲骨文合集》第 5165

这里明显是问卜王出行是否吉利，得到的答案是王可以在八月出巡。这个句子的最后一个字是入，由于没有地点，所以这个字也不能解释为进入某个地点。合理的解释是王于八月出巡。也就是上文原始楔形文字符号的一个含义的：走一圈， to go along 的意思。

10、“单、 史、庚”的含义

在原始楔形文字里，这个像“Y”字形的符号有很多读音，也有很多含义。

一、（音）BAD，（英译）open，undo，to thresh grain；打开，撤销，（给

谷物）脱粒；

二、（音）TIL，（英译）a pole， to end; 木杆，终结。

三、（音）USH2 （英译）to die， to kill，死，杀死。

综合上边的各条含义，这个符号可能来自日常用的农具，就形状来看叉子的可能性比较大。由于叉子可能也是常用的狩猎工具，所以后期又派生了杀死的含义。

回过头来我们来看甲骨文，首先来看看“单”字。《甲骨文字典》中说：“此字初形应像捕兽之干，做丫形，后两歧之端缚石块……又用为武器……”

甲骨文中常见的两种“单”字的写法，其中 Y 字形的顶端出现了两个小

圆点，或者小的菱形的符号。这应该表示在叉子的头上装上了锋利的金属或者石器的矛尖。

根据《甲骨文字典》显示，田字可能是后期才加上去的。上文说过“田”表示羊或者猎物的意思，加上田可能还是强调这个是捕猎的工具。

“单”字在甲骨文中多和方位词连用如：“西单、东单、南单”所以一直以来以为是地名。应该是指一种特殊用途的场所而不是一个地名，而由于和狩猎和武器有关，可能指城市郊外的四个方向的狩猎场和军事操练的地方。如：……贞今日其逆旅巳执于东单亡灾 《存》二、九一七。

这里的意思可能是：今日在东单，（即城市东边的演武操场）迎接抓住“巳”的军队，没有灾祸了。

甲骨文“史”字

由于我们直到了这个“Y”形的符号和狩猎武器相关，所以我们知道“史”字的本意是手拿武器的意思。《甲骨文字典》中说：从又持单，以博取野兽之象。除了常见的解释如：任命，事情，贞人的名字之外，仔细分辨在甲骨文中依旧保留了杀死和俘获的意思。如：

于帝史凤二犬 《遗》九三五

意思是：杀死一只凤（可能是某种大鸟）两只犬用来献祭天帝。

通过类比原始楔形文字和甲骨文中的“Y”字形符号，可以发现这个符号都和猎杀，捕获有关，这个符号同样是基于一个狩猎工具派生的含义也大致相同。

甲骨文“庚”字

单从字形上看，甲骨文中的庚字就非常接近“单”字，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庚字可能从“单”字转化而来。庚在甲骨文里多用来表示干支和数字，其本意可能就是一种捕猎工具，或者就是“单”字，为了区别于“单”，就把“单”字稍加改造用于表示干支。

11、“门”和“户”

在甲骨文中门和户可能是一个意思，也可能门指双开的大门，户是指单开的小门。

甲骨文的“门”字； 甲骨文中的“户”字。

原始楔形文字（音）IG， （英译）door；门。

由于关于门的画法很多比如可以画成方框，或在屋子里开个洞，画上栅栏等等。但是通过对比甲骨文和原始楔形文字中门的符号，我们发现二者不约而同地选用了门板和门轴的部分来表示门，而且门板的横向纹理也存在着明显的演化关系。以此可以判定这个象形文字，也具有清晰可辨认的传承关系。

12、“齐”和“录”字

甲骨文“齐”字

关于“齐”字的解释历来让人费解。《说文解字》上说：“齊（齐），禾麥吐穗上平也。象形。”意思是说禾麦吐穗时穗子上端处于同一高度。这显然和我们看到的三个菱形的图形没

有任何关系。那么齐原本字究竟使什么意思呢？还是回过头来再看看这个菱形符号在原始楔形文字里代表什么意思。

原始楔形文字（音） HI；（英译） to mix (up)，alloy 混合，合金，原本菱形里面有条纹后来条纹被省略了。

在原始楔形文字里 HI，原本表示混合，后来派生出合金的意思。而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合金就是青铜。

好了，回到甲骨文里，我们现在把合金的意思带入，就明白了，“齐”字就是指某种合金的意思。由于金属铸造边缘齐整，后来才派生了整齐的意思。合金是齐字的本意，并一只保下来了。如《考工记》：“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而“齐”和锡声音接近，还可能指锡锭。比较甲骨文中的“吕”字，“吕”字在甲骨文里使两个正方形。甲骨文中吕专指铜。甲骨卜辞里提到的“黄吕”就是指黄铜。

卜宾貞不牛示齊黃 《甲骨文合集》第14356。

意思是宾贞这个人卜问，用牛祭祀冶炼青铜可否。（可能古代冶金之中也存在某种祭神的活动）齐是合金或锡，黄应该指“黄吕”，吕在甲骨文里指铜锭，黄吕既黄铜的意思。 

辛未有※新齐 《甲骨文合集》第6063反

这句话的意思师保佑得到新的青铜或者锡。

庚午卜出贞王※曰氏※宁（贮）齐氏 《甲骨文合集》 第41020。

这句话的意思可能是说，王问是否储存了（足够）的锡块。

二月，在齊※，隹王來正人方。《甲骨文合集》第 36493。

这里的齐和一个类似师字的字连用，常常出现在甲骨卜辞中。意思可能是指青铜盔甲装备的军队，王用这支军队征伐人方归来。（现在已有多处出土了商代的青铜头盔，其中比较著名的是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的商代头盔。）

甲骨文“录”（繁体“彔”）字

历来对于“录”字的解释也都无法让人满意。《甲骨文字典》上说“录”的本义是可能是用辘轳和水袋从井下汲水。《说文解字》上则说：“彔，刻木彔彔也，象形”。说文解字的解释可能是汉代录字的常用意义反推的结果。上述解释都无法带入甲骨文卜辞中得到验证。《甲骨文字典》中列出了四条字意，除了人名地名之外没有一条可以明确“录”字在甲骨文中的含义。

让我们从基本的符号来入手，这个“录”字原本的含义是什么。这个字符可以包含了三个基本的符号，即：菱形符号，工字符号，和表示液滴的小点。对应的含义是金属，手工业，和液滴。当把这些符号组合在一起的时候，一个青铜铸造的场景变的清晰了起来。基于这样的场景，可以把录字的本意应该是：铸造，派生含义为青铜器，而后可能也把负责铸造的官员称为录。由于古代青铜极其宝贵，是财富的象征，后来也引申为“禄”即官员的薪资的意思。而且甲骨文中有“弓+录”的字符。由于弓代表军队和武器，这个字符可能专指青铜兵器的铸造。

将录字在甲骨文中表示铸造的含义带入甲骨卜辞中，含义变的清晰起来了。如《甲骨文合集》第28124

叀中彔先鼎火吉；

叀东彔先鼎火吉；

这里的意思是，在中部宰杀祭祀来保佑铸造鼎的窑火；在东方宰杀祭祀来保佑铸造鼎的窑火。

王其焚※廼彔，王于東立 《甲骨文合集》第28799

迺字前的字有是个液滴包围，可能表示融化了青铜。这里的意思可能是王在融化青铜之后进行了一次铸造。

青铜铸造在殷商王朝极其受到重视，王常常亲自督造。如《甲骨文合集》第10970正面，提到王督造青铜铸造的卜辞。

贞翌（辛）卯王其使录毕八月 《甲骨文合集》第10970正面这里的意思是王命令或督促铸造要在八月结束。

在商代晚期的青铜器“宰甫卤”上的铭文开头的句子是这样的：

王來獸自豆彔七※师王飨酒，王光宰甫贝五朋…… 《殷周金文集成》第5395

这里的意思是：王来了，向王贡献了自己铸造的青铜礼器七个。王赏赐了酒宴和五朋。

西周时期的“录簋”的铭文有这样的句子：

彔乍文考乙公寶※《殷周金文集成》 03702.1

这里更加明显所谓录作，就是铸作的意思。意思是铸造了一个叫“文考乙公”的青铜器。

结论：通过分析对照原始楔形文字和甲骨文中的一些常用字和基本字符，我们发现甲骨文的一部分基础字符和相对应的原始楔形文字有着明显的相似性，符号演化的趋势清晰可见直接来源于甲骨文之前 2000多年的苏美尔原始楔形文字，考虑到苏美尔人的文字对中亚、北非和南欧地区的文字都有影响，所以基于以上证据我们可以认定甲骨文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原始楔形文字。到目前为止，本人已经发现了大约50个相关字符，由于论文篇幅限制只能先期著录十几个符号和同好共同探讨。

同时由于弄清了这些基本符号的含义也使得我们对甲骨文的认识有了一个新的跨越式的进步，我们在解读甲骨文的时候已经不再是前人那样看字说图，凭空想象，而是有理有据地把文字分解成符号再从符号地源头来分析解读，从而一步一步地接近甲骨文地造字逻辑。

这样我们对甲骨文地认识就会变的越来越清晰起来。

Conclusion

Proto-cuneiform is the earliest form of the cuneiform script, the

earliest writing system attested in history. Comparing protocuneiform vs oracle-bone inscriptions, some common symbols have

been figured out which had same or derivative meaning in both side.

Upon substitution of these meanings of proto-cuneiform symbols,

some oracle-bone inscriptions meaning became distinct. Those

evidence indicated that oracle-bone inscriptions ascent to the

ancient proto-cuneiform and it did not origin in prehistorical China。 

参考书目：

郭沫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集，甲骨文合集. 中华书局 1988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8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 中华书局，2007

拱玉书，颜海英，葛英会．苏美尔、埃及及中国古文字比较研究．科学出版社，2009

(汉)许慎撰，(宋)徐铉校定．说文解字．中华书局，

1963 Konrad Volk ， A SUMERIAN READER, E Pontificio instituto

Biblico，Roma，Italia，1999 

Christopher Woods / Emily Teeter/ Geoff Emberling, VISIBLE

LANGUAGE, Oriental Institution Museum Publications - Number

32，The Oriental institu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2011.

谢选骏指出：正因为甲骨文“前无古人”的横空出世，似乎来自短期的神秘的偶然的爆发，所以上述的假想才有了立足的余地。


【58、圣诞节与农神节的关系体现了ABC神学的混合主义】


《圣诞节与农神节》Christmas and  Saturnalia 2011年12月18日

现代基督教许多教派庆祝的圣诞节不合圣经记载：因为圣经在十二月没有庆祝任何节期，但在罗马帝国，

却有一个节期在十二月庆祝，那就是农神节（Saturnalia）。而圣经的其他节期也没有被遵守。例如第四条诫命所规定的安息日并没有被遵守，反而遵守了太阳历法的星期天，作为礼拜日。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是如何开始的？是否合乎圣经，是否属于基督教？所有的答案都可在历史里找到，而且答案都非常惊人。

原来，“圣诞节”（Christmas）来自“农神节”（Saturnalia）！

农神节（Saturnalia）本是农神撒都拿（Saturn）的节日，居住在拉提欧（Latium）的居民和拉丁人（Latins）把农业和艺术的兴旺，都归功于农神（史密斯希腊和罗马字典，第二版， 1851年伦敦，1009页）。它于十二月底来临，并被人民视为尽情放松和娱乐的时节。法院在这段期间都要关闭。没有任何公共生意的交易。学校遵守这假期。要发动一个战争是对神不敬，而惩罚一个罪犯会玷污神灵(同上)。奴隶们在这期间也可以不做苦工，而且可准许带伞状帽或佩带自由徽章。他们还可获得言论的自由而且主人会为他们准备特别的宴席和穿上主人的衣裳(同上)。各层人士都尽情享受这宴席和欢乐时光，并与朋友互赠礼物。下属把蜡胶纸送给他们的上司。人群拥挤在街上，史密斯（Smith）说很多习俗与圣诞节和意大利的狂欢节会极其相似(同上)。

公众聚赌是合法的，而且后来扑克牌游戏在圣诞节前夕甚至被一些最古板的人接受。所有的人脱下宽外袍（toga），穿上宽松的衣裳叫做人造胶质（synthesis）而且头上带着伞状帽（pileus ）到处走。史密斯字典说这习俗是为了纪念多米诺牌，尖顶帽还有其他在后期的圣诞佳节时期假面剧和哑剧者穿着的衣物。cerei 或蜡胶纸或灯泡很可能都要被用到，因为moccoli在狂欢节最后一晚才用着。我们传统的圣诞节或许是从这习俗演变而来的。

最后，个别群体的娱乐便是选择一个假王上，随后该方式在第十二夜晚宴上立即得到认可(同上)。我们一会儿会讨论这点。

詹姆斯·乔治·弗兰哲爵士（Sir James George Frazer），在研究他的古典魔术和宗教(金色的树枝，McMillan，1976)时说这个假王是为了追忆农神统治时期以及在所有都是自由、一起都是正义的之时奴隶暂时被释放的恬静愉快时光(同上，ix，p. 308 ff)。据Franz Cumont记录，在Maximian 和 Diocletian统治时期驻扎在多瑙河边的罗马军兵在节期前三十天通过抽签方式在他们中选了一位年青英俊的男子来扮演农神。他们帮他穿上撒都拿王族的衣裳。他由一群随行士兵守护着出现在公共场合，并当众放纵自己的情欲，不管有多么低贱和羞耻。三十天快要结束之时，他在他扮演的神的祭坛上把自己的喉咙割破。在303年，这命运落在了一个基督徒士兵达修斯（Dasius）身上，可是他拒绝扮演异教神，也拒绝放纵淫荡来玷污他人生的最后一段时光。他拒绝妥协于其上司巴素斯（Bassus）的胁迫而于303年11月20日的星期五，即月亮的第二十四日四点，在德罗斯多伦（Durostorum）被一个叫约翰的士兵斩首(弗兰哲，同上)。

在弗朗茨·库蒙的记载刊登后，人们就在安科纳（Ancona）教堂的地下室中发现了白色大理石石棺，上面刻有东罗马帝国皇帝时代的希腊文字，从而这段历史得到证实：

这里躺着的是殉道烈士达修斯，来自德罗。

这石棺是在1848年从圣毕勒革利诺（St Pellegrino）教会运过来的，据记载它于1650年就一直搁在那个教会的高祭坛上 (弗兰哲，310页)。

弗兰哲说，这使人们重新认识了农神主的本性，农神主是古老的暴君主（Lord of Misrule），他在冬天居然还居住在罗马狂欢 (同上，311页)。这里我们看到传统的影响面和活人祭的要素都延续到了十二月和昼夜平分点的节期。基督徒达修斯宁可受难也不愿参与这些狂欢。

虽然撒都拿是国民的拉丁古神，但农神节在远古时代就消逝了(同上)。

这里有三个传统和它有关系。

这是关于两面神（Janus）的。他在他的施主忽然从人类居所处消失之后就立即为自己立了一个祭坛，称他为神，并规定每年人们都要来此献祭。

根据华若（Varro），这是有关伯拉萨机（Pelasagi）流浪在他们在意大利的第一个殖民地时所发生的事。据说，大力英雄赫尔克里斯（Hercules）在他从西班牙回来的途中废除了活人祭的崇拜和习俗; 还有

第三个传统认为农神节是赫尔克里斯的追随者在他回到希腊之后建立起来的。

我们发现最后两个习俗存在着共性。因此，这农业节期的习俗和春天复活节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共性，之后我们会看到。所有的传统中都有活人祭，而这仪式可追溯到把闪米族的神（Moloch）敬拜为月神Sin，以及对伊师塔的敬拜 (参看文章金色小牛犊(222号))。这种牺牲性的观点也可从敬拜阿迪斯（Attis）神中看到(见下文)。

历史上设立圣殿的事件被记录了下来，如太特司（Tatius）和大圭钮斯（Tarquinius）的统治时代到申伯牛斯(A Sempronius)或美纳求斯（M Minucius）(公元前497 年)任领事的期间，或拉修（T Larcius）(公元前498 年)任领事的时代。看来每种仪式都或多或少地被忽略或败坏，接着又被兴起和扩展(同上)。

农神节原本是科兰（Kalend）一月十四日。自从引进了罗马儒略历（Julian calendar），它就延迟到科兰一月十六日，从而让一些极其无知的人感到很迷惑。奥古斯塔斯（Augustus）用律法规定，那整整三天(即12月 17，18 和19日)将来应该被视为神圣之日 (同上)。有些未公开的权威当局把第四天也算了进去，而加利古拉（Caligula）把第五天加了进去，即Juvenalis。这日被废弃而之后被克劳迪迪亚斯（Claudius）王复兴。

严格来说，在共和国时代只有一天被视为宗教圣日来遵守。不过，这庆典比原来的还要久。在历史上，李维（Livy）谈到了农神节的第一天(Liv. xxx，36)。西赛罗（Cicero）写到了第二和第三日(ad Att.，v 20; xv 32)。挪威修（Novius）在他的Attelanae 中使用了农神节的七日这一术语，这一短语后来也被Memmius(Macrobius，i，10)和马歇尔（Martial）引用（Martial） (xiv，72; cf. Smith，同上)。马歇尔也谈到了加利古拉（Caligula）和克劳迪亚斯所规定的五日。

这五日对古老日历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史密斯说其实该时期总共包含了三个节期。

农神节是从十二月17日开始(科兰十二月16日)。

这之后就是欧巴利亚（Opalia）(科兰一月14日或十二月19日)，它在古代是和农神节日子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这两个节日一共有五天之久。这节期是为了纪念欧皮斯（Opis）而庆祝的，据说她是农神的妻子。最初，它是在同一天被庆祝，所以，母爱女神和她的情人很明显是该庆典的原本主题。我们会仔细研究该主题。欧皮斯的追随者坐着触摸着他们的女神所掌管的大地宣誓(史密斯，同上，Opalia篇 ，835页)。

第六和第七日中到处都是司及拉力亚（Sigillaria）——小小的陶器偶像的名字，它在那时候是作为儿童玩具来销售的。

所以，该时期从罗马儒略历十二月17日一直持续到23日，也就是礼物派送给儿童的这段期间。

我们现在来深一层地探讨一下这节期背后的神学。这节期传统的共同点太过明显而不宜疏忽。

天上童女成为母爱女神

弗兰哲说到:

崇拜神的伟大母亲与及她的情人或儿子在罗马帝国时代是非常流行的(v，pp. 298 ff)，

从以上的载文我们知道两位人物[母亲和情人或母亲和儿子]不只在意大利受到神圣的荣衔，而且在其它的区域尤其是非洲，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德国和保加利亚(同上)中还受到。对他们的敬拜比康士坦丁设立的基督教的留存时间还要长。

所以，天上童女和幼儿每年游街的象征意义并不是源自基督教。它们起源于远古的母爱女神宗教。我们接下来将会研究这点。

弗兰哲在记载记录伟大母亲节日时提到了西马克思（Symmachus）。在奥古斯丁（Augustine）时代她女性化的祭师还在迦太基的街上和广场上游行，就像中世纪的行乞修道士在向路人行乞一样(同上，参考 S Dill 的西方帝国末期的罗马社会，伦敦，1899，16页;  奥古斯丁的天堂，7章，26页)。

另一方面，希腊人为了温柔派崇拜的阿多妮斯（Adonis）拒绝了更多残暴派的崇拜(同上)。

弗兰哲说，惊吓及使希腊人厌恶的事情却吸引着罗马人与西方的野蛮人(同上，298-299页)。

那些狂欢活动却被误以为是神圣的灵感，残缺不全的身体和新生的道理与及接着流血除罪的道理，全部都有他们残酷野蛮的来源(同上)。

弗兰哲相信他们真正的个性经常在高雅的寓言和哲学翻译的遮掩下被隐瞒了，从而吸引了更多高文化素养的人去探索一些或许会让他们更惧怕和恶心的事情。现代的五旬节教会就是从这些宗教节日所隐含的思想中得到灵感的。

伟大母亲的宗教是唯一与东方信仰相似并扩展到罗马帝国并传遍欧洲的宗教信仰。根据弗兰哲，这逐渐削弱了整个古老文明的基础。

整个希腊和罗马社会的基础是个人要服从于国家，一个人的一生都要奉献给他永久的社会事业。如果一个人回避至高的献祭，那么那些只从事卑鄙交易的人决不会实施至高的献祭。

东方信仰的教义和这道理相反。它淳淳教导“灵”与上帝的沟通，而它外在的救恩是唯一存留的宗旨，就相当于财富，甚至国家的生存也不比其重要。

这种自私和不道德的教义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个人越来越远离公益事业，而只看中个人利益，一种对今生的渺视。

这些神秘教义或东方宗教的错误应用以及它们在诺斯替教中的应用在把圣经中的天国当作灵性的建筑物时，其目的就是严重破坏社会秩序，从而松解家庭和国家之间的紧密关系，并瓦解国家的政治主体。这个社会趋向于陷入个人主义，因而也向野蛮文化的趋势发展。通向文明社会的唯一途径就是个人积极寻求团结及以大局为重的精神 (同上，301页)。

人民不肯过着修道的独身生活来保护他们的国家或者延续他们自己的种类[同上，请参见素食主义和圣经 (183)和圣经中的葡萄酒 (188)]。

弗兰哲认为这种摆脱不了的思想已有一千年之久了。他还说它只是在中世纪末随着罗马律法、亚里斯多德的哲学、古老文学艺术以及这个世界中比较理智和更具有震撼力的观点时才有所改变。问题的实质是如果实行了真正的圣经教义，这些事就本就不会发生了。问题源于和诺斯替教体系结合在一起的东方神秘主义，它在当今的社会极其盛行。弗兰哲相信入侵的东方教义最终翻陷了，而且现还在回退。虽然他相信败坏的政府和受损的财政体系都是两个破坏文明社会的主要原因，就好像它们当时击败土尔其帝国一样，但他在这方面的观点却是是不正确的。

我们会看到伟大母爱宗教和密特拉神（Mithras）制度的影响，以及它们受诺斯替教的影响在基督教中的应用，以便看看它们是不是还是稳固、更微妙地存在着。可是它的大部分传统标志还保持原样。

密特拉神（Mithras）

为成为西方崇拜的对象而相互竞争的其中一名神为波斯的密特拉神。

这种崇拜的流行性是不可低估的。为这种崇拜体系而设立的各种纪念碑在整个罗马帝国和欧洲各国随处可见(纪念碑分布图可参见David Ulansey的密特拉神神秘教的起源，牛津，纽约，1989年，第5页)。

这在当时是一种秘密的崇拜仪式，而它们的神秘性从未被记录下来，所以，它们真正的习俗是无人知晓的，只能从它们的祭坛和崇拜之地推理出一些内容来。不过，我们知道有两种崇拜形式。秘密崇拜属于密特拉教。然而，而公开形式的崇拜属于Elagabalism，我们从此中获得了更多有关该体系的情况。两者的基础都是太阳崇拜。

很多这方面的宗教都与母神教相似，也和最终成为了基督教的一些宗教体系类似(参见弗兰哲，同上，第302页)。基督教医生他们自己对这种相似性深有感触，因为有人对他们说这是魔鬼假冒真正的信仰而撰写出来的著作(同上)。特图联（Tertullian）解释了伊希斯（Isis）和西布莉（Cybele）的斋戒与基督教的斋戒如何地相似(De jejunio 16)。

贾斯廷·马丁（Justin Martyr）解释了戴奥尼夏（Dionysius）的死亡、复活和升天，珀尔修斯（Perseus）由处女所生以及柏勒罗丰（Bellerophon）骑在神马（Pegasus），是如何滑稽模仿了魔鬼早先写出来的基督教故事，甚至诗篇中所写的基督骑着一头驴子的预言故事的 (cf. Apol.，i，54)。

密特拉教和基督教的纷争当时极其严重，以至于在某个时期其结果不分上下。实质上，是否采用他们的习俗和授予他们基督教名称，决定了纷争的结构。这种异教信仰的汇合的最重要的一个遗俗就是圣诞节，弗兰哲说它好像是教会直接从它的异教对手中直接借来的(第303页)。

军士成为了密特拉斯的虔诚者；根据有关达修斯的记录，很明显农神节是与密特拉斯敬拜联系在一起的。

圣诞节与及天上童女

按照罗马儒略历，十二月25日是冬至(弗兰哲，同上，第303页; 参照普林尼的博物学，第18章，第 221页)。人们把这一天看作太阳神的诞生日，因为一年就是从这个转折点开始日子延长，其力量也开始增大的。

弗兰哲认为，由于诞生的仪式是在叙利亚和埃及庆祝的，因此场面壮观。司仪神父隐退到某些内祭坛中，然后在午夜大叫道： 童女降生了! 灯光更亮了! (同上，参照 Cosmas Hierosolymitanus，见fn. 3 to p. 303)

埃及人甚至用一个新生婴孩的画像代表新生的太阳神，他们在这个婴孩的生日那天(冬至)把他的画像带来展现给敬拜的人观看(同上，参照 Macrobius 农神节i，18，10)。

弗兰哲说:

毫无疑问，童女怀孕并在十二月二十五日生下一个儿子的就是伟大东方女神，即闪米特人（Semites）称呼的天上童女或只是天上女神; 在闪米特族她是一位阿诗塔特（Astarte） (同上，noting Franz Cumont s.v. Caelestis in Pauly-Wissowa’s Real-Encyclop?die der classischen Altertumswissenschaft，v，1，1247，sqq)。

这是耶稣基督的母亲永久童女之身的教义的来由。它根本没有圣经或实事的基础。基督的母亲不叫玛利亚，而圣经很清楚的说她生了其他的孩子。我们接下来会回到这个神话。

三个国王的传说

十二月25日是一个敬拜太阳神的古老节期，而三个牵涉在内的国王看起来不像是与圣经里所说的东方三博士有关，而很可能与所谓的圣诞节十二天有关的较古老的传统有关。第十二天与法国、西班牙、比利时、 德国和澳大利亚的三个国王有关。他们的名字分别卡司巴（Caspar），梅尔基奥为（Melchior）和八达撒（Balthasar）。在德国和澳大利亚这一天是三个国王节(Dreikonigstag)，而在法国是国王的节期 (Fête des Rois)。国王出行于某些地方，而哑剧演员唱着歌和搜集家户跟在其后代表他们。这是基于基督教的，但是并没有假设有三个人 (除了三种礼物)或他们是国王的圣经基础。圣经中称他们为东方三博士或智者。这看起来好像有其他的基础(参见 Frazer，ix，p. 329)。根据法兰克甘特（Franche-Comte）和华革山（Vosges Mountains）的习俗，梅尔基奥本该是一个黑人国王，而那扮演他的男孩的脸也是黑的(同上，p. 330)。人们把三颗钉插入地面上做仪式来祈求他们治病。这有点类似于早在基督教体系前就已存在的法国凯尔特人的三位一体体系。

在捷克和德国波希米亚，焚香和香料的仪式在第十二天举行。缩写词C.M.B (Caspar，梅尔基奥（Melchior） 和 Balthasar)和三个十字架都在焚香之后画在门上以防邪恶势力和传染病的侵入。人们都念着为我们现在祷告，为我们去世之时祷告来祈求他们。

米斯路王和蚕豆王

我们在这个传统也看到米斯路王（The Lord of Misrule）出现在这些传统中。这整个时间是从万圣节前夕开始 (十月31日、众圣徒之日的前夕) 到蜡烛日(二月2日)结束。然而，通常，它只是圣诞节的十二天，被称为十二夜。英国的君主宫廷直至各个下属皇室都推选米斯路王。牛津大学默顿学院（Merton College Oxford）也选该米斯路王为蚕豆王(参见 Frazer，ix，p. 332)。

愚人的节日

在法国，英国的米斯路王被化装成假牧师，假教主，假大主教，假教皇或假修道院院长。这就是愚人的节日，它在圣诞节、 圣斯蒂芬节(十二月26日)、新年或第十二天举行，随地点而变。

教堂在这些时候滑稽模仿着最肃静的仪式，教士们戴着面具，有时候也打扮成女人在唱诗班中跳舞，而且还唱着淫荡的歌曲；俗人扮成和尚与牧师混在一起；祭坛变成酒吧，执事和副执事在司仪神父的眼皮底下吃香肠和黑布丁或玩牌。香炉内堆满了旧鞋，教堂内臭味熏天。

在法国的一些地区，如奥顿（Autun），人们把驴子带进教堂，模仿着对其做弥撒，通常还对它实行拉丁礼拜仪式，教父主动学驴子叫(Frazer，pp. 334-335)。

1月14日在博韦（Beauvais）地区，一个年青妇女怀中抱着一个孩子骑着一头驴子，据说是为了模仿挺进埃及。她胜利了，人们把她从大教堂带到了圣斯蒂芬的教区，她和她的驴子就在那儿被置于祭坛的左边。在那儿举行了一个很长的弥撒仪式，包括这一年中从许多其他教会仪式中借鉴过来的各种各样的弥撒。会众们和驴子都吃饱喝足了，歌手们在中间休闲时也解解渴。之后，驴子从高坛被带到中殿前，整个会众、牧师和俗人都围着驴子跳舞而且学它叫。晚祷后，一大群会众去教堂对面的大戏院观看低俗的笑剧。

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纪念北美的母爱女神体系中的女性化教父的仪式和农神节。弗兰哲说没有直接的证据可证明哪一个源自于哪一个，但是农神节具有自己的特征，还造就了一个任期短暂的假国王，从而使到它变成了现在的样子(ix，p. 339)。这些习俗一直被遵守，直到十九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和法国拿破伦时代在革命后就以某种方式废除了它们。它们被取代，我们会在另一种的错误形式中看到。很多现代的荒谬来自美国与及其重商主义。

圣诞节十二天，蛋糕，蚕豆和金钱

蚕豆王也和法国的愚人的节日有关，而且与它还有着更古老的重要联系。愚人的节日一直持续到圣诞节的第十二天 (第十二夜是一月6日晚上)。一月5日是前夕，因此一月6日的主显节标志着两次圣诞节前的欢宴的结束，这些欢宴是和农神节和太阳体系联系在一起的，后者从十二月25日开始一直到一月5日结束。

在一些地区，国王有一个王后，他们俩个在农业上都具有重要作用，也是农神节仪式上必不可少的人物。

国王和王后在第十二个晚上（如一月6日的主显节) 或在一日5日节期的前夕通过抽签选定。这在法国，比利时，德国和英国都很普遍。法国的一些地区至今还保留着这个习俗。宫廷承认这种习俗，每一种族人可以选择本族的王。人们在节期前夕制作一个夹有蚕豆的大蛋糕。它被平分成好几份：一份给各族的成员代表；一份给神；一个给天上的童女，而有时候还分给穷人。那个分到夹有蚕豆的蛋糕的人就被选为蚕豆国王(弗兰哲，ix，p. 313)。有时候第二颗豆放在蛋糕里用来选王后。在伯兰肯黑（Blankenheim）靠近牛尔伯（Neuerburg）的埃菲尔铁塔处一颗黑蚕豆和一颗白蚕豆放在蛋糕里烤，黑的是给国王而白的是给王后。在法兰克甘特（Franche-Comte）地区人们曾习惯于在有很多人在场的时候把很多扁豆放入帽子中，并在里面放入两颗彩豆，让小孩随便抽。得到彩豆的两个人就是国王和王后。

英国的这种习俗为：在帽子里放入一颗蚕豆给国王，再放入一个豌豆给王后。不过，在某些地区，只有国王一人可以通过抽签决定，而王后由他自己选择。有时蛋糕里也放入一枚硬币而非蚕豆。这习俗早在十六世纪的前期在德国南部就流行了。然而，弗兰哲认为这是早期蚕豆的另一种形式。这很清楚地表明把硬币放入圣诞节布丁里的习俗是从早期的这种习俗演变过来的。

在法国，小孩被置于桌子下面。人们叫它菲比（Phoebe） 或 Tebe ，而他以拉丁语Domine来回答。然后，小孩指划着把蛋糕一块一块地分给各会众。一些学者认为该词来源于阿波罗的神谕。。弗兰哲认为这或许只是来源于豆这个字(Lat. faba，Fr. fève)。

每次国王或王后喝酒时众人都会呼喊王上或王后喝酒了，而他们也会跟着喝。任何一个不这么做的人，他们的脸都会被软木或黑灰或酒的渣滓弄黑。在亚登尼斯（Ardennes）的一些地区人们通常都是把很多的纸卷成触角状绑在这些人的头发上，并把一副很大的眼镜戴在他们的鼻子上，一直让他们坚持宴会结束。这或许是顿斯（Dunce）帽的来源吧。

法国北部的习俗是是把一个小型瓷器神像夹进面包中，然后让小孩来抽签，该习俗至今还延续着。如果由小男孩来抽签，那么选择的就是王后; 如果由小女孩来抽签，那选择的就是王上。

这些王上和王后把白十字架放在屋子的柱子上来避邪和赶虫。不过，这对于某些职务至关重要。据说，在法国洛林麻草的高度是根据王上和王后的身高而定的。如果王上比皇后高，那么公麻草就要比母麻草高，反之就相反。在法兰克甘特（Franche-Comte）边界的佛斯维司山（Vosges Mountains），人们通常在屋顶上跳舞，这是为了促进麻草的生长。

在很多地区，放在蛋糕里的豆都要拿到牧师那儿领福；有人会在第十二晚用占卜来预测一年中哪一个月麦芽的价格最高。

在一些地区点篝火的习俗还是有人遵守；弗兰哲在那时候写道：那习俗还在Montagne du Doubs的十二夜前夕进行(ix，p. 316)。这看起来像是为了确保耕种肥沃。这看起来好像与异教徒的圣诞节有一定的关系，如果关系较远的话。

点篝火时，人们围绕篝火唱着好的一年回来吧，面包和酒回来吧!

Pontarlier的年轻人带着手电筒到田地去喊couaille，couaille，blanconnie; 其意思在古时候就不为人知了。

在法国诺曼底的Bocage 的这一天，人们燃烧的是果树。这些闪闪发亮的灯到处可见，因为农民庆祝鼹鼠和田鼠节(Taupes et Mulots)。所有的乡村都比试着谁的烈火最旺，于是人们就到处寻找着木头和树篱以作燃烧的材料。他们急速穿行于田地里吓鼹鼠和田鼠，这样的话他们就会相信今年的秋天会有大丰收。

亚登尼斯（Ardennes）的人们也在主显节前夕遵守点火堆的习俗。在此看一下与通常在罗马和欧洲举行的赫卡特（Hecate）女神的节期相关的习俗以及其中的麦田和十字架是很有用的(参见十字架: 它的起源和重要性 (39)。

同样的火堆习俗也出现在英国的格洛斯特和赫特福德郡，那儿的人们在十二个田间（格洛斯特）的尽头燃起十二堆火堆，其目的是为了预防小麦患黑穗病。还有第十三个更大的火堆点在山上和另外一个地方(Frazer，ix，p. 318)。

这种制造十二堆火堆和饮用苹果酒或淡啤酒的习俗叫做酒宴（Wassailing）， 是一种古老的习俗。在某些地区大公牛也在这奇怪的仪式中受到祝酒，人们把一个蛋糕放在领头公牛的角上，然后给它搔痒，它就会把蛋糕打翻在地。

点火习俗，尤其是这最大的，的解释通过验证不仅与英国和法国的习俗相反，还与马其顿王国的相违背。那大火是用来烧那些晚上游荡在麦田里的巫婆和囚犯。马其顿人称他们为karkantzari 或skatzanzari。人们用草绳绑住他们把他们逮住。他们在白天恢复人样。在圣诞节十二天，人们必须要花好大力气才能捉住他们。有些地方从圣诞节前夕开始，而其它一些地方到第十二天夜晚还持续着或在那一天结束。

圣诞节前夕，有些人用湖中岛上的橡木柴捆烧karkantzari， 然后在一大清早把他们丢到大街上。我们这里所提到的是德鲁伊教团的圣诞节。后期的橡木柴把是早期燃烧木头留下来的残余物。

这些人在爱尔兰搜集很多燕麦捆。这是罗斯可曼（Roscommon）的习俗，他们坚信第十二夜就是旧圣诞节，比圣诞节更大 (Frazer，ix，p. 321)。

他们把十三只（十二只小的和一只大的）蜡烛放在燕麦捆的中间，这些都要在最后的晚餐上分给十二个门徒，可是这是在圣诞节上而非逾越节。十三只灯芯草蜡烛以家庭的每个成员的名字来命名(或亲戚的名字来凑数)，它们放在一堆堆的牛粪上燃烧来决定每个人的年寿(ix，p. 322)。

蜡烛的来源

蜡烛的使用可追溯到古老的雅利安（Aryan）宗教中，他们在异教徒的圣诞节上点蜡烛来驱逐雷神、风暴神和暴风神(弗兰哲，x，p. 264 (n. 4)还有265页)。他们都被点亮绑在神圣的橡树上(同上，ii，327)。

在一些地区(基本上是欧洲和鲁塞尼亚地区)小偷和夜贼利用蜡烛来催眠(弗兰哲，第一章，第148-149页)；在这种情况下蜡烛是用人脂做成的(同上，第一章，第236页)。人体的部分组织也用来做蜡烛，或者说人骨中装满了被吊死的人的脂肪的脂(同上，第149页)。有时候，蜡烛是用新生的婴孩手指做成的，他们更喜欢用未生出来的婴孩的手指来做蜡烛。十七世纪晚期，欧洲的匪徒曾谋杀孕妇来从她们的子宫中取造蜡烛的精华（同上）。

蜡烛用来驱逐巫婆。它们通过天主教会或东正教进入了基督教(参照 Frazer，同上，第一章，第13页)。

古老的雅利安习俗一直在德国人中流存着，他们在复活节上点燃篝火点新火，并把火棒送入每个家中点火以驱逐雷神，暴风神和风暴神。这种习俗进入天主教成为了复活节蜡烛。这一只大蜡烛在复活节星期日之前的复活节星期六晚上点燃，然后教堂内的所有蜡烛都借此火点燃。这些蜡烛就这么点着直至下个复活节当复活节这只大蜡烛再次被点燃之时。

点蜡烛的习俗是在太阳神之日的前晚进行的，它是古老太阳神敬拜体系的一部分。

在圣殿里，熏香被燃烧。蜡烛都没有被点燃，除非是Menorah（犹太宗教仪式所用的烛台之一种）。

这种点灯当蜡烛或涂蜡长烛芯的习俗与农神节相似。我们从巴鲁书 6:19 及其后的内容知道在用贵重的金属制成的偶像面前点燃蜡烛是巴比伦人的习俗。点燃几根蜡烛很可能是经巴比伦体系进入犹太教的。我们会在复活节的片段中详细讨论它。

Menorah 有七只脚，它是上帝指派专门立于圣殿中的。在所罗门圣殿中有十支灯柱，每支灯柱上有七只蜡烛，这代表了埃洛希姆委员会，它就相当于古犹太最高评议会兼最高法院（Sanhedrin）。这七只脚都具有神秘的象征意义。然而，圣经上并没有这方面的论述。

天气

据说，圣诞节十二天的天气决定了下一年头的天气。

它是根据一种古老的黄道分割法把十二天分成四个象限仪，每个象限仪有三天这种方式算出来的。不列颠群岛上的人们就这么做，后来该方式从德国和澳大利亚发展到欧洲西部地区。

从十二天每天的天气可占卜出接下来一年中每个月的天气。人们相信这是准确的，并把它应用在第十二天中，就是每一小时的天气会决定相应的那个月的天气。因此，这些日子也能占卜出下一年的农业状况。

在斯瓦比亚（Swabia），这些日子被称为十二命运日。 更精确的占卜方式是把十二个圆圈分成四个象限仪。每个象限仪代表了四分之一的月。这些都被画在纸上挂在门上。随着十二天的每一天从圣诞节向主显节逼近，每个四分之一的天的天气就会阴暗，这就决定了四分之一的月到底是什么样的天气了。

在瑞士、 德国和澳地利的做法有点不一样。在圣诞节那天，新年的那天或在十二天的另一天，一个洋葱切成两瓣，并把它剥成十二层，在每层中撒一些盐。第二天查看一下每层中残留的水分，从中可看出明年十二个月的天气状况。

这不仅仅是德国部落或条顿人的习俗，法国布列塔尼的凯尔特人和英国的苏格兰人也都遵守该习俗。

在诺曼底（Normandy）的伯凯（Bocage）地区，一年的温度是从这十二天的温度中占卜出来的。这被认为比Double-Liégois 的预测更准确。在布列塔尼的Cornouaille，这十二天是从圣诞节到主显节的这段期间，也就是十二月的最后六天和一月的头六天。在布列塔尼的其它地区和苏格兰这十二天是从一月一日开始算起的。他们在布列塔尼被称为gour-deziou 或男性日。 这恰如其分地表示了额外的或增补的日子。这种观念带我们回到了另一个古老的日历和一年内多余的五天的概念。

苏格兰人根据他们的历书，从十二月的最后一天或一月的第一天(根据地方而定)依据圣诞节的十二天的天气来决定来年的天气情况。所以，一月的天气是依据十二月31号的天气而决定的，以次类堆，它是一种真实可靠的规律。

苏格兰的凯尔特人如同法国一些地方的凯尔特人一样，为了决定这十二日是从一月1日还是从十二月31日开始而分裂了。弗兰哲把这当作信仰来源的重要指示器 (同上，ix，p. 24)。

这观念非常古老，在印度吠陀梵语时代的雅利安人中可看到。这早于耶稣时代好几个世纪。

他们好像也认为那是仲冬时节中神圣的十二天，在这十二天四季的三个精灵或Ribhus在太阳神家中劳作后过来休息，而这十二个休息日他们叫做‘一种形象或一年的反影’ (弗兰哲，ix，pp. 324-325)。

弗兰哲是根据伟伯（A Weber）的观点来解释一般的东西方观点的(cf. fn. 3 to ix，p. 325)。

因此，该体系是一种古老的雅利安体系，雅利安人就是在主前1000年用石器时代的武器和战马从大草原上征服了印度的那些人。

他们的亲属向西行把同样的节期引了欧洲。这些行动属于扩展古巴比伦神秘体系的行动，该体系后来进入了游牧的萨满教（Shamans）。这种宗教就是万物有灵论。

古代历法体系

对十二日的划分源于古代的雅利安人的历法，就是根据月相而非日相来划分。各种雅利安语言都把月亮的名字命名为一个月的名字。

每个月要么是二十九天，要么是三十天，每隔两个月轮转一次。五十九乘以六算出的这些日子比实际的太阳年几乎少了十二日(十一和四分之一日)。

这看起来好像是一种把月亮年调整到太阳年的设置，这歪曲了由希伯来人、亚述-巴比伦人以及希腊－罗马人所采用的真正的年历设置系统。因此，这似乎歪曲来自早期的中东支派活动的太阳崇拜体系。第一批进入欧洲的凯尔特希泰人（Celtic Hittites），一直把该体系带在身边，然后随着亚述人的重新定居与帕提亚人和歌特人部落的运动，该体系的实行毁坏了后来的殖民化。

我们现在知道了更多的欧洲历法体系以及欧洲和英国广泛采用的仲冬和冬至时节。那些圈是用来确定仲冬那一天的准确冬至。

这十二天都与其他的五天不一样，而且他们好像各自都添加或结合到了不同的领域中。

360天多出5天得到了一年365天，这就是正常的年日，是很古老的信念，是插入惯例的体系，从尤卡塔半岛的玛雅人（Mayas of Yucatan）到埃及的金字塔。当时的人们出于宗教或民众的原因都认为这额外的五日是无用的，于是就在那几天什么事也不做。这也许是有原因的。有关金字塔的经文中明确提到了一年有十二个月，每月三十日，那五日是超出的 (同上，第340页)。不过，阿芝台克人和美国人的体系为一年十八个月，每个月有二十天，因此他们根本没遵守太阴体系。由于那多余的五日在划分历法时具有数学价值，因而人们认为他们是无用之日，不劳作之日，整个社会不舒服之日。这与希伯来的预言时期的十二个三十日的月的年是没有任何关系的，该年份象征了真正的第19闰年周期的真正革命。其宗教象征意义与结构详细记载在了圣经中。

这五日的次序与月亮或太阳敬拜体系中所采用的历法有关。这十二日是把太阴体系改成太阳体系而得来的，人们可以在出埃及时代通常采用的较古老的月亮－太阳－晨星体系中看到这一点(见金色小牛犊 (222))。

太阳神

十二月25日与 密特拉斯（Mithras）有关，因为他是太阳神。

天主教礼拜仪式主持者马里奥·利格提（Mario Righetti）(除了Duchesne和Cullman之外)说:

罗马教会和平之后，为了帮助大家接受异教徒的信仰，定十二月25日为耶稣暂时的诞生日期是很方便的（原文如此），这分散他们的注意力相信这是异教徒的节日，在同一天庆祝"无敌的太阳神" 密特拉斯（Mithras）——黑暗的征服者(fn 74，II，p. 67 也引用在了 Bacchiocchi的从安息日到礼拜日一文中，罗马教皇格里大学出版社，罗马，1977年，第260页)。

所以，密特拉斯是十二月25日冬至节期的神，该时节紧跟在农神节之后。借助该神，我们看到星期日敬拜在罗马出现。

弗兰哲讲道：供奉密特拉斯指的是对Soli invicto Mithrae 或是无敌的太阳神 的供奉(第304页)。这与他是公众信仰的Sol Invictus Elagabal有关。

教父这个术语是密特拉的教士的职位。基督教徒禁止使用该术语(太23:9)。它和神秘礼拜仪式一同潜入了基督教。

事实上，罗马体系原本的日历是从星期六开始一周的，并在奥根斯都时代的头几十年得到应用(公元前27到公元公元14)，接着娜勒（Nola）的日历就被发现了(参见A Degrassi，fn. 26，p. 104; cf. Bacchiocchi，同上，p. 244)。该结构体系好像与密特拉斯的体系相关(伊比鸠鲁（Epicurean Celcus） (c. 140-180 CE) 讲到太阳神在穿过从土星到太阳的密特拉斯梯子的七重门的升天梯子上占据最高的位置。)这是一个古典的萨满论 （Shamanism），并在世界各地由泛灵论者所实行。在奥利根（Origen）的Contra Celsum，6，21-22中我们看到Celsus倒列出了各个行星，太阳始终占据着重要的第七之列。

我们之后会看到这种出现在罗马体系中的体系象征了一周八日，它开始于土星日或星期六，而结束于太阳日或星期日，即假日。这个行星周并不是按照公认的行星位置而定的，人们无法解释这种差别(参见 Plutarch全集（Complete Works），，第三章，第230页; 参见Bacchiocchi，同上，第246页)。

这种差别只能从比较巴比伦体系中的Ziggurat（金字形神塔）以及升入月亮神的七个梯级中看出来(参见文章 金色的小牛犊(222))。

特图联（Tertullian）的文章 (Ad Nationes，1，13，ANF，III，p. 123)，尝试反驳太阳神敬拜。特图联承认，基督徒在那时候就开始向东方祷告且以星期日作为节期的日子。他在太阳神敬拜仪式中越过安息日直接实行星期日敬拜仪式，他说他们选择星期日是因为他们不太喜欢一周的前一日(例如：安息日或星期六) (参见Bacchiocchi，第248-249页)。不过，他们在那时既敬拜那日，也敬拜基督徒的安息日。

向东方的太阳祷告

很明显，向东方祷告源于向耶路撒冷祷告， Irenaeus也提到它是以便人（Ebionite）的习俗(Adv. Her.，1，26，ANF，I，p. 352)。我们看到，在亚列山大的克莱门特(Clement of Alexander)和奥利根(Origen)的时代这是为了接近光源以便赶走夜晚的黑暗，然而克莱门特也提到了古代的圣殿 (Stromateis，7，7，43，GCS，3，32; cf. Bacchiocchi，p. 255)。

巴久奇（Bacchiocchi）清楚地说到基督教的星期日和异教徒所崇拜的星期日之间的关联在由斯伯（Eusebius）时代之前(c. 260-340 CE)不是很清楚。 虽然之前的作者把他视为真光和正义的太阳，但由斯伯之前并没有人有意通过太阳日的象征性来证明星期日崇拜是合理的（同上，第 261页)。

因此，这过程凭借早期源于对农神节中农神和Opis的敬拜的十二月节期以及它与天上的童女或母爱女神和她的婴孩的关系进入了基督教。

福音里没有提到任何关于基督的生日而早期的教会也没有庆祝它。

庆祝基督的生日是在埃及开始的，从对母爱女神的敬而来，而那里的基督徒在1月6日庆祝这节日。直到第四世纪它已在东方成为了一种惯用仪式了 (弗兰哲，第5章 ，第 304页)。西方教会从不承认一月6日为真正的基督诞辰日，它的提议及时得到了东方教会的认可。安提俄克的教会到375年才接受这种改变(弗兰哲，同上)。

叙利亚的基督徒简单地记录了该习俗的来源，我们可以从弗兰哲引用Credner、 Momsen、还有Usener的文章中看出来(第五章，第 304-305页)。

教父们把庆典从一月六日改为十二月二十五日的原因是这样的。那是个异教徒的习俗在同样的十二月二十五日庆祝太阳的生日，就是他们点火表示欢庆。基督徒也参与这些肃静礼和节期。因此，当教会的医生看到基督徒倾向于过这个节期时，他们就会商量表示真正的基督诞辰日应该在那一天隆重地庆祝，而主显节也应该在一月6日隆重地庆祝。因而，该习俗连同这种习俗都规定点火仪式一直要持续到第六日。

所以，农神节一直持续到冬至，那时圣诞礼物从十二月23日或现在的阳历圣诞节前夕十二月24日分发给儿童。冬至仪式取代了原本的农神节，但该时期从三天延长到了七天，最后延长到了十九天。

当我们从十二月25日开始算五天我们会算到十二月31日，就是一些凯尔特人和德国人开始计算的时间。加入了圣史蒂芬之日（St Stephen’s Day）(或拳击日)使得五天的时期从十二月27日按顺序可数到一月一日。

很明显，圣诞节的异教来源也可在奥古斯丁（Augustine）的著作中看到，他劝告他的弟兄不要像异教徒那样因为太阳而遵守这神圣的节日，而要因为那创造太阳的神而庆祝它(Augustine Serm.，cxc，1; in Migne Patriologia Latina，xxxviii，1007)。利欧（Leo）也训斥这可恶的信仰：圣诞节是因为新太阳的诞生而不是因为基督的诞生才被隆重地庆祝的 (弗兰哲，同上; 参照Leo the Great Serm.，xxii (al xxi) 6 and Migne，liv，198)。

然而，当时，它是无药可救。整个体系传遍了基督教，而对母爱女神的敬拜还是牢固地树立在其中。

弗兰哲说：所以基督教会选择在十二月25日庆祝其创立者的诞生，为的是把异教徒对太阳的诚心转变为对正义的太阳的神的诚心(第305页)。

Duchesne阁下提出了一种理论：12月25日这个日子是为了与3月25日的春分保持一致，这天是基督被钉十架的日子，也是他母亲怀孕的时候。这涉及到了更深一层的内容，因为事实上3月25日起初是在非洲及其它地区被当作耶稣受难之日的。不过，这一天只在尼散月14日正好是3月25日的那一年才是星期日。这就破坏了该理论。而且，3月 25日与阿提斯神（Attis）的节期有关，弗兰哲在他的脚注直至第305页中说明了这一点。我们会在下一部分研究它。

山羊和狗熊

在十二日我们也会看到哑剧演员扮演成山羊和狗熊。

十八世纪后半时期前，在苏格兰和圣奇达（St Kilda）的高原上，至少有一个牧牛者会在新年前夕用羊皮包自己；年轻人会聚集在一起拿着桶板好像打鼓一般鞭打着兽皮挨家挨户地串门，而那个披着兽皮的人会绕deiseil连跑三个来回，例如，按照太阳旋转的方式。一大群人追赶着他，口中喊着盖尔语（Gaelic）:

让我们掀起呼声，让它越来越大，让我们鞭打兽皮(弗兰哲，第八章，第323页)。

他们从一个屋子串到另一屋子，口中反复念着这些话。待他们进入了屋子，就呼唤福气降临于这个屋子和它的牛畜，石头和木材，其生产和健康。兽皮的一部分被燃烧后涂到每个人和家畜的鼻子上，以便防止当地民众在来年染上疾病和遭霉运。

每年的最后一日称为除夕（Hogmanay）。

在人们歌唱了旋律，反复吟唱了圣诞节的旋律之后，每一个舞会又再一次开始了。通常所燃烧的是Casein-uchd，它是由绵羊（或鹿或山羊）的胸肉做成的，包在一个棍子的尖端，它替代了兽皮。胫骨棒放在火中烧焦，并三次拿到家中涂到家人的鼻子上。在仪式完毕前不可饮用任何饮料。其目的是为了保护家户免受疾病和邪恶。

人类岛上的人使用鹪鹩的羽毛(第八章，第 324页)。

这习俗看起来好像与一个有关人类活祭的较古老的习俗有关。弗兰哲说孔德人（Khonds）献一个活人为祭，并把他带到家家户户去，而每个人从这人身上拿一样遗物(cf. i，pp. 246 ff)。毫无疑问，牛畜取代了这受害者，圣餐礼则取代了神的身体和血液。

虽然这些习俗可能与农业没什么关联，但类似于耕种星期一的习俗当然与农业有关，我们在欧洲看到的扮成动物的人很可能与谷物精神有关。他们或许与Gilyak的狗熊游行和印度的蛇游行有关(同上)。

通常在这些仪式(好像在波希米亚的嘉年华会的最后几天中)中，一个人将会从头到脚被豌豆杆捆绑，并捆在草绳里(弗兰哲，同上)。这回到了古英国的巫术师的话题。

这些农业节日都与冬至和春分有关，预示了农作物成长、温暖及作为太阳力量的生命和夏日回归到大自然。

波希米亚男人被称为忏悔节（Shrovetide）或嘉年华会的熊(Fastnachtsb?r)。

在他在每户人家中与女子、女仆和家庭主妇本人跳过舞之后就回到了酒家中:

在忏悔节，尤其是在忏悔星期二，每个人必须要跳舞，使得蔬菜和蜀米能生长(弗兰哲，viii，p. 326)。

狗熊的绳放在母鸡和鹅的窝里。那熊代表肥沃。跳舞是为了使动物和蔬菜在各方面都肥沃。

在波西米亚的一些地区，这人不叫做熊而是燕麦-山羊。

在波斯的立陶宛（Persia Lithuania）的第十二日，一个男人被豌豆杆捆绑代表熊，而捆绑在燕麦-草中的另一个人则代表山羊。

在斯特马克（Steiermark）的马尔堡(Marburg)，男人用来代表狼和熊(弗兰哲，同上)。

最后鞭打的那个人叫做狼。他一直保留狼这个名号，直到圣诞节的来临。他在那一天披着羊皮，被人牵着挨家挨户转。由于他穿的是羊皮，因此很引人注目；在这个古老的谷物-神明仪式中可以把山羊、熊和狼的象征意义联系起来。

在斯堪的纳维亚（Scandinavia），谷物灵魂以山羊的形象出现是很普遍的(同上)。在瑞典的一些地区，有人头带羊角扮演耶稣圣诞节的山羊。在瑞典的一些地区，他们假装宰杀山羊，让其又死里复活(同上，第327页)。两个宰杀他的人唱歌，并为其盖上各种颜色的罩布，如红，蓝，白和黄的布。

人们在圣诞节的晚餐之后跳着"天使之舞"以确保顺利丰收。圣诞稻草，不管是小麦或裸麦的，都扎成一只羊的样子随着抓住圣诞山羊的呼声被丢到跳舞者当中。在Dalarne这被称为圣诞公羊。

在丹麦和瑞典，人们习惯在圣诞节烘烤用精麦制成的山羊、公羊和公猪形状的蛋糕 (Frazer，同上，第328页)。它们通常用丰收的最后一批麦做成，并一直保留着直到撒种时期，人们就在那个时候把一半的面包和谷物种子拌在一起，另一半就自己留着吃，也让耕牛吃，期待着在明年能拥有好丰收。毫无疑问，通常从大不列颠岛传到欧洲和斯堪的纳维亚以及东方的这些习俗都在那儿建立了古老的习俗，以抚慰谷物-神明和古老的神明。阉和公猪也在古老的习俗中广泛流行。

数世纪以来，维特乐斯剑桥郡（Wittlesy Cambridgeshire）的人们在耕种星期一的第二天在仪式上扮演草熊，设菲尔德大学的教授摩尔·史密斯曾在1909年1月扮演过。纪，(参见1909年1月13日的信件;也见弗兰哲，viii，p. 329)。

耕种星期一是第十二日后的第一个星期一。无可争议的是，我们正讨论的是一个古老的农业节期，其目的是在仲冬时节抚慰古代的农业神明，它从农神节一直持续到冬至，然后再到所谓的圣诞节的十二日，直到耕种星期一和忏悔星期二的耕种时节。

它在三方面似乎在古代就与人类活祭有关，或许它被当作单个节期。

在英国的耕种星期一通常与一群人扮成的耕种阉牛有关，其中一个人扮演成一位叫贝茜的干瘪老丑婆。他们穿着流行服饰手舞足蹈地跳着，希望谷物能如他们跳跃一样长得越来约高。这与欧洲大陆和英国其它地方的草熊或圣诞节山羊的习俗相似。

同样的习俗也在那一天出现在色雷斯和保加利亚，如在嘉年华会最后一个星期的星期一。 一名舞者(古克人)是一个披着羊皮的人。另一名舞者(古克利加人) 则穿着裙子化装成老女人或巴巴，"她的"脸也被涂成了黑色。

包在熊皮的狗则代表熊。一个拥有国王和法官以及其他官员的假法庭成立了。古克人（Kuker）和古克利加人（Kukerica）的戏剧是放荡和奸淫的。

到了傍晚，两个人同负一厄耕种；Kuker耕了一些泥沟，播种了一些谷物。然后，他卸了妆而赎罪。

人民相信那扮演古克的人犯了死罪，而祭师也在废除习俗上徒劳无功。在罗森革（Losengrad）地区的古克人有这一个带有金钱的蛋糕并分给在场的人。如果一个农人得到金币，他的收成会很好；如果一个牧羊人得到它，他的羊群会长得很好。古克人也象征性地耕种田地，并来回舞动着模仿谷物像波浪一样地摆动。得有金币的人脚被绑着在地上爬着走，以促进土地肥沃。与我们在前篇所看到的农神节敬献一样，这有是由抽签方式来决定的。

就在保加利亚这一国家，这个节日的主要角色为老女人或老母亲，她是由一名男子穿着女人的衣服扮成的。古克人和古克利加人都是"老女人"的下属。他们戴着奇异的人头面具和动物角，或戴着鸟头面具，皮肤上裹了一圈椴树皮。他们的背上裹着破布，装成驼背。在保加利亚的这个节日是嘉年华会的最后一个星期一，被称为奶酪星期一。然而它是与耕种节期相关的。

在西欧同样的宗教仪式就是人们沿着屋子走动，而"老女人"赐福气给村庄，让其土地肥沃，所有人都很重视这些仪式。若其它村庄带着面具的人突然侵入，就会对被赐福的村庄造成一种威胁，而且还会把该村庄的肥沃福气带走。因此，人们阻止这种侵入。

化装成得墨忒耳黑脸状的老妇人与冥王和珀尔塞福涅的两个侍从的相同之处很可能隐藏在了三位王习俗的来源背后，而黑Mechior则代表得墨忒耳。

很明显，在罗马出现在主显节前一晚的贝分拿（Befana）节日类似于得墨忒耳的节日，Befana这个词明显地破坏了主显节。很明显，她是一个老巫婆，而该节日的吵闹声与除去地区邪恶势力的习俗有关(参看下文)。在主显节前夕有关Befana的庆典过去和现在一直在托斯卡纳罗马拿（Tuscan Romagna）和意大利的其它地方被遵守着(弗兰哲，ix，p. 167)。

弗兰哲清楚地看到，保加利亚和色雷斯体系中的老妇人其实就是谷物母爱女神得墨忒耳，她化装成一个老妇人，把福气带给瑟留斯（Celeus）家，爱留斯（Eleusis）王，并让爱留西尼的田地恢复富泽。古克人和古克利加人（Kuker 和 Kukerica），男的和女的哑剧演员，代表了冥王和珀尔塞福涅。这些仪式在东西方都还尚存，代表了一些最古老的宗教节期(弗兰哲，viii，pp. 334-335)。这样，我们直接置身于爱留西亚的神秘礼拜中，并与古老的神秘礼拜（从欧洲早期的阿波罗礼拜仪式到太阳神敬拜中的戴奥尼夏（Dionysius）和农业象征的礼拜）相关。因此，这里也包含了宰牛祭礼。根据马尼西亚（Magnesia）的希腊人在开始撒种的献祭之后又献牛祭的习俗中，我们会发现我们对该节日的看法一致。宙斯（Zeus）是得墨忒耳的同伴；最后要做的就是大约在五月的时候宰牛献给宙斯。

圣诞原木、冬青树和常春藤以及槲寄生

夏至和冬至都被视为一年里最重要的转折点。这两至都点火。仲夏的火要点在空旷地上，而年轻人一个个地向火堆跳去。这种习俗流行于英国爱尔兰和高卢（Gaul）的凯尔特人中，还有摩洛歌和亚特拉斯（Atlas）山的北非人之中。他们所持有这个习俗比他们所信仰的回教更古老。点火的习俗在古代时是由异教徒在五月份和称作的万圣节（十一月一日）所行的。我们应该注意的是，这些节期与夏至或冬至一样都具有相似的特性。四月末五月初最后一天的窝伯基士节期（Festival of Walpurgis）是焚烧巫婆的节期（Festival of the Burning of the Witches）。这类节期也与十二月25日的圣诞节和一月6日的主显节之间的十二日联系在一起。松脂在这些晚上被燃烧来驱赶巫婆。通常这些火把在第十二夜比较大。在西里西亚（Silesia），人们在圣诞节和新年之间点燃松脂来驱赶进入农舍的巫婆。这就是"驱赶黑暗魔力的适当时候"。在圣诞节和新年前夕，人们在田野里开枪，而把绳子包在果树上避免果实被侵害。

在英国拉纳克郡（Lanarkshire）的毕卡（Biggar），新年前夕是自历史记载以来这种传统点火的时候。

在1644年，九位活生生的巫婆在苏格兰的Leith Links被烧死(弗兰哲，ix，p. 165)。

火把在冬天被点燃可是却不很重要。童女诞生在9月8日的节日传统上是与罗马的贝分拿的吵闹和吼叫声有关，而且传统上都牵涉到谋杀。豪斯门教授（Prof. Housman）注意到，当他在1897年的卡普里见证了这个节期时通常有八到十个之多的人被杀(弗兰哲，x，p. 221)。

传统上，火把都在十二月25日的冬至被点燃。仲夏和仲冬之火的区别在于仲冬之火点在室内，而且成为了祈祷太阳神进入他在天庭中的神权职位的仪式的一部分。所以，仲冬之火发展成了一种更隐蔽或家庭式的氛围。

或许很值得注意的是，在设得兰群岛，圣诞季节在圣诞节前七日就开始了，并结束于Antinmas，比如圣诞节之后的第二十四日。

设得兰人把这些节日称为圣诞季节（Yules）和圣诞节的前七日；被设得兰人称作托娄（Trows）的精灵如果令他们开心的话，他们就把它们从屋子的泥土中释放掉，让它们生活在陆地上。这很可能就是为什么圣诞老人具有精灵象征意义的原因。这与农神节到12月25日的混乱的七天的观念有关。

在圣诞季节中最重要的习俗是画十字架（saining），它必须要实行来解释灰色神话，因为精灵被召唤。

当今来自美国的灰外星人的神话故事其实就是在圣诞季节的那些精灵的转变形式。

在假期的最后一天，圣诞之后的第二十四日，叫做up-helly-a，在设得兰群岛称作Uphalliday，所有人家的门都开着，而一大群人默不作声地追赶着顽皮的精灵，把他们赶出这个地方。人们虔诚地阅读着圣经，并且卖弄地摆着铁牌说，“因为众所周知，精灵不可看到铁。”有学识的聪慧女人小心地看护婴孩，并在他们身上画上十字架。毫无疑，自古以来我们会在此看到邪恶的眼神。(参见十字架: 它的起源和重要性 (39))。

第二十四夜之后，黎明破晓之时，托娄（Trows）或灰衣人群已经消失，而圣诞季节也已结束。

因此，这种专门赶在冬至和其他节日驱赶邪恶和巫婆的习俗可追溯到南部的罗马和卡拉布里亚区（Calabria）以及远至北部的设得兰群岛。它也从爱尔兰流传到了大草原（Steppes），直达北非地区。

原木

我们知道燃烧圣诞季节原木是德国人在第十一世纪发展起来的古代习俗。1184年，在 Münsterland Ahlen的教区祭师记录到，在主诞生之日把树带进来燃烧 (弗兰哲，x，p. 247)。这是英国古时的习俗，是条顿人（Teutons），当然还有凯尔特人所遵守的习俗。弗兰哲引用约翰·勃兰德（John Brand）的话说到，由于冬至严寒，原木块代表屋内的仲夏之火 (同上，n. 2)。这恰好是对十二月25日冬至的错误应用，它是专用来崇拜太阳神的(弗兰哲，x，p. 246)。放在树上的灯光是为了帮助太阳神点燃他快要熄灭的灯，而在天上童女诞生时点在她面前的火把和蜡烛仪式，是古老的母爱女神和她的婴孩——太阳神的敬拜仪式。这灯帮助点燃天上太阳神的火，而这是火焰所隐藏的基本理念，也是它在所罗亚斯德教中的应用。

欧洲人也收藏原木，并把它放在火中来避雷和阻止风暴的破坏。所以，古代条顿人的雷、闪电和天气的神灵和冬至原木之间的关系很明确。

槲寄生

德鲁伊教团员尊崇槲寄生为圣。作为东方三博士的德鲁伊教团员路过埃及，并在苏格－爱尔兰人到爱尔兰之前被这些在西班牙的爱尔兰人（Milesian）从加德利亚人（Gadelian）中拣选出来。之后，他们便分散到英国和欧洲各地 (MacGeohagen 爱尔兰的历史， Sadlier，纽约，p. 42; cf. Frazer，ii，pp. 358，362; xi，pp. 76 ff，301)。

普林尼（Pliny） (博物学，xvi，pp. 249-251)认为德鲁伊教团员（Druid）这词源自希腊文的橡树这个词，即drus。不过，这与凯尔特语的daur一样或类似。因此，德鲁伊教团员就是橡树的祭师。他们的敬拜因而是古老的，并与橡树林有关。其他学者比较喜欢认为这个单词起源于其词根，意指知识或智慧。所以，他们都是巫婆或魔术师。这也是他们所持有的东方三博士这个名号的来源(参见弗兰哲，xi，pp. 76-77，n. 1 to p. 76)。

督伊德教的日历周期是每三十年一次；他们的敬拜似乎与伯西亚人（Boetian）的敬拜存有一定的共性。后者和他们一样敬拜或召唤橡树，因此两者都和雅利安习俗有一定的联系。伯西亚周期在伟大的代达罗斯（Daedala）的节期中是每六十年而非三十年为一个周期。这；或许应用到了印度人所遵守的雅利安习俗，它是基于木星恒星循环的每六十年为一周期的习俗。

槲寄生在月亮的第一或第六日被金剪刀摘剪下 (弗兰哲，xi，pp. 77-78)。这与肥沃有关，是为了使不孕的动物和女人生育。它被视为从天而降，是所谓的全能医治者(弗兰哲，xi，pp. 77-79，82)。正因为如此，两只白牛在第六日摘剪槲寄生时被宰献祭。祭师穿上白袍。意大利在月亮的第一日摘剪它，而德鲁则是在第六日。它们的区别很可能是由于这两种体系中太阴月时间的不同。两者都不用铁器具来摘槲寄生。它不可碰到地上，所以，用白布来接。

如果我们相信普林尼的话，意大利人相信生长在橡树上的槲寄生具有类似的特性，所以，两者都有相同的信仰制度。

所以，我们再次回到农神节的肥沃体系，以及神秘体系和阿波罗的医治。可是它是主前1000年之前的雅利安人的一种古老仪式。

这个系统真是太古老了，甚至日本的阿伊努人（Ainu）也视它为圣洁之物。不过，他们用从柳树摘下的槲寄生，因为那树对对他们来说是圣洁的。他们和德鲁伊一样相信(其医治效果)，还与意大利人一样相信(女人生育的能力)(弗兰哲，xi，p. 79).

这种信仰一直延传到托乐斯海峡（Torres Strait）麦保岛（Mabuig Island）的本土人中(同上)。这普遍的信仰在非洲的色拿甘比亚（Senegambia）的华落斯人（Walos）中也可找到(同上)。

瑞士的农民和瑞典人也尊崇槲寄生为全能医治的植物(同上，p. 82)。

据说，挪威神Balder就是被槲寄生所杀；弗兰哲在他的作品里详细地记录了此事。

十八世纪，槲寄生通常被英国和荷兰的高级的医疗当局用作治疗癫痫症的药物 (同上，p. 83，注意1700年英国的雷（Ray），1720 年荷兰的Boerhaave ，以及1745年他的学生Van Swieten)。

人们认为槲寄生可用来防闪电和火，所以也把它和圣诞季节体系联系在一起(弗兰哲，xi，p. 85)。

通常，它在仲夏之火中最会用到，而这次它是和Balder神的死有关。这看起来好像也牵涉到了在丹麦，挪威和瑞典的真正的活人祭(弗兰哲，xi，p. 87)。这种通过抽签的方式选择牺牲品，并把其丢人五朔节的火坑的习俗及仲夏之火的青狼都与这种敬拜树精或植物神的体系有关(同上，p. 88)。

对槲寄生的敬拜可直接联系到对橡树的敬拜仪式，雅利安人都很清楚这一点。小亚细亚的凯尔特人在小树林中敬拜，这个小树林叫做Drynemetum，完全为凯尔特语，意思是橡树的圣殿。这些小树林中有圣经中反对提到的阴茎（phallus）。

在斯拉夫人（Slavs）中，橡树是伟大神伯伦（Perun）的神圣象征；橡树在德国的圣树中名列第一。它自古被他们尊崇，其中有些习俗和思想至今还保留着(弗兰哲，同上，p. 89)。

意大利人也把橡树视为神圣之物；主神殿上的木星最初就像是一棵天然的橡树。在多多那（Dodona），宙斯也被敬拜为在橡树中无所不在。弗兰哲总结到，雅利安人，包括凯尔特人，德国人和立陶宛人（Lithuanians），在分散以前通常都把橡树视为圣洁之物，因而这片土地上一定要种植很多的橡树。槲寄生只是它的象征，因为是上天赐予它医治、保护和生育的能力。

点燃神圣之火，不管是凯尔特人，德国人还是斯拉夫人（Slavs），都是通过摩擦两根橡木或者把橡木摩擦在灰色石头上(不是红色)来点火。同样，从德国到苏格兰高原上，人们也都是这么点燃需要之火的(参见弗兰哲，xi，p. 91)。

弗兰哲说到，罗马的女灶神（Vesta）的不熄灭之火是用橡木来燃烧的。在立陶宛的罗模夫（Romove），橡木也在圣洁的橡树面前燃烧不熄灭之火。一块一块的橡木从冬至一直燃烧到年底，新原木也一块一块地加进去，木灰也参杂在种子中以保肥沃。

这些故事的共同点是燃烧的火和摘剪槲寄生。我们从Balder的神话中可推导出，古代的雅利安人认为橡树就是神，槲寄生与它的关系确保了它长青不衰。把活人投入仲夏之火的祭献是为了确保植物的生存。在冬至使用槲寄生和圣诞原木也是为了神的祭献，由具有他地位的人来代替他，还为了回到太阳体系中。这是圣诞节传统内在的象征意义(参见弗兰哲，xi，p. 93)。

只要槲寄生在，不管是神或是他的替代品都不会受到伤害。摘剪槲寄生象征了摘剪它的人的死亡，也是他死亡的原因。

冬青树和常春藤

据称，冬青和常春藤都代表着男人和女人。常春藤依附攀延，应该代表女人。冬青树多刺、笔直，应该代表男人。

在英国苏雷（Surrey），人们用冬青树来霹开裂口，让小孩出来，以医治破裂。可是通常它在别处是一棵桉树（弗雷哲，xi，p. 169，n. 2)。

冬青-橡树对Fratres Arvales 或耕种田地的弟兄是圣洁的。这是一个由十二位祭师组成的罗马教团，他们为农作物实行公共的宗教仪式。他们戴着谷物穗编成的花环。他们的献祭在女神迪亚（Dia）的丛林中进行，该丛林沿台伯河直下五英里到达罗马。该丛林中有月桂树和冬青-橡树。它如此神圣，以致于每次进行赎罪祭献时一棵树或一个树枝都要落在地上。很明显的是，在冬至下雪和暴风时这种情况更易发生。因此，也就有了冬青树和白色圣诞节这种概念。一些更重大的祭献必须要在其中一棵树被闪电霹倒时才能献上。它们连根拔起，霹开并被烧，而其它的树取而代之种上。在罗马的巴利利亚（Parilia）节日——一种为了羊群和牛群的福泽而设的节日中，如果农夫进入了一个神圣的小树林，坐在一棵圣树下，或剪下一个圣枝喂绵羊时，他们都会祈祷原谅自己(参见弗兰哲，ii，p. 123)。

普林尼说这些森林以前都是神的圣殿住所，甚至在他的时代农夫就把一棵高大的树以古老的仪式献给神了(普林尼的博物学，xii，p. 3)。

常春藤是神秘仪式的象征。它被参加酒神节的宴席者咀嚼。它被视为酒神狄俄尼索斯（Dionysius）或巴克斯（Bacchus）。

常春藤也被希腊人用作两根火棒的其中一个。这一对火棒的板是用寄生或攀延植物做成的，通常是常春藤。通常，钻蛀虫为月桂树，有时也为橡木。

古时的印度人使用寄生植物(攀延的无花果)为钻蛀虫来指代男性。希腊人似乎和这观念相反。常春藤被视为女性，而月桂树为男性。然而，在希腊，常春藤这词表示男性，它自古以来都被视为男性神明狄俄尼索斯（Dionysius）；月桂树这词代表女性，为一位居于水林山水中的仙女。所以，我们可以得出，希腊人与印度人在远古时期的观念是一致的，但因权宜之计而对它们进行了修改(弗兰哲，ii，pp. 251-252)。

古时，常春藤是被禁止触摸或命名的(弗兰哲，iii，pp. 13 ff.)。常春藤对阿提斯神(Attis)是圣洁的，因此，松树对那个神也是圣洁的 (弗兰哲，v，p. 278 ，参见文章  十字架: 它的起源和意义 (No. 39))。

常春藤对奥西路斯神（Osirus）也是神圣的 (Frazer，vi，p. 112)，而且还是梦想的神圣象征 (同上，x，p. 242)。所以，我们看到了三一体体系与神秘仪式的共性，它自然地与冬至体系和太阳敬拜体系联系在一起。所以，冬青树和常春藤也象征了橡树和其它丛林，它们都是祭献给圣经中禁止的神。

圣诞树

装饰的松树直接起源于神秘仪式和阿提斯神的敬拜。据说，它原本是一个人，后来变成了一棵树，所以，它象征了古代的树精神，我们可在早期的古印度神话哈拉巴（Harappa）和模亨卓大罗（Mohenjo Daro）中看到。很明显，他是一位谷物的肥沃之神，戴着一顶密特拉斯似的弗里吉亚的帽子(可从拉特兰教堂中的肖像看出;弗兰哲，v，p. 279)。

把这些装饰着紫罗兰和羊毛织带的松树带进屋子，就好比现代神话中把五月树或夏日树带入屋子一样。那挂在树的肖像代表着亚迪斯神。人们一直保留着这个传统，一直到第二年树被烧毁才废掉 (Firmicus Maternus De errore profanarum religionum; cf. Frazer，v，p. 277 and n. 2)。

遵守该习俗的原本意图是为了保持植物明年的生气。弗里吉亚人（Phrygians）敬拜松树，视它高于一切，而且我们就是从这里启动了神秘体系和密特拉斯体系。它在仪式中为圣树，这很可能是因为大部分地区种植的这种树在整个冬至时节都保持常青之态，而其它树木都会在此时凋谢枯萎。记得松脂是在冬至节日点燃的。其来源在远古的亚述－巴比伦体系中已遗失。

阿提斯神的肖像改成了太阳标志，作为树顶上的圣体匣，接着又改成了天使和其它的各类装饰物。很容易看出，这些装饰物就是巴比伦人的三位一体体系中的太阳，月亮和星星，即伊师塔（Sin Ishtar）、沙马什（Shamash）、伊希斯（Isis）、欧西路斯（Osirus）和埃及人的何露斯（Horus）(参见文章 金色的小牛犊(No. 222))。

阿迪斯也视常春藤为圣；他的太监祭师身上都刺有常春藤叶子的图案(弗兰哲，v，p. 278)。

松子在西布莉（Cybele）的狂欢仪式上用来造酒，该仪式其实就和酒神节的狂欢差不多，斯特雷波对它们进行了比较(斯特雷波，x，3. 12 ff)。

在特斯摩佛利亚（Thesmophoria）节日上，他们和猪群及那些象征生育的物品被丢入得墨忒耳的圣洁坑里，以便使土地变得更肥沃、女人更能生育(弗兰哲，v，p. 278)。所以，我们回到了得墨忒耳的节期和他们所遵守的各种习俗，我们已看到这通常是与欧洲的圣诞节联系在一起的。

主显节

主显节（Epiphany）这个词意指展现、显示，一些圣人或神仙的出现。叙利亚王安太阿卡斯六世艾比分（Antiochus IV Epiphanes） (主前175-164 )的出现就是这样。 

它还有其它叫法:死去的光(白日的光);三王日或第十二日。 所有这些都和以上内容有关。与此相连的习俗都是源自我们在经文中看到的古代资料，和信仰并没什么关联。

该名字在罗马贝分拿（Befana）的伟大节日中还存在着 (参见 天主教百科全书，艺术，主显节，罗伯特·阿普尔顿，纽约，1909年，第五卷，第504页)。天主教百科全书（CE）说:

要讲出购买各样陶瓷偶像和口哨以及各种代表罗马人生活的习俗与农神节的12月盛餐期间流行的类似习俗具有怎样的密切关系，是很难的(同上)。 

它几乎不难辨认。习俗都一样；我们从以上内容可看到，这词意指贝分拿女神的显现。那种在施洗圣礼中引用有关希波吕托斯（Hippolytus）的文章的做法是错误的，因为他使用的术语是theophaneia 而不是 epiphania (同上)。

第一个有份量的参考文是有关克莱门特（Clement）的文章 (Stromateis，I，xxi，p. 45)。天主教百科全书（CE）引用如下，并继续谈道:

‘那些太过好奇的，被差遣来救主的诞生并不是其年而是其日，他们说是在巴肯（Pachon）25日 (五月20日)在奥根斯特时代。可是巴西利（Basilides）信徒庆祝那日为他的洗礼日，在那日之前都在阅读书。而他们说那是台比留·凯撒王（Tiberius Caesar）第十五年的提比（Tybi）月的第十五日。有些说那是在同一月的11日庆祝’ 。现在，提比15 和11都是一月6和10日。 

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会设法把诺斯替教在巴西利（Basilides）（在第二世纪中期在罗马传教）支持下形成的庆祝基督的诞生和洗礼的习俗剔除。可是并没有真正的证据来证明这个猜测。这些节日的证据本身表明这种习俗是古老的生育节日，是为了保佑农作物。从此兴起了保佑各种水域的习俗，还有一种把十字架扔入海里使得渔夫有好收成的习俗。全部习俗都是基于古代异教风气形成的，它们在四世纪前并不为基督教所重视。添加的这些习俗在奥利根（Origen）于三世纪所著的作品出版之后得到了一定的认可，因为他所记录的节期中并没有主显节。第一次把它当作教会的一个节日是在361年(参见天主教百科全书，p. 505)。

从圣尼古拉斯到圣诞老人

圣诞老人是晚期出现的一个人物，是后期的美国重商主义的产物。它主要来自德国和荷兰的童话故事。它的实体就是圣尼歌古拉斯。

那通常被称为圣尼古拉斯的人是在利西亚的迈拉的尼古拉斯。他死于345年或352年的十二月6日 (天主教百科全书，Vol. XI，p. 63)。他在希腊和拉丁教会都很出名，可是对他的事迹的记录却极其少，只知道他是四世纪时迈拉的主教(同上，p. 64)。他出生在小亚细亚利西亚的巴拉拉（Parara）。他年青时去埃及和巴勒斯坦朝圣。一回来他就被封为迈拉的主教，并在Diocletian遭迫害的时期被监禁。后康士坦丁登位，他被释放。天主教认为他在尼西亚出现过。可是他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他们的任何记录中(同上)。

1087年，意大利商人在迈拉盗了他的尸体，并把它运到巴里（Bari）。他在意大利的宗教仪式就源于此。很可能在欧洲举行的祭拜他的仪式加快了该仪式在意大利的形成。许多关于他的神迹都是源自古老的传统，可是，如我们将看到的，很多都是源自异教，与当事人并没什么关系。

他的礼拜在希腊教会中很古老，在苏联教会中尤为显著，虽然它们在他出现好多年才出现(大约公元1000年)。贾斯丁尼安王一世（Justinian I）在君士坦丁堡建造了一所教堂来纪念他；他的名字出现在约翰克里斯多（John Chrysostom）主持的礼拜仪式上(同上)。

他在欧洲的礼拜起源于奥托二世（Otto II），他的妻子特班诺（Theophano）是希腊人。 Eichstadt的主教雷金纳德(死于1991)写了一本名为Vita S. Nicholai的格律小诗。他曾在过去或现在被许多国家和地区封为守护神，具体有希腊、苏联、那不勒斯（Naples）、西西利（Sicily）、洛林（Lorraine）、君主主教区（Diocese of Liege），以及意大利、德国、澳大利亚及比利时的许多城市，还有荷兰的甘本（Campen），希腊的科服（Corfu），瑞士的菲博（Frieburg）和苏联的莫斯科  (同上)。他是海员、商人、银行家和儿童的守护神。

他的遗物仍保留在巴里的圣尼古拉斯教堂中。据说，一个油腻的物品——圣尼古拉斯的吗哪从他的遗物中流出来了。它具有极高的医疗价值。他与12月5日或12月6日节期的关系将在下面讨论。

一个与他有关的传说讲述的是三个金球的形成。每个都是用他一年的收入做成的，它在一年中滚啊、滚啊，滚到了贫穷善良人家的窗户中。据称，第一粒球落在了袜子中(就有了圣诞袜)。这使得那贫穷人家有钱把女儿嫁出去了。据说，人们要到最后才能看到他。毫无疑问，这就是当铺经纪人的三个金球的起源，也是他为什么是商人的守护神的根本原因。我们将看到的这些故事还与其它神话有关。

他慷慨大方的个性也形成了一些习俗，如法国的修女在圣尼古拉斯日或前夕会救济穷人，这叫做节礼日（Boxing Day）， 该名从教会的救济箱而来。这就成了12月26日节礼日的传统。在德国，他们把捆基督的带子（Christ Bundles ）送给穷人；每年的游行都具有天上母神的神秘意义。

每年，荷兰的儿童们都会为了在圣诞节得到一个猪而一整年都在存积蓄，后来猪铺子就应运而生了。

在傻瓜节（Festival of Fools），教士穿着假冒的罗马袍子，欧丁（Odin’s）疯狂地驾驶以及东方三博士（Magi）的胡子上挂着圣诞节的精灵，这种种迹象都表明该习俗在逐渐进化。

迈拉的尼古拉斯一直是罗马天主教会的圣徒，直到1969年他的命运发生了转变。许多其它神话中也都记录过这种命运。

仙特克拉斯（Sinterklaas）？圣诞老人的先驱

仙特克拉斯（Sinterklaas）或圣尼古拉斯，是个典型的荷兰民间传说；荷兰人和比利时部分地区的人们都庆祝他。

庆祝仙特克拉斯总是在傍晚：荷兰人于十二月5日日落举行庆祝仪式；比利时人于十二月6日傍晚开始。

在庆典的傍晚和晚上，儿童们聚集在烟囱周围，唱歌献给仙特克拉斯:

"Heerlijk avondje is gekomen. Kom maar binnen met je knecht".

"美好的(或神圣的)傍晚已来临。与您的仆人一同过来吧"。

他的仆人——黑彼得，是黑人。人们一直把他描绘成一位厚唇，戴耳环，穿着古怪滑稽的黑人。这或许与得墨忒耳和梅尔基奥(Demeter/Melchior)之间的关系有关，也与沃登和诺维（Woden 和N?wi）神话中所展现的善恶意识有关。

仙特克拉斯本身是一位戴有法冠的主教，他拥有一本记载善与恶行径的书。他持有牧羊人的权仗，骑着一批白马穿越屋顶。黑彼得坐在烟囱上听着孩子们唱的歌是否正义，他们是否正确地用干草和胡萝卜来献给那批马。

献给儿童的礼物就顺沿着烟斗放下去。

仙特克拉斯是集合了古德国人或条顿人的信仰的产品。其德国的根源解释如下：如今，由于星期三的使用，沃登神（Woden）(也称作欧丁神)还受到人们的怀恋。它曾是日尔曼族人(不是我们今天所认为的德国人这一小部分日尔曼人)中最重要的神。历史性人物——沃登，是早期各路神仙的化身吗？是风与战争之神、死亡之神、生育肥沃之神、智慧之神还是太阳神。我们会从神话故事里看到他“身着轻衫骑着他的忠实白马在空中奔驰。”后来人们也进一步把他描绘成一位长着白色长胡子，头戴一顶大帽子的人。因为他也被认为是智慧之神，他手里拿着一本印有古代北欧文字（rune letters）的书 ，还手持一把长矛。

在这些故事里沃登是被巨人诺维（Nowi）陪伴的，那人有着一个黑面孔，因为他是黑夜之父。据传说，他很善于做韵音和做诗。他手中带着一束嫩枝，是肥沃生育的象征。

从以上我们可看到，白马、宽松的袍子、大帽子、书本、长矛和黑诺维，以及一束嫩枝，还有诗歌或诗歌的传统，这都和我们今日的Sinterklaas和Zwarte Piet (黑彼得)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不仅仅是巧合。我们在这里也看到，他们与得墨忒耳和三位聪明的王也很相似，其中一位王也是梅尔基奥。

如果我们现在把传统习俗加入到此中，我们会使这个画面得到完善。

古老的日尔曼族人或条顿人总是在丰收之后留一颗麦束在地上，让沃登的白马去吃。儿童在仙特克拉斯时代把干草放在烟囱旁边的鞋子（圣诞节放在烟囱旁边的袜子) 里，让他的马吃。

我们在凯尔特人中看到同样的传统，即用十二把火焚烧稻草，最后的第十三把火要加大。我们也看到母爱女神体系的黑脸。我们可以推导出比沃登还要早的来源。这属于早期的生育肥沃礼拜体系的一部分，与阿波罗太阳神以及多瑙河各州的神秘信仰的主有关，并传入到了北极的（Hyperborean）凯尔特人中。人们这样描绘他：他驾着轻便马车飞过云霄，而且拉这个马车的不仅仅是马，还有鹅或天鹅。这些节期的相似之处是传统上在圣诞节之前到来的农神节的各种古老仪式。我们在荷兰看到了比现在的标准日期还要早的日期。就是在主显节之前的三十日。不过，它不是我们之前在农神节中所看到的冬至前三十日。我们看到同样的传统，可是却被去除了，这样米斯路主（Lord of Misrule）为农神和阿波罗神的三十日与主显节有关，而与农神节的结束并无关联。

荷兰今日的传统是赠送巧克力和杏仁酥字。很明显，这是沿用了古老的北欧文字。德国的武旦节（Wotan）是一个融合了仲冬节期的献祭和生育肥沃节的一个节日。那时，日尔曼族人中的少男少女会祈祷寻找到一位伴侣。仙特克拉斯的礼物是speculatius 或其它的蛋糕，上面刻有一对情人。而且，也有用糖做成的小动物，如小老鼠和猪，来取代真正的动物祭品。

仙特克拉斯也是阿姆斯特丹与该港口各码头的海员的守护神。

从仙特克拉斯的穿着可看出他来自罗马天主教。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设法废除这些传统，这并不令人感到吃惊。它在荷兰并未大获全胜。仙特克拉斯在二十世纪的前期就在新教的荷兰消失了（或埋在地底下)，几个世纪之后，他又重现人间。仙特克拉斯消失在英国和德国的地底下。很多传统都顺便移到了十二月25日，在那一天放置圣诞树和圣诞老人。与圣诞树相比，信奉新教的荷兰更早接受的是仙特克拉斯的‘重生’ 。今天，重 商主义在荷兰的实行，迫使了荷兰人去接受圣诞老人，因为即使他在荷兰的重生也是因为在美国的事件，但还是有很多人反对这个冒充的仙特克拉斯，。

美国的圣诞老人

移民到美国时也把圣诞季节的传统从欧洲带过来了，尤其是组成圣诞老人神话的三个要素。

荷兰人对从仙特克拉斯的神话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因为荷兰是该神话的发源地。比利· 诺埃尔（Pere Noel）的红袍传统是从欧洲而来。德国人把它们和基督捆带的传统（Christ Bundle）一同带过来了，并把它命名为Christkindl或基督儿童（Christ Child）传统。克里斯克林革（Kris Kringle）这个名字也从该词而来。

华盛顿· 欧文（Washington Irving）在灯笼裤的故事（Knickerbocker Tales） (大约 1820年)中讲到了圣诞老人精灵把礼物放入袜中，圣尼古拉斯以前就这么做。

克莱门特·克拉克·摩尔（Clement Clark Moore）在他的诗圣尼古拉斯的拜访（A Visit from Saint Nichola）中介绍了很多新的概念，该诗后被改名为那是平安夜（’Twas the Night Before Christmas）。他介绍新的概念，如八只驯鹿，还有我们所看到的圣诞季节的雷神和电神化身为多纳（Donner）(Donder)和比利真（Blitzen）的样子。

圣诞老人在美国内战之前一直是传统的圣诞节小精灵；在美国内战（American Civil War）期间，哈珀周刊（Harpers Weekly）的托马斯·那斯特（Thomas Nast）被委任为制作一系列圣诞老人的漫画。内战结束之后他继续做着此事；麦劳林兄弟出版公司（McLaughlin Brothers Printing Company）对圣诞老的肤色进行了测试，后决定采用红色。

最后一次改变发生于1931年。可口可乐（Coca Cola）公司雇佣了斯堪的纳维亚人哈顿三奔（Scandinavian Haddon Sundblom）来画圣诞老人。因为模特儿的逝世，他就把自己的脸画成了圣诞老人的样子。这一直延续了25年。

1941年，歌曲红鼻子驯鹿路多福（Rudolph the Red-Nosed Reindeer）被撰写，并由牛仔歌手吉恩·奥特利（Gene Autry）录制成音乐。

有关这个人物形象的可口可乐模特儿，颜色和美国神话如今成为了至少有着3000年历史的外邦偶像崇拜的产物。它在重商主义中得到广泛应用，罗马的农神节商人首先把它带入了商圈，并在美国得到改进。

圣诞节根本与基督教没什么关系，确实如此；

它完全是错误的宗教迷信的产物，因此直接违反了圣经律法。没有哪个基督徒遵守了它还仍然为基督徒。

复活节

弗兰哲正确地说到，如果异教徒只是为了圣诞节而采用整个体系，并综合它，给它起基督名，那么就没有理由认为复活节也是出于这些意图:

或许已经引导教会部门把他们主的死与复活的复活节同化到另一个由于同样的原因而落入人间的亚洲神的死与复活中。 (v，p. 306)。

弗兰哲继续说：现在的复活节仪式还在希腊、西西利和意大利南部被遵守；这些仪式与阿多尼斯的仪式极其相似。我已说过：教会很可能已经认真地把新的节日带入到了它的异教祖先中了，为的是殷切地向基督展现其灵魂(同上)。

阿多尼斯（Adonis）为叙利亚语，意指上帝（Adonai） 或主。

弗兰哲认为很可能只有说希腊语而非说拉丁语的国家才有这个转变过来的词，因为西方世界中似乎没有任何敬拜阿多尼斯的迹象，当然它也不属于官方的罗马宗教的一部分。他说：这个地方本该吸入庸人的各种情感。该地充斥了类似但却更野蛮的阿提司神的敬拜和伟大母亲神的敬拜 (同上)。

阿提司神的死亡和复活于3月24和25日正式在罗马庆祝。3月25日是春分，因此，是植物之神复活的良辰吉日。该神在整个冬天都处于死亡或冬眠状态。根据古老而广为流传的习俗，3月 25日是庆祝基督之死的日子，和月亮无关。该习俗在弗里吉利亚（Phrygia）、加伯多加（Cappadocia）、高卢（Gaul）以及罗马被遵守(参见弗兰哲，v，p. 306)。特图联断称基督在主后29年3月25日被钉十架(Adv. Jud.，8，Vol. ii，p. 719，Hippolytus和 Augustine; 参见 Frazer，v，fn. 5 到 p. 306)。

从历史和天文学上来讲，这完全是一个不可能的事实。然而，这种意识就已深深地扎根于早期的习俗中(参见弗兰哲，v，p. 307 ，文章受难日和复活日的计时(No. 159))。

因此，最早的传统与阿提斯神的礼拜有某种联系。同样，松树对阿提司神而言是神圣的；十字架的所有遗物都是由松树组成的，这决不是巧合(参见文章 十字架：它的起源和重要性(No. 39))。

弗兰哲和达册尼（Duchesne）认为，人们武断地宣称基督就是3月25日死而复活的是为了迎合一个更古老的春分时节。这好像与一个更古老的信仰相一致，即世界就是在那一天被创造的(弗兰哲，同上，p. 307)。

阿提斯神把神圣的圣父和圣子的品格融于其中，他的复活也在那一天在罗马正式被庆祝。所以，它不只融合了我们所关注的复活教义，而且还融合了三位形态论（Modalism）的来源。三位形态论指一个神具有各种属性，但却是一个独立的整体，这就是三位一体形成的概念。

近来，有更多关于"耶稣是独一真神"的左道邪说潜入了新教的准诺斯替神学。

这种替代倾向就是在几个异教节日里基督教名字取代了异教节日的原名。为了符合母爱女神和天上童女的神学，黛安娜节（Festival of Diana）被八月的圣母升天节（Festival of the Assumption of the Virgin）所取代。同样的改变有：四月异教的巴利利亚节（Parilia）被圣乔治（St George）节取代。六月的仲夏之水节被施洗者圣约翰的节日所取代。每个都与它所替代的预示论有关。十一月的全灵圣宴（The Feast of All Souls）是古代异教的死亡宴席。基督诞生日替代了太阳诞生日。复活节只是弗里吉亚人所信仰的阿提斯神在春至的宴席。应该记注的是，总而言之，弗里吉亚人是密特拉斯体系和神秘礼拜的源头 (参见尼古拉丁人（ Nicolaitan） (No. 202))。

密特拉斯（Mithras）是大约在主后63年由波北（Pompey）抓捕的海盗们传入罗马。在冬至庆祝基督之死的地方就是敬拜阿提司神的发源地或扎根之地，分别为弗里吉亚、高卢（Gaul），很明显还有罗马自身。弗兰哲认为很难把这巧合视为偶然(v，p. 309)。

复活节的另一个特点是，复活的日子也是三月27日，迟了两天，这就是星期五受难日和星期日复活日的缩短期。弗兰哲认为以异教节日取代基督节期在圣乔治节和圣母升天节中可看到(v，p. 309)。

当我们看到拉克坦提斯（Lactantius）传统，还有在高卢的基督教会的传统，都把基督之死定于23日，复活日为25日，这完全与阿提斯的节期相吻合，那么它或许就是不同宗教信仰汇合在一起最明显的东西了。希伯来年历中是不可能记录基督本该受难这个内容的，这直接与阿提斯神的敬拜有关(参见弗兰哲，同上)。

到了第四世纪，那些敬拜阿提司神的人都在苦诉基督徒已经假冒了他们的神学或阿提斯神的复活；基督徒宣称阿提斯神的复活是恶魔似的基督复活伪造品。

不过，我们从历史和语言学可知道：原始的复活日期是基于逾越节的，而逾越节又基于太阴历；它为尼散月14和15日，紧跟在星期日的麦束供奉日之后。所以，逾越节可以于那星期的其中两天来临，与星期日的麦束节还有一段距离。该节日象征了弥赛亚的升天而非复活。复活于前天晚上到来。从另一方面来说，复活节局限于星期五的钉十字架和星期日的复活，直接与圣经冲突。它在阿提斯神的礼拜中日期原本是固定的。Easter 这个词甚至也被英语版本圣经KJV用来取代逾越节以便进一步掩饰这个问题。

在换季和复活节的蜡烛

我们从以上看到，蜡烛从古代雅利安信仰传入敬拜体系。它源自同一个祖先，在雅利安人大约于主后1000年进入印度之前好象与叙利亚－巴比伦（Assyro-Babylonian）体系有关。这本该是雅利安人在主后第二个，甚至第三个千禧年的最早时期。

德国人延续着古老的雅利安习俗。他们在复活节点燃新篝火，把火棒送到每个家中点火以避雷神、风暴神和暴风神。据弗兰哲记录，这种习俗在德国各地仍能看到。新教和天主教团体中的差异在于新教是由年轻人来看火，而天主教则由成年人来看火。这些节日都直接与古代的生育习俗有关。教堂是后来才引进的，它作为列队行进的一个所在地，这些习俗就按照太阳的自转围绕它转。火把在复活节山（Easter mountains）被点燃。

该习俗以复活节蜡烛的形式被引进天主教。这根大蜡烛在复活节前的星期六晚上在复活节被点燃。然后，教堂的所有蜡烛都是由这蜡烛而点燃。这一直延续到第二年的复活节，那时大蜡烛会再次被点燃。大篝火继续在天主教国家点燃；在复活节前夕点燃的大篝火中通常都有一个木头人，他叫犹大（Judas），被焚烧于其中，浑身都是神圣的棕树树枝灰。这些灰在播种时会和种子一起撒入田中。就算火中没有这神圣肖像，这火还是叫做焚烧犹大（the burning of Judas）(弗兰哲，x，p. 121)。弗兰哲记录到，在巴伐利亚（Bavaria）人们用一种新点燃的复活节蜡烛来点灯笼，年轻的男子跑向火堆点燃它。第一个跑向火堆的人在第二天，如复活节，在教堂的门口会受到家庭主妇的赏赐，即授予他们红鸡蛋。焚烧犹大之后，人们会欢声笑语大大庆祝（同上，x，p. 122)。

就在那一天，在阿伯路之（Abruzzi）教堂收集圣水以防止巫婆和她们邪灵的缠身。蜡烛上的蜡放在帽子上来抵挡风暴时的打雷和闪电。在意大利的卡拉步里亚区（Calabria）和其它地区，有关新水的习俗都差不多。类似的信仰在波西米亚的德国人中也能看到(也参看主显节的部分)。

R.钱伯斯（R Chambers）(岁月之书〈The Book of Days〉， 伦敦和爱丁堡，1886，I，p. 421)记录道：罗马所有的火都要在复活日由罗马的圣彼得教堂中点亮的神圣之火重新被点燃(参见弗兰哲，x，p. 125)。

点燃蜡烛的习俗于太阳日的前一天夜晚开始，是古代太阳敬拜体系的一部分。蜡烛属于古代魔术习俗，在神秘体系中很普遍，在叙利亚－巴比伦人的万物有灵论体系中也这样。

点燃蜡烛的习俗具有多种象征意义。圣殿里的蜡烛都很特别，具有特定的意图，如在Menorah （犹太宗教仪式所用的烛台之一种）中象征了七个灵的七盏灯，还有在所罗门殿中象征七十盏灯。这之后被神秘论者译为七个天堂和七个星球。通过七级万物有灵论的萨满教而升天的习俗是通过Merkabah神秘信仰进入犹太教的。

蜡烛本身是个人光亮的一种象征，从而也是个人生命的象征，与宇宙和世界的生命相反(参见 Cirlot 的象征词典，Dorset，1991，p. 38)。这是神秘信仰中的一个特征，不属于基督教。

在异教祭坛前点燃蜡烛和基督教中后来出现的习俗是基于无神论和亵渎圣灵的教义以及企图把神圣和个人分的做法的基础之上的，虽然说这属灵力量的行为受到了所敬拜偶像的安抚。偶像越多，所需的蜡烛也越多。这些蜡烛象征了灵魂教义的泛神论思想。

犹太教的习俗以低潮的思想方式运作着；它源于巴比伦人的受俘时代，神秘信仰也是从那时进入犹太教的。

在加巴利犹太教（Kabbalistic Judaism），一个人通过对灯的冥思苦想才可进入佳华拿门（Gate of Kavanah）(或专注)。因此，这象征了一个人从一盏灯冥想到另一盏更高的使思想得到升华。两盏灯个别叫作巴合（Bahir (聪明)）和佐尔（Zohar (亮光)），都暗指了两个最重要的加巴利古典主义（Kabbalistic classics）(Kaplan Meditation and Kabbalah，Weiser，1982，p. 118)。这些灯光是对斯费罗（Sefirot）的反应。摩斯利昂拉比（Rabbi Moshe de Leon (1238-1305)）在他的Shekel ha Kodesh 1292中领会了这些体系。

这个升天体系为萨满教升级到第七伟大的光Ain Sof。它们是：多福Tov (良好) 诺革Nogah (亮光)卡夫特Kavod (荣耀)巴合Bahir (聪明)佐尔 Zohar (亮丽)牵莫Chaim (生命)和永恒及第七个是Ain Sof (冠冕)。与斯费罗（Sefirot） 同等的有彻斯Chesed (爱) Geveruah (力量)提飞乐（Tiferet） (美貌)尼特佳（Netzach）(胜利)霍特（Hod） (奇妙) Yesod (根基) (Kaplan，同上，p. 119)。

古代的《光明篇》（Zohar）谈到了与火相关的各种不同的颜色；这也许是源自马资典（Mazdean）体系。以月亮神的形式通向Sin的敬拜的七级的颜色被认为与巴比伦的金字形神塔Ziggurat相一致(请看金色小牛犊 (No. 222))。

整个体系是正统的神秘教主义；各种样式的蜡烛的应用都直接与魔术和神秘习俗有关，除了在上帝的圣殿里被点燃为门诺拉（Menorah）。他们在光明节和普林节的应用在以下讨论。

逾越节或复活节

计算春至的太阳日的方法和计算利未记23中的麦束供奉的方法差不多，可是却有所不同。正因为如此，逾越节和复活节体系之间才有所差异。

牛津大学通用字典（Universal Oxford Dictionary）给出了复活节或复活日的制定方法。复活日为真正的太阳日，即复活节（Easter）。

它在日历满月后的第一个星期日被守，如日历月的第14日-发生在三月21日或其第二天。复活节周内应用的习语 (1964年版，p. 579)。

这就是决定复活节或伊师塔节期的方法，而不是决定圣经中逾越节的方法。

这些论点在四福音书信仰者（Quarto-deciman）争论的历史上得到了充分的论证。该争论发生于亚尼西特（Anicetus）到维克多（Victor）(或Victorinus)的任职时期。他们从第二世纪中期一直到末期都为罗马的主教(c. 154-190)。

所以，从四福音书信仰者的争论中我们知道这错误的日期体系在第二世纪源于罗马；教会中那些使徒教授的人反对它，例如： Polycarp反对亚尼西特（Anicetus），还有他的门徒Polycrates反对维克多（Victor）(或 Victorinus)。苏格拉底（Socrates Scholasticus）(c. 439 CE)后期的文章把错误引入到了历史中，而且在很多立场上都是错误的，其中许多错误都由尼西亚和尼西亚后的圣父（Nicene and Post Nicene Fathers）的编辑者挑了出来(参见 NPNF 第二版，第二卷， 引文)。

苏格拉底（Socrates）记录到，四福音书信仰者保有了月亮的第十四日这个日子，却忽略了安息日(同上，Ch. XXII，p. 130)。他记录是罗马的主教维克多把他们逐出了教会，并因此受到依联纽斯（Irenaeus）的审问(同上)。 他设法在这后期向彼得和保罗提出请求，让他们和约翰一起支持罗马人的复活节习俗和四福音书信仰者（Quarto-deciman）的习俗(同上，p. 131)。他坚持认为没有一派可以对他们的看法提出书面见证。不过，我们正确知道四福音书信仰者根据Polycarp和Polycrates（两者都是约翰的直授门徒）的作品向约翰呼吁。没有向彼得和保罗作出任何要认真支持复活节的呼吁。另外，有关如何计算复活节而建议对十二个门徒做出划分的做法是荒谬的。

苏格拉底（Socrates）的一个观点是很明确的。那就是教会和四福音书信仰者并没有根据犹太人的现代计算法来保有逾越节的日子(比如在他于437年所写的在358年引进希勒尔日历（Hillel calendar）之后的日子)。他认为大致上所有的东西都是错误的(同上，p. 131)。

在他们所主张的这个习俗里，他们不服从几乎在每件事上都犯错误的现代犹太人，而服从古代人，并根据约瑟夫（Josephus）创作了他的历代犹太人（Jewish Antiquities）的第三部书。

比如，犹太各年代（Antiquities of the Jews），第三部，第10章，全文摘录如下:

在先提克斯月（month of Xanthicus），即我们所称的尼散月，也是一年的开始，在那月的第十四天，当太阳是在处于白羊座（公羊座）时，因为在那月我们从埃及被释放，他命令我们应该每年献祭，当我们离开埃及，他们也命令我们献祭，那就是逾越节。

白羊星座的迹象于4月19-20日结束，因此逾越节不可能在其之后到来。第14日不可能早于春至，所以我们可以用古老的参数方法测量逾越节。我们在这里看到早期教会没有根据犹太后期的传统遵守希勒尔（Hillel）体系。苏格拉底（Socrates）的大多数记载都忽略了这个最重要的证据。

因而，尼散月14日的准备日在古代就被视为逾越节的开端；其日期可能降临于春至。但是尼散月15日为第一个圣日，也是进食逾越节晚宴的第一个晚上，它是不可能在春至到来的。古老的习俗是现代规则的根基。然而在犹太人分散之后他们只守尼散月15日，却不是仍旧守着他们在过去按照士师记16:5-7所遵守的那两日。

我们也可从苏格拉底（Socrates）这里看到，尼西亚委员会没有如（Audiani）所说制定复活节的时间(参见NPNF，同上，第131页，脚注14到第131页)。它是根据古代传统而定，而这个我们知道它是根据敬拜阿多尼斯神和与伊师塔或维纳斯相关的阿提司神，还有太阳神的敬拜而定。它解决了异教体系中的阿提司和阿多尼斯神的纷争。尼西亚委员会单纯地把复活节设定为正式节日，引用了现存的异教习俗，却调和了它。它没有确定或肯定这节期。犹太人在尼西亚委员会结束不久的358年已经建立了一个全然的假日历。我们从苏格拉底的文章中可看到这一点。该事件大概就发生于他那个时代，因此记录得应该更准确。所以，基督教的逾越节是完全被异教删除的，被复活节取代，或被一个拉比犹太教的假日历所取代。假日历把逾越节在尼散月的日期与太阴历联系在了一起。尼西亚委员会规定：若把复活节放在满月之后的星期日，那么它应该是尼散月15日，这样实际上，复活节是不可能(可是也不完全是)降临于逾越节麦束供奉的那个星期日的。因而，复活节和逾越节几乎是不可能恰巧出现在同一个节期中。据说，这是为了让基督教与犹太人分离。可是，事实上这是肯定了错误的神的体系，打乱了真正的节期秩序，使它与泛神敬拜混淆在一起。

复活节的意义

纯粹的英语本身是最生动的。逾越节（Passover）在早期教会的著作中被写成Pash。复活节Easter 这个词源自古代的安格鲁萨克逊（Anglo-Saxon）形式。

牛津通用词典（Universal Oxford Dictionary）解释道：复活节（Easter）的意思是源自古代英语éastre 或阴性复数éastron。它说：

别他〔Baeda〕源自Eostre (诺当（Northumb） sp. of éastre)这个字，一个女神的节期是在春至庆祝的（同上）。

然后该词典继续忽略其中的重要内容，并把它与基督徒的节期相联，之前它发现了其最早期的用法与女神的礼拜一致。

春分是日长夜短的开始(所以也叫昼夜平分点)，过后这种趋势也发展得越来越快。所以，所象征的是肥沃生育。

从这里我们可以联想到兔子，蛋等等。兔子在古代巴比伦体系中是肥沃生育的象征，这可在考古学记录中看到。非洲直至美洲一带的人一直把兔子用在古代的顺势疗法魔术中(弗兰哲，i，pp. 154-155)。他们也被用在各种仪式中来企求停止降雨(i，p. 295)。

不只是基督教在其仪式上采用了蛋的象征意义。拉比犹太教也把一个蛋放入逾越节家宴的餐桌中来亵渎这个一年一次的逾越节家宴。他们采用了希勒尔历法（Hillel calendar），因而他们自己根本从不遵守逾越节，而且还凭借他们的错误历法体系阻止遵守他们的体系的其他人守逾越节。

伊师塔或阿施塔特（Ishtar or Astarte）

Easter (阴性复数Eastron)其实是伊师塔的名字，也是阿施塔特的另一个叫法。Ashtaroth为希伯来语的复数形式，意指阿施塔特的各种表现形式(申命记1:4; 希腊语Ashtoreth)，她是迦南人的生育女神亚塔拉特（Athtarath），其发音类似于Ashtarath 或 Ashtereth。

希腊人就是从这里得到了阿施塔特这个名子。希伯来人在圣经经文中写外邦神的名字时似乎保留了辅音字母，但却用其它的元音字母替换了原来的元音字母，如bosheth或shame。Ashtarath 或伊师塔（Ishtar）还未传入英国之前在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时代为伊施特（Easter）。

在拉丝善马拉（Ras Shamra），她在太阳神巴力（Sun god Baal）的日食过程中扮成植物女神亚拿特（Anat），这是主要的角色(圣经双解字典，第1卷，第254页)。她在巴勒斯坦不怎么被人尊为阿施塔特多（Ashtaroth），而更多地被人尊为在那儿扮演Anat角色的阿施塔特斯。我们所看到的是这个女神以不同的名字所扮演的同样角色。这好像展现了某个局部或其它方面的重要性。这看起来好像与阿耳特弥斯－黛安娜（Artemis-Diana）的区分一样。有关巴力和阿施塔特的生育肥沃礼拜的季节性仪式在早期的以色列都可看到(士师记2:13; 10:6; 参照圣经双解字典，同上)。撒母耳在米士巴（Mizpah）选举索尔时命令以色列人把巴力（Baalim）和Ashtaroth除掉，以表明他们是有关联的，是不只一个的(撒上7:4)。以色列人并没有这么做，并在被腓力斯人打败以后承认了其背教(撒上12:10)。从撒上31:10，我们看到了她在贝佛善（Beth-shan）的礼拜。该地区当时没有被以色列占领，却在大卫时代遭到毁灭。所以，她的礼拜在该地区很普遍。她叫做牛角的亚斯他碌（Ashtaroth of the Horns (Ashteroth-karnaim)。这是一个Rephaim的城市，而且是属于巴善欧格王（Og king of Bashan）的属地(申命记 1:4; 3:10; 约书亚记12:4)。基大老玛（Cherdorlaomer）在那里突击了Rephaim (创14:5)。之后，玛吉（Machir）占领了该地区(约书亚记13:12，31)，成为以色列人的避难所(历代记上6:71;参见约书亚记21:27)。这是阿施塔特女神的象征。她为牛角女神，同样也代表了埃及的母牛女神哈索尔（Hathor）。这也代表伊师塔和月亮神罪（Sin），她在地平线上的弯月中的朝天角与维纳斯一样都被视为夜晚的星星(比较金色小牛犊(No. 222))。因而，该体系很古老，对Rephraim以及埃及和小亚细亚的宗教体系，尤其是亚述－巴比伦人（Assyro-Babylonian）的体系，很关键。

亚斯特碌（Ashteroth）(a. soneka) 也是一个普通名词，意指一群小羊群或繁殖群，表示羊的繁殖能力(比较 申命记7:13; 28:4，18，51)。从这些词语的古代词源学就可推导出繁殖或生育肥沃体系，甚至正因为如此，春至的太阳标志被古人命名为白羊座（Aries）或公羊座（the Ram）。

阿施塔特或伊施特（Astarte或 Easter），不管她们以什么形式现身，都是之前所提到的母爱女神，而且与作为主的儿子-爱人（意指巴力和阿多尼斯等等）有关。我们看到，她作为天上童女或母爱女神，象征了那个引导以色列人在西奈山偏离摩西的带领的金色小牛犊。在星星、月亮和太阳的三位一体中，我们看到她为夜晚的星星（因而也是金星），是情爱女神，还是晨星，为战争女神。她又叫阿芙罗狄蒂（Aphrodite），扮演了战争的角色。按照以赛亚书14和以西结书28，该名号直接与撒旦有关。她也与月亮女神罪有关；我们就是从她才得到了这词，她是三位一体中的第三个成员，与太阳有关。这些节期都与这象征有关。

所罗门支持Ashtoreth的礼拜(王上11:5)。她的圣地建立在锡安山对面的橄榄山上的污秽的山上（Mount of Corruption）。该圣地在约西亚改革时代被毁灭。在这两种情况中，这种礼拜与腓尼基人有关，尤其是西顿人。所以，在克里特岛的Sin的牛制度和米诺特的（Minotaur）的祭献也都与早期的海神（Sea Lords）的海洋体系有关。她的敬拜与亚摩尼人（Ammonite）的米尔可神（Milcom）和摩押人（Moabite）的基摩斯神（Chemosh）有着直接的关系。他们好像与她亚达（Athtar）的形象，即金星有关，其中Ashtoreth为女性。她在拉丝善马拉（Ras Shamra）的文章以及从十九世纪埃及王朝起的文章中为巴力的配偶和同盟；她也是海王所要的新娘。从拉丝善马拉（Ras Shamra）的文章中有可看出她与巴力有关，是克蕾王（king Keret）传奇中生命或死亡的给予者。这里，王以Athtarath的名，即巴力Baal的名，施一个诅咒。所以这名与巴力有关，具有阴阳两性的特征，为配偶和生育的给予者。在拉丝善马拉，她的地位被巴力的妹妹亚南（Anath）攫取。但是从圣经和腓尼基人的记录中可看出她是古代最重要的神(圣经双解词典，同上，文章Ashtoreth，第255-256；比较金色小牛犊[No. 222])。

在艾德福（Edfu）在托勒密（Ptolemies）领导下的埃及人把亚斯特碌（Ashtoreth）描绘成一位狮头女神。这再一次与狮头艾恩（Aeon）和神秘体系联系在了一起。她作为Quodshu 或神圣，手里拿着一棵纸莎草和一条蛇，站在一头狮子上，站在埃及的肥沃生育神敏（Min）和闪米特人（Semitic）的毁灭和死亡之神雷设佛（Resheph）之间。她的头发样式与母牛女神哈索尔（Hathor）的角一样。来自格责尔（Gezer）的铜像中有一个有角裸体神像。人们认为那些角就是亚斯特碌的角。她的礼拜体系从公元前十五世纪到公元前十三世纪在贝丝山（Beth-shan）一带广泛流行。公元前二世纪，在德洛斯岛（Delos）有一个对巴勒斯坦的阿施塔特（ Astarte of Palestine ）实行礼拜的中心(同上，p. 256)。象征肥沃生育的为有角女神，胸部很突出，胸前常有一朵莲花和一条蛇。胸前夹有一只白鸽的亚诗拉（Ashera）总被描绘成母爱女神。从迦太基的一个未注明日期的题词中可看到，她也与治疗爱斯曼（Eshmun）的腓尼基人（Phoenician）的神有关。这是礼拜中很通用的角色，可在自古就对海洋神有研究的凯尔特人和德鲁伊特人（Druids）中看到。一个与她的亚述形式伊师塔（Ishtar）相关的名字是Ishtar-miti-uballit 或伊师塔使死亡得到复活（Ishtar make the dead to live ）(同上)。因此，在复活节复活的主题与她的伊施特（Easter）形式联系在了一起。

天上的女王

先知以西结（ Ezekiel）指责以色列的女人为塔目兹（Tammuz）哭泣(西8:14)。这个叙利亚女神在偶像崇拜盛行的以色列被哀悼为垂死之神。

塔目兹与天上女王有关。我们知道天上女王也是天上的童女。人们为她烘制蛋糕。但耶利米先知却全盘否定这种习俗(耶7:18; 44:19)。

如我们所见，天上女王也是一位古老的东方女神。她与收成有关；最后丰收的谷束和谷物通常都为她献上，所以称她为女王(弗兰哲，ii，p. 146; vii，p. 153)。

雅典女王嫁给了狄俄尼索斯神（Dionysius）(ii，pp. 136 ff; vii，pp. 30 ff)。人们好象也为这完美神圣的结合和眷侣设立了一种仪式。没人知道到底神是用人还是偶像来扮演。雅典的律法规定王后必须是一个自由民（burgess），除了她丈夫以外并不认识其他男人(弗兰哲，ii，p. 136)。她的侍从是十四位圣女，每个人都代表了狄俄尼索斯的一个祭坛。 神秘礼拜中的狄俄尼索斯的仪式是定在亚拿斯特联（Anasterion）12日(或二月左右)。这十四位童女在沼泽地上在古老的狄俄尼索斯的祭坛前由王后宣誓为清白和纯洁。那祭坛每年也只在那一日才开放。之后她的婚姻仪式开始；据亚里斯多德记载 (雅典宪法，iii，p. 5)该仪式举行于雅典卫城Acropolis的东北角王的古老居所，即牛槽（Cattle stall）。不过，这也是古代葡萄和果树肥沃生产节日的一部分；狄俄尼索斯为其中的神 (罗马人的巴克斯) (比较弗兰哲，ii，pp. 136-137 and n. 1)。

王后成为众神的伴侣，可还是肥沃生育女神和母爱女神。人们在丰收结束时把最大、最饱满的谷物穗有序地从田中拖了出来。

埃及女王也是阿蒙神（Ammon）的妻子(ii，pp. 131 ff; v，p. 72)，她亲自扮演了女神。这种情况在后期有所退化。因为神圣伴侣是一位来自良好家庭的年青貌美的女孩。可是她性情放荡，后来她进入了发育阶段开始懊悔了，并放弃了婚姻（斯特雷波（Strabo），xvii，I，46，p. 816)。希腊人以他们的处女女神雅典娜（Pallas）的名字来命名这些女孩为帕乐迪斯（Pallades）。

这种作践行为自古就与伊师塔的敬拜习俗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在小亚细亚的礼拜中心大多数伊施特或伊师塔的虔诚者都会花一点时间在圣殿中当妓女。在科林斯湾，当妓女很正常；实际上该城市的每个人都经历了一次或多次的作妓行为。

阿波罗的女先知也扮演了这配偶的角色。只要该神逗留在他冬季的神谕处和家中，即巴塔拉（Patara），他的女先知就会每天晚上过来与他过夜。

以弗所的生育女神—多乳房的阿耳特弥斯（Artemis）有好几个配偶，他们被称作艾赛尼（Essenes）或蜂王。他们要在一段时间内完全地禁欲以便献身给该女神。在以弗所地区的记录或题字表明有些人都已经结了婚。

她的神殿周围种植了一片果林(弗兰哲，i，p. 7)。因而，她也与掌管农业、丰饶的得墨忒耳（Demeter）女神有关(vii，p. 63)。这样人们也把她当作黛安娜，她是看守果树的女神(i，pp. 15 ff)。这母爱女神被弗兰哲视为森林的王（King of the Wood）和他在纳米（Nemi）的森林女神黛安娜（Diana）。这似乎合情合理，也正因为如此，使徒行传中以弗所的群众才把这个女神当作以弗所的黛安娜女神。这又转向了童女的礼拜；果树是在童女升天节那天得到祝福的(弗兰哲，i，pp. 14 ff)。基督教中童女的礼拜就是伪装各异，有时候甚至穿着一致的伊师塔、阿施塔特、黛安娜或阿耳特弥斯的礼拜。

与埃及的神秘体系相关的习俗一直传到奥斯罗(Osirus)的礼拜中，其敬拜者不准伤害果树(弗兰哲，vi，p. 111)。狄俄尼索斯也是一位果树神(vii，pp. 3 ff)。我们在这儿看到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关系。这告诉我们这些神并不是真的不一样，他们仅仅是同样的敬拜体系的不同表现形式，反映的也是同一个主题。

这些在以弗所的艾赛尼派教徒（Essene）都不会凡间女人发生亲密关系，因为自古以来贝尔（Bel）和阿蒙神（Ammon）的妻子也都不会与凡间男子发生亲密关系。这看起来好像是为了守身献给为母爱女神的天上女王。这也是为什么祭师们都为她守身或当太监。该习俗在改为神秘礼拜体系之后从外邦异教和诺斯替教传入了基督教(见素食主义和圣经(No. 183)。那些在小亚细亚伊师塔礼拜仪式中的女子都不是处女，反而很淫荡。普林尼（Pliny）在库母兰会社（Qumran）中称Zadok的儿子为艾赛尼教徒，很可能是因为他们的一些命令都是有关严格守身和禁欲的条令。他们并不称自己为艾赛尼教徒；那些异教神的祭师很可能已经犯下了极其严重的过错。

在法国(ii，p. 87)和英国(ii，pp. 87 ff)，五月的王后（Queen of May）女神象征了植物灵魂 (ii，pp. 79，84)。

人们通常认为母亲也是谷物女神，收成的最后谷物常常是象征性地为她献上，用这最后的谷物专门制作的蛋糕也是献给她的。这象征意义以不同的形式流传于欧洲各地。但都与这个丰收女王有关（比较 弗兰哲，vii，pp. 149-151）。

献祭用的蛋糕是用新收成的大麦或稻谷做成的(弗兰哲，viii，p. 120)。大麦于逾越节或复活节成熟。印度人（Hindus）在新月或满月的丰收初期举行祭献仪式。大麦在春天收割，而稻谷则在秋天收割。他们用这些新谷制作献祭用的蛋糕，并把蛋糕放在因陀罗和阿格尼视为神圣的十二个陶瓷碎片上。稀粥和煮熟的谷物是献给众神所居住的万神殿——维司迪华（Visve Devah）；放在一块陶瓷碎片上的那个蛋糕是献给天地的(同上)。这与耶利米所记录的把蛋糕献给天上女王的内容相似，好像自古以来雅利安人（Aryans）就熟知此习俗。印度体系中的祭献是第一批收成的果子的祭献；祭师的酬劳是第一胎牛畜。所以，我们看到古老的雅利安人的第一批收成的果子体系潜入了印度教。丰收女神是高利（Gauri），湿婆（Siva）的妻子。米蛋糕和煎饼是献给高利的植物状肖像。它在第三日被丢入河里或一个水缸里。人们从那儿抓起一把泥土或小圆石把它们带回家，然后仍在屋子和院子里来确保肥沃。这与在意大利的复活节第三日打扫教堂的习俗的效果差不多，都显示出了一个比基督教还永久的古老习俗。这些蛋糕就是基督教今日的热十字架面包（hot cross buns）。

同样的习俗也在缅甸南部的中国出现。中国人把第一批收成的果子献给伯克来（Pok Klai）女神。

这母爱女神以女神观音（Kuan-yin）的形象进入佛教和东方世界。她就是后来成为大乘佛教（Mahayana）体系中的亚华落奇特斯华拉（Avalokitesvara）。

她在基督教中为天上童女，即玛利亚。她为耶稣基督的母亲；一些亵渎神明的人也称她为上帝之母（Mother of God）。

黑色圣母玛利亚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母爱女神是以童女玛利亚的形象进入基督教的。她叫做圣母玛利亚（Madonna）。我们可以看到她的脸涂成了黑色成为了得墨忒耳，或者春天的生育、丰饶女神，如阿耳特弥斯或黛安娜，这些都充分证明了她的植物灵魂女神的形象。

该女神在基督教中好像被称作黑色圣母玛利亚（Black Madonna）。

在早期教会中并没有童女玛利亚（Virgin Mariam 或Mary）的礼拜。ERE在讨论玛利亚的礼拜时说道：

不提及玛利亚的名字，或关于她的事，出现在新约圣经的圣餐礼；罗马的圣克莱门特撰写的第一篇使徒书中没有提到公众敬拜的感恩节。《十二使徒遗训》（Didache）以及贾斯廷 马丁（Justin Martyr）或特图联（Tertullian）所记录的圣餐礼仪式中也没提到。呼唤圣玛利亚的唯一一个地方是在纪念殉道者和离去了的人的地方；圣塞浦路斯（St Cyprian）对此说道：

‘忠诚的信仰者都知道，传道书的训诫教导到殉道者在上帝的祭坛前被命名，他们自己没有被祈祷，而是为怀念的人被祈祷。(Epp. i，[Opera，Oxford，1682，p. 81])。

在‘殉道者’中并没有直接的证据来证明童女多次被提到 (ERE，Vol. 8，pp. 475-476)。

对圣母玛利亚的崇拜（Mariolatry）是在被引入东方习俗之后才引进过来的。罗马帝国采用教会制度之后，异教习俗或异端也被采用了。Epiphanius记录道：

异端(异端，lxxix) 就是在色雷斯（ Thrace）、锡西厄（ Scythia）和阿拉伯（Arabia）的一些女人都把童女敬为女神，并给她献上一种蛋糕[kollurida tina]，即所谓的 ‘科莱利典（Collyridians）’。毫无疑问，他们的习俗(比较 耶44:19)及其概念都保留了与女性神紧密相关的异教教义的味道。

这些蛋糕都是为天上王后在她的节日，伊师塔或伊施特或阿施塔特的节日，在还未被巴比伦统治之前而做的。

以毕芬尼（Epiphanius）坚决认为玛利亚[或玛利安]不应该被敬拜。在圣马可(亚列山大)的礼拜仪式中，祷告中原本有玛利亚，通过祷告上帝会让那些为神圣而牺牲的人得到安歇(ERE，同上，p. 478)。玛利亚或玛利安被视为那些在等待复活的死者。

三位一体论者，尤其是卡普多西人（Cappadocians），在应对非三位一体论者（即后来的雅利安人）的争论时大大尊崇玛利亚(比较 ERE，同上，p. 476)。他们尊崇基督为上帝，玛利亚为上帝之母，因而也是母爱女神和众神之母。这些概念纯属外邦之言，源于第四世纪。拉姆齐（W R Ramsey）说道：早在五世纪时，人们在以弗所就开始对童女玛利亚尊敬。这种尊敬就是把外邦的安那托利亚人对童女母亲的敬拜洗礼化(保罗等人的著作 ，p. 126; cf. ERE，同上，p. 477，n. 1)。

童女玛利亚就是以弗所的阿特密斯或黛安娜，她是保罗强烈反对的女神(徒19:24-35)。

直到中古时代至特伦特（Trent）委员会于1563年结束之际，我们看到玛利亚已在敬拜仪式中受到极高的尊崇，人们常常这么说她:

最圣洁，无暇，得福，我们的女神，上帝的母亲和思想过程，这显示出她的祷告中穿插了一段敬礼— 充满恩典的敬礼……因为你把世界的救主带到世上来。’ (ERE，同上，p. 478)。

毫无疑问，一开始人们就认为玛利安，或玛利亚，基督的母亲，已经去世，并祈求她而不是对她祈祷。她作为母爱女神的礼拜仪式磨灭了这个习俗。

在十二月仪式上，母爱女神扮成一副黑脸为生育、丰饶女神得墨忒耳。她的黑色圣母玛利亚形象与生育丰饶和神秘礼拜仪式有关。她的礼拜，不管是什么形式，都是异教的，直接与基督教相冲突。

特伦特委员会竭力削弱玛利亚的偶像崇拜，并清楚地区分上帝、耶稣、玛利亚和众圣徒的敬拜的概念。

后来，历代主教都削弱委员会的效力。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今日。

犹太光明节和普临节(Purim)

一个反应了波斯人和希腊人的影响的犹太节日就是光明节（Hanukkah）。它没有宗教意义，也从未停止过。该节日为9月25日，叫做企斯利Chislev (或Kislev)，接近十二月。

按照巴鲁书（Baruch）6:19，我们知道巴比伦人在他们的偶像面前点蜡烛。该书好像以轻蔑的口吻提这件事的。我们从以上的参考文中看到希腊人也接收了这种风俗。从塞硫古（Seleucid）王朝以及它对犹太人的影响起，巴勒斯坦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

根据哈因索斯（Hayyim Schauss）的著作(T犹太人的节日: 历史和习俗，Chanukkoh，Schocken 著作，p. 211)，其政治影响在耶路撒冷还未完全同化。我们只需要看看希腊神的园林只在伯利恒(看下文)就可看到这话是很天真的。他在第212页上说到希腊化的过程是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发展。在叙利亚统治下的耶路撒冷的政党都是接受希腊文化熏陶的贵族党派。从该体系引发的争论在安太阿卡斯（Antiochus Epihanes）的带领下高涨到了极点。大祭师是支持叙利亚的贵族党派杰孙党（Jason）(由约书亚变化过来)中的希腊犹太人。他在耶路撒冷建起一间体育馆，并引进了希腊运动。犹太人也使用希腊名字和文化(比较 Schauss，p. 213)。当叙利亚和埃及的争战爆发时，杰孙党就被更激进的倾向希腊和叙利亚（pro-Greco-Syrian）的美纳罗（Menelaus (Menachem)）废除。安太阿卡斯在战场上被杀的谣传激发了杰孙党的斗志，他们带着1000名兵进入耶路撒冷攻打美纳罗。安太阿克斯攻进了耶路撒冷，开始屠杀支持埃及党派的每个人。他把圣殿洗劫一空，拿走了财宝和所有的金银器具，并监禁了美纳罗。一年之后安太阿克斯再次攻打埃及，可是却被罗马参议院下令撤兵。于是他只好退兵(比较 Schauss，p. 214)。之后，安太阿克斯不得不巩固自己的王国来与罗马和埃及对抗。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强迫国民敬拜希腊众神。犹太人不服从，于是他只好派一支军队到巴勒斯坦去强逼人们服从。圣殿被改成了希腊的敬拜所。他为了惩罚不守犹太信仰的人又引进了死刑刑罚。

一个纪律严谨的新国民党派在犹大马嘉比（Judah Maccabee）和哈斯摩尼（Hasmonean）家族的兄弟的带领下浮现了。

他们在基色娄月25日又再一次在圣殿祭坛前献祭，从而开始了每年八日的节日。他们逼迫废除叙利亚人的反犹太律法，开始在巴勒斯坦建立独立犹太王国。该王国持续了将近100年，之后就被罗马人吞没了。

索斯（Schauss）在第216页说了一句重要的话。他说:

他们在巴比伦被俘后的几世纪来一直是这小小的犹大地上一个渺小和软弱的群体……只是通过哈斯摩尼家族的改革和胜利人民潜在的力量再次被兴起，而犹太属灵生命中各种不同的倾向具有与众不同的形势。犹太人在那期间的人数和权势发展迅速。

据说，光明节是为了纪念哈斯摩尼家族（Hasmonean）的胜利而庆祝。可是我们所看到的却是在一群犹太人的支持下一段宗教大汇合的时间。正如我们在前文所看到的，连续八日点涂蜡长烛芯或蜡烛的习俗从十二月初开始，持续8天，这刚好与农神节或埃及的得墨忒耳和母爱女神的节日处于同一时间段。在人们的眼中，这表示吸入外来习俗来纪念犹太人贵族的胜利，并占用过去贵族统治的合法性。该习俗没有圣经根据。哈该书2:10-19说到基色娄月24日是圣殿重建的日子。实现这个预言时要用到这错误的日子(参见上帝的神谕 (No. 184))。

索斯著作中的305注释(310页)和普临节经文都指出，这些犹太节日所反映的思想都一样。同样，从他所记录的吃豆习俗也可看到这一点。他写道：这习俗最原始的来源一定具有原始普临节的特征，它是一个季节节日。比方说，鞭打和化装。因为人们认为豆类可用来避邪。正因为如此，豆类在婚礼上也要吃。

注意鞭打和化装的人要吃豆类。这也是习俗。不过现在只有东方的犹太人才在普临节（Purim）烧哈曼（Haman） 。

犹大就在此时被焚烧于欧洲的罗马天主教徒中。所有的人对这鞭打和化装的习俗都不陌生。

索斯在谈到普临节以及食用 Kreplech 和Hamantaschen时说道(在第270页)：

Kreplech这个词很明显是来自德国。如同其它的普林节习俗，它从基督徒的 ‘忏悔星期二’转变过来，是普临节（Purim）的一部分。我们必须假设普临节中吃Kreplech 的习俗传入了Yom Kippur的前一日，并进入Hashano Rabboh。

他建出的这个滑稽解释表示人们在鞭打的日子中吃它们。因而是Yom Kippur的前一日，也是人们鞭打自己的日子；Hoshano Rabboh是鞭打柳树树枝的日子；普临节（Purim）是鞭打哈曼（Haman）的日子 (p. 270)。

自古以来，该习俗就是在光明节点灯。在普林节那一天，哈曼被吊在支架上烧。这就是基督徒反对该习俗的原因。因为它与基督相似。人们把哈曼吊在支架上之后就为哈曼的儿子点燃十支蜡烛。

我们在这里看到蜡烛代表一个人的灵魂；点燃蜡烛就是创造光亮。该习俗仅仅来自亚述－巴比伦人，源于异教的万物有灵论。它因着燃烧而消逝，可是却要与它粘在一起。点蜡烛是为了安抚十个邪灵。

索斯指出该习俗戏剧性的方面是在光明节开始，可是在普临节（Purim）在犹太人的居住区却很盛行。

他说普临节的化妆舞会是：人们通常认为普临节的化妆舞会来自意大利的犹太人，接着受到基督狂欢节的影响又从意大利潜入其它地区的犹太人之中。这种想法比较符逻辑性。不过，这样的化妆舞会从一开始就属于普临节，还有那些吵杂的声音。这两个制造吵杂声和化妆的习俗原本都是为了避邪，对抗那些在换季时必须被对抗的。应该更正确的说，普临节面具和基督教狂欢节都有同样的异端源由：都在每年的同一季节，都在春天来临之时，并且都有崭新的意义(p. 268)。

他发现最近在犹太法典（Talmudic）学派中流行着一种选举一位普林节-拉比的习俗(p. 269)。这习俗是由选举一位普林节-王的习俗发展而来，而该习俗又与在欧洲盛行的选举豆王或愚人的王来源于同处(见前文)。

节期中的这些不一定要遵守的很明显和确认无疑的异教习俗显示出，我们正在讨论的是古老原始的生育肥沃礼拜仪式的节期。它们由亚述－巴比伦人以及希腊和埃及人传入罗马和天主教，同样地也传到了犹太教。其它的体系通向复活节，它们也以同样的方式进入逾越节。

犹太教的传统与主流基督教派同样不正当。他们确实是源自庸俗的异教；伟大的巴比伦统治着整个世界。

阿多尼斯在复活节上的敬拜

敬拜阿多尼斯神的仪式今日还在西西利（Sicily）和卡拉布里亚区（Calabria）实行。在西西利，阿多尼斯的花园仍然在春天和夏天撒种。弗兰哲由此推测西西利和叙利亚都在庆祝一个古老的死亡和复活神的春至节日。弗兰哲说：当复活节来临时，西西利的女人把麦，小扁豆和金诗雀种子撒在盘里。他们秘密地存放它们，每隔两日给它们浇一次水。不久植物就发芽了。茎杆用红丝带绑在一起。装它们的这些盘子被置于宗教圣物储藏所上。该所在耶稣受难节在天主教会和希腊教会设立。基督逝世的许多雕像也置于其上。这就好像阿多尼斯的花园被置于阿多尼斯神的坟墓上一样。这习俗不只是在西西利被遵守，在加拉布里亚区及其它地方也被遵守(弗兰哲，同上，v，pp. 253-254)。

这些花园至今还在克罗地亚（Croatia）种植，而且很多时候都与国家的颜色紧密联系在一起。

弗兰哲特别关注这种礼拜在基督教的普遍性质。希腊教会把这个节日结合到了悼念基督死亡的游行中，即在希腊各城市人们挨家挨户串门来哀悼基督的死亡。

弗兰哲认为教会巧妙地把哀悼阿多尼斯神的节日转嫁到了所谓的基督教的复活节上。那死而复活的阿多尼斯成为了死而复活的基督。希腊艺术家所描绘的悲惨女神拥抱着她的垂死的情人阿多尼斯的画面就是基督徒艺术宝库中的圣母玛利亚膝上抱着基督尸体的图画[雕刻] （Pieta）(同上，pp. 256-257)。圣彼得教堂所收藏的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的这幅图画最著名。

耶罗门（Jerome）告诉我们通向伯利恒的阿多尼斯圣所的小丛林（或园林）。耶稣在哪儿哭过，叙利亚神和维纳斯的情人就在哪儿被哀悼(同上，p. 257)。伯利恒的意思是圣餐之家。因此，作为谷物神的阿多尼斯的敬拜与伯利恒有关，而不是生活的圣餐—弥赛亚。

很可能，这是蓄意同化对叙利亚神阿多尼斯和他的情人伊师塔或阿施塔特—罗马的维纳斯的信仰。

除巴勒斯坦以外第一席的基督教就是安提俄克。圣徒彼得在该地区担任主教。阿多尼斯的礼拜就是扎根于此地；该神的死亡与复活每年在这儿也被隆重地庆祝。

朱利安（Julian）国王进入该城时正好是庆祝阿多尼斯神的死亡与复活的日子，他受到了群众们热烈的欢迎。因而他们的行为使他大为吃惊。因为农神节是古罗马的一个大型的祭祀活动，相当于中国的庙会，向农神祈福，保佑一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罗马的“农神节”，一般是12月17日——12月24日。这个节日，罗马人祭奠他们自己的农神Saturnus。

农神节是古罗马的一个大型的祭祀活动，相当于中国的庙会，向农神祈福，保佑一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农神节庆祝活动

罗马的“农神节”，一般是12月17日——12月24日。这个节日，罗马人祭奠他们自己的农神Saturnus。而在希腊神话中，农神是克隆那斯。克隆那斯是天空之神Ouranos和大地女神盖亚的儿子。传说中，盖亚诱使自己的儿子克隆那斯用镰刀阉割了自己的父亲Ouranos，从而使得天空与大地得到了分离。

在古罗马，农神节是年度里面最欢快的节日。在《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记载：“在农神节期间，一切工作与商业交易都暂停了，而奴隶也被给与短暂的自由作他们想做的事情。而一些传统的道德规范也被放宽，人们也可以自由的交换节日礼物。”换句话说，农神节期间，人间的魔鬼被释放出来，不受限制享受生活。

农神节——农神节与圣诞树

据称，圣诞树最早出现在古罗马12月中旬的农神节，德国传教士尼古斯在公元8世纪用纵树供奉圣婴。随后，德国人把12月24日作为亚当和夏娃的节日，在家放上象征伊甸园的“乐园树”，上挂代表圣饼的小甜饼，象征赎罪；还点上蜡烛，象征基督。到16世纪，宗教改革者马丁·路德，为求得一个满天星斗的圣诞之夜，设计出在家中布置一颗装着蜡烛的圣诞树。不过，西方关于圣诞树的来历流行着另一种说法：有个善良的农民，在圣诞节那天，热情地招待了一名流浪的孩子，临别时，孩子折下一树枝插在地上树枝立即长成大树，孩子指着这树对农民说，每年今日，树上都长满礼物，以报答你们的盛情。所以，今天人们所见的圣诞树上总是挂满了小礼物。 

谢选骏指出：人说“圣诞节与农神节”——我看“圣诞节与农神节的关系（以及其他的类似关联），体现了ABC神学的混合主义”。这是原罪的体现，是需要克服又克服不了的，是无奈的但绝不该鼓励的。


【59、量子纠缠是现代神话，上帝无需科学的证明】


《什么是量子纠缠？》（2021年9月17日/谈话）报道：

什么是量子纠缠？

量子纠缠——一个大多数人不熟悉和误解的术语。有什么方法可以使它的意思清楚吗？

量子纠缠

纠缠是粒子属性之间的一种“量子关联”。

量子显微镜革命就在眼前

首先是基于纠缠的量子网络

首先是量子气体中的二维超固体

动荡的麻烦

微型设备从热量中获取能量

量子计算机，量子密码和量子(插入的名字)最近经常出现在新闻里。关于他们的文章不可避免地提到纠缠这是量子物理学的一个特性，正是它使所有这些神奇的现象成为可能。

解开量子纠缠

爱因斯坦称纠缠为“幽灵般的远距离作用”，这个名字一直流传下来，而且越来越受欢迎。除了建造更好的量子计算机，理解和利用纠缠在其他方面也很有用。

例如，它可以用来更精确地测量引力波，并更好地理解奇异物质的特性。它也微妙地出现在其他地方：我一直在研究原子是如何相互碰撞并纠缠在一起的，以了解这如何影响原子钟的准确性。

但是纠缠？有什么方法来理解这种“可怕”的现象吗？我将试图通过结合物理学中的两个概念来解释它：守恒定律和量子叠加。

守恒定律

守恒定律是物理学中最深奥、最普遍的概念之一。能量守恒定律表明，孤立系统的总能量保持不变(尽管它可以从电能转换为机械能，再转换为热能，等等)。这条定律是我们所有机器工作的基础，无论是蒸汽机还是电动汽车。守恒定律是一种会计报表:你可以交换少量的能量，但总量必须保持不变。

动量守恒定律(动量等于质量乘以速度)解释了为什么当两个质量不同的滑冰选手相互推搡时，较轻的选手比较重的选手移动得更快。这一定律也构成了那句著名格言的基础：“每一个行动都有一个相等和相反的反作用力。”保护角动量是为什么——再次回到滑冰运动员身上——旋转花样滑冰运动员可以通过将手臂靠近身体旋转得更快。

量子之外

想象自己在树林中愉快地徒步旅行。当你走到一个岔路口时，你发现自己在纠结到底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左边的路看起来很暗，但据说可以看到一些美丽的景色，而右边的路看起来阳光明媚，但很陡峭。你终于决定向右走，苦苦思索着没有走的路．在量子世界里，你可以两者都选。

对于量子力学描述的系统(即与热和外界干扰充分隔离的系统)，这些规则更有趣。就像旋转的陀螺，电子可以处于顺时针旋转的状态，也可以处于逆时针旋转的状态。不像一个旋转的陀螺，它也可以处于一种状态[顺时针旋转]+[逆时针旋转]．

量子系统的状态可以相互相加或相减．在数学上，结合量子态的规则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描述向量的加减运算．这种量子态组合的名称是叠加．这就是你可能听说过的奇怪量子效应背后的东西，比如双缝实验，或者粒子波二象性。

PBS工作室:双缝实验。

假设你决定强迫一个电子[顺时针旋转]+[逆时针旋转]得到一个确定的答案。然后电子随机地结束在(顺时针旋转)州或在(逆时针旋转)状态。一种结果相对于另一种结果的几率很容易计算良好的物理书手)。如果你的世界观要求宇宙以一种完全可预测的方式,但是……这就是(实验测试)可变利益实体．

守恒定律和量子力学

现在让我们把这两个想法放在一起，把能量守恒定律应用到一对量子粒子上。

想象一对量子粒子(比如原子)，从100个单位的能量开始。你和你的朋友把这两个人分开，每人拿一个。你发现你的有40单位能量。利用能量守恒定律，你可以推断出你朋友的那个一定有60单位的能量。一旦你知道了自己原子的能量，你就会立刻知道你朋友原子的能量。即使你的朋友从未向你透露过任何信息，你也会知道这一点。即使在你测量原子能量的时候你的朋友在银河系的另一边，你也会知道。这没什么可怕的(一旦你意识到这只是相关性，而不是因果关系)。

但是一对原子的量子态可能更有趣。这一对的能量可以通过许多可能的方式进行分配(当然，这与能量守恒是一致的)。这对原子的结合状态可以是叠加态，例如:

你的原子:60个单位;朋友的原子:40单位+[你的原子:70单位;朋友原子:30个单位]。

这是一个纠缠态两个原子。你的原子和你朋友的原子在这种叠加中都没有一定的能量。然而，由于能量守恒，这两个原子的性质是相互关联的:它们的能量总和总是100个单位。

例如，如果你测量你的原子，发现它处于70单位能量的状态，你可以确定你朋友的原子有30单位能量。即使你的朋友从未向你透露过任何信息，你也会知道这一点。多亏了能量守恒，即使你的朋友在银河系的另一边，你也能知道这一点。

没什么可怕的。

通过阿玛Vutha，物理学助理教授，多伦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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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指出：人問“什么是量子纠缠”？我看量子纠缠是一種现代神话。


《爱因斯坦的“幽灵”传送靠谱吗？量子纠缠也解释不了》（2017-09-04 中国科普博览 郭光灿）報道：

约100年前，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提出了一套饱受争议的量子物理理论，即“幽灵般的远距效应”（spooky action at a distance）。他认为量子纠缠理论不够完整，有所缺失，并认为这种“幽灵远距效应”并不存在。

如今，一名科学家希望证明爱因斯坦的理论是正确的。而他借助的工具其实与量子物理关联不大——人类意识。这项研究可能是科学研究首次触及意识领域，但是对于量子纠缠理论的影响尚未可知。 

爱因斯坦提出“幽灵远距效应”后诸多的科学实验中，科学家们都试图证明爱因斯坦是错的，并试图运用量子纠缠理论去做一些看似匪夷所思的事情，比如用爱因斯坦“幽灵”实现超光速通信或企图用它传送诸如人之类的实体物，这些实验看似真的很荒谬，实际上也是不可行的，那究竟是为什么呢？

量子纠缠理论 

要了解量子纠缠理论用于实现实体物传送尚不可行，我们首先必须了解一下这个理论——量子纠缠。量子纠缠是指，两个粒子即使相隔数光年之遥，也能够具有相互联系的特性。

这种“相互联系”的特性看似诡异，一如双胞胎所谓的“心灵感应”，那么这种“隐形”联系是否存在呢？

爱因斯坦认为，这说明量子纠缠理论存在漏洞，为了证明仅用量子力学描述世界的不完整性，他从量子力学原理出发，推演出一个十分荒谬的结果，这就是爱因斯坦等人1935年提出的著名的“EPR佯谬”。

“EPR”佯谬 

设想有一个量子系统由两个自旋为1/2的粒子构成，每个粒子的自旋要么向上（↑），要么向下（↓），但两个粒子的总自旋为零，这意味他们总是处于自旋相反的状态。

现在将粒子A和B分别配置于相距遥远的两个地方，例如，A在地球上，B在月球上。按照量子力学的预言，每个粒子的自旋方向是不确定的，在任何方向上测量会有一半概率向上，一半概率向下。但如果地球上的粒子A被测量并发现其自旋向下，那么月球上的粒子B即便不测量也能确定其自旋必定向上，因为AB自旋总是相反的。

可见，地球上A未测量时，月球上B只有一半概率向上，而地球上A一旦被测量，并发现自旋向下，那月球上的B立刻以百分之百概率处于自旋向上的状态。月球上B的状态似乎是瞬时被地球上A的测量所控制，这种控制行为以超光速方式发生。这就是从量子力学原理推演出来的必然结果。

爱因斯坦由此断定，“超光速”行为是绝对不可能发生，他称之为“幽灵般的超距作用”。量子力学造就出这个不可能存在的“幽灵”，由此可见“量子力学是不完备的”，不足以正确地描述真实的世界，为正确地描述世界，必须从量子力学理论体系之外引进新的参数（俗称为隐参数），来消除“量子世界的概率性”，这个“幽灵”也自然就消失掉！这就是EPR佯谬的故事。

那么量子力学如何应对EPR佯谬？如何解释这个神奇的幽灵呢？首先，在EPR实验中，月球上B虽然测到自旋向上，但仅从这次测量的结果，无法推断出它是以50%还是100%的概率获得此结果的，换句话说，它根本不可能由此知道地球上A是否被测量这个信息，因此这里根本不存在“信息传送”。即使“幽灵”超光速，也不违背狭义相对论“信息传送不能超光速”的原理。

量子隐形传态 

上述EPR实验中，似乎地球上A的测量是“因”，而月球上B的后测量是其“果”，而“幽灵”担负着这个“因果”关联的角色。如若“幽灵”的角色真的存在，那可否利用量子来进行实体物的传输呢？

“量子隐形传态”是量子纠缠的一种奇妙应用，并被实验所验证。这个过程已成为量子通信等的重要物理基础，已开辟出具有潜在应用价值的新技术。

量子隐形传态的英文是“Quantum Teleportation”。先说一下，“Teleportation”的含义是“远距传物”，通常在科幻电影或神话小说中出现，人或物在某地突然消失，瞬间在远处重现。现实中当然无法做到，但“量子纠缠”出现后，科学家提出“量子隐形传态”的方案，可以使量子信息或者称量子态在某处消失，随后在远处重现，有点像上述神话中的“远距传物”。具体过程如下：

另一点特别要强调的是，A、B、C都应当是量子客体，它们可以不属同一类，可以分别是光子、原子、电子等，但都遵从量子力学规律。

结论是，量子隐形传态是量子客体之间的一种“非瞬时的”量子信息传送的过程。

这个结论否定了经典客体之间实现这种隐形传送信息的可能性。经典信息的传送必须有物理载体的携带才能实现，这种物理载体可以是声波、电磁波（包括光波）、引力波等。

因此，想要用量子进行实体物的传输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虽然量子纠缠理论并不能运用于超光速通信与实体物传送，但是理论本身依然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如若我们开头所说的物理学家能够从人的思维领域证明爱因斯坦的正确性，那是否又会引领物理学的新一轮革命？让我们拭目以待。

《深度长文：量子纠缠的本质到底是什么？（2023-09-03 宇宙时空）報道：

量子力学，很多人都听说过，但作为物理学上的前沿理论，大部分吃瓜群众并不了解量子力学到底讲了些什么。也正因为量子力学如此诡异如此神奇，因此被很多人津津乐道，成为很多人茶余饭后的谈资，甚至别有用心的人拿量子力学来招摇撞骗。

比如传说中的“量子波动速读”，就是典型的利用神奇的量子力学当噱头，欺骗家长们的钱袋子。说得很简单，让书本与人的大脑产生量子纠缠，就可以做到“过目不忘”，即便是快速翻动书本，也能把书本里的知识全部装进大脑。

招摇撞骗的人对于这种噱头可谓信心满满，甚至把量子纠缠现象解释为某种心灵感应，直击“灵魂”的存在，也抓住了人们对心灵感应的好奇心。

很多人一看就能看穿这完全就是欺骗的行当，但没有想到的是，很多家长竟然还是上当受骗。其实这也不能完全怪家长，即便是某些宣称自己是科普的作者，也会把量子纠缠比作是心灵感应，其实这大大误导了普通的吃瓜群众。

那么量子力学和量子纠缠到底是怎样的理论呢？

量子力学虽然很诡异，直到目前科学家也未能完全弄明白量子力学，但不可否认的是，量子力学的确是一门非常严谨，非常精确的科学，它早已成为现代物理学大厦的基本基石之一，彻底统治了微观世界，主要研究范围包括分子，原子，凝聚态物质，还有基本粒子的结构性质等。

那么什么是量子纠缠呢？

物理学上是这样定义的，当两个或多个粒子发生相互作用之后，单个粒子所拥有的属性综合为整体属性，这时候就无法单独描述每个粒子的性质，只能描述整体系统的性质。这就是量子纠缠现象。

很显然，这种物理学上的定义并没有具体诠释量子纠缠，下面就尽量以通俗的语言来分析量子纠缠。

在此之前，我们需要了解一个概念，量子力学中的不确定性原理，一开始也叫“测不准原理”，是由著名物理学家海森堡在1927年提出来的。

简单来讲，不确定性原理指的是，我们无法同时确定微观粒子的位置和速度，速度越是精确，位置就越不精确。反之，位置越精确，速度就越不精确。

可以看出，不确定性原理与我们的宏观世界完全不同，违背了我们的日常生活认知。

日常生活中，我们看到的任何物体的位置和速度都可以是确定的。比如说，你行走在马路上，大街上不断有车辆呼啸而过，我们完全可以确定汽车在某个瞬间的位置和速度，也可以利用雷达技术准确测量出汽车距离你有多远。

不过一旦到了微观世界，一切就大不相同了。我们完全无法精确测量微观粒子的位置和速度信息，说白了，我们无法知道微观粒子到底在哪里。

任何形式的观察，其实都是间接观察，为何这样说呢？因为不管我们观察任何东西，都需要借助光，被观察的物体必须能发光或者反光，光线进入到我们眼睛里，才能被我们看到。

而要观察一个微观粒子是否带电，就需要用到磁场，利用微观粒子在磁场中的运动形式，来判断微观粒子的带电属性。

当然，这一切在宏观世界不会有任何物体，因为光线对宏观物体的影响太小了，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比如说太阳光照射到一辆汽车上，太阳光的能量不可能推动小汽车，因为汽车的质量实在太大了。

不过到了微观世界就不一样了，虽然光子没有静质量，能量也很小，但由于微观粒子的质量同样很小，光子就可能影响到微观粒子的状态，甚至把微观粒子到处乱窜。

导致的结果就是，如果我们要测量微观粒子的精确位置，必须用波长更短的光，波长短意味着相邻波峰波谷之间的距离更短，光返回的范围就会很小，测量具体位置时就更精确。但这也会带来另外一个麻烦，光的波长更短，意味着频率更高，能量更强，对微观粒子的扰动就会更大，结果就很难测量出粒子的精确速度。

相反，如果我们想测量微观粒子的精确速度，必须用波长更长的光才行。不过波长更长，也会导致我们无法测量粒子的精确位置。

这就像“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一样，当我们试图测量微观粒子的位置和速度时，就必须在两者之间做出妥协，有所舍弃，不可能什么都得到。

这样的解释好像没什么问题，也更容易被人接受，毕竟原本就是测不准，结果只能用概率去描述微观粒子的状态，也就是所谓的概率波，或者波函数。

同时这种解释也意味着，微观世界的不确定性似乎并不是真的不确定，或许微观粒子的位置和速度其实是确定的，只是我们测量时，根本无法准确测量出确定的结果而已。

不过主流科学界并不认同上述更容易理解的诠释，而是更偏向于“哥本哈根诠释”，该诠释认为，微观粒子的不确定性是固有的，是量子世界的固有属性，与我们的任何测量手段都没有关系，微观世界就是不确定的，只能用概率波或者波函数去描述。而任何观测行为都会导致“波函数坍缩”，从不确定状态坍缩为固定状态，这时候的概率波也会变成一个确定的值。

说白了，当我们不观察时，微观粒子的表现就像波，它们无处不在。而我们观察时，看到的确定状态，其实只是我们恰恰看到微观粒子就在那里等我们。毕竟刚才说了，微观粒子无处不在，这样的话，不管我们如何观察，朝哪个地方观察，总能确定看到微观粒子在某个地方出现。

微观粒子“无处不在”很难被我们接受，如果出现在宏观世界就让人更加疯狂了。这就像爱因斯坦用来质疑玻尔的一句话“不看月亮时，它就不在那里了吗？”

如果月亮是在微观世界，还真的不在那里，而是无处不在，像幽灵一样忽隐忽现，只有当我们观测的一瞬间，才会发现月亮就在那里。

这也是很多学者不愿意接受不确定性原理的主要原因，更愿意相信是人类的测量技术还不够发达导致的测不准。

但是为什么主流科学界并不接受“因为测量技术不发达导致的测不准”这种观点呢？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无论是理论上还是逻辑上，我们永远都不可能知道微观粒子是不是真的“不确定”，因为任何测量技术，不管有多发达，总是会有误差的。

这种永远“不可知”让科学家很苦恼，更恐惧。反过来，哥本哈根诠释虽然看起来很诡异，也很简单粗暴，但起码诠释了量子世界的本质。再加上量子力学本来就很诡异，人们自然就更容易量子世界的不确定性。

更重要的是，著名物理学家薛定谔推导出来了薛定谔方程，求解这个方程就可以得出微观粒子的波函数，也就是后来玻恩提出的物理学意义的概率波，玻恩也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薛定谔方程并不容易理解，但也没有必要深入理解，只需要明白一点：薛定谔方程在量子世界的地位，就相当于牛顿第二定律在宏观世界的地位就可以了。

可以看出，薛定谔方程和波函数从数学上定义了微观世界的不确定性，而玻恩定义了波函数的物理学意义，就是概率波。既然无论从数学上还是物理上都能很好诠释，主流物理学界没有理由不接受哥本哈根诠释。

这里有必要强调一点，其实所谓的“波函数”只是量子力学中的一个假设罢了，也可以认为是公理，波函数是量子力学的一个基础概念。说白了，科学家们也不知道为何量子世界中微观粒子的表现如此让人捉摸不定，只能用“波函数”去描述微观粒子的行为规律，而任何形式的观测行为都会导致波函数发生坍缩。

至于波函数到底为何会存在，观测行为为何又会导致波函数坍缩，科学家们也不知道，因为波函数本身就是一个假设，可以认为是完美的假设，也可以认为是公理。任何科学理论都是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比如说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就是建立在“狭义相对性原理”和“光速不变原理”这个两大假设的基础上创建的。

话说回来，虽然薛定谔提出了伟大的薛定谔方程，按理说他应该是“哥本哈根诠释”的坚定支持者才对，但薛定谔和爱因斯坦一样，都是经典物理学的坚定拥护者，坚决反对哥本哈根诠释。

薛定谔更是提出了一个著名思想实验：薛定谔的猫，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这个实验，这里就不再详述具体实验过程了。

总之就是，如果量子世界真的存在不确定性和叠加态原理，那么，被关在密闭箱子里的那只猫肯定处于“既死又活”的状态，只有当我们打开箱子进行观测的一瞬间，猫的状态才会发生坍缩，从“既死又活”的叠加态坍缩为“要么死，要么活”的唯一固定状态。

显然，这样的猫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存在的，该如何解释这个思想实验呢？由此延伸出了多世界假说，还有之后的“退相干”理论，总之，哥本哈根学派坚持认为微观世界是不确定性，那里的一切都只能用概率去描述。

爱因斯坦等人当然不信哥本哈根学派那一套，尤其是爱因斯坦，他坚持认为量子力学是不完备的，一定有某种隐变量还没有被发现。让爱因斯坦更难以接受的还有量子纠缠现象，由于量子纠缠看起来是瞬时完成的，速度远超光速，被爱因斯坦称为“鬼魅般的超距作用”。

开头也说了，当两个或多个粒子发生作用后，就会发生纠缠，也就是量子纠缠。举个例子，物质发生衰变可能衰变为一个电子和反电子，也就是正电子，这时候的电子和正电子就处于某种意义上的纠缠状态，因为两者是都同一个系统里分离出来的。这时候的电子与正电子的运动方向就是相反的，受到的合力为零，自旋方向也是相反的。

至于电子和正电子谁的自旋向上，谁的向下，只有通过观测才知道。这也是哥本哈根学派的诠释，认为纠缠中的粒子的自旋方式是不确定的，这也是不确定性原理的直接体现。也就是说，在被观测之前，纠缠中的粒子，比如说电子和正电子的自旋方向其实是处于某种“叠加态”，也就是自旋方式同时处于“向上和向下”的叠加状态。

这种解释让爱因斯坦无论如何都接受不了。这就像我们掷硬币时，当硬币在空中向下落时，我们并不知道硬币是朝上还是朝下，也就是硬币的朝向是不确定的，但这种不确定与量子力学中的“不确定”有本质区别。硬币状态的不确定准确来讲是“我们不知道”，严格来讲硬币在某个时刻的朝向是确定的，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再打个比方，一副手套分别被装在两个密封的盒子里，在打开盒子之前，虽然我们不知道盒子里到底是左手套还是右手套，但手套的状态肯定是确定的。爱因斯坦就是这样理解的。

不过在哥本哈根学派看来，无论是硬币，还是手套，状态真的是不确定的，严格来讲是处于叠加态，也就是说。空中的硬币同时处于“朝上和朝下”的叠加态，而手套也同时处于“既是左手套又是右手套”的叠加态。只有我们观测的一瞬间，硬币和手套的状态才会发生坍缩，从而确定下来。

当我们观测到其中一只手套是左手套时，另外一只手套的状态就会立刻从叠加态坍缩为本征态，也就是固定状态。给人的感觉好像是左手套通过某种神秘的方式告诉了右手套：我已经是左手套了，你赶紧发生坍缩，从叠加态坍缩为右手套！

这里最大的问题就是，这种神秘的方式到底是什么？也就是爱因斯坦眼里的“超距作用”到底是如何发生的。给人的感觉，好像量子纠缠能完全无视现有大自然法则，甚至看起来完全超过了光速，甚至能达到光速的10000倍。

要知道光速限制是相对论的基础，如果光速限制被打破了，相对论自然就不成立了。所以爱因斯坦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量子纠缠。

于是就有了爱因斯坦和哥本哈根学派代表人物玻尔之间的长达数年的辩论，这个辩论一直持续到爱因斯坦去世也没见分晓。直到20世纪60年代，著名物理学家约翰贝尔提出了一个可检验量子力学的方法，通过实验来验证。结果都表明，量子纠缠的速度的确远超光速，量子力学是正确的。

还有著名的贝尔不等式，这里就不再详述了，总之就是，如果贝尔不等式成立，意味着爱因斯坦提出的局域性隐变量的确可能存在量子力学里，说白了光速限制同样适用量子力学。如果贝尔不等式不成立，意味着局域性隐变量在量子力学并不存在。

结果表明，贝尔不等式确实不成立，也就是说，隐变量是不存在的，哥本哈根学派笑到了最后，爱因斯坦错了，起码目前是这样的。

那么，既然量子纠缠速度远超光速一万倍，是不是意味着相对论就被推翻了呢？

显然不是。因为哥本哈根学派所谓的量子纠缠，纠缠中的粒子之间并不存在任何信息上的沟通，也就是说量子纠缠过程并不会传递任何信息，因此并不违反相对论。

由于量子纠缠不能传递信息，所以我们当然无法利用量子纠缠实现瞬间移动，与所谓的“灵魂和第六感”更扯不上关系。

那么，如今非常火热的量子通信到底是什么呢？

简单来讲，量子通信其实并不是利用量子来传递信息，而是利用叠加态和量子纠缠效应实现量子隐形传态和量子密钥分发。说白了，就是给信息加密，让信息更安全，无法被破解。

通过卫星传递信号的过程中，传统的信息加密方式我们都知道，就是给信息加密，密码越复杂，被破解的几率越小。但无论密码有多复杂，都可能被破解，而且破解之后，发送和接收信息的人都不知道。

而用量子纠缠给信息加密就完全不一样了。

一方面量子纠缠生成的密码是随机的，注意这里的随机是绝对的随机，而我们现实中所谓的随机，其实都是伪随机，本质上都是有规律可循的，就连你头脑中随便想出来的几个数字其实都不是随机的。既然密码是完全随机的，意味着在观测之前连发送者都不知道密码是什么，当然就无法破解了。

另一方面，一旦任何人试图窃取信息，破解密码，试图会让纠缠中的粒子发生坍缩，无论是信息发送者还是接收者瞬间就知道有人在窃取信息，然后就可以快速做出反应。

除了量子通信之外，其实量子力学在我们生活中的应用还有很多，比如说电脑手机中的芯片，电子隧道显微镜，甚至太阳本身的发光发热，都涉及量子力学。

总结就是，尽管量子力学很诡异，很不可思议，但我们不能否则量子力学确实是一门非常精准的科学，人类还没有参透量子力学的本质和底层逻辑，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可以更好地让量子力学为人类服务。这就像古代人类并不知道引力到底是怎么回事，但并不妨碍古代人类利用地球引力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到这里，你或许应该明白量子力学和量子纠缠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又或许看完之后，你的疑惑更多了。没有关系，所谓“知道的越多，也就越无知”，当然这里的“无知”并不是贬义词。恰恰是那些真正无知的人，才不愿意改变，更不愿意接受任何新鲜的事物，也不愿意接受别人的观点。

当然，仅凭这一篇科普文，很难诠释清楚量子力学的前世今生，只希望尽我所能，让大家对量子力学有基本的了解，引起大家的共鸣。

因为我知道，国内的基本科普知识实在太匮乏了，推广基础科普的工作更是困难重重，网络上充斥着各种小道消息迷惑普通吃瓜群众，如果在科普的过程中，能贡献我微薄之力，也能算是一丝安慰吧。

完！

《量子纠缠超光速1万倍？“灵魂”真的存在吗？人类能瞬间移动吗？》（2023-07-24）報道：

量子纠缠是一个迷人而神秘的现象，它的确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特性，甚至被称为超光速通信的可能实现途径。而关于人类的“灵魂”，人们争论已久。虽然科学尚未完全解答这个问题，但关于意识和存在的哲学和科学研究越来越引人关注。而瞬间移动也是一个让人脑洞大开的话题，虽然科幻电影中常常出现，但目前我们还没有找到实现这一技术的方法。

量子纠缠超光速1万倍？科学家揭示了这一奇妙现象的原理

量子力学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令人充满好奇和争议的领域，而最近，科学家们在量子纠缠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他们发现了一种奇妙现象，称为超光速量子纠缠，并揭示了这一现象背后的原理。

了解量子纠缠和超光速：

量子纠缠是量子力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它描述了两个或多个粒子之间存在一种相互关联的状态。特别地，这种关联状态在对其中一个粒子进行观测时，会立即影响到其他粒子的状态，即使它们之间的距离非常遥远。这种相互关联超出了我们传统的经典物理观念，因此也被称为“鬼魂作用”。

超光速是指信息传递的速度超过了光速，即相对论的限制。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理论，光速是宇宙中的最大速度，并无法被超越。然而，量子纠缠的存在表明了一种看似超越光速的相关性。

研究者绕过量子纠缠的限制：

科学家们一直试图解释量子纠缠的奇妙现象，并找到实现超光速传输信息的方法。在最近的研究中，一支国际研究团队达到了这一目标，他们采用了一种创新的实验方法。

研究者首先创建了一对量子纠缠态的光子，并将它们分别发送到离散的两个实验室中。然后，他们通过一种简化的量子通信协议实现了超光速的信息传递。在这个实验中，一个实验室中的研究者控制了其中一个纠缠态的状态，而另一个实验室中的研究者观测到了其纠缠对应态的变化。

通过这种方法，研究团队成功地实现了量子信息传递速度远远超过光速的效果。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在这个实验过程中，光子所传递的信息并没有违反相对论的限制，因为实际的信息传递仍然是在光速范围内进行的。

解析奇妙现象背后的原理：

科学家们对这种超光速量子纠缠现象的原理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一种解释。他们发现，量子纠缠的表象并不是在空间中以传统的方式展开，而是在一个更抽象的高维空间中进行的。

在这个高维空间中，量子纠缠距离可以被缩短，允许信息以超光速的方式传递。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信息可以超越光速在实际的三维空间中传输，而是通过抽象的高维空间实现了超光速量子纠缠的效果。

应用前景和未来挑战：

这项研究成果对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领域具有重要意义。量子纠缠的超光速传输特性将有助于加快量子通信的速度并提高其安全性。此外，深入理解超光速量子纠缠的机制也将促进我们对量子力学的理解。

然而，目前仍然存在一些挑战和限制。首先，这种超光速量子纠缠的现象只能在实验室条件下实现，其在实际世界中的应用仍然面临着技术和工程上的困难。其次，科学家们需要继续深入研究量子纠缠的本质和超光速现象的机制，以便更好地利用这一现象。

“灵魂”真的存在吗？科学给出了解释

当涉及到灵魂这个词时，人们常常陷入信仰、哲学与科学的辩论之中。许多宗教和哲学传统认为灵魂是一个无形的、永恒存在的个体，与肉体分离。然而，科学界一直在寻找能够证实或否定灵魂存在的证据。尽管科学尚未找到确凿的证据，但一些科学解释提供了关于灵魂存在的一些有趣的观点。

科学家们将灵魂的概念与大脑相关联。大脑是人类认知和意识的重要基础。因此，一些科学理论认为，灵魂或许是意识现象在大脑中的产物。神经科学家研究了意识的起源和运作方式，试图找到人类认知的物质基础。这些研究揭示了与意识相关的大脑活动，但仍未能确定是否存在一个超越生物学、物质的实体。

此外，量子物理学也提供了对灵魂存在的一些有趣解释。量子物理学研究微观世界的奇异现象，例如波粒二象性和量子纠缠等。一些科学家认为，灵魂可能是由超越物质的量子效应所产生的。根据这一观点，灵魂的存在可能与意识的量子涌现有关，这在科学界也被称为“量子心灵”理论。但这一理论仍然存在争议，因为我们尚未能找到直接证明灵魂存在的实验证据。

除了这些科学解释以外，还有许多重要的问题有待解答。例如，灵魂是如何与身体相互作用的？灵魂是否存在独立于身体的独立实体？这些问题在科学上仍然具有挑战性。虽然科学尚未找到确凿的证据支持灵魂的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灵魂不存在。科学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人类对世界的认知也在不断扩展。

人类能瞬间移动吗？揭开瞬时传送的幕后真相

瞬时传送或瞬间移动，一直以来都是人类想象力中的一种超能力。无论是科幻电影中的超级英雄，还是许多传说中的神仙，都可以在一瞬间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然而，在现实中，这样的能力是不可能实现的。接下来，我们来揭开瞬时传送的幕后真相。

要理解为什么人类不能瞬间移动，我们需要了解时间和空间的关系。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时间和空间是相互关联的，构成了一个四维时空的结构。由于物体的质量造成时空弯曲，我们在移动时必须遵循这个曲线路径。如果要实现瞬间移动，就要在这个弯曲的时空中找到一条捷径，以减小或消除移动路径的长度。

然而，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这样的捷径。科学家们通过大型强子对撞机等实验研究了微观粒子的行为，但他们无法找到一种机制来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即使是最快的物体，光，也必须遵循时空的曲线路径。

我们需要考虑物质的能量转换。瞬时移动需要大量的能量来实现，因为它要求将整个物体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而不是简单地改变位置。传送门类似的设备需要将物体的每一个分子和原子重新排列，这需要巨大的能量。目前我们没有找到一种能够提供如此大量能量的方法。

另外，瞬时传送也涉及到信息的传递。假设我们有一种方法可以将物体瞬间传送到另一个地方，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找到一种能够传递信息的手段。目前为止，我们只能通过电磁波或其他媒介来传递信息，但是这些传递速度都是有限的。以光速传递信息已经是最快的方法了，而这种速度对于瞬时传送来说还是太慢了。

这些话题引发了人们对于未知的好奇心和思考。科学不断发展进步，我们对于宇宙和人类自身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或许在未来的某个时刻，这些问题能够找到答案，或者我们会以全新的视角看待它们。

无论如何，这些讨论和思考为我们提供了思考和探索的机会。我们可以借助科学方法和哲学思考来探究这些问题，并保持开放的心态。或许，在争论和讨论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更多未知的奥秘，甚至超越我们曾经的认知。

所以，让我们鼓励彼此保持好奇心，共同探索未知的边界，并在这个充满谜团的世界中相互启发。

《心灵感应？量子纠缠？ “物理网红”张朝阳、王一聊解读真实的量子力学》（未来一氪 2023-11-01）報道：

遇事不决量子力学，量子力学学不好是不是自不量力……很多人在调侃量子力学，却忍不住好奇，为什么这门仅一百余年历史的科学，竟然能统治世界成为“顶级流量”？10月28日，搜狐创始人、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物理学博士张朝阳与香港科技大学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王一开启量子力学对谈，从量子力学的历史、特征和应用进行了硬核解读，满足了网友对量子力学的好奇心。

两位“物理网红”的这场对话，是专属于物理爱好者的思维盛宴。张朝阳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获得MIT物理学博士，于2021年11月开启《张朝阳的物理课》，近两年时间开播180余期，凭借硬核烧脑的直播风格多次出圈，还出版了两本同名书籍。同年，王一利用短视频走上科普之路，他主攻理论物理和宇宙学研究，擅长用段子讲述黑洞、引力波和量子纠缠。

直播中，二人谈起自己的专业口若悬河，全程高能输出，波粒二象性、波函数、物质比热、隧穿效应等知识点不断“砸”出。这种新奇的“交流式授课”，让网友在一场头脑风暴中更深刻认识真实存在的世界。“我们想通过语言的交流和对话，定性描述定量的物理学科学。科普一定包含真正的物理，而不是似是而非的东西。”张朝阳从物理科学角度反驳了“心灵感应是量子纠缠”的说法。

张朝阳在直播中说今天不写公式，但谈到烧脑知识点时，还是忍不住多次起身在黑板上写下公式。王一笑称，这与霍金《时间简史》的风格一样，“张老师用非常严格的公式为我们去做最靠谱的科普。”

这是一场物理思维碰撞的对话，更是一堂饱含硬核科普的知识直播。搜狐视频自2019年起积极布局知识直播赛道，不止物理科学，还拓展覆盖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等各学科领域，以及泛知识领域。目前，搜狐视频已成功推出《张朝阳的物理课》《星空下的对话》《科学演讲局》等出圈IP，也带动何懿医生、不刷题的吴姥姥等优秀知识播主开直播讲知识，在全网掀起知识学习的热潮。

没有量子力学的世界是一堆灰

上世纪初，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威廉.汤姆生（即开尔文男爵）提出了著名的“两朵乌云”：第一朵乌云出现在光的波动理论上，指迈克尔逊-莫雷实验结果和以太漂移说相矛盾；第二朵乌云出现在关于能量均分的麦克斯韦-玻尔兹曼理论上，尤以黑体辐射理论出现的“紫外灾难”最为突出。后一朵乌云，终于酿成了量子力学这场大风暴。

那么，量子(quanta)具体是什么？王一类比“饭粒子”、“孢子”，“量子也是一小块一小块，这个是很基本的，掰不开。”张朝阳也解释说，“束缚态的存在，导致系统如果作为能量状态的话，包括其它算符的本征态是分立的概念，可以跟数学上实数和整数的区别。”通常，学术界习惯于用正整数去标记这些分立的能量取值，于是就能数数：第一能级、第二能级……正好比数掉落的饭粒。

观测量分立取值是量子力学与经典力学最重要的区别之一。张朝阳对此分享了自己的理解，在由经典力学主导的宏观世界中，所有的物理量都是可以连续变化的。以地球绕太阳旋转为例，如果某一天地球受到了撞击，轨道总会稍微偏移一点点——任意微小的改变都是经典力学允许的。

正如莱布尼茨所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很难认为偏移前后地球仍沿同一个轨道行进，无论这一改变有多微小。但由量子力学的微观世界则不同。在这里，1就是1，不能是1.001或者是0.999。上帝拿出两个氢原子，并指定它们的核外电子都只在基态（第一个轨道）上运动，那么它们就得是一模一样的两个氢原子，除了所处位置可能不同外没有任何区别。正因如此，自然界才能逐渐形成稳定的结构。

“如果世界不是量子的”，张朝阳说，“那可能就只剩一堆灰。”王一补充说，可能还是“一堆萎缩的灰”。在经典力学的框架下，卢瑟福认为，核外电子就在原子核周围转圈。如果是这样的话马上会有一个问题，电子圆周运动有加速度，这样它会不停往外辐射电磁波，然后往原子核里掉。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玻尔率先假定了电子将处在一个不辐射的“定态”，提出了用整数标记电子轨道的思路。王一说，玻尔是一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物理学家，他的模型成功解释了氢原子光谱的性质，展示了量子力学在微观世界的实用性，也为他赢得了1922年的诺贝尔奖。

踹开电子波粒二象性的大门

上世纪世界上伟大物理学家对于量子力学的探索历史，被视为科学史上的“黄金时代”。这段有意思的历史随着张朝阳和王一的对话深入，逐渐浮现出来。

张朝阳与王一介绍，玻尔提出原子状态和原子光谱之后，海森堡用矩阵这一数学工具重新进行系统化叙述，但是经典物理学家对这种抽象的描述存在理解困难。随后，量子力学中另一个概念——波粒二象性——补上了这块拼图。德布罗意扩展了光的波粒二象性，提出了电子的波粒二象性。王一评价，“这相当于一脚把门踹开了。”

基于这个观点，薛定谔就问了一个问题：如果电子有波动性，对应的波动方程是什么，比不过猜出了著名的薛定谔方程，解出了波函数，最后由奥本海默的导师玻恩给出了波函数的解释。张朝阳说，“只有薛定谔把波动方程写出来之后，传统经典物理学家研究电磁波，研究各种波动方程很熟，一看感兴趣了，所以薛定谔的理论先被接受的。”

既然粒子是“波”，那这个“波”究竟是什么？王一指出当前学界认为，玻恩的概率诠释是当前这个烧脑问题的最好回答。张朝阳的理解是，在经典力学中，一般会解出粒子某一时刻出现的位置；而在量子力学中，解出的是粒子某一时刻出现在某地的概率密度，波的强度对应的就是这一密度。于是现在要抛弃电子沿轨道绕转这一假设，接受电子是弥散的波这个事实——现在这一图像又被称为“电子云”。王一解释说，“经典的物理图像好像电子在动，概率分布不动，概率分布才是真正客观存在的东西，用我们网友的话说，其实你想想它动，其实没动，如动。”

物质的波动性自然导致了观测量特别是能量的分立取值，张朝阳说，“这是让波函数单值连续可归一，不发散，必需的条件要求它是分立的。”王一以乐器中弦振动来形容波动束缚态，“拨弦为什么有特定的声音？两边定住了，加上这样一个束缚，就不能发出连续频率的声音，有特定的频率。”张朝阳用一句总结为，“无限长的弦什么频率都有，两端固定的弦只能有特定的频率。”

用量子力学解释化学结构

在氢原子上，人类第一次发现并验证了自然的底层是出乎意料的量子逻辑。更令人振奋的是，对氢原子的进一步研究解释了元素能按一定规律排列成周期表的深层原因，引导物理学家开始把目光投向化学。玻恩等人率先开始了利用量子力学讨论化学结构和过程的探索。这不得不谈到玻恩的学生奥本海默。王一提到，这段历史也出现在前段时间热映的《奥本海默》电影中。

如果把两个氢原子的原子核放在一起，一个电子如何在它们的共同势场中运动？“这是一个三体问题，经典都解不出来。”王一说，“原子核终归动的比较慢。虽然也不知道势能是什么样，但是知道是在那儿不动的。先假设原子核不动有一个势能，电子到处跑，电子比较轻，跑得快，最后对这个势能有什么样的贡献，把它们放到一起就是玻恩-奥本海默近似。这个近似也是现代用第一原理去解释计算化学、量子化学等等，它就是一个基础性的工作。”

张朝阳解释，“研究物理里面，尤其量子力学或者结构方面，能量的阶梯比较重要。”能量阶梯指的是，不同的过程自由度涉及的能量并不一致，因而可能表现出相对独立的规律。比如在处理化学键时，质子的质量是电子的1840倍，而电子的动能则远大于质子的动能，所以区分两个过程才是合理的。

从能量阶梯谈温室效应和恒星演化

正是源于量子力学观测量分立取值的特性，能量阶梯这一现象普遍存在于不同物理现象中。对话中，张朝阳和王一介绍了不同物质结构在能量上的巨大差异，并据此解析了温室效应、恒星演化等背后的物理原理。

张朝阳分享了自己对能量阶梯的理解，以氢分子为例，他觉得应该分为三层：分离原子核与核外电子，需要从外部提供13.6 eV（电子伏特，能量的单位）的能量，对应到温度是需要将这团物质加热到几十万度；如果是从氢分子中分离两个氢原子，所需能量就大大降低了，一般只需要若干个电子伏特的能量，对应到温度就是几百上千度；如果考虑氢分子还会转动和振动，这两个能级就更低了。“碳和氧结合，电子排列组合的能量就产生差别，以热的形式放出来。燃烧一张纸，燃烧的火焰有多少度？几百度。”

王一提到了恒星的形成。恒星是由星际物质的坍缩形成的，坍缩的过程中需要不断给星际物质降温——否则，热和压强会顶住引力，坍缩就停止了。如果恒星中全是氢原子，因为原子能级差巨大，激发和退激发的过程效率很低，辐射能量的效率也会变低。相反，如果其中有一定量的氢分子，哪怕再少，也能够大大提升辐射的效率，促进恒星的形成。

同样是为了降温，地球也会向宇宙空间辐射出光子。由于地球温度很低，这一类光不能有效地激发空气中氮气和氧气分子振动或转动。这样，光子就很容易逃离地球带走温度。但如果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和水蒸气变多，王一介绍道，由于三原子分子更容易转动和振动，对应着更低的激发能量，增强了大气吸收地面热辐射的能力。张朝阳说明，“一吸收就留在了地球上，就是温室效应。”

特别与二氧化碳相比，水分子对这种低能辐射的吸收效率更高。王一还提到，大气中的水分子会妨碍天文学家观测宇宙的第一束光。这束光的学名是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它出现在宇宙行程的早期，传播到地球时，已被衰减为能量特别低的电磁波。大气大部分成分对它而言都是透明的，其中却不包括水分子。于是目前，对这道光的观测只能选址在南极、智利、格陵兰岛或者我国西藏等少数几个非常干燥的区域。

量子态的激发就像攀岩一样

王一在直播中解释，“吸收光线、放射光线，同时和物质的比热也是有关系的。”张朝阳补充，“任何一团物体或者单位质量的物体加多少热量，提高这么多温度需要多少热量，单位温度的热量需要多少，这是比热。”为了方便网友理解，王一以饭量作类比，“比热就是你吃进去多少热量，这样的话1kg的物质可以升高1℃，我吃进去多少饭可以一成饱、两成饱、七成饱、八成饱，这个比较像。”

热力学中有一个“能量均分定律”，说明物质的比热会正比于微观结构的热力学自由度。一个双原子分子，理论上会有七个自由度。但实验观测发现：温度较低时，它的比热正比于三个自由度；升高温度，会变成五个；升到更高的温度后，才是期望的七个。张朝阳解释，这也是因为能量阶梯的存在。分立能级的激发“就跟攀岩似的，攀不上去就待在这儿了”。让分子平动的能量可以连续取值，这三个首先必然被激发；接下来继续加热，才能使大部分分子转动起来；而剩余的两个振动自由度需要更多的能量和更高的温度。

由此可见，研究物质的比热时，找对自由度非常关键。爱因斯坦曾经把晶体固体视为一连串用弹簧连起来的原子的组合。他认为加热固体时，原子吸收能量后，会在平衡点附近振动，由此可以计算固体的比热。

但是，王一继续说明，这里爱因斯坦犯了一个错误：每个原子都不是独立的，一个原子的振动必然会影响带动周围原子的振动，最后形成一种集体行为。特别是在温度低时，张朝阳补充道，振动“一点传到下一个，下一个再一点，这样形成一种微小的涟漪。”历史上，德拜最先意识到了这一点。和爱因斯坦的模型不同，在低温时，晶体会有更多的集体自由度来容纳热能，使得固体的比热下降得更为缓慢。

量子隧穿：穿墙术并非不可能

以往，穿墙术只存在于神话故事中的幻想情节，但是对于微观粒子来说，实现穿墙并非不可能。张朝阳和王一从量子力学角度分析“量子隧穿”效应。

张朝阳对此加以解释，就像经典力学中，声波能越过紧闭的门，经过衰减后传到外面。如果是波动性主导了粒子的运动时，其实它有概率渗透进任意有限高度的墙。在墙内，粒子的波函数会迅速衰减，但如果墙的宽度也是有限的，“衰减到这儿突然没有了，出来了，跑了，所以叫隧穿。”

王一则用《聊斋志异》的故事来形容，有一个道士练会了穿墙术，念个咒，往墙上一跑穿过去了。后来，他跟妻子显摆，念咒往墙上一跑，摔下来，没穿过去。“旁边有个人一直观测，这个粒子在这儿没跑过去，这样没穿过去，是所谓的量子芝诺效应。不是古人懂量子力学，古人的丰富的想象力在量子力学里面找到对应的关系。”

关于量子隧穿效应，在很多电影中也有体现，比如《未来世界》、《星际穿越》。张朝阳补充，现实中能观测到的量子隧穿现象是原子核的α衰变，“镭是固体，在地下室岩石中会衰减成氡气，按照气体游离出来。氡气会继续释放α粒子，α粒子是隧穿效应出来的，表面α粒子轰击你的皮肤辐射没关系，不会得癌症。但是氡气是气体，吸入肺以后，打击你的肺泡，导致肺的表面出现一些癌变最后得肺癌。”

虽然量子力学“有时候干好事也干坏事”，张朝阳和王一再次强调了量子力学的重要性，它是普适的，解释了这个世界最底层的框架。“居里夫人发现了镭，后来很多放射性发现，几十年后有了量子力学，包括核的理论后来多少年才建立的。原子核的理论，α衰变的解释后来是多少年之后，用量子力学很简单就解释了，物理学有很多相似性，量子力学是普适的，不仅在电子层面，核里面也是一样的。”

谢选骏：量子纠缠是现代神话

《量子纠缠超光速1万倍！科学界再现“灵魂”传说！》（2023-12-01）報道：

当科学的奇迹与神秘的传说交融在一起，犹如一场自然界与超自然交织的舞蹈，时间似乎被打破，现实与幻想交织成一幅绚丽的画卷。最新的研究发现，量子纠缠的能力竟然超过光速的极限，远远超出我们此前的科学常识。这一惊人发现，不仅让科学家们为之震撼，更引发了人们对于宇宙中未知力量的探求。就像古老的传说中所描述的“灵魂之间的联系”，我们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跨越时空的束缚，探索人类存在的新境界。

量子纠缠是什么，为何与超光速1万倍相关？

量子纠缠是量子物理学中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它让两个或多个粒子在某种程度上变得互相依赖和关联，无论它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这种关联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即便是以超光速传递信息也可以实现。这种奇特现象对于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都具有重要意义。

让我们来了解一下量子纠缠是如何产生的。当两个粒子发生相互作用后，它们会进入量子纠缠态。在这个态下，无论多远的距离，对一个粒子进行的测量都会立即影响到另一个粒子的状态。这种相互影响并不是通过传统的信息传递方式进行的，而是直接的、瞬间的，并且超越了光速的限制。

为了理解量子纠缠与超光速传递之间的关系，我们需要先了解量子纠缠的基本性质。首先是“乐观守恒”原则，它要求两个纠缠粒子总的自旋动量为零。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粒子自旋向上，那么另一个粒子的自旋就必须向下。

然而，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信息传递的速度是有限的，即使是以光速传递信息，也需要一定的时间。而量子纠缠现象却会让物理实验结果在瞬间出现，并且不受空间距离的限制。这与我们所熟悉的信息传递方式有着本质的区别。

量子纠缠的超光速传递并不违背相对论的限制。因为在量子纠缠中，我们无法单独观测到其中一个粒子的状态。只有在测量了其中一个粒子后，我们才会发现它的状态明确地“选择”了一种状态，并且另一个粒子的状态也立刻确定下来。但是这个状态的选择和及时性并不违背光速传递信息的约束，因为我们无法提前知道量子纠缠中的哪个粒子会被测量，也无法预测测量结果。

通过上述解释，我们可以看到量子纠缠并没有超光速传递信息的能力，而是表现出了一种看似超光速的关联性质。这个关联性质实际上是在一个更大的量子系统中得到了平衡，违背了我们对于经典物理观念的常识。

量子纠缠超光速1万倍的研究成果意味着什么？

这一发现有可能引发对物理学基本原理的重新思考。光速被视为宇宙中的极限速度，而纠缠粒子的超光速传递表明，我们对于宇宙中的信息传递可能还了解得不充分。科学家们很可能会从这一突破性研究中获得启示，进一步推动量子力学研究的深入。

这一发现也可能对通信技术和信息传递领域产生深远影响。目前的通信技术仍然依赖光速传递信息，而纠缠粒子的超光速传递可能为未来的通信系统提供新的选择。纠缠粒子的快速传递速度可能使我们能够更快地进行信息传递和数据处理，从而推动通信技术的发展。

这一研究结果还可能对量子计算和密码学领域产生影响。量子计算是利用量子纠缠状态进行计算的一种新型计算方式，而纠缠粒子超光速传递的发现有可能进一步推动量子计算技术的发展。同时，量子纠缠的独特性质也可能提供更加安全的加密方式，为信息安全领域带来新的可能性。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项研究结果目前还处于实验阶段，其应用和影响还有待进一步验证和研究。鉴于目前我们对于量子物理的认识仍然有限，这项新的发现可能会引发更多的问题和挑战，需要更多科学家的努力和研究来解答。

量子纠缠超光速1万倍的实验如何进行的？

目前，科学家们一直在探索利用量子纠缠进行信息传输的可能性。然而，由于光速的限制，目前的量子通信仍然受到一定的限制。然而，最近有一项实验显示，科学家们成功地实现了超光速量子纠缠，使得量子信息可以比光速更快地传输。

该实验通过创造一对被纠缠的粒子，并将它们分别放置在两个相距较远的实验室中。这对纠缠粒子通常由两个量子比特构成，通过量子比特之间的纠缠，实现了超光速传输的可能性。为了确保粒子之间的纠缠状态，科学家们通常使用激光来创建具有相同的自旋方向的纠缠状态。

在实验中，当一个粒子的状态发生改变时，另一个粒子也会同时改变其状态，不论它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这就意味着当一个粒子的状态被测量时，另一个粒子的状态也会立即确定。而这种确定性并不受到光速的限制。

为了证实这一现象，科学家采用了一种名为贝尔不等式的测试。贝尔不等式是一种用于确定两个物理实体之间是否存在隐藏变量的方法。利用贝尔不等式，科学家可以验证是否存在超光速的相互作用。

实验中，两个实验室相距很远，但通过超过光速的纠缠传输，它们之间的纠缠状态可以实时改变。科学家使用高速激光及复杂的光学系统，以确保纠缠粒子之间的状态保持稳定。通过测量纠缠粒子的状态，科学家可以验证贝尔不等式，从而证实超光速传输的存在。

这项实验的结果表明，量子纠缠确实可以超过光速传输信息。这项创新的实验为未来可能的超光速通信技术开辟了新的可能性。然而，尽管实验结果令人兴奋，科学家们仍然面临着许多挑战。其中之一是如何保持稳定的纠缠状态，在更远距离上实现超光速通信。

科学界如何解释量子纠缠超光速的现象？

为了解释这个现象，科学界提出了几个假设和理论。其中一个是“超光速隐藏变量理论”。根据这个理论，纠缠是通过某种隐藏在系统中的超光速信息来实现的。虽然这个理论还没有被直接实验证实，但它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

另一个解释是“非局域仪器指导理论”。根据这个理论，量子纠缠确实是通过超光速传播的，但并没有真正违反相对论的限制。这个理论认为，纠缠粒子之间存在一种非局域的关系，它们可以通过一种不受光速限制的信息交换来实现纠缠状态的共享。然而，这个理论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因为它要求我们重新考虑关于本地因果性和信息传递的一些基本假设。

另一种解释是量子纠缠并不违反光速限制，而是利用了我们对量子系统的错误观测。根据这个观点，量子纠缠不是通过超光速传播的，而是在测量之前就已经存在。当我们对其中一个粒子进行测量时，我们改变了系统的量子态，并影响到了另一个纠缠粒子的量子态。这种观点表示，量子纠缠并不是一种超光速现象，而只是我们对量子系统性质的误解。

还有一种解释是，量子纠缠确实存在超光速的传播，但这并不违反相对论。相对论只适用于经典物理系统，而量子纠缠则属于量子领域的现象。因此，量子纠缠与相对论的基本原则并不冲突。

量子纠缠超光速1万倍的研究可能对未来的科技发展产生什么影响？

快速的传输速度将完全改变我们的通信方式。目前的通信技术主要依赖于电磁波的传输，由于光速的限制，数据传输速度存在一定的瓶颈。然而，通过量子纠缠超光速传输技术，可以实现即时的、高效的通信。这将大大提高各种通信应用的速度和可靠性。例如，医疗行业可以远程实时操作手术，救援人员可以迅速传输重要的救援信息，甚至普通用户可以享受到更快速、高质量的网络通信。

量子纠缠超光速传输的发展可能为计算机科学带来突破性进展。量子计算机是一种基于量子纠缠原理的计算机，具有强大的计算能力和高效的并行计算能力。然而，目前的量子计算机发展还面临着困难，其中之一就是量子纠缠的传输速度。通过量子纠缠超光速传输技术的突破，将加速量子计算机的研发和应用。这对于解决许多复杂问题和优化算法将具有深远的影响，例如破解密码、优化物流路线、加速药物研发等领域。

量子纠缠超光速传输技术的突破还将对安全通信产生重大影响。当前的加密通信主要依赖于高强度的密钥加密算法，然而这种加密方式面临着量子计算机攻击的威胁。通过量子纠缠超光速传输技术，可以实现安全通信的量子密钥分发。量子密钥分发基于量子纠缠的特性，可以实现绝对安全的密钥传输，有效抵御量子计算机攻击。这将保护用户的隐私和数据安全，为信息安全领域带来新的突破。

量子纠缠超光速传输技术的突破还将促进量子通信网络的发展。量子通信网络是一种基于量子纠缠和量子比特传输的通信网络，具有高度安全性和抗干扰能力。通过量子纠缠超光速传输技术，可以构建更稳定、更高效的量子通信网络，实现全球范围内的量子通信。这将推动物联网、智能城市和智能交通等领域的发展，为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便利和创新。

如果量子纠缠真的能超越光速，那么它将会彻底改变我们对于信息交流的认知。这也引发了无尽的探索和讨论。或许，这些研究将推动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人类的精神与意识的本质。

《量子纠缠理论证明上帝存在了吗？》（李道南|基督时报|2022年10月17日）报道：

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格外引人注目，因为今年的获奖理论是量子纠缠理论。这个理论通俗地说，是两个粒子一旦发生关联，不论距离多远都会具备同步性。哪怕他们之间相隔一个银河系，也丝毫不能阻止这种同步的发生。

在这个理论中，有两个概念打破了我们所接受的常规物理学常识，一个是时间，一个是距离。按照常规物理学，最快的速度是光速，这是速度的极限，没有任何一个速度可以超越，这被视为物理界的速度天花板。光速虽然很快，但是在任何距离中传播都需要时间。因此时间和距离构成物理世界信息传播的界线，没有什么能超过。但是量子纠缠理论，却告诉我们，没有距离也没有时间，只有运动。在量子纠缠理论中，一旦两个粒子发生过关联，那么在他们之间所展现的同步性，就没办法用时间和速度来说明。

这个理论让人们从宏观上重新认识了世界，这就产生了两个解释，一个认为世界是整体的，在这个整体的世界中，根本不存在部分，因此也就没有了距离，那么一切的运动和信息传播就没有时间差，时间在这里是多余的概念。另一个解释则认为，在量子纠缠中的信息传递如此之快，乃至于没有时间差，那说明信息传播的速度超越了光速，因此量子纠缠态中的信息传播，超越了光速的天花板。不论哪种解释，爱因斯坦的理论被打破了。

在电影超体中，最终露西向人们证明，将一辆汽车的速度提高到无限快，汽车就会消失，那么怎么证明汽车的存在。露西说只有时间，时间才是真正的度量单位。在电影中，依然是常规物理学的范畴，爱因斯坦相对论中的光速仍然是极限。

量子纠缠理论是不是证明了上帝的存在？在基督教徒中，展开了热烈讨论。普遍有一种向好的乐观乃至兴奋，认为物理学的发展不断接近上帝的脚踪。

在历史上，证明上帝的存在无非三种，一个是逻辑证明，一个是道德证明，一个是神迹证明。

逻辑证明，自古希腊开始就不断推进。面对这个变幻不定的世界，我们怎样能从中找到那个能让我们把握的不变的东西，这样人才能脚踏大地，在理性内心深处建立安全感。从泰勒斯开始，就寻找变化世界背后的不变的本原，有人找到了水，有人找到了火，有人找到了气等等，他们找到的不是现实世界中那个变动不居的火或者气，而是理性中不变的范畴，能用之解释世界的变化。到了柏拉图，则直接否定了世界真实性，世界本身就不是真的，他只是对理念世界的模仿，只有那个理念本身才值得理性去思考。到了亚里士多德，则从目的论和因果推理，找到了不动的推动者。这个逻辑一直到今天都还有人再用它来证明上帝的存在。

另一个是道德证明。安瑟伦的本体论证明，尽管是个逻辑上的三段论证明，但是我们知道三段论的大前提为真，就能推导出结论为真，因为小前提包含在大前提中。因此，安瑟伦的三段论证明只是一个同义反复，按照康德的说法，他并没有告诉我们什么经验上的新东西。但是安瑟伦的证明，重点恰不在三段论，而在上帝的绝对完美概念。上帝的完美本身，就包含了上帝的存在。因为我们都不是完美的，都是有瑕疵，有罪的存在。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不完美，因为我们心里有一个完美的概念作为标准，那么这个完美的概念存在本身，就说明上帝的存在了。

第三个是神迹奇事的证明。上帝是全能的，因此它可以违背自然规律来行动。比如在摩西面前让荆棘燃烧，死人复活等。神迹奇事的证明建立在人们无法解释的现象之上。但是随着自然科学的不断发展，很多现象得以解读。因此神迹的证明在小范围内流行。

但是不论什么证明，都是我们试图证明上帝存在的努力。

量子纠缠理论的提出，是不是再一次打破了我们的常识，而证明我们的世界和宇宙是一个整体，只要上帝愿意，什么都可能发生呢？然而，我们看科学史，人们的世界观每一次被打破，都可以被证明上帝的存在。希腊和罗马世界的崩溃，让奥古斯丁写了《上帝之城》，用上帝的秩序来回应旧秩序的瓦解，建立一个新的秩序。当地心说被打破，日心说建立，牛顿力挽狂澜，建立了新的宇宙秩序，从而带来科技革命、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日心说同样是上帝存在的证明，因为宇宙运转太过复杂，没有上帝的全能看护显然无法解释。到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牛顿的经典物理学被打破，量子理论又打破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告诉我们另一个不确定的叠加状态的世界。这背后好像更能说明上帝的隐秘力量。

然而，这种认为科学理论的不断打破是证明上帝存在的方式，有一个吊诡之处，那就是总是先有新理论的提出，然后提出它们证明了上帝的存在。这是不是在告诉我们，我们总是在寻找理论证明上帝的同时，上帝早已存在那里。

上帝的存在是否需要证明？基督徒们总是迫不及待地想让别人接纳自己的上帝，并力图证明，他的上帝是合理的，是那些被大科学家证明了的上帝。这其背后隐藏的则是自己认为自己信仰的不合理性。

然后，上帝需要证明吗？科学理论证明的上帝是不是那个拯救的上帝，是不是那个绝对价值的上帝？逻辑的推论得出的是逻辑的上帝，这个上帝没有创造世界；自然科学证明的上帝，是科学的上帝，这个上帝没有绝对的伦理价值；神迹奇事证明的上帝是一个不按照规则出牌的上帝，这个上帝没有给予我们救赎的恩典。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还要那么卖力的证明上帝是否存在呢？

当摩西问上帝：“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　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　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上帝对摩西的自我说明，既不是一串逻辑推论，也不是一段物理理论，而是告诉摩西，自己的存在不需要证明。正如上帝对约伯所言：“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地的角石是谁安放的？那时，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

对于一个信上帝的人来说，世界的一切都是上帝的展现，对于不信上帝的人来说，上帝站在他面前也是枉然。因此，对于用心灵和诚实相信上帝的人，那么他不会去证明上帝，而是去遵守上帝通过耶稣之口的教导，去爱护这个世界，去用自己的爱心荣耀上帝！

谢选骏指出：人问“量子纠缠理论证明上帝存在了吗？”——我看耶稣基督说过，上帝的东西归上帝，凯撒的东西归凯撒，所以呢，上帝无需科学的证明。


【60、科学学神学融合，建构新的文明】


网文《科学学（Science of science）》（机智百科）报道：

科学可以被视为一个不断扩大和演化的思想、学者和论文网络。科学学探寻基于科学结构和动态的普遍或特定领域的普世规律。

“科学学”是关于科学的科学，它是研究科学以及一切关于科学的对象的科学，提供了对不同空间和时间尺度的科学单位之间相互作用的定量理解：它让我们了解“创造力”背后的条件和科学发现的过程，其最终目标是发展一系列能加速科学研究的政策和工具。它包括科学哲学，科学心理、科学社会、科学历史、科技政策、科学机构等等。它是一门主要以经验方法对科学进行整体研究的综合性学科。科学学向人们回答的问题主要是：究竟什么是科学（要用定义说话）？科学都有些什么特征、内容、使命和规矩等等。

科学学的出现受到两个关键因素的驱使：

首先是数据的可用性。除了专有的Web of Science（WoS），它是历史悠久的第一引文索引，今天还有多种数据源（Scopus，PubMed，Google Scholar，Microsoft Academic，美国专利和商标局等）。其中一些来源是免费提供的，涵盖了与科学家及其成果有关的数百万个数据点，这些数据来自各行各业，大江南北。

其次，科学学受益于自然，计算和社会科学家的涌入和合作，他们开发了基于数据的工具，使关键测试能在生成模型 generative models 上运行，旨在揭示科学发现的现象，其内部机理和驱动力。

这个新兴领域的亮点之一是打破学科边界的过程，科学学整合了来自多个学科的研究发现和理论，并使用了广泛的数据和方法。

从科学计量学中，学会了分析和衡量大规模数据集的方法；从科学社会学，它学会了一些理论概念和社会过程。科学学依赖于广泛的定量方法的整合，从描述性统计和数据可视化到高级计量经济学 econometric 方法，网络科学方法，机器学习算法，数学分析和计算机模拟，包括基于主体的建模方法 agent-based modeling 。

科学学的价值主张基于这样一个假设：随着对成功的科学突破背后因素的深入理解，从整体上把握科学的研究进展，从而更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

在过去十年中，科学学吸引了自然、计算机和社会学等研究背景的科学家。他们一起构建了用来进行实证分析和生成模型研究的科研大数据，以捕捉科学背后的生产力与从业者的发展变化。科学学希望更深入地理解和推动科学研究中的种种因素，从而更有效地解决环境、社会和技术问题。

主要活跃学者

路易斯·阿玛拉尔 Luís Amaral

圣托·福图纳托 Santo Fortunato

詹姆斯·埃文斯 James Evans

曾安 An Zeng

斯塔·米洛耶维 Sta?a Milojevi?

王大顺Dashun Wang

皮埃尔.阿佐雷Pierre Azoulay

谢宇 Yu Xie

武夷山 Yishan Wu

Robert K. Merton

Thomas Kuhn

Ying Ding

起源

早在20世纪前叶，就有社会学家提出，要求建立一个基于经验的学科来研究科学本身。科学家们为这个新的科学拟定了多个名称，包括知识科学 science of knowledge 、科学学 Science of Science 、科学社会学 sociology of science 和逻辑学 logology。

Florian Znaniecki被认为是波兰学术社会学的奠基人，并且在1954年还担任美国社会学学会第44届主席，他在1923年发表了一篇文章[1]:

尽管对知识的理论反思（最早出现于赫拉克利特和Eletics），却一直贯穿……直到人类思想史不断……如今，我们正在目睹一门新科学的诞生，可以将其与古老的问题的联系与现代物理学和化学与它们之前的“自然哲学”的联系相比较，或者将当代社会学与古代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哲学”的联系相比较。 这里开始形成一个单一的，通用的知识理论的概念……允许进行经验研究……这个理论……正与认识论，规范逻辑和 严格描述的知识史。” [2]

十几年后，波兰夫妻社会学家Stanis?aw Ossowski和Maria Ossowska（Ossowscy）在《科学的科学》 [3] 一文中讨论了同一主题，他的英语版本1935年首次引入了科学一词。 科学走向世界。[4] 文章假定新学科将包含诸如认识论，科学哲学，科学心理学和科学社会学等较早的学科[5] 。 科学科学也将关注诸如与科学有关的社会和国家政策这样的实践性问题，例如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和科学考察的组织以及对科学工作者的保护 [9]这也将涉及历史问题：科学，科学家，各个学科以及整个学习的历史。[6] 奥索西（Ossowscy）在1935年的论文中提到了德国哲学家维尔纳·辛格尼茨（Werner Schingnitz（1899–1953）），他在1931年发表的一些断言中列举了科学科学中的一些可能的研究类型，并为新学科提出了自己的名字：科学学。 Ossowscy针对学科命名提出了意见：

那些希望用一个词来代替“科学学”一词，听起来是国际的，他们相信只有得到这样的名字，才会给特定的问题组正式配音。 一个自治学科，[可能]想到了很久以前为类似目的而提出的“数学”（由法国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安德烈·玛丽·安培（André-MarieAmpère，1775-1836年）提出）。”[7]

然而，不久之后，在波兰，笨拙的三字术语nauka o nauce或科学学被更通用的一字术语naukoznawstwo（逻辑学）及其自然变体所取代：naukoznawca或logologist，naukoznawczy或logologic， 和naukoznawczo或从逻辑上讲。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距Ossowscy具有里程碑意义的1935年论文仅11年之后，1946年成立了波兰科学院季度季刊Zagadnienia Naukoznawstwa（逻辑学），这早于许多其他国家的类似期刊。 新的学科也扎根于英语国家的其他地方，而没有使用一个单词的名称。[8]

进展

科学可以被描述为一个复杂的、自组织的，不断进化的网络。它由学者、论文和思想组成。这种描述问题的方法解释了很多潜在的模式，例如，对合作网络的研究和对引用网络的研究解释了新学科的诞生和重大发现的诞生过程。微观模型追踪了引文积累的动态，使我们能够预测单个论文在未来的影响力。

科学学揭示了科学家在他们扩展职业生涯和科学视野道路上面临的选择和权衡。例如，分析表明学者们不喜欢风险，更愿意研究与他们当前专业知识相关的主题，这限制了他们未来发现的潜力。那些愿意打破这种模式的人会从事风险更高的职业，但更有可能取得重大突破。

总之，最革新的科学是基于传统的学科组合，但是这种组合往往是前所未有的。最后，随着研究工作更多的从个体转移到团队中，科学学越来越关注团队在科研中的影响和意义。一些研究发现有革命性的思想通常诞生于小团队。相比之下，大型团队倾向于推进前沿领域的研究，获得高却通常也短暂的影响力。

展望

科学界限的致密化（densification）过程也是跨学科探索、融合和创新的信号。

科学学提供了关于科学家、研究机构和思想之间结构框架的定量理解。它有助于识别负责科学发现背后的基本机制。这些跨学科数据驱动的内容补充了科学计量学 scientometrics 和有关科学的经济学与科学社会学等相关领域的内容。

尽管科学学渴求适用于各个科学领域的长期普遍的规律和机制，但首先需要面对不同领域和国家之间文化、习惯和偏好之间难以避免的差异。这种变化使得一些跨领域的见解难以理解，并且相关的科学政策难以实施。科研问题、数据之间的差异，一般是与领域所关联的，这也暗示在将来科学学的研究会因“学科特色”而产生相应的变化。

尽管科学研究确实有它的普遍性，但文化、习惯和偏好方面的实质性学科背景差异使得某些领域内的某些跨领域见解变得难以理解，与其对应的政策则难以实施。每个学科所要求的问题、数据和技能之间的差异表明，可以从特定领域的科学学研究中获得进一步的见解。这些研究模拟和预测适应每个学科领域中的需求和机会。对于年轻的科学家来说，科学学的研究结果提供了过去科研有效的见解，有助于指导他们对未来的预见。

科学学告诉我们

创新和传统：纯粹的，真正的创新和高度跨学科的想法可能无法达到它们能达到的科学影响力。为了增强其影响力，应将新思想置于已有的学科环境下发表。

坚持：只要一直保持研究状态，科学家的概念中永远不存在“太老“而无法做出重大发现的情况。

合作：如今研究模式正在向团队转移，因此参与协作是大有益处的。小团队的作品往往是更具颠覆性，而那些强队往往有更大的资源去做更有影响力的大工作。

声誉：大多数名誉将归属于在文献发表的领域中进行始终如一工作的共同作者。

资金：虽然评审小组承诺支持创新，但他们实际上更倾向于忽视创新。资助机构应要求审稿人评估创新，而不仅仅是他们头脑中预料的成功。

科学学的贡献

科学学的贡献是：对科学家、制度和思想之间的关系结构开始进行细致的理解，这是识别它背后运作机制的关键起点。总之，这些数据驱动的 data-driven 工作补充了相关研究领域欠缺的内容，如经济学和科学社会学。

因果估计 Causal estimation 是一个经济学中的典型例子，计量经济学研究会收集并利用全面的数据源来进行需要的模拟。评估因果关系是科学学最需要的未来发展之一：许多描述性研究揭示了科研结构与成功结果之间的强烈相关性，但特定结构“导致”结果的程度仍未得到探索——我们不知道相关关系背后的因果关系。

通过与研究人员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关系，科学学将能够更好地识别从模型和大规模数据中发现的联系，这些数据具有促使相关政策诞生的潜力。但是科学学的实验可能是科学学尚未面临的最大挑战。运行随机对照试验将改变由税收所支持的个人或科学机构的研究进程，如此之高的成本必然会引发批评和阻碍。

因此，在不久的将来，准-实验方法 quasi-experimental approaches 将在科学学调查中占主导地位。

大多数科学学研究都将科研文献作为主要数据来源，这意味着这个学科思考和发现的研究对象都是那些成功的案例。然而，大多数科学研究存在失败，有时甚至是巨大的失败。鉴于科学家失败的次数多于成功失败，因此了解理念何时何地，为什么，怎么样失败对理解和改进科学系统至关重要。这些研究可以为重现性危机提供有意义的指导，并帮助我们解决文件抽屉问题 file drawer problem 。通过揭示创造性活动，这些研究还可以大大促进对人类创造力的解释。

科学系统和经济系统类似，它是一个使用一维“货币”引文的经济系统。这暗示阶层也存在于科研系统，其中“富人愈富”抑制了新思想的传播，特别是那些新晋科学家和那些不符合特定领域传统身份的人。

通过扩大绩效指标的数量和范围可以改善科学系统。在这方面，制定衡量科学界覆盖网络 metrics covering web 、社交媒体活跃度和社会影响的替代指标至关重要。其他可衡量的维度也包括科学家与竞争对手分享的信息（例如数据），以及他们向同行提供的帮助，以及他们作为同行作品审稿人的可靠性。

但是，由于需要大量的指标，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了解每个指标的作用和不捕获的内容，以确保有意义的解释并避免滥用。科学学可以通过提供模型做出种种贡献，这些模型可以更深入地理解科学绩效指标的覆盖范围以及背后的机制。例如，当使用替代指标（例如，文献下载的分布）时观察到的经验模型将使我们能够探索它们与基于引用数量的度量系统之间的关系并且识别暗箱操作。

将基于引用数量的指标与其他指标相结合将促进科研的多元发展，并实现科研生产力的分工，由此科学家可以通过不同方式取得成就。科学是一个生态系统，不仅需要出版，还需要传播者、教师和注重细节的专家。我们需要能够提出新颖的，改变革新的问题，以及能够回答问题的人。如果好奇心、创造力和知识能有效交流——特别是关于科学技术的应用和社会影响之类的信息——更多元化的方法可以减少重复，科学便能蓬勃发展。 科学学试图解决的一个问题是科学资金的分配。目前的同行评审制度存在偏见和矛盾。几种替代方案已经被提出，例如随机分配资金，不涉及提案和审查制度的向专门人员导向的资金，向在线人群开放的审查机制，去除审稿人绩效的评审机制和科学家众筹资金。 科学学未来研究的一个关键领域是与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的整合，让客观的机器和人类一起工作。这些新工具将会有一个令人愉快的深远，因为机器可能比人类合作者更能拓宽科学家的视野。例如，自动驾驶车辆是机器学习技术，是由人类已知的驾驶技术和未知的驾驶习惯信息的成功组合。心智-机器伙伴关系的研究给广泛的卫生、经济、社会、法律等领域的决策上提供了广泛的正面作用。如何通过机器与心灵关系改善科学，以及怎么安排能够让科学发展更具成效？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了解未来的科学。

科学

什么是科学

“科学”一词，来自拉丁语scientia，意味着知识，在不同的语言中有不同的侧重点。在英语中，通常意义上的“科学”指的是精确科学，自然科学或硬科学。[9] 而在其他语言中（如法语、德语或者波兰语），相应术语指的是更广泛的领域，不仅包括精确的科学（逻辑和数学），还包括自然科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医学，地球科学，地理学） ，天文学等），还包括工程科学，社会科学（历史，地理，心理学，自然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国际关系，教育学等）和人文科学（哲学，历史，文化人类学，语言学等）。[10] 阿姆斯特丹大学人文系教授Rens Bod指出，科学（定义为描述和解释过去或现在观察到或推断出的现象的一组方法，旨在检验假设和建立理论）适用于诸如语言学，艺术史，音乐学，语言学，考古学，史学和文学研究。[11]

由于当代科学是由社会结构、知识表征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s 和自然世界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驱动的一个动力系统。科学知识是由研究论文、书籍、专利、软件和其他学术领域人造产物中的概念和关系构成的。这些内容被按照距离亲疏组织分类成学科和更广泛的领域。这些社会、概念和物质要素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信息、思想、科研实践、工具和案例信息流相互联系。因此，科学还可以被描述为一个复杂的、自组织的、不断发展的多尺度网络 multiscale network 。

观察科学文献发表的时间和数量，我们发现：科学文献的数量随着时间呈指数积累，平均15年，文献数量就会翻倍。然而不要因此就以为科学思想就因此跟着文献的数量一起成倍增长了。出版界的技术和经济也随着时间而改善，发表文章制作效率也因此而提高。此外，科学领域的新发表文章往往聚集在不同的知识领域。

研究者们通过大规模的文本分析，使用从标题和摘要中提取的短语来衡量科学文献的认知程度。他们发现科学概念的范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线性扩展。换句话说，虽然发表文章的数量呈指数增长，但新概念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是以线性增加的。

科学的成长。（A）在WoS数据库中摘录文献的年度产出量与时间的关系。（B）WoS中索引到的文献涵盖的科学新发现的增长。这是通过计算固定数量文章中概念数量来确定的

文章标题和摘要中常用的单词和短语通过引文网络传播，形成一种模式，而这种模式又会在某一时空被新出现的范式所取代。通过将网络科学方法应用到引文网络中进行研究，研究人员能够识别由经常互相引用的发表文章子集所对应的社群。这些社群通常对应于对特定问题持有共同立场的作者群体或在相同的专门科学话题上工作的从业者。最近，关注生物医学科学工作的一篇文章说明了发表物的增长如何强化了“学科社区”。

一旦新论文被发表，科学家、被研究的药物、疾病和方法（“这些事物”即网络分析中的节点（nodes））之间的关联，（即网络分析中的超边（hyperedge））就会更新和加强。大多数新建立的链接距离彼此仅一两步，这意味着当科学家选择新研究课题时，更喜欢选择与当前的专业知识或其合作者的专业知识直接相关的内容。这种致密化（densification）表明，现有的科学结构可能会限制将来人们的研究内容。

科学界限的致密化 densification 过程也是跨学科探索，融合和创新的信号。

对八个研究领域的生命周期分析表明，成功的领域经历了知识和社交统一的过程，这导致协作网络中的巨大通路，可以类比正常条件下相当大的一组共同作者。一个科学家在合作网络上随机游走 random walks 选择合作者的数学模型成功地再现了作者生产力、每个学科的作者数量和论文内容与作者的跨学科性。

什么可以被科学认知的

科学寻求有关现实各个方面的真相的问题牵涉到对现实非常了解的问题。哲学家托马斯·纳格尔（Thomas Nagel）写道：“通过理论与观察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追求科学知识……我们对理论的观察结果进行了检验，但我们也根据理论对观察提出了质疑或重新解释。（哥白尼革命时期的地心说和日心说是一个生动的例子。）……事物的外观是所有知识的起点，而通过进一步的修正，扩展和阐述，知识的发展不可避免地是更多表象的结果-对不同理论假设的合理性和后果进行深思熟虑的判断，追求真理的唯一方法是，在仔细考虑适用于该主题的种类之后，根据所有相关的数据，原理和环境，考虑看起来正确的事物。”[12]

物理学家-天文学家马塞洛?格莱泽（Marcelo Gleiser）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可知性问题：“我们观察到的不是自然本身，而是通过从机器收集的数据中识别出来的自然。因此，科学的世界观取决于我们可以从中获取的信息我们的工具有限。鉴于我们的工具有限，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必然是近视的。我们只能看到事物的本质，而且我们日新月异的科学世界观反映了这种对我们感知现实的基本限制。” Gleiser引用了显微镜发明或基因测序前后的生物学状况；望远镜前后的天文学；对撞机或快速电子学之前和之后的粒子物理学。 “我们建立的理论和我们构建的世界观是我们探索变革的工具。这种趋势是科学的标志。”[13] 格莱塞写道：“在理解科学知识方法的局限性方面没有失败主义者。……应该改变的是科学的凯旋感-一种毫无疑问是科学话语无法超越的信念。[14]

“科学上存在明显不可知的问题-除非违反当前公认的自然法则，否则我们无法找到答案。一个例子是多重宇宙：我们的宇宙不过是众多宇宙中的一个而已，而每个猜想都有可能另一套不同的自然法则。其他宇宙在我们的因果视野之外，这意味着我们无法接收或向它们发送信号。任何存在它们的证据都是间接的：例如，由于过去的碰撞而在辐射穿透空间中留下的疤痕与邻近的宇宙。”[15]

格莱泽（Gleiser）给出了另外三个关于宇宙起源的未知例子。生活和思想：[15] “对宇宙起源的科学描述是不完整的，因为它们必须依靠一个概念框架才能开始起作用：例如，能量守恒，相对论，量子物理学。为什么宇宙要遵循这些定律而不是其他定律？“类似地，除非我们能证明从非生命到生命只有一种或很少的生化途径存在，否则我们无法确定生命是如何起源于地球的。“对于意识，问题是从物质到主观的跳跃，例如，从激发神经元到痛苦或红色的体验。也许某种基本的意识可以在足够复杂的机器中出现。但是我们怎么能相对于猜想，我们如何确定某种事物是有意识的？” 格莱塞写道，自相矛盾的是，通过我们的意识，即使不完美，我们也能理解世界。 “我们能完全理解我们所参与的某些事情吗？[16]

事实和理论

理论物理学家和数学家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解释说：“科学由事实和理论组成”：“事实应该是真是假。它们是由观察员或实验者发现的。对声称发现了事实错误的科学家的严厉判决……“理论具有完全不同的地位。它们是人类思想的自由创造，旨在描述我们对自然的理解。由于我们的理解是不完整的，因此理论只是暂时的。理论是理解的工具，而工具不一定是精确的理论应该或多或少是正确的……发明一个被证明是错误的理论的科学家会被宽大地审判。”[17]

戴森引用了心理学家对理论诞生的描述：“我们不能生活在永远的疑问之中，因此我们尽可能地编造最好的故事，并且我们生活得像故事一样。”戴森写道：“一个好主意的发明者不能说出对与错。”对错误理论的热情追求是科学发展的正常部分。[18] 戴森引用马里奥·利维奥（Mario Livio）的名字，列举了五位著名科学家，他们为理解自然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也坚信这一被证明是错误的理论。[18]

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用自然选择遗传变异的理论解释了生命的进化，但他相信融合遗传的理论使新变异的传播成为不可能。[18]他从未读过格雷戈尔·孟德尔（Gregor Mendel）的研究，该研究表明，当将继承视为随机过程时，继承律将变得简单。尽管达尔文在1866年进行了与孟德尔相同的实验，但达尔文未能获得可比的结果，因为他无法理解使用非常大的实验样本的统计重要性。最终，孟德尔式的随机变异遗传将为达尔文式的选择工作提供基础。[19]

威廉·汤姆森（开尔文勋爵）发现了能量和热的基本定律，然后使用这些定律来计算地球年龄的估计值，该估计值太短了五十倍。他的计算基于以下信念：地球的地幔是固体，只有通过传导才能将热量从内部传递到表面。现已知道，地幔部分为流体，并通过对流更为有效的对流过程传递大部分热量，对流过程通过向上移动的热岩石和向下移动的较冷岩石的大量循环来传递热量。开尔文（Kelvin）可以看到火山的爆发将热液体从地下深处带到地面；但是他的计算能力使他看不到无法计算的火山喷发等过程。[18]

莱纳斯·鲍林（Linus Pauling）发现了蛋白质的化学结构，并提出了DNA的完全错误的结构，这种结构将遗传信息从父母传给后代。鲍林（Pau??ling）猜测DNA的结构错误，因为他认为对蛋白质有用的模式对DNA也有效。他忽略了蛋白质和DNA之间的化学差异。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和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注意到了这些差异，并发现了鲍林一年前错过的DNA的正确结构。[18]

天文学家弗雷德·霍伊尔（Fred Hoyle）发现了大质量恒星核心中的核反应产生了生命必需的重元素的过程。然后，他提出了一种被称为稳态宇宙学的宇宙历史理论，该理论使宇宙永远存在，而没有最初的大爆炸（就像霍伊尔嘲笑地称呼它）。在观察证明大爆炸已经发生之后很久，他就对稳态保持了信念。[18]

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发现了被称为广义相对论的空间，时间和引力理论，然后添加了宇宙常数，后来称为暗能量。随后，爱因斯坦（Einstein）撤回了他关于暗能量的提议，认为这是不必要的。在他去世后很长时间，观察表明暗能量确实存在，因此爱因斯坦对该理论的补充可能是正确的。他的撤退是错误的。[18]

在马里奥·利维奥（Mario Livio）的五个科学家失误的例子中，戴森（Dyson）添加了第六个：他自己。戴森根据理论原理得出的结论是，不存在被称为W粒子（带电的弱玻色子）的东西。后来在日内瓦CERN进行的一项实验证明了他的错。 “事后看来，我能看到为什么我的稳定性论点不适用于W粒子的几个原因。[它们]太大且寿命太短，无法构成类似于普通物质的任何成分。”[20]

经验主义

史蒂文·温伯格（Steven Weinberg），197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也是科学史学家。他写道，科学的核心目标始终是相同的：“解释世界”；在回顾早期的科学思想时，他得出结论，只有从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以来，这个目标或多或少才得以正确实现。他谴责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科学的实际应用不屑一顾的“智力势利眼”，他认为弗朗西斯·培根和勒内·笛卡尔是现代科学先行者中“被高估过的人”（他们试图规定行为准则）科学，“永远都行不通”）。[21]

温伯格在过去和现在的科学之间进行了比较，就像对科学理论进行“微调”（调整）以使一定数量相等时一样，却不了解为什么它们应该相等。这种调整使柏拉图追随者的天体模型失效，在这种模型中，没有充分的理由就假设携带行星和恒星的不同球体精确一致地旋转。但是，温伯格写道，类似的微调也困扰着当前人们对加速宇宙扩张的“暗能量”的理解。[22]

古代科学被描述成一个良好的开端，然后步履蹒跚。由前苏格拉底哲学家Leucippus和Democritus提出的原子论是自然主义的，它通过非人为的过程而不是神圣的意志来解释世界的运转。尽管如此，这些前苏格拉底主义者并不适合作为原始科学家的温伯格，因为他们显然从未试图证明自己的猜测是正当的，也没有试图根据证据对其进行检验。[22]

温伯格认为，科学早就失败了，这是由于柏拉图提出的建议，即仅凭理性就可以实现科学真理，而无视经验性观察，也归因于亚里斯多德试图用目的和目的从目的论上解释自然。柏拉图通过无知的知识来获得世界知识的理想是“数学启发的错误目标”-一个世纪以来，这个目标“只能以对仔细观察的仔细分析为基础，阻碍了进步”。和亚里士多德一样，问“这种或那种物理现象的目的是什么”“从来没有结果”。[22]

天文学是希腊和希腊文化界取得进步的科学领域。部分原因是出于实际原因：长期以来，天空一直是指南针，时钟和日历。同样，天体运动的规律性使得它们比尘世现象更易于描述。但不是太简单：尽管太阳，月亮和“固定恒星”在它们的天体循环中看起来很规则，但“流星”（行星）却令人费解；它们似乎以可变的速度运动，甚至反向运动。温伯格写道：“现代科学兴起的大部分故事都涉及到长达两千年的解释行星奇特运动的努力。”[23]

面临的挑战是，假设所有天体运动实际上都是圆周运动并且速度均匀，就必须理解行星表面上明显不规则的游荡。圆形，因为柏拉图将圆保持为最完美且对称的形式；因此，匀速圆周运动最适合天体。亚里士多德同意柏拉图。在亚里斯多德的宇宙中，一切都有一种“自然的”运动倾向，可以发挥其内在潜能。对于宇宙的副肺部分（月球下方的区域），自然的趋势是沿直线运动：向下运动，对于土类物体（例如岩石）和水；向上，用于空气和火热的东西（例如火花）。但是在天界中，事物不是由土地，水，空气或火组成，而是由“第五要素”或“精髓”组成，它是完美而永恒的。它的自然运动是均匀的圆形。恒星，太阳，月亮和行星由复杂的晶体球体排列在轨道上，这些晶体球体均围绕不动的地球。[24]

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主义者坚信天体运动必须是圆周运动。这是天文学家托勒密系统的基础，托勒密系统通过允许行星以称为“上轮”的圆圈组合运动来改进天文学数据，从而对亚里士多德系统进行了改进。[24]

它甚至在哥白尼革命中幸存下来。哥白尼对柏拉图式的崇高敬意是保守的。根据温伯格的说法，哥白尼的动机是出于美学考虑，主要是出于对太阳的约束，取而代之的是太阳，使太阳成为宇宙不可移动的中心：他反对托勒密这一事实，尽管他忠实于柏拉图关于天运动是圆形的要求，柏拉图的另一个要求是速度要均匀。通过将太阳置于中心位置（实际上有点偏心），哥白尼力求在恢复均匀性的同时尊重圆度。但是为了使他的系统与托勒密的系统相适应，哥白尼不得不引入更多的行星轮。温伯格写道，这是一个错误，说明了科学史上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一个简单漂亮的理论与观察很好地吻合，而不是一个复杂的丑陋理论与观察更好地吻合。”[24]

但是，这些行星并不是以完整的圆周运动，而是以椭圆形运动。约翰尼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在哥白尼时代之后一个世纪才勉强（因为他也有柏拉图式的亲和力）意识到了这一点。多亏了对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所作细致观察的考察，开普勒“才是第一个了解自柏拉图时代以来困扰天文学家的匀速圆周运动偏离本质的人。”"[24]用丑陋的椭圆代替圆，推翻了柏拉图的天体解释原理。它也摧毁了亚里士多德关于晶体球在其轨道上运行的行星的模型。温伯格写道：“没有一个固体可以旋转成椭圆形。”即使将行星连接到椭圆形晶体，该晶体的旋转仍然会描绘出一个圆。如果行星在空的空间中进行椭圆运动，那么是什么使它们进入了轨道呢？[24]

科学已经达到了不能按形状，用几何而是根据力来动态地解释世界的门槛。艾萨克·牛顿最终超过了这个门槛。他是第一个在“运动定律”中提出武力概念的人。他证明了开普勒的椭圆是行星在被力吸引时会走的轨道，该力随着行星与太阳的距离的平方减小而减小。通过将月球绕地球轨道的运动与可能是苹果掉落到地面的运动进行比较，牛顿推论得出，控制月球的力在数量上是相同的。温伯格写道：“这是科学中天地和地学统一的高潮步骤。”[24]

韦恩伯格写道，通过对行星，彗星，卫星，潮汐和苹果的行为制定统一的解释，牛顿“为物理理论提供了一种不可抗拒的模型”，该模型不适合预先存在的形而上学标准。与亚里士多德声称通过吸引岩石的内部运动来解释岩石的下落相反，牛顿并不关心寻找引力的深层原因。他在《自然哲学原理》中宣布：“我不假装假说。”重要的是他在数学上描述了这种力的原理，以及它们解释各种现象的能力。[24]

大约两个世纪之后，在1915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中发现了对牛顿万有引力定律的更深层解释：万有引力可以解释为物质和能量的存在引起的时空曲率的一种表现。温伯格写道，像牛顿理论这样的成功理论可能会因其创造者不理解的原因而起作用-更深层次的理论后来会揭示出一些原因。科学进步不是在理性的基础上建立理论的问题，而是在更简单，更普遍的原则下统一更大范围的现象的问题。[24]

人工智能可以重新定义科学吗

“人工智能”（AI）于1955年由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和其他计算机科学家计划举办一次研讨会中提出来的。肯尼思·库基尔（Kenneth Cukier）写道，人工智能这个新术语“动decades了数十年的语义争吵（'机器可以思考吗？'），并引发了对恶意机器人的焦虑……如果麦卡锡……选择了一个笨拙的词组，例如'自动化研究”，这个概念可能不太吸引好莱坞[电影]制片人和[新闻工作者][25]

随着机器变得越来越强大，通常被认为需要“智能”的特定任务（例如光学字符识别）已从AI的定义中删除，这种现象被称为“ AI效应”。有人打趣说，“人工智能还没有完成。” [26]

自1950年以来，当艾伦·图灵（Alan Turing）提出所谓的“图灵测试”时，人们一直在猜测诸如计算机之类的机器是否可以拥有智能。如果是这样，那么智能机器是否会威胁到人类的智力和科学地位，甚至是对人类的生存威胁。[27] John Searle指出了对正确解释计算和信息技术的普遍困惑。 “例如，人们经常读到，与加里·卡斯帕罗夫（Garry Kasparov）在国际象棋上击败阿纳托利·卡尔波夫（Anatoly Karpov）的意义完全相同，打深蓝色的计算机打了卡斯帕罗夫并击败了……。为了让卡斯帕罗夫（Kasparov）赢得比赛，他必须意识到自己在下棋，并且意识到其他一千种东西……深蓝意识不到这些东西，因为它根本什么都不知道。如此重要？如果您完全与意识脱节，您将无法真正下棋或做任何其他认知工作。”[27]

塞尔（Searle）解释说：“在人类计算的字面，真实，独立于观察者的意义上，机械计算机不进行计算。机械计算机经历了一系列电子状态的转变，我们可以用计算方式进行解释。这些电子状态的转变是绝对的或与观察者无关，但计算是相对于观察者的。物理状态的转换只是电序列，除非某些有意识的主体可以对它们进行计算解释。……]中发生的一切根本没有心理现实。计算机]。“[28]

塞尔（Searle）写道：“ [A]数字计算机是一种语法机器。它操纵符号并且不执行任何其他操作。因此，通过设计将通过图灵测试的计算机程序来创造人类智能的项目……经过适当编程的计算机具有语法[构造或转换语言符号和单词的规则]，但是没有语义[含义的理解] ……另一方面，思想具有心理或语义内容。” [29]

与Searle一样，西雅图Allen脑科学研究所的首席科学家兼总裁Christof Koch也对“智能”机器获得意识的可能性表示怀疑，因为“即使最复杂的大脑模拟也不太可能产生意识”。情怀。”根据Koch的说法，“出于伦理原因，机器是否可以变得具有[重要性]。如果计算机通过自身的感觉来体验生活，那么它们将不再纯粹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其目的是……对人类的有用性。 [全球神经工作空间理论]，它们从单纯的物体变成主题……以一种观点……。一旦计算机的认知能力与人类相抗衡，它们推动法律和政治权利的冲动将变得不可抗拒–不被删除，不被抹去记忆，不遭受痛苦和退化的权利，综合信息理论（IIT）所体现的另一种选择是，计算机将仅是超精密的机器，像鬼一样的空壳，没有我们最有价值：生活本身的感觉。”</ref>

心理学和神经科学教授加里·马库斯（Gary Marcus）指出了迄今为止人工智能不可逾越的绊脚石：无法可靠消除歧义。 “ [V] [人们产生的]每句话实际上都是模棱两可的，常常有多种方式。我们的大脑善于理解语言，以至于我们通常不会注意到。” [32]一个著名的例子被称为“代词歧义消除问题”。 “（“ PDP”）：机器无法确定句子中的代词是指谁或什么，例如“他”，“她”或“它”。[30]

计算机科学家佩德罗·多明戈斯（Pedro Domingos）写道：“人工智能就像自闭症专家一样，并且在可预见的将来还会如此。……人工智能缺乏常识，并且很容易犯人类永远不会犯的错误……它们也很容易接受我们的指示。从字面上看，确切地给了我们我们所要的而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31]

“人工智能”是“机器智能”的同义词。 AI程序对给定任务的适应性越强，则对其他特定任务的适用性就越差。如果可行的话，抽象的AI通用情报是遥不可及的前景。梅兰妮·米切尔（Melanie Mitchell）指出，一个名为AlphaGo的AI程序击败了世界上最好的Go播放器之一，但其“智能”不可转让：除Go之外，它无法“思考”任何东西。米切尔写道：“我们人类往往高估了人工智能的发展，却低估了我们自身智能的复杂性。”[32]

人类可能无法将其在科学，技术和文化方面的创造性努力外包给机器。

科学的不确定性

主要科学和学术的主要关注点是其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可重复性。在所有的研究领域中，没有一个能够像物理学一样精确。但是即使到那里，研究，观察和实验的结果也不能绝对确定，必须概率性地加以处理。因此，从统计学上来说。.[33]

1925年，英国遗传学家和统计学家罗纳德·费舍尔（Ronald Fisher）发表了《研究工作者的统计方法》，使他成为现代统计学之父。他提出了一项统计测试，总结了数据与给定的提议模型的兼容性，并产生了“p值”。他建议追求p值低于0.05的结果，而不是浪费时间在高于该值的时间上。因此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即p值小于0.05构成“统计显着性”，即“显着”结果的数学定义。[34]

从那时起，使用p值来确定实验结果的统计显着性，已经在许多科学领域，尤其是在实验经济学，生物医学研究和心理学中，对确定性的幻想和可再现性危机做出了贡献。[35]

每个统计模型都依赖于一组关于如何收集和分析数据以及研究人员决定如何展示其结果的假设。这些结果几乎总是以零假设重要性检验为中心，该检验产生p值。这样的测试不能直面事实，而是倾斜地进行：重要性测试旨在仅表明给定研究领域是否值得进一步追求。它没有说假说成立的可能性有多大，而是提出了一个替代性的问题：如果假说是假的，那么数据将不太可能出现？ p值反映的“统计显着性”的重要性可能被夸大或过分强调-小样本容易发生这种情况。这导致了复制危机。[33]

一些科学家提倡“重新定义统计意义”，将新发现的阈值从0.05更改为0.005。其他人则说，重新定义是没有用的，因为真正的问题是阈值的存在。[36]

一些科学家更喜欢使用贝叶斯方法，这是一种更直接的统计方法，该方法采用初始信念，添加新证据并更新信念。另一种替代方法是使用意外的数学量，该数学量调整p值以产生信息位（如计算机位一样）；从这个角度来看，0.05是一个较弱的标准。[36]

当罗纳德·费舍尔（Ronald Fisher）在20世纪初接受“重要性”的概念时，它的意思是“表示”而不是“重要”。自那以后，统计“重要性”就获得了对实验结果有效性的过度信任。统计学家安德鲁·盖尔曼（Andrew Gelman）说：“最初的罪过是人们在不合适的时候想要确定性。”莉迪亚·丹沃思（Lydia Denworth）写道：“最终，一种成功的理论要反复经受数十年的审查。” [36]

越来越多地关注开放科学的原理，例如发表更详细的研究方案，并要求作者遵循预先指定的分析计划，并在其偏离计划时进行报告。[36]

发现

发现和发明

在弗洛里安·扎纳涅基（Florian Znaniecki）发表他的1923年论文（提议创建一个研究科学领域的实证研究领域）之前的五十年，亚历山大·格沃瓦奇（Aleksander G?owacki，以他的笔名Boles?aw Prus出名）提出了相同的建议。在1873年的公开演讲“关于发现与发明”中，[37] 普鲁斯说： 普鲁斯将“发现”定义为“从已经存在并存在于自然界中的东西中发现，但以前人们对此一无所知” [38]同时，“发明”的定义是“制造先前不存在的东西，以及大自然本身无法制造的。普鲁斯认为，“发明和发现是自然现象，因此要遵守某些法律。”这些是“渐进性”，“依赖性”和“组合性”定律。[39]

1. “渐进定律”。没有发现或发明立即完善，而是逐步完善。 同样，发明或发现不是一个人的工作，而是许多人的工作，每个人的贡献都不大。[40]同时，a）由于每项发现和发明都需要完善，因此，我们不要仅为发现或发明全新事物而感到自豪，而还要努力改善或更确切地了解已知和已经存在的事物。b）相同的渐进定律表明了专家培训的必要性。 谁能完善一只手表，哪怕不是一个拥有丰富综合知识的制表师呢？ 如果不是博物学家，谁能发现动物的新特征？[39]

2. “依赖法则”。一项发明或发现取决于某些已知发现和发明的先前存在。 ……如果土星的环只能通过望远镜看到，那么必须先发明望远镜才能看到环。[41]a）不应驳斥任何发明或发现，即使是看似没有价值的发明或发现，因为以后可能会证明该特定琐事非常有用。似乎没有比针头更简单的发明了，但数以百万计的人的衣服和数百万裁缝的生计取决于针头的存在。 如果不久前就发明了这种针，就连今天漂亮的缝纫机也将不复存在。b）依赖法告诉我们，今天不能做的事，以后可以做。 人们对可容纳许多人和包裹的飞行器的建造进行了很多考虑。 这样的机器的发明将尤其取决于发明一种像纸一样轻，像钢一样坚固和耐火的材料。

3. “结合定律”。任何新发现或发明都是早期发现和发明的结合，或以它们为基础。 当我研究一种新的矿物质时，我会对其进行检查，闻到，品尝到……我将矿物质与天平和火混合在一起……通过这种方式，我可以了解到更多的矿物质。 [42] 他指出 a）任何想成为成功发明家的人都需要了解很多知识，涉及最广泛的领域。因为如果一项新发明是早期发明的组合，那么发明人的思想便是各种看似无关的事物首次结合的基础。例如：蒸汽机结合了拉姆福德的双锅炉，泵和纺车。锌，铜，硫酸，磁铁，时钟机制和紧急消息之间有什么联系？所有这些都必须在电报的发明者的脑海中汇集在一起??……发明的数量越多，新发明者必须知道的越多。首先，最早，最简单的发明是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发明的，但是今天的发明，尤其是科学发明，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产物。[43]b）第二个必然结果涉及希望拥有发明家的社会。我说过，通过结合最多样化的对象创造出一项新发明。让我们看看这将带我们到哪里。假设我想进行一项发明，有人告诉我：拿起100个不同的物体并使它们彼此接触，一次是两个，然后是三个，最后是四个，那么您将到达一个新发明。想象一下，我拿起一根燃烧的蜡烛，木炭，水，纸，锌，糖，硫酸等，总共100个对象，并将它们彼此结合在一起，即一次使前两个对象接触：木炭每次都会看到一个现象：因此，在火中，糖会融化，木炭会燃烧，锌会变热，等等上。现在，我将一次使三个物体接触，例如糖，锌和火焰。木炭，糖和火焰；硫酸，锌和水；等，我将再次体验现象。最后，我一次接触了四个对象，例如糖，锌，木炭和硫酸。表面上，这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方法，因为以这种方式，我不仅可以做出一项发明，而且可以做出十二项发明。但是这样的努力会不会超出我的能力范围？当然可以。一百个物体，以二，三和四相结合，将构成超过400万个组合；因此，如果我每天进行100种组合，那么我将花费110年以上的时间才能耗尽所有组合！但是，如果我自己不能完成任务，那么将有一大批人。如果我们有1000人在一起产生我所描述的组合，那么任何一个人只需要进行4,000多个组合即可。如果我们每个人每天只进行10个组合，那么我们在一起将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内完成所有这些组合：1,000人将发明一项单人必须花费110年以上才能做出的发明……[44]结论是非常明确的：一个想要凭借其发现和发明而享誉世界的社会必须在每个知识领域都拥有大量的人才。一个或几个有学识和天才的人今天什么都没有，或者几乎没有什么意义，因为现在一切都是由大量人完成的。我想提供以下比喻：发明和发现就像彩票；并非每个玩家都赢，但是从众多玩家中必须赢得一些。关键不是约翰或保罗，因为他们想发明一个发明并且因为他们为之努力而应该发明一个发明。但是，在成千上万的人想要一项发明并为之努力的地方，该发明必须出现，就像无支撑的岩石必须倒在地上一样。

但是，普鲁斯问道：“是什么力量驱使[调查人员]辛劳而又常常令人沮丧的努力？这些人将通过什么线索来探索迄今为止尚未探索的研究领域？”普鲁斯（Prus）认为，随着时间的流逝，发现和发明的增加改善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并扩大了人们的知识水平。 “文明社会的这种逐步进步，对自然界中存在物体的知识的不断增长，工具和有用材料的不断增长，被称为进步或文明的增长。” 相反，普鲁斯警告说：“不发明或不知道如何使用发明的社会和人民，过着悲惨的生活，最终灭亡。” [44]

科学的可重复性

科学事业的基本特征是结果的可重复性。香农·帕鲁斯（Shannon Palus）写道：“几十年来，……在某些领域，文学的（相当一部分）显然是错误的……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这有效地破坏了科学事业，并且每年浪费全世界数十亿美元的资源。反对可重复性的军事行动是科学家不愿共享技术，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优势会丧失给其他科学家。而且，科学期刊和权属委员会倾向于奖励令人印象深刻的新成果，而不是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逐步取得进步。悄悄地对他人的工作进行事实检查或花费更多时间以确保其他研究人员易于理解自己的实验方案的科学家，对自己没有什么好处。[45]

为了提高科学结果的可重复性，有人建议研究资助机构只资助那些包括使工作透明化的计划的项目。 2016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引入了新的应用说明并审查了问题，以鼓励科学家提高可重复性。 NIH要求提供更多有关该研究如何以先前工作为基础的信息，以及可能影响该研究的变量列表，例如动物的性别-先前被忽视的因素，导致许多研究将雄性动物中发现的现象描述为普遍现象。[46]

同样，期刊和审稿人也可以提出资助者可以事先提出的??问题。一种解决方案是“注册报告”，即对研究进行预先注册，科学家可以在进行实际研究之前提交研究分析和设计计划，以供发表。然后，同行评审会评估该方法，期刊承诺将打印结果，无论结果如何。为了防止过度依赖预先注册的研究（这可以鼓励更安全，更少冒险的研究，从而过度纠正问题），可以将预先注册的研究模型与传统的以结果为中心的模型结合起来使用，有时可能会更多对偶然发现友好。[46]

重新发现

2016年《科学美国人》的一份报告强调了重新发现在科学中的作用。印第安纳大学布卢明顿分校的研究人员梳理了上个世纪发表的2200万篇科学论文，发现了数十种“沉睡美女”，这些研究在被人们注意到之前已经休眠了很多年。[47] 持续时间最久的顶级发现，后来受到了科学家的最强烈关注，它们来自化学，物理和统计学领域。处于休眠状态的研究结果被其他学科（例如医学）的科学家唤醒，以寻求新的见解，并且能够测试曾经理论的假设。[85]由于科学文献的可及性越来越高，“睡美人”将来可能会变得更加普遍。《科学美国人》报告列出了15个最美的睡美人：化学7个，物理5个，统计2个和冶金1个。示例包括：

赫伯特·弗伦德里希（Herbert Freundlich）的“关于溶液中的吸附”（1906年），是当原子或分子粘附于表面时的第一个吸附数学模型。如今，工业环境中的环境修复和净化都严重依赖吸附。[47]

爱因斯坦（A. Einstein），波多尔斯基（B. Podolsky）和罗森（N. Rosen），“物理现实的量子力学描述可以被认为是完整的吗？”物理评论，第一卷。 47（1935年5月15日），第777–780页。这个量子物理学中著名的思想实验-在作者姓氏缩写之后，现在被称为EPR悖论-在首次提出时就进行了理论讨论。直到1970年代，物理学才有了实验方法来测试量子纠缠。[47]

J [ohn] Turkevich，P。C. Stevenson，J。Hillier，“胶体金合成中成核和生长过程的研究”，讨论。法拉第。 Soc。，1951年，第11页，第55-75页，解释了如何将金纳米颗粒悬浮在液体中。它的唤醒归功于医学，该医学现在使??用金纳米颗粒来检测肿瘤和递送药物。[47]

William S. Hummers和Richard E Offeman，“石墨氧化物的制备”，《美国化学学会杂志》，第1卷。 80号6（1958年3月20日），第2页。 1339年，引入了悍马方法，这是一种制造氧化石墨的技术。最近对石墨烯潜力的关注使1958年的论文受到关注。氧化石墨可以作为二维材料的可靠中间体。[47]

多重独立发现

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指出，科学中“多重独立发现”的发生。社会学家罗伯特·K·默顿（Robert K. Merton）将这样的“多重性”定义为实例，其中相互独立工作的科学家也做出了类似的发现[48] “有时候发现是同时发生的，或者几乎是同时发现的；有时，科学家会做出一个新发现，而对于他来说，未知的是，别人是几年前做出的。”[49][50] 多个独立发现的常见例子是17世纪艾萨克·牛顿，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兹等人独立地演算微积分；[51] the 18th-century independent discovery of oxygen by Carl Wilhelm Scheele, Joseph Priestley, Antoine Lavoisier, 卡尔·威廉·谢尔，约瑟夫·普里斯特利，安东尼·拉瓦锡等人在18世纪独立发现了氧气；以及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和阿尔弗雷德·罗素·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在19世纪独立提出的物种进化理论。[52]

默顿将“多个”与“单个”进行了对比，这一发现是由单个科学家或一组科学家共同努力而独特地做出的。[53] 他认为，代表科学的共同模式的是多种发现，而不是独特的发现。[54]

科学史上的多项发现为科学技术的进化模型提供了证据，例如模因论（对文化的自我复制单元的研究），进化认识论（将生物进化的概念应用于人类知识的增长研究）。 ）和文化选择理论（以达尔文方式研究社会学和文化进化）。重组DNA启发的“范式范式”，描述了“重组概念化”的机制，预示着通过跨越已有的概念和事实而产生了一个新概念。这就是当有人说科学家，学者或艺术家已被另一人“影响”时的意思。从词源上讲，后者的概念已“渗入”了前者的思想。[55]

可以将多重独立发现和发明的现象看作是Boles?awPrus的渐进，依赖和组合三个定律的结果（请参见上文的“发现与发明”）。反过来，前两个定律可以看作是第三定律的推论，因为渐进定律和依赖定律意味着在必须结合某些理论，事实或技术的情况下，某些科学或技术的进步是不可能的。产生特定的科学或技术进步。

技术

技术将发现应用于实际问题中-在经济学家罗伯特·J·戈登（Robert J. Gordon）所确定的跨度到1970年的“特殊世纪”中显示出惊人的加速。他写道，那时，现代生活中的所有关键技术到位：卫生，电力，农业机械化，高速公路，航空旅行，电信等。 iPhone是21世纪的一项标志性技术。同时，在原型阶段还停留着许多广为人知的潜在重大技术，包括自动驾驶汽车，飞行汽车，增强现实眼镜，基因疗法和核聚变。戈登写道，二十一世纪的迫切目标是通过开发负担得起的零排放和负排放技术来消除上一次伟大技术繁荣的某些后果。[56]

技术是用于生产商品或服务或实现目标（例如科学研究）的技术，技能，方法和过程的总和。自相矛盾的是，有时人们认为，如此构想的技术占据了最终地位，甚至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劳拉·格雷戈（Laura Grego）和戴维·赖特（David Wright）在2019年《科学美国人》杂志上写道，观察到：“当前的美国导弹防御计划主要是由技术，政治和恐惧所驱动。导弹防御将无法使我们摆脱对核武器的脆弱性。事态发展将阻止进一步削减核武库，并可能刺激新的部署，从而为采取实际措施降低核风险创造了障碍。”[57]

科学心理学

习惯

耶鲁大学物理学家，天文学家Priyamvada Natarajan撰写了Urbain Le Verrier和John Couch Adams在1846年几乎同时发现的海王星行星（早在1612年伽利略·伽利莱（Galileo Galilei）之后，其他天文学家就不知不觉地观察了该行星），评论道：

这一事件只是证明科学不是一个热情，中立和客观努力的众多事件之一，而是其中观念和个人抱负的激烈冲突经常与偶然性相结合以推动新发现的过程[58]

自我驱动力

一个实际的问题涉及使某些人在其工作领域中取得非凡成就的特征，以及如何培养这种创造力。创新策略的学生梅利莎·席林（Melissa Schilling）已经发现了八位自然科学或技术领域的主要创新者共有的一些特征：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90），托马斯·爱迪生（1847–1931），尼古拉·特斯拉（1856–1943），玛丽亚·斯科沃德斯卡（MariaSk?odowska）居里（1867–1934），迪安·卡门（生于1951年），史蒂夫·乔布斯（1955–2011），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879–1955）和埃隆·马斯克（生于1971年）。[59]

席林选择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的创新者，而不是其他领域的创新者，因为她发现人们对自然科学和技术的重要贡献比对艺术或音乐的共识更大。[60] 她进一步将集合限制为与多项创新相关的个人。 “当一个人仅与一项主要发明相关联时，要知道该发明是由发明人的个人特征还是仅仅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位置引起的，就更加困难。”[61]

这八个人都很聪明，但是“不足以使某人成为连续的突破性创新者。” [59] 几乎所有这些创新者都表现出很高的社会独立性或分离性（本杰明·富兰克林是一个明显的例外）。.[62] “他们的孤立意味着他们较少受到主导思想和规范的影响，而他们的不归属感意味着即使受到主导思想和规范的影响，他们通常也不太倾向于采用它们。”[63] 从很小的时候开始，他们都对克服障碍的能力表现出了极大的信心，这就是心理学所说的“自我效能感”。[63]

“席林（Schilling）写道，其中[大多数]是受唯心主义驱使的，这一崇高目标比其自身的舒适，声誉或家庭更为重要。尼古拉·特斯拉（Nikola Tesla）希望通过无限的自由能源使人类摆脱劳动，并通过全球和平实现国际和平。沟通；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希望解决世界的能源问题，并在火星上殖民化；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正在通过平等主义，宽容，勤奋，节制和慈善的理想寻求更大的社会和谐与生产力。只有在包括妇女在内的所有波兰人追求教育和技术进步的情况下，才能保存在沙皇俄国统治下的妇女。”[64]

大多数创新者还孜孜不倦地工作，因为他们发现工作非常有意义。有些人对成就有很高的要求。许多人似乎也发现工作是自动完成的，这是为了自己的报酬。[103]突破性创新者中令人惊讶的很大一部分是自学成才的人（自学成才的人），并且在课堂上比在室内要好得多。[65] 突破性创新者中令人惊讶的很大一部分是自学成才的人（自学成才的人），并且在课堂上比在室内要好得多。[66]

席林写道：“几乎所有突破性创新都是从一个不寻常的想法或打破传统观念的信念开始的……。但是，仅凭创意几乎是远远不够的。许多人都有创意，甚至是出色的创意。但通常我们缺乏采取这些想法的时间，知识，金钱或动力。”通常很难获得他人的帮助来实施原始思想，因为这些思想最初通常很难被他人理解和重视。因此，每一个突破性创新者都表现出非凡的努力和毅力。[67] 即便如此，希林写道，“在正确的时间在正确的位置仍然很重要”。[68]

领导力

与先前的研究表明，较高的智力可以使各个领域的领导者取得更好的成就相反，后来的研究表明，在一定程度上，较高的智商可以被视为有害。[69] 几十年前，心理学家迪安·西蒙顿（Dean Simonton）提出，精明的领导人的话可能会打动人们的头脑，他们的解决方案实施起来可能更复杂，追随者可能很难与他们建立联系。最后，他和两位同事在2017年7月的《应用心理学杂志》上发表了该假设的实际检验结果。.[69][70]

这个研究，研究了30个国家/地区的379名男女商业领袖，包括银行，零售和技术领域。经理们参加了智商测试，这是许多方面的不完美但可靠的业绩预测指标，并且平均每8位同事对他们的领导风格和效率进行了评估。智商与领导效能，策略形成，远见及其他一些特征的评估呈正相关（在一定程度上）。评分最高时达到智商约120，高于约80％的上班族。除此之外，收视率下降了。研究人员建议，理想的智商在各个领域可能更高或更低，这取决于在给定的工作文化中技术或社会技能是否更受重视。[69]

未参与这项研究的心理学家保罗·萨克特（Paul Sackett）评论说：“对我来说，对这项工作的正确解释是，它强调需要了解高智商的领导者所做的事情，从而导致追随者的看法降低。错误的解释是“ [不要雇用高智商的领导者。” [69] 该研究的主要作者，心理学家约翰·安托纳基斯（John Antonakis）建议，领导者应利用自己的智慧来产生创造性的隐喻，以说服和启发他人。 Antonakis说：“我认为一个聪明的人能够恰当地发出自己的智慧并仍然与人们保持联系的唯一方法就是以超凡魅力的方式说话。”[69]

科学社会学

研究问题的选择

(A)一项研究衡量了2010年MEDLINE（医学数据库）发表的所有新药物的发现效率。该模型没有考虑特定实验的难度或费用的差异。这个全球科学战略的效率图体现了新发表的生物化学新通路（横轴）与平均实验次数（纵轴）之间的关系。与此对应的，可以制作药物之间的网络图。研究者使用了各种假想的策略效率来与现实情况的策略效率来进行对比，用完全随机，以及50％和100％发现最佳网络的优化策略。纵轴上的较低值表示更有效的策略，进行新发现的模式并不是最优的。实际策略最适合发现13％的化学网络，而50％优化的策略对于发现50％的化学网络有效，但两者都不如揭示整个网络的100％最佳策略一样好。 （B）现实中药物发现网络可以被绘制成图表的形式。该策略诞生的新连接是围绕着一些“重要的”、高度相关的化学物质进行的研究，如图中的热点，但是100%效率的研究策略则显示了更加均匀的发现规律，并且不太可能在科学可能性的空间中“从众”。

科学家如何决定研究哪些研究问题？科学社会学家早就推测，这些选择是由进行传统研究和创新的风险之间的紧张博弈而决定的。坚持其领域研究传统的科学家通常会通过发布一系列稳定不断的研究成果来推动重心话题的究进程，从而显得富有成效。

但是，太过专注某一议题可能会限制研究人员感知和抓住机会的能力。这些机会可以找出促进该领域发展的新想法。例如，一个研究生物医学家选择新型化学药品和已有化学药品关系的案例研究表明，随着研究领域的成熟，研究人员越来越多的关注已有的知识。

虽然创新文章往往比保守文章产生更大的影响，但高风险、高创新的策略却很少见，因为额外的奖励并不能弥补发表失败的风险。奖励和荣誉似乎能够作为，抵制保守倾向的主要激励因素，它们能够打破传统，给予人们新的惊喜。尽管有许多因素影响着科学家要做的工作，但是在科学事业中控制研究兴趣变化的宏观模式是明显有迹可循的，这些规律就隐藏在科研和科学家的职业道路中。

科学家对研究课题的选择主要影响了他们的个人事业以及依赖他们的人的职业生涯。然而，科学家群体的决策有时候在决定科学发现方向上作用更大。研究策略保守意味着个人职业发有稳定良好的前景，但对整个学科的促进效果较差。这种策略被名为文件抽屉问题（file drawer problem）的现象放大了：与已建立的假设不一致的结果很少被发表，导致已发表研究的系统性偏见。站不住脚的和虚假的内容有时甚至被奉为经典。

文件抽屉问题： 指研究员对参考文献的选择偏见，与研究目的不符的文献会停留在抽屉里而不是拿出来作为参考。

（谢选骏指出：我则排除个人好惡而尽力保存各方文献。）

更多大胆的假设可能已被几代科学家测试过，但只有那些成功足以产出文章的人才能为我们所知。解决这个保守陷阱问题的一种方法是敦促资助机构主动赞助那些测试全新假设的风险项目，让特殊利益群体承担起针对特殊疾病的研究。

定量分析结果表明，美国生物医学资源的分配是与历史分配和研究相关，而不是与疾病实际问题严重程度相关的，指出了生物医学需求与资源之间的系统性错位。这种错位使人们怀疑资助机构在没有额外监督，激励和反馈的情况下，由嵌入稳固习惯的科学家经营着的这些资金能多大程度上影响科学的发展。

针对文章和专利的分析共同证明了科学发现和发明中的罕见组合倾向于获得更高的引用率。跨学科研究是一个标志性的重组过程; 因此，历史上不相关的思想和资源的成功结合对跨学科研究至关重要，往往反直觉，并导致了具有高度影响力的新思想。不过，从基金申请的证据表明，面对真正新颖的或跨学科的研究议题的时候，专家评估系统通常给予较低的分数。

最具影响力的科学工作主要出自常规内容的组合，但它同时也出自不寻常的组合。这种类型的论文获得高引用率的可能性是其两倍。换句话说，新的和既有元素的混合是成功科学进步的最安全的途径。

职业选择

在知识生产和利用的广阔市场背景下，各种学术职业出现了。所以，科学的职业成绩不仅被研究个人激励和边际生产力（相对增益与精力），也在机构激励和竞争两方面的背景下被检验着。需要组合高内容分辨率的个人、地理和时间的大型元数据库 metadata 来构建可以从不同角度分析的职业轨迹。例如，一项研究发现，容忍早期失败的资助计划（奖励长期成功）比短期审查周期的资助更有可能产生影响力大的发表文章。

具有时间尺度的竞争交互系统是复杂系统科学中的经典问题。科学的多角度性质是生成模型的驱动力，这种模型能突出了政策的意外后果。例如，职业发展模型表明，短期合同是生产力波动的重要原因，因为这通常会导致某事业的突然结束。

生产力和职业长度的差异可以解释男女科学家之间的合作模式和招聘率上的差异。另一方面，实验证据表明，对女性的偏见发生在职业阶段的早期。当性别在一组申请人的履历中被随机分配时，招聘委员会系统性轻视女性候选人的成果。

迄今为止，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相对较小的样本上，改进和编制大规模科学家数据集，利用来自不同来源信息（例如，出版记录，拨款申请和奖励），将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不平等的原因。建立可以为政策解决方案提供信息的动机模型。

科学家的流动性是提供多元职业机会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之一。大多数针对人才流动性的研究都集中在量化国家或地区的人才流入和流出上，这种研究尤其发生在政策变化之后。然而，对个人流动性及其职业影响的研究仍然很少，主要是由于难以获得关于科学家迁移的纵向信息以及流动决策背后原因的说明。

根据文章引用数量发现，离开原籍国家的科学家，比起那些没有离开的，在文章引用量上表现更好。这可能源于一种选择偏好：好的学者（有能力出国）容易获得更好的职位（更强的团队）。此外，科学家倾向于在名声对等的机构之间移动。然而，当通过引用来量化科学家跳槽影响时，没有发现系统的增加或减少，即使科学家搬到一个相当高或低级别的机构。换句话说，产生影响的不是机构而是组成机构的个体研究人员。

另一个影响职业的潜在因素是名声，以及它为出发点审核文献、评估提案和决策带来的两难困境。作者的声誉，以其先前产出的总引用量来衡量能够显着提高该论文在出版后的头几年所得的引用次数。然而，在这个初始阶段之后，影响取决于科学界对工作的接受程度。这一发现以及引文的工作表明，对于富有成效的科学事业而言，声誉不是第一生产力，努力工作，天分和知难而进才是驱动因素。

和政策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创造力和创新是否与年龄或职业阶段有关。对优秀研究人员和创新者的数十年研究认为，重大突破发生在职业生涯中相对较早的阶段，其中位年龄为35岁。

但是，最近的工作表明，早期职业发现的这种充分记录的倾向完全由生产力倾向解释，生产力在科学家的职业生涯的早期阶段很高，并且后来下降。换句话说，创新中没有年龄模式：学者引用最多的论文可以是他或她的任何论文，与论文发表时的年龄或职业阶段无关。描述影响力发展的随机模型也表明，突破是由科学家的能力和挑选具有高潜力的问题直觉与运气相结合而产生的。

专业化

学术专业化可为科学技术带来巨大利益。但是，过于狭窄的专业化可能成为传统学科之间生产合作的障碍。

2017年，詹姆斯·哈里斯·西蒙斯（James Harris Simons）是著名的数学家，世界上最大的对冲基金之一的退休创始人，在其非营利性企业Flatiron Institute成立了该公司。帮助人类。[71] 他建立了天体物理学，生物学和量子物理学研究的计算部门，[72] 以及建立气候建模的跨学科部门，将地质学，海洋学，大气科学，生物学和气候学联系起来。[73]

后者是Flatiron Institute的第四部门，其灵感来自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生物地球学家”约翰·格罗辛格（John Grotzinger）在2017年向研究所领导的演讲中，他解释了气候建模的挑战。格罗辛格（Grottzinger）是历史气候变化的专家，特别是造成二叠纪大灭绝的原因，在此期间几乎所有物种都死了。为了正确评估这一灾难，人们必须既了解岩石记录又了解海洋的组成，但是地质学家与物理海洋学家的互动并不多。格罗辛格与自己最好的合作是与海洋学家共进午餐的结果。气候建模是一个内在的难题，由于学术界的结构分歧而变得更加严重。 “如果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一个保护伞下……这可能会（更快）取得重大突破。”西蒙斯（Simons）和他的团队发现格罗辛格（Grottzinger）的演示文稿令人信服，而Flatiron Institute决定建立其第四和最后一个计算部门。.[73]

科研指导

社会学家哈里特·祖克曼（Harriet Zuckerman）在1977年对美国的自然科学诺贝尔奖获得者进行的研究中，震惊的事实是，到1972年在美国进行过获奖研究的92位获奖者中，有一半以上（48）曾任职于担任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学生，博士后或初级合作者。此外，这48位未来的获奖者总共在71名获奖者的指导下工作。[74]}}

社会粘性确保并非每个合格的新手科学家都能获得最有生产力的科学思想中心。扎克曼写道：“尽管如此，有希望的学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选择与之共事的硕士，而硕士可以在出勤学习的学生群体中进行选择。这种双向分类选择的过程在超精英中尤为明显。该精英的实际成员和准成员选择他们的科学家父母，并选择他们的科学家祖先，就像后来他们选择他们的科学家后代和他们的科学家后代一样。”[75]

祖克曼写道：“精英学徒到本来就是精英学徒的精英大师的行列，等等，无限期地，它们常常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的科学历史，早在1900年之前，那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科学奖将揭开现在的序幕daccess-ods.un.org daccess-ods.un.org作为国际一流的大师和学徒悠久历史链条的一个例子，以出生于德国的英国获奖者汉斯·克雷布斯（Hans Krebs，1953年）为例，他的科学血统可以追溯到他的大师，1931年的获奖者奥托·沃堡（Otto Warburg），沃堡曾与埃米尔·菲斯[her] [185] –1919年研究，他于1902年获得奖金，享年50岁，距授予他的老师阿道夫[1905年]三年了。冯·拜尔[von Baeyer [1835–1917]，现年70岁。这四位诺贝尔大师和学徒有其自己的诺贝尔前学历。他的结构式的思想彻底革新了有机化学，谁是Perh以经常被重述的梦境中有关他在梦中碰到苯的环结构而闻名的aps（1865）。 Kekulé自己曾受过伟大的有机化学家Justus von Liebig（1803-73）的训练，他曾在Sorbonne与大师J.oseph L [ouis] Gay-Lussac的大师（1778-1850）一起学习，他本人曾经对克洛德（Claude）习以为常。路易斯·伯特霍尔特（Louis Berthollet，1748–1822年）。在众多机构和认知成就中，伯特霍尔特帮助创立了écolePolytechnique，并担任埃及拿破仑的科学顾问，并且对我们的目的更重要的是，他与[Antoine] Lavoisier [1743-94]一起修改了化学命名法。” [76]

学术引用

（A）如果每篇论文的引用次数c除以该学科所有论文的平均引用次数c0，那么在同一学科和年份上发表的论文的引用分布，各个学科基本上都是统一的。虚线是对数正态拟合曲线。 （B）1964年发表于“ 物理评论（Physical Review）”的四篇论文的引文历史，根据其独特的动态选择，显示出“跳跃衰变”模式（蓝色），峰值延迟（紫红），引文数量稳定模式（绿色），和引文指数上升（红色）。（C.单个纸）引文由三个参数确定：fitness λ ，immediacy μ ，和longevity σ 。通过适当的（λ，μ，σ）参数重新调整（B）中每篇论文的引用，四篇论文将其合并为一个通用函数，这对所有学科都是相同的。

学术引用仍然是科学中衡量学术成就的主流方式。鉴于对主流引用标准的长期依赖，引文积累的动态规律已被几代学者所验证。根据Price开创性的研究，科学论文引文的分布是高度具有倾向性的：许多论文从未被引用，但开创性论文可以累积10,000或更多的引用。这种不均匀的引文分布是科学变动的一种强大的，自然出现的，革新的属性。当论文按机构分组时，它也成立。并且如果一个论文的引用的次数除以论文同学科同年的平均引文，得到的分数分布是所有学科基本上无区别的。

这意味着通过查看相对引用量可以比较不同学科发表的论文的影响力。例如，一篇收集100篇引文的数学论文比300篇引文的微生物学论文具有更高的学科影响。

分布的尾部信息能够捕捉高影响力论文的数量，揭示驱动引用数量累计的机制。最近的分析表明，它遵循幂律分布。幂律的尾部可以通过累积优势的过程产生，网络科学中将其称为偏好依附 preferential attachment ，表明引用论文的概率随着它已经积累的引用次数增长而增长。

这样的模型可以与引用动力学的其他特征，比如知识的过时共同使用来增强模型说明性。文章引用数量随着时间增加而下降，或者也可以利用一个拟合参数 fitness parameter 对应每个论文对科学界的吸引力。只有一小部分论文不能被以上假设所描述，称为“睡美人”，因为它们在发表后一段时间内都无人问津，但是在经过一段时间后，突然收到大量的关注和引用。

科学合作

社会学家迈克尔·法雷尔（Michael P. Farrell）研究了紧密的创意小组，并写道：“为新愿景奠定基础的大多数脆弱见解不是在整个小组在一起时出现的，不是在成员单独工作时出现的，而是在成员合作并作出回应时出现的。 [77] 弗朗索瓦·雅各布（Fran?oisJacob）与雅克·莫诺（Jacques Monod）一起开创了基因调控研究的先河，他指出，到20世纪中叶，大多数分子生物学研究都是由两人进行的。雅各布写道：“在幻想理论和构建模型方面，两个胜过一个。” “因为有两个专心解决问题的人，想法飞得越来越快。它们在伙伴之间反弹。……在此过程中，幻想很快就被消灭了。”截至2018年，在过去的35年中，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一半已经分配给科学合作伙伴。[78] 詹姆斯·萨默斯（James Somers）描述了Google的顶级软件工程师杰夫·迪恩（Jeff Dean）和桑杰·格玛瓦（Sanjay Ghemawat）之间的非凡伙伴关系。[79]

在自然科学和技术以外的创新活动中，两人合作也很突出。例如，莫奈（Monet）和雷诺阿（Renoir）于1869年联合创作的印象派作品，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和乔治·布拉克（Georges Braque）的六年立体主义合作作品，以及约翰·列侬（John Lennon）和保罗·麦卡特尼（Paul McCartney）在披头士乐队歌曲中的合作。詹姆士·萨默斯（James Somers）写道，“每个人”都具有创造力，但是两个人很少同时这样做。[80]

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可能是历史上最著名的科学二人组成员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和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他们共同发现了遗传物质DNA的结构。在关于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的PBS电视纪录片的结尾，克里克（Crick）在视频剪辑中向沃森（Watson）解释说，他们的合作对他们的发现至关重要，因为当其中一个错了时，另一个会让他挺直。[81]

此外，过去的几十年里，科研对团队合作的依赖程度与日俱增，这代表了科学研究方式的根本转变。对1,990万篇研究论文和210万项专利的作者进行的研究发现了一个几乎是普遍的科研领域的团队化趋势。例如，在1955年，科学和工程团队撰写了与单个作者相同的论文数量。然而到2013年，团队撰写的论文比例增加到90％。

如今，在科学和工程团队撰写的论文有6.3倍的可能获得1000以上的引用，或大于个体论文的引用，这种现象并不能由自我引用 self-citations 来解释。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团队能够提出更多新颖的想法组合或生产其他研究者可以后续使用的资源（例如，基因组学）。

数据表明，团队比单独作者多了38%的可能将科研突破内容组合进熟悉的知识领域，证明了团队可以将不同专业结合在一起的前提，从而有效促进科学的突破。拥有更多的协作意味着通过更多的共同作者提高在学者们之间的可见度，他们可能会因此将彼此的工作引入科研的内部网络中，这方面的强化意味着每个研究员要和同事分享声誉。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平均团队规模一直在稳步扩大。红色虚线表示所有论文中共同作者的平均数; 黑色曲线考虑那些引用数高于领域平均值的文章的团队平均大小。黑色曲线系统地位于红色虚线之上，这意味着大型团队比小型团队更容易产生高影响力的工作。每张图表对应WoS规定的一个学科大类（A）科学与工程，（B）社会科学，（C）艺术与人文科学

平均而言，来自大型团队的研究员可以在各种领域获得更多的引用。研究表明，小型团队倾向于用新想法和机会变革科学和技术，而大型团队则推动现有的研究的进程。因此，资助和培养各种规模的团队来缓和科学的官僚化可能很重要的。 同时，团队大小也在以平均每十年17％的速度增加，这个变化趋势因团队的底层架构已经变化。科学团队包括小型，稳定的“核心”团队和大型团队，动态扩展的团队。大多数领域不断增加的团队规模是由动态扩展团队的不断扩增而产生的，扩展团队从小型核心团队开始，但随后通过生产力为基础的原始积累吸引新成员。规模是团队生存策略的关键决定因素：如果小团队保持稳定的核心，那么他们的存活时间会更长，但大团队表现出会员流动机制，才能存活更长时间。

随着科学的加速和日益复杂，扩展知识前沿所需的工具在规模和精度上都日益提升。对大多数个人调查员来说，研究工具价值过高，有价无市，但对大多数机构来说也是如此。学术合作一直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方案，这样就能将资源更多集中到科研上。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是世界上最大和最强大的粒子对撞机，她的诞生不能忽视学术合作，来自100多个国家的10,000多名科学家和工程师参与了这台对撞击的建立。然而，随着规模的增加，与“大科学”相关的价值和风险的权衡随即产生。尽管可以解决更大的问题，但是科学重复性问题要求你重复实验，这可能在实际上或经济上不可行。

合作者会对科学产生巨大影响。根据最近的研究，失去明星合作者的科学家会经历生产力的大幅下降，特别是如果这位散伙的合作者是一位普通的研究人员的情况下。与极强合作者合作的发表文章平均引用次数会增加17％，这表明职业合作的价值。

鉴于研究论文中作者的数量越来越多，谁应该并且确实获得最多的名誉？科学中名誉的错误分配的经典理论是马太效应，其中参与合作工作的较高地位的科学家因其贡献而获得超额名誉。为协作参与人员分配信誉是很困难的，因为不能轻易区分个人贡献。但是，有可能检查共同作者论文的共同模式，以确定群体中的每个共同作者分配的信誉。

政策

大科学

被称为“大科学”的东西来自美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曼哈顿计划，该计划生产了世界上第一枚核武器。自那时以来，“大科学”就与物理学联系在一起，这需要大量的粒子加速器。在生物学领域，Big Science于1990年通过“人类基因组计划”首次亮相，以对人类DNA进行测序。 2013年，美国宣布了一项BRAIN计划，而欧盟宣布了一项人脑计划，神经科学成为了大科学领域。以色列，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和中国也宣布了新的重要脑研究计划。[82]早期成功的“大科学”项目使政治家，大众媒体和公众习惯于以有时不受批评的眼光看待“大科学”计划。[83]

美国的BRAIN计划的灵感来自对精神障碍的蔓延和成本的担忧，以及对诸如遗传遗传学之类的新型大脑操纵技术的兴奋。[126]经过一些早期的错误尝试之后，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让该国的大脑科学家定义了BRAIN Initiative，这导致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跨学科计划，以开发新的技术工具来更好地监视，测量和模拟大脑。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的同行评审过程确保了研究的竞争。.[83] 在欧盟，欧盟委员会的“人脑计划”开创了一个艰难的开端，因为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考虑使人们对该计划的最初科学计划的可行性（主要是基于神经回路的计算机模型）的可行性产生疑问。四年前，即2009年，由于担心欧盟在计算机和其他技术方面会进一步落后于美国，欧盟已开始为大型科学项目发起竞争，而人脑项目的初始计划似乎是一个合适的选择用于可能在先进技术和新兴技术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欧洲计划。[83] 仅在2015年，在800多名欧洲神经科学家扬言要抵制欧洲范围的合作之后，人类大脑项目就引入了一些变化，用科学的思维取代了许多最初的政治和经济考虑.[84]

基金资助

政府资助

微软前首席技术官，微软研究院创始人内森·迈尔沃尔德（Nathan Myhrvold）认为，基础科学的资金不能留给私营部门-“没有政府资源，基础科学就会停滞不前。”[85] 他指出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于1915年发表的广义相对论并没有在尤里卡时代从他的大脑中全面发展。他从事了多年，最终由与数学家戴维·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的对决而最终完成。.[85] T几乎任何标志性的科学发现或技术发明（包括灯泡，晶体管，DNA甚至是互联网）的历史都表明，具有突破性意义的著名名字“仅比竞争对手领先几步”。一些作家和民选官员利用这种“平行创新”现象来反对基础研究的公共资助：他们认为，政府应将其留给公司来资助他们需要的研究。[85]

尔沃尔德写道，这样的论点是危险的错误：没有政府的支持，大多数基础科学研究将永远不会发生。 “对于那种纯粹的研究，最明显的事实是……已经产生了……巨大的智力收益，却没有任何利润，例如使希格斯玻色子带给我们的工作，或者对超大质量黑洞位于中心的理解。银河系，或在土星卫星土卫六上发现甲烷海的手段公司研究实验室曾经做过这样的工作：大爆炸的实验证据是在AT＆T的贝尔实验室发现的，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不见了。”[85]

Myhrvold写道，即使是在材料科学和计算机科学等应用领域，“公司现在也了解基础研究是慈善的一种形式，因此他们避免了。”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创造了晶体管，但这项发明为英特尔和微软赚了数十亿美元。施乐PARC工程师发明了现代的图形用户界面，但苹果和微软却从中受益匪浅。 IBM研究人员率先使用巨磁阻来提高硬盘容量，但很快将磁盘驱动器业务输给了希捷和Western Digital。.[85]

公司研究人员现在必须将注意力集中在可以迅速带来收入的创新上。否则，研究预算将无法为公司的投资者辩护。 “那些相信以利润为导向的公司会无私地为具有广泛利益的基础科学付出代价的人，但他们主要是对他人而不是对一代人来说是幼稚的。……如果政府将其交给私人部门来支付基础研究，大多数科学将陷入停顿。幸存的研究大部分将秘密进行，因为担心将下一件大事交给竞争对手。” [85]

私人资助

马克斯·D·马克斯（D.T. Max）提出了关于科研经费的补充观点，他撰写了Flatiron研究所 Flatiron Institute ，该研究所于2017年在曼哈顿成立，旨在为科学家提供数学帮助。熨斗研究所由数学家詹姆斯·哈里斯·西蒙斯（James Harris Simons）建立，他曾使用数学算法使自己成为华尔街的亿万富翁。该研究所设有三个计算部门，分别致力于天体物理学，生物学和量子物理学，并且正在致力于气候建模的第四部门，该部门将涉及地质，海洋学，大气科学，生物学和气候学的接口。[73]

Flatiron Institute是科学研究走向私人资助研究趋势的一部分。在美国，传统科学传统上是由大学或政府资助的，但是私人机构通常更快，更集中。自1990年代以来，当硅谷开始培养亿万富翁时，美国各地的私人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冒出。1997年，拉里·埃里森（Larry Ellison）创立了埃里森医学基金会，以研究衰老的生物学。保罗·艾伦（Paul Allen）于2003年创立了艾伦脑科学研究所。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在2010年成立了施密特海洋研究所。[86]

这些机构做得很好，部分是通过提供更严格的系统的替代方案。但是私人基金会也有责任。富裕的捐助者倾向于将资金用于个人的热情。基金会不收税；否则，支持他们的大部分资金将流向政府。[86]

资助偏见

约翰·P·A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Ioannidis写道：“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我们进行，评估，报告和传播研究的某些方式非常无效。2014年，《柳叶刀》上的一系列论文……估计有85％生物医学研究的投资被浪费了。许多其他学科也有类似的问题。”[87]约阿尼迪斯指出了一些破坏科学企业效率的科学资助偏见，并提出了解决方案：为太少的科学家提供资金：“ [科学研究]的巨大成功很大程度上是运气以及艰苦努力的结果。目前享有巨额资金的研究人员不一定是真正的超级巨星；他们可能是最有联系的人。”解决方案：“使用彩票来决定要资助的拨款申请（可能在基本审查通过之后）。……将资金从老年人转移到年轻的研究人员……” [87]

透明性无济于事：“许多科学协议，分析方法，计算过程和数据都是不透明的。[M]任何重要发现都无法复制。这是三分之二的顶级心理学论文，三分之二的顶级心理学论文就是这种情况。实验经济学和超过75％的顶尖论文确定了新的癌症药物靶标。[科学家]不因分享他们的技术而获得回报。”解决方案：“创建更好的基础结构，以实现透明，开放和共享。将透明作为筹资的先决条件。[P]优先雇用，促进或任用……捍卫透明。” [87]

不鼓励复制：复制对于科学方法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在产生新发现的压力下，研究人员往往没有动力，也没有太多的诱因来尝试复制以前的研究结果。解决方案：“资助机构必须为复制研究付费。科学家的进步不仅应基于他们的发现，而且还应基于他们的复制记录。” [87]

没有为年轻科学家提供资金：“维尔纳·海森堡，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保罗·狄拉克和沃尔夫冈·保利在20年代中期做出了杰出贡献。”但是，获得首笔实质性资助的生物医学科学家的平均年龄为46岁。美国一名正式教授的平均年龄为55岁。解决方案：“应为年轻的研究人员指定更多的经费。大学应设法改变衰老的年龄。通过雇用更多年轻的调查员来分配他们的教师。”"[87]

资金来源偏向：“美国研究与开发的大部分资金不是来自政府，而是来自私人的，以营利为目的的资金，这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利益冲突，并产生了使赞助商满意的结果的压力。”解决方案：“限制甚至禁止存在明显利益冲突的资金。期刊不应该接受存在此类冲突的研究。对于不太明显的冲突，至少应确保透明和彻底的披露。”[88]

为错误的领域提供资金：“资金丰富的领域吸引了更多的科学家为他们工作，这增加了他们的游说范围，加剧了恶性循环。一些根深蒂固的领域吸收了巨大的资金，即使它们清楚地证明了产量有限或无法纠正的缺陷。”解决方案：“对于资金充裕的领域，必须对产出进行独立，公正的评估。应为新领域和高风险领域拨出更多资金。应鼓励研究人员转换领域，而目前却被鼓励将精力集中在一个领域。 “ [88]

支出不足：美国军事预算（8860亿美元）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预算（370亿美元）的24倍。 “对科学的投资使整个社会受益，但是当有好心的科学领袖承诺不可能实现时，例如迅速消除所有癌症或阿尔茨海默氏病，试图说服公众的情况通常会使情况变得更糟。”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通过更清楚地阐明科学过程来传达科学资金的使用方式，包括取得重大成就所需的科学家人数。……如果我们能够证明科学的依据，我们也将提出更具说服力的理由我们致力于改善我们的运行方式。” [88]

奖励大笔开支：“聘用，晋升和任期决策主要取决于研究人员获得高水平资金的能力。但是，项目的支出不一定与项目的重要性相关。这种奖励结构主要是为精明政治的经理人选择的，他们知道如何吸收金钱。”解决方案：“我们应该奖励科学家们高质量的工作，可重复性和社会价值，而不是为了获得资金。出色的研究可以在没有保护时间的情况下，几乎没有资金就可以完成。机构应该提供这段时间，并尊重能够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工作而不浪费大量金钱。”[88]

没有资金来支持高风险的想法：“纳税人的钱被'充分利用'的压力导致政府资助者支持最有可能获得积极结果的项目，即使风险更高的项目可能会带来更重要但不确定性更高的预付款工业界还避免对高风险项目进行投资……创新是极其困难的，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也无法预测……”解决方案：“资助优秀的科学家而不是项目，并给予他们自由选择适合自己的研究途径的机会。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等一些机构已经成功使用了这种模型。”必须向公众和决策者传达科学是一项累积的投资，没有人可以事先知道哪些项目将会成功，并且必须根据总议程而不是单个实验或结果来判断成功。[88]

缺乏良好的数据：“关于哪种科学实践效果最好的证据相对有限。我们需要对研究进行更多的研究（'元研究'），以了解如何最佳地执行，评估，审查，传播和奖励科学。”解决方案：“我们应该投资研究如何获得最好的科学，以及如何选择和奖励最好的科学家。”[88]

性别偏见

致力于推动医学研究的拉斯克基金会主席克莱尔·波默罗伊（Claire Pomeroy）指出，女科学家在职业发展中继续受到歧视。[89]

尽管在1969年至2009年间，美国生命科学领域授予女性博士学位的比例从15％上升至52％，但2009年在生物学相关领域中，只有三分之一的助理教授和不到五分之一的正教授是女性。妇女仅占医学院校常任理事长的15％，而仅占医学院院长的16％。[89]

问题是一种无意识的偏见文化，使许多妇女感到士气低落和边缘化。在一项研究中，理科教授获得了相同的简历，其中两名申请人的姓名和性别互换了；男性和女性教师都认为男性申请者比较称职，并为他提供了更高的薪水。[89]

潜意识的偏见也表现为对女科学家的“微攻击”：据称微不足道的性别歧视笑话和侮辱多年来积累了下来，破坏了人们的信心和野心。克莱尔·波默罗伊（Claire Pomeroy）写道：“每次都假设实验室小组中唯一的女性将扮演唱片秘书的角色，每次在会议之间的男性厕所中完成一项研究计划时，每次都不邀请女性参加在全体演讲会之后出去喝啤酒，损害得到了加强。”[89]

“当我与一群女科学家交谈时，”波莫罗伊写道，“我经常问他们是否曾经参加过他们提出建议的会议，是否被忽略，然后听到一个男人因做出同样的建议而受到赞扬和支持。几分钟后，每次观众中的大多数女性举手，来自高中科学老师，大学导师，大学教务长或科学精英成员的微攻击尤其有害。享有盛誉的奖项-那些应该鼓舞和支持下一代科学家的人。”[89]

性骚扰

学术界的性骚扰比军方以外的任何其他社会部门更为普遍。美国国家科学，工程和医学研究院在2018年6月的一份报告中指出，性骚扰伤害了个人，减少了科学人才的储备，并最终损害了科学的完整性。[90]

草拟该报告的委员会联合主席宝拉·约翰逊（Paula Johnson）介绍了一些预防科学中性骚扰的措施。一种是用小组指导代替受训者的个人指导，并使指导关系与受训者对指导者的财务依赖脱钩。另一种方法是禁止在骚扰案件中使用保密协议。[90]

一些高等教育机构采用了一种称为“性骚扰”的新颖性举报方法，该方法已被某些高等教育机构采用，该方法使受屈的人可以记录下带有日期戳的性骚扰经历，而无需实际对其进行正式举报。该程序使人们可以查看其他人是否记录了同一个人的骚扰经历，并匿名共享信息。[90]

刻板印象

心理学家安德烈·辛皮安（Andrei Cimpian）和哲学教授莎拉·简·莱斯利（Sarah-Jane Leslie）提出了一种理论，以解释为什么美国妇女和非裔美国人由于偏重天才而常常被巧妙地阻止寻求进入某些学术领域。[91] 皮安和莱斯利已经注意到，他们各自的领域在本质上是相似的，但是对成功的关键持有不同的看法。哲学家比心理学家更重视某种人：具有杰出思想的“辉煌巨星”。心理学家更有可能相信，心理学的领导者通过努力工作和积累经验来达到自己的位置。[92] 2015年，女性在哲学博士学位授予中所占比例不到30％；非裔美国人仅占哲学博士学位的1％。另一方面，心理学成功吸引了女性（占2015年心理学博士学位的72％）和非裔美国人（占心理学博士学位的6％）。[93]

心理学家卡罗尔·德威克（Carol Dweck）的工作为辛比安和莱斯利提供了对这些差异的早期见解。她和她的同事表明，一个人对能力的信念对这个人的最终成功至关重要。将才华视为稳定特质的人会被激励“炫耀这种才能”并避免犯错。相比之下，一个采用“成长思维方式”的人将他或她当前的能力视为一项正在进行的工作：对这样的人而言，错误不是指责，而是一个有价值的信号，突出了他们需要工作的技能。[ 137]辛皮安（Cimpian）和莱斯利（Leslie）及其合作者检验了以下假设：在各种学术领域内，关于“天才”和对错误的不接受性的态度可能解释了这些领域对美国女性和非裔美国人的相对吸引力。他们这样做是通过联系来自各个学科的学术专业人士，并询问他们是否认为某种形式的杰出知识人才才能在其领域取得成功来实现的。从30个领域的近2,000名学者那里获得的答案与辛比安和莱斯利所期望的博士学位分布相吻合：重视才华的领域也减少了女性和非裔美国人的博士学位。例如，妇女和非裔美国心理学博士的比例高于哲学，数学或物理学的平行比例。[94]

进一步的调查表明，非学术界对哪些领域需要光辉有共同的想法。在家庭或学校中暴露于这些想法可能会阻止成见群体的年轻成员从事某些职业，例如自然科学或工程领域的职业。为了对此进行探讨，辛皮安和莱斯利向数百名五岁，六岁和七岁的男孩和女孩提出了问题，以衡量他们是否真正“真正，非常聪明”（即“光彩”）与性别相关联。该结果发表于2017年1月的《科学》Science 上与有关早期获得性刻板印象的科学文献一致。五岁的男孩和女孩的自我评估没有差异。但是到了六岁，女孩不太可能认为女孩“真的很聪明”。接下来，作者向另一组五岁，六岁和七岁的孩子介绍了陌生的游戏般的活动，作者形容这些活动是“给真正，非常聪明的孩子的”。比较男孩和女孩在每个年龄段对这些活动的兴趣，发现在五岁时没有性别差异，但是六岁和七岁时的男孩的兴趣显着增加，正好是刻板印象出现的年龄。[95]

辛皮安和莱斯利得出结论：“鉴于当前的社会刻板印象，将[天才或才华]刻画为[学术成功]必不可少的信息，可能会不必要地挫败刻板印象群体的有才华成员。”[95]

学术壁垒

天文学家兼科学普及者卡尔·萨根（Carl Sagan）是1980 PBS电视宇宙系列节目的创作者，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的受欢迎程度而引起的，这一点受到了科学家的嘲笑，并在1960年代未能在哈佛大学任职，并且没有成为美国国家科学院的会员。 1990年代的科学。同名的“萨根效应”仍然存在：作为一个整体，科学家们仍然不鼓励个人研究者与公众互动，除非他们已经是公认的资深研究者。[96][97]

萨根效应的运作使社会失去了就复杂问题（包括基因工程，气候变化和能源替代方案）做出明智决定所需的全部专业知识。较少的科学声音意味着较少的反科学或伪科学讨论论据。萨根效应还造成了一种错误的印象，即科学是老年白人（统治高级职位）的领域，从而使妇女和少数民族不愿考虑从事科学事业。[96]

萨根效应的持久性有许多因素。在17世纪科学革命的鼎盛时期，许多研究人员效仿了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的榜样，他致力于物理学和数学，并且从未结过婚。这些科学家被视为纯粹的真理追求者，并没有被更多平凡的关注所分散。同样，如今，任何使科学家无法从事研究的事情，例如爱好或参加公开辩论，都可能损害其作为研究人员的信誉。[98]萨根效应持续存在的另一个更平淡的因素可能是职业嫉妒。[98]

但是，似乎有迹象表明，与其他社会互动对科学职业的危害越来越小。现在有这么多人拥有社交媒体帐户，因此成为公众人物对于科学家来说并不像以前那样不寻常。此外，随着传统资金来源的停滞，上市有时会导致新的，非常规的资金流。除研究，教学和管理的传统作用外，一些机构，例如埃默里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可能已经开始将推广活动视为学术活动领域。国家联邦科学基金会现在正式赞成普及，这在联邦资助机构中是例外。[99][97]

机构势利

像传染病一样，学术界的思想也具有感染力。 但是，为什么有些想法能赚大钱却又让相对好些的想法保持相对默默无闻尚不清楚。 一组计算机科学家使用流行病学模型来模拟思想如何从一个学术机构转移到另一个学术机构。 2018年10月发布的基于模型的发现表明，与来自不太知名的地方的同样好的想法相比，起源于著名机构的想法引起更大的``流行病。 该发现揭示了科学完成方面的一个重大缺陷。 许多训练有素的，有好主意的人没有在最负盛名的机构获得职位。 其他科学家和学者忽略了工人在声望较低的地方发表的许多出色著作，因为他们没有引起注意。[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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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tonakis, John; House, Robert J.; Simonton, Dean Keith (2017). "Can super smart leaders suffer from too much of a good thing? The curvilinear effect of intelligence on perceived leadership behavior" (PDF).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in English). 102 (7): 1003–1021. ISSN 1939-1854. PMID 28358529.

 D.T. Max, "The Numbers King: Algorithms made James Harris Simons|Jim Simons a Wall Street billionaire. His new research center helps scientists mine data for the common good", The New Yorker, 18 & 25 December 2017, p. 72.

 D.T. Max, "The Numbers King: Algorithms made James Harris Simons|Jim Simons a Wall Street billionaire. His new research center helps scientists mine data for the common good", The New Yorker, 18 & 25 December 2017, p. 76.

 D.T. Max, "The Numbers King: Algorithms made James Harris Simons|Jim Simons a Wall Street billionaire. His new research center helps scientists mine data for the common good", The New Yorker, 18 & 25 December 2017, p. 83.

 Harriet Zuckerman, Scientific Elite: Nobel Laureates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7, p. 42.

 Harriet Zuckerman, Scientific Elite: Nobel Laureates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7, p. 104.

 Harriet Zuckerman, Scientific Elite: Nobel Laureates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7, p. 105.

 Michael P. Farrell, Collaborative Circles: Friendship Dynamics and Creative Work, 2001, quoted in James Somers, "Binary Stars: The friendship that made Google huge",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0 December 2018, p. 30.

 James Somers, "Binary Stars: The friendship that made Google huge",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0 December 2018, p. 31.

 James Somers, "Binary Stars: The friendship that made Google huge",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0 December 2018, pp. 28–35.

 James Somers, "Binary Stars: The friendship that made Google huge",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0 December 2018, pp. 30–31.

 "American Masters: Decoding Watson", PBS "American Masters" series, season 32, episode 9 (2019), first aired on 2 January 2019. [2]

 Stefan Theil, "Trouble in Mind: Two years in, a $1-billion-plus effort to simulate the human brain is in disarray. Was it poor management, or is something fundamentally wrong with Big Science?", Scientific American, vol. 313, no. 4 (October 2015), p. 38.

 Stefan Theil, "Trouble in Mind", Scientific American, vol. 313, no. 4 (October 2015), p. 42.

 Stefan Theil, "Trouble in Mind", Scientific American, vol. 313, no. 4 (October 2015), pp. 38-39.

 Nathan Myhrvold, "Even Genius Needs a Benefactor: Without government resources, basic science will grind to a halt", Scientific American, vol. 314, no. 2 (February 2016), p. 11.

 D.T. Max, "The Numbers King: Algorithms made James Harris Simons|Jim Simons a Wall Street billionaire. His new research center helps scientists mine data for the common good", The New Yorker, 18 & 25 December 2017, p. 75.

 John P.A. Ioannidis, "Rethink Funding: The way we pay for science does not encourage the best results" (State of the World's Science, 2018), Scientific American, vol. 319, no. 4 (October 2018), p. 54.

 John P.A. Ioannidis, "Rethink Funding: The way we pay for science does not encourage the best results" (State of the World's Science, 2018), Scientific American, vol. 319, no. 4 (October 2018), p. 55.

 Claire Pomeroy, "Academia's Gender Problem", Scientific American, vol. 314, no. 1 (January 2016), p. 11.

 Clara Moskowitz, "End Harassment: A leader of a major report on sexual misconduct explains how to make science accessible to everyone" (State of the World's Science, 2018), Scientific American, vol. 319, no. 4 (October 2018), p. 61.

 Andrei Cimpian and Sarah-Jane Leslie, "The Brilliance Trap", Scientific American, vol. 317, no. 3 (September 2017), pp. 60–65.

 Andrei Cimpian and Sarah-Jane Leslie, "The Brilliance Trap", Scientific American, vol. 317, no. 3 (September 2017), pp. 61–62.

 Andrei Cimpian and Sarah-Jane Leslie, "The Brilliance Trap", Scientific American, vol. 317, no. 3 (September 2017), p. 62.

 Andrei Cimpian and Sarah-Jane Leslie, "The Brilliance Trap", Scientific American, vol. 317, no. 3 (September 2017), pp. 63–64.

 Andrei Cimpian and Sarah-Jane Leslie, "The Brilliance Trap", Scientific American, vol. 317, no. 3 (September 2017), p. 65.

 Susana Martinez-Conde, Devin Powell and Stephen L. Macknik, "The Plight of the Celebrity Scientist", Scientific American, vol. 315, no. 4 (October 2016), p. 65.

 The Editors, "Go Public or Perish: When universities discourage scientists from speaking out, society suffers", Scientific American, vol. 318, no. 2 (February 2018), p. 6.

 Susana Martinez-Conde, Devin Powell and Stephen L. Macknik, "The Plight of the Celebrity Scientist", Scientific American, vol. 315, no. 4 (October 2016), p. 66.

 Susana Martinez-Conde, Devin Powell and Stephen L. Macknik, "The Plight of the Celebrity Scientist", Scientific American, vol. 315, no. 4 (October 2016), p. 67.

 Viviane Callier, "Idea Epidemic: An infectious disease model shows how science knowledge spreads", Scientific American, vol. 320, no. 2 (February 2019), p. 14.

进一步阅读

Dominus, Susan, "Sidelined: American women have been advanc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 centuries. But their achievements weren't recognized until a tough-minded scholar [Margaret W. Rossiter] hit the road and rattled the academic world", Smithsonian, vol. 50, no. 6 (October 2019), pp. 42–53, 80.

Priyamvada Natarajan, "Calculating Women" (review of Margot Lee Shetterly, Hidden Figures: The American Dream and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Black Women Mathematicians Who Helped Win the Space Race, William Morrow; Dava Sobel, The Glass Universe: How the Ladies of the Harvard Observatory Took the Measure of the Stars, Viking; and Nathalia Holt, Rise of the Rocket Girls: The Women Who Propelled Us, from Missiles to the Moon to Mars, Little, Brown),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vol. LXIV, no. 9 (25 May 2017), pp. 38–39.

Scientific American Board of Editors, "Science Suffers from Harassment: A leading organization has said that sexual harassment is scientific misconduct. Where are the others?", Scientific American, vol. 318, no. 3 (March 2018), p. 8.

James D. Watson, The Double Helix: A Personal Account of the Discovery of the Structure of DNA, New York, Atheneum, 1968.

外部连接

American Masters: Decoding Watson PBS documentary about James Watson, co-discoverer of the structure of DNA, including interviews with Watson, his family, and colleagues. 2019-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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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倾听神谕】


《古代神谕》（新知社）报道：

1 德尔福斯神谕（阿波罗神谕） 2 德洛斯神使 3 阿蒙神使 4 多多纳神谕 5 罗马占卜师 6 《西彼拉占语集》 

古代神谕场景

神谕是古代希腊的一种迷信活动，由女祭祀代神传谕，解答疑难者的叩问，她们被认为是在传达神的旨意。埃及、希腊和罗马的世界著名的神谕圣殿。不论是国家大事，亦或私人小事，都能通过神谕从上帝那里得到启示，是维持和平还是挑起战乱，体制是否需要改革，有没有必要拓展殖民地，要不要制定新的法规，现在能否婚嫁等等问题都可以去向神谕启示，而且不会觉得突兀。人们向神谕请示这些疑问表示他们潜意识里愿意服从于神明，而当他们从神谕那里得到了各自所期望的答案时，处事起来就会精神奕奕，更加投入，从而主观意识认为这是神明的庇佑和眷顾。正是因为这个道理，你会发现很多神谕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神秘。 

皮奥夏（希腊中东部一地区）这个小地方就拥有25个神谕殿，其数量和伯罗奔尼撒半岛(希腊南部, 即摩里亚半岛)一样多。不仅仅只有首领可以请示神谕，随着时间的推移，族群的英雄武士也可以拥有这个特权；古代最具盛名的神谕是多多纳、特尔斐、阿蒙神等等。特尔斐神殿仿佛比其它圣堂更具神力，它的名声越传越广，同时还聚集了大量的财富，到后来的时候有很多人，甚至还有国家君王和军队都把这儿视为财富的掠夺目标。 

神谕传达神明旨意的方式不尽相同。特尔斐的女祭司是神谕的发言者，她们通常以强烈而疯狂的艺术表现形式来传达从神明那里得到的启示；而多多纳神殿的神谕除了女祭司，连鸽子也被赋予了这样的头衔；前来膜拜的臣民会非常讶异他们祈求的问题能被神谕迅速的答复出来，而且声音似乎是从邻近的腐烂的橡树枝干或者其散乱的树丫处传出来的；而阿蒙（古代埃及的太阳神）神谕是在草原或者其他空旷的地点来向人们传达神意的；而阿浮瑞斯神谕是在洗礼净身和预备仪式之后通过异象与梦境向恳求着转述旨意。有时候听到从神殿里传出一句话、看到神像点头或者摇头，观察邻近的池塘之中游鱼的反应，比如无视给予的食物，这种种迹象都表达了一种强烈的信号，并且可能蕴藏着无限的玄机。 

我们会产生一个疑问，这些神谕到底是真的被赋予了神力，还是只是假冒的教士呢？不管怎么样，假冒或者虚假的行为最终不可能兴盛太长时间，因为谎言终究会被揭穿。但是我们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相信梦境解读、预言和一些不可解释的事情，即使是在人类文明已经启蒙的阶段。也有相当多的人认为神谕在耶稣降世之后就不复存在了，但是这个推测显然是错误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神谕确实是渐渐衰退了，但是他们的声望还是存在的，而且依然有人去向他们请示，只不过并不那么常见罢了。一直到四世纪的时候，基督教信仰盛行开来，另一方面，希腊神谕和埃及神谕也因为贿赂等丑闻开始声名狼藉，希罗多德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古希腊的雄辩家德摩斯梯尼经过考证，证明当时的希腊神谕像奴隶似的奉承着马其顿(古代巴尔干半岛中部）国王。 

当神谕和神灵接触到的时候，她们的眼睛会闪出光芒，头发会像有静电一样漂浮起来，全身有不同程度的颤抖。在这种痉挛状态下，她会借以大声咆哮或者哭喊的方式将神的旨意表达出来。神谕在“通灵”过程中说的话会被僧侣记录下来，然后整理通顺。其实神谕"通灵"时并不全是这种歇斯底里的嘶吼，也有温柔和低缓的时候。在德尔福斯和皮提亚，神谕在走上底座之前，还需要净身，特别是头发，要用Parnassus山脚的清泉彻底清洗干净，她有时候还需要去振碰月桂树，甚至吃掉树叶。 

古希腊女祭司

女祭司通常的打扮很像修女，她们穿着类似的衣服，处事低调，为人谦逊，奉公守法，并且都保守着贞操。她们从不穿着华美的外衣，也从不做出轻浮的举动。皮提亚的下一级别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牧师，其中最著名的是费莫奴（Phemonoe），他被认为是第一个在特尔斐神殿传授神意的神谕。神谕会用六步格诗来表达他们感受到的神意，整个过程中还会有不少的停顿。据说皮提亚一年之中只有春天里的一个月在神殿里为前来求神的人解读神意。前来的人还必须为阿波罗神献上大礼，正是这一习俗成就了特尔斐神殿的富丽堂皇，也使它能聚集很多的财富。另外，人们也会为神明供上祭品，如果神职人员对祭品不满意的话，他们会拒绝回答任何问题。 

下面我们展开来描述几个古代最著名的神谕： 

德尔福斯神谕（阿波罗神谕）

阿波罗神殿地基和圆柱遗迹

德尔福斯是全希腊最重要的神谕所之一（另一个是多多纳），也叫做阿波罗神谕，早在迈锡尼时代（公元前12世纪）这里就是重要的祭祀中心，全盛时期，不仅希腊国内的各城邦，远到黑海以及西班牙等地都不断有信徒来祈求神谕，直到公元381年拜占庭帝国关闭了这里。德尔福斯，也就是现在我们说的希腊福基斯的首都Castri，正是古代著名的阿波罗神谕圣殿所在地。阿波罗神庙区是德尔斐圣城的中心，是德尔斐最大、最重要的建筑。阿波罗，这个宙斯的儿子、古希腊神话中著名的光明之神和艺术之神，由于这座著名的神庙而与德尔斐连在了一起。相传德尔斐曾是大地女神该亚和她女儿的祭祀地，由蛇妖看守。一天阿波罗来到这里，杀死蛇妖，建立了自己的神殿。于是，德尔斐成为阿波罗的主要祭祀地，也因此，阿波罗不肯呆在众神王国奥林匹斯山上，而是常年在这里享受人世的祭祀与供奉，并经常通过女巫之口来向人间发布神谕。

三位国王派使节去德尔福斯神谕所向女祭司毕西娅求谕，问题非常明确：“什么能遏制住正在毁灭民族的、近乎恐怖的衰败局面？”毕西娅的回答很奇特：“重新开始体育比赛吧！”他们又问：“怎样才能停止战争，消灭疾病?究竟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使奴役民众心灵的狡诈、奸猾和暴怒向美德低头呢？”毕西娅说：“开始跑步吧！”谨慎的国王还特意派人两次去问谕，结果阿波罗神的回答还是同样的：现在、立刻，举行体育比赛! “我原以为神的意思是要我们制定更完善的法律。”斯巴达国王里戈尔格斯轻声嗫语，轻到连他自己也只能勉强听见。“我原以为神的意思是要我们建造更多的学校和慈善机构。”比西斯国王克莱奥瑟尼斯心里想。 伊利亚国王伊菲多斯沉思了良久，最后说：“我们什么都尝试过了，国家还是日渐衰微，沉入谷底。法律、学校、全副武装的卫士，神庙、慈善机构以及伟大的工程，贤哲、艺术家、演说家，宏伟的城堡和配备精良的军队，所有的这些还是无济于事，那么就这样办吧!既然神要我们举办体育比赛，我们明天就开始吧！”古奥林匹克运动就这样拉开了帷幕！这一人类体育盛事一开始时是地方性的，后来发展成为四年一次的泛伯罗奔尼撒体育赛事，并很快成为全希腊境内规模最大、名声最响的竞技大会。体育运动在达到顶峰之前，先是成为教育活动的第三要素，(另外两个要素知识和艺术早已存在，体育运动则是必要的补充，)三者合力将希腊文明推向了辉煌。

阿波罗神殿占地很大，是一个长约177 米，宽约25 米的矩形场地。现仅存神庙地基和圆柱遗迹。在神庙的前后各有6 根维多利亚式柱子，两侧各有15 根，这些柱子全部是用石料精雕细刻而成，并有院墙环绕。由于传说中的神物安放于此，该庙被希腊人视为世界中心所在，在当时极具崇拜意味。神庙庭院内，有许多座由各城邦与私人树立的颂扬神谕圣迹的纪念碑，并有约20 多所由各城邦建立的藏珍库。在神庙和各邦礼物库中还发现不同质地的众多雕像，其中著名的有战车御者铜立像。铜像约作于公元前475 年，是早期古典风格雕刻的杰作。随着基督教的广泛传播，神谕的地位也江河日下。到公元390 年，狄奥多斯一世以基督教的名义，封闭了神殿，禁止了神谕活动，德尔斐古城也最终沦为废墟。但是，从那些至今屹立不倒的神庙与纪念碑遗址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个城市曾经灿烂辉煌的历史。德尔斐这个充满神话与传说的城市将永远具有希腊精神高贵的感化力。 

德洛斯神使

这是位于徳洛斯的阿波罗圣殿，也是世界最著名的神谕圣殿之一，不仅仅因为它年代久远，更因为聚集了很多财富和献给神明的祭品，徳洛斯岛是阿波罗神的诞生地，全岛就是古迹宝库，这些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经超过了其他圣殿。很多人认为这个位于希腊爱琴海之中的岛屿名称和其他一些神谕圣殿的复杂名称相比，读起来更简单也更明了。其实这个岛名是有故事的： 

天神宙斯

希腊神话中的最高神灵宙斯，虽然手持雷电、至高无上、受众神和人类之敬仰，但其实际上却是个典型的花花公子。一日闲来无事，宙斯在仙界里游走，突然遇到了两位如花似玉的双胞胎神。于是他开始疯狂的追求姐姐，可是这个姐姐是个是个贞女，也是个烈女。为了躲避宙斯的纠缠，居然干脆逃离仙界，还把自己变成了一块深藏水中的冰冷石块儿，而且还在爱琴海底不停的游动着。故名曰：“不可见者（Adelos）。“这令宙斯非常的奈何。但是没多久，他转而又开始追求起妹妹来。貌如姐姐的妹妹却有着一颗多情的心。不久就与宙斯成其好事，而且没成想一不小心就有了身孕。宙斯当时早已取赫拉为妻，赫拉贵为天界之后，平时对宙斯多情的行为只是祥装不知，、但是当她听说此事后还是不禁勃然大怒。虽不敢在尊贵的宙斯面前造次，但她下令天界和人间不许给这妹妹提供任何生产之地。而就在此时，本来也该对妹妹有些看法的姐姐却挺身而出，愿用自己的身躯成为妹妹生产之地。宙斯一感动，也拔刀相助，用自己的四根头发变成了四根金刚石柱，将沉于海底的小岛撑到了水面上，因此，这个小岛就变成了“可见者（Delos，徳洛斯）”岛了。据说，如果潜入提洛岛海底，就会发现其构造与传说完全相同。而这妹妹也不负众望，在此救命岛上生下了希腊12巨神中的其中两位：太阳神阿波罗和月亮神阿尔忒密斯。 

阿蒙神使

朱庇特阿蒙神殿建立于利比亚沙漠之中，从埃及的亚历山大市步行9天的旅程即可到达。据说神殿在奥古斯都（罗马帝国第一代皇帝）前18个世纪就修建了，那时从底比斯飞入埃及的两只鸽子，一只飞向了多多纳，而另一只就飞来了利比亚，其后人们渐渐发现了这儿不可思议的占卜神力。在古代，阿蒙神谕所的神使是最重要的预言者之一。他们从阿蒙神雕塑的诸多不同的位置以及鸟儿的飞行、树叶发出的沙沙声，或者是从一道泉水潺潺流动的声响中获得阿蒙神的启示信息。值得一提的是古希腊城邦会派遣使者从祭司们那里接受阿蒙神的预言。亚历山大大帝曾对该神谕所做过一次历史上很著名的访问，在那里他被当作宙斯-阿蒙纳斯之子而受到接待。 

多多纳神谕

多多纳神殿的庇护树

多多纳是最古老的希腊神谕，神谕殿堂坐落于伊庇鲁斯地区，处在约阿尼纳城的西北方向，与约阿尼纳城相距大约22公里，它被认为是古希腊最古老的神谕所。据说两只黑色的鸽子创立了多多纳和阿蒙神庙。当鸽子飞来的时候，当地的臣民都听见了一个声音说，如果朱庇特神得到了很好的供奉，那么来年的时候他会在这儿传送神谕。朱庇特神殿四周包围着广袤的树林，这片树林据说是赋有预知能力的，而且神谕会通过神圣的橡树和林中的鸽子传达出来。多多纳的祭司则讲述了一个稍微有些不同的故事：有两个老年女子被腓尼基人从底比斯诱拐到了此地，她们便在这两个地方建立起了神谕殿堂。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是这样解释鸽子这种“难以置信，而又玄妙无比”的形象的：腓尼基人从埃及带回了两个女祭司，其中一个来到多多纳神殿，其实“鸽子”的形象 是暗指年龄稍长的女人。

罗马占卜师

罗马的占卜师属于牧师的一种，他们通常可以预测未来的事情。最初是罗穆卢斯(玛尔斯的儿子及罗马的著名建国者)吸纳了3个占卜师，其后古罗马的第六个传奇国王Servius Tullius吸纳了第4个，后来慢慢发展到9个。在西拉（Sylla）独裁统治时期，又增加的额外的6个。这些占卜师们是一特殊的团体，他们的领导者是一个叫做Magister Collegii的占卜师，这些占卜师即使触犯了法规，也不会被剥夺任何权利。占卜师们经常会去高塔上观察天象，他面向东方，从五种情况里感应征兆：第一种情况是天空的变化，例如打雷闪电，或者观测彗星等等；第二种情况是从鸟类的鸣叫声和翅膀的扑哧声中抽离一些信息；其次还可以观察“圣鸡”对于供奉的面包的反应，这样可以占卜出预测之事幸运与否；第四种方法是从四脚牲畜身上获取信息，发现征兆；最后一种是称作为Dira的方法，在一张撒满盐的桌子上，看是否能聆听到不寻常的细微的声音。

《西彼拉占语集》

西彼拉

曾经有一个奇怪的女人带着九本精美的书来到罗马国王塔奎因面前，书的内容是关于一个女神谕的。这个奇怪的女人想让国王买下这九本书，可是在国王为售价犹豫不定的时候，她去掉了其中的三本，而剩下的六本售价却和之前的九本不少一毫。塔奎因国王见状，只冷笑了一声，于是女人又烧掉了三本书，剩余的三本依然保持原价，此时的塔奎因开始对她的这种顽固感到错愕不已，觉得这笔交易之中一定真的有什么不寻常的秘密。于是国王让占星师去寻求解决的办法，占星师进行一番占卜之后，他发现国王竟然拒绝的是神明授予他的圣书，这种做法是对神明的大不敬。占星师建议国王答应那女人的任何要求，然后把剩下的三本圣书保留下来。女人拿到之前索要的金钱之后把书交给国王，只嘱咐他一定要神圣而庄严的对待这些圣书，然后就消失的无影无踪了。后来，国王命令把这三本圣书收藏于主神殿的地下宝库之中，还派遣了两位贵族专门守护，尽一切可能做到最大的保护。只有在经历了最惨重的战败，需要向神明请示作战方向，或者抑制叛乱等一些非常重大的事件时，才会让参议会商议是否下达的特殊指令给这两位贵族守护者呈上圣书。这就是《西彼拉占语集》，而这个奇怪的女人就是在古罗马最令世人信服的女先知西彼拉，阿波罗曾经答应西彼拉可以请求任何一件事情，于是西彼拉请求她的生命能像沙粒一样长久，却忘了请求永葆青春。后来她变得形如槁木，便把自己吊在一只桶里。人们问她有什么希望，她说她只希望快点死。西彼拉著有9册的写在棕榈叶上的《西彼拉书》，可惜最后只剩下三册。基督教兴起之后，《西彼拉书》并未失去魅力，仍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发挥着作用。现存的《西彼拉》有12卷。 

参考资料: http://www.futurerevealed.com/oracles/introduction-oracles.html 詹璠_译 

谢选骏指出：人说“神谕是古代希腊的一种迷信活动，由女祭祀代神传谕，解答疑难者的叩问，她们被认为是在传达神的旨意。埃及、希腊和罗马的世界著名的神谕圣殿。不论是国家大事，亦或私人小事，都能通过神谕从上帝那里得到启示，是维持和平还是挑起战乱，体制是否需要改革，有没有必要拓展殖民地，要不要制定新的法规，现在能否婚嫁等等问题都可以去向神谕启示，而且不会觉得突兀。人们向神谕请示这些疑问表示他们潜意识里愿意服从于神明，而当他们从神谕那里得到了各自所期望的答案时，处事起来就会精神奕奕，更加投入，从而主观意识认为这是神明的庇佑和眷顾。正是因为这个道理，你会发现很多神谕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神秘。”——我看伊斯兰教的《古兰经》不就是来自穆罕默德在山洞里所听到的神谕嗎？


【62、占卜也是一种神谕】


《神諭（英语：Oracle）》（2007年第11期）报道：

神諭，一種占卜的形式，經過某個中介者，傳達神明的意旨，對未來做出預言，回答詢問。中國的降乩或扶鸞也是一種神諭的形式。在古希臘，最著名的神諭是德尔斐神諭。

釋義

神諭（Oracle）的英文字根起源於拉丁语：ōrāre ，意思是「宣說」，原指是祭司宣達神明預言的行為。

占卜遊戲 

女神神諭占卡卜 

朵琳是美國加州查普曼大學心理諮商博士，出版有多種暢銷的天使神諭占卜卡與二十餘本書。具靈視能力的她經常在國際間針對靈性心理學的主題舉辦工作坊，專長在天使療法、天使溝通與靈性治療。

女神是靈性傳承與各宗教民族中，充滿愛與力量的存有。透過這副優美的女神神諭占卜卡，你可以連結來自埃及、印度、馬雅文化、克爾特、希臘、西藏與其他傳統的四十四位女神，包括我們熟悉的觀音、雅典娜、綠度母等。每一張卡都為你帶來指引的訊息，協助你肯定內在的女性特質、改善生活境遇、解答靈性道路的種種疑惑，以及找到你此生的神聖使命。

占卜解讀步驟：

1.女神神諭占卜卡協助你幫自己與他人做準確的解讀。

你可以向女神詢問任何問題，例如感情、健康、工作、財務、個人成長等等，或是今日的靜心冥想主題（抽單張牌），例如：「我今天需要學習什麼主題？」「哪位女神與我最有連結？」

在心中向女神們完整的敘述你的問題，請求女神給出指引與帶來療癒，並協助你清楚的接收問題的答案。

2.你可以選擇「一張牌」或「三張牌」的玩法：

三張牌的牌陣將自左到右排開，左邊的這張牌顯示的是問題不久前的狀況，中間的牌描述你現在的處境，而右手邊的牌則讓你對未來的結果有所領悟。

3.解讀。

閱讀女神卡上的文字，同時看著卡上的圖像，閱讀隨附訊息。在讀牌的時候，留意第一個在你腦海中浮現的印象，同時也注意自己身體對牌的反應。牌上的圖像也很重要，裡面含有找到問題答案的線索。

4.信任。

直覺力需要你能與神溝通的信心與信任。

5.當你要問一個新問題時，請按「新的占卜」按鈕。

《揭开阿波罗神谕之谜》（ 梁祝 2010-01-22）报道：

阿波罗神庙在古希腊历史上的几百年时间内，不仅是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宗教中心，也是外民族、外地区居民向往的圣地。在古希腊时期，阿波罗神谕享有世界声誉，甚至连一些外民族碰到重大事务时也专程前去礼拜请示。所以，制造阿波罗神谕的特尔斐祭司常常染指并干预历史的进程。

现代科学家一直在探究阿波罗神谕背后的秘密，最近英国杂志《迷幻》2007年第一期刊登了一篇文章，证实所谓的神谕是“神的使者”吸入了乙烯气体后处于迷幻状态的幻觉反应。科学家找到了这种气体的地质，当然神谕是人处于昏迷边缘的胡言乱语……

古希腊的城市特尔菲，至少在12个世纪的时间里，因有阿波罗神殿而闻名。 

阿波罗神庙上刻的两句最高神谕 

古希腊奥林匹斯山上有一座神殿，就是德尔斐的太阳神阿波罗神庙。 

这两句话，则是最高智慧的阿波罗神谕，也就是神向世人宣示的，被视为神的声音。 

第一句是： 认识你自己。（诚） 

第二句是： 凡事勿过度。（中庸） 

《揭开阿波罗神谕之谜》（《飞碟探索》王致诚）报道：

古希腊的城市特尔菲，至少在12世纪的时间里，因有阿波罗神殿而闻名。古希腊有一个名叫皮西亚的成年妇女自称是特尔菲城的使者，代表太阳神阿波罗讲话。据记载，当一种特殊的神秘气体出现时，皮西亚给特尔菲城的统治者、市民和哲学家都提出忠告，从他们男女间

古希腊的城市特尔菲，至少在12世纪的时间里，因有阿波罗神殿而闻名。古希腊有一个名叫皮西亚的成年妇女自称是特尔菲城的使者，代表太阳神阿波罗讲话。据记载，当一种特殊的神秘气体出现时，皮西亚给特尔菲城的统治者、市民和哲学家都提出忠告，从他们男女间的生活到国家大事，面面俱到。她时而在神志恍惚中，时而在狂暴之中回答求神者的问题，并发命令，做出预言。

有人说，古代希腊人做预言神使的灵感——谜幻气体，是从寺庙的地下升起来的。现代的科学家早先否定了这种解释，他们发现地下没有裂缝，也没有可以致人麻醉的气体的来源。科学家得出结论，迷幻气体是虚构的，与此同时，冒出迷幻气体的地点也是虚构的。

然而最近，一个由地质学者、考古学家、化学家和毒物学家组成的研究小组找到了大量的证据。这些证据表明，古希腊人迷幻气体的说法确有其事。

古老的特尔菲村庄建于公元前1400年，位于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科林斯湾北岸附近，在帕那塞斯山(希腊中部，古时作为太阳神和文艺女神们的灵地)的斜坡上。这个地方建成的神殿成为古希腊最庄严的圣堂之一。

最初，寺庙是大地女神盖亚神的神殿，到了公元前8世纪，被奉献给了太阳神阿波罗。阿波罗神的使者经常在神志昏迷之中大喊大叫，竭尽全力给人留下深刻的影响。最著名的阿波罗神使者事件是为苏格拉底起名，而苏格拉底是最聪明的人。

预言大会开始之前，神的使者会先进入到地下室或者密室里吸进上述神秘气体即神烟，神烟不仅气味难闻，而且浓烈。有些学者说，神的使者口述的神谕由男教士翻译，用含糊的诗句写出来。也有些学者认为，神的使者直接与求神者交谈。

随着基督教的出现和发展，希腊的寺庙衰落消亡。在公元14世纪，罗马的皇帝朱利安试图重建寺庙，但是，他没有成功。

1893年，法国的考古学家开始挖掘寺庙的废墟，企图查明神烟的真相。不久，他们就挖到地基部，但却没有发现裂缝甚至大的缝隙。皮埃尔-阿曼迪参加了后期的挖掘工作，他声称这一地区没有火山的活动，这样的地下结构根本不会产生使人兴奋的气体。

直到1981年，美国康涅狄格州韦斯利安大学教授、地质学家捷勒·杰林格·迪·波到了特尔菲。由于地面的颤动，迪·波受聘到此地帮助希腊政府进行测量，评估是否有发生地震的可能性。他的工作主要便是寻找暗藏的断层。

迪·波说，“出了一件很幸运的事情”，为了使旅游的车辆有宽阔的地方掉头，因此人们在特尔菲以东的山腰上凿了一个较宽的地方，“挖出了一个很美观的断层”。这个断层不仅看上去很年轻，而且活跃。

迪·波顺着沿山地几千米的断层步行了几天，断层在特尔菲的西部与一条已经发现的裂缝汇合。虽然断层的中部被岩石的碎片覆盖，但是它正好通向寺庙的下面。

“我看过蒲鲁塔克(希腊传记作家及道德家)和希腊故事，”迪·波说，“我开始想这有可能是浓烟飘浮升起的断面。”

迪·波知道自己不了解考古的文学，他只有把自己的想象放到一边。但是，他推断一定会有人提出相同的结论。

1995年，迪·波遇到了美国路易斯韦尔大学的考古学家约翰·黑尔，他这时候正在葡萄牙考察一座罗马废墟。迪·波告诉黑尔自己在特尔菲看到的断层。

“根本没有这样的断层。”黑尔说。迪·波说服他的确有另外一回事，他举例说明了希腊哲学家蒲鲁塔克在特尔菲城做牧师，古地理学家斯特雷波到过特尔菲城的历史，他们俩都说过有吸入后使人产生灵感、激动发狂的的浓烟。蒲鲁塔克特别强调，这些气体有一种甜甜的味道。争论到最后，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决定一起到特尔菲找出事情的真相。

黑尔追查了法国在寺庙挖掘方面报告的原件，他发现，一些符号表明寺庙建造的岩床由于水的流动产生了些裂缝。但是，考古学家原来指望的是一个裂开的大口，很明显他们没有注意到一些举足轻重的小裂缝。

黑尔说：“法国考古学家没有得出正确的结论。”

1996年，他们俩重新测量了特尔菲的断层，研究了希腊地质学家的原始地图。他们重新测量后发现，地层的下面是含有20％黑色原油的沥青石灰石。

迪·波激动不止。黑尔形容他的高兴劲时说：“我记得他把地图扔给我，大喊大叫，原来神烟是石油化学产品！”

与以前的推测正好相反，火山作用的说法根本就不能成立了。迪·波坚持认为，简单的地质运动就能使沥青发热，发热的沥青向寺庙的地下水释放化学物质。

2001年，他们俩在一次野外实地考察时，发现了第二条断层，因此，以一条南北方向流过寺庙的地下，在当地极负盛名的泉水名字给这个断层起名“科娜”。到这时，这些纵横驰骋的断层都标上了明显的“X”符号。第二条断层也同样美丽壮观，它看上去与几处已经干枯的古泉和现代仍还湿润的泉连在一起，其中有一条笔直穿过寺庙的地基。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地球化学家杰弗里·坎通也加入了迪·波的小组，他分析了寺庙附近干枯泉中和寺庙地基下面两处的岩石样品。坎通发现，如果人在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吸入甲烷和乙烷气体，两种气体都能促使人改变精神状况。

迪·波说：“我的脑袋里突然有了一个闪念。”他推测，地基下面也许还有乙烯。乙烯没有甲烷和乙烷那样稳定，所以在老的岩石里乙烯含量小很好理解，然而，在改变精神状态方面，乙烯却非常有效。

亨利·斯比勒是指挥肯塔基州地域性毒物中心的专家，他后来也加入了小组。斯比勒说：

“人吸入乙烯后，在开始的阶段会产生脱离现实的情绪，随之而来的是改变精神状况，最后会有一种舒适的感觉，以至于达到最高的‘境界’。吸入的剂量越大，中毒越深。”但是，一旦停止吸入，乙烯的作用很快就会消失。

不久前，坎通去了希腊，他去抽取寺庙附近一条活泉水里的水样。在这期间，整个小组等待着他的消息。几天过去了，坎通终于打来了电话，他发现了乙烯。

古希腊神谕之谜终于被揭开了。

目前，这个小组发表了关于神谕之谜的研究成果，这个结论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赞同。

《科学家发现恐怖的神谕传说是真的！——考古学家在撒哈拉沙漠发现大量古代士兵残骸》（阿波罗新闻网2009-11-19）报道：

最近，意大利两名考古学家在撒哈拉沙漠发现了大量古代士兵残骸，并认为这是传说中迷失的波斯军队。

尽管苦于找到强而有力的证据，但有关波斯军队消失的传说已经流传了2500年。现在，意大利考古学家、孪生兄弟安吉洛和阿尔弗雷多·卡斯蒂廖尼认为他们已经找到了它的遗迹。兄弟俩在埃及西部撒哈拉沙漠中发现了好几百具人骨、武器和珠宝。他们认为这应该属于50000人规模的军队。

意大利莱切大学(the University of Lecce)博物馆的达里奥·德尔·布法罗说：“这一新发现表明我们得到了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所讲故事的第一手考古资料。”

希罗多德在一本书中写道：“波斯国王冈比西斯二世和他的军队在公元前525年被巨大的沙尘暴淹没，此后就再也没有见到他们的踪迹了。”书中对他们失踪的前因后果描述得很详细：一股强大而致命的风从南边刮过来，带来旋转的沙子，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淹没了整个军队，所有士兵消失在风沙中。当时军队正去往位于埃及的利比亚沙漠的锡瓦(Siwa)绿洲，去消灭阿蒙神庙宣示神谕的人。古埃及人把传神谕的人看作上帝的化身，能预见未来，在做重大决定前都要咨询他们的意见。根据故事所说，很有可能这些神谕者曾预示过冈比西斯二世的死亡，引起他的不满。

二十年前，安吉洛和阿尔弗雷多·卡斯蒂廖尼兄弟俩曾经有过一次令人难以置信的发现——埃及“黄金城”，它被认为是埃及艳后克利奥帕特拉的皇家住宅废墟遗址。这一次，两人无意中发现了这么多遗骸，还发现了很多破水罐，一些骨头和一个吸引人的岩层。岩石大约35米长，1.8米高，3米深，是附近独一无二的遗址。阿尔弗雷多·卡斯蒂廖尼告诉记者：“它的大小和形状，使其成为了沙尘暴完美的避难所”。

揭開希臘神諭的面紗

《阿波羅 (Apollo) 是最高神祇宙斯 (Zeus) 和黑暗女神勒托 (Leto) 的兒子、黛安娜 (Diana) 的孿生哥哥。勒托 (Leto) 在懷孕後，像其他被宙斯 (Zeus) 寵幸的女人一樣，受到了善妒的赫拉 (Hera) 的迫害。赫拉 (Hera) 派遣蓋婭 (Gaia) 所生的巨蟒皮同 (Python) 前去捕殺勒托 (Leto)。為逃避迫害，勒托 (Leto) 不得不到處流浪；但所有神祗都因懼怕赫拉 (Hera) 的權勢而拒絕為她提供庇護。最後只有一座多山的小島 — 提洛島 (Dhilos) 收留了這位女神。據說女神曾向提洛島 (Dhilos) 承諾，將來必有偉大的神廟為該島生輝。勒托 (Leto) 在此落腳後，就在島上的一棵棕櫚樹下分娩，生下了阿波羅 (Apollo) 與黛安娜(Diana)。據說提洛島 (Dhilos) 本來是一塊浮動的巨石，因為阿波羅 (Apollo) 的出生才變成了固定的島嶼。長久以來提洛島 (Dhilos) 也成為阿波羅 (Apollo) 的重要崇拜中心。

揭开阿波罗神谕之谜

古希腊的城市特尔菲，至少在12世纪的时间里，因有阿波罗神殿而闻名。古希腊有一个名叫皮西亚的成年妇女自称是特尔菲城的使者，代表太阳神阿波罗讲话。据记载，当一种特殊的神秘气体出现时，皮西亚给特尔菲城的统治者、市民和哲学家都提出忠告，从他们男女间的生活到国家大事，面面俱到。她时而在神志恍惚中，时而在狂暴之中回答求神者的问题，并发命令，做出预言。有人说，古代希腊人做预言神使的灵感———迷幻气体，是从寺庙的地下升起来的。现代的科学家早先否定了这种解释，他们发现地下没有裂缝，也没有可以致人麻醉的气体的来源。科学家得出结论，迷幻气体是虚构的，与此同时，冒出迷幻气体的地点也是虚构的。然而最近，一个由地质学者、考古学家、化学家和毒物学家组成的研究小组找到了大量的证据。这些证据表明，古希腊人迷幻气体的说法确有其事。古老的特尔菲村庄建于公元前1400年，位于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科林斯湾北岸附近，在帕那塞斯山(希腊中部，古时作为太阳神和文艺女神们的灵地)的斜坡上。这个地方建成的神殿成为古希腊最庄严的圣堂之一。最初，寺庙是大地女神盖亚神的神殿，到了公元前8世纪，被奉献给了太阳神阿波罗。

阿波罗神的使者经常神志昏迷。

《阿波羅神殿的神諭，科學上的證據》（撰文／赫爾、狄波爾、強頓、史必樂 翻譯／姚若潔）報道：

沉睡於希臘德爾菲山景中的阿波羅神殿，是古希臘世界最重要的信仰中心，因為神會從這裡傳達祂的意旨。將領前來請教戰略，殖民者在航向義大利、西班牙與非洲前先請示吉凶，一般人則詢問健康或投資等問題。在神話中，德爾菲的神諭也經常出現。當奧瑞斯特（Orestes）探問自己究竟該不該向母親報殺父之仇，神諭加以鼓勵。神諭也警告伊底帕斯（Oedipus），說他將會殺死父親、並與自己的母親結婚，而他對命運的抵抗終究徒勞無功。

神諭在一個特殊場所中運作，叫做「阿底頓」（adyton），即神殿核心的禁區；神諭的傳達則必須透過一名特定的人物「皮媞亞」（Pythia），這是被挑選出來、為預言之神阿波羅發言的媒介。希臘人雖以厭惡女人出名，但皮媞亞卻是女性；她不依血統繼承官職，這跟多數的希臘祭司不盡相同。雖然皮媞亞必得出身德爾菲，但年齡、財富、教育程度都沒有限制。她必須通過一段長時間而緊湊的訓練調養，並由其他負責照料神殿聖火的女性從旁協助。

關於德爾菲的女祭司皮媞亞，這是現存唯一的圖像，完成於神諭依然盛行的時代。圖中皮媞亞在一個天花板低矮的房間內，坐在三足椅上。她一手持月桂葉（阿波羅的神樹），另一手持容器；推測容器中可能裝著流進屋內的泉水，其中帶有引發出神狀態的氣體。這個神話場景顯示，雅典的愛琴斯王正在向第一任皮媞亞賽蜜絲請益。製作這尊杯子的是一位雅典陶匠，時間約在公元前440年。

古典的解釋：神諭來自地質現象

傳統上認為，神諭的預言能力來自地質現象，包括一個地表的裂溝、從裂溝冒出來的氣體，以及一道泉水。大約在一世紀之前，考古學家在此挖掘，卻沒有找到裂溝，也偵測不到氣體，因此學者便否定了這個解釋。然而古老的見證廣為流傳，來源各有不同：歷史學家普林尼與狄奧多魯斯，哲學家如柏拉圖、詩人愛斯奇勒斯與西塞羅，地質學家史特拉波，旅行作家波塞尼亞斯，甚至包括一名在德爾菲為阿波羅服務的祭司，即著名的散文兼傳記作家普魯塔克。

史特拉波（公元前64~公元25年）寫道：「據稱神諭傳出的位置乃一大空洞，洞深而口狹，從中冒出『靈氣』，為神力的來源。裂口上方置有一只三足椅，皮媞亞端坐其上，吸入氣體，吐露預言。」（註：靈氣，pneuma，氣體、蒸氣、氣息之意，現在英文pneumatic「氣動的、靈魂的」與pneumonia「肺炎」的由來。）

普魯塔克（公元46~120年）對於神諭的運作留下詳盡的見證。他把神明、女祭司與氣體之間的關係加以比喻：阿波羅就像音樂家，女祭司是祂的樂器，而靈氣則是琴撥子；阿波羅以靈氣觸動女祭司說話。不過普魯塔克強調，靈氣只是個觸發物；實際上，是被選中的女性所進行的前置調養與淨身過程（包括禁慾，可能還有齋戒），使她在接受靈氣時有反應的能力。一般人也可以嗅到氣體的氣味，但不會進入傳達神諭時的出神狀態。

普魯塔克還記錄了靈氣的一些物理性質。它聞起來像是有甜味的香水，似乎從阿底頓的泉水中散發出來，而皮媞亞就坐在上頭；但偶爾祭司和求問者在等待答覆的前廳也可聞到氣味。它冒出時可能純粹是氣體，也可能從水裡出現。在普魯塔克的時代，靈氣的逸出開始減弱且變得不穩定，他認為，這使得德爾菲神諭對世界局勢的影響力變小。他推測可能是靈氣的要素用完了，要不就是被大量雨水稀釋，也有可能四個世紀之前的大地震阻礙了靈氣釋出。他還推測，說不定氣體找到了其他出口。這些氣體減少的理論，說明普魯塔克相信該氣體來自神殿底下的岩石。

在普魯塔克之後一個世代，旅人波塞尼亞斯也提到靈氣從水裡冒出的說法。波塞尼亞斯寫道，他看到神殿山坡上的泉水卡梭提斯，聽說它沒入地下，又在神殿的阿底頓冒出來；就是在那兒，泉水使女祭司做出預言。

地殼構造的運動提高了斷層附近的溫度，使得某些石油化學成份汽化。這些蒸氣經由斷層製造的裂縫，進入狹小封閉的地下房間（圖中黃色星號處），神諭便在此發生。

普魯塔克與其他資料指出，在一般的預言過程中，擔任皮媞亞的女性會進入輕微的出神狀態。她可以端正地坐在三足椅上，有時會花上相當長的時間（不過當求問的時間過長時，第二甚至第三位皮媞亞可能會前來協助）。她能聆聽問題，並給予適切的答案。皮媞亞會以一種不同於平常的聲音傳達神諭，並傾向以吟詠的方式回應，說出的盡是曖昧的文字遊戲與雙關語。根據普魯塔克的記載，神諭結束之後，皮媞亞有如剛賽跑完的選手，或像狂喜舞蹈後的舞者。

有一次，普魯塔克本人或其他同伴看到，神殿方面強求皮媞亞在一個不吉之日做預言，以取悅某重要的使節團員。她不情願地下到底下的阿底頓後，立即被強大的惡靈攫住。此時皮媞亞不再像平常一樣吟詠或說話，卻是呻吟與尖叫，激烈地到處衝撞，最後衝出房門撲倒在地。求問者與祭司嚇得倉皇逃走，不過後來又回頭把皮媞亞抬出去。數日後，這位皮媞亞便死了。

新的解釋︰神諭？純屬虛構！

長久以來，學者都接受上述觀點。然後大約在1900年，一位英國的年輕古希臘學者歐皮（Adolphe Paul Oppe）到了德爾菲，參觀法國考古學家挖掘出的遺址。他沒有見到任何裂溝，也沒有聽到任何關於氣體的說法，於是便發表了一篇深具影響力的論文，其中他提出三項批評。首先，德爾菲的神殿中根本就沒有裂溝，亦無氣體逸出。其次，即使曾經有過，也沒有任何天然氣體可以造成類似靈魂附體的狀態。第三，普魯塔克對於皮媞亞發狂而死的敘述，與一般所說皮媞亞坐在三足椅上吟詠預言的景象並不相符。歐皮的結論是，所有古老的證詞都可以用別的方法解釋。

歐皮的指陳為學術界帶來一陣風暴。他的觀點強而有力，因此成了新的正統。法國考古學家原本預期的大洞並不存在，似乎也支持了他的論證。1950年，歐皮的說法又得到新的支持。法國考古學家阿曼達里進一步提出，只有火山地區才可能產生類似古籍中描述的氣體，而德爾菲一帶並不是火山地區。看來已經可以下定論了。早先希臘與拉丁學者的傳統解釋，現在只能存活於通俗讀物與當地旅遊指南中了；歐皮甚至認為，這類書籍就是裂溝與靈氣神話的來源。

情況在1980年代有了改變。當時聯合國發展計畫在希臘從事一項活斷層調查（過去數百年間，地震沿著這些斷層發生）。地質學家狄波爾（本文作者之一）是該項調查的成員之一，他注意到露出的斷層同時從神殿東西兩側延伸出去。他於是將斷層畫成一條線，沿著帕納索斯山的南麓，從地底穿越神諭所。狄波爾本來就知道古典的解釋，但並不知道現代學者的質疑，因此不認為自己的觀察有任何特別之處。

10多年後，狄波爾（見圖，狄波爾坐在數十個世紀前皮媞亞所坐三足椅的位置，亦為上圖白色星號處）在葡萄牙的一個考古地點遇到考古學家赫爾（本文另一位作者），那時赫爾為了某個羅馬古宅受地震損壞的證據，向狄波爾請教地質學上的看法。酒過三巡，狄波爾提及他在德爾菲見到神殿底下有斷層通過。赫爾在大學時代學過當時公認的看法，因此提出駁斥。但接下去的精彩談話中，狄波爾說服了赫爾；他描述了斷層的模樣，並解釋氣體如何因斷層而逸出地表，以及古代學者的說法。由於能夠解釋古典看法，他們因而了解到這項發現的重要性，於是兩個人決定攜手合作，進一步探究這個神殿遺址。

延伸閱讀

※四位作者各有專長，聯手揭開這項沉埋達2000多年的謎團。兩位地質學家研究神廟下方段層的走向與位置，化學家分析地底水流的成份，而毒物學家則找出氣體對人體的作用。繼位作者指出，他們想要研究德爾菲神諭，並非老套的「科學可以闡明古老的迷信」，而是認為，如果人們看待問題時，與希臘人一樣有著寬闊的眼光與跨領域的態度，必然可以有更多收穫。關於對德爾菲神廟的全部研究，請見《科學人》2003年9月號〈地質訴說古老的神諭〉。 

※閱讀過精采的〈地質訴說古老的神諭〉後，我們更邀請前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現任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院長的詩人鍾玲，帶領讀者由文學家角度，看待這場跨越2000年的科學解謎過程，詳見《科學人》2003年9月號〈皮媞亞女祭司的預言〉。

※The Delphic Oracle. H. W. Parke and D. E. W. Wormell. Basil Blackwell, 1956.

※Plutarch's Moralla. Vol. 5. Loeb Classical Library. 6th printing.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A Geological Companion to Greece and the Aegean. Micheal Denis Higgins and Reynold Higgin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New Evidence for the G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Ancient Delphic Oracle [Greece]. J. Z. de Boer, J. R. Hale and J. Chanton in Geology, Vol. 29, No. 8, pages 707-711; 2001.

※The Delphic Oracle: A Multidisciplinary Defense of the Gaseous Vent Theory. Henry A. Spiller, John R. Hale, Jelle Z. de Boer in Journal of Clinical Toxicology, Vol. 40, No. 2, pages 189-196; 2002.

欲閱讀更豐富內容，請參閱科學人2003年第19期9月號

谢选骏指出：人说——“神諭，一種占卜的形式，經過某個中介者，傳達神明的意旨，對未來做出預言，回答詢問。中國的降乩或扶鸞也是一種神諭的形式。在古希臘，最著名的神諭是德尔斐神諭。”——我看这种说法完全忽视了《古兰经》也是神谕。因此，它只看到了“神諭是一種占卜的形式”，沒有看到“占卜也是一种神谕的形式”。很明显，《古兰经》不仅是一种占卜，而且还是一种宗教。


【63、被高估的无神论国家】


《被高估的无神论国家：预估90%人口无宗教信仰，却遍地佛教圣地》（2019-06-18 雨融YUKON）报道：

神佛之论从古至今从未停止过，几乎存在于全球各个国家各个城市之中，虽然现代以来也有很多人成为了无神论者，并不相信所谓的神佛的存在而是相信事在人为，但事实上相信神佛的还是依旧大有人在的。不过让很多人没想到的是在外媒权威机构的统计下，全球最大的无神论国家竟然是中国，作为一个自千年前就有各种神话故事的国家，道教佛教遍地开花，佛寺遍地都是，几乎在哪一座城市都能看到其元素所在。

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这最大无神论国家的称号放在我国身上着实是会觉得有点不太对，不过这还就是出自于（WIN / GIA）的官方数据。该数据显示我国超过90%的人都是无宗教信仰者，也就是超过10亿人，而相信无神论的中国人则超过2亿人，近全球无神论者的一半，2个数据皆是排在全球第一。想必大家也有一种怎么看都不太相信的感觉，而很多专家在研究后亦有同样的想法。

国际上不少相关研究的专家都认为（WIN / GIA）的这份数据实在是有些高估了，并且历年来都是如此。专家表示虽然我国的世俗化如今做得很好，但是真的没有这么多人是无宗教信仰的，只是会亲身参与各种宗教组织、聚会的人因为各种条件限制会相对较少，比如历年菩萨生日、灶王爷生日等等都是一些民间的大事，在民间还是有非常多老百姓对佛教有着虔诚信念的。

如今很多老人至今保持着每天早上一炷香给菩萨的习惯，很多年轻人也是宁可信其有，宗教信仰与神佛论在中国很大程度上早已不表现在参加了什么佛教组织，是否披戴袈裟是否剃头吃素等元素上。比如关公生日，不少乡镇地区都会摆庙会、演节目来庆祝，大家一起乐呵，这都是民间对神佛论的尊重，所以说我国可能真是最大无神论国家，只是可能无神论以及无信仰的人并没有那么多罢了。

想必大家更有所体会的是，佛教、道教圣地俨然都成了我国旅游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大小假期总是会有很多人会选择去这些地方走走。其中最为著名的莫过于我国佛教名山了，峨眉山、五台山、普陀山以及九华山，不管是哪一座山都历史古老，分别是各位菩萨修行的道场。这4座山从汉代佛教传入我国，就随之开始建立佛寺弘扬佛法，一直到现在依旧是备受人们尊重。

其中位于四川境内的峨眉山可以算是人气非常旺的了，一年到头游客不断，并且还是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相当的有分量。作为普贤菩萨的道场，其境内处处都有着浓厚而神圣的宗教气息，加上其海拔在3000米以上给人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更有氛围。金顶佛塔是这座山的象征，金佛更是这里佛教文化的标志，48米高的普贤菩萨金像看上去让人觉得壮观无比。

除了佛教胜地之外，我国优秀的道教圣地其实也不少，江西境内的三清山便是一个。三清山是我国道教的发源地之一，更是世界自然遗产、世界地质公园，将自然美景与道教文化融合得很精彩。1600多年的道教文化在三清山留下了许多的历史古迹，八卦阵形分布的三清宫建筑群便是其中精髓，来到这里的游客总是不免要参观的，从外观到内部细节无一不是经典。

所以从某种角度来看中国真的是一个被高估的无神论国家，对几千年文化的尊重与传承总是刻在很多人的心中，想要真正的估量想必真的是不小的难度。

谢选骏指出：中国社会盛行阴阳合同，所以也有阴阳信仰，呜呼哀哉！


【64、记者来鸿：在美国做无神论者的耻辱】


《记者来鸿：在美国做无神论者的耻辱》（BBC WORLD SERVICE Author,阿利姆·马克布勒（Aleem Maqbool） BBC记者 Role,发自美国俄亥俄哥伦布 2014年8月12日）报道：

一些无神论者呼吁其他无神论者“站出来”——美国的无神论者日前聚集在俄亥俄州首府城市哥伦布，参加美国第一个无神论电视台开播庆祝活动，并且对坚持无神论信仰的人表示支持。

美国“无神论者协会”主席戴维·西尔弗曼在“无神论电视台”开播仪式上发表讲话说，尽管有些话不受欢迎，但是必须说出来；尽管有些抗争不受欢迎，但是必须去做。

他说，对于那些隐藏着的无神论者来说，“你并不孤单，你理应得到平等的对待。”

美国黑人无神论者协会成员马克·哈彻随后发表讲话，呼吁无神论者站出来，公开自己的信仰。

他说，他生来所做的最好的决定之一就是彻底地倡导人们“站出来”，公开自己的无神论信仰。但是，“站出来”公开承认自己是无神论者，这对美国的许多人来说显然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BBC记者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参加一次大型无神论学生集会时了解到，许多学生并不愿意接受记者的采访。

“非宗教学生联盟”成员雅米拉·贝对记者说，学生脖子上的短绳标记显示他们愿意不愿意接受记者采访，红色短绳的意思就是他不愿意和你交谈。

她说，许多无神论学生还没有公开自己的立场，他们的父母可能并不知道他们是无神论者，也不知道他们正在质疑自己的宗教。

她说，许多人担心如果公开宣称自己不信仰上帝，可能会遭到抛弃，甚至遭到暴力对待。

拉桑·丹吉-班古拉

拉桑·丹吉-班古拉是所在大学无神论学生团体的负责人，现年22岁，表示愿意和记者交谈。

他在对记者回忆告诉母亲自己是无神论者的情景时发出了悲伤的叹息声，“开始的情况当然是糟糕透了，她非常气愤。”

“我认为她后来接受了这个事实，但是我们避免谈论这件事情，她好像没有准备把我赶出家门。”

但是他对记者说，他并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父亲，因为他不想毁掉他们之间的关系。

丹吉-班古拉说，这样的事例太多了，有人被赶出家门，有人被送进强制信仰宗教的圣经学习营。

“我不想就这样失去我的父亲。”

凯特林·坎贝尔

19岁的凯特林·坎贝尔来自西弗吉尼亚州，父母并不反对她的无神论立场，但糟糕的是她难以应对自己的社会环境。

她说，“在高中，当我走过门厅走廊的时候，周围往往一片寂静，甚至有人朝我吐口水。”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不久前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宁愿让一位70岁以上的老人、或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的人、或从来没有担任过任何公职的人出任美国总统，也不愿意让一位无神论者担任这个职务。

皮尤研究中心先前一项民意调查得到的结果更加令人惊讶，美国的受访者认为无神论者比强奸犯更不值得信任。

这条无神论宣传标语上写着，“没上帝你也能当好人”

“无神论电视台”的一个现场直播电话讨论节目反映出许多美国人对无神论者的看法。

一位打来电话的听众对节目主持人大喊，“你本来学习准备当牧师，现在不信仰上帝了？你就是一个魔鬼。”

另一位听众说，“你是马克思主义者，是无神论者，是从俄罗斯来的。”

但是，在俄亥俄州参加无神论学生聚会的活动人士希望改变种状况。

来自“无宗教自由基金会”的安德鲁·塞德尔对记者说，“许多美国人认为自己从来没见过另一个不信仰宗教的人，那是因为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这一点。”

他说，就像争取同性恋权利运动一样，要大声地说出来，“我是一个无神论者。”

塞德尔表示，从人口比例的角度来讲，无神论者将赢得这场胜利。

人们注意到，声称自己是无神论者的人数，特别是声称自己是无神论者的年轻人人数正在增加。

欧美差异

但是，和欧洲国家相比，在美国表示宗教非常重要的人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要高得多。

“非宗教学生联盟”成员雅米拉·贝说，美国是一个由清教徒建立的非常态国家。

她说，从更近期的情况来讲，对于争取民权的非洲裔美国人以及其他少数族裔来说，宗教也变成一种获得接受的工具。

雅米拉·贝说，这有点像是在说，“我是虔诚的基督徒，你不应该排斥我，你应该让我的孩子和白人小孩一同上学，基督爱我们大家。”

无神论者现在建立了自己的电视台，希望推进自己争取民权的运动。

但是，在美国这样一个还没有任何在任国会议员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的国家，无神论者的声音并不容易传播。

谢选骏指出：人说“美国人宁愿让一位70岁以上的老人、或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的人、或从来没有担任过任何公职的人出任美国总统，也不愿意让一位无神论者担任这个职务。”——我说难怪川普竟然宣称自己是个基督徒！尽管他的女儿改宗了犹太教，他自己就把耶路撒冷出卖给了犹太人。


【65、全球13个国家可因无神论者被处死】


《全球13个国家可因无神论者被处死》（人文主义者国际新闻10. 2013）报道：

2013 年思想自由报告今天已在其专门网站上在线发布freethoughtreport.com/download-the-report.

这是第一份专门关注世界各国人道主义者、无神论者和非宗教人士的权利、法律地位和歧视的报告。

报告发现：在13个国家表达无神论可被处死——

39个国家的法律规定对亵渎罪判处监禁，其中包括多个西方国家

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非宗教人士受到歧视或彻底迫害

今天（周二）发布的一份新报告审查了世界上每个国家的法律歧视和侵犯人权行为，这些歧视和侵犯人权行为特别影响到无神论者、人道主义者和非宗教人士。

国际人道主义和道德联盟 (IHEU) 的“思想自由”报告发现，每个地区的政府都普遍存在歧视。

报告的综合评级系统考虑了从儿童被迫在学校教室祈祷到最“严重的违法行为”（例如因违反“亵渎”法律而死亡）的问题。

不信者必死

非洲 12 个国家、亚洲 9 个国家和中东 10 个国家因“严重违规”而被评为最差评级。其中一些政府被发现公开煽动对无神论者的仇恨，或者当局系统性地未能起诉针对无神论者的暴力犯罪。

此外，在12个最严重的国家，宗教当局可以以“叛教”罪（即离开宗教；在所有情况下宗教都是伊斯兰教）处以死刑。

亵渎的话

报告发现，全球有 55 个国家制定了“亵渎”法律，或其他禁止批评或“侮辱”宗教的法律。在 39 个这样的国家，法律规定对亵渎者判处监禁。

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伊朗这三个国家可以处决“亵渎者”。在另外三个国家，一些地区充当宗教权威的激进伊斯兰主义者也对宗教“犯罪”实施伊斯兰教法惩罚，包括死刑：即索马里的青年党、尼日利亚的博科圣地和其他伊斯兰主义者，以及阿富汗的塔利班。

受害者发声

IHEU 主席 Sonja Eggerickx 表示：“去年版报告的开场白来自联合国宗教或信仰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今年我们想扭转局面：我们要求受害者介绍我们的工作。”

该报告的开场白来自两名被指控叛教和亵渎、目前流亡或躲藏的无神论者。 （Alber Saber 和 Kacem El Ghazzali 的案件也出现在报告中）。

Kacem 和 Alber 在开场白中写道：

“思想和信仰自由决不能受到损害。当政权暴力攻击人们的想法和信仰时，所有人权都会受到损害……尽管有国际条约和公约，许多国家仍以更微妙但重要的方式进行歧视。这具有全球影响。例如，在相对安全、相对世俗的国家，禁止“侮辱”宗教的法律不仅与世界上任何地方最恶毒的亵渎法类似，而且有助于维持思想受到监管和惩罚的全球规范。

西方国家的亵渎行为

按照他们的说法，几个可能出乎意料的国家在五种分类中表现相当糟糕——其严重程度从“自由平等”，到“基本满意”、“系统性歧视”、“严重歧视”，再到“严重歧视”。 “严重违法行为”。

四个西方国家被评为“严重”，因为它们可以监禁那些违反禁止“亵渎”和其他宗教言论自由法律的人。

这些国家是 Iceland （最高可判处 3 个月监禁）， Denmark （最多 4 个月）， New Zealand （最多一年）， Poland （最多两年）， Germany （最长三年）和 Greece （最长三年）。在希腊，只要“亵渎上帝”，在德国，“侮辱他人宗教信仰的内容”，就可以入狱。

该报告的编辑鲍勃·丘吉尔评论道：“看到其中一些国家与乌兹别克斯坦或埃塞俄比亚（也被评为“严重”）并列似乎很奇怪，但正如卡塞姆和阿尔伯在序言中所说，这些法律树立了一种趋势。如果不能在一个地方废除它们，就意味着它们更有可能留在另一个地方，而在那里它们可能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即使在制定亵渎法的西方国家，也有证据表明它们会抑制言论自由，在希腊和德国等一些国家，人们实际上会根据这些法律被起诉、定罪并入狱。

“所有这六个禁止亵渎的西方州只因为这项法律而获得了严重评级。他们可能没有完全清白，但如果他们废除这项法律，他们就不会获得严重评级。”

IHEU 希望该报告将有助于揭示大多数国家中较少但系统性的歧视是如何赋予宗教特权的，并将推动对最严重侵犯行为的变革。

“废除亵渎罪是欧盟宗教或信仰自由准则所推动的，也是联合国宗教或信仰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所希望的：在全球范围内废除亵渎罪，以保护每个人的皈依权。如果这六个国家都做不到，那些以死刑惩罚侮辱宗教的国家还有什么希望呢？”

谢选骏指出：人说“全球13个国家可因无神论者被处死”，却没说“全球多少国家可因有神论者被处死”。


【66、为“神”文化解毒】


《为“神”文化解毒》（蒋泥）报道： 

依然流行的“神”文化——我对流行音乐所知甚少，记得前年回乡或外出打的，满耳听到的歌都是“红太阳”“万岁万岁”“毛主席”，躲都躲不开，大有毛泽东已起死回生，重返了人世的错觉。

前时再出差，飞到四川，转乘汽车一路旅游，走了五六天，司机强迫我听的歌，却是一位据说是一夜而红的、叫做刀郎的人，号丧似的在唱“萨达姆毛主席”。想躲，如何能成？

果然，回北京后我留意到满大街的公共汽车、出租、商场等但凡有喇叭的地方，也都在“萨达姆毛主席”。弄得我心中起疑：这个“萨达姆”和那个“毛主席”，究竟是什么关系？伴侣、情人、弟兄，还是亲密战友，要每天“日”“李万机”地绑着？

仔细听，才发现是“萨拉姆”。

但“拉”“萨”在发音上大体是差不多的，把“萨拉姆”音译成“萨达姆”，就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正像中国大陆的美国总统“布什”，在香港被译成“布殊”一样。因此，萨达姆和毛主席又是很相关联的一对。

譬如，在他们执政期间，都有所谓“万人坑”，都是好与人斗“其乐无穷”的主，都有自己的政治、哲学主张，都是人间“神”的化身，都崇奉血腥与高压，并都留下了信徒和百千万衣钵传人，带着他们的“幽灵”，满世界招摇、晃荡。想躲的人，又几时躲得了？

好在而今的伊拉克人，绝大多数已经从噩梦里脱境，不幸的中国人，倒是还在继续着“文革”年代的造神运动，从一二十年前主动、强制的政府、集体行为，变成了自觉、无意识的百姓生活的一部分，其毒其害，算是深入到骨髓里去了。

何至于这样？根子又在哪里？

这和他在位时间很长，以及确立的他的“思想”无人可比的“地位”有关。

20世纪60年代后期，他那本《毛泽东选集》，在国内、外就一共出版了用50多种文字印成的500多种版本，总印数50余亿，被国际公认为“20世纪世界上最流行的书”、“世界上读者最多的书”。再加上全民学毛著以及“红宝书”《毛主席语录》，热到了几乎人手一册的程度，其读者究竟多少，已无法统计。

根据红旗出版社1996年11月出版的《毛泽东遗物事典》（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编）第532页影印的一张1960年度《毛主席稿费清单》显示，当时毛每年的稿费收入20多万。1950年代他的稿费存款即达到100多万元，年利息就1.5万左右，而其他国家“干部“，月工资不过五六十，工人不过二三十，“农民兄弟”一个月只能忙几块钱，糊口都很难。

现在到多少了呢？2003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直机关工委曾就《毛泽东选集》新版稿酬和外文版权费，是否要纳税，向国务院送呈请示，上面说，截至2001年5月底，毛泽东的稿费合计已经有1.3121亿元了。说明他的书一直还在世界各地畅销。

远的、深的咱们可以不多纠缠，单看看亿万个孩子正在学习的中学课本里，就满是“毛主席”诗词、文论，几乎每册都有他的大作，有的一本里还好几篇。

诗词也还罢了，毕竟传递不了多少“思想”、“哲学”，他的文论正像其“选集”一样，却是充塞了大量迷误的，急需要消毒、解毒。可惜毛泽东如他在世时一般，所向无敌，其“哲学”主张，一直“萨达姆”，难逢“对手”。

我不妨当头一炮，随意取两篇析之，以见一斑。

质疑《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该文是高中语文第六册教材第一课，写于1963年。

“提示”里说此文是一篇哲学论文，“阐述的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根本问题”。这问题就是，实践的观点、检验真理的标准、实践和认识之间的关系。

今天看来，它虽是一篇“哲学论文”，其中仍含有相当浓的火药气，带有不小的鼓动性，留下那个特定年月里的时代烙印。我宁可把它定性为“政治报告”。

而且就算我们如文中希望的，已经建成了“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并且帮助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完成了我们应当担负的国际主义的伟大义务”，进而在全人类实现了共产主义社会理想，这以后人们还需要奋斗吗？他们为什么而奋斗？

当一切都进入“自由王国”、一切平等、“按需分配”后，人不是无所事事了？

富人无聊以后你知道他们想什么吗？

他们想着堕落！

如果说一切“真理”都来自实践，经实践而得，那么如何解释同样的实践，为什么有人得到甲，有人得到乙，有人得到丙？

结论不同是因为加入了人的大脑、情感、体验、阅历等等。既然它们参与其事，那么为什么不说一切“真理”来自实践和实践者的心理、意识、无意识……而单说来自“实践”呢？

有人要说，真理是客观的，它在无穷远的未来，我们只能在实践中无限逼近它，却永远和它差着一截！这就如同说，你不是人，因为200年以后你会变成灰、变成烟、变成土、变成某种元素，所以地球上从来就没有人。

遥远的未来，地球、太阳都“死”了，你还算“人”吗？

我不知道如此定义“真理”，价值何在。

况且，人之为人的意义何在？难道懂得了某个“真理”，就能使心灵获得满足吗？生命就具有意义了吗？

假如是，假如意义仅在于实现某某主义，认识某某真理，那么这一切实现以后，人之为人的意义又何在呢？

没有信仰人是活不下去、活不实在、活不安心的，一个人可以信仰某某主义，认识某某真理，但不能、也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去信仰它。

人的信仰不是向外，而是向内的。

从严格意义上讲“实现某某主义”、认识某某真理，都不是信仰，因为如果把它们作为信仰、人类惟一的信仰的话，那么实现主义、认识真理以后人们信仰什么，就缺空了——不可知了。

可见，正确的思想有时不必通过实践得到，只要用一点逻辑推理就可以明白了。

因而毛泽东所说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经不起推敲，是片面的或者是说了等于没说的。

如果它不是“一篇哲学论文”，而是我说的“政治报告”，那么选它作教本范文我无话可说。现在既然将它拔高成“哲学”，那么已完全属于学术，我亦当要从学术的角度加以争鸣和质疑。

质疑《中国人民寻求救国真理的道路》

这是初中语文第六册课文。

文中说：“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在这里，毛泽东强调了“走俄国人的路”的重要性。但这个路在20世纪最后10年遇到了困难——“苏联”解体了，给中国送来“无产阶级宇宙观”的“俄国”再也不存在了，它们今天所走的，是毛泽东在该文中所言的不通的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

环境变了，时代变了，形势变了，当时或许能“正确”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在和平建设时期却面临挑战。这时如果再把“走俄国人的路”这样的文章编进教科书，化为后人的指导思想，会怎样？

随着封存了50年后的罗曼·罗兰《莫斯科日记》的发表，随着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的译介，随着“白银时代”俄罗斯作家作品大量涌入中国境内，也随着“资本主义”以后的俄国政府公开原苏联政府的保密文件，今天我们已看到了当时“革命”的不人道和空幻狂热性，以及大独裁者斯大林的内心真相，进而明白了“俄国人的路”之所以走不通，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自己思想、体制内部的深刻危机。

因此，即使不从中国自身问题着眼，单由历史本身看，“走俄国人的路”今天都该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何况“革命”时期合宜的理论与思想，和平年代不一定能适用，如果把对待敌人时的策略、措施，用于对待自己治理的人民，那它随时可能再次引发“阶级斗争扩大化”。

现在我们已在建设自己的市场经济体制，而政治体制的根本改革早已明朗化，只有政治、经济体制都合乎市场经济的良性、健康运行时，二者才是互相适合的，不存在一者阻碍他者发展的，而是彼此共进。政治、经济的根本改革，又必然引起整个社会的深刻变化，所以写于1949年的《中国人民寻求救国真理的道路》用作今天的中学教材，已经过时。

谢选骏指出：人说——为“神”文化解毒；我看很多人兽，打着神的旗号，干着獸的事情。


【67、无神论人口】


网文《无神论人口》（2012年11月12日）报道：

统计无神论者的人口很困难，其结果也不准确。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世界上一些政府推广无神论，而另一些政府压制无神论，因此对于无神论者人口的统计可能过高或过低；其次，由于无神论的定义不确定，许多统计的标准并不统一，其中一些可能仅仅统计强无神论者人口，而另一些则统计无宗教信仰者的人口。尽管存在这些困难，大多数研究标明无神论者（无宗教信仰者）占全世界人口的12－15％。

另外，无神论概念出自一神信仰的西方，因此该概念套用到传统东方文化上，便出现了矛盾，如中国人和日本人等东方民族，经常介于有神论和无神论间（也就是泛神论），与西方严格区别两个概念的思维不同。因此统计该地各国无神论者的比例，可能会出现10－90％的极大落差。特别是在日本，大多数人都同时拥有多个宗教信仰（参见日本宗教）。而无宗教信仰者并不同于无神论者，可能近似于不可知论者。

研究和统计数据及其存在的问题

由于一些国家推广无神论，而另一些国家压制无神论，因此无神论人口在不同国家可能被过高或者过低的估计。对于像无神论者这样没有一个系统或组织的群体，没有任何一种统计方法足够准确，所有统计都存在很高的误报（有意的或无意）可能性。另外，许多关于宗教信仰的问卷调查询问被调查者是否“不可知论者”或“无神论者”，这个问题本身就存在歧义性，因为这两个概念可能被不同人作不同的理解，致使一些人回答他们同时是不可知论者和无神论者。还有一些调查实际调查的是“无宗教信仰的人”，而不是“无神论者”，或者可能是两者的合集。

无神论人口统计的困难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无神论是一种与其他状态兼容的状态，例如一些无神论者同时认为自己是不可知论者、佛教徒、儒家或者拥有其他哲学信念，一些人甚至把自己的宗教定为“绝地”（星际大战虚构群体）。因此，如果调查问卷的选项不同，对无神论人口的统计结果会有很大差异。政治性组织可能有意无意的曲解无神论。在问卷设计的语言组织上可能带有偏见或误导。

某些宗教可能被认为是无神论但信徒否认的，如基督教等一神教可能被偶像崇拜者认为是无神论伪装成有神论，只是现在一神教的影响力极强而鲜有人敢这样说。而某些宗教信徒自认无神论但别人不承认其无神论的，如佛教不承认神话的真实性，认为不过是天人被误认成神祇，可佛教同样又以满天神佛闻名，被人认为是多神教或偶像崇拜。

另外，由于一些基督教徒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一理念叫圣徒蒙保守，一些前基督教信徒仍然把自己归为“基督教初信徒”，而无神论人口统计大多数会假设无神论和宗教信徒没有交集。

很多人在信神和不信神问题上摇摆不定，当他们被问及一定要明确自己要么信神要么不信神时，社会世俗的潮流会对其造成影响。还有一些人拒绝把自己描述成无神论者，是由于诸如与无神论者不合，家庭和社群影响，对无神论概念的不理解等原因造成的。

无神论人口分布

世界无神论和不可知论人口比例（2007年）

尽管无神论者在大部分国家占少数，但可以确定的是在共产主义国家（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越南、古巴等）和东欧前共产主义国家尤甚（如俄罗斯、白俄罗斯等），无神论者人数较多，这是由于共产主义国家曾经强制推行无神论。在西欧、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瑞典等地区无神论者也较多甚至能过半数，之后是美国，世界其他国家地区无神论者较少。根据1995年的调查，无宗教信仰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4.7％，而无神论者占3.8％[1]。与此相近的，在2002年由Adherents.com网站进行的调查表明“世俗的、无宗教的、不可知论的、以及无神论的人口”比例是14％[2]。美国中情局2004年的调查表明12.5％的人没有宗教信仰，其中2.4％是无神论者[3]。根据《大英百科全书》2005年出版的调查结果，无宗教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1.9%，无神论者则占2.3%，这个统计并未包括那些信仰无神论宗教的人，例如佛教徒。[4]

一些调查表明无神论在科学家中所占地比例更高，这一趋势在20世纪初就比较明显，而到20世纪末成为科学家中的多数。美国心理学家詹姆士·柳巴（James H. Leuba）1914年随机调查了1000位美国自然科学家，其中58％“不相信或怀疑神的存在”。同一调查在1996年重复了一次，得出60.7％的类似结果，而且美国科学院院士中这一比例高达93％。肯定回答不相信神的比例从52％升高至72％[5]。跨国研究结果表明教育程度和不相信上帝有正相关性[6]，欧盟的调查也显示辍学和相信上帝有正相关性。《自然》杂志1998年刊登的文章指出，调查显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之中相信人格神或来世的人数处于历史低点，相信人格神的只占7%，远比美国人口的85%为低[7]。《芝加哥大学纪事报》的文章则指出，76%的医生相信上帝，比例高于科学家的7%，但仍比一般人口的85%为低[8]。同年，麻省理工学院的弗兰克·萨洛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迈克尔·舍默进行研究显示，高学历的美国成年人（调查样本中12%持有博士学位，62%是大学毕业生）之中有64%相信上帝，而宗教信念与教育水平有负相关性[9]。门萨国际出版的杂志的文章指出，1927年至2002年之间进行的39个研究显示，对宗教的虔诚和智力有负相关性[10]。这些研究结果与牛津大学教授迈克尔·阿盖尔进行的元分析结果近似，他分析了7个研究美国学生对宗教的态度和智力商数的关系。虽然发现负相关性，该分析没有提出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并指出家庭环境、社会阶级等因素的影响[11]。

亚洲

西亚的回教国家人民多半是穆斯林，因对无神论者的歧视，宣称自己是无神论有显见的政治、法律风险。回教教法学者认为“承认无神论者，比接纳多神教信徒更危险”，甚至沙特阿拉伯官方宣称，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将依照恐怖主义的防治办法加以调查[12]，所以无神论者的数目很难统计。

东亚有诸如佛教、道教和儒家存在的东亚文化使无神论人口调查难于进行，特别是在日本大多数人都同时信奉神道与佛教（参见日本宗教），所以很难统计无神论者的人数，有时候日本人称自己是无宗教信仰，其实只是没有参加特定的宗教组织，但会经常祈求和祭祖、祭拜神灵，如果依照文化上的定义，这些日本人属于神道与佛教的信徒[13]。有数据称大约65%的日本人是无神论者、不可知论者或不相信神的存在[14]。

华人地区

参见：中国宗教、中华人民共和国宗教、香港宗教、澳门宗教和台湾宗教

自汉代起，中国以儒家思想为整个社会的主导思想，对宗教总体上持包容与化解的态度。另一方面，除儒家思想和各类宗教外，中国民间信仰兴盛，民众信仰多样而复杂。共产主义是无神论的，所以中共建政后，政府赞成和鼓励无神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原则上必须是无神论者，2016年4月习近平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中旗帜鲜明地指出：“共产党员要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者，严守党章规定，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党的宗旨，绝不能在宗教中寻找自己的价值和信念。”[15]。中国数千年来都有祖先崇拜，即使自称无神论者也大多都会祭祖，但仅仅祭祖者在一般宗教统计中又往往会被当做无神论者。因此，中国的无神论者构成比较复杂。目前中国大陆大约有59％的人口无宗教信仰[16]。

在台湾，2014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发布的调查，2300万台湾人口中，佛教、道教与台湾民间信仰三者难舍难分，约占93%。基督徒（包括天主教、新教、东正教等）约4.5%，其他信仰或不表态，约2.5%[17]。另一项调查则显示，现今台湾有八成的民众拥有宗教信仰，有五成的民众经常参加各类型的宗教仪式与庆典。强调自己为无宗教信仰者约18%。

西亚地区

在以色列，有约20％犹太人认为自己是“世俗的”（secularism），但其中多数人由于家庭或国家的原因仍参加礼拜[18]。

欧洲

根据2005年欧洲统计办公室（Eurostat）的统计，18％欧洲人口“不相信有灵魂、神，或者其他形式的生命存在”[19]。一些调查发现瑞典是世界上最世俗的国家之一，大约85％的瑞典人不相信神[20]。无神论者、不可知论者和其他不相信人格神的人口比例（包括无宗教信仰者）在法国、英国和俄罗斯的比例分别为40％、33％和32％。而2007年的调查则显示波兰、罗马尼亚、塞浦路斯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无神论者（包括无宗教信仰者）所占总人口比例的数字为个位数[21]；而北欧地区的瑞典（85%）、丹麦（80%）、挪威（72%）和芬兰（60%）的比例则较高[14]。

美洲

对于美国无宗教信仰人口（包括无神论、不可知论、自然神论等）人口的调查结果从0.4%到15％相差较大，大约16.2％的加拿大人无宗教信仰（包括无神论者），而绝大多数墨西哥人是天主教徒（89％）。2006年11至12月有调查考察美国和5个欧洲国家的无神论人口，在《金融时报》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美国的无神论人口比例最低，只有4%；而欧洲国家的比例则较高（意大利：7%，西班牙：11%，英国：17%，德国：20%，法国：32%）[22][23]。其中关于欧洲国家的数字与2005年欧盟官方调查的结果相近，根据2005年欧洲统计办公室（Eurostat）的统计，那次调查显示18%的欧盟人口不相信有神存在。

在拉丁美洲国家，天主教徒占多数，但近年无宗教信仰的人增加。

大洋洲

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的澳大利亚人“无宗教信仰”（包括不可知论者、无神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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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指出：人说“无神论人口”，我看“教育越多越无神”——因为现代的教育都是反对神明的。


《国家无神论》（英语：State atheism）是一个相对于国家宗教的概念，即由政府所推行的无神论，通常会伴随着对宗教自由的压制出现。

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

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有过这样的政策，因为社会主义政策需要公众远离宗教事务。

历史

国家无神论在苏联曾有过很长一段历史（苏联对基督徒的迫害），苏联对无神论的推行在斯大林时期达到巅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神论的治国方针的内因下，苏联政府一直主张对宗教采取控制、打压甚至消灭的手段。苏联政府对教堂、清真寺和犹太教堂进行大量平毁。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东欧等地。日后朝鲜、中华人民共和国等，虽然宣称允许宗教自由，也在不同程度上采取国家实施的无神论或世俗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对其境内的宗教、古迹建筑等进行了广泛的破坏。1975年在云南回族聚居区发生的沙甸事件。在西藏地区，红卫兵曾前往扎什伦布寺的佛塔将在该寺曾存放的五世至九世班禅的遗骨挖出肢解抛弃。文革后，十世班禅大师只得把残存不齐的从五世至九世班禅喇嘛的灵骨聚集在一起。1967年2月6日，阿尔巴尼亚最高领导人恩维尔·霍查发表《消除落后习俗和封建迷信》，开展“思想文化革命”，禁止国内一切宗教活动。1976年，阿尔巴尼亚宣布消灭国内一切宗教，还宣称阿尔巴尼亚为“世界上第一个无神论国家”。

谢选骏指出：人说“国家无神论”，我看“無神論国家要用强制教育否认神明的存在，爲的是强迫百姓崇拜自己”。


【68、中国到底有多少坚定的无神论者？】


《中国到底有多少坚定的无神论者？》（张彦 2015年7月2日）报道：

北京——中国是世界上最不信神的国家吗？

全球独立网络-盖洛普国际(WIN-Gallup International)今年早些时候的一个调查得出的结论是肯定的，该调查有来自57个国家的5万多人参加。在中国有47%的人认为自己是无神论者，30%的人不信教；14%的人称自己信教。

这与世界其他地区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从总体看，只有13%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是无神论者；23%的受访者说他们不信教，59%的人说信教。根据这项调查，无神论者的占比与中国相对接近的，只有日本、法国和捷克，各自在30%左右。其他国家都不超过15%。

自4月公布结果以来，这项调查被全球媒体广为报道，吸引了《华盛顿邮报》、《每日电讯报》、《赫芬顿邮报》的关注，还有博客预测称，一股无神论潮流正在兴起，主要原因就在于调查显示中国有大批无神论者。

然而从那时起，专家们一直在质疑，为什么这个结果和许多调研人士在实地看到的情形是迥异的。前往中国的人常常会注意到寺庙、教堂和清真寺在增多，而顶尖的学者几乎众口一词说宗教在复兴。

全球独立网络-盖洛普的全球民意研究主管、在瑞士生活的伊贾兹·吉拉尼(Ijaz Gilani)说，他对中国受访者无神论回答比例很高，也存有疑问。他说，一开始他以为可能与中国是一个后共产主义国家（或者不妨说“后毛主义国家”）有关。但是再一看，多数后共产主义国家都没有这么多的无神论者。

“这让我异常困惑，”吉拉尼说。“但随后我注意到，在东亚这种现象颇为普遍。”在日本，有62%的受访者说他们要么是无神论者，要么是不信教的；在韩国，这个数字是56%，在香港是70%。

普度大学(Purdue University)宗教和中国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杨凤岗认为，答案肯定与问题有关。中文的“宗教”一词是19世纪从日语借来的，而后者又是转译自德文的概念。

在东亚，宗教的信仰和修行早已是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现代国家把宗教隔离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因此需要一个新词。宗教在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极富争议的话题，在国民党以及后来的共产党统治下，宗教成为了一个狭义的、高度政治化的词，通常指的是正式的组织和机构。

“‘宗教’在中国是个有争议的词，”杨凤岗教授说。“必需搞清楚问题是怎么问的。”

全球独立网络-盖洛普问每个国家的受访者，他们认为自己是“一个信仰宗教的人”、“不是一个信仰宗教的人”，还是“坚定的无神论者”，第四个选项是“不知道/不回应”。

“信仰宗教是个非常正式的词，”杨凤岗说。“人们对此做出的反应可能与研究者想要的效果是不符的。”

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人类学教授罗伯特·韦勒(Robert Weller)说，“信仰宗教”可能会被理解为中国五大受官方认可的宗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新教和天主教——的正式教徒。多数中国人信仰的是一种佛教、道教和民间习俗的混合体，往往被称作是“传统信仰”，或者直接就说“信仰”，避免和有争议的“宗教”扯上关系。

韦勒说，这个调查使用的方法可能也有问题。在中国是通过网络进行的——这种媒介在这里已经越来越趋于实名化。“‘坚定的无神论者’回应率这么高可能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个官方口径的回答，”韦勒说。

这些可能存在的问题，与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全球态度调查(Global Attitudes Project)去年的一个发现是呼应的，也就是多数中国人不认为对神的信仰是道德的必要前提。中国的这一结果在最终的报告中被删去了。

不过，正如吉拉尼所说，全球独立网络-盖洛普的民调仍然很有价值。它根据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进行了划分。在中国30岁以下（含30岁）受访者中，“坚定的无神论者”和“不是一个信仰宗教的人”合起来的回应率仅为56%，70岁以上（含70岁）则达到90%。这表明，年轻一代中国人更倾向于摒弃“无神论”这个共产党至今仍在鼓励的词。

“在世界其他地方，对调查的理解要更趋于一致，”吉拉尼说。“从东亚得到的反馈比较复杂，但还是能从中看到一些东西。”

谢选骏指出：人问“中国到底有多少坚定的无神论者”？——我看中囶的无神论者，往往崇拜马列毛兽。


【69、中国乃全球最不信教国家？专家指民调有问题】


《中国乃全球最不信教国家？专家指民调有问题》（香港特约记者 甄树基 05/07/2015）报道：

共产党或许是坚定的无神论者，但根据盖洛普国际针对全球宗教信仰问题所进行的一项意见调查，其结果不啻仍然引起外界的诧异。根据调查结果，中国有47%的人认为自己是无神论者，30%的人不信教；只有14%的人称自己信教。

2010年10月3日，位于北京海淀区的守望教会在周日弥撒前，正在准备的唱诗班的孩子们。

盖洛普的调查获得来自57个国家的5万多人参加，而中国的调查结果显然与世界其他地区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从总体看，只有13%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是无神论者；23%的受访者说他们不信教，59%的人说信教。根据这项调查，无神论者的占比与中国相对接近的，只有日本、法国和捷克，各自在30%左右。其他国家都不超过15%。

但调查的结果正正与许多调研人士在实地看到的情形是迥异的。前往中国的人常常会注意到寺庙、教堂和清真寺在增多，而顶尖的学者几乎众口一词说宗教在复兴。

盖洛普的全球民意研究主管、在瑞士生活的伊贾兹?吉拉尼（Ijaz Gilani）说，他对中国受访者无神论回答比例很高，也存有疑问。他说，一开始他以为可能与中国是一个后共产主义国家有关。但是再一看，多数后共产主义国家都没有这么多的无神论者。

纽约时报对这个调查结果进行了分析，并引述普度大学（Purdue University）宗教和中国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杨凤岗认为，答案肯定与问题有关。中文的“宗教”一词是19世纪从日语借来的，而后者又是转译自德文的概念。

杨说：“‘宗教’在中国是个有争议的词，必需搞清楚问题是怎么问的。”

盖洛普问每个国家的受访者同样的4个选项：即他们认为自己是“一个信仰宗教的人”、“不是一个信仰宗教的人”、或是“坚定的无神论者”，第四个选项是“不知道/不回应”。

杨说：“信仰宗教是个非常正式的词，人们对此做出的反应可能与研究者想要的效果是不符的。”

纽时的报导又引述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人类学教授罗伯特?韦勒（Robert Weller）表示，“信仰宗教”可能会被理解为中国五大受官方认可的宗教  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新教和天主教  的正式教徒。多数中国人信仰的是一种佛教、道教和民间习俗的混合体，往往被称作是“传统信仰”，或者直接就说“信仰”，避免和有争议的“宗教”扯上关系。

韦勒说，这个调查使用的方法可能也有问题。在中国是通过网络进行的  这种媒介在这里已经越来越趋于实名化。韦勒说：“‘坚定的无神论者’回应率这么高可能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个官方口径的回答。”

谢选骏指出：人说“中国乃全球最不信教国家？专家指民调有问题”——我看没有言论自由的共产党国家，其民意调查也只能见风转舵——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70、中囶人靖国神社撒尿——日本兵居民床上拉屎】


《靖国神社撒尿，涂鸦遭通缉！中国网红：我绝不自首》（新闻云 2024-07-11）报道：

▲中国籍网红在靖国神社喷漆「厕所」，还在石柱撒尿。

靖国神社位于日本东京都千代田区，不仅在神道教信仰拥有崇高地位，更供奉着246万名英灵，然而今年5月底却惨遭中国籍网红铁头羞辱，不仅在石柱撒尿，甚至还喷红漆写「厕所」。日本警方针对铁头和另名男子发出通缉令。铁头受访表示，他绝不会为「报复日本」的行径感到后悔。

从中国社群网站小红书上流传的影片，可以看到被称为「铁头」的36岁中国籍男性董光明5月31日晚间10时，在靖国神社入口处石柱脱裤撒尿，随后更在石柱上，以红色喷漆在「神」、「社」两个汉字之间写下「Toilet（厕所）」，25岁的中国籍男性许来玉则负责拍摄。

事后，「铁头」董光明、许来玉从东京羽田机场搭机逃往中国上海。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追踪后，日本警视厅本月9日在埼玉县朝霞市以涉嫌弃物毁损、对礼拜场所不敬等罪名，逮捕29岁中国籍男性姜卓君，为第3名涉案人员。警视厅指出，姜卓君涉嫌协助购买作案用的红色喷漆。

目前日本警视厅已经针对逃往中国的董光明、许来玉发布逮捕令状，宣布「通缉」（指名手配）两名恶意毁坏靖国神社的中国籍男性。

日媒《TBS News》最近在中国首都北京采访涉嫌毁损靖国神社的董光明。当记者劝其向日本警方自首时，董光明表示，「一、我不可能自首。二、我也不可能会后悔。三、我不是怕。」

董光明解释犯案动机，是为了向日本政府抗议将福岛核电厂含氚元素「核处理水」排海一事，并表示将来还是会前往日本表达抗议，「只要你们（日本）又做了侵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巨大利益的情况下，我还会去（日本）。」

听闻自己和另名中国籍男子许来玉被日本警方通缉的消息后，董光明又表示，「我根本没听说自己被通缉。再来，我觉得日本警察局很像是幼儿园，根本是来搞笑的！」

据悉，先前董光明在中国上海接受另一日本媒体采访时，便坦承在靖国神社脱裤撒尿、喷漆的人是自己，「我思考两三天才决定犯案，Toilet在中文的意思是厕所，所以在喷漆之前，我做了每个人在厕所里都会做的事（指撒尿）。」

董光明解释犯案动机，「当我得知日本政府批准福岛核电厂废水排海一事，我心里就是有一股火在了。你（日本）既然往全世界人民都会用到的水资源排放核废水，那么我就在日本人最为崇拜的精神信仰圣地撒尿。我还觉得不太满意呢。我不认为自己违法。我绝对不会反省。马鹿野郎（日文脏话）。」

对此，日本网友在底下留言，「全世界就只有中国人会乱撒尿」、「这就是中国人和台湾人的差异」、「既然你不会反省，那就别再来日本吧，希望你能受到惩罚」、「既然是核污染水排海问题，那如果在紫禁城做同样的事会怎样呢」、「既然是日本人最崇拜的神社，应该是明治神宫或是伏见稻荷大社吧」。

网民嚎叫：

BBQ2004 发表评论于 2024-07-11 07:22:00

打着爱国旗号害国

exception1 发表评论于 2024-07-11 06:19:10

孝子蜂拥去征服东方市观看侵略军阅兵时，记着把尿憋好了！

谢选骏指出：人说“靖国神社撒尿，涂鸦遭通缉！中国网红：我绝不自首”——我看這是历史力学的案例。中囶人之所以在靖国神社撒尿，因为里面供奉着日本兵的亡灵！这些日本兵生前在入侵蹂躏糟蹋中国的时候，曾在上海居民的床上拉屎！这还算是“好”的，其他种种劣迹不一而足……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簡直罄竹难书。就算避重就輕吧——中囶人在靖国神社撒尿恶劣，还是日本兵在居民床上拉屎恶劣？那么如果避轻就重呢？中囶人到日本杀人放火奸淫掳掠……也都不算缺德了！果然，中囶人在日本的犯罪率特高，这不是偶然地吧？


【附录1、从自杀看文革——属于西方化运动，完全不合中国传统】


《利己主义的自杀》（[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自杀论》第二章）报道：

我们首先观察不同的宗教信仰对自杀产生的影响。

一、

如果我们看一下欧洲的自杀分布图，我们一眼就看出，在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这样一些纯粹的天主教国家里，自杀是很少的，而在普鲁士、萨克森和丹麦这样一些新教国家里，自杀是最多的。由莫塞利计算出来的下述平均数就证实了这第一个结论：

每百万居民中平均自杀人数

信奉新教的国家　190

信奉新教和天主教的国家　96

信奉天主教的国家58

信奉希腊正教的国家　40

不过，信奉希腊正教的国家自杀人数较少肯定不可能是由于宗教的缘故，因为它们的文明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文明很不一样，这种文化上的不同可能是自杀倾向比较小的原因。但是，大多数信奉天主教和新教的社会则不是这样。毫无疑问，这些社会的知识和道德都不在同一个水平上；不过，相似之处还是主要的，所以我们有理由把它们在自杀方面如此明显的差别归因于信仰的不同。

然而，这种初步的比较还是很粗浅。尽管相似之处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这些不同国家的居民在其中生活的社会环境却并不完全相同。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文明程度要比德国低得多，因此可以认为，这种文明程度的低下是我们在上文看到的自杀人数较少的原因。如果我们想避开这种错误的原因，比较明确地确定天主教和新教对自杀倾向的影响，就应该在同一个社会里比较这两种宗教。

在德意志的所有大国里，巴伐利亚的自杀人数远远少得多，从1874年起，每年每百万人口中只有90名自杀者，而普鲁士为133名（1871—1875年），巴登公国为156名，符腾堡为162名，萨克森为300名。不过，在巴伐利亚，天主教徒也最多，每1000名居民中有713.2名。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比较这个王国的每一个省，我们就会发现，自杀的人数和新教徒的人数成正比，而和天主教徒的人数成反比（见上表）。不仅这些平均数之比证实了这条规则，而且第一栏的所有数字都大于第二栏，第二栏的数字都大于第三栏，没有任何不规则的地方。

巴伐利亚诸省（1867—1875年）(1)

普鲁士的情况也是如此：

从细节上来看，在这样进行比较的14个省中，只有两个省稍有一点不规则：西里西亚的自杀人数较多，应该属于第二类，却列在了第三类，而波美拉尼亚应该列在第二类而不是第一类。

从这个观点来看，瑞士是值得研究的。因为在瑞士由于既有法兰西族的居民，也有德意志族的居民，所以可以分别观察宗教信仰对这两个民族的影响。然而，这种影响对每一个民族来说却是一样的。不管属于哪一个民族，信奉新教的州的自杀人数要比信奉天主教的州多4至5倍。

普鲁士诸省（1883—1890年）

宗教信仰的影响如此强大，以致支配着所有其他因素。

此外，在相当多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直接确定每一种宗教信仰的人口中每百万居民的自杀人数。下面是不同观察家所发现的数字：（见表十八）

表十八在不同国家中每一种宗教信仰的人口中每百万居民的自杀人数

由此可见，各地新教徒中的自杀人数都比其他宗教的信徒中多，毫无例外。(2)差距从最小的20%—30%到最大的300%不等。挪威和瑞典虽然是新教国家，但只达到自杀人数的平均数。像迈尔(3)那样引用这种少见的情况来驳斥这样一种事实上的一致性是徒劳的。首先，正像我们在本章开头所指出的，这种国际性比较并不说明问题，除非涉及相当多的国家，而且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比较也不是结论性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居民和中欧的居民之间有着相当大的区别，所以我们可以理解，新教对彼此的影响并不完全相同。而且，在这两个国家里，自杀率本身虽不太大，如果考虑到它们在欧洲文明国家中所占的地位不太重要，那么它们的自杀率看来还是比较高的。没有理由认为，它们的文化水平已经超过了意大利，差得还很远，然而自杀的人数却多二三倍（每百万居民中达90至100名自杀者，而不是40名）。新教难道不是自杀人数较多的原因吗？因此，事实不仅没有否定根据如此大量的观察所得出的规律，反而倾向于肯定这条规律。(4)

至于犹太教徒，他们的自杀倾向一直比较小，而且普遍地小于天主教徒，尽管相差的程度不大。不过，后一种比例关系有时也会颠倒过来，尤其近年来有这种颠倒的情况。在本世纪中叶以前，除了巴伐利亚，所有国家中自杀的犹太教徒都比天主教徒少；(5)直到1870年，犹太教徒才开始失去他们以前的天赋。他们的自杀率大大超过天主教的情况是很少见的。此外，不应忘记，比起其他宗教信仰的群体来，犹太教徒居住在城市里并从事脑力劳动。由于这个缘故，他们比其他信徒更加强烈地倾向于自杀，这是出于他们所信奉的宗教以外的原因。因此，尽管有这种使之更加严重的影响，信奉犹太教的人自杀率仍然这样低，我们认为，在同样的情况下，这是由于犹太教是所有宗教中自杀人数最少的缘故。

事实就是如此，那么如何解释这些事实呢？

二、

如果我们考虑到，各地的犹太教徒都很少，而在我们早先观察过的大多数社会里，天主教徒也是少数，那么我们就会情不自禁地想在这个事实中找出解释这两种宗教信仰中自杀人数比较少的原因。(6)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人数最少、不得不和周围居民的敌意作斗争的教派，为了维护自身的生存，就不得不对自身实行严格的控制，强迫自己遵守某种特别严格的纪律。为了证明给予他们总是暂时的容忍是有理由的，他们不得不更加重视道德。除了这些考虑之外，某些事实看来确实意味着这种特殊因素不是没有某种影响。在普鲁士，天主教徒所处的少数地位是非常突出的，因为他们只占全部人口的三分之一。他们的自杀人数也只有新教徒的三分之一。在巴伐利亚，三分之二的居民是天主教徒，差距就小一点；后者的自杀人数和新教徒的自杀人数只有100比275，甚至只有100比238，这要分不同时期。最后，在几乎全是天主教徒的奥地利帝国，新教徒和天主教的自杀人数之比为155比100。由此看来，如果新教成为少数，新教徒的自杀倾向也就减少。

但自杀首先是一种极大的自我放纵，所以担心受到谴责，哪怕非常轻微的谴责也可以起很大的作用，对处于少数地位的人也是如此，他们的处境迫使他们特别注意公众的舆论。因为这是一种并不伤害任何人的行为，所以人们不大责备那些比其他群体更倾向于这种行为的群体，而且不可能像犯罪和不法行为那样大大地增加他们所引起的反感。此外，宗教的褊狭如果非常强烈，往往产生相对的效果。这种褊狭不是促使异教徒更加尊重舆论，反而使他们习惯于对舆论漠不关心。如果一个人感到自己是一种无法挽回的敌意的目标，他就会拒绝使这种敌意平息，而是更加固执地坚持那些最受排斥的习俗。这是犹太教徒常有的情况，因此不能肯定他们这种异乎寻常的免疫力没有其他原因。

但是，不管怎样，这种解释不足以说明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各自的情况。因为，在天主教盛行的奥地利和巴伐利亚，尽管天主教教义的预防作用比较小，但还是很值得注意的。因此，天主教教义的预防作用不仅是因为它处于少数地位。比较普遍的情况是，不管这两种信仰在整个人口中占多大比例，凡是我们可以从自杀的观点进行比较的地方，我们都看到自杀的新教徒比天主教徒多。甚至有一些像上巴拉丁和上巴伐利亚这样的国家，那里的居民几乎全是天主教徒（92%和96%），然而那里自杀的新教徒和自杀的天主教徒之比为300和423比100。在下巴伐利亚，这个比例甚至上升到528%，在那里，改革后的宗教的虔诚信徒在100个居民中还不到1个。因此，尽管少数派不得不采取的这种谨慎态度是导致这两种宗教之间如此巨大差异的原因，但在更大程度上肯定是由于其他原因。

我们可以在这两种宗教制度的性质中找到这些原因。然而，这两种宗教制度都同样明确地禁止自杀；它们不仅在道义上非常严厉地谴责自杀，而且都教导说，新的生活始于死后，在这种生活中，人们将因他们的错误行为受到惩罚；新教和天主教都把自杀算在错误行为之列。最后，在这两种宗教信仰中，这种禁律都具有神圣的性质；这种禁律不是被表现为一种正确推理的逻辑，但是它的权威性就是上帝本人的权威性。因此，新教之所以有利于自杀的发展，不是因为它对待自杀的态度不同于天主教。但是，如果说这两种宗教在这一点上有同样的戒律，那么它们对自杀有不同影响的原因必定是使它们有所区别的比较一般的特点之一。

不过，天主教和新教之间唯一的基本区别是，后者比前者在更大的程度上允许自由思考。毫无疑问，与希腊—拉丁的多神教和犹太人的一神教相比，天主教已经给思考和反省留下了更大的余地，单就这一点来说它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宗教。它不再满足于机械的礼仪，而是力求支配人们的意识。因此，它所针对的是意识，而且即使它要求理智盲目服从，它也是用理智的语言对理智说话的。同样确实的是，天主教徒自然而然地接受它的教义，不加思考。他甚至不能对它的教义进行历史的检验，因为人们所依据的原始经文禁止他这样做。为了使传统不致发生变化，巧妙地建立了一整套权威的等级制度。一切变化都是天主教思想所厌恶的。相比之下，新教徒却是他的信仰的创造者。圣经掌握在他的手里，任何解释都不能强加于他。甚至这种改革过的宗教信仰的结构也使这种宗教个人主义状态不可忽视。除了英国，任何地方的新教神职人员都不分等级；教士只从属于他自己和他的意识，就像虔诚的信徒一样。他是一位比普通信徒更有教养的引路人，但没有规定教条的特殊权威。但是，最能说明宗教改革运动发起人所宣布的这种自由思考不是始终处于纯理论肯定状态的，是与天主教会不可分割的统一形成如此强烈对照的各种教派的日益增多。

因此，我们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新教的自杀倾向必定与推动这种宗教的自由思考有联系。我们要尽力正确地理解这种联系。自由思考本身只是另一种原因的结果。当自由思考出现的时候，当人们长期以来已经接受了由传统形成的信仰之后，要求由他们自己来形成信仰的时候，这不是由于自由探讨的内在诱惑力，因为自由探讨既带来痛苦也带来欢乐，而是由于人们从此以后需要这种自由。不过，这种需要本身只可能有一个原因，就是动摇传统的信仰。如果传统的信仰始终以同样的力量使人接受，那么人们甚至不会想到要对它提出批评。如果传统的信仰始终具有同样的权威，那么人们就不会要求有权核对这种权威的来源。反省只是在需要进行的时候才进行，这就是说，尽管有一些不成熟的思想和感情过去一直足以指导行为，但是这些思想和感情现在失去了它们的有效性。于是反省便来填补已经形成的真空，但这种真空不是它所造成的。正像反省随着思想和行为表现为无意识的习惯而消失一样，反省只能随着各种已经形成的习惯解体而复苏。反省并不要求恢复和舆论对抗的权利，除非舆论不再具有同样的力量，即不再是普遍的看法。因此，如果这种要求不是在某一时刻以短暂的危机形式出现，如果这种要求变成长期的，如果个人的意识以一种不变的方式表明它的自发性，这是因为这种要求继续被引向不同的方向，因为一种新的看法并没有为了取代不再存在的看法而改变自身。如果一种新的信仰体系已经重新形成，而且像旧的信仰体系一样，在所有的人看来都是无可争辩的，那么人们就不会想到进一步对它提出异议。甚至加以讨论也是不允许的，因为全社会所共有的思想从这种一致的赞同中获得一种权威，这种权威使这些思想成为神圣不可侵犯，并且使这些思想不受任何争议。要使这些思想比较宽容，就应该使这些思想已经变成不太普遍和不太完全被赞同的对象，使它们被事先的争论所削弱。

因此，如果说自由思考一旦被宣布就会产生各种教派是确实的，那就应该补充一点：自由思考必须以各种教派为前提，并且产生于各种教派，因为自由思考只是为了允许各种潜在的或半公开的教会分裂更自由地发展才被要求和指定为一项原则。因此，如果说新教比天主教允许个人思想有更大的自由，这是因为新教不大重视共同的信仰和实践。不过，一个宗教社会的存在不能没有集体的信条，而且这种信条越是广泛，这个社会就越是统一和强大。因为宗教社会不是通过交换和彼此服务把人们联系在一起的，世俗联系包含着种种差别并且是以差别为前提的联系，但是宗教社会不能结成这种联系。宗教社会只有使所有的人都信奉相同的教义才能使他们社会化，而且这种教义越是广泛、越是站得住脚，宗教社会就越是能使人们社会化。带有宗教特点、因而不受自由思考影响的行动和思考方式越多，上帝的思想就越是出现在生活的一切细节中，就越是使个人的意志趋向同一个目标。反之，一个宗教群体越是受个人判断的支配，这个群体就越是没有自己的生活，更没有内聚力和生命力。因此，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新教徒的自杀比较多是因为新教是一个不像天主教会那样非常整体化的教会。

与此同时，犹太教的情况也得到了解释。事实上，基督教长期以来对犹太人的谴责已经在犹太人当中引起了特别强烈的团结一致的感情。同一种普遍的敌意作斗争的必要性，甚至没有和其他居民自由交往的可能性，迫使犹太人彼此紧紧地互相依靠。因此，每一个社区变成了一个紧密团结和协调一致的小社会，这个小社会对它自身和它的团结有着十分强烈的感情。这个小社会里的所有人都以同样的方式思想和生活；由于共同的生活和彼此实行紧密的和不断的监督，个人之间的分歧几乎不可能存在。犹太教会因此比任何其他教会更加集中，由于它是排斥异己的对象而更加依靠自己。因此，按照我们对新教所作的观察类推，犹太人不大倾向于自杀也可能是这个原因，尽管各种环境相反地可能使他们倾向于自杀。毫无疑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包围着他们的敌意，他们必须具有这种天赋。但是，这种敌意之所以有这种影响，不是因为它迫使他们具有某种更高尚的道德观念，而是因为它使他们非常和睦地生活在一起。正因为他们所从属的宗教社会牢固地团结在一起，所以他们才有这样的免疫力。此外，对他们的排斥只是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之一；犹太教的性质也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促成这种结果。实际上，犹太教和所有次要的宗教一样，基本上由一系列宗教仪式所组成，这些宗教仪式详尽地规定了生活的全部细节，给个人的判断只留下很少的余地。

三、

一些事实证实了这种解释。

首先，在所有的新教大国中，英国是自杀人数最少的。实际上，英国每百万居民中只有80名左右自杀者，而经过宗教改革的各德意志社会却有140至400名；然而，一般的思想和商业活动似乎和其他地方一样频繁。(7)与此同时，英国的圣公会恰恰比其他新教教会要整体化得多。诚然，人们曾经习惯于把英国看成是个人自由的传统乐土，但是，实际上，许多事实证明，在英国，共同的和强制的、因而不允许个人自由思考的宗教信仰和宗教仪式要比德国多得多。首先，英国的法律还承认许多宗教法规：例如关于礼拜日停止工作的法律，禁止把圣经中的任何人物搬上舞台的法律，最近还有要求所有议员都申明信仰某种宗教的法律，等等。其次，大家都知道，对传统的尊重在英国是多么普遍和强烈：这种尊重不可能不像扩大到其他事件那样扩大到宗教。然而，非常发达的传统主义总是不同程度地排斥个人自身的活动。最后，在所有的新教神职人员中，只有英国的神职人员有等级。这种外部的组织显然说明内部的统一，这种统一和非常突出的宗教个人主义是不能并存的。

此外，英国也是神职人员最多的新教国家。1876年，英国每一位牧师平均有908名信徒，而匈牙利是932名，荷兰是1100名，丹麦是1300名，瑞士是1440名，德国是1600名。(8)然而，教士的数量并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细节和与宗教内在性质无关的表面特点。这个证明就是，各地的天主教神职人员比新教神职人员多得多。在意大利，267名天主教徒就有一名神甫，西班牙是419名，葡萄牙是536名，瑞士是540名，法国是823名，比利时是1050名。这是因为教士是信仰和传统的天然工具，因为在这方面和其他方面一样，工具必须与职能同步发展。宗教生活越是紧张，就越是要有人来指导生活。越是有些教条和戒律的解释不受个人意识的支配，就越是要有能胜任的权威人士来说明其含义；另一方面，这种权威人士越多，他们和个人的联系就越紧密，而且能更好地约束个人。因此，英国的情况远不是否定我们的理论，而是证实我们的理论。新教在英国之所以不像在大陆那样产生同样的影响，是因为英国的宗教社会组织得更严密，和天主教会近似。

但是，这里有一个具有更大普遍性的确凿证据。

不伴随着对教育的爱好，对自由思考的爱好是不可能产生的。事实上，科学是自由思考为达到其目的所掌握的唯一手段。如果那些不合理的宗教信仰或宗教仪式失去了权威性，为了寻找别的宗教信仰或宗教仪式，就很有必要求助于明智的意识，科学只是这种意识更高级的表现形式。其实，这两种爱好是一回事，都产生于同样的原因。一般说来，人们只有在这两种爱好都摆脱了传统的束缚时才渴望学习，因为只要传统支配着智慧，传统就能满足一切，并且不轻易容忍敌对的力量。但反过来说，只要蒙昧的习惯不再满足新的需要，人们就要寻找光明。因此，哲学这种最初的综合形式的科学便在宗教失去威望的时候出现，而且只有在这时才出现；后来随着产生哲学的需要本身进一步发展，我们便看到哲学逐步产生出许多特定的科学。因此，如果我们没有弄错，如果集体的和习惯的偏见逐步削弱引起自杀的倾向，如果由此而产生新教的特殊素质，我们就应该看到以下两个事实：1.新教徒对教育的爱好应该比天主教徒更强烈；2.由于这种爱好表明共同信仰的动摇，所以这种爱好一般地说应该像自杀那样变化。事实是不是证实了这两种假设呢？

如果只比较天主教的法国和新教的德国的最高层，这就是说，如果只比较这两个国家的最上层阶级，那么我们看来是经得起这种比较的。和我们的邻国相比，科学在我国的大城市中同样得到重视和传播；甚至可以肯定，我们在这一点上胜过许多新教国家。但是，尽管这两个社会的上层对学习的需要都很明显，在下层却并非如此，而且，尽管这两个国家对学习的需要几乎都达到最大强度，我国的平均强度却较低。可以说，和新教国家相比，天主教国家都是如此。假定后者的最高文化不次于前者，那么普及教育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1877—1878年，新教国家（萨克森、挪威、瑞典、巴登、丹麦和普鲁士）每1000名学龄儿童——即6—12岁的儿童——中有957名上学，而天主教国家（法国、奥地利、匈牙利、西班牙和意大利）则只有667名，少31%。1874—1875年和1860—1861年的比例也是如此。(9)这个数字最低的新教国家普鲁士也大大高于天主教国家中处于领先地位的法国：前者每1000名学龄儿童中有897名上学，后者只有766名。(10)在整个德意志，巴伐利亚的天主教徒最多，文盲也最多。在巴伐利亚的所有省份中，上巴拉丁是天主教徒最多的省份之一，应征入伍的新兵中既不会读也不会写的也最多（1871年占15%）。在普鲁士，波兹南公国和普鲁士省的情况完全一样。(11)最后，在整个普鲁士王国，1871年每1000名新教徒中有66名文盲，每1000名天主教徒中有152名文盲。在这两个教派的妇女中，这个比例也是如此。(12)

有人也许会提出异议说，初等教育不能用来衡量普及教育的状况。他们常常说，一个民族的教育程度的高低并不取决于文盲的多少。我们同意这种保留意见，但是，说实在的，尽管不同程度的教育可能比看上去没有更多的关联，然而初等教育不发达，普及教育也很难同时发达。(13)不管怎样，即使初等文化水平只是不完全地反映科学文化的水平，它也相当准确地表明，一个民族从整体上来说在何种程度上认识到学习的必要性。一个民族必须最强烈地感到这种必要性，才会努力把基础知识传播到最下层的阶级中去。为了使所有的人由此掌握学习的手段，为了直至在法律上禁止愚昧无知，一个民族必须认识到，使人人变得更加聪明对它自身的存在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实际上，新教国家之所以如此重视初等教育，是因为它们认为必须使每一个人都能解释圣经。不过，我们现在所要涉及的是这种需要的平均强度，是每个民族所承认的科学的价值，而不是它的学者及其发明的价值。从这个特定的观点来看，高等教育和真正科学生产的状况可能是一种不适当的标准，因为这种状况只会向我们显示在社会有限的一部分中所发生的情况。普及教育的一般教育才是比较可靠的标志。

我们的第一个假设由此得到证实，现在还有第二个假设有待证实。学习的需要只要和共同信仰的削弱相对应，是否确实像自杀一样得到发展呢？新教徒比天主教徒更有文化，自杀也更多，这个事实已经是一种初步的推断。但是这条规律不仅在比较这些宗教信仰时得到证实，而且在每一种教派内部同样被观察到。

意大利完全是一个天主教国家。然而，那里的普及教育和自杀却以完全相同的方式确切地分布开来（见表十九）。

不仅几个平均数完全对应，而且在细节上也一致。只有一个例外：在某些局部原因的影响下，艾米利亚的自杀人数与教育程度无关。我们在法国也可以进行同样的观察。双方都没有文化的夫妻最多（超过20%）的省份是科雷兹、科西嘉、北滨海、多尔多涅、菲尼斯泰尔、朗德、莫尔比昂和上维埃纳；这些省份相对来说都没有自杀者。更通常的是，在那些双方都是文盲的夫妻超过10%的省份当中，没有一个省份属于法国传统的自杀之乡的东北地区。(14)

如果对新教国家之间进行比较，可以发现类似的情况。萨克森的自杀人数比普鲁士多；而普鲁士的文盲比萨克森多（1865年分别为5.52%和1.3%）。萨克森甚至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学生人数超过了应受义务教育的人数。1877—1878年，每1000名学龄儿童中有1031名在上学，这就是说，有许多儿童在规定的学习年限之后继续上学。这种情况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是看不到的。(15)最后，在所有的新教国家中，我们知道英国的自杀人数最少；就教育程度而言，英国也最接近天主教国家。1865年，海军中有23%的士兵不识字，27%的士兵不会写。

表十九(16)　意大利各省自杀和教育的比较

还有其他一些事实可以用来和上述事实对照并证实这些事实。

自由职业，这些通常比较富裕的阶级，肯定也是对科学的爱好最为强烈，并过着最有理智的生活的阶级。然而，尽管按职业和阶级分类的自杀统计不可能总是非常精确，但无可争议的是，在社会最上层的阶级中自杀的人格外多。在法国，从1826年到1882年，自由职业居于领先地位，在这个职业群体的每百万人中有550名自杀者；家庭仆人居第二位，只有290名。(17)在意大利，莫塞利可以把专门从事研究工作的职业分出来，并发现从事这些职业的人中自杀的人数大大超过所有其他职业。他估计，在1868—1876年期间，每百万从事这些职业的人中有482.6名自杀者；其次是军队，有404.1名，而全国的平均数只有32名。在普鲁士（1883—1890年），经过慎重选拔、构成知识分子精英的政府官员每百万人中有832名自杀者，超过了所有其他职业；卫生和教育部门的自杀者虽然少得多，但数字也很大（439名和301名）。巴伐利亚的情况也是如此。如果把军队放在一边（就自杀而言，它的情况是例外，其理由下文再谈），政府官员处于第二位，自杀率是454，几乎接近于第一位，因为他们的自杀率仅次于商人，后者的自杀率为465；居于第三位的是文艺界和新闻界，他们的自杀率是416。(18)诚然，在比利时和符腾堡，有文化的阶级似乎没有特别受到影响；但是这两个国家的专业名称都不太精确，所以不能过分重视这两个不规则的情况。

其次，我们已经看到，在全世界的所有国家中，妇女自杀的都比男人少得多。不过，妇女受过教育的也少得多。她们基本上是墨守成规的，按既定的信仰行事，不大需要用脑力。在意大利，1878—1879年期间，每一万对夫妻中有4808对不会在他们的婚约上签名；每一万名妻子中有7029名不会签名。(19)在法国，1879年的比例是每1000对夫妻中有199名丈夫和310名妻子不会签名。在普鲁士，两者之间的差距相同，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一样。(20)在英国，这种情况要比其他欧洲国家少得多。1879年，每1000对夫妻中有138名丈夫没有文化，185名妻子没有文化，而且自1851年以来就大体上是这个比例。(21)但是英国也是妇女自杀人数最接近男子自杀人数的国家。按1000名女性自杀者计算，男性自杀者在1858—1860年为2546名，1863—1867年为2745名，1872—1876年为2861名，但是，在其他各国，(22)妇女自杀比男子少四、五、六倍。最后，在美国，经历的各种条件几乎完全相反，这就使这种经历特别说明问题。黑人妇女所受的教育似乎和她们的丈夫相同，有时甚至超过。有些观察家报告，(23)她们也有十分强烈的自杀倾向，有时甚至超过白人妇女。有某些地方，这个比例可能达到350%。

然而，有一种情况看来使我们的规律不能得到证实。

在所有的教派中，犹太教是信奉它的人自杀最少的宗教，但并不是教育最不发展的宗教。就初等教育而言，犹太教徒至少和新教徒处在相同的水平上。事实上，在普鲁士（1871年），每1000名一种性别的犹太教徒中，没有文化的男子有66名，妇女有125名；在新教徒中，这两个数字几乎完全一样，男子为66名，妇女为114名。但是，受过中等和高等教育的犹太教徒从比例上看要比其他教徒多；我们摘引的普鲁士的下述统计数字（1875—1876年）证明了这一点。(24)

考虑到人口的种种差别，上中学和职业中学的犹太教徒大约为天主教徒的14倍，新教徒的7倍。高等教育的情况也是如此。在1000名上各级学校的天主教青年中，上大学的只有1.3名，在1000名新教青年中为2.5名，而在犹太教青年中，这个比例上升到16。(25)

但是，犹太教徒之所以能找到这种既很有文化，又不大倾向于自杀的方法，这是因为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兴趣具有非常特殊的根源。宗教上的少数派为了能够更有把握地抵挡住别人对他们的憎恨，或者仅仅出于一种好胜心，不得不在学问上超过周围的人，这是一条普遍规律。因此，新教徒自己也同样表现出对科学更加爱好，因为他们在总人口中是少数。(26)因此，犹太教徒力求受教育，不是为了用经过深思熟虑的观念来取代集体的偏见，而只是为了在斗争中更好地武装自己。这是为了向他补偿舆论以及有时是法律给他们造成的不利处境的一种手段。但是，由于科学本身丝毫不能影响依然保持其一切活力的传统，所以他们只是在习惯的活动之外增加一重文化生活，后者并不破坏前者。这就是产生他们面貌的复杂性的原因。从某些方面来看，他们是未开化的，从另一些方面来看，他们又是理智的和高雅的人。他们就这样把作为往昔小群体的特点的严格纪律所带来的好处同我们现实的大社会所特有的高度文化结合在一起。他们具有现代人的全部智慧，而不分享现代人的绝望。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智力的发展之所以与自杀的人数无关，是因为两者不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也没有同样的涵义。由此可见，例外是显而易见的；这种例外甚至肯定了这条规律。事实上，这种例外证明，在有文化的阶层中，自杀的倾向之所以比较严重，正像我们已经说过的，是由于传统信仰的削弱和由此而引起的道德利己主义的状态；因为当教育具有另一种原因和满足其他需要时，这种例外就会消失。

四、

从这一章可以得出两个重要的结论。

第一，我们看到为什么一般说来自杀随着科学的进步而发展。决定这种发展的不是科学。科学是无辜的，没有比指责科学更不公正的了；犹太教徒的例子在这一点上很说明问题。但是，这两个事实同时产生于同样的一般状态，不过表现为不同的形式而已。一个人力求受教育而又自杀，是因为他所从属的宗教社会失去了内聚力；但他不自杀却是因为他受过教育。使宗教解体的不是他所受过的教育，而是因为宗教解体才引起对教育的需要。教育不是被当作一种推翻已被认可的舆论的手段来力求获得的，而是因为舆论已经开始被推翻。毫无疑问，科学一旦存在，便能以它自身的名义为它自身而战斗，并且自认为是传统感情的对立面。但是，如果这些感情仍然根深蒂固的话，它的进攻就将毫无结果，更确切地说，它的进攻甚至不可能发生。人们不是用某些辩证的论证来根除信仰的，而一定是信仰已被其原因所彻底动摇，以致不能抗拒各种论据的冲击。

科学不是邪恶的根源，恰恰相反，它是消除邪恶的手段，是我们所掌握的唯一手段。各种已经确立的信仰一旦被事物的进程带走，人们就不可能人为地重新确立这些信仰，只有反省才能指导我们的生活。社会本能一旦衰退，智慧就是我们剩下的唯一指导，我们应该借助智慧来恢复某种意识。无论事情多么危险，也不允许犹豫不决，因为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因此，但愿那些惶惑不安和忧伤地眼看着旧信仰的破灭、体会到这个关键时刻的全部困难的人不要指责科学！科学不是邪恶的原因，相反，科学力求消除邪恶。但愿他们不要把科学当作敌人来对待！科学并没有人们归咎于它的那种有腐蚀作用的影响，而是使我们能够与产生科学本身的解体作斗争的唯一武器。禁止它并不是一个解决办法。使它保持沉默也不可能使已经消失的传统恢复权威，只会使我们更不可能更换这些传统。当然，应该同样小心地不使自己把教育看成一种自我满足的目的，而教育只是一种手段。如果人为地禁锢思想不能使思想忘掉对独立的爱好，那么解放思想也不能使思想获得平衡。但思想还是应该适当地利用这种解放。

第二，我们知道为什么一般地说宗教对自杀有一种预防的作用。正像我们经常说的，这不是因为宗教和世俗道德一样毫不犹豫地谴责自杀，不是因为上帝的意旨使他的训诫具有特殊的、能使意志屈服的权威，也不是因为来世生活的前景和在那里等待着罪人的可怕惩罚使他的禁令比人间的法律得到更有效的承认。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一样相信上帝和灵魂不灭。相反，最不倾向于自杀的宗教，即犹太教，倒恰恰是唯一不正式禁止自杀的宗教，也是灵魂不灭的思想最不起作用的宗教。实际上，《圣经》并不包括任何禁止自杀的条文，(27)另一方面，其中有关来世的信仰也是很不明确的。毫无疑问，在这两方面，拉比的教导逐渐填补了《圣经》的空白，但是没有《圣经》的权威。因此，宗教的有益影响并非来自宗教观念的特殊性质。宗教之所以使人避免自杀的欲望，不是因为宗教用某些特殊的理由劝告他重视自己的身体，而是因为宗教是一个社会，构成这个社会的是所有信徒所共有的、传统的、因而也是必须遵守的许多信仰和教规。这些集体的状态越多越牢固，宗教社会的整体化越牢固，也就越是具有预防的功效。信条和宗教仪式的细节是次要的。主要的是信条和仪式可以维持一种具有足够强度的集体生活。因为新教教会不像其他教会那样稳定，所以对自杀不能起同样的节制作用。

注释：

(1)15岁以下的人口除外。

(2)我们没有关于宗教信仰在法国的影响的资料。但是这里有勒鲁瓦在他的论文中所说的关于塞纳——马恩省的情况：在坎西、楠特伊莱莫、马勒伊等县中，310名新教居民中有1名自杀者，678名天主教居民中有1名自杀者（见他的著作第203页）。

(3)《社会科学手册》，《补遗》第1卷，第702页。

(4)只有英国的情况是例外。英国不是天主教国家，自杀的人却不多。这种情况将在下文得到解释，见第132—133页。

(5)巴伐利亚也是唯一的例外：那里自杀的犹太教徒比天主教徒多一倍。在这个国家里，犹太教的地位有什么特殊之处？我们不知道。

(6)勒古瓦的著作，第205页；厄廷根：《道德统计学》，第654页。

(7)英国的自杀统计确实不太精确。由于自杀要受到惩罚，所以许多案件都登记为意外死亡。不过，这种不精确不足以说明英国和德国之间如此悬殊的差距。

(8)厄廷根：《道德统计学》，第626页。

(9)厄廷根：《道德统计学》，第586页。

(10)有一个时期（1877—1878年），巴伐利亚稍稍超过了普鲁士，但也只有这一次。

(11)厄廷根：《道德统计学》，第582页。

(12)莫塞利的著作，第223页。

(13)此外，我们在下文（第167页）还将看到，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在新教徒中也比在天主教徒中发达。

(14)见《法国统计年鉴，1892—1894年》，第50、51页。

(15)与双方都有文化的夫妻有关的数字引自厄廷根：《道德统计学》，附录，表八十五；这些数字是1872—1878年的，自杀的数字是1864—1876年的。

(16)厄廷根：《道德统计学》，第586页。

(17)《1882年刑事法庭公告》，第CXV页。

(18)见普林青格的著作，第28—31页。——奇怪的是，在普鲁士，文艺界和新闻界的自杀率并不高（279）。

(19)厄廷根：《道德统计学》，附录，表八十三。

(20)莫塞利的著作，第223页。

(21)厄廷根的著作，第577页。

(22)除了西班牙。但是，西班牙的统计数字的精确性不仅使我们怀疑，而且不能和中欧及北欧的大国作比较。

(23)拜利和鲍丁。转引自莫塞利的著作，第225页。

(24)根据阿尔温·佩特席利：《关于普鲁士中等学校的统计》，载于《普鲁士统计局杂志》，1877年，第109页以下。

(25)《普鲁士统计局杂志》，1889年，第XX页。

(26)在普鲁士的不同省份中，新教徒上中学的情况实际上是何等不同：由此可见，在新教徒占多数的地方，新教徒学生的人数与新教徒的总人口并不相称。一旦占少数的天主教徒人数增加，学生总数和总人口数之差就从负数变成正数，而且随着新教徒人数的减少，这种正差就越大。在天主教徒占少数的地方，天主教徒也表现出对知识比较感兴趣（见厄廷根：《道德统计学》，第650页）。

(27)我们所知道的唯一刑律是弗拉维乌斯·约瑟夫斯在他的《犹太人抗击罗马人战争史》（第三卷，第25页）中所告诉我们的，但他只是说：“自杀者的尸体日落后才可埋葬，尽管允许战斗中的被杀者在日落前入葬。”人们甚至可以怀疑这是不是一种刑律。

谢选骏指出：人说“《圣经》并不包括任何禁止自杀的条文”——我看自杀一了百了，彻底解除烦恼——但是活着的人继续烦恼而且更加烦恼了，所以劝阻别人不要自杀，陪着大家一起受苦。


《英国社会对“自杀”的认知》（2017-11-15 赵秀荣 欧洲文明研究）报道：

摘要：自杀与最根深蒂固的社会传统观念相关，社会对自杀的态度反映了一个时代最基本的理念。英国社会对“自杀”的认知经历了从中世纪的严苛到近代晚期宽容的转变。近代晚期英国对“自杀”态度的“世俗化”以及自杀的“去污名化”运动，反映了这一时期社会观念的进步。其转变原因主要有：自杀人数的增加引发社会关注，自杀的“医学化”，理性呼声的出现，对社会陋习的摒弃与权利意识的增强。

英国社会对“自杀”的认知经历了从中世纪的严苛到近代晚期的逐渐宽容的转变。近代晚期英国社会对自杀态度的“世俗化”（secularization）以及自杀的“去污名化” （destigmatization）“去犯罪化”（decriminalised）运动，与启蒙运动的社会影响有关。这一时期人们逐渐摆脱了宗教信仰的束缚，开始用科学与理性的态度认知社会问题—— 自杀是其中之一，但这种转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分析英国社会对“自杀”认知的变化可以揭示当时社会的变迁，正如迪尔凯姆所说：“自杀与社会结构最根深蒂固的东西有关，因为自杀表现了社会的情绪，而民族的情绪像个人的情绪一样，反映了机体最根本的状态。”目前国内还没有对这一问题形成系统的研究成果，笔者以此文求教于方家。

一、对自杀的态度——从严苛到宽容

追溯历史，我们知道古代希腊、罗马社会在某些情况下接受自杀，但是法律也惩罚某种形式的自杀。可以说希腊、罗马社会对自杀的态度是谴责与宽容并存。在希腊，“只有未经国家批准，自杀才被视为非法。因此，在雅典，自杀的人因为对城邦做了一件不公正的事而受到‘凌辱’：他不能享受正常的荣誉和葬礼，而且尸体的一双手还要被砍下来另埋在他处。”“在雅典，如果在自杀之前说明生活难以忍受的理由，请求元老院批准，若请求得到同意，那么自杀就被认为是合法的行为。”“在罗马，从道义或法律的角度评价自杀时，关于自杀动机的考虑始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有这样的诫条：如果一个人无缘无故地自杀，那么他理应受到惩罚：因为一个不爱惜自己的人更不会爱惜他人。公众通常谴责自杀，同时保留在某些情况下批准自杀的权力。”无论是希腊还是罗马都谴责奴隶自杀，因为奴隶被看作是主人的财产，奴隶自杀是对主人的背叛。同样，士兵自杀也受到严厉谴责，特别是在罗马，因为这会影响军队的战斗力。

一般认为，中世纪的英国教会和世俗权力都敌视自杀行为，但也有学者持不同看法。这一时期，自杀者不仅受到教会的惩罚——不能进行基督徒式的安葬、尸体被亵渎、家人还要蒙羞，而且国家也惩罚自杀者，没收自杀者的财物。“在673 年的赫里福德宗教会议上，坎特伯雷大主教决定，‘大陆的古代教会法令应该在英格兰得到遵守’。”自此，563 年布拉格宗教会议上决定禁止给予自杀者基督徒安葬仪式的规定在英格兰确立：自杀者的葬礼不能在教会举行，死者的尸体不允许安葬在教堂墓地，要埋在十字路口，胸口要插木棍，以防其灵魂跑出来伤害他人。教会反对自杀的理由是自杀者篡夺了上帝对生命的所有权。英国牧师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阐述了基督教反对自杀的信念：生命不属于个人，他对自己没有所有权，因为他不能自己创造自己，他只有使用权。国家反对自杀，是因为自杀者剥夺了国家对生命的控制权。福柯说：“古典时代的人发现人体是权力的对象和目标。我们不难发现当时对人体密切关注的迹象。这种人体是被操纵、被塑造、被规训的。”因此，无论是教权还是俗权都反对自杀。这一时期“我们可以说‘让’人死或‘让’人活的古老权力已经被‘让’人活或‘不让’人死的权力取代了”。

近代晚期的英国，要求对自杀者持宽容态度的呼声日渐高涨，这是一个渐进的、复杂的过程，一直持续到19 世纪末20 世纪初。这一时期，社会各个阶层、群体逐渐转变了对自杀者的态度，开始同情自杀者及其家人。史学家认为：“对‘自杀’态度的转变是漫长的18 世纪现代化的标志，这一时期死亡成为非社会化的——一种私人的、单独的、神秘的（行为）。”自杀逐渐“去犯罪化”或者说人们的看法越来越“世俗化”，不再相信自杀与超自然力量或恶魔的引诱相关。人们认为自杀是疯癫、压力或抑郁的表现，是与（正常的）自我分离的行为。人们越来越不认为自杀是一种罪（sin），而是一种可以解释的世俗行为。自17 世纪60 年代以后，当地选出的验尸官调查团越来越多地判决自杀者疯癫，这样就可以避免自杀者的财产被没收。因为神志不清的人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可以免除惩罚。据统计，1485— 1660 年，95% 以上的自杀者都被判重罪，不到2% 的人被判为疯癫免于定罪。1660 年后这一比例稳定增加，从17 世纪60 年代的8.4% 增加到80 年代的15.8%，再到18 世纪前期的42.5%。同样，1660 年以后（自杀者）被没收财产比例稳步下降（按每二十年计算），17 世纪60 年代是35%，80 年代下降到25%，18 世纪前十年下降到13%。

二、近代晚期对自杀态度逐渐宽容的原因

1、近代晚期英国自杀人数增加引发社会关注

近代晚期的英国自杀人数逐渐增多（图1 和图2）。1637 年英国人威廉·高奇（William Gouge）说：“自从世界伊始，很少有任何时代像我们这个时代一样出现这么多绝望的人：教士、俗人、受过教育的人、没受过教育的人、贵族、身份低微的人（mean）、富人、穷人、自由人、佣工、男人、女人、年轻的、年老的（都有自杀的倾向）。这个时代，这种绝望的、魔鬼式的、邪恶的做法展露无疑。”对自杀人数的增加，史学家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是绝对的增加，有人认为是由于统计方法的改变带来的相对增加。据迪尔凯姆统计，1871 年英格兰和威尔士10 万居民中有175 人为疯癫患者，同时100 万居民中有70 人自杀。

麦克唐纳教授认为历史学家们低估了所发现的自杀人数。由于涉及自杀的资料非常凌乱，很少有历史学家读过当时法庭记录、教区记录、验尸官的调查笔记。如果我们调查英国三个郡的验尸官记录，就发现有大量自杀记录；如果我们调查王座法庭（King’s Bench）关于自杀的记录，会发现存在很多调查遗失。他说：“把已知自杀者的名字和残存的记录核对起来就能发现调查的不完整性。例如理查德·纳皮尔（Richard Napier）记载了1597 — 1634 年发生在贝德福德郡、白金汉郡和北安普顿郡的11 例自杀案例；他还记载有57 人自杀未遂，以及99 人有自杀倾向。而同一时期，验尸官记录的262 例自杀者，没有一个与纳皮尔记载的自杀者或有自杀倾向者重合。”

自杀人数的增加引起政府及社会对这个问题的关注。由于自杀的报道不断见诸报端，因此对自杀者的惩罚引起教界、俗界的关注。

2、自杀的“医学化”（MEDICALIZATION）

古典医学认为自杀是一种疯癫的行为，只有那些疯癫的人才会自杀。英国社会也曾一度从宗教意义上解释疯癫，但最终认识到疯癫是一种疾病。尽管当时自然科学提供的治疗并不比宗教的或奇迹治疗（magical treatments）有效，医学还是逐渐摆脱了超自然的解释。随着医学的发展，医学界人士认为抑郁、疯癫和谵妄都会导致人自杀。英国内科医生理查德·布莱克莫尔在他的畅销书《脾脏与潮气的论文》中提到，“这些病人经历着极度的绝望和难以忍受的焦虑不安，这是造物主在他们身上留下的印记……是某种程度的疯癫”。1788 年威廉·罗利医生写道：“自杀应该被认为是一种疯癫的行为。”佩内洛普·杜布指出疯人经常有伤害自己的倾向。他谈到希律王时说：“他未遂的自杀……很清楚表明他发疯了，自我伤害通常是疯人的特点，这一点在希律王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17 世纪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约翰·奥布里（John Aubrey）对福克兰（Falkland）子爵的评论。奥布里认为福克兰近乎疯狂的危险举动杀死了自己。他写道：“在纽伯里的战斗中，我的主人福克兰……在两军对垒中，像个疯子一样在阵地间穿行，他被打中了（正如他所希望的那样）。这种疯狂的行为一定有原因，（人们以为）他不满意查理国王听从那些谗言……但我从最了解他的人那里了解背后的真相是他的情妇莫莉的死亡（使他痛不欲生）……他爱她超过一切，这是他自杀的确定原因。”

近代晚期，随着医学的发展，医学知识缓慢、逐渐地得到普及，人们意识到不仅疯癫与自杀相关，而且抑郁也与自杀相关。英国学者罗伯特·伯顿（1577 — 1640）认为抑郁是由于身体中的胆汁太多，是一种身体的疾病影响到人的心智，经常导致自杀。

他说自杀既不是有尊严的，也不是正常的死亡，是抑郁这种疾病的致命的后果。因此自杀者值得我们同情。他认为抑郁者的特征是：“他不害怕死亡，有自我毁灭倾向；他怕光，为了结束自己的恐惧和心中的悲哀，他会自尽而免除痛苦。”在其著作《剖析抑郁》中，他写道：“抑郁的男女经常会自杀，他们多次表达厌倦了自己的生命，他们经常有一些野蛮的想法，想暴力伤害自己。”当他讨论抑郁症的结果时，他观察到这种病很少引起死亡，除非他们自杀（这是非常可能的、非常可悲的事故，是最大的不幸）。开业医师的笔记中也提到自杀是抑郁症的表现。医生纳皮尔说他的抑郁症患者中5.5% 都想过自杀，这占有精神问题患者的7.8%。具体的数字是：“493 个抑郁的患者，27 人自杀；794 个‘精神有问题’的患者中62 人想自杀；所有来咨询的‘精神不适的’患者中6.4% 有自杀倾向。”随着人们认为自杀是一种罪（sin）到认为自杀是一种疯癫的行为的转变，判定自杀的责任从教士之手转移到医生之手。

医生们认识到疯癫与抑郁是造成自杀的主要原因，倡导对自杀者免于指控。医生认为这些自杀者的神志不受自己的控制，他们自杀是由于疾病的原因，而不应该归结于魔鬼的引诱。1621 年英国学者罗伯特·伯顿写道，当疯人或抑郁的人自杀，他们不应该被谴责，“在一些案例中，有些人严厉地谴责自杀者，认为暴力伤害自己的人是疯子，或者遭受了长期抑郁的困扰。在极端的情况下，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丧失了理性和判断力，就像一条船，失去了驾驶者，一定会撞上岩石或沙滩，导致沉船”。18 世纪的艾斯奎诺说，自杀是热情或疯狂的张狂之后的行动，治疗（它）是心智疾病治疗学的范畴。自杀被认为是一种医学上可以解释的“疾病”，我们称之为自杀的“医学化”。

自杀的“医学化”无疑影响到整个社会对自杀的认知，是向宽容自杀者迈出的重要一步。人们开始意识到自杀的人并不是遭到魔鬼的引诱，而是由于其自身的（身体的、经常是心理的）疾病导致。“16 世纪晚期和17 世纪，忧郁成为一个时髦的标志，对抑郁的着迷使人们认识到自杀是精神疾病的标志，而不是一种宗教意义上的犯罪。”随着《少年维特的烦恼》的出版，自杀甚至被肯定。因此人们逐渐接受自杀者不是邪恶的化身，不应该遭到严酷的对待。但是，对自杀的道德解释没有随着医学的进步而退却，在一段时间里，英国存在一个“混杂”的过程，即道德的、医学的两种解释并存。

3、理性呼声的出现

从近代晚期开始，许多思想家从理论上为自杀辩护。他们认为生命是一种礼物或恩惠，如果生命变得艰辛，人们有权利放弃之，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不管怎样都要死，当他对社会没用时，他选择自杀，不违反任何人类法或自然法。大卫·休谟激烈地攻击“人的自杀是违背上帝的意愿”的说法。他说：“对我来说，我的出生是一系列的原因，其中许多因素依赖人自愿的行为……如果你说上帝引导所有这些因素，那么自愿死亡也是同一个上帝引导的结果。”休谟写《论自杀》的目的是“通过考察反对自杀的争论，根据古代哲学家的论述，证明自杀是免于定罪和责备的，从而恢复人自然拥有的自由”。他认为《圣经》中并没有禁止自杀的经文，摩西十诫中的“不可杀戮”显然是指不可杀害他人，因为我们无权剥夺他人的生命。他说那些认为自杀是违背上帝、天意或自然法的看法，没有任何道理。休谟认为，人的生命是上帝旨意的结果，正如那些没有生命的物种一样。“所以，当我倒在自己的剑下，与死在神之手是一样的，就如我死于狮子之口，或者死于一场发烧是一样的。”他认为，如果说自杀是有罪的，那是因为我们因怯懦而自杀；如果说自杀是无罪的，那是因为当生命成为重负时，审慎和勇气驱使我们立即了断此生。我们为社会树立了榜样，人们效仿它，要么留下幸福生活的机会，要么有效地摆脱一切苦难；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是对社会有益的。

伊拉斯谟认为自杀是对“麻烦”世界的合理逃避，那些自杀的老年人比那些不愿死、还想活得更久的人要明智。蒙田是第一个挑战“自杀是非自然的举动”的思想家，他指出“死的能力是自然的馈赠”，其思想对18 世纪的人文主义者起了重要的引导作用。孟德斯鸠严厉地批判了法律对自杀的惩罚，他说：“欧洲的法律，对自杀者非常残暴：拖着尸体游街，对着死人咒骂，没收死者的财产，可以说是再一次把他们处死。伊本，我觉得这样的法律很不公正。我身心痛苦，生活贫困，受人藐视，为什么别人不让我脱离苦海，而残忍地夺走我自己手中的解药？”伏尔泰和爱尔维修也认为，自杀是一种英雄主义的行为。

18 世纪，教会人士和道德家都在呼吁仁慈地对待自杀者。英国教士约翰·乔廷（John Jortin）认为“在我们国家，脾气暴躁、抑郁、疯癫的人到处都是，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人自杀，他们思维混乱，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因此调查者仁慈一些是很睿智的，因为“在所有这些可疑的案子中，对死去的人更宽容的裁决比更严厉的裁决更安全、更好，相反的作法只会使得死者家庭的苦难更多，悲上加悲，难上加难。”亚当·斯密在其支持乔廷的论述中加入一段哲学的驳斥：“的确有一种特殊的抑郁，似乎伴随着一种不可抵御的自杀倾向……用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生命的人是被同情的对象，而不是被讽刺的对象。要惩罚这些人（他们已经不能再接受人类的惩罚）不仅是荒谬的，也是不公平的。”治安法官迈克尔·达尔顿虽然强烈地反对自杀，但他对法官解释说，有三种人不能对他们的行为负责：天生痴呆者；曾经健康理智的人，由于疾病、受伤或其他事故丧失记忆力者；最后还有疯人，他可能有时清醒、有记忆，有时疯癫。

除了思想家、教士、道德学家们的呼吁，其他社会人士也发出类似的吁求。早在17 世纪70 年代英国物理学家威廉·拉姆齐就劝说他的读者原谅那些患抑郁症的人自杀。他写道：“如果任何人采取这样的行为，他们应该获得我们最大程度的同情，而不是被谴责为谋杀者、被诅咒的生物等等。因为，也许是由于上帝的选择，他们的判断及理性被疯癫、极度抑郁或类似疾病夺走，因此自决。”这些理性的呼声无疑动摇了中世纪以来社会对自杀的一致谴责。

4、对社会陋习的摒弃与财产权利意识的增强

18 世纪，那些认为人们有权利结束自己生命的人秉持这种观点：即自愿和平静死亡的人，死得荣耀。他们认为放弃生命的权利是一种优势，人先于上帝拥有之。自杀的行为证明人比自然更伟大，在所有生物中，人拥有理性思考的能力，能控制自己的生命。这是启蒙运动思想家的观点之一。从这种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到英国社会开始摆脱宗教的束缚，尊重人的主观意识，认为生命是属于自己而不是上帝的。这种思想逐渐被接受并得到广泛传播，还由于人们对惩罚自杀者尸体陋习的反感。

损毁自杀者尸体的作法是前基督时代遗传下来的野蛮习俗，这种做法表现出对自杀行为的极端厌恶心理。人们坚信自杀行为会产生精神污染；插一个棍子在自杀者的尸体上，是为了防止他的鬼魂出走。自杀者的尸体“被埋在十字路口，身体上插一根木棍的做法在伦敦一直延续到16 世纪90 年代”。英国各地有不同的亵渎自杀者尸体的方法，有些地方将自杀者尸体拖在地上穿过街头，不是像普遍的葬礼上把棺椁扛在肩上；有些地方不掩埋自杀者尸体，以警告其他人不要自杀；有的地方则焚烧或者砸碎自杀者的骨头，以示消灭自杀者所有的物质存在；还有地方将自杀者的尸体脸朝下埋葬，或裸体埋葬，或暴尸于绞刑架下或路口，甚至直接扔到河里。1595 年11 月28 日在圣博托夫教区的奥戈特（Algate）一位叫伊丽莎白·维克汉姆（Elizabeth Wickham）的寡妇，在花园中用围裙绳吊死在栅栏上。陪审团认定她是自杀，定性为重罪。结果她的尸体被埋在她上吊的小径路口，一根木棍插入她尸体。到近代晚期，上述做法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反感。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一些人意识到这种行为的野蛮、残忍和愚蠢。詹姆士·麦金托什（James MacIntosh）爵士在下院宣称：“惩罚自杀者尸体是残忍愚蠢的行为。”议会没有接受麦金托什的议案，但议员伦纳德（T. B. Lennard）马上又提出议案，认为亵渎自杀者尸体的做法是“令人讨厌和恶心的仪式”，对死人没有任何作用，只是惩罚活人。他认为这是英国存在的陋俗，应该尽早禁止。他提出的议案对禁止亵渎自杀者的尸体起了重大作用。在他持续的呼吁下，1823 年议会通过了《埋葬自杀者法案》，禁止这种亵渎尸体的仪式。

与此同时，一些人开始反对或者有意识地避免没收自杀者财产。早在1704 年笛福就曾说：“孩子们不应该因为他们的父亲自杀而被饿死。”这种论调经常被提及，即使那些反对宽容自杀的人士也同意这种观点。英国律师约翰·马赤说：“我认为世界上不能有更严苛和暴虐的法律了，孩子们要因为他们父亲的罪过和邪恶而受苦。”一些人，如查克斯顿（Cuxton）的牧师查理·摩尔支持放弃法律中没收自杀者财物的条款。摩尔说：“如果一个家庭金钱上的利益可以与犯罪的惩罚剥离——这是一个重要的举措——这会使得自杀判决其他部分的可执行性提高。”

上文提及的麦金托什爵士还指出，判决自杀者疯癫总是出现在上层人的案例中，而底层的、没有防御能力的人自杀，经常被判重罪。他认为上层人的自杀可以通过疯癫的借口免于惩罚，但下层人却还要受到严厉的惩处。因此他要求废除对自杀世俗的和宗教的惩罚。我们可以看到社会阶层越高的人自杀，调查团越容易作出疯癫的判决，从而免除惩罚，而那些底层的人，如罪犯、佣人、学徒、流浪汉的自杀就容易被判为“重罪”，这反映了当时社会地位的差异，以及享受权利的差异。事实上，他认为，国家根本没有必要宣布自杀不合法。

在当时，如果自杀者是一家之主，其生前的名声较好，调查团就容易判决其为疯癫，这样自杀者家庭的财产可以免于被没收。相反，如果自杀者生前名声不好，不仅不会获得同情，尸体还会被亵渎。1735 年9 月10 日，伦敦一群愤怒的群众把自杀的船长詹姆士·纽斯（James Newth）的尸体从十字路口挖出来，把他的肠子拽出来，眼睛挖出来，骨头砸碎，主要是因为他生前杀死自己老婆和孩子，还与三个海员的死亡有关系，激起人们的公愤。

这一时期人们仍旧虔诚地相信上帝，但他们认为上帝可以宽恕自杀的行为。1732 年一个叫理查德·史密斯的订书匠家庭发生了可怕的自杀、谋杀案。此人由于欠债，根据王座法庭的规定应该入监，他被发现与他妻子一起自缢于家中。他们两岁大的婴儿被杀死在他们身旁的摇篮里。他留下三封信，其中一封给他的领主，一封给其堂兄，最后一封他希望由其堂兄公开。其遗嘱如下：

在任何情况下这种行为（自杀）都不普遍，因此应该对其原因略加说明—— 我们都憎恨贫穷，但这种可怕的贫穷由于一系列不幸的事故变得不可避免。因此我们请求那些认识我们的人，不管你们认为我们无所事事还是过于浪费，或者你们认为我们没有像邻人那样努力，总之我们没有成功（过上体面的生活）——我们知道杀死自己的孩子会受到谴责，但我们认为让孩子跟我们一起离世比把他留在这个残酷的世界、忍受无知和痛苦更好。现在，为了减轻人们对我们的责难，我们应该告诉世界，我们相信全能的上帝的存在，这并不是我们不敢公之于众的信念，而是自然的信仰，我们认为从他大量的杰作——从无数闪耀的星体，杰出的秩序、和谐——都可以看到上帝的存在。我们长久地欣赏他的创造物（这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可以愉悦地欣赏到）。没有上帝的存在，这些奇迹不可能存在，我们也不得不相信，上帝是善良的，是不可取代的，不像那些邪恶的人，上帝不会欣赏他的创造物遭受苦难。正由于此，我们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我们也不是不了解国家的法律，就把我们的尸体留给验尸官和调查团处置吧，我们的尸体会被安葬在何处对我们已经没有意义，更不会担心墓碑上的话语，但我们希望在这里中借用一段碑文：没有名字，死寂无声，此坟墓中只有灰尘，我们生长在何处，谁是我们的父母无关紧要，我们曾经但现在不会再想着自己，因为你与我们一样终将化为尘土。

任何人读到这份遗嘱都会同情死者，知道他们是因生活所迫，而不是受到魔鬼引诱或是超自然的力量导致他们自杀。没收这样的人的财产的做法——如果他们有任何财产的话——无疑是残忍的。并且随着1690 年洛克《政府论》的发表，“私人财产至上”的观念深入人心，没收自杀者财产的做法越来越受到批评。此外，没收自杀者财产的规定也与继承法相冲突。由当地人组成的陪审团通常同情自杀者的家属，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他们会努力避免没收自杀者家庭的财产。1870 年议会正式通过法律，没收自杀者财物的做法被彻底废除。

三、结语

相较于中世纪，近代晚期英国社会对“自杀”法律的、宗教的和文化的态度有很大的改变。受启蒙运动的影响，“自杀”逐渐被认为是疯癫、压力或抑郁的表现。“自杀” 语言学的变化也从把“自杀”认定为谋杀转变到认为“自杀”是一种疾病。这一时期人们注意到更多自杀的案例，有时甚至用一种幽默的语气谈论之。人们越来越不认为自杀是一种罪，而是一种可以解释的世俗行为：如一个奶酪工人因在市集上度过了一个糟糕的一天而自杀；一个海员为了不被叛乱的奴隶抓住而自杀；一位妇女为了报复一位男性而自杀；一位黑人男仆因为不能与一位白人女仆结婚而自杀……随着这样的故事在报纸上出现得越来越多，人们开始正视自杀，并且越来越把其看作是由于普通世俗原因引起的事故，跟魔鬼无关也跟上帝无关。人们开始注意到自杀与性别的关系，如男人经常是由于“骄傲和虚荣”自杀，特别是钱财散尽的时候。相反，女人的自杀经常与爱和家庭有关；女人会在丈夫离开他们，或者怀上非婚生子，或者孩子遭受不幸而自杀。总之，近代晚期人们开始从医学的角度认识自杀、从世俗的角度理解自杀。人们开始不再认为自杀是反对上帝的罪（sin），或者反对国家的罪（crime），而是心智失衡的结果。人们也不认为自杀应该被教会、国家或社区惩罚。同时，人们认为对自杀者应该免除法律的、宗教的惩罚，对自杀者及家庭报以同情和怜悯。

加缪坚持认为自杀是唯一真实严肃的哲学问题，自杀研究虽然只涉及社会中的少数人，但其折射出的社会意义重大。同时，自杀研究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生命的本质，理查德·柯布教授写道的：“死亡，无论采取什么方式，都是谈论生的前提。”“18 世纪科学至上主义、启蒙人文主义、新古典主义，以及浪漫主义都对越来越宽容的态度有所贡献。但任何一种思想都不是决定性的，既不是一种‘主义’决定的，也不是一些“主义”决定的。”我们目前能得出的结论是社会的进步使人们开始摆脱用超自然的力量解释一切的做法。人们不再认为自杀是恶魔控制了人们的心智。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许可以说近代晚期英国社会出现宽容自杀者的呼声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这种态度对于我们今天客观理性地对待自杀形成了重要作用，也是人们争取“安乐死”权利的基础。萨斯教授认为自杀是我们最重要的道德与政治问题，自杀是人类最重要的自由（fatal freedom）。

但我们也要注意以下几点：一、近代晚期英国社会对“自杀”哲学的和医学的认知是相互矛盾的。哲学家把自杀看作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医生认为这是一种非理性的疯癫行为，而且直到今天这种冲突仍旧存在。二、事实上，所有现代国家在使得自杀“去犯罪化”的同时，为了使人口持续发展都努力找到新的方法控制自杀。即使没有宗教因素，自杀仍旧是一种威胁。三、在英国自杀的“去犯罪化”过程非常缓慢，报纸上经常出现反对宽容自杀者的声音。启蒙哲学对统治阶层只起到有限的影响，他们忽略哲学家的呼吁，仍施行反对自杀的法律。因此有关议会立法相对滞后：1823 年议会通过法案禁止亵渎尸体；1870 年禁止没收自杀者财物；直到1961 年《自杀法案》的通过才最终结束对自杀未遂者的惩罚。

谢选骏指出：民主政府也要惩罚自杀，因为死人是无法纳税的；换言之，自杀就是切断政权的财源。所以文革期间，把被迫自杀者叫做“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生為韭菜，只能被割、严禁自割！


《自杀：是“犯罪”还是“权利”？》（李建军《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9年1期）报道：

自杀行为在西方法律史上的演变述评，李建军，安顺学院

摘要：本文回顾了西方各国从古罗马到现代社会，各历史阶段与自杀相关的法律渊源及其沿革，并以东方的日本为参照作了一定比较。自杀行为是“犯罪”还是“权利”，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自杀行为在现代终于被当成人（自杀主体）的一种最后权利。但是，与自杀有关的“安乐死”的是与非在20世纪后半叶以后又成了世界性的法律争辩。

From the“crime”to“rights”of the millennium dispute

The evolution of suicidal behavior in western legal review

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可分为生存权、发展权两大类。生存权的核心是人的生命权，人的生命权是所有其他人权的前提和基础，一个人的生命权一但被剥夺，所有其他权利皆无从谈起。而自杀死亡正是对一个人的生命权最彻底的剥夺。更可悲的是，这种残暴剥夺的施予者和受授者——主体和客体是同一个人。从这种意义上说，自杀的主体一次性地彻底剥夺自己作为人的所有其他全部权利。

人类既然无法选择生，那么对死亡的自主选择也许就成了唯一的权利。自杀，无论是出于崇高的目的，还是怯懦的逃避，都是人类弱点的最集中、最凝练、最深刻，也是最简单的体现；自杀与死亡更是人类群体生存状态与生活方式的一种展现；[1]是人类社会与生俱来的古老现象。它如影随行，伴随着人类进步的历历屐痕。但在历史上人们对人是否有自主选择死亡的权利却一直莫衷于是，自杀在不同的文化中、在不同的时代总是处于不同的地位，说到底自杀究竟是犯罪还是权利？这是一个文化和制度建构的结果，[2]而文化和制度总是处于流变之中。

本文将集中关注自杀在西方法律发展、演变过程中的变化：是犯罪还是权利？在西方文明的摇篮——古希腊和罗马，以及早期基督教的观念中，自杀行为是得到宽容与同情的。而基督教会一形成，自杀就被严刑峻法所禁止，欧洲各国对自杀者进行严厉的惩处。随着欧洲文艺复兴、教会的绝对权利瓦解和欧洲进入近代以后，自杀的罪与非罪引起了哲学家、法学家激烈的争论，终于演成了法律的逐步修订。最后，自杀非罪终于占了主导地位。人们对自杀的道德评价、法律评价由认为其是“犯罪”演变为“权利”。

一、古希腊、罗马时代：自杀“许可制度”

在古希腊、罗马时代，自杀现象尤为突出，自杀身亡、名垂史册的重要人物有苏格拉底（Socrates）、卡托（Cato）、塞涅卡（Seneca）、德英塞尼斯（Demosthenes）、罗古修斯（Lucretius）、布鲁斯特（Brutus）、凯瑟斯（Cassius）、安东尼（Mark Anthony）、克里奥·佩特拉（Cleopatra）、汉尼拔（Hannibal）等等。在雅典，如果事先向元老院提出申请，陈述不能忍受生活的原因并得到批准，自杀即为合法。

“任何想死的人都应向元老院陈述理由，得到允许就可结束生命，如果你觉得生活不愉快，你可以死。如果你运气不好，可服毒芹汁自尽。如果你痛不欲生，就弃世而去，不幸的人应向法官陈述他的不幸，法官给他们‘治病良方’，他们的苦难也就结束了”（里巴聂斯叙述雅典法律条款）。[3]这种法律被希腊移民带到了马赛城，法官备有毒药，向获准自杀的人提供必要剂量的毒药。这一时期宗教哲学的主要流派的斯多噶学派（Stoic，公元前4世纪创立）具有强烈的厌世主义倾向，认为死亡使人摆脱了肉体生活的纠缠而进入纯粹的灵魂生活中。他们赞美自杀，其代表人物第欧根尼认为“只有随时准备死的人才是真正自由的人”[4]。《圣经》“士师记”（Judges）第16节记载了参孙（Sampson）的自杀，而参孙被列入了“圣者”之列（希伯来书第11节）。埃皮克提特则认为：“对于那些不能忍受人生痛苦和肉体羁绊的人而言，自杀是完全合理的，自杀之门是开着的，死亡是所有人的避难所，一旦你选择了，就走出了屋子”。斯罗噶学派对自杀的哲学、道德评价，无疑影响了当时西方对自杀的法律评价。只有未经官方批准的自杀才被视为非法。在雅典“未经允许”的自杀者被视为背叛了城邦，要处以“阿迪米亚刑”——不能享受荣誉和葬礼，尸体要被切下一只手异处埋葬。[5]《十二铜表法》第603条中提及自缢者不能举行葬礼。希腊各城邦大都制订了对“非法”自杀的惩罚条款，在后来的罗马帝国时代，其法律大多循希腊先例。一部编年史（凯撒斯．赫米纳撰）曾记载大祭师将自杀者鞭尸并钉上十字架，任鸟兽啄食。但在罗马法律中多有缓和性条款，想自杀的市民须向元老院申请，元老院审议决定是否允许及以何种方式自杀。企图以自杀逃避兵役的士兵处以死刑，如违反军纪自杀，遗嘱无效、没收财产。而若自杀的理由充分则至多被开除军籍了事。[6]在罗马，无论是法律的或是道德的裁判中，对自杀动机的分析和认定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罗马法律中的有关自杀行为特殊情况下的“合法性”成为自杀相关法律的基础。现代社会学的奠基者爱米尔·杜尔凯姆（DurKherim，E）认为在当时“合法的”理由越来越多，因而禁止自杀的法律也就名存亡了。

二、中世纪：自杀成为犯罪

在公元5世纪以前，基督教不仅容忍自杀行为，还赞许一些边缘性自杀的殉教（martyrdom）行为。早期基督教重要的神学家德图里恩（Tertullian，150—220）奥尔更（Origin，182—254）甚至认为耶稣之死就是一种自杀，是自愿放弃生命以拯救他人。基督教徒往往热衷于捐躯殉教，有的甚至是付钱给陌生人，让其杀了自己，以便及时进入“天堂”，著名的殉教者伊哥迪（Ignatius）甚至将自己的身体喂野兽{3}[7]在《圣经》“旧约”中记录了4次自杀事件，但没有任何责难之意，扫罗（Saul）在对抗非力士人的战斗输了以后以剑自剌（撒母耳记）。扫罗的儿子西蒙（Simon），在罗马人陷城之时，亲手杀死自己的全部家人在敌人面前自刎而亡。《十诫》（Decalogue）第六条“不可杀人”，但没有特指不许自杀。“新约”中还记录了实卡留（Judas Iscariot）上吊自杀和公元73年以利亚扎（Eleazar）为免遭罗马人俘虏、侮辱，率领960名犹太人在梅萨达（Masada）集体自杀的悲壮史实。在罗马时代，“看他们为何去死！”是对英勇的圣者殉道时的评语，因为他们的血都成为教堂的“种籽”。

欧洲基督教会形成以后，教会便禁止自杀。公元5世纪，希坡大主教圣·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Saint BC354—BC430）鉴于教区内教徒舍身殉教的人数众多，导致教徒人数渐少，因而首次宣称自杀殉教是一种罪过。公元452年，阿莱斯宗教议会宣布自杀是“犯罪”。533年，奥尔良主教会议上，批准了罗马法令，禁止向那些不明缘由自杀的人供奉祭品。[8]562年，布拉格会议把自杀是犯罪的条文正式列入法典，规定自杀者不得享受宗教的祭奠，出殡时不得唱圣歌。世俗的民法也有同样的规定。[9]到了公元13世纪，著名的神学家托马斯·阿奎纳（Thomas Aquanas，1224—1274）在《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ca）中罗列了自杀是犯罪行为的三大理由：第一，自杀完全违反自爱的原则，否定了爱惜生命本身这个上帝创造世的基础；第二，自杀者伤害了其所处的社会群体；第三，自杀违背了上帝的意志，只有上帝才能掌握人的生死大权。自杀是对生命的亵渎，是对上帝权利的公然冒犯，杀人者是消灭他人的肉体，而自杀者是消灭自己的肉体和灵魂。因此自杀是犯罪。[10]阿奎纳的观点最终确定了对自杀进行宗教、道德及法律的评价基准。欧洲各国，有关自杀的宗教的、世俗的法律均以此为依据。1270年的《圣路易习惯法》中规定：如上吊、溺水及不论何种原因的自杀行为，死者及其妻子的动产归男爵所有。[11]

但丁《神曲——地狱篇》中，第七层地狱的第四圈专门是自杀者和自杀未遂者。自杀者是要下地狱的。

英国从地缘上游离于欧洲大陆，其有关自杀的法律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代表性。英国除基督教教规严禁自杀之外，公元967年爱德加国王颁布法令，自杀者与盗贼、谋杀犯同罪，尸体鞭尸示众，还须用木桩穿心后方可埋葬，且不能入公墓，只许埋入大道路口之下，令千人踩万人踏，不许举行葬仪。这些做法与古代吸血鬼的迷信结合在一起，目的是想震慑那些有自杀之念的活人。{5}英国自丹麦人入侵之后，明令禁止自杀的法令在1013年前后仍得到承认，自杀者的尸体不许下葬、财产被没收。英国最初的普通法认为，自杀是一种可耻的犯罪行为。在盎格鲁语中，“Suicide”（自杀）一词的含义相当于拉丁语的“felo—de—se”（原意为“杀自己”，意即受害者同时又是凶手），以此可印证欧洲大陆自杀的相关概念完全被英国人所接受。亨利三世（1207—1272年）时代，英国有关自杀的法律更加完备和明确，但基本的就是侮辱死者尸体、没收其财产和惩罚自杀未遂者，[12]{5}165这些法令一直实施到1823年未作原则性的修订。英国直至20世纪的1961年才从刑法中废除了“自杀罪”。

德国自古是自杀率较高的国家，约亚希姆一世沿袭罗马法规定没收自杀者的财产，腓特烈大帝宣布自杀是宗教犯罪，死者必须密封棺木下葬。1796年，普鲁士废止自杀法规。奥地利几乎沿用了所有宗教法律条款。1850年，奥地利继德国之后，废除了自杀法规。在瑞士，自杀者的尸体要受到可怕的摧残，如果是自刎而死，那么所用的刀子要扎在一块木头上，然后连刀带木头一起钉入死者的头部；如果是投水而亡，尸体要埋在水下5英尺的沙子里。[13]意大利、荷兰的情况与他国相似。匈牙利尽管是全世界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但仍沿用苛刻的法律。俄国法律也十分严酷，如果自尽者不是精神病患者，那么他的遗嘱及财产的所有、转移全部无效，不得进行宗教葬仪，自杀未遂者按教令规定交纳罚款，教唆他人自杀或以各种形式给自杀者提供协助者按谋杀罪论处。直到1903年，俄国法律才停止严惩自杀者。西班牙法典规定除给予自杀者宗教与道德的惩罚外，同样要没收其财产，严惩协助他人自杀者。

日本也是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将日本与西方国家相比较，可考察东西方国家在自杀评价上的迥然不同。日本人自古崇尚自杀，其自杀行为有着独特的历史文化原因。[14]中日两国对自杀行为的传统道德评价，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对自杀的法律评价。在中日两国历史上，从未曾有过“自杀罪”，也没有对自杀未遂者的制裁。相反，社会对自杀未遂者寄予同情与宽容。而且，法律对已自杀的罪犯不再追究。这些，与西方法律大相径庭，欧洲中世纪，法律严禁自杀。

在中日两国，“允许自杀”（或“迫令自杀”）——“赐死”还成为封建时代的一种“宽刑”。“赐死”沿于中国唐律，即罪者可以不在刑场上处死，而在自己家中自杀，死者的名誉和尊严可以由此得到维护。这种法律规定，实质上体现着自杀与政治权利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盛行皇帝对臣子的赐死，让其上吊或服毒，并可免诛九族并得以厚葬，美其名曰“全身而殁”。而被赐死者，还需叩谢皇恩，因为赐死后，在官场或后宫并非属犯罪法办，大多言其病死。对于此类自杀，并不存在复杂的哲学和伦理学的意义，而仅仅只存在着自杀的权利的意义。唐玄宗李隆基在军队哗变、四面楚歌的危急时刻，其忍痛割爱的方式就是把爱妃赐白绫自缢，以此来平息兵怨。在中国历史上，对不贞的妇女的惩罚都有赐死的条款，一般是绳、刀、毒药任选其一。在历代，社会舆论一般对“畏罪自杀”持一种较宽容的态度，死了也就一了百了，不像西欧历史上自杀者死无葬身之地。

谢选骏指出：人说“在历代，社会舆论一般对‘畏罪自杀’持一种较宽容的态度，死了也就一了百了，不像西欧历史上自杀者死无葬身之地。”——我看共产党文革严厉谴责自杀，恰恰说明文革是一个“西方化运动”，完全不合中国传统。所以我把文革视为“猎巫狂热”，共产党就是“邪教会”，“中央文革”相当于“宗教裁判所”。因为《圣经》并不包括任何禁止自杀的条文，而共产主义倒是唯物主义的撒旦崇拜。


《基督徒是怎样看待自杀的？圣经是怎么说自杀的？》（www.GotQuestions.org!报道：

根据圣经，一个人自杀并不决定他是否能进天堂。如果一个没有得救的人自杀，他的行为无异于加速了进入火湖的行程。然而，自杀的人落入地狱是因为他们拒绝了基督的拯救，而不是因为他们自杀。圣经提到4个具体的自杀了的人：扫罗（撒母尔记上31：4），亚希多弗（撒母耳记下17：23），心利（列王纪上16：18），犹大（马太福音27：5），这几个都是邪恶的罪人。圣经看待自杀跟谋杀一样——顾名思义——自我谋杀。神是决定人生死的，把这个权力放在你自己手里，根据圣经这是对神的亵渎。

圣经是怎么说基督徒自杀的呢？我不相信一个自杀的基督徒会丢掉救恩下地狱。圣经教导从一个人相信基督的那一刻起，他就获得了永生的保障（约翰福音3：16）。根据圣经，无论发生什么，基督徒都拥有永生，这一点毫无疑问。“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的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自己知道有永生”（约翰一书5：13）。任何事都不能把基督徒和神的爱隔离！“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罗马书8：38-39）。如果没有“受造之物”能使基督徒与神的爱隔绝，即使一个自杀了的基督徒也是“受造之物”，当然自杀也不能将他与神的爱隔绝。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如果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因受到精神打击导致懦弱而自杀——耶稣的死也偿还了这个罪。

这不等于说自杀不是违背神的一种严重的罪。依照圣经，自杀就是谋杀，它是错误的。我对那些自称是基督徒却采取自杀的人的信仰的真实性表示怀疑。没有任何一种情形可以说剥夺自己的生命是有理的，尤其是基督徒。基督徒是响应神的呼召为神而活——什么时候死只有神能决定。《以斯帖记》中有一个关于基督徒自杀很好的比喻：在波斯有一个法律，任何没有被邀请的人如果出现在国王的面前就会被处死，除非国王亲自赦免此人——以示慈悲。自杀对基督徒来讲好像未得王者的召唤就强行去见他，神会行使权柄保留你的永生，但并不意味他喜悦你的所为。哥林多前书3：15尽管不是在说自杀，但可以很好地说明基督徒自杀是什么情形：“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

谢选骏指出：上面所说似乎言之成理，但事情究竟如何，只有上帝知道。


【附录2、用新疆问题可以彻底砸掉一带一路的锅】


《七国集团峰会：全球基建计划对抗“一带一路”》（2022年6月27日 BBC）报道：

七国集团（G7）领导人周日（6月26日）承诺，将在5年内筹集6000亿美元，为发展中国家所需的基础设施提供资金，对抗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和其他七国集团领导人在德国举行的峰会上重新启动“全球基建和投资伙伴关系”项目。

基建计划

拜登说，美国将在五年内动员2000亿美元赠款、联邦基金和私人投资，支持中低收入国家的项目，帮助应对气候变化，改善全球卫生、性别平等和数字基础设施。

“我想说清楚。这不是援助或慈善。这是一项将为所有人带来回报的投资，”拜登说，并补充说这将使各国“看到与民主国家合作的具体好处。”

拜登表示，多边开发银行、开发融资机构、主权财富基金和其它机构可能会提供数千亿美元额外资金。

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 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表示，欧盟将在同时期为该倡议筹集3000亿欧元，建立一个可持续的替代方案，取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

中国的投资计划涉及100多个国家的发展和项目，旨在打造一条从亚洲到欧洲古代丝绸之路贸易路线的现代版本。

白宫官员称，该计划没有给许多发展中国家带来什么实际利益。

拜登着重介绍了几个旗舰项目，其中包括一个美国商务部、美国进出口银行、美国公司AfricaGlobal Schaffer和美国项目开发商Sun Africa支持，在非洲安哥拉开展的20亿美元太阳能开发项目。

与七国集团成员国和欧盟一起，美国政府还将向塞内加尔的达喀尔巴斯德研究所（Institut Pasteur de Dakar）提供330万美元的技术援助。塞内加尔正在建设一个大规模的多种疫苗生产设施，该设施最终可生产新冠病毒疫苗和其他疫苗，这个项目也涉及欧盟。

美国国际开发署也将承诺，在五年内向世界银行的全球儿童保护奖励基金提供高达5000万美元的资金。

非营利组织“全球公民”（Global Citizen）副总裁罗德（Friederike Roder）表示，投资承诺可能是七国集团加大参与发展中国家的“一个良好开端”，并可能为所有国家带来更强劲的全球增长。

她说，七国集团国家平均只提供其国民总收入的0.32% ，不到承诺的0.7%的一半。

“但如果没有发展中国家，世界经济就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复苏，”她说。

七国集团包括英国、美国、加拿大、日本、法国、德国和意大利，联合了来自北美、欧洲和亚洲的关键民主国家的力量。

中国回应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一（6月27日）回应称，中方始终欢迎一切促进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倡议，相关倡议不存在彼此取代的问题，但反对打着基础设施建设旗号，推进地缘政治算计，抹黑污蔑“一带一路”倡议的言行。

他还表示，“一带一路”倡议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为有关国家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其他国家说“一带一路”造成债务陷阱是伪命题。

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则在报道峰会时称：“路透社在报道中没有提及的是，不论是在气候变化、性别平等还是卫生健康方面，美国自己都是一团糟。”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6月17日在回应美国的这项基础设施倡议时表示，全球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各国通力合作，相互支持、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对抗、相互替代。“美方有关倡议无视各国希望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的普遍愿望，大搞零和博弈，挑动分裂对抗，这不得人心。”

“世界需要的是搭桥而不是拆桥，是互联互通而不是脱钩筑墙，是互利共赢而不是封闭排他。中方欢迎一切有助于汇聚合力、促进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倡议。任何打着基础设施建设旗号、推进地缘政治的算计都不受欢迎，也不会得逞。”他表示。

谢选骏指出：七国集团（G7）领导人周日（6月26日）承诺，将在5年内筹集6000亿美元，为发展中国家所需的基础设施提供资金，对抗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这个发展非同寻常，因为其中不少国家以前是大力支持一带一路的，现在突然一百八十度转弯，原因何在？我认为，原因在于俄罗斯侵乌，欧洲需要美国的保护，所以才被迫加入了美国的计划。


網文《新疆种族灭绝指控》报道：

新疆种族灭绝指控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系列正在进行的，对新疆以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派群体成员的人权侵犯，并被常常描述为种族灭绝。自从2014年以来，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政府推行一系列政策，将估计多余100万的维吾尔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未经法律程序送入再教育营，[1][2][3]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对少数族裔最大规模的监禁事件。[4][5]

指控或认可相关指控的包括两位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6]和安东尼·布林肯[7]、加拿大下议院[8]、荷兰下议院[9]、英国下议院[10][11]、立陶宛议会[12]和法国国民议会[13]；不赞成将中国在新疆的做法称为种族灭绝的有土耳其议会[14][15]、澳大利亚议会[16]和加拿大上议院[17]。2021年2月，一些自称遭到关押的维吾尔女性向欧美传媒供述她们在新疆再教育营的亲历，令指控持续发酵。[18][19]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和驻外机构持续反驳，并认为指控者捏造经历，其说法是片面之辞、假新闻。[20][21][22]反对该指控的观点认为，这是把相关问题政治化，且是一种政治操作。[23][24][25][26]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各国对维吾尔人事态连续三年发生联署竞争（2019-2021），每年支持中国新疆政策的国家皆多于反对国家，而反对国家也逐年递增。[27][28][29][30][31][32][33]。

新疆民族冲突自18世纪延续至今。2008年以来，新疆发生多起暴恐事件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中央开始建设新疆再教育营[34][35]。2016年陈全国调任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受同时期境外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影响[36]，并在不断强化治疆政策的路线下，2017年起营地规模化并迅速扩大，随之建设达到高潮[37][38]。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描述，这些机构是“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各民族学员中主要是受极端思想影响且尚不构成犯罪的人员，包括参与活动但并未造成实际危害后果的、自愿接受培训的、刑满释放前经评估仍具有社会危险性的穆斯林偏差人员，内容为教授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律知识、职业技能以及去极端化，并重归正常社会生活。[39][40]。有媒体和组织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已在遍布全疆的再教育营里扣押了数以万计的本国维吾尔族穆斯林[41][42][43][44]，以及少量的基督徒[45][46][47]和外国公民[48]（尤其哈萨克斯坦公民[49][50][51]）。根据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52]、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部分专员[53][38][54][55][56][57]，多家媒体[58][59][60][61]和相关机构[62][63][64]估计，在新疆因宗教信仰、民族身份或其它非违法原因而进入再教育营的人数可能达100万甚至更高。[注 1]

有中国大陆外的媒体和组织称新疆再教育营为“集中营”，并指再教育营内部条件恶劣[65][66][67][68][69]，部分被关人员时常经历被“教育”、“洗脑”、强迫劳动等[54][67][70][71][72]，甚至死亡[73][74][75]。还有媒体报道再教育营中存在语言及文化清洗[38][76]、强制分离孩童父母[77][78]和强制绝育[79][80]等行为，亦有学者[81][82][83][84][85]、媒体[86][73][87][88]、国际组织[89][90][91]、学者[92]及政治人物[93][94]将新疆再教育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文化大革命相比较，甚至称其为“种族灭绝”[95]。

2019年7月8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各国对维吾尔人事态分成两大阵营针锋相对。欧洲21国和日本联署，呼吁中国政府尊重宗教自由并遵守国际协定。22国均为已开发的民主国家，除日本外均为西方国家，多与美国有安全、国防关系。[96] 随即，50国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联署，称赞“中国以人为本的发展哲学，并以经济发展的方式保护人权及推广人权，令中国人权有骄人成就”。50国无一发达国家，多为中东、非洲、亚洲，极权，因人权状况受批评，依赖中国投资与其他开发项目的国家。[96]其中有23个伊斯兰国家、拉美国家、2个欧洲国家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后来宣布中立的卡塔尔未参加签名。[97][27][31]

2020年8月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再次发生这种“联署信竞争”，批评当前新疆政策的共39国，[30]支持中国的共45国。[28][29]这种“联署信竞争”亦反映了中国在联合国团结亚非拉的方针。[97]

2021年6月仍然发生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联署信竞争”，指责当前新疆政策的共44国。但支持中国者更多，共68国，并在联署信中指出该指责“出于政治动机且毫无根据”[32][98][99][100]。据《以色列时报》，由于美国政府施压, 通常不与中国对抗的以色列罕见加入签署声明的44国行列。中国官员向以色列施压不要支持，并随后提出抗议[101][102]。美国《新闻周刊》指出，指责中国的联合声明中明显缺乏伊斯兰国家支持，除了以穆斯林为主的波黑[32]。而支持中国新疆政策的则有不少伊斯兰国家[99][103]。

指控及反驳

维吾尔人出生率下降与“绝育和避孕”的关系

2020年6月，德国学者阿德里安·曾兹（又译郑国恩）发表了题为《结扎、宫内节育器和强制性计划生育》（Sterilizations, IUDs, and Mandatory Birth Control）的调查，[104]指出新疆自然人口增长急剧下降，认为原因是强制节育措施；2020年10月他的续作补充了2019年的数据。[105]。一些维吾尔女性亦以亲历者身份向媒体供述，她们被喂绝育和避孕的药物和疫苖。[18]美联社认为这是“限制中国穆斯林人口的德拉古式政策”。[106][106][107]

2020年8月新疆统计局一级巡视员吐尔逊娜依·阿不都热依木、[108]2021年1月新疆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晓霞[109]、以及几名新疆大学学者[110][111]相继批评阿德里安·曾兹不懂解读计数据，指出“新疆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从2017年的15.88%、11.40%分别下降至2018年的10.69%、6.13%，2018年新生人口比2017年减少了约12万”数据虽然正确[109]，但认为究其原因是“计划生育政策得到严格执行”、“早婚早育的观念逐步被摒弃，推迟初婚年龄……追求自由恋爱、幸福婚姻成为普遍”，并且整个2010年代，新疆的维吾尔人人口增长率远高于新疆汉人，根据2010-2018年新疆人口变动，“维吾尔族人口从1017.15万人上升至1271.84万人，增加254.69万人，大增25.04%；新疆汉族从882.99万人上升至900.68万人，增加17.69万人，仅增长2.0%。”[109]

阿德里安·曾兹则批评新疆社科院只统计至2018年，但维吾尔人的生育率骤降是在2017年之后，只需把2017、2018、2019年骤降的生育率混淆进2016年及以前的生育率较高的数据就能得出报告里的结论，他说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公开的2020年目标生育率只有1.05‰，还有很多地区停止公开生育率，他认为这是因为停止公开的地区出生率极低。[112]2020年9月底，新疆官员向CNN发送传真，承认2018年新疆的出生率与2017相比下降了近三分之一，但同样否认种族灭绝指控[113]。

据报导，被三次关押的维吾尔族妇女（Mihrigul Tursun）公开作证，称其生下的三胞胎拘留期间未经任何同意接受了未知的手术后，其中一个死亡，另外两也有健康问题。Mihrigul还称被政府官员强迫服用不明药物和白色液体，后来身体检查证实了她无法再次生育。报导还称习近平上台以来，党一直力求宗教符合党的教义和汉族习俗。在“新疆课堂()”政策下维吾尔族的儿童即使其父母没有被拘留，也需要远赴中国内地其他地方生活于“汉文化环境”之中[18]。

中国外交部称新疆60多年以来人均预期寿命由30岁提升到72岁[21]。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引用上面的数据，反问：“明显高于汉族人口2%增幅，哪来的‘种族灭绝’？”[114]新华社报道称曾经在教培中心上课的结业学员也表示“教培中心女学员被强制绝育”是恶意谣言[115]。

再教育营性虐丑闻

2021年2月3日，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引述维吾尔女性图尔逊娜依·孜尧登（Tursunay Ziawudun）的证词，指控“新疆再教育营的女性每天晚上都会从牢房中被带走，然后遭一名或多名蒙面者强奸。她称自己曾三度遭酷刑，后来又被轮奸，每次都有两三个人。”[19][116][117]。

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指控图尔逊娜依更改了她的说词。该报引述一年前（发表于2020年2月15日）她接受的Buzzfeed采访，[118]当时她自称“没有受到殴打或虐待”。[119]图尔逊娜依在BBC的访问中指先前接受媒体访问时身在哈萨克斯坦，“长期活在被送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恐惧中”，担心若她向外透露她所经历和目睹的性侵事件后被送回新疆，她会遭受更严厉的惩罚。[116]

中国外交部回应：“根本不存在所谓针对女性的系统性性侵和虐待”。[120]

反恐与宗教迫害的争议

美国国会图书馆国会研究处指控“放弃伊斯兰教、伊斯兰习俗、伊斯兰政治思想是获准离开新疆再教育营的条件”。[121]人权监察指控政府以反恐之名政治灌输。[122][123]到访新疆的阿尔巴尼亚的Olsi Jazexhi教授有类似指控。[124]一些欧美媒体认为这其实是汉化政策，属文化灭绝。[125][126][127][128][129][130][131][132]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01年11月14日曾经就新疆穆斯林有关问题回应：“新中国成立后，伊斯兰教在中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穆斯林的宗教信仰得到尊重，正常宗教活动受到保护。穆斯林聚居的地区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充分享受到民族平等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穆斯林可以建立、参加宗教团体，开展教务活动，出版经典经书和宗教刊物，开展宗教教育，还可以同外国宗教团体和宗教界进行友好交往和学术交流等活动。在中国，信仰宗教的公民、不信仰宗教的公民、信仰不同宗教的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中国没有占统治地位的宗教，政府对各种宗教都一视同仁，同等对待，各种宗教之间地位平等，互相尊重，和睦相处，各种宗教教徒在政治上享有平等的民主权利。信仰伊斯兰的穆斯林在中国绝不会受到歧视。”[133]中国外交部在2020年2月再次回应指：1.反恐去极端化措施确保了新疆三年来未发生一起恐怖袭击事件。有关措施得到了2500万新疆各族人民普遍支持，得到了包括穆斯林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积极评价；2.中国各类信教群众近2亿人，其中2000多万人是穆斯林，新疆现有清真寺2.44万座；3.个别组织和媒体企图通过所谓爆料诬蔑抹黑中国新疆反恐和去极端化努力、干涉中国内政。[134]

墨玉名单

2020年2月，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机构发表了一份泄密文件，郑国恩说这份名单上可因“无伤大雅的日常琐事，比如留胡子、穿短裤、封斋、申请护照”而被投入再教育营[135]，华尔街日报说这份泄密文件“足以证明，中国的“国家机器”绝对集体动员，“反恐维稳”亦可能是更大规模“民族思想改造工程”的其中一个发起口实而已。”[136][137]

郑国恩宣称“北京方面显示它在独立于我们之外的情况下拥有完整的墨玉名单”。他说《中国日报》采访的布丽提吉?巴拉提（Bulitiji Balati）的名字不见于媒体的报道也不见于名单已公开的部分，而是在都未公开的第298行和第590行，并指该名单显示她获准留在社区是因为她配合当地政府。[138][《墨玉名单》公开部分查证请求]

2020年2月19日《环球时报》发布社评质疑名单真实性，并认为所谓的墨玉名单是西方在炒作和抹黑中国的新疆政策。[139]《中国日报》采访了部分在《墨玉名单》上及因郑国恩所述的原因而应被送入新疆职业培训中心的当地民众以作反驳。[140]2020年8月29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新闻发言人伊力江·阿那依提于新疆人口和计划生育问题专场新闻发布会上指：“关于‘墨玉名单’问题曾在多个场合进行过辟谣。所谓的‘墨玉名单’由‘东突’分子内外勾结伪造的。前段时间，郑国恩借此炮制了所谓《墨玉名单：关于中国在新疆拘留运动的剖析》研究报告，诬称‘名单’中的311人都因‘计划生育’等各种原因曾被拘留在教培中心。经调查核实所列的311人，绝大多数都是墨玉县博斯坦街道的居民，他们一直在社会上正常工作生活，从来没参加过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只有极个别感染极端主义、有轻微违法犯罪的人员曾依法接受职业技能教育培训。”[141]中国外交部官发言人汪文斌在12月15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对郑国恩的报告和《墨玉名单》一事亦采用此说法。[142]

对于强迫劳动的指控

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期间，中国政府被大量指控强迫维吾尔族人民进行劳动[143][144][145]。2020年1月，抖音上出现展示上百名维吾尔族人搭车前住工厂赴职的视频，以及在出发前的精神喊话，被怀疑是强迫劳动的证据[144]。2020年3月，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发表报告，认为至少80000名维吾尔族人被强行赶出新疆并在27家工厂强迫劳动[146]。法兰西24和汤森路透报道指超过570000名维吾尔族人被强迫在新疆手工摘采棉花[147][148]。南开大学的一份报告指强迫劳动旨在降低维吾尔族人口密度[149]。大量报告指60多万维吾尔族人被强行转移到工业场所[144][145]。

国际反应

2021年1月19日，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在卸任特朗普政府前夕发表长篇外交声明，[6]罗列事件属于种族灭绝罪与反人类罪的“罪证”和指控，为美国政府历来首次如此表态。1月20日，拜登政府的国务卿候选人的安东尼·布林肯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候选人听证会上，认同蓬佩奥的声明。[7]1月27日，在白宫记者会，已就任美国国务卿的安东尼·布林肯再度同样表态。[7]2021年1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回应“以蓬佩奥为代表的个别反华反共势力蓄意炮制的耸人听闻的伪命题和恶意荒唐闹剧”。[21]

2021年3月30日，美国国务院公布了2020年度的《各国人权报告》，明文指出新疆发生了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150]。

2021年10月20日，获提名出任美国驻中大使的尼古拉斯·伯恩斯在美国国会出席人事案听证会时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新疆的种族灭绝必须停止[151]。

2021年12月8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一项不具约束力的决议，称中国对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镇压构成了“种族灭绝”，并呼吁美国政府在联合国采取行动[152]。

英国国会“种族灭绝修正案”

英国议会2021年三度表决《贸易议案》的“种族灭绝修正案”，由于大量保守党党员倒戈轰动英国政界，令到同属保守党但反对修正案的第二次约翰逊内阁焦头烂额。[153]该修正案由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推动，拟授予英国高等法院调查他国是否犯下种族灭绝罪行的权力，如法院认定属实，英国政府就不能与这些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矛头指向中国。第一次表决，英国上议院在2020年12月7日以287-161票通过，[154]英国下议院在2021年1月19日以308-319票否决，修正案返回上议院。[155][156]

为了诱使保守党党友不要再倒戈，第二次约翰逊内阁在第2轮交锋时主动修正“种族灭绝修正案”，把原定赋予英国高等法院调查他国犯种族灭绝罪的权力，改为赋予下议院的外交事务专责委员会，而该委员会主席托马斯·图根达特属保守党人，军人出身。下议院在2021年2月9日以318-303票，政府的修正案惊险通过，交予上议院复审。[157]上议院第三度修正案，把调查权改为赋予给下议院新设的五人委员会“议会司法委员会”（Parliamentary Judicial Committee），五人必须有司法经历。[158][153]此案在2021年2月23日由上议院以367-214票通过，下议院尚未表决。[154]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在2021年1月13日指修正案“违反国际贸易规则、市场经济原则，破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将损害包括英国在内的各国企业和消费者利益，是典型的损人不利己行为。”[159]

2021年4月22日，英国下议院在无议员反对的情况下投票通过了由保守党议员努斯拉特·加尼提出的一项动议，确认新疆的维吾尔人遭受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10][11]

2021年1月20日，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在英国下议院首相答问环节中表示，指“界定种族灭绝，实属司法事宜”，但“我本人认为现时新疆和维吾尔人的际遇，在道德上不可接受”。[160]

2021年2月24日，英国自由民主党党魁爱德·戴维在首相答问环节发言“种族灭绝发生于我们眼前，首相是否同意，除非中国终止种族灭绝，否则奥林匹克运动会英国代表团应抵制2022年北京奥运？”，鲍里斯·约翰逊回复说“英国通常不支持体育抵制”。[161]

英国犹太人组织和纳粹大屠杀的受害者致函联合向英国首相施压。[162]首相回函，指英国政府已拨款研究新疆事务，并已呼吁中国接受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全面监督。[163]

英国政府及相关机构

2021年1月12日，英国外交部长多米尼克·拉布在英国下议院宣布针对新疆强迫劳动采取新的措施，表明如果在英国的公司无法证明其供应与新疆的强迫劳动没有联系，该公司将会被罚款，以消除英国企业供应链中对中国新疆地区强迫劳动的现象[164]。

2021年3月22日，在欧盟宣布对中国4名相关人员和一个机构实施制裁后，英国方面随即也宣布对上述4人和该机构实施制裁，据法新社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宣布了制裁措施，对4名中共政府官员以及一个新疆实体施资产冻结和旅行禁令。这是英国首次在本国“全球人权制裁”（Global Human Rights）框架下的行动。[165]

加拿大下议院

2021年2月22日，加拿大下议院以226-0全票通过“本议会认定中国的作为符合联合国大会第260号决议——即《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定义，包括拘留营和防止生育的措施”动议。下议院全数338名议员之中有3分之1回避投票，包括贾斯汀·杜鲁多内阁。[8]

2021年3月27日，中国外交部宣布对加拿大联邦众议员庄文浩、众议院外委会国际人权小组委员会实施制裁[166]。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对中国的制裁表示，中国政府必须回应世界对生活在新疆地区的维吾尔人人权问题的“严重关切”[167]。

上议院

2021年6月29日，加拿大上议院就新疆是否对维吾尔族实施种族灭绝进行投票，29人支持，33人反对，19人弃权，动议否决。持反对意见的加拿大参议员胡元豹表示投票是“贴标签的行为”，并且援引加拿大印地安人寄宿学校系统的可怕历史[17][168][169]

澳大利亚

2021年3月15日，澳大利亚议会以33票对12票，否决了一项可能认定中国对维吾尔人的做法为“种族灭绝”的表决动议。[16]

荷兰

荷兰外交大臣斯特夫·布洛克代表内阁在2021年2月15日回函：“如果对特定人群的生育限制措施藏有种族灭绝的意图，则可以认定种族灭绝，但要先论证其意图才能认定”[170]、“本内阁的立场是，大规模违反人权的行为正发生于维吾尔人身上。然而我党组建联合内阁时协议，本届政府对于种族灭绝之认定，只会依从国际法院或刑事法院的判决、科学研究的无争议结论、及联合国调查，目前言之尚早。[170]

由于不满荷兰外交大臣的回函净打官腔，2021年2月25日荷兰下议院通过动议“由于中国的拘留营和防止特定人群生育的措施吻合联合国大会第260号决议所定义的行为，本会认定少数民族维吾尔人正在在中国被种族灭绝”。荷兰执政党自由民主人民党的反对票未能阻止议案。[9]

捷克

2021年，捷克参议院宣布中国在对维吾尔人地区实施了种族灭绝。捷克参议院于6月10日通过一项动议，以38票对0票一致通过“关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疆地区存有大规模侵犯人权和自由、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种族歧视以及压制文化、宗教和政治身份的行为”。该动议还呼吁捷克政府对即将举行的2022年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认为它们的存在可能“被滥用以使进一步的歧视、暴力和压制基本权利的合法化”[171]。

比利时

2021年7月8日，比利时议会投票通过一项决议，谴责在中国对维吾尔人进行种族灭绝的严重风险。比利时众议院会议一致通过一项决议，承认中国维吾尔少数民族存在“种族灭绝的严重风险”，并谴责“新疆自治区的迫害罪行和大规模侵犯人权行为可能构成侵犯人权的罪行”，并根据1948年《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采取预防措施。决议包含对比利时联邦政府的20项要求，特别是谴责针对维吾尔人所奉行的政策、对这些穆斯林人口实施的强迫劳动或强制绝育，并恳求欧洲当局扩大如果对维吾尔人的镇压没有停止，就对中国实施制裁。如果情况恶化，甚至谴责与中国签订的双边引渡条约。文本也侧重于正在谈判的欧盟与中国之间的投资协议，它要求冻结其批准，直到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制裁，并且对人权、劳工、社会和环境权利做出具有约束力的承诺[172]。

法国

2021年3月11日，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昂认定中国政府在新疆强迫维吾尔妇女绝育并大规模关押维吾尔穆斯林及其他穆斯林[173]。

2022年1月20日，法国国民议会以169票赞成、1票反对、5票弃权通过维吾尔族决议案，认定并谴责中国对维吾尔少数民族进行的反人道罪与种族灭绝。[13]

立陶宛

2021年5月20日，立陶宛议会通过决议认定维吾尔族遭到种族灭绝[12]。中国驻立陶宛大使馆发言人对此表示强烈反对[174]。

欧盟

2021年3月17日，欧盟17国协商同意，就新疆维吾尔人遭受大规模迫害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制裁，这将是欧盟自1989年六四事件后对中国实施武器禁运以来，首次对中国实施制裁。欧盟各国大使一致同意对中国四名官员和一个实体进行制裁，制裁方案包括实施旅行禁令和冻结资产，官员姓名和实体名称将等到22日欧盟外长会议正式通过后公布。[175]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3月18日回答记者提问时称，如果欧盟执意采取“损害中方利益的错误行动，中方必将做出坚决回应，奉陪到底。”赵立坚同时沿袭了中国外交部的习惯性说法：“中国人权状况怎么样？中国人民最有发言权。”[176]

2021年3月22日，欧洲联盟联合美国、英国、加拿大宣布因维吾尔族人权问题对4名中国官员，包括前政法委书记朱海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王明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政委、中国新建集团公司董事长王君正，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厅长陈明国与1个实体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实施制裁。[177][178]

荷兰，法国，德国，丹麦，瑞典，立陶宛等国于3月23日召见中国大使以示谴责，稍后比利时，意大利等国也召见中国大使抗议中国制裁10名欧洲议员[179]。法国外交部官员表示，法国就北京的制裁召见中国大使卢沙野，并强调中国驻法使馆侮辱及威胁法国议员及一名学者是不可接受的[180]。德国外交部长海科·马斯在北约会议间隙表示，德国也召见了中国驻德国大使。“我们想非常非常明确地表明，欧盟的制裁针对那些侵犯人权的个人，”马斯表示，“(中国)对议员和学者的制裁对我们来说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丹麦外交部长杰普?科弗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中国的制裁是“对言论自由的...明显攻击”。意大利外交部副部长玛丽娜·塞雷尼于24日向中国驻罗马大使李军华重申捍卫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坚定立场：“意大利支持欧盟采取的制裁措施，并拒绝接受中国的制裁，这是不可接受的”[181]。随后于3月24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指称中国不接受一些欧盟国家无理召见中国大使的做法。华春莹说，中国大使们在受召见中明确表达了中国的立场，并对欧洲联盟提出严正抗议。[182]同月29日，中国驻比利时使馆发言人就欧方发布的联合声明做出回应，称中方的行动是针对欧方发起对中方人员和实体实施单边制裁的反制裁，欧方发表这一声明，“倒打一耙”是错上加错，同时要求欧方“反躬自省”，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抗[183]。

2022年6月9日，欧洲议会以503票赞成、6票反对、4票弃权的结果，通过决议禁止强制劳动产品进出欧洲市场和谴责中国当局对维吾尔族的反人类罪的法案。该·决议认定中国对新疆构成种族灭绝风险[184]而且可让海关当局扣押无法证明货物与强迫劳动无关下制造或输送的货品，以及呼吁就新疆维吾尔族的遭遇对中国采取制裁行动[185][186][187][188]。

伊朗

2021年3月30日-4月2日，伊朗驻华大使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及多个国家的驻华外交使节，外交官等30余人前往新疆参观，其中，伊朗驻华大使馆在微博全程发文记载在新疆的见闻，并展示在新疆购物与享受美食的图片，被中国网民称为“旅游博主”“美食博主”。在其见闻录中，伊朗驻华外交官称与新疆教培中心学员进行面对面交流，谈及“种族灭绝”“侵犯人权”“强迫劳动”等多项恶意指控，而与之交流的维吾尔族司机则表示教培中心从未限制学员人身自由，在教培的七个月中随时可以回家。伊朗驻华大使馆最后表示，所谓“新疆种族灭绝”是“耸人听闻的谎言”[189]。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0年9月2日，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指控德国学者阿德里安·曾兹“是美国情报机构操纵设立的‘新疆教培中心研究课题组’骨干，以炮制涉疆谣言、诽谤中国为生”。[190]

2021年1月，《中国日报》发布题为《起底外媒：谎言新疆》的影片，指控西方媒体制造假新闻。[191][192][193]

2021年2月，中国大陆媒体《环球时报》访问法国作家、记者马克西姆·维瓦斯，期间他指控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世界维吾尔人大会和人权观察组织之间的联系、他们跟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勾连、以及它们在新疆断章取义编辑。[194][195][196]。他在2016年和2018年到访新疆后，2020年出版法语专书《维吾尔族假新闻的终结》[197][198]。

2021年2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华春莹说：“第一，所谓新疆“种族灭绝”、“强迫劳动”等说法是彻头彻尾的世纪谎言，是加、美、澳等国个别政客、媒体、学者沆瀣一气、串连炮制的丑恶闹剧；第二，“种族灭绝”在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等国是曾经现实存在的事实。这些历史和事实，如果不是有关国家有些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忽略自己的问题而对他国进行无端指责，也许人们不会再去想起。对于这些国家少数族裔的血泪史，那些加、美、澳政客们有什么说法；第三，西方某些人喜欢居高临下地跟他国谈人权问题，但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首先应该保障的人权是每个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捍卫每一个人的价值和尊严。不缺衣少食、不挨冻受饿、能安定生活，这是真正的基本人权”[20]。

2021年3月7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于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记者会表示，所谓新疆地区存在“种族灭绝”的说法荒谬绝伦，完全是别有用心的造谣，彻头彻尾的谎言[199]。

2021年3月26日，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展示一段前美国国务卿鲍威尔的办公室主任、前陆军上校劳伦斯·威尔克森于2018年8月在罗恩·保罗学院的演讲视频。在该视频中，威尔克森声称新疆有两千万维吾尔人，中情局“如能采取足够的行动利用这些维吾尔人”“如果要破坏中国的稳定”“最好的办法就是制造动荡”“和那些维吾尔人一样从内部而非外部向北京施压”[200]。

2021年4月1日，华春莹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再次发布一段由Youtube用户，前英国记者巴里（Barry）摄制的视频[201]，在视频中，巴里认为西方媒体编造了有关新疆的虚假新闻信息，并指出这些来源来自于阿德里安·曾兹的推文。其推文显示，英国广播公司曾问他“是否可以找到任何（关于新疆维吾尔人的）证据。”他则回答“不，这是非常困难的，没有足够的证据。”而不久后英国广播公司再次找到他并携带了佣金，他则欣然接受并去“找”更多证据。华春莹还否认了有关英国记者沙磊是因受到威胁而离开中国大陆的说法，表示如果沙磊认为自己发布的新闻没有捏造事实，就不用逃走[202]。

2021年4月23日，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言人就英国议会下院通过涉疆动议答记者问时说：“部分议员鼓噪有关涉疆动议，罔顾事实与常识，蓄意抹黑攻击中国，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予以强烈谴责”[203]。同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所谓中国新疆存在种族灭绝是国际反华势力炮制的弥天大谎，中国政府和新疆各族人民坚决反对、强烈谴责。”“英国自身的问题够多的了。这些英国议员们还是多管管自己的事情，为自己的选民多干点实事。”[204]

2021年8月4日，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在出席东亚峰会外长会议就美国和日本就新疆问题提出关切时表示，近年来新疆维吾尔族人口增长翻番，人均寿命倍增，哪来种族灭绝？并指美国曾经屠杀印第安人才是真正的种族灭绝[205]。

2022年1月14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美国政客伙同一些反华机构和个人大肆散布、炒作新疆种族灭绝、强迫劳动的谎言，以求实现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炮制涉疆谎言的人看似彼此孤立，实则紧密相联，背后都受到同一个“主子”的指使和操控。涉疆谎言的真正炮制者和受益者，正是美国的一些反华势力。[206]

反制裁

2021年3月22日，中国政府宣布制裁对中国作出维吾尔族种族灭绝指控的10名欧洲国家人员，包括欧洲议会对华关系代表团团长包瑞翰、欧洲议会议员迈克尔·盖勒、欧洲议会人权小组副主席拉斐尔·格鲁克斯曼、伊尔汗·库楚克、米里亚姆·莱克斯曼、荷兰议会议员舍尔德·舍尔德玛、比利时议会议员塞缪尔·科格拉蒂、立陶宛议会议员多维尔·萨卡利埃内、德国学者郑国恩、瑞典学者叶必扬和4个欧洲实体欧盟理事会政治与安全委员会，欧洲议会人权分委会，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丹麦民主联盟基金会[177][178]

2021年3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声称英国对中国部分机构及官员实施单边制裁为“基于谎言”，决定制裁英国9名人员和4个实体，9名受制裁人员为：图根哈特、伊恩·邓肯·史密斯、尼尔·奥布莱恩、大卫·阿尔顿、蒂姆·罗夫顿、努斯·加尼、海伦娜·肯尼迪、杰弗里·尼斯、乔安妮·芬利（Joanne Smith Finley）；4个实体为“中国研究小组”（China Research Group）、保守党人权委员会（Conservative Party Human Rights Commission）、“维吾尔独立法庭”（Uyghur Tribunal）、埃塞克斯园大律师事务所。制裁方式包括禁止受制裁人员及其直系家属入境（含香港、澳门），冻结其在华财产，禁止中国公民及机构同其交易等[207]。3月28日，埃塞克斯园大律师事务所撤下一份被认为与其受制裁有关的该网站所刊发的由该律师事务所所属的4名成员撰写的一份涉疆“法律意见书”，并对外发表声明称其4名成员于2021年1月26日就新疆维吾尔人的待遇情况撰写的“法律意见书”是根据全球法律行动网络 （GLAN） 、“世维会”以及“维吾尔人权项目”的指示而写的，该律所其他所有成员都没有参与其中，也不对其负责。另据新加坡媒体报道，在中方制裁生效后，该律师事务所新加坡分部的六名律师将集体辞职并组成新机构，而在伦敦总部工作18年之久的华裔精英律师吴正飞也于29日离职[208]。

2021年3月27日，中国外交部宣布对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盖尔?曼钦、副主席托尼?伯金斯实施制裁[209]。

2021年4月16日，中国驻冰岛大使馆发言人发表声明，声称“冰岛基于谎言和虚假信息，以所谓新疆人权问题为借口，跟随欧盟对中国有关个人和实体实施单边制裁”，“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国“已决定对冰方严重损害中方主权和利益、恶意传播谎言和虚假消息的有关人员实施同等制裁”[210]。

国际组织联合国

2021年3月28日，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接受《CBS新闻》首席政治通讯员罗斯玛丽·巴顿的独家专访时表示，联合国正在与中国进行“认真谈判”，以准许联合国官员可以无限制进入中国新疆省，调查在新疆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的指控：“我希望他们能够尽快达成协议，希望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能够无限制地访问中国”。[211]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连续多年（2019-2021）发生了关于维吾尔人事态的“联署信竞争”:

2019年，批评中国的共22国，而支持中国的共50国。[97][27][31]

2020年8月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批评中国的共39国，而支持中国的共45国。[30][28][29]

2021年6月，指责当前新疆政策的有44国，而支持中国者有68国。[32][98][99][100]。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8届会议上，在2021年9月24日周五, 巴基斯坦代表65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反对以人权为由干涉中国内政, 强调反对人权政治化和双重标准。声明中还反对出于政治动机和基于虚假信息对中国进行毫无根据的指控。此外，海湾合作委员会（GCC）6个成员国发表联合信函，支持中方立场。20多个国家在国家声明中表达了对中国的支持。在这次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 总共近100个国家对中国的正当立场表示理解和支持。[212]

联合国大会第76届会议第三委员会（the Third Committee of the 76th Sessions of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在2021年10月21星期四也出现“联署竞争”，43国发表联合声明批评中国的新疆政策，但是有62国发表联合声明支持中国沿着适合本国国情的道路发展人权，反对以人权为名干涉中国内政。[213] [214][215]

2022年5月24日，在经历与北京政府多年来的谈判获得批准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正式前往中国进行为期6天的实地考察，她被安排在没有媒体随行的“闭环”方式旅行[216]。

国际刑事法院

2020年7月人权组织呼吁它调查。[217]2020年12月，国际刑事法院决定不展开调查，非洲冈比亚的检察官法图·本苏达解释“指控只牵涉中国公民，并只发生于中国境内，由于中国并非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缔约国，我法院没有司法管辖权”。[218][219]

上海合作组织

2021年3月30日-4月2日，上海合作组织及多个国家的外交官、外交使节共30余人对新疆进行访问，上合组织秘书长弗拉基米尔·诺罗夫在之后接受中国国际电视台记者采访时就新疆产业发展，新疆普通工人的工资待遇以及当地民众的生活水平等做出积极评价，表示“新疆的发展有目共睹……世界不能再被谎言欺骗”，同时他反对部分西方媒体称新疆“不透明”的说法，表示在访问期间可以“自由地参观我们想去的地方”[220]。

国际特赦组织

国际特赦组织发表报告《就像我们是战争中的敌人：中国对新疆穆斯林的大规模拘禁、酷刑和迫害》。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艾格尼丝·卡拉马德认为“中国当局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构建的反乌托邦地狱令人为之震惊”、“中国必须立即拆除拘禁营，释放被任意关押在拘禁营和监狱中的人，并停止对新疆穆斯林的系统性攻击。国际社会必须站出来发声并采取一致行动，全面制止这种令人发指的行为。联合国必须设立并紧急启动独立的调查机制，以期将那些涉嫌对违反国际法罪行负责的人绳之以法”[221]。

维吾尔特别法庭

2021年12月9日，英国成立针对新疆种族灭绝指控的维吾尔特别法庭，由法庭主席杰弗里·尼斯负责审理。维吾尔法庭最终裁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维吾尔族犯下了种族灭绝的罪行，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国高层领导对针对穆斯林少数民族的行为负有责任[222][223][224]。维吾尔法庭的裁定不会在法律上要求任何政府采取行动，但要求各国重视在新疆发生种族灭绝的情况。[225][226][227]

个人及媒体、智库意见

支持指控

2021年3月9日，美国“新线战略和政策研究所”发布了一份分析报告，内容有关中国共产党在新疆地区的种族灭绝行为。报告声称新疆再教育营至少监禁了100万人维吾尔族，被监禁的维吾尔人受到强暴、性虐待、剥削、公开羞辱等凌虐及残忍对待，违反所有种族灭绝条款[228]。

2021年3月23日 ，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赞扬欧盟通过与美国、英国与加拿大协调制裁中国相关官员来反对北京在新疆侵犯人权的行为。基金会首席执行官Edwin J. Feulner表示，自由世界必须继续反对北京的暴政，揭露其对普世价值和规范的滥用[229]。

反对指控

2020年12月10日，法国作家、记者马克西姆·维瓦斯（Maxime Vivas）的著作《维吾尔族假新闻的终结》出版[230][231]。2021年，《环球时报》对马克西姆·维瓦斯的访问中，马克西姆·维瓦斯称书中描述了他对于新疆反恐努力和当地发展的观察结果，并分析了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分离主义组织世界维吾尔人大会和人权观察组织之间的联系，并在书中阐明这些组织如何串谋编制和散布诸如“种族灭绝”、“关押百万维吾尔人”等指控以及他们跟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勾连[232][233]。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法国大使馆称本书“揭露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世维会）和‘人权观察’组织如何运用先入为主、捕风捉影、移花接木、断章取义等手段，制造并传播诸如“种族灭绝”、“教培中心关押百万维吾尔人”等涉疆谎言谣言”[234]。据《中央通讯社》消息，2021年3月30日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Marc Julienne对此发表文章《谴责维吾尔人的“假新闻”并为北京带来幸福的法国人马克西姆·维瓦斯（Maxime Vivas）是谁？ 》，指控其“制作与北京同调的假资讯”[235]，称其无视联合国于1948年签署的《防止和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所确定的标准，并且无视一些“准确的证据”[236][237]。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应：“我们要为他（马克西姆·维瓦斯）敢于揭示真相的勇气点赞，希望更多的人为他点赞。偏见难以持久，谣言终会破产。”[238]

2021年2月12日，英国《经济学人》反对称维吾尔族人权问题为“种族灭绝”，理由包括：

普通理解下，种族灭绝有“-cide”这个后缀词，应该要直接杀了人的行为才算“-cide”，但至今有关中国政府在新疆的行为，例如大规模强迫监管维族人等等，不算是杀人；

美国政府一直以最狭窄的定义，来决定是否定性种族灭绝，如果称新疆的情况为种族灭绝，偏离了以往的原则；

中美关系十分重要，而美国政府目前现时仍计划在气候问题等议题上，跟中国合作，如果华府继续跟北京合作的话，斥责中国政府犯下这项“最令发指罪行”，便毫无意思；

中国政府现时在新疆的行为，已足以令愤怒，但如果用一些夸大了的言辞去批评新疆问题，反令一些爱国中国人更紧跟中国政府的路线；如果太随意使用种族灭绝一词，只会令这个词语的威力降低，日后其他政权便会更安心理得犯真正的种族灭绝行为。[239][240]

2021年2月18日，独立新闻网站《灰色地带》发表文章《美国国务院对中国“种族灭绝”的指控是基于极右翼思想家的数据滥用和毫无根据的主张》[241]。文章称美国政府对中国的种族灭绝指控来自一个单一来源：隶属于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和新保守派詹姆斯敦基金会的右翼德国研究人员阿德里安·曾茨（Adrian Zenz）于2020年6月发表的一篇论文；阿德里安·曾茨的雇主将他描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西藏西部和新疆地区政府政策的世界领先学者之一”，但实际上他是一位极右派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专门在福音神学机构任教，他曾说他“领导了反对中国政府，对同性恋和两性平等表示遗憾。”；对其研究进行仔细审查发现他对“种族灭绝”与数据滥用，即欺诈性主张、精心挑选原始资料、宣传错误与陈述前后矛盾。文章中还引述海军战争学院战略与作战研究系中国专家、研究教授莱尔·戈德斯坦（Lyle Goldstein）的话“阿德里安·曾茨将中国对维吾尔人的做法标记为‘种族灭绝’是可笑的，以至于侮辱了那些在大屠杀中失去亲人的人。”

2021年4月20日，美国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刊登专栏文章《新疆种族灭绝指控不合理》[242]，指出美国声称的新疆出现种族灭绝实际上并无证据，除非国务院能够证实灭绝种族罪的指控，美国政府应当撤销对中国政府的指控。当前，种族灭绝罪的指控正受到“新研究”（Newlines Institute报告）等“研究”的推动，联合国专家呼吁联合国正确调查新疆局势。中国政府表示欢迎联合国基于“交流与合作”而不是“有罪不证”的考察团对新疆局势的调查，特别是联合国人权特别报告员的工作对于促进世界人权宣言的文字和精神至关重要[243]。

2022年1月2日，俄新社网站发表了德米特里·科瑟列夫的文章《美国要求人们停止工作》。文章认为：美国和西方在“妖魔化”新疆问题，它们想把新疆描绘为“令人恐惧”的地方，但却失败了。现在很多人已经了解到，新疆景色秀丽，经济增长良好，而且是全世界少有的遏制恐怖主义的成功案例。[244]

持不同意见

2015年，美国FBI前翻译西贝尔·埃德蒙兹接受采访时指：“新疆是中国能源的大动脉。我们想要说新疆的少数民族没有自己的土地，我们要帮助他们，他们遭受压迫，说中国在屠杀他们、折磨他们，正如我们在美国内部打性别牌、种族牌一般。”[245][246]但她也认同中国政府对待维吾尔人时有滥用权力，并认同主持人指中国政府正以反恐为名压迫维吾尔人。[247]

相关事件

2021年2月26日，法国著名学者克里斯蒂安·梅斯特（Christian Mestre）宣布辞去斯特拉斯堡城市共同体伦理官职务，法国《观点周刊》杂志抨击其曾在2019年9月于乌鲁木齐参加“反恐，去极端化”会议期间接受采访时发表的新疆维吾尔人并未遭受监禁，中国政府的去极端化措施促进新疆经济发展的观点是“为中共辩护”，并称中共有意对西方学术界进行“舆论渗透”[248]，而中国方面则回应称西方舆论有意识对一些说真话的学者和社会人士进行“消音”，体现西方国家打着“言论自由”的幌子打压言论自由的虚伪[249]。

2021年3月31日，法国《世界报》指称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涉嫌编造一个不存在的法国独立记者“罗汉娜·博蒙”，该指控的矛头指向3月28日中国环球电视网于其法文网站刊登的一篇名为《我的新疆，阻止虚假新闻横行霸道！》的文章。该文作者自称曾多次访问新疆，称法媒所描述的新疆与其所见所闻“风马牛不相及”。世界报以“查询了为记者发放记者证的法国职业记者证委员会的数据库，数据库中没有这位记者的名字”为依据认为这个名为罗汉娜·博蒙的法国独立记者并不存在，而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研究员彭达兹（Antoine Bondaz）也在推特上指责CGTN使用假名宣传，并讽刺称“邀请这位仅仅出现在中国官媒网站的记者与她对话”[250]。而仅在1天后的4月1日，法国《费加罗报》即刊载了对这名法国记者的专访，证明这位记者确实存在，罗汉娜·博蒙仅为她使用的笔名。在被问及为何使用笔名发声时，该记者表示是因为不想因为说真话而“（在法国）有安全危险，被人群起攻之”，中国方面则对此评论“时刻标榜‘民主’与‘言论自由’的法兰西已经无法容忍非法国‘政治正确’声音的存在”[251]。

2021年4月，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通过自由亚洲电台爆料，对于中国的反驳有安排演员的争议，该组织称发现塔黑日江·托合提过去曾经受中国媒体新华社采访，自称15年前毕业于复旦大学后回和田创业开办了物业公司和餐厅[252]，说明其本身学历水平很高，并无在“教培中心”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职业技能的必要，因此塔黑日江是临时拼凑的演员，见面会则是一个骗局。[253]该爆料源于前段时间和田市教培中心结业学员塔黑日江在出席2021年3月29号的在记者会表示，所谓中心是集中营和学员遭受酷刑的说法，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他感激中心去除自己的宗教极端思想，恢复正常生活[254]。而根据当时塔黑日江口述，在教培中心学到的是法律法规、企业管理等知识，所以结业后便做创业项目开了自己的餐厅。他未透露自己参与何地何时所开办的课程[255]。

2021年4月，据BBC报道与非洲的难民一起暂住荷兰的凯尔比努尔·赛迪克（Qelbinur Sedik）遇到了骚扰海外维吾尔人的行为，她2月份时指控在新疆秘密集中营内有强暴的情况后，警察便以她妹妹的手机进行视讯，他们已经有数个月未联络，来电中的家人并辱骂她。赛迪克挂断电话前，官员数度叫她前往中国大使馆，让使馆职员能够安排她安全回家。BBC后续访问了22名其他相关人士，有些人收到过类似赛迪克那样的骚扰电话，这些来电透过WhatsApp、微信、脸书进行，官员提供了一些模糊的建议。两名与BBC对话的女性成为了目标，她们的家人和朋友侮辱了她们，并指控她们偷钱和撒谎。同时官媒也在进行动作，新闻采访到一名女子被她的前夫形容是道德低下，亦形容另一人是“卑鄙小人”和“虐童者”。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发言人徐贵相举起了证言的女性的照片，其中一人是也在年初站出来作证强奸的图尔逊娜依·孜尧登（Tursunay Ziawudun），记者会上甚至公开私人档案作证据，指她们是“骗子”，另一人是通奸。其中可以发现，某些海外维吾尔族受到骚扰，而另一些则没有，有些人被允许与亲人联系，但一些又不被允许，原因并不明确。他们被家人或是监管机关施压，要求监视其他维吾尔族人和相关组织，通常可以换取签证或护照或是与保护亲戚安全。[256]

2022年5月24日，一份源自2018年由黑客入侵新疆公安内部系统的照片和文件数据库被人权组织公开，揭露新疆集中营内的情况，内容包括当局登记大量维吾尔人被拘押的个人信息、照片、高层的的指令、简报和警察工作报告。文件由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公开，在让同行进行认证和背景化之后，再与全球媒体共同分享。在来自10个不同国家的媒体利用大型开源情报 (OSINT) 和调查团队完成调查工作之后，这些文件被整理名为“新疆警方档案”，并在www.xinjiangpolicefiles.org网站上提供访问[257][258]。

参见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本土恐怖主义

许秀中

阿德里安·曾兹（郑国恩）

维吾尔特别法庭

注解

 据各方估计，被关押人数达数十万至数百万不等，具体数字不明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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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陈月华 左卓; 视频：陈月华. 果然蓄谋已久！6年前，FBI前员工就抖出了美国乱疆的阴谋. 中国日报双语新闻. 2021-04-11 [2021-04-13].

 FBI前员工6年前就抖出美乱疆阴谋. 人民网. 2021-04-12 [2021-04-13].

 Eyeopener - Sibel Edmonds on Gladio B, Paris Shooting, Alt Media, [2021-04-14] （中文（中国大陆））

 被揭曾為中共新疆集中營洗地　法國知名學者辭去公職.

 学者被“消音”，这事竟发生在对“言论自由”引以为傲的法国.

 中国官媒编造出一位法国记者.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2021-04-01 [2021-04-27].

 说出关于新疆的真相，法国记者身份遭质疑?! 看法媒“打脸”神操作……. 央视新闻. 2021-04-05 [2021-04-27].

 我在南疆丨音乐餐厅老板塔黑日江- 兵团文明网. www.btwmw.net.

 夏小华. 中方急找演员？新疆发布会教培中心结业员是复旦毕业生. 自由亚洲电台. 2021-04-01 [2021-04-01].

 新疆教培中心學員稱感激中心去除自己宗教極端思想. 香港电台. 2021-03-29 [2021-03-29].

 新疆教培结业学员：西方政客的涉疆指责完全是睁眼说瞎话. 环球网. 2021-03-29 [2021-04-07].

 新疆人權：海外維吾爾人指控中國政府後付出的代價. 2021-04-01 [2021-04-13].

 Alleged Chinese abuse of Uyghurs revealed in massive leak - study. The Jerusalem Post | JPost.com. [2022-05-25] （美国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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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指出：为何对于汉人的“一胎化”强制节育不算“种族灭绝”，而对少数民族的“二胎化”却算是种族灭绝？尤其新疆问题才被突出，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不被突出？我认为，这和“一带一路”大有关系。因为新疆是一带一路的起点，其他少数民族则不是一带一路的起点，甚至和一带一路沾不上关系，所以没有宣传运用的价值。

有人问我，为何美国为首的西方联盟要在一带一路问题上大做文章？我说，因为一带一路把美国边缘化了，直接威胁了美国的霸权，甚至威胁了美国的生存，这是美国朝野两党一致反对的，而中共对此却毫无察觉或假装不知——因此拿新疆的问题作为杠杆来切断一带路，很有必要了。这不仅可以削弱甚至瓦解中国和一带一路沿途的伊斯兰国家，而且可以直接制裁经过新疆的所有经济活动，彻底瘫痪一带一路的大头梦了。

至于欧洲，不过是跟着美国出牌，尤其在俄罗斯肆行侵略的背景之下，欧盟的热脸更加不得不紧贴美国的屁股。所以远离俄罗斯威胁的加拿大和澳洲，则考虑到自己真有灭绝原住民的问题，所以投鼠忌器，没有紧跟美国的“新疆种族灭绝”指控。而美国为了扼杀一带一路，甚至没有回避自己的种族灭绝历史，由此可见决心之大，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也。这就是我所说，“用新疆问题可以彻底砸掉一带一路的锅”。


【附录3、首鼠两端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业者】


《张博树：不要忘了我们的根》（light12 2020-11-28 贝壳村 10601字）报道： 

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

是的，为什么提出如此问题？难道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忘了自己的根吗？这个“根”又指什么？

记得10年前（2010年）在北京，笔者已经被中国社科院“扫地出门”，成了北京登记在册的失业者，每月仅领取700元失业救济金，那年我55岁，还差5年就该退休了。失去经济保障还不算，警察开始不断上门，特别是每逢所谓“敏感时期”，就会有国保大队、小区派出所民警和“协警”（为弥补警力不足招募的社会人员）24小时上门“站岗”，就是去超市买菜也会有警察跟随。由于这种关系，我和小区派出所的很多警察都熟了，一路买菜或散步时与他们拉家常，他们也愿意“帮着张老师拎菜”。那时的我不会提出“根”的问题，因为我自信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为了这块土地和这块土地上的人民，这就是“根”，自己就扎根在这块土地上，而且，自己这份努力和牺牲，“根”是了解的、同情的，甚至“陪”我散步的年轻警官们也委婉表示过对我的观点的赞同。

但2011年来美国后，笔者却经历了越来越多的惊讶。先是在纽约法拉盛参加各种民运活动，参加多了，发现这些活动永远是“老面孔”，很少新人，很少年轻人。这让我有些诧异。当然，可以把它理解为华侨的谨慎甚至恐惧，毕竟虽身在海外，大部分华侨仍与国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多人与国内有生意往来，不愿“多事”。2016年国内一个游学团来纽约，和他们的座谈让我又吃了一惊，团友都是自由主义粉丝自不必说，但其中好几位表示他们在自己的微信群里是少数派，往往处于孤立被围攻的状态。OK，你还可以把它解释为微信是被监控的，人们未必敢说实话。但后来的情况更加不妙。来美国后得黎安友（Andrew J Nathan）教授推荐，笔者已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多年。上我课的学生多是有自由主义倾向或基本认同的，他们向我谈的情况引起我的更大注意。一位来自江西“老区”的学生就讲，当地百姓对基层反腐大体是满意的，生活也有了不少改善，“你和他们讲自由主义这一套，他们并不care，我们反倒成了自嗨”。甚至留学生的认知本身也在悄悄变化中，自由民主不再代表天然正确，“中国模式”似乎也有几分道理。这种情况近年来越来越明显，迫使我不断摸索与学生新的沟通方式，也深感孩子们的认知变化折射了国内中产阶层的认知变化。一位在香港教书的我的学生似乎证明了这一点，由于工作需要，他经常到珠三角各城市调研，私下里与各种人群聊天，发现很多人对政府的评价不错，这让我这位学生都很诧异。当然，网上时不时爆出官民冲突的新案例也是事实，但总体上讲，北京这些年大力反腐、强化基层治理是见到成效的。像华南一带本来一直是得风气之先的地方，近代以来就是如此，如今却看不到任何“革命”苗头，一派歌舞升平。无论这是经济进步的真实体现，还是共产党“完美独裁”的结果，还是二者兼而有之，总之这是一个极值得研究的现象。但法拉盛、华盛顿的民运圈依然革命气氛浓厚，“干柴遍地”之说不绝于耳，乃至“溃而不崩”的判断都被认为不够“激烈”而过于“温和”，各类关于中南海的道听途说、“八卦新闻”更是不胫而走。前两年还有所谓“爆料革命”，有海外大佬疾呼要与中共进行“最后的决战”。如此等等。我曾在喜来登酒店的一次会上批评海外民运“不接地气”，遭到现场几位朋友的反驳，当然很客气，不伤面子，但显然他们不接受这样的批评。他们似乎习惯于陈旧的、几十年一贯的观察中国的方式，也习惯于多少年不变的反共语言。一位民运领袖人物讲：“海外反对派就是要鲜明，就要把话讲得极端些”。我不同意这种说法，知道海外民运的这种“策略”已经让自己失去了大批华侨。但，考虑到流亡团体的特点和艰难，这种理性的“故意”倒也有几分可以理解。更糟糕、也更需要探讨的是——

面对中美疫情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本能”反应

这里的“本能”反应指新冠疫情去年底、今年初在中国爆发后，很多自由知识分子“本能”地批评中南海抗疫不力，不但打压舆论，且救灾过程中不断产生新的人权灾难。另一个“本能”反应是面对后来美国严重得多的疫情和美国政府的明显失误乃至不作为，我们的许多知识分子却视而不见，或给出各种莫名其妙的解释为美国抗疫失败开脱。这里举笔者自己的经历为例：4月底，我在《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文章分析“中国抗疫经验的是与非”，其中对大数据抗疫和举国体制有所肯定，指出作为行政体制的中央集权在抗疫过程中显示出较高效能，对其他国家有参考价值。这样肯定北京似乎违反了反对派的“政治正确”，文章果然在海内外一些自由知识分子朋友里引发“不平”。纽约有朋友就称福柯分析17世纪法国对瘟疫的处理已经证明“这种做法古已有之，严厉的隔离措施，封城封区，控制每一个人的行踪，同时又很细腻的安排人们的生活必需，等等，无须乎高科技大数据，也可以做得很到位”，“所以问题不是法国人为什么不学中国做法，问题是法国人为什么不学他们自己的老祖宗的做法。把法国人现在的做法和他们300年前的做法相对照，恐怕更有意义些。”另一位澳洲的自由派朋友马上跟进称“是的，不同的行为模式，基于不同的价值理念。如果以集体主义为主导，为整体而牺牲局部被视为天经地义。而在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框架中，每个个体的生命尊严和自由权利都至高无上，施政必须尽力尊重人权与人道。因而，在抗疫中也必须尽力选择保护个体人权的人道方式，即使这种方式可能意味着更高的集体代价。”其实，川普政府所为在很多场合和“保护个人权利”无关，如今美国18万人的死亡更证明这个“集体代价”已经高得离谱。这两位朋友其实是不愿正视中央集权制在抗疫中的优点，因为它发生在专制的中国。国内一些朋友的反应也很典型。在一次微信讨论中，有人批评我的文章“放大党国行为阴暗面”提法不妥，“D国阴暗面还需要放大？身处国内，从12月每天跟进疫情，目睹怎么一步步走到必须封城的地步。封城之后，还在以更大力度动用他们视为专政工具的那些力量压制真相，抓捕民间公民记者，利用疫情大规模入侵国民私人空间。疫情之前的恶，红会的贪腐、无能，警察城管的跋扈……不仅没丝毫收敛，疫情本身还成了他们作恶、践踏底层民众的新由头。我一直以为，面对疫情，国内是两股力量。当局基本或大部是反作用，即使LWL（李文亮）事件引众怒后，他们在遏制言论上的作为和力度都超过真正的抗疫。”另一位朋友跟进“同意xxx意见，看看这个帖子吧，哪来什么放大问题。太多真相没揭开。微博上遭水军围攻，现实中被J方恐吓。这不是个案。武汉死难者家属要么闭嘴，一切服从安排，要么都这种待遇（警察上门威胁）。”我回帖“讨论问题切记主题和语境，比如放大，若谈压制，当然还有太多黑暗没有揭露，我完全清楚，在别的文章中也有严厉批判；但本文所谓放大指我们一些朋友不分集权和极权，把合理必要甚至必须的救灾行为如封城也称为野蛮的加以指责，这就有问题了。”朋友又回“如果说中国抗疫有可取之处，我认为第一要归功民间，归功千千万万普通人尤其武汉的普通人。第二要归功文化。比如意大利和美国华人社区感染很少，就主要是文化原因而非政府之功。文化相近的台日韩新，乃至同样自律和负责任的德国和北欧，都较成功，可见文化的作用。千万不要高估中国政府，其值得肯定的措施有两点，一是外地医护驰援，一是方舱医院。后期确实作用大。但此外无可取之处。其过远远大于所谓功。尤其真相不明、责任不明、甚至追责即为国家公敌的背景下，千万慎谈所谓政府之功。”这位朋友承认了政府有两点做法可以肯定，已经相当不错，但“慎谈所谓政府之功”的意向仍然很清楚、很强烈。为什么要“慎谈”？北京乃专制政府也。更有朋友干脆讲：中国是“专制抗疫”，美国是“民主抗疫”。在这个逻辑下，中国抗疫再有成绩也不能表扬，美国抗疫再糟糕也不能批评了。

后来笔者写了篇文章专门分析这种现象（文章已收入本书），我称之为“选择性漠视”。精神分析学有所谓“选择性遗忘”，指由于社会禁忌所造成的心灵压抑，这种压抑会阻止人们思考那些“危险的”东西，从而形成某些思维禁区，久而久之，人们对思维禁区的服从会变成一个下意识的过程，行为者自己都未必感知。这就是“选择性遗忘”，它是屈服于专制的结果。而“选择性漠视”则是反抗专制、对抗社会压抑产生的反向极端，它表现为行为者下意识地排斥一切和专制相联系（或似乎相联系）的东西。换言之，“选择性漠视”绝对否定专制及一切相关物，特别是当“民主”与“专制”作为比较的两极时。“下意识”意味着某种心理趋向，它并没有上升到意识层面。作为心理趋向，对专制的厌恶（由于专制仍然是现实，且迫害不断升级）已经硬化为本能性反感，这种反感会产生一个重大认知后果，那就是阻碍批判者客观析分事务的复杂。我们可以把这理解为迫害的另一种产物，或迫害在被迫害者那里产生的心理扭曲、异化。另一方面，有选择的漠视也和认知方式有关。这里指那种简单地黑白两分法，不承认灰色，不承认过渡，不承认变化，不承认一个对象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定义，不承认这些不同的定义可以共存于一个实际的捆绑体中。这种思维本来就是党国教育熏染、内化的结果，会以不自觉地形式作用于批判者的思考过程。而无论本能性反感，还是两分式认知模式的内化，其结果都是下意识地拒绝一切复杂性、拒绝事务本来具有的多面性、拒绝历史进程可能包含的紧张、拒绝所有不同于自己想象中“应该如此”的那些并非如此。

更让我担心的是，这样的选择性漠视会让自由知识分子离老百姓越来越远。疫情全球大流行如今已超过8个月，中国成功控制了疫情是有目共睹的，凭这一条，老百姓给政府竖大拇指并不奇怪。自由知识分子不能因为共产党仍在打压言论、控制舆情方面继续施恶，就否定政府在抗疫中的那些履责表现。该批评的批评，该肯定的肯定，批评才能获得公信力，才能获得更好的效果。可惜太多的反对派人士不懂这一点。他们会说“共产党自己成天表扬自己，用不着我们再去表扬它”。他们不明白，你在批评专制者时也如实指出专制者的某些善行，才是证明你不同于专制者的最好方式，因为你比专制者更宽广、更博大，你也才更能获得老百姓的支持。迄今为止，自由知识分子批判官方犬儒保留了足够的犀利，但似乎缺乏同样的犀利直面自己的认知和情感误区。自由派知识分子对专制的批判，本来是其勇气和心灵自由的象征；如今这种自由正在被反噬，因为批判变成了僵硬的教条，批判自然也走向自己的反面。批判者与专制当局的紧张，变成了批判者作为自由主体与批判者作为自身异化之它者间的紧张，且这种紧张很可能外化为他与整个社会的紧张。不要认为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已经为社会、为公众牺牲太多，公众就会永远支持你。这些年来，在很多场合，批判者原来对当局批判所享有的崇高和广泛社会认同，已经悄然不再。自由知识分子对当局的批评，哪怕在很多场合仍然是正确的，却越来越变成小圈子的自言自语，未必得到大众响应。李文亮之死、艾芬采访文章被封引发的瞬间网络风暴，并没有改变万马齐喑的总体格局。“愤怒的人民不再恐惧”只是自由知识界的美好想象而已。这难道不是自由知识分子与自己的“根”脱节的节奏吗？每每想到这些，都令我怅然而夜不能寐。

为什么要强调“两大历史任务”？

“两大历史任务”是笔者近年来不断在强调的一个命题，它本来是我研究中国近代史、重新梳理“百年国耻”、试图厘清近现代中国政治演变逻辑、纠正中共党国史观的努力的一个副产品，但它同样与“根”的问题有关。“两大历史任务”的基本含义是：自晚清、民国以来的近现代中国，既要建设一个强大民族国家以结束“百年国耻”，又要建设优良的民主政体以跨入现代政治文明（详见本书《我研究红色帝国的心路历程》）。已经有六七代中国人为此付出艰辛努力，期间坎坷不堪回首。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对共产党的专制感同身受，对共产党统治下的人权灾难如“镇压反革命”、反右派运动、大饥荒、文革、六四屠城等“如数家珍”，不少人还有遭受极权迫害的亲身经历甚至坐过中共的牢房，所以我们对今日中国的专制一面更敏感，当然，这些也确实证明，百年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迄今是失败的，至少失败多于成功。笔者所以要用半个世纪的时间写作《从五四到六四》六卷本巨著，就是要深入总结20世纪中国人追求民主何以失败的历史教训。然而，吊诡的是，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虽坎坷多难，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却取得伟大进展。特别是40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真的“飞了”起来。如今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也达到了1万美元。中国有4亿人过上了相对富裕的生活，另外10亿人的生活也有不同程度的改善。然而，又一次“选择性漠视”，我们的自由知识分子似乎“本能地”不愿正视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成就，无论城镇化进展，还是5G通讯或北斗等高科技成功。——因为那是共产党才会大肆宣扬的话题，用不着你讲，讲了反而是“帮中共宣传”，甚至成了“中共大外宣”的一部分。“民族复兴”本来是很好的旗帜，共产党也确实在利用这面旗帜，把它作为新的合法性证明，而且运用得很成功，自由主义却偏把它抛在一边，不愿意去沾它，似乎沾了它自己的“洁白”就被“玷污”了。难道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希望“民族复兴”吗？不希望自己的国家强大吗？甚至，只因为这个国家在共产党治下，为了推翻中共，就反其道而行之，整天盼着自己的祖国发生“危机”吗？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是不是太小气了些，甚至有些精神错乱了！

我们这一代人没有经历过民国早期的四分五裂，没有经历过长期的战乱，没有目睹过缺乏强有力中央政府给一个大国带来的灾难性影响，没有体验过列强的军舰在长江等内河行驶时给国人带来的心理冲击。我们把和平无战争、生活稳定、平等待我的国际关系等都视为理所当然。这是我们的缺失，一代自由知识分子的缺失。我们不懂得民族国家意味着什么，所以也不珍惜它。而且，不珍惜的原因之一甚或根本原因，仅仅是因为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成功是在共产党治下取得的。我们真的太小气了！

海外这些年甚至出现了各种“独立”主张。“疆独”、“藏独”可以不论，虽然我不认为新疆独立、西藏独立是可行的，但作为遭受人权、宗教压迫的少数民族，一部分藏人、维吾尔人要求独立尚在可以理解之列。奇怪的是一些汉人也要求“独立”，不但有什么“大蜀民国”、“贵州独立”，甚至有“上海独立”，而“上海独立运动”竟然把合法性根据推到殖民时代的上海工部局！其中一些张罗者还是很熟的朋友！我只能说，我们对历史实在太无知了，如果你真是认真的，那么你一定会为自己的疯狂后悔。反共反到要拆散这个国家，想想看国内公众会怎么看你们？怎么看海外反对力量？附带说一句，当我们谈两大历史任务中要建设强大现代民族国家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时，这个中国语境中的“民族国家”当然不意味着单一民族或汉族，而是指同一国家主权下的多民族国家。从两大历史任务统一的角度看，这个多民族国家应该是体现民主宪政原则的政治-法律共同体和体现民族平等原则的历史-文化共同体的统一。这一点现在远没有做到，但这个方向是对的，值得争取的。在今天这个新丛林世界，“独立”对中国境内的任何民族都不是出路。

还有些海外民运组织和国内自由派同仁无条件赞成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所有指控，把美国严重的疫情全部归咎于中国政府，跟着对中国政府“追责”。他们会认为自己正义满满，自己的行为代表“受共产党压迫的中国人民”，然而在一般中国老百姓看来，事情很可能反倒成了这样：这些反共分子只会挑当权者的短处，只会跟在外国人后面，指责中国政府这也不对，那也不对，甚至要颠覆中国政府，简直就是“卖国贼”。这个指控固然冤枉了自由知识分子，但我们自己是否需要检讨一下，我们认知和行为中的某些缺陷，是不是给类似指控提供了“根据”？

一句话，作为自由知识分子或政治反对派，我们在批评共产党时，不要忘了自己是中国人。做一个普世价值的追求者和一个世界公民，与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并不矛盾。我们应建立更加全面的认知框架，它仍然是自由主义的、普世主义的，同时饱含深邃的民族情怀，在这份情怀中，有对这个家园曾经遭受的痛苦的深切感悟，有对它如今取得的成就的由衷高兴，也有对这个家园发自内心的爱。这样，我们才不会脱离自己的“根”。

作为中国民主运动战略策略的启蒙、民众动员和“接地气”

前不久，国内异议人士郭飞雄撰文，指出“中国民主维权运动有可能在历史上最终失败”，强烈的被迫害感觉容易产生极化思维，然“阶级斗争和官民‘死磕’，绝不是在中国本土实现宪政民主的可操作之路”，唯有“通过官民大妥协打造全阶级联盟，建成一个全民共享的宪政民主平台，（才）是中华民族走向现代政治文明的进程中必须完成的硬指标，同时也是这一代自由理想者必须经受的政治考试，如果考试不合格，一代仁人志士恐怕将被激荡变幻的历史所淘汰”。[1]我赞成这个提法。不仅维权运动，广义的中国民主运动都要找到并确定自己的立身之基，用本文语言，就是找到自己的“根”，明确今天自己奋斗的一切，是从哪里起源的，它的根本动力来在何方，它的最终归宿又在哪里。明确了这些，中国民主化才会有更准确的战略策略选择，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启蒙、民众动员也才能真正见成效，真正“接地气”。

以上文提到的“满意”问题为例。毫无疑问，当下中国公众对执政者的某种“满意”或“承认”，背后的认知逻辑和文化-心理因素需要进一步研究。一般来说，收入增加了、生活改善了都会有助于提高公众对政府的满意度，也会有助于接受当局对这种提高的解释，诸如“跟着共产党建设大中国”、“唯有共产党才是民族复兴的代表和领路人”之类。同时，这种认知和接受背后又有帝王崇拜、臣民文化之类东西起作用，这种东西在中国已经存在了数千年，今天仍然以某种文化编码形式遗存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中，所以习近平的“一尊”才会有市场，颂圣文化才会沉渣泛起。对此，自由知识分子的合理策略是：既承认执政当局对民族国家建设的正面贡献，又要解构当局的民族复兴逻辑本身，必须让老百姓明白，这个民族复兴逻辑只是毛泽东的世界革命企图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合法性转换手段，目的仍是为了证明一党专权的合理性和不可替代性。其实前现代的皇帝也是希望“国泰民安”的，也是希望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北洋政府、南京政府都曾致力于民族复兴和民族国家建设，不能说唯有共产党才是民族复兴的唯一代表，更不能以此作为论证共产党垄断执政地位的历史或现实理由。自由主义反对派支持执政当局改善民生的所有努力，同时也毫不犹豫地指出这种努力必然遭遇的限制，那就是共产党不可能真的解决腐败问题、官民冲突问题，也不可能真的解决公权力的有效监督问题。中国历史上最大刀阔斧反贪腐的皇帝也至多保持官府清廉、社会清明不超过20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10年不到，腐败、“官倒”问题已经触目惊心，江胡时代20年，共产党几乎到了无官不贪的地步。那么习近平的强力反腐真的能解决问题吗？我们可以承认习的努力是有成效的，腐败确有收敛之势，但能维持多长？20年了不起了，以后又如何？恐怕仍然跳不出治乱循环的中国老陷阱。唯有宪政民主才是解决腐败顽症、保障公民权利（包括财产权利、言论自由权利、获得公正司法保护权利等等）的长远制度安排。这个道理，要靠我们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坚持不懈地去讲，到处讲，让我们的老百姓真正懂得这个道理。

关于中国外交，也有大量启蒙工作要做。比如，不管中国民族国家建设取得多少进步，它并没有否定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中国乃是党国政体和民族国家的捆绑体，民族国家利益在外交政策制定中并非第一位，党国政权利益才是“核心利益”中排在首位的东西（保证政权安全，不允许颠覆制度，实为不允许质疑中共的统治或唯一执政地位）。但这样的政策造成一个巨大的问题、甚至是中国外交的根本困境：与美国为敌。历史地看，美国对中国本来是很友好的，就便列强时代，美国也是最以平等精神对待中国的“列强”，有大量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如退还庚子赔款帮助中国发展教育、医疗事业等。中共建政后，中美有很长时间处于敌对状态，那是冷战的结果，中共也一直把美国定义为“美帝国主义”。改革开放以来，邓一方面讲“对外开放就是对美开放”，不但要引进美国的产品，还要引进美国的技术、管理；另一方面又担心美国“亡我之心不死”，骨子里仍把美国视为敌人，只是不再称“帝国主义”而换成了“霸权主义”，邓和邓后时代的北京外交政策始终是以又要和美国交好又要防止美国“颠覆”的双重考虑为出发点的。然而，为什么怕人家“颠覆”呢？说到底还是对自己不自信，知道一个党长期霸住公权力不放、不允许公民提出任何质疑其实是不讲道理的、不能服人的，所以才反过来说美国人居心叵测，要“颠覆”中国云云。美国政府中要颠覆中国的有没有？有，但过去多少年并非主流。绝大多数关心中国的美国精英无非希望中国更进步些、更尊重人权、政治体制中更多些民主要素而已。就便中国真的实行了多党制，也不意味着共产党就一定下台，共产党完全可以在新的游戏规则下竞争执政权。——在政治学学理上，这些本来是常识。但中共执政者会把这些都视为居心叵测，都视为“颠覆”，而且为了抗拒这种“颠覆”而不惜与朝鲜、俄国这样的国家结盟，这就是问题了。当然，美国方面也有问题，美国民主的倒退、美国国家行为中的某种“新丛林化”倾向，正在给北京递刀子，帮助北京证明美国的“恶”。笔者近年来严厉批评川普政府的所作所为，特别是严厉批评白宫在疫情中的甩锅行为和对中国企业的新丛林式打压，恰恰基于上述考虑，同时也包含着对美国民主的爱护、珍惜，对美国民主倒退的痛心疾首。回到主题，中国外交中党国利益和民族国家利益的缠绕、在很多场合党国利益并不代表民族国家利益甚至与民族国家利益相冲突、中美之间本来没有必要如此敌对、中国只有实现了民主化才能最终消除这种敌对——像这样一些道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有责任把它讲清楚，让更多的中国民众了解、理解、赞同。

未来的中国民主转型将面临全然不同的社会条件、全然不同的内外环境，面临一个新的复杂世界。中共红色帝国崛起既是近现代中国180年演变、特别是当代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不期然结果，又是全球新冷战、新丛林化的产物。复杂世界，此之谓也。人民当然仍有不满，公共领域仍需要表达。但公共领域需要追得上变化的公共知识分子，而不是落伍者。如果你的言说仍然是陈旧的，不足以解释新的情景、新的矛盾，不足以击穿“完美独裁”的坚硬铠甲，不足以揭示新极权体制下自由追求的可行路径，不足以厘定一个崛起的中国与当今世界的复杂关联，不足以证明一个民主的中国不能再靠底层造反，而要在中产的、日益富裕的社会基础上使之成为必要、成为可能，你自然不会有听众。而迄今为止，自由知识界诸同仁于此相差甚远矣！岂不悲哉！

本书布局安排

本书内容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汇总了新冠疫情发生以来笔者写下的6篇文章，按写作时间排序。《呼吁制定“李文亮信息公开法”！》和《场景切换：新冠重疫下的人间悲喜剧》）两文写于今年2月和3月初，谈中国国内疫情，对习近平提出批评。第三篇《大数据与举国体制：如何看待中国抗疫的是与非？》4月底发表在《纽约时报》中文网，是一篇引起争议的文字。第四篇《疫情分析与选择性漠视》概述了我对这些争议的看法，对自由派知识分子提出批评，时间为5月下旬。第五篇《蓬佩奥演讲错在哪里？析中国民意与中国民主的未来》在质疑美国国务卿蓬佩奥7月23日讲演的基础上提出中国民意的双重性问题，时间为8月初。第六篇《我研究红色帝国的心路历程》是最近刚完成的，该文是为即将出版的《红色帝国的逻辑》日文版写的序言，文章对原书观点做了若干调整、修正，坦率承认一味强调“围堵”中国并不妥，毕竟中国既是一个红色帝国，又是一个发展中的民族国家，有其合理的民族国家利益要维护。这是笔者深入研究百年国史后的心得，也是目睹川普政府种种新丛林打压行为后对原来理论重点的调整。

第二部分是作为背景或对比材料安排的，有两篇长文。第一篇《重新梳理“百年国耻”》节选自笔者正在写作的《从五四到六四》（第二卷）第一章，这是篇泣血之作，值得读者反复玩味。该文颠覆了中共史观的不少传统定论，重新阐释从晚清到民国历史演变的大逻辑，对一些重要人物和历史事件做出新的评判。但就本书而言，把该文摆在这里的目的却不在此，而是想请读者领略百年中国的艰难历程，特别是当年触目惊心的衰败与屈辱，方知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成长之不易。我以为，为了不忘我们的“根”，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在这方面是需要补课的。

第二部分的第二篇文章是笔者14年前（2006年）在北京写的《中国宪政改革：背景、目标、实施步骤与约束条件》，这篇文章强调体制内外合作的渐进式改革和民主化，2007年在互联网发表时引起很大反响。把它纳入本书的意思是期待读者做些比较：看看14年前的中国与今日中国有哪些异同，中国的民主转型战略是否需要作出调整。我个人以为，中国作为超大型国家，其民主化转型仍然要强调朝野合作、创造条件、逐步推进。习的新极权主义虽然强硬顽固，终不可能久远，这方面，中国的民主事业追求者要有信心。14年前的这个报告没有涉及外交问题，而今，这已是民主转型必须考虑的重要领域。事实上，中国两大历史任务与中美关系的缠绕本身就是很值得研究的重大课题。在中国仍为党国体制的背景下，中美之间的关系带有双重性：意识形态的与民族国家的。这个关系比较复杂，中国的复杂在于党国政体与民族国家的双重缠绕，美国的复杂在于民主体制某种程度的倒退和国家行为“新丛林”特征的凸显。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中美之间的冲突是必然的，能否把冲突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将考验中美两国政治家的智慧。中国民主化后的中美关系相对简单了些，意识形态冲突化解了，但民族国家、地缘政治上的冲突仍有可能存在。那时中国是否还需要在红海、波斯湾、印度洋到南中国海之间保卫石油航运的安全，是否还需要保留从瓜达尔港到新疆的陆上石油管道，是否还需要巩固印度洋沿岸到非洲东海岸的战略“珍珠串”，是否还需要维持与俄国或者伊朗的同盟或准同盟关系，还真的不好说。未来的历史要由未来一代人写。但让这个世界更多和平、更少冲突，符合全体人类的利益。

作于2020年8月25日~27日，美国新泽西

[1]见郭飞雄《中国民主维权运动有可能在历史上最终失败，除非……》，载《世界宪政民主论坛》网站，2020年8月5日。

网民嚎叫：

复vector 2020-11-28 09:36

除了疆独,藏独等独部分,基本赞同张先生的主张

慈林 2020-11-28 11:18

中國人是很現實，很功利的。眼前生活最重要，民主自由不是必需品。加上生活確實有提高，誰當皇帝不重要。維權都有風險，搞民主自由風險更大，誰肯干？

light12 2020-11-28 18:55

vector: 除了疆独,藏独等独部分,基本赞同张先生的主张

关键在这里。民主人权落实下来。这些民族包括汉族的台湾都要独立。张博树的两大任务互相矛盾。民族国家强盛的因果都有独裁成分。

绿野仙踪 2020-11-28 18:56

我回国时的感受也是这样，这也不什么奇怪的，自由是一件奢侈品，老百姓就是过日子，物质生活提高了就满意了。

light12 2020-11-28 19:03

慈林: 中國人是很現實，很功利的。眼前生活最重要，民主自由不是必需品。加上生活確實有提高，誰當皇帝不重要。維權都有風險，搞民主自由風險更大，誰肯干？

现在中国大片地方都是继承满清的。满族本身基本被同化了。现在在内蒙改革教育就是要同化蒙族。中国强大称霸世界。民主自由人权必然是有限的。不然少数民族地区，台湾等等都独立大部分汉族不答应，宁可不要民主自由也不会让国家分裂。

light12 2020-11-28 19:09

绿野仙踪: 我回国时的感受也是这样，这也不什么奇怪的，自由是一件奢侈品，老百姓就是过日子，物质生活提高了就满意了。

过日子是最基本的。中国强大的制度因素海外中国知识分子都回避。可是富国强兵成为世界霸主早晚的事。海外知识分子后知后觉又要跌破眼镜了。

BKD1818 2020-11-29 00:21

恭喜作者，在公知民运群体中少见地在智慧和思想上实现了突破。我本来是个中立的，但见到这些年公知民运的行径，以及他们很轴地反共反华思想，不知不觉就偏五毛了。并不是我有多爱党，只是被民运推向五毛方向的。有时他们故意忽视和歪曲事实，跪舔美国主子的形象，又令我忍不住主动反击。他们把中国的好处说成坏处，恰恰让人们对于他们说的中国所有坏话失去公信。他们封闭在一个智慧限制气囊里，而不愿意去突破和升华。民运公知已经走到了逢中必反，背叛同胞，出卖民族，恨不得中国灭亡的地步。我不知道他们追求的是什么，反正就是遭人恨。我觉得人的本性有很多恶的一面，但拉拢外地打击自己民族的行为，是人的本性恶中之恶，这样一拨人的自我正义感不知道是哪儿来的。不是微信禁他们，他们走在中国的街头，会被他们的父老乡亲自发打死的。

light12 2020-11-29 00:34

BKD1818: 恭喜作者，在公知民运群体中少见地在智慧和思想上实现了突破。我本来是个中立的，但见到这些年公知民运的行径，以及他们很轴地反共反华思想，不知不觉就偏五毛了

许多人的认知固化。不能公正评价共产党，中国。

RightSouth 2020-11-29 06:02

任何时代都会有变态的中国人和汉奸---即使中国被从这颗星球上抹去，他们也不在乎。

light12 2020-11-29 07:12

RightSouth: 任何时代都会有变态的中国人和汉奸---即使中国被从这颗星球上抹去，他们也不在乎。

职业民运是没有办法吃喝都要讨饭。其他许多人都是当年毛泽东造反有理。

chy60 2020-11-30 05:07

各疯狂挺川群中更年期妇女占大多数。

light12 2020-11-30 05:22

chy60: 各疯狂挺川群中更年期妇女占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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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寒松@wenghansong·Oct 4, 2023：

李伟东、张博树、徐友渔这些人当年都以高调反共在美国取得了身份，现在都因在美国露出了潮底子、混不下去了而很丢人地回中国了。老翁我则情形完全不同，在美国收获了左中右各方面人士的广泛善意和学术界的真正尊重，各方面也都生活得很自如，将要回国完全不存在不得不离开的情况。这就是人与人的差别。

谢选骏@xxj2040：殊途同归。

翁寒松@wenghansong·Oct 12, 2023：

得知我不久就要回国了，纽约不少友人为我饯行，房东一个大男人竟然还抹了眼泪（这可是在金钱挂帅、人情淡薄的美国呵！）这与张博树李伟东徐友渔等人像耗子一样偷偷潜回国完全是天壤之别，不禁让我疑惑起在美国近九年的生活是怎么度过的、怎么像我这种有话就讲有屁就放的直性子人还能落下如此好人缘呢？

谢选骏@xxj2040：壮士一去兮不复返！

谢选骏指出：人说“张博树：不要忘了我们的根”——我看这是典型的“首鼠两端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业者”。左右逢源、里外通吃！张博树，不忘他们共产党的根。

早在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头目，就在大会上咆哮——“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是培养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人员的！不相信马裂猪意的，马上退出！”看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开除了也不行的——一朝为奴，永远做鸡。


【附录4、黄俄太监比沙皇的孙子还着急】


《俄最先进苏-57被毁，中国官媒狠批：屡刷新丢人记录》（香港01）报道：

据乌克兰国防部网站消息，当地时间6月8日，俄军一架第五代隐形战机苏-57在俄罗斯阿斯特拉罕地区（Astrakhan Region）阿赫图宾斯克机场（Akhtubinsk）被击中。如果乌军战报属实，这将是全球第一架战损的第五代战斗机。俄罗斯国防部对事件不予回应。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旗下公众号“枢密院十号”10日（周一）发文称，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空天军屡屡刷新丢人的记录，更指苏-57疑被摧毁是“没有最丢人，只有更丢人”。

“枢密院十号”的文章称，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空天军屡屡刷新丢人的记录。不但苏-34、苏-35等先进战斗机接连被击落，就连宝贵的A-50预警机也惨遭乌军伏击，开创了现代预警机被击落的先河。

乌克兰方面宣称，被毁的苏-57可能还不只一架。文章称，“对于还指望用区区20馀架苏-57威慑北约对手的俄空天军来说，这样的损失实在是肉疼啊”。

重点军事机场遇袭“本身就非常丢人”

文章指，如果说苏-57到底有没有在空袭中受损，双方都还没有拿出可靠的证据，那么阿赫图宾斯克机场遇袭则是俄乌都公开承认的事——问题在于，这件事本身就非常丢人了。据介绍，该机场是契卡洛夫第929国家飞行测试中心所在地，包括苏-57、苏-35战斗机、“猎人”无人机等先进机型都在这里进行测试。这座国家飞行测试中心被形容为“俄罗斯国防部最有价值的资产之一”。

文章称，对于如此重要的阿赫图宾斯克机场遇袭，就连俄罗斯媒体也看不下去了。“自由媒体”网站批评说，为何俄军机场会如此轻易地让乌克兰无人机靠近？“是因为距离前方战线有600公里？但敌人已不止一次证明，无人机想要飞这么远的距离根本是小菜一碟。”

文章批俄军防御松懈

文章分析称，位于后方的俄空天军基地已经多次遇袭，从预警机、战略轰炸机、战斗机到如今的隐形战斗机，全都成为乌军无人机的打击对象。且不论这样的攻击造成了多少实际损失，光是乌军无人机接连不断地偷袭成功，就很难用俄军防空“一时疏忽”来解释——更合理的说法应该是，这些基地可能远离前线，防御松懈，才让乌军无人机有了得手的可能。

文章最后称，只是如果俄空天军再不改变这种松懈作风的话，随著西方援助的F-16、“幻影2000”战斗机以及射程更远的空射导弹逐步到位，未来的损失恐怕就不是这样的小打小闹了……例如乌克兰战斗机9日首次对俄罗斯境内目标进行了袭击，这就是非常明显的警告了！

习近平看重的他们，正在造一颗惊天大雷

北京当局频喊“做大做强国企”之际，数家大型地方国企近日再传出财务造假，并遭中国证监会处以行政裁罚。对此，学者分析，中共国企长期为完成中央制定的绩效而编造假财报，不令人意外，但国企频出包恐涉“高层内斗”或跟财务缺口“太大”瞒不住有关。专家警告，国企等上市公司的财务风暴若持续延烧，代表中共政府和市场的救市功能同步失灵，恐衍生更大的金融危机。

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司司长郭瑞明6月6日发布答记者问称，根据沪深交易所4月底新修订的《股票上市规则》，今年将严惩上市公司的造假行为，目前已查出7家公司财务造假、但未达退市标准，除处以行政裁罚外，也标记为特别处理，以向投资人充分警示中国A股的相关风险。

综合中共媒体报道，至少有6家国企被标记ST(特别处理)。包括在辽宁省的锦州港公司因4年虚增营收达86亿人民币，而于6月3日被勒令停牌1天，股票简称变更为“ST锦港”，复牌后则为“ST锦港B”，股价杀得近10万的中国股民措手不及。而深圳国企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也早于5月中因连续5年财务造假而被标记ST。

此外，福建平潭国企海峡创新、河北邯郸国企汇金股份、浙江国企国瑞科技和新疆国企中泰化学都接连遭监管。

另据中国证监会的郭瑞明指出，沪深两市自今年以来共新增99家上市公司被标记，其中，44家遭风险警示为ST、55家遭退市风险警示为＊ST，前者不致于直接退市，后者则符合一定条件，有很高比例会退市。

对照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4日才于全国政协常委会上誓言：“要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这一波因国企造假“披星戴帽”而被割“韭菜”的40万中国股民，恐百感交集。

锦州港被标记ST后，“国企造假”一词迅速登上微博热搜，并引发中国财经博主圈开始唱衰国企。

财经博主陈志豪发文称:“大A股几乎成了地雷阵，国企都敢财务造假，投资者已经不敢相信谁。”

另一位博主“股市东方红” 也说:“基本面好的也不敢保证是真实业绩，暴雷依然有概率且随机性，就连国企也不算免死金牌。”

财经博主“溪流竹海”分析称：“内部控制缺陷是国企造假重要因素，导致管理层能轻易进行财务操作，且融资性贸易也被用作掩盖真实收入的手段。虽证监会政策监管力度增强，国企造假依然根深蒂固。”

对于国企掀造假风暴，美国圣汤玛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认为有两大可能引爆点，一是国企高干“内斗”，刻意吹哨情报打压异己，如发“白色黑函”来打击中央的人马; 二是国企财务“捅的洞比想像大”，中央想借此风暴将国企高干全体“换血”。

叶耀元说，中共国企官僚采“去中心化”的财报系统，易操弄数据，中共高层也深知其财务漏洞，但通常会选择遮羞、不公开化，以免打击股民对国企的投资信心或国企的内部士气，并波及中共执政团队的信赖度。

叶耀元告诉媒体：“全世界国企改革就是民营化，因为没有竞争就没有监督。中国反其道而行，它的改良是让国有企业更国有化，让共产党的手伸得更深，那其实不是改造，只是讲讲垃圾话而已。中国国企是不可能会变好的，上下交相贼，自己监督自己一定会腐化。”

《证券时报》6月4日也分析，国企财务造假的特征是无实质贸易和并购子公司爆雷，通过资金自循环和提前确认收入，吹大营收和利润泡沫。以深圳国企特发信息为例，子公司特发东智为了完成业绩承诺，通过跨期调节营业成本、虚构业务等方式虚增收入。

在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助研究员王国则分析，中国上市公司的财务造假模式主要以美化“存货和应收账款”数据为主，以规避帐面负债。其目的有三：一是“把蛋糕做大”吸引“韭菜”股民的资金，以改善内部财务问题; 二是美化绩效争取升迁机会，国企高阶经理团队已有极高比例转往中央任职; 三是达成国务院订出的国企资产负债“三年降2%”的目标。

在台北的台湾智库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吴瑟致也同意，习近平近年大推“国进民退”路线，让国企承接更多中央任务，促使高干趁势争取政治晋升机会或累积影响力，以获得更多中央项目的支持，也导致绩效灌水偏峰行之有年。

他说，中共国企的人事安排取决于党政关系，其内部人马的权力结构复杂，也长年存在贪腐和权利分赃的弊病，且国企效率低、无竞争力也常被外界诟病。

他认为，习近平现恐采观望态度，并故意凸显国企财务造假，以让问题国企自生自灭，一如他一度迟未出手挽救房市，任其泡沫破裂。

但他说，这也凸显习近平缺乏解决市场失灵的金融工具和财政能力，后果将是民间资本或海外资金的收手，不再投入热钱刺激经济，即便发行特别国债也只是“左手换右手”。

随着中国上市公司遭风险警示趋常态化，退市个股恐增加。对此，叶耀元分析，连A股国企都造假，对投资信心的打击很大，股民自然急于撤出资金，中国股市短期恐震荡。

为治理解放军腐败，习又祭这个狗头铡

习近平希望靠解放军打下台湾，实现全球治理，但解放军却陷入长期深度的腐败，就是不给力，贪腐频传。习近日签署命令，发布新修订的“军队审计条例”，自7月1日起施行，内容细化更为严格的审计纪律要求。

新华社报道，新修订的“军队审计条例”，内容一共8章75条，是展开军队审计工作的基本法规依据。

报道说，“条例”明确军队审计工作“立足经济监督定位，增强政治属性和政治功能”，著力构建完善审计监督任务体系，进一步细化审计有关事项，优化对重大建设项目等方面的审计方式。

2023年至今，不少中共军方将领遭到整肃，尤其是负责监督中共核武库的火箭军和装备采购部门的军事高官。除了去年10月被免职的前国防部长李尚福，去年12月更有9名解放军将领被免除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当中至少有5人出身火箭军。

今年1月5日，官媒解放军报在头版刊发评论称，当前解放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

不过，中共的军工央企高层仍持续落马。今年2月初，兵器工业集团长春设备工艺研究所前党委书记张建武被查；4月初，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前装备保障部部长李照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4月7日官方再通报，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何文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指出，中共反腐败机构调查中国最大军事装备供应商之一的高管人员，是中国国防机构出现动荡的新迹象。

达摩克利斯之剑在头顶 俄为F-16祭悬赏令

俄罗斯福列斯公司近期承诺，为俄军击落第一架西方计划向乌克兰援助的 F-16 战机的对象，提供 1,500 万卢布的奖金。

但外界认为，这不过是一种造势。

根据中共军事专栏《三分亮剑》11日的报道，俄罗斯军事专家科诺瓦洛夫声称，俄军所有现有的空战手段都可以拿下 F-16。科诺瓦洛夫表示，西方会给 F-16 装备远程导弹，且 F-16 可能进入乌克兰领空发动袭击后，躲到波兰或罗马尼亚。俄军情报部门将会全方位展开侦察，一旦 F-16 出现在乌克兰领空后，俄军情报部门将会全程追踪。

俄军要打下 F-16，具备很高难度。F-16 是一种性能优秀的多用途战斗机，具有较高的机动性和先进的航电系统。它能够执行空对空和空对地任务，并且能够携带多种武器，包括空对空导弹和空对地导弹。此外，F-16 战斗机的生存能力较强，具有较好的防护措施和电子对抗能力。

《三分亮剑》分析，俄军若要打下 F-16，可使用 4 种手段 :

第一种手段是用战斗机进行空中拦截。俄军 Su-35S、米格-31BM、Su-30SM 等战斗机，都具备较强的空中拦截能力，尤其是 Su-35S 和米格-31BM 可挂载远程空空导弹，具有较远的打击范围。

第二种手段是使用地面防空系统。俄军可使用地对空导弹系统，如 S-400 或 S-300 等，对 F-16 进行远程打击。俄军曾声称，S-400 防空导弹系统配备的 40N6 远程导弹，能够在 F-16 战斗机部署在前进驻泊机场时，在其起飞和爬高后立即潜在击中它。

第三种手段是电子战，俄军可通过电子战手段干扰 F-16 的航电系统，降低其作战效能。

第四种手段是网络攻击，俄军可通过网络攻击手段，瘫痪 F-16 的后勤支持和指挥控制系统。

虽然专家宣称有这 4 种手段，不过，从最近俄国发射 6 枚 S-400 导弹拦截全扑空，反被美国 2 ATACMS 导弹摧毁的情况来看，S-400 的战力可能被过誉了。至于俄国的其他防御系统，也很可能都存在类似的的状况，在没有实战之前，一切都很神勇。

华尔街也同意：这个周三很刺激

投资者正为联储决议日&CPI公布日市场的大涨大跌做准备，这可能会是自2023年3月硅谷银行危机以来规模最大的单日股市波动。

本周三，美联储利率决议公布的日子，正撞上了 CPI 通胀发布。

没有拿到5月通胀数据的美联储会怎么决策？CPI 通胀走势会不会跟美联储决议声明的预期截然相反？考虑到种种刺激的结果，市场普遍相信，周三美国风险资产将出现巨大的波动。

根据摩根大通交易台对当日到期的跨式期权的分析，市场目前押注标普500指数在本周五之前将出现1.3%到1.4%的波动。

该行在一份报告中指出：

当日公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和联储利率决议，存在鲍威尔新闻发布会与CPI结果产生反差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花旗银行也指出，投资者正为联储决议日&CPI公布日市场的大涨大跌做准备，这可能会是自2023年3月硅谷银行危机以来规模最大的单日股市波动。

摩根大通认为，如果当月核心CPI环比增幅超过0.4%，所有风险资产可能会遭遇抛售，导致标普500指数下跌1.5%至2.5%。不过该行认为这种可能性仅有5%。

如果核心CPI环比在0.3%至0.35%之间，标普500指数的涨跌幅度在0.75%以内，关键在于居住成本是否继续下降，以及汽车和医疗价格是否上涨；如果核心CPI环比增幅下降到0.2%至0.25%之间，市场可能会预计美联储会在9月降息，部分交易商甚至会赌一把7月降息的可能性。这主要是考虑到欧央行上周已经率先降息，美联储可能会跟进。

而一旦核心CPI环比增幅下降至低于0.2%，将被视为重大利好，可能引发标普500指数大涨1.75%至2.5%。

目前，市场预计5月份美国核心CPI环比增长0.3%。

不过，媒体分析指出，投资者对大幅波动的预期可能多虑了。近期，整体市场波动性保持在较低水平，衡量标普500隐含波动率的美股恐慌指数——芝加哥期权交易所VIX指数徘徊在13附近，接近一年低位，远低于代表波动性升温的临界值20。

荷兰军舰穿越台湾海峡　中方指责"侵权挑衅"

一艘荷兰军舰日前通过台湾海峡，引发中方对此"侵权挑衅"的不满。荷兰军方声明表示，该军舰在东海是正常执行巡航任务，并批评中方派出战机驱离的行动造成"潜在不安全局势"。

6月7日，荷兰派遣军舰“特罗姆普”号在东海海域执行巡航任务，遭到中国军机驱离。而早在上月底，“特罗姆普”号从越南海防港出发穿越台湾海峡的行动也曾引发中方不满。

荷兰国防部6月8日通过声明表示，该护卫舰上周五的巡航任务是支援联合国制裁朝鲜的行动，但中方两架战机和一架直升机在东海多次绕飞该舰，并靠近“特罗姆普”号舰载NH90直升机，造成“潜在不安全局势”。

中共国防部本6月11日周二就荷方针对本次事件的声明表示强烈谴责，并警告荷方海军和空军克制行动。

路透社针对最新这起中荷东海纷争指出，截至目前，联合国尚未回应置评请求。但荷方指出，这起事件发生在国际空域。

荷兰国防部还透露，“特罗姆普”号下一站将前往日本，然后前往夏威夷参加“环太平洋”海军演习。

"反送中"五周年 港人伦敦喊这个口号

香港"反送中"运动五年后，游行集会在香港绝迹，离散港人则接棒在海外继续发声。在最多港人移居的英国，多个组织周日在香港驻伦敦经贸办外举行集会，要求英国政府关闭经贸办，撤销相关官员的外交豁免权。主办方指大约五百人参加了集会。

伦敦的集会以升旗仪式展开，主办方在香港经贸办外竖立巨型旗杆。在《愿荣光归香港》歌声中，香港经贸办外升起“香港独立旗”，以及被部分抗争者视为“香港国旗”的蓝白旗。不少参加者情绪高涨，高呼“光复香港，时代革命”、“香港独立，唯一出路”等口号。

2019年6月9日，港府强推《逃犯条例（修订）草案》，百万港人上街游行，但港府一意孤行，继续把草案提交立法会，触发“612”大规模冲突，香港从此变天。

十九岁的张晞晴五年前仍在香港读中二，从学姐口中得知港府试图强推“送中条例”后，她和同学一起首次上街游行。“612”当日，她亲眼目睹一个香港警察在她面前踩一个示威者的脖子，这一幕震惊了她的世界观。

张晞晴说：“那一刻我就发誓，我一定要做点什么，我不可以任由这件事发生完，却当什么都没发生过，我一定要报仇，我一定要让他们有应有的后果。到今时今日，这个运动对我个人有很大很大的影响，因为我在运动之前有不同的兴趣，我全放下了。这五年我一直在做不同的事，为香港发声，地区工作我有做，香港文化的工作也有做，国际游说也有做。其实我把这几年最青春的时间，都放在香港这件事上。”

她现时在民间组织“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担任传讯与传媒助理，在集会上代表机构发言。她感恩家人和她一同移民英国，使她能继续享有发声的权利，但她同时体谅仍在香港的港人，在高压下被无力感所困。她寄语海内外港人应以不同方式保持连结、互相理解、互相关怀，彼此不应愈走愈远。

不少和张晞晴同龄的香港年轻人，人生被一场“反送中”运动改写，也感动了不少过往对政治冷感的中年人。五十九岁的陈先生坦言自己过去只顾为口奔驰，却被香港年轻人感动，由“818流水式集会”开始，他每次都加入游行之列。回望过去五年，他认为香港愈来愈崩坏。

陈先生说：“国安法完全没有道理，怎么可能用大陆的国安法加在香港？而且大陆根本就不是普通法，他们列出的条文根本不可能在香港实行，现在还加上完全没有道理的《基本法》二十三条，简直就是变态。现在思想都是病，都是有罪，刚刚才拘捕了邹幸彤全家及相关人士。政权唯一做的就是恐吓人，觉得很离谱很过份。”

近日英国爆出的香港“间谍案”，指香港驻伦敦经贸办监控在英港人、收集情报。五十五岁的港人Francis拿着自制标语，要求英国政府关闭香港经贸办。作为现场少数不戴口罩的香港人，他强调所做的一切光明正大，不会惧怕政权威吓。

Francis说：“我不担心回不了香港，因为香港有一日一定要光复，光复时我们就回去。现在这一刻，我们做的事是光明正大，是正义的，我们为何要蒙面？”

人称“揽炒巴”的在英港人刘祖迪发言时，坦言过去五年乃至未来一段时间都是运动的低潮期，但他忆述自己五年前在英国参与声援港人集会后，才开始踏出第一步，尝试联络英国议员，之后愈做愈多，形成“国际战线”。

他寄语港人不要小看每个微小动作和活动的涟漪，尽己所能向身边人讲述香港故事，并在各行各业自立自强，等待下次“起义”的契机。

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创办人罗杰斯表示，当年香港经贸办成立时，香港仍有高度自治，经贸办在海外仍代表香港利益；然而当下的香港经贸办只代表中共，为中共打压港人，他认为英国政府应关闭香港经贸办，撤销相关官员的外交豁免权。

他又斥责香港特首李家超是“首席叛徒”，认为英国政府应制裁李家超、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及律政司司长林定国等打压人权的香港官员。

除了伦敦，曼彻斯特、诺丁汉、雷丁、伯明翰和南安普敦等地都有“和你写”、纪录片《因为爱所以革命》、《幸彤在监狱》放映会等活动，纪念“反送中”运动五周年。

美保守派网红为亨特-拜登喊冤

正当总统拜登儿子亨特因购枪案遭受起诉之际，倡议拥枪权的网络名人罕见地发文，呼吁“释放亨特”，又批评检方援引的法律违背宪法。

《华尔街日报》报道，截至目前至少已有两名保守派人士开腔，其中在YouTube拥有270万粉丝的网红布兰福德受访时说，虽然政府立有法律禁止瘾君子拥枪，但这条法例违宪，希望亨特能够脱罪。

本身是“美国枪主协会”乔治亚州分会总监的布兰福德又表示，保守派大可落井下石“弄死”亨特，但当对方因为拥枪权而被人针对时，其他枪主也无法幸免，而且国家建立200多年来，从来没有法律禁止民众拥枪。

纪录显示，布兰福德以往在YouTube发片时，主题都牵涉枪支或相关政策，已曾批评亨特是怪物，政治上并不支持总统拜登。

倡议拥枪的德州律师格里沙姆也表示，亨特在此案中无辜，形容对方虽然为人卑鄙，亦绝对不认同其政治观点，但确信这次的罪名只是莫须有。

概括而言，布兰福德与格里沙姆的立场在保守派中属于少数，相反更多人依然支持起诉，主要枪权组织的立场基本上与共和党一致，其中全国步枪协会便曾表态赞成亨特被控。

谢选骏指出：人说“俄最先进苏-57被毁，中国官媒狠批：屡刷新丢人记录”——我看黄俄太监比沙皇的孙子还着急。



（另起一页）

书名

硅基时代第二十四卷

Silicon-based Era Volume 24


神

deity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Lulu Press，Inc.

3101 Hillsborough

St.Raleigh，NC 27607—5436 USA

免费电话1—888—265—2129


国际统一书号ISBN:

定价US$


2024年8月第一版

August 2024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324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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