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全集第312卷 第三期中国文明的生长 The Third Period of the Growth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硅基时代第十二卷

Silicon-based Era Volume 12

第三期中国文明的生长

The Third Period of the Growth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2024年7月第一版

July 2024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312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312

（另起一页）

内容提要

文明本来是为了保护种族而发明的，所以为了保种，需要改变文明——这也就是“第三期中国文明论”的要义。

半个世纪之前，我看到了中国的惨状，开始思考、书写、发表有关中国文明的命运的种种论述——想要帮助那么可怜的中国死灰复燃、咸鱼翻身、重新登上世界舞台，而且还要进入全球中心。

“回到耶路撒冷”是第三期中国文明的职责所在”！

Executive summary

Civilization was originally invented to protect the race, so in order to preserve the species, it is necessary to change the civilization - this is the essence of the "Third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ory".

Half a century ago, I saw the tragic state of China and began to think, write, and publish all kinds of discourses about the fat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 to help such a poor China resurge, turn over, re-enter the world stage, and enter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Return to Jerusalem" is the duty of the third phas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另起一页）

【目录】

01、“回到耶路撒冷”是第三期中国文明的职责所在

02、触底反弹的中国文明

03、第三期中国文明蠢蠢欲动

04、种族与文明的二分法

05、第三期中国文明的试点大理福尼亚

06、独尊英语不利第三期中国文明成长

07、古城上下相叠印证了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兴衰

08、韩国人如何歪曲三期中国文明论

09、忽必烈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始皇帝

10、皇权不是君权而是匪权

11、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走向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夏天

12、内藤湖南和陈寅恪都未能揭示第二期中国文明 

13、杞人忧天才是中国太空文化的传统发明

14、内陆中国没有海洋文明的良心

15、钱穆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殡葬师

16、微短剧会是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光吗

17、西方文明在中国的命运

18、文明交流导致瘟疫爆发——最新的实例是国际合作的武汉肺炎

19、相对锁国有助于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成长

20、元朝只能算作“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帝国时代的开创者”了

21、中国文明整合太空

22、中印战争以及随后发生的文革埋葬了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尸体

23、“二次文革”就是“中国版的颜色革命”

24、2005年中华民国法统消亡、寿终正寝——沦为“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地方政府

25、澳大利亚是中国的祸根

26、暴力革命就是“中国式的大选”

27、不断贬值的“中国制造”

28、朝鲜半岛都是中国的少数民族

29、朝鲜是中国的死穴

30、从英法争霸看中国海外扩张

31、大饥荒一直没有离开红色中国

32、大数据显示中国人口减半

33、梁启超是中国的马克思、德语是恐怖主义的策源地

34、帝制传统使得中国人不会双赢，只会零和博弈

35、东南亚魔窟的中国游客

36、多维中青报“华日的”发起中国颜色革命

37、法国只是中国的一个省，台湾只是中国的一个市

38、方舱——中国特色的奥斯威辛

39、福建人“先去生了孩子再来结婚”不是中国风俗

40、割走中国外蒙的雅尔塔协定更加无效

41、广场舞、暴走团，都是中国内战的产物

42、海参崴假装回归中国终将弄假成真

43、韩国人就是中国人的一个省区

44、和平统一中国没有先例可循——中囶吃掉中囻才能成为“中国政府”

45、红色中囶哪有社会契约

46、红色中囶哪有一点民族主义的影子

47、红色中囶盼望北约的压力

48、华人没文化、中国无绿化之原因考

49、化学起源于中国

50、加拿大与“中国”互相驱逐领事就像小学生打架

51、解散中华人民共和国

52、两岸中国分裂分治七十三年足证“现代南北朝”的存在

53、两个中国的魔幻故事

54、两脚羊不是中国特色

55、岭南人不是中国人

56、马克思对中国一窍不通还敢乱说一气

57、马克思也是英国海盗，必须逐出中国

58、满清和后清坑害了中国和中国人民

59、满洲人比中国人还像中国人

60、芒格死于“没有中国的内线消息”

61、毛利人和中国人一脉相承

62、拿下台湾不算中国统一

63、纳粹化是中国社会的一个进步

64、纽约时报怀念中国大陆的血汗工厂

65、纽约时报中文网假装中国内战已经结束，其用心何其毒也

66、秦始皇和忽必烈废了中国

67、山沟里冒出的新中国

68、陕西是入侵中国的桥头堡

69、谁也不能使中国恢复“大国”地位

70、十年后的中国会是君主立宪制

71、绥靖杰作——中国在“J曲线”上的位置

72、台湾不是中国的失地而是中国的中央

73、猪头们不知新时代的气象——2023年中国大陆300多万人一语成谶

74、太平洋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海

75、逃离中国百年内战的最后回合

76、土耳其现在是中国领土了

77、托克维尔的法国革命论并不适于解释中国社会的走向

78、外部力量即将再度推动中国

79、威胁台湾也无法统一中国

80、为何说温州是“中国的耶路撒冷”

81、为何中国的精英越来越少、社会野蛮化程度日益加深

82、文革也是中国人民的选择

83、文化书法能否促进中华复国运动

84、我从来没有觉得中国很土

85、我捐赠了14万亿美元的著作权给中国人民

86、五四运动是中国崩溃的第一步

87、西方科学理性为何瓦解明清中国

88、血汗废垃只会哭，只因中囶梦碎了

89、崖山之后无中国，秦朝之后无华夏！

90、杨小凯对中国的预测为何完全失败

91、洋人不懂中国的朝代周期

92、疫情改变了中国化的走向

93、印度联邦解散就能超过中国了

94、印度联邦政治VS. 中国中央集权

95、英国人的外行领导内行不同于中国

96、犹太人希望中国大陆永远维持血汗工厂的国际地位

97、有了中国，这个危机年代就更没有解方了吗

98、余英时误读中国轴心突破包括雅斯贝尔斯

99、元朝和清朝为何算是中国王朝

100、元始天尊能够复兴中国吗

101、吃奶的袁莉不知王炳章是中国的纳瓦尔尼

102、越南相当于中国的一个省份

103、对外战争催生了中国内部的每一次政变

104、走向死亡就是“中国人民的选择”吗

105、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大陆

106、只有“外国人”才把“中国人”当人

107、中国是天子的国度还是上帝的国度

108、中央集权扼杀了中国的活力

109、自强不是近代中国的命运

110、台湾和大陆一起玩弄中国不得善终——我代表中国一万年的历史发言

后记、不战败就不会改革——和平演变只在基督教国家才会发生作用！

（另起一页）

【01、“回到耶路撒冷”是第三期中国文明的职责所在】

《中国信徒再发起「回到耶路撒冷」》（2006-06-10 编译Amy／MNN，五月十九日）报道：

长久以来，西方宣教士把福音带给中国人；现在，中国人要把福音传回它的起初地─耶路撒冷。这就是「回到耶路撒冷」运动，虽然它并非新兴运动，但在持续成长中。 

国际OMS亚洲事务部负责人威廉森（Lowell Williamson）表示，「回到耶路撒冷」运动始于1940年代，曾因为战争而停摆，近来，由于中国家庭教会日益兴盛，当地基督徒认为向外传福音的时机已经成熟，因而重新展开这项运动。中国信徒认为，如果经过训练，他们会做得比西方宣教士更好。 

从中国到以色列，所有的国家都在关切这项事工，特别是回教国家。威廉森说，中国基督徒认为，他们经历过迫害，很能了解在困境中求生存的苦痛，所以他们自信最有资格深入该地区传福音。 

很少中国基督徒曾透过丝路到耶路撒冷。不过，威廉森说，愈多培训，愈有果效。他说，OMS亚洲事务部差不多有半数以上同工感觉自己已做好呼召的准备，而且全中国不少圣经学校和培训中心信徒，随时整装待发。然而，派遣基督徒到中东宣教是一项巨大挑战。第一批前进的同工被称为「帐篷制作人」，他们利用某些身分在当地工作来宣教。 

在向西宣教的同时，OMS也并未遗忘中国五十五个少数族群。威廉森说：「我们正努力在福音已到达的少数族群地区建立教会。」

代祷事项：●请为面对迫害的教会祷告，求上帝兴起更多的中国宣教士深入中国偏远地区，并到耶路撒冷传福音。

《完成大使命的呼召》（国度复兴报）报道：

回到耶路撒冷是二十一世纪中国教会现今和未来的异象。

事实上，许多中国的基督徒相信，他们所遭受的长达50年的逼迫并非撒旦摧毁中国教会的阴谋，而是  神洁净、训练、和装备他们的方式，呼召他们去完成回到耶路撒冷的异象，他们甚至认为这是 神对中国教会特别的呼召——中国教会为此而存在！

他们并非只是想把福音传到耶路撒冷，其实他们的异象比这更大。这个运动所指的是 神呼召中国教会，把福音传到从中国到耶路撒冷之间的各个国家、城市、乡镇和少数民族中，并与那些信徒们建立团契。这些地区有三个最大的精神要塞还未被福音化，那就是回教，佛教和印度教。

当你阅读这书的时候，切记回到耶路撒冷的运动决不是少数一些狂热基督徒的异想天开，而是已经发生了的事实。今天，数以百计的中国传道人在中国以外，如中东、北非、中亚、印度次大陆和东南亚的地方传道；更多的人正在接受培训，学习阿拉伯语和英语，以便将来用在福音领域中。

希望你会被回到耶路撒冷的异象所激励，为之献上祷告，并投身于这末世大使命之中， 直到“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祂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 （启 11：15）。

谢选骏指出：人说“中国信徒再发起「回到耶路撒冷」”——我看“回到耶路撒冷”是第三期中国文明的职责所在”！

【02、触底反弹的中国文明】

《历史不相信触底反弹》（2022-09-02 施化）报道：

海外大量的知识精英之所以支持习近平二十大三连任，主要因素都建立在一个理论基点上，就是“触底反弹”。这个理论认为，当事情坏到极点，坏透了，就必然自动地向好的方向转化。具体到中国的政局，被誉为“加速派”的众多老少，赌的就是让习伟人继续折腾下去，把中国搞得千疮百孔烂到不可收拾，最理想的是再来一场毁灭性的战争，那样的话，中国就有希望了。因为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中国人才会意识到习近平和他代表的共产党不可依赖，应该抛弃，重新寻找可靠的政党来代替，比如海外中国民主党或台湾的国民党。

可惜加拿大老灯发动的习下李上运动，打破了他们的美梦。因为一旦习连任计划失败，失去了最高权力，加速的动力也就没有了。那时候，最可能发生的事情，是与西方的和解，经济管制的放松，内外交流的恢复，以及民生的改善。而战争，比如内战或台海战争，当然也会无限期地推迟。因此，离共产党垮台的日子也就会更远。所以怪异的现象发生了，曾经坚定反共的民运大咖老灯，反被民运众首领痛殴，恨不得生吞活剥了才罢休。

我对老灯的支持一直很坚定，主要基于两个思维支点。第一，党不会被推翻；第二，历史不相信触底反弹。就政党而言，谁垮台谁不垮台，外人无须瞎操心。它要垮，谁也拦不住。中共的海外反对派几十年如一日，把所有的精力都化在设法促使共产党垮台上面，自己最该做的事情反而不去做。比如关注中国境内的自由和人权，打破防火墙信息封锁，凝聚中国人的最大共识。等等。干事不干事倒在其次，现在反走到中国老百姓民意的反面，支持习连任，为的只是想看热闹。实在可悲。

一切政党与一切社会一样，主要不靠外力，而靠内力来推动。比如，将来共产党垮台，一定是先从内部垮掉，就像苏共一样。当年苏共的垮台，搞得美国政要莫名其妙。假如现在国内党内一致支持习的胡作非为，我也会乐观其成，看其早日垮台。但是现在中共内部有很多人觉醒反习，想让习下台而不是让党下台。其实这是好事。因为说明更多人看到习的保党战略的失败，决心重起炉灶，换一种方式保党。即便现在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方式，但它必须要与习政切割，反其道而行之才行。否则，那不也一样垮台吗，而且毁党的罪名还直接接盘到自己头上？中共为了保自己，愿意与民众分享权力，就值得鼓励。一旦共产党出于求生的欲望，与过去决裂，渐渐演化为另一类党，那更值得鼓励。这是一种成本最低的社会变革，台湾的国民党好像也在做同样尝试。在这里，外力虽不起决定性作用，但显然可以促成。

不过今天在想重点解释的还不是这个，而是第二个支点，即历史不相信触底反弹。

“否极泰来”是大家都熟悉的成语，意思是当事物的状态坏到极点，好事就要来了。不知道这一成语源自佛经还是《易经》？不过查了一下《易经》却令人失望，因为《易经》中的原话不是否极泰来，而是“泰极否来”，即好事过了头，坏事必然降临。怎么会是反过来的呢？

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历史的逻辑正是这样。人们只说“盛极而衰”，不说“衰极而盛”；只说“乐极生悲”，不说“悲极生乐”。人性决定了，走下坡非常容易，走上坡非常难得；当事情变坏，人一旦不加补救，不设法挽回，只会无终止地坏下去，不可能反弹。这就是所谓墨菲定律。至于为什么说历史也有起伏，有过繁盛的阶段？那也不是天然的自选动作，而是经过许多人争取的结果。“否极泰来”只是人类的美好理想，从来没有什么坏事一旦过去，好事马上就会到来的道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是：泰极否来易，否极泰来难。

金融界倒是有一个说法“触底反弹”，形容经济已经低迷到极限后，会开始强劲反弹。不过那是金融学专有词汇，不适合广为引用。有个真实故事。一个中学生，相信了朋友告诉的触底反弹定律，当人生到了最低谷，所有的苦难都围绕着你的时候，可能即将要反弹，好日子就要来了。于是，在一个学期某几科成绩不理想的时候，放弃了努力。心想，干脆放任由它去了，反正物极必反，到了最后的关头，自然会出现转折。结果后来什么转折都没有出现。他最后没有毕业，更无法升学，学无所成半生潦倒。

人如此，社会亦如此。最现成的例子就是玛雅民族的毁灭。玛雅人曾具有高度文明，但是毁于自负。玛雅的统治者不仅是宗教祭师还是政治领袖，其中一批人有着超能力，可以研究天体规律的运行还可以进行计算。正是这些强大的能力让玛雅文化陷入自负当中。

森林植被的毁坏，土地贫瘠无法耕种，战争和杀戮，都是客观原因。主观上，他们相信宿命，认为发生的一切都是上天的安排，所以也不想去改变这一切，最终整体情况越来越糟糕。这种心理让玛雅无法继续发展，直至最终整个体系崩溃，玛雅文明不复存在。好像在玛雅的五大预言中，玛雅人已经预见到了自己的灭亡，但是并不想做任何改变，反正是上天注定的。玛雅人触底倒是触底了，却没有反弹。类似这样的文明毁灭，史后有记载和史前无记载的，比比皆是。

我的上一篇文章《中国的抉择：演进，内卷，还是革命？》中提到“内卷”。内卷还是一个和缓的说法，假如不从内卷循环中跳出来，长此以往的结果就是衰亡。

最新上映的国产电影《隐入尘烟》获得豆瓣最高评分，入围72届柏林国际电影奖，描写的就是由内卷到死亡的过程，真实地反映了大陆底层的现状。导演李睿珺在创作的时候，也许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作品中揭示了一条历史真理，即，当人不存在摆脱现状的要求，和如何去摆脱现状的思考的时候，就必然堕入衰落和死亡。没有“触底反弹”这一说。作者用一颗麦子作隐喻，“对镰刀，麦子能说个啥？对啄它的麻雀，麦子能说个啥？对挤它的石磨，麦子能说个啥？对被当成种子，麦子又能说个啥？”

可惜，中国人几千年来世世代代奉行的就是这样一种哲学，让它去吧，听天由命，说不定哪天就会撞上大运？

这种哲学折射到对待习近平连任的态度上，就形成这样一种共识：让他去连任吧，咱们左右不了他。万一他一旦满足了野心，会不会就发发善心呢？或者继续折腾下去也无所谓，“物极必反”，“触底反弹”，到时候自然会好的。殊不知，只要大家心齐，一起咒他下台，结果当然一定会下台。上台，下台，差别就一个字。也就是头脑中的一念之差。

这种共识与我发现的规律相反：像这样苟延残喘下去，结果永远都不会好，注定走向衰亡。

谢选骏指出：人说“历史不相信触底反弹”。我看“历史不存在相信与不相信的问题”；但是我相信“触底反弹的中国文明”——1975年的时候，通过研读历史典籍，我相信中国社会正处于野蛮化的谷地，所以决定通过一生的努力来使中国重振雄风，让中国文明能够重登高峰！这就是我所看到的“触底反弹的中国文明”。

【03、第三期中国文明蠢蠢欲动】

《中国90亿人次春运启动 北京铁路推现烤披萨、送福字》（记者陈政录／北京 2024-01-26）报道：

乘车民众正准备搭乘G79次，从北京西站开往香港西九龙站的高铁列车。

中国「春运」26日正式启动，至3月5日共40天，据中国交通部门预计，期间跨区人员流动量将达破纪录的90亿人次，其中，铁路预计发送旅客4.8亿人次，年增37.9%，作为新冠疫情后首个不再受影响的完整常态化春运，为让民众感受年味、提升服务品质，以北京西站为例，今年推出现烤披萨等热链餐食，举办新春送福字活动等。北京西站客运车间副主任王秋菊说，春运期间，车站将根据客流情况随时调整信道，开设快速信道等，确保旅客畅通。

1月26日，北京西站各个候车大厅内，挤满准备通过闸口下月台乘车的旅客。

据中国国铁集团客运部负责人说，今年春运是疫情防控平稳转段后的首个常态化春运，预计铁路客流将出现探亲流、学生流、务工流、旅游流叠加，呈现总体高位运行和节前相对平稳、节后相对集中的特征。

王秋菊表示，春运期间，北京西站预计送旅客492万人，高峰日为2月7日（腊月二十八），预计将送旅客22万人。旅客出游目的地主要集中在郑州、西安、武汉、长沙等热门城市以及广深、成渝、昆明、南宁等方向。

中国大陆「春运」今1月26日正式启动，至3月5日共40天，有务工者表示，受天气等因素影响，一些北京的外来务工者近期提前回家。

为进一步提升服务品质，中铁旅集团副总经理田春林说，热链餐食部分，集团提前两个月就着手策画，推出了京酱肉丝、焦溜丸子、红扒牛肉、酱爆鸭片等五款热链套餐，还有驴打滚、艾窝窝等北京特色小吃，所属天佑京铁烘焙店也刚推出两款现烤制的披萨，金色夏威夷披萨和培根披萨，这些热链餐食将以最快速度打包配送到高铁列车上贩售。冷链餐食方面，也已形成了13个品种。

为强化热链餐食服务，中铁旅集团所属的天佑京铁烘焙店去年成立，并刚推出两款现烤制的披萨上高铁列车贩售，未来还将有蛋糕、面包等产品。

为应付今年春运期间的客流量，在今天上午，负责从北京西开往香港西九龙的长途跨境高铁列车G79次列车的列车长仲召爽说，列车特意多准备了保温箱、冰块，好让来回程的旅客都能享用到餐食。她还分享，一般奥尔良烤翅较受欢迎，香港的旅客更喜欢云吞面，云南的乘客喜欢三杯鸡等，并强调列车组成员将认真落实2024年春运整体目标，让旅客在春运旅途中进一步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在北京西站大厅，一家四口收到新春送福字活动的春联和福字后，开心地合影留念。

另，北京西站在大厅举办铁道文联新春送福字活动，王秋菊说，为让民众感受年节气氛，车站提前联系了书法家，为民众提供服务。

在送福字活动现场，不少等车民众利用余裕时间，领取书法家手写的春联、福字等，有一家四口收到后开心的表示，期待龙年行大运，愈来愈好。另一名在北京务工的徐先生受访说自己即将回河南老家，并指现在才走算是晚的，由于气候原因，北京去年底，多个工地、零工机会就少了，为避免抢不到票，一些老乡提前回家，他并指，相较前几年还有防控措施，或担心被感染，今年总算能过一个完整的年。

大陆春运今启动，交通部门预计搭乘铁路、海空民航，和自驾车等方式，春运40天期间，跨区人员流动量将达破纪录的90亿人次。

谢选骏指出：人说“中国90亿人次春运启动，北京铁路推现烤披萨、送福字”——我看这像“第三期中国文明蠢蠢欲动的姿态”。因为相比半个世纪之前共产党废除春节、禁止过年的“革命化措施”，简直天壤之别了。半个世纪之前，我看到了中国的惨状，开始思考、书写、发表有关中国文明的命运的种种论述——想要帮助那么可怜的中国死灰复燃、咸鱼翻身、重新登上世界舞台，而且还要进入全球中心。我们的活动和中国的春运……都是第三期中国文明的蓄势待发、蠢蠢欲动。有一天，中国文明冲破了套在自己身上的马列主义假晶现象，就将一飞冲天，实现上帝的旨意了！

【04、种族与文明的二分法】

《移民下一代 与父母渐行渐远？》（韩杰 2021-12-12）报道：

许多亚裔孩子遵从父母的安排，学业有成。

洛杉矶加州大学社会学教授周敏常年研究美国华人移民家庭的代际关系和跨文化冲突问题。她说，在华人移民家庭，儒家的「孝顺、好学、刻苦、自律」通常被作为教育子女的规范和行为准则。然而，这类准则运行起来并非易事，往往造成冲突。这是因为在华人移民家庭中，父母为外来移民，而子女则在美国本土出长大，两代人的同化倾向和速度不同。「结果是，华人移民家庭中的代际冲突，既有常见的代际冲突特征，更有移民家庭特有的跨文化冲突的因素。」

许多受访者表示，他们与孩子的关系都是「一地鸡毛，困难重重」。纽约一家医院技师Anne有三个孩子，分别为27岁、22岁和15岁。她说，她感到她对孩子教育特别失败，觉得孩子们现在都长成了「四不像」。她现在的感觉是，孩子养大了，也丢掉了。

经常沟通交流，有助于塑造亲密的两代人关系。

放羊吃草 越来越难沟通

28年前，Anne大学毕业后从中国来美留学，感觉美国文化很先进。「我那时想做一个羊妈，把孩子交给学校和教师教育。」于是，她就对孩子采取放羊吃草的态度。她现在觉得自己与孩子们「越来越难沟通」。

她说，从学业上，三个孩子都很优秀，都考上纽约市好高中。「我只是在老大身上下点功夫，下面两个没有操心。」后来，上面两个孩子都读了好大学。「申请大学都是孩子自己搞定，没让我操心。」

但是，孩子们的穿衣打扮让她「气死了」。女儿穿的衣服经常露脐、露肩及露大腿，还要把头发染成蓝色或紫色。而大儿子要打耳洞，戴耳环、染蓝色头发。「我与他们为这事多次发生争吵，尤其在孩子的青春期。」她说，好在孩子没有太过分，让她还能忍受。

去年3月，纽约爆发疫情，读高中的小儿子在家里上课一年多，患上「忧郁症」。她认为，儿子的忧郁症主要原因不是体内病变，而是环境问题。她说，如果小儿子去学校上学，有了朋友，经常去户外运动，忧郁症就会好了，但是，小儿子却说是「脑子里发生化学变化（chemical change）」，闹着要看心理医生。

后来，她就带着小儿子去看心理医生，并遵医嘱吃药。小儿子服用后觉得见效，要求增加药物剂量。但她认为，吃西药将来无法回头，建议小儿子去做针灸、吃中药，「结果遭到三个孩子的攻击」。她说，小儿子现在是15岁，她还能掌控，「要他喝中药不得不喝」。但是，两个大孩子不再吃中药了。

孩子们对同性恋等（LGBT）态度很开放，甚至与他们交朋友。女儿的一个密友是男同性恋。孩子们认为，同性恋是正常的，是自然特性和个人选择，应该受到尊重和保护。「若是与他们讨论同性恋，孩子们经常威胁我。」

她说，她要求孩子们将来找对象最好找亚裔，只要不是日本人、韩国人，其他国家的都行。「我不希望孩子与外族裔结婚。」而孩子们对母亲的这个要求非常反感。「孩子们无法理解，为什么妈妈不喜欢日本人、韩国人。」

目前，老大已经毕业，找了一个半工，女儿大学毕业后就找到工作，老三正在上高中。「他们三个一伙，对付我们夫妻俩。」她怪自己在孩子小的时候没有注意对孩子进行世界观教育。「我总认为，孩子能够考上好小学、好中学，就没有问题了。」

她说，做留学生的时候学业比较重，就业以后忙于工作，很少过中国节日。「年复一年，对它们的意义都忘了。」现在，孩子对这些节日没有印象；现在，她很后悔没有从小带着孩子们过中国传统节日，让孩子们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现在有空了，孩子们已经长大，想教也来不及了。」

ABC即使从小就学中文，仍然习惯用英语沟通交流。

拒绝父母插手 ABC追求独立

纽约华人Dennis有一儿一女，都在纽约出生长大，分别为20岁和18岁。他说，ABC（美国出生的华人）是比较独特的一个群体。「从文化上来讲，他们位于华人与老外中间。」他说，他的孩子很早就确立了自己的职业志向。「孩子比较独立，不让父母过问。」

他说，儿子将来要做律师，女儿要当医师。儿子去了南卡的杜克大学，而女儿申请到洛杉矶加大。「加州大学有九个校区，女儿申请了其中的八个。」他说，如果纽约的孩子在读纽约市立大学（CUNY）和州立大学（SUNY），学费不要钱，女儿去加州读书，每年要花费七、八万元。儿女也很少与他们联系。「但是，一到交学费的时候，他们就来电话了。」

孩子在成长阶段，大都有叛逆期。他说，他的女儿与妈妈经常发生矛盾，而儿子要好一些。他说，他们夫妻不强迫孩子做什么。「如果孩子不愿意做，就不做。」他举例说，孩子一开始学的乐器是钢琴，但是后来喜欢小提琴，「就同意他改学小提琴」。

他说，他们没有强迫孩子学习什么专业。如果强迫孩子选择自己不喜欢的专业，不仅学不好，将来还要和父母对着干，没有必要。「这样的例子已经发生很多了。」孩子读完大学，参加工作，都是自己的事情。「我们给不了他们想要的生活，他们必须要靠自己的努力。」

孩子选择专业的基础是自己感兴趣。「他自己选择的，必须学好。」他说，这与中国传统的思维不同。在中国，学生选择专业考虑的是好找工作、挣钱多，但是美国的孩子选择是根据兴趣。有的孩子也可能选择考古、历史等就业比较难的专业。

华人离乡背井，传统思维和教育理念难以改变，但下一代的想法却大不一样。

思维西化 忽视中国传统

Dennis说，ABC与移民父母的关系，与中港台出生的孩子相比要差些。中国有个说法，「我养你小，你养我老」。像移民这一代会孝顺父母，但到了ABC这一代，就没有了。

在孩子小的时候，他们经常带着孩子回到中国的家乡看看。但是，孩子大了以后，「一到暑假，都有自己的安排。」因此，孩子读了高中以后，就再也没有去中国。「他们觉得自己是美国人，对中国没有感情。」实际上，孩子已经西化了。

他说，这些ABC不会主动关心父母。一旦他们结婚生子，他们会养育他们的下一代，不会要父母给他们照看。他也承认，这也不是绝对的，有的ABC与父母关系也不错。「而半路来美的华人孩子，有孝顺这个概念，与ABC不同。」

他对孩子将来的另一半没有要求，「就是有想法，也不会对他们明说」。他估计，孩子未来的一半很可能是华人，也许是亚裔。他孩子的朋友中华人比较多。他说，在纽约市和长岛好的高中里，华人孩子很多，而且现在越来越多。

美国孩子成长过程比较自由，常让华人孩子羡慕。

潜移默化 坚持沟通见效

纽约华人薛女士有一儿一女，都在纽约市上高中。她很早就听人说，这些ABC的孩子很难和父母亲近，主要是他们与父母的观点常常发生矛盾。「为了克服这个问题，我经常找孩子谈心。」她说，目前她和两个孩子的「关系很好」。

她说，她在孩子四五岁的时候，就给孩子制定了一个睡眠仪式。在孩子睡到床上后，她要去与孩子讲两句对话。第一句是「good night」，孩子就回答：「good night。」第二句「I love you」，孩子就回答：「me too。」「这个习惯已经坚持了十几年。」

她还主动和孩子聊天，谈谈学校的事情。「一开始，孩子不愿意谈，我就想办法启发他们。」例如，她反复追问今天学校里发生了什么事，同学们讲了什么话，班级里有没有同学感染新冠病毒。「孩子如果不愿意讲，我就耐心地坐在他们旁边，没话找话，因此他们也会讲一些事情。」

另外，孩子父亲每个周末要给孩子讲一个故事。「一开始，我先生讲的都是中国历史故事。」例如，她的先生讲过的故事有曹冲称象、矛与盾等。现在，他就讲美国时事。例如，芝加哥发生枪击案，先生也讲给孩子听，与孩子讨论问题在哪，遇到这样的事情怎么应对。

现在两个孩子的身高都已经超过了妈妈，她也把两个孩子当成大人对待。她说，许多华人家长喜欢强迫孩子选择好找工作的专业，但是孩子并不喜欢，最后与父母反目成仇。「我早就对他们讲，他们想学什么就学什么，尊重他们的选择。」

谢选骏指出：这些人不懂“种族与文明的二分法”，一味纠缠在文明里，结果反而丧失了种族。也就是说，文明本来是为了保护种族而发明的，所以为了保种，需要改变文明——这也就是“第三期中国文明论”的要义。

【05、第三期中国文明的试点大理福尼亚】

《欢迎来到“大理福尼亚”：中国年轻人的“世外桃源”》（王月眉 2024年2月5日）报道：

在大理拥抱自己内心的童真。李晓雪（音，中）今年8月从洛杉矶回国后搬到了大理。她说，大理的多样性和开放的文化让她想起了加州。

要在这家民宿的院子里找到集体舞会，可以从改建成手工艺品市集的床单厂往北走，朝着素食食堂的方向行驶，这家食堂呼吁食客“赤脚走在泥土里，沐浴在阳光下”。如果你看到无人值守、顾客可以通过荣誉系统付款的精酿啤酒吧，那你就已经走过了。

欢迎来到中国山城大理，它有时也被称为“大理福尼亚”，是中国特立独行、漂泊不定或纯粹好奇者的绿洲。

这座城市的昵称致敬的是加州，也是对那里轻松自在、绿树成荫、阳光普照刻板印象的反映。同时，这也认可了一种趋势：自远程办公在疫情期间变得流行以来，大量科技行业从业者涌入了这座风景如画的城市，在中国西南部白雪皑皑、海拔三四千米的山峰之间，在波光粼粼的洱海之畔编程。

这个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是背包客和艺术家的聚集地，廉价的房租和田园诗般的古镇吸引着他们，古城门和白墙庭院昭示着白族的历史，这个民族已在这里生活了数千年。

白族妇女在村里的集市上。保留白族传统是大理的魅力之一。

像23岁的廖志立（音，中）这样的数字游民被大理所吸引，因为他们可以在风景如画的地方远程工作。

但最近，大理聚集了另一批漂泊的灵魂：来自中国大城市的年轻人，他们逃离了许多人曾经向往的紧张生活方式。高昂的生活成本、残酷的竞争、创纪录的青年失业率，以及日益令人窒息的政治环境让他们疲惫不堪，他们把大理变成了中国当下的世外桃源。

28岁的周晓明（音）三年前从上海搬来大理，他说：“本身融入不了主流的年轻人就只能找边缘化城市。”

周先生向来崇尚自由，曾在上海一所采取创新教育方式的学校担任教师。但他发现那里的生活成本太高，而且想探索更多非主流的教学方法。大理有许多可供借鉴的——有教学生徒步的实验型幼儿园，有专注于手工制作的幼儿园，还有许多在家自学的人群。现在，周先生在城郊茶田之间的一个村庄里私下教授一名学生。

“大理应该属于比较边缘性的城市，或者说包容度比较高、流动性特别大，然后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大部分都是奇奇怪怪的人，”周晓明说。

人口56万的大理既可以是天堂，也可以是拙劣的模仿，这取决于你的看法。

不久前的一个周三，在一位以色列音乐家的院子里，一名中国火舞演员随着澳大利亚土著乐器迪吉里杜管的嗡嗡声翩翩起舞。几公里外，成群的年轻人站在古城的街道两旁，兜售廉价的算命服务，附近的酒吧里传出阵阵音乐。在一家24小时营业的书店里，一个读书小组分散地坐在地垫上，讨论20世纪著名作家沈从文。

三年前定居大理的以色列音乐家约塔姆·西万家中举办的舞蹈和音乐之夜。

三年前定居大理的以色列音乐家约塔姆·西万家中举办的舞蹈和音乐之夜。

大理一家酒吧的即兴演奏之夜。

大理一家酒吧的即兴演奏之夜。

在大理， “治愈”似乎是个绕不开的流行词。治愈瑜伽、治愈露营，甚至有治愈咖啡店。最近的一个周二，在一个联合办公空间里，有二十来人听了一场关于如何战胜孤独的演讲。在民宿的集体舞会上，参与者被鼓励重新发现自己内心的童真。

素方舟的治愈氛围尤其浓厚。这是位于古城北部的一个庞大建筑群，里面有素食食堂、瑜伽室、锣鼓课和一个染料车间。将来，它还会有一个“自给自足实验室”，34岁的唐冠华正在院子里建造它，这是一个手工建造的木制穹顶，建成后将由太阳能供电，并作为用当地材料制作的手工艺品的展示空间。

唐冠华希望该实验室能鼓励游客尝试更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十多年前，他在中国开创了回归自然的生活方式，自酿食醋，自己发电，许多人认为他很奇怪。现在，已经有八个人付费参与建造穹顶。

“以前可能没事，都上着班。现在很多东西都不行了，”他在一顿素食火锅晚餐上说，“他们在考虑自己何去何从。”

一些新来的人说，他们想永远呆在这里；还有一些人承认，他们只是想在回到城市之前尝试另一种生活方式。

不过，即使是最刻薄的观察家也会承认，与中国其他大多数地方相比，这座城市给人的感觉明显更加开放和放松。

“（这里的人）不会去刻意地识别你的身份标签，你能够真正做一个人，去真正地被看见，”22岁的自由撰稿人乔伊·陈（音）说。她从大学辍学，一个月前从江西搬到了大理。

当时，她正懒洋洋地躺在一家书店阁楼的阅读角里，细读着西蒙娜·德·波伏娃的小说《人都是要死的》（All Men Are Mortal）。楼下的墙上挂着卡夫卡和切·格瓦拉的照片。

大理的一家书店，墙上挂满了作家、哲学家和革命家的照片。

乔伊·陈在大理读《人都是要死的》。“（这里的人）不会去刻意地识别你的身份标签，”她说。“你能够真正做一个人，去真正地被看见。”

这种开放性也延伸到了潜在的敏感话题。在另一家咖啡店，房梁上插着一面彩虹旗。另一家书店提供有关宗教主题的书籍，比如美国印第安萨满教、基督教和西藏历史。

问题是，大理还能充当多久的避风港。

游客和网红们纷纷涌向大理，挥舞着自拍杆，在商家出租的粉色汽车里摆姿势拍照。在整个古城，俗气的纪念品商店取代了手工艺品摊和书店。湖边到处都是设计精美的民宿，放在上海或北京也不会显得逊色，经营者往往都是从这些地方来的有钱人。

租金飙升，迫使老居民离开古城，迁往更偏远的村庄。

在洱海岸边摆姿势拍照。大理是婚纱照拍摄的热门地点。

大理的商家出租粉红色的汽车，供涌入这座城市的游客和网红拍照。

在中国，没有哪个地方能真正不受日益紧张的政治气候的影响——在乔伊·陈阅读波伏娃的那家书店，老板露西娅·赵（音）最近就体会到了这一点。

33岁的露西娅·赵被一家科技公司解雇后，于2022年从成都搬到大理。她说，她开的这家书店专注于艺术、女权主义和哲学，因为她想创造一个人们可以重新学习批判性思考的空间。

但在8月，官员突然没收了她所有的书，理由是露西娅·赵只申请了普通的营业执照，而不是专门用于销售出版物的许可证。申请许可证和重建库存期间，她停业了几个月。

她现在在选书时更加谨慎了。当地官员偶尔会来店里视察，最近还仔细检查了她陈列的反战书籍。

“我觉得它一定是（比成都、北京）有更大的自由度，”赵女士说。“但是跟我去年刚来的时候相比，它的尺度在缩小。”

食客们在一家素食餐厅的自助餐桌边取食。大理的许多新居民来这里是为了寻求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西万正在和一位朋友练习音乐，这位朋友是法国画家，九年前搬到了大理。

然而，对于大理的许多人来说，政治似乎是他们最不关心的事情之一。这可能不是出于恐惧，而是因为他们来大理正是为了避免那些世俗的烦恼。

在一个深受程序员和创业者欢迎的合住空间的厨房里，30岁的程序员李波（音）回忆起自己在大理触犯容忍边界的经历。去年10月，他厌倦了在北京的办公室工作，搬到了大理，很快就和这个青年空间的其他居民成为了朋友。白天，他们一起在屋顶露台上工作；到了晚上，他们带着笔记本电脑去酒吧。

抵达后不久，在万圣节，他打扮成一名新冠病毒检测人员，这些身穿防护服的人物象征着中国三年来的严格限制。他坚称这是闹着玩，与政治无关，但他还是被警方短暂拘留了。

新居民聚在一起听一个关于孤独的演讲。在大理，以治愈和心理学为主题的聚会很常见。

30岁的数字游民李波（音）最近搬到了大理，他在一家音乐酒吧外提供人工智能算命服务。

但在小镇上的篝火派对、徒步旅行和公开演讲中，李波有更多的事情要做，而不是沉浸在负面情绪中。比如他的最新项目：开发一个人工智能算命机器人，他计划第二天晚上以每次五块钱的价格向酒吧里的朋友们提供服务。

谢选骏指出：大理福尼亚——这似乎可以第三期中国文明的试点。不过其前提还是，消除共产党专政，还给中囶人基本自由。否则，一旦党中央兽性大发，立即把一切新的生命“消灭在了萌芽状态”。

【06、独尊英语不利第三期中国文明成长】

《迎合“不学英语”情绪，西安交大开了一个很坏的头》（舆论札记 2023-09-21）报道：

“非常好，希望其他大学跟进，中国人的学位证还要靠外国的语言来验证，真是醉了！”

在社交平台上的“西安交大取消四六级学位证挂钩”话题下，这条充满大国自信的评论获得了最高点赞，对于西安交大教务处做出的“不再将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校内英语水平考试和校外其他各类英语考试是否参加及其考试成绩作为本科生毕业及学士学位授予条件”决定给予高度肯定。

确实，取消英语考试作为学位授予的条件，并不意味着西安交大的学生就不再需要英语能力搞科研，也不意味着学生可以放弃学习英语，但这一限制性条件的摘除，势必影响很大一部分学生学习英语的热情。

另外，虽然西安交大并不是第一家取消四六级学位证挂钩的高校，但作为全国首批“211工程”和“985工程”高校，还是起着很强的引领作用，特别是在“中国人要不要学英语”呼声日渐抬头的当下，大概率会让更多高校跟进效仿，不止高校学位授予领域，甚至还可能在全国掀起针对英语教学的连锁反应。

简而言之，在国际时局愈发紧张、地缘政治强烈震动、国际贸易萎靡不振、大国自信高度膨胀的今天，西安交大做出的取消四六级学位证挂钩决定，一定程度上来说是迎合了不学英语呼声，开了一个很坏的头。

遥想世纪之交的入世之初，义务教育阶段的老师告诉我们，学会英语、计算机和开车，就等于掌握了打开21世纪大门的金钥匙，距今只不过短短20年，刚刚享受到入世之后带来的全球化红利没几天，多数人别说出国连本护照都没有的情况下，就有人开始跳出来对学习英语说三道四，要求进一步推进中考、高考英语科目改革，将英语从必考科目改为选考，取消英语的初高中主科地位。

实话实说，作为全球化时代一门不可或缺的语言，国人对英语的掌握程度以及英语在国民中的普及程度都远远不够，纵使我们的教育如此重视英语教学，能够在日常交流和学术交往中熟练使用的群体并不大，时下，我们需要绝不是减少学习英语的学时，而是应该反思英语的教学结构，更多着眼于提升学生的英语实际运用能力。

作为非英语母语国家，考级确实不是必要性限制条件，但考级在促进学生的学习热情方面却有着任何措施都难以取代的明显优势，在并不是每个学生都能熟练掌握英语的背景下，贸然取消带来的弊端肉眼可见的大于积极因素。

一项关于全球互联网内容的语言占比统计显示，在涵盖数百万输出有意义内容的网站中，中文网站数目仅占1.5%，相比之下英文占比为59.6%，要知道全球互联网的使用者当中，中文用户可是占据了接近20%，英语用户也只不过25%而已。

近10年国际学术论文中的语言选择和中文使用情况分析研究显示，在“自然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中英语成果呈现出压倒性多数（98.05%），包括中文在内的其余49种语言成果总和仅占1.95%；在“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中，英语的优势地位略弱于“自然科学引文索引”，成果占96.17%；再扩大至“艺术与人文学科引文索引”数据库中，英语依然占据75.26%的优势地位。反观之下，将三大引文索引数据库成果数量相加，按照语种排序，中文也是仅以超过0.1%的占比排在第五位。

可以说，从对外交流、国际贸易、学术研究、旅游观光等所有方面来看，时下我们对英语的需求依然旺盛，以今天的中文国际影响力而言，想要取代英文的距离还太过漫长，这绝不是仅仅出于民族情感考量就可以轻易弯道超车的，这是现代文明历经数百年才演进到今天的人类共同成果，岂是意气用事就能取代？

在科技学术还是英语唯我独尊的现实面前，你可以拥有“中国人用中文把论文写在华夏大地上的勇气”，但绝对不具备“取消英语能力作为科研前提的底气”。

更为重要的是，英语还为我们打开了睁眼看世界的窗口，当人人都具备了直接通过英文获取信息的能力，再密不透风的过滤性信息也会失去统治地位，让我们的头脑不再轻易被洗。毕竟，接触真相才是我们具备独立思考的开始。

学习哪一门语言，不关乎民族尊严，更不关乎民族自信，这是基于人类共同交流需求而形成的惯性使然，贸然刹车减速除了将自己甩出文明世界轨道秩序之外，毫无意义。

网民嚎叫：

大河边的人 发表评论于 2023-09-22 13:38:23

人生如果不学英语，至少应该学会一门外地语言，特别在年龄不老的时候。人生学习语言的窗口期有限，早点打开对大脑发育有益。

一条小路 发表评论于 2023-09-22 12:47:45

習主席不懂英文嗎？太懂了。就是不會說。

管它春夏与秋冬 发表评论于 2023-09-22 11:00:49

我也祭起对等“报复”，郑重向我家顽童亮明底牌——从现在起学中文时可以持摸鱼的态度。最近主动替他松绑，本学期只需每周日出席2小时的中文课，课后中文学校的活动可以一概全免。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固然美，你有法在罗刹国的黄泥地，苟苟营去传唱吗？不过，困在围城的体育生们，如果不愿在黄泥地，苟苟营让自己的天赋泯灭得如同路人甲，路人乙那样，做家长的应该督促自己的健儿学好至少一门外语。

量子纠结 发表评论于 2023-09-22 08:57:00

以前中国落后，需要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所以会说英语利大于弊。现在中国已经遥遥领先，没什么可向西方学的，会说英语只能用来当间谍和偷听敌台，其他一点用也没有，还不如学俄语和朝鲜语，将来普习金三国联军入侵美国时需要能互相协调。

大河边的人 发表评论于 2023-09-22 08:41:00

主席是为了统治方便，让大家远离世界科技和文明中心，因为那里的东西妨碍统治。现在的问题是跑的人太多，连农民都跟着拉美人跑。主席年事已高，上帝给的时间有限，后人愿意紧紧跟随，别人没得说。用学英语的时间学好习思想就行了，一天在地上磕头爬行都很好。

zzbb-bzbz 发表评论于 2023-09-22 08:32:18

开坏头的是美国封孔子学院，西安交大开了一个好头

9fly8 发表评论于 2023-09-22 05:26:05

这个题目：开了一个很坏的头。这Judge的高度和口气，太把自己当回事了。人的多样性需要有多样性生态的教育系统来支持，我觉得再合理不过。真正擅长的、爱学的自然考不考试都不耽误学，不擅长、不需要的，也不要浪费人家宝贵的时光，把时间用在真正擅长和追求的东西上，去过别的级。中国，多少学过英文的毕业后有机会用？我看没出过国的很多一句都没用过。真正的顶级科研的关键不是看你查多少外国论文，是看你能不能接收到老天爷的灵感。AI翻译、字典、专业翻译、同事、学生，可替代的资源很多。作者推崇的西方恰恰没有四六级外语毕业等的桎梏，才能筛选出不拘一格的人才。文化交流，彼此学习的是神，不是形。只会出国旅游，没有国外长期居住和全方位生活经历和思考的人，最好对自己不了解的领域谦虚一点。

Capitaltwo 发表评论于 2023-09-22 05:25:06

大多数日本人不懂英文，但不妨碍日本在许多领域的技术领先。现在自动翻译软件功能这么强，的确没有必要去学一门没有什么用的外语。

道霖沙 发表评论于 2023-09-22 05:10:40

等中国强大了，就做秦灭六国以后做的事情！

david17 发表评论于 2023-09-22 05:08:00

爱国自信，加速脱轨。

视角 发表评论于 2023-09-22 04:07:33

四六级英语考试就是垃圾，对提高英语水平基本上没有帮助。需要用英文的，自然就会学习，不需要学习的，就多看抖音，拉动内需。

lhy86 发表评论于 2023-09-22 03:42:36

哈哈，不得不赞西安交大教务处，爱国自信决定英明。

iask 发表评论于 2023-09-22 03:31:14

为西交大点赞。不学英语最好，少一点粉红出来污染世界

平安之夜 发表评论于 2023-09-22 02:54:00

小学生主席初中生总理领导下的习国。

kiki-wq 发表评论于 2023-09-22 01:54:25

各类翻译软件那么多，学语言有点浪费精力

hachimada 发表评论于 2023-09-22 01:48:07

蠢货当道。

hombre 发表评论于 2023-09-22 00:36:18

这是王树国在舔猪头的屁股。他大概是想当国务委员了。

东西风 发表评论于 2023-09-22 00:21:06

这就是大国自信，我们是世界的中心，有五千年的历史凭什么要去学人家的语言？ 过去学英语是要学西方的科学现在我们已是独步天下 超越了美英帝国，加上我们还有指引世界的习思想和战无不胜的毛思想，是到了抛弃学英文的时代了。

HL 发表评论于 2023-09-22 00:14:05

为西交大点赞。西交大为中国高校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扛扛起了大旗。

Mililani 发表评论于 2023-09-21 23:18:00

应试考试的英语学习，现实真得用不上。

笑天下大事 发表评论于 2023-09-21 22:23:30

傻逼。关键是用人单位要你吗

BeKindPerson 发表评论于 2023-09-21 22:20:00

自信！自信！！N个自信！！！溢于言表，真的很搞笑。

Amita 发表评论于 2023-09-21 21:59:18

张益唐就没考什么四六级，该博士毕业就博士毕业，该做贡献一点不拉下。理工科可以在毕业学分上对外语做出要求，但是全学校都要求和英语挂钩就没必要。至少学中文如果不想做对外交流工作是没必要的。

Amita 发表评论于 2023-09-21 21:56:25

莫名其妙，这里出来留学的老留多了，80年代哪有什么四六级。专业英语如果不是口语的话，很多理工科学生没啥问题。我大学没过六级，工作时自己考的，还不是一样拿奖出来留学。口语是比现在小留差，但是工作没啥问题。

nzder7 发表评论于 2023-09-21 21:51:00

楼下的Amita，专业研究和开发必须用科技前沿的巡检工具，这个巡检工具的基本语言是英语。我无法想象一个英语程度不到一定高度的人，如何在专利查询中找到专利的相关资料。看看日本吧：是否精通英语跟民族自尊心没有任何关联！

Amita 发表评论于 2023-09-21 21:43:47

专业那点外语不需要什么六级，至于和老外打交道，现在Google translator已经很不错了，何况西交属于被美国禁止留学的三十多所大学之一，本来去美国留学进修的机会几乎没有了，至于去澳大利亚什么的就算了吧。

omale 发表评论于 2023-09-21 21:42:00

看来俄语四六级也安排上了。

Amita 发表评论于 2023-09-21 21:40:48

以前八十年代没有四六级理工科学生照样干的好好的，现在的小孩英语比老留强但是专业能力不见得更强。

Amita 发表评论于 2023-09-21 21:37:46

谁需要谁学，规定毕业需要一定外语学分就行了。至于四六级和学位挂钩确实没必要。人家学中文的为啥要有四六级才能毕业？

wudaniang 发表评论于 2023-09-21 21:09:31

有個劍B老是冒充在美生活！丫連房產稅的用途都不懂！

wudaniang 发表评论于 2023-09-21 21:07:13

這個4，6級英語考試還不取消！教育部是為外國人培養人才的嗎？！習：紀委趕緊去查查歷任正負部長！把吃得都給我吐出來！秦城還空著很多房子呢！

nzder7 发表评论于 2023-09-21 21:01:00

哪里来的一个疯婆子在这里胡说八道？ 科技界的人都知道，英语被称之为基本沟通的技能，非英语国家都是如此，并不专门针对中国人。在德国法国西班牙日本哪里没有用英文授课的？

老天真 发表评论于 2023-09-21 20:54:23

硬要把取消某一种考试形式，和学不学英语捆绑在一起，真不知道这是什么思维逻辑。中国的大学生毕业生里，最多只有10%的人，将来在工作中需要英语。那些有志于科研或者出国深造的人，有没有四六级考试他们都会拼命学外语。那些90%在工作和生活中不需要外语的人，毕业以后半年时间，就把学的英语都还给老师了，他们在大学里用在学英语的宝贵时间，也就这样完全浪费了。学不学英语本身，是个人选择的权利。你凭什么用制度强迫别人去学他不愿意选择的东西？以前这样强迫了，现在不可以改正吗？

麦蔻里 发表评论于 2023-09-21 20:45:15

当有人讲“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怎么没有听到这个长剑讲，说话那么绝对。

bizinfoex 发表评论于 2023-09-21 20:41:45

有趣的是这个大学校门上赫然写着"Xian Jiaotong University"，先把这个University改成Daxue才对

xyz18 发表评论于 2023-09-21 20:39:21

爱国能当饭吃吗

长剑倚天 发表评论于 2023-09-21 20:38:45

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工作在美国，而且还是靠在英语母语国家里，靠英语混饭吃的中国人，我反而认为英语根本没那么重要！原因很简单，因为语言只要有环境，就能提高。事半功倍，自然形成，不需刻意。估计楼下英语都是不咋地的，所以反而把英语，看得是个宝一般。这种心态，应该就是因为没有，所以更想拥有的思维作怪吧，遇到过不少这样的中国人，可以理解。作为个人，无所谓。但作为中国人，我要为中国着想！

nationals 发表评论于 2023-09-21 20:37:00

赞成，但是北京上海等地大把中学生英语水平已经远超四六级，西安交大学不学没有几把多大影响

abysmal 发表评论于 2023-09-21 20:30:01

这个很好啊，以后我们的子女长大后可以减少很多来自国内的竞争对手。

必须赞成。

谢选骏指出：独尊英语不利第三期中国文明成长——这就像偏食一样，也会导致营养不良。生物多样化重要，社会多样化也很重要。

《打响了取消英语的第一枪！下个退出中国的是英语？》（Meet Fun说 2023-09-21）报道：

2023年9月20日，西安交通大学教务处发了一个《通知》，内容是：

西安交通大学不再将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校内英语水平考试和校外其他各类英语考试是否参加及其成绩作为本科生毕业及学士学位授予条件。该决定自2023年9月1日起实施。

这个《通知》的落款时间是2023年9月20日，实施的时间是2023年9月1日，先实施再通知，正常情况下很多的通知，都是先通知再施行，西安交大的这个通知也算是开了先河了。

2023年9月18日，多家媒体报道，西安交通大学一名学生因为将垃圾扔到了留学生公寓楼下的垃圾桶内，被学校保安呵斥“不懂规矩”。声称那些垃圾桶是留学生专用的，中国学生不能用。

被训斥的学生表示，当时手里拿着一个蛋糕盒子要扔掉，盒子比较大，其他垃圾桶已经满了装不下，所以扔了到留学生公寓楼下的垃圾桶里。

刚把蛋糕盒子扔进垃圾桶，附近的一名保安就看到了，立马走过来让把垃圾拿走，并说：“这个垃圾桶是国际学院的学生倒垃圾专用的，你看咋不放外面呢，一点规矩都不懂。”

从保安说的话中可以得知，这个垃圾桶是留学生专用的，并且在栏杆内，栏杆外的中国学生不得使用。

外国留学生有高额奖学金，舒适的住宿环境，连垃圾桶也是专用的，中国学生十年寒窗苦读，不如留学生一纸国籍。

西安交通大学因这个垃圾桶事件，处于了舆论的热点中，西安交通大学至今没有对给外国留学生配备专用的垃圾桶，中国学生不能用进行回应。

在此时，西安交通大学发布一则学校9月1日已经实施的政策的通知，是想通过这个通知盖掉垃圾桶事件在学生中的热度吗？转移学生的注意力吗？

对于中国的英语学习者来说，学习英语，无外乎两个原因，考试要考英语，不得不学，无论是中高考四六级还是考研或职称考试，亦或是为了出国需要考托福和雅思，这是中国学生学习英语最最主要的原因。真正是因为喜欢这门语言，想通过掌握了英语这门工具，能看懂英语原版的书籍，原版的电影，英语的网站上的内容，带着英语去旅行去看看这个世界，这样的人，在中国的英语学习者当中占的比例是微乎其微的。

如果各类考试不考英语了，所有的升学也不再和英语成绩挂钩了，出国也不需要语言成绩了，还会有多少人为了兴趣爱好去学习英语呢？

进入大学的学生，还在学英语的人，考四六级，哪个不是因为毕业证学位证是和四六级挂钩的，没有通过四六级考试，就拿不到毕业证或学位证，这是很多大学生去学英语，参加四六级考试的最主要的原因。英语四六级考试，成为了很多大学生的噩梦，虽然四六级考试不断的被诟病，但这些英语考试和毕业证或学位证挂钩，却是大学生还在学英语的最根本的原因。

在西安交通大学因为垃圾桶事件处于舆论中心时，学校发布这个通知，只能说学校是懂流量懂公关的，知道学生关注的是什么，在这个时候发布这则通知，学生除了高兴和兴奋以外，谁还会去关注留学生的垃圾桶不让中国学生用的事情。如果西安交大取消毕业证或学位证和所有科目的考试挂钩，别说垃圾桶了，让学生睡到大街上去，学生都不会有意见。

西安交通大学的这则通知，会导致很多学生不再学习英语了，很多人会说这个政策很好，学生可以真正为了学习语言而学英语了，你觉得你每个月不需要工作，到了月底就可以领到自己想要的工资，你还会了工作的快乐去起早贪黑朝九晚五的工作吗？

西安交通大学的这则通知很有艺术性，没有明确的禁止你学英语，但告诉你可以不学英语了，因为逼着你学英语的原因，我给你取消了。

近几年，英语学习在中国被妖魔化了，高考不再考英语、取消英语主科地位的传闻、建议不绝于耳。

这些建议取消英语的人，不是愚蠢，只是坏到了骨子里，他们看够了世界，不想让你看了，想把你看世界的门给关上了。

上海，是中国最国际化的城市，这是在上海的街头，随手拍的两张照片。“荡起梦想”，难道是梦想太大了，“荡起”只能用汉语拼音了？

九天，和李白的诗“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中的“九天”是一样的意思，指的是天的最高处，也叫九霄，常说的九霄云外也是这个意思。但翻译成英语怎么就成了“nine days"?这样的胡乱翻译，是会被砍头的。

上海的顾村公园，“东方鸟会”，“会”翻译成“can"?， 难道是这里的鸟多才多艺，会的才能很多？

东方航空，这是把人丢到了世界去。为什么在机场这样的场合，周围人都在排队，要站在“米线”之外？这里也没有米线餐馆啊。

一米线和我们吃的米线有关系吗？

这个翻译很有深意，谁偷人了？

上海，中国最国际化的城市，号称中国的灯塔，上海也不过如此，英语还在不停的闹笑话。上海，在折腾英语的路上，一直在努力，从未被超越。如果今后不学英语了，这些中英文对照的标语会成为什么样子。

深圳，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市的一家法院，把“行政庭”译为“hang zheng ting”，不但英语不会，连中文都不认识，这是“hangzheng"吗？

“民三庭”则是“three people court”，这三人法庭，也挺形象的，除了法官外，还有原告和被告？

而“速裁区”则是“speed cutting area”，这个翻译是做裁缝的吧？

最后法院还出面进行了道歉。

这是在北京举行的一个会议，“签到处”竟然这样翻译，“签，到处”，“到处”就是“everywhere”？

把“签到处”翻译成“sign everywhere"的e ，在全国随处可见，看来“签到处”就是到处乱签名？

连苏迪曼杯这个的国际比赛，报到处，也是翻译成“everywhere”。

这是在揭示媒体到处签字吗？

这是北京奥运会时，中国国航的宣传标语，"Please be well seated and always make youself safe，Thank you!"——谁坐得好，谁就是安全的！国航的标语有歧义。

银行，一个服务行业，是这些雷人英语的重灾区。

“可受理他行业务”，“他行”叫“his line”？和线Line有关系吗？这是在排队吗？

“对公主管”，和公主有什么关系呢，竟然翻译成“princess"，难道是只为公主提供服务？

招商银行这是要核爆炸吗？怎么nuclear都出现了呢？

中国银行的业务，都开始按性别来分了？

即将举行亚运会的杭州，杭州街头的英语，也让人忍俊不禁。

杭州市美政路的路牌：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Road，“美政”就是“美国政府”？这条路通往白宫吗？

小卖部，翻译成“Small buy"， 够直白。

大米是“big meters"这个翻译，你确定你的英语不是体育老师教的？面粉是脸上掉的渣子？

故宫竟然把午门翻译成”Woman"， 让人无语。

这是我们现在还在苦苦学英语，闹的笑话，如果不学英语了，会成为什么样子，可能只会是闹了笑话，丢人丢到了国际上，我们还不知道。

很多人说学英语没有用，不是学英语没有用，而是你学还没有把英语学到有用的地步。

瑞典教育公司EFEducationFirst， 调查分析了2021年111个国家和地区的210万非英语母语人士参加EFSE英语考试的结果，按照熟练程度进行了排名，荷兰位居榜首，新加坡第二，中国第62位。

我们再单单把亚洲地区拉出来看，新加坡亚洲第一，菲律宾第二，马来西亚第三，连我们一向嘲笑他们的英语讲的很难听的印度、越南、韩国也都要好于中国。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全球知名企业担任高级管理职的印度裔人才就有一大批：

语言优势和沟通能力，是印度人能够在美国脱颖而出的关键因素。印度人在美国成功的秘诀，值得中国人来学习。

现在不是要不要学英语，而是必须要把英语学好了，学好英语，才能让中国之声响彻全球。西安交通大学开了一个很坏的头，如果其他大学也效仿，很多英语学习者的水平也就停留在高考前了。

我真的担心，下一个宣布退出中国的是英语。或许有一天，真的就得和英语说再见了，但愿这一天能够来的晚一些。

网民嚎叫：

BananaeEggs 发表评论于 2023-09-22 14:22:38

中國共慘黨要恢復倒向俄國，將強迫學生必修俄語。

TexasLM 发表评论于 2023-09-22 07:54:58

学会了英语，知道了外面的事，也知道了里面的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以后怎么洗脑？

zzbb-bzbz 发表评论于 2023-09-22 07:28:34

是美国取消孔子学院打响了第一枪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中国大陆的英语乱象，是土八路领导的结果，不是由“土八路教英语”可以解决的。相反，中国大陆只要解决了共产党专政的毒瘤，胡乱翻译背后的“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07、古城上下相叠印证了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兴衰】

《古城开封 地上城一座 地下城几层》（2022年04月06日 河南日报）报道：

开封大梁门内一处展示窗口，可以让人直观感受城摞城奇观。受访者供图开封大梁门内一处展示窗口，可以让人直观感受城摞城奇观。

“风雨千秋历废兴，古城马道几多层。大梁古韵西门景，一座城楼竞相登。”这是开封诗人刘齐描写大梁门古马道遗址的佳句。

3月下旬，开封大梁门曾迎来20余位感情激昂的诗词爱好者和朗诵爱好者，他们从大梁门出发以顺时针方向绕开封城墙徒步行走，踏青采风，感受开封厚重文化，写诗填词以表达对家乡的浓厚感情。

大梁门俗称西门，始建于唐建中二年（公元781年）。明初，朱元璋升开封为北京，为都城南京之陪都，改西门为大梁门，今大梁门系1998年重建，是古都开封的重要象征。大梁门左右贴巨幅朱仙镇年画，吉祥醒目。

城门基采用青砖结构，设拱形门洞三个，城楼采用重檐歇山式建筑风格，雕梁彩绘，古朴典雅，雄伟壮观。城门北侧现已探明多层古城马道，为开封独特的城摞城历史提供了又一重要佐证。

“开封的大梁门，是目前唯一能够展现城摞城的地方。”开封城墙景区负责人李想介绍，古马道遗址位于大梁门北侧，是目前能直观感受城摞城奇观的展示窗口。

马道是古代建于城门或城门楼两旁的内侧、用于人们上下城墙或者城门楼的通道，它与城楼、瓮城、女墙等共同组成了城墙严密的防御体系。历史上，开封多次经历黄河水患，数座开封古城被深埋地下，不同时代的土层叠置，形成了城摞城的景观。《清明上河图》中的场景，也许正静静蛰伏在10米以下的地层。

2000年5月，在大梁门城楼北侧一段城墙的地下，意外发现了一层保存较为完好的早期马道遗迹。通过发掘，发现了埋藏深度和时代早晚各不相同的几层古马道，其中以第二层、第三层马道的发现最为重要。几层古马道层层相叠，使神奇的开封城下城之谜初露端倪。2007年11月，古马道遗址向游人开放，以立体的形式展示开封城下城摞城的奇特景观。

2019年，开封市投入约2000万元专项资金对大梁门古马道遗址进行高科技改造。古马道遗址博物馆在充分保护现有三层马道的基础上，结合遗址立面和古迹地面，打造沉浸式实景数字沙盘，并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实现裸眼3D效果，让游客站在遗址之上，直观遗址全貌并了解其“前世今生”。

如今，开封城墙周边已全部规划成环城绿地公园。每天，有许多古城市民前来运动跑步、锻炼身体，还有抖空竹、唱戏、打北宋陀螺等各种民俗活动。

《大陸考古發現不同朝代古城上下疊加奇觀》（2022-09-28 聯合報）报道：

大陸在開封北宋東京城州橋遺址發現巨幅石雕祥瑞壁畫，為目前我國發現的北宋時期最大的石刻。壁畫通高約3.3米，目前已揭露南岸壁畫長約23.2米，北岸壁畫長約21.2米。

大陸開封北宋東京城州橋遺址考古工作取得重要進展，經4年持續發掘，考古人員發現不同時期遺跡遺存，實證開封「城摞城」奇觀─清代車轍下面有明代橋體、明代橋體下方還有北宋堤岸，見證中國古代城市文明演進的歷史進程。

「城摞城」指的是不同朝代的古都、古城上下疊加在一起的奇觀。大陸考古學家發現在古都開封地下3米至12米處，上下疊壓著6座城池。構成「城摞城」的奇特景觀，這是因為於歷代黃河氾濫所造成的。

新華社報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考古中國」專案人員在「州橋遺址」發橋梁、河道、堤岸、神廟、民居、道路、沉船等物化載體。地層年代包括宋金元明清不同時期，遺物豐富，上下疊壓，層理清晰，不同時期橋摞橋、路摞路，是開封形成立體疊壓型城市「城摞城」奇觀的真實再現。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劉海旺表示，由於戰亂和黃河氾濫，歷史上開封曾多次被泥沙掩埋，如今城下自下而上依次埋藏著魏大樑城、唐汴州城、北宋東京城、金汴京城、明開封及清開封6座古城。

劉海旺說，州橋遺址的發掘，撩開了開封城下「城摞城」的神秘面紗。截至目前，州橋遺址共完成發掘面積4400平方米，發現各類遺存遺跡117處。東側探方中大運河（汴河）故道遺存特徵明顯，唐宋至明清時期地層清晰。

西側探方中，宋代堤岸石雕祥瑞壁畫保存較好，構成巨幅長卷；明代州橋結構基本完整，青石鋪築橋面，磚砌拱券；橋體上明代晚期金龍四大王廟遺存及民房屋舍清晰可見；明代道路上疊壓著清代車轍印。他說，州橋是北宋東京城的文化高地和精神標識，眾多遺跡遺存的出土為中華文明薪火相傳和繁榮發展提供了實證，也是中國大河文明的有力見證，揭示了黃河與開封古城共生共存的關係。

劉海旺表示，州橋，始建於唐代，是開封城市中軸線跨越隋唐大運河的地標性建築。此次考古發掘還明確了州橋在東京城內的地理位置，也首次揭示了北宋東京城內大運河的形態，為研究北宋都城佈局提供了重要座標，為探討中國古代的社會政治形態、國家禮儀制度、國家文明發展演變提供了極為難得而珍貴的實物資料。

遺址共出土各類文物標本60000餘件，其中瓷器標本56000多件，準確反映了運河航運輻射範圍，為瞭解中國古代製瓷業發展、南北交流和社會商業發展狀況等提供了重要資料。

谢选骏指出：汉魏晋瓦解五胡乱华、南北朝隋唐兴起，宋辽金元诸多战国争雄……元明清统治定于一尊……层层展现了文明的孕育诞生、觉醒萌动、生龙活虎、沉沦凝固——开封古城的上下相叠，印证了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兴衰。

《开封地下真的有十三层吗？开封城摞城是真的吗？》（2019-04-09 网络阅读）报道：

“城摞城”，说的就是古代王朝更迭之后，新的朝代建立在旧的朝代之上，那么原本的旧朝自然就被新朝的建筑取代，这也是很寻常的情况。不过开封却一直都有“十三层”的说法，意思是开封的地下一共有十三层，是十三个不同的朝代，因此城摞城的说法也算是为开封量身定制。不过这种说法真的靠谱吗？开封地下真的就有十三层那么多吗？

开封确实呈现城摞城的奇特景观，但是现在发现的仅有六层，不是十三层，并且城摞城现象也不是开封独有，在商丘古城下面也发现了六座城市。

开封城摞城现象并不像其它地方的考古一样，古代遗迹都深埋地下，土质上有明显的断代，但是道路、城墙依旧是唯一的，只是后代在此基础上不断的进行改变。开封的城摞城景观是在不破坏原有的基础上层层修建，就像盖楼一样，不仅可以清晰看到明清时代的道路，在道路遗址下还存在更为久远的道路，像开封的中山路、古城墙、门楼等等都是这种现象。

开封的城摞城包括一个重镇、两个省城、三个都城、时间跨度近两千年，而城摞城现象也是因为黄河泛滥、开封遭受水淹而成。由此可见开封在历史上深受黄河水泛滥的危害，最近的一次发生在明朝崇祯年间，开封地下六层，也证明了开封曾经被黄河淹过六次，但作为中原名城，水系发达，一直没有被人放弃。

总之，开封的历史古迹虽然遭黄河水冲毁，但在一层层淤泥下依然可以看到曾经的辉煌，城摞城承载着开封的历史，也昭示着一代代人重建兴盛的精神。

1981年，在龙亭东湖清淤时，人们意外地挖出了明代周王府遗址。继续往下挖，在8米深处看到了北宋皇宫的遗址：庞大的灰砖房基，空旷的殿壁走廊，以及残垣断壁。

“开封城摞城，龙亭宫摞宫，潘杨湖底深藏多座宫”。周王府的发掘，似乎印证了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传说。之后，考古工作者“刨根问底”、顺藤摸瓜，结果，考古发现令世界震惊：在开封地下3-12米处，上下叠罗汉似的摞着6座城池――― 3座国都、2座省城、1座中原重镇。自下而上，它们依次是魏大梁城、唐汴州城、北宋东京城、金汴京城、明开封城和清开封城。除大梁城位于今开封城略偏西北外，其余几座城池，其城墙、中轴线几乎都没有变化，从而形成开封独有的“城摞城”、“墙摞墙”、“路摞路”、“门摞门”、“马道摞马道”等奇观。

从龙亭公园午门一直往南是开封旧城的中轴线，现在是繁华的中山路，其地下8米处，正是北宋东京城南北中轴线上的通衢大道———御街。在中山路和御街之间，分别叠压着明代和清代的路面。这种“路摞路”的景观意味着：从古代都城到现代城市，开封的市中心从未变过，虽历经洪水、战乱、政权更迭，但始终以宋都御街为中轴线。

在世界城市文明史上，有诸多名城因种种原因而湮灭。比如被火山灰葬送的庞贝城，被遗弃于原始丛林中的吴哥城、蒂卡儿古城，因地震而沉陷水底的亚历山大城，被风沙淹没的楼兰古城。然而，同这些古城相比，开封则显得沧桑悲壮，不同凡响。

如果说庞贝是一叶被沉沙封存的扁舟，开封古城无疑就是一艘沉陷的航空母舰；如果说庞贝是一座“复活”了2000年前古罗马城市生活的历史博物馆，开封则是一部王朝更替史的“活化石”。

“开封城，城摞城；地上城一座，地下城几层。”作为八朝都会，像开封古城这样叠压的层次之多、规模之大，在我国5000年文明史上绝无仅有，在世界考古史和都城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自战国魏之后，历经唐、宋、明、清，六座地下城不仅立体地展现了开封自建城以来两千多年来的古代城市变迁史，更镌刻着开封曾有的辉煌、悲壮与失落。

这一切，只因为开封头顶“悬”着一条飘忽不定的黄河!

谢选骏指出：我看开封古城的城摞城，主要不是因为黄河泛滥，而是因为古城的上下相叠，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步履辗压出来的。

《1981年，考古专家发现开封十多米深度的土层里层层叠叠埋六座城市》（2022-09-12 李西）报道：

公元1748年春天，意大利那不勒斯一名叫安得列的农民在自己的葡萄园里深耕。

阳光明媚，安得列兴奋地挥舞着落锄头，干得起劲，突然，“哐啷”一声，锄头好像掘到了一块巨石，然后，用尽吃奶的力气都拔不出来了。安得列左拔右拔，拔不出，急得都快要哭了，连忙喊弟弟、弟媳帮忙。弟弟、弟媳赶上来，一起拔，还是拔不出。

只好另用工具扒泥、扒土、扒石块，扒了半天，看清楚了，原来，锄头锄穿了一个金属柜子，被柜子牢牢咬住了。

为了挽救这把可怜的锄头，大家同心协力把柜子挖了出来，并用大铁锤砸柜门。柜门砸开那一刹那，奇迹出现了——一大堆熔化、半熔化的金银首饰及古钱币哗啦啦地滚了出来。消息不胫而走，一下子炸开天了。

当地种植葡萄的农民想起祖辈相传的关于一千多年前庞贝城（拉丁语：POMPEII）失踪的传说，纷纷扛起了锄头，开启疯狂寻宝模式……尾随而来的，还有来自各地的盗宝者、历史学家、考古专家。

最后，意大利政府根据专家们建议，于1876年组织科学家进行有序发掘庞贝古城。

经过一百多年持续的工作以及千万工作人员的辛勤维护，庞贝古城终于向世人毫无保留地敞开了它的胸怀，尽情地展现着自己的一切。

参与发掘庞贝城的历史学家瓦尼奥震撼得快要窒息，喃喃自语说：“那是多么令人惊骇的景象啊！许多人在睡梦中死去，也有人在家门口死去，他们高举手臂张口喘着大气；不少人家面包仍在烤炉上，狗还拴在门边的链子上；奴隶们还带着绳索；图书馆架上摆放着草纸做成的书卷，墙上还贴着选举标语，涂写着爱情的词句……”

庞贝古城始建于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3世纪中叶被罗马人纳入罗马版图，并随着罗马帝国的强盛而繁荣兴盛。但是，在公元79年8月的一天，维苏威火山滚烫炽热的岩浆突如其来地将庞贝覆盖，从此，庞贝没有了踪影，世间只有它的传说。

谁能想到？历经千年，一个种植葡萄的农民因为对一把锄头的不舍弃，庞贝得以重见天日，可惜，城中的所有人和事，都已定格、凝固，成为了永恒的雕塑！

无独有偶，1981年冬，开封市政府组织群众清理龙亭东湖淤泥，挖掘出了比庞贝古城还要震撼人心的景象：他们挖出了一座明代王府遗址！继续往下挖，在8米深处又发现了一座北宋皇宫遗址！

说起来，这座龙亭、这个东湖都是有故事的。

龙亭建于清雍正年间，当时称“万寿宫”，内设皇帝牌位，文武官员定期到此朝贺遥拜，后改称“龙亭”。龙亭坐北朝南，前面有东西二湖。这东西二湖原本是连在一起的，却被人工铺设的一条南北大道硬生生地分开了。

东湖为内湖，属于死水，水质浑浊；西湖与护城河相通，湖水清澈。

想象力丰富的人们于是传说东湖之东为宋朝奸臣潘美的宅邸，东湖浑浊，那是因为潘美人品太坏；西湖之西为宋朝抗辽名将杨业的府第，西湖清澈，那是杨家清白忠良。

今天，龙亭公园入口还挂一副这样的楹联：

亭阁留胜意，观两湖映照甄鉴，清浊善否应畏哉，自古众民知忠佞

苑阙锁幽思，万千载沧桑沉浮，梁晋宋金皆往矣，迄今华夏尽舜尧

这东湖实在污浊不堪，市政府才不得不组织人力进行清淤，没想到，意外挖掘出了明王府与宋皇宫。

考古专家证实，发掘出的王府是朱元璋第五子朱橚的周王府，皇宫即是赵匡胤当皇帝时上朝的大庆殿！

这，也让人们想起了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歌谣：“开封城摞城，龙亭宫摞宫，潘杨湖底深藏多座宫”。

那么，“潘杨湖底深藏多座宫”，到底有多少座？

考古工作者决定一不做、二不休，一次性探个究竟。

于是，挖，继续往下挖。

这一挖，更加令人震惊的事出现了：在开封地下3－12米处，层层叠叠地叠了六座城池―――三座国都、两座省城、一座中原重镇。自下而上，它们依次是魏大梁城、唐汴州城、北宋东京城、金汴京城、明开封城和清开封城！

这几座城池，除大梁城位于今开封城略偏西北外，其余五座的城墙、中轴线几乎都没有变化，竟然是“城摞城”、“墙摞墙”、“路摞路”、“门摞门”、“马道摞马道”，让人啧啧称奇。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奇观，专家分析，是战乱与黄河的水泥沙一次次将这繁华都市掩埋，人们又一次次地在原址上叠床架屋，重建家园，使得开封仿佛一棵巨大的历史之树，身躯里面的年轮记忆成长的痕迹。

与庞贝孤城相比，开封地下重叠的六座古城的文化沉淀更能令人吃惊。

毫不夸张地说，像开封古城这样叠压的层次之多、规模之大，不仅属我国五千年文明史上绝无仅有，在世界考古史和都城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谢选骏指出：上文作者，显然不知希腊史诗中特洛伊的存在，尤其因为，特洛伊古城竟有九层之多，远在开封之上，而且那里也没有什么黄河泛滥。由此可见，开封古城上下相叠六层，与其说是见证了黄河的放肆，毋宁说是见证了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兴衰。

【08、韩国人如何歪曲三期中国文明论】

《中华文明的三大纪元》（2018-07-20 文/（韩）金容沃 译者/朱立熙）报道：

出生于1948年，早年毕业于高丽大学哲学系，后来相继获得台湾大学哲学硕士、东京大学中国哲学硕士、哈佛大学哲学博士、韩国圆光大学汉医学士，被誉为韩国国师。1999年底，他在电视台开讲“老子与21世纪”的哲学节目，风靡全韩国，不仅收视率空前，连金大中总统都是他的忠实观众。金容沃先生的专著《中国：人类最后的希望》《中庸：人类最高的智慧》即将由海南出版社出版。

作为研究古代经典的学者，我一直被如下问题深深烦恼，即如何把中国古代经典做成让韩国年轻人可以读的书。因此，我最近正进行着庞大的注释作业，已经完成的有《论语》《孝经》《大学》，目前正埋首于《中庸》的韩文注释。

我出生于韩国，而韩国是一个小国。出生在小国的人再怎么努力用功，所能发挥的影响力还是有所局限。但是，出生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在大国出生、拜大国所赐的机运而成长的各位，一定会成为“大人”，而不会成为“小人”。因为是出生于大国，虽然必须经历激烈的竞争，但只要站上领导的地位，在同样努力之下的各位，当然能拥有极大的影响力。若想想中国的未来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人类的未来，各位一定要成为“大人”。所以，中国的责任是很艰巨的。我们可以这么说，中国选择何种历史进程，将会决定人类的未来。过去唐朝的文明非常开放，融合了世界多个地方的成就，而且非常华丽，也将华丽的文明成果跟周边国家分享。当时中国是具备主导世界文明资格的领袖。

现在北京大学有一个“高等人文研究院”的学术机构，院长是杜维明老师，他是我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的主考官。他曾经提出“中国文明三大纪元论”（Three Epoch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的有趣论述。我受到他论述的启发而有过许多的思考。第一纪元是孔子所创造，孔子把自己之前的中国文明传统加以整理，而创造了新的文明纪元。不过，许多人只要想到中国文明，都会把它当作是悠久的古文明而引以为荣。但是在人类的古代世界中，中国毕竟不属于古文明。就古老的程度而言，殷墟的甲骨文与埃及尼罗河边吉萨（Giza）的大金字塔，在相同的时间范畴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中国文明在古代世界中，是属于最近世的文明，它的伟大性并不在于历史悠久，而是在于它打破神话的桎梏，创造了人文文明的革命。从孔子的血统来看，他虽是殷代的后裔，却能摆脱殷朝的宗教桎梏，开创周代人文文明新的集大成。他力图通过诗歌来探究文明的核心。他说“述而不作”，实则是透过“述”（Transmission of the Grand Tradition）来“作”（Creation of a New Humane Civilization）。所谓“作”，是意指为人类存续的文明价值创造新的转机；“作”就是摆脱神话的人文作为。

第二纪元是由朱子这个人物来代言。当然，这个纪元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能够完成的。中唐时期的韩愈、李翱，以及北宋的史学家司马光，还有与他同时代的周濂溪、张横渠，以及二程等先驱，由于朱熹集他们的时代精神之大成，因此一般都将朱子视为第二纪元（The Second Epoch）的主角。在第二纪元，有来自天竺与西域的重大挑战，印度的佛教成为这个挑战的核心。但并不只是佛教而已，许多西方的文明与佛教一起进来了。而且，基督教也从波斯传来。从波斯传来的基督教被称为“景教”，它在唐朝有多么盛行，从现在保存在西安碑林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就可以得到证明。说到基督教，尽管各位可能都会联想到明朝的利玛窦（Matteo Ricci）或是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或清初的汤若望（Adam Schall）等人物，但在他们更早之前，波斯的萨珊王朝（Sāsānian Dynasty）灭亡之际，在当地蓬勃发展的基督教被唐朝大举吸收，对唐朝文明的兴盛，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佛教虽然是印度人所创的宗教，但是它一被传到中国，就经历了被彻底中国化的过程。复杂的唯识哲学也被翻译成适合中国人口味的有格律的诗，印度佛教多元的教义与论述，经过天台宗与华严宗庞大的中国化论述之后，最后升华成为禅佛教非常简洁独特的诗的境界。印度佛教的主要概念在汉译的时候，都借用汉文蕴藏的概念来表达其义，而被称之为“格义”。因此，我主张，中国佛教基本上是格义佛教。所以，禅佛教可以说是格义佛教的巅峰。禅佛教有名的公案集《碧岩录》，可以说就是佛教的“论语”化。孔子与他的弟子进行的问答，在此以禅的形式表现出来。

由于波斯王朝的灭亡，使得景教只能在中国发挥如同罗马教廷的中枢控制作用。于是基督教也被彻底中国化，景教几乎与佛教或道教一样被中国化到无法分辨的程度。

朱子学并非如马克思唯物史观所认为的，是幼稚的“客观唯心主义”的一个理论体系，而是经历上自汉代下至唐代的多元文明的挑战，创造了主体性新理论的第二纪元，正是人类文明的新范式。历经基督教、佛教、西方文明的多元挑战，同时新创立了可与其匹敌的中国价值观。朱熹找到了自己的四部经典，足以媲美西方的宇宙论、认识论。就是所谓的“四书”。《大学》把握了儒学精神的大纲，《论语》发现了儒学的根底，《孟子》展现了儒学逻辑性发展的样貌，《中庸》体现了儒学形而上学所有的微妙价值。这是朱熹所提示的四书读书法。他还为四书做了新的注释，做出所谓《四书集注》的天下名著。这部《四书集注》支配了东亚文明七个世纪之久。

现在我们要谈第三纪元（The Third Epoch）。第三纪元的主角是谁呢？究竟是谁创造了第三纪元的主轴呢？第三纪元的背景跟第二纪元的背景相同，有西方的挑战。但是，这次的西方挑战比印度或者波斯更加遥远，就是来自西欧带有很强烈的演绎性体系的文明。其中，宗教也带着更加强烈的演绎性教义传来，科学也在数理上，以很缜密结构的演绎逻辑做基础。启蒙主义以来形成的所有西欧成就，席卷了中国。其中最强烈的是自然科学、资本主义、民主主义，以及西欧的生活习惯和思考方式、价值体系等这些东西。那也是形成西欧近代的一切价值，这些价值跟中国本土的价值发生冲突。其中最大的变化是中国的“天下主义”蜕变成为“民族国家主义”。现在没有人将中国视为“天下”。各位也很清楚地了解，中国现在是一个国家。这也是从小民族主义的藩篱来思索的。这真是惊人的变化。

在我上述列举的三种强烈挑战中，中国放心地接纳了自然科学。在中国儒教的世俗价值和西欧的科学之间，没有理由发生任何冲突。本来，超越资本主义和民主主义的那些冲突的第三个因应方案，应以“共产主义”的形态接纳。不过，“共产主义”也不是中国的，那是资本主义的历史对策在西欧所给出的替代方案。

假使孙文的辛亥革命压过袁世凯的复辟野心，获得成功的话，共产主义是没有机会在中国取得胜利的。孙文的挫折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结果成了塑造中国共产运动的温床。日本在中日甲午战争取得胜利，李鸿章心怀屈辱缔结《马关条约》时，日本已经向各国宣告自己已进入世界列强行列。同时，福泽谕吉的脱亚论浮现，仿佛是日本的国策。日本的脱亚入欧，意味着存在于亚洲的日本，摇身一变成为蹂躏亚洲的怪物。日本的脱亚使亚洲沦落成为侵略的对象。而中国这个亚洲大国也沦落为一个弱国。同时，中国成为地球上被殖民的第三世界的代言角色，获得对抗压制的历史正义。非常成功地打开这根本性僵局的伟大革命，正是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运动。韩国众多的独立斗士也为了这一运动，不惜牺牲性命。各位知道在太行山十字岭战斗中，帮助邓小平脱逃的勇敢战士，是叫做石正尹、出身于庆尚南道密阳的韩国人吗？还有，你们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以及《延安颂》的作曲者郑律成，也是出身于全罗南道光州的韩国人吗？

毛泽东的功，是无法被后来的过给谪贬的。文革的过失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也被充分提及。我对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反省，给予很高的评价。毛泽东以共产革命的主体势力来设定“农民大众”，这是对西欧共产主义的中国“格义”。在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人的脑海里根本无法产生这样的构想。中国的共产主义不再是根据苏维埃的指令而行动的运动。参与长征的中国年轻人冒死渡过泸定桥时，他们不是为了唯物主义辩证法而捐躯的。因为共产主义是让中国从帝国主义的魔掌中解放，为祖国带来光明与希望，所以大家奉献生命。共产主义优于意识形态的是恳切的希望，先于理想的是迫切的现实。因此，中国的年轻人应该自觉到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共产党专政”的纲领，是无法抛弃的历史必然。中国共产党1921年在上海创立，之后成立红军；依靠共产党和红军的努力，1949年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中国共产党不是自由民主世界所说的一个政党；它不是组成议会政治，以获得维持权力为目标的多数人的集结体。因此，中国共产党的专政在某些情况下，也是不可抛弃的中国历史的必然。

我认为现在高喊“改革、开放”的中国共产主义，有必要更彻底地进行“格义”。再说，中国的共产主义也没有任何理由必须是西欧的“共产主义”。中国共产主义的出发点，本身不是出于如同宗教教理一样，信奉西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communism）来自拉丁语的“communis”，着重在“共有”的意义。有必要塑造非“共有主义”的“共产主义”，使其成为更彻底的中国理念。“共产”的“产”，换句话说是“生生之谓易”的“生”，永远是“创造性的创造”（Creative Creativity）。那是富有的大业，日新的盛业。如同在第二纪元，印度佛教本质性转化成为中国禅佛教，共产主义现在则需要变成“禅共产主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西方世界的人们就说是“中国的崩溃”（China’s Disintegration）。后来中国开始跃进，又说是“中国的威胁”（China Threat）。但近来中国俨然跃升为强国，所以就异口同声提出“中国模式论”（Chinese Model），说“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可是，中国青年们应该看清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模式”并非单纯的赞扬，背后也同时有着不断想要牵制的阴谋。

我们提到人类的近代性，大致上以“产业革命”或“法国革命”为起点。不过，19世纪的近代性主轴总是在欧洲。人类重要的近代性价值、制度和概念，发生在19世纪的欧洲。19世纪的主轴到20世纪，被美国文明带走。但所谓“中国模式”的终极意思，是说中国文明拥有20世纪美国文明的主轴性。19世纪欧洲文明的模式换成20世纪美国文明，其过程没有本质性的转换。使19世纪欧洲文明的产业主义效率达到极限的，是美国文明。可是20世纪的美国文明转换成21世纪的中国文明，其过程应该也伴随欧洲文明——美国文明之类的幅度变化，同时意味着诞生本质上与欧美文明不同的新范式。以我个人的想法，上海浦东无法代表这样的新范式。那只会引起竞争、破坏、掠夺、泡沫、战争。在此所要求的，正是对中国“人文精神”的新阐释，创造出可以赞助天地化育的新文明。

克服20世纪美国文明的纲领，绝对不是个容易的问题。各位请想想看吧！构成我们现代生活的文明利器，大部分诞生在美国。电器、电话、汽车、飞机、计算机、集成电路、网络等等，这些决不是单纯的物理性的革新，它们是道德性的作为。那是跟孔子所说的“作”一样的作为。再说，20世纪的美国文明比起其他的文明，具有明显的道德优势。我们就拿爵士乐来说说吧！接纳黑奴的旋律，创造超越传统古典音乐和声法的新爵士和声法（Jazz harmonics），创造出人类普遍喜爱的即兴音乐样式。各位朋友，你们果真能够超越这种美国的开放性、多样性和创造性吗？所谓的“中国模式”，不是叫做中国的这个国家独特的模式。那是意味着虽然由独自的构思出发，却获得能够说服全体人类的新普遍主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时，尽管有1300年的基督教传教历史，中国的基督教徒却不到75万。但是，听说现在中国基督教徒超过1亿。中国基督教徒显然比中国共产党员更多。这是怎么回事呢？如果跟韩国人说这样的事情，大部分韩国人会大喊哈利路亚万岁，并拍手叫好。但是身为韩国思想家的我——杌金容沃，尽管我是基督徒、神学家，却对中国前途感到忧虑。在这些现象的背后，恶劣的韩国保守教派在中国非法传教，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事实上，更大的问题是共产主义理念不像基督教理念那样，提供中国大众心灵的满足感，这成为一清二楚的证据。这实际上是很重大的问题。基督教在它发源的西欧文化圈，已经是丧失生命力的死宗教。它的生命力是透过美国黑人文化和第三世界来维持。其中最红火的事例，是韩国的基督教。不过，耶稣教和基督教是完全不同的问题。耶稣教顾名思义，是“历史耶稣”（Historical Jesus）的教诲，现代神学称之为“耶稣运动”（Jesus Movement）。但“基督教”却意指，历史性存在、名叫耶稣的人，他是上帝之子；信奉名叫“基督”（Christ）也就是“弥赛亚”（Messiah），信奉早期使徒的信仰体系。耶稣教的出发是教会，就是艾克利西亚（Ekklesia），同时也可以跟耶稣无关。耶稣教虽然是耶稣常识性的箴言（logion），基督教却是和受难（Passion）、复活论（Resurrection）、复临论（Second Coming）、末世论（Eschatology）有不可分的关系。那是神话的结构。

我不讳言地告诉各位，中国不可以接纳基督教。中国也不能跟梵蒂冈再复交，中国未来永远不能承认梵蒂冈的权威。中国文明的可能性，只在于发现非神话性、原创的耶稣运动。基督教不能被高压的手段给排斥，因为越排斥会变得越强烈。但是中国基督教徒的扩增，会成为显示中国共产党限度的一个测度计。各位在你们自己的人生中，应该要克服所有神话的虚构，彻底实现丰饶的实事求是的人文主义。21世纪人类的课题，也可以归结为儒教和基督教两者的对决与融合。那也可以是美国文明和中国文明两者的对决与融合。在人类的精神史上，如果基督教成为主轴吸纳儒教的话，那会是人类的灾祸，中国文明的独自模式无法存在。我们应该向往的是以儒教的人文传统为主轴，吸收基督教。这是一道非常不容易的课题。这也是我要告诉各位背负在你们肩上的第三纪元的主要纲领。

谢选骏指出：上面这个韩国人自称“基督徒、神学家”，却在鼓吹“我们应该向往的是以儒教的人文传统为主轴，吸收基督教”！这个自相矛盾的精神病人，打着基督教的旗号敌基督；同时也在胡说他所不懂得的三期中国文明。例如，他胡说第一期中国文明是孔子创造的，殊不知道孔子自认“述而不作”。再如，他又胡说第二期中国文明是由朱熹代言的，殊不知道“《四书集注》支配东亚文明七个世纪之久”，正是一个悲剧堕落和僵尸横行的死亡周期。关于第三期中国文明，他更胡说“基督教成为主轴吸纳儒教的话，那会是人类的灾祸，中国文明的独自模式无法存在”——他哪里懂得，儒教是基于祖先崇拜而不是上帝崇拜的，儒教因此只能分裂社会而不是团结社会，使得中国人变成了一盘散沙。中国的敌人最害怕中国接受基督教了，因为这会让中国文明起死回生，甚至再生，进一步获得新的生命。——这才是原创的“三期中国文明”论。

【09、忽必烈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始皇帝】

《蒙古帝国是一个中华王朝？错！忽必烈的野心是要建立世界联邦中心》（第一财经APP2017-07-27 杉山正明）报道：

一直以来，世人都理所当然似的将忽必烈政权视作一个完全的中华王朝。他们将之唤作“元朝”，作为历代中华王朝的一个朝代来处理。忽必烈帝国的本质是重新改造的蒙古世界帝国。忽必烈帝国本身绝未成为中华王朝，而是将中华帝国的做法部分引进，用作新型世界国家构想的一根支柱罢了。

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猝死在征服南宋的前线上，皇弟忽必烈突然有了争夺大汗位的机会，同时忽必烈也面临着威胁与挑战。他要击败竞争者登上大汗之位，还得创造不世之功与巨大财富才能给蒙古共同体带来繁荣与安定。他要克服地形天险才能在军事上打败南宋，还要尽可能减少双方损伤，才能顺利达成接收江南财富的目标。而且，忽必烈面临如何建构世界国家和经济体系——地跨欧亚陆上海上的军事与通商帝国的难题。

《忽必烈的挑战》是日本蒙古史大家杉山正明教授的代表作，这部1995年三得利学艺奖获奖作品，超越了以西欧、中国为主体的观点，描绘出别开生面的蒙古帝国与世界历史，将蒙古的“野蛮入侵者”或“军事破坏者的形象”彻底颠覆。杉山正明试图把一直为世人刻意曲解，蒙受甚于事实的指责的蒙古帝国的真实面貌，大白于天下，展现了对世界史崭新的思考方式。

第一财经阅读周刊节选书中部分内容，与读者分享。

《忽必烈的挑战——蒙古帝国与世界历史的大转向》

[日] 杉山正明 著 周俊宇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甲骨文

2017年5月出版

蒙古帝国已形成以“大可汗的汗国”忽必烈帝国为中心，再由其他汗国围绕的双重结构。由于各自一族的汗国都拥有可以称作帝国的规模，因此这种结构可以看作在宗主国忽必烈帝国以下有数个帝国集团，其整体构成了蒙古的世界联邦。

忽必烈想要创造的是一个适合作为新时代世界联邦中心的新国家。那么，在企图创造新国家的忽必烈之前，历史上是否存在能够作为模范的国家或政权呢？世界上究竟是否真的存在可以对应的先例呢？

忽必烈在即位后较过往更加热心且不问人种地召集策士及政治顾问，致力于从所有的国家、地区聚集可以对应于所有“文明圈”的智囊团。因此，忽必烈若是要搜集整理之前的国家与帝国模式的相关资讯及判断材料，理应无太大困难。

忽必烈（1215年—1294年），蒙古族，政治家、军事家。

例如，有一位侍奉他的汉族官僚名叫王恽。这位在中国史上首屈一指的记录魔人王恽，以日记风格写下有关忽必烈“即位”后政权及其周边的见闻，为我们保存了珍贵的记录。根据这本《中堂事记》，忽必烈在与阿里不哥对战的形势混沌未明之时，下令详加比较过去各种国家的制度、典范、机构。

根据王恽的记录，其内容主要是关于“汉唐”国都的计划以及种种政治、行政、经济体系，甚至是国家典范及其理念的。对忽必烈而言，王恽是负责中华文明文化、行政相关工作的一人。是以，他自身所见闻、体验的忽必烈政权种种事务，无可避免地会受限于这些层面。

但是，就算同样是汉文的记录，看看作为蒙古及畏兀儿著名将官及臣僚个人记录的碑志、传状等文献，可知忽必烈自那时起就令蒙古及畏兀儿策士们，举古今东西之例来讨论政权论、婚家论等议题。王恽的证言只不过是在结果上传达了事实的一部分而已。

这里有趣的是，至少在汉文里，几乎都无法确认他与穆斯林官僚做过讨论。但是，从客观形势或其后的事实发展来思考，就可以了解到没有记录不等于没有事实。

一般而言，这个时代的汉文史料，都恶意地没有针对穆斯林官僚及商人们留下记录。对于蒙古支配的怨念与恨意，至少在记录上而言，可以说几乎都集中在穆斯林身上。那可以说是来自“文明意识”与价值观差异的“穆斯林过敏症”。

其实，在现实层面上担负起忽必烈国家建设事业大半部分的是阿合马（Ahmad）、赛典赤·赡思丁（Sayyid Ajjal）、阿里别（Ali Beg）等穆斯林经济官僚。忽必烈在与他们钻研种种构想时，要说都未涉及有关伊斯兰国家与社会的议题，那才真的奇怪。而且，蒙古早在成吉思汗时代就与伊斯兰世界有很深的联系。因此，在资讯和见识上想必都没有什么不畅之处。

同样的现象，也可以套用在关于欧洲的见识方面。如果说忽必烈没有涉猎关于发源自古代罗马帝国的拜占庭或西欧各国的相关资讯和知识，反而才是奇怪的。而且，不只是资讯搜集，各个蒙古汗国在这些资讯的彼此分享及提供上，也极为热心。

本来，有关欧洲的资讯方面，最晚在一二四六年以后，就持续地在蒙古政权下有所累积。一二四六年贵由（Güyük）举行即位大典时，在欧洲拥有绝对权力的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Innocentius Ⅳ），就派遣了若望·柏郎嘉宾（Giovanni da Pian del Carpine）以正式使节的身份前往参加仪式。其时，柏郎嘉宾叙述了有关欧洲的种种实际情况。这些来自欧洲的访问者，包括蒙哥时代的鲁不鲁乞（Guillaume de Rubrouck）在内，往后也不绝于途。

甚至，早先于此就展开的拔都西征，应该也是一个搜集欧洲资讯的机会。就忽必烈的侧近而言，姑且不论马可·波罗一家究竟是否真实存在，但有相当数量的曾经有过类似《见闻录》之经历的欧洲人进出忽必烈的宫廷，则是事实。忽必烈应该也从那些人的口中听取了有关欧洲的状况。

可以确认，忽必烈处在一个可以汇集过去以来的古今东西方知识与见闻，并加以检讨吸收的环境。所谓“蒙古”就是这么一个具有“世界性”的政权，蒙古时代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但是，对忽必烈来说，是不是到头来还是没有一个可以依样作为国家理念模范的先例呢？

所谓一系列的“罗马帝国”模式，虽然理应不会就这么产生助益，但在物流体系或经济机构等方面，则十足有作为参考的可能性。

伊斯兰国家的模式也是如此，除非是将伊斯兰本身作为政权来全面引入，否则就没有意义。虽说如此，在政治、经济、社会的任何一个体系上，所谓不太抱持排他性，对异邦人也开放的这一点上，应该是值得参考的。不只不拘泥于人种，在宗教方面，伊斯兰在一个国家、社会中也是即使存在他者，但绝不加以排斥的样貌，想必成为参考的要点。并且，特别是在有关财务机构上，可以说是如假包换地将伊斯兰中东的传统与做法引进来了。

中华帝国的模式，姑且不论财务及经济面，对忽必烈而言，远较前两者更有现实性。不管怎么说，中华帝国是拥有作为巨大帝国机构的长远传统与经济累积的。再加上，这个模式对于特定的意识形态或是宗教，又几乎没有极端的拘泥或偏向。

当然，“华夷思想”或“中华主义”的独特价值观又另当别论了。但是，自蒙古完全地成为中华的主人以后，“华夷思想”在蒙古人眼中大概只是一种汉族士大夫及官僚等的怪癖。另外，“中华主义”本来就具有容易向支配者一方靠拢的特点。

极端来说，中华帝国的本质就是庞大的军队与官僚体制，以及用以支撑其以地方组织为名的征税机构，还有彼等人事的中央管理，此外尚有作为那种种结果的巨大中央机构与首都。这些“硬件”的层面，对忽必烈那个崭新的巨大国家构想而言，无疑是极为有益的参考案例。

尤其是，那巨大的中央机构及牢固的行政组织，一直以来是包括蒙古在内的诸多草原帝国最为欠缺的一点，而忽必烈大大地将之引进。特别是在有关中国本土的统治上，虽然并非原样照搬，却也在应用与调整中采用了中华帝国模式。作为其结果，忽必烈的国家确实在某一层面披上了中华王朝的外衣。然而，那大多只是外观而已。

回过头来说，另一个游牧帝国的模式当然也会映入忽必烈的眼帘。特别是横亘欧亚中央大陆东西，坐拥相应雄伟版图的契丹帝国，更是其先驱。蒙古时代的中国将中亚的第二契丹帝国称作“西辽”。同时，原来的辽朝则被称为“东辽”（就笔者所知，其证据只有一处，即现存于山东省曲阜孔子庙的《大朝褒崇祖庙之记》的碑阴刻文）。但是，这两个辽朝契丹帝国的模式，对蒙古而言已成为血、化为肉。对忽必烈来说，早就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参考前例了。

另外，继承这个“东辽”政权，曾经控制中华北半边的金朝，对新国家构想而言也是相当有益的先例。在接合南北两个世界的这一点上，应该是比契丹帝国还要有更多可供参考的点。忽必烈的汉族策士或部属中，在金朝统治下成长起来的人极多，非常了解金朝的文化作风及优缺点。但是，在规模及多样性上，它充其量只是一个“中型帝国”，仍无法作为忽必烈的新世界国家的模范。

因此，我们应该可以说，对忽必烈来讲，几乎不存在可以直接用作模范的先例。他是引据上述种种事例或模式作为参考，吸收其中有益的部分，但在根本上，则必须要靠着自己和策士们来做各种新的创造。那是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创造。

一直以来，世人都理所当然似的将忽必烈政权视作一个完全的中华王朝。他们将之唤作“元朝”，作为历代中华王朝的一个朝代来处理。

如前所述，在这个时期的汉文史料中，终究存在独特的偏向与局限。因此在处理牵涉蒙古的汉文文献时，需要格外的细心，甚至时而需要某种类似“嗅觉”的灵敏。在研究上最重要、最微妙的这一点，过去都没有被注意到。或者说，有时小部分研究者自身由于太过偏向“中华主义”，干脆将眼光从现实移开，而未原原本本地将事态作为事态来接受。

蒙古统治时代的中国本土本来就有中国史范畴中的人群历史生生不息，这自不待言。“作为民众史的中国史”相当重要，不管怎么重视都不嫌多。

不如说，长久以来在大多数描述中忽必烈政权的图像都是既非蒙古史亦非中国史（甚至更非世界史）的模棱两可的奇妙状态。有关“想当然的中国史”的几个面向，几乎皆未加以回顾。那在研究上是极大的问题点，是今后务必要加以解决的课题。不过，对于这个课题的重视，与主张作为一个国家的蒙古政权宛如中华王朝的观点，不可相提并论。当然，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看，对于忽必烈政权与蒙古帝国而言，中国本土都是重要的。但那也不过只是一个部分而已。

此外，从忽必烈政权国家机构的面向来看，中华帝国的色彩也只是限于涉及中国本土的行政组织，在位于中下层级的位置才较为明显。但是，在大元汗国统治下的其他区域姑且不论，在有关军事、政体、财政等，涉及国家与政权最根本的层次上，不得不说中华色彩极淡。这些事实只要能不抱先入为主的观念来加以审视的话，就自然可以见得。

在这里所谈论的是有关国家与政权的各方面。忽必烈帝国的本质是重新改造的蒙古世界帝国。忽必烈帝国本身绝未成为中华王朝，而是将中华帝国的做法部分引进，用作新型世界国家构想的一根支柱罢了。

谢选骏指出：日本人不愿意把蒙古看做中国文明圈的一部分，正如不愿意把自己看做中国文明圈的一部分。但事实上东亚文明就是中国文明，无法否认。具体到忽必烈，他不过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始皇帝——他的建树再多也没有超过秦嬴政；因为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建树再多，也没有超过第一期中国文明。

【10、皇权不是君权而是匪权】

《如何认识中国的皇权制度》（张绪山《中华读书报》2010年3月24日》）报道：

最近方朝晖先生的大作《怎么看“尊王”、“忠君”和“三纲”》（《中华读书报》2010年2月10日）引起学界的关注。作为同事，我不顾及“人情”加入讨论，是受到“真理至上”信念的驱使，也是学问作为天下公器的应有之意；况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为早已被历史否定的中国皇权制度辩护的文字，在当今社会称得上是“奇文”，“赏析”这样的文字，探究其中涉及的道理，在时下国内尊孔读经复古风渐盛的社会氛围中，具有重要意义。

一、如何理解中国古代皇权制度的合理性

方先生的文章，将中国帝制时代的皇权专制制度笼统地称为“君主制”，在“君主制”的名义下，论证皇权专制制度的合理性、正当性和进步意义：

“在人类数千年历史上，那些与中国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大致相当、且同样以血缘关系为主要纽带的民族或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实行君主制……事实证明，在当时条件下，君主制是促进社会进步、民族团结和生产发展的唯一有效制度。

先将方先生使用的三段论简单表述一下。

前项：古代与中国相似的民族或国家，都实行君主制，君主制的生成具有必然性；

中项：必然产生的制度是好的；

结论：所以君主制是好的——古代人类唯一有效制度。

方先生没有将古代希腊的城邦民主制和罗马的贵族共和制度包含进来，其“前项”已经犯了不周密的错误，但由于他附加了“与中国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大致相当、且同样以血缘关系为主要纽带的民族或国家”的限定，我们姑且认为古代世界各民族和国家盛行君主制这个表述可以成立。

问题出在“中项”上：对于历史学家而言，历史事实一旦生成，就被视为宿命性的，所以历史上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可以找到某种“必然性”的理由。但是，对于最终生成的历史事实的价值评判，不应以其生成的某种“必然性”为依据而简单地得出结论。例如，古往今来充满人类史册的政权腐败是一恒久现象，历史学家在探索其生成原因时，可以很自然地得出某种“必然性”的结论，但不能因为这种“必然性”而断言政权腐败应该正面肯定。

如果方先生将“君主制的生成具有必然性”作为一个事实加以陈述，这大致不错。但方先生主旨并不在此，而是对君主制做价值判断，即认为“君主制是促进社会进步、民族团结和生产发展的唯一有效制度”。这就引出君主制的“有效性”问题，以及基于这种“有效性”之上的合理性问题。

我们知道，国家作为人类组织形式，除了对外抗御外来侵略的职能外，对内的最基本的功能之一，就是扮演社会组织者和协调者的角色，即组织社会各阶层（如中国传统的士、农、工、商）的社会活动，协调各阶层之间的关系。正如恩格斯所说：“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反杜林论·暴力论》）从这一点而言，无论实行何种政体——君主制、贵族寡头制，民主共和，等等——国家的这种组织者和调解者的作用，都是客观存在的。这是任何政体的国家组织都具有的功能。从这角度说，所有政治制度都可以称得上是“有效制度”。

但是，以权力世袭传承，君权外于法律，封闭的权力体系为特点的皇权专制制度所具有的“有效性”有多大呢？

从人性原则上，君主专制反映的乃是赤裸裸的人性之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体现的是君主对统治下的人和物的无条件的强力支配，乃是动物丛林法则的产物，是对人类向往的“天下为公”理想的公开的反动。所以马克思认为，以君主制为代表的“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又说：“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其不成其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正是君主制度的这种反人性性质，使它作为一种制度在“促进社会进步、民族团结和生产发展”方面的“有效性”从一开始就处于非常低下的水平，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其效率越来越低。

首先，中国皇权制度的合法性建立在“天命所归”的玄学理论基础上，皇帝被说成是神的化身（所谓“天子”），但他是人不是神。由于他掌握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超越法律随便释放欲望（性欲、权力欲和贪物欲），专制君主实际上是天下最易腐败之人。在中国皇权制度史上，如果说开国皇帝由于亲眼目睹或亲身感受了民众反抗力量，从波澜壮阔的民众反抗力量中形成了“惧民观念”，还能保持一定程度的克制，不敢过分腐败，那么，在那些依靠血统继承皇位的后继者那里，人们看到的要么是不谙世事，平庸无能，要么是荒淫无耻，嗜血残暴。关心民瘼、励精图治的君主从来都极为罕见，即使在所谓的“英明君主”那里，其勤政“伟业”几乎无例外地表现为昙花一现，不可能做到始终如一，相反，暴君、昏君、庸君比比皆是，代不乏人。不可避免的君主腐败成为皇权制度下整个官僚机器发生故障、走向瘫痪的最常见、最原始的起点。随着君主的昏庸暴虐，整个官场绝无清明廉洁的可能，整个官僚体系的运转也绝无高效的可能。

其次，皇权制度下的君主所享有的特权所具有的巨大诱惑，最容易引发野心家觊觎君位：不仅“圣神家族”的子孙为君位血腥倾轧，而且统治集团内部的诸侯也虎视眈眈，从而使不断的“削藩”、维护国家的表面统一成为君主绞尽脑汁、耗尽心血的永恒要务。不惟如此，当君权在腐化堕落中变得孱弱不堪，吏治无可避免地走向腐败，水深火热的民众揭竿而起时，君权更又变成以“替天行道”相号召的刘邦式的“江湖光棍”投机的目标。于是旧的君权垮台，新的君权继立，“可惜剃头者，人亦剃其头”，一幕幕业力轮回的悲喜剧不停地上演，国家所处的状态便是永恒的分分合合，动荡不安。天下小民转死沟壑、白骨蔽野的情形不断出现。中国历史两千多年皇权政治下的社会只能以蜗牛爬行般的速度前行，社会进步和生产发展的高效从何谈起？

再者，由于君主制是一个权力封闭系统，不允许人民享受参加国家管理的权利，其结果是民众对国家政治的隔膜与漠不关心。两千余年来中国民众“只知有家不知有国”的悲剧，正是皇权专制下的权力垄断所造就的必然结果；而要维护“家天下”之下的一盘散沙，只能依靠更加强化的暴力——武力上的残酷镇压和思想上的严酷钳制，从而使政治更加黑暗，统治更加残暴与血腥。中国皇权专制从秦朝至明、清一路变得愈加严酷、畸形——文字狱的日渐强化是其表现之一——的历史可谓明证。皇权制度下的国民对民族与国家认同感的陌生，源于那个远在“天边”的朝廷从来不允许国民享有参与国事的权利。国家、民族意识的欠缺是国家难于走向持久统一，人民难于牢固团结的根本原因之一。这个恶果的形成，皇权专制制度难辞其咎。

二、如何认识“尊王”、“忠君”和“三纲”

由于相信“君主制是古代社会条件下唯一合理的政治制度安排”，方先生对“尊王”、“忠君”和“三纲”做出了正面肯定，理由是：

“尊王”就可能有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因为“王”是当时国家整体利益的最高代表；而“忠君”，则有可能为苍生谋福祉、为社稷谋太平，因为国君作为最高权威在当时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源动力。在这种情况下，“三纲”特别是“君为臣纲”，则可能意味着从大局出发、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意味着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意味着忠于自己的良知和做人的道义。

这种观点完全是儒家政治伦理的老套路。按照儒家政治伦理传统，“有德者宜高位”，执国家权柄之人都是“奉天承运”、“天命所归”的有德之人；这样的“真命天子”就像传说中具有至上美德的尧舜一样，上承天意，下应民心，为民立极，化育苍生，具有“大公无私”的至上品德。用方先生的说法，就是代表“国家整体利益”，“为苍生谋福祉、为社稷谋太平”，“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尊王”、“忠君”和“三纲”的合理性和正义性，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应然性的基础之上。

儒家以应然性立论的政治伦理，具有一厢情愿的特征，其前提是：最高统治者天生具有超凡脱俗的克制欲望的意志，始终不让欲望之流溢出儒家设计的“礼法”岸堤。然而，无情的事实是，在掌握至上权力的前提下，帝王的欲望（性欲、权力欲和贪物欲）是不可能受到外界力量阻遏的。所以儒家的政治理想一旦付诸政治实践，总免不了碰壁的窘境。这在儒家思想家也是不得不承认的。宋代大儒朱熹慨叹，从孔子以后的“千五百年之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朱子文集·卷二十六·答陈同甫》）其实，不仅在他之前的一千五百年，就是在他身后的近一千年间，也同样“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一部二十四史使人们看到的是连绵不断、层出不穷、触目惊心的君王昏聩且糜烂、官员贪婪且无能、政治腐败且暴戾。尽管我民族对“圣王”歌颂之勤，对“清官”期盼之殷，远非世界其他民族所能比拟。

既然君主并非总能代表“国家整体利益”，“为苍生谋福祉、为社稷谋太平”，“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相反，在大多数情况下乃是天下大乱之祸源，危害国家利益，荼毒天下生灵，阻碍社会进步，则“尊王”、“忠君”和“三纲”的合理性和正义性，自然就大成问题。暴君与暴政之下的“尊王”、“忠君”和“三纲”，无异于助纣为虐、为虎作伥。

方先生列举诸葛亮、岳飞之例，说明儒家“尊王”、“忠君”及“三纲”的积极意义，其实并不恰当。在我看来，此二人与其说是“尊王”、“忠君”及“君为臣纲”的榜样，毋宁说是践行儒家道德理想的典型。对于中国传统士大夫而言，这种理想的必然前提是“圣君明主”的存在。如果刘备不是“仁圣”之君，而是夏桀、商纣或隋炀帝，后人还会如此尊崇这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贤相吗？而岳飞虽有抗击外来侵略的不世之功，却常被后人认为“愚忠”，乃是因为他所效忠的宋高宗并非人们心目中的“明君仁主”，而其蒙受的千古奇冤，恰恰证明了“尊王”、“忠君”及“三纲”中“君为臣纲”的可怕。

实际上，儒家思想家知道并非所有君王都是“明君圣王”，但想到的充其量只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之类消极的“独善其身”，而就是想不出“君王无道”时怎么办的制度对策，我们的这些祖先是不是有点“傻”呢？尽管方先生是很不愿承认这一点的。

最令人诧异的是，方先生竟以“今天的法官有时昧着良心草菅人命，但我们不会因此否认‘法官要你亡，你不得不亡’的合理性”之例，来证明“君为臣纲”中“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合理性。这个比喻实在是不伦不类。第一，法官草菅人命从来就是被人厌恶、痛恨的行为，不具有合理性，更不为制度所允许，岂能与皇权制度大肆张扬的堂而皇之的制度性的“君为臣纲”相提并论？第二，法官草菅人命的事件虽有发生，但仍受到程序正义的制约，哪有“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来得威武雄壮？第三，现代法律制度下，当事人即使被某些法官操纵的法庭断为死刑，仍享有抗辩的权利，“金口玉言”的皇帝治下的臣民哪里享有这样的权利？将此两例相提并论，荒谬甚矣。

方先生强调“尊王”、“忠君”及“三纲”在现代社会的意义，我认为，在民主法制建设成为潮流的当今中国，其意义应是否定性的，即儒家“皇权神圣”观念下的“尊王”、“忠君”及“君为臣纲”政治伦理，乃是“家天下”的衍生物，必须抛弃，因其与当今世界追求的宪政民主与法制潮流背道而驰；必须将中枢权力的控制者及其权力集团的所有成员置于法律制约之下，实现对其行为的监督，防范其无法无天行为的发生，因为，作为最高权力的控制者——用一本畅销书的书名来表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三、如何评议“民主-专制”思维

方先生对时下人们崇尚的民主制度颇不以为然，其立论根据之一是，“民主政治只不过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制度安排，而不是可以超越具体的历史文化处境普遍有效的政治制度”。如果说民主制度没有普遍盛行于古代世界各国，而仅见于古希腊城邦，这是不错的。但在人类历史发展到近代，民主制度被重新阐释，其价值被充分认识之后，民主观念已经演变成为各民族普遍接受的价值尺度。它符合人类普遍的向善理想。就是当年的保皇派康有为也只是认为“民智未开”，暂不宜实行共和制度，而非彻底否认民主共和的价值。以民主制度的实现需要一定条件而永远将它视为“特定”制度，而否定它的普适性，以不适合“国情”为借口加以拒绝，是毫无道理的。

方先生以世界一些地区的所谓“民主化”造成动荡为根据，说明民主制度不宜推广，其实，亚、非、拉各国的动荡之源，并非民主制度本身，而是传统积习和集团利益造成的腐败无法根除。试问，这些国家的政府何时主动将民主理念和民主制度运行的法则教给国民？相反，一些国家通常的做法是，一面不得不向国民强烈的民主要求让步，一面玩弄逻辑游戏：民主制度不适合我们的“国情”，所以不具有普适价值；因为它是不具有普适价值的外来事物，所以我们就不能接受。这种粗糙不堪的所谓“理论”不值一哂。

方先生质疑民主制度的根据之二是，许多西方现代学者认识到，“即使在现当代社会条件下，自由民主制也不是普遍有效的。”这根本不应成为非议民主制度普适性的理由。原因很简单，早已完成民主化，建立了民主制度，视民主制度为寻常之物的西方学者，对于民主制度的感情，就像习惯于饱餐大肉大鱼的财主，营养过剩之际，自然要质疑这鱼肉大餐是否还缺少足够的蔬菜维生素。我们的社会所承受的皇权制度的毒素还没有肃清，患着严重的民主营养不良症，哪有资格挑剔民主制度的毛病？而且，应该看到，那些对民主制度挑剔毛病的西方学者，实际上是一些民主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如果问一问他们是否愿意放弃民主制度而选择其他什么制度，可以肯定，得到的答案必是否定的。民主制度不是完美的制度，但它是人类迄今发现的最不坏的制度。他们之所以挑剔民主制度，把目光投向儒家贤能政治思想，并不是要以儒家贤能政治取代民主政治，充其量不过是吸收儒家贤能政治的可利用成分作为民主制度的补充，使之更加完善。以西方学者对民主制度的反思为根据，认为西方学者放弃了民主理想和民主制度，并由此认为当今中国社会应拒斥民主制度和民主理想，是在欺人自欺，误导民众，自我忽悠。

方先生质疑民主制度的另个理由是，“二战以来实现民主化的国家和地区，从东亚到南亚，从亚洲到拉丁美洲，迄今为止真正成功的还为数甚少。”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就亚洲而言，日本、韩国、印度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取得的民主建设成就不能轻易抹杀，其示范作用更不可低估。民主制度是立法上的一件杰作，需要精心设计，它不同于君主专制政体，只要有愿望，谁都能干。民主制度的繁难，我们确实要有充分的估计。这种制度在欧洲、北美各国的建立历经几百年，而民主理念为亚洲尤其是东亚各国所了解至多不过百余年。以亚洲各国这百余年的民主实践而断言民主制度没有前途，很不恰当。

方先生最后的结论是“以党争和大众政治为特色的民主政治，并不符合以集体主义、关系本位为特点的中国文化，儒家式的贤能政治仍将是未来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或基石。”这是画龙点睛之笔。我认为，方先生对君主制度的青睐及其对民主制度的非议，都是为这最后的结论做铺垫。对此，有必要指出，将“党争和大众政治”视为民主政治的特色，是只看到了民主制度的皮相；以“集体主义、关系本位”作为中国文化的特点，准确与否，姑且不论，重要的是，这“集体主义、关系本位”何以决定中国一定要实行“儒家式的贤能政治”？二者的内在联系性何在？最后也最重要的是，君主专制导致君主及其权力难以避免腐败，那么，儒家式的贤能政治有什么灵丹妙药做到这一点呢？

方先生认为是“民主/专制”二分式思维是徘徊在思想天空的“幽灵”，主张抛弃这种思维习惯。在当今社会，对中国皇权制度的评价不可能没有参照物。在古代社会，人们多以理想中朗朗乾坤的“三代” 之下的仁圣君主如尧、舜等为参照，来评判历史上的君王；自鸦片战争以降，国人在与西方列强的冲突中学到了共和、民主等理念，对历史的评价很难再离开这个具有普适性的价值尺度。古人的“三代“理想与现代民主理念虽有不同，但有一点相同，即民本意识之上对人的价值、尤其是普通百姓的人性价值的珍惜与尊重。以民主反观专制，这种思维并非方先生所谓“两元思维”，更不是什么怪异的“幽灵”。如果皇权制度确如方先生说得那么美好，有那么多的优点可以继承和发扬广大，近代历史上为争取民主而针对皇权制度发动的革命以及付出的巨大代价，岂不都成了毫无价值的胡闹和毫无意义的折腾？历史能如此解释吗？

谢选骏指出：人问“如何认识中国的皇权制度”？我看中国的皇权不是君权，而是一种无法无天的匪党权力——这从秦始皇灭六国就开始了，到满清入关达到了坏的极点。

【11、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走向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夏天】

《對話馬勇：走向共和是偶然但辛亥革命是必然》（戴侖 泉野2021-10-10）报道：

辛亥革命110周年紀念日的到來對當下的中國具有特殊意義，不僅在於中共在10月9日召開最高規格的紀念大會，還在於前不久的台灣國民黨主席選舉，本屬台灣主流意識之外的「異類」參選人張亞中讓「兩岸統一」的論述在島內颳起了一股「旋風」。相對民進黨避談辛亥革命、甚至淡化「雙十」色彩的做法相比，張亞中明確提出辛亥革命與孫中山思想是兩岸最大的公約數。而在大陸一邊，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在9日紀念大會的講話中再次將辛亥革命納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論述體系，並直接喊話「分裂國家的人從來沒有好下場」，無疑讓中共對辛亥革命的紀念不止於話語權的爭奪，更對今天愈發緊繃的台海現實賦予了明確的指向意義。同時在學術上，中國大陸近些年對辛亥革命的研究也一直存在多向度的探索。多維新聞記者近期專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馬勇，就辛亥革命的性質、特點、精神遺產等方面的問題展開對話。本篇為系列專訪第一篇（共四篇）。

多維：今年是辛亥革命110周年，在您的書中及文章中，一直堅持的一個觀點是，走出帝制、走向共和是歷史的偶然，但辛亥革命是歷史的必然。該怎樣理解這裏的偶然和必然？

馬勇：在進入二十世紀的前十年，當時的晚清社會的主流意見非常清晰，認為中國應該走向君主立憲制，不應該繼續延續君主專制，同時也要防止共和。那個時候「共和」在世界範圍內也不是主流政體，採用共和制的重要國家除了歐洲的法國，主要就是大西洋彼岸的美國，但當時美國的共和架構也不算是很好的，有其內部的問題，何況1900年左右美國在國際上也不算具有主導性地位的國家，那時候還是大英帝國在發揮主導作用，美國真正能夠在國際在國際政治上發揮主導作用還要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所以美國的共和體制也稱不上示範性的共和架構。從當時中國國內和國際上兩方面來說，中國「走向共和」是一種歷史的偶然。

但辛亥革命又是一個必然要在中國發生的事件，因為中國社會想要進行主動性的變革（從君主專制到君主立憲制）太難了。我在很多研究中國古代史的文章中談到過，中國的傳統體制，或者說中國的古典體制，可以說是相當的好、非常的好，從周朝開始就建立起了農業文明架構，治理卓越，形成了適應農業文明的中華社會。

要理解中國走向共和的「偶然」和辛亥革命發生的「必然」，要從中國三千多年的歷史脈絡中去理解，核心在於農業文明的建立與被打破。

農業文明的建立要首先從商朝說起。商朝之所以叫「商」，因為那就是一個偏重商業的社會，且沒有婚姻制度、沒有家庭概念，社群組織以母姓為主體，人人都只知道母親不知道父親，沒姓氏制度，連商王都沒有姓。周朝與商朝其實先是在不同的地域當中並行了幾百年，等到周朝完全把商朝給吞併了，就建立起了一個農業文明國家。商周之際的變革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變革，從原來的混沌狀態走向農業文明。

以農業文明為基礎，周朝制定了的血緣宗法制度。周天子之下分封了70多個封國，把周天子的親戚都分到各個地方上去了。周禮制定了「同姓不婚」的制度，宗法制度由此而來，從此周朝開始有姓氏了，張王李趙等姓氏都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出現。

同時隨着農業文明、宗法制度的出現，原來在夏朝商朝時由「中央政府」主管的文化事務，所謂儒家道家法家這些東西，「中央」不管了，開始「學在民間」，「官學下移」，《史記》裏對此都有記載。周朝在天子層面不管意識形態是因為周朝在政治上「中央-封國」的二層架構比較固化了，名義上周王朝是一個統一的帝國，但是周王朝不管實際事務，70多個封國自己去管，比如魯國教育做的好，齊國商業發達等等。周朝這樣的制度安排給中國找出一個方向，就是中國既是一個統一的大帝國，同時又具有政治中心多元化的特徵。

秦王統一中國後實行的秦制，一直影響了中國兩千多年。

馬勇：到秦朝完成大一統的帝國時候，出現了中國歷史上第二次重要的變化「周秦之變」，變的就是把封邦建國的制度取消，採用中央集權的郡縣制架構，將原來的70多個封國改成36郡，所有36郡的政策由中央統一發布。這樣的制度安排從秦朝開始一直持續了2000多年，到20世紀初才徹底結束（即辛亥革命）。

這兩次重要的變革帶給中國的制度性安排和相應的政治措施，非常適合中國的農業文明狀態。不論是漢代到魏晉的察舉制度，還是隋唐以降的科舉制度，中國傳統官僚選拔體制選出的官員相對來講都是比較好的。在農業文明中，老百姓之間的關係很親近，選出的官員都是有文化程度的讀書人，特別注意不要擾民，是老子講的「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一代一代人就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中繁衍。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社會歷史上的動盪和造反是非常少的，之前在一段時期內的革命敍事把農民起義「推動進步」的意義誇大了，其實不需要什麼進步，2000多年一直都是這麼過來的，用老百姓的話說就是「人生苦短」，一生一晃就過去了，你折騰什麼？

可以說，在公元1500年之前，中國一直主導着全球的發展，因為中國面積最大，人口最多。進入16世紀，大航海時代的到來改變了整個世界的歷史進程，因為大航海開啟了全球化的大門，把全球凝聚成一個村莊，這個時候對中國來說不是介入不介入全球化的問題，而是全球化必然把中國一塊兒捲進去，拖着中國走。在這個意義上，16世紀之後中國開始沒有自我了，不得不在全球化背景下安排自己。

但在全球化發生之後，中國的直接反應是逐步閉關鎖國，因為中國已經建立了良好的社會秩序，最需要的是不讓外面侵擾自身。從這個時候開始，即明朝建立開始，中國不再延續自漢唐以來的自由貿易政策——一直到宋元時期，外國人可以到中國境內自由貿易，中國人也可以到外面自由貿易。而明朝之後，變成了中國人可以到別人家那裏自由貿易，但外國人不能到中國貿易。這個道理很簡單，就是中國的制度很優良，不想讓你影響我。

事實上這並不是中國人自身獨有的優越感，連外國人也是這麼看的。明朝晚期利瑪竇（Matteo Ricci）等第一批西方傳教士來到中國的時候，他們對中國簡直都佩服死了。明朝的架構在他們看來，就是古希臘先賢所主張的「哲學家治理」，任何事情都做的井井有條，都可以講出道理來。比如以縣為基本治理單元，只有在科舉考試中拿到最高學歷——進士出身，才能被任命一個「七品芝麻官」，但上任到具體的縣裏就屬於最高首長了，這批官僚上馬能打仗，下馬能治國，告老還鄉開始著書寫文章。中國的皇帝不僅能出考試題，還能批卷子，選拔評定誰是第一名，誰是第二名。這是利瑪竇們看到的中國形象，在西方人看來是很高明很好的「哲學家治理」體制。在大航海之後的200、300年，中國依然故我，那個時候中國的自我感覺和別人對中國的感覺都差不多，即中國很好，外面沒有什麼可學的東西。

明朝萬曆年間，耶穌會率先入華開啟明清中西文化交流的序幕，如1581年來到中國的利瑪竇。（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馬勇：這表明在全球化最初啟動的時代，中國確實是領先者。但後來發生了中國人根本想象不到的事情，就是英國發生了工業革命。18世紀60年代英國率先開啟的工業革命，導致的是一個工業化社會，工業化社會要徹底改變正是中國從周朝以來所建立的農業社會。農業社會是一個熟人社會，講究的是信譽和聲譽，名聲壞了就玩不轉了。工業社會是一個陌生人社會，強調的是我不會首先信任你，而是要訂立契約，大家答應之後遵照契約去執行。這個東西是中國人幾百年來，甚至到今天為止都還沒有完全理解的。在工業文明不可逆轉的大潮下，還固守農業文明那一套是不行的。

18世紀英國工業革命發生的時候，清朝康雍乾時代的經濟正處在高點，甚至是中國農業文明社會形成以來經濟最好的時期，這麼好的狀態是哪來的？很大一個原因是中國在全球貿易中處於巨大順差狀態。在宋元及其之前，中國的自由貿易處於均衡狀態，因為外邊的貿易進的來，自己的貿易出的去，只要有利可圖，就會有人進行貿易，賠錢了就跑掉。而明代之後，中國逐漸對貿易進行管制，對外的貿易是自由的，對內的貿易是管制的，這就導致了貿易失衡。所以明朝時才會有倭寇出現，所謂的「倭寇」其實就是走私貿易，管制之下走私有利可圖。

貿易的不均衡造成了當時中國的畸形繁榮，白銀資本單向流入中國，中國的出口在不斷增加，但基本就是茶葉、絲綢、瓷器這老三樣，初級的農產品、手工藝品，沒有太多技術含量。西方工業社會的建構改變整個社會結構，資產階級出現，城市生活出現，新階級、新生活方式也產生了新的文化，比如英國人喝下午茶喝出了新的文化。而中國這邊並沒有接納工業革命所帶來的東西，只在享受貿易順差。

英國工業革命發生20年的時候，英國提出要調整中英貿易失衡的問題。1888年英國派卡斯卡特（Charles Cathcart）使團到中國，但卡斯卡特死在路上了，沒談成。1793年，英國再次派出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使團，還是同樣的訴求，即擴大與中國的貿易，多設幾個通商口岸，其實就是為了讓貿易重心前移，向生產地靠攏。比如英國進口最大宗的商品之一茶葉，茶葉的主產地集中在福建省武夷山地區、浙江省、雲南省等地，這是自然條件決定的，如果英國能在中國多開幾個通商口岸，就地收購能讓成本下降，增加貿易量，都是很簡單的道理。

馬勇：馬戛爾尼使團來到中國的時候，中國正是乾隆盛世，使團與清廷在北京、在承德避暑山莊的洽談都沒什麼問題的，準確地說是前半程談的都沒有問題的。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中國當時處在繁榮時期，對外部世界發生的事情不了解，或者說也沒什麼興趣了解，不知道世界在18世紀末已經發生了英國工業革命、法國大革命、美國獨立革命這三大變化。這也就導致了一個結果：當談判快結束的時候，中國正是通過與馬戛爾尼使團的交流得知了法國大革命，聽說了在法國發生了這麼一起慘烈的暴力革命，於是中國政府不同意再擴大貿易了，不同意開放更多的口岸，還是回到一口通商。據馬戛爾尼使團自己的記載，說如果我們能提前兩年到中國，很可能就談成了。

清廷為什麼在談判最後改變主意？其實和今天的道理是一樣的，當你想做出變化、做出改革的時候，不友好的外部環境會成為阻礙因素，尤其是知道了法國發生了「顏色革命」（法國大革命）的時候，自然就會引起清朝威權君主制的警覺——要是開放了更多通商口岸，共和革命也傳進來了怎麼辦？因此清政府就不談了。馬戛爾尼使團走了之後，中國與外部世界的貿易失衡不但沒有解決，還在加劇，而中國社會還與當時外部世界的動盪隔斷了，「顏色革命」影響不到當時的中國，中國很安靜。

23年之後，1816年，英國人又來了，派來阿美士德（William Amherst）使團，但是中國連理都不理，因為整個歐洲在法國大革命之後陷入了持續性動盪，清廷覺得我憑什麼還跟你接軌。阿美士德使團出使中國失敗之後，英國對外貿易尤其是對中國貿易不可持續，沒有白銀做生意了，急需找到一個替代品，鴉片就出現了。從1816年到1836年，20年的時間，鴉片一進到中國來，中國的白銀就倒流出去了，「外匯儲備」就沒了，實際上鴉片是扮演了硬通貨的角色。

一直到上世紀50年代，鴉片都是硬通貨。鴉片是毒品，在經濟屬性上屬於成癮奢侈品，這個東西流到中國大眾面前，把中國的經濟體系破壞了。彼時中國面臨的挑戰是，能不能夠改革原來的農業文明架構，事實顯然是沒有改變，於是就引發了鴉片戰爭。鴉片戰爭之後中國被要求打開五個通商口岸，走私貿易沒了，中國開始向一個半開放的狀態轉型，又過了十幾年中國北方也開放了，加上長江口岸開放，基本相當於中國的大部分都開放了。

馬勇：可即便是五口通商之後到大部分開放，中國的出口仍然在增加，外國的商品仍然進不來（在中國賣不出去）。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就在於中國農業文明力量太強大，龐大的中國農民階級沒有什麼消費需求，我穿土布做的衣服就可以了，為什麼要買洋布呢？要知道一直到1970年代，時任中國總理周恩來批准引進化纖產品，中國人才大規模開始穿戴滌綸製品。從工業革命之後的幾百年間，西方國家形成工業社會，中國的農業社會則在頑強的支撐着，一直持續到1860年。

1860年之後中國國門打開了很多，開始發展自己的工業，這就是歷史上常說的自強新政，或洋務運動。這場運動持續了三十多年，但中國仍然不是一個工業化社會，整個龐大的中國社會底層幾乎沒有受到影響，僅僅是靠國家推動工業生產，設立江南造船廠等，可是所需要的下游產業仍然由政府來提供，相當於政府在主導工業發展，但沒有在中國構成一個工業化社會，中國傳統的士農工商結構沒有解體，這樣的狀態從1860年一直持續到1894年。

1894年的甲午戰爭中國戰敗，《馬關條約》打開了貨幣管制的環節，即在中國的通商口岸允許日本臣民自由辦商。這相當於打開了中國的金融通道，日本資本進來了，美國資本進來了，中國的資本市場成為一個開放的市場，誰都可以來投資了。這個時候發生一個問題，外國人都可以投資，中國人自己能不能投資呢？於是原來的買辦這撥人就轉型為產業資本，隨着這一轉型，中國的資本階級出現了，原來士農工商的社會結構被打破，這是從1895年開始出現的重大變化。

到了1900年，重大變化再增加一個，不僅金融對外開放，價值觀也趨於同世界一致。1900年的義和團事件，讓清政府意識到不能再引導排外，並規定如果誰引導排外就取消該地參加科舉考試的資格。1901年之後，中國的排外思潮就沒了，等到近20年後發生另外一種形式上的民族主義革命，已經屬於全世界民族獨立浪潮中的一部分，已經不是排外的問題了。

也就是說，1900年之後，中國算是找到一個新的方向，這個方向就是工業發展在中國真正開始了，中國的資本階級開始在工業社會中生髮出來了。工業文明開始出現，中國的城市開始出現，這些東西都是進步的地方。

可為什麼又經過10年發展，到了最後還是出現了辛亥革命的「必然」呢？因為中國的資本家，和英國乃至全世界的資本家一樣，都在壯大後面臨權利分享的問題。作為資本階級來說，我做出來的的產業，我是納稅人，最後我沒有發言權，那還怎麼幹？所以可以看到，中國在20世紀最初的十年，遵循的是資本階級成長起來之後的權利分享運動。

南京1865產業園，金陵機器製造局舊址。金陵機器製造局（今南京晨光機器製造廠的前身）誕生於1865年，是晚清洋務運動中開辦較早、規模較大的工廠，其主要產品有槍、炮、彈藥、火藥、水雷等。（視覺中國）

馬勇：可以看到，1901年清政府講的改革的方向，就是君主立憲，約束君主的權利。1905年五大臣出國考察，1906年開始的預備立憲，走的全是權利分享的路，即把君主的權利邊界給約束住，同時設立一個外腦，即議會，來維護民族資本家階級的利益。英國當年就是按照良性的狀態發展，資本家階級和國王簽約，你的權利在哪，我的權利在哪，最後實現了君主立憲。中國1908年《欽定憲法大綱》頒佈，思路也是這樣。《欽定憲法大綱》中第一大條款是君主的權利，第二大條款是人民的義務，就是英國大憲章運動的東西。

為什麼（君主立憲）最後又推行不了呢？因為中國在農業文明社會耽擱太久，想要主動推行改革太難。其實1911年的時候，憲政改革日期都公布了，當年5月8日責任政府就宣佈成立了，但是大家覺得不理想，因為責任政府事實上還是一個皇族內閣，改革的目標本來就是不分滿漢，現在你腦子裏還想着皇族。可即便是這樣，也並沒有什麼人出來鬧事，真正讓改革推動不下去的是議會選舉。在當時改革的一攬子計劃中，責任政府配有「外腦」議會，君主成為「虛位君主」狀態，所有國策交給議會去辯論，日本在1891年設立國會就是這樣。但是在1911年憲政改革的最後關頭，滿洲統治者不幹了，其中的邏輯也非常好理解，我們打天下做天下200多年，你們選舉一下就可以把我們搞沒了。

因此，中國向工業社會轉型的過程中，走到這一步，辛亥革命這樣一種大的變動就成為歷史的必然，因為中國沒辦法像英國、日本那樣平滑的走向憲政架構。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標誌着辛亥革命的爆發，到1912年3月清帝退位，清政府的邏輯是既然妥協不了那就退出吧，我寧願退出也不能接受把我選舉下來，更何況段祺瑞等這幫推動中國共和轉型的新軍人還給皇室開出了退位優待條件。從南方北上的這些「共和黨」本意是不忍心對付自己的「老主人」（清帝國是他們的「老主人」），而這份優待條例在事實上導致清帝國的決策者不敢抵抗，不敢強硬談判，也不甘讓權，乾脆就退位享受優待，變成一個「萬年存在」的小朝廷。清帝國退位並不是清朝結束，大清這個名號、國號都還存在，中華民國是在清帝國當中衍生出來的，只不過清帝國從一個大帝國成為一個小帝國，年號仍然會順着繼任的皇帝編下去。只不過這樣的制度設計到1925年的時候被打破了，否則一個類似於梵蒂岡的「小清帝國」可以被中華民國一直優待下去。

由此可以看出，無論是中國自身的社會性質，還是清王朝統治者的侷限性，辛亥革命這樣的資產階級革命都是歷史的必然。

谢选骏指出：上文说，“從這個時候開始，即明朝建立開始，中國不再延續自漢唐以來的自由貿易政策——一直到宋元時期，外國人可以到中國境內自由貿易，中國人也可以到外面自由貿易。而明朝之後，變成了中國人可以到別人家那裏自由貿易，但外國人不能到中國貿易。這個道理很簡單，就是中國的制度很優良，不想讓你影響我。”——其中把汉唐相提并论，犯了一个基本的历史错误。这是因为，作者不知中国文明有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之分。事实上，汉唐两者完全不同。倒是漢朝和明朝一样，并无自由贸易。

《最严重的技术泄密，外国商人从中国偷走几只虫子，令中国损失百亿》（腾讯网）报道：

丝绸，曾是中国的特产。早在原始社会时期，中国的先民就利用桑蚕丝编织精美的丝织品。汉武帝之后，丝绸之路开通，丝绸便成为中国出口的硬通货。汉朝的丝绸以波斯人为中介，远销至罗马帝国，赚取了无数外汇。

当时，丝绸被罗马人视为奢侈的象征，达官显贵都以拥有丝绸为荣。在一次公共集会上，凯撒大帝曾穿一身金边紫色丝绸长袍出现在民众面前，其奢华与名贵，让罗马人民万分震惊。

在凯撒的带动下，罗马帝国每年都要从中东进口大量丝绸，花费达到一亿塞斯特斯（塞斯特斯为西罗马的货币名称;一亿塞斯特斯相当于今天1000万美元的价值）。在那个时代，罗马人的金币刚一铸成，就会立即流往东方，换成精美的丝绸。

巨额的金币流出让罗马人非常不安，他们著名的诗人维吉尔曾大声疾呼：“如果再进口这种美妙的织物，罗马的国库将一文不剩。”为此，提比略皇帝专门下旨，禁止贵族再穿丝织物。但是这个禁令简直形同虚设，因为提比略自己就是丝绸的爱好者。

为了解决因丝绸贸易导致的黄金流出，罗马帝国多次对波斯人发动战争，兵锋直抵波斯湾，但是仍然无济于事。因此，罗马人开始动起了歪脑筋——我们为什么不能自己生产呢？

一开始，罗马人并不知道丝绸是哪个国家生产的，更不知道在远东有个强大的汉朝（虽然汉朝是知道罗马的）。他们将那个遥远的国家称为“塞里斯国”，并说丝绸其实是树上长出来的。其后，罗马商人从埃及出海，寻找到了通往印度的海上商路，并了解到在东方有个汉朝。而且也知道，汉朝才是丝绸的原产国。

公元四世纪时，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秘密派遣一群间谍前往中国，并命令他们必须掌握丝绸的秘密。当时的中国处于南北朝时期，罗马间谍装扮成景教传教士以及商人，乘船来到南齐，并了解到丝绸的原料其实是一种虫子吐的丝。然后历代中国政府为了垄断丝绸的秘密，一向严禁桑蚕出境。

然而罗马间谍毕竟非常熟练，他们找了几根竹杖，在里面做了机关，并蚕以及桑叶种子装入竹杖内。就这样，罗马人轻松瞒过了南齐的士兵，将丝绸的秘密偷回国内。

就这样，东罗马帝国迅速建立了繁荣的丝绸生产业，其制作之精美，甚至能与中国丝绸相比。拜占庭的丝绸以绚烂的色彩而闻名于世，织工们运用金线等材料，采用复杂的设计方案，在织机生产出的织物上点缀繁丽的图案。

东罗马丝织品

从此，陆路丝绸贸易的意义就大打折扣了，让中国受到巨大损失。虽然中国丝绸也不断在出口，但却受到了东罗马丝绸生产业的冲击，几百年来，损失何止千亿？

查士丁尼一世过后，丝绸的生产与销售成为了帝国的一项重要垄断产业，丝绸在皇家丝绸厂里进行加工，随后被卖给授权的买家。东罗马的丝绸远销至西欧，让这个老大帝国赚取了无数金币，也重新建立了强大的军队。查士丁尼运用这笔收入，向东击溃了波斯帝国，向西消灭了多个日耳曼国家，险些重新统一两个罗马帝国。

1204年，西欧十字军攻占东罗马首都君士坦丁堡，给东罗马的丝织业带来了一场浩劫。不过他们的丝织技术也被顺利地带到西欧，在意大利沿岸也出现了繁荣的丝织业。从此以后，西欧也无需依赖来自东罗马以及中国的丝绸。

由于中国古人意识不到技术泄密的严重性，最终导致罗马人轻松窃取我们的技术，给我们的丝绸贸易造成极大损失，这个教训是极其严重的，值得我们现代人警醒。

谢选骏指出：汉朝中国人不能随便出国，更没有自由和外国进行贸易的权利，否则就是视同叛国了——这与明朝的海禁政策不谋而合！为何如此？因为两汉与明清都是封闭的帝国时代，而非开放的王国时代——例如第一期中国文明的春秋战国以及第二期中国文明的五代十国两宋。

《帝国手段：汉朝打造的贡纳体系，如何深入推动中西贸易发展？》（2020-06-28 搜狐）报道：

随着汉朝发展，其经济和军事实力大大加强，帝国统治者开始考虑向西方扩张，与西方国家建立经济联系已成必然趋势。但是，这里的西方国家不能认为仅仅是张骞所通使的西域国家，而应该包括更加偏西的印度、安息以及罗马等国家。值得一提的是，与西方国家建立的经济联系既包括与西域官方贡纳体系下的贸易，也涵盖了与西方国家的非通贡贸易，不仅对汉朝而且对中亚的政治、军事、经济方面都产生了影响，在历史上具有独特价值。尽管边境贸易是在汉代占据主要地位，但是，汉朝与边境之外的贸易同样非常重要。

丝绸之路，与汉朝产生经济联系的国家绝不仅仅局限在张骞去过的地方

贡纳体系下的西域

首先，张骞通使西域是对匈奴从和亲体制向贡纳体制转变的一个结果，西域的一些国家一度是被匈奴征服和剥削的对象，他们的财富受到了勒索，人民遭到了奴役。当时汉帝国为了斩断匈奴在西域的经济和军事基地，便在匈奴的敌人之间寻求联盟，这表明了汉帝国的需求；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探查了与其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性，并为之后与中亚国家建立联系取得一些进展，最为重要的是张骞在出使西域的过程中发现汉帝国的财物对那里的人有着很大的吸引力，这是西域国家的需求。尽管对于汉帝国来说政治目的尤为重要，但是其经济目的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博望侯张骞

《史记》：自博望侯开外国道以尊贵，其后从吏卒皆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天子为其绝远，非人所乐往，听其言，予节，募吏民毋问所从来，为具备人众遣之，以广其道。可见，西域的一些物品引起了汉帝国官员和皇帝的兴趣，在与西域的联系中起到了一定作用。《汉书》“今悔过来，而无亲属贵人，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故烦使者送至县度，恐失实见欺。”西域国家到汉帝国的不是一些贵族，而是一些以进贡名义寻求与汉帝国进行贸易的商人，这充分说明了汉帝国商品对西域国家的吸引力。

张骞通西域以后，汉朝与西域乃至更西的国家贸易频繁，胡饼就是在那个时期传入中原的食物之一。

西域国家纳入汉帝国贡纳体系是一个渐进过程。首先，张骞在第二次出使西域便带着大量礼物（牛羊、金币、帛等）试图用财物去争取他们，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证明光有财物是不行的；之后汉帝国也对西域国家采用了和亲政策来拉拢西域国家同时疏远匈奴，不过，这一切是在汉帝国打败匈奴并且对西域发动征服战争后才进行的，西域国家因此逐步臣服汉朝。公元前101年，汉朝征服大宛标志着汉帝国统治中亚的开始，而在对大宛的战争胜利后，大部分西域国家自愿加入汉帝国的贡纳体系。《史记》记载，“诸所过小国闻宛破，皆使其子弟从军入献，见天子，因以为质焉”正体现了这一点。

汉朝远征大宛，行军数万里，甚至饿死10万兵士，但却真正践行了“虽远必诛”，此后西域诸国被纳入贡纳体系

但是，贡纳体系一直处于微妙的平衡状态，汉帝国与西域国家的关系不可能始终保持稳定，这必然导致汉帝国在必要时候实施一些维持措施。首先，人质一直是贡纳体系的特征。从公元前108年到公元175年西域所有贡纳国的大量人质都被送到汉朝，与少数胡族的人质安置在边境不同的是，西域国家的人质被安置在京城，他们接受汉帝国的教育，遵守汉帝国的法律。除了人质，汉帝国也经常把官爵赐给贡纳国首脑以达到控制西域的目的。

西域使节上表，向汉称臣

据《汉书》记载，到西汉末年，从翻译官、将军到侯爵等为数不少于376个官爵被授予西域50多个国家，而在东汉时期也采取了这样的措施。当然，除了上述这种间接的方式之外，汉帝国还采取了较为直接的方式，那便是建立了西域都护府和戍己校尉两个官职。西域都护府在宣帝统治时期首创，尽管他是一个军事机构，但是它充当皇帝的政治代表，西域都护不仅保证把西域国家控制在贡纳体系下，还要调节贡纳国之间的联系。从此之后，都护便成为贡纳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戍己校尉与都护府相似，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机构，他不仅掌管屯田还负责汉朝士兵（驻扎西域）的食品供给。《后汉书》记载，故设戍己之官，分任其事;建都护之帅，总领其权。先驯则赏簸金而赐龟绶，后服则系头颡而衅北阙。可见，都护和戍己校尉的权力范围广泛，甚至承担了贡品和礼物的交易事务，维持了汉帝国与西域的贡纳体系。

与西方国家的非通贡贸易

在汉朝对外输出的所有货物当中，丝绸无疑是最受外国人珍爱的商品之一。丝绸之路更是东起长安，沿着甘肃走廊往西，越过塔里木盆地和帕米尔高原，再通过今天的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等，最终抵达地中海沿岸。尽管汉帝国和罗马之间存在着丝绸之路的联系，但两者没有直接接触，他们之间的丝绸贸易通过大量的中间国家作为媒介，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印度和安息。

首先，中国人与印度人之间的贸易在张骞通西域的西汉初年便已经开始了，而张骞在大夏看到了曾经从印度传来的四川产品。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出现了一条更加重要方便的陆路，正是通过这条路中国的丝绸传到了印度，通常情况下中国内地的丝绸通过于阗再转运到印度。在东汉时期，印度与中国已经建立了广泛的交往。《后汉书》记载：“其条支、安息诸国至于海濒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九年，班超遣掾甘英穷临西海而还”可见，在汉和帝统治时期便已经与印度有了联系，而这时的汉人对印度也有了一定的了解。我们把汉帝国与印度的贸易也可归为中转贸易，因为大量的丝绸是从印度运到罗马的。

汉代丝绸

《后汉书》记载：其（大秦）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欲遮阂不得自达。可见汉帝国与安息国之间贸易的存在。而安息人通过对经过的商队征收关税，使得自己无须任何投入就能获取可观的利润和财富，大部分钱都落入了中间人的腰包。另外，通过贸易传入西方的不仅是丝绸，由于汉帝国的冶铁技术高，法律上的逐渐松弛，铁器传入到边境胡族国家，最后转运到罗马等国家。

汉代铁制农具

除了贸易之外，汉帝国的丝绸也通过其他渠道被带到了西方国家。一个重要的渠道便是皇帝把丝绸当成礼物赏赐给各个胡族国家尤其是贡纳国首领；另一个渠道就是丝绸的体积小、重量轻、价值高，可以当做货币来使用。早在西汉时期，汉朝使者和商人去西域的时候，便可以用丝绸作为支付自己旅途费用的货币。

总评

总之，汉朝经济和军事实力不断增强引发了连锁反应，首当其冲的便是其对外政策，国力强盛意味着和亲政策不再适应当下的局势，汉帝国由此开始打造贡纳体系。这一体系起初只是囊括了边境地区的游牧民族，后出于某种政治目的，两汉均把西域诸国纳入贡纳体系，为了保证贡纳体系的平衡状态，汉帝国不惜采取诸多特别手段。打造贡纳体系的初衷或许主要是为了实现政治目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种体系下，汉朝的贸易空前繁荣。如果说商人互市，贡品和礼物的交易事务等是贡纳体系下西域与汉朝贸易往来的表现形式的话，这一体系同样影响了汉朝与西域外国家的贸易往来。张骞在大夏居然看到了产于四川的物品，而这些东西又是从印度转运过去的，这本身就很说明问题，如果汉朝没有把西域囊括进贡纳体系，后者进而得到我国大量物品的话，印度等国又怎能成为中西贸易的中转站呢？另一方面，无论是走私贸易，还是汉朝皇帝对西域贡纳国的赏赐，亦或是中原商人在西域以丝绸来充当货币，这些都是我国物品流入西方国家的基本条件。从这些方面来讲，汉帝国虽然没有直接把西方国家纳入贡纳体系，但两汉时期的所有贸易都深受贡纳体系影响，中西非通贡贸易自然也不例外。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贡纳体系最终在封建社会末期阻碍了社会发展，但其在两汉时期对边境贸易、中外贸易的推动作用无可替代。

谢选骏指出：汉朝与匈奴、西域的贸易，类似中共与苏联、东欧的贸易，都是国家垄断的的，不是自由贸易。在这种意义上，中共是对辛亥革命的逆转——辛亥革命就是要挣脱两汉和明清那样的帝国体制，开启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春天。而我们今天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的意义，就是要走向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夏天，结束现代南北朝，创造一个新的隋唐！

【12、内藤湖南和陈寅恪都未能揭示第二期中国文明】

《内藤湖南和陈寅恪的“六朝隋唐论”试析》（牟发松 2003-12-06 刊《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3期）报道：

一、引言——后来者无法绕开的丰碑

魏晋南北朝（以下或简称六朝）隋唐在中国历史分期中的位置，中日学界迄今尚无定说。远者不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日学界都曾就中国古史分期进行过激烈的争论。中国学界形成了所谓“三派五说”：西周封建论；战国封建论和与之大体相似的春秋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西汉封建说；魏晋封建论和与之大体相似的东汉封建说、东晋封建说。其中关于魏晋南北朝隋唐的社会性质，诸说虽然都认为这一时代已进入封建社会，但它处于封建社会的哪一阶段，相互间仍有较大分歧；日本学界则有将这一时代视为中世和包括在古代以内的两种说法，其对立更为明显[1]。

《剑桥中国隋唐史》在《导言》中论及中国6至11世纪即隋唐至北宋时期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时，称引了两位当代历史学者的卓越贡献。其一是日本的内藤湖南氏，认为他是“首先研究了这一大问题”，其观点“对近代研究的发展来说仍是站得住脚的一家之言”。其二“是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他的分析对以后的研究证明是非常有成效的出发点”，“他同样提出了制度发展方面有创见和洞察力的观点”[2]。剑桥史作者将这两位学者并列，认为他们的成果是进一步推进唐史研究的有效“出发点”，是非常有眼光的。内藤氏在东洋史领域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关于六朝隋唐方面的研究，特别是对其时代性质的判断，极具开创性，其影响在日本学界历久而不衰[3]。中国的陈寅恪以“不古不今之学”（六朝隋唐史）名家，他按照自己的家世背景和学术素养，遵循独特的研究途径，“在司马光之后”将六朝隋唐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4]。“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5]的陈寅恪氏，不曾参与五十年代以来基于唯物史观的中国古史分期讨论，但他对于六朝隋唐的历史发展及其特征，有着自己独特而通贯的认识，其研究成果及理论、方法，影响了中国的几代史学工作者。可以说，内藤湖南和陈寅恪关于六朝隋唐史的研究，已构成后来者无法绕开的丰碑：对于他们的建树，无论赞成与否，都无法回避和忽视其存在。

谷川道雄氏曾在《中国史上的古代和中世》一文中说，一如在山中迷了路应遵循返回到出发点的原则，要究明六朝隋唐的时代性质，应向近代中国历史分期论的创倡者内藤湖南回归，对其提出的观点进行充分的再研讨[6]。一个时期以来，陈寅恪的研究成果曾受到不公正的评价，但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随着对史学领域中教条、空泛倾向的深入反省，陈氏的学术业绩在中国大陆恢复了应有的地位，许多六朝隋唐史研究者又重新回到“陈寅恪的基础上”，甚至重新回到陈氏“四十多年前提出的”具体问题上[7]。新世纪伊始，当我们回顾20世纪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并觇望前景时，就不能不回顾这两位史学先行者的“六朝隋唐论”[8]。

二、内藤湖南的“六朝隋唐论”

内藤湖南的“六朝隋唐论”，立论于他对中国历史的总体把握之中，甚至可以说是他所建构的中国历史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环。

内藤氏的“六朝隋唐论”，简单地说，就是将六朝隋唐确立为中国的“中世”（一称“中古”，后汉中期以前为“上古”，宋以后至明清为“近世”）。“中世”或“中古”，以及“上古”、“近世”等词汇，在汉语中古已有之[9]，都是就距离所处时代之时间远近而言。内藤氏以前的中日学者，已有仿照西洋史将中国历史分为上世（上古）、中世（中古）及近世者[10]，但大抵以朝代为单位，非如欧洲史上的古代（Ancient）、中世（Medieval）、近代（modern），各有明确的时代特征和社会形态内容，前后变迁之迹亦历历可寻。内藤氏的六朝隋唐中世论，则具有中世之所以为中世的具体内涵和特征。内藤氏通过两个核心的命题，即“唐宋变革论”和“（六朝隋唐）贵族制论”，具体表现了这些内涵和特征。

内藤氏论证中世结束于唐代、近世开端于宋代的“唐宋变革论”，即被欧美学界广泛接受的所谓“内藤假说”（Naito Hypothesis），已成为内藤史学的标识[11]。我们知道，唐宋变革论是以对比六朝隋唐贵族政治和宋代君主独裁政治两种政治体制为核心而展开的，然后推及于经济、学术、文学、艺术、音乐等层面的变化[12]，换句话说，内藤氏对宋代历史特征的判断，是基于对六朝隋唐时代特征的把握。而内藤氏用以揭示六朝隋唐时代特征的，则为其“贵族制论”，这是内藤氏通过长期研究而逐步形成的一个理论框架[13]。

内藤氏指出：“要之，六朝时代，贵族成为中心，这就是支那中世一切事物的根本”；贵族政治就是“政治权力由贵族团体所垄断的”的政治体制；“六朝至唐中叶，是中国贵族政治最盛的时代”[14]。总之，贵族和以之为中心的贵族政治，被视为中国中世的根本和象征。

“这个时代的中国贵族，不是根据制度从天子那里领到土地和人民，而是作为地方有名望的家族长期自然承续，从这种关系中形成门第”。这种“门第”的本体即郡望。其“长期自然承续”，既指“累代相续任官”[15]，更指基于血缘关系的“家族制度”意义上的承续[16]。

贵族制度也是从这种“地方有名望的家族长期自然承续”的关系中产生的。“贵族政治时代的习惯是由贵族掌握权力……尽管在制度上并不承认贵族的权力”。“名族在当时占有极其优越的政治地位。这就是说，当时的政治属贵族全体专有，若非贵族，不能出任高官”。“君主在中世虽然居于代表贵族的位置”，“但既然成为君主，最终便不免成为贵族政治机制的一环。换言之，君主是贵族阶级的共有物，只有在承认贵族的特权后才可以推行其政治，个人不可能拥有绝对权力。……（贵族）觉得君主不称意便施行废立”。“政治成为天子和贵族的协议体。……贵族并不绝对服从天子的命令”。“贵族时代，人民在整体贵族眼中视若奴隶”，或者是“贵族团体的佃农”，在文学、艺术、音乐等领域，亦是贵族的天下[17]。

上述内藤氏通过“唐宋变革论”所揭示的近世论，是以“贵族制论”所揭示的中世论为前提的，内藤氏的中世论，则是以他对整个中国历史的把握为前提的。那么，内藤湖南又是根据何种理论来把握整个中国历史的呢？如所周知，那就是作为内藤史学的理论基础的“文化史观”。他在《支那上古史·绪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余之所谓东洋史，就是支那文化发展的历史”。他正是根据中国文化的发展诸阶段及其特质，来确定中国历史发展的诸阶段及其特质，即进行历史分期的。

内藤氏将中国文化的发展归结为文化的移动。这种移动，首先表现为文化在地域上由内而外的扩展性波动和自外而内的反馈性波动，以及与之相应的文化中心的移动；其次表现为文化在不同阶级、阶层乃至不同民族间的移动，以及与之相应的文化自身的内容及形式的变化[18]。这两种不同表现形式的文化移动都成为内藤中世论中的重要指标。从第一种表现来看，中国文化暂时停止由内向外的扩展性波动的时代即后汉后半至西晋，被界定为上古向中世的过渡时代；中国文化自外向内的反馈性波动的时代即五胡十六国至唐中叶，为中世时代；中国文化自外向内的反馈性波动达于顶点的时代即唐末五代，为中世向近世的过渡时代[19]。从文化移动的第二个表现来看，汉武帝时开始倡导的儒家文化，通过与政治、选举紧密结合的教育政策，并经过学问的“中毒”[20]及其反动、社会风气和选举制度的变迁等复杂的转化过程，最终普及到地方社会，从而产生了中世的统治阶层即贵族；与此同时，文化由汉族向周边民族的传播，唤起了后者的民族自觉，最后形成向中国内部发展的五胡势力；而从中世时期贵族垄断文化，逐步向非贵族的平民阶层下移，以及与之相应的诸如文学形式由诗赋而散文而词曲的变化，则被认为是中世向近世推移的重要征象[21]。

内藤氏所理解的文化，有广义、狭义之别。广义的文化包括政治、经济等等，即“文明”的意义所能概括的民族生活的全部，狭义的文化即纯粹的文化，则指一个民族的智力、教养、道德。测量一个民族的文化程度，最重要的是文艺和艺术，科学、哲学尚在其次，至于经济和财富，几乎可以不予考虑[22]。相对于文化，政治则是人类生活中的原始、下等之事[23]。《概括的唐宋时代观》称：““中世和近世的文化状态，究竟有甚么不同？从政治上来说，在于贵族政治的式微和君主独裁的出现。”可知内藤氏的唐宋变革论，也是从文化的角度来谈政治。作为唐宋变革论前提的贵族制论，按照内藤氏的理解，贵族的根源和本质是作为纯粹文化的学问，即儒学和礼教。贵族是官僚，同时又是文化承担者，这一点下文还要谈到。内藤氏关于中世史的概说性论著，以《支那中古的文化》为题，内容“止于礼俗文化，未涉政治典制”[24]。该书最后一节，以“支那文化的根本”为题，认为贵族是“支那中世一切事物的根本”，而在“这一贵族时代所发生的种种文化事象，诸如经学、文学、艺术等等，无不构成这一时代的特色，这些又构成支那文化的根本，今天的支那文化，也是在其基础上构筑起来的”。可知内藤氏的文化史观深深浸透于他的六朝隋唐论中。

三、陈寅恪的“六朝隋唐论”

陈寅恪也属于百科全书式的史学家，他曾立志撰写一部《中国通史》[25]，可惜未能如愿，因而不像内藤湖南那样对中国历史诸阶段皆有系统论著问世。但在六朝隋唐史方面，陈氏既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两部贯通全局、建立框架的专著[26]，又发表了一大批功力深厚、牵涉甚广的专论，另外还有万绳楠氏整理的《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尽管陈氏治学严谨，师承乾嘉务实学风，寓论于史，慎下断语，从不以新理论新方法自诩，但从其论著中，仍可窥见他对六朝隋唐历史特征的独特把握，对这一阶段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思考。姑循上述内藤氏之例，以“六朝隋唐论”概括陈氏在六朝隋唐史方面的理论建树。

陈氏的六朝隋唐论中，其框架性建树也许可概括为“制度文化渊源流变论”和“统治集团分化组合论”。

所谓“制度文化渊源流变论”，是指陈氏从较长的历史过程着眼，通过考察典章制度、学术文化的渊源流变，究明六朝隋唐历史文化的发展脉络及演变趋势。他将传统史学中被轻视的魏晋南北朝与受到重视的隋唐联系起来思考，从动乱分裂的魏晋南北朝（实上溯至汉）为强盛统一的隋唐寻得制度文化的渊源，复从唐代思想、文化中觅求宋代思想文化的源头[27]。其代表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指出隋唐制度三渊源中的南朝梁陈一源，所承汉魏以来之华夏文化分为前后两期输入北方，“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后因北魏取凉州输于北魏，以及隋唐虽继承魏周遗业，而西魏北周一源“影响及于隋唐制度者实较微末”，诸如此类曲折繁复之渊源流变，皆非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具有通识者不能揭发。陈氏还对儒家思想在六朝隋唐时期的渊源流变，特别是与法家、道家、释家思想的整合过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28]。其议论所及，往往下至宋元明清乃至近代的文化。

所谓“统治集团分化组合论”，是指陈氏在治史中对以不同的种族、家族、地域、文化、阶层为背景组成的统治集团特为关注，他善于从这些统治集团的利益对立和兴衰分合中，揭示六朝隋唐历史的发展进程及社会基础，探讨当时各种纷繁复杂的历史事变背后的原因。他曾分析东汉以后，中国社会上儒家大族与非儒家寒族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政治集团（内廷阉宦集团、外廷士大夫集团），其“竞争胜败”、势力升降构成了魏晋“兴亡递嬗”的基础[29]。他还分析了东晋南朝侨姓士族集团和江东士族集团之间的对立与联合，江东士族内部的文化士族和武力强宗两类势力的分野，北方侨流集团因南来路线及其居住地域不同而反映出来的“社会阶级”的差异（上、中、下三层）及地位变化，以及南方土著豪族集团的兴起及影响[30]。在其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以及一系列有关论文中[31]，他深入考察了唐代前期的关陇集团与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后期的长安（天子）集团与河北（镇将）集团[32]，以及外朝士大夫朋党（即经学旧族之李党与新兴词科进士阶级之牛党）与内廷阉氏党派等不同类型的统治集团的相互对立及兴替分化，从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清理出了唐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略论稿》最先提出、《述论稿》中得到详细论证的“关陇集团”概念，则是通贯理解北朝隋唐历史的一把钥匙，“有唐一代三百年间其统治阶级之变迁升降，即是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所鸠合集团之兴衰及其分化”。

陈氏的统治集团论虽然涉及到各种类型的社会、政治集团，实际上始终围绕着一根主线，那就是在中古政治、文化及社会生活中长期占据支配地位的门阀士族集团的兴衰分化过程。他曾指出：“门阀一端乃当时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有关之大问题。”[33]。

陈寅恪“六朝隋唐论”的理论基础，也许可以“文化、种族史观”概之。他自称“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34]。他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开篇即云：“种族及文化二问题……实李唐一代史事关键之所在。”而在种族与文化之间，他又更重文化，“文化之关系较重而种族之关系较轻”[35]。他曾在《柳如是别传》中说：“寅恪尝论北朝胡汉之分，在文化而不在种族。论江东少数民族，标举圣人‘有教无类’之义；论唐代帝系虽源出北朝文化高门之赵郡李氏，但李虎李渊之先世，则为赵郡李氏中，偏于武勇、文化不深之一支；论唐代河北藩镇，实是一胡化集团，所以长安政府始终不能收复；今论明清之际佟养性及卜年事，亦犹斯意。”[36]

陈寅恪研究中古史特重民族文化，当因六朝隋唐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文化大交流的时代，历史发展多与民族与文化相关。上述“制度文化渊源流变论”，不用说以文化的沿革变迁作为基本框架。其统治集团论，涉及到社会集团、种族集团、政治集团甚至军事集团，但对这些集团的界定及演变，往往都是从文化方面着眼来进行分析。如宇文泰藉以鸠集关陇集团的“关中本位政策”，就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内容，后者旨在使该集团“匪独物质上应处同一利害关系之环境，即精神上亦必具同出一渊源之信仰，同受一文化之薰习，始能内安反侧，外御强邻。而精神文化方面尤为融合复杂民族之要道”。关陇集团中人物则为“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入则为相，出则为将，自无文武分途之事”[37]，总之，关陇集团概念乃以民族与文化二要素为其内涵。

文化、种族视角亦是他解析中古士族政治、藩镇割据等政治问题的利器。

他曾指出河朔藩镇诸将：“一为其人之氏族本是胡族，而非汉族；一为其人之氏族虽为汉族，而久居河朔，渐染胡化，与胡人不异。前者属于种族，后者属于文化。质言之，唐代安史之乱后之世局，凡河朔及其他藩镇与中央政府之问题，其核心实属种族文化之关系也。”因此“论唐代河北藩镇问题必于民族及文化二端注意，方能得其真相所在也”[38]。

陈氏所谓文化，其核心内容即为儒家学说及其实践的礼法[39]。陈氏认为中古时期的门阀士族，不仅在于位高权重，而且在于具有学术文化特征，而在家族门第之得以成立及维持不坠方面，儒学及其实践之礼法特征更为根本。他曾指出：“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唯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凡两晋、南北朝之士族盛门，考其原始，几无不如是。”“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故士族家世相传之学业乃与当时之政治社会有极重要之影响。”在兵戈扰攘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学术文化重心“不在政治中心之首都，而分散于各地之名都大邑，是以地方之大族盛门乃为学术文化之所寄托。中原经五胡之乱，而学术文化尚能保持不坠者，固由地方大族势力之力，而汉族之学术文化变为地方化及家门化矣。故论学术，只有家学之可言，而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常不可分离也”[40]。门阀士族被视为中古时期的学术传续和文化托命之人。陈氏在《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一文中驳斥王鸣盛对王导的贬评，肯定王导的功业，亦在于王导“笼络江东士族，统一内部，结合南人北人两种实力，以抵抗外侮，民族因得以独立，文化因得以延续”。

陈氏论著中常以“中古”一词指代所研究的六朝隋唐时代，对于熟谙世界文明史的陈氏，所谓“中古”、“不今不古”，不可能仅仅是一个描述时间距离的辞汇，应当含有时代性质的内容。而陈氏关于六朝隋唐时代特征方面的判断，也多与他的文化、种族史观密切相关。

陈氏《论韩愈》一文中称：“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结合其全文所论，可知这是就学术文化立论而及于政治、社会、经济各方面的时代分期说，他以韩愈生活的时代即中唐为界，将唐代划分为前后两期，实际上又不限于唐代，其前期上承六朝，后期下接赵宋。大凡牵涉种族、文化之变迁，则其事不论巨细，陈氏都格外注意，并见微知著，据以把握政治社会之划时代变动。如建安年间曹操发布唯才是举之令，陈氏谓之“非仅一时求才之旨意，实标明其政策所在，而为一政治社会道德思想上之大变革”，“实有转移数百年世局之作用，非仅一时一事之关系也”。即是从令中反映的道德思想之变立论，推及于政治社会之变[41]。又如李德裕的祖父李栖筠在开元后期自故乡赵郡迁居卫州，事本微末，但陈氏从中发现，唐前期诸胡族大量入居河北，使“数百载山东士族聚居之旧乡，遂一变而为戎区（按：即胡族文化区）”，河北士族“以力量不能抵抗之故”，才被迫“舍弃乡邑，出走他地”，进而又从这一地区性的种族、文化变动中，洞悉到唐后期藩镇割据形势所以出现的深层次原因。故陈氏谓此变动为“河北地域政治社会之大变动”、“中古政治社会上之大事变”、“吾国中古史之一大事”，从而使李栖筠自赵徙卫这一件小事顿具重大历史意义[42]。其余如视梁末侯景之乱为“江左世局之一大变”，“一划分时期之大事”；视北魏末河阴之变为“中古史划分时期之重要事变”；视唐末朱全忠执政后诛杀“清流”，“斯又中古政治社会之一大变”[43]，都是从文化、种族意义立论，至于这些事变所引起的政治、社会变动，不过是其文化、种族意义在政治、社会层面的反映而已。

四、两氏“六朝隋唐论”之比较

上文对内藤湖南、陈寅恪两氏的六朝隋唐论的理解，如果大体不误，可知二者之间有惊人的相似[44]。

其一，两氏的六朝隋唐论都基于文化史观。虽然我们以“文化、种族史观”来概括陈氏的史学理论，实际上如上所述，陈氏反复申明文化与种族二者之间，是文化决定种族，《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曾据《北史·源贺传》作出如下明确表述：“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故陈氏之“文化、种族史观”实可归约为“文化史观”。

当然，种族（民族、氏族）问题毕竟在陈氏的六朝隋唐论中据有重要的位置，这是不容否认的。不过我们知道，内藤氏的文化史观，本根据中国社会内在的文化创造力及其波动，来把握中国历史的发展：文化之向外扩展，引起周边民族的自觉；自觉后的周边民族势力向中国内地的渗透，被理解为文化由外部向内部的反向波动。这也表明内藤氏的文化史观，同样包含着民族因素。内藤氏以文化波动所表述的中国中古时期周边民族与中原汉民族的关系，不禁令人联想起陈氏关于唐代藩镇问题的论述，以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下篇的标题——“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及其内容。

内藤氏在《支那中古的文化》开篇“时代区分”一节中说，在后汉末至唐末的中古时代，从古代相续而来的中国文化，因为“文化的自我中毒”而发生分解，渐至崩坏。至南北朝时代，中国文化一方面在汉族聚居的内地滋生出新的萌芽，一方面又加上其他民族传进来的文化，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这里不妨引用一段吴宓《空轩诗话》中转述陈氏的话：“寅恪尝谓唐代以异族入主中原，以新兴之精神，强健活泼之血脉，注入于久远而陈腐之文化，故其结果灿烂辉煌，有欧洲骑士文学之盛况。而唐代文学特富想象，亦由于此云尔。”[45]二者之相似一望可知。

其二，陈氏的“统治集团分化组合论”和内藤氏的“贵族论”，都是围绕同一个主题，即门阀士族，唯陈氏的视角更为宽广而已。陈氏所谓“统治集团”之代表，实即内藤氏所谓“贵族”，也就是当时在社会、文化及政治诸方面占据统治地位的门阀士族。两氏都特别重视门阀士族的文化特征（作为家学的儒学及礼法门风）和超越于政治之上的社会地位。陈氏认为，门阀的政治特征，即高官厚禄，并非门阀的原始特征，更不是“唯一的表征”，门阀定义中政治特征的分量加重，乃是历史发展的结果。陈氏曾就六朝隋唐时期门阀的观念及定义的变化，指出：“此种变迁乃逐渐形成者，在六朝初期所谓高门，不必以高官为唯一之标准，即寒士有才，亦可目为胜流，寒女有德亦得偶配名族，非若六朝后期魏孝文之品目门第专以官爵之高下为标准也。”陈氏又指出，直到唐代，尽管皇室“对于山东旧族本持压抑政策”，却不能完全动摇其社会地位，甚至在一些山东高门的心目中，“李唐数百年天子之家尚不及山东旧门九品卫佐之崔氏”，足见“帝王之大权”不及山东士族“社会之潜力”[46]。内藤氏亦强调贵族的根源和本质在于文化，而非官爵，他们在政治上不仅独立于皇权，而且凌架于皇权。许多有关的典型史实，如贞观《氏族志》编撰中所反映的皇权和山东士族之间或者说政治权威和社会权威之间的颉颃，两氏都曾引征分析，结论亦大体一致。关于儒学变迁与门阀士族的关系，两氏同样十分关注，尽管视角和论旨不尽相同[47]。

其三，相对于内藤，如果说陈氏的“统治集团论”是一种广视角的“贵族论”，那么，陈氏“制度、文化渊源流变论”中关于文化变迁的代表作《论韩愈》，就是一篇袖珍型的“唐宋变革论”。尽管所论范围有宽窄之别，所得基本结论即“（唐）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则与内藤并无不同。其中所论韩愈“直指人伦，扫除章句之烦琐”，由“南北朝以来正义义疏繁琐之章句学”，变为注重“意义之发明”，“奠定后来宋代新儒学之基础”，则与内藤氏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中所论：“唐代初期，经学重家法和师法……当时的著述大多以义疏为主。义疏是对经书中的注的详细解说，原则是疏不破注。然而到了唐代中叶，开始有人怀疑旧有注疏，要建立一家之言。”真是如此一辙。

其四，当是由于相似的文化史观和研究视角，导致两氏的目光往往同时聚焦在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上。如内藤氏在《支那近世史》第三章“后唐明宗与军士拥立之局”一节，论述了唐末以来藩镇的养子与骄兵等问题，其中谈到为部下拥立的后唐明宗，出身夷狄，原为沙陀将领李克用的众多养子之一。内藤氏将藩镇养子现象，归因于重视谱系的贵族制崩坏和家族制度的紊乱，指出欧阳修《新五代史》专立《义儿传》，正是基于当时的社会状态，反映了五代的特色。陈氏也注意到养子问题。《旧唐书》卷69《张亮传》称，贞观二十年有陕人常德玄，上告张亮“有义儿五百人”，太宗对侍臣说，“亮有义儿五百，畜养此辈，将何为也？正欲反耳”。陈氏评此事曰：“足知当时畜养义子之风气尚不盛，但后来河北藩镇及五代将帅则受胡化，故多畜义子，盖部落遗制也。”[48]两氏都是从民族与文化着眼，唯前者又将之与贵族制、家族制联系起来。类似之例尚多，兹不备举。

其五，内藤、陈两氏的六朝隋唐论均在经济方面着墨不多，他们之所以特重文化，“认为文化超越于政治、经济、民族等等之上”[49]，与他们在中国古代学术文化方面的高深造诣和深厚的家学渊源，不无关联。陈氏评价王国维是深为“（中国）文化所化之人”，“（中国）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50]，实际上这样的评价也非常适合于陈氏自己，对此论者极多，无庸赘言。论者对于内藤氏在近代中日政治关系方面的观点，多有微辞，但对内藤氏不满意日本明治以来盲目崇拜西洋文明的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备加推崇，则向无异辞。值得注意的是，据葭森健介氏的新作《内藤湖南和京都文化史学》[51]，内藤文化史学的形成，深受具有西洋史知识基础的内田银藏、原胜郎两位先生的影响。内田、原二氏都是任教东京大学的兰克弟子利斯的学生，他们研究日本文化在古代、中世、近世的变迁，正是从与西洋史比较的角度来进行的。而陈寅恪氏亦深受兰克史学影响，在他负笈欧美的十余年间，亦以在德国柏林大学滞留时间最长。内藤、陈二氏的史观相似，不知与他们同受近代德国史学的影响有否关联？

其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二氏都对宋学评价极高。内藤氏正是根据宋代文化的先进性来区分中国的中世和近世的，而且他和上举内田、原二氏一样，均以江户时代（1603-1867）为日本的近世，室町时代（1338-1573）为迈向近世的起点，其主要根据则是这一时代的学术、文化出现了革新，作为革新的标志之一，则是克服了受中国唐文化影响的平安文化，转而接受宋元明的文化[52]。陈氏高度评价宋代文化，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又称“中国史学莫盛于宋”[53]。陈氏治史之深受宋代史学影响，王永兴氏论考甚详[54]，今稍作申论。陈氏《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开首云：

吾国近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荡及外缘薰习之故，咸有显著之变迁。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

又《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云：

有清一代经学号称极盛，而史学则远不逮宋人。……近二十年来（按：陈氏此文作于1935年），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

看来，陈氏是将宋代史学与民国以来接受了近代西方思想学术影响的中国新史学相提并论，也就是说，他认为宋代史学具有近代特征。上面曾经谈到，陈氏也主要是根据文化，作出唐代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的论断，即中国历史在宋代发生了重大转变。不过按照陈氏的习惯，他不会以“近世”之类的概念来界定这种新局面。又白乐天《琵琶行》描述他在寻阳江上夜邀长安故娼宴饮弹曲之事，南宋洪迈曾怀疑实无其事，理由是“唐世法网于此为宽，然乐天尝居禁密，且谪宦未久，必不肯乘夜入独处妇人船中，相从饮酒，至于极丝弹之乐，中夕方去”云云。陈寅恪氏《元白诗笺证稿》第二章《琵琶引》称：

容斋（洪迈）所论礼法问题，实涉及吾国社会风俗古今不同之大限，故不能不置一言。考吾国社会风习，如关于男女礼法等问题，唐宋两代实有不同。此可取今日日本为例，盖日本往日虽曾效则中国无所不至，如其近世之于德国及最近之于美国者然。但其所受影响最深者，多为华夏唐代之文化。故其社会风俗，与中国今日社会风气经受宋以后文化影响者，自有差别。斯事显浅易见，不待详论也。惟其关于乐天此诗者有二事可以注意：一即此茶商之娶此长安故倡，特不过一寻常之外妇。其关系本在可离可合之间，以今日通行语言之，直“同居”而已。……此即唐代当时士大夫风习，极轻贱社会阶级低下之女子。（下略）

上引可见：1、陈氏所谓“男女礼法等问题，唐宋两代实有不同”，显与内藤氏“唐宋变革论”同调；2、由于“中国今日社会风气经受宋以后文化影响”，故陈氏谓唐宋礼法之别，“实涉及吾国社会风俗古今不同之大限”，此与内藤湖南“认为宋代形成的中国新文化，仍旧延续到现代，换言之，宋代人的文化生活与清末的文化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几无二致[55]。3、陈氏谓“唐代当时士大夫风习极轻视社会阶级低下之女子”，言外之意是宋代并不如此，以致容斋不信实有其事，是犯了以宋准唐的错误。这与内藤湖南认为宋代平民地位提高，亦为相通。4、二氏也有明显不同，那就是陈氏认为日本多受华夏唐文化影响，近世则受西方影响，并无上述内藤、内田、原诸氏认为日本近世的形成，有一个由接受唐文化转变为接受宋文化的过程。

内藤氏与陈氏的相异之处，在学问方面还可以举出很多，限于篇幅，这里只举出学问之外的一个侧面。陈寅恪氏年青时代即潜心学术，于政治避之唯恐不及；内藤氏由于其特殊的经历，年轻时曾热衷于政治，“过于插手政治”。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虽欲远离政治”的陈寅恪，当其晚年，“红卫兵的政治却不放过他，终于受迫害而死”；内藤氏当其盛年，由紧贴现实政治的新闻记者生活转入“朴实的学究生活”，潜心学问，退休后卜居于交通不便的京都府南端相乐郡瓶原村，以经营“隐栖生活”，但他由于声望太高，学者、政客频繁造访，门庭若市，欲隐不得。内藤氏临死前一年扶病前往伪满洲国，其目的显然也不是为了纯粹的文化。看来政治和政治家终于没有放过他。两氏的结局如此，他们的及门弟子，都对之表示了同样的惋惜[56]。

五、后论——两氏“六朝隋唐论”的遗产

两氏“六朝隋唐论”及相关的理论、方法在学术上重大而积极的影响，上文已有论列。他们创立的理论框架，特别是他们的最重要的遗产——文化史观，对于六朝隋唐社会仍具有独特而强大的阐释力。基于文化史观的贵族概念，其本质属性究竟是文化的还是政治的？或者说是社会的还是国家的？所谓六朝隋唐的贵族政治，它与上古宗教的氏族政治，宋以后的官僚政治，以及与欧洲、日本中世以武人为中心的封建政治得以区别开来的本质特征究竟是什么？内藤氏既以六朝隋唐为中世，又认为这是一个非封建的中世，表明中国的中世与（欧洲、日本）封建的中世二者之间既有共同性又有差异性，究竟是差异性占主导地位，还是共同性占主要地位？尽管两氏的六朝隋唐论对这些问题所作的阐释，长期以来一直有人质疑，但他们以门阀士族居于统治地位作为这一时代的社会结构特征的基本观点和研究取向，应该说是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的，而且也与那个时代的人们的看法大体符合[57]。

我们注意到，内藤氏关于贵族政治的概念有一个形成的过程。他曾将中国的上古、中世通称为贵族政治时代，后来将其限于秦汉时代，再后来又将其最盛期限于六朝至唐中叶。关于贵族的起源，他认为是起源于“作为地方有名望的家族长期自然承续，从这种关系中形成门第”，“以郡望为其本体”，强调的是贵族的地域性、社会性或曰自立性特征，后来他将“以郡望为其本体”改作“不用说这是基于原来几代连续出任官吏的缘故”，于是又强调了贵族起源中的官僚性即政治性特征。福原启郎氏认为这一改变表明内藤氏的贵族起源论由一元变为二元，从而出现了矛盾[58]。这样一种矛盾，实际上根源于贵族制本质中国家性与社会性的矛盾。内藤氏明治四十二年（1909）最初讲授支那近世史时所写的笔记中，曾列出这样一个题目：“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指出中世时期，“至唐代出现了英迈的君主（按：指唐太宗），为了合乎国家的目的，于是拟对社会从根本上进行改造”[59]。换言之，在此之前，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并非如此。

姑且不论贵族的最初形成，中世的贵族一旦成为贵族，便与官僚性或曰政治性有不解之缘。贵族定义中官僚性与社会性之间的关系，贵族政治中国家权威与社会权威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内藤氏谈到唐太宗时国家权威的强大，陈寅恪氏则谈到“六朝初期所谓高门，不必以高官为唯一之标准”，而至“六朝后期魏孝文之品目门第专以官爵之高下为标准”（见上文）。可见以政治作为唯一的标准，或者说以经济作为唯一的标准，往往是历史发展的结果。

可以说，怎样理解贵族制中国家权威与社会权威的关系，贵族成为贵族的本源是在中央皇朝还是地方社会？是正确理解内藤湖南和陈寅恪二氏“六朝隋唐论”的关键所在，也是中日学者有关贵族制问题的争论的核心所在。看来解铃还得系铃人，这个问题的真正解决恐怕还是要回到最初提出这一问题的内藤、陈二氏的文化史观，将研究视角深入到贵族的起源即地方社会层面。川胜义雄氏曾引用杜勒鲁奇的话：“从起源中理解事物，就是从本质上理解事物。”[60]当我们从起源中把握贵族制社会，也就是从本质上把握六朝隋唐的时代特征。

内藤氏关于贵族制概念的变化，表明他的贵族制论是一个开放的不断发展的框架[61]，或者说他对贵族本质的认识有一个不断加深的过程，他的研究成果和结论并不意味着研究的终结，而只是无限延长线上的一个阶段。正如宫崎市定氏《内藤湖南与汉学》一文最后一节“他的限度”中所言：“我们必须老老实实地承认，内藤湖南的学问有它的限度，就如同任何人的学问都有限度一样。”与陈氏同辈的岑仲勉氏，作为陈氏晚辈的黄永年氏，都对陈氏的六朝隋唐论表示过不同看法，或就一些具体问题提出批评意见[62]。因此，内藤、陈二氏的六朝隋唐论显然也有局限性。不过内藤氏和陈氏的学说的限度，恰恰构成了新的学术生长点。他们构筑的研究基础，包括他们的局限性，都是留给后来者的宝贵遗产。

牟发松：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200062上海中山北路3663号

[1]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2卷附录《战后日本的中国史论争》，中华书局1993年版。

[2]本书第一章“导言”。崔瑞德编，中国社科院历史所西方汉学研究课题组译（据剑桥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版。

[3]日本方面有关内藤氏的论著甚多，2001年3月（株）河合出版、内藤湖南研究会所编《内藤湖南的世界——亚洲再生的思想》是代表最新研究水准的一部。中国方面较早的有夏应元《内藤湖南的中国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2期。近年来有钱婉约《内藤湖南的中国行——“内藤湖南与中国”初论》，冯天瑜主编《人文论丛》1998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王青译《两个日本汉学家的中国纪行》（内藤湖南《楚山燕水》、青木正儿《江南春》、《竹头木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

[4]周一良《纪念陈寅恪先生》，载周氏《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5]陆健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第112页，三联书店1995年版。

[6]《古代文化》第45卷第8号，京都，1993年，谷川氏此文的副标题即为《向内藤湖南的回归》。

[7]田余庆《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后顾与前瞻》，载田氏《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1993年版。如下文所述，陈寅恪先生关于六朝隋唐时期统治集团方面的研究，用力最多，成果最著。解放后研究者多集中于农民起义、社会经济形态等问题，有关统治集团方面的研究一度陷于停滞，其原因从唐长孺师《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的“跋语”可见一斑：“去年冬天，同学们曾经对我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学术思想进行了严正的批判……通过批判，我认识到通贯在我思想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便是重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而忽视阶级矛盾。在许多问题上用以解释历史现象的，总是纠缠在皇权、大族、寒人等等错综复杂的矛盾。……续编中所收论文当然存在着同样的唯心主义论点，例如‘南朝寒人的兴起’和‘拓跋族的汉化过程’两篇便是过分强调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而在后一篇中不恰当地夸大了畜牧文化和农业文化的差异，也就是冲淡了甚至抹杀了文化的阶级性。”唐师治六朝隋唐史深受陈氏影响，以及解放后为此受到批判的情形，从“跋语”中清楚可见。唐师1983年出版的《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跋语”中称：“本书收集了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八二年二十多年来断断续续写成的论文十四篇、读史释词八篇，其中绝大部分是一九五八年至六三年间起草……十年浩劫中，曾被抄没，幸而复归……书名‘拾遗’，纪实也，收拾于放失之遗也。”《拾遗》所收论文，绝大部分是关于统治集团和文化方面的问题，也就是说是陈氏过去所关心的问题，这些论文之放失遗落，实际上是被政治放逐。改革开放后，唐先生可以重新研究这些问题，并结集出版。当时，还有一些中年学者重新就陈氏提出的问题进行研究，请参拙撰《朱大渭〈六朝史论〉评介》，《书品》1999年第4期。

[8]本文所谓内藤湖南、陈寅恪的“六朝隋唐论”，即指二氏对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特征的认识和把握，以及所依据的理论和方法，为求行文简便，故以“六朝隋唐论”概之。

[9]这些词汇在正史中，从《史记》到《清史稿》均有用例，其例甚多，兹不赘举。

[10]如日本那珂通世《支那通史》，初版于1888-1889年；中国夏曾佑《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后改名《中国古代史》），初版于1904年。

[11]上揭《剑桥中国隋唐史》第1章“导言”；（美）包弼德《唐宋转型的反思》（刘宁译），《中国学术》第3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内藤湖南全集》第10卷“后记”（内藤乾吉记），筑摩书房1969年版。

[12]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中华书局1992年版。同氏《支那近世史》第一章“近世史的意义”，上揭《内藤湖南全集》第10卷。

[13]见福原启郎氏《内藤湖南中世贵族成立的逻辑》，载上揭内藤湖南研究会编《内藤湖南的世界》。

[14]依次见《支那中古的文化》、《支那论》、《支那近世史》、上揭《内藤湖南全集》第10卷，第5卷，第10卷。

[15]上揭《内藤湖南全集》第10卷。其中“门第的本体即郡望”则据上揭《概括的唐宋时代观》。

[16]上揭《支那论》：“……支那的名族具有如此严重的家族制度的意味，因为是相承延续下来的，所以即使没有官爵、封土，也能自然而然地维持其名族地位。”请参谷川道雄氏《内藤湖南和中国基层社会》第3节“近世以前的政治和社会组织”，《史林》83-2，2000年。

[17]上揭《概括的唐宋时代观》。

[18]参大谷敏夫《湖南的中国文化论和政治论》，葭森健介《内藤湖南和京都文化史学》，载上揭《内藤湖南的世界》；上揭夏应元《内藤湖南的中国史研究》。

[19]上揭《支那上古史·绪言》。

[20]这是内藤湖南“六朝隋唐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大意是指汉武帝通过政治、选举相结合的教育政策，振兴以儒学为中心的学问，导致对礼仪、名节的重视，至后汉时代产生出名族，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所谓“苦节”之士及名不符实者，内藤氏称之为“学问的中毒”。

[21]上揭《支那中古的文化》、《概括的唐宋时代观》；《近代支那的文化生活》，载《内藤湖南全集》第8卷。参上揭大谷敏夫《湖南的中国文化论和政治论》，福原启郎《内藤湖南中世贵族成立的逻辑》。

[22]《关于民族的文化与文明》，载《内藤湖南全集》第8卷。

[23]上揭《近代支那的文化生活》。

[24]内藤湖南《冈崎文夫〈魏晋南北朝通史〉序》，收入上揭《内藤湖南全集》第14卷。

[25]俞大维《谈陈寅恪先生》，载《谈陈寅恪》，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再版。

[26]《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均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新1版。

[27]上揭《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论韩愈》，载《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28]见《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论韩愈》，均载上揭《金明馆丛稿初编》；《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载《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余不备举。

[29]上揭《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参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第一篇“魏晋统治者的社会阶级”，黄山书社1987年版。不过近年来针对陈氏此说，频有献疑之作。

[30]《述东晋王导之功业》，《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俱载上揭《金明馆丛稿初编》。

[31]下述诸集团，见上揭《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载上揭《金明馆丛稿初编》；《论李栖筠自赵徙卫事》，载上揭《金明馆丛稿二编》。

[32]关于长安集团与河北集团，请参王永兴《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第2章第2节，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3]上揭《述东晋王导之功业》，并参胡戟《试述陈寅恪先生对士族等问题的开拓性研究》，载胡守为主编《陈寅恪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4]《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载上揭《金明馆丛稿二编》。

[35]上揭《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二“礼仪”；

[36]《柳如是别传》下册第五章第1002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

[37]上揭《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

[38]上揭《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

[39]《王观堂先生輓词·序》，载《陈寅恪诗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40]上揭《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崔浩与寇谦之》，载上揭《金明馆丛稿初编》。

[41]《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载上揭《金明馆丛稿初编》。

[42]上揭《论李栖筠自赵徙卫事》。

[43]上揭《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中篇。

[44]内藤、陈二氏辈分不同。上揭陈寅恪《王观堂先生輓词》有云：“东国儒英谁地主，藤田狩野内藤虎。”蒋天枢氏据陈氏亲口所述，在此二句下笺注云：“日人藤田丰八、狩野直喜、内藤虎次郎。内藤别号湖南。罗（按：罗振玉）先生昔年在上海设东文翻译社，延藤田丰八讲授日文。先生从之受学。故此句三人中列藤田第一，不仅音韵关系。至于内藤虎列第三，则以虎字为韵脚之故，其实此三人中内藤虎之学最优也。”据之可知，陈氏对内藤氏之学评价甚高。至于在史学上陈氏是否受到内藤氏影响，限于笔者寡闻，尚未见到确切证据。

[45]转引自蒋天枢著《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卷中“民国二十年”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与之相同的论点，陈氏《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有如下表述：“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故欲通解李唐一代三百年之全史，其氏族问题实为最要之关键。”乃兼及民族与文化，吴宓的转述则专在文化一端。

[46]上揭《崔浩与寇谦之》、《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

[47]如他们对曹操唯才是举之令就有不同的分析。陈氏所论略见上文，内藤氏所论见上揭《支那中古的文化》第7讲“曹操的矫正策”。

[48]《陈寅恪读书札记》“旧唐书之部”列传第19，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49]上揭周一良《纪念陈寅恪先生》。

[50]上揭《王观堂先生輓词·序》。

[51]载上揭《内藤湖南的世界》。

[52]参上揭葭森健介《内藤湖南和京都文化史学》

[53]《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俱载上揭《金明馆丛稿二编》。

[54]王氏观点见上揭王氏《陈寅恪先生史学述论稿》第1章第1节，参李锦绣氏《王永兴谈陈寅恪治史之道》，《文史知识》1997年第1期。

[55]宫崎市定《内藤湖南与汉学》，姜镇庆译自宫崎氏《亚洲史研究》第5卷（同朋社1978年版，此文后收入《宫崎市定全集》第24卷），《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2期。

[56]本自然段及引文，据陈氏弟子周一良氏上揭《纪念陈寅恪先生》，内藤氏弟子宫崎市定氏上揭《内藤湖南与汉学》，并参谷川道雄氏为上揭《内藤湖南的世界》所撰“序说”。

[57]英国学者崔瑞德曾经指出，唐代柳芳按地域分类排列六朝时代的门阀大族，并注意到当时任命官职必须要参考谱牒，宋代沈括似乎也认为六朝时代曾经实施过与印度的种姓等级制度相类似的制度，表明柳、沈二人的心目中，六朝时代业已出现过一种贵族政治或贵族精英政治。此据丁爱博《〈中国中世纪早期的国家与社会〉导言》所引，张琳译，载武汉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4辑，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按：柳芳的议论见于《新唐书》卷199《儒学中·柳冲传》，沈括的议论见于《梦溪笔谈》卷24《杂志一》。

[58]上揭福原氏《内藤湖南的中世贵族成立的逻辑》。

[59]见上揭《内藤湖南全集》第10卷“后记”。

[60]川胜氏《六朝贵族制社会的成立》一，载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4卷，中华书局1992年版。

[61]据上引《内藤湖南全集》第10卷“后记”转引武内义雄氏《湖南先生的追忆》，可知内藤湖南氏的讲义是常讲常新。

[62]见傅乐成《中国史论集》所收《陈寅恪岑仲勉对唐代政治史不同见解之比较研究》一文，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版。黄永年氏《从杨隋中枢政权看关陇集团的开始解体》、《关陇集团到唐初是否继续存在》，均收入黄氏自选集《文史探微》，中华书局2000年版。二氏对陈氏的研究对象非常熟悉，对陈氏的理论方法亦有深入理解，批评皆有理据。但近年来对陈氏六朝隋唐史研究的批评意见中，亦有立论失诸平允、对陈氏的理论、方法缺乏系统、深入理解者。

谢选骏指出：内藤湖南和陈寅恪的研究很好，但是还差临门一脚，未能揭示六朝唐宋的特点，要在“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框架上寻找。

【13、杞人忧天才是中国太空文化的传统发明】

《中国太空文化：英国学者解读寓意和影响》（2021年7月11日）报道：

随着人类对太空的探索越来越深入，月球和火星上出现人迹，宇宙也变得更“多元文化”，不但有阿波罗、阿尔特弥斯、大力神，挑战者、探索者，有东方、联盟，又出现了嫦娥、玉兔、鹊桥、天宫、天问、祝融，之前还有东方红和长征。

火箭、卫星、飞船、航天飞机、月球车、火星车、太空舱和太空探索计划，它们被赋予的这些名字有什么寓意？

英国曼切斯特大学博士研究生莫丽·希尔克（Molly Silk）研究的领域包括中国太空政策、亚太和中美关系。

她提出了“中国太空文化”这个概念——这是一个跟中国航天科技和太空探索平行伴生的意识形态空间，最突出的特点是形态各异的太空元素，融入饮食、服装、文学和影视作品的中华民族特色的太空元素。

对中国国内民众而言，以爱国主义教育和意识形态为主题的航天活动和商业产品声势逐年壮大，国家航天事业是中华文化和文明的延续这个理念逐渐在人们记忆深处扎根。

对国际社会而言，“中国太空文化”主题的文学、影视作品正在向全世界传递中国的太空雄心，而融入历史传统元素则有助于强化这样一种叙事，即中国的太空计划是其文明的自然延续——中国也属于太空。

中国的太空计划，希尔克说，也是一种国家文化力量。

名字

天宫—中国的空间站被成为天宫，完美无瑕地妥帖；神舟—太空飞船系列，与“神州”谐音。

月球计划—以嫦娥命名在中国无人会觉得费解，无论是嫦娥一号绕月卫星还是嫦娥五号月球探测器组合；先后在月球表面漫游的月球车叫玉兔，嫦娥登月任务和地面控制中心之间的通讯联系类似于神话中让牛郎、织女相会的鹊桥，所以那颗通讯卫星就叫鹊桥。

希尔克在《对话》学术网刊上撰文说，中国在航天科技和太空探索领域的成绩单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宇宙空间留下与众不同的品牌标记的同时，也打造了独特的“中国太空文化”。她认为，把中国传统文化跟前瞻性的太空探索行动以这种方式联系在一起，目的是强化这些太空项目的中国属性；除了表明这些科技成就是中国自主、自力、自创，另一层意思是要表明，中国在象征未来的太空科技领域取得的成就始终根植于中华文化和传统。

科幻

除了中国特色的命名，科幻作品也被外界许多人视为中国让世界接受自己的太空计划和实力的文化工具。

刘慈欣科幻小说《三体》和据此改编的影片《流浪地球》2019年2月在中国大陆公映，美国流媒体巨头网飞（Netflix）获该片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全球流媒体播放权，影片译成28种语言，同年4月全球上线。

在外界看来，这类太空题材的科幻片是中国宣传太空愿景的最令人瞩目的例子。

导演郭帆曾经对媒体表示，这部影片的寓意重大，展示了中国与美国截然不同的宇宙观 — 美国的终极太空目标是让人类逐渐移民其他星球，而中国的太空梦是设法借助太空资源来改善地球上的生活，为此人类必须保护地球，而不是逃离。

被翻译成其他语言在中国以外市场获得相当认可的类似作品还有宝树的《时间之墟》，郝景芳的《折叠北京》，以及美籍华裔科幻作家和翻译刘宇昆（Ken Liu）的作品。

希尔克认为，中国政府把科幻作品视为有效的宣传工具，主要原因之一是相对于中国不断提高的太空实力和融入了中国太空文化元素的其他商业产品而言，国际社会更容易接受不至于构成现实威胁的科幻作品。

她写道：“（科幻作品）能够以中国技术强大为背景展开引人入胜的叙事，这样富有娱乐性的故事让外国受众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中国是个太空强国的信息，又不需要就现实世界的太空活动展开政治讨论。”

“逐渐地，外国受众或许会开始接受中国引领世界科技发展的概念，进而产生并提升对中国国家太空计划的兴趣。”

挑战

自20世纪中期以来，美俄太空竞赛是太空探索领域最大的主题，而美国NASA一直垄断着全球太空文化，航天局几乎是太空探索的代名词，其品牌远超国界。

NASA一直垄断着国际太空文化，而美国又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科幻作品的创造者和主角，两者结合形成一种文化霸权，塑造一种普天下对太空探索的思维定势，进而强化了对美国太空计划的吸引力，激发了积极反应。

有鉴于此，希尔克认为中国太空文化的国际影响力逐渐扩大，很可能对长期以来美国主导世界“太空观”、占据太空霸主地位的现状构成潜在挑战。

谢选骏指出：“中国太空文化”的概念不是英国学生发明的，而是来自“中国航天文化”一词的翻译。

网文《中国正在发展一种独特的太空文化》（今日头条 2021/06/18）报道：

所有人都在关注中国航天技术的发展，却忽略了一个重要领域：中国独特的“航天文化”浪潮。

中国在外空领域的成就继续成为全球头条新闻。中国最近的成功包括他们的嫦娥探月系列任务，该任务于 2019 年首次登陆月球背面，并于2020 年底返回月球土壤样本。 今年 2 月，中国首次执行火星任务天文一号进入红色星球轨道，并于3月正式宣布与俄罗斯就建造月球研究站达成协议。伴随着这些大规模的国家事业，中国的民营航天事业呈指数级增长，近五年来，已有数百家商业航天企业成立。

在众目睽睽之下，中国航天技术的发展被忽视的一个重要领域是中国独特的“航天文化”浪潮。虽然在中国以外没有广为人知或讨论，但这种文化一直在与中国的航天工业并行发展。围绕中国太空探索的意识形态正在被国家行为者稳步培育，与中国太空计划相关的商业产品和媒体已经在国内市场爆炸式增长。

根据中国主要航天力量，有三种关键“精神”或历史影响使这种新兴的航天文化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传统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这些精神都与中国发展的关键历史时期息息相关，是航天事业取得成功的基础。

传统精神是指中华传统文明，其文化和价值观构成了当代中国的基石。传统的比喻已被广泛用于命名国家航天任务，从以月亮女神嫦娥和她的随行玉兔命名月球工艺品，以古代诗人屈原的一首关于天问的诗命名火星任务。

“两弹一星”精神是指1960年代末，中国首次实现原子弹和洲际弹道导弹试验成功，并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这一时期被认为是中国航天计划的诞生，象征着人们在如此动荡的国情下为实现这些壮举而付出的努力和毅力。

载人精神是指中国的载人航天计划，特别是2003年中国第一艘载人航天飞机的发射，巩固了中国与美国和俄罗斯并列的著名载人航天俱乐部的地位。作为中国当代太空计划发展的基石，这些时期的主题已经在太空主题产品中体现出来，巩固了这些特征，成为中国集体太空文化的一部分。

就在几年前，中国文化空间文物的景观还远没有今天这样广阔。现在，中国品牌与国营航天机构合作，打造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特航天主题产品，已是司空见惯。2019 年 10 月，中国领先设计师品牌Cabbeen在上海时装周期间上演太空主题秀，展示以中国太空努力为灵感的服装系列. 该节目利用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图像，特别是传说中的月亮兔，创造了一个独特的中国月球城市跑道设置。据 Cabbeen 介绍，该公司是第一家将中国传统和现代空间主题融入其服装设计的公司。时装系列和时装秀旨在推广中国太空文化，并向中国的太空事业致敬，特别是在月球背面着陆的壮举。该节目还旨在让观众设想未来中国人在月球上定居的可能性。

但 Cabbeen 并不是唯一将中国太空主题融入服装的品牌。今年，中国体育公司安踏与中国主要航天承包商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CASC）合作，发布了一系列北斗主题服装，将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的标志融入到 T 恤、运动衫、和鞋子。CASC最近还与其他国内企业合作，创造了与中国太空“品牌”相关的产品，从星球主题的眼影盘和火星护肤霜到珠宝，以及将中国航天器和泰科诺人皮肤融入现有游戏. 为纪念中国首颗卫星发射50周年，中国航天集团与肯德基合作开展促销活动。广告庆祝航天计划自“两弹一星”时代走多远，成为民族的骄傲。

玩具和可收藏的小雕像也已成为常见的景象。去年，国有的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CALT）的商业机构中国火箭发布了小雕像以纪念中国一年一度的航天日，该活动自 2016 年以来每年 4 月 24 日举行。据中国火箭称，他们的“迈向成功” ”系列诞生于为航天爱好者提供更多文化航天产品的需要。这些产品旨在提升中国航天品牌知名度，体现中国航天精神。

今年，中国乐高替代Sembo Block发布了中国长征火箭、卫星、月球车和太空人的一系列模型，庆祝中国载人航天任务的时代。该系列是与中国航天科技文化创新中心（CASCI）联合发布的，该中心成立于 2018 年，是国有航天器制造商中国航天科工股份有限公司（CASIC）的子公司。CASCI的目标是通过教育活动、文化产品甚至旅游向青少年宣传中国的太空计划，该公司宣布中国太空主题公园目前处于开发初期。

中国航天机关经常鼓励成人和儿童创作纪念中国航天计划的艺术品。每年都会举办海报比赛，寻找代表太空日的艺术品。前两年的获奖海报被选中，因为它们包含了中国所有三种太空“精神”，利用了中国传统文明和文化的图像、中国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以及泰康人的活动。在2019中国/联合国空间解决方案论坛开幕式上，向代表们展示了来自学童的空间主题艺术作品，其中许多作品都包含中国文化的传统元素，如龙形火箭或仿制的月球基地。传统建筑。

新一波以爱国主义主题和意识形态为主题的航天活动和商业产品的热潮逐年增强，巩固了国家航天事业作为中华文化和文明的延续。虽然这些产品主要是国内产品，但将中国置于太空探索前沿的媒体已经开始渗透到国际意识中，例如翻译的“三体问题”三部曲和可供观看的“流浪地球”电影在 Netflix 上。此类产品有助于使中国作为太空主要参与者的想法正常化。正如美国宇航局已经成为美国边境文化及其国家探索渴望的延续，

重要的是不要低估太空探索作为国家文化力量的重要性。很明显，这些以太空为主题的独特现象正在向其公民灌输爱国情绪。然而，中国太空文化的另一个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其向国界之外扩展并吸引国际观众的潜力。

几十年来，美国宇航局一直垄断着全球太空文化，航天局几乎是太空探索的代名词，其品牌远超国界。NASA 的“肉丸”标志是世界上最受认可的标志之一，贴在各个年龄和国籍的人购买的商品上。结合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科幻媒体的创造者和主角的角色，这种文化霸权塑造了世界对太空探索的概念化方式，进而促进了对美国太空努力的吸引力和积极反应。从小就被美国宇航局的图像所包围，在该机构工作并为美国太空目标做出贡献已成为数千人的梦想。

虽然仍处于国际扩散的早期阶段，但我们必须预见中国的太空文化可能对美国长期以来在世界如何看待太空探索和太空领导地位方面的霸权构成潜在挑战。

谢选骏指出：但是，即使上文也不明白，中国的太空文化并非是自今日——三四千年的“杞人忧天”才是中国太空文化的伟大发明，可惜后来被孟轲一类（灭十伦为五伦）的思想鼠辈嘲笑为“多虑”甚至“危言耸听”的代词。1986年初版的《神话与民族精神》我就指出了，杞人忧天代表了中国早期的科学思想，可惜后来遭到了扼杀。

网文《杞人忧天》报道：

杞人忧天，是汉语成语，读音是qǐ rén yōu tiān，意思是总是去忧虑那些不切实际的事物。出自《列子·天瑞》。杞人忧天外文名Alarmist。

示例：清·李汝珍《镜花缘》——“‘海外都说“～，伯虑愁眠”。九公所说口号，莫非就是这两句？’”

成语辨析

近义词：庸人自扰、杞人之忧、伯虑愁眠

反义词：无忧无虑、若无其事

押韵词：啮雪餐毡、冲锋陷坚、航海梯山、虎体鹓班、坐井观天、热火朝天、叫苦连天、怒火冲天、四脚朝天

成语故事原文：

杞国有人忧天地崩坠，身亡所寄，废寝食者。

又有忧彼之所忧者，因往晓之，曰："天，积气耳，亡处亡气。若屈伸呼吸，终日在天中行止，奈何忧崩坠乎？"

其人曰："天果积气，日月星宿，不当坠耶？"

晓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积气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坠，亦不能有所中伤。"

其人曰："奈地坏何？"

晓之者曰："地，积块耳，充塞四虚，亡处亡块。若躇步跐蹈，终日在地上行止，奈何忧其坏？"

其人舍然大喜。晓之者亦舍然大喜。

翻译：

杞国有个担忧天地崩塌陷落之后身体没有地方寄托，睡不着觉吃不下饭的人。

又有为他的忧虑而担忧的人，因此去开导他，说：“天，只是聚积的气体罢了，没有地方没有气体。你伸展四肢，活动呼吸，整天都在天空中活动，为何担忧（天）崩塌坠落呢？”

那人说：“天如果是气体，日、月、星、辰不应当坠落下来吗？”

开导他的人说：“日、月、星、辰也是气体中会发光的东西，即使坠落下来，也不能对你造成伤害。”

那人又说：“那地崩塌了怎么办？”

开导他的人说：“地，聚积的土块罢了，充满了四方，没有地方没有土块，你踩踏（在上面），整天都在地上活动，为何担忧地崩塌呢？”

（经过这个人一解释）那个人消除忧虑，非常开心；开导他的人也消除忧虑非常开心。

注释

〔亡（wú）〕无，没有。

〔杞〕周朝诸侯国

〔晓〕告知，开导。

〔积气〕聚积的气体。

〔若〕你。

〔行止〕行动，活动。

〔奈何〕为何，为什么。

〔只使〕纵使，即使。

〔中（zhòng）伤〕伤害。

〔积块〕聚积的土块。

〔四虚〕四方。

〔躇（chú）步跐（cǐ）蹈〕这四个字都是踩、踏的意思。

〔舍（shì）然〕消除疑虑的样子。舍，同“释”，解除、消除。

成语解析寓意

这则寓言，通过杞人忧天的故事，告诉我们不要去忧虑那些不切实际的事物。这是一则益智寓言，写了忧天者与忧人者两种人。作者不以这两种人为然。

文章重要刻画了一个“杞国人”的形象，他头顶蓝天，却整天担心蓝天会崩塌下来，脚踏大地，却成天害怕大地会陷落下去，以致睡不着觉，吃不下饭。他还担心天上的太阳、月亮、星星会掉下来，惶惶不可终日。在别人耐心的开导下，他又放下心，高兴极了。一个栩栩如生的形象就浮现在我们的眼前了。另外一个人物，开导杞人的热心人，他对天地星月的解释，是不科学的，只是代表了当时的认识水平，但他那种关心他人的精神，耐心开导的方法，还是值得肯定的。这则寓言故事运用对话刻画人物，人物形象分明。故事短小，但寓意深刻，耐人寻味。

道理

这则寓言辛辣地讽刺了那些胸无大志，患得患失的人。“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我们决不做“现代的杞人”，而要胸怀大志，心境开阔，为了实现远大的理想，把整个身心投入到学习和工作中去。寓言中那位热心人对天、地、星、月的解释是不科学的，只能代表当时的认识水平，但他那种关心他人的精神、耐心诱导的做法，还是值得称赞的。

成语本意指杞国有个人怕天塌下来，常比喻不必要的或缺乏根据的忧虑和担心。

杞人忧天原意是要提倡“顺乎自然，无为而治”。这是道家的人生哲学的反映。后来，人们常用“杞人忧天”这个成语来形容不必要的无根据的忧虑。

但是如果从积极方面看待杞人忧天的话，则是一种积极发现生活中的问题并且勤于探究的良好表现。

在人类还没有完全认识自然界之前，一个人提出任何疑问，其勤学好问、勇于探索的精神本身无所谓错误。可是杞人成天为这个问题烦恼忧愁，而影响到自己的现实身心生活就不对了。未来有很多会发生和不会发生的事情，我们成天只是担忧有什么用？关键是多学知识，了解自然，做好防范。

“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现代社会是一个竞争激烈的社会，是否具有良好的心态和健康的心理状况对于一个人的发展是极其重要的。我们平时要注意分析事物之间的联系，防止主观片面性和盲目性。对于一些确实无法认知和解决的问题，我们也不要陷入无休止的忧愁之中而无力自拔。人生乐在豁达。

杞人忧天：忧天者、忧人者和列子，三种哲学观念的碰撞

周武王在灭商之后，为了传嗣夏朝，延续杞国国祚。也就是说，春秋战国时期的宋人和杞人，是以“前朝遗民”的身份立国的。所以屡遭揶揄，也就不可避免了。

2020-12-15

谢选骏指出：杞人是杞国之人，而杞国，正是夏王朝的后人。杞人忧天，看来是传说中的四千年夏朝的思想传统——而无巧不巧的是，夏朝正好也是中国传统历法“夏历”的发源。在我看来，杞人忧天代表了一种古老的天文学和地理学传统，可惜被后来的蛮族入侵给打断了——而西汉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则是“变天”思想的微弱回声。

网文《天不变，道亦不变》报道：

天不变，道亦不变（tiān bù biàn，dào yì bù biàn）

解释：道：真理，基本规律，大道理。又引申指一般规律，事理，礼法，方法。天：宇宙，大自然。天是不变的，道也是不变的。

出处：董仲舒《举贤良对策》三：“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体现了形而上学主义的观点——道：道理，规律。天是不变的，道也是不变的。

中国西汉董仲舒的一个哲学命题。“道”是封建社会据以存在的根本原理，其核心是三纲五常。“天”主要是指自然界的最高主宰或天意。董仲舒认为，封建社会的最高原则是由天决定的，天是永恒不变的，因而按天意建立的封建社会之“道”，也是永恒不变的。一个新朝代的君王，受天命统治人民，必须改制，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就起居饮食等制度的具体形式作一些改变，但治理封建社会所必须遵循的根本大道，是不能改变的。在董仲舒看来，“王道之三纲”取诸阴阳（天）之道。阳为主，阴为从，“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臣、子、妻受君、父、夫的统治之道也是不能变的。董仲舒以“天不变道亦不变”来论证封建制度和君主统治的合理性和稳定性，后来成了束缚人们的精神枷锁。

谢选骏指出：上述解释显然缺乏天文学知识或曰缺乏太空文化的洞识——因而不知道人类的一切都是来自六千万年以前“小行星撞击尤卡坦半岛”的“变天”。从那次变“天”以后，地球上的“道”就改变了！所以在我看来，既然“天不变道亦不变”，那么“天变道亦变”也就成立了。“杞人忧天”，要从古老的天文学和地理学的角度去理解！

【14、内陆中国没有海洋文明的良心】

《这场暴雨，让我们意外发现中国最有“良心”的城市》（智谷趋势 2023-08-02）报道： 

雨还在下。

截至8月1日8时，瓢泼大雨已在华北大地上连续泼了60个小时。北京11人遇难，27人失踪；河北9人遇难，6人失踪。

中国气象局预计，今天夜间北京大部分地区仍有暴雨到大暴雨。

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研判会商，认为北京洪涝灾害可能加剧，正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抢险救灾工作。

这场暴雨的诡异成因，昨天文章已有详细分析。

不得不说，北方城市无论是下水道，还是河道行洪泄洪标准，较南方城市都偏低。而这次的暴雨又特别大，平心而论，北京的表现已经很好了。

但每当自己城市沦为威尼斯的时候，每当有无辜生命逝去的时候，总是有人忍不住羡慕那些不会被淹的地方，即便其中加了很多臆想的成分：

巴黎能通车行船的下水道、德国在青岛埋下的“城市良心”、还有哥本哈根这座堪称人类宜居天花板的超级海绵城市……而且在全球变暖、厄尔尼诺横行、极端天气频发的背景下，暴雨只会越来越频繁，那些不淹的城市也更弥足珍贵。

但如果我告诉你：德国人在青岛修的下水道，有杜撰的成分；哥本哈根完全是一份中国城市不能抄的作业呢？要知道，两年前720遭遇暴雨的郑州，恰好是海绵城市的试点城市。

这么说，地球上就没有不会被淹的城市？

有！不仅有，而且不在欧美，就在我们身边。

每当城市被淹，我们很难不感慨一句——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

当时即将就任的纽约市长埃里克·亚当斯呼吁：“这不能是纽约。”

雨果在巴黎感慨“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不是没有原因的。

巴黎登上历史舞台很早，所以法国人很早就开始思考城市治理问题。而不是到了城市建成一定规模再修补。

1856年，拿破仑三世责成豪斯曼改善巴黎排污系统，随后总工程师贝尔格兰德设计并领导建设了下水道工程。1850年开始修建，前后花了一个多世纪才完工。如今巴黎下水道总长超过2000公里，比中国任何一座城市的地铁里程都长。

1892年开始，游客就能坐车参观巴黎下水道

伦敦则是疫情逼出来的。

1831年，欧洲爆发霍乱，夺去约32000名英国人的生命。1842年，大英帝国派出考察队去巴黎学习修建下水道的经验。1859年，伦敦地下排水系统改造工程正式动工，如今下水道总长也超过2000公里，与巴黎难分伯仲。

巴黎和伦敦的下水道理念，对后来的欧洲城市产生了重要影响。

西欧城市普遍采用的雨水公式是根据雨水峰值（最大降水量）确定下水道的排水量，这也是德国100多年前在青岛修下水道那么宽的原因！

可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绝大多数城市最初是在苏联帮助下，开始建设下水道系统的。

苏联下水道排水量是根据莫斯科降水计算公式确定的，而且依据的是降水平均值（非极值）确定的最大排水量。

莫斯科年降水量582毫米，属于很温和的降水量。所以苏联模式采用了相对窄小的“管网式”排水系统。

所以中国城市更容易被淹是历史问题，不是城市良心问题。

而且别忘了，无论巴黎、伦敦还是莫斯科都处于温和西风带，大多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中国则处于不稳定的大陆季风气候，后者更容易出现极端暴雨。

即使没有暴雨，中国大多数城市的降水量，也远高于莫斯科年均降水量582毫米。

这意味着，中国城市沿用苏联“管网式”排水系统，一开始就注定了常常不够用。

还是要特别说明一点，青岛不淹的神话不都是德国人构筑的。当年的德租界，去过青岛的朋友都知道德租界在青岛只是很小的几个街区。

但德国的标准可能影响了青岛城市的“肌肉记忆”。即使到了新中国时期，青岛的城市规划与建设依旧保持了极高的水准，相应的下水道系统也优于国内大多城市。

可惜不是每座城市下水道都是青岛的德国模式。考虑到国内城市已经建成一定规模，否定苏联模式容易，改造苏联模式很难。

为此我求助了土木工程的教授，教授认为：管网式并不比廊道式落后，只要设计合理、调度得当，都可以很好地发挥作用。许多问题并不是出在管道上，而是城市本身。随着城市的高速扩张，越来越多的硬化地面和不断被挤占的水域对城市内涝影响更大。城市硬化是关键问题，以前雨落到地上就可以渗入土里。现在水落在地上来不及排，下水管修得再粗也没用。

观点中很多已经不属于下水道的范畴，而属于海绵城市（sponge city）的范畴了。

如果说下水道是城市防雨防洪的上半场，海绵城市则是下半场。

海绵城市是一个比喻，指城市如海绵一样，降水时能吸水、蓄水、渗水、净水，而平时则可“挤”出收集的雨水来利用，是防洪防涝并兼有生态环保功能的新型城市模型。

尽管海绵城市的概念最早在北美提出，但欧洲才是成功的践行者与推广者。

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阿姆斯特丹……这些成功的海绵城市，同时也是人类宜居城市的天花板。

久而久之，海绵城市就成了理想之城的蓝本。

于是中国各地对海绵城市报以极大热情。投入巨资建设，每到雨季效果却不明显。

特别是2021年7月，作为海绵城市试点的郑州，出现严重水灾内涝，公众质疑到达顶点。

对此相关专家解释：海绵城市只能应对中小雨，无法应对特大暴雨。

海绵城市有个前提条件。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阿姆斯特丹这些城市，其实和伦敦、巴黎一样，它们同样都在温带海洋性气候的西北欧，全年降水均匀，很少有暴雨。

真遇上暴雨洪水，其实西欧也是很狼狈的。下面这张图不是第三世界，而是莱茵河洪水时的德国。

另外哥本哈根市区人口62万，郑州人口1000万、北京人口超2000万，这作业怎么抄？哥本哈根的体量，搁在北京顶多就是几个小区。

中国城市更大，相应的城市治理难度也呈几何倍数增加。

所以面对更难问题的我们，可能抄了一份更简单的作业。

下水道发源于欧美，海绵城市同样兴起于欧美。但真论防洪防涝防雨防台的优等生，不是远在天边，而是在中国身边。

《唐人街探案3》将东京江户川工程（地下排水系统）作为最后一幕。这气势，巴黎看了都得跪。

我国对特大暴雨的定义是6小时内降水量达50毫米，东京下水道的承受能力为每小时50毫米。

也就是说，东京一小时内就可以排空一场“特大暴雨”的降水量。

说得更直白些，昨天北京的暴雨，东京一小时可以排空！

东京“首都圈外郭放水路”Metropolitan Area Outer Underground Discharge Channel

考虑到中国很多地方城市化进程过半，很难在地下塞一个这么大的江户川工程了。

但东京还有另一条经验——如果“首都圈外郭放水路”是“主动脉”，基础设施就是“毛细血管”。后者中国城市完全可以马上借鉴。

防止雨水在城市形成洪涝，就是要减慢雨水汇集的时间，为排水争取时间。

东京采取了“雨水流出抑制”对策，包括透水铺砖、绿色屋顶、蓄水模块、渗井、透水沥青、透水混凝土等。

为了最大程度减缓雨水汇集！

在神田川等流域，开发建设用地必须采取措施控制600m3/ha（立方米/每公顷）的雨水，也就是要控制、调蓄或渗透60毫米的径流深。

除了东京，还有哪座城市不被淹？答案不是巴黎、哥本哈根，而是中国人熟悉的，由华人建立的新加坡。

作为城市化率达到100%的赤道岛国，新加坡经常遭受暴雨袭击。隔壁的东南亚人口第一城雅加达，因洪涝等问题，吓得印尼另选首都。

与雅加达气候和地理条件差不多的新加坡，洪水多发区从1970年代约3200公顷大幅减少到2016年30.5公顷，到如今完全没有了洪水。

除了抄欧美日作业，新加坡创造发明了ABC。

ABC全称“活跃、美丽与清洁水项目”（Active Beautiful and Clean Waters Programme），项目致力于整体性雨水管理（Holistic stormwater management），建设真正的平时作为景观，应及时作为行洪通道的水网。

洪涝监测方面，新加坡绝对有资格告诉其它地方，什么是真正的智慧城市。

新加坡国家水务署在新加坡各地安装了300多个水位传感器，有效增强了政府在暴雨和响应时间内实时监测现场情况的能力。

监控数据每五分钟更新一次，可以及时发出警报，甚至能有效辟谣。

东京不提海绵城市，但在局部地区将雨洪化整为零的微策略，正是海绵城市的核心要义之一。

新加坡也没炒作海绵城市，但城市治理理念却与海绵城市心意相通。

北大教授俞孔坚曾经在接受一次采访时表示：目前海绵城市的建设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没有跳出灰色工程的思维，把海绵城市狭隘化了，忘掉了海绵城市的核心是基于自然、利用自然的绿色途径，却往往变成了依赖工业技术灰色工程，甚至搞成了形象工程。过分依赖基于工业技术的灰色基础设施，就是常见的防洪堤坝、排水管道等人工系统，自然系统的绿地、湿地、河塘等没有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道路普遍低于绿地等，强降雨天气，地面径流就不能迅速排入自然水系。

新加坡ABC计划正是尝试将海绵城市从灰色工程变成绿色工程。

这样的治理智慧，并不专属于日本和新加坡，是古代中国就已经悟出的道理。

中国古代城市的水源也是水景，更是排水与蓄洪区域。这对只注重技术手段和工程设施来防涝排水的现代城市，无疑是一个重要启示。

中国古代庭院透水地面比例高达80％，还筑有池塘，下雨时可以蓄水，干旱时不至于缺水，这样的布局值得现代小区借鉴。我国古代园林绿地全部下凹，在雨天可充分接纳地表径流、涵蓄降水。

我国城市防洪的经验要比欧美悠久，江西赣州的福寿沟在900年前就成为典范。

更多改变正在发生。

中国最强地级市苏州，工业园规划先行，建设时先地下、后地上，留出了很大的地下综合管网空间。

这个空间里，埋着8000公里的地下管网，氮气、电信、给水、供电、混水、交通指挥信号、军用、路灯、燃气、污水、西气东输配套光缆、有线电视、雨水、蒸汽，共计14类管线相互交织，有序运行。

这也为苏州建设智慧城市提供了巨大的便利。事实上，苏州确实是各大科技公司落地智慧城市和工业互联网的必争之地。

值得一提的是，苏州工业园是中国与新加坡深度合作的成果。

与洪水斗了上百年的百湖之市武汉，在多次看海后痛定思痛，汲取阿姆斯特丹经验，逐步建成了亚洲领先的泵站体系。

武汉用实际行动表明，我不想当威尼斯，以后别跟我提看海！

最后希望北京平安！天津平安！河北平安！

也希望不淹城市的神话里，有越来越多中国城市的身影！

参考资料：

《解决城市内涝 有好管理也不至于“看海”》长江日报

《全球暴雨洪涝，东京先把自己变成一块“海绵”》国家地理中文网

《新加坡，这个方面值得学习》地球知识局

《排水管道不能根本解决城市内涝 海绵城市应当与水共生》川观新闻

《中国城市为什么这么容易内涝》网易浪潮工作室

《不要用错误的期望毁了海绵城市》人民网

网民嚎叫：

有客西来 发表评论于 2023-08-02 22:45:49

降雨量的多少还有城市能不能把水派出去和人口有毛关系？

owya 发表评论于 2023-08-02 18:36:45

虽然都是马后炮，希望能做到亡羊补牢

henry008 发表评论于 2023-08-02 14:40:02

这水来自罗刹海，没治。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东京、新加坡，都在海边，只怕海啸，不怕大雨。不像郑州、北京，都在内陆，不怕海啸，就怕大雨。地理差异不是问题，问题出在土八路的脑袋，只会模仿，不会创新。更不懂得，等到全球暖化继续，所有人类都会变成落汤鸡。内陆中国为何没有海洋文明的良心？因为满洲人来自内陆，没有中国沿海地区的海洋文明传统，所以完全不能应对近代欧洲的海洋文明的挑战——来自内陆的后清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大致如此。

【15、钱穆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殡葬师】

网文《钱穆》报道：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1]，原名钱恩鑅，字宾四，是出身江苏无锡的历史学家、哲学家及作家等，亦是吴越钱氏的后代。他是香港新亚书院、新亚研究所及新亚中学的共同创办人。他被许多中国史学领域研究者认为是大中华学术圈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学家及哲学家之一；他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也因而被一同称作中国的“（现代）四大史学家”。

生平

幼年启蒙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岁入私塾读书。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改入新式学堂无锡果育学校就读。光绪三十三年（1906年）升入常州府中学堂，宣统二年（1910年）因故退学，转读南京私立锺英中学。[2]

就读果育学堂期间，遇到同为革命党人的体操教师钱伯圭，钱伯圭告诉钱穆“《三国演义》开头讲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中国走错了道路，西方合了就不再分”，又言“今日中国的皇帝不是中国人”。钱穆晚年自认“此后读书，伯圭师此数言常在心中”，毕生学问关心中西文化优劣，并抱有民族观念，皆因此时的启发。[3][4]

初为人师

宣统三年（1911年），因辛亥革命，中学学校停办，遂辍学，在家自学。民国元年（1912年），年十八，抗颜为人师，任教于家乡小学。

执教中学

民国十一年（1922年），先后八年，受聘集美、无锡三师、苏州省立中学执教。

大学之道

民国十九年（1930年），钱穆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5]。民国二十年（1931年），在北平八年，先后授课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校，与学术界友人时相切磋。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发表清代学术史研究的力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流寓西南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抗战军兴，钱穆辗转任教于西南联大、武汉大学、华西大学、齐鲁大学、四川大学、江南大学等高校。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国史大纲》出版，采取绵延的观点了解历史之流，坚持国人必对国史具有温情和敬意。1949年（民国三十八年）4月，钱穆与江南大学同仁唐君毅一起应广州私立华侨大学校长王淑陶之邀，从无锡南下广州任教[注 1]。5月5日，中国国民党中常会、中政会约集民主社会党、青年党领导人讨论组织经济研讨委员会，朱家骅、陈立夫等50馀人出席，会议推定阎锡山、陈启天、万鸿图、张其昀、钱穆、程天放、袁守谦等13人为起草纲领委员[6]:8916。

迁港办学

1955年，时任新亚学院院长的钱穆

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中美关系白皮书》（《对华关系白皮书》、《中美问题白皮书》）。8月12日起，新华社连续发了六篇评论《中美问题白皮书》的文章，其中五篇为毛泽东亲自执笔；在8月14日〈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毛泽东点名胡适、傅斯年与钱穆受美帝控制，钱穆既愤怒又担忧遭到迫害。

10月，钱穆随广州私立华侨大学南下香港[7]，出任“亚洲文商学院”（新亚书院前身）院长。[8]

1950年，亚洲文商学院更名“新亚书院”，使流亡学生得以弦歌不辍；而办学有成，亦获香港政府尊崇，于1955年赠予香港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9]。1956年，钱穆与胡美琦在香港结婚。1960年，钱穆应邀讲学于美国耶鲁大学，又获颁赠人文学名誉博士学位。1965年，钱穆正式卸任新亚书院校长，应聘马来亚大学任教。钱穆一生以教育为业，五代弟子冠盖云集，余英时、严耕望等人皆出门下。

1973年，钱穆等人创立新亚教育文化会，并在新亚书院位于九龙土瓜湾的旧址改办新亚中学。

台湾定居

1967年10月，钱穆自港赴台。1968年，迁居台北市士林区外双溪素书楼。该地点为时任总统之蒋介石直接下令拨用与建楼。

1968年，钱穆膺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选举时，钱氏名落孙山。1966年始获提名，钱氏耻而不受，并愤愤表示：“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第一次选举院士，当选者多到八十余人，我难道不该预其数！”两年后，钱氏始同意列名院士。在胡适有生之年，钱穆就是未能当成中央研究院院士。日后李敖认为这是不公道的，他说：“钱穆的理学怪说固不足论，但他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却更该先入选成院士。”

1969年，应张其昀之邀任中国文化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史学教授。此后专致于讲学与著述，虽视力因白内障而日弱（至1978年访港前夕，钱穆已基本上永久失明），仍随时提出新观点，由夫人胡美琦诵读整理出版为《晚学盲言》。

1989年，钱穆应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之邀请，在夫人陪伴下返港出席新亚书院40周年校庆，此乃钱氏生前最后一次出席公开活动。

1988年5月发生素书楼风波，台北市议员周伯伦质询政府财产遭钱穆不当占用，要求钱穆搬家，改设立纪念馆。为避嫌，钱穆于两年后的1990年5月另觅居所主动迁出素书楼，离开时幽默而辛辣地讽刺：“活的不许住，还没死就要做纪念馆。”引起社会议论。

钱穆在迁出素书楼3个月后，于同年8月30日逝世于台北市杭州南路寓所中，其对妻的遗言为：“自古以来的学人，很少有及身而见开花结果的。在今天讲文化思想，似乎不像科学家的发明，不论别人懂与不懂，即可获得举世崇拜。因为科学有一个公认的外在价值。而讲文化思想，只有靠自己具有一份信心来支持自己向前，静待时间的考验来给予公平的裁判，而且他会使我们的生命充满了意义、具有了价值。”[10]

钱穆去世后，他在大陆的侄子（即钱穆长兄钱挚的长子）前全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表示希望能来台奔丧，而当时的李登辉政府同意其入境，然而必须以“公开宣布退出共产党”为条件，不愿意答应此条件的钱氏子女只好改为参加9月30日在香港中文大学邵逸夫堂举行的公祭[11]。

1992年，胡美琦奉钱穆灵骨，归葬故里苏州太湖之滨。

身后

自钱穆迁出后，素书楼闲置年馀，最初交由台北市立图书馆管理，于1992年1月6日正式将素书楼辟为纪念馆。后由于素书楼年久失修，台北市政府于2001年进行修缮工程，随后将素书楼转交台北市政府文化局管理，台北市政府文化局于2001年12月31日将素书楼改名为钱穆故居。民国九十九年（2010年），时任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在钱穆逝世20周年纪念会上，以总统身份向胡美琦为素书楼事件中台北市政府的做法致歉，并肯定钱穆的清白。

钱妻胡美琦于钱穆逝世二十周年撰文强调：“当年两位蒋总统礼贤下士，定要由政府盖素书楼，他们不是随便作此决定。宾四接受政府的礼遇，也经过了一番深思。‘素书楼事件’的发生，有关政治领袖人物的智慧，以及中国传统‘士’人的风格气节，这不是一件小事。我有责任详细说明。”指素书楼本因经济考量，由朋友介绍购买一块靠近东吴大学的坟地，再由胡美琦兄长胡美璜底下的工程师负责建筑新宅。但事后总统蒋中正得知此事，透过蒋经国表示建筑素书楼的规划理当由政府负责，要求胡美璜交出建筑设计图，并对胡美璜说后续之事不需要再过问。于是钱氏夫妻已无法推诿政府筹建素书楼的事务。钱穆搬离素书楼之后卧病在床，胡美琦对钱穆说：“我们自己该要辨明的是民国72年以前没有契约时的两点理由，一是为两位去世的蒋总统争清名。我们认定素书楼是国家宾馆，不是台北市政府的宿舍。当年两位蒋总统是公开兴建素书楼的，二十年来不是没有民意代表，但从没有异议，这一段时期自属合法。时代变了，这表示礼贤下士的时期在台湾已经结束。所以我们只有搬出素书楼，才能替两位去世的蒋总统表明当年建宾馆并不为私。一是为你，人活著必该要有尊严。借用契约于（民国）81年一月到期，报上说某议员表示到期还要再议论。那时你九十八岁了，难道还要再受一次他们呼名唤姓的羞辱吗？素书楼再好，也不值得了。”[12]。

年表纪要

1895年，清光绪廿一年六月初九[13]生于江苏省金匮县[14]

1900年（六岁）入私塾读书

1903年（九岁）进果育小学就读

1905年（十一岁）父逝

1906年（十二岁）入常州府的常州中学堂

1910年（十六岁）退学，离开常州，转入南京私立锺英中学；适逢辛亥革命，学校停办，遂辍学

1911年（十七岁）任教无锡三兼小学，为教学生涯之始

1918年（廿四岁）任教鸿模学校（即原果育小学），出版《论语文解》同时任教县立第四小学（梅村镇）

1919年（廿五岁）任后宅泰伯市初小校长，创办无锡历史上第一个图书馆“泰伯图书馆”，任馆长

1922年（廿八岁）赴厦门任教集美学校，为任职中学教师之始

1923年（廿九岁）任教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

1927年（卅三岁）转任教苏州中学

1928年（卅四岁）连遭三丧：妻殁、儿殇、兄亡。

1929年（卅五岁）与小学校长张一贯女士缔婚，4子2女自1931至1940年先后出生，四子早夭

1930年（卅六岁）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后任教北京燕京大学。为任教大学之始

1931年（卅七岁）任教北京大学历史系，并兼课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师大

1935年（四一岁）出版《先秦诸子系年》

1937年（四三岁）随政局南迁，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

1939年（四五岁）《国史大纲》脱稿，回苏州侍母一载

1941年（四七岁）往成都任教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及武汉大学

1943年（四九岁）先后任教于华西大学、四川大学

1944年（五十岁）撰文〈中国历史上青年从军先例〉，号召知识份子投笔从戎

1946年（五二岁）赴昆明任教五华学院、兼任云南大学

1948年（五四岁）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课馀撰《湖上闲思录》

1949年（五五岁）应广州私立华侨大学校长王淑陶之邀，从无锡南下广州任教。秋季随同华侨大学迁回香港（华侨大学初创办于香港）。应张其昀之邀创办“亚洲文商学院”（新亚书院前身），任院长

1950年（五六岁）“亚洲文商学院”更名“新亚书院”，应邀赴台湾讲演

1951年（五七岁）为筹办新亚书院台湾分校，滞留台湾数月，未果。

1952年（五八岁）四月，在淡江文理学院惊声堂讲演，屋顶泥块坠落击中头部，晕厥送医，最后抢救成功保命。

1955年（六一岁）新亚研究所正式成立。代表教育部访问日本，教育部颁赠学术奖章。香港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

1956年（六二岁）新亚书院农圃道校舍暑期落成，为自有校舍之始。与胡美琦女士于九龙缔婚

1957年（六三岁）新亚书院增设艺术专修科

1960年（六六岁）赴耶鲁大学讲学，课馀撰《论语新解》，耶鲁大学颁赠名誉博士学位后赴欧洲访问

1961年（六七岁）新亚书院理学院成立

1963年（六九岁）香港中文大学成立，曾拟辞新亚书院校长一职，但接纳校方挽留至1965年

1965年（七一岁）正式卸任新亚书院校长，离开香港，赴吉隆坡马来亚大学讲学

1967年（七三岁）十月，迁居台北

1968年（七四岁）迁入素书楼，膺选中央研究院院士

1969年（七五岁）任中国文化学院历史研究所教授、国立故宫博物院聘为研究员

1973年（七九岁）新亚中学创校

1974年（八十岁）撰《八十忆双亲》

1976年（八二岁）是年冬，胃病剧作，几不治；同年与唐君毅等九人一并辞去新亚书院校董一职，以示对中文大学收回书院教学权，以及金耀基为首学者借此夺权之不满

1978年（八四岁）该年常病，目不能视（确诊患上白内障，1980年代已恶化至基本上失明）（抱病赴香港任新亚书院‘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主讲人，是钱穆首次踏足中文大学校园）

1979年（八五岁）赴香港出席新亚三十年纪念会

1980年（八六岁）与三子、幼女会于香港，卅二载未见，得七日相聚

1981年（八七岁）与长女、长侄晤聚香港，五子女两年内分别见面（与此同时，亦顺道出访新亚书院，于男生宿舍知行楼举办“夜话”，与新亚学生会面）

1984年（九十岁）获颁行政院文化奖

1986年（九二岁）为文化大学历史研究所学生上最后一课年（受聘为总统府资政）

1988年（九四岁）在家中授课至是年方休

1989年（九五岁）赴香港参加新亚书院四十周年校庆纪念会，是钱穆第三次亦是最后一次踏足中文大学校园

1990年（九六岁）6月1日迁出素书楼，8月30日逝于台北市杭州南路寓所[1]

1992年归葬苏州太湖之滨

家庭

无锡邹氏，妻，殁于1928年。

张一贯，妻，生于1901年8月10日，殁于1978年3月8日。为以下众子女之母。

钱胡美琦，妻，2012年3月26日去世，享年83岁。[15]

钱拙，长子。

钱行，次子。著有《思亲补读录》。

钱逊，三子，中国大陆历史学家，2019年8月23日去世。

钱易，长女，中国环境工程专家，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

钱辉，小女。

钱婉约，长孙女。著有《我记忆中的祖父》。

钱松，长孙。

钱伟长，侄子。中国力学家、应用数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大学校长，暨南大学董事会董事长，南京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江南大学，耀华中学名誉校长。中国近代力学、应用数学的奠基人之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七届、八届和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名誉主席。

钱穆作品中的名言佳句

1.《中国史学名著·史记上》：这问题我曾问过章太炎先生，我说：“现在是二十五史，下边该怎样？”他没有能回答我。此一问题，我仍留在脑子里。诸位千万不要当我是在空谈，诸位要学史学，便该学到这个地方去。

2.《中国史学名著·史记中》：《史记》背后有司马迁其人，他一辈子就只写一部《史记》。他自父亲死了，隔三年，他就做历史官。此下花他二十年精力写一部《史记》。又如司马温公花了十九年写一部《资治通鉴》，欧阳修修《新唐书》花了十七年，李延寿写《南北史》也写了十七年，班固《汉书》不知他花了几十年，又是父子相传下那工夫。我们只要懂得前人这番功力，也就好了！

3.《中国史学名著·郑樵通志》：著书都不免要采前人之书，然亦“必自成一家之言”。

学术

钱穆没有接受过现代大学训练，他的治学理念受吕思勉影响甚深。当胡适学派反对“崇古”与“迷信”，对中国传统文化及上古史作存疑与否定态度时，钱穆等人立表异议，说“余任上古史课，若亦疑古，将无可言”[16]。他在《国史大纲》一书中说：“今求创建新的古史观，则对近人极端之怀疑论，也应稍加修正。”钱先生后来坦率地表明自己不同于古史辨派的一味疑古而是在求真的基础上提出新说：“……而余则疑《尧典》，疑《禹贡》，疑《易传》，疑老子出庄周后，所疑皆超于颉刚。然窃愿以考古名，不愿以疑古名。疑与信皆须考，余与颉刚，精神意气，仍同一线，实无大异。”[17]

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一书，考证数十本秦汉古籍，并大量引用雷学淇的《竹书纪年义证》，排出先秦时各事件的先后顺序。后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一书，该书以论证完整的二十八个不可通驳斥了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使当时再无学者替康有为辩护，清末以来影响极大的经学今古文之争方才告一段落。[18]钱穆在该书中认为《孙子兵法》即当时已失传的《孙膑兵法》，《孙子兵法》的作者是孙膑。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孙膑兵法》，与《孙子兵法》不同，证明了《孙子兵法》的作者并非孙膑。

钱穆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所依托的文化保有真诚信念，认为中国传统政治绝非可仅仅以“君主专制”简单概括。钱穆的徒弟余英时称他“一生为故国招魂”。正是出于将中国传统政治制度放在中国文明系统的框架内求客观的了解，钱穆主张，应该在固有文明的真相基础上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政治制度，而非以后见之明浅薄地非议与污蔑之。

学友

原本胡适相当欣识钱穆，称钱先生的《刘向歆父子年谱》乃“一大著作，见解与体例都好”，并对学生说：有关先秦诸子事，可向宾四先生请教，不必再问他。 [19] 外界以为钱先生“喜治乾嘉学”，张君劢甚而劝钱穆“何必从胡适之作考据之学”。钱穆初到北平，胡适的弟子傅斯年对他优礼有加，邀至史语所，奉为上宾。胡适也将私藏“孤本”《求仁录》借给钱研览。

但钱穆在治学方面与胡适颇多抵触。胡适继承传统的说法，认为老子略早于孔子；钱穆则创立新说，认为老子略早于韩非，后于孔子。一次，两人不期而遇。钱穆说：“胡先生，《老子》成书的年代晚，证据确凿，你不要再坚持你的错误了！”胡适说：“钱先生，你举出的证据还不能说服我；如果你能够说服我，我连自己的亲老子也可以不要！”

钱穆与胡适二人在老子生年、《说儒》等学术问题上观点迥异，时有争辩。具体学术分歧尚属表面，深层原因是钱对胡的“新文化”主张不以为然，他后来甚至认为，中国思想界“实病在一辈高级知识分子身上”，如“新文化运动，凡中国固有（文化）必遭排斥”，贻害深远。当年北大讲坛上最叫座者乃胡适和钱穆二人，钱穆称“大凡余在当时北大上课，几如登辩论场”。

钱穆先生原本仅仅是苏州中学的一位普通教员，1927年正是由于顾颉刚先生的慧眼识才，才使得钱先生得以进入北京主流学术圈并逐渐为人所知。 钱穆先生在北大执教期间，多与汤用彤、熊十力等人来往，关系十分融洽。

东吴大学外双溪校区爱徒楼旁有钱穆故居，即为钱穆曾居住之素书楼。

著述

史学

《周公》，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29年。

《刘向歆父子年谱》，《燕京学报》第七期，1930年。

《国史大纲》上下册，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40年6月。

《中国历史精神》，台北国民出版社出版，1951年11月。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香港自刊本，1952年11月。

《黄帝》，台北胜利出版社出版，1954年。

《秦汉史》，香港新华印刷股份公司出版，1957年3月。

《中国历史研究法》，香港孟氏教育基金会出版，1961年12月。

《史记地名考》，香港太平书局出版，1962年10月。

《史学导言》，台北中央日报社出版，1970年5月。

《中国史学名著》，台北三民书局出版，1973年2月。

《孔子传》，台北中华民国孔孟学会出版，1974年8月。

《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台北联经出版，1979年。

《历史与文化论丛》，台北东大图书公司出版，1979年8月。

《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台北东昇出版公司出版，1981年12月。

《古史地理论丛》，台北东大图书公司出版，1982年7月。

《中国史学发微》，台北东大图书公司出版，1989年3月。

思想

《论语文解》，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18年11月。

《论语要略》，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25年3月。

《孟子要略》，上海大华书店出版，1926年。

《墨子》（万有文库），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30年3月。

《王守仁》，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30年3月。

《国学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31年5月。

《惠施、公孙龙》，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31年8月。

《老子辨》，上海大华书店出版，1932年。

《先秦诸子系年》上下册，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35年12月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37年5月。

《清儒学案》，重庆，为国立编译馆写，1942年稿成佚失。

《孟子研究》，上海开明书店出版，1948年。

《庄子纂笺》，香港东南印务公司出版，1951年12月。

《中国思想史》，台北中国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出版，1952年11月。

《国史新论》，香港自刊本出版，1953年5月。

《宋明理学概述》，台北中国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出版，1953年6月。

《四书释义》，台北中国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出版，1953年6月。

《阳明学述要》，台北正中书局出版，1955年3月。

《中国思想通俗讲话》，香港自刊本，1955年3月。

《王阳明先生传习录及大学问节本》，香港人生出版社，1957年6月。

《庄老通辨》，香港新亚研究所出版，1957年10月。

《学龠》，香港南天书业公司出版，1958年6月。

《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香港新亚研究所出版，1958年8月。

《孔子论语新编》，台北商务印书馆出版，1963年。

《论语新解》上下册，香港新亚研究所出版，1963年12月。

《朱子新学案》，一至五册，台北三民书局出版，1971年9月。

《朱子学提纲》，台北自刊本，1971年11月。

《理学六家诗钞》，台北台湾中华书局出版，1974年元旦。

《孔子与论语》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出版，1974年9月。

《孔子略传论语新编》，台北广学社出版，印书馆出版，1975年10月。

《中国学术通义》，台北台湾学生书局出版，1975年9月。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一至八册，台北东大图书公司出版，1976年6月至1980年3月。

《宋明理学三书随札》，台北东大图书公司出版，1983年10月。

《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台北东大图书公司出版，1984年12月。

文化

《文化与教育》，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1942年6月。

《中国文化史导论》，重庆正中书局出版，1943年。

《中国人之宗教社会及人生观》，香港自由中国出版社出版，1949年5月。

《中国社会演变》，香港中国问题研究所出版，1950年10月。

《中国知识份子》，香港中国问题研究所出版，1951年。

《文化学大义》，台北正中书局出版，1952年1月。

《民族与文化》，台北联合出版中心出版，1960年6月。

《中华文化十二讲》，台北三民书局出版，1968年7月。

《中国文化传统的潜力》，台北幼狮文化出版，1968年。

《中国文化丛谈》（一）（二），台北三民书局出版，1969年11月。

《中国文化精神》，台北三民书局出版，1971年7月。

《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台北东大图书公司出版，1977年5月。

文学

《中国文学讲演集》，香港人生出版社出版，1963年3月。

《中国文学论丛》，台北东大图书公司出版，1982年7月。

治述

《朱怀天先生纪念集》，上海自刊本，1919年8月。

《政学私言》（人人文库），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1945年11月1967年台北再版。

《人生十论》，香港人生出版社出版，1953年6月。

《湖上闲思录》，香港人生出版社出版，1960年5月。

《八十忆双亲》，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校友会出版，1975年。

《灵魂与心》，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出版，1976年2月。

《人生三步骤》，香港香港大学出版，1979年10。

《双溪独语》，台北台湾学生书局出版，1981年1月。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台北东大图书公司出版，1983年1月。

《晚学盲言》上下册，台北东大图书公司出版，1987年8月。

《新亚遗铎》，台北东大图书公司出版，1989年9月。

全集 

钱穆故居展示的《钱宾四先生全集》

《钱宾四先生全集》，共五十四册，分甲编思想学术、乙编文史学术、丙编文化论著，1994年由联经出版开始出版[20]。

甲编：共24种（含《朱子学提纲》），25册，1994年9月1日出版：

（1）国学概论、（2）四书释义、论语文解、（3）论语新解、（4）孔子与论语、（5）先秦诸子系年、（6）墨子、惠施公孙龙、庄子纂笺、（7）庄老通辨、（8）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9）宋明理学概述、（10）宋代理学三书随札、阳明学述要、（11）朱子新学案（一）、（12）朱子新学案（二）、（13）朱子新学案（三）、（14）朱子新学案（四）、（15）朱子新学案（五）朱子学提纲、（存目，不占册）、（16）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17）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二）、（18）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一）、（19）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二）、（20）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三）、（21）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四）、（22）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五）、（23）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六）、（24）中国思想史、中国思想通俗讲话、学籥、（25）中国学术通义、现代中国学术论衡。

乙编：共11种11册， 1995年9月12日出版：

（26）周公、秦汉史、（27）国史大纲（上）、（28）国史大纲（下）、（29）中国文化史导论、中国历史精神、（30）国史新论、（31）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研究法、（32）中国史学发微、读史随札、（33）中国史学名著、（34）史记地名考（上）、（35）史记地名考（下）、（36）古史地理论丛。

丙编：共24种18册，1998年6月17日出版：

（37）文化学大义、民族与文化、（38）中华文化十二讲、中国文化精神、（39）湖上闲思录、人生十论、（40）政学私言、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41）文化与教育、（42）历史与文化论丛、（43）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44）中国文化丛谈、（45）中国文学论丛、（46）理学六家诗钞、灵魂与心、（47）双溪独语、（48）晚学盲言（上）、（49）晚学盲言（下）、（50）新亚遗铎、（51）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52）讲堂遗录、（53）素书楼馀渖、（54）总目。

评价

正面评价

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引陈寅恪评钱穆《诸子系年》：“1934年5月16日，出席清华历史系研究生姚薇元口试会。散后，偕陈寅恪至其家。寅恪言钱宾四（穆）《诸子系年》极精湛，时代全据《纪年》订《史记》之误，心得极多，至可佩服。”[21]

牟宗三：“当时局势危殆，有瓦解之势。学校朝不保夕，政府无暇顾及。人情汹汹，学生多有走陕北从共党者。教授亦多纵容之，无有为立精神之主宰者。惟钱穆先生，因富历史传统意识，慷慨陈词，多有讲述。”[22]

余英时：“一生为故国招魂，当时捣麝成尘，未学斋中香不散。万里曾家山入梦，此日骑鲸渡海，素书楼外月初寒。”[23]

金耀基：“宾四先生的一生，承担是沉重的，他生在文化倾圮，国魂飘失的历史时刻，他写书著文有一股对抗时流的大力量在心中鼓动。他真有一份为往圣继绝学的气魄。”[24]

许倬云：“他编著了《国史大纲》，在警报声中，教导学生欣赏中国文化的源流和可贵之处。这部书至今还是中国通史中难以代替的名著。”[25]

钱婉约：“终于走近大山，在领略其巍峨的身躯、庄严的仪态、丰富多彩的植被以外，对于其蕴含著的博大精深的山中宝藏，我懂得多少？在离开祖父的岁月里，我需要花费多少的岁月精力，才能无愧拥有这样大山般的先祖，无愧这一个月的庭训亲炙？在这个意义上，父亲为我作了榜样，他的这本《思亲补读笔记》，就是在那以后，特别是在祖父去世之后，不断阅读祖父著作，在内心走近祖父的记录。[26]

负面评价

汪荣祖教授在《钱穆论清学史述评》一文中以为：“钱穆论清学史的代表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不仅在形式上是传统的学案式的纲目体，而且内容也不脱传统的义理，尤重宋儒朱熹。这部书基本上是由二十世纪的人，写十九世纪之书。钱氏写清学史，似设身其境，与先贤唱和或辩难，而不似异代学者，作旁观超越之论析。世人多知，钱宾四颇具民族主义意识，并见诸其史学，然其民族主义也未脱传统的华夷之辨与汉文化意识，以及崇宋尊朱的基本心态。”

李敖《蒋介石研究》中，有一篇文章《蒋介石和钱穆之间的一些臭史》。文中引用了钱穆写的《总统蒋公八秩华诞寿文》，歌颂蒋介石“诚吾国历史人物中最具贞德之一人。禀贞德而蹈贞运，斯以见天心之所属，而吾国家民族此一时代贞下起元之大任，所以必由公胜之也。”李敖对此评论说：“肉麻兮兮，已是全然无耻，知识份子反动到这步田地，真太令人失望！回想钱穆当年给我写信，标榜‘学问’与‘德性’的关系，如今‘学问’竟不胜阻止‘德性’的沦落，我真忍不住为他悲哀！”

备注

 当时不少学人也到了广州，如张晓峰、谢幼伟、崔素琴、熊十力、陈寅恪、吴俊升、牟宗三、徐佛观（徐复观）、陈荣捷、谢扶雅、罗倬汉等。其后不久，大部份人都相继到了香港。

参考文献

 李木妙 1995，第153-176页

 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錢賓四先生全集》第51冊）. 台北: 联经. 1994: 35；47；63.

 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錢賓四先生全集》第51冊）. 台北: 联经. 1994: 35–36.

 錢穆賓四先生 行誼述略. [2023-09-1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0-07-21）.

 钱穆《师友杂忆》章九，“乃特草《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与之…既刊余文，又特推荐余至燕京任教…及来燕大，任两班国文”。钱穆 2009

 李新总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韩信夫、姜克夫主编（编）. 《中華民國大事記》.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ISBN 9787101079982.

 人民政协报《钱穆1949年的选择 互联网档案馆的存档，存档日期2009-02-02.》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完整的人格　偉大的事業─《新亞遺鐸》與錢穆的教育理想. [2007-07-1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4-14）.

 香港大學今晨頒授 錢穆為法學博士. 华侨日报. 1955-06-27: 10 [2022-04-1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8-15）.

 钱胡美琦《感交集20年》，联合报副刊2010年8月27日。

 钱穆：最后的国学. [2011-02-0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3-12）.

 （2010.08.27、2010.08.28 钱胡美琦：联合报－〈钱穆逝世20周年／百感交集20年〉）

 清德宗光緒21年6月（1895-07-22～1895-08-19）. 国立台湾大学“数位典藏与自动推论实验室”数位典藏研究发展中心. [2016-05-0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03-05）.

 李木妙 1995，第153页

 明报. 錢穆夫人逝世. 长青网. 2012年3月29日 [2016-05-0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6-12）.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139页钱穆 2009，第139页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9月）钱穆 2009

 余英时〈《周礼》考证和《周礼》的现代启示〉（金春峰《周官之成书及其反映的文化与时代新考》序）

 《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 錢賓四先生全集（1-54冊含子甲、乙、丙編）全套不分售. www.linkingbooks.com.tw. [2019-04-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7-01）.

 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页八二。

 牟宗三，《牟宗三先生全集》第32册《五十自述》，联经，页82

 余英时：《一生为故国招魂》，1990年9月2日。

 金耀基〈怀忆国学大师钱穆先生〉，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新亚生活18卷2期，1990年10月15日。

 许倬云《心香一瓣－悼宾四先生》，联合报副刊2010年8月29日。

 钱婉约《远方的山──我记忆中的祖父》，联合报副刊2011年8月7日。

研究书目

钱穆：《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台北：东大图书公司，ISBN 978-957-19-2980-4，2009-11-01，352页。

2009年，三民书局，ISBN 978-957-19-2980-4，2009-10-29，340页。

杨承彬、郑大华、戴景贤：《胡适 梁漱溟 钱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

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台北：三民书局，1991。）

严耕望：《钱穆宾四先生与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2。）

Jerry Dennerline（邓尔麟）著，蓝桦译：《钱穆与七房桥世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

李木妙. 《國史大師：錢穆教授傳略》. 扬智文化. 1995-06-01 [1995] [2016-05-01]. ISBN 978-957-927-215-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6-30）.

李木妙. 《國史大師：錢穆教授傳略》. 八方文化创作室. 1995: 211页. ISBN 978-981-4285-37-7.

郭齐勇、汪学群：《钱穆评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

李振声编：《钱穆印象》（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

汪学群：《钱穆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陈勇：《钱穆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印永清：《百年家族：钱穆》（台北：立绪文化，2002。）

徐国利. 《錢穆史學思想研究》 初版.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2004-02-01 [2004]. ISBN 957-051-838-3.

汪荣祖. 《史學九章》.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 ISBN 978-710-802-358-2 （中文（中国大陆））.，第八章，“钱穆论清学史述评”，页37-62。

汪荣祖. 《史學九章》. 台湾: 麦田. 2002-12-01: 368页. ISBN 986-778-236-4 （中文）.（繁体中文）

谢选骏指出：我看钱穆，基本属于“整理国故”的一代——那就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殡葬师”，而非“第三期中国文明助产士”。抬举钱穆，等于是后转、朝向第二期中国文明，而非前进、朝向第三期中国文明了。

【16、微短剧会是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光吗】

《微短剧爆火，拥有中国“血统”的ReelShort能征服美国吗》（CLAIRE MOSES 2024年2月1日）报道：

去年春天，当艾碧·张（音）收到邀请，让她为在手机上看的俗套短片当制片人时，她持怀疑态度，因此拒绝了。但这种邀请没完没了。最终，已经当了12年制片人的张女士意识到，这种讲故事的新方式可能有利可图，所以接受了邀请。

自去年夏天起，她已制作了两部单集微短剧，并正在为几款应用程序创作针对女性观众、内容千篇一律的内容。

这种微短剧像是把有关人生的电影剪辑成TikTok短视频，或是为注意力短暂的互联网时代制作的肥皂剧。

这种新剧种的最大参与者是Reel Short，这款手机应用为用户提供每集最长几分钟、竖屏画面的情节剧内容，并希望通过吸引数百万美国人观看短剧内容，把在国外建立的成功模式引入美国。

Reel Short的所有者是总部设在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的Crazy Maple Studio，其背后有中国数字出版商中文在线集团的支持。

Reel Short制作的微短剧包括《亿万富翁丈夫的双重生活》（The Double Life of My Billionaire Husband）、《没你我也能嫁人》（I Got Married Without You），以及《仇杀之缚：与敌同眠》（Bound by Vendetta: Sleeping With the Enemy）。这些短剧很公式化，情节包括浪漫与复仇，有典型的人物和简单的对话。

微短剧是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在亚太地区火起来的，Crazy Maple Studio的首席执行官贾毅注意到了这点。

Reel Short力求让人们尽快上瘾，大部分情节都发生在微短剧的前几集里。“这是个现收现付的模式，”贾毅说。“如果故事把人们弄糊涂了，他们就不会看下去了。”

据Crazy Maple Studios称，制作这些微短剧的成本相对较低，只需30万美元或更少。据参与制作的演员说，剧组规模不大，其中一些人是住在洛杉矶的电影专业近期毕业生。

人们可以在YouTube和TikTok等多个平台上免费看到ReelShort提供的十几段一分钟长的剧集。但看了前几集后，他们需要付费或看广告才能看到后面发生的事情。

制片人艾碧·张说，有时人们会花10或20美元一直看下去。“这笔生意有点不可思议，不是吗？”

贾毅去年12月对《华尔街日报》说，他的公司已取得了2200万美元的收入。

美国曾有一个制作短视频版连续剧的公司Quibi，它在2020年初登场，同年停止运行，而ReelShort正尝试在Quibi失败的地方取得成功。Quibi失败的部分原因是其创始人杰弗里·卡岑伯格所说的时机不佳：该应用为在路上奔波的人们提供五到十分钟的新闻和娱乐视频，但推出的时间恰好在新冠病毒大流行后人们禁足家中，不再出门之时。

Quibi曾将注意力集中在有一线明星参与的格调高雅的内容上，但ReelShort正在反其道而行之：它为人们提供刺激的情节，从传说中的狼人到邪恶的继母，再到行动诡秘的亿万富翁丈夫和更多的狼人。

“我们从Quibi学到了很多东西，”贾毅说道。他还表示，ReelShort无意像Quibi那样试图吸引所有人。

“要打造一款成功的移动应用程序，你需要找到你的核心受众，”他说。那个受众是喜欢肥皂剧的女性。（贾毅说，ReelShort的观众中约75%是女性。）

贾毅表示，他不想与网飞等流媒体公司竞争。如果你有时间在沙发上坐几个小时的话，ReelShort大概不是你会打开的应用。这款应用适合于那些“当中”时刻：在车站等公交车时，上卫生间时。

“我们采用的是一种非常不同的商业模式，”贾毅说，“服务的也是一个不同的时间段。”

ReelShort远非第一个由中国公司拥有或部分拥有，并在美国取得突破的应用程序。TikTok以及购物应用Shein和Temu都是近几个月来在苹果的美国应用商店下载量最高的应用。

但对被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拥有的TikTok来说，这一直是个问题。美国、欧洲和加拿大的立法者已对TikTok及其母公司可能会将用户的敏感个人信息交给中国政府表示了担忧，并试图限制人们使用这款广受欢迎的应用程序。ReelShort尚未面临同样的压力。

据数据公司Sensor Tower，上个月，ReelShort在苹果应用商店的下载量达到了100万次，收入达500万美元；在Google Play商店的下载量达到了300万次，收入达300万美元。在去年11月以来的大多数日子里，ReelShort在这两家应用商店的最受欢迎娱乐应用程序排名中都位居前15名。（在去年11月，ReelShort在苹果应用商店最受欢迎的娱乐应用排名中，曾有数天超过了TikTok。）

据data.ai的数据，2023年，美国总共有逾700万人在Apple手机或Android手机上下载了ReelShort。去年，它的全球下载量超过了2400万次。印度是继美国之后ReelShort的第二大市场，第三是菲律宾。

家住洛杉矶的演员凯西·埃瑟参加了ReelShort和其他应用程序的微短剧制作，他把这种形式描述为这一代人的肥皂剧。他还将其比作专门为电视制作内容的频道，比如Hallmark频道。

“观众完全清楚他们将会看到什么故事，但他们还是想看，”34岁的埃瑟说。“他们还是喜欢这种故事。”

对演员萨曼莎·德鲁斯来说，ReelShort为她提供了扮演不同类型角色的机会。“我现在可以说，过去几年里，我在15到16部故事片中扮演过角色，”25岁的德鲁斯说。“不是每个演员都能这样说。”

57岁的卡米尔·詹姆斯·哈曼曾在2018年上映的电影《副总统》中担任过配角，该片是关于迪克·切尼的传记片，由克里斯蒂安·贝尔主演，获得了多项奥斯卡提名。但哈曼说，她因在ReelShort于2023年制作的《亿万富翁丈夫的双重生活》中饰演邪恶继母收到了更多的回应。

还有一些许多人不知道名字的应用程序——Sereal+、ShortTV、DramaBox、FlexTV——也开始制作微短剧，希望能从ReelShort的模式中牟利。

这些平台上发布的新片数量多于许多传统流媒体服务。贾毅觉得，这种情况将在2024年继续：“今年的目标是再推出100部短剧，”他说。

随着ReelShort不断推出内容，其作品的质量也在不断提高，何梓源说，他去年曾为该应用执导了三部短剧。有些拍摄场地现在会聘请特技演员或亲密行为协调员。

“预算已变得越来越大，摄像机越来越好，剧组人员越来越多，”27岁的何梓源说。

虽然大影业公司尚未涉足这个剧种，但一些演员和电影制片人推测，美国的电影公司很快会开始制作自己的短剧。

“这就是我参加这么多微短剧制作的原因，”演员埃瑟说。“这是成为美国第一个因为这种类型的作品而出名的独特机会。”

谢选骏指出：人问“微短剧爆火，拥有中国‘血统’的Reel Short能征服美国吗”？我看微短剧会是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光吗？如果不是，它又如何征服美国呢？

【17、西方文明在中国的命运】

《陕西考古发现2400年前冲水式厕所，系我国宫城考古唯一厕类遗存》（微信号“起点新闻”》2023-02-15）报道：

近日，陕西秦汉栎阳城遗址考古公布发现了一处战国时期的高等级冲水式厕所遗迹。

据悉，秦汉栎阳城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考古人员在三号建筑西侧清理出的这处厕所遗迹，由台基上的室内厕位和房外排污坑两部分组成。

由于受到晚期遗存破坏，厕位上部结构已不存在，考古人员清理出了陶质便器与弯管的组合遗存。

这是中国历代宫城考古中发现的唯一一例厕类遗存，也是我国考古发现的第一个“冲水式”厕所，距今约2400年左右。

（原标题：《陕西考古发现2400年前冲水式厕所！》）

网民嚎叫：

万木雨林

可能这就是西方遣唐使带来的，如果是自生需求必定不会唯一发现，而且在日后的宋元明清踪迹全无，上到宫城下到茅舍均是粪桶解决三急。

A#BCD

韩国人不服，肯定说这是从它们进口的。

谢选骏指出：这就是西方文明在中国的命运。1、消费性，2、下等消费性，3，即使连下等消费也维持不久，最终是消失在土著习俗的汪洋大海之中。

【18、文明交流导致瘟疫爆发——最新的实例是国际合作的武汉肺炎】

《北匈奴的诅咒？2世纪东汉和罗马同时开始大瘟疫，历史暗藏线索》（陶慕剑）报道：

公元166年，汉桓帝延熹九年，是中国历史上非常特殊的一年。这一年里，发生了著名的“党锢之祸”，塞北鲜卑首领檀石槐也大举入寇，另外还首次出现了“清谈之风”，都会后世有着深远影响。

但是，公元166年一个更重要的历史影响却更加可怕。

东汉和罗马，几乎同时开始大瘟疫

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罗马帝国皇帝马可·奥勒留派使节抵达洛阳，实现了与汉朝的首次官方交流。虽然极具历史意义，但史书也只是一笔带过。但一个令后人战栗的巧合发生了——罗马和东汉，几乎都在这一年发生了大瘟疫。

延熹九年（公元166年），罗马使节抵达东汉首都洛阳时，东汉境内正发生剧烈瘟疫。“延熹九年，楷自家诣阙上疏曰：……今天垂尽，地吐妖，人厉疫”（《后汉书-襄楷传》）。虽然疫情还没有严重波及洛阳，但已成为儒生们指责汉桓帝“宦官专朝，政刑暴滥”，导致“灾异尤数”的证据。

无独有偶，罗马在这一年开始了史上著名的“安东尼大瘟疫”。出征帕提亚帝国（安息）的罗马大军，虽然在战争中获得大胜，在前一年攻克了帕提亚首都泰西封，但也在当地染上了奇怪的瘟疫，并将瘟疫带回了罗马。

瘟疫首先在小亚细亚和叙利亚蔓延，随后在巴尔干、意大利和高卢地区先后扩散，最后整个帝国境内都没有幸免。这场瘟疫持续了20多年，造成了大量人口的死亡（估计死亡超过1000万），特别是罗马精英人物损失惨重，两位共治皇帝维鲁斯和马可·奥勒留先后因瘟疫去世。

此时，正值罗马帝国最鼎盛的安东尼王朝时代，强大的罗马在瘟疫打击下，人口、生产和税收遭到重创，军队也由于大量老兵死亡而受损。最终，安东尼王朝在192年结束，罗马帝国一度陷入“五帝之年”的混乱，从而走向了下坡路。

在地球另一端，东汉的瘟疫则更加漫长，在后来的一百多年里不断爆发，仅在东汉最后三十年里，就记载有十二次瘟疫大流行。特别是在汉灵帝（168年-189年）时爆发的大瘟疫，再加上天灾人祸，直接导致了黄巾之乱。

大瘟疫直到三国、两晋、十六国时代仍然多次肆虐人间，病亡数字动辄以百万、千万计算，导致中国古代人口一度陷入低谷，从汉桓帝时的5600万降到了晋武帝时的1600万。

由此可见，东汉和罗马帝国都是在鼎盛时期被大瘟疫击垮的。那么，两处的瘟疫会不会存在联系呢？

东汉和罗马瘟疫的共同性

从历史资料看，罗马和东汉都留下了关于瘟疫症状的记载，并且同时诞生了两位医圣——东汉的张仲景（约150年-219年）和罗马的克劳迪亚斯·盖伦（129-199）。根据双方的记载，病患都存在发烧、呕血、腹泻呕吐等等症状，罗马方面的记录更加详细，还描述到“大部分痊愈患者会在全身起疮，身上的疹也会像鳞片一样剥落”。

根据以往的一般说法，汉朝的瘟疫可能是流感、鼠疫、出血热等等，罗马的瘟疫则认为可能是天花、麻疹、出血热等等。其中，出血热最接近当时记录的症状，而且将东汉瘟疫和罗马瘟疫联系在了一起。

现在我们说的出血热，一般指的是汉他病毒导致的流行性出血热。另外还有一种特殊的出血热，就是令人闻风丧胆的埃博拉出血热。不过，无论是汉他病毒还是埃博拉病毒，都是上世纪才被发现的。但是，这两种病毒或其近亲病毒，并非不可能出现在公元二世纪。

埃博拉病毒，源自于非洲的果蝠，比较难以流传到欧亚大陆，但汉他病毒就不同了，这种病毒源自于啮齿类动物，特别是野鼠和家鼠。

值得注意的是，公元二世纪，地球开始进入一个小冰河期，气候趋向寒冷干燥，很可能对欧亚草原的植物、动物乃至游牧民族都产生了连锁影响。隐藏于草原的多种病毒，包括啮齿类携带的鼠疫、汉他病毒，牛类携带的天花、麻疹病毒等等，可能因此从野外传入了游牧部落内部，并借着游牧民族的迁移、征战活动，再传播到人口稠密的农业区。

瘟疫的起源：北匈奴的诅咒？

从起源地看，罗马瘟疫已确认来自于东方的波斯地区，东汉的瘟疫则可能来自于西方。延熹五年（162年），皇甫规（皇甫嵩伯父）率军征讨陇右羌族叛乱时，就发生了大瘟疫。皇甫规军中，有十分之三四的人病死。这起瘟疫，很可能就是延熹九年乃至东汉末年大瘟疫的先声。

另一个历史细节也值得我们注意。当时，北匈奴已经被汉朝和鲜卑打败，被迫向西逃窜。汉朝与北匈奴最后的战役（伊吾、蒲类海之战），正是在公元151年前后发生的。北匈奴进一步西迁，闯入了中亚的锡尔河、阿姆河地区，很可能引发了当地游牧民族（包括康居、乌孙、阿兰等民族）重新洗牌，进而发生了更多的征战和迁徙。

我们可以这么猜想，这场瘟疫原本来自于中亚草原的啮齿动物（包括野鼠、旱獭等），在北匈奴对中亚游牧部落的冲击下，沿着丝绸之路分别向东和向西，传播到河西走廊和波斯地区，进而引发了东汉和罗马的大瘟疫。事实上，这场公元二世纪开始的大瘟疫，可能包含了好几种疾病，但气候、地理和民族迁徙的因素，是我们研究瘟疫起源最需要注意的。

总的来说，古代世界虽然很大，汉朝、罗马、匈奴虽然相隔万里，但互相之间也许早就隐藏有不少联系，瘟疫只是其中最容易被史书记住的内容。

本文仅仅是提供一种粗浅的猜想，还需要更多研究来证明。

谢选骏指出：北匈奴的案例不是孤立的——十三世纪的蒙古扩张、十六世纪的欧洲扩张，都引起了类似的大瘟疫；二十世纪的世界大战引起了西班牙流感，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崛起，引起了武汉肺炎——由此可见，文明交流确实导致瘟疫爆发。

《他再曝Covid是人为病毒 美资助中国实验室肇祸》（自由时报 2022-12-05）报道：

一位曾在中国武汉研究实验室工作的美国科学家表示，Covid是从该设施泄漏的“人为病毒”。据纽约邮报引用驻美国研究员安德鲁·赫夫（ Andrew Huff）在英国报纸《太阳报》上的声明报道，两年前，新冠病毒是从武汉病毒学研究所（WIV）外泄，这是一家国营资助的研究机构。

流行病学家安德鲁·哈夫在他的最新著作《武汉的真相》（The Truth About Wuhan）中声称，这场疫情大流行是由美国政府资助在中国制造的冠状病毒引起的。

据纽约邮报报道，安德鲁·赫夫是总部设在纽约的研究传染病的非营利组织生态健康联盟（EcoHealth Alliance）的前副总裁。

安德鲁·赫夫声称，中国的实验是在安全措施不足的情况下进行的，导致武汉实验室发生病毒泄漏。他在书中指出，外国实验室没有适当的控制措施来确保适当的生物安全和风险管理，最终导致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实验室泄漏。

谢选骏指出：武汉病毒的出笼，不仅是中美合作的结果，还有法国和加拿大的参与——法国提供了研究室设备，加拿大提供了病毒样本。这些丧心病狂的国际罪犯，为了逃避他们本国的法律，就移师到共产党专政的中国大陆，可以不顾舆论，为所欲为。当然，这里面还有台湾和日本长期提供血汗工厂和“经济援助”的“功劳”在内。由此可见，瘟疫爆发的确是“国际合作”——川普为了逃避自己的总统责任，才故意转移视线大叫“中国病毒”。其实，武汉病毒是一种典型的“国际病毒”。

【19、相对锁国有助于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成长】

《中国欧盟商会名誉主席：中国重新融入世界没希望》（法广 2023-09-11 ）报道：

『悉尼晨报』周日报道，一位欧洲在华顶级商界人士表示，任何人都不可能影响习近平主席放弃其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

2015年6月10日，中国欧盟商会会长伍德克（Joerg Wuttke）在北京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伍德克9月10日对媒体表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已经终结，因为习愿意以牺牲增长换取意识形态。 

周一将在澳大利亚亚洲协会发表演讲、探讨中国经济发展轨迹的中国欧盟商会名誉主席伍德克表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已经终结，因为习愿意以牺牲增长换取意识形态。

不过，他不认为这将导致习近平对台开战。尽管习近平不断威胁要控制台湾，必要时不惜动用武力。伍德克认为习近平发动战争的风险和成本太大，因此，他“在台湾问题上并不着急”。

这位自1997年以来一直在中国工作的商界领袖在北京接受Zoom采访时说，“我真的不认为台湾会发生任何军事冲突，我在这里听到的一切都太理性了”。

伍德克说，“习与普京不同，他不会去赌博。他想要安全和可控的安全，而发动台湾战争则适得其反。”

"我猜他不会犯错，不会走上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所看到的会带来意外后果的道路：发动战争很容易，结束战争并赢得战争却非常困难。"

拜登政府一直在努力平息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但中国拒绝重新设立一条供两国军队使用的热线，以防止小规模冲突或意外升级。

习近平抵制了周末在邻国印度举行的G20峰会，这是对东道国和非西方结盟国家领导人竞争对手的严重冷落。

西方外交官认为，这是中国阻挠多边努力就全球关注的问题（包括乌克兰战争和气候变化）达成共识的又一例证。

当被问及是否有人能说服习近平采取更加合作的姿态时，伍德克说这是不可能的：“不，我认为国外任何人都不可能影响他，因为这个人已经决定担任一切事务的主席，并由他作出决定。”

谈到中国经济胁迫政策导致西方国家采取去风险对策，伍德克表示坚决支持欧盟寻求降低中国风险的决定。他指出中国“外国投资明显放缓”，去风险化已经发生。他认为，“中国是去风险大师，他们用了15年的时间叫我们如何试图去降低欧洲和美国的风险。”

伍德克对『悉尼晨报』表示，习近平渴望全面控制将导致中国经济陷入困境：“中国不得不忍受更低的增长预期……这个领导层愿意为了意识形态而牺牲经济增长。”

他说：“以前的等式总是认为中国会不惜一切代价增加经济增长，因为这是我们对继续执政的认知。现在让党继续执政的是彻底的、110%的控制”。

网民嚎叫：

wyc2020 发表评论于 2023-09-12 00:35:00

20年前，我也像很多华人（包括海外华人）一样，一厢情愿地相信，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无奈土共自己作死，一手王炸烂在手里，“中国人的世纪”很可能会成为“印度人的世纪”，不过这怨不得人，雪崩的时候木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vincentsjtu 发表评论于 2023-09-11 21:06:00

中国抢了太多欧美人的蛋糕，导致欧洲经济超烂，必须禁止中国融入世界

wangdansong 发表评论于 2023-09-11 19:57:50

西方的所谓“中国融入世界”是指中国作为西方的附庸，而不是平等，就是中国不可以超越。

谢选骏指出：“中国欧盟商会名誉主席”一叶障目，那张叶子就是一“€”（欧元）。这个商人愚蠢透顶，竟然胡说“中国重新融入世界没希望”，那个意思似乎是“中国曾经融入世界”？可是何时，中国曾经重新融入世界？难道是八国联军打进北京的时候？所以我说他一派胡言（也就是欧洲语言）。在我看来，相对锁国有助于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成长，所以中国从来没有融入过世界——只有这样，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成长才有希望。

【20、元朝只能算作“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帝国时代的开创者”了】

网文《萨都剌》报道：

萨都剌（1272年或1300年－1355年[1]），又作萨都拉，字天锡，庵号直斋，元代著名诗人、画家、书法家。蒙古化色目人（一说回回人）。

出身将门，但据其《溪行中秋玩月》诗自序，幼年家贫。早年科举不顺，以经商为业。到泰定四年（1327年）才中进士，一生只做过一些卑微的官职，包括京口录事司达鲁花赤、江南行御史台掾史、燕南河北道肃政廉访司照磨、闽海福建道肃政廉访司知事、燕南河北道肃政廉访司经历等职等。为官清廉，有政绩，不趋炎附势，因得罪权贵而被贬。据说晚年曾入方国珍幕府。

身世与生平

萨都剌出身于色目人家族，然而其先祖究竟来自哪个古代民族，目前并无定论。有人说其为回回人（《元典章》当中称萨都剌为“回回之修行者”），进而推论为“回族”，然而元朝时正是“回族”这个民族的形成期，且时常有出身非穆斯林家庭的人皈依回教，故此不能以一个人的宗教信仰来决定其民族属性。

萨都剌出生于当时的河东山西道冀宁路所属代州的雁门，其作品集《雁门集》正是“以生居雁门，遂取（之）名集。”家族中，萨氏在兄弟三人中之长子。二弟野芝，字天与，曾任江西建昌路总管。三弟剌忽丁，后登乡科。

艺术特征

萨都剌的诗词以娴熟的艺术手段，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元代的社会生活，为中国历史提供了线索；艺术成就较高，但也有论者认为思想性不高。当时以宫词、乐府闻名。虞集评价“最长于情，流丽清婉”。有晚唐诗意味。这一类的代表作有《燕姬曲》：

“燕京女儿十六七，颜如花红眼如漆。兰香满路马尘飞，翠袖笼鞭娇欲滴。春风驰荡摇春心，锦筝银烛高堂深。绣衾不暖锦鸳梦，紫帘垂雾天沉沉。 芳年谁惜去如水，春困着人倦梳洗。夜来小雨润天街，满院杨花飞不起。”

山水诗、生活诗有生活气息，细腻入微，佳作不少。如《过嘉兴》：

“三山云海几千里，十幅蒲帆挂烟水。吴中过客莫思家，江南画船如屋里。芦芽短短穿碧沙，船头鲤鱼吹浪花。 吴姬荡桨入城去，细雨小寒生绿纱。我歌水调无人续，江上月凉吹紫竹。春风一曲鹧鸪吟，花落莺啼满城绿。”

边塞诗粗犷之外，又有婉丽笔法，独具特色。如《上京即事》两首：

“祭天马酒洒平野，沙际风来草亦香。 白马如云向西北，紫驼银瓮赐诸王。 牛羊散漫落日下，野草生香乳酪酣。 卷地朔风沙似雪，家家行帐下毡帘。”

其诗歌作品众多，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史料。《记事》一诗“只知玉玺传三让，岂料游魂隔九重。天上武皇亦洒泪，世间骨肉可相逢”揭露元武宗次子图帖睦尔篡兄位的史事，正史不载。

萨氏词作不多，约有十四首，但是《念奴娇·登石头城》、《满江红·金陵怀古》两首技巧成熟，脍炙人口，被人推为元词之冠。

《念奴娇·登石头城》

石头城上，望天低吴楚，眼空无物。指点六朝形胜地，唯有青山如壁。蔽日旌旗，连云樯橹，白骨纷如雪。一江南北，消磨多少豪杰。

寂寞避暑离宫，东风辇路，芳草年年发。落日无人松径里，鬼火高低明灭。歌舞樽前，繁华镜里，暗换青青发。伤心千古，秦淮一片明月。

《满江红·金陵怀古》

六代繁华，春去也，更无消息。空怅望、山川形胜，已非畴昔。王谢堂前双燕子，乌衣巷口曾相识。听夜深、寂寞打孤城，春潮急。

思往事，愁如织。怀故国，空陈迹。但荒烟衰草，乱鸦斜日。玉树歌残秋露冷，胭脂井坏寒螀泣。到如今，只有蒋山青，秦淮碧！

学术成就

《新元史》有云：“（萨剌都）诗才清丽，名冠一时”。虞集说：“萨天锡（赐）最长于情，流丽清婉。”顾嗣立《元诗选》萨都剌诗选前面的小序说：“有元之兴西北，子弟尽为横经，涵养既深，异才并出，云石海涯、马伯庸以绮丽清新之派，振起于前，而天锡继之，清而不佻，丽而不缛，真能于袁、赵、虞、杨之外，别开生面者也。”

除了文学成就，萨都剌的功绩亦响负盛名。任官期间，萨氏勤政爱民，执法如山，最终在地方形成“吏不犯，民不欺”的政局。地方志有云：“设格阛阓，而制权衡焉，俾市物者各得其平”。

作品

萨都剌著有《雁门集》14卷，美术作品今存《严陵钓台图》、《梅雀》，收藏于国立故宫博物院。

有及第谢恩诗两句：“虎榜姓名书彩纸，羽林冠葢竖旌旄。”

后代

萨都剌后代以萨为姓，历史名人有：

萨镇冰，清朝末年海军大臣

萨本栋，物理学家，曾任清华大学教授，厦门大学校长，民国中央科学院干事

萨支唐，萨本栋之子，美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半导体研究领域的奠基人。

谢选骏指出：不论萨都剌是不是蒙古鬼子，他一个外族人在外来政权之下却能写出《满江红·金陵怀古》这样的作品，说明元朝只能算作“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帝国时代的开创者”，类似秦朝在第一期中国文明帝国时代的开创者地位了——

《满江红·金陵怀古》

萨都剌

六代豪华，春去也、更无消息。空怅望，山川形胜，已非畴昔。王谢堂前双燕子，乌衣巷口曾相识。听夜深、寂寞打孤城，春潮急。

思往事，愁如织。怀故国，空陈迹。但荒烟衰草，乱鸦斜日。玉树歌残秋露冷，胭脂井坏寒螀泣。到如今、只有蒋山青，秦淮碧！

注释

①萨都剌在1332年（元文宗至顺三年）调任江南诸道行御史台掾史，移居金陵（今南京市）。该词大约作于此时。

②畴昔：从前。

③“王谢”二句：乌衣巷，在今南京市东南的秦淮河畔，是东晋时王导、谢安家族的居处地。此二句用刘禹锡《乌衣巷》诗意。

④孤城：一座空城。

⑤玉树歌：即《玉树后庭花》，陈后主为嫔妃所制之歌，人称亡国之音。唐人许浑《金陵怀古》中有“玉树歌残王气终”之句。

⑥胭脂井：又名景阳井、辱井，在今南京市鸡鸣山边的台城内。隋兵攻打金陵，陈后主与妃子避入此井，终被隋兵所擒。寒螀（jiāng）：寒蝉。

白话译文

六代的春天一去不复返了。金陵的风景胜迹，已经不是从前的样子了，当年王、谢两族，家里的一双燕子，我曾在乌衣巷口见过它们。如今它们怎么样了？夜深了，春潮拍打着金陵城，激荡着寂寞的声音。往事不堪回首，金陵只剩下一点陈迹了。现在无非是荒烟笼罩衷草，儿夕阳里鸟鸦乱飞，秋露冷冷，陈后主的《玉树后庭花》已经没有什么人唱了，躲藏过陈后主的胭脂井忆经圮坏。寒蝉凄凉地鸣着。瑞还有什么呢？只有钟山还青着，秦淮河还淌碧水罢了。

赏析

这首词上片起首写繁华的景象如春光般消失得无声无息，带有沉重的怀古情绪，定下全篇感伤的基调。“空怅望”三句写今昔对比，承接上文而抒发感慨，当年的山川依旧在眼前，但人事变迁，已不似往日的繁盛，可谓“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此情此景，令人感慨万千。接下来的“王谢堂前双燕子，乌衣巷口曾相识”，系化用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诗句。这里的“乌衣巷口”，这里似曾相识的燕子，将作者的思绪带到王谢家族兴盛之时，进一步将寥落与繁华进行了对比。“听夜深，寂寞打孤城，春潮急”，也是化用刘禹锡“潮打空城寂寞回”一句，这既是写眼前之实景，又熔铸了刘禹锡诗歌的意境，情绪惆怅、孤寂，所写之景色调暗淡，一个“急”字既烘托出夜深的静谧氛围，又形象刻画出潮水寂寞而又不甘寂寞的情状，表现出作者的心绪也如这潮水一般地澎湃。

下片“思往事，愁如织。怀故国，空陈迹”四句，在上片情绪积累的基础上，作者情感迸发，直白的语言，短促的句子正表现了情绪的激越。作者情感的起伏在这里达到了高潮。接下来，词人以荒烟、衰草、乱鸦、斜日、秋露等意象渲染气氛，寄托情思，构成一幅意境深远而悲凉的残秋图。而“玉树歌残秋露冷”两句写景兼咏事。“玉树”指南朝陈后主所制艳曲《玉树后庭花》，历来被认为是亡国之音；胭脂井即陈朝的景阳宫井，隋军攻陷建康时，陈后主与宠妃张丽华、孔贵嫔躲入此井中，被隋军活捉。这里运用陈后主由盛到衰的典故，表现了人事的变化无常，荣华富贵终不能长久。最后三句，“到如今，只有蒋山青，秦淮碧！”结合上文，透露出强烈的虚无与悲哀。

整首词通过山川风物依旧而六朝繁华不再的对比，抒发了作者深沉的怀古感慨。全篇从“六代”入笔，但涵盖面又不仅仅是一个时期、一个地域。作者意在慨叹繁华易逝、富贵不能常有，包含着作者深沉强烈的人生历史感受，是对人生易逝、贵贱无常的感叹，也是对千古兴亡、古今沧桑巨变的概括。这篇作品，使人感受到的是一份昔荣今衰的悲情，它又超越了一己之感伤、一时之哀叹，使作品的主题负载着超越时空的永恒的意义。

艺术手法上突出的特点，是作者善于化用前人的诗句和典故，而又点化自然，不露痕迹。象“王谢堂前双燕子，乌衣巷口曾相识”，化用后并不显得生搬硬套、游离词外，而能与整首词的意境融合，浑然天成，且糅入了新意。“听夜深”三句也是如此，在化用之中迸发真情，使作品的怀古感慨在积淀的历史中变得更加深沉和悠远。“玉树歌残秋露冷”两句运用陈后主一盛一衰的典故，与整首词物是人非、往事已休、抚今追昔的感慨意脉相通，用在作品中，自然贴切、意味深长。

全篇融情于景，构成深沉苍凉的意境。作者有时直抒胸臆，如“思往事，愁如织”一句，更多的是在写景时将情感巧妙地熔铸其中，如“听夜深，寂寞打孤城，春潮急”一句，写寂寞的金陵古城，在夜空下被长江的春潮拍击着的景象，寓含了作者孤寂惆怅而又焦躁的情绪。在下片里，作者寄托情思于荒凉的意象，这里情与景的融合构成了词作令人低徊的意境，给人以情绪上的强烈的感染。

谢选骏指出：苏联制造的黄俄可能认为，元朝只能算作蒙古帝国的组成部分，而与中国无关；汉人只能算作殖民地居民，和苟活的牲口无异……就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那样。不过，从萨都剌的中文写作来看，不论外国人如何想法，元朝都只能算作“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帝国时代的开创者”了。

【21、中国文明整合太空】

《为何在太空引用<兰亭集序>？意大利航天员：感谢汉学家朋友》（2022年10月18日 看看新闻）报道：

10月12日，在国际空间站执行任务的意大利女航天员萨曼莎·克里斯托福雷蒂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组太空摄影作品，并配上了中国著名书法家王羲之所著《兰亭集序》中的名句——“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此举引发国内外网友热议。

推文发布后，中外网友纷纷感慨中国古典文学之美，同时赞叹克里斯托福雷蒂拍下的壮观景色，称赞她的中文造诣之高。克里斯托福雷蒂为什么会写下《兰亭集序》中的句子？在回答记者询问时，克里斯托福雷蒂表示，这要感谢她的一位汉学家朋友。

10月15日，克里斯托福雷蒂返回地球，并乘坐飞机抵达位于德国科隆的军用机场。CGTN记者在机场采访了她，并告诉她这则推文在中国社交平台引发热议。“选这句诗要感谢我的好朋友，一位在中国生活了30年的汉学家。他在中国文学上造诣非凡，他建议我选这个诗句，这个选择非常准确。所以说，我在中国文学上不敢专美，我选择了好的诗句是因为选择了一位如此了解中国文学的好朋友。”克里斯托福雷蒂表示。

欧洲航天局局长约瑟夫·阿施巴赫，也在采访中称赞克里斯托福雷蒂：“她汉语很棒，她的推文显示了她的中文功底。太空是属于世界的，人们无法在太空划定国界，因为太空站、人造卫星这些航天器围绕地球飞行，它们跨越国界、跨越文化、宗教，超越哲学和历史的分歧。这些跨越和超越时刻提醒我们，太空是高于我们人类生活世界的，在各种意义上（都是如此）。”

谢选骏指出：《兰亭集序》又名《兰亭宴集序》《兰亭序》《临河序》《禊序》和《禊贴》。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位士人，在山阴（今浙江绍兴）兰亭“修禊”，会上各人做诗，王羲之为他们的诗写的序文手稿。《兰亭序》中记叙兰亭周围山水之美和聚会的欢乐之情，抒发作者对于生死无常的感慨。——可以说，这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开山之作……现在，穿越时空，岂非说是第三期中国文明可以整合太空乎？

《意大利女宇航员秀《兰亭集序》，中国文化的浪漫永远值得相信》（2022-10-15 极目新闻）报道：

近日，意大利女航天员萨曼萨·克里斯托福雷蒂在国际空间站执行任务发布了一组太空摄影作品，还配上了中国著名书法家王羲之描绘宇宙景观的一句古文，选自《兰亭集序》：“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克里斯托福雷蒂在推文中还配上三张太空摄影图片，据推测是她在“路过”中国上空时，从太空拍摄的中国渤海湾以及北京市的白天和夜景照片。这条推文迅速引发了国内外网友的热议。

克里斯托弗雷蒂引用的这段《兰亭集序》，大意为：仰首观览到宇宙的浩大，俯看观察大地上众多的万物，用来舒展眼力、开阔胸怀，足够来极尽视听的欢娱，实在很快乐。网友评价，如此贴切的引用不得不让人惊叹其中文造诣之高。

这是中文的魅力，也是文化的魅力。克里斯托福雷蒂的推文，就如众多网友发布的风景打卡推文一样：见到美景，拍下美图，感慨一番。她的《兰亭集序》引用得很贴切，切合在太空中的思绪，真正是“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此时此际，视野无边，有地面上体验不到的开阔，“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心情大好，“信可乐也”。

这个推文，让人想起网上经常说的一句话，读书与没读书，就是不一样。为什么要读书，因为看到烟雨江南时，可以说“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而不是说雨真大！见到绿洲美景时，会说，“戈壁茫茫卧清泉，清泉晓澈惹人痴”，而不是说水真清……

克里斯托弗雷蒂引用《兰亭集序》抒发太空感想，这抒发的是中国文化的魅力，也是读书的魅力。有文化与没文化，在表达上的差异还真不一样。可以说，没有什么风景与心境，是中文不能描述的，中国文化的浪漫永远值得相信！

2017年，意大利女宇航员在中国参加完训练后发表推文表示感谢

网上不乏用古诗词表达现代话的对比，诸如，“珍惜所拥有的——满目山河空念远，不如怜取眼前人” “该有的都会有的——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这些对比，也说明了文化的魅力，意象、意境与意趣，尽在其中。

北京冬奥会上，中国文化就再次用它的极致浪漫，惊艳了世界。开幕式上，二十四节气倒计时将中华文化的瑰丽与智慧展现得淋漓尽致，满屏涌动的绿色充满了生命力，投射出中国人的生命观、价值观和宇宙观。赛场内外，从“中国结”到虎头帽，从“冰墩墩”到春联、福字，从剪纸到景泰蓝……处处散发中国文化的魅力。

中国文化的魅力，已越来越多地深入人心。据报道，早在2017年，克里斯托弗雷蒂就已经展示过她中文水平。那时，她同另一名欧空局航天员来到山东烟台中国航天员海上训练基地，参加了在中国黄海组织的海上生存演习。训练期间，她用中文接受了央视的采访：“这是第一个机会，中国航天员和欧洲航天员在中国一起训练，我们的团队合作很顺利，很好。”

克里斯托弗雷蒂只是中文圈粉的一个缩影。2022年4月21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2010年联合国将中国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谷雨确定为中文日，以纪念中华文字始祖仓颉造字的贡献。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标志，中文的朋友圈持续扩大。

据介绍，截至2021年底，全球共有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中文教育，76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外国正在学习中文的人数超过2500万，累计学习和使用中文的人数接近2亿。

意大利女宇航员秀《兰亭集序》，这个“打卡”刚好见证了中国文化的魅力，中国文化的浪漫永远值得相信！

谢选骏指出：大家不懂，王羲之狂妄浅薄，所以才会说出“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这样的蠢话。因为他写《兰亭集序》的时候，已经五十岁了，离开死去只有八年，大概意识到生命将尽，所以委曲求全而不可得了。而我们知道了王羲之的局限，才能走出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死相，创造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殿堂。中国文明整合太空——即使为了这个，也请肃清中国内部，把马裂主义的毒素首先清除。

附录《兰亭集序》（王羲之）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脩稧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领，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暎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恵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懐，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懐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舎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扵所遇，暂得扵己，怏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惓，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间以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懐；况脩短随化，终期扵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揽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扵懐。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懐，其致一也。后之揽者，亦将有感扵斯文。

王羲之（公元303年—361年），字逸少，号澹斋，原籍琅琊临沂（今属山东临沂），后逃亡山阴（今浙江绍兴），因曾任右将军，世称“王右军”、“王会稽”。王兼善隶、草、楷、行各体，精研体势，心摹手追，广采众长，备精诸体，冶于一炉，摆脱了汉魏笔风，自成一家，影响深远，创造出“天质自然，丰神盖代”的行书，代表作品有：楷书《乐毅论》、《黄庭经》、草书《十七帖》、行书《姨母帖》《快雪时晴帖》、《丧乱帖》、行楷书《兰亭集序》等。是东晋的书法家，被后人尊为“书圣”，与儿子王献之合称“二王”。

王羲之手书之真迹已随窃国大盗唐太宗葬于墓中，后人只得由临本中窥见此作。而其临本中又以“神龙本”《兰亭集序》最为称道，因该卷画心前上有唐中宗“神龙”年号小印左半印迹而得名，被认定为是由冯承素奉圣旨于兰亭真迹上双钩所摹，所以应是与真迹最为接近的摹本。

【22、中印战争以及随后发生的文革埋葬了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尸体】

《从“叛徒”到“和平使者”：印中异族通婚面临的挑战》（美国之音 2024-02-13）报道：

2011年，来自中国辽宁省的29岁的留学生于淼淼在新加坡遇到了33岁的印度企业管理顾问席瓦吉·达斯，两人顿时陷入爱河。

于淼淼的父亲是一名小商人、母亲是一名退休的政府雇员。她出生在中国，靠奖学金到新加坡读大学。而席瓦吉·达斯则来自一个传统的印度家庭，他的父亲曾在印度铁路工作，现已退休，母亲是一名家庭主妇。

在与于淼淼相识一年后，席瓦吉和她决定步入婚姻殿堂，但是他们两人谁都没有为将来面临的来自两个敌对国家的挑战做好准备。

于淼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当我告诉妈妈我的结婚计划时，她的第一反应是：‘嫁给谁？’后来我回家把席瓦吉介绍给她，但进展还是不太顺利。”

于淼淼表示：“在与席瓦吉见面后，我的母亲通过观察发现了他‘冷静、关心他人和自律的个性’，以及他为了使于淼淼在不同文化环境中感到舒适所做出的努力，最后总算感到放心了。”

印度和中国的双边关系长期以来一直存在问题，前几年再次由于边境冲突而进一步恶化。

席瓦吉的印度家庭没有反对两人的结合。于淼淼说：“席瓦吉的父母能够生动地叙述1962年的印中战争的细节。令人惊讶的是，他们似乎一点都不把我与那段痛苦的历史联系在一起。”

席瓦吉在说服于淼淼的母亲对他们的婚姻承诺表示认可时也面临了一些困难，因为于淼淼的母亲担心，如果于淼淼与席瓦吉的父母发生争执，席瓦吉会选择离开她的女儿。

像于淼淼和席瓦吉这样的跨种族混血夫妇在两国都经常面临偏见和歧视，于是他们决定探索印中混血夫妇所面临的“爱情与波折”。

席瓦吉和于淼淼听到了其他像他们这样的夫妇的类似痛苦经历，于是决定写一本关于这些夫妇的书。

《从叛逆者、叛徒到和平使者》讲述了印中夫妇如何克服家庭对立和文化规范，为自己创造新的身份。

于淼淼说：“撰写这本书的想法源于新加坡的一起事件。一名陌生男子朝着一对夫妇吐口水，警告男友‘远离我们的女孩。’我们将跨种族婚姻看作是文化、政治、宗教、经济、性别动态、社会趋势和个体个性等多方面交汇的地方，所有这些因素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由于印度和中国之间历史上紧张的关系导致两国之间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偏见，这些夫妇经常因与“敌对”国家的人谈恋爱而被贴上“叛徒”的标签。

席瓦吉说，尽管有时被自己的家人称为整个种族的“叛徒”，甚至被外人称为“间谍”，但这些夫妇还是将自己视为“和平使者”，希望调和两国之间的分歧并为自己创造新的身份。

在新书中，席瓦吉·达斯和于淼淼探讨了印中跨文化婚姻面临的“爱情与困扰”，这些夫妇不仅要应对文化差异和偏见，还要应对两国政府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

在此之前，席瓦吉和于淼淼还合著了一本名为《可见的隐形人：亚洲移民工人的故事》的书。他们惊讶地发现关于印中夫妇的挑战、妥协和决心几乎没有人写过，所以他们希望他们的书能够重点关注实现这些异族通婚付出的艰辛努力。

在新加坡一家研究和咨询公司工作的45岁的席瓦吉·达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我们听到和记录的故事提供了有力的例子，说明印度和中国人如何能够相互接触、弥合文化障碍、克服各自家庭带来的巨大挑战。”

在印度和中国关系紧张之际，该书的作者表示，他们的工作对于帮助弥合分歧和建立社区之间的理解“至关重要”。

席瓦吉说：“对于印度和中国的公民来说，获得签证或结婚证书可能是具有挑战性的。由于这类问题，我们书中介绍的一对夫妇最终不得不在尼泊尔结婚。”

他说：“但是，当夫妻俩不住在一起时，即使保持联系也可能很困难，因为许多中国应用程序在印度被禁止，而且许多在印度流行的应用程序在中国无法使用。这甚至会引起恐惧和怀疑，认为对方失去了兴趣并开始约会其他人。”

《从叛逆者、叛徒到和平使者》记录了14对印中夫妇的故事，他们分享了尽管面临各种挑战，但是他们是如何走到一起的动人故事。

在为这本书采访其他印中夫妇时，于淼淼发现文化差异在印中夫妇的关系动态中发挥的作用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大。

31 岁的阿纳夫·戈希和丽贝卡·叶就是这种情况。印度裔公司经理戈什回忆道，在他们结婚前一年，他们住在香港的一套三居室房子里，他没有做任何家务，这让他的岳母很不高兴。

“在我的印度家庭，我的母亲做饭、打扫我的房间、洗衣服。我从来没有学过做家务，这让丽贝卡的母亲很不高兴，她希望我在家做这些家务事，”在一家总部位于香港的电子商务科技初创公司工作的戈希说。他现在已经学会了做所有家务，包括洗碗。

“此外，她的父母有一些看法，认为印度男人对待女性不好，印度落后而且对女性不安全。所有这些都增加了我与他们之间本已紧张的关系和压力。”

来自香港的叶女士是一名药物研究科学家，出生于英国，她也说要做到让每个人都满意并不容易。

尽管困难重重，这对夫妇还是坚持了下来，并于2017年结婚。叶说：“我们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这些年来我们的关系只会变得更加牢固。”

即使一对夫妇的父母都接受了他们的选择，也并不意味着就万事大吉了。

席瓦吉表示，自2020年开始的印度和中国在拉达克地区的新的紧张局势加剧了两国社群之间的种族主义，他们互相指责对方“落后”、“不可信”和“危险”。

席瓦吉说：“在社会如此两极分化的关键时刻，写一本关于异族通婚的书至关重要。”

席瓦吉说：“有时候，朋友开玩笑说我们是来自各自国家的间谍。虽然我们很幸运只引发了一些无害的玩笑，但其他夫妇却面临着线上和线下的欺凌。 这些恶意信息大多来自对这对夫妇一无所知的陌生人。”

在这种情况下，“叛徒”更多地涉及违背个人的种族而不是国家利益。特别是在一个伴侣来自社会中的少数群体的情况下——如在印度的华人或马来西亚的印度人——嫁给自己族群之外的人被视为对整个社区的背叛行为。

在这两个父权文化中，女性或许被视为财产，因此受到这种看法的影响最大。

对于成为“和平使者”，这在很大程度上适用于那些尽管最初受到家庭反对但依然坚持的夫妇。几乎一夜之间，之前强烈反对这种联姻的家庭，会转变为成为该联姻的最大支持者。

这可能是因为在印中两种文化中都非常重视“面子”——一旦走到这一步，如果夫妇分开，两家都将失去很多颜面。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两家都会适应并参与创造一种融合的氛围。比如，一个中国岳父现在在印度节日中跳印度宝莱坞风格的舞蹈。一个印度岳母正在尝试烹饪四川菜。

一些夫妇也担心他们的后代可能会对自己的身份感到困惑。

虽然戈希和叶希望他们的儿子能在一个更“宽容”的世界中成长，席瓦吉和于淼淼则认为他们的女儿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她能够流利交流、理解并驾驭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文化群体——印度和中国。

席瓦吉说：“也许她可以成为一个标准的世界公民，能够轻松地克服所有界限。”

在婚姻11年后，于淼淼的母亲认为他们两个的结婚乃是天作之合。

“我相信我们没有因政治紧张局势而面临外部环境的重大挑战。当我们问我们当时三岁的女儿 ‘中国和印度正在打仗，你会支持谁？’时，最重要的问题出现了。”

她站在天真的角度，建议我们再建一个喜马拉雅山，这样中国和印度就可以各有一个，而不用相互争夺喜马拉雅山了。

网民嚎叫：

小毛er 发表评论于 2024-02-13 06:45:43

中印文化差异不算太大。应该问题不大。

FreeEnergy95 发表评论于 2024-02-13 06:39:50

中国14亿人口还怕一些女儿嫁出去？这跟担心非洲人占领广州一样。

cowboy62 发表评论于 2024-02-13 06:15:08

“中国女人不足？”城市里的大龄剩女过剩，但人家即使不嫁也不会嫁给农民和农民工，当然外嫁可以，呵呵……

WeThePeople 发表评论于 2024-02-13 05:43:00

祝福爱情

无闲散人 发表评论于 2024-02-13 05:25:00

两人能一起写书就了不起

smart321 发表评论于 2024-02-13 04:52:01

中国女人本来就不足，应该禁止中国女人嫁给外国人，这反而在鼓励。

燕京上都 发表评论于 2024-02-13 01:20:32

呵呵，差不多。

kingdale1 发表评论于 2024-02-13 00:33:43

嫁烙印比嫁老黑强100倍。

谢选骏指出：中囶与印度，从“世交”变成“世仇”，不是偶然的孤立的——联系随后发生的文革“废墟工程”来综合评估……这其实是在冥冥之中埋葬了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尸体。因为第二期中国文明，就是来自印度和西域的佛教文明参与创建的。正如第三期中国文明，是来自欧洲和西方（包括了欧洲殖民地，例如美洲、澳洲、俄罗斯）的基督教文明参与创建的。

【23、“二次文革”就是“中国版的颜色革命”】

《官媒突齐捧极左人士 网友忧二次文革正式开场》（2021-08-30 希望之声）报道：

中共当局日前召开财经委会议定调要搞“三次分配”，要实现所谓“共同富裕”，引发正式公开抢夺民间财富的恐慌。在官方发布治理“饭圈”乱象治理通知之后，多名劣迹明星齐齐上热搜，赵薇、高晓松被封杀，郑爽因偷逃税被中共官方追缴及处罚2.99亿人民币。

在此之际，大陆多家官媒昨天（29日）集中转发一篇自媒体评论文章，文中指中共官方近期在各个领域的一系列整治动作是一场“深刻变革”，并称阻挡这场变革的“将被抛弃”。这一被指来自极左自干五写手李光满的文章突然获官媒集体热捧，网友认为是二次文革开场的首张大字报！

中共党政军、央地喉舌突然齐捧李光满一篇斗争性文章

8月29日，中共党政军喉舌人民网、新华网、央视网、中国军网、光明网等央媒及数十家省区市媒体集中在重要位置转发“李光满冰点时评”《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进行！》。

学者高伐林在推特表示，各大央媒集中统一刊发一篇来自公众号自媒体的文章十分罕见，显然是新闻宣传主管部门和网信主管部门的统一安排，由此形成了非常强势的宣传效应。

8月28日发表的李光满这篇文章一开头就称“中国娱乐圈一直都不缺臭气熏天的猛料”，将中共中央网信办重拳整治“饭圈”，中共国家税务总局处罚郑爽偷逃税2.99亿元，各大平台下架赵薇、高晓松作品等事件，提到政治层面。

文章直指赵薇一直不倒，“这始终是一个迷样的问题”。又声称，从蚂蚁上市被叫停，到中央整顿经济秩序、反垄断，到阿里被罚182亿元和滴滴被查，到北京提出“共同富裕”，到最近对娱乐圈乱象的一系列整治动作，中国“从经济领域、金融领域、文化领域到政治领域都在发生一场深刻的变革”。文章声称“这是一次从资本集团向人民群众的回归”，“所有阻挡这场以人民为中心变革的都将被抛弃”。这场深刻的变革是“向著社会主义本质回归”。

文章又提到中共“面临著越来越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美国对中共围剿，“发动颜色革命”。声称“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还要依靠那些大资本家作为反帝国主义、反霸权主义的主力”，“不用敌人来打就自己先倒下了，就像当年苏联一样……。”

“无论是赵薇还是郑爽，无论是饭圈还是明星，都是我们社会中的毒瘤，还有蚂蚁、滴滴等等大买办资本集团，更是已经走向了社会主义的对立面”，“我们这场变革就是要对这些社会毒瘤、对这些买办资本集团进行清理、整治……”。

据知乎网上介绍，李光满：上海官媒《观察者网》专栏作家，高级编辑，原《华中电力报》总编辑。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

另有网友写道：“极左自干5媒体，察网，一个写手。然后自己又做自媒体，微信号。专骗低文化，低脑龄人士，看似广有市场。”

“李光满煽动民族主义！不是个好东西。”

“别的不知道，今天突然对张文宏开炮了，大家怎么看。”

8月初上海专家张文宏因为“与病毒共存论”，和官方不同调，受到亲官方势力围攻，李光满8月9日曾发文《“与病毒和谐共处”论是投降主义，必须坚决反对！》。

观察李光满发表的其它文章，多充满极端反美的民族意义意味。

8月份的几篇标题如：“中美战争演变趋势：整体战、持久战、消耗战！”“美国溃败之后，中国应如何经营中伊巴阿这一地缘枢纽区域？”“如果加拿大将孟晚舟引渡到美国，应视为宣战”。

网友对于李光满的文章获官媒集体转发议论纷纷：

“紧锣密鼓一阵忙，二次文革正开场，上下翻飞吹鼓手，为谁辛苦为谁忙？”

“运动啦!Duang dang!”

“早晚民众连呼吸都要配给吃饭都会是奢侈品。”

“整顿整顿娱乐圈，也能拔高到深刻变革？真能戴高帽，真能吹。就没别的可变革了？”

“这是准备《炮打司令部》？”

“我还当政治要变革了呢，哪知还是野狗撕咬。”

“我感到的是文革再度来临。”

“变革完了就该杀头了。”

“娱乐圈乱像根源就在共产党。”

“哪位喉舌的马甲吧。”

“以人民的名义，打击资本，并将资本所得收入腰包，劫后必然加强对市场的盘剥，加强对消费者的盘剥，从而转嫁市场压力给人民简单来说，以人民的名义，借由资本给人民加税，再借由打击资本将税收收归腰包。”

还有网友将李光满这篇文章被官媒热捧形容为文革时造反运动开始时的首张“大字报”（相关小资料附后）。

中共整肃娱乐圈引各种解读

北京资深媒体人高瑜早前在推特发帖指出，北京中央出手肃清娱乐圈已经势不可挡，韭菜虽肥，与企业财富大鳄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但是其社会及网络影响却相应巨大，可看成“共同富裕”的前哨一战？

海外评论人士章天亮博士则表示，中共整治“饭圏”是因为中共看到了明星的号召力，明星的粉丝可以为了偶像做很多出格的事。因为中共不是一个民选政府，任何一个民间团体到了一定人数都会令中共感到受威胁。因此，明星的这种号召力令中共胆寒。

对于赵薇被封杀，网友“淬星耀世”在本网站留言说：能全网封杀她，并抹掉影视作品中的存在，让我们不得不怀疑，现在已知的很多历史知识是不是都是被篡改过的。明星固然有很多问题，但文革式的辱骂，网络批斗并不符合时代精神，这一切都掩盖了法治精神。

旅德时评人长平在德媒发文表示，无论如何，未经法庭审判，一个明星就可以神秘地从网络消失，她的作品被下架，甚至被剥夺多年前出品的剧作的署名权，这种野蛮行径，跟塔利班的枪炮比起来，很难说谁胜谁负。

时事评论员李燕铭认为，仍在发酵的文宣与娱乐圈清洗风暴正在触动中国社会各阶层，社会震荡效应不可估量。中国娱乐圈的种种乱象丑闻是中共政权腐败治国与淫乱治国的产物，是中国社会道德沦丧的缩影。而中国娱乐圈大清洗，既是中共高层激烈内斗向社会各领域蔓延的结果，也是中共意识形态破产、文宣系统政商利益圈瓦解的过程。但中国娱乐圈乱象根源是中共体制本身，在中共体制内不可能得到解决。

小资料：文革首张“大字报”

聂元梓等人1966年5月25日贴出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被毛泽东称赞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图片来源：网络截图）

1966年5月16日中共出台《五一六通知》后，文化大革命正式由毛泽东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发动。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以她与哲学系另六位教师（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的名义在北大食堂张贴《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被毛泽东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从此大字报风潮兴起。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大字报全文，引发全国性造反运动。6月2日，康生到北大支援聂元梓，赞扬其发表的大字报是“20世纪北京公社宣言”。

1966年8月1日至8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会议期间，8月5日，毛泽东用铅笔在一张报纸的边角上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7日，毛泽东在誊清稿上修订后加标题，并附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由当日会议印发。1967年8月5日，《人民日报》正式全文发布。这份大字报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等“某些领导同志”，提出中共中央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大字报实际宣告，毛泽东的目的就是要“炮打”刘少奇、邓小平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张大字报的贴出，标志着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和国家主席刘少奇之间矛盾和冲突的尖锐化和公开化。刘少奇、邓小平后来作为走资派被斗倒，刘少奇后在监禁期间死亡。

谢选骏指出：网民不懂，时移世易，毛尸不起——“二次文革”就是“中国版的颜色革命”。那么第一次文革呢？不是迎来了改革开放吗？网民们不懂，评论员们也不懂吗？还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了。

【24、2005年中华民国法统消亡、寿终正寝——沦为“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地方政府】

《台湾讲古： 蒋介石父子执政年代的"两会"》（威克 台湾媒体人 2018年3月10日 BBC）报道：

中国人大和政协的两会在政治体制上是中国的国会，而台湾在蒋介石父子执政的年代也有类似的"两会"。

台湾的所谓两会是根据1947年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之下的国民大会和立法院，蒋介石也就是依照此一宪法在1948年由国民代表大会选举为总统，但是不久之后蒋介石江山易帜退到了台湾。

继续法统

当年许多各地选出的国民大会代表（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也跟随蒋介石到了台湾，而为了强调执政的合法性，虽然台湾宣布实施戒严和颁布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但是也恢复了国民代表大会和立法院的"国会"运作。

刚开始的时候，立法委员和国大代表都是在当时台北市中心、并且接近总统府的中山堂开会，但是空间狭小，导致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开会时都颇有不悦情绪。

这种"两会同院"的情形到1960年立法院迁入现在的立法院之后结束，但是蒋介石的健康在同时间出现了问题，越来越少出现在总统府办公，到1964年决定在距离蒋介石官邸不远的台北市郊阳明山兴建"符合现代化需求"的地点。

1965年蒋介石政府兴建"中山楼"，1966年就竣工启用。在党国一体的年代，除了国民代表大会之外国民党党代表大会也是在中山楼举行，而蒋介石也经常在这里接见外宾、举行政府的行政会议。

当年南京时代从地方、行业、少数民族选出了将近3000名的第一届国大代表，到了台湾之后，政府以无法在"沦陷地区"举行定期选举和冻结宪法为由，这些国大代表和当年一起到台湾、选区在"沦陷地区"的立法委员都不用改选。

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他们会被说成是"万年国代"、"终身立委"，而为了维持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的合法开会代表人数，当年选区在"沦陷地区"的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虽然在出缺的时候不能补选，但是采取"递补制度"。

也就是说，一旦这些地区的国大代表或者立法委员因为某些原因而出缺的时候，就由在台湾同选区的递补代表接任，例如北平市国大代表因为退休、去世等等原因而出缺，就由在台湾的北平市国民大会递补代表接任。

以国大代表为例，递补代表的待遇不如在职优渥，但是政府会有补贴。不过许多递补代表从1949年一路等到1991年第一届国大代表全面退职也还是没有递补成正式的国大代表。

选举总统

在第一届国大代表到台湾的42年时间里面，国民大会总共开会10次，大部分是和选举总统有关，也閙出了不少现在看来啼笑皆非的问题。有一位担任国大代表的长辈曾经说，当年选总统，为了表现民主，故而希望投票的时候不要出现全体通过的结果，因此投票的时候要安排部分代表投下反对票。

这位长辈表示，当时国民党党部指示他投下反对票，但是到了投票的时候，他左思右想，还是投下了赞成票，结果开票之后，他就被党部找去开会，指责他为何不按照指示投票，他回答说，因为党部没有书面保证，他担心日后会被找麻烦，所以考虑之后还是投下赞成票。

中国的媒体会在不同的平台上直播两会，台湾当年国民代表大会开会也会电视转播，西藏、蒙古、新疆等地的第一届国大代表也会穿着民族服装与会，表现出一团和气、国家富强、民族团结的气氛。

旅游景点

现在曾经金碧辉煌的中山楼成了游客参观还有赏花的景点，带领参观讲解的导览志愿工作人员会介绍这栋建筑的点点滴滴，尤其会讲到蒋介石虽然说是笃信上帝的基督教徒，但是也很注重风水。

导览人员说，中山楼前有纱帽山，后面是七星山、位置与蒋介石的士林官邸、圆山行馆以及总统府连城一线，左有松溪，右有磺溪，形成"玉带围腰"之势。

中山楼又是盖在硫磺坑口上，附近的山间不时飘出温泉蒸汽、颇有"仙气袅绕"的样子，但是中山楼落成之后不到9年的1975年4月，蒋介石就去世、蒋经国在1978年5月20日担任总统，在1988年1月去世。

曾经是被号称"历史伟人"的蒋介石、被说成是"创造台湾经济奇迹"的蒋经国、在台湾贫困年代耗费巨资兴建的中山楼，如今都成为历史的一部分，风光不再，而当年台湾版"两会"、"万年国代"、"终身立委"种种轶事也逐渐消逝在时代的巨轮之下。

谢选骏指出：台湾两会消失，非同小可，绝不像上文轻描淡写的那样可有可无——因为这意味着中华民国丧失了大陆代表权。不像共产党的各种会议，还保留着台湾席次。

网文《国民大会》报道：

国民大会（简称国大）是中华民国已停止运作之最高权力机关，现在其职权已经交付中华民国国民直接行使或转移到其他机关。依据1946年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国民大会为五权宪法中的最高权力机关，代表全国国民于中枢行使政权。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后仍继续在台澎金马运作至2005年《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修正，该次修宪后冻结所有与国民大会相关的条文。

国民大会

National Assembly（英语）

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政府机构

Seal of the National Assembly，Republic of China（ROC）.svg

2005年6月10日，由2005年中华民国国民大会代表选举选出之“任务型”国民大会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公告实施，冻结国民大会。

在《中华民国宪法》原文中，国民大会由国民大会代表（简称国大代表、国代）组成，其最重要职权为选举中华民国总统与中华民国副总统，相当于当时美国的总统选举人团或苏联的最高苏维埃。后来成立与其相类似的代议制立法机构还有诸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前韩国总统朴正熙时代的统一主体国民会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最高人民会议等。

在法理上，《中华民国宪法》原文虽未改动，但依据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后所修订的《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宪法半数文本已经停止适用；但由于《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的有效期限为国家统一前[1]，所以与国民大会相关的《国民大会组织法》《国民大会职权行使法》《国民大会同意权行使法》等相关法律仍然没有废止[2]，故国民大会处于冻结中止状态，而非废止。国民大会冻结后，2012年3月第8届立法院院会由台湾团结联盟党团提出上述三法的废止案，但因届期不连续原则，并未完成审查[3][4]。

历史

国民大会由孙中山提出。在中华民国宪法的设计中，孙中山认为，“政”是众人之事，“治”是管理，“政治”亦即管理众人之事。照此，他将政府的功能分为政权与治权。人民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而治权则由五院（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行使，提供人民必要的协助。其中，关于监督政府、领土主权及修改宪法等中央政权交由国民大会行使，并将国民大会的宪法层级置于五院之上。如此一来，人民透过选举国民大会的代表于中央机关行使政权，进而控制政府施政的治权，使得政权与治权之间达到平衡，人民权益不受政府侵害，人民也得以享受政府所提供的一切功能。

桂宏诚认为国民大会为孙中山规划中的政权机关，代表人民主权，他们委托专门人员，组成立法院，进行立法[5]。由国民大会代表人民行使政权、权能区分等理论。李鸿禧等台湾学者认为这接近于民主集中制[6][7]。

制宪与行宪

1946年初，政治协商会议决定，在增选代表、政府改组、宪草修正完成后，召开制宪国民大会。当年，第二次国共内战开始爆发。

制宪过程中国民大会之组织与职权沿革

法案 组成 集会频率 职权

五五宪草 国民代表由县市及同等区域选出 3年一次 选举罢免总统副总统及各院主要官员（含立法委员与监察委员）、

创制复决法律、修改宪法

期成宪草 国民代表由县市及同等区域选出

国民大会议政会议政员由国民代表互选

政协宪草 国民大会代表包含立法委员、监察委员、

与县市及同等区域选出之代表 6年一次 选举罢免总统副总统、修改宪法

（创制复决延后实施）

中华民国宪法 国民大会代表由县市及同等区域选出

1946年10月11日，由中国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宣布于11月12日召开制宪国民大会，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等党派拒绝参加。国民大会为等待第三方面提交名单而延期三天，1946年11月15日召开制宪国民大会，与会者基本上是1936年选出的代表，通过《中华民国宪法》[8]。

更多信息：行宪、1947年中华民国国民大会代表选举、第一届中华民国国民大会代表和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

1947年11月21日至11月23日，全国依照宪法同时举行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选举。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选出之国民大会代表在南京集会，正式召开行宪后第一届国民大会。为应付第二次国共内战之扩大，会中首先启动修宪程序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并举行了第一任总统、副总统选举选出了总统和副总统组成了行宪后的中华民国政府，此届国民大会亦被称为“行宪国民大会”。

历次修宪

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经由修宪程序，在1948年4月18日议决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同年由国民政府公布施行、并且优于宪法而适用，使得南京宪法于公布后不久即无法真正落实。国民政府迁台后，宪法的适用性以及国民大会的职权逐渐受到质疑。于是在1991年确立了第一届国大代表的退职，并开始遴选新任国代以及调整宪法，其后历届国大于1991年、1992年、1994年、1997年、1999年与2000年共完成六次宪法增修，此时期的国民大会亦被称为“修宪国民大会”。对于国家中央的行政体制以及宪法内容作了多次修正：

国民大会首次于1991年4月，在不修改宪法本文、不变更五权宪法架构原则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十条（今为12条）。

1991年确认两岸分治之事实，区隔台澎金马自由地区与大陆地区；并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

1992年监察委员改由总统提名产生。

1992年通过总统由中华民国自由地区全体人民直接选举。

1994年为“原住民”正名。

1997年通过精简台湾省政府的组织层级，称为冻省。

1997年取消立法院之阁揆同意权，总统任命行政院院长不必经立法院同意。赋予立法院倒阁权与总统被动解散国会权。

1999年国代通过延任案，立法委员连任数月，而国代则延任两年，引来舆论哗然。后司法院大法官宣布违宪无效。

2000年更改立法院组织，以及将国民大会虚级化甚至之后废除，皆朝向一院制国会体制。

第三届国民大会代表任期至2000年（民国八十九年）5月19日止。按照第六次修宪后之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2000年4月25日公布），国民大会组织变更如下：国民大会代表为三百人，在立法院提出宪法修正案、领土变更案，或提出总统、副总统弹劾案时，于三个月内采比例代表制选出，国民大会于选举结果确认后十日内集会，集会以一个月为限，国民大会代表任期与集会期间相同，即俗称任务型国民大会。其职权为复决立法院所提宪法修正案、领土变更案及议决立法院提出之总统、副总统弹劾案。

中山楼，位于阳明山，地址为台北市北投区阳明路二段15号，为国民大会1972年至2005年之集会场所。

国民大会秘书处设于台北市中华路一段53号，直到国民大会停止运作。

人民直接行使政权

更多信息：2005年中华民国国民大会代表选举

2005年中华民国国民大会代表选举结果

政府党派 249 反对党派 51

民主进步党 127   台湾团结联盟 21

中国国民党 117   亲民党 18

中国民众党 3 民主行动联盟 5

农民党 1   新党 3

公民党 1   无党团结联盟 2

建国党 1

无党籍 1

同意宪法修正案 反对宪法修正案

随着中华民国政治发展，选举总统的权限由国民大会下放

至全体人民，国大亦不再常设，仍透过选举组成，任务完成随即解散。

2004年8月，宪政史上首次立法院修宪院会，以198位出席立委全数赞成，三读通过“国会改革、公投入宪”宪法增修条文修正提案。依此次立法院通过的修宪提案，将废除国民大会，未来立法院通过的宪法修正案、领土变更案，将交由公民投票复决。此修宪案仍须经过选出的国大代表复决通过，才正式生效。因此于2005年动员选出第四届国民大会以表决该修宪案，并广泛被认定为最后一届国大，称为“任务型国大代表”。

2005年6月7日该届大会第二次会议，由主席团主席叶菊兰轮值大会主席，任务型国大以249票赞成，48票反对，跨过修宪门槛的225票，复决通过宪法增修条文修宪案共六个条文，包括国会改革案、公民复决、废除国民大会等三大议题。

第一条规定公投复决入宪、废除国民大会；

第二、五、八条是配合废除国大后的职权移转；

第四条是国会（立法院）改革条款及总统弹劾流程修正；

第十二条则是订定公投复决门槛。

同年6月10日公布前述条文，实行58年的国民大会制度走入历史。

国民大会职权

1947年公布施行之《中华民国宪法》中有关于国民大会职权之条文为第四条（国土）、第二十七条（国民大会职权）、第三十条（国大临时会之召集）、第一百条（总统、副总统之弹劾）及第一百七十四条（修宪程序）。国民大会之职权整理如下：

1947年《宪法》中国民大会之职权 现行《增修条文》规定

第四条 决议领土变更案 由立法院提出“领土变更案”交由自由地区公民投票复决

第二十七条 选举总统、副总统 自由地区公民直接选举总统、副总统

罢免总统、副总统 由立法院提出“罢免案”交由自由地区公民投票决定

第二十七条及

第一百七十四条 修改宪法 由立法院提出“宪法修正案”交由自由地区公民投票复决

复决立法院所提之宪法修正案

第三十条及

第一百条 议决监察院所提之总统、副总统弹劾案 由立法院提出“弹劾案”，声请司法院大法官审理，经宪法法庭判决

另外《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于1992年第二次修正至2005年第七次修正之间对中央政府机关做出改组。国民大会做为宪法中由直接民选产生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曾经暂时取得以下人事同意权以维持权力分立原则。

人事同意权 原《宪法》（1947–1992） 早期《增修条文》（1992–2000） 现行《增修条文》

司法院 院长、副院长及大法官由总统提名，经监察院同意任命。（第七十九条） 三院之人事，由总统提名，

经国民大会同意任命。 三院之人事，由总统提名，

经立法院同意任命。

考试院 院长、副院长及考试委员由总统提名，经监察院同意任命。（第八十四条）

监察院 监察委员，由各省级议会及华侨团体选举。（第九十一条）

院长、副院长由监察委员互选。（第九十二条）

国民大会自2005年冻结之后，上述职权已经分别转至国会（立法院）、宪法法庭（司法院），修改宪法条文须交由公民投票复决。依照现行《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之规定：

“宪法修正案”及“领土变更案”须经立法院立法委员四分之一之提议，四分之三之出席，及出席委员四分之三之决议后提出。经公告半年，于三个月内交由自由地区公民投票复决，有效同意票过选举人总额之半数，即为通过。（第一条与第十二条）

总统、副总统之“罢免案”须经立法院立法委员四分之一之提议，全体立法委员三分之二之同意后提出。交由自由地区选举人总额过半数之投票，有效票过半数同意罢免时，即为通过。（第二条）

历届国民大会

更多信息：动员戡乱时期自由地区中央公职人员增选补选办法和中华民国国会在台湾之全面选举与罢免

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规定，国民大会之集会原依宪法规定于每届总统任满前九十日举行，另依第三十条有关规定，得召集临时会。然而预定改选的1953年，由于中华民国政府已失去对中国大陆的控制权，从而导致第一届国大代表原选区（除台湾、金门、马祖与大陈）无法办理选举而全体无限期延任，曾被讥为“万年国会”。[9]

届别 法定任期 实际任期 会议 选举 名额 附注

第一届 原为六年，

后改为无限制 1948年3月27日－1991年12月31日

（各次当选者任期见右附注） 会议八次，

临时会二次 1947年选举 2961 在中国大陆举行的唯一一次选举。该次台湾省亦选出19名代表。

政府迁台后来台报到者1578名，至1991年底仅剩565名代表。

1969年增选选举 15 仅在台湾地区（福建省除外）举行。选出代表之任期同1947年选出者。

1972年第一次增额选举 53 台湾地区任期制增额代表，任期六年，受国际情势延为八年。

1980年第二次增额选举 76 台湾地区任期制增额代表，任期六年。

1986年第三次增额选举 84 台湾地区任期制增额代表。任期六年至1992年底，与第二届代表有交错。

第二届 1992年1月1日至

第八任总统任满前 1992年1月1日－1996年5月19日 会议一次，

临时会四次 1991年选举 325 在台湾地区全面改选。

第三届 四年 1996年5月20日－2000年5月19日 会议五次 1996年选举 334

任务型 一个月 2005年5月20日－2005年6月7日 会议一次 2005年选举[10] 300 末代选举

历届国民大会选举及任期

国民大会历次集会

届别 会议 日期 重要决议 与会代表选出年份 集会地点

第一届 第一次会议 1948年3月29日－1948年5月1日

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

第一任总统、副总统选举（总统：蒋中正，副总统：李宗仁）。

1947年 国民大会堂 南京市

第二次会议 1954年2月19日－1954年3月25日

决议《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继续有效。

通过由监察院提出之副总统李宗仁弹劾案。

第二任总统、副总统选举（总统：蒋中正，副总统：陈诚）。

中山堂 台北市

第三次会议 1960年2月20日－1960年3月25日

修正《临时条款》，冻结《宪法》对于总统连任之限制。

第三任总统、副总统选举（总统：蒋中正，副总统：陈诚）。

临时会 1966年2月1日－1966年2月8日

讨论宪政研讨委员会宪法草案，决议不修改《宪法》。

修正《临时条款》，解除国民大会行使创制复决权之限制并同意其设置宪政研究机构。

第四次会议 1966年2月19日－1966年3月25日

修正《临时条款》，授权总统调整中央政府组织与订颁办法增补选中央民代。

第四任总统、副总统选举（总统：蒋中正，副总统：严家淦）。

第五次会议 1972年2月20日－1972年3月25日

修正《临时条款》，增额中央民意代表改为定期改选。

第五任总统、副总统选举（总统：蒋中正，副总统：严家淦）。

1947年、1969年 中山楼

第六次会议 1978年2月19日－1978年3月25日

第六任总统、副总统选举（总统：蒋经国，副总统：谢东闵）。

1947年、1969年、1972年

第七次会议 1984年2月20日－1984年3月25日

第七任总统、副总统选举（总统：蒋经国，副总统：李登辉）。

1947年、1969年、1980年

第八次会议 1990年2月19日－1990年3月30日

第八任总统、副总统选举（总统：李登辉，副总统：李元簇）。

1947年、1969年、1986年

第二次临时会 1991年4月8日－1991年4月24日

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

通过《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第一次增修）

第二届 临时会 1992年3月20日－1992年5月30日

修正《增修条文》（第二次增修）

总统、副总统改由自由地区人民选举。总统、副总统与国大代表任期由六年改为四年。

1986年、1991年

第二次临时会 1992年12月25日－1993年1月30日

第三次临时会 1993年4月9日－1993年4月30日 1991年

第四次临时会 1994年5月2日－1994年9月2日

修正《增修条文》（第三次增修）

第九任起总统、副总统改由自由地区公民“直接选举”。

第五次会议 1995年7月7日－1995年8月17日

第三届 第一次会议 1996年7月7日－1996年8月30日 1996年

第二次会议 1997年5月5日－1997年7月23日

修正《增修条文》（第四次增修）

第三次会议 1998年7月21日－1998年8月10日

1998年12月7日－1999年1月25日

第四次会议 1999年6月8日－1999年9月3日

修正《增修条文》（第五次增修）

国民大会代表自肥案，本次修宪经司法院大法官会议判定违背修宪正当程序而失效。

第五次会议 2000年4月8日－2000年5月19日

修正《增修条文》（第六次增修）

国民大会改为“任务型”非常设机关，需要行使职权时才进行选举。

任务型 第一次会议 2005年5月30日－2005年6月7日

修正《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第七次增修）

国民大会停止运作，其权力交由国民直接行使、立法院及司法院宪法法庭。

2005年

历任首长

主席团与议长

第一届、第二届国民大会采“主席团制”，集会时由代表互选主席若干人组成主席团，主席团主席轮流主持会议。依1994年《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第三次增修规定，第三届国民大会设议长、副议长各1人，由代表互选产生。[11] 2000年《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第六次增修后规定国大复采主席团制，故2005年任务型国民大会不设议长、副议长。

中国国民党/未知   青年党   民社党   无党籍

第一届国民大会[12]

第一届国民大会主席团

第二届国民大会[12]

第二届国民大会主席团

第三届国民大会

第三届国民大会议长、副议长

会期 议长姓名 议长政党 副议长姓名 副议长政党

1996年7月8日－1999年1月13日 钱复   中国国民党 谢隆盛   中国国民党

1999年1月13日－1999年9月8日 苏南成   中国国民党 陈金让   中国国民党

1999年9月8日－2000年5月19日 陈金让   中国国民党 （副议长代理议长）

任务型国民大会

2005年任务型国民大会主席团

排名 姓名 政党 排名 姓名 政党 排名 姓名 政党

1 叶菊兰   民主进步党 5 周清玉   民主进步党 9 许志雄   民主进步党

2 陈金让   中国国民党 6 蔡政文   中国国民党 10 葛永光   中国国民党

3 李安妮   台湾团结联盟 7 李元贞   民主进步党 11 顾立雄   民主进步党

4 叶耀鹏   亲民党 8 赵丽云   中国国民党

秘书长

国民大会设秘书处处理会务，并设秘书长一人。1996年国民大会设议长前，秘书长为其事实上的“常任首长”，对外代表国民大会。自1948年至1997年，秘书长在国民大会集会期间由大会主席团提请大会决定任命，不集会时只设置代理秘书长，由政府任命；国民大会设议长后，秘书长改为常任制，1997年至2001年，秘书长改由国民大会议长遴选；2001年后，秘书长又改于开会期间由大会主席团遴选。2003年，国民大会未集会期间之业务依法移交至立法院，秘书处和秘书长改于任务型国民大会集会时临时设立。历任秘书长除洪兰友外在任职时均为国大代表。[11][13][14]

历任国民大会秘书长

任期 姓名 选区 政党 国大届次 任命代表选出年份 附注

1948年4月5日－1958年9月28日 洪兰友 （非国大代表）   中国国民党 第一届 1947年 国民大会不集会时为代理秘书长

1959年12月10日－1966年6月8日 谷正纲 贵州安顺

1966年6月8日－1972年6月6日 郭澄 山西阳曲 1947年、1969年

1972年6月6日－1976年9月15日 陈建中 陕西富平 （未经大会正式任命）

1976年9月15日－1980年9月29日 郭澄（二次） 山西阳曲 1947年、1969年、1972年

1980年10月2日－1990年9月19日 何宜武 福建寿宁 1947年、1969年、1980年

1990年9月19日－1992年1月22日 朱士烈 湖北竹山 1947年、1969年、1986年

1992年1月22日－1996年9月1日 陈金让 全国不分区 第二届 1986年、1991年

1996年9月1日－2003年5月19日 陈川 第三届 1996年 常任秘书长

2005年5月26日－2005年5月31日 钱林慧君   台湾团结联盟 任务型 2005年 代理秘书长

2005年5月31日－2005年6月7日 叶俊荣   民主进步党 秘书长

宪政研讨委员会

在第一届国民大会任内，国民大会曾设置“宪政研讨委员会”（简称宪政研讨会、宪研会），作为常设机构，由全体国民大会代表组成，负责研讨宪政问题。宪研会的活动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为1960-1966年，第二阶段为1966-1991年。

历史沿革

1960年3月11日，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三次会议修订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规定：“国民大会创制复决两权之行使，于国民大会第三次会议闭会后，设置机构，研拟办法，连同有关修改宪法各案，由总统召集国民大会临时会讨论之。”根据总统蒋中正核定的《国民大会宪政研讨委员会组织纲要》，同年7月1日，国民大会宪政研讨委员会正式成立，以总统蒋中正为主任委员，副总统陈诚为副主任委员，国民大会秘书长谷正纲为秘书长，全体国大代表为委员；同时，设若干研究组，研究两权行使及修改宪法问题。[12]

按照《组织纲要》规定的任务，宪研会经过一年半的研讨工作，于1961年12月25日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国民大会创制复决两权行使办法草案初稿”案及“国民大会宪政研讨委员会对有关修改宪法各案研讨结论”案（即所谓“宪研宪草”；宪研会并建议国民大会将此项研讨结论“留俟大陆光复后国民大会集会进行修宪时，作为研讨之基础”）。1962年2-7月，宪研会就上述两案广征社会各方意见，最后于当年12月16日将两案及相关意见文件一并呈报总统蒋中正，完成阶段性任务。[15]

1966年2月，蒋中正召集第一届国民大会临时会，将宪研会呈报的两权行使办法及宪研宪草提交大会。国大临时会审查通过了关于行使两权的《临时条款》修正案及“国民大会创制复决两权行使办法”，并决定在大陆光复前暂不修改宪法本文。同时，国大临时会还决定继续设置研究机构，研讨宪政问题，不以两权行使为限，因此于2月7日修订通过《临时条款》，将上次通过的关于研究机构的条文改为：“国民大会于闭会期间，设置研究机构，研讨宪政有关问题。”同年3月23日，第一届国民大会第四次会议重新制定了《国民大会宪政研讨委员会组织纲要》。[12]

1966年7月1日，根据新的法源，国民大会宪政研讨委员会重新成立，仍以总统为主任委员，国民大会秘书长为秘书长，全体国大代表为委员，由国民大会秘书处办理日常事务；同时，根据《组织纲要》规定，由主任委员指定谷正纲为副主任委员，并设置常务委员和若干研究委员会。宪研会平时研讨宪政问题，每年12月25日（行宪纪念日）在台北中山堂举行全体会议，国大代表因此得以借宪研会名义实现每年定期集会。[16]

1991年5月，总统李登辉公告废止《临时条款》，宪研会失去法源基础，于当年7月1日终止运作。[17]

历任主要负责人

第一阶段（1960年7月－1966年6月）[16]

主任委员（总统兼任）

蒋中正

副主任委员（副总统兼任）

陈诚

秘书长（国民大会秘书长兼任）

谷正纲

第二阶段（1966年7月－1991年7月）[18][17]

主任委员（总统兼任）

蒋中正（1966年7月1日－1975年4月5日）

严家淦（1975年4月5日－1978年5月20日）

蒋经国（1978年5月20日－1988年1月13日）

李登辉（1988年1月13日－1991年7月1日）

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指定）

谷正纲（1966年7月1日－1990年3月31日）

陈建中（1991年1月18日－7月1日）

秘书长（国民大会秘书长兼任）

郭澄（1966年7月1日－1972年6月6日）

陈建中（1972年6月6日－1976年9月15日）

郭澄（1976年9月15日－1980年9月29日）

何宜武（1980年10月2日－1990年9月19日）

朱士烈（1990年9月19日－1991年7月1日）

设立初衷与法学界评价

原本的国民大会是用来代表人民行使监督政府权力的权力机关，立法院是政府的立法机关，当时起草宪法的人对五权宪法存在认识上的偏差，因为五权宪法中的五权不是五权分立相互制衡，而是五权共治，前提是一个全能的政府拥有五个职能机构，分别是立法机构，司法机构，行政机构，考试机构，监察机构。

从性质上的分析立法委员与国大代表的区别就是：一是前者是民选专业官员（设计游戏规则），后者是人民利益代表（选择游戏规则），二是前者是选区选举，后者是按照地区（县）或利益团体人口比例选举出来的。相当于把美国三权分立中的参议院打造成了一院制的立法院，把众议院提升到了国家权力机构的位置。

国民大会的性质一直是法学界争论的焦点。孙中山在《五权宪法》书中将其作为政权机构，负责选举、罢免、创制、复决。他的原始构想是将其作为类似美国选举人团性质的非议会组织。孙中山提出了政权，治权分离的思想，即“国大有权，政府万能[19]”。在这个思想下，国民大会不能视为有立法权的议会，而是一个掌握政权的机构。孙中山又把立法院作为议会，并由国民大会选举产生。五院之间互不牵扯，无须互相负责，仅需对国大负责，以达到政府万能的目的。有学者认为[20]，孙中山设想的国民大会处于一个尴尬的地位，作为议会，则它人数太多，议事效率低下；作为选举人团，它的人数又太少，难以代表四亿国民。且立法院间接民选又失去议会的直接民意基础。

国共内战时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宪草采取中共建议[21]，则将国民大会虚化，各省议会合为无形国民大会，即联邦制。但在各方对联邦制的反对下，张君劢重新设计了宪草，巧妙地限制了国民大会职权，将其开会次数减为六年一次且创制权与复决权被变相拖延。这是减小国民大会权限，且绕过联邦制的折衷办法。

有观点认为[22]，国民大会只有选举罢免总统权和修宪权是危险的，国大既为全体国民选举，而权力较少，将致使其频繁运用修宪权以扩大自身职权，导致国家因频繁修宪而政局动荡，即有学者所谓其“成事不足，败事有余”[23]。1948年第一届国大召开时即有张知本等人要求修宪扩大职权，后播迁台湾又出现国民大会代表自肥案。国民大会的认受性受到质疑。

但亦有观点[24]认为：中华民国宪法前言在整部宪法中可以做为宪法解释与适用之依据，亦是宪法本文的一部分，且具宪法效力与拘束力之性质。然宪法前言所云之“中华民国国民大会受全体国民之付托，……依据孙中山先生创立中华民国之遗教，……制定本宪法”，至今日国民大会虚设化、立法院作为国会独大治权一相比较，似有违宪之疑虑。

参见

三民主义、五权宪法

《中华民国宪法》、《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

国民参政会、政治协商会议、制宪国民大会

中华民国国会在台湾之全面选举与罢免、立法院、监察院

南京人民大会堂（原国民大会堂）、中山堂（台北市）、中山楼（阳明山）

参考文献

国民大会组织法

国民大会职权行使法

国民大会同意权行使法

 见《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序言。

 立法院法律系統. [2012-01-1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5-08-16）.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逐條釋論. [2021-10-2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10-20）.

 憲政改革: 背景、運作與影響 - 第 195 页. [2021-01-1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11-29）.

 桂宏诚《中华民国立宪理论与1947年的宪政选择》：“众所皆知，孙中山将权能区分理论正面表述为‘人民有权，政府有能’，但若从负面来表述，未尝不也意味‘人民应该有权，但人民不一定有能’。……因此孙中山主张区分政权与治权，即意味了人民主权机关与立法机关应有所区分。”“国民大会为孙中山规划中的政权机关，实亦即为象征主权在民的机关，而立法则被归为政府治能，故成为以院为名称的治权机关。其次，国民大会的组成分子称代表，已不若国会议员称议员，此一改变，也当与国民大会不具有议政功能有关。同样的，立法院的组成分子称委员，则与孙中山设计中的立法院为专家立法，且属政府权能的治权有关。且称委员，也意味了并非由国民直接选举产生，而是受国民大会委托，专责立法的人员，故不是象征主权在民的机关。”

 李鸿禧. 制定新憲是當前憲政改革唯一的道路. 自由时报. 2003-09-23 [2014年1月15日].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年2月2日） （中文（台湾））.

 林浊水. 華山論劍：拆政府與國家人格分裂症：民進黨兩岸戰略系列十二. 想想论坛. 2013-08-23 [2014年1月15日].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年9月10日） （中文（台湾））.

 李炳南，政治协商会议与国共谈判，永业出版社

 中央選舉委員會歷次選舉摘要－國民大會代表選舉. [2020-08-1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1-04）.

 存档副本. [2016-02-0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11-30）.

 國民大會歷次會議實錄. [2020-10-0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2-01）.

 國民大會實錄. [2020-10-2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1-04）.

 中華民國行憲政府職名錄（二） 自民國六十七年五月至民國七十九年五月. 国史馆. 1991-06 [2022-06-1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8-12）.

 中華民國行憲政府職名錄（三） 自民國七十九年五月二十日至民國八十二年. 国史馆. 1994-12 [2022-06-17]. ISBN 957904290X.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8-13）.

 國民大會臨時會議事文件. 国民大会秘书处. 1966-10 [2022-06-2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6-22）.

 國民大會秘書長谷正綱傳記. 立法院议政博物馆. 2013-12. ISBN 9789860391626.

 中華民國行憲政府職名錄（三） 自民國七十九年五月二十日至民國八十二年. 国史馆. 1994-12 [2022-06-17]. ISBN 957904290X.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8-13）.

 中華民國行憲政府職名錄（二） 自民國六十七年五月至民國七十九年五月. 国史馆. 1991-06 [2022-06-1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8-12）.

 五权宪法，国父全集

 南京国民大会堂 见证中国宪政梦的夭折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如果将其视作代表民意行使民权的集会议事机关，两千多个代表，规模太过庞大，难以正常行使职权。但如果将此看作是直接民权的代表，其人数又太少，缺乏代表性，反而不如直接全民选举。”

 政治协商会议纪实，重庆出版社，1989

 邓丽兰：从“国民大会”观民国政制的演变. [2009-01-0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1-12-19）.

 国民大会的理论与实践. [2009-01-0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9-06-14）.

 陈慈阳，宪法学，元照出版公司，2004

外部链接

国民大会官方网站（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1946年南京制宪国民大会电影纪录片 中华民国中央电影摄影场摄制（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最新待审一览表 2012-4-10（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机关

上一位持有相同头衔者：

中华民国国会（第一届复会）

制宪国民大会（1946年） 中华民国国会

（国民大会、立法院以及监察院）

1947年12月25日－2005年6月7日 继任：

公民直接选举总统副总统

全国性公民投票

立法院

司法院宪法法庭

中国国家机构

前任：

国民政府 中国大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中共和民主党派拒绝参加，不承认其合法性）

1947年12月25日－1949年9月21日 继任：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

（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

谢选骏指出：中华民国缺乏大陆代表权，因而法统消亡、寿终正寝、沦为台湾地区政权了。1990年台湾总统李登辉请国大代表休致，2005年，国民大会选出的“任务性国代”召开最后一次会议，通过决议，将自己裁撤。至此，中华民国自我阉割完成，沦为“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地方政府了。

【25、澳大利亚是中国的祸根】

《分析：中国房地产泡沫或即将破灭 但澳大利亚可能付出沉重代价》（商业事务编辑：Ian Verrender Posted Mon 6 Sep 2021 at 4:20amMonday 6 Sep 2021 at 4:20am）报道：

中国的房地产繁荣见证了高层公寓在全国各地的涌现。

海明威的有一条金句，出自《太阳照常升起》，是这么说的。

“你是怎么破产的？” 比尔问道。

“有两种方法，”迈克说，“一种是逐渐破产，另一种是突然破产”。

中国最大的房地产集团、全球销售额排名第122位的中国恒大集团的创始人许家印对于这段话是有体会的。

在今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的公司一直在挣扎，与成群结队而愤怒的债权人斗争，为法庭诉讼辩护，并拼命争取足够的资金存活下来。现在，情况突然变得更糟。

三年前在其巅峰时期，香港上市的中国恒大是全球最有价值的房地产集团。现在，人们眼中的它更多的是作为世界上负债最多的房地产开发商，负债超过3000亿美元（4030亿澳元）。

就在全球投资者和债权人正拼命试图从陷入困境的中国房地产行业中脱身之时，中国恒大——曾经它象征着这颗星球上最欣欣向荣的房地产市场的璀璨成功，如今却兵败如山倒，还拖累了它的许多竞争对手。

作为足球俱乐部广州俱乐部的拥有者，该公司两年前曾吹嘘要与埃隆·马斯克的特斯拉竞争，在中国南部建立一个拥有三个生产中心的电动汽车子公司。那时，许先生是中国的第三大富豪，估计财富总额达到300亿美元（403亿澳元）。

上周，这家正在22个城市开展项目的公司警告说，如果其再融资和出售资产的努力失败，它可能无法偿还债务，这一声明震惊了全球债务市场。

承包商排起长龙等待付款，债权人纷纷逃离——任何大胆购买恒大债务的人哪怕肯出的资金少了30%，他们都愿意接受。与此同时，数以万计充满希望的公寓房业主担心，一旦崩盘，他们的存款可能就此蒸发。

该集团能够提高现金流的唯一方法是以大幅折扣价出售其手中数量庞大的公寓房。这有可能会破坏全国各地的房价，并有可能因为对整个行业造成压力，导致竞争对手的崩溃。

无论如何，买家的信心危机似乎几近肯定。

作为一个行业，中国的房地产开发是自然资源的饥饿消费者，尤其是对铁矿石，自五月以来，铁矿石的价格已经下跌了近40%。

多年来，中国领导人对该行业的过度行为视而不见，因为它是刺激经济增长的主要工具之一。

但是，随着中国政府在该公司瓦解时不闻不问，它的消亡似乎注定将对钢铁行业掀起惊涛骇浪，给铁矿石价格带来进一步压力。

行业改革还是资本主义的退缩？

中国工业令人印象深刻的繁荣影响了所有领域。（Reuters）

在过去40年里，中国从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体转变为一个城市化的工业强国，这一转变的规模和速度是历史上前所未见的。

随着自由市场的引入，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工涌入新建的城市，房地产从中获得了巨大的财富机会。随即房地产大亨们开始崛起。就像在西方一样，随着房价日益攀升，房地产投机已成为一种全国性的消遣活动。

最终的结果大多是一样的。天价租金，买不起的住房，年轻一代因为被排除在市场之外而忿忿不平。

如果有一件事是中国共产党非常敏感的，那就是大规模动乱的可能性。

最重要的是，劣质建筑标准、销售和高利贷以及一系列其他非法活动长期困扰着这个行业，人们对大开发商的不满情绪不断上升。

去年年底，中国政府对房地产开发商出台了所谓的三条红线政策，这一战略旨在减少行业内的债务，遏制失控的房地产价格并提高标准。

几个月前，几个大城市，包括恒大的主场广州，开始对新发布的土地进行价格限制，并对开发商进行限制，包括销售价格上限。他们还对未能按承诺或按时交付的开发商进行了处罚。

这些戏剧性的干预措施已过了很久才出台，房地产大亨们应该已做好了准备，特别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7年提出了“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一并不含蓄的说法之后。

但这是在富有的商业领袖遭遇一系列攻击之后发生的。去年年底，阿里巴巴创始人、也是恒大集团许家印的密友马云，成为打击科技巨头的第一个受害者。此后，打击范围扩大到了牟取暴利的教育公司，这让人担心习近平正在收紧北京对资本主义的接受程度，并消除在民意方面的潜在竞争对手。

上周，中国政府规定少年儿童每周只能玩三个小时的在线游戏，立刻让游戏运营商成为焦点。

随着对名人群体的清洗已经延伸到商界之外，最近几天，著名影星赵薇更是突然“消失”。

这对我们有什么影响？

很简单。我们的原材料在中国的房地产热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所有那些公寓楼都需要大量的钢材。

事实上，房地产开发商占了中国所有铁矿石需求的一半左右。因此，建筑业的任何大幅下降都意味着钢材需求的减少，甚至是铁矿石需求的减少，而目前铁矿石的价格已经从五月份的峰值下跌了约40%。

不仅如此，正如宏观商业经济学家大卫·卢威林·史密斯（David Llewellyn Smith）指出的，开发商对地方政府的资金有很大影响。这对基础设施支出至关重要，约占总建筑量的20%——直到现在，这都是刺激增长的一个首选渠道。

对住房和基础设施支出的任何削减都将进一步削弱铁矿石的价格，而铁矿石的价格已经因为中国政府的命令——即必须抑制钢铁产量以实现排放目标而受到影响。

虽然习近平最终似乎以降低商品价格的形式对澳大利亚经济反手一击，但如果增长率下降进一步恶化，这一战略可能会给中国国内带来巨大的代价。

有可能适得其反

目前还不能确定中国政府会允许这种情况发展到什么程度。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已经开始了一系列经济改革，其中许多是有价值的，但每次都失败了，主要是因为领导层推动的力度过大，迫使当局突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有几次，旨在限制高风险借贷的改革因为信贷市场被查封适得其反，迫使央行注入流动性，结果导致高风险借贷激增。

在鼓励本地企业到海外投资后，巨大的资本外流破坏了人民币的稳定，迫使中国政府推翻了这项决定。推动人民币成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努力也促使大量资金外流，不得不加以制止。

然后是2015年由中国政府策划的巨大的股市繁荣，它创造了一个泡沫，并惊人地破灭了。

这一事件可能会再次上演。许家印的前途无疑很渺茫。但是如果国内经济增长停滞不前，可能没有其他什么选择，只能取消改革，重新投入到住房和基础设施建设中，以保持经济的正常运行和人口的就业率。

没有什么比失业更能煽动不满情绪的了。

谢选骏指出：中国房地产泡沫即将破灭，澳大利亚为何付出沉重代价？这是因为澳大利亚是中国目前灾难的祸根，澳大利亚参与制造了中国的泡沫，所以泡沫破灭了它就会付出沉重代价。当然了，澳大利亚既是中国的祸根，也是中国的“无限可能”，例如，不仅作为原材料供应地，而且作为多余人口的输出地，为中国吸收两亿人口。这可不是玩笑，例如还有那个新西兰，面积超过日本的三分之二，但好地方比日本还大，足足可以吸收五千万人口，而现有人口才五百万。但是大洋洲的白人不用担心，中国房地产泡沫破灭，反而会减缓中国移民进入大洋洲的压力。

【26、暴力革命就是“中国式的大选”】

《点评中国：解中国困局之结应从何处入手？》（BBC 2012年1月9日）报道：

乌坎群体事件爆发引发广东政府危机感——

韩寒三文掀起的巨浪还未过去，正由国内网络波及到海外媒体。我因为写了一篇《民主政治离中国有多远——兼评韩寒“谈革命”、“说民主”与“要自由”》而受到波及。但这批评声音不是来自国内网友，而是少数能在海外发言的“纸上畅想暴力革命派”。

中国有没有暴力革命的现实条件？

我那篇文章的主题是：目前实施民主，中国政府未准备好；发动革命（包括天鹅绒革命与暴力革命在内），中国人民也未准备好。在这种情况下，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最务实的选择是大家各尽所能，做些启蒙工作，涵育各种变革力量，比如加强民间自组织能力，扩大言论自由空间等，尽量促成中国尽快转型。为了避免误解，我在文章中特别指明：以任何形式结束中共一党专政，都不缺乏道义基础，关键是在现实条件的限制下，国人能够做些什么。

此文在国内博客登出，绝大部分网友赞成，认为这是非常务实的考虑。但在推特上，少数人忍不住了，有说我这是在为中共帮忙的，居心叵测；有说我是剥夺人民革命权利的；还有人说我因为在国内开微博，这样说别有隐情。由于讨论这个宏大题目很重要，推特上网友普遍年青，作为前辈学人，我认为有必要谈清楚一些问题。于是戏拟一段文字，发在推上：

“如果要我来写一个《关于暴力革命之可行性研究》，章节大概如下：一、暴力革命的民意基础（在全国做抽样调查）及其可行性；二、在全国、一省、一市、一县进行暴力革命所需要的物质条件预算；三、参加暴力革命的人员数量预估；四、对抗某地政府武装力量所需要的武装力量投入；五、外部游说成本（游说国际社会支持的人员及其相关费用）”……

用这种层层剥笋式的说明，就是想让大家清楚地知道，尽管“飞机和大炮才是独裁者唯一听得懂的语言”，但我们现在没有飞机与大炮，没法进行“武器的批判”。况且，暴力革命在中国现阶段，很明显没有民意基础。

我进一步说明：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推广一项产品，都得做市场调查与推销成本核算，更何况一场牵动甚广的暴力革命。战略学中有一个重要的词汇，叫做“战略场景想定”。想要从事暴力革命，当然得考虑革命的事前准备，如可能参加者的数量，武器来源、给养、人员的军事素质训练，并以一城一县一地为目标考虑物质装备，进行沙盘演练，胜利或失败后的方案A（如何接管政府）、方案B（失败后如何保存力量）。这些事前的组织准备工作不做，甚至连有多少人愿意参加暴力革命都不知道，这样的暴力革命有可能顺利起航吗？

有人说，现在的情况与清末相似，为什么清末可以发动辛亥革命，现在反而不能？我指出，现在与清末社会状况相比，有三点相当重要的不同：1、清末是朝廷小、江湖大。现在是党的“阳光”洒遍每一个角落（即党将统治神经末梢有效地延伸至每一处）；2、清末政府军队与民间武装力量的差别是算术级差，即1与2、3、4的差别，如今是棍棒菜刀猎枪与最先进武器的差别；3、就政府与外部关系而言，那时是清政府害怕洋人，现在西方诸国对北京并无那样的影响力。

一位推号为“天雷无妄”的人在推特上妄言，中共是没有信仰的乌合之众，组织能力是其死穴，中国农民的组织能力比中共强多了，这完全是昏愦之言。中共没有信仰是真，说是乌合之众却毫无根据。中国民众缺乏的正是自组织能力。过去这些年来，工人运动与市民运动相对少，只有农民因地缘、血缘、亲缘等作为组织纽带，才能组织一些社会反抗，但这些反抗往往败于中共有高度组织的镇压行动。

我的看法是：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与中国人同属一脉的台湾，以及去年阿拉伯之春当中过渡最顺利的突尼斯，都是在民主化实现之前，整个社会已经做了大量涵育民主化力量的基础工作，如开放言禁，允许私人办报；开放党禁，允许民间结社。这些当然都是在社会压力日益增大，统治者为了求存而逐步让出来的空间。但正是社会空间的扩大唤醒了民众的权利意识，才最终促使了社会转型。

以政治开放度相比，中国现阶段有如突尼斯1990年代初；以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程度比，中国沿海地区与大城市的民智水平已与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前相若。在政治形态上，茉莉花革命前的突尼斯是开明专制，中国现在还处于半黑暗专制状态，要想象突尼斯与台湾那样成功转型，最佳的对应之策应该是先促成中国从半黑暗专制向开明专制过渡。

今后几年内，中国当局倘若能从国家利益与长治久安考虑，应该让农村与城市基层自治，使民众有机会涵育自组织能力，实现自治。这是为社会转型做基础工作，也是唯一能够解脱中国政局之结的方法。

变革压力来自执政者危机感

北京有没有危机感？有。这次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讲话中那句“群众被激怒后，你才知道什么叫力量”，这就是危机感。目前胡锦涛任期即将届满，对一位指望平安下车、不在意社会痛感的“看守内阁”之大管家来说，已经不可能再做任何改革了。

但中国第五代领导层与第四代不同，接任时面临的是遍地烽烟、生态濒临崩溃、社会道德溃败的“溃而不崩”之局——这里的“不崩”指的是政权依赖高压维稳得以不崩溃。就在2012年元旦后这几天，广东东莞、四川米易县、宁夏河西均爆发了大规模民众抗暴事件。这些注定第五代领导人已经不能象其前任那样守成而不求变地熬过十年，应对危机将成为其日常政务。

中共这代50后领导人的基本特点是：无信仰，灵活务实（因有过底层经历），骨子里奉行机会主义政治策略。这就使得今天的中共统治有一定弹性，在压力下有可能做少许调整，今年中国在国际社会受到孤立后，外交政策立刻转向就是例证。因此，在压力足够大时，也许能在危机煎迫之下做出一些改革。这点审慎的乐观，是我基于假想他们是“理性人”这一前提。如果不是“理性人”，这话只能算白说了。

总结一下，解开中国局势死结的钥匙，就在第五代领导手中。步骤应该是：首先尽快放权实现地方自治（包括资源自管）；其次，政府逐步退出经济领域，切断掠夺民众生存资源的管道；第三步，政府从全能政府变成有限政府，从无责任政治过渡到有责任政治。只要第一步棋走出，我相信，以沿海地区及大城市民众素质，中国民主化进程会比较快，目前在高压维稳之下的僵死之局才可能走成“双活”。

北京如果拒绝逐步放权，中国这口沸腾的高压锅找不到出路，前景非常不妙。这种结局只会是双输之局，中共输掉的是政权，人民输掉的是社会重建资源。

读者反馈

个人觉得中共永远也不会做到开放党禁报禁，言论自由，这还是在政治上，地方自治在中共看来就是独立，就是革命，就会让天安门的悲剧重演，这还是在政治上，在经济上，近年所谓的国有企业的效益和利润远远高于私营企业，国家的强大无所不在，矛盾会越来越激烈，搞不好真的会弄到革命的地步，那就是数千万人人头落地，不知道非暴力不合作能不能帮助中国在最小的代价下实现民主。david shen

解中国困局之结应从何处入手？无从入手!高谈阔论都是不切实际.理由是共产党未建国之前是为广大老百姓谋解放谋幸福.但一登宝座，初期许诺都是一纸空谈，愚弄了中国人.现在贪腐遍地，求变?仅是一厢情愿心态.今天其掌握了政权，在打江山时的卖命，岂能随便让出实权.跟共产党谈改革或希望作些微让步，等同与虎谋皮.一切冀望共产党有所改变，都是痴心妄想.黄肿脚是也.Si Yuen So，Australia

她的话是比较理智中肯的。曾经，我也是一名愤青。随着年龄的增长，学会了理性的思考。我们需要民主自由，中国也肯定会走向民主自由，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是走什么样的道路。我们不能像前苏联那样实行休克式疗法。一个动荡不安的13亿人口的中国，对全世界都是灾难。我们应该在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逐步走向民主。应该承认，稳定符合大多人中国人的利益。你尽可以骂中国政府和共产党，但一味的谩骂有意义吗？怎么不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呢？光有民主自由，没有国家的强大，也是不会有尊严的。就算是我们实现了美式民主，美国照样会压制，因为中国是唯一可能和美国争夺全球利益的国家。这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决定的，无关民主。我们不能太天真。Simon， China

要科学治国，不仅法律要科学，整个社会制度要科学，政治经济，资源配置，综合发展都要科学化。我们在一个极端不科学的社会构架下生活，有如此多的无奈，如此多的不公不敬不作为。要设计科学治国全方案，全面推行社会改革，从封建社会，全面进入科学资本主义社会。政治体制双轨制. 要进入一个稳定的社会，必须在制度上，在全民的意识中，使国家机器独立与政治。这是阻断封建社会周期性变更的根本。不然中兴之后就是动荡直到新朝代的诞生。共产党有自我调剂能力，会使周期延迟，但不会改变规律。共产党也可以改制，先从政治体制双轨制开始。县市长从普选产生，去除繁杂的政府机构，简化为:执政者组成的班子+议会。tjj， CN

从历史看，中国需要集中统治，当然这取决于统治阶级的开明，就应实现司法完全独立，言论自由，舆论监督.中国人， 美国把中国困局之“结”，用“未准备好”作为“不能解”的“理由”是不充分的。可有听过这个故事：一个天下“无人能解”之“结”，只要“奋力引刀”“劈下去”，不是可以“迎刃而解”了吗？孟光， Hong Kong

我认为吴女士的分析还是基于理性的。同感，中国社会和体制要有好的变革，就确实需要从基层的社会结构进行着手改革。中国人缺乏一种社会性的信仰来凝聚（就不用说官方那种自欺欺人的共产主义了）。所以，文化和信仰，才是根本。我们学美国，不是应该只能看到美国的体制，而是要看到美国人，美国文化，以及他们为何能培育出一种相对理想的社会体制和强大生产力。当然，这也要看接下来中共当局的态度，如果继续保持蛮狠的专制高压，那这些社会改良意图就只能让位于暴民暴动。和晚晴一样，天朝未来变局如何，只能用一个歌名来概括：忐忑。美国朋友

作者所提三个步骤只是改变政府管治的架构，与民主沾不上边。民主必须要有言论自由和司法独立为基础。香港在港英政府统治下，没有民主但有充份的言论、出版自由及司法独立，社会十分开放，孕育了港人极高的公民意识，完全接受民主、自由、法治这些价值观。如果中共允许，香港随时可以转为十分成熟、进步的民主社会。中国可以借鉴香港，在一党专政的前提下，容许言论、出版自由， 解除报禁、减少什至取消网络管制，推行司法独立，能够大胆走出这几步，中国的民主就庶几有望了。关键是中共最恐惧言论自由，最不接受司法独立。中共这代50后领导人能否有所突破？实未许乐观也。Kam Lai，Canada

可能还要考虑到民族主义或说沙文主义的问题，不知太子党在这点上有多大的灵活性？以及那个看守内阁的大管家下车后对民族问题，尤其西藏问题，是否愿放手？就像何老师也说过的，即使民主化转型启动，恐怕也赢不到大满贯，所谓的国家统一也是值得考虑的问题。paul

佛山“南村经济社”对同村的16户钉子户“进行强拆”，类近“煮豆燃萁”，政府有关部门称，“不干涉”“村里内部事务”云。这个案“是否”反映中共“一反”无事不管的“作风”，是否真的“不作为”，“还须看”是否有以下的情况：1.当地政府与“南村经济社”有没有“权钱的关系”。2.政府官员与“开发商”有没有“利益的关系”。一向紧抱“权钱”的中国政府官员，岂会“怠惰”权力展示？岂会“放弃”金钱搜刮？这些官员若然转性，母猪都会上树了。孟光， Hong Kong

中国政府「未准备好」实施民主﹖还是根本没这个念头﹖中国人的奴性之形成有知识分子的功劳，首先应革知识分子的命，包括海外的知识分子。二条途径可创造革命的条件﹕一、中共继续的倒行逆施可帮助民众尽早摆脱幻想，所谓物极必反是也，榜样是──杨佳、王亚焦……﹔二、知识分子将功补过从文化心理学角度帮助民众（包括他们自己）摆脱奴性──看看海外中文媒体的熊样真是惨不忍睹﹗哀怨人，USA。

谢选骏指出：现在2024年2月，离开上文发表又过了12年；关于“解中国困局之结应从何处入手”的辩论又掀高潮——

有人说——“一直有人主张暴力革命。可是三十多年过去了，没打过一枪一炮，没杀过对方一兵一卒，而且也没组织起过一个排的队伍，没 购置过够一支队伍的武器装备。主张暴力革命的这些朋友，有的可能就是说说而已，本来就不打算实行的，但也有些是严肃的、当真的。过去 这三十多年，他们想来也是做过认真谋划的，但就是找不到切实可行的方式、手段和工具，以至于到头来毫无作为。他们自己三十 多年的经历证明了他们的主张没有现实可行性。他们自己的行为已经驳倒了他们的主张。在今天的讨论会上，如果有人要发表暴力抗争的主张，我请他们首先告诉我们，你们有任何可操作的行动方案吗？为什么过去三十多年都毫无作为？”

不过我看——此说昧于历史大势。因为暴力革命就是“中国式的大选”——最快的就是推翻秦朝和隋朝、元朝，数十年发生一次；最慢的像是两汉、明清，几经颠覆，经历“起承转合”四个周期，每个周期六七十年，两百多年才能改朝换代。但是，“暴力革命”的主轴从未改变——要想不战而实现中国式的大选，未之有也。

就是现今存留的“两个中国”（中囶大陆与中囻台湾），也无一不是通过暴力革命孕育催生的。实际上，就是所谓的“和平革命”例如英国光荣革命和日本明治维新，也是暴力革命，尽管短暂，但仍然无法以和平手段实现政权更迭、社会更新。

【27、不断贬值的“中国制造”】

《拼多多用低价榨干“中国制造”最后一滴血》（2023-12-16 卓见SeeDifferently）报道：

张卓卓张文章：拼多多越好 时代越糟

01、疲惫不堪的工厂

关于拼多多市值超越阿里的报道在前两周已经非常多，令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评价是：拼多多用三年上市，用五年市值超越阿里。单从商业视角分析，拼多多无疑是近10年最能反映中国崛起的故事之一。

海外平台Temu是这轮增长故事的主角，它同时代表了拼多多已进入了第二阶段的增长——把低价卖到全球市场。其实中国增长在2022年上半年已陷入停滞，2022年Q1季度拼多多的增长只有个位数（7%），完全反常于过往两位数增长的战绩。

Temu是2022年9月登陆海外的，延续了拼多多在中国的增长策略，高投入营销+超低价产品。2022年11月，Temu的GMV从400万美元攀升到了1亿美元，也由此启动在美国最大的一次市场投放，1400万美元投给了素有美国春晚的超级碗，用优惠折扣、下载返利等活动传播“一元店”的定位，Temu也成为有史以来在超级碗投放广告中最年轻的品牌。

这轮投放被很多业内人士质疑更像一次粗暴买量的行为，“超级碗”并不适合新品牌亮相，其效果需要之后更全面立体的品牌战略来支撑检验，但这类学院派的观点很快遭遇打脸：拼多多一向以“粗暴买量”的见长：大规模买量，然后用“低价”接住流量，培养用户的消费习惯。这套方法已经在2017年的中国市场得到了验证。根据财新的报道：黑五期间，Temu打出了200美元优惠券，最低一折，0.39美元起等诸多促销措施，其崛起已经对亚马逊的销量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

2023年11月，Temu的GMV已达到30亿美元。“低价”是拼多多攻占全球的核心壁垒，在激烈的电商市场，黄峥对“价格”要素看得最为透彻：我们从不看竞争对手在干什么，而是看消费者需要什么：人们永远喜欢“低价”。

拼多多在征战海外市场时更是将其“低价模式”发挥到极致，为了更好的控制供应链，它采用了一种“全托管”的模式，相当于商家既不用操心前端的获客，也不用处理复杂的物流，运营，投流、售后。商家唯一要做的的事情就是按照备货单备好货，生产，再统一发到多多跨境的仓库中。

就这样山东平度市的假睫毛、浙江湖州的童装畅通无阻地发往海外，拼多多今年最重要的传播点就是对外传播自己的全托管模式，“让跨境电商门槛降到更低”。

但等一等，这一切难道不让人毛骨悚然吗？在整条生产链中，成千上万的中国工厂只需要听从平台的指令按量备货。然后呢？拼多多只会选择价格最低的产品，以保证其“低价”策略。

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垄断的变体，通过结构化的优势，倒逼供应链以提供更低的价格，这也是典型聚合效应的负面结果：谁掌握需求，谁就有权重新定义生产链，而其他角色是没有太多话事权的。

我认识的一个朋友在义乌做牙刷出口生意，之前生意不算稳定，但利润可控，村镇周围几家竞品工厂虽彼此存在竞争关系，但面对不同客户各有优势。拼多多的出现让大家卷到一个水平线：低价，只有更低的低价，否则会被平台拒收。只有夜以继日的开工，压缩成本，把利润压倒最低，才能获得拼多多的高额订单。

最近，朋友决定把厂子关掉：想赚和从前一样多的钱更累了，毕竟每个牙刷的利润从几毛钱降到几分钱。“厂子和厂子之间的关系也变得不太好了，你价格低，那我更低，毕竟用你的就不用我的”

很多成熟的产业带已无力持续这场拼多多制造的极致内卷游戏，最近，一些源头工厂已经转移到了山东、河北，当这些地区也无力生产后，平台总会找到下一个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区。

持续走低的利润无法支撑生产链的升级进化、新品的研发和创新，以及需要忍受无法承受的工作强度，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极端的异化。为了像成吉思汗一样征服全球的消费者，拼多多正在用低价榨干“中国制造”的最后一滴血。

02、扼杀品牌？

和其他平台相比，拼多多是“货找人”的逻辑，更强调“货”，“货品”的下方对应着“价格”。

从品牌的角度出发，这无疑是一个非常糟糕的逻辑。因为品牌不能指望用户不仅在搜索框中打出品类，还可以打出品牌（如洗发水+海飞丝）。大部分用户在拼多多养成的习惯也不是搜索品牌，而是搜索品类，然后找到该品类下的最低价格。

那么，所有品牌商家就需要争夺搜索的结果是否能排到顶部——登上榜首的最好方法就是价格。换句话说，你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低价，要么牺牲销售规模。于是应对这个根本矛盾的办法很简单：不需要做品牌，品牌在拼多多是毫无价值的。这也是为什么直到现在拼多多仍然充斥着大量的白牌产品。

当然有一部分人会反驳说：经济下行期，“低价”是人民的刚需，沃尔玛就是“质价比”的成功案例，拼多多是新时代的沃尔玛。

但请不要忘记，沃尔玛作为线下零售商所提供的最核心也是最重要的价值是一个实体的货架，货架是品牌最重要的展示渠道之一，它增加了消费者看到品牌的机会。消费者在逛沃尔玛时，有充足的时间在同一品类的货架下，看到不同品牌的产品，这是一个很现实的购买场景，消费者被吸引、然后触摸、对比价格，产生消费欲望，或记得一个品牌的产品和logo。（同样是进军海外、打出“一元店”的名创优品绝对是被资本市场低估的，我会后续再写一篇文章更新这个观点。）

以下为消费的购买漏斗模型（The AIDA model）

Attention:make the buyer aware of aproblem they have 注意：看到、受到吸引

Interest:the buyer becomes interested in solving their problem 兴趣：用户感兴趣产品

Desire:the buyer becomes interested in your solution to their problem 欲望：用户种草

Action:the buyer acquires your solution 行动：用户购买

沃尔玛并没有企图消灭品牌，而是通过实体货架，提供给品牌（新品）展现的窗口，让消费者购买到符合自己消费能力的“质价比”产品。而拼多多是将整个购买漏斗压缩到一个你可能只看到几分之一秒的资源位上：低价是其最显眼的标识。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拼多多始终需要再提供一个健康的商业生态，当淘宝、小红书、抖音等都在努力通过更丰富的媒介形态和流量方案推动自身生态长出更多更优质的品牌时（不管结果好坏，这是平台很重要的价值）——只有拼多多在企图“扼杀”品牌。

这注定是一个正在发生的事实：尤其那些希望拥有差异化产品和建立品牌的商家，寄望于拼多多帮你找到客户、交付货物？不要异想天开了，尽快逃离吧，拼多多也许才是你最大的敌人。

而我们越高频次地使用拼多多，就有越多品牌（或商家）因为无法提供绝对的“低价”而消失。

03真的不考虑社会价值？

2018年拼多多上市之前，融资不顺，大部分投资人无法理解拼多多五环外的故事，很多人一边震惊于拼多多令人乍舌的增长数据，一边质疑其数据造假。投过京东的著名消费投资人徐新曾说过，她看不懂拼多多。

在饱受质疑时，创始人黄峥的态度坚决，拼多多不需要讲故事，“增长”才是硬道理。

理解一家公司最好的途径就是理解创始人，黄峥用极致效率+极致增长为拼多多定下了日后所有故事的基调：这是一家对内对外都无意阐释价值观的公司，它信奉一种极致的功利主义。

鉴于拼多多的这种价值观和整合效率，它必然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增长，这也是资本市场最容易理解的故事。而在占领全球之后，它也注定会开启第三阶段的增长：大概率会销售自营产品以提升利润，毕竟，它拥有海量用户、海量的搜索行为以及丰富的第三方商品信息。

这些信息足矣帮助拼多多决定：如何为商品定价，如何抄袭平台上那些卖得好的商品的功能，或根据收入潜力或增长空间选择进入哪些产品细分市场——对于这家热衷“增长”的公司来说，高利润几乎是无法抵抗的诱惑。

它的触角会渐渐伸向那些为其供货的商家，利用自身的规模、价格和海量数据发起围剿——就像亚马逊在2010年收购竞争对手的网站diapers.com那样，前者靠把自家的尿布卖出远低于成本的价格，令对手陷入绝境——毕竟消灭一个对手付出的千万美元对巨头来说不算什么。

即使我们眼下可以从拼多多的低价中受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也将面临更低质量的产品和更少的选择——当然，另一种论调会提醒我不要对消费者抱以过高期望，毕竟在经济下行周期，中产的减少是“低价”需求增加的主要原因。

但即便如此，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拼多多的低价背后到底需要我们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们是否愿意接受这样的代价？

这也是为什么我用“拼多多越好，时代越糟糕”作为标题——拼多多简直是福特哲学的逆转版，福特付给工人足够的工资，让他们买得起自己制造的汽车，推动了中产的崛起，开启了消费的繁荣和品牌的兴盛。

拼多多在反其道而行之的：它通过掠夺性的定价、对内对外的极致效率以及平台的结构优势也许无意之间在扼杀制造业、扼杀品牌、扼杀创新、扼杀就业，更不要提在这个模式下的环境污染和大量低廉物品导致的浪费。

虽然我内心十分期待拼多多能拿出补贴和更可持续发展的政策以建立一个良性的生态，但这无疑会牺牲它的短期增长。

历史是一个不断以时间淘洗的过程，洗淘掉坏的，留存住好的，商业组织亦然，为社会提供更多机会、更好的价值观或更多样的审美趣味的公司得以基业长青，只关注自身增长的公司注定速朽。

网民嚎叫：

lary 2023年12月17日 08:07

拼多多在国内三四线城市专卖假货的，什么时候财大气粗，出国卖假货了？

jinpingxi 2023年12月17日 06:23

拼多多卖的都是垃圾，东西这么便宜牺牲的不是原材料成本就是劳动力，要么产品偷工减料以次充好，要么拼命压低工人的工资，其实拼多多才是颠覆国家的最大境外势力，它的产生是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造成的，工厂貌似还有订单，还能生产，但实际上已经进入了恶性竞争的循环，工厂为了现金流，很多都是贴钱在生产，倒闭潮只能来的更快！

蔚河 2023年12月17日 04:43

看到这文章感觉有点不地道。不久前，拼多多的广告在此间也很热门呢。

人类厄运共同体 2023年12月17日 04:30

一听是厉害锅的电商就拒绝注册登录。不仅商品质量没保障，售后服务更是无门申述。

浪费时间是可耻的 2023年12月17日 02:44

PXX可以局部违背热力学第三定律，要想继续下去只能不断的寻找新的洼地，而曾经被它坑过的地方要很多年才能恢复

桑托斯 2023年12月17日 01:07

拼多多的发展不可持续，亚马逊用低价策略其零售部门不盈利，全部利润来自云计算和广告。拼多多最大风险是政治风险，美国随时会把它踢出去。拼多多用亏本的价格占领市场再悄悄提价，这种策略等于自杀，买便宜货的穷人对价格极其敏感，一旦感受到价格的变化就不会买了。

谢选骏指出：人说“拼多多用低价榨干‘中国制造’最后一滴血”——我看这体现了“不断贬值的‘中国制造’”。

【28、朝鲜半岛都是中国的少数民族】

《北京冬奥：开幕式韩服“文化掠夺”争议 中韩有何回应》（BBC 2022年2月10日）报道：

上周五（2月4日）举行的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一名身穿传统朝鲜族服装的女性表演者作为中国少数民族代表，在一个传递中国国旗的环节中出现。这一设定引起韩国政界及公众不满……

中国驻韩大使馆就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出现的传统民族服饰争议发表回应，称仪式上的朝鲜族服装与韩国舆论中所称的韩服是“同宗同源”，指“文化掠夺”的批评“站不住脚”。

上周五（2月4日）举行的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一名身穿传统朝鲜族服装的女性表演者作为中国少数民族代表，在一个传递中国国旗的环节中出现。这一设定引起韩国政界及公众不满，指这是相当于主张韩服为中国文化。

包括韩国总统参选人李在明（Lee Jae-myung）在内的一些政客就事件批评中国。

中国驻韩大使馆的声明指，中国各民族代表身穿传统服饰出席冬奥会开幕式是“他们的心愿，也是他们的权利”，同时重申有关服饰也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北京冬奥中韩两国争议不断，韩国民众怎么看？

“中国朝鲜族和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同宗同源，拥有包括服饰在内共同的传统文化，”该声明说。

“这些传统文化既是半岛的，也是中国朝鲜族的，所谓‘文化工程’、‘文化掠夺’的说法完全站不住脚。”

声明表示“希望韩方也能够尊重包括朝鲜族在内中国各民族人民的感情”。

韩国：“不要觊觎他国文化”

韩国舆论对中国将一些韩国文化元素纳入中国传统的做法相当敏感，此前中国互联网有说法称泡菜等韩式料理常见的元素来源于中国，就曾掀起过韩国舆论不满。

将韩国文化中的“韩服（hanbok）”纳入中国文化，也是类似的争议之一。

91片写着各代表团名的小雪花组成的大雪花圣火。

将在3月韩国总统选举中参选的民主党人李在明在北京冬奥开幕式后不久就在脸书（Facebook）发帖称：“不要觊觎（我们的）文化。反对文化挪用。”

执政的民主党议员李素永（Lee So-young）也写道：“对于韩服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作为中国少数民族服装出现，我们深深遗憾。”

反对党国民力量的李阳秀（Lee Yang-soo）则称，中国是在破坏韩国的文化身份认同和“扭曲历史”。

美联社引述李阳秀批评正率团访华的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长官黄熙（Hwang Hee），指他没有就韩服问题向主办方提出抗议。

在东京奥运会期间，韩国曾就主办方官网在地图上将日韩之间有争议的独岛（日本称竹岛）标记为日本领土的问题进行过抗议。

韩联社引述黄熙表示，韩服和独岛标记问题有“本质区别”——日方主张独岛是日本领土，而中方并未主张韩服是“中国服饰”，因此政府“有必要慎重应对”。

美联社引述黄熙指，韩服“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作为中国公民生活在中国的韩裔同胞……他们也有权利让他们的文化和服饰受到他们政府的尊重。”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则在周一（2月7日）表示，韩服为韩国传统服饰“是毋庸置疑的事实”，称政府相关部门正密切关注有关的争议。

韩国国会议长此前也表示，已向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传达对韩服争议的关切。

除文化元素的源头争议之外，韩国就朝鲜半岛与中国东北延边一带部分朝鲜族聚居地接壤的领土问题与中国有长年的争论。

谢选骏指出：东北地区的朝鲜人都是日本殖民时期弄过来的，他们以为他们占了便宜。结果呢？他们把朝鲜半岛的同胞都变成了中国的少数民族。就像俄罗斯殖民中国，最终也将把俄罗斯弄成中国的少数民族，就像突厥人、蒙古人、满洲人、西藏人、回纥人一样。占领中国的代价，就是最后被中国占领同化……话说回来，早在两千年前的汉朝，朝鲜半岛就是中国领土了，那时还没有韩国和朝鲜。越南也是如此。

【29、朝鲜是中国的死穴】

《玩弄北京于股掌 习近平首度破天荒教训金正恩》（2024-04-18 RFI）报道：

台学者郭育仁：北京试图扭转普京介入朝鲜半岛局势的趋势

2024年是中朝建交75周年。4月11日至13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率领代表团访问平壤，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晤。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朝方一道……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金正恩则祝愿两国“谱写中朝关系新篇章”。

鉴于赵乐际被看作是中国政治架构中的第三号人物，他此次平壤之行是否在为金正恩晚些时候访问中国铺路，引发关注。金正恩最后一次访华还是在新冠疫情前的2019年。

而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动入侵乌克兰战争，中、俄、朝三边关系在快速重组的国际关系格局中，似呈抱团取暖态势，引起特别关注。美欧国家试图阻止朝鲜发展战略武器的努力正因为中、俄两国的不合作而陷入困境。

台湾国立中山大学中国与亚太区域研究所教授兼所长郭育仁先生认为，中、俄、朝三方相互绑架，导致朝鲜半岛紧张情势不断升高，这是美国拜登政府不断强化美日联盟，并在2023年举办首次美日韩峰会的主要原因。

中国破天荒在山东半岛部署地对舰导弹

郭育仁：“其实这个又要牵扯到乌克兰战争。从2022年2月普京发动的乌克兰战争变成一个长期消耗战，俄罗斯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就会加深。可是普京是战略国际战略高手，他不可能让俄罗斯一直不断地加大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所以他在2022年的3月份，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就是强化跟朝鲜的关系，尤其是提供朝鲜非常多包含飞弹跟核武计划的一些技术援助。

从2022年到2023年，甚至于到今年年初，尤其在2022年，朝鲜展开了史上最大的飞弹试射计划。在2022年的下半年到2023年，朝鲜大量试射短程弹道飞弹，甚至于到2023年试射的几枚短程弹道飞弹都还是那种轨道会变化的短程弹道飞弹，而且这些短程弹道飞弹都能够搭载战术型核弹头。到今年年初，朝鲜试射了四次巡弋飞弹。 就是cruise missile，型号分别是箭矢-1、箭矢-2，还有火矢-3-31。这三型巡弋导弹也都是可以搭载战术核弹。 正是朝鲜从2022年开始的这一连串动作，让美日韩三个国家结合起来，在去年8月18号在戴维营举行首次三方峰会。”

2024年4月11日至13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访问平壤，与金正恩会晤。

“朝鲜动作这么多，基本上造成两个效应。第一个就是刚刚提到的美日韩就结为一体，有战略上的合作；第二个就是朝鲜形成的短程弹道飞弹的能力其实已经对北京形成军事上非常大的威胁，因为毕竟平壤跟北京的距离是非常非常近的。所以中国也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在今年的一月份，把鹰击62型地对舰飞弹部署到山东半岛。鹰击62地对舰飞弹其实是解放军特别为解决所谓台湾问题研发的。 所以鹰击62型飞弹（原本）只部署在东部战区，就是在针对台湾。这次第一次部署到北部战区，部署到山东半岛，部署的地点非常有讲究，就是它基本上是把朝鲜的首都平壤涵盖在射程范围内，可是对于韩国的首都首尔，正好就是切边球。鹰击62型飞弹的射程大概是五百公里，那个射程范围的边边正好卡到首尔边上！这些都有讲究做的。换句话说，普京出重手介入朝鲜问题，让中国两面不是人了。等于说普京用了朝鲜，也绑架了习近平。习近平当然是用经济援助绑架普京。这些都让半岛局势在过去的一年半紧张程度升高非常非常多。

北京试图扭转普京介入朝鲜半岛局势的趋势

法广：是不是也正是因为这种情况，北京现在也在和朝鲜加强互动呢？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这两天正好去平壤访问……

郭育仁： “这个部分我说明一下。金正恩去年九月访问海参崴，那一次访问应该是朝鲜史上最大的成功，他获得俄罗斯非常多的承诺，去强化朝鲜不管在空军还是海军上的能力。本来12月的时候，朝鲜外长崔善姬去访问莫斯科，普京也答应说，预定今年3月，俄罗斯总统大选前，他要访问平壤。 但一直到现在，普京访问平壤的时间表都没有出来。我认为，中国花了非常多的外交资源，在让普京这次的亚洲行从本来访问平壤是主要目的，改而变成是访问北京才是主要目的。最近几个月北京也加强了对俄罗斯的经济援助。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近期美国、日本等国在联合国的发言，一直在谴责中国对俄罗斯的经济援助，主要就是这个背景。总之，王毅跟北京其实花了非常多的外交力气，试图在逆转普京介入半岛局势的趋势。”

中俄朝关系互动动态：朝鲜打中俄牌？

法广：中朝关系在过去75年间所谓“鲜血凝成的友谊“其实时起时伏。2003年至2007年间，中国试图推动的朝核问题六方谈判难有进展，更随2009年朝鲜宣布退出而无果而终。中朝关系趋于冷淡。2006年10月，中国支持联合国安理会通过1718号决议，宣布对朝鲜的核试验行为做出制裁。中国也根据这项决议，相应宣布一系列对朝经济制裁措施。

美国川普政府2016年上台后，美朝关系一度出现转机，带动中朝关系回暖。美朝两国于2018年和2019年两次举行高峰会谈。金正恩在习近平任下对中国的四次访问都发生在这段时间。习近平也在2019年6月，也就是他就任中国国家主席六年以后，首次前往平壤访问。

美朝围绕半岛无核化问题的谈判虽然再以失败告终，平壤政权暂停导弹试射的承诺也不再有效，自2022年起恢复导弹试射，并逐渐加码。但随着此间中美关系紧张升级，中朝关系的平衡木继续向朝鲜方面倾斜。西方政府以及相关专家越来越怀疑中国确实遵守了联合国决议对朝鲜的经济制裁措施。事实上，根据韩国政府下属的非营利性对外贸易投资促进机构（KOTRA）2023年7月公布的数字，2022年，中朝贸易占朝鲜对外贸易总额96.7%。

2019年底，中国武汉爆发新冠疫情，金正恩政权是最早宣布封锁两国边境，并停止贸易往来的国家之一。

但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军队入侵乌克兰，在国际上陷入孤立，并面对西方重重制裁措施的俄罗斯显然在中国与朝鲜两国找到一线缺口。中俄友谊无上限的同时，中俄两国也都对加速研发新式武器的金正恩政权网开一面，异口同声谴责美国对半岛局势紧张负有责任。

2022年5月，中俄两国在联合国否决了美国推动的新的制裁朝鲜的决议。这是自2006年联合国安理会1718号决议之后，国际社会首次在朝鲜议题上明确彰显立场分歧。2024年3月底，由于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俄罗斯的反对票，联合国负责监督对朝制裁措施执行情况的朝鲜制裁委员会未能获得任期延长。同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中国以反对“盲目制裁“为由在投票中弃权。

但中俄两国在与金正恩政权的互动中出现微妙变化，俄朝关系正迅速升温。2023年7月，平壤庆祝朝鲜战争停战70周年。曾为“抗美援朝”付出血的代价的中国派出了极少在重大外交场合露面的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前往平壤，出席庆祝阅兵活动。而俄罗斯则派出了国防部长绍伊古。此时，俄罗斯的确在乌克兰战场陷入被动，倘若朝鲜能提供武器、弹药，对俄罗斯无疑是莫大的支持。另有有消息称，绍伊古曾透露，俄罗斯有意邀请朝鲜参加中俄联合演习。中国外交部并未证实这一消息。

一个半月后，2023年9月9日，朝鲜国庆75周年，这一次中国派出了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率团前往平壤。而此时正是金正恩准备乘专列，前往海参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的前夜。

朝中、朝俄关系显然出现某种冷热不同。赵乐际4月11日至13日在平壤的访问是否确实在为金正恩晚些时候再访中国铺路不得而知，但如果从赵乐际一行在平壤与金正恩会晤的场面来看，球似乎更在金正恩一方。

网民嚎叫：

零加一中 2024年04月20日 00:27

这次第一次部署到北部战区，部署到山东半岛，部署的地点非常有讲究，就是它基本上是把朝鲜的首都平壤涵盖在射程范围内，可是对于韩国的首都首尔，正好就是切边球。

----

首尔在平壤南边，这可能吗？

无理 2024年04月18日 13:33

真是奇葩的脑瓜，朝鲜的导弹再怎么有害，中国的陆军可以直接通过边境踏入平壤，那里存在什么朝鲜威胁北京的可能，巴子坐在屋里整天苦思冥想的快成了精神病了，呵呵。

谢选骏指出：上面不懂，朝鲜是中国的死穴——自从隋唐一千多年以来，中国的边患都在东北方向——朝鲜战争、中国变色、日本侵华、满清入关……都是如此……所以说，朝鲜是中国的死穴！

【30、从英法争霸看中国海外扩张】

《欧洲史谈：18世纪英法如何争霸美洲？英法如何争夺印度殖民权？》（2022-10-26）报道：

18世纪的欧洲是动荡的时期，也是科技快速发展的时期。战争一方面造成了损失，也在促使着科技的进步与发展。英法两国由于常年的宿怨，不断地进行战争。

英法之间断断续续竟然持续了百年之久，在历史上被称为“英法百年战争”。

英法之间的战争不断的主要原因是在于他们属于不同的国家体制。

18世纪是英法之间的战争，是从欧洲大陆作为主要战场改变成为海外殖民地为主要战场的时期。现在世界最强的国家美国，也是因为英法之间的战争才得以成功独立。而印度，也是因为英法的战争造成了它以后在南亚次大陆的格局。

英法战争

英国与法国隔海相望，可是他们并不是属于同一个体制。

这就在根本上造成了两个国家互相之间信任度极低，导致了他们百年的战争与矛盾。

法国是欧洲大陆上除了俄国之外的最强势力，不仅国土面积第二大，而且人口最多，在十八世纪初期人口就达到了两千万，是英国的两倍。

法国当时已经形成了君主对大城市的管控，法国君主可以通过对大城市的管理，控制了贵族的权利。这样做的好处在于法国可以通过国王对贵族的控制，在地方上有很强的控制力。

法国君主的能力能够凌驾于贵族之上，可以动用较多的资源进行大规模的战争。

而英国相比较于法国，又是另外一个状态。英国由于是一个漂泊于欧洲大陆之外的国家，英国主要依靠对外贸易生存。

而英国贵族由原先的土地农场主通过贸易手段逐渐变为了企业家。随着英国贵族贸易能力的增强，英国贵族逐渐架空了英国国王。

光荣革命之后，英国迎来了一次大的发展。英国贵族通过联合议会，开始把目标转向海外。之后的七年英法战争，英国拿到了“海上霸主”的地位。就此开始了海上殖民之路。

英国通过不断殖民快速变得强大，而法国对海外的殖民要比英国晚一些。不过在工业上不输于英国的法国，也展现了法国强大的能力。不过法国最终还是给美国做了嫁衣。

英国之所以很快取得海外殖民战争的胜利，其主要原因还是在欧洲大陆，英国的发展被法国牢牢地限制住了。英国只能通过海外殖民的方式寻求突破。

而英国的科技进步，也恰好成为他成功的必要条件。

法国由于占据着欧洲平原，君主形成了国内资源的稳固状态。一直到了路易十六时期，法国才开始与英国进行海外权力的争夺。

争霸美洲与印度

英国在打败了“海上马车夫”荷兰之后，在海洋上几乎获得了霸权的地位。由于法国国家体制更倾向于欧洲大陆，而法国国王也需要控制内部的势力，不愿意放任贵族大肆扩张，导致了法国在海外殖民势力弱于英国。

法国在海外殖民获得的很大一部分利益要归属于法国国王。

另外法国的海外殖民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作用，也就是压制英国在海外的发展。

由于法国内部政治的动荡，这些势力逐渐被英国夺走。

为什么英国在对外殖民上要比法国要强呢？这是因为英国贵族与法国贵族相比较，在外有着很大的自主性。光荣革命之后，英国在殖民地开始不断复制英国的议会制度。

每个殖民地很好地运行起英国的制度之后，利益就会形成稳定的分配关系，从而导致英国殖民地快速的扩张。

而法国在美洲看似是拥有大片土地，但其殖民地所有长官都由巴黎任命。

这就导致了殖民地所产生的利益直接与国王挂钩，而不与法国殖民者直接挂钩。所以法国殖民地都是法国派往远方的官员，不具有发展殖民地的动力。这样一来，英国在外的殖民地就会快速发展，而法国只能逐渐失去对殖民地的控制。

不过英国在海外贵族势力的崛起，对于英国来说，也不光是好事。北美大陆由于长期的自治，使得北美本土产生了独立倾向。随着北美洲殖民者实力的不断增强，他们对英国也越来越不满。

最终在法国的帮助下，在18世纪美国独立。后来美国成为了英国霸权的终结者。很多人认为英国殖民地都是差不多的，但是其实不是。

英国对于印度与美洲的控制其实大为不同，造成不同的原因其实还是因为英国的制度原因。

如果按殖民程度来说，英国对印度的殖民是英国主要的殖民，而对美洲的殖民则是次要的。不过英国没有想到，美洲有着很好的地理条件，而印度与亚洲也有很多复杂的问题。

18世纪，不管是欧洲与亚洲，都认为亚洲才是“富裕之地”。欧洲开始“大航海”的目的便是想要找到“印度”。印度与中国是当时欧洲最重要的香料、茶叶和丝绸基地。英国在购买这些商品的时候，消耗了大量的白银。

而英国又不能产出更多的机器来与如此大的贸易相抗衡，故而英国想要通过战争来使得印度甚至是中国都成为他的商品生产基地。

可是英国虽然能够打败中国和印度，英国想要殖民中国，想驱使他们去为英国去劳作却是十分的困难。

为什么英国在美洲的殖民会取得很大的成功，而到了印度与中国这里却很难发展呢？

其原因很简单，中国的商品与印度的商品，都是由一整套体系去控制的。英国只要打断其中一个环节，那么整套的体系就会失去控制，最终导致混乱。

为了能够在印度产生效益，英国国王退而求其次在印度成立了“东印度公司”。“东印度公司”其实是英国为了在印度能做贸易，而形成的产物。

因为东印度公司直属于英国国王，所以国王在印度的控制力要远大于美洲。

不过，英国在印度所获得的收益也有印度本地贵族的一部份。由于英国与印度上层贵族是合作性质，所以等到法国殖民的时候，法国只能有一点边缘之地作为殖民。

在英国发展的巅峰时期，不管是在美洲还是印度，法国对英国都没有优势，不过法国依然可以背后插刀子，比如帮助殖民地独立，美国就是法国一手扶持成立的，没有法国的帮助，美国不会那么快就独立。

英法争霸总结

英国的成功首先是英国贵族的成功，而不是英国国王的成功。由于光荣革命，使得英国国王对英国贵族的控制力的丧失，使得英国转变为一个以贵族权益为主的国家，而国王慢慢变成了一个“虚君”。

法国由于是大陆政权，法国国王得到了大城市巴黎的掌控权。法国很好地压制住了贵族的崛起，形成了王权为中心的制度，但是在对外殖民上国王并不感兴趣，或者说是国王担心大量的对外殖民会导致贵族的崛起，削弱自己对国家的控制。

英法战争的开始是英国失败了，英国在欧洲打不过法国，最后只能出海。英国在出海贸易过程中，没想到形成了新的贸易形式。也就是由原来的亚欧陆上贸易，转变为了海上贸易。

大量的对外殖民，使得英国贵族日益强大，而国王早已沦为虚君。英国还形成了最早的议会制度，通过议会制度使得英国贵族在英国有了利益的保障，使得贵族更加注重对外殖民。

不过，控制总是双向的。英国贵族在外长时间殖民，也逐渐开始形成自己的思想。

还有一些被殖民的地区，由于长期饱受不公平的待遇，最终在民族觉醒潮流中纷纷独立。

谢选骏指出：英国的海权因为分权而发展，法国的海权因为集权而萎缩——从英法争霸看中国海外扩张，就知道明朝郑和的船队为何一夜消失、清朝甲午海战为何必败无疑、共产党改革开放为何只能夭折——因为中央政府要保持绝对权力的绝对控制，海外扩张势必让中央觉得尾大不掉，从而面临“陆权和海权无法两全”、“海外扩张只能半途而废”。这是因为，中国的中央集权的程度还要远远高于欧洲的法国。

【31、大饥荒一直没有离开红色中国】

《大饥荒重返中国？消息：习近平很危险》（2022-04-07 希声）报道：

上海小区开始商量吃人了……结果黑人也在本群，而且懂汉语，反问为什么要被吃掉。很傻很天真！这才是惊心动魄的黑色幽默！如果这个黑人明明知道要被吃，想尽办法逃离最终还真被吃了，那简直就是一部超级大片 pic.twitter.com/XpwvGwlWbQ

— 精神牛仔/Spiritual Cowboy（@cowboyspirit_01）April 6， 2022

按照上海官方最初分两阶段封城的指令，最晚也应该在4月5日解封。然而实际情况是，到4月6日上海全市继续封锁，上海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下令，自6日起在全市展开第二次检测，也就是把前一次筛查发现的确诊病例转运收治起来，然后再做一次筛查。而这时，被封锁至少两周的上海市民已经到达崩溃边缘。

一段上海某小区的微信群聊天信息自6日起在网络上疯传，其中讨论的内容特别吓人。有居民说，居委会也顾不上我们的吃饭问题；于是有人问，“那我们吃什么？吃7楼那个黑人吗？这货够吃好几天。”

结果这个被点名的黑人也在微信群中，还能看懂中文，很快就用英文打字说，“不要吃我”“为什么你们想吃我？”

这究竟是黑色幽默，还是百姓已经逼到绝路？毕竟在中共统治下，人吃人的惨剧确实曾经发生。而且目前看来，当局对百姓是否快要饿死了并不关注，否则社交平台上不不会至今还在不断出现“抢不到菜”的投诉。

例如，有人7日在推特上抱怨，“鄙人今日6点多平台尝试抢菜，完全抢不到。猜测是有菜，但是运力不够，平台接这么多单子根本送不了。接下来多个小区14天封禁，上海接下来肯定会出现死人的消息。”还有人写道，“我在上海长宁，美团上抢菜页面好多都有，主要你选好付款能付款么？都是表面的，压根抢不到，被风控（封控）一个礼拜就1号发了一次物资。一家三口两天就吃没，政府说封控4天现在一个礼拜，家里面粮食还能撑两天，在（再）保证不了物资我也要闹了。”“别听政府的。政府说封控四天，这都十天也有了。不能靠政府，靠不住，政府就发了一次物资，两天就吃完，网上买不到菜。2500万人口抢菜，和中彩票机率差不多。外面店铺全部关门。上海老百姓苦啊！”

多买点 别听政府的 政府说封控四天 这都十天也有了 不能靠政府 靠不住 政府就发了一次物资 两天就吃完，网上买不到菜 2500万人口抢菜 和中彩票几率差不多 外面店铺全部关门 上海老百姓苦啊

— 123 James（@123James3）April 6， 2022

我在上海长宁，美团上抢菜 页面好多都有 主要你选好付款能付款么，都是表面的，压根抢不到，被风控一个礼拜就1号发了一次物资 一家三口 两天就吃没，政府说封控4天现在一个礼拜，家里面粮食还能撑两天 在保证不了物资 我也要闹了，在生死面前 一切都是p

— 123 James（@123James3）April 6， 2022

在另一段热传视频中，一个男子激动的斥骂当局“你把人逼死了”“上海市政府是人吗？”

上海人的情绪似乎在走向崩溃。前两天一位上海市民因为隔离，只好为住在另一个区有听障问题的父亲叫了外卖，结果因为给外卖小哥的辛苦费太少遭遇网暴，这个女孩跳楼自尽。悲剧引发关注。有人议论说：感觉所有人都崩在弦上，但这根弦真的说断就断了。这个网民担心，自杀潮即将涌现，并斥责说，CCP你理应灭亡！

一个上海的呐喊，活不下去了，吃什么？喝什么？怎么活？

上海沦陷

pic.twitter.com/GrWVrlBgGe

— 威廉（@chen000007）April 6， 2022

也有人提出，不仅上海，吉林省也停摆了差不多一个月，这其中还涉及春耕与粮食供应问题，再封下去，人道灾难会迅速扩大；如果解封，奥密克戎又会很快扩散全国，中国人的灾难还远远没结束。

这场疫情已经成为中共在2022年的第一场重大危机。对把自己与中共政权深度捆绑的习近平来说，这当然也是重大挑战。法广5日转述法国媒体《十字架报》一篇署名马洛维奇的分析文章指，一位家住上海浦西、在葡萄牙有房、有护照的女性透露，从自己担任政府高官的父亲那里听到一些消息说，“习近平现在很危险，他的当务之急是必须要控制住疫情，但情况似乎已经失控。”

大饥荒重返中国？消息：习近平很危险

一位同样与高层有联系的杭州教授也表示，习近平9年来本就树敌很多，现在对他处理疫情的批评越来越多，因此二十大三连任并不是万全保证。这个教授说，“在中国，谣言很多时候可能是真的”。

一位从上海逃回安徽老家的女士说的更明白。她告诉《十字架报》，“看看现在的惨状吧! 人们开始明白，我们中国的疫苗根本无法保护。这是这个政权的失败，防疫管理的标准是政治而不是健康。”

网民嚎叫：

鳩姐歪果師_Lee 今天 02:07

要有一定文明水平才懂得幽默。

老人与大海1 2022年04月07日 22:00

一个连小病毒都如临大敌的国度，有什么竟争力？溃败是早晚的事。

foxnews 2022年04月07日 14:27

没事儿时，岁月静好。遇事儿后，鸡飞狗跳

破棉袄 2022年04月07日 14:21

习总把这帮人永远关起来，省的祸害世界，为世界做了贡献。

一冰 2022年04月07日 14:16

才准备三天吃的，沉着淡定不慌不忙。

叽叽喳喳 2022年04月07日 10:45

闹呀，闹了才有吃的。

jinpingxi 2022年04月07日 10:40

不要骂上海政府，要骂就骂那个制定清零政策，并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猪头！

骗呀骗 2022年04月07日 10:10

欧洲美帝为什么不抄庆丰包子的作业？

心的自由 2022年04月07日 09:45

中国人民是不是按照官方所说的：在这疫情期间，如果你生活在中国的话，那你就偷着乐吧！如果中国人民有不同的观点，请按官方的说法执行！

谢选骏指出：这些人不明白——大饥荒一直没有离开红色中国！像是文革、改革、天安门屠杀、血汗工厂、狂人消费……然后是武汉肺炎——在在都是大饥荒的后遗症和变态反应，因为大饥荒的幽灵一直没有离开红色中国，而且再也离不开了，直到永远。

【32、大数据显示中国人口减半】

《今天，中国点起3亿根香烟，生了4.5万个小孩…》（2022-10-02 智谷趋势）报道：

一、

结束平均6.69小时的睡眠，中国人的一天就开始了。

大多数人的一天从上午6点后开始，虽然这会让人感到有点睡眠不足，要知道仅仅在3年前，人们普遍还可以多睡两个小时。

“世界工厂”与普遍踏入互联网时代，996、007蔚然成风，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人更爱加班了。

睁开眼坐起身，掉落在枕头上的头发又多了一簇。

过度辛劳加上缺乏锻炼，还有营养不均衡，如今每6个中国人中就有1个出现了脱发问题。

成年男性遭受的困扰尤甚，平均每4人中就有1个有脱发问题，且多以20到40岁为主，这比上一代人提前了20年。现在，你应该了解为什么“植发”广告越来越多了吧！

迷迷糊糊走进卫生间，拧开水龙头洗把脸。在之后的24小时里，全中国大大小小的水龙头还会断断续续开开关关，让16725亿升水流出来。这些水差不多可以填满十分之一个洞庭湖，其中百分之六十都被用在了农业上。

除去洗脸，健康的生活方式还包括晨起排便。正常人每日制造400到500克粪便。按14亿人口计算，正常情况下，一天会制造56万吨粪便，覆盖面积共计2.8平方千米，可以平铺600个白宫。

地铁是中国城市的动脉。北京因此成为中国醒得最早得城市，4条地铁不到五点就率先发车，敲响了清晨的第一钟。接下来，国内开通地铁的43座城市将在一天内迎来4800万人次的通勤，相当于一个中型国家的总人口。

2020年，全年最大日客流出现在12月31日，当天共有18城地铁客运量创下历史新高。很多人在地铁上度过了自己2020年的最后一天。

除去地铁，唤醒一个国家的还有公路。

马路上见证的不只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还有更多不易察觉的真相。

比如，每天会有180人因车祸丧生，其中16人死于“未按规定让行”。

比如，评论区各种调侃女司机，但男性违章次数高于女性，一年内男性平均违章7.32次，而女性只有5.17次。

比如，中国道路交通罚款最多的地方是天津、辽宁、上海。

生命的逝去，不仅仅是在马路上，更多的还是在病床上。

每个24小时，有一万名中国人癌症病发，其中6500人迎来心脏的最后一个颤音。也就是说，每分钟就有四到五人因癌症长眠不起，其中男性占比更高。

事实上，癌症并非中国人的第一杀手，近两年中风后来居上。另外，狂犬病制造的死亡让中国稳居世界第二。

二、

八点一过，2.8亿学生陆续走进校园。最近教育部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睡眠管理工作的通知》规定，小学上午上课时间一般不早于8:20，中学一般不早于8:00。而对于新疆学生，9点之后才开始上课。

掩映在透明玻璃下的星巴克，是小资新兴的早餐食堂。当然，它也是被商务会面钟爱的场所。一天下来，超过200万杯咖啡、茶饮见证着这个国家最具活力城市的商业融资，自习赶工，亦或闲暇休憩，他们价值6579万人民币。

11点之后，外卖平台将进入爆单时刻，骑手们早已枕戈以待。

各色铃声响起，蓝色与黄色便会一霎那填满城镇的大街小巷，哪怕是十八线的县城。

全国骑手将在这一天内配送0.48亿订单，日均交易规模23.2亿人民币。

每一天，平均会有1万8千5百吨粮食被收获、加工处理，直到送上餐桌。

并不是所有的食物都会结束在人体肠胃里，有13万吨加工好的食物的归宿是垃圾桶，平均下来中国人人均每天浪费95克食物，很少人去计算全国一年光浪费的食物就足够3000万到5000万人吃一年。

奶茶成为下午茶的新时尚，每个下午中国人要喝掉2亿人民币的奶茶，相当于2100万杯中杯珍珠奶茶。

一杯奶茶还没喝完，证券交易所已经闭市。一天的平均交易金额6104亿元，成交约450笔。

4点半左右，小学生已经准备放学。对大多数孩子来说，放学并不意味着回家休息、玩帅。学生们的下一站，连同家长们20%的家庭支出（以及刚刚股市亏了赚了的心酸肉疼），往往指向了散落各地的兴趣班、培训班。在补习2-4个小时之后，中小学生才会最终回到家。

这让他们可以完美的错过晚高峰。

在北京的晚高峰时段，司机们相同的路通常会比平时多两个小时。在一辈子累计约12325小时的通勤时间里，其中6260小时是在堵车。不同于普通人印象中的上海、深圳，哈尔滨、重庆、呼和浩特崛起为新的五大“堵城”。

返家的男性，通常不急着上楼，车内一根烟成为他们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刻。如果全国烟民有着一种整齐划一的默契，那这段时间将会有三亿根香烟点燃亮起，以另一种方式照亮了中国的傍晚。

当然，会有2700包烟停留在上一支烟被取走的时候，再也不会少一根，因为2700位烟民见不到第二天升起的太阳。吸烟有害健康。所以，每天有15.6%的烟民在努力戒烟，还有16.1%的打算未来12月内戒烟，而计划在1个月内戒烟的比例只为5.6%。

三、

夜晚总是比白天更容易孕育着狂野的景色，中国也毫不例外。

一天之中，20岁左右的男大学生要进行平均18次性幻想次数，相当于清醒的时候平均一小时一次；而女生仅有5次，是男生的一半。

中国人的夜间消遣越来越依赖手机。

中国网民规模已经达到9.89亿，其中短视频用户达8.73亿，占网民整体88.3%。暗色中发着白光的屏幕，成了当代人发泄解压的捷径。

深夜也增加了网上购物的欲望。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7.82亿，占网民整体79.1%。网上购物日交易额达327万人民币，其中实物商品占比24.9%。

有12座的地铁在零点之后收班，它们将继续开到下一天。北京同样是最晚的，节假日的1号线末班车0:34从四惠东发车，1:29到达苹果园，为这座不夜城，也为整个中国画上一个短暂的句号。

中国铁路蜿蜒在偌大的土地上，每一天它会长长12公里，其中6公里是高铁，同时在银行的账户记下又亏损了5个亿。

这一天里，有4万人喜结连理，走向婚姻；这一天里，有1万人婚姻破裂，分道扬镳。

这一天里，中国大大小小的车辆要烧掉2007吨燃油，重达一艘护卫舰。

这一天里，有4.5万新生儿降临世界，也有超过2.7万人离去。

这是中国的一天，也是中国的第二天、第三天……

差不多是未来若干年，中国的每一天。

——————

参考资料：

星巴克2021财年第一财季财报

2020年中国城市地铁客运量报告

水利部《中国水资源公报》

2021喜临门中国睡眠指数报告

2018年中国成人烟草调查结果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阿里健康《拯救脱发趣味白皮书》、美团点评

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此前公布的“中国脱发人群调查”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开展的“中国义务阶段家庭教育成本调查”

《2019国内家庭子女教育投入调查》

DataEye《男女驾驶行为差异洞察报告》

《全国违章查询数据报告》

新华社、央视财经、CEIC

2018国家统计局、2019公安部交通局、2019国家癌症中心、国家卫健委

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

谢选骏指出：大数据显示中国每天出生4.5万个小孩，那么一年下来是多少呢？似乎是1642.5万。其实，中国国家统计局2022年1月17日公布的2021年中国出生人口，仅仅1062万人。按照这个数字，到本世纪末叶，中国人口将只有82836万，再扣除一些相应的折损，那时的中国人口将是现在十四亿人口的减半了。

【33、梁启超是中国的马克思、德语是恐怖主义的策源地】

《梁启超的二夫人：一生凄苦，晚年拉扯九个孩子，真是太伟大了》（镜面历史 2021-05-25）报道：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他是清朝光绪年间举人，是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

梁启超八岁从师学习，九岁能缀千言，17岁中举。后来，他从师于康有为，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家。维新变法前， 梁启超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此后先后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又与黄遵宪一起办《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并著《变法通议》为变法做宣传。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与康有为一起流亡日本，政治思想上逐渐走向保守，但是他是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倡导者。辛亥革命之后，梁启超一度加入袁世凯的北洋政府，担任司法总长；之后，梁启超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严词抨击，并加入段祺瑞的北洋政府。他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在北京协和医院溘然长逝，终年56岁。

梁启超文化名人，素来以以“知行合一”来要求自己，三次“残忍”拒绝了“红颜知己”的示爱。但是他的“知行合一”并没有做到底，经历了“夏威夷之恋”后，梁启超还是纳了妾。是谁这么有魅力赢得了梁启超的垂青，她在梁家有着怎样的地位和角色？梁启超与她的感情究竟如何呢？梁启超又为何违背自己的主张呢？

一、从丫鬟到“第二夫人”

梁启超的正妻李惠仙与梁启超结婚时带来了两个丫鬟，其中一个叫王桂荃，她聪明勤快，深得梁氏夫妇喜欢，家中事务都交由她掌管。同时，她对梁启超问寒问暖，与他的相处颇为亲密。那时王桂荃正值青春妙龄，加之与男主人的朝夕相处，与梁启超日久生情。

但是，梁启超早已是一夫一妻制的倡导者，对于他这样看重“生前身后名”的人来说，不敢越雷池—步，否则授人以柄 而丫鬟身份的王桂荃对梁启超的敬爱之情油然而生，却不能也不敢表白自己的心意。

那个时代男人纳妾本属正常，虽然李惠仙早已接触到新思想，但出身传统官宦家庭的她，也不认为梁启超纳妾是一件不能接受的事情。大概是感受到了梁启超与王桂荃炽热感情，妻子李蕙仙主动向丈夫提出，将王桂荃纳为“二房”。梁启超听到夫人的这个决定后，颇为震惊，经过几番推辞后，就同意下来，与王桂荃结为百年之好。　　

由于李惠仙是梁启超的原配夫人，所以儿女们都称她为“妈妈”，而称王桂荃为“娘”。

二、梁启超的“贤内助”

梁启超的二夫人王桂荃，家乡在四川广元，母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继母相信算命先生的鬼话，说她们生活难过，全是因为王桂荃的命硬，从而经常虐待她。在4岁那年，她的父亲突然死了。就此，她被人贩子买走了，此后，她在几年内被转卖了四次。最后，她来到了梁启超的家里。

王桂荃虽然她连妾的头衔都没有，但她凭着自己的为人处世哲学，明白自己该有的本分，从不逾越规矩。因此，她深受整个大家庭的喜爱，掌管着家中的事物。

李惠仙逝世后，王桂荃自然成了梁启超的“第一夫人”。

她对梁启超的生活体贴入微，关怀备至。梁启超拒绝了原来的红颜知己何蕙珍，却娶了传统的女子王桂荃；应该说梁启超与王桂荃之间还是有感情的，他们之间共生有六个儿女。梁启超对于王桂荃十分尊重。

大约是梁启超考虑到自己有悖“一夫一妻制”的主张，所以对这件事情很“低调”，尽量避讳，书信中提到王桂荃的时候，多称“王姑娘”、“王姨”，但是他也承认王桂荃是“家里极为重要的人”。

王桂荃虽出身贫苦，没有机会读书识字，但自幼聪明伶俐，勤奋好学，和梁启超一起后，接触到日本现代文明，接受了新思潮。她负担一大家人的饮食起居，照顾孩子，每天督促孩子们做作业，坐在一旁孩子们读书、写字，她也跟着读，就这样学会了读书看报，还会记账，写简单的信。

为了使梁启超能专心工作，她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使得家庭和睦安定。

三、悉心照料梁启超

梁启超有一大娱乐，就是爱玩麻将。每到周末，梁启超便静极思动，回北海快雪堂接见宾客，搓麻将以寻乐消遣。由于他玩麻将的瘾很大，有时逢节假日，他同朋友可打上二三十圈通宵达旦。梁启超居家养病时，也不肯闲暇，与家人打麻将消遣，王桂荃为照顾梁启超的身体，有时不得不出来干涉。

有一年，李惠仙生的孩子不小心生了病，王桂荃守在医院里，日日夜夜相伴，孩子病情日渐好转。而其实王桂荃自己的女儿也因为生了病而挣扎在死亡的边缘。王桂荃的女儿因为照顾不周而死去，王桂荃很伤心，她一边哭，一边偷偷躲在浴室洗衣服。

四、晚年拉扯九个孩子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在北京医院病逝了。王桂荃陪着他走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保存着他的遗物。她沉默了很长时间，好像失去了她的灵魂。

梁启超一生著书立说，享誉世界。然而，他没有留下任何钱。仅仅留下的是包括九个孩子（最小的还不到五岁）的一大家子人，留下的是给予王桂荃生活的重任。

王桂荃从此照顾家人，尽最大努力抚养孩子。她勇敢地面对生活的考验和磨难，她的勤奋和毅力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了孩子们。

1941年，王桂荃变卖财产，向朋友借钱，为自己的孩子筹钱远赴国外读书，送孩子去当兵，为了孩子们能够有着更好的发展。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家，纷纷取得了成功，却把王桂荃一个人留在空荡荡的房子里。家里过去没有喧闹。

但幸运的是，孩子们纷纷都成为了社会有用的人，他们成为了国家有用的人才，其中像梁思成等三人成为了中科院院士。

晚年，王桂荃在乡下一个又黑又破的牛棚里，孤独地走完了自己85年的人生。

好心的村民们偷偷地找到了一张破草席，把她埋在了山坡上。当她的孩子们来到她身边时，他们只能在她杂草丛生的坟墓前，大声痛哭，称她为“娘”。

直至后来，他的儿女们将她的坟墓移回了北京，葬在了梁启超与李惠仙陵墓的旁边，这便是梁启超二夫人——王桂荃的一生。

后来，子女们在梁启超墓前为王桂荃立了一块卧碑，刻上了她的名字—王桂荃。

王桂荃这一生确实是非常伟大了，毕竟一个女人在那个年代、而且在她的晚年时候，能拉扯九个孩子，真是是十分不容易！

谢选骏指出：为何说“梁启超是中国的马克思”？因为马克思也是把自己老婆从娘家带来的丫鬟搞大了肚子。区别在于，马克思不敢明媒正娶老婆的丫鬟，只敢让够兄弟恩格斯顶包私生子的老娘。结果马克思的儿子无法受教育，只能去开出租车；就像梁启超的小老婆只能死在牛棚里，就像文革期间的“反动学术权威”。为何说“德语就是恐怖主义的策源地”？因为德国社会太太太压抑了——结果就让德语充满了暴力！或者换言之，因为德语是恐怖主义的策源地，所以德语产生了马克思恩格斯和纳粹主义——这就让德国社会太太太压抑了！结果产生了马克思主义这样的死变态。只有和马，才说德语！

《梁思成再婚，後妻的孩子不能來梁家生活，由後妻的母親撫養》（2019-10-25 墨渡熊心）报道：

梁思成是我國著名建築歷史學家、建築教育家、建築師，一生都在為我國古時候的建築保護和研究做貢獻，原配妻子林徽因也是我國著名女建築師，同時也是詩人、作家，故被稱為才女。

梁思成第二任妻子林洙說起來也算林徽因的學生，林洙剛開始到北京的時候想先進清華的先修班，但是時間是在解放前，先修班還沒有開，就找到了老鄉的林徽因。

林洙英語不好林徽因就親自補習，並且結婚的時候也得到了林徽因的資助，當時如果知道自己一手扶持的學生會嫁給自己的丈夫會有何感想，林徽因與世長辭之後林洙就一直陪在梁思成的身邊，也說道他們之間就是在那時候擦除愛的火花，林洙又說道，在林徽因去世七年之久的時候，用自己私下的時間幫助梁思成整理資料，這樣兩個人才產生感情。

梁思成跟林洙年齡差了很多，林洙跟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梁再冰女兒僅僅就差了一歲，當時林洙也並不是沒有過婚姻史的，前任丈夫是程應銓並且育有一子一女。梁思成和林洙再婚的時候遭到了所有人反對，當初林洙和程應銓結婚的時候證婚人還是梁思成，而這個時候程應銓尊敬的師長要跟學生的前任妻子再婚，這個當時是所有人都接受不了的，包括當時林洙和程應銓兩人的孩子都改了林姓，也不讓兩個孩子跟父親見面來往，兩個孩子便也由著林洙的母親孩子的外婆撫養，話說回來為什麼孩子沒有跟著母親到新的家庭呢？

按理說梁思成是著名建築師，生活條件應該是相當優越了甚至家裏還有保姆，是怕孩子影響他們夫妻二人的感情還是什麼其他原因就不得而知了，當時梁思成家裏還有另一位老人那便是林徽因的母親，林徽因的母親何雪緣就一個女兒；丈夫去世後就獨自帶著女兒相依為命，林徽因去世後也是由梁思成撫養，家裏寧可撫養著前妻的母親也不願意接納現任妻子的孩子，林洙的內心應該也很不舒服吧，古時候有個詞叫愛屋及烏喜歡你就願意接納你的一切，這時候就能看出來他們二人的感情並不是特別好，但是林洙對外宣稱的是他們二人的感情非常好，還是如膠似漆。

因為這場婚姻，梁思成與自己的好友親朋，一對兒女越來越疏遠，家裏掛著一幅林徽因的畫像，林洙和梁思成結婚的時候，就摘了下來。因為這件事梁思成的女兒梁再冰還給了林洙一個巴掌，傳遍了清華的校園。...

當初梁思成和林徽因結婚的時候可謂是才子陪佳人，在當時講就門當戶對的時候兩人的結合受到了很多人的祝福，結婚之後也是恩愛的很，相濡以沫了27年但是世間沒有太多的美滿，林徽因因病去世，梁思成也算是仁至義盡了，在髮妻去世後還照顧著岳母。

至於梁思成再婚在理論上來說也是沒錯的，但是娶的是自己學生的前妻是不被認可的，至於林洙在跟梁思成這段感情里林洙是肯定有私心的，至於了什么小心思就不得而知了，梁思成夫妻兩人還是對林洙有恩，她這樣說是恩將圖報也並不過分。...

沈從文先生評價林洙只愛錢，個人感覺林洙對這段感情想要的是梁夫人的身份地位，想要受人敬仰，梁思成到最後可能也不會想到原配妻子過世後二婚妻子把自己的生活瑣碎之事寫出來出了本書，寫成了本回憶錄還把兩口子黑的不像樣子。

參考文獻：《梁思成傳》

谢选骏指出：梁思成有样学样，紧随其父梁启超。

【34、帝制传统使得中国人不会双赢，只会零和博弈】

《贸易战、冷战思维与零和博弈》（TOM WANG 2018年8月5日）报道：

关键词：zero-sum game，零和博弈

 “零和博弈”（zero-sum game）是博弈论中的一个概念，经常见诸报端。这种概念认为，利益相关各方的利益总和是不变的；如果一方得到利益，则一定有另一方的利益受到损失。

譬如，美国总统大选就是一种零和博弈。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时，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和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争夺535张选举人票，特朗普每多得一张，克林顿就会少得一张。

在《纽约时报》日前发表的文章“‘小奖励’、‘Z名单’：哈佛招生秘密标准曝光”一文中，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本科生院长拉凯什·库南纳（Rakesh Khurana）在谈及该校招生标准时表示，他希望没有被哈佛大学录取的学生不会以此界定自己的身份，或者将此视为对他们的潜力与成就的否定。

他说：“Our goal is not to create a zero-sum game.”（我们的目标不是创造一个零和博弈。）

在国际关系和世界经济中，人们也经常可以看到零和博弈的身影。“冷战……就是一场零和博弈”，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就曾指出，“苏联及其盟友的任何一点‘得’，对西方和北约都是一种‘失’，反之亦然。”（It was also a zero-sum game， in which every gain for the Soviet Union and its allies was a loss for the West and NATO， and vice versa.）

在冷战思维下，美国和苏联都抱有一种“相互保证毁灭”（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简称M.A.D.）的核战略。时报的“‘世界存亡一指间’：帮助避免美苏核战爆发的男人”一文回顾了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面对美国发射多枚洲际弹道导弹的情报，如果不是由于一名苏联军官的决定，核战争也许已经在当时全面爆发。

近期，中美贸易战全面爆发，美国和中国分别威胁要对对方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零和博弈”这个词再次频繁进入公众视野。中国官方多次呼吁美方摒弃冷战思维及零和博弈的想法，“不搞你输我赢，实现互利共赢”。

“美中两国之间并非零和博弈，”美国智库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总裁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在时报观点文章中表示。“鉴于两国间的贸易和投资规模巨大，美国和中国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无论哪一方衰弱或面临危险，对方都不会有多少收益。”（Because U.S.-China is no zero-sum game. … Given the volumes of trade and investment between them， Washington and Beijing will rise or fall together， and neither side has much to gain from the other’s weakness and insecurity.）

你对“零和博弈”有何看法？在世界秩序中，大国关系是一种“零和博弈”，还是有可能成为一种“互利共赢”？

谢选骏指出：帝制传统使得中国人不会双赢，只会进行零和博弈。

佚名网文《零和博弈》报道：

零和博弈（zero-sum game），又称零和游戏，与非零和博弈相对，是博弈论的一个概念，属非合作博弈。它是指参与博弈的各方，在严格竞争下，一方的收益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博弈各方的收益和损失相加总和永远为“零”，故双方不存在合作的可能。

主要特点

零和博弈的结果是一方获利而另一方损失，且一方的所得正是另一方的所失，整个社会的利益并不会因此而增加一分。也可以说：在零和博弈中，自己的幸福是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的，二者的大小完全相等，因而双方都想尽一切办法以实现“损人利己”。

零和博弈又被称为游戏理论或零和博弈，源于博弈论（game theory）。早在2000多年前，这种零和博弈就广泛用于有赢家必有输家的竞争与对抗。“零和游戏规则”越来越受到重视，因为人类社会中有许多与“零和游戏”相类似的局面。与“零和”对应，“双赢”的基本理论就是既“利己”又不“损人”，能够通过谈判、合作达到皆大欢喜的结果。

博弈模型

零和博弈的原理如下：两人进行博弈，每次博弈后都会有一个人赢，一个人输。每次博弈后，我们计赢家得1分，而输家得-1分。假设A、B两人进行多次博弈，设A获胜次数为N次，并且失败次数为M次，由于是零和博弈，故B失败次数必然为N次，获胜的次数必然为M次。这样，经过M+N次博弈后，A的总分为（N-M），B的总分为（M-N），从而A和B的总分为（N-M）+（M-N）=0，这就是零和博弈的数学表达式。

在某个零和博弈中，假设玩家A和B都有两个共同选择{选择1，选择2}，规定若两个玩家都做出相同的选择，则玩家A得-1分，玩家B得1分；若两个玩家都做出不同的选择，则玩家A得1分，玩家B得-1分。

理论背景

零和博弈源于博弈论，现代博弈理论由匈牙利大数学家冯·诺伊曼于20世纪20年代开始创立，1944年他与经济学家奥斯卡·摩根斯特恩合作出版的巨著《博弈论与经济行为》，标志着现代系统博弈理论的初步形成。

零和博弈之所以广受关注，主要是因为人们发现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能发现与“零和博弈”类似的局面，胜利者的光荣后往往隐藏着失败者的辛酸和苦涩。从个人到国家，从政治到经济，似乎无不验证了世界正是一个巨大的零和博弈场。这种理论认为，世界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财富、资源、机遇都是有限的，个别人、个别地区和个别国家财富的增加必然意味着对其他人、其他地区和国家的掠夺，这是一个邪恶进化论式的弱肉强食的世界。我们大肆开发利用煤炭石油资源，留给后人的便越来越少；不断污染环境，带给后人的不良影响便越来越多。

通过有效合作皆大欢喜的结局是可能出现的。但从零和博弈走向双赢，要求各方面要有真诚合作的精神和勇气，在合作中不耍小聪明，不要总想占别人的小便宜，要遵守游戏规则，否则双赢的局面就不可能出现，最终吃亏的还是合作者自己。

从20世纪以来，人类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经济的高速增长、科技进步、全球一体化以及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之后，“零和博弈”观念正逐渐被“双赢”观念所取代。在竞争的社会中，人们开始认识到“利己”不一定要建立在“损人”的基础上。领导者要善于跳出“零和”的圈子，寻找能够实现“双赢”的机遇和突破口，防止负面影响抵消正面成绩。批评下属如何才能做到使其接受而不抵触，发展经济如何才能做到不损害环境，开展竞争如何使自己胜出而不让对方受到伤害，这些都是每一个为官者应该仔细思考的问题。有效合作，得到的是皆大欢喜的结局。从零和走向正和，要求各方要有真诚合作的精神和勇气，遵守游戏规则，否则“双赢”的局面就不会出现，最终吃亏的还是合作者自己。

主要意义

对于非合作、纯竞争型博弈，约翰·冯·诺依曼所解决的只有二人零和博弈：好比两个人下棋、或是打乒乓球，一个人赢一着则另一个人必输一着，净获利为零。

在这里抽象化后的博弈问题是，已知参与者集合（两方），策略集合（所有棋着），和盈利集合（赢子输子），能否且如何找到一个理论上的“解”或“平衡“，也就是对参与双方来说都最”合理“、最优的具体策略？怎样才是合理？应用传统决策论中的“最小最大”准则，即博弈的每一方都假设对方的所有策略的根本目的是使自己最大程度地失利，并据此最优化自己的对策，诺伊曼从数学上证明，通过一定的线性运算，对于每一个二人零和博弈，都能够找到一个“最小最大解”。通过一定的线性运算，竞争双方以概率分布的形式随机使用某套最优策略中的各个步骤，就可以最终达到彼此盈利最大且相当。当然，其隐含的意义在于，这套最优策略并不依赖于对手在博弈中的操作。用通俗的话说，这个著名的最小最大定理所体现的基本“理性”思想是“抱最好的希望，做最坏的打算”。

虽然零和博弈理论的解决具有重大的意义，但作为一个理论来说，它应用于实践的范围是有限的。零和博弈主要的局限性有二，一是在各种社会活动中，常常有多方参与而不是只有两方；二是参与各方相互作用的结果并不一定有人得利就有人失利，整个群体可能具有大于零或小于零的净获利。对于后者，历史上最经典的案例就是“囚徒困境”。在“囚徒困境”的问题中，参与者仍是两名（两个盗窃犯），但这不再是一个零和的博弈，因为其中一个人的损失并不等于另一个人的收益。（删除：两个小偷可能一共被判16年，或一共只被判2年。）

理论内涵及具体案例

在零和博弈中所有的参与者其获利与亏损的和正好等于零。赢家的利润来自于输家的亏损。以下有一些重要的观念是你在了解该交易是否为零和博弈所必须先知道的。这个分类决定于我们对玩家利润与亏损的定义有多宽广。它本身的分类对我们并不重要，但是对发起人就很重要了。要介绍这观念的发展，我们先讨论扑克游戏，然后我们再切入操作，因为扑克相对于操作是一种很好的比喻。

扑克

扑克是一种零和博弈

扑克在朋友之间、在扑克俱乐部、或是锦标赛都可以玩，我们来探讨这些游戏之间的异同。一般来说朋友之间玩扑克是一种典型的零和博弈。无论哪一个人赢，就会有其它的人输，这之间的输赢总和是零。

扑克俱乐部里面玩的就不太一样了，因为俱乐部对赌注总额会收取一个固定比率的费用，比方说是1%，则这将形成负和博弈。也就是输赢的总和小于零（如果加上俱乐部的抽成就为零了），玩家们集合亏损给俱乐部。如果我们定义俱乐部也是这个赌局特殊型态玩家的话，这个赌局又变成了零和博弈。换句话说，我们计算赢家所赢的和输家所输的扣除俱乐部抽成的总和，那又变成一个零和博弈了，扣除了付俱乐部的抽成之后，不管是谁赢，其它人就是输家。

锦标赛中的扑克赌局是由赞助商提供奖品，因此它是一个正和博弈（如果它的奖金超过所有参赛者的报名费的话），若我们计算总奖项的净值，那么扑克仍然是一个零和博弈。扣除了奖项之后，无论是谁赢，其它人都是输。

无论在什么场合玩扑克，这种赌局根本上的特性都存在，它就是一个零和博弈（假设这是一个基准），以这个观点看来，上述三种型态都是相同的，玩家们经常不关心它的基准为何，而持续玩相同的策略。

人们玩扑克要依靠这个基准的理由，撇开技术的差异性，那就是在锦标赛中大部分的玩家是赢家，而俱乐部中大部分的玩家是输家。

倘若除了考虑金钱，还考虑其他因素带来的收益，那么扑克可能是一种正和博弈……

我们只凭金钱的贡献来定义扑克赌局中的赢家和输家。若要来解释为什么俱乐部中的玩家平均来说是输，这种定义过于狭隘。

仔细考虑人们玩扑克的四个理由，前两个理由包含外部的利益，第三个理由包含无益的及不理性的行为，第四点为预期利润。

第一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许多人玩扑克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单纯地就是想玩（或是学着如何玩）。这些玩家愿意玩，即使一开始就预期会输，这个玩乐的外部利益可以解释为什么朋友之间纵使经常会输给技术较好的人，也会经常性地聚在一起玩。当玩家从扑克中取得此种衍伸乐趣时，扑克就是一种正和博弈。

第二，有些玩家玩扑克是因为他们可能尚未学会如何玩，或是仍无法成为一个技术较好的玩家来经由扑克赚钱。这些新手玩家们可能缺乏信息或是能力有限，但是绝不会不理性。如果他们了解到他们无法经由玩扑克赚钱，他们就会放弃。要学习是否能由扑克当中赚钱的代价相当昂贵，这些知识是藉由玩扑克可以获得的相当有价值的外部利益。新手玩家经常被称为笨蛋，而“笨蛋在每一分钟都会诞生”。然而，直到他们学习到并评价这个教训，这些人并不是笨蛋。

第三，有些玩家无法学习，或是无法接受他们无法藉由玩扑克来赚钱。这些玩家所追求的微小利润从来就没有实现过，他们经常是不理性的，而且可能有点情绪化。这些玩家是真正的笨蛋，因为他们拒绝去学习他们该学的东西，或是坚持花最高昂的代价去学习一些无用的方法。

最后，有些玩家玩扑克是因为他们是真正的行家，这些具有高超技术的玩家总是赢走其他玩家们的钱。他们所赢的可以超过所需的支出，这些支出包含给俱乐部的抽成，以及他们如果做别的工作可以得到的薪水，以及要维持专业与竞争力所产生的费用。这些玩家从那些愿意把钱输给他们的技术较差的玩家手中获利（也许是俱乐部）。这些人通称为“郎中”，因为他们捕食较弱的玩家。较弱的玩家通常避免与郎中同局，为了避免被认出来，这些郎中总是经常变换地方来捕食。如果郎中无法寻得猎物，或由于猎物们成功地避开他们，或由于猎物们一下子就放弃了，这些郎中也很难以生存。

交易

交易是一种零和博弈

像扑克一样，交易的分类可以分为零和博弈、负和博弈、或是正和博弈，完全取决于我们如何定义利润和亏损。

倘若我们只以获利和亏损来当作基准衡量交易，那么它必然是一个零和博弈。举例来说，假设操作利润和亏损被定义为与基本价值相对应（基本上它无法观察），那么当买方和卖方交易，他们会设定一个价格，如果这个价格高于基本价值，卖方就取得买方支出的利益。在市场上若没有其它交易员的亏损，不会有任何一个交易员获利的。既然我们无法确定地观察出基本价值，亦即交易员也无法确知他们的利润及亏损，则他们交易时间中的不确定性就不会改变零和博弈的本质。

如果所用的基准对买方和卖方是相同的，那么用来定义利润和亏损的基准并不影响零和博弈的本质。这个基准决定我们如何来解释利润和亏损。当我们用基本价值作为基准，我们解释价格和基本价值间的不同点为基本操作利润或亏损，不幸地，在没有定义以及估计基本价值之前，这些利润和亏损无法被估计。

就这个观点而言，操作利润和亏损的定义是以应用于买卖双方的一般基准为基础。一般常见的基本价值基准产生了零和博弈。一般报酬基准产生的博弈可以很容易地经由调整来成为零和博弈。不管如何，没有其它交易员的亏损，是不会有任何交易员有所获利的。基于这个论点，交易就是一个零和博弈。

在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交易可能是一种正和博弈

理性的交易员不会去玩那种只能得到操作利润的纯零和博弈，如果所有的交易员都一样，所有的预期报酬率都是零，就不会有人从交易中获得利益。如果有些交易员技术较其它人好，这些技术较好的交易员愿意交易，但那些技术差的不愿意，那么就没有人交易了。

要解释为什么理性的交易员要交易，首先我们要先认清有些人交易不是只为了预期报酬。人们交易为了避险、为了将资金移转、为了交换财产、为了赚取绝对的报酬、为了学习他们是否可以藉由操作赚钱、或是得到赌博的乐趣。这些外部利益使得交易成为一种正和博弈。如果这些交易的外部利益够好，即使交易员自认会输，还是会去交易。技术好的交易员就可从这些技术较差，但是基于外部利益而进场交易的交易员手中来获利。

市场价格有效地整合信息，而技术较好的交易员根据他们获得的信息来交易以获取利润。如果操作利润超过获得信息的成本，这种行为具有获利性。如果没有人基于外部利益而进场交易，技术好的交易员就无法藉由交易来获利。他们将会放弃他们的研究，进而放弃交易，则价格的效率性将不复见。价格效率是依据技术好的交易员与那些愿意交易或是不理性的输家所创造的，技术好的交易员使得价格产生效率，而那些输家就对他们研究的努力而付费。

有关应用

金融市场

零和博弈是博弈过程的最基本模型。理想的零和博弈对于金融市场有重要意义。

在金融市场实际趋势运行中，理想零和博弈的全过程接近于一个半圆。当然，所谓半圆，与观察者制定坐标的数值单位有关，如果大幅压缩时间单位，这个半圆看起来就像抛物线；如果大幅扩展时间单位，路线又象一段扁扁的圆弧。因此，在上面表达最高点的时候，提出“公认的相关系数”概念。在这个相关系数引导下，最高点就是一个明确的数值，也就排除了观察坐标绘制过程的伸缩带来的影响。

理想零和博弈，从金融趋势的演变角度来看，最终将构成核心因子。混沌经济学研究者一直希望在证券市场寻找到主宰世界命运的“混沌因子”，事实上，所有金融市场的“混沌因子”就是这么一个理想零和博弈的半圆。而最终，一个半圆的小泡影，也将幻化出五光十色的大千世界，其寿命成千上万年，或者更长。这个小泡影，带有“真善美”的天然属性。

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中的零和博弈并非没有一个均衡点，可以从对手之间的博弈转变为正当管理与不正当管理之间的此消彼长，由此避免双方的对抗。正当管理与不正当管理的零和博弈中，正当管理的成份多一点，不正当管理的成份就少一点，反过来也是一样，两者之间存在着零和关系。管理者的精力是有限的，当他把精力过多的用在不正当管理的歪门邪道上时，就会严重影响到正当管理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因此，通过反对不正当管理来完成公司治理的任务，从而促进正当管理，对于把企业蛋糕做得更大，是不可或缺的。

首先，它可以避免所有者和其他相关利益者一方在零和博弈中处于必输的地位。在零和博弈中，管理者一方在信息不对称中处于优势地位，再加上其实际控制着人流、物流、资金流，因而在内部博弈中总是稳操胜券。作为对手的所有人和其他相关利益者一方，要想改变这种被动局面，通过公司治理加以抗衡总是必要的。其次，为反对不正当管理而付出一定成本是合算的。通过建立健全公司治理机制，反对不正当管理，难免要付出一定的成本，但它肯定是在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与在零和博弈中必输的份额相比，与企业资产可能被掏空相比，付出这种成本还是合算的。再次，付出的必要成本使得企业“蛋糕做得更大”更有希望。反对不正当管理至少可以使管理者在内部“零和博弈”中获利的行为得到遏制，通过这种有效的工作使管理者在内部零和博弈中失去优势之后，就有望促使其将自己的聪明才智用在把“蛋糕做得更大”上，因为那样同样可以使他们个人所得的绝对数额更多。

从博弈论的研究来看，解决零和博弈问题的出路在于参与博弈者从零和走向双赢或者多赢，但是其前提必须摆脱零和博弈的思维定势。在企业管理中也是一样，两权分离的公司制发展轨迹不可逆转，而内部零和博弈又会产生内耗，解决的办法与其寄希望于大家在“零和博弈”中握手言和，不如让经营管理者感到实施不正当管理得不偿失，知难而退，一致对外，把企业利益的蛋糕做得更大。

博弈游戏

人与机器最大的不同就是，人有感情，所以人会犯错误。而这正是传统的博弈理论所忽视的。传统博弈理论用数学方法追求博弈格局中的最优策略，但前提是双方都不会犯错。所以，简单地把博弈理论运用到商战实践中，往往会出问题。但我们博弈的棋牌博弈就不一样，关键并非走出“最优的棋招”，而是走出“最有可能击败对手的棋招”。

“零和博弈”是否维持了媒体竞争中的健康发展呢？

“零和博弈”是指在媒体环境中，所具备的用户和资源是固定的，如果有一方得到了发展壮大，那么必定有其他一部分得到削减。那么整个市场就会出现一种健康的竞争的模式，而且每一方都不能够掉以轻心，否则就会丧失一部分的占有率，导致另一方的崛起，各位对这种竞争模式清晰吗？

谢选骏指出：双赢只是手段，结果还是零和博弈——人生只是暂时过程，结果只能必死无疑。除非有一个永恒的天国，可以让人们获得缓冲双赢。

【35、东南亚魔窟的中国游客】

《泰国为何不再是中国游客青睐的旅游目的地》（2023年11月8日 BBC）报道：

在深受中国游客喜爱的餐厅"76 Garage"，最吸引人的环节是与赤膊男服务员一起在泳池拍照。

对于前往泰国首都曼谷的中国游客来说，位于曼谷北郊的露天餐厅“76 Garage”曾一直是打卡之地的首选。

人们去那里不是为了美食，而是为了一睹服务员。

餐厅中央是一个游泳池。当夜幕降临，身材健壮的年轻服务员们脱下外套，蹚进泳池，主动抱起食客拍照并收取小费时，气氛达到高潮。

曾几何时，“76 Garage”的爆红让这里游客如织，需要提前一个月预订才能订到位子。但如今，一半的桌子都空空如也。

泰国备受赞誉的旅游业正在失去其最大的客户——中国人。

今年1月，当中国终于解除“清零”防疫的措施，允许其公民出国旅行时，泰国对此寄予厚望。泰国预计旅游业将迅速回暖，这将有助于其重夺因新冠疫情而失去的大部分客源。

泰国政府预测，到今年年底，中国游客将多达500万人次，这将不到2019年近1100万人次的一半。但与去年相比有了很大的改善，当时只有27万人。

事实证明，这一美好的前景过于乐观。2023年前九个月，中国来泰人数不到250万。

曼谷一家曾深受中国游客欢迎的餐厅如今游客稀少。

“我们的旅游部说，疫情过后，游客数量将迅速恢复。”曼谷大皇宫的中文导游阿努查·良容龙吉（Anucha Liangruangreongkit）说。他在大皇宫工作了42年。

“但他们在做梦。我是一名导游，我是了解的。如果像过去一样正常，这里会挤满人，对吧？看看现在，这里有很多人吗？没有。”

问题的部分原因在于新冠疫情后廉价航班的短缺，以及中国经济放缓。

泰国新政府希望其宣布的为期五个月的免签政策能吸引更多游客。但是，10月3日，曼谷知名购物中心暹罗百丽宫发生枪击案，一名有两个孩子的中国母亲在事件中丧生，这导致泰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形象进一步恶化。

许多中国人现在认为这些国家不安全。

阿努查·良容龙吉表示，中国游客数量并未达到此前相同水平。

八月，一部名为《孤注一掷》的新片在中国大受欢迎，首日票房即达数千万美元。该片描述了一名中国模特和一名计算机程序员被高薪工作的承诺所诱惑，进入了一个未命名的东南亚国家的诈骗园区，并被迫在奴隶般的条件下工作。

在过去的两到三年里，成千上万的人（其中许多是中国人）被困在柬埔寨以及泰国与缅甸和老挝边境上的类似诈骗园区之中。中国的社交媒体上也有关于逃出者遭受酷刑和虐待的骇人听闻的叙述。

艾比（Abby）是一名在泰国的中国学生，她喜欢在社交媒体上向粉丝们发布“76 Garage”等地的视频。她在抖音的评论区中看到了泰国形象的变迁。

“以前我视频下的评论都是非常正面的。”她说。“很多人看完我的视频后说，他们很想来泰国。”

但现在，她说人们担心泳池里赤膊的服务员可能是一个陷阱，毫无戒心的食客可能因此被“割腰子”（割掉肾脏）。

“人们会问我，你在经营一个‘割腰子’的局吗？是你把人从泰国送到缅甸的吗？”

“诈骗”“拐卖”“割腰子” 网路流言吓跑中国游客，泰国旅游业遭打击

过去，中国游客在泰国有时名声不佳。他们经常成群结队，吵吵闹闹，被认为粗鲁无礼。这导致有人对所谓的“零元团”颇有微词，在这种一价全包的跟团游套餐中，大部分收入都归中国的经营者所有，也有人就过度依赖中国游客的风险展开了讨论。

现在，出于安全考虑，许多中国游客已对泰国避之不及，而泰国旅游业也开始将精力集中在俄罗斯和印度等其他市场。

但是，像泰国这样高度仰赖旅游业的国家无法忽视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客源国。事实上，中国游客是泰国最大的消费群体之一，平均每天花费180美元（148英镑）。

导游说，泰国大皇宫曾经挤满了中国游客。

“事实上，现在从中国到泰国的游客都处于高端市场。”蒂拉万·泰乔博（Tirawan Taechaubol）说，其家族经营着卡盛吉集团（Kasemkij Group）旗下的豪华酒店和服务式公寓。

“我们注意到，他们更乐于接受不同的体验，在美食和活动上花费很多。就像我们在私人岛屿上拥有24栋别墅的度假村凯璞法恩（Cape Fahn），我们的中国客户会包下整座岛屿用于生日或婚礼，甚至只是为了求婚。”

她说，与民间传说中吵吵闹闹、讨价还价的中国人相比，泰国旅游业正开始迎来另一种顾客。

在曼谷市中心一栋新建的55层公寓楼入口，中国房产中介欧文（Owen）正在等待迎接两位新客户，林肯（Lincoln）和旺森（Wonson）。他们前一日晚上从上海首次飞赴泰国。

作为一对同性恋情侣，他们说想在泰国体验五花八门的性少数（LGBTQ+）娱乐活动。但他们此行还有更严肃的目的——组建一个家庭。对这对同性伴侣来说，在中国很难实现这个愿望，他们正在寻找一个潜在的家。

欧文说，泰国是中国性少数旅行者的首选目的地，想在这里定居的人占了他的客户的三分之二。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很多同性恋，也有一些跨性别人士。”林肯说。“所以，是的，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开放、自由的国家。当我们来到这里时，我们感到一种解放。”

林肯和旺森表示，他们在曼谷可以过上在中国仍难以想象的生活。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这里的氛围。”旺森补充道。

“自由，因为你知道，面对来自家庭和传统文化的社会压力，我们很难在中国生活。也许在这里，我们可以过上想象中的生活，这不仅可以满足我们自己的需求，也可以满足我们孩子的需求。在这里我们可以告诉孩子，我们和其他人一样，都是正常人。”

加里·鲍尔曼（Gary Bowerman）是追踪该地区旅游趋势的咨询公司“Check-in Asia”的负责人。他说，这类游客的比重将在中国游客中越来越大。

“在疫情期间，在一个非常安全的国家呆了三年，这可能改变了他们对安全和安保的看法，所以这些关于诈骗和绑架的传言会对人们的看法产生影响。”他补充道。“但我要说的是，中国的年轻游客愿意尝试。”

他说，泰国最大的吸引力在于“冒险元素和可控的危险”。

谢选骏指出：在英国人看来，中国的年轻游客愿意尝试东南亚的魔窟，就像一百年前他们的祖宗喜欢品尝英国的鸦片和马克思主义一样。

【36、多维中青报“华日的”发起中国颜色革命】

《造反了？大外宣疑暗示习近平该“主动退休”》（2021-08-29 自由时报）报道：

总部设在北京的中共华文大外宣《多维网》，8月27日发表题为“中共领导人何时退休谁说了算”专文，大谈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前任“主动退休”敏感话题，还意有所指地称，2012年11月在中共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18大），胡锦涛裸退，习曾两度称讚他“高风亮节”。有网友说，这不是在劝习主动退休吗？

习近平是2013年就任中共总书记，将于2022完成第二个任期。习近平在2019年取消了宪法中规定国家主席任期不得超过两届的限制。尽管习近平从未公开表示连任愿望，但由于没有任何接班人浮上檯面，显然也没有要卸任的迹象。

《多维网》的专文中声称，与毛泽东时代终身制和个人专断相比，邓小平早在1980年就提出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坚持集体领导，反对权力过分集中，主张废除终身制，建立退休制度。后来，中共确实废除了终身制，也建立了退休制度，但中共官方对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退休的公开报导，可以发现，中共领导人何时退休，皆由领导人自己主动提出，中央全会同意，从而完成权力交接。至于具体细节，外界只有在权力交接时才能知晓。

文章又称，2002年11月中共16大，江泽民卸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但继续留任中央军委主席。在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共新老常委会见16大的代表时，胡锦涛称“他们中的许多同志又带头从中央领导岗位上退下来”。

文中续指，2012年11月中共18大，胡锦涛裸退，习近平继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当时两度大讚胡锦涛“高风亮节”。

对于《多维网》前述专文大谈“主动退休”，有网友说：这不是在劝今上主动退休吗？

《多维网》老闆于品海因早年入主《明报》、创办“传讯电视”（其所属“中天频道”，是现今中天电视公司所属中天新闻台的前身），在中、港早有“传媒大亨”之名。习近平刚上台时，于品海一度遭扣押，重新公开现身后，《多维网》俨然变成习近平的狂热吹鼓手，据传于品海获得习近平亲信、前新华社长蔡名照的大力支持。

一些海文华文媒体则直指，《多维》有江泽民派系色彩，6月10日也曾发表《谁来监督党中央》专文，矛头直指习近平，在中共20大今秋登场前夕，相关言论引人侧目。

谢选骏指出：“多维”角色复杂，两面三刀，诡谲多变——2004年到2006年之间，多维连载刊登了我的《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将近500期，后来竟然全都下架毁版，好在我都一一复制保存，替他们留下罪证了。

《习近平最后的对手 “智多星”庆亲王》（《读报》2021 08 29）报道：

7月21日，有江泽民派系背景的海外媒体多维，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曾庆红：他如何成为江泽民最信任的“智多星”》。

原文中有一句话：“曾庆红能成为江泽民的核心幕僚，有他秘书出身圆润的处事风格优势，有他红二代圈层深厚的人脉关系支撑，还有他不为人知的政治手腕”。但“有他不为人知的政治手腕”后来被删除了。

2002年中共十六大江泽民退出中央委员会之际，提拔重用曾庆红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国家副主席。2002年至2007年，曾成为江在中共最高层最重要的代理人。当时，胡锦涛名义上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内政外交的重大问题仍由江、曾说了算。习近平能够取代李克强担任总书记，也是江、曾的决定。

2012年中共十八大上，习近平成为中共总书记。这表面上“忠厚”的习近平不想像胡锦涛那样愿意成为江、曾的“傀儡”，于2013年1月发起反腐打虎战役。五年查处440名副省部级以上高官，其中大多数都是江、曾提拔重用的。

树未倒，猢狲未散。七位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江、曾亲信占三位：王沪宁、韩正、赵乐际。另一位常委李克强是胡锦涛的关系，这导致习在常委中，也成了少数派。

江泽民今年95岁，多次传出病危消息，只剩咽最后一口气了。而曾庆红今年82岁，因此，目前，以江、曾为首的中共“深层政府”，实际上，是以曾庆红为首。2019年4月20日，三年多没有公开露面的曾庆红，突然在江西老家高调露面。

明年中共将召开二十大。到目前，习的声望已降到极低点，且内外交困。作为江派真正的掌门人曾庆红，肯定会继续施展他“不为人知的政治手腕”，去掉叛徒习近平。而习近平也意识到他的又一个生死大关已到。1月22日，习在十九届中纪委五次全会上说，“政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一些腐败分子结成利益集团，妄图窃取党和国家权力”。

7月11号，新华社发表文章，再提谁也没有免罪的“丹书铁券”，谁也不是“铁帽子王”，中共党内可被称为“铁帽子王”的，只有江泽民、曾庆红够格。曾庆红决不可能坐等清算，肯定会充分发挥他“不为人知的政治手腕”，跟习做最后的较量。

谢选骏指出：“多维”接连发表上述两文，肯定是一个深埋的引信，就像多维以前删除了划时代巨著《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全球》，一定有其深层考虑。难道多维现在也要发起“中国颜色革命”吗——

《美国对中国发动颜色革命》（UDN 2021-08-30）报道：

隶属于共青团中央的官媒中国青年报，今天发出“冰点时评”指，中国大陆正在进行一场大型政治变革。文章称，美国正通过“中国内部的第五纵队对中国发动颜色革命”。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已经开始，不仅资本圈，也不仅娱乐圈，不仅要摧枯拉朽，而且要刮骨疗伤。

这篇题为“每毎人都能感受到，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进行”的文章称，中国娱乐圈一直都不缺臭气熏天的猛料，前不久相继爆出吴亦凡、霍尊的乱象以及张哲瀚到日本靖国神社拜鬼之事，近日又爆出湖南卫视主持人钱枫涉嫌强奸她人一事，总让人感觉中国娱乐圈已经烂透了。如果再不整治，不仅娱乐圈烂透了，整个文化圈、文艺圈、演艺圈、影视圈也都烂透了。

这两天，风暴再起，直击娱乐圈乱象，中共中央网信办重拳整治“饭圈”，大陆国家税务总局处罚郑爽偷逃税2.99亿元人民币，各大平台下架赵薇、高晓松，这次对娱乐圈的重击意味着什么？

文章强调，从蚂蚁上市被叫停，到整顿经济秩序、反垄断，到阿里被罚182亿元和滴滴被查，到北京隆重纪念建党100周年，提出走共同富裕道路，以及最近对娱乐圈乱象的一系列整治动作，显示中国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从经济领域、金融领域、文化领域到政治领域都在发生一场深刻的变革，或者也可以说是一场深刻的革命。

文章称，这是一次从资本集团向人民群众的回归，这是一次以资本为中心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变革。因此，这是一场政治变革，人民正在重新成为这场变革的主体，所有阻挡这场以人民为中心变革的都将被抛弃。这场深刻的变革也是一次回归，向着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回归，向着以人民为中心回归，向着社会主义本质回归。

文章说，资本市场不再成为资本家一夜暴富的天堂，文化市场不再成为娘炮明星的天堂，新闻舆论不再成为崇拜西方文化的阵地。因此需要治理一切文化乱象，建设鲜活、健康、阳刚、强悍、以人民为本的文化，需要打击资本市场上大资本操纵、平台垄断通吃、劣币驱逐良币的乱象，引导资金流向实体企业、流向高科技企业、流向制造业，当前正在进行的从治理培训机构、学区房开始的治理教育乱象，让教育真正回归平民化、公平性，使普通人有向上流动的空间，未来还要治理高房价、高医疗费，彻底铲平教育、医疗、住房三座大山。

此外，需要切实解决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的问题，共同富裕是要让普通劳动者在社会财富分配中能够获得更多收入。这次变革将给社会带来一系列新的气象。

文章还称，当前中国面临着越来越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美国正在对中国实施越来越严厉的军事威胁、经济及科技封锁、金融打击、政治及外交围剿，正在对中国发动生物战、网络战、舆论战、太空战，力度越来越大地通过“中国内部的第五纵队对中国发动颜色革命”。”当前中国正在发生的这场深刻变革，正是为了应对当前严峻而复杂的国际形势，正是为了应对美国已经开始对中国发动的野蛮而凶猛的攻击。”

谢选骏指出：中青报上述有关“颜色革命”的号召，并非旧事重提，而是新事新办——与多维联合发起中国颜色革命的意图，十分明显。

《共同富裕？华日：习近平不像是分蛋糕 像吃掉所有蛋糕》（newtalk 2021-08-29）报道：

过去40年里，中国将推动经济增长作为了第一要务。现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暗示，将实施力度更大的计划来促进社会公平，试图巩固共产党执政下的民心，并于近日提倡「共同富裕」，呼吁高收入人群跟企业要多回馈社会。根据《华尔街日报》分析，习近平此举看起来不像是「分蛋糕」，而是将「蛋糕」收归己有，再吃掉所有「蛋糕」。

华尔街日报分析，「共同富裕」就如同中共的许多口号一样，具体涵义并不明确。但政府官员和追踪这一口号使用情况的分析人士称，这个口号旨在传达一种理念，那就是中共领导人将回归帮助工人和弱势群体的建党初衷，而且，为了解决社会不公，必要时会限制资本家阶层的收入。

文章指出，中共在这几十年来遵循邓小平的格言，即某些人先富起来是可以的，但北京当局突然改口，提出共同富裕政策，似乎更倾向于「吃掉」所有的富人，也可以说至少从这些富人的财富中分一杯羹。

文章表示，中国的贫富差距严重，再加上新冠肺炎、出生率下降等问题，财富收入不平等已成为中国不容小觑的问题。阿里巴巴、腾讯等科技巨头的政治干涉和反竞争行为，让习近平得以把矛头指向科技业。富人和互联网科技企业可能必须掏钱让中共重新分配财富，因此，这些科技公司税率正在上升，中国酝酿已久的房产税最终可能会成为现实。

此外，北京不像西方国家直接支持家庭，而是对企业贷款宽容以待以促进信贷增长，这代表随著房价再次飙升，普通家庭的收入将大幅减少，债务暴增。过去5年中国家庭债务的攀升，是近代全球历史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增长之一，此直接导致消费疲软，再加剧了贫富差距。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大学应届毕业生，以从事服务业居多，但因服务业惨遭疫情打击，此后平均失业率高达14%。相较之下，IT、软体和金融业年薪可达到每年约8万人民币，这些行业也是雇用人数最多的行业，其中许多是北京清华大学的毕业生。

文章断言，若中国真想消除不平等，增加毕业生就业机会，那麽中国需要一个资金更充足的社会安全网，而非对中小企业和家庭不公平的金融部门。

文章强调，中共将责任推给科技行业，不想进行严厉的财政改革，看起来比较像有意将民企及有钱人的「蛋糕」纳为已有，然后将「蛋糕」全部吃掉。

谢选骏指出：如果真能把所有的蛋糕全部吃掉，那就是真正的颜色革命了！看来这个“华日的”不仅自说自话，而且和中国国内的势力沆瀣一气，内外勾结——联兵出动，颜色革命！

【37、法国只是中国的一个省，台湾只是中国的一个市】

《中国将步法国后尘 陆海“两头烧”》（2022-04-24 汤名晖）报道：

倘若中国循俄国今日之举，恐“陆海两头烧”且两线尽失，两代人苦心经营将止于一朝。（美联社）

乌俄战事再起至今，美国又再次演出“离岸平衡”的经典教案，成功遏止俄国挑战地缘政治的行动。美国与北约盟邦支持的乌克兰让俄罗斯前进东欧心脏地带的行动陷入僵持，未能如俄国所愿速战速决，且再次陷美国为主的自由国际秩序制裁。虽然俄国近十年时常陷入经济制裁的处境，中国和印度两大十亿人口大国也未能响应美国的号召，但是美国仍能维持既有霸权且使盟邦为之扈从，已达成地缘政治和权力扩展的目的。这套基于不列颠战略文化的传统与自由主义的协奏之下，在先天大洋隔绝的地理环境中绝伦演绎，其他大国也只能为之兴叹且无从模仿。

俄国地缘目标单纯　中国陆海兼顾

对美国而言，面对近十年饱赚自然资源而图谋进取的俄国，需要一场有限的地缘政治衝突来遏止其发展；而俄国也不甘乌克兰积极表态加入北约，俄国为确保西境安全于2013年策动乌东地区衝突后，便明示对乌克兰的图谋。但是俄国先天的地缘条件受限于欧亚大陆的内陆位置，虽然有内线优势且三面环海，但受限寒冷的天候与冻结的海洋，并非欧亚大陆人口稠密与经济繁荣的地区，只能专注于逐鹿东欧与中亚地区，以抢佔心脏地带减少海权国家对欧亚内陆地区的干涉。

相较于俄国而言，中国的条件近似于美国地缘政治学者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的论述，地处欧亚大陆的边缘新月地区，对于遏制心脏地带至关重要。他更进一步发展麦金德的名言，认为“谁控制了边缘地带，谁就统治了欧亚大陆；谁统治了欧亚大陆，谁就控制了世界的命运。”他还预测中国崛起，美国将因此承担日本的防御责任。中国的地缘条件在斯皮克曼的眼中看似大好，但对于中国如何以面海背陆的条件挑战现有霸权，可能还需要更进一步探究相近境遇的案例。更严肃的命题是，面对历史上不列颠国家相继以离岸平衡优势维持霸权，陆海条件兼具的国家尚无成功的挑战者。

法国境遇最似中国　中国企图更胜法国

在发展境遇相似的案例，兼具陆海条件和悠久历史的民族国家中以法国与中国较为相似。自路易十三名相黎希留开始主持殖民事业以来，法国已不只限于是欧陆的霸权，与英国在美洲和印度等地争霸，战线从大西洋两侧延伸至印度洋，伴随法国与德意志诸邦的战争，同时与英国支持的欧陆国家开启陆海两面的战场，直至1815年拿破崙败于滑铁卢，法国丢失北美殖民地和拿破崙征服的欧陆区域，仅剩非洲塞内加尔与大西洋少数岛屿，不列颠治世（Pax Britannica）立于当世，是“离岸平衡”造就的国际政治艺术成就。

法国自十七世纪以来的战略顺序是先于陆上击败西班牙和奥地利，进而介入德意志地区主宰欧陆地缘中心，这与中国在江泽民到胡锦涛时期提出的“走出去”政策质性相似，首要目标都是瞄准地缘政治的中心，佈局有利的内线作战位置。十八世纪的法国受限于海运贸易能力与海权现实，今日的印太地区不如就近经贸繁荣的法兰德斯和莱茵河地区来的重要。江胡时期的中国亦著重邻近地区的发展，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关心中亚事务，在胡锦涛时期更提出“睦邻、安邻、富邻”的三邻政策，积极改善中国与接壤邻国的关係，积极解决邻土争议问题，现实上也无能力将海权置于陆权之先。中法相似的境遇造就类似的地缘战略，虽然手段不同，法国尚武而中国经贸为先，但仍著重于确保边邻的“自然疆界”安全。

两代人苦心投入　难解“陆海两头烧”

然而法国在黎西留和玛萨琳相继离世后，亲政的太阳王路易十四开始重视海外殖民地，财相科贝尔（Jean-Baptiste Colbert）大力发展今日的魁北克地区，以及今日美国的密西西比河流域，为法国建立有意义的海外殖民与财政来源，但也让法国的资源开始陷入海陆两头烧的困境。现实来看，法国不得不与英国竞逐北美殖民地，不只为保障海上贸易安全，更是希望能占有北美洲丰富的资源，不让英国专美于先。但国家的力量是有限度的，路易十四在欧陆要往莱茵河发展，就得有强大的陆军面对荷兰、普鲁士和奥地利，因此投入的造舰资源始终不及英国的一半。由于先天地缘条件导致“陆海两头烧”的困境，也种下路易十五时期北美殖民地尽失的根本因素。

相似的境遇出现在中国的习近平掌权后，旋即于2013年相继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其中“海上丝绸之路”的目标远大，从南海到印度洋沿岸地区外，更远至西非的奈及利亚和西撒哈拉与大西洋地区。同时在“南南合作”的基础上积极与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等拉丁美洲反美国家发展深层次的合作，甚至提供低于国际行情的卫星发射与通讯卫星服务，大量搜购当地资源更一时惊动美日欧等国的关注。南太平洋方面更是以金援攻势将台湾友邦挖角到仅剩个位数，致使澳纽等国开始忌惮中国的战略穿透，成为铺垫今日AUKUS的重要背景。

在海上力量的投入方面，中国经过习近平时期军改积极发展“蓝海海军”，投入造舰工程的规模更以“下饺子”为喻，但是面对朝鲜半岛、南亚的印度与中南半岛的越南，陆军仍得维持相当规模。先天陆海条件造成资源分散，犹如当年法国“陆海两头烧”的境遇。今日中国于2017年在东非的吉布地建立军事基地，2021年又谋于西非的赤道机内亚建立第二处基地，其雄心壮志不亚于当年路易十四的太阳王宏愿。但回顾法国在欧陆过度征战，最终导致财政透支的困境，中国若过度支持俄国或是捲入与周边衝突，将可能被今日的“离岸平衡者”取走海外苦心经营的一切。

中国目标艰钜　单挑AUKUS“离岸大三角 ”

今日中国面对的不只是单一的“离岸平衡”行为者，而是以美国为首的历史上最强大的两大海权国家以及澳洲，且美英澳有著相同的文化脉络与文明价值。三国所构成的AUKUS更分立全球海洋三个顶点的“离岸大三角”（Offshore Delta），犹如美元上面的全视之眼（Eye of Logos），几乎就能以全相视角一览全球，能够从不同角度与地理方位干涉中俄印等欧亚大陆大国的地缘政治活动。

三国都与中国有一定的地理距离，美澳两国更拥有广袤的土地与自然资源藉由丰富的自然资源与生产能力能馀裕的发起离岸平衡，在传统军事衝突的情境下，退可自保一方，进可南北夹击中国。七年战争时的法国与西班牙舰队面对英荷联军沦于全灭，今日的中国不只要面对AUKUS，邻近的日韩两国也与美国国分别有著美日安保与美韩共同防御条约，处竟更比太阳王时期全盛的法国为之艰难。

相较于俄国专注面对东欧，也无海外发展的企图，俄国可顷全国之力为注投入乌俄战事，获利可期且可失者少，但中国若以同样动机扩大周边影响力，恐怕不只是考量会赔上“一带一路”在非洲和拉美的成果，更大的困境是能否在陆海两路同时维持均衡，印度未必如有当时的普鲁士强悍，但也是十亿量级的国家，俄国是否会重演清朝时期的历史，趁机对中国开出苛刻条件也是未知数，中国近十年谋求佈局太平洋诸国不成，反而惊动澳洲有所作为，更徒增来自海上的压力。

俄国自鼎盛的苏联时期至今，仍未突破美国运用北约和亚太地区国家的围堵。（维基百科）

离岸操作槓杆　低成本议题优先

俄国自鼎盛的苏联时期至今仍未突破美国运用北约和亚太地区国家的围堵，尼克松时期更成功顺著中苏交恶之势形成联中制俄之局。今日美国更运用北约外围的乌克兰遏止俄国发展，其条件、资源与意识形态相近程度更不如十七、八世纪时的普鲁士和西班牙，此一槓杆操作与俄国所花费的资源与背负的成本相差甚钜。对中国而言邻近地区也并非平静，即使东南亚各国在安全与经济上对中美各有所望，但是在朝鲜半岛、东海、台海和南海地区仍未成功拒止美国海军的存在与行动。而四大区域之中，又以南海引发事端的成本最低，相较于南韩、日本和台湾的高度经济与科技发展，最适合引动“离岸平衡”的连续动作，近日太平岛延长跑道之举，不无隐含让中国衝动的目的。

中国的地缘条件不如俄罗斯单纯，战略目标也不若俄罗斯纯粹，但却选择类似十七、八世纪法国的发展轨迹，既想扩大邻近影响力又想发展海外，面对陆海交错与複杂的历史境遇，斯皮克曼的“边缘新月地带论”未必对中国有利。倘若中国循俄国今日之举，恐重蹈法国路易十五的先例，“陆海两头烧”且两线尽失，前两代人的苦心经营也将止于一朝。（作者系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博士）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法国的规模只是中国的一个省，正如整个欧洲相当于中国。所以，大阴蒂国英国可以制约法国的发展，日本蒂国倭国无法制约中国的发展。至于台湾，那只是中国的前朝所在地，除此之外单算，就一筹莫展了。可怜可怜台湾本土化以来的国家发展——28年前台湾GDP占大陆45%，如今只占4.4%了。因为台湾的规模，也就是中国的一个直辖市。

【38、方舱——中国特色的奥斯威辛】

《上海封控下的荒诞经历：“我在核酸阴性时被拉去方舱，出来后变阳了”》（斯影BBC中文2022年5月7日）报道：

在上海，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在小区内进行大规模新冠肺炎筛查。这座城市已经因新冠疫情封锁了一个多月。

家住上海黄浦区的李燕（化名）过去几天心力交瘁。她多次核酸和抗原检测为阴性，期间出现过一次阳性结果，要求复核无果，无奈被送去方舱医院。出舱后反而开始发病。

“我觉得不可能（阳性）”，李燕对BBC中文说。

同许多上海居民一样，自小区4月1日封闭以来，她已经一个多月足不出户，只有在大规模核酸筛查和团购到货时才下楼。

4月29日看到阳性结果（4月28日采样）后，她当天赶紧自测了几次抗原，“都是一条杠” （表示阴性）。 当天，她还按要求在官方大规模核酸筛查中做了检测，第二天出来结果依然是阴性。

偶尔那一次阳性会不会是假阳性？还是检测出了问题？或是之前感染了，后来康复了？李燕希望对这次阳性结果进行复核，但没有人理会。 在上海严格执行“社会面清零”的政策下，当日她被拉到了方舱医院。

目前上海已经封城一个多月，许多居民连续一个多月无法出门或走出小区。 官方强调，要尽快实现“社会面清零”的目标。其目的是严格控制社会上的隐形传播链，让患者和可能有传播风险的人处于受控状态，不会考虑经济和社会成本等问题。 于是各个部门仿佛为了完成一项既定的指标或政治任务，极力控制人员流动，并毫不顾忌居民作息时间进行全民强制检测。只要核酸结果呈阳性，就会被送去方舱医院隔离。

位于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的临时隔离场所。

怎么才能证明我不具传染性

对阳性检测结果存在疑虑的不只有李燕一个人。 在社交媒体微博上，莫名被送去方舱的事情并不少见。

一位署名JAKEBAEK的网友是上海浦东新区居民，他5月2日发帖称，自己从方舱出来回到小区后，第七天做了核酸，被通知结果复阳。 他多次自测抗原，结果都显示一条杠。 他要求复核，被告知可以送去医院测Ct值，然而，她上车后才知道是被拉去方舱。

“为什么不给我复核，不带我去医院测Ct值再决定隔不隔离我？万一我没有传染性或者我是假阳，我被骗到方舱又被传染了呢？ 谁负责？ ” 这位上海居民写道。由于不知道是去方舱，他连日常所需的药物和衣物都没有带上。 在该贴下，不少人反馈遭遇类似经历。

还有上海一家5口人在3月底检测出阳性，但由于方舱位子有限无法收治，暂时居家隔离。 半个月后，5人自愈，核酸检测呈阴性。但此时上海出台了分区分级差异化防控措施，按风险程度划分为防范区、管控区和封控区。只要是7天内有阳性的地方，就属于封控区，实施7天封闭管理，居民不能出户。

于是，在小区一些人的压力下，一家人顶不住压力而答应被转运去方舱。

“我们感染的这段时间，官宣过很多政策，唯独没有说过已经确诊的，被隔离在家来不及转运的，自愈的患者，要怎么样才能证明‘我已经康复了’。” 这位居民在其微信公众号上写道。

她还说，在小区里同一时间发现的阳性人员中，都由于没有车接送或地方不够而没送去方舱，许多人在家康复了却无法证明自己不具传染性。“不进一趟方舱，没人认啊，阳性的帽子一直戴下去，哪一天是个头呢？”

黄浦区的李燕在到达方舱后，也曾多次致电该区疾控中心，希望申诉自己的情况，但无人接听。 她还找了方舱的医护人员进行反馈，对方告诉她：“你已经来这里了，测出两个阴性再出去吧。”

“我本身是阴性，感染的概率不是很大吗？ ”李燕反问。 她所在的方舱有近500名患者同住，喝水、吃饭时不得不在封闭的空间摘下口罩。

方舱内播放红色老歌《歌唱祖国》，吸引许多患者聚集录影。

“你保护好你自己，”这位医护人员回应李燕。 除此之外便没有其他措施，此时李燕只觉得对方冰冷而不负责任。

她所在方舱环境相对较好，没有出现一些舱内缺乏食物和基本物资的状况。 但是，“在一个极不确定的状态下被送进去，真的很惶恐，晚上睡觉都快窒息了”，她说。

在李燕所在的方舱，病人只能在墙上的通知栏寻找自己的核酸检测报告。

备受争议的Ct值标准

李燕达到方舱后仅仅一天，她的一位邻居就在小区的社交群里表示，他在4月30 日的核酸结果呈阳性，但后来疾控部门致电给他，说搞错了，他的Ct值是 39.3。

Ct值的全称是循环数阀值，是专业人员检测样本中病毒含量时使用的专业术语。简单理解就是，Ct值越小，代表样本中病毒含量越多，传染性越强。根据中国最新的国家标准，该数值只要大于或等于35，就表示没有传染风险。

“也就是说他们还是拿着原来的标准去测核酸哦，那么有多少人是因为数值搞错了，报告才显示阳性的哦。 吓人，”李燕的邻居表示。

无独有偶，网名MarowizLILY的上海居民目前在航津路的方舱隔离，她5月2日在微博上发帖求助，希望申请复核两次核酸结果，并办理出院。 她说自己在4月29日和5月1日的核酸结果都显示阳性，而Ct值分别是37和39.23。

“核酸检测的标准Ct值到底是什么？为什么Ct达标而结果显示阳性？为什么我申诉无门？为什么不让转阴病人回家？ ”这位居民质问道。

其实早在今年3月15日，中国就发布了有关新冠诊疗方案的第九版通知 ，其中一大变化是明确了恢复期感染者的核酸检测Ct值大于或等于35即可达到出院或解除隔离标准。而此前，中国一直认定新冠核酸检测阴性的标准是Ct值大于40。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解释，新冠患者一般在医院住10天左右就可以达到Ct值35，但达到35 以上可能要花几个月时间。 “在救治上毫无意义，如果不具备传染性再把他关在医院里也是极不合理的。”

根据上述多位居民的陈述，这套新标准在执行过程中很可能出现了问题，因而导致Ct值达标却由于核酸结果呈阳性而无法出院的事情。还有人质疑，上海某些疾控中心近期是否为了达到清零任务而调高了Ct值标准。

“不出意外的话，我就是Ct值（标准）提升的受害者，”李燕推测。 此时她已经不可能知道自己的Ct值，无奈在方舱住了几晚，在三次核酸检测呈阴性后，于5月3日回到家中。

离开方舱后，厄运还没有结束，第二天，李燕自测抗原为阳性。

“感觉很屈辱，但这不是疾病带来的”

从方舱回来后，厄运还没有结束，事情朝着李燕最担心的方向发展。

她在出舱当天下午开始低烧，第二天烧到38.5度，“嗓子像刀割一样”。 再自测抗原时，出现了明显的两条杠。

“这一切突然说得通了，”李燕恍然大悟。 去方舱前没有任何症状，多次检测呈阴性，在方舱内检测也多次阴形，而出舱后却开始发病，她推测自己很大程度上是在方舱内感染。

“感觉很屈辱，但这不是疾病带来的，”李燕说，“整件事不由你个人的意志决定，也没有可以申诉或者讲道理的地方。 ”

在方舱时，李燕还发现，与舱外的情况不同，方舱内居民的核酸结果无法在手机上查到，要在墙上贴出的数十页纸上一个一个去寻找。 纸上列出了床位、名字、核酸结果，检测的间隔时间，以及是否满足出院条件等。 结果出来时，不少居民蜂拥而上，期盼看到自己的阴性结果，尽早出舱。

“这不又是聚众风险吗？” 李燕感慨道。 “我真的觉得普通民众特别可怜，一点尊严都没有。”

她还见到舱内有穿着防护服的人员大声播放红色老歌《歌唱祖国》，吸引许多患者聚集录影，这一切让她觉得“荒谬至极”。

李燕目前还有了新的担忧。 “我担心再做核酸的时候，身体没有完全康复，结果呈阳性的话，我有可能又要到方舱里面去走一圈儿，这是我现在最害怕的事，”她嗓音沙哑地说。

谢选骏指出：将近一百年前，德国开始了灭犹运动，理由就是消灭犹太瘟疫。2022年中国开始了方舱运动——中国特色的奥斯威辛。消灭瘟疫只是一个借口，目的是“提高权力感”，这就是那个波兰和德国的杂种、该死的敌基督者尼采，所号召的东西。德国的奥斯维辛杀死人的肉体，中国的奥斯维辛杀死人的灵魂！

【39、福建人“先去生了孩子再来结婚”不是中国风俗】

《日媒：中国“Y世代”流行先生孩子后办婚礼》（环球时报 CK TAN，王会聪译 2019-06-05 17:23）报道：

日本《日经亚洲评论》6月5日文章，原题：中国“Y世代”先要孩子，推迟结婚和最重要的婚礼

在中国旧社会，人们将未婚先孕视为禁忌。但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情侣正推迟结婚和至关重要的婚礼仪式，有些人甚至“奉子成婚”乃至“携子成婚”。笔者近来就在中国福建见证了一场这样的婚礼：远房表弟在与妻子登记结婚3年后，带着两岁的女儿“补办”了一场传统结婚仪式。

29岁的“新郎官”正处于如今中国人眼中25岁至29岁的“适婚年龄段”，而在2013年时，这一年龄被认为是20岁至24岁。中国的年轻夫妻正推迟结婚年龄，因为他们喜欢单身生活的自由或者专注于事业发展。

表弟表示，他推迟举行婚礼只是因为需要一点时间做准备并找到“良辰吉日”。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正在推迟结婚和举办传统婚礼：官方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全国结婚率仅为7.2‰，降至2013年（9.9‰）以来的最低点。

我的表弟和他的同龄人——被市场营销专家称为“Y世代”的中国90后，据说具有独立思维和“自由自在”的消费习惯，他们许多是独生子女。

真正的“Y世代”风格，婚礼邀请函不会是以手工派送的传统大红请柬，而是微信小程序发送的（电子）请柬：只要点击手机屏幕，就会弹出一段有关新娘新郎的视频，并显示出即将举行的婚礼的通知。受邀者通过该APP就能确认是否参加婚宴，填写贺词，甚至在大婚之日前就送上红包。

笔者的表弟为婚礼筹办了两场招待活动，一场是在安溪县老家举办的婚宴，另外一场活动是在他当酒店经理的厦门市。两场活动各有约400名宾客到场，其中一些还是远道而来的客人，包括像笔者这样来自马来西亚的亲戚。尽管中国文化重视“面子”，但这场迟来的婚礼似乎为来宾们所接受，包括新娘新郎双方的家人，他们都很高兴看到这对新人结婚生子。（作者CK TAN，王会聪译）

谢选骏指出：“先去生了孩子再来结婚”，明显不是中国风俗。

《先生孩子后结婚的风俗》（尊龙人生就是博 2022-11-07）报道：

1、有孩子一年后才结婚叫什么婚呢？

你这样的情况原因很多，各地风俗也不样，有可能是男女双方或一方不到法定婚龄，有可双方或一方父母阻碍，有可能就是你地的地方风俗等等原因，不论婚前举办了哪种仪式，只要没办结婚证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你们有孩子一年后才办结婚证，这样的婚应该叫法定婚。

2、福建为什么要先生孩子后结婚

我是福建的，并没有听说要先生孩子再结婚。你别被你男友骗了。你男友家庭估计是不想给彩礼，想生个孩子套牢你，你到时候生了不嫁也要嫁，说不定还要倒贴钱。要么他家就是重男轻女，如果你生的不是儿子就会把你一脚踹了。特别是福建三明莆田这样的乡下。眼睛擦亮点。就算真的有这种风俗，你也不能这样。为自己负责吧。祝好。

3、温州的习俗是先生孩子再结婚吗？

说这个是温州的习俗是说不上的，温州的习俗也是先结婚后生小孩的，但是前些年为了对付计划生育，很多人就先生小孩后结婚了，现在演变过来还真是先同居后结婚的多了.......

4、我男友是福建的，他说他们那边习俗就是先生孩子再结婚，是不是真的？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不管到什么时候，都是先结婚后生孩子才可以给孩子上户口，他那样的情况下，跟孩子上不了户口。

5、我男友是福建的，他说他们那边习俗就是先生孩子再结婚，是不是真的？

我是福建的，并没有听说要先生孩子再结婚。你别被你男友骗了。你男友家庭估版计是不想给彩礼，权想生个孩子套牢你，你到时候生了不嫁也要嫁，说不定还要倒贴钱。要么他家就是重男轻女，如果你生的不是儿子就会把你一脚踹了。特别是福建三明莆田这样的乡下。眼睛擦亮点。就算真的有这种风俗，你也不能这样。为自己负责吧。祝好。

6、浙江那边是不是都是先生孩子在结婚领正啊，据说是这边的风俗，是吗

这个看地方看家庭，浙江这儿订婚花费是非常高的，不比结婚少摆了订婚宴后，生孩子，在领结婚证，在结婚，比比皆是都有。

7、有没有地区是先生孩子后再办婚礼的

这种情况在全国各地比较存在的例子不少，但是尚未查证有地区有这种风俗。

现在的社会发展很快，互联网让信息交流加快，人员的大面积流动也带动了各地文化的交融。由于巨大的生活成本和高昂的房价造成的巨大生存压力，许多人在30岁之前并不能在城市立足，也没有完全的经济能力，但是过晚有后代会导致老年时期的负担过重，于是就有了先有孩子后结婚的现象。

这种情况在目前的各地省会城市中均存在，并不罕见。如果有这方面的考虑的话可以先和双方的家人沟通，一定先领取结婚证，确定合法的关系和责任，并且孩子出生需要办理一系列手续需要结婚证书。等到有了经济实力再补办形式上的婚礼。

8、先生小孩再办婚礼叫啥

先上车后买票。

两个在一起准备结婚，先去考虑对方家庭相处还要看对方靠不靠谱。女人不要去听男人的，“先生孩子，再结婚。”这些男人都是听从父母的建议的，自已没有一点主见的考虑，这样的男人遇到什么事都会直接听取父母的。

女人生了孩子才结婚，别人会说你未婚先孕，你婆婆听多了会对你越来越反感。你不肯生孩子再结婚，你婆婆就会觉得你没有生育功能，她也不会喜欢你。

这个社会有很多的男人疼爱自已女人，不会让自已的女人未婚先孕的，他会选择相信她，不会让她难堪，处处为她着想，不在乎父母说什么，爱她就去选择尊重她。

“未婚先孕”会让以后的她受人指指点点。男人要有自已的主见，不要为了父母的几句话，你就听从父母的。很多女人不喜欢未婚先孕，这样对她会有点打击。

是指配偶双方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确立配偶关系的民事法律行为，并承担由此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及其他责任。

基于爱情为基础的婚姻，一般是爱情伦理关系与婚姻伦理关系的复合存在。

婚姻伦理关系，中国现今是民政局婚姻是登记产生，第三方管控介入，以婚姻管控产生，以婚姻管控算起。属于管控型伦理。属于管控范畴，被安排忠诚对象，或在限定条件下选定忠诚对象。

结婚的必备条件：一是男女双方完全自愿；二是必须达到法定年龄；三是必须符合一夫一妻制。

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应当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结婚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完成结婚登记，即确立婚姻关系。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

谢选骏指出：“先去生了孩子再来结婚”，这不是中国风俗，而是共产党的伤风败俗。

【40、割走中国外蒙的雅尔塔协定更加无效】

《国台办称旧金山和约无效 游锡堃：所以开罗宣言也无效》（2022-04-26 台湾台北）报道：

立法院长游锡堃日前说，由于《旧金山和约》没有指明台湾的归属国，说明台湾不属于中国管辖；中共国台办则回应说，由于中共未参与，所以《旧金山合约》无效。对此，游锡堃26日表示，原来只要中共没有参与的就非法无效，那二战后称台湾应还给中华民国的“开罗宣言”也无效。

国史馆23日举办“《旧金山和约》及台北和约生效七十周年研讨会”，有国际法学者表示，由于《旧金山和约》仅提到“日本放弃其对于台湾及澎湖群岛之一切领土主权、权利与要求”，但没有指明日本放弃后台湾的归属国，主张这是台湾不隶属中国的重要法理基础。

受邀与会的游锡堃表示，这场研讨会深具意义，因为这两个条约对台湾主权及国际地位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依据，它除了是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和平条约，也说明了战后台湾的国际地位。透过这场研讨会，更能透澈地了解台湾绝非中国的一部分。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24日表示，《旧金山和约》是二战之后，美国邀集一些国家，在排斥中华人民共和国、苏联的情况下，对日单独媾和而发表的非法、无效的文件。由于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准备、拟制和签订，中共认为是非法无效的，绝不承认。

马晓光说，包括“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在内的文件，都确认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尽管海峡两岸尚未完全统一，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中国主权和领土从未分割”。

对于国台办的说法，游锡堃26日表示，原来只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参与的就非法无效，那“开罗宣言”当然也不可能合法有效。

“开罗宣言”是1943年美国、中华民国与英国于二战后期，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议后所发表新闻公报，内容提到，日本自中国人所得到的所有领土，比如满洲、台湾及澎湖群岛，应该归还给中华民国。

外交部：中共未曾治台  国际法地位早已确立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26日严正指出，台湾从来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这是长久的客观事实，更是国际公认的现状。无论中国政府如何扭曲其对台湾的主张，都无法改变两岸互不隶属的事实。台湾主权只属于全体台湾人民，也只有台湾人民才能决定台湾的未来。

欧江安表示，中国共产党政府持续对外宣称拥有台湾主权，企图消灭中华民国的存在；但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却没有一天统治过台湾。只有民选的台湾政府，才有资格在国际间代表台湾人民。我国的国际法地位早已确立，不容中共插手置喙，干涉我国的涉外事务。对于中国国台办的谬论谎言，外交部予以严厉谴责。

外交部再次严正重申，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主权不容侵犯并吞。我国不主动挑衅，但面对来自中共的打压也绝不屈服。我国政府将持续坚定捍卫领土主权完整与国家安全，维持台海及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

谢选骏指出：海峡两岸的走兽们只敢说说“旧金山和约无效”、“开罗宣言也无效”……却不敢说说“割走中国外蒙的雅尔塔协定更加无效”……因为旧金山和约和开罗宣言毕竟还有不少中国人参与，而割走中国外蒙的雅尔塔协定却把中国人完全蒙在鼓里——蒙古从此应该唤作“蒙鼓”了！

【41、广场舞、暴走团，都是中国内战的产物】

《没人管得了？21世纪「新社会公害」 暴走健身团》（中国新闻组 2023-04-09）报道：

21世纪新路霸「暴走健身团」，近年在中国各地迅速开花。「暴走团」屡劝不听的违法行为，透露了中国多地执法效率不彰，以及法治教育亟待推进的乱象。

继广场舞之后，「暴走团」又成为一个不少人眼中的「社会公害」，一群人在公共道路上大批移动甚至阻碍交通所造成的「危害」，比起广场舞更是有过之无不及。而不管舆论如何批评，这些多是老年人的「暴走者」仍依然故我，甚至反呛「我有走路的权利」，有些地方连交警也束手无策。

最近一个「暴走团」引发众怒的例子是2023年3月19日发生在辽宁阜新。综合观察者网、中华网、羊城晚报等报导，当晚6时48分许，一名男子得知家里老人突发疾病，心急火燎开车往家里赶，没想到半路碰见了一群身穿黄色统一制服的老年暴走团下在路中间拐弯掉头，其中一名大妈直接张开住双手拦在车头前不让其通过，并要男子等几分钟再走。

不要命 横行马路还挡车

网传视频显示，大妈身后长长的队伍依然不为所动的在道路中央活动着身体，没有一个人让出信道让男子先过去，也没有人走过来查看情况。尽管这名男子大声解释说家里有病人在等着，大妈依然不为所动，指着她后面的长队，非让他等暴走团横穿完马路再开车。男子再三恳求，大妈竟丢下一句「让病人等着！」。

男子气得无计可施，将视频发布到网络上，引来网民众怒：「曾经何时，在中国，大妈挡路运动比人命还重要了？」，「忘记悲剧了吗？有一次司机见到暴走团慌了，油门一踩撞到四个」，「快来管管他们吧，随意占用机动车道拐弯，简直不要命」，「看得我已经开始上火了」。但据报导，截至2023年4月6日，仍不见当地政府或警方公开回应或依法处理。

报导指出，依「道路交通安全法」，行人应当在人行道内行走，没有人行道的靠路边行走；行人、乘车人、非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5元（人民币，下同）以上50元以下罚款。对屡教不改者还可依「治安管理处罚法」处警告或者2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

罚则轻 「每人不过缴10元」

以上相关适用法令，让许多网民也看懵了，不禁要问：「才罚这么些钱？就算罚到最重，50个大妈们分摊罚款，每人也不过只要缴10元」，「警方有一次拘留50个大妈的胆识？」，「处罚这么轻，难怪大妈们有恃无恐把道路当运动场了」。

观察者网风闻社区「乌鸦校尉」评论指出，暴走团是一个半自助式的旅游互助组织，本质上是在徒步过程中发现美景，感受乐趣而自发的组织。但大致是在2010年后，越来越多的暴走团偏离了中心思想，在行走过程中肆意占用机动车道，面对他人的说劝不仅不听，仗着人多势众更加猖狂。

暴走团原是在徒步过程中感受乐趣而自发的组织，但在2010年后就变质了。

徐州的暴走团算出现比较早，2014年，每晚有上万人围着云龙湖暴走，规模大一点的队伍前都有一人扛着大旗，写着暴走团名号；成员们着装统一，每隔几十米有一人腰间挎着小音箱，大声放着音乐。宽敞的大马路就成了他们的首选。当时徐州的公园、景区、校园到处都是暴走团的身影，江苏师范大学曾特意公告禁止校外人员在校园内开展跳操、暴走等健身活动。

酿事故 占快车道遭车撞

随着暴走团在中国蔓延，因违法暴走而引发的争议时有所闻。2017年7月8日5点22分，山东临沂一辆蓝色出租车撞上一队早起晨练的暴走团。这个暴走团不仅在机动车道上运动，还是在左侧的快车道。当地交警说，行人进入机动车道违反交通安全法，但是司机的责任更大：「操作失误是造成这起事故的主因，次要原因是这群暴走人群占用机动车道」。 

这可让许多网民们看不下去了，有网站发起「你觉得这起事故谁的责任更大」的投票，参与投票的几千名网民中，有超过九成的人认为暴走团的责任更大。这起事故让暴走团被舆论口诛笔伐：「随意横穿马路，不走人行道，不看交通灯，不走斑马线，谁给他们的权利？就因为『人多力量大』？」。

而尽管民气可用，暴走团引发的乱象仍未解。临沂这起事故发生后5天，当地另一支暴走团就开始在马路上继续暴走，因为此前发生在8日的事故，这团每个人身上都穿着一件反光衣，还在队伍最后安排了一辆无牌叉车，彻底断绝「追尾」可能性。叉车并插上了队伍的旗子，「这样感觉比较有气势」，一名队员说。

也许是看到临沂的前车之鉴，暴走团众多的青岛在一个多月后，分时段封闭青岛八大峡广场附近的巫峡路、瞿塘峡路等路段。交警称这是为让机动车给平时经常在这里活动的暴走团让行，保证暴走团成员的安全。这又引起网上几乎一面倒批评「因为暴走团要占马路就禁止机动车通行？那人行道是干嘛的？」，因争议大，这项措施不到一星期就取消。

随后，青岛警方对八大峡广场附近人行道进行了优化改造，并在人行道和车行道之间还加装了硬质隔离护栏，实现人车分离。但道路拓宽之后。依然有人在机动车道上进行暴走。围绕暴走团的争论在临沂事故前后到达了巅峰，在此之后就又逐渐降温。

3月19日，辽宁阜新，一名大妈挡在急着回家看生病家人的男子车前，要男子不准再往前开，让大妈们的运动队伍先过。（取材自观察者网）

待修法 侵权究责无前例

2022年4月10日晚，河南郑州天明路红专路附近，一支近百米长的暴走团队员举着大旗，在没有安全保护措施下，走上天明路机动车道暴走锻炼。前面的人举着大旗，后面两人一排紧随其后由南向北暴走，队伍约七八十人，穿梭在马路上的车阵中。该暴走队伍遇到红灯时，竟选择了无视，直接闯过。

郑州市交警支队相关负责人表示，群众自发组织的锻炼影响交通，目前以劝导为主，通常会将其劝导至不影响交通，没有安全隐患的地方。所以，由此看来，对违法的暴走团除了不太重的罚则外，即使交警出动，也只是劝导。

有律师表示，除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根据「民法典」第1198条规定，如果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也就是说，如果发生交通事故，暴走团的组织者要承担责任。但近年以此法令追求暴走团的案例几乎难寻。

「暴走团」成中国新「社会公害」，一群人罔顾交通法则在道路中移动甚至阻碍交通。图为警察教小学生遵守交通信号。（中新社数据照片）

诡商机 举旗、服装有赞助

2022年8月16日，周口一队老年暴走团不仅在机动车道进行运动，也是「进化」到连红绿灯都不看了。和辽宁阜新案例情况一样，同样有人在路口拦停车辆，硬生生等了三个红绿灯之后，被拦的车辆才终于通过了这个路口。当地孙先生表示，这些人大多都是退了休的老头老太太，每天早上五六点到晚上，拿着大喇叭放音乐，围绕着县城行走，连在高考期间都没有消停过。

面对这些暴走团的行为，许多网民说他们「是为了博眼球，行人见了得避让」，因为不管是公路还是商场，暴走团出现的地方都属于人流量众多的公共场所，而他们的行为确实让很多人侧目。由此推断，很多时候，网民们在奇怪为什么暴走团能够无视周围的目光之际，很可能他们自己却在享受这些四面八方投过来的目光，也就是他们说的「气势」。

报导说，不少人认为中国国内公共体育设施和场地不足，是暴走团横行道路的重要原因，其中的商机也是一个隐蔽缘由。徐州早期就出现暴走团由当地企业赞助，成员们穿着印有赞助企业品牌服装，举着印有公司名称的大旗为企业宣传，规模在千人以上的暴走团甚至有两到三个赞助商。很多参加暴走团的老人还会给卖保健品的盯上。

那么大力扩建运动场地、增添运动器材，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报导认为，确实能够解决一部分，但也只能减少因为缺少场地才跑到马路上的暴走团。对于那些已经明显影响道路安全的暴走团，除了谴责之外，恐怕还非常需要执法部门进行管理和处罚。

谢选骏指出：为何广场舞、暴走团都没人管得了？因为这些都是中国内战的产物——从“腰鼓队扭秧歌迎解放”、“动员民工支前”发展而来的抽风痉挛。例如徐州，所以盛产铁链女，就是因为那里属于国共恶狗相斗的重灾区——这俩狗子，防狼不行，咬人内行。如果禁止了广场舞、暴走团，解放台湾就没戏了，中国统一的前景就乌有之乡了。因为广场舞、暴走团的群众疯狂，都是老年人的怀旧，禁止它们，必须等到中国内战结束以后！

【42、海参崴假装回归中国终将弄假成真】

《符拉迪沃斯托克变身中国内贸港？中俄远东互动的现实与历史》（BBC 2023年5月24日）报道：

符拉迪沃斯托克临近俄、中、朝三国交界之处，三面临海，是俄罗斯在太平洋沿岸最大的港口。

中国海关总署近期发文称，同意在吉林省进一步扩大内贸货物跨境运输业务范围，增加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港（中国旧称“海参崴”）作为内贸货物中转口岸。

这意味着，中国的货物在国内运输，穿过中俄边境，通过符拉迪沃斯托克港出海，再在中国东南沿海港口卸货。而中国则按照国内货物流通来处理，不必经过出口和进口的繁杂程序。

符拉迪沃斯托克是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的首府，也是远东行政中心所在地。“海参崴”是该市的中国传统名。《瑷珲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后，此地割让给俄罗斯并被改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成为中国东北地区约40万平方公里割让领土的象征。该市临近俄、中、朝三国交界之处，三面临海，是俄罗斯在太平洋沿岸最大的港口。该市还是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所在地。

很多中国人仍对这段历史耿耿于怀，称其为“海参崴”，即其中文旧名。因此，上述消息一出，在中文互联网引起不小反响，有自媒体账号以“163年后，中国重获海参崴出海口”为标题进行报道，获得广泛关注。

但专家解读称，类似安排早在2007年就已开始，对中国的东三省经济有一定好处，但远未到俄罗斯让渡权益的地步，“海参崴”回归中国更是“可能性为零”。

对中国有何好处？

对于毗邻俄罗斯的中国吉林省而言，原本要运送货物到经济发达的南方省份，需要经过长途陆运，再通过辽宁省的港口入海，从南方的宁波、厦门等港口上岸。如果北上从更近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港下海，就大大减少了运输距离。

“这样安排对中国的好处，最主要是降低东北地区大宗货物向南运输的物流成本，因为东北没有办法直接向南海运，需要通过转运。”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昕表示，把货物运到毗邻国家港口中转，抵达中国南方再入境，把外运的部分当作国内业务来做，就是所谓的国际中转。

张昕提醒，这并不是突破性的制度安排，事实上早在2007年中俄间就有这样的安排，而且当时就已囊括符拉迪沃斯托克港，中国国内从黑龙江省的绥芬河口岸出境，经俄罗斯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港、东方港、纳霍德卡港，再从中国的上海、宁波、黄埔等入境。

只不过此次扩展了适用范围，允许吉林省也可以通过符拉迪沃斯托克港转运，中国国内接收的港口则增加了浙江省舟山甬舟集装箱码头和嘉兴乍浦港。

其实就东三省而言，能在这项安排中受益的主要是黑龙江省和吉林省东部。辽宁省自身有大连、营口等港口，而黑龙江距离远，原来需要上千公里的陆运才能抵达辽宁的港口出海。

吉林省会长春距离符拉迪沃斯托克港和大连港的距离差不多，获益有限。但吉林东部与俄罗斯接壤的部分则能节省路上运距，以吉林东部的珲春口岸为例，这里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港270公里，到大连港1000余公里。事实上，此次也是吉林最东部的珲春市航务局向中央政府申请增加符拉迪沃斯托克为内贸货物跨境运输中转口岸，而此前，珲春市已可以通过朝鲜的罗津港完成国际中转。

与俄乌战争的关系

“一些媒体、社交媒体上，把整个事件作为，好像俄罗斯在俄乌冲突背景下做出重大让步，甚至有标题说是俄罗斯主动向中国开放已经封闭一百多年的海参崴，我觉得这样的理解不太恰当。”张昕说，可以说这个事与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的压力有一定关联，但关系并不是特别大。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了严厉制裁，包括禁止进口石油和出口高科技产品。

2018年9月，习近平访问符拉迪沃斯托克，与普京一同享用俄国传统煎饼。

许多西方公司完全切断了与俄罗斯的联系，俄罗斯与美国、英国和欧盟国家的贸易在2022年期间大幅度下滑。

然而，中国与俄罗斯的整体贸易额在2022年达到了创纪录的1900亿美元，同比增长了30%。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莫斯科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到了今年这种猛涨的势头有增无减。今年4月最新外贸数据显示，中国对俄罗斯出口同比增长153%。

再者，在制裁之下，俄罗斯甚至无法使用国际资金清算系统（SWIFT）结算，这使俄罗斯不得不加大对华贸易力度，因为对华贸易至少可以通过中国央行打造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使用人民币结算。

张昕称，在西边面临冲突，普京一定会推动他所说的东向战略。但并不是各方面主动做出重大让步。

中文媒体财新的报道中则称，2022年以来随着中俄贸易量大增，中国东南沿海港口至符拉迪沃斯托克港集装箱船舶运力增加，船舶回程带货能力增强。间接刺激了通过该港口进行中转的吸引力。

收复海参崴？

海参崴在明清时是中国领土，意为盛产海参的地方，位于中国东北部区域。1860年签署的《中俄北京条约》（《北京条约》的组成部分）将包括海参崴在内的乌苏里江以东地域割让给俄罗斯，随后俄罗斯将其命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意思是“统治东方”。

割让海参崴被视为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百年屈辱史的一部分，囊括在历史教科书中，《北京条约》被当作“不平等条约”反复提及，甚至作为要点而被要求背诵。

1893年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港，此时距割让给俄国33年。

因此很多中国人对“海参崴”一词意难平。甚至在官方层面也有一定程度体现，比如今年3月，中国自然资源部发布通知，在出版地图上，俄罗斯境内8个曾经属于中国的地方，必须同时标注上中文地名，包括海参崴、尼布楚、伯力、庙街、海兰泡、双城子、外兴安岭、库页岛。其中海参崴在中国的知名度最高。

因此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经常会有网友提醒不要忘记被列强割去的土地，而其中最大的一块就是被俄国割走的包含海参崴的地区。

“社交媒体上的反应，折射出一部分中国人对海参崴这个城市的历史情结，这个可以理解。”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昕解释，但在现实层面，中俄两国关于领土边界的谈判，从苏联时代开始，绵延几十年，很周折，直到本世纪初才有突破性进展，全面确定中俄边界，两国不再有领土层面的争议，是双边关系的重大进展。所以现在去追溯海参崴的历史归属，在法律和政治层面，恐怕空间非常有限。

“至于说俄罗斯进一步让渡海参崴，包括驻军，甚至像一些网友所说的回归中国，我觉得现实中可能性为零。”张昕称。

在2016年一篇《纽约时报》的报道中则援引一位俄罗斯人称，中国收回符拉迪沃斯托克，就跟俄罗斯收回阿拉斯加一样，不切实际。

中国的“加油站”

不过，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景象，折射出远东贸易的繁荣，背后是俄罗斯对中国越来越强的经济依赖。俄乌战争爆发后，俄罗斯从欧美日本进口份额下降14%左右，从中国进口份额则增长7%左右。

西方媒体上有声音认为，长此以往，俄罗斯将沦为单纯的中国“加油站”。

位于天津的这个储存装置用于接收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

这么说背后是中俄之间蓬勃的能源交易。俄罗斯几乎一半出口收入来自石油和天然气，随着制裁生效，俄罗斯对欧盟国家的销售急剧下降。缺口相当大的一部分通过亚洲市场来弥补。去年，俄罗斯向中国出口的液化石油气（LPG）是前一年的两倍。它还通过西伯利亚“力量”管道增加输送了50%的天然气、10%的原油。

中国不仅不愿遵循西方诸国对俄的制裁，还和莫斯科进一步发展能源关系，两国已同意建造一条新的天然气管道（西伯利亚力量2号）。而现有的管道于2019年开始运营，合同为期30年，总值超过4000亿美元。

张昕认为，能源是中俄贸易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但并不是所有，两国即便在传统能源领域也在保持一定多样性，因为不管是对供给方还是需求方来讲，过高的单向依赖都是额外的安全隐患。即便在制裁下，印度、土耳其也在提升从俄能源进口，一部分还转运回欧洲。虽然俄罗斯不一定成为中国的“加油站”，但如果其经济结构不发生根本性改变，出口依赖能源的情况恐怕很难改变。

谢选骏指出：在黄俄的胯下，“中国”只能玩弄“海参崴假装回归中国”的戏码了——国共两党都是黄俄，所以从骨子里害怕俄国，所以比北洋军阀的政府都远远不如。后者还敢于出兵外蒙古，因为1911年就出现了中华民国——比俄罗斯的共和政体还早了一步。

《俄罗斯远东： “中国迪玛”和被他们“接管”的土地》（安德烈·扎哈罗夫（Andrei Zakharov）、阿纳斯塔西娅·纳帕尔科娃（Anastasia Napalkova）、凯瑟琳·泽维列娃（Katherine Zeveleva）BBC俄语 2019年10月30日）报道：

“在俄罗斯工作和在中国没什么区别。早上起床，然后去上班，”俄罗斯远东地区迪米特罗沃村（Dimitrovo）的中国农民庄文鹏（音译）说。

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搬到了俄罗斯东部这个幅员辽阔但人口稀少的地区，庄文鹏便是其中之一。有来到这里的中国居民用俄文为自己取名“迪马”，于是“中国迪马”这个称呼便成为一个新符号。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寻求在本地或中国投资的农场工作，也有人直接租借土地，建立自己的农业公司。

在与西方关系恶化的背景下，克里姆林宫欢迎中国在俄罗斯的扩张。2014年，俄罗斯从乌克兰吞并克里米亚，就此与西方开始对峙。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进一步转向北京，促进两国经济合作。

不过，在远东地区的村庄里，俄罗斯人和中国人的关系常常“爱恨交加”。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许多集体农场也随之熄火。阿穆尔州的马克西莫夫卡村（Maksimovka）距离中国黑龙江省只有约70公里。村中心有一座废弃的建筑，它曾是马亚克（Mayak）集体农场的所在地。

马克西莫夫卡村中心有一座废弃的建筑，它曾是马亚克集体农场的所在地。

门上已没有锁，陈旧的地板上散落着上世纪80年代的文件。这里曾经有400人工作，但农场还是倒闭了。农场主席叶夫根尼·福金（Yevgeny Fokin）最终将数千公顷土地租给了中国企业家。他们被低租金和大农场所吸引。

“我们把股份给了福金，认为土地归集体所有会更好。但他把一切都交给中国人就走了，我们什么都没了，”马克西莫夫卡村的塔蒂亚娜·伊万诺夫娜（Tatyana Ivanovna）说。

如今，农场被高高的金属栅栏包围，里面是数十台拖拉机和收割机。

中国公司是如何“接管”的

马克西莫夫卡村的场景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并不罕见，与中国接壤的五个地区也都有类似的故事。

21世纪初，中国企业首次出现在俄罗斯远东。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对这个区域的兴趣进一步加强。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资农场负责人对BBC俄语记者说：“当时（中国人）正在焦急寻找投资的地方。”

中国在远东的投资增加后，随之而来的是不断涌入的中国农民。

“我们自己土地少，但人多，”另一位匿名的中国农民说。

根据俄罗斯国家土地登记部门的数据，BBC统计出中国人在俄罗斯远东地区拥有或租赁的土地至少有35万公顷。2018年，远东地区约有220万公顷土地为农业用途。因此，中国人参与经营的土地约占16%。

但BBC了解到实际的比例可能更高。

很多中国人从上世纪90年代便开始来到远东地区工作。

当地居民抱怨称，年轻人都前往了大城市，村子里只剩下退休人员。

地方长官亚历山大·莱文塔尔（Alexander Levintal）表示，在很多情况下，俄罗斯官方出租的土地实际上由中国人管理。

“几乎所有原本是集体所有的土地都被转交给了中国人，”犹太自治州农民协会会长亚历山大·拉里克（Alexander Larik）说。

“中国迪玛”的故事

在奥比特诺耶宝雷村（Opitnoye Polye）的门口有一处标志。这里是该地区最著名的中国农民定居点之一。

和这里的许多中国人一样，居民辛杰取了一个俄罗斯名字，叫做“中国迪玛”。

大豆是中国农民种植的主要作物之一。

上世纪90年代，迪玛移居到俄罗斯远东的犹太自治州，租用了超过2500公顷的土地来发展大豆种植。他现在雇佣了大约10名俄罗斯工人和15名中国工人。

迪玛积极地融入了这儿的社区生活。他为幼儿园的孩子们买礼物，冬天的时候，他还会给偏远的村庄送去拖拉机，帮助扫雪。

很少能有农民能像迪玛那样融入当地。中国移民经营的农场大多宛如堡垒。例如，在离中俄边境半小时车程的巴布斯托沃（Babstovo），有一座友谊农场，它被高高的围栏围住，还有一面红旗。

爱恨交加的关系

俄罗斯人和中国人之间的冲突在这里并不少见。

2015年，3名俄罗斯人进入远东地区阿穆尔州的一家中国工厂，用棍子威胁一名中国保安，要求给他们食物。

第一次他们带走了60个鸡蛋和两瓶油。几天后，当他们回来偷拖拉机引擎时，他们遇到了同一个拿着斧头的中国保安。这些俄罗斯人后来被判处5至9年不等的监禁。但这背后，很多俄罗斯人仍对外来劳工和企业的涌入感到不满。

俄罗斯科学院2017年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认为中国的对俄政策是“扩张”。

近一半的人认为中国威胁到了俄罗斯的领土完整，三分之一的人认为中国威胁了俄罗斯的经济发展。

“他们早上7点就出发了，天黑了才回来。我几乎看不到他们，他们也看不到我，”当地居民伊万诺维奇（Ivanovich）这样描述他的中国邻居。

当地人常抱怨的一个问题是，中国人被控使用了被禁的除草剂。这种除草剂可以消灭杂草，以提高作物产量。“看起来他们用的除草剂和我用的一样，但他们杀死了我留下的杂草。我看到（中国人）的一些瓶子，我问这是什么，他们马上就藏了起来，”犹太自治州的居民维塔利·基万（Vitaliy Keyvan）说。

“在这里，他们使用了除草剂，（后来）那里长出了苔藓一般的霉菌，大豆变得侏儒，”犹太自治州的另一名农民阿纳托利·伊柳什科（Anatoly Ilyushko）说。

但在迪米特罗沃村，也有一些俄罗斯人与中国人建立了友谊。“他们带来啤酒给我们喝。我给他们鸡蛋、蜂蜜，”亚历山大对BBC说。

有多少中国人？

俄罗斯通过对联邦各地区实行不同的移民配额来限制外国公民的流入。

索科洛夫斯基（Sokolovskiy）是一名来自阿穆尔州的农民，他说，尽管该地区实行零配额政策，但他那里的农业行业仍无证雇佣了约1000名中国工人。

远东地区没有官方统计的无证劳工人数。

犹太自治州农民协会会长亚历山大·拉里克说，中国农场主一般更喜欢雇佣中国移民，而给俄罗斯人提供低技术含量的工作。

“中国人不喝酒，他们无处可去。他们来这里是为了这个季节。我们的居民来到这工作一周、讨些钱，然后就纵酒狂欢”，一位匿名的俄罗斯籍农业公司负责人说。

另一位俄罗斯农民阿纳托利·伊尔尤什科（Anatoliy Ilyushko）对BBC说，中国工人的表现“比俄罗斯工人好100倍”。“中国人就是死也会先完成他们的工作”，他说。

俄罗斯在保护工人权利方面记录不佳，尤其在农业领域。

一名俄罗斯拖拉机司机说，中国农场主每天付给俄罗斯和中国工人大约1000卢布（12英镑），让他们轮班，每人每天工作12小时。

一位匿名的中国农民则抱怨俄罗斯员工的饮酒习惯。

“所有的俄罗斯人都喝酒。今天你付钱给他们，明天他们就不来了。纪律问题太严重，”他说。

高潘（音译）是一名翻译，他的俄文名是“安德烈”（Andrei）。他对此有不同看法。

“在设备方面，我们（中国）的司机不是什么都懂，但你们（俄罗斯）的司机非常了解。”

“作为工人，他们是一样的，”他说。

随着中国人的到来，迪米特罗沃村重新热闹了起来。

“俄罗斯工人和中国工人有什么区别？俄罗斯工人比中国人聪明”，庄文鹏说。

还有一些当地人认为，没有中国投资者，远东地区的土地将会闲置。

“我们村里只有几个人，没人去工作。如果中国人离开，那么很快就会杂草丛生，成为荒地，”一名当地人说。

谢选骏指出：俄罗斯人和满洲人一样，只会让土地荒凉。所以俄罗斯人的命运最终将和满洲人一样，从地球上消失。那时候，“海参崴假装回归中国”就会弄假成真了。

【43、韩国人就是中国人的一个省区】

《为什么全体韩国人很快会变得年轻一岁》（Sunyoung Jeong BBC韩语 2022年4月20日）报道：

在韩国，当一名婴儿出生时，他们被认为是一岁。到了新年，他们又增加了一岁。

“你多大了？”这似乎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很容易有明确答案。但对韩国人来说，回答这个问题绝非易事。

在韩国，当一名婴儿出生时，他们被认为是一岁。到了新年，他们又增加了一岁。这意味着一名在12月出生的婴儿在短短几周内，就会被认为是两岁了。

但这种年龄的计算方法可能很快会被改变，因为韩国当选总统尹锡悦（Yoon Suk-yeol）正在推动废除这种有着数百年历史的计数方法。

韩国当选总统过渡委员会主席李勇浩（Lee Yong-ho，音译）表示，即将上任的新政府正寻求将年龄计算方式标准化，以便使韩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保持一致。他说，不同的年龄计算方法导致了“持续的混乱”和“不必要的社会和经济成本”。

这项新提议似乎得到一些人的广泛支持，但专家们表示，他们对该提议是否能真正实施持怀疑态度。

一个问题，三个答案

韩国有三种计算年龄的现行方法。

自1962年以来，该国在大多数法律定义和行政程序中使用国际计数系统，使用一个人的出生日期。

该国还有另一种官方的年龄计算方式，即婴儿出生时为0岁，每年1月1日增加一岁。根据这一方法，2020年12月出生的婴儿到2022年1月将满两岁，尽管他们直到2022年12月才能正式满两岁。

这一方法主要用于为影响很大比例人口的法律领域确定法定年龄，包括服兵役或界定需要保护免受虐待的青少年的年龄。

然后是“韩国年龄”的计算方法，这种方法更典型地被社会上的每个人使用，即每个人在出生时自动满一岁，在新年那天长大一岁，不论他们的出生日期是什么。

根据这种方法，1995年12月30日出生的防弹少年团（BTS）成员金泰亨的年龄可以是28岁（韩国年龄）、26岁（国际年龄），也可以是27岁（官方年龄）。

对一些人来说，年龄可能只是一个数字，但在韩国，年龄至关重要。

“对韩国人来说，在社会环境中，弄清楚某人是否比自己年长比知道某人的名字还要重要。在选择如何称呼这个人以及所需的敬语或头衔时，这是必不可少的。”高丽大学韩国语言文学系教授申智英（Shin Ji-young，音译）告诉BBC。

1995年12月30日出生的防弹少年团（BTS）成员金泰亨的年龄可以是28岁（韩国年龄）、26岁（国际年龄），也可以是27岁（官方年龄）。

韩国的年龄计算传统起源于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但韩国被认为是唯一一个仍普遍以这种方式计算年龄的国家。

“全球化使韩国人更加了解了国际年龄。这对年轻人产生了影响，因为他们觉得韩国人因为（这些计数体系）受到了嘲笑，”汉城大学法律与政策教授金恩珠（Kim Eun-ju，音译）表示。

但除了嘲笑，这些政策也对韩国人产生了切实的影响。

例如，一些父母试图欺骗出生登记系统，因为他们担心12月出生的孩子在学校会处于不利地位，进而在以后的生活中更加被动。

在新冠大流行期间，卫生部门交替使用国际年龄和“韩国年龄”来设定接种疫苗的年龄，导致了很大的混乱。这也促使一些人呼吁将年龄标准化。

韩国当选总统尹锡悦（Yoon Suk-yeol）正在推动废除这种有着数百年历史的计数方法。

李先生早些时候还强调“韩国年龄”带来了“不必要的社会和经济成本”，他提到了一桩法律案件，由于额外工资和退休的年龄定义混乱，该案件一直上诉到最高法院。

放弃传统？

这并不是韩国官员第一次试图提出统一的年龄计算方法。

2019年和2021年，也有两名议员提出了类似的法案，但未能在国会上签署成为法律。

虽然从行政角度上赞同这一方案，但专家们对新措施对韩国社会的意义存在分歧。

檀国大学东方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张玉成（Jang Yoo-seung，音译）对BBC说，“韩国年龄”是传统的反映。

“我们的社会似乎不太担心放弃传统的问题。我们是否面临着放弃自己的独特性和文化，变得更加单调的风险？”

但是他们都同意的一件事是，即便国际年龄被采纳，无论是官方还是非官方人士都不太可能很快就停用“韩国年龄”。

谢选骏指出：这种所谓的“韩国年龄”在韩国是只有“数百年历史的计数方法”，但是在中国却有几千年了。中国的农村还流行着这种方法，所以老人家都很着急年轻人早点结婚——他她们误算了人们的婚龄。韩国人却不知道。因为韩国就是中国的一个省区。虽然他们正在竭力摆脱这一历史的处境，努力融入西方文明。可是他她们经常走不动路，因为韩国人背负着中国历史的重担，还想把中国说成是韩国的省区，就真像日本人一样“人心不足蛇吞象”。

【44、和平统一中国没有先例可循——中囶吃掉中囻才能成为“中国政府”】

《北京如何加大施压台湾总统大选》（傅东飞（Rupert Wingfield-Hayes）BBC记者 发自台北 2023年12月28日）报道：

台湾总统选举前的国民党竞选集会上，支持者在台北拉起一面巨大的中华民国国旗（2023年12月23日）——

十二月的阳光灼烤着恒春半岛，这是块台湾岛尾延伸入菲律宾海的陆地。许耿睿嘴角衔着一支抽了一半的香烟。而他是一个业余者社群的一部分，该社团多数像他一样是退伍军人，他们喜欢追踪近年来不断出现在台湾领海外的中国船舰和战机。

许先生用塑料束带将一根长天线绑在一条铁栏上，然后坐下来用他的手提收音机搜索军用电台频道。一开始，我们只听到台湾海巡队的柔和南台湾口音指挥着海上交通。然后，透过浓重的静电干扰，传来了不同口音和语气。那是中国海军。

在台湾一场关键的总统大选投票日即将来到之际，北京一直在加大对台湾的压力，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将台湾视为一个叛逆的省份。

中国在总统选举前对台湾施压

可以说，在选举即将来临的几周内，中南海的影响力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既在选票上，也在台湾的边界上。

“我们代表中国的所有人民，”中国海军的声音宣告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而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许先生又抽了一口烟，看起来毫不为所动：“我现在每天都听到这种声音。就像他们在背诵剧本一样。”另一个声音从空气中传来。这是一艘中国拖船的船长，就在台湾海岸仅三英里的地方。这位船长被要求离开台湾的领海，但他拒绝了：“你在谈论哪片领海？台湾根本没有领海！”

许先生突然勃然大怒。他一跃而起，抓起一个手持对讲机，对着空气中发出一连串的痛骂。他在咒骂着的同时重新坐下来，嘟囔着说：“他以为他是谁？”

许耿睿是一名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几年来他一直在追踪来自中国的无线电通话。

几十年来，北京和台北政府一直有一项不成文的协议，即不要越过将它们分隔的110英里宽的台湾海峡中线。但现在，解放军几乎每天都在海上和空中越过这条中线。在2022年9月的某一天，解放军向台湾派遣了超过100架飞机，其中40架越过了中线。

这种所谓的“灰色地带战争”旨在借用一位传奇中国军事战略家孙子的话，即“不战而屈人之兵”。在此情况下，敌人是台湾政府、支持台湾永久脱离中国的人，以及美国和日本等台湾的外国盟友。

台湾前参谋总长、退役海军上将李喜明将军说：“中国向美国甚至日本发送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信息。它告诉他们，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我们的领土，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做任何我们想做的事情。同时，它旨在让台湾人感到害怕，迫使他们屈服。”

随着台湾即将于2024年1月13日选出新总统，北京的主要目标是削弱台湾人对执政民进党的支持。目前民进党籍的总统蔡英文将于执政八年后，于明年5月卸任。

北京登场

对于坚定而灵活地捍卫台湾主权的蔡英文总统，北京对她十分反感。但是她的接棒者、现任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在中国眼中却是更糟的人士。尽管赖清德声称不会改变现状，但中国认定赖先生是位顽固的“分裂主义者”——“台独”的倡导者。

北京给台湾选民发出的讯息是：投票给赖清德，就是投票给战争。而这也是主要反对党国民党的讯息。侯友宜在最近的一次集会上告诉支持者称：“如果赖清德赢了，我们整个一代人将失去我们一生努力奋斗所取得的一切。”

但是，民进党支持者似乎并不害怕。自1996年台湾首次总统直接民选以来，每四年一次的大选，他们都要听到这种相似剧本台词。在一个最近阴雨绵绵的周日下午，约六万名民进党支持者涌入台北市市中心的一个广场，听着赖清德和他的竞选搭档发言。

蔡英文总统随后走上舞台，人群欢呼起来，挥舞着小小的绿色民进党旗。其中夹杂着许多代表同性恋骄傲的彩虹旗。蔡英文任内台湾成为同性婚姻合法化的亚洲第一，因而受到当地性少数群体（LGBTQ）的喜爱。

除了民主选举之外，这似乎是另一个使两岸区别开来的事情。这似乎也是许多民进党支持者坚信这个岛屿永远不会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的众多原因之一。

“我对（北京的威胁）非常在意，但我不害怕。因为如果他们尝试入侵我们美丽的国家，我会自愿成为一名士兵并奋战到底。”费德丽卡·周（Frederika Chou）告诉我说。

“也许有一天会发生战争，但我不害怕，因为我是台湾人，我需要保护我的国家，”另一位来自台南，今年27岁丁小姐（Abby Ding）则这样表示。她同父亲北上参加这场选举活动。

但是，北京并非是这次大选唯一的议题。

台湾不断上升的生活成本、高不可攀的住房价格以及发展机会减少，都引起了一些选民对民进党不满，并将年轻选民推向台湾民众党及其民粹主义候选人柯文哲的怀抱。

柯文哲曾是民进党的支持者，当下定位自己为他的竞争对手之间的“中间选择”，并且是一位能与北京建立更好关系的人。

此外，有关台湾应该做好多少战争准备的问题分裂了该岛的主要政党。

现任民进党政府推动了“潜舰国造”计划，并从美国购买了大量F-16战斗机和先进导弹。民进党政府也恢复了为期12个月的强制征兵制，并表示如果再次当选，兵役时间可能还会延长。

国民党的态度则矛盾得多。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赵少康将台湾的“潜舰国造”计划视为一个虚荣工程，资金浪费巨大。赵先生家族来自中国大陆，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台北政坛对北京最友善的声音之一。

赵先生称，确保台湾和平的唯一方法是与北京进行对话，向习近平保证台湾绝不打算走向“台独”，并且有一天两岸可以并且应该统一。

这在台湾绝非不受欢迎的观点。从家族关系到贸易，台湾与中国的联系深厚，这是与历史和身份认同的复杂问题夹缠在一起的现象。这个问题也时而将与大陆有更紧密联系的长辈，与在一个民主、开放社会中长大的台湾年轻世代对立起来。

可以说，在台湾，无人否认中国的军事威胁，但他们在如何最好地遏制这种威胁的问题上存在分歧。

在各大政党争论不休之时，台湾空军却因中国的持续压力而缓慢而稳定地消耗殆尽。

幻象战机是在1990年代初从法国购买的，现在已经老旧。李喜明将军告诉BBC，中国正在消耗台湾的空军。

2022年12月的一个清晨，一群2000型“幻象”战机（Mirage fleet）从台湾西海岸的空军基地急速升空，飞抵到台湾海峡上方。该基地是台湾快速反应中队的45架战机的所在地，负责每天面对那些解放军军机挑战台湾领空边缘的行动。

但这些战机是在1990年代初从法国购买的，现在已经老旧。李喜明将军告诉BBC，中国正在消耗台湾的空军，他们能感受到影响，因为维护费用上升，“这实际上正在影响我们的战力”，他补充解释说。

中国可以根据需要频繁飞行。解放军拥有2000多架战机，并且正在制造更多战机。台湾拥有的战机数量不到300架，其中许多现在已经有超过四分之一世纪的历史。

军事专家表示，“幻象”军机的磨损如此之大，而且修复它们的成本也如此之高，以至于他们已经悄悄地停止了拦截除了最具威胁性的中国入侵之外的所有行动。

长期游戏

最新的一些选举民调显示，赖清德可能在1月拿下胜利，尽管可能赢得不多。但对于民进党来说，这将是台湾民主化以来，第一次连续拿下三届总统任期，亦是对北京的一记耳光。但是，民进党可能只能获得不到40%的选票。这意味着还有很多悬念。

台湾拥有自由的新闻和开放的互联网，因此北京的宣传机构可以针对台湾展开宣传活动，瞄准那60%不愿投给民进党的选民。此次大选还将选举新一届的立法委员，而国民党有可能在立法院成为第一大党。

多年来，北京外宣的主要目标一直是台湾的银发族，特别是那些与中国大陆还有家庭联系的人士，这些人传统上是国民党的选民。

忧虑而孤独的台湾正在寻找新盟友

台湾2023国防报告书：中国航母福建舰为何成为焦点

台湾成为全球半导体业超巨的半世纪历程与秘诀

台湾“潜舰国造”被指获多国技术协助：计划背后的国际外交角力

台湾学者兼政治行动者沈伯洋，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研究中国的全球影响力。他向我解释：“中国的行动一直非常奏效。”他说：“回顾历史，国民党的支持者曾非常反对中国共产党。但现在他们的立场更偏向反对台湾独立。这些人现在相信，支持台湾独立的人可能是引发战争的人。”

换言之，那些曾将中共视为敌人的一些台湾人，现在认为民进党才是真正的危险。而这在台湾并不罕见。一些年长的台北市民，对蔡英文及民进党时常发表蔑视的评论，称其为“一群捣乱者。”

但是，北京知道成功的关键在于赢得台湾年轻选民，也是那些没有党派认同，并对传统旧政党政治都感到不满的人。通过抖音和YouTube，这些年轻人针对性地收到宣传信息。在那里，中国拥有200多个频道，每天上传制作影片。

沈伯洋说：“他们（中共）非常善于发现台湾年轻人的兴趣，然后去制造吸引他们的内容。”这是沈教授所谓的“铺路”。他又发现，一旦建立了观众群体并建构了信任关系，这些影片就会开始投放亲北京的讯息。

根据沈伯洋的研究，有一群年轻台湾人，他们虽不是亲中派，但对美国和日本的敌意日益增加。这样的影响行动不太可能让台湾突然拥抱中国，但北京正在玩一场长期游戏。

沈伯洋强调：“对他们来说，这次选举只是一个短期目标。真正的大战略，亦即终极目标是让台湾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签下和平协议。”

谢选骏指出：人说“北京如何加大施压台湾总统大选”——我看和平统一中国没有先例可循——春秋时代的孙武提倡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因为那时不流行灭绝战争；到了灭绝为主的战国时代，这就行不通了。北京为何加大施压台湾总统大选？因为不消灭台湾的“中囻政府”，就无法证明自己是一个完全合法的“中国政府”，而仅仅是一个割据大陆的“中囶政府”。这是真正的零和之战，奈何。

【45、红色中囶哪有社会契约】

《新冠疫情、俄罗斯与经济考验中国模式》（纽约时报 袁莉 2022年4月1日）报道：

一年前，许多国家仍在受新型冠状病毒疾病煎熬时，中国似乎是少数几个在这场大流行病中保持繁荣的地方之一。它也是唯一2020年录得GDP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全球投资者看好中国股市，尽管那时中国政府对国内民营经济的监管打击已变得越来越像一场政治运动。

这让中国的一些人提出理由说，该国的一党专制统治是传统自由民主制度的一个令人信服的替代。他们说，美国正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衰落，世界正在“向中国倾斜”。许多中国人在网上为这个说法点赞。

一年后，中国国内的气氛更多是焦虑、愤怒和绝望。在过去一个月里，随着一轮新冠病毒疫情在全国各地蔓延，好几亿人艰难地生活在封控之下。由于地缘政治、监管和疫情的不确定性，外国投资者正在抛售中国股票。随着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乌克兰发动战争，中国政府因继续支持普京已冒下受到世界批评的风险，甚至可能引发制裁。

这一切令人们对中国的道路提出日益不安的质疑，甚至担心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手中的权力是否太集中。习近平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寻求第三个五年任期。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质疑习近平是否把太多权力集中在手里，是否太过于关注与美国的抗衡。

越来越多中国公民在社交媒体上指责中共违反了它与人民的社会契约。中国人曾容忍、有时还赞扬一党专政，以换取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但中共的严格封控措施正在让整座城市精疲力竭，中共的监管打击正在让许多人失去工作和收入，让他们的未来与几年前相比看起来更不确定、也更黯淡。

官方报纸《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关于政府坚持“动态清零”政策的社评后（该政策导致了严厉和不可预测的封控），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微博上的用户发了近万条评论，其中绝大多数敦促政府结束该政策。“请你们看看评论、看看老百姓的生活，”一位名为“Diqiuren1990”的用户写道。所有的评论第二天都消失了，评论功能也被关闭。

中国驻美国大使在《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政府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立场的观点文章后，中国社交媒体微信上的数万名用户纷纷对这篇文章的中译本发表评论。绝大多数评论批评中国政府名义上中立、实际上亲俄的立场。“在正义和邪恶的较量面前，没有中立，”一条评论写道。“脚踩两只船只能掉水里。”所有这些评论也都被审查员删除。

一段曾在网上疯传的视频以《中国光荣与梦想的幻灭》为题，抱怨政府对民营部门的打压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中国许多有名的投资者、学者和企业家都给该视频点赞，其中包括中国最大互联网公司腾讯的联合创始人（此人已离开腾讯）。这段视频已也被删除。

上海3月中旬封控管理后，执行隔离的工作人员。

一些学者和商人正在私下里讨论他们对习近平专注与美国抗衡、证明中国政治模式可行的心思日益增长的担忧，有些人担心他已变得过于痴迷这个心思。

习近平说过，国与国的竞争归根结底是政治制度的竞争。他曾在2021年1月对高级干部说，中国处理疫情的做法“使我们的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时与势在我们一边。”

中国公民在批评习近平时必须非常小心，有批评者被判处18年有期徒刑。所以，有些人只能靠引用前最高领导人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习近平偏离了给国家带来几十年繁荣的改革开放道路的不满。

有人引用中国前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话说，从欺负中国中得利最多的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沙俄，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苏联。这是在转弯抹角地说中国应该与俄罗斯保持距离。

有人分享了前国家主席江泽民1999年与法国前总统希拉克的夫人贝尔纳黛特·希拉克跳舞的照片。那曾是中国在世界上更受欢迎的时代。

有人引用前国家主席胡锦涛的著名说法，即中国应该“不折腾”，一名中国外交官曾将其解释为避免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政治运动，使国家陷入混乱和贫困。在当前语境下引用这个说法，等于是不直接地批评习近平的执政方式。

有人甚至以苏联为例，证明独裁的危险。据一篇发在社交媒体平台微信上的文章，一个现代化国家“应该有制度防止一个人可以把一个国家带到深沟的现象出现”。

公众积压的愤怒不太可能足以影响政府的决策，或对中共统治构成威胁，中共善于通过灌输和恐吓来让人民老老实实。但这些网上言论标志着与习近平统治下万马齐喑气氛的偏离。

两年前，中国庆祝其自上而下治理方式的优越性时指出，武汉只用了10天时间就建成了方舱医院，在三个月内就遏制住了新冠病毒的传播。如今，许多人将这些临时建造的隔离中心视为政府固执地坚持其代价高昂的新冠病毒清零政策的体现，该政策似乎主要是为了证明中国制度的优越性。

有人已在将中国不可漏过一人的疫情控制措施称为“白色恐怖”，暗指身穿白色防护服的社区工作人员大军。人们分享了抗议活动的视频和照片，示威者在抗议中高喊，“我们要工作！”、“我们要吃饭！”

一些评论者说，中国政府浪费了早期在疫情防控上取得的成功，因为它认为，仅凭政治意愿就足以击败病毒。这些人问政府，为什么不把消耗在大规模检测和隔离的大量资源花在推动疫苗接种上，尤其是在老年人中。他们问政府，出于民族自豪感不批准更有效的西方疫苗，是不是不负责任。

北京的一个新冠病毒检测点。国内的网上评论已呼吁政府结束新冠清零政策，说它使许多人失去工作和收入。

国内的网上评论已呼吁政府结束新冠清零政策，说它使许多人失去工作和收入。

许多人指责政府对企业和个人不得不做出的巨大牺牲视而不见，有人抱怨他们度日艰难，无法偿还房贷和其他个人贷款。人们感到愤怒，因为医院根据新冠病毒限制令将患者拒之门外，导致有人死于心脏病、哮喘、癌症和其他疾病。

网上流传的一句讽刺说法是：“只要你不是得新冠死的，怎么死都可以。”

中国政府在公众不满面前毫不动摇。

“两年多来，中国显著的制度优势、强大的国家力量已在抗疫中得到充分证明，”官方报纸《人民日报》周一在一篇社评中写道。社评称，动态清零政策是“是14亿多人口大国当前务必守住的疫情防线”。

中国政府也似乎在支持俄罗斯上固执己见，发表了一系列谴责美国霸权主义导致乌克兰战争的官方评论。《人民日报》周二的一篇评论称，美国是乌克兰战争的“始作俑者”，尽管文章只把战争称为“危机”。该报周三发表的另一篇评论文章说，美国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是“拱火浇油”。

这让许多人感到不安，他们担心北京亲莫斯科的立场可能会加速中国与西方的脱钩，甚至受到类似俄罗斯那样的制裁，这将对技术、贸易和资本市场产生巨大影响。

“中国跟俄罗斯一起被罩进去好还是不好？”民族主义作家王小东在微博上问粉丝。他的结论是：中国应该尽力避免这种情况，因为那将不得不付出极高的代价。

政府政策有所放松的唯一领域是对民营部门的监管打压。今年3月中旬中国股市出现大规模抛售后，主管中国经济的副总理刘鹤曾敦促政府部门推出对市场有利的政策，并在出台任何可能损害市场的措施方面保持谨慎。

谢选骏指出：上文欠妥——捏造出了一个“中共与人民的社会契约”！请问作者，这个社会契约在哪里有过？你还以为中共真是卢梭的信徒吗？可惜卢梭自己也不相信他自己的鬼话，否则他就不是精神病人了。红色中国哪有社会契约？既然红色中国，只有不断流血；那么墨写的契约当然永无立足之地！至于“民族主义作家王小东”，那更是一个赝品，是条山本五十六的狗尾。《纽约时报》连这都不懂，记者同志也太浅薄无知可笑了。

【46、红色中囶哪有一点民族主义的影子】

《英国学者：他是中国狂热民族主义下唯一清醒的人》（2021-08-21 RFA）报道：

英国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所主任布朗（Kerry Brown）为前清华大学法学教授许章润发声。布朗在投书中写道，在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让温和的“忠诚反对派”都面临着黑暗的日子。他形容，在中共当局炒作民族主义狂热下，许章润就像是醉酒派对上唯一清醒的人。

黑暗的日子

英国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所主任布朗（Kerry Brown）8月19日在澳洲媒体Inside Story 投书声援遭中共当局打压、被清华大学除名的敢言法学家许章润教授。

布朗写到，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对在中国的异见人士来说是黑暗的日子。而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即使是最温和的“忠诚反对派”的言论空间也急剧缩小。

他引述许章润教授在新书《庚子十札》中的叙述提到，中国当下的极权环境强化了前所未有的审查制度，编辑与出版都成了危险行业，写作者也如履薄冰。

布朗提到，公开声援许章润的自由派人士耿潇男、秦真夫妇在今年遭判刑，被指控的罪名是从事与其出版公司有关的非法商业活动，就是中共当局加剧打压的不同声音的例证。

唯一清醒的人

现年58岁的许章润是备受尊敬的中国法学家。 2018年7月，他在网上发表《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一文，批评中共领导人带领中国社会走向倒退，引起政府不满。他在2020年一度受到软禁，被四川警方指称犯有“嫖娼罪”，接着被清华大学开除。

2020年7月起，许章润获聘为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许章润持续被当局监控、噤言、禁止出境，但他笔耕不辍。 澳洲汉学家白杰明（Geremie R. Barme）翻译的英文版新书《庚子十札》，刚刚于今年8月上市。

《庚子十札》收集了许章润自2020年7月到2021年2月写的十封长信。他自述，持续写作是对暴政试图要他沉默、试图粉碎他思想的回应。

布朗写到，中共当局不让许章润在中国的公众世界拥有发言权，不让他参予公共事务讨论， 布朗形容，这就像是中国共产党要给“问题人物”制造的炼狱。

“当习近平和他的同伙设定了一种强烈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狂热基调，以至于一大批中国大众就像醉了一样。而像许章润这种人，就像是醉酒派对上唯一清醒的人。” 布朗写到。

健全中国法律体系的必要性

布朗还提到，许章润不只是异见人士，他还用自己的法律知识大声疾呼，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课题，是要建立一个健全的法律体系。一个不健全的体系，“不仅对许章润个人带来痛苦，也将为他的国家带来破坏性的影响。”

谢选骏指出：上文太可笑了！完全是睁着眼睛说瞎话——现在的红色中国，哪有一点民族主义的影子？更别说什么“狂热民族主义”了。中国大陆但凡有点民族主义，依靠它现有的国力，就会进击英国伦敦、歼灭英国王室，就会让英国政府为它当年贩卖鸦片、毒害华人的罪恶历史，遭受正义的惩罚了。

【47、红色中囶盼望北约的压力】

《被北约列为“挑战”，中国坚持强硬立场》（AMY QIN， 王霜舟 2022年7月4日）报道：

拜登总统上周三在北约马德里峰会后与北约领导人合影。

在北约上周推出的未来新蓝图中，它提到中国时毫不隐讳。

它把中国宣布为系统性“挑战”，并在使命宣言中首次批评性地提到中国，称中国的政策是“强制性的”，网络行动是“恶意的”，言论是“对抗性的”。北约还表示，中国政府正在与俄罗斯一起努力“颠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这些做法“与我们的价值观和利益背道而驰”。

对北京而言，北约的强硬宣言使其愈加相信自己正在被一心阻碍其崛起的敌对势力包围。四个亚太国家（韩国、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领导人也首次参加了这次北约峰会，加剧了中国的这种担忧。

“这非常严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时殷弘说。“北约从全球的角度把中国界定为对手，而不只是在太平洋和东亚地区，而且是在一份正式文件中这样做。”

在北约宣言面前，北京不仅毫不退却，反而发出了将坚持强硬安全方针的信号，包括将继续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今年2月在北京会晤。习近平宣布，中俄友谊“没有止境”。

中国官员对北约发出了愤怒谴责，指责其用冷战手法遏制中国。上周三，中国驻欧盟使团的一位未具名发言人指责北约“挑动对抗”，并郑重宣布会进行“坚决有力回击”。

该发言人在一份书面声明中写道，北约的使命宣言“声称别国带来挑战，实际上恰恰是北约自己在世界各地制造麻烦”。

中国的官方通讯社新华社上周四发表评论，指责美国将北约“推上配合美国打压中国的轨道”。

“美国打着‘一石三鸟’的意图——遏华、削俄、损欧，”评论写道。

新的北约使命宣言（又称“战略概念文件”）是30个北约成员国上周在马德里举行峰会时公布的。北约将俄罗斯确定为主要对手，中国也在背景中赫然出现。

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和韩国的领导人在北约马德里峰会上与北约秘书长在一起。这四个亚太国的领导人首次出席北约峰会。

在北约峰会召开的几天前，七国集团领导人宣布了一项筹资6000亿美元的计划，旨在扩大对全球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这个计划是为了对抗北京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政府动用大笔资金，在世界各地修建港口、铁路和电信网络，并在这个过程中巩固中国的外交关系。

面对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这些举动是拜登政府持续加强全球联盟努力的一部分。拜登政府去年已宣布，美国和英国将帮助澳大利亚建造核动力潜艇，建立一个由十几个亚太国家组成的新经济框架，加强澳大利亚、印度、日本与美国组成的所谓四方联盟的内部关系。

有些北约成员国一直不愿意跟随华盛顿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尤其是法国和德国，部分原因是考虑到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中国是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在德国作为经济巨大引擎的汽车工业严重依赖中国市场。

美国总统拜登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一起，法国一直不太愿意跟随华盛顿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

美国总统拜登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一起，法国一直不太愿意跟随华盛顿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 KENNY HOLSTO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但近年来，随着中国加强对新疆和香港的镇压，在南中国海和台湾（中国政府宣称自治岛屿台湾是自己的领土）问题上也日益强硬，欧洲国家的担忧有所加剧。中国迅速扩大核武库的努力以及不惜动用经济手段达到政治目的的做法也给欧洲国家敲响了警钟。例如，因立陶宛允许台湾在首都设“台湾代表处”，中国政府切断了与该国的贸易往来。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今年2月初，也就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几天前宣布，中国和俄罗斯的友谊“没有止境”，这进一步加剧了欧洲国家的不安情绪。那之后，中国领导人一直拒绝谴责俄罗斯的入侵，反而指责华盛顿和北约，称北约在中欧和东欧的扩张激怒了莫斯科。

据皮尤研究中心上周三发布的一项新调查，在一些北约国家当中，对中国的负面看法目前处于或接近历史最高点。

北约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上周三说，“中国不是我们的对手，但我们必须对其所代表的严峻挑战有清楚的认识。”

北约诞生于冷战时期，传统上一直专注于北美和欧洲。但北约对中国的担忧与日俱增，去年它在公报中首次提到了中国的军事野心带来的挑战。

北约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上周三说，“中国不是我们的对手，但我们必须对其所代表的严峻挑战有清楚的认识。”

北约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上周三说，“中国不是我们的对手，但我们必须对其所代表的严峻挑战有清楚的认识。” BERNAT ARMANGUE/ASSOCIATED PRESS

据总部设在柏林的荣鼎咨询的分析师诺亚·巴尔金说，在这次北约峰会召开前的几个月里，习近平曾派高级外交官去欧洲设法解决欧洲担心的问题，但没有取得成功。

“他们没有提出任何新的东西，”巴金说。“他们无法解决欧洲对中国政府在口头上支持俄罗斯的担忧。”

一些分析人士说，一种日益加深的感觉是，对抗是这个新时代的现实。这是建立在习近平的世界观之上的，即中国必须恢复其作为世界大国的应有地位。上周五，他在庆祝英国将香港主权交还给中国25周年的讲话中，专门提到在遭受英国殖民者的屈辱后，“中华儿女救亡图存的抗争。”

对习近平来说，此刻在国内受众面前投射一种强有力的形象非常重要，因为他正为在今年秋天获得前所未有的第三个任期做准备。

“中国向强大发展是我们的战略目标，这一点不会改变，”中国的独立军事分析人士宋忠平说。

尽管已把中国写入了使命宣言，但它并没有承诺在太平洋地区进行直接军事参与。但对中国来说，宣言引发了北约是否会在太平洋地区事务上卷入未来争端的问题。

几十年来，在如果台湾受到中国攻击，美国将如何反应的问题上，华盛顿一直有意保持模糊，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这个问题摆到了最重要的位置上。今年5月，拜登总统发信号表示，美国准备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军事干预。

台湾新竹空军基地的战机。中国对台湾的态度越来越强硬。

台湾新竹空军基地的战机。中国对台湾的态度越来越强硬。 LAM YIK F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未来，中国的作战计划或安全将不仅要考虑美国作为潜在敌人的问题，还要考虑北约，”华盛顿史汀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韵说。

一名白宫官员上周表示，美国政府并不认为四个亚太国家出席北约峰会是迈向创建“亚洲版北约”的一步。但是，这个前景仍是中国政府担心的问题。

马德里峰会前，中国政府主办的民族主义小报《环球时报》强烈谴责了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出席峰会。

“对任何亚太国家来说都是极不明智的选择。而且，这势必伤害与中国的战略互信，不可避免地要付出代价，”《环球时报》的社评写到。“冷战的污水决不能流入太平洋。”

中国政府决意表明自己并不孤立，已加快了建立自己的伙伴关系的努力。近几个月来，北京一直在南太平洋寻求扩大其军事和经济势力。

上个月，习近平在金砖国家（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经济论坛上发表视频讲话时，把中国宣扬为一个开放、合作的多边合作伙伴。他把中国的做法与他称之为其他国家的“集团政治”、“零和博弈”进行了对比。他呼吁各国加入到中国提出的、定义松散的新“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中来。

“中国正在急着拉朋友打破孤立，并瓦解美国和西方的联盟，”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国际政治教授艾大伟（David Arase）说。

南非、中国、巴西、印度和俄罗斯的领导人通过视频出席了今年6月底举行的金砖国家经济论坛。习近平在讲话中宣称，中国是一个开放、合作的多边合作伙伴，与其他搞“零和博弈”的国家不同。

北约国家的一些官员对于将中国与俄罗斯相提并论表示了不安，认为这样做可能会产生事与愿违的后果。上个月，德国高级外交政策顾问延斯·普洛特纳警告，试图在经济上与中国脱钩，只会让北京和莫斯科走得更近，导致“自我实现的预言”。

但北约在其使命宣言中警告，中国试图利用北约成员国内部这种分歧的企图不会被忽视。

“我们将完善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共同认识，加强我们的抗御能力，提高我们的准备水平，並防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胁迫行动及其分裂联盟的企图，”使命宣言说。

Amy Chang Chien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现在的红色中国，盼望北约的压力——就像七十二年（1950年）前盼望联合国的压力，帮助共产党镇反和土改；就像五十六年（1966年）前盼望苏联的压力，帮助毛泽东全面专政——那时的红色中国，号称“红海洋”……你们能够想得出来吗——那时候的建筑物全都涂上了红油漆，像是一望无际的杀人现场！那时候的标语是“红色恐怖万岁！”但是后来呢？仅仅五年（1971年），毛泽东还不是和美国贪官尼克松勾结起来——出卖了原则、杀害了同志、背叛了革命。“共产党的改革开放”，不是邓小平开始的，而是毛泽东开始的——没有别的，猫择洞的出尔反尔，全都是在考虑它自己的个人安危。

【48、华人没文化、中国无绿化之原因考】

《令老外咋舌的谐音迷信》（2017-04-24 ）报道：

东西方都有使用双关语的习惯，西方常用来开玩笑或用在广告中。中国的谐音广告语和网络用语近年也很多，但中国最特别的谐音体现在对祝福、团圆、运势的追求和对死亡、离别的避讳中。蝙蝠常常出现在祝福的绘画中，因为“蝠”与“福”同音；送礼时，人们会送苹果而不会送梨，因为“苹”与“平安”的“平”同音，而梨与“分离”的“离”同音。大家熟知的“4”因为与“死”近音，人们在选择各种号码，包括电话号码、房子门牌号时者尽量避免带“4”，很多楼房的电梯甚至没有第4层；而且带4的手机号免费，不带4的却需要付费购买，而带8和6的数字因为代表发财和顺利需高价购买。

每年春节，全球十几亿华人都会庆祝农历新年，并通过语言文字祝福新一年的财富和运势。人们会在家门上贴对联、倒福或“發”字。过年时人们的许多习俗都对应语言的谐音，如年前去理发，是因为“发”也是“发财”的“发”；在年夜饭的菜肴中必须有一道菜——鱼，并且这道菜不能吃完，因为“鱼”与“余”同音，喻意年年有余；一种被称为“发菜”的海藻也常常出现在年夜饭中，因为粤语中的“发菜”听起来像“发财”；在中国沿海地区，过年有互赠桔子的习俗，因为在这些地区，“桔”与“吉”近音，以此祝福亲友来年大吉大利。

令西方人咋舌的多义同音

为什么谐音迷信深深植入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在西方却没有这么盛行？

其实，各种语言都爱使用谐音词，因为它们有着非常实用的功能。通过谐音，一些最常用和最容易发音的词汇就能表达出更丰富的含义。如果没有谐音，我们必须创造更长或更多的音节来区分词义，这不但降低了语言使用的效率，而且也增加了语言学习和整理归类的负担。

然而，论到数量，西方语言的谐音根本无法与汉语相比，这跟语言的音节有关。以英语为例，英语语素（语言的基本单位）往往是由多个音节所组成，如hppopotamus、president、fastidious。但汉语以单音节语素为主，大部分词是由两个语素组成；再加上汉语使用的元音和辅音组合数量比英语少得多，使汉语的发音非常有限，给人的印象就是一大堆词义被塞到非常有限的语词和语音中。

网民嚎叫：

中国人为什么在意谐音？

chentianlong 2021.07.28

有个笑话，说为什么死神，是神，不是鬼呢？答案是：因为叫“死鬼”不太严肃。还有，为什么天上的神灵叫仙，到了海里，就只能变成海神呢？答案是：因为叫“海鲜”也不太严肃。这当然是个玩笑了。

但是，在现实中，咱们中文确实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更在意谐音的意义。像过年的时候要吃“发菜”，因为和“发财”谐音。送人可以送苹果，因为谐音是“平安”的“平”，但不能送梨子，因为谐音是“分离”的“离”。还有，别人在打麻将的时候，不能在旁边看书，因为谐音是“输赢”的“输”。

那我们中文这么在意谐音的文化意义，是因为咱们中国人更迷信吗？不是，是因为中文的音节少，常用汉字中，平均一个汉字的同音字有11个。所以导致中国人对于同音、谐音的现象更敏感。所以你看，文化现象的根源未必是文化，也可能是一个自然条件的硬约束啊。

谢选骏指出：人说在华人社会，“發了大財全是調皮搗蛋的，念書好的沒有一個發財的”……这是为何呢？我说这是因为废垃迷信——书与输、树谐音，所以华人不读书、不种树，说那样会输得精光……结果华人没文化、中国无绿化。而我就不信这一套，我喜欢读书、写书，更喜欢种树，从来不会锯掉屋前屋后的树木。我宁愿输，也要书和树；结果并没有输。退一步说，输掉了浮财，赢得了人生，那该多好。

【49、化学起源于中国】

《炼丹术：唐太宗因之而死 至欧洲变“化学”》（2009年10月07日 谢志东）报道：

核心提示：强盛的唐帝国势力达至葱岭一带，与西亚地区的贸易往来空前繁荣，源源涌进的波斯物产对炼丹术在唐代达至极盛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繁荣的文化交流又促使中国的炼丹术逆向传入波斯和阿拉伯地区。这时的波斯已经伊斯兰化，伊斯兰教没有得道成仙、长生不老的观念，因此炼丹术在该地区成为炼金术——对金的崇拜使人们想把其他金属皆变作黄金。其实，炼金也是中国一些炼丹家们的目的。据中国学者曹元宇教授考证，阿拉伯语的炼金术（kimiyā，波斯语也用该词）一词正是源自汉语泉州方言“金液”的发音kim-ya，而炼金术从阿拉伯传入欧洲之后发展为现代化学，chemistry 一词又是源自kimiyā。多么奇妙的环环相扣！ 

丝绸之路上，来自异域的货物源源不断，其中有一些波斯的物产，极受炼丹家们青睐。那神秘的中国古代炼丹术，和波斯、阿拉伯地区有多大关系呢？

中国的炼丹术，源自远古时期人们对长生不死的向往，战国时期方术盛行，一些方士认为只有金石之类的不朽之物方能成就人的不死之身，用金石炼丹由此肇始。东汉末年随着道教的产生，炼丹术与道教追求长生不老的修炼实践相结合，日趋兴盛。炼丹服药之所以在两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蔚然成风，与当时对道教的推崇密切相关，这一点广为人知。然而，丝绸之路的开通对炼丹服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目前国内学界对此则鲜见言及。

代代炼仙丹，却不见食了仙丹长生不老之人，倒有不少吃下仙丹便速死之人。然而，炼丹家们坚信仙丹是可以炼成的，只是没有找对炼就仙丹的原料而已。于是，炼丹家们对奇异原材料孜孜以求。丝绸之路开通后，亚洲西部地区（西域、中亚、波斯、印度、阿拉伯）出产，中原地区没有或尚未发现的一些矿物、植物和香料纷至沓来。

据《魏书·西域传》记载:“波斯国都宿利城……出金、银、 石、珊瑚、琥珀、车渠、马脑（玛瑙），多大真珠（珍珠）、颇梨（玻璃）、琉璃、水精（水晶）、瑟瑟、金刚、火齐、镔铁、铜、锡、朱砂、水银……及熏陆、郁金、苏合、青木等香……盐绿、雌黄等物。”这些波斯物产被后代史书反复提及，一些新的物产也不断被补充进去。其中的矿物和香料便成了炼丹家们争相用来做实验的原料（香料一般用作辅料）。由于当时波斯萨珊王朝（224年-651年）称霸亚洲西部，掌控丝绸之路西端，又开辟海上丝绸之路，一时间波斯物产在中原地区大行其道，纷纷用来入药炼丹。

炼丹家们只要有财力弄到品质好的进口货，一般就不用本地产品

炼丹的主要原料有五金八石三黄之说，五金为金、银、铜、铁、锡；三黄为硫磺、雄黄、雌黄；八石各说不一，一般指朱砂、矾石、硝石、云母、石英、石钟乳、赤石脂、黄丹。此外，水银和铅也是炼丹主料。这些原料，中原大地本也富有，一直为炼丹家们所采用。但波斯货一进来，炼丹家们似乎就有点崇洋媚外了。比如石硫磺（即硫磺），《本草纲目》（卷11）记载唐李珣言:“石硫黄，生昆仑国及波斯国西方明之境，颗块莹净，不夹石者良。蜀中雅州（今四川雅安）亦出之，光腻甚好，功力不及舶上来者。”可见蜀中土产，尽管光泽甚佳，但入药后的效力仍不及进口货。在炼丹家眼中，中原的石英在品质上也无法和从波斯进口的高纯度石英（水晶）相媲美，连金银屑也以波斯所产为佳。因此，炼丹家们只要有财力弄到品质好的进口货，一般就不用本地产品。

另外，波斯一些特有的矿产，如:硇砂、盐绿（亦作绿盐）、密陀僧、 石、矾石等，也都入丹方。硇砂是一种硝石，因其色绿，又被称为绿矾，出产于波斯克尔曼省巴德温山。此山有一大洞，洞中时有滚滚浓烟，烟雾散尽，洞壁上的沉淀物即为硇砂。附近的居民每隔一两个月就采集一次，是当地主要的纳税产品。宋代苏颂的《图经本草》说：“今西凉夏国及河东（山西）陕西近边州郡亦有之。西戎来者，颗块光明，大者如拳，重三五两，小者如指面，入药最良。”这说明炼丹家们直至宋朝才在山西陕西一带发现此种硝石，但若论入药的功效还是西边来的进口货为佳。据美国学者劳费尔考证，汉语“硇砂”一词应是源自波斯语的nushādor一词。

绿盐，劳费尔考证说即波斯语的zangār，此词有两义:一是金属铜上的锈，即铜青；二是一种绿色氯化铜矿石。铜青在中原地区用醋浸铜获取，而矿石绿盐由波斯进口。李珣的《海药本草》说:“盐绿，波斯国在石上生。方家少见用也……以铜醋造者，不堪入药，色亦不久。”李珣说方家少用，但并非不用，因为绿盐多用于治疗眼疾。李珣还说用铜醋造的铜青不堪入药，其实在东晋大炼丹家葛洪的《抱朴子》中，铜青是其炼丹的主要配剂之一。由此可见，丹方配剂既因人而异，也因时代而异。《本草纲目》卷11说:“方家言波斯绿盐色青，阴雨中干而不湿者为真。”可见一些炼丹家还是有用波斯绿盐入丹方的。

密陀僧（mordāsang），一种黄色氧化铅，与黄丹同类。《唐本草》曰：“密陀僧出波斯国，形似黄龙齿而坚重。” 波斯克尔曼省的巴德温山和德黑兰北部的达莫万德山皆盛产此矿。宋《图经本草》记载：“密陀僧，今岭南、闽中银铅冶处亦有之。”说明直到宋代中国才有了自炼的密陀僧。

矾石又分白矾和黄矾，李珣曰：“波斯、大秦所出白矾，色白而莹净，内有束针文，入丹灶家，功力逾于河西石门者。”黄矾又称金线矾，李珣曰:“波斯又出金线，打破，内有金线文者为上，多入烧炼家用。”（《本草纲目》卷11）

最后说说五金之首。波斯富有金矿（至今伊朗人崇尚金饰品犹如中国人崇尚玉饰品），其制造的金箔、金屑品质上乘，熔为金液，用于摩尼教经书的绘饰，金碧辉煌。

金液一直是炼丹的基本溶液，故仙丹也称金丹，波斯品质上乘的金箔金屑更是深得中国炼丹家们的青睐。《水经注·温水》曰:“华俗谓上金为紫磨金。”最上等的金子被称为“紫磨金”，《本草纲目》（卷8）将波斯紫磨金列为进口五种金子之首。

强盛的唐帝国势力达至葱岭一带，与西亚地区的贸易往来空前繁荣，源源涌进的波斯物产对炼丹术在唐代达至极盛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繁荣的文化交流又促使中国的炼丹术逆向传入波斯和阿拉伯地区。这时的波斯已经伊斯兰化，伊斯兰教没有得道成仙、长生不老的观念，因此炼丹术在该地区成为炼金术——对金的崇拜使人们想把其他金属皆变作黄金。其实，炼金也是中国一些炼丹家们的目的。据中国学者曹元宇教授考证，阿拉伯语的炼金术（kimiyā，波斯语也用该词）一词正是源自汉语泉州方言“金液”的发音kim-ya，而炼金术从阿拉伯传入欧洲之后发展为现代化学，chemistry 一词又是源自kimiyā。多么奇妙的环环相扣！

炼丹服食之风在唐朝最为炽热，王公贵族、文人名士纷纷以此为时尚。由于金石炼成的仙丹多为砷、汞和铅的制剂，热性大，毒性也极大，因此向往长生的人们在食用了仙丹之后往往短寿。白居易诗云:“退之服硫黄，一病讫不痊。微之炼秋石，未老身溘然。杜子得丹诀，终日断腥膻。崔君夸药力，经冬不衣棉。或疾或暴夭，悉不过中年。”

也就是说，韩愈、元稹、杜牧、崔元亮这些唐代名士，他们的死因皆与服食仙丹密切相关。并且，历代因服食仙丹而中毒驾崩的皇帝也以唐代最多。唐之后，炼丹服食之事尽管从不乏人身体力行，但随着道教的由盛转衰而逐渐退去了热潮。

丹药又称仙丹，是古代方术之士用铅砂、硫磺、水银等天然矿物做原料，用炉鼎烧炼制成的药物。相传吃了丹药就可以百病不侵长生不老。因此，中国古代不少皇帝对丹药的追求乐此不疲。特别是到了唐朝，由于道教的兴盛，炼丹活动登峰造极。然而，由于丹药毒性很大，一些皇帝追求长生不成，反而丢了性命。唐朝从建立到灭亡290年间，一共有21位皇帝，其中至少有5位因服用丹药中毒丧命，他们是太宗、宪宗、穆宗、武宗、宣宗。

雄才大略的唐太宗年轻时曾嘲笑秦皇汉武迷恋方术和寻求丹药，但到了晚年由于身患重病，也开始服用丹药，最后因服用了中天竺方士炼制的“延年之药”，导致病情加重而死，享年仅50岁。中唐时期的宪宗本来也是一位不错的皇帝，曾力图中兴，可才活到40来岁就遍找长生不老的偏方。由于服用丹药中毒，数月不能上朝。虽然他最后是被宦官害死的，但如果不被害死，估计也活不了多久。唐穆宗即位后，惩办了为宪宗炼制丹药的方士，但他自己后来重蹈覆辙，服用丹药中毒，30岁就死了。唐武宗也是在30多岁的时候服丹药死的。武宗服药后，毒热难忍，脾气变得喜怒无常，临死前连续十天不能说话。唐宣宗是晚唐时期一位比较有作为的皇帝，有“小太宗”之称。他即位以后，立即杖杀和流放了用金丹毒害武宗的道士赵归真、轩辕集等人。但后来他也鬼使神差，开始服用仙丹。唐宣宗服用丹药后的症状与武宗相似，燥热不安，时值隆冬不敢穿衣。由于中毒太深，背上还长出了脓疮，最后带着金丹之毒踏上了黄泉路。

除以上5位外，还有几位唐朝皇帝也曾迷恋过丹药，只是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如唐高宗曾于开耀二年服食丹药；武则天晚年服用过道士胡慧超的丹药；唐玄宗也曾命道士在嵩阳观炼丹，安史之乱退为太上皇之后，仍念念不忘烧炼丹药之事。晚唐时期的文宗也曾服用过丹药，不过文宗服食了江湖术士出身的郑注炼制的金丹之后，不但没有像其他帝王一样被毒死，据说病情还有所好转，不知道是真是假。

唐朝皇帝前仆后继迷恋丹药，除了追求长生不老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为了治病。李唐皇族有一种叫“风疾”的遗传病。史籍中明确记载患此症者有高祖、太宗、高宗、顺宗、穆宗、文宗、宣宗。风疾现在通常被称为中风，发病急骤，死亡率高，常留有后遗症，很难治愈。高宗时期，皇后武则天之所以能掌握朝政，就是因为高宗患有风疾，难于操持政务。

唐朝皇帝用丹药治病，同当时的医学知识水平有极大的关系。因为炼丹在古代也属于医学探索的范畴。唐朝以前著名的医学家葛洪、陶弘景、孙思邈都同时是炼丹家。葛洪的医学著作《抱朴子内篇》中，有“金丹”、“黄白”二卷专门记述和总结如何炼制金丹仙药。陶弘景一生中进行了长达20年的炼丹试验，写出了《合丹法式》和《集金丹黄白要方》等多部炼丹专著。孙思邈的《千金要方》中也包含了不少炼丹法。由于这些名医在历史上声望极高，所以许多人对丹药深信不疑。

古代名医炼制丹药的理论依据是“假求外物以自坚固”。他们认为，人是脆弱的，要长生不老，必须找一种不朽、无变化、具有稳定性的药物作为支撑。草药虽能治病，但其本身会干枯、会腐烂、不耐烧，所以无法成为不死之药。而用铅砂、硫磺、水银等天然矿物炼制的金丹，入火百炼不消，入土千年不朽，入水万年不腐，如果能被人体吸收，就能起到坚固人体的作用。这种似是而非的理论确实很容易蒙蔽人。

中国传统医学是通过长期的经验积累逐步形成的，而经验积累基本上又是一个反复试错的过程，神农尝百草，一日之间遇七十二毒就是典型的试错。皇帝们服用丹药，实际上是方术之士拿皇帝们的身躯试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皇帝们的死对提高古人的医学认知还是起到了一点作用。正是通过他们的死，证明了“此路不通”，才使炼丹术后来逐渐没落。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炼丹在医学上是误入歧途完全失败，但长期的炼丹活动，却促进了古代化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少意外收获。如驰名世界的火药，就是唐代炼丹家发明创造出来的。炼丹家通过硫磺、硝石与炭混合燃烧现象的观察与实验，制成了黑色火药。唐代《铅汞甲庚至宝集成》关于“伏火矾法”的记载，是世界上最早的制造火药的实验记录。

谢选骏指出：“强盛的唐帝国势力达至葱岭一带，与西亚地区的贸易往来空前繁荣，源源涌进的波斯物产对炼丹术在唐代达至极盛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繁荣的文化交流又促使中国的炼丹术逆向传入波斯和阿拉伯地区。这时的波斯已经伊斯兰化，伊斯兰教没有得道成仙、长生不老的观念，因此炼丹术在该地区成为炼金术——对金的崇拜使人们想把其他金属皆变作黄金。其实，炼金也是中国一些炼丹家们的目的。据中国学者曹元宇教授考证，阿拉伯语的炼金术（kimiyā，波斯语也用该词）一词正是源自汉语泉州方言‘金液’的发音kim-ya，而炼金术从阿拉伯传入欧洲之后发展为现代化学，chemistry 一词又是源自kimiyā。多么奇妙的环环相扣！ ”——这岂不是说“化学起源于中国”的依据吗？

【50、加拿大与“中国”互相驱逐领事就像小学生打架】

《庄文浩事件：加拿大与中国互相驱逐领事》（2023年5月9日 BBC）报道：

加拿大外长乔美兰（Melanie Joly）乔美兰强调，驱逐中国外交官的决定已经过慎重考虑。

加拿大与中国就联邦议会众议员庄文浩（Michael Chong）在港家属怀疑被骚扰事件互相驱逐外交人员。

加拿大《环球邮报》（The Globe and Mail）上周援引加方情报文件称，中国外交人员在庄文浩发起有关新疆人权状况的议案后，遭中方针对，并搜集其在港家属情报，以便实施打击，阻吓其“反华立场”。

加拿大外长乔美兰（Mélanie Joly）星期一（5月8日）宣布，将被指与此事有关的中国驻加拿大多伦多总领事馆领事赵巍列为“不受欢迎人物”（persona non grata），并将其驱逐出境。

中国外交部继而在星期二（9日）午间宣布将加拿大驻上海总领馆领事甄逸慧（Jennifer Lynn Lalonde）同样列为“不受欢迎的人”，并限令她在5月13日前离境。

北京称加方驱逐赵巍属“无理行径”，“已向加方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加拿大外长乔美兰则称，加方“经过慎重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后，才作出驱逐中方外交官的决定。她重申加拿大不会接受其内政“遭到任何形式的外国干预”。

加拿大指控北京骚扰其港裔议员家属

特鲁多宣布调查中国干预加拿大选举 相关指控是什么

加拿大军方称发现中国在北极进行监视活动的证据

习近平“教训”加拿大总理视频告诉了我们什么

稍早前，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发表声明称，渥太华是“基于个别政客和媒体所谓‘中国干涉加内政’的谎言”驱逐其领事，“这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违反中加双边相关协定，蓄意破坏中加关系”，“严重损害中国外交领事人员合法权益”。

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也分别发表声明反驳渥太华政府称：“加方无中生有、以己度人，诬称我馆领事官员干涉加内政……是赤裸裸政治挑衅，注定不得人心。”

据中国驻加拿大多伦多总领事馆官网，赵巍是领馆政新领侨处的政治与新闻负责人。《环球邮报》报道称，赵巍被委派负责搜集有关庄文浩的情报。

另据网上资料显示，甄逸慧为加拿大驻上海总领事馆政治、经济和公共事务领事。中国外交部公告并未交代为何选择驱逐甄逸慧。

乔美兰在Twitter上转发其书面声明称：“我们依然坚信，捍卫我们的民主至关重要。”

谁是庄文浩？

庄文浩目前是在野加拿大保守党的影子外相。

庄文浩1971年生于安大略省溫莎市（Windsor， Ontario），父亲于1952年从香港移民加拿大，靠勤工苦读成为医生，曾任职护士的母亲则是来自荷兰的移民。

庄文浩加入了加拿大保守党，2004年首次当选联邦议会众议院（下议院）议员，曾在总理哈珀（Stephen Harper）任内担任部长。他目前是保守党影子内阁外长，也是众议院加中关系特别委员会副主席。

2021年2月，加拿大下议院投票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一项议案称，中国对待维吾尔少数民族的手段是“种族灭绝”，庄文浩是议案发起人。同年3月，加拿大联同英美等国就新疆问题制裁中国，中国外交部宣布反制措施，制裁庄文浩等人。

根据中方制裁令，庄文浩被禁止入境中国大陆及香港、澳门特区，禁止中国公民及机构同庄文浩交易或往来。庄文浩其后在BBC中文的专访中说：“我视（中共的）制裁为一个荣誉的标记。”

加拿大《环球邮报》5月1日报道，根据CSIS的一份情报以及知情人士说法，庄文浩在发起新疆议案后即被中国当局针对，其目的是要透过对付庄文浩做到“杀一儆百”，阻吓他人采取反华立场。

报告也指出，中国视身为“五眼联盟”成员的加拿大为首要情报目标之一。

庄文浩4日表示，CSIS已向他通报情况。他在一份声明中说：“与许多加拿大人一样，我在海外有亲戚。（中国）针对这些亲属得以恐吓和胁迫本土加拿大人，是严重的国家威胁。”

相关报道和庄文浩本人都没有透露更多细节。

特鲁多称他是在《环球邮报》报道发表后才得悉事件。他说：“CSIS认定这事情没有必要向上汇报，因为它还不够严重。”

今年3月，特鲁多宣布对中国“干预加拿大近届大选”展开独立调查。中国否认对选举有任何干预，称相关的指控“完全是子虚乌有，无稽之谈”。

同样在3月，加拿大皇家骑警证实在调查魁北克蒙特利尔（Montreal， Quebec）两处疑似中国“海外警察局”。中方否认有关设施为“海外警察局”，称实际上是“服务中心”。

谢选骏指出：加拿大与“中国”互相驱逐领事，就像小学生打架——双方都没有多大力气，所以不会闹出多大动静。

【51、解散中华人民共和国】

《官媒：我们要为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开展道义准备》（环球时报/联合报 2021-06-05）报道：

我们在下大棋，民进党当局不配做棋手，我们更应把它看成棋子。

日本124万剂阿斯利康疫苗星期五运抵台湾，蔡英文等台湾政客不吝对日感谢之词，还让台北101大厦用灯光滚动打出感谢日本的话语。更有甚者，台湾“国安”部门还罕见地描述了以绝密方式获得这批日本疫苗的“十日宁静作战”。

谢长廷对着运送疫苗的航班鞠躬致谢。图自谢长廷脸书

另外美国分配疫苗计划里边有台湾的名字，还不知道能得多少剂，蔡英文和台“外交部”已经忙不迭地表达感谢。

然而日本运到台湾的阿斯利康疫苗是日本自己也没敢实际施打的存货。这款疫苗因导致血栓的风险也同样被美国等多个国家迄今排除在使用之外，美国捐出的也主要是这款疫苗。台湾近日连续发生三例接种阿斯利康疫苗后出现血栓的病例，增加了岛内一些民众的担心。

民进党当局在疫苗问题上严重哈日哈美，其低三下四的样子，与他们断然拒绝接受大陆得到世卫正式推荐的疫苗形成鲜明对照，这让很多大陆网友很不舒服。加上一名台湾确诊患者得以搭乘台湾立荣航空的班机飞到大陆的厦门，大陆网友本来已很愤慨。两件事叠加在一起，形成互联网上的情绪共振。

大陆网友的不悦和愤慨完全是正当的，民进党当局如今铁了心与大陆对抗，死抱美日大腿，很多大陆人都希望立即给他们一个决定性的教训。相信民进党当局通过互联网看到了这一切，他们当然担心，网上的舆论会否对大陆的实际对台政策产生某种影响？

我们想对大陆的公众说，随着大陆力量日益强大，军事投射能力早已覆盖环台湾岛地区，如何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动权逐渐被大陆牢牢攥在了手中。岛内“台独”势力对此非常清楚，他们实际上已经陷入惶惶不可终日的阶段，他们现在宣扬“台湾位于抵制中国扩张的前线”，是试图博得美国“死保”承诺的孤注一掷。

中国大陆与台湾完全不在一个力量级上，台海的真正博弈也早已不是以两岸之间的斗争作为主线索了。在中国西太平洋的战略大棋盘上，台当局能够占的位置越来越小，大陆方面决不会把注意力放在与民进党当局搞意气之争上。后者什么态度会影响我们的做事方式，但绝对影响不了中国大陆以实力为基础在西太平洋的战略构建。

民进党当局已经几乎不可救药了，大陆的对台政策再无需顾及他们作何反应。我们更要针对台湾广大民众，同时也要在西太平洋乃至整个世界增信立威，为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开展道义准备。我们在下大棋，民进党当局不配做棋手，我们更应把它看成棋子。

在大陆军机早已绕台飞行并且越过“海峡中线”之后，民进党当局这只惊弓之鸟会越来越歇斯底里。他们要搞出一些小动作来自我鼓舞、壮胆，向美国递各种投名状，以求其政权苟延残喘。大陆公众在这种时候一定要相信国家，支持由政府来主导对台斗争的具体一招一式。

台湾早已被大陆的重力场彻底俘获，无处可逃，接下来是让统一的具体操作与中国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协调，促进我方利益的最大化。看上去很痛快并非这一战略考量的优先项，中国实际利益的多增加多兑现会在坚持统一这个大目标下受到更多重视。

旧文新读 2020-09-11 台湾《联合报》

环球时报总编辑：做好军事和道义准备“就该放手一战”

尽管中印两国外长10日在莫斯科会面时达成共识，不让两国分歧上升为争端。但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11日仍撰文鼓吹，只要做好充分的军事准备和道义准备，大陆在不得不战时就可以放手一战，做一个“敢战”的国家。

胡锡进周五发表的评论称，“中国人不想打仗，但我们与数个周边国家有领土纠纷，美国鼓励它们同中国对抗，其中有些国家觉得战略上有机可乘，对中国态度横横的，以为中国在美国战略压力下不敢、不愿、不能与它开战，所以想火中取栗。还有台湾方向的问题。中国大陆卷入一场战争的风险严重升高。”

文章表示，“实际情况往往是，我们越不想战争，上述困境就会越严重。所以中国社会必须有为守护国家核心利益不得不战时坦然投入一场战争的真正勇气，承受因此而导致的代价。那样的话，中国的综合实力才能切实转化成为对各种挑衅者的有效战略威慑。”

胡锡进表示，“只要战事是与目前这几个有领土摩擦的周边力量开展，我们都有把握。如果与美国开战，只要是在中国近海打，我们取胜的把握也比较高。”

他指出，要与周边某支力量开战前，中国要确保在道义上站得住脚，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对方是现状打破者，事实要确凿无疑。

二、对方是复杂局势中的挑衅者，我方是被挑衅者，事实也要非常清楚。

三、我方在开战前为挽救局势做了艰苦的外交和政治努力，要让国际社会有目共睹。

四、战争的第一枪是对方开的，而不是我方开的，国际社会对此是清楚的。

五、极端形势下，如果我方要开第一枪，需要事先发最后通牒，堂堂正正地开启正义战争。

胡锡进说，若能做到前述几点，中国在不得不战时就可以放手一战。他强调，中国必须是一个“敢战”的国家，而这种敢战是建立在实力和道义双重基础之上的，如此才能积累世界对中国的尊重，直到有一天，达到“不怒自威，不战而胜”。

谢选骏指出：“要为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开展道义准备”？很好。那么，如何为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开展道义此是最好的方式呢？在我看来，那就是“解散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苏联卫星国制造了台湾问题——本来，台湾问题在1945年已经解决了的。

【52、两岸中国分裂分治七十三年足证“现代南北朝”的存在】

《拜登：中国若武力犯台 美军将防卫台湾》（2022.09.19   自由亚洲）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上个周末公开表示，如果中国武力犯台，美军将会防卫台湾。拜登同时强调，美国的“一中政策”没有改变，也不会鼓励“台独”。拜登有关台湾问题的最新表态，引发各方舆论关注。

美国总统拜登接受CBS专访表示 若中国侵台 美将捍卫台湾

美空军上将：美核武可吓阻侵台

美中情局副局长：习近平要解放军2027年前具武统台湾能力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60分钟》（60 Minutes）访谈中，主持人问拜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否知道你对台湾的承诺？”拜登回答：“中美两国在很久以前签署一份协议，那就是‘一中’政策，并且让台湾对‘独立’问题做出自身的判断。但美方对台湾独立，不会采取行动、也不鼓励。”

主持人继续追问，“美军是否会保卫台湾？”拜登给了这样的答案，“是的，如果真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攻击。”（Yes， if in fact， there was an unprecedented attack.）

这一段专访恰逢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之际。节目里提到，很多人担心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可能会激发中国攻击台湾。节目说明，从1979年以来，美国的政策是“认知”（recognize）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对美军是否会捍卫台湾的民主政府保持沉默。

《60分钟》节目提到，在采访白宫官员后被告知，“美国的政策没有改变。 美国官方不会说美军会不会保卫台湾。”但美国三军总司令有自己的看法。

主持人：“跟乌克兰不同，需要厘清的是，如果中国入侵，美国军队的男女将士将保卫台湾？”（Unlike Ukraine， to be clear， sir， US forces， US men and women would defend Taiwan in the event of a Chinese invasion？）

拜登：是的（Yes）。

“主持人的用意很清楚，要排除口误，所以追问。我想，拜登态度已经很‘清晰’。”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及资源研究所所长苏紫云接受本台访问时，这样解读拜登的谈话。

美国总统拜登接受CBS“60分钟”节目专访时被问及，如果中国武力犯台，美军将会防卫台湾吗？拜登给了明确肯定的答案“Yes”。（截图自CBS）

苏紫云指出，访谈里讲的“男女将士”是美国这20年政治文化常用的词汇，很清楚指的是军队，不只是后勤补给，而是军队直接协防台湾：“走向‘建构型清晰’，意指仍维持‘一中’政策，不支持‘台独’，但是底线就是阻止武力改变现状，现在把军队讲出来。”

他认为，“建构型清晰”是指包括拜登总统乃至国防部长奥斯丁（Lloyd Austin）在香格里拉会议曾宣示，反对武力改变台海现状的决心。美国参谋联席会议主席米利（Mark Milley）也曾表达有能力阻止解放军。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奎利诺（John Aquilino）也表明有能力确保台海现状的维持等，都在在显示美国对台立场。

美国德州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与当代语言学系系主任叶耀元对本台表示，美国所谓的“战略模糊”是指在表面层次，美国不会把保护台湾与否说清楚；但行为本质上，美国内部认定，如果发生战争就是会保护台湾。

“拜登政府对台海政策可能是没有改变，只是他说清楚而已。他把我们过去认为可以诠释的战略模糊，改成战略清晰。”叶耀元说。

“在拜登心目中，已经好几次记者问他类似问题，他的答案都非常相似。基本上，他比过去美国总统的答案更加明确。”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副教授李大中认为，拜登一直讲同样的话，至少表示他的心中是这样认定。

拜登上任先后三次承诺防卫台湾

拜登今年5月赴东京访问，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记者会时也曾被问及，是否愿意武力介入保卫台湾？拜登总统点头称，“我们对此有承诺。”（That's the commitment we made.）

去年10月，拜登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一次与民众的对话会上被问到，是否能郑重承诺保护台湾？他回应，“是的”、“我们有承诺那么做。”

对于拜登再度重申美国政府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19日表达诚挚感谢，“自拜登政府上任以来，已一再重申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尤其今年8月以来，中国无端在台海地区升高军事挑衅，拜登政府已经多次以公开发言及具体行动力挺台湾，展现对台湾坚定支持。”欧江安做上述回应。

拜登承诺美军防卫台湾 对北京传递何种信息？

苏紫云指出，以往很多人认为该保持“战略模糊”，不要刺激北京。直到《台湾政策法案》在美国参议院外委会通过，还有人持同样主张。但是，华盛顿近20年结构性转变，拜登谈话传递明确吓阻讯号。苏紫云表示，“基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震撼，现在主张‘战略清晰’这一派比较获得支持，最后总统自己拍板定案。”

李大中提到，有部分人士认为，假设中国要武力犯台，美军不同形式的介入和干预早就在他们的想定里，也就是美国说的模糊或清晰。但是对中国而言，一定料敌从宽，设想美军会进来。

李大中：“这个议题比较麻烦的是，你永远不会知道美国的做法是什么，除非等到那一天。而且，等到那一天就代表之前的吓阻都失效。不管模糊、清晰，目的就是要遏制战争。”

美国对周边盟友传递安全承诺

叶耀元提醒，美国此举也给台湾周边的日韩等国传递信息：美国认真看待与中国的竞争，重视印太地区和平，也就是第一岛链不可被攻破。美国还是要继续海洋霸权，这件事情没有明显的改变。

中国国务院台湾办公室发言人朱凤莲则就此回应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慎重处理涉台问题。她重申，“正告民进党当局， ‘倚美谋独’，死路一条。”

谢选骏指出：美国一度拥抱“一中政策”，现在又开始承认“两岸分裂分治的现实”——这说明“两岸分治七十三年”足证“现代南北朝”的存在。

《日本前防相岸信夫：台湾若遭侵略 日本……》（中央社 2022-09-20）报道：

日本前防卫大臣岸信夫接受日媒专访时说，台湾一旦遭受侵略，日本不光会被卷入，也可能变成侵略时的垫脚石或踏板。

日本读卖新闻9月19日报导，负责日本国家安全保障领域的首相辅佐官（首相顾问）岸信夫接受专访谈到台湾情势时说，两岸军事平衡已变成对中国方面有利，共军在台湾周边活动也更加频繁。

岸信夫说，日本跟台湾距离很近，冲绳县的与那国岛跟台湾更是近在咫尺，"考量到台湾一旦遭受侵略，日本不光会被卷入，也有可能变成侵略时的垫脚石或踏板"。他认为，日本要主动积极思考能做什么，也有必要在日美间确实进行协商。

谈到日本国家安保战略修订时应重视的地方，岸信夫说，日本必须同时与中国、俄罗斯及北韩进行三面对峙，"放诸全球，可能只有日本被如此强大的军事力量所包围"。他说，必须要认知到日本防卫能力的脆弱，并进行国家安保战略的修订。

自卫的目的即是要对抗武力攻击，岸信夫说，所以在保有反击能力的同时，也必须发挥吓阻力。日本的飞弹防卫非常耗成本，对于敌方可能对日本发射的廉价飞弹，日本必须用高价的弹道飞弹防御系统来因应。

对于日本国防预算以国内生产毛额（GDP）2%为目标大幅增额，岸信夫表示，这是展示保卫国家决心的必要之举，如果不能确保这种规模，将很难健全日本的防卫。

日本目标在5年内彻底加强国防能力，日本防卫省（国防部）2023年度预算概算要求额约5.6兆日圆，创下新高。

网民嚎叫：

teddy153153 发表评论于 2022-09-20 05:33:00

日本鬼子时刻不忘记自己的侵略战争历史，好好反思就行了，扯别的东西就是欠揍

LISP 发表评论于 2022-09-20 05:31:08

美国希望日本充当乌克兰的角色。这样，既可以和中国打仗，又可以避免核战争（核国家之间不能直接开战，国际潜规则）。美国承诺给日本的利益可以有以下要几点：

1. 战后（日美胜利以后）日本托管台湾，实际拥有台湾主权

2. 战后日本可以拥核

3. 战后日本可以成为正常国家，拥有完全的军事能力

长剑倚天 发表评论于 2022-09-20 05:17:09

日本人敢轻举妄动？自己都承认，三面强敌，只有一面是大洋！不想灭国，日本还是老实点比较好，不要再被和平一次吧。k就美国那三万兵，能同时对抗中俄朝？天方夜谭嘛！

还是老李 发表评论于 2022-09-20 05:09:56

kelvin219 发表评论于 2022-09-20 05:04:17 台湾海峡只有两百公里左右，干嘛要迂回千里之外的冲绳作为垫脚石

========

与那国岛就是冲绳的，你量量这儿离台湾几公里

不重复的用户名 发表评论于 2022-09-20 05:09:16

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当车辙，不知其不胜任也。

kelvin219 发表评论于 2022-09-20 05:04:17

台湾海峡只有两百公里左右，干嘛要迂回千里之外的冲绳作为垫脚石？

blueberry0 发表评论于 2022-09-20 04:59:41

中俄邪恶轴心挑衅，只会激起民主世界力量的加强

Deepspace_01 发表评论于 2022-09-20 04:58:36

大陆台湾统一只能是和平的。台湾不想统一，就不能统一。武统是人类价值的反动。打倒反动派！

相信事实 发表评论于 2022-09-20 04:51:48

5mslj 发表评论于 2022-09-20 04:49:36

台湾年轻人越来越拒绝统一

===

这就是不可能和平统一的根源啦。想挨揍，很容易

大阪书生 发表评论于 2022-09-20 04:51:27

岸信夫说话没人信！中央社还不知道？白天不知夜的黑！

layzucb 发表评论于 2022-09-20 04:50:39

当年国共对倭寇太仁慈了，所以日本才会还有像相岸信夫这样的人

相信事实 发表评论于 2022-09-20 04:50:03

中国统一关日本屁事？

5mslj 发表评论于 2022-09-20 04:49:36

Bslrim 发表评论于 2022-09-20 03:50:10

楼下怕是太久没去台湾了，以前，台湾从来没想过统一这个选项，台湾人天然觉得自己是台湾人，跟中国没关系，被大陆统一像韩国加入朝鲜一样是比较可笑的。现在，统一是台湾人，尤其是台湾年轻人的一个选项，你可以选择统一也可以选择不统一，台湾也有了统一党，这就是现实。

————————————

台湾年轻人越来越拒绝统一。听说统一党就是几个老头，在台湾挥舞中共红旗，盼着中共早日攻打台湾。他们人数有一个连吗？天天做着马年梦。

加拿大小毛驴 发表评论于 2022-09-20 04:47:21

人家日子过得好好的，你非得上门武力霸占。全世界都在盯着你看呢，就看你有没有那个胆儿。你不打台湾你怎么灭亡，我们期盼你早点疯狂早点入坟场。

大头鱼001 发表评论于 2022-09-20 04:21:36

如果台海出现状况，日本肯定第一时间介入，甚至早于美国，日本等这个机会已经等了很久了。

搦战 发表评论于 2022-09-20 04:12:05

岸信夫这是在说美国吗？否则好像进攻台湾不需要以日本为跳板。如果是美国，那用侵略两个字也是很贴切的。

FollowNature 发表评论于 2022-09-20 04:03:00

大陆与台湾是统一，不是侵略。小日本对中国的战争才是侵略。

rainstorm 发表评论于 2022-09-20 03:59:23

悍然发动战争，对于独裁者的风险是巨大的。俄国最近打得那个奶奶样，其实别笑话人家。他们压力太大，国际全面制裁，国内激情过了，战损连连反战情绪渐高。而乌克兰却援助不断。别忘了，俄国可是近似连续作战的国家。虽然打得都不咋滴，可是毕竟这些年没闲着。可我王师，数十年承平日久……面对外军最激烈的就是推搡和大棒子。真要上去练练吗？自大是要命的。

Bslrim 发表评论于 2022-09-20 03:59:07

楼下maina，问题是，日本为什么不能选择自保和中立？英法打了几百年，不知道屠杀了多少对方的平民，士兵，现在不也一样握手言和？日本为什么一定要在中美选边站，而不是自己强大起来，利用地理位置优势，平衡中美？土耳其可以一边加入北约，一边买俄罗斯石油，印度可以一边加入美印亚太防御体系一边在上合组织和中俄做生意，为什么日本一定要选择亲美灭中或者亲中灭美？独立自由才是正常国家。

Bslrim 发表评论于 2022-09-20 03:50:10

楼下怕是太久没去台湾了，以前，台湾从来没想过统一这个选项，台湾人天然觉得自己是台湾人，跟中国没关系，被大陆统一像韩国加入朝鲜一样是比较可笑的。现在，统一是台湾人，尤其是台湾年轻人的一个选项，你可以选择统一也可以选择不统一，台湾也有了统一党，这就是现实。

speedway 发表评论于 2022-09-20 03:50:00

倭人狼子之心，总是各种籍口.难道还在想大东亚共荣圈.

maina 发表评论于 2022-09-20 03:48:00

如果美国要求日本介入，那日本就没有别的选择，即便有被灭国的危险也得介入。因为日本要考虑的不是介入会怎么样，而是不介入会怎么样。如果怕被灭国而拒绝美国不介入的话，那么等台湾被中国拿下以后，钓鱼岛给不给？不给就灭你，琉球给不给？不给就灭你，冲绳给不给？不给就灭你。而前面拒绝了美国，美国也不会再帮你日本，且台海失利的美国也没余力帮你。也许介入台海战是找死，不介入就是等死，但乘美国还健在，找死的存活率远大于等死。

洋知青 发表评论于 2022-09-20 03:26:08

台湾在美国人眼里是棋子，在中国人眼里是神圣领土，在西方眼里是中国的软肋，在一尊眼里是连任的筹码，在台独眼里是分裂，在傻红眼里是舔皇的借口，在俄罗斯眼里是其获利的机会。两个“中国政府”都想用其为自己利益服务，可是哪个是真正为了中国？哪个是为中国利益着想？各人眼里的台湾不同，观念也不同。所以别把新皇看做统一的必须，他不配。一个为自己连任而不惜破坏一国两制的人有什么资格当做统一台湾的希望所在？

洋知青 发表评论于 2022-09-20 03:25:00

台独特感谢大救星习近平:

1 他让台独从弃子变棋子，让美国人重视。

2 他让台独不再恐惧一国两制，不怕哪一天被台湾人自己卖了。

3 他让台湾人统一思想抗拒统一，不想做下一个香港。

4 可以公开从美国买武器，不用再偷偷摸摸。而且价钱好，不再是残次品。

5 他让中国一天不如一天，没了统一的本钱。

共产党员毛泽东造成两岸分离，共产党员李登灰创立了台独政权，共产党员习近平拯救了台独。这三人可以说是台独三杰！

Nosohard1 发表评论于 2022-09-20 03:15:09

希望日本捲入，大陸一下子把小日本連同台灣問題解決了。

饳崆 发表评论于 2022-09-20 03:14:29

对付导弹应该很快就有耗资合理的应对方案了。需要耐心，需要科学。

谢选骏指出：两岸中国分裂分治七十三年足证“现代南北朝”的存在——将近五十年前，1975年，当我从“毛泽东特赦战犯”的动作，把握到了历史的脉动，从而第一次提出了“现代南北朝”的理论。那个时候，大家都笑话我，认为台湾力量太小，根本不足以构成大陆的对等力量……但我却通过文明周期的研究，力排众议！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分裂中国的蒋毛二狗及其党羽，不过是历史漩涡里的小小泡沫罢了。

网文《1975年3月17日 特赦全部战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门户网站 2011-03-17）报道：

1975年3月17日，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决定，特赦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并给予公民权。2月27日 毛泽东指示对在押的战争罪犯一个不杀，全部释放。他说：“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怕。这些人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在具体政策和待遇方面，他特别交代：“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一百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3月17日，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次会议，讨论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所提出的建议，决定对全部在押战犯实行特赦，并给予公民权。这个决定由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这次特赦的战犯共293名。至此，在押的战争罪犯，全部处理完毕。此前，1959年9月1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曾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决定在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时，对经过一定期间劳动改造、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实行特赦。同日，刘少奇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

谢选骏指出：毛泽东临死特赦了他的俘虏，因为他知道自己不过是个“分裂中国”的罪魁祸首——他因此不得不放走了现代南朝“国民党政权”的战犯和败将；可怜这些人渣却被台湾拒之门外，只能流落到香港与澳门；因为港澳以及海外华人世界也算广义的现代南朝了。毛泽东统一不了中国，还想通过“统战”进行渗透，结果却碰了一鼻子灰——这个猫择洞，连秦始皇的兵马俑都不如啊。

【53、两个中国的魔幻故事】

《魔幻的真实故事：两个百年世仇村决定和解》（中国新闻周刊 2023-12-13）报道：

无人机在槎桥村的杨氏宗祠上方盘旋，画面里，一切都是红色的。

祠堂的天井被红色的天幕覆盖，大红的地毯从杨氏宗祠向东铺展，经过仙桥学校门前的空地，延伸到村口。男人们统一穿着红色的Polo衫，在红色的充气彩虹门下往来穿梭。年轻人敲锣打鼓，四个人列成两队，扛起一块刻着“睦邻友好”的牌匾。

一辆丰田考斯特在彩虹门前停了下来，16名身着暗红色唐装的高美村黄姓老人下了车，前往200米外的杨氏宗祠。行进路线是几天前就确认过的，要符合“左青龙、右白虎”的风水讲究。

无人机拍不到的地方，片区民警和交警在周边巡逻。这天是2023年10月1日，国庆节。日期是精心选定的，两个总计拥有三万多人口的潮汕村庄——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槎桥村、高美村——要在这天化解祖先在两百年前结下的仇怨，从此可以通婚。

同一时间，16名穿着同样暗红色唐装的槎桥村杨姓老人也正在行向高美村的黄姓宗祠。“对等”是双方必须严格遵守的规则。前几天，有村子试图用价值百万的豪车运载访客，被勒令禁止，大家这才把车辆统一换成丰田考斯特。

仪式的每一个细节都经过了反复的推敲，无论是仪式的时长步骤、老人们的服装、彩虹门的尺寸、伴手礼的价值抑或往来的人数。对他们来说，这是个大事。

结成世仇

杨燕填是槎桥村党委书记和村委会主任，协调槎桥7个自然村、1.2万村民的公共事务（其中有1.1万人都姓杨）。大宗族的事又多又琐碎，到杨燕填家找他议事的村民络绎不绝，三四个不同的议题，同时聚在他家的茶桌上，等他开口。

他也曾在生意场里翻滚过。篮兜村紧邻槎桥，拥有揭阳城乡接合部最繁忙的一条街。当地人自诩这里曾是中国最大的废弃金属回收加工聚落，如今仍密密麻麻地排布着各种为小型加工厂配套的机电产品铺面。杨燕填的铺子挤在其中，代理产自上海的电焊机。做了村干部，他分不出更多精力，生意交给了妻子打理。

53岁了，人生走了半辈子的杨燕填还能清楚地记得父亲向他发出严肃警告的那个下午。这个为了村里事务常常皱着眉头、一双眼睛瞪得滚圆的男人，脸上出现了罕见的迷茫。

放了学，孩子们在一起玩，邻村高美的黄姓小孩也在其中。父亲突然走近：“可以跟她们一起玩，但婚姻就不要了。”还在读小学的杨燕填懵懵懂懂，但能感知到禁忌中夹带的恐惧。长大后，他遇到过不少高美村的黄姓女孩，从没动过恋爱的念头。

等杨燕填这代人成了父亲，违逆和反抗依然不可想象。每个人都能说出几个“棒打鸳鸯”的故事，杨燕填记得大龄未婚的弟弟难得喜欢一个女孩，媒人去说和，女孩答复：“我是高美的黄姓哦，婚姻恐怕不行吧。”

每个人也都能说出几个“某某执意嫁到高美，姻缘最终不得善果”的事例。没人会将之归咎于伴随“世仇”自然发生的社会排斥，他们更愿意相信，“不得善终”恰恰应了祖宗的毒誓和诅咒。

相信和顺从之下，很少有人会问“为什么”。杨燕填碰到过一个例外。数年前，读高二的女儿突然把一个高美村的男孩带回家，男孩离开后，杨燕填告诉女儿：“可以交朋友，不能谈婚姻。”女儿当时有什么情绪？杨燕填的记忆里一片空白。

“伤心哦，当然伤心了。可是没办法，跟那边通婚的很少，嫁过去都没有好结果的。”妻子郑拥华坐在丈夫身旁，一张脸皱作一团。

“那个男孩子不错的。”杨燕填不觉得自己做错过什么，但语气里透着惋惜。“后来他又来过我这里两三次，一坐就好长时间，一直问，叔叔，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杨燕填也没有标准答案。槎桥村上一任村党委书记杨继波曾翻查过两方的族谱和其他历史资料，都没能找到关于仇怨何以结成的记载。但大家有一个模糊的共识，“当年就是为了争一点儿土地，或者一个灌溉水源”。

在他们的认知里，世仇实在是潮汕相邻村落之间再普遍不过的现象。揭阳人欧俊勇是韩山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的副教授，他长期在家乡调查研究宗族社会的运作机制。他发现，结成世仇的，通常是一村一姓的单姓村。

欧俊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数百年前，为了避免聚落内部发生矛盾，方便自我管理，潮汕地区的宗族构建者们逐渐选择了一村一姓模式。但清朝乾隆和嘉庆年间的人口快速增长，给一村一姓模式带来了新问题。“宗族最关键的目标就是繁衍。土地是有限的，而人口持续增长，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更多，村落之间的边界就紧张了。”

欧俊勇发现，单姓村落矛盾形成的模式有四种：资源争夺、家庭纠纷、大姓对小姓的压制以及卷入历史大事件。不过，根本原因还是人地矛盾。

“环境变化了，现在的人可能很难理解当时的情况。当年村子之间的矛盾，实质就是对生产资料的争夺。用来灌溉的水源，被你截过去，我这里可用的就少了，就会影响我的水稻产量。在我小的时候，村民晒稻谷也要分区域，如果你占了我的场地，也会产生矛盾。”仙桥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榕城区驻仙桥街道帮扶工作队队长杨贵彬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究其因由，乃当时之朝廷、官府腐败，官师乏力控制乡村社会，乡村缺乏正统文化的劝导训诲，族与族间百姓有不平事时，未能得到及时公平劝导化解，发生小摩擦小纷争，又乏和解劝处，导致东起西火，甲唱乙和，纷争搅扰难以止息，因小忿而害大义，构怨而毁其联婚之约。据《潮汕史》记载。宋、元、明、清时期，整个潮汕地区均有类似情况出现。”杨继波这样理解。

资源有限，人口众多，宗族要争夺对周边的控制权，冲突最激烈的地方，曾经出现过异姓宗族之间使用火炮等武器的械斗。欧俊勇说，一些村庄为了避免族人伤亡带来赡养孤寡的麻烦，会从外部雇佣不被父母在乎的“浪仔”。“浪仔”伤亡，向其父母赔钱了事。

而有世仇的两村也并非完全隔绝，限制仅加诸后代的婚姻，“没有婚姻，就断绝了两边人家形成紧密关系的可能性。两边争斗，就少了许多麻烦和顾虑。”欧俊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和解受挫

两百多年过去了，农田已经变成密密麻麻的钢材、塑料和鞋服加工厂，壮年男性依靠办厂获取财富，养活一家老小。在槎桥村和高美村，还依赖农耕生存的人不多了，让祖宗在祠堂里立下毒誓的资源争夺早就不重要了。事实上，由于被拆分成了美西与美东两个行政村，就连高美村也早就不存在了。

越来越多的世仇村和解了。普宁市的北山村与果陇村、揭东区的池渡村与山美村、汕头的家美社区和西岐村、欧俊勇的头脑中有一个长长的世仇村和解名单。

但据欧俊勇观察，年轻人的情感需求从来都不是推动世仇村和解的主要原因。改革开放后，借助区位优势，粤东地区有许多村庄都发展起自己的轻工业，不再依赖山林土地。已经致富的乡贤们深刻地认识到，交流、合作能带来难以估量的资源和财富。

“过去认为是根本矛盾的东西不存在了，伴随城镇化，村与村的边界也越来越模糊，相邻的村庄之间反而可以优势互补。大家一起发财，世代恪守的祖训自然就要被废除了，和解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欧俊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在槎桥，杨继波是最早公开提出和解的人。2014年9月，杨继波受邀参加揭西县杨氏宗亲参与的杨、林、侯三姓“睦邻友好”庆典。曾结下世仇的宗族一起敬告祖宗，互赠“睦邻友好”匾额。

杨继波受到启发，彼时他刚调任槎桥村党委书记和村委会主任半年。槎桥人口众多，7个自然村人心不齐，这个曾任仙桥街道文化站站长的槎桥人正为如何管理村落而犯愁。“这样的事情百利而无一害。”杨继波自信找到了一条归拢人心的捷径。

他找到杨氏宗祠理事会会长杨东河，话刚起了头，就遭到了对方的反对。杨东河觉得，这是槎桥与高美的事，而明明槎桥村内部还面临着更多更紧迫的问题，他最想解决的是村内祭祖队伍的行进路线受到干扰的问题。

繁衍至今已历四十代，最让杨氏族人引以为傲的，就是始祖杨绘。杨氏宗祠中，供奉着这位被苏轼亲切地称作“元素兄”的朝廷大员的牌位和画像。

每年冬至日前三天，上午巳时，族人在杨氏宗祠开始一年一度的祭祖盛事。杨东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除了留在槎桥的族人，分散在东南亚、香港及潮汕其他区域的杨氏族人数量有百万之众，而他们正是依靠杨氏宗祠来确认自己的来处和归属。因此，祭祖不仅是槎桥杨氏族人的盛事，也是所有认祖归宗的杨姓族人的盛事。

“对于一个传统村落，最重要的就是祭祖、拜神的活动。”欧俊勇说，在识字率很低的传统社会，经验是宝贵的资源。只有亲身参与过仪式的年长者，才掌握宗族的发展历史和祭祀的礼仪。在潮汕地区，像杨东河这样在村中拥有威望、掌管宗祠祭祖事务的老人群体，被称为“老人头”。

“在村庄里，话语权掌握在辈分高的人手里。有声望、有文化、公道正派的长者，往往扮演宗族公共事务决策者的角色。”欧俊勇发现，两委干部、代表传统的老人组和乡贤群体，如果这三种力量配合得好，一个村落很快就可以发展起来，但如果他们之间存在纷争，村落的发展就会有一些问题。

杨东河想解决的问题，主角是槎桥村内的两个自然村，东光、斗门，两村内部有许多矛盾，磕磕绊绊至今，斗门的村民不允许祭祖的队伍经过斗门，而东光的村民则以不允许斗门老人出殡的队伍经过东光的方式反制。

矛盾也延伸到了宗祠理事会。杨东河来自东光，一位来自斗门的“老人头”与他曾发生争执，两方各不相让，互不来往。对方拒绝参加宗祠理事会会议很久了。杨东河希望这一局面能有人出面化解。

因此，当杨继波提出要与高美村和解时，杨东河反问：“家里的事情都搞不好，怎么搞外面的事？”可在杨继波看来，世仇和解是以整个村庄和宗族的名义，打破祖宗的誓言和解，获得“老人头”的支持是必须的，“一句话就把我给堵回去了”。事情就此搁置。

再提和解

九年后，再次将世仇和解提上议程的，是仙桥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杨贵彬。

杨贵彬也是槎桥人，两年前，从榕城区调任仙桥街道，他的另一重身份，是驻仙桥街道帮扶工作队队长，负责乡村振兴工作。今年7月，揭阳市委、榕城区委第三巡察组到仙桥巡视，提出要“为民办实事”。仙桥街道领导班子开会时，杨贵彬在众多事项中挑中了促成两村和解。

“过去我们到基层走访多少有所耳闻，街道领导班子内部也曾沟通过，所以等我再提出来，也得到街道主要领导的支持。”杨贵彬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些党员干部会认为这是民众自己的事，我不这么认为。基层治理涉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村子能有一个和谐的氛围，就能促进我们基层治理继续做实一些事。软环境是非常重要的支撑。”杨贵彬有自己的判断。

杨贵彬听说2014年曾有过尝试，于是他着手了解，当年究竟“堵”在了哪里，“潮汕地区的老人家受宗族观念，特别是祖训的影响非常大，对于咒语，他们不敢轻易打破。此外就是大村内部的一些小矛盾。还有一些干部会认为，这是老人的事，宗族的事”。

得知杨东河的事，他请杨继波推荐一个“既与老人家亲近、思想上又能与我们接轨的人”，杨继波举荐了杨东河的侄子杨少育，他是当地蓝天救援队的队长，又是揭阳市人大代表。

“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作为蓝天救援队队长，杨少育要协调600名不同背景、性格的队员，深知合作的价值和矛盾带来的内耗。“这次是政府牵头帮我们办和解，我们不能错过这次机会。”杨少育目标明确，与叔父见面前就想好了一整套理由，他甚至告诉杨东河，“这一次如果卡在你这个环节，以后世世代代的子孙都会说你是罪人。”

第一次沟通，杨东河便妥协了。与理事会其他“老人头”商议后，杨东河提出了新的建议：仅靠老人的力量，很难承担和解的重任，应该有“两委”干部参与其中，共同承担责任。此外，对于其他持反对意见的老人，应该靠党政的权威来说服。

杨贵彬也发现，其他村落会自发推动的好事，在槎桥困难重重。“开会的时候他也说好，你也说好，但就是没人干。”尽管街道多次开内部会议协调，又组织各村“两委”干部沟通，但一个多月过去了，干部们依然只是观望。“村干部们以前有很多失败教训，工作遇到困难，他们会看我们的决心，所以在这种关键时刻，我们就要给他们推力。”杨贵彬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街道决定成立一个协调小组，由街道党工委书记担任组长，镇长、党工委副书记担任副组长。这还不够，各个村子也成立了类似的专项工作小组，人员以“两委”干部为主，当地的乡贤、有影响力的群众也得参与。“工作有了实际的抓手、一系列整体的运作，氛围才慢慢形成。”杨贵彬说。

“和解变成党政的事情，我们好像就有了一个令牌，才比较好办事。”柚园村的“两委”干部杨清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对于和解的仪式，街道定下四个原则：氛围浓烈，以便感染村民，让“睦邻友好”的改变深入人心；不请客、不做大戏、仪式从简、避免浪费；强调平等，照顾小村；自筹资金，公开透明。

“要避免浪费，但是该有的隆重和礼仪必须得有，因为对老人家而言，仪式是必需的。强调平等，是因为我们不希望在这个过程中还存在比胳膊粗细的问题，造成新的矛盾。双方互访时，规模更大、财富更多的村子应该在人数、礼物价值等方面迁就小村。”杨贵彬告诉记者。

接下来就是槎桥和高美互相沟通推动了，平衡始终是最核心的抓手。每个自然村和宗祠的“吉日”都不同，究竟选哪个日子举办“睦邻友好”庆典。最后大家达成一致：“国家最大，国庆日才是大节，庆典要与国同乐。”

行政村内部有小的自然村，村与村之间也需要平衡。比如高美这一侧，大宗祠年久失修，仪式的举办地点成了问题；四个自然村，却同时祭拜三个先祖，老人们为请哪位祖宗见证和解争论不已。有人建议，三个祖宗都要轮流接受祭拜。最终，他们选择辈分更高的江夏公，为此，还特意到隔壁的潮阳市请来先祖。

9月下旬，庆典已经成为两村内部将要办理的最重要的一件事，两村提前互访、彩排、校准所有细节、查漏补缺。“这一出戏，剧本由我们街道协调小组来写，戏台由我们搭，导演也是我们做，角色要请老人们来演。”杨继波向《中国新闻周刊》总结。

困扰和答案

庆典之后，一些正反馈来了，“我们的判断没有错，‘睦邻友好’后，高美与槎桥之间的排污问题顺利得到解决。”杨贵彬说。

但对两村党委书记而言，世仇村的和解远远无法解决他们当前面临的困难。黄潮明今年58岁，从1999年就开始担任村委会的干部职务，担任美西村党委书记已有15年。面对记者，他很坦然，“‘睦邻友好’解决的是传统风俗层面的矛盾，而不是社会矛盾。”

槎桥的经济落后于周边村落，这已经成为村民的共识。与槎桥隔一条榕池路，篮兜村是当地经济繁荣的代表，道路两侧吸引了周边各村像杨燕填这样头脑灵活的人在此经营门店。沿着门店旁边的街巷向内，村民们借助自家的宅基地建起了制鞋工厂、轧钢厂等加工企业。而在槎桥，目前仅有零星的鞋服和塑料加工企业。

“槎桥总体没什么收入。过去人心不齐，错过了土地开发的最后时机。”杨燕填感到遗憾。

他羡慕高美后来分化的两村之一，美西村。美西村在改革开放后不久就得到开发，在基本农田管理并不规范的年代，不少集体所有的土地都被转换成工业用地，支撑了当地小型轧钢厂、鞋厂的发展。这是槎桥错失的“发展机遇”，也是杨燕填梦寐以求的发展状态。

他把最新的希望寄托在旅游开发上。采访期间，槎桥村获批成为广东省第八批古村落之一，这意味着来自政府的保护和潜在的资源支持。不过，杨燕填认为，资源和希望最终还是来自杨氏庞大的宗亲网络。“曾经有一个香港商人为了保护他们宗族的古村落，捐资千万，重修了一座祠堂。”他有这样的期待。

确实，欧俊勇也认为，“宗族社会有强大的华侨群体作为支撑，他们在外面赚到钱，就会通过为宗祠捐资、建立基金会等方式支持宗族发展。”在他调研的村庄中，村庄领导者不仅能平息村内争端，还能从海外的华侨宗亲等地源源不断争取资源、资金支持，使宗族得以继续发展。

但杨燕填已有本能的危机感，“我们父亲那一辈没有能力建设村子。我们孩子这一辈，我不希望限制他们出去发展。建设村子必须在我们这一代完成。”

所以，巡视组想促成两村和解是不可错过的时机，即使这并不是当前两村最需要解决的问题。而百年前困扰他们和邻村的生产资料争夺，如今换了形式，仍然存在，困扰着村内的人。出路在哪里？他们还没有找到答案。下一个外力介入的窗口期会是什么时候，谁也说不好。

但杨燕填还是会说起对未来的期待，在那个想象中，杨氏宗祠的香火很兴旺，村内的几股力量形成合力，槎桥村在向上走，“我希望大家知道，槎桥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未有揭阳城，已有槎桥村’。”

网民嚎叫：

daye21 发表评论于 2023-12-14 08:55:09

文化大革命没给规矩破了？

XM25 发表评论于 2023-12-13 19:26:00

做做样子也是政绩。领导同志会来事。

wbkds 发表评论于 2023-12-13 18:47:38

做做样子罢了，现在哪里还有啥功能性的祠堂？早就被我们党格式化了。

谢选骏指出：这俩村落的魔幻故事，很像两个中国——中囻与中囶之间的魔幻故事。他们真的能和解吗？

《半米墙，七条命：山西大同村邻互杀事件调查》（南方周末 2023-12-13）报道：

2023年11月，山西省大同市唐家堡村，村民指认两家宅基地争议的地点，原来的墙案发后已拆除。

被杀的那个中午，张天印正在睡午觉。在此之前，围绕张德成儿子张平垒院墙一事，两家已经吵了三天。

在那三天里，张天印给几乎所有村干部都打过电话，还找过镇司法所，但都没有下文。

就在出事当天上午，双方矛盾升级后，一名村干部终于联系了镇司法所，并回复说：所长第二天就来调解。张天印这才松了口气。

然而他没能等到第二天。2019年9月24日中午1点左右，张平闯到张天印家中，将正在睡觉的张天印喊醒，用一把杀羊用的单刃刀将其捅死，随后，又捅死了张天印的老伴。杀完人，张平扔掉凶器，坐等警察上门将其抓走。

7个月后，就在法院审理张平案期间，张天印的三儿子张科“等不及了”，他同样用一把单刃刀，先是杀死了张平的儿子张玉权，之后又将张德成夫妇双双杀死。

张平与张科先后被判处死刑，并分别于2021年8月和2023年10月被执行枪决。

至此，因一起农村常见的宅基地纠纷，两家共有7人死亡。

“地皮”之争

在一千多人的大同市云州区西坪镇唐家堡村，有南北两个张姓族群，张天印与张德成均属于“南张”，两人是出了“五服”（五代以内）的本家，辈分相同。

两人的祖宅也相邻，均位于村东，张天印祖宅在张德成祖宅的东南。张德成兄弟5人，排行第三；张天印兄弟4人，排行也是第三。张天印74岁，张德成89岁。张天印有三儿一女，张德成有一儿一女。在被杀之前，两人均有了重孙，老伴也都健在，堪称“四世同堂”。

按唐家堡村村委会副主任郭付的说法，两家最初只是“两个老汉”（指张德成与张天印）之间的矛盾。村民眼中，两个老汉都属于“不吃亏”的那种人。

2019年9月22日，张德成儿子张平开始垒新房的院墙。新房是4年前翻盖的。当时，政府为了推进危房改造工作，推出了一项政策：村民的旧房只要被评定为危房，一个户只需交5000元押金，就可以由政府补贴建两间房，自己基本不用花钱。

即使没有旧房，只要还保留旧房的“地皮”（宅基地），也可以享受这项政策。如此一来，唐家堡村的地皮就变得值钱起来。

案发前，张天印祖宅的房子早就塌了，只剩下了地皮。有村民说，张天印家的祖宅原本分给了张天印弟弟，危房改造期间，弟弟一度把地皮卖掉。但张天印认为，父亲分给弟弟的是房子而不是地皮，房子塌了，地皮各兄弟都有份，弟弟只好把部分地皮钱退掉，向买家要回张天印那份地皮，还给了张天印。

张德成与张天印两家的矛盾，正是因前者在地皮上垒院墙而起——张天印认为张德成占了他家地界，但张德成认为没占。根据案发后张平的供述，在此次垒院墙之前，他跟张天印从来没有矛盾，张天印还曾领着他去县政府告过状。张平的妻子也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两家以前处得“可好了”。

因为这次垒院墙，张平除了与张天印发生冲突，还与东西邻居都产生了矛盾。

南方周末记者实地查看发现，张平当年垒的西院墙还在，张平并没有按当地农村垒院墙的惯例，把一砖宽的院墙建在自家一侧，或至少建在两家地界的中间，而是全部盖在西邻一边。在西邻看来，这等于占了自家半块砖的地皮。

西邻男主人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为此找过张平，但张平不听，他也没办法。

与此同时，随着张平垒院墙，其东邻居认为会影响自家的出行。东邻旧宅也塌了，只剩下地皮，由于有危改政策，也想过建新房。东邻女主人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张平妻子在垒院墙前曾跟她打过招呼，“我说你把路给我们留出来就行，她说给你们留一条走平车的路”。

结果待院墙垒起来后，东邻男主人发现，留的路只勉强能走自行车。他为此曾找张平妻子理论，“她拿起‘镐耙子’（一种铁制农具）要打我，我看事不好就跑了”。

张平的儿子张玉权是货车司机，自己“养”一辆拉煤的拖挂车。有村民说，张平是为了让儿子以后停放大车方便，才想把院子搞得大一点。

据张天印家人介绍，在垒院墙前，张平曾多次提出想买下那块地皮，但张天印不卖。

“小矛盾你们村里先调解”

据案发后张平的供述，2019年9月24日事发那天，他家已经把东、西院墙都盖起来了，只剩下南面院墙没有盖起，“张天印不让我盖，说我的南院墙占他的房子地界”。

但张平仍强行让工人动工，按他的说法，案发前他家的南院墙已经“垒了十多层砖”。

张天印家人的说法与张平供述有些出入。张科杀人后，网上出现过一篇题为《悲剧的由来》的文章，详细介绍了两家院墙纠纷的过程。张科侄子认可文章内容，认为是张科儿媳所写。

按该文所述，两家的矛盾在张平垒院墙第一天（2019年9月22日）就产生了——张天印认为，张平垒的东院墙侵占了其祖宅宅基地的西墙北段，“长约2米，宽约0.4米”。

张平妻子也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事发前，两家因为垒院墙已经吵了几天。

据《悲剧的由来》一文所述，案发后，家人调取了张天印生前的手机通话记录，发现从双方出现纠纷到案发前的三天内，张天印给包括时任村支书张顺宝、时任村主任蔡和在内的几乎所有村干部都打过电话，想让村里出面解决两家的纠纷。

但村里一直没能解决。

村委会副主任郭付否认村里不给解决两家纠纷。他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由于时任村委会主任是张德成的亲戚，不好出面，便由他来处理此事，但他处理不了，因为双方各自祖宅有多长、多宽，村里也“闹不清”。

张顺宝也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村里调解过两家纠纷，但“人家不听”，至于“人家”究竟是谁，他没回答，反问“调查这个有什么用”，随后便挂断了电话。

事实上，即使在两起命案发生之后，两家的地皮之争究竟孰是孰非，也没有官方定论。

找村干部调解无果后，张天印曾试图用另一种方式解决纠纷。据案发后张天印妻侄李国军的证词，案发前一天晚上，张天印给他打电话，让他24日上午去他家重新盖一下祖宅的院墙——张天印想通过此举阻止张平继续侵占自家地皮。

结果，李国军去了姑父家后，没能盖成院墙，却成为一起凶杀案的惟一目击证人。

2019年9月24日上午，李国军和张天印去了旧院后，看到张平雇的工人正在盖院墙——“张天印一看张平盖的墙占了他的地，就不让盖了。”李国军对办案人员说。

张平本人并没有参与到上午的这次冲突中。张平妻子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张平那天上午割黍穗去了。

据张平妻子的证词，双方发生纠纷后，她报了警，警察到场后，只是不让他们互相争吵和发生过激行为，但解决不了房屋占地问题。之后，警察联系了村委会，郭付来了也解决不了，就给西坪镇司法所所长赵树立打电话，赵树立答应次日下午来解决这件事情。

郭付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他当时确实联系了赵树立。“我给赵树立打电话，他说在外地，过一两天就过去，结果中午就出事了。”

“我听父亲说联系好了，赵树立明天就来处理。”在父母被杀四年后，大儿子张现回忆起那个毫无预兆的中午时这样说，“他（张天印）当时挺高兴。”

赵树立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村干部曾就这起纠纷给他打过电话，“我说小矛盾你们村里边先调解，村里边调解不了再说”。

赵树立认识张天印。据他介绍，村里但凡有点啥事，张天印就喜欢去法院“告状”，“法院的人看见他挺烦，有一次把我叫过去，把张天印接回来”。

“气不过”的中午

上午并没有出现在双方冲突现场的张平，为何中午要去杀张天印？在唐家堡村，流传颇广的一种说法是：张平那天中午回家后喝了酒，受到妻子撺掇“起了火”。

张平妻子否认这一说法。据她案发后对警方所作证言，2019年9月24日中午，她回家时张平还没回来，她做完饭就出去找一位王姓村民，对于中午张平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她不清楚。

然而，据张平本人的供述，妻子当时知道他要去找张天印，还劝他不要去。

张平儿子张玉权的证言也表明，张平出门时张平妻子在家。张玉权对警方说，那天上午他“出大车”后，11点左右回的家，在院子里碰到张平。“我爸让我睡觉去，说是家里事情不用我帮忙。”

张玉权躺下还没睡着，就听到父亲给张天印打电话，接着听到家人为砌墙的事“吵起来了”。他起床出了院子，“看到我爸、我妈、我爷爷奶奶、我媳妇都在院子里呢，当时我妈的意思是等明天司法局来处理，我爸的意思是今天包工队要完工，今天就得把墙砌起来。说话中间，我父亲就要去找张天印……”

而根据张德成妻子的证词，张平那天中午是“气不过”，才去找张天印“理论”。“张平出门时拿了把菜刀，我们给夺了出来，啥也没拿出的门。”她对办案人员说。

实际上，根据张平的供述，他是拿着一把杀羊用的单刃刀出的门，但家人并不知道他拿刀。

2023年11月23日，面对南方周末记者，张平妻子再次表示，对于张平那天中午上门杀人一事，她“啥也不知道”。

据张平供述，他走到张天印门口，推开栅栏门，直接进了屋。张天印当时正在炕上睡觉，他走到跟前，把张天印叫醒。

张平问张天印：“三叔，能垒不能垒？”

张天印说：“不行。”

张平随后从腰间抽出刀，朝张天印的肚子捅了四五下。随后，张平又朝过来拉他的张天印妻子捅了四五刀。

张平后来向警方表示，他当时想：张天印如果让他垒墙就没事了，“不让垒墙，我就往死（里）捅他和他媳妇”。

杀完人后，张平走出张天印的院子，正好碰到跟过来的儿子张玉权。张玉权是在张德成嘱咐下跟过来的，他出门时离父亲有500米的距离，等他走到张天印家门口时，张平已经出来了。张玉权看到父亲手上拿着刀，刀上还有血，就打了120和110。

张平见到儿子时说：“爸爸不顶了（不行了），一人扎了五刀。”随后，他扔了刀，与儿子一起回到家，坐等警察上门将其带走。

案发时，李国军也在张天印屋里，目睹了张平杀死张天印的情景。他向警方作证说，张平捅张天印时，自己没敢拦，跑出去喊人了，回来后发现姑姑也被张平杀了。

张平妻子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张平回来后，说把三叔、三婶（指张天印夫妇）捅了，“完了还说了句：你哭去吧！”

“见过大世面的人”

张天印夫妇被杀时，三儿子张科出去卖黄花菜了。按张天印家人说法，张科其实并没有参与两家的占地纠纷。

不过，案发之后，张科却成为三兄弟中为父母“讨说法”的主心骨。有村民说，三兄弟当中，张科与父母最亲近，母亲知道张科喜欢吃糕，经常做了糕喊张科过去吃。

张科是当地有名的“黄花大户”，出事前，他种有三十多亩的黄花菜，收入可观，是村里的“上等户”。

因为种黄花菜，张科与时任大同县（云州区前身）县委书记王凤瑞还有一段渊源：2012年，张科在地里劳作时，巧遇以客商身份来唐家堡村调研的王凤瑞，张科不知其身份，与之聊得“起劲”。过了不久，张科在地里劳动时，上面来了一帮人，为首的正是那天的客商，他悄悄打听得知是县委书记。王凤瑞也认出了他，主动过来握手，还说要拜他为师，学种黄花。

当时，王凤瑞上任不久，正打算把黄花菜作为主导产业在全县推广，唐家堡村则成为带动产业的典型村。张科也因为种黄花菜发家致富，此前，他种地收入低，连孩子交学费都靠借，张科妻子曾闹腾着回娘家宁夏发展。

张科家人说，那几年王凤瑞来村里调研，张科每次都“接待”。

张科靠种黄花菜发家致富以及他与县委书记之间的故事，后来刊登在2018年7月的山西《生活晨报》上，报道的标题是《张科是如何忘忧的》。文中引用张科的话称，王凤瑞每年来村里十几次，“村里人老老少少都把他当作自己人，他常留给我们的一句话是：你们遇到困难给我打电话”。

在父母被杀前三个多月，张科还接受《山西日报》采访，对云州区通过修路助力乡村振兴作出肯定。

与张科一样，唐家堡村时任村支书张顺宝也是当地重点宣传的“黄花大户”，种植规模比张科大得多，被媒体报道为“全区规模种植黄花的第一人”。

按大哥张现的说法，张科虽然与县委书记“关系好”，但与村里和镇上的干部关系都不好。

张科杀人后，张现儿子张鹏委认为并不奇怪。“人和人不一样，像我爸，穷日子过惯了也无所谓。他（张科）是见过大世面的人，（父母被杀后）突然一下连门都不敢出了，心理压力太大。”

亲手缝合父母伤口

父母遇害彻底改变了张科。

根据相关规定，案发后，张天印夫妇的遗体由公安机关解剖。张科妻子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时家人中，只有张科目睹了父母被解剖的场景。

解剖完后，张天印夫妇的遗体又拉回村里。“回来后，（张科）让我们给父母买衣服、买棺材，然后（他）连夜——父母身上不是有血嘛——给擦干净。（看到）伤口是张开的，他一针一针地给父母缝合伤口。”张科妻子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按她的说法，在给父母缝伤口时，张科没有流泪，但手一直在颤抖。而做完这些事后，他整个人已经“接近疯了”。

堂弟张启也说，自那之后，张科“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接连几天心神不定，经常念叨：像杀羊一样把人杀掉了……

据一位公安系统法医出身的人士介绍，公安机关解剖尸体时，需要通知家属到场，到场后，家属可以看，也可以不看。至于解剖后是否对伤口进行缝合处理，则无相关规定。有的法医出于尊重死者和方便家属的考虑，会处理一下，不处理也不为过。

对于父母的遗体，张科三兄弟决定：在事情解决之前，先不下葬。为此，他们花了四万多元，在张天印院里盖了一个冷库，将父母入殓后放在冷库里保存。

张鹏委说，这样做就是想让村里出面解决，结果还是没能解决。在他看来，这也是张科后来行凶的原因，“如果当时解决完了，棺材入土，（张科）也不可能再行凶”。

张启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盖冷库之后，张科天天去给父母烧纸、上香，一天去三次，三餐都在那里吃，“自己吃什么，给父母供什么”。

张现则说，由于担心父母的遗体“冻不好”，张科经常打开棺材看，此外还经常去父母遇害的房间，那里遗留的血迹至今还在。

张科杀人之后，张现后悔不该让弟弟天天去父母家。

三兄弟当时的一项重要诉求，是想让法院尽快判张平死刑。

案发之后，张天印家人曾听到传闻：张平生父（张平系张德成抱养）那边有人，可以保住张平的命。而张平杀人案迟迟没开庭，也加剧了他们这一担心。

张平的辩护律师张怀生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虽然张平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理，但由于杀了两个人，且手段残忍，保命几无可能。但法院审案有程序，对于死刑更是慎重，不可能那么快就判。

张平杀人后，家人没有为其请律师。当地司法机关依法为其安排张怀生提供法律援助，免费为张平辩护。

张平家人没有对张天印家人进行赔偿，也未登门道歉。张平妻子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案发后不久，她曾给张科打电话道歉，张科当时态度很好，说并不是冲着她。

她还说，过完年，在律师建议下，她曾去张科家为张平求谅解书。张科没让她进屋，说就是给一百万，也不给出谅解书。

在一位唐家堡村村民看来，张平妻子行动太晚了，“都几个月了才去求情，能求下来？”

“活得像老鼠一样”

据《悲剧的由来》一文所述，2019年9月下旬，张科曾将反映有关干部不作为的材料和相关证据递交给了西坪镇时任党委书记，结果“等了二十多天没有回复”。当年10月下旬，张科又向云州区纪委递交材料。一周后，区纪委工作人员打电话通知张科，材料不予接收。

随后发生新冠疫情，云州区各部门直到2020年4月才陆续恢复办公，张科又将材料递交给区信访局，也没有得到回复。

据张鹏委介绍，张天印夫妇被杀之后，张平家人外出躲了几天，“后来发现没什么事，就回来了。老头、老太（指张德成夫妇）还经常出来健身，根本没把我们当回事”。

在反映问题无果的同时，张科与妻子的关系也出了问题。张科妻子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父母出事之后，张科经常在家里发脾气。她想让张科想开一些，曾劝他说：“老大、老二都不怎么管，你是老三，再怎么样也轮不到你。”但张科不听。

村里有传言称，在第二起案件发生之前，张科与妻子吵架，把妻子“骂跑了”。

张科妻子向南方周末记者确认，张科杀人那天她确实不在家。不过，她表示临走前两人没有吵架，她是给在外地上班的儿媳妇过生日去了，因故在那边多待了几天。

事发时，张科的两个哥哥也不在家。张现当时在外县打工，事发前已经至少一个月没跟三弟联系。张科杀人后，张现觉得遗憾，认为如果自己不出去打工，在家多开导弟弟，或许可以避免。

张鹏委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爷爷奶奶遇害之后，自己一度想找媒体曝光，把事情“闹大”，还发了微博。在他看来，事情如果真的“闹大”，可能就不会有后面那起案子。

然而张科不同意“闹大”。按张鹏委的说法，张科想“走和平路线”——他一边找律师，一边往上交材料，走信访流程。

在张科一位堂兄看来，从两家因宅基地发生纠纷开始，从小矛盾到大矛盾，“步步都没解决好”——“我们去县里面问，就是让等着，这种杀人案，哪个能等住？”

“最后没弄出结果，他不光在村里没脸，对亲戚朋友都没法交待。”张鹏委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因为觉得没脸见人，张科一个冬天都在家里窝着，连过年都很少出门。

“他没退路了。”张鹏委后来分析整个事件，“我三叔（张科）是村里有头有脸的人，结果因为这事，活得像老鼠一样”。

“张科杀人是没想到”

2020年4月25日上午11时左右，父母被杀7个月后，张科持刀杀死了张平的儿子和父母。有村民说，张科是“等不及了”。

张科家人事前没有发现任何征兆。《悲剧的由来》一文中提到，事发前一天张科还与家人通过电话，吩咐买一箱老年奶粉。

按张平妻子的说法，张平作案后，由于担心遭到报复，儿子张玉权一家在外面租房住。出事那天，她特意把张玉权叫回家。

当时接连下了几天雨，张平妻子种的几亩黄花菜地里长满了草，她想让儿子和她一起去打除草剂。她本来想让儿媳妇和孙女一起回来，但两人有事没回。

“儿子回来饭也没吃，我们两人就开着三轮车去打药了。”张平妻子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两人正在地里干活，张平妻子看到有人骑摩托过来。她眼神不好，只隐隐约约看着像是张科。

按她的说法，儿子在自己东边，张科从东边过来，越过儿子，向她扎了一刀。她看到是张科后，让儿子快跑，随后看到张科与儿子扭打在一起。

被张科压在下面的张玉权喊：“三叔叔，不要，三叔叔，不要。”这是张平妻子听到儿子生前发出的最后声音。

后经法医检查，张科共捅刺张玉权四十余刀。

张平妻子说，当时她拿出手机想报警，一抬头，看到张科朝她跑过来，她赶紧往村里跑。她在小路上跑，张科骑摩托车在大路上追。进村后，她想躲进第一户人家，没开门，又跑到第二家，进去后从里面挂上锁，藏到厕所里，“气也不敢出”。张科最终没找到她。她听到摩托车在外面转了两三遭，渐渐没有了动静。

后来她才知道，张科骑摩托车追她时，一时没打着火。等发动起来时，她已经跑出去一段路了。

根据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张科死刑执行布告，追杀张平妻子未果之后，张科来到张平父母家，持刀分别捅刺两人三十余刀和二十余刀，致二人当场死亡。

张平妻子说，被扎的时候，她没感觉痛，到了公安局后，女儿看见她肩膀上的血印，她才知道受了伤。去医院缝合伤口后，她接到电话，说她公公婆婆也被杀了。

第二天，大同市公安局云州区分局通报了张科杀人案，称犯罪嫌疑人张某因邻里纠纷，用单刃刀将三名被害人杀死。“案发后，省市区三级公安机关立即启动命案侦破机制，多警种合成研判、协同作战、高效联动，快速锁定并抓获犯罪嫌疑人张某，案件成功告破。”

不过，按张科家人以及唐家堡多名村民的说法，和张平一样，张科杀人后也没有跑，还主动给警察打电话报案。张鹏委说，他母亲亲眼看到张科被警察带走，当时张科“骨瘦如柴”。

因为是当地重点宣传的“黄花大户”之一，云州区一位官员认识张科，得知张科杀人后，他大吃一惊。“张平（杀人）是没遇到，张科（杀人）是没想到。”这位官员说。

“快审快结”

张科杀人案在当地引发震动。 不过，和张平杀人案一样，张科杀人案当时也没有媒体报道。事实上，一直到2023年10月张科被执行死刑，才首次有媒体报道此事。

张科报复杀人后，张顺宝不再担任唐家堡村支书。不过，他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自己并非被免职。

没有被追究责任的赵树立现仍在职。他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两起杀人案发生后，山西省有关部门曾找其谈话。“我说你们看（两家的宅基地纠纷）是不是疑难复杂问题，如果你们定了疑难复杂，我就有责任；如果你们定不了疑难复杂，那就和我没关系。”

在赵树立看来，作为镇司法所负责人，其职责是解决“重大、疑难、复杂”的矛盾纠纷，而张德成与张天印两家因不到半米宅基地发生的矛盾纠纷，肯定不算“重大、疑难、复杂”。

对于两家人由寻常纠纷未及时化解而演变成的悲剧，赵树立并不觉得遗憾。“遗憾的事情太多了，”他说，“也不能说调解工作有多重要，因为有些人激情杀人，就算你在旁边，也还是要杀人的。”

赵树立从1997年开始在西坪镇司法所上班，作为一名资深人民调解员，他表示自己“凭着一腔热血”做这份工作，在被问及有没有从张平、张科杀人案中总结出什么时，他说“用不着总结”——“要总结也是上面说的那样：加强法律宣传和普法教育……”

案发之后，张平、张科的家人均已不在唐家堡村居住。张平盖的新房卖给了村委会，那面引发命案的院墙很快被拆除。2023年，张天印二儿子、张科二哥张建在祖宅那块地皮上盖起了新房，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己把房子盖起来不是为了住，而是为了让父母的努力不白费。

2020年5月20日，张科报复杀人近一个月后，大同中院开庭审理张平故意杀人案。8天后，张平一审被判处死刑。他没有提起上诉，一年多后，2021年8月13日，大同中院对张平执行枪决。

张科同样于2020年一审被判死刑，他提起了上诉，二审维持原判。2023年10月20日，大同中院对张科执行枪决。

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作为“依法快审快结”的典型案例，张平、张科杀人案被写入大同中院2020年度工作报告。

在执行死刑的前一天，张平和张科均会见了家人。张平妻子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与丈夫见面时没说儿子和公婆被张科杀了，张平至死也不知道，还说让儿子第二天去见他。

张现则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见最后一面时，张科让他帮忙照顾孩子，其最不放心的是还没成家的小儿子。会见时间很短，张科大部分时间都在抹眼泪，“他肯定后悔了”。

张科作案后不久，两家被杀的5人分别下葬。由于属非正常死亡，按当地风俗，他们均没有埋入祖坟。

而张平和张科被执行死刑后，前者与父母、儿子埋在了一起，后者则在村外找了片树林悄悄埋了。

家人解释，这是张科的遗愿。他不想在自己死后，有人指着父母的坟说：这里埋着一个杀人犯。

网民嚎叫：

哈里斯 发表评论于 2023-12-14 09:00:52

黑社会把正常人都变成坏人

麦克老狼 发表评论于 2023-12-13 12:24:03

这个张平明显就是个村霸，基层干部不作为，不敢管才酿成这种悲剧

湾区范儿 发表评论于 2023-12-13 11:57:56

为了半米墙，死了7个人，农村人的素质很高啊。

__1984___ 发表评论于 2023-12-13 10:42:23

"张科杀人案在当地引发震动。 不过，和张平杀人案一样，张科杀人案当时也没有媒体报道。事实上，一直到2023年10月张科被执行死刑，才首次有媒体报道此事。"

2846 发表评论于 2023-12-13 10:29:52

这种事情都搞不清的国度还有什么能搞清呢？

XJPbaozi 发表评论于 2023-12-13 09:28:50

从图片和描述来看，张平垒的墙确实有点问题，比如西墙砌在了界外，而不是界内或者中间，而是完全压在了西边邻居家的地皮上。而且邻居找他交涉的时候，他要么不理要么拿武器（农具）威胁邻居。哎，现在好了，最后双方都死那么多人，真不值得。

所以说，中国的农民不是善良，而是没机会作恶。这也说明底层政府根本没有解决人民矛盾的机制，农民也还停留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之中。唯一让我意外的是都21世纪了，很多农民应该出来打工、应该看不上农村那一点土地了啊。现在大部分农村空心化严重，并不缺少建房子的土地，为啥还为了这么一点土地连命都不要了呢？哎，真是做”血肉长城“的好材料啊。

华伦久费 发表评论于 2023-12-13 09:20:50

文章里面两段话很有意思，一段是，张天印喜欢去法院告状，法院烦他。一个守法的老百姓才会经常去告状，可是天朝的衙门只处理权贵的事情，老百姓告状他们才不管。另一段是，公安部门快速行动抓捕了杀人犯张科。张科是个老实人，杀了人肯定自首。而公安局把抓了人当成功劳往自己脸上贴金。

华伦久费 发表评论于 2023-12-13 09:06:14

这种事情的责任在政府。政府最大的责任就是解决民事纠纷。在美国有这种事情吗？没有。任何宅基地的界限，政府那里都有备案，邻里之间如果产生矛盾，直接喊政府来勘察，打官司。根本没什么含糊的地方。而中国，土地产权不明，界限不明，政府只负责维稳。老百姓直接产生矛盾，政府才懒得管。你们自己爱打爱杀，完事了政府再来补上一枪。

AreyouOK? 发表评论于 2023-12-13 08:52:00

怎么一下子让我想起了中国南海?

北极星999 发表评论于 2023-12-13 08:41:00

两家人全死光了，消停了

京西观察使 发表评论于 2023-12-13 08:25:09

和谐社会

老寓公 发表评论于 2023-12-13 08:17:21

八戒说美国也有。

GuoLuke2 发表评论于 2023-12-13 08:15:21

如果中国十四亿人有十四亿支枪，会是怎样一个朗朗乾坤！

wumiao 发表评论于 2023-12-13 07:33:04

“六尺巷”的典故之所以成为一段历史佳话，源于张家与邻里之间的土地纠纷。

清康熙年间，张英担任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他老家桐城的官邸与吴家为邻，两家院落之间有条巷子，供双方出入使用。后来吴家要建新房，想占这条路，张家人不同意。双方争执不下，将官司打到当地县衙。县官考虑到两家人都是名门望族，不敢轻易了断。

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该诗出自傅以渐的一封家书，其白话释意为：千里写信来只是为了一堵墙，让他三尺怎么了？万里的长城今天都还存在着，就是看不到当年的秦始皇。这封书信被家人看后，自感惭愧，主动让出三尺，邻居知道后，也深感惭愧，让出三尺来，于是就形成了今天的六尺巷。傅以渐在水城被尊称为傅阁老，傅姓也成为水城响当当第一大姓。

Biao9919 发表评论于 2023-12-13 07:23:38

想象下，中国人像美国人一样3亿人有4亿枪。中国人这种戾气，会分分钟爆发内战

有1说1 发表评论于 2023-12-13 07:09:32

司法不公开、不透明，小事酿成大祸

学习组 发表评论于 2023-12-13 07:07:23

這還不是資本主義暴政帶來的？如果恨鬥私字一閃念，砸爛所有私有財產還會有這事嗎

逐风 发表评论于 2023-12-13 07:01:00

简单选择题：你喜欢河南人骗你还是喜欢山西人杀你！

haoyahaoya 发表评论于 2023-12-13 07:00:14

死的提所

胡阿友2 发表评论于 2023-12-13 06:02:27

人总是要死的。为了保护自己的权益而死，他的死比泰山还重！

kry999 发表评论于 2023-12-13 05:07:00

共产党才是案子中最大的赢家

谢选骏指出：我看中国共产党连个村庄都治理不了，让它变成了“两个张国”，却天天梦呓“一定要解放台湾、统一中国……”；就算共产党真的统一了中国，那也是更大惨剧的开始——就像隋朝统一了中国，不过揭开了隋末起义的序幕。“随”是宿命，改成“隋”也没用的；“共产党”也是宿命，改成“改革开放”也是没用的。两个中国的魔幻故事天天上演！两个中国的魔幻故事不断翻新！

【54、两脚羊不是中国特色】

《书评：自甘奴役无关消极自由》（华尔街日报 萧瀚 2014年1月20日）报道：

"当今的风气就是时兴对自由冷嘲热讽，把自由与荣誉同样视为已经过时的陈腐观念。然而，我丝毫不赶这种时髦。我认为，如果没有自由，世间便一无所有：自由赋予生命以价值，我哪里会是扞卫它的最後一人呢？我将永不停歇地为它呼唤、呐喊。──[法]夏多布里昂

凯尔泰斯的诺奖小说《无命运的人生》中有个故事。三个拉脱维亚籍犹太囚徒逃出纳粹集中营，消息悄悄传开后，同囚们先是兴奋，继而有人甚至打算模仿，"但在这最初的躁动过後，可以说，我们所有的人都对他们感到相当气愤"，因为"大约已经是夜里两三点了，我们却还在因他们的行为而受罚"。这种气愤转变为第二天他们冷漠地看着逃亡者被处死。

类似故事在任何奴役状态中都司空见惯──反抗奴役者遭到同伴的反感、厌恶甚至被抛弃与迫害，无论是绝对主义君主时代的欧洲、东方君主专制国家，还是20世纪所有的极权国家，都不例外。这种为了眼前的蝇头微利而自甘奴役的现象，历代思想家多有观察和阐述，其中有一篇16世纪的论文被视为经典之作，就是法国人拉博埃西的《论自愿的奴役》（旧译拉波哀西、《自愿奴役论》）。

……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为了眼前的蝇头微利而自甘奴役的现象”，其实是一种普遍人性，就像你们这些作者，为了一些稿费就替《华尔街日报》这样的钱串子鼓噪“撰稿”，不也是一种自甘奴役吗？

《拉波哀西的自愿奴役论——自愿奴役的状态及对这种状态的反抗》（01/16/2017 法广赵越胜）报道：

拉波哀西所讲的自愿奴役，是指在暴政之下，民众并不反抗，看起来他们是同意暴政对他们的压迫。他为此感到痛苦，并以他那颗热爱自由的心灵，体会同胞在被奴役状态下的感受，并指出他们的实际状况。

问：拉波哀西出身于法国的贵族阶层，他为什么会关心一般民众的社会状况和政治地位呢？

答：因为在欧洲，贵族从来都是反抗和制约君权的主要力量。比如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英国大宪章，就是英格兰贵族逼迫英王约翰签署的，主要的内容就是不许英王侵犯贵族的利益。这些贵族们认为，不捆住君王的手脚，他就一定会成为暴君，推行暴政。英国思想家洛克给暴政下过一个定义：“暴政就是行使越权的、任何人没有权利行使的权力。这就是一些人运用他所掌握的权力，不是为处在这个权力之下的人们谋福利，而是为了获取他自己私人的独特利益。统治者如果不以法律而以他的意志为准则，如果他的命令和行动不以保护他的人民的财产为目的，而用来满足他自己的野心、贪欲，这就是暴政”。当然，在现代政治生活中，统治者不仅仅是君王，还可能是某一个政党所代表的权势集团，因此对自由的思考和利益与个人财产相关，所以拉波哀西在谈奴役之前，先问了一个问题，在一切物品都归一个主人所有的国家里，还会有所谓“公共的财富吗？”正像我们都熟悉的苏俄共产体制下，国家的财富是以全民所有为名义的，但其实是一党独占的。政府怎样去征税、花费，不管是浪费还是中饱私囊，普通民众是完全没有发言权的。这就是拉波哀西所问的，一切财产归一个主人的国家里，是没有公共财富的。随后，他就描述了一个让他吃惊和不解的问题，无数群众不仅顺从这样一个财产独占的制度，而且被驱赶到奴隶状态中，不仅受统治，而且被侮辱。这些普通的民众实际上是每日在遭受抢劫，他自己的生命都不能由自己支配。但是这个抢劫并不来自外国的军队，也不来自野蛮的部落，而来自一个人，这个人往往是这个国家中最懦弱的一个，他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出入都要由别人来保卫，可是他却能够奴役一国之人。拉波哀西说，如果三两个人不能保护自己，受暴君的压迫，我们还可以相信，说是他们缺乏勇气。但是如果千百万人都默默忍受，那只能说缺乏的不是勇气，而是反抗的愿望。三两个人可能会害怕，但是千百万人甚至千百个城市都默默地服从，那就是一种恶习，它都不配被称为懦弱。

问：在这种情况下，就只能称之为自愿奴役了。

答：对，拉波哀西认为这种自愿奴役是一种恶习，所以他大声疾呼，“贫穷、悲惨、愚蠢的人民和民族，是你们自己决定了自己的不幸。你们看不到自己的利益，就在你们面前。你们眼睁睁看着自己最好的收成被拿走，田地被蹂躏，住宅被抢劫。给你们带来灾祸的那个人的强大，是你们自己给他的。如果你们不把自己的眼睛给他，他哪里来那么多眼睛来监视你们？如果你们不把臂膀借给他，他哪有那么多臂膀来攻击你们。要不是通过你们，他怎会有凌驾你们之上的权力？如果你们不纵容抢劫自己的盗贼，不是杀害自己的凶手的帮凶，如果你们不背叛自己，他又能奈你们何？”拉波哀西的这些责问后面，隐藏着一个重大的原则，就是自然法的原则。这个原则认为，在人间的诸种立法之上，还有一个至高无上的法，是人间一切是非对错的终极标准，是一切道德规范的基础。它代表着最高的正义，却不是人所能设定的，它提供那些处处有效却无需证明的原则，比如我们现在常说的人权高于主权，这就是基于自然法的。在拉波哀西看来，个人的尊严和自由是人的自然权利，是与生具有的，它不该也不能被放弃。而自愿受奴役则是违反自然的、病态的，因此是一种恶。他有一段很精彩的话：“难道大自然没有在人内心中注入对自由的渴望？自由是如此庄严宏大，如此值得追求的恩典，一旦丧失了它，一切恶便会接踵而至。因奴役而造成的堕落，会使一切美好的事物黯然失色”。

问：那么拉波哀西又是怎样设想来改变这种状况呢？

答：他提出的方法看起来很简单，可称之为“自动放弃”，也就是说转过身来对暴政说“不”。他说，你们可以从这种悲惨的、牲口不如的被奴役状态中解放出来，只要你们去尝试，你们不用去和暴君作战，只要你们表示出你们不愿意再受奴役，暴君就失败了。不要你们剥夺暴政，而只要你们不再供养暴政。停止服从，停止顺从，就是不再给自己套上枷锁。对于暴君而言，你越臣服，他越强大，他的高高在上只因为普通人都匍伏在地。拉波哀西反复说，如果没有任何人屈从，而只是简单地不服从，那么无需任何暴力，暴君就会像失了养分的树干，枯萎死亡。别以为拉波哀西在说梦话，他这个思想提出了对现代影响至深的大问题“非暴力反抗和公民不服从”。他极大地影响了托尔斯泰、梭罗、甘地，他们把这个思想付诸了实践，所以拉波哀西是公认的非暴力反抗思想的奠基人。当年托尔斯泰反复读这篇著作，读到泪如雨下。其实，拉波哀西的逻辑是简单清晰的，既然一个暴政统治的实现要基于大多数民众的默认，表现为他们浑然不觉地循着暴政规划好的轨迹行动，那么一旦他们不再循常规行动，就意味着撤回同意，暴政就必然垮台。所以拉波哀西说“一旦决心不再当奴隶，你们立刻就自由了。我不号召你们动手打倒暴君，而只要你们不再支持他， 你们就会看到他的基座被抽掉了，他会摔得粉碎”。这和我们经常说的底线原则有相通之处，如果人们坚持绝不附和暴政的宣传欺骗，而是沉默，绝不去向暴政检举揭发，而是尽自己的能力保护那些被迫害的人，绝不参与暴政组织的、针对个人的批判，不举拳头呼口号，暴政的运动便不能实现，就像当年在纳粹党的集会上，那个双手抱在胸前、坚决不行纳粹礼的德国人奥古斯特·兰德梅瑟一样。你可以想象一下，当时会场中成千上万条手臂高举如林，希特勒万岁的呼声震耳。如果这个场面换成每一个人都双手抱在胸前，沉默不语，纳粹党的这种集会自然就无法进行了。如果那些受纳粹奴役的人，听拉波哀西的话，显示自己的自由意志，全体转过身来，对纳粹说不，希特勒的统治又岂能长久。问题在于，他们为什么举手。

谢选骏指出：“自愿奴役”岂不就是“两脚羊”的典型特征吗？换言之，欧洲的“自愿奴役”岂不就是中国的“两脚羊”吗？由此可见，两脚羊不是中国特色，而是普遍人性。

【55、岭南人不是中国人】

《赶超俄罗斯！GDP破11万亿，中国经济第一大省有多强》（2021-01-31 凯风|国民经略）报道：

强者恒强。

01、

近日，广东省发布最新经济数据，2020年全省GDP为110760.94亿元，同比增长2.3%，连续32年位居全国第一。

广东，是全国唯一的11万亿级大省。

这一总量，超越世界上90%以上的国家，与加拿大、俄罗斯、韩国相当，远超西班牙、澳大利亚、荷兰等国。

按照2020年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平均值6.8974计算，广东2020年GDP约为1.61万亿美元。按照2021年最新汇率计算，广东GDP约为1.71万亿美元。

2019年加拿大GDP1.73万亿美元，俄罗斯1.69万亿美元，韩国GDP1.64万亿。

2020年多数国家GDP尚未公布，但普遍负增长。俄罗斯GDP预计下滑超过4%，韩国下滑1%，加上汇率变动，大概率跌落到1.6万亿美元以下。

换言之，广东GDP今年有望首度超过俄罗斯、韩国。

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广东是除湖北外疫情冲击最大的省份之一。

广东外来人口众多，外贸产业发达，最易受疫情冲击。无论是去年上半年的延迟复工，还是频变的全球疫情形势，对广东经济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即便如此，广东经济增速不仅保持正增长，且GDP总量再次创出新高，体现出强大的经济韧性。

02、

广东GDP首度坐上全国第一宝座，是在1989年，一坐就是32年。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广东经济总量落后于上海、江苏、山东、辽宁等省份。

在1979年到1988年，江苏、山东曾轮流位居全国首位，直到被广东所取代，且领先优势不断增强。

30多年来，广东GDP总量从1989年的1400亿增长到11万亿，无论是增长速度还是发展质量，均是首屈一指。

最近5年，广东GDP增量从7.5万亿提升到11万亿，年均增速高达6%。即便经济总量到了堪比一个国家的地步，广东经济增速仍未出现大幅放缓。

由此而言，说广东是改革开放最大的受益者并没有错。“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孔雀东南飞的说法至今依旧广为流传。

03、

广东是全方位的强省。

广东不只是第一经济强省，也是中国第一人口大省、第一工业大省、第一外贸大省、第一财政大省……

从人口来看，2019年，广东常住人口达1.15亿人，超过山东河南四川等传统人口大省，位居全国之首。

与1980年的5320万相比，40年来，广东整整增加了6180万人，超过了浙江省目前的常住人口数量。最近5年，广东新增人口超过800万。孔雀东南飞，广东堪称中国最具吸引力的人口高地。

从工业来看，2020年，广东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31万亿元，同比增长1.5%，继续位居全国首位。

值得一提的是，广东早在2007年就进行腾笼换鸟，目前形成了以信息技术、先进制造、汽车制造、智能家电、先进材料、生物医药为主的支柱产业。

从外贸来看，2020年，广东货物进出口总额7.1万亿元，占全国（32.16万亿）的22%，规模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

从财政来看，2020年，广东完成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9万亿元，仍旧是全国唯一突破万亿的省份，总量连续30年位居全国第一。

此外，广东老龄化率在全国垫底，出生率相对较高，这为广东继续了长期的发展能量，也让广东成了养老金中央转移支付的主要贡献省份。

2020年，养老金中央调剂，共有7个省份净贡献，累计贡献总额为1767亿元，而广东一地就贡献645亿，贡献了1/3强。

……

高增长、高定位、高贡献，这是中国第一强省的应有之义。

04、

广东并非没有短板。

其一，广东珠三角相对发达，而粤东西北存在一定差距。

这背后存在地理环境的因素，珠三角是珠江冲积平原地带，拥有一系列国际港口，历来富裕。而粤东西北多是山区，发展环境天然受限，且劳动力规模也不占优势。

在全球化时代，谁靠近高铁、机场和港口，谁就更靠近国际市场。在中心城市时代，谁拥有更多劳动力人口，谁就能获得更多产业转移机会。

在这一点上，粤东西北虽然地处广东，但区位优势却不如中西部省会突出。

基于不同区域自然环境、资源优势的不同，广东构建了“一核一带一区”的发展新格局：珠三角是核心区和主引擎，粤东粤西为沿海经济带，粤北则为生态屏障。

分工不同，发展方向不同。2021年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支持沿海经济带发展海上风电、核电、绿色石化、海工装备等产业，北部生态发展区现代农业、休闲旅游、绿色低碳产业等加快发展。

其二，作为第一强省，广东承担了大量的国家任务，为全国贡献了相当规模的财政和养老金。相反，粤东西北却无多少国家政策惠及。

中国是典型的分税制。根据搜狐城市梳理的数据，2018年，广东创造的总财力高达2.8万亿，而地方可支配财力只有1.36万亿，净贡献1.48万亿，分别是同期江苏、浙江、山东三省的2.04、1.75、9.65倍。

所以，不能只看到广东作为经济大省的一面，也要看到广东内部还存在区域发展不均衡的现实。

同样，不能只看到广东整体财力的充沛，也要看到广东为全国所做出的贡献。

如今，粤东西北的发展，同样需要来自全国的规划、政策甚至财政的直接支持。

谢选骏：广东人为何一枝独秀？因为广东人是“岭南人”，而岭南人显然不是“中国人”。英夷汤因比曾说日本人和广东人是亚洲最有活力的两个民族——虽然二者都是中国的“子文明”，但儿子常常超过老子。岭南人不是中国人，所以才有“香港独立”一说。

【56、马克思对中国一窍不通还敢乱说一气】

《鸦片战争：并非因鸦片而战》（2013年02月28日 中国台湾网）报道：

鸦片战争，在西方列强这方面是为了获得与中国进行正常的贸易，并与中国建立正常的贸易关系。而在满族集团看来，其目的在于以实现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治策略，实现满族集团对中国的永久统治。

中国是满族人使出“吃奶力气”才按住的一个“王八”，稍不注意就会翻牌。因此，满清入关以后，维持现状对其最为有利。任何改革或开放都是对其利益的最大危害。

对西方势力的渗透，满族人是极端敏感的。对西方人提出的通商的要求，清朝人绝对不会同意。为遏制西方敌对势力的扩散，清朝政府可谓用心良苦。在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与中国处于极端的对立状态。中国与英国、中国与法国、中国与日本、中国与美国、中国与俄罗斯等西方世界都发生严重的冲突。

冲突原因主要有三：

其一，西方列强的掠夺本性和野蛮而引起的。西方文明鼓励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西方国家的国民则以极大的热忱推动政府进行野蛮的征服和扩张。

其二，中国人本能的排外。马克思曾经指出：“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对从海上来到他们国家的一切外国人抱有反感，而且并非毫无根据地把他们同那些看来总是出没于中国沿海的海盗式冒险家相提并论。”①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清朝政府千方百计激化中国人与西方之间的矛盾，以达到整合汉族人的力量来抵制西方势力的目的。马克思曾经说过：“仇视外国人，把他们排除在帝国之外，这在过去仅仅是出于中国地理、人种上的原因，只是在满族鞑靼人征服了全国以后才形成为一种政治原则。”②斩断中国人与西方人之间的政治、文化联系，是维持清朝政治统治的基础和前提。同样，恢复中国与文明西方的联系，促使中国回到西方文明的怀抱，自然是中国文明得以复兴的关键之所在。而这对满族集团是绝对不愿意看到的。满清贵族对付外国人的方法主要有：

其一，严格控制西方人的活动范围，把外国人严格控制在东南沿海几个“经济特区”，并杜绝其向内地扩张。千方百计把西方人与中国人隔开，使之成为维持满族野蛮统治的前提和保障。

其二，寻找一切可以抓住的理由驱逐和惩罚西方人。任何微不足道的事件都可能成为冠冕堂皇的借口。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综合观之，可以被清朝人抓住教训西方人的情况主要有:（1）外国人偷偷学习中国话，就可以惩罚。（2）外国人打听中国的法律规则，也可以予以惩罚。（3）外国人来中国不挂旗帜，就惩罚外国人。（4）外国人见到中国的皇帝和官员不行三跪九叩首之礼，就予以惩罚。（5）外国人不来进贡。著名历史学家TylerDennett说：“在东方的政治经济学上只有两类国家——进贡国和收贡国”。③如果外国不乖乖给中国进贡自然将遭受惩罚。

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人已经深受鸦片之苦了。英国人既不是鸦片贸易的始作俑者，也不是鸦片泛滥成灾的罪魁祸首。鸦片完全成为满洲贵族挑起中国人与西方人进行冲突而发生战争的工具和借口，意图在中国人与西方人的相互冲突中让那些对满清存在威胁的力量归于消灭。中国官员虽然自己也积极参与倒卖鸦片，但却没事，而一旦抓住英国人或其他外国人倒卖鸦片，就大做文章。鸦片是满族人找到的可以发动整个国民进行排外的最好理由。从某种意义上看，鸦片战争与义和团运动没有什么本质性区别。（《论天下》 李华平）

鸦片战争与中国机会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势力大举进入中国，这对满族贵族构成巨大的威胁。因为，在满族贵族的眼中，偌大一个中国是只有他们才有资格享受的盛宴。

对西方势力的涌入，满族人如芒刺在身，不把这些西方人排挤出去，清朝帝国绝无安宁之日。因此，与那些指望通过借助西方科学技术实现民族富强的中国人不同，如何尽快把外国势力赶出中国，成为清朝统治者最大的政治。

一次又一次的战争，并没有按照满族贵族的心愿进行，相反，最终的结果是以英国人为代表的西方人击败了保守的满族贵族对中国的统治。最终实现了1859年夏天英国资产者的喉舌——伦敦《每日电讯 》鼓吹的目标，即“英国人高出中国人之上，应成为中国人的主人。”

在英国人强行把中国拖到世界的阳光地带的同时，西方人也把科学、民主的思想，创业与进步的概念，甚至基督教传播到了中国。

外国势力对于满族贵族集团的胜利，对满族集团最大的威胁，不是苦不堪言的割地赔款，也不是外国商品的涌入，其最大的威胁是外国的入侵催生了华夏民族种族意识的觉醒。从此，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借助于西方文明势力，向野蛮落后、阻碍中国发展的满族统治者提出挑战。

如果没有西方文明的导入，中国人将永远如被渔夫关在瓶子中的魔鬼一样，也如被压在大山之下的孙悟空一样，纵使有天大的本事也无法施展出来。西方文明，彻底揭开了满族统治者虚伪统治的盖子，并在满族统治的棺材上重重打上一颗钉子，从而为中国文明的复兴揭开了新的一页。

中国人对以西方文明为代表的人类文明成果的应用，经历了仅仅将其作为安内和攘外的工具和手段，最终过渡到将其作为推翻国内野蛮政治体制的手段，从而把中国重新导入世界文明发展的阳光大道。

与一般人不同，林则徐在很早时期，就意识到西方的强大和利用西方文明成果的必要性，但在这些鲁莽的爱国者的眼中，西方文明成果仅仅是中国用来与西方决一死战的工具而已。他们是清朝政治忠实的保护者，他们构成中国落后政治的坚实支柱。在他们看来，虽然满清王朝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但他们从未对满族贵族的统治提出任何怀疑。

在满清政府的裹挟下，他们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政策，明确提出要吸收和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其目的直接指向西方列强。例如左宗棠在上海通过中外信贷来购置西方的武器，并模仿西方国家在兰州建成军火库和毛纺厂，其目的直指向西方列强。他们眼中的“夷”就是指西方列强。

在这些人的眼中，中国文明仍然是世界上最好的文明，而西方人都是野蛮一族。他们的所作所为就是为了抗击西方势力，抵制西方文明对中国文明的洗礼。这些鲁莽的爱国者，其言行大多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世人把林则徐称为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其实，林则徐的所作所为实在辜负了人们的美好评价，可谓是浪得虚名。

以早期李鸿章、曾国藩等人为代表，他们则把利用西方提供的洋枪洋炮作为镇压国内反政府武装，如太平天国运动、捻军等的强大工具。

清朝后期以李鸿章等为代表的洋务运动的领袖们，则对顽固不化、装模作样的满族统治者越来越难以容忍。他们也逐步由迷信满清政治统治，转变到利用外国势力来对满族贵族进行打压，迫使清朝统治者步步后退，以致最后逐步走向与满清统治者公开的决裂。

当以慈禧为代表的满清贵族企图通过向西方八个国家宣战再次把中国引入与西方的全面对抗时，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则异口同声宣布其诏书为“伪招”，为后来的革命势力以武装形式对抗满清势力开启了先驱性道路。

李鸿章等人虽然在与列强的接触中，存在诸多过分损害中国国家主权的行为，他也因此被骂为中国历史上与“秦桧”一样的“卖国者”。直到今天，中国人都无法原谅李鸿章的所作所为，但在利用国际势力打压国内落后势力方面，李鸿章确实立下了汗马功劳。

到了康有为等人，则对满族政治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并企图借助西方的政治文明成果，改造中国的政治生态，其目标已经指向满族贵族的政治统治本身。

历史到了孙中山时代，则完全改观。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则直接利用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政治文明成果，促使清朝政权寿终正寝，一命呜呼。此时，所谓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中的“夷”已经不再是西方国家了，而是指统治中国的满清集团及其走狗了。他们直接利用西方文明提供的先进军事技术，直接把满族政权予以摧毁。

先进的中国人，正是在西方文明的感召下，逐步把中国带出文明的沼泽地带。如《 圣经 》中的先知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似乎有一种异曲同工之处。

西方文明是东方文明的拯救者，没有西方文明，中国人可能还要在黑暗之中呆更长的时间，甚至说根本逃不出这个“黑洞”。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重新回归世界主流文明的希望。

谢选骏指出：马克思胡说：“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对从海上来到他们国家的一切外国人抱有反感，而且并非毫无根据地把他们同那些看来总是出没于中国沿海的海盗式冒险家相提并论。”——我看马克思对中国一窍不通还敢乱说一气，他这个忘八完全不懂中国唐宋时代的海上贸易之盛况。

马克思对中国一窍不通还敢乱说一气，无非是为了骗取一些稿费罢了……他的徒子徒孙也鹦鹉学舌“鸦片战争并非因鸦片而战”，把英国的毒贩角色一笔勾销了。但却在无意之间，透露出了中共就是满清的替身，作为“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政权，它俩都是无法坚持开放政策的。

中国近代史中的思想，大都是翻译输入，操练准备第三期中国文明（也就是充分吸收了基督教的文明）的基础。因此，各个党、派，无不拾人牙慧，不成“中央王国”的体统。但假以时日，到了下个世纪，“中国”或能整装待发于第三期文明的征程矣！

【57、马克思也是英国海盗，必须逐出中国】

《大英博物馆的中国文物：英国外相访华之际<环球时报>社论喊话是怎么回事》（BBC 2023年8月30日）报道：

大英博物馆有不少文物与欧洲对外殖民扩张时期相关。

大英博物馆近日传出有2000件藏品遭职员监守自盗，博物馆馆长辞职下台之际，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旗下小报《环球时报》发表社论公开要求英国无偿返还博物馆的中国文物，并称引起网上广泛讨论。

《环时》形容大英博物馆为“全球最大的‘赃物接收者’”，并称声援全球其他国家提出同样声请。该报更进一步发表漫画，讥讽大英博物馆“贼喊捉贼”。有近270年历史的大英博物馆迄今并未回覆BBC的置评要求。

这起争议刚好发生在英国外交大臣詹姆斯·克莱弗利（James Cleverly；祁湛明）访华之际。星期三（8月30日）凌晨抵达北京的克莱弗利是五年来首位访问中国的英国外相。

目前中英关系因中资投资英国敏感行业受阻，围绕香港与新疆人权问题的争议，以及参与在北京眼中，以美国为首的“五眼联盟”等围堵中国行动，正陷于低谷。克莱弗利此行希望修补双边关系，而大英博物馆的中国文物似乎成为了新的烦恼。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中国研究院主任曾锐生教授对BBC中文分析说，《环时》这篇社评主要是出于见风使舵，但也可以理解为给克莱弗利一个下马威。

曾锐生教授说：“克莱弗利访华该是早于大英博物馆问题出现前就已敲定，但像《环时》甚至中国外交部等，要是利用大英博物馆事件作为杠杆向克莱弗利施压，毫不奇怪。”

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现代语言学院中国文化研究创始教授利大英（Prof Gregory Lee）认为，中国正式提出返还文物的要求，只是时间问题。他对BBC中文表示，《环时》显然希望对大英博物馆这尴尬局面加以利用。

克莱弗利（祁湛明）是五年来首位访问中国的英国外相。

《环时》社评怎么说？都引起了哪些反应？

《环球时报》在8月27日同时透过该报中、英文版发表这篇社评，开首称：“作为一家中国媒体，我们正式向大英博物馆提出要求，请把所有通过非正当渠道获取的中国文物无偿地归还中国，不要再采取抵触、拖延和敷衍态度，首先要向全世界做出归还的公开承诺，并尽快启动这项早就该做的工作。”

“请英国政府在法律及相关程序上予以配合推动，这将是对英国是否真心诚意洗刷殖民污点、弥补历史罪责的一种考验和验证。”

文章并未提及克莱弗利访华，但批评英国称：“有着血腥、丑陋、可耻殖民历史的英国，对待别人却一直有着很强的道德优越感，经常站在道义高点上对别国的内部事务指手画脚，甚至横加干涉。我们真不知道，他们的道德优越感是从哪里来的。”

社评发表后，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抖音等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相关内容接连出现，包括来自其他官方媒体的帖文与短视频。部分也被转发到社交媒体“X”（前称Twitter推特）上。

这其中包括一些强调“文物想回家”概念的内容。

《环球时报》继而跟进报道，称要求退还文物的议题在中国互联网上引起广泛讨论。

据新浪微博数据，截至8月30日，由《环球时报》发起的话题“请大英博物馆无偿归还中国文物”获得超过8亿阅读量，带来至少2.6万原创帖文。

《环球时报》属官方媒体，但中国政府并未公开评论其主张。不过，中国外交部在8月29日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公开表扬了瑞士近日举行仪式，向中国返还一批文物。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此次文物返还是中瑞两国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合作的又一次成功实践，对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与友谊发挥了积极作用，也对在全球范围打击文物走私、保护文物安全、扩大政府间合作具有示范意义。”

大英博物馆成立于1753年，1759年正式开馆，目前拥有西方规模最大的中国文物馆藏，合共达2.3万件，涵盖自距今达1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至当代的多种青铜器、瓷器、翡翠、书法与绘画等。著名展品包括唐代《女史箴图》摹本。

《环时》社评称：“它们都是怎么从中国流失到大英博物馆的，具体过程可能难以追溯。但可以确定的是，它们大多都是当年英国趁人之危、趁火打劫，甚至直接对中国制造劫难趁机劫掠或盗取得来的。”

“只要英国不能证明哪一件藏品来自合法、干净的渠道，那么这件藏品的母国就有权利去追索。”

8月16日，博物馆公布发生监守自盗事件，约2000项藏品“失踪、被盗或受损”，一名雇员被革职。8月25日，博物馆馆长哈特维格·费舍尔（Hartwig Fischer）辞职。

馆方表示已向伦敦大都会警察局（Metropolitan Police；又译大伦敦警察厅）报案，同时委托博物馆前理事奈杰尔·博德曼爵士（Sir Nigel Boardman）和英国运输警察局（British Transport Police）警察总长露西·多尔西（Lucy D'Orsi）主持独立调查。

《环时》社评称：“人们质疑英国警方和馆方为何迟迟不发布失窃文物的照片与详细描述。不发布照片可能意味着，大英博物馆仍然未能查明其庞大收藏中究竟有多少已经丢失，大概率比2000件更多。”

“换句话说，大英博物馆没有保管好的、弄丢弄坏的，其实主要是属于其他国家的文化财产，这怎能不让人心疼。”

《环时》8月29日发表政治漫画，进一步讽刺大英博物馆在“贼喊捉贼”。

事情也被提升到联合国层面。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杜加里克（Stéphane Dujarric）29日主持例行记者会时，被问到是否认为大英博物馆毫无能力保护其馆藏，以及应否将文物归还有关国家。

杜加里克回答：“我不会评论此具体情况，这问题实际上是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但我希望贼人——正如任何贼人一样——得到警察的彻底调查。”

杜加里克的发言同样在抖音、微信影音号等平台上被广泛流传。

大英博物馆理事会主席，前英国财相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欧思邦）许诺将亡羊补牢，汲取教训，重建公众对博物馆的信任。

英国杜伦大学政府和国际事务学院国际关系助理教授张晨晨博士在一条X推文中引述她最近发表的论文说，欧洲的博物馆须实现去殖民化，而返还文物只是其中之一。但这得在承认一些“后殖民地区”的反殖民主义运动受到了独裁、反动的民族主义政策所左右的基础下进行，且须意识到其中有边缘群体正受到打压。

利大英教授也对BBC中文指出，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是，谁有资格运营英国的博物馆，有资格决定展示哪些“中国的东西”。

他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像他这样的西方学者得承认自己继承了传统东方主义所留下的傲慢特质，且因此认为自己是中国文字与文化的守护者。他认为这问题在1966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尤其显著。

2004年：大英博物馆中国文物被盗

中国是否应该索回流失文物？

为何《环时》要求返还文物引起网民争论？

中国网民要求大英博物馆返还文物的言论时有出现，但《环时》称：“这次丑闻所暴露出来的大英博物馆在文物管理和安全防护方面的巨大漏洞，令一个流传很久很广的说法不攻自破，即‘外国文物在大英博物馆得到了更好的保护’。”

“我们很怀疑，它是有人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殖民洗脑的产物。”

一些网民留言支持《环时》的这篇社评，一位河北网民说：“这才是《环球时报》该有的样子。”也有网民直接向“保护文物论”的支持者叫板。

但也有网民在微博和X上质疑社评的时机与动机，例如质疑目前舆论主流应是针对日本排放福岛核废水，不应转移视线，或质疑此举是在鼓吹民粹主义。

曾锐生教授对BBC评论说：“大英博物馆丢失2000件小型展品不容狡辩，但文革期间在毛泽东领导之下，又有多少倍于此的文物遭到破坏？”

“虽然大英博物馆不比从前安全，但它仍然比较安全，这不是显而易见吗？”

曾锐生教授认为，在中国目前以习近平为首的领导层下，他不认为存在任何政治氛围与条件，实现大英博物馆文物归还。

中国是唯一在要求返还大英博物馆藏品的国家吗？

监守自盗事件引起英国舆论大哗。

监守自盗丑闻曝光后，一些国家先于《环球时报》提出了归还文物的要求，理由也是围绕于大英博物馆保护文物的能力是否仍值得信赖。

希腊多年来持续促请大英博物馆归还帕特农雕塑（Parthenon Sculptures）——又名埃尔金大理石雕塑（Elgin Marbles）。希腊《论坛报》（To Vima）8月21日刊登对文化部长莉娜·门多尼（Lina Mendoni）的专访，门多尼称，保安问题“强化了我国提出最终返还（帕特农雕塑）的长久、正当要求”。

尼日利亚官员也公开要求大英博物馆归还掠夺自贝宁王国（Kingdom of Benin）的贝宁青铜器（Benin Bronzes）。贝宁王国领土如今是尼日利亚的一部分。

《环时》社评称：“我们在道义上支持其他曾经遭受英国劫掠的国家比如印度、尼日利亚、希腊等提出文物归还的诉求。”

英国议会跨党派大英博物馆小组主席，执政保守党籍下议院议员蒂姆·勒顿（Tim Loughton）形容，这些趁此时刻要求返还文物的国家是“机会主义者”。

勒顿告诉BBC，其他国家应“团结起来协助追回藏品，而非看风使舵”。

同属保守党的马克·罗根议员（Mark Logan MP）同时是英国议会跨党派中国小组与跨党派大英博物馆小组的副主席。BBC中文请他评论对应否返还中国文物和大英博物馆是否仍有足够能力保护文物的看法。

马克·罗根简要回答BBC中文记者：“一家银行要想留住你的存款，它就必须保护你的血汗钱；要是一个政府希望代表你，它必须维持诚信。显然，对于任何文化机构而言，保护好其文化资产是个关键。”

利大英教授认为，希腊与中国要求大英博物馆返还文物的情况相似，中国知识分子十分熟悉帕特农雕塑（Parthenon Sculptures）的故事，中国当局也乐于将中国与希腊比较，强调两国历史均源远流长。

但他指出，虽然希腊与中国文物均是从地理上的希腊与中国被盗，但18世纪的希腊只是个新兴民族国家，而被盗文物却来自于希腊立国“想都不敢想”的年代。同理，经历颐和园被搜掠的是满清，而非取而代之的现代中国。

利大英教授对BBC中文称：“要是你问我，谁对‘埃尔金的赃物’（Elgins' booty）的宣称更铿锵有力，我会说是希腊与中国的，而非英国。”

谢选骏指出：黄俄假装忘记了“马克思也是英国海盗”这个事实，而我认为，对付英国海盗的最直接方式，就是从中国彻底驱逐马克思主义。

《肺炎疫情：大英博物馆重开 创始人雕像被移除背后的故事》（BBC 2020年8月27日）报道：

大英博物馆官网对汉斯·斯隆爵士有非常详细的介绍。

闻名世界的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周四（8月27日）在受肺炎疫情影响关闭了163天之后重新对外开放，标志着伦敦这座国际大都市正在逐步恢复正常。

但就在大英博物馆重开之前，一个无关疫情的决定震动了英国社会：大英博物馆著名的创馆藏品收藏家汉斯·斯隆爵士（Sir Hans Sloane）的半身雕像将不会再出现在展示基座上。

大英博物馆馆长哈特维格·费舍尔（Hartwig Fischer）表示，它将被移除到一个“安全的橱柜内”，与其它能解释“大英帝国剥削背景”的文物放在一起。

在这个特别的展柜中，斯隆将被标注为“收藏家及奴隶主”。

如何决定历史人物雕像的去留和取舍

大英博物馆的光荣与争议

大英博物馆的这一决定，在英国内外都引起了广泛的注意。有人批评此举极为“虚伪”，完全没有切中大英博物馆这个机构本质上的种族主义问题；也有人质疑斯隆本人并非奴隶主，将其与英国殖民和贩奴历史挂钩未免牵强。

英国《泰晤士报》专栏作家大卫·阿诺诺维奇（David Aaronovitch）认为，“费舍尔先生像我们很多人一样，在文化大战汹涌澎湃之时陷入了一个死结”。在他看来，一方面是年青一代并不认为像大英博物馆这样的机构本身有任何价值，他们认为英国不该拥有这些来自其他地方的文物，而应该归还回去；另一方面是那些坚持任何改变都不可能，任何重新考虑都不被允许的人。承认国家的历史罪孽只不过是屈服于政治正确和要在辉煌从前中寻找污点。

斯隆究竟是个怎样的历史人物？

大英博物馆是很多人游览伦敦时的必到之处，被认为是收藏中国文物与瓷器最多的顶级博物馆。

斯隆1660年出生在北爱尔兰，父亲是来自苏格兰的移民，家境普通。他从小对自然历史感兴趣，后在伦敦、巴黎学医和植物。

1689年，年仅29岁的斯隆在如今大英博物馆附近安家，创办了很有名气的诊所。他的病人很多非富即贵，包括安妮女王，国王乔治一世和二世。作为一个很有创新眼光的医生，斯隆曾经大力推广过天花接种、奎宁和巧克力牛奶。

1719年，斯隆成为皇家内科医师学会的会长，并在1727年接替英国大名鼎鼎的科学家牛顿成为皇家学会会长。

斯隆的收藏始于1687年，他前往当时的英国殖民地牙买加担任英国新总督的医生。回到英国之后，他娶了在牙买加经营甘蔗种植园的农场主之女伊丽莎白·朗格力·罗斯（Elizabeth Langley Rose）。她作为种植园的继承人，为斯隆其后广泛收藏文物、标本等提供了雄厚的资本。

1753年，斯隆以92岁高龄逝世，留下的收藏品包括：

32000枚钱币和奖章、50000本图书、印刷品和手稿（如今存放在大英图书馆）

植物标本馆，包括334卷来自世界各地的植物标本（如今收藏在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

1125样与古代习俗相关的物品

在他的遗嘱中，他将所有收藏馈赠给国王乔治二世，只希望国家向他的后人支付2万英镑。不过，这笔馈赠还附带了条件：英国议会必须创办一个全新的公共博物馆保存这些藏品，并向公众免费开放。

英国议会接受了他开出的馈赠条件，通过全国彩票的形式筹募了这笔资金。 1753年6月7日，议会设立大英博物馆的法案获得国王的御准，大英博物馆正式成立。

斯隆的收藏品与其他几个图书馆和收藏品一起，不仅成为大英博物馆的创馆收藏，而且是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以及大英图书馆的创立基础。

争议

大英博物馆作为全世界第一个免费向公众开放的博物馆，在其值得骄傲的200多年历史中也不乏重大争议，其中包括一些国家对大英博物馆某些展品的主权要求。

它建立的初衷是要宣传展示全球各地、各民族的文化，也随着大英帝国的不断发展而扩大。其中的中国文物收藏多达23000件，长期陈列的就有大约2000件。

中国方面把这些文物称为“流失文物”，并且认为大英博物馆是全世界收藏中国流失文物最多的一个博物馆，其中包括在1860年遭英法联军掠夺的圆明园文物，以及原属中国敦煌藏经洞的上万件文物。

今年肺炎疫情期间，美国青年乔治·佛洛伊德之死在全世界引发的”黑人生命同等重要”运动，推动英国反思帝国时期的殖民和贩奴历史，激发了一场社会大辩论。

可以预测的是，随着这场辩论的深入，还将有更多的英国机构必须在殖民和贩奴历史上表明立场。

谢选骏指出：大英博物馆是奴隶的血汗筑成的，就像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政权一样。驱逐马克思主义，就是消除中国被殖民历史的最后行动——因为马克思也是英国海盗的仆从。

【58、满清和后清坑害了中国和中国人民】

《美国“排华法案”会卷土重来吗》（MAE NGAI 2023年12月13日）报道：

1923年，移民官员在加利福尼亚天使岛与一名被拘留者面谈。

上世纪50年代末，我的父母想在新泽西州北部买地盖房。但没人愿意卖给他们。一位房地产经纪人说，因为他们是中国人。

当时，在整个美国，住宅种族隔离很普遍，抵押贷款的做法也助长了这种现象，而且房地产契约中往往包含种族条款，禁止将房屋出售给黑人、犹太人和亚裔。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西部各州通过了外国人土地法，禁止亚裔移民购买或租赁农业用地。这些限制的理由是为了防止被视为外来入侵者的亚裔接管美国。

现在，新的法律再次以禁止华人拥有房产为目标。上个月，在第三次辩论中，从建设美国核潜艇部队到禁止中国公民在美国购买土地，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出了各种建议。州长罗恩·德桑蒂斯夸耀说：“我禁止了中国在佛罗里达州购买土地。”

目前有一些州正在通过法律，禁止在军事设施、机场和其他关键基础设施附近向中国公民、中资企业或中国政府出售住宅、商业或农业用地，佛罗里达州只是之一。在许多州，限制也适用于来自伊朗、俄罗斯、朝鲜和其他特别关切国家的人。迄今为止，至少有15个州颁布了限制外国人拥有土地的法律，包括佛罗里达州、弗吉尼亚州、阿拉巴马州和蒙大拿州；另有大约20个州的相关法案正在审议中。其中一些已被提交到联邦层面。

对于当今版本的外国土地法，背后的理由人们都很熟悉：外国对手的个人和公司如在美国拥有财产，会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这些法律的支持者认为，我们的对手可能会监视军事基地，危害我们的基础设施，甚至威胁到国家的粮食供应。

今年5月，当德桑蒂斯称赞佛罗里达州的土地法案（该法案为一些住宅物业提供了豁免）是保护该州不受中国共产党侵害时，这无异于是在让公众将中国人（也可以推及所有亚裔）视为美国人在种族、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敌人。在美国的华裔——包括在美国出生和归化的公民——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美国人，因为他们天生忠于中国，这种观念已经融入美国政治100多年了。

自19世纪末以来，对黄祸的恐惧助长了整个西方针对华裔和其他亚裔的种族主义立法。除了土地法，相关法律还禁止亚裔在法庭上指证白人，与白人结婚，与白人孩子一起上学，持有职业和商业执照。最高法院支持1882年《排华法案》，即禁止华裔移民和入籍的国家政策，理由是他们构成种族危险，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即使美中之间并没有敌对行动。反华和反亚裔法律与非裔美国人在南北战争中获得的利益遭到逆转，以及南方《吉姆·克劳法》的出现是如出一辙的。在美国南方和西部的引领下，白人至上主义对民主的胜利一直持续到20世纪。

新的土地法是一波反华措施中的最新举措。特朗普在执政期间将新冠疫情归咎于中国和中国人民，对亚裔美国人发动了种族主义骚扰和攻击。根据2018年的“中国倡议”，美国大学的中国公民或华裔美国公民的学术科学家受到骚扰和迫害。特朗普还威胁要对中国发动关税战，建立了目前仍在实施的进口限制。如今，拜登总统似乎维持了特朗普政府将中国列为战略对手的立场，并加大了对华贸易限制。

这些措施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理由推行是很难被反对的。毕竟，我们不希望敌人监视我们的基地或炸毁机场。但这种威胁的可信度有多高？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显示，外国人拥有美国约3%的私人农业财产，中国人拥有的比例不到1%。中国人拥有的农场构成的潜在威胁被过分夸大了。在另一些情况下，来自中国的威胁是捏造的——中国人是新冠病毒的受害者，而不是它的成因。

“中国倡议”最初可能出于对知识产权盗窃的合理担忧，但很快就失控了。它成为研究型大学对中国人和华裔美国教授进行种族定性的基础。根据麻省理工学院研究人员分析的案例，在“中国倡议”下针对学术科学家提起的诉讼中，没有一起显示出经济间谍活动或其他知识产权盗窃的证据。该倡议于去年撤销。尽管如此，普林斯顿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的一个团队在2021年和2022年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72%的中国和华裔美国科学家在工作中缺乏安全感。美国华裔科学家的反向人才流失，加上申请美国大学的中国学生数量下降，可能会剥夺美国的科学人才。把中国描绘成敌人是美国当前的政治热点。它利用了人们对中国崛起为全球经济大国的焦虑，这种做法已被证明具有政治战略意义。然而，这也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今年夏天，拜登政府对于耸动的言论有所缓和。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呼吁，与中国的贸易关系要实行“去风险化”，而不是“脱钩”； 上个月，拜登在加州会见了习近平主席，为稳定关系迈出了一步。虽然这种降温的做法是受欢迎的，但还不够。政府不应仅仅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看待同中国的交往。只要这种关联继续存在，华裔和其他亚裔美国人就会继续成为种族主义骚扰、暴力和歧视的受害者。

美国参加“二战”后，政府围捕了大约12万名日裔美国人，他们大多生活在太平洋沿岸，并被关进集中营——尽管根据军事情报，他们对国家安全没有威胁。直到1988年，美国才对拘留事件发表正式道歉。尽管最高法院在1948年削弱了房地产中的种族条款和涉外土地法，但人们想知道，在当前的法院里，大量的涉外土地法将被如何处理。

我的父母都是医生，他们在“二战”后从中国移民过来。在20世纪50年代，我的父亲在美国军队服役，并成为一名归化公民。我的父母希望全家在郊区实现美国梦。他们最终在一个种族混杂的小镇买了一套房子。他们受益于民权时代的成果，这些成果由非裔美国人赢得，也惠及了其他有色人种。我的父母在事业上都很成功，尽管他们对歧视并不陌生。如果他们今天还健在，我知道他们会担心美国的对华政策，担心美国会将我们当成靶子。

谢选骏指出：《美国“排华法案”会卷土重来吗》梳理了历史的脉络，但却少了一个环节——满清和后清坑害了中国和中国人民。试想，如果不是满清和后清误国误民、害国害民，殖民者可以如此嚣张跋扈吗？

 

《美两党议员呼吁提高对华关税，并进一步切断美中经济联系》（ANA SWANSON， ALAN RAPPEPORT 2023年12月13日）报道：

中国的一条汽车装配线。该报告的许多建议可能永远不会被采纳，但它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为两党就中国问题立法提供一条道路。

周二，两党议员呼吁进一步切断美中之间的经济和金融联系，包括取消20多年前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美国给予中国的低关税待遇。

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发布了一系列广泛的建议，旨在重新调整双方的经济关系。这份由众议院两党共同签署的报告认为，中国进行了“为期数十年的经济侵略”，削弱了美国公司的实力，主导了全球关键产业，使美国在发生更广泛的军事冲突时极为脆弱。

这份53页的报告包括近150条建议，国会和政府可以采取这些建议来弥补漏洞。这些措施包括对较老型号的芯片向中国征收新关税，以及进一步切断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资本和技术流动。

该报告的其他建议包括要求美国上市公司披露与中国的关系，进一步投资美国的研究和制造能力，以抗衡中国在制药和关键矿产等行业的主导地位。它还建议制定计划，在中国政府入侵台湾时与盟国进行经济协调。

许多建议可能永远不会被纷争不断的国会采纳。但在未来几个月，这份报告可能会为两党在中国问题方面的立法提供一条道路。

威斯康辛州共和党众议员、该委员会主席迈克·加拉格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希望国会在明年总统大选之前就一项重要的对华法案达成一致。他说，虽然一些美国公司反对限制与中国这个庞大且不断增长的市场做生意，但立法明确许可范围将对许多公司有利。

“如果国会不站出来在立法方面有所作为，”加拉格尔说，“那么我们只会在不同的行政命令之间跳来跳去，这些行政命令的规则大相径庭，会给华尔街和市场带来混乱。”

这份报告切实表明，近年来两党对中国的共识发生了很大变化。

十年前最流行的观点是，美中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将是和平与稳定的力量。包括拜登政府官员在内的一些人仍然表示，商业关系有助于稳定两国关系，促进和平。

但这一理论越来越让位于一种担忧——一旦发生冲突，与中国的关系可能会被武器化。例如，如果中国政府切断对美国的药品、矿产或武器系统零部件的运输，可能会给美国经济或军队带来灾难性后果。

北京对中国企业的补贴和知识产权盗窃事件也日益成为摩擦来源。在某些情况下，中国允许外国公司在华经营的前提是双方必须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将有价值的技术转让给本国企业。

报告称，美国从未遇到过与之在经济上如此紧密相连的地缘政治对手，依赖一个战略竞争对手的风险究竟有多大，目前仍然不得而知。报告称，美国缺乏应对进一步冲突的应急计划。

“要应对这场新型竞争，需要从根本上重新评估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接触政策，并采用新的手段来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侵略活动，”报告说。

今年，该委员会主持了一场桌面推演，模拟中国政府入侵台湾后美国将如何应对。报告称，美国通过制裁和金融惩罚来威慑中国的努力“可能会让美国付出巨大代价”。

议员们表示，他们并不主张美中经济完全“脱钩”，但美国需要找到一种方法来减少北京的影响力，并使美国在经济上更加独立。

该报告还包括其他各种建议，包括为审查外国投资是否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委员会赋予更多权力，并制定新的高标准贸易协定，尤其是与台湾、日本和英国的贸易协定。

但该报告的第一个建议，或许也是最重要的建议，是在短时间内分阶段对中国征收一套新的关税。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美国和其他成员国开始向中国提供较低的关税以鼓励贸易。作为回报，中国开始进行一系列改革，使其经济符合该组织的规则。

但该报告认为，中国一直未能兑现承诺的改革，而且美国在中国留在世贸组织后给予该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并没有带来国会所期望的好处或经济改革。报告称，国会现在应该对中国征收一套不同的、更高的关税。

议员们一直在讨论这一举措，并得到了前总统特朗普和其他共和党候选人的支持。去年，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美国国会投票决定取消与俄罗斯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

但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提高关税会引来更多企业的反对，因为这将提高从中国进口产品的成本，并很可能减缓经济增长。

美国已对许多中国产品征收高额关税，这是特朗普政府在贸易战期间实施的政策，但拜登总统对此仍在进行审议。国会建议的进一步改革将对玩具和智能手机等其他未被额外征税的商品加大征收力度。

牛津经济研究院受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委托在11月发布的一项研究估计，光是此类关税就会导致美国经济在五年内损失1.6万亿美元。它还可能在世贸组织内部制造更多矛盾，该组织一些最坚定的支持者已经指责美国破坏了规则。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表示，美中经济关系“互惠互利”，国会的这些提案“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他表示，这份报告“违反了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破坏了国际经贸秩序，扰乱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

包括塔吉特、家得宝和Dollar General等企业在内的贸易组织零售业领袖协会在周二的声明中表达了对这些提议的关切。该组织表示，提高对中国产品的关税“只会损害美国企业的利益并招致中国的报复”。

这份议员报告承认，此种政策变化可能造成经济负担，并建议国会考虑为农户提供额外拨款，并给予工人其他支持。

加拉格尔表示，让美国摆脱与中国的“全方位经济缠结”并不容易，美国应开发替代市场，并为中国可能的报复做好准备。

两党需要经过数月协商才能就该报告达成共识，报告作者表示，这应该能让中方明白美方的立场。在由24人组成的委员会中，只有一人投票反对该报告：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众议员杰克·奥金克罗斯，他对贸易保护主义提出了担忧。

“中共关于美国的一种说法是，我们是分裂的，我们派系纷争严重，我们没有能力团结起来应对挑战，”该委员会的民主党领袖、伊利诺伊州众议员拉贾·克里希纳莫蒂表示。“但在美国与中共竞争的这个特定议题上，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

谢选骏指出：《美国两党议员呼吁提高对华关税，并进一步切断美中经济联系》的报道进一步证实了我的看法——满清和后清坑害了中国和中国人民。试想，若非后清中囶误国误民、害国害民，美国两党议员有何借口可以呼吁提高对华关税，并进一步切断美中经济联系？美国1980年代打压日本经济，也无法做到这样的地步嘛。

【59、满洲人比中国人还像中国人】

《圆明园被毁150年后，专家打算对其修复时，意外发现50000多件文物》（搜狐 2023-05-10）报道：

“落后就要挨打”，清朝在我国的历史中是最屈辱的一段历史，掌权者刚愎自用，落后于世界上强国的发展。清政府的国力不强，任人打骂，成为了世界列强欺辱的目标，清朝时的典型建筑圆明园也被那些强盗洗劫一空。

圆明园在1860年被英法联军一把火烧成灰烬，圆内的诸多宝物也流落海外，它的毁坏是世界文明史中的一个重大灾难。在被毁150年之后，专家计划修复圆明园，进行多次挖掘，意外发现了五万多件文物。

“万园之园”圆明园

圆明园是从康熙帝时开始修建的，本来打算建一座小园子，赐给他的皇四子。康熙帝赐名“圆明”二字，表达了传统帝王对万民苍生的希冀。在圆明园的建筑过程中，康熙皇帝厌倦了皇宫里四方天空，想突破束缚。便打算把圆明园扩建。可是没等圆明园修建完成，康熙帝就驾崩了。

等到雍正时期，为了建立皇家夏季避暑之地，雍正对圆明园进行扩建。建成之后，雍正和太后、后妃移居圆明园。在圆明园中有雍正帝处理政务的宫殿，也有设宴待客的地方。圆明园成为名副其实的皇家园林，也为之后的它成为“万园之园”奠定了基础。

乾隆登基后，在圆明园中增添了建筑组群，圆明园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圆明园中主要的建筑有600座，亭台楼阁数不胜数。乾隆在在园林设计上有些研究，圆明园的建筑组群都是按他的心意建成的，体现了我国古典园林的艺术风格。

乾隆时期，有西方传教士远洋而来，向乾隆描绘了西方的建筑风格。乾隆为了追求乐趣，引进了欧洲的园林建筑。具体操作由西方传教士指导，建立了西洋楼，成为圆明园中的独特风景，圆明园集美景与佳趣于一体。

圆明园的建筑在我国历史上首屈一指，其中的珠宝字画也是在历史中有名的。圆明园中有数处喷泉，其中的“十二铜兽首”喷泉是最有名的。十二个兽首在不同的时辰相应的兽首就会喷水，是中国建筑的集大成者。圆明园建成后占地面积约3.5平方千米。因为其建筑规模宏大、构思精巧、宝物众多，所以圆明园有着“万园之园”的美称。

遭遇浩劫，辉煌不复存在

1860年，落后的清政府无法抵御西方国家的侵略，几次反抗都以失败告终。最终英法联军攻入首都，清政府抛弃紫禁城逃跑。圆明园的美称曾经传到侵略者的耳中，他们觊觎宝物已久，所以攻城之后英法联军就将目标瞄向圆明园。圆明园的侍卫寡不敌众，再加上联军有着先进的武器不是侍卫的棍棒能比得上的。

英法联军侵占圆明园之后，被其中的财宝迷了眼，进行肆无忌惮地掠夺。圆明园中精巧的摆件，华丽的装饰，贵重的艺术珍品都没有逃过他们的毒手。大型的家具、镜子、大花瓶等都被他们砸毁。这些珍品都是我国历史中的文化瑰宝，英法联军的破坏行为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灾难。

10月9日时，英法联军暂时撤离圆明园，撤离时带走了洗劫的财物，只留下满目疮痍的圆明园。据法国当时参与掠夺的士兵回忆，圆明园的华丽衣服很多，被士兵们毫不怜惜扔在地上，他们抢夺的丝绸织物堆满了仓库。

联军撤离之后，与清政府谈交易的条件。清政府软弱无能，只能同意屈辱的合约条款。本来清政府认为，一时的屈辱能换回圆明园的安全。可是就在清政府签下屈辱条款之后，英国却在11日再次进入圆明园，搜刮财物。在确保没有什么能带走之后，放火烧了圆明园。

大火烧了三天三夜，将天空都映成红色，从此“万园之园”不复存在，只剩下被火烧后的废墟。火烧之后清朝官员进入圆明园查核损失。圆明园中的珠宝尽失，地上还有许多瓷器碎片，许多园林建筑都被火烧成废墟。圆明园损失巨大，丢失的珠宝不计其数。

同治为政时期打算修复圆明园，那时清政府的国力依旧不强，国库中银子也不多，但是慈禧太后下达了命令要进行修复。圆明园劳民伤财的修复就开始了，但是开工不到十个月就因为财力问题修复计划被迫搁置。

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首都，依旧没有放过满目疮痍的圆明园。圆明园里面已经没有什么珍贵的物品了，只有些从火烧中幸存下来的树木。丧心病狂的侵略者将残存的房梁、桥墩、古木锯倒并放火烧。圆明园中种植的古木也变成了灰烬。

虽然圆明园的建筑、树木都不复存在了，但是圆明园中还有许多宝贵的石头。清朝灭亡后，圆明园的石头遭到了军阀的巧取豪夺。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洗劫，就只剩下了空壳。

文物修复刻不容缓

在圆明园被毁150年后，专家计划对圆明园进行修复。对它进行了三次考古挖掘，前后发现了大约50000件文物，其中有近三万件碎片。多亏了考古专家的挖掘才能让这些埋了百年的文物重见天日。挖掘出来的文物中有玉器，佛像等，大多数是瓷器的碎片。

专家们按照历史资料，修复了西洋楼遗址。因为西洋楼建设时使用的是石头，抵挡了风雨的侵蚀，所以才得以保存。西洋楼的建设是第一次西方建筑在中国的尝试，所以修建时设计了许多图纸。专家依靠这些图纸用石膏对西洋楼进行修复。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许多流落海外的文物被送回祖国，还有一些被陈列在外国的博物馆中。但还有许多被毁坏的宝物，文物修复工作刻不容缓，那些宝物是我国历史中的瑰宝，也是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它们如果能修复完成对我国乃至世界都是一笔财富。

由于清政府的刚愎自用，导致国力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才有了中国近百年的屈辱历史。有“万园之园”美誉的圆明园也惨遭侵略者的毒手，其中的珍宝都被洗劫一空，不易搬运的瓷器都被砸毁，圆明园被毁150年后，专家打算对它进行修复时，意外挖掘出来近50000件文物，那些文物都是国家历史的见证。

谢选骏指出：满洲人比中国人还像中国人，也就是说，满洲人比中国人还要保守，因为他们是野蛮人，无法使得中国上升，只能把中国拉下水里——根本原因是缺乏自信，所以伪装成固步自封。“比中国人还像中国人的满洲人”背后，是一群弱不禁风的八旗子弟。

【60、芒格死于“没有中国的内线消息”】

《芒格去世，愿天堂没有阿里巴巴》（2023-11-30 讲古）报道：

最近，美国有两个名人去世，一个是前总统吉米卡特的夫人罗莎琳.卡特，还有一个就是著名的投资人，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副董事长查理.芒格。

卡特夫人的葬礼是昨天在亚特兰大Emory大学的一个教堂举行的，美国总统拜登和几个前任总统都来参加了，这个教堂离我之前住的地方特别近，走路大概十分钟左右。

但咱们今天不说卡特夫人，主要说说芒格。

芒格虽然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投资人，但他在中国的名气远远没有他曾经的老板巴菲特大。巴菲特号称股神，在中国几乎尽人皆知，甚至很多不搞投资的人都知道有这么一号人。

巴菲特最著名的就是价值投资，大概意思就是找一个有潜力的公司，买了这种股票，剩下的就交给时间。只要你能长期持有，就能获取巨大而稳定的收益。

芒格曾经给巴菲特当过参谋，就是提投资建议，他在大概总共二十五年的时间里，年薪只有十万美元。

这点钱在美国根本不算高薪，但是芒格持有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票就厉害了，他的股票现在价值是20亿美元，妥妥的亿万富豪。

芒格的传奇故事开始于上世纪70年代，当时美国爆发股灾，巴菲特在股灾来临前清空所有股票，逃过一劫，而芒格竟然靠硬是不卖，最后居然也熬过了那次股灾。

芒格持有的股票于1973-1974年，连续两年出现近31%的巨亏，但终于在1975年迎来75%的盈利强势反弹。

后来，芒格与巴菲特成为公司合伙人，他们联手把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从一家濒临倒闭的纺织厂打造成了美国的头号投资公司。

从1965年到2021年56年间，伯克希尔公司的平均年涨幅高达20.1%，涨幅几乎是同期标准普尔500指数的两倍。

芒格去世，愿天堂没有阿里巴巴

说到这，我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了我们的大A股。

前几天，澎湃新闻发了一篇文章，说A股就是一个诈骗市场，因为他统计了这几年的数据，从18年到23年，A股IPO融资了2.2万亿，定向增发了4.4万亿，

但是同期大股东减持套现了3万亿。说明啥？说明A股一半的资金被抽走了，所以他说A股是诈骗市场。

说实在，3万亿套现其实还少了，因为A股里有些股票是无法流通的，否则，可能还会更多。

但问题是，A股是个疑似的诈骗市场，买股票的人他们不懂这个道理吗？其实，他们都懂。只不过他们是认为自己在这个市场里能诈骗到别人而已。

而真正的傻子，就是那些相信自己自己可以像巴菲特那样搞价值投资的人。毕竟，人家巴菲特买的是可口可乐，苹果，你特么买的是恒大和康美药业，怎么比吗？

前段时间，深圳有个搞私募的关善祥，自称是中国巴菲特，买了很多恒大的股票，结果恒大暴雷之后，这个哥们就跳楼了。

另外，我还想和大家说，别说这些民间野生的巴菲特不好使，就是巴菲特本人来了，也不一定好使。

其实巴菲特和芒格都买过中国概念股，其中芒格在2020年的时候，就曾经大举买入中国股票阿里巴巴。

对，就是马云爸爸的那个阿里巴巴。

芒格很早以前就表示过看好马云的阿里巴巴，但由于其股价一直居高不下，所以没有下手。

2020年的时候，阿里巴巴的股价突然下跌，大家知道，阿里巴巴的股价下跌，一个是因为当时2020年的疫情，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马云本人。

当时，阿里巴巴的股价从最高时期的319美元跌到了240美元，芒格一看，机会来了，买，这一家伙就买了16.5万股。

没想到他刚买完，有关部门就启动了对阿里巴巴的反垄断调查，结果，阿里巴巴的股价继续下跌。

但芒格还不死心，因为巴菲特不是有句名言吗：别人恐惧的时候我一定要大胆！意思就是说股票跌的最厉害的时候，大家都害怕的时候，我就买。

于是，芒格在阿里巴巴继续下跌的时候，又买了40多万股。

反正这么说吧，从2020年到2021年芒格总共买了一亿多美元的阿里巴巴，当时账面就浮亏了大概3000多万美元。

按理说到这个份上了，您就应该考虑一下是不是别买了，结果芒格就是不信邪。直到2022年的时候，他还力挺阿里巴巴呢，但是这阿里巴巴的股价他就是不争气啊，嗷嗷滴就是继续下跌。

后来，可能是有熟悉中国情况的人给他指点了，说芒大爷，你玩可口可乐和苹果的那个套路，在这可能是不灵了，要不咱撤吧？

这时候，芒格老师才真正展现出了投资大师的风采。

一个真正的投资大师，不仅是要会选股、挣钱，在赔钱的时候，及时止损割肉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技能。

于是，芒格就立马就割肉、斩仓了。他知道，再像1970年代的时候那样不卖，恐怕是过不去这一关了。

不得不说，作为一个投资大师，芒格在割肉时的这一刀切得还是相当有水准的，他在阿里巴巴股价120美元的时候割掉了50%的仓位，当时就亏损4500多万美元。

有人可能要说了，赔了这么多啊！老鱼您就别替他吹啦！

真不是我替芒格吹，因为就在他割肉之后，阿里巴巴的股价还继续下跌了好长一段时间，最低的时候跌到过58美元，现在的价格是74美元。

咱就是说，要是那个时候不割，现在是不是更完犊子？！

SO，芒格在240美元的时候买的阿里巴巴，在120美元的时候卖的，而现在阿里巴巴已经跌到74美元了，他算是被中国的股票狠狠滴给上了一课。

后来，芒格在开股东大会的时候，亲口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他在会上说：投资阿里巴巴是我一生中犯的最大的错误之一，我本来以为他是个互联网公司，但其实他就是一个该死的零售商。

不过我觉得芒格这句话说得还不到位，因为阿里巴巴股价的下跌，其实和他是什么没关系，和别的事情有关系……

投资阿里巴巴的失败，对芒格的打击很大，甚至有人说，如果没有这次失败，老爷子可能不会走得这么早。

这应该是开玩笑的，毕竟芒格都99岁了。

昨天，我看见很多人在朋友圈里分享芒格的投资理念，他的投资理念是什么呢？

芒格自己说过：如果你真想从我身上学点什么，记住我的话：规矩，可靠。

所有这些传统美德会让人一生受用…我不会花太多时间追悔过去，一旦吸取了教训，我就不会再陷在里面了…

想得到你想要的某样东西，最好的办法是让你自己配得上他。

看到这，我想起起我们楼下保安教育他们家孩子时候说的那句话：别傻了吧唧的，学聪明点！别太实在了，长点心眼吧！

在查理.芒格去世的日子里，让我们深切缅怀这位投资大师。

并说一句：一路走好！愿天堂里没有阿里巴巴！

谢选骏指出：芒格为何惨遭阿里巴巴割肉？因为他没有中国的内线消息！人说“芒格在2015年对听众们说，‘认为自己无知要好得多。’他还说，‘如果人们不经常犯错，我们就不会这么富有。’”——我看，人们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没有内线关系却去“投资”——这不是白白送死吗？因为查理·芒格是巴菲特内线交易的好搭档，却不是共产党的内线交易的好搭档。其结果，就是“芒格死于‘没有中国的内线消息’”！

【61、毛利人和中国人一脉相承】

《傳遭秦剛「訓斥一小時」 紐西蘭外長回應了》（編譯陳曉慈 2023-06-27）报道：

紐西蘭總理希金斯（Chris Hipkins）26日率團抵達北京，27日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澳媒披露，紐西蘭外交部長馬胡塔（Nanaia Mahuta）3月和中國外交部長秦剛開會時曾遭對方訓斥。馬胡塔27日表示，當時雙方確實有一番「非常熱烈」的討論。

路透引述澳洲人報（The Australian）報導稱，馬胡塔今年3月和秦剛會面時，遭對方「長篇大論說教」及「嚴厲訓斥」，恐顯示紐國和其最大貿易夥伴中國之間的關係緊張。澳洲人報獲悉，馬胡塔當時遭秦剛「戰狼攻擊」（wolf warrior attack），歷經了「整整一小時的訓斥」。

馬胡塔27日向媒體表示：「我會說中國傳達其利益的方式非常強勢。」，並形容3月那場會議討論「非常熱烈」。

馬胡塔並未進一步說明雙方會議討論的議題，她僅表示，能成功讓紐國總理獲邀訪中，反映了兩國關係的本質及成熟，也反映了兩國經熱烈討論後，紐國仍能率領一支貿易代表團訪中的事實。

中國是紐西蘭目前最大的出口市場，尤其是對酪農業。和鄰國澳洲相比，馬胡塔過去在譴責中國侵犯人權紀錄方面，採取較為謹慎的作法。

谢选骏指出：这个“新西兰外长”，其实是个毛利人——毛利人和中国人一脉相承，都习于逆来顺受……土地被人霸占了，还要为人打工……就像共产党中国一样没有丝毫的出息。

《中共官场新版四大美女 各个“身怀绝技”》（2023-06-27  苏文寅）报道：

本月初，中共石油系国企“一把手”胡继勇，借出差之名，挽手女下属董思槿逛街，大秀甜蜜。由于女方外形太过出色衣着太过吸睛，被摄影师用镜头捕捉下来，并传到了网络上，“牵手门”当事人的身份双双遭到大起底，真实背景也引起网友广泛关注。

中石油胡总和女下属董思槿的牵手门事件广传网络，双双被免职。

有网友发现，董思槿时常在社交媒体上炫富。从这些她日常分享的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她经常去旅游、出入高档酒店、消费各种名牌。她的许多照片都穿着性感内衣、搔首弄姿，既显示着她生活的奢靡，也让人看到其张扬的一面。

董思槿不仅在微博上晒Tiffany大钻戒，全套祖母绿首饰，炫耀自己入住每晚要价万元人民币的豪华宾馆。还在微博上捎带暗示自己的地下情，称“5.20秀不了恩爱，所以提前一天发个五个月43万的账单吧。”她接着补充说：“恋爱不一定开心，但每个月花个八九万是挺开心的。”

另有细心的网友发现一个关键点，在认识胡继勇前，她大多时候只晒身材、美食、旅行照。两人相识后不久，她开始晒奢侈品，仅在某全球高端时尚百货的消费就多达240万。此外，董思槿还购买了一套豪宅，该住宅的装修极其豪华，细节之处展现出她非同一般的财富实力。

根据网爆资料，董思槿96年出生，出身名牌大学，早年留过学。而且她的个人履历也出类拔萃，曾在石油大学本硕连读，在校期间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活动，毕业后进入中石油北京分公司，后于2022年跟胡继勇成为同事。董思槿居然在今年初还曾获得“奋进中的榜样”称号，被全公司发通报表彰。

董思槿在“牵手门”事件发生后，关闭了她的微博帐号，不过她此前发布的照片和贴文仍遭到网友备份，并散布于网络上。

这引发了人们对于他们的薪资来源和生活开销的疑问，究竟是如何维持这样的高消费水平的呢？

胡继勇因为“牵手门”事件，其领导生涯戛然而止。寰球工程项目公司6月7日公告，“胡继勇已被免去寰球项目管理公司执行董事、党委书记、总经理职务，并接受公司纪委核查。”

6月8日，该公司证实女事主为职员董思槿，同被免职，接受调查。“董思槿被停职”的词条，不到一天就有近10亿阅读，可以说是人尽皆知。

视频引起轰动后，摄影师也受到了威胁，为了息事宁人删除了视频。但在新媒体高度发达的当下，视频已经铺天盖地传遍网络，引发热议。

有网友讽刺道：“躲过了老婆，躲过了公司，却没有躲过街拍，这个摄影师算是立功了。”

也有微信网友这样留言：比起桃色花边新闻，我们还要持续追问背后的腐败问题。胡总其出轨行为是否涉及权色交易，性贿赂等丑恶行为，损害集体利益？这件事的恶劣之处，还在于冲击全社会的价值观。全国人民都在共克时艰，而董小姐用繁华炫目的珠宝，和蔑视打工人的傲慢，打了我等普通人一个耳光。

另有网友评论，看了董小姐在社交媒体上的各种炫耀，就能理解年轻人为何集体向往体制了，理解他们为何会把考编当作终身大事对待，把考上称作“上岸”。体制内真是太幸福了，就冲这4点半下班就能吸引无数社畜折腰，更别说旱涝保收的铁饭碗了。前段时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数据，今年4月，16-24岁劳动调查失业率为20.4%，创2018年有该统计数据以来的新高。在大学毕业生人数再创新高的背景下，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这已经很刺激我们了。各位领导，求你们行事一定要低调点吧，别太刺激广大焦虑不堪的人民群众了。

在中国，一些女子或主动、或被动地投入“权力”的怀抱，以美色换取各种权力金钱资源，这种情况并不罕见。但很少有人思考，为什么中共体制内，女性要靠陪睡上位？为什么中共体制内会有这么多桃色事件？

原扬州广陵区商务局美女副局长戴璐

近日中国网友甄选出中共新时代四大美女的照片。除了董思槿，她们是警花张津瑜、扬州广陵区商务局美女副局长戴璐、安徽省共青团团委女处长吴方媛。这四位美女的桃色新闻在中国网络上广为流传。

今年年初火爆上中国互联网的戴璐，是江苏扬州广陵区商务局的美女副局长。网传戴璐和其他男性官员在新婚房内偷情，过程被老公安装的摄影机拍下并向纪委举报，事件引起轩然大波。官方在舆论压力下，通报了淮安市政府副市长韦峰与扬州市广陵区商务局副局长戴璐存在生活作风问题，目前正按程序追究二人纪律责任并建议免职。随后网络又曝出的消息是，戴璐供出了24名中共官员，据称扬州市委副书记韩华也危险。

现年30岁的戴璐，升职之路可谓传奇，19岁就考上了公务员，从县检察院小职员做起，2021年，晋升商务局副局长，这一年她28岁。

戴璐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之后，网传她写下一份自白书，文章指出，“在工作上，有人说我是一个靠通过出卖色相谋取升迁的小人。如果我有足够的背景，我至于这样么，我也追求高大上和真善美的道德啊。只是除了这副好看的皮囊，我还能有什么是可以发挥运用的资源？”

有“最美警花”之称的张津瑜，去年7月份卷入桃色影片事件，全网疯传，男方是新能源公司力诺瑞特集团的高层吕知樾。从网络上传出的张津瑜照片，不管是颜值还是身材都非常姣好，身着警服更是英姿飒爽，让人眼前一亮。张津瑜曾是中国警察网的一名记者，毕业于扬州大学新闻专业，网友们称她为才貌双全的公职第一美女。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无可挑剔的气质美女 ，在吕知樾发布的色情视频中，居然如此不堪，张津瑜在画面中的样子，简直让人大跌眼镜。

安徽省共青团团委女处长吴方媛，去年11月也自爆至少与11名男性发生关系，且有名有姓。而网友们也挖出她的这些情夫，就是吴方媛所属部门的官员，甚至还有跟她业务相关的大老板。吴方媛同时在对话截图宣布辞去工作。从吴方媛女士的生活照来看，虽然三十岁出头，却依然风姿绰约、面容姣好，身材也不错，喜欢摄影或者自拍。

网传吴方媛自爆和11男同僚发生不正当关系。

这是中共官场近一年来发生的四起最火爆桃色新闻。

人们指责这些年轻女子是拜金女郎。也有人会认为是这些女性抢走了他们公平的机会，或者因为妒嫉这些女子靠色相走捷径上位，对她们的道德操守进行嘲讽、谴责。却没有意识到，谁才是真正造成这种现象的罪魁祸首？

中共官员包养情妇归根结底是权力惹的祸。官员滥用权力贪腐不义之财则为其提供了为所欲为的工具，如果没有权力，谁也不会有钱去包养情妇；而在女下属眼中，也只是看到了依附领导的权力所带来的利益，如果不是对权力的极端“崇拜”，也没有多少女性甘当情妇。

在中共这个集权的体制下的女性，即便是有才华，女性如果没有强大的背景，如果不想一生默默无闻，就只能用出卖身体和灵魂的方式来获得升迁。当然也不能说这些女性有多么委屈和无辜，毕竟那也是错在她们的选择上，但对比起那些道貌岸然的中共官员，她们不过是受害者，只不过受害的形式不一样罢了。

六四女学运领袖王超华近日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在中共政治体制内，女性沦为花瓶，更成为权贵斗争中的牺牲品：“近二、三十年的经济改革，官僚基本上就是权贵，同时有权和钱。打黑打贪的时候，常常就会揪出来，谁谁谁有多少情妇，女性变为政治斗争当中，提供性服务的角色。不光是官场，包括大公司里，都变成一个理所当然、被公开接受的情况。所以这是一个对女性非常不友好的社会现实。”

新四大美女选择了与“狼”共舞，也就意味着她们的命运都摆脱不了中共的魔掌。最终也成为被大众唾弃的对象。

谢选骏指出：这些“身怀绝技”的女共衣钵，都是从毛泽东那样传下来的——看看毛泽东在汪精卫、斯大林面前的媚态，就知道毛泽东也是一个男女通吃的两性人。

【62、拿下台湾不算中国统一】

《狐狸vs.刺猬 佛格森：美中较量「得台湾者得天下」》（中央社／华盛顿22日综合外电报导 2021-03-24）报道：

英国知名史学家佛格森指出，美国因全球事务备多力分，北京却能集中焦点，台湾议题恐成拜登不可承受之重。

美中之间的紧张与全球竞争态势并未因美国新总统拜登上台而有转圜。英国知名史学家佛格森指出，美国因全球事务备多力分，北京却能集中焦点，台湾议题恐成拜登不可承受之重。

佛格森（Niall Ferguson）是美国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曾为哈佛大学、纽约大学与牛津大学的历史教授，并于2004年获「时代」杂志选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人」之一，是备受瞩目的外交政策评论员。

佛格森在一篇专文里，提到哲学家以撒·柏林（Isaiah Berlin）引用古希腊诗人阿克拉卡斯（Archilochus）的诗句来比拟不同风格的作家：「狐狸所知博杂，刺猬惟逐其一。」

佛格森认为，这句话也可以用来模拟美中之间的强权政治：美国就是狐狸，在外交政策上追求各种目标、策略，备多力分；中国则是刺猬，所有事情都不脱一个一贯的内核愿景。

他以1971年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密访中国总理周恩来为例，季辛吉就像狐狸一样抱持太多目的，除了想促成总统尼克森访中，还希望中国帮忙美国摆脱越战，更想利用中国与苏联之间的矛盾来向苏联施压，以减缓核武竞争。

反观周恩来就如刺猬，始终紧咬着台湾问题，他当时说，若此关键问题不解决，整个美中关系的结都打不开。

季辛吉在衡量得失后，向中方让步，表明不主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也不支持台湾独立运动。

后来，中华民国于1971年被迫退出联合国，尼克森如愿于1972年访中，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一步于1979年建交，并终止与中华民国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所幸通过友台人士在美国国会游说运作，催生「台湾关系法」，重新规范美台关系。文章指出，美国前总统川普成功让国内菁英阶层与大众更加反中，继任的拜登别无选择，只能萧规曹随。但令人讶异的是，拜登政府在很多方面都比川普更强硬，两国贸易战与科技战也仍未消停。除了人权之外，拜登与川普唯一最大的不同点，在于拜登更强调联合盟邦共同抗中的重要性。

佛格森透露，几年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一名经济幕僚告诉他，习近平最念兹在兹的事，就是重新把台湾纳入控制之下，为此不惜打破国家主席最多只做两任的惯例，并扩充陆海空三军。

佛格森说，美国在军事优势缩小之际，益发强化对台承诺，不啻是危险情况，若口头许下「坚若磐石」的承诺，实际上却是散沙，很容易让美国与台湾因误判酿出危机。

佛格森认为，拜登政府的一个课题是，要多久才会意识到自己可能面临台海危机。有政论员觉得，台湾目前给北京的感受，很像60年前古巴飞弹危机给美国人的感觉；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Phil Davidson）也在国会证称，北京可能在2027年之前侵台。文章提到，有人把台湾模拟为1914年的比利时或1939年的波兰，这两个国家分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二战首场战役的发生地。

但佛格森认为，台湾之于美国，更像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之于英国。当时英国不满埃及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伙同以色列与法国想以武力夺回；而美国不愿在应付苏联之际节外生枝，反对英法动武，运河终究落入埃及之手，英国这头昔日雄狮，也成了纸老虎。

佛格森表示，当年美军打输越战，让南越人流离失所，但至少除了越柬战争之外，并没在亚洲引发骨牌效应；然而，若美国失去台湾，或甚至不为台湾而战，会让全亚洲看到美国主宰印太地区的时代告终，让中国洗刷两百年来的失色与耻辱、重新成为亚洲一霸，届时就会是美国版的苏伊士运河事件。文章最后提醒，狐狸（美国）的盲点是备多力分，刺猬（中国）却只专注干一件大事，而这件大事很可能是「得台湾者得天下」，不得不慎。

美中之间的紧张与全球竞争态势，并未因美国新总统拜登上台而有转圜。

谢选骏指出：看把台湾岛上的“中央社”乐的，以至于把个“外交政策评论员”捧成了“知名史学家”——这样一来，好像台湾又成了中美之间的“中央”；但是记者们哪里知道，地理上的中间并不等于地缘上的中央。

《50年今昔 …狐狸对刺猬 美恐因台终结霸业》（记者郭崇伦 2021-07-10）报道：

2016年季辛吉访问中国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他长谈90分钟。

50年前的7月9日，清晨3点，四个美国人趁着深夜，到了伊斯兰马巴德近郊的机场，其中一人戴着帽子与太阳眼镜，深怕大家认出他来，赫然就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季辛吉，他们刚结束与巴基斯坦总统的晚宴，老季借口水土不服闹肚子，其实预备搭上到北京的专机，任务代号「马可波罗」。

季辛吉在飞机上，发现助理没有帮他多带一件干净衬衫，大发脾气，他的助手罗德开玩笑说，你还没有与中国人开始谈，就「输个精光」（lose your shirt），他跟助理借了一件，衬衫是台湾制，所以跟北京谈判时，季辛吉一直有「台湾」上身。

两天北京秘密访问，季辛吉一共与中共总理周恩来谈了17个钟头，根据老季的传记作者、知名英籍历史学家佛格森在近日的「一场台湾危机可能就此终结美国霸业」专文中，运用思想家以萨．柏林「狐狸博杂，刺猬专一」的比喻表示，季辛吉此行就像狐狸一样抱持太多目的，除想促成总统尼克森访中，还希望中国大陆帮忙美国摆脱越战，更想利用中苏的矛盾来向苏联施压。

反观周恩来就像刺猬，始终紧咬着台湾问题不放，坚持表示，若此关键问题不解决，整个美中关系的结都打不开，最后季辛吉退让，表明不主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也不支持台湾独立运动，开始了十年美台断交、美中建交的过程。

回到50年后，佛格森认为，此刻的台湾之于美国，就像1956的苏伊士运河之于英国。当时英国不满埃及把运河收归国有，本想伙同以色列与法国以武力夺回未果，运河终究落入埃及之手，也终结了大英国协的霸业。

在中国大陆实力差距与美国日益缩小之际，美国要在贸易、人权价值与科技等各方面与大陆竞争，还要再三承诺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对佛格森而言，就像狐狸一样博杂，反观大陆，一心一意要统一台湾，相对之下，美国与台湾很容易因为误判情势、误判大陆，而酿出一场足以终结美国霸业的台湾危机。

50年前，台湾问题是美中间的重中之重，现在也是。50年前，美中俄三角关系开始转变，现在同样也是。现年98岁的季辛吉，50年前那趟秘密旅行的余波，现在仍荡漾不止。

谢选骏指出：老狐狸基辛格偷鸡不成蚀把米，还要冒充赢家，除非他是共产党的第五纵队，否则哪里赢得了一只鸡？如果他是为美国效力的，那真是连底裤都输掉了！至于共产党，即使拿下台湾也不能算中国统一，只算现代南北朝结束了。中国的统一，需要越南、朝鲜、日本等汉字文化圈的向心，还需要蒙古、西伯利亚、南洋群岛的回归。当然老狐狸看不到这一天了，而刺猬（周恩来毛泽东）死得比狐狸（尼克松基辛格）还早。这就是历史的裂壑。

【63、纳粹化是中国社会的一个进步】

《河南大学生公开信：中国社会全面纳粹化的前奏》（2021-08-09 RFA）报道：

中国的社交媒体上热传一封署名为“石可”的二零二零届大学新生的《给国家和社会的公开信》。 

余杰评论文章：一封大学生的公开信敲响了中国社会全面纳粹化的前奏。

近日，中国的社交媒体上热传一封署名为“石可”的二零二零届大学新生的《给国家和社会的公开信》。作者留下了手机号和QQ号，自称是一名来自河南新乡的大学生，目前就读于广西艺术学院，这封信应当不是伪造的。

作者在信中说，在其准备高考的全过程，也就是高中三年，亲眼目睹了美国和西方如何伤害“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华为，他们用贸易战来让我们的经济受挫，他们靠打击华为来卡我们的科技，他们甚至用军事威胁，试图消灭领导我们走向富强的党”。他希望中国发起反击，但中国受六亿收入不到一千的穷人的拖累，无法发起反击，因为“我们国家太爱老百姓了，和美国打仗，这些穷鬼就会吃不饱，我想，正是他们，才导致我们国家现在处处受辱！”因此，他深思熟虑之后提出建议：“在这里，我代表中国全部有钱的正常人，正式向国家提意见：让我们参军，让我们去杀掉这些不努力，拖累国家的人，全国的大学生应该联合起来，一起杀敌，这些人阻碍国家前进，就是敌人，就该杀。我们大学生，虽然没社会经验，但知道什么是国仇家恨，知道什么是大事大非，更知道，什么叫有国才有家。只要我们大学生联合起来，一个月来杀光六亿低收入废物，就可以省下无数的钱，土地，水，空气等，让剩下的一半人达到和美国一样的水平，大房子豪车，哗，想想就诱人！！……我知道，我们河南很穷，但这只能意味着，更需要杀，我会很坚定的，如果国家需要，我随时向父母开枪。”

中国的网络审查和封锁，宛如天罗地网，稍稍与官方意识形态有差异的言论，立即遭到删除，作者还会被喝茶。然而，这封杀气腾腾的公开信，却一直在中国的网络上安然无恙，广为流传。毫无疑问，这名作者说出了《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不敢说的心里话：穷人就是党国的敌人，中国现在不是要杀富济贫，而是要杀贫济富。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位名叫石可的大学新生，并非富裕人家出身，却争先恐后地向党请命，他愿意亲手向父母开枪，通过杀戮父母来赢得一张受党重用的投名状，然后跻身富人的行列。中国的共产革命，就是通过杀戮让革命者从穷人变成富人，毛泽东、朱德、贺龙，无不如是。如今，这位并未研读过马列主义和毛选，公开信中也没有引用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大学生，居然无师自通跟当初的青年毛泽东心有灵犀。

历史学者王友琴在《一九六六：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一文中披露，在文革初期，学生打老师的风潮中，年龄仅十三岁的小学生也参与其中，在北京礼士胡同小学，一位班主任被学生逼迫吃下大头针和屎球。仅北京西城区就打死了七个校长。有相当一些女学生，抡皮带，抽人，打得很凶。北京第八女子中学的“牛鬼蛇神”站成一排，女红卫兵用锤子挨个儿敲他们的头。据一位目击者说，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打校长时，主打的是女学生。据有的被访者说，初中二、三年级的学生打人最凶，不知是否和年龄有关。

文革从来没有结束。可以理直气壮地对父母开枪的大学生，打老师自然不会手软。在中共纪念其建党一百年的时刻，官方出版了经过篡改和阉割的党史，这本党史再次为文革翻案，以“艰难的探索”取代“十年浩劫”。这封大学生的公开信就是对这一风潮的直接响应。习近平是毛泽东和希特勒的精神之子，这位名叫石可的大学生则是“习近平的孩子”。中国社会全面纳粹化的鼓点由远及近，触手可及。

中国培养出来的纳粹学生，如何在美国危害言论自由

德国学者古多·克诺普在《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一书中，第一次全面尝试描写希特勒时代的青年人的历史。那些在一九三零年代至四零年代初成长的少男少女完全被第三帝国所占有。一九三八年，希特勒高调宣布：“这些年轻人，除了以德国人的方式思维，以德国人的方式行动，他们什么也不用学习。”希特勒的孩子们以为他们追随元首、参与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伟大愿景，他们因此变得如此重要。“为元首、为人民和祖国而死是一种荣誉，一种义务。”实际上，他们是坚决地支持了一种背弃人类社会普遍价值的世界观。“人性和人道主义的价值观从我们的头脑中完全被排除了。”一位时代的见证人回忆道。

希特勒的孩子在后来的德国几乎绝迹了，却在今天的中国如蟑螂泛滥成灾。有人以为，发表杀戮穷人的公开信的石可本人是穷人，出身在穷乡僻壤的河南乡下，就读的只是边陲的一所三流学校，他没有到过西方、没有见过世面，才会如此蒙昧、狂妄、冷血。然而，那些在西方名校就读的中国留学生又如何呢？他们在西方真切地体验到什么是民主、自由、人权，但他们的精神世界与石可一样蛮荒、粗鄙、卑贱。

日前，香港民主运动领袖罗冠聪在脸书上披露，他获邀到芝加哥大学与学生对话交流，却获知芝大的“中国学生及学者联会”在事前向活动主办方发信，强烈反对该校邀请他作为嘉宾，并以各种中共所散播的阴谋论（例如指他“煽动暴力”）抹黑他，表示此举“伤害”了在芝大的中国学生。

罗冠聪指出：“无疑，即使许多中国留学生在海外能接受中国网络城墙以外的信息，但大量留学生仍是以微讯作为接受信息的途径，他们对世界的认知和了解都只会停留在中共的说辞，并且无意识或主动地配合中共的大外宣。这种施压要求校方取消讲座的行为，赤裸地传播中共的假消息外，更挑战大学校园的言论自由，间接散播中共的威权主义。中共小粉红以‘伤害中国人情感’作幌子，企图以中国留学生庞大人数作为筹码将反对中共霸权的人灭声，是各个民主社会正在面对的危机。”他痛斥这些中国留学生是“流氓爱国者”。最后，他宣誓说：“我会与芝加哥大学校方持续跟进，务求院校坚守言论自由底线，亦要采取相同措施，勿因这些爱国流氓的压力而自我审查，将中共限制言论自由的红线带到自由国度上。我也绝不向中共恶势力低头，继续在国际社会宣扬民主自由价值。”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曾公开谴责“中国学生及学者联会”是中共的随附组织。此后，该组织蛰伏了一段时间，如今杀气腾腾地卷土重来。此一事件中的中国留学生，明明是言论自由的杀手，却偏偏装扮出一副受害者楚楚可怜的模样，是为“扮猪吃老虎”。他们都是菁英中的菁英，但他们的言行却自我认证了“习近平之子”的血统。他们或许学业有专攻，却不假思索地充当中国极权政府的辩护士，并毫不掩饰地破坏西方的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

人们过高估计了西方价值对中国留学生的同化力道，同时也过低估计了极权主义洗脑后遗症的深重与长久。在美国名校哥伦比亚大学就读多年的这群中国留学生，大都来自中国大城市中非富即贵的中产以上家庭，却与就读广西籍籍无名的一所学院的、来自河南乡下的石可，在精神结构上如此同构，这表明中共的党化教育和奴化教育何其有效和成功，将十三亿人变成了一个人。

谢选骏指出：上文作者大概是个毛派分子，至少不懂毛共政治——所以他似乎认为“中国社会全面纳粹化”是个不好的现象，却不懂得纳粹化是中国社会的一个进步。纳粹再不好，毕竟是一群城里人，不会像土八路那样倒行逆施。纳粹再不好，毕竟不搞阶级斗争为纲，不会全面毁灭文化。纳粹再不好，也会去马列主义化——现在的中国，可能去马列主义化吗？如果不去马列主义化，中国社会又怎么可能全面纳粹化？至于上文所说的“石可”，主张残杀同族——这肯定不是纳粹的主张，而是阶级斗争的残余；只是根据形势的需要，用“穷人”代替了“地富反坏右”罢了。

【64、纽约时报怀念中国大陆的血汗工厂】

《中国是如何失去美国的》（托马斯·弗里德曼 2022年11月2日）报道：

当未来的历史学家回顾2022年的时候，关于这个问题，他们会有很多选择：这一年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是英国脱钩、中国脱钩、俄国脱钩还是特朗普脱钩？

是世界第六大经济体英国的崩溃吗，其部分原因在于英国在2020年不计后果地退出欧盟？是普京想把乌克兰从地图上抹去的疯狂尝试，让俄罗斯与西方脱钩（我称之为Ruxit），给全球能源和粮食市场造成了严重破坏吗？是特朗普关于2020年大选被窃取的弥天大谎——特朗普脱钩（Trumpit）——几乎完全感染了共和党，侵蚀了我们民主最宝贵的资产：我们和平、合法转移权力的能力吗？

抑或是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推动的中国脱钩（Chexit）——结束四十年来中国经济与西方的稳定融合，这个结束的标志是我在北京的同事基思·布拉德舍普及起来的一个缩写，用来描述今天西方跨国公司考虑把他们的下一个工厂放在哪里。“ABC——除了中国，哪里都行（Anywhere But China）。”

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把它们列在一起只能告诉你，2022年的历史已经成了一个多么重要的转折点。但我的票会投给中国脱钩。

40年来，美中经济一体化极大地造福了美国消费者。它给一些美国人带来了新的出口机会，也给另一些人带来了失业，具体取决于他们所在的行业。它帮助数亿中国人摆脱了极度贫困。它抑制了通货膨胀，并努力防止任何大国战争的发生。

总的来说，我们会怀念那个已经逝去的时代，因为我们的世界将变得不那么繁荣，不那么一体化，地缘政治也不那么稳定。

但它的确已经逝去。

正如《纽约客》中国问题专家欧逸文（Evan Osnos）在10月份指出的那样：“2012年，40%的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而如今，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这一比例超过了80%。”

如果中国有一个民主政府，现在政府里肯定会有人会要求知道，“我们是怎么失去美国的？”

在美中关系的恶化中，美国并非无可指责。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在经济和军事上都与我们不相上下的地缘政治对手。来自北京的挑战日渐加剧，对此我们从来都是不自在的，特别是因为中国的动力不是石油，而是它的储蓄、辛勤努力和家庭作业——也就是说，愿意付出牺牲，以此实现国家的伟大，并强调教育和科学。我们曾经就是这样。

但中国的责任要大得多。要了解中国在这方面表现有多差，你可以先问北京这样一个问题：“你在华盛顿拥有最大、最有势力的游说团体——而且不花你一分钱——可你为什么搞砸了？”

我指的是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中美总商会。这些强大的商务组织代表着美国最大的跨国公司，他们在近40年的时间里积极游说，希望与中国进行更多的贸易，以及加大在中国的投资和来自中国的投资，这是双赢的。中国欧盟商会也是如此。

如今，这些游说团体基本都沉默了。

怎么会这样？这是以下四个趋势汇聚的结果。

第一个趋势始于2003年，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多亏了美国）之后不久，当时中国市场改革的主要倡导者——朱镕基总理下台了。朱镕基希望美国公司进入中国，因为他相信中国公司必须在国内与最好的公司竞争，才能在世界范围内有效竞争。

但他遭到中国许多内陆省份的反对，这些省份由国有企业主导，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像沿海省份那样参与全球竞争。而且它们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当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并获得进入西方市场的巨大免关税或低关税待遇时，它承诺会签署一项有关政府采购的世贸组织附属协议，该协议将限制中国在进行巨额政府采购时歧视外国供应商的能力。但中国从未签署该协议。相反，中国继续将其巨大的国家购买力导向国有工业，并继续补贴它们。

太多的中国产业只是复制或窃取在中国建厂的西方公司的知识产权。然后中国的产业利用他们受保护的国内市场扩大规模，然后在国内外与同样的西方公司竞争，并得到北京的补贴。

正如我在2018年的一篇专栏文章中所解释的那样：即使美国向世贸组织提出抗议——比如中国不公平地将美国信用卡公司拒之门外，然后在世贸组织的仲裁案件中败诉——中国仍然只是在慢吞吞地履行17年前许下的开放承诺。那是银联等中国公司已经在中国的信用卡市场占据主导地位，而Visa等美国公司只剩下残羹剩饭。有谁想过为什么如今欧盟对中国的出口仅略高于对瑞士的出口？

正因如此，许多美国和欧洲的公司一开始对中国的市场操纵睁只眼闭只眼，因为他们仍然在那里赚钱；后来又向他们的政府抱怨——但要求他们不要向北京抱怨，因为担心报复；到今天，他们寻求将供应链扩展到中国以外的任何地方。就连苹果现在也在实现生产多元化，更多地依赖越南和印度。

“美国商界喜欢中国，虽然关系总是紧张，但曾经有一种找到机遇和伙伴关系的感觉。对中国来说，要让商界对中国产生反感，可是需要付出很大努力的，但中国做到了，”在中国生活了30年的商业顾问麦健陆告诉我，他就这个主题写了三本书。

怪不得在特朗普与北京开始贸易战后，一位长期在中国工作的美国企业高管对我说，特朗普不是美国值得拥有的美国总统，但他是中国值得拥有的美国总统。我们这边总得有个人来做这件事。

现在习近平主席这边也做了同样的事情。正如中国欧盟商会主席约尔格·伍特克在接受采访时所说，习近平得到前所未有的第三任期，靠的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和意识形态而不是市场和实用主义的纲领，“对我来说这表明，中国经济的开放将不会持续下去。……我们不得不假设中国正在将自己与其他国家区分开来，并将建立一个与西方自由的、以市场为导向的模式相对立的模式。”

第二个趋势可以追溯到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当时中共领导层试图用超民族主义的高压水枪来压制中国青年的民主愿望。我在北京的同事王月眉最近采访了长期以来被视为中国民族主义旗手的政治作家王小东，他曾说过“中国前进的步伐不可阻挡”。然而，王小东告诉《纽约时报》，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民族主义运动在社交媒体上其他有影响力的人推动下走得太远了：“我被称为是中国民族主义的旗手，民族主义的教父，我是他们的祖师爷，是我造就他们。但是我真的从来没有教过他们这个样子。”

2018年在中国与企业和政府人士交谈时，我体会到了这一点。当我提出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时，回击的声音是这样的：“你没意识到，你们美国人来不及了？我们大到不能再被呼来唤去。你应该十年前就意识到这一点。”我回答说，这种傲慢是会让国家遇到麻烦的。

这导致了第三个趋势：中国采取更加激进的外交政策，试图在整个南海确立主导地位，吓坏了中国的主要邻国日本、韩国、越南、印度和台湾。

但最后一个趋势可能是最令人不舒服的：中国没有进口有效的西方制造的疫苗来遏制大流行，而是依赖于“清零”政策，将整个城市封锁，并利用监控国家拥有的所有新工具：无人机、面部识别、无处不在的闭路监视镜头、手机跟踪甚至跟踪餐厅的食客——他们必须出示二维码，被扫描和记录。

这像是习近平在防止新冠暴发的同时防止自由暴发的战略。

习近平未能掌握的是21世纪所有最先进的技术——如半导体和mRNA疫苗——都需要庞大而复杂的全球供应链，因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每一个日益复杂的组件上都做到最好。但这样的供应链需要合作伙伴之间的大量合作和信任，而这正是习近平在过去十年中挥霍殆尽的东西。

习近平相信中国可以在任何事情上都做到最好，那就像是相信中国篮球队总能击败世界全明星篮球队。

我很怀疑。

但我也担心。我承认，我不喜欢用“中国”这个词。我更愿意说“全世界人口六分之一的说汉语的人”。这样才能看到这个问题的实际规模。我想看到中国人蓬勃发展；这对世界有益。但他们今天走错了路。当六分之一的人类在我们仍然紧密相连的世界中犯错时——例如，中国仍然持有近1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每个人都会感到他们的痛苦。

托马斯·L·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是外交事务方面的专栏作者。他1981年加入时报，曾三次获得普利策奖。他著有七本书，包括赢得国家图书奖的《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From Beirut to Jerusalem）。欢迎在Twitter和Facebook上关注他。

谢选骏指出：纽约时报怀念中国大陆的血汗工厂，因为它代表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际阴谋财团。纽约时报不懂的是，中国大陆始终奉行的是恩格斯主义，或曰列宁主义——那就是“共产党自己当资本家、建立压榨人民沦为无产阶级的血汗工厂”。

《美中整合年代告终 纽时：4趋势显示中国走错路》（中央社 2022-11-03）报道：

“纽约时报”作家佛里曼指出，在未来历史学家眼中，2022年最重大事件或许是中国结束过去40年与西方经济整合；在美中关系上，有4项趋势显示中国走错路，以致失去美国支持。

佛里曼（Thomas Friedman）撰文说，当未来历史学家回顾2022年最重大事件时，会有很多选择。

是全球第6大经济体英国2020年不计代价退出欧盟间接导致崩溃吗？还是俄罗斯总统蒲亭试图将乌克兰从地图上抹去的疯狂之举，让俄国与西方脱钩，重创全球能源与粮食市场？抑或是美国共和党几乎全面感染川普否认2020年大选结果的谎言，侵蚀我们和平、合法转移政权能力这项民主最宝贵的资产？

又或者是在习近平掌权下，中国经济结束过去40年来与西方世界的稳定整合？纽时北京分社社长布瑞薛（Keith Bradsher）以缩写字首ABC，形容美中整合年代落幕。他说西方跨国企业如今考虑在何处设新厂时，打的都是ABC策略，也就是”除了中国，哪都行”（Anywhere But China）。

佛里曼说，他的选择是“中国出走”（Chexit）。

40年来，美中经济整合大大造福许多美国消费者，这虽导致部分美国人失业，但也为其他人带来新的出口机会，同时协助数亿中国人脱离赤贫，此外也抑制了通货膨胀，并竭力防止任何大国发生战争。

整体来说，我们会怀念那个已经逝去的时代，因为未来的世界将不那么繁荣，不那么整合，地缘政治也不那么稳定。

美国杂志“纽约客”（The New Yorker）中国问题专家欧逸文（Evan Osnos）10月指出：“2012年，40%的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调查，这个数字如今已超过80%。”

佛里曼说，在美中关系恶化上，美国并非责无旁贷，但中国的责任要大得多。

自二战以来，美国从未有地缘政治对手，能在经济及军事方面几乎与美国旗鼓相当。美方从未对北京崛起感到自在，特别是因为中国崛起并非来自石油，而是来自储蓄、苦干以及自我努力。换句话说，中国人愿意自我牺牲，成就国家民族的伟大，并强调教育与科学，正是美国人过去那一套。

而中国是如何失去美国支持，得先问问北京：“你们曾经不费吹灰之力，就拥有在华盛顿规模最大且最有力的游说团体，如今怎把一切搞砸了？”

佛里曼说，他指的是“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及“中国美国商会”。这些代表美国大型跨国公司的产业组织近40年来积极游说，主张美方加强与中国贸易、促进美中双向投资会是双赢，“中国欧盟商会”也是如此。

但如今上述游说团体多半保持沉默。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佛里曼说，有4项趋势造就了这种结果。

第1个趋势始于2003年，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并获得进入西方市场的巨大免关税或低关税待遇时，曾承诺会签署一项有关政府采购的附属协议，以减少对外国供应商的歧视，却从未做到，反而持续操控国营企业，给予补贴，同时放任中国企业复制或剽窃西方国家企业的智财权，并利用受保护的国内市场把事业做大，然后与那些外国企业在中国国内及海外竞争。

第2个趋势可以追溯到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当时中共领导阶层设法以超级民族主义压制中国年轻人对民主的渴望。

第3个趋势是中国采取更加挑衅的外交政策，试图在整个南海确立主导地位，让日本、韩国、越南、印度及台湾等近邻感到恐惧。

第4、也是最令人厌恶的趋势是，中国未进口西方制造的有效疫苗来遏止COVID-19（2019冠状病毒疾病）疫情大流行，而是执意实施“清零”政策，利用封城及监控国家的所有新工具，包括无人机、脸部辨识系统、无所不在的闭路电视摄影机、手机追踪等，甚至锁定到餐厅用餐的民众，要求他们出示二维码供扫描和记录。

佛里曼说，这感觉像是习近平在防堵疫情的同时，一并防止人民追求自由的策略。

他说，习近平未能掌握半导体和mRNA疫苗等21世纪最先进的技术，这些都仰赖庞大且复杂的全球供应链，需要合作伙伴之间的大量合作和信任，这正是习近平过去10年挥霍殆尽的东西。

习近平深信中国在每一件事上都能独步全球，就像是相信中国篮球队总能击败世界全明星篮球队；佛里曼对此半信半疑且感忧心。

他承认自己不喜欢用“中国”这个词，而是倾向使用“世上说中文的1/6人类”，因为这样才能呈现问题规模之大。

佛里曼在文末表示，他希望看到中国蓬勃发展，这对世界而言是好事，但中国人如今正走在错误的道路上。中国目前仍持有近1兆美元美国国债，当1/6人类在如今仍高度相连的世界中拐错了弯，每个人都将感同身受他们的痛苦。

网民嚎叫：

seewhatisee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09:29:39

聽新聞說的，中國的路越走越寬啊。堅持自己的路，一定會取得勝利。尤其還要跟著習近平指出的道路，處處是路。

TexasPeter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08:52:11

弗里曼在2017年写文章赞扬中国的一党制。他的文章网上可以查到。不过没啥稀奇的，当年西方有一部分人赞扬斯大林。

County_北美88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08:49:30

意淫吧 你丫打完这个又臭又长毫无逻辑的破文粉红内裤肯定湿了好几次

西岸-影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07:58:42

teddy153153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08:38:00

亮点是第四条，中国不认同美国的疫苗……无论如何，没有办法证明美国的先进疫苗，不管是阳性人数百分比，还是死亡人数的百分比都无法证明美国疫苗的先进性。

roliepolieolie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08:30:33

不同意纽时说中国走错路。啥叫对错？中国人既然认为他们永远从胜利走向胜利，那就说明他们走的都是对的，只不过我们认为搞文革整死饿死千万人，大炼钢铁，砸烂公检法是错误的。不要多管闲事。只要中国不把他那一套封建污染输出到别的国家，他们内部怎么狗咬狗我们根本不在乎。当然，中共独裁的本质使得它必然企图把它的毒瘤输出到国外，比如现在的无法无天在欧洲设立警察机构...所以我们必须阻止他们。

wenxue_gao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08:21:38

刚刚能吃饱饭就又开始得瑟。 中国文化的悲哀呀。

洛磯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08:17:00

中共开国时，毛太祖就把美国定为资本帝国主义首恶，因此反美仇美是深深的印记在中共的DNA里

小草的生命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08:02:06

我只说一句，14亿的人口大国被一个小学文化的人带领。此人在人生成长的关键阶段（少年转往青年的阶段）：世界观，教育，人生观……等等是在封闭的农村度过的。

西岸-影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07:58:42

文章的内容没什么新鲜的，让人感兴趣的是这种思维方式，不过就是指控而已。一件事搞砸了，西方文化下第一就是责任不是我的，这种思维在生活中比比皆是。

这里的观点不过就是指责中国没有按照美国的规矩走，问题是你怎么就能决定你的规矩就是最适合中国的？文章显然不愿意触及这个角度。历史上美国人检讨“谁失去了中国”，最低限度这是在自己身上找问题，美国当时还不能算是世界最强大的，苏联更咄咄逼人。如今却在指控中国，这就是两种心态的不同。

这篇文章的潜在前提是美中关系应该保持在上个世纪的水平，中国应该服从美国的规矩。但不想想如今与上个世纪是不是不同了？中国制造业占世界比例达到32，比美国日本德国占比总和都高。中国造船业占世界比例58%，西方国家整体都达不到10%。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引擎作用达到几乎39%，G7这些发达国家整体才占25%，美国占了18%。中国社会总财富超过美国。

Deepspace_01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07:08:12

当一方以另一方为敌时，如何求同存异求发展？中国以美国为敌20年了，美国傻糊糊还和中国双赢呢。要不是你家金灿荣教授指点迷津，告诉美国人，中国的双赢是中国赢两次，美国人还没醒呢。

马年生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06:57:43

从美国回国的学者数以万计，连带西方学者也往中国跑，这些人都不傻，都看过欧美是啥样子。他们都去大陆就证明大陆没有走错路子。

相信事实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06:54:06

什么是错的路？什么是对的路？美国从来没有拿中国当朋友，永远是敌对关系，那么对于敌人看起来是错的不就恰恰证明中国走对了吗？本来世界就应该是互补的，大家互相理解、交流、合作才能共赢。而美国则整天想着如何剪别人的毛，怎么合作？现在中国不让美国剪了，美国就说中国错了，呵呵，这样的错才是真正的对了

Armweak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06:45:01

自“20大”中间胡锦涛被架出去以后，俺就不再为土共国坚持改革开放呐喊造势了。俺乐于见到习三滥跳崖，看到土共国各地供销社如雨后春笋。在未来的一两年里，俺更希望看到各县市乡镇各企业大跳忠字舞。土共国清零政策万年长，“方舱”被用来做“牛棚”，关押胡锦涛李克强胡春华和一大批搞改革开放海外回土共国的海归。。。。。。

吃货2001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06:41:13

是不是走错路，问问中国高端的专业人士，高收入人群以及高级知识分子就知道了。现在这些人纷纷删掉社交媒体，有身份的已经移民，没有身份的正在办理移民并且用各种方法转移资产。我不知道目前在台上的会如何操作，有点脑子的，看看党国100年的内斗史，就该明白绞肉机会放过谁，就会在还有权力的时候积极安排退路。

beifangdezhu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06:39:33

这篇文章讲得很清楚。美中都是成年人，处理双方关系上自私自利可以理解。但是还是应该求同存异，求发展。

lightintunnel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06:16:11

不打自招:"自二战以来，美国从未有地缘政治对手，能在经济及军事方面几乎与美国旗鼓相当。美方从未对北京崛起感到自在，特别是因为中国崛起并非来自石油，而是来自储蓄、苦干以及自我努力。"

天台坐客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06:14:00

现在又齐刷刷的开始说美帝疫苗无效了。你们不要什么都那样整齐好不好。大腿张开的一样的架势，恶心啊；）

天台坐客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06:11:00

五毛说再多，那猪头跳崖的架势也是没人拦得住的；）

roliepolieolie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06:10:00

没有什么比中美脱钩更好的事情。中国就像一只癞蛤蟆，过去几十年靠美国演化成青蛙。现在又要现原形重新变回癞蛤蟆。

lzr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06:04:00

"中国未进口西方制造的有效疫苗来遏止COVID-19（2019冠状病毒疾病）疫情大流行" 呵呵，疫苗有效吗？这么简单的大家天天都看着的东西都能撒谎，这种媒体还有半个标点能相信吗？

InNorthTexas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05:44:50

改革开放，革命斗争。

TexasLM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05:43:53

美国在中国投资那么多，如今都要打水漂，难道不是令美国伤心的事？

笑薇.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05:17:26

批评中国没有进口有效的美国疫苗，可是你美国阳了近一亿人口，死亡106万，中国呢？美国疫苗有没有用，难道不知道吗？简直是胡搅蛮缠。

Radianz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05:13:52

都是美国搞的。但有原因。 因为中共作为后来的参与者破坏游戏规则，说还战狼不听。美国没法玩下去了。无赖是原因。你列出的是无赖造成的结果。

Radianz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05:08:02

中国疫情如此严格管控，世界其他国家没这么做的，也别光拿美国说事。外加突然全国搞供销社，大食堂（自己网上查），这一切都是相关的，就是要走自己的内部大循环，全面管控。 一是为被脱钩后自力更生做准备，再就是应付台海战争，为万一打成中西大规模战争做准备。再就是体现社会主义习的理想最终是要巩固政权。习如果真是为了百姓，本来可以放弃侵台军事准备，也就放弃了外交战狼，继续实行邓的路线。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因为这样会威胁土共政权。 所以一切的核心是政权稳定。百姓福祉不是绝对优先。

青衣侠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05:01:17

站在美國的立場上，當然是中國走在錯誤的道理上，因為中國的發展對美國的霸權越來越不利了嘛。但是站在中國的立場上來看，中國國家越來越強大，人民生活越來越提高，科技越來越進步，國際影響力越來越大，顯然是走在正確的道路上嘛。

太湖四白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04:57:15

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老美脸皮厚的可以做城墙，坏事都是你干的，回过头来还一副你很委屈的样子。 TPP谁搞的？贸易战谁搞的？芯片高科技战谁搞的？一路选择敲打中国十几年，到头来还“趋势显示中国走错路”。尼玛，对的路子就是被美国锤的还不够，继续选择让大漂亮锤呗。

ali88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04:40:24

楼下有些人用不着狂躁：用脚投票！美帝要沉沦了，还不赶紧弃船而去，追随总加速师？

只怕有些人是说一套做一套。

ali88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04:36:07

是对是错，各有看法。总加速师执意如此，谁也改变不了。这是要一条路走到黑了！

派出所他人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04:35:43

這傢伙還活在自以為是的美國中心世界，那就繼續沉淪吧！

David_John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04:14:41

美国是战略层面的错误，逼迫中俄结盟。同时挑战2个大国。

性浪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04:08:09

几乎同样的文章昨天已经发了一次，弯弯又来一次？

橡皮潜艇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04:01:53

现在有苗头清零不想搞了，五毛赶紧顶住

cn_abcd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03:44:31

Friedman有没有去数一下中美两国在wto互相起诉及其结果？先把wto的制裁机制恢复了好不好？

还是老李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03:39:46

我一直认为习猪是在利用武肺疫情来试验一套从技术到系统实施的超级监控体系，疫情是长期存在的，就像流感一样，所以监控也会长期存在，这么成本巨大的监控体系一旦成型了就不会轻易放弃的。

Radianz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03:26:01

中国的贸易游戏规则涉及国家参与企业竞争和违反知识产权。不仅是和美国，是和西方的冲突。中国走自己的路，就是自我大循环。中国忘了，没有改革开放引进西方技术，中国就是一穷二白。而西方经贸一直在那。让他们自我大循环，多年后科技脱钩，落后又得韬光养晦，死皮赖脸弄西方技术。就是这个循环。

FollowNature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03:02:00

改革开放前，国际贸易秩序就在那。中国是后来参与者。是涉及中国融入问题。美国一直走同样路。中国现在无法改变，各走各路正好。

Radianz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03:10:31

第1个趋势才是核心。 随中西经贸关系加深，体量增加。这个核心矛盾不可避免，也不可调和。第1个趋势涉及中国内部全盘自由市场和资本化问题，进一步涉及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形态，威胁统治权力，所以不可调和。

ellamoney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02:58:15

同情的是中国人民不是政府，understand？

Nosohard1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02:55:28

二十世紀鄧公公說過， 摸著石頭過河. 美國是唯一標準? 我就不信你是上帝， 土共一定要跟你走.

vincentsjtu 发表评论于 2022-11-03 02:52:00

既然中国走错路了，美国岂不是应该开心中国自毁前程，难道美国要兔死狐悲？

谢选骏指出：弗里德曼这个犹太人也是个种族主义者，他很阴险，只用一句“世上说中文的1/6人类”一句话，就把所有人都绑在一起准备送进纳粹式的屠宰场了——似乎只有这样，才能继承并且扩大“四分之一犹太人”希特勒的丰功伟业。但是弗里德曼他哪里懂得，早在他还颂扬一党专政的2009年，我就发表了《金融危机与八九民运》一书摘要，系统阐述了西方痛吃中国六四人血馒头的后果就是世界金融危机——就像西方痛吃苏联人血馒头的结果就是1929年开始的全球经济大萧条！

【65、纽约时报中文网假装中国内战已经结束，其用心何其毒也】

《中美军舰险相撞，两国争夺亚洲主导权风险加剧》（DAMIEN CAVE， DAVID PIERSON， 储百亮

2023年6月5日）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三世（左）与国际战略研究所的约翰-奇普曼。在新加坡的会议上，奥斯汀主张在亚洲建立一个以美国为首、由装备精良的合作伙伴组成的安全网。

利用在新加坡举行的一次会议，美国和中国的高级军官就亚洲未来安全提出了不同的愿景——一个以美国为首、由装备精良的合作伙伴组成的安全网，抑或是一个以中国为新国际秩序中心的地区。

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三世和盟国的官员们或明示或暗示地表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表明亚洲迫切需要接受一个由美国领导的联盟网络，以遏制日益强大的中国。周日，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将军系统地对美国提出了批评，且表示与之相比北京将是一个截然不同的领导者，越来越有信心利用其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来保持亚洲稳定。

“有的国家肆意插手他国内政和地区事务，动辄单边制裁、武力胁迫，”李尚福说，他指的显然是美国及其盟友。他们“搞乱一个地区以后一走了之，留下一个烂摊子”，他说。“我们决不能让这样的事在亚太被复制。”

奥斯汀和李尚福是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这些言论的，这是少数北京和华盛顿会试图公开争取亚洲各国决策者和公众的定期论坛之一。今年的会议上，来自乌克兰、英国、德国和加拿大的国防部长参加了会议，会议凸显出美中之间的竞争正在成为一场关于未来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竞赛：是走向一个由美国主导、拥有更积极参与伙伴的复兴秩序，还是走向一个由中国领导的秩序，至少在亚洲是这样。

笼罩在两国相冲突的叙述之上的，是乌克兰战争，以及亚洲冲突的威胁。在亚洲，中国和美国之间发生不稳定的意外冲突的风险似乎正在上升。周六，美国印度太平洋司令部表示，美国海军驱逐舰钟云号在通过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海峡时，为了避免与一艘从其前方驶过的中国海军舰艇发生碰撞，放慢了速度。

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提出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国际新秩序。

李尚福淡化了这次险情，他说，避免事故的最好办法是让该地区以外的国家离开，比如美国，“管好自己的军舰。”

然而，与会的许多欧洲官员认为自己国家的政府应该更多地参与亚洲事务，以保护自己的经济，而亚洲国家应该更多地支持乌克兰。

欧盟外交和安全事务官员何塞普·博雷尔·丰特莱斯称乌克兰战争“改变了游戏规则”，这场战争告诉欧洲“在全球化的世界里，没有什么是遥远的”。他说，一个地区的安全问题“影响到所有地方的所有人”。

作为证据，许多欧洲国防官员提到，乌克兰对粮食出口的限制导致全球食品价格上涨。

他们还试图把俄罗斯（该国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描绘成亚洲的近期威胁，因为它有一支在日本以北活动的强大海军，并实施了一项旨在破坏该地区连接互联网的海底电缆和能源供应的全球计划。

“所有这些军力都进入了太平洋，我们应该意识到这对我们的安全隐患会有怎样的影响，”英国国防大臣本·华莱士说。

中国不赞同欧洲需要在亚洲安全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想法，称这是美国为建立一个亚太版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而采取的策略。

前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在会议上说，欧洲能为亚洲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什么都不做”，还说，“我们不需要一个亚洲版的北约。”

周六，在在一场座谈会上，崔天凯坐在乌克兰国防部长奥列克西·雷兹尼科夫旁边，他敦促欧洲学习亚洲在维护地区和平方面的“经验”，并表示相比之下，中国应该从欧洲的“失败”中吸取教训。

这是中国军方将领反复强调的一点：在北京看来，西方对俄罗斯的包围迫使莫斯科参战，任何遏制中国的战略都可能引发类似的结果。正如另一位中国官员在论坛上提出的那样:“你们有没有想过，这种遏制本身就是问题，或者说是一种失败，乌克兰战争证明了这一点？”

广告

但在这样一个多方用最严厉的措辞谈及俄罗斯入侵的场合，中国对俄罗斯的持续支持也招致了批评。在与崔天凯的座谈结束时，雷兹尼科夫扭头直接向中国特使谈到了中俄之间不断变化的权力格局。他说，与几十年前不同，中国现在是“大哥”，俄罗斯是“小弟”。

“你们会对小弟说停止入侵乌克兰吗？”雷兹尼科夫说，这引起了全场的掌声。

印度尼西亚国防部长普拉博沃·苏比安托在强调了西方大国与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战争问题上的分歧后，提出了一项乌克兰和平计划，该计划不包含俄罗斯军队撤离。相反，他呼吁停火、建立非军事区并最终在有争议的领土上举行全民公投。

该提议立即招致了西方官员以及雷兹尼科夫的批评。

“我会尽量保持礼貌，”雷兹尼科夫说，他还说，“但这听起来像是俄罗斯的计划。”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家庄嘉颖表示，例如印度尼西亚这样许多努力避免在美国和中国之间选边站的国家可能很快就会发现自己无法影响局势，因为越来越多该地区以外的国家在寻求发挥更大的作用。

“问题在于世界正在发生变化，”他说，并且，“这种更被动的态度意味，他们无法参与到对世界的塑造中。”甚至那些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摇摆不定的国家也对中国的承诺表示怀疑。

菲律宾军方官员强调了中国的声明与中国实际行动之间的差距——提到了中国海岸警卫队最近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的几起侵犯行为，包括骚扰渔船。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杰·塔里埃拉准将说：“虽然中国说要对话，但他们的行动却显示出对抗。”

对中国意图和野心的警惕促使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加强了与西方的军事关系。日本率先采取行动，几周前宣布正在努力争取在东京开设北约联络处。虽然中国官员很快将此类努力描述为徒劳和危险，但日本防卫大臣滨田靖一强调，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联系“不是为了打仗”。

“即使我们扩大军事能力，外交仍然更重要，”他说。这是在隐晦地提及中国拒绝回应美国要求两国高级军事官员直接会谈的提议，像这样的影射在讲话中多次出现。

相较于在人民解放军的同僚们，航空航天工程出身的李尚福被认为态度相对温和，一些人认为从他出席新加坡会议这一点可以看出中国希望在论坛上表现出更友好的姿态。

不过，李尚福并未与奥斯汀会面，两人只是在周五晚上的一次晚宴上短暂握手。周日，他引用一句歌词警告说，中国不会在捍卫自己的权益方面退缩：“朋友来了有美酒，豺狼来了有猎枪。”

谢选骏指出：纽约时报中文网假装中国内战已经结束——这样就把“阶级斗争”转化为“种族战争”了，其用心何其毒也。纽约时报中文网假装中国内战已经结束，并不能真地结束中国内战，只不过帮助共产党打了民族主义的强心针，其用心何其毒也。纽约时报中文网假装中国内战已经结束，挖空心思地破坏“中华脱共复国”，其用心何其毒也。

【66、秦始皇和忽必烈废了中国】

《中国人变坏，是从嘲笑项羽开始的》2022-06-03 《心灵的年轮》）报道：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李清照《夏日绝句》

中国人变坏，是从嘲笑项羽开始的

项羽刘邦的“军事竞选”以项羽的失败告终。表面上看，谁做最高统治者和百姓没有太大的关系。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假如项羽做稳了西楚霸王，中国的未来也许会是另一个样子。（作者：朱建军）

政治上，项羽更愿意复古，所以他采用分封制度；刘邦虽然也分封了一些子弟，但是在整体上还是采用了秦始皇的制度。

这不是我这篇短文的主题，我更想说的是，项羽失败这一事件对中国人心理上的影响。这个影响就是我前面提到的——中国人记住了“成王败寇”，学会了“不择手段”，认可了无尊严的生活。

分析项羽的性格和心理。他是一个典型的“英雄人格”。“英雄”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重视道义、有尊严、有自信、不愿意倚强凌弱、愿意保护弱小的人、坦率直爽……

项羽是楚国大将的后代，代表的是贵族精神。真正的贵族精神不是炫耀富有和地位，而是珍视自己高贵的人格。

中国人变坏，是从嘲笑项羽开始的

贵族精神不是功利的生活态度，而是一种对高尚人格的信仰（现在“高尚”一词正退化为“有财富”的意义，“高尚住宅区”，并不是有伟大人格的人的住宅区，而是有钱人的住宅区。此文中的高尚一词用的是它本来的意义）。

在春秋战国时期贵族精神依旧保留。孔子赞誉“君子”，轻视“小人”。他认为人不是因为做君子有什么好处而去做，如果为了功利去做只能做成伪君子，做君子是一种信仰。而孔子所谓“君子”，本义是指贵族，“小人”本义是指下层民众。

所以君子精神实际上就是所谓的贵族精神，英雄精神也是贵族精神的一种形式。

中国人变坏，是从嘲笑项羽开始的

秦朝政治暴虐，各地义军纷纷起兵抗秦。项羽是楚军的大将，当楚军的同盟赵军被秦国军队围攻的时候，楚军统帅宋义决定不救赵军，让赵秦鹬蚌相争，自己渔翁得利。

而且在送他（宋义）自己的儿子到齐国做大使的时候，开了一次大宴会。项羽很愤怒，先说如今百姓都很穷，士兵在吃芋头过日子，粮食都吃不上，宋义竟大吃大喝。

随后批评了宋义的策略，最后又说如今国家安危在此一举，宋义不体恤士兵而殉其私，不是社稷之臣。他杀了宋义，带兵去援赵。

单从策略看，宋义的策略也许并不错。

但是在精神层面上，宋义的精神不是贵族精神，项羽的不满也更多是针对宋义的“不体恤士兵而殉其私”，也就是说，宋义在仁爱心上有所缺乏。

在战争中，仁爱不一定是有益于胜利的，但是项羽认为它不可缺少。这是一个原则，是更人性的原则，是对仁爱和正义的坚持——即使会在军事策略上吃一些亏。

中国人变坏，是从嘲笑项羽开始的

如果我们为了战胜一个魔鬼而不择手段，如果我们最终战胜了魔鬼而自己也变成了魔鬼，这算胜利吗？在真正有贵族或君子精神的人看来，这不算。

在援赵的战争中，其他的盟军都作壁上观，想等盟军和秦军拼个两败俱伤的时候去坐享其成，而项羽率楚军勇敢地加人战斗，以一当十杀败秦军。

在军事上这是不是最好的策略我不知道，但是在心理上我知道这样的贵族精神和勇敢有极为积极的意义——它使楚人的性格更为勇敢、自信、正直，使他们的心理更健康。

鸿门宴上，项羽不愿意杀死在自己面前示弱的潜在竞争者，放走了刘邦。在后人看来，这是项羽愚蠢的表现。而在项羽看来，如果没有充分的道义上的理由，仅仅为了铲除竞争者就杀死刘邦，这也是不可做的事情。

正如在西方法治社会中，如果没有法律上认可的证据，即使心里明知某个人犯的罪，也不能把他关进监狱，这是原则。

和刘邦争夺天下时，项羽怜悯百姓的战争苦难，提出“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一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所以即使是刘邦的部下也都承认“项羽仁而爱人”。

在失败的时候，他宁愿自杀也不愿过乌江。

一方面来说，也许是他的坚持精神不够，而在另一方面，是不是他也不忍心为了自己和刘邦的竞争而继续“苦天下之民父子”所以甘心就死了呢？

中国人变坏，是从嘲笑项羽开始的

当然，更主要的原因也许是在尊严上，让项羽这样的盖世英雄学刘邦那样狼狈逃窜，是项羽所做不到的，那会伤害项羽的骄傲。

在以后的中国，随着朝代的更替，这样的骄傲越来越少，代替它的是所谓的“谦虚”。

是的，刚者易折，骄傲的人面前的危险比较多，如果一个人可以放弃尊严，则生存会更容易。但是对心灵来说，有尊严的死和没有尊严的活着，也许前者更有价值。

我想到一句话叫做“家有千棺出，其家好兴旺”，意思是说，如果有一个家庭中每个人都非常勇敢不怕死，这个家也许会经常因此而死人，但是这个家是兴旺的。

如果一家人喜欢冒险，这家人面临危险的可能性一定比其他家高，但是这个家庭更有生命力。

如美国的肯尼迪家族的人就喜欢冒险，所以他家的人因自然和社会的危险而死于非命的人远多于其他家庭，但是这个家族却是美国最兴旺的家族之一。

如果一家人勇敢善战，这家人死亡的危险也更高，但是这个家庭也更有生命力。比如杨家将中所说的杨家。

同样，如果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多一些项羽，在日本人侵略的时候，就不会有那么多人想到聪明的“曲线救国”而沦为汉奸，就必然要有尊严地“直线救国”，从而会有更多人杀向战场

中国人变坏，是从嘲笑项羽开始的

台儿庄血战中，四川有一个师全军覆没，师长战死。

在“聪明”人看来，他们也和项羽一样傻，为什么不让其他部队和日本人先鹬蚌相争，自己再来渔翁得利？但是我们可以想一想，中国的聪明人更多会如何？傻人更多会如何？显然，傻人更多则抗日战争必定会胜利，中国必定更为强大；聪明人更多则中国必定是一盘散沙，再做亡国奴。

项羽的战争方式是传统的“费厄泼赖”，遵守了传统的战争规则（当然也有犯规，如项羽也曾经坑杀过已投降的士兵，这是不义），刘邦则是在战争中不守一切规则。在这样的战争中，刘邦取得了胜利。

这让我想起西方人刚刚踏上美洲大陆的时候，和印第安人交战时发生过的事情。一次战斗中，一个白人措手不及，让印第安人直冲到了身边。

不想那些印第安人却没有用刀砍死这白人，只用木棍轻轻在白人头上一点，便转头跃马而走。

原来，在印第安人的风俗中，这样用木棍轻点的意思是，“我能杀你但是不杀”，一般来说被点的人也就承认失败了。

这和中国武林高手比武中的“点到为止”是一个意思。不想白人没有这样的战争规则，见印第安人这样做，这个白人便举枪从印第安人背后开枪，把印第安人打死了——项羽就像这个印第安人。

较健康些的社会，战争本来都是有规则的。现代西方人也有他们的战争规则，规则包括不可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不可杀害平民，不可虐待战俘，等等。这样的规则可以避免战争更堕落，也可以避免人性更堕落。

一个社会，如果大家都基本遵守规则，在社会的总体发展上会更好一些。

从这件事情转到现在的“商战”，我们可以看到无规则“商战”的总体后果。前一段时间，我们的商战是无规则的。商家之间互相欺骗。

拖赖账款、不讲信用，从局部看，这些商人会因此获得一些额外的效益，但是时间久了，这使得中国的整个商业环境变得极为恶劣。

现在，许多商家正苦恼于“信用危机”，在呼唤商界中的“游戏规则”，也正是因为他们发现，没有规则的战争长远看来的确是有害的。

中国人变坏，是从嘲笑项羽开始的

在刘邦项羽的战争中，项羽相对来说比较守规矩，但是失败了。对中国人的人格发展来说这是不幸的事情。因为刘邦成了人们崇拜的对象，而中国人学会了没有规矩，开始允许自己道德堕落，允许自己不要尊严，中国人初步学会了放弃尊严。

一个在成功的路上可以暂时放弃尊严的人，在成功之后，有一种倾向是通过侮辱别人获得补偿。

这实际上是一种心理病态的表现，由于他们放弃尊严而产生了自恨心理，他们把这种自恨发泄在别人身上，于是去侮辱别人。

而被侮辱的另一个人如果为了未来的“长远利益”，也选择了暂时放弃尊严，这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在后来的中国，项羽一类的人越来越少，而被侮辱和侮辱人的恶性循环却越来越常见。

中国历史上，下属对上司拍马屁的技术在全世界的历史上没有谁可以匹敌，下属不要脸的程度也是匪夷所思的。

虽然和项羽相比，刘邦是比较无赖的，但是如果和现在的许多无赖相比，刘邦简直可以算圣人了。

也许有人会问，项羽在人格上比刘邦更为健康，为什么他会失败？

这本不是我要回答的问题，不过我可以做少许评论：

一是我们不应当以成败论英雄。虽然他失败了，但他依旧是英雄。

二是从项羽本身来说，虽然他有优秀的精神，但是也有他的不足，比如缺少管理经验，不大听得进别人的意见。这些缺点致使他失败，但是不足以掩盖他人性的光芒。

三是在当时，项羽所代表的君子精神已经没落，不讲廉耻的纵横家早已经胜过了讲廉耻的儒家，当然刘邦也比较容易胜过项羽。

我们可以说刘邦和中国当时的“时代精神”更为符合。所以我们或者可以说，在项羽死前很久，甚至在项羽出生之前，“项羽精神”就已经在死亡过程中，这就是当时的时代精神。

但是，时代精神未必是美的，未必是更健康的文化。以我看来，那种功利主义的时代精神是对人性发展有害无益的。

中国人变坏，是从嘲笑项羽开始的

秦始皇统一中国，就是这种时代精神的产物。

项羽的重新分封，是旧文化的回光返照，而刘邦的胜利则是秦始皇所代表的功利精神的新生。

项羽死了，这本无关紧要。但是项羽所代表的精神死了，我觉得是值得惋惜的。这是中华民族刚勇血性丧失过程的开始。

是的，随后的中国也曾经强大过，但是那是独裁者的强大，不是民族人性的强大。

春秋时期，我们随处可以见到的自尊而勇敢的“士”，到了强大的汉唐，这样的“士”我们所能见到的也很少了。

现在我们中国人津津乐道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文治武功，这不过是一种可怜的对帝王的“偶像崇拜”而已。

这种对帝王的崇拜恰恰是士人自己缺少自尊和骄傲的补偿心理表现。

中国人变坏，是从嘲笑项羽开始的

项羽死了，而对项羽的最好的挽歌是一个女子写的。在男人们嘲笑项羽不懂政治的时候，反而是一个女子知道项羽为什么“不肯过江东”。

在表面上柔弱的词人李清照胸中，有着多少男人都没有的干云豪气。

这也许并非偶然，因为精神上久已被阉割的中国男性心中，有项羽的男儿豪气者寥寥可数，而在中国女性心中，这种对男子豪气的期望反而绵绵不绝，历千万年而不息。

网民嚎叫：

OB 今天 09:15

@壮士拂剑. +1

百年未有之大骗局 今天 09:11

厉害锅人从什么时候变坏不容易断定，从目前史书看，应该是从秦始皇开始。大一统思想，把统治阶级的所谓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完全扼杀个人利益，其结果是挂羊头卖狗肉，全民欺骗，在爱国民族大旗之下，假公肥私，损人利己，上海封城期间各级干部控制物质发国难财，钟南山的核酸检测公司故意放毒，北京的核酸检测公司篡改核酸结果，不一而足。焚书坑儒，扼杀了自由思想，造就了厉害锅根生蒂固的个人崇拜的土壤，连习二被捧为人类导师英明领袖。户籍制度，是厉害锅控制人民的屠刀，千年来老百姓不得随意搬迁，要老老实实接受统治阶级的剥削压榨。这些制度上的残暴导致厉害锅人变坏。

lary 今天 07:03

孬种国，尽孬种，别人有难的时候旁观，围观，起哄，轮到自己的时候，更坏。

foxnews 今天 06:50

如果我们为了战胜一个魔鬼而不择手段，如果我们最终战胜了魔鬼而自己也变成了魔鬼，这算胜利吗？

===============

厉害锅的帝王史，一直在这里面循环着

zoun 今天 06:07

好死不如赖活着，归根结底是没有信仰。。。

osaka 今天 00:53

苟且偷生

谢选骏指出：欧洲人口过剩，所以白人嗜杀成性、直至殖民美洲；北美人口不足，所以土著网开一面，最终遭人灭绝。人只有在受到限制的时候，才可能表现出善良的一面，所以大一统的专制独裁，只能毁灭最后的文明——其结果就是废垃社会的出现。秦始皇同意了第一期中国文明，忽必烈统一了第二期中国文明，所以说这两个野蛮的头头废了中国。至于踏着它们足迹前进的下里巴人刘季儿和朱重八，不过是沐猴而冠为刘邦与朱元璋罢了。他们的手下只是为了掩饰尴尬，才会嚎叫“不可沽名学霸王”。《中国人变坏，是从嘲笑项羽开始的》的说法，就是在揭露湖南瘪三毛贼东是个坏蛋。国共两党的“军事竞选”，无异于日本蝗虫的“杀人竞赛”。

【67、山沟里冒出的新中国】

《山沟里飘出一首不朽的歌》（2011年06月20日 北京晨报）报道：

西出北京城，沿108国道前行100多公里，就到了房山区霞云岭乡堂上村。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中国革命音乐的不朽之作，就是从这个山沟里传出，唱向全国，一直唱到了今天。

如今，这里已建起《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纪念馆，并成为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六七月份，都会有大批游客涌入这里，一同唱起那首熟悉的不朽老歌……

重访

昔日龙王庙，今朝纪念馆

依山而建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纪念馆采取单层连体建筑方式，造型别致，在蓝天白云映衬下，分外庄严和壮观。

“这座新馆是2006年建成的，当年歌曲创作者曹火星居住的地方在山上老馆中。”在堂上村老村长郑玉山的带领下，记者沿山道拾级而上，来到村民们口中的“老馆”。

这是一处地势较高且宽敞的院落，正屋4间，是后来翻建。厢房1间，位于院落东侧，就是当年曹火星和战友居住的地方。“当年曹老师住的时候，它的身份是村中的中堂庙，俗称龙王庙。解放后，这里成了村里的小学。”郑玉山说。

记者推门而入，在40平方米大小的屋内，尽可能保留着当年的模样，土炕、破席、小木桌、格子窗……

老村长透露，这里的格局基本没变，但席子和小木桌等物件是后来更换的，室内地面也用青石板代替了原来的土地面。“这都是2001年建馆时修缮的，宗旨就是修旧如旧。”

老村长说，2001年修缮这里时，是他和村支部书记带着100多名党员、学生和村民，耗时三个多月完成的。

院落中央是一座红旗插在中国版图上的雕塑，旁边是江泽民总书记的题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里被北京市政府批准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追忆 毛主席为歌词添“新”字

1943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第六个年头。这一年9月，晋察冀边区抗联委派群众剧社40余人，组成若干小分队到平西根据地发动群众，宣传抗日。

当时19岁的曹火星和其他三位同志被分到堂上村，他们白天组织村剧团演出文艺节目，晚上从事创作。

讲解员说，当时“霸王鞭”在平西很流行（霸王鞭，是民间艺人卖唱时的乐器兼舞具。乐器为一根竹竿，两头开缝，穿以铜钱，演出时持竿，以两端随舞碰击身、膝或肘发声，伴歌舞），小分队就决定用民歌曲调填新词的办法，采用打“霸王鞭”的表演形式进行宣传。

此后，这首歌就像长了翅膀一样，从地方传到部队，从晋察冀边区传到冀中冀东，又传到东北，最后传遍全中国。

由于时间发展和抗战胜利，歌词也由“他坚持了抗战六年多”改成了“他坚持了抗战八年多”。

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逄先知在《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回忆说，是毛泽东提出并加进“新”字的——1950年，毛泽东听到女儿李讷唱这首歌时，立即纠正说：“没有共产党的时候，中国早就有了，应当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于是就有了现在的名字。

传奇 痴呆症老人完整唱这首歌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以其饱满热情，滚烫旋律，很快便响遍抗日根据地，而最先传唱这歌的就是负责给小分队站岗放哨的儿童团员。

今年86岁的李福会老人，是当年首批学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儿童团员，也是如今唯一健在的见证者。

稍感遗憾的是，李福会老人多年前患上了老年痴呆症，很多美好记忆我们无法与他分享。

“之前听他说，当年给小分队站岗时，白天经常听到曹火星嘴里哼着小曲，晚上村民睡着了，只有旧庙里还点着油灯。突然有一天，曹火星召集村里儿童团员，亲自教唱这首新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李福会的家人说。

采访中，李福会老人突然指着记者问老村长郑玉山，“他们是谁啊？有没有介绍信？”一句话逗乐了大家，老村长拉着李福会的手开玩笑，“您还以为您是儿童团那会儿啊，逢人便要路条？”

据李福会三子李广军透露，老爷子这个病越来越严重，有时候甚至连自己的亲孙子都不认识，与人交流更是没法正常进行，但有一件事儿非常奇怪，就是能完整地唱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且一字不差。

说话间，老村长现场起头，李福会立马端正身体，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大声并完整地唱了一遍，一字不差。

插曲 作者51年后重回创作地

虽纪念馆中并无详细记载，但记者了解到，解放后，曹火星很长一段时间都找不到当年创作这首歌的具体地点。

“因为当年他来这里时，这里是平西房（山）涞（水）涿（县）新区霞云岭堂上村，当年归河北省管辖。”纪念馆工作人员称，曹火星一直都在河北省打听，所以一直未果。

房山区霞云岭乡宣传部郑部长也向记者证实，1990年时，天津电视台要给曹火星制作一个专题片，天津音乐家协会等部门通过多方打探，最终确认当年歌曲的创作地就是北京房山区。

1994年8月，该歌曲诞生半个世纪后，曹火星故地重游，对堂上村是歌曲创作地进行确认。在纪念馆中，有一张曹火星和李福会重逢的合照。

谢选骏指出：这首该死的催命符，先后把中国大陆带入了原始社会（1950年代）、奴隶社会（1960年代）、封建社会（1970年代）、贪污社会（1980年代）、砸锅社会（1990年代）、卖地社会（2000年代）、撒币社会（2010年）、病毒社会（2020年代）——不除此歌，后患无穷矣。

【68、陕西是入侵中国的桥头堡】

《陕西发现一个失落的文明》（2021-04-07 西安城记）报道：

玛雅、亚特兰蒂斯……这些令人耳熟能详的“失落文明”，如今可能要增加一个新的名字。

世界知名的美国考古学会杂志——《考古》，评选过去十年“世界十大考古发现”：“中国文明前夜”——陕西石峁遗址，榜上有名。对于很多陕西人来说，它也许都显得陌生。

这座“失落的文明之城”，至今尚未发现任何文字记录。但是，它将可能改变中国文明。

01/沉默千年，发现石峁

“石峁（mǎo）遗址”，曾入选“2012年十大考古新发现”和“世界十大田野考古发现”以及“二十一世纪世界重大考古发现”。

如此之多的认可，说明它“石破天惊”的影响。遗迹和文物，是文明的印记所在。那么，《考古》杂志是如何评述“石峁遗址”的？

陕西北部毛乌素沙漠边缘可见的古代石墙，最初被认为曾经是长城的一部分。但是，当考古学家对它们进行深入调查时，他们意识到那里埋藏着更古老，更复杂的东西。他们发现了失落的石峁城，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300年。

在过去十年中，发掘者揭露了一座拥有巨大防御工事和复杂基础设施的石城，数以千计的豪华文物，以及一座230英尺高（约69米高，城记备注）的阶梯式金字塔，这是石峁统治者和领导家族的住所。该遗址的年代和地理位置都令人惊讶，因为人们认为——中华文明是在石峁建立大约500年后首先在中原发展起来的。

孙周勇（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表示：“石峁揭示了中国城市化的独特轨迹。这个曾经强大的王国，在古代文字记载中是完全未知的。”

实际上，“石峁遗址”并非“一夜成名”。

所有事物认知，都有过程，作为陕北边缘之地，这里自古千年的边塞战场，且没有任何文字记载。

当时，因大量坍塌和废弃的石墙，它一度被认为是古长城遗址。但是，大量的“玉”让人不可思议作为中国古代文明的象征，史前的边塞出现无疑令人费解。

所以，这些在民间流通的玉器，隐隐昭示着它神秘的身世，也至此，它成为重新发现起始。

具体来说，石峁被初识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时，这里有大量玉器流散于民间。近百年来，据说已有四千多件之多。

三十年代，美籍德裔萨尔蒙尼从当时的榆林府农民手中收购玉器，据称出于此。其所购的一件最大玉璋，现藏于德国科隆远东美术馆。后来，许多国外博物馆及学术机构收藏的同类玉器，也多被追溯至神木石峁遗址。

玉器，成为一把钥匙。为何？要知道，陕北并非玉石产地。

如同周时铸“九鼎”，以表示权力一样。这里，数量众多、已脱离社会生产范畴的玉器，已表明社会等级的存在和权力的相对集中。

而它们的来历，也昭示着这座古城的“开放贸易”和“外循环”的存在。

到1976年，“石峁遗址”正式进入学术视野。当时，西北大学考古系教授戴应新在山西考察，结合民间相关传闻及相关线索，同年9月进行复查并征集了一批文物。

当时正是“十年浩劫”之际，绝大多数被当做玉料卖给神木县高家堡农副公司。据负责收购人回忆：“共有两大筐，不下四五百件，且质料精美”。戴应新教授征集的126件，是其中未被相中的那部分。

此前，1958年陕西省开展文物普查工作，发现遗址。1963年，在对陕北长城沿线调查时踏查，并记录了“石峁山遗址”。随后的几十年，石峁遗址被多次进行勘查。这里，就不再一一赘述。

史前文明中，总是脱离不了“神”和“祭祀”。“石峁遗址”中，发现大量这方面的雕刻，以及大规模“人祭”证据。

比如，近几年考古学家已发现70个令人惊叹的石蛇、怪兽和半人兽的浮雕，与中国后来青铜时代肖像极为相似。内容，大致可分为“神面”、人面、“神兽”、动物和符号五类。

2020年8月，美国国家地理频道上映《俯瞰古代中国》纪录片。在第三集《中国的庞贝》，艾伦·麦卡博士曾探访了“石峁遗址”。

“当时地球上最大的城市之一。石峁人创造了惊人的玛雅式雕刻，此前中国从未有如是发现。”

02/神秘面纱，千年之城

“石峁遗址”，地处陕西神木境内，遗址位于高家堡镇石峁村秃尾河北侧山峁。在长城南边十余公里，黄河西边二十余公里。

其兴建于公元前2300年前后，废弃于公元前1800年前后。遗址包含内、外城和“皇城台”，为已知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时期至夏阶段）面积最大城址，但没有任何文字史料记载。

为便于大家理解，“城记”从五个方面来诠释“石峁遗址”这座“神秘之城”。

第一：规模宏大，史前第一

400万平米是一个什么概念？

按照1亩≈666㎡，1500亩≈1平方公里

400万平米≈4平方公里，相当于如今的五个北京故宫大小。

2011年7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基本探明石峁古城范围；2012年进行发掘，主要集中于外城、内城、皇城台。

这座宏伟堡垒，发现近10公里城墙，围绕一座70米高皇城台和一个内部圣殿。总面积超过400万平米，远大于年代相近的良渚遗址（300多万平米）、陶寺遗址（270万平米）等。

第二：城制出现，改写历史

《周礼·考工记》记中国古代营城：“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

不过，“石峁遗址”在形制和规制上，让人叹为观止：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构成，有长达十多公里的内外城墙，这一城市规划雏形回响千年。光是建设城墙需耗费12.5万立方米的石料，相当于50个奥林匹克游泳池体积。

最高处为20层台城，是同时期（公元前2250年）埃及胡夫金字塔的一半，但基座大四倍。在当时的新石器时代，这是一项巨大工程。

第三：技术创新，超越时代

石峁防御工事规模令人惊叹，且巧夺天工，将诸如中国所知最早的瓮城考古发现提早两千年。

这里有完善的防御体系，防御工事采用“马面”结构——古代中国防御建筑的主流结构。比如“石墙内部采用纴木加固”，碳十四系列测年表明其为公元前2300年。此前，学者们认为这种技术要到2000多年之后的汉代才开始使用。

第四：史前时代，人祭之例

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现象：祭祀。头骨数量和位置表明，是城墙奠基时进行的斩首仪式——中国史前已知最早“人祭”的例子。

法医专家确定，这几乎都是年轻女孩，很可能是来自敌方囚犯。“祭祀暴力的规模，在早期中国是前所未有的”。几百年之后，“人祭”成为“商文明（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046年）一个决定性特征”，商之后王朝才结束这种做法。

石墙内嵌入黑色和墨绿色的玉石，凸显东亚地区古人崇尚“玉石”辟邪御敌观念，又反映石峁精英们权力和财富。

第五：对外交流，开放已启

丰富数量的玉器表明，石峁要从遥远之地大量进口玉石。可以得出结论，从北方阿尔泰草原到黄海附近，石峁与之都进行了思想、技术和商品的交流。

在石峁发现的许多文物，只可能来自遥远的地方。比如，这里有鳄鱼皮遗迹——来自更南边的沼泽地区。鳄鱼皮鼓很可能在祭祀仪式使用，说明音乐在石峁宫廷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发现的20块相同细薄、光滑和弯曲的骨头，是一种原始口弦乐器的最早雏形。可以说，“石峁是口簧琴的发源地。”

03/文明前夜，石破天惊

此前中国古籍从未提及这里，更别说规模之大、如此复杂、与外来文化互动如此密切的古城。

根据碳十四系列测年，石峁遗址可追溯到4300年前，比南边千余公里外的中原文明早了500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得出的夏代最早年代大概是4000年前左右，石峁比夏要更早。

庞大的工程规模，使考古学家认为：石峁享有其附近较小卫星城镇的忠诚，并控制其劳动力。

目前，陕北已发掘出70多座来自同一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有十座位于石峁所在的秃尾河流域。“这些卫星村落或城镇就像月亮，围绕石峁旋转，为石峁早期国家形成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孙周勇，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

史学家认为，它可能是夏早期中国北方的中心。有专家研究，有可能是黄帝的都城昆仑城（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为唐尧帝都）。

到目前为止，基本确认它是一个超大型聚落，可能是整个内蒙中南部、山西北部、陕西北部的中心聚落，也是苏秉琦先生所说的“古城”、“古国”、“国家”三步曲中的古国阶段。

为何这样说？这里，重新认识晋陕高原区域。

公元前2300年前后，晋陕高原北端形成石峁城为核心的格局；大致同时，南端有面积超200万平米芦山峁遗址，成为南部政体中心，或可代表与石峁集团势均力敌的族群。

所以，晋陕高原这一区域的主要社会集团，至少包括以石峁为核心北方集团、以芦山峁为核心的中部集团及与石峁关系极密切的陶寺集团。一定时期内，它们与夏集团鼎足而立，构建了“万邦林立”的社会图景。

对于尚为“神秘”的石峁来说，堪称“同脉同源”的陶寺遗址，成为可参照的对象。

陶寺，与石峁同属都邑性遗址

发掘成果已有多个最：

1、最早的测日影天文观测系统

2、世界最古老观象台

3、遗址发掘为止最早的文字

4、发现中原地区最早的龙图腾

5、遗址发掘为止世界最早建筑材料“板瓦”

6、黄河中游史前最大的墓葬

……

不过，关于石峁为何在500年后被废弃，还是有一些线索。不是因地震、洪水或瘟疫。战争可能驱赶人们离开，但更多证据表明是气候变化。

公元前3000时代，陕北气候温暖湿润。到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700年，变得干燥寒冷。湖泊干涸、森林消失……石峁人迁徙到未知之地。

如今，毛乌素沙漠几乎被消灭。肉眼可见，石峁城周边的黄土荒原，已是郁郁葱葱。如今，陕北地区比如榆林的降雨量，甚至不亚于关中平原的西安。千年沧海桑田，尽在眼前。

更重要的是，是关于中国文明的源脉。

牛津大学中国艺术和考古学教授杰西卡·罗森说：“石峁和其他许多遗址一起，表明中国文明有许多根基，并不只限于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

“有几个特征，甚至来源于今天中国北方之外的世界——例如石构建筑与草原的关系，比与中原的关系更大。其它特征还包括以牧畜为生，养牛放羊和冶金术。实际上，中国吸纳了这些非常重要的技术，并无缝地融入到自己的文化中。”

石峁的石头，透露出许多信息。这些，也挑战着我们对最早时期中华文明的认识。“中华文明的前夜”，石峁还有更多的秘密。

谢选骏指出：上面的白痴都不大懂得——种种迹象显示，陕西可能是西方势力入侵中国的桥头堡，而石峁古城这就是这些殖民者留下的鬼子炮楼。直到现在，甲骨文的起源还是一点线索都没有，包括这个石峁据点，在这方面也是贫乏得很。

【69、谁也不能使中国恢复“大国”地位】

《谁能使中国恢复“大国”地位——“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三思》（2011-11-29 刘小枫）报道： 

引言：学术和文教体制从属于主权国家，受主权国家利益支配———如果一个中国人在国外（比如美国或日本）接受大学教育和学术训练并进而获得教职，接下来的生涯就得为所在国的文教体制效力。倘若所在国的国家理由与中国的国家理由并不一致，这类华侨学人的学术位置就面临某种尴尬，这种情形尤其见于社会科学领域———最突出的莫过于政治学的中国研究。

《美国在中国的失败》（邹谠著，王宁、周先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以下凡引此书仅随文注页码。）是已故芝加哥大学政治系教授邹谠的成名作，这本书并非意在描述美国在中国的失败，而是致力探究美国为什么在中国失败———邹谠先生用五百五十页篇幅（按中译本计）对这一问题做了透彻解答。邹谠是中国人，但本书是“美国外交军事政策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American Foreign and Military Policy）”委托的研究项目，出发点是美国理由，实际上在替美国政府总结教训———作者会有国家理由冲突的尴尬吗？中国人的历史感觉会影响作者的学术判断吗？

俄国十月革命那年，邹谠出生于广州，父亲是跟随孙中山的老革命党人，抗战期间毕业于西南联大，1951年在芝加哥大学政治系获博士学位，“文革”爆发那年出任该系教授，1999年病逝于芝加哥大学医院。《美国在中国的失败》出版于邹谠获得教授教席之前的三年（1963年），当时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仍处于敌对状态，冷战风云密布，该书力图为美国理由作出学术贡献，甚至带有冷战意识形态修辞，当属题中应有之义。不过，作者采取美国政治学界主流的行为主义政治学方法（所谓“条件-反应”模式，参见“前言”，页2-3），并不避讳美国政府制定对华政策时的判断失误和决策错误。美国在中国的失败，自然包含国民党在中国的失败———作者的父亲邹鲁是国民党元老，曾任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长、中山大学校长、中央执行常委、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委等要职，却未见作者有为尊者讳之嫌。尤其难得的是，作者的学养出自“自由主义占支配地位的美国政治传统”（页195），自由主义政治信念并没有让他像有些华侨学人那样因反共情结扰乱自己的学术视线———这种情形过去和现在都司空见惯。因此，尽管该书明显在为美国政府总结对华战略失误，我们还是可以从中获得学术教益，在认识美国的“国家理由”的同时，认识我们中国的“国家理由”。

《美国在中国的失败》研究的历史时段起自太平洋战争爆发，截至朝鲜战争爆发，也就是说，从美国在1941年底遭日本突袭后被迫对日宣战，到1950年冬天中国志愿军让美军在朝鲜半岛遭遇意想不到的打击为止。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总统罗斯福曾提出一个战略构想：帮助中国成为“强大、统一、民主的大国”，作者论析的重点就是这一战略构想失败的种种原因。引人兴味的问题马上来了：使中国成为“强大、统一、民主的大国”不正是二十世纪无数中国志士仁人的奋斗目标吗？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这一奋斗目标失败了吗？同样令人感兴味的是：美国通过二战并在二战之后才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本书让我们看到，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崛起与中国恢复“大国”地位的历程，竟然相当程度上纠结在一起。如今，中国的国际战略研究面临的紧迫问题据说恰恰是：中国已经崛起为“大国”，但与美国这个老牌大国的关系却变得更加微妙。本书出版到今天，五十年快过去了，与1963年之前的国际权力格局和中国政治形态相比，中国与美国的关系无疑发生了根本变化。既然邹谠教授的这项研究着眼于总结美国当初帮助中国成为“大国”的构想失败的成因，对于我们如今的国家战略研究就是不可多得的棱镜，有助于我们看清当今中国面临的所谓大国问题。

邹谠教授着手本书的研究计划时，中国的第二共和（新中国）早已攻克国民党占据的浙东岛屿，和平解放西藏，中国已经恢复政治大国形象，至于是否已经是“强大、统一、民主的大国”，恰恰需要讨论———对中国人来说，起码“统一大业”尚未完成。但颇具讽刺意义的是，迄今仍在阻碍中国完成统一大业的，恰恰是曾致力使中国成为“强大、统一、民主的大国”的美国。无论如何，中国恢复“大国”地位，绝非二十一世纪初的今天才有的事情。严格来讲，我们今天仅仅是在改变大国形象或增加大国形象的光谱：不仅是政治大国，也是经济大国。（邹谠后来一直从事中国二十世纪革命研究，改革开放以后，邹谠教授是最早回到大陆担任客座教授的华侨教授之一，并一直跟踪研究中国的改革开放，他后来的两部被译成中文的文集颇值得参看：《二十世纪中国政治》（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尤其是《中国革命再阐释》（甘阳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简称《再阐释》，随文注页码）。）如果从中国的主权国家理由来读本书，作者当年基于美国的国家理由总结的若干具体教训乃至立论观点、政治信念和论述框架，多有似是而非之处，因为，作者在书中明里暗里多次伸张中国的国家理由。本书的吸引力首先在于：作为一个对中国的国家理由有所承担的中国学人，邹谠教授如何基于美国自由主义政治学传统为美国的国家理由总结教训，如何处理因视角的敌我变化而导致的困难———所谓“三思”，意指“大国”的三个关键词“强大、统一、民主”值得三思。

1美国有义务使中国变得“强大”？

作者从十九世纪最后一年美国政府宣布关于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开始下笔：1899年9月，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向德、俄、英、日、意、法等国发出照会，宣告美国政府关于“对华门户开放”的政策。这一外交声明对上述各国提出两点要求：保障在中国的所有外商享有均等待遇；保持中国的领土与主权完整。美国政治家把这一声明看做美国的国家理念尊重别国领土与主权完整的体现，甚至认为与美国的独立宣言精神有关，反映出美国的国家理由具有“道义上的优势”（页512）。邹谠的研究以这一政策声明为基点，美国在中国的失败意味着声明的两点要求最终未能实现。在美国政治家看来，对美国人的“集体自我意识来说”，“丧失中国”堪称“真正的创伤经验”（摩根索“序”，页2）———似乎美国的“道义”之举遭到失败让美国人痛心。但邹谠的修辞却颇值得玩味：声明的两点要求是“美国在以后的五十年间断性地、并不十分有效地遵循的两个目标”（页2）。这无异于说，尽管美国的这一外交声明具有“道义上的优势”，但美国从未一贯地、也未有效地遵循过：言下之意，美国的实际行为并不道义———这就是我所说的似是而非。

《美国在中国的失败》用英文写成、在美国出版，说美国政府关于“对华门户开放”的政策具有“道义上的优势”，在美国读书界看来不会有任何问题。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后，在中国读者眼里，情形恐怕就不同了。人们会觉得，这一基本立论并不符合当今社会科学所宣称的“中立化”原则，以至于中国读者可以进一步质疑，社会科学是否真的能做到“中立化”———不过，这是另一个问题。至少，从中国人的立场来看，读者很难认同美国政府的这一政策声明具有“道义上的优势”，反倒可以看到，美国的“帝国意识”发蒙较迟：当美国觉得自己也可以更多占有中国资源时，欧洲和亚洲的列强正在竭力扩大已经夺取到的中国资源的份额。“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第一个要点“各国贸易机会均等的原则”无异于说，作为后来者的美国在瓜分中国利益方面应该与其他列强平起平坐、利益均沾（海约翰的传记作者的评语说得几乎毫不掩饰，参见页512）。所谓保持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的主张，听起来的确让我们觉得，美国是个道义国家，事实上，这一主张保障的恰恰是美国能够与其他占先的列强在中国利益均沾：保持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是利益均沾的前提。这就是著名的门罗主义的妙用———如果列强瓜分了中国，美国可能获取的利益便成了泡影。

1899年美国政府的这一对华政策声明实际表明，美国刚刚在萌生大国意识。事实上，尽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已经成为大国，但大国意识直到二战初期仍然并不强烈。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不久（同年10月），罗斯福总统曾发表著名的“隔离演说”，以暗示的修辞呼吁国际社会联合行动孤立日本，随即遭到国会议员和美国公民强烈反对，结果总统第二天就在记者会上改口———日本军机轰炸停泊在南京附近的美国炮舰帕内号，海军将官莱希提议对日实施封锁，这一建议虽然相当温和，却“根本无人理睬”（页18）。1940年，纳粹德国攻占荷兰和法国，重创英国，日本在亚洲的侵略行动向东南亚扩张，威胁到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列强的东南亚殖民地，美国才被迫开始成为“大国”：1940年7月，美国国会批准建立大西洋舰队和太平洋舰队（页19），对日实施经济封锁———仅仅一年后，日本对美国不宣而战，美国才被迫将经济制裁升级为战争，被拖入非当“大国”不可的境地。我们知道，美国后来成为大国乃至如今维持大国地位，很大程度上凭靠的正是强大的海军力量，并一直保持超强的军备制造能力———所谓“民主的兵工厂”。

1942年间，罗斯福才有了“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战略构想，它包含两项具体设想：在国际政治方面，邀请中国参与反法西斯联盟，成为“四警察”国家之一，维护世界秩序。在1943年冬天的德黑兰会议期间，罗斯福终于说服斯大林和丘吉尔，由苏联、美国、英国、中国四国“充当国际警察，防止或遏制侵略行为”（页54）———这就是著名的“四警察国家”提案。当时，丘吉尔觉得罗斯福的提议绝对荒谬，因为中国是扶不起的阿斗，尽管他心里清楚，英军在日军面前的表现丢人现眼。其实，罗斯福何尝不清楚中国的状况———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曾对蒋介石提出，打败日本后把琉球归还中国，蒋竟然拒收，希望中美共管，的确像个阿斗…，罗斯福对丘吉尔说了心里话：“中国要成为一种值得严肃对待的力量，需要三代人的教育和训练”（页65）。罗斯福坚持不把中国这个阿斗排除在外，显然自有其算盘，不足为怪，奇怪的是，迄今不少聪明的中国智识人对此心存感激。

第二项具体设想是：促使国共两党合作，以和平方式建立强大、统一、民主的中国。邹谠说，这一设想极富政治远见，因为它考虑的不仅是为了让中国当下有效拖住日本，还考虑到战后的国际权力均衡，使得中国在战后能够不倒向苏联，以便美苏在亚洲保持势力均衡（页31、35）———邹谠强调，这一设想是四十年前“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伟大延续”，言下之意，这一设想同样具有“道义上的优势”。的确，即便在今天听来，“使中国成为大国”的设想仍然会让我们不少智识人兴奋，觉得美国是个“高尚”的大国，毕竟，还有什么比自己尚未成为一个“大国”就在设想帮助另一个国家成为大国更为“高尚”的呢？

然而，邹谠让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形却与此相反。首先，当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一次又一次受到日本帝国的实际损害时，美国并没有出面担当“道义者”角色，派出自己的武装力量帮助中国捍卫领土和主权完整，没有做出任何高尚的政治行为。日本大举入侵中国以后，当时美国的国际战略学家就说，“中国在军事上处于绝对无法自救的境地，与中国结盟当然并不意味着会增加我们的力量，相反会成为我们必须履行的额外义务”（页512）———言下之意，美国袖手旁观为好。果然，日本帝国全面侵华后，美国不仅没有铁肩担道义，还继续与日本做生意，买给日本最基本的军工原料（石油和废铁），让日本得以制造炸弹投掷在中国的城市和战士身上…，美国军事观察家向国务院报告，中国对日本的抵抗到了“军事上即将崩溃”的地步，美国政府依然袖手旁观。1941年12月8日，美国因日本偷袭珍珠港被迫对日宣战，“这时中国与日本的战争已经打了四年多”（页44）———邹谠教授的笔法无异于说，美国政府袖手旁观足足四年，倘若不是日本不宣而战，美国仍然会袖手旁观下去，即便日本全面占领中国也罢。事实上，直到1943年元月，美国才与中国签订条约，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和其他特权，并说服英国也这样做（页53）。我们知道，淞沪战役是蒋介石打给在上海的西方外交使团和外商机构看的面子战，从军事角度判断，行家一看地图就知道，这次战役设计绝对会得不偿失。但蒋介石希望的是，西方国家会因自己的在华利益受到损害而介入中国危局，阻止日本霸占中国———国军撤出上海时，蒋介石亲自安排不到一个团的兵力孤守四行仓库，因为仓库后面就是西方列强的租界区，仓库旁就是租界煤气总站，以至于日军攻击四行仓库不敢使用重炮，似乎国军最后要保卫的仅仅是西方的在华利益。尽管如此，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列国使团在战火下施加外交压力的对象并非日本，反倒是受到欺凌的中国———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道义者”形象难道不让中国人感到寒心？“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道义上的优势”在哪里？邹谠教授知道但不便提到的是：抗战初期，对国民政府提供实际军事援助的恰恰是两个极权国家———斯大林为了让中国拖住日本，以免日本腾出手后攻击苏联，派出空军秘密参战（重庆鹅岭公园迄今仍有牺牲者纪念碑）。为了报当年日本从战败的德国手中夺取山东的一箭之仇，加上希特勒瞧不起日本，纳粹德国在1935年应蒋介石邀请派出军事顾问团整训国军，出售军火，为国民党最精锐的几个步兵师提供了武器装备，甚至装备了装甲师；纳粹陆军元帅不仅为蒋介石制定了具体的抗日战略方案（包括最后的破釜沉舟：黄河决堤），甚至亲临淞沪战役前线协助指挥国军作战……第一次长沙战役时，岳麓山上的二十几门从纳粹德国进口的大口径火炮把日军炸得人仰马翻———后来，纳粹德国和苏联先后与日缔约，转眼就出卖中国，中国人这才看到，极权政体也好、自由民主政体也好，西方列强都一路货色。

邹谠在书中反复说明，美国在1943年提出“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构想，完全为的是自己的利益，或者说出于完全自私的战略目的：“最大限度地利用中国的军事潜力”，拖住日本（页30-31）———毕竟，此时美国正处于被迫两线作战阶段，担心自己无法同时应付东西两个战场。还有一个理由的确堪称极富政治远见：可以使得中国成为西方列强的附庸，打破日本宣扬的“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理念（页40），也就是所谓日本的“亚洲门罗主义”。邹谠用大量篇幅描写美国如何出于自己的利益来实现“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构想，从而与他近乎夸张地一再强调美国立国姿态的道义形象形成鲜明对照，让我不得不感佩邹谠先生的春秋笔法———他让我们看到，美国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有“义务”“使中国成为大国”。奇怪的是，美国提议让中国成为所谓“四大国”之一后，不仅当时、甚至迄今仍然有中国智识人感到兴奋和感激。就当年的情形而言，有虚荣心的中国人才会为这样的提议感到兴奋：比如，蒋委员长就因为能与西方首脑坐在一起开会而兴奋不已。此时日军正发起新一轮攻势，企图夺取中南，委员长不顾战场态势，再次让中国军人在湖南打面子仗，非让一个整编师活活送死。1944年4月至12月，湖南会战历时8个月，蒋委员长一心想的是国际面子，处处顾及“国际的想法”———其实就是美英两国的想法，拒绝服膺毛泽东游击战略的白崇禧提出的敌后游击战，因为这样无法迅速吸引美英舆论的眼球。为了顾及国际观感，蒋委员长坚持分兵固守城市，而非有效集中兵力，结果被日军各个击破……

按邹谠教授在书中的分析，美国的这一“高尚”政治设想失败的首要原因，是美国自身的能力有限和后来军事战略的调整。太平洋战争初期，出于军事战略上的考虑，美国非常需要中国。第一，需要中国为美国空军提供陆上基地攻击日本船队，建立空军基地需要中国的人力资源；第二，美国需要中国军队“拖住相当多的日军，否则这些军队……会对盟国造成破坏性影响”（页37-9），这就需要增强中国军队的抵抗能力。第三，美国把中国大陆视为将来反攻日本时的前进基地，这意味着美军将先在中国大陆实施登陆作战，与日军在中国土地上交手。这样一来，美国就对中国在战后的政制建设有了发言权。然而，扭转欧洲战局对美国来说更为迫切，因此，即便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提出的援助中国的计划也只能打白条。后来，美军的跳岛战略获得成功，决定放弃与日军在中国大陆决战的构想，改为直接对日本本土实施登陆作战———说到底，二战期间美国没有针对日本的侵略在中国本土采取大规模武装干涉行动，著名的陈纳德航空队是一支很小的空军力量，而且起初仅是陈纳德招募的“自愿”人员，保持“中立”的美国政府曾威胁要逮捕他，送军事法庭审判。邹谠说，“使中国成为大国”的计划“雄心勃勃”，与美国实际“向中缅印战区提供的微不足道的物资援助形成了鲜明对照”（页42）。其实，邹谠在书中给出的“鲜明对照”要广泛和深刻得多。

更为鲜明的对照是：在一年多后的雅尔塔会议上，为了换取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压制日本精锐的关东军，美国与苏联签订了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秘密协定。邹谠教授终于忍不住说：雅尔塔协定“损害了中国领土完整和机会均等的原则”……“象征着对中国的‘背叛’……和不道德的秘密外交”（页210、213）。1945年9月，日本已经无条件投降，蒋介石想起雅尔塔协议的内容，也禁不住在日记中写道：“旧耻已雪，新耻又添……”因此，当邹谠把美国“高级决策层”在1943年决定给予中国“四大国之一”的待遇说成门户开放政策的“必然结果”时，无异于讽刺。他引述当时美国一部关于远东战略的名著的观点说：一旦中国“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捍卫独立的强大、统一的中国”，“门户开放政策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将成为时代的错误，并停止生存”（页33）———这无异于借美国战略家的话揭示了门户开放政策不道义的实质。邹谠知道，雅尔塔协议签订四个月之后，蒋介石才从美国大使赫尔利那里正式获悉协议内容。陪同赫尔利的魏德迈将军回忆说，蒋介石当时听完协议内容后一声不吭，他实在无法相信堂堂自由民主的美国政府竟然也会干出这事，中国人抗日的血迹还未干啊……魏德迈回忆说：“作为一个美国人，我坐在那里很尴尬……”邹谠也知道，外交部长同时也是自由主义者的宋子文曾对美国海军上将利希表示，中国不能接受雅尔塔协议中涉及中国主权的条款，必要时中国将以军事手段捍卫自己的主权。利希问何时动手，宋子文回答：“未来五百年里的任何时候”……

美国后来还有更为精彩的杰作：打扫欧洲战场时，美、英、法、苏取得对德国的共管分制权，打扫亚洲战场时，美国并未组成美国、苏联、英国、中国“四警察”机构共管分制日本，而是凭靠绝灭性武器独霸日本。邹谠在书中说，1943年12月1日的《开罗宣言》标志着中国成为四大国之一，这个宣言让“中国得到了一个庄严的保证，它将得以收复自1895年以来被日本侵占的所有领土”（页54）———邹谠教授的修辞即便在今天读来也值得玩味：美国国务院迄今宣称“钓鱼岛主权未定”，这个“庄严的保证”仍然是一个庄严的讽刺。毕竟，中国人八年抗战流的血远远多过美国、苏联、英国对付日本时所付出的鲜血的总和，如邹谠所说，“南京大屠杀受难者所经历的苦难，只有犹太受难者在纳粹大屠杀中经历的苦难可以比拟，如果不是更为惨烈的话”（《再阐释》，页119）。如今，中国已经向联合国提供了“国际警察”，美国的武装力量仍时不时在这个“大国”家门口炫耀航母，派军机大摇大摆从琉球飞到海南搞侦察……谁能说美国在中国失败了？

2美国真的在乎中国的民主？

美国的“高尚”政治设想失败的第二个原因，按邹谠的分析，是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错误期待———这一分析同样多有似是而非之处，实际蕴涵着丰富的政治哲学思考。邹谠提出的论点是：既然希望“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要为美国自身的利益服务”，就得对当时国民政府的状况和性质有充分和清醒的认识。美国在1942年因太平洋战争爆发才开始积极援助中国，希望中国撑住，但这时国民政府已经在日本的强大攻势下苦苦撑了四年，连黄河决堤这样的自残行为都干过了，国体遍体鳞伤……美国军政官员到中国后看到，政府效率极低，“腐败成风”，“以枪决相威胁强迫服役”，“更多的中国士兵死于疾病和营养不良，而不是死于战场”……“在国民党政权下，到处可以听见人民的怨声载道”———为了让中国帮助美国完成战略任务，美国军政官员感到，必须全面改造国民政府，“使它不仅在战场上，而且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的领域内能够与中国共产党展开有效竞争”（页50-51）。这一说法非常值得玩味，因为，这意味着，美国政治观察家在中共那里看到的是相反的情形。为了有效实现自己的战略目的，美国应该援助中共，但这样做明显有意识形态上的障碍，因此美国被迫对改造国民政府抱以期待。令人惊讶的是，邹谠的分析竟然认为，这一期待是美国犯下的一大政治错误：为了自己的利益，美国竭力支持的政府不仅不是民主的，甚至是专制加腐败的政府———他的论断不能不令人敬佩，毕竟，邹谠是国民党元老之子；如果因为其父与蒋有派系之争，把邹谠的论断视为怀有私心，就看错了这位自由主义政治学家的基本学养和品德。由此而来的问题是，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民主改造是否可能，更进一步的问题是：美式民主在中国是否可能。

邹谠描述说，国民政府成立于1927年，随之进入一党“训政”阶段。按孙中山的构想，为期六年的“训政”是“教育人民、使人民对建立宪法民主有思想准备的一种临时措施。然而，国民党政府实际上的发展趋势却是巩固党的专政，使权力集中于一人之手”（页44）。言下之意，蒋介石的治国方向与宪法民主背道而驰。邹谠教授列举了如下事实：每次修订宪法草案时，国民代表大会的权力都“少得可怜”，甚至出现“蓝衣社”这样的仿纳粹组织。人们可以为蒋介石找到这样的辩护理由：当时中国仍处于分裂状态，纳粹德国的崛起，让蒋介石深感佩服，以为仿效纳粹党式的统治可以迅速建立“一个强有力的、高效率的政府”———邹谠作出的反驳是：“蒋介石从未能建立一个团结的党和高效率的政府”（页44）。

蒋介石政权在宪政民主建设方面倒行逆施，究竟是因为外在条件的限制，还是由于蒋介石自己的个人能力、甚至国民党本身的性质限制所致呢？邹谠分析说，两方面的原因都有。首先，南京政府成立十年后（1937年），国民党已经有了三十个比较现代化的师，还拥有了空军，对边远省份的军阀政权已经形成政治和军事压力，重工业和轻工业也初具规模。然而，日本帝国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南京政府的实力受到毁灭性打击（页45）———在淞沪战役和保卫首都南京的战役中，蒋介石最精锐的中央军“就被基本摧毁了”（《再阐释》，页119）。随之，轻重工业基地全部丧失，国家首都被迫两度迁移。

不过，全国联合抗战却使得蒋介石意外获得至少表面上统一的中国，拥有了三百个师的联合军队，蒋介石不能直接指挥的主要是共产党的几个师。在这样相对有利的形势下，蒋介石为什么仍然不能有效统帅全国？邹谠认为，这是由于蒋介石实行独裁统治，一切取决于“对他个人的忠诚”，以至于他的统治无异于在“加剧现存的分裂状况”（页46）。邹谠很清楚，从制度上看，这是军权僭越党政的后果：蒋介石倚靠军事力量搞独裁，他搞的新生活运动目的是国家军事化。太平洋战争后期（1944年6月），在华美国外交官谢伟思向美国国务院提交了一份备忘录，题为“中国的局势和关于美国政策的建议”。邹谠认为，这份备忘录“对国民政府的弱点做了最系统和最详尽的分析”：经济崩溃、军队丧失士气、官僚主义、知识分子和工薪阶层不满、对农民滥用职权———谢伟思的分析还涉及国民党的性质，说这个政党是“一个主要兴趣在于维护个人权势，排斥外来者，为争地位而相互倾轧的保守的政治集团”（页176）。1944年底，另一位在华美国外交官戴维斯在给国务院的备忘录中甚至认为：由于承认蒋介石政权，美国“已被牵扯进一个逐步腐朽的政权，并在和中共建立军事和政治合作方面受到了严重限制”（页180）。邹谠显然同意这样的观察，因为他在书中用自己的话写道，国民党“未能给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问题找到根本的解决办法，这就使得它不能完成革命的任务（页50）”。归根到底，在邹谠看来，正是由于蒋介石的个人独裁及其政党的腐败，使得美国的“高尚”设想难以实现。但他挑明的问题实际却是：为了自己的国家理由，美国其实并不在乎国民党政权的专制性质，仍然认为“没有任何国民党领导人可以取代蒋”（页47）———这意味着，只要符合美国利益，美国就会支持专制的独裁政权，所谓具有普世价值的“民主”不过是美国用来打的一张牌而已，美国的国际政治原则的基础其实是不讲道德原则的马基雅维利主义……

问题涉及到美国在战后依靠什么政治力量帮助中国重建民主宪政———美国选择了全力支持专制腐败的国民党政府。仅仅半年前，两位在华美国外交官提交的报告一致认定，国民党政府专制且腐败，并不具有民主性质。邹谠非常清楚，正是由于美国对专制腐败的国民党如此一边倒，才使得当时不少追慕英美自由主义的中国知识人倒向了共产党。邹谠在书中不便说、但读者却很容易想到的是，如果美国不应向作为一个政党或反政府的政党提供军火援助可以视为一项正义原则的话，美国当时仍在继续向台湾的国民党提供军火，甚至提供军事保护，表明美国在插足中国事务时从来就不坚持什么正义原则，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凭靠武力干涉他国政制。

由此来看，邹谠在书中把美国对战后国共对峙局面没有采取“武装干涉中国的办法”说成美国没有履行“义务”（页304），就显得相当似是而非，除非我们把这一说法看做反讽修辞。美国发愿要帮助中国成为“强大、统一、民主的中国”，关键时刻却又不愿派武装力量去实现这一“高尚”的政治目的，按邹谠的说法是因为，美国人有一种广泛共识：获取“在华利益不值得诉诸战争”（页304）。但反讽的是，或者似是而非的是，邹谠在书中一再把中国的宪法民主建国问题放到中国现代历史的长时段来观察，从而与美国对华政策具有的所谓“长远目标”形成对照。通过“建立一个强大、统一、民主的中国”这一提法，邹谠让我们想起：“强大”、“统一”、“民主”恰恰是现代中国人一直梦寐以求兼得的东西———这意味着当时的中国既不强大，也不统一、更不民主。于是，邹谠暗示我们中国人应该进一步想：咱们中国何以如此？至少在十八世纪时，中国既强大又统一。乾隆年间的中华帝国是世界头号“大国”：农业产值占世界总产值24%（一说31%），手工业产值占世界总产值32%.即便到了晚清，中国变得不再强大，至少还保持着统一，尽管领土在一点一点被蚕食、主权在一步一步被削弱。唯有“民主”是古代中国从来未曾有过的东西，但中国人无需为此感到自愧不如，因为，咱们的科举制传统就包含着高明而道中庸的精致的民主因素，何况中国是亚洲第一个建立宪政民主的国家———辛亥革命成功后，美国总统曾很快写来贺信。然而，当时的中国智识人对现代政体性质的认识还相当粗浅、模糊，对现代政体的选择尚未达成共识，就民主共和还是君主立宪吵得很凶……武昌起义来得突然而且意外，以至于革命党人根本没有做好准备。袁世凯后来的倒退行径，起因据说是当时一位美国传教士劝告袁世凯：中国的国体不适合搞议会民主，倒适合君主立宪。尽管如此，生米已煮成熟饭，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主张君主立宪的中国智识人这时也站出来反对开历史倒车。中国终于有了宪政民主，哪怕形式上的。这时的中国绝算不上强大，但至少没有分裂，至多是割据。作为统一、民主的主权国家，第一共和甚至派出少量工兵部队象征性地参与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可是，为了实现“真正的”民主，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直接结果是中国分裂：首先南北分裂，随之四分五裂。那个时候，美国没想过应该派武装力量帮助中国人“建立一个强大、统一、民主的中国”，倒是日本人找到了侵华借口……汪精卫在演讲中宣称：日本军到中国来是帮助咱们实现统一的，这次战争之后中国不会再有连连不断的内战。汉奸文人胡兰成甚至在战后还写到：日本入侵中国完全是因为辛亥革命少打了几枪……如果美国在1945年派武装力量帮助中国人统一，当年日本帝国侵略中国的理由同样成立，政治法理就完全乱套了。

借助自由主义政治学的分析，邹谠指出，中国尽管是亚洲最早的宪政民主共和国，但这种新的政体赖以建立的体质却残破不堪，根本原因恰恰来自给中国带来民主理念的西方对中国三千年政制传统的冲击，彻底破坏了国体内部的制度平衡，使得中国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急剧增加（页50）。换言之，辛亥革命、尤其孙中山的二次革命以后，中国的国体没有增强，反倒进一步削弱，以至于当中国面临日本的全面侵略时，国体已经破碎不堪———这样的看法在今天会让我们觉得反动。“九一八”日本侵华事件后，蒋介石坚持避免对日本强硬，企望所谓“国际社会”（实际上是西方列强）出面遏制日本，原因之一就是，自己的军队和政权实在没有力气担当国家和民族的危难。蒋介石正在建立的中央政府甚至没有能力代表国家决断国家的敌人，跟随在中国土地上享有治外法权的英美两国划分敌友———邹谠提醒我们，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国民政府才正式对日宣战，这意味着蒋介石政府让外国来替自己做出政治决断，根本没有担当起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政治存在。然而，邹谠强调，即便如此，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列强仍然对日本的侵华袖手旁观，甚至落井下石。于是，日本帝国肆意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至于蒋介石苦心经营的政治土壤———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也元气大伤。邹谠凭靠自由主义政治学分析看到：中国的国体彻底丧失搞西式民主的基础，恰恰是以宪政民主为尚的西方列强一手造成的。美国在战后帮助中国重建民主，绝无诚意，而是为了自己在亚洲的战后利益。

在当时或者今天都会有人说，美国在战后一边倒支持蒋介石显然是出于意识形态考虑，毕竟，蒋坚持反对共产主义———这种说法完全有道理。问题在于，似是而非的是，邹谠认为，美国的“高尚”政治构想失败的第三个原因恰恰是轻视了意识形态的重要性。

3 共产党究竟是民族主义性质还是共产主义性质？

《美国在中国的失败》认为，美国当时在中国的外交官缺乏意识形态常识，把中共在现实政治斗争中的策略之计误认为在搞民主，结果搞错了中共的性质和意图———这种错误观点在当时甚至得到美国官员、专家和公众舆论的广泛赞同（页194），绝非个别外交官的偏见：广泛的赞同就是民主的赞同。有的专家甚至断言：“国民党中国”才“可以被称为封建中国”，“共产党中国”则“可以被称为民主中国”，因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质是主要适用于农村条件的资产阶级民主”（页201）。这些观点在冷战高峰时期当然显得幼稚可笑，可是，在当时和今天，这些观点却显得既严肃又认真。更重要的是：邹谠在书中针砭这些“幼稚得可笑”的看法时，同样满含春秋笔法。

邹谠说，美国的政治理念“具备天赋的高度的道德统一性”，但正是这种“理所当然的道德统一性妨碍了对美国政治传统的长处和缺陷形成认识，阻止了自觉的国家目的的成熟”（页195）———何谓“自觉的国家目的”，或者说何谓“大国”意识，是严肃的政治问题，与“更加深刻的价值观念问题不可分割地纠缠在一起”。但邹谠指出，美国的自由主义政治学传统主张价值中立原则，放弃了探究严肃的政治问题，使得“普通的美国人在美国民主的含义和理论基础问题上得不到充分的指导”（同上）。说到底，自由主义理念的道德统一性仅仅是看似“理所当然”而已，其实本质上是自私自利的道德。一个国家如果受这样的政治理念支配，这个国家的国际政治原则也是自私自利的。出于美国自身的利益，要中国更有耐力顶住日本，早在太平洋战争中期而非战后，美国就积极促动国共两党携手合作，重建民主中国。然而，时在中国的美国外交官发现，由于日本的入侵，中国的政治势力出现了新均势：共产党势力在国民政府和汪伪政权的夹缝中强劲崛起，与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形成鲜明对照（页47）。1944年，美国政府对蒋介石政权的腐败已经非常恼火，有外交官建议，不如干脆支持延安的共产党政权———史迪威将军甚至设想，让共产党军队参与滇缅战役，这意味着要用美式装备武装共产党军队。1944年6月，谢伟思在给国务院的备忘录中说，如果国民政府不彻底“改革以重新获得人们的支持……那么美援将是无效的”（页178）。他建议美国政府向国民党施压，迫使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建立联合政府。他也认为，美国政府可以“向共产党提供武器”，“与共产党建立工作关系”，以便“美国解脱它对腐朽政权的全部承诺”———他甚至设想，“以共产党人为最强大的力量而建立的联合政府”“相当有可能”成为美国的盟友（页179）。这一设想基于对中共的民族主义性质的理解，正如另一位外交官戴维斯在提交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所认为的那样：中共具有的是民族主义而非共产主义性质。如果美国为中共提供军援，就会对中共“摆脱苏联控制施加相当大的影响”，这显然有利于美国在战后保持自己的利益（页180）。在延安的美国外交官提出援助中共还有一个重要理由：共产党政权是民主政权———谢伟思在1944年9月的报告中说，中共“变成了一个寻求按民主秩序长入社会主义的党……变成一个并不寻求早日垄断政治权力的党”（页182）。用邹谠的表述，日本的侵华战争给共产党“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在控制的地区内显示改革纲领的可行性和它深得民心的普遍性”；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国民党政权的战时“腐败和压制性措施”明显是反民主的，以至于激发了广大阶层的不满（页51）。这样一来，美国便面临一个非常大的难题：无论从战时还是战后远景来看，国民党政权都在逐步削弱，军队和政府机构的能力在腐败中衰退。相反，共产党却在蓬勃发展，赢得了人民的普遍信赖，以至于“出现了可以取代国民党政权的选择”。1944年，美军观察组访问共产党地区，那里的“朝气蓬勃、充满希望、自力更生和献身精神与国民党中国的黑暗、停滞、绝望、自私形成了鲜明对照”（页184）———尽管如此，美国仍然一边倒支持国民党政权。

在评论谢伟思的观点时，邹谠教授以显著修辞嘲笑谢伟思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愚昧无知，说他不懂得中共的列宁主义组织原则的性质，这种性质要的就是全部政权，以便全面改造国家，掌握政权是“对社会制度进行迅速和深刻改革必不可少的工具”（页182）。更为显著的是，邹谠指出，谢伟思等人在政治观念上犯了常识性错误———搞错了民主观念的性质，他们竟然以为，“任何得到群众支持和推进大多数人利益的政府就是民主政府，既然共产党享有群众支持，并显然是在关心大多数人的利益，那么它就是民主的，或者说，至少存在着民主倾向”（页183）。不用说，何谓“民主”是个严肃的政治问题。邹谠基于美国自由主义式的民主理解，高调批判甚至嘲笑谢伟思等人对中共民主性质的理解。但奇妙的是，邹谠在书中别的地方又不动声色地为中共的群众式民主提供有力辩解：“回顾历史，事实清楚地说明，尽管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是在外国影响下产生的，早年完全受苏联代理人支配，但是它通过在游击战争中掌握领导权，现在已取得了广大人民的支持，在佃农耕作的中国土地上，它已牢牢地扎根……”（页174）———这话看似在归纳美国外交官的观点，情形也可能是：邹谠在借归纳美国外交官的观点来表达自己的看法。支撑这一推测的证据，可以找到内证和外证两种。内证仅需要对比邹谠对国民党政权的分析就可以取得：在中国土地上，要搞美式民主缺乏土壤，因为，这个土壤遭到外国列强两次大破坏。首先是晚清时期西方列强对中国政治土壤的破坏，这包括中国新派智识人在西方民主理念引领下自己破坏自家的政制传统———尽管从逻辑上来说，这个观点并不能说明没遭破坏的土壤就适合西式民主；然后是日本入侵对初生的中国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毁灭性打击。外证则可取自邹谠后来对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著名研究，其重点正是中共的群众民主的本土性质———用他的话说，这是“结构约束下的选择”。邹谠指出，西方汉学家往往不能“充分注意到科举制如何在中国历史中所扮演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似乎倘若没有废除科举制，中国搞西式民主就要容易得多———废除科举使得中国基层政权出现全面劣质化蜕变，乡绅衰落、土豪劣绅崛起。在由此形成的“结构约束下”，邹谠把“依靠农民的革命”看作是“中国革命中的创新”：“毛泽东合理地说明了（rationalized）为什么中共要依靠包括农民这样的非无产阶级”（《再阐释》，页119，112-113及125以下）。

那么，中共究竟是民族主义性质还是共产主义性质？共产党的战时民主政策究竟是现实政治斗争的策略之计，还是共产党基于对“结构约束”的认识而提出的长远方针？谢伟思当时就清楚指出，在共产党人那里，搞西式民主仅仅是暂时的权宜之策。既然如此，谢伟思的看法怎么又会是犯了常识性大错误呢？邹谠说，谢伟思并非错在他没有用两党对峙的权力架构这一西式民主观来衡量延安政权，而在于他误判了中共对苏联人的态度。换言之，邹谠把民主政治的性质问题置换成了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尤其中共与苏联的关系问题。他描述说，谢伟思认为，既然中共要利用西式民主（到什么程度姑且不论）达到最终建立无阶级社会的目的，至少在战后中共仍然需要利用西式民主，以便借助与美国的经济合作加快战后复兴———通过采访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共领袖，谢伟思得知，中共领导人不指望苏联能向中国提供急需的大规模经济援助，唯有美国可能（页186）。邹谠评论说，这样的观点表明谢伟思没有看清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性质。但奇怪的是，写作《美国在中国的失败》时在1960年代初，邹谠已经知道两个事实：其一，抗战期间，苏联对中共的直接援助微乎其微，何况中共与莫斯科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并非主奴关系；其二，从1945年到1948年，斯大林为了实现雅尔塔协议的利益，一直拒绝支持中共，反倒与国民政府关系紧密，直到国共内战的战略格局完全逆转，苏联才开始支持中共。因此，邹谠在书中批评谢伟思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缺乏清醒认识，如果不是反讽，就是似是而非。如果说这些都还仅仅是外证的话，就让我们看几条内证：邹谠批评谢伟思没有看到“中共与苏联在意识形态和组织上的联系”，奇怪的是，他同时又批评谢伟思没有看到，中共“在没有苏联直接援助的情况下生存和增长的能力，他们具有土生土长的政治基础，他们有一个并不依靠斯大林的支持而在党的委员会中享有权力的领导集团”（页190）———在归纳两位外交官的观点时，邹谠明确把这说成他们的观点（页174）。诸如此类的自相矛盾，在邹谠的书中绝不少见：一方面他批评戴维斯没有看到共产党人的现实斗争策略与“最终目标”的区别，另一方面又赞扬戴维斯看到，中共“是比任何欧洲的地下组织或游击运动更为坚强和自立的力量”（页181）。一方面他一再强调，“谢伟思和戴维斯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意图的错误理解……归根结底是由于过低估计了意识形态在中共事务中的作用”（页194）；另一方面他又说，戴维斯其实已经看到，一旦国共组成联合政府，共产党必将成为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力量，从而，要指望蒋介石接受美国的压力，明显不可能（页178）。这无异于说，至少戴维斯没有过低估计意识形态在美国事务中的作用。更妙的是，邹谠自己一方面高调批评美国政治学家在意识形态方面“愚昧无知”（页208），另一方面又断言：美国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抛弃国民党，转而支持受“苏联共产党控制、之后仍然在思想意识上忠诚于它的党”（页51）———这恰恰是有高度意识形态意识的表现。

总结美国对中共的认识时，邹谠说，“正确认识中共的性质和意图的人真是凤毛麟角，尽管在政治舞台上，许多人乐于事后发难”（页208）。从他对戴维斯如下看法的评价来看，戴维斯大概属于“凤毛麟角”一类：戴维斯看到了中共内部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与领导人的亲俄态度之间的裂痕，这种冲突甚至可能导致党的分裂。邹谠用戴维斯不懂得中共是按列宁主义组织起来的政党为由，轻松打发了戴维斯的观察，说中共的民族主义倾向不过是出于意识形态考虑的外交政策的一种策略说法（页182）———其实邹谠很清楚，共产党内的确一直存在冲突，这就是毛泽东后来一再强调的“路线斗争”。邹谠当时不便说的中共党内高层冲突，在他晚年编订的第二部文集《中国革命再阐释》中成了一大重点论题（《再阐释》，页165-252）。《美国在中国的失败》引用过1944年底（11月7日）戴维斯从延安发回的报告中的一段话，在当时以及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这话都是笑料：

……延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新耶路撒冷。中国共产主义的圣人和先知们……热烈地追求阶级妥协和政党联合的陌生上帝，极为羞怯地崇拜着外国投资者这一财神，渴望以世俗的标准受到人们尊重。所有这些远远超出了诡计多端的共产党机会主义。（页181-182）

邹谠教授让我们看到，戴维斯不属于“事后发难”一类……

结语 何谓国际政治中的“高尚”

对于当年美国提出战后建立“强大、统一、民主的中国”的设想，邹谠在书中有过这样一段罕见的带感情的评论文字：

这种政策体现了一种善良、高尚和激励人心的想象力，它来源于美国与一个争取摆脱外国统治和剥削、摆脱落后与贫穷的被压迫国家之间的百年来似乎从未间断过的友谊和感情。美国人民已争取到了自身的独立，并在新大陆建立起自由人民的繁荣社会。这种政策是符合他们慷慨大度的天性的。

对这种政策的根本设想并不是完全脱离现实的。从长远的历史观点来看，中国的衰老状况只能是暂时的。具有三千多年完整的、连贯的文化传统的民族或迟或早势必找到一条振兴国家的道路。……无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步伐是多么缓慢与踌躇不前，她还是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使西方列强震惊的漫长的抗日战争被认为是中国政治力量恢复的标志。因此，中国在美国的保护下作为大国出现的前景似乎有可能使她恢复过去的伟大形象。它预告了欧洲帝国主义在东方各国的末日的即将来临，开辟了东、西方以平等、友谊为基础而共同生存的新时期。这的确是高尚和激励人心的想法。

这段话本身读起来就让人觉得高尚和激励人心———让谁觉得高尚？激励哪国人的人心？让我们中国人觉得高尚，激励我们中国人的人心。从这些言辞中，我们可以看到邹谠教授作为一个中国人在研究美国的外交-军事战略决策时的关怀，看到他掩藏在内心深处的中国的“国家理由”。可是，与书中的无数事例对照，我们再来回味这话，就会感到一种尖锐的反讽，以至于会觉得，《美国在中国的失败》是一部在冷战处境中精心构拟的反讽之作。邹谠教授在书中一再强调，美国“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治设想是美国“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伟大延续。今天的我们看到，这一具有“道义上的优势”的对华政策中的第一条原则已经实现：各国贸易机会均等、利益均沾，而且美国还为自己保留了搞贸易保护、限制对华高科技出口、限制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自主权，乃至干涉中国货币主权等等，尽管中国人已经自己为自己争得了独立主权。至于第二条原则，迄今不能说完全实现：一百多年前宣称要保持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的美国，迄今仍在想方设法破坏中国领土的完整统一，高调频繁款待西藏独立人士，无视自清中期以来中国中央政府就享有对西藏政教领袖的认可权……战后蒋介石不接收琉球，并不等于美国有理由不按联合国有关规定让其独立或自治，而是托付给对中国犯下严重侵略罪行的日本。《美国在中国的失败》最让笔者感到困惑的地方在于：基于自由主义政治理念，凭靠自由主义政治学传统，邹谠伸张了中国的国家理由，以至于如今看起来像个新左派。如果没法说邹谠是个披着自由主义外衣的左派分子，就只能说他的中国心没有因为自由主义信念和学识而褪色：没有忘记中国文明的伟大传统，没有丧失中国智识人应有的基本政治常识。也许可以说，邹谠用英文写作和出版的这本书，表面看是在为美国政府总结经验教训，暗地里则是在对美国人施行教育：除了伸张中国的国家理由、文明传统，还敦促美国人思考“严肃的政治问题”：何谓高尚的国际政治。1938年，国民党党代会通过了一项“类似宪法式的宣言《抗战建国纲领》”，邹谠在书中引用了蒋介石随后解释这一纲领时讲的一段话：

对亚洲和对整个世界，我们只希望尽到我们的义务，即反对任何对霸权的欲望以及与仁爱的道德信条不相符合的愿望。仁爱是中国民族精神的特征。就中国本国的利益来说，革命的目标是恢复她原来的边界，就整个世界来说，革命的目标是使所有的国家逐步从平等的阶段走向理想的统一。（页36）

邹谠以含蓄的笔法表明，美国在中国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认识到中国人的意志力量来自于“反对任何霸权”和所有国家基于平等达成“理想的统一”这两条高尚的政治正义诉求（第二共和处理国际关系同样以此为准则）。恢复中国“原来的边界”是这两条正义诉求引出的最低限度的诉求，用常识性的话来说，现代中国作为主权国家持守的最低限度的国际政治原则是：不要欺负人，遑论欺人太甚。无视这两条基本的国际正义原则，无论哪个大国对中国表示关切，都是居心叵测。

在前面那段激动人心的文字中邹谠说，由于美国的“高尚”对华政策，“中国在美国的保护下作为大国出现的前景似乎有可能使她恢复过去的伟大形象”———联系到这句话，《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以朝鲜战争爆发收尾，堪称笔法高韬的讽刺。邹谠说，“美国现在用她的武力直接反对”的不仅是中共的革命利益，也是“直接反对中国的民族利益”（页486）；因为，“此时中国共产党已不再是一个企图夺取政权的武装政党了，他们是中国大陆的主人”（页483）———这话是就美国派遣第七舰队封锁台海讲的，如果美国迄今仍在封锁台海反对中国的民族利益，我们就不得不感叹邹谠的春秋笔法寓意深远。邹谠清楚地看到，美国介入台海绝非仅仅是出于冷战需要，更重要的是遏制一向旗帜鲜明地“反帝”的共产党获得政权后必然要恢复文明大国形象的抱负，美国则希望能像管制二战中的两个法西斯战败国那样管制一个二战中反法西斯的古老文明大国：1970年代初期不得已打算接纳共产党中国进入联合国时，美国便马基雅维利主义地事先强化日本对琉球和钓鱼岛的托管权———所谓国际正义就是这样制作出来的。如今美国所谓欢迎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说法，用邹谠的眼光来看，其真实含义不过是对美国的利益负责。他在自己的书中告诉美国人的是，与西方相遇的百年来，中国一直在艰难地努力做到对自身的文明理想负责。

中国并未“在美国的保护下”“恢复过去的伟大形象”，反倒是靠装备低劣的志愿军在朝鲜半岛击败技术精良、火力立体得超强的美军而恢复自己过去的伟大形象。在今天，有中国智识人会说，抗美援朝是为了意识形态而战，十多万农民的儿子为挽救一个别国政权白白战死和冻死，得不偿失———老牌自由主义者邹谠教授却看到：“随着台湾海峡的中立化，美国第七舰队跟中国共产党的军队相互对峙”，直接冲突“或迟或早都很可能要发生”（页490）。比这更为深刻的是，邹谠看到，“中共把美国在朝鲜的行动，看成是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被打败之前五十年的侵略过程的重演……正是这种立即有危险的感觉，才驱使中国共产党人采取”志愿军行动（页497）———换言之，美军越过三八线，让中共想起近半个世纪前日本入侵朝鲜后的甲午战争。在今天，这话很可能会被算做左派言论，却的确出自自由主义政治学家邹谠之口，而且是在美国外交-军事政策研究中心支持的研究项目中说的。当年国民政府同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土地上血战数年之久都不敢代表中国正式对日宣战，中共却在美国派航母封锁台海、轰炸东北边境并扬言要越过三八线时就公开发出警告。邹谠让我们由此得出对比：中共面对美国的威胁与国民党当年面对日本的威胁何其相似又何其不同———何其相似在于，中国的体质仍然贫弱，甚至更为贫弱，共军的装备面对美军时更远不及国军面对日军时的装备。何其不同在于，蒋介石跟随英美对日宣战才对日宣战，中共却在苏联从朝鲜撤出军援人员并拒绝为中国志愿军提供空军支援的情况下决断对美开战，靠共军的贫弱体力为国家争得基本的生存之理，恢复了文明大国“过去的伟大形象”。

邹谠明确地说，美军越过三八线无疑是错误决策，再次证明了“美国的中国政策的盘算方式”有问题：“麦克阿瑟向鸭绿江的轻率进军”，“使北京打了一个划时代的奇袭的胜仗”（页490）。所谓“奇袭”的说法明显似是而非，以减低“划时代”一词的刺激，因为，北京对美军越过三八线早提出过警告。何况，二十五万大军的移动要完全保密，从军事上讲根本不可能，事实上，美军已经发现中国军队的异动。“奇袭”的说法其实是在给美国人留面子，因为，遭到“奇袭”的真正原因是，从麦克阿瑟将军到美军士兵，没谁相信中共军队敢对拥有立体火力的世界头号强师发起攻击。如今，美国仍有政治家评论说：倘若中国志愿军在两次奇袭得意忘形的美军大获全胜之后停在三八线上，句号就画得完美无缺了。如此说法再次印证了邹谠对美国在中国失败的分析，因为，此言堪称典型的美式民主的自负修辞：这位美国政治学家明明知道，1951年元月不愿停火的首先是美国政府，他也知道，板门店谈判并未把要求美军撤离台海作为一项诉求，更没有涉及中国作为战胜国对日本的处置权利……但他却不能理解文明古国的仁爱。邹谠教授幸运的是，他已经在1999年去世，没有机会听见几年前美军太平洋战区司令在北京（！）演讲时说：台海是公海，美军航母想什么时候过就什么时候过———在电视上我们见到，现为美国防长的此公说这话时，脸上掠过一丝皮笑肉不笑的表情，也许他突然想起一百多年前美国的“对华门户开放”政策以及芝加哥大学政治系的中国教授邹谠的庄严讽刺：何等“高尚”的政治……

谢选骏指出：人问——谁能使中国恢复“大国”地位（“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三思）？——我看谁也不能使中国恢复“大国”地位！——除非那个“谁”指的是上帝。

【70、十年后的中国会是君主立宪制】

《没有人知道十年后的中国会是什么模样》（2023-07-16 德国之声 ）报道：

德语区各大报刊连日来持续关注德国联邦政府最新发布的对华战略。《商报》警告，面对自由度极度缩减的中国，德国切忌见小利而失大谋。《编辑部网络》则指出，欧洲层面上也亟需就对华战略形成团结立场。《法兰克福汇报》认为，新战略其实是在警告德国企业。

6月20日，中国总理李强到访柏林，与德国总理肖尔茨共同主持德中政府磋商会议时，德国的新对华战略尚未出炉。

旗下拥有多家地区性大报的德国《编辑部网络》以"中国悬念片仍在继续"为题，刊发评论指出，新的对华战略文件至少说明，德国政府愈发意识到了德中关系里的问题，但是许多关键问题依然没有答案。

"找到一条不轻视自己价值观的路线，绝非易事。德国政府声称，这条路线现在变得更清晰了。至少，大家愈发意识到了问题，认识到必须寻找中国以外的替代方案。联邦内阁至少拿出了一份共同行动框架，但是具体内容依然很单薄。"

"这恰恰牵涉到许多艰难议题。比如，新战略并没有明确定义什么才是'需要保护的关键基础设施'，相关的法律依然缺位。也就是说，不久前总理府、外交部、经济部围绕中资入股汉堡港码头的争议，类似事件在新战略出台后依然会再次发生。"

"最明显的问题则是依然没有对企业提出明确警告、要求他们不要完全押宝中国业务，因为联邦政府无法为所有的错误投资决定提供担保。在这个议题上，也需要更详细的规则。"

"关于中国的悬疑片仍在继续。而且，它还有着另一个更加重要的层面：欧盟也必须就对华关系形成共同立场。要是中国人收购德国港口不成、转而去收购了荷兰港口，要是短期利益依然胜过长期考量，那么德国的对华战略就不会有什么收获。"

杜赛尔多夫出版的《商报》以"新对华战略必须只是一个开端"为题，刊发评论指出，相比新战略文件本身，更重要的是实际行动。

"子曰：见小利则大事不成。用这句话来概括德国政府今后的对华战略再贴切不过了。德国要想经受住越发自信的新兴经济强国的挑战，就必须要团结、必须要明确自己的目标。而且，联邦政府各部委必须要顾大局，而不是钻营短期利益各自为战。"

"现在的根本问题依然是：每个部门可能仍然在遵从自己的对华战略，有足够的例子能体现这一点：比如，在德国交通部看来，建设5G网络时押注中国科技厂商是合理的。但是情报机关却在警告中国产品的危险。又比如，德国的各科研机构支持扩大与中国的合作，联邦教科研部却就对华依赖性、中国施加影响力之风险提出了警告。德国总理想要借中国国企资金来拯救汉堡港，可是他的内阁部长们却看到了其中蕴藏的风险。这样的例子还有许许多多。"

"见一己小利则大事不成。比共同对华战略更重要的是共同的认知。面对经济强国中国的中央制威权，我们首先需要的就是团结。而且，今后的对华关系只会变得更加复杂。"

"在极短的时间内，习近平就极度按自己的意愿改变了中国。国家的管控在增强，经济和社会的自由度则在减小。而且我们有理由担心，这一切仅仅是开端。鉴于习近平已经用亲信取代了身边最后的温和批评者，没有人知道十年后的中国会是什么模样。"

谢选骏指出：德国只有“纳粹统一”的经验，所以“没有人知道十年后的中国会是什么模样”。但对中国历史胸有成竹的人来说，我看十年后的中国，会是君主立宪制的天下。如其不上正轨，则将左右失据、孤立无援、国贫民穷、天下大乱矣！

【71、绥靖杰作——中国在“J曲线”上的位置】

《中国在“J曲线”上的位置》（徐琳 2007年1月14日）报道：

在今日的地球村中，一国的兴衰常常牵动着区域甚至全球的政治和经济命脉。身为一国的决策者，为了维持该国的兴盛不衰，在外交政策上选择与友邦合作以孤立敌国，似乎是兵家常事，但是美国的知名政治分析家却在最近出书挑战这一常理。  

《J曲线：理解国家兴衰的新方法》[The J Curve: A new way to understand why nations rise and fall；西蒙与舒斯特出版公司（Simon & Schuster）2006年8月29日出版，精装本320页，定价26美元）]一书的作者伊恩·布莱默（Ian Bremmer）的分析结果表明，孤立敌国的做法有时反而让敌国的国情更加趋于稳定、保守，而不是迫使它对外界开放，也因此造成与制裁国原意相反的负面结果。将布莱默的研究方法对应用到观察现今的国际社会，读者会发现：美国欲拉拢盟国对朝鲜进行制裁的举措正落入了布莱默所解析的“制裁国的误区”中；而美国积极同中国建立全方面的往来，将有助于中国平稳地渡过从保守到开放的危险转型期。 

“中国完全了解J曲线的作用，知道制裁、封闭朝鲜只会让这个国家更稳固。如今朝鲜愿意回到（六方会谈的）谈判桌上，中国所扮演的角色要起到很大的作用。我认为布什明白中国对于解决朝鲜和伊朗的核僵局是有帮助的，”布莱默在接受《华盛顿观察》周刊专访时表示道。 

美国的“朝鲜误区” 

目前担任研究全球政治风险的咨询机构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总裁的布莱默，借由此书推出了分析一国政策走向和预测国家未来的“J曲线”理论：一个国家可以十分封闭但是稳定，也可以十分开放而处于稳定，但是从前者过渡到后者必定经过一段不稳定的阵痛期；将之转换成图形表现，以国家的内在和外在开放程度作为X轴，稳定程度作为Y轴，就可以得出一个形似英文字母J的曲线。 

布莱默在书中检视了全球12个国家，其中位于曲线左半边、极端封闭但却相对稳定的国家有朝鲜、古巴和萨达姆时期的伊拉克；正从J线左侧滑向不稳定区域的国家则有伊朗、沙特和俄罗斯；布莱默以1980年代的南非和前南斯拉夫为例来阐述经历J曲线谷底、社会极度动荡的国家；至于曲线右侧代表开放和稳定的国家则为土耳其、以色列和印度。布莱默还在书中特别开辟一章来描述中国的特殊情况：一个处在J曲线左侧但正努力试图打败J曲线预测的国家。 

布莱默企图在书中对这些问题提出回答：为何朝鲜张开双臂邀请他国对自己的孤立？沙特内部的哪些势力正在消磨其稳定度？正在改变中的人口结构是如何在根本上改变伊朗和以色列的国情？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印度，她的民主体制为何能有如此的耐力？而最重要的问题是，美国的领导阶层应该采用什么样的外交政策来应对这些情况，影响这些国家往积极的方向发展？毕竟，现今的世界受到国际恐怖主义、核武扩散和宗教冲突的重重威胁，一个国家陷入紊乱状态可能造成全球的震荡。9·11事件带给我们一个血淋淋的教训：权力真空的阿富汗成为恐怖主义滋生的温床，让远在几千里远的纽约和华盛顿也难免被波及，受到重创。 

布莱默以处在J曲线最左面的朝鲜作为第一个探讨的案例。在金正日的领导下，朝鲜社会内部限制重重，对外的接触更是十分有限，邻国“老大哥”中国成为封闭朝鲜唯一的“出口”，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对朝鲜发展核武极端不满的美国及其盟友的“众矢之的”，以至于华盛顿认为中国“不合群”，没能对朝鲜施加足够的压力，或是参与对朝鲜的严厉制裁，逼迫朝鲜“乖乖就范”。布莱默认为，美国政府在新保守派人物的掌控下，试图以对朝鲜的制裁来达到使其“改朝换代”（regime change）的目的，殊不知这样的做法适得其反，只会让金正日政府收紧执政权力，越来越背离改革开放之路。 

布莱默对中国在处理朝鲜问题上的态度表示肯定：“要知道，中国对朝鲜施压和中国可以指挥朝鲜做任何事，是截然不同的事。”布莱默表示道，“不容怀疑，中国对于朝鲜的核试爆十分震怒和不安。中国上次如此生气，大概是（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的时候了。中国在10月时还暂时减少了对朝鲜的能源输出。我相信平壤完全明白北京是完全被激怒了。” 

布莱默在书中不忘指出，不论是美国、韩国还是日本，都无法对朝鲜产生有力的影响，能推动朝鲜向外界开放的不二人选正是中国：中国是朝鲜开放政策的最好模范， 如果朝鲜愿意同中国进行更广泛的贸易往来和投资，对各方都是双赢的局面。布什政府虽然无法对朝鲜直接起到作用，但应该以对朝鲜提供粮食和能源援助作为交换条件，促使中国和韩国对进出朝鲜的船只和飞机进行防扩散的检查。 

中国的两难处境 

尽管中国在过去20多年改革开放的背景下经历了经济的飞跃、各行各业的迅速发展、外资的大量涌进，并加入多个国际组织，包括2001年正式成为世贸组织（WTO）的会员国，但是相对之下，中国社会和政治体制的不开放让布莱默在书中专门讨论中国的一章中，还是将中国放到了J曲线的左侧。但布莱默不忘强调，中国的未来会向曲线的哪个方向走，更值得政策制订者和政治观察家的密切关注。 

“中国想要成为J曲线的例外。”布莱默一针见血地指出，“基本上讲，中共中央进行的经济改革所代表的，正是他们试图将中国由J曲线左侧向右侧移动但不致于陷入政治紊乱的努力。中国经济的开放让中国的整个J曲线都向上抬升了，使得线上的每一个点都较改革开放前来得稳定。” 

话锋一转，布莱默不忘道出他的忧心：“政治上的开放必定会随着经济发展而来，维持中国内部的稳定已经成为一个愈发艰难的挑战。如果中国能为一般的老百姓（average people）提供更多的经济机会，中国会有更高的可能性成功地防止自己坠入不稳定的深渊中。” 

布莱默认为，现在还看不出中国是否能够真正让J曲线的预测不攻自破，掠过J曲线的低点进入一个开放而稳定的社会。不过他认为美国政府现在对中国采取的接触策略是正确的做法，他大力赞扬美国政府内部的中国通，如前副国务卿佐立克和现任的财长鲍尔森等人摒弃新保守派人物的中国威胁高调，他们了解J曲线的理论，采取积极同中国接触、促进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策略，此举或许能让美国从旁协助中国稳定渡过其政治转型期。 

“对美国来说，中国的稳定和开放是极为重要的。”布莱默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表示道，“美国能不能接受中国成为像新加坡那样开放但不是民主政体的国家呢？我认为美国是可以接受的。”话锋一转，布莱默警告道，“中国最后是会软着陆还是硬着陆，没有人知道。美国正在对此进行‘两边下注’（hedge），而不只是在猜测结果而已，我认为这是十分聪明的。”

谢选骏指出：人说——中国在“J曲线”上的位置；我看这是一篇“绥靖杰作”。大大帮助了“中囶的撅起”，功劳大大地！

【72、台湾不是中国的失地而是中国的中央】

《捅破天！ 美新法案瞄准中共政治局常委……》（2023-03-04 RFI）报道：

今年2月只有28天，就在这一天，美国国会“与中共战略竞争委员会”召开涉及中共威胁的首次听证会，获得罕见关注。同一天，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两个委员会先后通过了最少八个专门针对中共的议案，创下几十年来的记录。而这一切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与美国行政当局，不同党派及学界菁英的共识相关。美国上下左右对“中共”全面觉醒的同时，中共二中全会公报也提出关于国际局势“风高浪急惊涛骇浪”的警告。

一旦攻台 中共高官在美个人资产不保

2月28日，美国众议院的金融服务委员会和外交委员会，通过了十多项“议案”，其中至少八个议案和应对中共有关。再这一历史罕见的大阵仗中，最为抢眼的是美国众议院金融委员会的一系列报告和一个所谓的“554法案”，内容涉及禁止美国金融机构给中共高官及其家属提供服务，要求美国财政部去调查中共高官在美国的个人资产。

提出“554法案”也即《台湾冲突阻遏法》的是美国阿肯色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法兰西·希尔（French Hill），他说他的法案目的是要让中国共产党知道，让台湾频临危险不仅会使他们的财务被公诸于中国公众之前、影响他们对中国的掌控，还会让中国领导层和他们的家人面临严厉的金融制裁。

但希尔指出：“他们能够避免这些代价，只要他们能够从对台湾咄咄逼人的军国主义威胁后退。”

据介绍，554法案里面提到，如果中共要入侵台湾的话，至少要制裁十个人分成三类，第一类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第二类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三类是中共中央委员。

众所周知，美国众议院议员提出一系列法案支持台湾，是为了在战争发动前提出具体有力的警告来预防中共来攻击台湾的行动，美国议员们是要提前动手，让中共知道入侵台湾会面临多大的代价。大陆方面的反应可以想象，而不少海外华人对于以上内容的制裁效果抱持信心。乌克兰战争后对俄罗斯的制裁是前车之鉴，中共高官权贵嘴上都是主义，肚子里全是生意，他们把搜刮来的民脂民膏放在美国，给了美国一张狠牌。

美国国防部官员：强化阻遏中国将会有效

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伊利·拉特纳（Ely Ratner）3月2日在哈德逊研究所的讨论中表示：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能力增强，它也变得更愿意冒险、更愿意使用他们的军事手段，这是此前人们未曾见过的情形，也使得印太地区的安全环境变得更具挑战性。但美国正在与盟友构建阻遏中国侵犯台湾的能力与韧性，他不认为未来10年中国会试图入侵台湾，因为中国付出的代价太高。

拉特纳说，美国正在做的就是建立遏阻，也就是威慑，使北京领导人每天醒来都认为，“今天不是时候。”“我们的评估认为，目前正是如此，我们的阻遏是真实的，阻遏是强大的，而且我们将竭尽所能确保它从明天到未来都是如此。我认为我们做得到。”

拉特纳也提到他最近在国会听证会上被参议员马克·鲁比奥（Marco Rubio）问到，美国是否有办法在未来10年不会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入侵台湾的情况？美国的阻遏是否有办法维持？他在有限时间里做出的最简单的答复就是：“是的，我认为我们可以。”

他对美国之音说，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眼前的挑战是巨大的。“（中国的）能力正在不断增强，他们也有野心。我们知道这些。不过我们正在做的是强化那种遏阻，确保对北京来说，侵略的代价依然是令人不可接受的高昂。”

美国历史学者罗伯特·卡根：不要掉进“美国陷阱”

美国历史学者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近日也警告北京，“挑战美国会是一个历史错误”。 卡根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指出，以一战和二战的历史为鉴，日本帝国和纳粹德国都曾挑战美国，但最后都以失败告终。如果北京决定攻打台湾来挑战美国，也会遭遇一样的风险。

卡根日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说，习近平以为美国和西方正在衰落，“是非常糟糕的误判”。实际上，过去100年，中国是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下繁荣，而北京反对这个秩序，源自于野心，而不是中国利益的产物。

卡根希望通过他的新书传递一个信息，那就是美国的外交政策存在他所说的“美国陷阱”，往往令对手低估美国，有可能鼓励一些可能的侵略者采取行动。但是，美国一旦行动起来，这些侵略者无一例外地会失败。

卡根指出：我想知道习近平是否明白，如果他真的选择参与这种级别的对抗，他是在危及自己的地位。“我向中国人提出的建议是他们需要想得更远一点，要从长远考虑，他们真的有能力与美国及其所有盟友长期对抗吗？”

网民嚎叫：

natd 2023年03月04日 18:23

这个法案应得到支持，真正帮助土共反贪。当然也考验到习自身廉洁程度，执政能力，执行战略的意志。所谓是驴子是马，溜溜就知道了。难怪拜登说，习那个位置，没人想要。

外星人 2023年03月04日 15:50

中共已经被小丑习近平皇帝消灭，现在是习家党，瞄准习家党培养的众多的阴毛官员下半身不讲伍德把脏东西放进别人老婆洞里为习家大量繁殖人口的这些人渣习家党官员开炮

谢选骏指出：全球社会为何可以玩弄台湾牌？例如迫使共产党天天出钱购买“一个中国”的外交承认。因为台湾不是中国的失地而是中国的前朝中央政府所在地——提溜一下台湾，就是提醒中共它并非一个合法政权，要它夹起尾巴做人。所以中共要想成为中国，就必须并吞台湾。

【73、猪头们不知新时代的气象——2023年中国大陆300多万人一语成谶】

《年终报道：习近平的权力巅峰及其遭遇的意外挑战》（美国之音 2022-12-17）报道：

2022年上半年，俄乌战争的爆发、清零政策、经济下滑，国际国内环境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并不利，但这些并没有影响他在下半年的中共二十大上如期破例获得第三个任期，并随后组成了排除其他派系的清一色习氏政治局常委班子，真正登上了 “君临天下”的权力顶峰。

他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党内为什么没有足以制衡他的力量？

“一切皆在习近平掌控之中”VS“一切变数皆有可能”

年初，两位专家就中国政治前景发表评论，一位说，“一切皆在习近平掌控之中”，另一位说，“一切变数皆有可能”。回顾即将过去的一年，事实似乎证明了他们各有道理，前者说明了习近平权力确实无人挑战，后者证明了习近平高度集权并不能避免各种意外的发生。

今年一月，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在接受采访时说，习近平已经扫清了所有可能对他构成挑战的障碍。

黎安友认为，在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党内尚有山头或派系，但习近平已经将这些全部清除了，“我认为习近平确实摆脱了任何可以挑战他的人，并在军队、党和安全机构中安排了真正支持他的人掌权。”

10月16日至22日，众所瞩目的中共二十大召开。一如黎安友所料，习近平顺利获第三个任期。

同在一月接受采访时，《晚年周恩来》的作者、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高文谦认为，在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中，习近平虽获得了领导核心和指导思想的地位，“但他并没有达到原定目的，即否定邓小平时代，给改革开放纠偏，要其前任江泽民和胡锦涛为党内腐败泛滥承担责任。”

“习近平最大的对手就是他本人，身边既没有可用之才，又没有可信之人，是武大郎开店，高者免进，”高文谦说，习近平如果彻底颠覆改革开放的既定国策，他的对手就更多了，“所有改革开放中的获益者，无论是普通老百姓还是在党内的高官，都不会答应，都是他的对手。”

二十大一中全会出台的新政治局常委似乎证明了高文谦所言不虚。而二十大前北京四通桥勇士彭载舟浓烟中瞬间展示的横幅内容，仅在一个多月后变成了海内外抗议习近平清零政策的共同口号，以及习近平被迫将坚持了三年清零政策一夜间废除，也证明了习虽集权有术，却并不能保证黑天鹅式意外事件随时会发生。

二十大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幕，也是最大的意外事件，可能就是习近平的前任、因裸退而被他赞为“高风亮节”的前总书记胡锦涛，在众目睽睽之下被请出二十大会场。这无疑在全世界面前形象地诠释了什么是“一切皆在习近平的掌控之中”，但似乎也能说明“一切变数皆有可能”。

2022年10月22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中共二十大闭幕式上，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被警卫扶着离席。

“当时的气氛只能用‘肃杀’两个字来形容，大家噤若寒蝉，根本不敢有任何对胡锦涛有所同情的表示。”独立历史学者、曾在共青团中央工作的高伐林说。

“他（习近平）知道他们的屁股全都不干净，或者我可以让你不干净，因为他掌握了中纪委，掌握了政法委，只要派人去，一查一个准。” 文革史专家宋永毅说。

“在他（习近平）看来，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党要变色了。根据党的初衷，这种变色意味着背叛党的最高理想，这是和每个党员的入党宣誓相背离的。他可以用这种逻辑来约束每一个人，包括总理李克强。” 三一学院荣退经济学教授文贯中说。

站在拯救党国的道德制高点上，通过反腐运动，清除阻碍其集权的政敌、威慑潜在的挑战者，并赢得仇富恨官百姓的拥护，是习近平能不断巩固扩大权力的关键。

上台之初就开始清除对手源头

被认为最早研究中国精英政治的美国学者、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傅士卓（Joseph Fewsmith）认为，习近平上台之初就开始清除所有对手的源头了。

“他发起了一场强大的反腐败运动，对手显然是脆弱的，他的重大开端始于周永康，另一边显然是胡锦涛的助手令计划，这些都是党内强有力的人物，还有军方的徐才厚、郭伯雄。如果你能拿下那样的人，谁你还会拿不下？”

习近平在第一个任期的五年里，也就是从中共十八大到十九大，通过反腐运动清除了一名正国级（周永康）、五名副国级（令计划、孙政才、苏荣、徐才厚、郭伯雄）、二十名正部级、一百三十名副部级官员。

反腐运动使习近平控制了刀把子、枪杆子，打击了共青团派系，破除了隔代接班潜规则，威慑了党内潜在的反对势力。

“那是近年来我们从未见过的政治权力展示”，傅士卓说。到了十九大，“大多数中央委员都是他挑选的人了”。

许多专家都预测二十大习近平仍会遵守“七上八下”的中共最高层官员去留的潜规则，但傅士卓一直认为习近平不会遵守。

“在我看来，江泽民就破坏了这个安排，他任命了所有他的人，以至于当胡锦涛上任时，他被所有江的人包围，几乎无法做任何事情。那么为什么人们要相信习近平会遵循七上八下的规则呢？”傅士卓说。

尽管如此，他还是没有料到习近平会在二十大一中全会上推出一个全部由忠于他的人组成的常委班子。“这是前所未有的，” 傅士卓说。

傅士卓认为，习近平的做法违背了中共自身的传统。“我认为党内几乎总是存在着某种形式的平衡。这也是一种规范。”

邓小平时期有陈云平衡他，”党内高层至少有一个不同的声音，”他说。“江泽民不得不处理可能随着时间变化的几种声音；胡锦涛当然首先要应对他任期前两年江泽民仍是军委会主席、非常活跃的情况，而且即使之后江仍然是非常强大的个人。”

独裁者会向人民道歉吗？

成为独裁者是危险的，毛泽东就是前车之鉴。他搞大跃进导致了数千万人死亡的大饥荒，他发动文革造成大量非正常死亡、文化道德沦丧，以及经济濒临崩溃。

但是， “习近平希望成为自毛泽东以来最有权势的领导人。” 外交关系协会资深研究员张彦（Ian Johnson）说。 “我认为他（习近平）的主要驱动也是他的自负，他相信他能做到，他认为他是必不可少的，他要整顿中国、整顿共产党、拯救中国人。” 张彦说。

“这很像独裁者的诱惑，因为这种诱惑是，当你有权力的时候，会认为我可以比其他人做得更好，所以你开始对很多事情进行微观管理。就像毛一样。” 张彦说。

张彦认为，一个真正强大的领导者不需要直接控制一切。“因为如果出现问题，你无法怪别人。如果你是顶级人物，并且直接控制关键政策，如果政策有问题，这会让你变得很脆弱。”

在奥密克容变异病毒已经在世界各地被证明毒性减弱的情况下，习近平仍然坚持清零政策；而当民众不堪忍受严苛的疫情防控、奋起抗议之后，当局一方面镇压了抗议，同时突然宣布取消清零政策。

“习近平政府实际上在以同样的速度对示威者的主要诉求做出让步，扭转了不受欢迎的‘清’政策，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响应能力。” 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的政府学教授裴敏欣在《纽约时报》写道。

裴敏欣认为，眼下习近平实际上获得了一个如当年邓小平收拾毛泽东文革烂摊子、将中国引上发展经济的改革开放道路的他称之为“天命”的机会。

不过裴敏欣认为，习近平的处境有所不同，“邓小平之所以能利用危机，是因为受指责的是其他人（毛泽东和苏联）。习近平要与他投入了大量政治资本、但已经扼杀经济并引发罕见街头示威的防疫政策划清界限，就没那么容易了。”

《纽约时报》报道，中国已经有一些人提出，“政府应该承认严厉的清零政策是个严重的错误，并应该为政策造成的伤害道歉。”

该报道引述艺术史学家、前政协委员李公明在微信上的文章，敦促广州市政府 “第一步恐怕离不开承认错误、向逝者致哀、向国民道歉，然后是依法问责、国家赔偿。”

报道引述的另一篇文章说，“对一些撒谎和误导国家的卫生官员来说，光道歉可能还不够，他们应该被起诉。”

文章作者还要求政府将清零政策造成的次生灾难，如“自杀、因延误治疗或被医院拒绝收治导致的死亡，以及与“清零”政策相关的事故死亡“，都统计出来。

但该报道指出：“在执政的73年里，中共从来没有为中国人民在其统治下遭受的任何残暴行为道过歉。”

不过裴敏欣认为，习近平有其“独特的优势”，因为“一切皆在习近平掌控之中”，“承认重大政策错误并不会危及他的政治生命。”

“谁都不知道习近平是否认为自己有转向的必要。” 裴敏欣写道。“但如果他真的理解了最近的抗议，那他必然会发现，与中国人民重新订立契约，对于维护他自己的'天命'可能至关重要。”

网民嚎叫：

一带一路 发表评论于 2022-12-18 08:23:00

习总上台之初的反腐似乎深得人心， 他提出的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更是震聋发瞶， 很可惜“ 包子的“智力是硬伤”；这个笼子他造不出也不想造.........！

smithmaella 发表评论于 2022-12-18 08:09:49

拥戴习总在新的一年里成为世界领袖、地球核心、宇宙舵手。

北美zhyj_100 发表评论于 2022-12-18 08:06:12

纵观历史，独裁和暴政的下场总是出奇的一致。就想成都学生说的，失去老百姓的支持你算个什么东西。

老李子 发表评论于 2022-12-18 07:58:26

包子清不了零，已经是条狗。现在正在吃自己的翔呢。

枫林深处是我家 发表评论于 2022-12-18 07:06:44

巴拿马一律师事务所曝光文件，揭露中国部分领导人的家族利用国际避税天堂隐藏财富，被点名的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家族，对此，中国的媒体虽避不报导仍引发议论。 法新社报导，至少8名现任及前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家族成员名列其中。习近平2012年上台后大规模打贪，而今习家族被披露利用国际“避税天堂”离岸交易，不免尴尬。刚刚曝光的巴拿马莫萨克冯赛卡（Mossack Fonseca）法律服务公司秘密文件据称多达1100万份，涉案权贵包括12位现任与前任世界各国领导人，以及128位政治人物与公共官员。法新社报导，至少8名现任及前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家族成员名列其中。这些权贵家属成员包括习近平的姊夫邓家贵。邓家贵2009年在英属维京群岛（British Virgin Islands）成立2家公司，当时习近平还是政治局常委，尚未出任国家领导人。法新社说，习近平2012年上台后，就启动大规模打贪行动，树立权...  查看完整评论

枫林深处是我家 发表评论于 2022-12-18 07:05:51

香港《成报》的老板谷卓恒，近日在推特上发文，指习近平家族贪腐严重，超过了中国大陆以前的官员。这位被中国警方以经济罪行通缉的老板称，他不会害怕威胁。但他本人的真实身份，也引起了不少关注。最近一年多保持低调的谷卓恒，突然在推特上发出指控习近平家族腐败的帖文。香港苹果日报报道说，谷卓恒的推特帖文指，被从香港抓回的大陆富商肖建华的资产，被一间名为秦川大地的公司接管，涉及资金规模有万亿美元。而秦川大地公司的股东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姐夫邓家贵，他所控制的资金规模，远远超过其他中共权贵家族。他还在推特上说，自己受到了跟踪和电话威胁，但绝不会妥协，并且“有信心把那把破镰刀和那把破斧头扔进历史的垃圾堆”。报道说，有消息称谷卓恒本人目前在美国，已经和美国联邦调查局进行合作，不过这些消息都无法获得证实。香港一位媒体人董先生说，谷卓恒控制的香港成报...  查看完整评论

ning0928 发表评论于 2022-12-18 07:03:00

习清零政策的突然转向，绝不可能是对民众抗议的让步，更不可能是他自己在纠正错误，只能是出于对经济崩溃的恐惧。但是要救经济谈何容易，天时地利人和，一样都没有。天时，现在全世界的经济，在疫情后，在俄乌战争，在高通胀的阴影下，都在走下坡路，谁都帮不了谁。地利，外资撤离，西方封堵，出生下滑，老龄加剧，房产危机等等等等，数不胜数。人和，新班子清一色的生瓜蛋，反对者虽然敢怒不敢言，但处处使跘，高级黑，低级黑层出不穷。年轻人啃老躺平，私人业主寒蝉若禁，科技精英脚底抹油。用屁股想也能知道今后几年的经济走向。经济救不了，那么维持政权的唯一手段就是政治高压，红色恐怖了。中国人民等着吧，不是整风的整风，不是文革的文革即将来临。

枫林深处是我家 发表评论于 2022-12-18 07:00:11

处处与中国人民为敌的大汉奸伪总统习贼近平必将永世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老李子 发表评论于 2022-12-18 06:56:53

包子这个胆小鬼，比三胖差远去了。

北美zhyj_100 发表评论于 2022-12-18 06:54:19

这样的独裁者就不应该还在台上。否则天理难容。

柳小波 发表评论于 2022-12-18 06:28:59

”工厂车间，机器轰鸣；大街小巷，人来人往；公路铁路，车辆穿梭；超市商场，物丰价稳；广袤田野，生机勃勃……壬寅岁末，神州大地正升腾着澎湃活力，展现出万千气象。” ——人民日报

～～～～～～～

看见没，这才是中国的真相，中国在抗疫上一直领先世界，权威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现在每天新增感染者只有数千例，远远小于美国，死亡人数更是基本为零，所以大家要不信谣，不传谣，达到“眼见不为实，权威发布才是真理”的境界，坚决与唯恐中国不乱，编造故事的的境外势力做斗争。

天台坐客 发表评论于 2022-12-18 06:28:00

加速猪不要停；）

Tulanian 发表评论于 2022-12-18 06:18:23

嘿嘿，习近平10年前就一直站在中国权力顶峰……？！所以说这帮狗粮轮子湾湾骗子就是一帮神经错乱的白痴？！

性浪 发表评论于 2022-12-18 06:08:23

美国之音每年年底都要交一个恶狠狠的诅咒作业，交完了就可以过年

大阪书生 发表评论于 2022-12-18 06:03:23

祥林嫂又来了！

xyz99 发表评论于 2022-12-18 00:09:27

习也不是政变上的台，鱼缸养王八，一窝不如一窝，早晚的事情。

山龙 发表评论于 2022-12-18 00:04:19

论权力习近平比起金正恩还差一点，朝鲜是金家的，三胖坐在上边心安理得，习胖却不是那样自信。中国有人敢喊不要皇帝要民主，朝鲜没有

山龙 发表评论于 2022-12-17 23:59:04

Huilianghu5 发表评论于 2022-12-17 21:13:01

江胡时期腐败泛滥，根源还是在于邓小平的六四血腥镇压。政权失去了任何监督，改革就必然产生腐败。经济快速发展和腐败泛滥都是邓小平的成果。反腐在习近平上台前已经开始。为拯救党国，习的反腐还是得人心的。为了对付上层腐败的高官，习的集权也被认可。

==========

任何人反腐都得人心。和珅反腐也得人心，但是有用吗？还不是越反越腐。因为独裁统治反腐只是为了打击政敌，不反自己人。习近平总有下台的一天，那时候习家军就是被反腐的对象了

笨傻痴呆戆 发表评论于 2022-12-17 23:18:46

托给一个不学无术，阴险毒辣，满口红色基因的人，，，你们就承受吧！！！

说说也罢 发表评论于 2022-12-17 22:08:41

习要否定邓的改开，却对邓的一句话如获至宝、铭记于心，当年邓对江泽民说：“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什么时候你说了算我就放心了。”

习这十年就是一门心思地瞄着“他说了算”的目标无所不用其极。

incognitus 发表评论于 2022-12-17 21:45:01

经济崩溃都没有任何执政基础，真的那一天成为古巴、委内瑞拉这样的国家，也不是不可能。

Huilianghu5 发表评论于 2022-12-17 21:13:01

江胡时期腐败泛滥，根源还是在于邓小平的六四血腥镇压。政权失去了任何监督，改革就必然产生腐败。经济快速发展和腐败泛滥都是邓小平的成果。反腐在习近平上台前已经开始。为拯救党国，习的反腐还是得人心的。为了对付上层腐败的高官，习的集权也被认可。反腐成为有选择性的，习清理了政治对立面的大部分人，集权在手。改革开放后形成的权贵阶层是既得利益者，习的权力以他们为基础，维护政权必须维护既得利益阶层。这就让习无法推行文革和文革前的左的路线方针。但是习在维护政权的道路上挺进的同时，在经济发展中缺乏有效的方法。从贸易战到疫情清零，把经济搞得一塌糊涂。封城对老百姓的折腾，限制自由引发的抗议，这些都只是表面的不满，共产党从来不在意。经济面临崩溃才是对他最大的挑战。

谢选骏指出：猪头们不知新时代的气象，各为其主自说自话，竟然胡扯到了“与中国人民重新订立契约”……好像以前有一张什么马粪纸的马裂契约存在似的。须知2019年是七十年赤祸的终结；2020年武汉病毒横扫一切……2023年将是三年大疫之后新时代的开局——气象万千，波澜壮阔，转瞬机变。

《"和美英比，中国规避了300多万人死亡"》（2021年11月28日|环球网）报道：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今天在京参加“财经年会2022”时说，国家在制定疫情防控政策时非常小心谨慎，特别是要把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环节都考虑到，努力做到不犯颠覆性错误，努力做到不走弯路，因为在疫情防控方面我们失误不起。

“很多专家都在研究分析，大家都期盼能够尽早回到疫情前的出入自由的状况，但是目前的防控策略来看我们还得要坚持围堵清零、入境限制策略。”

中国采取围堵清零，预防了至少95万人死亡

吴尊友指出，围堵零清政策是中国控制疫情的法宝。我们国家境内多数情况下没有新冠病人，新冠传染源要么是境外入境的人员，要么是境外货物带入，所以入境隔离是围堵清零中外防输入发现感染者最简便最有效的方法。

他披露了中国“围堵清零”的成效：

1.如果没有采取清零，假设中国的发病率和全球比的话，中国预防了大约4784万人感染，预防了95万人死亡，这是和全球平均水平比；

2.如果和金砖四国比，那就预防了5497万人感染，减少规避了114万人死亡；

3.如果和美国英国比，我们规避了2亿多人感染，规避了300多万人死亡，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疫苗接种+72小时核酸，中国不能采纳

吴尊友说，从我们刚才的分析来看，围堵清零、入境限制是我们策略的核心，这样的策略必须得坚持，至少今冬明春必须得坚持。前段时间美国提出了他们的防控策略叫做疫苗接种+72小时核酸阴性，欧洲一些国家也效仿，这样一个入境策略不符合我们国家的情景，我们不能采纳，为什么呢，对于绝大多数欧美国家来说，他们的国内病人数很多，远远大于境外输入的病人数，所以它这个策略对它的疫情一点影响都没有，它只赢不输。 

对中国就不一样了，中国疫情清零以后国内没有疫情，所有的源头都是来自国外。按照这个策略，那肯定控制不住，我们过去一年多将近两年的努力就前功尽弃。所以疫苗接种+72小时核酸的入境策略，暂时不符合我国的防控策略，我们是不能采纳的。

“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探索，能够平衡好疫情防控和社会经济生活综合发展的最佳疫情防控策略，这是科学认识+政治智慧+民心所向的结合，希望我们能够尽早地找到平衡好疫情控制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佳防控策略。”

近日，中国疾控中心官方网站刊发了一篇周报，这篇题为《与COVID-19共存：估计和展望》（On Coexistence with COVID-19: Estimations and Perspectives）的文章预测，如果我国采取美国、英国、以色列、西班牙和法国等西方国家的新冠肺炎疫情防疫策略，我国每天新增感染人数很可能达到数十万人，其中约1万例会出现严重症状，这将对我国的医疗体系造成毁灭性的冲击，在国内造成巨大的灾难。

其中，如果采用美国的防疫策略，我国每日的新增病例数将超63万例；若采用英国的防疫策略，我国的每日新增病例数将超27万。

谢选骏指出：上面是一年前“围堵清零”的报道。现在“围堵清零”已经破局了——上面设想的“300多万人死亡”会不会一语成谶、噩梦成真？

【74、太平洋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海】

史学家张光直提出了“同源异质”说，认为美洲古代文化和中国古代文化的相似性是“同一祖先的后代在不同时代、不同地点发展的结果”，他将之称之为“玛雅－中国文化连续体”；也就是说，太平洋两岸的蒙古人种“平行而独立”地发展起各自的文明。

现代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发现，包括玛雅人在内的北美印第安人体质上与亚洲东北部人最为接近，都属蒙古人种。因此，从人种学、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中国与玛雅拥有同祖的可能性确实存在。然而，那毕竟是在一万年前甚至更久远年代里共有的源头。相比较于中国5000年文明和玛雅3000年文化，实在也还有各自的跨度。在中间这若干千年间，两种文化的产生，可能经历了截然不同的发展轨迹。我们只能说，它们可能都保留了某些最根本的文化元素和文化忆痕。

严格的等级划分是导致后古典期文明衰落之后，玛雅文明销声匿迹的首要原因。玛雅高深的知识和文化只掌握在极少数贵族和祭司的手中，占玛雅人口绝大多数的下层劳动者完全是文盲。这些养尊处优的贵族知识分子，在繁华殆尽后难以生存，乃至很快消失，也带走了辉煌无比的玛雅文明。留下来的为数众多的普通玛雅农民，自然无法读懂那些本来就一无所知的文字和史书了。

再如玛雅人发明数学中的“零”概念，至少要比欧洲人从印度、阿拉伯人那儿学来早800年。这是玛雅人光耀千古的智慧，但同时也只是这智慧的一鳞半爪、吉光片羽而已。

今天在4本幸存的玛雅经书中，在庙字、墓室的墙壁上，在金字塔和纪年石碑上，在陶器、玉器和贝壳上，还存有大量的象形文字。有一座金字塔，台阶上竟然雕刻着2500个象形文字。经调查，大约发现了850多个各不相同的字符，3000多个词汇。而能够释读的玛雅文字不足三分之一，这还多半仰仗那位罪魁兰达的记录，历史就是这样歪打正着，令人气闷。

玛雅语言是一种多词素语言，它的一个单词相当于英语或法语中的一个句子。这种结构同汉语非常相像。

人人都知道玛雅人使用象形文字，但实际上，象形文字只是从埃及那儿借用来的说法。

象形文字（hieroglyphicwriting）一词，初见于公元前1世纪希腊人迪欧多勒斯·希库罗斯的著作。按希腊语拆解开来，指“神圣的雕刻”。然而，“神圣的雕刻”的说法倒是出奇地符合玛雅象形文字的情形。

考古学家推测，玛雅人最初是用木料或其他植物材料记录文字的。他们的根据是，目前发现的石碑中，年代最早的一块发现于乌瓦夏克吞（Uaxactun）。石碑背面刻有代表玛雅日期8．14．10．13．15（公元328年）的象形文字。玛雅人用石碑记事一般是20年一次（有时也有5年或10年一次），直到889年最后一块纪年碑为止，这一传统始终不变。但是，考古学家们发现，在最早的石碑上所记录的文字已经自成系统，发展得相当成熟，而没有文字过渡时期的痕迹。从记录年代的数字符号体系来说，也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完全形式化的、精致的工具，没有发现尝试性的偏差和错误。总之，没有初级阶段。某些较具有科学幻想小说倾向的现代人头脑里迸出了外星人传授文字的念头，但这毕竟不能当作令人满意的答案。于是，考古学家们推测玛雅文明的形成时期可溯至公元前，其精美的历法、文字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没有留下记录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充当记录材料的可能是木制的或其他易消蚀的物品。当他们的天文学、数学知识达到组织一套复杂的历法体系的时候，当他们的文字也逐渐定型之后，他们逐渐发现了更能保存下去的材料——石料。并且，开始以极大热情留下尽可能高大的石块、尽可能深刻的雕琢。

玛雅象形文字都是“神职人员”专门主持刻写的，其高深莫测非普通玛雅人所能了解，更不要说外部观察者了。19世纪一位年轻的美国外交官约翰·劳埃德·斯蒂文斯，醉心于玛雅文化的高深莫测，但他的最大障碍是不可逾越的文字关，他无法知道这些神秘精致的图画符号讲述着怎样神奇的往事。他在现今洪都拉斯境内那个“浪漫与辉煌之谷”靠近古玛雅城市中心科潘遗址的地方停下脚步，以50美元的高价（要知道那还是19世纪70年代后实行黄金本位的时期）买下一块地，作长期研究的打算。但他对玄奥晦涩的玛雅象形文字实在感到“超出智力所及”。他说：“我无法假充解人。当我凝望着它们之时，想象力常常痛苦不堪！”

诚如其言，直到今天，文字学家们还是谈不上对这些文字全部识读。已知850余个玛雅象形字，只有三分之一仰仗当年西班牙随军主教兰达的记述而被了解，其余三分之二数百年来都未能“起死回生”。现代学者或驰骋想象，或钩玄考据，或者祭起“战无不胜的科学”法宝，乞灵于大型计算机每秒上百万次的运算分析，结果依然照旧。间或有性急自信的人跑出来宣称破译了谜底，但也都查无实据、不了了之。

谜一样的玛雅象形字，你究竟像什么！

现存的玛雅象形文字是被刻在石碑和庙宇、墓室的墙壁上，雕在玉器和贝壳上，也用类似中国式毛笔的毛发笔书写（或者叫描绘）在陶器、榕树内皮和鞣制过的鹿皮上。总量相当多，单在科潘遗址一座金字塔的台阶上，就有2500多个。这就是世界巨型铭刻的杰作之一“象形文字梯道”，古怪而精美的象形文字布满8米宽、共90级的石头台阶。

金字塔坛庙与象形文字的结合，清楚表明其宗教的性质。四部存世抄本上的象形文字，也无疑是宗教为主的用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象形文字似乎像是从天下掉下来，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一样，我们只能看到它从头至尾一成不变的成熟完美，而不像其他古老民族的文字有一个逐渐从简到繁的发生发展的轨迹。比如汉字在成熟的方块形态之前，经历了许多不成熟不确定甚至简陋的形态，如甲骨文、金文以及半坡陶器上的刻划纹。戴维·迪林格指出：“玛雅文字……在被我们发现时已经非常成熟，因而可以推想，它必然有过一段我们尚无从知晓的进化过程。” 

然而按文字学的理论看，玛雅文字又仅仅停留在一个简陋初级的阶段。就世界范围说，文字都经历了三个不同发展阶段，一是图画或象征的文字，由画面来讲述整个故事；二是会意文字的阶段，用符号代表一定的意义；三是表音文字，这时文字与语言真正结合到一起。玛雅显然要被归入第一阶段，但实际上它的形式完美性远远超过了甚至像半记音字母化的古埃及那样的象形文字。我们是否能在认可上述文字发展阶段理论的同时，另外再找寻一下玛雅文字自身特殊的发展契机和动力呢？

宗教方面的原因必然是首选，这在前文已有所铺垫。当然我们还可以考虑玛雅人热衷于形式完美的民族性，他们具有善于把具象的描绘与夸张特征的抽象很好地统一起来的才能。

玛雅人最初所象之形，极有可能就是本书《各显神通的神，各有所求的人》一节中提到的那些神祇。那些神祇的形象都很特别，或长着像野象那样的长獠牙，或长着安徒生童话里匹诺曹那样的长鼻子，或脸上涂着代表腐烂死亡的黑圈。而表征这些神祇的象形文字都是抓住其最突出的特点加以夸张抽象，通常只画他的头像。头像即代表神们的文字。

我觉得这里的神祇头像极有可能只是夸张的面具，真人自然不会长得如此怪模怪样，而人们崇拜的神灵却需要一个变形夸张、神奇可怕嘴脸。

面具自从石器时代以来就一直流行于世界各地，几乎所有民族都能看到它的表现样式。它常常代表超自然的神、死去的祖先以及一些虚构的人物，也可以就是某个人物的肖像。因此，面具常常被用来作与各种神灵对话的手段，以祈求保佑或借以抵御难以预料的灾祸。我们从玛雅人的宗教仪式活动中正可以看到这种动机。我们甚至还可以假设，所谓在经卷中出现的神祇，或许是画戴着代表该神灵的面具而出现在某个祭仪的祭司。

人类学家指出，印第安人（玛雅也在其中）的一些没有文字记载历史的民族，把戴上面具定期举行仪式作为联结过去和现在的重要纽带。今天说玛雅人当然是有象形文字的，但他们也必定有着未曾发明文字的漫长岁月。也许他们正是通过描画各种各样代表不同神灵（他们是泛神论者）的面具这一特殊的道路，走向文字符号的发明。这就是为什么玛雅象征文字大都是怪模怪样的头像（包括简化、抽象和抽取局部代表整体），而几乎没有对非宗教的日常实际事物的描画。

也许玛雅人把一切都看作是有神灵的，都是个别的，北极星是北极星神，瓦罐也不是瓦罐而是瓦罐神。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千百个神灵头像（面具）的造型。这就是特殊的玛雅文字起源和特征。

人类学家还指出了一个现象，几乎所有的面具都是出自“专业”的雕刻师，这其中或许又是“通神异禀”的宗教观念在起作用。我们不会忘记，玛雅象形文字正是由具备“通神异禀”的“专业”祭司所掌握的。这是否也能作为一个解释玛雅象形文字起因的思路呢？

不论怎么说，美洲三大文明的另两个都比不上玛雅。印加人只会“结绳记事”，阿兹特克人是对玛雅文字拙劣模仿。如果说文字的发明和使用乃是文明的真正标尺的话，那么玛雅人就是哥伦布到达之前新大陆上最为文明化、最富智慧的民族了。他们独立地发展出一套精致的书写体系。

新世界的希腊人

玛雅人无疑都是以绚丽的色彩表达情感的艺术行家和建筑大师。他们用五彩渲染他们生活的每一个场景，用刻刀留住他们情感的每一瞬间。岁月的消磨，并不能彻底遮盖他们的辉煌画面，在玛雅名城皮那德拉斯·内格拉斯（Piedras Negras），他们特意把一座“美术博物馆”（画厅）留给惊讶的后人；在他们城市建筑群的每一处显露的表面，都精心雕刻有神怪形象和图画般的文字浮雕。难怪这个天才的民族被誉为美洲新大陆的“希腊人”了。 

玛雅自己的文献已经没有人能看懂；现有的玛雅文献全都是用西班牙字母写的。

玛雅文献的研究史上有两本奇书。一本是《基切—玛雅人的圣书波波尔·乌》（The Popol Vuh Of the Quiche Maya），另一本是《契兰·巴兰》丛书（Chilan Balam）。 

然而，最奇的还是玛雅文献中留下的内容。所谓Chilan Balam，直译是预言家、美洲豹。预言家指玛雅祭司集团中的一种，他们能经常与神沟通，将神的启示或谕告传达给人们；他们还能占卜，预言未来的天上人间之事。美洲豹是玛雅神的化身，它象征着神藏的神秘的东西。整个书名可以意译为通神者说神，讲解各种神秘的知识。它可能是那些幸存的掌握文化历史的玛雅人，向他的同胞讲述自己民族古老的知识。以前这些知识是贵族和祭司阶层的专利，千百年来都是用象形文字记录在图谱上的。现在，说书人未变，但改成了西班牙语记音，内容也大致地保留下来。

《契兰·巴兰》丛书有许多本，每本都是写某一个村镇。比如，《马尼的契兰·巴兰》（The Book of Chilan Balam ofMani），就是在马尼村写成的。现在知道的有十一、二本《契兰·巴兰》的片断，最重要的几本分别是马尼（Mani）、提兹明（Tizimin）、除马那尔（Chumayel）、卡乌阿（Kaua）、伊西尔（Ixil）、涂斯伊克（Tusik）等。

这些文献的内容非常丰富。有预言、神话、祈祷，有首领的考试、仪式，有天文学资料、咒语、歌曲，还有时事记录（比如，处决、流行病等），最重要的是，还有对玛雅古代历史的编年概述。文体、资料来源也很复杂。由于它们毕竟是西班牙征服之后的产物，而且经过了语言上的转记，所以，将这些混杂文集中的所有记录都当作玛雅文献的原件，是过于草率的。但是，目前学术界一般都认可其中的编年史记载，认为这是对一些图原件内容的抄录，而那些原件已经失传。至于其他内容很可能是抄录、回忆和口传文化的综合产物。

一本是圣书，另一本是占卜者的预言。它们都是得自于玛雅祭司集团的真传。正是因为这个具有专业性的来源，增加了它们的权威性。这两本书包含了文化人类学家们最关心的玛雅文明的核心部分，那些已被时间淹没或已被西班牙入侵者毁掉的部分。书中记述的那些久远的神话、编年的历史大事、天文学知识、以及那些曾一度秘传于小圈子内的仪式知识，是无法在现代玛雅人的生活中观察到的，也是最有价值的。

在一本叫《波波尔·乌》（Popul Vuh）的书中以诗的语言描绘那些真正的首领前去接受职位的详细过程，之后还不厌其烦地历数他们“选”上首领后的加冕仪式，其中提到的各种象征权柄和地位的物品倒是让我们大大见识了“权威”这个词在玛雅文化辞典上的详细注解。所以，不妨把它节选于下： 

 　然后他们边说边离开，

   “我们去向日出的地方，

 　我们的父辈来自那里。” 

 　他们真的越过海洋，

 　然后到达日出的地方。 

 　他们去接受首领的位置。

 ……

   当他们来到／王的面前，／拿克西特（Nacxit）是伟大的王的名，／独一无二的裁判者／拥有巨大比的权力／正是他拿出权威的标志，／所有的证物／然后是首领（ah pop）和／副首领（ah pop　qam haa）的标志／以及首领／和副首领／他们的力量／和权威的标志／最后拿克西特拿出／首领的证物／它们是：华盖／和王冠／鼻骨／和耳环／玉制唇饰／和金制念珠／黑豹爪／和美洲虎爪／猫头鹰骷髅／和鹿／镶有宝石的臂章／和蜗牛壳的手镯／……鹦鹉羽毛的头饰／以及御用鹤羽的头饰／于是他们全部收下／然后带回……和“真人”一样、这些首领在村镇上以较小的规模行使管理权，与地方祭司一起负责所有祭把娱神活动。平常这位父母官从农事管到诉讼，战时则理所当然地成为地方武装的头领。他们一经选出，终身尽职，并且必须永远对“真人”绝对服从。

这样一种终身制的分封关系如何保障封疆大吏自治而不割据，重权在握尽职而不僭越呢？问题的关键好像还是在于区分敌友的秘传知识。

未来的首领们凭什么胸有成竹地准备好去接受职位？他们显然对首领选拔过程的有关知识了然于胸。他们正是带着这种特殊群体的标志，到他们的父辈所承袭的、他们自己天生就从属于的那个地方找寻回应有的认同感。

这个群体，这个统治阶层的标志不是什么族徽、谱碟，也不是什么写在脸上的证据，更无法像现代医学发达条件下做什么血液、基因检验。而是通过一种口传的族史、秘密的“黑话”维持着血亲的凝聚力，保证着统治阶层的家族纯洁性。

玛雅继承传统是长子继父、兄弟共荣，兄终弟及，叔侄同政。总之，王室是世袭唯一的一个家族。高级祭司用各种图谱和口传秘史来教导成员的家族认同感，尽可能维护这个家族对王权的独享。“真人”一词也暗含这种纯真的特性。

由此而再观各村镇首领遴选时的近乎荒诞又极其残酷的一幕，就不难理解了。只有本圈子内的人才有可能得秘不外泄的“黑话”真传，从而才可能是“真正”适合于首领职位的入选。而那些新贵的暴发户、外来户或其他觊觎统治地位的人，作为异己和唇患当然要即刻铲除，毫不留情。这样决绝的做法，从进化角度看，当然有文化近亲繁殖的弱点，但是，也正是靠了这种严格的“黑话”制度，统治阶层保持了其在政治上的稳定性，维护住单一家族对广大百姓的辖制。 

文化就是把一种社会秩序中的利害冲突不断加以文饰、解释、转译，让既得利益的统治阶层有各种理由来维护现存的社会秩序。玛雅人不仅以。耳、鼻、唇等的身体标志和从头到脚的全套专有装饰来固定统治者的角色形象，借助人为制造的繁琐累赘的文字符号甚至神王名符来辅助这种统治的世代相传，而且还想出一种秘传的口头文化，在那些证物、徽号以外，做内化、内隐的识别秘码，更为严密地保障一种统治世袭制度。这些文饰、解释和转译组成了绚丽多彩、精美神秘的文化外观，让本民族百姓顺应甚至自豪，令外邦人迷惑而又惊叹。然而，当不明所以的人试图接近这个权力圈的时候，就会在神圣的考问中被稀里糊涂地杀掉！文化并不只是些花样！当外来者为那些琐碎无聊的问话暗自发笑时，雕着精美花纹的用过多次的屠刀已经架在了脖子上。

神秘的玛雅文明给人最直观的印象在于其无所不在的神灵。在这个神灵充斥、略显拥挤的世界里，却产生了那么多科学上伟大的发明创造，这真是件奇怪的事。更奇怪的是，从欧洲文明世界泛海而至的西方人，一叶障目，不能从“邪教”这座“泰山”中发现宝藏；反而把人类智慧的“富矿”毁作倾颓的废墟，把玛雅人在天文、数学、历法、编年、文字、艺术、信仰诸方面的天才创造污蔑为“魔鬼的勾当”。 

西方殖民者自己在新世界确实于下了文明史上最恶劣的“魔鬼勾当”——种族灭绝和文化摧残。

那么，在“魔鬼的勾当”之前，玛雅“众神的世界”又是怎样的景观呢？让我们看一看玛雅人宗教演进的历史。

当初，玛雅宗教可能只是简单的自然崇拜，对影响并规定他们生活的自然力量人格化。太阳、月亮、雨水、闪电、飓风、山川、森林、河流、急湍，这些自然力量包围着玛雅人，其交互作用构成了他们渔猎生活的背景。

这样简单的自然力崇拜并不需要什么像样的组织形式，没有祭司和秘传的知识来阐释它，没有一套祭祀的仪式和精心设计的仪典来演示实践它，也无需特别的地点来用于崇拜，比如庙字之类。毫无疑问，每个一家、主同时也理所当然地是这个家庭的“祭司”，家庭庙宇无非是一处临时的小茅屋，紧挨着居无定所的临时住处。这种情形直到现代，还能在个别偏远的玛雅部族中看到。

随着农业生产方式的兴起（可能是由外部引进玛雅地区），出现了固定的居所和较多的闲暇。这时，玛雅宗教变得日益成体系，众神自己也越来越特殊。肩负向群众诠释、传达神的意愿等事务的祭司发展起来，一种对更加像样的宗教场所（圣地、庙宇）的需要增长起来。宗教成了一种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事务。定居生活使得较为永久的仪式中心变得可能，也有信心去建立野心勃勃的圣地（花费长期艰苦的有组织的劳动），并发展更加精细的仪式。

许多个世纪，或许有几千年，就在这样的过程中流逝了。在这段时间里，玛雅宗教无疑变化相当缓慢，个性化的神祇在发端，祭司集团在形成，繁复的仪式和精致的圣地（还不是石料建筑）也逐渐确立。这段时期结束于玛雅历、纪年7年或另一说76000年，也就是公元前353年或235年，其成果是玛雅人先进的农业，高明的历法编年和精致的象形文字。

确实，历法、编年和象形文字这三项祭司的发明专利，给玛雅宗教带来了重大的转折，使得它越来越复杂化和形式化了。一种独特的宗教哲学渐渐成型，它围绕着日益重要的天文现象，包含着历法编年中的神祇。考古发掘工作基本上证实了这种重大的宗教转折，公元前3世纪乃是其重要的时间标志。

从这以后，特别是材料较多的玛雅古典时期（下限为公元9世纪），玛雅宗教哲学并无重大变化。它相因相袭，几近千年而无改，也许是因为玛雅人把创造的潜能都宣泄到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精力、心力的石料建筑、雕刻中了。那种劳神费力的方式，乃是精神上不断重复的“论证”和“固化”。

到了公元4世纪，玛雅文化，主要是它的宗教哲学上鲜明的特征，已经牢固确立下来。在被认为是玛雅文明策源地的重要地区，如佩腾湖畔，玛雅宗教已成为一种高度发达的“迷信”。它以自然力量的日益人格化、越来越老熟的哲学的复杂融合为基础；天体被神格化，时间被用世所罕见的各种各样形式加以崇拜。这一由公众共奉的宗教，本质上却又是高度秘传的，由一个组织严密的包括天文星象家、数学家、先知预言家和精通仪式者的祭司集团掌握和诠释。随着它与社会生活越来越复杂地交织一起，则又派生出世俗的力量参与诠释和主持，这也就是巫王共源的文化史一般规律在玛雅的体现。

10世纪以后的后古典时期，政治与宗教的联姻日见明显，这或许也有外来军事征服导致宗教冲突、变异的因素。墨西哥中部来的托尔特克人带来了人祭和偶像崇拜等较低级的东西。据古典期各种雕刻的和平主义宗旨看（几乎没有人祭），那时的玛雅宗教必定是庄严堂皇的，而不会像人祭那样恶心残暴。在古典期这个玛雅文明黄金朝代，似乎也没有广泛使用偶像，无论是石头的、木质的还是陶制的。而我们知道，宗教发展到较高级阶段则会日益抽象化，日益针对人的心灵。比如说基督教就反对偶像崇拜，上帝无须经过世俗形象也能在人的内心生根。而

在玛雅文学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波波尔·布》和《奇兰·巴兰姆》两部。

《波波尔·布》成书于16世纪前半叶，是用拉丁文拼音拼写的，作者是一名基切族印第安人（玛雅人的一支），没有留下姓名。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讲的是创世纪，说造物主先造了动物，接着连续三次创造了人类：第一次是用泥土造人，由于不能站立，遇水即塌掉，而且脑袋不会转动，造物主便将其完全毁掉。第二次是用木头造出木偶，但由于没有血肉，很快便干裂了。最后，造物主下了一场大雨，又将木偶全毁掉了；但少数木偶逃到了山上，变成了猴子。第三次是用玉米浆造人，他们就是人类的祖先，他们传遍了山山水水，得以繁衍开来。

第二部分讲的是三位神话人物乌纳布、伊斯巴兰克和伊斯奇克如何与恶神作战的历险故事，以及基切人先民的日常生活和部落问的战争。第三部分讲的是基切人的民族历史，其中讲到许多部落的名称和一些酋长的名字。据专家研究，《波波尔·布》一书中所包含的深刻哲理和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可以同世界上任何古代民族神话传说相媲美。“在动物介入人类生活方面，它可同《罗摩衍那》相比；在叙述英雄历险故事方面，它可同《奥德修斯》相比；在描写天神卷入人间斗争方面，它可同《伊利亚特》相比。”至于《奇兰·巴兰姆》，它包括16部手抄本，实际上是一套丛书，内容涉及玛雅人的宗教礼仪、历史、战争、医药、天文和文学。它是在16世纪中叶，由印第安人祭司根据玛雅人的口头传说，用西班牙文字记载下来的，并一直被玛雅人祭司秘密保存着，直到19世纪中叶被发现和公之于世。

此外，流行于危地马拉基切族印第安人中的历史剧《拉维纳尔武士》，也是玛雅人的文学成果之一。此剧早在殖民时代之前业已形成，剧情描写的是基切部落与拉维纳尔部落之间发生的一次战争，表演时有对话、有合唱、有舞蹈，并有木鼓等伴奏。话剧是在19世纪中叶由一名法国神甫卡洛斯·埃斯特万·波拉索从印第安人中间搜集到的，通过印第安人的口述，他将此剧首先译成了法文，得以流传下来。

奥尔美加的巨石人像 

奥尔美加文化（0lmec）的创始者，是以他们的清]湛的雕刻技术闻名于世的。遗留至今的形象生动的巨石雕刻，无一不是奥尔美加人的杰出的艺术创作，特别是当他们在二千四、五百年前雕凿这些巨型石雕时，还不曾发明金属工具而是使用一种硬度较大的石头来雕凿较软的砂岩，因此，面对着这些伟大的艺术品，一种对奥尔美加人的高度智慧与惊人劳动的缅怀，油然而生。

奥尔美加人所雕凿的这种巨型的纪念碑性的石雕品，现在发现的大约有250座，其中在拉·文达有88座，在圣鲁瑞萨有75座，在特莱斯萨包特斯有28座。而在这些一石雕品中巨型人像就有98变色镜之多，并且它正是奥尔美加文化的代表遗物。从雕刻技法看，巨型人像可分圆雕与浮雕两种，刀笔刚劲简练，但又刻划入微，形态极为生动，其中巨型人头，是用一块巨大的石头雕成，有的高近三米，有的重达三十吨，大都坚于“球场”（The ball game）上，这种巨大 型人头像的一般特点是圆脸庞，双眼皮，眼窝深陷，很厚的嘴唇，高而大的鼻子，戴着满头圆帽，。

帽沿放得很低，几乎要遮住院眉毛，这些头像也许就是当地族长或最高祭司的纪念像所以它更带人间感情，比例得当，善于写实，另一种巨型人像是把一块自然石头雕成一座座祭坛，并在其正面凿一小龛，龛内用浮雕技法雕出一个戴有高冠、佩有颈饰的“虎面人”坐像，这类雕像有的双手捧一个小孩，有的的马小孩抱在怀内。它是作为神的七偶的确良象征而被人祭祀的。奥尔美加的艺术家们首先是面向生活塑造生地劝而具体的形象，然后才根据宗教的要求，添加各种装饰和象征图案，创造出离奇古怪而又复杂多变的各种神像。这两种传统——写实的各象征的，由奥尔美加一工始，后来又传给了所有的美洲印第安文明，尤其是后一种象征的神怪形象的传统，日后似乎发展得更多更重要，但前一类写实的传统出是不能忽视的，奥尔美加这些庞大无比的人头雕像就说明了这一点。

不过，古怪离奇的神像传奥尔美加出有发展，而且对后世的影响也最突出，代表这一传统的是奥尔美加最著名的艺术文物——绿玉雕敦。

玛雅经书中记载着精确的历法，比起教会认可的格雷戈里公历（通用迄今）要高明得多，每年误差才1分钟，也就是说大约1500年才差一天。玛雅人的经书中还记载着不止一次的大洪水，人类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洪水前数十万年，这与《圣经·创世纪》关于洪水的说法大相径庭。玛雅人对行星运行轨道的深刻理解，远胜于与上帝创世神圣地联系在一起的地心说。布鲁诺1600年还受到宗教法雇审判，被烧死在罗马的繁花广场，这就难怪1562年兰达主教要烧玛雅经书了。

幸存的玛雅经文有4部，分别根据收藏地点或发现者来命名。

（1）《德里斯顿抄本》：1739年，藏书家姚肯·克里斯蒂安·戈柴替德累斯顿王家图书馆从私人手中购得，其辗转易主的经历想必很复杂，可惜不为人知。这部抄本直到100年后才公开面世，1831～1848年出版的9卷本《墨西哥古代文物》，分三卷将其全文刊印。1880年德累斯顿图书馆又重新刊出了它的描绘本。共39页，各页连起来像折叠的屏风。内容涉及预言、新年仪式、金星运行规律、日蚀周期表以及天神伊扎姆纳（Itzamna）的生活图画等等。

（2）《巴黎抄本》：1832年被巴黎国家图书馆收藏，但一直默默无闻，直到1859年才被最早研究玛雅文化的学者之一奥·戴波尼注意到，1872年首次公布。长1．45米，厚22厘米。

（3）《马德里抄本》：又称《特罗一科尔特夏诺》，乃残卷，缺头少尾，一分为二。一部分于1875年获得，1883年发表；另一部分先已于1869年获得并发表。

（4）《格罗里那抄本》：首尾缺失的残卷，仅余11页。这部手稿为美国纽约私人收藏馆藏品，直到1973年方由美国考古学家德·考尔公之于众。这样，一些较早的介绍，都不知道它的存在，以为玛雅经文抄本只有3部传世。 

 这几部抄本形成于不同时期，《德累斯顿抄本》可能出自11世纪，《马德里抄本》可能是15世纪的手笔，《巴黎抄本》大概略早些。抄本，顾名思义，这些经书并不是玛雅最早文献的原件，而是祭司们在数百年中陆续抄录绘写的复制品。玛雅人的“纸张”，经不住500年的考验就要变成腐灰，所以复制经文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不能仅仅从“纸张”材质上鉴定历史的远近，而应相信这些抄本反映了玛雅人相当稳定不变的古老观念和传统。

就是这仅存的几部抄本，尽管只占曾经存在过的经书的一个几乎可以略而不记的比例，却已经为我们窥望玛雅智慧开启了一扇美妙的窗门。其中有玛雅人农业生产和渔猎等经济生活内容，有关于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制度、服装、饰物的规定，有关于婚丧嫁娶时祭神仪典的记载，有关于迁徒和动工建筑的仪式活动的记载，还有关于儿童教育的，当然，社会管理制度以及祭司、武士、手工业工匠、商人、医生、巫婆等社会各色人等的活动都有所反映。

1562年7月，在曼尼城中心广场上，西班牙神父狄亚哥·迪兰达（Fr Diego de Landa）亲手烧毁了成千上万的玛雅古籍抄本、故事画册和书写在鹿皮上的象形文字书卷。

此外，他还砸碎了无数神像和祭坛。他得意洋洋地记录道：

“我们搜查到大批书籍，记载的全是迷信的玩艺儿和撒旦的谎言，我们干脆放一把火把它们烧掉。当地土著眼睁睁在旁观看，心痛极了，难过极了。”

心痛的岂止是“土著”！后来想探知古代文化和历史真相的人，无一不为这场文化大浩劫感到揪心之痛！

无限灿烂神奇的玛雅文明沉落在幽黑的历史深处，从此后世人栏杆拍遍，也再难唤回它寂寂的足音。只有三部玛雅手抄本，由于流落国外，侥幸逃脱厄运。也许是古老的玛雅终不甘沉寂，而留给世人的最后一眼得以窥其文明圣殿的“匙孔”吧。

16世纪殖民征服的烽烟渐渐平息之后，古代玛雅和其它的印第安文明一道被世人完全遗忘了。此后将近200年间，自居为美洲新主人的欧洲人一面大肆宣扬“印第安人无文明”的谎言，一面又把自己毁灭文明的殖民罪行美其名曰为“履行文明传播的使命”。直到18世纪末，由于启蒙运动的开展和历史眼光的提高，西方人才又对200年来他们视而不见的美洲文明产生兴趣。玛雅沉睡的密林深处回荡起陌生人的脚步，旅行者到这里寻找传说中的神奇和美丽，探险家到这里寻觅藏匿千年的珍宝，诗人来这里追怀一个杳然的世界，而考古学家想要寻回一段失落的文明。

从南到北，一个伟大文明的遗迹不断被发现：帕连克、科潘、蒂卡尔……一座座举世皆惊的千年古城被唤醒；20层楼高的金字塔、遍饰精美浮雕的巨石祭坛、观测天体运行的天文台……一处处不可思议的宏伟建筑屏住整个世界的呼吸。近两个世纪的玛雅考古成就斐然，虽仍有无数谜团，但一个失落的玛雅世界，终于在被一点一滴地寻回。

通常，玛雅文明被划分为三个时期，公元前1500年－公元300年称为前古典期或形成期，公元300年－900年为古典期，公元900年－16世纪为后古典期。<br>

玛雅人相信自己现在是生活于第四世界。在此之前，曾经存在过三个世界。第一世界的居民是些矮人。他们建造了许多伟大的城市。这些城市的废墟仍留在玛雅人现在居住的地方。他们所有的建筑过程都是在黑夜中进行的。太阳一出，矮人们就变成了石头。今天的考古学家在一些石祭台上发现了雕刻的矮人形。这些祭台是现今发现的最古老的石块之一。玛雅神话中所说的那些废墟中的石头人，也许就是这些刻有人形的石祭台。

这第一个世界最终为一场大洪水所灭。haiyococab这个词在玛雅语里意为“漫遍天下的大水”。第二世界的居住者是dzolob，意思是“侵略者”。结果也为大水所没。第三世界居住的是玛雅人自己，他们是普通百姓。淹没它的第三次大水被称为hunyecil或者是bulkabal，意思是“浸没”。

前三个世界分别为三次洪水摧毁之后，出现了现世，也就是第四世界。这里的居民混合体包括前三个世界留下的所有人，以及这个世界自己的居民。眼前这个世界也将为第四次洪水所毁灭。

直到1875年，西班牙人安东尼·德·雷开始报道他的“新发现”，玛雅文明才引起了极大反响。他考察了位于今墨西哥恰帕斯境内乌苏马辛塔河左岸的帕楞克古城遗址，“发现”了那些玛雅先民的伟大杰作。在他之后，美国人约翰·劳埃德·斯蒂文斯（John Lloyd Stephens）也游历了玛雅地区，写下引人入胜的游记，掀起一股玛雅热。其实，在他们之前，还有一个叫莫德思托·盂德斯的人，于1848年作了探险考察。他没有获得什么结果，无功而返，因为神奇传说中的那座玛雅城市蒂卡尔（Tikal）当时已被丛林、草莽、泥土所掩盖。 

中美洲的热带丛林覆盖，草莽泥土的掩藏，这些并不是真正造成“消逝”而需要“发现”的原因。草木泥土挡不住人们的慧眼，而来自文化的视盲症才最为有害。尤卡坦半岛上最重要的现代城市梅里达（Merida），即墨西哥尤卡坦州府所在地，1542年建立殖民城市，是殖民扩张势力在玛雅地区的中心。梅里达的附近就有玛雅古代最重要的几座城市，包括玛雅潘（Mayapan）、乌斯马尔（Uxmal）这样赫亮的名字。然而，戴了眼罩的人们对于眼皮底下的文化成就并没有多看一眼，听任它沉睡数百年之久。

羽蛇神到底是不是中国龙呢？羽蛇神的名字叫库库尔坎（kukulcan），是玛雅人心目中带来雨季，与播种、收获、五谷丰登有关的神祇。事实上，它是一个舶来品，是在托尔特克（Toltec）人统治玛雅城时带来的北方神祇。中美洲各民族普遍信奉这种羽蛇神。

羽蛇神在玛雅文化中的地位可以从许多方面观察到。古典时期，玛雅“真人”所持的权杖，一端为精致小人形、中间为小人的一条腿化作蛇身、另一端为一蛇头。到了后古典时期，出现了多种变形，但基本形态完全变了，成为上部羽扇形、中间蛇身下部蛇头的羽蛇神形象。 

羽蛇神与雨季同来。而雨季又与玛雅人种玉米的时间相重合。因而羽蛇神又成为玛雅农人最为崇敬的神祇，在现今留存的最大的玛雅古城，奇岑－伊扎中。有一座以羽蛇神库库尔坎命名的金字塔。在金字塔的北面两底角雕有两个蛇头。每年春分、秋分两天，太阳落山时，可以看到蛇头投射在地上的影子与许多个三角形连套在一起，成为一条动感很强的飞蛇。象征着在这两天羽蛇神降临和飞升，据说，只有这两天里才能看到这一奇景。所以，现在它已经成为墨西哥的一个著名旅游景点。而在当年，玛雅人可以借助这种将天文学与建筑工艺精湛地融合在一起的直观景致，准确把握农时。与此同时，也准确把握崇拜羽蛇神的时机。 

羽蛇神的形象还可以在玛雅遗址中著名的博南帕克画厅等处看到。要说它的形象，与中国人发明的牛头鹿角、蛇身鱼鳞、虎爪长须，能腾云驾雾的龙，还着实有几分相像。起码在蛇身主体加腾飞之势（羽蛇的羽毛）的基本组合上，是一致的。此外，如画厅一室屋顶上画的羽蛇头、玛雅祭司所持双头棍上的蛇头雕刻，与龙头也有较大的类以。而且，羽蛇神和中国龙崇拜都与祈雨有关。有人说玛雅人的羽蛇神是殷商时期的中国人带过去的中国龙。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其中所说的玛雅人，首先应该改成中美洲人。因为，中美洲的许多民族都有对羽蛇神的崇拜。而且，与中国龙有关的雨水纹图案也可以在中美洲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古迹中发现。 

我们选取的秘鲁印加（Inca）文化（位于南美洲）和墨西哥阿兹特克（Atztec）文化（处于中墨西哥高原地区），都是发展程度相对较高的古代美洲文明。从比较中我们可以更直观地了解玛雅文化。

在建筑方面，玛雅人无可争议地列于首位。玛雅建筑规模庞大，设计复杂，装饰精美。在这些方面，其他文化无法与之争胜。印加文化的巨石艺术确实在切割的精确性方面（数吨重的巨石堆垒整齐划一）略胜一筹。但是，玛雅建筑在总体上的优势仍很明显。阿兹特克人的金字塔特别壮观，比如圣·胡安·提提华坎（San Juan Teotihuacan）的日、月和主神金字塔。然而，其总体观感笨重、平淡，缺少装饰，缺少品位。自然无法与玛雅相比。 

不过，在公路修建方面，印加人显然比玛雅人高明。玛雅人是用石块铺路，表面铺的是经水和压力作用处理过而变硬的石灰石子。而印加人用砖块砌成的公路，绵延于高耸的安第斯山上，实在是一项工程杰作。相比之下，玛雅人在平原上建的道路就很没水准了。

雕刻方面，玛雅人的成就引人注目。在这个领域内他们是无人可比的。与玛雅浮雕的典雅、圆纹雕刻的精致相比，印加、阿兹特克、托尔特克等地的雕刻根本不是一个档次，不在一个级别。这只要看一看玛雅石碑即可。虽然有许多缺损之处，但构图巧妙、匀称，凸纹深刻、圆滑。与其他地区雕刻作品的平淡无奇，相差悬殊。 

然而，在陶艺方面，玛雅人就要输于其他两家了。无论是阿兹特克人，还是古代印加入，都烧制出了非常出色的彩陶。总体上皆优于玛雅陶器。不过，玛雅人制造的一些最成功的作品却堪称古代美洲陶艺制品的上乘之作。尤其是那座著名的“跳舞者”。其优美的体态，独具风格的手、脚部的处理，被誉为达到了无与伦比的艺术顶峰。 

古代美洲最精美的纺织品出自秘鲁的纳斯卡（Nasca）文化。玛雅古典时期的纺织水平，从理论上讲应至少与之相仿。

谢选骏指出：史学家张光直提出了“同源异质”说——认为美洲古代文化和中国古代文化的相似性是“同一祖先的后代在不同时代、不同地点发展的结果”，他称之为“玛雅－中国文化连续体”；也就是说，太平洋两岸的蒙古人种“平行而独立”地发展起各自的文明。

我看如此说来，太平洋不就是“中国海”了吗？而且“自古几万年来”就是啊。

【75、逃离中国百年内战的最后回合】

《逃离新柏林墙 走线的中国人越来越多 为何走线？

逃离新柏林墙 走线的中国人越来越多 为何走线？》（美国之音 2023-05-02）报道：

2023年4月5日边境巡逻人员在德克萨斯州弗朗顿向跨越墨西哥里奥格兰德河的中国移民分发垃圾袋，用来防雨水和寒风。

最近几个月，从中南美洲千里跋涉前往美国墨西哥边境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俗称“走线”，人数之多仅次于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而位居第三。路透社记者沿路跟踪采访，在上周披露了这一惊人发现，一时间舆论大哗。

美墨边境的大规模偷渡客困扰美国久矣，一直以来都与中南美洲动乱、战争或贫困的国家紧密相关。但当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国、以“一带一路”的金主姿态俨然是这些发展中国家最大债权国的时候，这种大规模逃离中国的难民现象自然匪夷所思。

当然，历史上的中国难民潮并非少见。今天全球分布的八千万华人就是过去几百年移民浪潮形成的。其中最特殊、也是最近的大规模难民潮，如果不算1965年的印尼华人难民、1975年后的南越华人难民、以及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从福清、长乐、温州、藁城等地出发的集体移民，最具历史意义的恐怕是1960年开始的“逃港潮”。那时的中国处在三年饥荒中，那些逃港人群也成为外界观察封闭中国的唯一指标。再来就是2021年香港《国安法》通过后的精英逃亡。

中国梦破灭，走线成了最后希望

今天的“走线”人群，在阶级归属上介于底层“逃港者”和香港今天的中产逃亡者之间，在中国大陆也属于所谓中下阶级，即那些向往中产阶级但始终挣扎在比底层阶级略好一点的境地，在中国的人数最多，但他们既没有公共话语权，又缺乏政治上如农民或贫困者那样的特殊待遇，是真正的沉默的大多数。

这种阶级状况决定了他们可能是三年疫情动态清零政策的最大受害群体，也重合着此前的三聚氰胺奶粉受害群体、强制拆迁受害群体、甚至法轮功练习群体等。当他们在三年疫情结束之后濒临破产，中国梦已然破灭，却没有中产阶级获得各种合法移民的知识和条件。他们所有的，是最后一点财产和尚能劳动的身体，以及手机社交媒体上特别是抖音上传播的“走线”视频。走线和大洋彼岸的自由，成为他们生活的最后希望，如同朝鲜“脱北者”一般。

然而，媒体所总结的上述阶级画像只是片面的，并没有看到在今天的中国政治环境下，走线者背后一整个庞大群体所面临的阶级状况是多么危险。大多数走线者甚至早在疫情之前，已经切身感受到了巨大的危险，才最终选择了这条曾经被福建偷渡者走过的线路。

修订《反间谍法》，筑起新柏林墙

这个危险，就是一座环绕中国的新柏林墙的矗立。只是，这座柏林墙，不仅包括了简单的互联网防火墙、物理边界上的铁丝网，还在于中国的统治集团在结束动态清零期间的单方面停止出入境和断绝交通后，以所谓“高水平开放”的名义，在继续保持开放的假象下，开始建立一个严格的出入境控制体制，包括对资本、服务和人员的出入境控制。比较冷战时期民主德国对公民旅行权利的限制，特别是柏林墙的封锁，这一道新的柏林墙更有选择性、特权性、也是任意性的。

这个新柏林墙的建立，是以2023年4曰26日通过修订《反间谍法》和新的《实施条例》为标志，安全机关被明确赋予了剥夺公民出境权利的权力。总部位于都柏林的人权捍卫组织最近也发布了一份报告，证实了过去数年间已经有数万中国知识分子、企业家、和公民社会活动分子等以所谓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名义被限制出境。许多持有国外绿卡的中国人、甚至非中国公民，在过去几年也沦为这一制度的牺牲品，被限制离开中国。

出于对这一极具任意性安全威胁的恐惧，可能因为包括互联网交流在内的广泛怀疑就可能被限制出入境并被调查，大批在疫情期间犹豫不决的外资企业在过去一周纷纷开始撤离准备。他们终于了解，从今年“两会”结束后中国当局声称的高水平开放意味着怎样一种交易和不确定。

“高水平开放”轮不到我，走线永不会停歇？

不过，对广大中下阶级民众来说，“高水平开放”的有限开放政策还意味着他们整体正在沦为“低端人口”，被剥夺旅行自由、不属于高水平开放政策所受益的非公民。早在2017年冬天北京清除所谓的低端人口，就是中国城市的中下阶级群体，在政治上完全弱势，经济空间微薄，无力抵抗政府。在地方当局对民企的任意打压下，在三年的动态清零政策下，他们损失惨重，也对年初以来中国当局对民企、对开放的任何新承诺都丧失了信心。

在他们的微观环境中，超出社会精英们担心的间谍罪指控，他们已经感受到身为广义低端人口的阶级状况，如同春江水暖鸭先知一般预感了清零政策在疫情后的永续和制度化，无所不在地填满低端人口的日常生活，也剥夺了任何希望。

对中国普通人民来说，这是切身的集体恐惧。他们所恐惧的，不是他们从未见过的柏林墙，也不是他们即将翻越然后获得自由、矗立在美墨边境的高墙，而是“清零噩梦”的永存，如同永远难以愈合的疫情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

所以，只要中国统治者继续隐瞒新冠病毒的起源、继续逃避“动态清零”的责任，并且以各种方式继续闭关锁国、限制人民的基本自由，那么新的柏林墙就将日益巩固并且诱导中国和世界进入新冷战的脱钩进程。那么，走线就将永远持续下去，逼迫中国当局要么提升至“更高水平的开放”、要么彻底放弃开放，回归清零时期的闭关锁国。

在这意义上，拥挤在中南美洲热带雨林中走线的中国“低端人口”们，正以中国人熟悉的“长征”模式，继续着2022年11月底爆发的白纸革命，反抗他们身后的新柏林墙。

江枫上海政治学者。 由于中国国内的政治环境，作者使用的是笔名。

网民嚎叫：

Idado 发表评论于 2023-05-03 07:30:00

你可以在美国公开说美国自由是谎言，但是不能在中国公开说中国自由是谎言。

envy4525 发表评论于 2023-05-03 06:43:45

普通中国人是不在乎什么新冠起源之类的废话。他们在乎的是有没有好的生活，你习包子不在乎他们的吃喝，就别怪他们自己解决。其实这些人是好的，他们没有给我档添麻烦，而是选择背井离乡。习包子理应感谢他们才对。

超级电脑 发表评论于 2023-05-03 01:02:48

美国有自由吗？全世界最大的谎言。

谢选骏指出：美国之音相当无知——这不是什么“逃离新柏林墙”，而是逃离中国百年内战的最后回合！因为中国的百年内战已经突破了“百年不遇”的极限，朝着两个世纪的荒野疾驰而去！

《习近平收紧政治控管 越来越多人无法离开中国》（RFA 2023-05-02）报道：

在习近平领导下，出境禁令的使用大幅上升。 截图自保护卫士网站

根据人权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5月2日的一份最新报告指出，数十名中国人和外籍人士因出境限制而无法离开中国。

保护卫士在报告中指出，即使目前没有精确的出境禁令数据，几个指标也显示，在习近平领导下，出境禁令的使用大幅上升。

一个指标是，2016年至2020年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官方数据库中的出境禁令提法增加了8倍。尽管提法的数量不等于出境禁令的数量，但这一大幅跃升可能反映了数据库中记录的出境禁令的类似趋势（主要是民事纠纷）。

路透社引述保护卫士的活动主管哈特（Laura Harth）表示：“2018年到今年7月间，至少5项新的或修订的（中国）法律采用出境禁令，至今共有15项法律。” 其中一项法律允许对任何被调查的人和与调查有关的人，实施出境禁令，即使他们不是嫌犯。这是第二个指标。

第三个指标是，来自中国维权律师和人权维护者的消息表明，过去五年来，特别是在2015年对中国人权律师的709镇压之后，数十名律师和他们的子女被禁止离开中国。针对政治的出境禁令问题越来越严重。

报告说，许多受害者很难对他们的禁令提出上诉，特别是当禁令是在没有法律依据或以定义模糊的国家安全为由执行时。如果有的话，上诉程序既不透明，也没有回应。许多受害者无法查出是谁下的禁令，为什么下禁令，因此几乎不可能解除禁令。

不止是中国人，外国公民也越来越多被禁止出境或遭受威胁。有外国商人、中国“逃犯”的外籍家属、新闻记者，都发现自己无法离开中国，有时甚至长达几年。

保护卫士估计，在任何时候都有“数以万计”的中国人被禁止出境。

网民嚎叫：

喜得利 发表评论于 2023-05-03 01:02:38

像犭者一样圈起来

虎翼 发表评论于 2023-05-02 13:40:53

还要加快步伐多建监狱，集中营！

x潇潇 发表评论于 2023-05-02 13:37:29

限制出境，走线的人越来越多。

谢选骏指出：这是“组织”在阻止“逃离中国百年内战的最后回合”。就像恶巫战争双方都不让炮灰人们离境出国。

《中国加强金融控制，多名银行和保险业要人被查》（CLAIRE FU 2023年4月28日）报道：

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惩罚了多名金融行业主管以儆效尤。

多年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一直在抨击国内资本行业的贪婪和腐败，并树立了几个典型。

但最近，随着习近平和中共寻求巩固对这一关键经济领域的控制，金融反腐运动进入了高潮，银行和保险行业的众多名人卷入其中。

中国负责反腐败的官员曾在今年2月警告银行家，将“严肃查处罔顾党对金融工作”领导的人。他们要求金融行业的主管们接受党的价值观，不要效仿其所谓的西方“唯金钱论”。

除了加强纪律，中国还对国内的金融监管系统进行了全面改革，并向国有金融机构派驻纪检监察组。

习近平及其副手们正在利用反腐案件迫使金融系统保持对党的忠诚，北京的时事作家兼政治分析师吴强说道。“只能说是人事上的控制，并且把党性贯穿于其中，”吴强说。

2017年的肖建华案凸显了政府打击金融行业要人的力度。中国出生的亿万富翁肖建华曾因替中国统治精英们管理资产闻名，他从他长期居住的香港四季酒店的公寓里被警方抓走。去年，他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

后来，中共还出面叫停了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联合创始人马云的蚂蚁金服上市计划，它本来有望成为2020年引发轰动的首次股票发行。阿里巴巴的金融姊妹公司蚂蚁金服取消了上市计划，马云已在今年同意放弃对蚂蚁金服的控制股权。

中国监管机构称，他们在2022全年处罚银行保险机构4620家，比上一年高出19%，同时处罚责任人员7561人次，比加上一年高出26%。

“加强金融行业的纪律是控制精英的有效方式，”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洪源远说。

来自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国最高反腐监督机构）以及国家监察委员会（它与纪检委协同工作）的信息显示，自今年年初以来，已有数十名中国金融业高管和高级官员被调查或受处分。

以下是今年身陷法网的一些知名人士和公司。

4月

上海证券交易所刘逖

上海证券交易所原副总经理刘逖涉嫌职务犯罪正在接受调查。有关部门没有透露调查的具体原因。上海证券交易所没有回复记者的置评请求。

4月

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李晓鹏

国有金融巨头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李晓鹏涉嫌违纪违法正在接受审查。

据中国媒体报道，当局在今年4月带走了深圳光大兴陇信托的一些员工，这可能与对李晓鹏的调查有关，事涉光大信托与多家房企合作的深圳旧改项目。

中国光大集团党委（这是国有企业内部设立的对中共负责的领导团体）表示，“坚决支持”对李晓鹏进行调查的决定，并将“全力配合”反腐监管机构。

4月

华融资产管理公司黄宪辉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北京分公司原党委书记、总经理黄宪辉涉嫌职务犯罪正在接受调查。

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是一家成立于1999年的所谓坏账公司，是政府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为接管价值暴跌的贷款和其他资产成立的四大国有企业之一。

2021年1月，中国华融原董事长赖小民被判处死刑，他被指控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约17.88亿余元，犯有受贿、贪污和重婚等罪。他在数周后被处决。中国极少对经济犯罪做出死刑判决。

中国银行原党委书记、行长刘连舸正在接受中国最高反腐机构的调查。

刘连舸已在今年2月被免去中国银行党委书记的职务，一个月后，他辞去了行长和其他职务。中国银行是一家国有商业银行，它处于政府对挪用资金、某些贷款风险分类不当，以及其他涉嫌违法行为进行调查的焦点。

就在刘连舸被免去中国银行党委书记职务的同一天，监管机构透露，该行和其他四家金融机构已因上述违规行为被罚款。

自年初以来，中国银行至少有四名高管因涉嫌违纪违法被立案调查。

3月

招商银行田惠宇

因涉嫌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经济学家、在2013年至2022年间担任招商银行行长的田惠宇自2022年4月起被立案调查。招商银行的股票在上海和香港的股市挂牌交易。

今年2月，中国的检察官对田惠宇提起诉讼，指控他受贿、内幕交易和泄露内幕信息。检方还指控田惠宇“徇私舞弊、滥用职权，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

招商银行行长王良在2022年10月表示，“田惠宇案件是他个人的事件，与招商银行没有直接的关系。”

2月

华兴资本包凡

华兴资本曾在今年2月16日发布惊人消息：公司一直无法与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科技领域著名投资银行家包凡“取得联系”。消息出来后，公司股价暴跌。

包凡的失踪向金融业发出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信息，表明政府打击商界精英的范围之广。中国媒体报道称，包凡被有关部门带走是为了协助调查其公司的一名前高管。

华兴资本在今年2月26日发声明称，包凡正在“配合中国当局的调查”，此后公司再也没有发布过有关包凡下落的消息。

1月

广东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周高雄

广东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原党委书记、理事长周高雄被指控以权谋私、涉嫌受贿等罪名，已在今年1月被开除党籍。已在三年前退休的周高雄还被取消了相应退休待遇。

这是中国整治村镇银行的继续。河南去年曾发生村镇银行拒绝让储户取款的丑闻，引发了抗议浪潮。

去年11月，当局以涉嫌违纪违法的罪名对周高雄进行调查。

谢选骏指出：“中国加强金融控制”，是表面的；“战备资金正在就位”，是内在的。——这配套于“逃离中国百年内战的最后回合”，预示着“结束中国百年内战的最后回合”正在出现。……现代南北朝的曙光，也就是我的相关透视，得到了证实。

【76、土耳其现在是中国领土了】

《土耳其成立突厥国家组织 中共：企图分裂中国》（2021-11-17 ETtoday）报道：

在土耳其伊斯坦堡举行的第8届“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Cooperation Council of Turkic Speaking States）会后发布声明改名为“突厥国家组织”（Organization of Turkic States）。消息一出，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立刻发表社论指出，此举会激化民族主义冲突相当危险，甚至企图分裂中国。

根据《土耳其每日新闻》（Hürriyet Daily News）报道，“突厥国家组织”成员国包括土耳其、哈萨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阿塞拜疆，土库曼与匈牙利则以观察员身分参加，声明内容121条，分别由成员国5国的语言签署。

《环球时报》英文版社论指出，土耳其一直在推动组织更名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这符合土耳其的地缘政治战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Tayyip Erdogan）上任以来，安卡拉的外交政策发生了明显变化。

土耳其渴望加入欧盟（EU），但在安卡拉几十年的外交努力之后，土耳其意识到欧盟不会真正接受它，这证明其加入欧盟的意图已经落空。

埃尔多安的外交趋向多元化，土耳其已开始在欧盟之外寻求新的外交框架，试图从周边国家的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角度寻求新的盟友和伙伴，于是倾向于利用“突厥人”的概念，建立新的外交圈，中亚国家就是一个例子。

这个组织改名为“突厥国家组织”，体现了泛突厥主义的兴起，突厥人实际上是一个历史概念，历史上的突厥人，不等于土耳其以及说土耳其语的国家，安卡拉打算加强与周边国家的联繫，寻求扩大自己的地区和国际影响力和地位，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与以土耳其为核心的政治和军事联盟。

其后果意味着该组织可能会导致“泛突厥主义”进一步抬头，这是相当危险的，这可能会影响地区的稳定和安全，成员国当中有三个是中亚国家，一些观察员国可能是多民族国家，其中有些人不会说泛土耳其语。

社论特别提醒，这种组织可能会引发极端民族主义抬头，从而激化民族冲突，影响地区稳定与安全。

社论分析，这个组织还将加剧俄罗斯和土耳其之间的较量和矛盾，更名的目的表明了土耳其在中亚采取了咄咄逼人的姿态，它正试图将地区国家套牢，这将威胁到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

社论特别强调，新疆维族人与突厥人同一民族的说法“完全错误”，新疆自古就是多民族地区，维族人的语言确实是突厥语族的一种，但他们与土耳其人没有关係。

中国应对突厥国家组织可能带来的“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蔓延保持警惕，这种思想的传播可能会激起一些企图分裂中国的极端分裂势力。

谢选骏指出：环球矢抱不懂，突厥是中国的少数民族，现在土耳其加入突厥联盟，无形之中等于是脱欧入华了——从此以后，土耳其就是中国领土了。中亚几个突厥国，无形之中也都是中国领土了，中国一下子就和欧洲直接接壤了。多么奇妙的新世界。

【77、托克维尔的法国革命论并不适于解释中国社会的走向】

《托克维尔的法国革命论适于解释中国社会的走向》（2007年4月5日 首发）报道：

19世纪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被公认是研究法国大革命的一部经典之作。在这部著作中，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起因与后果提出了一种开创性的解释。这种解释并没有给出一种完美的结论，而是提出了引发后来者思考与探索的问题

托克维尔明确指出："它（大革命）决不是一次偶然事件。的确，它使世界措手不及，然而它仅仅是一件长期工作的完成，是十代人劳作的突然和猛烈的终结。即使它没有发生，古老的社会建筑也同样会坍塌……只是它将一块一块地塌落，不会在一瞬间崩溃。大革命通过一番痉挛式的痛苦努力，直截了当、大刀阔斧、毫无顾忌地突然间便完成了需要自身一点一滴地、长时间才能成就的事业。这就是大革命的业绩。"（P60）这段话可以说是表达了托克维尔解释的核心思想：大革命乃是旧制度下社会演进的结果。

在深入研究旧制度的权力结构之后，托克维尔指出："如果认为旧制度是个奴役与依附的时代，这是十分错误的。"（P156）他发现，旧制度乃是向今天人们所说的"现代性"过渡的转型阶段，是两种体制的复合体，一方面是日益衰落的中世纪封建制度的残余，另一方面是不断强化的中央集权制。正是这种社会转型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加剧了法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促成了大革命的爆发。这种因果联系恰恰与人们想象的那种"压迫愈重、反抗愈烈"的方式相反，而是以一种悖论的方式发生的。 

托克维尔通过比较研究，独具慧眼地发现了一个吊诡现象："有件事看起来使人惊讶：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处消灭中世纪残余的制度，但是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P64）就欧洲而言，法国当时并不是封建权利最深重的地区，相反，它却是封建权利压迫最轻的地方。这是因为法国早已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农民完全摆脱了领主的统治，而且已变为土地所有者。但是，正因为如此，农民对残存的封建权利就更难忍受。作为土地所有者，农民才会对封建制度强加在地产上的多种负担感到痛苦和愤慨；贵族不再拥有统治领地的权力，贵族的特权乃至他们本身的存在也就愈加可疑。也就是说，不是贵族个人变得穷凶极恶，而是封建制度的瓦解引起社会心理的变化："封建制度已不再是一种政治制度，但它仍旧是所有民事制度中最庞大的一种。范围缩小了，它激起的仇恨反倒更大；人们说得有道理：摧毁一部分中世纪制度，就使剩下的那些令人厌恶百倍。

不过，相比之下，托克维尔认为，各阶级之间的紧张关系之所以加剧，主要是中央集权制的作用。 

与许多人的看法相反，托克维尔认为，中央集权制不是大革命的产物，而是旧制度的产物。法国在大革命前已形成欧洲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在王权中央形成了一个集行政、立法和司法权于一身的统一权力机构，有中央政府派出的各省总督总揽了地方政府的全部权力，中央集权制的政府几乎达到了对全国的全面绝对控制；更有甚者，旧制度实行官员保护制，专横地庇护大小官员。这样，中世纪各地区、各人民团体和个人的政治自由权利也统统丧失了。这里应该指出的是，托克维尔显然是把政治专制与行政集权混为一谈了。 

托克维尔承认，这种中央集权政府是旧制度的一项成就，是旧制度下"所有活着、动着、生产着的东西"的"新的根源"，（P57）也是旧制度中唯一在大革命后保存下来并且能够适应新社会的政治体制。但是，他也发现，这种单一的中央集权制既是旧制度时期社会动力之源，也很容易成为千夫所指之的。"由于中央政权摧毁了所有中间政权机构，因而在个中央政权和个人之间，只存在广阔空旷的空间，因此在个人眼中，中央政府成为社会机器的唯一动力，成为公共生活所必须的唯一代理人。"（P107）结果，这就导致了人们对中央集权政府的绝对依赖，而这种绝对依赖又很容易转变为另一个极端：当中央政府不能满足人民心愿时，便产生人们对中央政府的极端仇恨。由此托克维尔得出结论：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和巴黎的至高无上地位，是法国多次革命的主要条件之一。 

托克维尔还发现，正是中央集权制的发展，造成法国阶级分离的加剧，使法国社会变成一点即炸的火药桶。首先，三级会议的停开，使得第三等级（主要指资产阶级）与贵族在公共生活中再也没有联系。其次，与一般人们想象的相反，贵族的种种免税特权不是中世纪的遗存，而是中央集权制发展的结果。王权逐渐剥夺了贵族的政治权力，但是，为了安抚与王权对立的贵族阶级，作为一种交换，"自15世纪到法国革命，免税特权一直不断增长。"贵族享有的各种特权尤其是免税特权彻底导致了资产者与贵族的不平等和互相孤立。第三，为了获取免税特权，资产者设法住进城市并在城市中获得职位，这就导致了资产者和农民的分离。第四，农民成了被遗弃的阶级。不仅其他阶级都离弃农民，而且政府对农民极其冷酷无情：把各种捐税徭役负担强加给他们，以严酷的司法对待他们。各阶级之间彼此隔离的恶果，一方面是"再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约束政府，（但）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援助政府"（P171），也就是说，政府实行分而治之，最后陷入孤家寡人；另一方面是，分裂的不同阶级彼此形同路人甚至仇敌，"在被重重障碍长期隔绝之后彼此重新接触时，他们首先触到的是他们的伤痛处，他们重逢只不过是为着互相厮杀。"

在分析促成大革命爆发的众多直接因素时，托克维尔论及思想文化、宗教习俗、民族特性等，但是他主要强调启蒙运动和王权改革所起的作用，由此进一步揭示了诡异的历史现象背后的历史因果链条。 

启蒙思想为大革命做了准备，这是常识。民主派把大革命视为启蒙思想的正义原则的实现，保守派则把大革命归咎于文人的蛊惑。与他们不同，托克维尔所要探讨的是启蒙思想的思维特征及其得以产生和传播的社会条件。 

托克维尔发现，启蒙思想渗透着"抽象的文学政治"，主张"用简单而基本的、从理性与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来取代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P175）。这种文学化政治思维之所以形成和传播，是因为法国缺乏政治自由。与英国不同，法国研究治国之道的作家与统治国家的人形成两个明确分割的区域，作家们没有参加社会实践，因此他们只会高谈阔论。热衷普遍性的理论，对于文人来说可能是美德，但对于政治家来说则很危险。至于为什么这种文学化政治思想会支配法国的政治生活，托克维尔则主要不是分析启蒙思想家和其他文人的作用，而是强调旧制度下法国人的普遍精神特征。在缺乏自由政治制度的国度里，普通人身受旧制度种种弊端之苦，但看不到医治具体社会病的药方，因此很容易形成非此即彼的思维："要么全盘忍受，要么全盘摧毁国家政体。"（P177）贵族、资产阶级因长期被排斥在公共生活之外，缺乏政治经验，因此对于那种文学化政治理论的危险性毫无所知。贵族甚至把那些文人待为座上宾。国家高级官员也只精通行政事务，而不懂得治国安邦的根本法则，不能理解和预见社会潮流的动向及后果，因此也盲目地接受时髦的政治言辞。结果，全体法国人都"抛弃了现实社会，沉湎于虚构社会。人们对现实状况毫无兴趣，他们想的是将来可能如何，他们终于在精神上生活在作家建造起来的那个理想国里了。"（P181） 

旧制度政府推行不彻底、半途而废的改革反而刺激大革命的爆发，这是托克维尔的一个独到而重要的发现。他指出，路易十六统治时期作为末代王朝却是迄当时为止社会经济发展最迅速的时期。他认为，尽管整个社会机器破旧简陋，但是这背后有两台发动机在推动公共繁荣，一是以上层阶级为标志的整个民族的觉醒，二是"依旧强大却不再实行专制、到处维持秩序的政府"。（P207）与我们的"常识"相反，在托克维尔笔下，路易十六政府乃是一个开明君主政府：国王实际上尊重和服从公众舆论；政府鼓励经济发展、实施公共工程；路易十六还尝试改革，屡试屡败、屡败屡试。但是，恰恰是路易十六政府的局部的开明、改革措施加速了大革命的爆发。托克维尔描述了这其中的微妙之处： 

政府发起各种公共建设事业，与政府有金钱关系的人数惊人地增长，许多人萌发了发财暴富的欲望，但是，专制政府的财政管理不善使得宫廷的劣迹变成了千家万户的私人灾难，与政府关系最密切、最维护政府的那批工商业资产阶级也就变成了最激进的改革要求者； 

国王和政府官员公开讨论社会政治弊端，国王屡屡试图减轻下层民众的负担，如废除农民的劳役制和手工业的行会，再如为消除额外增派而实行军役税公开措施，甚至要废除贵族的免税特权，这些口惠而实不至、半途而废的改革只是起了唤起民众不满情绪的作用； 

波旁王朝任意侵犯民众的私有财产，对所欠私人借款拖延抵赖，在饥荒时期强行实施征集制、食品强制出售和最高限价等措施，对穷人实行严酷而不公平的司法措施等等，这些都是政府现身说法对民众进行革命方式教育； 

大革命前夕（1787年），路易十六政府对司法部门、省级行政机构进行改革。这项改革"希图一举变革旧的方法、一下子匡正积年沉疴"，但是改革打乱了原有的权力秩序，使得每一个公民仿佛觉得"国家政府突然间更换了所有官员，更新了所有准则……所有法国人感受到了一种微小的特殊波动。"在这种人心普遍浮动不安的情况下，"最后一击便使它（国家）整个动摇起来，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动荡和最可怕的混乱。"（P234） 

托克维尔总结说："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冲塌德意志帝国大厦的力量来自西方。1789年法国爆发了革命。在资产阶级的压力下，从中世纪早期延续至今的封建社会制度被荡涤。三权分立和人权保证了所有公民的自由和平等。普鲁士和奥地利企图以武力对这个邻国的事务进行干涉，结果惨遭失败，引起了革命军的反攻。在继承了法国大革命遗产的拿破仑军队的冲击下，德意志帝国最终土崩瓦解。法国占领了莱茵河左岸。为了赔偿这些地区前主人的损失，进行了牺牲较小的，尤其是宗教的侯爵领地的大规模土地重划：根据1803年的帝国代表联席会议的决定，大约400万臣民换了君主。中等邦国坐享其成。它们中间的大多数于1806年在法国的庇护下结成莱茵邦联。同年，法兰茨二世皇帝退位，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就此寿终正寝。

法国大革命并未蔓延至德国。虽然在过去的年月里这里一再有个别人士试图消除贵族和市民阶层之间的界线，也有重要人物将西边的变革当作新时代的开始来欢迎，但是革命的星星之火却无法跃至德国，因为同中央集权的法国相反，帝国的联邦制结构阻碍着新思想的传播。除此之外，革命的发源地法国对德国人来说，乃是敌人和占领国。同拿破仑的斗争实际上变成了一场新的民族运动，最后上升为解放战争。社会变革的力量对德国不无影响。首先在莱茵邦联诸国，然后是普鲁士开始进行改革（同施泰因、哈登贝格、沙恩霍斯特、威廉·冯·洪堡等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其目的是最终拆除封建障碍，建立一个自由的、担负起责任的资产阶级社会：废除农奴制、实现营业自由、城市自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普遍服役义务。但是，许多改革方兴未艾就半途而废。公民在大多数情况下仍不得参与立法；只有几个主要在德国南部的邦君迟疑地制定了宪法。

谢选骏指出：人说“托克维尔的法国革命论适于解释中国社会的走向”，我看“托克维尔的法国革命论并不适于解释中国社会的走向”——因为法国只是一个新兴的民族国家，而中国却是一个“第二期文明向第三期文明转化的废垃社会。

【78、外部力量即将再度推动中国】

《谁离不开谁？》（佚名网文2023年3月20日）报道：

专家们经常对俺们讲：世界离不开中国。往往还会摆出几个他们算出来的数据，证明咱中国人民只要坐下来歇口气，以美帝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将惨不忍睹。粉男女听了如此鼓舞人心的话，三月不知肉味，自信倍增。

"世界离不开中国"是真是假暂且不论，关键是这句话背后的潜台词大有深意。

潜台词是什么呢？第一，咱们厉害着呢，可别招惹我！第二，你们定的那套规则，搁咱们这儿不灵，倒底是谁跟着谁混呀？既然离不开我，就得由我说了算！第三，你们要是跟咱过不去，小心搬起石头砸坏脚丫子！

这嘴脸，在旧社会的乡村很常见，那时的大老爷们对待还没得到解放的婆姨是不是这样的？老子是家中的顶梁柱，供你这懒婆娘吃穿用度，你他娘的瞎咧咧啥呢？唾，倒洗脚水去！

旧社会的大老爷们对自家婆姨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毕竟还真的有那么点儿底气。咱们的砖家底气在哪里，俺不甚了了，也不敢问。于是小心翼翼地请教度娘，私下算了几笔账，结果大出意料。

首先，我朝是人口大国，人多耕地少，历朝历代吃饭都是天大的事情。太祖健在那会儿，一时冲动，号召敞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结果吃了几个月就把家当吃空了，后来饿死至今数目不详的黎民百姓。直到太祖殡天，国人都在使用粮票、油票、肉票、糖票、盐票、黄豆票、花椒票……再也不敢轻言敞开肚皮吃饭。现在六七十岁的国人，绝大多数都有过"瓜菜代"的沉浸式体验，至今心有余悸。改开后，终于能吃上饱饭，甚至还生出了减肥的意识。有人就站出来信口开河，说咱们用世界9%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0%的人口，开始飘飘然了。

事实果真是这样吗？当然不是。目前天朝草民能敞开肚皮吃饭，是以大量进口农产品为前提的。2021年咱们进口了多少农产品来改善伙食？一共从全世界卖回来1.65亿吨粮食，其中包括9652万吨大豆、2835万吨玉米、1248万吨大麦、977万吨小麦、942万吨高粱、500万吨稻米。另外还有1040万吨食用油、938万吨肉类、395万吨乳制品、567万吨食糖。有人估计，生产这些农产品大约需要超过10亿亩的耕地。天朝自家的耕地18亿亩，怎么到了砖家口中就能养活14亿人了？外面那10亿亩耕地可以忽略不计？10亿亩呀，相当于咱们死守红线的18亿亩的多大比例？自己算算吧，只需小学文化就行。所以，伟大的中国人民包括尊敬的砖家和可爱的红粉要吃饱肚皮，一刻也离不开世界，否则明天的早餐就得另说了。

其次，来看看能源。天朝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产销国，灰常灰常扬眉吐气。平时开车堵在路上骂骂咧咧的女粉男粉可能从来没听说过对外依存度，如果你告诉他（她）刚才加满的那箱油里头70%以上是外国的，大概率会得到一个白眼，而不是一个飞吻。2021年厉害国进口原油5.13亿吨，花费2573亿绿色元。天然气进口1.21亿吨（含液化气），花费557亿绿色元。天然气对外依存度也达到45%。要是人家不卖气给咱们，烫火锅就得烧蜂窝煤，家里装地暖的就死了心吧。无论是坐飞机、开汽车、泡桑拿、点外卖，还是涮几筷子东来顺都离不开那个世界，闹心不？

再次，轮到基础原材料。作为世界工厂确实很长志气，也不可否认咱们国人勤劳智慧。在耗尽人口红利的同时，突然发觉矿产资源也不够，只能满世界去买。现在是个什么情况？矿产品种类太多，进口多少、花费几何就不一一列举了，直接说2021年的对外依存度吧。铁矿石76.2%、铜金属82%、铝土矿50%、锂81.2%、镍80%以上、钴超过90%、锰矿78.4%……天老爷，这些东西可都是工业的粮食呐，怎么饭碗还都端在别人手里？现实如此，想不通就对了。

再其次，至于芯片、光刻机、精密机床、高档机器人、航空发动机、工业软件、设计软件、生物制品、能救人一命的医疗器械乃至不起眼的作物种子，就不去提它了。反正离开了世界还真不行，几十年如一日，一把心酸泪秋流到冬尽、春流到夏。中兴、华为、长江储存、上海微电子、海康威视……一大堆上了清单的头部企业都在那儿晾着，颇似寒风中的弃儿，渴望投入世界怀抱而不能。他们可没说过世界离不开他呀，结果还是躺枪。

最后，厉害的国既然什么都要买买买，钱从哪儿来？人家可是不收红票子，只收绿色元。那就挣绿票子呗。于是世界工厂开足马力，生产出大量钢材、水泥、服装、鞋帽、箱包、玩具、家具、家电……卖給谁呢？当然不是穿兽皮围着篝火跳舞的黑娃，他们拿不出硬通货。只能卖给亡我之心不死的有钱国家，只要他们能够忍受巨额贸易逆差，咱们就有绿票子入手。要是哪天他们突然不仁不义了，拒收咱们的集装箱，哦豁，一夜回到解放前。丧天良啊，老子辛辛苦苦做点儿手艺活出来，竟然还要看"世界"的脸色，不然就不能实现那惊险的一跳，哦，拿人话说就是变现。这又上哪儿讲理去？

说了这么多，归结到一处就是，中国之所以"厉害"，是因为它自改开之后主动融入了世界，能够从世界买回自己没有的资源，又把自己那些血汗产品卖给世界，还能倒出来一点儿差价，在让亿万草民吃饱喝足的同时，造几架航天飞船，打几只航空母舰，土豪般地傲视群雄。

这个生产要素全球大循环所依据的现行规则，几乎都是在近一二百年内，尤其是二战之后的大几十年内，由卖给你资源的上家和买走你产品的下家共同制定的。别人在定规则玩规则的时候，咱家老祖宗还穿着马褂拖着辫子做八股文，或者忙于逐鹿中原，或者忙于斗私批修。晚一步、步步晚，何况岂止晚了十步八步，这怨不着别人。现在你上场了，作为后之来者，韬光养晦，就按着这些规矩跟他们玩，同时多看多学，长点儿见识不好吗？虽然心里不痛快，还得和气生财不是？如果按照那些狗屁砖家的忽悠，一上来就掀桌子，让人家按照你的想法改规则，生意就黄球了，过苦日子的一定是自己。

说到这里，砖家一定会爆起操砖头朝俺拍过来，质问难道世界可以离开中国吗？以俺的文化水平，实在无言以对。只能举一个眼下现成的例子作答。

俄乌开战之后，西方援乌制俄，也是这些砖家预言，欧洲离不开俄罗斯。只要普哥一怒之下把天然气管道的闸门关了，欧洲就会冻成死狗。其后又大肆渲染欧洲气价飞涨，劈柴卖到天价，让东土的粉男女幸灾乐祸老长一段时间。结果呢？眼下欧洲气源充足，气价下跌五分之四，而俄国的天然气无人问津，想往其他地方卖还得执行美欧制定的限价。普哥窝不窝火？窝火又能怎样？当初给他胆儿的、怂恿他率性而为的不就是类似你们这帮砖家的拿俄国薪水的同行吗？你们不是也跟在后头起哄过的吗？

就在砖家们断言世界离不开中国的时候，人家纷纷动手重组供应链了，目的就是把咱们从全球市场上剔除。砖家越傲慢、越嚣张，人家动作越坚决、越迅速、越加众志成城。等你回过神来，一切都离你远去，这个世界就没你的什么事儿了，自个儿一边玩去吧。到时候真如某个砖家说的那样，世界就两个国家，一个中国，一个外国。然后咱们就使劲内循环，但是能否内循环出10亿亩耕地、几亿吨石油、十几亿吨铁矿？能够每年循环出几万亿绿色元吗？俺甚至有些怀疑，给境外敌对势力递刀子的人，可能就藏在砖家里面。

星星还是那颗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世界尽管纷繁，基本还是那个模样。自命不凡的砖家，一如既往地误判，锲而不舍地丟脸，日复一日的混账。

大锅目前周边的国际形势，已经恶化到大厦将倾的地步了：

1，菲律宾新总统访中虚幌一枪摸清了我朝底牌之后全面投美，与美签约联合建设军事基地6处，正压在九段线上，卡死我南海去太平洋的隘口。

2，骑墙派美狗新加坡同美强化了驻军协同防务，卡死马六甲海峡阻断我能源运输主线。

3，铁兄弟巴基斯坦与美西方眉来眼去并军援乌克兰，瓜达尔陆上唯一通道，危矣。

4，柬埔寨开始军援乌克兰。

5，蒙古把煤矿开采交给了澳大利亚和韩国，撕毁和我们的煤炭协议。

6，日本在离台不足二百公里岛上布置远程导弹，并卡死我们东南方向最后一个去太平洋的出海口。

7，韩国在美双航母保护下，九架军机明目张胆降落台湾机场。

山雨欲来风满楼！然我朝还忙于专权结傥，笼络亲信，歌功颂德，粉饰太平。3-12

作者：体育老师 回复 Siubuding 留言时间：2023-03-17 21:11:22

别看什么都不顺眼。

作者：Siubuding 留言时间：2023-03-17 19:08:24

@笼络亲信，歌功颂德

纯洁队伍，仿照嬴政和润之的中华大重置，进行中华小重置，迎接世界大重置。而这一切，正式开始于2019年。

谢选骏指出：两百年来，中国国内的每一次内乱、变革和“进步”，都是由外部力量推动的。现在，外部力量即将再度推动中国。

【79、威胁台湾也无法统一中国】

《北京如何用“灰色地带”战术威胁台湾？》（乔艾勒·吉尼托（Joel Guinto）BBC记者发自新加坡  2023-10-04）报道：

今年9月中旬，103架中国解放军战机一天内飞越台海“海峡中线”，打破历史纪录，其中有40架进入了台湾的“防空识别区”（ADIZ）。

这是中国战争游戏中的再次升级。北京一直主张拥有台湾主权，过去一年解放军的军事演习变得更具威胁性，反复演练海空包围台湾。

但北京的军事动作没有升级为入侵，而是停留在“灰色地带”（grey zone）。这个军事术语是指介于“战争与和平之间”的战术。

在美中关系不稳定的背景下，台湾成了东亚一个潜在的火药库，有分析指北京希望运用灰色地带战术，不发一枪而控制台湾。

灰色地带战术的目的是利用长时间渐渐削弱对手，有分析认为，这正是中南海试图对台湾做的事情。

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东亚战争和战略艾历西欧·帕塔拉诺（Alessio Patalano）教授指出，北京通过定期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测试台湾会为了加强有关区域的防卫付出多大努力。

“防空识别区”是各政府自行宣布的，技术上算作国际空域，但各政府用它来监控外国飞机。

帕塔拉诺教授向BBC解释，台湾需要经常派出战机，警告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的解放军军机，这是北京试图长远消耗台湾资源的战略。

但这并非北京唯一的目标和好处。有其他分析指出，在台海上方演习让北京可以测试自身能力，例如协调战力和监控能力。另外，这些演习符合中国逐渐增加对台军事施压的模式，测试台湾的防卫能力和国际支持度。

位于美国的智库“国家亚洲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研究员吉特（David Gitter）就告诉BBC说，“这种（军事演习）的常规化，有一天可能可以用来掩盖真正攻击的第一步，使得台湾和（其主要盟友）美国难以做好准备。”

北京的其他举动，还包括重新设定台海的军事基线。不久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9月解放军演习时称，所谓的台海中线根本不存在。

“灰色地带还会让台湾公众对解放军的威胁感到麻木，如此一来，或可削弱民众对于扩大军队的支持度。”吉特对BBC说。

多数分析认为，台湾的军队是一支在缩编的陆军、寡不敌众的海军和老化的炮兵，在面对实力强大的中国解放军时无法致胜。

许多台湾人似乎同意这一点，据台湾民意基金会2022年一项调查，超半受访者认为一旦战争爆发，中国将会胜利，只有三分之一的人相信台湾会获胜。

另一方面，台湾人对于增加国防预算似乎意愿不高。英国诺丁汉大学最近一项民调显示，近半的当地受访者认为目前台湾军费开支业已足够，三分之一的人则认为开支太多。

今年九月，一天内有103架中国解放军战机，飞越台海海峡中线，创下历史纪录新高。

中国何时使用灰色地带战术？

台湾与美国政府高层官员交流，北京往往视之为挑衅行为，会发动军事演习来回应。

2022年8月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罗西（Nancy Pelosi；裴洛西）历史性访问台北后，北京进行为期一周的演习，包括4天的实弹演练，以及反潜攻击和海上攻击演习。此后，解放军军演变得频繁且规模越来越大。

今年4月，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加州会见美国前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后，中国又进行了“封锁”台湾的联合演习，派遣航母山东舰参与其中。北京甚至将战机派遣到了台湾东部的太平洋沿岸，意味解放军从台湾东面而非面对大陆的台湾西海岸进行演练。

从这一点来看，解放军是在演练封锁台湾。但美国五角大厦官员表示，解放军的封岛行动不大可能成功，因为在准备封锁台湾时，反而是给了台北的盟友用来军事动员前来协防台湾。

除此之外，北京今年9月的另一次演习，也是在台湾副总统赖清德访问美国之后。赖清德被北京视为“麻烦制造者”。

还有一些分析称，这是中国试图在其国防部长李尚福“失踪”的传闻甚嚣尘上之际，利用军演展现其战斗实力。

事实上，这些战术不仅限于与台湾的对峙。

北京还在他处采取类似措施，譬如宣称几乎整个南海都是其领土，这也可能是用来是控制台湾的关键区域。这片海域是重要的货船航道，该区也有丰富的油气储备。中国在争议水域的礁岛上建造大型建筑，而菲律宾、台湾、马来西亚、越南和汶莱也声称拥有南海一些海域及岛礁的主权。

尽管国际仲裁庭多年前已经裁定中国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但北京仍派遣海岸警卫船和民兵船只，阻止菲律宾的安全和渔业船艇进入中国控制的海域。

灰色地带战术会否升级？

这些演习导致该区日益军事化——无论是在台湾周围的水域，还是在上空。

美国及其盟友也加大了在南中国海的军事演习。就在本周，美国和菲律宾再次启动一轮演习。

即便双方无意引发冲突，观察人士担心军舰和战机的积聚会增加误判的风险。美中两国军方不再直接沟通——尽管美国表示正在试图恢复热线，以避免局势意外升级。

北京与华府恢复了高层对话，但在台湾问题上，北京丝毫没有退让的迹象。

今年9月大规模军机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的事件显示，即使没有“外部刺激”，此类演习也会持续下去，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台海战略的一环。智库研究员吉特说，习近平最近又表示，“不会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而台湾“必须且将会”与中国统一。

不过观察人士表示，中国未来数月必须小心谨慎，因为过度施压台湾，反而会让民进党赖清德赢得明年的总统大选，他被北京视为亲台独的候选人。

2024年解放军的福建舰将服役，那是北京现有最先进的航母。台北表示，这将增强中国封锁台湾海峡的能力。

吉特向BBC预料，解放军军演规模将变得越来越大和频繁：“我们可以预期军演的次数及规模将逐渐增加，直到可能接近真正军事攻击的规模水平。”

谢选骏指出：威胁台湾也无法统一中国，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和平统一”的事例还未发生过。猫择洞、邓效颦鼓吹“和平统一”，完全是临阵脱逃、自欺欺人！

【80、为何说温州是“中国的耶路撒冷”】

《温州宗教历史概况略析》（2011年1月06日 转载）报道：

[1]历史上温州信奉的宗教有：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 

一、佛教。宗派类有：禅宗、天台宗、律宗、密宗、净土宗。 西晋元康五年（公元295年），在永嘉罗浮山建立佛塔；东晋太宁三年（公元325年），在永嘉习礼坊（今鹿城公园路），建崇安寺；唐改称：开元寺。以此温州的东瓯大地上，开创了佛教的先河。自南北朝到隋、唐，温州建寺院近百座。天宝年间（公元665年至713年），玄觉大师在永嘉西山龙兴寺创禅宗道场，弘扬禅法，时成为江浙一带的禅学中心。会昌年间（公元845年），唐武宗下昭灭佛，寺庙被毁，僧尼还俗，温州虽地处海隅，亦遭波及。 

五代十国，吴越王钱弘俶，笃信佛法，在平阳南雁荡山，设螺溪“普照道场”，建崇教禅寺等十八座寺庙及沉香塔、铁塔；到宋代，温州寺庙已达200座。其时，天台宗已分化为：山家、山外两派。文昌、继忠法师旨在弘扬山家宗在妙果寺，设开元寺道场；山外宗信者众多，立教有规，著述辞理切直，为世人所崇信。唐朝盛传的“永嘉禅”（即：禅宗），入宋后，禅宗深入民间，演变成为:临济宗、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

元、明、清三代，温州佛教曾几度兴衰。元代，省初法师著《五门禅》，弘扬天台宗教规。明初，逆川法师（曾主持钟山元遮法会），回温州后兴建大龙山报恩寺、茶山实际寺等十余座。金壁峰禅师，创玉苍道场，成为玉苍派（属临济宗）开山祖师；后在浙南、闽北陆续分化为：仙坛、半山庵、岩庵、宝兴庵等，师徒相承，经济相袭的子孙派系。清初，著名高僧法幢，在头陀山重建密印寺，设临济宗道场，温州禅门又呈中兴之势。清末，谛闲法师竭立中兴天台宗，光绪皇帝赐《龙藏》一部，奉旨于密印寺传戒，并在岑岐重建宝坛讲寺、灵岩寺等。明清年间，由于各宗各派兴衰，温州佛教渐以净土宗为主流，户户观音，阿弥佗佛名号深入民心，家喻户晓，妇幼皆知。公元一九二一年，弘一法师来温，卓锡庆福寺、江心寺、景徳寺、伏虎寺，闭关潜修，著《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公元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部份僧尼还俗，有些寺院改作他用。六十年代中期，庙宇、佛像，法器等遭受严重毁损，宗教活动停顿。八十年代初，政府放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归还改作他用的寺庙。几经翻修、重建，至使当今，寺庙林立，金砖碧瓦，宏伟亮丽，瓯越大地呈现一片辉煌景象。

[2]历史上温州主要寺院简介 

江心寺：在鹿城区江心屿。唐，咸通年间，建净信讲院，宋开宝年间建普寂禅院。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清了禅师奉诏主持二院，填塞中川，建殿其上，称名：中川寺，后赐名：龙翔兴庆禅寺，俗习称：江心寺。被奉为“高宗道场”品定为天下“五山十剎”之一。 妙果寺：在鹿城区松台山之麓。始创于唐，兴盛于宋，继忠禅师圆寂后，曾建千佛塔珍藏其舍利。寺内有“济陀古钟”，俗名称之为“猪头钟”，铸于宋代元年间，有着神异的传说。 密印寺：在瓯海区头陀山，又名：妙智禅寺，俗称之为：头陀寺。始建于后汉朝乾祐年间，为宿觉大师祖庭。清初，法幢禅师重建，为五进合院，规模宏大，素有“浙南丛林之毌”之称。 实际寺：在瓯海区茶山。相传始建于宋代，元朝毁于“挂红”。明朝洪武年间重建，寺旁有逆川法师墓。 

天柱寺：在瓯海区永昌石屋山，始创于晋，重建于唐朝贞元年间。由大雄宝殿等四进组成，左右有冷水泉、五折瀑，故又称之：瀑泉寺。 普安寺：在永嘉岩头长蛇坑。始建于唐，五进七开间组成，有大、小禅房100余间。唐太宗赐经书，宋朝大中祥符，赐额“灵岩禅寺”，仁宗赐金卷，有《大正义》藏经一部。素有“东南首剎”之称。 

国安寺：在龙湾区瑶溪皇岙。始建于唐朝乾符年间，宋朝元祐五年（公元1090年），在寺旁建石塔一座，六角九层楼阁式，有大、小浮雕佛千余尊，故俗称之为：千佛塔。 沐萧寺：在乐清乐成萧台山。始建于明朝嘉靖年间，公元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八年重修，建宝塔一座，并建：子晋桥、沐萧池、“六枫秋艳”诸景。 

法华寺：在乐清南岳平盆山。始建于唐，昭宗赐额，鸿莒法师主事，僧严持戒律，甚精《法华经》，故名：法华寺。 聖寿禅寺：俗称之：仙岩寺，在瑞安仙岩。始建于唐贞观年间，宋朝大中祥元年（公元1008年）重建，三年敕额“聖寿禅寺”，有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观音阁、千佛阁，寺处浙南最大丛林之地，占地24600平方米。 本寂寺：在瑞安城郊河埭桥。始建于唐，垂拱四年（公元六八八年），武宗灭佛时，无斁法师避居山庙，入定十余年，至藤萝绕周身，故世称藤萝尊者。乾符六年，赐：本寂寺。 

宝坛讲寺：在瑞安岑岐。始建于宋元祐年间，民国初重修，旁有“翠阴洞”名胜。 景福禅寺：在瑞安大南聖井山，始建于唐末。相传，天祐年间，朱温避难到寺，受住僧款待，称帝后，敕：景福寺，拨田千亩供奉。到南宋，建丛林九进，寺宇雄伟，僧众九百，香火鼎盛。 

东林寺：在平阳昆阳凤山。始建于唐咸通年间，原为小尼庵，俗名：半山庵。明代为半山庵派祖庭。 

碧泉寺：又名：岩庵。在平阳钱仓，始建于唐，旁有清泉故名之。明，清年间为岩庵派祖庭。松柏榕杉千亩，古寺重光，万木簇拥，亦是佳胜。 

法云寺:在苍南玉苍山之巅。始建于宋咸淳年间，素有“平邑第一丛林”之称。明、清年间为玉苍派祖庭。尚存有：钟、井、缸、精雕石柱、“皇朝寿山”摩崖等古迹。今已辟为森林公园。 

瑞岩寺：在苍南鲸头燕子山。始建于唐咸通年间，宋朝，景蒙法师曾主法席。 净慧寺：又名：七甲寺，在文成大峃岚岩。始建于唐朝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宋朝端拱、大中祥年间重建，规模宏大，遗碑刻、石柱、石磉等物，有双龙嬉珠等奇景。 崇教禅寺：在泰顺二鬼卢梨村。始建于五代十国后唐同光三年（公元925年），山门牌楼镌“庐峰古剎”。珍藏《宋版碛砂藏径》一部。 

崇化寺：在泰顺雅阳末安。始建于宋建隆二年（公元961年），巍峨群峰，有龙蹯虎踞之胜，寺枕崖而建，如置尘外之势。 

宝林寺：相传，有白鹤巢其间，又名：白巢寺。在泰顺雅阳白巢，始建于宋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三殿一阁，古钟清朗宏亮，古碑书法秀逸，古塔珍藏舍利，附近有氡泉、瀑布，为一方之胜观。 明三寺：又名：明三堂，在泰顺西暘王家垟。始建于元朝，三殿一堂呈口字形。后经重修，成四合院式，有山林、茶园、水田1600余亩，农、禅并举，甚为典例。

[3]温州信仰佛教宗派的概况 

一、禅宗：禅宗是在六世纪由印度达摩传来，单传心印，不立文字，称为“教外别传”，但达摩也有《楞伽经》传于二祖慧可作于印心的准绳。弘忍、慧能又教人诵持《金刚经》，后更有《六祖坛经》的许多“语录”，故说禅宗也有经典的依据。温州在唐、宋朝代禅宗已很兴盛，唐初（公元665年至713年），玄觉大师，在温州龙兴寺创禅宗道场，有《永嘉集》十卷、《证道歌》一卷、《永嘉法语》一卷，弘扬禅法，使温州成为江浙一带禅学中心。 元、明、清三个朝代，温州禅宗还是占重要地位。元代，著名禅师有：元琪、祖意、了万、鉴无碍、古林、铁关、猷禅师等，古林与铁关禅师均受元代皇帝敇赐法号。延佑年间，仁宗皇帝赐古林禅师为“佛性禅师。至元年间，顺帝赐铁关禅师为”妙觉真空大师。 清末至民囯以来，温州禅宗一蹶不振，日益衰落。 二、天台宗：天台宗是以《法华经》、《大智度论》、《中论》等为依据，以“五时八教”为总纲，以“一心三观”、“三谛圆融”为中心思想。因创始人智者大师住在天台山，故命为天台宗。天台山与温州相距不远，故天台宗在温州流传极为广泛。 

会昌年间，唐武宗下令灭佛，时温州天台宗经典受到严重的毁灭。 五代十国时代，吴越王钱弘俶，复兴佛教，创办螺溪道场，复兴天台宗，邀请温州开元寺僧义寂，主持法席。 

宋朝时代，温州天台宗占佛教优势地位。著名高僧有：瑞安处元法师、永嘉处谦法师、乐清觉秀法师、温州继忠法师、妙果寺以文昌法师为首，可见弘扬天台宗的高僧济济。 

元代，温州有高僧，省初法师，传宏天台教规，历任双峰、上天竺首座，后圭持平阳东林寺、温州开元寺，著书立说，宏传天台宗。 明朝时代，温州天台宗又出不少高僧，其中有：乐清罗汉寺正智法师、梅峰山玉泉寺受诏法师，西竺寺灵基法师，瑞安至刚法师深研天台法门，历主平阳东林寺、温州开元寺、江心寺道场，弘扬天台宗教规。温州伦法师阅《摩诃止观》自有省悟，结茅庐于雁湖峰顶，修持天台止观三十余年。 

清朝时代，温州倡弘天台宗法师渐渐希少，比较著名高僧有：正庵、晓柔等法师。有江心寺华山和尚、文成显本法师、大罗山白亮法师、宝坛讲寺叶均居士。 

民国时期，宝坛讲寺被日本飞机轰炸，僧人渙散，时已处于后继无人，天台宗在温州一落千丈。 

三、律宗：律宗是传持戒律为主的一个宗派。它的依据是《四分律》。戒有防非止恶的功能，所以无论何宗，都是以戒为基础。温州自唐会昌灭佛以后，律学书籍大都凐没，律宗很不景气。 后唐，有高僧鸿莒法师，到长安取经，获得《南山律》，回永嘉弘扬律宗。后汉，温州开元寺希觉法师前往天台西明寺，向律宗正统法宝律学高足弟子，慧则法师学习律宗，著有《集要记增晖录》二十卷，时浙江东、西盛行此录。 南宋庆元五年（公元1199年），日本律学沙门俊隽，悉知温州广德法师，严持戒律，学识渊愽，向其求学《七灭诤》。后日皇与幕府奉他为戒师，成为日本涌泉寺开山之祖。故温州律宗对日本律学起传法作用。自南宋之后，近千年来，温州佛教对律宗一派基本上未加重视。 清末民国初，僧尼戒律松驰，直至民国十年，律学弘一大师，来温驻锡庆福寺，专研律部，认为佛教衰落原因是戒律颓废，僧无徳行所致；欲振兴佛门，须以戒为师，故用四年时间，写成《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作为振兴律宗的起步。弘一大师驻锡庆福寺后，拜寂山和尚为依止师，他是近代律宗著名大师。 

四、密宗：密宗传入温州可能与佛经同时，无论那部佛经都夹杂着密咒的持诵，在《瑜珈焰口》、《蒙山施食仪规》内，更有密咒的手印与观相，可见密宗传入温州历史悠久。但温州佛教在历史中都寻不到专修密宗的僧尼。 

五、净土宗：净土宗是依《无量寿经》、《佛说阿弥陀经》为宗旨，形成宗派，以观佛、念佛法门，得生极乐世畀。净土行人，只要信、愿、行具足，只此一生便可往生净土。净土宗由于简单易行，深为信众接受，故而在温州得到特别广泛的流传。鹿城有寂山、显道、李德生、吴高理、徐耀武、适吾、翁贵生等僧伽，平阳有西震、叶成树、志恒；苍南有微妙、了了；瑞安有柔和、东福、文宝；文成有显本、了云；大罗山有唯田、唯根、昌慧；泰顺有深日、昌定、融明、谢景梦；永嘉有东良、东来等等僧伽。由于各地僧伽竭力提倡净土，阿弥陀佛名号深入民心，家喻户晓，妇幼皆知。所谓家家弥陀，户户观音，净土宗成为塭州佛教人数最多，力量最強的宗派。仍至当今，更现鼎盛。 

[4]温州道教与道派历史概况略析 

温州道教源远流长。据《史记》记载，西汉初，温州的东瓯王驺摇，酷信鬼神。历史上温州道教的广泛、传播之昌盛与之有着直接的关系。三国朝吴时代，自道教徒在永嘉大箬岩劈石室以来，温州的道教也曾历经兴废交替。清末至民国时期，温州市区有道觀：85座，永嘉32座，乐清18座，瑞安102座，平阳21座，泰顺2座。公元2000年，温州各地已达到848座。 

东晋朝代，著名道士葛洪，曾到永嘉东蒙山、平阳昆阳东山炼丹；孙恩，世奉“五斗米道”，举义旗后波及温州，逐有道教徒加入义军，更推动温州道教的发展。 南朝，著名道士“山中宰相”陶洪景，先后居永嘉大箬岩、青嶂山、瑞安陶山，著《真诰》和《本草经集注》七卷，并采药为民治病。 

唐、宋朝时代，温州道教相当盛极，宫洞、道觀众多，道教名流相继辈出。据道书记载，道教所称的“洞天福地”，温州被拥称的就有五、六处之多。 

至元朝，南、北天师道与上清、灵宝、清微等道派逐渐合流，归并以“符箓”为主的正一派。其时，在温州道派有：茅盈之清微派、许逊真君之净明派、张天师之龙虎山派、玄武派、神宵派、闾山派、三奶派等。 

元朝以前，在温州的道派有：金丹派、紫阳派；到元朝时，紫阳派和龙门派等，分别又称为：全真道之南宗和北宗。龙门派，于元延祐年间，自黄岩委羽山传入；明、清朝代至民国时期，在温州道脉渐盛。 

此时，温州的宫洞、道觀除市区的应道觀、紫宵觀、玄真觀（巽山斗姥阁）属紫阳派外，其余大多属龙门派。温州道教逐正式分为：正一道、全真道两大道派。 

一、全真道：又称：全真派。创始人，王重阳。道义认为“识心见性”，即为全真。主张：道教、释教（佛教）、儒教，三教合一。不尙符箓，不事烧炼，提倡全神炼气，出家修真，不娶妻室，不茹荤腥，生活主要是：习经、清修、炼养。男性为道人，称乾道；女性为道姑，称坤道。全真道有：南、北宗之分。支派有：龙门、华山、蓬莱、金山、金辉、尹喜、真武、玄武、请静等派别。 

二、正一道：又称：正一派，原身为“五斗米道”。东汉朝顺帝时期，为张陵所创，到元朝初，已传至三十六代后裔张宗演，被忽必烈封为：“汉天师”、“辅囯天师”。至元朝成宗诏见其第三十八代天师张与村，授“正一教主”、“主领三山（龙虎山、茅山、阁皂山）符箓”。此后，凡是道教的符箓各派统称“正一道”。正一道“专侍符箓，祈雨驱鬼”，主要从事符箓斋醮，为人祈福消灾、保阳生、度亡灵。道士生活和俗人一样，食酒肉、娶妻室、生子女、其道觀系父子相袭。俗对其称呼为：师公或经友先生。正一派支派也较多，有：茅君派、净明派、清微派、武当派等。 

[5]温州主要道觀洞宫简介 

紫霄觀：在雪山北麓，始建于元朝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于公元1981年经陈崇杰等众居士筹划，移至瓯海景山净水谷，进行重建，占地2000平方米，为二进二轩。大殿中奉三清，副祀黄石公，两侧各一亭，亭下泉水清澈甘洌。 玉清觀：在瓯海潘桥丁岙。始建于唐，昭宗赐额“玉清觀”，有上、下二觀，今只尚存上观。 

大箬岩：在永嘉大箬岩镇。为温州道教历史上最早的道观，原始于三国朝吴时，道教徒在石岩上劈建的石室。洞纵横各八十米，高六十米。相传陶弘景曾隐居洞中编篡《真诰》，故称之为：陶公洞、真诰岩。唐建：集真观，元建：广褔宫，旁建有胡公庙。道书记载称之为：“天下第十二福地”。 

天然道观：在永嘉乌牛东蒙山，又名：乌牛簒。东晋著名道士葛洪来温州就在此炼丹。清末至今，龙门派弟子曾几度重整，劈小方岩、餐霞洞、长生洞、丹台、青牛坞、紫云亭，使之景观风貌仍存。 

紫芝道观：在乐清乐成东皋山下。始建于宋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清时，扩建为四进大道场院。于公元一九八一年，移至凤凰山重建。 

玉甑观：在乐清白石玉虹洞。始建于宋，至道元年（公元九九五年），大吕祥筹符六年（1012年），赐“白石院”，宣和元年（公元一一一九年），改赐“集真”。有藏真坞、升仙坛等遗迹。于公元一九八六年重修。 纯仙道观：又名：杨八洞，盖竹道堂，在乐淸盖竹山。奉三清、吕纯阳。周边有狮岩、龟岩、透天洞、通海洞等景观。于公元一九八六年重建。 

北斗洞：在乐清北雁荡山。始建于清朝光绪元年，有灵霄殿四重、有八仙楼、海会楼、集贤阁。 

聖井山石殿：又名：许真君庙，在瑞安大南圣井山巅。始建于宋景定元年（公元1260年），系木结构。明、清间，全部构件均用石料打制和雕刻而成，中有一井，井洌不竭，而得名。祀奉许逊真君。 

东岳观：在瑞安梅头。始建于宋咸淳二年（公元一二六六年）。今观系民国十二年重建，二进五间二廊，旁建太清阁、斗姥阁。祀奉东岳大帝。 天庆观：在瑞安桐溪太平山。始建于宋，明、清年间扩建，公元一九八五年重修，周边环境幽绝。 

仙姑洞：俗称之为：西洞，在平阳南雁荡山。宋，崇宁年间，朱媛在此修道。有：玉皇楼、仙姑殿、东西楼、怡心院、拓云亭等。 东岳观：原名：宋志观，在平阳昆阳坡南。始建于宋治平丙午年（公元1066年），宝殿宏伟。宋，熙宁，戊申年间（公元1068年），赐额“聖寿”。南宋绍兴年间，改名：广福宫。光绪五年易名：东岳观。 

玉虚道观：又名：燕窠洞。在苍南荪湖山，有五洞十石之奇。北宋初林仁药，弃官隐此修道。公元一九七五年，重整山洞，建观。 

妙峰道观：原名：观音洞，在苍南金乡珠明山观音洞。元朝，至正元年（公元1314年），陈雪苍因进士不第建观音洞隐修。明、清年间，续建。公元一九八八年改今名。 应道观：原名：安祖庙。在洞头北沙双垄村，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三进三间石木结构。嘉庆年间，将温州应道观香火分脉安位，逐改今名。 玄武殿：在洞头中仑。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二进五间两廊及戏台，祀玄武（真武大帝）。 

千百年来，由于灾害频仍，年久失修，一批古老的宫、觀先后消失。 如：华盖洞天、飞霞洞（有温州鼓词：双仙斗为据）、真华观、元妙观、资福道院、容成太玉洞天、玄真观等均已堙灭。 

曾称为：天下第三福地的乐清仙磻山、天下第六福地的文成南田山、天下第二十八福地的瑞安陶山、天下第二十九福地的仙岩三皇井亦均无存。 

[6]历史上温州的天主教概况略析 

天主教：在历史上，曾两度传入温州，均受挫而止。 

元朝年代，景教与天主教传入，史称“也里可温”（蒙古语，意为：有福缘的人）。据《元史.典章》三十三卷记载：大徳八年（公元一三0四年），江浙行省准中书省咨，礼部呈奉省判集贤院呈，江南诸路道教所呈，温州路有“也里可温”，创立掌教司衙门，招收民户，充本教房计（籍），与佛、道教分争教徒。元亡后，“也里可温”亦渐消失。 明末清初，多明我黎玉范（西班牙籍）等传教士，从福建福安来永嘉、瑞安、平阳等地传教。后因“中国礼仪之争”，而再度中断。 

清朝道光二十六年（公元一八四六年），法国遣使会传教士以宁波为主教驻地，在浙江开展传教活动。公元一八六九年，乐清陈希林、陈茂庆到黄岩栅桥天主堂领洗信教；公元一八七四年十一月，该堂中国籍马宗良神甫访温州，为祖籍福建的三十来位老教徒在温州花柳塘巷设立活动点。从此，温州天主教教务隶属于宁波教区；公元一八八0年十二月，温州成立本堂区；一九0三年升格为总本堂区。此后，平阳于一九一一年，永强于一九二0年，虹桥、枫林于一九二八年，瑞安于一九三0年，钱库、坎门于一九三二年，蒲门于一九四一年，先后成立本堂区。公元一九四九年六月，温州天主教脱离宁波教区，自成教区。初名为：永嘉教区，不久改为温州教区。主教由宁波主教戴安德（法籍）兼任，副教主为：苏希达。 公元一九四八年十月和一九四九年五月，天津望海楼教堂法籍传教士司仪芳两次来温州，在董若望医院，进行反对共产党活动，妄图破坏人民解放事业；一九五二年九月，与该医院大姆姆葛良贞（意籍）同时被驱逐出境。 

公元一九四九年九月八日，市区周宅祠巷教堂组织“聖母军”支会，随后，永强、平阳、钱库等本堂区亦建立支会。一九五0年又设温州区会，并向“爱尔兰总部”备案。敌视各项政治运动。一九五一年十二月，被人民政府依法予以取缔。 

公元一九五二年一月四日，潘嘉禄、吴钦华等三十二人发起，响应四川广元天主教徒《自立革新宣言》，发表《温州市天主教革新宣言》，倡导发扬自治精神，实行经济自养，贯彻自传原则。三月十二日成立温州天主教革新委员会。一九五八年六月一日召开温州天主教第一届代表会议，建立了天主教爱国会，主任：陈达夫；同月四日，方志刚被选为主教，成为温州教区首任正权主教。公元一九九九年，天主教温州教区召开第二届換届选举会议，蔡叔毅当选温州天主教爱国会主任。 

公元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温州各地出现首批天主教徒，有来自祖籍福建的老教徒，有乐清里岙、永嘉茶坑等地的新教徒，有永嘉、瑞安等地的一批“无为教”信徒者。一九四九年统计，温州地区有信徒：32730人，玉环757人，青田温溪628人；到一九九九年统计，天主教信徒已发展到98397人。 

历史上，于公元一八八七年十二月，在温州才始有外国传教士。一九三四年以前，以法国传教士为主，后由波兰传教士接替。一九四六年七月最后一批外国传教士离温。七十年来，来温的外国传教士共二十四人，其中法籍九人，波兰籍十二人，意籍二人，荷籍一人。 

[7]温州历史上主要教堂简介 

天主教历史上在温州的教堂：公元一八七一年在乐清里岙建立全市第一个祈祷所，一八七六年在周宅祠巷设堂，后成为温州总堂。到一九四九年温州地区有教堂、会所142座，到一九九九年有教堂146座，聚会点29处。主要教堂如下： 周宅祠巷天主堂：又称：温州天主堂。于一八七七年购房设堂，一八八四年十月，中法战争时被民众烧毁，一八九0年重建。大堂建筑面积698平方米，成为温州第一座“哥特式”教堂。东有中西合壁的神甫楼和办公、生活用房，占地面积：8，855亩，总建筑面积为：3300平方米。南为仁慈堂（女堂）占地9，7935亩，有楼房30间，平房47间。 永強天主教堂：于一九一一年购房设堂，大堂和神甫楼建于一九二六年，后又添建生活用房，占地十一亩，建筑面积3200平方米。 枫林天主堂：在永嘉枫林镇二村，始建于一九0二年，一九二0年改建，大堂于一九四一年扩建，旁有神甫楼和生活用房40余间，占地面积1800平方米。 虹桥天主堂：在乐清虹桥镇，始建于一九0九年，三进，前为书院、小学，中为生活用房，后为大堂。一九五八年改为他用，一九八九年移至湾底地段重建。 

瑞安城关天主堂：原在丰湖街，于一九八八年移至于万松路重建，占地面积11800平方米，有大堂一座，生活用房十三间。 

昆阳天主堂：在平阳昆阳西坑，一八九三年购房作堂，一九二0年建大堂，一九二四年建导善堂，占地12，65亩，建筑面积3071，5平方米。 

钱库天主堂：在苍南钱库镇，始建于一九一七年，建有神甫楼和生活用房三十余间。二000年因城建建设而迁建。 

[8]温州历史上基督教概况略析 

历史上温州信仰基督教教派有：内地会、循道公会、耶稣教自立会、温州中华基督教自立会、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浙南分会、基督徒聚会处（又称：兄弟会、地方教会）、交通会、祈祷山、呼喊派。 

一、内地会：于公元一八六七年七月，由英国传教士曹雅直，自宁波来温州传教而传入，一八七七年设堂于市区花园巷，称：內地会，为基督教传入溫州最早的一个教派。后渐扩大到永嘉、乐清、瑞安、平阳、泰顺。“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后，教徒要求自办教会，于一九二七年改名为：中华基督教自治内地会。到一九四九年，内地会在温州建有城区、西区、永乐、永瑞、瑞文、平泰六个区联会，有分堂134座。 二、循道公会：于一八七七年十月，由英国传教士李华庆来温州传教传入，翌年三月在城西街嘉会里巷购房设堂，称：偕我会。一九一一年改为：聖道公会，一九三四年又改称：循道公会。先后建立城厢、永嘉楠溪（枫林）、永嘉西内（碧莲）、永嘉西外（西溪）、江北、上戍、乐清西（柳市）、乐清东（虹桥）瑞安、平阳十个联区，到一九四九年有分堂115座，栈房120处。 

三、耶稣教自立会：（分温属总会、平阳分总会），一九0七年平阳林湄川、黄里中等响应上海“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号召，从内地会和循道公会中分裂出来，开展自立运动，至一九一0年春，堂、点发展到40处，正式成立平阳耶稣教自立会。一九一二年，梁景山、谢楚廷等亦在府城施水寮建立中国耶稣教自立会温属分会，一九一四年七月建首座教堂于乘凉桥。一九二0年，经中国耶稣自立会全国代表会议后，同意成立分别建立温州、平阳分总会。平阳分总会称：浙闽分总会，温州分总会称：温属总会，一九四一年迁址至三牌坊教堂。 

四、温州中华基督教自立会：在“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推动下，国籍牧师尤树勋等毅然决定脱离由外国传教士控制的“聖道公会”，与一批教徒一起进行自立。于一九二五年七月在沧河巷建立中华基督教自立会。活动范围渐及永嘉、乐清、瑞安、青田、玉环。至一九四九年，在温州建有五个联区，121座分堂。 

五、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浙南区会：一九一六年，上海的曾路得、熊湘元来温州宣讲安息日道理，并在五马街建立活动点。后又遣：支访坚、邬天恩来温州传道，活动点迁至甜井巷，后移沧河巷。一九一八年夏，华东教区联合会会长：韩尚理（美籍）来温州筹建安息会浙南分会，翌年春在南塘街成立，会长为美国传教士：韦更生。一九二四年建总堂于：头梳脑。至一九四九年，设有永嘉、乐清、瑞安、平泰四个区分会，53座教堂。53处堂点，主要分布在温州、瑞安、苍南，“守安息日”，区别于其它教派的是“星期六”之特点。 六、基督教聚会处：又称：兄弟会、地方教会。一九二九年平阳桥敦：王禹亭、张悟生等人在石丁步头建立聚会处。翌年春，温州：潘活灵、章高来等先后在珠冠巷、大厅巷、仓坦前进行聚会活动，一九四三年在西城下购房建堂。一九四九年发展到有活动场所111处。至今已发展到有堂点360多处。地方教会自称无上下组织隶属，以地名为名，无论大小均一律平等，故称之为：兄弟会。在教会里，不设牧师、教师等聖职人员，只有信徒、同工、长老称谓，他们只负责聚会时的整领兼办理一些事务性工作。 

七、交通会：交通会来自于20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其活动范围只在乐清的翁详、黄华、白象、柳市、虹桥、天成、乐城等地。一般都处在地下秘密活动的基督教分派组织。到八十年代，交通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自愿加入了"三自"组织，服从政府领导和管理。另一种却不服从政府领导和管理，不参加“三自”组织，与“三自”組织抗衡，属于无组织的自由派。堂点有80余处，信众约四万余人。 八、祈祷山：系部分基督教反对“三自爱国组织“，不接受政府领导和管理。其活动范围只在永嘉的桥头、阳岙、桥下、西溪、岩头、枫林、昆阳、翼宅等地。宗教活动中喜欢召开所谓：“灵感奋兴会”、“守望祷告”活动，其话动大都选择在农村或偏僻的地方搞宗教狂热，有扰乱正常宗教秩序趋向。 

九、邪派组织呼喊派：该派的策源之地是在苍南龙港镇新美洲村，政府于八三年、八七年、九一年、九六年、九九年先后五次对其进行打击与专项整治，其活动有所收敛，信徒人数有所减少。其活动范围主要分布在鹿城、苍南、平阳、瑞安、乐清、文成，该教为逃避政府对其的打击，除个别不定时在教堂活动外，大部分以“小排”为单位进行活动（10人至20人信徒为一排），无固定聚会点。近几年，其内部也发生分岐，分成两派，一派仍不参加“三自”组织，不与政府接触；另一派不参加“三自”组织，但同意接受政府领导和管理，要求政府给予场所登记。 自新中国成立后，内地会、循道公会、基督教自立会、耶稣教自立会都取消各派名称，统一实行联合礼拜。 

历史上温州基督教堂概况简介 

温州自一八七七年于花园巷建教堂后，城乡各地教堂渐增，至一九二0年有321座。到二000年达到1271座，其中：温州，市、区有222座，苍南151座，永嘉299座，洞头13座，文成22座，乐清154座，瑞安199座，平阳127座，泰顺84座。主要教堂有： 

城西基督教堂：一八七八年购房设堂，一八八四年被焚，一八九八年重建，分前、后两堂，占地2，37亩。原为循道公会总堂。 

花园巷基督教堂：始建于一八七七年，为温州首座基督教堂。一八八四年十月被焚，于次年重建。 虹桥基督教堂：始建于一八九0年，占地面积2，1亩。属温州地区首座“哥特式”教堂，附建楼房十多间。 

瑞安衙后教堂：始建于一八九六年，占地面积1，29亩，建有附属栈房15间。 昆阳基督教堂：在平阳昆阳，原在莲池巷，于一九九0年移至教场山脚，占地面积2，1亩，建各种用房20余间，建筑面积840平方米。 

鳌江永平堂：始建于一九一0年，占地4，8亩，建筑面积2000多平方米，有大堂和生活用房十多间。 

苍南永灵堂：原在灵溪凤山街，始建于一九00年。一九九七年，迁址灵溪镇求知路堹建，占地面积4，005亩，建附属用房177平方米，总建筑面积3560平方米。 

苍南永生堂：原设建于灵溪镇老街和渡龙的两个教堂，于一九九五年合并，建于灵溪五街，占地面积4，344亩，建附属用房704平方米，总建筑面积2250平方米。

谢选骏指出：人说温州是“中国的耶路撒冷”；我看温州是一个通商口岸，具有海洋文明的特征，所以成为基督教入华的基地。因此尽管温州屡遭摧残，依然不失为“中国的耶路撒冷”。

【81、为何中国的精英越来越少、社会野蛮化程度日益加深】

《动物也会像人类一样有创伤后遗症吗？》（Sharon Levy BBC 2021年10月17日）报道：

北美洲的雪鞋兔行为和大脑的化学变化与人类的创伤后遗症（PTSD）相似——每隔数年，加拿大育空地区的雪鞋兔数量就会达到顶峰。随着这种野兔数量的增加，其捕食者山猫和土狼的数量也会上升。接着雪鞋兔的数量会急剧下降，其天敌的数量也随之减少。

这种生态往复循环现象在生态学界非常有名，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科学家已着手研究了100年。

近年，科学研究人员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雪鞋兔数量从顶峰下落，原因不仅是天敌的大量捕食。另一个因素是，生活在强敌环伺的长期压力下会导致雪鞋兔的母兔减少进食，因而生产的兔崽也会减少。

遭到天敌反复的捕食追逐后造成的生存创伤会引发这种野兔大脑化学物质的持久变化，这种变化与受过创伤的人类大脑相似。即使捕食的天敌已绝迹，脑部化学物质的变化仍使得雪鞋兔的生殖率无法维持正常水平。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的行为生态学家丽安娜·赞勒特（Liana Zanette）和迈克·克林其（Michael Clinchy）指出，有创伤后遗症的不仅仅是雪鞋兔这种动物。赞勒特和克林其是夫妇，他们大学本科读的是心理学，现在专门研究他们称之为“恐惧生态学”的科研题目。

所谓恐惧生态学是将野生动物的恐惧行为生态与人类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相结合进行研究。他们发现，天敌捕食给野生哺乳动物和鸣禽造成的恐惧会使这些物种生产和养育的后代减少。受到惊吓的田鼠和北美歌雀的后代，就像饱受紧张之害的雪鞋兔后代一样，很难活到成年及成功繁殖下一代。

上述发现为已有的众多证据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明，说明可怕的经历会对野生动物产生持久的影响；具有令人不安的闪回记忆、以高度警惕和焦虑等特性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是生命面对危险所作出的一种相当古老并且是由进化而来的反应。有关创伤后遗症的本质，以及这种精神创伤是哺乳动物、鸟类和其他生物共有的进化反应还是人类独有的特性，这个题目在科学界有广泛的争论，这对科学家夫妇的研究证实集中在这一领域。

对恐惧生态学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在此之前，科学家们认为捕食动物攻击某个猎物，如果这个猎物能逃过一命，事过境迁，只会有短暂的影响。例如一只野兔逃脱北美土狼的攻击，或者一只斑马逃离狮爪的抓捕后，会生活如旧。

但恐惧生态学的研究表明，被猎食者捕杀的恐惧可以改变从鱼类到大象等野生动物的长期行为和生理反应。

赞勒特说，“恐惧是所有动物为了避免被捕食者猎杀所作反应，对动物生存有巨大好处，因为能让动物活到繁殖后代的一天。但这是有代价的。”

恐惧的理由显而易见。最近的研究发现，在非洲塞伦盖蒂（Serengeti）大草原，32%的成年母长颈鹿有狮子攻击留下的伤疤，欧洲北海南部的海港鼠25%有灰海豹的抓痕和咬痕，非洲水域中四分之三的蝠鲼身上有多个鲨鱼咬噬的伤口。这些逃脱猎杀的幸存动物除了身体上的伤疤，可能还会留下恐怖的记忆。

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的种群生态学家鲁迪·布恩斯特拉（Rudy Boonstra）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在研究极端压力对加拿大育空地区雪鞋兔和其他小型哺乳动物的影响。布恩斯特拉的研究是受到自己的家族史的启发。他出生在荷兰，母亲和许多荷兰人一样，在二战期间经历了严酷的压力。他说，“这可能影响了她的子女。这种压力感是影响我们生理的一个因素，总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布恩斯特拉知道，在雪鞋兔数量升降周期的衰退期，绝大多数的雪鞋兔都难逃被捕食的结局。但还不仅止于此。布恩斯特拉的学生迈克尔·谢瑞佛（Michael Sheriff ）在雪鞋兔数量周期的上升和下降阶段检查了活捉的雪鞋兔的粪便，发现母兔体内的压力荷尔蒙皮质醇水平会随捕食者数量多少而波动，在捕食者数量最多的时候会达到峰值。

研究人员发现，那些压力很大的母兔所产兔崽数量较少，兔崽的个头也会较小。应激激素水平升高也会从母兔传递给所产的雌性兔崽，从而减缓了雪鞋兔的繁殖速度，即使其捕食者已经绝迹。而且，即使野兔不虞植物的匮乏，也会如此。所以这可以解释为何在布恩斯特拉的研究地，雪鞋兔的掠食者几乎全部消失后，其数量在三到五年内仍然很低。

应激生理学的早期先驱关注的是人类问题，并认为应激反应是一种病态，但对这一观点布恩斯特拉开始持不同看法。

他认为，雪鞋兔的应激反应是一种对生存的适应，使这种野兔力所能及地适应最恶劣的环境。在许多捕食者虎视眈眈的压力下，雪鞋兔会花较多的时间躲藏天敌，因此花在觅食的时间要少一些，所以后代数量会减少，但这也因此得以让较多的成年雪鞋兔存活下来，以利循环周期再次开始时重新繁衍种群。

野生动物受创伤后的一些最显著影响已在非洲大象身上观察到。由于偷猎、合法捕杀和栖息地的丧失，非洲大象数量急剧下降。未受到干扰的大象生活在由母象统治的大家庭中，雄象到了青春期才离开象群。今天，许多幸存下来的大象曾亲眼目睹母亲和雌性长辈如何被人类屠杀。

幼年受到的创伤，加上缺乏安稳的家庭（大象家庭通常由年长大象主持大局），使得这些大象孤儿进入青春期时会变得非常狂野。

威尔士班戈大学（Bangor University）研究非洲象的行为生态学家格雷姆·香农（Graeme Shannon）指出，“我们在人类和大象身上看到了相似之处。”幼年时的创伤和缺乏稳定的家庭是人类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主要原因。香农指出，在经历过创伤的幼象中，“观察它们长大成年的过程，我们看到其发育和行为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说，大象在经历了一次可怕的经历后，可以保持高度警惕好几年，并会以高度的攻击性作出反应。

香农和他的同事在南非的彭古拉野生动物保护区（Pongola Game Reserve）跟踪一群大象时，亲身体验到了这一点。

研究人员让他们的车与象群之间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但在汽车转弯时，领头的母象布加（Buga）挡住了车子前面的路。司机立即关掉了引擎，通常这会让大象平静下来。但是布加却开始攻击汽车。香农回忆当时的一幕说，“接下来我们知道的是，我们的车被掀翻，然后我们开始狂奔逃命。”他怀疑布加的极端反应与这头母象六年前被人捕获并被转移时所受到的创伤有关。

人类对危险、伤害和损失的反应很可能是与动物同一套进化反应的一部分。大量的证据表明，老鼠、人类的大脑--事实上，所有的哺乳动物、鸟类、鱼类，甚至包括某些无脊椎动物的大脑--基本结构都是相同的，而且对恐惧或快乐的反应也相同。

发出恐惧信号并保存可怕事件记忆的大脑神经网络位于大脑的杏仁体区域，这种结构在前脑膨大的原始人出现很久之前就已经进化产生。

当代大多数患有创伤后遗症的人是因为经历战争、犯罪袭击或车祸而精神受创。但创伤的侵入性记忆，长期的过度警觉等症状会消耗身体的防御系统，导致身体罹患疾病。正是这些来自古老的大脑神经网络的应激反应，也让雪鞋兔时刻提防饥饿的猞猁，或长颈鹿保持警醒戒备狮子的袭击。

大脑杏仁体产生情绪记忆，并与海马体有重要联系。后者能形成日常事件的有意识记忆，并将记忆存储在大脑的不同区域。杏仁体受损的人或动物会失去恐惧记忆的感觉，因此危险来临不知逃避。

脑成像研究表明，创伤后遗症患者的海马体体积较小，这是新神经元生长，即所谓“神经发生”（neurogenesis）受损的标志。“神经发生”对人和动物遗忘记忆或者是保持适当记忆起到关键作用。当神经发生这个过程被抑制时，创伤的记忆就会铭刻在脑海里无法忘怀。这就是为什么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在到达安全地带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仍会被对痛苦经历的生动记忆困扰不已。

同样，对捕食者的恐惧也抑制了实验室老鼠的神经发生。赞勒特和克林其夫妇的研究证明，同样的模式也适用于生活在原生栖息地的野生动物。

这对科学家夫妇首先在森林里播放鹰的叫声，随后发现听到叫声的正在筑巢的雌性北美歌雀，所诞生的后代数量比没有听到叫声的同类少了40%。在后来的实验中，他们证明了褐头燕八哥和黑顶山雀在听到捕食者的叫声整整一周后由于恐惧而表现出持久的神经化学变化。燕八哥的杏仁体和海马体分泌的双皮质激素的水平会降低，而双皮质激素是新神经元诞生的标志。

同样的模式也出现在野生老鼠和受到捕食者高度威胁的鱼类身上。这些神经化学信号与啮齿类动物的创伤后遗症模型中的信号相似。研究人员长期用啮齿动物作实验，以研究认识人类的创伤后压力综合症。

尽管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种类广泛的动物都有经历过极端压力的长期影响，但仍有许多心理学家认为创伤后应激障碍是人类独有的精神问题。南佛罗里达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 Florida）的神经生物学家大卫·戴蒙德（David Diamond）说，创伤后遗症是根据人类的反应来定义的，“迄今没有生物学上的测量，即是说无法通过血液测试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这是一种心理疾病，所以我称之为人类精神障碍。而老鼠是无法向人讲述它的感受的。”

但现在一些研究人员对这种唯人类有创伤后遗症的观点不予苟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rizona State University）的进化人类学家莎拉·马修（Sarah Mathew）说，“人类和其他哺乳动物有很多共同之处。”这包括了解和应对危险，警惕出现危及生命的情况。

马修认为创伤后应激障碍有很深的进化根源，一些症状是由适应危险而引起的，比如精神的高度戒备状态，这使得包括人类在内的许多物种的个体能够管理应对危险。

这种进化观点开始改变人们的想法。赞勒特和克林其夫妇曾组织多场讨论恐惧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生态学的会议，与会者有生态学家、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克林其回忆说，“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学家把创伤后应激障碍称为病态反应，但我们认为这是一种恰当的适应行为，是在特定的环境下表现出这些极端的反应，因为这会增加当事者的存活率。”

对此，戴蒙德最终表示同意。他说，创伤后遗症患者的大脑“不是受损或功能失调的大脑，而是受到过度保护的大脑”。

戴蒙德补充说，“大家说的是一个经过致命袭击后幸存下来的人。因此，过度警惕、无法入睡、持续不断的噩梦会让人重温经历的创伤，这只是一部分适应性反应出错。”

赞勒特说，“通常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被看成是见不得人的羞耻事，患者会讳疾忌医，不寻求治疗。但要是患者能理解他们的症状是完全正常的，是进化出来的功能，这可能会减轻一些耻辱感，从而会去寻求治疗。”

*本文原刊登于在线学术刊物《Knowable Magazine》，按照知识共享许可协议（Creative Commons licence）重新发表。

谢选骏指出：上文只知，“当代大多数患有创伤后遗症的人是因为经历战争、犯罪袭击或车祸而精神受创。”——却不懂大多数中国患者却是因为政治迫害而精神受创。历次政治运动的残酷迫害，造成了“创伤的侵入性记忆，长期的过度警觉等症状会消耗身体的防御系统，导致身体罹患疾病”——致使中国的社会精英越来越少。为何这会导致中国的社会精英越来越少？因为野蛮化暴力革命的矛头大多对准了社会精英，受伤的社会精英遭到大量消灭，硕果仅存的也吓破了胆，再也生不出孩子来了，最终中国社会精英成为凤毛麟角，中国社会的野蛮化程度日益加深了。

【82、文革也是中国人民的选择】

《为什么你的朋友圈，正变得越发千篇一律》（2021-07-10 海边的西塞罗）报道：

越来越多的人，正陷入一种“喧嚣的沉默”当中。

我非常喜欢的作家王小波先生，曾经在他的杂文里写过一件趣事。

他说法国19世纪有一段时间，两个农村姑娘打照面，都要先说上一句“天主是值得赞美的”。王小波先生说，法国村姑们这样说，并不是因为她们有多么笃信宗教，而是为了体现自己是读过书，有思想的。所以，这话不能拿来衡量天主教在当时法国的普及率——说话的两位姑娘并不是在谈论信仰，而只是在互发“身份确认”。

其实王小波先生写的这个现象，还有一层成因他没有点透：法国自18世纪大革命以来，历次的革命、运动、战争已经把法国底层社会斗疲了、也斗怕了，基层社会中其他信息符号都已失效，唯独剩下这句“天主是值得赞美的”，至少在波旁复辟时代是既安全、又能彰显身份、还正确无比的，于是村姑们只能这样打招呼了。

这个故事能引发我们的很多思考：我们通常认为，交流是为了传递信息和思想。但事实上，人类演化出复杂语言系统的主要目的，可能压根不是为了传递信息。

我曾看过一本人类学的书，说太平洋上有某个小岛，在这个原始社会中，不相识的岛民们一旦见面，就会拼命的聊天，交换的却都是一些对彼此并无意义的信息。

人类学家用了好长时间，才弄明白了他们这样做的意义所在：

原来岛上长时间存在着人相食的传统，却同时有着不吃熟人的规矩，于是陌生人彼此见面，第一时间就必须拼命地交流，能传达多少信息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让彼此之间尽快熟络起来，这样才能互相建立“安全声明”，不至于兵戈相向。而为了不再聊天中节外生枝、产生矛盾，他们说的都是一些很没观点、没营养的废话。

原来，我们彼此说这么多，只是为了不互相吃掉。

这个案例可能会解释人类语言进化史的一个难解之谜——原始社会传递的那些信息，原本只需要一些很简单的单词就好，人类为什么会进化出那么复杂的语言系统呢？可能只是为了互相建立信任，说白了就是套近乎，以便不彼此相食。

是的，正如飞禽走兽用皮毛给自己施加一层“保护色”，人类的语言的主要作用不是交流信息，而是为了求生做出的伪装，语言就是人类的“皮毛”，是人类的“保护色”。

明了了语言的初衷，我们就能想清楚很多事情。

王小波先生的那本杂文集，名叫《沉默的大多数》。

但请你仔细观察一下当下的生活，会发现如今大多数人似乎并不沉默。相反，在微博、微信朋友圈这种东西出现后，你会发现这些媒介非常热闹，大家都热衷于转发一些观点高度相似的文字。

那么王小波先生错了吗？大多数人其实并不沉默？未必。

套用上述“保护色”的例子，我们不难发现，舆论场上的大多数人，其实都陷入了一种“喧嚣的沉默”当中。

你观察到没有，你身边越来越多的人在转朋友圈，发状态时，已经不是在真的表述自己的主张，而是在仿照法兰西的村姑和太平洋的岛民，在人际关系圈中反复播发某种“安全声明”去。

我记得在微信最开始的几年里，情况还不是这样的，很多人发朋友圈很随意，很多观点犀利的好文章，会传的很广。所以当时微信公号的质量普遍是很高的。

但当微信的社交属性越来越浓之后，大家顾虑也越来越多：我转发这个文章，朋友圈里的张局长会怎么看？刘书记又是什么观感？亦或者我那思想顽固的三舅的小姨子的二大爷会是什么感觉？这些人如果看此文不舒服，会不会在现实中于我不利？……

这一圈想下来，很多好文章你也就不敢转了。只剩下一种文章能大行其道，那就是“保护色类文字”——相同的观点，相似的表达，浅显易懂而略显浮夸的情绪、经常会汇成一首首大合唱。

于是像“震惊，中国这项技术领先美国一百年”、“解气，这个美国反华分子终于死了”之类的文章会刷屏，也就不奇怪了。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是当下中国最安全、也最能激起广泛赞同的表达，是“保护色”中的战斗机。大多数人需要转发这样信息表明自己的立场，寻求集体认同，这可以理解。

我最近看到有些朋友热衷于辟一些“战狼谣”，甚至质问为什么这样的公开造谣能不受惩罚。

比如这种微博，我看到有朋友在写长文批驳之，论证拉姆斯菲尔德不可能那样说过……真没必要，人家写30个字意淫一下，意外成为流量爆款，名利双收，被无数脑残粉追捧。你写三千字条分缕析的批驳之，却可能被人骂“公知”、“歪屁股”，弄不好还被删稿，你犯的着吗？

是的，我觉得真没必要这样追问。那些制造和传播这些谣言的人。他们真的关心这些谣言是否真实吗？并不。

这种谣言的制造者只关心谋利，传播者只借以表达立场，只有我们过于较真了。

王小波说大多数人是沉默的，而在信息时代，大多数人是喧嚣的，但他们依然是沉默的，我们生活在一种“喧嚣的沉默”当中。

大多数人传递的大多数信息，要么无意义，要么是虚伪、虚假的。那些小声说着真诚语言的人，却越来越难以互相听到了。

写这篇稿子的原因，是最近经常有朋友私信跟我说：“小西，你这个稿子真好，观点也很犀利，但正因为犀利，所以我不敢转朋友圈，真的很抱歉……”

其实这样的朋友，我特别理解你们。微信朋友圈这几年越发明显的一个趋势，它正在变成人们线下真实公域生活的一种延伸。

公域舆论的特点（尤其在我们的文化中），就是强调语言的“安全声明”作用，而弱化真正的交流属性。中国人习惯于有什么观点都只关起门在私人领域交流，所以随着朋友圈越来越接近公共领域，它的千篇一律化是迟早要发生的。

我相信不久的未来，很多人的朋友圈，都会沦为“天主值得赞美”的废话场，舆论失效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没人需要为趋势道歉，我们只是篝火旁一起取暖的同伴，当冬日来临、北风喧嚣，我们靠得紧一些就是了，让我们彼此听清。

所以，那些觉得我的文字还有一二可得之处、却不好转朋友圈的朋友，不发就不发吧，把这个号介绍给你最好的朋友，作为给他、也给我的礼物，我就多谢了。

只要你们还肯关注，我还写的动，我们就一起说说一些真正有意义的真话，这是本号存在的目的。

愿我们能一路相随，且行且珍惜吧。

谢选骏指出：看来上文的作者是住在竹幕墙内，按照他的招供，文革也是中国人民的选择——那时1966年流行的“万岁，万万岁”可不是什么“安全声明”，而是感恩戴德，因为当时许多人感谢毛泽东把自己从共产党的“十七年黑线专政”下，解放了出来。难怪十年之后的1976年，“秦皇的时代一去不返了”，响彻了中国大地。由此可说，文革也是“中国人民的选择”。至于上文所说的语言发展，更是缺乏常识——因为人类的语言具有先天的结构，和社会的发展关系不大。至于上文作者，也许灌多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史”迷魂汤，才会相信王小波的微言大义。

【83、文化书法能否促进中华复国运动】

《邵光亭：我为什么批评大名鼎鼎的王岳川教授？》（无问西东 2019-12-27）报道：

在无聊的世界里，书写有趣的人生。

书法本质上是一门实践艺术，无论给它贴上什么样的标签，点缀什么样的装饰，实践这个核心都不会改变。

我之所以批评王岳川，是因为其在书法创作上表现出的低能和拙劣。批评本身是“指谬”，也是“纠偏”，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也是“美育”的一种手段，引导、帮助书法爱好者树立书法审美的意识和准则。

王岳川教授扛起“文化书法”这杆大旗，如果只是作为理论家的观点，我是赞赏的。可是，后来王教授更多的以“书法家”的身份活跃在各种场合，既然是书法家，实践功夫是前提。理论家可以“雅尚空谈”，但书法家必须“知行合一”。

不是说“书法”之“技不如人”者，就不能谈论“书法”。中国书法的一个重要品格，就是包容，无论什么文化程度，甚至是不识字的人，也能多少领略其艺术魅力，可以谈论其优劣短长。《兰亭序》之所以是公认的书法精品，就是因为达到了“技”与“道”完美合一的高度。作为书法家来说，如果不是达到“技法”与“字外功夫”两方面合一的高手，就难以服众。

文艺批评要注重逻辑关系，不能想当然，更不能顾此失彼，而要全面、深度地考虑问题，能发现问题的真正症结在哪里。自古以来，多数人的共识是：书法是由“技”和“道”两部分组成，“技”就是“技艺”、“技法”，就是“写尽八缸水，砚染涝池黑”所锤炼的功夫；“道”是“文化”，是在技巧的基础上升华的含蓄韵味。书法艺术创作的高境界是“技近乎道”，“书法艺术的特殊处又在于，欲使‘文化’体现于书法作品中，必要以‘手艺’作为转化的唯一‘跳板’，没有‘手艺’或‘手艺’不精，即便书写者是如孔子一般的文化圣人，其写出来的书法作品中也不会有‘文气’”。

纵观历史上的大书法家，无不是文化修养深厚者，但大文豪未必一定是书法家，比如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虽文重百代，但书法水平的确一般，与同时代的苏轼、黄庭坚等人相比可以说是相去甚远。

相信没有人会否定书法的技法，否则书法就不需要练了。学习书法，到底是先练技法，还是先了解相关的文化知识，没有严格的顺序区分。另外，是不是有了“技”就必然能进“道”？也不见得。够进做到“技”进于“道”的都是开宗立派的大书法家，在整个历史上也是寥寥无几的。

王岳川书法的问题在于，既看不到临帖的基本功，又对结字一知半解，主观臆造。其“文人书法”，是针对“专业书法”或“艺术书法”唯重“技法”，缺少“文化”的现实，进行的矫正。但是王先生在“北大”这个金字招牌下，以高校书法教育为阵地，撑起一面“文化书法”的大旗，说是要给书法界“正本清源”，却没有展现出高人一等的水准，实在令人遗憾。且不说其笔力孱弱，单就常写错别字一条来说，其号称书法家就不合格。

有人说，王岳川提出“文化书法”的概念，难道他写的字就得是“文化书法”？王岳川的字不行，他的理论就一定不行？是不是写字水平差的人就没资格谈理论？

知与行的问题，从学理上说，不必苛求其是否齐头并进，先“行”或者先“知”都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以书法家的身份公开活动，肯定是达到了艺术上的“知行合一”，起码是具备了相当高的水准，如果“知”与“行”不能做到相对统一，那就不是书法家。

北京大学官网对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的介绍：

北大书法研究所提出“文化书法”教育的十六字方针：“回归经典，走进魏晋，守正创新，正大气象”，“守正创新”意味着只能取法乎上，转益多师，要求北大书法发展方向正，走一条中国书法未来发展的主流道路；“正大气象”则要求具有一种正大书风，对书法研究生和书法家提出更高的审美文化要求，因为当代中国崛起在世界文化语境中须有大气象大境界。这一高标准要求师生深入进行传统文化理论教学，全面讲解中国书法理论知识，针对学生书法创作中的具体问题对症下药，拓展视野，全面提升创作和理论水平。

王岳川先生倡导书法要体现文化含量，我坚决支持。无论什么行业，总是要靠实力才能服众。书法是一门实践艺术，书法家应当首先是善书者。一个认真学习毛笔字的人，经过长时间的练习，不管能不能达到很高的水平，其字起码有一些韵味，至少能做到线条舒展劲爽，点划和结构规范。王先生号称资深书家，但却没有体现出多少对传统书法的继承，在书法的实践上力不从心，毛笔字的基础太弱。其字要细节没细节，要传承没传承，用笔几乎没有变化，结字不知来历出处，线条虚弱缺少内涵。一个错字连篇、不通古文字、书写不得法的“书法家”，又是教授、老师、研究生导师，怎么教学生？能把学生教成什么样？这不是误人子弟吗？水平拙劣没关系，但要是占据重要的位置，那对社会、对书法的危害就大了。

王岳川先生明确指出：“文化书法”的概念，比美术院校所提出的“美术书法”实践起来更难，因为“文化书法”并不是不要技术，而是超越技术之后，对文化内涵、文化修养、生命体验要求更高的一种书法。“文化书法”不能只是一个书法概念，提出这个观点，是为了指引书法的发展方向，因此毫无疑问必须要有具体的书法作品作为支撑。王岳川先生既然是书法家，是“文化书法“的倡导者，他写的字当然就应该是“文化书法”的代表作。作为“文化书法”的“开山祖师”，其个人创作必然是鹤立鸡群，艺压群芳。这里有一个基本的逻辑不能颠倒，就是王先生先有了高超的艺术水平，然后才能引领书法创作朝着“文化”方向前进；而不是因为王先生提出了“文化书法”这个概念，就证明其书法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文化书法表达的书法理念当然没有问题，对王先生的批评，绝对不是抵制经典，更不是反对创新，而是不能只是流于“空洞”的口号。我们要问的是，王先生自己的创作，做到“回归经典”、“走进魏晋“、“守正创新”、“正大气象”了吗？显然没有，“他的艺术主张和他的艺术实践完全是相悖的”。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孔颖达疏:“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只有达到一定水准，其见解才会成立，所言才能得其要，所讲的道理才足传后世。

我在读大学的时候，老师曾告诉我一个在学术界扬名立万的诀窍，说起来很简单，就是五个“一”：“发明”一个观点，搭建一个平台，笼络一批同党，招收一批学生，出版一系列著作。别管起步早晚，不论是不是真在学问上下了功夫，也别管炒作的是不是伪命题，总是能得到一些人士的认可。你制造了学术制高点，哪怕是欺世盗名，被业内同行唾骂，又怎么样呢？你挨了骂却出了名获了利，单位也出了成果，领导有了政绩，岂不“皆大欢喜”？

有人说，自古不是有“善写者不鉴，善鉴者不写”之说吗？这个问题怎么理解呢？

据传这句话出自卫夫人的《笔阵图》。对这句话的理解，不能只看字面意思，在整篇书论里与前后没有呼应，作者也没有具体解释，历代研究者也多有争论。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是直译字面意思，认为善于鉴赏的人不要去写书法，善于书法创作的人不要去鉴赏、评论，这是把“鉴”和“写”对立起来。第二种看法则认为，不会书法创作的人怎么会鉴赏书法的好坏？反之，不会鉴赏的人又怎么会善于书法创作？正如唐代的孙过庭《书谱》中引用曹植《与杨德祖书》中的名言：“闻夫家有南威之容，乃可论于淑媛。有龙泉之利，然后议于断割。”有像南威那样的美貌，才可以去评论淑女的标准；有像龙泉那样的宝剑，才能去评价宝剑是否锋利。总而言之，批评鉴赏必须以相应的创作实践为前提，“鉴”和“写”之间是相互影响、相辅相成、不可分离的，在不同的时间里交替出现在一个艺术家身上。“善写”或“善鉴”，不过是特定的语境下，艺术家自身一分为二地两种不同身份。创作的时候，不能把理论家鉴赏的那一套完全带入创作之中，而使创作受到干扰。而要成为能与前代大师并驾齐驱的艺术巨匠，就要建立一套自成一家的、能被人们认可并且可以流传下去的艺术理论体系。艺术家这种自我身份的转换在中国古代美术史上是十分常见的。

唐代的张彦远，在理论上的成就很高，但对于自己的艺术创作，张彦远自述：“书则不得笔法，不能结字，已坠家声，为终身之痛。”他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善于创作的人，只是个“善鉴”者，并因此视为终身之痛，很明显对自己是不满意的。

没有创作上的成就，能否成为书法家？能不能引领书法创作的方向？不能。《南帖北碑论》的作者阮元，《艺舟双楫》的作者包世臣，《艺概》的作者刘熙载，均有可考的书法作品传世，平心而论他们确实“不善书”。他们的书论虽然流传千古，至今仍被我们频繁引用，但是学习书法的人，有几个是把他们的作品作为临摹范本的？阮元、包世臣、刘熙载等人，没有一个能够引领书法创作的潮流，更没有形成各自的“流派”。

我一再强调，书法最大的特点是“实践性”，没有笔墨实践得来的经验，对于书法的理解，就只能停留在表面上，无法做到从深处理解。没有实践基础的理论家，有几个敢自封书法家？

书法审美确实是多元的，艺术也没有绝对客观的“标尺”，站在不同的审美立场上得出的审美结论往往完全相反，但不能因此就可以把拙劣、粗俗、未能入门者吹捧成“行业标准”。

王先生的书法作品俗不可耐，全无“法度”可言，艺术观点谬误百出，却自诩为“正大气象”。公开展示的作品，几乎每件都有错字或字法不规范者，几乎达到了泛滥的程度，这个问题已有很多朋友系统指出，这里就不一一例举了。

对于“书法家”来说，起码要过文字关，要有古文字的基础，不能写错别字。现在信息很便利，各种字典也很完备，自己不会写的，或者拿不准的字先去查查字典再落笔也无妨。谁都可能会有笔误的时候，这本无可厚非，即便是古人也不例外。问题是，一个具备基本文化修养的人，首先要知道自己写错了，比如古人常见的作法是将错字点掉，然后在旁边以小字将正确的标出，或者在题款中加以说明。可是王教授写错字，不是一处两处、一幅两幅，这到底是书写态度不够认真，还是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写错了？

另外在引经据典上也是谬误迭出，比如关于胡适“打倒孔家店”问题，王先生在访谈中曾痛批胡适“打倒孔家店”的极端观点。把“打倒孔家店”的帐算到胡适头上，公平吗？

从公开的履历得知，王岳川先生是北大研究生毕业，后任北大中文系教授。在中国人眼中，北大是最高学府，作为北大教授，作为北大书法研究的领军人物，自然也一定是当代书坛的领军人物，是“名副其实”的学术权威。可实际上呢？

1921年，吴虞编辑出版《吴虞文录》，请胡适写序言，在序文中，胡适“给各位中国少年介绍这位‘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又陵先生”，把吴虞比作是“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清道夫”。

这是“打孔家店”的由来，请注意，这里只是说“打”，但没说是”打倒“，那么“打倒孔家店”的说法哪来的？在《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国民》、《少年中国》等刊物上都没有出现。因为“打倒孔家店”是一种误传，是将“打孔家店”传说成了“打倒孔家店”。孔子曰：“道听而涂说，德之弃也”，这个道理，王先生不应该不懂吧。

凡此种种，不能尽言。人们由此而怀疑王先生的文化修养，尤其是与书法休戚相关的传统文化修养，进而质疑其“文化书法”的合理性，非议其作为书法家的权威性，不能说没有道理吧？

谢选骏指出：王岳川的字好是不好，见仁见智，诗无达诂。那么文化书法到底是什么呢？

《文化书法与书法文化生态——与韩国金炳基先生的对话》（2020-12-12）报道： 

一、书画是否同源：文化书法提出的质疑

王岳川：金教授，您好。前些年，我在北大书法所提出“文化书法”的观点，并希望以此作为北大书法所研究生教育方向，同时也作为我的书法文化输出的基本方略。在我看来，书法与文化有非此不可的联系，书法实际上成为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指纹。我希望听听金教授的看法，同时了解韩国书法界对书法与文化关系是怎样看的，以求更深入地探讨这样一些全球化时代困扰东亚国家书法界的重要问题：究竟怎样去体现书法的本质？书法是更靠近文化还是靠近美术呢？书法与文化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深层地关系？书法的未来命运究竟怎样？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中日韩等国书法的当代意义和未来走向，而且关系到书法的命运和文化呈现的价值。换言之，这些问题不仅困惑着中国书法界，也同样困惑着韩国书法界。

金炳基：我同意您的看法，我觉得书法应该是靠近文化的。如果以美术的观点来定义书法的话，那很不容易了解书法。在现代社会，应用书法也是相当重要的，可是在没有“文化书法”的基础上讲求“应用书法”的话，那是没有希望的。因此，中国和韩国需要共同努力将“文化书法”培养建设起来。

王岳川：长期以来，书法主要作为东亚地区的一门独特的艺术，之所以遇到危机，是因为西方现代派绘画等艺术进入中国、日本、韩国之后，使得书法忽然被划归为美术之属。比如，一些大学书法专业所招的博士生、硕士生都是挂靠在美术学下边。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书法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种形式结构艺术、美术造型技法，或者是西方行为艺术和非文字的中国翻版，甚至是一些搞笑做秀的“反艺术”。这些使得书法在全球化中强行纳入西方体系，而成为一种与西方行为艺术、波普艺术等后现代艺术因素相关的既奇又怪的艺术形态。我的问题是，东方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书法这样做秀下去是否有前途？这样游戏下去究竟对人类而言有何意义？会导致人类精神生态出现怎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值得中、日、韩书法家理论家们共同去思考并着手解决。

金炳基：书法是汉字文化圈独特的艺术，是西方所没有的。书法就是书法，用西方的人文艺术来代替或说明书法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书法必须以书法自身的环境、观点来了解书法。中国古代的书法大师，比如苏东坡、黄庭坚，他们在开始写书法之前，先要培养自身的人格、学问以及文化素养，而不是从外在的形式、技巧以及美术的构图方式进入书法的。我的观点是，只有具备真正的文化涵养才能搞书法。以西方的艺术观念来理解书法的话，是没有前途的。可是目前在韩国（我不知道中国的状况），一些美术系毕业的不算书法家的书法家，他们误导书法，这是韩国书法界的一个相当大的问题，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我想，应该由懂中国或韩国传统文化的人来引导书法，才是比较可行的。

王岳川：在古代一直有“书画同源”的说法，但是在我看来，书画并不同源，或者说书画有关系但并不同源。从文字起源上看，不管是甲骨文还是河南舞阳发现的几个古字，都是图像的抽象，已不是图而是文字。在中国书论画论中，主张书画相通者为数不少。有些论者认为，画与书法同体，是由书法演化而来的。同时，也有书生于画之说。我以为，书（文字）画同源同体，或书出于画，或画出于书大多为似是而非之说，值得认真清理。上古诗文舞是“同体”不分的，而书与画则不同体。象形文字的特殊性在于，一旦创造了某个字形之后，就成了相对固定的记事符号。汉字发展到成熟阶段时，已经不是以象形为其主要特征。而书法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是远远在汉字成为成熟文字之后的。可以说，随着象形文字由图案化的形象符号逐渐地演变为由线条构成的文字，人们也提高了对于线自身表现力的认识，并逐渐发展用毛笔的技巧，形成了独立的书法艺术。书法艺术的产生发展过程，是汉字抽象化逐步完成的过程，是汉字逐步以至彻底摆脱形象羁绊的过程。汉字的象形因素越少，书法艺术就越趋成熟，其表现力就越强。可以认为，书（文字）与画相分，是发生在人类创造了表意文字以后，这时图画才得以与文字分道扬镳：“文字”成为实实在在的概念“符号”，逐步褪去图画的外衣；图画摆脱了文字硬加在身上的桎梏，也逐渐向名实相符的"绘画"（艺术）进化。

举例来说，唐代的吴道子，宋代的范宽、马远等画家很少写书法，在他们的画作上也几乎看不到题字或名字。到清代虽出现了题款，但我们只能称之为画家的字，它仅仅是画的一部分，而不能称之为书法。今天如果将书法家看成比画家次一等的，并且让他们去追求构图、夸张、变形甚至非文字的书法，我认为那是走向了歧途。正是在这点上，中国古代的书法大家王羲之、欧阳询、虞世南、颜真卿、苏东坡等，他们都是文化大家与书法大家的统一。而看看朱熹、王阳明的字，就会认为他们主要是思想家哲学家而不是书法家。

新世纪以来，中、日、韩的书法应该有自己的文化自觉，而不应该再按照西方的美术思维去做。举一个例子：行为艺术经常从事“性”方面的探索，或对丑陋世界加以批判抵制而生产出一些“丑陋艺术”。但迄今为止，我没有在中、日、韩的书法作品当中看到那种“国骂”的文字写成的书法。这说明了书法不仅仅是形式，而更重要的是形式背后的意义。现在，我们看到的书法更多的则是有关儒、道、释以及各种品位高境界高的语言，这说明了书法的形式要服从内容。它一定是尊重文字的，而且与文字形成和谐美的。如果按照西方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方式走，就把中、日、韩的书法引向歧途，我们应该对此进行反省。

金炳基：我同意您的意见。我在韩国写过一篇论文，探讨“书画同源”的含义。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汉字是从象形文字发展而来的，因而说“书”与“画”是同一来源，我是不同意的。在原始先民的观念里，文字是由图像间的沟通意识所促成的，文字与图像是不同的，因而“书画同源”的说法也是不成立的。“书画同源”的说法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那时的文人们尚“韵”，以“韵”的观念来理解书法和绘画。书法与绘画的艺术性都在于“韵”，于是，以这种艺术性的相通观念来理解“书画同源”。以文人的观念来理解书法是行得通的，但是以绘画的观念，甚至是以西方的绘画观念理解书法则不能。

还有，行为艺术最发达的国家是中国，唐、宋、明、清的一些和尚为了得道，就做出了一些稀奇古怪的行为。他们已经悟出了人生的奥妙，而表现出这样怪异的行为，这在我看来是非常了不起的。现在，西方人用一些小人物来表现行为艺术，我认为是太浅薄了。而中国古代和尚的行为则是非常了不起的行为艺术。中国古代的“行为艺术”、书法、绘画是以一贯之的，那么以这种以一贯之的中国文化来理解书法，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如果不是这样，而用外来的东西理解中国文化是不可行的。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在经济上的先进性毋庸置疑，但是在文化上，中、日、韩要比它们先进得多。所以汉字文化圈的东西是要以我们自己的方式来理解的。

王岳川：当然，在书法与画皆为心画的说法的意义上，也说明书法与绘画在精神上可以相通。书画皆为内在灵性的呈现，是生命才情的写照。书为心画，画亦是心画，书与画本质都是写心。书与画都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结果，都是通过对天、地、人的感应激发主体情感，再通过点线虚实而创造出来的审美境界。只不过绘画是“半抽象”艺术，而书法是纯抽象的类似音乐的艺术。书法尽管在“现代书法”的创新中，有过“具象”的“书法画”的尝试，但总体上看书法仍然将再现因素减少到最小，而将其从表现客体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以表现主体即自身感情作为重点。于是书家从笔法、笔力、结构、布白、气势、神韵、意境方面抒发自己感情，而不借助于具体实在的物象模拟。

那种将中国书法看成美术，实际上是受了西方美术东方扩张的影响。那些将书法“行为艺术”化的做法，其实没有看到中国书法作为一种“生命艺术”的意义。怀素的“忽然绝叫三两声，满墙纵横千万字”等，是对天、地、人的本质思考的内心勃发与外在的生命艺术体现。而西方的现代派艺术则不然，它是对现实进行反叛、决裂与对抗。所以现在的行为艺术总是强调“欲”“性”，强调“丑”“怪”，强调行为主体的自我戕害，这在理念上，与中国古代高人的“生命艺术”是完全不同的。因而，中国书法大可不必仰仗西方美术鼻息，而是可以按照中国文化观念本身去理解阐发的。

此外，中、日、韩书法若仅仅追求西方波普等后现代文化的话，将会使书法变得大众化、低贱化之后，更加缺乏高远意境与超迈境界，书法艺术的魅力也将随之飘散而丧失殆尽。因而，中日韩以及新加坡的高等院校应当介入书法文化，因为诊断当代书法的弊端，弘扬书法文化精神不仅仅是书法家的事情，而应该是所有文人和整个文化圈共同关注的事情。

二、书法非画：突显书法的文化之维

金炳基：在韩国，高等院校设立书法系的时候，总是将之设于美术学院之下。而我认为应当设立于文学院之下才对。可是，韩国很多书法家却以为书法是美术。韩国最早的书法系——圆光大学书法系颇为后悔它们属于美术学院，书法系学生毕业后没有特殊的出路。目前在韩国，很多小孩都去美术、钢琴、小提琴补习班。书法系毕业的与美术系、音乐系毕业的学生都被一视同仁。美术与钢琴比较具有现代性，很多家长很愿意让孩子去学，而认为书法是“老古董”。以西方艺术观点的看，书法没有什么现代性的价值，因而，家长对书法并不关注。

我们必须以书法的观念来看书法，才能将书法“特殊化”。21世纪要发展书法的话，必须以特殊的观念、视角来看书法。以传统的文化观念来理解书法，才能懂书法。传统的文化观念是很特殊的，但不是故意特殊的，它本来就是很特殊的。举个例子，比如传统女子用细线穿针孔，需要集中精力才能穿过去。同样，写书法的时候，所有的精神也要集中在笔尖才能写成，这是需要非常高深的功夫的。书法不同于美术的那种构图、形式，而是精神化的。要恢复书法，就必须恢复书法的这种人文精神。刚才王教授提到了书法内容的文化价值问题，加上刚才说的写书法时的全神贯注与精神性，这就是传统的书法文化精神。而现在书法家最大的毛病就是注意力不集中，精神分散。因而，我的意思还是：要以书法的方式来开展书法。

王岳川：您说得很对，书法必须按照东方文化的规律、特点和文化精神来表达文化意愿。必须集中精力，像一个丝穿过一个针头那样，去达到一种专一和对对象的穿透，这正是与美术不同的地方。美术强调的是对自然对象的描摹，是对形象重复的表达，而书法是表达心性修为、崇高胸襟、视野广博等，因而书法更具有精神形而上的特征。法国华裔书法家熊秉明曾经说过：书法是一种最具哲学性的艺术。如果把书法仅仅等同于绘画构图，过分强调形式性，技巧性而忽略形而上性的话，那么书法就会被等同于一种“玩艺儿”。

另外，金教授刚才也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在韩国，许多家长和学生普遍用西方的那种流行的、时髦的观念将书法视为“老古董”。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写书法的人越来越少，书法渐渐被硬笔甚至电脑文字所取代了其实用性。中国各大学书法系包括北京大学的书法所也在努力，将中国书法作为国民精神提升与文化修为的一种文化精神形式，而非仅仅是为了创作出对象的艺术形式。对书法的深厚的文化理解在中国古代比比皆是：古人写书法之前要焚香沐浴，要在阳光明媚、春和景明、心情舒畅之时，有好笔、好纸、好酒、好友，才能写出传世作品。而今天人们在黑屋拿破布沾宿墨在纸上狂涂鸦，继而美其名曰“后现代艺术”，我认为是对书法艺术精神的莫大误解。

书法应该在大学、中学、小学中被提倡并制度化，在将来的升学考试中给予更多的优惠。韩国的书法大学生毕业后，被等同于美术、音乐系的毕业生。中国也有相同的情况，甚至很多人还找不到工作。在我看来，未来的书法人才将只有通过高校的扩大教育才能找到工作。如果今后的大学、中学、小学都开设了书法课，那么书法系毕业的本科生或者研究生将会有好的工作，他们将会在各个年龄层与教育层中普及书法。同时，书法家更需重视的是文化，就书法技法而言，一般来说，不管是篆书、隶书、行书、草书等技法，大学四年就可以基本把握了。但是要成为书法家，最难的应该不是技法层面的问题，而是深厚的文化和对新文化的创造和领悟层面的问题。因为书法是一个“长期做功”的过程，就像一个和尚念经，不能把经念会就可以了，还必须去以生命深度加以体悟。所以，书法的“人书俱老”，是说需要一辈子去提升自己。书法技法，大学四年就能掌握主要法则，其后就是不断总结技法和创新自我风格的过程，而其中最难掌握的是书家心性的提升，修为自身仁爱的精神和对世界、他人与自我的关爱。有了这一切，书写的书法才是真正有品位的“文化书法”。相反，那些“涂鸦者”，仅仅是个名利醺心者，仅仅是希望自己的书法能在市场上卖个好价钱的“待沽者”，这样的“形式书法”，我认为是没有前途的。

金炳基：我非常同意王教授的说法。汉朝末年蔡邕曾经说过，“书，散也”。很多人根据这句话，以为书法是可以表现自己感情的一门艺术，这是对的，书法是表现了自己的感情。可是，现在西方人理解艺术的时候，认为艺术就是把自己的感情表现出来。所以，他们以艺术的名义什么都做，包括行为艺术。比如说，拿一个农具，来挖挖土地，或者拿一个斧来破坏一架钢琴等。他们以为，透过这样的行为来表现他们的感情，这都是算艺术。我觉得，“书，散也”不是西方人说的艺术“表现”的意思，“宋人尚意”，很多人认为“意”是非常尊重个人的个性、个人的感情，所以宋人书法当中，个人的成分比较多。把“宋人尚意”的这个观念跟汉朝末年蔡邕的“书，散也”连起来解释书法：书法就是表现个人的个性、个人的感情的一个道具。这个话没有错，可是表现的感情的内涵是什么呢？不是西方以为的那种随便的感情。我以为，书法感情是已经修养过、已经涵养过的以人格来表现出来的感情，不是布隆菲根说的“野性的感情”。宋朝的苏东坡、黄庭坚都主张书法是要表现自己的意志。可是，他们所说的“自己”是什么呢？是已经修养过的、涵养过的人品。苏东坡和黄庭坚认为要涵养人品最好的方法是读书，通过读书涵养人品，把人品表现出来就是书法。书法作品里就体现出“气”就是“书卷气”。西方人以为艺术是仅仅表达感情，这种比较简单的观念跟同中国“书尚意”和“宋人尚意”的观点是完全不一样的。西方人用表现感情来定义书法的时候和宋人的在内涵上不一样，在程度水准上有很大的差别。应该以人文人格的观点来了解中国文化里一以贯之的文化内涵，如果不了解文化的话，那还是没有了解书法精神。

王岳川：书法和文化紧密相关。书法具有精神“内在性”，它和人的内在的情感相关。人的情感很多，七情六欲等之类。书法犹如人的宗教情绪、哲学情绪、形而上学情感，是人的一种正面的情感、向上升华的情感、向上提升的情感，还有人和人之间和谐相处的情感。可以看到，古代书法大部分都是信札。王羲之、王献之写的很多的书法，包括《兰亭序》，都是在人与人之间交流中产生的。他们没有想到要去参加一个美术展，没有想到去参加一个会去获得一个大奖，没有想到去获得很大一笔奖金。在古人那里，书法完全是一种自然、无为而天然修成的。可是，今天在西方的拜金主义导引下，人们有太多的功利目的，为了外在的东西而抛弃了内在的情感，使得书法日益背离了书法的本质，变得越来越不像东方文化的标志性书法。

还有一个问题是，今天的书法“单一化”。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写书法者，诗词不懂，平仄不会，落款不清，年号不明，甚至是日、月、时辰，春、夏、秋、冬的雅称也不清楚，连拓印拓到什么地方都有问题。这说明他的文字学、文献学、文章学、印章学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知识空洞，其文化基本内涵的丧失，使其书法出现苍白贫乏的形态。更重要的是，人们写的内容也单一化了。今天动辄就写“床前明月光”、“春眠不觉晓”那些耳熟能详的诗句。我看了日本著名书法家西川宁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书法展，写的全是中国上古的经典文句，尤其是《尚书》、《诗经》、《易经》中的名句。再看看我们今天的书法家，书写的内容单一单薄，甚至热衷于写一些打油诗，完全不通却自恃甚高。虽然他的用笔技法可能达到了一般书法家的水准，但是书作内容相当贫乏苍白，透露出学养等各个方面的严重不足。

更深地看，书法和佛法相关，如果不知道“以手指月”、“拈花微笑”、“万法唯心”、“天女散花”、“女大十八变”，如果不知道佛学东来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其书法也是苍白的。一个重要事实是，佛教在汉代进入中国以后，为汉语增加了两万三千多个词汇。可想而知，不懂佛学，他就不能懂书法禅意的真正内涵。再有，如果不懂道家，他就不懂得书法黑白对比中的虚白空间意义，而是一味地写得像西方现代派绘画一样，凶悍、强力、恶狠狠、黑压压的，甚至充满了杀气。这样的书法挂在墙上，让疯狂世界中的人更加疯狂，让人更快地丧失生命美感。如果不懂儒家，不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不懂“道不远人”，那么，有人就会写一些“发大财”“发横财”之类的话，俗不可耐，完全丧失了文化品位。因此，写文化书法要懂儒、道、释，要懂哲学、心理学等方面的知识。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书法和文化紧密相关。如果我们今天仅仅将书法看作是美术（“Calligraphy is fine art”）的话，那么会出现很多问题。

这里，我愿同金教授等韩国书法家一起来推进中、日、韩以及世界各国的书法的“文化化”进程。我认为，文化与人与书法密切相关。书法只有表现了每个国家、每个民族和每个人的生命指纹、生存特点、心性特征，才可以使我们通过书法形式和线条还原这个国家、民族、个体的“文化心电图”。在这个意义上说，书法是“文化心电图”。出现在纸上的那些符号，并不仅仅是纸上的线条，而是文化意绪导致心跳的结果。通过这个符号，可以感觉到每个人的心跳和心灵的曲线。这样才是真正读懂了书法的内在符码。

三、汉字书写：书法的文化血脉

金炳基：刚才王教授提到书法和文化的相关性，听王教授讲，我很惭愧。因为，目前在韩国书法界最脆弱的地方就在这里。刚才王教授提到的年号、四季、节气的雅名，该怎么题诗，该怎么样落款，这些都是非常优雅的文化。以前古人有双落款，就非常有情感，也很有幽默。可是，目前在韩国搞书法的人，我觉得，没有一个人能做以前古人一样那么优雅的书法风格。这个是很令人惭愧的事情。

目前韩国书法界出现这样的情况的最大原因是什么呢？我觉得，1945年韩国光复以后，采用了“韩文专用”的语言政策。采用了“韩文专用”的政策以后，可以说韩文里的汉字几乎消失了，所以年轻人不懂汉字。我今年是53岁，跟我差不多一样年龄的人，懂汉字的人很少，根本无法了解书法里头高程度的文化内涵。我刚刚提到“韩文专用”的文化政策，这个方面出现了问题，我不清楚中国的人们如何理解我要说的事情。

我们回头看一下，在韩国社会里头，拿去汉字的是谁呢？我以为是美国。北韩地区光复了以后，也是一个汉字都不能用。在北韩，拿去汉字的是谁？我觉得是苏俄。蒙古本来是用汉字的，拿去他们的汉字的也是苏俄。美军来到日本之后，让日本的公民、日本的政府绝对不要用汉字，他们已经禁止了两年。中国大陆我个人看法，不知道中国怎么看，我希望千万不要误解。我觉得，在中国大陆里头拿去“正体字”是苏俄。我不喜欢用繁体字，汉字根本没有繁体字，就只有“正体字”和简体字而已，哪里有繁体字？做了简体字，然后把“正体字”当成繁体字，这是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在中国大陆拿去正体字而代称以“繁体字”的，还是苏俄。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以后，中国大陆受到苏俄的影响比较多。韩国受日本和美军的影响比较多。我以为，他们进来亚洲以后，进入汉字文化圈的国家以后，把这个地区的汉字废除，结果使中国、韩国、北韩等国都变成了新的独立的新生国家，但都遗失了5000年以上的历史。因为5000年的历史和传统文化都是通过汉字来记载的。中国、韩国、日本、越南、蒙古、北韩都失去了正体字。现在看，中国也遗失了很多的文化遗产。用了简体字以后，很多人不懂“正体字”，不懂“正体字”可以说就不能懂中国古代的历史。当然，最近电脑的发达，比如《二十五史》可以换成简体字让人家读。这个不是小小的事情。那么，所有的书法作品，所有画的作品当中的题画诗，不懂正体字根本不能了解。在韩国带给书法最大的危害就是“韩文专用”的语言政策。我主张，要在韩国恢复汉文和韩文混用的语言政策。我敢说，中国还是恢复正体字比较好。这是我个人的意见，我不晓得中国人怎样理解。

王岳川：中国对简化字与书法的关系，简化字对文化传承的影响也有不少探讨。

金炳基：书法将来要有怎么样的出路呢。我主张要在韩国恢复汉字文化，汉字和韩文要混用，才能发展起来我们的文化。大部分人说：不容易学的汉字，为什么要全体国民来学？有几个专家来学汉文，然后把所有韩国的历史、所有韩国的传统文化全部翻译成韩文，一般的老百姓用韩文来读一读就可以了。我认为这样的主张真是可笑。比如足球，训练11个足球非常优秀的选手，然后去参加世界杯足球赛，训练11个人就够了嘛，何必让全国人民来支持他们，来为他们加油呢？文化只有在全国国民一起共同努力、共同理解、共同接受的时候才能发达。养成一两个人，来期待文化的发展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我还是主张要在韩国全国推行韩文和汉文混用的政策，这个政策会比较好。

书法也一样，主张文化与书法关系的人，高声呼吁书法要走“文化书法”才是正路。这样的主张如果没有人响应的话，很难有明显的效果。要创立“文化书法”，先要改善整个东方社会的原有的文化潮流。看看我们的日常生活吧，韩国大部分大学的教授，韩国的最高层次的知识分子，下班回去做什么呢？大部分是看电视或聊天。当然，其中也有晚上很晚在研究室有读书、有研究的人。连教授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也是迎大众文化的潮流而上，他们在西方进来新的电视、舞蹈中，在这种大众文化的喧闹中，享受感官的欢乐。那么，以这样的生活态度、这样的生活方式、这样的生活规范来理解书法的话，那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书法。我们把书法推向国内，而且进一步推向世界化的话，就要先改善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文化潮流和文化方向，这样才有效果。我的主张就是这样。如果每个书法家天天喊着要恢复“文化书法”，都不动，那怎么能行。如果要改善我们的文化，如果要接近本来的我们的那个文化精神，就应在我们穿的衣服、吃的东西、日常的生活里头，所有的文化要一起并驾齐驱，这样去改善才较有效果。如果百分之九十九都是西方的东西，百分之一是书法，书法很单独地很孤独地走传统的路和人文精神的路。中日韩要共同努力，要改变整个文化的现状。以这样的方式来努力，才会有效果。要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会很难，可是还是要这样做才会有效果。

王岳川：刚才金教授将书法与文化关系，文化书法的落脚点，进一步引申到了书法和文字的关系，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出现了一种思潮，就是写非文字的书法。这就进一步把书法变成了绘画。他不仅不写中文，不写韩文，不写日文，所有的文字他都不写，书法就变成了一些墨团、线条的无意义对比。看着是书法，但却是“非书法”。文字对书法的意义非同小可，因为文字最初创造的时候，“天雨粟，鬼夜哭”，惊天地而泣鬼神，文字对书法的含义极其重要。在电影《英雄》中，秦始皇背后有一个小篆，叫“剑”。当时电影放映的时候，很多人非常感动。在书写的过程当中，那种飘逸、那种高迈、那种洒脱，把生命都书写到里边去了，所以人们才感动。还有一幕，当万箭穿过齐国写书法的那个书馆，很多孩子夺门而逃的时候，书法老师说：孩子们，国可破，家可亡，而书法不能丢，大家要用生命来写书法。他把书法的写看成是保存文化，国家亡了以后，文字还存在，那么文化就存在。

在中、日、韩、外蒙和越南，在50年代和80、90年代两次都出现了“去汉字化”，“去中国化”的倾向，中国也出现了四次汉字简化运动。其实都是按照美国文化霸权主义的战略来做：将东方文字的“拼音化”。如今，半个多世纪以来，东方文字的“拼音化”情况很严峻，比如韩国去掉了大部分的汉字，现在去韩国连街牌都不认识。日本曾经废除了汉字，现在又慢慢恢复了一部分。我去越南，也几乎看不到汉字，去外蒙古，也不可能看到汉字。这几个受中国影响的东亚大国，都已经“去汉字化”。中国自己不幸也走向这条道路，不断地将汉字简化。这个简化的过程使得大部分的青年学生不认识中国的古籍，读不懂古书。这样一来，不仅使得中国文化萎缩，更为西方文化的扩展，甚至西方的文化霸权的扩展，留下了巨大的文化空间和民众的接受基础。所以，金教授的提醒非常的重要。我们要重新恢复中国古代的一些文字。在我看来，汉字的简化到现在，恢复起来难度可能比较大。但幸好有我们的书法，因为书法写的碑帖都是正书，而且大部分都是繁体字。在这个意义上说，使得一代年轻人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弥补一下由简化字造成的阅读古籍的困难。同时，金教授提出的韩国应该恢复汉字和韩文的互相并存的状态，是很有意义的。因为这使得汉字拼音化不再进一步加剧，因为拼音化的进程就是西化的进程，就是希腊、罗马、拉丁字母的全球化过程。

更重要的是书法和文化的关系。金先生提出用足球做比较，我觉得是很新颖的。如果我们只是培养一两个顶尖级的书法高手，而全民都是这方面的文化哑巴和书法无能者，我认为这种文化肯定是会中断和灭亡的。埃及的金字塔，如果它没有宽阔的塔底塔座，何来高的塔尖？

在我看来，制度可能对书法也是极为重要的。因为，一种新的思想，如果不同一种制度结合起来成为一种普遍化的制度和要求的话，那么这种思想就可能萎缩、被篡改，甚至消亡。我们还要回到一些具体制度和方案上来。比如中国现在准备开播一个24小时的书法专业频道。各个大学，不管是美术学院、师范院校、综合性大学都开始招收书法、本科、硕士、博士。现在，中国教育部已经成立了一个“书法考级委员会”。那么，中国的中小学的所有学生都要通过书法来考级。在这种制度化的书法教育方式下，不会写书法的学生就是不合格的学生。通过这种制度化的、全社会的推行，书法将在中国重新获得年轻一代的体认，重新获得家长的新认识。

四、精神生态平衡：文化书法的世界意义

书法对人格形成有很多好处，是生态文化的表现。这种文化不仅包括个体修为，而且包括个体心理的平衡。我们今天为什么那么多人那么焦虑，那么多人精神崩溃，那么多人吸毒，那么多人自杀，就在于内在精神出了问题。尽管外在的财富、外在的金钱、外在的住房更大更多更好，但是他的内在越来越觉得绝望、焦虑和痛苦。书法犹如“参禅”，它能够平息内心。我们知道，古人写书法的时候就像练气功一样，纳“天地之正气”于心中。那么，今天的书法应该重新回到这个正道上来。我们会看到，唐代人均寿命只有五十岁的时候，而书法家都是长寿的——八十多岁。为什么今天西方现代派艺术推广了以后，在人均寿命接近八十的情况下，还有那么多的艺术家自杀，这说明他们内心特别的痛苦和焦虑。以书法为代表的东方艺术是让人宁静、和平、和谐、宽容和慈爱的一种艺术，而西方的艺术可能更多的是一种竞争、反抗、对抗、自我戕害的艺术。所以，我曾认为“现代西方张扬丑学”而“东方应该凸显美学”。我们应该回归到东方的美学。因为人要活下去，需要勇气、需要审美、需要善良、需要文化理解，同时需要差异性的文化对话。

金炳基：好，非常同意王教授的意见，我还很羡慕中国。我一年差不多到中国三四次。来中国的时候，看到中国社会中恢复书法的“书法热”。在韩国书法界还是很冷漠，还没有什么恢复书法的征兆。看到中国书法界很活泼的活动，很有活气和生气，我觉得很羡慕。我想，如果中国书法恢复起来的话，我们韩国受到中国的影响，韩国也能够恢复起书法来，很期待将来有这样的情形出现。

刚才王教授提到，中国、韩国古代的书法家成名以后，取得了书法成果之后很健康长寿，而西方的一些艺术家做现代艺术以后，自杀吸毒以及精神的疯狂现象严重。确实如此。

我曾经在韩国时写过一篇论文，论文这样定义书法的艺术性，第一，书法有“思无邪”的清净性。第二，书法有“发乎情而止乎礼仪”的节制性。第三，书法有“天人合一”的自然性。这是书法的三大艺术性。清净性可以说是参禅性，刚才您提到佛教的参禅性。书法有这样的特性，西方的美术怎能比得上？这样的精神性，怎么能用西方的美术观念来理解书法的基本性？

王教授刚刚提到，现代艺术中的吸毒，生活当中很多的压力。我想，将来21世纪的世界，我们拿着书法来净化世界。可以说，书法是体现人类和平、人类健康的一个非常有效的工具。我想，将来无论是中国、韩国，还是日本，要推向书法到世界化的话，在我们共同努力之下，一定要以东方根本的文化精神来理解书法，以这样的文化精神来开发、传播书法，然后把书法当作净化世界艺术的一个工具。这样，我们的书法应该有一天会成为世界上最高程度的、最有水准的艺术。这是我的想法，我的期待，我的希望。

王岳川：正如金教授刚才谈的书法的三种文化特性。我曾经写了篇文章，谈到了书法的生态美学的含义。我们知道有自然生态，自然生态现在已经被破坏了，比如环境污染、过度开发、温室效应、风暴以及海啸等等，使人类遭遇了很多灾难。那么，人类的精神生态也同样出现了问题。可以看到，今天很多人的精神正处于崩溃的边缘。虽然人的物质和金钱增加了，但幸福感没有增加。从社会学调查可以看出，如果按照人民币来说的话，1976年，当时人的工资平均是50块钱，但今天很多人的工资拿到2000块钱，您能说他的幸福感增加了40倍吗？没有，今天并没有增加40倍。所以，金钱并不是个人幸福的一个必然的表达。

我这里特别要强调的一点是，韩国、日本在先，中国紧随其后，东方的现代化进程已经持续了100多年了。这100多年来，东方国家无疑在痛苦的现代性经验当中，也获得了现代性的实惠，比如说GDP的增加、住房的宽敞、交通的便利以及工业的发展等。但是，人们也发现，西方在现代化进程当中同样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并不是基督耶稣，也并不是上帝可以救世界。西方开始了反省了西方现代和现代化，出现了后现代postmodernism，出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左派、法兰克福学派等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那么，我们东方在接受西方的现代性的时候，难道不应该有批判精神吗？难道不应该对西方过度的开发、杀鸡取卵的做法，甚至是违背人道和人文精神的过激的开发，做出反应吗？

“书法是世界的”，这意味着书法将对世界的空气进行净化，将给世界的艺术提供一个精神高度。书法的这种高度是告诉人们：书法既是艺术，更是文化，它超越了艺术，它超越了美术，成为一种真正的对人、社会、国家、民族和整个人类有滋养作用的艺术。如果说西方的现代化滋养了全世界的欠发达国家，使他们高速发展了。那么，我相信，东方的精神、东方的文化、东方的艺术，尤其东方的书法，应该成为能够让全世界人民共同欣赏的、能够提升大家精神修养的一种文化生态方式。

这里特别要提出书法生成的文化性。中国书法的名著，也就是“法书”，比如王羲之的《兰亭序》是在聚会的过程当中偶然成就的，《祭侄文稿》是在颜真卿悲痛时书写的，《寒食帖》是苏东坡心情很痛苦的时候，命运很不济的时候无意于书而书写的，王铎的狂草是作为贰臣被人们贬抑的时候，甚至良心受到谴责的时候而写出来的。所以，历代的书法大作都是文化凝成的，就像河蚌怀出了珍珠，并不是想怀颗珍珠就行，而是它必须怀颗珍珠才能够成形。

书法究竟是什么？如果是仅仅把它列为“美术”的话，就是去谈形式、构图，就是“剑走偏锋”，走的是斜锋。这样写出来的字可能会越来越背离东方文化的传统。书法不是仅仅通过技巧、技术或者说形式、构图就能获得很高的水准。那样走的结果就真正背离了大书法家和书法名著诞生的过程，跟他们南辕北辙。我们要遵循古人探索200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经验，走他们发展的道路，把书法做得更加精粹，而不是在书法家进入了更高层次的时候，相互来比矮，来自毁长城，自己来贬低自己，去迎合西方，这是落后的、后殖民心态的表现。

我相信，在中、日、韩三国的书法家、书法理论家、书法教育家共同努力下，在各个文化界的共同倡导下，书法将获得新的繁荣和新的世界性意义。中国就出现了“将军书法”、“部长书法”、“市长书法”、“企业家书法”，尽管这听起来有点滑稽，但它说明了一条：当在各行各业，书法家都风起云涌的时候，中国的书法、韩国的书艺、日本的书道，将成为代表东方人的一种精神性的艺术，一种哲学性的艺术，一种生态性的艺术，一种呼唤和平、和谐的艺术，使得这个世界按照人往上升华的高度去走，而不是变成充满了战争、充满了杀戮、充满了原子弹的威胁、充满了人类偶然的和必然的自杀的艺术。我相信，书法可能比较卑微，但它和文化联合的时候它就变得非常强大了。

金炳基：我真的期待，王教授说的这样的情形有一天会到来。

王岳川：金教授对中国书法界未来走向，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中国书法究竟怎么走，如果它背离了文化而仅仅走向了美术的话，不仅将影响中国书法，而且还可能影响韩国、日本书法。因为，中国书法书写的人数众多，历史悠久，稍有不慎，不能好好反省、探索、研究，平心静气地为书法的未来去考虑，只是人为地斗气，去争权夺利的话，就将成为书法的罪人。在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在金教授这种殷切期望中，中、日、韩三国的书法应该代表人类书法的最高境界，同时将启迪世界各个国家中爱好东方文化的人们来认识文化书法。

五、书法展望：新世纪东亚书法走向

金炳基：王教授，为了二十一世纪书法的发展，中国、韩国、日本书法家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东亚国家应走一条怎样的书法发展道路？

王岳川：书法是一门古老的东方艺术，在当今世界的定位与西方艺术中心主义相比而言有其特殊性。如果说，二十世纪电影、电视、小说、诗歌、建筑、美术、音乐这些艺术形态，基本上是西方风头出尽稳操胜券的话，那么，相应的东方艺术形态与西方相比有不小的差距，但是惟有一门艺术——书法——是西方难以匹敌的，而且影响了西方二十世纪抽象艺术。

书法对西方艺术家来说，其抽象性和激情性具有极大的当代吸引力，能让西方人直接感觉到东方艺术的魅力。这也给中国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提出一个问题：即三个书法大国的书法各有什么特点？西方人可能不太了解，书法本身的魅力他们喜欢但却知之不多。就中国而言，二十一世纪的书法，当然不能跟着西方美术走，不能亦步亦趋地按照西方的艺术规则、结构、形式去追逐，更不能再走全盘西化的老路。而是应当反思行为书法、观念书法、现成品艺术、涂鸦艺术、构成物艺术等究竟给人类带了什么？究竟为书法注入了何等元素？实际上，书法不应在美术化的道路上飘荡下去而是应该从自身发展本题依据出发，寻找到一条传统和当代结合的最佳道路，创生出具有东方审美意识和西方大众能够接受的书法当代形态。这就要求我们在传统中创新——在走正道大道中开拓新的境界——守正创新。换言之，传统是首要的本体论命题，创新是在它的价值论命题。

金炳基：您个人认为，书法本质上到底是一种怎样的艺术？

王岳川：书法到底是一门什么样的艺术？说起来很简单，其实是很复杂，它关涉到书法本体论的关键。书法面临两个极点，一极是“文化”，一极是“技法”。书法在文化和技法这两端之间寻求重心平衡。

书法书写的内容是文化——文字魔方、经史子集、名言警句、自我感悟等。可以说，书法是文字的书写，不管是汉字还是日文还是韩文，都代表了该国家民族文字经验和精神经验的积淀形式，即通过形式表达了中国经验、韩国经验、日本经验的内容。书法书写的内容不外乎古往今来哲人睿智的哲诗或智慧话语，这当然是关乎民族文化精神和文化身份的重要话语。

书法的形式不仅有笔法、章法、墨法等，还有黑白对比、强弱对比、结构对比等艺术辩证法。而且书写装裱形式、文房雅趣布置、张挂的空间文化氛围等，代表了书法家和欣赏者的审美趋味和人生观价值观。尽管这个层面是以技法为主，但不难看到，这个层面仍然洋溢出浓郁的文化基因和精神要素，是贝尔所说的“有意味的形式”，非常靠近文化一端。

在我看来，书法是通过一定技法的文字书写所获得的结构化的文化精神形态。这意味着：一，书法最初阶段面对的主要是“一定的技法”，技法是书法初级阶段的表征，是到达文化大道的基础和关键；二，书法中级阶段，则是“文字书写”中的“机构化”，是“由技到道”或“技近乎道”中介环节；三，书法最终要达到的高级阶段或最高境界，是超越了技法之上对“文化精神形态”的呈现——无法而至法的文化之道。一言以蔽之，书法本体是运用技法又超越技法之上最终达到文化精神内核的艺术境界。

金炳基：近年来，中国书法界比韩国书法界更活泼，我们想知道，目前在中国书法界的长处和短处是什么？哪些成绩是中国书法界感到骄傲的？哪些问题表明出现了较严重的缺点？

王岳川：中国书法近三十年来有一次重要的“书法复兴运动”，主要指是七十年代以前书法不被重视，书法只成为退休老人的夕阳红休闲活动，与下棋钓鱼属于同一范围。到了七十年代后期的思想解放运动时期，随着思想开放，文艺勃兴，文化复兴，书法也开始大规模地“文化复兴”：一是书法观念复兴。每个人通过不同的书法观念和形式表达自己的情感，二，书法作为国粹是一门表现国家文化身份的艺术文化；三，书法具有新时期当代国际交往的属性。可以说，正是在改革开放后的七八十年代，中国与韩国，中国与日本，中国与西方才有书法团体的互相交流访问和展出，包括青少年书法、女性书法、学者书法、名人书法的多国互动，迎来了书法发展的新局面。

当然，中国书法复兴运动和优点仍是主要的。我认为，当代中国书法的大发展。

首先，是有广阔的群众基础。据我所知，中国书协会员有七千人，各个省市书法家协会会员有十万人，全国各县书法家协会会员有一百万之多，喜欢并练习书法的人当不会少于一千万。其次，是相当一部分喜爱书法的人，不为大众化书法的“土时尚”和“西化书法”的洋时尚所动心，自觉按照历代书法经典和传统精髓去做，一些经理历史风雨的家长，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价值。所以大学教授培养博士和硕士都很重视传统传承，中学教育学生相当重视经典的传递，而家长教育孩子更是心明眼亮，不为时尚所动。再次，中国书法面对现代性的挑战，现代硬笔书法和电脑书法的出现，使得毛笔书法的阵地在不断缩小，人数不断减少。因此自觉地把书法文化的追求变成书法的主要追求，而不是把一般的写信等人际间交往看成第一位的，相反，尽量突出书法的艺术性甚至展厅性，一次使人们重新重视书法的视觉空间冲击力。因此，中国书法展恐怕是全世界最多的，不断推出层出不穷的各种各样的展出，中国美术馆可以说，不堪其重，几乎每一天都有开幕式，我们经常被请去参加开幕式剪彩。

但也应该看到，在书法复兴运动中出现了不少问题，可谓大浪淘沙，泥沙俱下。其一，某些人片面理解了“书法群众运动”的意义，一味将书法大众化世俗化，大众喜欢什么就写什么，市场需要什么就卖什么，于是书法越写越俗越写越怪越写品位越低；其二，一些对西方现代性追逐的书家全力将书法西方化，按照西方理念趣味去引进西方的理论流派，将中国书法传统消解后重新构造出“西化书法”，造成书法领域模仿西方前卫多而继承传统发扬光大少的局面；其三，书法普及面大而提高度不够，在普及群众书法和推出重量级书法家之间失去平衡。在当代书坛说谁在于右任之后能成为大师，大家心里都还没谱；其四，中国书法批评和理论家缺席或匮乏，各种“书法家”可以说成千上万，而书法批评家理论家屈指可数，使得中国书法发展缺乏理论透视和引导，有非理性化群龙无首的倾向。总之，这种过分的“大众化书法”，使书法的艺术境界和文化精神让位于一般的技法普及；“西化式书法”，又急功近利揠苗助长地将书法弄成西方当代先锋艺术的中国版；而普及很大提高不够与书法批评和理论家缺席等问题，都应引起书法理论批评界的关注和批评。

金炳基：王教授，您刚刚谈及中国书法界的长处和短处时，谈到了大众对书法关心的程度，我还要更确切地了解，一般中国老百姓对书法的关心成都究竟怎样？

王岳川：中国老百姓近三十年对书法的关心，对书法的喜好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大众对书法可以说是无保留地喜欢，就认为书法是国粹是中华民族留下来的国宝。第二阶段，由于众多书法展很前卫，很现代，甚至很后现代——有人拿着毛笔在女人赤裸肉体上写字，有人拿一桶墨从自己头上浇下去搞行为书法，还有些更多让人吃惊的写法不绝如缕，老百姓看不懂的焦虑逐渐演变成对这类西化书法的厌恶，很多人站在展厅门口抵制这类展览。

近几年，随着东亚文化的崛起，中国文化开始重新反省自己的价值，所以，今天中国书法更为理性地开始回到经典上，重视历史上的一些大家，如于右任、沈尹默、林散之，还开始注重文人书法，如梁披云、季羡林、饶宗颐、冯友兰等的文化书法，这些学术思想大师的书法作品，在拍卖市场上卖得很好，老百姓觉得这才是书法的正路。

六、大学书法：新的书法美学原则在崛起

金炳基：韩国书法界都知道，王教授在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倡议创办了北大书法研究所，以前北大没有书法研究机构，王教授特意在北京大学创办书法研究所的目的是什么？在书法研究所讲课时跟学员怎么讲办学方针？教他们要走怎样的书法之路？北大要培养怎么样的书法家或者书法理论家？

王岳川：中国书法界一般将书法教育分成三个方面：一是美院系统，诸如中央美院、中国美院、南京艺术学院等，他们招书法基本上是把书法搁到美术专业下边，强调书法是美术的一个分支，讲究用笔用墨用色的技法创作状态，能够在创新和美术技法方面达到前沿水平。这样做出的书法能够和市场结合，毕业以后的去向可以做形象设计做广告，可以去做书法教室办些书法培训；二是师范大学系统，主要目标是培养中学老师，要求能够在板书书写方面标准雅致，师范书法学生的书法写得秀雅。包括北师大启功先生和首师大欧阳中石先生的教学体系，都有很好的影响和传承；三是综合性大学系统，办书法研究所大概均不到十年左右时间。我八年前在北大就筹划成立书法所，但是一直未能批准，直到2003年才获得成功。

北大书法所办学方针是：坚持综合性大学的书法教学，既不同于美院太过强调技法和美术形态，也区别于师范院校为培养中师书法素养而大多重视书法传承。北京大学书法所制订的教学方针是：重视全球化时代跨国书法文化交流推进中国书法的世界化进程，通过北大人文学术优势提升国内书法界的书法理论批评的人文学科水准，强调书法创作中的中国传统精神和当代西方审美精神的人文生态整合，反对把书法仅仅看作谋生手段职业饭碗，而是倡导将书法看作是个人乃至国人的艺术人生精神修为。

北大书法研究生班不仅招收书法博士生硕士生，还招了两届书法研究生班约130多位学员。我们办学思想主要分成三个方面：

一，在北大书法教学方针上，提出了“文化书法”的办学指导思想；坚持“走近经典”的书法教学和创作方向；强调“走进魏晋”的具体教学实践路径。并以此来要求和规约我们的文化理论课程教学和书法创作训练。

二，将文化课和书法理论作为重点：文化理论课程主要是依托北大，考古系、宗教系、哲学系、历史系、中文系、艺术系的名教授都请来授课，而且从清华、社科院、复旦大学也请来很多名家授课；书法理论方面聘请相当多知名教授或书法领域杰出者，来做北大的客座教授或客座研究员给学员授课。我们强调书法的跨国经验交流，尤其坚持要把东亚书法即以中日韩为主的书法文化向世界输出，所以请了像英国苏立文教授、吴芳思教授、法国的柯乃柏教授、美国的屠新时教授，以及众多的日韩新加坡书法家和书法教授来华讲演交流，拓展了研究生的文化视野和书法艺术眼光，形成了一套高端教学体例和切实的书法训练方法。

三，坚持高强度高难度的书法创作集训。在文化理论教学之后，开始大量高难度书法创作集训。我们请了近二十位中国、韩国、日本、新加坡专家、教授进行集中创作，主要解决的创作中疑点难点焦点问题，而不是低水平的一般的技法的重复。凡是在大学书法本科就完成了技法问题，书法研究所的博士生硕士生和研究生班都不再重复这类课程。在书法创作方面我们要求更高，强调每个人书法风格的形成和提升，强调北大书法集体呈现出来的创作风貌，强调创作集团不断的创新理念创新意识创新动力，反对无视传统消解经典标新立异胡乱拼凑，反对拿一些自己也不懂的试验品来作秀或标榜自我，反对书法山头主义和小团体主义。

总之，我们的办学理念、文化理论、创作实践三位一体结合得如何，有待时间的检验。不过，这几年我们再首都博物馆的大型展出获得成功，日本和韩国的国际书法展和高峰论坛的成功，说明北大“文化书法”办学方针、文化理论课程拓展、书法技法创新集训三位一体的做法，还是有道理的。

金炳基：您说中国书法大学教学分三大类：美院派、师范派、综合大学派，我知道美术学院主张书法要走美术的路，认为学生毕业后较有出路，您对书法美术化的主张怎样看呢？

王岳川：美术学院书法有良好的专业基础和一套教学方法。我想，美术学院的做法，对书法有局部生长意义和局部创新意义，比如在技法上可以像美术那样更圆熟更有视觉感。但我仍要说，书画不同源，也不会走一条路，它们从并行而行，今后可能会分道扬镳。

书法家更看重文字的书写性，重点在于把心情、灵感、人性、文化、经典融为一体，在提升自我精神中打通情与物的对立，在感悟的瞬间达到了神游式精神的超越，在心手双暢的过程中创作出书法高雅的精神境界。怀素大气盘旋的狂草“忽然绝叫三两声，满墙纵横千万字”，“醉来信手三两行，醒后却说书不得。”这些说明了怀素精神的高迈亢奋，以及作品的犹如神来之笔的消泯了人我之间的对立的灵感状态。苏东坡在《书晁补之所藏文与可画竹》中曾说过一段很著名的话：“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庄周世无有，谁知此凝神。”这说明了艺术家在创作之中，进入虚静凝神之致，身心俱遗，物我两忘，达到主客体完全融一的境界。我想，过分冷静的技法是必要的，但是灵肉一体的文化精神再艺术中提升同样重要。

“中国性”和“西方性”在新世纪的全新整合，将会使东西方能够放弃“同质性”看法，换上差异性眼光而彼此欣赏。这样，不仅东方在向西方学习了两个世纪之后会继续吸收其所长，相信西方会也会再未来的岁月中放弃文化单边主义立场，开始欣赏差异性文化——向东方注目书法艺术，感知宣纸毛笔书写的温润灵动和鲜活气息，那种不同于鹅毛笔和复印纸书写的本质差异性。

七、文化书法：中国书法世界化的一个尝试

金炳基：现当代中国人对书法本质的看法，比起古代如宋朝清朝有何不同？古人头脑里的书法观究竟是什么？而受到西方影响的当代中国人感觉到的书法究竟是什么？

王岳川：我个人的看法，古人对书法的看法比当代人单纯和高迈得多，尽管古代书家从不参加什么大展，也不奢望去获一等奖。书法在古人心目中有很重要的地位，包括几个方面：一，古人参加科举考试，字是敲门砖，字写得不好，考官是不看甚至认为此人学问也不行，从而名落孙山。二，字好大致可以判断这个人的学问好甚至人品好，因为字如其人。柳公权说：“心正则笔正”，心都不正笔就不正。反过来，从笔之歪斜可判断心颇不正。古代书家就此认为，书法有“八病”，需要高明地治病。但当代有人追逐洋时尚嗜好写偏锋集病笔，偏爱“反潮流”的理念弄的一些人竟然丧失了基本判断力。中国古代书法强调“过犹不及”与中庸之道、中正之气、浩然之气紧密相关。三，书法在古代是人和人之间的保持情义的人际交流方式。尽管王羲之的书法是不展出的，但他写给对方的尺牍看后就会珍藏起来。当时的书法尽管不拍卖，但是有很高的价值。今天的书法家目的更为功利——为了参展拿奖牌——不管是国内展还是国际展，不管是兰亭奖还是中青展，目的就是为了拿金奖。书法家忽略了日常交谊，忽略了朋友间人情互动，忽略了社会上真心对真心的人文关怀。这大抵是西方美术对中国书法神经的侵蚀造成的，这当是西方全盘西化带给东方文化的一个弊端。

因此，古人认为书法是自己的人生修为，是亲朋好友的佳集雅会，是字如其人的人格表征和自我形象。当代人则认为，书法是拼命标榜创新的疯狂制作的小圈子活动，是为获得书法大展中金奖名次的美术冒险活动，甚至有人要写出非汉字成为西方纯粹抽象绘画的追星一族。我认为，对书法理解不能认为当代比古代先进，这种幼稚看法早就被历代中西哲人批得体无完肤。因为，文化的发展从来不是直线延伸的，而是螺旋往复发展的，那些人为标新立异反而是艺术精神的大倒退。对此我们不可不察！

金炳基：那么，您以为古人心目中的书法观念，比当代人心目中的书法观念好。那如果以这样的观念来推断书法的话，西方人不太了解中国古人的书法观念，怎么会接受东方书法文化？东方又如何可能将书法世界化呢？

王岳川：您的问题提得很尖锐，我尝试回答之。首先，东方人写书法不是为了西方人。西方人能欣赏者便欣赏，他们欣赏不了，暂时也没有太大的关系。随着东亚的富强和大国文化崛起，西方人他们会学会更谦虚地了解地球的另一半。否则的话，东方又会为了向西方文化霸权“邀宠”而创作，又会走进为西方中心主义而自贬身份的文化死胡同。其次，西方人在历史上也有一个复杂的转变过程：在照相机出现之前，西方人大多喜欢具像，无论是古希腊中世纪，还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画家创作大多都是具象的。但是照相机发明以后，西方画家的饭碗成了危机。这时，他们掉头向东发现东方书法者极其抽象的艺术，对他们有着极大的启发，从此，西方的具象绘画开始变得抽象了，十八世纪以来“中西互看”已经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历史的人类记忆。毕加索就说过，自己的绘画得益于东方抽象艺术的启示。马蒂斯家中客厅中有巨幅汉字楷书匾额，说明其作品受东方文化某些影响。如今，西方人已经懂得艺术抽象的价值和位置，这里面不乏东方审美趣味的播撒，隐含了中国书法的可持续发展和输出进而形成的世界化清香的可能性。

这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空间，这个空间就是中日韩这仅仅黑白二色而极富抽象精神的书法艺术，在今天没有必要成为西方美术的下属学科。正在文化崛起的中国应该有自己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不再对自我传统盲目否弃，也不对传统的全盘照收。同样，西方艺术也不会成为人类未来艺术发展的唯一模式。我们只能“守正创新“而不能剑走偏锋“追新逐奇”。所谓“守正”即传承本土文化经典中的正气正道，所谓“创新”即吸收西方文化中优秀成分化为自我精神新元素。二者缺一不可。

就书法文化而言，新世纪有国际眼光的书法家，应该保留传统美好人性、仁爱情思、艺术体验，将其融合到书法创作实践中，默默地感动和净化人的内心，而不是一味冲击和征服人的视觉，这在张扬生态文化生态艺术的当今时代已成落后之举，其效果也是适得其反的。

[1] 2007年初，北京大学书法所王岳川所长，同韩国成钧馆大学宋河璟教授、韩国全北大学金炳基教授、韩国圆光大学宣柱善教授等在北京讨论书法的国际交流问题。然后，王岳川教授同韩国全北大学著名书法家书法理论家金炳基教授，再做了一次书法生态美学的前沿对话，并在韩国电视台《当代书法》摄制组，拍摄王教授对国际书法的见解时，提出了若干问题，进行对话。本篇由两次对话综合而成。

谢选骏指出：韩国属于汉字圈，和日本越南一样，因此这样的“国际交流”，只是两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这两个地方国家之间的交流吧。更何况这两个国家在自己民族内部，还是两个分裂国家。尽管如此，这些对话还是承认了，中国、韩国、日本、越南、蒙古、北韩的去中国化的殖民主义行径。同时也让我想到了一个问题——文化书法，能够促进我倡导了几十年的“中华复国运动”。我一贯认为，中国需要一次彻底驱逐欧洲殖民统治——马裂猪意（马列主义）的独立战争！

网文《书法文化》播报：

书法文化，书法是中国古典艺术的一朵奇葩，在世界各国文字书写中，没有任何其他文字的书写，像汉字的书写一样，最终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并且源远流长，中国五千年璀璨的文明及无与伦比的丰富文字记载都已为世人所认可。

中文名书法文化外文名Calligraphy Culture

文化概况

中国五千年璀璨的文明及无与伦比的丰富文字记载都已为世人所认可，在这一博大精深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的书法艺术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和艺术语言再现了这一历史性的嬗变过程。而具有姊妹性质的书画艺术在历史的嬗变中又以其互补性和独立性释读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内涵。由于书、画创作所采用的工具与材料具有一致性。《历代名画记》中谈论古文字、图画的起源时说：“是时也，书、画同体而未分，象制肇创而犹略，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书法虽然具有同源的可比性，但以后的发展状况是以互补的独立性发展变化的。中国书法艺术的形成、发展与汉文字的产生与演进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连带关系。那么究竟什么是“书法”呢？可以从它的性质、美学特征、源泉、独特的表现手法方面去理解。书法是以汉字为基础、用毛笔书写的、具有四维特征的抽象符号艺术，它体现了万事万物的“对立统一”这个基本规律又反映了人作为主体的精神、气质、学识和修养。

中国文字把文字的书写性发展到一种审美阶段——融入了创作者的观念、思维、精神，并能激发审美对象的审美情感（也就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书法的形成）。有记载可考者，当在汉末魏晋之间（大约公元2世纪后半期至4世纪），然而，这并不是忽视、淡化甚至否定先前书法艺术形式存在的艺术价值和历史地位。中国文字的滥觞、初具艺术性早期作品的产生，无不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和时代性。就书法看，尽管早期文字——甲骨文，还有象形字，同一字的繁简不同，笔画多少不一的情况。但已具有了对称、均衡的规律，以及用笔（刀）、结字、章法的一些规律性因素。而且，在线条的组织，笔画的起止变化方面已带有墨书的意味、笔致的意义。因此可以说，先前书法艺术的产生、存在，不仅属于书法史的范畴，而且也是后代的艺术形式发展、嬗变中可以借鉴与思考的重要范例。

中国的历史文明是一个历时性、线性的过程，中国的书法艺术在这样大的时代背景下展示着自身的发展面貌。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出现使书法艺术大放异彩，他的艺术成就传至唐朝倍受推崇。同时，唐代一群书法家蜂拥而起，如：虞世南、欧阳询、楮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等大名家。在书法造诣上各有千秋、风格多样。 [1-2]  

书法简史

中国文字起源甚早，把文字的书写性发展到一种审美阶段——融入了创作者的观念、思维、精神，并能激发审美对象的审美情感（也就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书法的形成）。

中国的历史文明是一个历时性、线性的过程，中国的书法艺术在这样大的时代背景下展示着自身的发展面貌。在书法的萌芽时期（殷商至汉末三国），文字经历由甲骨文、古文（金文）、大篆（籀文）、小篆、隶（八分）、草书、行书、真书等阶段，依次演进。在书法的明朗时期（晋南北朝至隋唐），书法艺术进入了新的境界。由篆隶趋从于简易的草行和真书，它们成为该时期的主流风格。

唐代的书法理论在三国、两晋、南北朝基础上更加精密、完善。如：孙过庭的《书谱》、张怀瓘的《书断》、《书仪》及张彦远的《法书要录》都被后人奉为准则，对后世书论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五代、宋、辽、金、元的书法是对晋、唐时期书法的追述与继承，这一时期由于战乱和政局不稳，呈现出复杂局面。书法家转向以书法抒发个人的情感意趣的轨道。出现了北宋的“宋四家”，元代的赵孟頫等名家。书法理论也获得了发展，出现了如：《墨池篇》、《书史》、《宣和书谱》、《翰墨志》、《广川书跋》、《法书考》、《翰林要决》等理论著作。给当时及后世书法家的艺术创作提供了参考的文样和理论的指导。

明代书法艺术基本上是继宋、元帖学书法而后加以发展。而今人论及清代书法时，每以“帖学”、“碑学”划分为前后两期，大致以嘉庆道光之际为分期点。也就是以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前为帖学时期，之后为碑学时期。这种划分是否合理当另当别论。不过，宋元之后，以二王书学为中心的所谓碑帖学时代，至今已转入最低潮，而学习汉魏以前的篆隶书法的作者，则逐渐增长，当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这时也是名家辈出、各领风骚。而这时的书法理论比前代更有成就，《书筏》、《艺舟双楫》、《书概》、《广艺舟双楫》等理论著作相继产生。

明清的书法作品如同绘画一样传世、遗留的较多。当前见诸于市面上出现的也较多。中国的书法和绘画作品，至迟从魏晋以来，一直被历代宫廷和民间作为艺术品珍藏起来，成为人们的精神食粮，但在流传中竟出现了作品的真赝问题，困惑着收藏家、鉴赏家。而在历史上也曾经有过赝品的官案。明清时，由于部分沿海城市的工商业先后发展起来，书画的需求便日渐增多，明间制造赝品便应运而声。什么“苏州片”、“河南造”、“湖南造”、“后门造”，铺天盖地，无孔不入。这也是困扰收藏家、鉴赏家难题所在。明清的作品虽然流传很多，但里面鱼目混珠、滥竽充数者也大有其作。因此，对于当下艺术市场中的收藏家、收藏界来说，购买、收藏这部分作品时应保持谨慎的态度。

文化影响

中国的书法艺术与京剧、武术、针灸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四大国粹。在华夏五千年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汉字的书写逐渐升华为一门艺术，这在世界各种文字的发展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书法之所以能够超越实用的局限而成为一门艺术，是由于汉字的构成特点及其书写工具和载体等因素决定的。汉字由点和线组合而成，具有高度抽象化的特质。而“点”是线的浓缩，“线”亦是点的延长，“点”和“线”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因而中国的书法艺术，又被称作线条的艺术。这简单而抽象的线条如何会有如此大的艺术魅力呢？毛笔的使用是首要因素。汉字史上，起源最久远的成字工具是契刀和毛笔，但使用时间最长的书写工具是毛笔。与甲骨刻辞同时出现的殷商甲骨书辞即为明证。当契刻文字退出历史舞台后，毛笔的制作工艺和书写功能却与时俱进，不断完善。毛笔的特性是软，“惟笔软则奇怪生焉”。当然，此“软”指弹性而言，非软弱之意。随着遣毫之时的提、按、顿、挫、疾、徐、迅、缓，产生出极尽变化的线条造型，分割出大小兼存的块面，营造出别有洞天的艺术世界。另外，为中国书法所采用的书写载体，也规定着它能够具备艺术感染力的特性。汉字的书写载体历经甲骨金石、简牍缣帛等多种变迁，韧性强、质柔软的安徽宣州纸最终成为理想的书写载体，笔墨挥洒其上，交融渗化、黑白浓淡之间情趣并出。可以说书法艺术丰富的表现力与这种书写材料的应用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

中国书法成为世界艺术之林中之独响，并且能够成为中国文化精髓的代表，除了上述客观原因外，更重要的是，中国书法艺术与中国文化相表里，与中华民族精神成一体。中国文化的精神是天人合一、贵和尚中。这种强调整体和谐的思想，肯定事物是多样性的统一，主张以广阔的胸襟、海纳百川的气概，兼容并包，使社会达到“太和”的理想境界。书法的理想境界也是和谐，但这种和谐不是简单的线条均衡分割，状如算子的等量排列，而是通过参差错落、救差补缺、调轻配重、浓淡相间等艺术手段的运用，达到的一种总体平衡，即“中”、“和”意义上的平衡。笔画间的映带之势，顾盼之姿，在注重个体存在的同时，兼顾补充其它的功用。如<兰亭序>的章法整体雅致匀衡，也是通过对每一纵行的左偏右移不断调整、造险救险而实现的。黄庭坚《黄州寒食诗卷跋》的章法也是这方面的成功范例。可见，一点一画，互相牵制，互为生发，彼此衬托；一字一行，小大参错，牝牡相衔，彼此渲染，中国文化“和为贵”的价值观，通过书法艺术的中和之美得到了完美体现。

儒道互补、刚柔相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基本内容。儒家倡导刚健有为、自强不息，《论语》用“任重而道远”来勉励“弘毅”的“士”；《老子》主张“致虚极，守静笃”，引导士人以清静无为从喧嚣的尘世中得到解脱，成为儒家思想的补充。中国书法艺术对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的追求，毫无疑问受儒道两家追求理想人格的影响。当然，书法艺术中对阳刚与阴柔的表现，不是二者仅取其一，非此即彼，而是兼而备之，有所侧重。以王羲之为代表的晋人书法，由于晋代士人的价值取向，崇尚高迈俊逸的精神风格，洒脱清远的精神气度，其书法艺术总体上以阴柔为基调，含蓄蕴藉，寓俊宕之骨于清逸之气，柔中带刚；反之，清代又由于汉民族在心理上有着抑郁愤懑之情结，特别是金石之学昌盛，使书家从中获取一种强劲的动力，以释抑郁之怀。康有为、梁启超的书法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既有雄强浑穆之气象，又有意态潇洒之奇逸，刚中带柔。

先秦哲学中，道家的虚无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远。《老子》云：“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淮南子》云：“有生于无，实出于虚”。书法艺术中注重对空白的经营，强调在无墨处施展才华，计白当黑，正是这一观点的具体体现。如在颜真卿《刘中使帖》、宋克草书《杜甫壮游诗》、董其昌草书《白居易琵琶行》、怀素《自叙帖》中，虚实相间的例子更为比比皆是。在书法艺术中，一纸之上，着墨处为黑，无墨处为白；有墨处为实，无墨处为虚；有墨处为字，无墨处亦为字；有字处固要，无字处尤要。白为黑之凭，黑为白之藉，黑白之间，相辅相成；虚为实所参，实为虚所映，虚实之际，互为所系。老子的对立统一思想，被书法艺术中计白当黑之实践体现得淋漓尽致。

书为心画。就个体而言，书法作品中的笔墨线条，是书者情感的倾诉，心性的抒发，怀抱的展示：《兰亭序》可见王右军之飘逸，《祭侄稿》可睹颜鲁公之悲愤；就整体而言，自古至今的书法珍品，凭借着千姿百态的线条构建，共同聚集着对中国文化的陈述，对民族精神的彰显。拙朴的甲骨文和端严的金文，描绘了商周先民卜问上苍“此受又（佑）？”时的虔诚神态和镌刻“子子孙孙永保用”时的郑重神情；中正匀衡的秦刻石，表明了四海之内初统于一时，始皇经营秦帝国的良苦用心。即使是从某个汉字的书写中，也可以体味到民族文化的内涵。

中国书法艺术对中国文化的诠释深刻而周详，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博雅而细腻。从对中国书法文化的研究中，看到了中国文化中富有生机的精华，更看到了书法艺术中所蕴涵的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

文化特征

书法是中国古典艺术的一朵奇葩，在世界各国文字书写中，没有任何其他文字的书写，像汉字的书写一样，最终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并且源远流长，在当代不仅没有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电脑的普及、手写量的减少而导致魅力消减，相反仍然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成为当代中国参与者最多、受众最广泛的艺术形式之一。

中国的书法艺术，表面看来非常普通，不过是拿毛笔蘸墨汁在宣纸（当然有时也用其他的书写载体）上书写汉字而已，似乎人人都会，没有任何神秘和独特之处。但事实恰恰相反，看起来形式如此简单的艺术，却一点也不比那些在形式上显得复杂得多的艺术容易掌握、容易明白。

她表面的简单中，蕴含着无限的丰富。

一、以简驭繁

书法艺术的形式，最为简单不过——只有汉字、只有黑白的组合，至多加上纸色和装裱形式的变化以及红色印章的搭配。但是，这最简单的形式中，却包含着无限变化、无限丰富的形态。 作为一幅完整作品组成部分的印章和装裱艺术的形式也是丰富多样的。

二、以静寓动

中国书法是一种诉诸视觉的艺术形式，它的作品，最终体现为凝定在纸上的形态，无论是悬挂墙上还是置诸案头，都是一种静态的欣赏。 好的书法作品却总是给欣赏者以动感。任何艺术品都是创作过程的物化，仔细寻绎，都有可能从其最终形式中找到运动过程的痕迹。然而，汉字书写过程的运动性质却是独特的：它具有明确的指向性、不可重复性和不可逆性。点划书写的起、行、收的各个环节和字形书写的笔顺、章法安排的前后顺序，都有基本的规范，其运动方向是任何一个接受过汉字书写基础训练的书写者都了然的。其运动过程往往还不许重复、不可逆转，因此指向性相当明确。这一特点，与音乐、舞蹈十分接近。

三、纵横有象

汉字是一种抽象的符号，其结构、点划在产生之初，就已经不是写实的。经过书写的逐渐改造，发展出各种文字形态，特别是草书、隶书、楷书之后，篆书中残存的一点“物象”更是全无踪影了。楷书的横、竖、撇、捺，尽管各有各的形象，然而哪一笔也不是自然物象的传摹；至于每个单字，与物象本身的外形特点，更可能是矛盾的，例如“日”字已变成方形，与太阳这个物象的圆形特征完全不同了。

汉字起始时字形是以象形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并且在先民的观念中，汉字是圣人“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迹之象，博采众美”而创造出来的。这种观念影响深远，造成了人们对书法艺术极重要的一种诉求：以形写象。希望在抽象的点划、结构乃至章法中，表现出或欣赏到自然的大美。

在古文字阶段，尤其是小篆以前，汉字随体诘屈，自然物象的形式以一种相对直观的方式存留于汉字的表象。这种特点，易于使人们在阅读时同时产生对自然万象美的联想，从而有可能越过文字字义而直接进入对形式美的欣赏、玩味，并反过来生发出在书写中表现自然美的要求。

四、书为心画

扬雄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这句话，本是用来描述文章意义的，但后来却成为关于书法与人的关系命题的经典论述。刘熙载<书概>说：“扬子以书为心画，故书也者，心学也。”把它上升为对整个书法艺术审美本质的一种界定。

艺术是人的创造。书法与其他一切艺术一样，必然反映创作主体的心智、性情、修养乃至技术能力等方面的特征。早在汉代后期书法的艺术性质初步被社会所承认的时候，赵壹就已经指出这一点：“凡人各殊气血、异筋骨。心有疏密，手有巧拙。书之好丑，在心与手。”传为锺繇所作的<笔法>说得更加简洁：“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

历史分期

中国书法历史的开篇，由于考古材料的限制，只能从现存最早的成体系文字——甲骨文算起。由于文字的应用性，书法艺术与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它总是随着文化的变迁而发展；同时，它本身也在逐渐形成自己的特定规律。综合两方面的因素，可以把书法艺术的发展划分为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殷商到秦，可称为古文字时代。

第二阶段，两汉，可称为隶书时代。

第三阶段，从汉末经魏晋南北朝至唐代，是楷行今草的时代和经典书法艺术精神的确立时代。

第四阶段，包括宋、元及明代前中期，是书法艺术的文人化时代。

第五阶段，从晚明至清代，是古代书法艺术的总结和转型的时代。

晚明和清代书法的许多探索，都与艺术家走出书斋、面向社会的生存状态有一定的关系。换句话说，文人化书法审美诉求的生存土壤已经被社会化的生活境遇所改开始了书法艺术向现代形态的转型。变，因而其审美理念、技巧探求已经打上了深深的社会烙印，初步具有了审美大众化的特点，开始了书法艺术向现代形态的转型。

谢选骏指出：文化书法还是书法文化？总的看来，“文化书法”还是“书法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一个极其细微的墨汁的组成部分。但即使这样，也足以够人“喝上一壶”的了。如果，文化书法能够促进中华复国，让中国不再沉沦于殖民主义，那么，功莫大焉。而邵光亭之所以批评王岳川，可能就是由于文化书法未能促进中华复国。

【84、我从来没有觉得中国很土】

《为什么说习近平“自信论”可能成为中国的弱点》（袁莉 2022年8月10日）报道：

习近平宣布中国正在崛起，“东升西降”。中国官媒也在传播类似的信息。

在统治中国的十年里，习近平一直试图激发人民的信心，告诉他们，与混乱的西方相比，中国蒸蒸日上。

他告诉年轻一代，中国终于可以平视世界了。“不像我们当年那么‘土’了，”他去年说道。

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似乎陷入新冠病毒的高感染率、种族冲突和其他问题的困境时，他宣称“东升西降”。

习近平告诉14亿中国人民，要以本国的文化、治理体系和未来的强国地位为豪，这些都是他标志性的政治理念，有时被称为“自信论”。

虽然这种自豪大部分有道理，但也会滋生自大，让习近平有理由放弃开放政策，这些政策曾帮助中国摆脱了毛泽东时代的国际孤立和赤贫状态。这种自豪也助长了极端民族主义者，他们鼓吹中国至上，在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后，呼吁与台湾进行军事对峙。

咄咄逼人的言辞表明他们对美国的实力是多么不以为然，并且认为中国在与美国的大国竞争中取胜易如反掌。这已让更温和的民族主义者感到不安，引发了人们对中国政府可能会被迫做出强硬姿态的担忧。

这种姿态和民族主义情绪加剧了战争风险，尤其是中国正在台湾问题上建立一种新现状的时候，周二它宣布，继续在这个民主自治岛屿周围进行空中和海上军演。

在美中竞争的背景下，过度自信的倾向对北京来说也可能会成为一个弱点，使其对自身面临的挑战视而不见。如果美国能集中精力的话，这对它来说可能是好事。

中国人民，而不是中国政府，完全有理由对过去四十年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和自信。

他们使自己摆脱了贫困，创建了地球上一些最成功的公司。他们把自己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制造业巨头，变成了汽车、智能手机和许多奢侈品牌的最大消费市场。他们建造了新的摩天大楼、地铁、高速公路和高铁，其中一些是世界上最好的。

另一方面，美国似乎陷入了众多国内问题的泥潭，在这些问题面前常常显得无能为力。

早在这次疫情之前，我就已习惯了从美国旅行归来的中国人对我说，他们看到的美国多么落后、破烂不堪和平淡无奇。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与台湾总统蔡英文上周在台北。佩洛西访台后，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呼吁进行军事对峙。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与台湾总统蔡英文上周在台北。佩洛西访台后，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呼吁进行军事对峙。

他们中有些人不愿乘坐纽约的地铁，称它又脏又臭，而且运行经常中断。他们对洛杉矶缺乏公共交通和硅谷糟糕的高速公路感到震惊。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富裕的旧金山会充斥着无家可归者。他们对枪支暴力、不能用法律控制枪支感到非常不安。

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并非民族主义者。他们是在贫困中长大、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受益于中国的开放，曾把美国视为理想。美国既让他们惊叹又让他们失望。

但对于许多其他中国人来说，尤其是年轻的中国人，“东升西降”已是一个公认的事实。新闻节目和社交媒体上充斥着这样的教条，政治课也在习近平的要求下讲授这个概念。

今年1月在北京的一个会议上，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阎学通说，中国的大学生需要更多地了解世界。他说，大学生“常以中国与外国两分的方法看待世界”，“认为只有中国是正义的和无辜的，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是‘邪恶’的、西方人对中国有着天然仇恨。”学生“具有强烈的优越感和自信心，”他说。“常以‘居高临下’的心态看待其他国家。”

他们“以‘愿望思维’看待国际事务，认为中国很容易实现对外政策目标，”阎学通说。他还表示，大学生也倾向于相信网上流传的阴谋论和其他未经证实的说法。

许多年轻人反过来批评了他，指责他居高临下。

中国的宣传一直试图突出中国的成就和西方的失败。《人民日报》1958年12月30日的头版报道是，中国的工农业生产正在取得成功，但当时正在面临导致了数百万人死亡的大饥饿。在国际新闻版，关于越南和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报道欢欣鼓舞，关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报道都是它们的经济和政治困境。

我小时候读的报纸有一个“社会主义好、资本主义坏”的专栏。每周，成千上万像我这样的年轻读者读到的都是充满偏见的文章，比如一个美国女孩在挨饿，或一个朝鲜男孩过着幸福的生活。我们对这些文章深信无疑，直到中国打开了国门，我们才意识到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实很穷。

随着中共允许媒体发表一些调查性报道、允许公众在网上发表一些批评意见，人们读到的东西曾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但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的一切、包括经济预测都充满了“正能量”，而西方则越来越多地被描述为邪恶或衰落，尤其是美国。

2018年，急于将国家取得的成就归功于中共的中央电视台，制作了一部名为《厉害了，我的国》的纪录片。在影片关于脱贫成就的部分，习近平坐在农民中间，谈他们的收入如何在20年里增长了20倍。

“这个只有谁能做？”习近平反问道。“只有共产党能够做。我们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做。别的地方是做不成的。”

但日本和韩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几十年前曾经历过类似的经济转变。

过去两年里，许多官媒新闻报道和理论文章用中国的有序治理与“西方之乱”做对比，给出的例子包括美国在遏制新冠病毒大流行上的不得力、大范围的反对种族主义抗议，以及多起大规模枪击事件。当美国和一些其他西方国家在应对新冠病毒大流行上困难重重时，中国的官媒和许多社交媒体影响者呼吁这些国家“抄中国作业”。

天安门广场上参加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庆祝活动的儿童，摄于去年。对许多年轻的中国人来说，“东升西降”已是一个公认的事实。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王缉思是研究中美关系的主要专家，他在今年7月的一个和平论坛上抱怨，中央电视台的主要新闻节目中每晚至少有两条关于美国的负面报道。“美国枪击案又出现了、种族冲突又重现了、新冠疫情也弄的不好了，”他说。“我们能不能说说非洲的事情、说说拉丁美洲的事情，不每天说美国那些坏事情呢？”

王缉思今年接受一家学术期刊采访时试图纠正美国正在衰落的观点。他提出理由说，虽然美国的国际地位在1995年至2011年间出现了相对下降，但美国在全球产出中占的份额在2011年后的10年中有所上升。他表示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美国经济正处于不可逆转的衰退中，尽管他承认美国的软实力已经减弱。

对中国来说，喝自己宣传的迷魂汤的危险在于，在夸大美国弱点的同时不再关注自身的问题。

中共对真相的厌恶和对控制的痴迷正在产生事与愿违的后果。习近平的“新冠清零”政策靠的是大规模检测和严格封控，已给中国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害。但由于不允许批评，中国仍在很大程度上实行严格限制的政策，而世界上大部分地区早已进入恢复正常生活的过程。

尽管存在种种问题，美国的民主制度似乎仍在运行，它的制衡机制允许不同的观点胜出，允许新的战略方法出现。民主党在2020年的总统大选中重新掌权，就是一个例子。最高法院推翻了“罗诉韦德案”后，堪萨斯州人民投票保留了州宪法中保护堕胎权的条款，也是个例子。

为帮助全球的半导体制造商在美国建工厂，以更好地与中国竞争，美国国会最近通过了《芯片和科学法案》。拜登总统的政府比前任政府更擅长与盟友合作。

“当美国领事馆前等待签证的队伍不再人头攒动时，才是美国真正衰落之日，”王缉思说。

谢选骏指出：我为什么从来没有觉得中国很土？因为我心里的中国，是五经诸子楚辞（第一期中国文明）和玄理唐诗宋学（第二期中国文明）里的中国。虽然我身处的中国，是文明的谷底，被我叫做“野蛮的荒漠”；但我的心中还有甘泉，那是对于古代经典的记忆和想象。所以，我没有觉得中国很土，只是觉得它很残破。因为我知道，只要给它适当的休耕，中国就能恢复自己的元气，就可以创造第三期中国文明——而我的一生，就是从深入地基的部分，为此打下的千年建筑的地基。

【85、我捐赠了14万亿美元的著作权给中国人民】

《2022年中国慈善榜：榜首豪捐150亿，马云捐2.7亿，那曹德旺呢？》（2022-09-16 公子若虚）报道：

国内非常有钱的企业家经常向社会捐款，来帮助弱势群体，这样做既能通过自己的贡献，来支援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帮助社会上的弱势群体。还能够提高自己在社会上的形象，提升自己的知名度，提升公司在消费者心中的好评度。

今年为社会捐款的企业家数量非常多，所捐赠的金额也非常高，前100名的慈善家捐款总额就达到了544亿。榜首豪捐150亿，有的企业家经济实力相对较弱，但也做出了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在2022年中国慈善榜发布之后，很多人对马云和曹德旺的捐款信息非常关注，听说马云捐了2.7亿，那曹德旺呢？

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人捐的是现金，有的捐款捐的是自己所持有的公司股票，有的捐的是自己所购买的债券，只有少数人捐的是现金。但无论哪一种捐款方式，只要能够让普通民众得到实惠，让弱势群体得到帮助，这种捐款就是值得鼓励的。

任何一种捐款方式都是对社会的一种贡献，都应该得到社会的好评，而不应该因形式而被区别对待，更不应该被批评。

本次捐款排行榜中的第一名是小米科技的掌门人雷军，捐款的总价值高达150亿。目前，小米是世界上最年轻的500强企业，是发展最为迅速的一家500强企业，拥有极强的经济实力，也拥有非常充足的现金流，雷军作为该公司的创始人和控制人，能够做出如此大手笔的捐款，实属正常。

其次是美团背后的掌门人王兴，捐款的总价值为146亿，值得点赞。两个人捐款的形式都是股票，价值都非常高。

众所周知，国家对互联网经济的整顿非常严格，很多互联网企业都受到了打击，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多家企业被开出了天价罚单，整体的发展形势非常差。同时，马云也已经离开了阿里巴巴，不在公司内部担任任何职务，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股东。

也就是说，马云目前除了自己的退休金和公司提供的股票分红以外，没有其他方面的收入了。在很多年前，马云是我国的首富，名下的资产非常多，高达数千亿。那时候的他，也非常乐意投资国内的公益事业，愿意帮助弱势群体，愿意为社会捐款，而且捐款的额度非常高，也拿下过很多次的捐款额第一。

而现在，马云的企业和个人发展都不顺，整体收入有明显下降，让他对外的捐款额也有了明显的下降，与自己当下的经济实力相匹配。根据资料显示，马云在去年的捐款总额为2.7亿下降。

福耀玻璃是世界最大的汽车玻璃生产商，曹德旺便是福耀玻璃的掌门人。他在社会上的形象非常好，一直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与尊重，被很多人称之为首善。他的社会责任心非常强，每一年都会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为国家和社会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也会呼吁成功的企业家帮助社会弱势群体。那么，曹德旺今年的捐款额能够达到多少呢？

国内的经济发展受到疫情的严重影响，实体制造业出现了非常大的困境，福耀玻璃作为制造业的代表，自身的利润规模也出现了较大萎缩。赚钱能力下降，捐钱的能力自然也会下降，曹德旺为社会所捐款的额度也直线下降，在去年也仅仅只有一个亿。马云和曹德旺看似捐款的非常少，但他们捐的都是现金，对居民短时期内的帮助更大一些。

捐款不在多少，而在于心意。企业家可以向社会捐款，也可以不向社会捐款，他们没有捐款的义务和要求。之所以愿意向社会捐款，在于他们所拥有的财富非常充足，愿意帮助社会上的弱势群体。他们捐得越多，对社会的发展越好，对弱势群体的帮助越多，但并不一定要求他们捐得一定非常多，只要尽了自己的一份心意即可。

结语

总而言之，企业家要发展，不仅需要追求自己的经济效益，为自己不断拓展业务，扩大利润。也需要追求社会效益，为社会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让社会能够拥有更好的发展。人人为社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好，社会才能更好地为人人。企业家捐款是自己的一份心意，不应该被强迫，也并不一定要捐得很多。

谢选骏指出：早在上述人等捐款之前，我就捐赠了14万亿美元的著作权给中国人民了——合计每个中国人，不论男女老幼，都可以获得1万美元的权益。

《习近平推“共同富裕” 富豪疯狂做公益》报道：

中国领导层出手干预科技企业的“野蛮生长”，新出台的规则令许多行业倍感压力。在习近平“共同富裕”的口号下，许多科技业巨头及富豪们纷纷捐出巨款投入慈善。分析家认为，中国的整顿行动还将持续。 

中国科技业巨头们突然心急如焚地想将钱送到人民手中。小米科技创始人雷军向慈善机构捐赠价值约合18亿欧元的股票。电商巨头拼多多宣布投入100亿元启动“百亿农研专项”。互联网公司腾讯及阿里巴巴则分别捐献500亿和1000亿元资金。 

如同被下了紧箍咒般，这些企业纷纷表态将全力支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新的“共同富裕”目标。北京领导层已无法忍受资本的“无序扩张”以及“野蛮生长”，其矛头指向的主要是私营科技业巨头及其资产丰厚的创始人。 

多年来，这些企业得益于政府近乎放任且未多做监管的态度。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公司由此成长茁壮，几乎能与美国同行亚马逊、脸书或谷歌比肩。但在美国竞争对手继续攀升至股市新高点的同时，中国科技股的投资者度过了灾难性的一年。根据美国银行高盛估计，这些公司的市值蒸发了超过3万亿美元。 

在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遭中国政治领导层锁定后，整体风向就开始转变。去年秋天，马云在上海外滩金融峰会上发表演说，批评国有银行主导了中国的金融领域，而且延续的还是当铺思想。马云的一番犀利言辞造成的后果是，阿里巴巴金融子公司蚂蚁金服的IPO被突然叫停。 

阿里巴巴和马云走下

1999年，马云辞去教师公职，带领18人团队在杭州创办阿里巴巴集团。2003年，阿里巴巴推出淘宝网和支付宝，开拓电子商务。2013年5月10日，当马云在淘宝十周年庆典上辞去淘宝CEO职位时，阿里巴巴集团不仅已是中国最大的电商，而且已将业务伸展到金融等领域。

自此之后，北京对一个又一个的领域进行扫荡，受到波及的包括外卖订餐服务美团。有关当局宣布大幅收紧对外卖送餐市场的监管，规定外卖员的正常劳动所得不得少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并且获得保险保障。此外，中国出台网络游戏新规，未成年人每周只限玩网络游戏三小时，网络游戏公司腾讯也受到新规冲击。中国政府还入股抖音母公司字节跳动公司，取得了一个董事会席位。 

网约车公司滴滴出行也遭受来自中国当局的压力。滴滴赴美上市数日后，中国监管机构宣布对滴滴启动网络安全审查，并称"滴滴出行"存在严重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问题，其应用程序被勒令下架。 

根据新规，未来拥有敏感数据的中国科技企业在国外上市前都必须先获得政府批准。这或将意味着几乎所有中国互联网企业都不可能在美国上市。 

北京出台的措施虽然不一定符合企业利益，但却可能对社会创造积极影响。例如，阿里巴巴不得再强迫零售商只能在其平台上贩卖商品；如此一来将能鼓励更多的竞争。除此之外，社交媒体上还有不少用户赞扬中国政府整治补教业的决定。 

腾讯近期宣布投入500亿开展“共同富裕专项计划”

面对中国政府的一连串举措，专业投资者对未来发展的看法存在分歧。彭博社引述东骥基金管理的董事总经理庞宝林（Paul Pong）指出，目前尚未见到监管机构的打击行动结束的迹象。其他分析家对形势的看法则更为乐观。尽管中国制定了新规则，但许多企业仍不断创造利润。 

当前的各种迹象显示，北京将继续致力于整顿和重新分配。人民网、新华网、环球网、央视网、中国军网等中国众多官媒日前皆转发了一篇题为《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进行！》的自媒体文章，内容写道：“这是一次从资本集团向人民群众的回归，这是一次以资本为中心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变革”。文章还指出，” 这次变革将荡涤一切尘埃，资本市场不再成为资本家一夜暴富的天堂”。

阿里巴巴将投1000亿助力共同富裕

据浙江新闻9月2日报道，阿里巴巴集团已启动十大行动，将在2025年前累计投入1000亿元，助力共同富裕。习近平近期提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被强制整改的阿里巴巴显然是政府倡导的“第三次分配”瞄准的一大目标。  

德语媒体：中国式的共同富裕

中国无疑是世界上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誓言要改变这一现状，并发出了“共同富裕”的口号。  

中国领导人要重新分配财富 “调节过高收入”引热议

据中国媒体周三报道，习近平8月17日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研究促进共同富裕、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会议强调要合理调节过高收入，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中国网民却想知道，何为过高收入，政府又会如何调节。  

客座评论：中国如何实现共富，而不是共穷

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经济的增长需求还相当迫切。经济学家沈凌认为，中国的共同富裕政策应该是在保证经济增长的前提下的共同富裕，否则很容易就成为“共同贫穷”，重复改革开放前的沉痛历史。  

失言、失宠、失足、失踪？ 那些“消失的”中国商界大佬

马云退出公众视野已有两个月。此前有一些中国商界风云人物也曾一度消失隐身，导致传言四起。其中一些后来被证实遭逮捕，被起诉判刑；另一些则重新现身履职。

谢选骏指出：我捐赠了14万亿美元的著作权给中国人民——这不是为了破财避祸，而是为了普及教育。孔子不过教育了三千弟子，而我却通过互联网教育了所有不傻的人。这就是思想主权的力量。

【86、五四运动是中国崩溃的第一步】

《克格勃间谍：让一个国家的崩溃只需要四步》（2021-11-04 熊飞白）报道：

1970年2月8日，克格勃驻印度的官员，尤里·贝兹梅诺夫约了两个同事去看美国电影《事件》。

等到了电影院，贝兹梅诺夫（Yuri Bezmenov）才发现忘了买票，他对同事说，你们先进去，我到外面看看有没有黄牛。

等电影看完了，同事再也没有见到他。此时的他加入了一个印度的旅行团，贝兹梅诺夫带上头套，粘上胡子，一副嬉皮士形象。

他乘上飞往欧洲的飞机，从此一去不复返。

作为众多在冷战中叛逃的克格勃官员之一，贝兹梅诺夫带来了西方人从来没听说过的故事——颠覆一个国家只要四步。

没错，他本人就是负责反宣传和颠覆工作的。

贝兹梅诺夫

01写给美国的情书

贝兹梅诺夫经由希腊雅典来到了加拿大，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加拿大骑警队对他进行了慎重的甄别，以确保他不是苏联派来的双面间谍。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保护后，贝兹梅诺夫获得加拿大政治庇护，在这里，他讲出了人们前所未闻的故事。

他告诉世人，苏联有一个颠覆自由国家的计划，这个计划有步骤有实践，具有极高的可操作性。

在人们印象中，间谍活动就像詹姆斯·邦德，各种神器，上天入地，无所不能。其实压根不是这么回事。

克格勃的预算只有10%-15%花在传统的的间谍活动中，其他85%全部投入了对其他国家的颠覆活动。

KGB标志，斯大林同志的剑与盾牌

通常来说，一个封闭的国家是极难颠覆的，他举例子，像明治维新前的日本，还有类似苏联这样的极权国家。

在这些国家或者有统一保守的思想，或者被严格控制，针插不进，水泼不进，颠覆它们就别想了。

反之，被颠覆的目标多数是那些自由国家，社会自由，允许各种各样思潮存在。

在克格勃的教科书中，具体颠覆一个国家只需要四步——

第一步是去道德化。

这是最重要的，也是时间最长的过程，一般需要15-20年时间。这是教育塑造一代人所需要的时间。

去道德化策略，通常都会从宗教、教育、学术、生活方式等方面入手。

策略假设每个社会都存在反社会的人，他们可能是罪犯，可能是性格叛逆者，不同政见者，克格勃要找的就是这些人入手。

去道德化最核心途径是宗教，它会想办法破坏宗教信仰，让人们觉得宗教很可笑，并用各种社会偶像和组织来转移人们的关注。

只要宗教教义和道德准则不再被人们遵守，就达到了去道德化的目的。

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十几万人的性、音乐、违禁品的狂欢。

在教育方面，使学生们不再关注务实的、有效的、有建设性的知识。比如数理化，更侧重学习社会福利、天然食品、家庭经济之类的知识。

在社会生活上，破坏社区，破坏邻里互助，用机构代替这些，养活一大帮社工，用他们来发放福利。于是专职的社工只听命政府，而不是社区与普通人。

去道德化就是通过类似的手段，破坏所在国的核心价值，从而让社会陷入敌对状态。

1965年左右，克格勃试图破坏美国的小学。至此，三代师生被灌输了颠覆性的进步主义意识形态。

这种颠覆没有受到越来越多的学校和教师的挑战，他们不断地破坏、诋毁美国的传统价值观。

随着这些学生进入大学，他们不仅没有意识到谎言，而且已经准备好接受更高层次的仇恨灌输，反对质疑自由、民主、个人权利、有限宪政、自由企业的灌输，等等。

反战运动最著名的照片，注意到没，刺刀都套着鞘，但在地球的另一边，他们反对的那场战争的对手，在顺化屠杀反对者的时候，刺刀是磨得雪亮的。

等到他们毕业，就成为社会各阶层的下一代领导者，循环往复破坏了美国的社会。

这是四五十年前，贝兹梅诺夫告诉欧美人的颠覆策略，但各位没发觉跟今天某些情况有惊人的相似吗？

第二是去稳定化

这就是破坏一个对象国家的各种关系，各种机构和组织的稳定性。会利用媒体、舆论破坏社会关系、执法系统和军事系统。

比如主流媒体，他们置身于社会与公众的对立面，一些受苏联影响，或者左派思潮影响的人成为了社会中坚力量，在不同机构中具有影响力。

一些争议活动会突然爆发，比如同性恋运动，过去无人关注的同性恋群体突然获得了话语权，并上升为政治问题。

60年代发韧的LGBT运动，已经蔚为壮观。

第三步引发社会危机

去稳定化过程一般直接导致社会危机，通过街头运动，示威游行，打砸抢等让社会陷入混乱之中。

这个阶段从政权社会结构的坍塌开始，让社会机能失去作用，取而代之的是社会中的代言人，比如一些非选举产生的委员会等机构。

这种状态曾经发生在伊朗的伊斯兰革命期间，突然有了一个革命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有审判、执法、立法的权力。由一些知识分子组成，仿佛知道社会问题所有答案。

在危机过程中，社会许多正常职能瘫痪崩溃，于是这类革命委员会就粉墨登场，取代合法政府，行使权力。而这种机构背后的力量多数是外国政府，也可能是本土的极左人士。

危机发展到这里只有两个可能：内战或者外国势力入侵。

像黎巴嫩内战，就是由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引发的，再如阿富汗、许多东欧国家引发了苏联入侵。

伊朗革命，请来了霍梅尼，他很快展示出残酷的一面。

最后一个阶段是正常化。

在这个阶段，已经掌权的革命者，不再需要革命，也不再需要极端分子了。

于是所有沉睡者，无论社会活动家，自由主义者，同性恋者等等都不再有用，就到了该铲除的时候了，甚至永远消失。

于是社会正常化了，没有罢工，没有同性恋，没有妇女联盟，任何其他社会组织。整个社会变成了“坚实的”、“民主的”、“无产的”、“自由的”社会。

贝兹梅诺夫举了越南顺化市的例子，在那里一晚有 1000 人因同情美国而被处决。大屠杀发生时，这座城市仅仅被一个名为越共的群众政治组织控制了大约2天。

类似的颠覆活动多次发生，像伊朗、智利、中美洲尼加拉瓜、格林纳达等许多国家发生了类似的故事。

贝兹梅诺夫告诉美国人，这些都是真实发生的故事，都是真实存在的策略。在他看来这些都是写给美国的情书。

在智利颠覆活动差点就成了，在最后时刻，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扼杀了阿连德的革命。

02　制度规定的平等就是沙子上建房

贝兹梅诺夫针对美国发生的一些社会思潮，有自己独到的看法，比如平等，肯尼迪总统说，“我们要让美国人民相信人人生来平等”。

“但人们真的平等吗？圣经和其他任何宗教的经文中没有任何关于人人平等的说法。事实是，上帝是根据你的行为和优良的品行是最重要的。”

贝兹梅诺夫认为，不可能通过立法来强迫平等，如果你希望平等，你必须付出，必须赢得平等。

“但我们却要根据人人平等原则构建社会，如果我们强迫平等，把人人平等作为社会结构的基础，这和在沙子上建设房屋没区别，这个社会体系早晚崩溃。”

这是一个人人都知道是谎言的"真理"。

有些人就是长得比较高，有的人就是比较矮，无论生理上，还是智力上的差距是无法靠制度弥补的。

克格勃的策略就是把公众的思维引向平等理念，让所有人都相信人人平等的理念。

但是一个刚刚移民就要去申请福利的懒蛋，怎么可能和一个努力工作的人有一样平等的机会呢？

美国南部墨西哥接壤地区正在发生非法移民危机。

“在过去十三年，我做了各种工作，保安、出租车司机，记者，为什么我要和那些不做事的人有平等的机会呢？”

美国建国基础并不是追求人人平等，而是让不同的人、不平等的人都有机会在竞争中完善自己，并且互相帮助。

“真正的人人平等是在苏联，所有人都如草芥般生活。”

熊叔觉得，这哥们说的很对啊，贝兹梅诺夫的牛逼之处，这些在几十年前发表的谈话，仿佛是预言一般，描述着今天的美国。

这位预言家在1993年去世，在他生命中最后几年，因为苏东崩溃，他所说的东西不再有市场。

贝兹梅诺夫到底是危言耸听还是伟大的预言家，看官心中自有公论。

人们嘲笑他，你说的使用颠覆策略的国家，为什么还先走了一步？他从媒体上消失了，他说的一切仿佛就是个笑话。

贝兹梅诺夫的晚年有些潦倒，可惜的是，他的命不够长，看不到今天。

但是他投奔的国家在他身后所发生的一切，和他所说的几无分别。

如果过去二十年（从克林顿上台算起），各种批判性种族理论，LGBTQ，性解放等的思潮在美国盛行，是道德败坏期。

那BLM开始，就像是去稳定化时期，各种社会冲突，各种取消文化，左右两派极化严重。

2030不战而胜，难道不正是贝兹梅诺夫所描绘的路径吗？

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只是这次背后的手是谁？

网民嚎叫：

花蜜蜂 今天 07:01

这么厉害的克格勃为什么首先把苏联颠覆了？！

美国就是这样被越颠越强？！

哈哈！

现在对中国第一步是去道德化已经成功，

去稳定化做不到，被维稳了，

引发社会危机引而不发，

最后一个阶段是正常化，其实早就正常化了。

狗屁吗用！

基本人权 今天 06:26

共匪蓝金黄颠覆更厉害啊 基本控制美国政界

纽约何哲 今天 03:12

怪不得克格勃一个民主国家也颠覆不了，反倒是苏联自己崩溃灭亡了。所谓的四个步骤，屁用不顶。

当局者迷 2021年11月04日 17:48

算是苏联当年在西方埋下的死亡（解体）报复咒语吧。

西方大堆弱智白左/黄左/黑左，不把国家败完决不罢休。

谢选骏指出：人说——“克格勃间谍：让一个国家的崩溃只需要四步”——我看，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就是推动中国崩溃的第一步。

【87、西方科学理性为何瓦解明清中国】

《西方科學理性與明清中國（上）：如果將達文西手稿帶給熱愛木工的朱由校，會發生什麼事？》报道：

如果我們能夠想辦法將達文西的手稿帶給朱由校，朱由校會有什麼反應？這是一個很有趣的歷史穿越題，值得有心的故事創作者思考。

在儒家帝國文化中，木匠並不算是太受重視的角色。甚至，在大明帝國出了一位熱愛木工到荒廢國政的皇帝朱由校（1605－1627）之後，這種喜好也連帶被某些儒教人士列入「亡國嗜好」的清單當中。

不過，這種觀點在20世紀後期「自己動手做」（DIY）的風潮中逐漸消失，越來越多華人開始接受木工為有益身心的活動。加上一些手藝好的木匠的作品在市場上也相當受歡迎，朱由校沈迷木工的逸事也漸漸被現代華人所淡忘了。

但是，傳統儒教人士雖然不再反對這種木工活，卻可能仍然沒有認識到工藝活動與文化風氣的連動性，以致於明明知道現有教育機構的教育方式大有問題，教育文化卻難有大幅改變。技職教育沒有辦好，文理教育也缺乏活力。

到底，技職教育和文理教育的辦學精神應該有何不同？技職教育和文理教育的教育方式又應該有哪些不同？這些其實都應該是現代華人教育家應該思索的重要課題，也應該是我們重新檢視朱由校這位明朝第15代皇帝的人生悲劇的重要理由 —— 畢竟，以今天的教育來說，朱由校也許可以成為一個很好的技職學校學生。可是，我們應該鼓勵他當一個管理人士嗎？

這個問題其實也牽涉到教育的另一個重要基本議題：一個優秀的老師面對不同的學生時，應該要一視同仁採用相同的教材與教法，還是應該視其資質與背景採用不同的授業方式？

以朱由校為例，他應該對處理政務沒有興趣。而他據說是14歲即位，以當時的宮廷政治氛圍，相關權力人士也應該看出這種傾向，卻依舊要他當皇帝，心中另有盤算的機會大得多。

不過，為了討論方便，我們暫且不論，朱由校為何會當皇帝這議題。暫且先了解朱由校的性向，他皇帝沒當好是真，但他木匠做得究竟怎麼樣？

事實上， 如果我們接受有關於朱由校的相關文獻為真的話，大多數人會同意朱由校是一位很有天賦的木器工程師與設計師。他不僅對「復刻」各種精美的木工製品得心應手，還有辦法「設計」出新的木工傢俱。他絕對不是一般的木工愛好者。硬要他當皇帝，還真是糟塌了他的設計與工藝天賦。

然而，朱由校因為沈迷木工，養出了著名的奸臣魏忠賢，也是事實。不僅如此，在他死後，想要全心處理政務的崇禎皇帝朱由檢不僅皇帝當得份外辛苦，甚且把江山給丟了。僅管朱由校不是亡國之君，但硬把他推上皇帝的位子，實在不是大明之福、社稷之福。

然則，朱由校無疑是有設計與工藝天賦的，所以，我們可以從教育的觀點，問一個假設性的問題。假設我們是朱由校的老師，我們有沒有機會鼓勵朱由校在發揮自己的木工天份之餘，又能開始關心政事，成為改變國家的明君呢？

達文西手稿中的坦克

這是一個歷史上的假設問題，所以，我們有機會對照一下歐洲史。想一想，朱由校的皇帝養成教育中究竟是出了什麼錯，以至於讓自己難得的工藝天賦成為亡國的重要關鍵呢？

答案自然不只一個，但有一個問題可能出在明朝末年的權貴人家生活太過優渥，以至於陷入自滿自得。既無法掌握外面世界的變動，也察覺不到自身的病根，任由病勢蔓延，最後完全喪失自保的能力。

了解到這一點，我們也許可以問，如果可以回到明朝，見到14歲初登位的朱由校。基於「教育乃良心事業」的想法，我們應該要帶給他什麼禮物，讓他理解外界的世界已經不同了呢？

西元16世紀的歐洲出了許多出類拔萃的工藝家，例如：設計天才李奧納多達文西（Leonardo DaVinci，1452－1519）。這位傑出的機械天才曾經設計出減少摩擦的滾柱軸承、萬向接頭、皮帶傳頭、扁鏈、傘齒輪、螺旋齒輪、飛輪、連續運動車床等，甚至還設計出直升機、降落傘、潛水艇和坦克車等現代武器。如果我們能夠想辦法將達文西的手稿帶給朱由校，朱由校會有什麼反應？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歷史穿越題，值得有心的故事創作者思考。不知讀者中可有人有興趣完成這本小說呢？

如果完成了，有緣閱讀到這篇文章的您會附上此文作為這本小說的原始構想來源嗎？

《西方科學理性與明清中國（中）：光是將螺絲釘獻給皇帝，也無法對東亞造成革命性的變化》报道：

螺絲釘是偉大的小發明，在西歐的科技文明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可是，光是將螺絲釘引進東亞，獻給大明或大清皇帝，似乎無法對東亞造成革命性的變化。

天啟皇帝朱由校（1605－1627）對木器製造與設計的熱情是很明顯的，從相關文獻的紀錄看來，他繳出的成品不但受到當時富貴人家的歡迎，即使以今天的眼光看來仍是精品。但是，14歲的他能夠欣賞達文西的手稿並且解讀出其對大明國運的意義嗎？

這個問題不容易回答，但是我們可以從明朝後期的一位名人「徐光啟」（1562－1633）身上找線索。

徐光啓算是明末實學派的代表人物，中西文化交流的先行者，一生為引進西方事物而忙碌。他35歲中舉人、42歲中進士、44歲翻譯幾何原本、46歲引進蕃薯後，更在59歲引進紅夷大炮，67歲率傳教士重修曆法，可以說是明朝後期最能夠理解朱由校對於木工活兒熱情的人了。

所以，我們能夠透過徐光啟將達文西的手稿獻給天啟皇帝，說服他廣開西學校，甚至科舉加考西學科目，讓更多大明學子能夠廣泛接觸與了解當時西方的物質文明成就嗎？

基本上，這個答案是有點悲觀的。因為，徐光啓雖然翻譯了《幾何原本》，但是他對西學還不算熟悉，也還無法評估西學的利弊，所以我們不能太期望他能夠說服朝廷注意到達文西手稿的珍貴之處。畢竟，就如18世紀著名的工程師布魯內爾（Brunel）所說的：「發明是一回事，讓發明的結果能夠運作是另外一回事。」

達文西的手稿之所以珍貴，是因為今天的我們知道他的許多想法都是確實可行的，而我們也看到了具體的結果。如果沒有親眼看到成品，達文西的手稿可能只是空想而已，達文西手稿的珍貴可能超過實學派的徐光啓可以領會的範圍。

總之，要請徐光啟向皇帝獻寶，還是得獻份皇帝能夠賞識的寶。至於，獻什麼寶呢？如果參考歷史學家許倬雲的意見，或許我們可以賭一下年輕的木匠皇帝會喜歡「螺絲釘」。

徐光啟和利瑪竇

歷史學家許倬雲認為「在歐洲整個機械發展史上，有一個東西——螺絲釘——為中國所無，但卻是決定中國武力、火力發展與否的關鍵。」所以，如果我們能請徐光啟將螺絲釘獻給熱愛木工的皇帝一顆螺絲釘，中國近代的歷史就可以走上不同的道路？

也許——但是在我們發展我們的劇本時，我們也不妨考慮一些阻礙（一來這樣故事進展也會比較曲折，比較好看，二來我們也可以藉此讓讀者注意到一些環境對人事的影響。）

首先，是明朝的政治體制。有論者認為，明朝後期的朝政已逐漸往內閣制發展，皇帝的權力逐漸被架空，所以，除非皇帝有強烈的動機要同臣下奪權，或者大臣們之間爭權，希望拉皇帝助陣，引入螺絲釘對改變大明政局可能發揮不了太大作用。

其次，我們必須注意到，對設計師而言，在設計工作時，對材料的喜愛與選擇，近乎一種直覺。朱由校固然喜愛木質材料，但是否會因為小小的螺絲釘，而愛上鋼和鐵這種促成西方軍火工業武器發展的材料是個大問號。

最重要的是，要欣賞螺絲的美妙，不僅要從實務的角度出發，思索這與眾不同的小器材，究竟有那些潛在的應用價值，還要從幾何數學的角度去探索，找出如何藉由精密微調的角度，找到改良螺絲釘的方法。獻上小小的螺絲作為禮物，所考驗的與其說是工匠的手藝，還不如說是設計師的會心與巧思。

最重要的是，我們能夠期待14歲的朱由校藉由一枚小小的螺絲釘，跳出對木匠活兒的熱愛，轉向對國家發展與人民福祉的關注與熱心嗎？

坦白說，有點難。畢竟，要讓位處東亞的大明帝國感受到歐洲正慢慢從中世紀的教會世界走出，企劃出一連串令人目不暇給的華麗變身，並不容易。

以徐光啟而言，他固然感到幾何的奇妙與砲彈的威力，但他其實無法知曉天主教教會在歐洲其實是壓制科學思維的黑手，許多科學討論因為保守的教會勢力而無法開展。天主教的教士固然掌握了一些科學的知識，但他們的思想其實相當制式守舊，並不是特別有科學啟發性的好老師。

如果，天啓皇帝有機會遇見荷蘭人，從荷蘭人的手中拿到雷文霍克（Antoni van Leeuwenhoek，1632－1723）的鏡片，歷史大轉彎的可能性或許比較高。不過，雷文霍克出生時，天啟皇帝已經去世，繼位的崇禎皇帝對這類玩意兒的興趣似乎不高，大明注定錯失靜心賞鑒西歐科學的機會。

不論我們將螺絲還是鏡片送給大明皇帝，恐怕都無法讓大明走向科技或工業革命。

然則，這並不是歷史給東亞的最後機會。

讓東亞真正錯失注意到西方科學進步的人應該是康熙（1654－1722）。比起大明後期的皇帝們，被稱為「學霸皇帝」的康熙其實更有機會讓東亞人好好接觸西方科技，只是，康熙對西方學問的主要興趣是天文和曆法，加上滿清算是異族、入關時又不免與漢人有一番相殺相厭。這讓他並沒有太多動機思索如何改變漢人落後的教育和科舉文化。

愛好天文的康熙大帝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能將螺絲釘或顯微鏡與望遠鏡一併獻給康熙，康熙是不是就能領悟到這些東西可不只是西方人的玩具呢？這又是另一個有趣的歷史問題了？可是，這一次我們要派誰去向康熙解說呢？

吳三桂大概不合適，那麼，金庸筆下的韋小寶呢？好像也沒有辦法。

這樣一分析起來，17世紀後期的東亞大環境，似乎就是注定與西方的新科技失之交臂了？

螺絲釘是偉大的小發明，在西歐的科技文明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可是，光是將螺絲釘引進東亞，獻給大明或大清皇帝，似乎無法對東亞造成革命性的變化。17世紀的東亞要像西歐一樣，登上世界舞台引領世界的改變，其實還有一段漫長而痛苦的學習歷程。

《西方科學理性與明清中國（下）：太平洋兩岸的國際交往，始終無法形成共同的「理性經驗」》报道：

太平洋兩岸的國際交往，也始終因為無法形成共同的「理性經驗」，讓彼此的交往始終埋藏著各式各樣的糾結，難以解開。

17、18世紀時是西歐地區開始質疑羅馬天主教會的權威，探索各種重要領域的關鍵階段，但在東亞卻正值大明帝國內亂與滿清入關的帝國交替時刻。這樣的歷史情節或許讓大多數習慣安逸生活的富貴人們沒能注意到西方的改變，但到了西元19世紀時，總該警醒了吧？

對大清帝國而言，儘管這時彼長我消的態勢已經非常明顯，而民間也出現了太平天國，想要憑自己的力量殺出一條新路，但這場內亂（1851－1872）卻因為朝廷在英軍的幫助下，最終被成功鎮壓。更令人唏噓的是，亂事結束之後，朝廷的大權落在昏昧的慈禧太后的手裡，以致朝廷此後再推出的各種改革都顯得空洞、無效且無力。

相較之下，在太平洋的彼岸，19世紀的美國卻在南北戰爭（1861－1865）過後，慢慢地走出一條與舊大陸明顯不同的新路。

事實上，如果我們將太平天國之亂和美國南北戰爭略加比較，就可以很明顯地看出兩者之間在戰略本質上的差異。太平天國的混亂其實與東亞從前歷史上帝國崩解時所發生的叛亂並無太大差別：基本上就是一群混不下去的人，以天命為由，聚在一起大賭一場。另一方面，美國卻在林肯總統的領導下，憑著一篇在蓋茲堡的演說，將衝突的層次提高到國家理想和正義的問題。

可是，即使南北戰爭最後因為北軍獲勝而被定義為內戰，但戰爭本身所激發出的相互敵視又豈是當代政治人物可以輕易化解的？不僅如此，這段時期又遇上俾斯麥竭盡全力催生德意志帝國，許多想要逃離舊大陸不安情勢的人在新家園又再次遇到戰火與仇恨的糾纏，自然心生不願。林肯的這番演說固然提醒了人們捍衛理想的重要性，但也因此成為各種反對人士的箭靶，最後遭到了暗殺。

對美國而言，真正幸運的是，其在西元1787年於費城的制憲會議上就已訂定了一部《美國憲法》，並在此後不久由十三州的特別會議所批准，確立了美國最重要的國家認同。有了憲法之後，美國人繼續不斷試圖擴大版圖，引進移民的模式也不斷改變，從此面臨包括種族、部落、民族、宗教信仰以及民族認同各種不同衝突和矛盾的擴張之路。

一群新英格蘭的仕紳注意到這局面已與舊大陸的情形有所不同，也認識到美國有必要自行創造新觀念，以因應新的環境。

於是，這群各有專長的新英格蘭仕紳透過各式各樣的聚會，分享各種閱讀心得並交換彼此的意見、最後在承認世間沒有永遠適用的共識下，開始宣揚質疑的精神，讓人們在面對不斷更新的機器時，可以不斷調整以適應複雜的工業化生活。更重要的是，在這段期間，美國大學和知識中心也陸續成立，包括哈佛、耶魯、普林斯頓、芝加哥、麻省理工、為傳播這樣的美國精神而努力。

當然，說到這裡，熟悉美國的讀者不難發現，這裡所提到的美國大學都在（東）北方，所以，蓋茲堡演說基本上彰顯的美國精神，其實也是這些早期英格蘭仕紳的文化主張。不意外地，在美國內戰結束後，讓這種美國精神得以延續並且解決戰爭相關爭端的人也是出身新英格蘭，其中尤以被視為「實用法學創始人」的小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Jr.）為代表。

「實用法學創始人」小霍姆斯

這位小霍姆斯的父親老霍姆斯其實也是新英格蘭傳統的重要奠基人，曾經擔任哈佛大學醫學院院長，協助了《大西洋月刊》的發行，更創造了「波士頓婆羅門」這個詞彙，用以形容出身高貴又是學者的波士頓菁英。值得一提的是，老霍姆斯雖是支持廢奴的，但本身卻與黑人沒有特別的交往或接觸。而小霍姆斯卻是加入了軍隊，親身經歷了戰爭，並且在戰爭結束後，開始思索宗教團體以外的人們有沒有彼此融洽相處的可能。

秉持者這種哲學精神，小霍姆斯最後發明了「理性人」的概念，主張法律是在解決「我們如何共同生存」這個問題。更重要的是，小霍姆斯將傳統法律的「犯罪」與「過失」用詞改以「疏忽」與「魯莽」來替代，讓法律得以依據「一般社會成員的準則」來運轉。而所謂的「責任」則是依據「理性人」的「經驗」來認定。

「理性人」的概念大約是與統計思維中的「平均人」呼應，至於為什麼用「經驗」來界定責任呢？

歷經內戰洗禮的小霍姆斯深刻明白「法律的生命不在邏輯、而在經驗」的道理—— 比如說，在1850年代，主張廢奴者是許多北方人眼中的恐怖份子，但到了戰爭結束後，廢奴者又搖身一變成為愛國者代表。這讓深刻地感受到這種轉變的小霍姆斯對「絕對」和「必然」產生了一種不信任。

小霍姆斯對美國的法學影響甚巨，並且讓內戰後的美國再度接受了「共同生存」的想法。

一個又一個受到小霍姆斯影響的法官或許就像螺絲釘一樣，慢慢地將原本擁有不同歷史的美國各州組合了起來。

遺憾的是，這種「組合式」的國家組成概念，和東亞人偏愛的「一體成形式」的國家設計概念頗為不同。太平洋兩岸的國際交往，也始終因為無法形成共同的「理性經驗」，讓彼此的交往始終埋藏著各式各樣的糾結，難以解開。

（摘自2022/10/31， 歷史方格子》）

谢选骏指出：上文只知谈论“西方科学理性与明清中国”，却不懂“西方科学理性为何瓦解明清中国”。那么，西方科学理性为何瓦解了明清中国，而不是像成全了日本一样成全了满清呢？简单说，明清帝国已经过了能够大力吸收外来文明而不伤及自身的“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春秋战国时期（五代两宋）”了。而日本还处于这个时期。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和欧洲提前一千年相遇，哪怕提前五百年相遇——例如在唐宋时代相遇，情况就会大为不同。可惜那个时候，欧洲还处于野蛮时期，无法扩张东来。反而需要中国通过蒙古西侵带入火药，促成其社会急剧演化。

【88、血汗废垃只会哭，只因中囶梦碎了】

《新歌“大梦”为何一夜爆红 每个中国人的深深代入感…》（自由亚洲  2023-09-27）报道：

广西农民"瓦依那乐队"的歌曲《大梦》在中国网络上迅速走红

继饱含隐喻的歌曲《罗刹海市》火遍全网后，新歌曲《大梦》一经播出，也"听哭"了广大中国人。这首写尽中国人一生困惑的歌曲为何能够引发如此热烈的反响？请和本台记者经纬一起聆听这首《大梦》。

著名音乐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第三季比赛正式开启，其中一首歌曲《大梦》因唱尽中国人的一生而火爆全网，产生共鸣的中国听众纷纷表示“听哭了”。最终这首歌曲斩获全场最高分，当天获得高达44.2万的转发量。

“我已十八岁 没考上大学，

是应该继续 还是打工去，

该怎么办？

我来到了深圳 转悠了些日子，

没找到工作 钱花得差不多，

该怎么办？

十字路口 人往往返返 该怎么办？”

这首长达九分钟的歌曲由瓦伊那乐队和任素汐生动演绎，如散文诗一般朴素而真挚地展现了中国人从六岁到八十八岁，不同人生阶段面临的社会现实问题和烦恼。

“没考上大学怎么办？结婚买房生子怎么办？面对生老病死怎么办？”整首歌贯穿对生命的诘问，最后得出“人生如梦”的感慨，一经播出就引发听众的强烈共鸣。

在中国著名问答平台知乎上，有中国网友表示，如果人生是一场大梦，那么我希望这场梦不是宿命的、无法逃脱的社会循环；还有网友说，人生很艰难，大家过得很不开心。

引发共鸣在于每个人对其都有深刻的代入感

在荷兰的人权活动人士林生亮感慨说，之所以这首歌引起如此广泛而强烈的共鸣，是因为每一个中国人对其都有深刻的代入感。

“这个音乐代表着一个时代的脉搏，反映了当下时代的现象。我从这首歌里看到了人的一生的生死病老，也同时看到了当下年轻人苦苦挣扎的图像，包含了人的一生必须经历的爱情、亲情、人情。”他说：“每个阶段都有个问号，我认为这个问号就是在拷问社会。”

在经济持续下行的当下，中国人对住房、就业、升学的焦虑情绪有增无减。恒大、碧桂园等多家龙头房地产企业爆雷，烂尾楼在各地频频出现；青年失业率持续高企，6月录得峰值21.3%，随后中共当局停止公布相关数据；教育资源进一步两极分化，教培行业遭打压，寒门子弟失去了“弯道超车”的机会。

这首歌是所谓中国梦的真实写照

林生亮认为，这首歌折射出一种相当普遍的社会情绪。

“这首歌暴露出中国当下集权社会里国民普遍的焦虑感、无助感，也反映了整个社会的结构发生了改变。”

中国前媒体人赵兰健说：“（《大梦》这首歌）是多重社会矛盾因素凝结之后，又没有释放途径，所展现出的内心的颓败。”

在社交平台X（前推特）上，有网友点评说“这首歌曲很应景迎合了当下中国国内的消极情绪”；“这首歌是所谓中国梦的真实写照，也是底层百姓的做梦经历”。

“太多的错误 总在重复，

该怎么办？

……

过往的执念 过往如云烟，

太多的风景 没人全看清，

放不下 怎圆满？

如果生命 只是大梦一场，

你会怎么办？

网民嚎叫：

fonsony 发表评论于 2023-09-28 02:19:00

奴隶主马云有先天的思想，早就指出，996有你就幸福了，

hkzs 发表评论于 2023-09-27 23:50:41

红色血汗中国已崩的表现。

不太 发表评论于 2023-09-27 21:45:13

再來一場公平分財產革命。

西湖孤山 发表评论于 2023-09-27 21:09:26

为何不学习思想？没有主旋律的歌曲？养这些曲艺协会的东西有啥用？都关了。

匿名用户 发表评论于 2023-09-27 20:12:08

中国人的苦难都是共产党强加给我们的！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民，把我们的血肉投入到推翻中共独裁政府的事业中去！习近平一头猪，全国杀完，见青天！

znggg 发表评论于 2023-09-27 19:47:21

虽然歌词每一段都唱的是焦虑，但其实最终是让人放下焦虑，焦虑最终没成其为困难，人生就是大梦一场，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

zhongguoren8 发表评论于 2023-09-27 19:29:24

大国盛世，世界第一了，土包子。

生肖迷宫 发表评论于 2023-09-27 19:24:46

曲自"又见溜溜的她"

你看我像特务，

我看你像汉奸，

全民动员抓间谍，

整天瞎忙活。

经济也玩砸了，

外交也搞烂了，

全民监控搞安全，

皇位丢不得。

到处是习思想，

全世界指方向，

摊上这么一个货，

这代人倒霉了。

肥溜的它呦

压迫我呦

心儿一颗嘿嘿嘿

nyfan 发表评论于 2023-09-27 19:03:00

唱给刁皇听听吧！

落基山99 发表评论于 2023-09-27 18:22:50

这才是真正的中国梦！ 高考的独木桥，996，997 把人当作机器用，中国特色！！ 《大梦 》中国梦！！

voiceofme 发表评论于 2023-09-27 16:50:24

这些问题哪儿都存在，是人的根本问题，不是中国和中国人的特定问题。

爱琴海岸 发表评论于 2023-09-27 16:38:45

唱出了各个年龄阶段及普通百姓的焦虑。

罗马军团 发表评论于 2023-09-27 16:03:34

来点正能量的，乐观一点，今年再怎么差，也比明年要强。

cyte 发表评论于 2023-09-27 15:47:02

道霖沙 发表评论于 2023-09-27 15:09:40 不能再让这类负能量的歌曲腐蚀中国人的精神和意志了，要实现习大大的宏伟中国梦，必须从批判这两首歌做起！那一刀月半不知林夕又佳该怎么办……

getstarted 发表评论于 2023-09-27 15:23:22

墙上写着“中国梦”的标语，人们却唱出“大梦”悲歌。

道霖沙 发表评论于 2023-09-27 15:09:40

不能再让这类负能量的歌曲腐蚀中国人的精神和意志了，要实现习大大的宏伟中国梦，必须从批判这两首歌做起！

人间不值得007 发表评论于 2023-09-27 15:02:00

做大梦 脱口秀不是封了吗

大梁 发表评论于 2023-09-27 14:54:30

《罗刹海市》，《大梦》都很抓人，自由它们的优秀之处， 美的享受听者自知.

cyte 发表评论于 2023-09-27 14:47:06

那一刀月半该怎么办……

走遍北美的小猫 发表评论于 2023-09-27 14:37:00

大白话歌曲，无论怎么演绎，也只是朴素的表达而已，缺少了艺术的美和智慧的美，很遗憾的时代。罗大佑和李宗盛的歌曲表达，比这个“大梦”，多了音乐歌词的美，多了艺术气息的“大白话”，更让我认为有听音乐的享受。表达什么，怎么表达，这是自由。但是音乐要有它艺术的高度和美的享受，即使表达的是愤懑和无奈，或者悲伤和无助。大白话的世界，大白话的人群，大白话的国家，最后是专门撒谎的现实。

香椿怼鸡蛋 发表评论于 2023-09-27 14:27:00

我觉得再这么讨论下去，乐夏就不会有第四季了。

洋知青 发表评论于 2023-09-27 14:25:54

这首歌，十年前不会流行，因为那时处处缺人。

这首歌，二十年前不会流行，因为那时人的生活是逐渐变好。

这首歌，三十年前也不会流行，因为那时人人努力。

这首歌，四十年前也许流行，因为那时下岗的太多。

这首歌，五十年前不敢流行，因为它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

这首歌，现在流行但不知多久，因为它是付能量，领导者不喜欢。趁那个智商差的领袖没反应过来，多听听吧。它也许是贫民百姓能够说出来的最后绝唱。

dogman 发表评论于 2023-09-27 14:18:25

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用智慧区分两者的不同。坐在那里瞎哼哼顶个屁用。

charley3 发表评论于 2023-09-27 14:05:14

快被封了，这不是和习总的中国梦唱反调吗。

谢选骏指出：血汗废垃只会哭，只因中国梦碎了——

瓦依那、任素汐《大梦》歌词

2023年9月26日

歌手 : 瓦依那、任素汐

作词 : 十八

作曲 : 十八

《大梦》完整版歌词

我已经六岁 走在田野里

一个不小心 扑倒在水里

该怎么办

弄脏了新衣 弄坏了玩具

爸爸会生气 妈妈会着急

该怎么办

站在春风里 大声哭泣 该怎么办

我已十二岁 没离开过家

要去上中学 离家有几十里

该怎么办

若是生了病 若弄丢了钱

被人看不顺眼 我单薄的身体

该怎么办

我的父亲 总沉默无语 该怎么办

我已十八岁 没考上大学

是应该继续 还是打工去

该怎么办

来到了深圳 转悠了些日子

没找到工作 钱花得差不多

该怎么办

十字路口 人往往返返 该怎么办

滴滴哒哒 滴滴哒哒 滴滴哒哒 滴滴哒哒

滴滴哒哒 滴滴哒哒哒

我已二十八 处了个对象

与哥哥姐姐们 相遇在街上

于是 就吃个饭

她姐姐问我 没正式工作

要不要房子 要不要孩子

要怎么办

我措手不及 仓皇离去 要怎么办

我已三十八 孩子很听话

想给她多陪伴 但必须加班

该怎么办

柴米和油盐 学校和医院

我转个不停 赚不到更多钱

该怎么办

我像部机器 不能停歇 该怎么办

我看到花儿在绽放 我听到鸟儿在歌唱 我看到人们匆匆忙忙

我看到云朵在天上 我听到小河在流淌 我看到人们迷失在路上

我已五十八 母亲已不在

老二离了婚 娃交给我来带

该怎么办

他说趁年轻 再去闯一闯

说不定归来时 会有一番景象

我只求他平安

太多的错误 总在重复 该怎么办

我已七十八 突然间倒下

躺在病床上 时间变很漫长

该怎么办

面对那个未知 无助得像孩子

在老伴面前 装作却很释然

说这只是小坎

生命的烛火 在风中摇摆 该怎么办

我已八十八 走在田野里

看见个小孩子 在风里哭泣

春光正灿烂

过往的执念 过往如云烟

太多的风景 没人全看清

放不下 怎圆满

如果生命 只是大梦一场

你会怎么办

我看到花儿在绽放 我听到鸟儿在歌唱 我看到人们匆匆忙忙

我看到云朵在天上 我听到小河在流淌 我看到人们漫步在路上

《大梦》歌词表达及评论赏析

Prodigal-W：这首歌写了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我们会发现人在每一个阶段都有不知所措的时候。《大梦》这首歌就像它的名字一样，无论正在经历哪个阶段的问题，十八在歌里已经告诉了我们问题的答案，如果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就做一场大梦想想八十八岁的自己，再回头看人生其实就是这样，那些问题也就不算问题了。

志凡vip：听到如果生命只是大梦一场该怎么办时总是一阵心酸，也许是对这个问题的恐惧吧？愿所有人生命旅途中能找到答案，从容面对你的大梦一场！

谢选骏指出：人说——新歌“大梦”为何一夜爆红 每个中国人的深深代入感……；我看——血汗废垃只会哭，只因中囶梦碎了！

【89、崖山之后无中国，秦朝之后无华夏！】

《崖山之后无中国，明朝之后无华夏！（一篇较“偏激”的文章的简单考证和评价）》（探寻人生 2022-08-28）报道：

原文整理与浅显考证

主旨

宋朝发展情况简介

蒙古军队种族灭绝式屠杀

作者观点：汉文明从此走向衰弱

崖山海战 南明灭亡 场景

笔者观点与总结

作者个人想法

词汇

参考资料

原文整理与浅显考证

主旨

大宋帝国的哀歌：宋朝的灭亡，绝对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改朝换代；而是中国第一次亡国。有兴趣的可以查‘崖山之后无中国’这句话，真是血泪斑斑的警句。

宋朝覆亡，崖山海战中国整个精英阶层全部殉国，一脉相承数千年的中华文明由此产生断层，其影响深远延续至今。崖山之后，再无中国，这是一个争议很大的命题。

分析：论证的核心应该是，在宋朝彻底灭亡后，大多数精英是否殉国或被屠杀？由于大批精英阶层覆灭，是否造成了华夏核心文明的严重倒退？是否产生了文化断层？

宋朝发展情况简介

两宋300余年，一直都是重文抑武，在军事上屡受外敌之辱，常被称为“弱宋”。但全面的看待，宋朝在经济、文化、科技、农业、工商业、手工业等诸多方面都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其成就超过了之前的隋唐和之后的明清，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抑制工商业的朝代，并且极力发展对外贸易。虽然不断的纳贡称臣，但国库岁收依然充裕，终宋一世，只爆发过几次小规模的农民起义，这应该是有其原因的。汉文明在宋朝时候，领先世界，富有人文精神，科技发达，也具有抵抗精神，在蒙古横扫欧亚大陆后，独立支撑数十年。

考证：根据 宋朝资料，经过维基百科、宋史等资料简单相互考证，可明确宋朝经济和文化非常发达，重文抑武，土地私有，买卖自由，人口自由流动，对外开放，具有诞生资本主义萌芽。

分析：宋朝是古代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时期，虽有杂税众多，军事较弱的缺点，但是有机会发展出资本主义，后来人多认为如果没有蒙古族以野蛮手段入侵，以极度中央集权统治，则华夏文明则能继续领先世界。

蒙古军队种族灭绝式屠杀

蒙古军队占领中国北方时，其种族灭绝手段极为恶劣。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屠城记录。蒙古屠杀造成了中国北方人口大量减少，其程度令人触目惊心。在北方有4500万以上登记人口，而在各地屠城以后，还不到700万，而且这个数字一直保存到元末甚至明初。不排除有几百万人口逃到南方，以及死于瘟疫，饥饿的人口，那么也至少屠杀了80%以上，据记载，宋人到中原后发现，中原地区千里无人烟，白骨遍地，井里塞满了死尸而水不可饮。

考证：

蒙古帝国屠杀

葛剑雄 《中国人口史》 1212年中国人口1.4亿，遭到蒙古屠杀破坏后，1287年仅剩6800万

1985 年版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录入蒙古军队屠杀宋朝人口采用的数字是 7000 万。 采用的数据来源于葛剑雄 《中国人口史》

元明清时期的野蛮屠杀[J].历史教学（中学版），2010（02）:11. 宋代中国人口已近 1 亿。比较具体的数字是宋徽宗宣和三年（1122 年），全国人口约 9347 万。但是到元代， 人口数急剧下降。成吉思汗鼓励部下杀戮，下令凡遇抵 抗，城陷后屠城。蒙古军攻打南宋时，四川遭遇了第一次 灭绝性屠杀。四川在宋代经济发达，人口估计近 2 千万，蒙古军在四川屠杀的结果，使天府之国仅剩约 80 万人，几乎成为无人区。整个原宋朝统治区域被屠杀的人口， 保守的估计是 5000 万。

维基百科记录蒙古帝国三次屠杀

忽必烈 自述 中国北方屠杀1800w，四川1295w屠杀至60

可以证明蒙古帝国屠杀属实，屠杀宋朝人数约4000-7000w，符合原文数据。

2. 精英阶层尽丧蒙元之手

元朝 维基百科 数据来源：《征服王朝的时代》〈第六章 元代的中国支配〉: 第139页－第151页. 收降地方自卫势力如真定史天泽、满城张柔、东平严实与济南张宏，史称汉族四大世侯。

《元史·选举志一·科目》 窝阔台汗，1238年命术忽德和刘中举办科举，史称戊戌选试。这次考试录取东平杨奂等名士。

世家和君子或者说士人群体是当时的精英阶层，只能说多数当朝精英阶层，死于战争和屠杀之中。

分析：蒙古入侵的确给中国文化特别是汉朝文明带来了极大的伤害，人口意味着一个文明的生命力，西夏和四川区域的文明几乎被消灭，中国文明遭遇重大损失这是毋庸置疑的。

作者观点：汉文明从此走向衰弱

蒙古军队攻占长沙时岳麓书院的数百名书生全部壮烈战死，但3百多年后，崇祯皇帝吊死煤山时身边只有一个太监，更别提什么陆秀夫般的忠臣了……可以说中国的精英尽丧蒙元之手。

查证：根据维基百科整理，1275年元兵攻破长沙，岳麓书院被付之一炬。岳麓书院几百学生参与战斗，城破后大多自杀殉国。清·王源，《居业堂文集》（卷19），明朝末代皇帝崇祯，死于崇祯甲申三月十九日丑时，时年33岁。身边仅有提督太监王承恩陪同，属实。

分析：曾节明：《甲申三百年六十年再祭》中记载，太监曹化淳说：“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崇祯结局，这种情况与崇祯皇帝滥杀行为有不少关系，不能证明是蒙元屠杀导致文明重创所至。

此后汉文明再也没有振作起来，市民社会的发育，新型商业经济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创新都无从谈起，中国丧失了最好的发展机会。虽然百年后汉人复国成功，但继起的明王朝还是受到蛮族很大影响，大开历史倒车，无视生命价值，抑制商业贸易。汉人在遭遇北方骑马民族的重创后，开始变得保守，其统治阶级相比较宋朝统治者而言也更残暴，此后的数百年，面对外侮，大多数的汉人精神麻木苟且。中国文明垂世而独立，可以说是除西方基督教文明外最大的原创性文明，在游牧民族的入侵和打击下，在南宋末年，崖山之战后，整体性亡于蒙元，我们文明的发展的积累被破坏，可以说，崖山之后，已无中国。

分析：整体性？笔者认为这里的整体性指的是汉族核心文化的完整性，后之后该作者个人观点中的文化消减有关系。

时常想，古中华遗风，究竟会有何等的团结与彪悍，连相对柔弱的南宋，都有十万军民自发跳海殉国，这样的气节，何时能再次拥有？南宋灭亡的时候，日本“举国茹素”来哀悼大宋的灭亡。元世祖忽必烈因日本此举，且倭主不来朝贡，造大船7000艘往攻，结果船队被暴风雨所摧毁，日本人从此将此风称为“神风”。二战中“神风敢死队”即出自这个典故。

查证：出自南宋遗民郑思肖的《心史》，“彼近知大宋失国，举国茹素”。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史料可以佐证。

明亡后，朝鲜和日本认为中国已亡，日本从此蔑称中国为“支那”。

查证：维基百科考证，支那一词最初源之于印度，代表远方之国，之后被逐渐变为中国的称呼，然后随佛教进入中国，有些佛教徒以支那作为中国的别称。唐朝传入日本，起初无讽刺意味，日本以支那来取代中国的原因之一，是夷夏之辨，因为“中国”这个词明示“中国”才是中央之国，日本只是“东夷”。18世纪西方人称中国为Cina，日本解读为支那，认为中国并不居于世界中心，也非文明最高之地，反对尊崇中国的风气，支那的称谓，在明治维新初年，在日本形成风气，开始具有一定讽刺意味。明朝灭亡于17世纪中旬，所以该句话查证不属实。

明治维新后，自认为华夏正统的日本曾打着“攘夷主义”的旗号发动甲午战争等对清战争。唐、宋、明时作为对中国文明衷心倾倒的两个附属夷国，日本和朝鲜至今因还因宗主国文化沦丧而对中国存有偏见。

查证：出自《心史》，以“攘夷主义”的旗号发动对清战争属实，但是文化沦丧有待进一步查证。

崖山海战 南明灭亡 场景

崖山之后，再无中国——崖山海战纪念日：夏历二月初六 宋祥兴二年（1279）（元至元十六年）正月，张弘范兵至崖山。南宋残军与元军在崖门海域展开历时20多天的大海战，双方投入兵力50余万，动用战船2千余艘，最终宋军全军覆没，南宋灭亡。 "二月初六日晨，崖门海域风雨交加，元军发动总攻，宋军血战至黄昏，最终战败。太傅张世杰护杨太后突出重围，左丞相陆秀夫携少帝突围无望，遂杖剑驱妻子入海，并背负年仅九岁的少帝赵昺蹈海殉国。大宋后宫及群臣也纷纷投海殉国，七日，“浮尸出于海十余万人”。杨太后闻赵昺死，赴海死，张世杰葬之于海滨，亦投海殉国。宋遂亡。

易衣冠、亡天下——“剃发易服”纪念日：夏历六月十五日 明弘光元年（1645），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清军占领南明弘光政权金陵。六月初五日，多尔衮谕江南前线总指挥，豫亲王多铎，下令“各处文武军民尽令剃发，倘有不从，以军法从事。”六月十五日，多尔衮谕礼部，通令全国剃发，“向来剃发之制，不即令画一，姑令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若不画一，终属二心”“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七月，令，“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

笔者观点与总结

毫无疑问，中国还在，华夏也还在，只是被动的被融合，融合之后被改变了。至于该作者说描述的中国与华夏，应该是文化和思想的缺失，笔者认为不能否认，蒙元和满清种族灭亡式残暴手段下，汉文化遭受重创，在宋后：

政治制度从君臣共治渐渐变为彻底的中央集权

经济、文化走向衰退

但二十四史里面有元、清，元以宋为正统，所以无法否认元清不是中国，至于深层次的思想和文化层面，笔者水平不够，无法去评析，希望各位知友指点。

作者个人想法

与谢选骏言论有重合

后门的言论稍微有些“偏激”，所以放到最后，请带着辩证和理性的角度去看

戊子年二月初六（2008.03.13），崖山海战729周年；六月十五（2008.07.17），剃发易服363周年。《春秋》之义，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中国而为夷狄，则夷狄之。“中国”始终都是华夏，华夏始终都是进步文明的代表，而华夏也根本不曾以种族、民族划分。“崖山之役以下，中国已经没有一个统治集团有能力又有意愿全盘接手华夏文明，并加以发扬光大，因此中国正朔已断。“崖山之后，已无中国” 大约此意吧。也许日本人说的是对的：宋之前是中国，宋之后是支那。 蒙古军的屠城，杀掉北方百分之80的汉人，精英殆尽。明朝只算诈了下尸，可惜当年汉人的精气神全没了，我们没什么值得自豪的了，只愿有生之年可以凭吊崖山以慰不孝之罪!

崖山是中国一个值得回忆的地方，中国人应该认识它。南宋的大臣陆秀夫在国家将要被蒙元灭亡的时候，背着年仅9岁的少帝投海而死。一首诗歌可以表达我们对凄然收场的宋王朝的怀念。为了复兴宋室，一直不停奋战，但事到如今，已无力挽回了。"陛下，您是大宋的正统后裔，应该断然作出不辱没您血统的决定。" "我明白了，你没有背弃我，并且自始至终侍奉我，太感谢了！" 陆秀夫面对少帝这种勇敢地态度，不得不强忍住眼泪。"陛下..."陆秀夫背起少帝，用带子紧紧地捆绑在一起。 "蒙古军啊，将来有一天，继承我们遗志的同胞，一定会征讨你们的！"（译）

就这样，陆秀夫背着少帝，投海自尽，许多忠臣追随其后，据说达十万人之多。这就是南宋最后一战的崖山之战。南宋的陆秀夫死了……赵宋终结，古典意义上的中国也随之灭亡，中国第一次整体亡于游牧民族之手。这场战争的两个对手的来历都不平凡，赵宋的灭亡也不是中国历史上传统的改朝换代。内藤虎次郎（1866-1934，日本"支那学"创始人之一）：宋代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日本学"唐和宋在文化性质上有显著差异：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 谢和耐（JacqueGernet）：宋代是"中国的文艺复兴。"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天水一朝"（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想必大家耳目能详，这是陈寅恪的话。

李约瑟：宋代是中国"自然科学的黄金时代。

又是陈寅恪："宋文化是华夏民族文化的最高成就，宋文化是今后文化发展的指南，我国民族文化的更新，必将走上"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的道路。" 既然这是文艺复兴，那么这样的复兴为什么在后来终止了呢？为什么没有如欧洲发生的那样走上持续复兴道路并进而走向新兴资本主义道路？这个近世的开始是怎样被打断的？那个继承她的弓马娴熟的所谓元朝为什么没有继起这样的文艺复兴？我一直思量，如果不是那个只知残酷虐杀汉人，欲变青天下所有的农田为牧场的元朝来统治中国，我们会面对怎样的中国呢？历史在我眼前渐渐模糊，仿佛永远也看不清他的真正面目。一声叹息。

宋朝既是中国传统文化和经济、科技最发达的朝代，也是中国资本主义开始萌芽的时代。那个时代，中国占世界GDP总量要超过一多半。宋朝的经济实力、科学技术和文明程度在当时都是世界第一。对于中国而言，宋朝就是一个文艺复兴时期。中国的文化这个时候是一种积极的、开放的文化。汉朝国强，唐朝武盛，宋朝文旺。中国文化到宋达到了巅峰。宋是中国历史上最接近现代管理的朝代，中国文化巅峰的时代，随着宋的灭亡而凋残。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一段说宋的评价是：“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其后蒙元和满清交替的异族入侵，带给华夏人民极大灾难和深重杀戮，这是二个野蛮对文明血腥征服的朝代；中间一个明朝，又是以保守自大、丧心病狂且腐朽堕落闻名的（如海禁、如明太祖诛尽开国功臣、明成祖夷方孝孺十族、明思宗碎磔刚刚血战解了京师围的袁崇焕）。因此在日本人的眼里，中国自宋以后就不再是他们崇尚的正源华夏文明了。不少国外的史学家也将宋朝覆亡视为古典意义中国的结束，即所谓“崖山之后，已无中国” 。

宋以后，特别是宋明相继覆亡于蒙元和后金满清手中时，汉人在经历了多次异族入侵、改朝换代的血腥杀戮后，华夏文明阳刚进取的民族脊梁基本被打断，勇烈诚信的人群几被杀绝，民族最优秀成分基本丧失，存活下来的都是“劣币淘汰良币”法则衍生出来的奴化人群，因此宋后社会总是充满太多圆滑世故的保命哲学。再经历宋明理学特别是明代以来的文化自我阉割后，剩下的古老中华文明基本属于一种散发着腐朽气息的文明，虽然古老，却是戗害着最优秀成份的一种老人黄昏式智慧。虽不无可取之处，却于历史大格局深有妨碍。宋是这样一个铭记了汉源正朔的朝代，跨越时空和今天的中国人有着不解精神文化传承。南宋之亡，内有贾似道、史弥远奸臣当道，外有刘整、吕文焕望风而降，否则蒙古人不见得能迅速摆平。须知，南宋是蒙古花了半个多世纪才灭掉的，其他国家，有几个可以抵抗蒙古人10年的？有明之亡，内有崇祯刚愎自用，外有吴三桂、洪承畴之流，尽管不乏忠义之士，但是史公可法的志大才疏，也是历史永远的遗憾。崖山之后无中国，历尽磨难的中国人作为整体，究竟在什么时候变得如鲁迅笔下形容得那般卑微、猥琐、没有气节，已经不可考，消失在历史的浊流中。还是那句话，在骂日本人乱改教科书的时候，我们自己是不是也要扪心自问，远到甲申，近至文革，哪次我们好好反省过。

两百年前，英国驻中国首任特使马戛尔尼说：“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的状态。”两百年后的今天，一位台湾人愤怒的写道：“（大陆）摒弃传统的四维八德，培养出了不知廉耻的一代。”这就是“辉煌灿烂的华夏文化”？这就是“坚强挺拔的汉族脊梁”？普及英语，打倒孔家店，接受基督的洗礼，我们疯狂地为自己的传统挖掘坟墓，全然不知历史的幽暗处，有多少前朝的渣滓在窃笑，有多少同胞的冤魂在哭泣。忘了成祖征大漠横扫北元的那份荣耀，却相信“农耕文化的懦弱性。”忘了国产红夷令倭寇闻风丧胆的那份自豪，却相信“古中国无科学。”“为官应直谏，为史应直书”的那份尊严，却相信“汉人奴性乃根深蒂固。”三百年前的满人用他们肮脏的爪牙奸污了我们的传统，现在又在用卑鄙的谎言，把早已消逝的汉文化作为自己丑行的替罪羊。在相信“清朝明君辈出，疆域辽阔，政策开明，国泰民安”时，为什么不活动一下生满铁锈的大脑，戳穿这面纸糊的窗户？康乾“盛世”中人均GDP最高的时期，却被明末遗民视作“中产之家，尝旬月不观一金”的贫困末世。康乾“盛世”虽然人口数倍于明朝，然而铁和布匹这两项指标性的工业产品的总产量却始终未能恢复到明末的水平。到1840年，中国工业产量仅为全世界的6%。无论是总产量还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都不及200年前的明末。乾隆朝编纂《四库全书》，销毁的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章太炎《哀焚书》第五十八）。当代学者顾关元先生据海宁陈乃乾的记载，则认为所销毁的书籍是《四库全书》总数的十倍。因此才有了吴晗“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的疾呼。 所谓“盛世”，实则一个尸横遍野、民不聊生，精神窒息、尊严全无的时代。此时的西方学者可以庆幸地说：“中国不可能强盛，它的衰亡是必然的。”此时的倭人可以幸灾乐祸地宣称：“华变于夷之态也”。“支那”一词应运而生。此时的高丽使臣可以自豪地宣布：“今天下中华制度，独存于我国。”面对持续满清全朝的汉族暴动和起义，面对三百年经久不衰的“反清复明”的口号，面对高丽王国对“大明国崇祯帝”持续百年的秘密祭祀，责其“愚忠”成了殖民者一面薄薄遮羞布，为什么就没有人敢于将其撕去？听说“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腐朽最专制最落后的朝代”时，为什么我们不能耐心翻翻历史，而一定要妄自菲薄地相信？

四百年前，有幸来访的西班牙人这样描述这个处在风雨飘摇中的文明：“他们首先是极其清洁，不仅在他们的屋内，也在街上。”“在他们的一切城市中都有医院……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有人行乞。我们因此问他们原因何在，回答说，每个城市里都有一个大地区，其中有很多给穷人、瞎子、瘸子、老人、无力谋生的人居住的房屋……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始终有充分的大米供应。”“这个国家的男男女女都有很好的体质，匀称而且是漂亮的人，略高……他们对外国人很有礼貌。”在中国的其它省份，还有制作奇特和优良的炮……他们的炮特别好，我同意这个说法，因为我看过一些架在船上的这种炮，它制造的比我们的好，更加坚实。”

总之他们不留下一尺未种植的土地，你在全国看不到任何荒地或无收获的地方……“我们惊奇的看到那些贵人的良好风度，教养和高尚举止，还有他们在询问他们想知道的事情，以及他们答复我们问题时候的认真。”

四百年后的今天，西方学者这样评价这个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的文明：“如果按照人们通常采用的标准，中国在17世纪可以说有过它自己的科学革命。”此时的中国有独特的教育体系。各类图书十分丰富。中国人富于文明和教养。”“这些（商业活动）都早于欧洲商业扩张时代，而且足以与之媲美。”

明代社会有无穷活力，这一点是必须记住的。” 汉人主导下的明代学术氛围，继承了以前所有由汉人主导时一样的严谨和开明。正是如此，才可能有黄宗羲等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潮；才可能有朱载堉等人“凡天地造化，莫能逃其数”的科学理想；才可能有徐光启等人“盖彼国教人，皆务修身以事上主，闻中国圣贤之教，亦皆修身事天，理相符合”的开放言论。也许再给这个文明一百年的时间，它将再次令世界为之骄傲。然而，迎接它的却是一场百年的文化阉割。

三百年前，贪婪的蛮族再一次踏入了中原，颤栗着看到了这一切。此时的这个文明正拥有着占全球七成的贸易额，世界第一的耕地面积、军工产值和船只总吨位。科学的种子正在种下，人文精神正在日渐觉醒。文明的光辉刺得他们眼花缭乱。）野蛮人惊恐地发现，他们的铠甲在横飞的子弹面前不堪一击，连努尔哈赤本人也丧身于炮火。但最令他们惊恐的是那由两千年的儒、道、释文化熏陶而成的文化脊梁。

试问，有哪里个民族的皇帝可以在亡国时羞愧自缢，写下“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的沉重语句？ '试问，有哪里个民族的军人可以在城破被俘后，留下“城亡与亡，我意已绝，即碎尸万段，甘之如饴。但扬州百万生灵，既属于尔，当示宽大，万不可杀”的感人回音？

没有。当然，也没有哪里个民族皇帝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还说着“量中华之力，结与国欢心”的无耻字句。也没有哪里个民族的军人可以懦弱腐败到使名词“八旗”成为一个彻底的形容词。汉文化是包容的，但不是精神的垃圾桶。游牧民族的陋习竟然从此被“兼收并蓄”，难道不值得怀疑？看罢历史，只能感叹，是来自通古斯的劣制文化的喧宾夺主，用丑陋的马褂和旗袍替代了高贵典雅的汉服，用奴性的冷漠和无耻替代了中华传统美德的一切。而这种遗毒仍在继续流淌。可以试想，百年后的中国人，为了纪念日军侵华欢的“丰功伟绩”，天喜地地拍起《裕仁大帝》、《大和盛世》、《日本帝国》。不可能？我不敢说。辫子戏”的迷你翻版而已。侵华日军的罪行不过是小巫见大巫。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苏州之屠、南昌之屠、赣州之屠、江阴之屠、昆山之屠、嘉兴之屠、海宁之屠、济南之屠、金华之屠、厦门之屠、潮州之屠，沅江之屠、舟山之屠、湘潭之屠、南雄之屠、泾县之屠、大同之屠……场场惨绝人寰，死者无不以数十百万记。明成祖时期全国人口为6659万人，到清世祖时期，全国人口只剩下1448万人。人口从明末的7000万锐减了近80%，约有5500万汉人惨遭屠杀。

冯玉祥说：“蒙古本有一千二百万人。在满清长期统治之后，今已减少至五十万人。”然而，我们愉快地将其忘记，举行“清军入关360周年纪念活动”，在滴血的屠刀前高呼“民族融合”。次次剃发易服、圈地运动，份份“禁书令”、“禁海令”，场场动辄万人“诛九族”的文字狱，杀尽了最后一位有智能有骨气的汉人，抄尽了最后一本闪着星点思想火花的书籍。海瑞大胆直言的阵阵清风，顾宪成东林讲学的缕缕回音，徐光启浑天仪前踯躅的片片背影，都已从历史的长河中被抹去。只留下祸患百年的愚昧与奴性。大清律例》也说：“造卖印刷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买者杖一百，徒三年；看者杖一百。”想来，倭人的“奴化教育”也只能望而兴叹，始皇的“焚书坑儒”也要自惭形秽。然而，我们乖巧地穿上了所谓的“唐装”和旗袍，万马齐喑着“文化输血”。应该澄清的是，鲁迅批判“吃人的历史”实乃批判满清遗毒；五四先烈的文化革命本是要革“辫子文化”的命；真正的汉族文化早在三百年前便戛然而止了。只有别有用心者正在篡改着先人的用意，以期更完美地埋葬我们的传统。我们乖巧地继承着只有两百年历史的流氓文化，却以“龙的传人”自诩，不觉得羞耻？当然，既然继承着无赖气质，又怎么会觉得羞耻。本可以成为让汉服重新绽放异彩的第一步，却成了满族的民族服装秀，把只有两百年历史的粗俗“唐装”诠释为“汉族传统服饰”。中韩礼仪风采大赛本可以成为“青”之与“蓝”的伟大角逐，最后却成了满洲旗装和现代透明装在汉服的子女面前的一次集体献丑。

中国人不弄清文化阉割与文化融合的区别，硬是要说那是“学习”、“借鉴”、“融合”过来的，正如不知道热情握手与互扇耳光的区别，不明了见义勇为与流窜强奸的区别，愚昧到了可悲的地步。一旦有人觉醒，想穿上仍然飘逸华美的汉服，想重现真实的历史，重新找回那份久违的尊严与自豪时，一些人便小丑似地为其一一戴上帽子：“大汉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国家安定团结局面的破坏者”，口诛笔伐。于是，“中国人在背叛伟大的先辈”便出自一个韩国女大学生之口。

“辫子戏”在上演。屏幕上，珠光宝气的皇上、贝勒、阿哥、格格们，面对着满堂太监和奴才的翘臀，得意地接受着观众的朝拜。《某某大帝》、《某某格格》、《某某王朝》、《某某风云》和各种“戏说”乃至“正史”，流水线生产般新鲜出炉，重复着散发着腐臭的谎言。本该澄清这一切的文化精英们，却又一次选择了背叛，争先恐后地凑到镜头前，绞尽脑汁令这些遗毒圆满：“清朝的生产力发展达到了中国封建史的巅峰。”“清朝在科技文化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清朝为我国辽阔的疆域奠定了基础。”清朝为我国近代的民族文化的大融合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闯关东”不再是人类饱受摧残颠沛流离的血泪史，而是“清政府为人口结构调整做出的突出贡献”。《四库全书》不再是史实的篡改者、抹杀者，不再是奴才文化用以立足的根基，而成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能的结晶”。

“辫子戏”仍在上演。《狼图腾》热销全国，为游牧民族的掠夺文化歌功颂德。伴随着阵阵“翻案风”，岳飞乃“不识时务”，袁崇焕更是死有余辜。高挺的脊梁被斥为“愚忠”。血腥残忍的破坏与屠杀被从教科书中轻易抹去；“男子上城，女子馈饷”的惨烈抗战也于“正史”上一笔勾销。一批批纪念馆拔地而起，供奉着洪承畴，尚可喜和吴三桂。一群群意气风发的专家学者歌舞升平，为汉奸人格、屠夫气质、奴才原则树碑立传。“辫子戏”的泛滥不再仅仅意味着审美的缺陷，而开始预示着文化的断层，脊梁的夭折。所以说不准哪里天，媒体便会爆出“史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皇军入关，日本人移民东北，加强了中日民族大融合。”日语教育乃文化输血，提高了国人的整体素质，给腐朽沉闷的中国文化注射了一针强心剂。”“细菌部队的研究成果乃中日两国劳动人民共同的科学成就。”

以及“大屠杀及三光政策为我国人口密度的调整，经济结构的刷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鲜花与掌声中，“汪精卫纪念馆”、“溥仪神社”正式对外开放。“皇军入关百年纪念”正式举行。不可能？我不敢说。我们除了身体里流淌的血液，已经无所继承了。但这也足以激励我们。只愿有朝一日，能与众人一道，剪辫束发，身着汉服，向谎言挑战，追寻古老的复兴。

今天，电视里又在放百家讲坛——阎崇年的清朝故事，当他讲到努尔哈赤是伟大的英雄，多尔衮入中原成功是因为“少杀人”时，台下的观众都鼓起掌来，我身边的几位同学情不自禁地说道：“讲得真好。康熙爷真是圣主啊。”“明朝太腐败了，汉人太无能了，没有满族，没有大清，哪有康乾盛世？”“汉人是不行，太落后”“汉人历史从来就是垃圾”……我实在听不下去了，说：“阎说错了，大家别信！”我的同学立马反驳：“阎先生不行，那你行啊？阎先生如果说假话的话，央视会让人家上百家讲坛？”看着同学们欢快而麻木的笑容，他们不时向地上吐一口痰然后振振有词的争辩，我心都仿佛被刀剜了一样，这，难道就是伟大炎黄大帝孕育出来的子孙吗？我们的民族自称“汉”；我们的华人被叫“唐”人；我们的文化被称作“华夏”文明；我们的国家被称为“礼仪之邦”“中央之国”！“华夏”，何意也！高贵而典雅，“中国”何意也！天下之中心也，如此辉煌的伟名是谁为我们赢得？是我们的祖先，是他们，一只手握着宝剑砍下敌人的头颅，一只手拿着书籍保持着最高贵的礼仪，以无限的野心，永不衰竭的欲望，拓展着华夏族的生存空间。1000年的征战，1000年的教化，不知道踏平了多少国家，不知灭绝了多少民族，直到有一天，当他们将视眼所及的所有肥美土地收入囊中，当他们的面前只有大漠和沙滩时，他们才停下了脚步，他们的武力和高贵让他的所有邻居，全都匍匐拜倒，在他们面前屈膝，而且是自愿的称臣，这些惶恐的邻居敬畏地送给祖先一个伟大的国号“中国”，意思是“世界之中心”！

我们伟大的祖先，他们勇敢而聪慧，他们重荣誉而轻生死，他们讲信义而鄙狡诈，他们重文明而藐野蛮，他们爱自由而厌樊笼，“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其志！”他们用他们的智慧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世界奇迹，可是你们谁知道？在华夏文明毁灭前的南宋文朝是一个什么样子？千年的发展，华夏成为了世界最富有最文明的民族，“世风日靡，黔首犹着丝衣。”——宋代官员如是说。宋代冶铁，陶瓷，造船和火药技术都获得了远远领袖世界，西方人总是惊异日本的武士刀最锋利，可是他们不知道，日本的冶铁技术是宋人传过去的，元朝严禁汉人炼铁，因而这些工艺失传；南宋的造船技术比18世纪前的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发达，根据刚打捞上来的南宋船“南海一号”和相关史料，南宋船长三十米，阿拉伯人惊叹道“东方的宝船简直是一个城市”；汉民族是世界上最早将火药应用于战争中的，制作了当时最好的火器，可是后来元朝严禁汉人制造火药；南宋时期，皇帝权力极其小，诏书必须有皇帝太后宰相和三位辅臣联名才会有效，而人民经常集会议论朝政，北宋末年罢蔡京杀六贼，不是太学生陈东和十几万百姓联名上书施压的结果吗？丁大全当政时，陈宗则联合杭州市民集会要求理宗罢免之。而南宋学风自由活泼，技术人员备受重用也是其他文明国家所远远不及的。航运促进了大型贸易，商业文明大发展，城市人口大量增加，伴随的纸币的流行，资本主义萌芽正在茁壮成长，此时西方依然在神教的麻醉下昏昏入睡。 "然而华夏文明在他最辉煌的时候，缺遭遇了史上最残暴最野蛮的侵略，蒙古人用他们几乎全部力量，打击华夏文明最软弱的政权——南宋，蒙古人可以几个月内，就踏平花剌子模，铲平俄罗斯，夷灭东欧列国，但是在江南的华夏文明面前，他停顿了几乎50年。元军攻打襄阳，打了五年，方才攻下；元军攻打四川，川民杀其大汗，而川民直到被杀光，才放弃抵抗；扬州李庭之军队抗元，直到扬州人皆死，方才屈服；而即使宋皇帝投降，抗元大军依然抵抗，因为根据宋制，投降诏书必须丞相大臣连署之后才能有效，丞相不署名，只代表皇帝投降，但是国家没有投降。而崖山失败后，30万宋军将士只有2万人被俘虏，其余全部战死，上至皇帝下至普通军民，都自杀殉国。听闻宋灭后，浙江十万士子纷纷跳海自杀，福建有四万！这是什么！这就是华夏精神。日本历史学家田中芳树在《海啸》中用史诗般的语句描绘了华夏英雄在灾难面前所表现的坚强和决绝：一、“听到这话，大惊失色的是邓光远，年幼的帝仅仅将聪慧之双眼转向了陆秀夫。臣力有未这，让国事沦落军止。元之贼兵即将迫近皇上宝座，脱逃之事恐怕已经不可能。‘周围的宫女和宦官发出惊叫。帝则无育地凝视着陆秀夫。皇上虽然年幼，但毕竟身为天子。天子须重视名誉更甚性命。臣虽不忍提及！但尚请皇上觉悟。’数名宫女失神倒地。船舱之墙壁发出了奇怪声响。那是元军施放之箭矢刺中船壁的声音。帝景仍然凝视着陆秀夫，但是白嫩娇小的脸颊上却出现了微笑。‘就依你所言吧！’”二、“贼兵如蚁，蜂拥而入，李沛望着百姓，‘愿意求生还是求死’，人们大呼‘只愿意与将军共死’！汪立信将两个孩子唤过来，‘今天，我将为你们举行成人礼，表示你们也要承担其卫国的责任！’于是，父子三人全部战死，获得了死后的光荣。”这就是华夏的精神！为了自由，为了尊严，为了子孙，他们英勇奋战，从未有过动摇！崖山之后，华夏全面沦丧，被严重胡化，汉民族地位地下，丧失了做学问的机会，自由的风气被扼杀，无数优秀豪杰英勇战死，商业文明严重倒退。

到了明朝时期，虽然光复，但是汉文化已经沾染了胡人的暴戾和专制，丧失华夏文明中开明和自由的气息，但是明时期不断唤醒的华夏意识，使得明末觉醒了华夏意识，学术风范大盛，内阁组党之风流行。然而此时不幸发生了，在天灾与人祸之下，中原爆发了严重的内战，当汉民族伤痕累累的时候，满蒙组成联军进入了中华腹地。完成了对中原的奴役和支配，残酷扼杀了华夏文明复苏的一次大好机会。多尔衮在汉民族最虚弱的时候，建立了清，表明了女真的强大，但是它还表明了其他吗？如果一个民族只会用刀，即使他再凶暴，那么他充其量只是个蛮族，永远也创造不出伟大的文明，康熙也许喜欢算术、化学和天文，但他永远预料不到这些东西能够给他带来什么变化，因为只喜欢支配奴隶的他对文明的创造和发展没有兴趣，这就是他为什么要查禁《天工开物》，为什么禁止前明时期大发展的火药技术；为什么要限制民间冶炼钢铁，为什么消灭造船的技术。因为他的支配奴隶性统治欲望是永远不会关心文明的，他只对如何支配他的奴隶感兴趣。而元朝和清朝的征服者们用他们的政策告诉了我们这一点，那就是他们的所有统治技巧和残忍暴力只能证明他们对文化的野蛮无知，对杀戮的渴求和与文明世界的隔绝，这就是他们的鞑靼文化，一种依托掠夺的寄生文化。他们只对培育奴隶和愚民感兴趣，对社会的进步和自由毫无兴趣，而华夏文明追求的是真正经世致用的“国士”！

孟子说：“君以国士待我，我当以国士报之！君以路人待我，我以路人报之！君以草芥待我，我当以仇寇报之！”强调君臣人格之平等的他，被清室愤恨，于是拆其牌位，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清庭要烧毁王阳明、王夫之、李贽等人的书籍。因为此皆华夏文明之象征，而在明末的时候，我们华夏观念几乎觉醒的先人已经向怒吼道：“君权，千年之大恶也！”

我们的落后，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的自卑，是我们的无能，我们没有一丝理由更没有任何资格抱怨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和土地，祖先留给我们的土地是世界上最肥美最广阔的土地，凭借这些土地，我们孕育了最多的人民。而今天，对着残酷好杀野蛮人大唱赞歌的我们，毫无礼仪诚信道德沦丧的我们，真的是那个伟大荣耀的礼仪之邦中央帝国的子孙吗？难道我们真的继承了祖先的华夏文明了吗？

我们不配享有“华夏”之美誉！就让华夏的故事永远成为一个神话吧！记得西南联合大学历史教授（记不清名字了）上中国史上到南宋灭亡就停止了，人们问他为何？他说：“崖山之后，已无中国。” “中国”和“华夏”都是最伟大的名字，里面所承载着的荣耀不是我们可以承载的。特别是播出了《大清王爷尚可喜》《大将军施琅》，上演了华南虎的我们！

一个不知道尊敬自己英雄，一个歌颂自己屠夫，一个缺乏诚信的民族只是鞑靼文化继承者，大陆没有华夏，华夏不在中国。有人说：唐宋在日本，明在韩国。大清在中国。信乎。因为礼曰：“华夏重信义，而胡人无。”

今天的我们，绝对是炎黄的耻辱！

鲁迅曾经这样评价：不能说话的毛病，在明朝时还没有这样厉害的；他们还比较地能够说些要说的话。待到满州人以异族入侵中国，讲历史的，尤其是讲宋末的事情的人被杀害了，讲时事的自然也被杀害了。所以，到乾隆年间，人民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来说话了。　.

回天无力道俱穷，干戈四起疑无路。指点洪涛巨浪中，推背图关于宋灭。

崖山之后无中国，阎吏之后无汉人。

词汇

举国茹素：是指附属国因宗主国沦丧，朝代更迭，而举行的全国大规模哀悼形式。茹素，指不沾油浑吃素的行为。

华夷秩序，或称华夷之辨、夷夏之辨、天下秩序、夷夏大防，原是在中国历史中，上古中原人用于区别中原华夏与四方蛮夷的一种概念。“华夷之辨”的衡量标准大致有血缘，地缘，以及衣装、礼仪等文化习俗。随时代变迁，血缘因素往往只在婚姻中强调，而被文化习俗和地理盖过。华夷之辨的宗旨植根于《春秋》以及《仪礼》、《周礼》、《礼记》、《尚书》等上古经籍。这个概念在古代为儒家所继承发扬，认为华夏之人群居于中央之国，为文明中心，以汉文化礼义为区隔文明–野蛮的观念就此成型，但中国上古史学专家许倬云认为，后世中国的“蛮夷戎狄”等词，在上古时代并没有贬义。

谢选骏指出：元朝灭掉的不仅是南宋，正如秦朝灭掉的不仅是楚国；崖山之后无中国，正如秦朝之后无华夏，只有汉人费拉了！在这种意义上，“崖山之后无中国，秦朝之后无华夏”当然是对的。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自从汉朝以后，华夏已经沦为“汉字族”了——在这种意义上，废不掉汉字的蒙元、满清和中共，也依然算是“中国”。

【90、杨小凯对中国的预测为何完全失败】

《中国加入WTO带来的自由——与澳大利亚广播电台记者谈中国加入WTO》（2001年11月）报道：

记者：中国经过十五年的努力终于如愿以偿的签署了加入世贸组织的议定书，中国将在递交批准书30日之后，在12月11日正是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现在已有很多报道分析中国加入世贸的得失问题，今天澳大利亚广播电台记者（下文中以"问"代表）采访了位于墨尔本市的莫纳什大学经济系讲座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杨小凯先生（下文中以"杨"代表），他将从游戏规则的角度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有关问题。

问：请问加入WTO对中国有什么好处呢？

杨：好处主要是在制度方面，在加入WTO之前，中国的游戏规则是由执政党单方面决定的，其他不同的政治派别是不能参与制定政治游戏规则的，而我们知道：WTO游戏规则不是由执政党单方决定的，而是世界各国讨价还价的结果。例如，原来用红头文件治国的中国共产党，加入WTO后，必须按照WTO的游戏规则，其红头文件是没有法律效力的。

由于中国的游戏规则与WTO的要求相差甚远，因此为了更好的加入WTO，现在中国政府组织了很多的人力清理他们的法律政策文件及修正一些游戏规则，如：歧视性的不公平规则，政策的透明度不够与公开原则的矛盾以及不准私人进入象银行等二十多个行业的规定，这实际上违反了非歧视性规则，因此在中国加入WTO的过程中，其它国家与中国政府双方组织了工作小组制定一个具体的日程表。如中国现行的红头文件从哪年开始不具有法律效力呢？成立企业批准的制度从什么时候开始废除等等。这些工作小组制定的日程表非常具体，它对中国制度的改变将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问：刚才杨教授从法律方面讲了中国以相同的游戏规则加入WTO的有利方面，那么请问杨教授"入会"对中国在经济方面有什么好处呢？

杨：这二者实际上是一致的，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上的繁荣是建立在公平，透明等一序列规则基础上的，如果没有这些基础，像苏联那样没有一种好的法律制度，依赖模仿一些新技术在短期内可能会有暂时的经济发展，但是不利于长期的发展。又如，WTO中的规则有一条为第三者仲裁，即规定了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不能参加玩游戏，它说明参加游戏的人不能进行仲裁，换言之，司法独立，执政党不能领导法律等，如果没有这些规则，一个国家经济上的发达是不可能的。

当然，一个公平的游戏规则总会使一些企业或个人失败或成功，但只要这个游戏规则是公平的，失败者必然会认输，无论是国家，企业或个人都该如此。因此你刚才的问题不能脱离公平的游戏规则这个前提，纯粹讲经济上的好处或坏处。

问：听杨教授这么讲，中国政府力图加入WTO似乎都是对中国政府自己的限制，没有什么好处，那么它为什么还要加入呢？

杨：游戏规则的演进反映了国家之间实力竞争的结果，虽然中国政府可能会感到入世将会带来许多压力和一些限制，但中国要成为文明社会的一员，必须加入世贸组织。因为世贸组织以外的游戏规则是被排斥在文明社会以外的，不能加入WTO的国家都会感到孤立和被排斥在文明社会之外，被视为野蛮人，这种压力对一个国家而言是相当大的，在此压力下，它必然要求参加世贸组织。

问：中国原来有"贸易壁垒"，加入WTO将打开这种"贸易壁垒"，这将会导致许多外企大量的涌入中国，这是否会给中国的企业带来冲击？特别是在农业方面。

杨：中国"入世"对国有企业不一定有利。但对私人企业却是相当有利的。对于有竞争力的私人企业，这实际上是一个最好的机会，真正有竞争力的私人企业将在"入世"后获得很好的发展。例如中国的"远大"私人企业以生产空调而闻名，这家企业生产的中央空调在世界市场都有相当强的竞争力，这对国有企业不能不说是一大冲击，但我认为这种"冲"对中国国有企业也许是坏消息，但对中国的民族工业是有利的。

我们之所以现在还没有具有国际性竞争力的大企业，就是因为长期以来对私人企业的歧视所致，例如银行业，汽车工业等都限制私人企业的进入，现在的问题是加入WTO后，外国企业都可以进入这些行业，为什么还要限制本国的企业发展呢？因此我们应该看到，加入WTO使私人企业不仅能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都会有很强的竞争力，象"远大"这样的私人企业将会更多地发展起来。这是无需怀疑的，中国人是非常聪明能干的，中国在宋朝时就有相当发达的商业资本主义，因此只要有公平的游戏规则，中国企业的竞争力是相当强的，私人企业为什么在中国发展不起来？就是因为对私人企业的限制太多，如私人企业不能进入银行，汽车，股市等，加入WTO则意味着这些歧视政策将被取消，私人企业将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而且我们相信只要有一种公平的竞争环境，我国的私人企业将比外国的私人企业发展更快。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大多数国有企业会是输家，不少靠官商勾结和垄断的私人企业及决策错误，治理不当的私人企业也会是输家。

问：您的意思是说中国的国有企业及农业将会受到很大的冲击，而私人企业却会很快适应过来。

杨：这里讲的私人企业是有前提的，即有实力的私人企业会很快适应WTO的规则，当然也有一些靠不正当的官商勾结等手段的私人企业在加入WTO后是没有市场的，必然会垮掉的。

对于农业而言，不能笼统地讲农业，因为农业有集体农业和私人农业之分，如果土地私有化后，农民可以自由买卖土地，经营大农场，其许多产品都是其它国家无法竞争的，如新西兰的弥猴桃怎能与中国的弥猴桃竞争？美国的苹果怎能与中国的苹果竞争？因此只要没有制度的束缚，中国农业的发展是任何国家都无法相比的，加入WTO后吃亏的不会是农业，相反，许多国家都会惧怕中国农产品的竞争。

问：前不久听说美国的苹果比中国的贵，但人们还是愿意买美国的苹果，为什么呢？

杨：那是因为中国农业的土地买卖受到限制而限制了私人农场的发展，产品品种可能没有美国的好，但其价格的低廉却是美国无法相比的，如果私人发展农场不受限制的话，我认为迟早中国的苹果会打入美国市场。中国如果实现了土地私有制，彻底私有化，自由买卖，租赁，中国会出口某些品种的苹果到美国和世界各国，而美国也会出口另一些品种的苹果到中国。中国还可能出口劳力密集的有机农产品（不准用化肥，农药，化学饲料生产的农产品）到发达国家。按我的预计，世界对有机农产品的需求很快会超过非有机农产品的需求，所以，中国农产品可能会出超。但如果土地不私有化，中国的小农经济不可能现代化，所以加入WTO会使农业受到打击。

问：现在台湾也同时"入会"，这对双方促进两岸关系有何好处呢？

杨：中国和台湾同时加入世贸组织对两岸关系的改善是有好处的，因为他们是两个政治实体，游戏规则是不允许一方强加于另一方，应该平等的讨价还价，至少在此方面应该创造一个平等对待的机会。

问：现在情况并非如此，大陆认为台湾是以单独关税领域加入WTO，它理属于中国，但台湾并不承认。

杨：我认为在这方面大陆的作法是很不明智的，对统一台湾只能帮倒忙。

问：能否详细地说明？

杨：统一台湾只能自愿不能强制，台湾现在就像处于"离婚"的地位，你不能强奸它，这是底线，大陆需要它回归，而台湾有选择的权利，因此大陆采取的行为是应该向它"求爱"，否则只会得不偿失。

问：中国加入世贸对澳大利亚有什么好处呢？因为中国加入世贸是很大的事件，但在澳洲却没有什么反响？

杨：一般而言，经济方面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所讲的"内生交易费用"使分工不发达，游戏规则不公平是内生交易费用的主要原因，中国加入WTO将采用公平的游戏规则，这必然使内生交易费用大大降低，这样将会使全世界的分工网络扩大，所有国家将会直接或间接获利，澳洲也不列外。

原来澳洲企业到中国投资，中国政府规定外国资本到中国投资三年后，其产品的60%将国产化，这本身就是不公平的，实际上是偷窃，抢窃知识产权，澳洲人之所以愿意到中国投资是因为他们有较好的管理方式和经验，可以进行直接投资，为此可以把"管理"间接卖出去，我们把它称为"间接定价理论"。如果中国把外国资本投资三年后60%的产品国产化，这不能不引起外国资本的不满，澳洲商人把这称之"机会主义"。

加入WTO将会使这个问题获得解决，因为WTO的游戏规则是不允许这样做的，中国加入世贸与其它国家也只能采用相同的游戏规则，这样将会促使更多的澳大利亚人到中国投资。如果不能满足这个基本要求，谁愿意到中国投资呢？因此我相信加入WTO后将会有包括澳洲在内的大量外国资本投资中国市场，大量外国企业涌入中国，这对中国的长远发展是有利的。

中国加入WTO与全世界的经济全球化有关，全球化提出了一些真正的挑战。美国四十多个州的一体化提供了教训。美国的经济一体化过程会使大商业城市与中西部地区人均收入差距扩大，而这种差距要靠自由移民和联邦政府的福利计划来减少。因此全球化需要有一个类似全球政府的机构来协调自由移民和世界性的福利计划。另外统一而强有力的警察和司法联邦主义（跨州官司不能由任一州法院司法）是美国经济一体化成功的原因，而经济全球化的成功也需要类似的国际警察机制和类似司法联邦主义的制度，而目前的联合国却很难发挥这些作用，实际上基本是美国和北约自愿充当国际警察，但由于一些国家并不接受这种未充分授权的警察权力，因此其合法性也有问题。欧洲发生的跨国官司由海牙国际法庭司法，而亚洲和其它地区还没有这些机制，这些问题不解决，全球化的确会制造很多麻烦。

超边际经济学网站www.inframarginal.com

2000年12月06日

谢选骏指出：二十二年之后再来查验一下杨小凯对中国的预测，可以发现他完全失败了。

网文《杨小凯》（中国经济学家）报道：

杨小凯（1948年10月6日－2004年7月7日），原名杨曦光，经济学家。他最突出的贡献是提出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方法和理论。他已出版的中英文专著包括：《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使他获得了同行的推崇。

生平

原籍中国湖南湘潭县河口镇，出生于吉林省敦化[1]，在湖南长沙长大。

1962年至1968年在长沙市第一中学就读。1967年2月，被关进看守所监禁两个月。1968年，参加省无联。年仅19岁的他因一篇名为《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被康生点名批判为“反革命的战马悲呜”，被判刑十年。1968年至1978年，杨小凯在监狱服刑期间向与其共同关押的大学教授、工程师等人学习了大学课程，包括英文、微积分等。杨小凯在狱中遇见了刘凤祥等人。后将这段经历写成《牛鬼蛇神录》。

1979年出狱后，在湖南大学数学系旁听一年。1980年，李锐及其女儿李南央向于光远保荐杨小凯[2]，经于光远破格推荐，杨小凯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82年毕业，获计量经济学硕士学位。1982年被武汉大学聘为助教、讲师。

1983年受到在武汉大学访问的著名经济学家邹至庄赏识推荐，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习，1988年被授予博士学位。1990年被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聘为终身教授；1993年当选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1998年任哈佛大学客座教授；2000年1月成为莫纳什大学经济学系的首席教授。

2002年2月，杨小凯受洗，成为一名基督徒[3]。曾公开作过两次见证，论述社会科学与信仰的关系，并叙述自己的信仰历程，发表在《中信》月刊上。[4]

2004年7月7日早上7时49分，因肿瘤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家中平静离世，去世时其妻子和三个孩子都在身旁，享年55岁。

家庭

父亲杨第甫，母亲陈素。妻子吴小娟。

职业成就

在普林斯顿大学完成学业后，杨小凯接受了耶鲁大学的博士后研究奖学金。1988年，他移居澳大利亚，接受了在蒙纳士大学的讲师工作。[5]随后他出版了一系列英文的论文和著作，很快获得了广泛的国际瞩目。1989年他成为高级讲师，1993年成为正教授（Reader），他于2000年被授予经济系首席教授。1993年，杨小凯成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6]

杨小凯在经济学上突出的成就在于其提倡的“超边际分析方法”（Inframarginal Analysis）和以此为基础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杨小凯重新审视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思想，并通过现代的数学模型解释个人专业化选择并寻找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7]。杨小凯认为传统的边际分析只考虑内点解（既有制度）的最优选择，无法解释制度变迁以及经济跨越发展的内在动力。其提倡的超边际分析在原有的边际分析的基础上增加了对角点解的最优选择问题，从而增加了交易费用对分工深化与经济发展的解释力[8]。

杨小凯曾与世界顶尖的经济学家合作，包括黄有光和杰佛瑞·萨克斯，后者曾评价杨：“杨是世界上最有洞察力、最严谨的经济学理论者之一，他也是经济学界最具创造力的人之一。”[9]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詹姆斯·M·布坎南说：“我认为现在全世界最重要的经济研究就在蒙纳士大学，是杨小凯所做的。”[6]

观点

杨小凯在北大授课时主张以“共和和自由”代替“民主和科学”[10]。

杨小凯提出了“后发劣势”（英语：Curse To The Late Comer）在中国的应用，即中国虽然能借引进先发国家先进技术，辅以国内廉价劳动力进行快速发展，靠模仿技术轻易取得的发展会增强模仿制度的惰性，进而影响长期经济发展，所以后发国家最重要的是宪政改革。林毅夫和杨小凯争议最多，并借以下几个论点回应其理论[11]。

讲求古典自由的英国，税负水平高于讲求民主的法国。

宪政建设不能太慢，因而杨小凯的方案只有休克疗法才能实现，但根据制度经济学，休克疗法并不能建立宪政制度。

日本不是宪政国家，却取得了较好的经济发展。印度正好相反。

参考资料

 專題企劃－紀念楊小凱教授專輯（PDF）. （原始内容存档（PDF）于2020-07-18）.

 李南央：于光远先生的一件小事_爱思想. www.aisixiang.com. [2019-06-2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10-29）.

 杨小凯. 進一步認識上帝—我的第二次見證. 中信. 中国信徒布道会. [2021-03-1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10-29）.

 杨小凯. 從社會科學觀點看信仰. 中信. 中国信徒布道会. [2021-03-1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1-17）.

 存档副本. [2007-12-0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8-02-25）.

 存档副本. [2007-12-0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7-11-30）.

 [1998.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Analysis， ed. with Kenneth Arrow and X. Yang（London: Macmillan）]

 [2003 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 杨小凯 张永生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http://www.csaa.org.au/news11.04.html#Vale 互联网档案馆的存档，存档日期2007-08-29.

 杨小凯当年是如何批林毅夫的：后发劣势-格隆汇. www.gelonghui.com. [2019-06-2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8-18）. 我在北大教书，上次就跟他们说，你们北大老是讲民主和科学，现在应该讲自由和共和。讲民主往往就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两极冲突，这是很不稳定的，统治阶级占上风就是专制，被统治阶级占上风就是革命，革命产生暴君，暴君又产生革命，这是很糟糕的事情。而共和强调权力制衡，任何一极都不能压迫另一极，所以就形成了权力制衡。因此共和与民主的关系是很紧张的。

 林毅夫：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与杨小凯教授商榷 （第2页）_爱思想. www.aisixiang.com. [2019-06-2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1-26）.

谢选骏指出：人说“中国加入WTO带来的自由——与澳大利亚广播电台记者谈中国加入WTO”……我看这个杨小凯，算是一个“杰出的经济学家”，但他对中国的预测为何完全失败？在我看来，他可能是个优秀的理论工作者，但却明显缺乏洞察世事的能力。

【91、洋人不懂中国的朝代周期】

《中国古代的回声：清朝崩溃对当今世界的启示》（人类学维也纳复杂性科学中心经济学 

By COMPLEXITY SCIENCE HUB VIENNA SEPTEMBER 4，）报道：

中国清朝历经250多年，于1912年解体。在复杂性科学中心（CSH）的领导下，一个国际研究小组确定了崩溃背后的关键原因，揭示了与现代不稳定的相似之处，并为未来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教训。

中国今天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就购买力平价而言）。然而，这一立场并不新鲜。1820年，中国经济已经位居榜首，占全球GDP的32.9%。在此期间，有一段衰退期，然后是复苏期。在执政250多年后，1912年，清朝崩溃了，尽管当时比现代中国富裕得多。

“这清楚地表明，任何经济体都必须保持警惕，因为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有时甚至相当迅速，”该研究的第一作者Georg Orlandi强调说。

过去和现在相似的根源

“理解这种不稳定的根源至关重要。假设这是过去的事情并且不会重复发生将是一个错误。这种变化确实可能发生，因为潜在的机制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CSH研究员Peter Turchin指出。

两个世纪以来，科学家们一直试图查明清朝灭亡背后的原因。以前已经提出了各种因素，包括环境灾难，外国入侵，饥荒或起义。然而，“这些因素都没有提供全面的解释，”Turchin指出。

三个主要驱动因素

因此，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融合了各种因素，发现三个因素大大加剧了社会政治压力：

首先，在1700年至1840年间出现了四倍的人炸。这导致人均土地减少，并造成农村人口的贫困。

其次，这导致了对精英职位的竞争加剧。虽然竞争者的数量飙升，但授予最高学位的数量却在下降，在1796年达到最低点。因为这样的学位对于在中国强大的官僚机构中获得职位是必要的，所以职位数量与那些想要这些职位的人之间的不匹配创造了一大批心怀不满的精英候选人。太平天国起义，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内战，其领导人都是这样失败的精英崇拜者。

第三，由于镇压动乱的成本上升，人均生产率下降，以及白银储备和鸦片进口枯竭导致的贸易赤字增加，国家的财政负担升级。

总的来说，这些因素最终导致了一系列起义，预示着清朝的结束，并给中国人的生命损失造成了沉重的损失。

清朝知道

根据这项研究的结果，社会紧张局势在1840年至1890年间已经达到顶峰。“假设清朝统治者没有意识到这种越来越大的压力是错误的，”图尔钦解释道。王朝一直持续到1912年，这一事实相当强调了其制度结构的稳健性。

然而，他们的许多尝试解决方案被证明是短视的或不足以完成任务;例如，政府提高了通过某些学位考试的人的允许配额，但没有增加可用职位的数量。这最终加剧了已经形成的紧张局势。随着19世纪后期强大的地缘政治挑战者的到来，统治者最终无法避免他们的垮台。

立即防止不稳定

我们可以从这一历史进程中吸取宝贵的教训，供当代和未来使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努力应对潜在的不稳定和与清朝非常相似的条件。例如，对最高职位的竞争仍然非常激烈。奥兰迪警告说：“当大量个人争夺有限数量的职位时，政治决策者应该将其视为一个危险信号，因为它至少会导致高度的不稳定。

“不幸的是，不平等加剧和机会减少的腐蚀性影响在更长的时间尺度上发展，使它们难以识别，”共同作者和CSH附属研究员Daniel Hoyer补充道，“更不用说在我们看到的短暂政治周期内有效打击许多国家了。如果没有长远的眼光和有针对性的策略来缓解这些社会压力，许多地方都有走清朝道路的风险。

没有水晶球

“我们不是先知。我们的主要目标是理解社会动态，然后我们可以利用它来做出预测，“奥兰迪解释说。使用结构人口理论（SDT）进行这项工作的有效性，这是一种由Peter Turchin共同开发的方法，将社会表示为复杂的互动系统，已被研究人员多次证明。例如，2010年发表的一项研究预测了2020年美国的不稳定。

参考文献：乔治·奥兰迪、丹尼尔·霍耶、赵洪军、詹姆斯·贝内特、马吉德·贝南姆、凯瑟琳·科恩和彼得·图尔钦的“清朝（1644-1912）在中国崩溃的结构人口分析”，2023年10月18 日，PLOS ONE。DOI： 1371.0289748/journal.pone.

谢选骏指出：洋人不懂中国的朝代周期——统一帝国期间一般不会超过三百年，而分裂王朝期间，一般不会超过七八十年。例如清朝属于后明，是统一帝国期间的延续，不会超过三百年；而现代南北朝，属于分裂王朝（国民党朝与共产党朝），不会超过七八十年，所以台湾在1980年代就开始了民主改革。洋人不懂中国的朝代周期，也来研究中国历史，殊为可惜。其实朝代周期不仅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多数国家，哪怕像是日本这样的“天皇”名目之下，实际也有不同的政权存在，例如幕府什么的，大概也没有超过三百年的。

【92、疫情改变了中国化的走向】

疫情改变你和我之一《「回不到从前」 亚裔最受伤》（记者唐典伟／纽约 2022-04-27）报道：

佛州迈阿密机场熙熙攘攘，多数旅客都不戴口罩。

美国的新冠肺炎疫情进入第三个年头，随着感染人数持续下降和绝大多数州不再运行强制口罩令，疫情好转已见曙光。这场疫情共导致美国近百万人死亡，在全球所有国家中最多，超过旧金山、华府或波士顿的人口；全美累计确诊人数达8100万，相当于每四个人中就超过一人确诊。可以想像，这场疫情给美国带来的影响是空前的和深远的。

尽管随着疫苗接种率的提高和各种新冠药物的开发使用，疫情终会获得控制，但疫情爆发期间人们的生活已有深刻的变化。

本报今日起推出「疫情改变你和我」系列报导，希望通过时代大潮中的众多小人物的故事，从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让读者看到疫情给社会生活带来的变化，并帮助读者适应这种变化。

两年多来社交距离的扩大，使人们的社交方式变了，新冠疫情成为人们心中的一个疙瘩，让彼此间的信任感降低，在社交生活中怎样克服彼此心中对对方的恐惧，要不要握手，要不要拥抱，要不要跟陌生人共餐、派对，彼此应有怎样的肢体语言等，都会让人犹豫。

搭乘邮轮出游曾是十分浪漫的旅行方式，但在新冠疫情爆发后，邮轮成为不受欢迎的「瘟神」，每到一处都被拒绝靠岸，即使现在邮轮旅游已经恢复，搭邮轮也仍被许多人看成疯狂的想法；与此相对照的是，三两家庭结伴揪团出游成为潮流，RV房车出游更受欢迎。

新冠疫情也带来职场的变化，除在家工作盛行外，医务人员短缺、教师短缺、卡车司机短缺等现象十分突出，一些人在原工作做了多年，由于各种原因，不再找工，宁愿待在家中；老龄员工面临退休者，加快离开职场；移民来美工作的许多渠道被切断，也使多达数百万个富余工作，等待填补。

疫情让更多人有更多时间与家人和左邻右舍相处，好处是家人之间接触更密切了，坏处是相处久了，相看两相厌，烦恼反而变多，争吵频繁了，甚至一言不合，便闹着离婚。

疫情对亚裔的冲击更大，各地涌现的针对亚裔的非难和暴力，让亚裔承受更大的精神压力。

当然疫情也带来一些正向的改变，例如迫使人们无论长幼，都去学习和利用新的信息技术用于交流，中文学校教学多改为在线，ZOOM、Google Meet成新宠；餐馆点餐也多采用电子菜单，取代服务生逐桌询问和记录。越来越多过去都须亲往现场的活动，如参观大学，举办讲座，医生看诊，甚至逛博物馆、风景区，现在都用上了虚拟实境。

这些变化可能成为生活的新常态，即使疫情好转，恐怕也无法回到从前了。

孟默斯大学（Monmouth University）民调说，70%的民众都希望生活重回过去，但丕优（Pew Research）民调显示，多达91%的民众都认识到，疫情已或多或少改变他们的生活。所以如何学会与病毒共存，适应疫情爆发后形成的种种新常态，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挑战。

谢选骏指出：没有独立人格的香蕉，还想回到从前，过过无忧无虑的浑浑噩噩。

疫情改变你和我之二《地铁惊魂 「谁是原住民？」疫情挑动最敏感的种族神经线》（记者张晨／纽约报导 2022-04-29）报道：

在从夏威夷回到纽约的第一天，颜庭珊激动地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这张自拍。

今年3月5日，纽约女孩颜庭珊终于能从夏威夷回到纽约家中；这是新冠疫情爆发近两年来第一次和家人团圆。

颜庭珊曾在耶鲁大学学习戏剧，当晚看完一部由韩裔导演执导的舞台剧后，和朋友搭上一列回皇后区的地铁列车，回家看望父母。

地铁白男叫嚣：「为什么这里这么多的华人」

「我心情好极了，因为整部剧的制作堪称完美，但这时，一个声音忽然打乱了我的思绪。」34岁的颜庭珊说，那个声音是那样刺耳，觉得就像脑袋被人打了一闷棍，空白到无法思考。

「为什么这里这么多的华人，他们真应该快点滚回自己的国家。」这个不断重复的声音愈来愈近，愈来愈高；像箭一般射向特定族群。

颜庭珊循声，看到一个白人男子，对着两名年轻亚裔女子大喊：「你为什么在这？你快些滚回家去吧！」

亚裔女孩挺身 ：「我不站出来，谁会站出来？」

「我当时真的不想介入。」颜庭珊回忆说，她想继续保持愉快的心情，和许久未见的父母吃个饭是他最想做的，「但我若不站出来，谁会站出来呢？」

于是，她和朋友站起，无声地挡在白男和亚裔女子之间；颜庭珊背对白男，试图和这两名年轻亚裔女子说话，但二人显然被吓坏了，一看列车到站，就马上起身快步离开了车厢。

整个过程中，白男对亚裔不断的咒骂声，在这一节列车中尖锐地回响。

紧接着，另一名亚裔乘客上了车，白男像是找到新目标；大步走到那名乘客面前，继续着他的种族歧视言论；包括「抢占社会资源的傻X」，等极具侮辱性的咒骂。

拿起手机拍摄 女孩被呛「所有亚裔都该死」

「你觉得拍我很骄傲啊？你知道吗？这是我的言论自由。我有权说我想说的，这不违法。」白男发现颜庭珊拿手机拍摄，对着她啐说，「我觉得所有亚裔都该死，我觉得他们都应该立刻、马上去死！」

「你当然可以说你想说的，我这么做只是在保护自己，你在攻击我的族裔，拍摄也是我的权利和自由。」视频中的颜庭珊反击道，「你是美国原住民吗？你的祖先又为什么移民到这？」

白男未理会而继续骂道，「为什么你们移民到这，却没有美国人移民到你们那里？我生在这里，你有什么资格和我说话，亚裔不是来自亚洲？你说你来自美国？别当我是傻X！」

颜庭珊回到纽约首日，就在地铁上遇到里斯本凑近大喊「亚洲人都该死」的嘴脸。

白男跳针叫骂：「我只歧视亚洲人」 爆发扭打

颜庭珊说，在这近五分钟对话中，七、八名乘客开始站到她身边以示支持，而当车停在42街时报广场时，车门打开后未再关闭，因为显然有人已经报警，随后有更多乘客站到了白男的身后，把他围了起来。

而该白男仍不依不挠，手握一张卷曲的白纸，好像演讲稿时不时低头查看，然后高声说道，「我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但是我只歧视亚洲人，因为是他们让这里变得拥挤不堪……」

话音未落，该男子突然被「吸」出了车门外，众人走出车厢发现，是月台上一名忍无可忍的乘客，一把将白男揪到车外，二人扭打成一团。

视频留言伤人 「这算什么犯罪？伤害亚裔感情？」

颜庭珊事后把视频放到网上，不少人留言表示，「这算是什么犯罪？伤害了亚裔的感情吗？言论自由并无不妥，警察有比照顾你特权更重要的事情做。」

对此颜庭珊请律师给出了回应声明，以纽约州刑法为准定义了该案的仇恨犯罪性质；案发不久，颜庭珊特来信告知，市警仇恨犯罪小组（Hate Crime Task Force）的探员张栋志已经联系她，并通过她的视频逮捕了该白人男子里斯本（Rodrigo Lisboa），里斯本有多次骚扰、侵犯亚裔的前科。

疫情带来改变？ 「心怀种族仇恨的人，始终在那」

若非目睹过去两年，「亚裔」、「被攻击」等新闻头条，渐渐变成了「亚裔」、「女性」、「长者」、甚至「死亡」等关键词，颜庭珊当时不会有勇气为自己辩护。

「我绝不会将这称之为疫情带来的改变，因为心怀仇恨的人，始终在那。」父母从台湾移民美国的颜庭珊说，疫情扩大了种族仇恨这团迷雾（mist），愈来愈多的人对此也感到无力，她盼迷雾终能散去，亚裔不再成为仇恨的标的。

谢选骏指出：在“西方的没落”百年之后，欧裔美国人感到了灭顶之灾，他们的突出代表就是妓院老板的孙子川普总统，所以他们也都吸毒发疯了。

疫情改变你和我之三《疫情下「我的跨国婚姻走向终点」》（记者郑怡嫣／纽约 2022-04-27）报道：

罗希在协议离婚期间，为调剂心情，离开纽约旅行了一个月，在厄瓜多尔尔。

「半夜醒来，我发现他坐在楼梯间，握着酒瓶。」来自北京的罗希叹口气说。

罗素有饮酒的习惯，罗希也不是不清楚；他们2017年春天成婚，夫妻生活两年有余，2020年三月底，随着新冠疫情扩散，纽约几近「封城」，罗素不间断饮酒，愈饮愈上瘾。

醉入封城 相处更难：前夫酗酒 我也因此染疫

疫情中，许多人的酗酒问题加重，从而影响了家庭关系。

罗希接着经常发现罗素回家时浑身酒气，口齿不清，语义重复，身旁堆栈着数只一升大的空酒瓶；半夜里醒来，发现他不见了，有时坐在楼梯间独自小酌，有时辗转附近仍然开张的酒吧，还因此把新冠病毒带回了家，她也跟着中招。

新冠疫情除了造成无数人染疫甚至病故外，也有另一场与其并行的「大流行」（Parallel Pandemic）：慢性病得不到根治，精神疾病变得普遍，人的情感关系也由此变得脆弱、微妙、错综复杂，如同张爱玲「倾城之恋」所描述那般：有的情侣因疫情或战乱「成全」了一桩婚姻，也有的夫妻因此由爱生恶，分道扬镳。

这正是罗素和罗希的疫情写照。

纽约市刚宣布居家避疫令时，吸一口空气仿佛都有中毒的风险，街头杳无人迹；起初罗希也以为，酗酒只是罗素对疫情可以理解的「应激反应」。他把酒瓶藏在微波炉里，五屉橱上；她叫他不要喝、不要藏了，他看似恳切地答应，一次次地承诺，但最终，大酒瓶幻化成了一堆堆更好藏、更数不清的「小酒瓶子」，她总也能找到它们。

于是，他们开始争吵了。

跨国婚姻 出现裂痕：「我可以把妳驱逐出境的」

争吵变得频繁，因为他的酗酒，也因为二人的各种歧见。以前的日子没有什么特别欢欣的期待，但也不用担惊受怕。但如今，稀松平常的生活又间杂难以调解的争端。

「我感到婚姻在把我往下拉。」罗希说，「往前走两步，向后倒退一大步。」她感到她已止步不前。

在这段跨国婚姻中，还有权利关系的不对等；2021年7月，一次争吵后，罗素冲动恶言：「你知道，我是可以将你驱逐出境的。」

罗希随即把婚姻绿卡甩给他：「你爱告不告，美国本来就不是我特别想待的地方。」

她当天就搬到朋友家，从此再未回两人的小巢。2021年9月底，她向罗素提出离婚。

2016年夏天，25岁的罗希从北京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到纽约攻读硕士，不久便遇到来自纽约上州的美国白人罗素，那是一个溽热的下午，她帮她的朋友搬家，他帮他的朋友搬家，他们俩的朋友是一对夫妻，他们在一辆货车前相遇。

不同党派 常见矛盾：发现政治、生活息息相关

和许多来美不久的留学生一样，罗希曾认为政治是政治，生活是生活，有着「勿论国事」本能规避的心理；但经过疫情期间一次又一次与罗素的争吵，她才发现政治与生活息息相关。

「一个人的价值观，决定了他选择与对待生活与身边人的方式。」罗希说。

许多两性情感问题专家总结，那些在疫情期间选择结束一段关系的爱侣，多是源于长久处于一室、家务与养育孩子的压力、精神健康及经济负担等问题，但未被充分讨论的身分政治（status politics），也称得上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据美国家庭调研（American Family Survey），在2016年，隶属不同党派的「跨政治婚姻」占比30%，夫妻一方为民主党、另一方为共和党的婚姻占9%，到2020年，二者的数据分别降到21%以及3.6%，越来越多的夫妻，因政见无法弥合，而无法再朝同一方向成长。

2020年，美国社会风起云涌，曾经潜伏的社会矛盾都随着疫情激化，变得明目可见；而当工作停摆，每日置身在如此动荡的环境下，又无可避免地观看、收听与讨论这些大事件后，罗希发现，罗素的党籍虽为民主党，却滋生身为白人男性无可名状的有关身分的失落感，也变得像许多共和党人一样，更轻信阴谋论。

「他会没有来由地猜测，病毒是武汉的研究所制造并释放的。」罗希说，「这不是说我是中国人，向着中国，而是他的很多猜测，都没有任何科学根据。」

同年5月底，非洲裔男子佛洛伊德（George Floyd）遭明州警察以膝压颈致死，引发全美抗议浪潮，当身在纽约的罗希也准备上街支持「黑人的命也是命」（BLM）时，罗素却笑她愚蠢。

「妳被利用了」，他说。

那时，罗素在一家医药公司工作，认为若是同等岗位，身为非洲裔却能得到更好的待遇，有不敢明言的愠怒与职场的压力；同一时期，他也会在家中，强行给罗希播放反疫苗主义者、被指有种族歧视的自媒体人罗根（Joe Rogan）的播客。

族裔与压力 渐行渐远：无法面对问题 过得艰难

此外，罗素认为许多政治社会问题根本是子虚乌有，而为了让少数族裔相互厮杀，民主党创造了这些问题；就像他们争吵时，罗素也认为她在夸大其词。

「他虽然身为白人，但从未体会被系统性优待的特权。」罗希说，罗素高中学历，是单亲家庭的孩子，童年生活支离破碎，「与另一部分落在后排的白人男性一样，他们拒绝成长，看不清受到父权社会伤害的其他人等，甚至是反感他们。」

这也使罗希觉得与罗素越走越远，不再具备与之可以探讨与共同面对问题的基石。她对这个男人感到失望。

在搬出他们位于纽约皇后区阿斯托利亚（Astoria）的租房后，罗希一度过得非常艰难，像是不得不突然拿起一把刮骨刀，一刀刀将他们五年的生活挫骨扬灰；罗希有过死的念头，也曾记起与罗素好的吉光片羽，而忘记坏的瞬间。

生日同一天 命中注定？：「前夫小哥」也有很多优点

回到2016年，罗希去上州参加朋友的婚礼，与罗素第二次相遇，「像周围晃着的一只小忠犬。」罗素的眼神扫过罗希，不时从她身边走过又迂曲折回，就像是命中注定，两人还惊奇地发现，彼此的生日是同一天。

自此后，他们便折返在曼哈顿与上州之间约会。那时罗希的父亲被查出罹患癌症，罗希每月回北京探望父亲，在医药行业工作的罗素为她检索治疗病情的前瞻动态，又次次从上州至机场与她送别。

2017年3月，他与她回国探望病重的父亲，父亲去世两天后，他向她求了婚。

「事实上，‘前夫小哥’也有很多优点。」时至今日，罗希用这四字来称呼罗素，她说他体贴、爱干净，把家里弄得井井有条。

这些都曾在她脑海中不断放大，2021年8月，已经离家的她走入一家超市，忽然被过去与罗素的生活击中，感到无力、眩晕，身体正在解离；她买了一堆从不会买、也不存在于她和罗素生活中稀奇古怪的食品，比如冻披萨、酵素茶，尽管离家仅三个街区，但她觉得寸步难行，叫了一辆车回家。

要找到一个不能让她联想到罗素的世界很难。协议离婚以后，她也尝试通过社交软件约会其他男性，可当与他们外出时，她觉得他们身上都有他的「影子」。她非常忌讳这种影子，吃饭时焦躁不安，脑袋放空，只想赶快回家。

一场恰到好处的风暴？如果没有疫情 或能长久

罗希如今的卧室，虽小但温馨自由。

回顾这段因疫情终止的婚姻，罗希觉得如果没有疫情，或许两人的关系能够长久，但也无异于「温水煮青蛙」，疫情添柴加火，搧一搧风，使这浑水煮得更快、更沸；也无怪乎新冠被处理离婚案件的律师们称为「一场恰到好处的风暴」（perfect storm），要不直面挺过，要不摧枯拉朽，作鸟兽散，没有不浮出水面的暗涌，也没有中间尚可以将就的形态。

根据一家大型法律合同咨询网站统计，新冠大流行期间，其基本离婚协议的销售额增长了34%，而如罗希一般、提出离婚的女性数量也显著增加，76%的离婚案由女性提出，与往年相比更是增加了16%。

2022年2月，罗希结束了为期一个月的散心旅行回到纽约，将最后一份离婚文档处理完毕，搬到布鲁克林区布希维克（Bushwick），与三位不同族裔的年轻人同住。她的房间不大，但身心已逐步恢复到安稳自由的状态。

罗希从事音乐演出行业，疫情间的工作量骤减；重回单身生活的当下，她给自己定下三大目标：重新找一份工作；发出声音，引起共鸣；重拾心劲，自我投资。

「要对得起自己受过的教育。」罗希说。

谢选骏指出：相爱容易相处难，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不仅仅因为金鱼和渔夫的故事。

疫情改变你和我之四《疫后在美处境恶化 留学生动了回国的念头》（记者和钊宇／纽约 2022-04-29）报道：

针对亚裔的种族歧视引起的暴力行为，让不少华裔民众压力巨大。

新冠疫情不仅是一场公共健康危机，也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状态，针对亚裔的种族歧视引起的暴力行为，更让不少华裔民众压力巨大；部分留学生目睹甚至亲身经历了歧视事件后，觉得在美中关系急转直下的大背景下，留在美国已经不是留学生最佳选项，但也有人担忧回国后的工作环境难比美国，迟迟下不了决心。

在纽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张文静表示，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压力主要来自担忧自身安全；她说，2014年来美国初期，原本希望毕业后留在美国发展，但美国在新冠疫情中荒腔走板的表现、疫情以来美国社会一些人对亚裔的仇视，再加上在地铁上遭言语攻击的经历，让她下定决心，毕业后就回中国。

「在纽约大学攻读博士，可以说圆了我小时候的梦想；刚来前两年，我的计划是毕业之后在美国找到教职，然后定居。」张文静说，「毕竟从职业发展的角度来讲，美国的科研环境比中国更好。」

社会撕裂、民粹可怕 美国灯塔形象在她心中崩塌

但张文静表示，前总统川普上台后，让她看到了美国社会的撕裂和民粹主义的可怕，美国在她心中的灯塔形象开始崩塌；让她彻底对美国失望的，是疫情开始以来美国社会的反亚裔风潮，针对亚裔的攻击事件不断发生，她本人也成为这股风潮的受害者。

张文静说，反亚裔风潮出现之初，她并没有太大感觉，但去年12月14日傍晚，她从学校回家，在地铁站附近，目睹一位坐在路边的非洲裔男性，突然朝一位亚裔中年妇女拳打脚踢，持续十多秒；旁边一名白人男性大声喝止并劝阻后，非洲裔男子才停止攻击并窜逃。

张文静表示，她在地铁上曾遭到白人种族歧视攻击。

这件事让张文静至今心有余悸说，「如果那天我稍微走快一点，走到前面，被攻击的人就是我。」

但张文静接着说，一星期后，她在地铁上就遭一名未戴口罩的白人男子怒目对她说，「妳这中国白痴滚回中国，不然我就让妳完蛋！」

「我没有理他，他就继续盯着我，重复他的种族歧视语言，却无人阻止。」张文静说，她势单力薄，只好走开，还好他没有跟过来继续骚扰；这个人穿着正常，和其他乘客坐在一起，不像是游民。」

张文静说，她一直不敢把这两件事告诉在中国的家人，毕竟家人在国内已经够担心了；她计划今年快点毕业，赶紧回国和家人团聚。

工作压力、居家更惨 「要随叫随到，加班比疫情前多」

已经毕业并顺利进入华尔街一家大型金融机构工作的马越也说，疫情以来他不仅遭遇过针对亚裔的仇恨攻击，还要应对不断增加的工作压力。

他说，虽然疫情后转为居家办公，但工作压力比以前在办公室要大很多，「因为老板要求随叫随到，加班甚至比疫情前还要多。」

在2020年4月第一波疫情爆发时，马越和室友开车出门采购，遇到堵车，「就有一个白人男性摇下车窗朝我们竖中指说：Go back to China! Go fxxk yourself!，还朝我们的车吐口水。」

张文静说，在美中关系敌对短期内无法缓和的大背景下，亚裔尤其是华裔在美国的处境只会更加艰难。华裔在美国的处境恶化，让他也动了回国的念头；之所以迟未下定决心，除疫情导致不方便外，他也担忧中国的职场环境不如美国，担心自己回国可能无法适应。

「我在国内的朋友都吐槽，国内内卷（内部竞争）太厉害，相比美国，国内职场的人事关系更复杂。」马越说，在美国只要按时完成工作就可以，人际关系比较简单，「回国还要照顾各种关系，我担心自己适应不了。」

此外，美国有相对比较优质的教育环境，也是让他迟疑的原因，「如果因为我回国，而我的下一代没享受到更好的教育，我不知道他们以后会不会怨我？」

谢选骏指出：这些人精，到美国来混，就是想来捞便宜，可是没有一点点“殖民主义者的精神”，怎能持之以恒呢？

疫情改变你和我之五《种族化「厌女现象」达高峰 亚裔女夜逛纽约心惊惊》（记者张晨／纽约 2022-04-29）报道：

针对亚裔的种族歧视引起的暴力行为，让不少华裔民众压力巨大。

反亚裔种族歧视的一个特殊性在于其与女性地位的复杂联系；根据「#停止仇恨亚太裔」（Stop AAPI Hate）组织在疫情后收到数千份仇恨犯罪案件报告中发现，超过三分之二是施加在亚裔女性身上，而众多亚裔女性所受到的伤害还尚待统计，针对亚裔女性的种族化厌女现象（Racialized Misogyny）达到了顶峰。

2021年3月在亚特兰大发生的亚裔水疗馆枪击案中，枪手称自己「并不是受种族主义情绪驱使」，而是因为「性成瘾」。

华裔女权活动者方源远说，一个涉及亚裔女性受害者的攻击案发生，人们开始讨论这到底是针对女性的厌女举动，还是针对亚裔的种族主义，「但如果两者都是呢？」

杜鲁门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女性移民研究员令狐萍表示，亚裔移民向来被置于劳动力与商业的语境分析，性别问题未被重视；针对亚裔女性的性别歧视与暴力有着很长的历史，也发生在包括亚裔男性的各个种族男性。

亚裔女性背上了顺从的性别刻板印象，在某种程度上，她们被认为比其他女性更抢手，也因此被抹除个体性，不符合这种预期就要吃苦头，选择了非亚裔伴侣又要被指指点点。

小绵羊刻板标签 亚裔女更易被攻击

临床心理学者、哈佛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后杨意表示，在疫后的一些心理对话中，亚裔女性几乎都表达，在疫情中承受多于常人的焦虑和不安全感，「独自走在纽约街头，已不再是安全的夜间消遣，小绵羊的刻板标签，使她们更容易遭受袭击。」但在此之前，被认为沉默顺从的亚裔女性，在女性权益的争取中并不是主角。

她指出，亚裔女性的特殊处境并没有得到有效处理或统计，因为在这些涉及性侵犯的案件中，种族问题往往被忽略不计；亚裔女性在女性问题和种族问题的夹缝间，同时被边缘化。

方源远表示，从亚特兰大枪案到曼哈顿华埠李尤娜遭人尾随入室杀害，色情化亚裔女性必定是诱因之一，且因为疫情变得更加突出，后疫情时代的亚裔女性将很难驱散这样的思惟。

谢选骏指出：“疫情改变你和我”，其实就是“疫情改变中国化”——在2020年武汉疫情传入美国之前，美国的“中国化”过程如火如荼，红二代红三代在美国趾高气昂……但是疫情扭转历史的方向，疫情改变了华人的处境，因为疫情改变了中国化的走向。

【93、印度联邦解散就能超过中国了】

《亞洲這國能成為下個超級大國？外媒挖出3大猛料：慘輸大陸》（2023/06/29 中時新聞網 吳美觀）报道： 

外媒引述，新加坡總理李光耀10年前預言，稱「印度不會成為下一個中國」。（示意圖/達志影像/shutterstock）

外媒引述，新加坡總理李光耀10年前預言，稱「印度不會成為下一個中國」。

今年4月印度人口突破14.28億，超越中國的14.25億人，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且近2年印度經濟成長超過中國，首季印度GDP成長率為6.1%，中國則為4.5%。乍看這些數據，印度似乎有望超越中國，成為下一個全球超級大國，但外媒披露，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曾直言，「印度不會成為下一個中國」，從四個事實面來觀察，這種情況確實不太可能發生。

美國《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期刊報導，印度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上周與美國總統拜登會面，「印度能否超越中國成為下一個超級大國」的問題變得更加重要。

從美國的角度來看，若世上最大民主國家印度能戰勝中國，那是可喜的事，中國在亞洲的競爭對手越強大，越有利於美國的權力平衡。

然而在深入了解印度迅速崛起前，人們該停下腳步，思考四個令人難以忽視的事實。

《外交政策》指出，首先，分析家過去對印度崛起的看法錯誤。

在1990年代，分析家稱印度年輕人口的成長將推動經濟自由化，創造「經濟奇蹟」；2006年，時任印度貿易部長說，「印度經濟很快就會超過中國」，但美國的印度分析家Fareed Zakaria表示，儘管印度經濟確實成長，但這些預測並未實現。

其次，儘管過去2年，印度經濟表現亮眼，不過，印度經濟規模仍然小於中國。2000年代初，中國的製造業、出口、GDP大約是印度的2至3倍，如今拉高到5倍，中國GDP為17.7兆美元，而印度GDP只有3.2兆美元。

第三，印度在發展科學與技術，以推動經濟成長的競賽中一直落後。中國的科學、科技、工程、數學畢業生人數幾乎是印度的2倍。中國將GDP的2%用於研發，而印度只有0.7%。

以營收來計算，全球前20大科技公司中，其中四家是中國企業，而沒有一家總部設在印度。

中國生產全球超過半數的5G基礎建設，而印度僅占1%。中國社交影音平台抖音國際版TikTok及中國打造類似應用程式已成為全球領先者，但印度尚未開發出一款走向全球的科技產品。

在人工智慧（AI）領域開發上，中國是美國唯一的競爭對手，中國「商湯科技」AI模型的關鍵技術，近期擊敗美國人工智慧實驗室（簡稱OpenAI）開發的聊天機器人ChatGPT，印度沒有參賽。

中國擁有全球65%的人工智慧專利，而印度僅有3%。從2013年至2022年，中國人工智慧公司已獲得950億美元的私人投資，而印度僅為70億美元。頂尖的人工智慧研究人員主要來自中國、美國、歐洲，而印度相對落後。

第四，若衡量一個國家的實力，相較於總人口數，更重要的是勞動力素質，中國勞動生產力高於印度。國際社會大讚中國消除赤貧的「減貧奇蹟」，1980年，中國10億人口中，有90%收入低於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赤貧線，如今，這個數字大約為零。

相比之下，印度的貧困和營養不良程度仍然很高。印度的14億人口中，仍有超過10%生活在世界銀行每天2.15美元的赤貧線以下。據聯合國最新的《世界糧食安全及營養狀況》報告，2019年至2021年，印度有16.3%的人口營養不良，而中國這個比例不到 2.5 %。

《外交政策》認為，美國政府全力幫助印度實現更美好未來的同時，也應該思考亞洲最具洞察力戰略家、新加坡總理李光耀的評價。

李光耀希望幫助印度強大到足以制衡中國，但他分析，印度根深蒂固的種姓制度是精英政治的敵人，加上官僚制度龐大，精英階層不願解決多個民族及宗教群體之間相互矛盾，這些種種因素，讓李光耀做出結論：印度永遠不會成為「未來國家」，因此10年前，當《外交政策》問李光耀印度是否會成為下一個中國時，他直接回答：「不要把印度與中國相提並論。」。

谢选骏指出：李光耀愚蠢，印度可以和中国相提并论，但为何印度联邦不济但美国的印度人却比中国人表现出色？不论原因为何，似乎都指向了一个方向——印度社会就像一个监狱，把印度人绑在一起等死，所以整个印度联邦都乌烟瘴气。那么结论呢？自然只有一个——印度联邦解散掉了，印度就能超过中国；就像在美国的印度人一样各显其能了。因为这个印度联邦，本来就是英国人的道具，就像列宁、孙文、毛润的僵尸。

【94、印度联邦政治VS. 中国中央集权】

《他们正在“统治”世界，但用一种奇怪的方式……》（2023-09-04 北美留学生观察）报道：

当地时间9月2日，新加坡总统选举结果揭晓。

前国务资政尚达曼（Tharman Shanmugaratnam）以70.40%的得票率胜出，当选新加坡第九任总统。

之后，尚达曼将于9月14日正式宣誓就职。

根据选举官于当地时间2日凌晨公布的信息，尚达曼的竞争对手黄国松与陈钦亮分别获得15.72%与13.88%的选票。此次选举共有约248万人参加投票。

尚达曼现年66岁，祖上是是来自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印度裔）。

他曾任新加坡副总理、财政部长、教育部长和人力部长等，曾于2019年担任国务资政。

从政前，尚达曼在伦敦政经学院取得经济学学士学位，之后在剑桥大学和哈佛大学取得两个硕士学位。

但更重要的是……

不少网友注意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

截至尚达曼当选，在全世界范围内，在印度之外，

已经有7个国家8位总理、首相或者总统都是印度裔！

01

这些人包括：

英国首相里希·苏纳克（Rishi Sunak），他是英国历史上首个印度裔首相；

葡萄牙总理安东尼奥·路易斯·桑托斯·达科斯塔（António Luís Santos da Costa）；

圭亚那总统穆罕默德·伊尔法恩·阿里（Mohamed Irfaan Ali）；

毛里求斯总统普里特维拉杰辛格·鲁蓬（Prithvirajsing Roopun）、总理普拉温德·贾格纳特（Pravind Kumar Jugnauth）；

苏里南共和国总统昌·单多吉（Chan Santokhi）；

爱尔兰总理利奥·瓦拉德卡（Leo Varadkar）；

以及刚刚获选的尚达曼。

选举结果刚刚出炉，新加坡人还没来得及说什么，

印度人先嗨炸了！

印度总理莫迪第一时间送上贺电；

印度的普通网友，也纷纷开始庆祝；

“这对印度裔来说是个历史性时刻”、“他团结了新加坡人”、“他是最智慧、渊博、令人印象深刻的政治家之一。”

“每张纸钞上都有他的签名。”

放眼硅谷，那里早就被印度裔“占领”。

印度人，真的要“统治”世界了？

02

在高科技公司云集的美国硅谷，印裔CEO比比皆是。

多到什么地步呢？

——几乎“占领”了硅谷大部分的跨国科技互联网公司。

一张图见分晓：

他们当中不乏经常登上头版头条的一些名人，如——

谷歌及其母公司Alphabet CEO：桑达尔·皮查伊（Sundar Pichai）

微软CEO：萨提亚·纳德拉（Satya Nadella）

NetApp CEO：乔治·库里安（George Kurian George Kurian）

Adobe CEO：山塔努·纳拉延（Shantanu Narayen）

以上这些鼎鼎大名的美国科技巨头公司CEO，均为出生在印度的第一代移民。

还有摩托罗拉、诺基亚、软银、SanDisk、百事可乐、联合利华、万事达卡、标准普尔、派拓网络等等知名公司的CEO，都是印度裔。

印度精英在硅谷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

究其根本，印裔移民是美国移民中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群体。79%的25岁及以上的印裔美国人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

76%的海外印度人从事管理、商业、高技术和艺术职业，17%的印度人从事服务或销售行业，7%的印度人是蓝领。

到处都是印度裔的硅谷

据统计，2008年，在硅谷工作的工程师有1/3是印度裔。

当年硅谷高科技公司中有7%的CEO是印度裔，印度裔创建的工程和科技公司比英国人、华人和日本人所创建的总和还要多。

放眼新加坡，印度裔占新加坡人口的7.4％，是新加坡第三大族群。

2005年，新加坡和印度签订人才引进协议，吸引高水平印度精英去新加坡定居、移民。

政策出台后，印度裔比例不断提高，印度裔在新加坡人口中的比例从原本的不足2%提升至现在的7%以上。

他们不断占领新加坡的高薪就业机会，在金融、AI、软件、互联网等行业逐渐取得成就。

新加坡第十大富豪Raj Kumar与Kishin RK父子，主营地产和投资业。

随着时代变迁，吃苦耐劳的特性，加之精英群体渗入多国各行各业，印裔在海外有了显著的身份提升。

而且，他们没有止步于科技和商业，开始越来越多地走向政坛。

03

看到这里，各位读者或许会有疑问：

为什么印度人能做到这样？

首先，是语言能力和思维模式。

相信留过学的小伙伴们都对“印度口音”有着“后怕”。

就拿北美来举例，几乎所有的银行卡客服、电脑维修电话客服都讲着满口的印度、孟加拉口音，一开口就让人摸不着头脑。

不过，大部分读完本科、甚至研究生才投身美国科技公司的印度精英，几乎都是高种姓族群，出身优越，说的英语相对比较地道。

比如前推特CEO“帕哥”，父亲是印度原子能部门高级官员，母亲是一所科技学院教经济学的老师。

帕哥从小就读于原子能部子弟小学，身边的同学们家境相仿。

桑达尔·皮查伊

还有谷歌CEO“劈柴”桑达尔·皮查伊，出身印度种性等级里最高级的“婆罗门”，在印度属于“人上人”，即便不是出身富翁家庭，能接受到的顶级教育也可见一斑。

美国一些媒体曾报道过，印度裔之所以能够在科技巨头的CEO竞争中登上金字塔的顶端，关键就在于他们“强大的专业技能，出色的沟通和管理技能，良好的适应性，还有勤奋”。

印度曾被英国殖民统治长达190年的时间。

所以，英语和印地语这两种语言均为印度官方语言。

尽管印度人说英语口音较重，但这种口音从来不影响他们表达自己。

他们既敢说，也善于使用西方人和英语的思维方式来思考问题。

如果想在印度本地的学校里当上社团领袖，就必须首先拥有能说动他人的优秀口才。

因为在那里所有的社团负责人都是通过演讲比赛之类评选产生的。

印度学生从小到大，通过这些活动养成了比较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

但要想担任跨国公司的中高层管理人员，语言和沟通能力的优势就变得极其重要。

第二个原因，印度裔有着“抱团文化”。

在美国的印度裔移民通常喜欢住在朋友附近，有时同一个社区、同一栋公寓大部分住户都是印度人。

在工作场所也不例外。

20年代80年代初，第一批在硅谷创业成功的印度移民深感第一代移民的种种艰辛，所以就开始帮助一批又一批来自印度的同胞。

他们建立了各种各样的企业家协会，为刚来美国的印度移民提供非常重要的服务，如拓展人脉、创业孵化和资金支持等服务。

从80年代初到现在已经过去了40年的时间。好几代印度移民企业家，使硅谷出现了成熟的印度圈生态。

印度移民的人脉关系网，已经渗透各行各业。

在新加坡，不少印度裔移民聚居在被称为“小印度”的街区。

在这里，印度裔移民延续着家乡建筑风格，吃着印度口味的食物，互相帮助。

闲暇时间，同乡们就在这里聚会，谈天说地。

阿联酋《海湾时报》曾对印度裔在各国政坛不断“溅起水花”的原因进行分析：约14亿人口的印度，是最大的移民输出国之一。

目前有3200多万印裔或印度侨民在海外生活，其中近1800万人已经获得其他国家的国籍。

不仅数量庞大，印度移民的参政热情也很高。

美国、加拿大、印度等国的多项研究都支持了这一结论，即与其他族群相比，印度裔更热衷于参加投票、竞选等政治活动。

这么多年下来，印度“出口”了不少科技、政界人才。

这些人究竟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对所在国和印度产生怎样的影响，

就有待时间证明了……

网民嚎叫： 

g2j2 今天 05:41

印度人就是忠心，英国殖民的时候，他们把印度人当管家带去中国，印度人忠于雇主公司忠于移民国家，有印度人给印度当间谍吗有印度人偷技术卖给印度或者回印度自己开个同样的公司？

谢选骏指出：“他们正在‘统治’世界，但用一种奇怪的方式……”——这样的标题说明即使在“北美留学生”的心中眼里，依然是“中国中央集权”的天下，所以还在权衡印度联邦政治和中国中央集权的轻重得失，而且明显侧重于后者。所以他们看不见印度裔畅行无阻的英美等国，都是和印度类似的联邦制国家，而且他们讲的也算是印欧语言，还和高加索人种沾亲带故。

【95、英国人的外行领导内行不同于中国】

《冰河期欧洲洞穴岩画上的点痕、标记代表什么意思》（2023年1月11日 BBC）报道：

家具维修师本·培根（Ben Bacon）认为自己找到了解开冰河期洞穴岩画秘密的钥匙

距今二万余年，冰河期的欧洲洞穴岩画，出自谁之手？表达了什么意思？有什么目的？

解答这些问题的钥匙，据信被伦敦一位家具修复师找到了。

本·培根（Ben Bacon）分析了二万年前洞穴岩画上的标记后断定，它们可能代表了阴历。

一个专家小组闻讯跟踪研究，最终证明，远古时期欧洲的狩猎采集者已经开始记录动物的生殖周期。该团队的研究结果发表在剑桥考古杂志 （Cambridge Archaeological Journal）上。

培根说，第一次解开冰河期岩画的密码令人感到难以置信的 “诡异”。

洞穴岩画散布在欧洲各地的山洞里，大都是驯鹿、鱼和牛之类的动物图形，但考古学界很久以来都困惑于这类岩画上那些标记和点痕的意义。

于是，培根决定尝试解开这个谜。

他在网上搜索，到大英图书馆查阅，花了大量时间收集了 “尽可能多的数据并开始寻找重复的模式 ”。

特别是，他检查了一些画作上的 “Y”符号，他认为这可能是 “分娩”的象征，因为它显示了一条线从另一条线生长出来。

这些洞穴岩壁上的野马图形年代久远，距今有三万年。

随着研究的推进，他带来了朋友和资深学者。他们鼓励他继续调查，尽管培根先生 “实际上堪称是个足不出户的人”。

他与一个团队合作，其中包括杜伦大学的两名教授和伦敦大学学院的一名教授，通过计算当今类似动物的出生周期，他们推断洞穴壁画上的标记数量是按阴历月份的动物交配季节记录。

距今2.3万年的洞穴岩画上这些点状痕迹可能对冰河期狩猎采集者的生存至关重要——点痕和其他标记用来记录动物的生殖周期。

该团队的研究结果发表在剑桥考古杂志上。

杜伦大学的保罗·佩蒂特（Paul Pettitt）教授说，他很高兴在培根与他联系时自己 “认真对待”。

“结果表明，冰河时代的狩猎采集者是第一个使用系统日历和标记来记录该日历中主要生态事件信息的人。”

他补充说：“于是，我们能够证明，在法国的拉斯科和西班牙的阿尔塔米拉的洞穴中留下了壮观的艺术遗产的先人也留下了早期计时的记录，而这种计时方式逐渐变得司空见惯。”

培根说，我们的祖先“比我们以前想象的与我们更相像。这些与我们相隔千万年的祖先突然间变得更亲近了”。

谢选骏指出：一个家具维修师竟然破译了“冰河期欧洲洞穴岩画上的点痕、标记代表什么意思”——这就是英国人的外行领导内行了……他竟然还能调动内行的大学教授来为他出谋划策。这种英国人的外行领导内行，不同于中国人的外行领导内行——因为中国那是来自官本位的强制，而英国却是出于民间的自发。这就是造成了两者之间的强弱，一个小小的、不到中国一省规模的英国，竟然横冲直撞中国一两百年，这就是因为“权力来源的不同”所致。官本位戕害了社会的活力，可谓罪大恶极矣。

《救与不救？习近平正在发出求救信号》（2023-01-10 索娜编译）报道：

就在中共结束其清零政策一天后，中共总理李克强在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领导人会晤后立即告诉记者，中国将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欢迎更多外商到中国投资兴业。其后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在12月27日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如何看待世界”的文章中回应了这一信息。秦向读者保证，“中国的发展意味著更强大的和平力量，而不是一些人所说的准备‘打破现状’的成长型大国。”这位大使还警告说，“如果人们选择从‘民主与专制’的角度看待世界，他们将迎来一个分裂、竞争和冲突的世界”——而“如果他们将世界视为一个共同体，那么开放、合作、共赢将是他们选择的成果。”为什么中共会提出这种开放与合作的倡导？是什么会促使中共的立场突然变化？西蒙·高在《华盛顿观察家》撰文指出，这表示中国经济出了大问题，习近平正向西方国家发出求救信号，但他认为西方国家不应该再次向中国提供援助，以免日后被反咬一口。

中国2022年的GDP仅为3.2%，远低于预期的5.5%，不少金融机构都正在调整对中国经济的预测。高盛（Goldman Sachs）已将中国GDP将超过美国的预测推迟到2035年。日本经济研究中心此前预测中国将在2028年至2033年之间成为世界领先者，但现在却表示这在至少几年内都不会发生。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进一步证明了中国经济前景严峻，会议总结了中国当前的经济状况并确定了2023年经济工作的重点。简报称，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不仅是疫情防控，而是内需不足。内需涉及消费和投资，而中国的挑战就是源于低消费。由2018年到2021年，中国消费佔GDP的比重一直停滞在55%左右，远低于美国80%以上的消费比重。

虽然习近平的清零政策和人们对感染的持续恐惧导致消费力下降，但问题的核心其实是中国人民的财富结构。中国知名金融智库平台之一的中国金融40人论坛近日发布了《2022景山报告》，报告显示，中国前10%人群的淨财富佔总财富的68%，而后50%仅佔总财富的6.3%。这意味著中国一半人口缺乏财富去购买基本必需品以外的其他东西，许多人甚至根本没有足够的金钱去应付日常开支。正如李克强在5月28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新闻发布会上所说，中国有“6亿人的月平均收入只有1000元左右”，约合大约145美元。由于李克强的统计数据只反映了那些有固定收入，并已在政府系统中登记的人，因此这个问题实际上可能是更加严重的，因为许多农村地区的人没有固定收入，因此统计数据并不能完全反映真真情况。

面对低消费，中国想要增加GDP只有一个老办法：投资。过去，这些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开发上。但随著房地产行业低迷和基础设施过剩，中国现在正在将这些投资的重点转移到高科技、数字和新能源行业。但这种转变需要时间和西方的技术去实行。可惜目前西方与中国之间的紧张关係可能会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必要技术的禁运，外国投资也会下降，这两者都将严重阻碍中国的高科技发展。此外，中国还需要西方国家来支持其制造业出口，与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相比，制造业出口更客影赚取真金白银，得到可观的利润。

简而言之，中国最近的经济低迷让习近平别无选择，只能再次转向出口市场。制造业出口是中国经济的命脉，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共在国内需求低迷的情况下，习近平再次发出对外开放的信号。

问题是，习近平这次放下姿态是否有效。有人可能会说，如果中共能够变得更加开放和宽容，那么或者可能会使到国际形势变得稳定。但笔者认为，我们必须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停止将中共的经济改革及其开放决定，与中共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联系起来。相反，我们需要明白这不过是中共危机中的权宜之计，习近平只是在重复中共很久以前已经做过的事。也就是说，当中共面临无法通过建设或徵收土地税来摆脱经济危机时，它就会释放出改革与合作的姿态，以求获得西方国家支持。一旦中国经济或社会趋于稳定时，其立场往往会倒转。

长期以来，世界各国的领导人都忽视了中共的野心动机。甚至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和罗纳德．里根也只选择关注与中国合作可能有助于他们有效应对苏联的可能性。他们在技术、管理、资金甚至国防等方面给了中国很多实质性的帮助。这种帮助一直持续到1989年，当时中国国内牵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民主运动，中国人民要求中共进行真正的政治改革。可惜当时的中共领导人邓小平的选举扼杀人民的希望，最终导致了天安门广场发生大屠杀悲剧。

天安门事件后，中国一度恢复闭关锁国。这导致中国经济迅速下滑，中共也开始面临新的危机。邓小平敏锐地意识到了这场危机，并知道中共再次需要变革。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时直言不讳：“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邓小平的说话再一次引起了西方的共鸣，时任美国总统乔治·赫伯特·华克·布什迅速解除对华製裁。其后克林顿总统也效仿，一改之前的反共态度，成为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主要支持者。最终，中国成为了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

习和邓在动机和意图上几乎没有区别，他们都是为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共产党的统治。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所有中共领导人在这一点上都是一致的。尽管过去40年，中国的改革具有随机性和不一致的性质，但这些改革背后的动机始终如一：确保共产党的统治。尽管中共的领导层看似在拉拢西方国家，但我们需要审视中国的社会和经济背景。一旦中国经济状况好转，共产党的统治再次稳固，中共的态度可能就会突然改变。

中国现在又迎来了一个危机时刻，这是近40年来的第三次。也许这场危机比邓小平要面临的更大，因为现在中国新兴经济体的人口红利和城镇化红利正在消失，中国的经济正岌岌可危。

西方国家是否应该再次提供援助？答案是不。让中国利用自己的资源和资金来重组国家，让我们去决定美国和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谢选骏指出：西方的外行在指定外交政策的时候，一直没有好好请教中国的内行——因为他们的权力来自于西方国家的选民，而不是来自中国的专家——所以面对自己的选民，他们只好不懂装懂了。现在他们又错误地以为“习近平正在发出求救信号”，还在志得意满地斟酌“救与不救”呢，不知转眼之间，自己就大祸临头了。

【96、犹太人希望中国大陆永远维持血汗工厂的国际地位】

《彭博：给集权后的习近平指一条路避免太难堪》（2022-10-14 索娜编译）报道：

原题：习近平会选择模仿谁：毛还是邓？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在中共10月16日召开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庆祝他最大的政治胜利。几乎可以肯定，习近平将连任中共总书记，他已将自己的地位，与中共的另外两个巨人毛泽东和邓小平比肩。《彭博》刊登知名中国政经专家、美国克雷蒙特麦肯纳学院（CMC）教授裴敏欣文章指出，习在过去十年的轨迹与毛和邓有著惊人的相似之处，问题是习在面对政治风波及危机是，会选择模仿谁：毛还是邓？

裴敏欣指出包括中国在内，世界上的强人统治历史均存在著一个令人担忧的模式。大多数独裁统治者，在他们执政的第一个十年中都会看到惊人的成功，积累了权力并实施了变革议程。然而，随著统治权扩大，他们的不安全感亦会急剧增加，从而会令他们采取更加雄心勃勃、风险更大的行动方针，希望可以重新获得动力，以及尽力巩固自己的权力。但一旦他们在决策上下错注，通常就会给他们的政权和人民带来灾难。例如普京入侵乌克兰和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这类强人即使明知犯错，亦只会在错误上加倍努力，不惜一切代价保住权力。

裴敏欣认为，对于习近平和他的高级副手来说，毛泽东执政的第二个十年特别值得借鑑。当时毛越来越担心其他党的领导人获得太多权力，所以他在1958年发起了大跃进运动以重塑个人权威。毛泽东在面对失败的证据时，并没有及时纠正自己的错误，反而是清洗他的主要批评者而且将错误的决定坚持到底。最终，大跃进运动导致导致超过3000万人死于飢荒。

在这场灾难发生后，严重损害了他的形象甚至与几位党员（包括邓）造成深刻的裂痕，令毛的性格变得更加偏执。所以他最终决定，发动灾难性的群众运动去清除党内的敌人。于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裴敏欣指，如果毛泽东的经历能带来警示效果，那麽邓小平如何在他职业生涯的晚年应对挫折，就应该成为习和他的团队一个更值得学习的榜样。

与1950年代后期的毛泽东一样，邓小平在1989年天安门危机前就已经发现自己的权威和势头正在减弱。1986年12月，邓小平将自由派的党委书记胡耀邦赶下台，使党内权力平衡向保守派倾斜。邓小平当时认为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步伐缓慢，急于在通胀高企的1988年匆忙进行价格闯关。结果引发全国恐慌性购买。最终邓不得不改变方向，让保守派控制经济政策。不过数到他最严重的错误，是在1989年春天对北京的民主抗议运动采取强硬态度。在6月4日天安门镇压之后，邓小平的改革计划几乎已死。

然而，邓没有加重他的灾难性错误，他耐心等待，然后抓住了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后的那一刻。苏联解体的消息震惊中共，大挫保守派的士气。邓小平辩称，苏联经济改革的失败导致了苏联垮台。1992年初，87岁高龄的他重新启动他的经济现代化改革，为中国经济带来了20年的两位数增长。

裴敏欣直言，习近平在过去十年的轨迹与毛和邓有著惊人的相似之处。近年来出现了明显的挫折，由和美国的紧张局势，升级到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他所坚持的清零政策，亦引起民间广泛的恐惧和沮丧。即使习近平获得第三个任期，他改造中国的希望也在消退。

而他在未来十年所面临的挑战将更加严峻。美中竞争可能会升级。面对去全球化、人口快速老龄化、企业家普遍悲观、房地产行业爆雷和高债务水平等，将严重考验他的领导能力。

问题是，习近平会选择模仿谁：毛还是邓？

裴敏欣认为，邓小平务实的做法显然是更明智的选择。然而，与邓一样，习近平可能需要政治衝击才能扭转局面。

俄罗斯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似乎最有希望成为有利于习近平的政治衝击。与1980年代后期的前苏联一样，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也面临著自己制造的危机。俄罗斯在乌克兰发生的军事失败可能会引发一系列事件，重塑俄罗斯的国内政治格局并重新调整与中国的关係。

对于在与普京的关係上投入巨资的习近平来说，这似乎是一个灾难性的损失。不过，如果这能促使中国领导人重新思考他应该走的道路，他和中国——以及世界——都会变得更好。

网民嚎叫：

CKK2022年10月14日17:28

原乡人今天15:47

只要你是黑眼睛黄皮肤，无论你到哪里，一个繁荣昌盛强大的中国，不仅是海外华人的面子和里子，还是我们的腰杆子。

cosomo1232022年10月14日16:49

一个自由民主法制繁荣强大的中国才是全球华夏子孙的自豪。一个专制独裁凶恶的苏联纳粹式的强大gcd政府永远是全球华人和世界人民的梦魇。二战是美国德裔人艾森豪威尔领导的盟军灭了残暴的纳粹德国！

原乡人2022年10月14日15:47

只要你是黑眼睛黄皮肤，无论你到哪里，一个繁荣昌盛强大的中国，不仅是海外华人的面子和里子，还是我们的腰杆子。一些逢中必反的人最好去学黑人歌星迈克杰克逊，把自己的皮肤漂白，将来碰到特朗普主义的白人至上种族主义者，还可以不被吊死。哦，别忘了把中文名字也改掉。

JohnnyWalker2022年10月14日11:25

这位裴教授看来是钻在故纸堆里出不来了，他把包子当作一个理性的人来分析了，而没好好看看习包子的秉性：一头无知、无识、只有蛮力和死倔劲儿的驴。你指望他撞了南墙会回头？首先那南墙，他是拿别人的头去撞的，它没觉得疼。其次，再高再硬的南墙，它都认定了“我用蛮力就一定能踢破它”，从来没想过或许该掉头、或绕过南墙或怎么样。

Davidz802022年10月14日11:24

古代偶像胡亥，近代偶像袁世凯。欧洲偶像普腚，亚洲偶像金三胖。

maiguai2022年10月14日11:14

小学生既没有毛的本事，又没有邓的政治智慧。啥都学不像。

相食2022年10月14日09:42

这个学者和台湾的明居正一样，名气挺大，认知很洼，靠罗列史料发表一些浅薄的所谓见解混饭

foxnews2022年10月14日08:1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邓公当年无论顺逆，在紧要关头，操作上或许手法有些粗糙，但他的大方向没错，就是“跟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搞好关系，一心一意谋发展”。所以，他能够力挽狂澜，及时调整，让国家顺利渡过难关，继续发展。“刁小小”现在的大方向就是“抓权”，跟毛一样，跟邓公云泥之别。因此，厉害锅的走向，只能是邓公说的那样“死路一条！”

原乡人2022年10月14日08:07

裴先生最好像美国黑人歌星迈克杰克逊，去把自己皮肤漂白一下，将来碰到特朗普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者还可能不被吊死。

原乡人2022年10月14日08:05

英雄创造历史，天降大任于斯人也。习在位十年，已完全掌控南海，稳定了香港，新疆牌也正在作废中。国内反腐打贪巩固和加强了中共政权，一亿人脱贫，建了20多万座的大桥，二百万5G基站，高速铁路四通八达。维基百科数据显示，中国现在钢产量是美国的11倍，十年水泥的使用量超过美国一个世纪，美丽中国大中小城市建立的高楼大厦至少是美国的100倍以上。中国对东盟、欧盟和美国的每年出口总值分别都在10，000亿美金以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总额已经达到了10，000亿。军队建设不断地加速加强，三艘航母、八艘055D大驱、新型的核动力潜艇，200+以上的歼20、200+以上的歼16，运20直20装备成军，歼35、轰20也将横空出世。40个以上的火箭军导弹旅近上万枚的各种导弹.....美军已经远远的退出第一岛链，甚至在第二岛链和亚太也只能加强导弹防御网，分散兵力部署。太平洋舰队主力都退回了美国西岸。习近平再任10年，五年内要么将统一台湾，要么逼美国废掉继续打台湾牌的目的和能力。十年内GDP将超越美国，大部分领域内也将超越美国。反对美国一超独霸，拉帮结派搞小圈子。争取国际关系的多极化多元化，实现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也就是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一个＂平视＂的世界，不跪不拜不舔。

Lorne2022年10月14日05:50

裴先生还没睡醒呢！

g2j22022年10月14日04:59

这位作者是不清醒，学邓也是没用的，邓等到了苏联解体，让西方冲昏了头脑。老习等到的是西方觉醒和自己统一台湾的急迫。

信望爱小屋2022年10月14日04:29

中国过去十年在实现邓头十年前变革？这作者可能还没有睡醒。

百年未有之大骗局2022年10月14日04:23

在天怒人怨下登基，不如上歪脖树名垂千史。

谢选骏指出：操办“彭博”的犹太人，显然希望中国大陆继续按照“六四屠杀开辟的血汗工厂的道路”前进，让中国大陆永远维持血汗工厂的“国际地位”。

【97、有了中国，这个危机年代就更没有解方了吗】

《為何沒有中國，我們這個危機年代就沒有解方》（周報2021-10-23）报道：

[編按]近年來，針對中國的冒起，西方的一種主流意見是必須通過建立軍事同盟等方法，對中國的力量進行有效反制。然而，專研德國近代歷史的英國學者亞當．圖茲（Adam Tooze）提出另一種看法，指出中國的冒起與當年的德國並不相同，今天中國即便積極進取，致使歐美懷恨，但中國的行動也是與其史無前例的規模相匹配，並不是一種狂妄的擴張主義；在當下重要的全球問題上，比如氣候變化，西方如果不跟中共合作，就不可能有解決方案。

本文原題「Why there is no solution to our age of crisis without China」，今年7月刊於英國知名政論雜誌《New Statesman》（新政治家），《香港01周報》獲授權翻譯發表。

2021年夏天，中國共產黨慶祝百年黨慶。它確實有不少值得慶祝的成就。作為迄今最強大的共產黨和世界上最強大的政治團體，中共目睹了史上最大規模的經濟增長浪潮。對西方也好，對中國的鄰國也好，這個使人不安也出乎意料的事實，實際上為它們定義了21世紀初葉。

中國的冒起使得「社會經濟進步自然導致自由化」的假設面臨破產。四十年來，數以億計的人民，在一個致力於「21世紀的馬克思主義」 的一黨威權國家領導下，實現了脫貧。

在這個勝利的背景下，中共正在計劃其第二個世紀。在歐洲、美國和亞洲，各國的政治精英都在奮力追趕。美國的策略家已經指定了「印太」這個新定義的世界區域，作為民主和威權主義的決戰地帶。

在大西洋兩岸，一些有影響力的人士樂見這場衝突的發生。另一些人則陷於驚詫之中，他們懷緬1990年代到2000年代初的一段時期——當年，和平共存似乎是注定的。今天的鷹派人物則把當年對中國挑戰的低估，視為一個天真的時代。

歷史視角的確表明，平靜的時期往往是例外。畢竟西方的歷史優越感正是建基在中國人所熟知的「百年屈辱」 之上。過去一百年來，在商務、交通、創造和交流等方面，中國一直致力於逆轉該國的衰落。這也曾涉及到暴力，有的時候甚至達到史詩式的規模——在中國國內如此，在與外國列強的戰爭也如此。

分析家們悲觀地談論到「修昔底德陷阱」——這名古代的歷史學家認為，雅典力量加強的必然結果，就是與斯巴達作戰。作為類比，這些分析家們還談到1914年德意志帝國和大英帝國的衝突。這就貶低了中國現代冒升的重要性了。他們的思路在從遠久的古代跳躍到不久的未來時，也掩蓋了一個事實——那就是中國自19世紀的歷史，可以說成是現代化的努力在遭遇國內反對或國外粗暴干預的時候所引起的一系列衝突。如果我們要明白自己今天的處境，就需要一個更長遠的歷史視角——一個不止步於2012年習近平上台，或是2008年西方金融危機的視角。

在他的經典著作《帝國主義》（1902）中，經濟學家約翰·阿金森·霍布森（John Atkinson Hobson） 視乎中國的未來走向，為20世紀設想了不同的未來境況。無論中國將會被瓦解，被殖民，或成功建立起民族國家，中國都會塑造未來。在20世紀，霍布森的見解被西方所遺忘，但他當年所觀察到的，就是我們今天面對的局面。

經濟學家霍布森（John Atkinson Hobson） 在他1902年出版的著作《帝國主義》中指出，無論中國將會被瓦解，被殖民，或成功建立起民族國家，中國都會塑造未來。

在1902年，清帝國已經無可救藥。中國曾經強大的經濟，已經遠落後於西方的工業革命。1839-42年與英國的第一次鴉片戰爭，1850年開始長達十四年的太平天國之亂，1856年和1860年與英法兩國的第二次鴉片戰爭——這些都致命地削弱了清帝國，並使得歐洲列強得以在沿岸據點周邊建立勢力圈。1894-95年，中國於甲午戰爭再次戰敗。1899-1900年的義和團起義和前來鎮壓的八國聯軍，為中國造成更大的屈辱。

作為一個冒升中的國際強國，當時美國希望保存中國完整，但同時要對中國進行中和。1899年9月華盛頓宣布的「門戶開放政策」，旨在為外國投資者和商人保持對中國的平等准入條件——但並不是為中國人創造平等的權利——這體現在中國的海關稅務總司當時由外國人運營，以保證中國能夠償還外債的事實。

這一系列的沉重打擊，不但對中國是恥辱，也確認了霍布森的觀點——世界上的所有列強都插手中國，因為他們覺得這樣做是有必要的。

雖然中國變成了一個國際大戰場，中國的政治階層卻不是被動的受害者。正如其他處於危機當中的帝國——1905年的俄國、1906年的波斯、1908年的奧斯曼帝國——中國的精英試圖通過國內現代化來保存國家的獨立。

晚清新政的主導者、辛亥年推翻清政府建立民國的革命者、源自19世紀末孫中山所建立的革命組織的國民黨員，甚至是1916年之後瓜分中國的軍閥——他們都想為國家建立一個未來。他們的目標就是要通過經濟發展、軍事現代化和文化革新來促成自強。

1917年，中國作為協約國的一員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果在凡爾賽和會上，發現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被轉移到了日本手中，使中國遭遇更沉重的恥辱。此後緊接的民族主義抗議浪潮——1919年的五四運動——為中國的民眾政治的發展打了強心針。它也為外來影響的導入製造了新的機會。革命後的俄國和德國的魏瑪共和國都承認中國是一個主權國家，因此於中國而言，比列強更勝一籌。作為凡爾賽體系的局外者，俄國和德國都沒有成本。基於此一政策，莫斯科在1921年7月贊助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中共連同蘇聯顧問，在1926年開始的北伐中，支持統一中國這項民族主義的事業。中共當時的做法——與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結盟——是一項高風險策略。果然，在1927年，中共被反咬了一口。正當國共兩黨的戰士進入上海與歐洲帝國列強對峙之時，國民黨下令清洗共產主義者，屠殺中共黨員，並把他們趕進內陸。到了1930年代，中共已經在內地建立多個革命根據地，而其中最有名的，是在偏遠的北部省份陝西的延安。

當時英美與定都南京的國民政府合作，並於二戰時期為蔣介石提供財政和軍事援助。但對另外的那個列強——日本——來說，中國鞏固國力卻是不祥的預兆。

1932年強奪滿洲之後，日本在1937年對長城以南的地區發動全面入侵。中共當時在偏遠山區韜光養晦，其與日本的作戰規模，事實上與中共自身規模成比例。抗日戰爭中，中國所遭受的破壞是讓人難以置信的。如果蘇聯在二戰中傷亡數字約在2，000萬到2，700萬人，在中國，單是死亡數字，已在1，500萬到2，000萬之數。

20世紀前半的中國歷史被戰爭和政治所支配。但清楚可見的是，如果中國不能發展經濟，就不可能走一條自主的道路。在蘇聯奮力建國之際，中國的現代化指導者當中流行的發展模型，是從德國和日本借來的國家社會主義（state socialism，不是納粹主義）思想。中國今天的高鐵網絡，其雛形就首先見諸於孫中山所寫的「建國方略」。

中國的中央銀行成立於1928年。在1930年代，國民政府鞏固了貨幣，並於1936年提出重工業發展的三年計劃。1940年，即便是在抗戰期間，蔣介石還是開展了大規模的基礎建設。對蔣介石而言，他並沒有選擇。沒有道路、鐵路、電力供應和鋼鐵廠，中國根本不可能在日本鐵蹄下存活。

在1940年代，這些藍圖都夭折了。中國太窮了，根本不可能把大規模投資和總體戰的需要結合在一起。國共兩黨之間發展的最後一場內戰——在1946-49年間造成數百萬人死亡的一場戰爭——是在比魏瑪德國的惡性通貨膨脹更嚴重的條件下發生的。

共產黨打下的江山似乎一窮二白。即使中國在19世紀遭受了各種的屈辱，它跟西方的經濟體之間的縫隙卻是在1945年以後才寬闊起來。這也是歐洲列強的帝國版圖土崩瓦解、世界劃分為民族之間的經濟發展位階秩序、「第三世界」 作為一種概念開始出現的時候。

作為一個共產主義國家，中國本應屬第二世界，但它卻視第三世界革命為己任。從1935年起領導中共的毛澤東認為，在美蘇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由亞非拉（日本除外）組成的「中間地帶」，可以形成針對帝國主義的一股革命力量。從1950年代中期起，中國流向發展中國家的國際援助，在比例上不輸中國今天的一帶一路倡議。中國在非洲的影響力並不是2010年代才開始的。早在1960年代，中國的工程師已經與美國的同行在東非的鐵路建設領域中進行競爭。

在國內，中共就經濟政策發生內部分歧。在1950-53年的朝鮮戰爭中，中國與美國及其盟友進行對抗，因此被迫採用蘇聯式的強迫工業化戰略。但這種中央集權計劃型的模式，遭到在位者的抵制。毛澤東自己就鄙視官僚主義，並力推地方分權和發動農民群眾。毛主義藍圖的狂熱，兩度造成全面危機。第一次是1958-62年間的大躍進，當時毛希望加快農業集體化，同時把工業攤分到農村。第二次是1966年，毛澤東針對中共的官僚階層發動文化大革命。

上千萬人賠上了性命，但中國並沒有掉進波爾布特（Pol Pot）控制的柬埔寨那樣的反現代主義瘋狂。在農村，基本教育和醫療獲得普及。黨內鬥爭的結果往往影響中國經濟發展的前景和它對革命事業的影響。及至1960年代末，經濟學作為一個學科已經被逐出正統。黨把自己的專家免職，並把他們放逐到省區。陳雲等革命元老早在1940年代掌管中共的戰爭經濟，並在解放後主持經濟穩定和大躍進，如今也被貶到工廠的車間。

到了1970年代，中國已經基本上絕緣於國際貿易。中國與美國，甚至蘇聯及其盟友越南的關係亦告斷絕。中國在區內最主要的盟友是殺人如麻的赤柬政權。另一邊廂，日本正在奮力前衝，而在朴正熙的開發獨裁體制下的南韓，其成績也開始讓朝鮮感到尷尬。香港和新加坡都在從殖民據點轉型為環球金融中心。

在此背景下，中共政權採取了360度轉向，扭轉了局勢。1971年，中國結束了與美國的對峙，為中國對外開放設立了舞台。1976年10月，以毛澤東的妻子江青為首的四人幫被逮捕，文化大革命結束。在此時刻，中國開展了一系列歷史性的改革，進行經濟轉型。

這些改革並不僅是誘因、產權、價格的問題。經濟增長作為一個概念，本身就需要被平反。在毛澤東的統治下，革命意識和行動永遠優先。如今，一種更正統的唯物主義被重新樹立起來。在鄧小平於1978年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實際領導人之後，發展生產力成為絕對的要務。

在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文革中被下放的經濟學者、工程師等專業幹部開始回到北京。在陳雲等被平反的元老和一批與西方經濟學家發展緊密聯繫的新派知識份子之間，一個同盟開始形成。中國的改革派最喜歡的對談者，除了匈牙利的雅諾什·科爾奈（János Kornai）和跑遍世界各地宣揚理念的美頓·佛利民（Milton Friedman）之外，還有職業生涯開始於二戰期間的英國飛機生產部的凱恩斯主義者阿萊克．凱恩克勞斯（Alec Cairncross）。

世界銀行在1983年出版的第一

份有關中國的報告，既是褒揚的，也富有先見之明。報告認為，中共政權，即使其革命十分暴力，已經奠定了經濟增長的基礎。世界銀行認為，中國的「龐大的人才資源、努力和紀律」，將允許它在「一代人左右，實現人民的生活水準的極大增長」。雖然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前景引人入勝，但改革的過程也是取決於權力。正如伊莎貝拉·韋伯（Isabella Weber）在近著《中國如何逃脫震盪療法》（2021）所言，吳敬璉等受西方影響的改革者憧憬共產制度的全面推翻。一些東歐的活動家，比如索羅斯（George Soros），則把中國看成對蘇聯堡壘的破城槌。

在訪問中國的時候，佛利民往往吹捧西德經濟奇蹟之父路德維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的例子。佛利民宣稱，艾哈德通過貨幣改革和價格自由化，克服了希特勒的計劃經濟的致命桎梏。問題是，價格自由化首先意味着不少價格的上調，中共能否熬過隨之而來的通脹呢？

這場改革賭注很大。1989年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訪問北京的時候，天安門廣場上就有紥營的學生。這場示威變成了一場全國性的運動，其根源是1987年經濟改革開始造成中國城鄉不穩。示威者要求公民權利和民主化，以及結束腐敗，並對經濟管理不善作出整頓。黨內一些人看到了自由化的機會。

在訪問之後，戈爾巴喬夫指導了蘇聯的政治經濟崩潰。相比之下，中共採取鎮壓。在軍隊支持下，黨恢復了秩序。以陳雲為首的中共革命世代的硬漢，維持了對經濟政策的控制，而沒有採用如同1990年代初俄羅斯一樣的、危機主導型的震盪療法，把國營經濟迅速轉變為市場經濟。

價格自由化將會繼續進行，但需要跟從由黨所設定的漸進步伐。正是這個命運的抉擇，使得1989年成為習近平和現屆政治局其他高級領導的決定性時刻。當時他們三十多歲，被蘇聯的崩潰嚇壞了。習和他的同輩也許是中國幾十年經濟增長的產物，但對他們來說，經濟增長是不能從黨的長期執政中剝離出來的。

1989年的鎮壓是有代價的。中國與西方的關係有所惡化。但在美國霸權的高峰期，天安門事件被華盛頓視為一次違反人權的事件，只是一時的過分之舉，而不是中共就其權力的宣告。老布殊政權很快就恢復了對中國產品的最惠國地位，美國的企業也湧向中國。2001年，中國加入了世貿——這是現代全球化真正開始的時刻。中國的工廠輸出的廉價產品淹沒了全球。西方的工會抗議中國的不公競爭行為和匯率操控，但美歐兩方精英對全球化的共識，確保了這股反對勢力遭到有力牽制。

從1990年代末開始，數以億計的農民工從農村遷徙到中國日益繁華的都市。數以千萬的勞工，在過時的毛時代重工企業鏽帶上，遭遇下崗的命運。勞工的抗議活動遭到警方限制，也在一些新的措施下遭到紓緩——包括一套新的個人化勞資糾紛仲裁系統，以及為那些已登記的正式城市工人提供的基本福利。市場決定了物價，但北京從來沒有跟從「華盛頓共識」。它維持了一個固定的、低估的匯率，並對資本流動進行限制。有些西方經濟學家甚至談及一個「布雷頓森林體系2.0」，即北京單方面對環球經濟進行改革。

2001年，中國加入了世貿——這是現代全球化真正開始的時刻。

那項決定的重要性在1997-2001年間變得不辯自明。當時在中國以外，東亞、俄羅斯、土耳其和阿根廷都遭遇劇烈的金融危機。經濟危機過後往往是政治變動。在印尼，蘇哈托（Suharto）的獨裁倒台。在土耳其，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於2001年的干預下，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成為了民粹英雄。普京（Vladimir Putin）在1999年俄羅斯危機中接掌政權。在1980年代避過震盪療法的誘惑之後，這成為了中共的第二次死裏逃生。中國的出口與國家的外匯與日俱增。中國的銀行體系在1990年代是脆弱的，但北京通過把壞賬轉移給營運不良的銀行，把威脅中和了。如此浮現的是一系列金融巨頭，其資產目前足以使他們位列世界三家最大的銀行。

如果20世紀末目睹了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起飛，那麼21世紀的頭二十年，就是中國的韌性及其經濟增長的不懈的鐵證。中國的金融系統並沒有受2008年金融危機的動盪所影響。北京以一個龐大的刺激方案填補了出口方面的損失。在2010年後，中國抱着一腔疑惑，看着歐洲被迫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求援，以控制希臘債務危機。

不少觀察者都把2012年習近平的冒起視為中國與西方關係的轉捩點。但在2009年，甫上台的奧巴馬政權就感覺到北京的態度開始強硬化。在2009年12月的哥本哈根氣候會議，北京的態度是主動出擊。2011年，時任國務卿的希拉里（Hillary Clinton），開展美國的重返亞洲戰略。拜登（Joe Biden）的團隊也充斥着奧巴馬－克林頓年代的元老，其中在對華政策中最顯著的就是庫爾特·坎貝爾（Kurt Campbell）。在2021年7月，他仍然相信「中美可以和平共存，但…… 這項挑戰對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將會極其困難」。「交戰」 的時代已經被「競爭」 的時代取代。

在目前高漲的修辭下，我們應該提醒自己，什麼是中國沒有做的事情。中國已經不是毛澤東時代的第三世界革命推動者。中國並不是像沙特阿拉伯那樣的，盛產石油並實行宗教律法的專制王國。中國並不是一個派遣「小綠人」（little green men）去侵略鄰國的核子國家。中國也不是一個派遣無人機到全世界各地去殺戮敵人、到處借機挑起戰爭並在脆弱的國家中製造不穩，並接着以「有責任保護」 為由進行干涉的軍事超級霸權。

近年來，西方各國目睹中國的冒起，提出了各種有根據和沒有根據的指摘，包括：中國在全球各地進行間諜活動；中國通過孔子學院和學術資助推動軟實力；中國對居住海外的僑民進行監控；中國在西藏、新疆和香港進行鐵腕統治；中國聲稱擁有大片海域，對外國漁船進行欺凌，又與印度在喜馬拉雅山的邊境進行衝突。簡言之，中國被視為以一種龐大而咄咄逼人的民族國家的姿態在國際上活動。但世界上從沒有出現過，現在也沒有另一個，中國這麼大規模的民族國家。從來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力量像中國那樣急速增長。世界上也沒有一個政權被中共這樣的政黨所領導，而中共的使命就是要恢復其對「天下萬物」 的自然主宰。

二十年來，過度的自信、自滿和短視，使西方輕易忽略中國冒升的重要性。在2018年，克林頓（Bill Clinton）和奧巴馬（Barack Obama）兩朝元老勞倫斯·薩默斯（Larry Summers）提出了這個問題——美國能否想像一個「並非由己身主宰的、有效的經濟系統？」美國的「政治領袖能否承認此項事實，以使得他們能夠去為這個世界的面貌進行談判？能否在不招致戰爭的情況下，箝制中國？」

在當下重要的全球議題上，比如氣候變化，西方如果不跟中共合作，就不可能有解決方案。（新華社）

在總統任內的第一場記者招待會上，拜登給了他的答案——在他的管治下，中國不會成為「第一」。同時，在華盛頓，國防情治單位正在制定更為複雜的措施，以拒絕中國得到關鍵技術。辨認中國發展模式的弱點——包括職業培訓系統的失政、人口紅利的下降以致金融系統的不穩定——已經成為了一個規模小但忙碌的分析產業。

這種分析的主調放在中國冒升的障礙，而不是國際共同關注的事務。它忽略的是，中國的經濟已經成為了世界經濟增長的最重要推手。即便是現在，西方投資者仍然押注在習近平的「中國夢」上。儘管局勢愈趨緊張，2021年還是成為了外國在華投資的豐收年。蘋果公司決定在中國擴大供應鏈。英國的財政大臣辛偉誠（Rishi Sunak）宣告倫敦城重新歡迎中國業務。

今年11月，英國將會舉行COP26氣候會議。屆時，全世界的目光將會聚焦中國。中國的二氧化碳排放已經佔世界的28%，比整個經合組織（OECD）、美國、歐洲、日本和其他加起來還要多。沒有北京的龐大而昂貴的承諾，氣候危機就沒有解決方案。只有中國才具有足夠力量去推動世界的能源出口國——尤其是俄羅斯——去開始準備石油以後的轉型。說北京手上掌控了人類未來命運，並不為過。

要任何國家——包括美國——變成像以前的美國一樣的霸權，都是不太可能的。我們的世界的基本範式就是多邊性。那些疑中論者也許是對的——中國可能永遠都不會超越美國。但這並不是問題之所在。中國作為世界第二或第三大經濟體，就足以招來美國的懷疑和恨意。單是中國很大、跟西方很不一樣、並且追求全面的主權，就已經足夠引起惡意了。美國及其盟友的言詞聚焦在習近平的威權主義上。他們有其理由。但對美國而言，價值的宣言從來都是權力的宣言。正如薩默斯所言，我們並不知道美國政治到底能否理解一個多邊的世界——除非美國是霸權。

2021年，中共建黨百年，它給世界留下的後果是戲劇性的。原來，只要你挑戰美國及其價值的霸權，就會讓你利用資本市場和美國佔優的科技的權利變得不穩定。這為中共的歷史掀開新的一章。然而，霍布森對20世紀的預言，在21世紀更真確。你贊成也好，你反對也好，中國將會塑造我們共同的未來。

亞當．圖茲（Adam Tooze）：西方知名經濟史學家，早年研究德國統計學起源和納粹德國政經失策，也鑽研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美國（相關專著《The Deluge: The Great War， America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Global Order， 1916–1931》獲《金融時報》、《新政治家》等主要媒體評為2014年度好書，亦獲頒2015年度《洛杉磯時報》歷史類圖書獎）；近年研究興趣轉向當代經濟問題，發表了解讀2008年金融海嘯對世界格局影響的得獎著作《Crashed: How a Decade of Financial Crises Changed the World》，最新著作《Shutdown: How Covid Shook the World's Economy》則探討新冠疫情對世界的影響。

谢选骏指出：因为过度纵欲而被掏空因而面对挑战瑟瑟发抖的西方国家，仅仅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沒有中國，我們這個危機年代就沒有解方”。而不敢再看问题的另外一面——“有了中国，这个危机年代就更没有解方了”。四十年前我就说过了——“人解决”已经黔驴技穷，只有“天解决”可以奏效……武汉瘟疫的席卷全球，就是一个小小的开端！

【98、余英时误读中国轴心突破包括雅斯贝尔斯】

《余英时：中国轴心突破及其历史进程》（双体实验室 连接人文与科技）报道：

今天双体实验室给大家推荐的这篇文章，是余英时先生所著《论天人之际》一书的代序。《论天人之际》是关于中国思想起源的一部专题研究。《代序》分为上、下两篇，本文为上篇“中国思想史的开端——比较文化史的探索”，追溯了书籍中心论旨的长期酝酿过程，也阐明了书中为什么引用“轴心突破”的概念来解释先秦各派思想的起源。

余英时先生从轴心突破的角度探讨中国古代系统思想史的起源，并将其置放于比较文化史的脉络之中，加以系统的叙述，重新建构出一个历史叙事。余先生认为，只有在其它古文化──特别是西方──的对照之下，中国轴心突破的文化特色才能充分地显现出来。

《中国轴心突破及其历史进程》（文/余英时）报道：

我认为只有在其它古文化——特别是西方——的对照之下，中国轴心突破的文化特色才能充分地显现出来。我对于这一论题早就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几十年来始终未断，不过没有机会展开较为全面的研究而已。

一九七七年我撰写《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收在我的《中国古代知识阶层史论，联经，一九八〇》，其中第四节题作“哲学的突破”（Philosophic breakthrough），即是本书整体构想的发端。但“哲学的突破”在本书中已一律改作“轴心突破”（Axial breakthrough）。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变化？这是我必须首先交代的问题。

如所周知，有关“轴心时代”、“轴心突破”一套说法，是雅斯培（Karl Jaspers，1883-1969）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The 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一书中正式提出的。德文原本成书于1949年，但在一九七五年以前，他的“轴心”概念尚未普遍流行。

我在上述专论中虽提及他的“轴心时代”（按：文中译为“枢纽时代”），然而所知不深，以致轻易放过。当时我所用“哲学的突破”一词则借自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02-1979），见于他为英译本韦伯《宗教社会学》（Max Weber，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1964）所写的“引论”（Introduction）及其它相关论文。

帕氏“哲学的突破”是针对下面的现象而发：在公元前第一个千纪（the first millennium B.C.）之内，“哲学的突破”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分别发生在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等地，人对于宇宙、人生……的体认和思维都跳上了一个新的层次。事实上，这便是“轴心时代”与“轴心突破”说的一个提要。

帕森斯大概认为这是尽人皆知的常识，因此并无一字提及雅斯培及其理论。我当时一方面以为“哲学的突破”出于韦伯有关古代世界宗教研究的创获，另一方面又感觉这一概念正可解释中国思想的起源，所以便毫不迟疑地采用了。

但一九八〇年代以后，由于以色列社会学家艾森斯塔（Shmuel Noah Eisenstadt，1923-2010）和他的朋友们的大力推动，“轴心文明”（Axial civilization）引起了人文与社会科学界的广泛研讨，其风至今未衰。最近宗教社会学家贝拉（Robert N. Bellah）的Religion in Human Evolution：From the Paleolithic to the Axial A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和哲学家泰勒（Charles Taylor）的Dilemmas and Connections，Selected Essay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都对这一题旨展开了深入的论证。“轴心”的概念在今天已获得西方学术界的普遍接受，“吾从众”是唯一合理的选择。

其次，我愿意借此机会简略地交代一下：我为什么选择雅斯培“轴心”说作为探讨中国思想史起源的切入点？概括言之，这是因为“轴心”说最适合于我的研究重点之一，即通过比较文化史的进路以凸显中国文化的主要特色及其在世界史上的地位。而我之所以很早便发展出这一特殊的研究重点，则和我个人的读史经验密切相关。

我在高中最后一年读到胡适（1891-1962）评梁漱溟（1893-1988）《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文字，引起很大的兴趣。接着我又找到梁的原书来对着读。坦白地说，以我当时的程度，对于梁先生的抽象议论实在不甚了了。

但是我追求中西文化异同的强烈欲望却是这样被激发起来的，而且从此长在心头，挥之不去。进入大学以后，我选择了中国史为专业，因为希望从历史上寻找中西文化不同的根源所在。但当时史学界已笼罩在“历史演进一元论”的氛围之中。这里所谓“历史演进一元论”大致可以简括如下：

受到牛顿物理学巨大成就的启发，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中已颇有人（如孟德斯鸠Montesquieu，1689-1755）开始主张用牛顿的方法来研究人文与社会现象。于是一个新的信念逐渐形成：人的世界和自然世界一样，也存在着普遍有效的规律，可以通过科学方法而发现。到了十九世纪，欧洲便出现了不少社会思想家（如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相信自己已发现了人的世界的规律，并据之以进行历史分期。

和自然世界的规律一样，这些规律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行之百世而不惑”的。因此任何地域的社会（或文明）都在它们的支配之下。用在历史分期方面，这是预设所有的社会（或文明）都必然经历相同的发展阶段；或者说：在绝对性规律的支配下，历史演进只有这一条路，是任何社会（或文明）所不能不遵循的。所以我称之为“历史演进一元论”。

历史演进一元论在“五四”前后已传入中国，我在大学时期所接触到版本大致是说：西方已从上古、中古演进至近代以至现代阶段，而中国则仍停留在中古时期。最著名的例子是冯友兰（1895-1990）的《中国哲学史》：他将自汉初到清末划分为“经学时代”，即相当于西方中古的经院哲学（scholasticism），并明白宣称：与西方相比，中国哲学史整整缺少了一个“近代”阶段。

这是一九四九年以前，在史学界流行极广的一个观点。历史演进一元论在一九四九以后达到了最高峰，其最具体的表现便是斯大林钦定的“五阶段论”（见《联共党史简明教程》）成为中国大陆上历史分期的唯一准则。

此事尽人皆知，不待更有所论述。但这里必须郑重指出：我所关怀的中西文化之异，在历史演进一元论的结构中，已从空间转向时间，主要成为“先进”（西）与“落后”（中）的不同了。至于其它一切“文化的”差别则都是次要的，只能理解为表现方式或风格的分歧而已。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我在原则上承认历史规律的发现是一个可能性，虽然我并未接受其中任何一家的理论。但六十年代以后，我已不得不放弃“历史规律”的概念。逼我放弃的原因很多，下面只说几个比较重要的：

第一，诚如九十年代几位美国史学家所指出的，迟至一九六〇年前后，逻辑实证论一派的哲学家仍然强调，史学的首要任务应当是寻找历史发展的规律。然而他们对于下面这一事实却视若无睹：历史学家从来没有发现过任何一个普遍有效的历史规律。这一无可辩驳的事实使我们不能不开始追问：人的世界是不是真的和自然世界一样，也存在着普遍而永恒的规律？

第二，十九世纪以来，提倡“历史演进一元论”者虽代有其人，但大体上都是一些抽象的主张。在具体研究和论述中，他们所处理的历史经验往往限于西欧一隅，因此所总结出来的演进阶段并不能有效地延伸到其它国家或地区。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恰好是一个最清楚的例证。马克思最初用“生产方式”划分历史阶段（奴隶——封建——资本主义），并不是要建立普遍有效的历史规律，而是概括西欧自希腊、罗马以来的历史经验。

因此他另外提出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以概括中国、印度和某些回教国家的政治经济形态。至于他在《资本论》中所展开的系统分析，那更是严格地限于西欧地区。一八七七年有一位俄国信徒把它移用在俄国史研究上面，他读后愤慨地说：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澈底地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给我过多的羞辱。）

可见马克思决不认为西欧的资本主义是任何社会所不能不经历的“一般发展道路”。后来斯大林为了意识形态的需要，不但完全抛弃了“亚细亚生产方式”之说，而且把马克思关于西欧资本主义的起源论推广为普遍性的历史规律。他的“五阶段论”在史学领域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早已有目共睹，这里毋须词费了。

第三，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以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来研究人文和社会现象的传统想法已逐渐破产了。就社会科学而言，很多人都感到实证方法的限制太大，不够处理“人的世界”中比较精致的问题。因此诠释学趁虚而入，出现了所谓“诠释的社会科学”（interpretive social science）。

格尔兹（Clifford Geertz，1926-2006）便是公开采取诠释立场研究文化人类学并且发生重大影响之一人。他对“文化”的观念作了以下的解说：

我相信韦伯（Max Weber）所言，人类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我把文化看作这些网，所以对文化的分析不是寻找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探究意义的诠释之学。

诠释人类学对史学影响很大，一九七〇年代以后西方史学研究明显地从社会、经济史转向文化史，格尔兹所谓“探究意义”取代“寻找规律”，在这里获得了清晰的印证。就史学观念而言，这里还应该一提伯林（Isaiah Berlin，1909-1997）的贡献。

无论是史学不可能成为一种自然科学，或历史进程并不受任何“巨大的超个人势力”（vastim personal forces）的绝对决定，伯林的分析和论辩都具有极大的说服力。前面提到的“历史演进一元论”至此已失去存在的依据。

从“历史演进一元论”的幻境中解脱出来以后，我便无法再将当前中、西文化的不同理解为“落后”与“先进”之别。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的中国既不在“中古”时代，更与所谓“封建”扯不上任何关系。我们在这里清楚地看到：“演进一元论”其实是西方中心论的体现。

无论是较早的上古－中古－近代的历史分期、斯大林的“五阶段”说或一度在美国盛行的“现代化理论”（Modernization Theory），显然都是从西方的独特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来的，然后再武断地假定其它非西方文明或社会也必然将依照西方的模式发展。

换言之，西方是典型而且先行了一步，非西方则亦步亦趋地追随于后。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之间并不是处于平等的地位，在此一目了然。所以我自始即对“演进一元论”抱着很大疑问。

相形之下，从比较历史（comparative history）的角度研究多元文明（或文化）的人则往往能对不同的文明抱着同样尊重的态度。早在十八世纪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1744-1803）便已强调：不同的文明或社会都各有其重心所在，只有通过其特有的价值系统才能真正了解。

换句话说，不同文明之间可以互相比较，但不能用同一标准去衡量。可见赫尔德承认文明不仅是多元的，而且各有其不能取代的价值。上世纪中叶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1889-1975）的十卷本《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是规模最大的关于“文明”（civilizations）的综合研究。

他以毕生之力勤搜史料，对古今二十一个“文明”的兴衰过程进行了比较，旨在探讨西方文明的前途。这里毋须涉及有关此书的重大争议。我要特别指出的是：汤恩比和赫尔德一样，对于所有文明都是尊重的。他认为西方文明虽在最近一、两百年主宰了世界，但其内在限制已不可掩，决不可能单独引导人类走出困境。

因此他极力主张西方基督教文明和科技文明必须与其它主要文明（包括东亚儒学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进行深入对话，共同开辟新路。在欧、美重要学人中，他无疑是公开放弃西方中心论的先驱之一。

最后让我回到雅斯培关于文明的比较研究。雅氏是哲学家而不是史学家，因此他关注的不是一般文明，而是“轴心文明”，也就是经历过“轴心突破”的文明。“轴心突破”是什么，请看他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的一段描述：

初次有了哲学家。人作为个人敢于依靠自己。中国的隐士与游士（按：指老子、孔子、墨子等）、印度的苦行者、希腊的哲学家、以色列的先知，无论彼此的信仰、思想内容与内在禀性的差异有多大，都属于同一类的人。人证明自己能够在内心中与整个宇宙相照映。他从自己的生命中发现了可以将自我提升到超乎个体和世界的内在根源。

原文很长，但上面几句扼要的话已足够说明问题；“轴心突破”指世界古代文明在发展过程中的精神大跃动，最后导致系统性的哲学史或思想史的正式发端。

他对中国之“士”、印度之“苦行者”、希腊之“哲学家”和以色列之“先知”一视同仁，肯定他们都达到了同等的精神高度，因此在各自的文明中完成了内涵互异的“轴心突破”。

这就说明：他在哲学或思想的领域中彻底抛弃了黑格尔以来的西方中心论。我们都知道，黑格尔根本不承认“东方哲学”（Oriental philosophy）可以望希腊哲学的项背；他对中国和印度的思想都评价极低。雅斯培则对中国和印度作了以下的明快论断：中国和印度占据着与西方比肩的位置，不只是因为它们一直存活到今天，而是因为它们都完成了突破。

换句话说，由于中国和印度都经历了“轴心突破”，因此它们和西方是站在完全平等的地位。可见雅斯培所采取的立场与上述赫尔德和汤恩比基本相同。我相信这应该是比较文化史研究的一种常态，所以本书将接着雅斯培的论述探讨中国的“轴心突破”。首先我必须进一步澄清“轴心”说和本书的关涉。

本文开端说过，一九七七年我讨论“哲学的突破”虽已触及“轴心”说，却浅尝即止，未加深究。但一九九七年我起草本书英文初稿时，“轴心”说已成显学之一。

读了一九八〇年代以下许多社会学家、史学家、哲学家们的多方面发挥和深入考察，我不能不承认“轴心”说确有坚强的根据。因此我毫不迟疑地把它当作基本预设之一而接受了下来。

稍后我又进一步认识到韦伯关于古代世界宗教的观察，与雅斯培的“轴心”说之间确有不少可以互相印证之处。这更加强了我对后者的信任。关于这一点，最近贝拉在他的新著中说得很简要：虽然雅斯培只提到亚尔弗勒德·韦伯（Alfred Weber；按：即麦克斯·韦伯Max Weber之弟）是“轴心时代”（axial age）概念的来源之一，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由于他早年和麦克斯·韦伯之间的学术渊源相当重要，后者的影响也是不容低估的。

麦克斯·韦伯关于世界各大宗教的比较研究已涵蕴了类似“轴心时代的假设”（axial-age hypothesis）。不但如此，我在他的著作中还发现：他所讨论的“先知时代”（prophetic age）简直和“轴心时代”如出一辙。

他追溯了以色列、波斯、印度的各种先知运动，并涉及中国的类似运动，上起公元前八世纪和七世纪，下及六世纪和五世纪，这些运动在他看来便是稍后世界各大宗教的背景。

由此可知韦伯关于“轴心时代”的构想和雅斯培并无二致，不过他的研究重点在世界宗教的兴起，视域既异，名称自然不同。他是社会学家而兼史学家，其论断建立在经验性的证据（empirical evidence）上面，恰好与雅斯培的哲学论断互相支持。这样一来，“轴心”说作为历史假设的地位便更巩固了。

所以我决定以它为本书讨论的起点。这里所谓“起点”则有两重涵义：第一、“轴心突破”奠定了一个文明的精神特色，所以中国、印度、希腊、以色列四大轴心文明最后无不自成独特的文化体系。

第二、轴心突破以后的独特精神取向在该文明的发展中起着长时期的引导作用。雅斯培指出，中国和印度在突破后一直顺着以往的方式生活了下来，与传统没有中断过。西方情形比较复杂，因为以色列宗教和希腊哲学的汇流造成了别具一格的精神传统，中间有较大的变动和起伏。

但大体上看，两千年来西方也依然保持了它的“文化连续性”（cultural continuity）。这一观察基本上是合乎事实的。以上两点同样可以用来解释先秦思想的起源及其对中国文化的长期导向作用，因此成为我探索中国轴心时代的基线。

从以上的回顾可知，本书以“轴心”说为讨论的起点，曾经过了长时间的反复斟酌与考虑，并非偶然兴到或震于其“显学”地位而然。我必须承认，“哲学突破”或“轴心突破”这样的提法，涉及四大古文明的比较，我一开始接触便立即发生“似曾相识”（déjàvu）之感。稍后追寻此感何来，终于发现这是由于我早年（五十年代初）受到闻一多《文学的历史动向》一文的影响所致。此文开宗明义便说：人类在进化的途程中蹒跚了多少万年，忽然对近世文明影响最大最深的四个古老民族——中国、印度、以色列、希腊——都在差不多同时猛抬头，迈开了大步。

约当纪元前一千年左右，在这四个国度里，人们都歌唱起来，并将他们的歌记录在文字里，给流传到后代。在中国，《三百篇》里最古部分——《周颂》和《大雅》，印度的《黎俱吠陀》（Rig-veda），《旧约》里最早的《希伯来诗篇》，希腊的《伊利亚特》（Iliad）和《奥德赛》（Odyssey）——都约略同时产生。

很显然的，闻氏这里讲的也是一种“轴心突破”，不过是略早一点点的诗歌，而不是哲学，因此把时间定在“纪元前一千年左右”。我既有闻氏的论述在胸，再读帕森斯与雅斯培的著作自若针芥之相投，不过当时不自觉罢了。闻氏此文作于一九四三年，比雅斯培《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尚早六年，真可谓“东海西海，心同理同”了。

我决定将“突破”这一概念应用在先秦诸子学起源上，还有更深一层的背景。《庄子·天下》篇说：天下大乱，圣贤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徧，一曲之士也。……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这一段话主要是说上古原有一个浑然一体的“道”，但由于“天下大乱，圣贤不明”之故，竟失去了它的统一性。于是“百家”竞起，都想对“道”有所发明，然而却又陷入“见树不见林”的困境，各家所得仅止于“一曲”，互不相通，“道”作为一个整体因此更破“裂”而不可复“合”了。这个看法后来又见于《淮南子·俶真训》：

周室衰而王道废，儒、墨乃始列道而议，分徒而讼。

“裂”即“列”的假借，本是同一字。但此说并非道家所独有，《荀子·解蔽》篇劈头就说：“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闇于大理。”“大理”即“道”，故后文评墨子以下八家之“蔽”曰：“皆道之一隅”。可见荀子对于诸子学兴起的认识与《天下》篇作者一致，不过没有明用“裂”字而已。

有此背景在意识中，我初遇“哲学的突破”之说便立即联想到“道术将为天下裂”那句话，觉得“breakthrough”和“裂”好像是天造地设的两个相对应的字。《天下》篇是不是庄子所撰，现代学人中持论不一，这里不能详考。但我们有充足理由相信，“道术将为天下裂”的观念并非后代人的向壁虚造，而是从庄子本人的寓言中变化出来的。内七篇出庄子之手，古今大致无异辞，其中《应帝王》篇便有一则极著名的寓言：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浑沌”即暗喻上古以来浑然一体的“道”，“儵”与“忽”之“日凿一窍”则喻“百家”兴起于“儵”“忽”之间，终于将那个浑然一体的“道”分裂了。《天下》篇将“百家众技”比作“耳目鼻口”更明明脱胎于寓言中“视、听、食、息”之“七窍”。

这两条文字之间互相照应得如此丝丝入扣，使我不能不相信《天下》篇作者确是有意将庄子“寓言”中的深层涵义用“庄语”传达出来。如果我的推测不算大错，那么我们可以断定：庄子不但是中国轴心时代的开创者之一，参与了那场提升精神的大跃动，而且当时便抓住了轴心突破的历史意义。这样看来，本书以雅斯培“轴心”说为讨论的起点，可以说是顺理成章，没有一丝一毫的牵强附会。

但是过此以往，本书的整体构想则是我自己的大胆尝试。一九九七年四月我起草本书原稿时，已读到了不少讨论中国轴心突破的文字。在这些讨论中，中国轴心时代主要被理解为孔、老以下诸子学之兴起；古代中国曾经历了一场轴心突破，已成为绝大多数论者的共识。其间虽偶而有人提出异议，却得不到其它学者的重视。

由于参与讨论的主要是西方学人，他们对于以色列和希腊轴心时代的历史与文化变动大致都具有亲切的认识，但相形之下，对于中国和印度则稍隔一层，而尤以中国为更隔。因此，我决定对从孔、老开始的中国轴心突破进行一次比较深入而系统的探索。

我最感兴趣的包括下面这些问题：例如以色列以《旧约》和摩西的故事为背景，希腊则以任意妄为的诸神为背景，那么中国的突破又是针对着何种特殊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而发生的呢？其次，在肯定了中国发生过轴心突破之后，紧接着便是对突破过程的探源和溯流：唯有如此，中国轴心突破的文化特色才能充分显现出来。

但此中涉及多方面的分疏工作，如先秦诸学派与历史文化背景的一般关系和个别关系，以及诸学派之间的异同和分合。最后，还有一个密切相关的问题：如前面已指出的，轴心突破不但奠定了一个文明的独特精神取向，而且还对该文明的发展起着长期的引导作用。既然如此，我们当然希望进一步认清轴心突破后中国精神（或思想）的主要特色何在，以及在其它轴心文明（特别是西方）的对照之下，它呈现出来的具体形态为何？

以上所举的几个问题，在当时我阅览所及的相关论著中，都未能得到正面的处理，即使偶然触及，也浅尝而止。因此我决意重读先秦主要文本，从轴心突破的特殊角度探讨中国古代系统思想史（即先秦诸子）的起源。这当然不是零散的考证所能为力的，而必须先有一套通贯性设想以统摄并整理种种复杂的事实与观念，最后才可能试着建构出一个条理秩然的历史叙事。

谢选骏指出：余英时谈论天人之际，实属食古不化。余英时不仅食古不化，而且食洋不化——他东拉西扯却不得要领，不懂中国轴心突破的关键在于文字记载的普及，也就是私学的兴起！当然，这不能怪余英时这位“普林斯顿大学里的育婴师”，因为就连他祖述的雅斯贝尔斯也不懂得这一点！不懂轴心时代之所以鹤立鸡群，不是因为它突破了什么，而是因为它把思想记录下来了——很明显，所谓的轴心时代之前，一切思想都是口传的，所以大大限制了传承和交流。

网文《卡尔·雅斯贝尔斯》报道：

卡尔·特奥多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 1883年2月23日德国奥尔登堡出生，1969年2月26日瑞士巴塞尔逝世），旧译雅斯培，德国哲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基督教存在主义的代表，1967年他成为瑞士公民。他在自己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出著名的“轴心时代”观点。

雅斯贝尔斯被看作是存在哲学（Existenzphilosophie）的杰出代表人物，他将存在哲学与让-保罗·萨特的存在主义进行了严格的区分。他是汉娜·阿伦特的老师，并和她终为友，同时曾同她有长达十年的书信往来。他还曾和马丁·海德格尔有书信来往——纳粹统治期间被中断——而战后只偶尔进行书信的交流。他同马克斯·韦伯、汉斯·瓦尔特·葛鲁勒还有库尔特·施奈德都保持了长年的友谊。

雅斯贝尔斯为精神病学的科学发展作出了根本的贡献。他的哲学作品对宗教哲学、历史哲学和跨文化哲学影响颇深。他写的有关哲学的导论获得了很大的销量，也因此为公众所熟知。

出生于奥尔登堡的雅斯贝尔斯，父亲卡尔·威廉·雅斯贝尔斯（1850-1940）是银行行长，母亲亨丽特·谭岑（娘姓）是奥尔登堡州议会议长蒂欧铎·谭岑之女。他的家境富裕，而家庭成员则（被他称作）为自由保守派。他的祖父通过进行走私贸易获得了巨大的财富，基于这个背景，他的父母使他逐渐养成了责任意识和逻辑清晰严密的思考习惯。

雅斯贝尔斯是奥尔登堡老高校的学生。

雅斯贝尔斯自幼便有（先天）支气管扩张症（de:Bronchiektasen）。这种病严重地损害了他的身体机能，使得他很容易被感染。根据他的自传，证实了他必须按照严格的方法来保持健康，而这使得他的生活受到相当的制约。他同盖特路德·迈尔结婚，迈尔曾于1900年时在奥斯卡·孔施塔姆的疗养所担任过助理。

他最开始于1901年末在海德堡随后在慕尼黑学了三个学期的法学，在斯尔斯-玛利亚进行了疗养之后，他于1902年在柏林开始攻读医学，1903年到1906年在哥廷根，1906年后在海德堡继续攻读。1908年12月8日，他在卡尔·威尔曼斯（Karl Wilmanns）的帮助下在海德堡精神病学大学医院（Psychiatrische Universittsklinik Heidelberg）的导师弗朗茨·尼氏那获得博士学位。导师倪瑟在认可他之后（Approbation:专指在德国获得学术上的医院从业工作者、牙医、兽医、心理治疗医生和儿童/青年心理治疗医生资格的认可），提供给他在1909年到1914年担任实习医师（Volontrassistent）的工作机会。

1907年，雅斯贝尔斯结识1879年生的盖特鲁·迈尔，一位在一个精神病机构工作的护理人员。盖特鲁是恩斯特·迈尔，雅斯贝尔斯几十年一直保持着紧密联系的大学朋友的姐姐。盖特鲁·迈尔和恩斯特·迈尔来自于一个信奉东正教的犹太商人家庭。雅斯贝尔斯认为盖特鲁是一个聪明的、能和他齐心协力的终生伴侣。盖特鲁于1910年嫁给了雅斯贝尔斯，而也只因为是夫妻关系的原因，才得以使她在纳粹德国统治时期幸存下来。她逝世于1974年，享年95岁。

马克斯·韦伯是雅斯贝尔斯通过汉斯·瓦尔特·葛鲁勒的介绍结识的，他是雅斯贝尔斯的学术榜样。1910年到1911年，他利用了空闲时间参加了关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学理论以及类似价值观的学习小组。

1909年在医学院毕业，到海德堡精神科病院工作。当时埃米尔·克雷佩林已经在那里工作。雅斯贝尔斯对当时的医学界对精神病的研究方式很不满，立志要改善精神病学研究。1913年，他在海德堡大学得到临时心理学教师一职。后来，转为长期聘任，从此不返回临床工作岗位。

40岁的雅斯贝尔斯，从心理学转投哲学，并且扩展到精神病学的工作。他便成了鼎鼎大名的哲学家，在德国与欧洲享有盛名。1948年雅斯培来到瑞士的巴塞尔大学工作。雅斯贝尔斯在哲学界中仍然表现突出，直到1969年与世长辞。

谢选骏指出：雅斯贝尔斯为何没有发现文字记录的普及才是轴心时代的关键？我想可能因为他受到了他的精神病学的工作限制——他更多从变态心理学的角度去看人类的思想发展，而忽略了更为基础性的工具，例如文字的影响。那么，我为何能够理解至此呢？因为我生于一个互联网开始普及的时代——所以我明确意识到了“前互联网”与“后互联网”，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文明，其作用绝不亚于所谓的“轴心突破”。因为，轴心时代只是可以记录了重要人物的思想，而互联网时代却可以自由发表和交流任何人的思想。如果说余英时误读了中国轴心突破，那么雅斯贝尔斯显然也误读了全球轴心时代。

【99、元朝和清朝为何算是中国王朝】

网文《为什么说，我们必须要承认元朝和清朝是中国王朝？》（佚名）报道：

很多军迷应该知道，我们的航母辽宁舰是由苏联重型载机巡洋舰“瓦良格”号改装而来的。

俄罗斯人在命名军舰时，多喜欢用历史上强大的君主、政权来命名。

这个瓦良格，即为“瓦良格人”，他们建立了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代王朝——留里克王朝。

说是王朝，其实它更像是部落联盟，类似周朝的天子联盟模式，政权架构相当原始。

然而大家都知道，俄罗斯主体民族是斯拉夫人，那么这个瓦良格是什么人呢？

瓦良格=维京，属于广义的日耳曼人，发源于北欧。

那么，瓦良格人都做了什么事情，值得俄罗斯人去纪念呢？

答案是：他们发现了俄罗斯三宝，即琥珀（蜜蜡）、毛皮和女人。瓦良格人自北欧沿河南下，抢掠斯拉夫各部的三宝，向东罗马帝国贩卖，谋取暴利。

斯拉夫各部被他们抢得痛不欲生，于是共尊瓦良格的罗斯部首领留里克为盟主，建立了留里克王朝。故，俄罗斯的瓦良格人又被称为罗斯人。

后来，在今天俄罗斯欧洲部分北部，逐渐形成了一个国家——基辅罗斯。

需要说明的是，即便是瓦良格人当了盟主，他们也没有停止之前的无本买卖。

他们继续强行向斯拉夫各部征收三宝，继续卖给东罗马人。他们将货物的存储地放在基辅，使得这里成为一座较大的城市。

基辅所在的纬度，基本为东欧地区森林地貌与草原地貌的分界，再往南，就是游牧民族的地盘了，像匈人、钦察人等。所以，俄罗斯人称基辅以南的地区为“乌克兰”，意为边疆。

看到这里，大家应该发现，瓦良格与斯拉夫，类似匈奴与西汉的关系，只不过瓦良格人成功了。

这就好比，我们建了一艘航母，将其命名为“匈奴号”。

到这里，你是不是感觉当代的俄罗斯人有点儿数典忘祖呢？

别急，还有更离谱的。

沙皇伊凡六世，其父亲是德意志人；

再往后的沙皇彼得三世，也是德意志人，而且是完全在德意志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德意志人，连俄语都不会说；

他的老婆即大明鼎鼎的叶卡捷琳娜二世，也是德意志人，刚到俄国那会儿她也不会说俄语；

再往后的历任沙皇，都是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后裔，所以他们身上都有德意志血统；

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身上几乎没有斯拉夫血统，而他的皇后也是德意志人。最离谱的是，从亲缘关系上讲，尼古拉二世是同期德皇威廉二世（发动一战的那位）的表兄弟，一战其实就是这两位老兄在死掐。

从普鲁士那会儿开始算起，德意志人杀了多少俄罗斯人，俄罗斯人又杀了多少德意志人，好像就不用我多解释了吧？

然而，不久前，俄罗斯国内刚刚拍了一部大片——叶卡捷琳娜大帝。

到这里，是不是感觉当代俄罗斯人更数典忘祖了呢？

其实直到现代、当代，俄罗斯人统治俄罗斯的情况也不多。

斯大林，格鲁吉亚人；赫鲁晓夫，乌克兰化的俄罗斯人，出生于乌克兰，他的俄语非常之不标准，有严重的乌克兰口音；勃列日涅夫，乌克兰人。

以上这些人的统治时期，都在俄罗斯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世系中。

然而，俄罗斯人对自己的历史认同也不完全是“是个祖宗就认”的模式。

事实上，俄罗斯历史中有二百多年的时间，是被金账汗国统治的；而金账汗国的统治者则是成吉思汗的后裔，是蒙古人；连沙皇俄国的前身莫斯科公国，都是蒙古人册封斯拉夫贵族建立的。

进一步讲，俄罗斯人的国家机器，就是蒙古人帮助他们建立的。

蒙古人每占领一个地方，都会编立户口（万户、千户、百户），按比例从中征壮丁、征税顺道抢女人。这是一种看似简单实则方便、有效的统治模式，为此，蒙古人甚至在斯拉夫地区搞了人口普查。

换句话说，是蒙古人手把手教会俄罗斯人如何管理部落、国家。

按说，既然今天俄罗斯的历史可以承认瓦良格人的统治、承认德意志人的统治，那么他们更应该承认蒙古人的统治。

然而，现在的俄罗斯，不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对这段历史都深恶痛觉，认为蒙古人的统治是入侵，给他们的血统和民族注入了暴戾与野蛮。

其实，东欧草原上的蒙古人，在14世纪就已经突厥化、斯拉夫化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由于长期混血，外貌上已经与东欧人群无异了。

现在俄罗斯的鞑靼斯坦共和国，即为突厥化蒙古人的自治区，而走在喀山（该共和国的首府）的大街上，你已经很难看到蒙古人的面孔了。

后来侵入西伯利亚的哥萨克，其中就有很多是鞑靼人（突厥化蒙古人），他们可谓是沙俄东扩的马前卒。

比较讽刺的是，这些鞑靼人其实也是蒙古人的后裔，但几百年后他们却操着俄语、拿着火枪再回故乡杀蒙古人。

可就算是这样，俄罗斯也不愿因承认蒙古人在其历史中的地位。

那么，为什么俄罗斯人愿意承认瓦良格人是其祖宗，为什么他们愿意认同德意志人、格鲁吉亚人、乌克兰人的统治呢？

首先，人种认同。

虽然根据当代基因测序，两个相貌相似的白人，其Y染色体单倍群（可以理解为父系基因结构）也可能是天差地别。

就像芬兰人和瑞典人，看起来差别并不大，大都是高鼻深目+乱七八糟的发色、瞳色，但他们的父系血统完全不同。

芬兰人的父系基因中有大量北亚人群的基因（y染色体单倍群n），而瑞典人的父系则源自克罗马农人（y染色体单倍群i）。

而他们的相貌之所以相似，更多是因为自然环境的影响。

同理，单拎出一个日耳曼人和俄罗斯人，他们不开口说话，不作自我介绍，你根本分不出谁是哪个族。

但是，单拎出一个俄罗斯人和一个蒙古人，你立刻就能辨别出族群。

这种外貌上的巨大差异，让两个族群之间产生了天然隔阂，正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其次，文化认同。

瓦良格人给尚在部落模式下的斯拉夫人带来了最早的文化体系；索菲亚·帕列奥洛格又给俄罗斯人带来了东正教的文化信仰；之后，俄罗斯、乌克兰、格鲁吉亚都成为东正教区。

虽然大部分德意志人信奉天主教（新教），但是其与东正教皆出自基督教，与蒙古人的原始宗教、突厥化蒙古人的伊斯兰教相比，其差异并不太大。

再次，国家利益认同。

不管是叶卡捷琳娜二世，还是尼古拉二世，还是斯大林，还是赫鲁晓夫，都是典型的大俄罗斯主义者，类似我们的“大中华民族主义者”。他们所做的事情，都是服务于俄罗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共同体的利益，而非单个民族的利益。

最后，服务于当代政治。

不承认基辅罗斯就是俄罗斯，那么俄罗斯这个国家的历史就短了很多。

不承认那一堆德意志沙皇是俄罗斯的最高统治者，那么现在俄罗斯大部分地盘都不算作自古以来。

否定斯大林，就是否定苏联对二战的贡献。

怎么看，都不划算。

就是这么简单的逻辑，以上道理，在东方同样适用。

不同的是，元清两朝的“中国”成分，比起俄罗斯人认得那些祖宗要高得多。

说到元、清，还是两个不同概念。

由于西方史学界对东方文明的蔑视，所以他们将世界范围内大扩张的起点算在1500年，即西班牙、葡萄牙开始海上扩张的年份。

然而，我想说的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扩张，应该从蒙古人开始算起。因为不管是规模还是难度，蒙古人的大扩张都不亚于西方。

在蒙古人开始扩张的13世纪初，世界是这样的。

在北美洲，是大大小小的印第安部落，他们弱鸡到，当时肉质鲜美的北美野牛数量，比印第安人还要多。这要是在东亚，用不上一百年就吃得它们断子绝孙。

在南美洲中部，是印加人的几个大部落之间的菜鸡互啄，他们的骑兵是这样的：骑着羊驼（即草泥马），拿着黑曜石作为矛头的长矛，并用弓箭射出鱼骨箭头。

不管是对西方的重甲骑兵，还是对东方的锁子甲轻骑兵，这些连铁质铠甲都没有的草泥马骑士，都是一群待宰羔羊。

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99%的地区处在原始社会。他们中的一些部落以狩猎雄狮而闻名，但是我可以保证，他们杀死的狮子数量远不及葬身狮腹的人的数量。

在澳洲，各种有袋类动物的数量远超当地原住民棕种人的数量，可能是当时世界上唯一一片人类并没有居于主宰地位的大陆。

在安达曼群岛和苏门答腊岛的密林中，是各个矮黑人部落，他们的性格暴躁、易怒，部落之间互相仇杀，使用“致命武器”，一种使用木管吹出的、含有神经毒素的刺针。

在西伯利亚的森林中，居住着大大小小数百个原住民氏族部落，大一点儿的能有几百户，小一点儿的只有十几户，在各种猛兽的围攻下艰难地生存着，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

以上地区，就是后来西班牙人、英国人、俄国人大扩张中征服的地区。

与之相比，蒙古人的征服就牛得多了。

站在元朝人的视角看世界，他们将其分为三大部分，元朝、东道诸王、西道诸王。

元朝我就不解释了。

东道诸王是指成吉思汗四个弟弟的封地，在今天蒙古高原东侧，包含大兴安岭和嫩江流域；西道诸王则是伊尔汗国（波斯人的地盘）、察合台汗国（中亚、新疆）、金帐汗国（东欧草原）、窝阔台汗国（后来的瓦剌，即卫拉特蒙古，其中包括准噶尔）。

再往后，自称黄金家族后裔的蒙古贵族帖木儿还建立了帖木儿帝国，疆域从黑海一直延伸到印度河；再往后，帖木儿的后裔还在南亚建立了莫卧儿帝国，莫卧儿=蒙兀儿=蒙古。

而蒙古人建立政权的这些地区，占同期世界“有政权地区”面积的60%（有政权地区指:除去西伯利亚的亚欧+北非+南美那个连168个西班牙地痞也打不过的印加帝国），比后来的日不落帝国还要夸张。

所以，蒙古人的统治更像是一个世界体系，而元朝则是这个大体系中名义上的中心。

这就是元、清的不同之处。元朝是作为亚欧大陆蒙古体系一环而存在的；而清朝则是将汉、满、蒙、蔵、回及其他少数民族纳入“中国”概念下进行管理的。

这蒙古人征服的地盘上，之前大都是有过政权的，蒙古人将他们一一打倒，再建立以蒙古贵族为上层的政权。

因为这种少数统治多数的模式，使得蒙古人大都被当地文化同化。在西亚的波斯化蒙古人，在东欧的突厥化蒙古人，在中亚的“回化”（这个词是我自己发明的）蒙古人，元朝的则是汉化蒙古人。

元朝时期皇帝的汉化程度我就不说了，这里单说说北元的元昭宗，他被朱元璋撵到草原后，给自己定了个年号叫“宣光”。

这个年号取自杜甫的诗，“周汉或再兴，宣光果明哲”。

这个意思是，我要像周宣王中兴周朝、光武帝中兴汉朝那样，中兴大元，恢复中原。

尼玛，这如果说人家不是中国封建王朝的皇帝，是不是太说不过去了？

这不比那些连俄语都不会说的德意志沙皇们正统多了？

甚至于，中兴蒙古（明朝称鞑靼）的博尔济吉特·巴图孟克，此人是土生土长的蒙古人，我确信他不会说汉语。

但是，他自己弄了个汗号为达延汗，即为“大元汗”的转音，人家仍然认为自己是元朝的继承者，而这会儿已经是明朝成化年间了。

也就是说，在明朝眼里，他们与蒙古人是两国关系；而在蒙古人眼里，他们与明朝是南北朝关系。

你叫人家北虏，人家还认为你是南蛮呢！

就这样，还不算中国王朝吗？

至于清朝方面，我写过的内容太多了，这里不再赘述。我只说结论，如果清朝不能算作中国的王朝，那么日不落帝国就不属于英国历史。因为汉诺威王朝的第一任国王乔治一世，就是德意志人，而且他不会说也不愿意学英语。

更多详细内容，朋友们可以看看我之前的文章。

这里我单说说我以前没怎么提到过的、其实我也很讨厌的，也是大家印象中“最蛮”、“最暴戾”、“最不像中国人”的一位——努尔哈赤。

他出生在今辽宁省抚顺市新宾县，秦朝时属于辽东郡，西汉朝时属于玄菟郡，三国时属高句丽，隋朝时属高句丽，唐朝攻灭高句丽后，该地再次归中原王朝管理，因唐朝行政区划比较乱，前后变化也很大，这里不再细究。

明朝初期，朱棣设“建州卫”，招揽愿意归附明朝的女真人前来居住，故后世称之为“建州女真”。

建州始祖阿哈出的女儿，嫁给朱棣为妾。

建州二号头目猛哥不花，两次随朱棣北伐蒙古阿鲁台。

努尔哈赤就出生在这里，不是中国人？

当然，我知道老努干了不少王八蛋的事儿，但你总不能因为人家干过坏事，就把他开出中国国籍吧？那么历史上那些干过坏事儿的人，也都不是中国人吗？

就这些。

谢选骏指出：人问“为什么说，我们必须要承认元朝和清朝是中国王朝”？我看因为汉字记载的连续性，所以元朝和清朝这两个专门坑害汉人的夷狄匪类团伙虽然“不是”中国王朝也只能“算是”中国王朝了——就像苏联下属的“人民共和国红区”虽然不是中华也只能算是中华了。

【100、元始天尊能够复兴中国吗】

《警惕！又一个巨大泡沫来了，已有韭菜被割惨》（2021-11-21功夫财经）报道：

网红景点张家界嫁接元宇宙风口，网友直呼看不懂。

前一阵子丁磊宣布网易要搞元宇宙，很快就有人恶搞，说丁磊的新头衔要改成"元始天尊"。

就宏观而言，元宇宙是豪门盛宴的未来，市场里的中小投机者多半逃不过韭菜命。

如火如荼的"元宇宙"终于火出圈了。

最近，张家界元宇宙研究中心在武陵源区大数据中心正式挂牌，挂牌仪式是在吴家峪门票站举行。网红景点嫁接元宇宙风口，网友直呼看不懂。不过，景区管理局的官方回应还是挺有理有据的，主要说了这么几点：

张家界元宇宙研究中心是具有官方背景的正规组织，景区搞元宇宙是认真的。

张家界是阿凡达的取景地，阿凡达本身就是一个虚拟世界，怎么用虚拟的方式呈现真实世界，将是元宇宙研究中心重要的应用课题。

有意识的地方就是元宇宙，元宇宙是互联网的更高级形态。

另外官方人士还强调，张家界景区肯定不会研究元宇宙的技术开发，而是落脚于元宇宙的应用场景。

景区搞元宇宙应用靠不靠谱？热出圈的元宇宙到底靠不靠谱？可以分析一下。

元宇宙究竟是什么？

"元宇宙是互联网的更高级形态"，是"挺元派"经常念叨的。应该说这个概念没有错，技术总是要升级进步的，互联网也不例外。问题是，"更高级"的标准是什么？目前为止，还没有公认的答案，更没有可量化的技术标准。

这就是很多人怀疑元宇宙是概念炒作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个怀疑是有道理的。

单一领域的技术升级都是目标明确的量化指标。网速能提多快、分辨率能提升多高、算力提升多少倍等等，这都是大众很熟悉的技术指标，技术升级一目了然。但是，元宇宙是一大堆技术的升级，还要涉及到很多新技术的研发，这就无法量化。无论是时间表，还是技术指标，都无法量化。

因此，"挺元派"能够给出的是元宇宙技术目标，而不是技术指标。元宇宙的目标是清晰的，就是"虚拟世界"的"实体化"，这就是张家界拿《阿凡达》说事的依据。

《阿凡达》的虚拟世界是现成的，和真实世界一样有世界观，有人物、有场景等等。不同的技术之下，这个虚拟世界的实体化程度也是不同的。

看电影只是观赏了这个虚拟世界。把《阿凡达》做成单机游戏，那么玩家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参与这个世界。把单机游戏做成网络游戏，那么玩家还可以在这个游戏里实现真人互动。

再以VR技术加持阿凡达网游，那么沉浸式体验会大幅提高这个虚拟世界的真实性。这些都是目前技术条件可以实现的。

按照这条路线走下去，目前可以预见的终点就是另一部经典科幻片《黑客帝国》中展现的情景，真实和虚拟之间的界限从主观感受中消失了，人们一辈子都待在虚拟世界中浑然不觉。真到了这一步，那不就是人类创造了一个宇宙吗？

而且，这样的宇宙可以不止一个。张家界可以搞"阿凡达世界"，迪士尼可以创造一个"迪士尼世界"，如此种种，无穷无尽。张家跨界元宇宙，也不能说是错的。但是，多半搞不出什么名堂。

元宇宙技术的低门槛、高上限

元宇宙这个概念，技术上限很高，但是技术门槛很低。

说技术门槛低，是因为今天我们看到的所有互联网相关的技术，都可以打包进"元宇宙概念"里，谁都可以掺和进去。比如前一阵子丁磊宣布网易要搞元宇宙，很快就有人恶搞，说丁磊的新头衔要改成"元始天尊"。

其实，任何一个科技园区都可以量产几十个"元始天尊"也没毛病。而且，每家都可以宣布自己是认真的，并且是成功的。比如明年张家界元宇宙中心引入一些VR、AR技术，就可以自我膨胀地宣布：景区已经成功实现了元宇宙化的目标，别人也没法反驳——VR、AR技术确实是根红苗正的元宇宙技术。

说技术上限高，你让丁磊给个"元宇宙项目计划书"，明确一下网易版的黑客帝国世界啥时候能搞定，丁磊只能笑而不语。别说丁磊搞不定，贝索斯、马斯克再加我们的"二马"也搞不定。

要实现元宇宙的上限目标，涉及太多科技领域，这些领域不可能做到齐头并进，某个关键点卡壳都会拖延进度，所以这个项目计划书没法写。

维持整个"宇宙"运作的超级AI，啥时候能出现？支撑这个AI的庞大算力，是第几代计算机？就是一个小小的人脑接口，目前也就是个起步。人体不是随便可以给你安插座的，更别说大脑连上数据线了。就算这些都搞定了，还会有很多很多意想不到的技术难点在前面等着，所以这个项目计划书没法写。

网易最终能在元宇宙领域走多远还未可知，但张家界元宇宙中心到底能捣鼓出啥，是可以想见的。以元宇宙的门槛标准，那随便做做也算成了。打造一个元宇宙级的"阿凡达世界"，真不知道得什么时候，技术进度的不确定性超出了任何人的预测能力。

泡沫化不可避免，技术升级也势不可挡

那么，元宇宙到底是希望的热土，还是炒作割韭菜呢？刘兴亮老师在他的"亮三点"视频号里有过准确简洁地表达过观点：元宇宙既是未来，也是割韭菜。这是完全正确的。

挺元派的技术前瞻并没有错。互联网既然打开了虚拟空间，那么这个空间一定会升级，而升级的方向也肯定是实体化。这从人类视觉技术领域的追求历程就可以看出端倪，从原始人的岩壁画到高清电视，就是追求更高的真实感。

而且，这种真实感的追求并不是局限于对现实世界的机械模仿，而是很多创造元素。虚拟世界的升级也一定是这个方向。因此，元宇宙确实是打开未来世界的科技钥匙。

但是，技术下限低到没下限，连旅游景区也可以蹭上热度，这不就是天然的韭菜园吗？远比丁磊不靠谱的各路"元始天尊"都可以画个宇宙级别的大饼，总有大把韭菜被吸引。

更重要的是，全球货币超发的金融背景，会让元宇宙成为一场割韭菜盛宴。互联网技术高速发展阶段，就是如此。

互联网技术之前的技术革命，基本上都是先有技术成熟，投入应用，后又经济效应。蒸汽机的动力革命、电力革命，乃至计算机的信息技术革命，基本上都是这么循规蹈矩走过来的。

但是，互联网技术有明显的金融先导效应。几乎所有的互联网技术还在实验室阶段，就已经开始在金融市场上成为追捧的热点了。这背后的推动力就是大量超发货币后，流入金融市场的热钱在熊熊燃烧。

所以，互联网技术的每一步，都伴随着金融市场的大起大落，反复洗牌挤泡沫。1995年到2000年是第一轮泡沫堆积，2001年崩了。危机之后，又迅速堆积泡沫，2008年再崩。疫情期间，美国高科技股逆势大涨，是第三轮。

作为互联网技术升级的元宇宙，肯定是重复这一金融先导、反复震荡挤出的模式。而且，很有可能更为剧烈——因为疫情期间的各国货币放水，会让泡沫堆积更为严重。每一轮泡沫周期的大涨大落都意味着一大批韭菜的倒下。

所以说，元宇宙是未来，也是割韭菜，并不矛盾。泡沫一定会来，技术发展也势不可挡，这就是最让人纠结之处。那么，如何把握其中的机遇、规避风险呢？

就宏观而言，元宇宙是豪门盛宴的未来，市场里的中小投机者多半逃不过韭菜命。因此，和互联网技术发展的轨迹一样，大量热钱被挤进挤出几轮后，会向头部企业集中。

反之，只有膘肥体壮的大型企业才能经受住金融市场反复震荡的折腾。这是货币效应引发的现象，无法逆转。从技术角度讲，元宇宙涉及了大量庞杂技术，对应的是以大企业、大集团为核心的簇群经济。

技术专精的中小企业当然也会脱颖而出，但最终还是会以大企业的周边上下游身份加入到簇群经济中。其中当然也有相应的投资机会，但这是高风险、高收益的一将功成万骨枯，门槛不低。

总之，元宇宙必然是泡沫堆积的重灾区，但是泡沫成灾也不能阻挡技术发展的强劲驱动，不能简单地扣一个"概念炒作"的帽子。只不过，对中小投资者而言，贸然进入这一水深流急的领域，多半白白做了韭菜。以上内容由"功夫财经"上传发布。

网民嚎叫：

jcx今天15:05

构建元宇宙门槛高。最重要的玩家是英伟达（芯片），谷歌，微软，脸书等。但是做内容门槛低。著名玩家将包括中国腾讯。

衣冠禽兽今天14:09

都是跟风起哄炒作。

谢选骏指出：上面的三段式“元宇宙”（互联网的更高级形态）、“挺元派”、“元始天尊”——并非全然玩笑，因为现在共产党中国就有人在大陆鼓吹复兴“传统宗教”。但是我反问一句——元始天尊能够复兴中国吗？我认为，显然不能。因为元始天尊早就被基督教所传扬的上帝打败了。而且元始天尊所寄寓的第二期中国文明已经死亡，能够复兴中国的，只能是第三期中国文明了！所以，正确的答案是——元始天尊不能复兴中国。

【101、吃奶的袁莉不知王炳章是中国的纳瓦尔尼】

《从任志强到“李老师”，中国的纳瓦尔尼们》（袁莉 2024年2月29日）报道：

看过关于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阿列克谢·纳瓦尔尼的纪录片《纳瓦尔尼》（Navalny）后，一位中国女商人给我发消息说，“任志强就是中国的纳瓦尔尼。”她说的是那位因批评领导人习近平而被判处18年徒刑的退休房地产大亨。

在纳瓦尔尼于本月不幸去世后，一位住在柏林的年轻异见人士在X上发帖称，“李老师是最接近中国纳瓦尔尼的人。”他指的是一位被称为“李老师”的反叛网络红人，他利用社交媒体分享有关中国抗议活动的信息，现在已经在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

还有其他人：2017年在政府看管下去世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以及因颠覆罪被判入狱14年、正在服刑的法律学者许志永。

可悲的事实是，中国并没有类似纳瓦尔尼的人，因为中国没有反对党，因此也就没有反对派领袖。

并不是因为没有这方面的尝试。许多勇敢的中国人挺身而出，反抗世界上最强大的威权政府。自2000年以来，非营利人道主义组织“对话”记录了中国48699名政治犯的案件，其中7371人目前在押。他们在中国公众中的知名度都不如纳瓦尔尼在俄罗斯的知名度。

在普京总统领导下，俄罗斯极度不容忍异见。普京把批评自己的人关进监狱，甚至追捕流亡人士。而在中国，像纳瓦尔尼这样的高知名度人物是不可能存在的。早在进入公众视野之前，他们就已经遭到封口和监禁。

“你能想象中国允许著名政治犯像纳瓦尔尼那样，通过各种直接和间接的方式持续接触公众舆论吗？”已退休的纽约大学法学教授孔杰荣（Jerome Cohen）在X上写道。

这就是中国异见者群体在悲痛和震惊中看到纳瓦尔尼去世消息时的想法。他的死亡是个悲剧，他的人生是英勇的。但令他们难以消化的是，纳瓦尔尼能在监狱里寄出数百封手写信件这件事。人们给他写信，只需每页支付40美分，还可以收到他回信的扫描件。网上还发布了他最后一次出庭时身在栅栏后面的视频。

“尽管条件越来越恶劣，包括多次遭到单独监禁，”我的同事安东·特罗亚诺夫斯基写道，“他仍然在社交媒体上出现，而他流亡的团队成员继续发表对俄罗斯上层腐败的调查。”

这些在中国都是不可能的。大多数中国政治犯的名字在网上都受到审查。一旦被捕，就再也不会有他们的消息。没有人可以去探望他们，只有直系亲属和律师除外，而他们的探访也得不到保证。中国的政治犯不能与外界联系，只能在狱中自生自灭，即使正面临健康问题的困扰——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就是在政府看管下因晚期肝癌逝世的。

有人把退休的房地产大亨任志强称为“中国的纳瓦尔尼”。他可能一度是中国政治犯中最受公众关注的人物。他也曾经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社交媒体博主之一，拥有近3800万粉丝。2016年，在他批评习近平宣布中国所有新闻媒体都必须为党服务之后，他的微博账号被删除。

去年，当我向一个年轻的中国人提起他时，那个人茫然地看了我一眼。任志强被封口时，这个年轻人只有15岁，根本不知道他是谁。

我从2010年就认识任志强了。但自他于2020年3月被捕以来，我就再也没有同他直接联系。他的朋友们也没有。我们都对他的狱中生活缺乏第一手的了解。

就在被捕前几天，任志强告诉我，由于怀疑有前列腺癌，他已经定了要去做活检。几个月来，我从与他家人有联系的人那里听说，他的前列腺疾病没有得到适当的治疗，他每天晚上要起床十几次上厕所。我不能联系他的家人，因为接受外国媒体采访可能会给他们带来麻烦。

高智晟是一名人权律师，在狱中被关押多年，遭受酷刑，随后在2017年失踪。从那以后，家人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甚至没有人知道他是否还活着。如今，很少有中国人知道他的名字。

“他们的失踪是一种常态，”2012年曾帮助律师陈光诚在美国寻求庇护的活动人士郭玉闪曾经写道。“（他们）被体制赶杀，被主流社会排斥与提防，被民间遗忘，”郭玉闪写道。“而且往往反抗越彻底，失踪地也越彻底。”

郭玉闪是在2013年，也就是习近平执政的第一年，为一个向政治犯家属提供经济援助的组织写下这些文字的。这样的项目在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可想象。郭玉闪本人在2015年被关押近一年后获释，自此从公众视野中消失。

在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这样一个受到严密控制的社会中，任何人都不可能拥有纳瓦尔尼那样的影响力。共产党最害怕的就是可能挑战其统治的组织和个人。正因如此，它不喜欢宗教团体或非政府组织。它害怕那些它认为拥有对党构成威胁的经济实力和组织能力的企业家。

它扑灭任何可能发展为燎原之势的星火。

现在，它似乎又盯上了李老师，一个用猫做头像的网红。李颖是一名画家，在2022年将自己的Twitter账户变成了个人新闻中心，向中国公众通报他们从受到严格审查的媒体和互联网上得不到的新闻。本周，他敦促他在中国的关注者取消关注，因为警方对他们中的一些人进行了讯问。一天之内，他的关注者人数从160万减少到140万。

去年，住在米兰的李颖告诉我，他正在为自己可能被谋杀做心理准备。

俄罗斯一直在向中国学习如何在社交媒体时代对其人民施加控制。自两年前入侵乌克兰以来，俄罗斯封锁了除YouTube以外的大多数主要西方平台。最著名的反对派人物纳瓦尔尼去世后，其他反对派领导人可能很难像他那样在全国范围内吸引追随者，他们大多流亡海外。

无论面对何种不同形式的威权主义，俄罗斯和中国的政治犯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他们的国家并非注定如此，终会变得正常、民主和自由。

他们都是纳瓦尔尼。

纳瓦尔尼在明知会被捕的情况下仍选择返回俄罗斯。正在狱中服刑14年的法律学者许志永也做出了类似的选择。

2013年，他在文章中写道，在家庭和监狱之间，他选择了后者。这对他来说是一个痛苦的选择，但他觉得自己不能不做出这个决定。他说，2017年出狱后，他准备再次回去。

“在想，很多年，在狱中和在外面，哪个对我的祖国更有价值，”他在2020年1月1日写道。

一个月后，他再次被捕。

袁莉为《纽约时报》撰写“新新世界”专栏，专注中国及亚洲科技、商业和政治交叉议题。

谢选骏指出：不知道是因为年幼无知，还是因为故意隐瞒，这个袁莉的整篇文章没有提到一个基本史实——王炳章才是中国的纳瓦尔尼。不。应该说，纳瓦尔尼是中国的王炳章——王炳章2002年6月27日，中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第一年，就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之下，被从美国诱骗到越南，然后绑架回到中囶大陆……情节比纳瓦尔尼的故事精彩多了，判处无期徒刑之后，2024年即将年满22年了——如果那年生个孩子下来，现在都已大学毕业了！或许那年的袁莉，还在喝着大头娃娃的三鹿奶粉？不过上帝保佑，王炳章他还活着，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要给基督作见证。

【102、越南相当于中国的一个省份】

《楼市瞬间崩了！中国买家迷失在…》（2023-06-11 市界/远方青木）报道：

当年拉丁美洲的国家在美元潮汐下先经济暴增再凄凉被割的历史教训，越南是一点没学到。作者前几年不是有很多炒房大神带着很多人出海去越南买房么，号称越南买房必暴富，现在炒房的结果出来了。

越南楼市自2022年4月见顶回落，2023年4月左右彻底崩盘，如今全国超过1200个楼盘烂尾。

其中首都河内市烂尾楼盘超400个，胡志明市烂尾楼盘超300个，其余61个省市合计烂尾楼盘500个，总烂尾楼盘数量超1200个，涉投资金额800万亿越南盾，约合340亿美元。

前几年中国不也有楼盘烂尾了么，郑州烂尾72个名列第一，结果弄的惊天动地，地方政府全力以赴保交楼。

一个楼盘的入住居民人数在1000到3万之间，几十个楼盘涉及几万人的一辈子，其实确实是惊天动地的大事。

但越南人口0.97亿，和河南差不多，国土面积32万平方公里，略低于云南省的38万平方公里和黑龙江省的45万平方公里。

也就是说，越南的体量其实只相当于中国的一个省。

在一个省的范围内出现1200个烂尾楼盘，那感觉真是想想就酸爽，这已经不是你想不想保交楼了，是根本保不了。

为什么越南的楼市崩的那么快那么急，产生的烂尾楼盘那么多？

因为越南特别喜欢抄袭模仿中国的政策，堪称小中国，但又不完全一样，越南政府有自己的想法。

越南视中国为最佳模仿对象，已经不是摸着中国过河了，是直接拽着中国衣服过河。

每年越南都要组织干部到中国各部门学习，把中国最新的政策文件一字不落的复制回越南进行落地实施。

之所以说一字不落，是因为曾经发生过越南的官方红头文件里出现“中共”两个字的事情，办事人员忘了给改成“越共”了。所以在基础经济政策纲领上，越南和中国非常相似。

中国提出的经济政策核心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越南提出的经济政策核心是“以经济改革为中心”。

中国农村的基础底层制度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越南农村的基础底层制度是“10号承包决议”。

中国政府给自己定下的奋斗目标是中国要在建党100年全面小康，建国100年成为中等发达国家，合称“两个一百年”。

越南政府给自己定下的奋斗目标是越南要在建党100年成为高水平中等收入国家，建国100年成为繁荣发达国家，也叫“两个一百年”。

越南觉得中国的政策是最适合越南的正确道路，所以简直就是像素极模仿，那中国的土地制度自然也被越南全盘照抄了，基本和中国一样，我们有的越南都有。

但是，虽然政策大纲上越南是全盘照抄中国，但在细节落实的时候，越南也是有自己想法的，毕竟就算是我们这边也千叮万嘱，你们不能直接照抄，要根据越南的实际国情，搞具有越南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

那越南的实际国情是啥呢？

越南政府觉得自己改革开放太晚了，落后中国太多了，要大干快上，要加速前进，尽快追回和中国的差距，至少不能连人均收入都比中国低那么多。

所以越南在中国政策的基础上进行了微调，比中国的外商投资政策更开放，比中国的金融管制更宽松。

既然改革开放，那就要改革的快一点猛一点，开放的越多那经济增长就越快。

理论上确实是没错，但如果无脑开放就能发财的话那建设国家也太简单了，每一步开放都要准备好配套的政策，还要选择合适的时机，不然就是灾难。

越南无脑往前冲，结果玩砸了。

有一说一，无脑开放确实经济增长很猛，这几年越南的经济增速相当亮眼。

但这是建立在越南高度开放，对外资缺乏匹配管制手段的基础上。

外资在越南占据的比例太大了，大到一旦流出越南政府根本没有有效应对手段。

举个例子，三星越南分公司在越南GDP中占据的比例常年在20~25%之间波动，也就是越南经济的1/5是三星公司一家撑起来的。

三星被韩国人称之为财阀，号称韩国人的一生离不开的三件事是纳税、死亡和三星，但其实三星最辉煌的时候也只占了韩国GDP的20%。

越南GDP的1/5由三星一家撑起来，按韩国人自己的说法，那这就是三星共和国啊。

三星的入驻引发了越南经济的腾飞。

但如果三星离开了越南怎么办？

甚至即便三星对越南很留恋，但三星本身业务不行了，越南又怎么办？

过度依赖单一大客户，这风险是很大的。

而开放速度过快也导致越南的根基不扎实，对外贸易的依赖度过大。

2021年，越南出口总额为3345亿美元，占了其全国GDP的91%，这已经不是外贸依赖型经济了，而是纯外贸经济，本土国民经济活动只占了全国GDP的一小部分。

但如果外贸出口额下滑了，越南怎么办？

除了拥有比中国对外资更开放外，越南的金融管制还比中国更松。

外资可购买的越南金融资产更多，比例更高，资金退出也更容易。

中国A股对外开放的时候各种对外资设限，又是限制总额又是限制买入渠道，结果到现在A股外资持股比例仅5%。

而越南好多年前外资持股比例就高达20%了，大量外资的买入制造了一个极其繁荣的越南股市。

确实是好事，外资的大量涌入带动了越南股市、楼市和汇率的大幅上涨，催生出了一个繁荣的越南经济。

但如果外资撤退了，越南怎么办？

2021年底，越南胡志明市开发区的一块土地被新皇明集团以21.5万亿越南盾竞拍成功，折合68亿人民币，成为了越南的地王。

这块土地仅1万平米，换算下来每平米土地均价高达68万人民币。

而2021年香港中环黄金地段拍出的地王每平米土地才约合30.8万人民币。

也就是说越南胡志明市的地，比全球最贵的香港还要贵。

新皇明集团之所以敢拍那么高价的土地，是因为不用自己出钱。

越南除了学习中国的土地财政之外，还学习了欧美的金融宽松，大幅放松了对金融的管制，搞了不少金融创新。

我是房企，想拍卖土地赚大钱，但本金不足。你是个人，手里有很多小钱，但不够格买房更不够格买土地。

那我发行个地产债券，抵押物为拍到的土地，你把钱给我，我去买地怎么样？我们绕开银行这个中间商，一起分享房价狂涨的利润。

在中国这个叫非法集资，但越南那边的房企大规模的这么搞，因为金融管制被放松了。

越南楼市连涨多年后，老百姓都疯了，地产债券只要出来就被哄抢一空，新皇明集团买地根本就没有自己掏钱，本钱全是老百姓购买债券提供的。

买的地越多，能发的债券就越多，然后就可以买更多的地。

所以12年的时间里越南的房价狂涨了15倍，远远超过中国。

越南胡志明市的滨城市场，最贵的一套商铺售价是17万美元，每平米。

17万美元约合119万人民币，只能买一平米的商铺，这价格远超深圳，直逼巅峰时期的东京银座，而这样的商铺出现在如今的越南。

胡志明市的人均工资不足2000人民币，但郊区房的售价已高达2.2万人民币以上，核心市区的好房子售价为5~9万人民币每平米左右，直追中国一线城市。

这价格一点都不贵，只要房价还在上涨，那再贵都不贵。

2022年4月，越南楼市最后的巅峰时刻，铁门一开，一堆市民冲进来抢房。

这一刻是越南房价的最高点，连欧美媒体都在疯狂赞美越南楼市。

2022年2月24日，俄乌冲突爆发。

2022年3月15日，美国开始疯狂加息。

一个月后，美俄带来的经济寒风传导到了越南的方方面面，尤其是美国的加息。

美国越加息，外资投资越南的动力就越弱，撤出越南的动力就越强。

美国越加息，欧美老百姓消费日用品的欲望就越低，购买越南产品的数量就越少。

外资被美国加息吸引，疯狂流出越南的时候，当初外资占比高达20%有多爽，如今就有多痛苦。

整个越南的股债汇市场直接被三路通杀，连带楼市及其他所有资产价格全体暴跌，美元潮汐当年割拉丁美洲的韭菜有多爽，如今割越南就有多爽。

在外资大量撤退的同时，越南的出口经济也崩盘了，因为加息之下欧美的老百姓消费欲望异常疲软。

2023年1~4月，越南出口同比下降11.8%，进出口同比下降15.4%。

下降11~15%是个什么概念？

2023年1~4月，中国出口同比增长10.6%，进口同比增长0.02%，进出口同比增长5.8%。

只是增速略有下滑，好多人就觉得经济形势过于困难，大环境特别差，很难受。

确实难受，但如果中国的出口从增长10.6%变成了下降11.8%，你觉得那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而这正是越南目前正在遭遇的情况。

因为外贸订单大幅萎缩，超过5万家越南企业停工，越105万工人失去了工作岗位。

被称之为越南“鞋业三星”的宝元鞋厂，一直是耐克和阿迪的御用加工厂，雇佣4.6万工人，但今年一季度宝元鞋厂遭遇了耐克和阿迪的大砍单，一季度全厂收到的纺织品和鞋类总订单降低了70%以上，被迫大幅裁员6000人，而且后面如果情况还不改善，那还要接着裁。

越南统计局局长Nguyen Bich Lam说：“这是我们有史以来遇到的最严重的出口危机，我们的制造业几乎陷入了停滞状态。”

在美国加息，外资疯狂流出，股债汇被三杀之后，越南的楼市已经崩了，但很多房企还有幻想，还在想着自救。

但是当出口经济也崩盘之后，越南的房企直接躺平了，很干脆的直接烂尾了。

也许越南以后会慢慢发展起来，慢慢恢复出口，但自己这岌岌可危的资金情况肯定是看不到那一天了，还不如直接烂尾拉倒。

于是繁荣似火的越南，极短的时间内冒出了1200个烂尾楼盘。

全是预售制，这一点倒是和中国学的。

虽然越南现在的情况有自己作死的成分在里面，为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了风险，但对中国来说也很有参考借鉴意义。

因为基础体制大多雷同，所以某种程度上越南可以被看成是中国的一个制度试验田，越南自己折腾出来的那点“制度改良”所踩过的坑，我们就不需要自己再走一遍了。

以目前越南地王比香港中环还贵的离谱泡沫程度，一旦房价没有了买入就发财的赚钱预期，那就彻底死透了，我估计未来十年都处理不掉这铺天盖地的烂尾楼。

平心而论越南政府的每一处制度改良都不算太离谱，国家体量太小带来的风险过于集中那也是没办法。

但这都是可以预期的，在中国连银行都隔三差五的要做压力测试，模拟各种最不利情况发生时应该如何应对，何况是一国之政府。

只能说越南政府的风险控制没做好，为片面追求经济增速政策过于激进了，结果碰到美元加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给割了个彻底。

当年拉丁美洲的国家在美元潮汐下先经济暴增再凄凉被割的历史教训，越南是一点没学到。

相关阅读：200万买6套房，中国买家迷失在越南

这些年，为了开拓公司房产租赁业务，郭逍频繁前往越南，这个与中国相邻的东南亚国家。

他发现，即便是作为越南最发达的胡志明市，也只有部分地方能用信用卡，移动支付几乎没有。至于中国人习以为常的快递、电商、移动互联网，更是少见。让郭逍感到惊讶的，还有越南的交通水平。

“一些马路上，连红绿灯都没有。交通堵塞很严重，摩托车与汽车都在一条路。”即便如此，郭逍每每还是安慰自己，“毕竟这相当于几十年前的中国”。然而，令他无法忍受的是，越南银行周末都不办公，只有工作日的早9点到下午4点半营业。

“周末想用钱，都没地方取，网上支付也不是很便利，大多数人都在用纸币。”越南稀缺的，还有写字楼。以越南首都河内为例，“真正高档写字楼没几个，用手指头都能数得过来。”郭逍告诉“市界”。

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越南的高房价。自2015年以来，越南房价一路飙升，在2022年6月达到历史高点，胡志明市商品房均价达到2.2万元人民币。过去三年，胡志明市的房价，每年都保持着25%的增长速度，这在全世界都非常罕见。

越南楼市烈火烹油中，无数资本蜂拥而至。就在中国买房客认为“越南将复制‘中国奇迹’，现在买房能享受到与过去十年中国楼市类似的资产增值”时，2023年的今天，市面上却传出越南房地产“崩盘”的消息。

6月上旬彭博社报道称：由于融资困难，越南地产商已经暂停了1200个地产项目，价值超过800万亿越南盾（约合人民币2413亿元）。越南《青年报》透露，首都河内约400个项目被搁置，胡志明市停滞的项目数量则超过300个。

越南房地产为何突然按下暂停键？

“住宅成交萎缩，工业地一亩难求”

“越南房子销售确实不好。”作为首望地产越南有限公司的创始人，薛超从去年年底开始，感受到了越南房地产的寒意。

进入2023年，越南房地产折迭的态势有增无减。第一季度，住宅市场供应量约达25000套，主要为前期发售项目的库存，其中成交率仅为11%左右，约2700笔交易，同比下降50%。这使得很多越南地产从业人员面临失业。

美联储加息成为越南楼市萎缩的罪魁祸首。“（美联储）加息导致越南出口订单需求下降，进而影响了居民的收入。居民收入下降了，就不敢去购买房产这个大型消费品。也就导致房产销售萎缩，房价就也停滞了。”薛超向“市界”讲述这其中的逻辑。

具体来看，在越南，一些房地产项目对于外国人购房比例是有限制的，一般不超过30%。这也就意味着，买越南房子的主要群体，仍然是本地人。然而，对平均月工资不到2000元的越南人来说，要全款买下一套100万元的房子，就算不吃不喝也得攒几十年。更何况，在美联储加息的影响下，很多越南人都陷入无工可做的尴尬境地。

越南的东南部，比如平阳省，有很多纺织企业，“他们今年订单量，缩减了三分之二。所以不需要那么多工人了，好多人都处于停薪留职的状态。”2014年就去了越南的德哥告诉“市界”。这也使得原本买不起房子的本地人更没钱买房了。而越南能买房的有钱人，以及海外投资客们，“很多都在观望，大家普遍信心不足。”薛超告诉“市界”。

这两类人群信心不足的原因之一，来自于房价的震荡。“市界”从多名在越南从事房产工作的人士处了解到，从胡志明、河内这两个城市来看，较之于过去几年动辄25%的上涨幅度，目前其房价处于持平或微涨的状态，一些城市的楼盘，比如下龙湾、芽庄、富国岛等地区的旅游地产，有的打到了7折。

不过，在他们看来，房价的分化并不等于越南楼市崩盘。所谓房地产市场崩盘，并非单指房价的大幅下跌，而是崩盘引发的一系列系统性风险，包括市场信心的彻底崩溃、资金链的断裂、资产的大幅缩水、金融系统大量呆坏账的出现等。至少目前，从买了房子的越南本地人身上，并没有出现以上迹象。

越南本地人买房几乎是全款，即便是贷款也最多只贷2年，只因为越南的房贷利率高达12%。“本地人买房，很大一部分是自住。”薛超告诉“市界”，“即便不是自住的这类人群，也相对比较理性，不会出现市场低迷时，一起抛售房子的行为。”

越南的房地产商们，在这场楼市风波下就有点顶不住了。过去一年，不少本地房地产企业解散或停业。6月上旬，彭博社报道称，越南房地产商已经暂停了1200个房地产项目，价值超过800万亿越南盾（约合人民币2413亿元）。越南《青年报》透露，首都河内约400个项目被搁置，胡志明停滞的项目数量超过300个 。

这背后，除了美联储加息所带来的一系列蝴蝶效应，比如资本撤离留下一些烂尾楼项目外，还有越南政府的一系列整顿行动，给越南开发商带来的致命打击。2022年，包括万盛发集团董事长张美兰在内的多个越南地产大佬，因涉嫌非法发行债券锒铛入狱。这吓跑了大量的投资人。越南政府还加大房地产开发商发售新债的监管力度，这使得越南房地产行业的资金缺口越来越大。

从数据来看，2022年越南房地产企业发行新债的总额只有269万亿越南盾，较2021年同比大幅下降了64%左右。这令本就销售不振的越南房地产市场更难了：原来只需要2个月就可以售罄的楼盘，现在可能需要6-8个月才能销售完毕。融资困难迭加销售疲软，越南房地产企业流动性问题日益严峻。

目前，越南房地产行业还有46亿美元的债券将在2023年陆续到期，而越南的房地产企业却没有办法“按时偿还”。据Bloomberg数据，目前越南房地产企业的短期负债率已经快速攀升至21%，是东南亚地区最高的水平。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工业地产仍一亩难求的盛况。

因外资的不断涌入，2022年开年以来，越南南方工业用地租金持续上涨。尤其是以胡志明市为代表的南方经济重心，当地工业园年租金报价，已经上涨到300美元/平方米。这几乎是有史以来，越南最高的工业用地租金水平，其使用率也达到较高水平。“工业用地抢疯了。”德哥向“市界”感叹道。这种热火朝天的景象，也曾出现在越南的住宅市场上。

那些年，不少中国买房客，在越南这片热土上买“疯”了。

“最疯狂的时候，三个月卖100套”

薛超是2018年进入越南房地产市场的。那一年，他翻看一份报告发现，越南的经济颇显眼。“2018年，越南GDP同比增长7.1%，创2011年以来的新高。”于是，他决定进入越南市场一探究竟。

彼时，大量外资涌入越南市场，刚需性住房和投资性住房需求量不断增长中，越南房地产在当年四季度，就实现成交量创新高的成绩。与之形成正相关的，是越南高层住宅平均销售价格增长10%，土地价格与2017年相比增长47%。

彼时，这场楼市狂欢尚未进入高潮。随后几年，源源不断的人口流入下，河内和胡志明市成为越南房价涨得最猛的两个城市。2022年，胡志明市商品房均价达到3300美元每平方米，同比增长27%；河内住宅价格同比上涨了23%左右；在河内以西的许多地区，包括青春郡纸桥郡等地区，涨幅高达35%-74%。这个场景，像极了十几年前的中国。

中国买房客蜂拥而至。比如，2018年前九个月，胡志明市高端公寓买家中，就有31%是中国人。这相比于2017年的4%，以及2016年2%，大幅上升。这一年，世邦魏理仕报告显示，中国买房客从第六位跃居榜首，成为胡志明市房产的较大买家。

中国买房客来自中国的不同地方，主要以上海、香港等地居多。薛超的主要客户群体，还有很多手持外国护照的华人。在这些买房客的眼中，河内相当于国内的北京，胡志明相当于上海，“错过了国内房价的上涨，不要再错过在新兴国家投资”，是他们在越南买房的根本动力。

“他们就是有路径依赖。”薛超告诉“市界”。以薛超的最大客户来源之一台湾人为例，这些人实际上在昆山、东莞等城市有自己的工厂。他们是享受了中国改革开放红利的那一批人，“他们希望将国内的经历，在越南进行复制。”薛超做过最大的一个单子，是一个台湾人买了三四十套房子，总价在3000万元以上。“他们都在赌房价不断上涨。”

在越南楼市的这场豪赌中，薛超有过两次高光时刻。一次是2019年年初，他刚进入越南房地产没多久之时，“先卖的是胡志明的房子，后来去的是河内。这两个城市的房子很好卖，我们就在客户那里推了推，一个月内卖掉了18套房。”薛超告诉“市界”。

一次是2019年下半年，薛超和他的团队，一共六个人，在9月到12月这段时间里，卖出了100套房。整整三个月的时间里，薛超每天都在带客户看房，从早上八九点开始工作，以1-2小时一组的话，一天至少要带五六组。“这些买房客，有从国内过去的考察团，也有国内第三方理财机构像诺亚、宜信之类的，把越南房产作为理财产品推荐过去的。”

越南本地房产中介单套房子售卖的佣金率是3%-5%。薛超和他的团队则做包销，一般来说，包销比零售的佣金率会更高。

中国人不仅当中介帮着越南开发商卖房，自己也下场买房。2018年定居越南的刚哥，刚踏入河内这座城市后，就陆陆续续买下了6套房子。“觉得房子很便宜，房租回报率还不错，手上正好有200多万的资金，就全款买下了这些房子。当时想着赌一把，应该能成。”刚哥告诉“市界”。

不过，2020年，疫情黑天鹅导致出行不便后，到越南买房的中国人，变得越来越少。此时，虽然越南房地产也没有以前活跃，但薛超们还是有一些收入。但从2021年开始，“我们基本没有收入了。”一直到2021年底、2022年初，越南对外的大门打开，再加上李嘉诚到越南投资的消息在当地疯传，“才又有很多中国买房客来问越南的房子了。”

彼时彼刻，不仅仅是中国买房客，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关注着这片热土。越南房价更在2022年6月达到十年以来的高点。以河内为例，6年前，其均价还在790美元每平方米，但现在最高涨到2200美元每平方米，涨幅接近三倍。

不过，令外界没有预料到的是：进入2022年下半年以来，前所未有的危机，向越南房地产袭来。正如前文所提，由于美联储加息导致的资金出逃，以及股市暴跌引发的连锁反应，再加上越南监管部门全面打压围困越南房地产开发商等原因，越南房地产市场进入了大洗牌之中。

被卷入其中的中国买房客，有人哭了，有人却笑了。

在越南房市里，有人哭也有人笑

这些年来，刚哥购买的六套房子，随着越南楼市水涨船高。

“一套2018买的，8000元每平米，还有两套是2019年买的，一平米9000元左右。这三套房子到2022年都已经翻了一倍。”刚哥告诉“市界”，另外三套30平方米的小房子，已经涨到1.5万元每平方米。

时至今日，即便越南房市按下了暂停键，对刚哥的影响似乎并不大。“房子的价格没有降，也没有猛涨，现在是微涨。二手房价格比新房便宜，不具备大涨的基础。现在照样可以卖出去。”刚哥告诉“市界”，作为越南首都，河内的房价依旧坚挺。

不过，刚哥并不打算卖掉房子。因为，在他看来，越南的租金回报率还不错，至少在胡志明市和河内这两座城市是。“以200万的房子为例，每月租8000元，15年就可以回本。”除留一套64平方米的房子自住外，刚哥将其他五套房子全部出租了出去，“一个月能收近1.5万的房租，房子还算比较好租。”

越南大城市房子好租的最大原因是旺盛的需求。郭逍专做越南租赁市场，他的主要客户群体，除了涌入城市的越南本地人外，还有在越南外资企业（西门子、阿迪达斯、迪卡侬等）员工和中国企业派往越南的员工，“供应量和需求量不成正比下，租金就越涨越高了。”郭逍告诉“市界”，越南房产的平均租金回报率大概在6%-8%。

没受影响的还有德哥。自2014年到越南后，在看到工业用地租金持续上涨，尤其是外资涌入导致一地难求之时，德哥在2019年购买了不少工业用地。尽管德哥并没有向“市界”透露他买了多少地，地价涨了多少，但“市界”据CBRE（越南）公司的报告了解到，越南工业地产市场在全国各地保持活跃趋势。五年来，南方各大城市一级市场平均地价每年上涨约9%，北方市场每年上涨约7%。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在越南买地。根据越南《2014年土地法》，在越南投资和工作的外国人，以及拥有越南居留权的外国人，能在越南购买土地。即使外国人符合以上条件，他们也需要遵守一些特定的规定，比如，外国人只能在越南购买用于自己居住或业务用途的土地等。

德哥的朋友们却高兴不起来。他们在2017年、2018年，每个人都买了几套房，有人甚至买了四五套，总共花了四五百万元，“即便在这些年里，这些房子涨了30%，但房子没有房本。”

德哥告诉市界，持有中国新护照，只能与一些房地产公司签50年长租合同，没有房产证。

“产权在别人手里，如果开发商偷偷拿去抵押，买家没有任何保障。”德哥说，这也就导致房子不好卖，再迭加大家对越南房地产的信心不足，“这房子相当于有价无市了。”

难过的，还有那些购买了越南旅游地产的中国买房客们。旅游地产项目，主要集中在越南的旅游城市，比如下龙湾、芽庄、富国岛等。以富国岛一块100平方米的土地上建的三四层的shop house为例，“如果有人在2022年年初，花三四百万元购买这个项目，那现在打七折都卖不出去。”薛超告诉“市界”。

市界了解到，越南房地产商暂停的1200个房地项目中，有不少就是旅游地产。“一些不负责任的中介，跟投资客说这些房子盖好后很好出租，租金也很高，但投资人买了地之后，可能连房都交不了。”薛超感叹道，在越南买房，也有很多坑。

即便如此，也还是有不少人来到越南。这其中当然不仅仅是中国买房客。这些年，薛超看到的，是人均消费200元的海底捞，从来都是爆满的景象。他看到的，还有胡志明和河内豪华餐厅里，进进出出的外国人在增多。“不管你承不承认，越南的火热是实际存在的。”

然而那暂停的1200个房地产项目，却给这个火热的场景投下了一抹阴影。

谢选骏指出：越南只相当于中国的一个省份，所以“照搬中国做法”的后果就是更黑更狠；就像柬埔寨只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县，土皇帝模仿北京的魔法就更加无法无天了。

【103、对外战争催生了中国内部的每一次政变】

《专访万润南：为什么说习近平把中国带入至暗时刻》（11/05/2022）报道：

2022年10月16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国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中共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政治报告。习近平在20大打破中共总书记连任两届的规则第三次连任。 

中共二十大闭幕式上为什么会出现习近平前任胡锦涛被公开羞辱的场面？中共最高层为什么变成清一色的习家军？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前景会越来越晦暗吗？在海外流亡的中国改革开放时代最著名的民营企业家四通集团创始人万润南先生看来，习近平不光防疫清零，“经济清零”，二十大上还完成了反对派清零，团派清零，红二代清零，一句话，他在“准备打仗”。

法广：《民报》九月份报道过您对二十大的预测，您指出习近平的权力将更加集中，且对中共政治局常委人选您也有相当精准的预测。大多数观察人士都指出习近平会连任，但二十大还是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局面，您现在觉得这一局面符合您的预测还是比您想象的结果更坏？

万润南：应该说对任何一个事情的前景和预测都有三种情况，一种是乐观的，一种是悲观的，还有一个就是取中间值。二十大召开之前，有各种传言和预测，许多人希望出现最好的结果，即习在各方压力下放弃连任。这可能就是当时流传习下李上的背景。按照共产党内部有关的规定：七上八下，同一个职位顶多只能连任两届，即使共产党是一个帮派，也有帮规，习也应该遵守。还有一个就是取中间值，也就是出现一个各方势力妥协的结果，习一心想连任，可继续连任，但组成的新班子能够对习的权力形成某种制衡，所以有“三加四”，“四加三”的说法，新旧搭配，让习过渡一届，然后由年轻的上来继任。也就是改革派、团派跟习派之间有一个平衡，最理想的就是制衡的力量多一些，不能一个人说了算。否则对中共，对国家都很糟糕。悲观值或者说最差的一个结果是什么，习不光连任，还可能要继续连任下去，形成终身制。而新的领导机构全都是他的亲信，把所有反对的声音都消除掉。传言也好，说法也好，总之反映了某种民意。民意一般是橄榄形的或者是枣核型的，两头小，中间大，最好的可能很小，最坏的可能也很小，一般的结果是各种力量妥协，取中间值。所以后来传出了各种方案。但最后的结果我们都看到了，是一个最坏的结果，习不光连任，还可能要连任下去，而且，整个班子全是他的亲信，习家军来组成习天下。这种结果，会把中国带到至暗时刻。

法广：果然出现了你所认为的那种最坏的局面，如果我们追溯中共统治历史的话，这种情形似乎也很少出现，即使在毛泽东时期，甚至毛晚年，他已经很昏聩了，也没有做到完全清一色。习为什么做到这种地步，即使为了党国的“长治久安”也应该顾及一点表面的平衡？

万润南：我记得很清楚，毛泽东把“刘邓司令部”打倒了，召开中共九大，毛坐在中间，左边是林彪和一大帮中央文革新贵，右边是周恩来以及一群老干部。我当时写了一首诗，叫做“奸雄能臣两边排”，讲的就是九大。一边是奸雄，一边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治国能臣。所以毛还是要搞平衡。像习这样搞一统天下是少有的，某种意义讲也是最危险的。但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四个字：准备打仗。这是一个战时内阁，完全一边倒，不允许不同声音。包括现在搞的清零封控，他在考虑怎么在战时搞社会控制，搞供销社等等，搞战时经济。习为什么要搞战时内阁，他确实感到不可避免会有一场跟美国的正面冲突。这不光是习这么想，美国最新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认为北京对世界现有秩序的威胁最大，美国的军方、美国的智库也有十年内可能跟中共有一场决战这样的讨论。

法广：假如真的出现这一决战的局面的话，那也是习近平自己一步步把大家引上一个决战的局面？没有人想要战争？

万润南：不完全是。这种价值观的冲突，制度的冲突，整个世界秩序到底是谁在主导，这方面没有妥协余地的。在川普与拜登竞选总统的时候，我曾经讲过，这实际上是三个层次的问题，第一个层次是整个世界要继续全球化还是要逆全球化，拜登和美国的精英们是要继续全球化，而川普则要美国优先，要退群，要缩回去。第二个层次就是对全球化本身的质疑，到底什么是全球化？本来这不是一个问题，方励之当时讲要“全盘西化”，其实就是“美国化”，美国是全球化的标准。但是在中国改开以后的三十年里，实际上有几次机会都给美国错过了。从克林顿开始，就已明确表示对中共要警惕，但他后来变了。小布什时期，发生了九一一，又遭遇2008年的金融危机，几次关头都错过了遏制中共的机会，然后中共壮大了，壮大以后，本来没有疑义的全球化出现了问题：全球化到底是美国化还是中国化，中国现在提出一套标准，什么制度自信，什么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等等，所有这些实际上是在用自己的一套模式来改造世界，就是说对现有秩序提出挑战。为什么我们刚才提到对决不可避免，你看现在提到脱钩，提出芯片制裁，高科技制裁，从贸易战打到高科技战，政治战已经开始了，军事是政治的延续，更何况有一个节点，这个节点就是台湾问题。

二十大颠覆了七中全会的结果

法广：让我们回到开头的话题，如果说如你所言二十大出现了一个最坏的结果，那有一个场面应该是这一最坏结果的象征，一个让海内外，让西方舆论特别惊异的一个场面，甚至有些政论家称，中共二十大会很快被忘记得一干二净，二十大上中共前任总书记胡锦涛被“请走”的那个戏剧性场面，对，您说的那个被强制送走的那个场面恐怕难以忘记。因为大家很明显地看到，胡锦涛是不愿意离开会场的。华尔街日报通过对一个个画面仔细解析，认为造成这一局面是习近平授意的结果。胡锦涛是习近平的前任，他向习近平交班时裸退，被赞之为高风亮节，您判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万润南：比较靠谱的一个前因后果我认为应该是这样的，二十大要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班子，在十九届七中全会已经达成一种妥协，二十大的结果是对七中全会达成的这一妥协的一个颠覆。按照中共的习惯做法，大会要通过的东西，实际上是在“小会”上形成，到七中全会经过各方妥协达成了一个决定，二十大也只是大家举手，通过这个决定就行了。可以认为这次二十大实际上推翻了七中全会的结果，否则就解释不了胡锦涛为什么感到压抑，后来又被强制离场。而且为什么李克强、汪洋这些人都一动不动？我根据自己对中共内部运作的了解得出的判断是，有可能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在七中全会达成了一个妥协方案，这个方案接近所谓四加三：习近平连任总书记，已当了两届总理的李克强像当年的李鹏一样，当委员长，汪洋当总理，把胡春华和丁学祥两位六零后作为下一届的接班人，赵乐际年龄不到继续留任，王沪宁当政协主席。当时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外媒以及香港的『南华早报』都提前报到了几个相互略有出入的预测版本，这也符合共产党的传统做法，他们有意识提前对外放风，免得会感觉突然。胡锦涛是知道七中全会达成的妥协结果的，二十大开幕时，一切如常，闭幕时突然变了，变的原因应该出在中间的两次小组会，会议第一天是公开的，第四天也是公开的，中间两天是小组会，小组会是闭门会议。闭门会议名义上是讨论二十大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但要害是讨论第二十届中央委员名单。七中全会提出了一份二十届中央委员的候选名单，这个名单应包括李克强、汪洋，胡春华在内。道理很简单，首先必须当选中央委员，然后在二十大一中全会上，才有可能当选政治局委员，当了政治局委员才有可能当常委。这个名单胡锦涛应该是看到的，放心了，大家妥协了。也就是习近平可以连任，但是权力要平衡。问题是胡锦涛并没有出席这两天的小组会，这两天小组会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发生了一个所谓共产党“发扬党内民主”进行差额选举，把李克强和汪洋给“差”下去了。

我为什么会在二十大前预感会出现一个最坏的结果呢？为二十大物色党代表的各省市党代会开完会后都有一个关于党代会的报道，这个报道里面清一色讲的是“两个确立”，“两个维护”，关键的一点是要维护习的核心地位不能动摇。我看到以后，感觉到一个潜在的问题是你不表忠心就当不了党代表，所有的党代表必须都是“习家军”。在小组会议上，他们搞了这样一个差额选举的名堂，让代表们“充分发扬民主”，把“最该选”的选上去，这个名单就是二十大闭会之前要举手表决的最后名单，而这个名单是等额选举。那两天的闭门小组会上发生了什么？应该是小组提出的名单把李克强和汪洋等人排在了最后，新华社有一个名叫“中共中央新一届领导机构产生纪实”的报道可以佐证，该报道称有些领导人高风亮节，主动提出退。怎么可能有这种情况呢？应该是李克强汪洋他们看到小组提出的名单上他们得票都是最少的，所谓“主动退选”不过是不要自取其辱。因此可以说，习在二十大党代会上，对七中全会形成的格局进行了颠覆，颠覆了七中全会各派摆平的一个结果，其实就是一个政变。

法广：所以在您看来，胡锦涛那天的表现就与七中全会妥协的结果生变有极大的关系，让他感到很震惊？

万润南：七中全会的结果胡锦涛知道，第一天开会时发下来的名单他也看到了，最后参加闭幕式，对中央委员名单表决时，胡锦涛发现里面没有李克强汪洋的名字了，当然提出了异议。前两天小组会议发生了什么事情，胡锦涛是不知道的，李克强、汪洋知道，但他们不能说任何话，而且他们的退出选举是以“高风亮节”的形式完成的，以免自取其辱，所以他们不可能说什么。谁那么大胆，把原来七中全会约定的一个结果给颠覆了？我认为，没有习的同意，底下那些人是不敢做的。当然还存在一种可能，也不用习开口，底下这些人会主动“迎合”。还有一种可能，把李克强汪洋等人拉下去，另外一些人才有机会上去，所以底下的这些人也有积极性。李克强假如还占着委员长的位子，汪洋还占着总理的位子，那些给习抬轿子的人往哪里摆？更何况他们在党代会上占据着绝对多数。这就是民间所说的“吃相很难看”，不妥协，占尽风头，不给对方一点余地。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这就是红卫兵政治。

法广：胡锦涛被赶走的那个场面是最惊人的了，而胡春华，作为胡锦涛隔代指定的接班人，本来如您所说的那个帮规还正常的话，他应该在二十大接总书记的班了。中央委员会委员名单公布时，有他的名字，所以一些西方媒体还在推测，胡春华还存在着一丝进入政治局常委会的可能性，结果发生胡锦涛被强制送走那一幕之后的第二天，也就是紧接着二十大之后召开二十届一中全会的10月23号，出现的结果是胡春华不仅未能进入常委会，连政治局委员的位子都丢掉了，这又是为什么？习近平这是给胡锦涛和元老们一点颜色看？

万润南：这个逻辑很简单，政治局是由新一届中央委员来选，但是中央委员会几乎清一色的习家军，在这种情况下，胡春华还有机会进入政治局吗？墙倒众人推，大势所趋了，“我们党内民主选举吗”，党代表迎合了习近平的意思。都是习的一片天下。

红卫兵政治的特点就是赢者通吃，不给对方留一点余地。党代表在选中央委员过程当中是这样，中央委员在选中央政治局委员时当然也是这样，从这个思路去看，胡锦涛为什么表现出压抑，为什么要把他强制性离场，这个前因后果，起码在逻辑上跟这个结果是符合的。而胡锦涛当时的表现也是很自然的，前后名单不符，他当然要提出疑问，一开始栗战书压住不让看，然后胡要拿习的名单，被习压住。所以才有这么一幕。胡锦涛是文革前的大学生，他们这批人跟红卫兵政治的区别在哪里呢？一个还是有底线的，另外一个是没有底线的，习近平就是没有底线。

法广：习至少可以顾及一点面子，比如说，自己的前任胡锦涛要走，他可以装模作样地站起来握个手，别的人，比如李克强等人，老上级要走了，可以站起来送行，他们都一个个像僵尸？

万润南：我认为习近平也没想到胡会当面表示出疑议，对他们来说这一切发生的也很突然，他们本来想把他糊弄过去，他们希望胡锦涛最好是糊里糊涂地跟着大家举手就完了。所以出现了名单压着不让胡锦涛看等戏剧性却带有强制性的场面，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个意外，但他们肯定做了预案，如果发生意外，掐掉麦克风，把人带走。

胡锦涛遭遇的情况不少人评论是咎由自取，的确，权力是需要制衡的，不制衡的权力，一定会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胡本来有机会，保持一个对习近平进行制衡的条件，他自己放弃了，最后自取其辱。

法广：我们访谈开始的时候，您提到现在已变成习家天下，二十大出来的这个班子是清一色的习家军，您认为中国正在进入至暗时刻。其实中国面临的环境已经很不乐观，经济萎顿，今年的经济增长可能是几十年以来最差之一；对外也相当孤立，与美国的对立严重到几十年未见的地步，那么，在二十大诞生的这个习党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前景是什么？

万润南：前景很黑暗，经济上现在面临的形势是，大批的外企撤走，脱钩。日本的东芝，韩国的三星，美国的苹果，郭台铭的富士康组装厂等一大批科技产业，或已撤走或准备离开。这些企业的收入差不多占了中国出口总额的百分之五十，中国的贸易顺差、出口创汇基本依赖这些外企，他们一走，起码百分之五十的出口顺差就没有了。那么，你将来的顺差在哪里呢？也就是说整个中国的经济状况不被腰斩，也将出现大幅度衰退。再加上现在所有的省市，统统是财政赤字，如何填补，靠中央财政，中央财政也是赤字。不光经济局面严重，政治上现在完全是一言堂，不允许一丁点反对声音。还有动态清零，对社会，对民间的严厉控制，这就是所谓的至暗时刻。那么，习为什么要把中国带到这种时刻，为什么呀？他的脑子里真的是要准备打仗。在他们看来，经济不是大问题。打完仗再说，战时经济，只要保证你能够吃碗饭，不发生饿死几千万人的悲剧就可以了。一些具体措施显示习在朝这个方向走，他为什么要恢复供销社？公务员在精简，供销社却在招工，税务局在招工？还有一种可能不能排除，他们会发行新版人民币，替换老币，换的过程中，说不清来源的，你敢拿出来换吗？而且，新版人民币很可能数码化，人民币上都可能带着二维码，也就是每一张大额的人民币去向，他完全可以用大数据掌握。你要在战时搞什么囤积、行贿，整个都在他的监控之下。新版人民币的发行，我认为是早晚的事情。无形当中一下子把那些贪官污吏藏的见不得人的钱都清零了，防疫清零，货币清零，反对派清零，团派清零，红二代清零，从政治、经济到货币财政全部清零，为什么呢，准备打仗。

瑞典茉莉@SwedenMoli2017：在这个采访中，万润南帮清华时的老同学胡锦涛说话。在海外流亡的中国改革开放时代最著名的民营企业家四通集团创始人万润南先生看来，习近平不光防疫清零，“经济清零”，二十大上还完成了反对派清零，团派清零，红二代清零，一句话，他在“准备打仗”。

谢选骏指出：从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历史来看，战争催生了中国的每一次政变。1、太平天国是鸦片战争的结果，2、戊戌变法是甲午战争的结果，3、辛亥革命是八国联军的结果，4、北伐战争是一次大战的结果，5、“新中国成立”是抗日战争的结果，6、“改革开放”是中苏战争的结果……7、如果现在再次发生战争，必然发生相应的政治变局——很可能就是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环顾中国历史，没有战争就没有彻底的变革！

【104、走向死亡就是“中国人民的选择”吗】

网文《百年一滴泪，父女两悲鸣》（2021年6月30日）报道：

1958年，在巫一毛出生前的几个星期，她的父亲被定为“极右分子”，发配北大荒劳改。母亲因为拒绝和父亲划清界限，也失去了工作，行乞街头。

直到３岁生日，听闻父亲重病，为了让女儿见父亲一面，母亲带着她千里迢迢去了北大荒，父女才第一次见面。

1951年的别离：他们的人生朝着两个方向急速驶离，再无交汇！

1958年，在巫一毛出生前的几个星期，她的父亲被定为“极右分子”，发配北大荒劳改。母亲因为拒绝和父亲划清界限，也失去了工作，行乞街头。

直到３岁生日，听闻父亲重病，为了让女儿见父亲一面，母亲带着她千里迢迢去了北大荒，父女才第一次见面。

此后巫一毛和妈妈被下放安徽农村，时值大饥荒，妈妈怕她饿死，就把年幼的她送回了天津外婆家。顶着右派子女的帽子，巫一毛的童年饱经凌辱。

她上学不能走正门，只能钻为黑五类准备的小门洞；课桌被放入粪便；多次被揪斗、殴打，遍体鳞伤。由于无人照顾，孤苦伶仃的巫一毛曾经被扔进暗无天日的孤儿院，目睹人间种种惨况。年仅８岁独自一人去看病的途中被一个军人以像章为诱饵强暴，９岁又被父亲的前同事再次强暴……10岁的时候已经要独自照顾年幼的弟弟。数次因病濒临死亡，全是自己硬挺过来。转学到合肥高中时还打赤脚，学校要求穿鞋。她万般无奈，去一家废品站，将粗长发辫剪掉卖钱买双塑料鞋，方才入学。

很多年后她才鼓起勇气，跟父亲讲这些悲惨往事的时候，同样历尽苦难的父亲都不愿相信。

她的父亲巫宁坤，是大名鼎鼎的翻译家。我们熟悉的名著《了不起的盖茨比》就是巫宁坤翻译的。他曾就读于西南联大外文系，抗战期间中断学业志愿担任大名鼎鼎的“飞虎队”的翻译。后又赴美担任在美受训的国军飞行员的翻译。抗战胜利后在美求学，就读于芝加哥大学，专门研究英美文学。

当年在芝加哥大学，巫宁坤的同学几乎后来都是学界泰斗——李政道、杨振宁、穆旦。他们还成立了“研究中国问题小组”。

1951年7月，在燕京大学的盛情邀请下，巫宁坤放弃了马上到手的博士学位，准备启程回国。但李政道和杨振宁却坚决不归。李政道把巫宁坤送上船的时候，巫宁坤极为不解的问：你为什么不回去呢？

李政道淡然一笑：我不愿被人洗脑。

很多年后巫宁坤才明白这句话。1957年因在双百运动时批评时政，后在反右运动时被划为“极右分子”，开除公职，发配北大荒改造。1962年返回安徽大学当临时工。1966年开始继续受到各种批斗，被关“牛棚”。1979年才得以平反。在他之后回国的芝加哥大学同学穆旦则没有熬到平反那天……

在巫宁坤平反那年，同学李政道以诺贝尔奖得主的身份衣锦还乡，被奉为上宾。刚刚获得平反的巫宁坤以“极右分子”的沧桑倦容前往相见，感慨万千：“我蓦然意识到，我们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中，其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1951年的那次别离，让他们的人生朝着两个不同的方向急速驶离，再无交汇。

1991年，兜兜转转40年后，巫宁坤还是又踏上了赴美的旅程。1993年他以英文撰写的回忆录《一滴泪》（A Single Tear）在纽约出版，迅速登上畅销书榜，并被翻译成日、韩、瑞典文等语言相继出版。

对于巫宁坤“自曝家丑”的举动，他退休前所在的单位极度恼怒，当年没收了其住房，停发退休金，甚至直接抄家。没有退路的巫宁坤无路可退，从此定居美国，直至2019年以98岁的高龄去世。

巫一毛早在父亲之前已80年代初便赴美留学，从此定居。她继承了父亲的天赋，在2007年也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暴风雨中一羽毛》，揭开了自己童年不为人知的伤疤。父女俩的著作，虽然写的都是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家庭，却是不同的视角和磨难。如果说巫宁坤的回忆是“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那么巫一毛的回忆就是鲜血淋漓、惨不忍睹的暗黑童年。

巫宁坤为女儿取名源自杜甫的名句：“万古云霄一羽毛”，是夸诸葛亮的。回头看看父女的人生，一滴不忍卒读的眼泪，一片被风撕裂的羽毛，勾画出一个中国家庭的悲凉史诗。

这滴泪、这片羽，幸而最终都落在了属于他们的土地之上。

谢选骏指出：上述所言，活画出了一幅“中国人民的选择”之历史景观。这些“中国人民”鼠目寸光，见利忘义，才会上当受骗，沦为金光党人的杀猪盘之俘虏。“电信诈骗”并非始于今日，早在共产国际“电报操纵”的过程中就开始了！

难道走向死亡就是“中国人民的选择”吗？

【105、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大陆】

《G7首脑峰会前夕 备受关注的公报涉华内容和日本新角色》（BBC 2023年5月13日）报道：

除了七国外长，欧盟也有代表参加G7外长会。

今年7大工业国家集团（G7）领导人峰会即将于5月19至21日在日本广岛举行。其中，许多消息传出，今年峰会除了会聚焦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议题上，与中国相关的议题是本次峰会另一重要焦点。路透社引述一位参与会前讨论的美国官员透露，在下周开幕的领袖会议，将发表一份关于中国在全球各地“使用经济胁迫”（economic coercion）的声明。

报导称，此声明可能是共同公报中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一项有关G7国家将如何合作抵御来自任何国家“经济胁迫”的计划提案。

这位官员还透露，七国领导人峰会主声明将涵盖“一个专门针对中国的部份”，列出一份来自中国的经济胁迫与其他行径的具体关注清单。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提及，美国一直在考虑对北京对其他国家市场施行的强制性经济政策采取反制。

G7国家包括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和义大利（意大利），这些国家的现任领导人计划在下周陆续飞抵日本参与峰会。

习近平访问中东和G7对俄石油限价或给国际油价带来波动

从大众宝马到德勤贝恩 疫情后外资在中国面临的新困境

第一岛链：拜登重新串连亚洲盟友与中国的突围

日本国防开支大突破影响下的亚太军备竞争和中日关系

剑指中国“经济胁迫”？

外界对于此次G7将触及中国挑战的讨论一直存在。在领袖峰会之前先举办的G7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上，美国财政部长耶伦（Janet Yellen 叶伦）便提及，美国一直在考虑对北京对其它国家市场施行的强制性经济政策采取反制，并可能在G7领袖峰会上得到其他国家的协调及协助。她指出，中国对立陶宛和澳洲明显地实施“经济胁迫”，令人十分关切。

根据《金融时报》报导，他们掌握到峰会草拟的相关文件称，此次峰会东道主日本和美国都想将“经济安全”作为峰会的主要议题之一。而耶伦也表示，华府正在完成一个针对中国的新的对外投资审查机制，新的美国投资限制将“范围缩窄”，并且针对“明确影响国家安全”的技术，并将与其他G7成员国据此进行非正式讨论。

2023年以来，北京已经对美国军武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Lockheed Martin）和雷神（Raytheon）及相关的若干客户实施新一轮制裁，还展开对美国芯片大厂美光（Micron）的调查，并在3月搜查了美国尽职公司（due diligence ）明智集团（Mintz Group）在北京的办公室，拘留了五名中国籍员工。4月底，美国四大咨询公司之一的贝恩集团（Bain & Company）在上海的办公室遭中国警方突击检查，并带走一些文件。此外，最近北京又拘留了日本艾力斯（Astellas Pharma）公司的一位高层。本周还传出隶属美国微软公司的知名求职平台领英（Linkedin）将关停在中国的业务。

G7外长会已经于4月中旬在日本举行。

此外，4月中，G7 外长会议在日本长野举办，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面，再次就美日共同安保工作交换意见，同时，日本外务省称，G7各国外长都重申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认为此举方有助于国际社会的安全繁荣。

针对G7提到各种有关中国的发言，4月19日，中国外交部约见日本驻华使馆首席公使小泉勉称， G7 外长会“涉华消极动向”，向主办国日本表达强烈不满，并提出严正交涉。《金融时报》透露，根据中国商务部的一项评估，习近平政权正考虑限制西方于汽车行业中取得关键材料和技术。

外界分析，根据中南海强硬的外交政策，预计北京将对G7领导人峰会声明中有关中国或两岸问题等不会有任何让步，并同时将有严厉的回应。

日本的新角色

北京对美日不管是在G7或之前的合作，以及日本最近在美国协助下与韩国的合作，都有所批评跟发出讯号。这也凸显出日本在最近全球政治上的地位越来越突出。

东亚事务评论员瑞迪（Gearoid Reidy ）在G7前夕于彭博社发表的评论称，日本更换首相速度之快，让众人对岸田文雄政权没有太大期待，岸田的前任首相菅义伟，上任不到一年后辞职。

岸田的优势在于外交，因为他在后疫情时代上台，正好让他能够大展身手。今年三月份闪电访问基辅，与同期的习近平会见普京形成鲜明对比。

但瑞迪指出，最近几个月，日本政治发生了一个不寻常的情况。岸田成功挺住了许多风波和民调开始崩盘的困境，并通过一系列外交活动掌握住政权。

目前，岸田现在的支持率已经恢复到前首相安倍遇袭身亡前的水平，而上个月在地方补选中自民党表现出色，在党内的权力巩固。过去外界认为G7本来是他告别首相的舞台，这个传闻现在已经转变：在家乡广岛举办的G7反而成了岸田可能利用的契机，他可能在举办成功峰会后提前召开大选。

瑞迪分析，岸田的优势在于外交，因为他在后疫情时代上台，正好让他能够大展身手。今年三月份闪电访问基辅，与同期的习近平会见普京形成鲜明对比。本月，岸田又在全球南方展开了一系列访问，是日本领导人近十年来的首次出访该区域。

岸田文雄登上了本月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该报导分析岸田如何将东京带回国际舞台，成为解决世界各地冲突的决策者。

“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拜登政府对中国日益强硬的立场，东京正在全球获得重要性，因为华盛顿寻求盟友来遏制北京的崛起……其中日本处于核心地位。”瑞迪表示。

谢选骏指出：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大陆，和毛泽东甚至邓小平活着的时候相比，这个“中国”都可以在全球各地“使用经济胁迫”（economic coercion）来挤压各国的生存空间了！但是在其他方面，这里依旧还是一个红区，而不是中国。如此看来，经济基础真能决定上层建筑吗？显然不能。而西方各国却好像被马克思主义的幽灵施加了定身法，相信了“经济决定政治”的鬼话，结果使用饮鸩止渴的办法，资助共产党壮大，然后再怀柔它。这不就是“鬼吹灯”（“共产党”的谐音）吗。从这种意义说，西方并未赢得冷战，而是在冷战过程中变化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其特点就是，欧洲社会党、美国民主党等左翼变成了社会主流。而右翼保守党、共和党也沦为马克思主义的帮凶了。

【106、只有“外国人”才把“中国人”当人】

《已得知彭帥安全 WTA主席放話：如沒一個結果 不排除撤出中國》（體育新聞組綜合 2021-11-15）报道：

WTA力挺彭帥，主席放話若沒有適當的結果不排除退出中國市場。

中國女子網球好手彭帥月初時在微博驚爆，自己在十多年前遭國務院前副總理張高麗性侵而後衍生不倫戀，國際女子網球協會（WTA）對此發聲表明挺彭帥，而今據《紐約時報》報導，WTA主席賽門（Steve Simon）確定彭帥目前安全無虞，並表示不排除撤出中國市場：「如果事情最終沒有一個適當的結果，我們將會採取這個做法──停止在中國的營運。」

「我們已經收到包括中國網球協會在內等多個消息來源，確認彭帥現在是安全的，沒有受到任何威脅。她現在人應該是在北京，但我無法證實這一點，因為我還沒有直接與她對話。」賽門說。

WTA在過去十年裡巡迴賽於中國投入了大量的資金。光是在中國境內就有11項賽事，包括讓WTA荷包賺滿滿的深圳年終賽。不過賽門表示，他對彭帥的支持和對正義的渴求是堅定不移的。

賽門表示，WTA家族的成員提出了嚴重的指控，他們將百分百支持彭帥：「我們希望看到進行全面調查。但如果他們不願意配合，我們將不得不採取一些手段。」

谢选骏指出：从类似事件看，只有“外国人”才把“中国人”当人，难道因为这些高等华人已经沾上了洋味儿？

《持续发酵 美网男网支持彭帅》接着报道：

11月15日，男子网球国际管理机构支持国际女子网球协会的呼吁，国际女子网球协会要求对中国网球名将彭帅指控中共前副总理张高丽案进行全面公正调查。

11月14日，国际女子网球协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将寻求“对针对前中国领导人张高丽的指控，进行全面、公平和透明的调查”。同时还要求停止对彭帅的审查。

15日，男子网球国际管理机构主席安德里亚·高登齐在一份声明中说：“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比网球界的安全更重要了。我们对国际女子网球协会球员彭帅当前安全和下落的不确定性深感担忧。

声明写道：“我们男子网球国际管理机构对最近得到的保证感到鼓舞，即彭帅是安全的、有下落的，并将继续密切监视局势。”

“另外，我们完全支持国际女子网球协会呼吁对彭帅的指控进行全面、公平和透明的调查。”声明说。

美国网球协会也支持国际女子网球协会的调查呼吁，同时赞扬彭帅的勇气。

“我们呼吁中国有关部门全面调查此事，并公正裁决。” 美国网球协会表示，“我们美国网球协会赞扬彭帅直言不讳，并承认她这样做的勇气。”

男子网球世界排名第一的诺瓦克·德约科维奇表示，他对这一事件感到震惊。

“我一周前确实听说过这件事。老实说，彭帅失踪令人震惊，更重要的是，我在前几年的巡回演出中见过这个人很多次。”德约科维奇在周一的ATP总决赛中击败卡斯珀·鲁德后说。

美国职业网球运动员、赢得12个大满贯单打冠军、16个大满贯女双冠军和11个大满贯混双冠军的比利·简·金在推特上转发了国际女子网球协会的声明，并补充说：“希望彭帅安然无恙，并对她提出的指控进行全面调查。”

“The Tennis Podcast”在推特上写道，“这是一个令人震惊、令人恐惧的故事。”

国际女子网球协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史蒂夫·西蒙周日在声明中表示：“最近在中国发生的涉及彭帅的事件令人深感担忧。”

谢选骏指出：为何只有“外国人”才把“中国人”当人？因为只有人才会把人当作人，野兽就不会把人当作人了。

《南亞人受主流青睞 華人職場升遷面臨「竹子天花板」》（記者張心紐約 2021-11-15）报道：

印度裔的性格比華人等東亞裔大膽，更善於表達和攬功，因此升遷的機會更大；圖為谷歌公司的印度裔員工。

在美國大公司，華人高管數量遠少於印度裔，華人在職場升遷面臨「竹子天花板」（bamboo ceiling）；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日前公布研究報告，發現「竹子天花板」並非存在於所有亞裔群體，而是主要影響東亞裔（中國、日本、韓國等），而非南亞裔（印度、巴基斯坦等），且在進行亞裔群體內部比較後發現，造成這一差異的根源與魄力（Assertiveness）息息相關，鼓勵東亞裔大膽轉變溝通方式，勇敢爭取升遷機會。

「儘管東亞裔在美國的人口總數是南亞裔的1.6倍，但傑出的東亞裔高管十分少見；在我們研究結束後的兩個月裡，谷歌（Google）、IBM和WeWork等知名企業都迎來了南亞裔CEO。」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領導管理課程教授莫里斯（Michael W. Morris）表示，進行亞裔族群內部的分析和研究非常重要，這將幫助人們更好的理解為何「竹子天花板」會存在，以及如何解決因此帶來的晉升問題。

研究人員將樣本聚焦於在美國出生的亞裔，和在其他國家出生但熟練掌握英語的亞裔，圍繞偏見（Prejudice）、動力（Motivation）、魄力（Assertiveness）三個因素，探究為何升遷壁壘僅存於東亞裔而非南亞裔。首先，研究人員發現南亞裔比東亞裔受到更多的偏見，例如，非亞裔群體更喜歡和東亞裔交朋友（共用辦公空間或是做鄰居），但是在選領導時，非亞裔更願意將票投給南亞裔；在動力方面，研究顯示東亞裔和南亞裔都對工作和升職擁有超強的野心，說明動力問題並不是導致升遷壁壘的關鍵。

而缺乏魄力則成為影響東亞裔成為職場領袖的關鍵，兩個族裔對於魄力的文化教育不同，導致東亞裔在溝通自信（敢於表達、建設性否定、衝突中堅持自己立場）層面得分較低。「受儒家思想的影響，東亞人更注重謙遜和諧，不太願意發表自己的觀點；而南亞人鼓勵辯論和競爭，美國主流文化也鼓勵自信和交流，這就導致當東亞裔和南亞裔同時對一個領導機會表示興趣時，東亞裔會被認為不適合擔此職務。」一同參加該研究的麻省理工大學斯隆商學院（MIT 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教授陸冠南（Jackson Lu）表示。

「印度同事都非常的咄咄逼人（aggressive），會自然向上司表達自己的功勞，加上他們的母語就是英語，哪怕說得一股「咖喱味」，也特別敢表達，所以職場上比東亞裔更容易占主導。」就職於紐約巴克萊銀行的安女士說，「而且南亞人總是非常團結，他們從不會單個出現，總是成群結伴，能把一個組都招成自己的同胞。」在金融界工作多年的安琦表示，雖然大銀行的東亞人也很多，但升遷到合夥人這類高管的非常少，而南亞人則非常多，總體感覺是因為他們的文化和美國主流更接近，語言溝通上也沒有東亞人的顧慮和不自信。

「東亞人的溝通方式與美國領導力的期望不一致，缺乏魄力的風格總被認為是沒自信和沒動力的表現。」莫里斯教授建議，可以學習多樣的溝通方式並根據情況靈活切換，隨著美國組織進化地更加多樣，主流社會也應該超越僅就「魄力」評估領導力，發掘更多元地領導能力憑證。

在美國大企業，華裔高管的數量遠遠少於印度裔，谷歌等多個大公司的CEO是印度裔。

谢选骏指出：既然只有“外国人”才把“中国人”当人，为何在美国南亞人受主流青睞，華人職場升遷面臨「竹子天花板」了呢？因为，“外国人”虽把“中国人”当人，但是却不把中国人当作上等人甚至南亚人这样的中等人，只是当作下等人——下等人具有生存权，但是没有職場升遷权，面臨「竹子天花板」还算好的，毕竟没叫你们像在中国本土一样钻地板。

【107、中国是天子的国度还是上帝的国度】

网文“《山海经》记载中国人是上古天帝的后代，《圣经》中也记载这一点”（2018-03-23 佚名）报道：

为什么说中国是天子的国度？

在《山海经》和《史记》中，能够发现中国作为天子的国度与天帝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这样的内容。

《书经》里写着“太初时人与天来往频繁，但因人犯了罪，天帝就命重和黎绝地通天。”

这个内容证明了中国文明是独立创建的，中国是天子的国度。这样的内容除了《书经》外，在国语中也能发现。此外，说中国是“天子的国度”是因为皇帝作为天子在治理国家的时候，用天帝赐予的洪范九畴治理国家表现出了与天帝的关系。

大禹治水，叩首问天，天乃赐禹九条治世良策，即是“洪范九畴 ”，其文曰： “第一是五行，第二是慎重做好五件事，第三是努力办好八种政务，第四是合用五种记时方法，第五是建立最高法则，第六是用三种德行治理臣民，第七是明智地用卜筮来排除疑惑，第八是细致研究各种征兆，第九是用五福劝勉臣民，用六极惩戒罪恶。”

在《圣经·创世纪》里，也有类似“绝地通天”的内容：“天帝告诉挪亚地上充满有血肉者的强暴，其末日降临，我将毁灭他们。”

在中国文明里，“天帝”和“天子”的关系具有天父与其子孙这样的含义。所谓“天子”是指当天上的天帝派遣自己的代理人（儿子）治理人类世界时，把人类世界的最高统治者解释为“天子”。

但真相是这样的：“在中国创建文明的天帝所创造的人民以及被指名为统治者的帝王们都是天帝的子孙。”

中国古代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们为了证明中国是天子的国度而付出了努力。这一切就是为了证明中国与天帝有某种关系。

天帝与中国有特殊的关系，正因为这种特殊的关系，天帝（外星人）才持续不断地关心天子的国度——中国。

有两种地球行星的生命起源学说，单一地区起源学说和多地区起源学说。其中，多地区起源学说才是正确的。拥有高度科学技术文明的天帝在七个不同的地区建立了科学实验室，然后以自己的DNA作为基准创造了适合其地区环境的人类。因此，以色列并不是唯一的选民，中国也是选民。 

在中国文明里，“天帝”和“天子”的关系具有天父与其子孙这样的含义。所谓“天子”是指当天上的天帝派遣自己的代理人（儿子）治理人类世界时，把人类世界的最高统治者解释为“天子”。但真相是这样的：“在中国创建文明的天帝所创造的人民以及被指名为统治者的帝王们都是天帝的子孙。”中国古代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们为了证明中国是天子的国度而付出了努力。这一切就是为了证明中国与天帝有某种关系。

在《山海经》和《史记》中，能够发现中国作为天子的国度与天帝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这样的内容。天帝在昆仑山建设了地上居住地和科学实验室，创建中国文明并给帝王传授了文明治理国家的方法。后来，他们回自己的星球去了，但天帝看着中国文明的进步过程，在各个时代觉得有必要就派遣先知指导和保护中国。当然，派遣先知也是为了复原天帝与天子的国度人民已断绝了的关系。在中国古代曾有过天帝派遣的先知。老子和孔子。老子和孔子是在春秋时代天帝派遣的伟大先知，所以才会一直称中国为天子的国度。

中国是天帝传授文明的文明国家，是拥有悠久历史和文化的天子的国度。目前很多专家都说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但中国历史应追溯到1万3千年前。尤其，华夏民族的DNA（基因）里存在着最初创建中国文明的三皇的DNA，因为三皇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和以自己的DNA为基准在中国最初创造人类的。在遗传工程学的角度上说，现在的中国人民是拥有优良DNA的民族。

在15世纪，中国的火药和指南针等一系列的发明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不但如此，在探索世界方面中国比西方的世界探险（哥伦布的世界探险）早了数十年，并且是一个没有强制侵略别国的和平的国家，这也是因为遗传了天帝的基因。中国是从三皇五帝时代开始就理解科学、科学运营国家的天子的国度。中国在21世纪将成为世界的中心国家。宇宙中没有偶然。

若考虑各个大陆上古文明的发祥地，中国有权根据中国的历史拥有独立的年号。

谢选骏指出：人说“《山海经》记载中国人是上古天帝的后代，《圣经》中也记载这一点”——我看这应属于“ABC神学”的一种说法。在我看来，如果说古代中国属于“天子的国度”，那么未来中国应该成为“上帝的国度”。那就是“基督教中国”。

【108、中央集权扼杀了中国的活力】

《清华教授：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科学？》（何兆武  2023-12-12）报道：

作者：何兆武，1921年9月生于北京，原籍湖南岳阳，1939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1956年至1986年任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1986年至今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兼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和德国马堡大学客座教授。2021年5月28日逝世。

在古代和中世纪，中国的科学曾经长期居于领先地位。但到了文艺复兴以后，当西方大踏步建立起近代科学体系时，中国的科学相形之下却日益落后了，并且直到19世纪中叶仍对西方17世纪已经确立的近代科学体系茫然无知。这是为什么？

近代科学的诞生和发展首先必须和某个社会阶级的利益密切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这个阶级本身的利益需要科学。这一条件正是西欧上升中的并且不久就取得统治权的市民阶级所具备、而为其他国家历史上的一切阶级所不具备的。

当时，西欧这个新兴的阶级迫切需要天文、地理、航海、制造、火炮乃至世界范围的政治、经济、贸易、社会、历史诸多方面的知识，这些知识和他们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但这些知识和传统社会各统治阶级的利益关系并不大。迟至20世纪初，一些亚非不发达国家的王公贵胄虽然也把自己的子弟送到牛津、剑桥受教育，但这些人回国之后并不把西方的科技引入自己的国家。

这里的奥秘是，科学从思想上，也从社会上对等级制度起着一种瓦解的作用。一切人和物，无论多么伟大或多么渺小，在科学面前其价值都一律平等，都服从同样的铁的法则，其间并不存在任何高低贵贱之分。在当时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出现这样的社会阶级，而且整个社会也一直无法突破等级观念和体制的束缚。

与此相关，近代科学得以诞生和发展的另一条件是，科学必须受到现存政治社会体制的尊重和鼓励，亦即现存的政治社会体制必须能够把大量的聪明才智吸引到科学事业上来。文艺复兴后西欧各种学会和学院的建立与发展蔚然成风，这极大地促进了近代科学事业的发展。

但这种条件在当时中国并不存在。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一个知识分子的出路，他的地位、荣誉和价值，并不是和知识联系在一起的。早在汉代独尊儒术之后不久，班固就曾感叹儒术已经成为一条利禄之途。此后的科举制，进一步满足了等级专制制度要使“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目的。

在西方，正当伽利略为近代科学奠定基石的时候，中国那位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宋应星就在写《天工开物》，同时他沉痛宣称“此书与功名利禄毫无相干也”。可见，直到近代为止，统治阶级的利益并不需要本身具有独立价值的科学知识，人们的聪明才智也还不可能被引向科学研究之路。中国的社会条件还远远没有成熟到足以使近代科学在中国得以诞生和发展的地步。

导致近代科学诞生于西方而非中国的原因，还可以进一步追溯到双方源远流长的文化背景。与中国相比，西方思想大抵上更多是属主智主义的。“哲学”一词在辞源上本来就是“爱智慧”。甚至像苏格拉底那样有着浓厚伦理色彩的人，也标举这样的口号：“知识就是德行。”

中国思想的传统，其主流是主德而非主智的，知识从来就是附属于德行，为德行服务的，它本身并没有独立的价值，所以追求真理在中国首先而且主要地就不是指获得知识，而是指履行道德义务。儒家崇德行于上位，道家不但要求“绝圣”，同时还要“弃智”。

但在西方，哪怕是在中世纪的神学论证里，往往也可以看到有一种强烈的主智主义的倾向，要求假手逻辑推论的方式来论证自己的信仰，如上帝存在之本体论的证明之类。而中国哲学则习惯于用比喻，而不用逻辑推论。归根到底，是认为更高一级的道德真理，是不能由更低一级的知识来加以保证或证明的。

这样也就决定了在中国传统文化里，知识或真理本身也没有独立的内在价值：我们不能（或不应该）为知识而追求知识，只能为尽人伦而求知识。中国历代仁人志士的献身，都是为了仁义道德（成仁取义），而不是为了追求某种纯粹理性即科学认识上的真理（如伽利略因为相信哥白尼的日心说而遭受迫害）。

中西方思想的对比，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主德与主智的对比，是道德与知识的对比，亦即伦理与科学的对比。

也许正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人伦道德的缘故，所以中国便没有西方那种意义上的宗教。西方宗教可以说也有两重性：就其强调信条而言，它和科学的理性是互不相容的，但是就它那种永不满足地追求无限的精神而言，它又和科学有相同和相通之处。

与此相关的一个最值得瞩目的历史事实就是，中国思想史上既没有西方古代的原子论，也没有西方近代的机械论。而这两者一脉相承，对近代科学与科学思维方式的发展，构成为一个最基本、最具决定性的因素。

大体来说，中国思想家们大多习惯于把个体纳入总体之下和之中加以考察，他们的世界观从来都是整体主义的和有机主义的，而非原子论式的或机械主义的。未来科学思想的发展若如李约瑟博士所云，将是从机械的、分析的轨道转到有机的、综合的轨道上来，那么，中国古代思维方式和智慧肯定将对此作出重大贡献。

不过，机械的、分析的思维方式仍是近代科学不可或缺而又不可逾越的第一步。“知识无跳跃”很可能是确切的、普遍的规律，毕竟是先要进行孤立的分析，然后才有总体的综合。

中国古代的思维方式，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是撇开机械的分析而径直要求把握道体之大全。这或许就是中国之所以没有能自行步入近代科学殿堂的思想上的原因了。

网民嚎叫：

Radianz 发表评论于 2023-12-13 06:34:50

即使今天改革开放40年，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竟然没有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别说还有一个和中药相关的。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那是经过时间验证，真金白银。这不是偶然和运气。中国古有学而优择士，以当官为最终目标。中国封建文化和政治制度没有创新土壤。

BMC 发表评论于 2023-12-13 06:18:34

古希腊文明是建立在古埃及文明的基础之上，但与中华文明沒有任何联系。

JustWorld 发表评论于 2023-12-13 06:04:21

古希腊承前启后奠定现代文明的基石。随着分子人类学的发展，人类走出非洲扩散到世界各地的轨迹基本清晰。人类最早信奉萨满教，萨满教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其起源地主要在东北亚和中亚地区。4.2ka事件，天气变冷，一些地方不适合人类居住，古埃及文明衰败，印度河文明和两河文明消失，中国的古人群也如此。之后，地中海的古希腊文明蓬勃发展，中国商周在黄河中游地区崛起。

三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始祖亚伯拉罕从两河流域迁移到地中海地区。古埃及和古希腊都是多神教，古希腊吸收了古埃及文明和两河文明的精华，为现代文明打下了基础。公元五百年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控制了地中海周边地区。大约1500年后，欧洲文艺复兴，重拾古希腊的科学，引领人类走到今天。

4.2ka事件已被科学证实，时间大约是（4200-3800）年前，气候变冷异常，世界各地到处爆发洪水。《圣经》里诺亚方舟和大洪水源于此，经过口耳相传变成神话故事，编入圣经。中国传说的大禹治水也是源于此，经过几千年的演化，描述的活龙活现，什么三皇五帝等等，都是神话故事，不可当真。

谢选骏指出：清华教授在共产党轭下苟活，只敢说阶级利益（“近代科学的诞生和发展首先必须和某个社会阶级的利益密切结合在一起……”），不敢说中央集权扼杀了中国的活力。事实上，地方分权时期（第一次春秋战国和第二次春秋战国——唐、五代、宋），中国的学术发展显然较好于大一统时代（第一期的秦两汉与第二期的元明清）。

【109、自强不是近代中国的命运】

《1860-1895年间中国的海战及其所反映的自强运动在科技方面的失败》（艾尔曼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报道：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西方以及日本的学者曾就中国在1865到1895年之间建立的官办学校和地方兵工厂的成败进行过辩论，那些学校和兵工厂是为改革清朝（1644-1911年）而建立的。例如，全汉癉在1954年指出，清政府在太平天国起义（1850-1864年）之后所进行的现代化努力的失败，是为什么在甲午战争时期中国缺乏现代武器的主要原因，这种立场也建立在近来中国学者在关于“洋务运动”和1894-1895中日甲午战争的重新评价上。对于一些不同意见，中国学者们争辩说，晚清中国海军和军队的缺陷得归因于装备糟糕、训练不足、缺乏指挥和既定利益、缺少资金，以及士气低落。总括起来，这些因素被认为显示出了“自强时代”及其工业计划的缺陷。 

1860-1895年间中国的海战及其所反映的自强运动在科技方面的失败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西方以及日本的学者曾就中国在1865到1895年之间建立的官办学校和地方兵工厂的成败进行过辩论，那些学校和兵工厂是为改革清朝（1644-1911年）而建立的。例如，全汉癉在1954年指出，清政府在太平天国起义（1850-1864年）之后所进行的现代化努力的失败，是为什么在甲午战争时期中国缺乏现代武器的主要原因，这种立场也建立在近来中国学者在关于“洋务运动”和1894-1895中日甲午战争的重新评价上。对于一些不同意见，中国学者们争辩说，晚清中国海军和军队的缺陷得归因于装备糟糕、训练不足、缺乏指挥和既定利益、缺少资金，以及士气低落。总括起来，这些因素被认为显示出了“自强时代”及其工业计划的缺陷。 

艾伦·方最近在一篇评论文章中重新审视了这份“问题清单”，在文章中，他极有洞察力地探究了在1895年之后产生的那种“对于中国陆军和海军缺陷的迷惑”。艾伦·方特别强调，甲午中日战争时中国军队的失败，是因为日本在陆地上的胜利给出了一条日军向北京进军的清晰路线，这种威胁迫使清廷寻求一个战争的迅速解决办法。与这个说法形成对照的是，中国仍然在谴责清廷的主要大臣李鸿章（1823-1901年）怯懦胆小，批评李鸿章为了求得和平而不惜付出任何代价。艾伦·方认为中国军队在与日本开战的最初阶段，装备是良好的，而且中国的将领也并非不胜任。他反驳那种认为在中日战争期间中国陆地上的失败得归因于中国军火工业失败的观点，艾伦·方总结出中国在陆地上失败的几种主要原因：（1）和中国军队比起来，日本军队和指挥官有着更为良好的军事训练；（2）事实是，在主要战场上，日军人数比清军人数要多一些。 

下面，我将对在十九世纪晚期清朝所失去的这场海战重新进行评估。和中日甲午战争一样，1884到1885年发生的中法海战，也被用作检验在太平天国之后的自强运动成败与否的标尺。新式兵工厂、船厂、技术学堂以及翻译机构的兴起通常在这种“失败叙事”中被低估了，我将根据1865年之后中国可以得到的西方科学中的军事技术和教育方面不断增长的训练，来对这些方面进行重估。那种长期以来被同时代人所持有的观点——在中日甲午战争里，中国的战败证明了洋务运动的失败，也将被重新仔细考察。 

另外，我将阐释中国海军的失败为什么应该归结为政府官员、社会精英以及普通民众对“自强运动”在理解上的转换。一种新的公众观念开始出现在中国和传教士的报纸上，即民族认同和危机感逐步在汉族中国人中间逐渐形成，而这些汉族中国人也越来越多地反对满洲政权的统治。伴随着军事上的失败，很多中国人确信洋务运动是失败了，在现代化方面，中国应该追随日本的榜样，采取更加激进的政治、教育和文化方面的变革，全盘照搬国外的君主立宪制，而1895年之前对新技术和科学方法的初步接受则被很快遗忘并且受到压制。那些曾经帮助清王朝建立科学翻译计划——这些成果在兵工厂和技术学校都还用作教材——的欧美传教士和专家，现在也认为中国的国家、语言和文化的命运都是命中注定要毁灭的了。 

从军事方面来说，因为清廷必须支持建设以陆战为主的有着良好训练的步兵，中国在1894-1895年海战的失利意味着清朝发展远洋舰队努力被迫离开正常轨道，本来这支舰队是可以比得上明朝（1368-1644年）早期郑和下西洋的那只庞大舰队，也可以和清朝早期收复澎湖列岛和台湾的舰队相比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1865年之后中国海军复兴相伴随，自从南宋（1127-1280年）以来，中国不时地支持建立一支坚固的海军，蒙元甚至用以侵略日本以及进攻苏门答腊。随后，明朝早期海军实施了一项远航东南亚和印度洋的计划，后来这个舰队在1460年解散，为的是准备迎击蒙古可能的陆地入侵。在十六世纪，明朝海防军兵试图防御日本海盗（倭寇）对中国南方沿海的侵扰，但并不是很成功。 

在效忠明朝的郑成功（1624-1662年）父子的领导下，中国海军力量有所恢复，在1640和1650年代，他们主要沿着福建海岸的海陆战场抵抗满洲军队。然而，当1659年郑成功沿着扬子江向南京进发，他的海陆力量都遭受了巨大损失，郑成功被迫退守厦门，1660年他一直在厦门据守清兵。1661年4月，郑成功带领一支由600艘船和2万5千士兵组成的军队向驻守在台湾北部赤嵌楼的荷兰军队挑战，经过一场痛苦的、持续时间长达9个月的攻防战后，荷兰守军投降。随后，郑成功通过一个多明我会的传教士向马尼拉的西班牙人要求承认他的宗主权，但是没有获得成功。 

因为这个原因，1662年，清政府命令从北方的山东到南方的广东的沿海居民内迁，以切断郑成功的补给线，同时也消除海岸作为战场的价值。另外，满洲发展了一支海军舰队来保卫海岸线。当南明王朝最有才干的舰队司令之一的施琅（1621-1692年）由于和郑成功发生争论而在1646年加入清政府，随后他在1650和1660年代掌管了福建沿海的清朝海军力量。1683年7月，施琅指挥清朝300艘战舰和2万名士兵向台湾进发，先是夺取了澎湖列岛，10月台湾落入清朝海军手中，台湾岛也首次成为中华帝国的一部分。 

在台湾归附之后，清朝海军再也没有能保持一种战争状态，满洲皇帝日益全神贯注于俄罗斯从西伯利亚到其满洲老家的领土扩张问题，以及在中亚准噶尔造成的新危险。另外，清朝也在寻求在西藏和土耳其斯坦扩张它的帝国。到十八世纪末，清朝的疆域扩大了一倍。因此，当1839年鸦片战争爆发的时候，清朝的舰队仍旧只是一支主要用来抵御外来海盗和本地匪徒的近岸海军。 

在很多方面，清朝海军在鸦片战争之后的复兴，预示着清朝海军可能恢复到十五及十七世纪的皇家海军那样的辉煌日子中去。然而，中日甲午海战之后，当反满的爱国者要求把明朝舰队作为中国过去的荣光的标志时，晚清海军每次都遭到嘲讽。此外，因为日本海军的成功，日本在科学技术方面所谓的优越感在1895年之后也被一般人接受。 

洋务运动的范围和标志 

在1950年代晚期，像芮玛丽这样的美国学者们认为，帝国体系和它的经典意识形态（她称之为儒家学说）是无法调和的。当台湾学者王尔敏描述了中国的军事工业的初期和自强运动时代复杂关系之后，对芮玛丽那种认为经典学习和现代化是不可调和的观点进行了挑战。近来，弗朗西丝·牟德尔主张中国现代化之所以失败，应该根据中国比日本有着更高层次与世界经济的结合来理解，而这给中国造成了更多帝国主义的有害影响。所有的这三种观点都是根据日本在1895年取得决定性胜利（特别是在海上）之后的结果提出来的，这很显然地反映出中国和西方对于1865年之后的自强运动时代的理解。重新关注“战役的决定性”以评价这样一个广为接受的结论，需要我们在达成一种新的一致以前，首先纠正1895年“迷惑（witch-hunt）”之后形成的占支配地位的那种错误说法。 

约翰·罗林森在有关现代中国海军发展的有影响力的研究中，认为基于经典意识形态基础上的传统机构赋予同治中兴（1862-1874年）和洋务运动一种基本品质，并且限制了它们的成就。主要是因为帝国机构的薄弱和地方军事力量的强大，使得清朝不得不屈服于许多相互竞争的地方军阀，而在发展一支国家海军方面遭到失败。像托马斯·肯尼迪那样的另外一些研究者，则对影响洋务运动和它的进程的外部力量和内部力量两方面都进行评估。 

根据托马斯·肯尼迪的看法，中国的近代军火工业是一项制度上的革新，它引导了一个大规模生产的新时代，另外，清政府把兵工厂作为一个政府部门纳入到传统政府中，而这导致了贪污盛行和效率低下。国家领导的薄弱以及缺乏各省官员的协作，这大大限制了这项现代化项目的成效。兵工厂的金融问题和普遍低下的欧美技术（technicians）则得归结于当时中国的半殖民地状态。从这种观点看，在陆地和海洋上的军事火力并不是造成中日战争结果的关键。 

庞百胜认为北京朝廷之所以没有能够建立统一的帝国海军，是因为清廷没有能力改变公共金融体系，以及缺乏资金。另一方面，费维恺注意到，在太平天国平定之后，清政府创立了两项新的税收以期对低迷的农村经济有所补偿，并给兵工厂和船厂的成功建造筹措资金，一是国外贸易的海关关税，二是国内跨省贸易的厘金税。费维恺进一步说，清政府没有能够利用地方经济资源或管理经济生活，因为改革而产生的税收基本问题显示出，比起外部的帝国主义来，这些基本问题揭示了更多国内的弱点。庞百胜的研究是以福州船政局作为个案来说明洋务运动的失败和成功。他强调在这个时代变化的潜力，以及避免把自强运动刻画为一种失败。 

研究晚清变革的日本学者，比如秦野芳宏，指出清朝的官僚体系是保证中国旧有秩序得以维持的主要因素，而不是经济落后、帝国主义，或者传统的意识形态以及文化。根据这种观点，当大陆市场和经济腐败刺激了旧有状况的时候，清朝的官僚机构和金融体系使帝国的官员们得到极大的好处，而清朝的农民和商人都没有从官员的虐待和贸易的剥削中得到保护。 

根据秦野芳宏的观点，清朝的官员和士绅对他们所面临的外部危机从来都没有充分地理解，因为他们是在传统的科举制度下接受教育和训练的，因此，他们对外部世界都视而不见。为论证这一点，秦野芳宏以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为例说明，因为这两个机构都是在效率低下的、浪费的以及缺乏中央协调的地方政府或地方将领的控制之下，像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这样的非军事企业，都是以防卫为目的的，但是不像兵工厂，他们都是建立在利益平分的基础上，并且都很成功地和国外公司进行竞争。 

同样的，伊藤秀一认为，晚清中国的科学和技术在可能取得进步之前，需要罢黜官员的正统派，以及进行科举考试制度的改革。在伊藤秀一看来，1865年之后，西方科学著作和技术书籍的翻译出版以及建立新技术学校，尽管他们在中国近代思想革命中扮演了催化剂的角色，对向中国知识分子传播西方社会和政治观念做出了贡献，但是，这些翻译自身并没有培养出科学家和工程师来。 

为挑战日本学者关于中国国家作用的否定看法，著名的汉学家宫崎市定写了一篇文章来反驳那种认为清朝的官方控制毁掉了大部分早期中国企业的观点。在宫崎市定看来，李鸿章想阻止国外控制中国船舶业的欲望，促使他在1872年创办轮船招商局。根据宫崎市定的观点，作为一个“官督商办”企业，轮船招商局确实是一项政府冒险行为。有总额215万两银子（合300万银圆）的长期支持，并且是利息免交的政府投资，使得轮船招商局成为1876年以前在中国运行最大的轮船企业。宫崎市定带有讽刺意味地指出，轮船招商局只是在1909年以后衰落，正是因为它被私有化，置于实业家盛宣怀（1849-1916年）的个人控制之下。 

在小野川秀美对洋务运动的研究中，他把洋务运动描述为广阔的晚清革新运动的初始阶段。这个初始阶段主要聚焦在技术革新，第二阶段是在1894-1895年中日战争之后转移到制度革新上来。在小野川秀美看来，在初始阶段的1870和1880年代技术和工业革新中的关键人物，比如，薛福成（1838-1894年）、马建忠（1844-1900年）、郭嵩焘（1818-1891年）和曾纪泽（1839-1890年），他们对晚清许多主要部门都是管理专家和建议者，并进一步提出发展采矿、公路和对外贸易等商业建议以产生足够满足军事自强所需要的物质财富。 

然而，在十九世纪晚期，王韬（1828-1897年）提出在科举考试、军事和教育体系等方面进行彻底变革，其他人，像何启和胡礼垣，批评李鸿章在1880年代中期的政策，因为李鸿章的注意力都放在海军，而不是国内管理的基本变革上，而他们认为那才是更为急迫的事情。关于“自强”的学说逐渐发展成关于变革的理论。小野川秀美强调，1880年代中国需要从科技变革转换到制度变革，暗示1895年之前的技术发展被认为注定是不够的，这不是因为在科技方面的失败，而是根据制度本身需要变革。与此相近，于明霞最近在中国大陆的一次会议上总结说，尽管中国海战失利，自强运动还是在某些方面取得了成功。 

自强运动中地方兵工厂的角色 

1865年夏天，两江总督李鸿章和上海道台丁日昌（1823-1882年）在上海虹口从旗记铁厂（ThomasHuntandCompany）租用了一个机器制造厂，旗记铁厂是上海租界的一家美国公司，并且是中国当时最大的外国机器制造厂。李鸿章还准许购买用来做苏州“洋炮局”的属于旗记铁厂的机器厂和造船厂。随着另外的机器进口而来，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通常称之为江南制造局）就建立起来了，用来管理工业工厂以及教育性质的机构。 

最初，江南制造局花25万两银子（34万8千银圆）来制造生产设备，主要是从上海海关关税中拨出。1865年丁日昌被委派主持江南制造局，1866到1868年为应宝时（生于1821年）。江南制造局在1867年夏天移设到上海城外。根据芮玛丽的研究，制造局在1870年已经成为东亚最大的现代武器制造中心，并且也是“世界最大的兵工厂之一”。 

在孟悦关于江南制造局的折衷论述中，她描述了曾国藩（1811-1872年）、李鸿章和他们的幕僚们是怎么认为制造机器代表了工业的基本建筑单元的，在他们看来，创建新型工业的三个基本要素是：1制造机器；2产生新的制度范畴上的工程师，例如“机器工人”；3翻译科学技术书籍。通过武器制造，清政府将打破欧美在制造军舰和大炮方面的垄断，并掌握一些当代的有用的知识。制造局在技术方面的工作落在了外国人手上，比如作为主管的美国人福斯（T.F.Falls），他是旗记铁厂的总工程师，是主要负责人。8名旗记铁厂的机械师留了下来，600名旗记铁厂的工人直接转到了江南制造局，后来还有许多人加入进来。经过头几次制造来复枪失败后，他们开始制造耐用的步枪和小型榴弹炮。到1867年中叶，制造局已经可以每天生产15支步枪和一百发12磅的榴霰弹。12磅的榴弹炮可以以每月生产18枚的速率生产，并且在1860年代镇压捻军叛乱中成为军需品。到1871年，制造局可以生产林明敦后膛式来复枪。1873年底，已经生产了4200支林明敦枪，但是他们比进口的要昂贵得多，并且质量也低劣一些。1874到1875年，在李鸿章建议下，设立了一个分厂来生产火药和弹药筒。 

江南制造局的技术教育 

在英国传教士傅兰雅（JohnFryer，1839-1928年）加入进来之前，江南制造局的翻译计划是非常低调的。中国人和他们的合作者计划编撰一部类似《大英百科全书》那样的知识和信息类百科全书，但人们很快认为这个目标太初步了，或者说可能是太过传统，也就是说，有些像是在模仿明清的类书传统。于是，在雇用了一批核心的中国和西方的翻译人员之后，翻译馆开始计划翻译一系列工业著述，主要集中在技术和机械，而不是数学和自然科学。 

从1863年清政府同意创办上海同文馆以来，它一直是一个独立的翻译机构。然而，1869年上海同文馆被并入江南制造局，并更名为“广方言馆”，它的新馆舍是由上海海关捐资建设的。傅兰雅的工作现在转变为替这个新机构把有关制造的西方书籍翻译成汉语，领域涉及工程、航海、军事工业和海军事务等。 

在上海同文馆并入制造局之后，经典学习仍在制造局中继续进行，这项工作与其他翻译部门保持分离状态，以此希望它的毕业生能够继续通过科举考试。此后，同文馆这种显得更为洋化的氛围吸引了上海商人的孩子和那些皈依基督教的人。同时，制造局的学生也进行科举八股文训练，其中数学具有很高的优先权。为了后者，清朝学者在十八世纪加以改造的“算经十书”中的许多内容，被用来教授传统的中国数学。 

学生们在较为初级的课程中学习西方代数学、几何学、三角法、天文学和机械学，同时他们也接受国际法、地理学和机械制图的训练。为学生准备的较为高级一些的课程则着重七个方面的学习：1矿物学和冶金学；2金属铸造；3林木和钢铁制造；4机械设计与操作；5航海学；6海陆战争；7外国语言、风俗和机构。这两部分的学习总共需要花费3年的时间，那些杰出的毕业生将到北京参加特科考试。 

在江南制造局的最高发展阶段，它下属有4个机构：1翻译馆；2训练翻译人员和语言学家的学校；3训练技术工人的学校；4机器局。孟悦注意到，江南制造局有13个分支工厂。到1892年，它占地73英亩，有1974个车间，总共有2982名工人。制造局拥有1037套机器设备，在国外机械师监督指导之下生产了47种机械设备。 

江南制造局的造船 

根据孟悦的研究，从1868到1876年，江南制造局的造船生产效率非常高，8年之内建造了11艘船，其中10艘是战舰，这里边5艘是木壳船，其余5艘则是铁壳船。每一艘船的所有部件，包括引擎，都是在制造局生产的。制造局还尝试不同的设计，从单螺旋桨到多螺旋桨，从木壳船体到铁壳船体，以及从单纯的战舰到带有回转炮塔的船只。与1870年代日本横须贺造船厂的那些战舰相比，江南制造局的船舶制造技术水平确实要高于日本最先进的造船厂。 

孟悦指出，直到1887和1888年，横须贺造船厂才生产出它最大的木壳战舰，这两艘战舰配有12门炮，并自夸有1622马力。而这无法和江南制造局1872年生产的最大战舰相比，这艘战舰有1800马力并装备有26门炮，更别说1875年之前，江南制造局就已经生产了5艘铁壳战舰，而直到1887年之后，日本的第一艘铁壳炮舰还没有完工。从军备角度来说，江南制造局的这些产品基本上都领先于日本的同类产品。 

然而，全面地来说，中国由木壳和铁壳船只组成的舰队很快就落后于欧洲的新式装甲舰队。此外，由于缺乏资金，直到1877年中国都没有开始生产欧洲已经使用的复合式发动机，而是继续在中国船只上沿用老式的单或双螺旋发动机。因此，在1870年代，中国的船只仍然落后于欧洲。而且，中国的造船厂无法生产足够的船只，更多的战舰是在欧洲为中国海军建造。尽管国外技术已经应用来建造大型的先进战舰，但是，因为中国的训练无法跟上西方技术进步的步伐，所以，直到1890年代，中国的船只仍旧是过时的。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日本的官员和士兵到1894年时已经是训练有素，足以驾驶好他们的战舰。 

在1876年之后，江南制造局的造船业引人注目地迟缓了下来。1885年，当制造局完成了它的第一艘钢制炮舰之后，它作为军用造船厂的使命也就结束了。像在欧洲那样把技术转换到钢制和装甲战船上来，中国存在的突出困难是怎样把铁和煤从内陆省份运输到沿海省份，而与此同时，用进口钢材制造船只，价格无比高昂。然而，直到1889年，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的造船技术可能比起日本兵工厂仍旧有着些微领先，1889年之后，横须贺船厂设计了新式的钢制战船。它的第一艘现代战船比江南制造局所造的同类型战船马力更为强劲，最高时速也更快一些。 

造船一旦不再是主要任务，江南制造局就把它的机械改造成更适合制造最先进的国外枪炮和用于军事目的的小型武器。1874年，制造局总共生产了110门加农炮以及众多仿照不列颠的阿姆斯脱郎工厂产品的枪炮。由制造局生产的120mm、175mm、200mm这三款口径较大的前膛炮被放置在吴淞口以保卫扬子江的门户。1880年代后期，制造局生产了大型的后膛炮，起初使用的是黑色火药，后来改用褐色火药。到了1885年，李鸿章给予德国武器制造业的优惠要多于不列颠，于是，卖到中国的由克虏伯制造的武器比例增加了。 

到中日甲午战争之前，江南制造局生产了大型的后膛阿姆斯脱郎炮，它的射程从7000到11000码。他们可以发射80到800磅的炮弹。1890年之后，制造局成功生产了快炮，制造局由此而知名，这种快炮对加强海防以及沿海防卫炮台都非常重要。到1892年，江南制造局生产了10门40磅的快炮。两年后，制造局生产的快炮可以发射40到100磅的炮弹。因为制造局的年产量不足以满足中国军队的需要，清政府仍然需要从海外购买武器。根据孟悦的研究，相比较而言，直到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日本都还没有开始实施它野心勃勃的炮兵计划。 

福州船政局 

除了在上海的江南制造局之外，第二个主要采用西方科学和技术来造船和训练的工业场所是福州船政局。1866年，左宗棠（1812-1885年）上疏请求在福州建立海军，指望五年之后就不再需要外国专家了。据估计，开工需要30万两白银（合41万7千银圆），每年运转需要60万两白银（83万4千银圆），这些都来自从福建、浙江和广东省的海关税收和省际贸易税（厘金）。作为回报，这些省份将得到以福州为基地的“南洋舰队”的保护。 

与江南制造局受英国影响很深形成对照的是，从一开始，左宗棠和他的继任者沈葆桢（1820-1879年）依靠的是法国专家。然而，船政局建立之后，从福建海关关税中仅仅筹集到40万两白银（55万6千银圆），以及另外每月5万两（6万9千5百银圆）的运行费用，使得这个企业陷入永久的金融困境当中。在船政局的顶峰时期，共雇佣了3000名工人。当后期建筑完成之后，劳力下降到1900人，其中600人在船坞，800人在车间，另外还有500小工，大概500名左右的士兵守卫着上述财产。船政局在118亩土地上有为管理、教育和生产目的而建的超过45座建筑，比较而言，作为最大军火企业的江南制造局在1875的时候，在73亩土地上有32座类似的建筑物。 

从比例上来看，福州船政局也许是中国晚清先进的工业企业。船政局是作为以机械和效率为基础的西化企业来设计的，在重要的车间和结合部都由带有转盘的缆车轨道来带动。船政局的目标是在1868年和1875年之间为中国建成一支小型的现代舰队，计划建造19艘80到250马力的船只，这其中，13艘是150马力的运输船。在这期间，总共建造完成了16艘船。在1869-1875年沈葆桢主持期间，完成了10艘100马力的运输船，以及一艘作为样品的250马力轻型巡洋舰。9艘150马力的运输船每艘花费了16.1万两白银（合22.4万银圆），5艘80马力的船只花费超过10.6万两白银（14.7万银圆），而那艘巡洋舰花费了25.4万两白银（合35.3万银圆）。 

像江南制造局一样，我们也拿福州船政局与横须贺船厂进行比较。后者在1865年开始一项130万两白银（合180万银圆）的为期4年的预算，比较一下，5年内投入福州船政局的有400万两白银（合560万银圆）。横须贺的真实花费实际上双倍超出了预算，而福州船政局从1866到1874年花费了有540万白银（合750万银圆）。到1868年，横须贺已经建造完成了8艘船，更有11艘以上船只在建造过程中。比较起来，福州船政局也在海军以及技术发展的最前沿。作为在长江三角洲和福建省的两个主要工业基地，在1860年代和1870年代清政府总体上领先于日本所做的现代化努力，但是，这种总体优势并没有转换为制度优势或良好的训练，当1884年福州的海军舰队单独面对法国舰队的时候，他们是毫无准备，并且孤立无援。 

福州的工业成就起初使清王朝获得了满足感，并在1875年12月10日的《北华捷报》上赢得了赞扬。然而，正如在江南制造局建造的船只一样，在福州的南洋舰队港口主要还是木质舰船，而且也没有装备先进的复合引擎，极易遭到欧洲装甲舰只的攻击。当1880年代遭遇法国和1890年代与日本开战时，一些清廷官员谴责法国故意销售陈旧落后的装备和设计给中国海军。 

左宗棠也曾建议开办一所技术训练学校，建立了求是堂艺局（SchoolforNavalAdministration），由外国人教授英语、法语、数学和制图。与此同时，如同那些准备地方科举考试的童生一样，学生们也要求掌握《孝经》和《圣谕广训》。清政府的远期目标是由那些带到福州的法国工程师和熟练工人提供的训练来培养出中国海军的建筑师和工程师，以及培养现代化的工人：木匠、铁匠、铜匠、船只建造工人，等等。 

两所法语和英语学校分别建立起来了，法文学校包括有海军建筑、设计和学徒的系别，英文学校包括有航海理论、航海实践和引擎训练的系别。海军建筑系别在1867年2月首次开放，课程主要有法语、算术、代数、平面几何与解析几何、三角、微积分、物理和机械学。然而，在5年的课程中得经历高强度的折磨，首批105名学生中，只有39人坚持到1873年末。 

为训练中国官员操作船只，由从英格兰来的约翰·克罗尔主持的英文学校创建了如下航海理论的课程： 

算术：分数、比例、利率等知识； 

代数学：二次方程、比率、比例、级数等； 

地理学：使用安德森的《全球概况》； 

三角学：平面与球形；解决航海和航行天文学中的三角问题； 

几何学：使用托德胡特的欧几里得（三卷以及第6部分）

航海学：使用芮普的校正罗盘，航海，正如通常所教，还有日常工作。 

航行天文学：寻找经度和纬度的方法以及罗盘的错误 

除了建造船坞和培训人才，在1869年6月到1874年2月，沈葆桢保证了15艘船下水。然而，当日意格离开之后，低水准管理部门中存在的问题开始恶化，到1874到1897年间，只完成了艘船。由于北京和省级官员关心程度的下降，船政局还得面临运转资金的缩减。 

从1874年清廷实行自我管理开始，直到1897年五名新的法国技师到来，这段时间船政局都在没有国外技师的情况下运行。然而，直到1880年代末期，学校仍然可以吸引到本地学生，主要来自南方。1874年之后，毕业生被送往欧洲，特别是英格兰和法国，去接受更先进的训练，以跟上新技术发展的脚步。1877年日意格领导了一个有着26名学生的团体。12名来自英文班的学生来到英格兰，其中5名来到位于格林威治的皇家海军学院。14名来自法文班的学生中的9名到法国学习船体制造和引擎原理，其余5名学习采矿和冶金。 

第二批8名毕业生在1882年末被派遣接受3年先进的训练。5名学生在法国学习防御工事、国防和火药爆炸。2名学生在英格兰学习航海和海军指挥，剩下的1名前往德国接受海军中水雷和鱼雷的训练。第三批33名毕业生在1886年送出，10名来自英文班，14名来自法文班，9名来自天津船厂。30人完成了他们的训练，18人在英格兰学习水文地理学、装甲战舰航海、海军炮兵和小型武器。12人在法国学习船体与引擎、数学与船舶制造、江河控制、桥梁与铁路建设、以及国际法。第四批计划1894年前往欧洲，但是，与日本的战争打断了这项计划。 

例如，1874年，作为一名21岁的毕业生，严复成为一艘小型汽船的船长，这艘船由福建－浙江当局所有，但不是由福州船政局制造。然而，作为福州船政局的毕业生，严复符合到欧洲进一步学习的条件。当他回到中国后，他在福州船政学堂当了很多年的总办和航海与数学的教习。在1880年代早期，他成为天津水师学堂（TianjinNavalAcademy）的航海与数学教习，严复在那里做老师暨管理者差不多有20年。中日战争惨烈失败以后，1896年的一份奏议提出应该雇佣外国教师到中国来，而不是送学生到欧洲去，但是，总理衙门仍然希望送最好的海军学生去欧洲接受进一步的训练。1897年送了10名学生去接受6年的训练，但是只有6人到了法国，因为资金不够，他们在3年后的1900年被召回。 

庞百胜和毕乃德都描述过福州船政局因为金融问题在1876-1877年的衰落，到1874年7月，6年半时间内总共花费了535万两白银（740万银圆），这个数目大大超出了最初的估计，部分原因是付给外国人的高额薪水，他们每月消耗了1.2万两白银（1.67万银圆），每月超过了5万两白银（6.95万银圆）和8万（11.2万银圆）之间的运行费用，而与此对照的是，2千中国工人的薪水总数每月只有1万两白银（1.39万银圆），腐败与裙带关系消耗了其余的银两。 

沈葆桢手下的中国官员不得不和日意格以及他的欧洲同伴一起工作，继续建设在计划表上有的建筑。因为船政局是作为一个能带来巨大收益的传统企业而被给予财政支持的，清廷在预算执行过程中没有考虑通货膨胀、上涨或重组等因素，使得长期的计划变得不可能执行。1880年之后，福建海关关税没有能及时满足60万两白银（83.4万银圆）的每年财政分配。到1890年代，财政分配下降到20万两白银（27.8万银圆）到30万两白银（41.7万银圆）之间，到1895年，则已经低于20万两白银了。结果是，1890年代里，学校和船厂都没有那么活跃了。 

翻译的西方科学 

1861年，清廷改革派的领袖人物，主要是恭亲王奕訢（1833-1898年）和文祥（1818-1876年）提交了一份奏议，要求建立总理衙门，以对付清廷所面临的空前的西方威胁，这份奏章也包括一项在北京建立同文馆的提议。1863年，李鸿章在广州和上海也倡导相近性质的学校，他的提议是基于冯桂芬在1861年的主张，冯桂芬提议在中国每个港口建立一个兵工厂和船厂，为的是有更好的武器和舰船用于防御，冯桂芬还强调在广州和上海建立学校，用西方语言和科学来进行教学。 

随后的1866-1867年，一份算学和天文馆应该加入京师同文馆的奏疏被准许了，在传统的眼光看来，这是对明清钦天监中有耶稣会士的位置和在算学馆中有法国耶稣会士的角色的摹仿，传授学生现代科学的目的是在化学、物理和算学的教学中被逐渐认识到的。当丁韪良（WilliamMartin，1827-1916年）在美国接受了更进一步的教育之后，1869年返回北京教授物理学，并被任命为京师同文馆的总教习。 

京师同文馆的科学 

李善兰（1810-1882年）在被任命为京师同文馆的算学教习之后，他离开了上海和江南制造局，而这时的同文馆已经升级为一所学校，并且已经在1869年增加了算学馆和天文馆。李善兰在同文馆教授了13年的算学，然而，尽管李善兰的算学考试在同文馆中的科举考试的举子中非常有影响，1870年代举行算学特科考试的要求还是遭到了拒绝。 

作为首都，北京为丁韪良这样的传教士继续保持着中心位置，使得丁韪良可以联系同文馆以及在那里的外国学者和中国学生。例如，传教士在北京创办的广学会办一种带有插图的月刊《中西闻见录》。《中西闻见录》由丁韪良主编，从1872年开始到1875年8月关闭以前共印刷了36期。杂志由广学会散发，主要关心西方和国际新闻，但是它也包括关于天文学、地理学以及科学（格物）的文章。丁韪良从他开始在北京同文馆任教以来就开始为杂志工作。后来，在1877年，他把杂志上的文章单独编选成一本四卷本的《中西闻见选编》。 

从此，《中西闻见录》成为同文馆推进科学和传教事业的喉舌。他们用他们的努力支持李鸿章和自强运动来改革清朝政体。总共有199篇（55.1%）的文章是出自同文馆的教师和学生之手。而且，杂志作为一份免费的月刊还扮演了另外一个角色，它促进了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内容被更为普及的《万国公报》所重印，《万国公报》最初的名字是《教会新报》。 

当林乐知（YoungJ.Allen，1836-1907年）当主编后，从1874年开始，《万国公报》每周都在北京出版，1889年之后改为月刊。《格致汇编》和《万国公报》都刊登那些和被雇佣在兵工厂和船厂的外国人有关的文章，在54名外国传教士、商人和外交官写的361篇文章中，有166篇（46%）和科学技术有关。题目包括天文学、地理学、物理学、化学、医药等技术领域，也有促进铁路、采矿和电报发展方面的内容，西方科学家的传记也加入其中。 

丁韪良利用《中西闻见录》在北京提倡科学，他的努力中还包含了李善兰和他在同文馆的数学学生的许多贡献。李善兰的学生有关数学的作业和科学试卷经常刊登在《中西闻见录》上，使它更加被认定是同文馆的刊物。例如，1875年3月和6月的那几期上，刊登了丁韪良对辩论地球还是太阳是宇宙的中心的考试试卷的反应。 

学生们经常回答“困难问题”栏目的问题，并为“回答读者质疑”栏目提供了先例，这也成为后来上海科学期刊的惯常特色，北京的《中西闻见录》是《格致汇编》的重要摹仿对象，《格致汇编》成为同时代的上海格致书院和江南制造局所发出的学术声音。 

江南制造局的翻译 

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及1867年在江南制造局建立了一个翻译馆。最初的倡议是由徐寿（1818-1882年）、华蘅芳（1833-1902年）以及徐建寅（1845-1902年）等对西方科学有兴趣的传统学者所提出。除了强调国外制造业之外，曾国藩和李鸿章认为翻译是学习现代制造的基础，他们认为这其中数学又是更为基础的。他们认为先前的例子是，明清之际的翻译事业使得历法得以成功改革，新历法正是以耶稣会士介绍进来的新技术和模型为基础的，并在钦天监中得到实施。 

例如，傅兰雅在1880年写道，从1871年开始，江南制造局就已经出版了翻译的西方著作。到1879年6月30日，大约有98种著作被印刷成235卷出版。这其中，22种和数学有关，15种是关于航海和军事科学，13种包含有艺术和制造的内容。傅兰雅提及另有45种142卷著作已经翻译，但是还没有出版，其余13种正在翻译过程中，其中有34卷著作已经完成。 

翻译馆总共卖出了31111册共83454卷翻译著作，这还是没有广告和海报宣传的情况下完成的。一种1872年翻译的关于德国克虏伯枪炮的书籍在8年内卖出了904本。另一种1871年出版的关于海防的著作在9年内卖出1114本。《应用地理学概述》（1871年）在8年内卖出1000本，《代数概论》（1873年）在7年内卖出781本。傅兰雅关于采煤的著作在1871年出版，在9年内卖了840册。除了上海、北京和条约规定的通商口岸，出版这些书籍是困难的，甚至对于后者来说，类似的数字是让人失望的，但并非毫无意义。 

例如，那位有争议的改革者和今文学家康有为（1858-1927年）1882年在上海的时候购买了江南制造局翻译的所有著作。1890到1892年间，他的弟子梁启超（1873-1929年）也购买了许多制造局的翻译书籍，包括傅兰雅的《格致汇编》。梁启超基于这些材料编写了影响很大的《西学书目表》，经修订后于1896年出版。在这329种出版著作中，有119种（36％）是由傅兰雅翻译的。谭嗣同（1865-1898年）在1890年代开始撰写有关科学的文章中提及《格致汇编》是他学习科学的来源，他1893年在上海拜访过傅兰雅，并购买了许多制造局的书籍。 

十九世纪后半期是中国现代化的“播种时期”。在1850到1870年的这段时间内，许多有关天文学、数学、医学以及与植物学、地理学、地质学、力学、航海学相关领域的著作，都被以新教传教士和广州、北京和上海的中国合作者为核心的一个群体给翻译出来了。与兵工厂和官办学校相类似，很多个人也倡议需要在通商口岸和清朝官员与士绅中间普及“现代科学”（格致学）。 

上海格致书院与《格致汇编》 

出版《格致汇编》的上海格致书院成立于1874-1875年，它计划通过展览、演讲和课程，促进西方科学、艺术和制造业在中国的发展，并建立了格致书室。因为格致书院没有吸引到希望达到的关注，傅兰雅和徐寿也在中国创办了科学期刊，以期对通商口岸的中国人有所触动。1885年，一项课程和公众演讲的计划最终得到实现，科学论辨开始兴起并流行开来。指导计划中包括安排有外国科学教授来授课，但是这并没有实现。 

傅兰雅关于新期刊的设想马上从北京的广学会得到了支持，广学会在1875年关闭，我们上面讨论过的带有插图的月刊《中西闻见录》也停刊了。北京广学会的成员把他们的捐助转移到了格致书院。尽管上海的期刊出版了，并通过格致书院售卖，但它是一个由傅兰雅和他的中国助手负责的独立的计划。因为傅兰雅所写的文言文文章还不足以能够独力支撑这份杂志，他雇佣了栾学谦作为他的私人秘书，来帮他把粗拙的汉语文章翻译到杂志上去，而过去认为这些没有作者的文章都是由傅兰雅写成的。栾学谦是在狄考文（1836-1908年）在山东开办的文会馆里接受训练，那里的科学和高等数学课程是用中文讲授的。 

傅兰雅与栾学谦的合作至少延续到1877年《格致汇编》着手创办，例如，在和傅兰雅合作以前，栾学谦就有准备上海格致书院化学课程的报告。此外，栾学谦也可能参加了《格致须知》和《格致图说》的工作，这些杂志在1882到1898年间发行。另外，1885年起，栾学谦为傅兰雅管理格致书室，并在1911年傅兰雅最终把它移交给了栾学谦。 

格致书院的期刊最初可以在24个，后来可以在27个中国和日本最重要的贸易中心得到：北京、烟台、武荣、上海、杭州、汕头、神户、天津、登州、九江、苏州、福州、香港、横滨、牛庄、汉口、南京、厦门、广州、济南、武昌、镇江、宁波、淡水（台湾）和新加坡。在1880年有30处代理商，到这年年底就增加到70处。尽管《格致汇编》是继承《中西闻见录》而来，但它由于关注欧洲和美国的自然科学和技术而比《中西闻见录》层次要高。由于有更多中国合作者参与到编纂过程中来，上海的这份期刊的翻译水平也要好一些。 

《格致汇编》最初印刷了3000册，通常能在几个月内销售出去。9个月后，最初的9期杂志为满足需要而重印了第二版。1880和1890年代的顶峰时期，每份杂志印刷4000册，在通商口岸拥有大约2000名读者。傅兰雅期望通过这种方式，对数学和工业科学的这种通俗形式的介绍能够被士绅和商人所接受。他还希望《格致汇编》能够对江南制造局译书的有限发行范围有所弥补，后者通常只印刷数百册。后来，1891年，重印的早先几期也卖完了。 

《格致汇编》在7年内总共陆续发行了60期，1880年之后，《格致汇编》把它重点由介绍科学的文章转向了科学基础领域的报告，此外，傅兰雅对把数学作为科学知识的基础的注意力与日俱增。1885年之后，格致书院在晚清中国首先倡导进行数学和科学教学，这使得它的教学计划非常有效。根据总理衙门1887年5月18日的记载，总理衙门提出修改科举考试，准许学生考试数学，上海格致书院培养训练了当时国家一半的有数学天赋的学生。 

另外，《格致汇编》以“互相问答”的形式在刊物上刊登了大约317份调查，这些信件和他们的内容都强调技术的实用价值，而对纯科学的兴趣则小很多。大约123封信（38.2%）显示出对科学理论知识和抽象的科学模型有一些兴趣，这对一份主旨更多地是普及科学和普及机械学的杂志来说已经是一个相对较高的比例。这些问答也关心在自强运动中所采用的技术。给傅兰雅最大量的信件预示着1895年之后对科学有着更为广泛的兴趣，也为中国全面接受西方科学铺平了道路。 

1892年《格致汇编》停刊之后，在1893、1896和1897年曾重印。1890年代的最初4卷重印成整本以满足需要。1895年中日战争之后，重印的书籍在格致书室卖得非常好。后来，1901-1902年在徐建寅的编辑下，过去出版的《格致汇编》以主题重新编辑，并以《格致丛书》的名称在上海重印出售。 

到1894年，一项用中文讲演的关于科学和技术主题的免费讲座得到授权，它是以到1895年9月为止的格致书院的西方课程6个领域的详细课程为基础的：1采矿；2电学；3测量学；4建筑工程；5蒸气机；6制造。1895年，傅兰雅为格致书院编辑了《西学课程数学课题》。经常举办的星期六晚上的免费课程也在1895年开始。 

他们除了利用数量渐增的教会学校，这类翻译活动也在地方兵工厂、工厂和技术学校中有制度化的文本，正是这些形成了二十世纪中国工业革命在十九世纪的根基。因此，我们也应该知晓1860年之后中国的科学翻译和军事兵工厂的范围和等级，中国范围内这类地点举例如下： 

安庆兵工厂（1861年），曾国藩创立 

北京陆军兵工厂（1883年）

大冶铁矿（1890年），位于湖北 

福州船政局（1866年）南洋舰队的基地，由左宗棠创立。 

广州兵工厂（1874年）

杭州兵工厂（1885年）

汉阳铁厂，位于湖北（1890年），张之洞创立。 

汉阳兵工厂（1892年）

湖南兵工厂（1875年）

江南制造局（1865年），由曾国藩和李鸿章在上海建立 

吉林兵工厂（1881年）

金陵兵工厂（1867年），位于南京，制造后膛式来复枪和钢铁 

兰州兵工厂（1871年）

旅顺海军兵站（旅顺，1881-1882年）

山东兵工厂（1875年），用来购买枪炮，制造酸剂和火药。 

四川兵工厂（1877年）

天津兵工厂（1867年），李鸿章用来生产火药和酸剂。 

台湾兵工厂（1885年）

威海卫船厂（1882年）供北洋舰队使用。 

云南兵工厂（1884年）西安兵工厂（1869年）

当福州船政局在中法战争中被毁，就证明了中国沿海的江南制造局和其他工厂与舰队在面对外国海军封锁时的弱点。张之洞（1837-1909年），这位长江中游地区的湖北、湖南两省的总督，意识到需要保护汉阳铁厂（1890年）和汉阳兵工厂（1892年）这样的内陆工业场所。然而，直到1891-1895年间都没有能提供足够的资金，只好完全屈从于李鸿章的北洋舰队的利益和存在于朝鲜半岛的来自日本的军事威胁。汉阳兵工厂发现它的资金用于同时发展铁厂和兵工厂，这个问题导致兵工厂在生产上的减速，使得它没有能及时为中日战争生产武器或提供管理经验。 

在车间建设方面的其他拖延，和1894年夏天的一场毁灭性大火，使得汉阳的工程在十九世纪晚期远离了接近达到的成功。张之洞在战略上的工业化和现代军事制造这两个目标之间踌躇不定，而在中途国家资金和资源被紧急转移去对付俄罗斯和日本的威胁。最后，他选择投资于铁厂来作普通用途，而不是建造兵工厂来生产军备。因此，尽管汉阳铁厂对中日战争没有能做出什么贡献，在二十世纪的前半期仍旧成为了中国钢铁工业的中心。 

如果我们体会着他们所经历过的生活和文人职业，重新返回到这份给人印象深刻的名录中的现代工业场所，那么，我们就可以更清晰地描绘出他们在太平天国之后对《畴人传》所记载的本土历算家和天算家的继承，《畴人传》是在1800年左右编纂。57然而，在1865到1895年之间，一群新的工匠、技师和工程师出现了，他们从传统上由士大夫所垄断的知识领域中获得了独立，并很快地也不再臣服于王朝正统或它的典型官员形象。 

这些兵工厂和教会学校内学习科学的新学生仍然是文化、政治和社会层次的必需部分，他们逐渐从旧有的那种作为具有官员身份的学者的精英层次中显现出来。这些“科学家”（格物者）是“那些探究事物的人”，现在他们与正统的学者在官僚体系中共存，但在政治排位、文化声望、社会尊重等方面仍旧处于较低层次。孟悦精辟地指出，1850年代那些自学现代科技的学生，比如徐寿、华蘅芳、徐建寅和李善兰等，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在考据学时期兴起的精于“天文历算”的学者的继承者。 

以徐寿为例，考据研究也可以作为掌握西方科学的前奏。徐寿、李善兰以及其他人，并由严复和鲁迅（周树人，1881-1936年）依次继承，他们都被引领到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局接受科学、数学和工程方面的正式训练。一项科举的丑闻从经济和社会方面都影响了鲁迅的家庭，鲁迅被迫离开他的家族学校，在转向文学创作之前，鲁迅先是在江南水师学堂接受训练，后来东渡日本，于1904-1905年日俄战争之前的时间在仙台学习现代医学。 

在脱离国家科举考试传统课程之前，科学、数学和工程等方面的新式教育占据的是兵工厂、船政局和实业工厂的空前的制度上的地点，大力推进了非学位导向的工程、数学和科学的学习。一旦由地区首脑为推广洋务运动的目的而制度化地放置在一定位置，工程和数学以及现代科学的专门知识门类的技术专家就聚集到孟悦形容的一种“国际的文化生产领域”，虽然这个过程是缓慢的。 

最后，成千上万的行政专家、翻译和顾问——包括成百上千的外国人——到省立学校和地方兵工厂服务，他们在晚清主要的各省督抚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和张之洞的管辖之下，这些督抚是把学习外国的内容聚焦到科学和工业方面的主要领导人物。太平天国之后，和治国以及考据研究相联系的传统文人创造了一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准则，这个准则为传统文人提供了学习自然科学和数学所需要的思想空间。 

这种由教会学校和遍布全国的兵工厂引发的充满希望的开端到1880年代加速进行。上海和北京在促进和西学运动相关的新领域方面取得了领先地位。不幸的是，中国在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中的失败使在中国的外国人和中国文人中产生了一种思想冲击，他们认为中国除非实施更为激进的政治改革，否则中国注定要失败。在这过程中，具有说服力的现代科学变成了改革者和革命者政治演讲的关键方面。 

晚清中国科学翻译对日本的影响 

尽管耶稣会士因为在十六世纪日本国内战争中管闲事而遭到驱逐，到1894年之前，日本还是已经输入了许多在中国翻译的关于科学的欧洲书籍，例如，中国翻译的欧几里得几何学和第谷天文学就是这样进入了德川幕府时期（1600-1857年）的日本。晚明的《崇祯历书》和康熙时期的《历象考成》在1720年代之后通过宁波到长崎之间的贸易而流传到日本。十九世纪早期，日本人也贪婪地通过与荷兰在长崎港的贸易，从欧洲输入物理学、化学和植物学方面的书籍。 

另外，十九世纪科学翻译书籍的重要性很快被日本明治政府认识到，这些翻译书籍是由通商口岸的新教传教士和在伦敦教会的其他人翻译并在上海石印出版的。翻译成中文比较显著的有代数学、微积分、牛顿力学以及现代天文学的著作，这些书籍很快到了日本编辑手上，马上进行日文翻译。例如，玛高温（1814-1893年）1851年翻译的《博物通书》就有日文本，又比如，广州医院合信（1816-1873年）1855年翻译的《博物新编》到1859年也以日文本的形式出现。合信1851-1858年的其余4种医学著作在1858到1864年之间也很快在日本出现。 

从1850年代的《六合丛谈》开始的许多期刊，也在日本重新出版，这其中包括介绍欧洲科学的许多文章，同时还包括有傅兰雅等人在江南制造局的翻译以及北京同文馆的出版物。代数学（1859/1872）、微积分（1859/1872）的翻译著作，和丁韪良的《格物入门》（1867/1869）很快就可以供明治时期日本的学者和官员得到。这些著作在日本产生了比在中国更大的影响，当这些书在中国已经很难找到的时候，在日本的图书馆里还能很轻易地发现它们。 

中国许多科学术语是首先来自于明治时期日本翻译的兰学，例如，中文名字“化学”所取代了的术语“chemie”（日语semi），就是从荷兰语来的。与此相近，江南制造局出版物的影响也是这样，比如在日文出版物中使用的中文本意是有关冶金术（金石学）的术语，后来这些术语的含义在日本发生转变，再重新介绍到中国的时候已经是作为采矿的一个新的术语了（矿物学）。 

日本外交官柳原前光（1850-1894年）曾数次访问中国，他购买了许多中文科学翻译书籍。例如，当1872年他第三次访问的时候，他购买了31卷从江南制造局来的12种有关科学技术的翻译著作，这其中包括化学、造船技术、地理学、算术、采矿和三角学的著作。直到1877年，日本政府都在持续购买江南制造局的著作。1874年，柳原前光收到来自中国的21种新近翻译书籍。尽管有兰学和中国翻译书籍的影响，日本只是在1870年代才开始大规模地教授现代西方科学，而中国直到中日甲午战争之前都没有从日本借用多少科学术语。 

海战以及所折射的清朝改革步入失败 

直到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当以横须贺军事技术为代表的日本海军决定性地击败以福州和上海为代表的清朝海军，才使得在现代科学方面日本具有了所谓的优越性，这对中国和日本的爱国者而言则成了一种常识。尽管直到1880年代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比起横须贺船厂在科学和技术方面有着表面上的优势，但在1895年之后，当双方审读他们在战争中的不同命运时，都会以成败论英雄的态度因为日本的胜利而追溯到较早的明治时期，或者因为清廷的失败而回溯1865年之后自强运动的失败。 

例如，直到1880年代，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通常被当时的欧洲和日本认为远远领先于他们的主要竞争者——明治时期日本的横须贺船厂。举例来说，庞百胜认为，1874年4月日本威胁到台湾岛的时候，清廷海军使得日本在1874-1875年参加到关系到台湾的一场海战中来，中国的海上防御准备赢得了更多的支持。然而，由于一场政策方面的辩论，中国人为避免敌对而诉求和平，结果使得位于中国北部和南部的两只现代化海军舰队的预算削减到4百万两白银（556万银圆），远远低于他们所需求的。我们在文章前面已经看到，在1870年代中期，在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都出现了在造船方面削减资金的现象。1870年代中后期，中国军火工业的主要是为左宗棠的军队收复西北的新疆而生产武器。除了财政方面的困难，高层官员之间的腐败也竞相侵噬剩下的资金。 

根据罗林森的研究，只有3艘约3600人的日本船只在1874年派遣到了台湾。日本海军部建立于1872年，到1874年，它还仅有17艘普通船只，总计吨位大概为14000吨。外国观察家认为中国的21艘千吨级的汽船将能够处理好日本人的威胁，但是，正如我们在1894-1895年战争中看到的，中国的船只并没有组织到一支统一的舰队里去。 

因为需要时间聚集一支舰队到台湾，也因为错误地估计日本有2艘装甲战舰，作为福州船政局的船政大臣沈葆桢同意向日本支付赔款以结束这场危机，并且事实上承认了日本人对琉球岛的控制。到1879年，中国有了2艘装甲汽船，这是为北洋舰队从波罗的海的伍尔坎（Vulcan）工厂定制的，远远比当时日本海军已有的任何船只都要先进，但它们都在中日战争中被击沉。而且，有趣的是，在德国生产火药的机器还没有在上海江南制造局的先进，而中国海军的优势以后再也没有这么明显过。 

中法战争的影响 

北方与南方的海军之间缺乏协调，成为中国舰队面对日本的时候主要的不利因素，而日本的舰队是一支位于横须贺的集中指挥下的统一舰队。这种不利因素在1874年法国宣称越南为殖民地，从而导致了清廷与之在越南北部红河流域的冲突中表现得更加清楚。此后法国开始在中国沿海集结海军，并挑起了几次海战。法国并没有赢得中法战争中的所有战役，但是它赢取了1884-1885年发生的战争，因为位于福州容易遭受攻击的南洋舰队和北方李鸿章控制下的北洋舰队之间缺乏协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法国帮助中国海军在福州建造的马尾船坞在还未宣战之前就被一支小型法国舰队摧毁，这支舰队使用越南作为它的基地，使人想起在帝国主义殖民时代依靠欧洲的帮助所具有的危险。 

到1884年，清廷已经有了50艘现代海军舰只，其中一半以上是在中国建造的。其余舰只中，有13艘是阿姆斯特朗炮舰，2艘阿姆斯特朗巡洋舰，以及2艘以上具有8毫米口径枪的德国舰只。后面这些舰只在北洋舰队和南洋舰队之间平均分配。然而，清朝海军被分成四支舰队：在威海卫和旅顺的北洋舰队，一支在上海，另一支在福州，最小的一支在广州。不幸的是，1884-1885年战争是由在福州的舰队几乎在它马尾的港口内独自进行的。 

在马尾，福州舰队在15分钟之内就几乎被完全摧毁，部分原因是对国际法认识上的含糊不清，当还没宣战的时候，法国使用外交的老练手腕使得法国战舰可以驶过闽江防线，并毫无阻拦地逼近福州船港。因此，和法国不同，中国根本没有做好战争准备。在马尾船港的现代舰队在1884年8月23日有11艘船，都已经至少建造有9年，并且都是木壳的。8艘法国船停泊在附近，完全占了上风，但是如果以非标准的武器来看，中国船只还是值得尊敬的。中国人没有好好利用潮汐来以策略战胜笨重的法国船只。李鸿章仅仅从他的北洋舰队派了2艘船只，并且声称在朝鲜的日本军队截断了它们返回北方的退路而把它们从战场上撤退了下来。 

法国舰队撤退到台湾，但在登陆失败后，它封锁了台湾岛的西部海岸。中国在陆地上取得对法国的胜利之后，谈判重新开始。于是，中国的失败不能简单地归因于法国在军事上的优越。罗林森指出，1880年代法国在技术上的优势并不象英国在1839-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和1857-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那么大。中国和欧洲之间技术方面的鸿沟在缩小，而真正的问题是：1中华帝国在政治和地域组织上的解体；2海军人员没有得到充分训练，并且没有很好掌握现代海军战略。 

到了战后，由于李鸿章寻求为他的北洋舰队购买海军舰只，而不是在国内由自己建造，所以，福州船政局的发展机会大大受到限制，同时李鸿章也还得保障供给他的淮军。在1884年大部分福州的设备被法国毁坏之后，只购买过一艘外国修理船，作训练船只使用。福州船政局也压缩了它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的人数，但是，尽管被忽视，到了1890年代福州船政局还是在继续运行。1891、1892和1895年每年有一艘船下水，书籍和其他装备其也遭到破坏，但是到1886年基本恢复。 

1885年之后，北洋舰队是中国最主要的舰队，它的兴起是“南方灾难”的结果，尽管朝廷有要求，随后也进行了努力，但是创建一支单一指挥的统一海军舰队的努力从来没有成功过。新的海军部和李鸿章的北洋舰队为争夺财政资源相互竞争，这些财政资源在1885到1894年之间因为海军预算进一步的削减而减少。慈禧太后在努力为她扩建颐和园的野心勃勃的计划储备资金，虽然她并没有用尽帝国的宝藏或使中国海军一无所有，但是，资金的拮据确实限制了李鸿章扩张北洋舰队的计划。 

然而，北洋舰队对于日本人有着表面上的强大却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自1880年代海参崴巡航以后，中国舰队就停留在那里。此外，中法战争最后决定性的胜利在日本被报道，这在日本人眼中恢复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受损的威望。例如，1886年“长崎事件”中，北洋舰队的4艘战舰从俄罗斯港口返回途中在长崎抛锚，由从德国购买的新战舰将其修理好，李鸿章寻找机会做了一场宣讲，为的是显示中国的海军装备要优于日本的装备。中国水手之间在港口发生了一场争斗，中国宣称在日本有治外法权，而长崎警察则看法不同，于是在港口传唤期间发生争吵，双方都指责对方。 

日本的敌意显然被中国展示海军优越性刺激了起来，与此类似，1889年的“神户事件”则是以日中竞争的心理为基础的。一艘中国船停泊在那里，后来竟演变成一场外交争执。1890年7月，报纸《国民新闻》（Kokuminshimbun）在报道中国舰队的另一次访问时，认为这是中国炫耀新式船只的事例。教育家、曾任东京大学校长的外山正一（1848-1900年）在参观中国舰队的旗舰回来后说，印象最深刻的是旗舰大口径的枪炮和厚重的钢铁装甲。中日甲午战争结束了这些外交论争，而中国优越的观念被推翻，日本也拒绝中国所宣称的在日本享有治外法权的说法。 

中日战争及其后果 

对于1894年7月24日突然爆发的这场中日战争，外国报纸通常都预言中国会最后取得胜利，甚至在中国遇到了最初的失利之后还是这么认为。英国皇家海军副司令巴拉德（G.A.Ballard）认为1890年代的北洋舰队正处于可用的待命状态，并随时可以准备行动。后来，把中国和日本的海军舰队进行比较后，预示着中国可能取得这场海战的胜利。日本舰队总共有32艘战舰和23艘鱼雷艇，共载有13928人。其中，10艘建造于英国，2艘建造于法国。阿姆斯特朗船厂生产的Yoshino号被认为是当时行驶最快的船只，在1893年的测试中，它的速度达到23节。然而，中国的舰队仍旧分为北洋、南洋、福建和广东四支舰队。1894年，这四支舰队合起来大约有65艘战舰和43艘鱼雷艇。其中最强的北洋舰队差不多和整个日本舰队相当。 

外国人普遍认为李鸿章的舰队比日本舰队有优势，与此同时，日本的报纸、杂志和小说在展望与清廷的战斗则洋溢着一种显著的乐观情绪，然而，许多日本人自己并没有对胜利有绝对的自信。例如，政论作家福泽谕吉（FukuzawaYukichi，1835-1901年）就警告这种过度自信，尽管他也赞赏日本刚刚给被中国所抑制的朝鲜带来的独立和启蒙。确实，日本议员对轻而易举的胜利感到吃惊，明治皇帝并不情愿和清廷开始处于敌对状态。直到日本取得最初胜利的消息已经传达到东京之后，他才没有拒绝给伊势的皇家神庙或他父亲的坟茔派去使者宣布胜利。 

然而，另外一位英国观察家注意到，在中日战争中服役的中国船只上，中国船员显得士气低落，但是所有船员的薪水都已经支付了。然而，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日本海军则整齐划一。本来中国的四支舰队之间是差不多同步的，但是，最后只有北洋舰队独自迎战日本舰队。因为李鸿章让他的舰队远离1884年的海战，南洋舰队的官员现在逮着报复北洋舰队的机会了，他们在大多数场合避免和日本舰队进行战斗。在中国不存在一支国家统一舰队，甚至连在报纸上也都不存在。 

中日关系中主要争论的是朝鲜政治和经济的开放问题，李鸿章1894年7月派遣军队进入朝鲜，把朝鲜置于清廷附庸国的地位，而此后不久日本就擒获了朝鲜国王，中日之间的敌意由此开始出现。朝鲜摄政王对中国宣战，中国和日本船只之间的首次遭遇于7月末发生在丰岛，在那场海战之后，清朝北洋舰队试图保卫从威海卫到鸭绿江口的中国沿海，并在8月1日对日宣战。 

随后，日本海军在8月10日袭击了威海卫，震惊了满清朝廷，李鸿章以船只还不够用为借口而延迟行动。北洋舰队的主力聚集在鸭绿江口，为控制黄海与日本进行的大海战遂在9月17日开始了。双方在冲突中都投入了12艘战舰。中国船只在一次齐射中的装甲和吨位方面有优势，而日本在船只航速和齐射的持续转换中弹头抛扔速度上有绝对性的优势，日本有更多的快速发射的枪炮，可以发射3倍于中国从6毫米到12毫米炮的重量。 

然而，并不是仅仅只有技术是结果的关键决定因素。事实证明，日本在海军指挥、舰船操作、以及弹壳的有效性等方面都有优势。一些观察家形容福州训练的官员是懦夫，尽管他们比起天津训练的官员来在经历和训练方面都更有优势，天津的官员几乎没有人当过船长。例如，在1892年，大多数驾驶室都仍会指定福州的毕业生。然而，怯懦不是决定性因素，因为在那场鸭绿江决定性战役中，中国发射了197颗12毫米口径的炮弹，半数属于实心弹，而不是炸弹，他们击中10次，其中6次臭弹，4次爆炸。 

小口径炮方面，中国人开火482次，58次击中，22次击中吉野号。他们还发射了5枚鱼雷，但是没有击中。中国发射命中率大概是10％。另一方面，日本人快速发射的命中率大概是15%。另外，非常遗憾的是，中国军队因为缺乏军火而受到阻碍，特别是船只缺乏大型枪炮。举例来说，通过黑市来的一些炮弹填充的是水泥而不是炸药，其中一颗击中松岛号，另两颗穿过崎京号。这意味着在李鸿章的后勤供给方面存在着非常严重的腐败问题。以事后诸葛亮的想法来看，假设采取同样的战略决策，在鸭绿江的战争中，火力的速度和速率比船只及其装甲的重量要重要得多。 

鸭绿江的战争结束之后，海滨的交战继续进行，因为日本人利用海上取得的戏剧性胜利发动陆地上的战争，这使得日本第一军占领平壤，并穿过鸭绿江进入中国东北边界。1894年9月组成的第二军在辽东半岛登陆，并占领了抚顺港。李鸿章寻求重建威海卫海港之外的海军，尽管很多人成为战争失利的替罪羊，但北洋舰队可怜的指挥系统和缺乏朝廷整体的军事体系，使得谴责官员和完全分派酬劳都成为不可能。此外，清廷海军的个人奖惩体系充满了不公平和不可预见性，许多中国舰长和官员简单地自杀效忠了事，没有人敢于质疑指挥组织或者要求成立一个部门来讨论海军独立问题。 

1895年之后，中日甲午战争的胜利强烈地刺激了日本的自信心。此外，在清廷被迫给予明治政府大量赔偿之后，日本工业化也得以加速进行。朝鲜和台湾也都归于日本，成为事实上的殖民地。广大的西方注意到了小小岛国打败中华帝国的事情再次上演。然而，日本的胜利激怒了俄罗斯，俄罗斯担心日本会扩张到亚洲大陆上来。在与德国和法国达成一致以后，俄罗斯加入到干涉1895年4月签定的下关条约三方中来，使得日本被迫从具有战略意义的辽东半岛撤退，作为交换的是日本从清政府得到一笔额外的赔款。 

对于日本公众来说，战争的胜利成为刺激明治新闻界的关键事件，社论上充斥着关于战争的争论。公众的狂热情绪也被站在中国一边进行干预的欧洲列强所引导。当后来俄罗斯逼迫清廷割让辽东半岛给他们时，日本人已经准备好在中国与莫斯科大战一场。1895年之后，当日本新闻界把播报国内新闻作为中心之后，公众关于军事冒险的热情也开始变成一种平常的事情了。在那时候，东京和大阪共有60万新闻报纸订户，日本对于中国的胜利在整个国家都引起反响，认为由此证明了明治时期的日本在东亚是杰出的，1904-1905年日本海军对俄罗斯的胜利更是加强了这样一种民族主义的勃发。 

由于中日甲午战争的原因，新闻行业极大地被催发了起来，明治时期日本的这种向信息出版的转移，刺激了用一种新的、统一的日语来报道新闻和信息的需求。例如，博闻出版社利用战争爆发的机会，1894年迅速出版了题为“日本与清廷战争日志”的每月三期带插图的出版物，这极大地普及和帮助制造了一群日本战争英雄。其他出版商也快速追随，关于战争的小说、戏剧和版画成为抢手货。《读卖新闻》（Yomiurishimbun）还为发动征集“最好的”反对中国的战争歌曲，并颁发奖金。 

从中国的立场来看，鸭绿江的海战灾难和中日战争中清廷决定性的失败加强了中国公众对朝廷政策失当的批评，以及对那些在朝廷和地方上反对西化的顽固保守派的批评。输在日本手上的那场没有预料到的海军大灾难震惊了许多文人和官员，现在他们开始在文人圈中引发一种对于西方学问的新的敬意。例如，1896年上海格致书院的成功重新开办就和这个事件有关。傅兰雅报告说：“整个中国，书籍生意大幅增长，连印刷机都跟不上这步伐，中国终于苏醒了。” 

1895年之后中国的日本科学 

对傅兰雅和传教士们不幸的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快速输入了许多在日本翻译和编辑的科学书籍。因此，从1840年代开始的以传教士为基础的中国术语翻译转换到从1900年开始的以日本为基础的中文术语翻译，中日甲午战争是这一转折的关键点。1896到1910年，中国从日本翻译科学书籍都是以日本自己的翻译为基础的，因为，和中国不同的是，日本不再偕同外国人一起来进行科学翻译。到1905年的时候，教育改革成为清廷“新政”的关键，新的教育部坚定地赞同采用基于日本科学体系的科学教育和课本，取代了像丁韪良这样的新教传教士和像傅兰雅这样的更为世俗的基督徒所表现出的“西方”，日本现在已经成为中国文人和官员学习西方的桥梁。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像康有为和张之洞这样的改革者鼓励中国学生到日本学习，张之洞的《劝学篇》最初是呈献给皇帝的，后来极大地传布开来，有着特别巨大的影响。康有为在他的《日本书目志》和他给光绪皇帝（1875-1908年在位）的变法请愿书中，宣扬了明治时期日本的学术。康有为推荐了339种医学著作和380种科学著作，取代了梁启超提供的以传教士为基础的有关科学的最好的西学书籍。光绪皇帝1898年的诏令鼓励留学日本。到1905年，有8千中国人在日本学习，1906年这个数字以50％的惊人速度增长，在这个1910年末的时候减少到4千人。1900到1937年之间，大约有34000名中国人东渡日本学习。 

中日战争之后对中国“落后”的解释 

中日甲午战争使得新教徒对于清廷未来的信心有了一种显著的转变，由一位北京新教传教士领袖和翻译家林乐知所撰写中国战败的报告，被翻译成中文后，频繁地被盗印，例如，1896年湖南长沙的省试中被列为必读书目。林乐知简略地阐述他的观点为，中国失败的原因是中国需要改革。林乐知早先出版了一本题为《中西关系略论》的内容广泛的随笔集，文章曾登录在1875年9月到1876年4月出版的《万国公报》上。《万国公报》中与日本交战的评论在1898年重新出版，有几大厚册，并且立即卖出了3000册。 

这样的传教士不再是渐进改良主义者。在评论中，林乐知把中国的落后归结为三个根源：1迷信；2鸦片；3科举。在他的系列文章中，他也强调输入科学是对导致中国落后缘由的一种矫正。据林乐知说，中国的本土学问已经不能认识到现代科学的一般规律。特别是，中国吸收西方科学时忽视了对“物理之学（studyoftheprinciplesofthings）”重要性的认识，到1890年代后期，物理之学被称为“物理学”（physics），而那正是以日本翻译的科学书籍为基础的时候。 

中日甲午战争的刺激使傅兰雅对于清廷中国未来的信心有了一个极大的转变。1895年5月22日，在给凯洛格校长关于伯克利大学东方语言系职位（他将在7月获得这个职位）的信中，傅兰雅解释到，他在中国的位置已经因为中国战败而巩固加强了。一股“对西学强烈的需求浪潮”现在显然充斥在中国文人当中，他们“开始认识到他们总体上忽视了现代艺术和科学”，他接着对凯洛格说：“我的翻译只要一被印刷就马上会被提及，有关西方原则的教育管理已经成为现今的秩序。为了今天的浪潮，我已经年复一年地耐心等待，现在终于开始涌动起来。这个国家长久以来已经提供给我一个家园，还有那些我为之奋斗多年需要启蒙的人们，如果这个时候我从这个国家脱离开去，这看起来完全是一个错误。” 

那么，为什么傅兰雅会在这么一个充满希望的时候接受伯克利大学的教职？早在1880年，傅兰雅就曾驳斥了英语可能成为一种通用语言或中国将会被外国势力统治的可能性。然而，在他1895年的信中，傅兰雅解释了他为什么现在接受伯克利的教职：“把西方的艺术与科学翻译成本国语言，并在第一时间传布到整个国家中去，不管这对于中国多么必需，但这仅代表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成功。除此之外，即使再多的翻译也不能够满足跟上这个时代前进的需要。”傅兰雅讽刺道，“中国普及教育”已经通过翻译开始了，但是那仅仅是第一步。 

他曾不知疲倦地把几十本有关科学和技术的著作翻译成中文，现在却采取了更为尖锐的语气。这场战争已经给他证明了，中国人从1865年开始的努力已经失败。傅兰雅现在对中国的未来发出了世界末日般的声音： 

当然，中国语言和文学在逐步衰退，面对这个趋势，我多年的劳动相比而言是毫无功效的。他们的毁灭命运看上去是不可避免了，因为只有适者才能生存。也许这需要经过很多代人才能完成，但是迟早这个结局将会来临，英语将会成为这个国家的学术语言。 

这种迷人的时髦的达尔文主义者的看法，掩盖了傅兰雅和其他传教士是有着自然神学观念的宗教信使，在他们早期为中国人翻译的植物学和生物学当中就已经打下了这种观念的深深烙印。 

在动身前往加利福尼亚的前夕，傅兰雅公开宣称用中文写作的《新小说》的竞争将有助于提高中国的道德水平，除去鸦片、八股文和缠足这三种邪恶之物。这种新文体的要求使用“简易、干净，并有着意味深长的含义和优美的风格的语言”，这也引起了梁启超和其他改革者的兴趣，他们呼唤一种新文化，并为此提供基础，而这是以传统的中国文学已经失败为前提的。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更加深了大多数传教士的恐惧，正如虔诚的丁韪良所说：“让这个异教徒的帝国在基督教的权力中解体。” 

然而，如果我们更加仔细地考察从1865年到1895年自强运动时期的整幅图景，那种认为清朝中国无可避免地走向积贫积弱，与强大的和工业化的欧洲以及迅速工业化的日本形成对比的观点，是对1895年之后中日甲午战争关于国际国内观点的影响的一种人为生造的看法。由于不耐心地考察1865年之后的中国西化的努力，不幸的是，我们低估了传教士在翻译科学、兵工厂的工业化、新式官方学校中，在现代科学和技术在晚清中国出现时所扮演至关紧要的角色。我们应该论述十九世纪的兵工厂、工厂和翻译学校，要考虑他们作为即将到来的中国工业革命的先驱，而不仅仅是作为清朝与中华帝国结束的序幕。（黄振萍　译〈中国学术〉2003年第3期）

谢选骏指出：上文说了半天，也没有说到自强运动失败的主因——因为，“自强”不是近代中国的命运。《周易》说“君子自强不息”，但近代统治中国的不是君子，甚至不是小人，而是贱人和废垃。这样的人怎么可能自强呢？他们连独立自主的能力都没有，除了迎合暴力、自甘堕落，还能干什么呢。所以，近代中国的每一次进步，都是由外患外侮推动的——都是因为对外战争斗争竞争的失败，内政才有改良改革以及革命的契机。

【110、台湾和大陆一起玩弄中国不得善终——我代表中国一万年的历史发言】

每日頭條《從盛世到亡國需要多長時間？答案是「三年半」》（2021-12-15  民報 編輯整理）报道：

北宋徽宗是中國歷史上最有才氣，能詩能畫的藝術家，居然暗中與金國簽署「海上之盟」，導致亡國。示意圖／擷自維基百科，公有領域，民報合成 分享

從盛世到亡國需要多少時間？答案是三年半，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這段因為野心造成的亡國，可以給走向帝王神壇的習近平參考。

先說說這段故事吧。

讀中國史的人都知道：北宋是歷史上最沒有戰爭的時代，也是最寬容的時代，商貿發達，文尚武沒，更沒有發生文字獄，就算你罵了皇帝，也不會有紅衛兵打報告，把你抓進監獄，因為北宋有一個開新局的皇帝趙匡胤，老趙的皇帝是撿來的，老趙生於五代十國時期，中國歷史上政權顛覆不停的時代，老趙從後漢，經過後唐，來到後周，終於撈到官位，公元960年，後漢聯合遼國入侵，擔任「殿前都點檢」的老趙，奉命帶兵抵抗入侵，隊伍來到陳橋卻發生兵變，這批軍人推舉老趙出來當皇帝，這就是所謂黃袍加身，老趙半推半就，帶領隊伍回到開封，後周恭王主動下台，於是老趙就這樣當上皇帝了，改國號為宋，並且約法三章，對前朝不得侵犯，為了讓各地軍閥放下武器，實施國家統一，所以有了杯酒釋兵權故事，老趙請軍閥喝酒是真，重要是肯給錢，給土地，有錢就可以擺平國家動亂。

北宋建國后，遼國經常來犯，1005年「宋真宗」乾脆和遼國簽署「檀淵之盟」，宋遼邊界開放互市，大家有生意有錢賺，每年，宋朝把稅收十分之一送給遼國，果然，兩國就不戰爭了，而且遼國也因為生意往來，互相交流，開始漢化。

宋朝建都開封，本來，燕山和太行山是開封的天然憑障，很可惜，這塊土地所謂「燕雲十六州」，早在後晉太祖石敬塘時代，就送給遼國，所以遼國要入侵宋國，根本無法可擋，兵馬直下，所以北宋建國后，對這塊不屬於自己的土地，一直耿耿於懷，認為這塊土地本來應該屬於漢人，所以想盡辦法要拿回來，這種想法和習近平一樣。

歷經宋遼百年承平，本來是馬上游牧族的遼國，也忘了習武，文人上位，商人崛起，這時候，北方另一種馬上民族女真所建立的金國崛起了，而且威脅到遼國，位於南方的北宋如果明白戰略，最好辦法就是維持中立，讓金遼抗衡互斗，北宋就可以長保安定，但是，野心卻讓宋徽宗昏了頭。

1118年「北宋徽宗」，這位中國歷史上最有才氣，能詩能畫的藝術家，居然野心突發，暗中與金國簽署「海上之盟」，雙方約定合作夾擊遼國，宋遼金戰爭持續五年，北宋因為戰爭花錢很兇，老百姓已經不堪徵稅，金國更看出宋朝的虛弱，到了1123年，金國滅遼國，北宋也如期拿到燕雲十六州，國土空前偉大，但是戰爭卻使國庫空虛，南方饑民集結，開始作亂，北宋面臨兩頭燒，北方遼去金來，和平的羊被貪心的虎取代，金對北宋虎視眈眈，而南方是革命烽火掀起。

金國眼看機不可失，兩度圍攻開封索取金錢糧食，1127年，金國再率大軍入侵宋國，包圍開封，皇帝欽宗、太上皇徽宗及一干貴族全部成了階下囚，皇后、公主、貴族之女難逃被姦汙，成為女真人的奴僕，俗稱靖康之難，北宋從拿下燕雲十六州的國家復興開始到滅亡，只有短短三年半。

如果說歷史就是鏡子，習近平應該多看北宋這段歷史，台灣從來不屬於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從來沒有統治過台灣，就好像北宋建國時，本來就不含燕雲十六州，中共硬要用武力拿下台灣，製造世界混亂，中國歷史已經告訴中國人，最終下場是什麼？（全文轉自民報）

网民嚎叫：

Dalidali 发表评论于 2021-12-15 08:20:57

转贴：“”theriver1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宋朝历史之所以是汉人朝代中最屈辱的历史，就因为两次犯下同样的严重错误：与虎谋皮！一次就是北宋为了燕云十六州而连金灭辽。另一次就是南宋为了报靖康之耻联蒙灭金。两次错误都几乎如出一辙，都是三国环境（宋金辽 vs 宋金蒙），都是三国中军事实力最弱的大宋联合实力和侵略性最强者把老二灭掉，最终把自己葬送。

讽刺的是，如今的天朝依然记吃不记打，依然犯下同样的错误：两次与虎谋皮！：两次为了曾经瓜分自己最凶恶的敌人-俄罗斯而两肋插刀，以至最终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

-----------

我正想写这个，一看，你已经写了！ 总结的好！

luting 发表评论于 2021-12-15 07:50:13

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的是瞎扯，但是台湾从来不属于中国也是违心

laocaige 发表评论于 2021-12-15 07:33:04

凭风侠隐(汉族史观) 之 汉族统治力(%百分比为历朝汉族政权在中国多民族的整体统治力。)

秦 65% －秦汉模式，汉民分治

两汉 70% －秦汉模式，汉族首次接触西域

三国西晋 50% －秦汉模式，汉民分治

东晋 45% - 秦汉模式，汉民分治

五胡乱华和南北朝 35% －弱汉模式

隋 70% －秦汉模式，汉民分治

唐 80%－秦汉模式，汉族首次短暂统治部分西域地区

五代十国 35% －弱汉模式

北宋和辽金 60% －秦汉模式，汉民分治

南宋和金 45% －秦汉模式，弱汉模式

大元 20% －弱汉模式，民族融合

明 70% －秦汉模式，汉民分治

大清 35% －弱汉模式，民族融合

民国 60% －秦汉模式，汉民分治

中华人民共和国 100% －强汉模式，民族融合

汉族小一统：秦、两汉、西晋、隋、唐、两宋、明和民国。因为只管辖中原汉地，没有直接管辖北方民族，只能称...  查看完整评论

laocaige 发表评论于 2021-12-15 07:26:42

汉族史观告诉我：

唐末，汉族失去烟云十六州，北方民族越过长城。汉族开始无法阻止游牧民族和渔猎民族南下。北宋开始，汉族政权还剩南宋和明而已。都不是强大的汉族政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强汉政权。强汉模式保障了汉族的复兴和中国的强大。

danielwda 发表评论于 2021-12-15 06:08:05

dust2013 发表评论于 2021-12-15 02:14:45

还是洗洗睡了吧，中国不是宋，美国也不是金。宋亡还是自身实力不行。联金抗辽或者联辽抗金斗难逃亡国的命运

-----------

有道理。

认贼作父者，连贼父、亲爹一起骂，这种弱智逆子，真是羞耻。

danielwda 发表评论于 2021-12-15 06:03:34

“三年半”之后亡国不假，但“三年半”之前是盛世啊？台巴子真的是自我洗脑洗傻掉了。不懂历史就不要出来现眼了。

霸占后花园的逆子算不算儿子，可以商榷，但花园一定是自家的。逆子不准猥亵家谱！

洋知青 发表评论于 2021-12-15 05:41:59

衡山老道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20:32:49

台湾人要是识时务，就应该和大陆进行统一的谈判，就像当年东西德一样，可以提出任何合理的条件。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绝大多数的祖先是从大陆过去的。......

=======

台湾提出像东德那样灭掉共产主义，铲除一尊，咋办？

是以国家利益为主，还是一皇帝和党的利益为主？

dust2013 发表评论于 2021-12-15 02:14:45

还是洗洗睡了吧，中国不是宋，美国也不是金。宋亡还是自身实力不行。联金抗辽或者联辽抗金斗难逃亡国的命运

凉亭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23:50:00

估计不打是不能收场了。看了几部电视剧的出来理论国土分割问题，这事闹大了。台湾打下来了，就是一片焦土，本文作者也难辞其咎了。

刘奥运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23:36:00

看到最后笑死人了

nzder7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23:15:00

谁写的这一篇烂文章？胡乱编造历史、开一个故事会，然后煞有介事地作出结论，月亮是方的，信不信？反正你信了！

Live_in_nz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23:09:08

台湾从来没有属于过中国？难道属于日本？什么TMD理论

回首前尘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21:36:48

唯一能让宋朝保命的，不是依靠其他人，而是及时发现和任用自己杰出的将军，比如岳飞等人。宋朝不缺名将，而是缺明主

湾区金头脑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21:08:00

唯一能让北宋保命的，只能是祈求耶律大石反攻复辽，以及蒙古提前崛起，这样金人要防范北边和西边的边境，才不会南下，北宋才可能苟延残喘

湾区金头脑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21:06:00

当时河北宋军面对金军，是“闻敌而逃者为下勇，望敌而逃者为中勇，接敌而逃者为上勇”。依靠这些人来保家卫国，肯定是指望不上

湾区金头脑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21:03:00

辽天祚帝必然会逃命。因为宋辽约为兄弟之国，天祚帝必然会南逃入宋。金人对天祚帝恨之入骨，肯定会派兵去追，然后演变为金兵南下，北宋灭亡

湾区金头脑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21:00:00

当时连大辽名将耶律大石对金军也是速败，其他人更是没用。假设宋辽联手抗金，因为宋军太弱而拖后腿，联军必然大败，辽国可能比历史上更快灭亡

国境之南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20:59:37

衡山老道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20:39:56台湾人可以谈条件啊？比方说，统一后逐步走向民主。以制度为借口拒绝统一，是良心坏了，是偏安一隅，自私自利地表现。

========

你真可笑，“逐步走向民主”？会有人信你的鬼话吗？土匪抢民女，告诉她：“以后我会逐步变成一个好人的，你就从了我吧”，要是你你会从吗？用五十年不变骗了人家香港人一次了，还想接着骗台湾人？

你老说你不怕打仗，你倒是去打啊，谁妨碍你了？蔡英文已经明确拒绝你的一国两制了，明确宣布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了，美军都大摇大摆登陆台湾了，咋只见你嘴炮呢？丢人不丢人？

湾区金头脑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20:57:56

回复：theriver1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16:58:14

你说的情况是北宋应该不站边，不理会金辽交战，坐等金灭辽，然后再靠金人发慈悲，让北宋苟延残喘。但按照城中某些网友的说法，是要北宋助辽抗金。我们来推演一下历史会如何发展

衡山老道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20:39:56

国境之南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20:34:12

衡山老道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20:24:40 中国必须统一，也终将统一。所有大国中，只有中国还处于分裂状态。统一是全中国人民的意愿和使命，也是任何一届中国领导人的使命。

=========

统一也不是没有可能，但首先你必须抛弃你那个腐朽没落的体制，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还在搞专制独裁定于一尊那一套，问问海外的华人，有几个人愿意接受的？

~~~~~~~~~

台湾人可以谈条件啊？比方说，统一后逐步走向民主。以制度为借口拒绝统一，是良心坏了，是偏安一隅，自私自利地表现。

DannyIII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20:39:00

狗屁不通的文章一点不了解历史。

衡山老道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20:35:20

国境之南：只能说你脑子太简单。统一是势在必行，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美国为了反恐，还入侵伊拉克，阿富汗。中国为了统一，还怕打仗？

国境之南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20:34:12

衡山老道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20:24:40 中国必须统一，也终将统一。所有大国中，只有中国还处于分裂状态。统一是全中国人民的意愿和使命，也是任何一届中国领导人的使命。

===============

统一也不是没有可能，但首先你必须抛弃你那个腐朽没落的体制，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还在搞专制独裁定于一尊那一套，问问海外的华人，有几个人愿意接受的？

衡山老道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20:32:49

台湾人要是识时务，就应该和大陆进行统一的谈判，就像当年东西德一样，可以提出任何合理的条件。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绝大多数的祖先是从大陆过去的。统一后，台湾人有了更大的舞台，可发挥更大的作用，更不用花冤枉钱卖武器，年轻人也不用参军，比现在不知强多少倍。

台湾人只要理性地想一想，就知道独立是完全不可能的。识时务者为俊杰，这点道理，台湾人应该明白。

国境之南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20:27:06

衡山老道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20:14:18 国境之南: 你不仅缺法基本常识，心还坏了。台湾一直是中国的领土，到现在还是中华民国管辖，中华民国的国土还包括大陆。老蒋战败后退守台湾，但两岸都是中国的领土。倭国是中国的领土吗？

================

“中华民国的国土还包括大陆”那是从前，以后还包括不包括那由人家台湾人民说了算，你就不用操心了，”一直是中国的领土”的地方多了，你俄爹就占了不少，咋从来不见你去要啊？“自古以来”这句话自古以来就是扯淡，紫禁城自古以来还属于人家爱新觉罗家族呢，你凭什么收门票啊？

再说一遍，享受着自由民主法治的台湾人，绝对不可能去作专制独裁法西斯的奴隶，还想劝降人家啊？你真可笑至极

衡山老道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20:24:40

中国必须统一，也终将统一。所有大国中，只有中国还处于分裂状态。统一是全中国人民的意愿和使命，也是任何一届中国领导人的使命。

任何抗拒统一的人，只能是被历史抛弃。

hppyny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20:17:00

习近平想要的“强大”是指要经济和军事强大，但中共在政治制度上却很落后不文明，还在实行封建专制统治，现在又发展成了法西斯强人统治，有这样的统治，世界人民会反对和抵制，那中国怎么能继续发展？法西斯统治最后的结果是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给世界带来灾难，然后被世界人民群殴而死。所以，如果政治上不文明，却要经济和军事强大有什么用呢？只是会被野心勃勃的法西斯统治者利用来炫耀(大内宣大外宣)，挥霍(对外大撒币)， 霸凌(对台湾对小国)，发动战争(武统台湾)，最终一切化为乌有。“上帝欲使人灭亡，必先使其疯狂”。和好战好斗的贪婪狂妄的德国纳粹最终灭亡于它发动的侵略战争一样，武统台湾会是习特勒让中共引火烧身的导火索，它将遭遇八国联军， 最终被群殴而死。那些赞赏中共的专制／法西斯统治的人们，有没有意识到法西斯离灭亡只差一步之遥？那些靠为中共歌功颂德而生存的人们，该想想中共统治灭亡后，你们靠什么生存？

吃货2001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20:16:00

台海战争，最好的结果是惨胜，改革开放40多年的成果消耗殆尽，最惨是国家分裂，共产党最在意是其执政地位，打不打台湾，最多锦上添花，这笔交易太不划算

衡山老道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20:14:18

国境之南: 你不仅缺法基本常识，心还坏了。台湾一直是中国的领土，到现在还是中华民国管辖，中华民国的国土还包括大陆。老蒋战败后退守台湾，但两岸都是中国的领土。倭国是中国的领土吗？

hppyny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19:59:00

中国共产党的本质是什么？它和德国希特勒有一样的价值观，它信奉“弱肉强食”的野蛮丛林规则，它崇尚权力和武力，使用武力夺取权力，再用武力维护权力和扩张权力。它讲党性不讲人性，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包括不惜牺牲不计其数人民的生命。它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利用人民对“自由民主／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向往，让人民为了它流血牺牲夺取政权，但却建立了又一个封建专制政权，将中国人民骗入了它控制的奴隶社会。利用爱国主义／民族主义， 让人民为保卫党的政权和扩张党的政权而服务甚至流血牺牲。共产党的目的是消灭私有制，一切归国有，由掌握国家权力的共产党控制。中共的统治模式是一手枪杆子(暴力)一手笔杆子(谎言)，两手都要硬，使用笔杆子进行宣传洗脑，使大多数人服从党的统治，对仍然不服的人使用枪杆子。对握有枪杆子和笔杆子的从业人员(军队/警察/媒体/公务员等)，加强“对党忠诚”的思想教育并给予优厚待遇。总而言之，中共就是一个表面“伟光正”实...  查看完整评论

国境之南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19:57:48

Lacedaemon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19:25:06真的不明白中国派五毛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五毛在这里起的唯一作用就是让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加入到反共阵营。如果文学城没有五毛，估计还有不少“海外赤子”存在。是这些五毛让大家看清了中国

============

这就是五毛存在的价值，人们通过这些流氓，看清楚了他们背后政权的邪恶，然后就会自觉和他们保持距离了，因为没人愿意和流氓为伍

国境之南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19:53:21

衡山老道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19:42:59作者屁股决定脑袋，逻辑混乱。台独是死路一条，如其等到大陆武统，不如自己早日投降，还可保全岛民的安全。此外，还可以参入中华民族的崛起，成为超级大国的一员。

============

当年日本鬼子就是这样劝降中华民国政府的：抗日是死路一条，如其等到日本皇军杀来，不如自己早日投降，还可保全国民的安全。此外，还可以参入大东亚共荣圈的崛起，成为超级大国的一员。

你让人家台湾人放弃民主自由法治的体制，接受你专制独裁法西斯体制？明确告诉你，死了这条心吧

wumiao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19:51:08

收台湾之前能不能把送给俄国的那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先收回来啊，不能因为那是你俄爹给了你政权江山富贵，这边是不和你一心的同胞就把人家的家园和人命都当儿戏吧？

衡山老道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19:42:59

作者屁股决定脑袋，逻辑混乱。台独是死路一条，如其等到大陆武统，不如自己早日投降，还可保全岛民的安全。此外，还可以参入中华民族的崛起，成为超级大国的一员。

太古瑞斯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19:40:56

习二百怕城民们看不清中共的真面目，特意给大伙儿送来了鉴定样品！他们可是“讲好中共故事”的典型！没有他们逐条新闻的解读，还真没那么容易看穿看透！

Wuweixiao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19:20:00

研究中国历史这一点，我称赞。继续研究下去会有更多所得。比如汉奸下场阿等等，数典忘祖之辈下场等等。再研究一下日军侵华历史，南京大屠杀等等

zzbb-bzbz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19:09:11

湾湾连新国名都想好了，西台湾

心的日志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19:07:30

见过无耻的，没见过你这么无耻的，居然用“寇匪”二字来如此侮辱为了保家卫国而与日军浴血奋战舍生忘死的国军将士！你知不知道，国军的大部分精锐都在抗战中损失殆尽！8年抗战，那只曾经把红军打得满地找牙狼狈逃窜千

——————

不要和这些五毛生气，这些为了5毛钱就把灵魂卖给中共这种魔鬼的人。本来文学城挺好的地方，被这些人弄得乌烟瘴气的。为什么不在厉害国里面呆着，自我陶醉呢？非要污染全世界。

心的日志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19:06:35

fonsony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16:59:11什么叫成王败寇？老蒋统治的中华民国、被老毛从小小几个人开始过草原、爬雪山九死一生把头别在腰间、是这样跟老蒋对打出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蒋从王而败了就是寇匪了、而老毛得胜从匪字成了王皇

------

见过无耻的，没见过你这么无耻的，居然用“寇匪”二字来如此侮辱为了保家卫国而与日军浴血奋战舍生忘死的国军将士！你知不知道，国军的大部分精锐都在抗战中损失殆尽！8年抗战，那只曾经把红军打得满地找牙狼狈逃窜千里的国军中的最精锐-20万黄埔军校毕业生战死抗日沙场，仅万人幸存！你知不知道，没有国军以总共死伤322万多人的巨大代价而在正面战场出生入死进行的22场艰苦卓绝的大会战（重要战役200余次，大小战斗近20万次！）中毙伤日军85.9万人，你今天讲的就是日语好吗！老毛靠着民主谎言欺骗国民党和国统区人民，靠着斯大林的鼎力相助而摘取抗战胜利果实，赢得并不光彩。如果当年...  查看完整评论

喜得利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18:47:54

一定不能让包子知道！

犟华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18:46:36

“台湾从来不属于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从来没有统治过台湾“

=======

作者被搞昏了头，无法区分 ”中国“ 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两者都含有 ”国“ 字，但中国的 ”国“，是指民族国家China；后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国”，是指 “政权”，其英文名字是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中国之人民共和。作者说 “台湾从来不属于中国”，就需要回答，日本当年从谁那里取得了台湾的主权？事实是，日本从中国的大清政权，割取了台湾的主权。

东方明珠中国风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18:35:00

小编还不如扎纸人来得直接刺激。

天台坐客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17:38:20

哈哈哈，太小看包子了。随便加个速，搞跨一个行业，搞他个千万人失业分分秒秒的事情： ）

Tom_1971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17:36:23

还是想想三年半以后湾湾会是什么样吧，果真必须认祖归宗了，湾蛙们也不会跳海。

theriver1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17:29:04

fonsony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16:59:11什么叫成王败寇？老蒋统治的中华民国、被老毛从小小几个人开始过草原、爬雪山九死一生把头别在腰间、是这样跟老蒋对打出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蒋从王而败了就是寇匪了、而老毛得胜从匪字成了王皇

------

见过无耻的，没见过你这么无耻的，居然用“寇匪”二字来如此侮辱为了保家卫国而与日军浴血奋战舍生忘死的国军将士！你知不知道，国军的大部分精锐都在抗战中损失殆尽！8年抗战，那只曾经把红军打得满地找牙狼狈逃窜千里的国军中的最精锐-20万黄埔军校毕业生战死抗日沙场，仅万人幸存！你知不知道，没有国军以总共死伤322万多人的巨大代价而在正面战场出生入死进行的22场艰苦卓绝的大会战（重要战役200余次，大小战斗近20万次！）中毙伤日军85.9万人，你今天讲的就是日语好吗！老毛靠着民主谎言欺骗国民党和国统区人民，靠着斯大林的鼎力相助而摘取抗战胜利果实，赢得并不光彩。如果当年...  查看完整评论

apache2000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17:26:47

老蒋完蛋差不多三年有半

南山紫荆花开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17:26:00

“老赵从后汉，经过后唐，来到后周，终于捞到官位，公元960年，后汉联合辽国入侵，” 这位作者的历史是体育老师教的吧？

相信事实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17:14:40

哪儿跟哪儿啊？纯粹胡说八道

BnBinUS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17:12:25

驴唇不对马嘴，猪头妄代人脑

国境之南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17:09:27

百家争鸣2012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16:35:591946年6月26日内战开始到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建立，差不多三年半。像蒋介石这么不得民心，像毛泽东这样的战神才能搞定，他人很难。

========

毛也配“战神”？毛自己都说感谢日本侵略，没有日本侵略消耗了民国巨大的财力和人力，没有苏联在背后扶植，出钱出人，甚至在东北把缴获日本关东军的武器装备全部交给共军，没有《新华日报》整天吹嘘美式民主，骗取了民众的支持，哪里会有你中共国？

蒋介石那时候确实不得民心，可是你中共国比当年蒋介石做的更好吗？你的法西斯统治，你的腐败都远远超过当年国民党政府，不靠远超军费的维稳经费，你能撑几天？

★火眼金睛☆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17:00:20

燕幽蓟节度使辖区

幽州（或作燕州）：今北京

蓟州：今天津蓟州

顺州：今北京顺义

檀州：今北京密云

儒州：今北京延庆

瀛州：今河北河间

莫州：今河北任丘北

涿州：今河北涿州

新州：今河北涿鹿

妫州：今河北怀来

武州：今河北宣化

河东节度使辖区

云州：今山西大同

蔚州：今河北蔚县

应州：今山西应县

寰州：今山西朔州东

朔州：今山西朔州

fonsony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16:59:11

什么叫成王败寇？老蒋统治的中华民国、被老毛从小小几个人开始过草原、爬雪山九死一生把头别在腰间、是这样跟老蒋对打出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蒋从王而败了就是寇匪了、而老毛得胜从匪字成了王皇、

theriver1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16:58:14

湾区金头脑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16:00:00

北宋如果帮辽抗金，亡得更快

------

你的历史课是体育老师教的吗？没有宋徽宗为了谨遵其父宋神宗的遗训（北伐辽国、收复燕云故地）而主动遣使渡海联络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并跟后者达成共同夹击辽国的协议（史称“海上盟约”），金国会和大宋南北夹击辽国(金军负责夺取辽国的中京大定府，宋军则进攻南京析津府（今北京）、西京大同府。辽国不灭，金国和大宋的边界差着十万八千里，如何能够灭宋？最关键的，如果不是辽军被金军彻底打残(都城上京沦陷、主力几乎被全歼)之下，仅仅依靠被金军打残的败军败将，竟能两次击溃20万宋军精锐，从而让金国看出了宋军的无能，金国会如此一鼓作气地刚灭完辽国就顺带把北宋也灭了？说白了，北宋灭亡，就是典型的宋徽宗自己把自己给卖了。

蓝靛厂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16:55:41

好奇心想象力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16:02:36

蓝靛厂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15:26:51 好奇心想象力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15:21:31

当年国民党是强权控制台湾，台湾本地人一直怀念日本统治时期守规矩、干净的台湾。

-------

这是谁跟你说的？

———————

台湾本地人说的，1900-1950，日本的确统治台湾50年，台湾历史书上有

-------

不要裝傻哈，谁都知道台湾被日本统治过。我是说谁跟你说的台湾人不抗日，台湾人喜欢日统治？台湾人如果不抗日也不会抗中你的明白？你说台湾本地人喜欢日统就好比在骂台湾人都是奴才。事实上台湾人一直在反抗。日本人的规矩是杀够了台湾人让台湾人守出来的。台湾历史书上有哈。

百家争鸣2012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16:35:59

1946年6月26日内战开始到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建立，差不多三年半。

像蒋介石这么不得民心，像毛泽东这样的战神才能搞定，他人很难。

wenxueOp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16:32:56

惨痛教训：当年GMD偕抗日胜利的光辉，到转进台岛大约是4年多。

TG抗美二次，抗苏一次，抗印一次，看来有了亡国的抗体？

TG不得高尚人士的青眼，显然是因为TG喜欢鼓捣自己的武装，以武犯禁，戳宇宙警察的心肝。

TG不许坏国际规矩，TW就应该坏TG规矩，风景线是否漂亮取决于屁股坐在哪啊

囫囵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16:30:00

燕云十六州是今天的哪里？

太古瑞斯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16:29:34

1946年，苏联策划《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操纵蒙古独立，作为回报，中共在1949年10月16日即承认其独立地位，使中华国土丧失了156万平方公里。1950/2/24《人民日报》原文：“蒙古的独立，就是在民族自决的原则下，一个新国家的诞生，给世界的和平民主阵营增加了一份力量。承认蒙古独立，对每个真正爱国的中国人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只得欢呼的事。只有国民党反动派才痛恨蒙古独立”。

=====

theriver1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16:16:50

五毛们为啥总要偷换概念呢？本文最后一句明明说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从来没有统治过台湾，就好像北宋建国时，本来就不含燕云十六州”，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本文的中心思想表达得非常准确到位：既然当年宋徽宗为了不属于大宋的燕云十六州而丢了江山，如今包子当然也可以为了不属于土共的台湾而丢了土共江山。

另外，台湾不属于土共难道就必须属于日本？你这什么TMD理论？？

obama_01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16:28:08

中共一看此文吓坏了。再也不敢解放台湾了。哈哈。

theriver1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16:16:50

benniao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14:20:00

台湾从来没有属于过中国？难道属于日本？什么TMD理论

--------

五毛们为啥总要偷换概念呢？本文最后一句明明说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从来没有统治过台湾，就好像北宋建国时，本来就不含燕云十六州”，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本文的中心思想表达得非常准确到位：既然当年宋徽宗为了不属于大宋的燕云十六州而丢了江山，如今包子当然也可以为了不属于土共的台湾而丢了土共江山。

另外，台湾不属于土共难道就必须属于日本？你这什么TMD理论？？汉人历朝历代从未设州府郡管辖过的台湾，如今不仍然是汉人的居住地吗？！相反，自唐代以来汉人几乎历朝历代都设州府郡管辖的海参崴，如今的居民怎么清一色都是金发碧眼了？土共为了打台湾而与抢走海参崴的强盗为伍，与当年宋徽宗的与虎谋皮，有何分别？！

m301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16:10:00

清解放台湾 亡了吗?

OldPortland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16:09:30

See how much time it takes Xi Da

true?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16:04:37

希望美国能撑久一点，再盛个三十年吧。

红彤彤的月亮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16:04:00

中共才真正是借助外来势力颠覆了中华民国，只要中华民国国号还在，台湾就不算独立。中共占领大陆就可以了，还老想统一台湾，你如果民主开放富裕，台湾自然慢慢的向大陆靠拢，现在这种情形统一是完全不可能的了。认了吧，包子瞎搞的结果

好奇心想象力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16:02:36

蓝靛厂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15:26:51 好奇心想象力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15:21:31

当年国民党是强权控制台湾，台湾本地人一直怀念日本统治时期守规矩、干净的台湾。

-------

这是谁跟你说的？

———————

台湾本地人说的，1900-1950，日本的确统治台湾50年，台湾历史书上有

音乐色彩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16:01:16

台湾的原住民是高山族，第一届全国人大就有高山族的代表-田富达

他是被境外记者称为中国“阿甘”的传奇人物。他出席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1949年与新中国缔造者们一起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开国大典、现今为数极少的健在者之一；他是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唯一的一位高山族台湾籍代表；他不仅是第一届至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还是第一届至第八届连续44年的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是目前全国人大历史上专门委员会委员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

湾区金头脑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16:00:00

北宋如果帮辽抗金，亡得更快

timblandnn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15:58:00

呆湾在苦口婆心的劝大陆，你不能打我，打我你会不好的，我是最为你考虑的

owen78746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15:51:04

ahhhh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15:24:51

台湾不属于中国，快还给原住民。

======================

应该是，美国不属于美国，快还给原住民。

goldeyeball1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15:44:58

这不是某国的缩影吗？正在进行中。

kai2002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15:44:04

历史就是这么简单重复？而且是随意挑一段历史？

海湾1013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15:44:00

什么玩意？

kai2002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15:42:27

军人推举老赵出来当皇帝，老赵自己不策划是不可能的。

abraham007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15:41:14

巴子越是谈历史就越显的欠揍，能说出这样的话绝对够肉体消灭的处罚了，呵呵

theriver1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15:40:17

宋朝历史之所以是汉人朝代中最屈辱的历史，就因为两次犯下同样的严重错误：与虎谋皮！一次就是北宋为了燕云十六州而连金灭辽。另一次就是南宋为了报靖康之耻联蒙灭金。两次错误都几乎如出一辙，都是三国环境（宋金辽 vs 宋金蒙），都是三国中军事实力最弱的大宋联合实力和侵略性最强者把老二灭掉，最终把自己葬送。

讽刺的是，如今的天朝依然记吃不记打，依然犯下同样的错误：两次与虎谋皮！：两次为了曾经瓜分自己最凶恶的敌人-俄罗斯而两肋插刀，以至最终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

春风春雨88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15:32:26

timblandnn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13:51:06简直不知所云。北宋亡了是因为想要拿回燕云十六州？难道北宋不去拿，金和后来的蒙古就会放过宋？

------------------

是说北宋应该在辽金之间搞平衡，如英国当年搞欧洲大陆平衡。辽弱于金时，帮辽抵抗金。

旁观者XWY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15:28:00

蒋介石在台湾被视为威权象征，他的legacy正在被清算。大陆过去骂他独夫民贼，难道为了台湾，要为他恢复名誉？

蓝靛厂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15:26:51

好奇心想象力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15:21:31

当年国民党是强权控制台湾，台湾本地人一直怀念日本统治时期守规矩、干净的台湾。

-----------

这是谁跟你说的？台湾人很惨的，荷兰人来了杀了一批不服的，郑成功来了又杀了一批不服的，清来了杀了一批不服的，日本人来了又杀了一批不服的，蒋光头去了又杀了一批不服的。台湾人的历史就是跟大国叫板然后被虐服的历史。你看看台湾人抗日的历史啊，台湾人抗日可是从头到尾没听过，而且有我党的指挥，后来老蒋去了，228一下，被干死的共产党的子孙摇身一变变成台湾小绿了。包括李登辉老爷爷都交过党费哟。

音乐色彩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15:25:09

台湾上面一直有中共的人，看过报道1945年有人建议中共赶在国军之前派大军住守台湾，中共那会儿慢了一步，结果大批国军先上了台湾。

ahhhh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15:24:51

台湾不属于中国，快还给原住民。

Stilettos87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15:24:49

跟共党建立联合政府？！有更大的笑话吗？只恨蒋公没有对共匪赶尽杀绝，只恨日本侵略，只恨美国干预，几次三番给共匪有喘息的机会，放虎归山，现在这只畜生要出来危害世界了

蓝靛厂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15:22:18

查了下民报，原来是台湾小绿的媒体。怪不得这么不着四六儿呐

好奇心想象力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15:21:31

benniao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14:20:00 台湾从来没有属于过中国？难道属于日本？什么TMD理论

—————————————

国民党入驻台湾之前日本统治台湾50年，是当年慈禧签订的租约，跟当年香港租给英国差不多的协议。台湾本地人叫蒋介石入驻台湾的人—-外省人。当年国民党是强权控制台湾，台湾本地人一直怀念日本统治时期守规矩、干净的台湾。所以长期排斥国民党，现在的国民党只好投靠中共了。

春风春雨88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15:21:30

音乐色彩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15:01:48

补充一下，我对蒋公的民族意识表示敬意，但是蒋公缺远见缺气度，如果他在1945年不是一意孤行不肯建立联合政府，国军不至于败逃台湾。

--------------

建立联合政府？ 共产党，毛泽东是甘于建立联合政府的党和人吗？？？ 1945年抗战刚结束，共产党和毛泽东还没有能力立即打败国民党蒋介石，所以才会喊建立联合政府。

树洞君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15:20:31

武统是内战，怎么能叫侵略呢？

湾区金头脑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15:19:16

河朔禁军，畏敌如虎。北宋亡就亡在军事力量不足。否则就算不谋燕云十六州，北宋也只有把和平的希望放在金人不南下上了，而这对于野蛮的金人来说似乎南下是注定会发生的。

lio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15:15:30

楼下去搞你那神经病音乐，别在这里丢人现眼！

如果不是国民党流窜台湾，中共更没理由统一台湾，建议把国民党赶出出台湾！

theriver1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15:11:48

timblandnn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13:51:06

简直不知所云。北宋亡了是因为想要拿回燕云十六州？难道北宋不去拿，金和后来的蒙古就会放过宋？那么多被金特别是蒙古灭了的国家都是因为想拿回故地？

----------------

五毛的根本问题还是智商问题。宋金辽就是当时的三国（没有称霸野心的西夏除外），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明白，三国中弱势一方的生存法则，一定必须是“联合另一个弱势一方”对抗“强势一方”！！说白了弱者只有通过春秋战国中的“合纵”策略维持三国平衡，自己才能生存下来！(这与英国为了生存而千方百计阻止欧洲统一如出一辙。) 然而，如此简单的生存法则，宋徽宗竟然与这位timblandnn一样，为了燕云十六州，利令智昏地彻底抛在了脑后，“与虎谋皮”，帮助金国把它最大的死敌辽国给灭了。说白了，就是和自己最危险的敌人合作玩儿了一把春秋战国中的“连横”，“连横”的结果，自然只有一个赢家-秦始皇！

kedi888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15:00:05

自古以来的国家和国土根本就不存在，相反是：自古以来国家或领土都是不断变化的。在过去，强大的国家可以掠夺许多领土，但现在已经是各国领土不可侵犯，改变只能是按照多数人的意愿和平实现，否则就是违法国际法，就是一种侵略行为。台湾从来没有被大陆中共国管辖，已经独立存在70多年，是名副其实一个独立的国家，只有台湾人民同意下才可能做到统一，武统就是侵略，就是违法国际法，会被世界各国共讨之。一个民族或一个宗教可以形成多个国家，华人为什么不可以形成几个国家？应该可以。

lurenjia2014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15:00:00

难怪日本要脱亚入欧，中国历史上被外族统治了好几次了，元朝，清朝。日本现在的君主立宪制，抄袭的英国。日本是亚洲民主制搞得最好的国家，学的欧洲的精髓。韩国总统一下台就进监狱，前段一个总统去世，竟然满是骂声。台湾议会打架脱鞋上战场。泰国还是中国唐朝时期的状态。印度的民主也还可以，就是穷了点，没有日本那么工业化，现代化，没有日本那么富有。

kedi888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14:58:14

国家和领土没有什么自古以来，自古以来都是变化的。台湾已经独立存在70多年，是事实上一个独立的国家。现代社会已经不是过去那种强大就可以侵占别国领土的弱肉强食时代，一切以居住地人的意愿为转移，如果台湾多数人同意投奔大陆是可以的，如果他们想独立也是可以的。就是中国可以和平统一，不可以武统，武统是绝对违反国际法的，是一种侵略行为，会成为世界各国公敌。

kedi888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14:57:20

中共若冒险进攻台湾是自取灭亡。中共海空军根本不是美国对手，短时间就会全军覆没，于是海岸被封锁，贸易完全停止，经济破产，供水供电运输系统完全瘫痪，中国高楼居民很多，无水无电吃饭上厕所问题难以解决，可能发生饥荒、疾病蔓延。而美国远离战场，中共的非核导弹就是一些大炸弹，基本上没啥用，而如果中共挑起核战争则必然垮台，死无葬身之地。美国盟国众多，军事基地遍布全球，这方面对中共有绝对的优势。

ny_yankee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14:55:06

这文章说明：统一是大势所趋，顺其者昌，逆之者亡。保守专制的金灭了开放自由的北宋。

Stilettos87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14:52:17

自诩5千年文明，没搞出啥名堂出来，明夺暗偷的抄袭西方理科，那也抄抄西方文科呀。

Stilettos87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14:44:54

什么世纪了，还朝代呢，中国大陆是个奇异的地方，别看他们表面活在二十一世纪，他们其实还在500年前。

XYZ101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14:42:41

从2018 到2021 也是三年半，由盛转衰。

洋知青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14:40:39

中华民国国土面积1141万平方公里，中华人民共和国面积960万平方公里（还包括台湾）。整整失去了181万平方公里。这失去的土地中包括毛泽东送给它国的长白山和夜莺岛。中华民国在内乱不止的情况下派徐树铮收复外蒙。而外蒙却在共产苏联支持下独立。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16天(1949年10月16日)就匆忙的和外蒙建立了外交关系。在保护国土方面，毛泽东还不如一个破落的民国将军。更不可思议的是，爱国的徐将军的尸体在文革中被拖出烧毁，而卖国的某人却在水晶棺中被某些人崇拜。

Stilettos87 发表评论于 2021-12-14 14:31:33

中共就是一个暴力恐怖组织，根本就是非法机构，没有参加政治活动的资格，识相一点赶快自我解散，要不也尝尝被专政的滋味。

谢选骏指出：大陆和台湾分别篡改“中国”的含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在台湾”……一起玩弄中国。却不知你们两个难兄难弟才不过区区百八十年，而我的中国则已经上万年了——至于台湾，不过是个琉球，连自己的文字都没有，如何独立自主？台湾和大陆这样一起玩弄中国，最终不得善终——这是在代表中国一万年的历史在发言。

中国即将走向第三选择。

【后记、不战败就不会改革——和平演变只在基督教国家才会发生作用！】

《1860-1895年间中国的海战及其所反映的自强运动在科技方面的失败》（艾尔曼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中国学术〉2003年第3期 ）报道：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西方以及日本的学者曾就中国在1865到1895年之间建立的官办学校和地方兵工厂的成败进行过辩论，那些学校和兵工厂是为改革清朝(1644-1911年)而建立的。例如，全汉癉在1954年指出，清政府在太平天国起义(1850-1864年)之后所进行的现代化努力的失败，是为什么在甲午战争时期中国缺乏现代武器的主要原因，这种立场也建立在近来中国学者在关于“洋务运动”和1894-1895中日甲午战争的重新评价上。对于一些不同意见，中国学者们争辩说，晚清中国海军和军队的缺陷得归因于装备糟糕、训练不足、缺乏指挥和既定利益、缺少资金，以及士气低落。总括起来，这些因素被认为显示出了“自强时代”及其工业计划的缺陷。

艾伦·方最近在一篇评论文章中重新审视了这份“问题清单”，在文章中，他极有洞察力地探究了在1895年之后产生的那种“对于中国陆军和海军缺陷的迷惑”。艾伦·方特别强调，甲午中日战争时中国军队的失败，是因为日本在陆地上的胜利给出了一条日军向北京进军的清晰路线，这种威胁迫使清廷寻求一个战争的迅速解决办法。与这个说法形成对照的是，中国仍然在谴责清廷的主要大臣李鸿章(1823-1901年)怯懦胆小，批评李鸿章为了求得和平而不惜付出任何代价。艾伦·方认为中国军队在与日本开战的最初阶段，装备是良好的，而且中国的将领也并非不胜任。他反驳那种认为在中日战争期间中国陆地上的失败得归因于中国军火工业失败的观点，艾伦·方总结出中国在陆地上失败的几种主要原因：(1)和中国军队比起来，日本军队和指挥官有着更为良好的军事训练；(2)事实是，在主要战场上，日军人数比清军人数要多一些。 

 

下面，我将对在十九世纪晚期清朝所失去的这场海战重新进行评估。和中日甲午战争一样，1884到1885年发生的中法海战，也被用作检验在太平天国之后的自强运动成败与否的标尺。新式兵工厂、船厂、技术学堂以及翻译机构的兴起通常在这种“失败叙事”中被低估了，我将根据1865年之后中国可以得到的西方科学中的军事技术和教育方面不断增长的训练，来对这些方面进行重估。那种长期以来被同时代人所持有的观点——在中日甲午战争里，中国的战败证明了洋务运动的失败，也将被重新仔细考察。 

 

另外，我将阐释中国海军的失败为什么应该归结为政府官员、社会精英以及普通民众对“自强运动”在理解上的转换。一种新的公众观念开始出现在中国和传教士的报纸上，即民族认同和危机感逐步在汉族中国人中间逐渐形成，而这些汉族中国人也越来越多地反对满洲政权的统治。伴随着军事上的失败，很多中国人确信洋务运动是失败了，在现代化方面，中国应该追随日本的榜样，采取更加激进的政治、教育和文化方面的变革，全盘照搬国外的君主立宪制，而1895年之前对新技术和科学方法的初步接受则被很快遗忘并且受到压制。那些曾经帮助清王朝建立科学翻译计划——这些成果在兵工厂和技术学校都还用作教材——的欧美传教士和专家，现在也认为中国的国家、语言和文化的命运都是命中注定要毁灭的了。 

 

从军事方面来说，因为清廷必须支持建设以陆战为主的有着良好训练的步兵，中国在1894-1895年海战的失利意味着清朝发展远洋舰队努力被迫离开正常轨道，本来这支舰队是可以比得上明朝(1368-1644年)早期郑和下西洋的那只庞大舰队，也可以和清朝早期收复澎湖列岛和台湾的舰队相比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1865年之后中国海军复兴相伴随，自从南宋(1127-1280年)以来，中国不时地支持建立一支坚固的海军，蒙元甚至用以侵略日本以及进攻苏门答腊。随后，明朝早期海军实施了一项远航东南亚和印度洋的计划，后来这个舰队在1460年解散，为的是准备迎击蒙古可能的陆地入侵。在十六世纪，明朝海防军兵试图防御日本海盗(倭寇)对中国南方沿海的侵扰，但并不是很成功。 

 

在效忠明朝的郑成功(1624-1662年)父子的领导下，中国海军力量有所恢复，在1640和1650年代，他们主要沿着福建海岸的海陆战场抵抗满洲军队。然而，当1659年郑成功沿着扬子江向南京进发，他的海陆力量都遭受了巨大损失，郑成功被迫退守厦门，1660年他一直在厦门据守清兵。1661年4月，郑成功带领一支由600艘船和2万5千士兵组成的军队向驻守在台湾北部赤嵌楼的荷兰军队挑战，经过一场痛苦的、持续时间长达9个月的攻防战后，荷兰守军投降。随后，郑成功通过一个多明我会的传教士向马尼拉的西班牙人要求承认他的宗主权，但是没有获得成功。 

 

因为这个原因，1662年，清政府命令从北方的山东到南方的广东的沿海居民内迁，以切断郑成功的补给线，同时也消除海岸作为战场的价值。另外，满洲发展了一支海军舰队来保卫海岸线。当南明王朝最有才干的舰队司令之一的施琅(1621-1692年)由于和郑成功发生争论而在1646年加入清政府，随后他在1650和1660年代掌管了福建沿海的清朝海军力量。1683年7月，施琅指挥清朝300艘战舰和2万名士兵向台湾进发，先是夺取了澎湖列岛，10月台湾落入清朝海军手中，台湾岛也首次成为中华帝国的一部分。 

 

在台湾归附之后，清朝海军再也没有能保持一种战争状态，满洲皇帝日益全神贯注于俄罗斯从西伯利亚到其满洲老家的领土扩张问题，以及在中亚准噶尔造成的新危险。另外，清朝也在寻求在西藏和土耳其斯坦扩张它的帝国。到十八世纪末，清朝的疆域扩大了一倍。因此，当1839年鸦片战争爆发的时候，清朝的舰队仍旧只是一支主要用来抵御外来海盗和本地匪徒的近岸海军。 

 

在很多方面，清朝海军在鸦片战争之后的复兴，预示着清朝海军可能恢复到十五及十七世纪的皇家海军那样的辉煌日子中去。然而，中日甲午海战之后，当反满的爱国者要求把明朝舰队作为中国过去的荣光的标志时，晚清海军每次都遭到嘲讽。此外，因为日本海军的成功，日本在科学技术方面所谓的优越感在1895年之后也被一般人接受。 

 

洋务运动的范围和标志 

 

在1950年代晚期，像芮玛丽这样的美国学者们认为，帝国体系和它的经典意识形态(她称之为儒家学说)是无法调和的。当台湾学者王尔敏描述了中国的军事工业的初期和自强运动时代复杂关系之后，对芮玛丽那种认为经典学习和现代化是不可调和的观点进行了挑战。近来，弗朗西丝·牟德尔主张中国现代化之所以失败，应该根据中国比日本有着更高层次与世界经济的结合来理解，而这给中国造成了更多帝国主义的有害影响。所有的这三种观点都是根据日本在1895年取得决定性胜利(特别是在海上)之后的结果提出来的，这很显然地反映出中国和西方对于1865年之后的自强运动时代的理解。重新关注“战役的决定性”以评价这样一个广为接受的结论，需要我们在达成一种新的一致以前，首先纠正1895年“迷惑(witch-hunt)”之后形成的占支配地位的那种错误说法。 

 

约翰·罗林森在有关现代中国海军发展的有影响力的研究中，认为基于经典意识形态基础上的传统机构赋予同治中兴(1862-1874年)和洋务运动一种基本品质，并且限制了它们的成就。主要是因为帝国机构的薄弱和地方军事力量的强大，使得清朝不得不屈服于许多相互竞争的地方军阀，而在发展一支国家海军方面遭到失败。像托马斯·肯尼迪那样的另外一些研究者，则对影响洋务运动和它的进程的外部力量和内部力量两方面都进行评估。 

 

根据托马斯·肯尼迪的看法，中国的近代军火工业是一项制度上的革新，它引导了一个大规模生产的新时代，另外，清政府把兵工厂作为一个政府部门纳入到传统政府中，而这导致了贪污盛行和效率低下。国家领导的薄弱以及缺乏各省官员的协作，这大大限制了这项现代化项目的成效。兵工厂的金融问题和普遍低下的欧美技术(technicians)则得归结于当时中国的半殖民地状态。从这种观点看，在陆地和海洋上的军事火力并不是造成中日战争结果的关键。 

 

庞百胜认为北京朝廷之所以没有能够建立统一的帝国海军，是因为清廷没有能力改变公共金融体系，以及缺乏资金。另一方面，费维恺注意到，在太平天国平定之后，清政府创立了两项新的税收以期对低迷的农村经济有所补偿，并给兵工厂和船厂的成功建造筹措资金，一是国外贸易的海关关税，二是国内跨省贸易的厘金税。费维恺进一步说，清政府没有能够利用地方经济资源或管理经济生活，因为改革而产生的税收基本问题显示出，比起外部的帝国主义来，这些基本问题揭示了更多国内的弱点。庞百胜的研究是以福州船政局作为个案来说明洋务运动的失败和成功。他强调在这个时代变化的潜力，以及避免把自强运动刻画为一种失败。 

 

研究晚清变革的日本学者，比如秦野芳宏，指出清朝的官僚体系是保证中国旧有秩序得以维持的主要因素，而不是经济落后、帝国主义，或者传统的意识形态以及文化。根据这种观点，当大陆市场和经济腐败刺激了旧有状况的时候，清朝的官僚机构和金融体系使帝国的官员们得到极大的好处，而清朝的农民和商人都没有从官员的虐待和贸易的剥削中得到保护。 

 

根据秦野芳宏的观点，清朝的官员和士绅对他们所面临的外部危机从来都没有充分地理解，因为他们是在传统的科举制度下接受教育和训练的，因此，他们对外部世界都视而不见。为论证这一点，秦野芳宏以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为例说明，因为这两个机构都是在效率低下的、浪费的以及缺乏中央协调的地方政府或地方将领的控制之下，像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这样的非军事企业，都是以防卫为目的的，但是不像兵工厂，他们都是建立在利益平分的基础上，并且都很成功地和国外公司进行竞争。 

 

同样的，伊藤秀一认为，晚清中国的科学和技术在可能取得进步之前，需要罢黜官员的正统派，以及进行科举考试制度的改革。在伊藤秀一看来，1865年之后，西方科学著作和技术书籍的翻译出版以及建立新技术学校，尽管他们在中国近代思想革命中扮演了催化剂的角色，对向中国知识分子传播西方社会和政治观念做出了贡献，但是，这些翻译自身并没有培养出科学家和工程师来。 

 

为挑战日本学者关于中国国家作用的否定看法，著名的汉学家宫崎市定写了一篇文章来反驳那种认为清朝的官方控制毁掉了大部分早期中国企业的观点。在宫崎市定看来，李鸿章想阻止国外控制中国船舶业的欲望，促使他在1872年创办轮船招商局。根据宫崎市定的观点，作为一个“官督商办”企业，轮船招商局确实是一项政府冒险行为。有总额215万两银子(合300万银圆)的长期支持，并且是利息免交的政府投资，使得轮船招商局成为1876年以前在中国运行最大的轮船企业。宫崎市定带有讽刺意味地指出，轮船招商局只是在1909年以后衰落，正是因为它被私有化，置于实业家盛宣怀(1849-1916年)的个人控制之下。 

 

在小野川秀美对洋务运动的研究中，他把洋务运动描述为广阔的晚清革新运动的初始阶段。这个初始阶段主要聚焦在技术革新，第二阶段是在1894-1895年中日战争之后转移到制度革新上来。在小野川秀美看来，在初始阶段的1870和1880年代技术和工业革新中的关键人物，比如，薛福成(1838-1894年)、马建忠(1844-1900年)、郭嵩焘(1818-1891年)和曾纪泽(1839-1890年)，他们对晚清许多主要部门都是管理专家和建议者，并进一步提出发展采矿、公路和对外贸易等商业建议以产生足够满足军事自强所需要的物质财富。 

 

然而，在十九世纪晚期，王韬(1828-1897年)提出在科举考试、军事和教育体系等方面进行彻底变革，其他人，像何启和胡礼垣，批评李鸿章在1880年代中期的政策，因为李鸿章的注意力都放在海军，而不是国内管理的基本变革上，而他们认为那才是更为急迫的事情。关于“自强”的学说逐渐发展成关于变革的理论。小野川秀美强调，1880年代中国需要从科技变革转换到制度变革，暗示1895年之前的技术发展被认为注定是不够的，这不是因为在科技方面的失败，而是根据制度本身需要变革。与此相近，于明霞最近在中国大陆的一次会议上总结说，尽管中国海战失利，自强运动还是在某些方面取得了成功。 

 

自强运动中地方兵工厂的角色 

 

1865年夏天，两江总督李鸿章和上海道台丁日昌(1823-1882年)在上海虹口从旗记铁厂(ThomasHuntandCompany)租用了一个机器制造厂，旗记铁厂是上海租界的一家美国公司，并且是中国当时最大的外国机器制造厂。李鸿章还准许购买用来做苏州“洋炮局”的属于旗记铁厂的机器厂和造船厂。随着另外的机器进口而来，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通常称之为江南制造局)就建立起来了，用来管理工业工厂以及教育性质的机构。 

 

最初，江南制造局花25万两银子(34万8千银圆)来制造生产设备，主要是从上海海关关税中拨出。1865年丁日昌被委派主持江南制造局，1866到1868年为应宝时(生于1821年)。江南制造局在1867年夏天移设到上海城外。根据芮玛丽的研究，制造局在1870年已经成为东亚最大的现代武器制造中心，并且也是“世界最大的兵工厂之一”。 

 

在孟悦关于江南制造局的折衷论述中，她描述了曾国藩(1811-1872年)、李鸿章和他们的幕僚们是怎么认为制造机器代表了工业的基本建筑单元的，在他们看来，创建新型工业的三个基本要素是：1制造机器；2产生新的制度范畴上的工程师，例如“机器工人”；3翻译科学技术书籍。通过武器制造，清政府将打破欧美在制造军舰和大炮方面的垄断，并掌握一些当代的有用的知识。制造局在技术方面的工作落在了外国人手上，比如作为主管的美国人福斯(T.F.Falls)，他是旗记铁厂的总工程师，是主要负责人。8名旗记铁厂的机械师留了下来，600名旗记铁厂的工人直接转到了江南制造局，后来还有许多人加入进来。经过头几次制造来复枪失败后，他们开始制造耐用的步枪和小型榴弹炮。到1867年中叶，制造局已经可以每天生产15支步枪和一百发12磅的榴霰弹。12磅的榴弹炮可以以每月生产18枚的速率生产，并且在1860年代镇压捻军叛乱中成为军需品。到1871年，制造局可以生产林明敦后膛式来复枪。1873年底，已经生产了4200支林明敦枪，但是他们比进口的要昂贵得多，并且质量也低劣一些。1874到1875年，在李鸿章建议下，设立了一个分厂来生产火药和弹药筒。 

 

江南制造局的技术教育 

 

在英国传教士傅兰雅(JohnFryer，1839-1928年)加入进来之前，江南制造局的翻译计划是非常低调的。中国人和他们的合作者计划编撰一部类似《大英百科全书》那样的知识和信息类百科全书，但人们很快认为这个目标太初步了，或者说可能是太过传统，也就是说，有些像是在模仿明清的类书传统。于是，在雇用了一批核心的中国和西方的翻译人员之后，翻译馆开始计划翻译一系列工业著述，主要集中在技术和机械，而不是数学和自然科学。 

 

从1863年清政府同意创办上海同文馆以来，它一直是一个独立的翻译机构。然而，1869年上海同文馆被并入江南制造局，并更名为“广方言馆”，它的新馆舍是由上海海关捐资建设的。傅兰雅的工作现在转变为替这个新机构把有关制造的西方书籍翻译成汉语，领域涉及工程、航海、军事工业和海军事务等。 

 

在上海同文馆并入制造局之后，经典学习仍在制造局中继续进行，这项工作与其他翻译部门保持分离状态，以此希望它的毕业生能够继续通过科举考试。此后，同文馆这种显得更为洋化的氛围吸引了上海商人的孩子和那些皈依基督教的人。同时，制造局的学生也进行科举八股文训练，其中数学具有很高的优先权。为了后者，清朝学者在十八世纪加以改造的“算经十书”中的许多内容，被用来教授传统的中国数学。 

 

学生们在较为初级的课程中学习西方代数学、几何学、三角法、天文学和机械学，同时他们也接受国际法、地理学和机械制图的训练。为学生准备的较为高级一些的课程则着重七个方面的学习：1矿物学和冶金学；2金属铸造；3林木和钢铁制造；4机械设计与操作；5航海学；6海陆战争；7外国语言、风俗和机构。这两部分的学习总共需要花费3年的时间，那些杰出的毕业生将到北京参加特科考试。 

 

在江南制造局的最高发展阶段，它下属有4个机构：1翻译馆；2训练翻译人员和语言学家的学校；3训练技术工人的学校；4机器局。孟悦注意到，江南制造局有13个分支工厂。到1892年，它占地73英亩，有1974个车间，总共有2982名工人。制造局拥有1037套机器设备，在国外机械师监督指导之下生产了47种机械设备。 

 

江南制造局的造船 

 

根据孟悦的研究，从1868到1876年，江南制造局的造船生产效率非常高，8年之内建造了11艘船，其中10艘是战舰，这里边5艘是木壳船，其余5艘则是铁壳船。每一艘船的所有部件，包括引擎，都是在制造局生产的。制造局还尝试不同的设计，从单螺旋桨到多螺旋桨，从木壳船体到铁壳船体，以及从单纯的战舰到带有回转炮塔的船只。与1870年代日本横须贺造船厂的那些战舰相比，江南制造局的船舶制造技术水平确实要高于日本最先进的造船厂。 

 

孟悦指出，直到1887和1888年，横须贺造船厂才生产出它最大的木壳战舰，这两艘战舰配有12门炮，并自夸有1622马力。而这无法和江南制造局1872年生产的最大战舰相比，这艘战舰有1800马力并装备有26门炮，更别说1875年之前，江南制造局就已经生产了5艘铁壳战舰，而直到1887年之后，日本的第一艘铁壳炮舰还没有完工。从军备角度来说，江南制造局的这些产品基本上都领先于日本的同类产品。 

 

然而，全面地来说，中国由木壳和铁壳船只组成的舰队很快就落后于欧洲的新式装甲舰队。此外，由于缺乏资金，直到1877年中国都没有开始生产欧洲已经使用的复合式发动机，而是继续在中国船只上沿用老式的单或双螺旋发动机。因此，在1870年代，中国的船只仍然落后于欧洲。而且，中国的造船厂无法生产足够的船只，更多的战舰是在欧洲为中国海军建造。尽管国外技术已经应用来建造大型的先进战舰，但是，因为中国的训练无法跟上西方技术进步的步伐，所以，直到1890年代，中国的船只仍旧是过时的。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日本的官员和士兵到1894年时已经是训练有素，足以驾驶好他们的战舰。 

 

在1876年之后，江南制造局的造船业引人注目地迟缓了下来。1885年，当制造局完成了它的第一艘钢制炮舰之后，它作为军用造船厂的使命也就结束了。像在欧洲那样把技术转换到钢制和装甲战船上来，中国存在的突出困难是怎样把铁和煤从内陆省份运输到沿海省份，而与此同时，用进口钢材制造船只，价格无比高昂。然而，直到1889年，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的造船技术可能比起日本兵工厂仍旧有着些微领先，1889年之后，横须贺船厂设计了新式的钢制战船。它的第一艘现代战船比江南制造局所造的同类型战船马力更为强劲，最高时速也更快一些。 

 

造船一旦不再是主要任务，江南制造局就把它的机械改造成更适合制造最先进的国外枪炮和用于军事目的的小型武器。1874年，制造局总共生产了110门加农炮以及众多仿照不列颠的阿姆斯脱郎工厂产品的枪炮。由制造局生产的120mm、175mm、200mm这三款口径较大的前膛炮被放置在吴淞口以保卫扬子江的门户。1880年代后期，制造局生产了大型的后膛炮，起初使用的是黑色火药，后来改用褐色火药。到了1885年，李鸿章给予德国武器制造业的优惠要多于不列颠，于是，卖到中国的由克虏伯制造的武器比例增加了。 

 

到中日甲午战争之前，江南制造局生产了大型的后膛阿姆斯脱郎炮，它的射程从7000到11000码。他们可以发射80到800磅的炮弹。1890年之后，制造局成功生产了快炮，制造局由此而知名，这种快炮对加强海防以及沿海防卫炮台都非常重要。到1892年，江南制造局生产了10门40磅的快炮。两年后，制造局生产的快炮可以发射40到100磅的炮弹。因为制造局的年产量不足以满足中国军队的需要，清政府仍然需要从海外购买武器。根据孟悦的研究，相比较而言，直到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日本都还没有开始实施它野心勃勃的炮兵计划。 

 

福州船政局 

 

除了在上海的江南制造局之外，第二个主要采用西方科学和技术来造船和训练的工业场所是福州船政局。1866年，左宗棠(1812-1885年)上疏请求在福州建立海军，指望五年之后就不再需要外国专家了。据估计，开工需要30万两白银(合41万7千银圆)，每年运转需要60万两白银(83万4千银圆)，这些都来自从福建、浙江和广东省的海关税收和省际贸易税(厘金)。作为回报，这些省份将得到以福州为基地的“南洋舰队”的保护。 

 

与江南制造局受英国影响很深形成对照的是，从一开始，左宗棠和他的继任者沈葆桢(1820-1879年)依靠的是法国专家。然而，船政局建立之后，从福建海关关税中仅仅筹集到40万两白银(55万6千银圆)，以及另外每月5万两(6万9千5百银圆)的运行费用，使得这个企业陷入永久的金融困境当中。在船政局的顶峰时期，共雇佣了3000名工人。当后期建筑完成之后，劳力下降到1900人，其中600人在船坞，800人在车间，另外还有500小工，大概500名左右的士兵守卫着上述财产。船政局在118亩土地上有为管理、教育和生产目的而建的超过45座建筑，比较而言，作为最大军火企业的江南制造局在1875的时候，在73亩土地上有32座类似的建筑物。 

 

从比例上来看，福州船政局也许是中国晚清先进的工业企业。船政局是作为以机械和效率为基础的西化企业来设计的，在重要的车间和结合部都由带有转盘的缆车轨道来带动。船政局的目标是在1868年和1875年之间为中国建成一支小型的现代舰队，计划建造19艘80到250马力的船只，这其中，13艘是150马力的运输船。在这期间，总共建造完成了16艘船。在1869-1875年沈葆桢主持期间，完成了10艘100马力的运输船，以及一艘作为样品的250马力轻型巡洋舰。9艘150马力的运输船每艘花费了16.1万两白银(合22.4万银圆)，5艘80马力的船只花费超过10.6万两白银(14.7万银圆)，而那艘巡洋舰花费了25.4万两白银(合35.3万银圆)。 

 

像江南制造局一样，我们也拿福州船政局与横须贺船厂进行比较。后者在1865年开始一项130万两白银(合180万银圆)的为期4年的预算，比较一下，5年内投入福州船政局的有400万两白银(合560万银圆)。横须贺的真实花费实际上双倍超出了预算，而福州船政局从1866到1874年花费了有540万白银(合750万银圆)。到1868年，横须贺已经建造完成了8艘船，更有11艘以上船只在建造过程中。比较起来，福州船政局也在海军以及技术发展的最前沿。作为在长江三角洲和福建省的两个主要工业基地，在1860年代和1870年代清政府总体上领先于日本所做的现代化努力，但是，这种总体优势并没有转换为制度优势或良好的训练，当1884年福州的海军舰队单独面对法国舰队的时候，他们是毫无准备，并且孤立无援。 

 

福州的工业成就起初使清王朝获得了满足感，并在1875年12月10日的《北华捷报》上赢得了赞扬。然而，正如在江南制造局建造的船只一样，在福州的南洋舰队港口主要还是木质舰船，而且也没有装备先进的复合引擎，极易遭到欧洲装甲舰只的攻击。当1880年代遭遇法国和1890年代与日本开战时，一些清廷官员谴责法国故意销售陈旧落后的装备和设计给中国海军。 

 

左宗棠也曾建议开办一所技术训练学校，建立了求是堂艺局(SchoolforNavalAdministration)，由外国人教授英语、法语、数学和制图。与此同时，如同那些准备地方科举考试的童生一样，学生们也要求掌握《孝经》和《圣谕广训》。清政府的远期目标是由那些带到福州的法国工程师和熟练工人提供的训练来培养出中国海军的建筑师和工程师，以及培养现代化的工人：木匠、铁匠、铜匠、船只建造工人，等等。 

 

两所法语和英语学校分别建立起来了，法文学校包括有海军建筑、设计和学徒的系别，英文学校包括有航海理论、航海实践和引擎训练的系别。海军建筑系别在1867年2月首次开放，课程主要有法语、算术、代数、平面几何与解析几何、三角、微积分、物理和机械学。然而，在5年的课程中得经历高强度的折磨，首批105名学生中，只有39人坚持到1873年末。 

 

为训练中国官员操作船只，由从英格兰来的约翰·克罗尔主持的英文学校创建了如下航海理论的课程： 

 

算术：分数、比例、利率等知识； 

 

代数学：二次方程、比率、比例、级数等； 

 

地理学：使用安德森的《全球概况》； 

 

三角学：平面与球形；解决航海和航行天文学中的三角问题； 

 

几何学：使用托德胡特的欧几里得(三卷以及第6部分) 

 

航海学：使用芮普的校正罗盘，航海，正如通常所教，还有日常工作。 

 

航行天文学：寻找经度和纬度的方法以及罗盘的错误 

 

除了建造船坞和培训人才，在1869年6月到1874年2月，沈葆桢保证了15艘船下水。然而，当日意格离开之后，低水准管理部门中存在的问题开始恶化，到1874到1897年间，只完成了艘船。由于北京和省级官员关心程度的下降，船政局还得面临运转资金的缩减。 

 

从1874年清廷实行自我管理开始，直到1897年五名新的法国技师到来，这段时间船政局都在没有国外技师的情况下运行。然而，直到1880年代末期，学校仍然可以吸引到本地学生，主要来自南方。1874年之后，毕业生被送往欧洲，特别是英格兰和法国，去接受更先进的训练，以跟上新技术发展的脚步。1877年日意格领导了一个有着26名学生的团体。12名来自英文班的学生来到英格兰，其中5名来到位于格林威治的皇家海军学院。14名来自法文班的学生中的9名到法国学习船体制造和引擎原理，其余5名学习采矿和冶金。 

 

第二批8名毕业生在1882年末被派遣接受3年先进的训练。5名学生在法国学习防御工事、国防和火药爆炸。2名学生在英格兰学习航海和海军指挥，剩下的1名前往德国接受海军中水雷和鱼雷的训练。第三批33名毕业生在1886年送出，10名来自英文班，14名来自法文班，9名来自天津船厂。30人完成了他们的训练，18人在英格兰学习水文地理学、装甲战舰航海、海军炮兵和小型武器。12人在法国学习船体与引擎、数学与船舶制造、江河控制、桥梁与铁路建设、以及国际法。第四批计划1894年前往欧洲，但是，与日本的战争打断了这项计划。 

 

例如，1874年，作为一名21岁的毕业生，严复成为一艘小型汽船的船长，这艘船由福建－浙江当局所有，但不是由福州船政局制造。然而，作为福州船政局的毕业生，严复符合到欧洲进一步学习的条件。当他回到中国后，他在福州船政学堂当了很多年的总办和航海与数学的教习。在1880年代早期，他成为天津水师学堂(TianjinNavalAcademy)的航海与数学教习，严复在那里做老师暨管理者差不多有20年。中日战争惨烈失败以后，1896年的一份奏议提出应该雇佣外国教师到中国来，而不是送学生到欧洲去，但是，总理衙门仍然希望送最好的海军学生去欧洲接受进一步的训练。1897年送了10名学生去接受6年的训练，但是只有6人到了法国，因为资金不够，他们在3年后的1900年被召回。 

 

庞百胜和毕乃德都描述过福州船政局因为金融问题在1876-1877年的衰落，到1874年7月，6年半时间内总共花费了535万两白银(740万银圆)，这个数目大大超出了最初的估计，部分原因是付给外国人的高额薪水，他们每月消耗了1.2万两白银(1.67万银圆)，每月超过了5万两白银(6.95万银圆)和8万(11.2万银圆)之间的运行费用，而与此对照的是，2千中国工人的薪水总数每月只有1万两白银(1.39万银圆)，腐败与裙带关系消耗了其余的银两。 

 

沈葆桢手下的中国官员不得不和日意格以及他的欧洲同伴一起工作，继续建设在计划表上有的建筑。因为船政局是作为一个能带来巨大收益的传统企业而被给予财政支持的，清廷在预算执行过程中没有考虑通货膨胀、上涨或重组等因素，使得长期的计划变得不可能执行。1880年之后，福建海关关税没有能及时满足60万两白银(83.4万银圆)的每年财政分配。到1890年代，财政分配下降到20万两白银(27.8万银圆)到30万两白银(41.7万银圆)之间，到1895年，则已经低于20万两白银了。结果是，1890年代里，学校和船厂都没有那么活跃了。 

 

翻译的西方科学 

 

1861年，清廷改革派的领袖人物，主要是恭亲王奕訢(1833-1898年)和文祥(1818-1876年)提交了一份奏议，要求建立总理衙门，以对付清廷所面临的空前的西方威胁，这份奏章也包括一项在北京建立同文馆的提议。1863年，李鸿章在广州和上海也倡导相近性质的学校，他的提议是基于冯桂芬在1861年的主张，冯桂芬提议在中国每个港口建立一个兵工厂和船厂，为的是有更好的武器和舰船用于防御，冯桂芬还强调在广州和上海建立学校，用西方语言和科学来进行教学。 

 

随后的1866-1867年，一份算学和天文馆应该加入京师同文馆的奏疏被准许了，在传统的眼光看来，这是对明清钦天监中有耶稣会士的位置和在算学馆中有法国耶稣会士的角色的摹仿，传授学生现代科学的目的是在化学、物理和算学的教学中被逐渐认识到的。当丁韪良(WilliamMartin，1827-1916年)在美国接受了更进一步的教育之后，1869年返回北京教授物理学，并被任命为京师同文馆的总教习。 

 

京师同文馆的科学 

 

李善兰(1810-1882年)在被任命为京师同文馆的算学教习之后，他离开了上海和江南制造局，而这时的同文馆已经升级为一所学校，并且已经在1869年增加了算学馆和天文馆。李善兰在同文馆教授了13年的算学，然而，尽管李善兰的算学考试在同文馆中的科举考试的举子中非常有影响，1870年代举行算学特科考试的要求还是遭到了拒绝。 

 

作为首都，北京为丁韪良这样的传教士继续保持着中心位置，使得丁韪良可以联系同文馆以及在那里的外国学者和中国学生。例如，传教士在北京创办的广学会办一种带有插图的月刊《中西闻见录》。《中西闻见录》由丁韪良主编，从1872年开始到1875年8月关闭以前共印刷了36期。杂志由广学会散发，主要关心西方和国际新闻，但是它也包括关于天文学、地理学以及科学(格物)的文章。丁韪良从他开始在北京同文馆任教以来就开始为杂志工作。后来，在1877年，他把杂志上的文章单独编选成一本四卷本的《中西闻见选编》。 

 

从此，《中西闻见录》成为同文馆推进科学和传教事业的喉舌。他们用他们的努力支持李鸿章和自强运动来改革清朝政体。总共有199篇(55.1%)的文章是出自同文馆的教师和学生之手。而且，杂志作为一份免费的月刊还扮演了另外一个角色，它促进了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内容被更为普及的《万国公报》所重印，《万国公报》最初的名字是《教会新报》。 

 

当林乐知(YoungJ.Allen，1836-1907年)当主编后，从1874年开始，《万国公报》每周都在北京出版，1889年之后改为月刊。《格致汇编》和《万国公报》都刊登那些和被雇佣在兵工厂和船厂的外国人有关的文章，在54名外国传教士、商人和外交官写的361篇文章中，有166篇(46%)和科学技术有关。题目包括天文学、地理学、物理学、化学、医药等技术领域，也有促进铁路、采矿和电报发展方面的内容，西方科学家的传记也加入其中。 

 

丁韪良利用《中西闻见录》在北京提倡科学，他的努力中还包含了李善兰和他在同文馆的数学学生的许多贡献。李善兰的学生有关数学的作业和科学试卷经常刊登在《中西闻见录》上，使它更加被认定是同文馆的刊物。例如，1875年3月和6月的那几期上，刊登了丁韪良对辩论地球还是太阳是宇宙的中心的考试试卷的反应。 

 

学生们经常回答“困难问题”栏目的问题，并为“回答读者质疑”栏目提供了先例，这也成为后来上海科学期刊的惯常特色，北京的《中西闻见录》是《格致汇编》的重要摹仿对象，《格致汇编》成为同时代的上海格致书院和江南制造局所发出的学术声音。 

 

江南制造局的翻译 

 

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及1867年在江南制造局建立了一个翻译馆。最初的倡议是由徐寿(1818-1882年)、华蘅芳(1833-1902年)以及徐建寅(1845-1902年)等对西方科学有兴趣的传统学者所提出。除了强调国外制造业之外，曾国藩和李鸿章认为翻译是学习现代制造的基础，他们认为这其中数学又是更为基础的。他们认为先前的例子是，明清之际的翻译事业使得历法得以成功改革，新历法正是以耶稣会士介绍进来的新技术和模型为基础的，并在钦天监中得到实施。 

 

例如，傅兰雅在1880年写道，从1871年开始，江南制造局就已经出版了翻译的西方著作。到1879年6月30日，大约有98种著作被印刷成235卷出版。这其中，22种和数学有关，15种是关于航海和军事科学，13种包含有艺术和制造的内容。傅兰雅提及另有45种142卷著作已经翻译，但是还没有出版，其余13种正在翻译过程中，其中有34卷著作已经完成。 

 

翻译馆总共卖出了31111册共83454卷翻译著作，这还是没有广告和海报宣传的情况下完成的。一种1872年翻译的关于德国克虏伯枪炮的书籍在8年内卖出了904本。另一种1871年出版的关于海防的著作在9年内卖出1114本。《应用地理学概述》(1871年)在8年内卖出1000本，《代数概论》(1873年)在7年内卖出781本。傅兰雅关于采煤的著作在1871年出版，在9年内卖了840册。除了上海、北京和条约规定的通商口岸，出版这些书籍是困难的，甚至对于后者来说，类似的数字是让人失望的，但并非毫无意义。 

 

例如，那位有争议的改革者和今文学家康有为(1858-1927年)1882年在上海的时候购买了江南制造局翻译的所有著作。1890到1892年间，他的弟子梁启超(1873-1929年)也购买了许多制造局的翻译书籍，包括傅兰雅的《格致汇编》。梁启超基于这些材料编写了影响很大的《西学书目表》，经修订后于1896年出版。在这329种出版著作中，有119种(36％)是由傅兰雅翻译的。谭嗣同(1865-1898年)在1890年代开始撰写有关科学的文章中提及《格致汇编》是他学习科学的来源，他1893年在上海拜访过傅兰雅，并购买了许多制造局的书籍。 

 

十九世纪后半期是中国现代化的“播种时期”。在1850到1870年的这段时间内，许多有关天文学、数学、医学以及与植物学、地理学、地质学、力学、航海学相关领域的著作，都被以新教传教士和广州、北京和上海的中国合作者为核心的一个群体给翻译出来了。与兵工厂和官办学校相类似，很多个人也倡议需要在通商口岸和清朝官员与士绅中间普及“现代科学”(格致学)。 

 

上海格致书院与《格致汇编》 

 

出版《格致汇编》的上海格致书院成立于1874-1875年，它计划通过展览、演讲和课程，促进西方科学、艺术和制造业在中国的发展，并建立了格致书室。因为格致书院没有吸引到希望达到的关注，傅兰雅和徐寿也在中国创办了科学期刊，以期对通商口岸的中国人有所触动。1885年，一项课程和公众演讲的计划最终得到实现，科学论辨开始兴起并流行开来。指导计划中包括安排有外国科学教授来授课，但是这并没有实现。 

 

傅兰雅关于新期刊的设想马上从北京的广学会得到了支持，广学会在1875年关闭，我们上面讨论过的带有插图的月刊《中西闻见录》也停刊了。北京广学会的成员把他们的捐助转移到了格致书院。尽管上海的期刊出版了，并通过格致书院售卖，但它是一个由傅兰雅和他的中国助手负责的独立的计划。因为傅兰雅所写的文言文文章还不足以能够独力支撑这份杂志，他雇佣了栾学谦作为他的私人秘书，来帮他把粗拙的汉语文章翻译到杂志上去，而过去认为这些没有作者的文章都是由傅兰雅写成的。栾学谦是在狄考文(1836-1908年)在山东开办的文会馆里接受训练，那里的科学和高等数学课程是用中文讲授的。 

 

傅兰雅与栾学谦的合作至少延续到1877年《格致汇编》着手创办，例如，在和傅兰雅合作以前，栾学谦就有准备上海格致书院化学课程的报告。此外，栾学谦也可能参加了《格致须知》和《格致图说》的工作，这些杂志在1882到1898年间发行。另外，1885年起，栾学谦为傅兰雅管理格致书室，并在1911年傅兰雅最终把它移交给了栾学谦。 

 

格致书院的期刊最初可以在24个，后来可以在27个中国和日本最重要的贸易中心得到：北京、烟台、武荣、上海、杭州、汕头、神户、天津、登州、九江、苏州、福州、香港、横滨、牛庄、汉口、南京、厦门、广州、济南、武昌、镇江、宁波、淡水(台湾)和新加坡。在1880年有30处代理商，到这年年底就增加到70处。尽管《格致汇编》是继承《中西闻见录》而来，但它由于关注欧洲和美国的自然科学和技术而比《中西闻见录》层次要高。由于有更多中国合作者参与到编纂过程中来，上海的这份期刊的翻译水平也要好一些。 

 

《格致汇编》最初印刷了3000册，通常能在几个月内销售出去。9个月后，最初的9期杂志为满足需要而重印了第二版。1880和1890年代的顶峰时期，每份杂志印刷4000册，在通商口岸拥有大约2000名读者。傅兰雅期望通过这种方式，对数学和工业科学的这种通俗形式的介绍能够被士绅和商人所接受。他还希望《格致汇编》能够对江南制造局译书的有限发行范围有所弥补，后者通常只印刷数百册。后来，1891年，重印的早先几期也卖完了。 

 

《格致汇编》在7年内总共陆续发行了60期，1880年之后，《格致汇编》把它重点由介绍科学的文章转向了科学基础领域的报告，此外，傅兰雅对把数学作为科学知识的基础的注意力与日俱增。1885年之后，格致书院在晚清中国首先倡导进行数学和科学教学，这使得它的教学计划非常有效。根据总理衙门1887年5月18日的记载，总理衙门提出修改科举考试，准许学生考试数学，上海格致书院培养训练了当时国家一半的有数学天赋的学生。 

 

另外，《格致汇编》以“互相问答”的形式在刊物上刊登了大约317份调查，这些信件和他们的内容都强调技术的实用价值，而对纯科学的兴趣则小很多。大约123封信(38.2%)显示出对科学理论知识和抽象的科学模型有一些兴趣，这对一份主旨更多地是普及科学和普及机械学的杂志来说已经是一个相对较高的比例。这些问答也关心在自强运动中所采用的技术。给傅兰雅最大量的信件预示着1895年之后对科学有着更为广泛的兴趣，也为中国全面接受西方科学铺平了道路。 

 

1892年《格致汇编》停刊之后，在1893、1896和1897年曾重印。1890年代的最初4卷重印成整本以满足需要。1895年中日战争之后，重印的书籍在格致书室卖得非常好。后来，1901-1902年在徐建寅的编辑下，过去出版的《格致汇编》以主题重新编辑，并以《格致丛书》的名称在上海重印出售。 

 

到1894年，一项用中文讲演的关于科学和技术主题的免费讲座得到授权，它是以到1895年9月为止的格致书院的西方课程6个领域的详细课程为基础的：1采矿；2电学；3测量学；4建筑工程；5蒸气机；6制造。1895年，傅兰雅为格致书院编辑了《西学课程数学课题》。经常举办的星期六晚上的免费课程也在1895年开始。 

 

他们除了利用数量渐增的教会学校，这类翻译活动也在地方兵工厂、工厂和技术学校中有制度化的文本，正是这些形成了二十世纪中国工业革命在十九世纪的根基。因此，我们也应该知晓1860年之后中国的科学翻译和军事兵工厂的范围和等级，中国范围内这类地点举例如下： 

 

安庆兵工厂(1861年)，曾国藩创立 

 

北京陆军兵工厂(1883年) 

 

大冶铁矿(1890年)，位于湖北 

 

福州船政局(1866年)南洋舰队的基地，由左宗棠创立。 

 

广州兵工厂(1874年) 

 

杭州兵工厂(1885年) 

 

汉阳铁厂，位于湖北(1890年)，张之洞创立。 

 

汉阳兵工厂(1892年) 

 

湖南兵工厂(1875年) 

 

江南制造局(1865年)，由曾国藩和李鸿章在上海建立 

 

吉林兵工厂(1881年) 

 

金陵兵工厂(1867年)，位于南京，制造后膛式来复枪和钢铁 

 

兰州兵工厂(1871年) 

 

旅顺海军兵站(旅顺，1881-1882年) 

 

山东兵工厂(1875年)，用来购买枪炮，制造酸剂和火药。 

 

四川兵工厂(1877年) 

 

天津兵工厂(1867年)，李鸿章用来生产火药和酸剂。 

 

台湾兵工厂(1885年) 

 

威海卫船厂(1882年)供北洋舰队使用。 

 

云南兵工厂(1884年)西安兵工厂(1869年) 

 

当福州船政局在中法战争中被毁，就证明了中国沿海的江南制造局和其他工厂与舰队在面对外国海军封锁时的弱点。张之洞(1837-1909年)，这位长江中游地区的湖北、湖南两省的总督，意识到需要保护汉阳铁厂(1890年)和汉阳兵工厂(1892年)这样的内陆工业场所。然而，直到1891-1895年间都没有能提供足够的资金，只好完全屈从于李鸿章的北洋舰队的利益和存在于朝鲜半岛的来自日本的军事威胁。汉阳兵工厂发现它的资金用于同时发展铁厂和兵工厂，这个问题导致兵工厂在生产上的减速，使得它没有能及时为中日战争生产武器或提供管理经验。 

 

在车间建设方面的其他拖延，和1894年夏天的一场毁灭性大火，使得汉阳的工程在十九世纪晚期远离了接近达到的成功。张之洞在战略上的工业化和现代军事制造这两个目标之间踌躇不定，而在中途国家资金和资源被紧急转移去对付俄罗斯和日本的威胁。最后，他选择投资于铁厂来作普通用途，而不是建造兵工厂来生产军备。因此，尽管汉阳铁厂对中日战争没有能做出什么贡献，在二十世纪的前半期仍旧成为了中国钢铁工业的中心。 

 

如果我们体会着他们所经历过的生活和文人职业，重新返回到这份给人印象深刻的名录中的现代工业场所，那么，我们就可以更清晰地描绘出他们在太平天国之后对《畴人传》所记载的本土历算家和天算家的继承，《畴人传》是在1800年左右编纂。57然而，在1865到1895年之间，一群新的工匠、技师和工程师出现了，他们从传统上由士大夫所垄断的知识领域中获得了独立，并很快地也不再臣服于王朝正统或它的典型官员形象。 

 

这些兵工厂和教会学校内学习科学的新学生仍然是文化、政治和社会层次的必需部分，他们逐渐从旧有的那种作为具有官员身份的学者的精英层次中显现出来。这些“科学家”(格物者)是“那些探究事物的人”，现在他们与正统的学者在官僚体系中共存，但在政治排位、文化声望、社会尊重等方面仍旧处于较低层次。孟悦精辟地指出，1850年代那些自学现代科技的学生，比如徐寿、华蘅芳、徐建寅和李善兰等，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在考据学时期兴起的精于“天文历算”的学者的继承者。 

 

以徐寿为例，考据研究也可以作为掌握西方科学的前奏。徐寿、李善兰以及其他人，并由严复和鲁迅(周树人，1881-1936年)依次继承，他们都被引领到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局接受科学、数学和工程方面的正式训练。一项科举的丑闻从经济和社会方面都影响了鲁迅的家庭，鲁迅被迫离开他的家族学校，在转向文学创作之前，鲁迅先是在江南水师学堂接受训练，后来东渡日本，于1904-1905年日俄战争之前的时间在仙台学习现代医学。 

 

在脱离国家科举考试传统课程之前，科学、数学和工程等方面的新式教育占据的是兵工厂、船政局和实业工厂的空前的制度上的地点，大力推进了非学位导向的工程、数学和科学的学习。一旦由地区首脑为推广洋务运动的目的而制度化地放置在一定位置，工程和数学以及现代科学的专门知识门类的技术专家就聚集到孟悦形容的一种“国际的文化生产领域”，虽然这个过程是缓慢的。 

 

最后，成千上万的行政专家、翻译和顾问——包括成百上千的外国人——到省立学校和地方兵工厂服务，他们在晚清主要的各省督抚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和张之洞的管辖之下，这些督抚是把学习外国的内容聚焦到科学和工业方面的主要领导人物。太平天国之后，和治国以及考据研究相联系的传统文人创造了一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准则，这个准则为传统文人提供了学习自然科学和数学所需要的思想空间。 

 

这种由教会学校和遍布全国的兵工厂引发的充满希望的开端到1880年代加速进行。上海和北京在促进和西学运动相关的新领域方面取得了领先地位。不幸的是，中国在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中的失败使在中国的外国人和中国文人中产生了一种思想冲击，他们认为中国除非实施更为激进的政治改革，否则中国注定要失败。在这过程中，具有说服力的现代科学变成了改革者和革命者政治演讲的关键方面。 

 

晚清中国科学翻译对日本的影响 

 

尽管耶稣会士因为在十六世纪日本国内战争中管闲事而遭到驱逐，到1894年之前，日本还是已经输入了许多在中国翻译的关于科学的欧洲书籍，例如，中国翻译的欧几里得几何学和第谷天文学就是这样进入了德川幕府时期(1600-1857年)的日本。晚明的《崇祯历书》和康熙时期的《历象考成》在1720年代之后通过宁波到长崎之间的贸易而流传到日本。十九世纪早期，日本人也贪婪地通过与荷兰在长崎港的贸易，从欧洲输入物理学、化学和植物学方面的书籍。 

 

另外，十九世纪科学翻译书籍的重要性很快被日本明治政府认识到，这些翻译书籍是由通商口岸的新教传教士和在伦敦教会的其他人翻译并在上海石印出版的。翻译成中文比较显著的有代数学、微积分、牛顿力学以及现代天文学的著作，这些书籍很快到了日本编辑手上，马上进行日文翻译。例如，玛高温(1814-1893年)1851年翻译的《博物通书》就有日文本，又比如，广州医院合信(1816-1873年)1855年翻译的《博物新编》到1859年也以日文本的形式出现。合信1851-1858年的其余4种医学著作在1858到1864年之间也很快在日本出现。 

 

从1850年代的《六合丛谈》开始的许多期刊，也在日本重新出版，这其中包括介绍欧洲科学的许多文章，同时还包括有傅兰雅等人在江南制造局的翻译以及北京同文馆的出版物。代数学(1859/1872)、微积分(1859/1872)的翻译著作，和丁韪良的《格物入门》(1867/1869)很快就可以供明治时期日本的学者和官员得到。这些著作在日本产生了比在中国更大的影响，当这些书在中国已经很难找到的时候，在日本的图书馆里还能很轻易地发现它们。 

 

中国许多科学术语是首先来自于明治时期日本翻译的兰学，例如，中文名字“化学”所取代了的术语“chemie”(日语semi)，就是从荷兰语来的。与此相近，江南制造局出版物的影响也是这样，比如在日文出版物中使用的中文本意是有关冶金术(金石学)的术语，后来这些术语的含义在日本发生转变，再重新介绍到中国的时候已经是作为采矿的一个新的术语了(矿物学)。 

 

日本外交官柳原前光(1850-1894年)曾数次访问中国，他购买了许多中文科学翻译书籍。例如，当1872年他第三次访问的时候，他购买了31卷从江南制造局来的12种有关科学技术的翻译著作，这其中包括化学、造船技术、地理学、算术、采矿和三角学的著作。直到1877年，日本政府都在持续购买江南制造局的著作。1874年，柳原前光收到来自中国的21种新近翻译书籍。尽管有兰学和中国翻译书籍的影响，日本只是在1870年代才开始大规模地教授现代西方科学，而中国直到中日甲午战争之前都没有从日本借用多少科学术语。 

 

海战以及所折射的清朝改革步入失败 

 

直到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当以横须贺军事技术为代表的日本海军决定性地击败以福州和上海为代表的清朝海军，才使得在现代科学方面日本具有了所谓的优越性，这对中国和日本的爱国者而言则成了一种常识。尽管直到1880年代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比起横须贺船厂在科学和技术方面有着表面上的优势，但在1895年之后，当双方审读他们在战争中的不同命运时，都会以成败论英雄的态度因为日本的胜利而追溯到较早的明治时期，或者因为清廷的失败而回溯1865年之后自强运动的失败。 

 

例如，直到1880年代，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通常被当时的欧洲和日本认为远远领先于他们的主要竞争者——明治时期日本的横须贺船厂。举例来说，庞百胜认为，1874年4月日本威胁到台湾岛的时候，清廷海军使得日本在1874-1875年参加到关系到台湾的一场海战中来，中国的海上防御准备赢得了更多的支持。然而，由于一场政策方面的辩论，中国人为避免敌对而诉求和平，结果使得位于中国北部和南部的两只现代化海军舰队的预算削减到4百万两白银(556万银圆)，远远低于他们所需求的。我们在文章前面已经看到，在1870年代中期，在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都出现了在造船方面削减资金的现象。1870年代中后期，中国军火工业的主要是为左宗棠的军队收复西北的新疆而生产武器。除了财政方面的困难，高层官员之间的腐败也竞相侵噬剩下的资金。 

 

根据罗林森的研究，只有3艘约3600人的日本船只在1874年派遣到了台湾。日本海军部建立于1872年，到1874年，它还仅有17艘普通船只，总计吨位大概为14000吨。外国观察家认为中国的21艘千吨级的汽船将能够处理好日本人的威胁，但是，正如我们在1894-1895年战争中看到的，中国的船只并没有组织到一支统一的舰队里去。 

 

因为需要时间聚集一支舰队到台湾，也因为错误地估计日本有2艘装甲战舰，作为福州船政局的船政大臣沈葆桢同意向日本支付赔款以结束这场危机，并且事实上承认了日本人对琉球岛的控制。到1879年，中国有了2艘装甲汽船，这是为北洋舰队从波罗的海的伍尔坎(Vulcan)工厂定制的，远远比当时日本海军已有的任何船只都要先进，但它们都在中日战争中被击沉。而且，有趣的是，在德国生产火药的机器还没有在上海江南制造局的先进，而中国海军的优势以后再也没有这么明显过。 

 

中法战争的影响 

 

北方与南方的海军之间缺乏协调，成为中国舰队面对日本的时候主要的不利因素，而日本的舰队是一支位于横须贺的集中指挥下的统一舰队。这种不利因素在1874年法国宣称越南为殖民地，从而导致了清廷与之在越南北部红河流域的冲突中表现得更加清楚。此后法国开始在中国沿海集结海军，并挑起了几次海战。法国并没有赢得中法战争中的所有战役，但是它赢取了1884-1885年发生的战争，因为位于福州容易遭受攻击的南洋舰队和北方李鸿章控制下的北洋舰队之间缺乏协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法国帮助中国海军在福州建造的马尾船坞在还未宣战之前就被一支小型法国舰队摧毁，这支舰队使用越南作为它的基地，使人想起在帝国主义殖民时代依靠欧洲的帮助所具有的危险。 

 

到1884年，清廷已经有了50艘现代海军舰只，其中一半以上是在中国建造的。其余舰只中，有13艘是阿姆斯特朗炮舰，2艘阿姆斯特朗巡洋舰，以及2艘以上具有8毫米口径枪的德国舰只。后面这些舰只在北洋舰队和南洋舰队之间平均分配。然而，清朝海军被分成四支舰队：在威海卫和旅顺的北洋舰队，一支在上海，另一支在福州，最小的一支在广州。不幸的是，1884-1885年战争是由在福州的舰队几乎在它马尾的港口内独自进行的。 

 

在马尾，福州舰队在15分钟之内就几乎被完全摧毁，部分原因是对国际法认识上的含糊不清，当还没宣战的时候，法国使用外交的老练手腕使得法国战舰可以驶过闽江防线，并毫无阻拦地逼近福州船港。因此，和法国不同，中国根本没有做好战争准备。在马尾船港的现代舰队在1884年8月23日有11艘船，都已经至少建造有9年，并且都是木壳的。8艘法国船停泊在附近，完全占了上风，但是如果以非标准的武器来看，中国船只还是值得尊敬的。中国人没有好好利用潮汐来以策略战胜笨重的法国船只。李鸿章仅仅从他的北洋舰队派了2艘船只，并且声称在朝鲜的日本军队截断了它们返回北方的退路而把它们从战场上撤退了下来。 

 

法国舰队撤退到台湾，但在登陆失败后，它封锁了台湾岛的西部海岸。中国在陆地上取得对法国的胜利之后，谈判重新开始。于是，中国的失败不能简单地归因于法国在军事上的优越。罗林森指出，1880年代法国在技术上的优势并不象英国在1839-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和1857-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那么大。中国和欧洲之间技术方面的鸿沟在缩小，而真正的问题是：1中华帝国在政治和地域组织上的解体；2海军人员没有得到充分训练，并且没有很好掌握现代海军战略。 

 

到了战后，由于李鸿章寻求为他的北洋舰队购买海军舰只，而不是在国内由自己建造，所以，福州船政局的发展机会大大受到限制，同时李鸿章也还得保障供给他的淮军。在1884年大部分福州的设备被法国毁坏之后，只购买过一艘外国修理船，作训练船只使用。福州船政局也压缩了它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的人数，但是，尽管被忽视，到了1890年代福州船政局还是在继续运行。1891、1892和1895年每年有一艘船下水，书籍和其他装备其也遭到破坏，但是到1886年基本恢复。 

 

1885年之后，北洋舰队是中国最主要的舰队，它的兴起是“南方灾难”的结果，尽管朝廷有要求，随后也进行了努力，但是创建一支单一指挥的统一海军舰队的努力从来没有成功过。新的海军部和李鸿章的北洋舰队为争夺财政资源相互竞争，这些财政资源在1885到1894年之间因为海军预算进一步的削减而减少。慈禧太后在努力为她扩建颐和园的野心勃勃的计划储备资金，虽然她并没有用尽帝国的宝藏或使中国海军一无所有，但是，资金的拮据确实限制了李鸿章扩张北洋舰队的计划。 

 

然而，北洋舰队对于日本人有着表面上的强大却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自1880年代海参崴巡航以后，中国舰队就停留在那里。此外，中法战争最后决定性的胜利在日本被报道，这在日本人眼中恢复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受损的威望。例如，1886年“长崎事件”中，北洋舰队的4艘战舰从俄罗斯港口返回途中在长崎抛锚，由从德国购买的新战舰将其修理好，李鸿章寻找机会做了一场宣讲，为的是显示中国的海军装备要优于日本的装备。中国水手之间在港口发生了一场争斗，中国宣称在日本有治外法权，而长崎警察则看法不同，于是在港口传唤期间发生争吵，双方都指责对方。 

 

日本的敌意显然被中国展示海军优越性刺激了起来，与此类似，1889年的“神户事件”则是以日中竞争的心理为基础的。一艘中国船停泊在那里，后来竟演变成一场外交争执。1890年7月，报纸《国民新闻》(Kokuminshimbun)在报道中国舰队的另一次访问时，认为这是中国炫耀新式船只的事例。教育家、曾任东京大学校长的外山正一(1848-1900年)在参观中国舰队的旗舰回来后说，印象最深刻的是旗舰大口径的枪炮和厚重的钢铁装甲。中日甲午战争结束了这些外交论争，而中国优越的观念被推翻，日本也拒绝中国所宣称的在日本享有治外法权的说法。 

 

中日战争及其后果 

 

对于1894年7月24日突然爆发的这场中日战争，外国报纸通常都预言中国会最后取得胜利，甚至在中国遇到了最初的失利之后还是这么认为。英国皇家海军副司令巴拉德(G.A.Ballard)认为1890年代的北洋舰队正处于可用的待命状态，并随时可以准备行动。后来，把中国和日本的海军舰队进行比较后，预示着中国可能取得这场海战的胜利。日本舰队总共有32艘战舰和23艘鱼雷艇，共载有13928人。其中，10艘建造于英国，2艘建造于法国。阿姆斯特朗船厂生产的Yoshino号被认为是当时行驶最快的船只，在1893年的测试中，它的速度达到23节。然而，中国的舰队仍旧分为北洋、南洋、福建和广东四支舰队。1894年，这四支舰队合起来大约有65艘战舰和43艘鱼雷艇。其中最强的北洋舰队差不多和整个日本舰队相当。 

 

外国人普遍认为李鸿章的舰队比日本舰队有优势，与此同时，日本的报纸、杂志和小说在展望与清廷的战斗则洋溢着一种显著的乐观情绪，然而，许多日本人自己并没有对胜利有绝对的自信。例如，政论作家福泽谕吉(FukuzawaYukichi，1835-1901年)就警告这种过度自信，尽管他也赞赏日本刚刚给被中国所抑制的朝鲜带来的独立和启蒙。确实，日本议员对轻而易举的胜利感到吃惊，明治皇帝并不情愿和清廷开始处于敌对状态。直到日本取得最初胜利的消息已经传达到东京之后，他才没有拒绝给伊势的皇家神庙或他父亲的坟茔派去使者宣布胜利。 

 

然而，另外一位英国观察家注意到，在中日战争中服役的中国船只上，中国船员显得士气低落，但是所有船员的薪水都已经支付了。然而，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日本海军则整齐划一。本来中国的四支舰队之间是差不多同步的，但是，最后只有北洋舰队独自迎战日本舰队。因为李鸿章让他的舰队远离1884年的海战，南洋舰队的官员现在逮着报复北洋舰队的机会了，他们在大多数场合避免和日本舰队进行战斗。在中国不存在一支国家统一舰队，甚至连在报纸上也都不存在。 

 

中日关系中主要争论的是朝鲜政治和经济的开放问题，李鸿章1894年7月派遣军队进入朝鲜，把朝鲜置于清廷附庸国的地位，而此后不久日本就擒获了朝鲜国王，中日之间的敌意由此开始出现。朝鲜摄政王对中国宣战，中国和日本船只之间的首次遭遇于7月末发生在丰岛，在那场海战之后，清朝北洋舰队试图保卫从威海卫到鸭绿江口的中国沿海，并在8月1日对日宣战。 

 

随后，日本海军在8月10日袭击了威海卫，震惊了满清朝廷，李鸿章以船只还不够用为借口而延迟行动。北洋舰队的主力聚集在鸭绿江口，为控制黄海与日本进行的大海战遂在9月17日开始了。双方在冲突中都投入了12艘战舰。中国船只在一次齐射中的装甲和吨位方面有优势，而日本在船只航速和齐射的持续转换中弹头抛扔速度上有绝对性的优势，日本有更多的快速发射的枪炮，可以发射3倍于中国从6毫米到12毫米炮的重量。 

 

然而，并不是仅仅只有技术是结果的关键决定因素。事实证明，日本在海军指挥、舰船操作、以及弹壳的有效性等方面都有优势。一些观察家形容福州训练的官员是懦夫，尽管他们比起天津训练的官员来在经历和训练方面都更有优势，天津的官员几乎没有人当过船长。例如，在1892年，大多数驾驶室都仍会指定福州的毕业生。然而，怯懦不是决定性因素，因为在那场鸭绿江决定性战役中，中国发射了197颗12毫米口径的炮弹，半数属于实心弹，而不是炸弹，他们击中10次，其中6次臭弹，4次爆炸。 

 

小口径炮方面，中国人开火482次，58次击中，22次击中吉野号。他们还发射了5枚鱼雷，但是没有击中。中国发射命中率大概是10％。另一方面，日本人快速发射的命中率大概是15%。另外，非常遗憾的是，中国军队因为缺乏军火而受到阻碍，特别是船只缺乏大型枪炮。举例来说，通过黑市来的一些炮弹填充的是水泥而不是炸药，其中一颗击中松岛号，另两颗穿过崎京号。这意味着在李鸿章的后勤供给方面存在着非常严重的腐败问题。以事后诸葛亮的想法来看，假设采取同样的战略决策，在鸭绿江的战争中，火力的速度和速率比船只及其装甲的重量要重要得多。 

 

鸭绿江的战争结束之后，海滨的交战继续进行，因为日本人利用海上取得的戏剧性胜利发动陆地上的战争，这使得日本第一军占领平壤，并穿过鸭绿江进入中国东北边界。1894年9月组成的第二军在辽东半岛登陆，并占领了抚顺港。李鸿章寻求重建威海卫海港之外的海军，尽管很多人成为战争失利的替罪羊，但北洋舰队可怜的指挥系统和缺乏朝廷整体的军事体系，使得谴责官员和完全分派酬劳都成为不可能。此外，清廷海军的个人奖惩体系充满了不公平和不可预见性，许多中国舰长和官员简单地自杀效忠了事，没有人敢于质疑指挥组织或者要求成立一个部门来讨论海军独立问题。 

 

1895年之后，中日甲午战争的胜利强烈地刺激了日本的自信心。此外，在清廷被迫给予明治政府大量赔偿之后，日本工业化也得以加速进行。朝鲜和台湾也都归于日本，成为事实上的殖民地。广大的西方注意到了小小岛国打败中华帝国的事情再次上演。然而，日本的胜利激怒了俄罗斯，俄罗斯担心日本会扩张到亚洲大陆上来。在与德国和法国达成一致以后，俄罗斯加入到干涉1895年4月签定的下关条约三方中来，使得日本被迫从具有战略意义的辽东半岛撤退，作为交换的是日本从清政府得到一笔额外的赔款。 

 

对于日本公众来说，战争的胜利成为刺激明治新闻界的关键事件，社论上充斥着关于战争的争论。公众的狂热情绪也被站在中国一边进行干预的欧洲列强所引导。当后来俄罗斯逼迫清廷割让辽东半岛给他们时，日本人已经准备好在中国与莫斯科大战一场。1895年之后，当日本新闻界把播报国内新闻作为中心之后，公众关于军事冒险的热情也开始变成一种平常的事情了。在那时候，东京和大阪共有60万新闻报纸订户，日本对于中国的胜利在整个国家都引起反响，认为由此证明了明治时期的日本在东亚是杰出的，1904-1905年日本海军对俄罗斯的胜利更是加强了这样一种民族主义的勃发。 

 

由于中日甲午战争的原因，新闻行业极大地被催发了起来，明治时期日本的这种向信息出版的转移，刺激了用一种新的、统一的日语来报道新闻和信息的需求。例如，博闻出版社利用战争爆发的机会，1894年迅速出版了题为“日本与清廷战争日志”的每月三期带插图的出版物，这极大地普及和帮助制造了一群日本战争英雄。其他出版商也快速追随，关于战争的小说、戏剧和版画成为抢手货。《读卖新闻》(Yomiurishimbun)还为发动征集“最好的”反对中国的战争歌曲，并颁发奖金。 

 

从中国的立场来看，鸭绿江的海战灾难和中日战争中清廷决定性的失败加强了中国公众对朝廷政策失当的批评，以及对那些在朝廷和地方上反对西化的顽固保守派的批评。输在日本手上的那场没有预料到的海军大灾难震惊了许多文人和官员，现在他们开始在文人圈中引发一种对于西方学问的新的敬意。例如，1896年上海格致书院的成功重新开办就和这个事件有关。傅兰雅报告说：“整个中国，书籍生意大幅增长，连印刷机都跟不上这步伐，中国终于苏醒了。” 

 

1895年之后中国的日本科学 

 

对傅兰雅和传教士们不幸的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快速输入了许多在日本翻译和编辑的科学书籍。因此，从1840年代开始的以传教士为基础的中国术语翻译转换到从1900年开始的以日本为基础的中文术语翻译，中日甲午战争是这一转折的关键点。1896到1910年，中国从日本翻译科学书籍都是以日本自己的翻译为基础的，因为，和中国不同的是，日本不再偕同外国人一起来进行科学翻译。到1905年的时候，教育改革成为清廷“新政”的关键，新的教育部坚定地赞同采用基于日本科学体系的科学教育和课本，取代了像丁韪良这样的新教传教士和像傅兰雅这样的更为世俗的基督徒所表现出的“西方”，日本现在已经成为中国文人和官员学习西方的桥梁。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像康有为和张之洞这样的改革者鼓励中国学生到日本学习，张之洞的《劝学篇》最初是呈献给皇帝的，后来极大地传布开来，有着特别巨大的影响。康有为在他的《日本书目志》和他给光绪皇帝(1875-1908年在位)的变法请愿书中，宣扬了明治时期日本的学术。康有为推荐了339种医学著作和380种科学著作，取代了梁启超提供的以传教士为基础的有关科学的最好的西学书籍。光绪皇帝1898年的诏令鼓励留学日本。到1905年，有8千中国人在日本学习，1906年这个数字以50％的惊人速度增长，在这个1910年末的时候减少到4千人。1900到1937年之间，大约有34000名中国人东渡日本学习。 

 

中日战争之后对中国“落后”的解释 

 

中日甲午战争使得新教徒对于清廷未来的信心有了一种显著的转变，由一位北京新教传教士领袖和翻译家林乐知所撰写中国战败的报告，被翻译成中文后，频繁地被盗印，例如，1896年湖南长沙的省试中被列为必读书目。林乐知简略地阐述他的观点为，中国失败的原因是中国需要改革。林乐知早先出版了一本题为《中西关系略论》的内容广泛的随笔集，文章曾登录在1875年9月到1876年4月出版的《万国公报》上。《万国公报》中与日本交战的评论在1898年重新出版，有几大厚册，并且立即卖出了3000册。 

 

这样的传教士不再是渐进改良主义者。在评论中，林乐知把中国的落后归结为三个根源：1迷信；2鸦片；3科举。在他的系列文章中，他也强调输入科学是对导致中国落后缘由的一种矫正。据林乐知说，中国的本土学问已经不能认识到现代科学的一般规律。特别是，中国吸收西方科学时忽视了对“物理之学(studyoftheprinciplesofthings)”重要性的认识，到1890年代后期，物理之学被称为“物理学”(physics)，而那正是以日本翻译的科学书籍为基础的时候。 

 

中日甲午战争的刺激使傅兰雅对于清廷中国未来的信心有了一个极大的转变。1895年5月22日，在给凯洛格校长关于伯克利大学东方语言系职位(他将在7月获得这个职位)的信中，傅兰雅解释到，他在中国的位置已经因为中国战败而巩固加强了。一股“对西学强烈的需求浪潮”现在显然充斥在中国文人当中，他们“开始认识到他们总体上忽视了现代艺术和科学”，他接着对凯洛格说：“我的翻译只要一被印刷就马上会被提及，有关西方原则的教育管理已经成为现今的秩序。为了今天的浪潮，我已经年复一年地耐心等待，现在终于开始涌动起来。这个国家长久以来已经提供给我一个家园，还有那些我为之奋斗多年需要启蒙的人们，如果这个时候我从这个国家脱离开去，这看起来完全是一个错误。” 

 

那么，为什么傅兰雅会在这么一个充满希望的时候接受伯克利大学的教职？早在1880年，傅兰雅就曾驳斥了英语可能成为一种通用语言或中国将会被外国势力统治的可能性。然而，在他1895年的信中，傅兰雅解释了他为什么现在接受伯克利的教职：“把西方的艺术与科学翻译成本国语言，并在第一时间传布到整个国家中去，不管这对于中国多么必需，但这仅代表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成功。除此之外，即使再多的翻译也不能够满足跟上这个时代前进的需要。”傅兰雅讽刺道，“中国普及教育”已经通过翻译开始了，但是那仅仅是第一步。 

 

他曾不知疲倦地把几十本有关科学和技术的著作翻译成中文，现在却采取了更为尖锐的语气。这场战争已经给他证明了，中国人从1865年开始的努力已经失败。傅兰雅现在对中国的未来发出了世界末日般的声音： 

 

当然，中国语言和文学在逐步衰退，面对这个趋势，我多年的劳动相比而言是毫无功效的。他们的毁灭命运看上去是不可避免了，因为只有适者才能生存。也许这需要经过很多代人才能完成，但是迟早这个结局将会来临，英语将会成为这个国家的学术语言。 

 

这种迷人的时髦的达尔文主义者的看法，掩盖了傅兰雅和其他传教士是有着自然神学观念的宗教信使，在他们早期为中国人翻译的植物学和生物学当中就已经打下了这种观念的深深烙印。 

 

在动身前往加利福尼亚的前夕，傅兰雅公开宣称用中文写作的《新小说》的竞争将有助于提高中国的道德水平，除去鸦片、八股文和缠足这三种邪恶之物。这种新文体的要求使用“简易、干净，并有着意味深长的含义和优美的风格的语言”，这也引起了梁启超和其他改革者的兴趣，他们呼唤一种新文化，并为此提供基础，而这是以传统的中国文学已经失败为前提的。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更加深了大多数传教士的恐惧，正如虔诚的丁韪良所说：“让这个异教徒的帝国在基督教的权力中解体。” 

然而，如果我们更加仔细地考察从1865年到1895年自强运动时期的整幅图景，那种认为清朝中国无可避免地走向积贫积弱，与强大的和工业化的欧洲以及迅速工业化的日本形成对比的观点，是对1895年之后中日甲午战争关于国际国内观点的影响的一种人为生造的看法。由于不耐心地考察1865年之后的中国西化的努力，不幸的是，我们低估了传教士在翻译科学、兵工厂的工业化、新式官方学校中，在现代科学和技术在晚清中国出现时所扮演至关紧要的角色。我们应该论述十九世纪的兵工厂、工厂和翻译学校，要考虑他们作为即将到来的中国工业革命的先驱，而不仅仅是作为清朝与中华帝国结束的序幕。 

谢选骏指出：人说“1860-1895年间中国的海战及其所反映的自强运动在科技方面的失败”——我看“不战败就不会改革——和平演变只在基督教国家才会发生作用！

（另起一页）

书名

硅基时代第十二卷

Silicon-based Era Volume 12

第三期中国文明的生长

The Third Period of the Growth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Lulu Press, Inc.

3101 Hillsborough

St.Raleigh, NC 27607—5436 USA

免费电话1—888—265—2129

国际统一书号ISBN:

定价US$

2024年7月第一版

July 2024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312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