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基时代第九卷
Silicon-based Era Volume 9
殖民主义终结
The End of Colonialism
2024年7月第一版
July 2024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309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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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人说“阿拉伯国家联盟”，我看“阿拉伯国家联盟犹如英联邦”。虽用同一种语言，其团结程度还不如那个使用不同语言的印度联邦。“阿拉伯国家联盟”犹如英联邦，都是殖民主义的产物，把不同的种族与文明，纳入了一个拼盘。
人说“现代性与后殖民主义思潮批判”——我看“后现代主义就是后殖民主义”。这并非白左的市场，恰恰相反，这是马裂猪意的死亡。因为马列主义本质上还是一种欧洲中心论的殖民主义思想。共产国际就是殖民主义的垂死一跳。
1989年六四屠杀所推动的“历史的终结”——不仅是苏联殖民体系的瓦解，也是“殖民主义历史的终结”。
Executive summary
People say "League of Arab States", I think "League of Arab States is like the Commonwealth of Nations". Although they use the same language, their unity is not as good as that of the Indian Federation which uses a different language. "League of Arab States" is like the Commonwealth of Nations, both are products of colonialism, which put different races and civilizations into one platter.
People say "modernity and criticism of postcolonialism" - I think "postmodernism is postcolonialism". This is not a market for white leftists, on the contrary, it is the death of Marxist ideas. Because Marxism-Leninism is essentially a Eurocentric colonialist ideology.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is the dying leap of colonialism.
The "end of history" driven by the June 4th Massacre in 1989 was not only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colonial system, but also the "end of colonial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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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01、“阿拉伯国家联盟”犹如英联邦
02、“中国殖民日本列岛史”的证据
03、1%占比的犹太人可以任何宰割阿拉伯和穆斯林
04、阿拉伯的基督徒早于伊斯兰异端
05、阿拉伯的劳伦斯和征服者威廉都是狗娘养的
06、阿拉伯人大流散成为犹太人第二
07、阿拉伯以色列联手谋杀地球环境
08、阿拉伯殖民者遭到反噬
09、白左是殖民罪恶的忏悔
10、北美殖民者是暴龙的后代
11、穿透美国内心的毒箭是欧洲殖民者杀害的原住民亡灵
12、大阪民宿近藤早紀被害事件表明日本还是美国的新殖民地
13、德国穷鬼在美国独立战争中为双方卖命
14、东南亚的王权政治是一种殖民统治
15、二月河、刘晓波齐颂三百年殖民地
16、海归废物不堪殖民重任
17、韩国，蒙古，越南，新加坡——都不是国家而是殖民地
18、好莱坞是法国殖民美国的毒瘤
19、华人酋长 殖民扩张
20、柬埔寨是共产党殖民地还是难民地
21、鲁迅为何不说欧洲殖民者也吃人
22、马来群岛的穆斯林是阿拉伯殖民者的俘虏
23、美国大学吸毒上瘾落入逆向鸦片战争的汪洋大海
24、从反殖胜地到毒品胜地
25、莫斯科的羔羊为殖民者而死
26、欧洲殖民者变成了鸦片鬼
27、欧洲殖民者对印第安人实施种族灭绝
28、欧洲殖民者冒充“本土人口”和原住民
29、欧洲殖民者踢到了亚洲的软蛋
30、枪支弹药就是殖民者的奶水
31、侨民就是殖民者，华侨却是国际难民
32、穷凶极恶的欧洲殖民者
33、穷凶极恶的欧洲殖民者毁灭了美洲
34、沙特阿拉伯喜欢吃人肉的暴君
35、十字军东征摧毁阿拉伯帝国
36、输出毒品可以成就霸业
37、特兰西瓦尼亚是三国殖民地
38、六四屠杀之前六年的“八三大屠杀”——新的反右运动
39、香港不是英国的殖民地，大陆还是苏联的殖民地
40、香港大学展现的最后殖民战争
41、香港人逆向殖民英国的经验值得推广
42、鸦片战争的最新回合在台湾
43、鸦片战争还算汉人的解放战争
44、鸦片战争两百周年摧毁英国
45、以色列毒气属于纳粹的力学还是纳粹的美学
46、以色列和阿拉伯都是殖民者
47、以色列需要彻底殖民加沙地区
48、印第安复国与拉美人偷渡
49、英国鬼子在美国都不肯实行民主，迫使美洲殖民地发动革命
50、英国免费赠烟毒害中国、输出马克思主义毒害全球
51、英国是小亚细亚人的殖民地——巨石阵的祖先在小亚细亚
52、英国是最大的全球帝国
53、犹太人的“再殖民战争”漫长而残忍
54、犹太人和穆斯林都是殖民侵略者
55、犹太人抛弃了犹太教——以色列离开了“复国”路线，变成彻底的“殖民”
56、约旦河西岸也是以色列的殖民地
57、殖民者的伪善和失败
58、殖民主义膨胀过后，它的老窝就塌方内陷了
59、殖民主义前后的欧洲艺术截然不同
60、殖民主义寿终正寝
61、殖民主义也算一种逃避和叛逆
62、殖民主义者的后代已经活腻味了
63、中国是一个殖民收缩的社会
64、中美角力能够真正激活阿拉伯魔鬼吗
65、宗教改革是殖民主义的产物
66、北美印第安人和征服西伯利亚——在阿拉斯加完成了殖民主义的合围
67、知识的差距形成殖民主义
68、二战惨胜之后法国就陷入了神经症状——法国人和中国人谁更可悲
69、刘亚洲对“思想主权”的错误认识遭致天谴
70、后现代主义就是后殖民主义
附录一、西安事变是日本苏联角力的一个产物
附录二、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阻碍了“中共抗日”
附录三、基布兹是马克思主义的怪胎
附录四、苏联就是纳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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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阿拉伯国家联盟”犹如英联邦】
《阿拉伯国家联盟》报道：
阿拉伯国家联盟（简称阿盟，成立于1945年，是阿拉伯国家组成的地区性国际政治组织，成员国皆位于亚洲或非洲，宗旨是加强成员国间的协作，共同维护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广泛开展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的合作。现有成员国22个。总部原设开罗，由于埃及与以色列签订和约，1979年3月31日，阿拉伯国家外交和经济部长会议决定，将阿盟总部迁往突尼斯。1990年10月31日，阿盟总部迁回开罗，现任秘书长是来自埃及的艾哈迈德·阿布·盖特。
成员国加入年份
以下是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成员国与他们加入的日期：
埃及－1945年3月22日（创始国）
伊拉克－1945年3月22日（创始国）
约旦－1945年3月22日（创始国）
黎巴嫩－1945年3月22日（创始国）
沙乌地阿拉伯－1945年3月22日（创始国）
叶门－1945年5月5日 （创始国）
叙利亚－1945年3月22日（创始国）
苏丹－1956年1月19日
索马里－1974年2月14日
摩洛哥－1958年10月1日
突尼西亚－1958年10月1日
科威特－1961年7月20日
阿尔及利亚－1962年8月16日
阿联酋－1972年6月12日
巴林－1971年9月11日
卡塔尔－1971年9月11日
阿曼－1971年9月29日
毛里塔尼亚－1973年9月26日
利比亚－1953年3月28日
巴勒斯坦国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1976年9月9日
吉布提－1977年4月9日
科摩罗－1993年11月20日
截至2016年，共有22个成员国以及7个观察员国（观察员国可以参加阿拉伯国家联盟会议，但不享有投票权）：
亚美尼亚
巴西
乍得
厄立特里亚
希腊
印度
委内瑞拉
成员国变迁
1945－创始成员： 埃及王国、 约旦、 伊拉克王国、 黎巴嫩、 沙乌地阿拉伯、 叙利亚、 叶门穆塔瓦基利亚王国
1958－第三届阿盟会议扩大： 摩洛哥、 突尼西亚
1971－第七次阿盟会议扩大： 阿联酋、 阿曼、巴林、卡塔尔
1971－第七次阿盟会议扩大： 阿联酋、 阿曼、巴林、卡塔尔
1993－第十二届阿盟会议（最新）扩大： 科摩罗
2011－ 苏丹独立
在20世纪下半叶，阿拉伯联盟逐步成员增加。
一些会员国资格曾被暂停：
1979年3月26日，因埃及承认以色列，资格被中止，至1989年5月23日恢复会籍。
自2011年11月16日开始，叙利亚会员国资格被暂停。2013年3月6日，在开罗举行的阿盟外长会议上，决定让叙利亚反对派和革命力量全国联盟接替叙利亚巴沙尔政府的席位[6]。不过2014年3月9日，阿盟秘书长表示，叙利亚的席位将继续空缺，直到反对派组建起政府为止[7]。2023年5月7日，叙利亚的会员国资格恢复[8]。
2011年2月22日，由于第一次利比亚内战，利比亚的会员国资格被暂停[9]，2011年8月25日恢复
地理
阿拉伯国家联盟的22个成员国领土面积共1400万平方公里，其中10个位于非洲，12个位于亚洲。阿盟成员国横越西亚、北非和东北非，包括新月沃土、尼罗河流域、阿特拉斯山脉的肥沃土地和撒哈拉沙漠，这地区曾出现古埃及、亚述、巴比伦、腓尼基、迦太基、库施、纳巴泰等古代文明。
经济
阿拉伯国家联盟有大量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苏丹南部肥沃的土地更是阿拉伯世界的食物来源地。旅游业没有受到不稳的局势影响，是区内发展最快速的行业，尤其以埃及、阿联酋、阿尔及利亚、突尼西亚和约旦最明显。通讯业是另一个发展迅速的行业，当地公司如Orascom和阿联酋电信在短短十年内成功打入国际市场。
阿拉伯国家联盟成员国的经济发展程度悬殊，石油国家如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十分富有，而科摩罗、毛里塔尼亚、吉布提的贫穷问题严重。阿拉伯国家联盟同意拨出5亿美元援助苏丹达尔富尔地区，而埃及和利比亚公司也计划在当地挖掘水井。
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
下表是成员国以美元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列表，除特别注明外，所有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08年4月发表的报告。[10]
国家 国内生产总值列表（购买力平价）─ 百万美元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列表（购买力平价）─ 美元
阿拉伯国家联盟f 2,604,639 7,671
沙乌地阿拉伯 592,886 23,814
埃及 443,430 5,896
阿尔及利亚 233,479 6,709
阿联酋 185,287 38,893
摩洛哥 138,250 4,433
科威特 137,450 38,857
伊拉克g 114,151 3,652
叙利亚 94,563 4,756
卡塔尔 94,404 86,008
苏丹 88,037 2,309
利比亚 88,133 14,192
突尼西亚 82,636 8,002
阿曼 68,331 24,674
叶门 52,050 2,335
黎巴嫩 51,474 13,374
约旦 27,986 4,886
巴林 24,499 32,064
毛里塔尼亚 5,818 1,800
索马里g 6,375 900
巴勒斯坦g 5,034 1,100
吉布提 1,738 2,271
科摩罗 719 1,125
注：
^f 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没有提供整个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数据，总国内生产总值是各成员国的总和，总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根据下表的人口计算。
^g g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没有提供这个国家的数据，数据来自2007年出版的《世界概况》。[11]巴勒斯坦的数据来自2006年出版《世界概况》中的“西岸（包括加沙地带）”。
教育
不少国家利用自己发布的数据计算识字率，而有些国家则以入学资料作出粗略估计，由于定义和数据收集方式有异，识字率应谨慎诠释。下表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2009年发表的报告数据︰
排名 国家 识字率
1 科威特 94.5
2 巴勒斯坦 93.8
3 卡塔尔 93.1
4 约旦 91.1
5 阿联酋 90.0 [l]
6 黎巴嫩 89.6 [j]
7 巴林 88.8
8 利比亚 84.2 [l]
9 沙乌地阿拉伯 82.9
10 阿曼 81.4
11 叙利亚 80.8
12 突尼西亚 74.3
13 埃及 71.4
14 吉布提 70.3 [j]
15 阿尔及利亚 69.9
16 苏丹 60.9 [aa]
17 科摩罗 56.8 [j]
18 叶门 54.1 [l]
19 摩洛哥 52.3
20 毛里塔尼亚 51.2
x 伊拉克 没有资料
x 索马里 没有资料
人口
阿拉伯国家联盟由22个不同文化和种族的成员国组成，其中大部分是阿拉伯人。根据2014年估计，成员国总人口约为3亿5千多万，人口增长较世界大部份其他地区快速，预计会减慢发展中国家成员国的经济发展。最多人口的成员国是埃及，人口约7910万。而最少人口的成员国是葛摩，只有69万居民。由于大部分土地是沙漠，人口主要聚集在商业和工业活动频繁的城市和附近地区。阿拉伯国家联盟最大城市是开罗，其次是巴格达、喀土穆、吉萨、大马士革、利雅德和达尔贝达。关于阿拉伯联盟各大城市的人口资料和排名，可见阿拉伯联盟大城市列表。
排名 国家 人口
1 埃及 79,089,650
2 苏丹 43,939,598
3 阿尔及利亚 35,423,000
4 摩洛哥 32,200,000
5 伊拉克 31,234,000
6 沙乌地阿拉伯 27,136,977
7 叶门 23,580,000
8 叙利亚 22,505,000
9 突尼西亚 10,432,500
10 索马里 14,259,000
11 Libyan protesters flag （observed 2011）.svg 利比亚 6,420,000
12 约旦 6,407,085
13 阿联酋 4,975,593
14 黎巴嫩 4,224,000
15 巴勒斯坦 4,136,540
16 科威特 3,566,437
17 毛里塔尼亚 3,291,000
18 阿曼 2,845,000
19 卡塔尔 1,696,563
20 巴林 1,234,596
21 吉布提 864,000
22 科摩罗 691,000
合共 阿拉伯国家联盟 355,251,539
与其他组织的比较
阿盟与其他阿拉伯国际组织的比较
阿拉伯国家联盟与美洲国家组织、欧洲委员会、非洲联盟、南美洲国家联盟、东南亚国家协会等组织一样，政治因素是成立的首要考虑，但其以文化因素而非地理位置作为成员资格，则与拉丁语联盟或加勒比共同体等组织相似。
与欧洲联盟截然不同的是，阿拉伯国家联盟没有造成大规模的地区融合或与成员国的人民没有直接关系，只是提倡统一的阿拉伯民族，为阿拉伯国家提供讨论问题的平台。所有成员国都是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而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区均来自阿拉伯国家联盟。
军事
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军事
阿拉伯国家联盟的联合国防委员会是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机构之一。[12]它是根据1950年的防卫与经济合作条约的条款成立的，目的是协调阿拉伯国家联盟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成员国的集体防卫。[13]
阿拉伯国家联盟作为一个组织并没有自己的军事力量，但是在2007年首脑会议上，与会国家领导人决定重新启动联合防御，并建立一支维和部队，以部署在黎巴嫩南部、达尔富尔、伊拉克和其他热点地区。
在2015年埃及举行的首脑会议上，成员国原则上同意组建联合军事力量。[14]
峰会
序数 国家 城市 日期 备注
1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 开罗 1964年1月13日－17日
2 亚历山大港 1964年9月5日－11日
3 摩洛哥 卡萨布兰卡 1965年9月13日－17日
4 苏丹 喀土穆 1967年8月29日
5 摩洛哥 拉巴特 1969年12月21日－23日
紧急1 埃及 开罗 1970年9月21日－27日
6 阿尔及利亚 阿尔及尔 1973年11月26日－28日
7 摩洛哥 拉巴特 1974年10月29日
紧急2 沙乌地阿拉伯 利雅德 1976年10月17日－28日
8 埃及 开罗 1976年10月25日－26日
9 伊拉克 巴格达 1978年11月2日－5日
10 突尼西亚 突尼斯市 1979年11月20日－22日
11 约旦 安曼 1980年11月21日－22日
12 摩洛哥 非斯 1982年9月6日－9日
13 暨紧急3 卡萨布兰卡 1985年9月7日－9日
14 暨紧急4 约旦 安曼 1987年11月8日－12日
15 暨紧急5 阿尔及利亚 阿尔及尔 1988年6月7日－9日
16 暨紧急6 摩洛哥 卡萨布兰卡 1989年6月23日－26日
17 暨紧急7 伊拉克 巴格达 1990年5月28日－30日
紧急8 埃及 开罗 1990年8月9日－10日
18 暨紧急9 1996年6月22日－23日
紧急10 2000年10月21日－22日
19 约旦 安曼 2001年3月27日－28日
20 黎巴嫩 贝鲁特 2002年3月27日－28日
21 埃及 沙姆沙伊赫 2003年3月1日
22 突尼西亚 突尼斯市 2004年5月22日－23日
23 阿尔及利亚 阿尔及尔 2005年3月22日－23日
24 苏丹 喀土穆 2006年3月28日－30日
25 沙乌地阿拉伯 利雅德 2007年3月27日－28日
26 叙利亚 大马士革 2008年3月29日－30日
27 卡塔尔 多哈 2009年3月28日－30日
28 利比亚 苏特 2010年3月30日－4月1日
29 伊拉克 巴格达 2012年3月27日－29日
30 卡塔尔 多哈 2013年3月21日－27日
31 科威特 科威特城 2014年3月22日－28日
32 埃及 沙姆沙伊赫 2015年3月28日－29日
紧急11 沙乌地阿拉伯 利雅得 2016年1月7日
33 毛里塔尼亚 努瓦克肖特 2016年7月20日
34 约旦 安曼 2017年3月23日－29日
35 沙乌地阿拉伯 达兰 2018年4月15日
36 突尼西亚 突尼斯市[15] 2019年3月31日
37 阿尔及利亚 阿尔及尔 2022年11月1日
38 沙乌地阿拉伯 利雅得 2023年5月19日
阿拉伯国家联盟首脑会议的系统未加入的两个首脑会议：
因沙斯， 埃及：1946年5月28日至29日。
贝鲁特， 黎巴嫩：1958年11月13日至15日。
在摩洛哥非斯举行的阿盟第十四次首脑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
1981年11月25日：历时5小时的会议没有达成文件协议而结束。
1982年9月6日至9日：完成剩余会议事务。
谢选骏指出：人说“阿拉伯国家联盟”，我看“阿拉伯国家联盟犹如英联邦”。虽用同一种语言，其团结程度还不如那个使用不同语言的印度联邦。“阿拉伯国家联盟”犹如英联邦，都是殖民主义的产物，把不同的种族与文明，纳入了一个拼盘。
【02、“中国殖民日本列岛史”的证据】
《唐墓壁画与高松冢古坟壁画的比较研究》（齐东方 张 静）报道：
1972年日本高松冢古坟的发掘，曾引起极大轰动，被称为世纪性的重大考古发现。该墓如此引人瞩目，主要是因为墓中保存了极为罕见的、精美的壁画，填补了日本绘画史上的空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1）。
高松冢古坟壁画发现后，日本学者作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发表了很多有价值的意见。最初，有些学者认为，这些壁画反映的文化特征，与高句丽壁画关系密切，推测画师可能来自朝鲜半岛。稍后，研究者更加重视这些壁画与中国唐代壁画的关系（2）。韩国学者也对高松冢古坟壁画产生强烈的兴趣，参与了高松冢壁画的研究（3）。中国对此虽然十分重视，但只作了一般性的介绍（4）。事隔23年的今天，日本尚无相似的实例发现，中国不仅新发掘出许多壁画墓，而且高松冢古坟壁画发现以前发掘的一些唐代墓葬壁画资料也陆续发表，这无疑给深入研究高松冢壁画带来了新的契机。
一、中国有关的墓葬壁画
高松冢古坟，位于日本奈良县高市郡明日香村。古坟的封土为半球状，高约5米，底部直径约18米。封土内中部置一石椁，石椁内原有木棺，已朽。墓已被盗，残存遗物有海兽葡萄纹铜镜、银饰件、鎏金铜饰件、料珠等。石椁内壁绘壁画。古坟的年代为7世纪末8世纪初。
高松冢古坟壁画与中国壁画有极为密切关系，了解中国壁画的学者可从中看到了许多熟悉的人物面容、服饰道具以及四神、天象图等。高松冢古坟发现后，中国陆续发掘的许多墓葬壁画，进一步证明了它们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与高松冢壁画的年代相近、关系比较直接的中国壁画墓主要有以下诸例：
山东嘉祥英山一号隋徐敏行墓（584）（5）。
宁夏固原隋史勿射墓（609）（6）。
陕西三原唐李寿墓（630）（7）。
陕西礼泉唐杨恭仁墓（640）（8）。
陕西礼泉唐段简壁墓（651）（9）。
陕西西安唐执失奉节（658）（10）。
陕西礼泉唐李震墓（660）（11）。
陕西礼泉唐郑仁泰墓（664）（12）。
陕西咸阳唐苏君墓（667）（13）。
陕西西安唐李爽墓（668）（14）。
陕西礼泉唐李勣墓（670）（15）。
陕西富平唐房陵大长公主墓（673）（16）。
陕西富平唐李凤墓（674）（17）。
陕西礼泉唐阿史那忠墓（675）（18）。
陕西礼泉唐安元寿夫妇墓（684）（19）。
陕西乾县唐章怀太子李贤墓（706）（20）。
陕西乾县唐懿德太子李重润墓（706）（21）。
陕西乾县唐永泰公主李仙蕙墓（706）（22）。
陕西长安唐韦泂墓（708）（23）。
陕西咸阳唐薛氏墓（710）（24）。
陕西礼泉唐契芯夫人墓（722）（25）。
陕西西安唐薛莫墓（728）（26）。
陕西西安唐冯君衡墓（729）（27）。
陕西西安唐宋氏墓（745）（28）。
陕西西安唐苏思勖墓（745）（29）。
陕西咸阳唐张去奢墓（747）（30）。
陕西西安唐张仲晖墓（753）（31）。
陕西西安唐高元珪墓（756）（32）。
陕西西安唐唐安公主墓（784）（33）。
山西太原南郊唐墓（约唐高宗武则天时期）（34）。
山西太原唐赵澄之墓（695）（35）。
山西太原金胜村3号唐墓（约唐高宗武则天时期）（36）。
山西太原金胜村4号唐墓（约唐高宗武则天时期）（37）。
山西太原金胜村5号唐墓（约唐高宗武则天时期）（38）。
山西太原金胜村6号唐墓（约唐高宗武则天时期）（39）。
宁夏固原唐梁元珍墓（699）（40）。
湖北安陆唐吴妃杨氏墓（贞观中期）（41）。
湖北郧县唐李泰墓（653）（42）。
湖北郧县唐李徽墓（684）（43）。
湖北郧县唐阎婉墓（724）（44）。
湖北郧县唐李欣墓（724）（45）。
四川万县唐冉仁才墓（654）（46）。
广东韶关唐张九龄墓（741）（47）。
考察这些墓葬壁画的内容、布局和演变规律，辨析唐墓壁画与高松冢的壁画的异同，有助于对高松冢古坟壁画的渊源的认识。关于中国唐代墓葬壁画，1959年贺梓城曾以《唐墓壁画》为题，概述了西安地区1953—1959年考古发现的唐代壁画墓，指出了当时出土的唐墓壁画的内容及其初唐到盛唐的变化（48）。1972年配合高松冢古坟壁画研究，长广敏雄撰写《唐代的壁画墓》一文，根据中国的发掘报道，列举了19座壁画墓，其中陕西13座、山西5座、广东1座。主要介绍了山西唐墓和李爽、韦泂、李仙蕙墓的壁画（49）。1982年宿白发表《西安地区唐墓壁画的布局和内容》一文，仔细排列了西安地区唐代墓葬的早晚关系，论证了唐墓壁画的布局、内容的演变规律和历史原因（50）。1992年权奎山以《试析南方发现的唐代壁画墓》为题，研究了南方的9座壁画墓（51）。
应该指出，上述研究论文所提到的唐代壁画墓，许多仅有文字叙述，并无图片发表，有的甚至只知道是壁画墓，实际内容一无所知。1991年陕西历史博物馆编著的《唐墓壁画集锦》，虽然是一部摹本图录，但发表了一些过去鲜为人知的壁画，并有较详细的说明，不仅能看到以往一些壁画的面貌，还增添了不少新的内容。
唐代壁画墓，规模较大，结构复杂。一般有墓室（有的为前、后双墓室）、甬道、过洞和墓道，壁画分绘于各个部位。壁画题材、所绘的部位大致如下：
l．四神图 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用以表示方位和避邪，多绘于墓道的东西壁及墓室的南北壁。
2．仪卫图 由步、骑或步、车、骑仪仗组成，仅见于高级贵族的墓葬中，为墓主人生前地位的象征。分布在墓道东西壁。
3．棨戟图 唐代官吏门第前列戟表现身份和荣耀，列戟数量的多少和官品高低有关。墓葬壁画所绘的棨戟图与墓主人生前地位相应。见于甬道和过洞中。
4．建筑图 是墓主人生前宅第的写照。绘于墓门旁和甬道、过洞两壁。
5．内侍图 仕女中有贵妇、宫官、侍女，还有男性侍者和官吏。反映贵族日常生活，根据墓主地位不同，内容有别。多绘于墓室内，也见于甬道和过洞中。
6．家牧生产图 是经营庄园的场景，绘于过洞壁面。
7．打球图 表现宫廷或军队娱乐，绘于墓道壁画。
8．客使图 表现迎接外国及其他民族使者，绘于墓道的东西壁。
9．乐舞图 绘于墓室。
10．人物故事图 绘于墓室。
11．游猎图 绘于墓道。
12．树下人物图 绘于墓室。
13．星象图 绘于墓室顶部。
墓葬壁画因时代早晚而不同，根据以往的研究和新的资料，基本可搞清唐代墓葬壁画内容、布局、构图、艺术特征和绘画技法上的发展演变规律。
隋至唐初（581—649）西安地区的壁画墓主要有李寿、杨恭仁墓。
李寿墓，墓道绘由飞天引导的出行游猎图。过洞为步卫、属吏、农牧、厨事、列戟。甬道有属吏、内侍、寺院和道观。墓室绘马厩、仓廪、宅院、女伎乐。李寿墓壁画上虽未发现四神图，但把四神刻在了石椁上。山东嘉祥隋徐敏行墓和宁夏固原隋史勿射墓，墓道和过洞突出守卫武士，墓内表现家内生活。徐敏行墓的墓室东、西壁还分画青龙和白虎。这两座墓，不在西安地区，但壁画内容与西安唐初壁画墓有共同性。
这阶段的特点是四神绘于墓室内。凡日常生活的内容，多以复杂的庭院为背景。四神、农牧、厨事、马厩、仓廪、寺院道观等题材，多渊源于十六国迄北朝墓葬壁画。布局有的采用分上下栏的做法。壁画人物体态清瘦，稍显呆板。
唐高宗、武则天时期（650—704）的壁画墓主要有段简壁、阿史那忠、李震、执失奉节、郑仁泰、苏定方、李爽、李勣、房陵大长公主、李凤、安元寿墓。尽管各墓壁画均有不同程度的残损，但内容基本清楚。
阿史那忠墓壁画保存较好，墓道绘青龙、白虎、鞍马、骆驼、牛车、步卫、属吏、武士。过洞为影作木结构建筑（即在墙壁上绘出梁、柱等构件以表示实际建筑，与壁画作品内的建筑图不同）、属吏、侍女、列戟。李凤墓的甬道绘影作木结构建筑、侍女。墓室为影作木结构建筑、人物花卉、星象。房陵大长公王墓室壁画完好，所有人物皆为侍女，以单人平列式出现。湖北唐墓与西安唐墓壁画内容相似，山西太原唐墓流行屏风式的树下人物，宁夏园原梁元珍墓又出现牧马图。
影作木结构建筑是这一阶段较普遍的现象，在过洞、甬道及墓室壁上绘粗线条的阑额、廊柱，廊柱既是建筑的象征，又兼作界格，将壁面分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画面，其间描绘男、女侍者等人物，使墓内如同宅院。人物各自独立，大多无背景。造型略显圆腴，形象较为生动。
唐中宗至玄宗开元时期（705—742）。主要有李重润、李贤、李仙蕙、韦泂、薛氏、契宓夫人、薛莫、韦氏、冯君衡墓。
李重润墓的墓道绘青龙、白虎、山林城阙、步骑仪卫、轺车、鞍马、官吏。过洞为胡人牵豹、男侍牵犬或驾鹰、侍女、影作木结构建筑、列戟、步卫、牛车。甬道皆为侍女，间绘花木草石。墓室绘影作木结构建筑、捧物品及乐器的女侍、星象。李贤和李仙蕙墓壁画内容和布局与李重润墓的基本相同，惟李仙蕙墓过洞顶部绘平綦、卷云、白鹤，李贤墓的墓道还有出行狩猎、打球、客使图。
这一阶段在过洞、甬道、墓室所绘的人物，大都以象征式廊柱建筑为背景，墓室的壁画生活气氛更为浓厚，游乐场面增多，出现了云、鹤。一些墓的墓道壁画简化。车马、仪卫的场面缩小，有的省去。壁画人物多成群出现，构图参差有致，相互呼应，突出情节和趣味。人物形象丰满匀称，婀娜多姿。描绘技术娴熟，线条流畅。人物造型准确，衣纹复杂多变。
唐玄宗天宝（742）以后的墓葬壁画与高松冢壁画关系不大，这一时期因墓葬形制发生变化，长斜坡墓道少见，壁画大都出现在墓室内，题材多为四神、男女侍者。新出现绘墓主人像的做法。有墓道的墓，墓道只绘青龙、白虎，出行、仪卫的内容不见了，影作木结构建筑也被淘汰。西安地区也开始流行折扇式屏风画，突出了云、鹤的题材。人物形体臃肿，描绘草率，艺术水平较低。
二、高松冢古坟壁画与唐墓壁画的比较
与规模宏大的唐代壁画墓不同，高松冢古坟是一座简单的石椁墓，壁画内容的多少和布局自然有所不同。高松冢古坟石椁长256.6厘米、宽103.5厘米、高113.4厘米，空间狭小，不可能绘出更复杂的内容，只出现了四神图、侍女及内侍图和星象图。但这些内容恰恰是中国古墓、特别是唐墓壁画始终流行的内容，也可以说是唐代墓葬壁画的代表性题材。
四神图
四神是指青龙、白虎、朱雀和玄武。高松冢古坟石椁壁画中未发现朱雀。其他的分布是东壁中部画青龙：青色的鳞，红色的鳍，口吐红长舌，长颈，前肢伸直，似走兽。西壁中部画白虎：除了口、舌和足爪涂红外，通体白色；颈部和躯体细长，四肢稍短。北壁画玄武：蓝黑色，龟蛇合体，龟为行走状，蛇穿绕龟体后，在其上方卷曲。
四神的观念产生于中国，用于表现方位和避邪免灾。作为图像，早在战国时期的器物上已出现，如曾侯乙墓出土的漆木衣箱，上面绘青龙和白虎（52）。壁画上表现四神最早见于山西平陆枣园东汉初的墓葬中（53）。云南昭通东晋霍承嗣墓（54）、河南洛阳北魏元乂墓（55）、山东嘉祥英山隋墓也有表现，是中国传统的墓葬装饰内容。
唐代四神更加流行，唐朝初年的李寿墓，壁画虽没有四神，但将之刻在石椁上。稍晚一些的阿史那忠、苏定方、韦泂、李重润、李贤、李仙蕙、薛莫墓将青龙、白虎绘在墓道两壁上。同时期的其他墓葬，虽未发现青龙、白虎，可能是由于壁画脱落，原来也应存在。山西太原金胜村唐墓、西安苏思勖墓、广东韶关张九龄墓，以及唐玄宗天宝以后的张去奢、张去逸、高元珪、郯国大长公主墓（56），也绘青龙和白虎。
唐墓中的青龙、白虎，气魄宏大，长达七八米。应该指出的是，四神图虽流行，但有的墓常常省略朱雀和玄武，如李重润、李贤、李仙蕙等保存较好的壁画墓，报告中均未提到有朱雀和玄武。
青龙在陕西、山西唐墓壁画中普遍出现，其样式在高元珪墓中保存了较好的图像，与高松冢古坟中的青龙很相近。均为曲颈、弓身，作奔跑状，区别仅在于高松冢的青龙后足的一只向前。两者都画在墓室东壁。韦泂墓室西壁的白虎，仅残存头部，吐舌和毛发向后，与高松冢古坟中白虎稍有区别。而山西唐墓壁画中写实风格的白虎，头部与高松冢古坟的白虎更为接近。
玄武的蛇头尾相勾、不相勾和相缠，构成了复杂的图像变化，南北朝时期就已基本定形（57）。日本药师寺金堂本尊基座雕刻的玄武整体风格更接近南北朝时期的玄武，龟头与蛇头离得很近，蛇身绕龟身较少，蛇的头颈与尾相勾。苏思勖、高元珪墓室的北壁画玄武，蛇的头颈和尾相勾，龟的右足前行，左足在后，显得比高松冢古坟的玄武的姿态更生动、合理。太原金胜村6号墓的玄武，蛇的头颈与尾不相勾。韦氏墓的玄武，蛇身涂红，尾部与颈相缠，卷两周，龟的四足均前行。
将四神绘于墓室内，河南洛阳北魏元乂墓已出现，山东英山隋墓，青龙、白虎也绘于墓室左右壁。太原金胜村6号唐墓，绘在墓顶下部。南方地区的冉仁才墓绘在甬道两壁，张九龄墓出现在墓室内。根据南方地区隋唐画像砖墓的青龙和白虎画像砖均镶嵌在墓室两壁，可知将四神置于墓室在西安以外的地区较流行。当然，这与墓葬的建筑材料、有无长斜坡墓道的形制特征和壁画内容的多少有关。
人物图
高松冢古坟壁画，共有16个男女人像，分布在石椁东、西两壁。
石椁东、西壁的北部，分别画四个侍女像，均作缓步前行状。侍女像的脸形比较丰腴，额顶头发后梳，在头后束在一起，发稍上翘，两鬓下垂。服装都是上衣长至膝，袖长而宽，裙子被上衣盖住上部，露出的下部多褶曳地。上衣的领口用带系结，腰部束带，带略下垂。上衣颜色各异，裙子为绿、蓝色和红黄蓝绿各色相间的三种。衣和裙的下摆都有镶边，色彩鲜艳。
东壁的4个侍女，南起第一人绿衣束红带，执团扇。第二人黄衣。第三人红衣。第四人白衣束绿带，执拂尘。西壁的4个侍女，南起第一人黄衣蓝袖口，束绿带，执团扇。第二人白衣。第三人红衣白袖口，束绿带，抛如意。第四人绿衣白袖口，束红带。
东西壁的南部，分别画4个男侍像。头带黑色冠，似仆头，衣长袖宽，腰间束带。
西壁南部的4个男侍像，南起第三人穿绿衣，其他人为黄衣。南起第一人执床几，第二人执装在布套中的“长棒”，第三人执袋状物，第四人执杖。
东壁南部的4个男侍像，北起第一人为绿衣，执装在红布套中的“短棒”；第二人绿衣，执袋状物；第三人为黄衣，执伞盖；第四人残毁不清。
人物画在中国起源甚早，如果不算新石器时代陶器上的图案和战国时代青铜器上的线刻，稍具规模、表现较为复杂的人物，在战国时期著名的夔凤人物帛画上已经出现，两汉时期的墓葬壁画、画像石、画像砖上的人物表现较为成熟。唐代壁画墓，人物图像是必备的内容。
高松冢古坟壁画上的人物服装，唐墓壁画中不见，应是日本人独特的样式。特别是侍女上衣下裙，裙的下摆有镶边，可能即所谓“襈”。《隋书·倭国传》载“妇人束发于后，亦衣裙襦，裳皆有襈”，与高松冢壁画相符。虽然壁画人物为日本人无疑，但表现上与唐墓壁画有关。
首先看高松冢古坟壁画侍女像的脸形特征。东壁北侧第一人和西壁北侧第二人，均为左半侧面，两者十分相像。唐墓壁画这类侍女甚多，表现手法也非常相似。如李重润墓后室东壁北面的侍女、前室东壁北面和前室西壁南面的侍女，李仙蕙墓前室东壁北面和前室西壁南面的侍女等，成组地出现这种左半侧面的侍女像（58）。至于高松冢古坟西壁北侧的两个右半侧面的侍女，唐墓中也同样大量出现。人物面孔用简练的线条勾出丰满的脸形、细弯的眉眼和醒目的朱唇等描绘技法，是唐代仕女画的艺术特色。
其次是侍女的服装。虽然这些服装样式不是中国式的，但是表现特征与唐墓壁画有很多相似之处。高松冢古坟壁画所有的侍女都穿多褶裙，有单色的，也有以不同的颜色如红、绿、白和蓝相间的彩条多褶裙。这种裙在南北朝时期已能见到，而唐代十分流行，特别在较早的墓葬壁画中表现尤为明显。李寿、杨恭仁、段简璧、执失奉节、李震、李爽、李勣、房陵公主墓中的侍女和张雄墓出土的侍女木俑，几乎都是下穿多褶裙，而且也有用不同色彩描绘的情况（59）。
再次是侍女和男侍手中所执物品。高松冢古坟壁画中侍女执有团扇、拂尘、如意等，这在唐墓壁画中大量出现。手执团扇的侍女至少可举出十几个实例，如杨恭仁、段简璧、李震、李爽、房陵公主、李凤、阿史那忠、安元寿、李重润、李仙蕙、韦氏墓等都有发现（60），有的墓中多达3个手执团扇的侍女。团扇的实物也曾在唐墓中出土。执拂尘的侍女在唐墓壁画是常见的形象，李爽墓东壁有两个执拂尘侍女、房陵公主墓西壁北侧和北壁有两个执拂尘的侍女，此外李重润、李仙蕙墓中也有发现（61）。如意在北魏石造像上已可见到，在唐墓中至少有5例，如杨恭仁、李凤、房陵公主、李仙蕙、苏思勖墓中的手执如意者（62）。
高松冢古坟壁画中男侍像也有执物者。西壁南起第一人执床几，第二人执装在布套中的“长棒”，第三人执袋状物，第四人执杖。东壁南部北起第一人手执装在红布套中的“短棒”，第二人执袋状物，第三人执伞盖。唐代有时也将用物装于布套中，如李重润墓第三过洞西壁、李贤墓前室东壁南面都有发现（63），但推测里面为团扇和乐器，与这些包裹着的“长棒”、“短棒”似乎不同。伞盖是贵族出行的用具，在中国出现较早，北魏时期有大量的图像资料。在唐代的李寿墓墓道西壁、李重润西壁也出现（64），用于表现出行或身份，形制与高松冢古坟壁画上的不同。
唐代墓葬壁画中的执杖者，至少可分为三种：一种以山西太原唐墓壁画为代表，杖呈“Y”形或“T”形，执于侍女手中，用途不明，有人推测是尺（65）。日本正仓院藏玳瑁杖亦即此种。第二种见于安元寿墓甬道一男侍手中，与现代的手杖基本相同。第三种与高松冢古坟壁画所见最相似，见于李贤墓前室东壁南面的男装侍女、唐安公主墓墓室东壁第二个男侍手中所举的杖。在唐代，此类杖用于骑马打球，如李贤墓墓道东壁有许多骑马打球的人手执这类杖（66）。
星象图
高松冢古坟的星象图，包括太阳、月亮和星辰。在布局上与唐墓壁画略有不同，太阳贴金箔，画在青龙之上，月亮贴银箔，画在白虎之上。椁室顶部用金箔点装星辰，其中有的还用红线连接构成星座，包括北斗七星。
中国河南洛阳西汉壁画墓，发现过包括日月和各种星座的星象图（67），辽宁辽阳东汉墓（68）、山东梁山东汉墓（69）、山西平陆枣园东汉墓（70）、河南南阳东汉墓（71）都出现了星象图。因此，星象图是中国墓葬装饰中出现很早、并一直流行的传统题材。西安地区唐墓中，星象图保存较好的有苏定方、李爽、李凤、李重润、李贤、李仙蕙、薛莫、苏思勖墓。山西太原金胜村唐墓，墓室顶部都有星象图。星象图保存多不完整，具体的内容无法比较，但唐墓和高松冢古坟壁画都将之作为重要题材用于墓葬的装饰是一致的。
三、高松冢古坟壁画的渊源
中国内地的墓葬、高句丽古坟和高松冢古坟壁画，都有四神、人物和星象图，说明这是古代东亚墓壁装饰共同的题材。高松冢古坟壁画发现后，人们立即与高句丽壁画相比较，并引起种种联系的推测，而与唐墓壁画的比较略少。原因主要是当时中国发掘和发表的资料不多。本文前面所列唐墓壁画，大都是高松冢发掘之后发表的新资料，说明四神、人物和星象图不仅见于中国，而且实例更多，历史更悠久。
同日本古坟时代一样，唐代并非所有的墓葬都带壁画，壁画在高官和有地位的人的墓中才能见到。7世纪末8世纪初，正是唐代墓葬等级制度严格的时期（72），已知西安地区的壁画墓，墓主人都是高官贵族，现知身份最低是“朝议郎（正六品）行河南府士曹参军（正七品）”张仲晖墓。
日本的壁画古坟更是少见，高松冢的被葬者无疑是一个高级贵族，有学者推测为忍壁皇子（73）。壁画内容虽简化，显然也突出了被葬者的身份和贵族生活，置于南部的男侍像，有人执盖，似为唐墓中出行仪仗图的缩写，而置于北部的侍女像，手中执团扇、如意等，则是唐墓中家内生活的场景，实质上都与唐墓壁画的主题相同。至于壁画所绘的人物数量少和规模不大，主要原因是高松冢古坟的形制较小。此外，如果从中国的情况看，唐代的长安，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包括壁画在内的许多美术“样式”，都是从长安向地方传播的，地方在接受了长安的样式后，又或多或少地做了些改动。山西太原和宁夏固原发现的唐墓壁画，内容和配置与长安略有差别，如都有屏风式的树下人物图，宁夏固原唐墓还有牧马图，增添了地方色彩。高松冢古坟壁画与西安唐墓的区别，大概也属于长安样式传播后的改变。
高松冢壁画的四神，是唐墓壁画最具代表性的题材。中国四神图像出现后，得以广泛的传播，高句丽壁画直接受到影响。朝鲜三国时代的高句丽壁画古坟，一般分为三期。第一期为4世纪末至5世纪初期，壁画以墓主人夫妇像为主，并有中国汉式的流云纹；第二期为6世纪前半，流行人物风俗画和三角、莲花纹；第三期为6世纪后半至7世纪前半，突出四神图和忍冬、花草纹（74）。高句丽中期和晚期的通沟舞蹈冢、梅山里四神冢、通沟四神冢、高山里一号坟、江西大墓、中和真坡里一号坟的四神，是高句丽壁画四神的代表作品。这些四神虽极为生动，但形象与唐墓和高松冢的四神区别很大，青龙、白虎体态曲折多变，玄武的蛇身反复盘绕，整体复杂的装饰和纤细的线条，都表现出高句丽自身的特色。四神陪衬的云气、莲花、忍冬纹等，更不见于唐墓和高松冢壁画。高句丽壁画的时代早于唐代和高松冢古坟，自然会有种种差别。但唐代的四神，却与北魏和南朝时期的一脉相承（75），并和高松冢古坟属同样风格。因此，高松冢的四神应是直接取自大陆，即唐代壁画墓的做法。
很多学者都谈到了当时活跃在日本画坛上的画师问题。朝鲜半岛上的百济人曾渡海来到日本，这些人中包括具有绘画技能的画师集团。稍后因朝鲜半岛上政治动乱，被新罗灭国的高句丽人也来到日本，其中也有画师集团，这一系统的画师，后来成为7世纪后半到8世纪日本画坛的主流人物。考虑到这一历史背景，高松冢古坟壁画应与朝鲜半岛，特别是高句丽的画风有关。但是，朝鲜半岛渡来的画师，到高松冢的建造，时间已过了半个世纪，不仅画师会发生更替，绘画艺术也不可能不发生改变，而改变的方向，当然是以借鉴唐代文化为主。此间日本与唐朝频繁地往来，日本还出现“大化革新”，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改革，唐朝政治、文化给予日本的革新运动以强烈的影响。日本奈良正仓院收藏的实物，证明当时已有大量珍贵的唐朝文物传到日本，从事绘画的画师们无需去唐朝，也能通过如粉本等学习唐朝的绘画。7世纪中叶统一了朝鲜半岛的新罗，留下绘画类作品太少，目前还无法与高松冢进行比较。但新罗与唐朝的密切关系是众所周知的，绘画以外的其他遗物上，可见到唐朝文化的强烈影响（76）。因此，高松冢古坟壁画，无论是通过朝鲜半岛的间接关系，还是中国大陆的直接影响，最终的渊源都来自唐朝。而在7世纪末8世纪初这一时期，日本完全可以直接学习中国，无须藉助于朝鲜半岛的中转。高松冢古坟壁画的作者，不能想象成是绘制过唐墓壁画的人，但他们可能对唐代壁画有一定的了解。唐墓壁画中给人印象最深的那些凶猛巨大的四神、栩栩如生的人物和具有神秘感的星象图，成为高松冢古坟壁画选择的题材，应该是顺理成章的。
高松冢壁画侍女的长上衣、交领、裙的下摆有镶边等特征，与高句丽妇女服装相近，这是有人强调两者关系的重要依据。确实，中国《隋书》中的《高丽传》和《倭国传》所载的妇女装束，与这些侍女的服装几乎吻合。说明壁画上表现的是穿民族服装的日本人。但是，在谈到壁画渊源时，艺术表现形式和风格更为重要。高松冢壁画的侍女穿多褶裙，实际上应称为“条纹裙”。条纹裙在中国古代壁画中曾流行一时。中国古代的布帛较窄，做裙时不得不将多幅布帛拼接在一起。为美观起见，可采用多种颜色的布帛拼接，显得更加华丽。由于这一原因，在较早的如甘肃酒泉丁家闸5号墓壁画、敦煌莫高窟228窟北魏壁画、莫高窟285窟西魏壁画、莫高窟62窟隋代壁画、吐鲁番唐张雄墓出土的女俑服饰，都能见到穿条纹裙的妇女。盛唐以后，布帛上的纹样发生变化，妇女喜爱以更为华美浓艳的布帛做裙，条纹裙才逐渐减少（77）。因此，条纹裙应是中国既受材料限制，又有时代特色的妇女服饰。高句丽壁画中妇女的裙子未见这种表现。高松冢壁画侍女的裙也绘出这种条纹，应不是偶然的。
高松冢古坟壁画中的男侍像，东壁南侧第二人和西壁南侧第三人的面部保存较好，为右半侧面，唐墓石刻或陶俑多有相似的实例。值得注意的是，高松冢壁画这些男像的描绘手法和形象特点，与唐墓中的男装女像极为相似。如韦泂墓石椁线刻捧物侍女，头梳髻，身着男装。李贤墓前甬道东壁端花盆侍女像，头戴幞头，身着圆领衣，下穿长裤，是典型的男装女像。阿史那忠墓的托箱侍女、房陵大长公主墓的红袍侍女、执花侍女、执杯侍女也都着男装。这些男装女像，均细眉圆脸，女性特征明显，与高松冢古坟壁画男侍像酷似。唐代妇女穿男装是流行的时尚，但在艺术表现中却有清楚的男、女区别。男子的脸形较粗糙，有棱角、皱纹、胡须，浓眉大眼，特征鲜明。女性眉目清秀，脸庞圆滑，与男性形成强烈对比。女性穿男装，面目特点不变。此外，唐墓壁画中的男侍，手中一般不执日常生活用品，如有执物者，多为笏板，或驯养动物的道具，而高松冢古坟壁画的男侍像，大都执有日常生活用品。参照这一情况，高松冢古坟壁画中的男侍像，即使不是男装女像，至少也受到唐代这种做法的影响。
高松冢古坟的壁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内容配置相互关联。四神表示方位，女性表现日常生活，男性表现外出仪仗，内容有明确的计划性。布局采用对称式，不仅两个壁面对称，每个壁面也对称，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有清楚目的的设计。高句丽壁画的布局较随意，人物平面展开，十分松散。在处理群像时，唐墓壁画参差错落，有重叠，也有间距，富于变化。高松冢古坟壁画的人物群，每组只有四人，比不上李重润墓、李仙蕙墓壁画中那种大型的群体，构图却是一致的。这种人物数量较少的人物群像在西安以外壁画墓中也曾见到，如宁夏固原隋史勿射墓中的侍女图，构图与高松冢古坟的壁画很接近。
从绘画的技法上看，高松冢古坟东壁壁画线条富有弹力，构图紧凑；西壁的线条稍感柔软，人物缺乏生气，可能分别由不同的画家绘制。但总体来说，四神和人物线条流畅自如，熟练准确，虽比不上西安地区大贵族墓壁画，但比一般地方唐墓壁画要精美，整体水平不亚于许多唐墓壁画。壁画的设色讲究，明快柔和。四组人物的每组都通过不同色调相区别，颜色对比意识强烈。人物圆润丰满的面容，全身的动作姿态，与唐代7世纪后半到8世纪初壁画几乎无异。
古代任何地区的绘画艺术，都有其时代风格，同时代的画师也会有不同的个人风格，但个人风格一般不会超越时代的总体特征。高松冢古坟壁画与唐墓壁画的异同也应从这一方面理解。中国北朝至唐初的壁画，表现田园生活、野外出行的内容较多，构图比较松散，人物造型稍显呆板，注重环境气氛的描写，这些特征都不见于高松冢古坟。而七八世纪之交的唐代壁画，强调家内活动，逐渐突出享乐生活，人物刻画生动，自由奔放，着重表现人物内在精神，构图紧凑，这些特征，却融入了高松冢古坟壁画之中。
作为壁画的某一种内容，或人物特征和艺术风格，跨越国界传入他国的可能性很大，但像高松冢古坟壁画这样在主题选择、布局、构图、人物特征、绘画风格，都与唐墓壁画相似是十分罕见的，说明两者有极为密切的联系。中日两国民间往来的历史很早，政府间派遣使节兴盛于隋唐时期，7世纪末8世纪初日本派遣了两次遣唐使，其中有通经史、善文章的使者，还有留在唐朝多年后才归国的人（78）。可以想象，这些人学习到大量的唐朝文化，将之在日本广泛传播。高松冢古坟的被葬者如果是忍璧皇子不误，那么这位喜爱、熟悉中国典章文物的皇子，其墓葬壁画效仿唐墓更是自然的事情。
四、高松冢古坟与东西文化交流
唐代出现了中日频繁交流的高潮，崇尚唐代文化，收藏唐代的书籍、工艺美术品之风十分兴盛。除奈良正仓院保存至今的唐代珍宝之外，地下出土的文物也不胜枚举。高松冢古坟虽然被盗，为数不多的残存遗物中，竟意外出土了一件中国输入的唐海兽葡萄镜。海兽葡萄镜即使在中国，当时也是十分珍贵的。这种镜出现于唐高宗时期，武则天以后不再流行。而高松冢古坟出土的这面铜镜，几乎与西安葬于唐神功二年（698）独孤思贞墓出土的铜镜完全一致，甚至被推测是“同范镜”（79）。唐代最新产品传入日本之迅速令人吃惊，也从侧面证明高松冢古坟壁画直接渊源于唐代墓葬壁画。
高松冢古坟壁画上浓厚的唐代文化因素，还有更深刻的意义，那就是广泛地体现出东西文化的交流。壁画中一个男侍手中的伞盖，尽管保存的不好，但伞盖的一角及顶部仍可清楚地分辨出绘有联珠圈纹。绘出的伞盖，应是表现实际生活中的织物，上面联珠圈纹显然是织物的纹样。联珠圈纹的织物在中国西北地区的唐墓中出土很多，其纹样也在甘肃敦煌隋代和唐代的壁画中突然出现并流行，其原因是西亚波斯萨珊和中亚粟特文化的影响，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纹样装饰。高松冢古坟壁画中的联珠圈纹表明，这种纹样已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中国，又进一步传到日本。
中国古代早期石窟壁画，深受西方画法的影响，后逐渐中国本土化，到唐代已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独树一帜于东方。唐代的强盛和领土的辽阔，也使包括绘画艺术在内的唐文化向外扩散。高松冢古坟壁画，是向东方传播的实例。在西方，中亚地区的片吉肯特、阿夫拉西阿卜和瓦拉赫沙的居室壁画，虽然尚无明显的中国绘画风格的影响，但壁画上已出现了中国唐代墓葬壁画中常见的执笏男侍、女乐舞等人物形象和服饰特征，反映了唐代壁画艺术与西方的交流。
注释：
（1）橿原考古学研究所《壁画古坟高松冢》，便利堂，1972年。
（2）末永雅雄、井上光贞《高松冢古坟和飞鸟》，中央公论社，1972年9月。
（3）末永雅雄《飞鸟高松冢古坟》，学生社，1972年7月。
（4）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资料室《日本高松冢古坟简介》，《考古》1972年5期。
（5）山东省博物馆《山东嘉祥英山一号隋墓清理简报》，《文物》1981年4期。
（6）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固原博物馆《宁夏固原隋史勿射墓发掘简报》，《文物》1992年10期。
（7）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管会《唐李寿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9期。
（8）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编《唐墓壁画集锦》，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
（9）昭陵博物馆《唐昭陵段简壁墓清理简报》，《文博》1989年6期。
（10）贺梓城《唐墓壁画》，《文物》1959年8期。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编《唐墓壁画集锦》。
（11）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编《唐墓壁画集锦》，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
（12）陕西省博物馆、礼泉县文教局唐墓发掘组《唐郑仁泰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7期。
（13）富平县文化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咸阳唐苏君墓发掘简报》，《考古》1963年9期。宿白：《西安地区唐墓壁画的布局和内容》，《考古学报》1982年2期。
（14）陕西省文管会《唐西安羊头镇李爽墓的发掘》，《文物》1959年3期。
（15）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编《唐墓壁画集锦》，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
（16）安峥地《唐房陵大长公主墓发掘简讯》，《文博》1990年1期。
（17）富平县文化馆《唐李凤墓发掘简报》，《考古》1977年5期。
（18）陕西省文管会《唐阿史那忠墓发掘简报》，《考古》1977年2期。
（19）昭陵博物馆《唐安元寿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L2期。
（20）陕西省博物馆、乾县教育局唐墓发掘组《唐章怀太子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7期。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管会《唐李贤墓壁画》，文物出版社，1974年。
（21）陕西省博物馆、乾县教育局唐墓发掘组《唐懿德太子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7期。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管会《唐李重润墓壁画》文物出版社，1974年。
（22）陕西省文管会《唐永泰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1964年1期。人民美术出版社《永泰公主墓壁画集》，1963年。
（23）陕西省文管会《长安县南里王村唐韦泂墓发掘记》，《文物》1959年8期。
（24）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编《唐墓壁画集锦》，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
（25）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编《唐墓壁画集锦》，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
（26）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编《唐墓壁画集锦》，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
（27）贺梓城《唐墓壁画》，《文物》1959年8期。
（28）张正龄《西安韩森寨唐墓清理记》，《考古通讯》1957年5期。
（29）陕西省考古所唐墓工作组《西安东郊唐苏思勖墓清理简报》，《考古》1960年1期。
（30）贺梓城《唐墓壁画》，《文物》1959年8期。
（31）陕西省考古所等《唐张仲晖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2年1期。
（32）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编《唐墓壁画集锦》，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
（33）陈安利、马咏钟《西安王家坟唐代唐安公主墓》，《文物》1991年9期。
（34）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南郊唐代壁画墓清理简报》，《文物》1988年12期。
（35）《太原董茹庄唐墓壁画》，《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11、12期。《太原市西南郊新董茹庄唐墓》，《山西文物介绍》，山西人民出版社，1954年。王玉山《太原晋祠镇索村发现唐代墓葬》，《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2期。
（36）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南郊金胜村三号唐墓》，《考古》1960年1期。
（37）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南郊金胜村唐墓》，《考古》1959年9期。
（38）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南郊金胜村唐墓》，《考古》1959年9期。
（39）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市金胜村第六号唐代壁画墓》，《文物》1959年8期。
（40）宁夏固原博物馆《宁夏固原唐梁元珍墓》，《文物》1993年6期。
（41）孝感地区博物馆、安陆县博物馆《安陆王子山唐吴妃杨氏墓》，《文物》1985年2期。
（42）权奎山《试析南方发现的唐代壁画墓》，《南方文物》1992年4期。
（43）湖北省博物馆、郧县博物馆《湖北郧县唐李徽、阎婉墓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8期。
（44）湖北省博物馆、郧县博物馆《湖北郧县唐李徽、阎婉墓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8期。
（45）高仲达《唐嗣濮王李欣墓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80年2期。
（46）四川省博物馆《四川万县唐墓》，《考古学报》1980年4期。
（47）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华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唐代张九龄墓发掘简报》，《文物》1961年6期。
（48）贺梓城《唐墓壁画》，《文物》1959年8期。
（49）末永雅雄、井上光贞《高松冢古坟和飞鸟》，中央公论社，1972年9月。
（50）宿白《西安地区唐墓壁画的布局和内容》，《考古学报》1982年2期。
（51）权奎山《试析南方发现的唐代壁画墓》，《南方文物》1992年4期。
（52）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
（53）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山西平陆枣园村壁画汉墓》，《考古》1959年9期。
（54）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云南省昭通后海子东晋壁画清理简报》，《文物》1963年12期。
（55）洛阳博物馆《洛阳北魏元乂墓调查》，《文物》1974年12期。
（56））宿白《西安地区唐墓壁画的布局和内容》，《考古学报》1982年2期。
（57）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邓县彩色画像砖墓》，1958年。
（58）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编《唐墓壁画集锦》，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
（59）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编《唐墓壁画集锦》，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
（60）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编《唐墓壁画集锦》，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
（61）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编《唐墓壁画集锦》，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
（62）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编《唐墓壁画集锦》，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
（63）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编《唐墓壁画集锦》，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
（64）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编《唐墓壁画集锦》，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
（65）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南郊唐代壁画墓清理简报》，《文物》1988年12期。
（66）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南郊唐代壁画墓清理简报》，《文物》1988年12期。陈安利、马咏钟《西安王家坟唐代唐安公主墓》，《文物》1991年9期。
（67）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洛阳西汉壁画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2期。
（68）李文信《辽阳发现的三座壁画古墓》，《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5期。
（69）关天相、冀刚《梁山汉墓》，《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5期。
（70）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山西平陆枣园村壁画汉墓》，《考古》1959年9期。
（71）王儒林《河南南阳西关一座古墓中的汉画象石》，《考古》1964年8期。
（72）齐东方《试论西安地区唐代墓葬的等级制度》，《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
（73）王仲殊《关于日本高松冢古坟的年代和被葬者》，《考古》1982年4期。
（74）金元龙《高句丽壁画古坟的四神图》；末永雅雄、井上光贞《高松冢古坟和飞鸟》，有光教一《高句丽壁画古坟的四神图》；原考古学研究所《壁画古坟高松冢》。
（75）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邓县彩色画像砖墓》，1958年。
（76）杨泓《新罗“天马冢”马具复原研究》，《考古与文物》1985年2期；高麟旭《庆州龙江洞古坟发掘调查的成果》，《韩国文化》1987年3月。
（77）孙机《唐代妇女的服装与化妆》，《中国古舆服论丛》，文物出版社，1993年。
（78）东野治之《遣唐史と正仓院》，岩波书店，1992年。
（79）王仲殊《关于日本高松冢古坟的年代和被葬者》，《考古》1982年4期。
（本文原载《唐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唐墓壁画研究文集/陕西历史博物馆编，周天游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05
谢选骏指出：上面的流水账除了泛泛而谈的文化交流之外，没有关于墓主的进一步消息。这是好呢，还是不好呢？
佚名网文《古坟时代》报道：
古坟时代（250年-592年 ，日语：こふんじだい；英语：Era of Great Tombs），是古代日本的历史时期，又称大和时代，因当时统治者大量营建“古坟”而得名。出现了全国性的中央政权，即以畿内地区为中心的大和政权。上承弥生时代，下启飞鸟时代。
依墓制变化，古坟时代分为前中后三期。前期为250-456年，安康天皇遇刺，兄终弟及。中期456-507年，武烈天皇无嗣，法统断绝，继体天皇以旁系即位。后期为507-538年，这一时期大伴和物部氏相继掌权，最终被苏我氏歼灭。
古坟的分布基本上遍及除北海道以外的日本全境。从8世纪初开始，火葬流行，古坟迅速衰落，从而进入日本考古学上所称的历史时代。因此，古坟时代属日本的原史时代。
发展历史
日本又称大和，日本民族又称大和民族。大和，原本是奈良盆地东南部一带的地名。3世纪，大和地方豪族争雄，最后“大王”取得“盟主之座”，大王成为“皇族（天皇）”的祖先。传说率军从日向进入大和的磐余彦，就是首代天皇——神武天皇。
4世纪中叶，“大和国家联军”入侵朝鲜。391年，征服百济国和新罗国后，败于高句丽军。约在这一世纪，日本古代国家的轮廓开始显现。
5世纪，实现全国性政治统治，确立倭王权的所谓“倭五王”时期。这一时期从大陆吸取了被称为“部”的新的国家组织管理生产的方式，在全国配置了屯仓。倭五王多次遣使中国朝廷，并接受宋高祖等册封为安东将军。但自倭王武开始，决议脱离册封体制，与中国王朝诀别，开始踏上作为独自的“天下”的世界王者的道路。
5世纪末到6世纪，大和朝廷基本上完成了全国统一并建立起了全国政权——大和政权。豪族获得新的身份，作为大和政治体制的核心的氏姓制度，作为生产组织形式的部民制最终确定。
政治
政治结构
以氏姓制度为核心的统治结构如金字塔。
金字塔塔尖：大王。大王一族对王位的垄断是绝对的，其他任何有势力的酋长都不能代替，但大王一族中，拥立谁充任大王，酋长们很有发言权，所以王位的继承往往伴随血腥的斗争。
中央官职，由臣姓豪族任“大臣”，连姓豪族任“大连”。
地方官职，“伴照”、“国照”、“县主”、“稻置”由臣、连、君、早、直、首六个豪族担任。地方的中小豪族集团通称“伴照”，是生产集团的首领，管理支配“部民”。
处在塔底的，依次是部民和奴隶。
大王并不直接掌握“绝对权力”，而是通过与其有姻亲关系的“大臣”和“大连”组成的“合议制”来处理问题。
氏姓制度
“氏”表明出生地区，职业或门第。大伴氏与物部氏主掌军事，中臣氏与忌部氏负责祭祀，而苏我氏把持财政。
“姓”则是朝廷给与的尊称和“氏族”的身份的表示。臣、连、君、早、直、首等是大王授予组成大王国家的中央和地方的大小酋长的荣誉称号（姓）。“伴照”、“国照"、"县主"、"稻置"等，是各地区统治者的称号，后来也有了类似姓的性质。
获得“大臣”荣誉的，先后有“葛城氏”，“平群氏”和“苏我氏”。
担任“大连”的氏，是“大伴氏”。
“氏姓制”是世袭制度。这种权力垄断，既孕育了懒惰和安于现状，又成为权力斗争的原因。
据9世纪《新撰姓氏录》记载，在1182个氏中，有373个（30%）是从大陆和朝鲜过去的“渡来人”。
经济
大王国家的经济基础，是名为屯田与田仓的大王直辖地与部民制。
屯田和屯仓，朝廷驱使尤其垄断的移民的高超技术和“氏人”的劳动力，进行大型垦荒与水利工程而形成的。不是大王或者王室的私人财产，而是属于大王整个机构的，可谓国有财产。一起屯田的人，被变为田部，成为部民制的开端。管理部的领导叫“伴照”。田部，以主家的氏名来命名。只有只属于大王及其一族的例外，叫“名代”和“子代”。
部民制
大和国统治集团的部民人数众多，按分工分别编成不同的部，进行生产和服务。大化改新后被废除。关于部民制的性质，日本史学界已普遍认为即是奴隶制。
农业
农业生产水平提高，耕地面积扩大，农作物种类增多，家畜饲养业亦随之而发达；
农产品除最重要的水稻以外，还有谷子、大麦、小麦、大豆、小豆等粮食，各种瓜类和茄子、萝卜、桃、柿等果菜，同时普遍植麻。
农耕工具中，石器已绝迹，木制的锹锄镶有铁口，有一种大型的铁制三齿耙或四齿耙，最适于开垦。至少在后期已有铁犁，岛根县匹见町的发现便是例证。铁镰的广泛使用，使收割的效率亦有提高。
此外还饲养马、牛、猪、狗、鸡等家畜和家禽。
手工业
手工业有新的发展，与农业的分工进一步明确。
这一时代铁器进一步发展，它在生产工具方面完全取代了石器，在武器方面取代了青铜器。
古坟时代的陶器，有“土师器”与“须惠器”两种不同的陶系。
土师器流行于整个古坟时代，由土著的“土师”部民在各地制作，制法为泥条盘筑，慢轮修整，烧成温度约850℃，红褐色，无花纹，器形主要有壶、瓮、碗、高脚杯等，各方面都与弥生式陶器相似，系自弥生式陶器发展而来。
须惠器是中期才从大陆引进的，代表一种新的制陶技术，主要由来自朝鲜的“陶部”工人在相当集中的场所制作，采用快轮制法，在狭长而有倾斜度的“登窑”中烧制，烧成温度在1000℃以上，质地坚硬，呈青灰色，往往有自然釉附在表面，器形富于变化，主要为壶、瓶、盘、碗、杯、高脚杯等类。
文化
古坟
古坟的分布基本上遍及本州岛南部，以奈良、大阪的大和盆地为主，北海道则未发现。这一时期的坟墓为巨大的穴式土堆，四周有壕沟，“前方后圆”形式的墓制最具代表性，坟的周遭围绕着中空的黏土塑像，这些筒状土制人偶可能是殉葬用的，称之“埴轮”。建筑这些坟墓需要花费大笔金钱，只有少数的统治阶级能够负担，目前发现有七十一座，钥匙孔形的古坟最常见，大阪的大山冢，又名“仁德天皇陵”，据悉为全世界最大的古坟。古坟里通常有许多铜镜、珠宝等物品，到了后期，古坟里还有兵器和盔甲。
古坟初建于三世纪中期，前方后圆的大小古坟，以奈良县为中心，散布在北起福岛县、南至熊本县和大分县的广大地区。五世纪又从宫城县扩展到鹿儿岛县。古坟只埋葬部族首长，由部族成员共同修筑。当时，农业生产仍是共同进行的，主要财产采取部族首长所有的形式。进入五世纪，这种原始的所有制关系开始崩溃，大家族发展为生产单位和动产所有单位。原有部族内部发生利害矛盾。
建造巨坟的原因
日本历史学家相信，在卑弥呼掌权之前和死去之后，来年内战，加之遇上寒冷期，水田荒废，连年饥荒。为了夸示自己的实力，各部争相建造巨坟。因为水田的开垦，伴随大量的废土石，正好用来造坟。坟墓越大，水田越广，稻米越多，势力越强。
前期
公元250年开始，前期的古坟的石室大体是竖穴式，大部份是首长墓，以壶形土器、器台形土器面貌出现。
この时期の主な王墓
奈良県桜井市、箸墓（はしはか）古坟（邪马台国の女王卑弥呼の墓と目され、最初の王墓。280米の前方後円坟、造営は3世纪中半说）
奈良県桜井市、大和古坟群の西殿冢古坟（219米）
奈良県桜井市、柳本古坟群の行灯山古坟（242米、伝崇神陵）
奈良県天理市、柳本古坟群の渋谷向山（しぶたにむかいやま）古坟（伝景行陵、310米）
この时期の王に准じる规模と内容の主な坟墓
奈良県桜井市、桜井茶臼山古坟（280米）
奈良県桜井市、メスリ山古坟（240米）
主な首长墓
山梨県甲府市、铫子冢古坟（168米）
冈山市、神宫寺山古坟（约150米）
东広岛市、三ツ城古坟
中期
从五世纪中期起，畿内强大部族间的相互内战激化。有些强大的部族与出现倭五王的百舌鸟古坟群和古市古坟群有关，这些强大的部族，后来便制服了大和、吉备等地的有力部族。
5世纪前期，王墓等级的大型前方后圆坟出现在奈良盆地与河内平野地区，这时候巨大化的人物埴轮（人偶）出现在坟墓四周。
后期
到六世纪，继体天皇系统的新兴势力统一畿内东部各部族，确立了大王的地位。以筑紫君磐井为首的北九州势力，曾希望获得与此类似的地位而进行反抗，但在其获得这种地位之前，这种反抗即已溃败。在内战过程中，各地首长授予部族成员中的有力者以修造小古坟的权利，借以增强战斗力而赢得内战的胜利。因此原来只是首长墓的古坟，到五世纪后半叶便向小古坟群（群集坟）演变。这种倾向到六世纪进一步发展。全国各地修造的古坟超过十万个。古坟的主体部分也采用横穴式石室，这很适合加强自主性的大家族的存在。石室内理葬数代家族成员，并以武器为中心，陪葬有须惠器、土师器等死后生活的必需品。
但大量小古坟群的出现，逐渐减弱了古坟作为统治者的建筑物的性质。因此，从六世纪末到七世纪初，倭王权在畿内尽力建造寺院，同时限制修筑小古坟群，大王和强大的豪族则葬于模仿中国皇帝陵墓的大型方坟。这样，古坟时代临近结束，而所谓大化《薄葬令》更进一步助长了这种倾向，留下来的只不过是高松冢古坟等贵族阶层的坟丘小但很华丽的古坟。关东和东北地方古坟时代的结束比西日本晚，直到七世纪前半叶仍修造前方后圆坟。
苏我氏开始专权时代，日本到达了飞鸟时代。从8世纪初开始，火葬流行，古坟逐渐式微，并开启了佛教建筑的时代。
文字
开始出现了文字。日本最初的史书《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也于此时相继编成。
外交
239年，邪马台国的卑弥呼，向魏国洛阳进供努力和斑布。魏帝赐予“亲魏倭王”的称号和金印。240年，243年和245年也先后朝贡。
421年，倭王“讃”向南朝宋皇帝朝贡并备封，封号不详。
428年，倭王“珍”向南朝宋皇帝朝贡并请封“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但仅仅获封“安东将军倭国王”。三代王“济”与四代王“兴”继续请封如前，直到五代王“武”，才获封。不过不包括百济。
谢选骏指出：看看倭人对于中国的仰慕及其狐假虎威，何不换个角度思考——相似于唐墓壁画的高松冢古坟壁画，会不会是“中国殖民者在日本的埋葬地点”呢？
《古坟壁画带来的启示》（2020年10月4日 Yikjy Lo 社团作家）报道：
古代壁画往往透露很多珍贵的历史讯息。1937年，梁思成就凭借一幅展现唐代建筑风格的壁画，寻找到佛光真容禅寺（又称“佛光寺”），证实中国仍保存着唐代木构建筑而震惊了世界。而另一批透露了朝鲜王朝向日传播中国文化的壁画，则由日本考古学家于昭和四十七年（1972年），在奈良县高市郡明日香村的高松冢古坟中发现。
从已进入大众视野的日本古坟壁画中得知，飞鸟时代以前的古坟壁画大多数以单色为主，构图稚拙天真。然而，一踏入公元六世纪中叶，古坟壁画即发生巨大的转变，令人眼前一亮。被鉴定为飞鸟时代中期以后建成的高松冢古坟，玄室内的壁画色彩斑斓、构图精密、气势宏大、笔法圆熟。这种脱胎换骨的变化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
正如前文提及，崇峻天皇元年（588年），为了建造法兴寺（即飞鸟寺），百济派遣了一名画工到日本。这名来自百济的画工，传授技艺予日本工匠，对日本绘画的发展起了关键作用。十六年后，首批受朝廷认可的精英画师于推古天皇十二年（604年）诞生。据《日本书纪》记载：“始定黄书画师、山背画师”。加上《圣德太子传历》卷上云：“为绘诸寺佛像庄严，定黄文画师、山背画师、箦秦画师、河内画师、楢画师等，免其户课，永为名业。” 这些史料记录了当时人才辈出之余，还把他们的主要工作范畴和享有的待遇一并记下。相隔六年，即推古天皇十八年（610年），高句丽僧人昙征又把制造纸、墨和颜料的技术传入日本。至此，在朝鲜诸国王朝的直接支持下，日本大和国所需的绘画人才、工具、材料、组织、制度等，在飞鸟时代只花了短短廿二年便一应俱全。
尔后，日本绘画有了飞跃性的发展，高松冢古坟壁画是其中一个有力的体现。这批壁画的题材包括侍者及侍女群像、四灵兽（苍龙、白虎、朱雀、玄武）、日轮和月轮。从天板石上，还发现到红色的朱砂线把点点金箔连接起来，形成四象、七政、二十八宿、三垣等星宿图。这无疑是企图在一个密闭的幽闇空间之中，再现夜空上星罗棋布的天文景象与令人向往的世间活动。上图的右方是其中一幅高松冢古坟壁画。若不是已知其出处，恐怕会误以为是一幅中国壁画。图中侍女们的服饰展现出浓厚的隋唐风格，她们手持的团扇和佛教法仗清晰可见。
在古代日本积极派遣隋使和遣唐使直接吸收中国文化之前，朝鲜诸国担当了举足轻重的桥梁角色。至于他们作为传播中国文化的桥梁角色有多到位，也许可从公元六世纪梁朝萧绎绘制的《职贡图》中略知一二。《职贡图》记载了曾到古代中国进贡的各国使者之特征。原图今已佚失，现存为宋人摹本的残卷。上图的左方和中间两幅影像撷取自《职贡图》。左图显示当时的倭国（即后来的日本国）使者入朝进贡时的原始打扮，而中图所示的百济国使者的装束则明显与中国服饰无异。由此，即不难理解何以一身隋唐服饰打扮的侍者和侍女、中国古代天象图等，会成为日本古坟壁画的题材。这显示了原葬于此的权贵受到中国文化的熏陶。
通过对比初唐末期永泰公主陵壁画、高句丽舞踊墓壁画、法隆寺金堂壁画等，专家鉴定高松冢古坟壁画于七世纪末至八世纪初制成。换言之，这批色彩鲜艳夺目、画工精炼娴熟的壁画，是在古代日本全面掌握绘画制作后，一个世纪之内创造出来的作品。这批壁画不仅说明了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程度之深，同时亦反映出七世纪末至八世纪初的日本绘画技术已达到精湛的水平。
谢选骏指出：相似于唐墓壁画的高松冢古坟壁画，如果确为“中国殖民者在日本的埋葬地点”，那么就不是“说明了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程度之深”，而是“提供了中国殖民日本列岛的历史证据”。
【03、1%占比的犹太人可以任何宰割阿拉伯和穆斯林】
《以巴冲突： 英国的犹太及穆斯林民众为何如此担心》（阿利姆·马克布勒（Aleem Maqbool）BBC宗教事务编辑2023年10月15日上午9点07分）报道：
2023年10月11日，一名妇女参加英国曼彻斯特犹太社区为以色列举行的守夜活动。
上周三，在英国曼彻斯特市中心的圣彼得广场上，约有1500人参加了一场悼念活动。
以色列与加沙的冲突正在全球引起震荡。而在英国曼彻斯特这座拥有庞大犹太和穆斯林社群的多元都市，市民们对于这场战争，是否将对社区带来很大的影响感到很焦虑。
上周三，在市中心的圣彼得广场上，约有1500人参加了一场悼念活动。人群中飘扬着以色列国旗，手持着印有以色列受害者照片的标语。一些人流下了眼泪，但大部分人是带着强烈的团结感出席这次活动。
25岁的伊莱·德雷斯纳（Eli Dresner）向BBC解释：“我们相信每一位犹太人都拥有相同的灵魂。我们都是家人，我们都来自同一个地方。即使我不认识他们，如果我看到另一位犹太人，他们就是我的家人。”
除了共同的历史和创伤所带来的深厚联系感外，其实，全球仅有1600万犹太人，这个相对小的社群意味着许多英国犹太人在以色列都有认识的人。
“我在以色列有亲戚，他们都被征召入伍，几乎在集会现场的每个人都认识一些被困在那里的人，” 德雷斯纳说。
此外，悼念活动上还有许多警察值勤，对于参加活动期间可能发生的针对犹太人的仇恨犯罪，人们深感忧虑。18岁的伊莱·哈塞尔（Eli Hassell）向记者说：“所有这一切只是为了让一些犹太人能聚在一起，若没有真正的威胁，就不会有那么多警察。”
以巴冲突：为什么加沙的领土和历史是理解冲突的关键？
以巴冲突最新发展：
如果您想了解以巴冲突的情况，您需要了解以下内容：
截至星期日（10月15 ）的最新报导，在以色列警告110万加沙居民，在预期的以军地面入侵行动之前离开后，已经有数千加沙人逃离了这个地区。而联合国的援助机构将这次大规模人口迁徙称为“大逃亡”。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冲突的“下一阶段”即将来临。而且周六晚上，以色列军方表示将通过陆地、空中和海上进行攻击，但没有提供具体的时间或细节。
世界卫生组织（WHO）谴责了以色列的撤离命令，表示强迫医院患者搬迁对他们来说是种“死刑”手段。
随着冲突进入第八天，以色列和哈马斯双方已经有超过3600人死亡。当局称，哈马斯上周末在以色列发动袭击，造成1300多人死亡，而以色列随后对加沙地带发动的轰炸行动也造成2300多人死亡。
以色列军方表示，他们正在调查上周五在黎巴嫩南部被杀的一名路透社记者的死因，这名记者周五在黎巴嫩南部报道冲突时被杀。
以色列军方又表示，自哈马斯于10月7日发动突袭以来，至少已有279名以色列士兵丧生。以色列国防军（IDF）表示，被证实在加沙地带被扣押的以色列人数为126人。
美国表示将向该地区派遣第二艘航空母舰，“以阻止对其长期盟友以色列的敌对行动”。
根据BBC记者尼克·比克（Nick Beek）在以色列阿什克伦（Ashkelon）周日上午传来的信息，早晨他居处上方的军事武器活动非常频繁，比周六多很多。他表示可听到监视无人机嗡嗡作响及以色列军机飞往加萨的轰隆声。比克所在地距离哈马斯控制区域约11公里。数以十万计的以色列军队已经占据了战斗位置，准备进行政府所称即将来袭的全面攻击。
以色列总理高级顾问马克·雷格夫（Mark Regev）驳斥了人道主义机构关于以色列某些行为可能构成战争罪的批评。以色列已切断加沙地带的供电和供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轰炸已造成2300多人死亡。哈马斯上周末发动袭击，造成以色列1300多人死亡，以色列随后发动空袭。
在燃料和天然气短缺的情况下，加沙居民只有用柴火煮食。
加沙地带的供水、供电和燃料供应已被以色列切断。
"有人告诉我说昨天在电车上受到威胁，有七、八个年轻人走上前来对他说：犹太人的血将染遍整个英国。"伊莱告诉BBC。
为英国犹太人提供安全建议的慈善机构“社区安全信托”（The Community Security Trust）告诉BBC，与去年同周相比，今年为止他们记录到的反犹太事件增加了六倍。
“有人告诉我说昨天在电车上受到威胁，有七、八个年轻人走上前来对他说：犹太人的血将染遍整个英国。”伊莱告诉BBC。
他又强调，像曼彻斯特这样多元化城市的多数人都想要和睦相处，但他认为媒体的某些报导却“把人们推向某一边”。
伊莱说：“我有一些亲巴勒斯坦的朋友，我们设法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因为我们之前就在生活中彼此认识”。
2023年10月11日，约有1500人参加了一场曼彻斯特犹太社区为以色列举行的一场悼念活动。人群中飘扬着以色列国旗，手持着印有以色列受害者照片的标语——10月11日，英国曼彻斯特圣彼得广场周围有大量警察驻守。
距圣彼得广场不远的地方，有个位于城北的奇瑟姆希尔路，这是一个有许多清真肉铺和清真寺的穆斯林社区。
在这社区的不远处，则有许多犹太教堂和犹太食品商店——这就是曼彻斯特的犹太和穆斯林社群相会之处。
54岁的信息技术工程师塔拉特·阿里（Talat Ali）告诉BBC说：“作为穆斯林，我们与这里的犹太社群建立了极好的联系” ，他曾在加沙（Gaza，加萨）地带的救援机构工作。”
当他听到上周六哈马斯袭击以色列的消息时，阿里说，他发短信问曼彻斯特的犹太朋友是否安全。
之后，他试图联系他在加沙地带认识的巴勒斯坦人，确认他们是否无恙，但没有收到回覆。
和曼彻斯特许多穆斯林市民一样，阿里对于对媒体的种种言论感到忧心。他担忧对巴勒斯坦同胞表达关切的评论可能被误解为反犹。
“这是一种怕有后果的恐惧感！” 他说。他向BBC解释，他感受到他的穆斯林社群突然成为聚光灯下的焦点。
“即便是今日，当我作为唯一的穆斯林走进一些会议时，我都会感到一些被直直注视的眼光。”英国穆斯林协会（MCB）秘书长扎拉·穆罕默德（Zara Mohammed）告诉BBC。她说，最近英国穆斯林面临的偏见有所增加。
她补充强调，“就在今早，我接到了一些清真寺的电话，他们遭遇了一些仇恨犯罪事件，现在正在与警方交谈……我们在网上看到的是很多仇视穆斯林的伊斯兰恐惧症。”
她向记者表示，加沙的人道危机确实引起了强烈的情感，但像塔拉特·阿里一样，她也提到了英国穆斯林群体中存在的紧张感受：“我认为人们感到非常困扰，但人们真的担心支持巴勒斯坦会被误解为反犹太。”
当被问及英国穆斯林协会对哈马斯的立场时，这是近期报纸报导的焦点，这个组织的秘书长显得十分沮丧。
“我不代表哈马斯，我们是一个英国组织，我们不支持或提倡任何形式的恐怖组织，英国政府也是这样看待的，” 穆罕默德强调。
她告诉BBC，甚至当一名穆斯林被问及有关哈马斯的问题，这本身就会有问题发生，而这正是许多英国穆斯林现在面对的困扰。
她说：“如果你是一名穆斯林，你在谈论这个问题，就会被问‘你支持恐怖分子吗？’”
本周在曼城的悼念活动上，以及城市北部的穆斯林社区中，许多犹太人和穆斯林民众都谈到了对于媒体和其使用语言的不信任。两个社区的人们都都担心会发生仇恨事件。
我们在曼彻斯特访问的大多数人都不认为这该是一个使犹太人与穆斯林对立的情况，但人们普遍忧心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在城市里建立起来的社群们，彼此间的关系将感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
哈里·法利（Harry Farley）亦协助了本篇报导。
谢选骏指出：全球犹太人口1,600万，全球阿拉伯和穆斯林人口160,000万（16亿），两者之间相差百倍，1%占比的犹太人却可任意宰割阿拉伯和穆斯林——因为后者作为一个“文明”已经死了，无法和西方支持的以色列进行真正的“冲突”了。由此可见，“文明冲突论”完全属于僵尸话语。
《哈马斯还能坚持多久？中东十五强国 无一伸出援手》（科大烽火 2023-10-14）报道：
哈马斯巧妙伏击，“全歼”以军梅卡瓦坦克纵队。哈马斯武装在10月14日发布了一段视频，宣称：“这是给以色列地面部队的信息，当你进入加沙时，这就是等待着你们的下场！”
视频显示哈马斯武装进行的一次伏击并全歼以色列陆军“梅卡瓦”坦克纵队的战斗训练场景。哈马斯武装在公路旁边构筑了有隐蔽地道的伏击阵地。
首先由105毫米串联大威力战斗部的RPG反坦克火箭弹，从侧面打击“梅卡瓦”坦克，距离只有十几米，瘫痪以军的坦克装甲车辆，然后突击队扑上去，向坦克投掷手榴弹和爆炸物，歼灭整个以军坦克纵队，带着俘虏的以军通过地道迅速撤离。从视频看，哈马斯对以军的大举进攻做了精心准备力图能够重创以军。
但是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明白，哈马斯武装根本打不过以色列军队，即使加沙陷入巷战，以色列军队也能比较迅速的拿下加沙，原因很简单，哈马斯和以色列的力量对比过于悬殊，而且哈马斯实际上是孤立无援的。
对于巴勒斯坦抵抗组织（哈马斯），整个伊斯兰世界都只是口头声援，其实没有人会直接支持哈马斯，更没有直接的军事援助。只是富裕国家有一些人道主义援助。
目前的中东局势，十分有利于以色列“大开杀戒”，这是以色列从1948年以来外部军事威胁最小的时期。
内外部环境，无论军事还是政治方面，都有利于以色列野蛮强硬地打击哈马斯武装。以色列已经明确表示，将要给哈马斯最严厉的军事打击，要彻底铲除哈马斯。
以色列发誓要剿灭哈马斯，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法塔赫），估计要乐得合不拢腿了。巴解组织对哈马斯本来就存有敌意，所以只是在道义上口头支持哈马斯。
几乎整个西方世界都支持以色列，美国将力挺以色列作为头等大事，就连印度都明确表示支持以色列。大多数西方国家都谴责哈马斯的恐怖主义行为。
世界各国及联合国都支持巴勒斯坦，其实是针对法塔赫的巴勒斯坦，包括东方大国也是明确支持法塔赫的。哈马斯占领的加沙地带是2005年以色列全权交还给法塔赫政权的，哈马斯2007年通过暴力手段驱逐了法塔赫。
阿拉伯世界全都口头支持巴勒斯坦，但暗戳戳的都有各自的小心思，不会有任何国家下场参战的。一般来说，中东地区有15个国家同情和支持巴勒斯坦，包括巴林、伊朗、伊拉克、、约旦、科威特、黎巴嫩、阿曼、卡塔尔、也门、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土耳其、阿联酋，但是这些国家也就是口头支持，目前无一伸出援手，对哈马斯进行直接支援。
目前，埃及的影响力正在降低，对哈马斯的担心多过支援，埃及不太可能接纳哈马斯，也不会给哈马斯任何军事援助，甚至关闭了与加沙唯一联系的拉法口岸。
埃及也在加沙修建了一个隔离墙。埃及在2020年就在与加沙地带的边界上修建了一堵高大的长达13公里的钢筋混凝土隔离墙。与早就在2008年初修建的带倒刺铁丝网的旧混凝土墙平行，中间是巡逻道路，墙上每隔100米设一个观察哨。
只是，埃及方面很低调，对这个隔离墙没有任何官方的宣传，只做不说。而且，埃及一直拒绝接收加沙难民。援助可以给的，但人不要过来。有约旦和黎巴嫩的前车之鉴，埃及也是怕了。“兄弟，你先别过来，要什么我给你扔过去”
叙利亚处于战乱，实力大损，自顾不暇。而且以色列近几天连续空袭叙利亚，目的是警告和阻止叙利亚可能对哈马斯的援助。
约旦更已经是美国的铁杆，而且对收留巴勒斯坦难民以后的鸠占鹊巢很不满。在10月14日，美国空军的24架F-15E“攻击鹰”战斗机从英国部署到了约旦的穆瓦法克萨尔蒂空军基地。此外，已经有24架F-35A隐身战斗机部署到约旦，一旦美军需要直接参加战争，将把约旦作为打击周边的主要作战基地。
哈马斯的大金主卡塔尔，也没那么大本事，只是嘴上嚷嚷，花点小钱钱，这些都不算事。沙特也没有直接介入加沙冲突的意愿，只是暂停了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谈判。
黎巴嫩真主党对哈马斯进行了武力支援，在黎以边境对以军发射了反坦克导弹，但被以色列回击以后，黎巴嫩真主党就再没有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只有伊朗是真正地从军事上支援哈马斯，伊朗已经非常深入地介入了加沙的冲突，但伊朗同样也不会直接下场，反而会撇清与哈马斯的关系。甚至哈马斯明确表示此次袭击获得过伊朗的援助，伊朗也立刻否认，我没有、我不是，别瞎说。
以色列目前没有值得担心的外部军事对手，因此能以复仇的名义放手痛打哈马斯。虽然全世界都有声援巴勒斯坦人民的呐喊声，但是哈马斯是孤独的，谁都不会伸出手去直接援助哈马斯。
哈马斯只能小打小闹不成气候，哈马斯没有重型武器装备，没有制空权，巴勒斯坦内部还不团结，阿拉伯国家各自打着小算盘，无法团结一致抗衡以色列。
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摩萨德，一直以来就以其高效和精准的情报能力著称。然而，这次哈马斯的袭击规模如此之大，摩萨德竟然毫无所知，这实在是非常反常。有埃及情报部门声称，担任过巴以双方调解人的埃及曾向以色列方面多次警告，称哈马斯“正在酝酿搞一场大事情”，但遭到以方的忽视。
因此，有理由怀疑，哈马斯的袭击，很可能是以色列方面暗中默许，欲擒故纵，是内塔尼亚胡为了平息国内争端，故意隐匿了预警的情报，相当于自导自演了一场以色列的“珍珠港事件”。
以色列的野蛮报复，狂轰滥炸，将给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人带来巨大灾难。
最新评论
人类厄运共同体
哈马斯眼看沙特跟以色列建交，而沙特还要跟美国建立安全保护协议,所以来搞这个大动静破坏中东和平进程。厉害锅促和沙特跟伊朗恢复关系，厉害锅举国欢呼草包帝为中东和平指明方向。为什么沙特跟以色列建交，沙特不向厉害锅寻求保护？ 当年乌克兰销毁核武，厉害锅也向乌克兰提供保护，当鹅爹侵略乌克兰，厉害锅却为鹅爹撑腰。这种垃圾锅毫无信义，谁会再相信它？2023-10-15 05:24
Sans2000
阿拉伯人口是心非、勾心鬥角比較像Q族，比Q族強的是報復心。2023-10-15 02:06
谢选骏指出：这十五个“强国”，就会纸上谈兵的金钱外交和大外宣，就像台湾海峡的“两岸”一样，都是软脚蟹，还比不上敢于出兵乌克兰的僵尸俄罗斯。
【04、阿拉伯的基督徒早于伊斯兰异端】
《以色列巴勒斯坦矛盾：彻底搞懂阿拉伯裔以色列人是怎么回事》（BBC 2022年4月14日）报道：
以色列特拉维夫郊区伯尼布萊克（Bnei Brak）是原教旨犹太教徒的社区中心，近日数千人在当地参加一名被杀警察的葬礼。
死者是阿拉伯裔以色列人——基督徒阿米尔·库里。他被一名巴勒斯坦枪手用自动武器射杀。库里妻子在致悼词中称丈夫为以色列的“英雄”。
库里是以色列大约190万阿拉伯裔公民中的一员。
无独有偶，三月下旬在当地一个购物中心打死4名以色列警察的袭击者也是阿拉伯裔以色列人。
一系列事件使得这个生活在以色列社会的特殊群体——阿拉伯裔以色列人再度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2021年4月，阿裔以色列人和他们的犹太支持者一起抗议当局在特拉维夫附近的雅法购买房屋——人们通常把以色列称为犹太人国家，但其实以色列公民并非都是犹太人。在约900万全国人口中，阿拉伯裔少数民族占据了以色列人口的约20%。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那些1948年以色列宣布建国之后，坚持留下来的巴勒斯坦人。以色列宣布建国之后，阿拉伯联军随即大举进攻，在那场战争中，有多达75万人或是自行逃离，或是被战火赶出家园。
阿拉伯裔以色列公民虽然拥有选举和被选举权，但很多人指责政府对他们有制度性歧视——在1948年战争中，那些离开故土的人，最终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以及周边的难民营中定居下来。
而当年留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则称自己为阿拉伯裔以色列人、以色列巴勒斯坦人，或者干脆巴勒斯坦人。
绝大多数阿拉伯裔以色列人是穆斯林，但他们中间也有一部分基督徒。基督徒是阿拉伯裔以色列人中的第二大群体。自从以色列1949年1月举行的第一次选举以来，他们一直享有选举和被选举权。
社会融合问题
新冠疫情期间两个社区合作良好——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社区平时多数时间少有往来，但新冠疫情危机期间，两个社区之间为了共同目标有了密切合作。
社会融合搞得较好的领域是国家医疗卫生系统。阿裔以色列人占以色列医生、护士和药剂师的比例分别为20%、25%和50%。在医疗卫生系统中，在疫情期间，犹太和阿拉伯裔患者共享医疗资源。
不过，阿裔以色列人在安全部队中的人数就没这么多了。以色列建国以来，军队和国防一直是国家生存的关键；每个犹太裔以色列人都需要参加军训和服兵役。安全部队在以色列社会中发挥着“核心”作用。
虽然阿裔以色列人也可以参军和当警察，但是他们并不受以色列强制兵役的约束，因此在军队中的人数相对较少。
制度歧视
阿拉伯裔以色列人经常抱怨受到不平等待遇
从理论上讲，阿裔以色列人和犹太公民一样享有同等权利，但他们经常抱怨在以色列受到系统性歧视。
近年来，阿拉伯社区经历了与非法枪支、家庭纠纷以及有组织犯罪有关的暴力犯罪浪潮。
以色列大多数谋杀案发生在阿拉伯少数族裔社区，他们抱怨警方对解决这些案例不感兴趣。
2021年，根据以色列《国土报》一份报告发现，跟犹太社区71%的破案率相比，以色列警方当年只破获了23%的阿拉伯人谋杀案。
以色列警方回应说，他们在阿拉伯社区投入巨资，但在调查那里的犯罪过程中面临信任与合作问题。
阿裔以色列人同时还投诉政府没收他们的土地，并指责犹太当局在国家预算中对他们有系统性的歧视（但应该指出的是以色列阿拉伯政党 - 联合阿拉伯名单 - 目前是执政党联合政府的一部分）。
“二等公民”
同样，许多阿拉伯人还抱怨以色列有关公民资格的法律偏护犹太人，无论他们来自哪里，犹太人都可以自动获得以色列护照。
然而，他们却剥夺了被驱逐的巴勒斯坦人及其子女的公民权。
阿裔以色列人抗议拆除他们的房屋，因为他们没有正确的建筑许可证。
2018年，以色列议会通过一项具有争议的“民族国家法”，该法取消了阿拉伯语跟希伯来语一样的官方语言地位，并宣布只有犹太人才有民族自决权。
以色列阿拉伯裔议员欧德（Ayman Odeh）当时表示，以色列通过了一项“犹太人至上”的法律，等于告诉阿裔以色列人他们将永远是“二等公民”。
时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承诺确保公民权利，但又说，要由“多数人来决定”。
几个人权组织就阿裔以色列人缺少平等权利发表了声明。
国际特赦组织说，以色列对生活在那里的巴勒斯坦人实行制度化歧视。
人权观察组织2021年4月发表的一份报告指责以色列当局对生活在境内以及以色列占领下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实行种族隔离政策。
以色列外交部则斥责该报告（极其）“荒谬与虚假”。
谢选骏指出：去过耶稣诞生的伯利恒就会知道，那里有许多阿拉伯的基督徒；去过耶稣生长的拿撒勒也知道，那里有许多阿拉伯的基督徒。这些阿拉伯的基督徒明显不同于欧洲的基督徒，但和阿拉伯的穆斯林区别更大——他们是早于伊斯兰异端就存在着的基督徒。当他们存在并且侍奉上帝的时候，现代欧洲基督徒的祖先大多还是野蛮的异教蛮族呢。所以我说，“伊斯兰异端”，因为这些阿拉伯的基督徒，证明了阿拉伯人是先信了基督教，而后才产生了作为基督教异端而出现的伊斯兰教的！许多证据说明，基督教促成了伊斯兰教的诞生。但是由于基督教世界的分裂，它未能抓住更多的阿拉伯人，导致这些异教蛮族投入了伊斯兰教的怀抱。
《“中国模式”更受青睐？新调查发现阿拉伯民众对民主失去信心》（2022年7月10日 BBC）报道：
阿拉伯晴雨表网络组织为BBC新闻阿拉伯语采访了9个国家和巴勒斯坦领土上的近2.3万人。
一项新的重大调查发现，阿拉伯人正在失去对民主能为中东和北非带来经济稳定的信心。专家指，阿拉伯地区公民可能正在寻求其他政治制度，例如中国模式，即专制的一党制。
“阿拉伯晴雨表”网络组织为BBC新闻阿拉伯语采访了9个国家和巴勒斯坦领土上的近2.3万人。
大多数人同意这样一种说法，即，在民主制度下，经济是更加疲软的。
这些结论是在所谓的“阿拉伯之春”抗议活动呼吁民主变革十多年后得出的。
抗议活动发生不到两年后，其中只有一个国家突尼斯仍然是民主国家。但该国上周公布的宪法草案如果获得批准，可能会使它回到威权主义。
位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网络阿拉伯晴雨表（Arab Barometer）主任迈克尔·罗宾斯与中东和北非的大学和民意调查组织合作，在2021年底至2022年春季之间进行了上述调查。
他说，自2018/19年上次调查以来，整个区域的人们对民主的看法发生 了转变。
他说，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民主不是一种完美的政府形式，它不会解决一切问题。整个中东地区很多人挨饿，人们需要面包，对他们拥有的体制感到沮丧。
在大多数接受调查的国家中，平均而言，超过一半的受访者同意民主制度下经济更疲软的说法。
在接受调查的国家中，超过一半的国家也表示，他们要么同意，要么强烈同意，人民更关心政府政策的有效性，而不是政府的类型。
在一些阿拉伯国家，很多普通人民吃饱饭都成了问题。
在7个国家和巴勒斯坦领土上，经济形势被视为面临的最紧迫挑战，比腐败，社会动荡和新冠疫情传播更让人担心。
只有在两个国家里，经济形势才不被视为最关键的问题：一个是伊拉克，腐败是人们认为最关键的问题；另一个是在饱受战争蹂躏的利比亚，社会不稳定是人们认为最关键的问题。
在接受调查的国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同意这样的说法，即，在过去一年中，他们在下一次有足够的钱去购买更多食物之前就吃光了食物。
在埃及和毛里塔尼亚，人们最强烈地感受到了吃饱饭是一场最不容易的斗争，大约三分之二的人说这种情况有时、或经常发生。
上述调查主要是在俄罗斯于2月份入侵乌克兰之前就已经完成了，而战争进一步加剧了整个中东地区的粮食不安全状况，特别是埃及，利比亚和突尼斯等严重依赖俄罗斯和乌克兰小麦出口的国家。
中国模式？
调查中那些吃完粮食而仍无法购买更多食物的受访者对民主的支持更少，特别是在苏丹，毛里塔尼亚和摩洛哥等国。
整个中东北非地区的经济前景黯淡，只有不到一半的受访者愿意将本国的经济形势描述为良好。
黎巴嫩在调查的所有国家中排名最低，只有不到1%的黎巴嫩人表示目前的经济形势良好。世界银行将黎巴嫩的经济危机描述为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世界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一。
总体而言，大多数人预计未来几年他们国家的经济状况不会有所改善。然而，也有一些乐观情绪。在六个国家中，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公民表示，未来两到三年，情况会更好或者好一点。
尽管突尼斯目前经济动荡，但其受访者对未来最有希望，61%的人表示几年后情况会好得多或更好。
阿拉伯晴雨表的罗宾斯博士说，未来是“不确定的”。阿拉伯地区的公民可能正在寻求其他政治制度，例如中国模式，即专制的一党制。他说，在过去40年中，这种模式使中国大量人口摆脱了贫困。
他说：“这种快速的经济发展是许多人正在希望得到的”。
在一些国家，民众最担心的战乱和腐败等问题。
调查方法
该调查由研究网络阿拉伯晴雨表进行，分别在9个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领土上与对22765人进行了面对面的每人45分钟访谈。
阿拉伯晴雨表是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个研究网络。自2006年以来，他们一直在进行这样的调查。这项主要是基于利用平板电脑的访谈是由有关研究人员在私人空间与参与者进行的。
这份调查是阿拉伯世界的民意，因此不包括伊朗，以色列或土耳其，尽管它确实包括巴勒斯坦领土。阿拉伯地区的大多数国家都包括在内，但一些海湾政府拒绝全面和公平地参与调查。科威特和阿尔及利亚的结果得出时间太晚，无法纳入BBC阿拉伯语报道。由于难以进入叙利亚，该国无法包括在调查之内。
出于法律和文化原因，一些国家要求放弃一些问题。在表达结果时会考虑这些排除，并清楚地概述局限性。
谢选骏指出：BBC不懂，阿拉伯和中国虽然同属废垃社会（还有印度），但是却有宗教主导，这和中国的“官本位”大为不同，所以，阿拉伯独裁政权向来不稳，活活被杀的卡扎菲和萨达姆就不去说了，连纳赛尔、萨达姆、穆巴拉克的三连环也瓦解了。早于伊斯兰这个异端的阿拉伯基督徒的千年存在，就是阿拉伯之春的内在说明。因为，与巴勒斯坦相比，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的基督教传统同样深厚——这些地方本来都是罗马帝国的领土啊。
【05、阿拉伯的劳伦斯和征服者威廉都是狗娘养的】
《阿拉伯的劳伦斯：你必须知道的一战帝国骄雄》（2016-10-27 战地专区）报道：
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也就是名满天下的“阿拉伯的劳伦斯”，大概是英国历史上最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传奇人物。他多才多艺，在考古、文学、军事、外交等方面都有相当瞩目 的成就。作为一个英国人，劳伦斯领导阿拉伯起义争取民族独立，成为深受阿拉伯人景仰的“无冕之王”，他的传奇事迹更是家喻户晓。在劳伦斯的葬礼上，温斯顿·丘吉尔这样总结他的一生：“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无论如何，我们是不会再见到象他这样的人了。”
1、早年
劳伦斯（Thomas Edward Lawrence）于1888年出生于威尔士，他是苏格兰贵族托马斯·查普曼爵士（Sir Thomas Chapman）的五个私生子之一。劳伦斯的母亲名叫萨拉·琼纳（Sarah Junner），是查普曼爵士的家庭教师，结果和查普曼坠入情网，两人一同私奔，化名劳伦斯夫妇在威尔士定居下来。劳伦斯的身世使他形成了独立和孤僻的性格。8岁那年父母迁到牛津居住，劳伦斯就在当地入学，对中世纪历史产生浓厚的兴趣。1907年，劳伦斯取得了一份奖学金，进入牛津大学的耶稣学院学习历 史。在这里劳伦斯遇到了他的导师，英国最古老的阿什莫里恩博物馆（Ashmolean Museum）馆长霍加斯（David Hogarth）。霍加斯是一个军事史学家，指导劳伦斯学习中、古时期各种战术，特别是东罗马帝国时期普罗科辟尤（Procopius）使用过的游击战术。
成年以后的劳伦斯身高仅5英尺5英寸（1.65米），一颗硕大的头颅和身体仿佛不成比例。为了弥补体型的缺憾，劳伦斯很早就注意磨炼自己的耐力，坚持每天骑车100英里，后来又练得一手好枪法。劳伦斯一生素食，平时吃得很少，而且不近烟酒。用劳伦斯自己的话说：“我曾是一个袖珍赫裘里斯 （Hercules），能敌过身材两倍于我的对手。” 虽然劳伦斯身材矮小，但却仪表堂堂。他英俊的面庞，神采奕奕的双眼，泰然自若的举止，给人以相当挺拔的感觉。劳伦斯和人见面时，通常下意识地倒背双手，向对方略微鞠躬致意，因为他反感与人体的接触，不愿和人握手。他讲话言简意赅，嗓音柔和，带着一点上流社会的腔调。包括他的母亲在内的许多人都认为劳伦斯是个令人费解的人。
1909年夏天，劳伦斯来到叙利亚，研究中世纪十字军的要塞构造。他一个人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漫游了三个月，行程1500公里，考察了36个 城堡。回到英国以后劳伦斯写成毕业论文《十字军东征对欧洲军事建筑的影响》，被评为牛津大学最佳毕业论文。劳伦斯接着获得牛津大学研究生奖学金，并在 1911年被大英博物馆派到叙利亚进行考古挖掘。显然考古研究并不能激起劳伦斯的兴趣，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我不打算把自己的精力耗费在无聊的撰写历 史和考古研究上，我更愿意写一本小说，或做一个新闻记者。”
阿拉伯大酋长胡赛因阿拉伯大酋长胡赛因
劳伦斯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考古的三年间，努力学习阿拉伯语和文化风俗。在叙利亚卡奇米什（Carchemish）挖掘古代赫谛人（Hittite）遗址时，他和当地苦力相处融洽，可以不依靠纪律和命令使他们士气高涨。一战爆发以后，劳伦斯在埃及参军，成为一名英军中尉。因他对阿拉伯语言和人文的广博知识，劳伦斯被调到开罗的军事情报局。他在这里很快崭露头角，撰写的《土耳其军队手册》，成为埃及英军军官的必修读物。1916年，劳伦斯晋升上尉，但他很快就厌倦了情报局的案牍生活，渴望到前线建功立业。劳伦斯撰写的关于大约旦（Trans-Jordan）的地形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文 章，引起了高层的注意，因为这时正值赫贾兹（Hejaz，今沙特阿拉伯西北部）国王、阿拉伯大酋长胡赛因（Grand Sharif Hussein bin Ali）在英国的支持下发动起义，进攻土耳其当地驻军。
2、阿拉伯起义
二十世纪初欧洲人所谓的“近东地区”（The Levant），大致包括现在的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巴勒斯坦、和沙特阿拉伯。这个地区在过去的四百年中一直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一个省份。在 这个地区居住的阿拉伯人，主要包括在伊拉克两河领域的农耕居民，和阿拉伯半岛沙漠里的游牧民族贝都因人（Bedouins）。贝都因人以部落为单位散布于 阿拉伯半岛各地，部落之间冲突仇杀不断，数百年来从来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
1914年，德、奥和土耳其结盟，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埃及作为英国的保护国，成为对土耳其作战的前线。英国企图将土耳其势力驱逐出近东地 区，独占阿拉伯半岛刚刚发现的石油资源。战事刚开始，英国低估了土耳其的军事力量，十几万英军在加里波利半岛（Gallipolis Peninsula）面对土军坚强的防守举步维艰，而英埃联军在巴勒斯坦一线也停滞不前。由於一战的重心在欧洲，英国无法分派更多的兵力对付土耳其，於是国防部长基奇纳派麦克马洪（Sir Henry McMahon）前往阿拉伯半岛的红海港口吉达（Jeddah），联络赫贾兹国王胡赛因，劝说他发动阿拉伯人起义，推翻土耳其的统治。
赫贾兹地区的哈什米特家族（House of Hashemite），是先知穆罕默德的直系后代，在过去的七百年里一直是圣城麦加和麦地那的法定守护者。国王胡赛因作为阿拉伯人的大酋长，在伊斯兰世界 受到普遍尊敬。1915年10月，英国代表麦克马洪和胡赛因达成协议，答应他如果阿拉伯部落发动起义加入战争，战后将赢得独立。胡赛因早就想建立一个北起 叙利亚南至也门的阿拉伯民族国家，麦克马洪的建议可谓正中下怀。他对王子费萨尔说：“英国人的承诺就象黄金，越磨越亮。” 1916年6月，胡赛因正式发动起义，由他的四个王子率军进攻当地的土耳其驻军，获得了几次胜利。
胡赛因并不知道，英国人对他的承诺却连破铜烂铁都不如。正当麦克马洪和胡赛因接触的同时，英、法两国也在秘密商议近东地区战后的势力划分。 1916年5月，英、法签订西克斯-皮科特条约（Sykes-Picot Treaty），规定战后奥斯曼土耳其的阿拉伯省份，法国将得到叙利亚和黎巴嫩，英国将得到约旦，巴勒斯坦和伊拉克。1917年11月，英国又发布“拜尔福声明”（ Balfour Declaration），将巴勒斯坦单列出来作为犹太人的家园，以换取犹太科学家魏兹曼（Chaim Weizmann，以色列第一任总统）的军事科研成果。英国的背信弃义，将给以后许多年阿拉伯世界和西方的关系蒙上阴影。
阿拉伯武士阿拉伯武士
虽然阿拉伯起义者初战告捷，但贝都因各部落一盘散沙，缺乏统一的领导，攻克当地几个土耳其据点以后就后继乏力。另外贝都因部队的指挥、战术和 士兵素质都很成问题，如果没有一个优秀的统帅调教，将不可能完成夺取大马士革的最终目标。1917年麦加的一份阿拉伯文报纸刊载一篇文章，对贝都因人参战的各部落有非常精彩的描述：
“很显然，参战的各部落并不是因为敬畏大酋长的权威，而是贪求赏赐给他们的钱财。这些贝都因人以他们的贪婪和缺乏任何可敬的品质著称，他们可 以毫不犹豫地对远道而来的朝拜者谋财害命。战争中赏赐给他们的钱财并没有让他们对大酋长产生半点尊敬，因为他们知道这些钱都是英国人给的，大酋长可没有花费一个子儿。这些贝都因人参战的目的纯粹是为了劫掠，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可以帮土耳其人打仗。王子们的部队里充斥着这样的贝都因人渣，他们所展示的英雄主义是对掳掠战利品的狂热，以及遇到危险时果断地逃之夭夭。”
1916年10月，当劳伦斯陪同英国情报官员斯托尔斯（Sir Ronald Storrs）到达吉达时，正值阿拉伯部队几次进攻麦地那失败。阿拉伯人的浮躁和缺乏韧性展露无遗，部队人心涣散，都认为起义已经失败。劳伦斯此行的任务，只是考察起义进展，但他心里却另有打算 - 他要为阿拉伯起义军寻找一位统帅，然后辅佐此人一路打到大马士革。劳伦斯没有把他的打算泄露给任何人，甚至没有征求长官斯托尔斯的同意。劳伦斯明白他的大 胆设想不会得到英国军事官僚机构的支持，所以打算自作主张。
3、无冕之王
劳伦斯见到了国王胡赛因和他的四个王子。二王子阿布杜拉（Abdullah）率领的部队将土耳其军队赶出来麦加，战功最大，但他居功自傲，要求斯托尔斯尽快提供援助，否则就结束战事。劳伦斯认为他过於精明，缺乏作为一个统帅的人格魅力。劳伦斯见到年仅31岁的三王子费萨尔（Feisal）时， 眼前一亮，他后来在自传里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
“我一眼就看出，此人正是我来阿拉伯所要寻找的人物，一位将为阿拉伯人起义赢得最终胜利的领袖。费萨尔看起来比他的兄弟都要仪表堂堂，他的步 态优雅，举止雍容华贵，他高大瘦削，像一根柱子一样挺拔，身穿白色丝绸长袍，头带棕色纶巾，系着红色和金黄色丝带。他垂着眼帘，双手交叉地搭在身前悬挂着 的匕首上面，漆黑的胡须和苍白的面容与他那奇特出众的身材形成鲜明的对比……他比他的几个兄弟都更具有领袖魅力，却没他们那么狡猾。他是一个理想的偶像人物，雄心勃勃，充满梦想，并有能力付诸实施。”
费萨尔和劳伦斯相互打量了一番，然后两人谈起了劳伦斯的沙漠旅途，费萨尔认为在这个干旱季节，劳伦斯的行程有些太快。“您喜欢我们瓦迪萨弗拉（Wadi Safra）这个地方吗？”费萨尔问道。“不错，但离大马士革太远了。”劳伦斯不失时机地小挫对方的傲气。费萨尔非但没有被劳伦斯的唐突触怒，反而喜欢上了这位爽快的客人。
劳伦斯明白必须取得费萨尔完全的信赖，才能实施他的计划。劳伦斯首先接受了费萨尔赠送的阿拉伯长袍，穿戴起来，言谈举止以及思维方式都刻意和 阿拉伯人保持一致，并向费萨尔表现出对阿拉伯民族独立事业的热情和信念。劳伦斯辅佐费萨尔时非常注意方法，他总是请费萨尔私下里将想法和盘托出，先肯定赞 美一番，然后循循善诱，引导费萨尔自己提出改进意见。召开军事会议时，他通常保持沉默，显得对费萨尔非常尊重。不久费萨尔就对劳伦斯完全信任，言听计从。 因为劳伦斯不属于任何一个部落，行事公正无私，常常被请来仲裁阿拉伯人之间的争端。他在自传里记载，有一次在六天之内就裁决了一大堆公案，包括12起械 斗、4起盗窃骆驼、1起婚姻纠纷、2起偷东西、1起离婚、14起仇杀。
1917年初，在费萨尔的要求下，埃及英军司令部正式任命劳伦斯为费萨尔的军事顾问。虽然阿拉伯起义部队号称有四、五万之众，其实都是各贝都 因部落酋长率领的乌合之众。他们只有战事发生在自己的地盘时才领兵参战，因而劳伦斯和费萨尔的可用之兵一般只有数千人。劳伦斯明白贝都因人无法和正规军一样作战，他於是扬长避短，采取游击战术，发扬贝都因人的机动性、对地形的熟悉、单打独斗时的悍勇等优势，袭击土耳其驻军的生命线 - 从大马士革通往麦地那绵延1200公里的赫贾兹铁路。劳伦斯亲自带队参加每一次行动，舍身犯险，很快赢得部下的敬重。
劳伦斯奇袭穆达瓦拉（Mudawarra）是这种游击战术的典型战例。此战劳伦斯亲率116名贝都因战士和两个英国副官，穿越80公里的沙漠，在赫贾兹铁路的穆达瓦拉车站附近设伏，并埋置地雷，成功导致路过的土耳其军列脱轨，然后劳伦斯的阿拉伯游击队在机枪的掩护下全歼押车的土耳其士兵，毙 敌100人，俘虏90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代价仅是一人阵亡。劳伦斯的游击战术迫使土耳其军队分兵把守铁路要冲，大大缓解了加沙前线英军的压力。
虽然阿拉伯游击队袭击火车和破坏铁轨的行动相当成功，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来说只不过是小麻烦而已。劳伦斯下一个打击目标则具有相当高的战略价值。约旦南部的红海港口阿喀巴，面向大海有多座炮台护卫，易守难攻。但由於阿喀巴背靠沙漠，难以穿越，所以这一侧基本不设防。为了攻克阿喀巴，劳伦斯专门会见霍威塔（Howeitat）部落酋长乌达塔耶（Auda abu Tayeh），争取到他的支持。
乌达塔耶是阿拉伯半岛有名的武士，曾经手刃75个贝都因仇人，杀死的土耳其人就懒得计数了。1917年7月，在乌达塔耶的帮助下，阿拉伯起义军穿越沙漠突袭阿喀巴，土耳其守军很快投降。在埃及英军司令部眼里，这个战绩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攻克阿喀巴使劳伦斯威名远扬，很快成为英军司令部众人皆知的人物，英国政府授予他“名誉勋爵”（Companionship of Bath），晋升他为少校。英军司令艾伦比将军（General Allenby）对劳伦斯领导阿拉伯人的能力非常欣赏，很快批准了他对粮饷装备的要求，提供了20万英镑的金币，两万支步枪，20挺机枪，8门迫击炮，以 及一队装甲汽车。
英军上校乔伊斯（Pierce C、Joyce）曾经协同阿拉伯起义军作战，对劳伦斯的领导能力有直观的了解。劳伦斯明白，要领导骄傲的贝都因人，需要的不是命令和权威，而是以身先士卒 的勇气赢得他们的爱戴。乔伊斯写道：“劳伦斯说得很少，他只是仔细地打量周围这些人。当讨论停止以后，劳伦斯公布他的计划，通常每个人都凛然遵命，最后满 意地离开 … 劳伦斯并非一般人想象的那样，率领阿拉伯人取得胜利，而是通过明智地选择各个部落首领，将他们分散在沙漠里的火星，汇集成为燎原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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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阿拉伯游击队有效地打击了土耳其军队的补给线，艾伦比将军的英埃联军在加沙前线进展顺利，于1917年12月攻克耶路撒冷。劳伦斯麾下的 阿拉伯游击队也取得了正规军番号，成为“阿拉伯北方军”（Arab Northern Army），编制6千人。次年1月，阿拉伯军队在劳伦斯和费萨尔的弟弟扎依德（Zeid）的指挥下，在死海南岸的塔菲勒（Tafileh）同土耳其军队激 战。这是整个战争中阿拉伯部队打的唯一一次会战。此战一个旅的土耳其步兵向阿拉伯军队发动进攻，被机动性很强的阿拉伯骑兵从两翼包抄反击，结果大败，约 400土耳其士兵阵亡，200人被俘。英国著名军事史学家里戴尔 ？ 哈特（Basil Liddell Hart）称此战为“微型杰作”。同年3月，劳伦斯晋升为中校。
1918年9月，英军向土耳其军队发动总攻。劳伦斯的阿拉伯军团奉命向安曼城佯攻，吸引土耳其军队南进增援，然后艾伦比将军的主力部队在北方 突破土耳其防线，土军於是全线崩溃。劳伦斯随后率领八千阿拉伯骑兵向大马士革急行军，争取抢在英军前面进城。10月1日，劳伦斯和费萨尔乘坐一辆劳斯莱斯 敞篷车开进大马士革。城内的阿拉伯人夹道迎接，如雷鸣一般欢呼：“费萨尔！劳伦斯！” 劳伦斯后来回忆道：“当我们进入大马士革的时候，我和所有的人一起痛饮美酒，并沉醉其中。” 战争总算结束了。两天以后，劳伦斯就踏上归途。
4、一诺千金
事实上，早在劳伦斯率领阿拉伯军队奔袭阿喀巴之前，他就从开罗的同事那里得知西克斯-皮科特条约的签订。通常喜怒不形于色的劳伦斯陷入深深的 沮丧之中，连费萨尔也注意到了他的异状。为了不动摇军心，劳伦斯隐瞒了这个消息，一如既往地领导阿拉伯的游击战争。他在自传中写道：“我打起精神，只希望 疯狂地带领这些阿拉伯人取得最后的胜利，当他们手持武器，占据有利位置时，会迫使西方大国对他们的独立主张采取一个公正态度。”
阿拉伯军团占领大马士革以后，费萨尔立刻召开“阿拉伯国会”（Arab Congress），准备建国。但艾伦比将军带来了英国政府的命令 - 叙利亚立刻移交给法国，阿拉伯军队必须马上撤离。费萨尔得知暴跳如雷，劳伦斯则在失望中离开大马士革。
早在1918年初，美国记者洛厄尔·托马斯（Lowell Thomas）花了八天的时间跟随劳伦斯与他的部队转战南北，将耳闻目睹的战争拍摄成记录片，并为几家杂志写了数篇惊心动魄的报告文学。托马斯不遗余力地歌颂劳伦斯这个被浪漫化的人物，从此“阿拉伯的劳伦斯”名扬天下。
正当劳伦斯理想破灭，在内疚和悔恨中回到英国时，他受到了英雄凯旋般的盛大欢迎。这种待遇越发让劳伦斯忏悔自己成为英国政府背信弃义的工具，他决心不顾一切履行对费萨尔的承诺。在白金汉宫的一次庆典上，劳伦斯公然拒绝接受英王乔治五世亲手授予的勋章，并当面奏明英国政府是如何欺骗阿拉伯盟友的。他在《星期天时报》上连续发表九篇文章，不留情面地批评英国的外交政策，他写道：“阿拉伯人起义并不是因为土耳其政府的暴虐，而是为了赢得独立；他们在战场上舍生忘死，可不是为了换一个主子，而是为了拥有他们自己的国家。”
在1919年召开的巴黎和会上，劳伦斯作为费萨尔的左膀右臂，和各国外交官周旋，竭尽全力为阿拉伯民族独立争取支持。一次和法国外交部长的会谈中，法国人以十字军东征的史实证明法国对叙利亚拥有宗主权。费萨尔立刻以阿拉伯英雄萨拉丁的事迹反戈一击，问道：“请问你们打赢了哪一次十字军东征？”可惜劳伦斯和费萨尔的努力徒劳无功，巴黎和会最终决定维持英法签订的西克斯-皮科特条约。
1919年11月，英国军队根据巴黎和会的决议撤出大马士革。次年3月，阿拉伯国会宣布费萨尔为叙利亚国王。可怜费萨尔只在王位上坐了15个星期，法军就进入大马士革。费萨尔的卫队被缴械，他本人被法军士兵以刺刀押解驱逐出境。英国驻耶路撒冷总督有幸迎接过境流亡的费萨尔，他写道：“（费萨尔）依然保持着王子的尊严和阿拉伯贵族的妗持，但他眼中闪烁着泪光，显然心灵深处受到重创。他默默无语，独自坐在行李箱上等候火车。”与此同时，伊拉克爆发反对殖民统治的起义，被英军镇压下去。
1921年，事情终於出现转机。由於伊拉克发生反殖民主义暴动，迫使英国从印度调来大批部队驻防。一战过后百废待兴，英国政府对激增的军费很伤脑筋。新任殖民地事务大臣丘吉尔在开罗召开会议，试图权衡利弊，调整对阿拉伯地区的政策。丘吉尔是劳伦斯的崇拜者，特意邀请他担任顾问。劳伦斯的政敌菲尔比（Sir John Philby）写道：“劳伦斯成功地使所有当权者相信他的建议是唯一正确方案，大家最后以各种方式支持劳伦斯的主张，将阿拉伯世界交给哈什米特家族管理。”
开罗会议的结果，就是让费萨尔就任伊拉克国王，而他的哥哥阿布杜拉成为约旦国王。决议公布以后，劳伦斯立刻发电报通知远在伦敦的费萨尔，并在吉达港迎接他的到来。费萨尔随即乘船抵达巴士拉，而企图和费萨尔争夺王位的当地豪强塔力布（Sayyid Talib）被英国政府悄悄送到斯里兰卡软禁起来。劳伦斯如释重负地写道：“英国终於干干净净地从阿拉伯事务中脱身了。”
最先革命的哈什米特家族最终黯然收场，果实拱手让人令人感叹造化弄人
历史学家克莱曼（Aaron Kleiman）评价说：“费萨尔的即位给伊拉克带来稳定，这和一战前后伊拉克政局的动荡和纷争形成鲜明对比。”费萨尔于1933年患癌症去世。伊拉克王室只延续到费萨尔的孙子一辈，1958年伊拉克爆发革命，王室宗亲被屠杀殆尽。赫贾兹国王胡赛因由於公开反对西克斯-皮科特条约，失去了英国的支持，结果遭到邻近的阿拉伯部落酋长沙德（Ibn Saud）攻击，不得不于1924年退位，到塞浦路斯流亡，而他的王国被1932年成立的沙特阿拉伯吞并。阿布杜拉的约旦王室则一直延续到今天。
5、英年早逝
两年的战争给劳伦斯带来难以愈合的身心创伤，他患有多种疾病，身被十几处枪伤。一次在大马士革以南的德拉镇乔装侦察时，劳伦斯被土耳其军队抓住，惨遭严刑拷打和鸡奸。幸而土耳其人并不知道他的身份，看管不严，劳伦斯侥幸逃脱。这次遭遇给劳伦斯造成的心灵创伤难以估量，他后来在自传里写道：“我完整的人格被无可挽回地毁坏了。”战后很多年劳伦斯一直患有严重的忧郁症，他曾经请人用皮鞭大力抽打他。在给萧伯纳夫人的一封信里，劳伦斯受伤的灵魂发出哀鸣：“良久以来这种感觉一直缠绕着我，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我感到我的生命和自我已经坠毁，误入歧途而无法折返，这真令人万念俱灰——我是永远无法复原了，不管我如何朝思暮想。天哪，这是怎样的一个恶圈！”
战争结束以后，劳伦斯面临选择一种新的生活。此时他在英国的名望如日中天，想飞黄腾达易如反掌，丘吉尔就劝他到外交部供职，以他的才华一定前途无量。没有人知道此时的劳伦斯只想逃避，到一个无人打扰的地方调理身心。劳伦斯先用一年多的时间撰写自传体作品《智慧的七根支柱》（The Seven Pillars of Wisdom），记述他在阿拉伯的经历。1923年，劳伦斯化名加入英国皇家空军，竭力做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飞行员。这期间，劳伦斯和萧伯纳夫人夏洛特结成密友，到他去世时和夏洛特通信三百多封。服役期间，劳伦斯还创作了反映空军军旅生活的小说《薄荷》（The Mint）。
1935年，劳伦斯从空军退役，到多塞特郡（Dorset County）的乡村里隐居起来。劳伦斯酷爱骑摩托车，曾经拥有七辆乔治·布拉夫（George Brough）牌赛车，这是当时英国最快的摩托车。劳伦斯经常驾车以150公里的时速飞奔，也许飞车的刺激才能让他暂时忘却心灵的创伤。这年5月，劳伦斯 驾车时为躲避行人发生车祸丧生，终年47岁。
6、世人的毁誉
多年来劳伦斯一直是欧美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1962年，大卫·里恩（David Lean）执导影片《阿拉伯的劳伦斯》，一举夺得七项奥斯卡奖。直到最近，《阿拉伯的劳伦斯》还被英国权威杂志评为二十世纪最佳历史题材影片。这部影片巩固了劳伦斯在世人心目中的浪漫主义英雄形像。
进入七十年代，当中东局势日益动荡，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大行其道之时，很多学者开始反思西方国家对阿拉伯世界的举措失当，而劳伦斯的畅销书《智慧的七根支柱》首当其冲受到指责。劳伦斯在此书中以诗人的浪漫情怀美化阿拉伯民族主义，影响了以后数十年的英国外交政策。文学评论家克杜里（Eli Kedourie）曾经批评此书“不但堕落，而且仍然具有腐蚀力，在当今这个时代，政治理念被赋予宗教色彩，以获取人们最大程度的牺牲，名正言顺地进行最邪恶的犯罪，这本书腐蚀力就更为显著。此书的堕落之处在於其浪漫主义，期望通过政治手段建立或恢复一种和谐的、天堂一般的乌托邦。”
无庸讳言，劳伦斯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者，而《智慧的七根支柱》的文学价值也高过史学价值。他在自传中对阿拉伯人信仰和文化的歌颂，很多时候是不顾事实的，是为了满足他理想主义的精神需求。劳伦斯虽然成功地领导了阿拉伯人的独立斗争，但他对阿拉伯文化和信仰的理解却相当浅薄，这也许是绝大多数西方人的通病。劳伦斯写书的目的还是为了抒发自我，而不是探讨阿拉伯的前途，学者们似乎有点苛求古人了。
劳伦斯一生渴望盛名，当荣耀降临之时却身心俱残，不堪承受其重负而退避三舍。他特立独行，但也期望得到别人的承认和接纳；他高朋满座，却异常孤独；他充满书生气，但因为天纵其才，居然以军事、外交方面的成就著名于世。劳伦斯和我们一样是一个追梦人，但他最终凭借才华和勇气实现了惊世骇俗的梦想，这使他不愧为二十世纪最奇特的人物。
谢选骏指出：“阿拉伯的劳伦斯”和来自诺曼底的私生子“征服者威廉”都是狗娘养的——这是他们一生悲剧的根源。但是温斯顿·丘吉尔却吹捧这个私生子“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无论如何，我们是不会再见到象他这样的人了。”……这真的让人怀疑，丘吉尔是否也是他们的一丘之貉私生子。真的，丘吉尔不是一丘之貉，还能是什么两丘之貉吗？
【06、阿拉伯人大流散成为犹太人第二】
《阿拉伯人大流散》报道：
阿拉伯人大流散指阿拉伯移民及其后代自愿从故土迁徙或为了逃难而被迫迁往非阿拉伯国家，主要是西方国家、部分亚洲、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国家以及西非，特别是象牙海岸（有十万黎巴嫩裔）、塞内加尔（约二万名黎巴嫩裔）、塞拉利昂（约六千名黎巴嫩裔；1991年内战爆发前有三万人）以及赖比瑞亚。塞拉利昂的内战于2002年结束，黎巴嫩商人重返此地居住。
谢选骏指出：上文说的残缺不全。在我看来，“阿拉伯人大流散”其实从公元七世纪穆罕默德集团四处劫掠的时候即开始了。
佚名网文《阿拉伯裔印尼人（Orang Arab-Indonesia）》报道：
阿拉伯裔印尼人，是指有印尼公民权的阿拉伯人和他们的后裔，他们多是来自也门的哈德拉米人。直到1919年受限于荷属东印度的法律前，他们族群中的精英因投资土地和贸易成为印尼最有钱的社团。他们差不多全是穆斯林，多数生活在爪哇。他们人口是387,254人，而有阿拉伯人血统的印尼人则有5,000,000人。
历史
阿拉伯人和印尼之间的接触很早，在前伊斯兰时代已有波斯湾的阿拉伯商人到印尼购买香料，但阿拉伯人在当地建立王国则在15世纪。
多数阿拉伯裔印尼人是哈德拉米人，但亦有来自阿曼、卡塔尔、巴林和科威特等波斯湾的阿拉伯人。他们被荷兰殖民者称为外国东方人，这导致他们无法入读某些学校和旅行限制，并居住特殊的阿拉伯地区，荷兰政府在各区指定的一些阿拉伯人头人，作为联络人和带动社区，这些法律在1919年被废除。而来自其他国家的一些阿拉伯人在荷兰殖民统治期间也来到了印度尼西亚。
他们的社会精英们开始通过贸易和收购房地产建立超经济实力，他们购买大量巴达维亚和新加坡和马来群岛的房地产和通过慈善工作，他们建立并保护了他们的社会资本；最终，一些阿拉伯裔印尼人加入了荷属东印度的议会。
辨别
第一代的阿拉伯裔移民多称为托托克，即纯血的外国人，第二代的阿拉伯人则多有当地人的血统。
由于资讯不足，很多印尼学者也误以为阿拉伯裔印尼人也是瓦哈比主义者，因一些激进伊斯兰组织如伊斯兰祈祷团和伊斯兰捍卫者阵线也是由阿拉伯裔印尼人建立。
赛义德
很多哈德拉米人是赛义德，即穆罕默德的外孙子侯赛因·本·阿里的子孙，普通穆斯林不能和赛义德的女儿结婚，但赛义德的男子不受限制，因阿拉伯人人只承认父系血统。
分布
大多数阿拉伯裔印尼人生活在爪哇，主要是西爪哇省和东爪哇省和马都拉岛，在苏门答腊也有数目可观的阿拉伯人生活（主要是巨港、西苏门答腊省和亚齐省）。在1870年的人口普查中共有12412个阿拉伯裔印尼人，1900年，阿拉伯人人口总数是27399人，于1920年是44902人，1930年是71335人。
宗教
阿拉伯裔印尼人几乎全是穆斯林，根据2000年的人口普查，阿拉伯裔印尼人的98.27％是穆斯林。他们多数生活在清真寺附近，多数是逊尼派，遵循伊斯兰教法的沙菲仪派，孩子一般都送伊斯兰学校，少数人是什叶派。
他们在信仰实践上多数比一般印尼人正统。
参考
Diederich, Mathias （2005）. "Indonesians in Saudi Arabia: Religious and Economic Connections". In Al-Rasheed, Madawi. Transnational Connections and the Arab Gulf. London: Rutledge. pp. 128–146. ISBN 978-0-203-39793-0.
谢选骏指出：很明显，“阿拉伯裔印尼人”就是“阿拉伯人大流散”的结果之一。实际上中国历史上也有许多这样的人，他们后来和汉人混合成为了“回民”。
《为什么马来人不是马来西亚土著？》（地缘谷）报道：
根据历史学家考证，“马来”这一名称来自于印尼苏门答腊岛上一个约1500年前由古印度人所建立的婆罗门教国家——末罗游。末罗游遗址位于现在印尼苏门答腊岛占碑省的一条巫来由河附近，马来人在古代被中国人译作“巫来由人”，现在的东南亚华人也把马来人称为“巫族”。
在1023年间，苏门答腊岛上另一个古国三佛齐遭到印度军队袭击，都城被攻陷，三佛齐便转以末罗游为都城，间接吞并了末罗游。在13世纪，来自爪哇岛的满者伯夷消灭了三佛齐，末罗游的王子拜里米苏拉被迫逃亡至如今位于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建立了马六甲王朝。马六甲正好位于马六甲海峡中间，有作为贸易港口的先天条件。和对岸的苏门答腊相比起来，马六甲也没有像地震的台风一类的自然灾害。于是各国的商人很快汇集于马六甲，通过各种贸易活动，末罗游人建立的马六甲进入了黄金时代。
“末罗游”一词原本狭义上是指苏门答腊某些王国的族裔，后来因末罗游人在马六甲的强势崛起，这个词才用来指代整个东南亚群岛的地域性文化，也就是马来文化。早期的东南亚群岛除末罗游人外还居住着其它种族，这些种族不会称呼自己为“马来人”，他们也对“马来”没有任何概念，“马来”（Malay）一词更多是后来西方人对整个南岛种族的统称。在17世纪时，西方学者发现东南亚群岛的土著，与太平洋群岛，甚至是远在非洲的马达加斯加岛的土著无论是在体型、肤色、语言还是文化上皆有共同之处，因此把他们称为马来——波里尼西亚人（Malay-Polynesian）。
所以，“马来人”并不是单一特指生活在马来西亚的土著，他们主要分布在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文莱和菲律宾这些被称为“马来世界”（Nusantara）的文化圈子，而这些地区所使用的语言和文化基本不会相差太远。在泰国南部、缅甸中南部以及越南山区的一些少数民族也有和马来人类似的文化习俗，即使使用的语言不一样。甚至早期的澳大利亚原住民也有部分马来人基因，因此“马来人种”的足迹可以说是非常广的。
大约在公元10世纪，马来人因为印度文化东渡的原因而信奉印度教或佛教，印尼的婆罗浮屠就是印度文化曾经来过东南亚的最好证明。一部分的马来人则信仰万物有灵论。印度文化和佛教元素极大地影响了在苏门答腊岛和马来亚半岛的马来人文化，如今这些地区的马来语里的很多词汇都是由梵文派生过来的。在伊斯兰教兴起后，很大一部分的马来人又因为自家国王皈依伊斯兰教的原因而纷纷改信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进入马来群岛共使用了三种途径，第一条是阿拉伯人直接前往马来群岛传教；第二条是通过印度穆斯林；第三条就是通过中国南下的回族。不论通过何种途径，都侧面证明了马来群岛作为古代世界文化交流所的角色。伊斯兰文化对马来社会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马来群岛上各个小国的国王开始都以“苏丹”自居，“苏丹”一词即阿拉伯语里的力量、统治权之意。
起初马来语没有文字，伊斯兰教传入后，很多马来人开始学习阿拉伯文，并发展出了一套爪夷文字系统，简单来说就是用阿拉伯字母拼音来书写马来文。就马来半岛地区的马来人而言，伊斯兰教已经深入到他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居住环境、家庭结构和社交礼仪等等。但客观来说，伊斯兰文化也使得马来人的民风逐渐转向保守。
以爪夷文书写而成的《马来纪年》。《马来纪年》被誉为马来版史记，记载了马来民族的历史故事，多数以马六甲王朝为主轴。
印马情缘
说到马来西亚，就不得不提起另一个和其有很多相似之处的国家——印尼。要更深入了解马来人社会，就要好好研究他们的语言。很多人经常以为，印尼语和马来语是不同的语言。事实上，在印尼独立建国之前，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印尼语”，甚至也没有“印度尼西亚”这个国家概念。而马来语在此之前却早已存在许久。
所谓的“印尼语”其实是印尼争取独立时的国族建构工程的产物。1928年，一群印尼民族主义者发表了《青年宣言》，呼吁采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语言”作为印尼的独立建国方针。他们并没有采用当时印尼社会多数人使用的爪哇语作为国语，而是选择几个世纪以来流通于马来群岛的共通语言，也就是马来语作为国语，即是今日的“印尼语”。其实，自 17 世纪初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建立殖民地后，马来语就已被定为其贸易区的交流语言。
巴达维亚（今雅加达）作为当时整个大巽他群岛的贸易中心，来往各地使用同一语言大大促进了区域贸易的发展。
近代研究表明，“原型马来语”（Proto-Malayic）约在 2000年前起源于婆罗洲，随着该语种的使用者往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迁徙，途中又与阿拉伯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华文化产生碰撞融合，如今的马来语已经成为东南亚地区的一个语言大杂烩，在不同地区都有着各自的马来方言，腔调和用词等都有些许差异，但不会相差太远。
在马六甲王朝和柔佛苏丹王朝时期，马来语成为整个马来群岛的共通语言，此时的马来语称为“古典马来语”，已经接近于被现代社会所标准化的马来语和印尼语。这两个王国的领土都横跨了马六甲海峡两岸的苏门答腊和马来亚半岛的一部分，两地分别属于现今的印尼和马来西亚。这两个王国究竟应该称作“古印度尼西亚”还是“古马来西亚”呢？当时的“马来语”，又是属于今天哪个国家的语言呢？
除此之外，比马六甲王朝和柔佛王朝更早出现的三佛齐和满者伯夷等古王国，它们的疆域都囊括了除印马两国之外的其它东南亚国家的领土。它们是印尼还是马来西亚呢？严格来说，印尼廖内群岛的马来语还是从马六甲传入的，而印尼建国后作为国语的印尼语就是以廖内群岛的马来话发音为基础。马来语之所以在后来会有“马来西亚语”（BahasaMalaysia）和“印尼语”（Bahasa Indonesia）的分别，其实是印马两国各自独立之后，在构建自身国家象征的过程中所导致的。
马来西亚和印尼之所以分治，是1824年英国和荷兰签订的《英荷条约》所造成的结果。这份条约签署后，柔佛王朝在苏门答腊以及廖内群岛的领土改属荷兰，如今成为了印尼的一部分。在《英荷条约》签订之前，整个马来群岛存在独立王国和苏丹国，这些小王国的领土并不固定，各国之间时有战争，有点战国时期的影子。16世纪以前，有些地方还是被英荷两国以外的其它西方殖民势力所占据的。
马来群岛大大小小有两万多个岛屿，相互隔绝的地理特征使得马来群岛上的王国各自为政，英国和荷兰的殖民统治在区别马来西亚和印尼的同时也加速了两国内部的统一。
尽管印马两地从此分治，但马来语依然被双方认定为标准语言，书写方式则从以往的爪夷文拼音系统转为罗马拼音系统，但两方的拼音方式因各自受到英语和荷兰语的影响而有所差异。直到20世纪，两地的独立运动都以马来语作为各自国族建构的要素。
两国的语言学家在1966至1967年期间，分别在雅加达和吉隆坡召开会议，试图统一双方的马来语拼音。于是在1972年印尼政府对外公布所谓的“精准拼音”，至此双方的书写系统几近统一。
英殖民时期的“分而治之”
作为前英殖民地，英国的长期统治可谓是对马来西亚整体的社会文化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英殖民时期，英国人把马来亚半岛分为海峡殖民地、马来联邦、马来属邦，后两者的“马来”前缀词指的是这些州属是马来人治下的王国或行政区。
海峡殖民地为现在的槟城、马六甲和新加坡，英国人将这三个地方视为马六甲海峡贸易线路上的重要站点，在这三个地方都投入巨资建设海港。
英国殖民期间，英国人大量从中国广东地区和印度引进劳工来发展马来亚半岛经济。英国人为了方便管理经济领域，便搞起了“分而治之”政策。华人早期主要在矿场工作，生活在城区；印度人则多数住在橡胶园里，当起了橡胶工。而马来人主要在甘榜地区进行农业和渔业活动。
在轰轰烈烈的下南洋运动后，大批福建、广东华人进入马来半岛并开始建设这片土地。
通过矿业，华人很快发家，并且开始积极参与到早期马来半岛的城市化建设中。举个例子，如今马来西亚的首都吉隆坡，就是一位名叫叶亚来的客家人协助开发建设的。这种情况引起了部分马来人社群的不满，他们认为英国人把马来人的利益拱手让给了华人。因此“马来人至上主义”开始出现于马来人社会，很多马来人也认定自己才是马来半岛真正的土著，应该享有“土著特权”。
马来民族主义崛起
在1928年，一批马来青年也效仿印尼的青年宣言，发起了马来人青年宣言。由于深受印尼民族主义的影响，这批政治立场基本上偏左的马来青年也主张类似大印度尼西亚主义（Indonesia Raya）的大马来主义（Melayu Raya），认为印马两国应该合为一家。
马来人被长期伊斯兰化后，形成了一种保守型的马来民族主义，它是为了反对英国人的马来亚同盟提案而出现的。在这个提案下，各州马来皇室的统治地位将被取消，让马来人与非马来人享有同等的公民权。后来这份提案因为右翼马来保守派的激烈反对而以马来亚联合邦协议取代。直到今天，马来民族保守主义依旧主导着马来西亚的政治格局。
马来民族主义的崛起与马来人土著特权的设定，也与上世纪华人和印度人在马来亚半岛的人口数量逐渐超越马来人有关。这种现象也进一步加速了马来民族的整合运动，当时居住在马来半岛的爪哇人、武吉斯人、阿拉伯人，甚至连带有华裔和印度裔血统的马来人都被统一归入为马来族。相较于中华民族，马来人的民族意识的产生得比较晚，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是被大量外在因素而激发与统一起来的。
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
1963年9月16日，马来亚联邦、新加坡、砂拉越和沙巴合组为马来西亚联邦。马来西亚成立后，许多由多种族组成的政党极力反对马来人至上主义，提出要建立“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尤其以李光耀为首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更是极力支持及推行这一理念，无疑是触动到了保守派马来人的逆鳞。
1964年，新加坡爆发了种族骚乱。最后，马来西亚首相东姑阿都拉曼以避免局势恶化为由，在1965年8月7日下令将新加坡由马来西亚联邦中除名，新加坡被迫独立建国。其实这并非东姑阿都拉曼的意愿，他本人也支持“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这一理念，奈何架不住保守派马来人的反对声浪，新马从此分家。
混乱不清的土著定义
土著一词在马来语为“bumiputera”，源自梵文，字面意思是大地之子，简单说就是在一个国家出生的人，不论是什么文化背景，都可以被视作为这个国家的“大地之子”。然而马来西亚却是世界上为数不多利用法律来保护特定族群的国家，这在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
在马来西亚联邦宪法的定义下，只要习惯讲马来语、奉行马来习俗、信奉伊斯兰，就是马来人。这并非通过血统和种族角度来定义马来人，而是从历史、文化、语言与宗教的角度而做出的定义。理论上只要满足上述条件，就可成为马来人。只是在大马的现实社会中，成为穆斯林并不等于成为马来人。因此这种法律定义也经常成为争议，马来西亚的印度裔穆斯林群体就曾试图争取获得马来人特权但不成功。
2015年，在涉及纳吉布丑闻的抗议中，马来人将矛头对准了华人。
值得一提的是，和马来西亚同宗同源的印尼，却在经历了一系列历史事件后，于2006年在国会通过了一部法案，取消了土著定义。换句话说，在新法案下，不再有哪个种族是印尼的特定土著。不论是什么文化和宗教背景，大家都是印尼人。
总结来说，马来人是在吸纳和融入了不少外来文化后而产生的一个庞大且复杂的社群，马来人的形成甚至也可以说是一种政治产物。由于马来群岛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它刚好位于中华文明和印度文明之间，各种外来文化通过这两大文明作为枢纽传入马来群岛。长年累月的文化融合以及各民族之间的通婚使得马来族群已不再是属于哪个地区的特定土著，今天在马来西亚的马来人也很少去弄清楚自己真正的祖源。
曾经有人把东南亚形容为一片开满各色花卉的花圃，多种文化与思想的碰撞交流，为这片地区的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几年前的新加坡电视剧《小娘惹》，使得我们看到了南洋这片土地独有的美。南洋文化的形成过程对于当下正在追求建立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来说，还是十分值得参考和借鉴的。
谢选骏指出：马来人之所以不是马来西亚土著，是因为现代的马来人也是阿拉伯人大流散的产物，是其过程所产生的混种。
《群岛伊斯兰》报道：
群岛伊斯兰[1]（印尼语：Islam Nusantara），或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模式，是马来世界的一种特有的伊斯兰教模式。自16世纪（可能更早）以来，由于受到印度尼西亚文化的影响，当地的信徒将伊斯兰思想进行了语境化、本地化和通俗化等方式的改造。该术语由印度尼西亚伊斯兰组织“伊斯兰教士联合会”于2015年首次正式提出，作为对目前由阿拉伯或中东视角所主导的全球伊斯兰的解释和表现的替代方案。[2]
“群岛伊斯兰”被定义为印度尼西亚人出于自身习惯而形成的伊斯兰教法学对伊斯兰教的一种理解。[3]2015年6月，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维多多公开表达对群岛伊斯兰的支持，他认为这种温和的伊斯兰教形式与印度尼西亚的文化价值相符。[4]
伊斯兰教在印度尼西亚的传播是一个缓慢的，渐进的和相对和平的过程。有一种理论认为它是在9世纪之前直接从阿拉伯半岛传入的，另外一种理论则认为在12或13世纪，苏非派的商人和传教士将印度古吉拉特邦或直接来自中东的伊斯兰教带到了印度尼西亚群岛。[5]到了16世纪，伊斯兰教开始取代印度教和佛教成为群岛的主要宗教信仰。传统的伊斯兰教教派主要为逊尼派，印度尼西亚的传统伊斯兰教在某些方面融入了当地的文化和习俗。
早期的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或多或少地受到苏非派和现存的当地爪哇人喀嘉文信仰的影响。印尼传统派穆斯林勤勉地遵守着数个传统，例如对kyai权威的承认和崇拜和对诸如九圣徒等杰出的伊斯兰教传播者的尊重，以及参与谒陵、塔赫里勒（将死者亡灵送往后世的仪式）和圣纪节等伊斯兰教相关的仪式。然而，随着阿拉伯瓦哈比派的萨拉菲运动的到来，保守派将这些传统谴责为什尔克或比达阿，将其视作有损伊斯兰教纯洁性的综摄形式。这种状况导致了遵循传统的伊斯兰教教士联合会与现代保守派穆罕马迪亚之间持续的宗教争端、不稳定的共存以及某种精神上的对抗。
印度尼西亚人谨慎地对待着以巴冲突、阿拉伯之春、伊拉克战争和叙利亚内战等中东乱局；印度尼西亚人注意到其中有一些是宗教方面的因素，特别是伊斯兰极端主义的问题。印度尼西亚还遭受了伊斯兰圣战组织发起的几起恐怖主义袭击；沙特阿拉伯所推动的萨拉非和瓦哈比极端保守的教义已经在伊斯兰世界中主导了数十年的话语权；以宗教名义进行丑恶战争的伊斯兰国的出现进一步加剧了恐慌情绪。在内部，一些外国和当地的伊斯兰主义组织，例如伊扎布特（HTI）、伊斯兰捍卫者阵线（FPI） 以及诸如繁荣公正党 （PKS）在内的伊斯兰主义政党近年来一直积极参与印尼政治，削弱了伊斯兰教教士联合会等传统派伊斯兰组织的影响力。印度尼西亚政治中的伊斯兰主义者被怀疑削弱和损害了国家意识形态——建国五项原则。
因此，印度尼西亚的温和派穆斯林学者需要在本地伊斯兰社会中将其自身同所谓的“阿拉伯化”区分开来。据部分学者、媒体的说法，有别于中东穆斯林的是，印度尼西亚穆斯林几十年来和平相处，没有发生较为严重的冲突。据信这种状态归功于印度尼西亚对伊斯兰教的理解，这种理解较为温和和包容。此外，作为拥有世界上最多穆斯林人口的国家，国际社会呼吁印度尼西亚将其宗教模式推广到伊斯兰世界以取代沙特阿拉伯的瓦哈比教派。[6]
特征
与中东相比，印尼伊斯兰教较为宽松和温和，他们不会在公共场合实行性别隔离，男孩女孩在教室里一起学习。
群岛伊斯兰的主要特征是tawasut（温和的），rahmah（慈悲的），反激进的以及包容且宽容的。[4]这里的“温和”暗示着逊尼派穆斯林的伊斯兰神学地位，而不是政治地位。[7]在与当地文化的关系上，群岛伊斯兰在传播过程中运用了能够产生共鸣的文化取径；它并没有破坏、瓦解或取代本土文化，反而接受、尊重、滋养和保存本土文化。群岛伊斯兰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顾及了当地文化对自身法学形成的影响。 [3]
群岛伊斯兰是由当地传统的习经院发展而来的。 因此，它以传统的东方礼仪和风格为基础；它强调了kyai或乌里玛（宗教教师）的地位和权威。学生们需要老师不断的指导，以免误入歧途或萌发错误或激进的想法。另一个与众不同的方面是强调伊斯兰教的普世价值观（Rahmatan lil Alamin），这种价值观促进伊斯兰教内部（穆斯林社区内）和平、容忍、相互尊重以及以多元主义观点对待各种宗教之间的关系。
批判
群岛伊斯兰一直受到其他派别，尤其是瓦哈比派和萨拉非派或是其他寻求从“非伊斯兰教的”本地元素（这些元素经常被谴责为什尔克或比达阿）中“净化”伊斯兰教的学说的强烈反对和批评。伊斯兰解放党印尼支部、公正福利党和伊斯兰捍卫者阵线均公开反对群岛伊斯兰。群岛伊斯兰被批评为伊斯兰教的一种综摄形式，破坏了伊斯兰教的“完美”和单一性，破坏了乌玛的统一。
印度尼西亚另一个有影响力的伊斯兰组织——穆罕马迪亚，虽然没有直接反对“群岛伊斯兰”，但强调应当谨慎适当地对待这一概念，而不是破坏和打压其他伊斯兰教的分支、不同的理解或教义。如果“群岛伊斯兰”受到国家的接纳和重视，他们担心其他伊斯兰教支系会受到迫害和歧视。
谢选骏指出：群岛伊斯兰意识到了自己的俘虏地位，不愿为阿拉伯人陪葬。因为阿拉伯人大流散已经使其沦为犹太人第二，为其陪葬岂不沦为黄俄了？
《阿拉伯国家那么多，为啥众拳难敌以色列？》（2020-10-27 丁贵梓）报道：
9月，在美国的推动下，阿拉伯国家联盟（以下简称“阿盟”）的成员国阿联酋和巴林相继宣布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对此，阿盟非但没有提出明确异议，甚至无视巴勒斯坦的抗议。
作为世界最早成立的地区性组织，已经75岁高龄的阿盟，如今，在巴勒斯坦问题上貌合神离。半岛电视台甚至发表评论：阿盟已经行将就木。
二战以来，中东地区局势诡谲变幻，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围绕巴勒斯坦问题的纷争贯穿始终。
阿以这对世仇为何会走向“和解”？
阿盟成立75年，为何还是难有作为？
1、大国斗法中，阿盟初立
中东地区地跨三洲，“五海”环绕，扼守“四海峡、一运河”，地理位置险要。在阿拉伯人定居此地之前，犹太人的祖先曾在这里生活近千年，后因外族入侵而被迫流散。7世纪，阿拉伯人在这里建立起幅员辽阔的阿拉伯帝国。13世纪，帝国覆灭，阿拉伯人开启了与外族征战的漫长岁月。
注：“五海”指黑海、地中海、里海、红海和阿拉伯海，“四海峡、一运河”指博斯普鲁斯海峡、达达尼尔海峡、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和苏伊士运河。
一战期间，英国企图借犹太人之手主宰中东，因此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之家，后来还鼓励流散在外的犹太人重回巴勒斯坦。战争结束，奥斯曼帝国覆灭，英法瓜分中东大片土地、控制战略要冲，埃及等阿拉伯国家获得形式上的独立，实则受英国控制。
到二战前夕，欧洲反犹运动高潮迭起，大批犹太难民迁往巴勒斯坦，当地犹太人社团达44.3万人，几乎占全部居民的30%，阿犹矛盾日益激化。为了获得阿拉伯国家的支持，英国抛弃犹太人，许诺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建国。
战时，德国在中东地区极力宣传反殖民主义思想、拉拢阿拉伯国家，威胁到英国利益。于是，英国决定支持渴望独立的阿拉伯人走向联合。埃及担起“排头兵”职责，组织各国商讨联合事宜。
1945年3月，埃及、伊拉克、外约旦、黎巴嫩、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和也门7个阿拉伯国家的代表在开罗举行会议，通过《阿拉伯联盟宪章》，阿盟正式成立。
战后，英美各执棋子、争执不下，巴勒斯坦问题被提交联合国。苏联这时正盘算着继续向南扩张，支持犹太人建国、把英国势力赶出中东成为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最优选项。
于是，美苏合力，给英国最后一击。
1947年11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巴勒斯坦将来治理（分治计划）问题的决议》，要求尽快结束英国委任统治，分别成立阿拉伯国和犹太国。
次年5月14日，巴勒斯坦犹太人宣布成立以色列国，一枚大国竞争的楔子被深深打进地中海东岸。
根据联合国分治计划，占巴勒斯坦地区人口不到1/3的犹太人获得了近60%的土地，且大部分是肥沃的沿海地带，引起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众多阿拉伯国家的抗议。
以色列建国第2天，埃及、外约旦、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5个阿盟成员国相继出兵巴勒斯坦地区，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
战争爆发后，在美国和苏联的支持下，以色列战斗力大幅提升。反观此时的阿盟，虽然相继出兵，却始终各自为政，都想在巴勒斯坦地区为自己争取更多利益：埃及为保住自己的领导地位，出钱出力又提防其他成员国；叙利亚有意染指巴勒斯坦北部地区；外约旦则希望夺取约旦河西岸，建立大约旦王国……
结果，阿拉伯国家战败，以色列占据巴勒斯坦地区77%的领土，72.5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被迫外逃。
2、“硬骨头”啃不动，埃及求变
当然，阿盟的成立确实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成立之初，阿盟将成员国的安全问题和经济合作作为重点议题，并不断吸纳新成员。
1950年，阿盟通过“集体安全公约”——《阿拉伯联盟联合防御条约》，依此成立共同防御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军事协商委员会等军事机构，抵御外部威胁；
1952年，阿盟成立阿拉伯海运公司、阿拉伯航空公司和阿拉伯经济发展组织，以谋求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
原本七零八落的阿拉伯国家重新凝聚力量，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达到高潮：1952年埃及革命，推翻英国控制的法鲁克王朝；1957年阿尔及利亚武装起义，推翻法国殖民统治；1958年伊拉克革命，西方傀儡费萨尔王朝垮台……
不过，与第一次中东战争如出一辙，一遇到游走在大国之间的以色列，阿盟的团结程度便大打折扣。
到1960年代末，两次中东战争期间英国势力彻底退出中东，美苏争相填补权力“真空”，以色列左右逢源：先是经由捷克斯洛伐克之手，从苏联获取大量经济和军事援助；随着美苏竞争加剧，又倒向美国，经西德之手接受美国援助，与苏联产生隔阂。
一番操作下来，以色列国力大增，并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夺取了约旦河西岸、耶路撒冷东区旧城、加沙地带、戈兰高地及西奈半岛。
苏以关系破裂后，苏联转而援助阿盟，但仍不足以弥补阿盟、特别是埃及的战争损失。作为地区大国，埃及领导了3次大规模中东战争，耗资400亿美元，牺牲10万人。1967-1973年，埃及军费开支平均每年增长20亿美元，国内收入锐减、外债增加，严重阻碍经济发展。
1973年10月22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中东停火决议，同年11月11日，埃及和以色列代表在开罗——苏伊士城公路101公里处的帐篷里举行签字仪式，联合国部队在现场维持秩序。图|新华社
1973年10月，埃及总统萨达特策划第四次中东战争。这时，苏联对埃援助逐渐收缩，谋求世界霸权的野心侵蚀着埃及的利益。苏埃关系走低，美国趁机介入埃以冲突。
在美国的支持下，不甘于现状的埃及彻底抛弃苏联，开始谋求和以色列和解，让埃及摆脱战争泥潭、集中力量发展经济。
1977年，萨达特主动出访以色列。次年，在美国总统卡特的斡旋下，埃以签署《戴维营协议》，两国停战，美国主导下的中东和平进程由此开始。
埃以和解后，埃及正式归入美国阵营，成为仅次于以色列的美受援国。1979-1982年，埃及获得了美国55亿美元的援助和F-16战机等先进武器装备。
以色列则继续推行“大以色列”计划，实行“三不政策”——“不赞同建立巴勒斯坦国，不放弃东耶路撒冷，不移交被占的阿拉伯领土”，甚至大举入侵黎巴嫩，发动第五次中东战争。
对阿盟而言，主导国的叛变意味着将巴勒斯坦地区拱手让人。于是，叙利亚、利比亚、阿尔及利亚、也门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组成“拒绝阵线”，共同抵制《戴维营协议》。
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简称“巴解”，1958年由以阿拉法特为首的流亡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秘密组建，主张通过武装斗争消灭以色列。
1979年，阿盟决定中止埃及阿盟成员国资格，将阿盟总部由开罗迁往突尼斯，并要求全体阿拉伯国家同埃及断绝外交关系。
注：1981年，萨达特遇刺身亡，继任总统穆巴拉克积极恢复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埃及于1989年重返阿盟。
埃及的叛变和被驱逐，标志着阿盟开始走向分裂。
3、想一致对外？难上加难
埃以媾和彻底戳破了阿盟那层名为“统一”的窗户纸——成员国的内部纷争被摆上台面。
首先，政治、经济和宗教差异导致阿盟成员国对各自国家利益的界定各有侧重，甚至相互矛盾。
阿拉伯君主制国家主要分布在海湾地区，共和制国家则多为总统共和，通常情况下任期终身。这意味着阿拉伯国家的政治权力总是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各国贫富差异悬殊，少数海湾国家依靠石油发家致富，沙特、卡塔尔、阿联酋和科威特每年支付阿盟超10亿美元预算，占到总预算的80%，因而在阿盟中掌握话语权，其他国家囊中羞涩，人微言轻。
另外，逊尼派与什叶派之争，加剧了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矛盾。
其次，阿盟自身存在制度缺陷，难以有效调和成员国之间的利益纷争。
一方面，阿盟没有确定以首脑会议为最高级别的常设机构，缺少沟通渠道，决策权实际掌握在各成员国外长手中，在决策实践中常常为本国利益故意曲解阿盟《宪章》原则。
另一方面，阿盟各决策机构间的职权划分存在模糊性，首脑会议与理事会、常委会与专项组织、过渡议会与秘书长皆存在权限重叠。
结果，成员国基于自身利益明争暗斗，严重影响阿盟决策的效率和效果。1946-1977年，阿盟解决地区冲突的成功率仅为12%。
1970年代以前，埃及始终谋求垄断阿盟领导权。埃及被逐出阿盟后，萨达姆掌权下的伊拉克乘势而上，争夺阿盟内部主导权。与此同时，在经济上明显占优的海湾国家也不满来自阿盟内部的控制。
1981年，沙特、阿联酋、阿曼、巴林、卡塔尔和科威特6个海湾国家宣布成立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简称“海合会”）。海合会各成员国的语言、宗教相同，经济结构相似，后来更是率先形成了共同市场并建立关税同盟，堪称“盟中之盟”。
1982年，阿盟首脑会议通过“非斯方案”，一项针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和平方案。这是阿盟成立以来第一次集体制定的共同方案。然而，当时伊拉克正陷入两伊战争泥潭、无暇顾及其他，黎巴嫩内战也使得地区冲突持续不断，非斯方案最终落得个被束之高阁的下场。
因国家利益难以调和、对外政策目标各异，阿盟决策经常陷入“议而无决、决而难行、行而不力”的尴尬境地，经济一体化和集体防务的目标均没能实现，对以斗争不见成效，反而导致自身分裂。
4、美国再插手，撕裂阿拉伯世界
进入90年代，伊拉克已成为阿拉伯世界的“定时炸弹”，打了8年的两伊战争，阿拉伯河界线丝毫未动，反而欠下700多亿美元的外债。为了转移国内危机，萨达姆想到了对外侵略，目标正是同属于阿盟的科威特。
两伊战争期间，伊拉克欠科威特的债务达140亿美元。若计划成功，不仅债务可一笔勾销，而且，伊拉克控制下的出海口和石油资源也将大大增加。
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引发海湾危机。这是自阿盟成立以来第一次在阿拉伯国家之间发生的战争，阿盟决策机制无以为继，阿拉伯世界再陷动荡。
为了维护国家安全，科威特请求美国出兵海湾，帮助其恢复国家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沙特随即亦向美国求援，保护其领土安全。
对此，阿盟分化为两派：也门、约旦、巴解组织等对邀请美国出兵海湾持反对或保留态度，埃及、叙利亚、摩洛哥、沙特、科威特、阿联酋、巴林、卡塔尔和阿曼则直接派兵参加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
注：约旦，由外约旦与约旦河西岸地区在1950年时合并而来。
1991年，多国部队迅速消灭了伊拉克在科威特的驻军。阿盟成员国为了各自利益相互攻伐，甚至借助外力解决地区内事务，众多阿拉伯国家联合域外大国打击另一个阿拉伯国家，阿盟再次被撕裂。
不久，苏联解体，美国借机巩固在海湾地区的利益，强势介入阿盟内部纷争，加强同沙特等阿拉伯亲美派的关系，“东遏两伊，西和巴以”，推动建立由自己主导的战后中东新秩序。
同年，美国主推的中东和平会议召开，巴以双方正式开启和谈之路，并于1993年签署《奥斯陆协议》，相互承认对方的合法权利与政治权利。随后，约旦与以色列媾和，中东和平进程取得突破。
然而，美国加持下的巴以和解之路并不平坦，双方的领土、宗教矛盾始终是巴勒斯坦地区的安全隐患。
2000年9月，以色列强硬派沙龙突然造访耶路撒冷老城阿克萨清真寺，引发巴以大规模流血冲突，冲突不断升级导致和谈停滞。
阿拉伯世界的难题未得解决，美国却借此保留了自己在中东地区甚至阿盟内部的存在。阿以矛盾和阿盟内部的纷争被纳入美国全球战略版图之中。
“9·11”事件后，反恐战争成为美国直接插手中东事务的借口。2003年3 月，美国宣布对伊拉克发动战争，推翻萨达姆政权。
在此之前，阿盟曾就“是否支持美国对伊拉克的军事干预”多次召开首脑会议，但未能达成统一立场。科威特和阿联酋支持美军在阿拉伯地区内的军事行动，叙利亚、阿尔及利亚、利比亚、也门、苏丹等国投出反对票，沙特、约旦、埃及选择跟着联合国决议走。
囿于内部严重的政治分裂，阿盟没有能力阻止美国的战争计划。美军占领伊拉克后，阿盟区域政治进一步失衡。
外部势力干预亦促使阿盟加快推进一体化进程。2004年，阿盟决定进行机构改革；2005年，提前启动大阿拉伯自由贸易区。不过，二者均无甚成果。
2006年，美国推动巴勒斯坦民主选举。此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与巴解并立，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势力陷入分裂和动乱。
随着阿拉伯世界的分裂，阿盟对于巴勒斯坦问题的阿拉伯色彩日益淡化。比起整个阿拉伯民族的利益，各国更侧重于维护自身的利益，巴勒斯坦问题向巴以双边问题蜕化。2010年，来自阿拉伯国家的援助仅占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国际援助资金总额的20%。
5、阿盟易主，开启洗牌时代
同时，阿盟各成员国内部的诸多问题，正慢慢侵蚀着阿拉伯世界的根基。
高度集权的君主制和共和制扎根阿拉伯世界，独裁统治根深蒂固，甚至出现政权家族化倾向。政治独裁个人或团体的利益凌驾于国家法律之上，政治与经济领域裙带关系蔓延。腐败泛滥，社会结构扭曲，贫富差距极大，阿拉伯世界超过60％的财富掌握在15％的人手中。
伊拉克战争后，阿拉伯国家外债总额达3500亿美元。此后，闭塞的政治系统进一步阻碍国家经济的正常发展，阿拉伯国家普遍经济增长迟缓，贫困现象扩散，到2010年成为世界上唯一贫困人口持续增加地区。
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严重失衡引发一波又一波群众抗议运动。2011年，从突尼斯开始的民众示威最终演变为推翻政府的运动。此后，“阿拉伯之春”横扫西亚北非，阿尔及利亚、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国纷纷陷入政局动荡。
一轮“政治地震”过后，阿盟内部权力结构也重新洗牌。
穆巴拉克政权倒台后，埃及持续动荡、社会动乱，失业率大增，财政赤字飙升。以埃及为代表的转型国家全力投入到稳定国内局势和经济重建上，已无暇顾及阿盟权力纷争。
海合会国家依靠强大的经济实力迅速压制住民众抗议浪潮。沙特政府紧急投入1300亿美元、增加6万个就业机会，阿联酋投入16亿美元修建基础设施，巴林加紧建造大批住房，阿曼则提高了商品补贴和养老金水平，在极短时间内，社会趋于稳定。
至此，阿盟权力中心转向以沙特和卡塔尔为首的海合会国家，而站在他们背后的正是以美国为首的域外势力。
换人当家后，阿盟在处理内部事务时更加倾向于借助美国的力量，打一派拉一派，为美国意愿披上阿盟“外衣”，在中东扶持亲美的逊尼派政权。
2011年，利比亚陷入内战危机，阿盟随即终止利比亚的阿盟成员国资格，率先呼吁设立禁飞区，并将利比亚内战问题提交联合国。沙特和科威特成为西方国家在阿拉伯世界的代理人，不仅为北约军事干涉利比亚内战提供“合法”依据，还主动参与空袭行动，劝服阿盟其他成员国加入打击利比亚卡扎菲政权阵营。
在叙利亚问题上，阿盟“新主人”依旧表现积极，中止叙成员国资格、实施经济制裁并提交联合国。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哈马德更是亲自操刀，出任阿盟处理叙利亚问题专门委员会主席。
在沙特和卡塔尔的推动下，阿盟各国在叙利亚问题上“一边倒”，反对巴沙尔继续掌权。
然而，海合会国家夺势并不意味着阿盟内部争权的结束。近年来，沙特和卡塔尔亦通过扶植不同派别的伊斯兰势力展开政治角力，继续争夺地区领导权。
因支持穆斯林兄弟会（沙特将其定性为恐怖组织），卡塔尔与其他海合会国家分歧日益严重。2017年，巴林、沙特、埃及、阿联酋和也门等7国与卡塔尔断交，以沙特为首的阿盟宣布将卡塔尔排除出该组织。
6、现实利益驱使，阿盟“变脸”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中东局势再添变数。
美国政府加大对以色列军事援助力度，提供F-15IA战斗机等新型武器，并协助以军改善反导系统。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特朗普政府也毫无顾忌。2017年，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2018年，便把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2019年，承认了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
针对阿拉伯国家，特朗普政府继续将沙特打造为美国在中东的支点。2017年，美国与沙特签署金额超1000亿美元、为期10年的军售大单；同时，积极说服阿拉伯国家将反恐、反伊置于巴勒斯坦问题之上，为美国的中东战略排兵布阵。
中东地区非阿拉伯国家阵营也在加速分化、重组。特别是土耳其和伊朗介入叙利亚内战后，双方大打“巴勒斯坦牌”。土耳其反对以色列吞并巴勒斯坦人土地，与充当美国代理人的阿拉伯国家关系持续恶化，伊朗则是反对以色列的地区霸权主义长期主力。于是二者趋向合作，各取所需，谋取地缘政治利益。
土伊合流为美国的中东利益带来新的威胁，成为其推动阿以“和解”的加速器。
2019年，美国发布“中东和平新计划”，除了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不可分割的首都”之外，还承认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的主权。
这进一步割裂了巴勒斯坦的实际控制区域，招致阿拉伯国家不满。第30届阿盟首脑会议随即发表声明，坚决反对美国有关耶路撒冷和叙利亚戈兰高地问题的立场。
2020年2月，阿盟在开罗召开紧急外长会并发表公报，宣布拒绝接受美国政府提出的“中东和平新计划”，支持巴勒斯坦合法权利。
只不过，已被美国洗牌的阿盟成员国并非都是“中东和平新计划”的反对者。埃及建议巴以双方根据美国方案提出各自主张，沙特亦建议巴以在美国主持下协商解决分歧。
囿于内部分歧，阿盟很难给出能够抵制“中东和平新计划”的有效方案。阿盟各国在巴以纷争上的不同立场不会阻碍沙特等国继续同美国合作、推动阿以“和解”、应对“伊朗威胁”的步伐。
加之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全球经济复苏缓慢，阿拉伯国家经济雪上加霜。能源需求锐减导致油价低迷，海湾国家经济亦浮现风险。为摆脱危机，海湾国家适时调整对外方针，转向“以我为主、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务实政策。
于是，巴勒斯坦独立建国的梦想再次让步于国家利益的现实，意识形态因素持续淡化，各国纷纷开启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
9月15日，在特朗普的主持下，阿联酋与巴林特使正式签署了与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协议，阿盟也决定“不明确谴责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协议”。
对此，巴勒斯坦外交部长马勒基提出抗议，并主动放弃下半年阿盟轮值主席职位。
可惜的是，在如今的阿盟里，已经没有多少国家愿意且有能力为实现巴勒斯坦的夙愿而放弃自身利益。
谢选骏指出：阿拉伯帝国延续了两个三百年（632年—1258年），前一半，帝国扩张；后一半，帝国瓦解——很像周朝……但不论扩张还是瓦解，都是阿拉伯人的大流散，结果使之成为犹太人那样的费拉。这样的费拉，当然敌不过复国之后团结一心的新兴民族以色列。
【07、阿拉伯以色列联手谋杀地球环境】
《死海要死了，这次是真的要死了……》（看世界杂志 2021-07-05）报道：
走访以色列，耶路撒冷通常是第一行程。这座拥有3000年历史的古城，被称为"一个神的殿堂、两个民族的首都、三个宗教的圣地"。这揭示了它在历史中的复杂与丰富。
直到现在，耶路撒冷的主权争议不止，而犹太人与阿拉伯人间的矛盾也从未停歇，尤其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间的张力，让这个"中东火药库"不时传出硝烟味。而这股硝烟，也弥漫到了不远处的死海，使得一个看似环境保护的议题，终究逃离不了政治的角力。
约旦河的尽头
从耶路撒冷往南边走，会碰上一个写着"海平面"的标记，代表着再继续往前，便是负海拔的低地。而"死海"就位于耶路撒冷的东南方，数千年来都注视着这个冲突不断的地带。目前，以色列在死海的主权领土仅有其西南侧，死海东侧属于约旦，西北侧则隶属于巴勒斯坦。
"死海"这个神秘的名字，既古老又阴沉，不禁令人遥想另一个时代。但事实上，对现在的以色列人来说，死海相当于一个大型海水浴场，许多人会在假日与家人或朋友一道，来这里晒晒太阳、泡泡水。而一旁的岸上，也已经矗立了不少现代感十足的饭店和度假中心，供从世界各地而来的旅客餐宿。所以来到死海，一方面像走进久违的地理课本，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另一方面，面纱后的"度假胜地"景象，也立刻为过往的想象除魅。
死海虽被称为海，但它其实是一个内陆湖，也是全世界地势最低的湖泊，海拔为负420米，也因此被称为"地球的肚脐"。此外，死海是约旦河流域的终点：约旦河从以色列、叙利亚、黎巴嫩交界的黑门山开始，流经加利利海，最后才注入死海。
死海的"死"，是指生物无法在里面生存的"死"。在死海，仅有少数细菌与藻类可以存活，因为死海的盐度极高，可以达到25%~30%，是一般海水的10倍。死海之所以这么"咸"，是因为它没有出海口，再加上全年330天以上的高温日照。在死海湖水蒸发快速的情况下，从约旦河上游一路夹带的盐分与矿物质，便最终累积、停留在死海中，甚至在岸边形成大量的矿物质结晶。
盐度高，也因此死海的浮力极大，人们可以很轻易地漂浮在上面。不过旱鸭子还是没办法在死海完成游泳之梦，因为水太咸了，在摆手弄脚的过程中把水溅到眼睛里，可不是开玩笑的。当然，下水前也得先检查身上有没有伤口，否则会是名符其实地"在伤口上撒盐"。
大部分游客来到这里，通常是仰浮在水面上，一旁还有管理员划着立桨巡逻，以防有人漂着漂着就去了邻国约旦。也有许多人手里拿本书、杂志，甚至一杯红酒在拍照，不过若真要在海水上面看书，恐怕也不太实际，因为漂浮的时候，最好专心保持平衡，要是不小心翻了身，面朝一池咸水，还是有可能溺水的。
而死海也非久待之地。有人形容，泡在死海高盐度的水里，加上日晒，就像在腌肉一样。如果在里面"腌"超过一个小时，很有可能会脱水。
除了体验在死海漂浮之外，也有许多人会在身上抹一层黑色的天然"死海泥"，因为里面含有丰富的矿物质，据说有深度清洁皮肤及美容的功效。这种"死海泥"在附近的商店中也都有贩卖，是众多旅客必带的伴手礼。
不过，这些在死海的旅游胜景，可能在未来几十年间会逐渐消失不见。
死海将死？
死海的水平面正在以每年1米的速度下降，并且在过去20年已经缩减了30%的面积。如果不采取其他措施，死海很有可能在2050年就会"死去"。
在死海的岸边，许多地方因为死海面积缩减，原本的地下盐遭到淡水溶解，形成空洞，最后塌陷出一个个大洞。这就是所谓的"地沉坑""渗穴"，也被称为"天坑"。
而从历史空拍画面观察，也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死海面积的变化。现在的死海相较于1970年代，几乎可以说是被"拦腰斩断"，从南岸开始日渐消瘦，而那里也正好是以色列与约旦建设工厂的地方。
早在以色列建国前的1929年，巴勒斯坦钾矿工厂便已经成立，并且从1934年在死海南岸提取钾矿，再以船只输送到北岸出口。1953年，建国后的以色列将工厂改名为死海工厂，而对岸的约旦则在1956年也盖起了阿拉伯钾矿工厂。两个资源同样匮乏的国家，不约而同地在这块沙漠中的水蓝宝石上看到了商机，纷纷堆起一座座白色的钾矿丘，仿佛在这酷热之地也下起了雪。
死海面积逐渐变得越来越小
以、约两国除了在死海南端进行大量的工业开采，也同时在争夺约旦河的水源。从1960年代起，两国就开始修筑水坝，以色列从加利利海引水，而约旦从耶尔穆克河截流。在更上游处，还有黎巴嫩跟叙利亚，同样也不会轻易放走珍贵的水资源。
根据中东环保团体的数据，每年约旦河水量应该有13亿立方米，然而实际上却只有5000万到1亿立方米流入了死海，代表有九成以上的水在进入死海前就被拦截了。
除此之外，富含矿物质的死海泥，被包装成"美容圣品"。它在全世界愈是畅销，当地工厂的开采就愈是卖力。而旁边一间间度假饭店，除了大量的用水之外，甚至还有标榜"直接引自死海"的SPA。死海仿佛是用它的枯竭，来成就人们追求的美丽。
如何拯救死海？过去曾有人提出引入其他河流补水，不过目前讨论最多的方案是建立"死海—红海通道"。1970年代时以色列就曾提出，要将海水淡化后剩余下来的高盐分水，经过处理后注入死海；2013年时，以色列、约旦和巴勒斯坦曾签署一份协议，要在靠近红海的亚喀巴市建立海水淡化厂，淡化后的海水供约旦人民使用，而剩余的浓缩盐水则经过200公里的通道进入死海。
虽然这项提议引起环保团体的质疑，除了原本清澈见底的死海浊度可能提高之外，更令人忧心的是，来自红海的藻类微生物可能在死海大量繁殖，大幅度地改变死海原本的生态。
不过，"死海—红海通道"计划的最大困难不仅于此。虽然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认为，这样一个跨国的合作项目，比较有可能吸引到国际资金来实行计划，但问题是"跨国合作"是否真的可行？
挥之不去的硝烟味
以色列自1948年建国后，便与周遭的阿拉伯国家持续冲突了数十年。而以色列和约旦终于在1994年签署了和平条约，也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并且在十多年间，双方有诸多合作计划。然而，冲突又卷土重来。
2017年7月14日，有三名以色列阿拉伯裔企图在圣殿山区走私枪支，被发现后开枪打死了两名以色列警察。以色列为此在清真寺前加装了安检门，但此举却引起巴勒斯坦人与穆斯林的愤怒，他们发动了长达两周的抗议行动，当中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人都有伤亡。
虽然以色列最终撤除了相关安检措施，但约旦政府发言人和约旦议会第一时间谴责了以色列，约旦议会还为袭击者举办祈祷仪式；而约旦众议院议长甚至称赞袭击者为"捍卫巴勒斯坦的烈士"，并翻开历史的账本，指责以色列自1967年起占领主权属于约旦的圣殿山区。
同年7月23日，圣殿山风波未息，在安曼（约旦首都）的以色列使馆却又发生警卫开枪打死两名约旦公民的事件。事发之后，约旦军队包围了以色列使馆，拒绝让里面的工作人员撤离。以、约硝烟味四起，这对两国来说都是重大的外交危机。
此后，还有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以色列吞并约旦河谷的计划、以巴和谈未有进展等等事件。2019年10月，约旦暂时召回驻以色列的大使，并且收回自1994年起租借给以色列的两块土地（巴古拉和古玛尔）。
两国的关系走到这步田地，抢救死海的"国际合作"也极有可能就此告吹。因为人类的欲望而行将枯竭的死海，在它未来奄奄一息之时，是否还能引起人们的垂怜呢？而到那时候的死海，还能活吗？
谢选骏指出：人说“死海要死了，这次是真的要死了”……我看阿拉伯以色列联手毁灭地球环境。谢天谢地，我没有参与这场谋杀。因为我去圣地朝圣，只是参拜和耶稣基督有关的地方，所以在死海泡澡这类活动，我是退避三舍的。
网文《死海》报道：死海（The Dead Sea）位于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交界，是世界上最低的湖泊，湖面海拔-430.5米。湖最深处380.29米，最深处湖床海拔-800.112米。也是地球上盐分居第三位的水体，仅次于含盐量第二的南极洲唐胡安池及第一的位居埃塞俄比亚的Gaet'ale Pond。
死海位于以色列、巴勒斯坦和约旦之间的大裂谷约旦裂谷，南北长86公里，东西宽5到16公里不等，最深处为380.29米。死海的湖岸是地球上已露出陆地的最低点，有“世界的肚脐”之称。远远望去，死海形似一条双尾鱼。在阳光的照射下，海面像一面古老的铜镜。在1967年以阿战争后，以色列军队一直占领整个西岸。
死海中含有高浓度的盐分，为一般海水的8.6倍，致使水中没有生物存活，甚至连死海沿岸的陆地上也很少有除水草外生物。这也是人们给它起名叫死海的原因之一。位于以色列和约旦交界的的咸水湖死海正在消失。据世界环境保护组织的相关数据，死海水位正以每年3.3英尺（约1米）的速度下降，随着不断减少的水量，使得死海的盐浓度大大提高。
名称由来
死海湖中及湖岸均富含盐分，在这样的水中，鱼类和其他水生物都难以生存，水中只有细菌和绿藻，没有其它生物；岸边及周围地区也没有花草生长，故人们称是为“死海”。
死海之名至少可追溯到希腊化时代（323～30BC）。自从亚伯拉罕（希伯来人的祖先）时代和所多玛与蛾摩拉的毁灭（据《旧约》记载，这两城因罪大恶极而被天火焚烧；两城旧址现可能已沉入死海南部）以来，死海一直同圣经历史联系在一起。该湖的干涸河流先为戴维（以色列国王），后为希律一世大帝（犹太国王）提供了避难场所，在前40年安息人围攻耶路撒冷时，希律一世把他自己关在梅察达（Masada）古堡中。梅察达古堡曾是三年围困的地点，最后于73年其犹太奋锐党守军集体自杀，古堡被罗马人摧毁。留下今称「死海古卷」的圣经文稿的犹太教派曾在该湖西北的山洞中藏身。
地理位置
死海位于约旦-巴勒斯坦-以色列（560公里〔350里〕长）的最低部，是东非裂谷的北部延续部分。这是一块下沉的地壳夹在两个平行的地质断层崖之间。从该湖看沿摩押高原边缘的东部断层崖比代表坡度较小的犹太隆皱特征的西部断层崖更为清晰。
死海是一个内陆盐湖，位于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之间的约旦谷地。西岸为犹太山地，东岸为外约旦高原。约旦河从北注入。约旦河每年向死海注入5.4亿立方米水，另外还有4条不大但常年有水的河流从东面注入，由于夏季蒸发量大，冬季又有水注入，所以死海水位具有季节性变化，从30厘米至60厘米不等。
水域规模
死海长80公里，宽处为18公里，表面积约1020km2，湖面平均深300米，最深处415米。湖东的利桑半岛将该湖划分为两个大小深浅不同的湖盆，北面的面积占75%，深415米，南面平均深度不到3米。无出口，进水主要靠约旦河，进水量大致与蒸发量相等，为世界上盐度最高的天然水体之一。
由于死海位于有争议的约旦-巴勒斯坦边界，因而一直未能大规模用来通航。湖岸荒芜，长期居民点很少。只有塞多姆的工厂和卡利亚的几家旅店和矿泉疗养地，西部的恩盖迪（'En Gedi）地区还有一个基布兹（以色列农业社区）。湖岸偶尔可见小片耕地。
地貌特征
死海位于约旦-巴勒斯坦-以色列的最低处。这是一块下沉的地壳，夹在两个平行的地质断层崖之间。死海形成在大裂谷地区，像是一个巨大的集水盆地。据传，《创世纪》中所记载上帝毁灭的罪恶之城所多玛城与蛾摩拉城都沉没于死海南部水底，“难怪水域南浅北深”。
死海水面平均低于海平面约415米，是地球表面的最低点。死海由地壳断裂而成，是断层湖。
西岸为犹太山地，东岸为外约旦高原。约旦河从北注入。死海长80公里（50里），宽18公里（11里），表面面积约1020km2（394平方里），最深处400米（1,300尺）。湖东的利桑（AL-Lisan）半岛将该湖画分为两个大小深浅不同的湖盆；北面的较大，包括该湖总表面面积的3/4左右，深400米；南面的小而浅（平均不到3米〔10尺〕）。在圣经时代和西元8世纪以前，仅在北面湖盆周围有人居住，当时湖面比20世纪末的水平约低35米（115尺）。1896年湖面升至最高水平（低于海平面389米〔1275尺〕）。1935年后，湖面再度下降。
气候特征头
死海位于沙漠中，虽属地中海气候，但降雨却极少且不规则，属于西亚荒漠带。利桑半岛年降雨量为65毫米。冬季气候温暖，夏季炎热。湖水年蒸发量平均为1400毫米，因此湖面往往形成浓雾。湖面水位有季节性变化，在30至60厘米之间。湖水上层水温19-37℃，盐度低于300‰，富含硫酸盐与碳酸氢盐。底层水温22℃，盐度332‰，富含硫化物、镁、钾、氯、溴；其底部饱含钠与氯化物。南岸塞杜姆有化工厂及盐场。
据说死海冬无冰冻，夏季又非常炎热，造成湖水每年蒸发约1400毫米，常常是湖面上雾气腾腾。
死海地区的气温太高，致使从约旦河流入死海的几乎所有的水（每天40-65亿升）都干涸了，留下了更多的盐。
死海位于沙漠中。降雨极少且不规则。利桑半岛年降雨量约为65毫米（2.5吋），塞多姆城（靠近历史上的所多玛城）只有50毫米（2吋）左右。由于该湖的海拔很低，有遮蔽物，冬季气候温暖宜人，1月南端塞多姆城平均温度17℃（63℉），北端14℃（58℉）；湖水无冰冻情形。夏季则非常炎热，8月塞多姆城平均温度34℃（93℉），最高纪录达51℃（124℉）。湖水蒸发——估计每年蒸发量平均约为1,400毫米（55吋）——往往在湖上形成浓雾。河上大气湿度从5月份的45%至10月份的62%不等。湖面和陆地常有微风，白昼湖上的风向四面八方吹去，到了夜间又反过来吹向湖中心。
水源来自约旦河，冬季和春季水量较大，平均每年5.4亿立方米（190亿立方呎）。4条不大但常年不断的河流从东部由约旦穿过深深的山峡直泻而下：欧宰姆河、札尔卡梅恩河、马吉卜河和哈萨河。来自许多其他河流的河水时而短时间地从邻近高地或阿拉伯谷地流入。含有硫磺的热泉水亦注入河中。由于夏季湖水蒸发，特别是冬季和春季又有河水流入，湖水水平出现季节性变化，从30～60厘米（12～24英寸）不等。
形成原因
死海水中含有很多矿物质，水分不断蒸发，矿物质沉淀下来，经年累月而成为今天最咸的咸水湖。人类对大自然奇迹的认识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最后依靠科学才揭开了大自然的秘密。死海的形成，是由于流入死海的河水，不断蒸发、矿物质大量下沉的自然条件造成的。那么，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呢？原因主要有两条。其一，死海一带气温很高，夏季平均可达34C°，最高达51C°，冬季也有14~17C°。气温越高，蒸发量就越大。其二，这里干燥少雨，年均降雨量只有50毫米，而蒸发量是1400毫米左右。晴天多，日照强，雨水少，补充的水量，微乎其微，死海变得越来越“稠”——入不敷出，沉淀在湖底的矿物质越来越多，咸度越来越大。于是，经年累月，便形成了世界上第一咸的咸水湖——死海。死海是内流湖，因此水的唯一外流就是蒸发作用，而约旦河是唯一注入死海的河流，水面依赖流入的水是否对比蒸发的外流，但因约旦和以色列向约旦河取水供应灌溉及生活用途，死海水位受到严重的威胁。
在侏罗纪和白垩纪地沟形成之前，面积很大的地中海覆盖着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在中新世海床隆起，产生外约旦高地和巴勒斯坦中央山地的隆皱结构，出现形成死海凹地的断面。当时死海的面积与现代大约同等大小。在更新世死海升到比其现代水平高约215米（700呎）的高度，形成一片广阔的内陆海，从北部的哈勒（Huleh）河谷地区延伸约320公里（200哩），至其南部边界以南64公里（40哩）处。死海并未溢出岸边而注入亚喀巴湾，因为受到阿拉伯谷地最高部分中一块30.4米（100呎）高的隆起处的阻挡，阿拉伯谷地是沿中央内盖夫高地的东部延伸部分而流的一条季节性水道。
大约250万年前或稍后时期，大量河水流入该湖，淤积了厚厚的沉积物，内有页岩、泥土、沙石、岩盐和石膏。以后形成的泥土、泥灰、软白垩和石膏层落在沙土和砂砾层之上。由于在1万年中，水蒸发的速度比降水补充的速度快，该湖逐渐缩减至如今的大小。在此过程中，露出1.6～6.4公里（1～4哩）厚的覆盖死海湖谷的沉积物。
利桑半岛和塞多姆山,历史上称作所多玛山是由地壳运动产生的地层。塞多姆山的陡峭悬崖高耸在西南岸上。利桑半岛由泥土、泥灰、软白垩和石膏层形成，隔层中夹有沙土和砂砾。利桑半岛和死海湖谷西侧类似物质形成的湖底向东部下降。据猜测，是塞多姆山和利桑半岛地势上升，形成了死海南部的急斜面。板块之间的运动使得地表形成断层，使得死海形成。随后死海的水冲过这一急斜面的西半部，淹没死海如今较浅的南端。
死海生物
死海是位于西南亚的著名大咸湖，湖面低于地中海海面392米，是世界最低洼处，因温度高、蒸发强烈、含盐度高，达25%~30%，据称除个别的微生物外，水生植物和鱼类等生物不能生存，故得死海之名。当滚滚洪水流来之期，约旦河及其它溪流中的鱼虾被冲入死海，由于含盐量太高，水中又严重地缺氧，这些鱼虾必死无疑。
那么死海真的就没有生物存在了吗？美国和以色列的科学家，通过研究终于揭开了这个谜底：但就在这种最咸的水中，仍有几种细菌和一种海藻生存其间。原来，死海中有一种叫做“盒状嗜盐细菌”的微生物，具备防止盐侵害的独特蛋白质。
众所周知，通常蛋白质必须置于溶液中，若离开溶液就要沉淀，形成机能失调的沉淀物。因此，高浓度的盐分，可对多数蛋白质产生脱水效应。而“盒状嗜盐细菌”具有的这种蛋白质，在高浓度盐分的情况下，不会脱水，能够继续完好、安全地生存。
嗜盐细菌蛋白又叫铁氧化还原蛋白。美国生物学家梅纳切姆·肖哈姆，和几位以色列学者一起，运用X射线晶体学原理，找出了“盒状嗜盐细菌”的分子结构。这种特殊蛋白呈咖啡杯状，其“柄”上所含带负电的氨基酸结构单元，对一端带正电而另一端带负电的水分子具有特殊的吸引力。所以，能够从盐分很高的死海海水中夺走水分子，使蛋白质依然逗留在溶液里，这样，死海有生物存在就不足为奇了。
参加这项研究的几位科学家认为，揭开死海有生物存在之谜，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在未来，类似氨基酸的程序,有朝一日移植给不耐盐的蛋白质后，就可使不耐盐的其他蛋白质，在缺乏淡水的条件下，在海水中也能继续存在，因此这种工艺可望有广阔的前景。
80年代初，人们又发现死海正在不断变红，经研究，发现水中正迅速繁衍着一种红色的小生命——“盐菌”。其数量十分惊人，大约每立方厘米海水中含有2000亿个盐菌。另外，人们还发现死海中还有一种单细胞藻类植物。如此看来，死海中也是一个生机勃勃的世界。
含盐量
死海水含盐量极高，且越到湖底越高，是普通海洋含盐份的10倍。最深处有湖水已经化石化（一般海水含盐量为3.5%，而死海的含盐量在23%~25%。表层水中的的盐分每公升达227至275克，深层水中达327克）。由于盐水浓度高，游泳者极易浮起。湖中除细菌外没有其他动植物。涨潮时从约旦河或其他小河中游来的鱼立即死亡。岸边植物也主要是适应盐碱地的盐生植物。死海是很大的盐储藏地。死海湖岸荒芜，固定居民点很少，偶见小片耕地和疗养地等。
在深水中达到饱和的氯化钠沉淀为化石化。由于湖水含盐量极高，游泳者很容易浮起来。一般海水含盐量为3.5%，死海的含盐量达23%~25%。在表层水中，每公升的盐分就达227至275克，所以说，死海是一个大盐库。据估计，死海的总含盐量约有130亿吨。但科学家们发现，死海湖底的沉积物中仍有绿藻和细菌存在。
湖水呈深蓝色，非常平静、富含盐类的水使人不会下沉或无法游泳。把一只手臂放入水中，另一只手臂或腿便会浮起。如果要将自己浸入水中，则应将背逐渐倾斜，直到处于平躺状态。
死海的水含盐量极高，越到湖底含盐量越大。湖中实际上有两个不同的水团。自水面至40米（130呎）深处，水温19～37℃（66～98℉）不等，含盐量略低于300，水中含有丰富的硫酸盐和碳酸氢盐。在40～100米（130～330呎）的过渡地带后，下层水温度不变，约为22℃（72℉），含盐量更高（大约为332‰），含有硫化氢和高浓度的锰、镁、钾、氯和溴。深水中有饱和的氯化钠沉淀到湖底。下层水已化石化（即很咸和很浓，长期沉在湖底）；上层水是圣经时代后几世纪时的古代水。由于盐水浓度很高，游泳者容易浮起。约旦河的淡水留在表面；在春季，顺湖水看去，远在河水注入死海的入口以南50公里（30哩）处都可看见其泥土色。
死海是很大的盐储藏地。盐主要蕴藏在西南岸上的塞多姆山中。自古代起，这里的盐已有少量开采。1929年在约旦河口的卡利亚（Kaliya）开办了一所钾碱厂。以后在塞多姆建立了辅助设施。在1948～1949年的以阿战争中，卡利亚的工厂被摧毁。死海工厂有限公司1955年在塞多姆兴建一所工厂，生产钾碱、镁和氯化钙。另一家工厂生产溴和其他化学产品。
死海是含盐量相当高的湖，之所以叫死海就是因为含盐量高的很，大部分生物都难以生存，所以叫死海。
相关传说
远古时候，这儿原来是一片大陆。居住在当地的居民恶行累累，拒不悔改，上帝决定惩罚他们，便暗中谕告城中唯一的义人罗得，叫他携带家眷在某年某月某日离开村庄，并且告诫他离城以后，不管身后发生什么，都不准回过头去看。罗得按照规定的时间离开了村庄，瞬间，从天上降下了火，毁灭了那城镇，他的妻子因为自己对那城镇的不舍，偷偷地回过头去望了一眼，就变成了盐柱。之后出现在她眼前的是一片汪洋大海，这就是死海。她因为违背上帝的告诫，立即变成了盐柱。虽然经过多少世纪的风雨，她仍然立在死海附近的山坡上，扭着头日日夜夜望着死海。上帝惩罚那些执迷不悟的人们：让他们既没有水喝，也没有水种庄稼。
价值功效
死海虽让大部分动植物在那里无法生存，但对人类的照顾却是无微不至的，因为它会让不会游泳的人在海中游泳。任何人掉入死海，都会被海水的浮力托住，这是因为死海中的水的比重是1.17~1.227，而人体的比重只有1.02~1.097，水的比重超过了人体的比重，所以人就不会沉下去。旅行社的导游们拍下了一幅幅令人不可思议的照片：游客们悠闲地仰卧在海面上，一只手拿着遮阳的彩色伞，另一只手拿着一本画报在阅读，随波漂浮。
死海的海水不但含盐量高，而且富含矿物质，常在海水中浸泡，可以治疗关节炎等慢性疾病。因此，每年都吸引了数十万游客来此休假疗养。
死海海底的黑泥含有丰富的矿物质，死海成分含量高的护肤美容品可达到提亮肤色、改善暗沉、深层清洁、淡化纹路等功效；以色列在死海边开设了几十家美容疗养院，将疗养者浑身上下涂满黑泥，只露出两只眼睛和嘴唇。富含矿物质的死海黑泥，由于健身美容的特殊功效，使它成为以色列和约旦两国宝贵的出口产品。死海是世界上最早的疗养圣地（从希律王时期开始），湖中大量的矿物质含量具有一定安抚、镇痛的效果。
成千上万的人从世界各地来到死海以求恢复他们的精力和健康。死海神奇的功效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太阳在一年里几乎每一天都照射着死海。由于该地区在海平面之下，因此阳光要穿过特别厚的大气层。这样就阻挡了部分紫外线，人们可以在这里放心地长时间晒太阳。
海水蒸发后留下一批独特的氧化盐——镁、钠、钾、钙和溴。溴以其具有镇静疗效而闻名，它在死海周围空气中的密度比在地球其他任何地方高出20倍。
富含高浓度的盐和硫化氢。死海泥含有大量的硫化物和矿物质。它能很好地保温，清洁皮肤，减轻关节痛。
干燥的暖空气、连续不断的高温和稀少的雨量。
死海是地球上气压最高的地方。空气中含有大量的氧，让人感到呼吸自在。
气候干燥、植物稀少，没有过敏源。
漂浮贴士
1、虽说死海淹不死人，但要漂起来还是需要一定技巧的，否则眼睛、鼻子、嘴进水会非常难受，所以开始的时候还是要谨慎一点；只能仰面躺在水面上，除非有自信不会让水进入眼鼻否则不要游泳。
2、盐水有杀菌消毒、促进伤口痊愈的作用，但也会令伤口刺痛，身体有伤口要考虑清楚自己的忍耐力再决定是否下水。
3、中午不要漂，以免晒伤。漂浮不要超过40分钟，否则身体会失水过多。
4、死海泥富含矿物盐，在死海的水疗酒店或安曼的药店中都可以买到死海泥制成的天然美容和洗浴用品。
谨慎下水
科学家认为：它的海水比大洋的海水咸10倍，海水溅入眼睛可不是好玩的事情。因此，到死海游泳可千万不能扑通一声跳下去。会游不见得会浮。不少人以为死海浮力大，人沉不下去，因此可以随心所欲地戏水。其实不然。在死海漂浮切忌动作过大而弄出水花溅进眼睛。关键是海水太浓，哪怕有一小滴进入眼睛，都会难受得要命。有经验的人都会带上一瓶淡水放在岸边，以便用来及时冲洗。有人不小心喝了一口，结果胃里难受了好几天，想吐也吐不出来。岸边的结晶体坚硬带刺状，很容易划破皮肤。进入死海，平时微小到你自己根本察觉不到的细小挠破处马上就有灼热感，真如同“伤口上撒盐”，不过经过死海盐浴后伤口好得快。另外，大部分死海海滩都是颗粒较大的鹅卵石沙滩，经常打赤脚走路的人，在沙滩上站起来甚至走一步都感到脚底疼痛难忍，所以说死海“危险”。
死海未来
死海在日趋干涸。在漫长的岁月中，死海不断地蒸发浓缩，湖水越来越少，盐度也就越来越高。在中东地区，夏季气温高达50℃以上。唯一向它供水的约旦河水被用于灌溉，所以死海面临着水源枯竭的危险。不久的将来，死海将不复存在。死海的实际情况实在不容乐观，它的面积正日益缩小，而地质家说还没有更多的事实加以论证。因此，死海的未来仍然是难解的。因此，正在计划中的红海或地中海到死海的人工水道需要有非常大的流量，才能把足够的水送到死海，让它再次达到以前的水位，并可以持续地发电，通过脱盐产生淡水。发表在《自然科学》上的研究报告指出，死海水位下降不是气候变化所致，一定程度上是由人们对水的需求越来越大造成的。死海等封闭湖泊的水位通常反映出气候状况，水位由流入死海的河水、直接降雨量和蒸发掉的水量决定的。而就死海来说，水位发生变化是由约旦人对水的需求越来越大、约旦河支流雅木克河用于灌溉以及以色列和约旦钾肥业对死海水的使用造成的。这项研究发现，在过去30年里，耗水量不仅导致死海水位下降，还使其容量和表面面积快速减少。沙赫拉扎德和同事们发明了一个有关死海表面面积和水容量的模型，发现死海在过去30年里失去了140亿立方米的水。他们研究了死海的侵蚀阶地，首次用“差分全球定位系统”（DGPS）精确记录了相关数据。他们还确定了侵蚀阶地的具体年龄。研究人员指出，死海水位下降会造成许多不利后果，例如工厂用死海的水提取碳酸钾；盐和镁所需的成本会大大提高；周边地下水层的淡水快速流出；出现大量污水池；脱盐形成的泥浆，它们严重危害着公路和土木工程建筑。为了解决死海水资源所承受的越来越多的压力和由水位降低造成的环境危害，研究人员建议可以把其他地区的水引到死海地区，减少当地脱盐的海水量，这样就可延缓死海水位下降的速度，同时为建造红海或地中海到死海的水道争取时间。
死海是世界上盐度最高（23%～30%）的天然水体之一。1947年，死海长达80公里，宽16公里～18公里，到目前为止，长不过55公里，宽14公里～16公里。死海面积已从1947年（即在以色列建国前）的1031km2下降到了683km2，这就是说，在50年期间，死海面积减少了近30%，因此，预计死海最终将在100年内逐渐干涸。死海渐渐死亡的原因是：从60年代中期以来，以色列截流或分流哺育死海的约旦河及贾卢德河、法里阿河、奥贾河、扎尔卡河和耶尔穆克河的河水，致使流入死海的河流水量剧减，造成了死海面积的减小。近50年以来，死海湖面下降了约17米。使死海走向死亡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日光照射使湖水温度升高，从而导致湖水蒸发量加大，特别是在夏季，死海湖水的蒸发量也是世界最大的。同时，死海缓慢死亡的原因还归咎于沿岸国对死海东西岸诸如钾、锰、氯化钠等自然资源的过量开采。以色列食盐的开采量比约旦多4倍。死海的南湖已完全消失，只剩下北湖了。为了制止死海的死亡，约旦决定建立一些补救项目。预计，将在死海和亚喀巴湾之间修建一条运河，以补充死海丢失的水分。死海是世界上自然资源最富有的地区之一，它拥有丰富的氯化钠、氯酸钾、氯化镁等资源。同时，它还蕴藏着石油，以色列和约旦正在死海湖底进行石油勘探的活动。
干涸速度
据美国物理学家组织网报道，德国达姆施塔特科技大学的研究人员沙赫拉扎德·埃布·吉哈兹尔赫和同事们认为，死海的水位正伴随着严重的环境污染以惊人速度下降，如果这一趋势得不到遏制，死海干涸不是没有可能。
据英国《每日邮报》2015年1月5日报道，位于以色列的死海西岸，水位低的地方以平均每年下降一米的速度干涸化，据悉，从1950年以来，水位已下降约40米，有的地方已经出现荒漠化。
实用信息
游行者集中地区多为地中海型气候，夏季炎热干燥，最高气温可达39℃；冬季温和湿润，最低气温4℃左右。每年4-10月的以色列阳光充足，是旅行最佳季节。旺季出现在7-8月，如旅行周期赶上与重要宗教节日重叠，一定要提前预定酒店。
穿衣指南
在死海旅行要带上泳衣，如果怕沙滩上的石头渣，带上人字拖。防晒霜也要随身必备。旅行者（尤其是女性）最好带上长衣长裤和大围巾，在宗教场所必要时可遮住头发，在戈兰高地、加利利湖等地旅行时，也可以遮挡阳光。
宗教与文化
进入和离开以色列时在机场或边境会有非常细致的安全检查，在大型商场、超市等入口处、停车场入口会有保安做安全检查，留出足够的耐心、时间与理解对待安检，并在要求开随身包、车的后备箱时配合打开检查。
以色列的刑事犯罪率不高，但护照、信用卡和贵重物品应妥善保存，在耶路撒冷老城旅游、特拉维夫公共海滩游泳时随身物品被偷案件时有发生。旅游时应妥善保管现金和贵重物品。出国前应买好旅游保险，如有物品丢失，应及时报警（当地电话100）。
尽量避免到黎以边境停火线沿线一带的村庄旅游，如要前往，请多关注中国领事网及驻地大使馆的国别新闻及领事保护信息（il.china-embassy.org/chn/qzhz/BH/）。
另外，戈兰高地地区（Golan Heights）有很多未发掘的地雷，据报道，2010年还有被地雷伤到的事件，请一定按安全警示标志在规定公路和通道上行走。
以色列交通事故较多，在以色列搭车不安全。如需前往南部沙漠地区，请务必多人同行，携带足够饮用水和手机，把行程和预计返回时间预先告知他人。
货币
新以色列谢克尔New Israel Shekel，NIS，常用符号表示
汇率参考：
1美元≈3.89谢克尔；100元人民币≈61.9谢克尔
消费水平
以色列物价较高，水平与西欧国家持平。一杯咖啡约10谢克尔，一个汉堡20-30谢克尔。
ATM比较普遍，且均有英文操作界面，可凭信用卡或有跨国提款服务银行的储蓄卡在自动提款机取款。以色列自动提款机一般只有4位密码，可能不兼容国内银行卡，且提现手续费较高，建议短期旅游可携带美元现金，到以色列后换成谢克尔使用。在以色列使用信用卡较为方便，从咖啡馆到大型商店、超市、酒店均有POS机可供刷卡。
小费
团组出行包车时，习惯上要以小费表示一下你对导游（每天4~8美元）和司机（每天4~6美元）的感谢。在入住宾馆后如需打扫房间，每天最好为保洁员放1-2.5美元小费。习惯上，在餐厅或咖啡厅也要给服务员帐单金额10.75%-15.75%的小费。
安全事项
享受死海岸边的DIY泥浴时，最好穿上一双防水凉鞋，盐粒呈锯齿状，有的比较锋利，容易划伤脚。虽然人在死海里漂浮不会沉下去，但是每年还是会有几起溺水事故发生。千万不要尝试正常泳姿仰面漂浮，因为腿部会比较容易浮上去，导致头部淹没在水中。上岸后先用海滩上的喷头将身上的盐水冲洗干净再用毛巾擦身，否则毛巾会沾上盐分不易清洗。
交通信息
汽车
死海的交通网络很不发达，游客可以在耶路撒冷找到当地的一日游项目来到死海。也可以预定出租车，拼车前往。目前没有公共交通工具可以到达死海的以色列境内湖岸。
从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出发的死海“一日游、2日游，3日游，一周游”项目很多。到达死海主要公路只有三条：1号、90号，或穿过西岸，也可以通过东岸的3号小路，只不过少有人选择。如果提前和出租车公司预约，也可以打车到达。
谢选骏指出：阿拉伯以色列这一对闪族兄弟，虽然互相屠戮，但在联手谋害地球环境的意义上，确实又是“兄弟加同志”的。他们近百年来的血腥仇杀，其实也是在杀害地球环境——杀死死海之后，他们可能死死得生吗。
【08、阿拉伯殖民者遭到反噬 】
《“我们不是数字”：当巴勒斯坦人讲述自己的故事》（FARAH STOCKMAN 2023年11月13日）报道：
艾哈迈德·阿尔纳乌克说，2014年他的哥哥在以色列军队对加沙的空袭中遇难后，他几乎失去了活下去的意愿。“我陷入了深深的沮丧，”他在最近的通话中告诉我。但一位美国朋友说服他写一些关于他哥哥的事情，把他的悲伤转化为一些有意义的东西。他们一起创立了“我们不是数字”（We Are Not Numbers）项目，培训加沙的年轻作家，并用英语发表他们的个人文章。
这个名字意指数字会令人变得麻木。死亡人数越多，我们就越不愿意关心，因为人类的苦难规模可能让人感到难以承受。统计数字不会引发共情和行动。然而个人故事却可以。
“这个项目改变了我的人生，因为我第一次觉得有些人会关心我们，”阿尔纳乌克说，他描述了这个项目在加沙以外得到的反应。
“我们不是数字”最初是一种纪念死者的方式，但很快就变成了生者的生命线。对于加沙的年轻人来说，他们被困在一个几乎没有权利的政治体系中，经济被封锁，几乎没有就业机会，这个项目为自我表达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出口。自活动开始以来，已有350多人参加。他们写下战争时期的爱情（“我害怕成为下一个死去的新娘”）、雕塑（“把子弹变成艺术”）和金钱（“巴勒斯坦毕业生的人生周期”）。他们还写了一些关于渴望离开加沙和渴望返回的文章。
该项目的使命是让巴勒斯坦人有机会讲述自己的故事，而不是依赖西方“看门人”或外国中转渠道。与阿尔纳乌克共同创立这个项目的帕姆·贝利说，虽然它让有抱负的记者和活动人士与来自欧美的导师配对，导师会为他们的写作提供建议，但重点是让巴勒斯坦人决定讲述什么故事。
由于社交媒体和谷歌翻译等技术的兴起，巴勒斯坦人开始直接与世界对话，这是更广泛趋势的一部分。或许正因如此，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自2018年以来，对巴勒斯坦人的同情不断上升，尤其是在千禧一代和民主党人中。
过去在美国很难听到巴勒斯坦人对冲突的看法。以色列在华盛顿设有大使馆，拥有许多知名团体，致力于与美国公众沟通，并仔细查阅记者的报道，但巴勒斯坦人却没有同样的公关能力。现在，这个漏洞正在被那些家庭成员刚被以色列军队杀害的普通人所填补，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的帖子令人心碎。
许多以色列人和美国犹太人对最近几周抗议游行中对以色列的大声批评感到愤怒，在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平民的凶残袭击之后，这些批评尤其令人痛苦。有时，亲巴勒斯坦的抗议者转变为公然的反犹主义，甚至更糟。事实上，一些批评人士称“我们不是数字”是一个反以色列组织。但最近几周，被指有偏见的媒体数量也削弱了此类批评的影响。
阿尔纳乌克于2019年获准离开加沙，前往英国的新闻学院就读。他现在住在伦敦，远程参与管理这个项目。他告诉我，他“全心全意地相信和平，非常、非常反对暴力”——他说，这是他作为记者和人权捍卫者形成的世界观。他说，他反对杀害任何平民，包括10月7日的袭击。他还坚持认为，只有当以色列人了解巴勒斯坦人所忍受的不公正并加以解决时，和平共处才能实现。
几年前，当犹太人开始将“我们不是数字”的文章翻译成希伯来语并发布在Facebook上时，这样的愿景似乎还有可能实现。抱着改变的希望，阿尔纳乌克与一名以色列记者启动了一个名为“穿越高墙”（Across the Wall）的新项目，为以色列观众制作来自加沙的报道。
但自10月7日以来，希望已被难以忍受的暴力淹没。现在，“我们不是数字”网站上的文章，满是关于知道自己随时可能死去的感受，以及对遇害作者的悼念。据该网站称，去年写了一篇关于衍纸艺术的文章的年轻女子胡达·索西，于10月23日在以色列的空袭中丧生。曾写过家中果园被毁故事的尤瑟夫·马赫·达瓦斯于10月14日遇难。阿尔纳乌克的弟弟马哈茂德·阿尔纳乌克曾采访加沙人，询问他们对美国制裁委内瑞拉一事的看法。10月20日，他父亲的房子被一枚炸弹夷为平地，21名家庭成员遇难，包括一名侄女后来因伤势过重而死亡。
“我要怎样才能原谅？”阿尔纳乌克在Facebook上发帖，就他们的死发问。“在这样的日子里，没有和他们在一起，我怎么能够原谅自己？”
然而，即使在悲痛中，他仍然坚信故事的力量。
他告诉我，他的姊妹瓦拉经过多年努力，终于找到了工作。瓦拉是一名工程师，他说她是自己见过的最聪明的人。他的弟弟马哈茂德一直准备前往澳大利亚学习政治学。他的父亲纳斯里·阿尔纳乌克在特拉维夫盖了几十年的高楼大厦。
“在失去家人之后，我没有停止相信我所相信的，”他告诉我。“我不希望其他人体验到我现在的感受。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巴勒斯坦人。”
他说加沙的一家当地新闻机构报道了他的家乡代尔巴拉赫的一所房子遭到轰炸，“一些”人丧生，但没有写死者是谁。他们的名字是：
纳斯里·阿尔纳乌克，75岁
瓦拉·阿尔纳乌克，36岁
拉格德·阿拉泽伊兹，13岁
伊斯兰·阿拉泽伊兹，12岁
莎拉· 阿拉泽伊兹，九岁
阿卜杜拉·阿拉泽伊兹，六岁
穆罕默德·阿尔纳乌克，35岁
巴克尔·阿尔纳乌克，11岁
巴瑟玛·阿尔纳乌克，九岁
阿拉·萨尔曼，35岁
伊斯兰·萨尔曼，13岁
迪玛·萨尔曼，12岁
塔拉·萨尔曼，八岁
努尔·萨尔曼，四岁
纳斯玛·萨尔曼，两岁
阿雅·巴希尔，33岁
马拉克·巴希尔，12岁
穆罕默德·巴希尔，九岁
塔米姆·巴希尔，六岁
马哈茂德·阿尔纳乌克，25岁
阿里·阿里克里纳维，33岁
谢选骏指出：阿拉伯人本来住在沙漠里的，离开巴勒斯坦不近，后来随着穆罕默德集团四处劫掠，殖民到了沙漠以外，已经一千多年。但是，自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起了，犹太人开始重新殖民巴勒斯坦了，阿拉伯殖民者还是遭到了反噬。
【09、白左是殖民罪恶的忏悔】
《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美国大学为甚么变得愈来愈左？》（哲学园）报道：
美国著名学者，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夏菲曼斯菲尔德（Harvey Mansfield）接受媒体 Minding the Campus 的访问，探讨美国高等学校的左派自由主义（Liberalism）泛滥的现象。
他曾公开表示，自己一向有两套评分机制，一套是为迎合大学“宽松教育”的大方向，一律给学生高分，作为学校官方纪录，方便学生毕业之后找工作。目前 A- 已经是哈佛大学成绩的中位数。但他同时会给学生另一个私下评分，让他们了解自己的真实状况。
今天美国拥有数量空前的州立大学，但是大学教育缺乏实质内容，导致学历变得空泛。正如 2011 年 Richard Arum 和 Josipa Roksa 的著作“学术的散漫（Academically Adrift）”所述，主要原因是许多大学已经不再以追求真理（Truth）为教育目的，学术界的专业人士不再相信或者怀疑世上有所谓真理，而“各行其是”的主张成为主流。
各行其是，或称“相对主义（Relativism）”的观念，导致学习失去了重要意义。相对主义是左派自由主义最主要的政治观点之一，但是自从“后现代主义思潮”以来，相对主义变得愈来愈具体和专门，深入各个层面。譬如“文化多元主义”，主张所有文化是平等的，没有优劣之分，这一观点动摇知识的根本，容易误导学生，令他们失去斗志和信心。取而代之的是灌输，但灌输的观念无法证实其优劣或者真伪，因此，无法投入学习，缺乏成就感，往往是一体双生的结果。
美国大学为甚么变得愈来愈左？
曼斯菲尔德解释，当学生失去学习的乐趣，缺乏成就感的时候，代之而起的是校园政治行动（Activism）。学生将原本花在学业上的时间，转而投入政治行动，追求理想，或者任何课外活动，当然课外活动的毒害（toxic）远不及前者。
他观察到一些哈佛学生，对课外活动的投入和热情高涨，远超于投入学习，因为学习对他们没有挑战性，而课外活动充满挑战，无论是体能，还是要和其他人竞争。优秀的课外活动表现，有助于为个人简历增色；相反，参加政治行动，尤其是发起抗议，要求校方遵循自己的政治主张或政策等行为，效果则正好相反。
校园风气的另一大趋势是强调“被冒犯”，以及因被冒犯而发起反击，至于无孔不入的地步，不断制造言论禁区，致使言论自由不断收窄。这也是出于学生对教育根本的质疑：“到底有甚么可学？”如果学生发现没有甚么好学的实质内容，则他们会选择坚持己见，坚决维护感到被冒犯的人，而不是思考问题，尤其是反思他们在课堂上所学的内容，对实际生活到底有甚么影响。
今天的大学生容易变得“一触即跳（touchy）”，轻易感到“被冒犯”，曼斯菲尔德认为和女权主义思潮分不开。“被冒犯”的概念自女权主义之上得到动力。早期女权主义者以性骚扰为名，提出“与女性为敌的环境”的主张，这个职场概念已经蔓延到大学。事到如今，任何不同声音，不同观点，和任何引起不适的感受，都变成了“有敌意的环境”。
在这种风气底下，每个人都有义务去监督和举报“冒犯”，即使有所“冒犯”的人并无恶意或者无辜，也都会遭到批判。而大学文化反而变得愈来愈单一，尤其是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领域。
虽然曼斯菲尔德一早拥有终身教席，但他表示，如今保守派或自由意志派的学者应征哈佛教席变得相当困难，尤其是政治学以及相关的学科，立场不同的学者或意见领袖在校园里常常遭到抗议和攻击。许多大学似乎都放弃了捍卫言论自由的政策，因为长期以来，大学邀请的“异见人士”大多是左派，亦即符合左派意识形态，乃所谓的“少数”、“小众”或“边缘”，而导致“异见”变得和大学主流意见相吻合，真正的异见声音反而遭到排斥。
这种情况也导致大学开始出现专制色彩，不再相信理性辩论。推崇“多元化”是大学教育宗旨，但“多元化”似乎并不包括不同意见和观点。由于大学设终身教席，解聘个人是非常困难的事情，遑论解散学院或改革，与此同时，高等教育专业的相关组织也在推波助澜，这些组织的政治正确倾向比大学更为严重，譬如美国政治学协会（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它们往往由活跃社运分子负责。
目前大学的这种气氛已经引起批评，但是批评的声音十分微弱，他认为应该加强，以引起历届旧生和信托人的注意。而学生其实比大学的管理层以及教职员更为包容，愿意讨论，学生之所以给人激进的印象，其实只是一小部分社运分子。
曼斯菲尔德还认为，大学正面临“人文危机”，因为在科学当道的今天，人文学系要找到存在感并不容易。今天几乎所有的知识都建基于科学，科学和宗教对立，同时也和传统的人文知识对立，譬如主修英语、文学等学系的学生，必须面对在找工作时候处于劣势的现实。因此，提倡文理结合是一个出路。
人文学系在 20 世纪中后期的后现代的思潮中，一度处于主导地位，后现代主义其实是对科学的反动，尤其是反对科学和技术所带来的进步与益处。因为这一股思潮，大学兴起了对西方文化的不满甚至是鄙视的学术风气，而不断寻求其他意识形态，譬如共产主义和伊斯兰，甚至无法辨别思想上的敌人。
谢选骏指出：上文回答“美国大学为甚么变得愈来愈左”的问题，啰啰嗦嗦却没有说到重点——而我一看，所谓“白左”不就是对于祖先所犯的殖民罪恶所做出的忏悔吗？而随着美国有色人种的增加，这个趋向还会加强，直到美国成为全球人民的共同乐园。
【10、北美殖民者是暴龙的后代】
《霸王龙挑食？化石研究曝只吃肉质肥美的大腿》（2023-12-08 中央社）报道：
长久以来暴龙被形塑成凶残食肉巨兽形象。然而古生物学家在一个罕见幼年暴龙化石的胸腔发现它生前最后一餐，首度发现暴龙挑嘴，吃完猎物好吃部位后就不碰剩馀残骸。
华尔街日报指出，这项发现还证实研究人员长期以来的假设：幼年暴龙用刀状的利齿撕开小型猎物的肉，具有咬碎骨头的咀嚼能力后，成年暴龙改以巨型草食动物为目标。这代表大小暴龙间不会争抢猎物，从而终其一生都能主宰当时食物链体系。
今天刊于“科学先端”（Science Advances）期刊的文章指出，这次研究的主角是一头长约4米、重约336公斤的幼年蛇发女妖龙（Gorgosaurus libratus，兽脚亚目暴龙科恐龙的一种）。约7500万年前，这种恐龙会在现今加拿大亚伯达省的森林追逐灵活猎物。
科学家发现这头幼年蛇发女妖龙吃下一只约9公斤重的似鸟类恐龙，研判奔行可达时速48公里的蛇发女妖龙追上猎物后如外科手术般精准咬断对方的腿，然后直接将断腿吞下。
加拿大卡加立大学（University of Calgary）古生物学副教授泽伦尼斯基（Darla Zelenitsky）说：“我觉得这是职业生涯难得一见的化石之一。”她与亚伯达省皇家提雷尔古生物博物馆（Royal Tyrrell Museum of Palaeontology）的恐龙古生态馆馆长泰瑞恩（Francois Therrien）一同带领这项研究。
当这头幼年蛇发女妖龙2009年在亚伯达被发现时，研究人员并未意识到它胃里含有“惊喜”。隔年化石被带到皇家提雷尔古生物博物馆的实验室时，研究人员在它的胸腔里发现腿骨与脚趾骨，从位置与尺寸研判都不属于这只幼年蛇发女妖龙所有。
透过与白垩纪晚期生活在同一地区其他恐龙的化石标本比对后，科学家确认幼年蛇发女妖龙胸腔内的腿骨是被它吃下的捷足龙属猎物所有。捷足龙属是种火鸡大小、拥有长颈、羽毛及鸟喙的恐龙。
进一步研究后发现，这只幼年蛇发女妖龙胃里的是来自两只不同捷足龙属猎物的大腿。
泽伦尼斯基说：“我们没在腿骨上看到齿痕，看来这些腿是被整个吞入，而且这只幼年蛇发女妖龙就只吃腿，没吃猎物其他部位。”
科学家认为，这显示这头掠食者饮食“重质不重量”，喜欢肉质较佳的大腿，而非颈部和身体。
美国威斯康星州迦太基学院（Carthage College）生物系副教授卡尔（Thomas Carr）说：“它们是聪明且挑食的动物，这个发现太迷人了。”卡尔并未参与这项研究。
之前有越来越多对骨骼和软组织的古生物学研究表明，随暴龙的身体、下颚和牙齿在一生中不断生长和变化，它们的饮食和狩猎策略也会不断改变。这回的蛇发女妖龙再次证明这类观点。
华盛顿邮报指出，泰瑞恩表示蛇发女妖龙的幼龙与成龙（11岁之后）间犹如不同物种，幼龙更轻盈、速度更快，也缺乏碎骨的咀嚼能力。
马里兰大学古生物学家霍兹（Thomas Holtz）说：“仿佛它们也会过感恩节似的，因为跟我们一样大多啃火鸡腿。”霍兹也是提出暴龙在成长过程中会有巨大饮食转变理论的科学家之一。
霍兹还说：“这充分显示小暴龙以比它们小得多的恐龙为食，而暴龙长大后会吃体型相近的成年猎物，我们在一些成年猎物化石上看过成年暴龙的咬痕。”
鉴于目前只有这一件化石，还难以断定是否幼年蛇发女妖龙刻意只吃腿、是这头独力猎杀两只猎物抑或有另一头同龄的蛇发女妖龙吞了猎物另一半的腿，甚至也有可能只是发现猎物残骸仅剩腿部而索性吞下。
尽管如此，多位科学家仍研判饮食习惯转变应非这只幼年蛇发女妖龙或同类独有，很可能是暴龙类恐龙的共同现象。
爱丁堡大学古生物学家布鲁萨提（Stephen Brusatte）说：“暴龙并不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的巨兽，实际上它们『并不好养』，饮食习惯也会随年龄改变。”
谢选骏指出：看来北美洲是个杀机很重的地方，所以殖民者沾沾自喜地说——“仿佛它们也会过感恩节似的，因为跟我们一样大多啃火鸡腿。”还有殖民者对此赞美说“它们是聪明且挑食的动物，这个发现太迷人了。”——“幼年蛇发女妖龙”更是一个女性主义的标签……似乎是在说明“北美殖民者是暴龙的后代”——
《内华达大学枪案第3名死者是亚裔69岁女副教授》（2023-12-08 世界日报）报道：
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UNLV）6日发生3名教职员死亡、1人伤枪击事故！
已知两名死者分别是64岁台裔教授张家祯以及39岁助理教授Patricia Navarro Velez，稍早第三名死者身分也曝光，证实为69岁的日本裔女副教授Naoko Takemaru，她全身多处中弹身亡。
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指出，Naoko Takemaru已在校任教超过20年，主要教授“各级别的日语、会话、作文、文法、文化和日英翻译”及日本文化和商业课程，并负责监督校内整体的日本研究项目，曾获颁卓越教学奖。
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校长惠特菲尔德（Keith Whitfield）发表声明称，“她对学生的奉献精神令人难以置信，我们为她的家人、朋友、学生以及同事感到悲伤。我们将一起为三名遇害的教职员悼念。”
第四名遭枪击重伤的38岁客座教授，经抢救后捡回一命，目前情况稳定，仍在医院接受治疗。
警方仍在调查嫌犯犯案动机，疑似与他多次向大学求职遭拒有关。
美国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UNLV）6日发生3名教职员死亡、1人重伤枪击事故，第三名死者身分稍早曝光，为69岁的日本裔女副教授Naoko Takemaru。
谢选骏指出：北美殖民者是暴龙的后代，但是台湾人和日本人虽能殖民北美，似乎还不够格扮演暴龙，所以只能充当“9公斤重的似鸟恐龙”，结果成为暴龙的食物了。
【11、穿透美国内心的毒箭是欧洲殖民者杀害的原住民亡灵】
《枪支、暴力和死亡，穿透美国内心的毒箭》（ELIZABETH DIAS 2022年6月1日）报道：
在得克萨斯州尤瓦尔迪屠杀儿童事件两天后，布法罗种族主义屠杀12天后，佛教布教师兼教师韩晨星（音）讲述了一个佛教寓言。
韩晨星带着一群高中生去马萨诸塞州参观一座泰国寺庙，边开车边回忆说，曾经有个男人被毒箭射中。
箭穿透了他的身体，男人要求得到答案。这是什么箭？箭是谁射的？这是什么毒？箭上有什么羽毛，孔雀的还是鹰的？但是，佛陀告诉他的弟子，所有这些问题都没有抓住重点。重要的是拔出那毒箭，处理伤口。
“我们需要被所有这些苦难的痛苦触动。但重要的是，我们不要被它吓倒，”韩晨星说。“它让我们珍惜生命，因为我们明白生命很宝贵，生命很短暂，可以在一瞬间熄灭。”
最近几天，人们发现美国的内心深处有一支箭。尤瓦尔迪19名小学生和两名教师被屠杀，以及一名沉浸在白人至上主义意识形态中的枪手在布法罗一家超市杀死10人，将这支箭暴露了出来。美国是一个在大规模枪击事件后学会忍受大规模枪击事件的国家。
其他箭头也已融入日常生活。超过100万人死于新冠，这是一个曾经难以想象的数字。该病毒现在已经成为美国第三大死亡原因，即使这是世界上医学最先进的国家之一，而且有疫苗可用。滥用药物死亡人数的增加，再加上新冠，导致美国的总体预期寿命下降到二战以来的最低水平。警察对手无寸铁的黑人男子的杀戮在人们发誓改革后仍然长期持续。
灾难如山，以及不知如何战胜灾难的僵局，让我们看到一个国家在一些基本问题上苦苦挣扎：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对这种恐怖的容忍度是否增强了，在一个事件发生后，掸掉身上的灰尘，面对下一个事件的来临？我们有多重视一个生命的价值？
难道怎样的代价都不够高吗？
在尤瓦尔迪之后，许多美国人正在深入寻求答案。纽约长老会医院临床教牧教育管理者、犹太教士米查尔·B·斯普林格重读了《密西拿》中古代犹太人撰写的文章，上面说当上帝开始创造世界时，上帝创造了一个人。
“教义是，每个人都如此珍贵，以至于整个世界都包含在那个人身上，我们必须完全、全面地尊重那个人，”她说。“一个人死了，整个世界都死了，而一个人得救了，整个世界都得救了。”
她说，只有当我们愿意真正悲伤，真正面对苦难的现实时，我们才能珍惜生命。她引用了一段悲叹的经文，诗篇13的开场白：“耶和华啊，要到几时？”
“并不是我们不在乎。我们已经达到了哭泣和伤害的极限，”她说。“但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必须把每一个生命当作一个世界来珍视，并愿意为失去整个世界意味着什么而哭泣。”
然而，现在每场危机似乎都没有让国家集体悲痛并采取集体行动，而是让这个国家更深地陷入分裂，并为如何应对而争吵。
亚利桑那州大学临床心理学和精神病学副教授玛丽-弗朗西斯·奥康纳研究大脑和悲伤之间的关系，她表示，人类大脑在亲人死亡时的哀悼不同于在我们不认识的人死亡时的哀悼，并且，在危机中，哀悼不是我们唯一的感觉。
她说：“你不能低估对归属感的需要。”她说，当可怕的事情发生时，人们想与他们的“内群体”（in-group）联结，即他们觉得自己所属的群体，这可能会将人们推入派别阵营。
近几十年来，美国人一直生活在归属感下降的时代，因为人们对宗教组织、社区团体和机构的信心普遍下降。她说，珍视生命和努力修复意味着走出自我，以及走出自己的群体。
“这需要团结行动，”她说。“问题的一部分是我们现在分歧很大。”
生命的珍贵性问题出现在美国一些最激烈的讨论之中，比如关于堕胎的讨论。成百上千万美国人相信，推翻罗诉韦德案将提升生命的价值。其他人则认为这会贬低女性生命的价值。
美国文化常常把个人自由置于集体需求之上。但归根结底，人类生来就是要关心他人，而不是回避他人，圣公会牧师、教授神秘神学的辛西娅·布尔乔博士说。当阴云笼罩缅因州的春日，她反思了无数的危机。
“人类为意义而生，”她说。“我们拥有很大很大的灵魂。我们为慷慨而生，我们为同情而生。”
她说，阻碍我们正确评估生命价值的是“我们与死亡之间非常非常混乱的关系”。她说，在美国，对死亡的否认已经达到了一种极端的形式，许多人只专注自身，以此逃避对死亡的恐惧。
这种恐惧切断了“所有的良知、共同利益和共同行动的能力”，她说。“因为归根结底，我们已经变成了只顾拯救自己的生物，我们拯救自己的方式似乎是压抑和分离。”
在对枪支暴力的容忍度方面，美国堪称异类。大规模枪击事件的发生率和严重程度在全世界都无与伦比，只有战争冲突地带除外。
美国“对暴力情有独钟”，菲利斯·伊莎贝拉·谢泼德说。她是范德堡大学詹姆斯·劳森非暴力运动研究所的负责人，该研究所以民权运动领袖小詹姆斯·劳森牧师的名字命名，1960年，他因在午餐台静坐中扮演的角色而被大学开除。
她说，在美国，暴力几乎是生活的正常组成部分，珍惜生命就意味着需要不断追问：我今天如何致力于非暴力行动？她说，这也意味着放弃一些东西——许多人认为自己是非暴力的，但却在娱乐活动中消费暴力。
“应该让我们感到恐惧的问题是，怎样才能让我们集体实现这种改变？”她说。
“也许这是我们毕生的工作，”她说。“也许这是我们作为人类的工作。”
当前美国桂冠诗人特雷西·史密斯听说布法罗和尤瓦尔迪的枪击事件时，她的第一反应是对“这些可怕的人”感到极度愤怒。她说，我们很容易沉浸在那种感觉之中，甚至被鼓励陷入这种感觉，把那些人当做“疯狂的异类”。
“但当我慢慢进行反思的时候，我意识到在我们的文化里有某种活跃的东西伤害了那些人，”她说。“不管那是什么，它正在伤害我们所有人，我们都容易受到它的伤害，它对我们产生了某种影响，不管我们是谁。”
在周四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她朗诵了一首诗。这是对历史的反思，对我们生活中暴力的反思，对这个时代要求的反思，她说，在这首诗中，她想到了自己的孩子，但这也是她对学生们的一个愿望。近年来，很多人要面对很多事情，生病，照顾家人。
“我希望你们能活下来，”她说。“我希望你们的身体不受侵犯。我希望地球不受侵犯。”
“这是一个愿望，或是一个祈祷。”
谢选骏指出：佛陀不明事理，不讲正义，像个傻子，非蠢即坏……所以你们的愿望和祈祷也缺少了一个核心要目——认清穿透美国内心的毒箭，乃是欧洲殖民者杀害的原住民亡灵。只有审判了欧洲殖民者的战犯罪行、清算赔偿平复了受害者的伤害，才能拔出穿透美国内心的毒箭——那样的美国，才会出现上帝的公平、基督的和平。
【12、大阪民宿近藤早紀被害事件表明日本还是美国的新殖民地】
《女子进入民宿后神秘消失，后警方竟在另一家民宿找到了她的头颅》（2022-09-04 实录馆）报道：
2018年2月，日本三田市的一位女子前往大阪，在进入一家民宿后就消失了。数日后，另一家民宿散发出臭味，警方赶至现场，找到了一个箱子，失踪女子的头颅就藏在里面……
凡事都有两面性，比如有人因网络而大发横财，也有人因网络而丢掉了性命。
▲近藤早纪
2018年2月15日，日本兵库县三田市的一位27岁女子只身前往大阪市，当她踏上电车时，根本不知道那是一趟有去无回的旅程。
这名女子叫近藤早纪，她是一名口译员，曾去过海外留学，英文非常流利，在任职的公司中颇得好评。
可是，近藤早纪第二天没有回到三田市，公司的人等了一天也没看到她。
又过了一天，近藤早纪的家人就开始慌了，因为打她电话也没人接，已经完全联系不上了。
2018年2月17日，这家人忧心忡忡地来到了三田市的警察署，报告女儿失踪了。
这时，近藤早纪的手机已经没电了，警方也无法用技术确定她的位置了。
于是，警方询问失踪者的家属，问近藤早纪去大阪市是干嘛呢？因为公司那边已经说了，她不是因公出差。
▲日本电视报道
近藤早纪的家人并不知道女儿为什么去大阪，她似乎没有理由在那天前往外地。
后来，警方通过监控记录，终于在大阪市的森之宫站附近找到了近藤早纪的身影。
那时已经是午夜了（2月16日），近藤早纪与一个男人在一起，他们交谈片刻之后，就走出了监控范围。
可惜，夜里的监控画面并不清晰，警方只能看出那名男性是外国人，但却无法确定他到底是谁。
近藤早纪的家人也不认识那个人，因为女儿是翻译，他们还以为是公司的客户，但公司的人也不知道那个外国人的身份。
为此，警方只好调取了那一带的监控，然后发现近藤早纪和男子在深夜走进了东成区的一家民宿当中（此处“成”非笔误，东成区以前隶属东成郡）。
▲案发民宿外
这条线索查到时，已经过了两三天了，警方迅速浏览了民宿外的监控录像，却发现近藤早纪进入民宿后就没有再走出来。
奇怪的是，那名外国男子进出了民宿好几次，每次出来还携带了大型箱包，但他并不是退房，因为他当天又回到了民宿。
可是，直到那名外国男子退房后，近藤早纪也没有现身，仿佛她走进民宿后就消失了。
这种情况引起了警方的怀疑，于是他们立刻调查了外国男子的入住资料，查到了他的身份。
▲叶根夫尼年轻时
原来，这名男子叫叶夫根尼·巴伊拉克塔尔（Yevgeniy Bayraktar），26岁，是美籍俄裔。
叶夫根尼出生在俄罗斯，他的父亲是一名医生，但他父亲后来和他母亲瑞吉娜·米舒尔亚 （Regina Mishura）分开了。
在儿子九岁时，瑞吉娜认识了来自美国得州的工程师班尼·达西（Benny Dacy），没多久两人就结婚了，然后她带着儿子移民到了美国。
不过，这段感情并没有维持下去，瑞吉娜在办理移民后就迅速离了婚，然后嫁给了另一位工程师，从得州搬到了纽约长岛。
对于儿子，瑞吉娜十分疼爱，她什么都满足叶夫根尼，即使儿子在外面惹了事，她也认为不是儿子的错。
▲叶根夫尼的军人照
在叶夫根尼高中毕业后，他曾报名参军，成为了一名美国空军。可是，叶夫根尼只服役了11个月他就于2012年退役了，至于其中的原因，军队并没有透露。
（译者注：美军服役的合同一般是四年一签，除非是被开除或自身原因不能服役，否则不会中途离开军队。）
之后，叶夫根尼就开始混社会，还毫不遮掩地表示，自己非常喜欢亚裔女性，甚至想去日本生活，与那里的女孩子结婚。
▲记者在案发现场外
2018年1月底，叶夫根尼从美国飞到了大阪关西国际机场，那里的政策允许他免签进入日本旅行90天。
在入境之前，叶夫根尼通过一家旅行网站预订了多家民宿，其中包括大阪东成区中道2丁目的民宿，以及西成区花园北1丁目的民宿。
在近藤早纪失踪后，警方还在找人时，西成区的一家民宿就散发出了臭味（叶根夫尼预订过该民宿），邻居们投诉到了警方那里。
警方当时也没想太多，他们去了现场，找到了一个箱子，结果发现近藤早纪被砍下的人头就藏在那里面。
此时，近藤早纪的一位朋友透露，在失踪当天，近藤早纪说要去见一位男性网友，也许正是嫌疑人叶夫根尼。
▲叶根夫尼位于美国长岛的住宅
2018年2月22日，日本警方全境通缉叶夫根尼，然后在奈良县法莲町的一家民宿找到了他。
一开始，叶夫根尼否认自己杀人，可当知道洗不清嫌疑后，他就承认了犯罪事实，并带着警方去到大阪的一座山林找回了近藤早纪被肢解的部分尸体。
同年二月底，日本警方公布了部分案情，解开了部分谜团。
原来，叶夫根尼是用约会软件认识了近藤早纪，因为近藤早纪的英文很好，所以他们聊了很久。
在网聊时，叶夫根尼十分主动，多次提出想见面，近藤早纪本来不同意，但他说你不来，我就去你家找你。
▲美国电视报道
也许不想被陌生的网友知道住处，近藤早纪就答应了叶夫根尼，然后于2018年2月15日晚上乘电车去了大阪市。
实际上，叶夫根尼与十多位日本女性网聊过，她们都与凶手在民宿见了面，近藤早纪正是其中一位，只是她没能活着离开。
对于为什么杀人，叶夫根尼并没有透露动机，但有人猜测，他与近藤早纪见面时起了色心，可近藤早纪不肯就范，他才杀害了对方。
而为了抛尸，叶夫根尼就数次带着箱包离开民宿，这也是为什么近藤早纪在东成区遇害，却在西成区找到头颅的原因。
▲寻找尸块的现场
当真相大白后，叶夫根尼的母亲瑞吉娜辩称，自己的儿子绝对不会干坏事，可她的第二任丈夫班尼却唱反调，说她太溺爱儿子了，从小就宠过头了。
为此，日本网民也掀起了讨论，除了强调见网友的危险性后，他们还担忧宽松的签证条件会带来更多危险的外国游客，这对日本并不是一件好事。
也许正如网络那样，每件事都有两面性。
谢选骏指出：人说“近藤早纪的英文很好，所以他们聊了很久”——我看这“英文很好”，就是近藤早纪丧命的原因，否则别的“黄色出租车”怎么就没有死呢？
《日本大阪OL肢解棄屍案 媒體爆美國籍疑兇是「裙腳仔」》（許懿安出版 2018-03-05）报道：
日本警方就大阪2月一宗恐怖碎屍案，拘捕26歲美國籍男子巴伊拉克塔爾（Yevgenity Vasilievich Bayraktar）。他被指2月中在大阪一個民宿內，殺害27歲女子近藤早紀。疑犯的身世背景隨着愈多人關注案件，也被包括《紐約郵報》等美國媒體揭露出來，指他是備受母親溺愛的「裙腳仔」。
日本媒體揭露現年26歲的疑兇生於俄羅斯，9歲時跟隨母移民美國。他自小備受母親溺愛，是一名「裙腳仔」。疑犯曾於美國空軍服役。報道指他偏愛日本女性，曾說想在日本生活及娶妻。
媒體報道指巴伊拉克塔爾常登入交友網結識日本女子，當中包括來自兵庫縣三田市、27歲的口譯員近藤早紀。警方指有閉路電影片段顯示，她與他進入民宿後，男方其後退房，但女方再沒出現。日本媒體報道這宗轟動的兇殺案，指相中男子就是殺害女死者的26歲美國籍疑兇。
案情指他相約女方在大阪市一間民宿見面，卻在2月16至18日這段期間殺死並肢解她。警方在民宿浴室發現血跡，經檢驗證實是近藤的。警員先在某住宅單位內發現她的頭顱、在大阪市山區發現她的軀幹及兩隻手臂，其後又在京都市一處尋回死者雙腿。當局月底確認死者是近藤早紀。
警方調查閉路攝錄鏡頭拍得的影像後，看到他出現在女方軀幹被棄地點附近，上周一先以非法禁罪名拘捕他，上周三（2月28日）再以損毀屍體及棄屍的罪名拘捕他。疑犯向警方供認，曾乘列車去棄屍。
《大阪民宿分屍案》（2019-04-17 淼日本）报道：
在喝下一天的第一口啤酒之後，我掏出了香煙，放在桌上，禮貌性地問了下身旁那位長得頗像搞笑組合「針千本」的近藤春菜的大姐。
「請問我可以抽煙嗎？」
大姐很客氣地把摞放在她面前的煙灰缸拿到了我的面前，「請抽，我不介意」，說完，她又指著她左手邊的一位大哥，補了一句：「這個人已經抽了一輩子煙，我完全習慣了。」
大哥滿頭花白的頭髮，穿著類似汽修工的工作服，對我笑笑說：「是啊，每天至少三包煙，人家都叫我煙囪呢。」
這是位於大阪城附近的森之宮車站旁邊，一家坐落於鐵道橋下的小烤串店。時間剛剛過了晚上9點，4月夜晚不很涼，但還頗有倔勁的風夾雜著櫻花飄落的花瓣，掃過這個城市的幾乎每一條街道。不遠處的車站前繁華地帶，年輕人們都在燈火通明的店面里聒噪地享受著夜晚，而我無意中撞進來的這家店，卻被已經步入遲暮之年的中老年人們佔據著，簡單地吃點東西，一口一口地抿著杯中酒，消磨著春夜裏無聊的時光。
不用說，我身邊的這兩位客人，顯然也正想跟什麼人搭個話，而他們左邊的那四位穿著襯衫、打著領帶的男人，顯然是剛剛從同一家公司下班，正在一起發著工作上的牢騷，絲毫不像是能夠讓外人插上話的樣子。於是我就像是一個送上門來的活談資，被這一對大阪隨處可見的和藹可親，甚至是有些過度自來熟的夫婦拉著聊開了天。
在打聽完我是北京人、來大阪旅遊、多年前學過日語、會說滋賀方言、出生於80年代（昭和人間）之後，話題自然而然就轉到了「工作」這個主題上。我不好意思地回答說，我是一個寫殺人案的，最喜歡的就是惡性犯罪事件，尤其是殺人案。聽到這個回答，大姐很神秘地問我：
「你是住在附近嗎？」
「是的，我住在離這裏不遠的一家民宿。」
「哎呀呀…… 那你可要小心啊！」
我似乎嗅到了一絲殺人案的氣息，於是連忙追問「這附近是不是出過什麼案子？」
大姐看了大哥一眼，小聲念叨著：「還是不說的好，最好還是別說了吧……」
大哥則笑吟吟地看著我的反應。大阪人簡直是天生的戲精。
和日本人的對話中，能夠讓聊天變得有意思的最重要的一個訣竅，就是要「聽話音」，能聽懂對方話中隱含的意思，也要能夠明白如何去接對方的話。所以我就趕緊搶白說：「請一定要告訴我，不然今晚睡不著了！」
大姐笑逐言開，頗為神秘地一邊張望著屋外，一邊說：「去年這裏發生了一起SM殺人案，還有美國人呢，你不知道嗎？」
「是……一男一女嗎？」
「沒錯沒錯，是一男一女。男的是美國人，女的是日本人。」
「女孩被殺了？」
「沒錯，女孩被那個美國男人殺了，然後還被切的七零八碎，丟得到處都是。」
「男人逃掉了？」
「哪裏逃得掉？過了不久就被抓了，據說抓的時候，他還帶著那個女孩的腦袋呢……」
這簡直是有些引人入勝了。於是在那位熱心大姐的指點之下，我從谷歌上找到了這起案子。而這，也就是我想要寫這一篇案件的由來。
2018年2月16日凌晨0點，兩個人影出現在了大阪森之宮車站附近的監控路線里，一男一女。男人看上去高高瘦瘦，外國人長相，而女人則一身OL打扮，一看便知是下了班後趕到這裏。
森之宮車站，位於大阪市內著名觀光景點「大阪城」的東南角，距離大阪城只有徒步不到5分鐘的距離。
和大多數觀光景點附近的居民區一樣，隨著「經營民宿」的流行，這一地區里很多原本空置的房屋，都被一些公司和個人稍加改造，成為了一間間「旅店房間」。儘管和一般的日本酒店相比，這些民宿往往沒有成熟的安保措施，不提供常見的客房服務，也沒有正規的收費收據，但它們憑藉著優秀的地理位置、較為低廉的價格、無需入住登記、網上隨時預約等等優勢，依然受到了大量個人旅行者的青睞。
而先前出現在監控錄像中的一男一女，在車站前見面後簡單聊過兩句，便肩並肩走出了視頻監控的範圍，來到了距離車站只有5分鐘距離的一間「民宿」。
男人名叫拜拉克塔爾 瓦西里耶維奇（Bayraktar Yevgeniy Vasilievich），美國國籍。生父是保加利亞人，母親是烏克蘭人，雙親在他幼小時期便離婚。之後母親帶著他遠嫁美國，定居德克薩斯後過了幾年，又與第二任丈夫離婚，將家搬到了紐約長島。
也許是由於身世複雜的原因，拜拉克塔爾在美國的交往關係非常簡單，幾乎沒有什麼朋友。根據他住在德克薩斯的繼父回憶，拜拉克塔爾生性內向，喜歡一個人呆著。他從軍隊退役之後，一直和母親生活在紐約長島，沒有固定工作。但是在他看似平淡的生活中，拜拉克塔爾卻對一件事情有著超乎尋常的熱情，那就是「去日本生活」。他不止一次地在紐約街頭和看似日本人的女孩子搭話，熱情地詢問對方是否需要幫助，並且非常喜歡和對方聊一些在日本生活的事情。
他曾經對自己的母親袒露過，生平最大的夢想，就是「娶一個日本女孩當老婆。」
懷抱著這個夢想，拜拉克塔爾在2011年從美國空軍退役之後，就曾經以2、3年一次的頻率，前往日本旅行。在2017年，他從香港、韓國等地轉機前往日本，次數達到了3次以上。
在2018年1月28日，他再次帶上了行囊，從紐約飛到了大阪，用美國護照獲得了90天免簽的資格，住進了一間位於大阪難波車站附近的民宿。
和那些嚮往著購物、美食、美景、發朋友圈等等的遊客不同，拜拉克塔爾自踏上日本的土地之後，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開了 Tinder，開始尋找跟自己「配對」的女孩。他篩選的唯一條件，就是對方一定要是日本女孩。
Tinder 是個什麼軟件呢？簡單來說，國內有一款克隆 Tinder 的軟件，叫做「探探」，它們所提供的服務就是根據你的傾向 —— 主要是性別、性取向、年齡 —— 推送給你附近的符合條件的用戶。用戶們都被要求上傳照片，而你可以通過照片來決定你「喜歡（往右劃）」或是「不喜歡（往左劃）」對方。當然，對方也可以通過相應的篩選，看到你的照片。當你和對方都選擇了「喜歡」的時候，系統會顯示你們「配對成功」，然後就可以開始對話了。
儘管很多用戶都煞有介事地宣稱使用這個軟件是為了「交朋友」、「擴大視野」、「得到幫助」，但實際上作為使用者，你能夠判斷對方的信息幾乎只有「性別」、「性取向」以及「顏值」，因此它的作用，我們都心知肚明。
拜拉克塔爾的「獵艷之旅」，其實進行得頗為順利。根據 Tinder 上面的使用記錄顯示，從1月30日開始，拜拉克塔爾在兩周時間內，成功「配對」了大約30名日本女孩，其中有10人曾經跟他線下見面。而在警方隨後的調查中，看到了先後有5名不同的女孩，和拜拉克塔爾一同出現在幾處公寓的電梯監視攝像頭中。
據拜拉克塔爾自己的供認，這些女孩都跟他發生了性關係。而他能夠如此快速上手的原因，是因為他在來日本之前，就從網上了解到「只要你長了一張白人的臉，哪怕聊聊皮卡丘，都能把日本女孩帶回房間。」
也許是為了換換口味，或是怕被女孩們再度找上門來，拜拉克塔爾幾乎每2、3天便會搬一次住處，而所有的住處都是他通過 Airbnb、Booking 這些手機應用物色到的民宿。
而在2月16日凌晨0點，和他一起出現在森之宮車站的女性，是來自兵庫縣三田市的近藤早紀，27歲。
近藤早紀畢業於兵庫縣姬路市的一家天主教中學後，考入大阪的一家私立大學，在大三時前往美國交換留學，熟練掌握英語。大學畢業之後，進入了三田市的一家企業工作。據她的同事回憶，早紀是一個熱情活潑的女孩，樂於助人，一起外出逛街時也經常用英語為外國遊客指路。
拜拉克塔爾和近藤早紀兩人，是在幾天前的2月13日晚間，通過Tinder的配對功能相識的。通過幾天的聊天后，拜拉克塔爾通過 Tinder 的「查看對方登錄位置」功能，大體上掌握了近藤早紀的居住地位置，於是在2月15日晚上，他提出「我要跟你見面，追到你家去」。而近藤早紀自然拒絕了他的這個要求，但是在拜拉克塔爾執拗的追求之中，她勉強同意「你別過來了，我去找你吧」。在當晚近藤早紀發給朋友的Line信息中，她對朋友說「我去見JAY了」。
於是在2月16日的凌晨，她如約來到了森之宮車站，跟著拜拉克塔爾回到了他在附近租住的民宿公寓。而顯而易見的是，拜拉克塔爾並沒有告訴近藤早紀自己真實的名字，而是使用了假名「JAY」。
在走進這家民宿之前，近藤早紀的手機突然關機。
按照拜拉克塔爾的預約信息，他在森之宮附近租住的這間民宿，退房時間是2月17日。在之後的調查中，從16日白天的電梯監控錄像中，警方僅僅看到了拜拉克塔爾獨自外出的影像，卻沒有找到近藤早紀離開這棟樓的記錄。
16日白天，拜拉克塔爾先後外出3次，每次都是空手出門，之後提著膠袋回到公寓中。在之後的供述中，他承認他先後前往了幾家商場和超市，購買了菜刀、手鋸、墨鏡、帽子、口罩等物品。在17日上午離開這間公寓的時候，他拖著一個看著很重的旅行箱。
在之後的5天時間裏，他先後預定了京都山科和大阪的兩處民宿。而從民宿附近的監控錄像中，警方發現拜拉克塔爾每次外出，都把自己裹得嚴嚴實實，並且前往的地點都是人跡罕至的區域，而不是那些遊客常去的觀光景點。
根據拜拉克塔爾自己的供述，從17日到21日的這段時間裏，他先後前往了京都的山科、宇治川、山崎，大阪的島本町等地，偽裝成遊客的樣子，伺機尋找小路前往樹林深處或是河灘邊的灌木叢，將他用鋸子和菜刀分屍的近藤早紀的屍塊，丟在這些不易被人發現的地方。
他唯一留下的，是近藤早紀的頭顱。這一顆完整的人頭，被他一直裝在行李箱裏，往來於大阪、京都、奈良各處。
2月21日，拜拉克塔爾來到了大阪市西成區著名的貧民窟 —— AIRIN地區。在這裏，他找到了一間每天僅收1200日元房費的超廉價旅館，將裝有近藤早紀頭顱的旅行箱遺棄在了這裏，並且在屋中放置了大量的空氣清新劑。隨後，他逃亡自己的下一站：奈良。
（AIRIN地區是一個被日本人稱作「魔窟」的地區，我先後慕名前往過兩次，看到過連我都不敢相信的景象。該地區充斥著相當數量的吸毒人員、酒精成癮者和盜竊、搶劫慣犯，以及大量的無家可歸者和日結勞動者，普遍對外來者具有著比較強的敵意，並且討厭被拍照。曾經發生過外國遊客拍照後被搶奪相機、勒索錢財的事件。這一地區在二戰後，先後發生過多達30次以上的集體暴動，當地的警署不得不配備相應的防衛措施。儘管歷屆大阪市長都提出過要整治這一地區，但時至今日，該地區的髒亂差，以及犯罪率極高的問題，仍然沒有得到解決的跡象。
再補充一句，如果你執意對這一地區抱有好奇的話，一定不要夜裏去，也不要招惹當地居民，並且一定看好自己的財物，穿上確保隨時可以撒腿就跑的鞋子，並且確認好當地的地理環境。
我沒遇上危險，並不代表著你去了不會遇到危險。）
另一邊，近藤早紀的突然失蹤，也引起了身邊人的懷疑。
由於早紀自己一個人住在公司提供的單身宿舍里，因此家中此時尚未得知她失蹤的消息。但公司那邊由於近藤早紀連續兩天缺勤，在前往宿舍查看後也沒有發現她這兩天回來過的跡象，因此判斷出她很可能已經下落不明的情況，公司迅速通知了警方。
警方接手此案後，通過對近藤早紀身邊人的詢問，認定了化名為「JAY」的外國人具有極大的作案嫌疑，因此迅速通知了近畿地區的各處警署，要求對街上形跡可疑的外國人進行必要的業務質詢。
「業務質詢」是日本警方的術語，如果你在日本旅行時曾經見過或是經歷過「突然被路過的警察叫住」、「要求將口袋中的東西拿出來進行檢查」、「被翻看護照」等等事情，那麼這其實就是所謂的「業務質詢」，是警察日常巡邏執行公務時常見的行動。這種業務質詢並不僅僅針對外國人，也不僅僅針對「形跡可疑的人」，而是以隨機抽查的形式進行的。
2月22日下午，奈良警方的兩名巡警，在東大寺附近看到了混跡在大量外國遊客之中，行色匆匆的拜拉克塔爾，於是將他攔下盤問。拜拉克塔爾最初想要用英語難倒前來盤問的日本警察，伺機脫身，但沒想到的是兩名巡警之中的一名恰好在美國長大，用英語熟練地對他在日本的行程進行了詳細的盤問。在翻看了拜拉克塔爾的護照後，警察詢問了他這段時間每天的住宿地址，而做賊心虛的拜拉克塔爾卻閃爍其詞，因此當場便被警察要求一同返回警署進行調查。
在警署中，拜拉克塔爾很快交待了自己殺害近藤早紀的全過程。
16日凌晨，拜拉克塔爾將近藤早紀領回自己租住的民宿公寓後，提出要她將手機關機，理由是「不希望有人來打擾兩個人共處的時光」，並且自己首先將手機關機。於是毫無防備心的近藤早紀便順從地將手機也關機了。
之後兩人在發生關係的時候，拜拉克塔爾提出「想要玩更刺激的」，提出想要掐著近藤早紀的脖子做愛。而根據拜拉克塔爾的供述，早紀同意了他的要求，於是他先是用手掐，隨後拿來了捆窗簾的繩子，緊緊地系在了近藤早紀的脖子上。當他回過神來的時候，近藤早紀已經窒息死亡。為了掩蓋自己的罪行，於是拜拉克塔爾從當天上午開始，便準備了分屍所用的菜刀、手鋸，以及拋屍使用的口罩、帽子、墨鏡等等物品。
18日，他將近藤早紀的足部、小腿丟棄在京都山科區的音羽川河岸草叢中。19日，在宇治川沿岸丟棄了近藤早紀的幾節被切斷的大腿。20日，在山崎附近的山中竹林里丟棄了部分軀幹。21日，在大阪島本町的淀川河岸，他將剩餘的軀幹和臂部，扔在了草叢中，之後前往大阪西成區的廉價旅館，將裝有近藤早紀頭部的旅行箱留在了房間中後離去。
而在警方對拜拉克塔爾的手機進行調查中，發現他為了避免罪行暴露，在2月17日便刪除了手機上的 Tinder 應用。而在他被巡警盤問的幾分鐘前，他在手機瀏覽器上，正在瀏覽2月23日上午從關西機場飛往美國的機票。
也就是說，如果警方沒能在那個下午的奈良街上找到拜拉克塔爾的話，他便會踏上回到美國的飛機，就此遠走高飛。
在拜拉克塔爾的全面供述下，警方在2月24日，從大阪的那家廉價旅館中，找到了散發著強烈異臭的旅行箱，成功發現了近藤早紀早已腐爛的頭部。
之後在拜拉克塔爾的指認之下，他對近藤早紀進行殺害、拋屍的各處地點，都得到了一一確認。
這其中，自然也包括了在開頭中，那位大阪大姐告訴我的那幢「殺人民宿」。所幸的是，那並不是我當晚所住的那幢房子。
對近藤早紀的屍檢，從找到頭顱的那一刻起便開始了。兵庫縣警方經過屍檢後確認，近藤早紀死於窒息，脖子上有被繩索勒過的痕跡。而兵庫縣神戶市檢察院也開始準備對拜拉克塔爾的起訴。
對於近藤早紀的死亡，拜拉克塔爾始終宣稱這是一個意外，自己並沒有想要殺害她的動機。而在自己失手弄死近藤早紀之後，為了掩蓋罪行而進行的分屍、拋屍，拜拉克塔爾供認不諱。
經過對案情的慎重分析，檢方認為，對於近藤早紀的被害經過，除了拜拉克塔爾的供述之外，沒有任何的旁證，因此檢方很難找到漏洞，推翻拜拉克塔爾的「失手殺害」供詞。而從殺害、分屍、拋屍這一流程來看，拜拉克塔爾所使用的繩索是用來捆窗簾的，分屍所用工具是在殺害後才購買的，並且拋屍過程也相對倉促，確實找不到可以證明拜拉克塔爾「蓄謀作案」的線索，因此起訴方向從一開始，便沒有定性為「謀殺」，而是「傷害致死」。
2019年1月15日，拜拉克塔爾殺害、分屍、拋屍近藤早紀一案，在神戶市地方法院開庭。檢方提出「被告一方冷酷無情，在明知扼頸行為可能會導致受害人嚴重傷害甚至死亡的情況下，依然執意實施了該行為，使受害人死亡。在受害人死亡後，被告為了掩蓋罪行，喪心病狂地對受害人的屍體進行了分屍和拋屍。鑑於以上理由，我們以傷害致死、破壞屍體、拋棄屍體的罪名，對被告拜拉克塔爾提出起訴，求刑14年監禁。」
對於檢方的控告理由，被告拜拉克塔爾沒有提出任何的反對意見，當庭表示承認所有罪行。因此，這場審判進行的相當迅速。
2019年1月22日，神戶市地方法院對此案進行了一審判決宣告，被告拜拉克塔爾對所犯罪行供認不諱，但考慮到被告沒有任何犯罪記錄，確係初犯，並且此案並不具備代表性，系偶發事件，因此法庭決定從輕判決，判處被告拜拉克塔爾8年監禁。
檢方神戶地方檢察院和被告拜拉克塔爾都沒有提出上訴。
近藤早紀的死、被分屍、被拋屍，卻僅僅換來了兇手的8年監禁，這一結果確實讓所有聽說過案情的人們，包括我自己在內，都覺得這一判決不可思議。
然而，在詳細了解了這一案件的來龍去脈之後，被告拜拉克塔爾在殺人前後的行為，也確實反映出了他對於導致近藤早紀的死亡一事毫無預期，隨後的對應方式也頗為草率。從這些跡象來看，傷害致死的判決也的確成立。
但這樣一來，似乎近藤早紀的死就顯得「頗為不值」。對於她的死，我想說的是，這對於兇手拜拉克塔爾來說，也許真的是一個意外，但對於 Tinder 這類軟件的數以千萬記的用戶來說，在統計學的意義來看，這是一個必然的結果。
原因很簡單：我們永遠無法通過一個人的性別、性取向、性偏好、年齡、長相、種族，來判斷出這個人是個心存善念的好人，還是一個尋求刺激的危險行為愛好者，或是一個有著虐待、殺人、分屍，甚至是食屍的精神變態者。
更何況，在這類軟件上公佈的信息，都是可以由用戶自己進行各種各樣的修飾，甚至是完全捏造的 —— 無論是姓名、經歷，還是工作、長相。當你在樂此不疲地為每一個看到的，養眼的帥哥美女點讚、打招呼、發信息的時候，你並不知道，這個舉動會讓另一端屏幕之後的什麼人看到，又會為你帶來怎樣的遭遇。
在有著如此之大的用戶基數的應用軟件中，出現一些精神變態、行為異常、價值觀扭曲的用戶，這是完全正常且不可避免的。
當然，我相信一定會有人提出「工具無罪，是使用的人有問題」、「你不應該責怪手槍的製造者，而應該責怪手槍的使用者」這樣的論調。很遺憾的是，本文的作者不接受這樣的詭辯。
為什麼想要屠殺無辜同學的人，會想到去拿槍，而不是去拿西紅柿、雞蛋或是麵包？為什麼想要尋求新奇刺激的人，會想到去吸毒，而不是去做數學題、擼貓、看心理學知識？為什麼尋找一夜情的人，會想到用那一類特定的軟件，而不是去收聽《日談公園》，看我的公眾號？
因為工具它本身就攜帶了各種各樣的特定屬性，而這些屬性，就是工具的製造者創造這些工具的初衷和目的。
作為工具的製造者，難逃其咎。
而對於此案，我覺得我還應該對女性們說幾句，而我想說的話，其實在文中已經寫得很明白了：不要用那麼簡單的標準去迅速評價一個人，更不要輕信自己的第一印象，讓那些你尚未確認過的長相、學歷、收入、種族等等東西，迅速說服你的內心。
是的，這很容易被理解為「受害者有罪論」。但是請現實一點，我們都活在一個人心深不可測的世界裏，把童話信以為真的人的生活，下場不會像白雪公主、灰姑娘、小紅帽那麼陽光美好，吃了毒蘋果就再也不會醒來了，坐上了南瓜馬車到達的地方絕不會是王子的城堡，被大灰狼吞掉之前不會有獵人上門來救你。
腦袋被鋸下來裝在行李箱裏，哪怕是走遍了大阪、京都、奈良的名勝古蹟，也無法領略到一絲一毫的樂趣和美好。
「真的是自己太不小心了啊……」 鄰座的大姐吞下一口啤酒，緊閉著眼睛，歪著頭說道。
店主湊了過來，問我還要不要加一紮啤酒。我看了看杯子裏剩下不到2公分的殘酒，搖了搖頭，把啤酒一飲而盡，讓店主結帳。大哥在旁邊微笑著看著我，說：
「今晚是個適合講恐怖故事的夜晚呢。」
大姐把拇指和食指伸出，捏到只有一指寬的距離，對我說：「要不要再稍微喝一點？」
我笑笑，說：「不用啦，我好像有事情可以忙了。」接過店主遞過來的帳單，金額比我預料得要便宜很多。我把錢放在桌面上，道過謝，在大哥大姐笑眯眯的目光中，離開了這家小店。
谢选骏指出：上面都没有提到事件的尾声——大阪民宿近藤早紀被害事件，俄罗斯凶犯因为拥有美国国籍最后竟然轻判八年监禁——这表明日本在遭到美国占领七十多年之后，依然摆脱不了“新殖民地”的处境。
【13、德国穷鬼在美国独立战争中为双方卖命】
《美国各地庆祝7月4日国庆节》（SHAREAMERICA 2024年06月30日）报道：
7月4日，美国人以各种方式庆祝自己国家的独立日——从观看焰火表演到参加宠物游行、炫耀老爷车甚至粉刷围墙。
庆祝活动是为了纪念1776年7月4日在费城第二届大陆会议（Second Continental Congress）通过的《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经过多年的动乱并演变为武装冲突之后，这项一致通过的决定使美国最初的13个殖民地脱离了英国的统治。
7月4日也标志着夏季娱乐活动的顶峰。一些庆祝活动可以追溯到几十年之前。其他活动则带有地方特色，展现了大都市或小城镇的独特魅力。以下是一些美国人庆祝美国独立日的众多方式中的几种。
车展上展出的两部古董车的照片（Courtesy of Friends of Washington Crossing Park）
“叛军与红衫兵老爷车展”上展出的汽车包括英国 MG 车型（左）和著名的美国陆军吉普车的姊妹车型（右）。（Courtesy of Friends of Washington Crossing Park）
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华盛顿穿越历史公园（Washington Crossing Historic Park），老爷车车主们通过展示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汽车工艺，向参与美国独立战争 （1775–1783） 的4个国家致以敬意。来自欧洲德意志民族地区的士兵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参与了双方的战斗，其中有30,000名士兵加入了英军。法国则为美国提供了物资、军队和海军支援。
“叛军与红衫兵老爷车展（Rebels & Redcoats Classic Car Show）” 展出年份为1999年及更早的车型。展出所得款项将用于资助历史和教育项目。
人们及其宠物参加7月4日游行的两张照片 （Photos courtesy of Bend Park and Recreation District）
俄勒冈州本德市7月4日的宠物游行始于1924年。最近的游行吸引了10,000多人参加。以上两张照片显示人们及其宠物参加 7月4日的游行（Photos courtesy of Bend Park and Recreation District）
许多独立日庆祝活动都以游行为特色，但游行的主角各有不同。在太平洋西北部城市俄勒冈州本德（Bend）市，从狗到山羊等各种宠物都是吸引人的亮点。本德市的独立节宠物游行每年吸引8,000至10,000人。自1924年以来，该活动每年举行一次，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新冠疫情期间暂停过。
一名男子在牛仔竞技表演上骑乘一匹驯服野马 （Cody Yellowstone）
100 多年来，怀俄明州科迪镇的“科迪踩踏”牛仔竞技表演一直是科迪7月4日国庆庆祝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Cody Yellowstone）
怀俄明州科迪（ Cody）镇每年举办三次游行，外加一次儿童游行。这个万人小镇离黄石国家公园不远，庆祝活动包括被称为 “科迪踩踏（Cody Stampede）”的牛仔竞技表演。该镇2024年的庆祝活动从7月1日持续到7月4日，除了游行和骑牛竞技外，还包括工艺品展销会、音乐会和焰火晚会。
在焰火前滑行的一架二战时期的B-25飞机（Gary Daniels for the Town of Addison）
在得克萨斯州艾迪生镇举行的一年一度的名为“Kaboom Town!”庆祝活动中，烟花在一架二战时期的B-25飞机后面绽放。（Gary Daniels for the Town of Addison）
德克萨斯州艾迪生（Addison）镇人口为17,000人，随着游客们前来参加独立日庆祝活动，该镇的人口增长至50多万，庆祝活动包括航空表演、跳伞和焰火表演，美国焰火协会（American Pyrotechnics Association）将其评为全国最佳焰火表演之一。
虽然夜间焰火表演是独立日的一大亮点，但有些庆祝活动开始得很早。加利福尼亚州独立（Independence）镇以日出升旗仪式来庆祝与该镇同名的节日，随后是公共煎饼早餐。庆祝活动还包括手工艺品和烘焙展销会、游行和肥皂盒赛车（一种由儿童自己组装的重力驱动汽车来进行的比赛）。
缅因州巴尔港上空绽放的烟花（Courtesy of Ivy Manor Inn）
缅因州巴尔港独立日庆祝活动期间烟花绽放。（Courtesy of Ivy Manor Inn）
在缅因州的巴尔港（Bar Harbor）镇，当地的独立日庆祝活动也是从煎饼早餐开始，随后是工艺和美食展、游行和现场音乐，最后是在弗朗西斯曼海湾（Frenchman Bay）水面举行焰火表演。
密苏里州汉尼拔（Hannibal）镇是19世纪作家马克·吐温（Mark Twain）的童年故乡，这座小镇在节日中向这里最著名的居民和他创作的最著名的人物之一致以敬意。在汉尼拔已有68年历史的 “全国汤姆·索亚日（Tom Sawyer Days）”期间，成千上万的人观看参赛者粉墙比赛——粉墙是吐温在《汤姆·索亚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Tom Sawyer）中塑造的主人公施计骗镇上同伴为其完成的任务。
谢选骏指出：人说“来自欧洲德意志民族地区的士兵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参与了双方的战斗，其中有30,000名士兵加入了英军。法国则为美国提供了物资、军队和海军支援。”——我看这些德国穷鬼，为了混钱，就替独立战争的双方卖命，真是可怜兮兮……但是过了一百多年，德国时来运转，就想发动大战、统治欧洲各国了！
【14、东南亚的王权政治是一种殖民统治】
《如何理解东南亚的王权政治？》（[英]迈克尔·提裘提斯 2021-07-13）报道：
传统王权似乎属于过去，但在东南亚，王权与现代政治体制紧密结合。理解其王权是理解东南亚政治的钥匙。为何东南亚的王权政治能延续至今？提裘提斯从自己的经历出发，为我们剖析了东南亚王权的特点。
1、为何印尼的苏丹王还是共和革命英雄？
我在1980年代中期到印度尼西亚担任通讯记者不久后，认识了爪哇贵族不可思议的神秘世界。我住在这个国家的时间越久，越难忽略他们的存在。占印度尼西亚人口大多数的爪哇人，有将近一亿人。他们使用的语言不同于主流的印度尼西亚语，属于精致文化，深受阶层分明、重视心灵的8世纪左右传来的印度教与佛教影响。
我有次到爪哇文化重镇、雅加达东南方约三百公里的迷人古城——日惹（Jogjakarta），走访了占地广大的苏丹王哈孟库·布沃诺九世（Sultan Hamengku Buwono IX，猖狂地意指“世界之王”）王宫。从西方角度来看，我完全想不通， 骄傲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怎会容得下拥有封建头衔与附加权力的苏丹国王。在苏丹国王脏乱的皇宫里，身穿棉质暗色长袍与棕色蜡染纱笼、头戴传统帽冠（blangkon，覆盖头顶、在脖颈处打结的硬挺头巾）的老人，赤脚来回踱步于满是尘土、部分由生锈波浪板覆盖的庭院。
据说，他们是自愿领取低薪效服国王的皇家侍仆。我得知苏丹王还是共和革命英雄时，更加困惑了。据我了解，他因为拒绝与荷兰殖民当局交易，而且资助共和军对抗试图再次攻占革命首府日惹的荷兰军队，而赢得印度尼西亚人至死不渝的尊崇。事实上，哈孟库·布沃诺九世还曾在1973到1978年间担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副总统。
这位老苏丹王于1988年10月死于心脏病，我参加了他的葬礼，场面蔚为壮观。至少有百万人不畏风雨聚集在皇宫前，排成17公里的人龙，一路绵延至位于市郊丘陵的伊莫吉利（Imogiri）皇族墓园。覆上布幔的国王棺木乘着由八匹骏马拉曳及身穿多彩宫服的侍从护送的华丽灵柩车经过时，大批人群涌上前用身上的衣服摩擦车身，以获得苏丹王最后一丝神秘的庇荫。人们称他为“我们的国王”（Our King），过去的封建统治短暂成为这个已是现代化共和国国家的关注焦点。为了出席葬礼，我不得不穿上爪哇宫廷礼服——蜡染纱笼、传统帽冠与丝绒浅口船鞋。
我搭上满载哀悼民众的巴士，随着送葬队伍前进。整整三小时的车程里，苏丹王的一位近亲动也不动地坐在前座。与此同时，城市里谣传着神秘的现象：葬礼前一晚，太阳升起之前，时针停止摆动、公鸡也不啼叫；种在皇宫旁空地中央的两棵大榕树有一棵消失了（如今原地种了一棵新的小树）。很多人都说这是苏丹国将亡的预兆。哈孟库·布沃诺九世没有指定任何继承人，人们私下议论着，印度尼西亚的独裁总统苏哈托自认是王位的正当继承者。
爪哇文化是一个混融外来文化浪潮的综合体，席卷火山遍布的爪哇岛。今日，大多数爪哇人是穆斯林，但罗马天主教徒的人口也相当可观。同时，许多人也信奉根植于古代早期信仰的迷信神秘主义，臣服于掌管下至暴雨海岸、上至活跃火山等多变而肥沃环境的女神。让爪哇人团结一致的，是古老印度教神话《罗摩衍那》（Ramayana）与《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这些故事经由精心设计的舞蹈与偶戏世代相传，受历代国王支持与提倡，不是现代进步与发展能轻易取代的。
之后，哈孟库·布沃诺九世之子——曼古布密（Mangkubumi）王子——受冕为哈孟库·布沃诺十世（Hamengku Buwono X）。我参加他在父亲逝世一年后举行的加冕典礼，那是一场爪哇仪典的精彩盛会，在古老宫殿的凉亭内，以黄铜制的甘美朗（gamelan）钹的半音敲击声开始。已故苏丹王的兄弟、穿着精致手绘蜡染纱笼的普罗波尤 （Puroboyo）在与哈孟库·布沃诺十世交谈时，衬衣不小心滑落到脚踝处。这位年长的王侯临危不乱，紧跟在一位宾客身旁，若无其事地走出会场，一名观察敏锐的侍仆在后方护送他离场。
这一幕让我想起皇宫博物院里悬挂的苏丹王古画像，画中的国王们戒慎恐惧地向荷兰殖民统帅俯首。尽管表面上摆出引人注目的顺服姿态，但这些君主依旧散发出自信、尊严、不容小觑的气质。其实，目前在位的哈孟库·布沃诺十世不仅是日惹特区总督，甚至还考虑竞选印度尼西亚总统。不同寻常的是，爪哇君主们尽管与荷兰人勾结，还是顺利度过了共和革命与迈向独立的过渡期。
爪哇王权的悖论令人困惑：一方面，现代君主扮演着百万人民城市的统治者，并提倡现代民主政体；另一方面却被视为能与古代南海女神 （Nyai Roro Kidul）心灵相通而拥有超自然力量的传统君王。不久前，我搭出租车经过日惹特区一处新建的会议中心，司机说，这栋建筑只花几个月就完工。我回道：“喔，怎么这么快？”他流露着崇拜眼神说：“怎么这么快？当然是因为苏丹王施了魔法啊！”
2、东南亚借古代“神王”的领袖文化，来平衡政府对于民选官员的必然开放
了解君主与王侯在过去与现代的角色，是洞悉今日东南亚地区各方势力如何抗衡的关键。在以人民为基础的现代民主潮流，将君主制的整体概念视为错误的时代里，上述观点似乎颇为荒谬。然而，就我个人对东南亚权力与政治的观察经验，现实并非如此。我非常赞成已故英国学者迈克尔·莱费尔（Michael Leifer）的看法，他主张，虽然普遍认为君主政体已成为特例，但“就东南亚而言，这个原则只有一定程度的正当性”。挥之不去的记忆与君主的角色，在当代东南亚的治理上发挥了显著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力不只存在于君主本人现身之际和所在。这种执政精英握有王权与特权的文化，转而助长了犯罪免罚与贪腐的温和专制风气。如罗杰·克肖（Roger Kershaw）在其探讨东南亚君主政体的著作中所述，君主体制的文化由“精英，甚至是君主本身所操控，以预防现代化的毁灭性效应”。
君主政体之所以能熬过殖民时代，是因为它是强化殖民社会控制的有用手段。荷兰人取得爪哇王族与其他当地苏丹王的支持，以巩固劳役制度；英国人拔擢与姑息马来苏丹王，好让他们承认大英帝国的统治权。
之后，殖民时期结束，君主政体再度被视为有用的工具——作为抵抗共产主义的主要堡垒。君主政治的虚荣表象，长久以来吸引着现代精英，表现出早期民族主义者没能走向更平等的社会主义秩序。举个例子，假如备受爱戴的印度尼西亚共产领袖丹·马拉卡（Tan Malaka）未在1949年遭到谋杀，或者马来亚共产党领袖陈平（Chin Peng）未在1960年代遭到政府在英军协助下的武力镇压，东南亚的权力结构可能会与现况大相径庭。反之，现代国家体制受到冷战期间西方奋力防堵共产势力扩张的支持，促进并重振了传统形式的王权统治。
基于对旧时权力形态的依赖，东南亚一直努力借由根植于古代“神王”（Devaraja）传统的领袖文化，来平衡政府对于民选官员的必然开放。这种独特的领导风格，使用的是出自前殖民时期王权统治模式的两种过时手法：赡徇制（patronage）与犯罪免罚。随着习染现代、通常为革命性的主权在民观念的前一个民族主义领导世代的结束，这些神秘王权的遗风反而变得更为深刻。它们长期阻碍人民自由，因此值得深入探讨，以洞察东南亚当代的权力动态。
东南亚十个国家中，有五个国家依然盛行君主政治，这种政治形态融合了传自前殖民时代的王权传统与现代的宪政形式。文莱、泰国、马来西亚与柬埔寨均有作为国家象征的君王；印度尼西亚则与众不同，地方层级的王国在共和体制下蓬勃发展。
这两种传统，一个古老，一个现代，彼此不安地共存——在纷扰的时代里更是如此，无论是因为王权递嬗或政治动荡。根据殖民者留下的民主制度所建立的现代国家地位的形式，标志了东南亚殖民时代的结束。泰国从未遭到殖民，但是该国的绝对君主制为了因应20世纪初官僚效率，以及之后1930年代民主改革的压力，早已进行现代化。君主立宪制是在限制皇室权力的条件下建立的。泰国最后一任专制君主朱拉隆功（Chulalongkorn，1868—1910）的旧照，捕捉到他某次走访数座欧洲首都的模样。当时他身穿轻便大衣与燕尾服，与高层人士密切交谈并研究现代行政体制。他把好几个儿子送往英国公学（public school） 。与西方体制接触的经验，驱使这位泰国国王限缩贵族权力，指定正式继承人，并且引进影响广泛的官僚政治革新。如我们所见，在某种程度上，这个现代化趋势遭到2016年10月辞世的普密蓬国王的逆转，他过世时是世界上在位最久的君主。
朱拉隆功
为了确保自己在马来亚的政权合法性，英国人发现资助当地传统君主是个省事的做法。他们观察到，马来社会惯于顺服合法的君王，人民会向君王发出不平之声并期待他主持公道，或是为人父者带着自家千金晋见，企望能获得恩赏。最终，在权力分立制度演化之际，统治新马来西亚联邦核心王国的九位君主，受奉为马来传统的守护者与伊斯兰教的保卫者。九位君王轮流担任马来西亚国王，也就是马来西亚最高元首（马来文作Yang di-Pertuan Agong）。如同爪哇中部的哈孟库·布沃诺九世，柬埔寨亲王西努哈克既是传统君主，也是现代民族主义者，他于1953年带领国家脱离法国统治，后来辞去王位并参与政治。
日惹特区苏丹王与哈孟库·布沃诺九世跟西哈努克的经历极为类似，他协助建立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在某个阶段甚至被视为国家领袖人选。有段时间他担任印度尼西亚副总统与财政部长，并得以保留领地，将其作为子嗣有权治理的特别行政区。一名熟识西哈努克的欧洲人告诉我，这位国王经常把“我是20世纪握有实权的独裁君主!”这句话挂在嘴边。
3、东南亚王权在现代是如何运作的？
这些君王适应与再生的能力，不仅帮助东南亚的君主政体度过时代的更迭，还让自己保有权势与影响力。这不单是现代化的结果，假如是在正常情况下，现代化的发展肯定会削弱君主的重要地位。君主政体得以残存的部分原因，在于它延续了古代的神圣与文化象征，而君主本身（及其周遭的精英）利用可观财富来使赡徇制得以长存。换句话说，这是来自君主政治的神圣与世俗两个面向的好处。然而，王权的本质为何？它的起源为何？在现代又是如何运作的？
几乎所有东南亚的古代社会都认为，国王能够透过神圣的宇宙秩序，促进世俗人类世界的和谐。当地的古代王权形式得力于“达摩”（Dharma，规范个人行为的宗教与道德佛法）所体现的兼容佛教传统，融合排外的印度教传统种姓制度。早期佛教王国蒲甘（Pagan）的一座寺庙外墙，刻有12世纪某位古代缅甸国王宣示的铭文:“贪婪、憎恶、 妄想，全根源于自我。啊，无论萌于何时，望其全皆消逝。不以迫害得利，愿己财富永存。”
这段文字或许不如使英国贵族承诺遵守基本社会规范的《大宪章》那样具体，但它的年代其实比《大宪章》早了数十年。印度教与启蒙运动之前欧洲君主信奉的基督教非常相似，它合理解释了实行正统集权统治、制定印度教神祇湿婆（Shiva）与毗湿奴（Vishnu）的象征，以及赋予国王超自然力量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存在着矛盾:国王与佛教徒一样，有责任体现“达摩”陈述的公平与正义理想；但若他们高高在上、不顾民间疾苦且恪行印度种姓制度，最多便只能有效地统治国家与集结权力。
这般权力与价值观的悖论在泰国最为明显。普密蓬国王1927年生于美国，为贵族医生之子。他在瑞士长大与求学，在位七十年间，始终支持为人民谋求正义与福祉的达摩观，直到2016年逝世为止。普密蓬国王虽然名义上是行宪君主，但位高权重的他，在人民（尽管受到《冒犯君主法》[Lèse-majesté Law]的规范）心中却享有几近神圣的地位。他在1946年继承的王权远比今天薄弱。倡议民主改革的平民与军官在1932年发动政变，终止了绝对王权制度。
一些学者表明，比起解放人民，他们更在乎的是不让暹罗（泰国旧称）遭到殖民者蹂躏。紧接在后的是漫长的强人军政时期。在兄长阿南达·玛希敦（Ananda Mahidol）死于疑点重重的事件后（被视为脑部中弹的意外），泰王普密蓬在1946年登基，当时看来他不具有成为强大君主的潜力。这位身材瘦弱、戴着眼镜的19岁国王，此前的大部分人生都在瑞士的莱蒙湖（Lake Leman） 畔度过，热爱水上运动与开快车。然而，到了1970年代中期，他基本上已将君主制改造为泰国政体的核心，并且扩展到广泛的社会与发展基础架构。
在1957年军事政变中掌权、极端独裁的陆军元帅沙立·他那叻（Sarit Thanarat）看来，君主虽是对抗共产主义的有力盟友，却也有违西方的民主价值观。普密蓬从一开始受到沙立的监管，到后来利用坚信自由民主会威胁泰国社会核心价值的政府官员、士兵与商人所组成的精英网络，发挥对政体的巨大影响力。这些精英打着国王的名号，支持间歇性发起以推翻高傲民选政府的保守军事政变，让保守司法制度的好处凌驾任何原则性宪法。对于泰王普密蓬的看法，如同我《远东经济评论》前同事保罗·汉德利（Paul Handley）于他精湛写作的普密蓬传记中所述，宪法是“暂时的、反复无常的，不值得为它大动干戈”。
这种坚定的反动立场，几乎不容许任何有效的反对势力质疑王权制，及其用以执行《冒犯君主法》的社会与法律约束力;在泰国，如果触犯冒犯君主罪，会被判处长期徒刑。这对泰国社会影响深远，使人民由衷尊敬且服从君王。早上8点钟声响起，多数泰国人会在公共场合止步肃立，聆听国家公共广播系统播放皇室赞歌。同样的仪式会在晚上6点再重复一次。称呼皇室成员时，泰国人必须使用“您足下的尘土”这样的敬辞，代替人称代词“我”，而在国王或王后及其儿女的面前，则须俯身敬拜。1979年，我到曼谷的头一天碰巧遇上普密蓬国王主持佛教守夏节（Lent）仪式，许多泰国朋友都认为这是个好预兆。我还记得，那天有个严肃的皇室内廷侍卫要我蹲伏在玉佛寺的大理石台阶上（当时我碰巧正在庙里游览），而跪拜的姿势低到我的膝盖后来痛了好几个小时。
泰国雄伟庄严的君主政体以王室宫务处（Royal Household Bureau）为基础，这个分工精细的官僚制度在名义上由政府管辖，实际上则由君主指任的官员所组成，部分资金更来自坐拥至少400亿美元的王室资产管理局（Crown Property Bureau）。通过土地管理与主要国营企业的投资，王室宫务处一年可赚进超过3亿美元，而且无须缴税。理论上，国王可随心所欲动用这些资产；事实上，王室宫务处已成为花费高昂、资本过剩的赞助熔炉，当中的侍从分属不同派系，并暗中从皇室捞得好处。皇室成员不只享有特权与职务协议，还受到《冒犯君主法》各种程度的保护——批评国王及其亲属者会被处以重刑，人们根本不可能对泰国君主体制提出任何质疑。
皇室周围形成了数个权力与赡徇制的同心圆，其中包含军队，尤其是国王与王后侍卫组成的精英兵团。到了21世纪的头十年，这些卫兵控制了军队的指挥结构，并在2006年与2014年发起军事政变。一位政府要员向我透露:“你要知道，这些军官从小就服侍国王或王后，在王室社交宴会上彻夜守备，晚上等于是睡在国王寝宫门前。”这种阿谀有些荒谬：国王收容的流浪狗被尊崇为国家英雄，并成为动画电影的主角；王储的宠物贵宾犬则受命为空军军官且穿着制服。时任美国大使拉尔夫·博伊斯（Ralph Boyce）主持的外交晚宴上，名为福福（Fu Fu）的贵宾犬跳上餐桌，吃着受惊宾客盘子里的食物，却无人挥手或出声赶走它。博伊斯在不久后发布于维基解密上的官方越洋电报中描述这个景象，令人联想起雷沙德·卡普钦斯基（Ryszard Kapuscinski）对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Haile Selassie）的皇宫所作的离奇叙述。
普密蓬国王个人对泰国及人民的发展怀抱的强烈使命感，支持着他无与伦比的魅力与人气。可提高作物产量的先进农业技术的发展，包含灌溉、种云（人工增雨）及鱼苗与家畜的饲育，都是他的功劳。就规模与影响而言，这些政绩或许不出众，却将普密蓬塑造为慷慨大气的施惠者及宅心仁厚的统治者。国王自认这些努力超越了象征意义。在他看来，泰国的存亡仰赖国内谨慎的经济与环境管理。
后来，这样的观点正式定义为普密蓬对自给自足经济的概念，并成为官方发展正统的一部分。即使这个词汇的意涵至今依然含糊不明，但普密蓬国王本人的观点非常明确。“推动发展，必须尊重各个区域的地理环境与不同的生活方式，”他在 1987 年对记者如此表示，“我们不能把自己的看法强加在人民身上，只能提供建议。我们必须亲身与人民接触，了解他们的需求，然后充分说明我们可以做到哪些事情。”
普密蓬国王晚年因罹患中风与退化疾病而不良于行，久卧病床，鲜少露面。在这种情况下，他利用年度公开演说提出对法制与民主等议题的建言。有人认为，他公开赞同司法审判的举动使法官变得大胆狂妄，让过去十年来影响国家政治进程的一些势力畅行无阻。从外界角度来看，泰国当代的政治冲突，使得王室的保守体制与倚靠平民魅力 （及雄厚财力）的民众运动相对立。在前任总理他信·西那瓦（Thaksin Shinawatra，中文名为“丘达新”）为首的为泰党（Pheu Thai Party，正 式名称为“泰爱泰党”[Thai Love Thai Party]）中，部分领袖曾经参与王室反对并在1970年代遭军队镇压的左翼运动。因此，君主政体卷入政治冲突，导致冒犯君主罪的案件遽增。这种现象显然与过世前七年来一直疾病缠身的国王本人没有太大关系，更多与操纵皇位继承权以保有势力的守旧派王室精英有关。
普密蓬国王历时悠久且贡献良多的治理，在2016年10月13日划上句点，引起泰国社会高度担忧。数以万计的民众涌入通往曼谷大皇宫的街道，争相瞻仰国丧初期摆放在宫殿内供人瞻仰的国王遗体（为期一年，之后进行火化）。人们身穿代表传统丧葬礼仪的黑色或白色衣服，或低声啜泣，或泪眼婆娑，有人还拿着全民爱戴的国王肖像哀悼。然而，数起丑恶的事件玷污了举国悲切的哀伤，其中有貌似不甚悲痛的民众遭到迫害。
普密蓬国王在位后期越来越少公开露面，一年只现身一次，接见高层官员，敦促人民遵守法制与尊重民主。泰国的政府官员不擅调解内部纠纷，因为他们习惯依赖国王作为调停人，即便国王的立场偏向由谨慎保守派组成、衰颓不振的联合政府。此外，尽管普密蓬因为平抚了1992年向学生等抗议人士开火的军队势力而受到赞扬，但在此前后，他曾替镇压民众的军事行动背书，并且支持军事政变。
随着普密蓬国王的身体状况恶化，关于王位继承人的臆测也越来越多。时年64岁的王储玛哈·哇集拉隆功（Maha Vajiralongkorn）在1972年正式成为王位继承人; 根据继承法律，他是合法且正统的王位继承人。新闻报道指出，他一开始延后就任国王拉玛十世（King Rama X），是因为他自己要求与全国人民一同哀悼普密蓬国王的离世。也有可能是因为天文官必须挑选吉日，或是皇室为了谨慎起见，让继位仪式与前任国王驾崩之间象征性地间隔一段时间，避免扎克里王朝（Chakri）只能维持九任君主之久的知名预言成真。
新任国王面临许多挑战。泰国人失去了一个备受爱戴的国王，对未来感到茫然，因为在过去，泰王超凡的道德魅力使人民仰赖他解决问题。处于高度分裂政治环境中的人士期待看到王权衰微，尤其是因为他们认为王室支持军队干政。过去十年的混乱政局，促使泰国北部与东北部的政治新势力诞生，这些地区自认不像其他区域那样受皇室中央集权与统一的意识形态所控制。这样的认知在南部地区更为强烈，当地甚至出现代表马来穆斯林族群要求脱离泰国统治的激进暴动。
普密蓬国王的逝世，让泰国失去了在国家存亡之际强大的统一领导力量。无论是利用将军会议与成员全是橡皮图章作用的立法机关以操纵权势的军方，或是内部分裂的政治精英，都不可能合理延伸出属于人民或合法的领导地位。没有人期待新君主即位后能修补这些裂痕。这或许是件好事。事实上，有些保守人士希望君王能放弃他在泰国社会的核心角色——帮助人民解决问题。一位泰国高层长官与议员表示:“普密蓬国王遗留给后世的恩惠，应该是泰国人民现在能以真正民主的方式来治理自己。”
4、东南亚王权的另一历史根源：赡徇制
一直以来，操纵有效王权势力的不只是君主本身。前印度尼西亚总理苏哈托（1966—1998年在位）是印度尼西亚现代史的杰出人物，得力于理想统治者之于人民的象征意义。他其实不是一国之首，但许多印度尼西亚人都视他为国王。苏哈托于1921年出生于爪哇中部，是一位次等水利官员之子（可能为私生）。亲戚收他当养子，让他在家接受基础教育。苏哈托掌权的过程至今仍是个谜，困惑着许多认识他的人与他所建立的环境。苏哈托不像在沉默革命后被他罢黜的印度尼西亚革命的现代主义领袖苏加诺，后者是个极富群众魅力的演说家，苏哈托既未受过正规教育，也缺乏出众的智慧，无法领导拥有荷兰教育背景与社会主义理想、参与独立运动的经验比他丰富的战友。
虽然谣言盛传他来自贵族家庭，但他的家乡其实距离日惹皇宫甚远——尽管他确实因婚姻关系而从邻近的皇城梭罗（Solo）跻身低阶贵族。然而，这个在寄养家庭长大的男子奸诈狡猾且冷酷无情。1965年9月底，苏哈托在一场混乱棘手、杀害六名上将的军阶清洗行动中抓住掌权机会。他凭着华人企业家与高阶军官之间利润丰厚的交易，掌握印度尼西亚军队的军资需求，因而受惠于海外华人移民一向赖以维生的赡徇形式。
此外，苏哈托调整并善用爪哇管理当地权力与赡徇的方式，当中细节由其女西蒂·鲁克马纳（Siti Rukmana）编纂于一部简短著作中。除了其他原因，苏哈托所具备的爪哇朴实智慧，合理解释了他运用伪装与诡辩以掌握权力的作为。他生性寡言，或许是为了遵循明智国王深知言语无法收回而说话谨慎的爪哇传统。除此之外，他还相当擅长确保事事都由他决定，就连乡镇的发展补助也亲自监督。以这点而言，比起泰国的普密蓬国王 （或许是在西方成长与求学的关系，他避免直接干预政治，以维持宪政君主的角色概念），他更像典型的印度佛教徒统治者。
历代爪哇国王从潜藏于超自然领域中的权力概念衍生本身的正统性；血脉或遴选则是次要的决定因素。神圣的灵感、魅力或气场（aura，印度尼西亚文作wahyu）与超自然力量（sekti）结合，从王室向外扩散，遍及整片国境。这股力量的具体本质会随距离而削减，实际上是短暂无常的——因此万一国王的政策失能，或者国家遭遇不幸，人民便可能认为国王已失去气场。研究爪哇历史的已故印度尼西亚华裔学者王福涵（Ong Hok Ham）多次指出爪哇王权的不稳定性。权力继承的首要基础不在世袭权利，而在于转世的超自然现象。皇权至高无上，却也流动不定，容易受内部皇族或外部王室官僚与行政体系的竞争所影响。
这种权力作为流动、有限资源的概念，或许有助于解释苏哈托为何耗费这么多的精力，通过有效的发展来展现自身气场，以及费心扰乱潜在的对手。苏哈托呼应古代爪哇国王的做法，投入大量资源与心力，展现对农人的支持。他下令在雅加达郊区建造一座大型牧场，发展畜牧技术。正如普密蓬国王经常被媒体拍到手拿着地图或平面图，指导官员执行水利与造林工程，新闻中也时常出现苏哈托戴着斗笠割稻、与农夫谈论耕稻与饲养牲畜的画面。这位总统最喜欢指导农人耕田。他在说到牛的人工授精新技术时眉飞色舞，而在国家电视播出的节目中，也可见贫穷农夫殷勤招呼总统、恭听他对农业的珠玑之言时脸上的谄媚表情。其实，苏哈托生为水利官员之子，从未当过农夫。
苏哈托知道如何利用爪哇的传统权力的展示来增进自身的正统性。最为人称道的爪哇王室传说之一，以12世纪中叶统治谏义里（Kediri） 东爪哇王国的查亚巴雅（Jayabaya，或 Joyoboyo）国王为主角。他被视为明智国王或“公平之王”（Ratu Adil）的原型，重新统一王国并预示繁荣时代的来临。苏哈托与“公平之王”一样，小心翼翼地建立谦卑形象，好掩饰自己垄断权力与家族坐拥庞大财富的事实。他穿着浅褐色猎装，准时上下班。他婉拒入住以灰泥粉饰的宏伟总统官邸，住在雅加达中部郊区镶着廉价雕花玻璃的单层平房。他没有热爱跑车或沉迷女色的弱点，嗜好是钓鱼。然而，不同于查亚巴雅国王，苏哈托后来并未退位去静心禅修。
苏哈托总统与普密蓬国王均利用农业自足的象征（插秧或犁田），来美化理想君王的形象及展现大公无私的精神。苏哈托最引以为傲的时刻之一，是1985年获联合国以表彰印度尼西亚稻米自足的成就所颁予的粮农组织奖（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sation Award）。普密蓬国王则偏好以较为谦逊的方式来凸显政绩——赞助奖励科学成就的国际奖项“玛希隆奖”（Mahidol Awards），但当地的圣贤传记将人工增雨与水利管理的创举都归功于他。如同素可泰时期的兰坎亨国王，普密蓬基本上确保了人民享有田中有米、水中有鱼的生活环境。
虽然苏哈托总统与普密蓬国王也可以说都意识到，在现代环境下透过政绩加强自身正统性的必要，他们统治的社会却容易受到传统领袖象征的影响，尤其是在精英阶级中，因为这个象征可满足他们的权力私欲。因此，苏哈托与普密蓬（现代东南亚在位时间最久的两位统治者）有意识地营造出公正、良善的统治者形象，以便符合印度教与佛教典范。这些广泛的象征性策略使对手难以质疑他们的正统性，有助于集结庞大权力。如同之前提过的，苏哈托确保自己是村里建造学校、诊所、道路与桥梁的资金来源（总计约占20%的国家发展基金）；这些资金由他透过极权主义的总统指令机制（Inpres）直接拨款。身为印度尼西亚的“发展之父”，苏哈托从未打算让其他人居功。
然而，在这两种情况下，旧时的温和专制作风阻碍了印度尼西亚的政治进展。苏哈托采取的微观管理与决策中央化政策，阻碍了国家制度与官僚发展，使印度尼西亚毫无迎接民主的准备。他的三个儿子与三个女儿拥有绝对的自由，可任意建立商业帝国来垄断有利可图的产业，进而使得外国资方必须与其交易。荷兰结束殖民统治之后，在军方为了开发资金而形成的特许经营与商业垄断下，苏哈托将位于经济成长首选地区的企业分配给亲属，然后下令国有银行贷款给这些企业。他利用艰涩难懂的基金会法（已实行一段时间，供独立运动钻漏洞以获取资金）私 藏数十亿美元，并强迫薪资微薄的公务员捐钱。
无论是巩固地位或维持财富，苏哈托与普密蓬都控制了社会，发展出严重不均、异常富有与一向强硬的官僚阶级，以维持自己无可匹敌的领袖地位。虽然有评论家指出这两人是有效实行主权在民的障碍，但他们身边的亲信与守门人所扮演的角色也不容忽视，这些人拥有非凡的权力，因此应该为长期腐败与改革障碍负起主要责任。这个趋势，从东南亚领导与权力的另一个历史根源汲取了养分：赡徇制以及卑劣王侯对其追随者的管理。
东南亚国家由以乡村为基础的农业社会发展而来，在这样的社会中，就耕田与资源共享而言，达摩佛法的理想与公开平等的需求达成一致。但随着社会进展，水稻农作兴盛的低地区人口呈现倍数增长，强大且成功的领导地位，主宰着可以最有效地集中权力与维持社会分化的策略。例如，13世纪的王室律法条款（Mangraisat）是泰国国家组织最早的详细记录之一，描述泰北清迈的法律与传统。当时的清迈是平河（Ping River）河畔有数千人口的小镇，河水灌溉着狭长的稻田谷地，周围是环境险恶、森林遍布与神灵栖息的山丘。“王室律法条款”的其中一项主要条款明定了官员的阶层:
一位“Nay Sip”负责十个平民（等于管理十人），一位领班担任中间人与公布指派的任务。一位“Nay Ha-Sip”负责五名“Nay Sip”（等于管理五十人），两位工头，一位在左，一位在右。一位“Nay Roy”负责两位“Nay Ha-Sip”（即管理一百人）……依此类推。在今日的柬埔寨，这个顾及农业人力编制的基本阶级形式，覆上了一层9世纪高棉国王建立的印度教种姓制度治国术的浓厚色彩。深植于印度婆罗门传统种姓特权的王权习俗因此诞生，而泰国以及处于高棉文明吴哥王朝的柬埔寨，均依循这种惯例，并将这种习俗转变为复杂的地位阶级化制度。过去，掌握最多劳力的国王才算治国有方。在这些早期王国中，拥有劳力与有效率地加以编制，比占领土地还重要。人口流动性极高，如果某地的人民遭到国王或王储恶劣对待，可以直接迁居到其他地方。没有人民的国王毫无权力可言，无怪乎马来文的“财富”（makmur），也有“人口众多”的意思。
为了维持臣民的忠诚，统治者必须建立奖励办法。这么一来，人民也能接受，统治者由于职务神圣而享有崇高地位，因此，与君王关系密切的人可获赐阶级与地位。观察入微的中国文人周达观，曾在13世纪末游历高棉首都，他极其详尽地记载了高棉的文明与社会。他叙述一个依据奴隶多寡来区分个人地位的社会，国王至高无上，而领土内最美丽的女人们会被送入皇宫内侍奉君主。此外，他也简短描述了居住在当地的中国商人。在元朝以前——中国大部分的对外贸易受到严格管控之前，东南亚新兴王国仰赖中国商人进口贵金属，并拿稀有木材、宝石与其他中国视为奢侈品的自然物资作为交换。清朝于19世纪末衰亡后， 中国从商的人口越来越多，借由王室授予的商业特权与包税，助长王室内部的派系斗争。
种种发展造就了东南亚社会与政治组织最具代表性的一项特色:赡徇制在团体与派系的规模与组成上发挥强大作用，政治体制的基本单位，偏重人力的控制权，而不是土地与货物的拥有。奴隶制度多半成为常规，劳力的主要来源则是战俘。打胜仗的统治者没兴趣占领战败君王的土地与疆域;他们不仅夺取败将的军队，还收拢全部人口作为奴隶。这说明为何现代缅甸仍可见有前代泰国奴隶的族群，而居住在泰国的缅甸奴隶依旧怀有被迫迁徙的共同记忆。国王高骑战象攻城略地之际，平民所遭遇的困苦与伤痛，至今仍未见任何相关的历史文献记载。我研究 泰北清迈内外的历史族群期间，听过一些被当成猎物般载运到异乡定居者的故事。在这种战争形式下，大规模的杀戮或屠杀十分少见，因为人力是最主要的战利品。
本文摘选自《季风吹拂的土地》一书。
谢选骏指出：人问“如何理解东南亚的王权政治”？我看“爪哇的苏丹历史表明——东南亚的王权政治是一种回教的殖民统治”！
【15、二月河、刘晓波齐颂三百年殖民地】
《余孽已死两年，遗毒至今未除！》（2020-12-22 报人刘亚东）报道：
2018年12月15日凌晨，著名作家二月河在北京病逝，卒年73岁。
二月河，本名凌解放，河南南阳人，因帝王系列《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走红。2006年，他的版税收入达1200万元，可见其畅销程度。他的小说开启了人们对清朝历史的新认识，也改变了人们对满清的看法。正如有网友评论：二月河作品越畅销，危害也越大。
首先是，从二月河开始，清宫戏一直红火到今天。当美国屏幕主人公进化为蜘蛛侠、变种人、星球大战等等时，我们打开电视却唯见大辫子飞呀飞、奴才声声震华夏。
其次是，二月河篡改了历史，跪颂皇帝：这些皇帝个个都是胸怀天下、雄才大略、仁慈宽厚、一心为民的好领导，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要么千年一遇，要么最差也是500年一遇。
如果皇帝都这么好，我们为什么不继续实行皇权制度呢？这让辛亥革命以来的仁人志士、革命先烈们情何以堪？！
实际上，历史中的这些皇帝杀人如麻、残暴无比。比如真实的康熙，由他引发和策划的平三藩战争中，死于清军屠刀之下的足有数百万人。史载“……王师赫怒，整兵剿洗，玉石难分，老幼死于锋镝，妇子悉为俘囚，白骨遍野，民无噍类”。
还有，康熙颁发禁海政策，即濒海30里到400里不等的距离内禁止人民居住。当地居民或被迁出、或被杀、或病饿死等，史料记载，“百姓失业流离死亡者以亿万计”。
此外，这些皇帝自然不会错过享受生活，他们有足够时间享用数千数万女人，可谓糜烂之极。也因此，康熙有55个子女，雍正有14个子女，乾隆有27个子女。
再次，二月河在很大程度上粉饰了满清的太平，全天下大和谐，满汉一家亲，处处歌舞升平。然而，清初的中国人口锐减数千万，以至于清史记载“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用大白话来说，就是在满清大屠杀后，家家都有人被杀。
第四，二月河忽略了文字狱。而正是文字狱，被称为满清祸华300年。中国5000年历史，满清文字狱最多。
康熙年间有11起，包括明史案、南山集案等。
雍正年间有20多起；主要有清风不识字案、吕留良案、年羹尧案、查嗣庭案等。
满清历史中，乾隆年间的文字狱最多，有130多起；包括孙嘉淦伪奏稿案、胡中藻案等；还包括21起疯子文字狱案。乾隆还编纂《四库全书》而彻底清洗中华文化，以至于历史学家吴晗感叹，“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树亡矣”。
这些文字狱案件都被定性为“谋反罪”。按《大清律例》：
①主犯和从犯全部凌迟处死；
②家族中满16岁的全部死刑；
③家族中15岁以下者男性先阉割，然后与所有女性全部没收为奴隶。
④涉及的亲戚、朋友等，也要“斩草除根”……
在这种文化恐怖主义下，知识分子彻底被打断了脊梁骨。鲁迅先生为此感叹：为了文字狱，使士子不敢治史，尤不敢言近代事。
第五，二月河从来不告诉读者：老百姓有多苦！朱大可说，“二月河是90年代诞生的最重要的国家主义作家”。在他的书里，只有皇帝们的文治武功,，而从来见不到老百姓的死活。
乾隆时，来访的英国使者马戛尔尼在日记里写道，“满清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很多人没有衣服穿…军队象叫花子一样破破烂烂”。这就是满清老百姓的生活：都处于半饥饿边缘；农民伯伯劳累一年，被官员盘剥或者遇到天灾后，只能卖儿卖女或者等待饿死。在丁戊奇荒时，仅山西和河南两年就饿死1000多万人；而类似的大小灾难几乎贯穿了全部清朝。甚至康熙也亲口说：“近闻直隶各省，民多失所，疾苦颠连，深可悯念”。
一边是路有冻死骨，一边却是满清权贵的奢侈无度的淫欲生活。当时，农民娶老婆成本是3两银子，士兵的月薪平均是2两银子。然而，满清皇室却极尽奢侈，如皇帝的亲兄弟，即王爷每人每月俸禄是1万6667公斤大米和45万零834两银子。和皇帝隔了三代亲戚关系的贝勒，每月俸禄是4166公斤大米和5万8542两银子。小编没有查询到康雍乾三人的开支，但查到了他们的后人慈禧太后的记录：一天花费4万两银子，一年折合约7亿两银子。
第六，美化御用知识分子。在二月河的笔下，皇帝和大臣、尤其是御用知识分子之间，一个是情意绵绵、恩重如山；一个是坚贞不二、肝脑涂地。其实，二月河欺骗了所有中国人。在满清皇帝眼里，普通知识分子要么被镇压、要么被利用。乾隆就公开说：科举既不为选贤任能，也不为教化国民，而在于让读书人拘于八股，皓首穷经，用“名利”二字牢牢拴住他们，使其再无暇思索什么真理大道，则大清永姓爱新觉罗。
大家最熟悉的御用知识分子纪晓岚，有一次就遭到乾隆的当众辱骂：我看你有一点文才，赏你两口饭吃；你要记住自己的身份，你就是一个和妓女一样的戏子，国家大事是你能问的吗？
再举个例子，范仲淹的后人范文程投靠了满清，成为文官之首，他亲手创下了满清的多数制度。但，一个叫多铎的王爷大白天闯入他家公然抢走他老婆，直到糟蹋够了才放她回家。而范文程，屁都不敢放一个。范文程尚如此，普通百姓更是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
此外，唐宋明三朝，下跪是一种非常隆重的礼仪，只适用于节日或者祭拜天地。唐宋时候官员上朝和皇帝一样都是坐着；明朝官员改为站着。到了满清，任何人见到皇帝都要三跪九叩。在这些情况下，知识分子想和皇帝谈平等谈友谊？我只能从鼻子里“哼”一声，以示对他们无知的轻蔑！
第七、无视民族压迫。满清最大的民族压迫政策就是“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剃发令；以及由此引发的多次大屠杀，比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八十一日、广州大屠杀、还有苏州……也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东陵大盗孙殿英为自己辩解时就说，他盗墓的原因是报仇，因为满清杀了他祖宗三代。
即使在满清统治者的老家东北，满清第一任领导人努尔哈赤也先后数十次下令屠杀当地汉人，如杀逃民、杀富人、杀穷人、杀领头人等，造成东北汉人锐减100多万人。幸运而存活下来的汉人全部沦为奴隶；男性被分配去承担重体力劳动，女性则沦落为家庭奴婢。比如曹雪芹的爷爷辈就属于其中之一。
满清还规定：凡汉人30人以上集会者，以谋反罪论处。想一想，如果您穿越回去搞个同学聚会，参与者和其家人全都要或凌迟或斩首或流放。其他规定有：禁止满汉通婚、禁示汉人进入关外、维护满族人的种种特权等。此外，康雍乾三朝对漠北准噶尔部进行了种族灭绝，残忍得罕见，其目的也是为了满清的统治而服务的。这个不说了，我们绝不煽动民族仇恨。
至于晚清重用曾左李张等汉族知识分子的原因，不是满清转变了，而是在天平天国战争中这些人拥有了军权。实力决定一切，有了军权的知识分子才成为国之重臣；但，满清对他们的排挤和猜疑从未放松过。
第八，割让领土，保权卖国。康熙年间，面对几百号毛鬼子，满清先后签订《尼布楚条约》、《布连斯奇条约》、《恰克图条约》等，把西伯利亚、外东北等地拱手相互送沙俄。
第九，歌颂愚昧，搞文字狱。同一时期的两个皇帝：一是路易十四在法国搞改革开放，大力普及科学，成立了科学院、建筑学院、喜剧院等，带领法国融入世界；一是康熙在满清大搞文字狱，禁止出海、禁止研究天文、历法、乐律和计算方法等，把我们带向了愚昧。
1799年，乾隆和华盛顿同时去世：他俩，一个留着长辫子，将权力传给儿子；一个穿着西装，总统任期结束后回老家做了普通百姓。
同一时期的人，区别咋就这么大呢？您说意外不意外？当您知道他们是同时期的人，您说震惊不震惊？千言万语汇总为一句话就是：满清误国300年。
可在二月河的笔下，这些世袭皇帝却成了英明领袖、治国明君！
第十，二月河的价值观透露着浓浓的裹脚布的臭味儿。从1912年起，中国就不需要皇帝了，也因此袁世凯做83天皇帝就被推翻，张勋复辟12天就被赶下台。所以，二月河的书千万不要读；否则，有些读者会满脑子君臣跪拜、臣服忠君；或不自觉地幻想自己称帝、或期盼帝王下凡、或给帝王做王侯将相，中华民族何时才能走出愚昧的轮回？
和二月河类似的有阎崇年。10年前，阎崇年屁颠屁颠跑去扬州签名售书，宣传满清的伟光正，结果被安徽青年黄海清连扇两个大耳光。在清初，扬州遭遇屠城10日，有80万人死于清军屠刀下。从此，阎崇年几乎不再露面。
谢选骏指出：这个二月河或曰凌解放，怀念中国遭受满清殖民将近三百年的地狱生活，因为他不是个共产党就是个满鞑子，所以一直受捧，红得发紫。这也不奇怪，因为中国现在还是苏联余孽的殖民地。无独有偶，诺贝儿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也是因为呼唤中国还需继续充当三百年殖民地，才得以成为国际宠物。二月河、刘晓波，“左右”立场不同，却齐颂三百年殖民地，因为如此媚态，在后清大有赚头也。
【16、海归废物不堪殖民重任】
《花百万留学回国 月薪八千 他们自嘲为：海归废物》（豹变 2021-11-02）报道：
26岁的莉莉是法国一所知名美术学院的硕士毕业生。
"薪资低，混不出名堂。"回国后，莉莉独自在一座二线旅游城市工作，偶尔还要应付父母带来的压力："快三十了，只有这点工资，以后怎么办？"
第一次在网上看见"海归废物回收互助协会"的豆瓣小组，莉莉突然找到一种归属感，"海归废物"小组被她当作情绪倾泻的出口。
莉莉的困境并非孤例，2020年，大批留学生回到国内，将"海归就业竞争有多激烈"的词条顶上了热门话题。"海归废物回收互助协会"小组人数也随之猛涨。这里集聚着三万名留学归来的海归，吐槽失学失业、工作生活不尽如人意者占大多数。
名校海归，这一彰显个人学识、学习能力，甚至家庭经济条件的身份，一旦遇到"废物"的标签，就会引来一部分"读书无用"的嘲讽。这不禁让人反思，在这些致力于成为精英，且具备相当条件的年轻人身上，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
水土不服的海归们
26岁的刘梦是一名北漂媒体人。
2020年回国求职时，刘梦出现了少有的困顿，30多封拒信占满了邮箱的页面，全都来自她意向的媒体公司，包括没什么名气的创业团队。失败从没来得这样密集过，在刘梦前二十多年里，读重点中学、上985高校，再到去"亚洲第一"的南洋理工大学留学，她一直是那个"别人家的孩子"。
刘梦最喜欢的是媒体行业，但这个行业看重经验。刘梦毕业后，在新加坡一家中文补习机构工作了一年，媒体的工作经验为零。
最后，只有一家媒体公司愿意给刘梦一个试用机会，补贴2400元，只有刘梦此前收入十分之一。为了省房租，她与另一位北漂女孩合租一间主卧，共享一张床，没有任何私人空间。客厅被分成两个隔断间，住着七个合租室友。
实习结束后，她成为另一家媒体公司的正职员工。每月七八千的工资不足以覆盖她的日常开支，连房租也需要家人补贴。有一次，她与有过英国留学经历的同事在一起吃饭，同事感慨地说："我们其实都是靠家里养着，才让我们有一份稍微体面的工作。"她突然想到网上的"海归废物回收互助协会"，"海归废物"也第一次跟自己对上了号。
"海归废物回收互助协会"由三万多名海归组成。2020年，大批留学生回国，将"海归就业竞争有多激烈"的词条顶上了热门话题。智联招聘发布《2020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显示，2020年有意在国内发展的海归人才数量较2019年猛增33.9%，增幅远高于2019年（5.3%）、2018年（4.3%）的同比增幅。
26岁的莉莉第一次在小组里发帖时，她正经历着工作带来的崩溃时刻。
2020年3月份，回到国内的莉莉参加上海的春招，投出去许多份简历，却没能等来这座最喜欢城市的回馈。不得已，她只能退居到一座陌生的二线旅游城市，在一家小创业公司里上班。公司制度模糊，莉莉既当策划，又做设计，偶尔还兼职文案和执行。
工作冗杂，每月到手的薪水只有5500元，但她的生活费就要六七千。公司按最低标准缴纳员工的五险一金，没有其他的福利。一个在深圳工作的大学同学告诉莉莉，自己助理的工资都没她这么低。
崩溃发生在连续加班之后的一个夜里。当莉莉背着沉重的笔记本电脑，走在陌生城市的街头时，一种"一辈子都要这么过"的念头闪现而过，眼泪就开始不受控制。
曾几何时，名校海归还是职场上的金字招牌，如今却成为"读书无用"嘲讽标签，到底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
批量生产的留学生
刘梦不是对未来缺乏规划和目标的那类年轻人。恰恰相反，从高中毕业开始，对成功的渴望，变成挥之不去的焦虑感，让她的每个选择都近乎"功利"。为了能顺利进入广州一所985大学，她接受调剂，调到了自己完全不了解的社会学专业。
但社会学专业的就业前景并不乐观。2018年，刘梦毕业，班里只有几位本地女孩在广州从事专业对口的社工岗位，平均薪酬为三四千元。与刘梦不同，本地人并没有养家、供房或租房的压力。班里的其他同学，有的早就转去就业前景更好的其他系。
摆在刘梦面前的只有读研一条路。但她反感死记硬背型的考研题目，也深知以自己的努力，最多只能考上本校的研究生。
出国留学则是一条捷径。
当时，南洋理工大学在QS世界大学综合排名榜上的排名第13，超过了国内的北京大学。而申请条件，只需要学生有985、211的本科学历，且雅思分数在6.5以上。刘梦想，既然都要读研，何不一步到位，申请世界顶尖名牌大学？
刘梦花七八千元找到一家留学机构。机构声称，申请不上全额退款。为了保证成功率，那家机构帮刘梦申请了一个门槛最低的专业，一年光学费就要二十多万。她才反应过来，这才是留学真正的门槛。
因为不喜欢这个专业，她转而申请了一年学费18万元的教育学专业，加上生活费，一年的支出不少于26万。
这还算花费少的。刘梦有一位朋友在澳洲留学，每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加起来高达60万。澳洲大多为二到三年学制，总花费超过一百万。回国以后，那位朋友在南方找了一份税前8000元的工作。
近几十年来，国外高等教育的运作模式，逐渐转为由消费者驱动的"市场模式"，看重消费者的支付能力。众多高校榜单与排名，也显示出高校商业化运作的路径。从建立品牌，再到占领市场份额，汲取全球财富。
刘梦有种被当成消费者的感觉。她说，国外有的大学本科学费很低，还要给博士生发补贴，只好招收其他国家研究生，靠高学费创收。留学圈曾流传着一种说法，某国外名牌高校一招收中国硕士，就能多盖几栋新教学楼。
在留学商品化的背景之下，留学生成了被批量生产的对象。
海外人才招聘平台Lockin发布的《2021中国海外人才职业发展分析报告》表明，2021年，海外高校毕业生预计超过82万人，数据创历史新高。
其中，多数毕业生会选择回到国内就业。boss直聘研究院告诉《豹变》，2016年以来，回国求职的海归比例逐年增长，每天回国就业的留学生比例已经到达80%。在2021年回国求职的留学生中，超过六成拥有硕士以上学历。
基数的增大，让名校海归们也面临着文凭"通货膨胀"的窘境。
boss直聘研究院介绍，留学们适合有国际业务、跨文化需求、对语言能力要求高的岗位，像互联网技术岗位和金融行业都比较乐于招募海外名校毕业的学生。
但一旦每年增长海归的人数超过了这些岗位的需求，就意味着会有大部分留学生，不得不流向没有留学需求的岗位。
海归光环的心理落差
莉莉所在的广告行业的设计岗位就是如此。
在回国找工作时，莉莉发现很多公司并不需要海归硕士的资历。这层光环，反而会给招聘方造成压力。另外，留学归来的学生，大多年龄比本科应届生大。很多公司愿意选择更年轻、性价比更高的国内毕业生。
在莉莉的父母看来，女儿是出国"镀过金"的，理应有更好的岗位。但实际上，海归的标签非但没有带来就业优势，反而在这种错位中变得尴尬。
来自成都的王珊对此也感同身受，同为海归，她被卡在高不成低不就的窘迫中。王珊是一所QS排名前100的美国高校管理学毕业生，她原先一心想进国内的大厂当管培生。但因为没有任何大厂的实习经验，她的简历往往卡在筛选的第一关。
无奈之下，她只好面试最基础的岗位——被家人认为是"有双眼睛就能干"的审核员。连身边的朋友都忍不住问她："你是来体验生活的吧？"
审核员的面试在线上进行。当王珊顶着一头染白的头发和纹身出现在线上面试的摄像头前时，她敏感地捕捉到面试官脸上闪过的犹疑。很快，对方脸上的表情切换为礼貌性的微笑，草草地问了几个问题。面试还没结束，王珊就猜到自己又挂了。
也许是美国留学生的形象，让人觉得爱玩、不靠谱。王珊这样分析自己，但最主要的，还是海归硕士的学历，远远高于这个岗位"大专以上"的需求。没有hr会认为，这是个有耐心留下来的应聘者。
王珊留在国内的朋友，有的早在寒暑假期间，就攒够了网易云、阿里巴巴、快手等多个大厂的实习经验。有的甚至倒贴钱，也要进大厂去实习。只有王珊在美留学七年，远离了国内大学生的职业规划路径。
boss直聘研究院告诉《豹变》，普通海外高校的留学生，如果缺乏亮眼的成绩和扎实的专业技能，单凭留学生身份，可能比不过国内的双一流高校毕业生。对国内市场和行业现状的不熟悉，求职缺乏目标性，这也是留学生的一大劣势。
迷茫与目标的缺失，并不仅仅是回国暂时的水土不服，这似乎是这个海归精英群体的集体性的"症结"。
在反思精英教育的著作《优秀的绵羊》之中，威廉·德雷谢维奇形容今天接受精英教育的年轻人们：
当前系统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大都聪明，富有天分，而且斗志昂扬，但同时又充满焦虑、胆小怕事，对未来一片茫然，又极度缺乏好奇心和目标感——他们被包裹在一个巨大的特权泡泡里，所有人都在老实巴交地向着同一个方向前进。
莉莉也有过这种体验。出身中产家庭，学习艺术与设计，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衣食无忧，就业全凭自己喜欢的那类人。
"这是一个更可笑的故事。"莉莉说，高考结束后，她其实对设计专业并不了解。只是因为这个专业是当时学校最热门的、录取分数最高的。"能上这个专业，才能证明自己很牛。"更好的教育资源，给她带来"将来一定要有出息"的焦虑感，让她无暇顾及自己的兴趣。
精英教育系统的分流
刘梦发现，许多像她一样，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的学生，也会在这里经历一场重新洗牌。有的人如鱼得水，有的人举步维艰，甚至还有的人辍学退出。如果说，良好的家境出身是含着一把"金钥匙"，那么许多人就是在维系与失守之间徘徊。
刘梦身边有许多目标感很强的留学生。一位朋友在英国留学时，就逼着自己融入当地富二代的圈子，有的人一毕业就回国进了国企、金融或者互联网行业。
刘梦戏称自己是"精英弃儿"，这是她主动选择的结果。出国后，刘梦才发现自己为了能上海外名牌大学，草草报的教育专业，并不是自己真正喜欢的——即使这个专业就业前景更好。在新加坡工作的第一年，她的年薪接近25万。可她还是想回到国内，从事自己喜欢的媒体行业。刘梦发现，在留学的日子里，她从最功利的人，变得有些理想主义。
北京生活费用高，不到一万的月薪，只能满足刘梦基本的生活开支。朋友圈里那些喜欢晒高档餐厅、名牌用品的朋友，被刘梦全部屏蔽掉了。有一次，她与一位教培行业的朋友聊天，才知道高薪的背后，是晚上加班到两点的高强度工作节奏。她开始思考，那些精英教育系统的"顺产儿"们，一定会过得快乐吗？
莉莉身边，有许多同学不愿进入996、007盛行的高薪行业，宁愿牺牲一部分收入，也不愿参与就业"内卷"。不符合主流成功叙事的留学生们，就成了掉队的"海归废物"。
对莉莉来说，生活的矛盾感来自直线下降的物质条件，还来自她的家庭。父母的唠叨犹在耳边："快30了，就这么点工资，以后要怎么养活自己，怎么买得起房子？"
刘梦的家人则喜欢给她介绍优质相亲对象。有一位是同济大学的硕士，在华北研究院做工程，母亲告诉她，这个男孩在天津有两套房，一套可以用来结婚。
回国第二年，刘梦搬到了北京五环的一个没有客厅的小二居里。母亲来北京看望她，晚上，两人就挤在小卧室的床上。卧室没有窗，空间逼仄，母亲连续两晚睡不着觉。在浴室洗澡时，门外陌生男室友走动的声音，也让这位母亲觉得不放心。
刘梦早就猜到母亲会是这种反应。但这一次，是刘梦主动邀请母亲到访的。她不希望母亲用可怜的眼光打量她，也不要觉得她的北漂生活，是一种励志奋斗。她告诉母亲：我想让你知道，我家有很多书，有朋友，有音乐，北京的文化生活特别丰富。
这被刘梦形容为"洗脑"，说服母亲，也说服自己。
谢选骏指出：《周易》革卦云：大人虎变，小人革面，君子豹变。移民就是殖民，一切从头来过，相当辛苦，仅有小人革面是不够的，必须君子豹变甚至大人虎变。那么如何变呢？在我看来，那就是怀着“再活一次”的心愿展开殖民活动，而不是把殖民过程当作家居状态的延伸。这样一来，不论好坏，都是多活了一生——太太太值得了。而海归废物却不解此意，不堪殖民重任，终于沦为废物矣！
【17、韩国，蒙古，越南，新加坡——都不是国家而是殖民地】
《“去中国化”最彻底的4国，有一个完全西化了》（2023-05-05 知乎）报道：
近代时期由于西方人的入侵，中华文化走向衰退，四周的那些国家也逐渐开始去中国化进程。那么，“去中国化”进程比较严重的有哪几个国家呢？
事实上，这些国家包括韩国，蒙古，越南，新加坡，在这些国家几乎很难再看见与中华文化有关的元素了。有一个国家已经完全西化了，它是哪国呢？
一、韩国佛教改信基督
这个国家现在一直在和中国抢东西，比如说什么节日、文化、名人等等。
但是谁知道，在韩国以前的社会，对中国基本上就是完完全全的照搬，就连当年的国号都是使用崇祯的年号，可见他们汉化程度之深。
韩国曾经也学习中华汉字，在宗教习俗中以佛教为主，可自从韩国进入现代以后，就剔除了汉字文化，从传统文化习俗上进行了彻底的洗礼，宗教信仰也从曾经的佛教转至基督教，全面传播基督教思想。
如今的韩国再难见到中国文化的影子，对本国文化进行了彻底的洗礼，改头换面，成了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国家，现在走在韩国大街上，便能随处可见西方文化的影子。
二、越南改中华汉字为拉丁字母
第二个国家就是中国位于西南下方——越南。越南自古以来都是以传承中华文化感到骄傲与自豪，很久以前就充满了中国元素，纷纷建立王朝，还常常跟中国王朝来个明争暗斗，可后来由于中国文化逐渐走向没落，越南也逐渐去除中国化元素。
在语言和文字上，他们改中华汉字为西方文字——拉丁文，看着中华的衰落，还一度想改历史史事，想同中国断绝联系，后来越南在宗教习俗上开始追随西方天主教，集中在南部宣传天主教文化，越南南方成为"西化"最严重的地区。
第三个昔日旧土——蒙古国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史里，蒙古人曾书写过重要的一笔，两宋时期，这个彪悍的游牧民族自北方嚷嚷而来，驱铁骑荡平了整个华夏，蒙元势力彻底主宰中国，元朝这个完全由蒙古人建立的朝代，虽仅延续98年光景，却与汉文化融合，影响了后世数百年。
与此同时，汉文化的影响也在蒙古人血液中根深蒂固，如今在中国内蒙古以北，与俄罗斯两面夹击之中，很难让人注意还有一个疆域不小的独立国家“蒙古”。
进入近代，蒙古国受苏联文化影响，文字由原来的中华汉字转变成了苏联文字。不仅如此，在教育、建筑、交通等习俗上，也逐渐受苏俄影响，彻底去中国化。
四、海外华人占比最高的新加坡
众所周知的是，新加坡国内华人非常的多，很大一部分人口原来是中国人，或者是中国人的后裔。然而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新加坡却是去中国化最为彻底的国家。
当新加坡被马来西亚抛弃，强行独立之后，由于巨大的生存危机，使得新加坡内部开始出现了空前的团结。
新加坡毕竟地理位置重要，因此在很早的时间点已经被西方国家殖民统治。如此一来，在巨大的内部生存危机和文化侵略上，因此新加坡在建国之后，便极力压制中华文化。
英语成为了新加坡的官方语言，新加坡在不断地推行西方的文化的同时，在内政外交上也与西方保持着惊人的一致。
在这四个儒家文化圈内的国家中，属新加坡去中国化最为彻底，现在已经是一个彻底的西方国家了。
网民嚎叫：
恨中 今天 16:00
1：韩国：也没有，韩国中秋节是最大节日之一，不仅身份证上标注汉字，可以说，去了一半，接受不少西方思想，但传统跪拜还是有的；
2：越南：虽然去除汉字，但道教总部搬家到了越南，虽然道教已经不多了，就象佛教在印度已经不行了，反而在中国、泰国等国很多，越南也是信道教最多的地方。最重要的是中共国过农历生日的已经很少了，越南还多一些，同样农历新年也是最大节日。
3：蒙古没什么“中国化”，本来汉人就不太去，大清也不让去，改为俄文字母最多能叫“去旧蒙古化”，如今关于元朝的电影电视剧，多数与中共国内蒙古合作，著名的成吉思汗演员是中共国内蒙古人。
4：新加坡的确是压制汉文化的，但是以英文作为国语的平衡，华人可以学汉语没有问题，只是全国更通行英语，应该来说“去中共化”很彻底，跟共产党完全无关，但华人风俗，当地人自愿保留，当地马来人、印尼人也自愿保留自己的文化而已。
太山 今天 08:55
东南美洲去中国化了吗？
当南西北非洲去中国化了吗？
那叫“去中国化”？ 别让人笑落门牙。
过帆 今天 07:52
金无明 2023年05月06日 21:29
胡说八道，到新加坡亲身体验一下吧，要比在这无中生有高明些。
lary 2023年05月06日 08:27
西化是个伪概念，帽子化，那么终身制的皇帝国算什么化，慈禧化还是崇祯化？
forfunny1 2023年05月06日 06:51
是中国大陆被共匪流氓化、黑社会化！
卡卡卡夫卡 2023年05月06日 03:36
中国早就普鲁士化了。
frank_ly 2023年05月06日 03:07
违背土共（土匪共党）称霸世界的妄想。
鬼见愁 2023年05月06日 03:04
当今世界发展趋势是去共匪化。因为共匪占领着古中国地区，号称中共国，各国纷纷同它划清界线，以免被共匪文化侵蚀。
papernet 2023年05月06日 00:52
新加坡不是去中国化，我在新加坡学到更多的中华文化习俗和传统，特别是南方的习俗。新加坡为了生存，融于世界经济政治和语言，但是保留了中华文化和儒家思想，譬如华人必须学母语中文到高中、鼓励照顾父母，购买新屋离父母家近可以申请政府补贴，非常推崇儒家家庭观念。大部分新加坡朋友使用英文纯粹只是个工具，对西方的文化认知还不如普通中国人，感觉中国年轻人更西方化，譬如外企的中国同事几乎都有洋名。。
破棉袄 2023年05月05日 23:54
中国搞马列，西方化程度更高，向不同方向走而已。在中国社会，无论发型还是服饰都是西方来的。
truth_freedom 2023年05月05日 21:40
https://the-light-that-gives-life.blogspot.com/2019/04/blog-post_17.html
人类历史的本质——基督（意识）与撒但（意识）的争战：亚特兰蒂斯给当代人类的教训
https://the-light-that-gives-life.blogspot.com/2020/03/blog-post.html
人类一切问题的病根：撒但（意识）是这个世界的王
https://the-light-that-gives-life.blogspot.com/2020/03/blog-post_29.html
中国的病根——大道失后数千年的集体业力（共罪）
https://the-light-that-gives-life.blogspot.com/2020/03/blog-post_71.html
基督教的病根——教条主义（宗教利己主义）是叫人死，唯有基督之灵是叫人活
https://the-light-that-gives-life.blogspot.com/2020/03/blog-post_59.html
一、撒母耳与君主制
https://the-light-that-gives-life.blogspot.com/2020/03/blog-post_9.html
二、基督信仰与民主共和宪政法治
https://the-light-that-gives-life.blogspot.com/2022/05/blog-post.html
回复基督教极右翼主义者支持俄罗斯普京入侵乌克兰的帖子
https://the-light-that-gives-life.blogspot.com/2020/05/blog-post_18.html
古中医的原理——一的法则与十架之圆
kkllyy 2023年05月01日 21:50
新加坡哪里是去中最大的国家，人家还在讲中文用汉字呢，而且还认为自己是华人
peachtree188 2023年05月01日 15:19
粉红写的无聊文章。
最全盘西化的是中国，西方来的马教排斥了本土所有的宗教。
佛教又不是中国起源的，去佛教跟去中国化扯得上GP的关系。再说佛教在中国也一直就是个人人都会念两句佛，但真正的佛教徒很少的状态。而且偶尔念的那一两句佛也跟“老天保佑”一样的性质，完全是一个迷信的符号，根本称不上宗教。
创造是韩文是世宗大王，是开始使用崇祯年号前200年的事。连一点基本的常识都没有。韩语和汉语不是同一个语系，用汉字记载韩文非常别扭而且一般的老百姓很难学会，所以使用汉字的几百年只有极少数的文人识字，世宗下令弄出一套拼音文字给老百姓用，但是官方文件还是大多用中文。
谢选骏指出：韩国，蒙古，越南，新加坡，都不是国家而是殖民地，所以没有主心骨，很容易变来变去的，永远跟着宗主国走。相比之下，日本就因为没有沦为欧洲殖民地，从而保留了自己的传统。但是中国由于沦为苏联的卫星国，则国破家亡、家破人亡矣。哪里还有任何传统的存身之地呢。后清中共比满清鞑子都不如！
【18、好莱坞是法国殖民美国的毒瘤】
《回顾：好莱坞历史上那些惊世骇俗的性丑闻》（2017年11月3日 BBC）报道：
好莱坞里有"一群狼"。日前卡森伯格在评论哈维·韦恩斯坦性丑闻时曾经这样说。
卡森伯格（ Jeffrey Katzenberg）是影坛重量级人物，1980到1990年代曾执掌怀特·迪斯尼制片厂长达10年之久。
最近几天，更多好莱坞大腕受到性侵、骚扰指控，其中包括凯文·史佩西、达斯汀·霍夫曼这样的老牌明星。
回顾历史，好莱坞经常爆出惊世骇俗的性丑闻。
“老爸”（Bill Cosby）
2017年6月，曾被粉丝称为“美国老爸”的喜剧明星比尔·科斯比（Bill Cosby）出庭受审，他被控性侵。但是，陪审团没有达成定论。
2015年，多达数十名女性指责科斯比曾非礼、性侵她们，有些案例发生在1960年代。
但是，由于多数案件已经过了法律追溯期，最后上了法庭的只有一起：安德瑞·康斯坦（Andrea Constand）指控科斯比2014年在他家中给她服药、性侵她。
科斯比的律师说，科斯比和安德瑞已经有过多次浪漫会晤，她抱怨失眠、他才给她吃了药，性关系是两厢情愿的。
科斯比的职业生涯因性丑闻受到严重打击，近年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但他仍是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会（AMPAS）成员。
“肥仔”（Roscoe Arbuckle）
追溯过去，好莱坞第一起重大性丑闻开始于1921年的一场派对，主角是有史以来第一个片酬百万美元的明星和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女演员。
绰号“肥仔”的罗斯科·阿巴寇（Roscoe Arbuckle）是默片时期的喜剧明星，曾与卓别林同台。弗吉尼亚·拉帕（Virginia Rappe）是出道不久、还在挣扎的女演员。
派对后，他们两人进了一家酒店的客房。几分钟后，人们听到房中传出弗吉尼亚的尖叫。其他客人冲进去，发现她在极度痛苦中挣扎，说"这是他干的。"几天后，弗吉尼亚死于膀胱破裂。
弗吉尼亚的朋友说，肥仔强奸弗吉尼亚、意外杀死了她。肥仔被控杀人罪，案件审了三次，最后陪审团作出无罪判决。
但是，公众好像已经给肥仔定了罪。那以后，他在公众场合经常被起哄。
情圣（Errol Flynn）
现在好莱坞哪一位男星的亮度能比得上埃罗·福林（Errol Flynn）呢？他曾被称为"有史以来最英俊的男人"，以至于英语中有这样一句俗语：in like Flynn，意思是轻松、迅速达到目的。
据说福林自己曾经说过，他喜欢年久的威士忌、年轻的女人。银幕上，他是无人能敌的剑客；现实中，他喜欢喝酒、打架、睡女人。
1943年，福林被控和两名未成年少女发生性关系。贝迪·汉森（Betty Hansen） 和佩姬·萨特勒（Peggy Satterlee）当时都只有17岁。福林被逮捕时这样形容贝迪：我懵了，搞不懂，我几乎没碰过她。
福林的律师说，贝迪和佩姬和已婚男人有性关系、非法堕过胎。
由9名女性、3名男性组成的陪审团判福林无罪。但是原告之一佩姬说，"我就知道这些女人会判他无罪，她们就坐在那儿、充满爱慕地盯着他看。"
名导（Roman Polanski）
这段丑闻始于40年前，直到现在还没结束。
1977年，大导演罗曼·波兰斯基（Roman Polanski）被控在影星尼科尔森（Jack Nicholson）的好莱坞豪宅中和一位年仅13岁的女孩发生性关系。
萨曼莎·盖利（Samantha Gailey）说，她没有同意，但是他"根本不听"。
波兰斯基在洛杉矶被逮捕，被控与未成年人非法性交。他入狱42天、接受心理检查，但是保释出狱后获准旅行。
谁承想，宣判之前波兰斯基出逃，先是来英国，然后去了自己在法国的家。波兰斯基在欧洲继续拍片，并且与2003年因《钢琴家》一片获得奥斯卡大奖。
自此以后，法律纠缠持续不断，因为当年对他的指控并没有撤销。2009年，波兰斯基曾被软禁在瑞士。
现在，萨曼莎本人提出"为了我自身考虑"不要再追究此案了。
波兰斯基年逾八旬，一直没有回美国。
传奇（Woody Allen）
伍迪·艾伦（Woody Allen）是好莱坞传奇，常青树，六十多年的职业生涯中，做过导演、作家、还演过戏，获得过四尊奥斯卡小金人。
但是，围绕伍迪·艾伦也是指控不断。1992年，伍迪·艾伦和女友米娅·法罗（Mia Fallow）分手：他和米娅的养女宋宜（Soon-Yi Previn）发生恋情。
伍迪·艾伦还曾被指猥亵他的养女迪伦·法罗（Dylan Farrow），事发时迪伦年仅7岁。
伍迪·艾伦否认指称，一组心理医师认定，迪伦没有受过性侵。
法官形容伍迪·艾伦的行为"严重不妥当"；检控官说"或许有理由"提出控罪，但是为了保护涉案小女孩不提出控罪。
这个故事从没彻底平息。2014年，迪伦在《纽约时报》发表公开信。她在信中写到：他边干那事边和我说话，他小声说我是好女孩，那是我们两人之间的秘密，他保证带我去巴黎，我会成为他电影中的明星。
伍迪·艾伦继续否认指控："我当然没有猥亵过迪伦。"
影帝（Casey Affleck）
卡西·阿弗莱克（Casey Affleck）因在《海边的曼彻斯特》（Manchester by the Sea）一片中表演出色，赢得奥斯卡影帝称号。
但是2010年，两名女子曾对阿弗莱克提出性骚扰指控。
制作人怀特（Amanda White）指控 还说，自己拒绝和阿弗莱克去酒店开房，因此阿弗莱克拒绝付她工资。放映师格卡（Magdalena Gorka）说，她睡觉的时候阿弗莱克爬到她床上，对她的性骚扰是"惯例"。
阿弗莱克的律师说，这些指控是不真实的，两位女子都是想从阿弗莱克身上捞一笔。
最后双方庭外协商解决。
谢选骏指出：波兰斯基是典型的波兰牲口，在美国犯罪却受到法国庇护，然后又在好莱坞领奖受赏——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好莱坞其实是法国殖民美国的毒瘤。法国不灭，好莱坞不死；好莱坞就是死了，只要法国不灭，美国还会长出新的毒瘤——因为好莱坞是法国殖民美国的毒瘤。
【19、华人酋长 殖民扩张】
《24位华人在非洲当上了酋长，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西亚非洲 2023-05-13）报道：
中非人文交流是中非关系和中非合作行稳致远的基础。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非人文交流的基础地位和战略意义，并在多个场合作出重要指示。中非之间的人文交流既需要政府引导，也需要中非社会各界参与，从而推动双向民间交往，实现“文化馈赠、文化互鉴和文化融合”。习近平主席曾强调，中非关系根基和血脉在人民，“只有双方人民热情参与，中非友谊才能永葆生机活力，中非合作基础才能不断巩固”。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主席进一步呼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非洲的华人和中国企业身处中非民间交往的第一线，是中非人文交流的重要参与者。据不完全统计，非洲的中国企业已超3,500家，在非华人已达100万之多。这些华人主要从事与工程建设和投资贸易相关的经济活动，其中不乏事业有成、造福当地发展并拥有较大社会影响力的人士。
近些年来，国内外媒体上频现非洲华人酋长的报道，国内自媒体和各类短视频平台上也有相关咨询和评论。然而，这些报道充斥着大量吸人眼球的内容，甚至不实信息。国内外学界对非洲华人的历史和现状已有较多研究，这些研究涉及非洲华人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涵盖了大多数非洲国家案例，有助于我们了解非洲华人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全貌及其在当地的影响。但迄今为止，学界对于华人酋长现象缺乏系统和深度研究。鉴此，本文试图对非洲华人酋长出现的背景、数量、特点、类型，以及在非洲当地的社会反响进行分析。笔者系统收集了150余份国内外媒体对非洲华人酋长的报道，统计出24位华人酋长（参见表1），分布在尼日利亚、加纳、喀麦隆和利比里亚等西非国家。中文资料主要来自新闻和电视台报道，涉及华人酋长的生平事迹和访谈；外文资料主要是非洲国家的英文和法文报道，涉及当地社会对华人酋长的反响。此外，本文借鉴了国际学界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洲酋长制复兴和外籍酋长的相关研究，试图在非洲社会经济转型中来理解华人酋长现象，进而超越中非关系的简单叙事和以华人为中心的单一分析视角。研究非洲华人酋长现象不仅可窥见华人在非洲的融入程度及其对当地的社会经济影响，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非洲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变迁。
1 非洲华人酋长产生的社会背景
华人酋长的出现是中非经贸与人文交流不断深入的结果，也是华人促进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写照。不过，如果在解读该现象时只关注中国对非洲发展贡献和华人在非洲的作为，有一定局限性，因为它无法解释为何华人酋长集中在西非以及为何当地授予华人“酋长”而非其他荣誉头衔。此类解读还可能使人产生中国人积极寻求非洲酋长头衔、扩大影响力的片面印象，既容易助长负面论调，也会忽视非洲能动性和自主性。因此，本文从近30余年来非洲酋长制转型和西非酋长制的开放性来分析华人酋长出现的社会背景。
（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洲酋长制的复兴
众所周知，酋长制是非洲国家民族传统和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简言之，传统的“酋长制”是指通过世袭方式任命族群领袖并通过习惯法对族群进行统治的一种政治制度。虽然非洲酋长制在殖民统治前就存在，但其作为一种固化的政治和法律制度很大程度上是殖民统治的“创造”，欧洲殖民者通过利用和扭曲酋长制度和亲族关系实现统治与剥削。因此，非洲国家独立后“酋长制”一度被认为是落后的殖民统治残余，很多国家明令废除酋长制或禁止酋长参与国家政治。
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洲酋长制出现明显复兴。例如，加纳政府以宪法形式保障酋长土地分配权；莫桑比克政府通过立法赋予酋长在司法、警察、税收、人口登记、分配土地和实施经济开发项目的权力；新南非以宪法形式承认传统领袖王权，并赋予其参与立法的权力。20世纪60年代非洲国家独立时，约15%的国家以宪法形式明确保护酋长制度，这一比例到2010年增至24%。酋长制的复兴不仅体现在政府法规政策上，非洲民众也非常认可酋长的职责。非洲晴雨表曾有民调显示，64%的非洲受访民众表达了对酋长的信任，远高于总统、地方议员和国会议员的信任度，他们认为酋长有利于促进当地的和平、发展和民主。
非洲酋长制的复兴有三方面结构性原因，即冷战后非洲民主化进程、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以及国际发展新范式的兴起。首先，在选举民主体制下，非洲酋长成为连接政客与选民的桥梁。研究表明，酋长对选举候选人的认可不仅能帮助候选人及其政党获取选票，也会促进政客当选后履行承诺，提高选举体制的回应能力。其次，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以“经济结构调整计划”为代表）迫使非洲国家从经济管理中收缩，政府用于社会福利供给和促进地方发展方面的支出大幅削减。酋长开始创造性地使用土地资源和传统身份，通过企业化和商品化的方式参与市场经济，为社区提供发展红利和社会福利，填补国家治理收缩后的空白，有学者将此过程描述为国家职能的“外包”。再次，国际发展机构在新的国际援助和发展范式的指引下，避开中央政府，深入地方开展项目，客观上强化了传统权威的作用。在这一背景下，酋长们作为地方精英团体积极发挥自身能动性，利用与大企业以及国际发展机构的合作，参与地方治理和发展转型，进而增强传统权威合法性和治理有效性。
（二）非洲酋长制的开放性和吸纳能力
非洲酋长制复兴过程中，西非国家酋长不仅在推动地方发展和社会治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展现出极强的开放性。其开放性至少有3个因素值得重视。其一，从历史上看，数世纪的欧洲与西非贸易促进了西非社会的开放性。据乔治·布鲁克斯（George Brooks）的研究，自15世纪开始西非社会就在一定程度上吸纳了欧洲商贩和欧非混血后代，允许其按照本地习俗租住土地，娶当地人为妻并在沿海定居，欧非混血成为欧非贸易重要的中间商。其二，西非地区是英国间接统治最具代表性的地区。殖民政府不仅扶持酋长阶层，还在没有酋长传统的地区强行任命“委任酋长”。该政策打破了酋长世袭的前提条件，弱化了其神圣性，使得有声望地位的人可以谋求酋长头衔，成为国家政权与基层民众的中间人，并导致部分地区酋长头衔过快增长。其三，当代西非酋长制在面临国家治理失序和发展困境时展现出的能动性也是关键。现以加纳和尼日利亚出现的“发展酋长”（Nkosuohene/hemaa）、“海归酋长”（return chief）和“移民酋长”（diaspora chief）三种新机制说明西非酋长制的开放性和对外籍酋长的吸纳能力。
1. 发展酋长机制
加纳的发展酋长最具代表性。加纳独立后，恩克鲁玛政府曾试图限制酋长权力甚至考虑废除酋长制，但在国内遭到了巨大阻力，未能实施。在20世纪80年代的转型中，加纳酋长的核心职能开始转向发展，其地位也愈加重要。1992年，加纳第四共和国宪法进一步明确保障酋长权力。事实上，加纳的发展酋长来自南部阿散蒂地区的特维语“Nkosuo”一词，意为“进步和持续发展”。发展酋长理念可追溯至1985年，当时的阿散蒂国王瓦勒二世（Otomfuo Opoku Ware II）认为经济发展是当务之急，他受到西方国家政府设立国际发展署的启发，下令在辖区设置发展酋长，由有作为的个人担任，赋予他们动员当地资源和人力的权限。著名商人奥赛（E.K.Osei）成为第一位被任命为发展酋长的阿散蒂人。此后，获封发展酋长的不仅有当地人，还有海外非洲裔和欧美白人。由于海外非洲裔往往使人联想到奴隶贸易和黑奴身份，欧美白人则更是异族，但阿散蒂法规和习俗禁止公开讨论他人身世来源和身份。一句阿散蒂谚语清晰表达了这种习俗，即“没有人有资格对他人非自由的身世或非阿散蒂人的身份指指点点”。这种包容理念强调人本身对社会的价值，反映出阿散蒂社会的国际开放性和吸纳能力。阿散蒂社会的主体是阿肯族人，到了20世纪90年代,发展酋长机制也被加纳南部其他民族所采纳。
加纳的发展酋长应有数百人之多，外籍人士只占一部分。据统计，截至2006年加纳至少给54位外国人授予了发展酋长头衔，其中包括14名美国人、11名荷兰人、7名英国人、7名德国人、5名瑞士人、3名日本人、2名奥地利人、2名加拿大人，以及澳大利亚人、比利时人和牙买加人各1名。2012年，加纳外籍酋长的数量增长至70人左右。这些酋长中既有企业家，也有在外国政府任职的官员，还包括学者、音乐家等专业人士。近年，在加纳的传统节日庆典上常有白人外宾被授予酋长头衔，但不少外籍发展型酋长没能履行发展责任，加纳民众开始质疑酋长头衔被滥用的现象
与加纳不同，尼日利亚并未出现统一的“发展酋长”称号，而是呈现出高度分散性，酋长头衔种类繁多，但大多是为促进地方发展而设立。尼日利亚在殖民时期是英国间接统治最重要的试验场。英国殖民者不仅利用了豪萨—富拉尼人的酋长统治尼日利亚北部穆斯林，还在东南部没有酋长传统的伊博人中设立“委任酋长”，实现统治和剥削。殖民政策扭曲了尼日利亚民族传统，给独立后的民族建构带来严重挑战。酋长制常被认为是尼日利亚政治动荡的根源之一，其独立后的内战和政变都与三大族群（即豪萨—富拉尼族、约鲁巴族和伊博族）的地方民族主义有关。因此，1999年尼日利亚新宪法没有对酋长制作出明确规定，这一方面意味着联邦宪法没有给予酋长正式的法律保障和政治权力，同时也意味着酋长制在州级和地方层面享有很大的自主性与灵活性。
尼日利亚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政治经济危机的冲击下，酋长在促进地方发展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时就已经有大量富商名流被封荣誉酋长，该做法在近20年则更加盛行。尼日利亚前总统奥巴桑乔和布哈里都曾被授予酋长称号。而社会精英对酋长身份的狂热追逐滋生了贿买酋长和滥用头衔的现象，损害了传统酋长的威望和价值。在看到颁发酋长现象背后的精英网络、权力寻租和地方民族主义的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酋长对发展的促进作用。例如，约鲁巴族酋长和社会精英经常通过传统仪式和节日庆典募集发展资金、建立社区银行以及投资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在此类发展倡议中，酋长不仅动员当地社会团体，也愈加重视海外移民的经济动员能力。这表明酋长的权力范围不仅局限在当地，他们也可通过海外移民网络将权力辐射至全球。
考虑到尼日利亚人口规模以及其酋长制的分权特点，该国外籍酋长尚未有统计数据。不过，其数量应该远超加纳，至少是数百人规模。这其中既包括对尼日利亚国家和地方发展做出直接或间接贡献的外籍人士，也包括在文化研究和人文交流等方面有突出贡献的外国学者和专家。在美洲，很多来自巴西、古巴和美国佛罗里达州的非洲裔人士非常热衷于在尼日利亚谋求酋长头衔，进而增强其在海外非洲裔中的宗教和文化权威。尼日利亚外籍酋长中不乏欧美知名学者。伯明翰大学荣休教授、约鲁巴文化研究著名英国学者凯琳·巴伯（Karin Barber）因其杰出的学术贡献被约鲁巴族封为“智慧之母”酋长（约鲁巴语为“Iyamoye of Okuku”）。2019年，田纳西大学的罗萨琳德·哈克特（Rosalind Hackett）、杨百翰大学的科尔·杜伦（Cole Durham）以及威尔士卡迪夫大学的马克·希尔（Mark Hill）三位教授因在约鲁巴宗教和法律方面的研究贡献被约鲁巴族封为荣誉酋长。截至2023年初，还未有华人学者因研究尼日利亚文化而获封此类酋长称号。
2. 海归酋长机制
与“发展酋长”相关的现象是“海归酋长”的涌现。事实上，这两个群体高度重合，绝大多数海归酋长担任的就是发展酋长。在加纳，海外移民传统由来已久。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政治经济危机进一步迫使大量加纳人背井离乡。据国际移民组织估算，至2010年前后，约有150万~300万加纳人生活在海外，集中在非洲、欧洲和北美地区。在过去20年中，加纳政府开始呼召海外侨民归国，促进国家发展。与本土酋长相比，海归酋长促进地方发展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他们通常有欧美名校教育背景，熟悉西方社会，善于与国际发展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合作，且在海外非洲裔群体中拥有声望、人脉和动员能力。阿散蒂国王奥塞图图二世（Otumfuo Nana Osei Tutu II）和阿切姆·阿布阿夸（Akyem Abuakwa）国王奥弗里帕宁二世（Osagyefuo Amoatia Ofori Panin II） 是阿肯族人最有威望的两位大酋长，两人都有长期海外经历，可视为海归酋长。在尼日利亚，海归酋长也较为普遍。例如，伊博族海外移民散居全球各地，他们当中很多人积极为家乡发展提供财力支持，并借此获取酋长头衔以得到社会认可，希望有朝一日可以荣归故里。
3. 移民酋长机制
在西非的大城市里，当地大酋长经常会设立“移民酋长”。这一做法在尼日利亚尤为典型。此处的“移民”并非指外国人或移居国外的尼日利亚人，而是指尼日利亚国内“移民”，即移居他乡的“外地人”。外地人通常会在移居城市里设立类似同乡会的本族人社团，其领袖则会被推举为酋长来领导族人，协调与当地人之间的纠纷。移民酋长传统可追溯至英国殖民统治时期，但英国殖民当局分而治之的策略限制了族群混居和传统权威重叠的情况，因此移民酋长大规模出现是在非洲国家独立后。以北方大城市卡诺（Kano）为例，该市主体人口是豪萨—富拉尼人，1974年卡诺出现第一个移民酋长，即约鲁巴族移民社区酋长（Oba），1988年当地伊博族移民也推举出自己的酋长（Eze）。随着过去几十年快速的城市化，尼日利亚大都市里涌现大批“移民酋长”，但在不同地区名称有差异。例如，在卡诺的移民酋长通常会被冠以“领袖”称号（即豪萨语“wakili”）。
与世袭酋长不同，移民酋长大多是成功商人或企业家，不具备与生俱来的家族权威。因此，他们需努力获得三重认可，即移民社区认可、当地酋长认可和祖籍地酋长认可。据荷兰莱顿大学学者大卫·艾尔哈特（David Ehrhardt）研究，移民酋长不仅能借助酋长身份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他们作为代表也会被当地酋长会议接纳，参与当地社区治理，为本族移民争取发展资源。与此同时，移民酋长制度也可能会固化少数族裔的“外地人”身份，并将其参与治理的方式限制在非正式权力框架之内，长期而言或会影响移民融入当地社会的程度。在卡诺获封“华人领袖”酋长的张光宇就是典型的移民酋长。换言之，当地酋长将原用于外乡移民的制度创造性地用于外籍移民，一方面加强对外籍人士的管理，同时利用外籍人士的资源促进当地发展。
综上所述，“发展酋长”“海归酋长”和“移民酋长”等新机制体现出西非国家酋长制转型中在吸纳海外发展资源、维系社会秩序等方面的创造性和开放性。正是这种开放性和吸纳能力使得西非社会能将酋长头衔赋予包括华人在内的“外人”。事实上，从数量上看，华人酋长只占西非国家外籍酋长的一小部分。加纳2012年有据可查的外籍酋长至少为70人，而公开报道的华人酋长仅为2人；在尼日利亚，华人酋长仅有21人，但其外籍酋长达数百甚至上千人。因此，西非华人酋长并非孤立现象，有着深厚而独特的社会背景。
2 非洲华人酋长的规模和类型
华人移居非洲的历史可追溯至17世纪，但华人在非洲获封酋长则是新现象。近年，华人能在西非获得酋长头衔当然离不开他们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贡献。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华人酋长的规模和类型来认识他们在当地的作为和贡献。
（一）非洲华人酋长的数量与特点
媒体常将2001年在尼日利亚获封的胡介国误传为“非洲首位华人酋长”甚至是“非洲唯一的华人酋长”。事实上，非洲第一位华人酋长是原籍上海的香港商人朱南扬（Eric N.Y.Chu）。朱南杨自幼在中国内地接受教育，20世纪60年代到香港开办搪瓷厂，70年代前往尼日利亚投资，在尼日利亚华人“四大家族”之称的董氏集团搪瓷厂担任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朱南扬辛勤耕耘尼日利亚市场，即使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困难时期也没有放弃，与该国人民和政府建立了密切合作关系，为当地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1986年7月19日，朱南杨被拉各斯市伊克贾工业区土王莫莫杜·伊洛任命为该工业区酋长，并获得酋长中最高级的“伊克贾区首席工商长老”的勋衔，成为获得此酋长职位的第一位华人。
胡介国是有据可查的第二位华人酋长。他出生在上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父亲来到尼日利亚。1997年，胡介国斥资800万美元在拉各斯兴建金门大酒楼，号称全非洲最豪华酒店，时至今日它也是拉各斯最为知名的华人酒店和地标建筑。胡介国热心当地发展，积极推动中尼经贸合作。2001年，尼日利亚大酋长埃米尔任命胡介国为终身制酋长。胡介国将自己的头衔命名为 “服务总管”（baba ase）。他在接受采访时说道，“[酋长]的任命不通过竞选，主要看其在当地的影响和贡献。酋长不参政，只是议政，不领薪水……最大殊荣就是很受尊重，可随时见州长、总统，在地方上有很大号召力……对外国人来说，这更是一种荣誉。”
自胡介国之后，非洲华人酋长数量增速加快。截至2023年3月底，至少有24位华人获封酋长。通过分析各位华人酋长的经历，可总结出5个特点。其一，华人获封酋长主要发生在2001年以后，特别集中于2012年至2022年，这十年间共有16位华人获封。其二，华人获封酋长主要在西非国家，特别是尼日利亚，有21位（含3位在尼日利亚和别国获封的“双料酋长”）。其三，华人酋长中民营商人数量略超国有中资企业代表。获封的民营商人12名，国有中资企业和单位派驻的工作人员为10名。私营商人大多来自中国南方，尤以浙江商人为主，其余来自上海、福建等地。其四，有7位华人同时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酋长称号，既包括在两个国家获封，也包括在同一国家不同地区获封的情形。例如，河北保定的刘建军在科特迪瓦和尼日利亚均获封酋长称号；浙江温州商人倪孟晓被尼日利亚的伊博族和约鲁巴族两大民族封为酋长；北京华远卫士保安服务集团的郑晓鹏分别在尼日利亚和加纳两国获得酋长封号。其五，华人酋长绝大多数为男性，女性仅一人，即倬亿国际集团（Choice International）董事长陈秀霞女士（Diana Chen）。倬亿国际集团是在尼日利亚经营中国品牌商品的运营商，主要销售格力空调、广汽传祺乘用车和郎特品牌家用电器，在尼日利亚市场可谓家喻户晓。2015年，陈秀霞首次在拉各斯州奥肖迪（Oshodi）荣获酋长头衔——“奥肖迪的财富之母”（The Iyalaje of Oshodi）。此后，陈秀霞于2016年在翁多州（Ondo）和2021年在拉各斯州伊鲁王国（Iru Land）又两度获封，是华人获封次数最多的酋长，共计3次。
（二）华人酋长的类型
华人获封酋长的根本原因是在发展方面的贡献，因此整体上华人酋长可被视为“发展型”酋长。从他们发展贡献领域看，大体可分为四大类型。第一类是“基建酋长”。此类酋长获封原因是他们对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的积极贡献，特别集中在发电站、道路和油气设施建设等领域。例如，山东电建三公司的项目经理房一波参与建设了尼日利亚奥贡州（Ogun）帕帕兰多（Papalanto）燃机电站，解决了帕帕兰多镇居民用电难的问题。该地区大酋长授予房一波“拜里阿姆”酋长称号，意为“光明使者”，成为当地26位酋长之一（含4位外籍酋长）。2012年，中土集团尼日利亚公司总经理曹保刚被尼日利亚阿夸伊博州乌友地区（Uyo）和十字河伊科姆地区（Ikom）的酋长委员会分别授予酋长称号，头衔是“基础设施发展与进步”酋长。在尼日利亚工作期间，曹保刚带领团队参与了多项道路、铁路和楼宇建设，并于2014年签下了近120亿美元的尼日利亚沿海铁路项目，成为中国当时最大的海外工程。2015年8月15日，中土集团尼日利亚公司总经理李庆勇在尼日利亚拉各斯州伊阿洛杜市被当地大酋长授予“皇家筑路匠”酋长称号，以表彰其对当地交通和道路建设的杰出贡献。2019年，时任中土集团尼日利亚公司事业部经理的孔涛被尼日利亚布吉瓦地区大酋长封为“工程主管”酋长（豪萨语为“Wakilin Ayyuka”）。2015年11月，中国四达时代集团尼日利亚首席执行官刘金泉被当地伊博族人授予“恩库努祖”酋长头衔，意为“拥有先进技术的酋长”，原因就在于四达时代数字基站建设使得尼日利亚南部观众可收看到质高价廉的电视节目。
“基建酋长”不仅是一项个人荣誉，更是代表了参与非洲基础设施建设的广大中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贡献。例如，中土集团尼日利亚公司的4任总经理均获封酋长称号，可见中土集团在非洲基建领域的经济贡献和社会影响力。孔涛在采访中坦言，在尼日利亚接受酋长称号经过中土集团批准，“这份荣誉不是我一个人创造的，这成绩背后有无数中方员工前赴后继、坚守海外的牺牲，也有无数当地员工呕心沥血、不舍昼夜的付出。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我们的口号是‘与尼日利亚共成长’”。此外，中集宏图的刘志勇获封酋长时，西非主要华文媒体《西非华声报》评论道：“两次被当地部族加封酋长，不仅是刘智勇经理本人的荣誉，更是中集宏图和所有在非中国企业的荣誉。”因此，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中资企业继续在非洲基建和发展领域做出更大贡献，在非洲还将涌现出更多华人“基建酋长”，助力中非在基建领域的合作与发展。
第二类是“侨领酋长”。“侨领酋长”与“基建酋长”存在明显差异。一是他们主要是民营工商业者，大多从事贸易、服务与制造业，而非基础设施建设；二是他们在当地居住工作时间长，在华人社群中具有影响力和公信力，扮演侨领角色；三是他们通常工作和生活于经济活跃、华商相对聚集的大城市，代表日益壮大的华人工商业群体。“侨领酋长”身负双重使命：负责管理华人社区内部事务，协调华商与当地商人及客户的利益纠纷和冲突；作为中非经贸往来的桥梁，吸引华人投资为当地发展贡献力量。2004年，来自浙江舟山的孙国平被尼日利亚政府授予“华人酋长”称号。孙国平是尼日利亚拉各斯中国商城董事长，也是拉各斯中国工商联合会副会长，其掌管的中国商城是拉各斯乃至整个西非最大的“中国制造”商品集散中心，为当地华商提供了极大便利，成为集中国商品、中国商人和中国商贸场所于一体的中国名片。同样，2019年在尼日利亚北部城市卡诺获封的浙江商人张光宇也是“侨领酋长”的代表。张光宇最初来到尼日利亚从事服装和电子产品的外贸生意，后来在当地兴办实业，创办饮料加工厂。张光宇获封的酋长称号为“卡诺华人主管”或“卡诺华人领袖”（Wakilin Yan China Kano）。在面对质疑时，力主册封张光宇的卡诺州埃米尔回应道，“如今卡诺中国人越来越多，需要有人负责管理华人社区事务，协调非洲商人与中国商人之间的纠纷。让中国人担任酋长，是以开放的心态来拥抱世界（的一种方式）”。张光宇获封后，很快成立尼日利亚华商联合会，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发起捐资救助活动，并积极推动绍兴市与卡诺州友好城市建设。前文提及的胡介国以及2004年获封的何烈辉等人由于在华商中的威望很高，也可视为“侨领酋长”。
第三类是“个人商业酋长”。“个人商业酋长”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中非文化交流方面的职能与“基建酋长”和“侨领酋长”有部分重合。其一，“个人商业酋长”与前两类酋长一样，其经营的商铺或工厂通过引进商品和创造就业惠及当地民众，他们也经常作为当地大酋长（或“土王”）的发展顾问建言献策，协助招商引资。其二，“个人商业酋长”经过一定时间可能成为当地华人侨领，但在获封时主要是因个人商业贡献以及与当地政府或酋长的友好关系，而并非其突出的侨领身份和地位。例如，在尼日利亚和加纳获得“双料酋长”的郑晓鹏曾在非洲从事太阳能路灯和水泵建设，同时关注弱势群体，积极参与公益事业。2018年郑晓鹏正式获封为伊博族酋长，即负责中非关系和发展的“皇家特使”（Onodebeze）。同样，2019年在尼日利亚科吉州获封酋长的“80后”干嘉璇在当地创办木材加工厂，雇佣200名当地员工，并协助浙江企业家前来投资带动就业和经济发展。其获封的头衔是“为巴吉多增添荣耀”（Gbeluniyi of Bagido Land）酋长。干嘉璇不仅获封酋长，尔后还被任命为尼日利亚青年协会科吉州西部分会会长，成为该州历史上第一位出任青年协会会长的外国人。
第四类是“文教酋长”。与前三类酋长不同，“文教酋长”首要职能并非直接的经济发展，其贡献体现在教育、人才培养和文化交流等领域。截至2023年初，在文教领域获封的华人酋长只有余章宝一人。余章宝是厦门大学教授，外派担任尼日利亚纳姆迪·阿齐克韦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2019年，余章宝被阿南布拉州授予“大学第一友”（Ezi Oyi 1 of Unizik）荣誉酋长称号，成为该州伊博族的第一位华人酋长。在任职两年里，余章宝积极为当地培养人才，传播中国文化。余章宝在采访中提到，“（加冕酋长）让我感受到咱们中国人得到了当地人的认同和尊重，以后将有利于传播中国文化。这个荣誉不仅属于我，更属于全体纳姆迪·阿齐克韦大学孔院人。”
总体而言，绝大多数华人酋长有长期在非洲发展奋斗的经历，并非短期投资客或游客。他们的封号各异，贡献领域不同，但均因帮助当地发展获得认可和社会影响力。华人酋长与其他外籍酋长存在明显差异。其一，“基建酋长”是一大特色，其背后代表的大型中资国有企业是其他外籍酋长所不具备的，反映出中非合作的优势和特点。其二，中国政府官员或前政要在非洲获封酋长的只有林松添大使一人，并且获封的主因是中方在利比里亚的基础建设贡献，可视为“基建酋长”。相比而言，获封酋长的海外非洲裔群体中有不少在国外担任官职的人士。例如，加纳的外籍发展酋长就包括纽约州参议员露丝·哈塞尔-汤普森（Ruth Hassel-Thompson）和华盛顿市长安东尼·威廉姆斯（Anthony Williams），他俩均为非洲裔美国人。此外，2007年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在塞拉利昂被授予荣誉大酋长称号。其三，与来自欧美的外籍酋长相比，华人酋长中女性、学者和艺术家比例较低。截至2006年，在加纳的54名外籍酋长中，19人为女性，且有不少是音乐家和学者。本文统计的24位华人酋长中，女性和学者分别仅有一人，尚未有从事非洲语言、音乐和艺术研究的中国学者或专业人士获封酋长。需要强调的是，获封酋长并不意味着获得“正式权力”（如立法和政府任职等权力），也不需要拥有东道国国籍，但酋长身份意味着他们得到了非洲国家“非正式权力”（酋长制）和当地社会的接纳。获封酋长有利于华人酋长个人及所属单位的经营发展，但他们也肩负着管理华人社区、调解华人与当地人摩擦、为当地招商引资以及参与社会治理等多重责任。
3 非洲社会对华人酋长的反应
华人酋长及其背后所代表的华人社区和中资企业对非洲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因此，非洲社会对华人酋长的总体评价是积极的，特别是对基建酋长和侨领酋长的评价，但在某些具体问题和特定个案中，也存在部分质疑和争议。
（一）非洲社会对于华人酋长的积极评价
非洲社会对华人酋长的积极评价主要体现在国家和地方两个层面。首先，在国家层面，部分华人酋长由于突出的社会经济发展贡献，不仅获封酋长称号，还被授予国家级荣誉奖项。例如，2004年胡介国被时任总统任命为经济顾问，负责为尼日利亚中小企业发展出谋划策。胡介国还曾获得尼日利亚“2010/2011年度国家荣誉奖”。胡介国表示，“国家荣誉奖并不是颁发给我个人的，而是对扎根于尼日利亚几代华人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肯定。”拉各斯中国商城董事长孙国平获封酋长时是由德高望重的96岁的尼日利亚全国妇联主席（她也是尼日利亚新当选总统博拉·提努布的母亲）为其颁发“华人酋长”称号，体现出他的影响力和社会认可度。来自浙江诸暨的企业家何烈辉自20世纪90年代在西非从事服装贸易，2002年成立达之路集团，并将业务拓展至经济特区的投资和运营。因其对中非经贸合作的贡献，2004年1月5日，尼日利亚驻华大使馆官员和驻华首席贸易代表特地前往浙江诸暨，代表尼日利亚政府授予其酋长头衔。
部分华人酋长还在国家层面促进中非民间交流。“双料酋长”郑晓鹏不仅在尼日利亚获封酋长，还被该国政府任命为尼中友好协会副秘书长。该协会成立于1994年，是经尼日利亚外交部和联邦信息文化部批准的非官方、非营利性组织，其宗旨是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增进尼中两国政府、企业界和人民之间的友谊，是被中国官方承认、与中国人民友好协会对等的民间外交机构。华人酋长中唯一女性陈秀霞女士不仅三度获封，而且因突出经济贡献获得尼日利亚《先锋报》评选的2021年度人物“最佳外国投资者奖”，是首位非尼日利亚裔获此殊荣。《先锋报》是尼日利亚最具影响力的官媒，其评选的年度人物旨在表彰对本国经济发展、政治地位、民族文化作出卓越贡献的个人，与陈秀霞同时获奖的包括非洲开发银行行长和尼日利亚国家石油公司集团总裁等重量级人物。陈秀霞也曾获得尼日利亚汽车行业年度最佳首席执行官（Auto CEO of the Year）大奖，以表彰其对该国汽车行业的贡献。陈秀霞还在尼日利亚成立了“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调解中心”，其公司也是中非民间商会尼日利亚代表处，积极促进尼中两国经贸合作与商界交流。
其次，华人酋长在地方层面赢得了酋长委员会和当地民众的认可。部分华人酋长的贡献不在拉各斯、阿克拉等大城市，而是集中于偏僻小镇或农村地区。华人酋长在地方上获得尊重的根本原因是其对当地发展的贡献，他们建设的工程项目、道路、工厂以及带动的就业是当地民众能直接感知的。因此，当地酋长会议的表决以及民众态度是检验其认可度的标尺。2007年，经过当地25位酋长讨论后一致表决通过，山东电建项目经理房一波被授予“光明使者”酋长头衔。酋长称号拉近了他与当地民众的距离，他在当地走访时都会受到欢迎和拥护，有时村民还会跑来送水果等食物。同样，2019年干嘉璇在尼日利亚科吉州获封酋长前向当地酋长会议汇报企业经营状况和未来规划，27位酋长全票决定授予其酋长称号。科吉州治安状况一般，常有绑架案发生，干嘉璇曾主动承担与绑匪交涉重任，保障人质平安归来。当地人举办婚礼、葬礼或获得博士学位等庆祝活动时，干嘉璇也常被邀请出席。虽然部分当地人对册封外国人提出质疑，但支持者们认为，“就是这个外国人，带动了我们的经济，带动了我们的就业。”
华人酋长们也在地方上开展社会公益，履行社会责任。例如，孔涛2012年带人在派佩村修建了3间全新校舍，确保村里孩子能继续上学读书，派佩村小学也成了孔涛的定点帮扶学校，他经常和同事去开展爱心活动，当地人感激地称他为“孔校长”。2013年，孔涛个人出资帮助当地人把一座破败的清真寺修葺一新，还平整了通往勾萨中央垃圾处理场的道路，并为卡拉马吉吉村的孩子们建了一个简易足球场。此外，来自福建福清的郑岳峰自2015年开始在尼日利亚经营木材和金矿生意，与拉各斯州的奥乔王国（Ojo Kingdom）大酋长有密切合作。为了回馈社会，2019年他为当地捐款建了一座学校，完工后当地酋长为了表彰其贡献，授予他“嘉惠乡里”（Gbobaniyi）酋长称号。郑晓鹏在加纳阿散蒂王国获封发展酋长后积极为王国引入绿色农业，惠及农户，他在参与王国节庆活动时民众会主动伸手与其亲近，以示膜拜和尊重。
（二） 部分非洲民众对华人酋长的质疑
非洲社会对华人酋长也存在质疑，主要集中在3个层面。其一是对华人酋长是否合格履职的质疑。虽然大多数华人酋长是荣誉性的，但有时会附加领地管理和咨询职能。中资企业的华人酋长本职工作繁忙，对本土文化和社会事务也缺乏深度认知，容易忽视领地管理的职责。孔涛在采访中透露他曾被当地大酋长“提醒”和“批评”。大酋长来电问询他是否知晓外国人在其领地附近买地事宜，但他毫不知情。大酋长告诫他，“你是工程领袖酋长，你要履行你的职责，对你周边的一草一木都要关注”。房一波也曾坦言，他作为酋长有协助大酋长管理领地民众的职责，但因其是外国人，同当地民众的交流、对土著文化的理解以及语言能力有欠缺，其主要精力还是放在本职工作上。非洲华人酋长基本属于发展酋长，由于其头衔是终身制，民众对他们助力当地发展的期待同样具有长期性。因此，倘若华人酋长的投资和发展举措是短期行为，甚至经常不在当地出现，就容易引发批评。不过，此类批评并非针对华人酋长，其他外籍酋长也存在这种现象。
其二是对个别华人酋长获封原因的质疑。最典型的案例发生在加纳。2020年9月5日，木材商人孙强（音）在加纳夸乎·阿贝提费（Kwahu-Abetifi）东部地区获封“发展酋长”，同时被授予特维语名字“施惠者”（Ayeboafo）。孙强获封后骑坐在加纳民众肩上游行的照片在媒体上迅速传播，社交媒体和网络上出现了较为激烈的批评论调。一部分人认为“他既不是当地居民，也不是加纳与外国人的混血，本地民众对他一无所知，不适合担任酋长。”更主要的批评是质疑孙强的经济活动是出于“个人利益”而非“社区利益”。加纳社交媒体知名评论家、曾留学中国多年的沃德·玛亚（Wode Maya）走访该地区后在“油管”平台发布视频，认为孙强只是在当地经营木材和矿产生意的私营业主，其获封主因并非发展贡献而是与当地酋长私交甚好，并且有生意方面的合作。面对社会批评，当地酋长阿昌蓬（Nana Kofi Achiampong）表示，孙强给当地建造了一所学校，捐赠了50袋水泥用于酋长宫殿建设，并成立了木材和木薯加工厂创造就业机会。迫于外界压力，孙强最终公开宣布放弃酋长称号，但表示会继续致力于当地发展。这件事情反映出民众对发展酋长的合法性和透明度有较高要求，他们将矛头指向册封的当地酋长，而非孙强本人。与此类似，2013年加纳华人淘金风波中，很多批评也是针对给非法采金者开绿灯的地方酋长和官员。大多数华人发展酋长在当地拥有私营生意，如何平衡个体利益和社区利益，并做好正面宣传是他们面临的挑战。
其三，西非地区是历史上间接殖民统治的重要实施地，历史记忆和族群政治也可能造成对外籍酋长的批评。这类质疑指向所有外籍酋长以及授权册封的传统权威，而非专门针对华人酋长。以喀麦隆为例，来自宁夏的“90后”李满虎曾因基建工程在喀麦隆埃考克（Ekok）获封酋长头衔，但他获封酋长的资讯在喀麦隆当地网络上已无法查获。2022年9月11日，龙星装备公司（Longstar Equipment）总经理龙先生（Long，音译）在喀麦隆获封荣誉称号，被当地媒体称为喀麦隆历史上首次获封三级酋长（third degree chief）的外国人。该报道表明喀麦隆主流媒体并未记录或承认李满虎的“酋长”封号。但该事件立刻引发广泛社会讨论和质疑，当地酋长不得不通过喀麦隆国家电视台澄清，龙先生获封的是“高级顾问”（Notable Advisor），而非实质性“酋长”。喀麦隆经历过德国、法国和英国的殖民统治，“传统酋长”是殖民统治的重要工具，这种历史记忆使得民众对外籍人士获封酋长极为敏感，很容易引发所谓“新殖民主义”担忧。与此同时，授予外籍投资客酋长头衔客观上也会引发不同民族之间对国家权力和外部发展资源的竞争。事实上，在尼日利亚和加纳的媒体上也存在将华人酋长冠以 “新殖民主义”的批评论调，其背后逻辑未必是针对华人本身，而是殖民记忆和当代族群政治所引发的担忧。加纳和喀麦隆的案例表明，非洲酋长和民众有着极强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一方面，册封决定权在非洲酋长而非华人，这与殖民时代的“委任酋长”有本质差别；另一方面，非洲民众的监督也可以左右外籍酋长任免，通过舆情对酋长作为进行问责，确保酋长服务于公共利益。
网民嚎叫：
照妖镜007 发表评论于 2023-05-14 06:00:33
非洲的人才计划而已，大惊小怪
挺不错的 发表评论于 2023-05-13 22:45:58
没有卵用、花钱买的，回国骗骗国人。
chichimao 发表评论于 2023-05-13 19:30:38
再多花錢 連皇上都当上了
一条小路 发表评论于 2023-05-13 12:25:51
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非人文交流的基础地位和战略意义，并在多个场合作出重要指示。不說這句還好，說了這句就一定爛尾，習主席沒做過一件不爛尾的事。
海鲜火锅2021 发表评论于 2023-05-13 11:34:50
中国几十年耐心地深耕非洲，除了常规的经济投资和基建，帮助改善非洲人民的民生经济，还和当地人民建立深厚的友谊。相对与西方殖民者对非洲的残酷剥削掠夺和高高在上的种族优越感，中国采取的措施相对更加友善，平等互利。西方一直要抹黑的一带一路政策，是真真正正帮助了非洲人民。
吃素的狼 发表评论于 2023-05-13 10:09:00
呵呵，新瓶装旧酒，中共抄来的殖民非洲的老一套，名为酋长，实为中共殖民非洲的总督。但是，这些总督们不便宜，是中共掏钱买来滴。一旦产品倾销和贿赂当地部族首领过了头，就热闹廖。
Dalidali 发表评论于 2023-05-13 09:50:09
"皇家筑路匠”酋长称号。"
cwang28 发表评论于 2023-05-13 09:27:55
做黑兄弟的领袖 领导黑人
不相信事实 发表评论于 2023-05-13 09:22:48
估计就是能教黑人吃饭用碗
炒菜用锅
想办法用上电
就是这些破事情
goldeyeball1 发表评论于 2023-05-13 09:07:53
哈哈，植人们又坐不住了！
cheeseney 发表评论于 2023-05-13 09:05:19
支部要建在部落上
中華盛頓 发表评论于 2023-05-13 08:43:11
一尊是大酋长莫属。。。佩服。。。
谢选骏：华人酋长 殖民扩张谢选骏：华人酋长 殖民扩张谢选骏：华人酋长 殖民扩张谢选骏：华人酋长 殖民扩张
【20、柬埔寨是共产党殖民地还是难民地】
《“一带一路”下的“中国租界”：柬埔寨七星海特区幕后的中国企业》（曼谷分社 BBC 2023年9月28日凌晨5点13分）报道：
柬埔寨七星海特区是“一带一路”的重点项目之一，被一些人称为“中国式殖民地”，反映了洪森政权与中国政府及企业千丝万缕的利益交织。BBC记者深入当地，发现随着中国经济出现危机和资金链断裂，该项目已经近乎停滞，但对当地居民和环境的影响难以逆转。
高速公路穿过森林，延伸到海边，通往全球最大的旅游项目之一。
位于柬埔寨南部的七星海（Dara Sakor）滨海旅游度假特区已签约15年，仍然进展甚微。
这是一家中国公司的宏伟规划，旨在建造自成一体的旅游城市。有人称之为“中国式殖民地”，开发企业称之为“盛宴和狂欢”的场所，配有国际机场、深海港口、发电站、医院、赌场和豪华别墅。
机场还在兴建，一座结合五星级酒店和公寓的赌场孤零零地坐落在海边，旁边是尚未完工的道路，周围是建筑工地。
作为旅游项目，这里才刚刚起步，但它已经破坏了自然环境，并影响成千上万的本地居民。
中国在柬埔寨的经济足迹令其他国家相形见绌，当地一半的直接投资和大部分的对外援助来自中国。
柬埔寨积极响应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该政策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旨在把中国建设和投资的基础设施扩展到世界各地。这当中很多是有效益的，也有很多投资显得投机、仓促和规划不当。
与七星海隔海相望的西哈努克（Sihanoukville，又称西港）以前是宁静的海边小镇，在短短几年转型成规模庞大的建筑工地，以满足中国人对赌场的需求。
这助长了犯罪浪潮，博彩业在新冠疫情期间经济崩溃，镇上到处都是建了一半的空塔楼。七星海项目有充分理由会重蹈覆辙。
“这就像是没有面粉的烘焙。”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柬埔寨学者索法尔·亚尔（Sophal Ear）说。
“你不能依靠不可持续的做法去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的房地产泡沫怎麽办？中国打喷嚏，柬埔寨就会感冒。”
洪森式发展
七星海是柬埔寨前首相洪森首肯的开发项目。
该项目规模庞大，但项目初期几乎完全保密。BBC发现，项目对居民或环境的影响评估极少。
参与项目的中国公司也几乎没有提供任何关于自己的信息，部分公司的记录令人生疑。该项目还让国际社会质疑中国在柬埔寨这个地区可能另有企图。
中国在援助和投资方面“无需解释”的态度吸引了洪森，洪森以强人自居，在上世纪90年代结束了柬埔寨长达30年的内战和革命后，他推动柬埔寨飞速发展，领导其赶上邻国。
但实现这种程度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是通过给予亲信和外国公司慷慨的优惠政策，特别是大片租地。
“柬埔寨没有制度规章，”《洪森领导下的柬埔寨》作者塞巴斯蒂安·斯特兰吉奥（Sebastian Strangio）说。“这个体制依靠的是保持让有权势的人满意。”
柬埔寨地图
七星海项目可追溯到2008年初，当时位于天津的民营企业优联集团（UDG）以100万美元押金获得99年租约，那是柬埔寨法律允许的最长租期。该公司取得最初36000公顷的开发权後，又追加了9000公顷。
UDG在十年内无需再支付任何费用，此后每年只需支付区区100万美元——对于占据柬埔寨整个海岸线五分之一的控制权而言，如此慷慨的安排让人讶异。
由于这块土地位于波东沙哥国家公园（Botum Sakor National Park）内，且大大超出了任何单个项目都不得超过一万公顷的法定限制，如果外界知悉此事肯定会引起很大争议。
但由于当时没有公布该笔交易的资料，柬埔寨媒体也没有对此进行讨论。
有12个村庄的居民因为七星海项目流离失所，包括索姆·缇的一家。
当地渔民索姆·缇（Som Thy）骑着摩托车带BBC记者穿过森林中的沙路，来到UDG占地内他以前居住的地方。大部分树木已砍伐殆尽，剩下几棵孤零零的巨树依然矗立，周围是荒芜的废墟。
非政府组织全球森林观察（Global Forest Watch）指出，自2008年以来，该国家公园已流失近两成的原始森林。千余个家庭被迫离开家园，索姆·缇的家庭就是其中之一。
“看到这里杂草丛生，我就很想哭。”他眺望着曾经的家园和稻田说。果园里还剩下几棵腰果树，那是他家过去用来帮补耕种和捕鱼收入的。
有12个村庄的居民因为七星海项目流离失所，和他们一样，索姆·缇也在2009年搬到了该公司在离海岸几公里处建造的一座小木屋。
最初几年曾发生多次抗议活动，如今，索姆·缇仍是拒绝接受企业赔偿方案的少数人之一。
他说，他们无法靠分到的小块土地谋生，该公司赔偿的金额只是他们原有土地实际价值的一小部分。
他有时会偷偷回到七星海区域开船出海捕鱼，他还曾赴泰国寻找工作机会。他抗议者的身份，让他无法像他弟弟那样在赌场周边的建筑工地找到工作。
UDG为投资者制作了华丽的宣传册，上面充满美好的画面，包括修剪整齐的高尔夫球场、整齐划一的别墅和享受海滨休闲的幸福家庭等。还有一些复杂的地图，将这个度假模范城的各个部分绘制在一起，包括科技教育新城片区、世贸城市中心和山林雅居片区。
波东沙哥国家公园自2008年开始流失了五分之一原始树林
这一切都与今天的景象相去甚远，我们看到的是荒芜的树林、流离失所的居民，以及还没建好的道路和建筑。
中国环保组织永续全球环境研究所（Global Environmental Institute, 简称GEI）曾在2016年发表关于七星海的报告，报告指出该公司未发布按照柬埔寨法律要求进行的环境影响评估。
该组织也找不到任何资料，说明受保护的森林区是如何被划定为开发区。GEI表示，它已向UDG表达了担忧。
“他们没有回应这些疑虑。”项目主任季琳告诉 BBC。
“他们还是坚称已遵守当地相关法律法规。他们还看不到问题所在。这种行事风格对中国的形象有很负面的影响，很多国家会认为中国公司只是来掠夺资源。中国企业在海外缺乏处理当地不满的意识和能力。在中国，这些不满地方政府都会帮忙处理掉，但在国外完全是两码事。对中国企业来说，这还是个学习的过程。”
追逐中国影响力
该项目的庞大规模也惊动了美国。
2020年，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UDG，理由不仅包括驱逐村民侵犯人权，也因为中国建造的新机场可能有军事用途。对于这个偏远旅游地点来说，新机场跑道远超小型客机所需的长度。
美国已对西哈努克附近的云壤海军基地表示担忧，该基地正由中国政府出资升级改造，华盛顿认为中国海军将来可能会使用该基地。
中国官宣柬埔寨云壤海军基地“升级改造” 时间线与战略意义
习近平在经济规划中强调“军民融合”，以及官方要求中国海外项目达到军用标准，都让美国对中国建造的基础设施越来越不安。
制裁声明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用UDG在柬埔寨的项目推进其在全球展示实力的野心。”
UDG称制裁无理，指美国的行动是基于“部分势力捏造事实，散布造谣”，并称其“始终严格遵守柬埔寨相关法律法规及合同约定”。
该公司称，如此大规模地修建机场是为了使七星海成为“全球交通枢纽”。该公司还提出了一些雄心勃勃的目标，其官网称，到了2030年将拥有130万长期居民，每年有近 700万游客到访，并为100万人提供就业机会。
上述数字很惊人，目前柬埔寨全国的游客人数仍未恢复到2019年的600万人次的高峰。
UDG也很不满美国政府将其描述为国有企业，该公司强调自己是民营企业。
这可能是事实，但从项目的最初阶段开始，中国政府就给予大力支持。
作为中国最高经济规划机构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委），甚至在交易签署前就已批准项目，并继续对其进行监督。时任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也很早就参与其中，2008年底曾到柬埔寨出席签约仪式。
张高丽后来晋升为中国最高级别的领导人之一，2015年起负责“一带一路”倡议。虽然七星海项目比“一带一路”早了五年，但官方现在称它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项目。
UDG还与柬埔寨执政党高层建立了密切关系，它曾多次向洪森夫人文拉妮（Bun Rany）管理的柬埔寨红十字会捐赠大额款项，并出资一百万美元建造一座纪念洪森功绩的纪念碑。
该公司与柬埔寨前国防部长狄班（Tea Banh）关系尤为密切，他领导该国最有势力的政治派系之一。
UDG的公开财务资料非常少，外界很难评估其运营大型项目的能力。
在七星海为数不多的已知投资，是2017年由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承销的债券发行。但那只是1500万美元，与UDG承诺投资的近40亿美元相比只是九牛一毛。
而现在，UDG的主导地位似乎已被另一家公司中国城市建设控股集团（中城建）取代。2014年，出于尚不清楚的原因，中城建介入了七星海项目，当时该公司在中国之外几乎无人知晓。
中城建高层目前在UDG担任领导角色，该集团表示，是中城建而不是UDG负责“该旅游特区规划和开发总体方案的设计”。
泡沫爆破
中国企业在柬埔寨西哈努克港大量兴建赌场，但这里也成为诈骗集团的犯罪天堂。
中城建是一家国有企业，也是一家问题企业。
该集团本来由中国住建部管辖，2016年突然宣布根据政府命令私有化，被知名度低的惠农投资基金接管。
这个消息在香港金融市场引起了动荡，让购买了数亿美元中城建“点心债”的投资者惊恐失措，点心债是为规避中国资本管制而在香港发行的债券。他们试图赎回债券，但中城建无法筹集足够的现金支付。
中城建财务状况持续恶化，信用评级受损，并被迫出售一些较有前景的业务。
另据披露，2016年接管中城建的基金公司惠农由财政部间接拥有，这使得中城建在严格意义上再次成为国有企业。这种不透明性让外界很难评估中城建的真实财务状况，而中城建很可能受到近期中国房地产市场崩盘的影响。
“在2014到2016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初，中国对外投资出现了一段狂潮。”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21世纪中国中心主任史宗瀚（Victor Shih）说。“但到了2016年，中国政府变得更加谨慎。他们不再在投资上一掷千金，或者在批准项目时干脆利落。”
七星海（Dara Sakor）的另一位投资者是中国企业家佘智江（She Zhijiang），他因在泰缅边境经营赌场而声名狼藉，当地曾发生大规模人口贩卖和诈骗罪案。他目前在泰国被囚，等待引渡回中国。
有来自泰国、台湾和菲律宾的受害者说，他们被强行关押在七星海项目园区的诈骗中心，需要救援。
柬埔寨的中国投资园区有诈骗中心的消息吓怕了中国游客，这让作为当地经济支柱的旅游业复苏缓慢。
但塞巴斯蒂安·斯特兰吉奥认为，柬埔寨新首相洪玛奈（Hun Manet）不太可能改变做法。他是洪森儿子，曾在西方接受教育。
“他将被这个体制绑架。他权力有限，即使他希望这样做，也无法控制其过度行为。”《洪森领导下的柬埔寨》作者塞巴斯蒂安·斯特兰吉奥说。
上周，洪玛奈在接替其父的首相职位仅一个月后就访问北京与习近平会面，并向他保证中柬关系坚如磐石。
事实上，七星海只是该地区几块大型土地特许经营权中的一块，当中大部分都给了与执政党关系密切的柬埔寨当地企业。
柬埔寨沿袭已久的掠夺式经济发展模式让既得利益集团拥有绝对力量，这同时也导致这种发展模式本身很难被改变
目前，这座国家公园八成的土地都在进行商业开发，环保人士一再警告却无人理睬，他们担忧柬埔寨即将失去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自然栖息地。
其中一位环保人士是一位20多岁的女性，她和BBC记者同行来到七星海。她2021年因企图组织抗议另一宗土地侵占案被判囚18个月，目前正在保释中。
她冒着很大风险和我们来到UDG租赁地。她看着荒芜的森林说：“我们别无他选。”
“我们必须冒着坐牢或更糟的风险，努力保护留给下一代的东西。”
谢选骏指出：柬埔寨与其说是共产党殖民地，还不如说是共产党难民营。
【21、鲁迅为何不说欧洲殖民者也吃人】
《另一个“张献忠时代”：唐末五代确是一个吃人社会》（新浪/未央长喟 2024-02-18）报道：
鲁迅在其著名小说《狂人日记》中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这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这是鲁迅借狂人之口道自己心中之感慨，整部历史就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自然竞争，人吃人不过是形象的说法，这是鲁迅对当时中国现状的感触，其实放在任何时候都是成立的。这也是借“狂人”之口，控诉了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的罪恶，所以用“吃人”二字。但就算是狭义的意思，历史书中也从未断绝。尤其以唐末及五代史为最，翻开一看，让人感到头皮发麻。
说唐末五代，首先要提到著名的黄巢起义。这位既是私盐贩子也是落第秀才的人曾写下“待到年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的诗并掀起了巨大的波浪，到明朝时施耐庵为了写出宋江要啸聚山林，也让他在自己的诗中以黄巢为比喻，说“敢笑黄巢不丈夫”。可见黄巢的影响。他在行军之时就曾经吃人。史书记载：“贼围陈郡三百日，关东仍岁无耕，人饿倚墙壁间，贼俘人而食，日杀数千。贼有舂磨砦，为巨碓数百，生纳人于臼碎之，合骨而食，其流毒若是。”
黄巢
黄巢的行为已经令人发指，而司马光在书中谈到了另一个人，“其残暴又甚于巢”。这就是秦宗权。这位没有太多人知道的唐末将领，以极端的残暴恐怖留名史书。他“西至关内，东极青、齐，南出江淮，北至卫滑，鱼烂鸟散，人烟断绝，荆榛蔽野。贼既乏食，啖人为储，军士四出，则盐尸而从。”《资治通鉴》记载：“其残暴又甚于巢，军行未始转粮，车载盐尸以从。北至卫、滑，西及关辅，东尽青、齐，南出江、淮，州镇存者仅保一城，极目千里，无复烟火。”
蔡州军团过后，能烧的烧光，百姓全部掠走，以至于朝廷收复后“鞠为煨烬，寂无鸡犬之音”。
且要知道秦宗权的活动范围是在如今河南、山东、江苏一带，即便是古代也是开发比较早，经济比较好的地方，然而秦宗权过后“鱼烂鸟散，人烟断绝，荆榛蔽野”，这是一幅末日景象，哪还有半点大唐气息、中原神州景象？
当然到了五代，战乱频繁，真是“皇帝轮流做”，有军队就能上位，频繁的战乱已经让吃人不再是多么为难的事情。
朱温与李茂贞打仗，围困李茂贞，时日一久，城中无粮，就开始吃人。史书里记载：“城中薪食俱尽，自冬涉春，雨雪不止，民冻饿死者日以千数。米斗直钱七千，至烧人屎煮尸而食。父自食其子，人有争其肉者，曰：‘此吾子也，汝安得而食之！’人肉斤直钱百，狗肉斤直钱五百。父甘食其子，而人肉贱于狗。天子于宫中设小磨，遣宫人自屑豆麦以供御，自后宫、诸王十六宅，冻馁而死者日三四。城中人相与邀遮茂贞，求路以为生。茂贞穷急，谋以天子与梁以为解。”
军阀李罕之，也是一个吃人堪比秦宗权的角色。
五代时期由于战乱频繁，少有农作物种植收获。李罕之驻扎泽州期间就派遣军队四处掳掠，数百里内，郡邑无长吏，闾里无居民。而且就算是地势非常险要的地方，只要有人，李罕之也会率部队攻下来，把人抓来做军粮。以至于怀州、孟州、晋州、绛州等地的官员百姓，几乎被李涵之吃光，“荆棘蔽野，烟火断绝，凡十余年”。
《新五代史·吴世家·杨行密世家》也有“城中仓廪空虚，饥民相杀而食，其夫妇、父子自相牵，就屠卖之，屠者刲剔如羊豕”的记载。《九国志》则说：“吴将高沣好使酒，嗜杀人而饮其血。日暮，必于宅前后掠行人而食之。又本朝王继勋，孝明皇后母弟，太祖时屡以罪贬，后以右监门卫率府副率分司西京，残暴愈甚，强市民家子女以傋给使，小不如意即杀而食之，以槥椟贮其骨，弃之野外。女僧及鬻棺者，出入其门不绝。太宗即位，会有诉者，斩于洛阳市。”五代人吃人的不胜枚举，一直持续到北宋： 《铁围山从谈》说：“喜生脍人肝，且多不法，谓尚仍五季乱习，（太宗）怒甚，因以治开罪。”
类似的记载还有“罕之留其子颀事晋，乃之泽州，日以兵钞怀、孟间，啖人为食。”“从简好食人肉，所至多潜捕民间小儿以食。”“官军皆执山砦百姓，鬻于贼为食，人获数十万。”等等。可以看到，在古代，那个“易子而食”的成语绝非夸张之词。
网民嚎叫：
穿越大洋 发表评论于 2024-02-19 15:23:12
有人还把两汉，大唐和大明画成一千万平方公里以上，那些都是画着玩的。
穿越大洋 发表评论于 2024-02-19 15:22:32
民国大海棠是蒋介石自己画着玩的。
welgoindco 发表评论于 2024-02-19 13:03:24
穿越大洋 发表评论于 2024-02-19 10:36:35
“汉族大一统的强汉模式，汉族唯一一次控制满蒙疆藏：毛泽东建立中华人民共和鬼”——洋毛睁眼说瞎话。民国的海棠花不是更大嘛。
OldPortland 发表评论于 2024-02-19 12:50:00
Large-scale people cannibalism exists throughout the Chinese dynasties, includ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world is advancing, but China is not progressing.
穿越大洋 发表评论于 2024-02-19 10:47:32
明朝是后八百年孤立的汉族盛世。这也反衬出，盛唐以后汉族的困局。
穿越大洋 发表评论于 2024-02-19 10:45:27
谁建立了所谓的中华民族？毛泽东，这是铁的事实！
穿越大洋 发表评论于 2024-02-19 10:44:04
骂共产党的大陆移民是受毛泽东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的。国民党后裔则是受蒋介石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的。毛蒋的中华民族历史观都有浓厚的政治观点，不是传统的历史观。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历史观都是偏离历史真相的。真实的历史，我看都被两党改写了。在中华民国和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根本就没有民族国家。古代，汉族在中原地区与北方民族长期斗争，政权也不断地更迭，民族间也不断地斗争和融合。
jinzhengping 发表评论于 2024-02-19 06:50:16
刘对毛说 人相食 你我都要上书的 的的确确上了书 但是吃的时候也是津津有味的 后来陈云说 饿死四千万也不会造反 说明味道不错么
弟兄 发表评论于 2024-02-19 06:44:39
和中共比都是小意思
原上草2017 发表评论于 2024-02-19 04:37:23
这些都是毛贼腊肉的榜样。
ajaja 发表评论于 2024-02-19 01:43:24
从小受的共产党的教育都是太平天国，黄巾军，黄巢起义，陈胜吴广，义和团，等等等等都是农民军起义反击腐朽的封建王朝要为穷苦人打天下。
liu12345 发表评论于 2024-02-19 00:42:22
这就是历史书上歌颂的革命，农民起义，可见某朝是啥货色？
星光一闪 发表评论于 2024-02-18 23:12:41
科学研究认为同类不能相食的生物本性来自达尔文进化的自然结果，因为会不可避免导致类似疯牛病的脑病，最后引发物种灭绝。中国人的确超越了达尔文进化论，一个成精的生物品种，值得研究研究。呵呵
Sparkpool 发表评论于 2024-02-18 23:12:00
莒县杀人40 的新闻春节全面封杀
0101011 发表评论于 2024-02-18 22:59:00
毛主席敢笑黄巢不丈夫
东方明月- 发表评论于 2024-02-18 21:40:09
所以说毛时代是和平时代最残暴的政权。文革中广西在没有饥荒的时候，大量屠杀地富反坏并吃人。
体制内 发表评论于 2024-02-18 21:24:58
五千年文明古国真恶心
portfolio 发表评论于 2024-02-18 21:14:58
中共王朝，搞大跃进后，紧接着大饥荒，饿殍遍地，人相食。
谢选骏指出：鲁迅这个狗杂，只说中国历史吃人，不说欧洲殖民者也吃人——欧洲殖民者在亚洲、非洲、美洲、澳洲到处吃人，鲁迅不知？无知还是护短？其实因为鲁迅拿了卢布日元，就为俄人倭人在中国吃人进行了掩护。
【22、马来群岛的穆斯林是阿拉伯殖民者的俘虏】
《马来群岛的穆斯林︱9-16世纪：自商路而来的信仰》（澎湃新闻 2020-09-16）报道：
从中世纪开始，“万岛之邦”马来群岛各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文莱）在南海、印度洋等跨域海道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同时，这里也成为各种文化汇集的地方，
从中世纪开始，“万岛之邦”马来群岛各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文莱）在南海、印度洋等跨域海道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同时，这里也成为各种文化汇集的地方，其中以伊斯兰文化表现得最为突出。
如今的伊斯兰文化的叙事（例如新闻报道、时事讨论）出现失衡化的状况，大多数媒体关注的都是恐怖主义、原教旨主义等上层建筑类话题，对于民生百态、社会阶层等经济基础基本都缺乏必要的了解和介绍；而华人华侨在马来群岛特殊的历史遭遇，加上华文域外研究长期单方面借鉴欧美学术界的经验，也使得海内外中文媒体对于马来群岛存在非常严重的偏见。
有鉴于此，笔者试图通过梳理马来群岛伊斯兰教发展的历史，思考在严重失衡的舆论氛围下，如何以正常的心态看待马来群岛的文化发展。本文是该系列的第一篇，介绍伊斯兰文化在马来群岛最初的发展情况。
中介、财富与布道：9-14世纪的马来群岛穆斯林商人
现今印尼的苏门答腊岛，是当时马来群岛诸国中最为繁盛的室利佛逝王朝（Sri Vijaya）核心所在。在9世纪的时候，室利佛逝已经成为当时南海的一个重要中转站。热衷海上贸易的穆斯林，自然不会错过到此处经商、贸易的机会。他们通过航海，活跃在“香料之路”中，把中东的香料（例如乳香、没药）运送到东方，再运回产自东南亚的香料（例如胡椒、丁香）。因此，他们不可避免地在当地留下一些痕迹，例如沉船和货币。
根据《马来亚史》记载，当时考古学家在苏门答腊发现一些上有阿拉伯文铭文的金币，对应年代的是执政于9世纪的阿巴斯王朝哈里发穆台瓦基勒（Al-Mutawakkil，822-861,847-861在位）。而到10世纪，室利佛逝王朝中出现一个名为“遐至”/“夏池”的君主，根据学者讨论，此人对应的是“哈吉”（Hajj），即穆斯林朝觐者。
对于此案例，笔者在拙作《多元文化互动中的印尼伊斯兰教本土化》（《中国穆斯林》2020年第2期）中认为此人不一定是穆斯林，但他大概率与穆斯林有较为密切的接触。基于跨文化的经济与政治交流，以穆斯林名字为名、实质信仰其他宗教的君主还是有几个案例的：例如阿富汗古尔王朝创始人穆罕默德·苏里（Muhammad ibn Suri，终于1011年），其一生都是佛教徒，但他自己拜领阿巴斯王朝的军职，采用穆斯林名字，而且让儿孙改宗伊斯兰教；地处今缅甸西部若开的阿拉干妙乌王朝，受孟加拉苏丹影响，历代君主都兼有佛教和伊斯兰教名字，但他们无一例外死后进行佛教的火葬仪式，因此得到绰号“佛教苏丹”。
穆罕默德·苏尔（白胡须老者），古尔王朝建立者，阿巴斯王朝的佛教徒军官
从侧面说明，伊斯兰教虽然尚未取代早些传入的佛教、印度教，但已经对马来群岛有一定程度的影响。现代东南亚学者把1136年吉兰丹苏丹改宗伊斯兰教以及13世纪巴昔苏丹国（Pasai Sultanate）的建立，视为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正式起点。
从历史来看，区域内的宗教演变并不是一朝一夕之举，而是在一定的民众基础上，由下至上逐步发生的变化。例如真正奠定阿富汗从佛教过渡到伊斯兰教，推动力并不是古尔王朝君主自身的改宗，而是“古拉姆”雇佣兵制度下，通过军功改变阶层的阿富汗普通民众；而罗马帝国放弃“朱比特多神教”转向基督教，也是因为4世纪以来帝国内部，无论是东方的叙利亚和小亚细亚、还是西方的各“蛮族”（例如哥特），民众大面积改宗基督教，君士坦丁大帝才通过母亲海伦娜的关系，宣布基督教为罗马帝国国教。
新柯沙里王朝的寺庙，建于格尔达纳卡拉执政时期
无论是吉兰丹苏丹的改宗，还是巴昔苏丹国的崛起，背后都是马来群岛居民自身自发的选择以促成区域宗教文化的发展。
历史上马来群岛信仰印度教与佛教，动力也是商贾带动的经济发展。而到了中世纪，随着贸易主力军逐步变成穆斯林——甚至来自马来群岛传统盟友南印度的商贾主体也变成穆斯林——马来群岛的城市居民也乐于接受鼓励商业、理论相对提倡阶层平等的伊斯兰教。
不过，即便苏门答腊和爪哇民众已经出现成规模的穆斯林群体，大多数马来文化圈的君主还是保留过往的宗教信仰，只是出现了不一样的情况：有的保留印度教、佛教信仰的同时开始了解伊斯兰教，有的则在信仰伊斯兰教的同时保留大量印度教的礼俗，还有的继续维系原有的秩序体系，坚持印度教和佛教信仰。
这种事情在今天看来似乎不可思议，但在民族主义崛起之前很长一段时间，这种信仰交织不是新鲜事。例如马来群岛的重要政权新柯沙里王朝（Singhasari）就是兼具大批量穆斯林民众和依旧活跃的印度教-佛教僧俗贵族群体。
1292年，元朝进攻爪哇，新柯沙里王朝处于守势，而此时新柯沙里王格尔达纳卡拉（Kertanegara）的女婿拉登·甲亮（Raden Wijaya）同时打败元军和新柯沙里军，建立盛极一时的满者伯夷帝国（Majapahit Empire，1293-1527）。
满者伯夷的崛起属于当时马来群岛“曼陀罗体系”（印度教-佛教体系）最后的辉煌期，虽然其曾通过名将加查马达（Ghaja Mada）短暂地雄霸南洋，而且建立起众多金碧辉煌的庙宇，留存大量恢弘的宗教雕刻，但随着满者伯夷与巽他之间的战争，以及满者伯夷内部层出不穷的内讧——尤其是印度教和佛教权贵之间的厮杀，满者伯夷实际的影响力仅局限于政治上的霸权。对于不断发展的穆斯林影响力，满者伯夷已经难以阻挡。
加雅特丽（Gayatri Rajapatni，1276-1350）的佛像雕刻。她是拉登·甲亮的妻子，格尔达纳卡拉的独生女
15世纪，对于马来群岛而言，可以说是非常具有转折性的世纪。在此之前，马来群岛虽然已经有不少民众接受伊斯兰教，而且也出现一部分信仰伊斯兰教的王国，但整体而言，马来群岛占据主要地位的秩序体系依然是“曼陀罗体系”。而15世纪即将开始之前，一场满者伯夷发起的入侵，改写整个马来文化圈——从马来亚半岛到马来群岛——相应的历史书写，也将整个群岛从原本的“曼陀罗体系”，纳入到伊斯兰文化体系之中。
流亡王公、宣慰司与传教士家族：15世纪前半段的群岛穆斯林
1397年是学术界公认室利佛逝王朝终结的年份，这一年，室利佛逝家族最后的领地——淡马锡（Temasik，现新加坡），被满者伯夷大军占领。淡马锡的一个领主，室利佛逝王族出身的拜里米苏拉（Parameswara，1344-1414）被迫带着部属一路往北逃亡，甚至不惜为此与试图占领马来亚南部的暹罗开战，最终艰难地扎根在马六甲。
明朝文献《武备志》里的“淡马锡”
5年之后，即1402年，年近花甲的拜里米苏拉在子侄的拥戴下成为马六甲苏丹国第一任苏丹。不过这个时候，拜里米苏拉本人虽然拜领了作为穆斯林君王的“苏丹”头衔，而不是过往的“拉者”（Raja，印度文化圈的地方君主头衔），但他还没有正式皈依伊斯兰教——他的名字依然是印度教风格，而他自己的行政体系，在他执政初期也是依照传统的“曼陀罗体系”。
他的举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马来亚南部已经扎根的伊斯兰教传统——无论是马六甲的民众，还是支撑马六甲经济的商人，大多数已经从原本的印度教、佛教和巫术信仰转变为伊斯兰教。包括拜里米苏拉自己的孙子，也接受伊斯兰教的割礼并取名“穆罕默德”——在定都马六甲之前，为了得到富可敌国的南印度穆斯林商人的支持，拜里米苏拉让自己长子伊斯坎达尔（Iskandar，约1370-1424）迎娶巴昔公主为妻，之后巴昔公主诞下拜里米苏拉的长孙穆罕默德。
为了赢得更多的外交支持，一方面拜里米苏拉积极与穆斯林打好关系，另一方面，他也寻求其他政权的支持，为室利佛逝王族得到可生存的空间。此时，他最大的两个敌人都是“曼陀罗体系”的大国——暹罗与满者伯夷；而能与他结盟的，除了以儒家思想为正统的大明王朝，就剩下苏门答腊和马来亚一圈穆斯林国家，这让拜里米苏拉不得不思考是否应该继续“曼陀罗体系”。
为了得到尽可能多的支持，待马六甲苏丹国逐步稳定，拜里米苏拉选择放弃“曼陀罗体系”，转向另外两种在东南亚尚未扎根的系统——与大明建立朝贡关系以及接受真正的伊斯兰苏丹国体系。
1405年，拜里米苏拉第一次派遣使者前往大明，请求明朝能接受马六甲的朝贡。当时明朝已经开启“郑和下西洋”，郑和舰队在马六甲也确实受到相当多的支持，由此明朝允诺与马六甲苏丹国保持朝贡关系，直到1511年马六甲苏丹国被葡萄牙灭亡。
至1412年，拜里米苏拉正式确认马六甲苏丹国的“苏丹国”政治体系，自己也不局限于拜领“苏丹”头衔，还明确国内政治系统不再沿用过往的“曼陀罗体系”。有的学者将其列为“拜里米苏拉正式皈依伊斯兰教”的开端（主要是穆斯林学者），但有的学者则保留观点，认为拜里米苏拉自己没有改宗，改宗是从他长子伊斯坎达尔这一代开始的（主要是欧美学者和华人学者）。随着两年后拜里米苏拉的去世，马六甲正式定型，成为一个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马来大国。
马六甲的崛起无疑触动了满者伯夷在南海的霸权：此时满者伯夷在此前杀死明朝职官，并且对郑和舰队实行过骚扰，与明朝关系非常恶劣，马六甲的发展肯定是明朝乐见的结果。明朝需要有这样一个政权打破满者伯夷的垄断，维护自身在南海地区的影响力；与此同时，伊斯坎达尔和其子穆罕默德都是非常有才干的君主，他们积极维护自身与其他马来苏丹国的外交关系，与南印度穆斯林豪商联姻，扩充国库和军备，同时也打败好几轮满者伯夷与暹罗的进攻。因此，马六甲的崛起带动另外一个穆斯林为主的政体短暂崛起，并间接改变爪哇岛的历史。
1405年，时年45岁的海外华商施进卿协助郑和舰队航行，期间也参与平定陈祖义的海盗军团，之后施进卿派遣女婿前往中国拜见皇上。为了嘉奖施进卿的“忠义之举”，明成祖永乐皇帝赐封施进卿为“旧港宣慰司”。
“旧港宣慰司”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朝廷对华人穆斯林直接赐封爵位，也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在海外的“飞地”管辖。
旧港，一作巨港，位于今天苏门答腊岛南部的巴邻旁（Palembang），在当时是商人汇集的区域。施进卿本人原籍广东，此前长期住在占婆，信仰伊斯兰教。关于施进卿的身世，有一说他本身是回回人，另一说则认为他本是汉人，家族在占婆首府占城居住期间受占城穆斯林商人影响而皈依伊斯兰教。
根据随郑和下西洋的穆斯林职官马欢记载，当时在马来群岛的华人，以爪哇岛为例，大多已经接受伊斯兰教。结合元末明初泉州等东南沿海大港口遭“兵焚”等劫难，大批“蕃客”后裔为保持原有文化、沿海居民为更好生存，被迫远走他乡等因素，有可能这批华人是明初移居南洋的闽粤移民。在这些海外华人中，施进卿相对是个例外，因为他并不是一开始就在中国生活，而是出身占城的华裔。
因此，在施进卿受封的1405年，到施进卿次女施二姐1440年被满者伯夷打败后移居爪哇，这35年间“旧港宣慰司”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权。虽然实际上这个“宣慰司”是以公议为执行决策的“共和”政体，且以明朝为宗主国，但由于其时间短，三任宣慰司都是施进卿家族之人，因此有人把这个“宣慰司”视为施进卿家族的“小王国”。
在施进卿家族执政期间，华人穆斯林得以有短暂的发展期，从而衍生出四个比较活跃的家族：彭、颜、施、陈。他们利用兼容的文化身份——华人与穆斯林，长期协助明朝与马来群岛诸苏丹国之间的联系，从而让苏门答腊成为一个重要的海贸枢纽，使得穆斯林文化在经济发展中得以进一步的壮大、发展。虽然满者伯夷之后的入侵使得“旧港宣慰司”成为历史，施进卿家族也随着移居到爪哇岛而逐步消弭，但华人穆斯林的移居，逐步形成另外一个不可小视的群体，进而推动满者伯夷的转型。
这些人被称为“华人苏菲”（Chinese Sunan of Java），Sunan一词，既有苏菲教士之意，也有传教士之称。在15世纪，比较知名的华人穆斯林传教士有祖籍泉州的陈金汉（即印尼已故总统瓦希德之祖先），有祖籍云南的彭德庆、彭瑞和祖孙，其中彭瑞和本人采用马来化穆斯林名字——拉登·拉赫曼（Raden Rahmat，“拉登”是马来式印度文化头衔），从而奠定早期华人移民本土化的基础。
彭瑞和本人可能没有亲生子女，他在晚年的时候收养一个出身较显赫的年轻人作为养子，此人就是满者伯夷的封臣，出生于1455年的拉登·巴达（Raden Pateh）。根据史料记载，他随华人生母姓，有中文名字，名曰“陈文”（Jin Bun）。早期有人译作“靳文”，但由于此拼写是基于闽南语发音，且早期南下华裔几乎没有姓“靳”，华裔陈姓是望族且转写“Jin”，故廖大珂教授确定拉登·巴达为“陈文”。
彭瑞和自己可能也没有想到，这个身世颇具传奇色彩的养子，日后彻底改写马来群岛的历史，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中实现爪哇的信仰演变。
华裔开国君主：延续的皇冠，改写的教门
从多方面史料来看，拉登·巴达就是陈文，他是兼具华人文化认同和满者伯夷法统的穆斯林领主。陈文在世的时候，多次强调他母亲是华人穆斯林，与施进卿家族有亲戚关系。与此同时，拉登·巴达还认为自己继承满者伯夷的血统，理由是自己的生父为满者伯夷王巴拉·维查亚（Bra Vijaya）。
此说法在历史学界有争议，印尼学者（例如赛努西·巴尼）和其他海外学者倾向于认为拉登·巴达很可能是巴拉维查亚的私生子或庶子，而华人学者倾向于认为拉登·巴达的生父不明，有可能是普通爪哇人，而他为了日后君临爪哇渲染自己的满者伯夷王族出身。
但无论是哪一种观点，学者们一致认为拉登·巴达确实在母系方面继承了华人血统和伊斯兰教信仰。在1470年前后，年轻的拉登·巴达就受封爪哇岛北部的淡目（Demak），成为满者伯夷附庸的淡目太守。
此时满者伯夷虽然有过占领“旧港宣慰司”，把大量华人等苏门答腊南部各族群的穆斯林迁移到爪哇的经历，但此时已经是“强弩之末”的态势，大批贵族离心离德，东部的龙目、巴厘和西部的巽他都已经脱离满者伯夷的统治。满者伯夷麾下的诸侯，此时绝大多数已经是穆斯林占主体的，部分满者伯夷王族自己已经结合伊斯兰教和印度教，形成独特的“科佳温”信仰（Kejawen）体系。
在这个基础上，拉登·巴达不断壮大自己的势力，从而逐步从普通的“太守”到最大的诸侯，再到有权掌控国家最高权力的“执权官”（即“沙班达尔”，Shahbandar），成为爪哇岛最有势力的诸侯王。最终满者伯夷王自己反而臣服拉登·巴达，国运逾半个世纪的淡目苏丹国（Demak Sultanate，1478-1554）也由此建立。
虽然拉登·巴达取代满者伯夷的权势并确立伊斯兰教为国教，陆陆续续有不少印度教信仰者为了不改宗移居龙目和巴厘等地，但拉登·巴达非常清楚他现在的处境非常尴尬，尤其是他晚年的时候。
他对于满者伯夷旧部的统治，没有太多血腥的征服，这客观上不会给自己以及自己背后的势力——伊斯兰传教士，在民间造成太多麻烦。但另一方面，随着自己几个儿子陆续无嗣而终，女儿也早已外嫁，他自己的家族摇摇欲坠。印度教贵族的反扑倒是不可能，因为即便是满者伯夷王族，在当时为数不少已经接受伊斯兰教。但周围的马来苏丹们却一直虎视眈眈他的宝座，尤其是他的女婿和外孙们。最终，拉登·巴达采取一种折中的方式，来维系满者伯夷的遗产：
拉登·巴达规定只有与满者伯夷王族有血缘关系的穆斯林领主，才能继承他的王位并接过“满者伯夷皇冠”——这样他的继承人才能在名义上接手满者伯夷打下的群岛统治权。
同时，在解释伊斯兰教义方面，拉登·巴达延续华人传教士的倾向，他规定解释方法以逊尼派四大学派中最为松动的一支，哈乃斐学派（Hanafi Scholar），来作为教法解释基础。
拉登·巴达的考虑基于这样一点：爪哇和马来群岛其他区域一样，虽然伊斯兰教已经扎根几百年，但当地的传统信仰（包括“科佳温”信仰模式）和印度教-佛教系统依然存在非常大的影响。满者伯夷王朝虽然日落西山，但名义上的威严仍在：拉登·巴达没有对满者伯夷王族赶尽杀绝，贵族势力依然非常大。更何况拉登·巴达自己的母族是华人，华人穆斯林传统就是按照哈乃斐学派解读经训。
因此，在中东后裔哈德拉米人（Hadhrami，在印度洋-南海沿岸经商、与本地人通婚但又保存自己文化传承的也门南部阿拉伯客商后裔）大规模到来之前，哈乃斐学派一直是马来群岛穆斯林的主导学派，穆斯林与其他宗派之间的关系也相对良好——当然关系开始真正出现裂痕也不是因为哈德拉米人带来解读风格相对保守且谨慎的沙斐仪学派（Shafi’iyah Scholar），而是大航海时代的殖民主义扩张。
危机前夜：15-16世纪的转折
1511年，拉登·巴达56岁。逐渐步入老年的他，正愁自己没有合适的继承人——他所有的儿子都已经去世，没有男系孙子。而另一件事情更让他心烦：葡萄牙的冒险者在马六甲的进攻中取得优势，这意味着，马来群岛的穆斯林领主们有了一个神秘且强大的异教徒敌人。而且，一部分不满他统治的满者伯夷贵族、甚至不乏已经改宗伊斯兰教的贵族似乎在利用拉登·巴达诸子英年早逝这个机会，拉拢新的入侵者，从而削弱他的权力。对于旧时代的君主而言，没有男性子孙是国家危机的前夜。
7年后，拉登·巴达与世长辞，享年63岁。他临终的时候，不得不把贵族中最具有威望的尤努斯（Pati-Unus）叫到跟前，安排后事并让他领导淡目苏丹国。尤努斯是他的妹夫，血缘上也与满者伯夷帝国有关。此时的淡目看似蒸蒸日上，大有君临群岛的威势，但内部的不和以及逐渐发展的殖民者，这两种情况对他们而言无疑是悬在头上的“蛇纹剑”（Kirs）。而此时的马来穆斯林诸邦的盟友，远在东亚的大明，因为东部沿海层出不穷的倭乱被迫再次执行“禁海”政策。曾经是马来群岛穆斯林君主两巨头之一的马六甲苏丹国，就是跟大明求救无果，最终在殖民者的进攻中分崩离析。
1518年，尤努斯戴着妻舅给他的“满者伯夷皇冠”，战战兢兢地登上宝座。他年事已高，未曾与妻子生育儿女。满庭文武都怀疑他有没有可能让淡目渡过难关。但就在短短的三年时间，尤努斯成功击退葡萄牙殖民者对爪哇的进攻，暂时稳定爪哇岛的人心。
1521年，尤努斯去世。这次继位的是拉登·巴达的外甥特林加纳（Raja Trenggana，1483-1546）。特林加纳于1527年找到满者伯夷傀儡王与葡萄牙之间的信件，派兵进驻满者伯夷都城达哈（Daha），宣布废黜满者伯夷王帕拉卜·乌达拉（Prabu Udara），自此完全确立伊斯兰教苏丹国体系在整个马来群岛的主导秩序。但随着1546年特林加纳在平定东部地区的内乱中遇刺，他的儿子一年后也猝死，淡目苏丹国就此宣告终结。
从欧洲来的殖民者，随着亚洲航路和东方两大殖民地（印度果阿和马六甲）的打通，陆陆续续增加起来。他们拥有着最狂热的财富追求和破坏力强劲的热兵器，即便历史上成功打退中南半岛之虎暹罗王国的马六甲苏丹国，也败在这些信仰基督的新对手之手。
虽然有关葡萄牙驻马六甲官员贪污腐败的传言陆陆续续传到马来群岛各苏丹耳中，但苏丹们明白，与其对抗这些很可能只是为了财富的冒险者，倒不如想办法利用淡目苏丹王族的绝嗣危机、爪哇岛东部层出不穷的满者伯夷残余势力暴动等事件，从中占领群岛主导权，成为马来文化圈穆斯林的共主。
苏门答腊的亚齐苏丹国（Aceh Sultanate）和加里曼丹岛的文莱苏丹国（Negara Brunei），斯雅家族（Syah，占婆王朝遗族，亚齐苏丹国王族）和博尔吉亚家族（Bolkiah，文莱苏丹王族）都想成为一统南洋的王者，他们利用这两个地方内部的纷争发动一系列的战争。
很快，马来群岛各苏丹国都陷入战争中，虽然亚齐短暂打败柔佛苏丹并在班达亚齐将苏丹斩首，但亚齐和文莱不仅仅没有实现穆罕默德沙（即拜里米苏拉之孙，马六甲苏丹国第三任苏丹）和拉登·巴达的事业，反而因为长期的战事，极大加剧两个苏丹国自身损耗。
随着17世纪荷兰殖民者的到来，葡萄牙原有的海洋霸权一家独大局面被打破，马来群岛各族群的噩梦也即将来临。
《马来群岛的穆斯林︱16-18世纪：马塔兰崛起与殖民者入侵》（澎湃新闻 2020-10-07）报道：
从中世纪开始，“万岛之邦”马来群岛各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文莱）在南海、印度洋等跨域海道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同时，这里也成为各种文化汇集的地方，从中世纪开始，“万岛之邦”马来群岛各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文莱）在南海、印度洋等跨域海道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同时，这里也成为各种文化汇集的地方，其中以伊斯兰文化表现得最为突出。
如今的伊斯兰文化的叙事（例如新闻报道、时事讨论）出现失衡化的状况，大多数媒体关注的都是恐怖主义、原教旨主义等上层建筑类话题，对于民生百态、社会阶层等经济基础基本都缺乏必要的了解和介绍；而华人华侨在马来群岛特殊的历史遭遇，加上华文域外研究长期单方面借鉴欧美学术界的经验，也使得海内外中文媒体对于马来群岛存在非常严重的偏见。
有鉴于此，笔者试图通过梳理马来群岛伊斯兰教发展的历史，思考在严重失衡的舆论氛围下，如何以正常的心态看待马来群岛的文化发展。本文是该系列的第二篇，介绍16-18世纪马来群岛穆斯林在殖民者到来之后的一系列社会、文化危机。
淡目苏丹国带着传奇色彩而来，也随着绝嗣而终。虽说不是惨烈的战乱，但对于马来群岛、尤其是爪哇岛的穆斯林而言，淡目的绝嗣不比发生战争的境况好一些——频繁更替的君王，几大势力（例如亚齐、文莱、葡萄牙）在海岛间争权夺利，大多数马来群岛民众处于心力交瘁的情况。
帕马纳罕，拉登·巴达的外曾孙，巴章苏丹国顾问，马塔兰诸侯
到1586年，中部爪哇诸侯国之一的马塔兰（Mataram），在这个时候异军突起，成为爪哇岛的一颗政治新星。当时马塔兰执政的君主，是年轻的苏塔维查亚（Suta Vijaya，约1550-1601），他刚刚从两年前去世的父亲帕马纳罕（Pamanahan，约1520-1584，1570-1584执政）手中接过马塔兰王侯之位。
帕马纳罕是满者伯夷帝国的王族后裔之一，母系也部分继承淡目苏丹国的血统——他母亲是拉登·巴达的一个外孙女。相比起重视男性血脉的东亚地区，无论是之前的“曼陀罗体系”，还是后来的伊斯兰文化体系，马来群岛一直承认母系血统继承权：例如满者伯夷帝国创始人拉登·甲亮，随着其独子1328年遇刺身亡，严格来说其男系子孙已经断绝，但由于拉登·甲亮自己的立国法统来自于岳父，在他妻子的斡旋下，拉登·甲亮的女儿、外孙就顺理成章成为满者伯夷帝国的嫡系继承者。因此，所谓的“满者伯夷后嗣”，到这个时候已经非常广泛存在于爪哇的贵族阶层。
只不过，帕马纳罕在梭罗（Surakarta）任职期间，到他去世之前，一直都是兢兢业业地为巴章苏丹（Pajang Sultanate）服务，因为巴章苏丹也同样具有前朝的血缘联系。
巴章苏丹哈迪·维查亚
在淡目苏丹国于1554年绝嗣而终后，继承淡目苏丹国最多领土的便是巴章——特林加纳的一个女儿是首任巴章苏丹的母亲。只不过由于第一任苏丹早逝，儿子年幼，太后辅佐孙子摄政十余年。
至1568年，年轻的哈迪·维查亚（Hadi Vijaya，1548-1586）结束祖母的摄政，亲政成为巴章苏丹。在他统治的近20年中，巴章的势力如日中天，一度统一中部和西部爪哇，臣服巽他诸邦。但哈迪本人是一个性格易冲动的武士，他把延续前朝的希望寄托于开疆辟土，而忽略对国内诸侯的拉拢与治理。作为老一辈的诸侯帕马纳罕，就经常遭受哈迪·维查亚的斥责。
帕马纳罕去世原因是疾病，这个没有人怀疑。其子苏塔·维查亚在这个时候指责巴章苏丹，控诉他的“暴政”加速他父亲的去世，因此发起兵变。明眼人都看得出，苏塔·维查亚的最终目的，并不是所谓的“为父亲讨回公道”，而是为了哈迪头上那顶“满者伯夷皇冠”。
苏塔·维查亚
历经两年的战争，至1586年，苏塔·维查亚打败并杀死哈迪·维查亚，从他的遗体中夺取其“满者伯夷皇冠”与御用“蛇纹剑”，在爪哇风格的清真寺前宣誓就位。
自此，君主血脉传承至今的马塔兰苏丹国（Mataram Sultanate），在新君主的带领下成立了。而苏塔·维查亚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缔造的王朝，虽然依旧没有完全统一爪哇，影响力也远远达不到之前几个马来苏丹国，但却因为与荷兰殖民者的数百年纠葛，间接缔造出马来群岛伊斯兰教在“大航海时代”的大变革。
马来群岛的伊斯兰教，无论是学派演变（从更为宽松的哈乃斐学派到相对谨慎的沙斐仪学派）、原教旨主义的萌芽，还是出现西式的“上层建筑”（例如绘画、餐饮、建筑和礼仪），都与这数百年的起伏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
短暂的黄金时期：苏丹阿贡与繁荣昌盛的马塔兰
苏塔·维查亚于1601年去世，享年约50岁，其子哈迪·帕拉卜（Hadi Prabu）继位。哈迪·帕拉卜在位12年，临去世时违背法典，跳过自己的儿子，而以弟弟马尔塔普拉（Martapura）为继承人。这件事情引起王族不满，尤其是他的妻子——巴章苏丹哈迪·维查亚的女儿。
当年苏塔·维查亚夺位时杀死哈迪·维查亚，但没有杀死他的子女，而是安置王子到各地当诸侯和官吏，公主则嫁给本家族的王子们。这既是因为伊斯兰教理论上反对连坐杀人，也是因为自己长儿媳就是哈迪·维查亚的嫡女。
苏塔·维查亚执政的第7年，也就1593年，巴章公主生下苏塔·维查亚的长孙拉登·马斯·加特米卡（Raden Mas Jatmika，拉登和马斯都是马来贵族头衔的敬称）。
根据爪哇宫廷诗人的说法，拉登·马斯·加特米卡自幼天资聪慧，颇受爷爷苏塔·维查亚的疼爱。即便是老苏丹后来病重，他依然把孙子抱在怀中，让其把玩绝大多数王公贵族都不敢看一眼的御用“蛇纹剑”。哈迪·帕拉卜试图采用兄终弟及，正是因为儿子的影响力已经超过自己，很多他在世定下的法律很可能会被儿子否决。
结果哈迪·帕拉卜的“者那则”（穆斯林的葬礼仪式）还没有举办，马尔塔普拉面对嫂子和王公大臣们手上的“蛇纹剑”，迅速认怂并拥戴侄子。至此，经历不到一天的空位期，哈迪·帕拉卜的嫡长子拉登·马斯·加特米卡就此成为马塔兰苏丹国第三任苏丹，此时他20岁。
由于他在位32年间勤政而贤明，而且短暂让马塔兰成为爪哇各苏丹的共主，因此他就被尊称为“阿贡”，即印尼建国后追认的民族英雄——“苏丹阿贡”。
印尼影视剧里的苏丹阿贡
苏丹阿贡在位期间没有否定前朝的法律，恰恰相反的是，他结合当时爪哇能收集到的信息，不断完善马塔兰的法律和文化。例如伊斯兰教教法的解读，他开始吸收其他区域的人才，如16世纪后期陆陆续续东迁的也门南部移民“哈德拉米人”，从而使经训的解读多元化；在行政上，他深知东西两端的龙目和巽他都是非常强硬的独立势力，而且荷兰殖民者此时已经成为第二批在东南亚扩展的欧洲殖民主义势力，因此他必须采用更为多元、宽容的法律，进一步扩大马塔兰的实际影响力；
在文化上，苏丹阿贡是一个多才多艺之人，他自己亲自为宫廷诗歌谱曲，并制定“佳美兰”音乐的模式，规范马塔兰的宫廷礼仪。时至今日，这套礼仪依旧应用于印尼和马来西亚的苏丹宫廷之中。
马塔兰的国旗，兼用奥斯曼的红底新月和马来传统的“蛇纹剑”
在苏丹阿贡在位的32年间，他采用的改革的确为马塔兰带来最鼎盛的时代——在军力上，虽然爪哇的军备远不及欧洲殖民者，但至少在阿贡执政一代，未曾正面输过战争。欧洲殖民者试图挑衅马塔兰，苏丹阿贡用奥斯曼借道亚齐进口的火器、高度规范的军队“回敬”了他们。
除了龙目和巴厘，爪哇绝大多数领主在同一时间跟马塔兰达成协议：在保障君主独立传承的前提下，从介乎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科佳温”（Kejawen）中完全转向伊斯兰教。
为了顺利过渡，苏丹阿贡给出一个妥善的解决方案——马来苏丹宫廷可以继续表演前伊斯兰时期的戏剧曲目，例如《摩柯婆罗多》，理由是这些故事不与穆斯林经典的故事发生地域冲突。而且，苏丹阿贡和他的亲族还与这些区域的王族联姻，从而进一步巩固爪哇共同体的形成。
灵鸟“伽鲁达”（Garuda）和印尼皮影戏的木雕艺术，笔者摄于2019年5月
通过政治上多向辐射，文化上的高度包容和经济上的多向通贸，苏丹阿贡一朝是印尼历史上比较突出的“黄金时代”。可以说，今天印尼伊斯兰教的格局，无论是文化形态，还是信徒的分布，在苏丹阿贡一朝时期奠定的。在此之前，欧洲殖民者一直认为爪哇岛和苏门答腊“沿海的是接受摩尔人的信仰，但内地依然保留异教”（笔者注：基于宗教信仰的偏见，殖民者往往把穆斯林贬称为“摩尔人”，而“异教”多半指代印度教、原始信仰和佛教）。而在阿贡执政以后，这些区域的主要居民就是穆斯林。
不过苏丹阿贡统治后期，附近邦国对马塔兰的忠诚度开始出现动摇。苏丹阿贡制定的国策是，他希望在通过部分胜利的展示震慑荷兰殖民者的时候，能与荷兰殖民者等西方势力进行正常的贸易和交流。为此，马塔兰苏丹自他这一代开始，宫廷文化有西化的趋势——例如勋章、西式长衣和银行制度。这一点无疑是触动传统马来贵族的利益，尤其是以传教士家族为核心的穆斯林神职团体。而且，向来战无不胜的苏丹阿贡，在援助苏门答腊苏丹反击荷兰的过程中，遭遇挫折，这使得他的病情进一步加剧。
1645年，时年52岁的苏丹阿贡与世长辞，他26岁的嫡长子阿莽古拉特一世（Amangkurat I，1619-1677）继位。阿莽古拉特一世继位后，既和荷兰人周旋，也不得不面对层出不穷的起义。
起义与重构：三代阿莽古拉特的马塔兰
阿莽古拉特一世被认为是爪哇岛开始进入殖民主义秩序的一个转折性人物，他与父亲执政风格不同，在位期间不断向荷兰殖民者妥协，使得荷兰东印度公司得以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不断扎根；对于马塔兰苏丹国的支柱——伊斯兰教神职团体，他一反前三任苏丹的常态，对他们实行严格的打压政策。以致于当时坊间很多人谣传阿莽古拉特一世很可能接受了“西方人的宗教”（基督教）——因为这个对“苏南”们非常严厉的苏丹，在大众的口耳相传中，在宫廷里食用西式食物、饮用红酒，而且带头弹钢琴，提倡欧洲的文化与艺术。
实际上，阿莽古拉特一世必然不会拿自己的宗教信仰开玩笑，终其一生他都是以“苏丹”和“伊斯兰守护者”的头衔统治马塔兰，毕竟他明白爪哇等地看上去的“统一”还是基于伊斯兰教。而且，他一直严禁基督教传教士在马塔兰活动，只不过允许东印度公司享有比前代更大的股份。
由于东印度公司的进一步扩展，很多有实力的穆斯林商贾把贸易重心从爪哇岛和苏门答腊转移到苏拉威西地区——当时的“望加锡”（Makassar）。16世纪还处于普遍信仰山神的苏拉威西，到了此时，穆斯林的比例得到迅速提升。
矛盾累积了30余年，最终在1676年彻底爆发。马都拉王子杜鲁诺·佐约（Trunojoyo，1649-1680）联合他岳父拉登·卡佐兰（Raden Kajoran，约1610-1679）和望加锡的贵族克拉恩·卡列宋（Karaeng Galesong，约1630-1979）对马塔兰举行大规模的起义。起义领袖中，今天印尼人更为缅怀杜鲁诺·佐约，但其实最大的推动者是他岳父。
印尼出版的书籍，纪念反抗殖民者和暴君的杜鲁诺·佐约
拉登·卡佐兰在起义前一直是马塔兰朝廷重臣，也是一个很有名望的贵族——他是前苏丹阿贡的表兄弟，开国苏丹苏塔·维查亚的外孙。而且，阿莽古拉特一世的王后，也是卡佐兰的女儿。因此，他是阿莽古拉特一世的表叔兼岳父。
和“拉登”一样，“卡佐兰”本身也不是名字，而是尊称——他的先祖很有可能是跟随“哈德拉米人”东迁的古莱氏族人，以此承接“霍加”（Khoja）这样的圣裔神职世家头衔。他这种兼具宗教和政治高阶身份的贵族追随女婿起义，打击另一个女婿，无疑对马塔兰的法理和信仰都形成极大的冲击。
另外一个效忠马塔兰的侯国，万丹苏丹国（Bantan Sultanate，即巽他），与马塔兰本身是有姻亲关系的。万丹苏丹反复警告阿莽古拉特一世不能简单粗暴进行镇压，但阿莽古拉特一世以为有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帮忙，起义者是“不足为虑的”。
结果他自己出征后不久，就和他的荷兰盟友一起遭遇惨败，他本人带着疟疾一路逃亡。由于他之前下令屠杀支持起义军的老百姓，路上没有村庄愿意收留他，结果这个昔日不可一世的君主，在1677年悲惨死在一个废弃的茅草屋里。
他临死前，委托荷兰医生回到都城传达他的遗诏，废黜嫡子的太子身份，拥立他的庶长子拉赫曼王子（Raden Mas Rahmat，1640-1703）为新苏丹，即阿莽古拉特二世。阿莽古拉特二世继位后，立马宣布放弃作为世俗君主的“苏丹”头衔，改而以宗教色彩更浓的“苏苏胡南”（Susuhunan）为头衔，以拉拢更多的宗教贵族。不过，他为了自己的权威，没有选择收编起义者，而是联合岳父万丹苏丹等效忠马塔兰的贵族绞杀起义军。
1679年，克拉恩·卡列宋死于瘟疫，望加锡的起义军纷纷逃回原籍；同年夏天，拉登·卡佐兰被叛徒出卖，被押送到马塔兰的都城。阿莽古拉特二世不顾长辈的求情，在广场公开对他以“叛国”的罪名处以斩首。由于卡佐兰是老人，与阿莽古拉特二世的祖父是一辈人，荷兰人都看不下去，把阿莽古拉特二世写成“比他父亲更铁腕、更残忍的君主”。
岳父被斩杀一事直接让杜鲁诺·佐约的起义军彻底崩溃，在1679年即将结束的12月，杜鲁诺被捕。虽然伊玛目们试图劝说阿莽古拉特二世放过这个在民众内部名望极高的起义领袖，但阿莽古拉特二世坚持杀死他。根据记载，阿莽古拉特二世冒了一个险，他宣布在清真寺广场和杜鲁诺·佐约用“蛇纹剑”比武，而且剑上都涂满毒药，谁被刺中即刻死亡。杜鲁诺·佐约自信自己的武艺，结果被个子比他小一大截的阿莽古拉特二世刺中大腿，当场死亡。
爪哇史书中的阿莽古拉特二世，他是第一个以西服为制服的马来穆斯林君主
阿莽古拉特二世这样做，一方面表达自己“报父仇”的决心，对起义者不予以任何的同情；另一方面，他这样也是做给荷兰人看的。阿莽古拉特二世与父亲截然不同，他虽然公开穿着西式制服（他祖父苏丹阿贡也只是效仿西式制服）和皮鞋，与赤脚、着“巴迪”（马来花纹上衣）、“纱笼”（格子纹长裙）的马来传统截然不同，但他比父亲要远远尊重伊斯兰传统，对老百姓也更为体恤。他自己精勤习武是为了告诉荷兰殖民者：“马塔兰不是你们的附庸。”
他这份底气，一定程度上也来自他的丈人，万丹苏丹阿卜杜法塔赫（Abdul-Fattah，1631-1692）。万丹在之前是巽他诸邦的一部分，巽他改宗伊斯兰教以后，内部出现分化，原本的巽他拉者王族中有部分和来自各地（中国泉州、印度南部和也门南部）的传教士家族联姻，形成一股新势力。马来群岛历史上“伊斯兰九贤”之一，来自埃及开罗的谢里夫·希达亚图拉（Syarif Hidayatuallah，1448-1568）就是这样一个代表人物。
希达亚图拉于1479年登陆巽他，拜领官职后成为巽他拉者的驸马。至1552年，他与巽他公主所生之子哈桑努丁（Hasanuddin，约1490-1570）成为巽他的领主，为此万丹苏丹国成立。根据多方面的史料对应，希达亚图拉是一个相当长寿的老人——他参与儿子的立国历程，而且也亲自与葡萄牙人打仗。到他去世的时候，哈桑努丁自己都年至耄耋，因此比较统一的说法是希达亚图拉可能活到了120岁。虽然后来万丹与巽他其他侯国一起臣服淡目苏丹国（及后来的巴章与马塔兰），但相比起其他侯国，万丹显然更具有独立性，实际能力也更强大——万丹往西就是苏门答腊。
首任万丹苏丹哈桑努丁，他的样貌上有明显的混血痕迹
阿莽古拉特二世还没当王储的时候，他就与阿卜杜法塔赫的女儿结婚，从而赢得来自爪哇西部侯国的支持，并且在1677-1679年的镇压中取得优势。在这期间，阿卜杜法塔赫苏丹自己也趁机占据重要港口井里汶（Cirebon）以扩充实力——这个得到了阿莽古拉特二世的支持，目的是希望岳父能牵制荷兰东印度公司。
不过阿莽古拉特二世失算了——东印度公司感觉自己被耍了之后，发兵进攻万丹。万丹开始的时候还能抵挡住，后来阿莽古拉特二世和阿卜杜法塔赫的军队被东印度公司的攻势割裂开来，阿卜杜法塔赫把王位匆匆交给儿子阿布纳斯尔（Abu Nasr，约1650-1687），然后束手就擒，在巴达维亚度过余生。
阿布纳斯尔继位不久就英年早逝，他的两个儿子中，长子阿卜杜法德勒（Abdul Fadel，约1675-1690）甚至比祖父阿卜杜法塔赫还早两年去世，次子赛因·努尔阿比丁（Hussain Nuri-Abdin，1677-1733）继位。
岳父被捕、万丹局势岌岌可危对阿莽古拉特二世而言无疑是非常大的打击。他以“蛇纹剑”起誓，要狠狠报复荷兰殖民者。1686年，阿莽古拉特二世再一次与荷兰军官，即甲必丹（Captain，殖民官职）弗朗西斯·唐克（Francois Tack，1650-1687）白刃决战。身高不足一米6的穆斯林君主，还是成功刺死比他高一个头的荷兰军官。这个穿着西服的穆斯林君主，最终选择和荷兰人决裂，这就导致之后长达半个世纪的荷兰-马塔兰拉锯战。
战争对马塔兰而言绝对是无休止的损耗——一方面，西部的传统盟国，尤其是万丹，这个时候正处于和东印度公司的胶着中，无力支援东部的宗主；另一方面，东部的势力，尤其是对伊斯兰教态度不怎么热忱的龙目和一直拒绝接受伊斯兰教的巴厘，也利用东印度公司的攻势，钳制马塔兰的发展。
1703年，年过花甲的阿莽古拉特二世去世，他给儿子苏迪卡那（Raden Mas Sutikna，约1670-1734），即阿莽古拉特三世，留下的是摇摇欲坠王国。
因为阿莽古拉特三世有一个野心勃勃的叔叔，即阿莽古拉特一世的小儿子达拉加特（Raden Mas Darajat，约1660-1719）。达拉加特原本是阿莽古拉特一世的太子，虽然比哥哥年轻差不多20岁，但他是嫡子。后来因为他外祖父的原因，原本属于他的继承权就被强行剥夺了。
1704年开始，在荷兰殖民者的支持下，达拉加特发兵反对自己的侄子，历时长达4年的“爪哇继承战争”就此爆发。阿莽古拉特三世和祖父如出一辙的强硬做派，让侯国们纷纷投向更温和的达拉加特，在1705年，达拉加特占领都城，阿莽古拉特三世出逃。在此，达拉加特戴起“满者伯夷皇冠”，宣誓自己才是马塔兰的“苏苏胡南”。
阿莽古拉特三世一路往西逃亡，试图通过自己身上的万丹血脉请求表弟万丹苏丹努尔阿比丁支持自己反扑，结果这件事情差点连累到万丹被东印度公司灭亡，为此努尔阿比丁毫不犹疑地驱逐这个已经无权无势的表哥。
在求助无果的情况下，他于1708年跟着“哈德拉米人”的商船进发，到穆斯林商贾建设的科伦坡港口（今斯里兰卡的首都）定居下来。由于此时已经没有任何盘缠，自己也落得妻离子散，这位落难苏丹在清真寺的接济中度过余生。1734年，阿莽古拉特三世在科伦坡去世。
达拉加特继位后，不再用父兄的“阿莽古拉特”，而是称自己为帕库布沃诺，即帕库布沃诺一世（Pakubuwono I）。但由于继承战争的扩大化，荷兰殖民者的势力已经成功渗透到爪哇各地，甚至有向望加锡、巴厘岛和苏门答腊蔓延的趋势，马塔兰的分裂，也在逐步接近中。
掉落的“满者伯夷皇冠”：马塔兰的分裂
1726年，在位7年的马塔兰苏苏胡南，即帕库布沃诺一世的儿子阿莽古拉特四世（约1690-1726）以36岁的年纪驾崩。他留下两个儿子，长子顺利继承王位，即帕库布沃诺二世（Pakubuwono II，1711-1749）。次子名为哈孟古布沃诺（Hamengkubuwono，1717-1792），在当时被阿莽古拉特四世指定为帕库布沃诺的顺位继承人，驻守中部偏南的日惹地区（Yogyakarta），为日惹太守。
随着1732年帕库布沃诺二世的儿子出生，继承权危机再一次降临。帕库布沃诺二世违背父亲的遗言，把儿子立为继承人。哈孟古布沃诺坚决不承认侄子的继承权，因此发兵问难。此时帕库布沃诺二世请求荷兰殖民者的援助，结果反被东印度公司软禁。
1749年，帕库布沃诺二世去世，他的“苏苏胡南”头衔传给他的独生子，即帕库布沃诺三世（1732-1788），而哈孟古布沃诺在日惹立足，号称“苏丹”，自此建立起日惹苏丹国（Yogyakarta Sultanate）。马塔兰苏丹国就此分裂，同一个家族构成两个不同的苏丹国——苏苏胡南所在的政权，即梭罗苏丹国（Surakarta Sultanate）。这两个苏丹国至今依然保持传承，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体制下尚存的两个重要的穆斯林实体君主。
梭罗与日惹的徽章，两者均是马塔兰的继承者
马塔兰的分裂，有另外一个导火索：由拉登·甲亮铸造，传承近450年的“满者伯夷皇冠”，在第二次爪哇继承权战争中遗失了。这个皇冠象征着马塔兰君主（无论是苏丹还是“苏苏胡南”）对于马来群岛诸邦名义上的宗主权力，它的掉落意味着无论是梭罗苏丹还是日惹苏丹，对于群岛都失去名义上的共主地位。
随着政治实权的丧失，宗教解释主导权也随之丧失——由哈乃斐学派主导的穆斯林解释权宣告终结，沙斐仪学派随着哈德拉米出身的经学者占据神学上位而扩大开来。这导致的另一个结果是，由于君主权威没落，部分阿拉伯半岛的传教士更是带来对君主制度更具挑战性、对非穆斯林更具排斥性的学派——罕百里学派（Hanbaliyah Scholar），从而带动底层民众同时反抗他们眼中“礼崩乐坏”的各邦苏丹和荷兰殖民者。
殖民主义永远都不会放弃对亚非拉人民的压迫，只不过他们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强化他们的统治。他们放任罕百里学派（尤其是更后期传入的“瓦哈比派”）在群岛各处掀起宗教狂热运动，目的就是进一步加剧穆斯林内部的分化与隔阂；与此同时，他们更进一步渗透进各邦苏丹王庭，通过各种小恩小惠来腐蚀马来群岛的上层社会。
因此，革命也随着这样的局势，逐步降临马来群岛。
《马来群岛的穆斯林︱19世纪至今：反殖民革命与马来国家独立》（澎湃新闻 2020-10-14）报道：
从中世纪开始，“万岛之邦”马来群岛各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文莱）在南海、印度洋等跨域海道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同时，这里也成为各种文化汇集的地方，从中世纪开始，“万岛之邦”马来群岛各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文莱）在南海、印度洋等跨域海道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同时，这里也成为各种文化汇集的地方，其中以伊斯兰文化表现得最为突出。
如今的伊斯兰文化的叙事（例如新闻报道、时事讨论）出现失衡化的状况，大多数媒体关注的都是恐怖主义、原教旨主义等上层建筑类话题，对于民生百态、社会阶层等经济基础基本都缺乏必要的了解和介绍；而华人华侨在马来群岛特殊的历史遭遇，加上华文域外研究长期单方面借鉴欧美学术界的经验，也使得海内外中文媒体对于马来群岛存在非常严重的偏见。
有鉴于此，笔者试图通过梳理马来群岛伊斯兰教发展的历史，思考在严重失衡的舆论氛围下，如何以正常的心态看待马来群岛的文化发展。本文是该系列的第三篇，介绍19世纪以来马来群岛穆斯林对于独立自主民族国家追求，以及革命过程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
相比起强硬推行天主教的葡萄牙殖民者，无论是英国殖民者还是荷兰殖民者都学会“以本地制本地”的策略，一方面扶持傀儡，例如东印度公司对同属马塔兰王族的日惹和梭罗的交替扶持，以此维护上层权威；另一方面英荷都不再强行派遣传教士逼迫苏丹改宗基督教系统，而是自己了解伊斯兰教的礼仪，以一种“宽容长官”的姿态介入各区域的宗教事务。
以龙目为例，在宗教信仰上，直到18世纪末马塔兰已经分裂为两部分的年代，龙目和爪哇岛东端部分区域依然是印度教占较大比例。当地贵族不是印度教徒，就是名义上的穆斯林——即处于“科佳温”（Kejawen）信仰体系。
荷兰殖民者为了巩固统治，也为了过渡好解散东印度公司、成立殖民总督府的工作，以东部穆斯林君主的名义对龙目领主发起进攻。最终，在1776年，龙目最后两个印度教贵族在荷兰殖民者的逼迫下，和另外6位本家族子弟一起改宗伊斯兰教。藉由基督教殖民者推广伊斯兰教，这在历史上属于比较罕见的现象。
但殖民者的假仁假义没有迷惑马来群岛的人民，恰恰相反，从苏门答腊西段的米南加保，到爪哇东端的龙目，无论是穆斯林贵族阶层，还是底层的教士与老百姓，都深知这些小恩小惠不足以掩盖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罪恶。他们打出宗教和民族的旗帜，逐步形成一股不可小觑的革命力量。这就是贯穿整个19世纪的“马来群岛大起义”——具有民族革命性质的起义运动。
自上而下的大起义：19世纪的革命浪潮
无论是梭罗还是日惹，苏丹的继承都按照传统的长子继承制。一般情况下，殖民者并不会干涉此事。到了1814年，亲西方的太上苏丹哈孟古布沃诺二世（1750-1828）在长子哈孟古布沃诺三世（1769-1814）驾崩的时候，不顾亲族反对，跳过长孙蒂博尼哥罗（Diponegoro，1785-1855），而是拥立当时年纪尚幼的次孙伊布努贾拉特（Ibnu Jarot，1804-1823），即哈孟古布沃诺四世。
哈孟古布沃诺二世，这是他1792年继承父位时的画像
哈孟古布沃诺二世早在1812年的时候就退位给长子，但他一直操纵日惹的朝政。在日惹，他是太上苏丹，也是殖民者的盟友，无论是儿子还是孙子都听命于他。
对这样年长、有权且听话的太上苏丹，荷兰殖民者必然是非常欣赏的。但对于爪哇人民来讲，这样权势大且亲西方的幕后领导人，无疑是一种灾难。尤其是哈孟古布沃诺二世为一己之私抛弃有威望且年长的长孙，拥立年幼且体弱的次孙，自己还心安理得地摄政，更是引起爪哇人民的强烈不满。
与此同时，清后期的劳工贸易，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的华工和华裔群体。与早期以穆斯林为主、而且高度本地化的爪哇土生华人不同，这些华人大多数不是穆斯林，与本地人具有高度的隔离状态。为数不多的共同点，就是他们与本地人有着同样的苦难。在1740年，巴达维亚的荷兰殖民者就对华人展开过一次血腥的镇压，史称“红溪大屠杀”。虽然此时有一批亲荷兰的华商买办，但对于大多数基层华商来讲，殖民者对他们形成了残酷的压迫。
在这种背景下，第一次浩浩荡荡的“爪哇大起义”，就藉由1823年的继承权大危机引起了。
说到这里笔者提一个小细节：相比当年还能写进教科书、作为世界史一章课程的蒂博尼哥罗起义，现今已经没有被教材所列入。而且即便是当年的教材，对于蒂博尼哥罗的介绍存在一定的漏洞。这除却是对过往强调“革命史观”的“反思”，也与世界史教育中强调“全球性”，对于一些“碎片化”的细节出现淡漠趋向息息相关。但笔者依然认为，蒂博尼哥罗的起义值得世界史教材借鉴，这不仅仅是东南亚第一次大规模的反殖民斗争，也是第一次的跨族群合作革命尝试。现在的一些介绍中把蒂博尼哥罗的起义归咎于不满税务和所谓的“原教旨主义思想”，这对于蒂博尼哥罗以及参与爪哇大起义的各族群众而言，都是不公平的。
蒂博尼哥罗虽然终其一生都是虔诚的穆斯林，但他的旗号并不完全是宗教，而是为了国家独立。1823年，他同父异母弟弟哈孟古布沃诺四世去世，膝下只有年幼的儿子，即后来的哈孟古布沃诺五世（1820-1855）。已故苏丹年迈的祖父依旧借助殖民者的盟约，强行拥立年幼的曾孙，这对日惹而言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
蒂博尼哥罗和他的妻子、顾问
在这种背景下，蒂博尼哥罗决定联合三方势力起义，以推翻祖父和殖民者的合作统治。这三方势力分别是：爪哇本地的土著居民，包括王公贵族和平民百姓，这些人代表爪哇各邦居民的核心力量；来自群岛的各族（包括苏门答腊人、马来亚人、华人和哈德拉米人）穆斯林长老，他们是起义军的精神支柱；还有就是非穆斯林的其他族群，最典型的便是华商和华工。
对于这场起义，年迈的哈孟古布沃诺二世不当一回事。他认为长孙的部众是“乌合之众”，起义军加上缺乏武器弹药的华工，根本不是日惹正规军和荷兰总督军的对手。谁知道蒂博尼哥罗擅长山地战，在初期几乎把日惹正规军和荷兰军打散。对此，荷兰殖民者建议太上苏丹复位。而老苏丹去世后，他年幼的曾孙在荷兰总督的“庇护”下，参与到与伯父的拉锯战之中。
在哈孟古布沃诺二世去世的时候，起义的情况也发生转变。一方面，梭罗苏苏胡南帕库布沃诺六世加入对日惹和荷兰东印度总督府的反抗的确壮大蒂博尼哥罗的军力，但也导致起义军上层经常发生意见不一致的情况——梭罗大臣极力反对蒂博尼哥罗自命“爪哇苏丹”，他们坚持认为日惹和梭罗地位是平等的；另一方面，很多担心被起义军清算的华人买办在殖民者暗中支持下，利用宗族、地域、宗教信仰等因素动摇华商、华工团体的信念。
起义期间因为宗教信仰、文化习俗的不同，客观上难免发生冲突，华人对起义军的不满为此日益剧增。最终大批华商带着他们麾下的华工离开战场。这既激化华人与爪哇本地群体之间的矛盾，造成诸多后患，进一步弱化起义军对于非穆斯林团体的号召力。
1829年，蒂博尼哥罗派遣长子和殖民者谈判，希望殖民者对爪哇事务有所退让。当时日惹的大臣基本上都是亲荷兰的，他们与殖民者同流合污，绑架蒂博尼哥罗的长子，以此逼迫蒂博尼哥罗立刻投降。
面临这样的威胁，加上起义军内部的纷争与分裂，蒂博尼哥罗决定孤注一掷，继续抗争。殖民者则继续绑架其长子，以这个青年为诱饵试图让蒂博尼哥罗投降。最终，到1830年，由于持续不断的背叛和内讧，起义军已经弹尽粮绝。蒂博尼哥罗为了起义者的生命安全，也为了自己的长子，只能宣布投降。
背信弃义的日惹大臣和殖民官员当天就绞杀蒂博尼哥罗的长子，并把蒂博尼哥罗和他剩下的妻儿尽数关押在望加锡。后来日惹苏丹赦免了蒂博尼哥罗的妻儿，但对于蒂博尼哥罗的终身监禁一直没有取消。1855年，70岁的蒂博尼哥罗去世，他的“蛇纹剑”也被荷兰殖民者掠走。
2020年3月，荷兰文化大臣以国王名义向印尼返还蒂博尼哥罗的“蛇纹剑”
蒂博尼哥罗起义初期能对殖民者产生沉重打击，原因就是其起义口号和组织方式具有正义性和多元性——为区域的独立自主、为人民的尊严奋斗。他虽然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但他自始至终都争取非穆斯林为主体的“新客”华人（爪哇土生华人绝大多数已经本土化且多为穆斯林）的支持，这体现他的多元与包容思想。
可惜的是，现实政治并没有给这样的机会，蒂博尼哥罗在没有实现实际统一的前提下，草率宣布自己是“爪哇苏丹”，忽略井里汶、梭罗、万丹和加里曼丹诸邦合作者的感受，无疑是给自己造成无穷的后顾之忧；他强调宗教信仰在起义中的支柱作用，虽然这个在当时的环境下无可厚非，但无疑给这些完全不了解伊斯兰教文化的华商和华工极大的隔阂感。在这种情况下，蒂博尼哥罗的起义走向失败，是历史的必然。
蒂博尼哥罗的失败，使得大批马来群岛穆斯林领主都不再想着革命。因此，到19世纪中期，革命的主导者从原本的王公贵族，逐步下移到宗教人士，而且行动愈发激烈。伊玛目朋佐尔（Iman Bonjol）就是这样的典型。
相比起古典文化尚存、而且殖民者和本地王侯实质势均力敌的爪哇，苏门答腊此时除了亚齐，基本上都被殖民者完全控制住。殖民者的花天酒地，和本地居民的穷困潦倒形成鲜明对比。而且，英国和荷兰在此的争霸，更是刺激当地人对于“异教欧洲人”强烈不满，相对激进且保守的罕百里学派在苏门答腊发展起来了。而作为罕百里学派中最为保守的一个分支、后来广受争议的瓦哈比教派，也在苏门答腊得到发展与活动。
1803年，31岁的经学学生朋佐尔从阿拉伯半岛学成回国。他原籍班加尔，是米南加保人，相比起在马来群岛神学群体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哈德拉米人”，他算是为数不多能在神学领域占据一席之地的本地学者。
巴达维亚的大穆夫提奥斯曼·本·叶海亚（Usman ibn Yahya，1822-1913），哈德拉米人出身
在他的求学历程中，正好经历中东地区的大变革。1799年法国进攻埃及，1802年埃及打退法国入侵者，而同时奥斯曼的军队也被纳季德（Najd）的沙特家族（Saud Clan）打败，而鼓舞这些游牧民族打败西式奥斯曼部队的理念，就是瓦哈比主义。虽然瓦哈比主义以狂热和不宽容在穆斯林内部饱受争议，但在当时反抗帝国主义（法、英、荷）和强权政治（奥斯曼、沙俄）都起到局部效果。
自1821年开始，朋佐尔打出宗教的旗帜，在苏门答腊掀起大起义，发誓要驱逐所有的殖民者，成立一个以伊斯兰精神为核心的“乌玛之国”（Ulma，穆斯林的共同体概念）。
印尼货币上的伊玛目朋佐尔，他被视为印尼的民族英雄
朋佐尔的起义在苏门答腊持续了16年，但由于势单力薄，加上亚齐和爪哇始终没有答应和朋佐尔的起义军合作，1837年朋佐尔的起义失败。按照荷兰殖民总督的判决，已经年过花甲的伊玛目朋佐尔被终生流放到苏拉威西，在苏拉威西度过最后的27年。之后的苏拉威西起义、亚齐大起义铸造了不同宗派、不同性别和不同区域的民族英雄。由此，马来群岛的穆斯林也逐步萌生出基本的民族主义意。
这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对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这两个国家的建立奠定坚实基础；但另一方面，民族主义的扩大化，是导致现今马来群岛族群关系紧张的一个重要诱因。
民族国家的兴起：20世纪上半段的群岛政治
虽然马来群岛的苏丹国看似同文（马来文化系统）同宗（伊斯兰教），但承接的法理不一样，这种区别的体现就是马来亚地区和荷属东印度。
马来亚半岛除1903年被泰国强行吞并的北大年苏丹国（Patani Sultanate），基本上都处于英属马来亚总督府的管控中。这些苏丹国大多数都承接马六甲苏丹国的法理和政体。英国的殖民统治者为了分化马来亚的苏丹政权，防止下一个“马六甲苏丹国”这样的实权体出现，他们一方面加强一部分权臣的家族，从而瓦解苏丹家族的直系传承，另一方面通过劳工贸易等形式，雇佣大批南印度移民和华人移民前往定居。
与15世纪以穆斯林为主体的南印度人和华人不同，英国殖民者有意引进非穆斯林移民，并给其中一部分买办（印度裔以印度教徒为主，华人以基督徒为主）授以“甲必丹”（Captain）的头衔，从而进一步分化族群与阶层。这样的隔阂出现，导致马来亚地区出现罕见的族群纠纷事件。
例如一些家承几百年的南印度穆斯林家族因为自己的祖籍“非马来”，被当地人用“克令”（Kling）的词汇予以划分并区别看待，为此在清真寺的祷告中不同族群都出现一定的隔阂。虽然华人穆斯林（主要是回族）在马来亚的活动自明代以来一直都有，但殖民当局有意识把“华人”和“伊斯兰教”割裂开来，从而导致华人穆斯林处于非常尴尬的自我认同局面。
同样的，在荷兰东印度总督府为代表的荷兰殖民者统治下，苏门答腊、爪哇、加里曼丹和苏拉威西都出现族群隔阂的情况。
在20世纪上半段，左翼运动的风潮、民族主义的东进，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冲击，的确促成马来群岛穆斯林的新局面形成。
哈孟古布沃诺七世，哈孟古布沃诺五世之子，被认为是日惹的中兴之主
在1912年，日惹官员艾哈迈德·达兰（Ahmad Dahlan）在日惹苏丹哈孟古布沃诺七世（1839-1921）的支持下成立名为“穆罕默迪耶”（Muhammadiyah）的团体。这个团体以先知穆罕默德为名，通过借鉴埃及著名穆斯林宗教改革家穆罕默德·阿卜杜的思想，从现代化的角度解读经训，以鼓励更多来自爪哇、苏门答腊、加里曼丹和苏拉威西的穆斯林努力进取，更有效地抵抗荷兰殖民者的统治。
阿卜杜卡里姆（Abdul Karim），穆罕默迪耶的一个早期活动家
这个团体培养大批活跃于20世纪上半段的各界人士，为后来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成立奠定基础。按照穆罕默迪耶的理念，虽然他们坚信自己的信仰（伊斯兰教），但也必须与时俱进，从而建立真正的“印尼民族国家”。这个团体即便是民族主义情绪最高涨的苏哈托军政府时期，依然努力促进本地族群和华人之间的来往，是现代印尼建国的重要基础。
同样的时间段，不少留英归来的马来亚贵族子弟，他们也从欧洲的文化中了解到“民族主义”的概念。他们号召马来民众联合起来，把十个马来亚系统的穆斯林君主联系起来，建立真正的“马来亚联邦”。
除文莱不同意并入，其余九个穆斯林君主，即吉打、吉兰丹、雪兰莪、森美兰、玻璃市、霹雳、彭亨、柔佛和登嘉楼，他们达成共识，同意形成马来亚联邦；而与此同时，由于左翼运动的南进，很多被国民党迫害的进步知识分子从中国流落到东南亚，例如游历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的王任叔先生，他们号召华裔尤其是底层的华工，拿起武器，不再延续买办体制下的旧路，从而参与浩浩荡荡的“第三世界革命”之中，以此和马来亚的民族主义者合并，为马来亚联邦成立贡献力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尤其是日军“南进”，给东南亚各族人民带来沉重灾难。日军为了巩固自己的霸权，以“大东亚共荣”迷惑两大殖民领，特意孤立华人。日本入侵者给当地的民族主义者通过武器和资金，从而进攻欧洲殖民者。
不得不说，虽然日本入侵者的最终目的是奴役东南亚人民，但在当时的环境中，一部分右翼团体，例如各路民族主义“志愿军”，的确通过日式装备给殖民者造成最后的打击。英荷两国在战后不久陆续退出东南亚，与日本入侵者这方面的“支持”息息相关。
不过，当时的民族主义领导人深知华人等少数族群在东南亚具有较大影响力，例如敦·马六甲（传统译作“陈马六甲”，Tan Malaka，1897-1949）等左翼穆斯林人士反复提醒两地的民族主义者日军的阴谋，号召各族群人士应该以欧洲殖民者为主要敌对对象，而不是把民族独立的希望寄托于排华。
随着日本军国主义遭到可耻的失败，东南亚两个重要的穆斯林独立国家——马来亚联邦和印度尼西亚，在二战后逐步形成自身的雏形。
但国家的独立不意味着殖民地时期的麻烦得以解决。在20世纪后半段，尤其是美苏争霸后半段中东-南亚地区局势的进一步紧张化，对于海上交通重要中转站的马来群岛，民族主义带给国家内部族群关系、对外关系的负面影响也随之逐步增加。
敦·马六甲生前设想的“伊斯兰与人民”，至今依然没有实现。自从以民族主义和反社会主义旗帜上位的军事独裁者苏哈托执政以来，整个马来群岛都陷入一种反左翼的右转局面。甚至包括以华人为主体的新加坡，也同样对华人左翼运动持以敌对态度。
敦·马六甲是印尼独立先驱，也是马来群岛穆斯林左翼领袖，主张联合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因此他的理念和追随者在苏哈托时期被排斥
马来亚1960年代的民族主义风潮，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新加坡的独立——因为马来亚分裂的前车之鉴，新加坡著名领导人李光耀（1923-2015）对族群关系的关注显得非常谨慎，他和其他新加坡政治家至今都在致力淡化新加坡的民族主义属性；印度尼西亚在苏哈托时期采用民族主义政府体系，这导致长达30余年的排华浪潮。掺杂宗教因素的民族主义，给马来西亚（原马来亚）和印尼这两个国家都造成极大的困扰。
笔者2013年在新加坡看到的纪念独立48周年宣传画，民族团结是重点
结语：延续的信仰，变化的社会，有待讨论的未来
从历史长河来看，由于处在海上交通的要道，马来群岛承载的必然是“大海的文化与信仰”。无论是上古时期到中世纪前期盛行的佛教-印度教“曼陀罗体系”，还是中世纪以来传承至今的群岛伊斯兰文化，马来群岛的信仰并不是孤立、突兀的，而是符合海上交流的大背景。
笔者认为，部分舆论把马来群岛穆斯林的信仰视为“雨林中的精神沙漠人”，既非常不符合历史与地理，也是不公允的简单结论。暂且不说伊斯兰文化是马来群岛文化基础之一，即便是来源于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教本身，更多也是一种海洋的信仰。
朝觐者去麦加必经吉达，而吉达就在红海之滨。更何况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客商，对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本身也是一股重要的主力军，哈德拉米人出身的学者，自15世纪以来一直积极参与马来群岛的学术构建。
印尼泗水郑和清真寺，象征着印尼的族群、宗派和解
在大多数舆论中，没有人关心促进中国和印尼关系的穆罕默迪耶（印尼影响力最大的穆斯林团体）、活跃于促进马来西亚族群关系的学生团体，以及由华裔穆斯林修建的郑和清真寺，更多人关注的是印尼极右翼军官普拉布沃，和马来西亚右翼政治家那句经典的“让不忠诚的血见染我的蛇纹剑”（以此间接针对马来西亚华人）。
近年一些跨国的极端主义组织（例如“达伊希”，即ISIS）影响到东南亚的底层民众，以致于他们对于社会的不满转为原教旨主义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无论是原教旨主义还是排外主义，都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这两种极右翼思想的衍生。现实中支持合作、宽容的大多数，在舆论中反而成为“少数”，因为这种观点很难吸引已经固化既定思维的读者。
这导致一些来自各领域的研究者和文字工作者出现一定的认识偏差甚至误区，这些看似“吸引眼球”的讯息占舆论主体，导致大多数研究者关注的是“原教旨主义”这种属于“上层建筑”的内容（而且不是真正意义上主要的上层建筑），对于历史结构、社会发展等“社会基础”相对关注较少。
对于马来群岛的主体信仰群——各族裔的穆斯林，研究结论普遍存在把一个本身多元化且具有不同社会结构的群体予以“铁板一块”来看待，从而导致涉及相关论题的研究甚少关注他们现实的社会结构，更多是用“文明冲突论”的浅薄观点去解读现实的问题。
以史为鉴，不仅仅是反思历史本身，更重要的是历史并不仅是过去式。在历史的阅读、讨论乃至研究中，同时兼备“大局观”和“碎片化”显得尤为重要，尤其是关注人群庞大、但细节亦多元的群体。
他们可以被概括为“马来群岛穆斯林”，但即使看似“同文同宗”，一个正常的人文社科研究者也应该第一时间自问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研究的，是哪一个马来穆斯林中的哪一个时期、哪一批族群？”
因为在商道活跃、人流密集的马来群岛，不同地域、族群的穆斯林，甚至同属广义马来文化圈的穆斯林，他们经历的历史和现实都大相径庭。伊斯兰教在马来群岛长达1000余年的发展史，涉及到的国家也不仅印尼、马来西亚两者，也包括现今属于泰国境内的南部三府（也拉、北大年和陶公）、文莱和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地区。
如何以正常心看待历史、从而能从人文中反馈现实的社会思考，这是研究者、传媒工作者等业内人士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有关人文社科的论题，并不单纯对信息的“阅读”就可以解决的。无论是专业的研究者，还是其他相关从业者，都需要对不同信息、不同观点进行认真的比对，从多个角度予以趋近中立的“同理心”思考。
对于夺人眼球的“文明冲突论”，在现实的社科研究必须谨慎对待，不可轻易引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某种程度上就是被“文明冲突”的名义掩盖背后的现实社会发展。
对马来群岛穆斯林的发展历史书写，笔者的文本实属单薄至极，仅能以“简谈”概括之，不能说是严谨的历史研究。但笔者希望这种“简谈”能引起相关领域学者对于历史等人文社科论题的认真思考。
谢选骏指出：上文侈谈“海上交流”，却不懂马来人殖民印度洋直到马达加斯加的早期历史——相比之下的阿拉伯殖民者不过姗姗来迟，最多是对马来殖民者的“历史反击”——至于现存的马来群岛的穆斯林，主要是被阿拉伯穆斯林所征服的俘虏或是杂交的怪胎，正如阿拉伯穆斯林是被穆罕默德集团所征服和强奸的俘虏。
【23、美国大学吸毒上瘾落入逆向鸦片战争的汪洋大海】
《美专家惊呼：没想到孔子学院这么快就改头换面了》（VOA 2022-06-23）报道：
资料照：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伦敦与英国安德鲁王子为一个孔子学院开幕揭牌。（2015年10月22日）
最近一份关于孔子学院的新报告让美国著名汉学家，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特聘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吃了一惊。
“我吃了两个小惊。一个是关了那么多孔子学院，我没想到关的比率那么高。第二个就是美国大学取消孔子学院，可是（它）换了一个名字，换了一个方式存在。我想这是可以预测的，但是我没想到会那么快”, 他说。
林培瑞指的是美国全国学者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lars）的一份最新报告。这份名为《后孔院时代：中国对美国高等教育的持续影响》的报告指出，在过去四年里，美国大学里的118家孔子学院有104家已经关闭。然而大多数学校的孔子学院摇身一变，成为了大学里的汉语语言学习中心。除了名字，其他都没有改变。
“孔子学院的故事代表了我们的政策成功，美国看到了孔子学院带来的威胁，并采取了行动”，报告作者，美国全国学者协会政策部主任彼得森（Rachelle Peterson）在周二（6月21日）的发布会上说。“但是这同时也是一个警示，我们看到中国政府认为，只要他们把孔子学院的名字换掉，然后改一改项目的结构，就没有人能意识到中国政府的影响力在美国高教界持续存在。”
孔子学院是什么？
接受中国政府资助的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的高校内设立大约有1000所。孔子学院也同从幼儿园到高中的中小学合作开设孔子课堂，为低年龄的学生提供汉语教育。
美国全国学者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lars）的最新报告《后孔院时代：中国对美国高等教育的持续影响》
2020年之前，孔子学院由中国教育部下的汉办负责监督。中国政府表示，设立孔子学院是为了推广中国语言和文化。汉办的官网曾于2012年11月28日刊登了一篇时任中共宣传大总管李长春视察孔子学院总部的报道。曾经被毛泽东“批倒批臭”的孔子，在李长春的描述下，是一个“本身就有亲和力”的品牌，是一种“纯文化”。李长春还在更早的一篇官方新华社的报道中说，孔子学院是中共“大外宣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孔子学院对所在西方高校有诸多要求，例如要求大学签署合同时有保密协议，不透露资助金额；教材随中国版本论述，不涉及政治话题等等。越来越多的批评者将其视作中国共产党在海外的政治宣传机器, 以及监视、干预海外校园言论与活动的工具。2009年，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在孔子学院代表抗议后，取消了邀请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来学校演讲的计划。
在这种担忧下，美国国务院在2020年将孔子学院美国中心定性为中国在美国的外国使团。2019年，美国国防部宣布将不为设有孔子学院的大学提供资助。
芬兰广播公司（Yle）6月18日报道，赫尔辛基大学已经在该星期终止了与孔子学院的合同，该合作将于明年1月到期。芬兰也是继瑞典和丹麦后，最新一个关闭孔子学院的北欧国家。
改头换面
在孔子学院受到外界广泛批评并被频频关闭之后，中国教育部在2020年成立了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 （The Center for Language Education and Cooperation），代替汉办，负责协助中国语言与文化交流项目。
美国全国学者协会的彼得森（Rachelle Peterson）说，在此之后，孔子学院摇身一变，换了个名字继续在美国大学里存在着。
“我们研究了美国曾有的118所孔子学院。其中有28个大学在关闭孔子学院之后，与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合作，用一个很类似的项目代替了孔子学院，或者是继续与此前共同设立孔子学院的中国大学合作。至少58所美国大学与曾经的中国伙伴高校保持紧密联系”,她说。
报告举例，位于美国南达科塔州的北方州立大学（Northern State University） 在2019年关闭孔子学院之后，与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签订了协议。中心派遣汉语教师并支付她们的工资和旅费，而北方州立大学提供课堂、教师住宿和健康保险，与孔子学院的安排一模一样。“除了名字，什么都没变”，彼得森说。
再例如维吉尼亚州的公立大学威廉与玛丽学院（The 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其孔子学院于2021年6月30日关闭，而一天后，该学院就与其前孔子学院合作伙伴，北京师范大学签署了“姐妹大学协议”，使用不同的名称继续孔子学院的课程。
美国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吉姆·班克斯（Rep. Jim Banks, R-IN） 在21日的报告发布上表示，尽管美国大学的孔子学院大多已经关闭，中共统战部仍然持续推动在美国大学校园内的影响力，他呼吁国会和行政当局严肃看待中国威胁。
“中共统战部的任务是影响外国人，外国机构，特别是那些在美国的机构，他们的工作在美国各地的大学校园里都能看到。。。孔子学院和中国大学与美国的大学建立合作关系，接受来自政府部门的研究经费。大多数的合作关系不是随机的，统战部门特别锁定有着强大STEM项目的大学院校，近年来已经发生多起间谍行动。”班克斯议员说。
汉学家林培瑞说，孔子学院和其他类似的这些组织的功能不是书面上的去审查学生。“比如达赖喇嘛不能到这里来演讲，这是表层的效应。更深，更难说清的层面是心理作用，就是怕别人打小报告，我不敢说真话，说我的心里话。孔子学院的功能基本都是自我审查”，他说。
林教授说，这不仅是对中国学生来说，对美国人来说也一样。
“一个美国人你在孔子学院里头，你拿了共产党的钱，你办一些节目。你会不会办一个纪念六四的活动？当然不会。书面上有规定你不能办吗？不是。上面跟你说你不能办？也不是。是自我审查，心理作用。我当然不拿共产党的钱去纪念六四，这个不用拿出来问。孔子学院和大陆其他这些所谓教育项目的最可怕的功能，是这个层面，心理层面上的功能”，他继续说道。
苏利文：孔子学院的威胁被夸大
然而，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研究学院（School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的副教授苏利文（Jonathan Sullivan）则认为，孔子学院对于西方学术自由的威胁被夸大了。
“大多数的孔子学院设立在资金雄厚，资源丰富的大学学府，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大学有能力应对负面的，他们不愿接受的影响力。但是在另一些学校里，孔子学院则是全权负责中国语言文化教学，那么这些孔子学院就更有可能对于课业内容做决定”，他说。
苏利文认为，西方政府认识到要与中国打交道，西方需要培养能够说汉语，并且了解中国文化的人才。他补充说，在对孔子学院的忧虑日益增加的今天，西方大学都开始讨论如何来替代孔子学院，但是目前他还没有看到大学实际的行动。
“非常残酷的现实是，西方大学高兴的接受了中国的‘免费午餐’，但是现在孔子学院名声狼藉，人们对中国政府的疑虑一日增加，这个免费午餐就不免费了”，他说。
中国方面一直坚持不应当将孔子学院及类似的文化交流项目政治化。中国媒体环球时报在一份社评中说，孔子学院和类似机构是一个“全面客观了解中国的平台，中方坚决反对将学术文化交流活动政治化”。
网民嚎叫：
大侠独孤求败 发表评论于 2022-06-23 22:40:11
name calling 就是您的层次。自己表现的。想堵别人的嘴？ 学术上咱的层次更不知比您高多少。至少在咱这领域最高的学术杂志发表过论文。那是要Peer review的。其实从您老人家成天name calling就能看出您的层次。不是吗？您给了链接吗？没有。然后说什么即使给了？就这就认为驳得人体无完肤？心态真好。这样了除了用“即使”，用“name calling”，您还会点啥？这总是您自己的层次，不是别人强加给您的吧？btw，您可曾自首自己为孔子学院工作的事？您自己承认的，被您安插到新加坡孔子学院的主，是否是情报人员？是，您最好自首，OK？不是，就说自打嘴巴。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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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ljohn 发表评论于 2022-06-23 12:46:43 老夫早说了，你不要跟我谈层次，俺中国的标准你到不了那级别谈层次。从学术上你更没有水平跟我谈，中共最大的本领这里所有人都知道，让你死你可以无踪无影。即使老夫给一个链接你党妈自己报道，你都会说……
同学周星星 发表评论于 2022-06-23 21:06:57
威胁条毛，欧洲人都会讲英文，英国，澳洲直接讲英文，他们都变美国了吗？
搞这种东西纯粹浪费钱，关了大家都好
老李子 发表评论于 2022-06-23 19:14:32
关掉孔子学院，改开包子学院。
谢选骏指出：美国的“中国通”其实都是“中国不通”，所以他们才会“吃了一惊”甚至发出“惊呼”，就差大叫“救命”了！——他们哪里知道，“孔子学院的改头换面”，不是由于共产党能干，而是因为美国大学贪财，所以才会吸毒上瘾，落入鸦片战争的汪洋大海。美国大学吸毒上瘾，不仅狂吸人冥币毛像，而且学生也都爱上了来自中国的合成毒品，落入逆向鸦片战争的汪洋大海活活淹死了。
【24、从反殖胜地到毒品胜地】
《“丧尸满街”佔领费城 美国国庆日地狱景象骇人》（中时新闻网 2023-07-05）报道：
美国东岸大城费城聚集许多吸食“赛拉嗪”成瘾、露宿街头的街友。（资料照／美联社）
philadelphia , kensington!
why these people looks like zombie? pic.twitter.com/rHd8AwQ0xm
— Vimal Lamic （@juction4love） July 4, 2023
美国内政近期最严重的危机之一是镇静剂“赛拉嗪”成瘾风潮，美东历史悠久的大都会费城问题恶化程度尤其令人咋舌。这两天正值美国国庆日连假，堂堂独立建国重镇依然“丧尸”遍野，毒虫光天化日之下在街头扎针、瘫倒大街，沉沦景象令人不胜唏嘘。
赛拉嗪（Xylazine）是镇静类药物，在美国经食品药物管理局（FDA）核准为大型哺乳动物肌肉鬆弛剂，近期变成美国社会新兴药物问题核心，街头常以tranq（代表镇静剂tranquillizer）称之，很多毒虫会把它与其他多种药物混合吸食。
英国《每日邮报》报导，费城肯辛顿区（Kensington）是美国这波“赛拉嗪丧尸”最早爆发的区域，毒虫人数最为密集，除了以口鼻吸食，成瘾者大剌剌在街上持针筒朝自身颈部或四肢注射“赛拉嗪”的恐怖景象随处可见，形容枯藁的毒虫甚至随地倒卧昏迷，身边满地垃圾。肯辛顿区街道俨然已由这票丧尸佔领。
赛拉嗪吸食者特徵包括步履不稳、呼吸困难、丧失方向感，各种举止被外界用影集《阴尸路》（The Walking Dead）剧中景象譬喻；也有吸食者皮肤溃疡，不少毒虫身躯处处结痂，外貌骇人。溃疡伤口一旦感染可能溃烂，严重者毁容甚至必须截肢。
费城犯罪率比去年大增20%，窃盗案令犯罪问题严重程度持续高涨。街友与“丧尸”们经常犯下金额不大的窃盗案，只为温饱或满足毒瘾。《每日邮报》称，5月取得肯辛顿区街头毒虫群聚景象，已让费城沦为可怕的毒虫窝。2个月过去，美国国庆到来之际，这座在美国独立运动史上如此重要的城市，这番地狱景象丝毫未变。
247年前的7月4日，北美十三州代表在费城签署美国《独立宣言》，全美也因此年年在这天以“独立纪念日”之名放假庆祝至今。
一名向《每日邮报》提供费城街头画面的人士说，当地人们正过著“挨饿、用药过量”的日子：“我不得不在街上替人做CPR，我急救了5个人。我们发现3个人死亡，其他人就这么踩过躺在街上的尸体。我被迫用纳洛酮（Narcan）急救的人到底有多少次，已数不清了。”这名人士担忧的是，仍有成瘾者持续从加州、纽约州等其他地区来到费城。
由于问题相当严重，白宫已于今年4月13日宣布，赛拉嗪与鸦片类药物芬太尼混合使用为“新威胁”。
If such a scene happened in China, there would definitely be a large number of Western media reporting on it.
However, this is Philadelphia in the United States. Drugs are so rampant in broad daylight, so what about at night? pic.twitter.com/reUIFI6Vs0
— Edwards Jones （@Edwardsjones00） July 5, 2023
网民嚎叫：
土拨鼠拨土 发表评论于 2023-07-05 20:20:54
只要把所有问题推给中国就不是问题了。
侃就侃一侃吧 发表评论于 2023-07-05 18:38:41
白宫，美国总统府，都发现可卡因。昨天我就说了是谁的不重要，不是重点。重点是那是白宫。你特么怎么解释？一会自摸的变性人，一会可卡因。你让美国人情何以堪？如果上帝看着这一切，你还以为上帝还真的会保佑美国吗？极左太作大死了。
wxcity_er 发表评论于 2023-07-05 18:38:00
爱德华琼斯是威尔逊爱德华兹的亲兄弟吗
居家凡人 发表评论于 2023-07-05 18:03:48
以我近年去过费城亲眼目睹的情况，我相信这是真实的。不必讳疾忌医，关键是问题还在恶化。
意大利通心粉 发表评论于 2023-07-05 16:31:15
油管原始视频下的留言全是鹅爹和人贩子王国的劳改犯在秀优越感，问题是既然这么优越，为什么丧尸国领事馆排长队，还有一堆人冒死走线？
侃就侃一侃吧 发表评论于 2023-07-05 15:29:33
去查Drug Use by State: 2023’ Problem Areas.
如果你不想看细节，直接跳到结论：Blue States Have Bigger Drug Problems
德州的成人和未成年人吸毒的比例都是最低的。加州的未成年人在学校里得到毒品的比例是最高的。
侃就侃一侃吧 发表评论于 2023-07-05 14:25:23
毒品除罪化，变性骄傲化，性别流体化，重罪轻罪化，轻罪无罪化，黑命贵族化，购物零元化，保释零元化，非法移民庇护化。——人的本性中所有的恶都被释放出来。觉得美国还不够乱的，真的不用急，一直这么干下去，你会看到够乱的那一天的。
人心不平 发表评论于 2023-07-05 14:20:30
极左彻底把美国玩儿残。他们摧毁了所有传统道德，价值观。鼓动以种族主义人与人的仇恨。为所有道德法律沦丧大开绿灯。小到零元购，大到杀人无罪（几天关押，立即释放，所以才有屡屡杀人的罪犯），吸毒合法化（大麻只是开头，所以现在毒品泛滥）；变性人，恋童癖满大街。破锣西亲自为变性人摇旗呐喊，国会听正式猪党代表说人类有70多种性别，由医生和专家甄别鉴定，各自有自由认领性别。一群疯子，地狱里出来的鬼魅！
HenryCharles 发表评论于 2023-07-05 14:20:05
又是一群无脑极右派网民在哭喊。事实是十大吸毒州中，红州占了一半！
（West Virginia, Louisiana, Missouri, Arkansas, Oklahoma）。
不同的是大城市人口集中比较容易拍到惊悚画面；而红州乡下人口比较分散，极右派网民就可意故意看不到。吸毒是不因蓝红而有分别的。有分别的是某些政治人士在看别人和看自己时的视力。
1passby 发表评论于 2023-07-05 14:16:42
美国的解决方法是把这毒品合法化，然后让人们安全地吸毒。看着吧！
5mslj 发表评论于 2023-07-05 13:58:53
gameon 发表评论于 2023-07-05 12:36:05
侃就侃一侃吧 发表评论于 2023-07-05 12:19:35
一般无论白天还是晚上，我都很少去down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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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像巴尔地摩，DC周围的城市，波特兰，旧金山，纽约就更不用说了，就是白天走在街上，或等公车，都有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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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确实分好区和不好的区，这里面最关键的问题是，美国好区和不好的区，比例是多少。你别用万分之一甚至十万分之一的美国不好的街道代表美国，同样，你也别用北上广的市民收入代表全中国。讲问题最应该看概率，美国确实有言论不自由的情况，百分之0.1的概率。中国确实也有可以公开骂习不受惩罚的时候，那是万分之0.1的概率。你非要依此说美国的言论自由虚伪，中国也有言论自由，那就是纯扯蛋了。
最后问你，你赖在美国哪个城市？
bluemoon1962 发表评论于 2023-07-05 13:55:57
配骡西得猪党营造的美丽的风景线啊
侃就侃一侃吧 发表评论于 2023-07-05 13:47:06
把美国说的一无是处的好像人间地狱一般的，你为什么还来美国？
把美国美化的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你要不要独自一人深夜去底特律，巴尔的摩，DC的最乱的downtown 去逛一逛？
有一说一。美国有很多问题，哪个国家没有问题？但是我觉得美国不应该就这样了，极左实实在在地在毁坏我们共同的家园。
henry008 发表评论于 2023-07-05 13:29:33
废城。
LRushBall 发表评论于 2023-07-05 12:56:16
民不聊生要完蛋？“我家已做好接收西方难民的准备”
GOP大外宣里应外合！
gameon 发表评论于 2023-07-05 12:42:53
美国特色的犯罪最恶劣，最臭名昭著的三个特性，1）随机性，不分男女老少，都抢都打，2）随心所欲，不记后果。为二十块钱都可能爆受害者的头，3）嫉妒和仇恨性。给了钱，还大打出手，甚至爆头。
gameon 发表评论于 2023-07-05 12:23:57
美国衰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天天喊freedom freedom ，但晚上八点以后就不敢出门，不知这算那门子freedom!
当然衰落是个渐进过程，希望下次美国选出一个正常一点的总统，带领美国人民努力干八年，美国还是有机会重新伟大。
侃就侃一侃吧 发表评论于 2023-07-05 12:19:35
一般无论白天还是晚上，我都很少去downtown。费城去参观独立钟，没有见到这种情况。只有一个人在我问了他路以后问我要钱的，很多年前了。疫情之后去了一次波士顿，住在downtown, 晚上吃饭回去，看到几个七倒八歪的坐在街对面。美国嘛，没有必要危言耸听，也不要忽视掩盖问题。不然为什么前两天的新闻说自动分发的免费针管，没有多久就被拿光了？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不好的区能不去就不要去。
tiger001 发表评论于 2023-07-05 11:08:00
我就在费城附近住。从来没听说过这些事情。为此专门去了一趟。我停了车，步行转了半天，大街小巷转了个遍。里面大部分人都是白人。和别处的美国一个样子，人也很客气。只是不那么繁华就是了。
tiger001 发表评论于 2023-07-05 11:04:00
为了这个问题，我上上周末还去了一趟这个地方，转了半天什么也没看到。这些照片是哪里弄来的？
Kristall 发表评论于 2023-07-05 10:59:20
中时果然还是中时！
Gooddevil 发表评论于 2023-07-05 10:45:00
假新闻，美国是民主国家，完美天堂，除非百姓是瞎子选的是饭桶总统，市长
中華盛頓 发表评论于 2023-07-05 10:16:41
Made in China
老寓公 发表评论于 2023-07-05 09:58:29
在国内的桥底也可以拍到类似镜头， 不过不知道会得个什么罪名。
据说据说 发表评论于 2023-07-05 09:44:46
这是很多年前的视频，每过一段时间就有人翻出来。
侃就侃一侃吧 发表评论于 2023-07-05 09:40:42
记得看过一个报道说美国每年有超过10万人死于吸食过量的毒品。如果这是一项消灭低端人口的国策，那我们这些升斗小民就不需要多说什么了。反正他们占的街道不到千分之一而已。看来文明人都是这个想法。我们过虑了。
相信事实 发表评论于 2023-07-05 09:37:44
为什么美国拥毒？因为选票。反对拥枪，反对拥毒，你就会失去一大堆选票，所以，必须的。
相信事实 发表评论于 2023-07-05 09:35:42
中国在禁毒，美国在拥毒，让毒品合法化，好啊好啊，打败美国的不是任何其他敌人，而是美国自己。继续作
ctrls 发表评论于 2023-07-05 09:33:00
现在主流媒体说吸毒对人有益，摇头丸合法化，可卡因合法化
侃就侃一侃吧 发表评论于 2023-07-05 09:32:58
同意007，正直和勇气，缺一不可。这些问题实质可能复杂，但是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别说没有正直的勇气来解决问题了，怀着阴暗的心理，乐观问题其成的，并且从中谋利的，可能大有人在。
落基山99 发表评论于 2023-07-05 09:29:52
费城的街道成千上万，吸毒者占用的街道不过两三条。连 千分之 1 都不到。这是留给 自由人们选择的一个窗口：你如果愿意吸毒，就是这个生活。但 这 不代表费城，更不代表美国！如果把这个描绘成美国，那就是别有用心的。在舆论被垄断的地方，他可以用这 不足 1‰，说成是 整个美国，来迷惑人民。这就是为什么 北韩人民会感到无比幸福，西朝鲜的天朝，也用这套把戏。
居家凡人 发表评论于 2023-07-05 09:28:55
反正别指望猪党能解决此问题。这由丧尸是猪党很好的票源决定的。
侃就侃一侃吧 发表评论于 2023-07-05 09:27:40
要想解开这个结，非城里数学博士莫属。
abraham007 发表评论于 2023-07-05 09:27:39
希望有人有智慧解开这样的死结。
--很多时候解决问题靠的不是多大的智慧，而是一点点的勇气和正直
left123right 发表评论于 2023-07-05 09:23:54
希望有人有智慧解开这样的死结。
谢选骏指出：网民不懂，解开死结靠的不是智慧，而是快刀。
《恐怖！5死！国庆节血案，全副武装男子费城街头随机开枪！》（先驱网 2023年7月5日）报道：
警方表示枪手的作案动机是随机开枪。
美国国庆节，亲朋好友聚会多，也是血腥案件频发的节日。
就在周一晚间，一名身穿防弹背心全副武装的枪手在费城街头选择随机开枪，目前已经造成五人死亡，两名男孩受伤，枪手随后投降。
警方表示枪手的作案动机是随机开枪。
枪击事件发生在晚上8点30分左右，在西南部金塞辛社区的几个街区。
一名40岁的男子穿着一件防弹背心、手里拿着一把“AR型步枪”、多个弹匣、一把手枪和一台警用扫描仪在Kingsessing住宅区的街道上徘徊，似乎在寻找目标。
随后，他开始随意地射击。
警方到达现场后发现了一些枪伤受害者，之后又听到了更多的枪声。
警方一开始表示有4名遇害者，但是后来表示，他们发现了第五名受害者，该名受害者可能是听到声音出门查看，被枪手追到了家中被杀，警方在屋外发现了与枪手使用一样的弹壳。
警察局长奥特劳说，我们赶到时，枪手继续开枪，警察追了上去，他在一条小巷里投降后被逮捕。
据悉，昨天另一人也被拘留，但他可能当时正拿着枪向枪手还击，警方称，需要调查，现在还不知道这两人之间是否有联系。
一位邻居说，他听到了响声，因为当晚很多人在放烟花，但是很快他就和朋友意识到可能是枪声，就在我们讨论的瞬间，枪声一直在响，大约有50多声。
警察局长奥特劳表示，在枪手当时活跃的八个街区范围内发现了数十个弹壳。
“我们正在对该地区进行调查，尽可能多地获取信息，以确定目击者，确定摄像头的位置，并尽一切努力找出原因。”奥特劳说。
虽然警方在10分钟内已经逮捕了枪手，但是依旧有5人不幸遇难，全部为男性。
不幸遇难的死者中有三人年龄在20至59岁之间，第四名死者的身份尚未确定，据估计年龄在16至21岁之间。最后在家中被发现的死者今年31岁。
住院的两名伤者分别是2岁和13岁的男孩，目前孩子情况稳定。
就在这起枪击案发生的前一天，巴尔的摩的一个街区派对也发生枪击事件，当时参加聚会的多为某个族裔的年轻人，有人朝特定目标开枪，造成两人死亡，但是由于聚会人员较多，另外造成了28人受伤，其中一半以上是未成年人。
费城，巴尔的摩，芝加哥这样的城市里，一些特定社区里帮派众多，节日期间经常发生火拼，抢劫的血案，但是像费城枪手这样无目的的开枪，还是很令人震惊的。
根据美联社和《今日美国》与东北大学合作维护的一个数据库，费城最新的暴力事件是美国2023年的第29起大规模杀戮事件，是有记录以来每年这个时候最高的一次。
在这类事件中丧生的人数也是每年这个时候最高的。
谢选骏指出：这是武汉疫情对于美国的重大贡献的后遗症之一。时过境迁，就可以让“毒品胜地”再度成为“美国胜地”吗。费城是美国革命和全球民主的反殖策源地，现在成为毒虫中心；这是多大的浪费——都是被“费城”这个名号给咒的——费城的原意是“兄弟友爱”，结果各地的毒虫都来了！
【25、莫斯科的羔羊为殖民者而死】
《莫斯科大屠杀，普京为何怪罪乌克兰》（RFI 2024-03-24）报道：
莫斯科郊外克罗克斯音乐厅发生惨不忍睹的大屠杀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反应相当奇怪。尽管伊斯兰国EL恐怖组织很快声称制造了这一屠杀，随后不久还公布了从杀人犯角度拍摄的视频，普京发表电视讲话时却闭口不提伊斯兰国，只声称“四名作案者”在朝乌克兰逃跑途中全部落网。
2024年3月23日，星期六，俄罗斯莫斯科，人们聚集在克洛库斯市政厅（Crocus City Hall）旁献花、点蜡烛。俄罗斯最高国家调查机构称，莫斯科音乐厅袭击事件的死亡人数已超过137人。位于莫斯科西部边缘的克罗库斯市政厅（Crocus City Hall）是一座庞大的购物中心和音乐会场，周五发生的袭击造成多人受伤，建筑成为一片燃烧的废墟。
普京还说，他的调查人员认为乌克兰为恐怖分子穿越俄乌边境做好了准备。如果普京比较诚实，至少在这一重要的电视讲话中应该提到伊斯兰国发表的承责声明。普京一字不改地引用了俄罗斯情报机构第一时间发表的没有任何证据支撑的声明，小心翼翼地避开了“EL”两个字母。
据专门从事反恐研究的 “网站 ”组织称，一段明显由袭击者拍摄的视频在通常由 EI 使用的社交网络账户上流传。视频显示，几个面目模糊的人手持突击步枪和刀具，出现在似乎是克罗克斯市政厅的地方。他们开了几枪，地上躺着许多尸体，背景中可以看到火光冲天。
领导乌克兰抵抗俄罗斯两年多的泽连斯基总统立即意识到普京会做什么，周六晚间发表讲话说：侵略者 “他们来到乌克兰，烧毁我们的城市，并试图归罪于乌克兰；他们折磨和强奸我们的人民，并企图将责任归咎于乌克兰；他们将数十万自己的恐怖分子带到这里，带到乌克兰的土地上，却对自己国家发生的事情漠不关心。”
周日，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尔巴 直指普京：“他试图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将乌克兰或西方国家与莫斯科大屠杀联系起来。他的目的是鼓动俄罗斯人在他们针对乌克兰的毫无意义的罪恶战争中牺牲”。波兰总理图斯克明确警告说，希望俄罗斯不要把这一恐怖袭击用作在乌克兰暴力升级的“借口”。英国财政大臣杰里米-亨特也对普京的说法严重怀疑，他表示：“我们知道，他在制造烟幕弹，为完全邪恶的入侵乌克兰行为辩护”。
针对俄罗斯总统普京提及恐怖分子“朝乌克兰方向逃跑”，美国政府周日表示，莫斯科郊区音乐厅发生的大屠杀“与乌克兰毫无牵连”。美国副总统哈里斯说，“没有任何证据”证实乌克兰与这一造成137人死亡的恐怖事件有关。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也发表声明说：“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对屠杀负有全部责任”。
荒唐的是，在莫斯科恐袭事件发生前几天，美国已经向俄罗斯发出警告，恐怖分子正在准备对俄罗斯发动恐袭，普京不仅对此毫不理会，还将美国发出的恐袭警告称为 “挑衅”。
法国俄罗斯问题专家安娜·科林·列别捷夫（Anna Colin Lebedev）就此分析，俄罗斯当局对国际处境的叙事几年来一直很明确，敌人就在西方，美国是头号敌人，其次是美国的盟国。而俄罗斯的朋友则是与美国对抗的国家。因此，如果把这一恐怖袭击归咎于伊斯兰国，一方面使得俄罗斯的传统叙事变得模糊不清，政治上也很难加以利用。另一方面，更显得克里姆林宫无能，无法预防来自外部的恐怖主义威胁。在这位专家看来，莫斯科还将会“积极地”通过“认罪”以及其他可以展览的方式搜寻“乌克兰踪迹”。
有人对伊斯兰国在俄罗斯制造恐怖袭击感到难以理解，法国独立媒体Mediapart创始人、政治观察家埃德维·普莱内尔（Edwy Plenel）分析说，伊斯兰国对俄罗斯怀有“深仇大恨”，十年以来，这一恐怖主义组织就把矛头对准了被其视为“欧洲东部杂种首领”的俄罗斯。还有的分析指出，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武装在反对派武装以及EL恐怖组织的双重夹击下步步败退，俄罗斯军队介入后，反对派武装和EL遭遇重创，从此EL不仅与西方为敌，亦视俄罗斯为仇雠。
Mediapart资深记者Matthieu Suc认为，关于本次莫斯科大屠杀，有几点不应忽略：1，屠杀的密度和手段，与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在法国巴黎巴塔克兰（Bataclan）音乐厅2015年制造的屠杀类似，巴塔克兰杀死了90人，莫斯科死亡人数已知133人。2，宣称对屠杀案负责以及相应的公关宣传都是通过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官方或传统上习惯使用的渠道进行的；3，留下的一个疑问是，四名恐怖分子为何有充裕时间杀害至少133人，并且能够安全出逃？
网民嚎叫：
西岸-影 发表评论于 2024-03-25 08:09:29
这件事最大的疑点是杀人者是受雇的，这不符合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做法，他们从来都是凭理念，而不是金钱，为了钱行事是有悖伊斯兰教义的，为ISIS这种理念不齿。使用金钱收买这种做法一向是我们的做派。而所谓ISIS-K，就是个名字，没人知道他们具体是谁，也就是谁都可以以他们的名义。再说，历史上我们利用过本拉登，谁能肯定如今在ISIS中没有我们的人对其产生影响力？再有就是动机问题，这件事发生后受益最大的是我们，加沙战争不再是最大的话题，国际事件注意力转移到俄国，以色列准备攻击拉法引起的国际公愤客观上淡化，拜登政府和以色列都可以松口气，如今可是大选年。至于俄国，把这件事联系到乌克兰是可以理解和预期的，毕竟作为战争的对手是永远有嫌疑的，为了政治目的也会指控乌克兰。
Capitaltwo 发表评论于 2024-03-25 07:57:31
司机搞恐怖活动也不能挽回战场上失败的结果，越瞎搞下去以后割地赔款就会更多。布兰登应该赶紧和司机切割。
Robinlu 发表评论于 2024-03-25 07:12:00
最关键的是：现在恐怖组织已经改变策略，专门攻击美国的敌人啦，如伊朗，叙利亚，俄罗斯！
谢选骏指出：不论这次袭击是否自导自演，普京都要让莫斯科的羔羊为殖民者而死——入侵乌克兰就是俄罗斯的垂死挣扎。
《莫斯科袭击：四名塔吉克斯坦枪手出庭 俄会否借机升级对乌作战》（格雷姆·贝克（Graeme Baker）BBC记者2024-03-24）报道：
四名男子被控袭击莫斯科克罗库斯（Crocus）的音乐厅，至少已造成137人死亡。四人出现在莫斯科的一家法院里。
其中三人双手被铐在背后，弯腰押送进法庭，第四人则坐在轮椅上。四人都被指控犯有恐怖主义罪行。
伊斯兰国组织（IS）称，周五在克罗库斯市政厅的袭击是由其实施的，并公布了视频。
俄罗斯官员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声称乌克兰参与其中。基辅称这一说法“荒谬”。
俄罗斯当局透露，这四人名为达勒德忠·米尔佐耶夫（Dalerdzhon Mirzoyev）、赛达克拉米·穆罗达利·拉恰巴利佐达（Saidakrami Murodali Rachabalizoda）、沙姆西丁·法里杜尼（Shamsidin Fariduni）和穆罕默德索比尔·法伊佐夫（Muhammadsobir Fayzov）。
视频显示，其中三人被蒙面警察押入莫斯科的巴斯曼尼地区法院。
他们似乎都遭到了殴打——俄罗斯安全部队显然泄露了残酷审讯的视频，有报道称至少有一人遭到了电击。
米尔佐耶夫和拉恰巴利佐达带着黑眼圈，后者的耳朵缠着厚厚的绷带——据说是因为在被捕时耳朵被部分弄断了。
米尔佐耶夫的脖子上似乎还缠着一个破塑料袋。
被指为法里杜尼的男子脸部严重肿胀，而被指为法伊佐夫的男子在坐着轮椅、穿着单薄的病号服，他被带上法庭时似乎已失去了知觉。据路透社报道，他似乎少了一只眼睛。
在庭审期间，所有人都被关押在一个玻璃板隔间里，并由蒙面警察看守。
Telegram上发的一份法庭声明称，米尔佐耶夫“完全认罪”，而拉恰巴利佐达也 “认罪”。
俄罗斯国家通讯社塔斯社称，这些人被确认为塔吉克斯坦公民。
法院补充说，所有四人都将被拘留到至少5月22日。
当地时间周五傍晚，四名枪手冲进莫斯科北郊克拉斯诺戈尔斯克（Krasnogorsk）的克罗库斯市政厅，向正在参加摇滚音乐会的约6000名观众开火。袭击者还纵火，大火吞噬了会场，导致屋顶坍塌。
俄罗斯当局称已有137人死亡，100多人受伤。
莫斯科袭击案：枪击与恐慌下的音乐厅大屠杀
普京宣布大选获压倒性胜利，赞俄民主优于很多西方国家
圣彼得堡地铁爆炸“可能是自杀式袭击”
莫斯科音乐厅袭击案：BBC核查事件始末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说，周日出庭的这些人是在袭击发生约14小时后在布良斯克（Bryansk）地区被捕的。布良斯克位于莫斯科西南约400公里。
伊斯兰国已经宣称这次袭击是由一个名为“呼罗珊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in Khorasan，简称IS-K）的分支机构实施的。
该组织随后公布了袭击者向音乐厅内人群开火的画面。英国广播公司（BBC）证实了这段视频的真实性。
然而，没有一位俄罗斯官员承认这一说法，而是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暗示袭击者得到了乌克兰的帮助，指基辅“准备了一个窗口”让他们越过边境逃入乌克兰境内。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Volodymyr Zelensky）周日驳斥了这一说法，乌克兰军事情报局称，这些人试图越过布满地雷的边境到达安全地带的说法是“荒谬的”，因为那里有数十万俄罗斯士兵。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阿德里安娜·沃森（Adrienne Watson）说，IS “对此次袭击负有全部责任。乌克兰方面没有任何参与”。
另有七人因涉嫌协助此次袭击在俄罗斯被捕。
莫斯科各地的屏幕上都显示着蜡烛燃烧的画面以及俄语单词Skorbim（“我们哀悼”）。
普京会作何反应？
BBC俄罗斯事务编辑史蒂夫·罗森博格（Steve Rosenberg）
莫斯科新阿尔巴特大道两旁有俄罗斯最大的视频屏幕。
今天，它们都在显示同一个巨幅画面：一支燃烧的蜡烛和俄语单词 “Skorbim”（“我们哀悼”）。
俄罗斯正在哀悼克罗库斯市政厅大屠杀的遇难者。目前还没有最终的死亡人数。搜寻尸体的工作仍在继续。
在全国各地，俄罗斯三色旗降下半旗，娱乐和体育活动被取消，电视新闻播报员身穿黑色衣服。
克罗库斯市政厅可能不在莫斯科市中心，但却是俄罗斯最著名的音乐会场地之一。
但周五的血案却将音乐厅变成了地狱。袭击者不仅用子弹，还用火焰杀人。他们点燃了大楼，制造了一场地狱之火。俄罗斯调查委员会公布的视频显示，屋顶坍塌。金属横梁也是如此。
大楼外的警戒线仍在原地。从我站的地方，可以看到娱乐中心被烧毁的部分。从这可以看出里面的惨状。
人们悼念遇难者，在自发搭建的祭坛边排队献花。祭品堆积如山，越来越多。除了献上玫瑰和康乃馨外，游客们还在花上摆放玩偶和玩具。因为死者中有儿童。
人们还纷纷留言。其中一条是写给袭击者的：
“你们是人渣。我们永远不会原谅你们。”
人们留下鲜花和泰迪熊，悼念莫斯科克洛库斯市政厅的遇难者。这里的人群悲愤交加。
塔季扬娜（Tatyana）说：“国家的心在隐隐作痛”，她带来了一些鲜花放在这里。“我的灵魂在哭泣。俄罗斯在哭泣。这么多年轻人被杀害。感觉就像我自己的孩子死了一样。”
罗曼（Roman）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冲击。我就住在附近，我从窗户看到了发生的一切。这太可怕了，是个巨大的悲剧。”
“不管是谁干的，他们都不是人。他们是我们的敌人。”一位名叫叶夫根尼的老年人告诉我，“我认为我们应该取消暂停执行死刑。至少对恐怖分子是这样。”
四名嫌疑人因涉嫌参与枪击事件而被指控犯有恐怖主义罪行，莫斯科巴斯曼尼地区法院已下令将他们拘留两个月。
俄罗斯官员一直在鼓吹乌克兰以某种方式在幕后策划了这次残暴的袭击。
亲政府的《莫斯科共青团员报》在其网站上发表了一篇狂热反乌克兰的评论文章。文章以“必须宣布乌克兰为恐怖主义国家”为题，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现在是摧毁基辅政权的时候了……所有这帮人都必须死。俄罗斯拥有这样做的资源”。
由此浮现出一个关键问题：克里姆林宫将如何应对这次毁灭性袭击？俄罗斯领导人是否计划利用在克罗库斯市政厅发生的事件，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可能进一步升级进行辩护？
美国本月早些时候警告莫斯科，俄罗斯可能发生针对大型集会的袭击，随后向该国公民发布了公共警告。
克里姆林宫将这一警告斥之为宣传和干涉其总统选举的企图。
华盛顿在袭击发生后表示，没有理由怀疑IS的说法。
这不是IS及其盟友第一次袭击俄罗斯或其海外利益。
该组织声称对2015年一架俄罗斯飞机在埃及上空被炸事件负责，机上有224人，其中大部分是俄罗斯公民。该组织还宣称2017年对圣彼得堡地铁发动了炸弹袭击，造成15人死亡。
安全分析人士称，该组织将俄罗斯视为主要目标有多种原因，包括俄罗斯在摧毁IS在叙利亚的权力基地的同时确保了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统治，1994-2009年莫斯科在穆斯林占多数的车臣发动了两场残酷的战争，以及苏联时期对阿富汗的入侵。
IS-K主要在阿富汗和中亚部分地区活动，其名称中的K代表“呼罗珊”源自对该地区的一个古老称谓。
在2021年8月和9月混乱的美国撤军期间，该组织在喀布尔机场发动了致命的自杀式袭击。
该分支在宣传中经常批评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
谢选骏指出：这个“袭击案的四名嫌疑人出庭画面”，不仅显示被告统统遭到了非人的酷刑，而且根本不像训练有素的恐怖分子，而像是特务机构临时抓来滥竽充数的少数民族奴工。
《莫斯科袭击案：枪击与恐慌下的音乐厅大屠杀》（2024年3月24日）报道：
周六，人们在受到袭击的音乐厅外献上鲜花以表达纪念。
降半旗、取消公众活动、电视台更新节目表……俄罗斯为当地时间周五傍晚莫斯科袭击案中丧生的133名死者举行哀悼日。
稍早前，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表示，在莫斯科近郊一家音乐厅发动致命袭击的四名枪手已全部被捕。俄罗斯当局称，共有11人被拘留，四名枪手在前往乌克兰途中被抓获。伊斯兰国（IS）组织自称为此次袭击的幕后主使。
袭击者冲进建筑物，无差别射击并点燃了建筑物，造成至少 133 人死亡，140 多人受伤。
周六，伊斯兰国（IS）组织在自己Telegram频道张贴了四名蒙面男子的照片，他们声称参与了袭击。俄罗斯没有对其说法发表评论。
该组织随后公布了非常清楚的袭击过程视频。BBC已核实这段视频的真实性，画面中一名枪手向多人开火。BBC将不会播放这段视频。
普京在电视讲话中谴责了这起俄罗斯近20年来最严重的屠杀事件，称其为“野蛮的恐怖主义行为”，并重申了俄罗斯安全部门早些时候提出的袭击者曾试图逃往乌克兰的说法。
基辅方面驳斥了关于乌克兰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此次袭击的说法，称其“荒谬”。
乌克兰军事情报局发言人安德烈·尤索夫（Andriy Yusov）对BBC说：“如果说嫌疑人正前往乌克兰，那就意味着他们是愚蠢的或有自杀倾向的。”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普京试图将此次袭击“归咎于”乌克兰。他在夜间讲话中说：“这个一无是处的普京，不与俄罗斯公民打交道，不向他们讲话，而是沉默了一天——想着如何把这一切归咎于乌克兰。”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表示，本月早些时候该机构曾警告可能会有针对莫斯科的 “大型集会”（包括音乐会）的潜在袭击。克里姆林宫当时斥之为“宣传”和华盛顿干涉俄罗斯近期选举的企图。
周六，白宫谴责这次“令人发指”的袭击，并将伊斯兰国描述为“必须在各地被击败的共同恐怖敌人”。
克罗库斯（Crocus）市政厅的礼堂外火光冲天。
BBC记者保罗·柯尔比（Paul Kirby）还原了这次袭击的细节。请注意，本文中的一些细节和画面可能让人不安。
八点不到，克罗库斯（Crocus）市政厅的礼堂里就坐满了人，因为周五晚上老牌摇滚乐队“野餐”（Picnic）要在这里举行一场摇滚音乐会。
摄影师戴夫·普里莫夫（Dave Primov）说：“一些穿着棕色衣服的人，我不知道他们是谁——恐怖分子、军人还是其他什么人——闯入礼堂，开始用突击步枪向人们射击。”
枪手刚刚走过剧院外的大厅，就开始随意开枪，打死打伤正在走进剧院的公众。
音乐会售出了约6200张门票，但入口外的安保人员很快就消失了。四名警卫中的一名说，他的同事躲在一块广告板后面：“那些袭击者从离我们10米远的地方经过——他们开始向一楼的人随意乱射。”
没有人知道有多少袭击者。但从楼上拍摄的画面显示，四名男子在米色大理石瓷砖地板上分开行走，他们之间的距离只有几米。
枪手进入音乐会大厅的画面
领头的袭击者近距离瞄准了挤在窗户边的人们。他们成为这场俄罗斯多年以来针对平民发动的最致命袭击的首批受害者。
许多死伤者来自克拉斯诺戈尔斯克（Krasnogorsk）、希姆基（Khimki）和莫斯科西北边缘附近的其它城镇。
第二名袭击者随后加入，第三名袭击者背着一个背包平静地跟在后面。第四个人把武器递给他，然后他们穿过无人看守的金属探测器，走向礼堂。
一名妇女当时正带着11岁的女儿在入口附近的一家咖啡馆买冰淇淋，他们听到响声，有人大喊“趴下”。
她告诉BBC俄语记者：“我们冲到孩子身边，躺下，开始用桌椅搭起障碍，几个受伤的人向我们跑来。”
剧院内，音乐会几分钟后就要开始，一些人认为噪音可能是演出的一部分。
这段视频中，观众在寻找掩护，能听到多次枪声。
索菲科·克维里卡什维利（Sofiko Kvirikashvili）最初以为是“某种无休止的爆竹声——我在大厅里转了一圈，又转了一圈。第三次，我发现大厅里的每个人都开始四散奔逃”。
摄影师戴夫·普里莫夫（Dave Primov）说，现场一片拥挤和恐慌。剧院里的一些人试图趴在座位之间，但随着有几名枪手在座位里开火，这几乎起不到什么保护作用。
那些能走向舞台的观众都往舞台去了。其他人试图寻找更高处的出口，却发现有些门是锁着的。目击者说，现场有老人和儿童，他们都遭到无差别射击。
一名妇女当时在一个较高的地方，她跑向舞台，看到一名男子在台下开枪： “我们跑到幕布后面，一名穿着制服的克罗库斯礼堂的员工告诉我们快跑，我们就跑到停车场，没有穿任何冬装。”
玛格丽塔·布诺娃（Margarita Bunova）刚拿到观剧镜准备看演出，就听到了她以为是鞭炮声的声音，随后变成了急促的爆裂声，她和丈夫辨认出那是枪声。
“有人说快跑下楼，然后一片漆黑……我们出来的时候还能听到身后传来阵阵枪声。”
幸存者讲述了人们试图逃生时楼内的恐慌情况。
贵宾包厢里的一名男子讲述了他和其他人如何在包厢里架起障碍物，却发现剧院里浓烟滚滚。
另一名男子维塔利（Vitaly）从阳台上看到了袭击的发生： “他们扔了一些汽油弹，所有东西都燃烧起来。”
无论枪手扔出的是汽油弹还是其它燃烧装置，火势都在迅速蔓延。
由于袭击者在开枪，消防员无法靠近大楼。火势很快蔓延到屋顶，整个克拉斯诺戈尔斯克（Krasnogorsk）的天际线都能看到火光。部分屋顶坍塌，火势蔓延到大楼前部，顶部两层被烧毁。
礼堂里的许多人从门厅逃出。一段画面感很强的视频显示，人们冲下扶梯，经过两具被沙发支撑着的尸体。
另一段视频显示，人们在逃离时，周围回荡着噼噼啪啪的枪声。他们逃到了相对安全的大楼后面，有些人蜷缩着坐在那里，有些人则相互搀扶着穿过走廊。
监控视频显示舞台前方一片混乱。大楼内没有任何俄罗斯警察或特种部队的踪迹。
幸存者们爬过楼梯，逃到克洛库斯市政厅的后门。有人看到，一名男子正在干呕，其他人则打电话给亲人，然后那名男子走开了。
伊娃是一名舞蹈团助理，当袭击者冲进礼堂时，她正在后台。“我们当时在化妆间，一群人从我们身边冲过。我们听到走廊里有嘈杂声，还有人在跑；我们拿起外套，跟着人群跑了。”
最初，“野餐”（Picnic）乐队的所有成员都被宣布安然无恙，但后来有未经证实的报道称其中一名乐手下落不明。
随着死亡人数超过100，受伤人数超过200 ，大屠杀的规模和滥杀无辜的性质在礼堂内外变得越来越清晰。第一份官方伤亡名单显示，年龄最大的受害者70多岁，死伤者中还有儿童。
俄罗斯当局称，袭击者乘坐这辆车逃离了克拉斯诺戈尔斯克袭击现场。
与俄罗斯安全机构有关的社交媒体上出现了一张白色雷诺汽车的照片，车上有两名乘客。
伊斯兰圣战组织“伊斯兰国”在一份简短声明中称自己是这次袭击的幕后指挥，但没有具体说明是哪个附属分支。这与美国情报部门的说法不谋而合，情报显示伊斯兰国想要袭击俄罗斯。两周前，美国曾警告说可能有针对莫斯科“大型集会”的袭击，但俄罗斯官员抱怨情报缺乏具体细节。
乌克兰很快否认参与其中，坚称自己的攻击仅限于战场。
但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 ）声称，凶手试图穿越俄罗斯进入乌克兰，并在那里有“相关联系人”。俄联邦安全局表示，已有多人被拘留，其中包括四名涉嫌袭击者。
玛格丽塔·布诺娃（Margarita Bunova）和丈夫帕维尔（Pavel）说，他们回到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拥抱自己的孩子。
直到当地时间周六下午，总统普京才向俄罗斯公众发表讲话，谈到了整个民族的悲痛。
他将凶手与二战时期的纳粹相提并论，并表示任何人都不能破坏俄罗斯的团结。他补充说，周日将是全国哀悼日。
谢选骏指出：这次恐怖袭击，越看越像是“俄国版的国会纵火案”，所以我预测——普京不敢公开审理这次“涉案人员”。因为公开审理，将会证明我的判断——“塔吉克的羔羊为俄罗斯殖民者而死”。
【26、欧洲殖民者变成了鸦片鬼 】
《骂华人“滚回香港”惹风波 白人女子称感后悔》（香港00 2024-02-18）报道：
加拿大列治文（Richmond，又译里士满）2月因当地医院可能建毒品注射屋一事闹出争议，在华人民众到市政厅示威期间，一名金髮女子大骂示威者，又指“你们不属于这里，回香港去”。据加媒报道，这位女子表示对言论感到后悔，承认“反应极错误”，又指自己不是种族主义者，不讨厌中国或任何亚洲文化。
据《列治文新闻》（Richmond News）2月16日报道，女子大骂示威者的视频在网络热传后，她去信报社讲述对言论感后悔，“我的反应是错的”。
她向传媒谈到自己在少年时代染有毒瘾，至2012年起开始康复。她主张称示威群众之中有人指吸毒者应该去死，此令她非常生气，于是出现之后的行为。
她称“这不是加拿大人所做的，我们要团结起来支持他人，而不是互相攻击。”她又主张当天市政厅有一大群被严重误导、受到恐惧驱使的人，包围了她与另一人。
她辩护称“我绝对不是种族主义者，我不讨厌中国人或任何亚洲文化。我不是一个充满仇恨的人。”（I am absolutely not racist, I do not hate Chinese or any Asian culture. I am not a hateful person.）
她又指“我的反应极其错误。叫任何人回到他们本来的地方是没有理由的，我容许我的伤痛为我说话了。”（My reaction was incredibly wrong. There's no excuse to tell anyone to go back to where they came from. I allowed my hurt to speak for me.）
加拿大列治文是大量华人聚居的城市，这次风波始于当地市议会讨论动议，决定是否考虑在当地医院设立毒品注射屋，引起大批居民抗议反对。在2月12日示威期间，一名白人金髮女子向华人群体大喊“你们就是加拿大犯下的错误，回你的家乡去。”（You're what's wrong with Canada. Go back to where you came from.）
她又指“你们不属于这里，回香港去。”（You don't belong here. Go back to Hong Kong.），事件引发争议，她的言论被批评带有种族主义。
所谓毒品注射屋是为吸毒者提供一个安全的场所，容许他们能在合资格的衞生专业人员监督下服用药物。反对者认为建毒品注射屋会影响社区安全，还可能导致其他地区的瘾君子为了获得毒品而前往注射点所在地。
列治文市议会2月13日终通过动议，赞成考虑在当地医院设立毒品注射屋，不过据加拿大《全球新闻》（Global News）14日报道，是否在当地设立注射站由温哥华海岸卫生局（VCH）决定，当地卫生官员表示无计划。
网民嚎叫：
西温哥华 发表评论于 2024-02-19 11:25:31
应该支持吸毒，支持注射。让瘾君子快速去见上帝诉说对他的思念。
zzbb-bzbz 发表评论于 2024-02-19 10:38:23
印第安人应该向犹太复国主义者学习，把几百年内前的神允之地夺回来
speakoutloudly 发表评论于 2024-02-19 10:06:10
她已经明白无误的展示了她就是一个种族主义者
紫萸香慢 发表评论于 2024-02-19 09:06:34
吸毒的左右都有；但提出建毒品安全注射屋，支持毒品合法化的一般都是左派。大麻合法化是小土豆搞的，NDP现在的头子以前提过硬性毒品也合法化
Nevermind666 发表评论于 2024-02-19 05:58:36
川粉们还能再搞笑一点吗？川粉自己在版上拼命反移民，但见到反移民的人却说别人是左派。精神分裂？？
Nevermind666 发表评论于 2024-02-19 05:55:12
楼下的，吸毒的是左派？你假装不知道美国吸毒率最高的都是红州？排第一的西弗吉尼亚红的发紫。
hkzs 发表评论于 2024-02-19 04:31:00
我觉得，重要的是为啥支持吸毒的人，应该是所谓左派和民主党自由党的人吧，也种族歧视。所以，所谓反对种族歧视就要支持自由党民主党，就是一派胡言！华人就该支持保守党共和党。
Michelle北美1 发表评论于 2024-02-19 04:07:32
为什么不建在医院里？万一吸多了，连救护车都省了
紫萸香慢 发表评论于 2024-02-19 02:36:16
这个女人是绝对的种族主义者。她前面不只说了滚回香港去，还有你不属于加拿大；后面还对所有华人抗议者大叫大叫：你们就是加拿大的错误，你们全是腐败的，毒品就是从你们那里来的。在她个人的脸书上，她把自己描述成受害者，被一群“有色的”中国人包围。”We fought back trying to remind these colourful folks the toxic supply comes from China itself, first and foremost, ”
这女人叫Katie Jakes, 被人认出后，她的FB和LinkedIn 都被翻出来了。LinkedIn 上，她号称自己在家Shearwater Research的Richmond公司做，这公司说她现在不是雇员，不知道是不是刚被开的，教育程度好象是个特殊教育的中学，没有大学学历；她的FB 号是KT Brynn,全网可看，居然不保护自己小孩的隐私，她同四五岁女儿的照片都公开。总之，这是个文化低的前吸毒者，又肥又蠢的白Karen。估计是怕被炒或找不到工作式。或被告才岀来道歉。太猖狂了，有人敢在这么多人前说黑命贵吧？不能放过她。
CN1618 发表评论于 2024-02-19 01:33:16
正是对自己没有控制能力，才会成为毒虫。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
anchoret98 发表评论于 2024-02-19 00:23:55
這13是個毒蟲。
華人膽敢剝奪她安全吸毒的權力，罪大惡極。
cacu 发表评论于 2024-02-18 23:46:00
港灿也有被歧视的时候，大快人心。
flysa 发表评论于 2024-02-18 22:12:58
我觉得ok的，既然道歉，这件事就过去了。其实建不建吸毒室都是可以讨论的，并不是什么你死我活的斗争，何必这么激动呢。大家还是要坐下来谈，谈不拢就投票解决。
拾麦客 发表评论于 2024-02-18 21:39:45
左派的虚伪一览无余
Capitaltwo 发表评论于 2024-02-18 21:36:00
让乱港分子滚回香港没有错。
eatseafood 发表评论于 2024-02-18 21:11:22
这个看一看瞧一瞧，像是得了狂犬病。
泽西剑侠 发表评论于 2024-02-18 19:55:00
西方骨子里是对华歧视的。
goodmum 发表评论于 2024-02-18 19:48:00
美国到处都是合法吸毒室，政府税收支付。拜登认为是中国在毒害美国人，在去年11月峰会，第一题目就是要求中国停止毒害美国人吸毒
seewhatisee 发表评论于 2024-02-18 19:17:36
應該提告。
弟兄 发表评论于 2024-02-18 19:12:18
華人挺多政治幼稚，印度人都不會干這種傻事
Sparkpool 发表评论于 2024-02-18 18:41:00
HK 早晚就是土共的子民，聪明的全跑光z
一带一路 发表评论于 2024-02-18 18:36:00
老毛对中国的最大功劳是禁止 黄 毒 赌……！
星光一闪 发表评论于 2024-02-18 18:35:32
白川粉开骂黄脖子川粉，功友直喊冤
不允许的笔名 发表评论于 2024-02-18 18:15:22
吸毒的左棍女人，知道香港到加国避难的多是右派，所以她不说“滚回中国”而是“滚回香港”
lbrobertca 发表评论于 2024-02-18 18:10:37
说吸毒者该死的人也不应该，贩毒者才该死，吸毒者有可能是被引诱或被动的
小毛er 发表评论于 2024-02-18 18:01:56
其实这个毒品注射屋是可以吸引一些瘾君子造访。可以帮助他们戒毒。不然瘾君子们很容易死掉的。所以有比没有好。不需要建很多。一两所就够了。
bluetag 发表评论于 2024-02-18 17:50:00
能够承认错误还是应该表扬的，建毒品屋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是周围的居民不乐意是正常的反应，要建也不应该建在居民区。
看一看瞧一瞧 发表评论于 2024-02-18 17:43:51
香港是英国的，臭港是习大粪的，应该说滚回臭港。
小矛 发表评论于 2024-02-18 17:38:57
理论上华人不需要寄人篱下的，但是即使如此还是比生活在中国更好，共产党才是更大的问题。
FollowNature 发表评论于 2024-02-18 17:33:00
华人支持建毒品注射屋，但谁也不喜欢建在自己的社区。可以考虑建在警察局附近或市政府附近。
man008 发表评论于 2024-02-18 17:20:57
还有建些银行给劫匪安全的抢劫。
弯刀月 发表评论于 2024-02-18 17:11:00
以后都是阿三的，哈哈哈哈
ljcn 发表评论于 2024-02-18 17:09:36
新冠后，欧美社会的女Karen（针对华人）越来越多。
jin_yin_hua 发表评论于 2024-02-18 17:07:13
华人要融入主流社会支持建毒品屋
体制内 发表评论于 2024-02-18 17:00:33
能反思就是好同志，不像五毛
goldeyeball1 发表评论于 2024-02-18 17:00:28
后悔管P用！应该让这些种族主义者承担法律责任。
谢选骏指出：五百年历史终于翻篇——欧洲殖民者变成了丧家鸦片鬼。
【27、欧洲殖民者对印第安人实施种族灭绝】
《美国对印第安人实施种族灭绝的历史事实和现实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2022-03-02）报道：
种族灭绝（genocide），由古希腊文“人种、民族或部落”（genos）和拉丁文“屠杀、消灭”（caedere）组成，1944年该词由波兰籍犹太法律学者拉斐尔·莱姆金在其出版的《轴心国占领欧洲后的统治》一书中提出，最初指“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毁灭”。
1946年联合国大会第96号决议确认了灭绝种族罪是国际法规定的一项罪行，认为“种族灭绝是对整个人类群体——生存权利的否定，正如杀人是对个人生存权利的否定一样；这种剥夺生存权的行为震惊了人类的良知，……并且违背了道德法则以及联合国的精神和目标”。
1948年12月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60A号决议《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并于1951年1月12日生效。该决议认为“有史以来，灭绝种族行为殃祸人类至为惨烈”。公约第二条明确定义，灭绝种族系指蓄意全部或局部消灭某一民族、族裔、种族或宗教团体，犯有下列行为之一者：（1）杀害该团体的成员；（2）致使该团体的成员在身体上或精神上遭受严重伤害；（3）故意使该团体处于某种生活状况下，以毁灭其全部或部分的生命；（4）强制施行企图阻止该团体内部生育的措施；（5）强迫转移该团体的儿童至另一团体。美国于1988年批准该公约。
美国国内法对种族灭绝也有明确规定。《美国法典》第18卷1091条对种族灭绝的定义与《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相近，认为种族灭绝罪是以完全或部分摧毁一个民族、族裔、种族或宗教团体为特定意图采取的暴力攻击行为。
根据历史记录和媒体报道，美国自建国以来，通过屠杀、驱赶、强制同化等手段，系统性剥夺印第安人的生存权和基本政治、经济、文化权利，试图从肉体和文化上消灭这一群体。时至今日印第安人仍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
对照国际法和美国国内法，美国对印第安人的所作所为涵盖了定义种族灭绝罪的所有行为，是无可争辩的种族灭绝。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评论指出，针对美国原住民的罪行完全符合现行国际法对于种族灭绝罪的定义。
种族灭绝的深重罪孽是美国永远无法洗白的历史污点，印第安人的沉痛悲剧是人类永远不应忘却的历史教训。
一、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实施种族灭绝的罪证
1．政府主导实施
1776年7月4日，美国发布《独立宣言》，美利坚合众国成立。《独立宣言》明文记载：“他（指英国国王）在我们中间煽动内乱，并且竭力挑唆那些残酷无情、没有开化的印第安人来杀掠我们边疆的居民”，公开污蔑美国原住民是“残酷无情、没有开化”的种族。
美国政府和执政者对待美国原住民，奉行白人优越主义、白人至上主义，对印第安人赶尽杀绝，并试图通过“文化灭绝”消灭这一种族。
在美国第一次独立战争（1775年至1783年）、第二次独立战争（1812年至1815年）和南北战争（1861年至1865年）中，美国执政者急于摆脱作为欧洲殖民主义经济附庸的种植园经济地位，扩大领土面积，将目光瞄准了印第安人手中大量的土地，发动了上千次对印第安部落的袭击，屠杀印第安人的首领、士兵乃至平民，将印第安人的土地占为己有。
1862年，美国颁布《宅地法》。该法规定，每个年满21岁的美国公民只需缴纳10美元登记费，就能在西部获得不超过160英亩（约合64.75公顷）的土地。在土地的诱惑下，白人纷纷跑到印第安人所在区域展开大肆屠杀，被杀害的印第安人成千上万。
时任美国政府领导人曾公开称，“用印第安人的皮可以做出优质的长筒靴”，“必须灭绝印第安人或把他们赶到我们不去的地方”，“印第安人必须迅速被消灭”，“只有死掉的印第安人才是好的印第安人”。美国军人视屠杀印第安人天经地义，甚至是一种荣耀，“不把他们杀光决不会罢休”。类似仇视言论与暴行不胜枚举，在诸多美国原住民灭绝专著中均有详细记载。
2．血腥屠杀和暴行
自殖民者踏足北美洲时起，就有计划地大规模猎杀北美野牛，断绝印第安人的食物和基本生活来源，导致他们因饥饿而成批死亡。
据统计，自1776年美国宣布独立后，美国政府先后发动了超过1500次袭击，攻打印第安部落，屠杀印第安人，占领他们的土地，罪行罄竹难书。1814年，美国颁布法令，规定每上缴一个印第安人的头盖皮，美国政府将奖励50至100美元。弗雷德里克·特纳在1893年发表的《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中承认：“每条边疆都是通过一系列对印第安人的战争而获得的。”
加州淘金潮亦带来加州大屠杀。首任加州州长彼得·伯内特提出要对美国原住民发动灭绝之战，州内灭绝印第安人呼声高涨。在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加州，一个印第安人的头颅或头皮能换5美元，而当时的日均工资是25美分。从1846年至1873年，加州印第安人口从15万跌落至3万。死于暴行的印第安人不计其数。一些重大的屠杀事件包括：
◆1811年，美国军队在蒂皮卡诺大战中击败著名的印第安人首领特库姆塞和他的军队，烧毁印第安人首府先知镇并实施残酷的屠杀。
◆1813年11月至1814年1月，美军发动针对美国原住民的克里克战争，又称马蹄湾之战。1814年3月27日，在密西西比领地马蹄湾，约3000名士兵向克里克族印第安人发起进攻。在这次战斗中，800多名克里克族战士惨遭屠杀，克里克族的军事实力从此大为削弱。根据同年8月9日签订的《杰克逊堡条约》，克里克族人将2300多万英亩的土地割让给美国联邦政府。
◆1864年11月29日因少数印第安人反对签订出让土地的协议，美国牧师约翰·奇文顿在科罗拉多州东南部的沙溪对印第安人进行屠杀。这也是最臭名昭著的一次美国原住民大屠杀。美国纽约大学历史系教授玛利亚·蒙托亚在采访中提到，奇文顿的士兵们剥下妇女儿童的头皮，砍下他们的头，并且在回到丹佛后游街示众。
联合国土著人权利问题特别报告员阿纳亚在2012年访美后提交国别访问报告，称沙溪大屠杀事件受害者后裔控诉，1864年约700名美武装士兵对住在科罗拉多州沙溪边印第安人保留地的夏安和阿拉帕霍族人进行突袭和射杀。据媒体报道，此次屠杀事件造成200余名部落成员中70至163人死亡，三分之二的死者是妇女或儿童，无人为此次屠杀负责。美国政府曾同部落后裔达成赔偿协议，但至今未履行。
◆1890年12月29日，在南达科他州的伤膝河附近，美军向印第安人射击，据美国国会记录，死伤者超过350人。伤膝河大屠杀后，印第安人的武装反抗基本被镇压，约20名美军士兵还被授予荣誉勋章。
◆1930年，美国印第安事务局通过“印第安健康服务”项目对印第安妇女实施绝育。绝育手术打着保护印第安妇女健康的旗号，部分手术甚至在妇女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据统计，20世纪70年代初，超过42％育龄印第安妇女被绝育。对很多小部落而言，这几乎导致整个部落灭绝。截至1976年，大约7万名印第安妇女被强制绝育。
3．西进运动和强制迁移
美国建国之初视印第安部落为主权实体，主要依靠商签条约的方式与其进行土地、贸易、司法等问题交涉，偶尔与其发生战争。截至1840年，美国与各部落达成200多项条约，其中多数是在美国军事和政治压力下达成的不平等条约，充满欺瞒哄骗、威逼利诱，只对印第安部落具有约束力，是对印第安部落巧取豪夺的主要工具。
1830年，美国通过《印第安人迁移法案》，标志着美国强迫印第安人迁移的制度化。该法案更从法律上剥夺了印第安人部落在美国东部居住的权利，迫使约10万印第安人从南部故土迁移至密西西比河以西。迁徙开始于炎炎夏日，历经气温达到零下的冬天，每日徒步16英里，成千上万人因饥寒交迫、劳累过度或疾病瘟疫死于途中，印第安人口数量锐减，强迁之路化为“血泪之路”。拒绝迁移的部落则被美国政府发兵征讨、暴力迫迁甚至屠杀。
得克萨斯加入美国前的1839年，政府要求印第安人立刻撤离，否则毁其所有、灭其部落，导致大量不肯就范的切罗基人被枪杀。
1863年，美军对纳瓦霍部落执行“焦土政策”，以烧其房屋、焚其庄稼、杀其家畜、毁其财产相胁迫，武装押送纳瓦霍人步行数百公里到新墨西哥东部保留地，跟不上队伍的孕妇老人被直接枪杀。
19世纪中叶，几乎所有美国印第安人都被驱赶到了密西西比河以西，政府把他们强制安排在原住民保留地内生活。
《剑桥美国经济史》中写道：“由于美国政府对东部地区最后的印第安人进行了武力驱逐，因此，该地区只剩下极少数的作为单个国家公民的印第安人，或者在武力驱逐中躲藏起来的那些个别印第安人。”
可悲的是，为了美化历史，美国历史学家常常将“西进运动”美化为美国人民对西部疆土的经济开发，宣称加速了美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发展，促成了美国民族精神的形成与发展，却对野蛮屠杀美国原住民的行为只字不提。
事实上，正是西进运动后，处于萌芽状态的美洲文明被毁灭，印第安人作为人类几大人种之一，面临被整体灭绝的境地。
4．强制同化和文化灭绝
为了给美国政府的不义行径辩护，一些19世纪的美国学者大肆煽动“文明对野蛮”的二元对立论，将美国原住民塑造成一种野蛮、邪恶、低等的族群。19世纪的美国知名历史学家帕克曼声称，美国原住民“无法学习文明的各种技艺，他们及其森林都必将共同消失”。
同时代的另一位美国知名历史学家班克罗夫特也声称，美国原住民“在推理和道德品质方面比白人低劣，而且这种低劣不仅仅是针对个人而言的，而是与其组织有关，是整个族群的特征”。这种为了给殖民掠夺行径辩护而肆意贬低印第安人的言论，充满种族歧视的色彩。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到19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采取更加激进的“强制同化”政策，消灭印第安部落的社会组织结构和文化。强制同化战略的核心目标，在于破除印第安人原有的群体依托、族群身份及部落认同，并将其改造为单一个体、具有美国公民身份、公民意识并认同美国主流价值观的美国公民。为此采取了四方面措施：
一是全面剥夺印第安部落的自治权。印第安人多年来以部落为单位生存，部落是其力量源泉和精神寄托。美国政府强行废除部落制，将印第安人以个体形式抛入与其传统截然不同的白人社会，使其无力寻找工作和安身立命，在经济上一贫如洗，在政治和社会上饱受歧视，遭受巨大精神痛苦和深刻的生存危机、文化危机。19世纪的切罗基部落原本欣欣向荣，在物质生活上与边疆白人不相上下，但随着美国政府逐步取消其自治权、废除部落制，切罗基社会迅速衰败，沦为土著居民中最贫困的人群。
二是以土地分配的形式，试图摧毁印第安人保留地，进而瓦解其部落。1887年通过的《道斯法案》授权总统解散原住民保留地，废除原保留地内实行的部落土地所有制，将土地直接分配给居住在保留地内外的印第安人，形成实际上的土地私有制度。部落土地所有制的废除使印第安社会解体，部落权威遭受沉重打击。“太阳舞”作为部落团结的最高形式，因被视为“异端行为”而遭到取缔。原保留地中大部分土地通过拍卖转入白人之手；对务农毫无准备的印第安人在取得土地后不久也因受骗等各种原因失去土地，生活日趋恶化。
三是逐步并最终全面强加给印第安人美国“公民”身份。被认定为“混血”的原住民必须放弃部落地位，其他人也被“去部落化”，极大地损害了印第安人的身份认同。
四是通过教育、语言、文化、宗教等措施及一系列社会政策，根除印第安人的族群意识和部落认同。从1819年《文明开化基金法案》开始，美国在全国范围内设立或资助寄宿学校，强迫印第安儿童入学。根据美国印第安人寄宿学校治愈联盟报告显示，历史上全美共有367家寄宿学校，至1925年，60889名印第安儿童被迫就学；至1926年，印第安儿童就读比例高达83％，但就读学生总数至今仍不明确。本着“抹去印第安文化，拯救印第安人”的理念，美国禁止印第安儿童讲民族语言、着民族服装、实施民族活动，抹去其语言、文化和身份认同，实施文化灭绝。印第安儿童在校饱受折磨，部分因饥饿、疾病和虐待死亡。此后，又推出“强迫寄养”政策，强行将儿童交给白人抚养，延续同化政策，剥夺文化认同。此现象直至1978年美国通过《印第安儿童福利法》才被禁止。美国会在通过该法时承认：“大量印第安儿童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被转移至非印第安家庭和机构，造成印第安家庭的破碎”。
著名历史学家亨利·斯蒂尔·康马杰等人所说，由于强制同化，“美国历史上最卑劣的事情之一……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也许是印第安人最不幸的阶段。”
二、美国印第安人至今仍面临严重生存发展危机
美国政府和执政者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导致印第安人族群的人口数量断崖式锐减，生活环境恶化，社会保障缺失，经济地位低下且安全受到威胁，政治影响力一落千丈。
1．人口锐减
在1492年白人殖民者到来之前有500万印第安人，但到1800年数量锐减为60万人。另据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显示，1900年美国原住民数量为史上最低，仅为23.7万人。其中，裴奎特、莫西干、马萨诸塞等十余个部落完全灭绝。
自1800年至1900年间，美国印第安人数量减少超过一半以上，占美国总人口数量比例也从10.15％下降至0.31％。整个十九世纪，在美国人口每隔10年就有20％—30％的增长时，印第安人数量却经历了断崖式减少。目前印第安和阿拉斯加原住民的人口数量仅占美国总人口的1.3％。
2．生活环境恶化
印第安人从东部被驱赶到贫瘠的西部居住，且印第安保留地大多位置荒僻，不适合发展农业，更不会有人去投资发展工业，再加上分布零散、面积大小不一，大多部落无法获得足够大的土地进行开发，严重限制了印第安人的发展。美国目前约有310个原住民保留地，面积约占美国领土面积2.3％，不是所有联邦认定的部落都有其保留地。保留地多位于偏远且贫瘠的地方，生存条件差，缺乏水和其他重要资源，公路系统有超过60％为土路或碎石路。表面看，印第安人从“被灭绝”变为“被遗忘”“被隐形”“被歧视”，实则为被“放任灭绝”。
美国政府还通过欺骗、强迫等方式，将印第安人保留地系统性用作有毒或核废料倾倒场，长期暴露于铀等放射性物质危害下，致使相关社区癌症病发率和病死率明显高于全美其他地区。印第安社区实际上成为美国发展过程中的“垃圾桶”。以全美最大的印第安部落纳瓦霍族保留地为例，该部落约1／4妇女和一些婴儿的体内含有高浓度放射性物质。有报道提及，在2009年前的40多年，美国政府在美国印第安肖肖尼部落区域总计进行了928次核试验，产生了大约62万吨的放射性沉降物，是1945年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后所产生的放射性沉降物的近48倍。
3．社会保障缺失
根据美国印第安人健康服务局发布的报告，美国印第安人预期寿命比美国人平均寿命低5.5岁，糖尿病、慢性肝病和酒精依赖症的发病率分别是美国平均的3.2倍、4.6倍和6.6倍。相关学术研究显示，在美国各族裔群体中，印第安人的预期寿命最短、婴儿死亡率最高；印第安青少年药物滥用的发生率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3.3倍，酗酒发生率高出1.4倍，自杀率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9倍。这些现象与政府公共医疗资源投入不足、潜在的健康不平等、少数族裔社区总体发展落后等因素息息相关。
美国政府向印第安人提供有限的教育和医疗援助，其中99％给了保留地居民，但70％的印第安人生活在城市之中，无法得到相应保障。除了印第安人医疗服务机构，许多印第安人无法获得医疗保险，而在非印第安人医疗服务机构和非部落医疗机构中，印第安人经常面临歧视和语言障碍。
新冠疫情期间，印第安人在医疗方面的弱势地位进一步凸显。美国疾控中心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8月18日，印第安人的新冠肺炎患病率是白人的2.8倍，病亡率是1.4倍。联合国住房权问题特别报告员根据人权理事会43／14号决议编写的报告指出，美国原住民和非裔美国人受新冠疫情影响严重，其住院率是非拉美裔白人的5倍。美国最大印第安保留地纳瓦霍族居住区的新冠病毒感染率一度超过纽约，成为全美第一。
在教育方面，印第安保留地的教育条件大大落后于美国白人居住区。根据2013—2017年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仅有14.3％的印第安人拥有学士学位或更高学历。相比之下，15.2％的拉美裔美国人、20.6％的非洲裔美国人和34.5％的白人拥有学士学位或更高学历。很多印第安人保留地的学校已经破败不堪，教育体系分崩离析。
《纽约时报》报道，在温德河美国原住民保留地学校，只有60％的印第安学生完成了高中学业，而怀俄明州白人学生完成高中学业的比例为80％；保留地的辍学率为40％，是怀俄明州平均辍学率的两倍多；青少年自杀的可能性是美国同龄人的两倍。
4．经济和安全水平低下
许多处于中西部贫瘠地区的保留地经济发展停滞，沦为最贫困地区，部分保留地贫困率甚至超过85％。美国人口普查局2018年数据显示，印第安人的贫困率是所有少数族裔中最高的，为25.4％，非洲裔为20.8％，拉美裔为17.6％，而白人为8.1％。印第安人家庭收入的中位数仅相当于白人家庭的60％。
《大西洋月刊》曾探访位于美国南达科他州的派恩里奇原住民保留地，发现这里的失业率高达80％，大多数印第安人生活在联邦贫困线之下，许多家庭根本不通自来水和电。由于联邦政府提供的补贴食品普遍高糖、高热量，这里的糖尿病发病率比全美平均水平高8倍，平均预期寿命仅约50岁。
经济水平的低下导致严重社会治安问题。在派恩里奇原住民保留地，无事可干的年轻人往往在帮派文化中寻求身份和归属感，酗酒、打架、吸毒在这里屡见不鲜。美国家司法研究所研究显示，全美超过150万印第安和阿拉斯加原住民女性曾遭受暴力，占这一群体总人口数的84.3％。此外，许多不法分子利用保留地法律漏洞从事犯罪行为，导致当地治安每况愈下。
5．政治地位低下
美国主流政治生态中，印第安人等土著民族与其说是集体“失声”，不如说是被系统“噤声”和“系统性抹除”。印第安人数量较少且参政意愿不强，投票率较其他族群更低，利益诉求往往被政客忽略，导致印第安人在美国沦为二等公民，被称作“看不见的群体”或“正在消失的种族”，直至1924年才被有条件地赋予公民地位，1965年才被赋予选举权。
2020年6月，美国土著居民权利基金会等牵头，美国全国和地方的草根组织、法律界和学界参与，对美国土著选民面临的政治参与障碍展开调研。结果显示，470万有选举资格的美国土著选民中，仅66％进行了注册登记。而超过150万有选举资格的土著选民因政治障碍无法正常行使选举权利。调研称，美国土著选民参与政治面临11项普遍障碍，包括有限的政务服务、选举资金的匮乏和歧视等。目前美国国会中仅有4名印第安裔议员，约占两院议员总数的0.74％。美国原住民的整体从政状况和政治影响远低于其在美国人口中的比例。
美国原住民群体长期受到忽视和歧视。美国政府的许多统计数据完全忽略印第安人，或草率地将其归为“其他”。美国印第安人事务协会执行董事兼律师香农·凯勒表示，原住民最大的期待是获得社会认同。“我们有着多样文化和语言，但却经常不被当作一个族裔来看待，而只是被看作一个政治阶层，基于我们同联邦的条约来取得有限的自治权。”布鲁金斯学会近期发文称，美国月度就业报告忽略印第安人，无人关注、讨论这一群体的经济情况。加州有近200个印第安人部落，仅一半得到联邦政府认可。虽然拜登政府任命了首位印第安人内阁部长，但印第安人整体从政状况和政治影响力远低于其在美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
美国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民调结果显示，超过三分之一的美国原住民曾在工作场所遭遇漠视、暴力、羞辱和歧视，而居住在印第安人聚居区的印第安人在与警察打交道、工作和投票时更可能被歧视。据美国内政部统计，印第安裔因轻微犯罪而入狱的概率是其他族裔的两倍。印第安男性监禁率是白人男性的4倍，印第安女性监禁率则高达白人女性的6倍。
《大西洋月刊》评论说，从历史上遭驱逐、屠戮和强制同化，到如今整体性的贫困和被忽视，原本是这片大陆主人的印第安人却在美国社会声音微弱。美国印第安人作家丽贝卡·纳格尔一针见血地指出，被隐形，是对印第安人等土著居民的新型种族歧视。《洛杉矶时报》评论称，原住民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深嵌在美国社会组织架构和法律体系中。
6．文化濒危
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末，美国政府为推行英语和基督教教育，在印第安人居住区强力推行印第安寄宿学校制度，很多地方甚至出现绑架印第安孩童并强制入学的事件。美国历史上对印第安人实行寄宿学校制度，尤其对青年和儿童造成无法挽回的严重创伤。许多年轻一代美国原住民既无法在主流社会立足，又难以保持和弘扬传统文化，对自身文化和身份感到迷惘痛苦。
这些寄宿学校往往剪掉印第安儿童象征勇气的长辫，烧毁他们的传统服饰，严禁他们说母语，否则便要对其毒打。在这些学校里，印第安儿童被迫接受军事化管理，不仅会受到教员体罚，有些儿童还遭受性虐待。不少印第安儿童因教育方式的苛刻、生活习惯的差异、对亲人的思念和营养不良而生病甚至死亡。
美国政府还曾制定法律禁止原住民举行代代相传的宗教仪式，参与此类活动的人会遭受拘捕和监禁。20世纪以来，随着美国民权运动浪潮风起云涌，美国原住民传统文化和历史的保护状况有一定好转，但业已遭受过于严重的破坏，残存下来的大多是后人借助英语保存下来的文化遗迹。
纳格尔认为，有关美国原住民的信息在美国主流媒体和流行文化中被系统性地清除。据美国土著教育组织报告，87％的州级历史教材不涉及1900年以后的土著历史。史密森学会等撰文称，美国学校里讲授的有关印第安人的内容充斥不准确的信息，未如实描述原住民的遭遇。来自宾州的前共和党参议员桑托勒姆在美国青年基金会上竟公开称“美国是一个从零诞生的国家，之前这里几乎什么都没有……说实话，美国文化中几乎不包含美国原住民文化。”无视和抹杀了原住民文化在美国文化中的地位。
三、美国内对印第安人遭受“种族灭绝”的批评之声绵延不绝，但遭政府无视
一是学界有共识。自上世纪70年代起，美国学界开始使用“种族灭绝”控诉美国印第安人政策。90年代，夏威夷大学教授戴维·斯坦纳德所著《美洲大屠杀：征服新世界》和科罗拉多大学前教授沃德·丘吉尔所著《种族灭绝那件小事》震动学界。另有耶鲁大学教授本·基尔南著作《鲜血与土地：世界种族灭绝和消亡史》扼要介绍美国在不同历史阶段发动的印第安种族灭绝事件，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副教授本杰明·麦德利著作《美洲种族灭绝：美国及加州美国原住民的悲歌，1846—1873》深度挖掘加州淘金潮时期政府发动的灭绝美国原住民的桩桩惨案等。
美国原住民历史学家罗克珊·邓巴—奥尔蒂斯论证认为，《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关于种族灭绝所列举5项罪状中的每一条都能在美国针对印第安人的罪行中找到对应，美国原住民无疑是种族灭绝受害者，承认美国对印第安人政策系种族灭绝具有重要意义。
二是媒体有呼吁。《纽约时报》刊文报道加利福尼亚大学黑斯廷斯法学院以种族灭绝者命名，加速推动学院更名进程。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原住民诉求大到争取主权，小到争取诉求被听到。有受访者表示，印第安人土地被窃取、语言被抹杀就是系统性种族灭绝。《华盛顿邮报》刊文谴责美国从未正式承认对原住民实施的种族灭绝政策。《外交政策》刊文要求美国必须承认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2021年11月，题为《赏金》的纪录片上映，邀请原住民阅读美国高额悬赏印第安人头皮的官方历史文件，引人反思美国残暴的种族灭绝政策。
随着二战后平权运动的开展，美国社会开始反省印第安人问题。政府曾出台决议案向原住民道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纽森在2019年发表声明向加州原住民道歉，承认加州19世纪中叶对印第安族群采取的行为属于种族灭绝。
然而，政府的反思更像是“政治作秀”，仍未正式承认美国对印第安人犯下的暴行是种族灭绝行为，真正的改变遥遥无期。
综上所述，美国历届政府不仅从肉体上大量消灭印第安人，更通过系统性制度设计、霸凌式文化压制，令原住民的生存陷入不可逆转的困境，印第安人的文化受到根本性破坏，生命和精神的代际存续受到严重威胁。美国对印第安人的屠杀、强制迁移、文化同化与不公正待遇已构成事实上的种族灭绝，完全符合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关于种族灭绝的定义，而且历经数百年至今仍在延续。美国政府应该放弃其在人权问题上的虚伪和双重标准，认真严肃对待本国国内存在的严重种族问题和罪行。
谢选骏指出：人说“美国对印第安人实施种族灭绝的历史事实和现实证据”——我看这不过是“欧洲殖民者对印第安人实施种族灭绝”。正如人们不能把共产党干的坏事归于中国，也不能把殖民者干的坏事归于美国。
【28、欧洲殖民者冒充“本土人口”和原住民】
《种族大更替论复苏 三分之一美国人忧移民影响选举》（星岛日报 2022-05-10）报道：
随着国会中期选举逐渐临近，调查发现不少民众受到排斥移民的阴谋论影响，约1/3受访者相信，民主党正密谋以外来人口取代本土国民，夺取政治利益，另有30%受访者担心，移民增加将会削弱他们的话语权，甚至在这个趋势下，连“种族大更替”（Great Replacement）之类的极端思想也正悄然复苏。
美联社与全国民意研究中心（NORC）的调查共访问了近4200人，结果发现1/3受访者深信，有政党希望以移民稀释本土人口，然后透过选举获取胜利，30%的受访者担心，新移民不断涌入后，将导致本土人口丧失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影响力。数字显示，共和党选民尤其担心话语权被削弱，认同这点的人比例达到36%，明显高于民主党选民的27%。
在具体例子中，科罗拉多州1名80岁共和党白人妇女，便对保守派主持人卡尔森（Tucker Carlson）的指控深信不疑，认为民主党正借此巩固政治权力。德州1名37岁共和党白人选民则说，虽然部分阴谋论牵强附会，但他也相信移民的确正削弱本土民众的影响力。
由于排斥移民的情绪升温，数十年前曾经出现的“种族大更替”阴谋论也卷土重来。根据这套论述，部分统治精英计划以非白人移民，逐渐取代白人本土人口，最终将白人变成少数族裔，彻底抹杀其文化和价值观。批评“大更替”理论的专家指责，这种思维起源于极右民族主义，移民动辄需要10年甚至更长时间，才可获得公民身份和投票权，短期内无法左右选举，历届选举也没有发现大量非公民投票的例子，可见这些忧虑纯属杞人忧天。
美联社这次民调发现，主流民意仍然相信人口多元化能使国家强大，也赞成联邦政府接纳“追梦人”，让童年时随父母入境的无证年轻人合法留美，持这些意见的人比例占了2/3。但分析形容，在这样的民意前提下，拜登政府若在本月23日废除“42条款”（Title 42），不再以防范疫情为由快速遣返偷渡移民，随后又导致非法入境人数激增的话，将在政治方面引发反弹，民主党可能在11月的中选陷入苦战。
网民嚎叫：
fonsony 发表评论于 2022-05-11 04:06:37
拉美兄弟上扬、
LLC 发表评论于 2022-05-10 20:02:00
这就是民主党的论调，只要与他们的论点不同，就是阴谋论。他们大量接受非法移民就是为了拉选票，傻瓜都能看出来。
技术员 发表评论于 2022-05-10 18:04:30
谁都觉得自己吃亏了。
Maui2021 发表评论于 2022-05-10 17:20:34
土共撕了中国人的护照，强行捉人去方仓，打死宠物，病人得不到救助死在家里。然后五毛还欺骗国人说，别去外面，去了是N等公民。就怕中国人跑了。
Jackyice 发表评论于 2022-05-10 15:36:31
无论怎么变，华人在美国四等公民的地位是永远变不了。
咔炸飞 发表评论于 2022-05-10 16:12:49
只要控制非法移民，其它好说
TexasIns02 发表评论于 2022-05-10 15:40:50
那先把你这样的贱皮赶出美国！
cwang28 发表评论于 2022-05-10 15:14:56
这还用说 这明摆着的 美国南非化是铁定 只是早晚的事
Jackyice 发表评论于 2022-05-10 15:36:31
无论怎么变，华人在美国四等公民的地位是永远变不了。
abraham007 发表评论于 2022-05-10 15:16:41
数十年前曾经出现的“种族大更替”阴谋论也卷土重来
--这哪是什么阴谋，这就是没剥皮的阳谋，呵呵
cwang28 发表评论于 2022-05-10 15:14:56
这还用说 这明摆着的 美国南非化是铁定 只是早晚的事
谢选骏指出：欧洲殖民者的后代在冒充美国的“本土人口”和原住民呢！他们尽力垄断一切机会。
《53条人命，新华社的报道只有52个字》（基本常识 2022-05-09）报道；
长沙医学院旁自建房倒塌事故的救援结束了。据官方发布消息，事故共造成53人遇难，10人受伤获救。
这是新华社今天发布的一条报道：新华社的这条报道，我数了下，52个字，其中还包括三名记者署名。
当然，这是一条微博报道，短一点可以理解。当然，这是新华社对该事故的多条报道之一，信息少一点可以理解。
但是，我想问问各位，这一造成53人遇难的重大事故，而且是市委书记出面鞠躬致歉、国务院要成立调查组的事故，发生到现在已经一周了，你还知道些什么信息？
现在的事故报道都是些啥？
嗯，这一周里面你可能零星看到过一些报道。救出一个人来，又救出一个人来，救出一位女大学生说消防员是榜样，骨折了还给消防员唱歌。
救援的新闻，有时会有惊人相似的角度。
比如，记者哽咽了：然后，专家哽咽了：最后，市长也哽咽了：就这些信息，看得我也要哽咽窒息了……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人做的下三滥的报道啊！
你是国家级媒体记者，在事故现场能得到各方最多的采访配合与信息支持，能不能老老实实去做点调查采访，别在屏幕前哽咽。
人们关心的是被压在倒塌楼房下的人，关心的是他（她）们为什么会被压在那里，关心的是自己会不会碰到突然倒塌的楼房，谁管你记者有没有哽咽啊？！
如果你以为我把这些摆出来是要嘲讽，是要批评，那是你不懂我内心的悲愤，一名前新闻记者无处发泄的悲愤。严肃新闻供应不足，舆论场上喂给大家的就剩这么些哽咽新闻了。
做点严肃新闻到底有多难？
说到这里，一些读者可能会想到全国调查记者只剩下多少多少名的问题。有说剩一百多个的，有说剩十几个的，还有人干脆说一个都没有了。别管哪个数字最接近，调查记者日渐凋零的确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然而，长沙塌楼事故的报道做成这副鬼样子，跟深度调查记者还剩几个是没关系的。
这类事故的报道，根本不需要什么长时间大范围的深入调查，更不需要什么卧底、突破，不需要什么深度调查记者。新闻单位正经派一两名时政记者或者突发记者过去，一两天就能发回详实的报道。
去到新闻现场，见到新闻当事人，总归能提供一些官方通报之外的，公众关心的信息。倒塌的楼是哪年建的，哪年改的，谁批准的？楼里经营的商户分别是做什么业务，安全和消防检查有没有做过？倒塌房屋周围还有多少类似情况的自建房？……
这些信息，你在事故发生以来的这一周里，看到过吗？
现在的问题是，地铁浸水、飞机坠毁、楼房倒塌，都只剩下了两句话：等官方通报。一切以新华社发布为准。
长沙居民自建房倒塌事故新闻发布会
就像疫情封控中的人们追问什么时候发物资、什么时候解封，永远都只有一句回复：等通知。
灾难报道中严肃新闻的缺席有着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大环境的舆论尺度收紧，报道空间被持续压缩，另一方面是媒体自身生产方式的变革，工作重心变成了网络信息的整理加工。
而且这两方面原因在某种程度上其实互为因果。舆论尺度收紧促使新闻机构压缩一线记者编制，而市场化媒体的转型又使得他们距离发布信息的官方信源越来越远……
现在又有了疫情期间流动不便的因素叠加，于是，就出现了文章开头这样一个哽咽的局面。
然而，以上这些全都是借口！
作为前媒体人，我当然理解当下生产严肃新闻的艰难，但把长沙塌楼事故报道成这副畸形的样子，其实是没有借口的。
首先，这场塌楼事故虽然伤亡重大，但就是一栋村民自建房，牵涉的层级其实不高，涉及到的人员和单位并不算敏感。公安机关在事故发生之后也很快初步定性，抓捕了涉嫌犯罪的相关责任人。
简而言之，不是什么绝对不可触碰的雷区。
然后，事故发生到现在已有七天，媒体有足够的时间派驻人员做现场和周边采访。这次事故涉及家庭众多，当地自建房现象也普遍，总能找到可供采访的信源。当下长沙也没有什么全域静止之类的防疫措施，不存在进不去的情况。
总而言之，不是什么特别困难的采访任务。
那，为什么这一周都没有看到什么提供了信息增量的严肃新闻报道呢？我想了很久，大概是扎在媒体心头的两根刺在作祟。
一根刺是自我审查，自觉提升了新闻事件的敏感层级，主动放弃了追寻真相的努力。
一根刺是受众筛选，在长期的哽咽式报道中筛选和培养出了庞大的受众，他们不相信存在官方通报之外的真相。
这真是太让人难过了。
本文标题@leilei 亦有贡献，特此致谢。
谢选骏指出：“新华社”其实是“黄俄社”，是苏联“塔斯社”的翻版龟儿子。苏联及其共产国际，也是一种杂牌的欧洲殖民者，他们培育的国共两党犹如蝈蝈蜈蚣哼哈蝈蚣二将——但在中国冒充本土人口原住民，肆意发动内战、割让领土、出卖中国的尊严和权益。
【29、欧洲殖民者踢到了亚洲的软蛋】
《西北普大校长涉嘲讽亚裔 已8000人连署促下台》（联合新闻网 2022-12-22）报道：
印第安纳州的西北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 Northwest）校长基恩（Thomas Keon）在该校冬季毕业典礼上一段模仿亚裔语言的发言，因被视为涉及种族主义引发轩然大波，目前网上至少有两项要求基恩辞职下台的连署请愿，总计约8000人签名。
此外，该校20日由全体终身教职工对其举行”不信任投票”，尽管目前大多数投票者都支持基恩辞职，但管理高层所在的西拉法叶普渡大学（Purdue in West Lafayette）似乎对此结果并无动于衷。
日前西北普大毕业典礼中，一位电台名嘴发言，说他播报时常会使用一种自创语言。随后基恩上台发言时表示”我也有自创语言”，接着讲了一段谁也听不懂的话，他笑着解释说”这就是名嘴自创语言的亚洲版”。
基恩的言论被认为是明显嘲讽亚洲语言，他在道歉声明中说：”我12月10日在毕业典礼上说了冒犯的话，对另一位演讲人的话不加思索就即兴回应，结果造成困惑、痛苦和愤怒，我为此而真诚道歉。”
西北普渡大学的教职员，对于西拉法叶普大高层似乎不想处理该事件相关事宜感到十分失望，该校社工与临床助理教授赛勒（Pam Saylor）说，基恩或许不会面临后果，反而是她可能会因为公开反对学校的做法而面临后果，她表示，基恩的言论名显示种族主义行为。他表示，”这已经成为全球公愤，然而基恩却仍然是我们校园的代言人”。
罗奇对于校方的回应也感到不满，”假使基恩无视于投票结果，我们将要求他辞职，如果他还是不辞，我们将要求董事会解聘他”。
除了学校教职员反弹外，目前网上也至少有两项要求基恩辞职的请愿，其中一份（网址：https://reurl.cc/jROX81）是由西北普大学生发起，目前已有超过6700人签署，另一份请愿书由1100多位全美亚裔学者的连署信，该信称基恩的道歉并没有解决他们对于社区的担忧。
关注族裔仇恨多年的华埠博物馆基金会前会长郑金光，日前也在华埠举行”要求基恩辞职”的抗议活动，他表示，基恩的行为未受到校方的严肃重视，尤其显现了种族主义的无所不在。
网民嚎叫：
fonsony 发表评论于 2022-12-22 06:20:45
校长在下学年开一班创新嘟路嘟路亚洲中阁语言班、二年博士语言必通班、
大风车转转 发表评论于 2022-12-22 06:12:26
城里的毒轮运全部消失，不说话了。 也是，他们主要就骂中国，哪怕一点屁事都要尝个咸淡
宾州一粒沙 发表评论于 2022-12-22 06:09:35
傻X，无异于政治自杀。
znggg 发表评论于 2022-12-22 05:21:00
这有他的不少同道者
竹林七贤 发表评论于 2022-12-22 05:13:00
在美国，Negro一旦出口可能万劫不复，但是Ching- Chong，Jap好像黑人永远随便说的
iamhereforfun2 发表评论于 2022-12-22 04:58:01
装了一辈子，还是没忍住，这下行了。
性浪 发表评论于 2022-12-22 04:57:39
嘲笑亚裔根本就不是事，黑人只要不去碰就好
Ginger123 发表评论于 2022-12-22 04:37:07
******change.org/p/resignation-of-chancellor-thomas-keon-for-mockery-of-asian-language-at-graduation-ceremony
link在此。
亮油 发表评论于 2022-12-22 04:24:44
Where is the link?
已经4段 发表评论于 2022-12-22 04:03:32
就是欺负老实人, 他要是敢讥笑黑人, 不用老黑出面, 白左都能把他活吞了
已经4段 发表评论于 2022-12-22 04:00:36
轮.子 会马上出来, 坚决支持白主子,说华人自己玻璃心
wen1 发表评论于 2022-12-22 02:29:00
签了，不关心政治要被团灭
谢选骏指出：这个欧洲殖民者的校长，是踢到了亚洲的软蛋，不过触发了一张签名。要是遇上了黑命贵，他的老命就要不保了。所以他们现在碰上黑人都要退避三舍，除非作为警察手里有枪。欧洲殖民者的好日子快要结束了，一旦亚洲的软蛋不再软蛋。
【30、枪支弹药就是殖民者的奶水】
《揭秘美国庞大的“民间军火库”：平均每100人拥有120支枪》（2022/05/27环球时报）报道：
5月24日，美国得州尤瓦尔迪市发生校园枪击案，造成至少21人死亡。根据非营利组织“枪支暴力档案”的统计数据，截至5月24日，2022年不到6个月的时间里，美国已经发生212起大规模枪击案件。由于复杂的历史和政治因素，美国历届政府在推进枪支管制问题上或无动于衷或举步维艰，致使美民间已经自动生成一个庞大的“军火库”，不断危害着美国社会乃至国家安全。
2020年1月，携带半自动步枪的“拥枪派”人士在美国肯塔基州议会大厦集会。
民间拥枪数量已超人口总数？
这起美国校园枪击案再次震动全球，也让外界关注到底在美国民间有多少枪支。根据美总统拜登的授权，美司法部烟酒火器与爆炸物管理局（ATF）近期发布了近20年来对美境内枪支交易的首份统计报告。据该报告统计，全美处于购买枪支的热潮中，且这股热潮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2000年美国内枪支生产量为390万支，2020年则达到1130万支，枪支年生产量几乎增长了2倍。从2000年至2020年，美国枪支制造商共生产1.39亿支枪。同时，各种类型的进口枪支数量也急剧上升，20年间美国从国外进口7100万支枪，2010年约进口200万支，2020年则达到创纪录的400多万支。20年来，制枪工业也得到飞速发展，2000年美国内拥有2222家注册的枪械制造商，到2020年这一数字达到16963家。
美司法部按照手枪、左轮手枪、步枪、霰弹枪、其他各类枪械5个类别对美国民间拥有的枪支进行统计。报告显示，尽管近些年来在美国发生的大规模枪击案中枪手一般使用半自动突击步枪，但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人偏好购买越来越便宜、易于使用且精确的9毫米半自动手枪。半自动手枪的需求以最快速度增长，手枪产量从每年约300万支飙升至550万支。同时，报告还警告，美国内面临着“幽灵枪”激增的问题。这些枪是在家自行制造的，零件通过在线购买或用3D打印机生产，没有枪号，是警方无法追踪的自制武器。
2021年美国警方收缴了19344件私人制造的枪支，比2016年增加10倍。执法官员表示，这导致与枪支相关的杀人案件激增，尤其在加利福尼亚州，“幽灵枪”占犯罪现场收缴武器的一半。
美媒认为，美政府对民间武器的统计非常保守。根据日内瓦高等国际关系及发展研究院发布的《全球轻武器调查》研究报告，2017年美国人口为3.26亿，但民间拥有的枪支数量达到3.93亿支，即使是平均每人一支还多出6700万支。据估计，在美国平均每100名民众拥有120.5支枪。尽管美国人口仅占世界的4%左右，但其民间留存的枪支占到全球共8.57亿支民用枪支的46%。
据《纽约时报》报道，由于美国枪支文化盛行且枪支利润丰厚，美枪支行业长期以来一直抵制美司法部烟酒火器与爆炸物管理局公布美民间拥有的枪支数据，认为这些数据是对民众的“恐吓”。特别是“全美步枪协会”（NRA）积极利用美共和党反对枪支管制的态度，游说美政府采取措施限制该局向公众发布民用枪支的跟踪数据和相关信息。可以说，ATF的报告得以发布也是美政坛内部争斗的结果。按照拜登政府出台的针对“幽灵枪”的新规定，自制枪组装套件将被联邦法律列为武器；枪械套件制造商须在枪支关键零部件上标注序列号；零售商出售自制枪组装套件时须对购买者进行背景审查等。为加强追踪，新规还要求枪支经销商长期保留购买记录，如果售枪许可到期或停业，须将记录移交给烟酒火器和爆炸物管理局。上述购买记录以往留存期限为20年，到期后可由经销商销毁。
“全美步枪协会”等拥枪组织推动“买枪防身”
在民间不断膨胀的枪支库存的刺激下，“全美步枪协会”等拥枪组织更是迅猛发展。该协会自诩为“美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民权维护组织”。尽管美国一大堆控枪组织对这个说法嗤之以鼻，但由于枪支问题已并非单纯社会问题，该协会在美境内拥有巨大能量。“全美步枪协会”对待涉枪类犯罪的原则就是“以暴制暴”，鼓励民众自己拿起枪来对付身边的涉枪暴力犯罪。因此，“全美步枪协会”在全国开设众多射击中心、培训学校等，专门用来教授民众使用枪械。比如2012年美国桑迪胡克小学发生枪击案后，“全美步枪协会”在多州呼吁让学校职员持枪上班，让他们接受枪械训练，应付枪击案。据悉，仅在俄亥俄州已有1300多名学校教职员工接受了“全美步枪协会”提供的枪械使用专业训练，包括校长、老师、校车司机以及饭堂职员等。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发布公告显示，2020年美国涉枪死亡人数出现“历史性”增长。当年，美国共发生19350起枪械杀人案，比2019年增长近35%；发生24245起涉枪自杀案，增长1.5%。2020年，美国每10万居民中有6.1人被枪杀，是25年来的最高水平。
“民间军火库”叠加极端主义严重危害国家安全
枪支泛滥所造成的危害不仅在于影响社会治安，该问题与极右翼白人极端主义等结合起来，对美国安全构成实质性威胁。美国极右翼团体的暴力活动在过去数年极其突出。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美国极右翼团伙在本土密谋或实施的恐怖活动占据同类不法活动的九成，增速远超“基地”或“伊斯兰国”等其他类别组织。美国内非常宽松的持枪社会环境，令这些极右翼团体非常容易获得武器和充足的弹药补给。
更为严峻的是，该类组织将退伍军人作为招募对象。据美国军方《星条旗报》等媒体报道，退伍军人往往具备过硬的军事素养，他们所掌握的武器及通信技能、小组作战能力以及服役期间接触的内幕情报等，对于试图颠覆美国政权的不法团伙极具吸引力。2021年1月发生的“国会山骚乱”中，共有620人被捕，其中71人有军人背景，占据被捕暴徒总数的12%。更令人忧虑的是，如今很多退伍老兵逐渐成为极端势力的骨干力量，他们负责训练暴徒，甚至有人已跻身领导层。他们可随意获得武器弹药，虽然是轻型武器，但面对手无寸铁的平民，它们往往能够制造“大屠杀”。对美国而言，此类威胁犹如“定时炸弹”，随时都可能被引爆。
谢选骏指出：黄俄以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毛鬼的发明，其实，那是欧洲殖民者的标配——这些两脚牲口就是依靠枪支弹药到美洲屠杀人民、抢夺土地的。对他们这些强盗来说，枪支弹药就是殖民者的奶水——他们不吃饭可以，没有枪不行。因为他们的土地是抢来的，既然不合法，因此永远没有安全感，必须时刻用枪支弹药来保卫，就像保卫共产主义必须“时刻准备战斗”一样。所以他们的祖宗在欧洲可以没枪，到美洲来打劫却不能没枪。没枪如何放抢？
《这是真的！现在的美国，杀儿童的步枪比喂婴儿奶粉更容易买……》（2022年05月29日 公众号）报道：
“枪支不应该这么容易买到，现在它比婴儿奶粉还容易买。在我们生活的国家，这太不可置信了……”5月24日，美国得克萨斯州一小学发生枪击案，21人不幸身亡。事后，在NBA的新闻发布会上，金州勇士队球员达米恩·李痛斥美国荒谬现状。
家长：警察什么都没做
5月24日，美国得州一所小学发生大规模枪击案，致19名小学生和2名成人死亡，震惊全美。
据美媒称，事发时现场围观者曾不断敦促警方冲进学校，快速到场的遇难儿童家长也指责警察没有尽快采取行动阻止枪手。“至少有40名警察全副武装，但他们什么也没做，（直到）为时已晚。”据美媒称，枪手在学校待了超40分钟，然后才被执法人员击毙。
这起美国最致命的校园枪击案之一发生在得克萨斯州南部尤瓦尔迪市罗布小学，嫌疑枪手名为萨尔瓦多·拉莫斯，18岁，是尤瓦尔迪高中的一名学生。
据美联社5月26日披露，这名枪手在学校里待了至少40多分钟，直到他被战术小组击毙。而这期间，围观者曾不断敦促警察冲进学校大楼。
24岁的胡安·卡兰萨家住罗布小学的街对面，这场袭击开始后不久，他就在屋外看到了附近的妇女们向学校外的警察大喊，“进去吧！进去吧！”卡兰萨说，警察没有进去。
几分钟前，卡兰萨看到枪手拉莫斯开着卡车撞进了学校外的一条沟渠，然后抓起AR-15式半自动步枪，向附近一家殡仪馆外的两个人开枪，所幸这两人及时逃跑没有受伤。
据得州官员称，拉莫斯在校外还遇到一名学区安全官员，并向其开枪，目前还不清楚这名安全官员是否向拉莫斯开枪。随后，拉莫斯跑进学校大楼，并向2名赶到大楼外的警察开枪，这2名警察受伤。之后，拉莫斯冲进一间教室，把门锁上，然后开始向教室里的孩子和老师开枪。
“他们有很多人，而他只有一个，”卡兰萨说，他认为警察应该早点冲进学校。
有这样想法的不止卡兰萨。学生家长哈维尔·卡萨雷斯说，听到枪击事件后，他迅速赶到学校，当时警察还在学校外面聚集。
卡萨雷斯焦急地看着站在女儿学校外面的警察，对警察还不进入学校感到不安。随后，他就提议自己和其他几名围观者一起冲进学校大楼。“让我们冲进去，因为警察没有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卡萨雷斯说，他当时这样告诉其他围观者。
“我们本可以做得更多，”卡萨雷斯告诉美联社，并指责警察，“他们毫无准备”。在这起枪击案中，卡萨雷斯10岁的女儿杰克琳·杰琳·卡萨雷斯不幸丧生。
值得一提的是，在看到美联社对卡萨雷斯的报道后，美国著名科技网站Gizmodo资深作家马特·诺瓦克，在推特上分享了一段视频，并写道：“这个视频现在更说得通了，警察们真的阻止父母帮助他们的孩子。”
随后，诺瓦克还附上了源自社交媒体情报机构Storyful News的完整版视频，并发推指出：带着长枪的警察们不仅拿出了泰瑟枪，准备阻止父母们救自己的孩子，看起来警察们还把其中一位家长按倒在了地上。从视频中可以听到一个人大喊：“你对他做了什么？让他起来！”
而卡萨雷斯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也指出，学校外的警察全副武装，但却没有尽快采取行动阻止枪手。
“至少有40名警察全副武装，但他们什么也没做，（直到）为时已晚，”卡萨雷斯告诉ABC，他认为警方本可以阻止事件升级。“如果他们有更好的战术训练，情况可能很快就会结束，我们这些人亲眼目睹了这一切。”据ABC报道，杰克琳的表亲，10岁的安娜贝尔·罗德里格斯也在这场枪击案中丧生。
据得州公共安全部门的克里斯托弗·奥利瓦雷斯中尉5月25日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所有遇难者都在同一个教室里，由于枪手把自己锁在里面，警察处于不利地位。
他告诉CNN：“当时没有足够的人力，他们的首要任务是防止任何进一步的生命损失。”直到当地和联邦官员组成的战术小组赶到，“强行进入教室”，将枪手击毙才结束这一切。
但与此同时，一名了解调查情况的执法官员告诉美联社，战术小组起初无法突破教室的门，不得不让一名工作人员用钥匙打开教室。这名官员要求匿名，因为他没有被授权公开谈论正在进行的调查。
另据得州公共安全部主任史蒂夫·麦克劳称，从枪手拉莫斯向学区安保人员开枪到战术小组开枪打死他，已经过去了40分钟到一个小时。尽管该部门发言人后来表示，他们无法给出枪手在学校待了多长时间或何时被杀的确切估计。
“底线是执法部门在那里，”麦克劳说。“他们确实立即介入了。他们确实在教室里遏制了（拉莫斯）。”
据CNN指出，这次枪击案是自2012年桑迪胡克小学枪击事件以来，美国K-12学校第二致命的枪击事件，在先前的桑迪胡克小学枪击事件中，有20名儿童和6名成人被杀。另据CNN统计，这至少是2022年发生在K-12学校的第30起枪击案。如果将大学校园枪击案也统计在内，这至少是第39起，此前的枪击事件共导致至少10人死亡，51人受伤。
美国总统拜登5月25日表示，他将很快到访尤瓦尔迪，并称他对不断频发的枪支暴力事件感到“厌倦”。
“我们必须问：以上帝的名义，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做到我们需要做的事，如果不能完全停止的话，我们怎么从根本上来改变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屠杀数量……我感到厌倦，我厌倦了正在发生并且还会继续发生的事情。”
受害者尸骨未寒 “拥枪会”照开不误
美国得克萨斯州5月24日发生的恶性校园枪击案夺走21条无辜性命。就在受害家庭仍沉浸在悲痛之时，美国年度最大规模的“枪展”——美国全国步枪协会（NRA）年度大会及产品展览会27日在得州如期举行。美国媒体慨叹，自桑迪胡克小学惨剧发生以来，美国已走过“十年控枪失败史”，得州最新发生的校园枪击案对国家控枪议程恐怕也不会产生多少影响。
对此会场外聚集了大量因为得州小学枪击案而进行示威的抗议者，他们呼喊着“所有儿童都很重要”及其他口号呼吁进行枪支管制，同时现场也有反抗议人群。
休斯敦市长西尔维斯特·特纳表示，在小学枪击案发生后，他本希望组织者能够推迟活动，但是市政府无法采取任何措施来强制取消活动。
据悉，原定参与大会的得州州长格雷格·阿博特和副州长丹·帕特里克均取消了行程。
美联社称，2022年NRA年度大会5月27日揭幕，活动将持续三天。据NRA官网介绍，展销活动占地5.7万平方米，将展出“全行业最新的枪支和装备”。该组织在对枪案遇难者表达哀悼的同时，也不忘向“武器、自由和宪法第二修正案”致敬。
NRA遭到广泛抵制，多个支持控枪的社会团体表示将在会展中心外举行抗议活动。5月26日，警方就已在会场附近部署金属围栏以隔离抗议人群。考虑到“影响”问题，得州两名议员低调退出这项活动，但二人均否认行程变化与罗布小学枪击案有关。不过，以前总统特朗普为首的一众共和党“大佬”仍将如约而至，特朗普和得州参议员克鲁兹、南达科他州州长诺姆都将发表讲话。迫于舆论压力，原定出席活动的得州州长阿博特将5月27日行程改为视察尤瓦尔迪市，不过NRA年会将播出他事先录好的讲话内容。
“找把枪都比找婴儿奶粉容易”
“找把枪都比找婴儿奶粉容易。”身为人母的畅销作家，同时也是美国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侄女的米娜·哈里斯5月25日凌晨在推特上如是说。
该条推文引发不少共鸣，在5个小时内收到了13万条点赞和2万多次转发。
居住在休斯顿州的John（化名）表示，当下，不少家长为买不到奶粉而焦虑，驱车数小时希望买到一罐奶粉，最终却无功而返。
在奶粉愈发稀缺的情况下，很多家长走投无路之下开始在网上搜索“如何在家自制奶粉”。随后，一张上世纪60年代的家庭婴儿奶的照片在各个社交平台上迅速走红。
而这一现象也引发了社交媒体平台们的“焦虑”。
Youtube、脸书和推特平台紧急对自制奶粉相关的内容进行审查，脸书将60年代的婴儿奶食谱标记为“错误信息”，其它几个社交平台也把“自制奶粉”的搜索结果设置为与“家中自制婴儿奶十分危险”类似的内容。
有业内人士表示，服用自制的配方奶粉可能有导致婴儿癫痫、缺铁性贫血和生长发育迟缓的风险，而且自制过程中也无法做到很好的除菌效果，食物可能滋生细菌。
美国食药监局和美国儿科学会都刊发了相关的警示，食药监局表示其收到了婴儿因服用家庭自制奶粉导致缺钙入院的报告。
不过，如何解决买不到奶粉的家长们的诉求，两家机构也给不出什么好办法。美国儿科学会建议家长们看看当地的小超市、药房或者网上商店是否有存货，而这些建议显然不能解决问题。
美国农业部长汤姆·维尔萨克在推特上表示，“配方奶粉飞行行动”使得奶粉从欧洲运往美国的时间由两周缩短至了3天，接下来第二架国防部的军机将会为美国运来更多的奶粉。
不过，从配方奶粉运到美国再配送至超市上架尚需一定时间，焦急的美国父母们想顺利买到奶粉还需多少时日，仍是未知数。
针对枪支暴力频发，在拜登4月份签署一系列旨在减少枪支暴力的行政命令和规定后，白宫围绕控枪采取新的行政行动其实并没有多大意义。
美国总统拜登要求议员们行动起来，迅速收紧美国的枪支法，阻止持续发生的大规模致命枪击事件。
然而，拜登除了在白宫发声之外几乎无计可施，人们对于此次枪击事件带来切实变化的希望也日渐渺茫。
就连热情支持控枪的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墨菲也承认，克服共和党人的反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很小”。
此外，得州总检察长肯·帕克斯顿竟然反对通过立法来加强枪支管控，他声称“最佳的办法”就是让学校教职员工带枪，这样一来他们能迅速应对袭击。
对于帕克斯顿的提议，《华盛顿邮报》直接在标题中评价这是个“坏主意”。
控枪僵局难解、声声枪响击碎了“美式人权”假面具。在美国，难道弄到一把枪比买到婴儿奶粉还容易吗？
谢选骏指出：黄俄的俘虏们不懂，枪支弹药就是殖民者的奶水——所以共产党只许自己开枪，不准百姓持枪……因为共产党黄俄是殖民者，中国老百姓只是印第安人！至于得州总检察长肯·帕克斯顿，则是马匪“全民皆兵”、“人民战争”的信徒，终于把美国拖入全面内战的“罗马共和国晚期”。
《美国奇观：买枪比买奶粉容易》（2022年05月31日 央视网）报道：
现如今美国社会频频上演荒谬一幕。一方面，枪击案频发，得州罗布小学19名儿童命丧枪下；另一方面，奶粉价格飙升，库存奇缺。孩子们的口粮和安全都成了大问题。有人更是感慨，在美国买枪比买奶粉还容易。
美职篮球员 达米恩·李：枪支不应该那么容易就能获得。现在，搞把枪比买婴儿奶粉还容易，这太不可思议了。
在这幅漫画中，婴儿的口粮——配方奶粉“短缺”，而另一个写有枪支暴力“儿童早餐”的罐子却很“充裕”，里面装的是国会大厦里发出来的空洞“哀思”与“祈祷”，丝毫不见任何有实质意义的控枪措施。
“儿童配方奶粉短缺，枪支成为美国孩子‘头号杀手’。我们（美国政府）拒绝解决这两个本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此举可以得出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这个国家根本不关心儿童。”
还有网友指出，民生物资短缺，杀人凶器泛滥，这样的场景何其病态，却又是美国政治体制的深层反映。美国政治绕不开一个“钱”字。
“共和党在乎的是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的金钱支持，才不在乎你的孩子是否有配方奶粉喝，是否有地方住，是否有食物，是否会在学校里遭遇枪击。”
“民主党在演戏，并承诺如果我们选他们，就把悬在我们头顶的枪拿走。他们一直承诺改善这个国家。然而，如今物价飞涨，奶粉短缺，总统办公室里还有一个资本利益集团的傀儡”。
还有网友断言，政商勾结的背景下，美式悲剧将无止无休地轮番上演。
“第一步：为遇难者和他们的家人祈祷
第二步：呼吁施行更为严格的控枪法案
第三步：因为这些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的傀儡，未能通过更为严格的控枪法案
第四步：重复（以上三个步骤）”
谢选骏指出：为何不能控枪？因为那是暴政！那不等于控制了殖民者后裔们的奶水吗？就像限制中国老百姓口粮了吗？所以，自由派一定要反对控枪，就像反对毛泽东缺德的粮油布票一样！
《美国配一整套枪要多少钱？真实价格出人意料，难怪去年卖2000万支》（网易首页 2022-02-09）报道：
美国是一个合法持枪的国家，按照统计，美国人口虽然只占到世界人口的4.4%左右，但是枪支持有量却占到了42%。据环球网援引美国《纽约时报》的消息，称受到疫情影响，美国去年在仅半年的时间里就销售了超过1500万支枪，比前年同期增长了91%。而去年全年，美国的枪支销售接近2000万支，创下了历史上的最高纪录。
如此来看，枪支简直就是美国人的朋友，事实也的确如此。一般来说，什么商品最热销，卖这种商品的店铺也就越多。咖啡是美国人很喜欢的饮品，据统计，在美国有大约3.1万家咖啡店。但是，美国合法的枪店规模达到了6.3万家，是咖啡店的两倍还多。如果再算上黑市的商店，这个数字只会更高。
为什么美国人这么热衷于买枪呢？当然，这与美国的治安成本和犯罪率也有一定的关系，但我们更关注的，是美国的枪支一般卖到多少钱，才能让这么多人都买得起枪。
手枪是所有枪支里最便宜的。便于携带、操作简单的特性让它备受欢迎。在美国，根据不同州的限制，一支手枪的价格大约在300~1500美元之间，约合人民币1900~10000元。
步枪同样是美国人喜爱的枪支。因为它除了拥有全自动、半自动、栓动等多个种类，还可以成为美国人在野外打猎的工具。不只是普通民众，步枪也是美国陆军的主要武器。目前，美军装备的步枪主要是M4A1、M27，特战队则主要装备了M38。这些枪威力巨大，使用稳定，因此美国普通枪店一般都不被允许售卖。美国枪店一般售卖的步枪价格大多在1000美元到10000万美元之间。如曾经在苏联广为流传的，由AK-47改装而来的RPK-74半自动步枪，使用5.45毫米的M74子弹，价格高达6097.56美元，约合人民币3.95万元。
此外，售价600~5000美元之间的散弹枪也受到美国农场主的青睐。
如此来看，要配齐一套手枪、步枪和散弹枪，最少需要2000美元。这个数字对于美国人来说还是非常便宜的。但是，正是由于对枪类的放开售卖，让美国枪击案频发，近两年死于枪击的普通民众人数超过37000人。事实上，正是由于枪击事件频发，才让更多的美国人不得不选择通过购买枪支来进行自卫，真的是进入了死循环。
谢选骏指出：马裂分子是经济动物，不知“上瘾的人”是不计成本的——枪支弹药过去是殖民者的奶水，现在则是殖民者后裔的止痛剂和麻醉品……奶可以不吃，但药却不能停……所以枪支弹药才会越来越多！这不是什么死循环，而是“兴于斯则亡于斯”的朝代兴替律！因为毕竟，世界上没有超过四个周期、三百年的朝代——美国可能例外吗？
【31、侨民就是殖民者，华侨却是国际难民】
网文《定居者》报道：
定居者（英语：settler，也翻译为移居者、殖民者等），指自愿或被迫迁徙到一个地区后，在迁入地长期居住且通常进行殖民的人。迁居到无人居住或人烟稀少地区的定居者通常被称为拓荒者（英语：pioneer），大多都是西方国家，如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国、俄罗斯。
定居者通常来自于定居型文化，游牧型文化的人通常会在传统领地内季节性地更换居所。定居者在新地区的生活通常依赖于对该地原住民的剥夺，因此同时是一个非常暴力的过程很多时候，定居者背后都有政府或大国的支持。定居者会妨碍原住民继续其原本的生活，甚至是屠杀原住民以获得他们的土地和资源。
使用
在美国，“定居者”（settler）通常指早期到新大陆定居的欧洲人，并且不包括被奴役的非洲人。在加拿大，“定居者”（settler）被用于指代非原住民血统的人。它并不是描述个人或个人价值判断，而是对一个特定社会身份的描述。
定居者与移民
相对于一般“移民”（英语：immigrant）是迁居到一个已经完全结构化的社会，定居者通常是迁居到人烟稀少或无人居住的地区，或者尽管人口稠密但文化与其原本的文化完全不同，甚至被认为劣等的地区。定居者的到来往往伴随着其原籍地文化和领地的扩张，因此很多最初的定居者从事与土地有关的工作，比如来自法国的定居者在突尼斯种植橄榄树，而他们在当地生育的被称为“黑脚”的后裔则都集中在城市中心。
定居者与“定居殖民主义”
外国人在原住民领地定居的过程通称被称为“定居殖民主义”，它是一个依赖暴力剥夺的过程。根据露丝·摩根等部分学者的理论，定居殖民主义仍在持续，它正继续构建着世界许多地方土著人民当前的生活经历。根据该理论，定居者不仅仅包括最早到达一个地区的人，而且包括参与对本属于他人的领土进行定居的所有人。
中文中的使用
与“settler”对应的中文翻译用词包括“定居者”、“移居者”、“殖民者”、“移民”、“侨民”等，根据不同的语境或者翻译者的偏好可能使用不同的词，而且上述中文词汇的含义与英文中“settler”也不完全一致。
“定居者”一词在中文中常用于“犹太定居者”（Jewish settler）一词。对于殖民时期的各个殖民地的定居者，中文中常直称其为“殖民者”（colonist），“殖民者”在中文中是一个带有贬义的词汇。
近义词
在美式英语中，“pioneer”一词常被用来指移居到人烟稀少地区并在那里建立永久定居的人，如指代美国西部开拓者的“American pioneer”一词，这一用法在英语中最早被记录于1605年。该词可以用来比喻“先行或先做某事的人”，相当于中文中的“拓荒者”或“开拓者”。
网文《侨》报道：
侨，汉语一级字，读作侨（qiáo），本义指高。
现代释义
⒈ 寄居在外地，寄居在外国：侨居。侨胞。侨民。
⒉ 寄居在外国的人：华侨。外侨。侨眷。
基本词义
◎ 侨qiáo〈形〉
（1） （形声。从人，乔声。本义：高） 同本义 [tall]
侨，高也。——《说文》
败长狄侨如。——《左传·文公十一年》
（2） 又如：侨人（踩高跷的人）
词性变化
◎ 侨qiáo〈动〉
（1） 客居异地 [sojourn]。如：侨士（旅居外地的人）；侨住（侨居、寄居他乡）；侨客（客居他乡的人）
（2） 客居国外 [live abroad]。如：侨工（住在外国而保留本国国籍的工人）
◎ 侨qiáo〈名〉
寄居国外的人 [person living abroad]。如：华侨；外侨
古籍释义 康熙字典
《唐韵》巨娇切《集韵》渠娇切《正韵》祁尧切，音桥。《说文》高也。
又旅寓曰侨居，六朝有侨置郡县。
又姓。
谢选骏指出：从“侨”的词义变化来看，这是一个“难民”的反义词，代表了向上的运动，例如“乔迁之喜”。因此说，侨民和定居者、殖民者的意思相近，和难民的意思相反。
网文《侨民》报道：
侨民，凡旅居国外的人民，统称为「侨民」。归侨是指回国定居的侨民。华侨是指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侨眷是指华侨、归侨在国内的眷属。
基本解释
称长期居住在外国但是保留本国国籍的人。
在这个国家里的波兰侨民。
引证解释
1. 泛指寄居外乡的人。
《新唐书·崔光远传》：“ 肃宗嘉之，擢拜御史大夫，复为京兆尹，遣到渭北募侨民。” 宋程大昌《演繁露续集·以兵代民役》：“ 建隆二年以前代传置悉用民夫，至是诏募军卒代之。至三年正月，诏不得以逆旅侨民充递夫。”
2. 今称侨居外国而保留本国国籍的人。
萧红《马伯乐》：“本来是英国捕房派的专车接他们的侨民的，别的国人也能坐到那车子上面，那是他们哀求的结果。”
其它相关
一、华侨
是指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
（一）“定居”是指中国公民已取得住在国长期或者永久居留权，并已在住在国连续居留两年，两年内累计居留不少于18个月。
（二）中国公民虽未取得住在国长期或者永久居留权，但已取得住在国连续5年以上（含5年）合法居留资格，5年内在住在国累计居留不少于30个月，视为华侨。
（三）中国公民出国留学（包括公派和自费）在外学习期间，或因公务出国（包括外派劳务人员）在外工作期间，均不视为华侨。
二、外籍华人
是指已加入外国国籍的原中国公民及其外国籍后裔；中国公民的外国籍后裔。
三、归侨
是指回国定居的华侨。
（一）“回国定居”是指华侨放弃原住在国长期、永久或合法居留权并依法办理回国落户手续。
（二）外籍华人经批准恢复或取得中国国籍并依法办理来中国落户手续的，视为归侨。
四、侨眷
是指华侨、归侨在国内的眷属。
（一）侨眷包括：华侨、归侨的配偶，父母，子女及其配偶，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以及同华侨、归侨有长期抚养关系的其他亲属。
（二）外籍华人在中国境内的具有中国国籍的眷属视为侨眷。
华侨华人祖籍
一般来说华侨祖籍在中国各大城市都有，广东省最多的是江门市达320多万，其次较多的还有梅州市300多万，汕头市300多万，揭阳市（包括普宁市）300多万，广州100多万。福建省最多的泉州市近760万，较多的福州市有300多万。
华侨华人主要集中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港澳地区，海外华侨华人12.33万、港澳同胞0.34万。
鲤城区 26.74万人
海外华侨华人24万多人、港澳台同胞6万人多人。
洛江区 17.10万人
共有华侨华人 14.3万人，港澳同胞2.01万人，
泉港区 数据暂无
丰泽区 数据暂无
政府界定
新中国建国不久，一切欣欣向荣，许多华侨以身为中国人而自豪，生怕因加入了外国国籍而背上“忘掉祖国”的骂名。但1955年4月27日，周恩来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会见当地华侨时却给他们泼了冷水。他说：“如果在我们国内，有几百万外国侨民，他们也是双重国籍，我们政府好不好办事呢？凡事都要推己及人。”不过，为打消华侨们的顾虑，他强调：“选择了别的国籍，朋友仍然是朋友，兄弟仍然是兄弟。”他甚至还多次说这是“亲戚关系”，“你们入了当地国籍回中国，就像出嫁的女儿回娘家一样”，并随时“欢迎你们回娘家嘛。”
新中国成立初期，适逢冷战时期，东南亚华侨国籍与待遇问题使中国与当地国家的外交关系产生紧张和困难。同时，“双重国籍”是当时西方阵营指责华侨为“第五纵队”的“证据”。这也是东南亚国家怀疑华侨忠诚的主要根据之一。显然，新中国如果不及时妥善解决“海外华侨问题”，不仅不利于中国与这些国家关系的发展，而且也不能保障华侨在所在国的安全和正当权益。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做了一个明智的决定：一，放弃多年以血统为准的国籍；二，鼓励华侨加入所在国的国籍，但必须根据自愿；三，不赞成实行双重国籍。
于是“华人”这个名词就开始出现了。
2008年8月4日，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许又声在2008北京国际新闻中心举行的华侨华人与北京奥运会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政府是不承认双重国籍的。
许又声说，根据中国相关的法律，我们在海外的侨胞可以根据自愿的原则选择保留中国国籍或者是加入住在国国籍。如果他们保留中国国籍，那就成为华侨。如果他们加入了住在国的国籍，那就成为外籍华人。
许又声说，第一，实行不承认双重国籍的立法原则是世界上多数国家所采用的一个原则。第二，中国是一个侨务大国，分布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侨华人有几千万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实行的不承认双重国籍的政策，实践证明是非常成功的。它不仅有利于海外的华侨华人融入当地主流社会，在当地更好地长期生存和发展。同时，它也有利于减少疑虑，增进互信，促进中国和华侨华人住在国友好关系的发展。第三，对一些侨胞希望中国政府承认双重国籍的愿望，我们表示理解。中国政府的相关部门，将为他们加强与祖籍国的联系、合作和来往提供便利和服务。比如说，在来往中国方面，据我们了解，相关部门已经授权我们驻外使领馆给需要经常往来中国的这些外籍华人提供半年、一年或者更长时间的多次往返签证。
许又声介绍，国务院侨办邀请了全世界420位华侨华人代表，到北京出席奥运会的开幕式、闭幕式，以及残奥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之后，还将邀请这些华侨华人代表深入到中国的东北、西北、华中、华东以及新疆、陕西、甘肃等12个省区市进行考察访问。
华侨华人分布
从大洲分布来看，亚洲为2125万人，占83.7%；美洲245万人，占9.9%；欧洲125万人，占4.9%；大洋洲32万人，占1.2%；非洲9万人，占0.3%。
按国家和地区划分，华侨华人的85.5%集中在东南亚地区，仅印度尼西亚（600万）、泰国（465万）、马来西亚（509万）三国就有1574万人，占世界华侨华人总数的60%多。
世界上居住华侨华人100万以上的有印尼、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美国等6国；居住华侨华人10-100万人的有越南、缅甸、柬埔寨、印度、日本、英国、法国、独联体、加拿大、巴西、澳大利亚等11国；居住华侨华人1-10万人的有文莱、老挝、朝鲜、韩国、尼泊尔、土耳其、沙特阿拉伯、荷兰、德国、比利时、意大利、毛里求斯、留尼汪、马达加斯加、南非、墨西哥、巴拿马、危地马拉、牙买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多米尼加、秘鲁、阿根廷、厄爪多尔、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巴拉圭、圭亚那、苏里南、新西兰、塔希提、西萨摩亚等32个国家和地区；居住华侨华人1000-10000人的有26个国家和地区；居住华侨华人100人以上，不足1000人的有29个国家和地区。以上共104个国家和地区。其余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侨华人合计起来不过2000多人，多则几十人，少则三五人。
按华侨华人的祖籍划分，广东籍占54%，福建籍占25%，海南籍占6%，其他省、市、自治区共占15%（其中以台湾、广西、山东、新疆、云南为主）。在东南亚，粤籍、闽籍和其他省市之比为5：3：2；而在亚洲以外，粤籍占绝大多数。若以方言划分，使用闽南（泉州）、广府（广州）、闽东（福州）、客家、潮州五种方言的人。占海外华侨华人总数的80%左右。根据广东省政府网数据，广东籍的华人华侨有2000多万，广府籍800多万，潮汕籍700多万，客家籍500多万。另有福建数据，福州籍华人华侨有300多万，闽籍客家华侨近200万。故各省客家华侨共约800万左右。其中较有影响力的有： 闽南籍的陈嘉庚、郭鹤年等，福州籍的黄乃裳、林文镜、曹德旺等，广府籍的骆家辉、容闳、陈宜禧、陈启沅、陈芳等，客家籍的胡文虎、张弼士、叶亚来、李光耀、罗芳伯等，潮汕籍的陈慈黉等，他们都是华人华侨中的杰出代表。体现了海外华人华侨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
华侨现状
华侨华人广泛分布在世界五大洲的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关于华侨华人的人口数量，尚无精确、科学的统计数字，只有大略上的估计而已。由于不少华侨华人与当地各民族通婚，华裔血统关系较为复杂，人们对华人概念所涵盖的范围没有统一的标准；此外，受种种条件的限制，人们无法对散居世界各国的华侨华人进行全面、详尽的人口调查。就掌握的各国华侨华人的人口数量来看，只有少量统计数字来源于各国当局专门的统计资料，绝大多数来自于我国驻外使领馆、侨务部门和侨社的估计数字。
从各方面来看，21世纪初海外华侨华人的人口总数约为3975.8万人，其中约有200万为近20余年间从大陆迁出的新一代华侨华人，分布在161个国家，其中绝大多数已加入所在国国籍，属外籍华人。除个别的内陆国家和偏远的岛屿地区之外，环球皆有炎黄子孙的踪迹。
最新情况
2012年中国内地居民出境人次跃升至8318万，中国海外侨民达5000万人，中国劳务输出巨大，遍及全球，从事海上运输的中国海员约51万人。约占世界船员市场的5%。
在全球从事劳务人员最多时达到170万人。自2006年起，每年中国海外公民领事保护案件即突破3万起。保护中国公民人身安全，是中国军队面临的艰巨而责无旁贷的任务。
谢选骏指出：周恩来是个大汉奸、苏联狗，他把海外华人打入了“华侨”的地狱，把海外华人变成了国际难民——印度尼西亚甚至马来西亚随即展开了专门针对华人的大屠杀。马列主义就是种族灭绝的推手——所以我称它为“马裂猪意”！
【32、穷凶极恶的欧洲殖民者】
《因为肉质鲜美被人类吃到灭绝，从50亿只到1只不剩，仅用了100多年》（搜狐 2023-05-16）报道：
1914年9月1日中午，美国辛辛那提动物园的鸽舍中，有一只名叫“玛莎”的鸟儿一动不动地望着天空，在大约1小时之后，它永远地停止了呼吸。在此之后，“玛莎”很快被送到了拥有140家博物馆的史密森学会，在那里，它被制作成标配珍藏起来，而人们之所以对“玛莎”如此重视，其实是因为它是地球上最后一只旅鸽。
旅鸽是隶属于鸽形目、鸠鸽科的一种鸟类，它们的外形与斑鸠类似，尾巴较长且尖，与常见的斑鸠相比，旅鸽的体型更大，其体长通常在35至41厘米之间，体重约250至340克。
从人类给它们起的名字就可以看到，旅鸽具有强烈的迁徙习性，会随着季节的变化而不断地寻找适合的栖息地和繁殖地。旅鸽的迁徙是一种壮观的景象，因为它们会以巨大的群体飞行，有些群体的数量甚至可以高达上亿只。美国自然学家约翰·詹姆斯·奥杜邦（John James Audubon）曾在其《鸟类传记》 中描述了他在19世纪初观察到的一次旅鸽迁徙，大概是这样的：
“我本想用铅笔画点来计算每一个鸽群的数量，但很快就发现这根本做不到，因为它们实在是太多了，以至于正午的光线都像被巨大的乌云遮蔽了一样，它们的粪便像飘落的雪花一样洒下来，它们的翅膀发出像雷声一样震耳欲聋的嗡嗡声，而每当有老鹰来袭的时候，鸽群就会紧密地聚集在一起，并迅速地改变方向和高度，就像一条巨蛇一样在空中不断地盘旋……”
旅鸽是北美洲特有的物种，它们曾经是这里数量最大的鸟类，其数量最多时可达50亿只，然而它们却因为肉质鲜美被人类吃到灭绝，从50亿只到1只不剩，仅用了100多年的时间。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旅鸽在北美洲都维持着其庞大的数量，但自从来自欧洲的人类踏上这片土地之后，情况就开始发生了变化。
由于旅鸽的数量众多，并且它们组成的鸽群常常会低空飞行，这就使得它们非常容易被人类捕猎，在很多时候，人们甚至只需要用长棍就可以直接将它们从空中击落，在此基础上，再加上旅鸽的肉质鲜美，所以它们很快就成为了人们的主要肉食来源。
随着欧洲人在北美洲的不断发展，对旅鸽捕猎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他们对飞过头顶的鸽群大肆射击，用尖棍、网等工具直接捕猎低空掠过的鸽群，而特制的陷阱加上诱饵，更是可以一次就捕获到成千上万只旅鸽……
到了19世纪中叶，铁路和电报系统的出现，使得旅鸽的处境更是雪上加霜，因为铁路可以让人们更加方便快捷地运送捕获到的旅鸽，而电报系统则可以让有关鸽群下落的信息变得更加容易传播，于是人们对旅鸽捕猎规模又进一步扩大，很多旅鸽的自然栖息地也遭到了大规模破坏。
在那个时候甚至还出现了专门跟踪和捕猎鸽群的猎人，根据当时的报道，一名猎人在其职业生涯中就可以捕获到上百万只旅鸽，当时捕获到的旅鸽是如此之多，以至于人们除了以它们为食之外，还会将它们当作射击比赛的靶子，谁击落的旅鸽最多，谁就是优胜者，基本上每次比赛都会让数以万计的旅鸽命丧枪口。
显而易见的是，即使是数量曾经高达50亿只的旅鸽，也无法抵挡人类如此大规模的捕猎，统计数据显示，在1800年到1870年之间，旅鸽的数量就开始迅速下降，尽管在此期间有人呼吁保护旅鸽，但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这种鸟类实在是太多了，根本就不需要保护。
在1870年至1890年之间，旅鸽的数量呈现出直线下降的趋势，各地发现野生旅鸽的记录越来越少，但由于旅鸽的肉质鲜美，人们也吃惯了，所以对旅鸽的捕猎仍然没有停止，1900年，在美国俄亥俄州派克县的郊外林地，一只野生旅鸽被猎人用气枪打下，而这只旅鸽也是已被确认的最后一只野生的旅鸽。
在人类大肆捕猎的过程中，也有人对旅鸽伸出了援手，比如说芝加哥大学的查尔斯．惠特曼 （Charles Whitman）教授，就在19世纪80年代从野外带回了一些旅鸽，并试图对它们进行人工饲养和繁殖，但遗憾的是，在经过几代之后，这些旅鸽的数量却不断减少。
前文所提到的那只名叫“玛莎”的旅鸽，正是这些旅鸽的最后一个后代，它的逝去，宣告了旅鸽这一物种的灭绝，地球上从此再无旅鸽。
谢选骏指出：穷凶极恶的欧洲殖民者，简直暴殄天物、丧心病狂——这些唯物主义者，不相信上帝，只相信自己，结果铲除了自己的生存基础……可悲！
【33、穷凶极恶的欧洲殖民者毁灭了美洲】
《加拿大神秘矗立15万根古老木桩 谜底终于揭开》（2021-10-16 热点加拿大）报道：
温哥华岛浅滩中的木桩多年来一直困扰着历史学家，直到新的研究出现，表明它们是一种复杂的古老捕鱼方法。
在加拿大温哥华岛附近的Comox河口退潮时，超过 150,000 根木棍的残余物暴露在潮间带上。
根据 Hakai 杂志的一份报告，考古学家研究这些遗迹后发现，它们是加拿大原住民在1,300 至大约 100 年前，在那里放置的数百个古代鱼陷阱的遗迹。
考古学家南希·格林 （Nancy Greene） 于 2002 年开始了她与加拿大古代居民之间的联系，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才发现这处遗迹的用处。
在其高峰期，这个鱼陷阱为多达 12,000 名科莫克人提供了食物保障，这些人是科莫克斯山谷的传统居民。
在格林和其他专家的工作之前，该地区古代居民的尖端技术一直被西方科学家所忽视。甚至 K'omoks 社区的成员也不知道这些木桩是为了什么，也不知道它们是怎么来的。
这是 K'omok Guardian Watchmen 的经理科里·弗兰克 （Cory Frank） 所说的。
他代表 K'omok 人负责环境管理，并说他在这些利害关系中长大，但对它们一无所知。甚至向社区中的长者询问有关木桩的信息也很少，直到格林开始用考古学家的眼光调查它们。
格林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记录了暴露在外的木桩的位置。
她与一群志愿者一起，最初记录了 13,602 根由花旗松和红雪松制成的暴露木桩，并亲自与长者交谈以获得口头记录。
在测量后绘制图显示它们形成了有史以来发现的最广泛和最复杂的本土捕鱼作业之一。
总的来说，她预测有 150,000 到 200,000 根木桩将构成浅水湿地 300 个鱼陷阱的核心。
弗兰克先生说，一旦它真正被发现，他就对行动的规模感到惊讶，他告诉 Hakai 杂志：“我的祖先是了不起的工程师”。
此后，他运用自己对古代捕鱼方法和该地区生态的了解，来认识其祖先使用的历史悠久的鱼类诱捕系统。
专家后来意识到，这些陷阱是基于对鱼类行为以及该地区大潮差的深入了解。
据弗兰克先生说，它涉及可持续捕鱼和对物种产卵率的管理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混合。
这个古代的鱼笼有两种样式，心形和人字形鱼笼，还包括内衬可拆卸的编织木板。
这让水进来，但不让鱼通过，所以当涨潮时，鱼流入陷阱的中心，随着潮水退去，鱼被搁浅在浅水池中，准备被收集。
他们努力捕捉鲱鱼和鲑鱼，甚至允许古代管家管理当地小溪系统的产卵率。
这使他们能够确保只摄取了足够的鱼来满足他们的贸易和食品需求，而不会损害整体库存水平。
根据社区长老提供的口头记录，如果产卵率看起来很弱，他们会选择在那个季节不捕鱼，让他们繁殖。
根据 Hakai 的文章，这一传统及其背后的历史因西方探险家、商人和定居者的到来而消失。
探险家们使沿海本土社区暴露于疾病之中，并迫使他们离开现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文化和土地。
多达 90% 的当地原住民死亡，导致知识、技能和协议的丧失，而这些知识、技能和协议使捕鱼网等技术发挥作用。
尼科尔诺里斯是 Hul'q'umi'num Nation 的知识持有者，也使用了这些网格，她说这个传统在口述历史中幸存下来，这些网格的记忆充当了几代人的“杂货店”。
然而，她说技术因不同部落而异，但总是完美地适应每个地方，进一步证明他们对该地区的生态和地理有深入的了解。
不同之处包括材料的使用，K'omoks 使用木桩和格子栅栏，而 Hul'q'umi'num 使用岩石，像俄罗斯方块一样堆迭来建造矮墙。
根据 Hakai 的报告，这些低矮的墙壁会滞留淤泥，从而改变海滩的坡度并创造“海洋花园”，使他们能够创造一个栖息地，在那里他们可以养殖蛤蜊、螃蟹、石斑鱼、章鱼和其他形式的海洋生物。
它们现在被用作旅游景点，为当地土着社区带来收入和收入。
谢选骏指出：美洲原住民用这种合乎生态保育的方式，在美洲生存了几万年而没有毁灭那里的自然环境，而穷凶极恶的欧洲殖民者仅仅用了五百年时间就彻底毁灭了美洲，把美洲变成了一个日益荒芜和充满毒素的地区。
【34、沙特阿拉伯喜欢吃人肉的暴君】
《乌干达前总统阿明有多残暴？屠杀30万人，还将情敌的尸体煮熟分食掉》（2020/11/10）报道：
十五年前，乌干达前军事独裁者伊迪·阿明在流亡地沙特阿拉伯的医院病逝，终年80岁。可能连阿明自己也没想到，自己死后多年人们关于他的争议，一直没有烟消云散。
乌干达曾是英国的殖民地，曾被英国视为“非洲大陆上的明珠”，而阿明之所以能政变成功，与英国暗地里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当时，阿明与中非皇帝博萨卡、扎伊尔总统蒙博托三人，被国际社会称为非洲史上三大暴君。
1971年1月25日，阿明趁着时任乌干达总统奥博特出国访问时发动了政变。从上台的那一刻起，阿明就开始了疯狂杀人，对所有他认为不忠的人赶尽杀绝。
据称，阿明在位8年期间，多达30万人被阿明杀害，很多人被迫逃到国外。阿明有一个很长的称呼，他很享受每次参加重大活动时，希望别人这样称呼他，“乌干达全体人民的救星、国父、胜利大十字勋章、杰出服务勋章和军事十字勋章获得者、大英帝国的伟大征服者、陆军元帅、共和国总统。
阿明没有念完小学，可常常吹嘘自己知识渊博，“比哲学博士还渊博，因为作为一名军人，我知道如何行动。”更让人作呕的是，阿明杀人手段，他曾经将自己的一位妻子杀害并将其分尸。
还有一次，阿明发现自己的情人有了男朋友后，竟然残忍地将这名男子杀死，而且将尸体煮熟了分给人吃掉。由于恶名远扬，很多人怀疑阿明究竟有没有吃过人肉，有记者在采访阿明时曾当面求证。
大家猜测阿明会怎么回答？阿明竟然略带笑着回答道，“人肉太咸，不符合我的口味！”阿明喜怒无常，竟然宣称乌干达为地球的地理中心，并建议将联合国总部迁到乌干达。
还有一次，阿明不知道为何迷上了英国女王，并给女王发去一封邮件，里面无耻地写道，“亲爱的女王陛下，如果你想了解一个真正的男人，那就到我的首都坎帕拉来吧！”当阿明过生日时，阿明竟然无耻地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女王将穿过的内裤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他。
1979年4月，阿明被迫下台，开始了流亡生涯。先是流亡利比亚，后到伊拉克，最终只有沙特阿拉伯接受他的定居，条件是绝对不允许再涉及任何政治活动。
谢选骏指出：世界上只有沙特阿拉伯喜欢收留一个吃人肉的暴君——而且还让这个食人魔鬼死于沙特阿拉伯……这真是死得其所、实至名归了。因为正巧，沙特阿拉伯也是那位吃人暴君最喜欢的魔窟。
【35、十字军东征摧毁阿拉伯帝国】
《欧洲文明的绝地反击： 深度解读“十字军东征”》（托马斯 梅登 Thomas F. Madden）报道：
托马斯·梅登是一位美国历史学家，曾任圣路易斯大学历史系的主席，也是圣路易斯大学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研究中心的主任。他被认为是十字军东征中最权威的中世纪学者和专家之一。在“9.11”事件之后，他经常被邀请讨论圣战、中世纪十字军东征和现代伊斯兰恐怖主义之间联系的历史专家顾问。
以下为正文：
前言
我们中世纪学者习惯低调生活，通常我们都是在钻研枯燥且无人问津的年历以及其他古文献。但是 9·11恐怖袭击仅仅几天，中世纪研究突然开始受到广泛关注，我惊讶的心情可想而知。
作为一名研究十字军的历史学家，我在象牙塔里的宁静时刻被记者、编辑、脱口秀主持人打破了。他们问到：“十字军东征是什么？发生在什么时候？小布什在演讲中用‘十字军东征’这样的字眼到底有多么过分？”
有几次我感觉到询问我的人已经知道问题的答案了（至少他们以为自己知道），他们只是想找个专家来说出他们自己心里所想的有个确凿的落脚点而已。比如，他们常常让我对“伊斯兰世界对西方的合理怨气”发表评论。换句话说，他们心里认为：“今天暴恐问题难道不是源于当年十字军对宽容又高雅的穆斯林世界的野蛮袭击吗？”
本·拉登就是这么认为的，在他各种视频亮相中， 本·拉登反复强调美国的反恐战争是针对伊斯兰的一个“新十字军讨伐“。
但十字军东征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防御战，它们是对穆斯林侵略的直接回应——抵挡或防御穆斯林对基督徒土地的占领；但前总统克林顿认定如今冲突的根源来自于当年的十字军东征。克林顿在乔治城大学的一次演讲中回忆并夸大了十字军于1099年夺回耶路撒冷后对犹太人的屠杀，他指出中东的人们至今还对这个事件记忆犹新，并且心里怀怨。但为何伊斯兰主义者会对犹太人被杀感到愤怒呢？（伊斯兰主义者通常以仇恨犹太人出名）克林顿没有给出任何解释，美国报纸也批评克林顿为了把责任都推到自己国家身上不惜搬出近1000年的前陈年旧事，但是没有人质疑克林顿基本前提的准确性。
十字军1099年夺回耶路撒冷
当然，不少严谨的历史学家发声质疑了克林顿的根本假设。在克林顿知道有十字军东征之前，不少历史学家已经在尽力澄清被曲解的十字军东征历史过程。他们不是历史修正主义者，而是主流史学家经过数十年非常严谨、认真的学术研究而总结出来的成果。而伴随着 9·11等伊斯兰暴恐事件的不断升级，他们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受到公众的关注。
伊斯兰的威胁
人们对十字军的误解十分常见。通常，十字军东征被刻画成由嗜权如命的教皇发起，是由宗教暴徒冲锋陷阵的一系列“圣战”（高中历史教科书就是这样的内容）。十字军东征被视为自以为义和不宽容的“范本”，是天主教历史乃至西方文明的污点，被认为是后世西方帝国主义的先兆。十字军把西方的暴力带到了和平的中东然后导致原本开化的穆斯林文化产生畸形，使其成为废墟。史蒂芬·朗西曼（Steven Runciman）的三部曲著作《十字军东征历史》和由特里·琼斯（Terry Jones）主持的纪录片《十字军东征》都持这样的观点。作为消遣，它们都很有娱乐性，可惜作为历史，它们都很糟糕。
那么，十字军东征的真相到底是什么？首先，十字军东征是对伊斯兰暴力扩张的直接回应，十字军力图抵御和收复穆斯林征服基督徒的国域。
十一世纪的基督徒并非患有受迫害妄想症。穆斯林真的对他们展开了大举进攻。虽然有和平的穆斯林，但伊斯兰是在战争中诞生，也以同样的方式壮大。从穆罕默德时起，穆斯林扩张的方式总是依仗武力。穆斯林的思想将世界分成两个部分——伊斯兰之地和战争之地。基督教和其它任何非穆斯林的宗教一样没有可容身之处。
穆斯林统治下的穆斯林国家可以容忍基督徒和犹太人存在。但是，在传统伊斯兰里，基督徒的国家和犹太人的国家必须被摧毁，他们的土地必须要让穆斯林占领。当穆罕默德在七世纪向麦加发动战争的时候，基督教是在势力和财富上都占主导地位的宗教。作为罗马帝国的信仰，它横跨了整个地中海，包括它的诞生地中东地区。因此，基督教世界成了最早期的哈里发们的主要攻击目标，并且在接下来的一千年当中仍然是穆斯林首领们的主要目标。
穆罕默德死后不久，伊斯兰的战士们就摧枯拉朽般对基督徒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攻势。他们非常成功，巴勒斯坦、叙利亚和埃及——这些曾经是世界上基督徒比例最多的地区——很快被沦陷。到了八世纪的时候，穆斯林军队已经占领了所有北非和西班牙的天主教地区。十一世纪，塞尔柱土耳其人（Seljuk Turks ）占领了自从圣保罗时候起就是基督教的区域——小亚细亚（ AsiaMinor，也就是现在的土耳其）；东罗马帝国——也就是现代历史学家们所称的拜占庭帝国——被削减为比希腊大一点点的小国。情急之下，君士坦丁的皇帝派人向欧洲的基督徒求救，请求他们援助东方的弟兄姊妹。
理解十字军
这样的形势促成了十字军的诞生。在这之前，穆斯林占领了原基督教世界三分之二的土地长达四个多世纪。十字军东征是对此的回应。基督教作为一种信仰和文化必须捍卫自己，否则就会被伊斯兰彻底吞噬掉，十字军的组建就承载着捍卫自己的信仰与文化的使命。
向西方教会求救的东罗马帝国（拜占庭）皇帝阿莱克修斯（Alexios I Komnenos）
伊斯兰兴起之前，几乎整个欧洲与中东都信仰基督教。基督教在公元1世纪兴起后经历了罗马帝国数百年的排挤与迫害，靠和平方式传播；公元4世纪被确立为罗马帝国国教后传遍了西罗马帝国与东罗马帝国（拜占庭）的版图。
伊斯兰诞生不久后，穆罕穆德的追随者们便对基督教世界发动了攻击，此前基督教国家并没有对中东进行过征服。无论是拜占庭帝国和其对手波斯帝国（信仰琐罗亚斯德教）都对阿拉伯半岛并不感兴趣。
再后的圣战大旗主要靠土耳其穆斯林扛起。面对数百年的残酷圣战、西方基督教王国们展开了十字军东征，支援东方基督徒与收复圣地耶路撒冷。但是拜占庭帝国仍随后灭亡，圣索菲亚大教堂被变为清真寺（公元1096-1500）。
教皇乌尔班二世（ Pope Urban II ） 在1095年召开的克莱蒙特会议（ Council of Clermont）上，号召基督教界的勇士们抵挡伊斯兰的侵略，得到了热烈的响应。成千上万的战士们立下十字架的誓言，准备战斗。
1095年组建十字军的事情是在第一座基督教主要城市（大马士革）：被穆斯林攻陷后460年，基督徒的圣城耶路撒冷被征服后458年，埃及被征服第453年，君士坦丁堡遭穆斯林军队第一次围攻后421年，西班牙被征服后377年，法国遭攻击后第363年以及当时基督教的中心罗马城遭一波穆斯林军队洗劫后249年。
因此十字军东征的战争性质是防御性的、回应性的，在这一点上是显而易见的。
那么参与十字军东征的战士们，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们的动机常常被误解。
在启蒙时代，人们通常声称十字军仅仅是那些缺乏土地、并且是不成器的人，他们想利用这个机会到远处去掠夺。十字军所表现出的虔诚情操、自我牺牲精神和对上帝的爱显然没有被认真解读，而是被解释成背后阴险计划的托词。
1095年，教宗乌尔班二世在克莱蒙特会议上 。
在过去的二十年间，借助计算机技术完成的中世纪宪章文件的研究推翻了这种论调。学者们发现参加十字军东征的战士们通常都很富有，在欧洲有大量自己的土地。然而，他们甘愿放弃一切去接受这神圣的使命。
参加十字军东征并不是一件便宜的事情。参加一次十字军东征，即使是富裕的领主也很容易因为参与十字军使自己倾家荡产。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们想得到物质财富（他们中很多人已经拥有物质财富），而是因为他们不想“积攒财宝在地上”，他们想 “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来自《圣经》《马太福音》6:19-20）。他们深刻地认同自己是有罪的，渴望通过承受十字军东征的苦难来作为一种带着慈善与爱心的赎罪行为。欧洲到处都遍布着成千上万的中世纪宪章证明这种意识是普遍的。当然，如果有可能的话，他们并不反对赢得战利品。但事实是，只有少数人变富有了，绝大多数人回来时已经一无所有。
到底发生了什么？
乌尔班二世给了十字军两个目标，这两个目标在随后的几个世纪对十字军都是至关重要的，第一个就是拯救东部的基督徒。作为他的继承人，教宗英诺森三世（Pope Innocent III）后来写道：
“当一个人知道他在信仰上的基督徒兄弟被背信弃义的穆斯林关押、承担最重的苦役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时，如果他不把自己投身于解救他兄弟的使命中，他怎能称自己是在按着“爱邻人如爱自己”这样的神圣命令而生活呢？……成千上万的基督徒被卖为奴隶和囚禁，并被数不尽的酷刑折磨。”
约拿单·莱利史密斯教授（Jonathan Riley-Smith约）指出说，“十字军东征”应该理解成是一种“爱的举动”，是对邻舍的爱。
十字军东征被看成是去纠正可怕暴行的仁慈使命。
教皇英诺森三世给圣殿骑士团的信中写到的那样，“你们用行动来实践了福音的话语，‘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圣经·约翰福音》15:13）”
圣殿骑士团徽章
第二个目标就是解放耶路撒冷以及其他因耶稣曾经走过而被视为基督教圣地的地方。
十字军“东征”（Crusade）这个词是现代叫法。中世纪的十字军战士把自己看作是朝圣者（Pilgrims），在他们去往耶路撒冷圣墓的路上行使正义。
因此，重新占领耶路撒冷并不是殖民行为，而是恢复的行为；也是对上帝大爱的公开宣言。当然，中世纪的人们也知道上帝有能力自己收回耶路撒冷，并且有能力在整个世界恢复祂的统治。但是他们认为上帝不自己这么做是为了给基督徒一个彰显敬畏与勇气的机会。
十字军意图胁迫人入教？
经常有人说十字军东征的主要目标是用武力强迫穆斯林世界皈依基督教，事实绝非如此。从中世纪的基督徒视角来看，基督教国域的三分之二（中东和北非）都被圣战征服、教堂被拆毁、信徒被掠夺杀害的不计其数。因此当时的欧洲人认为穆斯林是基督和祂教会的敌人，击败和抵御他们是十字军战士的任务，仅此而已。生活在十字军占领区的穆斯林通常被允许保留他们的财产和生活方式，并且总是被允许继续做穆斯林。的确，在耶路撒冷十字军王国的整个历史中，穆斯林的居民远远超过了天主教徒。
直到十三世纪，方济会（一个天主教修会）才开始努力向穆斯林传教。但大部分努力收效甚微，最终也放弃了。无论如何，他们的这些努力都是通过和平的说服，而不是暴力的威胁。
公元1219年，圣·法兰西斯与埃及素丹阿卡米尔（al-Kamil）会面，试图向他传播基督教。
十字军东征毕竟是战争，像所有的战争一样，暴力都是残酷的。这过程中有意外、有错误也有罪行。
1095年第一次东征的早期，一帮由Leiningen 的 Emicho伯爵带领的乌合之众沿着莱茵河一路杀害掠夺犹太人。当地主教试图阻止这场大屠杀，但没有成功。在这些战士眼里，犹太人和穆斯林一样，也是基督的敌人。因此，他们错误的认为抢劫杀害犹太人并不是犯罪，他们甚至认为这是正义的行为，因为犹太人的钱可以用来资助十字军收复耶路撒冷。但他们是错误的，教会强烈谴责了这种反犹太人的袭击。
五十年之后，当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在即时，圣·伯尔纳德（Saint Bernard）经常强调不能迫害犹太人，他说到：“问一问任何一个了解《圣经》的人，问他在《诗篇》中发现有什么关于犹太人的预言，经上说：“我不祈祷要求他们的毁灭”。犹太人对我们来说是鲜活的《圣经》的话语，因为他们经常提醒我们主（耶稣）所遭受的一切。”
十字军东征期间的确有犹太人被杀害，但十字军东征的目的不是要去杀害犹太人。恰恰相反：教皇们、主教们、和布道者们都明确地命令，欧洲的犹太人不可以被侵害。
十字军的失败之处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似乎都注定失败。没有领导者，没有指挥链，没有补给线，没有详细战略。只是千千万万的战士挺进敌人腹地，效忠于一个共同的事业。他们中有许多人丧命了，不是死于战斗，就是死于疾病或饥饿。它是一场粗糙的运动，似乎总是处于灾难的边缘。
然而，它却奇迹般地成功了。到了1098年的时候，十字军已经收复了尼西亚（Nicaea）和安提阿（Antioch）。1099年7月，他们占领了耶路撒冷，并开始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基督教国家。欧洲欢腾起来了。历史曾经将穆斯林推到顶峰的潮流，现在似乎要逆转了。
第一次东征十字军收复耶路撒冷
但并非如此。当我们想起中世纪的时候，很容易想到欧洲以后的景象，而不是当时欧洲的样子。中世纪的庞然大物是伊斯兰，而不是基督教。十字军东征令人关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企图抵抗那种趋势。但在五个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历史中，只有第一次东征显著地击退了伊斯兰的军事进程。从那以后就走下坡路了。
当十字军郡埃德萨国（County of Edessa）1144年沦落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手中时，在欧洲掀起了一股巨大的风潮，民众热情地支持进行新一轮的十字军东征。这次东征由法国路易七世（Louis VII）和德国康拉德三世（Conrad III）两位国王领导，由圣·伯尔纳德亲自布道宣传。但它以惨败而告终。一路上大部分的十字军战士都被杀害。大马士革的穆斯林以前是基督徒坚固的盟友，可那些想进军耶路撒冷的十字军攻打了大马士革，让事情变得更糟。
在这样一次巨大的灾难面前，整个欧洲的基督徒不但被迫接受了不断增长的穆斯林势力；而且更坚定地认为上帝正在惩罚西方人的罪恶；敬虔运动（lay piety movements）在整个欧洲萌芽，所有一切都是想致力于净化基督教社会，希望这或许能使他们可以在东面的战场上配得胜利。
因此，十二世纪晚期的十字军东征变成了全面抗战。每一个人，无论多么虚弱或贫穷，都被号召上阵。战士被要求牺牲他们的财富，如果需要的话，甚至要为捍卫东方的基督教而牺牲他们的生命。在本土阵线上，所有的基督徒都被号召藉着祷告、禁食和捐献来支持十字军。然而，穆斯林势力仍然在增强。强大的统一者萨拉丁（Saladin）将近东的穆斯林融合成单一的实体，并且持续鼓动对基督徒的圣战。
1187年的哈丁之战（Battle of Hattin），他的军队消灭了耶路撒冷基督徒王国的联军，并夺走了真十字架（当时被认为是耶稣被钉死的原十字架）这样宝贵的圣物。基督徒城市毫无抵御之力，开始一个一个地投降，最后以10月2日耶路撒冷的投降而告终。基督徒只守住了少得可怜的几个港口。耶路撒冷在回归基督徒统治88年后再次沦陷。
萨拉丁将近东的穆斯林融合成单一的实体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发起了反击。德国王弗雷德里克一世 （Frederick I Barbarossa）、法国王菲利普二世（Philip II Augustus）、和英国狮心王理查德一世（Richard I Lionheart）共同领导了这次东征。无论从哪面看，这都是一个庞大的军队（虽然没有基督徒所希望的那样浩大）。年事已高的弗雷德里克骑在马背上，在渡过一条河流时溺水身亡，因此他的军队在没有到达圣地之前就撤回了家。菲利普和理查德乘船渡过了河，但他们无休无止的争吵加剧了巴勒斯坦分裂的局势。重新夺取阿克里（Acre）之后，法国的这位君王就回家了，回国后忙于瓜分理查德在法国的势力。
至此，十字军东征的重任落到了理查德一人的身上。理查德是一位骁勇善战的勇士，极具领导力并且也是足智多谋的战略家，他带领的基督徒军队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最终重新占领了整个海岸地区。但耶路撒冷不在海岸线上，在两次控制圣城的补给线的努力夭折之后，理查德最后放弃了。理查德承诺有一天会带军队重来，他与萨拉丁达成了停战协定，协议规定确保该地区的和平，并允许非武装的朝圣者自由进出耶路撒冷。这在基督教世界是一个难以接受的结果。恢复基督徒对耶路撒冷的控制并夺回真十字架的愿望在整个欧洲都非常强烈。
十三世纪的十字军东征规模更大，资金更足，组织更好。但他们还是失败了。
第四次东征（1201至1204）因为卷入拜占庭的内部政治而半途搁浅了，十字军绕道前往君士坦丁堡支持一位拜占庭王位的争夺者。这个王位争夺者说自己是名正言顺的继承人但被阴谋家篡位，他还许诺给十字军部队巨大的回报并将支持他们夺回圣地。然而，在他登上王位后，这个前王位争夺者发现国库空虚，所以并不能履行他的承诺，迟迟无法提供十字军继续东征的所需，这在十字军看来是拜占庭盟友的背叛。
著名美国宗教研究学者罗德尼 ·斯塔克（Rodney Stark）在他的著作God's Battalions中提到，事实上，早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不信任的种子就在来自欧洲的十字军和拜占庭皇帝和贵族之间埋下。与热心收复耶路撒冷的十字军不同，当时求援的拜占庭皇帝阿莱克修斯（Alexios I Komnenos）并没有太强的意愿收复耶路撒冷，而是仅希望十字军能够替他化解君士坦丁堡的危局和收复一些在亚细亚的疆土。
十字军原本希望与东方的基督徒并肩向耶路撒冷开进，但发现在关键时刻拜占庭盟友屡屡退却，他们不得不孤军作战（因此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竟然收复了耶路撒冷更显得不可思议）。更糟糕的是，拜占庭皇帝阿莱克修斯多次背着十字军与穆斯林私下谈判。因此在十字军看来，拜占庭的皇帝和贵族是一批靠不住的阴谋家；而在拜占庭看来，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第一批欧洲人早于约定时间就到达君士坦丁堡，使得拜占庭措手不及，造成很大的供给压力，这一批批组织松散但热情高涨的十字军反而是对自己政局的不稳定因素。
所以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时，当又一个拜占庭的皇帝再次不能兑现自己的承诺时，这种负面的印象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而在十字军扶上王位的拜占庭国王被他的部下废黜并杀死后，十字军与拜占庭的关系更是急转直下。在十字军看来，这位叛乱的部下是杀死国王的凶手，理当被惩罚；而在拜占庭当权者看来，十字军是一个滞留在国内的危险境外势力，因此局势最终升级为一场内斗。
虽然拜占庭部队有巨大的人数优势，但在背水一战的十字军面前竟然一触即溃。十字军在1204年攻打、占领并残忍洗劫了世界上最大的基督徒城市——君士坦丁堡。
第四次东征十字军攻占君士坦丁堡
早先曾经将整个十字军逐出教会的教宗因诺森三世（Innocent III）强烈谴责十字军的这种行为，但他能做的仅此而已（译者：教皇并没有直接强制性权力来控制十字军）。1204年的这场悲剧在罗马天主教和希腊东正教之间关起了一道铁门，一道甚至连后来的教皇约翰保罗二世（John Paul II）都无法重新开启的铁门。非常无奈的是，十字军东征直接源于天主教希望拯救东正教信徒（免受穆斯林军队的征服），可是它却使双方的关系越走越远。
历史往往比我们想象得要更复杂，并且即便双方一开始都具有良好的意愿，最后也可能会酿成悲剧。但无论如何，进攻君士坦丁堡并没有改变十字军是抵御伊斯兰扩张的防御战争的基本性质，只是说明西方基督教可能需要向东方道歉，但并不需向穆斯林世界道歉。
岌岌可危的欧洲
因此，许多人说十字军反而加速了东方拜占庭帝国的灭亡；但是综合来看，突然降临的十字军至少一开始还是让他们的穆斯林对手措手不及，并且在阿拉伯军队与拜占庭之间制造了缓冲，分散了圣战部队的军力。因此很可能总体上还是延长了东方基督徒的拜占庭国的寿命。
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建于公元后537年，是东方基督教的标志性建筑，曾在近1000年的历史当中为世界第一大教堂。1453年君士坦丁堡沦陷，被改造为清真寺。
十三世纪剩下的几次十字军东征情况稍微好一点点。第五次东征（1217至1221）甚至一度攻下了埃及的达米埃塔城（Damietta），但穆斯林最终还是击败了那里的军队并重新占领了该城。法国国王圣路易九世（Saint Louis IX）在他的一生中曾领导过两次十字军东征。第一次也占领过达米埃塔，但路易很快被埃及人的计谋所蒙骗，被迫放弃该城。虽然路易在圣地里生活了几年，大力支持构筑防御工事，但他从没能完成他最迫切的愿望：解放耶路撒冷。1270年的时候，路易年事已高，他又一次带领十字军向突尼斯进攻，在那里他死于肆虐军营的一种疾病。
达米埃塔（Damietta）战役
圣路易死后，惨无人道的穆斯林领导者Baybars和Kalavun在巴勒斯坦发动了一场针对基督徒的残暴“圣战”。到1291年为止，穆斯林军队已经成功杀戮或逐出了最后一批十字军。至此，他们将十字军的王国从地图上抹去了。尽管基督徒军队作出过无数次的努力和想尽了一切办法，但直到十九世纪之前，一直没再能够在该区域有立足之地。
我们可能会认为，三个世纪的败仗应该已经让欧洲人对十字军东征感到厌倦了，但是完全不是这样。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别的选择。穆斯林王国在十四、十五、十六世纪变得越来越强盛，而不是越来越衰弱。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不但征服了他们的穆斯林同胞，进一步统一了伊斯兰，而且继续向西推进，占领了君士坦丁堡，并闯进欧洲本土。到了十五世纪的时候，十字军东征不再是支援远方教友的仁慈使命了，而是奋力捍卫基督教最后仅存国域的搏斗了。
欧洲人开始考虑伊斯兰是否真正有可能最终实现它占领整个基督教世界的目标，（译者：而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如果当时欧洲沦陷，就没有后来西方的美洲文明，那么全球伊斯兰化的势头将似乎不可逆转，只是时间问题了）。当时有一本最畅销的书，就是赛巴思汀·布郎特（Sebastian Brant）的名著《愚人船》（The Ship of Fools），在一章题为《信仰的陨落》中，里面吐露出这样的心境：
我们的信仰曾在东方屹立，它统治着整个亚细亚、摩尔人的土地和非洲。
但现在这些土地都离我们而去。最坚硬的石头都为之悲痛……
我们教会的四姊妹，都曾享有尊贵教权：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耶路撒冷，安提阿（Antiochia）。她们都沦陷了，被洗劫了。不久教会之首（罗马）将会受到攻击。
罗马虽然没有沦陷，但也一度岌岌可危。1480年，苏丹买买提二世（Mehmed II）占领了奥特郎托海峡（Otranto）作为他侵略意大利的跳板。罗马被疏散。然而，此后不久这位苏丹买买提就一命呜呼，他的计划也随他而破产。1529年，苏莱曼大帝（Suleiman the Magnificent）围攻维也纳。要不是一连串反常的暴风雨耽搁了他的进军并迫使他舍弃许多的大炮，土耳其人夺取该城势在必取。如果是那样，当时的德国也会岌岌可危。
然而就在这一切的危局中，欧洲正在酝酿着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一个人类历史空前的文明高峰。古典希腊罗马价值观、基督信仰、对商业和企业家精神的尊重混合体推动了文艺复兴的产生，从而促使基督教人文主义、科学革命和全球探险等运动悄然诞生。即使还在为生存而争战时，欧洲已经准备着全球规模上的拓展（译者：许多大航海探险的动力就是希望重新打通到中国等东方国家的商业路线，因为陆上丝绸之路被穆斯林军队切断或者变得不再安全）。
基督教新教改革运动拒绝教皇的权威，从而使得十字军东征对许多欧洲人变得不可思议，所以战斗就留给了天主教徒。1571年，一支十字军联盟海军在雷班托海湾（Lepanto）击溃了奥斯曼土耳其的舰队。穆斯林的威胁在经济上被遏制了。
随着欧洲财富和势力的增长，曾经可怕和老练的土耳其人开始显得落后与可怜了——不再值得发动一次十字军东征了。“欧洲病夫（当时奥斯曼帝国的称号）”一瘸一拐地走到了二十世纪，当它最后断气的时候，留下了现代中东地区目前的混乱局面。
结语：
毫无疑问，十字军的攻势延缓了伊斯兰的脚步，十字军在中东建立的王国坚持了近200年的时间，加剧了穆斯林王国之间的分裂，阻止了一个统一的伊斯兰国的形成，即便是失败的和夭折的几次东征也都迫使穆斯林把资源从进攻调配到防守端。之后几次穆斯林军队向欧洲腹地的进犯都让欧洲一度岌岌可危。所以，从这些方面看，显然十字军至少为欧洲的发展和随后的繁荣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后来，西班牙的船只从美洲满载着黄金白银回到本土支援抗击奥斯曼帝国的军队，这是帮助欧洲实现实力反超的因素之一。有意思的是，最后拯救了欧洲的不是朝东收复失地，而是向西往美洲和东方的探险。
按照我们现代社会的各种标准，我们很容易鄙视当时十字军的所做所为，“有谁会为宗教参与战争呢？”我们质问道。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我们现在以政治意识形态的名义进行的一些战争往往造成了更大的破坏，这样的战争同样会被我们中世纪的先祖们所唾弃。
然而，不管是中世纪的战士，还是现代的战士，根本上都是为他们各自的世界和他们所珍视的信仰而战。他们都愿意作出巨大的牺牲，只要是为他们所热爱的而且是比他们自己生命更重要的东西。
不管我们是否敬佩十字军东征，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没有他们的奋力抵抗，我们今天所认识的世界将不会存在。承认女性的尊严、两次废除奴隶制度（一次废除古罗马的奴隶制，一次废除殖民主义兴起后的奴隶制）的古老基督信仰，不但幸存了下来，而且兴盛于整个世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宗教。而没有十字军东征的话，基督教很可能早已步琐罗亚斯德教（又称祆教，波斯的一神论信仰）以及在印度和西域等地佛教的后尘，被伊斯兰彻底摧毁。
（ 原载《十字军东征的真正历史》，本站刊登日期： 2021-02-27 22:45:38）
谢选骏指出：上文写的比较中立，但它还是没有看到我的关注点——十字军东征摧毁了阿拉伯帝国！是的。十字军运动（拉丁语：Cruciata；法语：Croisade；伊斯兰世界称为法兰克人入侵；1096年－1291年）结束于1291年，它没有能够夺回圣地，表面上失败了；但实际上，在此之前33年的1258年，阿拉伯帝国就被灭亡了。表面看，是蒙古人攻陷了阿拉伯首都巴格达，但实际上，两百年的十字军东征，严重削弱了、瓦解了并且摧毁了万恶的阿拉伯帝国。
【36、输出毒品可以成就霸业】
《毒品芬太尼为何成为中美关系的重要议题》（BBC 2023年11月17日）报道：
在刚刚过去的美中首脑峰会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与美国总统拜登达成协议，将合作打击毒品贩运。中国同意打击化学品公司，以阻止非法芬太尼流入美国。
这一项协议被认为是本次峰会上一项重要实质性成果。
本次拜登和习近平会晤是他们一年来首次接触，两国在贸易、军事和台湾等问题上持续紧张。
那么，为何芬太尼会成为美中双边关系的重要议题呢？
芬太尼与中国
芬太尼是一种合成阿片类药物，毒性比海洛因强50倍，而且越来越多地与其他非法药物混合使用，往往造成致命后果。
美国缉毒署表示，墨西哥贩毒集团对芬太尼的出口负有主要责任，而这些贩毒集团通常使用中国的原料来制造芬太尼。
当局表示，芬太尼比植物类违禁药物更容易制造和分销，植物类违禁药物需要大型企业来种植和销售。
阻止芬太尼泛滥一直是美国政府的优先事项。上个月，美国政府宣布对至少 14 家涉及向美国输入芬太尼的中国和加拿大公司进行制裁和起诉。被起诉的大部分是中国公司。
今年7月，美国成立了联盟组织，以应对包括芬太尼在内的合成毒品的威胁。中国最初拒绝参加发起该联盟的线上会议。
不断上升的死亡人数
美国因吸毒过量而死亡的人数激增，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多位美国总统。前总统特朗普于 2018 年宣布与习近平达成协议，中国政府誓言将芬太尼列为管制物质。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的数据，美国每天有超过150人死于与芬太尼等合成类阿片相关的过量用药。
根据美国国家卫生统计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的数据，从 2015 年到 2021 年，此类过量用药的人数增加了七倍多。
缺乏的国际合作
应对芬太尼的生产和分销，需要受其影响的国家之间开展国际合作。鉴于中国是全球芬太尼非法贸易的主要来源国之一，如果要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那么与中国当局的合作至关重要。
拜登政府今年采取了遏制危机的措施，美国财政部指认了二十多个涉嫌参与芬太尼贸易的个人和实体。白宫已要求国会拨款约 12 亿美元，用于打击贩毒分子。
但如果没有中国政府的帮助，所能取得的成果有限。这一责任需要两国的执法机构和监管机构密切协调。
更进一步来说，解决芬太尼问题凸显了中美关系中对毒品管制政策和跨国犯罪预防战略的广泛关注。
通过共同应对芬太尼等非法阿片类药物带来的具体挑战，两国可以建立信任机制，同时也表明两国致力于全球打击毒品贩运。
分析指出，有效遏制芬太尼非法贸易不仅仅能够打击毒品泛滥，还可以对中美双边关系的其他方面产生积极影响。
比如，在执法等问题上进行合作可以增进相互理解，为加强网络安全或知识产权保护等各领域的合作铺平道路。
落实程度“有待观察”
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国际有组织犯罪问题专家万达·费尔巴布·布朗（Vanda Felbab-Brown）说，该协议是“外交和政治声明”，但其实际影响仍是个问号。
“中国将如何追查这些公司还有待观察”，她说，“中国会对其中三家公司下手吗？五家？还是五十家？”
不过她说，相信中国会继续将禁毒合作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和“开展更广泛外交的工具”。
中国已经取缔了直接运往美国的毒品，这意味着大部分非法贸易已经转移到经由墨西哥的路线。美国官员说中国在阻止毒品贩运方面做得不够，而中国则反驳说阿片类药物在美国的流行是美国自己的错误。
谢选骏指出：BBC假装不懂、明知故问“毒品芬太尼为何成为中美关系的重要议题”——根据英国的历史经验，输出毒品可以成就霸业！英国因为输出毒品给清朝中国所以成就了霸业，现在共产党中国也想师从英国夷狄，结果毒品芬太尼成了中美关系的重要议题。
【37、特兰西瓦尼亚是三国殖民地】
网文《特兰西瓦尼亚》报道：
特兰西瓦尼亚（拉丁语：Transsilvania，罗马尼亚语：Transilvania或Ardeal；匈牙利语：Erdély；德语：Siebenbürgen；中文由德语译为锡本布尔根） 旧地区名。位于欧洲东南部，东喀尔巴阡山以西，多瑙河支流蒂萨河流域，是指罗马尼亚中西部地区。中世纪时特兰西瓦尼亚山区坐落着一个公国。特兰西瓦尼亚面积近103,600平方公里，主要城市有克卢日-纳波卡、蒂米什瓦拉等。
特兰西瓦尼亚也是传说中的吸血鬼故乡，这里也是"德拉库拉伯爵"的故乡。
特兰西瓦尼亚原受匈牙利王国统治，在土耳其攻占布达佩斯后，成为匈牙利贵族的避难所，抗拒突厥文化入侵，在一战后，因1920年签订的特里亚农条约，成为罗马尼亚一部份。
基本简介
位于欧洲东南部，东喀尔巴阡山以西，多瑙河支流蒂萨河流域。居民除罗马尼亚人外，其余多为马扎尔人（匈牙利人）。中世纪时特兰西瓦尼亚曾是一个公国。十一世纪末开始，成为匈牙利王国的一部分。1867年，奥匈帝国成立，遂为其属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匈帝国瓦解，根据《凡尔赛条约》中的《特里亚农条约》，匈牙利于1920年割让此地给罗马尼亚。
地理概况
今日我们所说的特兰西瓦尼亚包括罗马尼亚中部和西北部的16个县，面积近103,600平方公里，将近罗马尼亚总面积的一半。这16个县是：阿尔巴县、阿拉德县、比霍尔县、比斯特里察-讷瑟乌德县、布拉索夫县，卡拉什-塞维林县、克卢日县、科瓦斯纳县、哈尔吉塔县、胡内多阿拉县、马拉穆列什县、穆列什县、瑟拉日县、萨图马雷县、锡比乌县和蒂米什县。
特兰西瓦尼亚高原海拔约为300至500米（1000-1600英尺），境内有穆列什河、索梅什河、克里什河、奥尔特河等多瑙河的支流。克卢日-纳波卡是其中心城市；其他主要城镇有蒂米什瓦拉、布拉索夫、奥拉迪亚、阿拉德、锡比乌、特尔古穆列什、巴亚马雷和 萨图马雷等。
经济概况
主要资源
特兰西瓦尼亚矿产资源丰富，盛产褐煤、铁、铅、锰、金、铜、天然气、矿盐和硫磺。有大型的炼钢、化学及纺织工业。畜牧业、农业、酿酒业和水果栽培是当地主要的产业。木材是另一项珍贵的资源。
经济建设
特兰西瓦尼亚国内生产总值（GDP）占罗马尼亚的35%，人均GDP约为11500美元，比罗马尼亚平均水平高10%。
人口结构
根据2002年的人口普查，该地区人口共有7,221,733人，其中罗马尼亚人占多数。此外特兰西瓦尼亚还有一定数量的匈牙利人（全罗境内共有1,415,718人）、罗姆人以及特兰西瓦尼亚萨克逊人群体。
语源文化
特兰西瓦尼亚一词于1075年第一次出现在拉丁语文献中，名为“Ultra silvam”，意为“越过森林”。这一名字后来演化成了同一含义的“Transylvania”。
德语名“Siebenbürgen”意为“七座城市”，源于特兰西瓦尼亚萨克逊人在该地区建立的七座城市。罗马尼亚名“Ardeal”和匈牙利语名“Erdély”来源不详（）。
历史沿革、历史地位——作为达契亚中心地带的特兰西瓦尼亚
希罗多德记述了公元前5世纪居住在特兰西瓦尼亚的阿格瑟西。
至少在公元前2世纪初，该地区曾存在过一个由国王奥洛雷斯（Oroles）统治的达契亚王国。在最伟大的国王布雷比斯塔（Burebista）以及凯撒大帝的短暂统治下，达契亚王国扩张到了其顶峰。现在组成特兰西瓦尼亚的地区曾经是达基亚王国的政治中心。
在奥古斯都任内，达契亚人经常被提及，他们自称被迫承认罗马人的统治。然而他们从未屈服，后来抓住每一次机会在冬天穿过封冻的多瑙河，劫掠新近占领的罗马行省摩西亚（Moesia）中的罗马城市。
达契亚人在今日的洪都拉（Hunedoara）附近建立了一些重要的堡垒城市，其中包括萨米泽盖图萨（Sarmizegetusa）。
罗马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扩张引起了达契亚人和罗马之间的冲突。在德塞巴鲁斯（Decebalus）统治时期，达契亚人卷入了与罗马人的数次战争（公元85年至89年）。在两次重大的反击之后，罗马人占了上风，却由于图密善（Domitian）被马科曼尼（Marcomanni）击败而不得不签署和平协议。最终，达契亚人获得了独立，却必须每年向罗马皇帝进贡。
公元101年至102年，图拉真发动了对达契亚人的战役（达契亚战争），包围了达契亚首都萨米泽盖图萨，并占领了达契亚的部分领土。德塞巴鲁斯被保留作罗马摄政之下的傀儡国王。三年之后，达契亚人叛乱并摧毁了部署在达契亚的罗马军队。第二次战役（105年至106年）以德塞巴鲁斯的自杀和达契亚部分地区转化成罗马行省达契亚-图拉真纳（Dacia Trajana）告终。达契亚战争的历史记录在《迪奥·卡西亚斯》（Dio Cassius）中，但最好的传记是在罗马城著名图拉真柱上。
独立公国
1526年，匈牙利国王亚盖隆王朝的路易二世在第一次摩哈赤战役中被奥斯曼帝国击败阵亡。特兰西瓦尼亚总督约翰·扎波利亚乘机利用其军事力量，成为匈牙利民族主义者的首领，反对由奥地利大公斐迪南（即后来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一世）继承匈牙利王位。
约翰一世被推举为匈牙利国王，而其他人却认可斐迪南的统治。在追求认可的斗争中，扎波利亚得到了苏雷曼一世苏丹的支持。后者在前者于1540年死后，假托保护扎波利亚之子约翰二世的名义控制了匈牙利中部。匈牙利因此被分成了三个部分：奥地利统治下的西部，土耳其统治下的中部和半独立的特兰西瓦尼亚。奥地利和土耳其在特兰西瓦尼亚争夺霸权的斗争持续了近两个世纪。
特兰西瓦尼亚摆脱了罗马天主教的宗教控制，允许路德会和加尔文教会在境内传教。1563年，乔吉奥·布兰德拉塔被任命为宫廷医师，他狂热的宗教思想极大地影响了年轻的国王约翰二世和加尔文主教弗朗西斯·大卫，使他们皈依了一神论派。在一场正式的公开辩论中，弗朗西斯·大卫驳倒了加尔文派的彼得·墨利乌斯；这导致了1568年土达法令的诞生，正式阐述了个人宗教信仰表达的自由（这也是基督教统治下欧洲的第一个宗教自由的合法保证）。
百瑟利家族在约翰二世于1571年去世后掌权。他们作为土耳其帝国的亲王统治特兰西瓦尼亚至1602年，其间也曾简短地受哈布斯堡家族的控制。
年轻的匈牙利天主教徒史蒂芬·百瑟利许诺捍卫土达法令，保障宗教自由，但却更加理性地看待这一职责。他后来成为了波兰的史蒂芬国王。百瑟利统治的后期特兰西瓦尼亚出现了四方名的冲突，包括特兰斯瓦尼亚人，奥地利人，土耳其人和瓦拉奇亚公国大公勇敢者麦克。
麦克于1599年塞里巴战役中打败了安德鲁·百瑟利的军队，控制了特兰西瓦尼亚。百瑟利被那些希望借助麦克帮助，重新获得昔日特权的贵族杀害。1600年5月，麦克甚至控制了摩尔多瓦，从而统一了瓦拉奇亚、摩尔多瓦和特兰西瓦尼亚这三个构成当今罗马尼亚主要部分的公国。然而统一并未持续下去，哈布斯堡将军乔吉奥·巴斯塔命令瓦龙雇佣兵于1601年8月暗杀了麦克。巴斯塔最终于1604年征服了特兰西瓦尼亚，开始了恐怖统治。他把土地分给贵族，试图将人口日耳曼化，并通过反向改革重新确立天主教教义的权威。
1604年至1606年，比哈尔郡的要人加尔文教徒史蒂芬·伯茨凯成功地领导了一场对奥地利人统治的叛乱。伯茨凯于1603年4月5日被选为特兰西瓦尼亚大公，两个月后成为了匈牙利大公。他简短的统治下（他死于1606年12月29日）的两大成就是《维也纳和约》（1606年6月23日）和《茨特瓦特洛克休战协定》（1606年11月）。通过《维也纳和约》，伯茨凯获得了宗教自由和政治自治，得到了对所有被没受财产的赔偿，废除了所有“不公正的”判决，完全特赦了所有匈牙利皇室成员。他本人被认为是一个疆域扩大了的特兰西瓦尼亚的独立的君主。几乎同样重要的是《茨特瓦特洛克休战协定》，伯茨凯在奥地利皇帝和土耳其帝国苏丹之间的谈判导致了这一协定的诞生。
在伯茨凯继承者的统治下，特兰西瓦尼亚迎来了它的黄金时期，尤其是在加布里埃尔·百瑟伦和乔治一世莱考茨治下。加布里埃尔·百瑟伦于1613年至1629年在位，他终身反对奥地利皇帝压迫或迫害他的臣民，并由于支持新教事业而在海外享有盛名。他曾三次发动对皇帝的战争，其中两次自称匈牙利国王。通过《尼科尔斯堡和约》（1621年12月31日）他为新教徒赢得了《维也纳条约》的确认，为自己获取了匈牙利北部的七个郡。百瑟伦的继承者乔治一世莱考茨同样出色。他的主要成就有《林茨和约》（1645年9月16日），奥地利皇帝被迫再次确认《维也纳和约》的条款。这是匈牙利新教在政治上的最后一次胜利。加布里埃尔·百瑟伦和乔治一世莱考茨在教育和文化方面成绩显著，他们的任期被叫做特兰西瓦尼亚的黄金时代。他们耗费巨资修建首都居拉菲埃瓦（阿尔巴·尤利亚，），这座城市成为了东欧新教的主要堡垒。在他们的统治期间，特兰西瓦尼亚也是欧洲少数罗马天主教徒、加尔文教徒、路德教徒和一神教徒能够和谐相处的国家之一。然而罗马尼亚东正教徒却被剥夺了平等的权利。尽管因诺琴提·米库-柯兰——一位罗马尼亚希腊天主教主教——一再努力，政府仍然不同意给与他们同皈依天主教的罗马尼亚人同等的国家地位。
奥匈帝国统治
奥斯曼帝国在1683年的维也纳之役中战败后，哈布斯堡王朝逐渐在自治的特兰西瓦尼亚实行管治。除了加强中央管治外，哈布斯堡王朝亦推崇罗马天主教，作为统一特兰西瓦尼亚的力量，并藉以减低新教的影响力。哈布斯堡王朝希望透过在基督教和天主教之间制造冲突来削弱。
罗马尼亚一部分
尽管罗马尼亚国王斐迪南一世是霍亨索伦王室成员，罗马尼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拒绝加入同盟国集团，而保持中立。1916年，罗马尼亚与协约国签署了军事协定，加入了承认罗马尼亚对特兰西瓦尼亚的主权的协约国集团。该协定的后果之一是罗马尼亚于1916年8月27日向同盟国宣战，越过喀尔巴阡山脉进军特兰西瓦尼亚，从而迫使同盟国在另一条前线作战。自9月起，一支德国-保加利亚反击部队在杜布鲁亚（Dobruja）和喀尔巴阡山内活动，将罗马尼亚军队在10月中旬赶回国内，并最终攻陷了布加勒斯特。1918年三月，俄国签署了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退出了战争。罗马尼亚在东欧孤军奋战，并于1918年五月开始与德国商谈和平条约。然而谈判结果签署的布加勒斯特和约却从未被罗马尼亚承认过，罗马尼亚政府于1918年十月公开抨击这一和约，并站到了协约国集团，重新加入了战争。罗马尼亚军队推进到特兰西瓦尼亚的穆列什河（Mure river）。
到1918年中期，同盟国集团在战争中节节败退，奥匈帝国开始分裂，其中的国家在9、10月间纷纷宣布独立。特兰西瓦尼亚的国家党聚会并起草了一份协议，调用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人的自决权（十四点和平原则，），宣布特兰西瓦尼亚和罗马尼亚合并。11月，代表所有在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人的罗马尼亚民族中央委员会通告布达佩斯政府，它们已经接管特兰西瓦尼亚的23个郡的全境和3个其它郡的部分地区。1918年12月1日在阿尔巴尤利亚（Alba Iulia）举行的一场大规模集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号召所有罗马尼亚人统一到一个国家内。来自特兰西瓦尼亚的德国人的民族委员会和来自巴纳特（Banat）的多瑙斯瓦比亚人委员会都通过了这项公告。作为回应，1918年12月22日，位于克鲁日的匈牙利大会重新确认了特兰西瓦尼亚的匈牙利人对于匈牙利的忠心。
1918年12月罗马尼亚军队驻扎在穆列什河（Mure），但在征求凡尔赛集团意见之后，以保护在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人为由，越过边境区域直达克鲁日，后来进驻西格海特。布尔什维克分子试图散播十月革命，令该区域的暴力日益升温，并导致了1919年2月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之间中立区的建立。
刚刚宣布独立的匈牙利共和国的首相于1919年3月辞职，拒绝正式承认将特兰西瓦尼亚置于罗马尼亚统治下的《凡尔赛条约》。同月，库恩·贝拉（Béla Kun）领导的匈牙利共产党掌权，宣布成立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在承诺匈牙利将重新获得在奥匈帝国统治下的领土之后，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决定向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宣战。1919年4月，匈牙利军队沿索梅什河（Some）和穆列什河（Mure）开始进攻特兰西瓦尼亚；5月，罗马尼亚反击部队推进至提萨河（Tisa）后突然停止；7月，新的匈牙利武装长驱直入罗马尼亚边境60公里；8月，罗马尼亚军队反攻占领了布达佩斯，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灭亡。罗马尼亚军队在1919年10月至1920年3月间陆续撤出。
1919年6月正式签署的《凡尔赛条约》，承认了罗马尼亚对于特兰西瓦尼亚的主权。《圣日耳曼条约》（1919年）和《特里亚农条约》（1920年6月）进一步描述了特兰西瓦尼亚的地位，确定了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两国的边界。1922年，罗马尼亚国王斐迪南一世和罗马尼亚王后玛丽亚在阿尔巴尤利亚加冕。
1940年8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阿道夫·希特勒通过第二次《维也纳仲裁裁决》（Vienna Diktat），将特兰西瓦尼亚的北半部划给了匈牙利。二战结束后的《巴黎和约》（1947）废除了《维也纳仲裁裁决》，北部特兰西瓦尼亚的疆域归还罗马尼亚。根据《巴黎和约》，二战后罗马尼亚与匈牙利的边界与1920年测定的一致。
特兰西瓦尼亚的国徽是由三部份组成:
蓝色背景上的胡兀鹫（一种长有胡须的兀鹫，代表中世纪的贵族）以及太阳和月亮（两者代表Szeklers） 一条红色的分隔带 黄色背景上的七座红塔，代表特兰西瓦尼亚-撒克逊人的七座城堡 注释：特兰西瓦尼亚议会于1659年制定了该盾形纹章，其内容与几个特权民族有关：显现的秃鹰用来代表匈牙利人，七个市镇代表撒克逊人，月亮和太阳代表Secui。罗马尼亚人曾要求在徽章里添加达契亚的表征，但未被接受。特兰西瓦尼亚唯一的原住民居然没有自己的象征。
特兰西瓦尼亚大公国国旗上的颜色代表以下各族群：
蓝色：罗马尼亚人、 红色：匈牙利人、 黄色：日耳曼人
年份 总人口 罗马尼亚人 匈牙利人 日耳曼人
1869 4,224,436 59% 25% 9.5%
1880 4,032,851 57% 26% 9.0%
1890 4,429,564 56% 27.1% 12.5%
1900 4,840,722 55% 29.5% 11.9%
1910 5,262,495 53.7% 31.6% 10.7%
1919 5,259,918 57.1% 26.5% 9.8%
1920 5,208,345 57.3% 25.5% 10.6%
1930 5,114,214 58.3% 26.7% 9.7%
1941 5,548,363 55.9% 29.5% 9%
1948 5,761,127 65.1% 25.7% 5.8%
1956 6,232,312 65.5% 25.9% 6%
1966 6,736,046 68% 24.2% 5.6%
1977 7,500,229 69.4% 22.6% 4.6%
1992 7,723,313 75.3% 21% 1.2%
谢选骏指出：特兰西瓦尼亚是三国殖民地——德国、匈牙利、罗马尼亚。从上表可以看出，一战德奥虽然战败，倒是没有减少罗马尼亚的日耳曼人。二战以后尤其是罗马尼亚民主化以后，日耳曼人骤减，大约都去德奥幸福了。特兰西瓦尼亚独归罗马尼亚，而非独立建国，是因为协约国利用罗马尼亚对于特兰西瓦尼亚的领土野心，诱使罗马尼亚加入战争并且不屈不挠地坚持到底；因为特兰西瓦尼亚对于罗马尼亚实在太重要了——它可以让罗马尼亚领土倍增！协约国和罗马尼亚如此不择手段地互相利用，就是他们的间接路线战略？所以罗马尼亚最后重新加入了战争，并在战后称心如意地拿到了赃物。特兰西瓦尼亚从三国殖民地，变成了一国殖民地。
【38、六四屠杀之前六年的“八三大屠杀”——新的反右运动】
《我帶步兵連參加1983“嚴打”》（2021-11-01 絕史）报道：
1983年嚴打期間到底有多少人被判死刑，至今未見公布。目前僅見的公開數字，是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壹書的記載。該書提到，1984年10月31日，《關於嚴厲打擊嚴重刑事犯罪活動第壹戰役總結和第二戰役部署的報告》記載，在第壹戰役中，法院判處861000人，其中判處死刑的24000人，“這是1950年鎮反運動以來規模最大的壹次集中打擊。”
1983年初秋，我回家休假不久就被壹紙電報召回部隊，匆匆趕回駐地時已是晚上9點。連隊通信員張付申在火車站口接我，他告訴我無須再回營區，連隊就在市內某中學集結，要幹什麼不知道。那時我是步兵連長，駐紮在豫晉交界處的某市郊外。
連隊官兵荷槍實彈集中在學校的大禮堂裏，此外還有數十名腰挎手槍的警察和大都是婦女的居委會主任們。指導員萬海峰把我拉到壹邊，翻開記事本對我說：連隊要參加今夜統壹時間開始的“嚴打”行動，在市區西北部3個街道辦事處的地域內執行抓捕任務，何時行動要等統壹的號令。指導員還告訴我，連隊是在晚飯後用遮了篷布的卡車運送到這裏來的，除了火箭排留守營區，3個步兵排都來了。
八十年代初，中國的改革開放還沒有明晰的套路，在老百姓看來，改革開放就是聯產承包、恢復高考和知青回城，還有倒爺、交誼舞和鄧麗君的靡靡之音。這些事兒讓文革結束後的中國顯得有點亂，而流氓尋釁、盜竊搶劫等事端漸多，則讓百姓頗有怨言。事情到了這個份上，國家自然會有些舉措，不允許小蟊賊紛擾共和國的改革開放大業，於是就有了隨後的嚴打。按當時的說法：可抓可不抓的，堅決抓；可判可不判的，堅決判；可殺可不殺的，堅決殺。而且要“從重從快”。
行動之前，全部人員被編成30多個小組，每組由兩名軍人、壹名警察和壹名居委會幹部編成。公安機關已經事先擬好了抓捕名單。
因為抓捕行動呈網狀，各小組按預定方案分頭行動，所以連排長們都被分在了小組。我和三班長李彪、片警老張、居委會余主任（女）編成壹個組，負責抓捕壹條小街裏的3個“壞人”。這些壞人現在看來大都是些打罵鄰居、偷雞摸狗或幹些男女茍且之事的混混，但是在30多年前黑白分明的中國，這些人和事是不能被容忍的。
午夜零點，學校大門像閘門壹樣打開，數十個軍警民聯合抓捕組魚貫而出，無聲地消散在豫西北這座城市昏暗的街燈下。街上行人極少，對軍警的秘密集結和出動，市民們渾然未覺，抓捕的消息被鐵桶壹般密閉著，軍警從天而降，所有的“壞人”都是壹臉迷茫，沒有提前獲知消息而逃離的。
我們小組抓捕的第壹個人是住在四合院裏的中年男人。居委會余主任上前敲門，男人披著衣服罵罵咧咧走到院門口拉開門閂，看到荷槍實彈的軍警，驚訝地呆立著。余主任上前拍拍他的肩膀，說是要他到派出所集中學習壹下，嘀嘀咕咕像是在商量個家長裏短的小事，看得出平時也都熟識。中年男人顯然是見過些世面的主，很快就平靜下來，說回屋裏拿件衣服就跟妳們走。我很擔心這家夥翻墻跑了，余主任卻說沒事兒，張警察也倚在門框上悠閑抽煙。我問張警察這人犯的是啥罪，張警察說是投機倒把罪，“從南方倒騰了上百臺收錄機，吃了豹子膽啦！”
不大工夫男人出來，壹個女人跟在後面嚶嚶地哭。走到院外，三班長從挎包裏取出麻繩把上前把男人的兩臂從身後捆住，這下男人知道事情鬧大了，跳著腳嚷嚷，女人也哭得更響。警察呵斥壹聲，女人不敢再哭，只是拉著男人的衣角不撒手。我和三班長都是在越南打過仗的，看到眼前的情景心裏十分別扭，這哭哭啼啼的活兒計哪裏是當兵打仗的人幹的嘛？可那時候武警部隊剛組建，兵力有限，警察全部出動人手也不夠，於是這鴨子上樹的活兒只好由野戰軍來幹了。
抓捕的第二人是個結婚不久的年輕人，和人打架時傷了對方，派出所已經做過處理，但是趕上了嚴打，還要再抓。居委會主任上前叫開了門，沒開燈的屋門裏面站著個年輕女人，等張大眼睛看清了門外的軍警，女人就喊叫起來，同時火速關門。還是張警察有經驗，在門要關上的瞬間搶上壹步，用腳卡住門邊，兩手使勁往裏推，女人從裏面死死抵住。就這麼短短幾秒鐘的工夫，屋裏的男人跳後窗跑了。
門被推開，軍警進了屋，不大的房間裏散發著新家具的油漆味，後墻上的窗戶開著，床上被褥紛亂，床頭還貼著個囍字。大家呆站著不知道怎麼辦好，眼下這屋裏屬我官兒最大，大家都看著我，但野戰軍只擅長處理敵我矛盾，對跳窗戶爬墻頭的事兒完全外行，於是我就問張警察這樣的情況妳們公安會咋辦？張警察說和尚跑了就把尼姑帶回去，否則不好交代，再說這女人幫著罪犯逃跑也算是同案犯了麼。
其實看到剛才的情景我還是些惻隱之心的，人家剛結婚，棒子不打鴛鴦嘛，我甚至都想裝聾作啞走掉算了，又不是打仗，胡亂應付幾句也就糊弄過去了。可是再看那女人，昂首倚在門邊，沒有壹點驚慌膽怯的樣子，大義凜然地猶如革命誌士，我們倒像是碰了壹鼻子灰的國民黨特務，於是心生厭惡沒再說話，張警察就把女人帶走了。
抓捕的第三人是個30來歲的慣偷，多次被抓，放了又偷，而且專吃窩邊草，招惹得左鄰右舍不待見，屬於不抓不足平民憤的貨色。在軍警面前小偷很配合，麻利地穿好衣服，又伸出兩手讓戴手銬。這讓我們有些尷尬，因為出發前公安分局就說了，要抓的人太多，手銬根本不夠使，只備了些麻繩發給各組，有粗有細，酌情使用。三班長上前用細麻繩系住小偷的兩個手腕，張警察大聲說“劉三兒！進去蹲幾天就出來啦，路上別他媽的想歪點兒逃跑，跑了事兒就大啦！”小偷連說是是是政府放心俺不跑也不再偷啦。
就在要走出屋門時，墻角床上的壹堆破棉絮裏傳出壹個老女人的哭聲，那是小偷的老娘。老娘抽泣著說妳們不讓他偷俺娘兒倆不得餓死麼？妳們政府好歹給他找個事做他還會去偷嗎？張警察這些場面見得多，面無表情地把流淚的小偷推走。走到門外，我對三班長說把發的兩袋面包留下壹袋，三班長說給了她我們吃啥？我說跟著連長還愁沒吃的？兩袋都留下！三班長就照辦了。
把小偷押送到集中看管的派出所，已是深夜三點鐘了，滿院子的壞人都被從身後捆著雙手，盤腿坐在地上，人群裏不時發出“俺要拉尿”的怪叫。不遠處的壹棵樹下，姿勢古怪地立著壹個人影，仔細看竟是張警察先前帶回來的“革命誌士”。只見那女人兩臂抱著碗口粗的樹幹，兩手在前邊合攏戴著手銬，臉貼著樹幹，不哭不叫，就那麼抱著樹站著。我問張警察為什麼把人這樣銬著？張警察說其他都是爺兒們，就這壹個女的，不知道該把她擱到哪兒好，又說男的都是用麻繩捆住，給她找個手銬帶上算是照顧了。
天快亮了，各路人馬按約定時間把抓捕的壞人陸續押到全市最寬敞的主幹道上，然後排隊向南郊走。市民還沒有起床，只有早起的掏糞工、環衛工呆立在路邊，怔怔地看著被捆綁著的人流緩慢走過。這支隊伍有多長，直到天亮後我才領教。
天亮了，人行道上站滿了驚詫的市民，汽車禁止通行，高音喇叭裏播放著人民日報關於嚴打的社論。馬路正中，壞人們統壹被從身後縛住兩臂，前後間隔壹米，用麻繩串成壹路縱隊緩緩行走，兩邊是持槍押送的軍警。我在押送序列的中部，前後望去，竟然望不到隊伍的首尾，妳想想這個隊伍會有多長？而這只是個不到50萬人口的中小城市。
太陽高高升起，壞人們被押送出城，野戰軍收兵回營，後面的事情交給公檢法們來做。大街上有人開始放鞭炮，那是市民們回歸平安的心理釋放。大混混們被弄走了，剩下的小混混們縮在窗簾後面倒吸著冷氣：今後要規矩壹些了。
嚴打之後的幾年裏，常聽人說抓捕行動的那天夜裏警笛轟鳴槍聲大作雲雲，我想那多是以訛傳訛。我所在城市的抓捕之夜，自始至終沒有聽到壹聲槍響、壹聲警笛，從傍晚軍警集結直到天亮事畢，市民安睡，月落日升，壹切都在夜暗和靜謐中悄然完成了。
問題在於，那麼多的壞人都被弄到哪裏去了？流傳的說法是“內地監獄裝不下，弄到大西北勞改去了。”作為軍人我不知道壞人們去了哪裏，但個別“罪大惡極者”的去向我卻明明白白：到另壹個世界去了。
時至隆冬的某晚，就要吹熄燈號了，營部卻打電話叫我去過去開會，團、營領導和作訓、軍務股長都在場，他們是來布置明天的警衛任務的。過去年代由野戰部隊擔任駐地警衛任務也是常事，我們連隊是軍委命名的“英雄連”，深得上級信任，曾為中央領導來駐地視察擔任警衛任務，而且是內層警衛，我想這壹次同樣如此吧。
但本次任務卻出乎意料：我連明天只是在本團靶場執行外圍警戒。
壹個荒郊野外雜草叢生的輕武器射擊場，平時打了靶就走，連個看場地的都不留，為什麼卻要我們天不亮就去警戒呢？而且是在外圍？剛張嘴問了壹句，副團長就沉著臉說“別多嘴！回去把彈藥發下去，三點半開飯，吃完就出發！”
發完彈藥後打了個盹兒就開飯，然後連隊官兵全副武裝，默默向6公裏外山腳下的靶場走去，副團長和作訓股長已經在那裏等候了。直到這時他們才告訴我：要在靶場槍斃罪犯，壹次槍斃十多人！
這就讓人驚詫了。過去槍斃罪犯，都是出城向西，找個河灘或山旮旯，由法警行刑，全與部隊無幹。這次為什麼偏偏要用部隊靶場來幹這檔子事？而且壹次就槍斃十多個罪犯？弄得陰魂不散，以後打靶還能打得準嗎？
副團長說這是上級決定的事情，不該問的不要問。又說可能是出於安全保衛的考慮吧，妳想這麼多犯人壹起槍斃，會不會有歹人結夥劫法場？哪還有比部隊靶場更隱秘更合適的啊？
離天亮還有個把小時，黑森森的靶場陰風吹襲，發出狼嚎般的嘶鳴。我把班排長們攏在壹起交代任務：先把靶場拉網搜尋壹遍，爾後每隔20米放壹個哨位，士兵子彈上膛，背向靶場，持槍朝外站立，9挺機槍架在靶場四圍的制高點上。天亮後又來了兩卡車的警察，手持微型沖鋒槍，在警戒圈內又圍了個小壹些的圈子。如此壹來就是只兔子也很難竄進去靶場裏了。
上午九點時分，遠遠看到幾臺吉普車和幾臺大卡車沿著不寬的土路逶迤駛來。煙塵滾滾，警笛不鳴，像條無聲的土龍在遊動，直到行至靶場裏邊，車隊停下，才猛然間全部鳴起警笛，頓時山呼海嘯般的轟響。數十名戴著墨鏡、口罩和白手套的武警從卡車後廂跳下來，接著又推下十多個五花大綁、後背插著亡命旗的罪犯。每三名武警拖架著壹名罪犯快速走向靶臺，隨即就是“砰砰砰砰”壹陣爆響。定睛再看時，武警已匆匆收槍跑步上車，呼嘯著警笛絕塵而去。
這壹切都是風馳電掣般地完成，直讓我們這支對越作戰的英雄連隊遠遠看得發怔。原以為會像電影裏的情節壹樣，先要把犯人押上刑場，擺布成壹排，驗明正身，舉槍發令，還會有人臨終前呼喊些什麼，或是發生些意外……可是什麼都沒有，絲毫不具戲劇性，眨眼之間壹切都結束了。熱兵器時代的特殊時期，生命的終結變得如此簡單而明快。
靶臺上，平時放置標靶的地面上橫七豎八撂倒著十多具屍體，這次倒下的不是人體形狀的標靶而是真人，躺著的趴著的蜷縮著的，有的還在抽動，有的還在鼓著胸腹奮力呼吸，似乎要把捆綁的繩索掙開。近距離俯視壹息尚存的人體，我不敢相信那些不足8克重、只是把塑膠標靶戳壹個小洞眼的子彈頭竟能制造如此慘烈的情景。
壹個同樣戴著墨鏡、口罩和白手套的法警在驗屍。法警左手持壹根細長金屬棒，在屍體上撥撥戳戳。右手握壹柄小手槍，對尚有氣息的軀體“砰砰”補槍，神態從容熟絡，就像菜農在俯身打理自家地裏的白菜蘿蔔。
刑場上的屍體和戰場上完全不同。戰場中槍而亡者，因射距較遠，至少還保持著人的模樣，面部還完整。而刑場上的屍體全是槍口抵近後腦射擊，彈頭巨大的侵徹力把人的頭顱擊打得如同重拳之下的西瓜，白生生的腦漿像是拋灑的豆腐濺落在靶臺上，東壹塊西壹塊，雪白而血紅。空氣中彌漫著濃郁而純粹的血腥氣，讓人不願在此多呆壹秒鐘。
我和通信員張付申去靶臺上看了幾眼就匆匆走開，沒打過仗的通信員大口大口地嘔吐。迎面有兩個排長走來，也想上前看看，我堅決地攔住了他們。他們都是上過戰場的，我知道他們並不害怕，我擔心的是他們以後帶兵來打靶，成績會下降。
遠遠回望靶臺，幾個殯儀館的師傅在用寬大的黑色塑料袋收裝屍體。隨著殯葬車緩緩開出靶場，軍警撤銷警戒，壹切都結束了，壹場為後人褒貶不壹、充滿爭議的“嚴打第壹戰役”就此畫上了句號。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这是1989年“六四屠杀”之前六年发生的“八三猎杀”（1983年严打）——这也像1957年反右派运动一样，是矮柜邓小平亲自领导的屠杀。过了六年，邓小平这个小矮人觉得还没过瘾，于是1989年又发动了一次六四大屠杀。那么，邓小平为何要发动“八三猎杀”呢？据说，是因为他在国内外压力下给右派平反了，心里就郁郁寡欢，觉得戳痛了自卑心。于是他借口“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实际“反对精神污染”，展开了新的反右运动！
【39、香港不是英国的殖民地，大陆还是苏联的殖民地】
《新版香港教科书称香港不曾是“殖民地”》（BBC 2022年6月15日）报道：
香港政府近年不断尝试淡化对英国在香港管治的描述，官方营运的历史博物馆也被发现删掉以“英国的殖民地”描述香港的地位。
香港政府早前改革中学课程，加进新增的“公民与社会发展科”，有当地媒体发现，许多这个科目的教科书在教授香港历史的部份，都分别明确表示香港不曾是英国殖民地，英国在香港只是实施“殖民管治”。
有课文解释称，虽然英国按“殖民地”模式管治香港，但清朝以后的中国政府从未放弃香港主权，这种论述与中国和香港官方近年的立场类似。
香港过去曾经也有教科书删除香港曾是“英国殖民地”的句子，而政府近年也不断尝试淡化对英国在香港管治的描述，官方营运的历史博物馆更被发现删掉以“英国的殖民地”描述香港的地位。
香港官方营运的历史博物馆2020年暂时关闭有关香港的展览前，曾以“英国的殖民地”描述香港的地位。
改变了什么？
香港媒体发现，部份中学课本以补充资料说明“殖民地与殖民统治”的分别，指如果一个国家宣布一地区为该国的殖民地，国家就享有该地区的主权和治权，但如果若国家对一地区实行殖民统治，国家“只拥有该地区的治权，并不拥有主权”。
课本续称，中国一直拥有香港的主权，英国“只是在香港实行殖民统治，因此香港不是英国殖民地”。
联合国在1960年通过决议，要求各国容许属下的殖民地建立独立国家，当时香港和澳门都在这个名单中。课本指，中国在1972年要求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把两地从名单中删去，获大会以99票对5票大比数通过，强调香港不具殖民地地位。
一些教科书同时指2019年的示威浪潮涉"暴力恐怖活动"，这也是与官方的用词一致。
一些教科书同时指2019年的示威浪潮涉"暴力恐怖活动"，这也是与官方的用词一致。
历史文件怎样说？
英国在1842年和1860年两次鸦片战争后与清政府签订条约，条约分别规定将香港岛和九龙半岛永久割让给英国，而在1898年双方再次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让英国政府租借新界，为期99年。
中国政府一直不承认这些条约，形容它们是“不平等条约”。但两国政府之后在1984年签订《中英联合声明》，同意按照《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内的年限规定，在1997年专条届满时将香港的主权移交中国。
但在《中英联合声明》内，中英双方对香港主权移交有不同的描述。文件指中国政府决定在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另一条文就指英国政府于同日“将香港交还（restore）给中华人民共和国”。
而在澳门，中葡双方在《中葡联合声明》内对澳门治权移交的说法就比较直接。两国政府在同一条文内声明澳门是中国领土，中国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BBC中文专访《香港新史》作者谢利丹：新史取证审视从鸦片战争直至文革、改革、六四以及主权移交和近期的香港巨变。
中英官方怎样说？
《中英联合声明》签订后，中英两国继续以不同用语描述香港主权移交一事，双方也没有评论对方的用语。
中国政府在官方立场上，一直强调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在鸦片战争后被英国占领。而香港政府近年也跟随官方的说法，官员在公开场合也一直指香港是“回归”（return）中国。
翻查香港政府官方网站，过去曾经介绍香港“自1842年开始由英国统治”，至2020年删掉这句话，只介绍香港在1997年7月1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行政区”。
香港官方营运的历史博物馆2020年暂时关闭有关香港的展览前，以“英国的殖民地”描述香港的地位。博物馆之后另行设立精简版展览，但香港媒体留意到这个精简版展览删除了“殖民地”的描述。
而英国政府和官员就先以“直辖殖民地”（crown colony）一词描述香港英治时期的政治地位，这个说法之后改变成“属土”（dependent territory），又以“交接”（handover）或“主权转移”（transfer of sovereignty）描述香港主权移交。
谢选骏指出：香港已经不是英国的殖民地，大陆却还是苏联的殖民地——因为共产党在大陆推行的“无产阶级专政”，正是一种来自苏联的“殖民管治”。共产党的儿子刘晓波欺世盗名，企图隐瞒这个真相，所以胡扯“中国至少需要被殖民三百年”——刘晓波表面上是在吹捧英国对香港的“殖民管治”，其实是在变相维护苏联在中国的“阶级专政”——马裂主义的殖民管治。为此，白左控制的诺贝尔委员会赏给他一个和平奖，也就顺理成章了。因为香港已经不是英国的殖民地了，大陆还是苏联的殖民地，这是白左猪狗喜闻乐见的。
【40、香港大学展现的最后殖民战争】
《香港大学：愈演愈烈的管理层“权斗”风波，截至目前我们知道什么？》（赵雅珊
BBC中文特约撰稿人2024年6月24日）报道：
港大校委会和校长张翔之间的矛盾在过去一年时间里走向公开化。
近期香港大学最高管治机构校委会和校长张翔之间的矛盾公开化，特首李家超宣布成立特别小组调查相关问题。特首介入后，双方未再“隔空交火”，但人事任命等争议仍悬而未决。
有评论认为港大风波代表了本地精英和外来精英之间的冲突，也有人认为此事不涉政治，只是和个人风格有关。
BBC中文通过采访评论人士和港大学生，梳理港大校委会和校长的核心矛盾，其暴露的问题由来和对香港高校的可能影响。
5月底港大校委会审议通过一份九人副校长名单，名单包括6名暂任副校长人选。此事再次点燃校长和校委会之间的争斗。
港大校委会和校长张翔之间的矛盾在过去一年时间里走向公开化，最新的争议焦点是副校长的人事任命权。
2023年9月，港大校委会收到针对校长张翔的匿名投诉邮件。邮件称校长张翔不当处理奖学金捐款、选拔港大医学院院长时用人唯亲，以及张翔更换用车，豁免招标程序等引争议。张翔对这些指控都逐一回应，称其“造谣”和断章取义。
收到匿名投诉邮件后，校委会主席王沛诗责成专责小组对针对校长张翔的指控展开调查。半年后，今年4月，调查结论指对校长指控不足以确立。张翔随即发声明称“终于还我清白”。
公众原以为港大争端就此告一段落。但一个月后，港大校委会和校长就副校长的人事任命权问题“隔空交火”并一度走向升级。
5月底港大校委会审议通过一份九人副校长名单，名单包括6名暂任副校长人选。
6月5日，校长张翔首次因相关事宜向港大全校师生发送邮件做出回应。港大在读学生转发给BBC记者的邮件显示，张翔指港大过去一年“内部纷争不断”，指责上月底校委会未经通知下，审议多名副校长人选“违反既定程序”，事前未咨询其意见，又指大学管理层对此一无所知。“这样的行为动摇香港大学学术自主的百年基石，不利香港大学和香港的稳定与发展，更谈不上吸引全球人才。”
校长和校委会的矛盾升级和白热化，双方并无休战之意。
港大校委会6月10日向港大师生校友发电邮，反驳张翔对暂任副校不知情之说，并逐一列举出张翔管治下“不符程序、不合常规现象”。校委会在电邮中强调上月底的委任是基于港大利益的集体决定，否认涉及“私人恩怨”。张翔本人则于6月11日晚再发声明还击，指王沛诗从来没有就委任事宜向他征询过任何意见，并指“有人不断恶意生事”。
外界如何看待港大之争？
香港资深传媒人陈景祥对BBC中文表示，根据香港传媒的报道，张翔在校委会属于少数派，校委会很多成员在港大多年，他得不到很大支持。医学院新院长任命一事上，张翔希望用美国背景的人，跟现有的在香港或者在英式制度培养很多年的医学院的教授就很明显有些冲突。
陈景祥认为：“张翔本身（上任前）跟港大没有特别联系。他代表新加入者，是美国式的方法跟旧有的、在香港大学根深蒂固的英式文化和人事制度之间的冲突。”
《亚洲周刊》在2023年10月一篇名为《港大破旧立新张翔网罗诺贝尔精英颠覆体制》的文章中称，港大过往作为殖民地精英的大学，被称培训“小英国人”，重视程序主义。而张翔作为科学家，致力建造吸引顶级科研人才的环境，不惜颠覆体制。
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硕鸣则在此前张翔被匿名投诉、校委会开展调查的节点发表评论称，“港大风波”不是个人恩怨那么简单，背后涉及建制中本地精英排斥外来精英，尤其是有内地背景的精英不受本地精英欢迎的状况。他将此形容为文化上的冲突、“香港转型期的必然”。
陈景祥则指出：“港大事件不涉及政治因素。起码我自己看不到有触犯《国安法》，其次也未看到有英美外国势力借这次事件破坏香港大学和香港高等教育声誉。”他进一步解释称，大家觉得双方都不是在政治上（中国）内地或现在中央政府不能接受的人。
对于副校长的任命冲突，陈景祥称：“校长实际上是打理大学校务的CEO，其实副手主要帮校长做，所以选人时，校长作为主要决定人是合理些。 但校委会主席很事事亲为（hands-on）, 就会有冲突。 这跟个人风格有一定关系。”
王沛诗是香港的执业大律师，是建制派召集人、“班长”廖长江之妻，于2021年被林郑政府委任为独立监察警方处理投诉委员会（监警会）主席，身兼多个公职。
也在同一年的2021年，时任特首林郑月娥委任其为港大校委会主席，任期三年，于2022年1月1日正式履职，将于今年12月31日届满。
张翔为美国籍，出生于中国江苏省南京市，在南京大学物理系取得硕士学位后前往美国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曾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研究领域包括材料物理、超材料和纳米光子学。
张翔于2018年7月接替提前离任的前港大校长、英籍肾脏科学家马斐森（Peter Mathieson）。2018年正式上任前，张翔曾因缺乏足够的学校行政经验以及对香港和香港大学的了解不深以及自身与大陆的关系密切而受到诟病。最终，张翔在质疑声中，以遴选委员会7票对4票的结果获推荐担任校长。2021年，香港大学校委会决定提前续约，将其聘期延长5年至2028年。
这也意味着，王沛诗正式上任前，张翔被提前续约，王沛诗无法处理港大校长的续任。有不愿具名的资深港大校友对《Yahoo 新闻》表示，张翔被提早续约，可能埋下了两人争斗的伏线。
香港反修例运动期间，港大学生曾称校长张翔为“失踪校长”，有师生校友批评其未保护学生。
2023年年末开始，张翔捐出自己七百多万港币年薪的一半给学校的"师友计划"，资助困难学生。
目前香港八所公立大学中，除港大校长张翔外，另有两位校长属于有中国内地背景的“海归派”学者，即香港理工大学校长滕锦光和香港岭南大学校长秦泗钊。
管理层争斗对港大影响几何？
BBC中文向港大校委会的四位全职教授和其他多位科系老师发去问询邮件，截至发稿未收到任何回复。这似乎也从侧面反映了港大内部对此话题的谨慎程度。
在中国社交媒体小红书上，港大学生将收到的邮件分享在该平台，并抱以“看戏”心态。一位在读港大学生对BBC中文表示，自己和同学都不太关心此次校政风波，也不清楚来龙去脉，他们的主要精力用于学习。
另一位在读港大学生对BBC记者表示：“我对这场争斗（的来龙去脉）不太了解，但我认为毫无意义。”
陈景祥表示：“长远来看，港大声誉积累超过百年，一两人不会轻易打垮它，也不会对港大有重大打击。但短期内起码大家会觉得全校最高层的两个人在斗，管治（问题）对老师会否有影响，对校内管理层士气有无影响？短期内一定会有，长期内未必。”
李家超也于6月18日表示，初步了解有副校长岗位悬空期间，在4年内换了5个人出任，指“不可能不影响行政工作”。
谢选骏指出：人问——香港大学：愈演愈烈的管理层“权斗”风波，截至目前我们知道什么？我看——这是香港大学展现的最后殖民战争！
【41、香港人逆向殖民英国的经验值得推广】
《英国BNO放宽一周年：香港农夫、社工、公关的移英经历》（林子晴BBC中文特约撰稿人2022年2月8日）报道：
黄如荣的耕作技术得农圃负责人欣赏，让他在农圃的示范位置耕作。
英国2020年1月底开始放宽BNO身份的香港人移居当地的规定，掀起一波港人移英潮。一年过去了，他们遇到怎样的挑战？如何适应、融入当地社会？又怎样继续为香港发声？
“我下了飞机后，就会是另一个身份。”当航班从香港起飞前往英国伦敦、手机再接收不到讯号时，在香港闯出名堂的有机农夫黄如荣才从繁锁的农场业务回过神来。
他转过头，问问身旁的太太，“下了飞机后，我到底要做什么？”
2019年香港爆发反修例风波之前，黄如荣是经常挂着招牌灿烂笑容、嘴边离不开宣扬“本地人吃本地菜”理念的有机农场负责人。
而Charlotte则是一名穿梭香港中环、能说会道的公关经理；与爱犬影形不离的Emily是大型社福机构主任级的外展社工，以能藉工作与高风险青年同行为自豪。
一场政治巨变，迫使三人作出离开土生土长之地的艰难决择。
英国2020年1月底开始放宽英国国民（海外）BNO身份的港人移居当地的规定，让他们相对容易与家人移居英国，掀起一波港人移英潮。
挥别香港、移居英国时，一些拥有大学学历、属中产阶层的港人不少面临要舍弃在香港打拼半辈子的事业，又要忍痛告面别家园的双重失落，对到埗英国生活后何去何从，模糊不定。
一年过去了，他们慢慢在英国安定下来，有人彻底转行低技术职位从头开始，有人学习融入英国社区，同时继续为香港事务发声。
黄如荣的邻居见他把家中后院改造成农地后，受他感染，决定把两家围栏拆掉，让他也把后园部分位置改成农地。
在香港经营有机农场而闻名的黄如荣，54岁，如许多移英港人一样，因为目睹香港2019年反修例风波以及《国安法》实施后的转变，感受到自由等核心价值遭到吞噬，决定为两名儿子的未来，抛下在港经营已久的事业，在2020年12月1日举家移居英国。
昔日，他在行内创出声望，时常有媒体访问他推动本地农业的理念。 在前往英国的飞机上，有电视频道刚巧播放他接受访问的片段，在自己的农场娓娓道来耕作理想。
在英国还能再执起自己钟爱的锄头吗？ 这个问题在香港前往伦敦的十多小时航程中，一直盘旋在黄如荣的脑海里：“究竟来到这里生活，需要把理念放下吗？ ”
他最后的落脚地在伦敦西南部京斯敦的新穆尔登，该处并非郊野，耕作空间有限，但他仍望奋身一试。
黄如荣在义务为京斯敦环保中心的花园作打理。
在新地方，黄如荣没有数以万计平方呎的大农场，没有专业团队在背后支持，他选择在家里的后院约四百呎大小的空间种植港人爱吃的菜心、韭菜和唐生菜。
他把那片“小农场”称为香港农场的英国分部，并开创新的经营模式，为有意种植的客人提供菜苗、改造后院成农地的服务。
“我无法进行生产农业，就转为服务农业；由卖菜转作为卖菜苗；由提供蔬菜予客人到教授客人如何种植。”他说。
现时黄如荣已累积了约百名客户，当中大多为港人，但亦有英国本地人。
在香港以往的名声，也令他移英后的生活，备受关注。
“当你在香港的农业已具代表性，为标志性的人物，大家对你有一定的期望。 但你到了英国，只能在后院里种耕，人人都有后院吧？……你要抛开别人对你的看法，接受重新回到起跑线。”
为了争取更多耕作机会和广结志同道合的朋友，黄如荣每周皆会在当区花艺会和环保中心担任义工，帮忙打理中心的花园和花槽，主持种植心得分享。
数月之后，他在新穆尔登农墟开始摆设摊位，获当地的社区农圃负责人特别发分一片篮球场大小的示范土地农圃，在区内带起种植蔬菜的气氛。
黄如荣与京斯敦环保中心环保中心负责人Pat Dobson经常交流英国与香港两地文化，一度聊起了英国奶茶与香港奶茶之别。
他在这里与邻里街坊建立关系，不会错过介绍香港的机会。“见到每个人，我都会介绍我是来自香港，种植香港蔬菜，所以有很浓烈的香港味道。”
他的活跃更让当地人也问他是否有意参选地方议会议员。
记者访问黄如荣当天，他由早上九时工作到晚上天色昏暗仍未回家，有认识的邻居主动与他打招呼，两人除了交流种植大计，也谈起了香港。
邻居奥多霍诺问黄如荣：“你来自香港吧？ 那里还好吗？ 我在报纸看到说很多香港年青人都移居英国来了。”
黄如荣的语气增加了几分严肃，“你说局势？糟透了。你在新闻些看到的都是事实。我们只是为争取自由而站起来。”
对于黄如荣来说，在英国，即使重过新生，对香港的挂念并没有减退，这种怀念不单是乡愁，而是一种好像未能帮助香港的责任。他感慨地说：“感觉好像遗忘了香港，忘记了这群仍在里面很困苦的人，很不舒服。”
但他强调，自己不会抛下以往的理念，会继续用时间去做正确的事。 “不是因为身处的地方不同，我们就会把从前的理念抛下不顾……认为对的事，当然要用一生的时间去实践吧！”
公关：“落差是非常大”
Charlotte指，即使移英后要转换职业，但仍以能透过工作与社区保持联系感到快乐。
46岁的Charlotte在香港曾先后任职过财经记者与公共关系经理，担心儿子接受“重爱国、轻批判”的教育，与丈夫携儿子于2021年四月移居英国。
但她并不如黄如荣般幸运能够重操故业，她未有信心能够在英国重投公关职场，为生计辗转到一家高档连锁百货商店任职。 以往在地产公司领导公关团队的中产阶层，现在要适应担任售货员的转变。
纵然她享受工作压力更小，但仍说：“落差是非常大，试过多个小时没有客人，只能站着，会感沉闷，反问自己是否能更好利用这些时间。”
英国内政部的调查显示，透过BNO移英的港人中，69%的人持有大学学位或以上，九成的人从事文职、专业人士或经理级别以上的管理阶层。
而根据英国港侨协会的统计，受访的移英港人移居前最多是从事金融和保险、信息和传讯和教育行业，各范畴占整体一成左右；近四成人为中层管理职位。 但移民后，最多人从仓库及运输业，其次为科学和科技专业，接着会为酒店餐饮业、零售批发业，各范畴占整体一成右左。
许多港人需要投入比先前工作技术较低的行业，而他们的语言障碍、欠奉资历认证，成为求职最大障碍。
Charlotte对BBC中文坦言，长期目标仍然以重返公关职场为主，“长久下去，可以这样（当售货员）吗？ 这是个很大的问号。”
社工：继续帮助香港青年
Emily携同爱犬移居萨顿，因爱犬长时间需要人照顾，难觅工作。
“我知道，自己不是能够躺平过日子的人，”58岁的移英港人Emily（化名）说。
她曾在香港担任社工，主要辅导高风险青年，多年来，她过着典型中产的生活，在香港有车、有房，也有外佣照顾爱犬，却不甘在要噤声求存的社会生活，决定离开自己多年来的家。
2019年时，Emily是民间人权组织“民权监察”的人权观察员，经常出现在示威冲突现场，在催泪烟弥漫与弩拔剑张间，用自己的专业，站在警员和年轻示威者中间，作调解与缓和冲突工作。
示威浪潮过后，香港落实《国安法》，她的义工同僚要不被捕、要不噤声，她在2021年4月移居英国，决定继续发挥自己的所长，帮助有需要的青年。
在移英港人群体中，一些年轻人属于前线示威者，因为在香港面临控罪而在手头拮据下移英，无法如中产专业人士般轻易找到生计和融入英国的生活。
Emily主动与在英港人教会团体联络，为旗下的青年短期往宿计划服务，并为有需要年轻人配对一些愿意提供免费住宿的家庭。
Emily说，她接触的很多年轻人为了急于逃离香港，向亲友借钱作签证申请的财政能力证明，获批后全数归还，有人移英时口袋仅剩数千港元。
“我接到了一个案，他即将会来到英国，刚刚（从社会运动有关的案件）脱罪，有可能再被控方上诉，需要离开，但完全没有经济能力，只有数万港元，还尚未缴交签证费用与移民医疗附加费（约1740英镑、合1.8万港元）。”
“很多人要在一两晚之间，决定去留，不知明天的生活会怎样。”她说。
住宿是一大问题，而这些年轻人的精神健康，则是另一大问题。她说，多名求助者深受情绪困扰， “过来两年香港发生的事，对他们留下很大烙印，很多伤痕，从来没有处理，一到埗英国，就开始爆裂。 ”
有一位母亲，因面临检控威胁，而急忙带同两名幼子移英，但Emily无法找到愿意收留她们的义务家庭，爱莫能助。
Emily也盼望英国政府能认知到现存的社会服务空缺，能伸出援手，在这些港人到埗最初期，扶他们一把。
Emily每周会参与英国政府出资助港人融入的英文班，多结识朋友。
“期许和现实的差距”
以往华人移居英国，会依靠当地的华人团体，适应新生活，但这一代新到英国的港人，却不多有团体性的协助，去接触公共服务。
伦敦克尼华人社会服务中心经理林怀耀解释，移英港人因政治立场，并不信任当地一些华人团体。
“当英国200多个华人团体发表联署声明支持香港《国安法》立法，香港人找谁去支持他们的融入呢？”他说。
林怀耀说，现时英国有慈善团体有意向港人提供短暂房屋，但不知从何入手去把信息传达给有需要的人。他认为长远支持到埗港人来说，港人成立组织才是唯一出路。
英国杜伦大学杜会工作学系助理教授江瑞婷对BBC中文表示，以往多次香港移民浪潮，皆是由对中国政权的未知与恐惧而触发，“但现在这一波的移民潮，更多的是由亲历当权者暴力而触发。”
“正正因为政权的暴力破坏了他们的家，他们背负着一种社会责任，一个历史责任，要去在家园以外去建立另一个家。”
江瑞婷说，不少港人对英国抱有的期许会与他们移民后的实际经历存在差距，但“当大家视离开为对政权的示威，他们会不敢、或不愿承认这里的生活未有预期的好”，
“而且，大家离开时，有很沉重的罪疚感”，感觉离开是舍弃了对香港的社会责任不顾，于是人在海外，有感必需投入建构香港社群。 然而，在社会提供的配套尚未完善下，要实现那份期许时步步为艰，“心理上会有很大负担”。
“希望做到最好”
根据英国内政部数字，截至去年九月底，总共有逾7.6万人成功申请BNO签证，获准移居或继续居住在英国。不少港人聚居于曼彻斯特、雷丁与大伦敦区泰晤士河畔京斯敦、萨顿等地区。
在这些港人聚居地，英文班、兴趣组、服务本地弱势的义工团等等一个个小组渐趋成形，也为声势更大的为声援香港政治情况的组织行动。
Emily正协助应当地萨顿图书馆的邀请，提议一份中文书清单，当中包括在香港因言论审查遭下架的书籍；
Charlotte于一月初参与筹办在京斯敦的一场声援香港新闻自由的人链活动。 “既然走了出来，就不能躺平，不行动就一定没有结果，”她说；
至于在飞往伦敦的航班上曾经忐忑一路的黄如荣，他也在反思自己的经历。从农圃回家的路上，他说，“这一年，很用心去融入英国社会，希望做到最好……为香港人加分。”
谢选骏指出：香港人的上述遭遇，为逆向殖民英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内乱虽然是国家的不幸，但却成为民族扩张的契机——秦灭六国、五胡乱华、安史之乱、辽金元清的蹂躏，直到近代的八国联军和日本苏联的相继入侵……导致大批中国人全球流离失所。其第一站就是香港，其第二站就是台湾。现在香港沦陷了，中国人才有机会“进一步逃亡英国”；如果台湾继续沦陷，那就会再增加一个中国人“进两步逃亡全球”的良机……那样就不仅是香港人逆向殖民英国，而是“中国人逆向殖民八国联军的全体祖国”了！这就是“捅了马蜂窝”的后果。
【42、鸦片战争的最新回合在台湾】
《西方已没有任何退路》（2023-04-10 中央社 ）报道：
美国应该保卫台湾吗？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拉契曼撰文表示，这不是一场抽象的辩论，台湾在经济、战略与政治上的全球重要性，让美国和其盟友有坚实理由捍卫台湾。
这件事上 西方已没有任何退路
过去这个周末，中共启动3天环台军演，模拟同时攻击台湾多个目标。为因应中国对台湾不断升高的军事压力，美国总统拜登已4度承诺，美国将保卫台湾免受中国攻击。
拉契曼（Gideon Rachman）说，对一些美国人而言，拜登的承诺近乎疯狂。华府智库“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的班都（Doug Bandow）就抱怨说，“大多数（美国）决策者都准备冒著国家自杀的风险来保护台湾”。
厌战的美国为何威胁要与拥核的中国作战，来保卫这个距离中国海岸约160公里、人口2400万的岛屿？
欧洲部分国家对捍卫台湾的质疑甚至更明显。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上周结束访中行程后，暗指法国不会动一根手指来保护台湾。他对政治新闻媒体Politico谈到台湾议题时表示，欧洲面临的“巨大风险”是“陷入不属于我们的危机”。
拉契曼说，事实上，少有人预期欧洲军队会直接捲入台海衝突。但马克龙等欧洲政治人物的态度非常重要，因为这会影响北京衡量攻击台湾的经济和外交成本。对欧美领导人而言，漠视台湾议题的确能让日子轻鬆不少，然而，中国强行吞并台湾将对全球产生深远影响，无论是巴黎或美国大众阶层，很快都能感受到。他说，支持台湾有3大理由，首先是关于全球政治自由的未来，其次是全球权力平衡，第3则攸关全球经济。这些构成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应当帮助台湾脱离北京控制。
中国共产党主张，一党专政对中国来说是完美体制，坚称美国应停止试图提倡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因为这些价值观在西方运作不佳，且会对中国这样的共产社会文化带来灾难。但拉契曼说，蓬勃繁荣的台湾正是中华文化与民主完全相容的铁证，它的存在让世人对有朝一日中国本身的运作保有另一种愿景。
拉契曼说，北京已经侵蚀并摧毁了香港的民主未来，若允许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台湾如法泡製，独裁统治将在华语世界根深柢固。由于中国是21世纪新兴的超级强权，这将对全球产生黯淡的政治影响。
如果中国粉碎台湾的自治，无论是透过入侵或迫使台湾非自愿加入一个政治联盟，美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都将遭受重大打击。面临印太新霸权，区域各国也将有所回应，多数国家会选择透过改变外交与国内政策来适应北京，而竭力避免触怒这个敏感新霸权的立场，将迅速限缩中国邻国的言论与行动自由。
中国在印太地区的主导地位也将对全球产生影响，因为这个地区占全球人口和国内生产毛额（GDP）约2/3。如果中国主宰此区，意味著中国将很快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国家。拉契曼说，认为欧洲将不受这种全球权力转变影响的想法很荒谬，欧洲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仰赖美国来对抗中国的专制盟友俄罗斯。
有些人可能会辩称，“霸权”这类抽象概念对一般民众无关紧要，但台湾拥有独特的经济发展，一旦遭受控制，全球生活水准很快就会受到重大影响。
拉契曼说，台湾生产全球逾60%半导体和约90%最先进半导体，从手机到汽车再到工业机械，现代生活所需的各种装置都使用台湾芯片，而中国攻台恐摧毁生产这些芯片的工厂。
倘若台湾芯片厂未遭摧毁，落入中国手中，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也很巨大。掌控全世界最先进半导体将使北京得以掐住全球经济咽喉。况且，美国已发现要複製台湾半导体产业极其困难。
拉契曼说，这些经济、战略及政治考量，为美国和其盟友捍卫台湾提供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没有一个心智正常的人希望美中开战，但无论现在还是过去，有时必须为战争做好准备，以维持和平。
网民嚎叫：
Sans2000 今天 04:07
綠媒不是說「今天烏克蘭，明天台灣」嗎？所以，看看美國在烏克蘭今天的表現，就知道明天會在台灣做什麼。
外星人 2023年04月10日 23:03
就看有没有这个魄力，直接宣布独裁习家党为非法伪政权，赶出联合国，承认台湾为我大中华唯一合法政府。实现我大中华真正的统一。鄙视留着大汉奸发型分裂我大中华的民族罪人赖清德
BBC12 2023年04月10日 21:46
畏畏缩缩， 只敢动用百万五毛阉狗天天嘴炮轰轰，支共有本事拿出1955年取一江山的军事手段来， 如何？？？
must 2023年04月10日 21:32
歐洲是歐亞大陸的一部分，不屬於美國，法國是盎格魯薩克遜海權的宿敵，根本利益和英美不一致。一旦失去台灣，海權的第一島鏈就從中心被撕開，邊界就會退到第二島鏈。
must 2023年04月10日 21:23
全都是井蛙之見! 台灣的真正重要性，在於它是海權陸權全球爭霸的東部邊界－第一島鏈的中心
谢选骏指出：《金融时报》的文章似乎充满了“英国式的煽动”——英国的参与似乎使得台海两岸的中国内战具有了新的意义——变成了1840年开始的鸦片战争的延续！一直没有结束的中国百年内战，也就成为“鸦片战争的最新回合在台湾海峡展开了”！而要彻底战胜英国的鸦片贩子，完成历史力学的反弹，还需要更新的回合——收复蒙古、西伯利亚、直取进军英国本岛——占领伦敦、火烧白金汉宫，那才算是鸦片战争的最后落幕！那时候，全世界的毒品贩子，就被一扫而空了。
【43、鸦片战争还算汉人的解放战争】
《你所不知道的鸦片战争 —— 鸦片战争系列之三》（王蛮子历史爱好者 2020-10-16）报道：
1、林则徐对英军战力严重误判
《林则徐集·奏稿》第676页载：1839年9月1日，林则徐在上奏道光帝的夹片中称：“夷兵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一仆不能复起。”林则徐对英军陆上战力的严重误判，是导致后来清军在陆上战场同海战一样屡战屡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2、裕谦残杀英俘
1840年7月，英军占领舟山，遇疟疾瘟疫，病死448人，集体葬于定海。英军撤走后，江浙钦差大臣裕谦立即命人掘开英军坟墓，将数百具英军尸体挖出“剉戮”，然后抛尸大海。
1841年3月，定海军民捕获一名掉队的英国俘虏。裕谦闻知后，命令凌迟处死，枭首示众。
1841年9月，镇海军民捕获英鸦片船“莱拉”号上两名普通船员，裕谦下令将一名白人船员剥皮抽筋，制作自己坐骑的马缰，然后凌迟枭首。对另一名黑人船员则剥皮枭首。
尽管当时尚无善待战俘的国际公约，但如此非人道对待敌方尸体和俘虏，实在是骇人听闻。道光帝对裕谦的极端手段多有赞赏，在其凌迟处死英国俘虏的奏折上朱批：“所办是”；在其对英船员剥皮抽筋的奏折上朱批：“甚有定见。”
3、奕山赴任的盛大场面
1841年1月30日，道光帝授奕山为“靖逆大将军”，率两万清军“星夜兼程”，南下广州“进剿”英夷。奕山受命后，于2月16日浩浩荡荡，离京南下。当时任俄国东正教教士团监护官的俄国外交官柳比莫夫，目睹了奕山的出征场面，给国内的报告中这样写道：“我有幸看到这个美妙的场面。将军被抬着，他的陪同人员有的乘马车，有的骑马。不算各种官员，他的随从侍者就有50人。就拿与我们教士团联系的官员来说，他与将军一起出发，也带了约10人。有的人拿弓，有的拿箭，有的拿床垫、枕头，等等。我国如有人接到命令要出发，骑上马就走，而这里不是这样，你等着听童话吧，事情得慢慢做。譬如说，将军打算到前线去20天，而抬他就得30天。”4月14日，奕山一众人马到达广州，耗时57天。
三个多月后，英国外相巴麦尊命璞鼎查接替义律为驻华全权代表，立即赶赴广州。6月5日，璞鼎查离开伦敦，8月10日达到澳门，总计耗时67天，其中在印度孟买呆了10天，与印度当局商量出兵中国事宜。如除去在孟买耽搁的10天，璞鼎查从伦敦到达广州和奕山从北京到达广州的时间竟然是一样的，而伦敦到广州的直线距离是北京至广州的五倍多，且水陆路并用。这不仅仅是科技、器物的落后，更多的是体制和观念的落后。这难道不是清军必败的重要原因吗？
4、“果勇侯”杨芳迷信鬼神
1841年3月5日，参赞大臣杨芳匆匆赶到广州，接替被道光罢免的琦善，试图扭转广州一败涂地的战局。据《粤东纪事》载：“杨侯初来，实无经济，惟知购买马桶御炮，纸扎草人，建道场，祷鬼神，然尚添造炮位、军器、木排等事。”杨芳认为英军取胜，“必有邪教善术者伏其内”，杨芳深信以当时被视为最不洁的妇女溺器迎战蛮夷，即所谓“以邪制邪”法术，方可克敌制胜。一个曾立下过赫赫战功的前敌总指挥，竟然信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这仗能打赢？
5、中国百姓搭救了义律
1841年7月20日，英国新任海军司令伯麦和英国全权代表义律一同乘船从澳门赴香港英军基地，途中遭遇风浪，桅杆被打断，船被海浪刮到一座无名小岛上。伯麦和义律在荒岛上度过一晚。第二天，他们遇到了两名岛民，义律一行按要求扔掉了武器，脱掉军服。经过一番讲价，岛民答应以3300元报酬将他们送到澳门。7月23日，风浪平息下来，他们乘坐岛民的小船前往澳门。途中，一艘官府的船经过，岛民迅速把伯麦和义律等人推到船舱里，并用芦席把他们盖住。官府船上有人问是否看到一艘失事的英船，岛民回答没有。不久，他们遇到了一艘葡萄牙商船，义律、伯麦等人被接上船，安全送到澳门。清政府开出的义律和伯麦的人头费分别是10万元和5万元，而这两位岛民拿到的只是悬赏价格的百分之二。
6、闽浙总督颜伯焘的贪腐
1841年8月，厦门战役清军惨败，闽浙总督颜伯焘临阵脱逃，被道光帝革职还乡。时任汀漳龙道的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详细记录了颜伯焘还乡路过漳州的“盛况”：“前帅回粤，道经漳城。二月杪，县中接上站差信，预备夫马供张。至初一日，即有扛夫过境，每日总在六七百名。至初十日，余与英镇迎至十里东郊，大雨如注。随帅兵役、抬夫、家属、舆马仆从几三千名……。”颜伯焘1841年2月到任闽浙总督，次年1月被免职，短短一年时间，还乡时竟有如此浩大辎重，需要上千抬夫运送，其中又有多少取之于国库下拨的海防资费，可想而知。清朝的腐烂已至根部，注定了清朝屡战屡败的命运。
7、宁波清军也有和英军一样的先进大炮
1841年10月10日，英军攻克镇海，缴获清军大炮150门，绝大部分大炮都非常落后，射程近，无法上下左右转动，容易炸膛，但其中有一门大炮和英军使用的大炮一模一样，说明当时清朝完全有进口渠道购买欧洲产最先进的大炮，但清朝政府因为对即将到来的战争估计不足，从未把“蛮夷”放在眼里，宁可花大量国帑建楼堂馆所、豪华墓冢，也不愿在军备上早作准备。
8、战争已快结束，道光帝对英国竟一无所知
1842年5月1日，道光帝收到奕经发自杭州的奏折，称有英俘在清军手上，将予审讯。道光立即发谕旨，要求向英俘详细了解英国所处地理位置，距离中国有多远？来华途径哪些国家？英女王何以成为一国之主？有无匹配？其夫现为何职？在华钦差、提督等是否系女王所授？在华所有兵力由何人指挥调动？该国贩卖鸦片于中国，其意图是只求其财抑或另有图谋？战争都打了近两年了，道光帝对敌方的情况还几乎一无所知，其昏聩颟顸可见一斑。传教士南怀仁曾经为道光爷爷的爷爷康熙帝绘制了一张当时中国最精美的世界地图《坤舆全图》，上面精准地标注了英国的地理位置，这张地图躺在紫禁城的库房里一百多年，早已积满尘埃。
9、海龄在镇江滥杀民众
1842年7月15日，英军先遣舰队到达镇江长江江面，鸦片战争最后一战镇江战役一触即发。镇江城内有满人数千人，汉人长期受满人欺辱，满汉矛盾尖锐。当战争迫近，大量汉族民众纷纷举家逃难，镇江守将满族人海龄竟命令关闭城门，任何人不得逃跑，并杀一儆百，以汉奸罪诛杀欲逃跑汉人13人。海龄还命令枪手对早晚间出现在街市上的汉人予以击毙，民怨沸腾，汉人认识到对生命财产安全的威胁不是来自外敌而是所谓的城市保卫者，造成许多汉人或明或暗帮助英军。史书记载海龄自杀殉国，而民间盛传海龄是被愤怒的汉人所杀，很难说是空穴来风。
10、《南京条约》中并无治外法权
历史教科书上告诉我们，“治外法权”（即领事裁判权）是《南京条约》中对中国最不平等也是对中国戕害最深的条款之一。但实际上，最初的《南京条约》中根本未提及“领事裁判权”。签约前，英国外相巴麦尊给璞鼎查的训令中指示：“若清政府同意割让海岛，条约内可不提此要求。”英国政府自觉要得太多都不好意思开口，而昏聩的清政府竟然自愿往绞索里钻。《南京条约》签订后，双方就未尽事宜进一步磋商，清政府代表耆英给英方的照会第8项是这样写的：“此后英国商民，如有与内地民人交涉案件，应即明定章程，英商归英国自理，内人由内地惩办，俾免衅端。”祸害中国近百年的“治外法权”，竟然是由清政府主动提出，拱手相让。清朝抛来如此“友好”的大绣球，英国政府不接都不好意思。璞鼎查如获至宝，喜出望外，对耆英的“宽宏大度”赞美有加：“足表贵大臣求免争端之实心矣。”就这样，“领事裁判权”在1843年10月3日签订的中英《虎门条约》附件中被确定下来：“倘遇有交涉词讼……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
11、道光颁旨允许英国人入广州，又为英人无法入城而窃喜
根据中英两国补充条约，英国人于1849年4月6日起可自由出入广州城。此时已油尽灯枯的道光帝对这一条款一直耿耿于怀，大有死不瞑目之势（不知道为什么道光这么畏惧英商进广州）。但因广州当局阳奉阴违，暗中鼓动民众阻止英人入城，英国政府恐生事端，一直未敢进入广州城（这也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之一），同时跟两广总督徐广缙交涉。徐广缙生怕惹事，给道光上奏曰：“拒之过峻，难免激成事端。”道光无奈，回旨曰：“暂准入城以践前约。”此时好消息传来，因广州民众反对英商入城的抗议日隆，英人决定暂时放弃入城。这简直如一剂强心针，令已处弥留之际的道光帝回光返照，立即封徐广缙为子爵，封广东巡抚叶名琛为男爵，盛赞广州民众“深明大义，有勇知方”。清政府在允许英商进入广州的条约上签字画押，道光帝又亲自颁旨允许英国人入广州，但同时又暗中使绊，阻碍英人入城，为英人无法入城而窃喜，充分暴露了清政府虚与委蛇、首鼠两端的心态，处于劣势就投降服软，一旦局势稍有反转，立即毁约翻脸，正如郭嵩焘所言：“因愚蠢而行蛮，行蛮不成则使诈，使诈失败则跪地求和。”
12、太平天国曾派军队帮助英军，遭英军拒绝
1856年11月，一支由1500名太平天国起义军组成的船队试图驶入广州港，扬言将帮助英国人进攻广州城。但遭到了英国人的拒绝，英军派出舰队阻止了太平军的船队进入广州。英国从多方面利益考虑，对太平天国的理念以及做法极不信任，同时也说明英国政府始终没有将推翻清朝政府作为目标。
13、刘韵珂“阴招抗英”
根据中英《南京条约》，福州为新开放的通商口岸。1844年，英国驻福州领事李泰廓到任，福州正式对外开放。时任闽浙总督刘韵珂深知军事上不足以抗英，另辟蹊径，暗使阴招抗英。首先刘韵珂闻知英人对武夷山的茶叶感兴趣，即派兵役在道路上设卡刁难茶农茶商，使其感到不便而改道广东；其次是派出便衣，四处放风，说夷人擅长坑蒙拐骗，劝谕福州商贾不要与夷人做买卖。1845年，福州的对外贸易额仅37万元，福州不适于经商的恶名远扬，外商避之唯恐不及，1846、1847两年竟无一艘外船光顾福州。刘韵珂治下的福州，名为开放，实为闭关。刘韵珂对阴招抗英颇为得意，在给道光帝的密片中说：“福州竟不通商，数年后，该夷灰心而去，则省城根本之地，不令非我族类实逼处此。”道光帝对刘韵珂的“阴招抗英”十分赞赏，充分暴露了清朝政府打开国门只不过是因为武力抗英失败不得不采取的权宜之计，骨子里仍然坚持闭关锁国政策。
14、英军招募中国人入伍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军在广西招募了700名客家人充实军队。这些客家人对清军作战毫不手软，冲锋陷阵，应勇杀敌，成为英军的主力。满清政府长期歧视边远地区客家人，极力消灭客家文化，遭到客家人的怨恨。
英军还在香港、澳门等地招募了2500名中国自愿军加入英军。这些无家无业的流氓无产者，来自最底层的苦力，他们跟随英军远征北方后，香港等地的治安大为好转，间接证明这些人平时的生存状态。英国人对这些中国兵心怀疑虑，慷慨地发给每月9两白银的报酬，却不敢给他们发枪，只发给他们大刀长矛，为英国人充当炮灰。1860年7月31日，英法联军在北塘登陆，北塘守军未开一枪一炮，弃城而逃。英法联军进入北塘，被当作“解放者”受到两万多汉族民众的欢迎，市民还告诉联军僧格林沁部队逃走时埋地雷的地方。在北塘，英军招募的2500名中国自愿军犯下了奸淫抢劫的滔天罪行，杰克·比钦《中国鸦片战争》中称：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残暴的恶棍，他们在城中大肆抢劫，犯下重重罪孽，令人发指。”英军宪兵司令柯恩上校下令鞭打30人，制止了抢劫活动的蔓延。
15、英法俄使要求见直隶总督谭廷襄，遭无理拒绝
1858年4月24日，英法俄三位全权大使给直隶总督谭廷襄递送一份联合照会，照会要求“中国皇帝授权一位大臣会见三国使节”，遭谭廷襄拒绝，称他无权与外国人交涉（这是实情）。谭还在回信中将英国女王的名字小写而不是采用通常的大写，额尔金认为这是对英国女王的侮辱。俄国全权大使普提雅廷给谭廷襄的信中，要求谭廷襄接受英法俄的条件，以避免流血，徒耗生命。谭廷襄回复普提雅廷说：“只会损失中国人的命。”
16、中国拖船帮助英舰解困
1858年5月，英法军队进入白河（今称海河），准备进攻天津。由于处于枯水季节，多条战舰搁浅。令人想象不到的是，解救英舰的竟然是不满外族统治的当地的中国人。据美国人特拉维斯所著《鸦片战争》载：“这些中国人都自愿用拖船帮助外国人，他们对‘解放者’非常热情，甚至拒绝接受外国人为此支付的报酬。”
17、屡战屡败，“天朝上国”的自信心依然爆棚
1844年，中法缔约谈判中，所有条款均已顺利达成“共识”，想不到在法王的称谓上发生了冲突。法国谈判代表拉萼尼要求写明路易·菲利普为“法兰西国大皇帝”，以能与“大清国大皇帝”相匹配，遭到耆英的拒绝，耆英认为法兰西国王低于大清国皇帝，不能与中国皇帝平起平坐。在拉萼尼的坚持下，耆英担心引起道光帝的不悦，最后私下作了如下技术性处理：将中法皇帝称谓全部删去。
1858年6月4日，英法联军舰队进入天津，清朝派出桂良和花沙纳来到天津与英法俄使节谈判。最终形成中英（法俄美）《天津条约》。中英《天津条约》中，英国坚持写入：今后不可在任何文件中出现英国人感到备受羞辱的“夷人”字眼，以示两国之间的平等。
两次鸦片战争中清朝一败再败，几无胜绩，可心底里仍然将英法等国视为未开化的“蛮夷”，依然以“天朝上国”自居，这种莫名其妙的自信真不知来自哪里。
18、清政府羞辱美国公使
1859年7月，美国公使华若翰按清政府要求绕道北塘（离京160英里）进入北京。清政府为羞辱华若翰，为华若翰提供了一辆没有弹簧没有坐垫的马拉木车。一路颠簸前往北京。途中华若翰腰酸背痛，实在无法忍受，宁可下车步行，受尽羞辱。7月27日，清朝官员终于高兴地看到西方列强的代表像个农民似的用双腿走入京城，无不暗暗窃喜，满足了那点可怜的“精神胜利法”带来的心理喜悦。距乾隆要求马嘎尔尼三叩九拜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清政府仍要求华若翰在见咸丰帝时按规矩叩头九次。华若翰断然拒绝，说：“我可以向上帝和女士磕头。”一位清朝官员说：“皇上就是上帝。”华若翰提出了一个折衷的方案：“我愿意脱掉帽子，深深鞠躬，迎接皇帝陛下，愿意站着，愿意只有在回答问话时才开口，愿意倒退着离开，陛下在时绝不转身。”清政府也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要求华若翰深鞠躬时用手触地。但仍遭到华若翰的拒绝。为了磕头一事，经过十多天的拉锯，最后达成了一个十分可笑的妥协：见皇帝时，华若翰把腿放在桌布后面，皇帝假装他在下跪，而实际上并未下跪，双方皆保全了面子。正在此时，传来英法联军进攻大沽口失败受到重创的消息，咸丰帝立即反悔，坚持要求华若翰行九叩大礼，当然遭到华若翰的再一次拒绝。最终，皇帝下令驱逐华若翰和他的随行人员。
19、英俘因不愿下跪被砍头
1860年8月12日，英军两名负责给军队运送酒的士兵，因偷喝了过量朗姆酒，酒醉不支，迷失方向，被清军俘虏。清军强迫俘虏下跪磕头，一位士兵照办了，另一位叫莫西的爱尔兰人拒不服从，被当场砍头。几天后，磕头的士兵被释放。消息传到伦敦，《泰晤士报》发表了一首诗，以纪念拒不向敌人磕头的莫西：“……一名英国少年愿意赴死，两眼一眨不眨，双膝没有弯曲，在可怕的死亡边缘没有犹豫，从容走进他红色的坟墓。”
20、鸦片馆里的骇人一幕
1860年9月20日，英法联军和僧格林沁的部队在京郊张家湾激战。清军战败溃逃，联军进入张家湾，见到了骇人一幕：一家鸦片馆里几十名妇女，从牙牙学语的幼童到垂暮老人，她们吞食了大量鸦片以求自杀，已是奄奄一息，挤成一堆。这些妇女听信了清政府的宣传：蛮夷见到女人就强奸，无论老幼，还烹食小孩。与其落入蛮夷之手，还不如自行了断。随军翻译罗伯特·斯文霍回忆道：“其中一些人意识还很清醒，可能是长期吸食鸦片，对鸦片的毒性有很强的抵抗力，有人哭喊着：‘让我死吧，我不想活了’。”联军马上找来了随军医生，给她们灌肠洗胃，最后只有一人没有救活。
21、对皇上最忠诚的是太监
1860年10月6日下午，法军先英军一步到达圆明园。法军原以为将有一场硬仗，皇帝卫队会殊死保卫圆明园，但实际上清军已作鸟兽散，法军基本没有遇到武力抵抗进入圆明园。圆明园里有500名皇宫太监试图阻止法军，他们高喊着：“不要亵渎圣物，不要踏进圣殿”，法军向这些可怜的手无寸铁的太监开枪，打死了约20人，其余太监皆逃之夭夭。接着发生了大劫掠，谁都无法阻拦联军官兵的大肆掠夺，大批奇珍异宝被抢走。
22、故宫差点被付之一炬
在如何对清政府虐待和杀害联军俘虏进行“报复性惩罚”的问题上，法军指挥葛罗和英军统领额尔金发生了矛盾，葛罗建议火烧皇宫（今天的故宫），额尔金最后拒绝了葛罗的建议，因额尔金和恭亲王之间曾有约定，恭亲王答应交出折磨、虐待和杀害英俘的狱吏，额尔金承诺不破坏京城建筑物。圆明园位于京城外，这给了额尔金为下令火烧圆明园狡辩的理由。10月18日，“作为中国政府所犯邪恶罪行的抵偿”，英法联军焚毁了圆明园。
如果当时额尔金听从了葛罗的建议，我们今天将看不到宏伟的故宫了。
谢选骏指出：总的来说，鸦片战争以后汉人的地位大大提升，因为鸦片战争实际上解放了汉人——无论后来的太平天国还是湘军淮军，都是例证。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说林则徐不是什么爱国者，而是一个大汉奸——就像在美的“福建爱国同乡会”。所以他后来还衔命满狗前往镇压汉人起义，好在林狗死得早，没像曾国藩李鸿章一类的杂狗，浑身沾满了汉人的鲜血。
【44、鸦片战争两百周年摧毁英国】
《芬太尼及类似产品：“中国造”合成类毒品泛滥为何难以遏制？》（BBC 2024年4月22日）报道：
十多年前，森美（化名）离开四川老家，到中国北方上大学，成为家里第一个大学生。
她主修英语，梦想成为一名教师。她从未听说过合成类鸦片药物（synthetic opioids）。
毕业后，森美在河北石家庄一家化工企业找到工作，向世界各地的客户销售她认为是化工产品的东西。她每天都练习英语，在网上与客户交流，每完成一笔销售都能赚取佣金。她的教师梦很快就退却了。
“也许其他人和我一样……一开始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卖什么，但当我们发现时，我们已经爱上了这份工作。”她说，“这份工作挺赚钱的。”
森美不太像传统的贩毒者。据国际执法机构估计，可能有成千上万的在线销售员为中国的非法制药和化工企业工作，这些公司生产并走私实验室非法制造的药物。
美国政府长期指控，中国大量输出芬太尼（fentanyl）等致命毒品到美国，中国政府对此否认。
毒品芬太尼为何成为中美关系的重要议题
芬太尼是一种合成类鸦片药物，效力比海洛因强50倍。美国表示，中国制造的合成鸦片药物引致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毒品危机。中国政府则一直否认这些指认。2022年，超过7万名美国人死于过量服用芬太尼。
根据美国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Select Committee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的报告，中国政府提供补贴给公开贩卖非法合成药物的企业。该报告在网上发现了数以万计帖文，为非法药物和前驱药物（pre-cursor）打广告。
研究报告称，“国有独资”企业参与了走私毒品。中国政府一直否认对这种非法毒品交易知情。
许多人像森美一样，似乎无意中卷入毒品交易。他们起初不知道自己在网上销售的产品及其致命后果，但也有一些人清楚自己在卖什么。
每天早上，莎拉（化名）都会在社交平台发布照片和影片宣传药品，包括合成大麻素（synthetic cannabinoids）、摇头丸（MDMA）的前驱药物，以及异硝氮烯（nitazenes，又称“科学怪人”）。后者是一种合成鸦片药物，效力甚至比芬太尼强50倍。
莎拉从国际贸易系毕业，目前替一家网络平台工作，她说：“我们在英国有很多客户，与他们合作过很多次。”
当记者提出质疑，她并没有陷入贩毒的道德讨论。她称自己从不过问客户如何使用她出售的产品。
英国国家打击犯罪局（National Crime Agency）认为，毒贩正在将合成类鸦片药物与海洛因等街头毒品混合使用。
当局称在过去9个月，已有超过100人的死亡与异硝氮烯（nitazenes）有关，这使得卫生专业人士警告说，英国可能正面临一场毒品危机。
BBC在网上发现了数百个异硝氮烯广告，有供应商声称会用快递发送货物，但会在货物上贴上其它标签，并将药物藏在假包装中。BBC还看到中国在线销售员提供的快递追踪号码，他们称已经在英国各地成功送货。
莎拉大学毕业后就进入这个行业，已经工作了两年半，她认为自己在销售化学品。她说：“我了解大多数产品。”
“我的老板经营这家公司七年多，他认识很多客户和货运代理。如果产品被扣，他的损失最大，所以他会尽最大努力让产品顺利到达你手中。”
今年3月，英国政府将15种合成类鸦片列为A级毒品。根据该国的《管制药物法案》（Misuse of Drugs act），供应或生产毒品的人可被判终身监禁，藏毒者则可被判囚七年。
根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的资料，中国有4万至10万家制药公司。
2023年底，该办公室时任地区代表杰里米·道格拉斯（Jeremy Douglas）说：“长期以来，亚洲最重要的制药业和最大的化工行业之一一直在中国。我们看到该地区其它国家的产业也在增长。”
“虽然这两个行业都受到监管，但监管难度高，因为规模庞大，产品的运输方式也很多。包裹邮寄、空运和海运集装箱都在全球范围内大量流动。”
道格拉斯说，合成类药物正在扰乱传统的毒品贸易。在中国以外的地区，合成类药物为传统的犯罪组织提供机会，后起之秀也可以直接从地球另一边的生产商进货。
“与传统毒品相比，合成毒品（如芬太尼）有几个优点——体积小、易于运输、已有需求、可替换。它们对贩毒者很有吸引力。”
合成类鸦片药物药力强、体积小，便于运输。
BBC记者与中国制药公司销售员接触后，证实了这个说法。
莎拉说：“首先，我们的包装是完全保密的，在你打开包装之前，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其次，我们会更改包装的名称，不会透露产品的任何名称。”
她补充说：“我们在发送包裹时会得到物流订单号，我们会随时追踪包裹的情况，任何异常情况都可以及时知道并解决。”
欧洲刑警组织（Europol）称，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实验室合成药物生产国和销售国。其中一些模仿大麻或可卡因等传统毒品的效果。化学家合成新的药物，以求领先法律一步。
乔治·梅森大学恐怖主义、跨国犯罪和腐败问题中心（TraCCC）主任、《黑暗商业》作者路易斯·谢利博士说：“这是一种犯罪的创业，但却是在合法的框架内进行，确实是独一无二的。”
“我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看过这种和此（行业）相关的专业性和企业元素。犯罪活动带来了社会流动。”
2020 年，TraCCC研究了350多个宣传合成类鸦片药物芬太尼的英文网站。谢利博士说：“在我们发现的所有广告中，近四成来自企业注册信息。最大的中心在武汉。”
BBC接触到的销售人员认为，毒品交易只是电子商务的一环。当有人质疑他们销售的毒品会危害生命时，一名销售人员称自己是“中间人”。
她说：“有人需要它，有人制造它，而我只是一个中间人，让顾客知道我有它，至于他们用来做什么，我并不关心。后来我想明白了，我只需要赚钱。我不知道也不在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需求。”
这名女销售员吹嘘自己的客户从加拿大到克罗地亚都有，她提供了最近运送药品的照片，标签上显示的是英国地址。
“一开始我并不知道，直到我上网把产品翻译成中文，”她传讯息时加了一个流泪表情符号。
另一位主要售卖芬太尼的卖家娜塔莉（化名）说：“这个行业很轻松，你可以拿到更高的工资，这吸引了大批年轻人。”
“我们从 10多个不同的实验室进货，有很多选择。我有一个专业的货运代理，他们负责包装货物，因此向英国交货的成功率非常高。”
同一时间，另一家供应商声称可以将毒品藏在狗粮包装里，走私到英国。“你不必担心运输问题。我们保证安全送货。”
“我们每天向世界各地大量发货。请相信我们的专业团队。我们保证100%安全运送。”
2019 年，中国政府禁止了所有类似芬太尼的药物。2024年1月，中国和美国发起联合行动，遏制芬太尼的生产。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道格拉斯说：“只要世界上某些地区的市场需求居高不下，这种需求就会以某种方式得到满足。”
谢选骏指出：人问——芬太尼及类似产品：“中国造”合成类毒品泛滥为何难以遏制？——我看这可能是要在“鸦片战争两百周年（1840——2040年）之际摧毁英国”！这就是历史的力学法则。
【45、以色列毒气属于纳粹的力学还是纳粹的美学】
《以色列为何在黎巴嫩境内发动白磷弹袭击》（BBC 2024年4月19日）报道：
BBC独立证实了2024年3月4日黎巴嫩的马尔亚永（Marjaayoun）曾遭到白磷弹袭击。
以色列在过去六个月以来，不断越过边界向黎巴嫩南部发射白磷弹。白磷是一种有毒气体，会损害眼睛和肺部，可造成严重烧伤，因此受到国际法的严格管制。
以色列军方称，他们最近在加沙和黎巴嫩对武装分子使用这种有争议的武器是合法的。然而，人权组织认为必须将其作为战争罪进行调查。美国表示，他们将调查以色列在这两个地区使用白磷弹的情况。
在如此接近平民的地方使用这种弹药，以色列军队是否违法？还是他们在战争中的权利？
“它像白雾一样飘散，落地时就变成了粉末。”
2023年10月19日，黎巴嫩南部的48岁农民阿里·艾哈迈德·阿布·萨姆拉（Ali Ahmed Abu Samra）说，他发现自己被浓密的白烟吞没了。
“人们说气味像大蒜，但比大蒜更难闻。这种气味令人难以忍受。比污水还难闻。”来自南部小镇达伊拉（Dhayra）的阿里描述那次白磷弹袭击。
阿里·艾哈迈德·阿布·萨姆拉合上千名村民现在住在一所大学的临时居所里。
白磷弹的燃烧温度高达摄氏815 度，极易燃烧并有剧毒。
阿里说：“泪水开始从我们的眼睛里涌出。要不是我们用一块湿布捂住口鼻，今天可能就活不成了。”
BBC独立核实了在过去六个月中，确认以色列曾在达伊拉以及边界沿线其他三个村庄使用白磷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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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加沙战火重开以来，以色列和黎巴嫩边境的暴力冲突不断升级，造成双方人员伤亡和数千人流离失所。
真主党与伊朗关系密切，是哈马斯的盟友，也是世界上装备武器最多的非国家军事力量之一。几乎每天都有真主党战士发动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则以空袭和重炮回击，包括使用白磷弹。
当白磷从炮弹中释放出来，会与氧气发生反应，形成厚厚的烟幕。这为地面部队提供了几乎即时的掩护，遮蔽敌方视线。
它非常有效，在某些条件下是一种合法的军事战术。但根据国际法，各方有责任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
白磷何时曾用于战争？
上个世纪，世界上大多数主要国家的军队都使用过白磷弹。
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CIA）资料，苏联在二战期间广泛使用白磷弹。美国承认2004年曾在伊拉克使用白磷弹，2017年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打击“伊斯兰国”时再次使用。
以色列也上报在2008至2009年进攻加沙期间使用过这种化学品。但在联合国称以色列军方“系统性地肆意使用”后，以色列国防军于2013年表示将“很快从现役中撤除”。
真主党武装分子一般以2至4人的小队行动，他们利用森林作掩护，经常向边界另一侧驻扎的以色列军队发射导弹和火箭。用烟雾吞噬他们也许是以色列方面干扰他们瞄准目标的一种方法。
阿里所在的村庄在10月10日至19日期间被击中，他说当时该地区没有武装组织。他说：“如果真主党在那里，人们会让他们离开，因为他们不想死。那里没有真主党。”
BBC无法独立核实袭击发生前几天，是否有任何武装组织身在达伊拉。
最先赶到达伊拉现场的是义务医疗救援人员哈利德（Khaled Qraitem）。他说，“我们开始疏散失去知觉的人“，但当救援队仍在努力救人时，他们遭到炮火袭击。
”他们向我们发射了三发炮弹，“哈立德说，“要么是为了阻止我们救人，要么是为了制造恐惧气氛。”他记得，至少有九个人被转移到提尔（Tyre）的意大利医院，其中包括他的父亲易卜拉欣（Ibrahim）。
65岁的易卜拉欣因严重呼吸困难住院三天。他的医生穆罕默德·穆斯塔法（Mohammad Mustafa）说，他治疗过许多接触过白磷的病人。
“来医院的病人都有严重窒息、大汗淋漓、长期呕吐和心律不齐的症状。”穆斯塔法医生说，“他们身上有大蒜味。他们的血液结果证实接触过白磷。”
三个月后我们再去见易卜拉欣，他的眼睛还是红红的。他的胳膊和脚上长满了红疹，皮肤脱皮，他说医生告诉他这都是白磷造成的。
他说：”1970年代以来我们一直经历战争，但没有一次像这次，爆炸离我们的家如此之近。“
他说自己试图逃离时，一枚炮弹落在离他的汽车六米远之处，头顶上有以色列国防军的无人侦察机，”他们看到我们，他们肆意开火”。
国际特赦组织表示，对达伊拉的袭击”必须作为战争罪进行调查，因为这是一次无差别攻击，至少造成九名平民受伤，民用设施受损，因此是非法的”。
针对有目击者称白磷弹被“肆意”用于人口密集地区，以色列国防军回应BBC说：”以色列国防军的指令要求，除某些例外情况外，不得在人口稠密地区使用含有白磷的烟雾弹。这些都是作战指令，属于机密，不能透露。”
白磷的证据
阿里的村庄遭到袭击后，网上立即出现相关报道。以色列军队起初否认使用白磷弹，后来转了口风，承认使用白磷弹，但表示是”在国际法范围内”。
BBC进行事实核查，独立核实了在过去六个月中，确认以色列曾在达伊拉（Dhayra）以及边界沿线其他三个村庄使用白磷弹。
在黎巴嫩南部村庄卡法基拉（Kfar Kila） ，BBC获得一枚落在两座民房之间的炮弹碎片，并进行化学测试。一位著名化学教授分析测试结果，他基于安全考虑要求匿名。
一位化学教授指，这是一种白磷弹药，是美国制造的。教授戴着防毒面具和全套个人防护设备，检查金属碎片内侧边缘上的几团深色粘稠物。他说：”这是155毫米榴弹炮炮弹的一部分。标记M825A1表明这是一种白磷弹药。这是美国制造的。”
他用打火机点燃粘在一起的碎块，碎块立即燃烧起来。“你想象一下，当这种材料燃烧并粘在你的皮肤上，而你要把它从衣服上弄下。”
他说即使过了30天，残余的白磷仍然可被点燃。
应急反应人员哈立德·克莱特姆（Khaled Qraitem）指责以色列蓄意使用白磷弹，以驱赶边境地区居民。他说：“我们曾有过美好的乡村生活。但他们开始故意用白磷弹轰炸森林地区，烧毁橄榄树和鳄梨果园。”
针对哈立德的说法，以色列国防军回应指，当局“完全拒绝任何关于使用烟幕弹是为了将黎巴嫩平民赶出边界的说法”。
以色列违法了吗？
白磷并没有被定义为化学武器，甚至连燃烧武器一词也存在争议。
联合国《特定常規武器公約》（CCW）对主要用于引发火灾或烧伤人的武器有所限制。但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大多数国家都认为，如果白磷主要用于制造烟幕，而非火灾（即使偶然发生火灾），那么燃烧武器的法律就不再适用。
对此，人权观察（HRW）并不同意，指《特定常规武器公约》存在太多漏洞。
该组织研究员拉姆齐·凯斯（Ramzi Kaiss）说：“《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确实存在漏洞，尤其是在燃烧武器的定义方面。但根据国际人道法（IHL），冲突各方必须采取可行的预防措施，避免伤害平民。尤其是在使用含白磷的弹药时。”
独立律师兼军事专家比尔·布斯比（Bill Boothby）教授表示，断定以色列是否违反国际人道法的一个问题是“证据冲突”。
“以色列方面说他们的目的是制造烟幕。而村民说，他们制造烟幕没有任何目的，因为当时没有武装分子。这确实是使用白磷的目的吗？要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必须了解那些决定发动袭击的人的想法。”
布斯比教授说，“相称性”也很关键，造成的任何伤害都不能超过预期的军事利益。
“我们所说的是，有必要确定，预期的平民伤亡和对民用设施的破坏，相对于他们在袭击前预期获得的具体和直接军事利益而言，是过度的。”
他再次表示，这要了解发动袭击的决策者的想法，以及他们的目标。
BBC询问以色列国防军在达伊拉的目标是什么时，对方回答：“这些是作战指令，属于机密，不能透露。”
谢选骏指出：人问“以色列为何在黎巴嫩境内发动白磷弹袭击”——我看以色列的祖先大量死于纳粹的集中营和毒气室，照理说他她们应该极端反感和排斥毒气弹才对。但是不然，以色列人好像爱上了纳粹的力学，甚至迷恋纳粹的美学——那么，以色列毒气究竟属于纳粹的力学还是纳粹的美学呢？可能两者兼而有之吧！
【46、以色列和阿拉伯都是殖民者】
《以色列加速扩建西岸屯垦区 挨批毁约》（记者张声肇 2023-07-04）报道：
右翼政府扩大以色列人在约旦河西岸的居住范围，导致以巴冲突加剧。
纽约时报报导，以色列总理内唐亚胡领导的右翼政府，扩大在约旦河西岸屯垦区的居住范围，被视为违反国际法的作法导致和巴勒斯坦的冲突加剧，也引发国际社会的谴责。
以色列反屯垦团体「即刻和平」（Peace Now）指出，内唐亚胡执政六个月来，批准了1.3万户到西岸地区建造新家。这是该社团2012年开始追踪以色列在这占领区内的作为以来，新建房舍数量最高的纪录。
最近，西岸地区的暴力事件大增，以色列政府不但增加新建房舍数量，还加速核准，同时也升高对付巴勒斯坦民兵的手段。以色列内阁本周就提出建造5700户的计划，也提前核准800户原需数年才能走完的最终批准手续。
批评者说，扩大屯垦区的住家范围，分明在破坏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两国方案」（two-state solution），压缩今后巴勒斯坦建国的领土。
但很多支持此一政策的人，根本就反对巴勒斯坦在西岸建国，并以圣经上的名称「犹大」和「撒玛利亚」称呼这片土地，说这是犹太人天生就有权居住的地方，也是保障以色列安全的缓冲区。
巴勒斯坦人说，以色列的屯垦不但占据他们未来建国的领土，也阻隔了他们原本在耕种的农地。屯垦政策也在当地制造「两层法律制度」，一套适用以色列人，另一套适用军事管制下的巴勒斯坦人。
西岸和东耶路撒冷是1967年中东战争时，以色列从约旦占领的领土，占领不久就开始让以色列人前往屯垦定居；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法庭都声明，以色列在西岸地区屯垦违反了日内瓦公约。
二战后，192国签署日内瓦公约第四版，明文规定「占领国不得遣送或转送部分人民到它占领的地方。」1998年国际法庭成立的条款更称，往占领区移民属「战争犯罪」行为。
以色列的说法是，犹太人在这块土地生活了几千年，虽然约旦1948年到1967年统治该地，但世上没几国承认。以色列主张，这片土地的主权有争议，待协商解决。
根据以色列和巴勒斯坦1990年代签署的奥斯陆协定，以色列人在该区的屯垦权应由双方协商解决，但以巴和谈2014年断然中止后，问题仍未解决。
谢选骏指出：早在半年前，联合国就对此做出努力了，但是毫无成效——
《联合国大会请求国际法院就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领土问题发表咨询意见》（联合国新闻 2022年12月31日法律与预防犯罪）报道：
联合国大会12月30日晚通过决议，请求联合国最高司法机关——国际法院就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领土问题发表咨询意见。
这份决议题为《以色列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侵害巴勒斯坦人民人 权的行为》，以87票赞成，26票反对，5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获得通过。
持续的占领，持续的侵犯
决议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九十六条，请国际法院依照《法院规约》第六十五条，就一系列相关问题提供咨询意见，包括以色列持续侵犯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对自 1967 年以来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实行长期占领、定居点做法和兼并，包括旨在改变圣城耶路撒冷人口组成、性质和地位的措施，并通过相关歧视性立法和措施，这一切产生了什么法律后果？同时，提到的这些以色列政策和做法如何影响占领的法律地位，以及这种地位对所有国家和联合国产生了什么法律后果？
决议“深表遗憾”地指出，以色列开始占领以来已经过去五十五年，并强调亟需努力扭转当地的消极趋势，恢复政治前景，推动和加速进行有意义的谈判，以达成一项和平协定，彻底结束以色列的占领和解决所有核心最终地位问题，无一例外，从而和平、公正、持久和全面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表示欢迎
“联合国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和以色列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今天发表声明，对决议的通过表示欢迎。
该委员会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2021年5月一次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特别会议上授权建立的。
委员会在其第一份报告中认定，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持续占领和对巴勒斯坦人的歧视是该地区反复出现紧张局势、不稳定和冲突旷日持久的关键根源。
在另一份报告中，委员会指出，有合理的理由可以得出结论，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根据国际法是非法的，因为这种占领是永久性的，而且以色列正在采取行动以兼并部分事实领土和法律领土。基于这一结论，委员会提出了就以色列决绝结束占领寻求国际法院咨询意见的核心建议。
第二次寻求国际法院意见
作为联合国的最高司法机关，国际法院负责依照国际法解决国家之间的法律争端，并对联合国各机关和专门机构向其提出的法律问题发表咨询意见。
国际法院的裁决具有约束力，而咨询意见没有法律约束力，但在国际法层面上具有指导意义。
这是联大第二次就巴以问题向国际法院寻求咨询意见。
国际法院应联大请求于2004 年 7 月就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修建隔离墙的法律后果发表过咨询意见。
国际法院在意见中确认，占领国以色列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及其周围地带在内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修建隔离墙的行为及其有关制度违反国际法。
联大要求以色列按照国际法院的这一咨询意见和联大相关决议，停止继续修建隔离墙，并拆除已建隔离墙。
但时至今日，隔离墙依然存在，修建依然在进行。
在30日通过的决议中，联大再次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修建隔离墙，立即拆除已建隔离墙，废止所有有关的立法和管制法规或使其失效，并对因修建隔离墙而造成的一切损失给予赔偿，因为这些行动已严重影响到巴勒斯坦人民的人权和社会经济生活条件。
谢选骏指出：联合国为何毫无成效？因为联合国莫衷一是。以色列和阿拉伯都说自己是这片土地的主人，不过我看，双方都是殖民者。至于说到巴勒斯坦是犹太人的应许之地，那时在旧约时代；新约时代犹太人的命运就是无家可归了——这是因为杀害耶稣基督的报应。
【47、以色列需要彻底殖民加沙地区】
《以色列军队进入拉法之后，发生了什么？》（2024-05-18 新闻）报道：
以色列军队进入哈马斯在加沙的最后一个据点拉法已经有几天了，和以往在加沙其他地方的情况不同，在拉法并没有爆发特别激烈的战斗，但这里依然发生了很多令人震惊的事情，也再次证明了以军进入拉法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根据CNN的报道：从5月6日以来，在以色列方面的再三宣传下，已经至少有60万巴勒斯坦人撤离拉法。
仅在在过去的48小时内，据信就有15万人逃离。以色列军方昨天开始将拉法疏散区进一步西扩，这是对该市发动总攻击的前兆。
卫星图像显示，现在的拉法的街道上现在几乎空无一人，许多容纳大量难民的帐篷几乎消失。
拉法是加沙最南部和埃及接壤的一个地区，以色列军队在这次行动中，先是出动部队和坦克占领了城市最南部和埃及接壤的检查站。
这样不仅对整个拉法形成了团团包围的态势，也可以控制从埃及入境的人道主义物资不再落入哈马斯的手里。
有阿拉伯问题专家称: 哈马斯仅在今年通过控制出售联合国和其他国家的免费资助物质就获得了5亿美元收入。
以色列军队进入拉法之后，发生了什么？
已经被哈马斯控制的联合国中东救援工程处一直在源源不断地将援助物资送给哈马斯后，哈马斯出售物质获得财富来支持哈马斯恐怖组织的运作和购买武器。
根据以色列公布的视频显示：手持武器的哈马斯分子在联合国位于加沙的拉法仓库里进出自如，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另外，以军咋拉法的重大发现就是找到了沙尼·卢克等至少三具人质的尸体。
以色列军队进入拉法之后，发生了什么？
其中人质阿米特·布斯基拉的家人已经证实了她的死讯。阿米特当时28岁。她被巴勒斯坦恐怖分子从新星音乐节绑走。
随着这些尸体被发现，现在仍然被哈马斯绑架的133名人质中究竟还有多少活着已经非常让人疑惑了。
“新加坡联合早报”5月17日称：以色列军方证实：2名被哈马斯绑架在加沙地带的泰国人质已经死亡。
这两名泰国人原本在靠近以色列南部的种植园工作，但他们的遗体目前还被哈马斯扣留。
以色列军队进入拉法之后，发生了什么？
因此，还在哈马斯手中的人质或许大多已经死亡，所以他们根本找不到足够的人质进行交换。
根据被释放的人质证实：在10月7号的恐怖袭击之后，哈马斯把一部分人质随机安排到一些“巴勒斯坦平民”的家中，但这些“平民”对这人质可能更加残忍。
在去年的第一次停火人质交换时，哈马斯甚至不得不出面保护人质，这样才能避免在交换的过程中，人质不被沿途的巴勒斯坦人袭击。
除了人质尸体之外，以色列还在拉法发现了约700个地道口，其中有50条地道可以直通埃及境内。其实，早在这场战争之前，人们就知道加沙的很多地道直通埃及，哈马斯分子甚至可以在地道里叫到埃及境内的麦当来的外卖。
不过，加沙战争开始后，埃及宣称所有通往埃及的地道口都已经被封死了，但现在看显然并非如此。
这些地道应该就是埃及和哈马斯进行军火交易的通道，这也证实了，为什么经过半年多的围剿，在加沙的哈马斯手里为何仍有大量的武器弹药。
哈马斯现在依然有反坦克导弹、火箭弹、狙击步枪、火药和引信灯，这些东西都是他们不能自己制造的。
而加沙的海上已经被以色列封锁。因此，绝大部分武器都是伊朗、土耳其、卡塔尔和埃及等国通过加沙到埃及西奈半岛的地道运到加沙的。
哈马斯就是通过贩卖援助物资获得美元，然后再通过这些地道在埃及购买武器，持续制造恐怖袭击。
这也许就是埃及等国家极力反对以色列在拉法开战军事行动行动的原因。
以色列军队进入拉法之后，发生了什么？
前几天，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曾经说走嘴了，声称1000多名哈马斯成员正在该国治疗并拒绝称这些是恐怖分子而是抵抗者。
不过土耳其官员随后声称总统是口误，那是1000多名巴勒斯坦人而不是1000多哈马斯。
如果埃尔多安说的是真的，那么这1000多名哈马斯可能就是通过地道跑去埃及再转道去的土耳其。
那么接下来以色列会如何行动呢？
5月16日，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在视察拉法的国防军第162师时表示：“更多的部队将加入拉法的地面行动，以军在拉法的行动规模还会扩大，该地区的一些哈马斯隧道已经被摧毁，哈马斯的水龙头正在被关闭…
哈马斯已经没有后备部队、没有补给库存、也没有能力抢救伤员，我们一定会消灭他们”。
随着以军不断摧毁哈马斯在加沙隧道，哈马斯通过隧道从埃及逃跑的可能性正在降低。
现在的悬念是哈马斯在加沙的最高领导人辛瓦尔是不是还在拉法。
在进攻拉法的同时，以色列在加沙北部的希法医院又杀了回马枪，以军第98师已深入加沙北部的贾巴利亚。
5月17日晚，以色列第7装甲旅在贾巴利亚打死数百名向以军发射火箭弹的哈马斯分子。
看到这可能有人要说，以色列刚从加沙北部撤出，这哈马斯咋就又来了呢？这也正说明了加沙战争的复杂性。
也正是因为加沙的复杂性，最近有消息说：以色列的战时联合政府在战后如何处理加沙上出现了矛盾。
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坚决反对以色列军方参与加沙战后管理，而以色列内阁财长斯莫特里齐则坚决反对法塔赫参与加沙战后管理。
而白宫则表示支持加兰特，认为以色列政府没有效的加沙战后管理措施，以至于被以军攻占下的地区遭到哈马斯的再次渗透重组。
不过，以色列内阁在必须消灭哈马斯这件事上还是有共识的。
在联合国大会要求给予巴勒斯坦国更多权利的决议公布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15号表示：“这是对10月7日大屠杀的奖励，是不应该的，因为约旦河西岸和加沙80%的巴勒斯坦人都支持这场屠杀。”
5月17日，以色列战斗机在黎巴嫩和叙利亚边境的地区对哈马斯卡桑旅的指挥官沙哈比勒·赛义德的座车发动了导弹袭击，导致其当场身亡。
事实上，以色列目前在加沙的行动中最大的阻力是来自美国，由于美国今年是选举年，为了争取穆斯林选民的支持，拜登政府虽然表示支持以色列，但一直在具体行动上施加压力。
对此，《华盛顿邮报》称：去年10月7日的恐怖袭击中，有40多名美国人被杀害，现在仍有5名美国人质生死不明。
而美方却想通过扮演调解人来让人质回家。这种做法从根本上误判了冲突各方，无法让人质获释。
他们认为：美国应该马上放弃这种做法并转而用武力消灭哈马斯甚至伊朗。
谢选骏指出：人问“以色列军队进入拉法之后，发生了什么？”——我看“以色列下一步就是彻底殖民加沙地区”，然后驱逐西岸的阿拉伯人、完成犹太复国主义的第一步计划。以色列的致命短板是，犹太人出生率太低，即使在以色列国内，也是阿拉伯人的增长幅度更高。所以以色列需要制定新的殖民政策，保持犹太人目前的四分之三占比。
【48、印第安复国与拉美人偷渡】
《中国应当支持美国印第安人复国》（dongdong77 2002年4月24日）报道：
首先，我是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我不想长篇大论，只想给国内的哥们出一点主意。这个主意在我脑子里转了
很久了，也和这里的中国人讨论过，大家都觉得有些道理。今天看到报纸上关于一个中国非法移民的故事，提
到了他参加印第安人“国家”的事情，有把我的这个想法提了起来。所以，我就借用这个地方，给大家讲一件
这个想法。
我的这个想法是从一次与美国人的关于西藏问题的辩论开始的。美国人认为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被中国吞
并了。他们认为中国人应当离开西藏，让西藏独立。我当时就跟他们说，美国是美国印第安人的，为什么不把
美国还给印第安人？我说，如果美国政府组织一次将欧洲血统的美国人迁回欧洲的计划，中国政府就制定一个
让西藏独立的计划。
当然，这只是斗嘴，没有人会认真。但是，随后我就想，为什么美国政府可以自主西藏流亡政府，武装台湾，
不许中国政府打击“东土耳其斯坦”，而中国政府不可以做点让美国难受的事情？
我的想法是，中国政府可以通过适当渠道，公开的、不公开的，政府的、民间的，资助美国的印第安人复国。
美国的印第安人被欧洲人有计划的屠杀、毒害、迫害，不仅仅发生在美国建国之前，而且发生在美国建国之后。
现在有数以百计的印第安人复国、要求赔偿、追还土地的案件在各级的美国、加拿大法院里打着。一个典型的
例子，使一个叫美洲马（American Horse）的美国印第安人酋长后代，和美国政府打官司要求偿还土地。
中国政府可以支持的官司可以分为几类：
（1）系统地否定美国政府的合法性。美国政府是一个使用暴力建立在美国印第安人的国土上面的非法组织。
（2）支持个别的美国印第安人部落复国。个案要求美国政府赔偿美国印第安人的保留地。在美国与各个印第安人部落达成保留地的协议后，美国政府使用了各种的卑劣手段，诸如把水坝建到保留地等等，破坏印第安人的保留地权益。
（3）个案支持美国少数民族的人权案，包括印第安人的人权案件。
（4）与美国印第安部落发展经贸关系。根据美国法律，一些印第安人保留地无需向美国政府纳税，有独立的
经贸权利。这是受美国宪法保护的。如果中国向某个印第安人保留地出口货物的话，可以在当地组装，从而成
为“美国制造”。
（5）只要美国利用联合国人权组织找中国的麻烦，中国就可以鼓动印第安人到联合国去要求支持。
注意，中国政府可以不需出面，让印第安人出马做这些事。
为什么不可以让美国印第安人到中国的某个地方法院起诉布什总统，然后法院发传票给布什呢？只要美国政府
使用类似手段折腾中国，那么中国没什么不可以使用美国人能理解手段和语言折腾美国呢？
为了给感兴趣的各门提供进一步的信息，那个中国非法移民加入的"国家"称为
Stony Point First Nation of Chippewa of the River Aux Sauble
再见
Jeff于纽约
网民嚎叫：
1、many chinese nationals and diplomats already show - newton 4/24/2002
2、可以支持印地安民族自决权，要求成立国家。
asd3 4/24/2002
3、美国境内共有150个印第安国家。 - 武天甲 4/24/2002
可以支持印地安民族自决权，建立真正意义的国家。 asd3 4/24/2002
建立国家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不要通常意义的国家， 武天甲 4/24/2002
欢迎你把这观点对疆独，台独，藏独人士讲。 - asd3 4/24/2002
是不是可以从外国购买武器？进联合国？- asd3 4/24/2002
咋来的印地安国家？ - 今日读 4/24/2002
靠印地安人有国家么？只有部落吧 / gulong 4/24/2002
有名无实，美国和加拿大承认他的主权，但国际社会不承认。-不吐不快 4/25/2002
以前有，被灭了。 - 明月 4/24/2002
印加帝国是南美洲蒙古人种国家 - 今日读 4/24/2002
那你去南美洲支持好了关北美什么事情.干 - gulong 4/24/2002
我可没说支持谁，我说印地安人有国家，有错吗？ - 明月 4/24/2002
Not a bad idea, but who would be Dalai Lama? /- newM 4/24/2002
谢选骏指出：人说“中国应当支持美国印第安人复国”——我看印第安人数不够，就由拉美人偷渡；拉美人人数不够，就由中囶人走线替补！中囶就这样支持美国印第安人复国！
【49、英国鬼子在美国都不肯实行民主，迫使美洲殖民地发动革命】
《北京曾多次反对港英政府引入选举》（杰安迪 2014年10月28日）报道：
1997年，英国将香港主权移交中国。早在上世纪50年代，英国的多位殖民总督就寻求在香港推行选举，但迫于中共领导人的压力而放弃。
北京——反对香港亲民主抗议活动的人，普遍会以这个问题还击：在英国剥夺香港民众自治权的那么多年里，普选卫士身在何处？这种反问在中国内地尤为常见。
“150多年间，自诩民主典范的英国没有给过香港同胞哪怕一天的实在民主，”共产党的喉舌《人民日报》在前不久的一篇评论文章中说。“直到1982年至1997年香港回归前的15年间，港英政府抱着‘不可告人’之心开启了香港民主的‘超速发展’之路。”
但英国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s）最近公开的一些文件显示，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管治香港的殖民总督多次寻求推行民众选举，但迫于北京的中共领导人的压力，最终放弃了那些努力。
这些用打字机打出的文件，是香港两家报纸的记者请求公开的一批外交档案的一部分。档案显示，中国领导人极力反对香港实行民主的前景，以至于威胁称，如果伦敦试图改变现状，就会入侵香港。
档案显示，主管香港事务的中国高官廖承志曾在1960年表示，“我们将毫不犹豫采取积极行动，解放香港、九龙和新界。”他提到的这些地区当时处于英国的管治下，现已归还中国。
另一份文件记述了早前两年的一次会议。在那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告诉英国的一名军官，任何在香港引入哪怕一点点自治的尝试，都会被视作“非常不友善的举动”和“阴谋”。周恩来表示，这种做法会被认为是让香港走上独立道路的手段。
这些威胁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英国没有为在香港引入选举民主做出多少努力。
除了证实中国最初反对香港实行民主的时间，比广为人知的早了几乎半个世纪之外，这些文件连同前殖民地官员已经公开出版的叙述，也突显出随着上世纪80年代初，双方开始讨论香港的未来，北京的态度变得愈发激烈。后来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最后一任香港总督彭定康（Chris Patten）开始大力倡导在香港实行有限选举时，北京的公开反对变得更加强硬。
最后，彭定康无视中国称民主会招致混乱的论调，赋予了香港民众选举30名立法局议员的权利。当时的立法局共有60名成员。当时的新闻报道称，时任香港事务主管的中国高官鲁平对此举感到极度愤怒，称彭定康“在历史上，要成为香港的千古罪人”。
今天北京的批评人士称，英国在1842年就接管香港，然而在民主的游戏里却姗姗来迟。这一点，北京的批评人士说对了。
在上世纪50年代推行民主的冲动之前，英国已被赶出了印度，并且正在努力阻止多个殖民地的反抗。“当时，英国正在全世界许多英属殖民地推行民主，当时的观点是，对香港也应该一视同仁，”香港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贾廷思（Danny Gittings）说。
遭到北京的拒绝后，英国直到上世纪90年代，香港即将脱离英国管治时，才取得共识推动民众选举。历史学家称，英国希望民主能让香港民众镇静下来，并确保英国投资的稳定。当时香港人对于回到实行共产主义的中国治下感到焦虑不安。
在当时公开发表的言论中，彭定康曾表示，他认为香港人理应在本地的治理中扮演一定角色。他在1992年对记者说，“香港人完全能够以负责、成熟、克制和理性的方式，在更大程度上参与自身事务的管理。”
彭定康最近为抗议者的诉求所做的辩护，招致了《人民日报》的攻击。该报的评论承认他上世纪90年代在推动民主方面起到的作用，但又提出，他的目的是制造在内地与香港之间制造“不小的隔阂”。
为了塑造历史叙事，中国媒体最近发表了大量评论文章，这可能恰恰增强了许多香港活动人士的决心。他们表示，这种高压手段让他们想起了自己为之奋斗的政治自由和新闻自由。这些自由在中国其他地方都不存在。
香港科技大学的政治学者成名（Ming Sing）说，“北京面对这么多香港人无耻地说谎，我个人非常震惊，因为香港人清楚地记得过去的英国政府和中国政府之间就民主展开的角力。”
中国并未兑现出兵香港的威胁，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希望“一国两制”的模式可以促成台湾的和平统一。台湾是一个自治岛屿，中国声称对其拥有主权。北京也没有兴趣破坏香港极为成功的经济。在中国内地基本上隔绝于工业化国家的当时，香港是从事外贸和获得硬通货的重要渠道。
“我们希望收回的，是一个发展良好的香港，而不是一片废土，”上世纪60年代初，廖承志如是说。
尽管对在家门口实行民主明显心存疑虑，但北京在1990年承诺，在收回香港主权后，将通过普选产生香港领导人。《人民日报》1993年援引鲁平的话说，“将来香港如何发展民主，完全是香港自治权范围内的事，中央政府不会干涉。”
但在1997年，香港移交后不久，中国就废除了彭定康新推行的立法会选举。面对太多民主，中国干脆“另起炉灶”，正如鲁平早些时候暗示的中国可能的做法。
然而此后，直接选举的议员达到35名，比彭定康的规定还增加了五人。（立法会的另外35名成员由职业团体或特殊利益团体遴选。）
同样，北京还指出，它承诺允许香港人从2017年开始，通过普选产生领导人的做法，也比英国统治香港时更为民主。
但在8月，北京为这次选举颁布了新的规定，要求由一个1200人组成的委员会对候选人进行审查。这1200人多数是亲北京人士。
该制度可能比英国统治下的制度更加民主，但却不是香港民主人士期望的不受限制的自决。
“回顾历史，共产党似乎做了许多不打算履行的承诺，这也是人们如此愤怒的原因，”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社会学者孔诰烽（Ho-fung Hung）说。他上世纪80、90年代在香港长大。
然而实际上，对于占领香港街头一个多月的民众来说，这些关于历史的争吵并没有太多意义。
现年19岁的婚庆摄影师马克斯·唐（Max Tang）正待在政府总部外的一个帐篷里。香港回归中国时，他还是个蹒跚学步的孩子。
“香港在移交中国之前的做法并不重要，”他说。“这是我第一次拥有表达民主诉求的机会。我们的要求很简单，我们想要选择自己的领导人。”
谢选骏指出：英国鬼子在美国都不肯实行民主，迫使美洲殖民地发动革命，在香港又怎么可能自动放弃权力——对上述报道我只能说，英国鬼子和黄俄鬼子在扼杀民主自由方面，可谓狼狈为奸、互相默契……因为英鬼和俄鬼分处欧洲西部和东部，分别西进和东进，在阿拉斯加会师敲诈爱斯基摩人。
【50、英国免费赠烟毒害中国、输出马克思主义毒害全球】
《中国电子烟风靡英国 营销手法被指吸引儿童引起争议》（本·金（Ben King）BBC商业记者 2023-08-27）报道：
由中国政府拥有、英国第二大电子烟制造商SKE（斯科尔），被BBC记者发现它在赠送电子烟的活动中未有核实参加者是否已成年之后，删除了其多个社交账号。
中国政府拥有的SKE公司，它旗下的一次性电子烟品牌Crystal Bar销量猛增，但其因吸引儿童而受到批评。
SKE营销总监塞尔吉·戴维斯（Serge Davies）在接受BBC独家采访时表示，该公司社交媒体账户已被删除以进行“审查”。
此外，SKE还对未加入政府回收计划表示歉意。由于一次性电子烟回收成本高昂，英国政府规定公司需在回收计划中注册，承担回收成本。
在英国的超市、报刊亭和电子烟店，随处可见Crystal Bar一次性电子烟。这种电子烟的设计是，让用家吸几百口含有尼古丁的烟雾，然后丢弃。近年来，这种雾化吸食器出现了惊人的增长。
数据分析公司“尼尔森IQ”（NielsenIQ）的最新数据显示，Crystal Bar的生产商——部分国有的中国公司SKE——目前是英国第二大电子烟销售商，去年的销量超过了3000万支。尼尔森的数据不包括独立零售商和电子烟商店，SKE的实际销量被认为超过1亿。
免费赠送样品一直是其崛起的关键因素。上个月，该公司在Discord即时通讯平台上开展了一次在线赠送活动，并通过其Instagram账号进行推广。Discord最初是一个游戏平台，拥有大量18岁以下的用户。
BBC记者参加了该活动。他们被要求声明自己已超过18岁，但无需进一步核实，两支电子烟随后被邮寄过来。
在英国，向18岁以下的人出售电子烟是违法行为。
在BBC联系SKE后，该公司的一些社交账户被删除以待“审查”，包括其YouTube和TikTok频道。
“我们希望与一家对当地法律和风俗习惯有更多了解的当地社交媒体公司合作，重新推出它们。”SKE欧洲传播总监塞尔吉·戴维斯对BBC说。
SKE两个最主要竞争对手——中国公司Elfbar和英国上市企业、生产Vuse电子烟的BAT都表示，不会在TikTok上发布内容。部分原因是具有较大出现在儿童手机上的风险。
然而，SKE仍致力于该平台进行推广。戴维斯表示：“我们将寻求在TikTok上重新推出一项令人激动的新战略。”
该品牌还致力于继续提供电子烟赠品。戴维斯说：“这似乎确实让人们对这个品牌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也让所有人都感到兴奋。”
当他被问及SKE在TikTok上的一段影片，其中显示一个Crystal Bar被打开，配乐则是“我希望我能像那些酷孩子一样”，戴维斯说：“我们没有政策是针对儿童进行营销，所以我们在（社交）媒体账户上所做的只是努力营造一种氛围。”
SKE的塞尔吉·戴维斯表示，该公司正在考虑重新启动部分社交媒体账户。
英国议会健康特设委员会主席、议员史蒂夫·布赖恩（Steve Brine）表示：“由于没有进行适当的检查，电子烟很容易落入儿童手中，这令人极为担忧。”
“负责任的制造商不应该开展赠品计划，因为这会为儿童开始吸食电子烟开绿灯，而他们需要的是保护，使其免受潜在的有害影响。”
回收利用
一次性电子烟含有电子元件，包括一个小电池，其回收难度大且成本高昂，而被丢弃的吸管屡见不鲜，有地方议会已呼吁禁用电子烟。
与所有电子产品制造商一样，电子烟公司有法律义务在回收计划中注册。根据该计划，生产商将承担回收成本。直到本月，SKE还没有在这些计划中注册，也没有支付估计约10万英镑的费用。
戴维斯表示，SKE公司为此道歉，并将此归咎于“沟通问题”。
“我们很高兴你强调了这一点，现在我们已经签署了相关计划。”他说。
SKE本月首次在英国成立了一家公司，英国公司注册处（Companies House）的文件显示，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重要控制人”。上海国资委代表中国政府管理投资。
SKE由深圳市赢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所有。根据其年报，该公司的最大股东是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而后者50%以上股份由与中国官方有关实体持有。
赢合科技在去年给股东的一份报告中表示，由于中国政府对该行业的打击行动，该公司未能实现电子烟的销售目标，正专注于拓展国际市场以弥补这一缺口。英国现在是其在欧洲最大的市场。
小熊软糖
在中国，只有烟草或薄荷醇口味的电子烟是合法的，但在英国，SKE销售的种类或口味令人眼花缭乱。在Discord平台上的赠品活动中，BBC记者收到了西瓜冰，以及融合了红牛和果汁饮料Vimto的“Vimbull Ice”口味。
还有一些口味则以糖果命名，如小熊软糖，它们被批评可能会吸引儿童。戴维斯表示，SKE将继续出售这些口味。
“你必须考虑到很多小熊软糖都是卖给成年人的。”他说，并补充称若要防止向儿童出售电子烟，必须靠执法部门。
健康特设委员会主席布赖恩说：“我们已经从电子烟行业获得了证据，认为该行业在确保其产品不吸引儿童方面做得不够。”
“市场营销正是针对这一年龄段的儿童设计的，其鲜艳的颜色和口味都与独角兽甜品、糖果或流行的碳酸饮料有关。我们希望看到对包装和营销行为的限制与适用于烟草产品的限制相一致。”
尽管许多人都认为一次性电子烟将会禁止，但戴维斯表示，SKE已经在曼彻斯特设立了总部，正在招聘新员工并扩大规模。
“我们将继续留在这里。”他说。
谢选骏指出：上述做法十分富于“英国特色”——十九世纪前后，英国在中国开始贩售鸦片和香烟的时候，就采取了比这种营销更为毒辣的“免费赠烟”的方式。不分青红皂白地发放“赠品”给所有愿意接受的人，等到他们吸毒上瘾之后，再逐步抬高售价，直到把整个华人社会全部榨干。英国朝野把这种贩毒活动叫做“自由贸易”，若不接受就直接开炮——英国不仅免费赠烟毒害中国，还向全球社会输出马克思主义，搞乱世界，让英国坐收渔翁之利。为了盈利，毒害中国与世界，这种叫做资本主义的原罪，是英国特别发达的缺德。现在报应终于来了，马克思主义出口转内销——重返英国，让毒贩的后代也来品尝毒品、学习它们祖先输出的吸毒上瘾……“学习进行时”！
【51、英国是小亚细亚人的殖民地——巨石阵的祖先在小亚细亚】
《14000年前的哥贝克力神庙，是由史前人类建造？或改写人类文明史》（2021-03-07 网易）报道：
哥贝克力石阵的出现，颠覆了人类文明演化史
在20世纪90年代，德国海德堡大学的科学家施密特教授在距离土耳其安纳托利亚古城9000米的大肚山中，对一座以前被认为是中世纪的墓园进行科学实地考察，随后施密特及其团队发现了一个震惊世人的秘密，足以颠覆人类文明史的演化过程。
这座建筑就是古老的哥贝克力石庙，也被人称为哥贝克力石阵，石阵中最高的石碑呈现T字形，有5米多高，重达11吨左右。
并且在石碑的四周，还雕刻着人类的手脚、人物、动物、服饰浮雕，其中的人物身上穿着比较怪异的服装，身上的腰带和兽皮衣服栩栩如生。
除了人物及服饰雕刻，石碑周围还雕刻着许多动物，其中包括，狮子、老鹰、灰狼、狐狸、野猪、蛇、狗、野牛和蝎子等动物。
这座神庙呈圆形进行排列，是由几个石质建筑组合而成的集合。根据考古学家的研究发现，原始人来没过几百年，就会用土将原来的神庙掩埋掉，然后在同个位置建造一座新的神庙。
在今天看来，建造这座神庙对于现代人来说简直易如反掌，用起重机及卡车等现代设备就可以建造一模一样的神庙，用雕刻切割打磨工具就可以在石碑上雕刻。
哥贝克力石阵在新石器时代到来之前就已经诞生
但是经过科学家的年代测算之后，发现哥贝克力石阵的建造时间距今非常久远，最早埋在地下的石阵是在14000年前建造的，而地上部分比较新的石阵也是在9500年前至8200年前制造的。
要知道当时人类还没有进入新石器时代，人们只会使用最简单的工具来进行挖掘或者击打。这说明早在12000年前的史前人类在此地曾生活过，那时此地还有河流及各种动物。
甚至已经出现了最早驯化的狗，和当时此地没有灭绝的狮子。新石器时代在当时还没有出现，人们是用什么工具在石头上进行雕刻的呢？并且是如何竖立起10多吨重的石碑的呢？建造哥贝克力石阵的目的又是什么？
哥贝克力石阵的建造年代实在是太过久远，它甚至比著名的巨石阵还早了6000~7000年，比埃及金字塔早了4000多年。
史前人类就这样边建造边用土掩埋下层的石阵，然后在上面又建造出新的石阵，而这一切直到在8200年前左右戛然而止，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史前人类不再建造新的石阵。
石阵的用途广泛，曾进行过祭祀和多人聚餐
德国海德堡大学的考古团队认为哥贝克力石阵已经改写了人类的文明演化史。
科学家最早认为哥贝克力石阵就是史前人类的一座祭祀庙宇，是史前人类举办宗教仪式的地方。因为科学家们在许多石碑上都找到了无头人的形象，所以他们认为原始人类在此地曾经进行过活人祭祀。
在4年前，考古学家们的推断得到了证实，因为考古学家在许多石碑之间都找到了诸多砸碎的人类头骨，所以科学家们更加认定石阵就是一座宗教祭祀神庙。
可最近几年，科学家们发现，石阵很有可能是一处多功能的公共场所。在20世纪90年代末科学家对其周边进行了考察研究，最后发现了上万块动物骨头，和一个大型石鼎，并且确定这些骨头上都有一些名很明显砍剁痕迹。
德国慕尼黑大学的考古学家彼得斯确定石阵有可能还是史前人类举办大型聚餐的地方，这些动物都是史前人类狩猎得来，包括野牛，野猪，羚羊等，而石鼎则可以酿造或者盛放食物。
这说明当时的史前人类还没有驯养家畜或者农业耕作，主要还是以狩猎为主。哥贝克力石阵除了作为祭祀神庙，还是当时人类举办大型会餐的场所。
哥贝克力石阵有可能是人类文明发源地
众所周知，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是人类最古老的农业农耕文明的发源地，也被人们称为新月地区最肥沃的土地，即新月沃土。
有一点是非常巧合的是，哥贝克力石阵附近的卡拉迦山就是古人类驯化农作物最早的起源地，也是农业农耕文明的发源地。
在卡拉迦山就曾找到了最早的驯化小麦，驯化小麦和原始小麦不同之处就是，种子不会在成熟后掉在地上，而是等着人们前来收割。24年前，发表在《科学》期刊上的基因研究论文就已经证实最早的小麦驯化就是在卡拉迦山上完成的。
无独有偶，人类对家畜驯化最早发现的地点也在哥贝克力石阵附近。考古学家们已经证实，牛和绵羊最早都是在幼发拉底河段下游驯化的；猪是在底格里斯河流域驯化的；山羊是在土耳其南部的托拉斯山脉驯化，而这些地区都在哥贝克力石阵周边。
从中就可以看出，以哥贝克力石阵向周边散射，出现了最早的农作物驯化及家畜驯化。所以科学家认为，哥贝克力石阵可能是人类最早的农业文明和家畜驯化发源地，并传播到世界各个地区。
苏美尔人创造了最早的楔形文字和早期城市，通过哥贝克力石阵的发现，科学家认为，石碑上的图腾与雕刻形象很有可能就是早期人类文字的雏形，毕竟哥贝克力石阵的石雕要比楔形文字早了六七千年，这也是考古学家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建筑。
另外一点比较重要的信息就是科学家们分析，如此沉重的哥贝克力石阵中的石碑质量可达十多吨重，靠几个史前人类根本无法将其竖立起来，进行雕刻更是难上加难。
这么庞大的石阵必须要召集许多史前人类分工协作，一起努力建造。科学家们在石阵附近找到了许多家庭式建筑遗迹，这也印证了他们的想法，在久远的史前时代，人们已经能通过合作来建造最原始的宗教祭祀场所了。
人类对其文明的发展进程的认识，或许已经随着哥贝克力石阵的发现发生了改变，在考古学界，人们认为首先要有农业文明才有社会，而现在从哥贝克力石阵的研究来看，应该是先有了社会和集体，然后才出现了农业文明、家畜驯化和后来的城邦文明。
斯坦福大学的考古学伊恩认为哥贝克力石阵是新石器时代的最早发源地，当时的人们已经有了共同的信仰，在没有亲缘关系的人类之间，可以分工协作，相互帮助。
但是史前人类是用何种工具来开凿如此巨大的石块和进行雕刻的，这一直是困扰着科学家，相信随着科学的进步，这些秘密终将揭开，哥贝克力石阵已经颠覆了人类演化进程。
谢选骏指出：小亚细亚巨石阵的发现，使得英国的巨石阵有了祖先，一下子矮了一大截。我就说呢，英国小岛，哪来的巨石阵呢？原来英国是小亚细亚人的殖民地。这也就可以解释英国巨石阵运输建材之谜了——那是小亚细亚人的海上运输能力所完成的。
【52、英国是最大的全球帝国】
（一）
《英国殖民扩张》（2023年3月7日 来自维客）报道：
16世纪至20世纪初叶英国殖民主义者对外进行的侵略扩张。英国是近代最大的殖民国家，其殖民地曾遍布全球。英国的殖民扩张对世界近代历史和地理政治的演变均有极大影响。
原始积累时期的殖民扩张英国在这一时期的殖民扩张，始于16世纪迄于18世纪后期工业革命的兴起。在这一时期，商业资本起了主要作用，商业资本家成为殖民扩张的主要推动者。殖民掠夺通常由政府授予享有特权的贸易公司进行。当葡萄牙、西班牙这两个老牌殖民国家称霸海上时，人迹罕见的北美东岸成为英国最早的殖民活动地区。到1733年，英国在北美东岸共建立13个殖民地。17世纪20～30年代，英国相继占领了西印度群岛的圣基茨等地，把这些岛屿变成种植园、贩奴基地和海盗出没之所。
16世纪末受伊丽莎白女王纵容的海盗，在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被英国消灭及荷兰3次对英商业战争均遭败北后，其海外扩张的优势已为英国政府所取代。18世纪，英国开始同法国争夺殖民霸权，1689～1763年间，两国有过4次战争，每次都以英国的胜利而告终。英国的殖民地大为增加。1713年，法属新斯科舍半岛、纽芬兰和哈得孙河沿岸，西属直布罗陀和梅诺卡岛均转归英国。特别是由于七年战争的胜利，英国不仅夺得加拿大和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全部领土，还夺得格林纳达、圣文森特、多米尼加、多巴哥和非洲的塞内加尔。西班牙的佛罗里达也给了英国。
1783年北美13个殖民地的独立给英国以沉重打击。此后，英国殖民的重点遂转向东方，特别是印度。1600年成立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是英国在东方的殖民机构，1612年，该公司击败在印度的葡萄牙人，从印度莫卧儿王朝获得贸易特权。1757年普拉西一役，奠定了英国在印度斯坦的统治地位。1767～1799年4次进攻并最后占领迈索尔土邦。1803～1804年打败马拉特人的反抗，囊括了克塔克以及恒河与朱木拿河（现称亚穆纳河）之间的大片沃土。英国还从荷兰手中夺得苏门答腊（1784）和马六甲。从吉打苏丹手中割走槟榔屿（1786）。
1668～1711年英人J.库克考察了澳大利亚东岸和新西兰，英国随即向该地移民。
在反拿破仑战争中，英国抢占了法国、荷兰、西班牙的许多海外属地。
工业资本时期的殖民扩张英国工业革命兴起后，代表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府奉行自由贸易政策，开始了工业资本掠夺殖民地的时期。
1813年，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权被撤销，英国大量机制纺织品涌入印度，摧毁了当地传统的棉织手工业。1843～1849年英国先后兼并信德、克什米尔和旁遮普，从而完成了对印度的征服，进而向印度外围扩张。1814～1815年割去尼泊尔南部土地；1824、1852年两次侵略缅甸，将阿萨姆、若开、丹那沙林并入英属印度。1864～1865年又将不丹的达吉岭和噶伦堡并入英属印度。1824年，荷兰被迫将新加坡划归英国，马来亚划归英国势力范围。1841年和1842年文莱先后将沙捞越和北婆罗割给英国。1847年文莱受英“保护”。1839年，英国占领土耳其统辖下的亚丁港。1857年又占丕林岛。
在非洲，1843年英国兼并纳塔尔。1808、1861和1874年，塞拉里昂、尼日利亚和黄金海岸相继沦为英国殖民地。
自1764年起，濒临南美东岸的马尔维纳斯群岛，经法、英、西、阿根廷等国易手后，1833年终为英国所得（始称福克兰群岛）。
英国不满足于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在两次鸦片战争后，不仅要中国赔款、开辟通商口岸，还割去了香港（1842）和九龙半岛界限以南的土地（1860）。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后，英国为了加强统治，于1858年撤销东印度公司的行政大权，将印度改为直辖领地。
对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英国采取移民拓殖政策，使其成为自己工业的附庸。
金融资本时期的殖民扩张19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英国逐步丧失其工业世界的垄断地位，但资本输出和殖民扩张仍然领先。
1876年，英国将印度命名为印度帝国，继续向其周围扩张。1876年，占俾路支，1878～1879年阿富汗沦为英国的附属国。1886年占曼德勒，完成将缅甸并入印度的计划。1887年宣布哲孟雄（锡金）受其保护。同年，荷属马尔代夫群岛改受英国保护。英国以印度为基地窥伺中国的新疆、云南和西藏。掠夺新疆的阴谋最后为清军粉碎。云南在1876年被迫开放，增辟商埠，扩大领事裁判权，西藏在遭到1888年和1904年的两次入侵后，亦被迫开放，承认英国的领事裁判权。英国还乘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之机，于1898年强租威海卫。同年又强租九龙半岛北部及其附近岛屿，为期99年。在马来半岛，经不断蚕食，马来半岛南部均落入英国之手。1907年英、俄两国在伊朗划分了势力范围。
在大洋洲，1874年英国占斐济，1884年宣布巴布亚为保护地。1893～1904年又先后占有所罗门、汤加、吉尔伯特、库克、埃利斯和菲尼克斯群岛。1906年，与法国共管新赫布里底群岛。在地中海，1878年从土耳其手中夺得塞浦路斯岛。
非洲是帝国主义瓜分的最后一块大陆。英国夺得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1868年和1885年，先后将巴苏陀兰和贝专纳纳入保护领地。1887年占祖鲁兰，1889年，C.J.罗得斯的南非公司成立后，加紧掠夺津巴布韦及赞比亚河以北广大地区，并于1895年命名这一地区为罗得西亚。经过同德、法、意各国的激烈争夺，在19世纪末，东非的索科特拉岛、索马里、乌干达、肯尼亚、桑给巴尔岛等地先后沦为英国的保护地。
1882年，埃及实际上变成英国的殖民地。19世纪80年代埃及统治下的苏丹，爆发马赫迪起义，曾赶走英埃侵略军，建立自己的国家。1899年，这个国家被英军扼杀，实际上沦为英国殖民地。经过英布战争，英国占领了布尔人的两个共和国——德兰士瓦和奥伦治。1910年，德兰士瓦、奥伦治和开普、纳塔尔组成新的自治领——南非联邦。
到20世纪初，世界领土被瓜分完毕，英国所占份额最大。1876年时它已拥有2250万平方千米的领地和25190万人口，到1914年增加到3350万平方千米的领地和39350万人口，相当英本土的137倍和人口的8倍多。V.I.列宁称英国为“殖民帝国主义”。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夺取了德国大部分的海外殖民地，并在战后以委任统治的名义纳入帝国领域，其中西南非洲分给南非联邦、坦噶尼喀由英直接统治，多哥与喀麦隆与法国共管，德属新几内亚和瑙鲁分给澳大利亚。西萨摩亚交给新西兰。此外，原属奥斯曼帝国的巴勒斯坦（包括外约旦）和美索不达米亚也划归英国。
（二）
《澳大利亚》报道：
国名澳大利亚联邦（The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地理位置
澳大利亚面积约760万平方公里，居世界第六位，位于南纬10°41'和43°39'之间，大陆的三分之一土地处于南回归线以北，其余部分属于温带。澳大利亚是全世界唯一占有一个洲整个大陆及其边缘岛屿的国家。它在全球的大陆中，地势最低，平均海拔不到330米。从澳大利亚最北部到最南端的距离约为3700公里，东西之间的距离约为4000公里。澳洲大陆的最高处是科西阿斯科山峰（2228米）。
国庆日
每年的一月二十六日，是澳洲建国周年纪念日（AustraliaDay），这个节日被专门用来纪念澳洲的诞生。这个节日，过去曾经有不同的叫法。最早，它被称为“周年纪念日”和“奠基纪念日”（FoundationDay），以缅怀英国皇家第一舰队的登陆和首次占领澳洲。以后，在白澳运动的影响下，它被更改为“白种人殖民澳洲纪念日”，继而又改为“欧洲日殖民澳洲纪念日”，改来改去，才改成现在这个名字。从这一名字变幻的历史中，你一定能感受到澳洲政治和种族风气的变迁。
国旗
澳大利亚国旗旗帜上角的英国国旗表示她与英国的历史渊源，七角大星代表澳洲的六个州及特区，几颗小星则形成南十字星座，是南半球著名的夜空景色。
人口
目前澳大利亚的人口为1,800万，比四十年代中期增加了一倍多。自从1989年以来，人口增长率有所下降，这主要是由于移民显著减少。1995年从海外迁到澳大利亚定居的有60,478人。澳大利亚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但澳大利亚人的生活方式反映出他们的祖先渊源于西方。澳大利亚的生活方式同西欧和北美比较，相似之处多于差异。
首都
首都堪培拉（Canberra）位于澳大利亚首都直辖区东北部、澳大利亚阿尔卑斯山脉的山麓平原上，跨莫朗格洛河两岸。
（三）
《澳大利亚历史》（伯乐留学网 2006-3-16）报道：
历史、人民与多元文化
悠久的历史一五万年前澳洲大陆已有人类居住。年轻的国家—1770年，库克船长抵达澳洲，1788年亚瑟，菲力普在悉尼登陆，正式开始对澳洲殖民。1901年，澳大利亚成为联邦，其中包括六个洲，二个领地；新页威尔士州、维多利亚州、昆士兰州、南澳洲、西澳洲、塔斯马尼亚州、北领地及首都邻地。
人民与多元文化教育——澳大利亚现有人口1800万，居民以早期英国殖民后裔为主。澳大利亚移民建国，移民来自170个国家和地区。澳大利亚人善热情，社会环境安宁，教育水平世界公认，是留学及旅游的理想的国家。
微型机勃勃的华人社会——在悉尼400万人口的城市，华人有20万左右。澳洲华人文化日盛，在悉尼就有两家华语电台、两家电视台、数份华人报纸、周报和杂志。华人在澳的人数以血缘统计，约50万。华人社区的特点有：受教育程度高；年富力强，高素质人才多，涉及专业领域广；有积极开拓进取精神；与海外华人国家和地区有密切的联系；居民相对集中，并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的发展，如悉尼、墨尔本和布里斯班的中国城。
移民地历史
早在欧州人发现澳大利亚大陆以前，印度尼西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渔民就已光顾过北部海域了，阿纳姆地和约克岛半岛的土著居民留下了印尼和巴布亚的一些习俗，如独木舟的式样，筒烟，装饰性面具还有一些语言。而来过的渔民们也把长矛，长矛投掷器这样的当地文化带回了故乡，不过没有在澳大利亚定居。
有证据表明中国人曾在1432年到过现在叫达尔文的地方。17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海员也航行到了澳大利亚海岸。荷兰人在阿贝尔·塔斯曼的指挥下于1616年第一到此探险寻找黄金和香料，塔斯马尼亚人后来就是因他命名的到1644年，这个国家被称为“新荷兰”。但1770年，英国在詹姆斯·库克指挥的一次大规模远征中把澳大利亚据为殖民地，荷兰并没有试图把这片土地据为已有。
美国独立后英国犯人不能再送往北美，因此澳大利亚起初是英国罪犯的流放地。随之而来的定居者是农民和商人，以保证监狱的供给并给前来督察流放地的人营造富足的生活。
新的殖民者无视三十万土著居民的存在，认为澳大利亚不属于任何人，并很快通过驱逐和屠杀当地居民霸占了这块土地。土著人生活在小的氏族里，彼此独立甚至语言都不相通，因此不能团结起来进行反抗。他们用突袭和游击战取而代之，但很多人被杀害，被投入监狱，被从自已的家园赶了出去，或不幸地染上了传入的天花，肺结核和肺炎。
英国殖民者也面临着无法适应的环境，他们并没有从土著人那里学来这方面的知识。他们花了好几年才完成了从东海岸的第一块殖民地穿过大分水岭（东部高地的一部分）的远征。但到了另一边却没有找到所期望的大片牧场。相反，却得更严重的干旱、沙漠、洪水和丛林大火作斗争。
征服澳大利亚广袤的大地在今天对人类都是巨大的挑战，充满了传奇色彩。先行者冒着生命危险联接大陆的两端，铺设电线和铁路线。早期的探险家有爱德华·埃尔（他从阿得雷德穿越纳勒博平原到达西澳州海岸，那里可以看到埃尔公路）和伯克与威尔斯。
这段先驱们开发土地的日子是澳大利亚结束了流放地历史的发展时期。
伯克与威尔斯
罗伯特·伯克和约翰·威尔斯领导了从南到北穿、越澳大利亚、长约三千公里的第一次远征。由维多利亚皇家学会发起，他们一行十八人于1860年从墨尔本出发。途中、伯克和威尔斯决定把其他成员留在营地，只和另外两人——查尔斯，格雷和约翰金·继续前进。其他人将驻扎三个月等待他们回归。这四人于1861年二月到达了大陆北部，但没能走过沼泽和丛林到达最后的目的地——卡奔塔利亚湾。
然而归途相当凄惨。回到营地以前，格雷因精疲力竭而死去。四人比预定时间多出去了一个月，尽管留下的队员已决定再多等一个月，命运却和他们开了个悲剧性的玩笑。其他人就在伯克，威尔斯和金回来当天的早些时候离开了营地。他们留下了足以支撑到最近镇子的食物，但与威尔斯的意见相佐，伯克和金决定去阿德雷德。两天后，伯克也耗尽气力死去了。金回到营地时，发现了威尔斯的遗体。一个搜寻小组最后找到了金。
现代历史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出现了一次淘金热，让众多欧洲大陆人和中国人涌入澳大利亚。淘金热对澳大利亚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一夜之间小镇住满了居民，进一步把这片陆地由流放地变成幸运和富庶之地，淘金者从自己的国家带来了贸易和枝术，这为澳大利亚发展第二产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那时，大陆上有六个欣欣向荣的殖民地，但淘金热中的美好生活很快便烟消云散了。1890年物价暴跌，陷入了经济萧条之中。这样要把六块殖民地统一为一个国家就有了越来越多的理由。1901年，澳大利亚成为联邦，六个殖民地组成了现在的国家。
澳大利亚人仍与英国、他们的“祖国”紧密相连。许多人民对英国忠心耿耿，一点儿也不亚于对澳大利亚的赤诚。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爆发时，澳大利亚人毫不犹豫地为不列颠而战。二战中又为英国及其盟国投入了战斗。这次战争离本土很近——很多澳大利亚人在附近的新几内亚作战，达尔文也在1942到1943年间遭到日本空袭60次，死亡240多人。
澳新军团传奇
每年的四月二十五日，澳大利亚都会庆祝澳新军团节。它是官方的节日，许多方面比国庆节还隆重。
澳新军团是澳大利亚新西兰军团的简称，已被用来称呼在那个军团服役过的士兵。澳新军团节用以纪念1915年4月25日一战中发生在澳大利亚和土耳兵之间的一次战役。
澳大利亚和盟军本要袭击土耳其的加利波利半岛，但战士们上岸上错了地方。他们作战的地方不是利于发动进攻的平坦海滩，而是面临悬崖峭壁。在历时八个月的战斗中，敌军居高临下向澳新军团射击，致使八千官兵命丧黄泉。
尽管战役以失败告终，澳大利亚人仍把澳新军团士兵们尊为英雄。因为他们有尊严地死去，虽深知身处绝境仍顽强地抵抗，还有无数为救同伴牺牲自己的故事。现在一般认为，战斗失败不是战士们的过错而是错误的信息至使他们在错误的地点登岸。
澳新军团节这一天，澳大利亚人庆祝人类灵魂的凯旋，歌颂本国的“伙伴精神”。现在澳新军团节已被用来纪念每一场澳大利亚参与的战役和战俘。它并不宣扬战争，只赞誉那些为祖国献出生命的战士和他们的同伴们。军队全体人员都得到了缅怀，包括服务性的护士和医务人员。
二战之后，又有一批移民从饱受战争之苦的欧洲涌入。这又推动了澳大利亚的二次产业和整个经济增长，第二产业在过去的五十年里迅速发展，澳大利亚再也不是主要依靠羊毛和矿物出口的国家了。
大量移民引入的多元化文化越来越让澳大利亚人觉得自已不是不列颠的一部分。这个国家在亚洲和太平洋发挥着重在的经济作用，更多地从与近邻而不是与遥远的英国、欧洲的交往中获得了利益。
1962年越南爆发了反共的战争，澳大利亚人不像以前那样热衷于参与他国事务，对通过战争期间的义务兵役法也有诸多反对意见。这次澳大利亚主要支持美国而非英国，美国的影响越来越强了。现在大部分电视节目都来自美国，相当数量的无线电波段也为美国占据，生活中到处都渗透着美国文化的痕迹。
如今，澳大利亚已把自己定位为亚太地区的一员。它在亚洲有许多经济合作伙伴，移居进来的亚洲人人数仍在增长。它帮助建立了东南亚国家联盟，即东盟，这在该地区产生了重要的经济联盟关系。
另外，澳洲大陆上划时代的变化还包括关于当地居民土地权的决议。当1788年英国人在此定居时，英王拥有所有土地，拒绝承认在此繁衍生息数千年的当地人对土地有任何权利。1992年澳大利亚高等法院判决，如果本土居民（土著人和特洛斯海峡岛人）世代居住在此，在这片土地上形成了绵延的文化，就有拥有它的权利。该决议称“马波决议”，因土著人戈迪·马波首先把它诉诸法律。但对土地的争端仍未平息，矿场和农用地问题至今仍有待解决。
进入两千年，关于是否应切断与不列颠的联系成为独立共和国的讨论开始升温。许多人觉得这只是时间问题，也有一些老辈的人强烈要求延续澳大利亚的传统。
（四）
《英国殖民者对澳洲黑人的虐杀》报道：
一、屠杀黑人的历史背景
1788年，澳大利亚沦为英国殖民地，从此大批白人移民涌来。开始时，澳大利亚是犯人流放地，来的移民主要是犯人，因此澳洲黑人所接触到的是犯人移民，黑人和白人的关系主要是黑人部落成员和犯人的关系。后来随着自由白人移民的增多，黑人和白人的关系逐步演变为黑人种族和白人种族的关系，即种族关系了。这种关系随着白人的增多、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殖民区不断扩大日益恶化，其后果导致了黑人被白人大规模地屠杀。
第一任总督菲利普上校开始时很注意维护白人和黑人的和谐关系，但后来他发现维护友好关系极难。犯人经常偷窃土著居民的东西，经常调戏和侮辱他们的妻子和女儿，而被侵害的黑人也往往进行报复。因此，这位总督对今后能否维持住同黑人的和谐关系产生了怀疑。再加上殖民者对黑人采取了歧视性的同化政策，这些政策严重损害了他们的民族风俗与习惯，这必然引起黑人极大的反感。久而久之，这种反感便演变为仇视白人的心理与情绪。例如1796年，一位黑人姑娘在白人家里当女仆，这本来是很平常的事情，但在黑人眼里，她却是大逆不道，因为在仇人——白人家里干活。几个黑人把这位黑人女仆诱骗到森林里将其杀死然后碎尸。
种族仇恨心理导致了相互斗杀。由于白人处于有先进的武器优势，而黑人几乎是处于赤手空拳状态，每次斗杀总是以黑人失败最惨和牺牲最大而结束。1799年，新南威尔士的5名白人惨杀了3名黑人青年，新南威尔士法庭不得不宣判白人凶手有罪。由于此案震动很大，汉特总督便上报英国殖民部。但殖民部站在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立场竟然下令释放这5名杀人凶手。这就是说黑人在殖民部的眼睛里是不受法律保护的。此后杀害黑人的事件屡屡发生。一位叫达莱庇的黑人部落酋长在对一位叫汤姆·皮特雷的白人移民说的一段话很有代表性，他说：
“白人到来前，我们虽然没有衣服穿，但我们并不感到羞耻，大家都过得自由和幸福，可吃的东西很多，猎取食物也是乐趣。后来白人来到我们中间，他们从我们的土地上把我们赶走，用步枪打死我们的人，还监禁我们的人，抢走我们的妻子、女儿和姐妹。如果我们杀死了白人，你们能不谴责我们吗？”又说：“白人还做了一件事，就是教会了我们喝酒、吸烟、骂人和偷盗。”
这位部落酋长在这里讲了三个问题：第一，白人到来后抢占了黑人部落的领地；第二，抢劫和杀戮了大批黑人；第三，把欧洲社会的坏的习俗带入黑人社会。所有这些必然导致黑人社会衰亡。黑人面临着惨遭屠杀和社会危亡，必然进行强烈的反抗。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澳洲大陆和塔斯马尼亚岛爆发了规模较大的反抗斗争。这场斗争沉重地打击了白人殖民主义者。白人移民，尤其悉尼附近的移民惊呼“黑人的困扰”，要求殖民当局予以镇压。新南威尔士总督金（King）派兵镇压暴动的黑人，并悬赏缉拿著名的黑人领袖皮姆尔维，甚至宣布无论死活都给以赏金，在英国殖民当局镇压下，1801年，这场反抗斗争终于失败，但澳北区的反抗又持续了许多年。白人殖民者和黑人的矛盾通过这次斗争进一步尖锐化了。
进入19世纪后，黑人与白人殖民者的矛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激化了。英国圈地运动的规模因工业革命进入高潮后进一步扩大了，丧失土地的居民大批涌入城市。当时工商业部门一时吸收不了如此众多的农民劳力，找不到工作的农民为了活命往往铤而走险，因而英国社会的犯罪率大幅度上升。政府为了稳定社会秩序一再颁布严刑峻法，移入澳洲的犯人就因此大幅度地增多了。此外，大批自由移民从英国移入澳洲。他们在这里大办牧场农场，到19世纪30年代在澳大利亚形成了一个经济实力雄厚的农牧场主阶级。这个阶级驱赶着他们的成几倍、几十倍以致上百倍增长的牛羊向四面八方扩展牧地与农田。农牧场主为了保证自己牛羊食草采取了三项办法：一是大量屠杀食草动物；二是更换草种，培植供牛羊食用的新草；三是在农田与牧场周围设立篱笆，防止食草动物闯入。所有这三项措施都会导致黑人生活来源的减少以致中断，因为食草的野生动物无草可吃了，尤其是食草量极大的袋鼠。而袋鼠对澳洲黑人来说极其重要。黑人为了活命只好去偷猎和抢劫牧主的牛羊，而牧场主为了保卫自己的牲畜拿起武器屠杀黑人，因而出现了人类历史上又一次屠杀土著居民的大暴行。导致这一暴行发生也与黑人社会发展阶段有密切关系。我们知道黑人社会十分落后，从资本家角度说，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当时尚未掌握劳动技能，不可能成为被剥削的对象，因此资产阶级在19世纪上半叶还把他们看成“过剩居民”，作为屠杀的对象。
二、塔斯马尼亚黑人被屠杀殆尽
种族矛盾因上述因素而加深和尖锐化了，到19世纪20—30年代便发生了白人殖民者大规模屠杀黑人的新暴行。在这灭绝人性的大屠杀过程中，英国殖民残杀塔斯马尼亚黑人尤为典型，尤为令人发指。白人移民屠杀黑人首先是从塔斯马尼亚岛开始的。岛上土著居民约6000人左右，他们和澳洲大陆上黑人一样是善良的。殖民区设立不久便发生了饥荒。副总督科林斯上校被迫允许犯人自由猎取动物充作食物，以度饥荒，不受监狱约束，结果其中一部分犯人成了“丛林匪徒”。他们残暴地对塔斯马尼亚岛上居民开始大屠杀。白人自由移民往往率领着犯人出去打杀黑人，甚至用步枪打死黑人喂猎狗。白人殖民者以猎捕黑人为乐并当作“喜爱的运动”。白人殖民者的暴行引起了塔斯马尼亚黑人武装反抗，从而在19世纪20年代在塔斯马尼亚岛爆发了“黑战”（Blackwar）。所谓“黑战”实质上是黑人争生存的战争。
在黑人打击下，白人殖民者要求殖民当局给予保护。1826年，殖民当局颁布了令人发指的法令：每捕捉一名黑人赏金5英镑，因而大批黑人被残杀。在圣保罗河两岸地区，每12人中捕9杀3，而在东部沼泽地区则捕2杀10。史家林罗思在其名著《塔斯马尼亚的土著居民》一书中详细地记载了在这场“黑战”中，白人惨杀黑人的状况。白人士兵经常去洗劫黑人村落，杀死村里的所有男人和女人。更令人愤慨的是，殖民当局对杀害黑人的凶手当做功臣加以奖励，如一个叫罗宾逊的白人因捕杀黑人有功，殖民当局赏给他400公顷土地，其他殖民者还集资20万法郎赏给他。
对塔斯马尼亚黑人灭绝人性的残杀在澳大利亚和英国引起极大的震动，许多正义人士纷纷站出来抗议。塔斯马尼亚殖民当局为平息众怒改变了镇压手段，用驱逐黑人的手段来取代残杀。殖民地总督阿瑟制订出一个驱赶黑人到荒岛的罪恶计划。按着这个计划先把黑人驱赶到塔斯马尼亚的一个狭窄的半岛上去，并划出警戒线，在警戒线内把土著居民捕捉起来，强制性地把他们运送到一个小岛上去，最后把他们约200人送到一个名为贡卡里吉岛（即今弗兰德林斯岛）上去，并把他们安置在该岛的沼泽区，除供给一些食物外，还散发他们给基督教教义问答，就这样把土著黑人“保护”起来，从此开始了土人的“保留地”制度。由于种种迫害，到1843年，塔斯马尼亚黑人只剩下50人。
“黑战”一直持续到1834年。
三、屠杀澳洲大陆黑人的残暴手段
白人殖民者在塔斯马尼亚大肆屠杀与迫害黑人的同时，在澳洲大陆上同样进行了屠杀。在大陆上屠杀黑人往往因牛羊纠纷而发生。澳洲黑人处于原始社会阶段，没有私有制和产生于私有制基础上的私有观念，对他们来说，大陆上的任何东西是公有的，可以任意拿取，拿取牧场主的牲畜也是合法的，因此黑人猎取白人的牛羊的事件经常发生。而牧场主为了保护自己的牛羊组织起武装围剿黑人。围剿的武装人员经常深入到丛林去追杀。
白人殖民者极端歧视和仇视黑人，不把他们当作人来看待。我们从一位叫亚特的英国牧师在1835年对“英国挑选黑人委员会”委员们演说中的一段话可看得十分清楚：“我不止一次地听到人们说，他们（指黑人—引者）不如狗有用，开枪打死他们不会比打死要咬你的狗要坏。”这种歧视和仇视黑人的心理是一种兽性的表现，从而就成了大肆屠杀黑人的一个重要因素。
为了更有效地屠杀黑人，殖民当局在1837年在维多利亚建立了“土著警察”，是用收买、拉拢和欺骗的手段建立起来的。当局唆使他们到与他们对立的部落里屠杀本族同胞，土著警察一直存在到1853年。
殖民者的残暴性还表现在用下列方式杀害黑人：在周末四出猎杀“土巴佬”，此其一。其二，为夺取肥沃土地，对土著居民实行“驱散”，四处追杀。其三，在黑人聚居地区内，在食物中和饮水中下砒霜之类毒药，引诱食之，使中毒而死。其四，诱奸或强奸黑人妇女，奸后杀之。在如此残害澳洲黑人漫长过程中最著名的事件是“弗雷泽哈姆惨案”。1857年秋，两名白人殖民者在昆士兰的弗雷泽哈姆附近名为昆加利的村落里强奸两名黑人姑娘，当时该村的男子都出去打猎了。为了报仇，当夜，一群黑人赶到弗雷泽哈姆，杀死了一名强奸犯，并打死几个白人殖民者。白人以“复仇”为口实，在弗雷泽哈姆聚集了一大批白人武装暴徒，这些暴徒赶到昆加利，开始大屠杀，不仅把昆加利村子的人，还把附近村落的人全部杀死，共计近2000人。这个惨案充分证明了白人殖民者是何等凶横残暴。
四、早期白人对黑人的影响
在白人殖民者屠杀下，澳洲大陆黑人人口大幅度减少，到1947年仅余4.7万人，就是说85％的人被虐杀了。余下的黑人在死亡的威胁下只好内迁，其中大部分迁往内陆荒漠地区。
塔斯马尼亚黑人的命运更为悲惨，在虐杀下，1847年剩下40人，1860年只剩有11人。1869年只剩下男女两人，而当年这位最后一个塔斯马尼亚男子也死了，这样只剩下最后一个女人了。后来，这个名叫特鲁卡尼尼的女人死于1876年。这样，到1876年，所有塔斯马尼亚人在七十三年的时间里全部被消灭了。根室在谈到特鲁卡尼尼死时写道：“她是1803年生的，就是在白人公开侵入的那一年生的，因此她的一生正是她的种族被消灭的时期。她企求她死后尸体不要解剖，但是并没顾她的这个可怜的要求，她的骨骼仍然放在霍巴特博物馆里，以作为她的种族注定灭亡命运的一个恰当的纪念品。”①这位世界著名学者的这番话是对英国殖民主义暴行的揭露和血泪控诉。
即便是早期在澳洲大陆殖民地内幸存下来的土著居民，也大都沦为做各种低贱工作的零工，其社会地位几乎等同于流犯。
白人对澳洲黑人带来的另一灾难性恶果，是把白人社会中的天花、猩红热、痢疾、伤寒、病毒等一系列疾病带到澳洲大陆来。这些疾病对于毫无医学防治能力的土著居民来说，无疑是一种大灾难，不少黑人受尽这些疾病折磨之苦而死亡。
英国殖民者对澳洲黑人的虐杀，是英国近代史上最大的暴行之一，不亚于他们对非洲黑人、美洲印弟安人和大洋洲其他地区的暴行。这是英国近代史上永远抹不掉的历史污点，应受到历史的谴责。
当然，英国殖民者的侵入也对土著黑人带来一些促使其进步的因素。首先，用资本主义的先进的文化和制度毁坏了他们的极端落后的原始社会的文化与制度，从而加速了他们摆脱落后的文化与落后的制度的步伐。其次，白人先进的生活方式影响了黑人，使他们逐步改变了自己的原始生活方式，如食人、不着服装、流浪生活等习俗，以至住房、做饭都开始摹仿白人。再次，土著黑人逐步开始学习先进的文化与技术，在这个基础上，有的去做工务农，抛弃了落后的渔猎业和采集业。最后，黑人开始摆脱前宗教观念，逐步改信基督教，这实质上是世界观的改变，同时也是一种进步的现象。
但是，这种进步却是以极高昂的代价换取的，虽然如此，但仍不失为一种历史性的进步。
①根室：《澳新内幕》，中文版，第82页。
（五）
《土著艺术的梦幻时代》（2005-11-29 新闻）报道：
对澳洲原住民来说，起始于世界之初的梦幻时代的神灵祖先永恒存在。神灵在现代世界仍然活力十足。这一切通过原住民的艺术表现出来。绘画、音乐、舞蹈得以世代相传，并且永不间断地指导和鼓舞着他们，即使遭受欧洲白人的阻隔，也没有失去旺盛的生命力。
原住民的起源与遭遇
18世纪末，在欧洲白人发现澳洲大陆以前，这里已有原住民生存，这是世人皆知的。但是关于原住民的起源，人们众说纷纭。现行的一种观点认为，澳大利亚原住民的祖先很有可能来自于亚洲或非洲的某些地方。他们至少在4万年以前，甚至更早些就已经来到澳大利亚。
1770年，英国海军上尉詹姆斯·库克船长发现了澳洲东部。他描述道：“我们所看到的这片国土处于自然状态，人类和它毫无关系。”这种“无主之地”的假设为英国殖民者的入侵铺平了道路，也为他们剥夺原住民的土地找到充分的理由。美国独立后英国犯人不能再送往北美，澳大利亚成为英国犯人的流放地。
1788年1月26日，阿瑟·菲利普船长率领11艘舰船数百名英国犯人，在波坦尼湾登陆，这个地方就是今天的悉尼。美丽而宁静的澳洲大陆被打破。英国殖民者初抵澳洲大陆时，凭借先进的武器和技术，不理睬原住民的抗议，并不经商量就宣布以英王的名义占领这块本来属于原住民的大陆。这些新来者从欧洲带来了疾病，成千上万的原住民死于天花、麻疹、流感和其他疾病。英国殖民者还对世代生存在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进行屠杀，并将他们赶到贫瘠、蛮荒之地，在那里建立保留地，强迫他们定居。原住民从主人沦为社会的最底层。这些灾难造成了原住民部族的消亡、语言的丧失、文化的破坏，失去了和灵魂联系的土地，使他们在精神上饱受煎熬。
梦幻时代的神灵
欧洲白人到达澳洲之前，澳洲大陆及塔斯马尼亚等岛屿共有原住民30万人左右。他们分布在澳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生活方式决定了原住民的社会形态，他们至少可分为250多个部落，有250多种截然不同的语言，由此衍生出600至700种方言。广阔的地域和多样的语言，造成了澳洲大陆文化之间和部落之间的极大差异。但是共同的信仰“梦幻时代”即创世纪时代，把他们紧密地联系起来。
在今天澳洲各地，虽然所有的原住民部族都经历过不同程度的文化侵扰，他们的习俗、传统和重要遗址仍旧得以保存，并受到关注、遵守和尊重。这是因为，梦幻时代创世灵魂留传下来的法理、习俗和行为规范，仍然引领并启示着众多原住民后裔的日常生活。他们靠着这种意识把过去、现在和将来联系起来。
原住民认为在创世之初，始祖们从地底和天空来到这片土地，他们创造了世间万物，人类社会由此诞生。祖先们在完成了他们的工作之后回归大地，化为溪流、池塘、岩层，或者成为岩壁上的轮廓和印记。人与万物之初的精神联系，通常被称为梦幻。
对原住民来说，起始于世界之初的梦幻时代的神灵祖先永恒存在，神灵在现代世界仍然活力十足。这一切通过原住民的艺术表现出来，绘画、音乐、舞蹈得以世代相传，并且永不间断地指导和鼓舞着他们。梦幻时代是原住民想象与实践的依据，它是原住民的文化遗产。
与神灵交流的艺术
原住民的艺术源于4万年以前，今天仍然广为流传，并且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艺术是原住民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是交流知识和观念的媒介之一，是人类精神的必然流露。在原住民的历史上没有书面文字，他们认为知识能够在创造者的意识中永存，如果传达正确，这些知识也会在接受者那里得到永存，否定了对于文字的需求。因此，“艺术被织进了原住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在原住民生命的重大历程——出生、成年、结婚、死亡以及节日和庆典等许多重要场合，都要举行相应的仪式。他们通过绘画、讲故事、歌舞和演奏音乐等形式与祖先神灵交流，实现了现实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和谐共存。
绘画
原住民的艺术中绘画的成就最为突出，他们把图案绘在岩石、树皮、圣品和地面上，也在自己的身上绘画。传统的图案由线条、圆圈和点组成。这些图案中通常蕴涵着故事，或者代表了某种自然现象和自然力量，或者代表着创世神灵，具有一定的宗教或精神的内涵，不同部落有不同的含义。
原住民的岩画已被公认是世界上最古老和年代最久远的传宗接代画，在岩石上绘画或雕刻的古代艺术画在澳大利亚随处可见。岩画的历史估计有4万年，它分为刀刻涂抹和直接描绘两种。颜料采用白色的黏土、红色或黄色的赭石以及木炭和水混合在一起作画。日常生活实用性的延续，伴随着同外部广阔世界联系所带来的变化，都被记录在岩画艺术之中。在澳大利亚各地还有很多关于创世祖先形象的绘画遗迹，据说它们是出自祖先本人之手，而不是后人的作品。人们继承了这些神圣的图画，并承担了补充上色、修葺磨损，以及一次又一次更新重绘的工作。这使得许多图像都超越了画面本身的意义，它们代表了祖先们实实在在的精神力量，每当重绘或在仪式中被触摸时，它们的神力就会释放出来，以保证季节按时更替，动植物繁衍不息，孩子们顺利出世。
树皮画的历史比岩画晚。他们将桉树皮烘干压平后作画，也有的将树皮用火烤黑在上面刻制图案，还有的在上面勾勒出动物的内脏，就像是X光片。这些画表现的主题经常是各种传说和故事，它的笔法有些像西方的现代装饰画。
沙石画在沙漠地区常用，它主要是祭祀时在沙地上绘画，祭祀仪式结束就不再保留了。
音乐和舞蹈
在原住民的生活中音乐和舞蹈无时不在，他们相信这样可以与他们的祖先在精神上保持一致。歌者和舞者扬起阵阵红土尘雾，使一个又一个古老的传说代代相传。
音乐最初是用来助产和为人治病、减轻痛楚，帮助死人的灵魂离开身体升入天堂。现在音乐用以教学、讲故事、举行宗教仪式以记录历史。
舞蹈只有男性才能表演，而且多是集体舞。通过舞蹈表现宗教礼仪，祈求人丁兴旺、风调雨顺，有时是纯粹娱乐性的。跳舞之前，他们一般都会用白色黏土、红色和黄色的赭石在身上涂抹各种花纹，在腰间或围一块兽皮或围一块棉布或围一条草辫裙。舞者通常模仿动物的动作，头上叉上一支羽毛，围观的妇女和小孩则以鼓掌、拍股、垛脚等形式为舞者击打节拍。比尔玛（打击棒）被用来统一节奏。在仪式中，它们可以成双使用，也可以单独用来敲击树、迪杰里多或地面。在有些地区，人们也使用石头来定规节奏。这些因素并不是可以彼此分割独立的部分，它们带有非常明确的意图，反映着人与自然之间精神的、神圣的、壮观的以及亲密的联系，从而组成完整的仪式。
乐器一般是用来为舞蹈者伴奏的。原住民音乐主要伴奏乐器叫“迪杰里多”，在现今150多种原住民的语言中，对“迪杰里多”的称谓各不相同。“迪杰里多”是用一种挖空的树枝做成的木管乐器，约有1米多长，它发出“呜……呜”的回荡声，据说这是神灵召唤的声音。在现代的音乐中“迪杰里多”仍然十分流行，这种乐器只有原住民男性可以触摸和吹奏。
文艺复兴和更新
20世纪60年代以后，原住民的人权真正有所改善，政治改革为原住民文艺复兴提供了平台。原住民人口增长速度高于非原住民人口平均值，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们已经以自豪取代了自卑。他们开始更乐于承认自己的原住民身份，不再因为世代对他们的歧视，而拒绝这份遗产。现代原住民中2/3以上的人远离了自己的家乡和祖先，生活在城市里。在澳大利亚总计2000余万人口中，他们占41万。
艺术家和表演家在各种媒介中大量涌现，超过其人口的比例，这充分传达了原住民文化复苏和革新的政治信息。随着历史的发展，人类的进步，原住民的艺术在继承祖先文化遗产的同时，融合了外来艺术风格，在技术上、工艺上、材料上和形式上都有所创新，有所进步。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的结合形成了原住民艺术的独特性。艺术再次成为了他们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澳洲原住民文化开始复兴和发展，开始跨出国门，活跃于全世界，这笔文化遗产应该得到全世界的保护。
近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的《我们的家园：今日澳洲原住民》展览，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澳洲原住民文化艺术的窗口。
（六）
《殖民美洲》报道：
美洲包括北美洲和南美洲。美洲这个词是亚美利加洲的简称。美洲的命名，普遍的说法是为纪念意大利的一位名叫亚美利哥·维斯普奇的著名航海家。1499年。亚美利哥随同葡萄牙人奥赫达率领的船队从海上驶往印度，他们沿着哥伦布所走过的航路向前航行，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到达美洲大陆。亚美利哥对南美洲东北部沿岸作了详细考察，并编制了最新地图。1507年，他的《海上旅行故事集》一书问世，引起了全世界的轰动。在这本书中，引人入胜地叙述了“发现”新大陆的经过，并对大陆进行了绘声绘色的描述和渲染。亚美利哥向世界宣布了新大陆的概念，一下子冲跨了中世纪西方地理学的绝对权威普多列米制定的地球结构体系。于是，法国几个学者便修改和补充了普多列米的名著《宇宙学》，并以亚美利哥的名字为新大陆命名，以表彰他对人类认识世界所做的杰出贡献。新《宇宙学》一书出版后，根据书中的材料，在地图上也加上了新大陆——亚美利哥洲。后来，依照其他大洲的名称构词形式，“亚美利哥”又改成“亚美利加”。起初，这一名字仅指南美洲，到1541年麦卡托的地图上，北美洲也算美洲的一部分了。
美洲包括国家：阿根廷巴哈马伯利兹美国玻利维亚巴西巴巴多斯加拿大哥伦比亚智利哥斯达黎加古巴委内瑞拉萨尔瓦多厄瓜多尔格林纳达危地马拉圭亚那洪都拉斯海地牙买加圣卢西亚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拿马秘鲁乌拉圭巴拉圭苏里南多米尼加多米尼克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安提瓜和巴布达圣基茨和尼维斯
美洲
亚美利加洲，简称美洲，位于地球的西半球，自然地理分为北美洲、中美洲和南美洲，人文地理则将之分为盎格鲁美洲（大多使用英语）和拉丁美洲（大多使用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
对于印欧文明来说，美洲最初并不为所知，后被航海家哥伦布发现（但又有一说为可能由郑和发现），并误认为是印度，以致称当地人为印第安人并流传之今。后以意大利探险家亚美利哥·韦斯普奇的名字命名，并沿用至今。
（七）
《印第安人》报道：
印第安人是对除爱斯基摩人外的所有美洲原住民的总称。美洲土著居民中的绝大多数均为印第安人，分布于南北美洲各国，传统将其划归蒙古人种美洲支系。印第安人所说的语一般总称为印第安语，或者称为美洲原住民语言。印第安人的族群及其语言的系属情况均十分复杂，至今没有公认的分类。
名称
印第安人在15世纪末之前本来并没有统一的称法。1492年意大利航海家C·哥伦布航行至美洲时，误以为所到之处为印度，因此将此地的土著居民称作“印度人”（西班牙语：“indios”），后人虽然发现了错误，但是原有称呼已经普及，所以英语和其他欧洲语言中称印地安人为“西印度人”，在必要时为了区别，称真正的印度人为“东印度人”。汉语翻译时直接把“西印度人”这个单词翻译成“印第安人”或“印地安人”，免去了混淆的麻烦，到目前仍为最普及的用法。不过到了20世纪，许多美洲国家印第安人的地位有了明显改善，一些政府机构或民间组织开始对“印第安人”这一名称进行“正名”，比如在加拿大往往被称为更加政治正确的“第一民族”（英文：“First Nations”）等等。
文化
在亚里桑那东北边境内的侯琵（Hopi）族的男子正利用传统方法编织布匹印第安人经过两万多年的分化和发展，产生了许多不同的民族和语言。在历史上印第安人曾建立过四个帝国，其中最重要的是北美洲的阿兹台克帝国和南美洲的印加帝国。印第安人中的玛雅人发明了玛雅文字，对天文学的研究造诣也相当深入。印第安人培育出了玉米、马铃薯、辣椒、西红柿、烟草、可可等作物。
然而，由于后来西方殖民者迫害、杀戮印第安人，毁灭印第安文化，致使现在残存的古代文明材料已经不多，但目前的研究越来越引起考古界的关注，美洲国家也开始下大力发掘古代印第安文化。
据统计，殖民时期，西班牙所属的领地有1300万印第安人被杀，巴西地区有大约1000万被杀，美国西进运动中又有100万左右印第安人被杀。目前大约有3000万印第安人。
另外，印第安人曾被误认为是红种人，因为他们的皮肤经常是红色的，后来才知道这些红色是由于印第安人传统上习惯在面部涂红颜料所给人的错误认识。
文化
在亚里桑那东北边境内的侯琵（Hopi）族的男子正利用传统方法编织布匹印第安人经过两万多年的分化和发展，产生了许多不同的民族和语言。在历史上印第安人曾建立过四个帝国，其中最重要的是北美洲的阿兹台克帝国和南美洲的印加帝国。印第安人中的玛雅人发明了玛雅文字，对天文学的研究造诣也相当深入。印第安人培育出了玉米、马铃薯、辣椒、西红柿、烟草、可可等作物。
然而，由于后来西方殖民者迫害、杀戮印第安人，毁灭印第安文化，致使现在残存的古代文明材料已经不多，但目前的研究越来越引起考古界的关注，美洲国家也开始下大力发掘古代印第安文化。
据统计，殖民时期，西班牙所属的领地有1300万印第安人被杀，巴西地区有大约1000万被杀，美国西进运动中又有100万左右印第安人被杀。目前大约有3000万印第安人。
另外，印第安人曾被误认为是红种人，因为他们的皮肤经常是红色的，后来才知道这些红色是由于印第安人传统上习惯在面部涂红颜料所给人的错误认识。
起源
关于美洲原住民的起源，现时有三种说法：
其一，有研究者认为，美洲原住民的祖先可能是是在大约2万年前从亚洲渡过白令海峡到达美洲的，或者是通过冰封的海峡陆桥过去的。
其二，有近年研究显示，南美洲和中美洲有不少年代久远的骸骨被发现，这些骸骨的年代比北美洲所发现过最古老的骸骨更长久，而且体格与东南亚的爪哇人种更相似，所以有人认为最早的原住民可能是透过海路，自东南亚通过南太平洋不同的海路到达中、南美洲，然后再散布到全境。
其三，也是现在逐渐风行的说法，综合了以上两种说法，认为北美洲以及部分中、南美洲的原住民是通过白令海峡陆桥迁居到美洲的北亚居民后裔，而其他的中、南美洲的原住民则有可能是自太平洋诸岛迁居而来的马来人后裔。
美洲原住民人经过两万多年的分化和发展，产生了许多不同的民族和语言，其中尤以分布广泛的印第安人最为明显，并产生过玛雅文明、阿兹特克文明等著名的美洲文明。然而，后来由于西方殖民者对美洲原住民及其文化的迫害和毁灭，致使现在残存的古代文明材料已经不多。不过，目前有关美洲原住民的研究越来越引起考古界的关注，而且在许多美洲国家美洲原住民的地位也有了显著的提高。
谢选骏指出：英国是最大的全球帝国，相形之下，蒙古及其后身俄罗斯，只不过是亚欧帝国。因为稳固控制了印度，英国作为曾经的全球帝国，超过了西班牙和其他欧洲殖民国家。
【53、犹太人的“再殖民战争”漫长而残忍】
《以巴冲突：哈马斯发动突袭后，以军战机空袭加沙试图完全控制领土》（BBC 2023年10月8日早上6点01分）报道：
10月7日，以色列空军袭击加沙地带的一座购物中心，烟雾和火焰笼罩着整个建筑物。
在哈马斯突然对以色列展开袭击后，以色列对加沙（Gaza，加萨）发动了多次空袭。
据加沙官员表示，自星期六（10月8日）以来，以色列的报复性空袭已造成313多名加沙人死亡，另有2000多人受伤。
以色列驻土耳其大使馆援引以色列卫生部的话称，迄今为止，至少有300名以色列人被杀，数十人被绑架。
报告称，近2000人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其中19人情况危急。不过，有关数字尚未得到以色列的直接证实。
在来自加沙的袭击中，巴勒斯坦武装分子渗透到以色列并试图控制以色列社区。
据路透社报道，以色列军方表示，目前已有数百名巴勒斯坦枪手被杀。军方补充说，数十名枪手已被俘虏。
以色列早些时候表示，仍在八个地点与武装分子交火。
加沙正在发生什么？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告诉以色列人，他们正在进入一场“漫长而艰难的战争”。
以色列军队已要求长期封锁的加沙七个不同地区的居民离开家园，搬到市中心或在避难所避难。
目击者早些时候告诉BBC，数十个家庭已离开家园并在联合国开办的学校避难。
以色列军队已要求长期封锁的加沙七个不同地区的居民离开家园。
在社交媒体X（以前称为 Twitter）上，加沙网民称大规模的空袭持续。
以色列空军公布了对加沙地带多座建筑物进行袭击的视频，据称哈马斯军事目标就位于这些建筑物上。报告补充说，以军战机一直在攻击哈马斯的“作战基础设施”。
以色列政府还表示将切断对加沙的电力、燃料和物资供应。自2007年以来，以色列和埃及以安全为由对加沙地带进行了封锁。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发生黎巴嫩“向以色列境内开枪的事件几分钟之后”，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进行了炮击。
国际社会强烈谴责哈马斯的袭击，美国总统拜登表示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坚如磐石、毫不动摇”。
与此同时，哈马斯告诉BBC，伊朗支持这次袭击。沙特阿拉伯呼吁立即停止升级，称其已多次警告“持续占领”带来的危险。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当前巴以紧张局势加剧和暴力升级“深表关切”，呼吁国际社会“增强紧迫感”，并敦促有关各方“立即停火，保护平民，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
该发言人指出：“巴以冲突反复上演，充分说明和平进程长期停滞不可持续。平息巴以冲突的根本出路在于落实‘两国方案’，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他并说，中国将“推动巴以双方早日恢复和谈，寻求持久和平之道”。
《危险时刻：内塔尼亚胡承受着巨大压力，需要采取重大行动》
BBC首席国际事务记者丽斯·杜塞特（Lyse Doucet）
今天的关键词是“前所未有”。
这也是个非常危险的时刻。几十年来，包括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在内的以色列领导人一直抵制对加萨地带的大规模地面攻击。更重要的是，重新占领了2005年由其军队撤离的领土。
但这是一场全新的战争，主要是因为人质数量惊人，超过了50人和以色列严重的伤亡。而极右派的以色列政府，给内塔尼亚胡带来了巨大压力，迫使他采取重大行动。而哈马斯也不会退缩，他们不会停火。
正如以色列人因为这些攻击而团结起来一样，巴勒斯坦人也在团结起来。他们厌倦了数十年来以色列设下的重重管制。巴勒斯坦人也对自己的领导层感到厌倦，尤其是巴勒斯坦政府，后者是哈马斯的竞争对手。
但问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问题之前，另一个迫切的问题是：现在该怎么办？
对于该区域似乎永无休止的苦难循环，有什么长期的解决方案呢？
《安全营救人质可能需要采取地面行动》
BBC中东分社社长乔·弗洛托（Jo Floto）发自耶路撒冷
一夜之间，以色列人不断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平民在枪口下从家中拖出来，移往加沙，并经常在镜头前受到羞辱的帖子。
对这个国家来说，这令人十分震撼。人质安全和营救行动将是每个人最关心的问题。
过去，当哈马斯成功劫持人质时，最终都会以谈判结束——有时是在多年之后。作为回应，数千名巴勒斯坦囚犯被交换。
我们知道哈马斯现在也想这样做。哈马斯表示将确保以色列监狱中的巴勒斯坦武装分子获释，以交换这些人质。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警告哈马斯，如果这些人质受到伤害，将会造成可怕的后果。
很难想象他们如何在没有地面行动的情况下营救人质，也很难确保他们不会在交火中丧生。
以色列军队正在动员数千名步兵，坦克正在开往加沙。在某个时间点，地面行动将成为可能选项。
内塔尼亚胡：以色列面临一场“长期的战争”——
以色列军队和来自加沙的哈马斯武装分子的战斗仍在继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告诉以色列人，他们正在进入一场“漫长而艰难的战争”。
内塔尼亚胡在星期六（10月7日）夜间表示，这场战争“是哈马斯的凶残袭击强加给我们的”，第一阶段战斗将在未来几个小时内结束，届时以色列领土上的大部分武装分子都将被消灭。
星期六，哈马斯武装分子渗透到以色列南部社区，有关冲突据报已造成250人死亡。
数百名枪手闯入以色列南部，杀害士兵和平民，并将军方所说的“大量”人质带入加沙。
据报数百名武装分子冲破加沙安全围栏，骑着摩托车，乘坐滑翔伞，或从海上进入以色列。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康里克斯（Jonathan Conricus）表示，武装分子人数达数百人，并在当天向以色列全境发射了3000多枚火箭弹。
该发言人说：“他们袭击了数十个以色列社区和以色列国防军基地，挨家挨户、挨家挨户地袭击。”
他指出，武装分子“在家中冷血地处决以色列平民，然后继续将以色列平民和军事人员拖入加沙。我说的是妇女、儿童、老人和残疾人。”
令人不安的社交媒体视频片段显示，参加派对活动的以色列平民在沙漠中狂奔逃命，被绑的妇女被绑架上车辆的情景。
作为回应，以色列对加沙地带进行了空袭，巴勒斯坦卫生官员称该加沙已有230多人死亡。
《冲突升级可能搁置以色列和沙特正常化交往的协议》
BBC中东特派记者萨米尔·哈什米（Sameer Hashmi） 发自杜拜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曾表示，以色列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可能会出现“历史的转折点”。
哈马斯的突袭和以色列的回应可能搁置以色列、沙特阿拉伯（Saudi Arabia，沙乌地阿拉伯）和美国之间正在进行的三方谈判。谈判旨在实现利雅德和特拉维夫之间的关系正常化，并且在近几个月内取得了一些进展。
现在，沙特阿拉伯呼吁“立即停止巴以冲突的升级”。
沙特的声明似乎是在指责以色列升级冲突，虽然没有直接点名该国。在官方声明中，沙特外交部表示，他们已经“多次警告，由于持续占领和剥夺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局势存在爆炸的危险”。
之前三方的正常化谈判围绕着沙特阿拉伯承认以色列，以换取美国提供武器销售、安全保障和帮助建立民用核计划。
沙特阿拉伯的王储穆罕默德·宾·萨勒曼上个月表示，越来越接近达成协议，但需要先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然后才能继续进行。
以色列军方表示，大量以色列平民和士兵被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扣为人质。被带走的人包括儿童、妇女、老人和残疾人。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表示，有些人还活着，有些人被认为已经死亡。
许多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片段声称，有以色列人落入哈马斯武装分子手中。
以色列军方发言人示，“这些数字迄今为止是难以想象的，”他说。 “这将塑造这场战争的未来。”
经BBC证实的一段发布的视频显示，一辆卡车在加沙地带驶过人群，据称载有以色列人质。
另一张位于加沙地带的照片显示，一名妇女赤着脚被人从卡车后面拖出来，血迹斑斑的双手被绑在背后。
哈马斯表示，被俘的以色列人数量是数十人的“数倍”，他们被带到加沙地带各地。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哈马斯应对人质的安危负责，以色列将“与任何伤害他们的人算账”。
《一触即发的冲突风险持续深化》
BBC国际编辑杰里米·鲍文（Jeremy Bowen）
这是以色列这一代人所面临的最严重的跨境袭击之一，他们对此次袭击感到惊讶。
几个月来，巴勒斯坦武装组织与以色列之间一触即发的冲突风险已经显而易见。
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一直把焦点放在约旦河西岸，即以色列自1967年以来占领的耶路撒冷和约旦边境之间的领土。
约旦河西岸一年到头都在发生对抗和暴力事件。
巴勒斯坦武装人员，特别是那些在约旦河西岸城镇杰宁和纳布卢斯活动的巴勒斯坦人，袭击了以色列士兵和犹太定居者。
以色列军队发动了数十次空袭。以色列武装定居者将惩罚治罪的权力交到自己手上，对巴勒斯坦村庄进行了报复。
没人料到哈马斯会在加沙精心策划如此复杂且协调一致的行动。
以色列军队称一名旅指挥官周日被哈马斯武装人员打死。
以色列军方声明称：“纳哈尔旅指挥官乔纳森·斯坦伯格（Jonathan Steinberg ）上校今天在凯雷姆沙洛姆（Kerem Shalom）附近与一名恐怖分子发生冲突时丧生。”
凯雷姆沙洛姆是加沙与以色列唯一的商业过境点，其检查站完全由以色列军队控制。
该声明称，来自肖姆里亚基布兹（Kibbutz Shomria）的斯坦伯格上校在前往与哈马斯战斗现场途中被杀。声明称，他遭到一名武装分子的袭击并被杀。
谢选骏指出：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在进行杀人竞赛——看看谁杀得多谁就算赢麻了。以色列军队已经强迫要求那些遭到长期封锁的加沙七个不同地区的居民离开家园——证明犹太人的“再殖民战争”漫长而残忍。
【54、犹太人和穆斯林都是殖民侵略者】
《“真正的机会”：以色列敦促乌克兰犹太人向其移民》（2022年3月4日 半岛电视台）报道：
学者和分析人士，以色列希望引入乌克兰的犹太难民，目的是维持犹太人口对巴勒斯坦人口的“霸权”。
自今年2月24日俄罗斯与乌克兰爆发战争以来，以色列政府一直呼吁乌克兰境内的犹太难民移民至以色列，并为此消除了官僚层面的障碍，以确保他们的尽快抵达。
以色列移民部在2月26日发布的一份声明中指出，“我们呼吁乌克兰的犹太人移民至你们的家园——以色列。”
到目前为止，至少已有100名乌克兰犹太人乘坐两架航班抵达以色列，一架来自基辅，另一架来自敖德萨。另外近300人将于本周日乘坐3架航班抵达。以色列政府官员称，预计未来几周内将有近1万人抵达。
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定居点部门在上周日宣布，将在以色列和非法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为乌克兰的犹太人家庭建造1000栋房屋。需要指出的是，该组织由以色列政府资助，并受其直接控制。
“以色列在乌克兰危机中看到了一个真正的机会，以增加在以色列的犹太人数量”，澳大利亚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的定居殖民主义和人权学教授拉娜·塔图尔向半岛电视台记者指出。
塔图尔称，“虽然承认在乌克兰存在着真正意义上的难民危机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每个人都有责任关心这场危机”，但必须指出的是，“以色列并没有向乌克兰难民开放其边境，而只是向乌克兰的犹太难民开放了边境。”
乌克兰-俄罗斯危机
谷歌地图的交通数据显示，离开该国首都基辅的路线异常拥堵，而基辅各处不断响起爆炸声。基辅方面则表示，俄罗斯的“全面入侵”即将到来——
官员们在最初表示，根据以色列1950年的回归法，大约20万乌克兰犹太人有资格向以色列移民，并根据1952年的一项立法获得以色列公民身份。然而，该国又在3月1日宣布了针对犹太人身份的新限制措施，因此，尚不清楚会有多少人将被允许入境。
在波兰、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匈牙利这4个国家内，已经设立了6个处理犹太难民移民申请的站点。移民在飞往以色列之前，将在这些邻国内得到食物和临时住所，而在以色列境内，他们也会得到临时住所，包括酒店在内。
塔图尔称，“以色列的行为并不是人道主义行为。以色列是一个移民-殖民国家。这个国家痴迷于人口结构，并渴望确保犹太人对巴勒斯坦人拥有人口优势。”
在国际人权组织最近发布的报告中，以色列有关人口的法律和政策被认定为在种族隔离制度下反人类罪行的内容之一，而在这样的情况下，以色列的官员可能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人权组织“大赦国际”上个月在一份报告中指出，“自1948年建国以来，以色列一直奉行一项明确的政策，即建立和维持犹太人的人口霸权，并将其对土地的控制最大化，以造福以色列的犹太人，同时将巴勒斯坦人的人数降至最低，并限制他们的权利，降低他们挑战这种剥削的能力。”
人口优势
1948年，在当时处于英国委任统治下的巴勒斯坦领土上，一个“犹太国家”以色列得以建立。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西方政府的推动下，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欧洲犹太人便开始大量向该地区移民，其公开目标正是建立一个犹太国家。
在1918年英国占领巴勒斯坦之前，犹太人口只占当地总人口的3%。在1922年到1935年之间，这个数字从9%上升至将近27%，而到1947年——由于移民的便利和纳粹的迫害，这项数字增长了10倍，并达到了33%。
1948年，在犹太复国主义民兵组织发动的暴力种族清洗过程中，以色列通过武力成功建国，而75万巴勒斯坦人则被强行驱逐出家园，这些事件被称为“纳克巴”，即“大灾难”。
如今，以色列的法律允许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犹太人移居至历史上的巴勒斯坦，并获得以色列公民的身份——即使他们或他们的祖先从未踏足过那里，或者与那里不存在任何联系。
与此同时，以色列利用同样的法律阻止近600万登记在册的巴勒斯坦难民返回他们的土地，这被称为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场难民危机。在过去的72年里，巴勒斯坦难民生活在巴勒斯坦及其邻国约旦、叙利亚、埃及和黎巴嫩境内的58个难民营中极其艰苦的条件之下。
“犹太复国主义的本质”
政治分析人士阿瓦德·阿卜杜勒-法塔赫表示，以色列认为巴勒斯坦人口是对其维持国家犹太属性的政治计划的“威胁”和“危险”。
阿瓦德·阿卜杜勒-法塔赫在加利利北部地区向半岛电视台记者表示，“人口问题是犹太复国主义的核心问题。犹太复国主义的整个思想正是把全世界所有的犹太人聚集在一起，并将他们转移至巴勒斯坦。”
他还表示，“任何犹太人都被赋予了所谓的‘返回家园的权利’，而这片土地的原合法所有者却被禁止返回或居住在他们的祖国巴勒斯坦”，他还补充称，“任何犹太移民，无论是乌克兰人还是其他人，他们的到来都是以牺牲巴勒斯坦人民为代价的，他们夺走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土地，并在当地强化了殖民政权。”
阿瓦德·阿卜杜勒-法塔赫指出，从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并有100万俄罗斯犹太人被重新安置之后，并没有出现任何大规模的犹太移民，这使得乌克兰危机对以色列有利。
重新安置乌克兰犹太人的努力得到了以色列政府的多个部门和伙伴机构的资助和引导，其中包括准政府组织——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以色列犹太人机构，以及国际基督徒和犹太人协会（IFCJ）。
该协会表示，“我们与我们的合作伙伴一直在共同努力以引进移民。犹太移民前往以色列，正是犹太复国主义的本质。”
贾法地区的反种族隔离活动人士乔纳森·波拉克表示，“以色列唯一关心的问题，一直是保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霸权地位。”
他对半岛电视台记者表示，“毫无疑问，在战争时期，难民应该被提供一个安全的避风港，但是以色列的首要任务，也是它最重要的义务和责任，是允许巴勒斯坦难民及其后代返回其家园。”
“以牺牲巴勒斯坦人的利益为代价，利用乌克兰危机来巩固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霸权，这是不道德且荒谬的行为。”
特权地位
联合国制定的国际法，将定居者定义为居住在1967年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领土上的非法定居点内的犹太人。
但是许多巴勒斯坦人对此表示批评，认为它忽视了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整个历史上，一直都是一个定居-殖民政权的事实。
塔图尔表示，“他们以难民的身份离开乌克兰，并逃离这场危机，但是，他们又将以定居者的身份抵达巴勒斯坦。”
她还强调，“他们将扮演定居者的角色，并享受犹太人在以色列享有的所有特权，并且会立即在土地和资源的使用权方面超越巴勒斯坦的土著居民。”
关于国际法的问题，塔图尔认为，1948年至1967年被占领巴勒斯坦之间的区别，是一种“不需要巴勒斯坦人赞同的自由话语”。
阿瓦德·阿卜杜勒-法塔赫也认同这种说法。“以色列是通过国际法建立起来的。联合国不会谴责殖民主义，因为正是它给以色列提供了合法性和保护。”
“这是21世纪仅存的殖民政权”，他说道。“不管这些乌克兰人是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定居，还是生活在我们村子里被夺取的土地上建立的犹太人定居点内，他们都将是定居者。”
“我们需要一场反对国际法的长期斗争，一场改变这种制度的大众斗争，因为这种制度对我们巴勒斯坦人来说是不公平的。”
谢选骏指出：这个“半岛电视台”是穆斯林操办的，所以它掩盖了一个事情——巴勒斯坦的穆斯林并非那里的原住民，而是一千年前从阿拉伯沙漠里钻出来四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的阿拉伯殖民者及其被征服民族！所以实事求是地说，现在的犹太人和过去的穆斯林都是殖民侵略者，他们彼此之间的仇杀不过是新强盗和老强盗之间的撕扯，毫无正义可言。
【55、犹太人抛弃了犹太教——以色列离开了“复国”路线，变成彻底的“殖民”】
《“一切都发生在暗中”：以色列对加沙地面入侵隐秘开始》（PATRICK KINGSLEY, RONEN BERGMAN 2023年11月1日）报道：
上周五晚，在犹太人的安息日刚开始不久，以色列地面部队大规模进入了加沙地带，以军对这次行动如此之保密，以至于外界在几个小时后才知道发生了什么。
在预料已久的入侵开始后的三天里，以军一直在采取同样不明确的、更逐渐的地面行动，而不是人们最初预期的那样。虽然以军一直继续对加沙发动空袭，摧毁地面建筑、导致大批加沙人死亡，但大部分地面部队似乎没有向位于加沙北部的哈马斯据点加沙城挺进，而是停在了城市外围的农村。
由于美国向以色列施压，要求它放缓对于哈马斯在以色列领土杀死1400多人的回应，以色列甚至避免将地面行动描述为入侵。但加沙的死亡人数仍在继续上升，据哈马斯官员称，到目前为止已有逾8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伦敦国王学院的战争专家安德烈亚斯·克里格表示，“一切都发生在暗中。”他还说，“只有一个很小的班子真正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甚至在以色列内部也是这样。”
分析人士表示，这种战略模糊性有三重目的。
首先，这让哈马斯难以确定以色列的下一步行动。而且，至少在目前，这让以色列士兵能继续围困加沙城，哈马斯在那里挖掘了地下隧道和防御工事网。围困但不入城，让以色列避免——或者至少推迟了——在加沙城内进行血腥巷战。
这种模糊也可能为以色列赢得一些时间。
它不仅可能有助于推迟来自内部和外部批评者的审查，也给了以色列评估哈马斯的盟友有什么打算的机会，例如曾在最近几天与以色列交火的黎巴嫩民兵组织真主党。以色列官员担心真主党民兵可能正在考虑发动更猛烈的袭击。
“现代战争不只是用坦克和飞机，”曾任以色列军事情报局局长的阿莫斯·亚德林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现代战争是网络战、心理战、信息战。”
诡秘气氛是上周五下午晚些时候开始的，据美国高级官员说，以色列屏蔽了加沙的互联网和电信网络，让加沙人无法分享他们正在看到的情况。
不久后，以色列空军用大量导弹轰炸加沙城，目的是将哈马斯武装分子驱赶到他们的地下隧道网里去。
后来，在下午6点刚过不久，一支由坦克、装甲车、推土机、步兵，以及作战工程兵组成的庞大方阵进入加沙北部，没人看到他们的行动，也没人报道。另一支纵队进入了加沙中部，从南边向加沙城逼近。
由于通讯中断，哈马斯很难全面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或准备应对措施，克里格说。巴勒斯坦平民也突然陷入了恐惧和不确定之中，他们不能相互联系，无法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
在以色列国内，官员们已在努力转移人们对入侵的注意力。
据一名医疗机构高级官员说，医疗队上周五上午收到通知，让他们进行几个小时的训练，为接收释放出来的人质做准备，哈马斯在10月7日劫持了数百名人质。对有些人来说，这助长了以色列即将在释放人质的秘密谈判中取得重大突破，而不是在为入侵做最后一刻安排的印象。
行动开始后，以军发言人不再接听电话。信息被全部封锁。
三小时后，以军含糊地宣布正在“扩大地面活动”。军方发言人确认部队已进入加沙时，已经过去了六个小时。
周六，军方仍避免把进入加沙描述为入侵，只是指出部队继续留在那里。直到当天晚上，内塔尼亚胡总理才正式宣布战争进入“第二阶段”，那是在地面行动开始24小时后。
即使在那之后，以军仍对行动保密。以军在周一只发布了有限的信息，给人以行动在控制之下且强度不高的印象。
内塔尼亚胡在对记者发表讲话时断然拒绝了停火呼吁，称其为“呼吁以色列向哈马斯投降，向恐怖主义投降”。当被问及加沙的死亡人数时，内塔尼亚胡说“一个平民都不用死”，他指责哈马斯“阻止平民离开冲突地区”。
以军发布的未经证实的视频似乎显示，以色列坦克在加沙北部的海滩上缓慢行驶。视频还显示以色列的推土机正在改变地形，可能是为了让坦克容易通过，或是在摧毁隧道基础设施。但视频中几乎没有任何实际的交火，对战斗的报道也只限于简短且含糊的陈述。
国际社会谴责以色列空袭造成巴勒斯坦平民伤亡后，以色列只提针对哈马斯武装分子的行动。
“部队消灭了数十名躲在建筑物和隧道中的恐怖分子，”以军在一份声明中写道。
哈马斯也试图将这种模糊转化为优势。其武装派系承认与以色列部队发生了冲突，但也只用了笼统的语言。“圣战者组织突袭了向拜特拉希亚西北推进的敌军，”哈马斯在周一下午发布的声明中称。
到周一晚时，以色列士兵似乎已包围了加沙城，控制了从北边和南边进入该城的通道，但仍避免派主力部队进入城市。
克里格把以军的行动描述为“某种钳制动作，将其割断，确保没人离开”。
这种做法是否有效尚不清楚：真正的考验将在以军进入加沙城时到来。
“我们还没有进入巷战阶段，那会变得非常非常混乱，”克里格说。
卫星图像显示，一组以色列坦克已接近距离加沙城东北约六公里的拜特哈农市。其他图像还显示更多的以色列装甲车聚集在加沙城以北约三公里的地方。一段周日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经过《纽约时报》证实的视频显示，两名以色列士兵在附近的一家海滨酒店上方升起了以色列国旗。
南边可以看到坦克部署在连接加沙城和加沙南部的一条主要高速公路附近。
以色列军事专家正在将这次入侵描述为分阶段的、渐进的行动。
“这不是闪电战，也不是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看到的那种战争，”亚德林说。“这是非常缓慢的行动，是确保我们消灭所有恐怖分子、清空所有隧道、保护我们的部队的行动。快速行动在这个地方不是好主意。”
但对巴勒斯坦人来说，入侵已意味着对平民生命的更多威胁。
周一发布、经过时报核实的一段视频显示，一辆在加沙南部高速公路上的以色列坦克正在向一辆车开火，拍摄该视频的记者描述后者为民用汽车。这名记者叫优素福·萨伊菲，他说，他看到那辆民用汽车朝着坦克的方向开去，他试图警告汽车的司机，但没有成功。
“我对那个高速驾驶斯柯达汽车的人大喊，想警告他，”赛伊菲在视频采访中说。“他不相信那里有坦克。”
谢选骏指出：人说“上周五晚，在犹太人的安息日刚开始不久，以色列地面部队大规模进入了加沙地带，以军对这次行动如此之保密，以至于外界在几个小时后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看犹太人抛弃了犹太教！因为他们竟然在“神圣的安息日”发动战争！这完全背弃了犹太教的教规。这说明，以色列已经离开了“复国”的路线，变成彻底的“殖民”了！
【56、约旦河西岸也是以色列的殖民地】
《以巴冲突：加沙的战火之外 约旦河西岸的社区正在分裂》（BBC 2023年11月11日上午9点57分）报道：
在约旦河西岸（West Bank）占领区俯瞰伯利恒的一个山坡上，三名巴勒斯坦年轻人在上演《圣经》时代的一幕——他们熟练地从树上摘下橄榄，果实晶莹剔透地堆放在地上。
不过，这对艾哈迈德（Ahmed）来说是全新的工作。
10月7日哈马斯发动袭击前，他在以色列的建筑工地工作，每天赚到约400谢克尔（85英镑；105 美元）。10月 7 日之后，几乎所有阿拉伯人都被禁止从约旦河西岸进入以色列。
艾哈迈德和许多人一样，失去了生计。
“现在没有（像样的）工作了。” 他一边清理树枝一边说。
“我在这工作一天，在那工作一天——在田里摘橄榄。我要养家糊口。我能做什么呢？”
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实施的严厉管控，不仅在经济上影响到艾哈迈德。一直引起巴勒斯坦人不满的检查站，现在进一步限制了他的行动自由。
“他们关闭了道路。我现在只能在家附近走动。这些检查站让我们窒息。”
但艾哈迈德所批评的管控措施，却加强了另一批人的安全感。
性格开朗的丹尼·切斯特曼（Danny Chesterman），以前经营自行车旅行团，他住在以色列定居点（又称屯垦区）艾法瑞特（Efrat）。他数十年前搬到以色列，但一直保留着伦敦口音。
被问到外界如何看待他的社区时，他答道：“我们被描绘成偷取阿拉伯土地的非法定居者。”
“总的来说，我们没有偷走任何人的土地。”
“我们是早上上班的人。我们做生意。我们有大学教授。我们是书生，不是剑客。”
定居点争议
今年年初，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政府将约旦河西岸的九个定居点合法化，引起国际争议。
联合国和许多国家表示，根据国际法，所有定居点都是非法的。许多以色列人，尤其是居住在定居点的以色列居民对此提出强烈质疑。
很少有人不同意的一点是，10月7日的事件以及以色列的军事回应，恶化了犹太定居者与其阿拉伯邻居之间的关系。
丹尼说：“我希望并相信，我们与阿拉伯村庄近邻可以继续保持良好关系。”
“话虽如此，安全问题显然还是存在的。”
10月7日清晨，被英国和许多国家列为恐怖组织的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史无前例的攻击，造成约1400人死亡，约240人被掳走。
作为回应，以色列军方对加沙发动空袭，随后进入该地带。以色列表示，将不惜一切摧毁哈马斯。迄今，军事行动已造成10,800 多人死亡，包括4400名儿童。
从艾法瑞特（Efrat）看过去的伯利恒
丹尼表示，他听说哈马斯武装分子获得加沙人的帮助，而后者曾与以色列人合作，这彻底改变了这里的人对其阿拉伯邻居的看法。
他说：“在加沙地带附近的一些基布兹（kibbutzim，犹太人的集体农业社区），他们（以色列人）与在那里工作的阿拉伯人关系很好，但后来他们发现描绘村庄的地图，上面有这些家庭的名字。”
“他们从那些关系极好的人那里，发现了非常可怕的事情。”
对此，担任埃弗拉特市长十多年的奥德·里维（Oded Rivivi）也有同感。他认为，虽然他所在的定居点与附近大多数阿拉伯村庄的关系一直很好，但现在已经彻底改变。
“要多久才能解决这个（信任）问题？只有时间才能证明。但只要你听不到阿拉伯领导人出来谴责（哈马斯）……这肯定会让重建信任的时间更长。”他说。
在山谷另一侧的阿拉伯村庄，不信任的原因截然不同——以色列的管制行动不仅包括增设检查站。上月，以色列国防军逮捕1400 多名巴勒斯坦人，称大多数人与哈马斯有关联。
就在我们拍摄当天，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Palestine National Authority）称西岸有18人被杀，一个多月内被杀的总人数达到 170人。
巴勒斯坦人对此进行了暴力或和平的抗议。比如在伯利恒，店家展开大罢工。尽管巴勒斯坦人的愤怒主要是由加沙发生的事件引起，但在10月7日之前，约旦河西岸早已是火药库。
最让西岸人愤怒的，是以色列定居者的暴力行为。以色列青年男子往往全副武装，他们被指责，把巴勒斯坦家庭逐出家园。一段视频显示，一名巴勒斯坦男子被一名手持冲锋枪的定居者射中腿部。
在埃弗拉特，我质问市长奥德·里维如何回应这些问题。
“有一小撮极端分子确实采取了暴力行动，”他回答道。“这些人需要由警察来处理……但绝大多数人，生活在这里的犹太人，应该得到安全，应该被当作人来对待……因为这就是这些社区的本质。”
他称将采取行动。
“我们昨晚与总理和所有市长开会。大家一致呼吁政府确保这些极端分子被逮捕、被制止，而且越快采取行动，造成的破坏就越小。”
说到底，所有冲突都归结于土地。
双方都坚信，他们有权拥有可能是世界上最具争议的一块土地。过去数十年，国际社会一直呼吁实现“两国方案”，即西岸和加沙组成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并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
近年，这个可能性似乎越来越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联合政府在极右翼定居者政党的支持下，几乎不可能达成妥协。10月7日事件被许多人视为两国梦想棺材上的最后一颗钉子。
奥德市长说：“我认为，每过一天，我们都会离这一目标更远。在国际社会压力下，以色列实际上从加沙地带撤走了所有公民、平民和军事人员。而我们得到的却是哈马斯的军队。”
当然，这说法会激怒许多巴勒斯坦人，更不用说反抗了。对他们以及国际社会的大多数人来说，两国方案是唯一可接受的方案。他们说，任何其他方案都是继续剥夺数百万巴勒斯坦人的权利和自由。
回到橄榄树林时，太阳刚刚落到伯利恒主诞教堂（Church of Nativity）的下面，我问艾哈迈德对未来有何期许。
“和平与安全，”他回答。“自由地开着我们的车子，看望我们的孩子，在我们的国家无忧无虑地生活……我们不是想找麻烦。我们只想养活孩子，仅此而已。”
谢选骏指出：约旦河西岸也是以色列的殖民地——伯利恒，耶稣基督的诞生地，就被隔离墙切碎，我为你哭泣！约旦河西岸也是以色列的殖民地——犹太暴徒不仅抢劫了那些“抢劫了基督徒的穆斯林”，还直接抢劫了许多说阿拉伯语的基督徒。
【57、殖民者的伪善和失败】
《棕熊吃人的真实记录：美国情侣被吃得只剩手表，死亡录音至今禁播》（2022-12-30 云南 ）报道：
美国有个外号叫“灰熊人”的男人，他每年都要去棕熊保护区野营，还能和棕熊一起游泳，最后却和女朋友一起，被熊吃得只剩下骨头和一块手表。
在两人遇袭的时候，他们的摄影机记录了六分多钟的录音，连法医听了都觉得毛骨悚然，直到今天仍然禁止公开。
这个男人从事保护棕熊的工作13年，非常喜欢棕熊的他，单纯遇上了意外，还是做了什么才导致被袭击呢？
他被自己深爱的棕熊杀死
“灰熊人”提摩西·崔德威，是美国阿拉斯加州卡特迈国家公园的常客，每年夏天他都要带着装备来这里野营，直到9月份才会离开。
这里是全世界最荒凉的国家公园之一，但却是全球最大的棕熊保护区，在两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生活着大约2200头野生棕熊，提摩西每年就是为这些熊而来。
卡特迈国家公园还是世界十大最美自然保护区
提摩西的女友曾说过，他到这里比回家还开心。这个男人认识保护区里上百头棕熊，给它们一一取了名字，甚至可以和不少棕熊近距离接触。
提摩西出生在一个中产家庭，他在高中时染上了酗酒的恶习，勉强毕业之后，生活也是一塌糊涂，甚至染上了毒瘾，差点因此丧命。
因为他从小就喜欢熊这种动物，医生朋友就建议他去棕熊最多的卡特迈国家公园走一走，想让他振作起来，没想到这让提摩西对棕熊的爱一发不可收拾。
他成为了棕熊的狂热爱好者，不仅全身心投入了熊类的保护工作，更是大胆的向这些顶级猎食者靠近。
在旁人看来，他的举动堪称疯狂，简直就和送死没什么区别。但也是这些疯狂举动让提摩西名声大噪，成为了熊类保护的先驱。
他四处奔走演讲呼吁人们关心野生棕熊，还成立了一个名叫“灰熊人”基金会，致力于保护野生熊类动物，这样的生活一过就是十三年。
2003年，提摩西和女友原定在9月份离开卡迈特国家公园，但两人回家的机票出了问题，与航空公司争执过后，提摩西一怒之下干脆回到保护区，继续守着他所爱的棕熊们。
到了10月6日，提摩西和一位朋友约好当天晚些时候来接自己和女友离开。然而当朋友驾驶着水上飞机来到约定地点时，却没发现两人的踪影。
朋友产生了不祥的预感，经过一番寻找，他先在灌木丛里看到了一头成年公熊，紧接着就发现了这头熊正在啃食着提摩西和女友残缺的尸体，一条胳膊上戴着提摩西的手表。
这位朋友立刻叫来了国家公园的工作人员，他们击毙了那头吃人的熊，在它胃里找到了两人其余的部分，最后只能装成两大袋送到法医面前。
朋友在离营地不远的灌木丛里找到了两人
在现场还找到了提摩西还在运转的摄像机，因为镜头盖没有打开，所以只录到了两人遇袭时的声音，这段六分多钟的音频被称为“提摩西的死亡录音”。
只有警方和法医听过完整的内容，提摩西的另一位朋友继承了这台摄像机，但她和提摩西的亲朋都决定永远不公开这段录音。
危险的棕熊
吃了提摩西和女友的棕熊，来自于卡特迈国家公园深处，是一头提摩西不认识的熊。根据推测，它原本可能只是想要去营地旁的布鲁克斯河里捕食鲑鱼。
每年夏天，大量鲑鱼会沿着这条穿过了公园的河逆流而上，前往自己出生的淡水河道产卵，形成名为“鲑鱼洄游”的景观。
著名的布鲁克斯瀑布就在公园里，每年夏天大量棕熊都会守在瀑布上捕食鲑鱼，为了冬眠而增重，许多经典的棕熊捕鱼的照片，就是在这里拍摄的。
棕熊和海鸥在瀑布上等着鲑鱼大餐
看到这里应该有人会问，明明这里的熊都是棕熊，怎么提摩西·崔德威会有“灰熊人”这个外号呢？
这是因为生活在卡特迈公园的这些熊，大部分都是棕熊的北美亚种，虽然毛发有灰色、金棕色和黑色的，不过这个亚种里有些熊生活的太原地带太冷，就长出了与众不同的银灰色毛发，所以它们才会被叫做灰熊。
虽然在提摩西的视频里，这些棕熊看起来和他很熟悉，并不会对他非常警惕，但它们毕竟是自然界的顶级猎食者，一旦真的动手，没有武器的人类也只能成为它们的猎物。
比如杀死了提摩西和他女友的那头棕熊，就是一头体长接近三米、体重四五百公斤重的壮年公熊，有着发达的肩部肌肉和宽厚的前掌，爪子长度接近15厘米。
在寒冷的阿拉斯加，棕熊会在十一月到十二月进入冬眠，在这之前，棕熊们会大量进食给自己增重，否则就会在冬眠过程中被饿死。
森林里的植物果实、根茎，虫子和小动物，甚至是腐肉，都可以是棕熊的食物。而在提摩西遇害的卡特迈国家公园里，每年夏天洄游的鲑鱼就是棕熊一年中最重要的食物。
鲑鱼的肉富含脂肪，洄游的雌性鲑鱼肚子里更是有着满满的鱼卵，有了这些鲑鱼，国家公园里才能生活那么多的棕熊。
棕熊在瀑布上可以等着鲑鱼送到嘴里
不过布鲁克斯瀑布就那么大，无法容纳很多棕熊，为了争抢到最多的鲑鱼，这个季节的棕熊看起来都挺暴躁，常常一言不合就开打，自然而然的，它们之间也划分出了不同的等级。
实力最弱的是刚独立不久的年轻棕熊，它们的生存经验和捕猎技术都比较薄弱，体格也没长到最大的时候，威胁性是最小的。
比年轻棕熊更厉害的是带着孩子的母熊，它们通常年纪要大一些，虽然体型比公熊小了不少，但为了孩子，这些熊妈妈是可以豁出命去的。
而地位最高的，就是体格庞大的壮年公熊。它们最大体重能长到700公斤，在这个增肥的季节就需要吃掉更多的鲑鱼，它们花在捕猎上的时间也就更长。
提摩西拍摄的两头棕熊抢一条鲑鱼
每年七八月份，鲑鱼开始沿着布鲁克斯河洄游，最晚持续到11月。整个卡特迈国家公园面积广阔，离布鲁克斯河近的棕熊，就可以在鲑鱼最多的时候吃饱，而那些住在公园深处的棕熊，往往九月底十月初才能陆续赶到这个餐厅。
杀死了“灰熊人”提摩西和他女友的那头棕熊，就是这样长途跋涉而来的。
是巧合，或许也是命中注定
提摩西和棕熊一起生活了十三年，他当然知道野生棕熊有多危险，可他的热爱以及这么多年的相处，让他认为自己和棕熊已经成为了跨越种族的朋友，这是致命的错觉。
提摩西靠近了游泳的棕熊
每年提摩西去国家公园野营的时候，也就是食物最充足、棕熊们忙着增肥的时候。吃饱了的棕熊往往不会把人类当成猎物，毕竟抓抓鱼就能吃饱，棕熊也不愿意多花力气去制服一个人类。
如果他和女友能按照原计划在九月份离开卡特迈国家公园，也就不会遇上那头远道而来的、饥饿的陌生棕熊。
又或许，如果提摩西能遵守国家公园的规定，他也可以避开这一场劫难。
提摩西总是会靠近棕熊
卡特迈国家公园，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棕熊保护区，为了杜绝任何可能的偷猎行为，公园是禁止游客带枪的。
不过在这里野营的人并不是没有防身手段，几乎所有人都会带上防熊的辣椒喷雾，公园管理处也建议野营的人在营地周围安装电网。
国外的防熊喷雾
但在提摩西和棕熊相处的十三年里，他从不携带防熊喷雾，更不会安装电网。因为他“不愿意为了自保而伤害任何一头熊”，更因为他觉得棕熊并不会伤害自己。
为了每个游客的安全，卡特迈国家公园要求人们不能靠近棕熊，而游客也不会用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只有提摩西不同，他甚至不止一次带领陌生游客去近距离接触棕熊。
在接近两万平方公里的国家公园里，有不少适合野营的地方。公园管理处无法随时监控所有野营的人，于是要求他们每五天就要把营地移动1.5公里，这是为了避免棕熊顺着气味接近营地。
然而提摩西从不遵守这些规矩，尤其是在棕熊集中捕食鲑鱼的季节，他更是不愿意把营地搬离河边。
在丧生熊口之前，提摩西在自己拍摄的视频里说过，他很满意现在自己的营地与河流的距离，棕熊前往河边总是要从旁路过，如果按照公园管理规定移动1.5公里，他就不能这么轻松的接近棕熊了。
公园管理处对这样不守规矩的提摩西很是头疼，从1994年到2003年，公园接到了6起关于他违反规定的投诉，他的营地总是被护林员重点关注。
对此提摩西也非常不满，他不止一次在视频里谩骂公园管理处，为了躲避护林员，他会把营地藏在茂密的灌木丛里，而他去世前所扎的营地甚至就在隐蔽的狐狸洞旁。
这所有一切无论是巧合还是人为的原因凑到一起，最终让这位追逐了棕熊13年的“灰熊人”，死在了他热爱的棕熊爪下，连一直陪伴他的女友也没能逃出生天。
听过两人遇袭时那六分钟录音的法医说，棕熊先攻击了提摩西，他大声叫女友反击棕熊来帮主他逃，但没有任何武器的女友只好拿起平底锅向棕熊反击。
提摩西·崔德威，为他所痴迷的棕熊献出了生命的代价。在他去世两年后，导演沃纳·赫尔佐格将他的故事拍成了纪录片，其中有这样一段点评：
“他的做法，就像是和穿着熊的外套的人一起工作一样，而不是把熊看成野生动物。”
谢选骏指出：这双殖民者男女入侵棕熊的领地，说是不带防狼喷剂，但遇到危险却大叫别人攻击熊类——这就暴露出他她的真正伪善和失败的一生了。就是这样自不量力的人，还要把“慈善的折磨”强加于熊，就像其他殖民者入侵原始人的部落，说是要开化别人。其实呢？他们不过是在破坏别人的生活，还把别人贬低为奴隶和宠物。
佚名网文《黑熊吃人，令人震惊但并不罕见，人类一直在熊的食谱上》（2020-10-23）报道：
黑熊吃了自己饲养员的新闻大家都看了吧？很多人十分震惊：为什么黑熊会对自己朝夕相处，给自己投喂食物的饲养员下手？动物真的没有感情吗？
本次事故是如何发生的，官方尚未给出结论。但是本次事件中的黑熊是真的狂性大发才会这样吗？答案是否定的。
人类，本身就在熊的食谱上。
熊，是一种机会主义的动物。在饥肠辘辘的情况下，只要时机合适，它们食物是来者不拒，即使面前的是的饲养员也不例外，因此在参观野生动物园时游客们都会被反复警告：千万不要手伸出栏杆外！
我个人认为允许游客自由投喂食物的动物园都是不合格的。会给野生动物和游客双方都带来不可估量的风险。
但本篇文章并不想过多地谈论这个话题，我更想来谈谈熊这种动物。
我们常说的熊包括了亚洲黑熊、美洲黑熊、棕熊、北极熊、大熊猫、马来熊、眼镜熊这8种熊科动物。其中除了生活在极地的北极熊是高度肉食的动物，蠢萌憨厚的大熊猫是啃竹子的，其他熊都是杂食性的。
何为杂食性呢？也就是遇见什么吃什么了。
比如在鲑鱼洄游产卵的季节，阿拉斯加的棕熊会在鲑鱼洄游的路途上等待，因为此时的鲑鱼是一门心思地繁殖根本就不管眼前的天敌，棕熊可以吃得个肚子圆滚滚。
在吃不到肉的时候，熊也不介意对植物下手。比如生活在台湾的亚洲黑熊，在橡子丰收的季节就是主要以橡子为食，等到了其他小动物大量出现的时候，又会转而捕食那些小体型的，比如小鹿、小牛一类的。至于生活本身战斗力不强的懒熊，则是专注水果、蚂蚁和白蚁。
可以说，只要能吃饱，大的小的，熊都不介意伸出自己的熊掌。也因此，熊伤人的事件并不罕见。
2015年深夜，棕熊袭击了叶格乡龙麻村的牧民家，七头大小不等的棕熊直接开始爬牧民家的窗子，惊恐的牧民有的爬上了房顶，有的躲进了车里。
等公安开车到达现场后，熊群一边发出低吼声一边追赶车辆，最后靠公安鸣枪才赶走了熊群。如果不是公安及时赶到，后果不堪设想。
2015年，进山放牧的藏族牧民永丁与一头棕熊狭路相逢，棕熊从永丁的背后袭击，一口就咬住了永丁的胳膊。挣扎中，永定摔下了山，棕熊无法继续攻击，永丁这才捡回一条命。被救治后，永丁的大臂伤口感染严重，肌肉被全部切除。
2020年5月，青海省玉树境内，一名女性在夜晚熟睡中，被棕熊从帐篷中拖走，不幸遇难，尸体上有明显的棕熊啃咬痕迹。
2020年7月，四川省江油市一对母子在行走途中被黑熊袭击，7岁的男孩得以逃脱，而其母亲和闻讯赶来救援的两位中老年男子却不幸遇袭身亡。
人熊冲突的新闻从来不罕见，不幸遇难或者受伤的人也在少数。
熊为什么要袭击人类？
上面提到，熊是一种机会主义者，有啥吃啥。是因为肚子饿了，所以才来攻击人类吗？
可以这么说，但原因并不完全是这样。
以玉树的棕熊为例，在人类出现之前棕熊的食谱大多是高原小型有蹄类或者植物的根茎，而在人类出现后，大片的羊群、牛群，成片的玉米地，甚至牧民家中储存的米粮糖面都成了棕熊的盘中餐。
对于棕熊而言，捕猎那些机警的小动物并非易事，很有可能一顿折腾最后一场空。但是从人类这里薅食物却相对简单地多，人类饲养的家畜肉多且性格温顺，即使是面对凶猛的捕猎者也没有什么抵抗之法。而人类的食物则更是高热量、好吃又容易获得了。
因此棕熊学会了刨人类的垃圾，轻轻松松就能吃个饱。但是一头棕熊的食量非常大，尤其在冬天来临之前，它们需要更多的食物，自助餐厅垃圾桶已经无法满足他们了。
这种时候，棕熊就会铤而走险，爬进牧民的物资，偷、抢牧民的食物、家畜，甚至是毫无防备的牧民本人。
这些年来，虽然棕熊的数量逐年下降，但是人熊冲突的事件却反倒是越来越多了。这是因为人类的行为越来越多地抢占、压缩了棕熊的生存空间，最后，棕熊只能愤而反抗。
在这种情况下，是人错了吗？又或者，是熊错了吗？
我认为，这是一个双输的局面。人类为了更多的生存空间，牺牲同伴的安全，甚至自己的生命。而棕熊为了自己的生存，面临着莫大的危险。
在这场人熊对峙中，人和熊都没有错。错的，或许只是那一段，没有被好好保持的距离。
人类和野生动物本就该保持距离，无论是在野外还是在所谓的动物园内。不打扰，远远观看，就是对双方最好的选择。
谢选骏指出：中国人都懂得“伴君如伴虎”，但也要明白，反过来就是“伴虎如伴君”、“伴熊如伴君”。殖民者不懂得这一点，不是猎杀就是亵玩，必将大祸临头，实在不可取也。
【58、殖民主义膨胀过后，它的老窝就塌方内陷了】
《为何憎恨警察？活在“城市垃圾桶”的移民后代》（联合新闻网 2023-07-12）报道：
2023年6月27日，法国一名非裔少年奈尔（Nahel Merzouk）丧命于警察过度执法的枪下，整个过程被民众录下。少年所居住的楠泰尔社区（Nanterre）的居民看着流传的影片，除了愤怒之外，更多的是错愕与不理解。同样出身于楠泰尔社区的记者阿兰尼（Feurat Alani）闻讯后直觉地下楼，看到街上人人眼神凝重，所有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所有人都不发一语。
在楠泰尔，大家几乎都彼此认识，就算不认识奈尔也一定对这张脸有印象，或至少也有共同的朋友。奈尔的死对楠泰尔居民而言不是一个单纯的噩耗，他们的整个世界都改变了。
“这群混蛋（指警察）谋杀了那孩子，他们以为他们可以合法地杀人。事实上他们打开了地狱的大门，再也回不去了。”
阿兰尼收到这则讯息，就像是预告接下来即将发生的事。当天，夜晚一降临，楠泰尔便陷入烽火。这场火随即延烧到全国各地，所有重要城市及外围郊区都发生暴动。纵火、破坏、警民冲突等，汽油弹与烟雾弹取代了城市原有的风景，政府机关、学校、大型商家等成为主要的攻击对象。所有市镇首长都紧张坐镇，警消医护疲于奔命，直升机屡屡在空中盘旋。
枪杀奈尔的警察的同事们纷纷收到死亡恐吓讯息，极右派媒体也趁势将舆论从少年之死转向支持警察、谴责暴民。政府的立场一方面承诺加强警方训练，另一方面却暗示要加强家长的管教责任（参与暴动者多半是未成年人或刚成年的年轻人）。然而这起事件如果能单纯以”各打五十大板”的方式来看待，要如何解释如此大规模却无组织的全国暴动现象呢？事实上，奈尔之死并非这些暴力事件的序曲，而是30多年来警方与移民社群冲突的其中一个章节。
死在警察手下的非裔青少年们
1993年4月6日，巴黎十八区。 17岁的刚果裔少年姆波渥垒（Makomé M’Bowolé）因涉嫌偷窃香烟遭逮捕至警局，与讯问警官发生口角后，最后却头部中枪丧命。事发当时还有另外两名警官在场，然而他们静静地看着愤怒的同事拿枪抵着少年头部，没有上前劝阻。原来，亮枪恐吓逼供是警局侦讯时的惯常手法，他们以为当天的手枪跟往常一样没上子弹。少年的死亡将警察过度执法的文化摊在阳光下，随即引发民众暴动，接连4日，十八区笼罩在帮派与警方暴力冲突的恐惧中。
2005年10月27日，在巴黎郊区市镇克里希苏布瓦（Clichy-sous-blois），一群青少年下午踢完足球，徒步从球场返家。途中经过一区住宅工地被附近居民看到，怀疑是一群不良少年准备偷东西，便通报警方。少年们察觉警车靠近，为了避免被盘查而跑进附近的变电所躲藏；警察见状遂招集更多警力包围变电所。警笛和无线电声响此起彼落，少年们就更不敢出来。就这样内外僵持了三十分钟左右，直到15岁的塔沃黑（Bouna Traoré）和17岁的班纳（Zyed Benna）误触高压电死亡。
少年们为何看到警察就想逃？警察面对这些孩子，又为何如此大动作执法？这起悲剧就像是浓缩了长久以来非裔青少年与警察之间紧张关系。这一次，不仅是巴黎地区，而是全国各地的移民市镇都掀起了暴动，警民冲突持续了3个星期，政府甚至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这些事件都与奈尔之死大同小异——青少年移民后代，因为一些小奸小恶或莽撞不懂事，在警察过度执法的情况下丧命。这些事件还有另外一个共通点——这些少年都住在城市郊区（banlieue）。
“郊区”在法国社会的语境当中其实是一个模糊的词汇，因为在大城市的外围所形成的附属市镇或聚落有很多种形式。有些地区维持农村聚落的形式，与所谓的乡村地区（campagne）没有实际的差别。有些则发展成都市富人的后花园，例如今日巴黎西部豪宅云集的十六区，在19世纪尚未被纳入巴黎市之前，就是布尔乔亚阶级的郊区。
然而郊区一词最容易让人联想到的，仍然是大众阶层（classe populaire）聚集的城市外围聚落。这些地区从19世纪以来就一直扮演着”核心城市的垃圾桶”的角色，接纳都市生活不想承担的各种元素：重工业、坟墓、贫穷人口等。
郊区为何沦为犯罪温床？
1920年代开始，共产党陆续在许多工人阶级聚集的巴黎市郊行政区赢得选举，因此有所谓的”红色郊区”一词。这些左派执政的城镇以劳动阶级的需求作为政策主轴，原本仅有附属地位的郊区从1930年代开始萌生了某种独立的地区认同。 1950年代末期，政府为了纾解战后婴儿潮的人口压力、并改善居住卫生，开始在劳动人口聚集的区域大举兴建大型的集合式社会住宅，短短几年的时间，塔型与排状的大楼就重画了郊区的天际线。
这些充满集合式社会住宅的新生”郊区城”（cité）开创了新的生活想像，不仅确保大众阶级最基本的生活品质，也某程度实现了社会融合，蓝领、白领、新兴小家庭等都共同生活在此一摩登的城市空间。
然而后续的发展也凸显了此一都市计画的局限：无论是在空间地景或公共设施的配置上，郊区城与历史性自然生成的核心城市都有很大的断裂。而且由于规划仓促，后续维护经费不足，1960年代就开始显得破旧败坏，再加上教育等公共机构资源的分配不平均，郊区城逐渐成为犯罪与失业的温床。
经济能力许可的居民都离开后，留下来的就是最贫穷的阶层。 1970年代经济危机的同时，法国社会迎来大批非洲移民，大部分就被安置在这些郊区城。当有色人种成为当地最普遍的风景后，郊区城就像是被筑起了隐形的围墙，与外面世界的隔阂再也无法被取消了。之后，历届政府都试图推出新的都市计画，然而承诺的多、实现的少，所谓的”郊区再生”对于居民而言常常只代表外墙重新粉刷。时至今日，郊区的社会问题依然没有改变，就像这首1997年的饶舌歌曲〈Demain, c'est loin〉所唱的：
“新的油漆后面，还是同样的鸟事。”
为何他们如此憎恨警察？
孤立与贫穷的恶性循环中，唯一能在移民社区兴隆发展的生意就是毒品交易。正因如此，郊区成为警察活动的重点区域，警民之间的紧张关系主导着郊区生活的日常经验。几乎所有在郊区长大的非裔少年，即便没有从事过任何非法活动，都有被警察盘查或带回警局的经验。
根据研究郊区暴动的社会学者伽隆（Olivier Galland）的说法，”对警察的恨是所有郊区青少年自我内化的结构元素之一。”而就警察那一方而言，日常巡逻的风险与追缉犯罪的高度压力，也更加深了他们对于非裔人口先入为主的敌意，执勤过程总不乏歧视性的言论与挑衅的肢体动作。恶性循环之下，郊区青少年对警察的恨就像闷烧的炭火，平时可以控制，一旦风起就一发不可收拾。
若想了解生活在郊区的少年们所面对的世界，可以看法国影史上著名的黑白靠片（注：指邪典电影、取自film culte谐音）、1995年上映的《恨》（La haine）。启发该片剧情的，正是前述1993年的姆波渥垒事件。故事背景是郊区悲剧的经典情节——某少年遭警察伤害陷入昏迷，入夜后帮派暴动、爆发警民冲突。电影藉由三名年轻人的视角呈现郊区的空间与生活，也呈现他们内心巨大的矛盾与怨恨。他们恨警察，也恨警察背后所代表的整个社会。他们想要离开郊区城这个鬼地方，然而除了这里之外，也没有其他的归宿。
1998年，时任总理的乔斯邦（Lionel Jospin）推出警察制度改革，在中央阶层新增”社区警务”单位（police de proximité ; community policing），目的正是为了重新修复警民关系，增进警察与地方居民之间的联系，使警察更了解每个社区的特性，以降低执勤时擦枪走火的机率。然而这个政策在萨克齐时期遭到废除。
近日由于奈尔事件，各界又开始讨论是否应该重新施行社区警务制度。然而归根结底，无论是警察制度改革或者新的都市计画，都只是在疮疤表面涂药，无法触及真正的病因。
警民冲突背后真正的症结，是”郊区”这个异体的存在，是集合式社会住宅洗不掉的贫穷标签，是经济发展过程中被遗忘的空间，是整个社会不愿面对的种族歧视。
受马克宏指派研拟新一代都市计画的波洛（Jean-Louis Borloo）在2018年的报告中指出，郊区问题将社会的撕裂具体地摆在眼前，真正的解方必须包含教育、就业、地区资源分配等，全方位的社会改造。
根据他的统计，这些艰困市镇所能支配的经费比全国平均还低了30%；然而若要将他们从贫穷中拯救出来，还需要比平均多出30%的经费。然而后来马克宏决定不采纳波洛的建议。今天，在奈尔事件爆发后，舆论又开始翻出2018年的报告，检讨当时马克宏的决定。
不过，法国社会是否已经准备好面对真正的问题？法国人民是否愿意挹注更多的税金在这些右派眼中”活该贫穷的郊区混蛋”身上？如果没有，那他们是否准备好应对下一个奈尔、下一场暴动、甚至下一场革命？
网民嚎叫：
河西海龟 发表评论于 2023-07-12 07:59:00
罪犯当然憎恨警察
甘泥尼昂 发表评论于 2023-07-12 07:33:12
应该学习日本，对移民犯罪绝不容忍，一旦违法哪怕是交通法也取消移民身份，送回非洲去
wd01702 发表评论于 2023-07-12 07:17:18
法国有明确法律，被截停后不顾警察警告逃离，警察判断你对他们自己或其他行人有危险时，是可以开枪的，而这个判断很大程度是警察当时自己的判断。这条法律有争议，但其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以前的法律对罪犯太过宽松，对警察的要求过高，有警察甚至付出生命（被投掷的燃烧弹烧死）。这次死者的朋友（当时在车上）说，死者并没有企图逃，只是被警察用枪托打头后，脚松开了刹车。当然，这是他的一面之词，是否事实，还有待核实，但说明如果死者真是存心踩油门逃跑（可能会撞到警察或其他行人），是不得民心，会失去相当多的民意支持。反过来，如果他说的是事实，警察确实执法不当。
1passby 发表评论于 2023-07-12 06:51:52
起因不是这少年驾车冲撞警察吗？怎么新闻中好像很无辜一样？
rain76 发表评论于 2023-07-12 06:20:44
部分青年好吃懒做、为非作歹是主因
gameon 发表评论于 2023-07-12 06:04:53
个别警察的知法犯法行为，不应该成为憎恨警察的理由。民主加自由制天生脆弱，如果没有强大的警察保护，一夜之间就能回到杀富济贫的封建社会。
三思2016 发表评论于 2023-07-12 06:00:03
真正的原因是不顾自身承受能力的移民政策。
liu12345 发表评论于 2023-07-12 05:30:25
某些种族把自己国家搞成垃圾桶，然后偷渡到其他国家，仍然继续搞成粪坑，恰似病毒蔓延。
hkzs 发表评论于 2023-07-12 05:29:04
法国黑人又没当过黑奴，有什么种族歧视。要有，也是他们自己的行为造成的。
渤海 发表评论于 2023-07-12 04:51:13
黑皮至上到哪儿，哪儿秒变粪坑。为何要引进这类进化失败的物种？法兰西的棉花没人摘吗？
不允许的笔名 发表评论于 2023-07-12 03:53:28
所以这些地方就是社会主义的必然结果。开始听起来不错 ，实际行不通。随着时间人性暴露，矛盾增加，聪明人撤出留下渣滓。
谢选骏指出：“憎恨警察”只是表面，“活在‘城市垃圾桶’的移民后代”才是问题的关键——这是殖民主义的膨胀过后，它的老窝就塌方内陷了。垃圾桶里装满了废垃，就像罗马晚期和魏晋时代的晚期文明社会夹杂着蛮族内住。
【59、殖民主义前后的欧洲艺术截然不同】
谢选骏指出：欧洲殖民主义兴起于1492年哥伦布开辟美洲航线，以此为界，我发现欧洲艺术具有截然不同的风格——1492年以前的画风是压抑的，1492年后的画风是张扬的——
网文《世界油畫經典：你可能沒看過的盧浮宮藏品選》报道：
1、洛林大臣的聖母像 艾克 尼德蘭 1435年
畫板油畫 66x62cm 巴黎盧浮宮藏
這幅畫的特點是所有細節非常的細致入微，遠處風景中的城市、河流和塔橋（可能暗喻洛林的家鄉歐坦），教堂內部的柱子、彫刻、地面，人物的面部特徵和表情、服裝上的裝飾等等全部都處理的細膩逼真。教堂外的花甚至能分辨出有百合花、鳶尾花、牡丹和玫瑰（意寓聖母的美德）。畫的左邊是大臣洛林，他虔誠地祈禱著，而他對面懷抱聖子的聖母，以及為聖母加冕的天使並不是現實的人物，而是大臣洛林幻想中的，所以洛林與聖母的眼神沒有直視和交流。聖母身著的紅色長袍也一反傳統哥特式繪畫中聖母的裝束。這幅畫是勃艮第公爵菲利普三世的大臣尼古拉·洛林（Nicolas Rolin，1376–1462）在1435年委托作者為其所繪的祈禱畫像。盧浮宮中僅有這一幅凡艾克的作品，所以顯得非常的珍貴。這幅畫一直掛在洛林的出生地歐坦（Autun）的聖母院教堂，大革命後的1800年進入到了盧浮宮。
2、埃斯特王族的公主像 皮薩內洛 意大利
畫板油畫 1443年 43x30cm 法國巴黎盧浮宮
這幅公主側面肖像描繪得十分工整細膩，尚存哥特遺風，強調裝飾美感，畫家已關註人物面貌的個性表現，無論是人物刻畫還是筆觸色彩的處理，都顯示出一種過渡風格。作為15世紀上半期威尼斯畫派的代表畫家皮薩內洛在繪畫題材上已開始描繪現實生活中的人物形象，在技法上逐漸脫離哥特樣式，重視色彩的運用。
3、聖瑪麗·麥格達倫 韋登 尼德蘭
畫板蛋彩 1450年 41x34cm 巴黎盧浮宮
韋登的主要藝術貢獻應該是他的肖像畫，祭壇畫是當時所有畫家都必須畫的，他也不例外。從這幅《聖瑪麗·麥格達倫》畫可以看出，韋登的肖像畫尚不能對人物的內在精神作出有個性的刻畫，但他能以現實主義手法描繪人物的外貌特徵，運用動作和細節描繪來彌補表現人物性格的不足。在他筆下的人物肖像多處於靜態，背景的風景被處理成獨立的風景畫，與人物沒有甚麼聯繫，但畫面表現很精致。
4、阿維尼雍的悲切 佚名畫家
木板油畫 約1460年 162x218cm1 巴黎盧浮宮
這幅畫是具有典型的國際哥特式風格的真正傑作。它是從1793年的一場火災中被搶救出來的，後來，在阿維尼雍的新城教堂重新被人發現。關於這幅畫的創作年代和作者長期以來一直有爭論。有些評論家認為創作者是昂蓋朗·卡爾通，因為畫面某些肖像學的刻劃的細節象是他的作品。而另一些評論家則說這是一位西班牙畫家的作品，有可能出自班·德·魏伊登之手。畫面上，高大的人物群像以金色為背景，由此可見其哥特式藝術的風格特徵，但哥特式藝術的這種色彩不久即被更為緊湊的天藍色所取代。這些人物形象看上去就象是眾多用象牙、木頭或石材彫刻成的《悲切》（Pitiｅ）人物群像的摹本。色彩對比十分鮮明，而畫中基督的屍體被擺放在聖母瑪麗亞的膝蓋上面，聖約翰臉部表情生動，正在拔掉紮在耶穌頭上的刺。
5、哀悼基督 烏格特 西班牙 畫板蛋彩
1460年 158x73cm 巴黎盧浮宮
這幅畫也是聖經故事的情節，中間躺著已經斷氣的這位是耶穌，圍繞在他身邊的有瑪麗亞、抹大拉的瑪麗亞、聖約翰等眾親人和追隨者都表情沉重，悲痛欲絕。在這幅畫裡，烏格特大膽地突破了教會繪畫傳統，不是圖解式的，而是以逼真生動的形象讓我們看到了一個悲悼耶穌的情景。
6、祭壇後方的裝飾屏風 佚名畫家 木板蛋彩畫
約1480年 162x127cm 巴黎盧浮宮藏
這是作為祭壇後方裝飾屏風的三聯畫，主要表現聖母子與追隨者的親密融洽關系。從畫的風格和表現手法來看，這幅畫創作於15世紀末，正一藝術認為這是一幅不可多得的宗教習俗題材畫。
7、岩間聖母 達·芬奇 意大利 祭壇畫
1500年 199x122cm 巴黎盧浮宮藏
畫家在這一幅畫上沒有受宗教題材的局限，而以一種世俗的生活感情去表現這一主題。為了使人物充滿一種天倫之愛，他把這種耶穌與約翰的所謂神聖會見，改變成兩個天真的孩子在水邊戲耍。但為了點明宗教題意，又不得不從動作上作些註解，如小耶穌用右手指著約翰，似乎在說：你暫且許我……。約翰也做出拱手向耶穌請安的樣子。右側坐在地上的天使，作為自天而降來到人間的美麗使者，她的形象被刻畫得最美，臉上展現著達芬奇的微笑公式，右手指著這幕受洗的趣劇，也象親人一般似乎在庇護他們。顯而易見，畫家在這裡決心以聖母為中心，賦予畫面以莊重、溫存和受天庇佑的母愛的感召力，而不是表現某種苦難、艱辛與恐懼的生活坎坷。中間的聖母一手扶著約翰，另一手去撫慰耶穌，體現了人間偉大的母性的力量。
8、三聖賢的朝拜與施者 韋基奧 意大利 布面油畫
約1500年 140x210cm 巴黎盧浮宮藏
這幅畫描繪了耶穌誕生時，東方的三位博士朝拜聖嬰和他的母親瑪利亞的典故。馬太福音是這樣記載的：當希律王的時候，耶穌生在猶太的伯利恆。有幾個博士從東方來到耶路撒冷，說，那生下來作猶太人之王的在那裡。我們在東方看見他的星，特來拜他。希律王聽見了，就心裡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齊了祭司長和民間的文士，問他們說，基督當生在何處。他們回答說，在猶太的伯利恆。因為有先知記著說，猶大地的伯利恆阿，你在猶大諸城中，並不是最小的。因為將來有一位君王，要從你那裡出來，牧養我以色列民。當下希律暗暗的召了博士來，細問那星是甚麼時候出現的。就差他們往伯利恆去，說，你們去仔細尋訪那小孩子。尋到了，就來報信，我也好去拜他。他們聽見王的話，就去了。在東方所看見的那星，忽然在他們前頭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頭停住了。他們看見那星，就大大的歡喜。進了房子，看見小孩子和他母親馬利亞，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開寶盒，拿黃金，乳香，沒藥為禮物獻給他。博士因為在夢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見希律，就從別的路回本地去了。
9、梳妝的婦人 提香 意大利 布面油畫
1514年 93x76cm 巴黎盧浮宮藏
在這張半身肖像畫中，提香通過美麗的容顏、溫柔而自信的目光、豐滿的面頰與裸露的肩和胸脯，塑造了一個發育完美、洋溢著青春活力的美麗女性形象，她象一朵盛開的鮮花，生動的展現在我們面前。可以說在此之前，在文藝複興繪畫中，還沒有一幅作品描繪過如此健美的、充滿旺盛生命力的女性形象。
10、法蘭西斯一世的聖家庭 拉斐爾 意大利
布面油畫 1518年 140x207cm 巴黎盧浮宮藏
這幅畫描述耶穌一家的作品是教皇利奧十世（Pope Leo X）出資定制，送給法國國王法蘭西斯一世（Francis I of France）妻子Claude的禮物，所以才有這樣的作品名稱。事實上拉斐爾借聖母馬利亞之名，稱頌了一般人類母性的光輝，更加體現了他的人文主義思想。以現實生活中的母親和兒童作糢特兒，將聖母、聖子理想化，形象溫柔嫻淑，完全是一個生活中年輕的少婦，洋溢著幸福和歡樂。
12、阿拉貢的約翰娜 拉斐爾 意大利
布面油畫 1518年 120x95cm 巴黎盧浮宮藏
拉斐爾肖像畫中的經典之作。畫中女子衣著華貴絢麗，面容端莊文雅，秉承了他柔美的畫風；紫紅色與褐色融合的深色調突出了人物高貴的身份，面部的神態也描繪得很精彩。不難看出，拉斐爾對於女性之美有著自己獨到而深厚的理解。只是手的姿式僵硬緊張，從結構關系看更象是寬衣大袍下另有他人隱藏在其身後，更加之右邊背景的黑暗中伸出的兩只獸頭，使整個畫面透出一股邪氣。
13、伊拉斯謨像 小荷爾拜因 德國
木板油畫 1524年 42x32cm 巴黎盧浮宮藏
伊拉斯謨是荷蘭神學家和《愚人頌》的作者。在這幅肖像畫中，畫家描繪的是伊拉斯謨的側面，將伊拉斯謨置於書桌前，刻意表現他在奮筆疾書時的精神狀態，著力刻畫側面突出的高高的鼻梁、專註的目光、堅毅的嘴唇，這些細節極富個性，顯出伊拉斯謨堅毅果敢、沉著穩健的內心世界。人們隨著畫中人的目光，自然落到正在寫作的手勢，作為第二面孔的手部表情尤為豐富，熟練而自由的握筆姿勢，高貴的左手按在紙面上，這形成畫面的第二視覺中心，留住觀賞者的視線，引起人們無限的聯想。畫面形象塑造得十分洗煉，構圖單純中見變化。畫家以三個層次處理色調，面孔和手作為亮部，在濃重的厚皮毛大衣和帽子的襯托下，對比強烈而更加突出。背景單純中略有變化，襯托了學者那安詳、深沉、智慧的臉，這是一幅構圖獨特的肖像畫。埃拉斯穆斯本人對這幅肖像畫評價極高，認為不僅形似，而更重要的是表現了人物性格的本質。
14、聖母子與凱瑟琳和一只兔子 提香 意大利
布面油畫 約1530年 87x71cm 巴黎盧浮宮藏
這幅作品在構圖上極為精心，聖母瑪麗亞的形象採取傳統的金字塔形。畫中和諧之感來自於相近的色調，聖母綠色的鬥篷與紅色衣服形成互補，這些互補色又被兔子的白色皮毛所突顯，在金黃色的曙光映照下，顯得極其寧靜。
15、加納的婚禮 委羅內塞 意大利
1562年至1563年
聖喬治修道院飯堂畫 10米x666cm 巴黎盧浮宮
這幅畫是委羅內塞的代表作，表現的是基督在加納城參加一次婚禮宴會的情景。畫面非常大，大約有70平方米，在盧浮宮占據了整整一面牆，畫中的人物有132個，历時一年零三個月才畫完。故事講的是耶穌和聖馬利亞以及使徒們在約旦河畔的加納這個地方遇到一商人正在舉辦婚宴，應主人邀請他們一起參加婚禮。畫正中是耶穌和聖母瑪利亞，新婚夫婦在畫面左下角桌子的盡頭，大家正喝得高興，僕人報告酒沒了，於是耶穌吩咐把商人家的缸裡註滿水，然後叫大家品嘗，竟成了香噴噴的美酒，原來是耶穌顯了靈。畫家將英國女王、提香、丁托列托和自己都畫進畫中。據說，委羅內塞到了威尼斯以後，他發現這裡的人們追求的並不是對宗教的虔誠，而是對生活的享樂，於是他饒有興趣地把這些世俗生活搬上了畫面。
16、奧地利公主伊麗莎白肖像 克盧埃 法國
板上油畫 1571年 36x26cm 巴黎盧浮宮藏
《伊麗莎白像》作於畫家去世前一年，在人物的心理刻畫方面比較出色。這幅畫不僅真實地描繪人物的面貌，而且深入細膩地刻畫人物的內在微妙的精神狀態，他放棄了表面的、理想化的樸素和含蓄的優雅。克盧埃的藝術達到了法國文藝複興現實主義肖像畫的至高水平，為法國文藝複興奠定了現實主義基礎。
17、伊薩貝拉向查理八世乞求 必利威爾第 意大利
布面油畫 約1595年 120x157cm 巴黎盧浮宮藏
畫的背景大概是15世紀末的意大利戰爭，導火索是由於米蘭和那不勒斯的紛爭。阿拉貢的伊薩貝拉（不是大名鼎鼎的西班牙女王伊薩貝拉一世），他的丈夫是米蘭公爵吉安.加萊亞佐.斯福爾紮（Gian Galeazzo Sforza），但米蘭當時的實際統治者是吉安.加萊亞佐.斯福爾紮的攝政叔叔盧多維科·斯福爾紮（Ludovico Sforza，達芬奇的資助人，《最後的晚餐》的委托人，擴建米蘭大教堂，治理米蘭還是很有成就的），夫妻倆想親自掌權，就向伊薩貝拉的父親那不勒斯國王阿方索（當時那不勒斯已是西班牙的領地）求援，於是盧多維科·斯福爾紮向法王查理八世請求出兵（引狼入室），因為查理八世也認為擁有那不勒斯王位的繼承權。所以查理八世穿過米蘭，長驅直入意大利（占領那不勒斯及米蘭，打通君士坦丁堡的通道），但引發了周邊各國和教廷之間的不滿，爆發了長達60多年的意大利戰爭。圖中下跪的女子是伊薩貝拉，穿藍色長袍的是法王查理八世。此畫1817年進入盧浮宮。
18、聖母之死 卡拉瓦喬
1605年 布面油畫 369x245cm 巴黎盧浮宮
這幅畫亦稱《聖母瑪利亞升天》，是一幅宗教題材的作品。但在這幅作品中作者所描繪的聖母與以往的畫家們的聖母卻不一樣，本來聖母的題材是非常神聖的，但這件作品卻不是。作品描繪的是一個破爛的農舍小臺子上，躺著一位久病無錢醫治而死去的中年婦女，她被窮困糟蹋得頭髮蓬亂，面容憔悴，死時連一雙鞋襪都沒有，赤著一雙腳，躺在一個小木牀上，聖母的軀體有一半還伸在牀外吊掛著，逼真地再現了一個意大利窮苦家庭的悲劇。前景那位垂首哭泣的少女像失去母親般地傷心，她是聖徒抹大拉。使徒們被描繪成從各方來奔喪的親朋友鄰，一個個掩面落淚，悲痛不已。畫家毫無顧忌地將普通勞苦貧民請進了神聖的藝術天地。在這幅畫中既沒有宗教氣息，也沒有臆造虛構，它樸素得就像是生活本身，畫面上唯一顯得華麗的帷幕，是按訂件人的懇求畫上去的。他對宗教題材做如此不敬的處理，激起了教會和貴族的憤慨，罵他是「粗野的自然人」，他的這件作品也因此遭到訂畫人的拒收。
19、誘拐海倫 雷尼 意大利 布面油畫
1626-1629年 23×29.7cm 巴黎盧浮宮
這幅畫，取材於浪漫美麗的希臘神話。海倫，是宙斯和麗達的女兒，她一直跟隨繼父斯巴達國王廷達瑞斯長大，後來，斯巴達國王選中了阿加門農的兄弟墨涅拉俄斯作了海倫的丈夫，並且將斯巴達的王權交給了他。特洛伊王子來到希臘，他最初的目的是接走早年被劫掠而來的姑母赫西俄涅。當他在錫西拉島上第一次見到海倫的時候，竟無法自拔地愛上了這位已育有一女的斯巴達王後，並迅速忘卻了此行的最初目的。終於，特洛伊王子帶領部隊沖進斯巴達王宮，洗劫了國王的財產並帶走了同樣已愛上了他的王後海倫，從而引發特洛伊戰爭。畫面表現的正是特洛伊王子帕裡斯牽著海倫離開王宮的場景。畫中人物，無論是海倫和她的侍女還是帕裡斯和他的隨從們，每個人物都表現出一種優雅的姿態。這幅畫在1626年由西班牙國王菲利普四世委托而作，大概在1631年被亨利四世的王後瑪麗.德.梅德西斯獲得，在1655年前被法國一位政治家Louis Phélypeaux de La Vrillière侯爵得到，一直到1789年法國大革命。1794年進入盧浮宮。
20、貞潔的葡萄 米尼亞爾
法國 1640年 布面油畫 121x94cm 巴黎盧浮宮
這幅畫是米尼亞爾的代表作之一，畫中的聖母懷抱小耶穌，手拿紫葡萄，慈愛細心地看護自己的愛子，表現了聖母的秀美、典雅、溫情和美麗。
谢选骏指出：细细品味，殖民主义前后的欧洲艺术截然不同——这是因为殖民主义之前的欧洲是被侵略者，殖民主义之后的欧洲是侵略者了——殖民主义前后的欧洲艺术截然不同，代表了不同的主流心态与艺术人格。据我的研究，欧洲绘画的上述演变，在音乐领域和文学领域也同样是存在的。
【60、殖民主义寿终正寝】
《预言“西方衰落”的文化评论家雅克·巴尔赞逝世》（EDWARD ROTHSTEIN 2012年11月1日）报道：
著名历史学家、随笔作家、文化批评家与教育家雅克·巴尔赞（Jacques Barzun｜1907-2012）周四晚（10月25日）于圣安东尼奥自己的居所逝世，享年104岁。他参与确立了文化史研究的现代准则，并预言西方文化正在走向衰落。
巴尔赞的生前好友、编辑阿瑟·克里斯托（Arthur Krystal）宣布了他的死讯。
巴尔赞先生是个充满好奇心，创造力异常丰富的人，有着广泛的兴趣爱好——既包括柏辽兹（法国音乐家——编注）也包括棒球。一个世纪之前，他在巴黎郊外的住所里接受童年启蒙，他的家后来成了前卫艺术沙龙。
巴尔赞先生与西德尼·胡克（Sidney Hook）、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与莱昂内尔·斯里林（Lionel Trilling）等人都是20世纪中期涉猎最广的学者，他们都试图将欧洲文化与哲学的成就与美国知识界和文化界的品位与需求调和起来。
几十年来，巴尔赞写过数十本书，年岁的增长丝毫未损于他的智力。92岁高龄之际（他声称自己的高产有部分是得益于长期失眠），他出版了自己一生最富野心的百科全书式著作《从黎明到衰落》（From Dawn to Decadence），这本877页的书探讨了西方文化500年来的全貌，声称西方文明正在进入衰落期。
巴尔赞先生既涉足学术领域也涉足公众领域，虽然身为学者，但他曾骄傲地说过，自己站在人民一边。 无论是在书中还是在课堂上，他都大力捍卫浪漫主义文学、19世纪音乐与西方文学经典。他帮助哥伦比亚大学设计了影响深远的“伟大的书”课程，此外他在该大学里担任教务长、学院院长和教授长达半个世纪，是最受尊敬的人物之一。
作为教育家，巴尔赞先生是美国大学重要的批评者之一，1968年，他声称美国大学的课程设置充满五花八门的课题，已经成了杂乱无章的“大市场” 。
但他同时也是一个大众化的作家，相信艺术与学术不应同广义上的美国文化割裂开来。他说，为普通读者写作，是“学者的责任”。
因此他为《生活》（Life）杂志担任历史顾问，也为Harper’s杂志担任评论员，他的文章既发表在《生活》《星期六晚邮报》（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也刊登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和《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上。1951年，他和斯里林先生以及W·H·奥登（W. H. Auden）一起创立了“读者订阅图书俱乐部”（Readers’ Subscription Book Club），旨在普及严肃的文学和学术作品。
他的兴趣也扩展到了推理小说，1961年，他在选集《侦破的快乐》（The Delights of Detection）探讨了这个话题。棒球是他的另一个爱好，他以一个学者的角度去思考这项美国的著名运动。在1953年的随笔《论棒球》（On Baseball）中，他写道：
“1951年秋，我们都经历了激情的涤荡，道奇队（Dodgers）的命运令人哀叹，联赛冠军的锦旗在最后一分钟离它而去，令我们联想起古希腊悲剧。”
和许多同行不一样，巴尔赞教授不愿公开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部分是因为他是大学的管理者，必须超然于纷争之上；部分也是由于他面对世界时采取一种超脱的礼貌，对知识分子生活有一种讥讽的怀疑主义态度。
“知识分子最大的痛苦来自于彼此的作品，”他在1959年的《知识分子之家》（The House of Intellect）里写道。
巴尔赞先生虽然与政治议题保持着距离，但在20世纪60世纪末哥伦比亚大学学生抗议事件之后，他却得到了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名声。后来他声称“西方人民”“已经为世界提供了很多前所未有、别处未见的观点和制度”。
但是与此同时，他又说，西方文明妒忌那些已经被自己放弃的东西，同时屈从于反叛的诱惑，从而为自己播下了毁灭的种子。他说，西方文明的价值与缺陷在某些方面其实是一回事：反抗的自由有可能变成彻底的虚无主义，从而导致文明的衰落。他目睹这一幕正在发生。
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他的声誉毋庸置疑。他曾经获得“荣誉军团”（Legion of Honor）骑士称号，这是法国的最高荣誉，由波拿巴·拿破仑创立；他还曾获得美国授予平民的最高荣誉“自由勋章”（Medal of Freedom），由乔治·W·布什总统颁发。许多诗人与学者都是他的朋友，进入21世纪之后，他与朋友们一直保持着既争辩又和谐的关系。他的授权传记《雅克·巴尔赞：心灵画像》（Jacques Barzun: Portrait of a Mind）由迈克尔·穆雷（Michael Murray）撰写，于2011年出版。
1996年，他出人意料地从纽约迁居圣安东尼，在那里一直住到逝世之时。
“在欧洲与美国东部一直被人类以及人类的建造物所包围，来到广大的空间真令人兴奋不已，”1982年，他在给《纽约时报》的文章中写到自己一再拜访得克萨斯州 ，“四周地平线呈现广阔辽远的圆形，没有山脉的遮挡。”
雅克·巴尔赞1907年11月30日出生于巴黎郊区的克雷台尔（Créteil），父亲名叫昂利·马丁·巴尔赞（Henri Martin Barzun），母亲名叫安妮-罗斯·巴尔赞（Anne-Rose Barzun）。父亲是外交家兼作家，对艺术充满兴趣。巴尔赞的家成了前卫艺术沙龙，巴尔赞先生曾说它是“现代主义的温床”与“冲动分子的招待会”。作家让·考克多（Jean Cocteau）和画家阿尔伯特·格莱兹（Albert Gleizes）都是沙龙的常客，格莱兹为巴尔赞先生之母所绘的肖像仍挂在巴尔赞先生家里。
“我9岁时，”2000年巴尔赞先生在接受《纽约时报》访谈时说，“我觉得除了管道工和杂货店的送货员之外，世界上所有人都是艺术家。”
巴尔赞先生在德萨伊中学（Lycée Janson de Sailly）就读，结果9岁的他却变成在学校里教书了——“一战”于1914年爆发后，许多教师被征召入伍，年纪大的学生们就得负责给年纪小的学生们上课。
巴尔赞先生的许多朋友与熟人们都在那场战争中死去，他觉得战争是一种“动荡的体验”。1917年，他父亲作为外交官出使美国。11岁的他“体验到深深的沮丧”，2000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他说。他甚至考虑过自杀。
1920年，法国的大学系统受到战争严重破坏，而年轻的雅克也仍处于绝望状态，家人决定送他去美国旅行，由他的母亲陪伴。为了提高英语水平，他读了《格列佛漫游记》（Gulliver’s Travels）。他说，他对美国的最初想法就是：那里和《格列佛漫游记》里的小人国和大人国差不多奇怪。
“我看了很多关于印第安人的书，”他说，“我觉得到了美国能看到印第安人在平原上纵马驰骋。”
结果他却去了哥伦比亚大学，在那里读到了当时最重要的评论家与历史学家的著作，包括F·J·E·伍德布里奇（F. J. E. Woodbridge）、约翰·杜威（John Dewey）、马克·范·多伦（Mark Van Doren）与莫蒂默·阿德勒（Mortimer Adler）。他当上了校报的戏剧评论家，为校园话剧《朱莱卡，或受辱的苏丹》（Zuleika, or the Sultan Insulted）写歌词，并协助创立了提供家教服务的“幽灵公司”（Ghosts Inc.）。
1927年他毕业时是典礼上进行告别致辞的荣誉学生，当年夏天便开始在哥伦比亚初次教授当代文明课程，此后一直留在哥大，直到1975年退休。1928年，他在这里获得硕士学位，1932年获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是关于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政治哲学家孟德斯鸠，论文中抨击了对“法国人”的流行观念。他和哥伦比亚大学关系非常密切，连该大学的学士服都是由他重新设计的。
1931年，他与卢克丽霞·穆埃勒（Lucretia Mueller）结婚，二人于1936年离异，同年他与玛丽安娜·洛威尔（Mariana Lowell）结婚，她是诗人罗伯特·洛威尔（Robert Lowell）的远亲，也是诗人艾米·洛威尔（Amy Lowell）的侄女，于1979年逝世。1980年他又与玛格丽特·达文波特（Marguerite Davenport）结婚，她是詹姆斯敦殖民地一位创立者的后裔，亦是研究美国文学的学者，如今尚在人世。第二次婚姻为他带来三个孩子：詹姆斯、罗杰与伊莎贝拉·巴尔赞，他们如今也尚在人间，为他带来10个孙子孙女与8个曾孙子女。
接触到发展文化史研究后，巴尔赞先生迎来了学术生涯的转折点，这门学科涉及文化、艺术与在公众视野中呈现的对重大史实的观点。在哥伦比亚大学，巴尔赞先生曾助史学家卡尔顿·J·H·海斯（Carlton J. H. Hayes）编写教科书《现代欧洲政治与文化史》，他说，自己正是从这本书开始“启动”了。
他早期著作的主题是关于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世界（1933年他成了美国公民）。他1937年的著作《种族：对现代迷信的研究》（Race: A Study in Modern Superstition）是在他学术论文的基础上发展而来。1939年，“二战”前夕，他写了《人类自由》（Of Human Freedom），抨击专制主义，追溯民主的智力起源。
这些主题反映出他对19世纪自由主义及其个人主义与自由理想的捍卫，反对那些他认为是僵化、宿命论与贵族气的学术与政治传统。这一思想贯穿他整个学术生涯。
巴尔赞先生后来渐渐把自由主义同欧洲浪漫主义联系起来，他认为这一点特别反映在华兹华斯与歌德等诗人以及柏辽兹和贝多芬等作曲家身上。他1950年的两卷本专著《柏辽兹与浪漫主义世纪》（Berlioz and the Romantic Century）被誉为恢复了柏辽兹作为伟大作曲家地位的著作。巴尔赞先生后来写道，浪漫主义“不仅意味着危险、奋斗与激情，也意味着创造、多样化与个人天赋”。在1956年的《时代》杂志上，巴尔赞先生称美国是“最卓越的浪漫主义之乡”，从而把这个国家的未来的可能性与他最热爱的知识分子传统联系在一起。
为了捍卫浪漫主义的生机，巴尔赞先生抨击任何“系统化”或“绝对”的事物，特别是“科学至上论”，他认为这是现代化对浪漫主义不公正的报复。在他1941年的一本富于创意的著作《达尔文、马克思与瓦格纳：批判的遗产》（Darwin, Marx, Wagner: Critique of a Heritage）中，他提出20世纪的思想主要受到这三个人的影响，最后结论说这三种影响是有害的。他写道，达尔文、马克思与瓦格纳每人都创立了一种“机械唯物主义”，令人类与各种变量都从属于支配性的体系。巴尔赞先生把这些体系同科学的世界观联系在一起，认为科学把它的力量横加到信仰、社会与艺术领域。
这个观点成为他著作中一再出现的主题；巴尔赞先生甚至认为科学对大学教育产生了一种毒害作用。然而他也认为现代科学是“人类心智所取得的最重大也是最意外的成就之一”，他一再抨击任何“机械科学至上论”的迹象，认为这种科学至上论有极大的危害。
1964年，他在著作《科学：辉煌的娱乐》（Science: The Glorious Entertainment）之中讽刺地称赞科学是一种“无孔不入的能量”。
他写道：“它既是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一种强烈的情感与信仰的源泉，和历史上任何一种类似的源泉一样狂热。”
这种对科学的观点以及他试图把达尔文和瓦格纳与所谓的机械主义特质联系起来的尝试，成了他的研究中最薄弱也是最过时的环节。但巴尔赞先生在美国教育系统中为浪漫自由主义争取一席之地的努力才是他最有影响力的地方。他相信大学的使命应该与职业训练和政治宣传完全无关。他写道，大学不应当是“公用事业”，而应当是“心灵之城”，应当完全致力于延续西方文明的知识分子传统。
这一思想贯穿在他编纂的古典文学与哲学课本中，这一课程仍是哥伦比亚大学所有新生的必修课。他和斯里林一起开设了哥伦比亚大学最有名的课程“1975年后的欧洲知识史与文化研究”，这一课程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巴尔赞-斯里林研讨会”。
在《美国的大学：它的运行与未来》（The American University: How It Runs, Where It Is Going, 1968）等著作中，巴尔赞先生提出的问题依然困扰着当今的学术与知识界：大学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欧洲精英艺术传统与美国民主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到底应当是怎样才理想？
他对很多问题的立场都引发了争议。他对柏辽兹的捍卫引发的争论尤其激烈，以至于1950年奥登在《纽约时报书评》上撰文称巴尔赞先生“有时候更像一个疯狂乐迷，对于他来说柏辽兹是唯一一个曾经存在过的作曲家，任何对柏辽兹最轻微的批评都像亵渎神明”。
1945年，《纽约客》在评论他的著作《美国的教师》（Teacher in America）时说，“任何从事教师职业的人都应当读巴尔赞先生的书，就算只是为了能跟他吵架也值得。”
但他也有大批拥趸。1959年，丹尼尔·J·布尔斯汀（Daniel J. Boorstin）在《纽约时报》撰文称，巴尔赞先生的《知识分子之家》（The House of Intellect）是“多年来针对美国文化的最重要的批评”。
在那本书里，巴尔赞先生认为平等主义在政治领域内值得赞美，但却不应当存在于大学之中。他反对在教育中实行“慈善政策”，他说这种做法 “如果实施在涉及心智的领域，就成了一种关于自由和平等机会的教条主义”。
60年代，他在《美国的大学》（The American University）一书中写道：“人们错误地期待大学能够‘为家庭提供艺术、在建筑与社会道德方面满足各种不同品味、治愈癌症、重修法典，既提供职业培训，也能培育出一种充满文化的生活。”
他还反对把学术政治化，不论是支持还是反对政府的政策。比如1968年哥伦比亚大学学生游行时，抗议者占领了学校的行政建筑，抓了一位学院院长做人质，他们不仅抗议越战，也抗议大学在捍卫国家体制乃至学校周边曼哈顿商业精英阶层方面所起的作用。巴尔赞先生在批评这些抗议的时候，指责校方没有尽到教育学生的责任。至于这些抗议者们，他写道，则是做下了“学生专制”的恶行。
巴尔赞先生从哥伦比亚大学退休后，当上了“查尔斯·斯克里博纳的儿子们”（Charles Scribner’s Sons）出版社的顾问。巴尔赞先生对西方文明研究的热忱一直持续到晚年。他的传记作者迈克尔·穆雷（Michael Murray）说，2001年，他开始写一本名叫《两面神》（Janus）的书，“内容是以一个30世纪考古学家的角度评价当今文化。”2008年，他对这本书不满意，就把它扔到了一边。
在2000年的《从黎明到衰落》一书中，他认为西方世界最伟大的优点之一就是它的“杂交文明”特质：在它的发展过程之中有机地融合了数十个国家的文化。
他追溯西方文化发展长河中各个阶段的崛起与衰落，认为下一次衰落近在咫尺，会导致“对500年来文明的总清算”。他认为，这一次的衰落并不是由科学至上论和绝对主义引起，而是由文明自身的内部危机导致，他相信这种危机是由虚无主义和反叛所带来的。
然而，他也相信在历史的循环发展中，下一次的复兴也终将来到。
他写道：“真正的原创性与创造力，这些清新的浪潮只会在阴影之中突然袭上海岸，届时人们将会重新发现西方。”（翻译：董楠）
谢选骏指出：上面的悼文和哀悼的对象，都是殖民主义者，都在说着欧洲人殖民美洲的故事——他认为西方世界最伟大的优点之一就是它的“杂交文明”特质：在它的发展过程之中有机地融合了数十个国家的文化。
《写书使人长寿：<从黎明到衰落>》（2017-06-14 江晓原）报道：
一个有志于学问的年轻人，三十来岁时就发愿要写一本西方文化史的著作，但被一位长者劝阻了，长者认为这样的任务是年轻人无法胜任的，他建议这位年轻人80岁之后再来做这件事。从科学史的角度来看，那位长者的建议（如果真有此事的话）未免有点不负责任了：因为那一幕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那时人们的平均寿命——或者假装更专业一点，是“出生时的平均期望寿命”——有80岁吗？2009年世界各国的平均寿命最高才84岁，这年美国的这一数值才78岁，七十多年前肯定更短得多。所以在统计学意义上，那位长者的建议几乎就等同于“你这辈子就别干这事儿啦”。
这位年轻人当时接受了长者的劝告，这不算奇怪；他后来活得大大超过了美国人的平均寿命，这也还不算奇怪；但在他85岁那年，他居然开始动笔写年轻时想写的那部书了！这就有点奇怪了；到他93岁那年，这部中译本有90余万字的著作居然完成，作者亲见了它的出版，这就更奇怪了；而当人们知道作者在本书出版后又老神仙般活了11年，在104岁的高寿才驾鹤西游，那就完全变成传奇了。
写书的年轻人（或老神仙）是雅克·巴尔赞（Jacques Barzun），这部书是《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1500年至今》（500 Years of Western Cultural Life，1500 to the Present，2000）。只是那位给了不负责任的劝告却意外催生传奇的长者，未知其名。
上面关于这部书及其作者的故事，对于此书的营销当然非常有利，但一部被视为深具大师风范的杰作，仅靠一个缘起故事，没有书中内容的精彩来支撑，显然是不可能的。这部文化史著作确实会给人留下诸如博学多才、厚积薄发、举重若轻等等的印象，让读者感受到一派大师风范。这当然只有长期积累，读书不倦，“淫于坟典”方能臻斯境界，现在那些整天在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上看流言八卦黄黑段子的芸芸众生，几辈子也别想。
让我们找一个例子来看看。
巴尔赞此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名为“从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到玻意耳的‘无形学院’”，其中有一节“乌托邦主义者”。谈论乌托邦，巴尔赞当然首先谈到了那个时代的三部著名乌托邦著作：莫尔的《乌托邦》（Utopia，1516）、康帕内拉的《太阳城》（Civitas Solis，1623）和培根（F. Bacon）的《新大西岛》（The New Atlantis，1627），介绍了这三位作者的思想倾向和关注重点，以及这三部乌托邦作品中所设想的社会制度、文化风貌等等。这基本上属于“规定动作”，没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但接下来巴尔赞谈到了拉伯雷的《巨人传》，谈到了蒙田的随笔集，甚至还谈到了伊拉斯谟和莎士比亚，这就显示出巴尔赞的渊博来了——因为后面这几个人通常不会出现在乌托邦的思想或作品谱系里，例如在赫茨勒的《乌托邦思想史》中就没有他们的位置。
巴尔赞将这四人纳入“乌托邦主义者”，并非穿凿附会。例如，他引用了蒙田随笔中《论食人族》的段落：“我想告诉柏拉图，……他所想象的共和国离这个完美的境界差得有多远！”——可惜他把下面一句话省略掉了。我吃饱了撑的，将手头蒙田随笔集的两种中译本找出来对比了一下，潘丽珍等人的译本中，这句被巴尔赞省略掉的话译作：“这才是‘上帝刚刚造出的人’啊！”马振骋的译本径作“诸神创造的新人”，似不如潘译明白晓畅，但胜在用括弧注出了这是古罗马作家塞涅卡的话。
让我们回到巴尔赞的《从黎明到衰落》上来。读这部书的过程中，巴尔赞的行文风格和论说口气，不时让我想起一部已获公认的经典——哈罗德·布鲁姆的《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on）。布鲁姆在书中对西方文学史上的26位经典作家的作品进行串讲和评论，我十几年前在书评中曾归纳布鲁姆此书行文风格为三个字：高、深、大——眼界高、思想深、口气大（这个说法在今天的流行俗语中恐怕就是“高大上”了吧）。巴尔赞此书采取了类似的风格和做法，是对一系列重要的文化人物、著作或事件进行串讲和评论，由于厚积薄发，高、深、大这三个字也可以当之无愧。
平心而论，巴尔赞这部大获好评、看来会跻身经典的著作，也有软肋。例如，本书副标题中的“1500年至今”就不太名副其实。事实上，直到本书最后一部分（第四部分）即将结束之处，他还在论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时代——那是他本人的少年时代。从全书可以明显看出，在他论述的这西方文化500年中，他对前面的年代下的功夫更深，而对于最后的50年，他的积累就不足了——也可能是他的写作精力不足了。
当然，在全书结尾处，巴尔赞也“顾全大局”地讨论了一番互联网在上个世纪90年代所带来的新局面。例如他认为：“互联网把错误的想法和信息与其它数据一样不加区别地传播，而最好的知识仍然是通过图书馆的书籍传播的。”他的这个信念一定会在今天被一些技术崇拜者嗤之以鼻。而巴尔赞在正文旁不时穿插一些原著片段或相关的名人评论，以增加读者阅读过程中的趣味，并顺便显示自己的博学，这明显是模仿了网页上的超链接。
有些书即使流行一时，但你不读它不会有遗憾；《从黎明到衰落》这样的些书虽然小众而且“无用”，但你读了它不会有遗憾。
载2014年4月16日《第一财经日报》
谢选骏指出：显然，“那位给了不负责任的劝告却意外催生传奇的长者”，就是雅克·巴尔赞自己——不过常人却没有能力看透这一点，还把雅克·巴尔赞所絮叨的种种，当做了“真实的历史”。其实，那不过是一个垂暮之人的回顾与反思，是法国殖民者所哀悼的“西方衰落”——其实就是“殖民主义寿终正寝”。
书商们的广告词写道——
《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1500年至今》：史学大师将500年的西方文化编织成一部优美流畅、气势恢宏的史诗巨制、20世纪最伟大的文化论著；两卷在手，纵览五百年西方文化的宏伟画卷！
民主政治、个人自由、女权运动、性解放、工业化社会、原子弹、数字时代……西方文明带来的美德与罪恶，几乎已经完全渗透全球每个人的生活，你可知道这一切从何开始？让史学大师雅克·巴尔赞带你回到过去，细说西方文明如何在五百年中渐渐开花结果，带来我们如今所见的世界；又如何盛极而衰，面临再生的瓶颈……
巴尔赞考察了从文艺复兴到20世纪末500年间西方文明的方方面面，包括政治制度、社会思潮、宗教、哲学、文学、音乐、美术、科技发明、民俗及社会生活等。他以四场“真正的革命”为标志来对这五百年进行划分：宗教革命、君主制革命、自由革命和社会革命，并以此为主轴，详述这些变革在思想与物质层面所带来的冲击，这些冲击又如何交互作用塑造出今日我们所见的世界。
在他流畅的文笔之下，五百年的历史故事也能像《红楼梦》一样，出场人物个个栩栩如生，“剧情”高潮迭起，无处不精彩！不论是名列史传却面目模糊的名士，或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巴尔赞都能还他们有血有肉的真面目；书中有爆炸性的大事件，也有乍看琐碎却寓意深远的琐事，经过大师提纲挈领，五百年来多不胜数的种种事件人物，逐渐融合成一幅属于西方文明的立体图像。
阅读这本书，注定是一段非比寻常的西方文化之旅。
作者简介
雅克·巴尔赞（Jacques Barzun）
◎美国“国宝级历史学家”；
◎50年来罕见登上《时代》周刊封面的思想家；
◎获法国政府颁授的最高荣誉——“荣誉军团勋章”；
◎2003年，获小布什颁授的“总统自由勋章”；
◎2010年，获奥巴马颁授的“国家人文勋章”。
美国著名史学大师，文化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1907年生于法国，1920年随父抵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读历史与法律。毕业后即留校执教，历任塞思·洛历史学教授、教务长和院长。他是英国皇家艺术学会会员，并且曾两度担任美国艺术和文学学会主席。他一生致力于通过推行大学“通识教育”把欧洲的博雅文化传统引入美国，对推动美国现代的“通识教育”贡献极大。
巴尔赞在众多领域堪称权威，一生著作等身，出版有30余部著作，涉猎的内容可谓包罗万象，包括历史学、哲学、科学、文学、音乐、艺术；他曾两度荣获美国艺术和文学学会批评家金奖；也因博学多才以及那种文艺复兴时期知识分子特有的禀赋，被赞誉为“最后的文艺复兴人”。
巴尔赞并不是一位纯粹的学院知识分子。他积极参与美国的公共知识生活，长期为《哈泼斯》、《新共和》等众多权威杂志撰稿 ，是西方公认的“最值得珍惜的知识分子”。直至今天，他对文化、思想、艺术、社会的诸多思考，仍起着深远而不可替代的影响。
2012年，巴尔赞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去世，享年104岁。全世界各大媒体纷纷发表消息和评论，竞相发掘他留给后人的无尽精神遗产。
谢选骏指出：巴尔赞的去世，象征殖民主义寿终正寝——一个月以后，我的《思想主权——对笛卡儿以来西方思想的终结》（Sovereignty of Thoughts——A Concept that Terminates Western Thinking Since Descartes）进入了完成写作的阶段了。这是从“天子的主权”延伸出来的——象征天子：经天纬地的人格、垂范宇宙的主权 。这是一种超越于君权的主权，一种文化英雄和种族载体的创新能量。
1994年出版的《天子七书》说——
持久的胜利，不是取得外在空间的扩张，使世俗世界惊羡、颤栗；而是完成内在机能的调整，兵不血刃的思想主权跃自渊底：如果不能自我战胜，即使震惊了世界，也不过昙花一现如文革；如果已经自我战胜，思想主权的外在扩张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欲取得空间，必先战胜时间，战胜时间，就是祛除自身的腐朽，使空间的夺得不可逆转。（斗宿 不论从生命史还是从文明史 九九章）
【61、殖民主义也算一种逃避和叛逆】
《中国年轻人走进非洲： 掘金，逃避和叛逆》（常思颖 BBC中文 2023年10月11日）报道：
今年20岁的陈卓出生在中国中部地区一个农村家庭，下面有一个弟弟。为了给家里减轻负担，他选择毕业后马上工作，而不是考研继续求学。
他从去年秋天校园招聘时就开始找工作，半年内陆陆续续向国内企业投出了1000多份简历，但临近毕业也没有落实一份合适的工作。
尽管家人担忧，权衡之后，他最终接受了一份远在非洲的工作。
在中国经济不景气、青年失业率高企的情况下，职场竞争激烈，对于陈卓这些毕业于普通高校的年轻人来说更是如此。他就读于重庆一所普通大学的国际贸易专业，截至毕业，班上50多位同学中，仅有十几位工作有了着落。
而随着中非经贸往来日益频繁，大批中资企业进驻非洲多国，越来越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把目光投向非洲，试图在那里找寻出路。
今年6月，陈卓怀着忐忑不安情绪到了非洲西部国家加纳（Ghana），但后来发现，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糟糕。
“来之前我对非洲还是有一定的担心，担心吃不好饭、会经常生病、有很多蚊子什么的，但到了之后发现，并不存在这些事情，”陈卓在BBC的访问中说。
过去，除了法语专业的学生，到非洲工作基本不是中国应届毕业生的考虑，语言障碍、安全问题、文化差异等因素令他们望而却步。但慢慢地，随着职场竞争日益激烈，非洲进入了越来越多中国年轻人的视野，有人看重中国在非洲不断增长的投资带来的机遇，以及当地蓬勃发展的华人社区，思考着未来的创业前景； 还有一些新生代年轻人希望到非洲体验多元文化，提升外语能力。
不断增长的兴趣与需求
中国年轻人去非洲工作的人数和区域分布至今没有可靠的统计。但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对外派非洲工作的兴趣正在增长。
在微博上，话题标签“年薪20万你会考虑外派非洲吗？”在今年7月底一度飙至热搜榜第一位，相关文章阅读量达到2亿，有近30万人参与互动。在年轻人聚集的社交平台小红书和哔哩哔哩上，一些博主拍摄的非洲工作经历吸引了上百万人观看，在评论区，许多留言询问怎样去非洲、如何选择公司、当地是否安全等等。
“越来越多中国年轻人到非洲工作，他们不仅到大型国有企业工作，还以较小的团体、甚至个人形式到非洲寻找创业机会”， 美国乔治亚州立大学国际传播副教授玛利亚·列普尼科娃（Maria Repnikova）说。她研究非洲语境下的中国。
“这种需求很大程度上来自中国的大型项目，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和技术领域”。
“这种趋势不是均衡发展，而是取决于特定非洲国家的安全和经济状况”，列普尼科娃教授指出。根据她对非洲东北部埃塞俄比亚的研究经验，过去的四年里，由于新冠疫情和战争，那里的华人社区已经萎缩。但有趣的是，一些中国人离开后并没有选择回国，而是移居到非洲其他国家。
过去十年里，中国一直是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据官方统计，2022年，中非贸易额达到2820亿美元，同比增长约11%；与此同时，中国在非洲的企业数量几乎翻了一番，达到约3500家。
抵达加纳首都阿克拉后，陈卓说，是惊喜不断。在市中心一家购物中心，有相当多的中国零售品牌入驻，附近还有中国人开的火锅店、KTV、奶茶店、酒店等等。他甚至吃到了中国北方口味的猪肉大葱包子、还有河南小吃胡辣汤。
“如果不是看到了黑皮肤的当地人，我还以为我在中国”，他觉得这种情境让人恍惚。
过去，在非洲的中国企业大多以劳务输出的方式大量招聘合同工人，并倾向于招聘有经验积累的人来担任管理职位，而现在，一些在非洲的中资企业似乎开始青睐那些有技术和管理潜力的年轻人。
刚毕业的陈卓已经是加纳一家中资重型建筑设备公司的销售部经理。
高薪吸引
许多中国年轻人提到，吸引他们到非洲工作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高薪。
首先是包吃包住，大部分年轻人都有一个自己的小单间，公司会提供适合中国人口味的饭菜，负担往返机票、签证费等等。其次，除了基本工资，许多企业还会给员工发放高额的外派补贴和艰苦补助，以及奖金、提成等。
在陈卓所在的公司，以他大学应届生的身份，所有费用加起来，一年至少能赚20万人民币。一般外派合同是每一年或三年一签，那么三年下来，扣除支出，“起码能攒下50万”。
陈卓来自农村家庭，这样的工资水平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家里的负担。他拿出第一个月的工资给妈妈买了一条项链寄回老家，给成日担惊受怕的母亲带去许多安慰。
而对比之下，以他普通大学应届生的资历，在大城市工作顶多每月能赚1万左右，扣除房租、交通等费用，几乎所剩无几。
不过，高薪的背后有无尽的孤独。即便有不少中国人开的娱乐场所，但舒适性和技术含量赶不上国内。刚来几个月的陈卓还没想好怎样利用大段的业余时间对抗孤独。
偶尔，当他在工作时受到老板指责，会在夜晚写下日记抒发内心的落寞。但除此之外，他对这里的生活和工作大体满意。对于他来说，一份好的收入更重要，合同期结束后，他还是会考虑留下来继续工作。“毕竟还年轻”，他说。
美国圣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政治学副教授马佳士（Joshua Eisenman）说，中国多年来一直希望经济崛起，吸引海外青年回国发展，但现在却有人愿意去那么远的地方工作，或者认为必须走那么远才能找到机会，“实在令人惊讶”。
“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中国经济形势非常糟糕带来的结果，”他说。
自解除新冠疫情期间的严格封锁以来，中国经济的复苏速度远远低于预期，人民币汇率创下 16 年新低。今年4月以来，中国青年失业率连续数月屡创历史新高。最新数据表明，在16至24岁的年轻人中，每五个就有一个没有工作。8月中旬，国家索性不再发布失业数据。
“去非洲也算是一种逃避”
除了追求高薪之外，一些年轻人还表示，希望逃离当前“内卷”的中国社会，到非洲寻找更广阔的空间。
23岁的杨帆今年毕业于中国山东一所普通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他，拿到了几家银行和会计事务所的录取通知，但综合考虑后，他还是放弃了，选择到非洲赞比亚一家国企工作。
在中国，加班是许多企业的常态。杨帆的工作尤其如此，通常需要加班到半夜一、两点，甚至为了跟客户沟通要倒时差。
“我不太喜欢那样的工作节奏，所以说走到非洲也算是一种逃避，”他说。
他的公司里不仅有中国人和非洲人，还有来自印度、阿拉伯等地方的人。与不同国家的人打交道能让他了解不同文化，开拓视野。 “这是在国内接触不到的，”他说。
杨帆选择去非洲工作，还有一部分是原因是受到曾经参与援建非洲的老师影响。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各省市开始派遣医疗队和技术专业人员到非洲，支援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
不过，与过去一辈人的想法不同，新一代年轻人似乎更看重非洲的多元文化，期待未来回国或到发达国家有更好的发展。
“目前在非洲的中国年轻人大部分来自中产家庭，思想更加开放，不像他们之前的那拨人，是那种吃苦耐劳的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South Afric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高级研究员劳伦-约翰斯顿（Lauren Johnston）说。
她表示，过去那一辈到非洲的中国人当中，一部分是在共产主义战略基础上提供援助的政治传教士类型的人，而现在去非洲的中国年轻人更像是当前西方国家或者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发达国家的年轻人，他们希望看看世界，积累一些资金和国际工作经验。
在非洲的生活挑战性也不乏挑战性。赞比亚的扬帆第一天上班就被交警带到了派出所。
起因是他的师姐在开车途中看手机，被警察拦下。由于贿赂在当地比较普遍，原本花50克瓦查（赞比亚货币）就可以被放行，但他们没有这样做，反而被带到警察局。后来经过了一番复杂的交涉，支付了200克瓦查才被放出来。
杨帆在整个过程中非常紧张，全程紧握手机。后来他反思，或许有时贿赂也是必须的：“这个地方的生存之道相对于国内来讲要野蛮一点，如果采用一种不太正规的处理方法，我觉得也是可以接受的”。
在那里工作一个月后，杨帆发现与他之前想象的工作节奏有落差。他时常因为公司人手不够而不得不身兼数职。作为一位应届毕业生，初入公司两个星期就要负责对数千吨的货物进行规划，跟踪千万元级别的项目。
即便如此，他还是愿意把这样的生活当做一种挑战。他利用业余时间在自己的小红书账号上开设了“小于勇闯非洲小记”，记录他在赞比亚的所见所闻。他希望积累一些粉丝，或许有朝一日也能像那些具有开拓精神的前辈一样，成为市场经济下新的弄潮儿。
“叛逆之路”
基于安全考虑，许多初入职场的中国年轻人倾向于通过官方渠道应聘国企外派岗位。但也有人主动请求熟人介绍工作，或者直接与当地的私企联系工作。
27岁的小鱼今年4月来到刚果（金）首都金沙萨（Kinshasa），为一家大型中国私企做财务专员，她是通过企业内部员工推荐应聘过来。
她居住的地方由公司分配，位于一个较为高档的别墅小区，住户大多是中国人，还有一些较为富裕的非洲人。在通往小区的大马路上设有关卡，对每一个进出的车辆进行检查。进入小区后，拐角处有持枪的保安驻守；小区内每个区域设有大门，也有保安把守。
作为一名女性，小鱼将自己走到非洲的经历形容为“叛逆之路”，很大程度是为了逃避家庭生活的琐碎。
小鱼来自广东省的一个小县城，“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传统思想渗透在家庭里，父母不断催促她赶紧稳定下来，但她向往自由自在的生活。
在国内，大城市的生活压力让她觉得反感，但她又不甘心回到家乡小县城，一辈子生活在那里。于是家人越唠叨，她越抗拒，索性远走非洲。
小鱼2019年毕业于中国一所普通大学的法语专业，这已经是她第二次进入非洲。她毕业后曾通过学校在刚果（布）首都设立的项目，成为一名中文老师，两年后回国。
回国后的她曾顺应家人意愿准备考研。但近年来考研人数大增，竞争激烈，她最终失利。之后小鱼再次萌生了重返非洲的想法。
“回到非洲的想法一直都有，毕业之前就感觉可能会在非洲长期待下去，来了之后就更坚定了我的想法。”
吸引她的是八小时工作后大段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她学会了画画和花式跳绳，也会在下班后换上无袖衫，蹬上球鞋，到操场上和当地非洲人一起打篮球。在干燥的金沙萨夏日吹着刚果河畔吹来的晚风，对她来说也是一种美。
“很简单，很快乐，”她说。
对于像小鱼这样法语专业毕业生来说，大部分人把非洲当做一个跳板，工作几年后到法国或其他发达国家工作，或者回国发展；有少部分人把非洲当做第二个家乡，一待就是十几年。
小鱼也希望到法国留学，但如果没有机会留在那里，她可能重新回到非洲，长久地居住下去。回国对她来说已经不再是一种选择。
“就像大家说的，可能在非洲待久了就回不去了”，她说。 一是适应不了国内的工作节奏和要求，工资待遇也未必能达到要求；二是自己掌握的业务也许只适用于非洲的环境。
不过，非洲也并不是一些媒体所称的“就业天堂”。有报道指出，有中国毕业生在应聘期间被骗。
小鱼就曾遇到一位法语专业毕业的女生，应聘到一家中国私企做翻译。她在去非洲前没有与对方签订合同，后来公司无法给出承诺的高额薪水。疫情期间，由于业务停止，这位女生无法正常工作，被迫在老板家帮助照顾小孩。
“非洲生活也不是完美的，也会有很多不好的事情发生，”小鱼说。
谢选骏指出：中国年轻人走进非洲是为了掘金，也是为了逃避和叛逆——这让我想到了欧洲殖民主义的历史，是否在掘金贪欲之外，也有逃避和叛逆的动机……从奥斯曼土耳其人的逼迫之下？
【62、殖民主义者的后代已经活腻味了】
《全球人口80亿，他希望人类“自愿灭绝”》（CARA BUCKLEY 纽约时报 2022年11月24日）报道：
俄勒冈州波特兰——对于一个希望自己的物种灭绝的人来说，莱斯·奈特是个异常乐天的人。
他经常举办在屋顶观看流星雨的派对，还伴有烟火燃放。他在自己的后院组织裸体槌球比赛已有很长时间了，需要指出的是，他的后院用六米多高的月桂树篱环绕着。事实证明，就连塔克·卡尔森也敌不过奈特的热情。2005年，卡尔森在MSNBC的一个节目中采访奈特时批评他有“最病态的”信仰，但随后又说，“你是上过这个节目的最开心的嘉宾之一。”
现年75岁的奈特是“人类自愿灭绝”运动的创始人。与其说它是一场运动，不如说它是一个有共同信仰的人组成的松散联盟。这些人认为，人类帮助地球能做的最好事情是停止生育。
为了明确表示持此信仰的人不支持大屠杀或强制节育，也不鼓励自杀，奈特在几十年前给这个运动添加了“自愿”一词。他们的座右铭是“愿我们长寿，然后不复存在”，他们的精神也体现在他们的其他口号之一“感谢你不生育”中，奈特将这些口号挂在各种会议和街头活动上。
地球上的人口在今年11月15日达到了史无前例的80亿。尽管出生率在下降，但全球人口的预测是将在未来几十年达到104亿的峰值，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预期寿命延长和儿童死亡率下降。
一些人认为，人口过剩是气候危机的一个主要因素，奈特是这些人中的一个，但这个想法可能有很大的问题。全球变暖的原因是温室气体排放，像印度这样人口众多的贫穷国家人均排放的温室气体相对较低。而美国这样的人口相对较少的富裕国家却制造了导致全球变暖的大部分污染。
“正在失控的问题是消费，”联合国人口司司长约翰·威尔莫斯说。他表示，把控制人口作为缓解气候变暖的潜在解决方案转移了人们对迫切需要抛弃化石燃料、更有效地利用资源的注意力。“我们必须改变让人们能从污染环境中获利的经济激励机制。”
必须控制人口的想法也曾导致强制绝育，以及被证明不人道或与优生学等种族主义理论有关的措施。
不过，生物多样性中心的人口与可持续发展部主任斯蒂芬妮·费尔德斯坦说，虽然人类寿命和健康水平提高了是好事，但地球上的其他生物也为此付出了代价。
随着全球人口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翻番，野生动物的数量减少了70%。尽管今天的生育率降低不会在短期内改变温室气体排放量，但她说，人口激增会给日益枯竭的自然资源，以及依赖这些资源的动物、鸟类和植物构成的复杂网络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
“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同样是毁灭性的，因为这破坏了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费尔德斯坦说。“我们已经正在耗用的资源几乎是地球一年里能补充的资源的两倍。”
气候活动人士和关注人口过剩问题的人都表示，除了控制生育和计划生育外，应对全球变暖的最有效方法之一是扩大世界各地的女孩受教育的机会。全世界每年约有1.21亿人次怀孕，其中近一半是出于意外。生物多样性中心做的事情包括发放100万个以濒危物种为主题的避孕套，这些避孕套有五颜六色的包装，上面写的口号包括“看在角蜥蜴的份上放慢点，爱情达人”。
山火冒出的浓烟笼罩着加州克拉马斯国家森林。奈特说，他已经开始将人类视为最具破坏性的入侵物种。
但很少有人像奈特这样公开地做到这个地步，奈特从未生育过，并于1973年在25岁时做了输精管结扎术。奈特提倡为全民提供节育方式和反对他所谓的生殖法西斯主义，即“缺乏不生育的自由”，除此之外他说，尽管我们取得了许多成就，但人类对地球是一个净损害。
“看看我们对这个星球做了什么，”今年秋天一个温暖的早晨，奈特在阳光明媚的后院聊天时说。“我们不是一个好物种。”
目前尚不清楚奈特的组织有多少追随者，也不清楚其影响范围有多大。这个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处于地下状态，奈特在1996年创建了一个网站后，该组织开始流行起来。网站以文字为主，但气氛轻松活泼，上面有哲学家叔本华的名言和艺术家尼娜·佩利的漫画，以及反对生育和提倡收养的论点。它已被翻译成大约30种语言，一直是许多人的避风港。
“我很高兴知道存在这种组织，因为拥有这种理念的人通常会感到孤独，”73岁的墨西哥城水务工程师马里奥·布恩菲尔说，他参与该运动已有20年。
尽管如此，“人类自愿灭绝”这个词经常会引起惊恐的反应，常有人用“生态法西斯主义”和“马尔萨斯主义”等词攻击这个组织。倡导通过自愿方式实现人口稳定的非营利组织“人口联系”的主席约翰·西格认为他们无关紧要。然而，虽然该组织富有挑衅意味的名字和看似好斗的立场让人以为创始人是一位心怀怨恨甚至险恶的人，但奈特看上去完全不是那样。
奈特高大温和，给人的印象是眼神清澈，心思缜密，就像比尔·奈和弗雷德·罗杰斯的混合体。虽然奈特可能反对创造更多的人类，但他对已经存在的人类表现出极大的同情。
奈特的工作生涯大多数时候在做高中代课老师，深受学生们的喜爱。每周日早上，他都会到附近的大路上花几个小时捡垃圾。在一次采访中，他停下来欣赏两只灵动的花园蜘蛛在树篱和草坪椅子之间织出来的蛛网上晒太阳。奈特说，这一景象值得赞美，因为许多这样的小动物死于去年太平洋西北地区的热穹期间。他自称是个连续性单配偶人士，独居，他的女朋友住在隔壁并且完全支持他的事业。
“他没有那种四处招摇的自负心，他也不会试图与人争论，”奈特的前大学室友、老朋友马福·罗斯说。“他总是很幽默，尽可能带有趣味地传达他的信息，我看到他多次这样做。对于情绪有点激动的人，他会用笑话或微笑转移他们的注意力。”
作为在俄勒冈州一个宽容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奈特目睹了木材公司砍伐该州的森林。在越南战争期间应征入伍（服役过但没有上过战场）后，他就读于俄勒冈教育学院并加入了“零人口增长”组织在当地的分会，这坚定了他不生育的决心。“始终是因为生态，因为人类对环境造成的破坏，”他说。
他的信念植根于深层生态学，这一学说挑战人类统治的假设前提，认为其他物种也同样重要。奈特开始将人类视为最具破坏性的入侵物种，并且是超级掠食者。
“我们来了，然后胡作非为，”奈特说。“正是因为我们足够聪明，所以我们应该知道如何结束它。”
“人们提到音乐、艺术和文学以及我们所做的伟大事情——有趣的是他们从来没有提到我们做过的坏事，”他继续说道。“我认为鲸鱼不会想念我们的歌曲。”
尽管美国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出生率有所上升，扭转了出生率下降的趋势，但2020年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在没有生育孩子的美国人中，有四分之一的人将气候变化列为未生育的原因之一。研究表明，少生一个孩子可能是减少碳足迹的最重要方式，虽然奈特不喜欢将自己的信念强加于人，但他愿意相信，因为他的努力，有些人类没有来到这个世界。
费尔德斯坦说，奈特成功地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并开始了对话。
“他提倡的许多事情和我们其他人一样，试图确保每个人都有能力、自主权和他们需要的资源来选择是否以及何时要孩子，”她说。
奈特说，尽管世界人口数量创历史新高，但这并没有让他泄气。
“我从没期待成功，”他说。“我认为这是防止过劳的秘诀。”
谢选骏指出：欧洲殖民主义者的后代忏悔说“我们来了，然后胡作非为”——他们的祖先霸占一切、灭绝原住民和原生物种，直到他们感觉自己够本了，甚至感觉已经活腻味了！结果他们现在纵欲、吸毒，无所不为，还希望“人类‘自愿灭绝’”！须知，他们她们自己灭绝就可以了，如果也希望别人跟着他们她们一起灭绝，那岂不是阴谋策划煽动企图实施种族灭绝的计划了？而其目的，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好逸恶劳。欧洲殖民者及其后代的心思恶毒、罪孽深重，由此可见一斑矣。
【63、中国是一个殖民收缩的社会】
《心酸！睡在桥洞里的外卖骑手 已发展成一个群体…》（木蹊说 2022-10-26）报道：
01、
什么叫“岁月无情”？
或许，郑州的一条隧道就能给出答案。
去年的11月12日凌晨，有人在河南郑州一条隧道，拍到一名外卖小哥竟盖着被子和送外卖时穿的冲锋衣，睡在自己的电动车上。
这个心酸的画面当时就引发了不少关注。
到了2022年的10月18日，同样的地点，同样的时间段，有人又拍到了外卖员睡桥洞的画面。
不过，这次的面貌又发生了新变化。
首先是打地铺的人不是一两个了，而是有十几个，整整占了一排通道。
其次是睡姿也不一样，有的打地铺睡地下，有的是学“小龙女”睡在窄窄的车上。
最后就是群体也不再局限于外卖员，有的是代驾，有的是“自由职业”。
10月下旬，北方的天气已经比较冷了，尤其是夜里，可能只有几度。
这时候睡大街，睡桥洞，恐怕没几个人能受得了。
但比气候更恶劣的，永远是生活的压力。
这些小哥之所以在这里过夜，主要就是因为大家都懂的原因，回到家后就再难出来上班了。
对于这些群体而言，一天不干活，就没有任何收入。
所以，他们宁愿在外面过夜，也不敢轻易回家。
睡觉是冷了很多，但也没有熟人会知道自己的“落魄”，而且第二天能正常工作。
而且如果没有他们送餐送食物，可能城市里很多无法出门的人，都会饿肚子，被迫接受高价菜……
02、
其实，外卖小哥睡桥洞并不是新鲜事，也不是郑州特有。
此前就连最为国际化的上海也被不少媒体报道，说在特殊时期，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等人员风餐露宿，在桥洞下打地铺，睡公园。
不知道他们是谁的儿子，谁的丈夫，又是谁的父亲？
钱是活下去的筹码，无钱寸步难行。
而社会最现实的地方就在于，有很多人，但凡敢歇一歇，恐怕就会变得贫困，所以，只能将绝大部分时间都挤出去赚钱了。
担心被辞退；担心因病致贫；担心老人赡养；担心孩子教育问题；担心股票的波动；担心税率调整……
尤其是在疫情的冲击下，不少行业面临困难，很多人都在担心生活质量下降，担心未来的收入，担心泡沫破裂，从“中产”摇身一变成“中惨”。
因为害怕，令我们在消费、支出上更加谨慎。
在工作、内卷上更加卖力。
据媒体统计，中国的外卖骑手有1300万从业人员，载客、货运司机有700万，保险业务员有500万，餐饮行业有2000万。
光这四大低门槛的职业，就吸纳了4000多万人的灵活就业。
这其中不乏有名校毕业的本科生、硕士生。
不乏有创业、投资失败的小老板。
也不乏为了房贷、车贷而拼命兼职搞钱的“新中产”。
03、
经济发展往往和足球赛一样，有上半场也有下半场。
中国经济的上半场，我们通过矿产、土地、房子、股票的优势资源，盘活了整个社会的资本，并且通过加杠杆，带动一轮又一轮的经济发展。
开足马力直往前冲，谁的马力大谁抢的地盘就多，这种快速增长的时期，就是原始的资本积累，俗称“跑马圈地”。
房地产，互联网，制造业。
这三大基建任务的完成，让中国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而且这个积累是非常特殊且光荣的——放眼世界，只有中国的原始积累是在没有通过对外侵略和殖民掠夺的情况之下完成的，而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积累，都有有过侵略和殖民。
但如今，中国已经完成了这个阶段。
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能够感觉到，过去的那种高增长未来可能已经很难出现。
至少，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就是例证。
所以到了经济的下半场，中国跑马圈地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接下来必须经营好这一亩三分地，走“高质量发展”的道路。
怎么走？
我想，还是要明确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根本。
如果没有物质上的持续生产，就无法解决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解决各种矛盾。
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缩小行政垄断，防止乱作为。
万物都有生长需求，我们不怕外部形势的严峻，就怕内部不能团结。
越来越多的外卖员去睡桥洞，这显然不是“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
疫情的第三个年头，每一次的封控，都让无数企业变得举步维艰。
不论是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还是在疫情中前行的企业，他们都在舍小家为大家，齐心协力守护万家灯火。
对于这些人，我们真需要好好审视一下，究竟怎样做，才能让他们能对未来发展有个清晰的预期，有个努力的奔头。
都说信心比黄金更重要。
困在算法里，睡在桥洞里。
这些露宿者们，需要暖暖心。
网民嚎叫：
pokemama 发表评论于 2022-10-26 17:46:41
蒼天呀!百姓的無奈，新皇可知曉！
panlm_ 发表评论于 2022-10-26 17:45:46
真是无数个的外卖小哥、小姐姐、千千万万个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的劳动者创造了中国经济的奇迹。
天台坐客 发表评论于 2022-10-26 17:42:00
中共确实不需要去侵略：自己的老百姓更听话啊；）这世界上，难道还有比中国韭菜更好压榨的品种？：）
天台坐客 发表评论于 2022-10-26 17:42:00
中共确实不需要去侵略：自己的老百姓更听话啊；）这世界上，难道还有比中国韭菜更好压榨的品种？：）
Maui2021 发表评论于 2022-10-26 17:39:57
蔡奇：低端人口。
蓝靛厂 发表评论于 2022-10-26 17:30:43
所以中国就算摊上共产党还是发展很快，太勤劳了。欧洲人绝对暴动了。
北卡山人 发表评论于 2022-10-26 17:29:01
你们是党国和皇上的特殊部队，要人穷志坚，要监视汇报一切可疑的反党反皇的人和事
reference 发表评论于 2022-10-26 17:18:53
看得眼睛都湿润了，多么勤劳的人民啊。
美丽泉水 发表评论于 2022-10-26 17:12:38
二战日本被打得稀烂，不比当时的中国强多少。还吃了两颗原子弹。战后日本侵略谁了？从谁那里抢东西了？共产党前四十年不干正事。把国民经济搞得濒临崩溃。还吹嘘自己通过辛勤劳动来进行原始积累。
lurenjia2014 发表评论于 2022-10-26 17:01:27
这种在白人国家是不允许的，homeless都睡大街上，下大雪也是。
相信事实 发表评论于 2022-10-26 17:01:18
躺摩托车上睡觉是不可能的，就是休息一下。
总是糊涂 发表评论于 2022-10-26 16:54:50
没把地面用钢筋做成刺猬和泼上脏水，这地方的官员还算有点人性。
jessy2017 发表评论于 2022-10-26 16:37:08
重工业烧烤 轻工业直播 服务业外卖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中国是一个殖民收缩的社会，所以无需殖民扩张——由此可见，所谓“内卷”不是始于今日，而是从1950年代就开始了。那时共产党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城市工奴化体制，通过“人民公社”建立了乡下农奴化体制——双管齐下地“内卷压榨”，就像甘蔗机器，榨取中国最后一滴糖水。于是中囶就成了一个“殖民收缩”而不是“殖民扩张”的社会。中囶共产党就是黄俄殖民者，中国人就是被迫改造的原住民。
【64、中美角力能够真正激活阿拉伯魔鬼吗】
《人工智能巨头G42陷入中美科技角力中心》（MARK MAZZETTI, 黄安伟 2023年11月28日）报道：
当行事隐秘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国家安全顾问谢赫塔赫努恩·本·扎耶德于6月访问白宫时，他的美国对等官员杰克·沙利文提出了一个微妙的问题：美国官员认为，由这位酋长控制的人工智能公司G42隐瞒了与中国合作的程度。
在公开场合，该公司以稳定的节奏发布新闻，宣布其惊人的增长。其中包括与阿斯利康等欧洲制药巨头达成的协议，以及与一家硅谷公司达成的价值1亿美元的协议，两家公司放话要建造“世界上最大的超级计算机”。上个月，G42宣布与ChatGPT的创造者OpenAI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但在美国的机密情报渠道中，关于这家公司的报告更令人担忧。中情局和其他美国间谍机构已就G42与中国大企业的合作发出警告，美国官员认为这些公司存在安全威胁，其中包括受到美国制裁的电信巨头华为。
美国官员担心，G42可能成为美国先进技术流入中国企业或政府的管道。据两名知情官员透露，情报报告还警告，G42与中国公司的交易可能成为渠道，将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和其他人的基因数据送到中国政府手中。
美国官员说，中情局甚至制作了一份G42首席执行官肖鹏的机密资料，肖鹏曾在美国接受教育，后来放弃美国国籍，成为阿联酋公民。中情局文件中关于肖鹏的结论尚不清楚。
据十几名知情人士透露，今年6月在白宫与谢赫塔赫努恩会面期间，以及过去一年的其他讨论中，拜登政府对G42的领导层提出了担忧，并敦促G42切断与中国公司和任何机构的关系。美国人甚至指出了对这家阿联酋公司实施制裁的可能性。本文是关于拜登政府对G42的担忧及其对阿联酋施压行动的首次报道。
美国官员告诉阿联酋对等官员，在敏感的新兴技术问题上，阿联酋必须在美中之间做出选择。
多年来，美国一直试图限制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力，美国官员认为，中国在该地区建立军事基地和出售武器的努力是国家安全方面的当务之急。然而，如今，这一努力出现了一个新的前沿：削弱中国在世界尖端技术（包括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计算、云计算、监控基础设施和基因组研究）领域获得霸主地位的雄心。
G42位于这场战斗的中心。
美国官员正在关注谈判取得进展的迹象，但拒绝讨论谈判的细节。白宫和各机构都参与了谈判。谈判在华盛顿和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进行了几个月，中情局局长伯恩斯和商务部长雷蒙多今年在阿联酋的不同访问中都与阿联酋人讨论了这个问题。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技术高级主管塔伦·查布拉也向阿布扎比官员表达了担忧。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10月份访问阿布扎比期间对G42与中国的关系表示担忧。
本文基于对美国政府官员、科技分析人士以及美国和外国企业高管的采访，由于G42的外交敏感性，其中一些人只同意在匿名的条件下发表评论。
该公司是阿联酋皇冠上的一颗明珠，阿联酋正在打造一个人工智能产业，作为石油收入的替代品。在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的领导下，这个虽小但强大的中东国家也在与中国和俄罗斯建立更密切的关系，部分原因是为了减少对美国的依赖。美国是阿联酋的主要军事伙伴和武器供应国。
到目前为止，尚不清楚美国官员是否向与G42有合作关系的美国公司表达了他们对G42的担忧。
美国审查和限制G42活动的努力象征着美国间谍机构与中国展开更广泛间谍暗战的阴暗世界。随着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加剧，美国政策制定者正依靠情报收集和分析来帮助阻止中国取得削弱美国军事优势的技术进步。
全球几乎所有行业的公司都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有联系。美国将G42置于显微镜下的努力表明，情报机构很难辨别一家与中国有商业关系的外国公司是否与中国军方或安全和情报机构有联系。
在某些情况下，一家外国公司与一家被认为是政府或共产党青睐的中国公司（例如华为）之间的合作关系足以引起华盛顿的警觉。当涉及从事先进技术的公司时（如军民两用的人工智能），这些关系往往是不透明的。
就G42而言，中情局和其他政府部门调查了G42与中国公司和官员之间的关系。他们指出了一些具体的担忧领域——例如，指出G42的“堆栈”或其底层技术基础设施是在包括华为在内的中国公司帮助下建造的。美国官员说，情报机构仔细审查了G42的子公司Presight AI。该公司向世界各地的警察部门出售监控技术，其中包括与中国警方常用产品几乎相同的软件。
G42公司的董事长谢赫塔赫努恩·本·扎耶德（中）是阿联酋最有权势的人之一。
国家安全委员会副发言人凯瑟琳·沃特斯拒绝谈及与G42相关的具体问题。她称阿联酋是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但她表示，白宫官员已经向阿联酋和其他国家明确表示，美国政府“对中国通过获取美国敏感技术和数据寻求军事和情报优势强烈担忧”，而拜登政府决心保护这些技术和数据。
“这将继续成为我们与阿联酋和其他许多国家密切接触的焦点，我们对迄今取得的进展表示欢迎，”沃特斯还说。
阿联酋驻华盛顿大使优素福·奥泰巴拒绝置评。
G42拒绝了对其首席执行官肖鹏进行采访的请求，也没有回答有关该公司与特定中国公司合作的问题，以及美国政府对此的担忧。在给《纽约时报》的一份声明中，该公司高管塔拉勒·凯西表示，该公司“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多家国际科技公司”合作过。他指出，该公司去年年底开始与微软讨论，试图更换其技术堆栈或基础设施。他说，今年，该公司决定求助包括Cerebras和英伟达在内的美国公司来升级一台超级计算机，并更换“传统技术供应商，其中包括来自中国的硬件”。
他表示，该公司确保其运营和授权技术“完全符合”美国政府的监管规定，并与美国相关机构就遵守这些规定进行了磋商。他补充说，它正在“与拥有共同价值观的领先公司和机构合作，开发负责任的人工智能解决方案”。
“生命的终极答案”
G42之名取自于道格拉斯·亚当斯的科幻系列小说《银河系漫游指南》（The Hitchhiker’s Guide to the Galaxy），书中的数字“42”代表了“生命、宇宙以及任何事情的终极答案”。（“G”代表集团。）
“42正是我们的使命，”肖鹏去年在一条公司宣传视频中说道。“在那部精彩作品里，42为生命的意义赋予了答案。”
肩负着如此广泛的使命，G42的业务涵盖了价值100亿美元的科技投资基金、一个阿拉伯语人工智能模型、一家科技人才平台、一家医疗保健公司和一个基因组测序项目等等。据彭博新闻社报道，G42的海外投资包括今年早些时候斥资1亿美元收购字节跳动的股份，这是热门社交媒体应用TikTok的中国母公司。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是一个虽小但实力强大的中东国家，它正在与中国和俄罗斯建立更密切的关系，部分原因是为了减少对美国的依赖。
肖鹏在宣传视频中表示，他相信人工智能对人类文明的影响将“远超火种、电力甚至还有互联网”。
除了与中国企业的合作，G42还与微软、戴尔等美国企业签署了协议。
肖鹏给他的一些美国合作伙伴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是个有远见的人，”硅谷人工智能公司Cerebras的首席执行官安德鲁·费尔德曼说，该公司正与G42在超级计算机项目上进行合作。“他知识渊博、考虑周全。我找到了一个和我有共同愿景的人。”
根据公开记录和费尔德曼的说法，除了与G42的合作，Cerebras还获得了几份美国政府合同，包括与空军研究实验室和能源部的合作。
费尔德曼表示，听到拜登政府对G42的担忧，他感到很惊讶，并表示此前没有任何美国官员向他或Cerebras的其他负责人提起这些问题。
OpenAI和微软拒绝置评，戴尔称：“我公司遵守全球法规，对此事没有任何补充。”
社交媒体和基因数据
对墨镜十分着迷的G42董事长谢赫塔赫努恩是阿联酋最具权势的人物之一。即便是在高官经常身兼数职的阿联酋，作为总统弟弟的谢赫塔赫努恩也还是很惹眼。除了监管一家名为“国际控股公司”的神秘集团（该国市值最高的上市企业），谢赫塔赫努恩还是阿布扎比酋长国统治者代表，并掌管着规模达到8530亿美元的主权财富基金。（另一个由家族经营的主权财富基金穆巴达拉也入股了G42。）
肖鹏参与谢赫塔赫努恩的企业经营已有一段时间，他们过去的多次合作已经引起了美国间谍机构的警觉。
网上几乎没有关于肖鹏的背景信息，这对一家知名企业的首席执行官来说是罕见的。他的领英主页和公司资料上都显示，上世纪90年代他在夏威夷太平洋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又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拿到硕士学位，但他上大学之前的经历却没有任何记录。
他的领英主页显示，1999年至2014年，他在弗吉尼亚州的科技公司MicroStrategy担任首席技术官。他很少接受记者专访，但做过一些公开演讲。中国驻阿联酋大使馆网站上的一篇文章提到他时使用了“肖鹏”这个中文名。
四年前，肖鹏管理的一家公司参与了社交媒体应用Totok的运营，美国情报机构认定该应用是间谍工具，阿联酋政府利用其追踪用户的行为和对话。中国工程师协助了这款应用的开发。
根据2019年的一份美国情报评估，这款应用收集的数据由一家名为Pax AI的阿联酋公司负责存储，该公司的负责人正是肖鹏。
G42首席执行官肖鹏与OpenAI负责人萨姆·奥尔特曼会面，启动两家公司之间的合作关系。
多伦多大学数字监管组织公民实验室的比尔·马尔恰克调查了谢赫塔赫努恩控制的众多公司，并称之为“官商勾连的范本”。
“因为ToTok太好用了，它在阿联酋人及其海外朋友圈中迅速流行起来，”马尔恰克说。“也因其加密算法没有阻止G42获得ToTok用户的对话数据，该应用可能已经向阿联酋情报部门提供了海量关键数据。”
马尔恰克表示，G42“似乎吸收了中国聊天应用程序YeeCall的资产和人员”。《纽约时报》在2019年对ToTok进行调查后，该公司的代表对其间谍工具的性质予以否认。
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之时，G42与中国生物技术公司华大基因合作，配发由后者研发的新冠检测试剂盒，阿联酋政府还向内华达州捐赠了大批试剂盒。据美联社报道，美国官员曾警告内华达州官员不要发放这种试剂盒，因为担心这可能是中国政府的秘密策略，为的是通过新冠检测来收集美国人的基因信息。
今年3月，拜登政府将华大基因的子公司列入商务部黑名单，称这些公司对基因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对助长中国政府的监控行为构成重大风险”。
2020年6月，肖鹏和阿联酋领导人宣布G42正在与中国制药巨头国药集团合作进行新冠疫苗的三期临床试验。该地区的其他国家也参与了这次试验，包括巴林。根据中国驻巴林王国大使馆网站上的一篇文章，巴林王储通过视频会见了肖鹏和国药集团董事长。
2020年6月，中国生物技术公司华大基因在北京的新冠病毒检测实验室。拜登政府将华大基因的子公司列入了商务部黑名单。
2021年3月，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访问阿联酋时宣布，G42和国药集团将在阿布扎比生产疫苗。
肖鹏曾经管理的企业之一Pegasus在2017年与华为签署了一项协议，为警察部门研发监控技术。该公司隶属于“暗物质”（DarkMatter），这是一家雇佣前间谍从事网络情报及黑客活动的公司。它与以色列公司NSO集团研发的臭名昭著的“飞马”（Pegasus）间谍软件没有关系。
进军中东
中国政府并不掩饰在中东扩大经济和军事足迹的意图。中国与阿联酋不断深化的关系也引来了美国官员的特别警觉。
阿联酋频繁购买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美国军事装备，但也对中国军备产品表现出强烈的兴趣。
2019年，阿联酋领导人穆罕默德·本·扎耶德王储在北京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特朗普政府与阿联酋领导人培养了密切关系，但美国国家安全官员对阿联酋与中国日趋紧密的联系十分警惕。为阿联酋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做出主要贡献的是华为，这让许多美国官员感到不满。当美国在2020年同意向阿联酋出售先进的F-35战斗机，作为推动阿联酋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激励措施之后，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议也越来越大。
美国官员想要确保F-35战斗机的相关技术不会落入对手手中。大约也是在这个时候，美国各部门开始更密切地关注肖鹏和G42，因为该公司在阿联酋技术领域的地位十分突出。在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后，G42于当地设立了办事处。（F-35战斗机的交易最终没能达成。）
到拜登执政之初，美国官员曾拿着卫星图像质问阿联酋官员，称中国正在该国建设一处军事基地。此后，美国官员称阿联酋已暂停该项目。阿联酋官员坚称那是商业港口工程。
尽管如此，CIA官员还是定期前往阿布扎比向阿联酋展示机密情报，以证明美国人对中国和阿联酋之间安全与技术合作的担忧是有充分理由的。
今年6月，就在白宫官员就G42问题私下向阿联酋国家安全部负责人提出关切几天后，肖鹏在庆祝G42成立五周年的全体员工大会上登台演讲。
在这场名为“超动力”（Supercharged）的活动中，肖鹏称该公司的事业才刚刚起步。
谢选骏指出：和中国人类似，阿拉伯人至今没有能从蒙古人的打击下恢复过来，中国人毕竟还在明朝喘气了两百多年，然后才是再度沦亡于满洲这个第二蒙古的奴役。但是，2001年9月11日，沙特阿拉伯人组织了恐怖袭击直取美国各地，揭开“阿拉伯复兴”的序幕，也间接帮助了共产党中国的满血复活，那么，由此引起的中美角力，能够在接下来的历史回合之中，真能激活阿拉伯魔鬼吗？
【65、宗教改革是殖民主义的产物】
《文艺复兴时期的宗教改革与欧洲地缘政治权力的重新洗牌》（环球扫描 2022.04.02）报道：
进入文艺复兴之后的15世纪，宗教在塑造欧洲文化中继续发挥着最强大作用。几乎每个普通人都相信上帝和来世。当时人们不可能理解无神论的概念，因为欧洲远没有中华文明发达和先进。宗教为生活中最深层的问题提供解答，一个人生活中的每一个阶段都以宗教信仰为指南。宗教仪式标志着一个人的出生、青春期、婚姻和死亡，宗教代表着欧洲的政治秩序。
宗教改革溯源
宗教改革，是由于教廷在腐败、商业繁荣和无政府主义泛滥所导致的欧洲政治秩序的衰落下欧洲政治权力格局的重新洗牌。由于洗牌需要，导致了国家力量对民间宗教改革运动的选择性支持（或者维护）。
16世纪发生在北欧地区的一场宗教改革运动，主要由路德和加尔文领衔。当时的宗教改革并不是传统历史观鼓吹的、让欧洲人获得宗教解放和思想自由，而是要重建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期间被道德堕落所彻底摧毁的基督教信仰，使其重新成为统一北欧思想界的新的“精神鸦片”。
马克思一针见血地对路德宗教改革的局限性、不彻底性和欺骗性加以揭示：“他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是因为他恢复了信仰的权威。他把僧侣变成了世俗人，是因为他把世俗人变成了僧侣。他把人从外在的宗教笃信解放出来，是因为他把宗教笃信变成了人的内在世界。他把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是因为他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
尼采更为直截了当。在尼采看来，“宗教改革”不过是“世俗本能的最具欺骗性的爆发之一”：“一些强大的、变得不可遏制的、彻底庸俗的欲望想要爆发出来；所急需的无非是一些托词，尤其是要虚构一些大话，有了此类大话，这些野蛮动物就可以得到解放了。”
如果说南欧地区的文艺复兴运动是十字军东征之后在商业繁荣的意大利所展开的一场“彻底的去道德化运动”和人性的极度奢华、腐败、堕落、凶残的体现，那么北欧地区的宗教改革运动就是文艺复兴运动在保守和贫困潦倒的北方地区的一种扭曲的折射。
一方面，重建宗教对人的思想统治权威以拾回人民对上帝的虔诚，另一方面与天主教会争夺对世俗财富的控制权，才是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运动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因此，这场宗教改革运动满足了北欧地区君主统治者们的需要，因而新教很快成为北欧重商主义国家的国教。18世纪德国大文豪席勒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些君主急欲实行宗教改革是为了谋求独立，指望从教会创立者那里获取丰厚的猎获品。”
欧洲这场宗教改革运动源于罗马天主教内部的分裂，以及欧洲各国王室利用这个分裂展开的对主导欧洲政治秩序的教会权力的争夺，尤其是附属于宗教的政治和商业利益的争夺。在一个只有宗教才能掌握民心的年代，谁掌握了宗教，谁就掌握了真正的政治统治权。人类历史上，如果没有国家力量的支持，任何宗教或者宗教流派都很难长期流行开来。
16世纪，欧洲对宗教改革的巨大社会与政治需求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1）十字军东征导致的道德堕落、教廷腐败，以及民间和黑社会不择手段的商业致富行为，包括天主教教会滥发赎罪券，教皇公开利用赎罪券搜刮民脂民膏，导致北欧人希望脱离南欧天主教对财富的控制而另立“中央”，获得对巨额教会财产和自身财产的独立自主控制权。
（2）文艺复兴时期的道德堕落所引发的梅毒泛滥，破坏了整个社会（包括上层贵族阶级）的家庭生活和社会细胞；因而北欧宗教精英提出了向基督教“道德原教旨主义”与“禁欲主义”回归的必要性，从而促成了清教徒运动的产生。
（3）对葡萄牙、西班牙的地理大发现和海外殖民地主权“分一杯羹”的强烈渴望。由于地理大发现和全球殖民运动的拉动，以及欧洲热兵器战争对木材砍伐业和冶金采矿业的拉动，导致了波罗的海北欧国家经济圈的经济振兴——经济繁荣必然导致北欧王室脱离罗马天主教控制的企图；而寻求经济独立的最好保障是军队和意识形态，它们都是新的政治秩序的脊梁。
首先，文艺复兴末期在北欧地区所引发的宗教改革，不是流行历史观所粉饰的“思想解放”，事实上，新教比天主教更加仇视科学，更加强调宗教专制；由于罗马教廷的权力腐败和道德堕落到了极端，必然从欧洲基督教世界内部产生一种独立抗衡力量，要求重建宗教的道德权威，以重树基督教在欧洲人心目中的统治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这场宗教改革运动是极其成功的。但是从“思想解放”和冲破宗教对人们思想的终极束缚来说，这场宗教改革运动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即便到了19世纪下半叶，基督教（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仍然统治着人们的精神和思想，以至于尼采还需要公开站出来呼吁：“上帝已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宣布：“宗教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这个时候离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已经整整过去了300多年。
其次，方兴未艾的地理大发现和殖民运动给南欧国家带来的巨大商业和政治利益，使得北欧国家强烈要求改革罗马教皇们为了自身利益而赋予南欧国家对全球资源的垄断秩序。它们之所以愿意支持新教改革，不是出于道德的考量（例如同情新教的英国国王亨利八世，毫无道德可言，是一个公认的道德败坏的专制暴君），而是出于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动机。新大陆的发现和亚洲新航线的开通，为富有十字军强盗精神的所有北欧野蛮国家，注入了参与这场“打砸抢掠”游戏的强心针，推动了北欧国家摆脱罗马教廷的控制而独立的政治诉求。如果不能参与全球殖民并形成自己新的意识形态，北欧国家将无法与南欧国家竞争。而国家竞争需要独立自主的国家政策和意识形态，需要独立自主的税收体制和职业军队，需要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和地缘政治。也就是说，北欧的国家力量借机于民间的宗教改革呼声，发动了一场对罗马天主教统治和财富垄断势力的反叛。在英国，引发宗教改革的不是路德，而是亨利八世。亨利八世表面上是出于反抗罗马教廷对他重婚的阻拦而宣布脱离天主教和接受新教，但是那只不过是一个催化剂，而不是出于天主教道德堕落这个原因。
文艺复兴时期天主教教廷的腐败和意大利政治的混乱失序，给欧洲其他国家后来的统治者提供了几点教训。第一，以宗教维持社会秩序。英国国王亨利八世搞了政教合一，形成了强大的中央集权。第二，从罗马天主教的政治控制下独立出来，获得管理自己国家宗教的主权，才能实现在经济利益上的独立。葡萄牙和西班牙在罗马教皇的袒护下，通过对美洲和亚洲的巧取豪夺获得的天量财富，使得北欧国家垂涎欲滴。北欧王室的经济利益诉求，就是要在葡萄牙和西班牙发动的全球殖民征服中分一杯羹，以在自己统治下的国土上实现国富兵强的目的。
凡是企图摆脱罗马天主教控制的北欧国家，都看到了支持新教的好处。英国王室充分利用宗教改革这场分裂天主教的政治运动，为此不惜与土耳其穆斯林结成统一战线，向罗马教廷以及支持者（比如西班牙和法国）宣战。并不惜一切代价（包括动用皇室特许的海盗）跻身于这场全球殖民运动之中，因为英国人身上照样流淌着十字军东征的热血，不可能目睹葡萄牙和西班牙瓜分整个地球；来自东方的财富，包括金银、香料、丝绸、陶瓷，不能仅仅属于受到罗马教皇庇护的南欧海盗。
北欧国家宗教发展靠国家力量的支持
北欧国家宗教改革的动机是对欧洲财富的再分配意志的体现，其成果得益于国家力量的介入。它所充分体现的，是通过血缘联系的碎片化的欧洲民族（国家）之间的经济与地缘政治利益的冲突与斗争。
在大航海开启以后的时代，欧洲各国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商业利益，但是每个国家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获得商业利益的机缘有巨大差别。这导致了地缘政治冲突和战争。然而在罗马教皇垄断宗教的时代，要想夺权就必须创立新的教派，或夺得对《圣经》的新的解释权。路德和加尔文宗教改革，正是在这样一个政治背景下诞生并及时获得了北欧国家力量的支持和欢迎。
基督教本身的诞生历史清楚地说明了国家力量的作用。基督教从创立直到古罗马皇帝皈依基督教之前，一直都是一个很小的东方教派。但是在312年，君士坦丁大帝在经历了一次“异象”后决心皈依基督教，基督教因此登上了西方世界历史舞台。不到一个世纪，基督教已经取代各种异教成为古罗马帝国的官方信仰，并以罗马的影响力为中介，将“基督的启示”传遍欧洲。欧洲新一代“蛮族”首领纷纷皈依，他们提出主张，认为自己拥有作为国王统治部落的神授权利。强大的统一者查理曼自封“神圣的”统治者，他有权并有责任捍卫和支持基督教信仰。11世纪的十字军东征运动前夜，拉丁基督教（因为其经文及宗教礼仪采用拉丁语而得名）几乎已经渗透至西方的各个角落。可见，古罗马帝国最重要而持久的遗产便是欧洲的基督教化。
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与英国的海战反映了在国家力量的崛起下，文艺复兴时期基督教世界内部权力的再分配过程。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也继续了这个权力分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教派冲突是次要的，而地缘政治的考量、国家利益和国家霸业的图谋才是主要的。
自15世纪开始，欧洲各国皇室对民间通过海外掠夺来追求物质财富进行鼓励，推动了全民“大殖民”运动。为了皇室与国民的财富收入，国家出面对本国海盗进行公开鼓励，使其“合法化”和“国有化”，同时鼓励他们对邻国商队进行掠夺和抢劫。路德宗教改革强调，信徒可以通过私人财富积累而进入天堂，这是宗教意识和国家权力对这个掠夺时代背景的一个反映。所谓宗教的“世俗化”，其实就是为了贪图商业利益实施的彻底“去道德化”。
比如，荷兰和英国这两个北欧偏远国家要想崛起，在葡萄牙和西班牙全球殖民的盛宴中分一杯羹，就必须凝聚民心，寻求独立，并以某种方式摆脱罗马教皇的控制，把民心从对罗马教皇的忠诚和对以西班牙天主教势力为核心的权力结构的服从，引导到对本国政府的忠诚与服从，从而形成以国家而不是以教皇为向心力的新的权力中心。这种上下一心组织起来的国家，才有能力出去竞争打天下。这就拉开了荷兰与英国对天主教公开的宗教背叛和宗教改革的序幕。
1534年，英格兰的“最高法令”宣布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是“英格兰教会在地球上唯一的最高领导人”，代替了教皇的权威。任何效忠罗马教皇的行为都被认为是欺君叛国，并将以“叛国罪”论处。正是在这个法令下，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斗士、英国著名大法官托马斯·莫尔，和英国天主教主教、红衣主教和剑桥大学校长约翰· 费希尔，因坚持对天主教罗马教皇的忠诚和不赞同这个“最高法令”而被处死。因此两人都被罗马天主教廷追认为“圣徒”和为天主教献身的“殉道者”。“最高法令”颁布之后，爱尔兰从1536年开始被英国王室直接控制，而苏格兰也在1560年的宗教改革后宣布取消天主教，天主教活动在苏格兰成为非法。
亨利八世脱离罗马天主教的决定，是经过精心策划和计算的：脱离罗马控制以后，英格兰可以不用向罗马捐税，可以获得罗马教皇在英格兰控制的土地，从而大大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亨利八世用这笔节约出来的财富大兴土木和投入国家军事防御工事，一方面拉动内需，另一方面应对来自法国和哈布斯堡帝国的军事威胁。
1568年，荷兰向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发起的独立革命和“八十年战争”（1568—1648），又称“荷兰起义”，不过是紧步英国的后尘而已。
在国家崛起的过程中，除了宗教残杀和迫害以外，杀戮和掠夺成性的海盗也成为欧洲各国王室认可的职业，受到王室特许甚至直接成为建立皇家海军的基础和前身。在这个过程中，欧洲人把十字军东征中对伊斯兰教徒的宗教迫害、种族屠杀、土地掠夺，转化为欧洲各国之间和各国向欧洲以外整个世界的战争、掠夺和征服。
这个新时代的战争和征服，同以往蒙古帝国西征和奥斯曼帝国北征不同，主要以控制商业通道和贸易利润为目的。在这个过程中，欧洲人发现物质财富的真正的永不枯竭的源泉，不一定是金银财宝和土地本身，而是奴役劳动这个能够创造一切财富的源泉。通过控制种植园奴隶和殖民地人民的劳动成果和商品贸易，欧洲人能够获得远比金银和土地本身还要多得多的财富。因此欧洲人改造和发扬光大了古希腊—古罗马的奴隶制度，发明了各种形式的“三角贸易”模式，比如把黑人从非洲贩卖到美洲，让他们种植甘蔗、棉花和咖啡，再把产品贩卖回欧洲大陆赚取不菲的巨额利润。他们也从事亚洲的三角贸易，用美洲掠夺来的金银换取中国人和印度人生产的纺织品、丝绸、陶瓷、茶叶，再将这些商品运回欧洲换成美洲殖民地所需要的生产资料。这一切都需要强大军事力量的威慑和保护。
宗教在维持地缘政治秩序中发挥的重大作用
美国历史学家马克·小山（2017）指出，宗教自由在16世纪上半叶的欧洲根本就行不通，因为宗教在维持16世纪的政治秩序时发挥着极其强大的作用。因此，欧洲创新精神在这个时期的解放（释放），并不是西方史中所说是由路德或加尔文宗教改革所推动，而是在战争中形成的国家机器，为了抗衡外部征服力量而采取的军备竞赛和重商主义国家发展战略所推动。战争的动员和组织以及筹集资源的需要，推动了国家权力的崛起。庞大的军备开支需要财政预算和资源调动，巨大的财政支出，只有依靠商业和海外贸易所获得的暴利才能够负担。这个历史性的、在皇室主导下的，从统治臣民内心的灵魂世界，向征服广大的海外物质世界和贸易通道的转变，由于地理大发现和对美洲资源的掠夺而一发不可收拾。
从1500年到1800年，欧洲国家的经济基础和国家能力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Tilly，1992）。第一个改变是欧洲国家规模的转变。在中世纪末期，天主教统治者为了赢得与伊斯兰教派和城邦国家间的血腥竞争，不断提高行政管理能力，更频繁地增加税收。但是，最具戏剧性的发展出现在1500年之后，这也是被西方历史学家称为军事革命的军事技术发展的结果。这场遍及整个欧洲的军备竞赛是火药的传入和引进带来的，迫使统治者通过大力增加财政和行政管理能力来适应新技术下的军备竞赛，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供养大规模的军队。为了维持专业化的更大规模的军队，必须增加新税种和创立永久性的政府借款管理体系。于是税收体系发生了转变，从封建制度下非常规的和去中心化的税收体系变成更加标准化的和中央集权化体系（马克·小山，2017）。这是支付不断扩大的军费开支的唯一方法。欧洲军队规模的扩大对国家财政能力和税收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英法百年战争中，每次军事对抗的军队人数不过是数千人，但是在1415年，阿金库尔战役（Battle of Agincourt）中，法国集结的军队已经超过万人。1600年，法国军队在路易十四时期达到40万人。西班牙军队达到20万人，占西班牙总人口的2.5％。如果按照这个比例，中国清朝需要有800万至1000万军队，才能全方位对抗欧洲并加入欧洲海外殖民扩张的战争游戏。
欧洲的第二个改变是1600年后欧洲出现的一种新现象，国家的权力机构不再是贵族和教会，而是君主权威所代表的国家。国家意味着权力向君主的集中和新型官僚体系的壮大，这个过程带来了其他重要后果。它意味着教会治国管理模式被逐步抛弃，取而代之的是国家推行更普遍的法律法规。法律体系变得越来越标准化，税收变得更加规范。一旦发生这样的机构制度改变，统治精英的意见开始更倾向于支持宗教自由。
但是宗教自由并不是不信教的自由，并不是取缔宗教迫害。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运动以后，新教与天主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相互仇恨、杀戮与流血冲突并没有因“宗教自由”而减轻。比如加尔文对西班牙医生、自然科学家米歇尔·塞尔维特（Michael Servetus）的迫害就是一例。塞尔维特在医学史上以发现肺循环的功能而闻名，他也否认三位一体，这让他成为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共同敌人。加尔文与天主教宗教裁判所的人密谋，以其提出异端邪说的罪名迫害塞尔维特。当塞尔维特因背叛宗教理念被烧死在火刑柱上时，引起了欧洲新教徒们的欢呼（马克·小山，2017）。
信奉新教的宗教改革家们并不尊重科学，也不关注当时的科学发现。比如当路德获悉哥白尼将日心说到处私下传播时，感到极为震怒。路德说：“大家都要听这么一个突然发迹的星相术士讲话，他处心积虑要证明天空或苍穹、太阳和月亮不转，而是地球转。……这蠢材想要把天文这门学科全部颠倒；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约书亚命令大地静止下来，没有命令太阳。”新教国家比旧教国家有更多的思想自由，不是因为新教更加令人思想解放，而是因为新教国家中的牧师的权力比国王小的缘故。所以罗素指出：“新教的重要性不在于树立异端，而在于分裂教派；因为教派分裂造成国家教会，而国家教会的力量够不上控制世俗政权。”
路德仇视科学和加尔文迫害异教徒的例子，说明新教本身并非指向宗教自由的道路。美国的清教徒也只相信清教徒的宗教自由；在确保宗教一致性和对异教徒以及无神论者的迫害方面，他们比很多信奉天主教的欧洲国家更加严厉和残酷。
因此，欧洲近代的科学精神并不是由宗教改革所推动的。文艺复兴的历史提醒我们，真正的思想解放和言论自由，要求相应的经济基础的推动。这个经济基础就是国家主导的重商主义，或“重商国家主义”。而推动欧洲国家重商主义建立的物质力量，来自中国商品的诱人倒手贸易所提供的超额利润，和来自中国的火药所引发的热兵器战争。
火药带来的新型战争模式消灭了封建贵族、摧毁了保护他们的城堡，巩固了中央集权政治。所以，是国家竞争体系下的跨国军备竞赛、商业竞争和贸易扩张，反过来强化了欧洲各国的自由主义趋向。任何有实践意义的宗教自由，既不是来自哲学家的论证也不是来自新教信仰的性质本身，而是来自17世纪之后由于工商业的跨国竞争和百姓生活的世俗化，使得欧洲国家在政治上已做不到要求民间维持宗教信仰的一致性，因为新教也变得越来越派别林立。
历史学家马克·小山（2017）指出，即便到了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时期，欧洲各国王室对于宗教自由的宽容态度，也不是由于启蒙运动本身，而且由于国家权力的崛起而发生改变的。因此，“不是培尔、斯宾诺莎、洛克的观点推动了国家权力的崛起，而是为了行政管理和战争而筹集资源的需要。对于越来越强大的财政和军事国家而言，宗教一致性和迫害只是变得代价过于高昂和效率过于低下而已”。
对于来自北欧的国家力量和新教的冲击，南欧的西班牙和法国做出了相当强烈的回应。天主教耶稣教会也实施自强型自我改革，反腐倡廉，以捍卫天主教的权威和原教旨的纯洁。
由于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丛林竞争原则，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条件有利于个人发展，然而不利于社会稳定。
但是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却可以从意大利的不稳定中受益。比如信奉天主教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吸取了意大利挥霍无度、盛极而衰的教训，一方面坚持贯彻十字军东征精神，为传播天主教赴汤蹈火，另一方面将商业利益看成王室的最高追求目标。一方面实行重商主义发展战略鼓励民间经商，另一方面实行政教合一以维护政治稳定。它们不打算为追求意大利那种艺术上的繁荣和“个性解放”而忍受“凶杀和混乱”，而是决意完成十字军东征的未竟事业，将“圣战”目标推进到地球另一端那无尽的前沿和太阳每天升起的地方。
谢选骏指出：上文追随马克思和尼采等德国杂种的无神论魔鬼，来研究宗教改革，虽然也把地理大发现列为宗教改革条件之一，却完全没有提及“宗教改革是殖民主义的产物”或“地理大发现是宗教改革的导火线”。这都是因为上文所宗师的马克思尼采等德国杂狗，都是欧洲殖民主义的既得利益者。正是因为海外殖民活动改变了欧洲内部的力量平衡，宗教改革才蓄势待发了。
十六世纪人文主义者的衰落，和此前十五世纪地理大发现引起的殖民活动，密切相关。因为社会的注意焦点和精力发泄的渠道转移了，从内在的人文主义转向了外在的经济主义。
【66、北美印第安人和征服西伯利亚——在阿拉斯加完成了殖民主义的合围】
《试论毛皮贸易对北美印第安人的生态影响》（《世界历史》2006.3 付成双）报道：
内容提要：毛皮边疆是北美西部开发中最具有传奇性的一种边疆，它不仅涉及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而且创造了白人与印第安人交往的新形式，同时还给北美印第安人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本文主要从环境史角度探讨了毛皮边疆导致的印第安人生存环境的恶化和生态伦理的堕落，驳斥了所谓印第安人从毛皮贸易中受益的谎言。
毛皮贸易（Fur Trade）是北美历史上一种重要的边疆开发形式①。自白人殖民者踏上北美东岸的土地起，毛皮交换就开始了。直到19世纪70年代前，南从墨西哥湾，北至哈得逊湾沿岸，自大西洋海岸到太平洋海岸的广阔范围内，都曾经出现过这种经济形式。毛皮贸易曾经是新法兰西存在的基础，也是列强争霸和促使他们深入北美内陆的关键因素。这是一种同其他边疆截然不同的开发模式，它不像其他边疆那样排斥印第安人，夺取其土地和生命，而是需要后者的合作。没有土著人的合作，这种经济形式一天也不可能在北美生存下去。而对于毛皮贸易问题的研究在我国学术界还没有引起学者们足够的重视，本文即试图围绕毛皮贸易对于印第安人的生态影响做一探讨，以求抛砖引玉，带动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
一种白人与土著人合作的边疆
狭义上的北美毛皮贸易仅指猎取和交换品质优良的带毛兽皮，尤其是海狸皮（beaver）的行为。当时海狸分布在北美的绝大部分地区，数目估计在1，000万到4，000万只之间②；而广义上的毛皮贸易还包括交换其他动物皮革的行为，如北美东南部的白尾鹿皮、西北地区的驯鹿皮和麇鹿皮、大草原上的野牛皮等。不过，海狸皮贸易是整个毛皮贸易的核心，在交换的过程中，其他动物的毛皮和交换的商品都要换算成海狸皮来计算。如1733年哈得逊湾公司在詹姆斯湾的麋鹿河毛皮站，1张上好的海狸皮可以兑换下列物品：1／2磅米色的珠子，3／4磅彩色的珠子，1只黄铜壶，1磅铅弹，1.5磅火药或2磅糖④。
最初吸引欧洲人到北美去的是纽芬兰附近丰富的鳕鱼资源，附近的印第安人对于渔民随身携带的铁器及小镜子、小珠子等用品非常渴望，于是就拿出自己所拥有的海狸皮进行交换，这样，最初的交易就开始了，而渔民们也就成为了最早的毛皮贸易商。1534年，法国探险家卡蒂埃在圣劳伦斯湾探险的时候就曾经同印第安人进行过交易③。自此以后，毛皮贸易从其他行业中脱颖而出，成为北美历史上最具有传奇色彩的行业，以至于“150年来，欧洲人对西部内陆地区的兴趣几乎一直仅限于毛皮贸易”⑥。
与北美的其他边疆形式相比，毛皮贸易同样具有极强的扩张性和脆弱性，它的独特性还在于，它是惟一一种依靠印第安人合作的边疆开发模式。毛皮贸易不同于农业边疆，后者所垂涎的只是印第安人的土地。在美国历史上，除了早期因需要土著人帮助，白人曾经对他们有过友好以外，其他大部分的边疆开发时期，印第安人是被作为文明进化的阻力而被排斥的。美国的“拓荒者坚持认为：印第安人和那些森林一样，必须当作文化进步的敌人而加以消灭”⑤。而在加拿大的毛皮边疆中，“那句‘一个好的印第安人就是一名死去的印第安人’的口头禅从来没有被应用到毛皮贸易之中”⑧。毛皮贸易是“作为商人的白人和作为狩猎者的黄种人之间所进行的一项合作”⑦。“除了极个别的特例外，印第安人这边对欧洲物品的渴望和欧洲人那边对印第安毛皮的渴望是商人与西北地区的土著人之间的‘友谊’的唯一基础”⑨。除了在19世纪落基山区的捕猎中，美国毛皮商人阿斯特曾经引入了利用白人捕猎的集会制度外，毛皮贸易在它存在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都离不开土著人的合作。
法国人、英国人在相互争夺毛皮资源的过程中，都有自己的印第安人盟友。早在尚普兰时期，法国人就同休伦人结盟。1609年，他帮助休伦人袭击了易落魁人的一个部落，从此与强大的易落魁人结仇；而后者则与英国人联盟。休伦人是法国人在毛皮贸易中的第一批猎手和中间贸易商。随着毛皮贸易不断深入内地，法国人的猎手和中问商也不断西移。17世纪40年代后，随着休伦人的灭绝，渥太华人、奥吉布瓦人、达科塔人、曼丹人直至最西部的部族，大部分都先后卷入毛皮贸易之中，不是变成猎手，就是成为中间人。
正是由于毛皮贸易中白人与土著人的这种相互关系，所以才在北美历史上缔造了一个特殊的混血种族——梅蒂人（Métis）。从事毛皮贸易的商人和雇员大多是孤身深入内地的年轻人，远离欧洲的家庭和社会，许多人逐渐同土著妇女结婚。早在尚普兰时期，种族通婚就已经开始，他曾经对印第安酋长说：“我们的年轻人同您们的女儿们结婚，我们就是一家人了。”⑩对白人来说，“如果一名毛皮商人想要确保土著人的领袖每年都把毛皮送到他的贸易站来，那么没有比同他的女儿结婚更好的方法了”⑾。而对印第安人来说，想要持续得到白人的商品，尤其是枪支弹药的供应（这在对付敌对的部落时特别重要），维持自己部落在其他边缘部落和白人毛皮商人之间的中间商地位，同白人联姻也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手段⑿。
正是在这种双方都相互需要的基础上，法国毛皮商人与印第安妇女之问的婚姻逐渐流行起来，于是妇女成为毛皮站里面重要的人手和组成部分，“没有乡村妻子（指印第安妇女）与之分享居处的商人是很少的”⒀。英国的哈得逊湾公司起初为了约束自己的雇员，禁止他们像法裔商人那样接纳印第安妇女，但法国人由于同印第安人联姻而在毛皮贸易中稳占上风。为了对付法国人的竞争和获得优质的毛皮，哈得逊湾公司最后也不得不接受了种族通婚的事实。海湾公司的一名官员甚至向伦敦的董事会进言：“培育一小批有用的入手，使他们最终能够代替欧洲出生的雇员是非常有益的。”⒁正是由于毛皮贸易中印第安人同白人之间的这种特殊的关系，梅蒂人作为加拿大一个特殊的民族集团逐渐形成，并最终定居在红河地区，充当毛皮贸易的中间人和后勤保障，并在随后的贸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根据加拿大1870年对雷德河居住区的首次人口普查，在当时的11，963名人口中，白人只有1，565名，印第安人558名，法裔梅蒂人5，757名，英裔梅蒂人4，083名⒂。梅蒂人作为一支特殊的种族就这样在加拿大生存延续下来。根据1996年的人口统计，加拿大的梅蒂人总数达到210，190人⑦。
毛皮贸易改变了土著人的生存环境及其生态伦理
为了能得到持续的毛皮供应，毛皮贸易这种经济形式需要保存北美毛皮产地的原始状态，与农业边疆那种大规模的征服自然、改天换地的情形相比，可以说是在北美诸多经济形式中对自然环境影响较小的一种。尽管如此，毛皮贸易以其特殊的方式同样在北美历史上制造了惨烈的生态灾难。
首先，毛皮贸易导致了许多珍贵毛皮动物的加速灭绝，从而改变了印第安人的生存环境。毛皮贸易一直处于一种高度的竞争状态，最明智的方法是在其他竞争者到来前尽量猎捕。例如，19世纪20年代后，哈得逊湾公司总裁辛普森针对有争议的落基山西南部地区而要求他的员工：“该地区海狸资源非常丰富，基于政治原因，我们应该设法尽可能快地去猎光它。”⒄这就是海湾公司所采取的著名的焦土政策（scorched earth policy）。毛皮贸易是法属新法兰西的经济支柱。1743年，法国与加拿大进行毛皮贸易的重要港口拉罗谢尔进口了12.7万张海狸皮、3万张貂皮、1.2万张海獭皮、11万张浣熊皮和1.6万张熊皮⒅。1742年，仅仅约克贸易站就交易了13万张海狸皮和0.9万张貂皮。甚至到了毛皮贸易已经衰竭的1854年，在伦敦市场上仍然交易了50.9万张海狸皮⒆③。
疯狂的灭绝式大屠杀导致了这种珍贵的毛皮动物数目锐减，并在多处灭绝。在1600年，圣劳伦斯河一带的海狸就被捕完了；在1610年，哈得逊河上海狸还很常见，到1640年，它就在这一带和马萨诸塞海岸一带都绝迹了；到17世纪末，新英格兰的海狸几乎完全绝迹了；到1831年，海狸在北部大草原上也灭绝了，捕猎的方向转向太平洋地区。19纪30年代，整个落基山区一年也只能捕获到2，000张海狸皮了。到19世纪40年代，北美的海狸皮捕猎永远地结束了。
就在海狸相继消失的同时，其他毛皮动物也遭遇了类似的灭顶灾难。北美东南部的白尾鹿在白人到达时约为4，000万只。1707年，有12万张鹿皮被运离查尔斯顿；18世纪四五十年代，查尔斯顿每年平均运出17.8万张鹿皮。有的研究者认为，在贸易的盛期，每年大概要屠杀100万只鹿⒇。到19世纪末，曾经庞大的白尾鹿面临着灭绝的危险。草原上的野牛也经历了几乎相同的命运。由于需要供应西北公司和哈得逊湾公司的牛肉饼需要，梅蒂人到1850年就已经把马尼托巴省的野牛都杀光了。在1873年以后，随着野牛皮制革的成功，野牛遭到了史无前例的大屠杀，在1872至1874年，每年被杀死的野牛高达300万头。结果，在短短的数年内，野牛的数量从原来的上千万头锐减到不足200头，到1903年，整个北美还剩下34头。
在白人到达前，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曾经是北美印第安人重要的食物来源，而毛皮动物的灭绝等于切断了北美土著人重要的食物来源，从而导致他们的贫困和对白人社会的依赖。野牛的灭绝成为草原印第安人被迫放下武器、迁入保留地的重要原因。
其次，毛皮贸易在给毛皮动物造成灭顶之灾的同时，也深刻地改变了北美印第安人的生态伦理。千百年来，印第安人通过自己的方式，已经在北美的土地上深深地打上了自己的烙印。虽然目前学术界对于印第安人是否可以被称为维护生态平衡的居民仍然存在较大的争议，但印第安人的确拥有非常优秀的一些生态伦理传统，不能用我们现在的准则去苛求他们符合我们的规范。他们虽然有时会杀光整群野牛，但他们有自己的伦理依据。而且，有的部族还相信如果不把见到的动物都杀死，就是对动物的大不敬，甚至认为这些动物会越杀越多。他们在猎杀动物时还有一套严格的程序，比如根据著名的毛皮商人亚历山大·亨利的记述，当一只海狸死后，奥吉布瓦人会把“它的头拿在手里，数次拍打并亲吻，由于拿走了它的生命而上千次地乞求原谅，称她是自己的亲戚和老祖母”[21]⑤。虽然我们现代人并不认同印第安人的许多做法，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白人到来以前，印第安人通过迁移和根据季节转换而更换食谱，从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而且由于他们总体人数较少，被他们所改变的居住地周围的自然环境在他们搬迁以后会迅速地恢复起来，而且他们猎捕的动物的数量远远低于动物自然更新的速度，不会对整个物种的延续造成太大的影响。
而毛皮贸易兴起后，印第安人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变成了白人猎捕毛皮资源的杀戮工具，这“显然背离了他们原有的价值观”[22]。白人到来前，印第安人每年猎捕的毛皮一般以满足自己和家庭需要为依据，如地处白尾鹿密集地区的克里克人在卷入毛皮贸易前，平均每个家庭每年需要25—30张鹿皮。阿尔贡金人对于所猎取的海狸一般不会浪费，食肉用皮，甚至连海狸的大牙也用来切割东西。草原印第安人也形成了同野牛紧密相连的关系，一切生活所需都来源于野牛。然而一旦涉足毛皮贸易，印第安人屠杀动物的性质就变了，“随着毛皮贸易的繁荣，卷入其中的土著部落从为生计而捕猎转向为海湾公司而捕猎，杀死的动物远远多于他们本身所需”[23]。到19世纪上半期，随着越来越多的草原部落卷入毛皮贸易，他们“在把野牛当作赖以生存的基础的同时，开始把它们当成一种交易的商品”[24]。在卷入毛皮贸易后，一名克里克人平均每年要猎杀200—400只鹿，换取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
而且大部分印第安人都对欧洲的物品趋之若鹜，从而逐渐忘记自己传统的生存技巧。最初卷入毛皮贸易的蒙塔格奈人曾经对法国神父保罗·勒热纳说道：“海狸把我们的一切都打点好了，它会带来锅、斧头、刀剑和珠子，总之，它造就了所有的一切。”[25]欧洲工具的到来的确改变了一些部落的生活，使他们拥有了铁器，获得了暂时的富足等。然而，卷入毛皮贸易却使不少土著人逐渐放弃自己传统的生活方式，变得更加依赖欧洲商品，从而增加了自身经济的脆弱性。许多有见识的印第安人也认识到依赖欧洲货物给他们造成的危害。在18世纪，当问及欧洲商品的用途时，得到的回答是：“勾引我们的女人，腐化我们的民族，引导我们的女儿们走上邪路，使她们变得骄傲而又懒惰。”就在印第安人疯狂屠杀海狸而富足的时候，一位温尼伯湖边的老人预言道：“我们如今不费力地去屠杀海狸，现在很富足，但很快就会变穷。”[26]
在毛皮贸易向内陆深入的过程中，毛皮商人和探险家给东部乃至欧洲提供第一手的资料，客观上为后来的农业边疆的扩张准备了条件。
枪支、酒水和瘟疫——白人的“馈赠”
毛皮贸易之所以在北美历史上持续3个多世纪而经久不衰，关键就在于它的丰厚利润，无数张被海狸的鲜血染红的毛皮转化成白人手中闪闪发光的金银。有资料表明，一张海狸皮运到欧洲最高利润可以达到200倍以上⑥。在海湾公司成立的头20年里，每年向股东支付的股息达到298％。然而毛皮贸易带给印第安人的却是灾难、耻辱和灭顶之灾。
在白人的所有商品中，有两样最为土著人所青睐，一是枪支，二是酒。最初土著人从尚普兰那里领教到了枪支的威力。1609年6月，尚普兰同3名法国人卷入了休伦人与易洛魁人的战斗。在这次冲突中，白人的火器给土著人留下了很深的影响[28]。领教了火器威力的易洛魁人从荷兰人那里得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枪支，从而“激起了易洛魁人进行征服和扩张的欲望”。到l630年，他们就拥有了足够的枪支，把法国人的阿尔贡金人盟友赶出自己的领地。据称，莫霍克人到1643年就拥有了400只毛瑟枪[29]。随后，法国人也向他们的盟友提供枪支。拥有了枪支，就意味着自己的部族在同敌对的部族的对抗中，可以处于有利地位[30]。枪支成为所有交换品中最为贵重的商品，最早的时候，一摞与枪等高的毛皮才能换到一支枪，即便是在毛皮贸易的兴盛期，在1718年，一支枪也得花费克里克人25张上好的毛皮。而且枪支的到来，不仅加快了猎杀的速度，使珍贵的毛皮动物加速消亡，而且还大大加剧了土著冲突中的杀伤力。卷入毛皮贸易中的各部落为了争夺交易中间商的地位、欧洲商品和毛皮，相互侵入对方的领地，从而爆发冲突。18世纪早期，奇克托人杀光了自己领地内的鹿群，转而进入奇克索人的地区猎杀，从而引起双方的战争。而冲突爆发后，土著人更加依赖欧洲的商品，尤其是枪支弹药的供应，形成恶性循环。据估计，从1620到1750年的130年间，新英格兰有3.6万印第安人死亡，其中有1万人直接死于战争，占死亡总数的25％[31]。
而酒则被土著人当作救命神水。起初，印第安人对酒水还心存恐惧，当后来尝到甜头以后，对此渴望之极，从而给个人和整个部落都带来十分消极的影响。1770年，一名印第安事务官写道：“可以肯定的是，没有比酒水更让印第安人喜欢，而白人也更乐意给予的商品了。”虽然毛皮公司为了保证毛皮贸易的长远利益，禁止向土著人大量出售白酒，但通常是在同印第安人交易前，先把他们灌得烂醉，然后再进行交易，而且公开和秘密的走私也一直泛滥不绝。比如，1799年，每季度大约有9，600加仑朗姆酒运往加拿大的西北地区；1803年，增加到21，000加仑。在卖给真正的消费者时，平均再兑上4倍的水，以致于酒占去了当时独木舟所运送的货物的1／3，成为“这一地区的流通货币”[32]。酒可以说是对印第安人危害最大的一种奢侈品，著名的毛皮商小亚历山大·亨利说道：“我们完全可以断言，酒是西北地区的万恶之源。”[33]19世纪30年代，著名的画家卡特林就曾经听说过600名苏族的武士用1，400条野牛舌头仅仅换了几加仑威士忌的事[34]。甚至连富兰克林在目睹了印第安人酗酒的混乱场面后，也不禁感叹：“如果上帝真是有心让这些野蛮人灭绝，以便给耕作的人们腾出土地的话，看起来朗姆酒很可能就是指定的工具。它已经消灭了所有那些从前居住在海岸的部落。”饮酒还使不少印第安人寻衅滋事，扰乱了原来部落之间的团结和平的局面。饮酒的另一个害处是导致土著人生育率下降，人口素质退化。1753年10月3日，易落魁人酋长向宾夕法尼亚殖民地长官和派来的调查员痛斥白酒带来的危害：“你们的商人们现在除了朗姆酒和面粉外，火药、铅弹或其他有价值的东西都不带来。朗姆酒把我们都毁了，我们请求您通过规范商人而阻止如此大量的酒类运到我们这里。……酒贩子们携带30到40公斤的酒放到我们面前让我们大喝，然后骗走我们本来同正当商人签约购买货物的所有毛皮……印第安人一旦饮酒上瘾，就会把身上的每一件衣服都当掉。总之，如果这种事情继续下去，我们将不可避免地被毁掉。”[34]
此外，白人所带来的传染病不仅在沿海泛滥，而且还随着毛皮贸易不断深入内地，给整个北美的土著人造成灭顶之灾。这些传染病包括天花、肺炎、流感、霍乱、斑疹伤寒和痢疾等。其中以天花对土著人的危害最为深重。根据皮艾尔·比尔德的记载，早在1616年，传染病已经在缅因和新斯克舍地区流行。1616年，天花第一次在新英格兰南部地区流行了3年之久，深入内地二三十英里。此后，天花就经常在北美各地爆发，17世纪30年代在马萨诸塞的阿尔贡金人中爆发，结果印第安人“整村整村地灭绝，在一些村庄里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厄运”[35]。1633年，在北美东北地区爆发的一次天花后果最为惨烈，受感染者死亡率高达95％。频繁的疾病打击使得印第安人的数量急剧减少，在17世纪的前3／4的时问里，新英格兰土著人口的数量从7万多人下降到不足1.2万，东北部曾经强大的阿本乃吉印第安人（Abenaki Indian）的人口从1万人下降到了不足500人。
白人所带来的这些传染病随着毛皮贸易的不断向西延伸而深入北美大陆内部，给那里的印第安人带来灾难。例如，著名的草原部落——黑脚人由于卷入毛皮贸易而导致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1780年，白人带到西北地区的天花使得90％的奇帕维安人（Chipwyan）丧生；1818—1820年，百日咳和麻疹袭击了草原，致使阿西比尼亚人的一半（3000人）死去，克里人死掉了1／3[36]。多次被援引的下述事件是毛皮贸易传播瘟疫的最佳例证：1837年4月，一艘美国毛皮公司的汽船“圣皮特号”离开圣路易向密苏里河上游航行，船上有人感染了天花。6月5日，该船到达苏人的毛皮代理站，并卸货给等待在那里的扬克顿人和桑迪苏人。14天后，船上的两名阿里卡拉人妇女在克拉克堡下船。5天后，“圣皮特号”到达尤宁堡。该船所到之处，传染病都流行起来。在一个曼丹人的村落，600人中只有14人幸免于难，致使曼丹人在草原上几乎绝迹。另有3／4的黑脚人，1／2的阿西比尼亚人和阿里卡拉人，1／4的波尼人，总共有17，000名印第安人被这次瘟疫夺去了生命[37]。
疾病不仅使土著人的人口锐减，还彻底摧毁了印第安人的社会秩序和生存基础。原来，巫医在部落中享有很高的地位，现在，不仅普通的印第安人大量死去，甚至连巫医自己也难逃染病死亡的命运，整个社会的宗教和精神基础就这样被动摇。与此同时，东部的白人则大肆散布印第安人野蛮、是异教徒的谬论，加紧推行文化同化政策，从而加速了东部印第安人社会的崩溃。虽然有些土著领袖认识到了毛皮贸易带给他们的危害，也有极个别的像加拿大西北部的奇帕维安人坚持依靠猎取驯鹿为生，拒绝插足毛皮贸易。但北美大陆上的大多数部落都身不由己地卷入毛皮贸易之中，深受其害。有的学者估计，天花等传染病造成北美80％的土著人死亡，即便是最保守的估计也在65％左右⑤。
总之，通过分析毛皮贸易对印第安人的生态影响，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毛皮边疆开创了两种文化接触和交往的新模式，是北美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边疆。毛皮商人的脚步几乎踏遍了整个北美大陆，绵延三个多世纪，大多数的北美印第安人都先后被拉入了这个体系之中。同南部农业边疆中那种公然悬赏土著人的头盖骨和为了谋取土著人的土地而发动的战争相比，毛皮边疆创造了白人与土著人“合作交往”的新模式，缔造了一个新的种族——梅蒂人，从而深刻地影响了北美，尤其是加拿大的历史发展。同时，毛皮贸易也深刻地改变了印第安人的社会生活和文化观念。毛皮贸易商为印第安人带来了白人的商品与文化观念，这些商品从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印第安人社会进化的步伐，使他们从前铁器时代一跃发展到火器时代。随着这种变化的发生，在印第安人内部也出现了两派不同的意见，一派要求印第安人恢复到过去自给自足的传统生活方式，而另一派则主张采纳白人文化的一些先进因素，实行现代化。
第二，毛皮边疆同北美历史上其他边疆开发形式，如渔业边疆、畜牧业边疆等一样，是一种所谓的大宗产品经济（staple economy），这种经济的特点是大规模地开发一种或几种自然资源，供应出口。而毛皮贸易所主要赖以存在的是海狸、白尾鹿等少数几种动物资源。由于当时整个北美盛行的是基督教文明所鼓吹的人类征服自然、万物为人类所用的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同其他形式的边疆开发一样，毛皮边疆也深深地改变了北美的自然环境，带来了空前的生态灾难，使无数动物灭绝或濒临灭绝。
第三，毛皮贸易改变了印第安人的生存环境和生态伦理，这使他们堕落为白人的牟利工具，不仅饱受白人所带来的瘟疫的危害，而且变得更加脆弱，因而，印第安人是毛皮贸易中的牺牲品而不是获利者。在当今学术界，有些学者片面看到毛皮贸易带给印第安人的暂时繁荣和进步，而漠视它给印第安人带来的沉重灾难，声称：“毛皮贸易没有摧毁土著人的文化，印第安人是贸易中的参加者，而非牺牲品”[38]。通过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印第安人自从卷入了毛皮贸易以后，传统的伦理观念和社会秩序受到严重冲击，沦落为白人谋取毛皮的杀戮工具，原来的生存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原先的自给自足的经济难以维持。同时，卷入毛皮贸易的印第安人更容易受到白人所携带传染病的危害，连当时的白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1640年，耶稣会会士杰罗姆·拉勒芒写道：“无论我们在哪里驻足，死亡和疾病都与我们形影相随……人们上百次地提到，我们在那儿最受欢迎，在那儿施洗礼最多，事实上那里的人死得最多。”[39]
注释：
①研究毛皮贸易的经典成果包括：哈罗德·英尼斯：《加拿大毛皮贸易》（Harold Innis，The Fur Trade in Canada），多伦多1956年版；戴维·维沙特：《美国西部的毛皮贸易》（David Wishart，The Fur Trade of the American West，1807—40：A Geographical Synthesis），林肯1979年版；约翰·桑德：《1840—1865年间上密苏里地区的毛皮贸易》（John Edward Sunder， The Fur Trade on the Upper Missouri，1840—1865），诺曼1965年版。虽然许多著作在研究毛皮贸易时都必然要涉及到印第安人，但专门研究毛皮贸易对印第安人影响的著作并不多，比较著名的有：阿瑟·雷：《毛皮贸易中的印第安人：他们作为捕猎者和中间人在哈得逊湾西南地区的角色1660—1870》（Arthur J．Ray，Indiansin the Fur Trade：Their Role as Trappers，Hunters，andMiddlemen in the Lands Southwest of Hudson Bay，1660—1870），多伦多1974年版；托比·莫兰兹：《毛皮贸易对19世纪阿尔贡金人社会组织的影响》（Toby Elaine Morantz，The Impact of the Fur Trade on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y Algonquian Social Organization），多伦多大学博士论文，1981年。但上述作品主要是研究毛皮贸易对于土著人的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关于印第安人的生态和伦理方面的内容涉及并不很多。对于印第安人的生态伦理持肯定意见的最著名著作为：卡尔文·马丁：《动物守护者》（Calvin Martin，Keepers of the Game），伯克利1978年版；持相反意见的著作包括：谢波德·克雷奇三世：《印第安人、动物、毛皮贸易：对动物守护者的批判》（Shepard Krech Ⅲ，Indiarts，Animals，and the Fur Trade：A Critique of Keepers of the Game），佐治亚州雅典市1981年版；谢波德·克雷奇：《生态的印第安人：神话与历史》（Shepard Kreeh Ⅲ，TheEcological Indians：Mythand History），纽约1999年版。目前，双方的争论还远没有停止，许多土著的环保主义者仍然固守生态的印第安人的观念，批判北美白人到达美洲后所造成的生态灾难。
②哈罗德·因尼斯：《加拿大毛皮贸易》，第4页。
③玛莉·桑托斯：《海狸人：帝国的前锋》（Marl Sandoz，The Beaver Men：Spearheads of Empire），林肯1964年版，第137页。
④丹尼尔·弗朗西斯：《争夺西部的战斗：毛皮贸易与西部加拿大的诞生》（Daniel Francis，Battle for the West：Fur Trade and the Birth of Western Canada），埃德蒙顿1982年版，第9页。
⑤吉纳德·弗里森：《加拿大草原地区史》（Genald Friesen，The Canadian Prairies：A History），多伦多1984年版，第45页。
⑥雷·艾伦·比林顿：《向西部扩张》，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8页。
⑦哈罗德·因尼斯：《加拿大毛皮贸易》，第144页。
⑧A．B麦克卢普：《加拿大的过去：W．L．莫顿论文选集》（A．R Mckilop，Contexts of Canada's Past：Selected Essays of W．L． Morton），多伦多1980年版，第88页。
⑨理查德·C．丹尼斯：《鲁伯特地区文化集锦》（Richard C. Danis，Ruberts Land：A Cultural Tapestry），安大略滑铁卢1988年版，第68页。
⑩布鲁斯·艾登·考克斯编：《土著的人民、土著的土地：加拿大的印第安人、因纽特人和梅蒂人》（Bruce Alden Cox，ed．，Native People，Native Lands：Canadian Indians，Inuitand Metis），渥太华1991年版，第137页。
⑾丹尼尔·弗朗西斯：《争夺西部的战斗：毛皮贸易与西部加拿大的诞生》，第64页。
⑿吉纳德·弗里森：《加拿大草原地区史》，第67页。
⒀丹尼尔·弗朗西斯：《争夺西部的战斗：毛皮贸易与西部加拿大的诞生》，第64页。
⒁丹·麦克莱恩：《山中的家园：加拿大西部的梅蒂人的历史》（Don Mclean，Homefrom the Hill：A History of the Metis in Western Canada），里贾纳1987年版，第37页。
⒂丹·麦克莱恩：《山中的家园：加拿大西部的梅蒂人的历史》，第37页。
⒃詹姆斯·H．马什等编：《加拿大百科全书2000年版》（James H．Marsh，et al．，ed．，The Canadian Encyclopedia：Year 2000 Edition），多伦多1999年版，第1479页。
⒄丹尼尔·弗朗西斯：《争夺西部的战斗：毛皮贸易与西部加拿大的诞生》，第145页。
⒅克莱夫·庞廷：《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3页。
⒆皮特·纽曼：《海湾帝国》（Peter C．Newman，Empire of the Bay），德克萨斯阿灵顿1989年版，第14页。
⒇谢波德·克雷奇：《生态的印第安人：神话与历史》，纽约1999年版，第160页。
[21]约翰·P．赫伦与安德鲁·G．柯克：《人与自然：生物、文化与环境史》（John P．Herron and Andrew G．Kirk，eds．，Human and Nature：Biologv，Culture 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阿尔伯克基1999年版，第18页。
[22]李剑鸣：《文化的边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9页。
[23]皮特·纽曼：《海湾帝国》，第88页。
[24]威廉·克罗农：《自然的大都会：芝加哥与大西部》（William Cronon，Naturgs Metropolis：Chicago and the Great West），纽约1991年版，第216页。
[25]玛莉·桑托斯：《海狸人：帝国的前锋》，第129页。
[26]谢波德·克雷奇：《生态的印第安人：神话与历史》，第1189页。
[27]J．M．S．卡尔雷斯：《加拿大：一部挑战的历史》（J．M．S．Careless，Canada：A History of Challenge），多伦多1963年版，第27页。
[28]http：WWW．thefurtrapper．com／trade guns．htm，2004年12月1日。
[29]布鲁斯·艾登·考克斯编：《土著的人民，土著的土地：加拿大的印第安人、因纽特人和梅蒂人》，第7—8页。
[30]布鲁斯·艾登·考克斯编：《土著的人民，土著的土地：加拿大的印第安人、因纽特人和梅蒂人》，第1页。
[31]邱惠林：《论印第安民族的衰落》，《四川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
[32]丹尼尔·弗朗西斯：《争夺西部的战斗：毛皮贸易与西部加拿大的诞生》，第79页。
[33]丹尼尔·弗朗西斯：《争夺西部的战斗：毛皮贸易与西部加拿大的诞生》，第80页。
[34]威廉·克罗农：《自然的大都会：芝加哥与大西部》，第216页。
[35]http：www．ohiohistorycentral．org／ohc／history／h_indian／life／furtrade．shtml，2004年12月10日。
[36]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生态扩张主义：欧洲900年到1900年的生态扩张》，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06页。
[37]吉纳德·弗里森：《加拿大草原地区史》，第44页。
[38]谢波德·克雷奇：《生态的印第安人：神话与历史》，第81—82页。
[39]http：www．thefurtrapper．corn／indian_smallpox.htm,2004年12月9日。
谢选骏指出：人说“试论毛皮贸易对北美印第安人的生态影响”——我看这是欧洲殖民者对于北美印第安人征服侧影。
《对“美术杂志社”公文的回应》（水天中 中国美术批评家网 2006-9-14）报道：
“美术杂志社”曾专门跑到苏里柯夫墓前献花，苏里柯夫是一个不错的画家，但我绝不会给他献花！如果我有出国献花的机会，我倒是想给那些被叶尔马克们屠杀，被苏里柯夫们丑化之后又被“美术杂志社”宣判与中国“毫无关系”的人们献花。
2006年8月的《美术》杂志刊登《政治指控要有事实根据——答水天中》一文，这篇文字以“美术杂志社”具名，但一望而知是个人假借集体名义写成的公文。篇幅不长，但集中显示了《美术》杂志某些人一贯的行事风格和思想境界，人们早已见怪不怪。但由于此文以“美术杂志社”公文的形式发表，又涉及许多关键性历史和现实问题，不可不予以澄清。
一，事情的缘由
2006年4月25-27日，我在“中国当代写实油画研讨会”和“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研讨会”上两度发言，第二次发言谈历史画题材的选择与认识的角度问题，我认为历史事件可以从多种角度去把握和表现，画家的创作体现他对历史认知的程度，而对于重大历史题材表现角度的选择，更有一个历史感情和历史态度问题。我以会场散发的《美术》杂志刊登苏里柯夫作品《叶尔马克征服西伯利亚》为例，说明画家的个人感情可能遮蔽和歪曲历史真实。
以下是我发言中有关这一问题的内容:
……在《美术》杂志里看到了苏里柯夫的一张画，当然，苏里柯夫是一个很伟大的画家，我们纪念他也是完全应该的，我们过去这种活动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不断地有这样的活动，是说明我们民族的文化教养成熟的一种标志。但《美术》杂志选择的一张画，给我非常不舒服的感觉，这张画就是《叶尔马克征服西伯利亚》。叶尔马克征服西伯利亚这个事件，对于出身哥萨克人的苏里柯夫来说，他要赞同它完全可以理解。当时的沙皇俄国，把顿河流域的一些哥萨克，集体地迁移……等于是驱赶到东方，一直到黑龙江流域。是让他们作为征服者，作为殖民主义的前驱。他们的行为和欧洲白人当年到非洲后的行为完全一样，丝毫不比他们好一点或者仁慈一点……在世界历史上，只有中俄边境河流两岸的人种分布才是如此分明，在河流北方，全是斯拉夫人，在河流南面全是……这种分布完全是哥萨克人造成的，烧杀掠夺，迫使当地的原住民迁移到江的对岸。而叶尔马克，他本来就是一个土匪，他为沙皇的扩张主义效力卖命，用最残忍的手段对待当地的，我们的同胞……至少曾是中华民族的少数民族吧。
有意思的是苏里柯夫选择了这一个画面，就是他在所向无敌地消灭当地原来的主人。而他最后的结局是当地的民众联合起来把他消灭在一条河里……画家苏里柯夫不选择最后这个结局，而要选择中国人所谓的“过五关斩六将”，不选择他……（“败走麦城”）。这个事情给我非常深刻的震动，就是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对待历史事件。作为一个国家的刊物，大篇幅地发表这个作品，我个人觉得……不是愤怒，而是一种惭愧。怎么能这样做呢？
同样，今天我们看到的许多历史题材，也都可以从不同方面去理解和表现。你抓住的是它的哪一个方面？刚才提到的文化大革命、人民公社……那是有很多方面，可以有不同反映。而作为一个画家，他选择哪个方面，正是考验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眼光，他对历史的认识，他的历史思想的高度和深度。我们今天有了更好的条件，我们对历史事件的认识更加接近真实，我们掌握的材料也比过去更加全面了，这方面的优势是过去所不具备的。五六十年代的革命历史画，确实是前无古人，但不能说就后无来者……
会后，《美术观察》发表了牧之编写的“研讨会综述”，“综述”中提及我的发言。以下是牧之报道中有关我发言的内容：
……会议首先安排中国美术学院教授曹意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水天中、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钟涵作专题发言……水天中的专题发言对“中国油画与‘现实主义’”作了简明扼要的梳理。他强调“当代中国现实主义绘画与艺术史上的现实主义经典作品的差异不在技巧或‘功夫’，而在于现实主义开拓者在社会伦理方面的批判立场和艺术风格上的创造精神。现实主义问题不能涵盖中国当代油画的全局，但对‘写实’与‘现实主义（写实主义）’的再认识，将有助于中国油画格调的提升”。
……26日下午，会议转入“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油画研讨会”议程……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水天中在发言中强调了艺术创作的民族感情问题。他指出，《美术》杂志今年第4期发表了描绘沙皇俄国哥萨克骑兵挥舞弯刀疯狂屠杀我国少数民族同胞的大幅作品，尽管该作品的艺术性表现不错，但是在我国主流艺术杂志上居然能出现这样损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作品，却让人感到难以理解。艺术不是没有国界的，艺术家首先要爱祖国、爱民族，这样才不会辜负“中国艺术家”的称号。
我在这次会上两次发言，共约半个多小时。牧之的报道介绍我发言的文字不过150字，可知《美术观察》并未“全文发表”我的发言。从以上两段文字对照，可以看到“综述”在报导我的发言时有所取舍和发挥。需要强调的是那是一个关于写实油画和历史题材绘画的学术研讨会，讨论的是绘画创作，即便涉及历史问题，也是从绘画题材的角度发表看法。
刊载牧之“综述”的《美术观察》和刊登“美术杂志社”公文的《美术》两本杂志我至今没有看到。都是听到别人议论后，请人复印才看到的。
二，我为什么反感《叶尔马克征服西伯利亚》
早在2001年4月，我在一篇题为《冰雪缤纷》的文章里，以“歪曲历史的历史画及鄙陋的苏里柯夫”为小标题，谈到苏里柯夫的《叶尔马克征服西伯利亚》，从中可以了解我反感这幅画的原因。以下是有关段落：
布拉戈维申斯克的博物馆是一个陈列地方文化历史文物的综合性博物馆，那里陈列着许多图画、照片、实物、标本和文件……从摆放着麋鹿、獐子、老虎、狼、盘羊标本的展厅穿过，进入展示城市历史的大厅，正中墙上悬挂着一幅巨大的油画，描绘在一条河上展开的殊死战斗。画家歌颂的是英勇善战的俄罗斯士兵，他们精神抖擞，仪态轩昂，高举圣像，迎击形容猥琐，面目狰狞的敌人。画面上那些野蛮的入侵者一个个斜眼睛，塌鼻子，辫子拖在脑后，手持藤牌，乘坐帆船，绵延不绝地从江上来袭，一望而知是被画家妖魔化的中国清朝士兵。这幅画的主题是历史上著名的“雅克萨之战”，中国军民通过1687年的这次自卫战争，迫使沙皇俄国暂时停止了他们得寸进尺的东侵，签订了《尼布楚条约》。而人们从这幅画上看到的却是侵略和反侵略的颠倒。诚然，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历史。但这里的胜利者在丑化历史上的敌人时却显示出与他们引为自豪的骄横同样厚颜无耻的低能。当然，时代不同了，俄罗斯战士高举的不再是有列宁、斯大林画像的红旗，而是东正教的圣像。但他们的气质，却与我们惯见的斯大林战士一般无二。
这幅历史画使我想起了苏里柯夫，那是我学画时被老师们赞美得无以复加的俄罗斯“现实主义历史画家”。布拉戈维申斯克博物馆里陈列的这幅画，正是苏里柯夫《叶尔马克征服西伯利亚》的翻版。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美术史教材和译著中，有许多介绍分析《叶尔马克征服西伯利亚》的文字，为创作这幅画，苏里柯夫曾沿着叶尔马克当年走过的路线到西伯利亚旅行写生，寻找当年人们的衣服、武器……“苏里柯夫历史画的成功，不仅在于他塑造了深刻的历史人物形象和艺术上的高超技艺，更重要的是在历史画方面的历史观点。”什么样的历史观点呢？农民起义领袖叶尔马克的形象是如何英勇机智，而他敌人的形象是如何愚昧野蛮，这是一场进步力量与落后力量之间的较量……。
真实历史中的叶尔马克是一个狡诈、残忍的哥萨克匪徒，他以诡计和刀枪杀戮、驱赶西伯利亚的原住民，为沙皇向东扩张卖命。1585年，在当地人民自卫反抗的战斗中，这个贪婪、残暴的匪徒在仓皇逃命时淹死在额尔齐斯河里。苏里柯夫对叶尔马克的美化，有他个人的历史记忆为基础—他的祖上就是跟随叶尔马克由顿河流域来到西伯利亚的哥萨克，他自幼对祖辈“热爱自由的性格和抗争精神引以自豪……”但在世代居住在西伯利亚的民族心目中，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自由”？苏里柯夫在《叶尔马克征服西伯利亚》中歌颂的是一个屠杀者和掠夺者，他当然不能被视为“争取自由”的斗士，而美化掠夺者的画家也不能代表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良心。苏里柯夫的历史画“杰作”，永远地著录了他自己“历史观点”的荒谬和精神境界的卑下。
……
前年写这篇游记和今年作研讨会发言时，我都克制了自己的感情，如果讲真心话，我对苏里柯夫这幅画何止“不舒服”，我是鄙视和厌恶！在看到“美术杂志社”声讨我的公文以后，我这种认识进一步加强，因为竟然有中国人公开为其拍手叫好。“美术杂志社”的公文说我向苏里柯夫“乱泼脏水”，其实我做得远远不够，我不过不像“美术杂志社”之视脏水如甘霖，而是将那恶浊的脏水退还给脏水的制造者而已。
三，什么是“基本的历史事实”？
“美术杂志社”的公文说我“毫无一点历史知识的事实依据就放言诬人”，并大谈“历史事实”。“美术杂志社”讲起“历史事实”了，这是很大的进步。而且这确实是需要谈一谈的问题，对“美术杂志社”来说尤其需要。“美术杂志社”在“苏里柯夫逝世90周年学术纪念会”上曾引用别林斯基的话：“我们追问过去，并且要追问到底，以便用它来解释现在，并指向未来。”很好，就让我们来“追问过去，并且要追问到底”吧。
什么是有关《叶尔马克征服西伯利亚》的“基本的历史事实”呢？我在《冰雪缤纷》中已经说过一些。这里再从历史著作中抄录一些“极为普通的常识”，以提醒“懵懵懂懂”的“美术杂志社”。
1，西伯利亚、“失比尔汗国”和当地的原住民。
西伯利亚指乌拉尔山以东，直至太平洋沿岸，南邻中国与蒙古，北濒北冰洋的广大地区。“西伯利亚”一词的含义，外国有学者认为出于蒙语，是“丛密”之意；还有说是俄语“北方”一词的音转，系指北亚……这些说法缺乏历史根据，不足为信。我国老一代学者包尔汉、冯家升运用大量史料，解释“西伯利亚”系“鲜卑”的音转。鲜卑是中国古代生活于北疆的一个少数民族，他们向西曾活动于额尔齐斯河、鄂毕河中游一带。两位先生进而考证出“鲜卑”是一种“瑞兽名”，相当蒙语的貊，即五爪虎，是鲜卑人崇拜的瑞兽，将它刻画在日用器物上，作为与其他部落区别的图符。俄国与西方语言中的“西伯利亚”盖源于此。
莫斯科国家初期并不与西伯利亚接壤，对那里一无所知。俄国历史文献最早出现“西伯利亚”一词是在1407年，而那时所指的范围仅限于鄂毕河中游一带，与今天的地理概念不同。而早在几千年前就有大大小小几十种民族在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他们是这里的主人。其中许多民族在中国史籍中有详尽的记述，同中国各族人民有着密切的交往，有些民族原来就受中国政府管辖，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著名剧作家张笑天在考察西伯利亚时，曾写下如下的话：“当俄国人第一次领略了乌拉尔山以东的富饶并逐渐觊觎中国的北方领土时，中国人已经在那里居住了几千年”。
在俄罗斯人到来之前，西伯利亚属于成吉思汗建立的钦察汗国。钦察汗国是元朝西北部宗藩国，亦称金帐汗国或术赤兀鲁思。15世纪20年代初，钦察汗国分裂出了“失比尔汗国”，“失比尔”即“西伯利亚”。匪首叶尔马克攻打的就是失比尔汗国。
史书记载，叶尔马克攻打的“失比尔汗国”是鞑靼人的王国。“美术杂志社”宣称他们与中国人“毫无关系”。鞑靼与中国究竟有没有关系，值得稍费笔墨。鞑靼亦称塔塔尔，是蒙古部落之一，亦作“达怛”、“达旦”、“达靼”、“达达“等，最早见于唐代史籍。他们长期处于突厥统治之下。唐末突厥衰亡，鞑靼部落逐渐强大，其名称遂成为北方诸部的泛称。宋、辽、金人把漠北的蒙古等部称为“黑鞑靼”或“生鞑靼”，漠南的汪古部称为“白鞑靼”或“熟鞑靼”。十三世纪初，鞑靼为蒙古所灭，欧洲人便将蒙古泛称为鞑靼。元亡以後，明又把东部蒙古成吉思汗後裔各部称为鞑靼，实际上古代中国汉族对北方各游牧民族泛称鞑靼。而俄罗斯和许多欧洲国家，则把蒙古人以及跟随蒙古人进入欧洲的东方草原游牧民族泛称为鞑靼。需要说清楚的是，古代史籍中的“鞑靼”与今天的“鞑靼”不是一回事。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作为西伯利亚原住民的“蒙古”、“鞑靼”，实际上是一个多民族共同体。
俄国人占据了西伯利亚后，强制当地的原住民迁徙，又将大批囚徒迁到这里定居，当地原住民成分发生很大变化。今天西伯利亚的民族结构已经与几百年前完全不同，“失比尔汗国”的鞑靼人村庄“成吉—图拉”的种族变迁就是一个例子。叶尔马克死后一年，即1586年，俄罗斯人在这里兴建了第一个俄罗斯城市秋明。鞑靼人在今天秋明的总人口中只占9.4%，俄罗斯族占人口总数的83%以上。张笑天谈到这段历史时叹息：“这种改造地理的方式实在老到”。
原来的“鞑靼”人到哪里去了？他们中的一部分辗转流亡后回到原地，与其他民族混合，一直生活在这里；也有一部分逃往南部草原，定居于后来的蒙古和哈萨克斯坦一带；更有一部分人长途跋涉，迁移到今天的内蒙和新疆。新疆的塔塔尔族就是从西伯利亚迁入中国的少数民族之一，现在的塔塔尔族是由伏尔加河畔的土著部落、操突厥语的保加尔人和钦察人以及跟随成吉思汗之孙拔都西征的蒙古人融合而成的民族。
前不久国内文学、影视广为传播的土尔扈特人的长途迁移到达新疆，更是西伯利亚民族构成变化的实例。1770年1月，渥巴锡汗率土尔扈特人向中亚撤退时，他们实际控制着很大的一片疆域，从乌拉尔河到顿河，从察里津到高加索之间。7万多户土尔扈特人渡过乌拉尔河，经图尔盖到巴尔喀什湖，最终来到新疆伊犁河谷地。清朝政府安置了他们，还给予奖助。土尔扈特部落的领袖曾把女儿嫁给失必儿汗国昔班朝的末代可汗库程之子伊施姆汗，由此可知当年西伯利亚各汗国之间一直存在血缘联系。
土尔扈特人进入新疆后，陆续分散在新疆、内蒙和青海等地。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土尔扈特人，于1698年徙牧于阿拉克山等处，以后在额济纳河两岸放牧定居，归陕甘总督管辖。阿拉善盟和硕特亲王达理札雅，就是定居于内蒙的土尔扈特部落的末代首领。达理札雅和他贵为清室公主的妻子达金允诚（载涛之妹），四十年代居住在兰州。当时人们都视他为蒙古人，没有人议论他祖上的“归化”历史，也没有人对他与满族公主的婚姻感到诧异。从这里也可以感受到中华各民族难以阻隔的联系和融合。
“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20世纪以来，不同国度、不同学派的历史学者对于中国和相邻各民族之间的历史一直持有不同的解释和结论。整体来看，国外有些学者总是要证明“中国人”与相邻民族“毫无关系”，他们不但否认中华民族与相邻诸民族之间的血缘联系，也否认“中国人”与相邻诸民族曾经有过的政治、文化联系。他们的目的很清楚，就是尽量缩小“中国人”在地缘政治中的位置。而国内学者（大多数国内学者）则一直努力证明这种联系。不能否认，两种倾向包含着不同的现实利益。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2，叶尔马克的历史作用
越过乌拉尔山征服西伯利亚的主力是哥萨克人，历史学家把他们与征服、屠杀美洲大陆上原住民的欧洲殖民者相提并论，“他们热爱自由、崇尚平等，然而横蛮任性、喜欢抢劫；只要似乎有利可图，他们随时乐意去当土匪和强盗”。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苏里柯夫所赞颂的叶尔马克·齐莫非叶维奇。下面是一些历史书籍有关的记述：
……叶尔马克是一个顿河哥萨克和一个丹麦女奴的儿子，生着蓝眼睛和红胡子。24岁时，因盗马被判处死刑。后来他逃到伏尔加河，成为河上一伙强盗的首领，劫掠过路的俄国船只和波斯商队。政府军队追剿时，叶尔马克率领手下盗匪溯伏尔加河逃到卡马河躲藏。
在卡马河流域，有个叫格里戈里·斯特罗加诺夫的富商已经得到经营和管理当地大片土地的特许权。斯特罗加诺夫要开拓自己的新领地，可是，来自乌拉尔山脉另一边的鞑靼游牧民的袭击使他一再受挫。鞑靼人的首领是双目失明然而骁勇善战的古楚汗。面临困境的斯特罗加诺夫将希望寄托在叶尔马克身上，花大量金钱雇他们来对抗鞑靼人。
强盗叶尔马克在西伯利亚为俄国做到了皮萨罗和科特斯在美洲为西班牙所做的事。叶尔马克凭着机智和大胆，看清楚最好的防御是进攻。1581年9月1日，他率840人出发，深入古楚汗的本土向他发动进攻。叶尔马克同横扫美洲的西班牙征服者一样，享有武器先进的优势，他们使用使鞑靼人感到恐怖的火枪和火炮。古楚虽然已经听说过入侵者能指挥雷和闪电，刺穿最坚固的锁子甲的消息，但为了保卫其首都锡比尔，聚集起30倍于叶尔马克军的兵力，由他的儿子马梅特库尔指挥防御。鞑靼人躲在砍倒的树木后面顽强地抵抗，用阵雨般的箭抵挡向前推进的俄罗斯人。在这个紧要关头，马梅特库尔负伤，鞑靼军失去指挥。双目失明的古楚绝望地南逃，叶尔马克占据了他的首都。俄罗斯人遂将这都城的名字给予乌拉尔山脉东面的整个地区，这地区开始称为锡比尔即英语中的西伯利亚。
叶尔马克把远征的结果报告斯特罗加诺夫，并直接给沙皇伊凡雷帝写信，请求宽恕他过去的罪行。沙皇得知叶尔马克的成就，非常高兴，取消了对他及其手下人的所有判决，而且还示以特殊恩宠，赐予他一张取自自己肩上的昂贵毛皮、两套装饰华丽镶金嵌银的盔甲等重赏。
1584年8月6日夜间，逃到南方的老古楚率领的一支突击部队趁叶尔马克及其同伙在额尔齐斯河岸睡觉之机发动进攻。叶尔马克为保住性命拼死作战，并试图游过河逃走。这一次是沙皇的赏赐害了他——人们说他那华丽的盔甲太沉重了，他淹死在额尔齐斯河里。
叶尔马克的征战活动无疑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它揭开了沙皇向西伯利亚大规模扩张的序幕，打开了通向黑龙江、乌苏里江直到太平洋沿岸的通道。苏里柯夫赞颂叶尔马克，正是着眼于他的这一历史贡献。如果叶尔马克与鞑靼人的那场战斗仅仅是他无数次的劫掠活动之一，叶尔马克就会失去他在俄罗斯征服西伯利亚历史进程中的所有光辉，没有人会记住他，更没有哪个画家会为他树碑立传。
与此相对应的是叶尔马克的战斗对手的历史命运，历史学家记住他的名字，是因为他曾试图阻碍沙皇俄国向西伯利亚扩张的步伐。法国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说：“库程汗抵抗俄国人的战斗，在北部成吉思汗后裔的历史上放射出最后一抹光辉”。他的命运真的与我们“毫无关系”吗？他身后的“基本的历史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截至目前为止，在中国的有关书籍、文章里，只有“美术杂志社”作出了叶尔马克为消灭成吉思汗后裔而发动的这场战争与我们“毫无关系”的结论。
3，作为绘画作品的“叶尔马克征服西伯利亚”。
苏里柯夫于1895年画成的这幅画，标题不是叶尔马克在某时某地劫掠，也不是叶尔马克与什么人交战，而是“征服西伯利亚”，这是作品的主题。叶尔马克从惯匪成为历史性的英雄，正是因为他策划并发动的战斗和胜利使俄罗斯拥有了广袤的西伯利亚。苏里柯夫创作这幅画的时候，整个俄国正在为横贯西伯利亚的铁道即将完成而准备庆贺，作为俄罗斯历史画家和哥萨克的后裔，苏里柯夫想起赞颂和美化叶尔马克是顺理成章的事，这不足为怪。但一百年后的我从艺术接受者的角度提出异于作者的感受，这同样是顺理成章，不足为怪的事。
这幅画虽然描绘两方面的战斗，但作者的心血全都倾注于进攻的一方，即那些使用枪炮开火的哥萨克们。他们个个精神抖擞，斗志昂扬，戴着头盔的指挥者更是高瞻远瞩，指挥若定。而河流另一边的鞑靼人则惊慌失措，乱成一团。画家运用透视和色彩处理，使河流两方的武装人员形成一种从精神到形体的不对等。在飘扬的圣像旗帜下奋勇杀敌的哥萨克人，似乎是在围猎不同等级的种属。人们常说苏里柯夫善于塑造不同性格的人，善于挖掘人物的精神世界。但在这幅画上，只有哥萨克战士才是有性格、有思想、有精神的“人”，而鞑靼人只作为“类”而存在。在画家心目中，他们是命该灭绝的异类。
苏里柯夫的《叶尔马克征服西伯利亚》不但成为俄国美术史上广为介绍的作品，而且成为一种样板，前文提到的《雅克萨之战》就是摹仿苏里柯夫之作。也是河流两岸的战斗，也是意态轩昂，身形英挺的哥萨克和形容猥琐，面目狰狞的异族。虽然进攻者变成了防御者，但为“正义”而战的基本构思完全相同。没有《叶尔马克征服西伯利亚》，就没有《雅克萨之战》和许多类似的模拟之作。
我不想也不能干涉别人对历史事件的不同态度，任何人都可以对几百年前的历史事件作出自己的解释和判断，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不能对别人的解释和判断提出批评，特别是对于殖民主义屠杀驱赶原住民这一类历史事件的批评。对于叶尔马克征服西伯利亚这一事件来说，征服者和被征服者必然有不同认识与记忆。即使事情真如“美术杂志社”认定的那样与我们“毫无关系”，作为“第三国”的人就必须站在征服者一方，为他们的杀戮拍手称快吗？“美术杂志社”说别人“犯下如此低级的常识错误”，你们是不是也该反躬自问，有没有“低级”或者“高级”的非常识性错误？
苏里柯夫在那场战斗过去三百多年之后画出这幅画；我们在苏里柯夫画出这幅画一百多年之后谈论自己的观感。无论苏里柯夫、“一流的俄罗斯美术史专家”还是“对俄罗斯美术史无知”的中国普通观众，对于这场战斗以及相关的历史故事具有同样的发言权，都有权表达自己的观后感并作出自己的评价，垄断美术作品解释权的日子早该结束了。“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美术杂志社”之患在总要垄断美术作品的解释权。“美术杂志社”的口头禅是区分“真善美，假恶丑”，我要问一句，在你们看来，叶尔马克的征战活动究竟属于“真善美”，还是“假恶丑”？
“美术杂志社”曾专门跑到苏里柯夫墓前献花，苏里柯夫是一个不错的画家，但我绝不会给他献花！如果我有出国献花的机会，我倒是想给那些被叶尔马克们屠杀，被苏里柯夫们丑化之后又被“美术杂志社”宣判与中国“毫无关系”的人们献花。
四，“美术杂志社”的不寻常表演
以报刊单位的名义写成公文讨伐异己，确实是当代中国文坛前所未有的盛事。但说老实话，我觉得以“美术杂志社”名义发表的这篇公文，无论工作程序，文字水平，还是思想立场，都不能代表《美术》杂志社，更不能代表《美术》杂志的主办单位——中国美术家协会。实际上它只是《美术》杂志某些人违反工作程序的拙劣表演（如果“美术杂志社”认为这篇公文明白无误地表述了《美术》杂志社的集体意志，传达了全国美协的某种决定，尽可以发表公开声明来批驳我“扑风捉影”的判断，那将十分生动地证明水天中再一次“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何乐而不为？）。
首先设计出一个罪名，然后以循环论证的手段展开大批判，这是“美术杂志社”的惯用手段。这一次的设计是提出“无中生有地在文化领域制造出一个什么‘西伯利亚汗国历史归属’的新外交纠纷”。请注意，“美术杂志社”在他们自己所制造的“西伯利亚历史归属”前面加上“一个什么”，又标上引号，其意图很明显，就是要嫁祸于人，在不明真相的读者中造成水天中提出西伯利亚汗国的历史归属问题，制造了一场“外交纠纷”的印象……究竟是谁在“栽赃陷害”？
最让人失望的是“美术杂志社”十几年如一日地念着那一套烦死人的咒语——“少数心怀叵测的人”，“无中生有，扑风捉影，上纲上线、栽赃诬陷”，“无中生有、捏造事实、进行政治诬陷”，“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唯一动了脑子的是提出水天中“对俄罗斯现实主义、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素有意识形态成见”，“始终对《美术》杂志一直怀着一种只有他自己才说得清楚的思想情绪”。（读这一类文句，真让人“毫无一点办法也没有”。）
我从来不掩饰我对“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批判态度，但说我对“俄罗斯现实主义”怀有成见，则不知从何说起。至于对《美术》杂志的“思想情绪”，我倒是积累了不少，只是还没有来得及形诸文字。在这方面，“美术杂志社”还是善观气色的。
我一直认为《美术》杂志的历史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美术史课题，我曾在学术研讨会上呼吁美术史家关注这方面的课题。我希望自己有时间系统梳理《美术》杂志在不同历史舞台上扮演的不同角色和发挥的不同作用，分析历任主编对刊物形象的不同塑造。尽管来日苦短，我相信一定会有人完成这一有意义的研究课题，我还相信“美术杂志社”对水天中的声讨也会列入研究素材之内。
谢选骏指出：人说——苏里柯夫（1848-1916年）是俄国历史画巨匠，他的历史画卷是19世纪后期俄罗斯艺术中的光辉一页。苏里柯夫出生于西伯利亚的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市的一个哥萨克家庭，在故乡度过少年时代，他从小就听长辈讲过许多关于自己祖先哥萨克勇敢、尚武和善战的故事，他对历史发生了极大的兴趣。1868年苏里柯夫20岁时从西伯利亚乘着雪橇来到彼得堡报考美术学院，直到1870年才考取，师从于契斯恰柯夫学习绘画。毕业后在彼得堡从事美术创作，39岁时移居莫斯科。1881年参加巡回展览画派。苏里柯夫曾赴西欧艺术之邦意大利考察学习，还多次深入到顿河、伏尔加河体验生活。他对彼得大帝非凡经历和俄国历史有浓厚的兴趣，这使他最终完成了表现彼得大帝历史的三部曲。它们是《近卫军临刑的早晨》、《女贵族莫洛卓娃》和《缅希柯夫在别留佐夫镇》。在苏里柯夫的作品中充满了民主主义精神和对农奴制度、贵族国家和教会的憎恶。实质上是表现沙俄旧生活方式与之相伴的旧观念的崩溃。苏里柯夫对俄国发生的历史悲剧有着深刻的理解，他所塑造的历史人物有一种庄严而动人的美。苏里柯夫在自己的历史画幅中总设法描绘特有的俄罗斯景色：莫斯科秋天的清晨，大雪覆盖的隆冬，严寒的西伯利亚，借以表现对祖国自然的深情。他是当时俄国画坛上对历史的主题有深刻理解，并用绘画语言揭示出来的大画家。他和列宾的艺术成就标志着俄国19世纪绘画的巅峰。
我看这个画家其实是个殖民主义者，因此成为黄俄的精神祖宗。尤其在马裂之下的中囶大陆，尤其如此。
北美印第安人和征服西伯利亚，都是同一命运的两个分支，最后在阿拉斯加完成了殖民主义的会师合围。
【67、知识的差距形成殖民主义】
《知识的差距——从马戛尔尼使华到刘学询、庆宽使日说起》（茅海建 2019-05-01）报道：
我最近的二十年，关注的是戊戌变法史，外交史已经很陌生了。于是，我便根据最近读书与教书的体会，想到这么一个题目，说点不太成熟的想法。需要说明的是，题目为“知识的差距”，这里的“知识”，主要是指外部知识，有着许多特定内容，也是在我下面的演讲中要具体说明的。我用的是简称。
一、马戛尔尼使华和他的中国知识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9月，英国派出的特使马戛尔尼到达热河（承德）行宫，拜见了乾隆皇帝。马戛尔尼此行的表面目的是祝贺乾隆皇帝八十大寿，真实目的是要求与清朝扩大通商并获得割让小岛等权利。马戛尔尼使华的主要目的失败了，当时在清朝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反响。后来的历史却说明，这是中国历史上头一等的大事。
马戛尔尼使华前，英国政府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其中包括关于航行和中国的“知识”准备。1792年9月，马戛尔尼使团从英国出发，沿着大西洋一路南下，经过马德拉岛（Madeira，葡萄牙）、特内里费岛（Tenerife，西班牙）、佛得角群岛（Cabo Verde，葡萄牙）、里约热内卢（Riode Janeiro，葡萄牙），到达大西洋南部的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岛（Tristanda Cunha，后归英国）；随后顺着洋流横向往东，越过非洲的南端，一直航行到印度洋南部的阿姆斯特丹岛，再顺着季风和洋流，到达爪哇岛的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由此经昆仑岛、土伦港（今岘港），于1793年6月到达中国广东海面。从马戛尔尼使团的航行来看，他们对大西洋、印度洋以及东南亚各海域的气候、风向、洋流，已经有了比较好的把握。这是海洋与航海知识的运用与加强。
马戛尔尼使团对于沿途各地有着详细的记录，到了中国之后，更是做了各种各样的记录。这可见之于使团的官方文献，还可以见之于使团的许多私人记录（其中一部分也译成了中文），英国由此可以获得许多表面的和内部的情报。这使得英国对于沿途和中国的知识有了很大的增加——可以说，这也是使团的目的之一。最近，何高济教授翻译了《马戛尔尼勋爵私人日志》，让我看到了马戛尔尼的中国印象，或者说是他的中国知识。
《马戛尔尼勋爵私人日志》篇幅不大，分成“风俗与品性”“宗教”“政府”“司法”“财产”“人口”“赋税”“文武官的等级和制度”“商业和贸易”“技艺和科学”“水利”“航行”“中国语言”和“结论”等章节。作为两百多年前的“老外”，第一次来到中国，不懂中文，但对中国的观察和了解却相当深入。这是他们的知识需求所致。我在这里引用马戛尔尼的几段话，测一下他关于中国知识的水准。
关于“宗教”，马戛尔尼称：
现在我来谈谈中国流行的宗教。就我所见，其中没有一个对信徒的行为产生多大的影响。教义可以不同，伦理几乎一样，都要支持和履行同样的社会义务。但人的品德并不总是以他们的宗教观而定，所以我相信，某一教派的犯罪分子很难比另一教派少。
中国没有正式的国教，没有拥有垄断特权的教派，也不排斥某教派的信徒担任官职。国家的工作对所有人都是开放的，不管他们是在庙里还是在浮屠里作祈祷。皇帝派来护送我们的使团中，鞑靼使节（徵瑞）信喇嘛教，王（文雄）是佛教信徒，乔（人杰）是孔教，他们三人做的是同样的工作。
在当时的西方，宗教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有时具有超政治、超经济的强势地位。马戛尔尼也同样关注于中国的宗教生活及其政治地位。徵瑞长期任职于内务府，曾任杭州、苏州、江宁织造，也曾任两淮盐政，他的宗教信仰很可能是仿效乾隆帝。王文雄是武夫出身，自称是佛教徒，很可能只是一般意义上的烧香拜佛。乔人杰是举人出身，自称其信奉孔夫子是很自然的事。马戛尔尼对此不能详加区别，甚至将儒学也比作宗教，即孔教。他可能不知道，徵瑞、王文雄也会同样地信服孔夫子的学说。然而，他对中国没有国教、宗教不占政治生活主导地位的判断是正确的。
关于“财产”，马戛尔尼写道：
在中国，皇帝的利益始终是头等重要的事，违反他的旨令，任何人的财产都是不安全的。例如犯罪，财产必定被没收。
没有长子继承权，一个人可以按照他自己的意愿，处理他个人实际的财产……
一个留下遗嘱的人往往将他的财产传给他的妻子，特别在子女还幼小的时候。但如果他死时未留遗嘱，他的土地和财产就在他的儿子中均分，保留一份给寡妇作抚恤金……女儿得不到什么，但由她的兄弟供养直到出嫁……
合法的利息是12%，但一般增加到18%，有时甚至到36%。法律惩治高利贷，但和别的大多数国家一样，很少处罚。
这一段描写表明，当时在英国极其重视财产关系，马戛尔尼在中国也有相应的观察：私人财产在政治罪名下得不到保护，遗产的平均分配，女儿不分遗产和高利贷的普遍性。他的观察大体是准确的。
关于“政府”，马戛尔尼写道：
……以学识和德行闻名的中国教师被派去教导年轻的鞑靼王子，从中将产生未来的君主。汉语被保留为国语，古代的制度和法律极受尊重，原有的职官和庞大的官僚机构保留下来，被征服者的风俗习惯为征服者采用。这些措施最初施用于百姓，让他们很多人适应新政府。由此产生一个普遍错误的看法：鞑靼人不加区别地和认真地采用中国原有的一切风俗习惯，这两个民族现在完全融合为一。就服装和头饰而言，他们的穿着肯定是相同的，但不是鞑靼人习惯穿中国人的服装，而是中国人不得不模仿鞑靼人。各自的特点和性格仍无改变，任何伪装都不能掩盖他们不同的处境和心情。一方作为征服者而振奋，另一方则感受到压抑。我们的许多书籍把他们混为一谈，把他们说成好像仅仅是一个总名叫做中国的民族；但不管从外表得出怎么样的结论，帝王从未忘记其间真正的差别，他貌似十分公正，内心却仍然保持民族习性，一刻也不忘记他权力的源泉。
这一段描写说明马戛尔尼的观察十分深入。儒学是清代皇子们的主要教材，朝廷有着大量的汉官，以儒学为核心的制度与文化保留下来了，并有所发扬，但满汉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相合的、融洽的。他指出，汉官穿的是满服，在满服之下跳动着压抑的心。最为精彩的是对乾隆皇帝内心世界的描写，即貌似公正，内心中却努力要让满族官员和士兵保持“国语”“骑射”的传统精神。由此，马戛尔尼又写道：
……中国人现正从他们遭受的沉重打击下恢复，正从遭受鞑靼政治蒙蔽下觉醒，开始意识到要重振他们的民族精神。微小的摩擦可以诱发火花，将造反的火焰燃遍全中国。事实上帝国已发展到不堪重负，失去平衡，不管它多么强大有力，单靠一只手已不易掌控局势。
此时正值清朝的全盛期，马戛尔尼却看出了“不堪重负”的内相。他所预料的全国性反叛，虽然没有立即发生（一直到五十多年后，才发生“太平天国”叛乱），但清朝政治局势有着很大的不安全性，却是真实存在的。乾隆皇帝对此一直有着内心的警惕。
马戛尔尼使华是一次重大的事件，对此的研究仍未到达“止于至善”的地步。牛津大学的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教授正在重新研究这段历史，也发表了最初的论文。她去年（2017年）秋天到华东师范大学访问，我们有愉快的交谈。她向我提出一个问题，关于马戛尔尼使华，清朝的官员是否留下了私人的记载？我一下子被问住了。脑中快速搜索一下，感觉是没有。于是我开玩笑说，当时的官员，喜欢写诗，大约都会出版他们的诗集，而不太会出版或保存他们的书信和日记之类的私人文件。
关于马戛尔尼使华，清朝档案中有非常详细的记录，当时的奏折和上谕是完整的；但负责接待的官员，对此似乎皆无私人的记录。我需要特别提到两位高官：一位是和珅（时任军机大臣、文华殿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诗写得不错，还真的出版了他的诗集；另一位是松筠（时任军机大臣、户部侍郎），曾任伊犁将军，也有一些西北史地与治理方面的著作，但却没有留下此次接待的记录，尽管他是陪同马戛尔尼从北京一路到杭州的官员。
马戛尔尼到达时，清朝正值“康乾盛世”的顶点，平定了准噶尔，打退了廓尔喀，兵锋直入缅甸。乾隆皇帝有着“十大武功”，疆域扩展至最大。他的怀柔政策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在热河分别为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修建了普陀宗乘之庙和须弥福寿之庙，并用万两黄金做了金顶，尽管八世达赖喇嘛未到。在此文治武功之下，乾隆皇帝张扬着豪情，显示出壮怀，君臣上下似乎没有将英国放在眼里。关于马戛尔尼使华的中文资料和档案是相当多的，但其中基本上没有关于海洋和英国的知识——清朝人不了解马戛尔尼是怎么来的，也不想了解马戛尔尼所在的国家——他们没有兴趣，而最为关注者，是“下跪”。
二、谢清高与《海录》
最能代表这一时期中国对于外部世界知识的，当推谢清高的《海录》。这本书的产生就是一个故事。
谢清高（1765—1821），广东嘉应州（今梅州）人，可能识字，也有一定知识。早年随商人到海南岛等处从事贸易，十八岁时遇风覆舟，被外国人救起。于是随外国商船航行于东南亚、南亚以至于欧洲等地。据其自述，十四年之后才回到广东，此后住在澳门，为铺户。但亦有资料说明，他于1793年前已双目失明，生计困难。这样的话，他的海上生涯可能不到十四年。1793年，正是马戛尔尼抵华的那一年。时光又过了二十七年，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举人杨炳南到澳门，遇到了这位同乡，将其见闻记录下来。
《海录》大约19000字，共记录93个国家和地区，涉及亚、非、欧、美、澳五大洲，没有地图。
我最初读到《海录》时，还是我在做研究生时期，关心的是其中的欧洲和美洲国家，共计17个：“大西洋国”（葡萄牙）、“大吕宋国”（西班牙）、“佛朗机国”（法国）、“荷兰国”、“伊宣国”（比利时？）、“盈兰尼是国”（瑞士？）、“亚哩披华国”（汉诺威？）、“淫跛辇国”（神圣罗马帝国？）、“祋古国”（土耳其）、“单鹰国”（普鲁士？）、“双鹰国”（奥地利）、“埔理写国”（普鲁士？）、“英吉利国”、“绥亦咕国”（瑞典）、“盈黎吗禄咖国”（丹麦）、“咩哩干国”（美国）、“亚咩哩隔国”（巴西？）。许多国家现已无法对应，很可能是葡萄牙语+英语+粤语+客家话，多次转音之后，无法对全。其中描述比较详细的，是两个国家：一个是葡萄牙，另一个是英国。谢清高所上的外国商船，很可能是葡萄牙船，又长期住在澳门，对其熟悉自在情理之中；而对于英国，是其国力与财富给谢清高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海录》中英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
由此看看马戛尔尼所来的“英吉利国”，《海录》的记载为：
英吉利国即红毛番，在佛郎机（法国）西南对海，由散爹哩（Saint Helena 圣赫勒拿岛）向北少西行，经西洋（葡萄牙）、吕宋（西班牙）、佛郎机各境，约二月方到。海中独峙，周围数千里。人民稀少而多豪富，房屋皆重楼叠阁。急功尚利，以海舶商贾为生涯。海中有利之区，咸欲争之。贸易者遍海内，以明呀喇（孟加拉）、曼哒喇萨（马德拉斯）、孟买为外府。民十五以上则供役于王，六十以上始止。又养外国人以为卒伍，故国虽小，而强兵十余万，海外诸国多惧之。
海口埔头名懒伦，由口入，舟行百余里，地名论伦，国中一大市镇也。楼阁连绵，林森葱郁，居人富庶，匹于国都，有大吏镇之。水极清甘，河有三桥，谓之三花桥。桥各为法轮，激水上行，以大锡管接注通流，藏于街巷道路之旁。人家用水俱无烦挑运，各以小铜管接于道旁锡管，藏于墙间。别用小法轮激之，使注于器。王则计户口而收其水税。三桥分主三方，每日转运一方，令人遍巡其方居民，命各取水。人家则各转其铜管小法轮，水至自注于器，足三日用则塞其管。一方遍则止其轮，水立涸。次日别转一方，三日而遍，周而复始。
其禁令甚严，无敢盗取者，亦海外奇观也。国多娼妓，虽奸生子必长育之，无敢残害。男女俱穿白衣，凶服则用黑，武官俱穿红。女人所穿衣，其长曳地，上窄下宽，腰间以带紧束之，欲其纤也。带头以金为扣，名博咕鲁士。两肩以丝带络成花样，缝于衣上。有吉庆，延客饮燕，则令女人年轻而美丽者盛服跳舞，歌乐以和之，宛转轻捷，谓之跳戏。富贵家女人无不幼而习之，以俗之所喜也。军法亦以五人为伍，伍各有长。二十人则为一队，号令严肃，无敢退缩。然惟以连环枪为主，无他技能也。其海艘出海贸易，遇覆舟必放三板拯救。得人则供其饮食，资以盘费，俾得各返其国。否则有罚，此其善政也。其余风俗大略与西洋（葡萄牙）同。土产金、银、铜、锡、铅、铁、白铁、藤、哆啰绒、哔叽、羽纱、钟表、玻璃、呀兰米酒，而无虎豹糜（麋）鹿。
虽说《海录》对于英国的记载已是最为详细者，但总字数不足八百，故全录之。段落是我分的。第一段讲地理位置与国家特点，第二段讲伦敦，第三段讲习俗、军队与出产等项。以我们今天的英国知识，可以对证出许多内容，甚至可以查明“三花桥”的桥名。看到英国“急功尚利”品性、富家女子幼年习舞的风俗，自可会心一笑。但对十五至六十岁人民“供役”制度、伦敦三天一循环的“取水”规定，无法准确了解。而英国司法制度致使“无敢盗取者”，军队“以连环枪为主，无他技能”，应属错误知识。所言英国“土产”，只是说明了英国可以提供的商品，许多种类并不产于英国。至于那条“由散爹哩（Saint Helena 圣赫勒拿岛）向北少西行，经西洋（葡萄牙）、吕宋（西班牙）、佛郎机各境，约二月方到”的航线，对照马戛尔尼使团的回程，从圣赫勒拿岛到朴次茅斯，确实是要两个月（1894年7月1日至9月6日）；所称“西洋”（葡萄牙）和“吕宋”（西班牙）很可能指他们的殖民地。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仅凭这二十余字，是无法将船开到英国的。同样，对于当时一个完全没有外部知识的中国人来说，以此不足八百字的短文，还是无法了解英国的。
这几年，我比较注意《海录》中关于东南亚国家的记录，比如今天的马来西亚，《海录》中记录了8个国家和地区：吉兰丹国（吉兰丹）、丁咖啰国（登嘉楼）、邦项（彭亨）、旧柔佛（新山）、麻六呷（马六甲）、沙喇我国（雪兰莪）、新埠（槟榔屿）、吉德国（吉打）。关于“新埠”（槟榔屿），其文曰：
新埠，海中岛屿也。一名布路槟榔，又名槟榔士，英吉利于乾隆年间开辟者。在沙喇我（雪兰莪）西北大海中，一山独峙，周围约百余里。由红毛浅顺东南风约三日可到，西南风亦可行。土番甚稀，本无来由（马来）种类。英吉利召集商贾，遂渐富庶。衣服、饮食、房屋俱极华丽，出入悉用马车。有英吉利驻防番二三百，又有叙跛兵千余。闽、粤到此种胡椒者万余人。每岁酿酒、贩鸦片及开赌场者，榷税银十余万两。然地无别产，恐难持久也。凡无来由所居地有果二种：一名流连子，形似波罗密而多刺，肉极香酣；一名茫姑生，又名茫栗，形如柿而有壳，味亦清酣。
槟榔屿是当时英国在远东最重要的殖民地，随着远东航线的扩展，这个港口城市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在英国人到达之前，华人先已到达，英国人大量招引华人以发展经济。大约在谢清高到达时，当地的华人数量很可能达到“万余人”，但主要不是种胡椒，很可能从事以胡椒为主的香料贸易行业。谢清高称其“地无别产”，属实，但判断“恐难持久”，则是完全相反，他完全不了解处于国际航线上港口城市的特殊性。槟榔屿在整个19世纪一直有着非常强劲的经济增长，直到后来为新加坡所取代。不久前，我曾到访该地，仍能感受到历史脉搏之跳动。而该地给谢清高留下深刻印象的，又是两种水果，榴莲与山竹，分别称其“香酣”与“清酣”。
如果以谢清高的《海录》与当时英国对于远东的知识相比，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差距。问题又出在什么地方？
当时的中国并不是不能获得外部知识。传教士的东来，曾将大量的地理学知识传入，最为著名的是明末的《坤舆万国全图》（1602年，明万历三十年）和《职方外纪》（1623年，明天启三年），清初亦有南怀仁的《坤舆全图》（1674年，清康熙十三年）。清朝雍正年间禁教之后，北京还留有着一个俄国东正教教士团，清朝若想通过这一渠道了解外部知识，也还是可以的。
至于民间的知识，今天更是难以想象其巨量。从明代开始，福建人大量下南洋，遍于各地的妈祖庙，说明了他们的行踪。到了清代，在东南亚的许多地方，华人建立起贸易的网络，从事农业、商业、服务业等行业。马戛尔尼使华时，在巴达维亚（雅加达）、马尼拉都看到了华人，大量的中国商船航行于马尼拉、邦加（Bangka）和巴达维亚等众多港口之间。然而，这些牵涉到数十万、数百万人生计的“本事”，并没有上升到国家的“知识”体系之中。也就是说，当时的中国有着许许多多个“谢清高”，他们的头脑中有着许多外部知识，但官家与学人没有（或很少）去了解或想去了解。当谢清高向杨炳南讲完他的故事，第二年便死去了。
在世界全球化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外部知识——当时英国等国最为看重的知识——在中国却不为朝廷所重，也不为当时读书人所重。在当时甚至此后的中国最重要的知识机构（官方的、半官方的或民间的）——如北京的翰林院、天津的问津书院、广州的学海堂等——看不到“夷人夷事”的学习与研究，也不闻马戛尔尼之使命。在“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么一个庞大的建构之中，竟然找不到这类知识可以搁置的位置。《海录》所能提供的外部知识虽然是有限的、不准确的，却是这个国家所需要的。它的出版也没有引起很大的关注，很可能只是士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到了鸦片战争时期，钦差大臣林则徐在广东发现了这本书，并向道光皇帝报告道：
当查《海录》一书，系嘉庆二十五年（1820）在粤刊刻，所载外国事颇为精审，其英吉利条下云：“周围数千里，人民稀少，虽娼妓奸生子，必长育之，无敢残害”等语……
对于这本如此简要的著作，做出“颇为精审”的评价，可见林则徐的无奈——找不到更好的记录。此后，魏源编著《海国图志》，依然需要参考《海录》的记载。在这样的知识基础上，在马戛尔尼使华四十七年之后，1840年（道光二十年），清朝因鸦片的非法输入而与英国展开的外交和兵战，只能是失败。
历史向下走了过去，清朝的出使大臣（公使）也到达英国，先后有郭嵩焘（1875—1879在任）、曾纪泽（1879—1886在任）、刘瑞芬（1886—1890在任）、薛福成（1890—1894在任）等人。根据总理衙门的要求，他们都有着相应的关于航海和英国等国政情的记录。这些记录，尤其是最初的郭嵩焘的记录，引起了国人的愤怒、惊异、暗羡，由此而求知，开始了国人“走向世界”的历程。然而，这些记录与马戛尔尼的《私人日志》相比，在知识的水准上又是如何？——尤其是薛福成的记录，任期恰与马戛尔尼相差一百年——两相交错阅读，不由感慨良多。
三、刘学询、庆宽使日与山县有朋意见书
年历急速地翻下去，再翻下去，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清朝派刘学询、庆宽为特使出使日本。
刘学询（1855—1935），广东香山人，1886（光绪十二年）中进士，没有按照惯常到北京去做官，而是回到广州承办“闱姓”等赌业，成了广东最大的赌商，也是当时广东最富有的人。发财之后，通过捐赈等手段，刘获得了二品顶戴、候选道员（正四品）。1895年起，刘遭到御史弹劾，先后经两广总督、广东巡抚查办，被革职。庆宽（1848—1927），本姓赵，少年学画，后为醇亲王奕譞（光绪皇帝本生父）的家仆，不清不白地成了正黄旗汉军人，当上了内务府银库的管库官员（肥缺），兼任“宫廷画师”，家产极富，其头衔是花翎二品顶戴、三院卿遇缺题奏、内务府广储司员外郎。1894年，遭御史弹劾，被革职并抄家。刘、庆两人都是当时名人。他们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极富传奇性。
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再次走向前台，刘学询、庆宽亦想借此翻身。他们知道慈禧太后最痛恨的是康有为、梁启超，便准备到日本刺杀或捕捉康、梁，立不世之功，获格外之赏。他们找到慈禧太后身边的宠臣、总理衙门首席大臣庆亲王奕劻和在政变中起到重大作用的御史杨崇伊，相商谋划。1898年11月16日（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初三日），奕劻代奏了刘学询、庆宽的呈文“自备斧资赴外洋考察商务”，慈禧太后当日批下：“已革候选道刘学询着赏给知府衔，已革内务府员外郎庆宽着赏给员外郎衔，庆宽并准其入内务府汉军旗籍”，至于“考察商务”，慈禧太后命由总理衙门“察核办理”。此时距戊戌政变（9月21日）不到两个月，距康有为到达东京（10月25日）仅二十天。刘学询、庆宽虽开复原官衔，但还是以私人身份出行，尽管其使命看起来有如荒诞戏。
清朝政府派员赴日本刺杀或捕捉康有为、梁启超，毕竟是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情。日本驻清朝公使矢野文雄、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得到消息后，分别向日本政府报告，矢野文雄还奉命与总理衙门交涉。至此，刘学询、庆宽原来的使命已不可行。然而经过刘、庆、奕劻和小田切万寿之助在北京一番商量后，刘、庆的使命改变为到日本去递交密电本，建立起一条不经过清朝总理衙门和日本外务省正常外交途径的顶层热线，即慈禧太后奕劻日本宫内大臣明治天皇之间的电报联系，并谋求与日本建立更为紧密的关系。也就是说，刘学询、庆宽成了清朝在马关缔约之后首次派出的特使。
清朝当时是结盟国家，与俄国签订了针对日本包含军事条款的密约。日本当时是内阁制的国家，天皇不直接面对外国。刘学询、庆宽的这一使命是完全不合适的。我不知道这么荒谬的计谋是谁提出来的，但可以肯定的是，经过了慈禧太后的同意。一旦她放了话，清朝的上下，谁也不敢去反对。这两位曾任赌商和“宫廷画师”、没有任何外交经验、未在清政府担任过重要职位的奇异人士，身份一下子大变，奉有国书，携有国礼，到日本去觐见天皇，以建立清朝与日本的特殊、紧密关系。他们将上演使命重大的正剧！
清朝派出刘学询、庆宽使日的消息，由驻华公使矢野文雄、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向日本外相青木周藏报告。兹事体大。青木外相派秘书到京都，向正在休假的山县有朋首相报告。山县经过认真思考后，于1899年5月27日写下《意见书》，发给大藏相松方正义和外相青木周藏：清朝要求派特使增加两国亲密关系，自当接待；清朝想依靠日本来防止列强的蚕食，欲与日本结盟，日本应当考虑欧洲、清朝、日本三方的因素，以能制定“无遗算”的政策。对此，山县分析道：
第一，欧洲列强中与清国最有利害关系者，乃英、俄两国。俄国虽变其外交政略，取集主力于东洋，置欧洲于第二位之政策，然昨年俄国突然发表和平会议主义，目下正在荷兰开会。盖俄国之意，不外乎欲谋欧洲强国间之无事，而得以尽全力于东洋，扩充其利益线于炮台、铁路、矿山，以固他日之地步。
第二，观清国之情势，欧洲列强于清国版图内到处扩张其利益线，终将改变清国地图，分为红黄蓝色（三原色，似泛指列强势力），此乃显而易见之事。不得不断定清国将如彼之犹太人种，国灭而种存。我国亦当预料未来情势，以作尽量扩充利益线之措置。
第三，目下我国之国情，正在整理财政、扩张军备之时期，故我外交政策不可不取最圆满之方针，数年间惟汲汲整理财产[政]、扩充军备是务，避免与外国开衅。
山县有朋的第一条分析称，俄国将利用海牙和平会议，采取西守东攻的战略，“尽全力于东洋”；第二条分析称，清朝很可能被瓜分，日本要乘机“尽量扩充利益线”；第三条分析称，日本目前军备与财政皆不足，应“避免与外国开衅”，这显然是吸取了“三国干涉还辽”的教训。根据以上分析，山县继续提出：
以如右之观察，对此次清国特使，当努力不妨害其感情，以保与清国之亲密交际。对于清国，若有扩充我利益线之机会，当注意不可使其逸之。然清国与我国交际亲密逾恒，故欧洲列强常抱有日清会盟以当欧洲之疑。如此非但导致人种之争，亦难保不在目下于海牙府开设之和平会议上产生不利我国之结果。且假令为我国财政兵力之三点所许，亦信提携清国以图东洋之独立最为拙策。何故？清国如前所述，如犹太人种，人种虽能永存，而不能维持一国，此在识者之间早成定论。假令得以维持，亦不能持续现在之版图，仅可保其一部，其余则为列强所蚕食。于东洋真能保其独立者，惟我帝国而已。我对欧洲及清国之外交政策，不可不慎之又慎，以期免于国步之蹉跌。
山县有朋认为：清朝将“不能维持一国”，若能维持“也仅可保其一部”，由此，日本即便军力、财力充足，也不要“提携”清朝，建立“会盟”之类的紧密关系，避免引起欧洲列强疑虑。日本应当采用的态度是“保与清国之亲密交际”（可离间清朝与俄国的同盟关系），若有“扩充利益线”的机会，决不可“逸去”（错过）。山县由此提出：
依如上所述之理由，我国对清国特使之政策望请决定如左：
第一，接受清国皇帝之特使。
第二，避免一切诸如缔结日清会盟之事。致令欧洲列强抱有如此嫌疑之事，亦当充分注意。
第三，充分注意勿害清国之感情。若有扩充我国利益线之机会，不应逸之，以预固他日之地步。
此后，山县有朋还将其《意见书》放到内阁会议上讨论，成为接待刘学询、庆宽的基本方针。实际上，山县有朋意见书体现出来的思想——一面向中国示好，以离间中国与俄国（或他国）的同盟（或紧密）关系；一面扩充其在华利益，并避免与欧洲列强开战——是日本长期的对华战略，一直延伸到1937年。清朝的一项荒谬决策，给了日本一个可以施展身手的机会。
得到日本政府许可后，刘学询、庆宽一行于1899年7月8日（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初一日）从上海出发赴日本，由此到9月6日（八月初二日）回到上海，总时间为两个月。
刘学询、庆宽一行作为派到日本奉有国书的清朝特使，受到了最高等级的接待：日本明治天皇接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外务大臣青木周藏、外务次官高平小五郎接见。此外，宫内大臣田中光显、司法大臣清浦奎吾、农商大臣曾祢荒助、陆军大臣桂太郎、参谋次长大迫尚敏、内务大臣西乡从道等人予以接见；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子爵长冈护美、枢密院顾问官子爵榎本武扬、宫中顾问官陆军少将佐藤政、贵族院议员岸田吟香等重要政治家或名流也分别会见。山县有朋首相还在东京目白的私邸设午宴招待，青木外相亦设晚宴招待。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为此专门回到日本，周密安排一切。然而，就刘学询、庆宽的使命而言：建立最高一级的电报热线，被日本政府拒绝（后将详述）；建立中日更加紧密的关系，日本政府没有给予明确的回音。
刘学询、庆宽最初的使命是在“考察商务”的名义下，捉拿或刺杀康有为、梁启超。当刘、庆到达日本时，康有为已由日本政府礼送出境，在日本还有梁启超、王照等人。现有的资料可以证明，刘学询在东京时与其香山同乡孙中山有过三次见面。三次会面的内容，两人事后都没有说。也有人猜测很可能与捉拿或刺杀梁、王有关，否则不会有后来康、梁一派欲刺杀刘学询之情事。然而，不管真相如何，刘学询作为清朝的特使，与清朝最大的敌人孙中山秘密会面，肯定有着特殊目的。
刘学询、庆宽“考察商务”的名义，也使他们受到了日本商界的热烈欢迎。从他们的行程来看，是由三井物产负责全程接待的，社长益田孝亲自为此作出许多安排。刘、庆会见的工商界人士，为三井物产、三井银行、东洋汽船会社、三菱会社、日本邮船会社、横滨正金银行、台湾银行、日本银行、上海邮船会社等重要企业的顶层或高层管理人员，其中有三井八郎右卫门、岩崎弥之助等人。日本商界重要人物涩泽荣一还专门为刘、庆的来访举行了大型欢迎宴会。
日本政界、商界的欢迎动作，自然是山县有朋设计的“扩充利益线”的表现。就政界而言，甲午战争刚结束四年，清朝割让台湾，巨额赔款已付清，日本需要修复与清朝的敌对关系，离间清朝与俄国的同盟关系，并在政治与外交上引领之。就财界而言，日本工商业与金融业将在战后大举进入中国，他们需要建立起相应的联络方式与人脉关系，制造出热烈的气氛。日本的这些努力，虽然未必通过清朝特使的访问而一举成功，但从此后的延伸线来看，都是没有白费的。他们的目标，后来一一实现。
四、刘学询、庆宽的访日报告
刘学询、庆宽回到上海后，并没有及时返京复命。直到9月20日（八月十六日）总理衙门发电催促，他们才于10月9日回到北京。
1899年10月11日，刘学询、庆宽向总理衙门递交了《问答各词》《商务日记》各一件，庆宽还单独递交了《说折》。15日，总理衙门将之上奏给慈禧太后。这些访日报告连同总理衙门的奏折现都收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至于他们的《商务日记》，刘学询后来还以个人的名义在上海刊刻了。
刘学询、庆宽递交的这些访日报告，充分反映了他们一行在日本受到的超规格的热情接待，他们由此感受到了日本的亲善与友好，支持与日本进一步发展关系。他们并不知道山县有朋在《意见书》中提出的基本方针，甚至也未觉察。他们看不清日本亲善态度下实施攻击的目标与方向。因为教学的需要，我多次阅读刘、庆的访日报告，那种不安的感受一次次在重复：他们不太像是清朝派往日本的高规格的特使，有点像是山县有朋、伊藤博文、青木周藏派回清朝的鹦鹉学舌般的说客。
以下选录几段刘学询、庆宽的访日报告，看看他们对于日本、近代国际关系甚至中国传统文化诸方面的知识水准。刘学询、庆宽的《问答各词》，上报了他们与日本天皇、前首相伊藤博文、外相青木周藏、陆相桂太郎、外务次官高平小五郎觐见或会见时的谈话记录。在这些谈话记录中，我以为最为重要的是与伊藤博文谈话的记录，他以在野的身份，意思可以讲得很清楚，且可不担负具体的政府责任。以下引用该记录的前三段，也是伊藤谈话记录中最为重要的内容。
第一段记录言及戊戌变法：
伊藤曰：维新殊不易言，敝国未变政之初，我等先游历外洋，逐细考查，取其良法善意，归而互相比较，始议改革旧政。而守旧者未明时局，阻挠尚多，我等随时劝导，告以法久必敝，政贵因时，非改变不能自强，非自强不能保国。若斤斤然徒事成法，置国家安危于不顾，殊非忠臣谋国之道。久之，此理渐明，上下一心，始有今日。闻贵国上年有意维新，而守旧者不愿，确否。
答曰：我朝定鼎二百余年，海疆无事，从无敌国外患之虞。道光以还，乃有发、捻之乱，英法之偪，大局遂为一变。同治光绪两朝，天子冲龄，皇太后垂帘听政，削平六难，和辑邦交，海内殷殷望治，实为中兴圣母者。论讲求新法，施诸实政，尚在贵国明治以前。如用戈登，任赫德，设译署，遣使臣，置船政，选学生出洋肄业，开江南军械制造局，立海军，筑船坞，以及商轮、商电、纺纱、绩布、开矿、铁路等事，未尝不取法泰西。无如风气初开，任事者未尽得人，利少弊多，致为人所借口。原其故，多由事前未尽考查，故事后难收实效。非我国家无心求治，臣工有意阻挠，现在皇太后、皇上蒿目时艰，深维大局，以贵国本有辅车之谊，特遣通聘联好，与寻常遣使不同。此望两国共泯猜嫌，互求裨益，诚亚洲大幸。至上年八月以后日报谣传康、梁两逆系因维新获罪，此皆乱党捏造，欲以掩盖逆迹，攘窃美名，其实朝廷诛殛乱臣，并非仇视新法。贵大臣为当代贤豪，必能察其是非，辨其奸伪。
伊藤的用意是非常清楚的，是劝导变法，但刘学询、庆宽的答词却是让人怀疑的，如此不惜言词地为慈禧太后辩护，大肆评功摆好，似无此必要。从整个《问答各词》来看，是刘、庆最长的一段答词。以我个人读后的感觉，这些话似乎不是向伊藤说的，而是向慈禧太后表白：我们在日本是帮着太后说话的。
接下来的对话是：
伊藤曰：去年在我北京，曾晤康、梁一面，后逃至敝国，我贻书贵国政府，告以限于公法，非故意容留。旋获复书，以康久留，终碍睦谊，我遂设法遣去，今在英京。贵国现在皇太后、皇上既深明联好之道，共筹御侮之方，可为两国臣民欣幸。第中国势处危急，情形与从前不同。欧洲群雄曩因有事于非洲，未遑他顾。近日俄有东下之势，机牙全露，局外寒心。而当局者尚执而不悟，各国不得不自为计，瓜分之议由此而起。上年英提督贝斯福之来，本有深意。出北京遍谒疆吏，屡进忠告，卒无成说。归途东来，就我论贵国事，爱莫能助，相与咨嗟太息。贝斯福属我寄书英政府，英政府屡言瓜分中国为非计，尽力助中国自强，庶不失为自主之国。此则我区区之心。
答曰：贵大臣顾全大局，笃念邻封，令人钦佩。不识力助中国自强，策将奚先。
伊藤接过康、梁的话头，表明了日本政府的立场，随即便攻击俄国。他即以“瓜分”为由头，离间中俄同盟关系，尽管日本已经做好了随时参与瓜分的准备。“欧洲群雄曩因有事于非洲，未遑他顾”一句，说的是1885—1900年英国、法国、葡萄牙、西班牙、德国等国在非洲的扩张，非洲此时已大体瓜分完毕。英国和日本对华抱有更大的野心，不希望俄、德、法（尤其是俄）在华获得太多。贝斯福（LordCharlesBeresford，1846—1919），时为英国海军少将、国会议员。1898年，他曾到中国访问三个多月，“考察商务”，并与清朝中央和地方的高层官员多有交谈；此后他到达日本，与伊藤博文政界人士也有交谈。1英、日双方对俄国等国在华的扩张表示担心。刘、庆没有对此作出反应，而是向伊藤讨教“自强”的方法。
双方的对话继续：
伊藤曰：一急治兵。贵国兵额虽多，殊不足恃。其故因于人各一军，军各一法，学制训练新旧参半，而老成宿将泥守陈道，不知改步，只能御内匪，不能敌外人。宜分南北练两大军，而派大臣节制之。京师设武备大学堂，仿我国陆军士官学校章程，教战士官，分等管带，黜陟调遣，权自上操，乃能号令整齐，呼应灵捷，是无外重内轻之患。一急理财。贵国物产富饶，本非贫瘠，版图户口比我国数逾十倍。而户部进款近竟不及我国，大抵官失其信，民恤其私，故不肯输诚以顾国家之急，宜整顿商务，收回人心，照我国设一总银行于京师，经理国中存储，出纳一切财政，俟上下官商联为一气，遇有军务公债、营业公债，可不必借资外人，免授外人以柄。有日本银行办法章程可以查考。惟二者虽有成法，无人则不行，又宜仿我国明治初年任用客卿之例，各置顾问官，相与讲求部置，而大权仍归自主，便无喧宾夺主之嫌。
答曰：学询管见亦以练兵宜先筹饷，上年条陈当道，请行保商之政，而推本于立商部、置商官，定商律，使官商共守，庶可以收实效。就我国厘税而论，一转移间可得巨款，前者李合肥相国议加税，而英以厘金辞。诚使官商一气，裁厘金改为落地捐，归各业各属商会总缴，既杜中饱，又省虚糜，国家岁入必陡增七八千万，改厘捐而加关税，英必无词。照值百抽十之数，又可岁增二千余万，以此筹款，上下交益，决其不难。而我国库储不足之故，一则轻徭薄赋，不忍苛敛民间，二则度支浩繁，而岁入止有此数，三则官商隔绝，每遇公债，不得不称贷外人，而利权因之坐失。如贵大臣言，当照条陈以备政府采择。
伊藤直接说出了日本的要求：一是整顿陆军，仿照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建立军校；二是整顿财政，按照日本银行的章程设立清朝的国家银行。最关键的是，这两项改革应在日本的指导下进行，即“各置顾问官”。除山县有朋的《意见书》之外，我还看不到日本政府对于此次访问的内部预案；但我似乎感觉到，伊藤的这两项要求很可能是日方内部商定的“扩充利益线”的具体内容。在刘学询、庆宽访日之前，即1898年，日本已在谋求“日清提携”下的清朝陆军改革，伊藤博文和前任驻华陆军武官神尾光臣、参谋本部部员宇都宫太郎等人都到中国进行游说活动。
此次刘、庆访日期间，不仅伊藤提出过，外务大臣青木周藏、陆军大臣桂太郎谈话中都有相关的内容，并邀请刘、庆参观了陆军东京兵工厂和陆军士官学校。我不太清楚在刘、庆访日之前，日本有没有提出过“日清提携”下的清朝金融改革的设想，但从刘、庆访问活动安排中可见，银行是一大考察项目。除了三井银行、台湾银行、横滨正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日本银行以总裁山本达雄亲自出面接见，并让他们参观该行各部门及金库。更具目标性的活动安排是，让刘、庆参观了日本政府的印钞厂和三井下属的印钞纸造纸厂。对于伊藤博文的两项要求，刘学询、庆宽的回复是完全不得要领。他们所谈的改厘金、增关税和发行国内债券等内容，很可能没有与总理衙门商量过。
根据刘学询、庆宽的《商务日记》，1899年7月20日，伊藤博文与刘、庆在居住的酒店楼上会面，从下午三点开始，至七点一刻结束；8月29日，刘、庆谒伊藤话别，“约钟许，始出”。据此，他们的谈话时间超过五小时，但刘、庆的《问答节略》对此仅有约2200字记录，不是那么详细的。
再来看日本外相青木周藏的谈话记录，其言辞更加明确地直指俄国：
青木曰：……昨北京密报，君等此行，大臣中亦多不合，纠众弹劾，其势汹汹，事为外闻，颇触俄忌。□两国聘问，事所恒有，本不能干预，然为将来合力御侮计，一有猜忌，虑多棘手。此时不得不密与图维。
答曰：某等力小任重，易招谤忌，且事机既密，形迹深秘，更足动局外之疑。此幸遭际圣明，此事上赖皇太后、皇上主持，下仗庆王擘画，乃不为群议所沮。
青木曰：贵国大臣中如李中堂深知中外，更事亦多。本大臣前任德使时相遇于柏灵，与谈时局，极承推许。
答曰：李中堂老成谋国，闻于此举极以为然。
青木曰：此番联好，出自宸断，可为大局庆贺。但以今日时局危迫，至于此极。贵国始翻然变计，本大臣转为惋惜，恨其太迟。
答曰：从前彼此失好，多误于浮言，海外情形我政府又未尽悉。甲午之役，三国出面干预，胶州一让，要索更多。推原祸本，未尝不由阋墙而召外侮。中国安危，关系亚洲全局，贵国亦当同于休戚。
青木曰：本大臣关怀中国已数十年，前宦德京，后归我国，每遇贵国公使，无不以永坚和好，合力共守，勿以朝鲜小故酿成大祸，贻东亚忧，开诚相告，属其上陈久之。贵国似仍无所闻，卒至决裂。今闻君言，海外情形，政府未悉，诚非虚语。俄自辽东执言阻我防守，势遂张于北方，哥萨克士兵纵横满洲，西伯利之路思接北京，至旅大事起，兴船坞，运兵械，舁置炮火，添备战船，聚众已八万余人，其意将欲何为，贵国亦应省觉。况辽沈乃龙兴土地，岂容沦陷外人。我非筮仕贵国，然闻外人要割中国土地，则如剥肤之痛，寝食不安，实由利害所关，故亦情不自禁。我国君臣无日不以亚洲大局为念，年来水陆兵备并加整顿，设遇敌兵二三十万尚不足惧。倘敌至吾境，则民尽为兵，亦不能长驱直入，是我国自守之计已属完密。再与贵国一气相联，全力共守，则亚东之局自保。论中国边防，俄在北，法在南，然法尚不足忧，俄则实为可虑。中国宜赶练陆师三十万，以二十万扼守北方，驻十万于扬子江，策应南北，乃能自立。本大臣办外交二十余年，深知其情。当此之时，贵国或以百万之俸聘我为总署客卿，我不敢往。倘贵国练有三十万精兵，能战能守，即以我国半俸相召，我亦乐从。盖办外交而无兵力济之，公法亦属空言，断难据此争胜。
答曰：我国亦知俄居心叵测，辽沈宜防，故荣相主练兵，刚相主筹饷，朝廷必极倚赖。
青木曰：练兵、筹款章程，我国按西法，亦有损益。宜细查考今日西国，既联交好，不同恒泛，若有借助，必能代劳。昨奉我国大皇帝面谕，贵国来电改由外务大臣转呈，归国之日望为奏明。
答曰：一一如命。语毕遂出。
刘学询、庆宽的访日，当时已遭到御史张荀鹤、胡孚宸的非议，其中胡孚宸的奏折中确有“臣又闻，十八日（7月25日）俄公使对总署大臣言及此事，颇为不平，愤愤之心，形于词色”一句。胡折上于7月29日，青木8月5日就能收到情报，可见日本情报工作之彻底（刘、庆此时肯定对此不知情）。最新的研究显示，日本驻北京公使馆在清朝军机处或方略馆收买了内奸，定期提供军机处最高等级的内部奏报。
青木周藏以“俄忌”为由头，称之“不能干预”，言辞中稍稍涉及当时亲俄的李鸿章，颇见心计。从整个记录来看，青木成了刘、庆的导师，耳提面命；刘、庆有如青木的私仆，唯唯诺诺。俄国本是日本的对手，青木将之称为清朝最大的威胁，让清朝练兵三十万，与日本“一气相联，全力共守”。尽管清朝内部似乎从未有人提出过以“百万之俸”聘青木为总理衙门的“客卿”，但他却自豪地宣称，若听从他的计谋，可以降到“半俸”。青木最后提到“练兵、筹款”两项，又称“若有借助，必能代劳”，与伊藤博文的劝词是相同的。至于日本天皇的“面谕”，则是直接否定了清朝建立最高一层热线的提议。
根据刘学询、庆宽的《商务日记》，7月18日，他们与清朝公使李盛铎往外务省拜会青木周藏外相，“谈论时局甚久”；29日下午六点，与李盛铎往“上二町十五番”赴青木之宴，“与论亚洲时局甚详，至十二点始归”；8月6日，由小田切万寿之助来约，刘、庆赴青木邸宅，从下午六点“夜谈至一钟始归”。三次谈话的时间，超过十三个小时，刘、庆《问答节略》只记录了第三次即8月6日的见面，且只有以上千余字的内容。
《问答各词》《商务日记》虽说是以刘学询、庆宽两人的名义上呈，但毕竟是刘学询主稿的，庆宽为了能够有更好的自我表现，以引起慈禧太后的关注，还单衔另上《说折》。与只是记录、不加评论的《问答各词》《商务日记》大不相同，《说折》更多是庆宽的建策。
庆宽《说折》的前半部分，是在《问答各词》之外，另外录下“所有日本大臣另行面告奴才之语，暨大臣遣友传告各语”，并加上了自己的评论，以“伏乞慈鉴”。共有七条，第一条最为重要。庆宽称：
日本外部大臣青木周藏及侯爵伊藤博文面告云：敝国自强之法，在整顿财赋、学校、练兵、制造、商务各大端，皆由欧洲各国考查而得，二十余年心血，将弊病横行剔尽。今虽蒸蒸日上，然尚有未能尽善之处。从前曾向贵国钦使说过，贵国政事若不变通，目前虑有战事。该大臣置若罔闻，遂误事机。现在东方时局可畏至急，再不即时振作，诚恐大变猝来，讲求更不易也。况两国唇齿相依，非彼此富强，不能保全东方大局。理财、练兵各事，切不可再缓。此次二位既来考查，万不得敷衍塞责，切要回国请庆亲王切实奏明，将应办之法，实时仿照举行，力求自强。他国闻知，必能敛迹畏惧也。
奴才访得逋逆孙文，时于新、旧金山及南洋各处勾结匪党，煽惑人心，敛钱设会。近日时常盘聚日本，联络商民，与王照、梁启超等往来勾结，立会摇惑等事。并倚日本壮士党为声恃，大隈伯爵、犬养为护符。并闻伊藤虽不同党，于该匪等亦有羁縻之意。又传闻孙逆于春间改换西服，游历长江一带，并勾结山东、湖南、四川会匪谋为不宄。谣言之甚者，谓内外勾结不下四五十万人。传言虽无实据，然内而各省，外而各国皆有所闻，究亦不可不防。
谨案青木、伊藤告语谆谆，意殊迫切。熟察词气之间，冒昧揆度，若我国毫无举动，恐日本以我无自强之望，即当另谋他策，似有将用康、梁、孙文之意。
以上段落是我分的。第一段是引青木周藏和伊藤博文的说法，说明了“大变猝来”，也说明了“理财、练兵各事”，言词中颇有教训之意。第二段是庆宽的观察，说明了日本各界尤其是政界与孙中山、王照、梁启超的特殊关系，大隈重信、犬养毅、伊藤博文等人对这些反清分子“亦有羁縻之意”。第三段是庆宽的结论，即清朝若不及时改革，日本（尤其是伊藤、青木）将会换马，转向支持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以改变中国的政治格局。庆宽不知是根据何种逻辑得出这一结论的。日本政界诸要人利用浪人或社会组织，联络或资助中国革命党人或反政府人士，是其插手清朝内政、操控东亚各国政治格局的一贯做法。若真要更换政府，日本当时根本还不具备这一能力，且须受到各国的制约。庆宽将伊藤等人奉为可以操纵中国政局的主人，如此“伏乞慈鉴”，还真不知道慈禧太后看到此语时又将作何感想！
庆宽《说折》的后半部分是《敬陈管见六端》，提出其改革方案六项：学校、财赋、军政、商务、农工、警察，大谈日本“经验”，要求派大员到日本考察“六大政”。我看了之后，感觉很可能是庆宽找人代笔的，所有的言论都是上海等地的报刊上经常谈到的，不去日本也是可以随便谈谈的。我这里选第一项“学校”为例，看看庆宽的知识水准：
一、整顿学校。由家塾、党庠以至国学，此小、中、大学之阶级。由离经辨志以至大成，此限年卒业之课程。两国学堂之法，皆吾三代以来之学制，初非新政。近世教化不广，人才不盛，由于学臣失职，学非所用之故，广设学堂所以救学堂之弊也。
日本凡国民年届六岁，应进寻常小学，凡四年毕业；再进高等小学，凡四年毕业；再进高等中学，凡五年毕业。勿论贫富贵贱子弟，必须进此小、中两学，所谓国民必须之学，又即所谓普通学也。普通学毕，则进高等学校，讲习专科。四年毕业后，进大学。又四年，毕业授为学士。其各学校教科之书，皆由文部核定。师所教，教是书，弟所读，读是书。故其国人无不学，学无异趋，上者政君泽民，下者亦必明忠孝之大义，有治生之学业。
中国仿设学堂，自天津始，由是而湖北、上海、江宁、浙江、安徽、京师继之。晨星落落，弦诵声稀，比之日本不啻沧海一粟。且人自为教，无一定之书，小学未兴，遽言高等，遽设大学，弊在于致速。惟上海轮船、电报两局众商捐办之南洋公学，循序渐进，略具规模。乃自上年八月以后，中外官绅，妄测朝廷意旨，兴学一事，动色相戒。近来刚毅因撙节经费，奏撤江宁学堂，日本之人，群目为不祥。西人訾议，亦率如此。
环球各国，皆以教化为立国之根，自强之基础。波兰、印度之广土众民，以无教化而速亡；瑞士、瑞典之弹丸小国，以有教化而长存。有国有家者，不可不深长思也。
以上段落是我分的。庆宽所论，就其大方向来说，是正确的，若细究其内容，却多有错误。第一段称“学堂办法”是中国“三代（夏、商、周）以来之学制”即大误。近代教育是一个知识体系的教育，小、中、大学与三代的家塾、党庠、国学是不同的，且三代的教育制度多见于古文经，尤其是《周礼》，其真实情况是不太清楚的。中国（或日本）没有直接走向近代教育，非为“学臣失职”所致。第二段讲日本的国民教育与普通教育制度，强调其最终效果是培养出“政君泽民”的“上者”和“明忠孝大义”有“治生之业”的“下者”，这些虽然是明治教育的主要目的，但并不是唯一目的，没有谈到“求知识于世界”的教学内容。“政君泽民”是志向，能否做到，则要靠其知识。第三段讲到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这种从天津到湖北的传播路线不知庆宽得知于何方。“小学未兴，遽言高等，遽设大学”，实际上是讲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悖论。第四段说的是教育的重要性，然而波兰、印度并非因教育不良而亡国，瑞士、瑞典亦非因教育优良而长存。根据刘学询、庆宽的《商务日记》，他们并没有考察日本的教育，也没有参观过日本的大、中、小学。若以庆宽的上述思想来兴办近代教育，与日本明治时期教育发展经验，只有形似而不得其要领。
在刘学询、庆宽的访日报告中，让我读之最为兴趣盎然的，是关于日本银行金库的描述，《商务日记》记曰：
……复引观地库。周围砌石，以石镶地，小铁轨使于运送，并设有发电机器，燃灯送风，皆由电机发动。
虽在地室中，无黑暗潮湿之虞。库凡十有三库。门置锁钥两重，外重有设一时表者，某时启库必用某钥乃能启之，易他钥不能启也。启时，内有监掣，外有护兵；启闭后，封志其上。防弊之法，至严密矣。是日，尽启其库，逐一引看。就金钱而论，库存六千七百余万，据云合分行库储，共存一万三千余万，钞票即依此数行用。旋出库外，查看四围，周以小渠，宽仅数尺，而深逾寻丈。遇不测，则开机器灌渠，使库宛在水中，莫之能为……
文词中可见其惊异的神态，有如儿童观看西洋景。时任中国第一家商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董事的刘学询，向日本银行总裁山本达雄询问该行的造价，答曰：“筑造银行工本约一百五十余万。”曾任内务府银库员外郎的庆宽，至此又会有什么想法？那座管着清朝皇室用度的库房，留下了种种“库丁谷道”的不洁传说。这位超期任职的银库官员，给自已挣下了宝禅寺胡同（今北京西城宝产胡同）一处严重逾制的“共计灰瓦房一百八十二间半”的大宅，也在民间留下了“房新树小画不古，此人必是内务府”的看房经验。
尽管山本达雄总裁告知“一切度支，均归本银行司其出纳，大藏省专主会计而已”，庆宽的《敬陈管见六端》也说明了其财政改革的设计，有“钱币”“纸币”“银行”“租税”四项，但他们似乎没有想到，中国若是按照西方的样式建立国家银行，发行其通货，设置其金库，原来庞大的由户部银库、内务府银库、各省藩库组成的用于纳入、保存和支放实银的库藏体系，将因丧失功能而会完全消失，变成户部、内务府、各省布政使司在国家银行上的一个个账户。
详细阅读山县有朋《意见书》，再详细阅读刘学询、庆宽访日报告，我个人突出的感受是，双方在国际关系观念、处理国际关系手段以及政治、经济诸多学识上存在着的巨大落差。这些都是知识的差距。
也正是如此，刘学询、庆宽使日的第二年，1900年，中国北方爆发了义和团的反叛。民众的反抗自可视为利益上的以牙还牙，反抗方式的愚昧却是近代教育的欠账；颟顸的清朝王公们竟然相信能降妖伏魔的“神兵神将”，亲眼查验“刀枪不入”的神功。这些仍表现出知识的差距。从6月21日清朝发布宣战诏书，到8月15日慈禧太后、光绪帝逃出北京城，时间仅仅是55天。8月28日，俄、日、英、美、法、德、意大利、奥匈帝国八国联军共计3170人在紫禁城举行阅兵式——从大清门进入，沿中轴线，入天安门、端门、午门，穿越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出神武门，整个过程奏乐鸣炮，前后历时一个小时。1紫禁城的中轴线，仅供皇帝、皇后、皇太后使用，而八国联军的铁蹄亵渎着大清帝国最神圣的象征。到了这个时候，日本及侵华列强，还真有本事可以决定慈禧太后的政治命运。
五、知识的吸取与生产
中华民族是富有智慧的民族。中国历来就是知识的生产大国。中国不是没有知识人，中国历史上有不可计数的著述——思想、历史、地理、经济、政治、诗歌、艺术……乃至古代科技。对于境外的知识，中国史籍中亦有相当多的著述，周边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揭秘，仍须依赖着中文的记载。最为著名的事例是吴哥窟，曾被森林覆盖数百年，法国人考古发现的重要文献依据，是元代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约1296年）。
自15世纪中后期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不再依赖传统的地中海航线，而是在大西洋分头向东、向西航行起，人类进入了大航海时代，也就是全球化时代——随着投资的暴利和掠夺物的丰盈，关于海洋、地理、天文、生物、矿产等各方面知识急速增加；随着荷兰、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加入全球扩张，国际关系的游戏规则也由此建立起来；文艺复兴运动促发了人文精神的弘扬，教会与教士不再是主要的知识拥有者和生产者，诸如英国皇家学会（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for Improving Natural Knowledge）、法兰西学术院（Acade？mie Franc？aise）、圣彼得堡（俄罗斯）科学院等各种科学机构与科研组织，也在英、法、俄等许多国家建立起来，传统的大学也开始向近代大学转型，知识的形式、内容与体系大为改观。
中国人在大航海时代曾有郑和下西洋的壮举，福建“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自然环境使得那里的人们到海上去讨生活，然而，明清两代政府并没有将海洋当作发展的方向。明清两代持续改进、止于至善的科举制度，又使得读书人关心的是传统学说（主要是儒学）及其在当时的运用。教育是为科举服务的，读书人所读之书是世代相传的。中国传统的士大夫（主要是儒学者）非常注意留下自己的著作，尤其是诗作，对于外部知识，属于“蛮夷”体系，他们是不那么关心的——尽管葡萄牙人、荷兰人、西班牙人、英国人、法国人的舰船一拨拨地到来，尽管耶稣会、方济格会、多明我会和新教的传教士一拨拨地到来……
1793年马戛尔尼来华时，清朝与英国之间的贸易量已达到相当高的数量，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双方的主要差距在于知识。此后清朝虽然过了近半个世纪比较太平的日子，但知识的差距越拉越大。再往后，清朝在军事上败于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之役）、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在外交上败于英国、俄国、法国、日本和德国，牺牲了许多生命，损失了重大权益，付出了巨额赔款，割让了大片土地。如果细究其中多次失败原因，最主要的因素之一是知识的差距。这些都是血肉、利益、金钱、疆域换来的教训。
1899年刘学询、庆宽使日时，是日本明治维新的第三十二个年头。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1853年，美国军舰开到了东京湾。当时的日本，在知识上与清朝相差无多。1868年，明治天皇发布“五条誓言”，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是第五条，“求知识于世界”（青木周藏于这一年到德国去留学）。1871年日本派出岩仓具视使团，访问十二个国家，历时一年又十个月（伊藤博文担任使团副使）。由此开始，日本与清朝在知识上拉开了差距。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刘学询、庆宽在知识上根本不是伊藤博文、青木周藏的对手。
情况又由此开始变化。
八国联军之役后，1901年，清朝的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开始注意外部知识的学习，培养并招募职业外交官。再过十年，到了北洋政府时期，这批外交官开始崭露头角，在国家实力非常弱小的情况下，进行着非常有活力的外交。当时的中国虽然贫穷落后，但在新的教育制度（包括留学制度）下，他们掌握的知识（尤其是外部知识）正在迅速扩充。北洋政府的外交官在知识上已经不输于列强，尽管在情报搜集与分析能力还有不小的差距。这就是唐启华教授在《北洋修约史》和《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两部重要著作中所展示出来的让人激奋的进步。
外部知识的学习、掌握和生产，意义重大。尽管这类外交史、政治史的研究现在不那么被看好，也经常处于窘境，但这个国家和里面的人们，仍然是需要外部知识的。我们坚定地相信，做这一行是绝对有价值的。我们之所以会这么说，有充足的理由：中华民族若要充满自信地巍然站立于世界列强之廷，即加入“大国俱乐部”，须得大量地吸取和生产各类知识，尤其是外部知识，不能也不该再有这般知识的差距。
谢选骏指出：人说“知识的差距——从马戛尔尼使华到刘学询、庆宽使日说起”；我看“知识的差距形成殖民主义”。这是从积极的方面去看待“殖民主义历史的终结”。
【68、二战惨胜之后法国就陷入了神经症状——法国人和中国人谁更可悲】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Capitalisme et Schizophrénie）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是法国哲学家吉尔·德勒兹和法国心理学家皮埃尔-菲利克斯·伽塔利合著的一部哲学理论书籍，共两卷。它的第一卷《反俄狄浦斯》出版于1972年，第二卷《千高原》出版于1980年。德勒兹的英文译者布莱恩·玛斯素美在发现这两本书各自的发音、内容和构成都大不相同。
《反俄狄浦斯》出版于1972年，在这部书中德勒兹与伽塔利进行了他们的第一步：提出至关重要精神分裂分析来对抗并批判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所提出的精神分析，并进行了一些其他的工作。
《千高原》出版于1980年，在这部书中，德勒兹与伽塔利不再和《反俄狄浦斯》一样局限于人文领域，而是将根茎延伸到诸多学科之中：物理学，语言学，地质学……等等等等，它将外延自《反俄狄浦斯》的解域之线全面推展而出。
如果说卡夫卡是官僚体制的最伟大的理论家，这是因为他揭示了，在某个层次之上，办公室之间的屏障不再是“明确的分界线”，而是陷入一个分子性的环境之中——这个环境在瓦解着它们的同时也使得领导自身在微观——形象之中不断增殖和扩散。
劳动者是全然赤裸地出生的，而资本家则是“穿着衣服”出生的——独立的业主。这样，我们就遗漏了那赋予劳动者和资本家以此形式的事物，因为，它是以不同的生产方式进行运作的。这样一种暴力，它呈现为已经完成了的，尽管它们每一天都在被重新激活。
关于游牧民，我们可以说——正如汤因比所启示的：他们不运动。他们之所以是游牧民，正是由于具有不运动，不迁移的力量，他们能够占据一个平滑空间，并拒绝离开它，而一旦离开了它，那只是为了征服和死亡。
内容提要
作为《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的续作，《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将前作《反一俄狄浦斯》中已然肇始的思想实验向更为开放而宽广的领域推进：地质学、生物学、史学、神话学、数学，等等，都成为真正的思想——“根茎”的蔓生之地。而盘踞于传统思想模式中的种种“层”、“编码”、“超越性平面”、“纹理化空间”等，则伴随着这场激动人心的实验进程而渐次烟消云散。全书散布着一座座流播强度的“高原”，而多元性、异质性的连接则成为它们之间彼此沟通的横贯线。但在乱花迷人眼的表象之下，全书却流淌着纯正的哲学血液，因为它所致力于的正是德勒兹一以贯之的信念：哲学，就是概念的创造，就是新思想方式的创生。——摘自本书封底
吉尔·德勒兹（1925.01.18-1995.11.04）是二十世纪晚期的一位法国哲学家。他写过不少哲学、文学、电影和美术方面的著作。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两卷本的《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德勒兹还曾协助创立了现代尼采后现代主义。
皮埃尔-菲利克斯·加塔利（1930.04.30-1992.08.29）是一位重要的后结构主义哲学家。他与吉尔·德勒兹合作，以家庭作为出发点攻击资本主义，因为他们认为家庭是压抑的关键来源。他们既尝试着消解，同时又在运用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理论。
目录
Contents
代序：概念何为？ （玛斯素美）
前言
1．导论：根茎
根，侧根和根茎。一书的问题。——“一”与“多”。树与根茎。——地理方向，东方，西方，美国。——树的危害何为高原？
2．1914年：一匹还是许多匹狼？
神经官能症与精神病。为了一种多元体的理论。集群。——无意识与分子
3.公元前10.000年：道德的谱系学（地球把自己当作什么？）层。——双重连接（节段性）。——什么构成了一个层的统性。环境。一个层所具有的多样性：形式和实体，外层和准层。内容和表达。——抽象机器与配置：它们的相对照的状态。——元层
4．1923年11月20日：语言学的公设
口令。——间接话语。——口令，行动，非实体的转化。——日期。内容和表达：二者各自所拥有的变量。——配置的不同方面。——常量，变量和连续流变。音乐。——风格。——强势和弱势。——生成。死亡与逃逸，形象和变形
5．公元前587年-公元70年：论几种符号的机制
专制的能指机制。激情性的主观机制。两种谵妄和精神病学的问题。犹太民族的古代史。逃逸线和先知。面容，变向，背叛。书。——主观性的系统：意识和激情，对子。——家庭争端和办公室的争端。冗余。解域的形象。——抽象机器和构图。生成性的，转化性的，构图性的，机器性的
6．1947年11月28日：怎样将自身形成为一个无器官的身体？
无器官的身体和波，强度。——卵。受虐狂，风雅之爱，道。——层与容贯的平面。——安东尼·阿尔托。审慎的艺术。——三种身体的问题。——欲望，平面，选择和构成
7．元年：颜貌
白墙，黑洞。——颜貌的抽象机器。——肉体，头部和面容。面容和风景。——骑士传奇。——解域的定理。——面容的社会功能。——面容和基督。——面容的两种形象：正面与侧面，变向。——瓦解面容
8．1874年：三则短篇小说，或“发生了什么？”
短篇小说与故事：秘密。三条线。——中断，裂痕，断裂。——对偶，对子，秘密集群
9．1933年：微观政治和节段性
原始的和文明的节段性。——克分子和分子。——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一节段化的线，量子流。——加布里埃尔·塔尔德。——群众和阶级。——抽象机器：突变和超编码。——何为一个权力中心？——三条线及其各自的危险。——恐惧，清晰，权力，死亡
10．1730年：生成-强度，生成-动物，生成-难以感知
生成。——巫术的三个方面：多元体；异常者或局外人；转型。——个别化和个别体：傍晚五点钟。——经度，纬度，和稳定性的平面。——两种平面，或平面的两种概念。——生成女人，生成儿童，生成动物，生成一分子：领域。——生成-难以感知。分子性的感知。——秘密。——强势性，弱势性，弱势群。弱势群的特征和生成的不对称性：双重一生成。一点和线，记忆和生成。——生成及阻碍。——点状系统和多线性的系统之间的对立。·音乐，绘画和生成。——迭奏曲。——续谈解域的定理。生成对抗模仿
11．1837年：迭奏曲
在黑暗之中，在家，朝向世界。——环境和节奏。——布告和界域。作为风格的表达：节奏的面容，旋律的风景。——鸟之歌。界域性，——配置和交互配置。——界域和疆土，故乡容贾眭的问题。——机器性的配置和抽象机器。古典主义和环境。浪漫主义，界域，疆土，民族。——现代艺术和宁宙。形式和实体，力与质料。——音乐和迭奏曲，宏大的和小型的迭奏曲
12．1227年——论游牧学：战争机器
国家的两极。战争机器的不可还原性和外在性。——战争的人。——弱势和强势：弱势科学。——身体和身体的精神。思想，国家和游牧学。——第一个方面：战争机器和游牧空间。——宗教。东方，西方和国家。——第二个方面：战争机器和人的构成，游牧之数。——第三个方面：战争机器和游牧情状。自由活动和劳动。——配置的本性：工具和符号，武器和首饰。——冶金，巡游和游牧。——机器系和技术的谱系。——平滑空间，层化空间，穿孔空 间。战争机器和战争：关联的复杂性
13．公元前7000年：捕获装置
旧石器时代的国家。——原始群体，城镇，国家和世界组织。——预期，防备。——“最末者”的意义（边际主义）。交易和储备。——捕获：土地所有权（地租），税收（赋税），公共工程（利润）。——暴力的问题。——国家的形式，法律的三个时期。资本主义和国家——征服和役使。公理系统及其问题
14．1440年：平滑与纹理化
技术的模型（纺织）。——音乐的模型。——海洋的模型。——数学模型（多元体）。——物理模型。——美学模型（游牧艺术）
15．结论：具体的规则与抽象的机器
本站简评
Brief comment
世界上大概只有两个人能完全把握“千高原”的全部，当然就是本书的两位作者，可惜他们都已作古多年。他们要是再长寿些就好了，这样就有时间对自己发明的一堆概念展开充分描述，而且最好是重复的、多角度的。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的理论学说看上去本来就比较晦涩，加上这些思想家似乎从来就没有很好地统一过口径，旁观者除非盯着少数几个人的理论深入领会，否则总有晕头转向的时候。
就比如这本书，说起来质量不可谓不高，但就是找不到多少评论文章。我想大家肯定不是不知道这个D&G组合，甚至对他们评价还都不算低，可是真正读通的人太少，也就没有多少人胆敢妄加评判了。事实上此书具有相当完备的框架结构，从基本概念到理论自证应有尽有，似乎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哲学语言，读者需要深刻领会其基本原理才能掌握认识世界的新方法。正因如此，速读难以取得理想效果。其实只要浏览目录就能知道本书内容有多庞杂，许多标题看了也不 想不出它会讲些什么，更无法将它们穿越七百页跨度联系在一起。两位作者花了七年时间才完成此书，估计翻来覆去修改过不少遍吧。
有一个问题是我个人体会比较明显的，那就是本书虽然理论起点很明显，但终点在哪里始终不得而知。理论指向哪个方向，终极目标为何物，离结束还有多远，抑或已经结束数次并且又重新开始，读者心里没数，容易产生阅读恐慌。
这里就不对那些概念一一列举了，相信绝大多数人最看重的是开篇讲到的“根茎”一词。它是D&G世界的开始，而且符合我的“高中以下”原则——概念名词应尽量选用高中及以前通识教育阶段学到的词汇。对“根茎”的认识可以借助生活经验， 加之通常人们还能依稀回想起少年时代背诵的初级植物学知识，所以它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作者在介绍了“根茎”这个概念后，就身体力行，在整本书的布局谋篇上把“根茎”贯彻得极其彻底，因此给读者带来了强烈的新鲜感。
不过有多少新鲜感便会有多少困惑，大家既可以简单地翻到目录，指着那堆因阿拉伯数字排序才联系在一起的语言片段，形象地解释“根茎”的特殊结构，更会因其中大量的新词汇而怀疑“根茎”的可靠性——如此多的词汇是否说明“根茎”结构仅是对真实世界的附会，其实并无必要。不过本人倒不这么认为，作者态度严肃，行文严谨，没有哗众取宠的意图。故本书貌似惊世骇俗，但总体仍较踏实可信。而语言碎片化是很多“后XX”理论的共同特征，本书已经尽可能地对碎片进行了再整合，而且非常符合自己的理论逻辑，并不做作。
若问书中有何易读的部分，倒还真能找到。博学的D&G使用的概念名词广泛来源于科学、地理、历史、艺术等领域，但大多都很形象化，例如“平滑空间”、“纹理化”，它们令读者脑中不会空无一物。而中文版《译后记》更是包含了“感谢岳父岳母”之类平易近人的语句，没有理由不读。
《反俄狄普斯：资本主义和精神分裂症（节录）》
吉尔斯·德鲁兹
弗里克斯·瓜塔里
译者：德平
吉尔·路易·勒内·德勒兹（Gilles Louis Rene Deleuze，法国作家、哲学家，后现代主义的主要代表人之一。
欲望的诞生
德勒兹与《反俄狄浦斯》
它到处发挥作用，有时平稳运作，其它一些时候，则间歇性地行使其功能。它呼吸、发热、饮食。它排泄和射精。说到本我，何等的错误！它处处都是机器——真实的机器，而非比喻的机器，机器驱动其它机器，机器又被其它机器所驱动，当然具有所有必要的连接和牵引。一架官能机被插上能源机。一台产生电流，而另一台将其拦断。乳房是一架产奶的机器，嘴则是与其配接的机器。患厌食症的嘴，在几种功能之间，犹豫不决；其持有人弄不清楚它是一架吃饭的机器，一架肛门期的机器，一架说话的机器，还是一架呼吸的机器（哮喘病）。因此说，我们都是干零活的人；每个人都带着他的小机器。对一架官能机器而言，有能源机器与之配合，一直在流动和中断着。法官施莱伯感到屁股上有热光。一种太阳肛门，休息则保证其功能健全。法官施莱伯感到是某种东西在生产另一种东西，并能从理论上解释这一过程。一种东西被生产出来：是机器的效果，而不仅仅是隐喻。
较之躺在分析家睡椅上的神经病患者，外游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是更好的模特儿。这意味着呼吸新鲜的空气，与外部世界保持某种关系。例如，伦兹的溜达，就被布什纳重构过。这种室外散步，不同于伦兹发现自己和精神导师幽闭在一起的时刻。这时候，精神导师强迫他与一定宗教的上帝处于某种关系，强迫他置身于父亲和母亲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在室外散步时，他总是置身山中，处于飘零的雪花里；与其它神同在，或压根儿没有什么神，没有宗教，没有父亲或母亲，而有的只是自然。“我的父亲要什么？他能给我比这更多的东西吗？不可能。让我安静独处。各种东西都不过是一架机器。天体机器，即天空中的星星或彩虹，高山机器——所有这些都和他身体的那些部位有关。机器持续不断地轰鸣。”与各种形式的深层生命接触，让岩石、金属、水、植物拥有灵魂；象在梦里那样吞纳自然的各种成分，比如与月亮的圆缺同呼吸的花朵；这些在他看来，肯定有一种无穷的幸福感。充当一台生产叶绿素或具有光合作用的机器，或者让自己的身体作为其一部分，滑进这样的机器，由此伦兹把自身投射到人和自然区分以前，以及依据这种基础二分法确定所有座标之前的时期。他并非顺其自然，而是作为一种生产的过程生存下去。当下并不存在或是人或是自然之类的东西，而是有一种过程，它在彼者中产生此者，并将有关机器搭配起来。处处是生产机器、欲望机器、精神分裂症机器；所有的物种生命——自我与他我，外部与内部，不复具有任何意义。
鉴于已经考察了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这种漫游，那么请让我们比较一下贝克特笔下的人物在决定室外历险时所发生的情况。他们的各种步态和自我运动的方法，本身就构成一架调节良好的机器。在贝克特的作品里，存在着自行车的功能：安有自行车喇叭的机器与带有母性肛门机器之间有什么关系呢？“说到自行车和喇叭，是多么的轻松！不幸的是，我要说的不是它们，而是她，如果我的记忆没有错误的话，是她，通过屁股上的孔穴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
人们常常认为，俄迪普斯是一个容易处理的课题，一种完全明确的东西，从一开始，就“已成定论”。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俄迪普斯预设着对于欲望机器的某种异想天开的压抑。为什么它们受到压抑？为何目的？难道听命于这样的压抑，真的有必要或者称心如意？为实现这一点需要采用什么手段？什么东西应该放在俄迪普斯三角形内，建构它需要何种东西呢？自行车的喇叭和妈妈的屁股足以完成这件工作吗？难道不是有比这些更重要的问题吗？倘若已有一定的效果，那么什么样的机器能生产它呢？倘若已有一定的机器，它可能作何用途呢？例如，假定我们作刀架的一种几何描述，那么我们能猜测，刀架作何用途吗？要么还可以举另一个例子。假设面对一架完备的机器，其构成部件包括：大衣的右边口袋里的六枚石子（口袋充当石头的来源），裤子右边口袋里的五枚石子（口袋充当石头的来源），裤子左边口袋里的五枚石子（传导袋），同时，大衣上剩下的口袋承载已经处理过的石头。那么，当每一块石头向前移动一只口袋时，我们怎样才能确定这种循环分布的效果呢？这里，嘴巴也起着一种吸石机器的功能。在整个循环里，我们何处能发现产生性快乐呢？在《马龙之死》 一剧的结尾部分，裴德尔夫人把精神分裂者带出去，坐上大篷车和划艇，在自然中间野餐：一架魔鬼般的机器组装成了。“在皮肤下面，躯体是一架过热的工厂，在外面，从每一个涨裂的毛孔里，患者发光，灼热。”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竭力让自然成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一极。精神分裂症患者所经历的，无论作为个体，还是作为人类种系的一员，根本就不是自然的一个特殊方面，而是作为生产过程的自然。我们这里所谓的过程指什么呢？大概在一定的平面上，自然和工业是两种彼此迥然有别的现象：从一种角度看，工业是自然的对立面；从另一角度看，工业又从自然中提取原始材料；再从另一角度看，它可以拒绝自然，如此等等。甚至在社会内部，这种特殊的人与自然、工业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也促成了一些相对独立领域的分工，它们被称做生产、流通、消费。但总体而言，整个这种分工的平面，若从正规形成的结构这一角度考察，正如马克思所证明过的，不仅预设着资本的存在和劳动的分工，而且预设着这样一种错误的意识，即资本必然获自它本身，以及在整个过程中设想为固定不变的那些要素。就问题的本质而言，精神错乱状态中的鲜明、审慎的真理在于：不存在相对独立的领域或渠道之类的东西：生产直接就是消费，是一种无需任何中介的录制过程。录制过程和消费直接决定着生产，而它们这样做，是在生产过程本身之内。因此，每种东西都是生产：生产的生产；行动和激情的生产；录制过程的生产；流通及充当参照点的座标的生产；消费的生产；感观快乐的生产；焦虑和痛苦的生产。这是因为录制过程直接消费，直接完成，这些消费又直接复制。这是我们所使用的过程这一术语的第一意义：将录制和消费综合进生产本身，并使之成为完全同一过程的生产。
其次，我们对人和自然不作区别：自然的人类属性与人的自然属性，以生产或工作形式，在自然内部合二为一，就象在作为物种的人的生命里所表现的那样。因此，工业不再从外在的实用角度加以考虑，而毋宁作为人的生产，出自人类之手。从默默无闻的基本同一性这一立场进行考察，没有任何人能充当创造之王，而是作为这样的存在形态：与所有形式或类型的存在物的深层生命，保持密切的关系；他甚至促成了星体和动物的生命；他不停地把器官机器连接到能量机器，把树插进驱体，把乳房插进嘴巴，把太阳插进肛门：宇宙机器的永恒监护人。我们所使用的术语“过程”的第二种含义是指：人和自然并不象两个彼此面对的对立项目--甚至在因果、观念或表现关系（原因和结果，主体和客体等）之内出现的那种两极对立成分，并就这一意义而言，也不然。毋宁说，它们属于完全一样的基本现实，即生产者——产品。生产作为过程，超过所有的唯心主义范畴，并且构成一种循环，它和欲望的关系属于内在固有的原则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欲望-生产成为唯物主义精神病学首要关心的对象的原因所在。唯物主义精神病学，将精神分裂症患者想象和处理为Homo natura。
这只有在一种条件下，才成其为事实，它事实上构成了我们所使用的过程这一术语的第三种意义：它不应视为本身就是目标或目的，也不应和自身的无限持存混淆。结束这一过程，或无限延长它——严格讲，相当于突然和过早地了结它——意味着出现于心理研究机构里的那种人为的精神分裂症：一块软弱无力的碎片，被迫作自我封闭的行为，而且是作为完全不同的独立实体产生的。
D．H．劳伦斯这样说到爱：“我们已经把过程推向一种目标。任何过程的目的都不在于那一过程的长住持存，而在于其完成……过程应该行之有效，是为了达到某种完成状态，而不是对有关强化程度和极端性产生恐惧，这里，灵魂和肉体最终销声匿迹。”精神分裂症如同爱：不存在特殊的精神分裂症现象或实体；精神分裂症是生产和再生产的欲望机器的宇宙，是作为“人和自然的根本现实”的普遍和首要的生产。
欲望机器属于二元机器，它遵循着有关的二元定律或规则：一架机器总是和另一架机器配合。生产的综合性，即生产的生产，本质上是内在联系的：“和”，“然后”。这是因为总是有一台产生流体的机器，以及另一架与之相组合的机器，它中断或释放掉部分流体（乳房-嘴巴）。还因为，第一架机器又轮流和另一架机器组接，并中断或部分释放其电流。所以，二元序列在每一方向上都是线状的。欲望常常与连续的电流和局部性的客体相配合。后者本质上是支离破碎的。“我爱各种流动的东西，那怕是不挟带生殖力种子的月经之流。”从胆囊和肾结石里溢出来的羊膜粘液；滚动的毛发；口水的流动；精液、粪便或小便的流动；这些东西由局部性客体所产生，又常常被其它局部性客体所中断。后者又依次轮流产生其它的流动形式，并被别的局部性客体所中断。每一客体都预设着连续性；每一流体则预设着客体的分裂性。无疑，这一器官机器，从自身的流量这一角度，从由此流出的能量出发，来解释整个世界。眼睛根据所见到的情况来解释各种东西：说话、理解、排泄、房事。但是，与另一机器的连接，总是沿着一条横切途径确定的，从而一架机器中断了另一架机器的电流，或者“见到”本身的电流中断。
因此，在局部性客体-流量的连续性综合里所发生的配合，还具有另一种形式：产品、生产。生产总是“嫁接到”产品上的东西：正是出于这一理由，欲望-生产就是生产的生产，就象每一架机器都是和另一架机器组接在一起那样。我们无法把唯心主义的表现范畴当作有关这一现象的令人满意或说理充分的解释，而加以接受。我们不能，也千万别打算，不把精神分裂症的对象和生产的过程联系在一起，就能描述它。《野蛮艺术手册》（Cahiers de l’art brut）就是这一原理的明确证明，原因在于，通过采用这种方法，否认了象特殊、可辩认的精神分裂症实体之类的东西。或者举另一条例子，享利·米肖赫根据欲望的生产过程描述了一张精神分裂症表格：“一旦注意，它就不断盘据着人的大脑。它好象持续存在于我行我素的时候。昭然若揭的是，它既不简单，实际上也不复杂，不管它起初是有意复杂，抑或是根据某种复杂的计划所构成。与此不同，在木工制作的过程中，它已经复杂化了。立起来的时候，它就是一张累积而成的桌子，非常象一些分裂症患者的绘画，被说成填料过度。如果这样的话，仅仅是因为无法再在上面添加任何东西。桌子越来越变成一种累积物，而越来越不成其为桌子。这不是由于什么特殊的目的，由于人们对桌子所预想的什么东西。沉重、笨拙，实质上无法移动。人们不懂得怎样处置它。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物理上，桌面及桌子的有用部分，正逐渐减少，最后消失。它和笨拙的框架关系如此之少，以至于这东西不再给人印象，是一张桌子，而是一件古怪的家具，一种不常见的器材。为此没有什么目的。一张非人化的桌子，毫无舒适之感，没有中产阶级的标志，没有乡村气息，也不象农村的什物；它既不是餐桌，也不是工作台。这样一张桌子，本身不具有任何功能，而仅仅是自我防卫，不再服务于他人和用于交际。有一些成分令人发懵，有一些东西让人发呆。大概，它暗示了一架熄火的引擎。”
精神分裂症患者是普遍性的生产者。这里，没有必要区别生产及其产品。我们只需强调，所生产客体的纯粹此在性被载入新的生产行为。桌子继续我行我素。不过，桌子的表面被支撑的框架所吞没。桌子的无终结，乃其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当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定义杂拼物（bricolage）时，该术语在字面意义上是指工匠拼凑各种材料的修补手艺。他这样做，是根据一组密切联系的特征。拥有一堆材料或大姆指规则，其范围非常广泛，不过，或多或少是一种大杂烩，即数量繁多，同时又有一定局限；它还指不断地以新颖有别的模式或构形，重新安排支离破碎的片段。结果，对生产行为和产品，对使用的成套器具，对所要取得的整体效果，表现出无所谓的态度。8工匠在把东西插到电源插座上，或更改水流的方向时，体验到的满足，无法按照“和爸爸妈妈游玩”，或根据那种违背禁忌的快乐来进行解释。持续生产，并将生产嫁接到产品上，是欲望机器或基础生产的一条特征：生产的生产。理查德·杜德纳的一幅画，即“男孩与机器”，表现了一位肥大、粗胖、臃肿的男孩，把他的小型欲望机器挂钩到庞大的技术社会机器后，开动它的情况——正如我们会看到的，这竟然是最年幼的儿童所干的事。
生产、产品：生产－产品的同一性。正是这种同一性，构成了线性序列中的第三项：一种庞大、未加区别的客体。各种东西都暂时停顿，冻结在适当之处。然后，整个过程又重新开始。从一定的角度看，如果所有东西都不运作，如果所有东西都不行使其功能，那么事情可能会好得多。倘永不出生，倘避开持续不断的诞生和新生，那么就无嘴可吸，无肛门可排泄。难道这些机器运转得如此糟糕，它们的部件分散到如此程度，以致于回归到一无所有，并且也让我们回归到一无所有吗？不过，看起来，为出现这种情况，种种能量之流依然联系太密切，种种局部性客体，依然过于有机性。所需要的，是处于自由状态的某种纯净液体，它不间断地流淌，流过某种丰盈躯干的表层。欲望机器使我们成为一种有机体：但在这一生产过程的核心，也即在这一生产过程的生产之内，躯体蒙难于以这种方式进行的组织，而非蒙难于其它某种组织形式，或者说，根本没有任何组织方式。在这一过程中间，“一种不可理解，绝对僵化的郁滞”，表现为第三阶段：“无嘴巴，无舌头，无牙齿，无喉咙，无食管，无肛门。”自动机猛然停顿，释放出曾一度致力于衔接的那种无条理的团块。没有任何器官的丰盈躯体，是非能产、绝育的，无法形成、不可消费的。安东尼·阿尔托德有一天发现了这种情况：在那时所地，发现自己没有任何外形或形式。死亡的本能：那是其名称，并非无典范可循。原因在于，欲望也企求死亡，整个死亡之躯是其原动力；就象它也欲求生命那样，生命的器官是运转的机器。我们不想质问，所有这些东西怎样配置，好让机器能运转：问题本身正是某种抽象过程的结果。
欲望机器只有在失灵时，而且正是由于不断灵，才发挥作用。法官施莱伯“没有胃，没有肠子，几乎也没有肺，食道破裂，没有膀胱，肋骨也散了架，却活了很久。他有时竟连同食物一起吞进部分喉头，等等。”没有器官的身体是非能产的。不过，它是在一定场合，一定时间，在连接性的综合中，作为生产和产品的同一性而生产的。精神分裂症的桌子，就是一种没有器官的躯体。没有器官的驱体，并不证明原初的一无所有，它对躯体本身，或躯体的形象，也无可奈何。它是没有形象的躯体。这种没有形象，没有器官的躯体，是非能产的；它存在于所产生的地方，处于二元线性序列的第三阶段。它不断地重新插入生产的过程。紧张症患者的躯体是在水疗法浴缸的水中产生的。没有器官的丰盈躯体属于抗生产的领域；不过，连接性或生产性综合的另一特征是这样的事实：它把生产与抗生产，以及抗生产的要素搭配在一起。
唯物主义精神病学
精神病学家G．德·克莱兰波所提出的著名假设，看起来有充分的根据：谵忘，就其本质而言，是全面性和系统性的，属于二级现象，是局部性的自发现象导致的结果。事实上，对于欲望机器的生产过程所做的记录而言，谵妄构成特征。尽管之于这一记录过程，特别表现出综合性和紊乱性，就象我们在妄想症，甚至在精神分裂症的妄想症形态里所见到的。但它并不构成一个独立的领域，原因在于，它依赖于欲望机器的运转和失调。不过，克莱兰波使用心理自发机制这一术语，仅仅是指一些非主题现象——言语模仿，即发出古怪的声音，或勃然大怒。他把这些现象归因于传染病或中毒引起的机械效果。他进而将大量的谵妄现象依次解释成自发机制所造成的结果。至于其余方面，即“个人”部分，在他看来，具有某种反应的属性，不得不涉及到人物，其表现形态也许先于自发机制（例如，就象在妄想症患者身上表现出的那样）。因此，克莱兰波将自发机制仅仅当作一种神经机制，这是就该词最一般意义而言的，而不是看成涉及到欲望机器的经济生产过程。至于历史，他仅仅满足于提及其先天或习得的属性。克莱兰波在马克思所论述的意义上，是精神病学的上的弗尔巴哈：“当费尔巴哈作为一名唯物主义者来看待事物时，他的作品里没有历史，而当他考察历史时，他又不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相反，真正的唯物主义精神病学，可以根据其本身确立的双重任务来进行界定。将欲望引进机制，将生产引进欲望。
在虚假的唯物主义和典型的唯心主义形态之间，不存在太大的差异，精神分裂症理论是根据构成其三维模式的三种概念建立的：分裂（克莱普林），自闭症（布劳勒），以及时空或世界中的存在（宾斯旺格）。其中第一种是解释性的概念，据说它定位了特殊的机能失调或基本的功能欠缺。第二种是一条唯心主义概念，它指明了紊乱效果的特殊属性。谵妄本身，或者从外部世界的彻底撤离，也即游离开现实，“伴随着精神分裂症患者内在生活的相对或绝对的主导地位。”第三种概念是描述性的。它发现或重新发现了处于自我特殊世界的谵妄的人。三者的共同之处在于这一事实：它们都通过“躯体形象”的中介把精神分裂症问题与自我联系在一起。这里，“躯体形象”是灵魂的最后化身，是唯灵论和实证论的种种条件的模糊集合体。
自我就象阿爸阿妈：精神分裂症患者早就不相信它。他处于别的地方，在这些问题之外，或之后，或之下，而不是置身其中。不管他在哪里，都存在若干问题，存在无法逾越的苦难，存在难以承爱的谴责。不过，为什么要竭力使其回归到已经摆脱的东西，为什么要把他放回到对他来讲已经不成问题的问题里去呢？为什么要相信仅仅借助于象征性的表敬就为之付出应有的代价，从而来嘲弄他的真理呢？有一些人坚持认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发不出“我”这一词，我们必须恢复其发出这一神圣词的能力。对所有这些，精神分裂症患者这样总结道：他们又在干我。“我再也不想说我，我永远不想发这个词；它太蠢了，每当我听到它，要是碰巧能想起来，要是这能逗他们乐，我就用第三人称来代替。这不会有什么大不了的。”vi要是他偶尔又说出我这个词，这也无伤大雅，他离这些问题太远、太久。
甚至弗洛伊德也没有越出对自我的这一狭隘、有限的认识，其三部分公式阻止他这样做——俄迪普斯式的神经病公式：阿爸-阿妈-我。我们可以充分思考这样的可能性：俄迪普斯情结的分析型帝国主义，使弗洛伊德重新发现了自闭症概念在精神分裂患者上的不幸而又错误的应用。同时，也让他将所有权威的份量都倾注在这上面。我们切勿自欺欺人：弗洛伊德并不喜欢精神分裂症患者。他也不喜欢精神分裂症患者对俄迪普斯症的抵制，并且倾向于多少视之为动物。他说，他们把语词误认为事物，木然无情，自恋，与现实脱节，无法实现角色迁移。他们象哲学家--“一种并非称心如意的相似”！
如何分析性地处理动力和征兆，象征和被象征之间的关系。有关这方面的问题一次又一次地出现过。这种关系应该视为因果相关的吗？抑或是一种理解关系？一种表达方式？不过，问题提得过于理论化。事实在于，从我们置身于俄迪普斯框架之时起--从我们根据俄迪普斯受到衡量之时起--局势就对我们不利，而且唯一真实的关系，即生产关系，也遭到摒弃。心理分析的伟大发现，在于对欲望和无意识生产过程的认识。不过，一旦俄迪普斯登场，这一发现很快就被埋藏在新型的唯灵论下面。古典戏剧是一座加工厂，被用来代替无意识；表现形式则被用来代替无意识的生产单位。在神话、悲剧、梦呓中，除了表达自己别无所能的无意识，则被用来代替生产性无意识。
每当根据自我来解释精神分裂症的问题时，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抽样提取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所谓本质或假想的特殊属性，而不管是以爱和怜悯的精神去这样做，抑或恶心地吐出满口尝过的东西。我们一度将其抽样、提取成分裂的自我，别的时候，则把它当做与外界割裂的自我。不过，最有趣的是，再度作为依然存在的自我；他在那里以其特殊的方式，位于其本身的世界，尽管也许向一位聪明的心理分析家——一位富有同情心的超凡观察家——简言之，一位现象学家，披露过自己。让我们再次牢记马克思的警告：我们无法从麦子的味道说出谁种植了它。对于生产体系和生产关系，产品没有给我们任何暗示。产品似乎更为特殊，难以置信地特殊，并且易于描述；与其和立足的现实过程联系起来，理论家倒宁愿将它与因果关系，理解或表达的理想形式，更紧密地联系到一起。如果这一过程中止，或者，如果它本身自成一统，或者能在真空中无休无止的进行下去，那么精神分裂症看起来就愈益专门，并且可以视为一种与众不同的个性，以致于引起“对某种极端性的恐惧，在那里，灵魂和躯体最终消亡”（自闭症者）。克莱普林有名的最终状态……但相反，人们所描述的生产的物质过程，即产品的特殊性，趋于挥发；同时，可能出现另一种结果，即该过程的另一结局应运而生。处于精神分裂症的心理状态，使之通过自闭症而成为一个人工的人。在这之前，精神分裂症表现为欲望和欲望机器的生产过程。人们怎样才能从一种状态转变成另一种状态？难道这种过渡状态是不可避免的吗？这依然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正如在许多问题上那样，卡尔·雅斯贝尔斯给了我们一些宝贵的启示，因为其唯灵论显然不合规范。将有关过程的概念与有关反应的形成或个性发展的观念进行对比，与此同时，他把过程看作是一种裂缝或闯入，而不涉及到与自我的任何想象性联系。毋宁说，它本质上是与恶魔般的东西结成的一种关系。雅斯贝尔斯未能做成的一件事，是把过程看作物质的经济现实，看做生产过程，这里自然=工业，自然=历史。
在一定程度上，传统的欲望逻辑从一开始就大错特错：柏拉图的欲望逻辑，迫使我们迈出了第一步，迫使我们在生产和习得之间作出选择，从这时开始，就是这样。我们把欲望放在习得的侧面，从这一刻起，我们就使欲望成为一种唯心（辩证、虚无）的概念。我们首先将其视为一种欠缺：客体的欠缺，真实客体的欠缺。毫无疑问，另一侧面，即“生产”侧面，也未完全忽视。例如，必须归功于康德造成了欲望理论的一场关键革命：“人类的才能，通过欲望的表现形式而导致所表现对象的现实性。”他把这种机能归因于此。但并非偶然的是，康德选用迷信、幻觉和狂喜来阐明这种欲望的定义。就象康德那样，我们充分意识到，仅仅借助外在因果性和外在机制就可产生现实的客体。不过，这种知识并不妨碍我们相信欲望在产生其客体时的内在力量——倘若仅仅以一种非现实的幻觉或谵妄的形式；或者说，并不妨碍将这种因果性描述为产生自欲望内部。客体的现实性，因其由欲望所产生，因而是一种心理现实。因此可以说，康德的关键性革命没有改变任何根本的东西：这种生产性构想的方法，并不等于质疑，将欲望视为匮缺的古典观念的有效性。毋宁说，它把这种观念用做依据，而仅仅更加仔细地考察了它的微言大义而已。
就事实而言，如果欲望等于现实客体的匮缺，那么作为现实客体的属性，则取决于狂想客体产生的“匮缺本质”。如此构想为生产的欲望，尽管仅仅是狂想的生产，已经由心理分析作过完满的解释。在解释的最低层次上，这意味着，欲望所缺乏的现实客体，与外在的自然或社会生产相关，而欲望则内在地产生某种想象的客体；它在功能上表现为现实的复制品，仿佛在每一种现实客体背后，都存在着一种梦想的客体。或者说，在所有现实的生产背后，存在着一种心理的生产。这种观念未必促使心理分析投身于对小玩意和市场的研究，同时对客体采取及其枯燥、单调的心理分析形式：对面条、汽车，或某物某人的一揽子心理分析式研究。狂想得到深入解释，也即不仅仅作为一种客体，而且作为一种特别的机器，把欲望前移和推向中心；甚至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机器也仅仅是戏剧性的，并且所分开的东西的互补性依然存在。它现在表现为一种需要，根据相对的匮缺来进行界定，并由自身的对象所确定。然而，欲望则被视为产生狂想，并通过从客体的分离产生自己，不过，它同时也因其绝对化而加重了这种匮缺：“存在的一种不可救药的欠缺”，“生命本身的一种无能为力”。因此，欲望表现为由需求所支撑，同时，这些需求及其和客体的关系，则表现为一种欠缺，或疏忽的东西，继续充当欲望生产的依据（潜在支撑的理论）。简言之，当这位理论家将欲望的生产还原为狂想的生产时，满足于最大限度地利用这样的唯心主义原理：把欲望界定成一种匮缺，而不是生产，即“工艺”生产的过程。克莱萌·罗塞特对此作过精彩的阐述：每当强调欲望有可能蒙受欠缺，将它视为界定其对象的一种方法时，那么“根据下面的思路，此一世界作为其复制品，获得了某种其它的世界。有一种客体，是欲望感到匮缺的，因此，这一世界不包含各种现存的客体；至少遗漏一种客体，那是欲望感到匮缺的；因此，存在其它某个场所，它包含开启欲望的钥匙（此一世界所遗漏）。”
如果欲望产生什么，那么其产品是现实。如果欲望是能产的，那么只有在现实世界才能产，并且只能生产现实性。欲望是一组被动的综合，它们操纵着局部性的客体、流量及躯体，行使着生产单位的职能。现实是终端产品，是欲望被动综合的结果，即无意识的自发生产。欲望不欠缺什么东西：它不缺少客体。毋宁说，它是欲望中所缺少的主体，或缺乏固定主体的一种欲望。除非有压抑，否则没有固定的主体。欲望及其客体完全是同一种东西，是机器，是机器的机器。欲望是一种机器，而欲望的客体则是与之相关的另一架机器。因此，产品是某种从生产过程中去除或减掉的东西：在生产行为和产品之间，有某种东西变得分离开来，因而给漂泊流浪的主体提供了一处居所。欲望的客观存在本身就是现实之物。没有任何特殊的存在形式，可以贴上心理现实的标签。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事实上存在的东西，不是匮缺，而是作为自然和感觉客体的激情。欲望并不因需求而加强，而是相反，需求来自于欲望，它们在欲望所产生的现实之物中，相互抵销。匮缺是欲望的一种反作用。它贮藏、分布、疏散在某种既是自然的又是社会的现实之中。欲望总是和客观存在的条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它包含它们，遵循它们，因其变迁而变迁，也不比它们更有生命力。出于这一理由，它常常变成死亡的欲望，而需求则是衡量同时已丧失其欲望的某一主体如何退缩的尺度。情况如此之甚，以致于欲望丧失了对条件的被动综合。这严格讲，就是作为真空中所搜寻的需求的意义所在：在其恰巧存在的模糊世界里，四处猎寻，竭力捕捉或变成被动综合的寄生物，这样说没有什么用处：我们并不是绿色的植物，我们早就不能够综合绿色素，因此有必要食用……欲望因而变得令人绝望地害怕缺少什么东西。但是，应该强调指出，这不是穷人或被剥夺财产者说出的话。相反，这样的人明白，他们离绿草很近，几乎与之亲近，而且这种欲望几乎不需要什么东西，不是那些恰巧出现的剩余物，而是从它们那里不断获取的东西。所缺少的，不是主体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感到欠缺的东西，而毋宁是人的客观性，即人的客观存在。对他来讲，欲望等于生产，即在现实领域内部进行生产。
真实的东西并非不可能，相反，在每种真实事物之内，都有可能，也就是说，每种东西都变得有可能。欲望不表达主体身上哪怕一克分子的欠缺；毋宁说，克分子的组织剥夺了欲望的客观存在。革命家、艺术家、预言家，都满足于变得客观，并且仅仅是客观。他们懂得，欲望以充满生产能量的姿态拥抱生命，并以一种愈发强烈的方式再生生命，原因在于它没有什么需求。切勿介意那些相信这种情况容易说，或相信它属于书本里所发现的观念的人们。“从我所读过的为数不多的材料里，我观察到，最富有生命力，正在铸就生命，本身就是生命的那些人，吃得很少，睡得很少，近乎一无所有。他们对义务，或长久维持亲戚朋友的关系，甚或保卫国家等等，不抱任何幻想，幻想的世界是那种从未得到完全征服的世界。它属于既往的世界，而从来不是未来的世界。紧紧抓住过去前进，如同拖住皮球和链条。”真正有远见的人，是穿着那不勒斯革命者外衣的斯宾诺莎。我们深知，匮缺及其主体的关联性，来自何处。匮缺是通过社会生产创造、规划和组织起来的。它事与愿违，作为反生产压力的结果而出现。后者依赖于生产的诸要素，并将其据为已有。它从来不是首要的。生产是依据某种既存的需求或匮缺加以组织的。这样的匮缺，渗透进自身，创造出一无所有的空间或真空，并根据已经存在的生产组织形式繁衍自己。作为市场经济的一种职能，故意创造出匮缺，是统治阶段的艺术所在。这包括，在生产的丰富性里面故意筹划出需求，使所有欲望躁动不安，进而听命于对难以满足之需求的巨大恐惧。另外，使客体外在于欲望的现实生产（即合理性的需求），同时，欲望的生产则被分类成狂想，而且仅仅是狂想。
一方面，不存在象现实的社会生产之类的东西；另一方面，也不存在仅仅表现为狂想的那种欲望的生产。在这两种生产方式之间，所确立的唯一联系，可能属于内倾和外射的那种次要关系。仿佛是，所有的社会实践，在内倾或内在的心理实践中，都具有严格对应的成分，或者仿佛是，心理实践被投射到社会体系上，而这两种实践，其中没有哪一种会对另一种产生实际或具体的影响。只要我们一方面满足于在货币、黄金、资本及资本三角形之间，另一方面，满足于在力必多、肛门、阳具及家庭三角形之间，确立一种完美的平行关系，那么我们就在从事一种值得自得其乐的消遣。然而，货币的机制完全没有受到那些操纵货币者的肛门反射的影响。二者之间所存在的马克思、弗洛伊德平行论，依然极端无效和没有价值，原因在于它是根据这样的术语表达的，这些术语，使其成为彼此的内射或外投，同时相互间仍然极端异在，就象在货币=粪便这一有名的等式里所见到的情况。问题的真理在于，在一定的条件下，社会生产纯粹并且简单地表现为欲望生产本身。我们坚持认为，社会领域直接由欲望所投入，还有，它表现为从历史角度确定的欲望产品；为了渗透和投入生产要素及生产关系，力比多无需任何中介或升华，也不需要任何心理作用和转换，只有欲望和社会要素，别无他物。
甚至最压抑和最可怕的社会再生产形式，也是在有关组织内部由欲望所产生的。这样的组织，是这种生产在我们必须分析的种种条件下导致的必然结果。这就是何以政治哲学的根本问题仍然严格属于斯宾洛莎所洞察，威廉·莱赫再发现的那种情况的原因所在：“为什么人类如此顽强地为奴役状态而战，仿佛这能拯救他们呢？”
人们怎么会如此高声疾呼：“宁征税收，不要面包？”正如莱赫所评述的，令人惊异的事，不是一些人偷东西或者其它人偶尔出去罢工，而毋宁是，所有那些饥饿的人通常都不偷东西，所有那些受剥削的人也不是不断外出罢工。在经过很多世纪的剥削之后，为什么人们仍然如此忍受羞辱和奴役，以至确实可以说，他们实际上不仅为了别人而且也为自己需要羞辱和奴役呢？在拒绝接受民众的无知式幻想以作为对法西斯主义的解释时，莱赫是最深刻的思想家。他要求一种能考虑到民众欲望的解释，一种能根据欲望来加以阐明的解释。不，民众不是头脑简单的白痴。在某种程度上，在一定的条件下，他们需要法西斯主义；需要加以解释的，就是民众欲望的这种反常现象。
不过，莱赫本人从未设法对这一现象提供一种令人满意的解释，因为在一定程度上，他恰恰重新导入了处于一定毁弃过程的思路。这样做，是通过区别开社会生产过程中的现有或应有的合理性与欲望中的非合理成分，同时把后者仅仅当作心理分析研究的适当课题，来实现的。因此，他给心理分析指派的唯一任务，就是对社会领域中的“否定性”、“主观性”及“局促性”因素做出解释。因此，必然回归到一方面是合理生产的真实客体，另一方面，是不合理、狂热的生产方式这样的二元论。他不再试图发现欲望领域，及欲望的公分母或共有范围。为了给货真价实的唯物主义精神病学奠定基础，莱赫极端需要一种范畴，即欲望生产的范畴；它在所谓的合理和非合理形式上都适用于现实之物。
存在着大量的社会压抑现象，它对欲望的生产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这一事实绝不会损害我们的原则：欲望产生现实性，或者换一种说法，欲望生产与社会生产完全是同一回事。不可能给欲望赋予一种特殊的存在形式，即大致有别于社会生产物资现实的那种精神或心理的现实。欲望机器，并不是那种可以与技术和社会机器区别开的幻想机器或梦的机器。毋宁说，狂想是次要的表达形式，来自于任何特定的环境下的两种机器的相同品质。因而，幻想从来不是个人的：它是集团性的幻想——正如惯常的分析所成功证明的那样。如果存在着两种集团性的幻想之类的东西，那是因为对这种同一性有可能作出两种不同的解读；它同时取决于，是从大量聚集的民众的角度来看待形成这种状况的欲望机器，还是从充当其基础的基本欲望要素来考虑社会机器。因此在集团幻觉里，力比多也许会投入整个现存的社会领域，同时包括后者的最为压抑的形式。或者相反，它也许发起一种反投入运动，据此革命欲望作为能量之源被插上现存的社会领域（例如19 世纪伟大的社会主义乌托邦，在功能上不是表现为理想的模式，而是集团性的幻想——也就是说，是作为欲望的现实生产力的动因，同时使之有可能削减对现有社会领域的投资，将其“非制度化”，从而推进欲望本身的革命体制）。但是，在欲望机器和技术机器之间没有任何本质的差异。它们之间有一定的区别，不过，它仅仅是一种“政体”（régime）IX的区别，取决于在规模上的关系。除了政体上的这种区别外，它们仍然是同样的机器，正如集团幻想所明确证明的那样。
在上文的讨论过程里，我们已经对社会生产和欲望生产之间的平行性作了粗略的勾勒，目的是为了表明，其反生产要素方面具有一种强烈的倾向，在于回光反照式地作用于生产的形式，并将其据为己有。这种平行性，绝不是意味着，穷尽描述这两种生产系统之间所存在的关系。它仅仅使我们指出一定的现象，它们涉及到其间政体上的差异。首先，技术机器只有当它们不发生故障时，才显然运转正常；它们通常停止运转，不是因为失灵，而是因为损耗。马克思用这条简单的原理来阐明：技术机器的政体带有这样的特征，即严格区别开生产手段和产品；正由于这种区分，机器将价值传导到产品上，而且仅仅传导机器在磨损时本身所丧失的价值。相反，欲望机器在运转时不断失灵，并且事实上，只有在功能不佳时才运转：产品总是生产的一种旁枝末节，象一件嫁接物移植在它上面；与此同时，机器的部件则是使其运转的燃料。
谢选骏指出：二战惨胜之后，法国就陷入了某种神经症状，经常喃喃自语……甚至念叨马克思的鬼魂。就像中国在二战惨胜并被苏联征服之后，就陷入了某种失语状态，分别抬举马克思和王阳明的鬼魂——台湾海峡两岸分别落入了红色恐怖和白色恐怖的魔爪——政治运动与戒严状态……不准人们正常说话。这使我想到——是自己不能正常说话的法国人可悲呢？还是被人禁止不能正常说话的中国人可悲？他们都在逃避什么……逃避什么呢？逃避自己的过去！逃避自己的可耻。他们甚至把耻辱当作荣耀，因为除了耻辱，他们已经没有别的遗产了。
【69、刘亚洲对“思想主权”的错误认识遭致天谴】
《习近平的失踪者：前空军上将刘亚洲传判无期徒刑》（安德烈 25/03/2024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
被捕多时，有太子党背景的前空军上将刘亚洲，近日传出已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消息。
刘亚洲，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上将，曾任中共第十七届中央纪委委员及中共第十八届中央委员。
美国之音3月23日报道援引“确切消息称”，“被捕多时的原中国解放军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上将已被判处无期徒刑，罪名是贪腐，利用基金会敛财”。
美国之音引述中国政治学者、民运领导人王军涛透露，刘亚洲去年底已被处以终身监禁，并透过刘亚洲的亲戚得到证实。
刘亚洲秘密被捕传闻多时，但官方守口如瓶，什么时候被捕，什么时候判刑，关在哪里？北京当局没有任何通报。美国之音希望从刘亚洲三弟、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博士那里了解详情，但被婉拒，表示“我就不谈什么看法了”。
因此，刘亚洲实质处于“秘密失踪”状态中，但关于他恐判重刑的传闻已久。
香港『明报』去年三月下旬的报道称，刘亚洲可能因涉及要案要被判死缓，并指其“恐将牢底坐穿”。『星岛日报』去年4月12日报道援引多个消息来源称，“中央军委纪委已经完成对其调查，涉案金额巨大，移交军队司法系统。”“军队已经展开清理‘刘亚洲余毒’”。
同日，官媒『红色文化网』发出“刘亚洲在为谁殉道”长文讨伐，痛骂其为“两面人”、隐藏在军中的“第五纵队”、“普世价值的吹鼓手”、“中国军队的头号汉奸”，不一而足。
刘亚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2023年2月，据指与红二代子弟曾有密切接触的旅居纽约的北京作家毕汝楷爆料称，习近平有个内部讲话，专门脱稿谈刘亚洲的问题，指责刘亚洲有政治野心。
毕汝楷对美国之音说，刘亚洲恃才傲物，遭到跟他差不多同龄的习近平嫉恨。他认为，抓刘亚洲的经济问题就跟抓任志强一样，是因为他们在政治方面对习构成威胁或者挑战，经济问题只是习近平整肃刘亚洲的借口。
有红二代背景的北京地产大亨任志强曾在2020年撰文中国当局应对疫情严重失职，暗示习近平是“剥光衣服坚持当皇帝的小丑”，2020年9月以“贪污受贿”等罪名判刑18年。
有分析说，刘亚洲在军队的一些演讲以及他以前的著作中的观点，可能触怒了习近平。比如他在成都空军昆明基地干部会议上所做的题为“信念与道德”的演讲中说：“我什么都没有，但我有思想……。我什么都可以给你，但思想不给你。我绝不出让‘思想主权’”。
当下风气，中共鼓吹习近平思想为全党的思想，刘亚洲称自己有“思想主权”，虽然是多年前说的话，但是至今到处在传，可能会让中共领导人难堪。
在同一演说中刘亚洲还批评：“一流的领导不敢用一流的部属，只敢用二流的。二流的领导只敢用三流的部属。不能有这种武大郎心态。”一直有人讥讽党的最高领袖有“武大郎开店心态”：“比我高的别进来”。这话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刘亚洲著有多卷文集，文章很多，有些“名句”则找不到确切出处，似有人假借其名“讽习”，比如一篇四处流传，署名“刘亚洲”，题为“人民不再需要伟大领袖”的文章，就属此类。
刘亚洲大约也不会与习近平“死磕”，2016年10月他在纪念红军长征的文章中写道：“我们必须强化核心意识，坚决维护习主席和党中央的权威”，这是套话，还是例行公事？总之，他并未获得习近平信任，2017年提前退役。
谢选骏指出：人说“在成都空军昆明基地干部会议上所做的题为“信念与道德”的演讲中说：[总政组织部邓正明部长在退休时，说了一句很深刻的话：“我为官一生最大的体会是：多交小朋友，少交大朋友；不忘老朋友，稳定好朋友。”他说的仅仅是朋友吗？不，他说的是思想。我这个人你们也许不了解。我什么都没有，但我有思想。从物质上讲，我也许最穷；从精神上讲，我肯定最富。我什么都可以给你，但思想不给你。我绝不出让“思想主权”。就象小平同志讲的：“主权问题不容谈判。”由于我掌握了自己的“思想主权”，所以我从不说假话。人说话应该有底线，这些底线依次是：一，力图说真话；二，不能说真话应当保持沉默；三，无权保持沉默而又不得不说假话则不应伤害他人。。]——我看刘亚洲这里对“思想主权”的理解是肤浅狭隘和错误的，基本上属于“言论自由”的同义语。
《刘亚洲：信念与道德（全文）》
同志们：下午好。
今天，本来是要到大礼堂给大家讲话的，但我嫌那个地方太大。我一个人孤单单地坐在主席台上，你们在下面正襟危坐。那样我们之间的差距就太大了。我之所以选择这个大教室，就是想拉近与同志们的距离。我不是做你们大家已经习惯的、传统意义上的报告。我只是想和大家交流一下思想。我就那么一讲，你们就那么一听，也不要记，也不要录音。讲错的地方我自己负责。与其他领导同志给你们做的报告相比，我讲的东西起点低，没高度、也没什么深度，不象他们的报告又是"高举 "，又是"深入"的，气势恢宏。我总是从小处着手。今天，我主要讲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信念问题，第二个是道德问题。
一、信念问题
马丁·路德·金讲："我有一个梦。"和他一样，我也有一个梦。强军梦和强国梦。这两个梦其实是一个梦。这不仅是梦，已变成我的坚强的信念。我们都是军人。和我相比，你们都是年轻的军人。我在国防科技大学讲课的时候，曾经套用毛主席的一句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我说，军队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是你们今天在座的这些同志的。你们是军队的明天，因此你们也是军队的太阳。我非常热爱这支军队。我十五岁参军，到现在已经三十四年了。我已经为它奉献了青春。我必将为它奉献终生，虽然我不敢讲是否能为它奉献子孙。我生在军营，长在军营。我爸爸就是个老军人。 1939年，他和家乡的六个青年农民一起参加了八路军。在惨烈的孟良崮战役中，其他六个人都在这场战斗中战死，只剩下我爸爸一个人。两年后，我爸爸担任了营教导员。打淮海战役，我爸爸所在的二十一军一八七团在王塘阻击邱清泉兵团。仗打得真残酷。最后守王塘的连队只剩下六个人。敌人潮水般涌上来。爸爸打开了随身带了十年的一个小包裹，里面有奶奶给他做的一双布鞋。他舍不得穿。他背了它十年，走了万里路。在这最后的关头，他想把它穿上，一试，才发现两只鞋都是左脚！爸爸给我讲这个故事时他笑了，我却感到心酸。我们的军队是多少由我爸爸这样的朴实的农民组成的呀。多少先烈为了今天，在我们前头倒下了。
我们正处在一个崭新时期。邓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政策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大放异彩。军队的地位依然重要。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军队已经在政治上发挥了两次重要作用，还将继续发挥作用。哪两次呢？一次是"六四"政治风波。小平同志说过，这场风波是迟早要来的。既然非来不可，早来比迟来强。"六四"之后，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揭开了崭新的一页。最近大家在学习"十六大"的政治报告，里面有一个重要命题，就是十三年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辉煌成就。这个"十三年"从什么时候分野？从"六四"。可以这样说，没有"六四"问题的解决，就没有我们国家今天的繁荣昌盛的局面；没有军队，"六四"的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也就不可能有这十三年的辉煌。6月4号那天早晨，北京城经过一夜的倒海翻江之后突然平静下来。许多清场部队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不知道下一步事态会怎么发展，神经的弦绷得紧紧的。那天上午，北京市所有的电话都不通。为什么打不通呢？因为全体市民都躲在家里打电话，电话一下超负荷，瘫痪了。谣言象长了腿，飞跑全国。西方渲染。全球目光齐聚在天安门广场上。当时，杨尚昆主席讲过这么一句话："'六四'这天早晨天安门广场如果有一个班出问题，都不得了。"但是，我们的军队是党领导下的军队，这个班是没有的。军队是经得起考验的。军队为了"六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和昆明基地政治部詹本发主任谈到这个问题。在北京当兵是很难的。"六四"时，北京有的人在阻挡解放军进城的时候是下了毒手的。残害解放军的行为令人发指。六十三军的排长刘国庚在六部口被打伤然后活活地烧死；三十九军的班长崔国正在崇文门烧死吊起来；六十五军的班长李国瑞在阜城门被烧死后吊起来。后来杨尚昆主席接见了三个烈士的家属。这其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当时杨尚昆主席就注意到了。杨主席说，这三个烈士的姓名中都有一个"国"字。你看刘国庚、崔国正、李国瑞，就是死的最惨的三个烈士，名字中都有一个"国"字。杨主席讲，说明他们是为国家尽了力，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中国军队在"六四"事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稳定了江山。这是军队在新时期所做的一次贡献。
另一次就是1979年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和后来的"两山"（老山、者阴山）作战。特别是1979年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我们很多同志没有认识到这场战争的意义。当时就有人讲：我们和越南人打，现在牺牲了是烈士，将来一旦两国关系好了以后，他们算什么？我讲："仍然是烈士！"为什么呢？对这场战争我们要从政治角度上去看。战争的意义往往在战争之外。小平同志的这场战争是打给两个人看的，一个是中国共产党，一个是美国佬。小平同志1978年复出，79 年1月访美，2月就打仗。从政治上讲，这一仗非打不可。为什么呢？小平同志复出以后，中国改革开放的蓝图已经在他心中草绘而成，要实现这个蓝图必须在党内树立绝对的权威。要打一仗。那时"四人帮"刚被粉碎，党内思想极左的人大把大把的，既反邓，更反对他的路线及政策。要改革，就要有权威。最快的树立权威的办法就是打仗。刘裕就是这么做的。当时很多人反对打，认为解放军经过"文化大革命"不能打仗了，但邓小平说一不二，力排众议，大手一挥，2月17日，解放军潮水般地涌过边界。第二个是美国佬，这个意义就更大了。到今天，邓小平同志已经离开我们五年多了，但我一直觉得他就在我们身边。李献忠（北空政治部秘书处处长——编者注）说："还是我们的毛泽东，越想越伟大。"我想说："还是我们的邓小平，越想越伟大。"时间越往后推移，小平同志的伟大越让我们感到触手可及。他领着我们把整个中国的方向拧过来了。你看，这场仗是在1979年打的。1975年，美国人是在损兵折将以后狼狈地撤出了越南。小平同志说了，我教训一下越南。那时候越南跟着谁跑呢？跟着苏联跑。小平同志这个时候发起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就是把自己、把中国从所谓的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中划出来。当时许多东欧国家都不满意，说社会主义国家打社会主义国家。小平同志在当时就看到，你这种社会主义，不要也罢。结果怎么样？假社会主义是没有生命力的。到1989 年，所有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倒台，连苏联都垮了。十年前小平同志就看到了这一点，用这一场战争和你划清界线。小平，真奇人也！刚才我说这场仗也是为美国人打的，也就是说为美国人出气。有证据吗？有。小平同志前一天访问白宫出来，第二天就开打。为什么要为美国人出气？美国人刚刚灰头土脸地从越南走掉了。我们干嘛要为它出气？其实这不是为美国，还是为我们，为改革开放。中国要改革开放没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援助是不可能的。此仗一打，美国对中国的经济援助、技术援助、科技援助包括军援和资金源源不断地涌到中国。中美之间的蜜月长达十年之久，一直到1989年6月4日才划上句号。这一仗给中国带来了什么？给中国带来了大量的时间，大量的资金，大量的技术。而这一切，确保了"苏东波"之后的中国继续挺立。其功至伟呵。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国的改革开放的第一步就是从这场战争中迈出去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国军队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不可限量。
然而，我们的军队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奉献出自己的？我上次来，跟庄可柱司令、齐海田政委讲过，我是有云南情结的。1979年作战的时候我在空军政治部，空军虽未出动，但地面战争一样揪着我的心。后来"两山"作战，总政组织一批作家采访，第一次是1984年，收复老山的时候，到十四军，我去了，还有叶楠、周涛、乔良。后来，我又单独去了几次。1999年，我又来了一次。我深深地眷恋着云南。为什么呢？就因为我当时到参战的部队去，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当时改革开放已经开始了，特别是"两山"作战的时候，后方是歌舞升平啊！部队官兵不仅面临生死考验，还都有生活负担。尤其是基层干部，几乎家庭都很困难。当时我去看十四军的一个指导员，他已经牺牲了，他妻子见了我，跟我讲，作战前这个指导员是有欠债的，临开赴前线时发了最后一个月的工资，结果七扣八扣，工资袋在拿到手上的时候里面只剩下五分钱了。最后她拿出这个单子给我看，就五分钱，我真是觉得心酸。有些战士家里很贫穷，他们的遗书真是字字血、声声泪。烈士在遗书里面说，如果我要死了，请公社给我家一头牛；一个人讲，如果我死了，请把我的军装脱下来送到我家乡去。我的兄弟都穿不起衣服。这些东西看了以后，真是让人难受。官兵们的精神象泰山一般伟大。我从后方到前方，前后方反差之大，不可言！不光是生活，还有其它方面。比方说，我曾经调查过四个军的参战部队，这四个军的参战部队凡是有未婚妻的干部，百分之百都吹掉了，几乎没有一个例外。我看了一个姑娘的绝交信，写的也有道理："你牺牲了还好，你要是负伤缺个胳膊少条腿瞎个眼的，我们怎么往下过？"这也很实在。二十七军的一个副指导员领着突击队进攻一个山头，牺牲了。三十个突击队员牺牲了二十个。回来以后，连长把全连剩下的人集合点名，在一个老百姓的打谷场上，副指导员的尸体和这二十几具烈士的尸体就在旁边躺着。在这个时候，副指导员的未婚妻的信到了。什么信？绝交信。连长当着全连的面也就是当着活着的人的面，当然也当着这个已经牺牲的副指导员的遗体，念这封信，全连战士无不泪流满面。我时常品味当时的氛围和他们的心情。人性的光辉在这一刻闪烁出最明亮的光芒。走入战争的时候很少有豪言壮语。真正能打动人心的绝非长篇大论，更非大道理。沉默比喧嚣更有力量。我去过一个即将投入战斗的部队，哪里像小说里、电影上、电视上描绘的，参战前部队的求战情绪是多么的热烈，口号声连天，写血书等等，都是夸大其辞。部队作战前，驻地一片死寂。干部都躲得远远的。这些干部平时是很豪迈的。有一个干部一直到现在和我还有交往。那个时候我是个副营职干部，他是师长。他见了我，豪气干云地说："我有三个想法，你给我写到书里去！第一，我要做中国的巴顿；第二，士兵算什么？士兵就是阿拉伯数字；第三，我盼望打仗。打一仗升一级。"就因为这几句话，我不原谅他。他对士兵没有感情呵。连长、指导员平时如果和战士关系好，还能在一起。如果平时有点矛盾，就都躲到一边去了。但枪炮一响，干部也好，战士也好，都是义无反顾。
你们都知道我写过一篇文章，名字叫《王仁先》。这篇文章反响很大。王仁先是十四军四十师的副连职参谋，昆明人，干部子弟。战前因违犯纪律受了处分，后来牺牲了。有人认为他不是英雄，我认为他是英雄，而且是高高大大的英雄。当时十四军军长×××曾说："听说刘亚洲要写王仁先？十四军那么多英雄人物他不写，偏写这么一个人？"别人把此话转给我，我只轻蔑地撇了一下嘴。雨果早就说过，在绝对正确的英雄主义之上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王仁先的故事就是人道主义的典范，同时也是英雄主义的典范。王仁先本来在昆明谈了一个女朋友，但部队往老山开拔时，女朋友跟他吹掉了。部队开进老山地区后，驻扎在一个叫落水洞的地方。王仁先和几个干部住在一个苗族农民家中。女主人是很漂亮的苗族姑娘，结婚不久，有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孩子。这女人性格很奔放，很刚烈。少数民族的姑娘大都具有这种特点。不象汉族女人，不敢爱也不敢恨。汉族是最没有爱情的一个民族。别看汉族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但它没有爱情。外国因为爱情可以发生战争，中国行吗？吴三桂算是为爱情打仗的男人了，偏偏又是个汉奸。落水洞这个苗族女人见到王仁先之后，立即就爱上了他。王仁先英俊帅气，一米八的个子。据说他的嘴老是紧抿着，象高仓健。王仁先开始对她是一屑不顾的。农村女人嘛，家里那么穷。虽然长得不错，已是有孩子的人了。部队上老山前，苗族女人给住他家所有的战士水壶里都灌满了水，给王仁先那壶里特意加了糖，加了那么多的糖，以至于象蜜一般甜。晚上，苗族女人抱着孩子来到王仁先屋里。她对王仁先使用了最原始的手段：解开衣服给孩子喂奶。他俩就这么在屋坐着。王仁先拼命抽烟。他在抗拒。但最后终于没抗拒住。为什么没有呢？这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明天部队就要上老山。这一去，他可能就要"光荣"了。他是个血性男儿，连女人都没摸过。他肯定心有不甘啊。这是人之常情。他俩当时就在猪圈里发生了关系。第二天，情况陡变，进攻推迟了。作战计划推迟，爱情已然来到。什么事情都一样，有第一次就有第一百次。那些日子，落水洞到处留下了他们爱的影子。当然，相当多的次数还是在猪圈里。王仁先每次做完事都抽烟，一根接一根抽，好凶啊。苗族女子高兴，就在猪圈里唱歌。好个有性格的女子！后来她丈夫查觉了，问她跟谁，她不说，丈夫就告部队了。十四军感到这是个严重破坏群众纪律的事件，×××军长下令严查。部队把住在苗族女人家附近的官兵全部集合起来，列队，把这个女人叫来认。这女人真是刚烈得紧呐，今天我想起来还肃然起敬。她走到王仁先跟前，一指，说："就是他！"又说了一句什么，我学不出来，意思就是我喜欢他，我爱他。保卫科长说："我早就猜到是王仁先了。我看到猪圈到处丢着高级烟头。那种过滤嘴的香烟连里只有他抽。"王仁先受到处分，还从副连降为正排。进攻老山那天，团里派王仁先到最前线去。7月12日，越军一个师和我军在老山地区发生剧烈争夺战。炮火连天。因为落水洞离前线近，可以看到天边一片火红。苗族女人就坐在村头，望着老山方向。丈夫打她，下手很重。头和嘴都流血了，她不动。王仁先在最前方的高地上。他是炮兵参谋，及时向后方炮兵报了一千多条情况。我军炮火象长了眼睛一样，落到敌人头上。8月份我登上老山，往下望去，还可见累累白骨。那都是"7·12"被击毙的敌人。后来敌人发现这个地方有名堂，集中炮火打这里。王仁先牺牲了。他的战友说当时他是靠着一棵树死的。他是站着死的。部队下来之后，仍从落水洞过。苗族女人站在村头，一个个地寻找。官兵们从她身边过，都低着头，象犯了错误一样。他们都整过王仁先，这时完全转换了一种心情。最后这个女人知道了王仁先牺牲的事。你看她要做什么？她把家里的财产变卖了，买了两条相当高级的过滤嘴香烟，来到王仁先的坟前，把两条烟全部拆开，一根一根点燃，插在坟头上。坟头都插满了。当时我听了非常感动。1984年，我到老山的时候王仁先的墓已经立起来了。开始军里不打算给王仁先记功，后来在我们这批作家强烈的要求下记了功，大概记了一等功。当时我去烈士陵园找他的碑，找到了。我就学这个女人，把一包烟撕开，都给他点燃，插在坟上。那时我是空军联络部副营职干事。事隔十五年之后的1999年，我在北空当政治部主任，又专门带了王春波、刘潘之几个处长到麻栗坡烈士陵园。老山青翠依然。这次我专门从北京带来烟酒，在坟前把酒给他倒上，把烟给他点燃。跟着我去的处长都流泪了。他们说，主任你对这个地方还有这么深的感情啊！我到成空以后呢，暂时还没有去。我当然要去。千年的墓碑会说话。麻栗坡那个地方有几千座墓碑，走近它那是走近每一个灵魂。走进麻栗坡烈士陵园，平时心里的那些污泥浊水都不存在了。
我有一个观点：中国真正的精英和真正的改革者，有一大部份在军队里。这里面有一个规律：就是越文明的国家，越是发达的国家，它的军队就越是一支保守的力量。美国军队绝对是一支保守的力量，德国、法国、英国都是。越是文明程度不高的国家，它的军队恰恰是一支改革的力量，全世界都是这样，巴基斯坦、南朝鲜、菲律宾、阿根廷、智利、厄瓜多尔、巴西，都如此。这是个规律。美国军人是相当保守的。美国军人保守并不是作战观念保守，而是政治上保守。我举例说明：美国军人和美国政客看待中国的眼光是不一样的。美国政客能看到中国崛起对世界的重要性，包括对美国的重要性。它知道除了遏制中国之外还需要与中国合作。美国军方的观念则保守得多。它认为，在新的世纪美国要确保五十年至一百年不落后，仅仅教训伊拉克、叙利亚、阿富汗这些小国家是不够的，必须找一个大国来教训。他把这个大国锁定中国。这是从世界角度上讲。其次，从中国角度上讲。"文化大革命"是个断层。文革中没有其它出路，只有一个出路，就是到军队来。因此，那一代的青年人中的精英都到部队上来了，一车皮一皮往部队拉。部队现在当到团以上干部的，没有一个草包，如果有，他是假装的。这些人就是不到部队来，继续留在地方，我有一句话，基本"职务相等"。什么意思呢？今天部队的团职干部不到军队来，在地方就可能混个县级干部。今天的师一级领导在地方上都是地市级干部，不会错的。经过"文化大革命"，经过改革开放，中国军队已相当成熟。现代化没有军队的参与，是不可能实现的。甚至中国的民主化和法制化进程，军队都会参予。中国军队任重而道远啊！为了完成历史赋予给我们军队的使命，需要更多的人才。军队现在已经人才济济，但是还不够，还要多些，更多些。培养人才是当务之急。这是江主席的话。要特别注意人才的个性和共性。今天我着重谈谈这个问题。
个性问题。个性问题有不少，我这里主要谈的是地域性。很多人在研究人才时忽略了这一点，其实它挺重要。有一个现象大家一定注意到了，党的第一代领袖多出自长江流域，多出于湖南省。它与两个方面有关，一是鸦片战争，一是湘军。1840年，英国用大炮轰开中国的大门后，西方对中国的入侵是由东南沿海顺着长江这条黄金水道逐渐向内地渗透的。长江流域领风气之先。科技、文化、制造业得以发展。思想焕然一新。第一波留学潮就主要是从长江流域开始的，最上溯可到四川。太平军兴起，沿长江东下。湘军军兴，亦沿长江东下。湘军攻克南京后，曾国藩自裁湘军。湘军将士携着从战争中掠夺来的大量财富逆江而上，回到湖南。这些钱他们用到了两处：一是盖房子置田地，一是大办学堂。毛泽东等领袖都是在这个时期进学堂的。湖南文化蓬蓬勃勃。故当时有"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之语。地域对部队的影响极大。京津地区部队有自己的特点。成都地区的部队也有它的个性。昆明地区的部队又有它的个性。京津地区是政治文化中心。北京地区的老百姓都是很关心政治的。军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也很关心政治，人人都是小政治家。但是，一到关键时刻，越是京畿的部队越不能用。"六四"时典型的例子是北京军区的三十八军和二十八军。三十八军军长徐勤先是个将才。他在坦克一师当师长时我看过他指挥的一场演习。他懒洋洋地坐在，不，几乎是半躺在帐蓬中的椅子上，指挥千军万马，头脑清晰如闪电，井然有序，大有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气势。在中国军队这样的人不多。与他不相伯仲的有×××，×××。超过他的只有兰州军区×司令。可惜徐勤先政治上不可靠。"六四"期间，北京告急，北京军区司令员周依冰亲自开车到保定，要徐勤先带部队进京。徐勤先问，有没有中央军委的命令。周说，有。徐又问，有没有小平同志的命令。周说，有。徐又问，有没有常务副主席杨尚昆的命令。周说，有。徐又问，有没有军委第一副主席赵紫阳的命令。周说，没有。徐说，那这个兵我不能带。周依冰指着徐勤先的鼻子说："我知道你老婆是法官！你两个儿子都在天安门广场！"三十八军就驻在京津地区。二十八军也是这样。二十八军是6月4日早晨向天安门广场开进的。前一夜惊涛骇浪，许多部队已经攻进去了。群众在木樨地把二十八军拦住。二十八军军长何燕然在装甲车上手搭凉棚往前一看，说了一句话："遍地青纱帐。"什么意思呢，你看老百姓多得跟青纱帐一样。这不是把自己当鬼子了吗？他那个政委也是够操蛋的。政委还来了一句："十万青年十万军。"两个人还在那里做诗。刘华清副主席叫空军王海司令员派直升机向他们喊话："前进前进！不顾一切前进！"何燕然根本不听，还对政委讲，将来上军事法庭，你去还是我去呀。后来刘副主席非常生气，说了四个字：龟不出头。我到成空以后，就研究成都地区部队。空军机关有一个现象很有趣：什么地区来的干部最多呢？我粗略估算了一下，兰州地区来的干部最多，其次是沈阳。为什么？广州地区的干部不去呀。生活比较好。南京和华东地区生活也比较好。北空在北京也不用去。问题是成空的干部也不愿去。他不愿意离开成都，这就是文化使然。成都平原是个盆地。四川人有一种"盆地意识"，不思进取。黄涛（单位、职务不详，估计为作者朋友——编者注）说过"视觉盆地"的话，用这句话形容成都平原，很贴切。除了地理成因，还有历史成因。自古以来，凡在成都地区为王的，从公孙述开始到明玉轸止，当然还有张献忠，对中原都是采取守势战略。诸葛亮六出祁山，率部队打曹魏，实际上是以攻为守。他知道，我要不攻，连守都守不住。他成功地掩饰自己的本来面目。邓艾伐蜀，攻克江油到绵竹之后，后援部队没上来，自己也精疲力竭，说明日干脆班师算了，结果硬着头皮往前一走，摧枯拉朽。搞了半天才明白蜀国原来力量是很空虚的。自古以来成都人都取守势，一直传到今天。你们都见过成都的"川军出川作战纪念碑"，但可曾对它发问？中国人为国作战，哪分省籍？你见过湘军出去打仗还要立个"湘军出湘纪念碑"么？河南人出去打仗还要立个"豫军出豫纪念碑"么？抗日战争时期川军出川作战，偏要立个纪念碑，恰恰是川人守势心态的印证。但一个事物总有它的两面。成空部队都处在边远艰苦地区，领导下部队，目击部队那种艰苦奋斗的场景，会对灵魂产生洗礼和冲击。成空领导一般都比较淡泊名利，道理就在于此。昆明基地雷达团有一个排长，月工资四百元，每月寄给瘫痪在床父母二百元，小孩上学一百五，生活费只有几十元。家徒四壁。但在艰苦的地区一干就是十年。空军丁文昌政委去看望了他，说："你很不错，我给你敬个礼。"排长眼泪刷刷地流。这是最高奖赏了。你们昆明基地位处云南。这里是"老山精神"的发祥地。你们是近水楼台。"老山精神"是一种奉献精神，一种大无畏的勇敢精神，值得我们世代记取。
共性问题。我军干部有三个普遍性的问题：
①缺乏讲真话的勇气，当然也缺乏讲真话的能力。去年，经中央军委和江主席批准，国防大学举办了一个正军职干部培训班，俗称"龙班"，从全军挑选了三十名正军职以上的干部去学习，空军有三个：我，空军何为荣副参谋长，沈空许其亮司令员。何和许都是飞行员中的佼佼者。他们都是我的首长，都对我有提携之恩。入校的第一个星期，其它学员都在研究学校的规章制度、研究教师啊，课程啊。我研究其它二十九个人。我不研究学校，我研究人。当他们熟悉学校以后，我也已经熟悉了他们。我得出结论：第一，虽然部队中还有好的人没有来，但来的肯定是最好的。第二，将来的军委领导、总部领导，很可能从这三十个人中产生，甚至更高，也未可知。但如果这些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不加强学习和修养，充其量也就是军事工作者、政治工作者，而不能称为军事家、政治家。这就是者与家的关系。这些人是我们这代军人的化身。在他们身上可以折射出整个军队。有一些人已经接近顶峰了，但还差一个台阶。可就这么一个台阶，终其一生，他就是上不去。我们这批高级干部，最缺乏的就是三条：独立思考，逆向思维，敢于说不。敢于说不决不是不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恰恰是更好的服从命令听指挥。列宁早就说过：不折不扣地贯彻上级的意图是最好的消极怠工。这是大意。人和思想和水一样，是流动状态的。你不让它流动，这水就变腐臭了。死水一潭！水的形态又是自由的形态。人世间最具有自由形态的东西就是水。哪儿都能去。哪儿都敢去。无孔不入嘛。人的思想应当也是这样的。过去苏联共产党的教训，以及我党的历史经验，都告诉我们，忽略人的思想和强制人的思想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毛主席解放初期就讲过：我们党要养一批敢于胡思乱想的人。总政联络部部长岳枫，就是叶剑英的儿子，一举手说： "我报名！"美国兰德公司有一条著名的宗旨："保护怪论"。怪论往往过一段时间就变成了真理。江主席一再告诫我们要解放思想。我常对你们说，解放思想，首先得要有思想。你连思想都没有，解放个什么趣！让人们胡思乱想并不一定是坏事。一定要处理好思想稳定与社会稳定的关系。思想越活跃，社会就越稳定。思想越自由，社会就越前进。反之，思想越压抑，社会才越不稳定。"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不仅在无耻地强奸人民的思想，他们甚至是在"轮奸"人民的思想。这种悲剧再也不能重演了。我是从步兵连队出来的，我有个最深刻的体会：当过连长之后才知道怎么当班长。有些人为官一生，至死不知道这个官是怎么当的。有的人一辈子在讨伐别人的思想，其实他不晓得他的思想最该受讨伐。总政组织部邓正明部长在退休时，说了一句很深刻的话："我为官一生最大的体会是：多交小朋友，少交大朋友；不忘老朋友，稳定好朋友。"他说的仅仅是朋友吗？不，他说的是思想。我这个人你们也许不了解。我什么都没有，但我有思想。从物质上讲，我也许最穷；从精神上讲，我肯定最富。我什么都可以给你，但思想不给你。我绝不出让"思想主权"。就象小平同志讲的："主权问题不容谈判。"由于我掌握了自己的 "思想主权"，所以我从不说假话。人说话应该有底线，这些底线依次是：一，力图说真话；二，不能说真话应当保持沉默；三，无权保持沉默而又不得不说假话则不应伤害他人。现在，领导干部要带头讲真话，要喜欢讲真话的人，要敢用讲真话的人。但常常的情形是："讲真话领导不高兴。讲假话群众不高兴。" 当年我们批判林彪时，说他在井冈山就反对毛主席。原因是当时林彪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提出"红旗倒底能打多久"的问题。林彪后来成了罪人，但这件事他不错，不仅不错，还有益呢。一个下面的干部，用这种形式向党的领导反映自己的观点，提出自己的意见，这是好事。如果把自己的观点隐瞒起来，上面说什么就跟着说什么，这是不正确的。林彪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尽管他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敢于向上面反映，这是一种到今天都应该提倡的精神。由于林彪提出了这个问题，毛主席写了千古名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如果林彪不提那个问题，毛主席这篇文章也写不出来。
②知识。我讲的知识，不仅仅是指文化程度。我讲的知识是一种综合素质。今天的知识分子，我给他们讲，我不认为你们是知识分子，你们仅仅是"知道分子"。你懂得不少，书看了不少，但真学问不行。真正的知识分子既要有书本知识，又有实践知识。读书，第一是要钻进去，第二是要跳出来。重要的是钻进去，更重要的是要跳出来。要有自己的心得。军队要担大任，必须要更多的知识分子。改革开放以来，我军招生了不少大学生，但情况如何呢？我在北空时作了个调查，挺令人心寒呀。从八十年代开始到2000年，从大学里招收本科大学生一千八百多人。这一千多人中只有十一人在主官位置上，还包括连级主官。大部分人都走了，因为你没有给他创造环境。留不住他。和平年代，领导的水平就是使用知识分子的能力；井冈山时期，领导的水平就是使用工农干部的能力。在用知识分子这个问题上，领导有没有私心？一流的领导不敢用一流的部属，只敢用二流的。二流的领导只敢用三流的部属。不能有这种武大郎心态。齐政委有句话讲的挺深刻："都说成空这滩水混。我说不混，为什么，因为没有龙。"讲得好啊。龙是什么？龙就是人才。人到用时方恨少。一旦空出个师职军职位置，有时感到没有人啊。成空确实是有这个问题的。但是，最缺人才的地方，往往是压制人才最厉害的地方。你没从根本上培养啊。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深思和猛醒。你要培养他，给他创造条件。你得用他。给猴子一棵树，给老虎一座山。我们改革开放的精髓之一，不就是让读书人有钱，让有钱人读书吗。道理是一样的。有一个人曾经讲，我在读书人当是是有钱的，我在有钱人当中是读书的。有一个省委领导讲，在读书人当中，我是职务比较高的；在职务比较高的人当中我是读书的。我套用这句话说，在军人中，我是读书的；在读书人当中我是军人。今年是转变作风年，成空下决心要使用一批高学历人才。给有知识的干部闯开一条路，调查已经完了，下一步就是使用。怎么用，我还在想。我不怕探索，不怕前进，不怕摔跤。你们都知道有个"胎瓜效应"。一棵西瓜秧结几个瓜，第一个瓜叫胎瓜。这个胎瓜可能是苦的。但是，后面一个比一个甜。没有这第一个苦的，就不会有后面几个甜的。那么就让我就来当这第一个胎瓜吧。走错不怕，你得走嘛。闯错了不怕，你得闯嘛。
③干部选拔机制有待改进。现在我们干部的选拔机制既不是古代的考试机制，也不西方的民主机制，更不是竞争机制。我们的机制是什么呢？是伯乐机制。就是这么一个伯乐机制——在几种机制里面最落后的机制，也用不好。封建残余一天不根除，这个问题就解决不好。严复这个名字你们听说过吧？他在英国留学时，曾与日本后来的首相伊藤博文同班。他的成绩比伊藤博文优异多了。回国之后，伊藤博文当了两届总理大臣，发动了两场战争，使日本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严复呢？回国后默默无闻，只翻译了一本赫胥黎的《天演论》。但这个严复说过一句话。我认为就凭这句话，他足以不朽。他说：两千年来中国的所谓国家，其实是只有家，没有国。国是一姓之家。兴，是一家之兴；亡，是一家之亡。严复戳破了中国社会形态的天机。孙中山后来闹革命就高举着四个字："天下为公"。满清已经垮台近百年了，但反封建的使命依然方兴未艾。它很坚强啊。它不存在表面中，它存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北京有个很著名的智力节目《SK状元榜》，老师曾出一个题目考学生："WHO IS THE MAN THAT EVERYONE ADMIRES AND VERY MUCH WANTS TO BE？"（有一个人让每一个人都羡慕，并都想成为这样的人。请问这人是谁？）学生脱口而出："KING"（国王）。而答案是HERO（英雄）。你们看，中西方的差异就在这道简单的题目里准确无误地显现出来。而那是个十六岁的学生，我们的未来。我们常常是错了还不觉得。有一句话你们大家都听说过："用好作风去选作风好的人"，还堂而皇之地写在《求是》杂志上。错了。这是典型的人治的东西。你用好作风能选出作风好的人吗？这是其一。其二，谁相信你这个好作风啊？你好作风的标准是什么？其三，你凭什么来选？应当让群众选。我最不喜欢看中央电视台那些播音员。现在中央电视台的一些年轻播音员全是那些老播音员的翻版，一模一样。我说这准是那些老播音员去选的，总是选那些长得像自己的那些人，跟他女儿和儿子一样。当然，在干部问题上，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应该循序渐进，水到渠成。但有一条我们现在做不是早了，而是晚了，就是选拔干部尽量民主。民主是什么？民主就是一句话：多数统治。你选干部，哪怕用伯乐机制选干部，也要大多数人都说好才行。很多同志对我国的干部年龄制度有微词。年龄制度是对民主选拔干部机制诸多*踏中比较厉害的一种。应惟才是举，而非惟年龄是举。有人五十岁就不行了。托尔斯泰八十岁还写出了《战争与和平》。干部用早了也不妥。用干部象打枪一样，有个"抛物线"，要取"最佳值"。我给你们举沈空许其亮司令员的例子。许司令有大气，胸怀宽阔如海。有政治头脑。我说我是政治干部中懂军事的人。许司令员是军事干部中懂政治的人。他四十四岁就当了大军区副职，马上就十个年头了。"大限"已到，年纪尚轻。我对一个总政徐才厚主任说：许其亮如果退了，那将是人民解放军的笑话。他以大区副之身退下来，竟还不到一个师长的最高服役年限。师长最高服役年龄是五十五岁。这正是一个男人最成熟的时期。
深刻了解了干部的特点，才能发现人才，挖掘人才。我算个小人才，不算大人才，更非全才。与其它同志相比，我只是有点锋芒而已。我最不愿意做的事情是隐讳自己的观点。我爱这个国家、我爱这支军队。正因为部队困难、有需要改善之处，才需要我和我们。如果它太完美了，要我们干什么？因为爱而无私。因为无私而无畏。有的高级干部，一事当前总想自己。当到一定的职务后，不敢替别人办事，不敢说话，战战兢兢，为什么？不就是为了当更大的官吗？有私欲，你就不可能坚强，你就不可能无畏。人活一场，我不做自己还做别人吗？雷锋咱做不了，朱伯儒咱做不了，我就做自己还可以吧。官帽子像雨点一样往下掉，哪一顶能掉到你头上？不要去追求这些东西，还是去追求一下精神方面的东西，这方面疆界无限宽广。我上国防大学，国防大学说了两个想不到：第一，想不到军队还有这样的人；第二，想不到军中有这样的人还能生存。这说明军队有希望。我在生活里是没有锋芒的。我和大家相处都很好。但是，在思想上我是有锋芒的。真正能够刺痛你的，真正能够把人刺出血的，是思想上的锋芒。而不是在于你这个人有多高傲，你有多大的官职，那都没有用。我写过不少书。我宁愿我的书被一个人读一千遍，不愿意它被一千个人只读一遍。有人读得懂我。有人读不懂我。彭东海（《空军军事学术》主编——编者注）说："我能读懂你。但是读一两遍还是读不懂你的。"很多人把锋芒藏起来，我不藏。我藏给谁看，藏了我要干什么。
张孝祥，南宋人，秦桧当宰相时，他考进士第一，当即上疏揭露秦桧，为岳飞平反。朋友劝他敛起锋芒，他说，没有锋芒我考进士干什么；我明明有锋芒把它藏起来我考进士干什么；秦桧是个王八蛋，我不攻击他我考进士干什么。三问，酣畅淋漓。我本能地感到，我们处在中国的大时代。中国转型在即。一旦转型，就需要一批领风气之先的人。我们军队现在太缺少有风采、有个性的人。而过去我们的人才如群星璀灿。我建议你们看看吴东峰的书。打江山的那些将军们多有特点啊。尤太忠将军下部队就喜欢数猪。每至一个连队，不问人多少，只问猪多少。干部若答错，必遭骂。如答少一头，尤说："官僚主义。"如答多一头，尤说："弄虚作假。" 朱镕基总理对我爱人李小林讲，1958年，他到三O一医院看望病人，在电梯里碰见了彭德怀元帅。彭老总刚看完一个身患绝症的老同志，彭说到生病时，讲了三个"然"："大不以为然；不得不然；顺其自然。"朱总理说：这三个"然"成了他一生的座右铭。至于毛、邓，就更不用说了。"三大战役"前，有人对毛主席说，国民党势力还很大，一口吞吃是不可能的。毛主席坚持要打三大战役。那同志说："这是赌搏。"毛主席说："好，赌一个新中国！"江主席讲："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最重要的是思想创新，其次是行为创新，再其次是文章创新，再再其次是语言创新。一个人一生中如果有一句话，哪怕是坏话，能流传下来，也是值得的。我们现在制造了那么多文章，说了那么多话，都是垃圾，美丽的垃圾。就写材料而言，我们每天都在进行无效劳动，重复劳动，甚至是有害劳动。江主席曾说："他们（指某个部门）送给我的材料，我一份都不看！"看看我们今天的材料，空洞无物，穿鞋戴帽，令人愤慨！1989年6月23号，中央政治局开会批判赵紫阳的错误。赵紫阳"六四"之后是很嚣张的。当时有一张照片你们可能没有注意到，代表鼓掌通过对赵紫阳的处理决定。照这张照片时赵紫阳背朝着镜头，他也在鼓掌。他是要走进历史的，他也走进了历史。政治斗争啊。我认真研究了小平同志的政治斗争艺术，发现他始终掌握三个原则：第一，从来不把政治斗争看成个人恩怨。你对他好不好，他不会以此为标准，他以历史和国家、党的利益为标准。第二，从来不与对手在日常琐事上发生冲突。第三，永远不和与自己不在一个等量级上的对手较量。老鼠向狮子挑战，狮子拒绝了。狮子说：我如果应战，不管你赢你输，你都赢了。我干嘛理你？当时姚依林主持政治局会议，赵紫阳要求发言，姚依林问，你需要多长时间？赵紫阳说要一个小时。姚依林说，一个小时太长了吧。赵紫阳说，那就两个小时。那态度很嚣张的。陈云同志和小平同志都没有参加会议，先念同志也没去。最后陈云同志的书面发言时间到了，是他的秘书许永跃同志送的。许永跃现在是国家安全部部长。一张纸，两句话："一、赵紫阳同志辜负了党中央对他的希望；二、同意中央对赵紫阳同志的一切处理。陈云。1989年6月23日。"后来这封信作为中央文件下发，掷地有声，太棒了。我经常在想，我们的材料如果能象陈云同志的信一样就好了。这一点，老百姓都比我们强。有一个打工妹到河北打工，干了几天后给家乡的亲人发了一封信，只有八个字：" 此地钱多，人傻，速来。"精彩绝伦！此地钱多，前提有了。人傻，条件有了。速来，结论有了。我们就搞不出这样的东西来。
当然，我们讲了那么多军队的好的方面，并不是否认它的问题。相反，中国越以开放的姿态与世界发生广泛对话，我们就越会发现军队许多不如意的地方。譬如在观念的更换上，它没有了那种开一代社会风气之先的朝气，象解放初期和"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样，但在社会世俗化的大潮之中，它又没有表现出傲世独立的对抗姿态。在社会的整体构成中，若用经济发展的术语来为军队定位，它不是特区，不是沿海区域，只能算是中部区域。有趣的是，中央出台的大力扶持中西部经济发展的战略与科技强军和质量建军方针几乎是在同一年提出，也可以证明中国军队的情况。
二、道德问题
做人嘛，善良不是一种愿望，而是一种能力。我在《大国策》中说，我们不能选择是否有个聪明的头脑，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有一付较好的心肠。较好的心肠指什么？一个人的道德品质。一个人的道德高低也许不重要，一个民族的道德高低就重要了。一个官员的道德高低也许不重要，一个执政集团的道德高低就很重要了。好人可能错用坏人，但是坏人绝对不会错用好人。我们对干部进行这么多考核，但翻开干部履历考察表，居然没有一条是对干部的人性道德进行考核的标准。这促使我们的干部不必对下，更不必对自己承担什么道德义务，只要"唯上"就路路皆通。今天，中国在大步前进，也暴露了不少问题。一切问题都指向制度，而一切制度的问题都指向文化，而一切文化的问题都指向宗教。道德就是文化。道德是不是宗教的一种表现形式呢？我还在思索这个问题。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有许多值得商榷和改善之处。民族性就是道德。
宗教决定了文化，文化决定了民族的性格，民族的性格决定了民族的命运。举反腐败为例。惩治腐败并不能根除腐败。建立完善的社会制度是一种办法，但根本的办法还是要从文化入手。比如，"高薪养廉"。在中国，高薪未必能养廉。为什么？中国文化有很浓重的"家文化"色彩。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多子多福。父辈一定要给子孙留钱。这和西方文化截然不同。我们作父亲的，自己薪水再高，还要想着留给孩子，因此他还要贪。这也是中国官场"贿赂文化"的成因之一。中国文化的形成有三个主要因素：
①生存环境。自古以来，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人口就比欧洲多。中国女人被"家文化"变成了生育机器。欧洲人对土地的人均占有面积比中国大许多，可它还觉得狭小，喘不过气来，要重新开拓新土地，因此才有了新大陆的发现。中国人则在这片恶劣的环境中争斗。生存法则十分严酷。但文化的形成一味强调环境是不够的。坏的环境塑造一种不成功的文化，好的环境仍然能塑造一种不成功的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形成，就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中国这片土地自古以来植被很好，满是森林。山西蕴藏着那么丰富的煤，就是古代森林的证明。由于树木太多，人们从居住地出来毋需走太远就能得到木材，所以盖房子就用木头，又简单又省事。久而久之，中国的建筑就成了土木结构的形式。欧洲民族步入文明时，环境较中国而言恶劣许多，少树，多石。他们要盖房子只有向山要石材。久而久之，西方建筑形成砖石结构的形式。千年以降，我们的林子砍光了，土木结构的建筑坍塌了。人家的砖石结构的建筑留下来了，森林也保住了。意大利能看到两千年前建筑，相当于中国的秦汉。中国现在连明朝建筑都罕见了。
②宗教。中国的三个主要宗教：佛教、道教、儒教（我把儒学也称为一种宗教），对中国人形成今天这样的心理状态和道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历史证明，这三个教根本无法振兴中华。有人曾问我对"***"的看法，我说我对"***"的看法就是没看法。我根本不正眼看它。道教、佛教都不值得提， "***"就更不值得提。它甚至连邪教都算不上。让我拿西方的基督教和中国的宗教做个对比。中国文化教育我们"人之初，性本善"。西方的宗教正好相反，它认为人生下来是恶的，人的本性也是恶的。因此，他要限制你，反思你。西方文化认为，人是有原罪的。人心是黑暗的。同志们，你们有的人经过"文化大革命"，最黑暗的东西在哪里呢？最黑暗的东西在人的心中。每个人的心灵中都有非常肮脏的一面。西方文化把这个剖露出来，展示出来。批判它，控制它。东方文化是把它包起来，养着它。西方的教堂有忏悔室。进了教堂之后，就把心灵的东西向神述说。把丑陋和肮脏的东西向神诉说了，他就轻松了。他的心灵得到了净化。我在美国时曾在教堂外坐了一整天，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情景：人们总是愁眉苦脸地进去，神情轻松地出来。后来我才渐渐了解了其中的奥秘。久而久之，他就变成了一个健康的人，心态和心灵特别健全的人。人是有欲望的。但人必须克制自己的欲望，必须自己（而不是别人）克制自己的欲望。中国人不会克制自己，不对会自己进行心灵拷问，于是他就去克制别人，去拷问别人。鞭笞和拷问自己是痛苦的。只有心中永远有信仰，有对永恒的神的信仰，才能如此。
很多同志去过西方的教堂，那里的神是以一种血淋淋的、受苦受难的形象出现的。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圣母不是流血、就是流泪。那实则是人的化身，是人的苦难、思想的化身。西方宗教里的神看似是神，其实是人。耶稣的死亡就已经完成了他从神到人的蜕变。只有人才能死。而中国的庙宇的神才是神。你看那些神的形象：大腹便便，无忧无虑，嘻皮笑脸，享受着人间烟火。个个吃得脑肥肠满。西方人进教堂是为了忏悔。我们进庙是为了贿赂。不是吗？我们因为要办成某件事，向神祈祷，用钱买了香点上，或放上瓜果之类我们人间吃的供品，默默许愿。这不是贿赂是什么？西方人进教堂是为了解脱精神上的苦难。我们进庙宇是为了解决实际生活中的苦难。西方宗教的神在受苦，人民不受苦。东方宗教的神在享乐，人民在受苦。这就是东西方宗教最大的区别。外国的教堂总是建在城市中心，与民亲近。中国的庙宇总是建在深山老林中，与民疏远。我曾说过中国人基本是个没有信仰的民族。没有信仰，不是指没有信仰的形式。恰恰相反，中国人信的东西最杂，包括气功大师都信。什么都信，恰恰就是什么都不信。中国人心中没有永恒的神的位置，再说深一点，就是没有终极性的文化精神追求！这种人是不会把自己的关心范围扩大到家庭、甚至个人以外的。如果扩大出去，一定就是伤害别人。这样的民族怎么能不是"一盘散沙"？在西方国家一辆车要坏到公路上，几乎所有的车都会停下来，问你是否需要帮助。在中国，绝大多数车都会扬长而去，好不容易停下来问你，我可能还怀疑，你干什么？你有什么目的？一滴水珠是非常小的，但这个水珠确实能把整个太阳包容进去。千年来，东方和西方的竞争中，西方胜利了；东方宗教和西方宗教的竞争中，西方宗教胜利了。宗教的胜利是什么样的胜利？我认为是一种精神上的胜利。没有信仰，就没有精神上的力量。我们所缺少的，正是人家所拥有的。就拿盖庙来说，西方人盖庙，总是把一座山头齐齐地削掉。这是一种气势，一种与大自然抗争的勇气。中国人盖庙，总是把它盖在深山之中。看起来是与这个深山和谐地成为一体，实际上是一种投机。有幅古画，叫做深山古刹，很有名，但画上没有现出一堵墙，没有出现一片瓦，画的是什么呢？两座大山中间有一条小路，一个和尚挑着担子在这儿挑水。这幅画的意境是什么呢？就是说深山藏古寺，寺和山融合到一起去了。我们肯定认为这很巧妙呢。中国人投机心理很重，都渴望不劳而获。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多少人投身商海，都想着"明天该轮到我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都想当那一部分人。受了多年"为人民服务"的教育，却都想成为被服务的对象。秦以前，中国人不是这样。汉以后，特别是刘彻独尊儒术之后，中国人才变了。我最爱读《史记》。翻遍《史记》，没有对叛徒的描写。今天我们有多少叛徒！那时候很少有告密者。今天告密者遍地！昨天，空军工程大学政委王鸿生来看我，我们当年在空军政治部是战友，我俩谈到了这么一件事：王鸿生所在部里有一个干事，是个领导很看重的人，他的同事与一个姑娘通奸，他搬了个小板凳在同事门口坐了大半夜，直到把两人"捉奸"。他受了表扬。我嗟恨不已。我说：是什么力量支配着他在黑暗中坐了那么久？绝对是一种犯罪的意识。保定、易县，易水，古时候是出荆轲、高渐离、田光、樊於期的地方。"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抗日战争中就保定府出的二狗子最多。我当作家时曾到保定采风，一个农民给我唱了一首过去的歌："那一年鬼子进了村，我们扛起枪当了兵……"后来才知道他当的是什么兵，伪军。外国不是没有叛徒，但比中国要少得多。这是一种什么力量在起作用？精神力量。1986年我刚到美国的时候，深夜出去，红灯亮了，没有任何车，所有汽车到路口都自动停下来。我不理解，说美国人怎么这么傻呀。后来我才明白，他这是一种对自己的控制。控制自己就是对心灵的拯救。小节如是，大节更如是。日本人讲，中国人的阵地很容易突破。黎鸣说得好："中国宗教把老百姓变成了羊。"同样是坚守阵地，西方人虽然也害怕，但他能约束自己。我们呢？首先是希望别人去挡子弹。看别人跑了，想，你凭什么跑？我也跑。你当伪军吃香喝辣的，我也当。你贪污，我也贪污。我不能比你吃亏。西方国家不是没有接受贿赂的事，但总体上讲要比我们少。当他接受贿赂时，良心和精神会约束他。迟浩田副主席讲过一件事，对我印象极深。他说，抗日战争时期，在胶东根据地，七、八个鬼子扛着太阳旗来扫荡，三四万根据地军民在"跑反"。狼撵羊嘛。一个女孩子在公共汽车遇到抢劫，满车人无人吱声，她感慨道："我爸爸说过当年日本鬼子一个人就管咱们一个县，过去我不信，现在信了。"有一个小女孩，是个车站检票员。"文化大革命"中火车比较拥挤。火车一进站，人们轰地一窝峰地往里挤。这个小女孩说，你们这么多人，我一个女孩不可能都抓住，我也不想全抓，抓谁呀？抓第一个挤的。于是大家乖乖地排队。
③历代统治者实行愚民政策。儒、道、佛的思想各有不同，但在反智主义或主张愚民方面都是异曲同工。正因为此，它们才获得统治者的青睐。在这种文化宗教和统治者愚民政策的夹击下，中国人形成了今天这样的种群。中国人最善长歌功颂德，其次是告密，第三是玩弄权术，最后是明哲保身。满清人对中国的统治最为成功。它深谙中国人官场的特征：效忠个人，不效忠国家。有奶便是娘。满洲人统治中国汉、蒙、藏三族，针对不同的特点使用不同的手腕：西藏人信佛，清廷便在承德仿照西藏的样式修庙，把喇嘛接到中央来当大爷；蒙古人剽悍，便使用婚姻手段，把皇女嫁给蒙古王公。你生了儿子，都是我外甥。对汉人，用科举。汉人有个毛病，好当官。只要给你官作，就象给了狗一块骨头似的，服首贴耳。我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导师是研究毛泽东的，他认为毛泽东一生中一共干了三十一件事：（1） 1921年入党（2）1925年转向农民（3）1923-1927年加入国民党（4）1928年建立农村基地（5）江西苏区（6）富田事件（7） 1935长征（8）遵义会议（9）与张国焘争夺中共领导权（10）1937年与国民党合作（11）与江青结婚（12）延安整风（13）七大树立毛泽东思想（14）夺取全国政权（15）推行土改（16）1950年参加南朝鲜战争（17）高岗事件（18）三反五反（19）公私合营及农村合作社（20）反右（21）大跃进（22）庐山会议（23）与苏联决裂（24）酝酿打倒刘少奇（25）发动文化大革命（26）援越抗美（27）确定林彪为接班人（28）与美国解冻（29）扶持"四人帮"（30）打倒邓小平（31）安排华国锋接班。
我仔细研究了这三十一件事，发现其中二十件事与摧残人的精神和道德有关。（我在下面打了杠）到1966年，毛泽东终于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使中国的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更使全国人民的道德素质降低到可怕的水平，国家几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精神呵，那是一个人的立命之本，是一个民族的强大之本，是一个国家的生存之本。什么都没有，但不可没精神。前不久到航空兵三十三师时，我又去了渣滓洞集中营。江姐等一大批烈士牺牲在那里。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成立了。江姐在监狱不是还绣了五星红旗嘛。她不知道五星红旗的样式，把一颗大星绣在正中央，四个角各一个小星。国民党准备开始大屠杀时，解放军已经接近白市驿了。华莹山游击队已经同四十七军接上头了。游击队说，你赶紧去，白公馆渣滓洞那儿马上要处决政治犯了。结果解放军认为华莹山游击队员是个骗子，可能是敌人设的圈套，他们没动。结果，屠杀开始了。烈士们是多么义无反顾地走向死亡呵。有人说，真遗憾，他们没看到新中国。眼看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就要实现，他们却未能见到。我说你错了。讲心里话，他们是非常幸福的。他们心中信仰马上就要实现了，他在这个时候死去不是一种痛苦，那是一种幸福。真正痛苦的是那些活了下来的，看到了人民共和国建立，然后反右、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被自己为之献身的党折磨得死去活来的人，才是最痛苦的。死，死不了。活，活不成。最后丧失了信念和信仰，如同走肉行尸。失去了信仰的共产党员是个什么样子？你看看现在这些贪官污吏就知道了。有着信仰的共产党员是什么样子，你看江姐和许晓轩就知道了。竹签往指头里插，痛得钻心。意志如钢铁。现在的贪官个个怕死。官越大越怕死。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被逮捕时气焰万丈，说：" 如果我有问题，政治局一半人该杀头！"到真准备枪毙他的时候，他跪地求饶："给我一条生路吧。"胡长清死到临头了还说，我能写字，你们留下我，我给你们写字。你又不是颜真卿，你就是颜真卿也把你杀掉。安史之乱不是把颜真卿也杀掉了吗。他还哀鸣。反观那些地痞流氓，包括"***"的一些人，他们倒显得挺"有种"。贵州处决一个犯人，押赴刑场前警察要把他的裤腿扎起来。为什么要扎裤腿呢，怕他屎尿齐出。他说，开玩笑，给我扎什么裤腿？打的时候，在他背上要害处用粉笔画个圈。一枪下去，打倒了。他骂了一句，***，打得不准。又打一枪，他骂，真蠢。连打了五枪才打死。武警战士手都发抖了。你看我们这个武警战士，戴着口罩，戴着墨镜，生怕被人认出来，打完后被几个人拥着，匆匆忙忙跑到汽车里，一溜烟开走了。胡万林大家知道吧？在被审判的时候是相当嚣张的。法官问：你什么文化程度？胡答：大学。问：在哪里学的？答：自学。大地是课堂，猪是我的老师。
我是中国文化的继承者，也是中华文化的批判者。过去，我首先是它继承者，其次才是它的批判者。现在，我首先是它的批判者，然后才是它的继承者。西方的历史是一部改恶从善的历史。中国的历史则是一部改善从恶的历史。古代西方什么都禁，就是不禁人的本能。中国什么都不禁，独独禁本能。西方人敢于展示自己，既敢于展示自己的思想，又敢于展示自己的裸体。中国就知道穿衣服。给思想穿衣服。穿衣服总比脱衣服容易。西方鞭挞自己的黑暗，所以得到了光明。它的思想在驰骋。我们歌颂自己的光明，结果带来千年的黑暗。黑格尔说："中国无哲学。"我认为中国几千年来没有产生过思想家。我指的思想家，是像黑格尔、苏格拉底、柏拉图，这些对人类文明进程有重大贡献的思想家。老聃，你说他是思想家吗？仅凭五千字的《道德经》能当思想家吗？且不说他的《道德经》有问题。孔子能算思想家吗？我们后人怎么审视他？怎么审视他的作品？他的作品从未为中国人内心提供一个可以对抗世俗权力的价值体系，提供的是一切围绕权力转。儒学如果是宗教的话，便是伪宗教；如果是信仰的话，便是伪信仰；如果是哲学的话，则是官场化社会的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学对中国人是有罪的。中国不可能有思想家，只有谋略家。中国社会是个兵法社会。我们民族只崇尚谋略家。一个事业上并不怎么成功的诸葛亮被人反复的纪念着。他心胸不开阔，用人也不当。有资料表明他也是弄权者。但恰恰是这么一个人，被抬到了吓人的高度，这也是我们民族心灵的一种写照。在这种社会形态下，有三种行为大行其道：
①诡辩术。我儿子今年考上了某大学新闻系，该大学新闻系是中国最好的新闻系之一。我对儿子说：拿教材来我看看。看过后我说，这不值得看。里面有这么一个论断：中国发明了火药。火药传到欧洲之后，冲破了欧洲中世纪封建的堡垒。真是笑话。你发明的火药冲破了人家的封建堡垒，你自己的堡垒怎么没被冲破？反而更加坚挺？在国防大学讨论台湾问题时，有一个观点颇有市场：台湾象一把锁。如果台湾问题解决不了，台湾这把锁就会把中国的大门锁住。中国将没有出海的通道。这是诡辩。我一句话就可以给你顶回去。西班牙成为海上强国后，并没有能阻止它的近邻葡萄牙也成为海上强国。法国多佛海峡离英国只有二十八海里，英国阻挡法国成为海上强国了吗？中国失去海洋关键是历代统治者没有海权观念。大家可能没注意到，前一段时间电视上批"***"，佛教协会、道教协会的住持、道长们侃侃而谈，批判"***"是封建迷信。我想冷笑，竟真的忍不住笑出声来。他是封建迷信，你难道就是唯物主义的啦？不也是迷信吗？
②对外怀柔，对内残忍。欧洲文明和中国文明几乎同时起步，但是欧洲形成了许多小国家，中国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大帝国。谈及此，我们往往沾沾自喜。其实，欧洲形成这么多国家正是它自由思想的一种体现。它虽然形成了这么多小国家，但是，多少与人类文明有关的东西是从这些分裂的小国中产生出来的，而我们为世界文明做些什么呢？统一江山肯定与统一思想有某种必然的联系。谋略社会是个内向性的社会。我曾经仔细研究过中美两国的差异：中国在国际事务方面基本是柔，在国内事物则是刚。美国正相反，在国际事物方面刚，在国内事务方面柔。我不记得我在哪本著作中提到过这个问题，可能是《对台作战，危险评估》，并做出这样的结论：这是由于文化不同所决定的。中国文化是封闭的，内敛的，内向的；美国文化就是开放的、外向的。大一统的理念也是个内向形的理念。这也是解释我们为什么在外国侵略者面前是羊，在自己同胞面前是狼的原因。近百个日本兵，就能够押着五万名国民党军俘虏到燕子矶去枪杀。不要说反抗，他们连逃跑的勇气都没有。解放战争中莱芜战役，仅三日，我军歼灭敌七个整师，五万六千人。战后，王耀武抱怨："五万头猪，叫共军抓，三天也抓不完。"而中国人要自己打自己人，那才叫勇猛！"六四"时，北京军区六十三军的排长刘国庚在六部口被打死。6月4日清晨，北京市民把他的尸体点燃了。尸体烧焦了。下午，天热，肚子鼓得老大。这时候，一个青年人拿一块玻璃，走上去把肚子一划，肠子一下就滚出来了，然后，他就用塑料绳把肠子根部扎起来，一大堆肠子就挂在肚子上。几千名北京市民在旁边围观，无一人阻止不说，俱大声叫好。这个青年人弄完后说："看，多像一朵花啊。"我说，这朵花开得好惊心好动魄啊。外地人听见这件事后，说，北京人真残忍。香港和台湾人听说这件事后说，大陆人真残忍。南朝鲜、日本人听说这件事后说，中国人真残忍。美国人和西方人听到后说，东方人真残忍.
③鄙俗。精神鄙俗必然带来行为的鄙俗。精神高贵必然带来行为的高贵。大约二十年前吧，我住的小区发生这么一件事：一对夫妻闹离婚，丈夫把新欢带进家，大吵。妻子跑到楼顶，欲往下跳。围观的人很多。有的人兴灾乐祸地大叫："快跳快跳！"后来警察把人救下来，围观者甚至感到遗憾。我长叹一声，回到家里，打开电视。正播着一个在欧洲刚发生的真实故事：某国，依稀记得是匈牙利，七十年前，一个年轻的矿工马上要和新娘举行婚礼，婚礼前最后一次下井，但发生了塌方，矿工永远没有回来。新娘子不相信她的爱人就此离她而去，苦苦等了七十年。前些日子重新整理矿井，在坑道深处一汪积水中发现一具尸体，正是七十年前被埋在井里的新郎。由于没有空气，又浸泡在饱含矿物质的水中，他仍如七十年前一般年轻。新娘子已成为白发苍苍的老妪。她扑在心爱的人身上痛哭。她做了一个决定，继续与爱人完成他们的婚礼。那一幕太动人了：八十多岁的新娘子一身盛装，洁白如雪。头发也如雪。她的爱人，依然那么年轻，闭着眼睛躺在一驾马车上。婚礼与葬礼同时举行。多少人都落泪了。
最能考验我们民族道德水准的事情就是美国去年发生的"9·11"事件了。今天，正好是"9·11"事件一周年。"9·11"虽然没有改变世界，但是改变了美国。同时，"9·11"之后的世界很难回到"9·11"之前去。当"9·11"事件发生的时候，在我们国家，至少在一段时间里，弥漫着一股不健康的气氛。9月12号的那天晚上，赵粤（作者朋友，现在总政联络部工作——编者注）给我打电话说，北大和清华的学生正在敲锣打鼓。我说中国足球队还没有出线呢，中国队出线要到10月7号，那是最后一场，中国对阿联酋。赢了就提前出线进世界杯。隔了片刻才知道是中国大学生在庆祝美国"双子星"大楼被炸。我国有一个记者代表团，当时正在美国访问，看到世贸大楼被撞，这些记者团的成员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这是一种文化的浸濡，这不能怨他们，他们已经控制不了自己了。结果被宣布为永远不受欢迎的人。我在北空，那几天部队来人看我，我都问他们对"9·11"什么看法。众口一词：炸得好。后来我讲，这是很悲哀的。如果是这样的人爱中国，那中国还有救吗？媒体就更不用提了，中国最没有新闻的地方就是在报纸上。1997年戴安娜遇车祸去世。你不管戴安娜这个人怎么样，英国王室怎么样，她至少具有新闻价值。世界各大报纸都在第一版登了这条消息，唯独中国的报纸不登这条消息。那天北京各大报纸的头版新闻是"北京市中小学开学了 "。这条新闻就等同报道"北京人今天吃早饭了"一样，就这个价值。"9·11"第二天晚上，我坐在电视机旁看《焦点访谈》，我想看看那些国嘴们如何评介 "9·11"这个焦点，结果那天的《焦点访谈》的内容是关于农村党支部加强自身建设什么的。你想看什么？偏没有。你不想听的，偏讲给你。国嘴当然无辜。1999年美国打南斯拉夫，中国出了一次头。那次出头的代价就是大使馆被炸。这次差点又出了一次头，后来还是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及时扭转了局面。我们这个文化的列车，带着巨大的惯性，载着我们这批有道德缺陷的人，风驰电掣地驶向终点。有人还在这个时候提出，趁机打台湾。此时动手，一鼓可下。这些同志的心情可以理解，但现在委实不是一个恰当的时机。当时我想，"9·11"死了这么多人，都是无辜的人。丧失的是人的生命，是世界上最有尊严的东西。这些生命本身与美国政府没有关系。我们以这种态度对待别人，别人却不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我们。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就是多佛惨案。去年，一批福建偷渡客乘闷罐车从多佛海峡进入英国的时候，由于在空气不畅的车里呆了几十个小时，人都闷死，只有两个活的。这个事件曝光后，中国大使馆的官员没有一个出面。最后是英国老百姓在多佛这个地方自发地举行追悼会和烛光晚会，悼念那些死去的人。很多孩子来参加，手里拿着玩具，中国制造的玩具。顺便说一句，现在世界上百分之九十的玩具是MADE IN CHINA。记者问孩子：为什么来参加追悼会？孩子说，他们也是人嘛。我们现在手里拿的玩具，有可能就是他们当中的人生产的。在整个追悼会中，没有一个中国人在场。什么叫文明，什么叫不文明？我在思考。
①为恐怖叫好很恐怖。中国文化教育出来的中国人。首先漠视和轻*自己的生命，才会对他人、他国的生命也视如儿戏。自己没有珍惜生命的权力，也不许别人有。鲁迅早年前批判过的"看客"心态就是这么炼成的。中国人看杀别人，无不兴高采烈。统治阶级故意把人放在大庭广众下去杀。被统治者就在大庭广众下享受了统治者的快感。特别在凌迟处死犯人时，连续三天，人山人海。连小摊贩都在那儿摆摊。刽子手还出售沾血的馒头。今天没有凌迟了，但当众审判也是这种习惯的延伸。当年如同过节一般去看杀谭嗣同六君子的国人，甲午之役中怎么能不丢掉台湾？他们的子孙——我们，如果还和他们一样，又如何解放台湾？公共汽车上一个歹徒逞凶，万马齐喑。就凭这样的人去解放台湾？就凭这样的人怎么去实现四个现代化？你实现了四个现代化又有什么用？我早上锻炼的时候看电视，《早间新闻》的广告节目，最畅销的产品是什么？防盗门。这是一个民族的悲哀。你看我们住的就像笼子一样。我在成都住的是前几任成空政委的房子。我进去一看，哎哟，我进监狱了。窗子上、阳台上到处都是防盗栅栏。我让拆掉。前些天有一本书叫《中国可以说不》。我说，你是可以说不，但你是在防盗门后面说不。这不是勇士，而是懦夫。乔良说的好："连看见鸡鸣狗盗之徒都要躲着走的爱国者，偏偏胆气粗豪地对遥远的列强说不！"
②要客观、全面地看待美国。美国是什么样的国家？记得早年听过这样一句形容纽约的话：世界上最好的和世界上最坏的加起来就是纽约。用这句话来套用今天的美国，是不是也合适呢？我们这一代军人，担负祖国未来希望的军人，既不当"亲美派"，也不能当简单的"反美派"，而应当做成熟的"知美派"。知道敌人才能战胜敌人。贬低对手便是贬低自己。拓跋焘把柔然的国名改为"蠕蠕"，意即虫子，可他偏偏被这条虫子打败。那你连虫子都不如。美国不希望中国强大就如同中国不希望美国称霸一样。中美关系有冲突，但也有一定的共同利益。如何化解冲突，发展共同利益，是当前中国外交家们应当努力去做的。中国要发展就不能断绝与世界的交往。现在世界是单级的。只有美国衰落才能出现多极世界。我们既不能断绝与美国的关系，又不能对美国抱有太大期望。目前与美国对抗并非是最适当的时机。国家利益应当永远是我们行动的最高准则。我们需要忍耐。忍耐并不是软弱。只有屈服才是软弱。美国当然亡社会主义心不死。美国当然不希望中国崛起，不希望中国经济发展上去。但我们应切记：与对手做斗争，一定要让你的对手见到一种最不愿意见到的局面。美国人希望中国人打内战，我们就真打内战了。他不在被窝里笑得浑身发抖才怪哩。当然，一味地"卧薪尝胆，韬光养晦"也不行，中国作为一个共产党大国可能象古代一个武侠一样躲进深山里苦练武功，待武艺高强了再出来与敌人决胜吗？以中国的人口和资源。特别是以中国的文化，中国不可能和美国一样强大，况且美国也不是停止不前。还是毛泽东说得好："打还是要打，谈还是要谈，和还是要和。"人要机智。外交斗争更要机智。要牵着别人的鼻子走而不是被别人牵着走。赫鲁晓夫就是个机智的家伙。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在一次大会上，赫鲁晓夫大肆揭露并批判斯大林的暴政。有人递上纸条，质问赫鲁晓夫，赫氏本人在斯大林当政时期也是权力核心集团的一员，为什么他在当时不起而反对斯大林的独断？赫鲁晓夫把质问的纸条高声念一遍，随即当众大声道：这是谁递上的条子？站出来！站出来……下面轻轻骚动了片刻，但是没有人站出来。赫鲁晓夫道："你们瞧，我们现在这样民主，这样无须恐惧的情况下，递条子的同志尚且不敢站出来；试想想，在斯大林统治时期的那种气氛中，有人胆敢站出来顶撞斯大林么？"全场鼓掌。我们对美斗争。应该具有赫鲁晓夫这种机智。该韬光养晦时，就韬晦到家。就象小平同志当年对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讲的一段话：我们所讲的韬光养晦，包括不要脸面，也一定要与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保持关系。（大意）邓小平的意思是，中国一定要与世界文明同步。不能远离世界文明。在"9·11"事件中，除了个别国家，中国一部分老百姓（而不是政府）是离世界主流文明最遥远的。该斗争时，寸步不让。"崇美"不对，"亲美"不对。"仇美"也不对。美国政府和政客与美国人民既一样，又不一样。有共同处，有异处。你要有高度的智慧把他们区分开来。过去，美国人民为了帮助中国摆脱殖民统治，打败日本，为中国社会文明进步做出过巨大贡献。两国没有根本利益冲突。今天因为美国利益遍布全球，两国有了冲突。但我们仍要以道德之心来评判事物，不可冲动。我曾讲过，对屠杀了我几千万同胞并且没有认错的日本，我们经常说"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对帮助我们打败了日本的美国人民，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要仇视呢？
③美国真正的可怕之处在哪儿？美国虽然有着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最先进的科技，但我认为这并不可怕。据说它的隐形飞机来去中国很自由，但这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它可怕的东西不是这些。1972年我在武汉大学读书，上政治课，一个政治老师讲："美国是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我，工农兵大学生，一身军装，立即站起来，反驳："老师，我觉得你说得不对。美国虽然不象中国一样，是早晨八、九点钟喷薄而出的太阳，但它也不是什么夕阳，而是正午的太阳。"老师气白了脸，结结巴巴地说："你这个同学，怎么敢说这话！"他没有问我为什么要说这话，却用了一个"敢"字。其间心态，一眼看穿。就是这个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国家，却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领导了世界上最新的一场科技革命。我大学毕业后，正逢改革开放。我又有一个观点：美国是由千千万万不爱自己祖国的人组成的国家、但他们都很爱美国。那时很多领导人，一边骂美国，一边把子女往美国送。反差巨大！讲了半天，美国可怕之处何在呢？我自己感觉有三点：第一，美国的精英体制不可小觑。他的干部制度，他的竞选机制，能够确保决策者是一批精英。我们中国的悲剧，大到国家，小到一个单位，多数的情况是，有思想的人不决策，决策的人没有思想。有脑子就没位子，有位子就没脑子。美国正好相反，他的宝塔尖体制，正好把一批精英弄上去了。因此，第一，他不犯错误，第二，他少犯错误，第三，犯了错误他能很快改正错误。我们是犯错误，这是第一。第二，常犯错误。第三，犯了错误很难改正错误。美国用一个小小的台湾牵制了中国整整半个世纪。他把这个棋子走活了，走神了，一个台湾，改变了东亚的国际政治生态。我最担心的中国新世纪发展的战略框架因为台湾而扭曲。现在对强势民族来说，领土的重要性大大下降，已经变追求领土为追求国势。美国人对任何国家都没有领土要求。它不在乎领土，它在二十世纪的全部作为都是造势，什么叫造势？除了经济强大以外，民心啊！有了民心国家就有凝聚力，失去的领土可以回来；没有民心，你拥有的土地肯定会失去。有的国家领导只看一步。美国行事往往看十步。因为如此，所以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生的每一次重大的全球性事件都在加强美国的地位。如果我们被它牵着走，就可能丢掉所有的战略筹码。我一再讲，美国的战略重心不会移到亚洲来，但不意味着它不包围中国。很多同志只看到美国在军事上包围中国，就象很多人只看到中美双方在科技和武器装备方面的差距，而没有看到在大战略、尤其是外交层次上比装备落后更严重的失衡。我们的对美外交，要么有措施没有境界，要么有细节没有全局。"9·11"之后，美国迅速在两个月之内拿下阿富汗，从西面包抄中国。日本、台湾、印度的军事压力也未减轻。看起来我们从"9·11"中得到了一些眼前的利益，但这些利益不出一两年可能就会消失。我认为对我国的战略包围是另外一种，不是军事，超乎军事。你看，近些年，我国周围的国家纷纷改变社会制度，变成所谓的"民主 "国家，俄罗斯、蒙古变了，哈萨克斯坦变了。再加上原先的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再加上台湾。这种威胁对我国而言比军事威胁更厉害。军事威胁或许是短期效应，而被所谓的"民主"国家包围则是长期效应。第二，美国的大气与宽容。你要到欧洲去，再去美国，你会发现一个重大差异：欧洲早晨大街上没有什么人，而美国早晨大街小巷有很多健身的人，甚至全天如此。我有句言论：健身是一种品质。健身代表一种蓬勃向上的文化。一个国家有没有朝气，看看它有多少人健身就知道了。美国人可以把国旗当裤衩穿在身上。我在美国买过一条星条旗裤衩。我常穿。我穿它是为了蔑视它，是出气，是一种心理的渲泄和满足。美国人穿则是一种调侃。本质不同。美国人可以在大街上焚烧自己的国旗。戴旭（作者朋友，《空军军事学术》编辑）说：如果一个国家连自己的国旗都可以烧的话，你还有什么理由去焚烧它呢？第三，精神和道德的伟大力量。这是最可怕的。"9·11"是一场灾难。当灾难袭来时，最先倒下的是躯体，但站的是灵魂。有的民族逢灾难，躯体未倒，灵魂已缴械。"9·11"事件中发生了三件事，都可以让我们从中看到美国人的力量。第一件，世贸大楼顶部被飞机撞击之后，烈焰奔腾，形势千钧一发。楼上的人们通过EXIT向下逃生的时候，并不特别慌乱。人往下走，消防队员往上冲。互相让道，并不冲突。有妇女、小孩、盲人到时，人们都自动地让出一条道来，让他们先走。甚至还给一条宠物小狗让道。一个民族的精神不强悍到一定的程度，断然做不出这种举动。面对死亡，冷静如斯，恐怕不是圣人也接近圣人了吧。第二件事，"9·11"的第二天，世界就知道这是阿拉伯恐怖分子所为。很多阿拉伯商店、餐馆被愤怒的美国人砸了。一些阿拉伯商人也受到袭击。这个时刻，有相当一批美国人自发地组织起来，到阿拉伯人的商店、饭馆为他们站岗。到阿拉伯人居住区巡逻，阻止悲剧的进一步发生。这是一种怎样的精神啊。我们自古就有报复的传统。我住在成都。邓艾破成都后，庞德的儿子把关羽一家老幼全杀光了。血腥报复，斑斑点点，不绝于史籍。第三件事，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坠毁的那架767 客机，本来是要撞向白宫的。后来机上乘客与恐怖分子搏斗，才使飞机坠毁。因为当时他们已经知道世贸大楼、五角大楼被撞的消息，他们决定，不能无所作为，要和恐怖分子进行殊死斗争。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做了一件事：决定投票通过，是不是要和恐怖分子作斗争。在这么一个生死悠关的时刻，我都不把我的意志强加给别人。后来全体同意，才去与劫机者搏斗。什么叫民主，这就是民主。民主的理念已经深入到他们的生命中、血液里、骨髓中。这样的民族，他不兴盛谁兴盛；这样的民族，他不统治世界，谁能统治世界。我常作奇想：世界最尖端的武器、最新的科学技术、最强大的武装力量，掌握在这些人手中，还是挺合适的。总比掌握在日本人手中强吧，总比掌握在利比亚、伊拉克人手中强吧？就是掌握在我们手中，我们能做出些什么，也未可知。美国这个国家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的借鉴。"9·11"事件后，美国没有成立"9·11"委员会，没有成立什么应急指挥部。我非常反对不实在的东西。我到成空以后，要么不开会，要么就少开会。非开不可的会，开短会。我来成空，首先就把常委学习改成自学。拿着文件念，学习的什么呀。我在同习惯势力抗争。我个人力量有限，但我不能不抗争。哪怕碰得头破血流也不气馁。比方说我一般下部队不吃饭，只要一天能回来的，我都带着干粮，我不吃部队。我到三十三师，在北空也是这样。如果不得不吃，我只吃简单的。虽说一两酒喝不倒红旗，一顿饭吃不垮江山。但是太多了，太浪费了，积少成多，就难说。有人说打台湾不要用什么新式武器，派几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上岛去吃喝他两三年，绝对把他吃光了。还有一个笑话是说开会的，有一个局长，病得要死了，就是不咽气。老婆说，孩子都来了，你放心上路吧，不行，死不了。老婆说，一切事都安排完了，你放心上路吧，不行，死不了。老婆说，家里财产都放好了，你走吧，不行。后来还是秘书比较了解他，凑过去悄悄在他耳边说： "局长，人到齐了，开会吧。"局长心满意足地闭上了眼睛。这故事当然是编的，但是，说明人们对这种东西的反感、厌恶。
"9·11"不仅是美国的机会，也是中国的机会。搞不好中国就是"9·11"最大的牺牲品，关键是你怎么把握，全世界都面临重新洗牌。研究美国，我们应把握它真正的内涵。不能光看小的，要看大处。有一句话说的好：经常议论别人的缺点，你就是一个道德水准低下者；经常议论人类的缺点，你就是一个思想家。
今天给你们讲了三个多小时，我的目标和我所追求的目标是人的解放。我相信，今天，我来跟大家讲课，与其说是我认识你们，不如说，是你们认识我。我十分坦荡，把我自己全部交给你们。我在你们面前展示我自己思想的裸体。尤其是我在最后谈了对西方、对美国的看法，并没有离开今天讲话的主题。有两条我要再补充讲一讲，第一，我是一个纯正的民族主义者。我讲的一切，都是为自己的国家好，自己的民族好。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会以民族利益为最高利益。为了它，我可以抛头颅、洒热血。我脑海中常留着朝鲜战争的一幕：1951年冬，我爸爸所在的部队向美军进攻。因为武器不如美军，必须在夜间潜伏在接敌最近处。一个连队悄悄潜伏下来，整整一晚上。那晚天降大雪，奇寒。天亮时，我军冲锋号吹响了，可潜伏的一百多个战士没有一个跃起来。原来他们全部被冻死了。至死他们仍保持着战斗队形。后来毛主席听了这件事的汇报，他当即脱下帽子，站立，久久不语。1962年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中，我军歼灭了印军一个部队，这个部队当年曾编成在英军序列中，参加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火烧过圆明园。毛主席接到电报后，拍案而起，说："百年国耻！"同时，同志们还应看到，中国国情和西方不一样。有些事情虽然看到了，但不能一蹴而就。有些事情还没有看到。有些观念的差距，有待时日，方能减小。譬如，前几天德国总理施罗德在竞选时，就因为一个小小的问题差点败北。什么问题？他染了头发。在我国，染头发算什么？爱美之心，人皆有嘛。爱年轻之心人皆有嘛！几乎没有领导不染发。但在西方则不行。因为你染头发，就是给人一假象，就是不真实的表现，就是欺骗。而政治家这样做，则被人打问号。你看，苛刻到任何地步！
第一次和昆明基地的营以上干部见面，就非常率真地、大胆地讲这么多，这都是我研究的成果，我对自己的讲话负责。讲对的地方，你们就往心里去，讲错的地方，你们就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出，莞尔一笑，不要当回事。每个人都是一个个体，每个个体都是自由的。我不能要求我的思想都给你们。我更不能要求把你们的思想都统一到某一个思想上来，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偏要追求那种可能，这是非常虚无飘渺的，实际上做不到。
到此为止，谢谢大家。
谢选骏指出：我为何说刘亚洲对“思想主权”的认识是错误的？因为，刘亚洲是套用了“言论自由”的俗套老套来认识解说“思想主权”的——他认为“思想主权”是属于他的，所以就轻狂不已，“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了……他这个无神论的共产党哪里懂得，思想主权是属于上帝的——凡人滥用，必遭天谴。
【70、后现代主义就是后殖民主义】
网文《现代性与后殖民主义思潮批判》报道：
学术思潮作为社会文化思潮的高级形态，是对现代性发展的理论回应。改革开放的上世纪80年代，启蒙主义是主导的社会文化思潮，而理性主义是主导的学术思潮。在90年代之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启蒙主义退潮，各种反现代性文化思潮和学术思潮兴起。中国当代主要的反现代性学术思潮有二，一是后殖民主义理论，二是国学思潮。后殖民主义在中国成为新左派的理论主张，是他们进行现代性批判的武器，但其影响所及，远远超过新左派的范围，在学界有广大的市场。中国的后殖民主义在理论上存在着偏颇，在实践上存在着弊端，而学界对此则缺乏必要的反思与批判。为此，有必要对后殖民主义理论进行新的思考。
后殖民主义在西方属于后现代主义理论，它在现代性高度发展的历史条件下，批判现代性，反对全球化，解构西方中心主义。作为对现代性的文化批判，它有一定的合理性，有助于克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和全球化的弊端。但是，作为一种学说，它同样存在着弊端。它把人类文化的传播和交流与殖民主义等同起来；在批判欧洲中心主义的同时，否定西方现代文明和人类普遍的价值；在批判现代性的弊病的同时，完全否定了启蒙理性，否定了历史的进步，特别是否定了启蒙理性的普遍价值，把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永久对立起来，从而把东方专制主义合法化。后殖民主义的肇始者爱德华·W·萨义德，在其《东方学》中认为，东方形象是西方塑造出来的，“东方并非一种自然的存在”，由于“西方与东方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 “……它可以被制作成——也就是说，被驯化为——‘东方的’。”他明确地说：“我本人相信，将东方学视为欧洲和大西洋诸国在与东方的关系中中所处强势地位的符号比将其视为关于东方的真实话语（这正是东方学学术研究所声称的）更有价值。”[[1]]
后殖民主义理论在横移到中国以后，由于时空错位，其弊端更为突出，成为反现代性、反启蒙主义的思想武器。早在1994年，一些学者就提出，中国进行的现代化是“他者化”，历史证明了“‘现代性’伟大寻求的破灭”，并且主张用“中华性”取代“现代性”，而所谓“中华性”就是“用中国的眼睛看世界”。[[2]]现在后殖民主义理论已经渗透到个个人文学科，形成了一股强劲的潮流。后殖民主义理论主张反思、批判五四以来包括新时期的启蒙主义，认为启蒙主义是接受西方后殖民主义的产物，国民性批判是转述西方殖民主义者的话语，中国被西方文化他者化了。这种思潮所及，中国的现代史被改写，中国的现代性被颠覆，中国的发展前景出现了危机。
从学理上说，后殖民主义理论有如下谬误：
后殖民主义理论认为，中国接受了西方的现代性，是西方文化殖民主义的胜利，是中国屈从西方文化霸权的结果。这样，就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中国从西方接受现代性，仅仅是片面的被给予——转述后殖民主义的话语，还是文明对话和实践选择的结果？现代性来自西方文明，这是不争的事实。但这不仅仅是被动的接受，更是主动的选择。鸦片战争以来，对西方现代文明，中国并不是一开始就接受，而是由抵制、反对逐步到接受、引进。中华民族接受“洋鬼子”的文化，批判自己祖宗的文化，是经历了长期的历史实践，进行了痛苦的探索和思考，才作出的选择。在鸦片战争前，国人视中国为世界文明中心，视西洋人为蛮夷，因此拒绝向世界开放。鸦片战争失败后，才逐渐意识到中国物质文明落后，西方的物质文明优越，遂有学习西方工业技术的“洋务运动”。但此时，中国的洋务派（不要说保守派了）仍然认为中国政治、伦理优越于西方，坚持“西体中用”。中日甲午战争失败，才进一步意识到中国政治文明落后，西方政治文明优越，遂有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之举。而同时，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都坚持中国精神文明优越于西方（如当时的孙中山、章太炎等都这样认为）。辛亥革命完成后，民主政治失败，又进一步意识到中国的国民性落后，遂有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引进西方现代性（科学、民主）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两种文明的冲突中，中国人终于意识到西方现代文明的优长处和自身的短处，并且为了生存和发展，作出了自己的选择。于是，才有步步深入的争取现代性的运动——从学习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洋务运动，到学习西方现代政治文明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再到学习西方现代文化的五四启蒙运动和新时期启蒙运动。可以看出，这个过程，不是中国消极被动地接受西方现代文明，而是由被动到主动、欲消极到积极地引进现代性的历史。把中国的现代性选择轻易地描述为转述西方殖民主义话语、屈从西方文化霸权，无疑抹杀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实践和思想智慧。总之，中国的现代性认同是中华民族历史实践的结果，是主动的历史选择，是文明对话的结果，而不是被“制作”或者“驯化”的产物。
后殖民主义理论认为，由于接受了西方的文化殖民主义，产生了对西方文明的崇拜，并且导致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贬低和批判；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时期的新启蒙运动开展的“国民性批判”，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丧失了自我，被“他者化”了。这就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启蒙运动及其开展的“国民性批判”，究竟是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还是被他者化、后殖民？按照文化学的理论，任何民族只能站在本民族文化的立场上看待他民族文化，必然有“民族文化中心主义”的倾向，因而不可能是客观、公正的，一定导致民族偏见。而只有个民族文化之间的开放、对话、交流，才有可能克服民族文化中心主义，形成对本民族文化的自我意识。旧中国闭关锁国，自以为天朝大国、世界中心，它没有世界意识，也没有民族意识；它认为孔孟之道、宗法礼教是万世不移的绝对真理，中国文化是唯一的文明，而“西夷”的文化是野蛮的，科学是“奇技淫巧”，民主是“无父无君”。只是在西方现代文明传入以后，才有了参照物，中国发现了另一种文明，并且意识到自己的落后，开始了反传统的自新、自强运动。五四启蒙运动以及新时期的新启蒙运动从西方引进现代性、批判国民性，正是以西方现代文明为镜，发现了自我。特别是从西方现代文明中发现了科学和民主，而意识到中国文化的反科学、反民主性质，以及中国人素质的落后性。这就是“国民性批判”的起因。如果没有西方现代文明的借鉴，中国就没有自我意识，也没有世界意识，更不可能发生从启蒙到革命的一系列现代化运动，就可能还停留在封建时代，而无由融入世界潮流，无由进入现代社会。
后殖民主义理论认为，正是由于西方殖民主义的偏见和歪曲，才制造了所谓东方专制主义以及中国文化的落后性。这就是说，落后的中国及其文化只是西方话语的建构而非事实。这就提出了一个这样的问题：东方专制主义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落后性究竟是西方殖民主义的话语建构，还是事实如此？后现代主义认为一切都是话语的建构，而没有什么事实本身的存在。这作为哲学对终极存在的否定，也许有其道理。但社会历史属于形而下的领域，不能以话语代替事实，而要以事实为根据。后殖民主义理论家正是在这方面出了问题。他们利用后现代主义的话语权力理论解读中国对现代性的接受，把专制主义、奴隶思想、阿Q精神、愚昧落后、无个体意识等国民的劣根性，说成西方殖民主义的想象和话语的建构，而不是事实如此。这是对历史现实的无知甚至是故意的歪曲。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虽然也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甚至领先于世界，但在现代社会已经失去了先进性与存在的合理性，其落后的一面愈发突出，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的发展。而对于中国落后性的发现，仍然得益于现代性的传入和接受。西方人从现代性（启蒙理性）的视角，发现了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的落后，同时中国的先进分子也接受了现代性（启蒙理性），发现了这些弱点，从而进行了对传统文化和国民性的批判，以达到先“立人”再“立国”的目的。国民性批判话语源自西方，并不能证明传统文化的缺陷不是事实，也不能证明国民性批判没有正当性。相反，对这种话语的接受（其实，不仅仅是接受，也有选择和改造，如中国启蒙主义者并没有认为中华民族是劣等民族，反而要自立、自强，重新雄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正表明中国获得了世界意识，也获得了自我意识。更重要的是，中国的落后，经过了事实的验证。中国人一开始并不接受自己落后的事实，他们的自尊心以及天朝大国意识不允许接受这种事实。但鸦片战争、两次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战争的失败，都证明了这一事实。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挨打，使中国人意识到中国文明的缺陷，感受到了民族性的落后，从而进行了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国民性批判。这并不是响应西方殖民主义的话语，而是为了摆脱落后，争取进步发展。中国近现代的自立、自强运动，无不是在西方文明的刺激下发生的，无不是在意识到自己落后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一历史，是不能任意抹杀的。
按照后殖民主义理论，中西文明只能对立、冲突，不是中国后殖民化，就是中国文化对抗西方文化，二者不能对话、融合。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文明是互相融合还是永久对立？当代文化理论中存在着冲突论（代表如美国学者亨廷顿）和文化趋同论以及文化融通论等，而后殖民主义理论属于前一种理论。现代文明虽然存在着冲突，但其基本趋势是互相融通而不是互相冲突。如果说古典时代文明的融合还没有大规模展开、世界文化还没有形成，那么现代性开始了这个历程。在文化融合中不可避免地发生文化冲突，但融合是不可逆转的主导趋势。如果承认这一点，就可以说，后殖民主义的根本观点即所谓文化殖民主义是错误的。严格地说，无所谓文化殖民，文化传通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并不能等同于政治压迫。虽然在历史过程中也曾经存在着政治压迫导致的文化的压迫，如早期殖民主义对非洲、美洲、亚洲民族文化的压迫甚至摧残，但是在现代条件下，由于政治压迫的消除，这种文化压迫正在被文化交往所取代。文明的融合是双向的选择，各种文明都从其他文明中吸取了异质的要素，从而丰富了自己。特别是东方文明在与西方文明的对话、融合中获得了现代性。同时，也必须承认，西方现代文明是主导力量，它以现代性的力量整合了异质文明，形成了世界化、全球化的浪潮。必须辨证地看待世界化、全球化。一方面，它是历史发展的方向，推动世界走向现代化。仅此而言，相对于后发现代性的中国，启蒙主义仍然有合理性、必要性。另一方面，全球化也有西方强势文化同化弱势文化，抹杀非西方民族文化特性的问题，但不能把它夸大为文化殖民主义。因为不能通过拒绝现代性、拒绝文化交流来保持民族文化特性，而只能通过文化交流、开放来发展民族文化。仅此而言，后殖民主义理论也有片面的合理性。后殖民主义是建立在民族文化本位主义的基础上的，这意味着不仅西方把中国他者化，中国也把西方他者化。因此，不仅要警惕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东方主义），也要警惕中国文化中心主义。而恰恰在这一点上，新左派犯了与东方主义同样的错误，那就是他们把西方妖魔化，把他们（无论是传教士、政客还是学者）都描绘成一心歧视中国、诽谤中国、殖民中国的阴谋家。他们甚至主张以“中华性”来对抗现代性，认为必须抵制西方文明，也拒绝启蒙主义，不承认中国（无论是传统的中国还是现在的中国）的落后，也不承认中国文化（无论是传统的中国文化还是现在的中国文化）的落后方面。在现代性没有完成的今天，这种思想显然是错误而危险的。
批判文化冲突论并不意味着肯定文化趋同论。文化趋同论虽然看到了全球化中文化的融合趋势，但也抹杀了文化冲突和文化差异，从而有抹杀民族文化的弊端。在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下，应该提出更富有包容性的理论，以解决文化冲突。基于文化间性理论上的文化融通论就是这样一种理论。文化间性理论超越了文化趋同论和文明冲突论，强调了各个民族文化之间的共存、对话和融通。所谓文化间性，实际上是主体间性在文化领域的表现，其基本含义就是把各个民族文化看作互相交往的主体，而不是彼此孤立、对立的存在；各个民族的文化之间可以而且应该平等对话、和谐相处，互相补充，共同发展，而不是互相冲突、一方吞没另一方。文化间性理论可以成为现代世界各个民族文化交往的共同准则，成为建立和谐世界的一种理论。在现代化进程中，文化交往的主导趋势是互相沟通、融合，同时也保持和发展各自的特性。
中国是一个后发现代性的国家，现代性尚未完成，还在为现代性的实现而斗争。在这个时期，以后殖民主义批判现代性，不仅是理论上的偏颇，也带来了实践上的灾难，那就是导致对现代性的毁灭。 “新左派”正是利用后殖民主义理论，否定五四以来的启蒙运动，反对改革开放，反对现代化，主张与世界文明隔绝，回到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和计划经济体制。这种理论有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时髦包装，又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具有很大的诱惑力，特别是对那些不谙历史而又知识基础浅薄的青年人的影响更大。为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发展，对此不能置之不理，而应该进行系统的批判。对中国的现在而言，就是既要接受现代性，迎接全球化的浪潮；也要警惕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单一化的危险，保持民族文化的特性。但这绝不意味着狭隘民族主义，抵制向世界开放、拒绝现代性，而是在积极的开放中能动地保持民族文化的特性，在接受现代性中警惕西方文化中心主义。
注释
[[1]]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第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2]] 张法、张颐武、王一川《从“现代性”到“中华性”》，《文艺争鸣》1994年第2期。
（原载于《当代社科视野》2009年05期，录入编辑：莫得里奇》
谢选骏指出：上文认为，“后殖民主义在西方属于后现代主义理论，它在现代性高度发展的历史条件下，批判现代性，反对全球化，解构西方中心主义。”——这显然是错误的。例如现代各国殖民者及其后代白人至上主义者都打着保护主义的旗号反对全球化，难道是各国殖民者及其后代白人至上主义者在自掘坟墓，转向了后殖民主义吗？当然不是。实际上，后殖民主义应该清算殖民主义，完成逆向殖民的历史反攻，从而完成“全球化的后半场”。
据此我可以负责任地说，真正的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应该无条件地支持全球化。
《后殖民主义》报道：
后殖民主义（英語：Postcolonialism），是1970至1980年代产生的一种思潮和学术理论，主要目的是反思殖民主义，特别强调文化、知识领域内对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等现象的反思与批判。后殖民主义者认为，因为殖民主义等历史原因，现代文化被西方文化所垄断。非西方文化想要被世界接纳、现代化，就必须采用西方的语言、文化、思想，因此依然深受殖民主义的压迫。
奇努阿·阿切贝的长篇小说《瓦解》，被视为后殖民主义的文学作品。
学者对于后殖民主义中“后”字的理解，也充满分歧。后殖民主义并不认为殖民主义已经结束，相反，它认为殖民统治正式结束后，殖民权威依然残留。也有观点认为，世界要真正摆脱殖民主义，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现实中尚未成功。
历史
后殖民主义起源于西方动荡的60年代，冲击了传统的西方文化、宗教和价值观。法国五月风暴、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美国的反越战运动、美国民权运动等事件，以及反文化、性解放、嬉皮士、摇滚乐、女权主义等现象，导致西方学术界开始进行文化反思。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由此而生。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后殖民主义通过翻译和学者介绍，被引入中国，一度引起社会关注和辩论。
概要
后殖民主义主要将对现代性的反思，从西方内部扩张为全球性研究，如提出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在全球化进程中，存在的文化上不平等问题。后殖民主义理论从边缘、他者的角度，批判、解构西方的现代性，并强调18世纪至20世纪的殖民统治，对世界各地政治、美学、经济、历史和社会的影响。
后殖民主义者认为，现代世界和社会根本上受帝国主义和殖民统治的历史影响。就如左翼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剥削不需直接政治或军事统治，后殖民主义者认为欧洲哲学、文学、历史等人文学科，均带有从属（subordination）思想，与欧洲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压迫切切相关。而被殖民的世界则被其遗忘。后殖民主义不同于唯物主义，它认为知识不只是反映经济、政治利益；也不同于唯心主义，它认为学术不无私、也不中立。
因此，后殖民主义批评家可能会评价《鲁滨逊漂流记》带有殖民主义意识形态，体现于鲁滨逊对遇难的土地的“殖民化”，并对黑人星期五有殖民主义态度。约瑟夫·康拉德的《黑暗的心》，虽然明显带有的反殖民主义色彩，却依然指出被殖民者的野蛮，并衬托欧洲人的文明。后殖民主义的作家则试图从被殖民人民的角度出发，对抗歌颂探险家、殖民者的欧洲中心主义叙事。如奇努阿·阿切贝的长篇小说《瓦解》，便描述了英国人的征服导致成千上万尼日利亚人死亡和被奴役，并指出殖民政府将西方宗教和经济强加给尼日利亚人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后殖民主义的代表作包括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一书。在《东方学》中，萨义德采用了福柯的言谈分析技术，并应用于描述中东知识的生产。东方主义一词描述了一套结构化的概念，被用来生产、解释和评价欧洲以外的人。萨义德的分析，造就了后殖民主义学者的研究，使其能解构文学、历史文本，以了解它们如何反映和增进帝国主义。萨义德强调知识（而非仅是经济或政治）与权力之间的关系。继福柯之后，萨义德也认为「话语」是一种知识形式。它不是工具性地为权力服务，而是本身就是权力的一种形式。
通过将帝国主义的文化和认识论前景化（foregrounding），萨义德否定了「价值中立的知识」（value-free knowledge）的存在，认为其只是一种意识形态假设。根据萨义德的思想，「认识东方」本身，包括历史学、社会学、文学、人类学，尤其是语文学的东方研究，都是西方支配东方计划一部分。因此，东方主义延伸了对西方认识论的后结构主义批判，扩展了其地理和历史范围。实践中的东方主义，通过构建出「他者」、稳定了欧洲的定义。东方主义创建了对比性，基于二元对立（理性/非理性、心灵/身体、秩序/混乱），稳定了欧洲的焦虑。萨义德强调，组织、分类关于东方知识的过程，也是东方主义保持欧洲权威的手段。
批判
自由主义批判
萨伊德的《东方主义》的批评者指出，萨伊德在哲学认识论上为反本质主义，但对东方学的却持本质主义态度。如果真的没有本质、没有真实、没有真理，对东方学也应该适用，也就不可能将东方学定性，归到西方殖民工具：
如果话语的任何建构，必定伴随着对于客观实在性的扭曲，那么萨伊德的这本书即是对表述的再表述，对扭曲的再扭曲，与东方学和阿拉伯世界的实在性都没有什么干系。 如果东方的实在性纯属子虚乌有，那么东方学又是怎样去遮蔽，去扭曲了东方的实在性？对东方学者的批判又该从何谈起呢？
同时，萨伊德认为西方启蒙主义和人道主义本质上是西方殖民扩张的依据。但萨伊德批判殖民扩张的依据也依然是启蒙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如果启蒙话语被彻底解构、被抛弃，那所谓后现代、后殖民的批评，则也无法自立，因此后殖民主义本身的价值是匮乏的。
第三世界批判
后殖民主义的批评者也指出，虽然后殖民主义是在批判西方文化中心论，但仍然基于西方的现代化及其知识体系，并未跨越西方中心论。因此，后殖民主义仍然是西方后现代主义自我反思的一部分。后殖民主义学者依然立身于西方学术界，多为中产阶级教授；他们立志于批判西方文化，试图用第三世界增强自己的话语权，但同时也和其他西方学者一样，对非西方的文化、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毫不关心。除了肤色和族裔，他们与第三世界的联系异常薄弱，因此他们对其他学者的批判也可以用在自己身上。
马克思主义及其他批判
另有批评认为，后殖民主义将社会问题都归于文化因素，和经济决定论一样，是不可取的极端的一元决定论。部分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后殖民主义只注重资本主义的叙事，违反了唯物主义、理性主义、社会进步等马克思主义核心观念。同时，部分后殖民主义者专注属下阶层，无视了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和共同的阶级性。同时，后殖民主义和其他后现代批判理论一样，只是60年代西方的文化与社会革命失败之后，左翼知识分子逃回学术界，创造的学院性理论，充满了政治逃避主义的色彩。
过度的文化批判并不能带来社会、国家的现代化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比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便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批评者认为，后殖民主义在助长发展中国家对本土文化的本质化倾向。发展中国家亦不可因后殖民主义的分析，便盲目拒绝西方先进国家的经验，或将其简单理解为受殖民话语的压迫。后殖民主义还可能激发民族主义、保守主义、反西方主义，反而加强中国政府对人民的控制，无异于文化上的义和拳、反动主义。相反的批评认为，如果后殖民主义瓦解了民族国家的主体认同，实际就是为新自由主义和跨国资本的全球性扩张铺路。
甚至于对殖民一词，也有学者认为其过于概括，模糊了非常不同的领土的历史、统治方式上的不同。有学者认为，中国从未成为殖民地，何来后殖民主义批判？把后殖民主义未加反思便搬入中国，只是再次引进西方思潮、新一波的西化。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新中国”其实就是“苏联的新型殖民地‘中囶’”；马列主义就是殖民主义的“锤死阶段”。所以共产党的图腾是锤子和镰刀——锤死一切生命之后，镰刀集体收割韭菜！
《後現代主義》报道：
後現代主義（英語：Postmodernism），是一個以「難以下定論」為特點的主義，主要發生在20世紀中期到21世紀前期，後現代主義的追隨者有意識的跳脫出約定俗成的框架之外，熱衷於把自己的作品塑造為一種前所未聞的新形式。在後現代主義之後，世界各地的哲學、藝術、建築、文學就分裂成各種流派，再無一個統一的風潮。
定義
因為後現代主義作品存在的本身就是在迴避「定義」，其後續作品會非常勇敢的去反對前代的理念，導致各個時間段之間傳承極度不明顯，無法形成一個統一的美學。所以，想對後現代主義進行一個界限精確的描述是不可能的。依據現有的資料，這股藝術風潮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紀的1960～1990年代[1]，隨後就在在多項領域中百花齊放，例如：建築學、文學批評、心理分析學、法律學、教育學、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等，其中每個領域都對後現代主義有一套自己的論述，甚至很多論述都是互相矛盾的；可以得知的是，後現代主義是由多個更小的、完全不同的藝術流派集合而成的大分類。
歷史
若以單純的歷史發展角度來說，最早出現後現代主義的是哲學和建築學，最原始的後現代主義可追溯至1940年代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等藝術家的作品中[2]，在還未發明出「後現代主義」這個名稱的時候就這個風格已經出現。具備後現代主義明顯特徵的東西是出現於1950年代末，並從那時起開始與現代主義的思潮進行對抗，因為冷戰、越戰、核危機成當時美國的常態，強勁的經濟和對標新立異文化的推崇也讓美國順勢成為了後現代主義的中心，但以城市來說是分散至紐約市、華盛頓、洛杉磯、三藩市、費城、奧蘭多等，歐美文化界的中心從歐洲脫離，這對歐陸哲學引發了強烈的爭議。
最終在1960年代，後現代主義完全壓過了現代主義的思潮[3]。當中領先其他範疇的就是建築行業，尤其是六十年以來的建築師，由於反對國際風格缺乏人文關注，引起不同建築師的大膽創作，發展出既獨特又多元化的後現代式建築方案。而哲學界則先後出現不同學者就相類似的人文境況進行解說，其中能夠為後現代主義大略性表述的哲學文本，可算是法國的解構主義了。排斥「整體」的觀念，強調異質性、特殊性和唯一性。不同於文學批評家，較嚴肅的哲學家可能不喜歡使用後現代主義這個術語，因為這個術語過於模糊，後現代主義可能指女性主義、解構主義、後殖民主義中的一個或幾種。
1980年代後，後現代主義又在歐洲和日本重新出現，隨着西德和日本的經濟快速崛起，東京、大阪、柏林、慕尼黑和法蘭克福也成為後現代主義的聚集地，這些城市的外觀設計、建築形式都非常符合其特徵。與此同時後現代主義出現了分裂，包括對樣式、引文和敘事水平的諷刺性的戲弄[4][5]，對西方文化的宏大敘事的形而上學懷疑主義或是虛無主義[6]，或是不惜犧牲真實追求虛在性（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對「真實」構成的根本質疑）[7]。解構主義的思想根源有現象學、海德格爾和東方哲學，其中海德格爾晚期哲學亦深具東方（莊子）色彩。對東方哲學有理解的，應不難在解構主義找到東方哲學的脈絡。
哲學
哲學論述是後現代主義熱鬧的場境，各參加論述的有：
馬克思的資本主義歷史和哲學終結[8]
尼采的上帝之死和超人
海德格爾的「後現代主義宣言」
傅柯的人之死
雅克·德希達的解構主義
讓-弗朗索瓦·李歐塔的後現代狀況與元話語的終結
讓·鮑德里亞的超仿真
詹明信的「晚期資本主義文化邏輯」
尤爾根·哈貝馬斯的「現代主義永不完成論」
德勒茲/加塔利的資本主義與精神分裂
保羅·費耶阿本德的知識無政府主義
理查·羅蒂的啟迪/教化哲學
特里·伊格爾頓的文藝理論
安東尼·紀登斯關於全球化和後現代社會的討論
維特根斯坦的沉默
哲學的非指向性期待
總的來看，後現代思維在哲學上抱持一種對於邏輯性觀念與結構性闡釋的「不輕信/懷疑」的態度。這種態度導致其本身對於思想、事物以及外在感覺的願望缺失，因為在後現代者看來，他們的思考無從依靠，他們既不肯定歷史的經驗，也不相信意義的本源及其真實性，對未來更無所希冀。除了懷疑之外，他們的思想在理性思維者看來幾乎是凝滯的，他們只能寄生在現代啟蒙理性之上作個永遠的搗蛋鬼。因此大部分學者（在他們的頭腦中現代理性佔有絕對的比重）都慣於使用啟蒙的眼光和理性的詞彙，把後現代當作一個對立面來闡釋，於是一大批具有明確指向性（反抗性）的詞語（如：顛覆、反叛、否定、拒絕、抵制、反政府、非政府或無政府等）在後現代的定義中大行其道。一時間，後現代在哲學上的破壞/叛逆者身份深入人心。而實際上，像德希達（1967, Of Grammatology）所提醒的那樣，我們正中了語言的圈套，忽視了在（邏各斯）中心主義及二元對立體系指導下的語言構成力量，想當然地把無辜的後現代想像成了一個具有明確目的性的抗體。當我們把後現代看作是零散化與叛逆性的代表時，我們本身就已經失去了思維的平衡性，站在了理性的對立面，以整體性的二元對立（的視角）去看待後現代現象。這種行為本身造成了一種對後現代理解的偏激和錯位。可悲的是，我們即使深刻意識到了自己的不公正，卻無力改變這個現實，因為我們的語言無論在歷時的傳統上還是在共時的平面中都具有無法逾越的局限性。我們所能做的，只是儘可能地以個性自由的心緒和非在場的懷疑態度去平和地參與後現代的一切，即所謂的非指向性心態。
對啟蒙理性的懷疑之路
自啟蒙主義開始，理性就被現代哲學尊為至上的權威，而後現代把對理性的懷疑態度作為其最重要的標識。但當代哲學對理性的責難卻並非後現代的發端。在啟蒙誕生階段，經驗論者就與理性論者有過激烈的爭論；後來康德雖然構造了一套完整的理性認知體系，他卻首先對啟蒙思想的知行觀（即理性認知經驗主導一切的說法）進行批判，提到人的先天認知能力的局限性[9]；接着，黑格爾對認知的歷史局限性的思考和對知識的異化問題（知識對人的控制與奴役）的初步探索都成為使「現代性」產生動搖的關鍵（ibid）；到了19世紀末，尼采提出非理性主義，對現代理性發動總攻，其後激盪出了以徹底反傳統、反理性、反整體性為標誌的後現代主義思潮[10]。
在隨後的一個世紀裏，這個種子發展成一個百家爭鳴的態勢。從對黑格爾的繼承來說，先有法蘭克福學派對知識異化的進一步闡釋，繼而導致馬爾庫塞將矛頭直接指向工業化社會與科技進步的左派激進革命和福科將矛頭指向話語權利的新保守主義的一部分（右翼）；後有伽達默爾在新詮釋學中對歷史和語言中的真理經驗的重新詮釋；再有哈貝馬斯走折衷路線的新理性回歸與李歐塔的徹底反擊。從對尼采的非理性主義的繼承來說，一方面是德勒茲、福科的新尼采主義，另一面是德里達的解構主義。（而旨在限制右翼疾進的學說，除了哈貝馬斯之外，還有新歷史主義與伊格爾頓的批判等眾多理論）。
面對異化
20世紀40年代，法蘭克福學派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諾率先指出，在啟蒙時代初期，理性就被分為兩類，一類是幫助人們擺脫蒙昧與恐懼的價值理性；另一類是幫助人們了解自然規範生產的工具理性。二者在資本主義發展初期是和諧統一的。然而隨着19世紀工業革命的迅猛發展，科技理性逐漸代替了工具理性的角色並在與人文理性的共存中佔了上風，人文理性中的自由與人權漸漸被科技理性所主導的標準化、統一性、整體性所侵蝕，這樣人所創造出的科學技術反過來控制了人的思想行為與文化生活，人們不得不以內在的精神沉淪去換取外在物質利益的豐厚，人異化了。面對這個問題，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衍生出了兩種思潮，一個是馬爾庫塞所倡導的，矛頭指向工業文化與科技進步的左翼激進革命（甚至包括中國的文革），它以徹底地破壞工業生產和科技進步為主旨進而逼迫資本主義露出殘暴的嘴臉；另一個是傅柯等的後結構主義思潮，這實際上是右翼新保守主義的開端，它倡導一種溫和的範式轉換並改變文化中的語言結構以抵消霸權與壟斷。這股右翼思潮被普遍認作是後現代哲學期待的源初設想。在電影中，它被賦予至少三個使命：一是反映人的異化，即工業文明對人的自由精神的蠶食；二是諷刺左派激進行為的浪漫與不實際並引導觀眾進行反思（如反映文革的電影）；三是以拒絕整體性、同一性為前提，對電影的傳統模式、規範、語言和結構進行轉換性嘗試來離散電影的中心話語權利，使觀眾的主觀精神重獲自由。
新詮釋學的真理觀
在新詮釋學中，伽達默爾尋求的是超越科技理性與科學方法控制範圍的真理經驗。他把對真理的認識分為審美、歷史和語言等三個領域來展開[11]，在這裏（哲學範疇內）我們只對其後兩者進行評述，而把真理的審美領域放到第3部分（審美範疇）去探討。在歷史領域中，伽達默爾強調了認識真理的兩個關鍵概念：一個是「偏見」，即我們對世界敞開的傾向性，他強調我們生活在傳統之中，傳統是我們的一部分，由於時間空間與記憶的相互作用，我們總對存在的傳統（歷史性）產生着偏見，偏見構成了我們全部的體驗。而理解活動是把自身置於傳統的進程中並使過去和現在不斷融合，因此理解不僅以偏見為基礎，它還會不斷產生新的偏見，所以不僅歷史決定我們，我們（的理解）也決定歷史。另一個關鍵概念是「視界融合」，伽達默爾指出蘊涵於文本中的作者的「原初視界」與對文本進行解讀的接受者的「現今視界」之間存在着各種差距，這些由時間間距和歷史情景的更迭所引起的差異是不可能消除的，因此理解的過程一定是將兩種視界交融在一起，達到「視界融合」。這個過程是敞開的，是一種歷史的參與和對自己的視界的超越。
伽達默爾由此認為歷史不是絕對主觀的也不是絕對客觀的，而是其自身與它者的統一，是一種關係，這種關係包括了歷史的真實與歷史理解的真實。這樣來說，歷史的真實性在後現代電影中應該首先注重觀眾的情感與客觀歷史的交流，具體的說，一方面以小人物和微觀敘事來拉近普通觀眾與歷史事件的距離並努力引導觀眾對歷史經驗進行多維的、開放式的歷史思考，而非蓋棺定論式的敘事結果；另一方面是利用懷舊成分來勾起觀眾對過去的主觀性記憶，以倡導一種對待歷史（與真理）的主觀與客觀的「視界融合」，鼓勵人們在認識客觀歷史的過程中大膽地運用主觀能動性，使歷史產生更多的微觀現實意義。其次，表現偏見的「不可避免」與對歷史真實性和客觀性的懷疑也是後現代電影的一部分（像影片Zelig或阿甘正傳那樣，後現代影片總是一次次把我們帶入近乎真實的歷史環境中，卻又一次次引導我們去懷疑其來源的真實性，繼而質疑歷史真實的絕對客觀存在，使得歷史的距離感和單一的意思固守蕩然無存。）
更深層次的，在語言領域裏新詮釋學對海德格爾所謂：我們「不只在語言中思考，而且沿着語言的方向思考」深為贊同。[12]伽達默爾指出，語言是理解的普遍媒介，理解從本質上說是語言的，語言是一切詮釋的結構因素，因此我們所認識的世界是語言的世界，世界在語言中呈現自己，所以我們掌握語言的同時也為語言所掌握，這個掌握的維度就是理解的界限，同時也是語言的界限。[11]而後現代要想超越這個由理性、整體性、中心二元性、結構性等組成的理解的固化框架，就必須在語言上尋求一種突破與創新。而電影作為各類語言的綜合體（包括：視覺語言、聽覺語言、敘事語言、電影本體語言、對白語言等等）顯然在後現代背景下抱有複雜的語言突破傾向。這些傾向的一個最重要的闡釋點就是維特根斯坦與伽達默爾先後提到的「語言遊戲」，雖然在伽達默爾那裏，語言被看得更本體化一些，但兩人的觀點還是近似的。他們指出語言——無論是對話、本文還是敘事，都如同遊戲一樣：沒有主體、沒有終極目的，言說者只是沉浸在語言的交流過程里，娛樂其中。這實際上要求後現代電影在敘事語言上淡薄中心而注重外在的敘述技巧和開放式結尾；在敘述過程上體現一種過於邏輯化的陳詞濫調來反襯理性話語的乏力，以使觀眾從絕對理性的真理束縛中擺脫出來，還原語言的本體地位。
新詮釋學的「參與性」審美觀
伽達默爾在新詮釋學的審美領域主張一種改造性的審美態度，這逐漸發展成為後現代審美思維的一部分。它並不要求（苛求）作品的原意與審美表達在受眾那裏得到絕對的復原，因為作品的存在應超越任何歷史限制，其所散發出的審美意義應屬於永恆的現在。因此，後現代電影傾向於鼓勵和啟發接受者在理解活動中產生新的、個性的、現實的審美認識，重視觀眾的參與性，強調他們的現實心態與作品的「視界融合」與互動，並力圖打破封閉的敘事系統，為多元消解、拼貼、戲仿提供可行性，最終為觀眾創造更廣泛的審美參與空間。
德希達的解構主義
不過，法國當代哲學家德希達的解構主義論說，往往被論者認為是對現代性的問題，提供了最激進最有效的反動，全面解構（並非否定）由柏拉圖以來的西方哲學，其中由語言學入手，批評以非黑即白的二元對立論為基礎的邏各斯中心主義，現代主義論述亦即時成為被解構的案例之一。德希達的解構主義不單止為批評現代主義所謂的方法論（這表達方式是德希達獨創使用，表示在行文間既要使用這概念，但同時亦解構其內涵，原本的表達方式，應以交差號，但標點以此取代）基礎，更以解構主義的放射性閱讀，重新解讀西方多本主要的哲學論著。找出當中自我解構的基因。
另一個主流是由德國最有名的哲學家哈貝馬斯提出現代主義永不完成論為基礎，認為現代主義為人類提供動力，永恆為改進自己境況而努力的思想方式，故此，哈貝馬斯認為後現代主義所強調對於固有意識反動的提法，根本就是現代主義的核心精神，也是人類可以不斷創新的推動力。後現代主義只是繼承現代主義方案的一種表現。
目前也有不少論者認同後現代主義等同現代主義晚期邏輯的說法，其中尤其是新馬克思主義者如詹明信、泰瑞·伊格頓等持這一說法，當中亦結合了馬克思對於晚期工業社會的批評，形成一體。
文學批評及文化理論
在文學批評上，後現代主義對於西方整體文字論述結構，進行排山倒海的解讀，事實上後現代主義在美國大行其道，主要是在各著名大學的外語學系（尤其法國文學或比較文學系內），其間外語學系人才輩出，最有名的有美國耶魯大學的耶魯四人幫，以德希達的解構主義對應歐美文學作品，進行解讀：
保羅·德曼
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
傑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 Hartmann）
哈羅德·布魯姆
社會批評
一種知識上的運動，屏棄傳統上所謂「絕對和普遍真理」的觀念，尤其是注意弱勢力量、環保、全球化、政府行為和談判、雙果原則、伊斯蘭教邊緣化、恐怖主義等問題。
文化人類學
1960年代以降，受到後現代主義思想的衝擊，人類學的領域出現了反思人類學（reflective anthropology）、實驗民族誌（experimental ethnography）、新民族誌（New ethnography）等思潮。此類思潮強調文化人類學的研究，應主動積極的反省知識的建構和書寫論述的過程，並藉由民族誌的寫作方式，讓讀者有適當的理解與批評。也有學者稱為「後現代主義人類學」。
藝術創作及人文思潮
後現代主義藝術運動是1960年代以來的文化、思想界的後現代主義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在當代藝術發展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它造成的繪畫性復興，寫實主義手法的再次受到重視。
在人文思潮方面，論者指出現代的後期，是一種對現代表達方式甚至思維方式以及價值觀的顛覆和反叛。所謂現代表達方式甚至思維方式，是指以有核心思緒，或者有既定論述規格，表述事物的真理性，可是，隨着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不確定性原理及宇宙大爆炸理論的出現，人類漸漸明白到科學也有其不確定性，且認為科學並非可以用以解決任何問題。現代主義的動搖，也就引起後現代主義漸漸的崛起。
在文藝創作風格上，後現代主義並不是一個具體、單一的風格，也不因為作品的時代而界定為「後現代主義」。而且很難以後現代主義的哲學理論來強行規範藝術創作，目前對於先有後現代主義理論，還是先有後現代主義藝術品，也沒有定論。
另一個特點是跨學科和跨創作媒體，建築、文學、繪畫、設計、家具均有設計師，在各自的藝術場境內進行後現代式的表述。不過，由於後現代主義是對於創作主題和創作形式都有顛覆性的新思維，令風格很難一致，要表述各創作領域的後現代境況並不容易。
建築
更多資訊：後現代主義建築
美國俄勒岡州的波特蘭大樓，在四方的工業建築中融入了像外星人一樣的幾何圖形。
建築學的現代主義體現在所謂國際主義的設計風格上，以美國在四十至六十年代的建築為代表，其中特點是功能性和擴大建築物可用空間為首要理想，對於環境、人文境觀、美學的考慮只是次要的。到六十年代歐美普遍出現一批年青建築師，開始一些具人文思考、強烈裝飾性（甚至可稱「後巴洛克式」）及有深入空間思維的建築景觀出現。建築師尤其喜愛透過建築景觀，表達對舊文明、自然界，以致夢幻的追想。
1966年，美國建築師文丘里在《建築的複雜性和矛盾性》一書中提出了一套與現在主義建築針鋒相對的建築理論與主張，他拋棄了現代主義的一元性和排他性，強調人們的不同需求和社會生活的多樣化。在建築界特別是年輕的建築師和建築系學生中，引起了震動和響應。到二十世紀70年代，建築界中反對和背離現代之一的傾向更加強烈。對於這種傾向，曾經有過不同的稱呼，如「泛現代主義」、「現代主義之後」和「後現代主義」，以後者用的較廣。到80年代，當後現代主義作品在西方建築界引起關注時，它更多的描述一種樂於吸收各種歷史建築元素、並運用諷喻手法的折衷風格，因此，他後來也被稱作「後現代古典主義（Postmodern-classicism）」，或稱作「後現代形式主義（Postmodern-formalism）」。文丘里批評現代主義建築師熱衷與革新而忘了自己應是「保持傳統的專家」。文丘里提出的保持傳統的做法是「利用傳統部件和適當引進新的部件組成獨特的總體」，「通過非傳統的方法組合傳統部件」。他主張汲取民間建築的手法，特別讚賞美國商業街道上自發形成的建築環境。文丘里概括說：「對藝術家來說，創新可能就意味着從舊的現存的東西中挑挑揀揀」。實際上，這就是後現代主義建築師的基本創作方法。
西方建築雜誌在二十世紀70年代大肆宣傳後現代主義的建築作品，但實際直到80年代中期，堪稱有代表性的後現代主義建築，無論在西歐還是在美國仍然為數寥寥。比較典型的有美國奧柏林學院愛倫美術館擴建部分、美國波特蘭市政大樓、美國電話電報大樓、美國費城老年公寓等。
後現代主義的建築主要是從諸歷史風格中兼容並蓄。他們視一切傳統都同等重要，因此隨意將其組合，只是在將它們組合加工的過程中是有意識、有目的的模仿。同時在素材來源上具有高度選擇性，不過主要局限於古典主義各流派（主要有帕拉迪奧建築風格）和裝飾藝術的一些異國風格流派。後現代主義建築的發展經歷了歷史主義和新折衷主義的設計傾向過程，並且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幾幢大型公共建築建成後快速繁榮起來。概括後現代主義的風格特徵及歷史淵源我們可以說它是除了反對現代主義的建築形式語言外，其他所有的風格特徵都可以借鑑和吸收。文丘里在打響後現代主義建築的戰役中，倡導歷史主義傾向和學習當時盛行的波普藝術，具有強烈的復古懷舊願望，但是復古卻並非是簡單的「拿來主義」，對未來的展望使此時的建築符號成為歷史要素的變形。
隨着多元化思想的發展，「將建築的文脈，建築的不同功能，使用者的特殊口味」這三者作為混合設計的目標，因此查爾斯·詹克斯把後現代主義概括為：歷史主義、直接復古主義、新民間風格、特定性+都市規劃專家=有文理的、隱喻和玄學、後現代空間的「激進的折衷主義」，這主要還是對後現代主義的混合現象進行概述。而美國另一位建築師羅伯特·斯特恩（Robert Stern）也將後現代主義概括為文脈主義、隱喻主義和裝飾主義三個特徵。
但同時亦有另外一批年青建築師如諾曼·福斯特、弗蘭克·格里等都喜愛利用科技化的建築技術，來突顯建築對都市空間的隱喻性對談metaphoric dialogue。諾曼·福斯特對摩天大廈的高科技考驗、對香港滙豐銀行的隱喻，以至倫敦市中的30 St Mary Axe，都對都市境觀造成顛覆性影響。而弗蘭克·蓋里對於非直線設計的應用和結合電腦高端技術的做法，都影響了當下的設計風格。[13]
藝術
為了挑戰現代主義的極限，藝術與設計家於是以後現代主義來統稱當代各種主義，如：女性主義、多元文化、解構主義、時間元素、媒體應用、物質主義等。這些觀點強調藝術品的創造與欣賞沒有單一的、絕對的答案或標準，作者與完成品的情感脫離，且作者、觀眾、策展人（或展場）與環境（或現象）都是藝術作品的參與者，如此一來，藝術創作與鑑賞都變得非常多樣。
文學
在此羅列一些代表作家的名字，美國的唐納德·巴塞爾姆、托馬斯·品欽。
電影
堂皇語境的終結與多元化
由於前文中所述「知識的異化」問題不斷激化，自啟蒙主義以來，原本並列而生的兩大科學體系之間的不平等關係逐漸拉大，呈現出人文科學容忍退讓，自然科學步步擴張的態勢。這在李歐塔那裏被看作是「文化帝國主義的全部歷史」。（1984,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他指出自然科學在排斥了人文敘事之後，其單一的邏輯話語僅僅具有指涉性與實證性，卻難以完成對文化意識的替代，更不具備人文科學的多種價值關懷。因此那種以科技理性為基礎的，以單一的標準去裁定所以差異進而統一所有話語的「元敘事」在後現代語境下勢必被瓦解，而電影在這個瓦解過程中大致表現出兩個傾向。一個是元敘事的合法性由於其基礎——堂皇話語環境——的終結而遭質疑。傳統的元敘事電影遵循的是以英雄為中心的堂而皇之的敘述模式，而後現代電影傾向於將堂皇敘事的社會的語境（如聖賢英雄、解放拯救、光輝的勝利、壯麗的遠景等）散如敘事語言的迷霧中，使觀眾對堂而皇之的歷史言論，或歷史上的偉大「推動者」和偉大的「主題」產生懷疑，並以平凡的小人物、平凡的主題、平凡而瑣碎的故事取而代之或利用堂皇敘事與平凡話語間的雜揉、拼貼和交替衍生來反襯、嘲弄元敘事的理性偏激。另一個是後現代電影並不把元敘事所追求的共時（即通過同一性的中心維繫作用實現整體思想的一致，如電影「夢幻般完美的故事」、「邏輯縝密的對白」、「封閉的結構」以及「完滿的結局」等）看作是自己的終極目的。按照李歐塔的設想，後現代作品更傾向於打破求同的穩定模式，而強調差異的不穩定模式，或者說提倡語言遊戲的異質多重本質，即多元式的話語異質。具體地說，就是從影片的「文本敘事」、「話語傳達」到「受眾接受」的各個層面都引入多元化的概念，不再強求故事、結構與電影文本內在表達的至全至美和接受共鳴，轉而更寬容地面對影片各層面的斷裂、局限、矛盾與不穩定性。
解構主義的啟示
解構一詞是指對恆定意義的分離，它作為後現代對「結構」（主義）的在場、秩序和中心整體性反擊的一部分，其某些具體策略對西方電影的後現代研究有着重要的指導意義。這節就結合德希達的解構策略與建議對電影的後現代思路進行梳理。
德希達首先提倡在文本的能指與所指之間建立非必然的聯繫，其目的在於突顯能指與所指搭配的任意性和他們之間的差異性，使所指脫離即定能指的依附從而擾亂固化的結構思想。反映於電影中，這個策略有利於打破現代主義電影的兩個符號學對意義的深層次指涉。像拉康所謂「滑動的所指」那樣，使幾個所指同時漂浮於電影本體的能指符號之上，可以擾亂觀眾心中固有的「能所」對應模式，導致意義反射的不確定性，繼而反映一種去中心、去深度的平面思維形態。
其次德希達鼓勵策反文本結構中的個體，拆解它們對結構中心的絕對服從，這主要是針對現代哲學的同一性、中心性與整體性而言的。具體到電影中，非線性敘事得到廣泛的應用，使得影片零散的局部意義得到重視，也利用開放式的結構來突破影片中心結構的自我封閉，繼而促成各本文結構的差異性交流與參照，即不同文本間的差異互通，如並置、拼貼、雜揉、互涉等等，並隨着對外來差異的引入與參照對原本文的結構中心形成拆解態勢。
解構哲學也反對本文結構的先驗性與意義透支。由於結構具有固定性和確定性，相反的結構往往產生類似的意義，久而久之，人的頭腦會由於局部結構的刺激而映射出大致全部的意義。對於有經驗的觀眾來說，傳統電影往往只放映了一半，全片的意義歸宿就已瞭然於胸了。這些被意義透支所籠罩的形而上學的先驗結構被解構主義斥為乏善可陳的守舊根源。因此在後現代電影中經常可以捕捉到一個看似熟悉的結構，然而很快這個感覺會被逆預見而行或獨立於結構之外的意義所打亂，這類出乎意料或出其不意的元素有助於消解觀眾對結構的期待，打破結構主義的整體同一性，也有助於培養受眾的懷疑（不確定）精神與多元心態。
另外打破觀眾對「在場」的信念與憧憬也是解構主義的重要構成部分。在德希達看來，結構主義的中心性與整體性是建立在「在場的形而上學」基礎之上的。結構主義相信電影作為各種語言的綜合體可以給觀眾呈現親臨其境的實體性存在，即不需要媒介參與的「現實世界」。這個「現實世界」就來自於人們的理性傳統對「在場」的信念，憑藉這種信念，人們總是幻想着在他們自己所能看到和接觸到的世界之外存在着一個整體的現實世界。因此我們會為主流電影的夢幻經典故事而動情。但作為對立面，解構主義並不走向唯心，它只是對電影作為媒介來偽裝世界的真實性（在場）的作法頗有微詞並對媒介還原真實在場的可能性表示懷疑。為此，後現代電影傾向於將觀眾從夢幻的故事裏拽出來或阻止他們進入故事的夢境中去，使他們時刻意識到自己是（在看電影的）第三者而非主人公，並使他們對「在場」的幻覺與憧憬變為泡影。同時，對在場的拆解與對真實性還原的懷疑也給後現代文化視角中讓·鮑德里亞所謂的「虛擬現實」埋下了伏筆。
社會文化領域的更迭態勢
後現代主義畫作
它主要研究後現代狀態下的社會、經濟和文化轉型給電影帶來的問題與啟發。後現代不只是一個主義，它更是一種社會生活狀態。希爾（1998，P98）也強調後現代主義一詞可以被用來形容一個社會和經濟領域的新秩序。對於電影來說，以這個新秩序為基礎的後現代社會大致可以從兩個方面進行剖析。一個是研究傳統的工業秩序向後工業社會的轉型；另一個是討論科技革新對後現代社會文化的影響。
後工業社會的現實
希爾在《牛津電影研究導讀》一書中總結了後工業社會的經濟轉型特徵如下：第一，社會的經濟重心由產品製造業轉向服務行業，剩餘價值的來源從一、二產業轉向各經濟服務領域，如商業、銀行業、信息業等等；第二，傳統的大規模生產模式被「後福特」生產模式（post-fordist）所取代，靈活而個性的消費需求成為生產的風向標，即消費主導生產，主動權在買方市場，賣方不再單純追求產量而是傾力打造品牌並提升產品的品位（這導致廣告的興旺與大眾對時尚生活的嚮往。後工業時代不僅生產產品，也生產「渴望」和「需求」——Harvey, 1989,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第三，從事服務業的白領階層成為社會的主導階層，他們的意志代替了少數精英分子的高端幻想而成為引領社會文化生活的主流形態——既大眾文化；最後，（受時尚消費觀念的影響）後現代社會中的個體傾向於具有靈活多變的（不確定的）身份認同特徵，人在浮華的社會表層更傾向於在諸如性別、宗教與性取向、理性判斷等問題上表現出異質的、不穩定的身份與性格特徵。
於是作為後現代的一種重要的藝術形式，電影一方面自覺地、無從逃避地反映着後工業社會的現實，另一方面也傾向於對後現代社會生活表現出或焦慮或諷刺的意味，而不管是焦慮的對象還是諷刺的矛頭都直接或間接地指向這個消費日益主導一切的社會，從而反映物質對人的異化。
技術層面對文化的影響
科斯洛夫斯基[德][14]提到「不是藝術應適應技術，而是技術的發展應適應文化及人文情境，這是當今所要求的」——這充分說明，後現代社會實際上在科技與人文的立場上採取了折衷的態度併力求在文化中尋求二者的平衡點，注重技術的精神含量。因此以「後工業為基礎的」後現代社會的研究（包括電影研究）有必要向文化研究視角轉移。
首先技術的進步在現代社會導致了功能主義的繁榮，這體現在現代建築的簡約風格與批量的廉價上，按科斯洛夫斯基的說法[15]，現代功能主義建築導致了兩個問題，一方面，「在六七十年代尚能有廣泛影響的美學風格，由於其力圖擺脫歷史主義的桎梏，是歷史的東西（建築的歷史文脈）正在危險的喪失，今天不僅成為平庸之作，而且愈益失誤」；另一方面，現代的建築環境「使人們囿於一個技術的、遠離自然的、城市化的世界中」（如香港的水泥森林），這導致人與自然的隔膜，也使科技與人文關懷之間的平衡受到破壞，即「人自身必須不斷去適應技術，否則將在技術中感到自己完全是多餘的」。面對科技與功能主義對人文環境的異化，後現代電影或選取歷史、懷舊的場景來喚起觀眾對歷史感的審美興趣以承接社會文化的歷史血脈，或（刻意地）着力突顯影片建築與背景環境的非人文性特徵以襯出科技理性的冷漠與作者的焦慮。[在這個意義上說，後現代電影與後現代建築是殊途同歸的。雖然後現代建築傾向於在功能、審美與歷史地域文脈之間追求一個平衡點以表現建築發展的折衷，但後現代電影並不傾向於直接將這種折衷的思想映現其中，它與反襯的效果相比要單薄得多。]
另外信息與傳媒技術的革新和發展也在社會經濟結構的轉型中發揮着重要作用。希爾指出，新的媒體科技至少在兩方面對人的社會經驗與主觀認識的重塑產生決定性效果。一方面，媒介信息與圖像通過先進的跨區域傳播平台（如互聯網、衛星通信）的過剩散佈正在逐步導致時空概念的空前壓縮與紊亂，並致使區域文化與個體身份認同的建構趨向於淡化其原本明顯的空間地域性特徵（如民族特色文化）。這個趨勢很容易被聯繫到「全球化」概念的文化領域，並由此出現了後現代電影對待文化全球化（文化帝國主義）的三重態度：首先，後現代電影傾向於揭示（反對）理性的商品作為消費文化的符號對人性本真的抹殺；其次，對文化全球化採取保守（容忍）的態度，通過電影中的雜揉、並置、空間重疊等手段，打着多元文化的幌子追求帝國主義文化的全球均質，把全球文化統置於西方的文化意識形態之下，有多元之形而無共榮之實，這雖有利於文化（後）殖民主義的推衍，卻也是揭露文化殖民本質的最佳映襯；第三個態度就是面對文化全球化的趨勢，第三世界電影所採取的去同而求和的方針，同的反義詞是和，不是異，對於全球化與民族化來說，雙贏的結局不是同，而是和，也就是同中有異，異中求和。
新媒介與新技術的另一方面效果體現在人對社會文化、現實觀念的轉變上。按照鮑德里亞的闡述，我們正越發地生活在一個新的世界中，在這裏，以信息複製和圖像傳播為基礎的社會再生產秩序正逐漸代替以勞動力和物質生產為基礎的舊工業秩序。圖像和信息符號正在成為我們了解現實的主要來源。我們正生活在一個被複製和仿造了的世界中。我們無時無刻地被廣告、影視、信息爆炸所籠罩着並置身於「超現實」之中（1975）。對真實的證明顯得那麼不可能，因為我們所掌握的一切都只是複製品而已。從這個角度來看，電影對於複製的概念有着廣泛的理解和體現，小到對經典段落的模仿（或戲仿，以突出其互文性的消解意義），大到對整個影片的時代背景的舊貌還原與歷史追溯，甚至是誇張地再現場景與話語環境……這一切都或多或少地引導我們對現實、歷史以及自身認識層面的再生產的真實性抱着一種懷疑的心態。
審美意識的新趨向
英國後現代雕塑作品
受哲學思潮與社會文化生活趨勢的帶動，後現代主義在審美意向的傳達上也有着新的追求，以下將從三個方面對後現代主義審美在電影中的趨向作細分論述。
對現代主義審美觀的改造
在審美領域，後現代主義特徵傾向於解決現代主義審美的某些問題。按John Hill（1998，P99）的歸納，現代主義審美的表達主要面臨兩個問題，一方面它正走向思源枯竭的失敗；另一方面，由於過度宣揚高雅藝術並缺乏與少數精英以外的公眾進行溝通，現代主義審美表達正逐漸失去大眾市場的關注與支持。面對這些問題，電影的審美表達在後現代那裏顯現出三個變化性特徵：其一，對大眾欣賞口味與俗文化表現出熱衷的態度並淡化高端品位與大眾文化之間的界限以揭露高雅藝術的偽善；其二，在熱衷的基礎上顯露出折衷主義的痕跡，不拒絕（甚至鼓勵）不同風格的類型、藝術手法之間的混合以形成文體的雜揉或強調並置、拼貼和挪用的策略；其三，應對現代主義的文化枯竭，電影的後現代表達傾向於淡化對文藝原創性的強調，轉而為戲仿、拼貼創造機會以尋求原始文本的新意。
抗擊理性
與理性的鬥爭是後現代審美體驗的核心問題，而具體的抗爭行為又體現在不同的層面內。首先，為了對抗理性的束縛，後現代審美傾向於沉湎在某種形式的「前理性的自發性當中」（貝爾，王岳川P137），於是色情、毒品與暴力——這些「人」作為生物體的本真衝動，成為後現代電影審美體驗的一部分。這些原始的非理性的內在衝動的觀感對於現代理性生活經驗的衝擊作用是絕佳的。當然這其中也包含着對電影人物的自我映射與反省，這種本我的宣泄有助於突破理性思維的障礙，引導觀眾還原自我的真實性。其次，後現代審美是反釋義的（桑塔格，王P137）認為釋義是智力對藝術的報復，貝爾也認為後現代審美觀應該對「批評」加以質疑，並使批評陷入無以為「評」的難堪的處境。因此開放式的文本結構與晦澀的審美表達經常貫穿於後現代電影之中以拒絕觀眾的理性思辨傾向、引導他們的個性審美體驗活動。最後，後現代美學被強調為一種回歸視覺的美學觀。這種觀念的形成一方面是後現代哲學反對現代文本的理性與結構性的結果，另一方面也與新興的媒介技術所導致的圖象泛濫有關。回歸「視覺」意味着整個社會重新回到了一種感性的審美意識中，生活變得更加平面化，理性的深邃與結構的規範漸漸淡出人們的意識層面。電影在後現代社會中「更注重視覺的衝擊力與眩暈力」（王岳川，P136）給觀眾帶來的感官刺激，影片的背景視覺觀感也更加精緻、奇異或具有對比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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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展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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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指出：人说“现代性与后殖民主义思潮批判”——我看“后现代主义就是后殖民主义”。这并非白左的市场，恰恰相反，这是马裂猪意的死亡。因为马列主义本质上还是一种欧洲中心论的殖民主义思想。共产国际就是殖民主义的垂死一跳。1989年六四屠杀所推动的“历史的终结”——不仅是苏联殖民体系的瓦解，也是“殖民主义历史的终结”。
【后记、变逆向殖民，为全球整合】
《欧洲每年有50万非法移民 出现逆向殖民潮威胁论》（2006年6月13日新闻）报道：
“未来30年，英国将重蹈古罗马帝国被哥特人摧毁的噩运。”一位英国国防部的高级官员近日说出的这番耸人听闻之言引起了众多关注。据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最新一期的报道，这位官员在伦敦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表示，摧毁英国甚至欧洲的是蜂拥而至的外来移民。他将这股移民潮称为“逆向殖民”，指的是原殖民地国家进入原宗主国的移民。
他描绘了一个令欧洲人十分恐惧的前景：这批数量巨大的移民很难被同化，因为“全球化已令同化变得多余和不合时宜”，他们并不效忠新的居住国。在“逆向殖民潮”的冲击下，欧洲人口迅速膨胀，西方的文明环境遭到破坏，“好像当年罗马帝国面对哥特人这些野蛮人入侵的情况”。
这位英国官员的话对欧洲人来说并不陌生。近年来，随着主要来自非洲、中东等原欧洲殖民地国家的外来移民数量的增加，加上欧洲经济复苏乏力，反移民的极右思潮在欧洲的影响力大大上升，不少关于移民问题的极端言论不绝于耳。在法国、荷兰、丹麦、奥地利和德国等国家，极右势力都异口同声地大喊“反移民”的口号。欧洲民间弥漫的反移民情绪让不少政客试图通过强硬的移民政策来讨好选民。
一位比利时朋友与本报记者谈起移民问题时说，布鲁塞尔每年新出生的婴儿中有一半以上名叫穆罕默德。“摩洛哥人”在比利时甚至成为一句骂人话。从这些现象中不难体味出他们的反感心理。一位欧洲议员曾对本报记者说，欧洲大部分政客心里也都对移民非常反感，但他们不敢直说，因为这与他们所坚持的“人人生而平等”理念背道而驰。意大利《共和国报》文章称，“40%的意大利人认为移民对社会治安构成威胁。”
“有色人种球迷请别去德国的某些中小城镇，因为你们有可能不能活着回来……”这是前德国政府发言人乌维·卡斯滕·海耶在本届世界杯开始前向那些准备来德国的外国球迷们发出的警告。它反映了一个事实：新纳粹主义的兴起在德国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极端种族主义者非常反感外来有色人种。
今年4月份，德国非洲委员会和德国国际人权联合会发布了一个针对黑皮肤球迷的特殊旅游手册，上面详细标出了哪些城市哪些地区黑人球迷要小心前往，哪些是千万避免涉足的。“我们也不想破坏世界杯气氛”，德国非洲委员会负责人莫克塔·卡马拉说，“但世界杯期间必然会有很多外国黑人球迷入境，他们不了解德国的情况，以为去哪里都是安全的，所以我们有必要发放这本小册子以预防不测。”
对于德国、英国和法国的新移民而言,过去10年充满着危险：移民旅馆爆炸,小镇种族袭击以及街头移民骚乱，让他们与原住民的矛盾不断升级。
“外来移民来得太多太快，同化得太慢”
去年6月，记者在荷兰第二大城市鹿特丹采访《欧洲宪法条约》全民公决时，曾在一个投票站停留约半个小时。这半个小时中，记者发现前来投票者不是黑人就是包着头巾的穆斯林。根据荷兰官方公布的数字，荷兰1630万人口中，拥有非本土背景的人口达310万，其中170万来自欧洲之外，尤以土耳其、摩洛哥以及苏里南等地为主。漫步阿姆斯特丹街头，不同肤色的人群随处可见。
过去几十年，荷兰一直被视为一个比较成功的移民国家。但这两年，荷兰当地居民与外来移民之间的矛盾却在不断激化，一些荷兰人甚至不得不选择举家移居国外。一位从事反恐战略研究的欧洲智库人士对本报记者说，荷兰警方对移民问题非常担忧，据阿姆斯特丹警方估计，该市在若干年之后外来移民人数有可能超过本土人群。
“外来移民来得太多太快，同化得却太慢。”一位欧洲的学者告诉记者。这种担心在欧洲越来越普遍。20年前,希腊是欧洲种族最单一的国家之一,98%的人口是希腊族。如今,希腊1/10人口、雅典中心城区1/5人口出生于外国。
英国总人口约为5700万，其中移民为430万，占人口总数的7.53%。而德国和法国的移民数量已经占到人口总数的10%左右。移民问题专家安娜·特里安达菲利杜说:“一些人认为,移民比例的极限大约为10%。”
近年来连续发生的大批非法移民集体偷渡到欧洲的事件，引起欧洲社会的极大震惊。目前欧盟共有非法移民300多万，每年进入的非法移民约有50万。欧洲人对因移民大量拥入带来的刑事案件增多、社会治安状况恶化多有不满。
欧洲的移民问题既是现实的问题，也是历史积淀的问题。欧洲没有解决好第一代移民的融入问题，使问题延续到了第二代、第三代。同时，欧洲又面临着新一轮的移民潮，这就加重了欧洲的社会危机。学者罗伯特·雷肯在《欧洲愤怒的穆斯林》一文中说，“对于那些孤独的穆斯林后代，欧洲扮演了主人的角色。在名义上，这些穆斯林的后代是欧洲的公民，但在文化和社会方面，他们仍然被隔离在外。”去年伦敦地铁爆炸案的几名实施者都是英国土生土长的穆斯林。而因此产生了英国社会对穆斯林社区的隔阂和排斥，这恐怕要花上很长时间才能愈合。
最担心移民改变人口结构
非法移民对欧盟本已不太景气的就业市场带来新的压力。众多非法移民的拥入直接影响到欧洲人的就业，加上有关部门对“黑工”现象缺乏有效管理，干扰了正常的经济秩序。在极右势力的利用下，普通百姓往往容易将移民视为“问题的源泉”。
由于很多移民在欧洲不能获得完全平等的待遇，在教育、工作机会等方面受到各种各样的歧视，因此虽然他们生活在欧洲，却存在着仇视社会的心态。这为恐怖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机会。欧洲每年都有大量刑事案件和少数族裔有关。
另外，由于各种族之间的差异，他们之间存在互相歧视的现象，导致一些冲突的发生。去年在英国中部有大批少数族裔人士聚居的伯明翰就发生了穆斯林和非洲裔移民的暴力冲突，造成当地社会严重动荡，死伤数人。移民和非法移民所带来的疾病也是英国百姓所担忧的问题之一，其中主要是指艾滋病和其他传染病的病毒携带者。
最令欧洲人担心的还是外来移民数量的增加会改变欧洲国家的人口结构，使之失去原有的特性。英国政府一直以多元文化而骄傲，而今年年初的一次全国性调查就发现，英国曾经引以为荣的绅士精神不复存在，甚至英国普通百姓的生活习惯都被外来文化所同化。
对于欧洲的处境，很多美国人感同身受。尽管美国出现的不是“逆向殖民”，但移民潮同样也是令美国非常头痛的难题。据有关统计，2000年拉美裔人口已占美国总人口的12%，到2002年，其人数已超过美国黑人。据说，在1998年时，西班牙语中最受欢迎的“何塞”已取代“迈克尔”成为加利福尼亚州和得克萨斯州新生男孩最常用的名字。有不少拉美移民拒绝接受以基督教新教为核心的“美国信念”。“拉美移民特别喜欢聚居在一起，形成美国国内相对隔离的拉丁社会。”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的一位专家告诉记者，在美国这样的移民国家，新移民的融合都会造成十分强烈的社会冲突，更何况在欧洲一些民族国家，移民融合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西方都在收紧外来移民政策
“你如何理解德国的经济奇迹？”“1848年法兰克福保罗教堂举行过什么会议？”这是德国黑森州为申请加入德国国籍的外国人设置了100个问题中的两道题。据专家称，这100个问题的难度，即使德国人，如果没有阅读过足够书籍，也很难完全回答。这也表明了德国移民政策的严格程度。
事实上，收紧移民政策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趋势。5月17日，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了由内政部长萨尔科齐提交的一项旨在加强移民控制的法案。该法案贯彻了萨尔科齐变“被动接受移民”为“主动选择移民”的主张，提出对高学历、高技术移民进行有选择的接纳。英国将于2007年实施的新移民法对技术移民引入“计分制”，防范滥用政治庇护等，以确保有计划地吸收高素质的技术人才，同时加强边界控制电子化，严防非法移民。曾是欧洲最开放国家的荷兰，移民政策也正趋于强硬，新的移民考试将不会说荷兰语的移民拒之门外……
从6月2日起，西班牙、芬兰、法国、意大利、英国、荷兰、德国、希腊、葡萄牙和奥地利等10个国家共同派出的5艘巡逻艇、5架直升机和一架支援飞机在非洲附近的大西洋水域进行海上联合巡逻，拦截并遣返非法移民船只。
移民问题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英国广播公司曾对依赖外国劳动力的英国农业做过一次深入报道。报道举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如果英国消费者在超级市场买一包芹菜，这包芹菜很可能是由尼日利亚的劳工种植、波兰工人收割再经过中国人清洗的。
目前，欧洲多国都面临老龄化和出生率低于死亡率的问题。据媒体报道，2010到2030年的就业人口前景是，欧洲25个成员国当中16-24岁年龄层的人数减少700万人，25-54岁年龄层减少2500万人，而55-64岁年龄层的人口将增加近900万。如果没有每年数十万的外来移民，欧洲发展将难以为继。
“欧洲需要外来移民，过去需要，今天仍然需要。”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副所长孙恪勤告诉记者。他说英、法、德等欧洲老牌殖民国家，对很多已经独立的前殖民地负有一定的责任，依然给这些国家一些倾斜的特殊政策，这自然造成了一些殖民地有不少人移民到了宗主国，这就是所谓的“逆向殖民”。像法国就有很多来自阿尔及利亚的移民。
孙恪勤表示，移民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国家间的贫富差距，发达国家只想通过移民政策选择别国的优秀人才也是一种掠夺。
谢选骏指出：人说“欧洲每年有50万非法移民 出现逆向殖民潮威胁论”——我看美国也有类似的问题而且更为严重……不是每年50万非移，而且每年数百万入侵！因为，能否“变逆向殖民，为全球整合”——这就是欧美白人社会生死存亡的关键了。
对于美国来说，如何把共和党的基本力量，动员到全球化的过程里，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历史难题。就像共产党通过动员农民而夺取了政权，然后反向操作，通过压榨农民的权益，来实现中国的工业化。
【附录一、西安事变是日本苏联角力的一个产物】
网文《西安事变》报道：
“西安事变”是第一次国共内战末期的一场军事政变。1936年12月12日，时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的东北军将领张学良、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的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扣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行政院院长蒋介石，要求蒋介石立即抗日，停止“剿共”。
背景
为遏止日本势力扩张，取得苏联政府援助，蒋采纳宋子文、孔祥熙等意见，于1932年底恢复中苏邦交[2]:46-47。
1933年3月6日，蒋由汉口乘车北上，3月7日到郑州；3月8日抵达石家庄；3月9日到保定；3月25日，蒋才乘机离开[3]:357。
绥远抗战
1934年11月7日，蒋在绥远会见荣王、德王、潘王等蒙人与党政人员，并对各主席和边外将领指导一切[3]:366。1936年11月，傅作义反对日本主张的“内蒙古自治”，11月率部抵抗关东军指使的王英“大汉义军”和德王、李守信所部的西犯，夺回百灵庙、锡拉木楞庙等地，肃清绥远境内亲日军队，挫败日军入侵绥远的企图[4]:502。11月2日，蒋视察洛阳桥工程，11月12日游少林寺[5]。张、杨在西安组织抗日援绥军第一军团[4]:507。
国共内战
蒋把打通同共产党关系交给陈立夫负责；陈立夫交代亲信曾养甫（曾任铁道部次长，当时任广州市长）物色，曾于1935年11月找到谌小岑（铁道部劳工科长，曾在天津参加“五四运动”，同周恩来、邓颖超有来往）接受任务，通过湖南同乡、历史学家翦伯赞，约北平中国大学教授吕振羽到南京同曾养甫见面[2]:47。吕振羽同北平地下党市委宣传部长、湖南人周小舟有联系，参加抗日统战活动；经北平市委批准，吕振羽于1935年11月底到南京开始同曾养甫会谈[2]:47。1935年12月，蒋要驻苏联武官邓文仪向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负责人王明（陈绍禹）要求国共两党谈判；王明表示，谈判以在中国国内为好，并指定将由苏联回国之潘汉年和中国国民党联系；潘汉年在莫斯科同邓文仪会面后离开莫斯科回国[2]:47。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发表文告，称美国对于日本策划“华北自治运动”不能熟视无睹[2]:46。1936年春，蒋曾秘密派陈立夫、张冲到欧洲[2]:47；潘汉年从莫斯科到上海，在上海、南京同中国国民党代表张冲会谈后，经西安刘鼎之秘密交通线于8月8日来到保安，向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指示，以及他在上海、南京同张冲、曾养甫谈判之情况[2]:50。
宋庆龄同共产国际有联系，拥护共产国际七次代表大会关于组织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中共《八一宣言》，从宋子文、孔祥熙那里听到消息蒋要找共产党谈判；1936年1月，宋庆龄请董健吾（中共秘密党员，对外身份是牧师）面谈，交给他由孔祥熙签名委董为“西北经济专员”之委任状，要他将一封密信送到陕北面交毛泽东、周恩来，董报告上海地下党后，地下党介绍张子华同行；到西安后，请求张学良批准他们进入苏区，张学良知到南京意图后，更放心同中共联络[2]:48。3月，中共北方局又派周小舟到南京和曾养甫谈判；谌小岑又经过左恭在南京工作，找到上海地下党关系，张子华以中共长江局代表名义到南京同曾养甫会谈[2]:47。张子华4月离开瓦窑堡，5月和8月又来往两次，又奉中共中央命于9月20日到达广州，和曾养甫会谈；10月15日，苏维埃中央政府和红军军事委员会单方面发布停战令，红军一切部队停止对国军攻击[2]:52-53。
张学良和东北军
1935年秋，东北军调入西北，在剿共战役中损兵折将[6]:57。1935年9月20日，蒋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统帅陕、甘、宁、青四省军队“围剿”在西北之红军[4]:557。蒋再次推张到“剿共”第一线，担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代行蒋之总司令职务[4]:557。到西北后，张统辖军队除调到陕甘近20万东北军外，还有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十七路军总指挥杨3万人，宁夏马鸿逵部2万人，青海马步芳部约万馀人[4]:557。
1935年10月1日，红二十五军在劳山伏击南下之东北军，歼灭王以哲之国民革命军第六十七军第一一〇师2个团和师部，师长何立中战死[4]:557。张指挥东北军会同陕、甘、宁、晋、绥等省武装，对陕甘红军第三次“围剿”[4]:557。10月25日，东北军第一〇七师在鄜县榆林桥与红十五军团遭遇，经5小时激战，东北军死伤300馀人，被俘1,800馀人（包括团长高福源）[4]:557。至此，红军分割王以哲之第六十七军在洛川、甘泉、肤施[4]:557。
1935年11月13日，张在中国共产党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简称“八一宣言”）中被形容为：“不抵抗将军卖国贼”、“日本帝国主义忠实的走狗”[7]:880。12月，张在南京开完会后，曾到上海找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杜，提出要找中共负责人联系，又找杜重远商谈抗日救国之道；中共中央认为经过努力，是可以争取张和东北军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2]:14。李杜和宋庆龄有联系，提出过此事，宋庆龄知道刘鼎住在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家中，她对刚到过瓦窑堡同中央联系之地下党员董健吾说，艾黎家中就住了一个共产党员，可介绍他到张那里去工作；董健吾见了刘鼎，告诉他到张急于找共产党之关系，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希望他能去西安见张；刘鼎经过考虑后表示同意，并在上海做许多准备工作，认真研究《八一宣言》和统一战线之文件，调查张历史、为人处事之特点[2]:19。
1936年1月初，在榆林战役中被俘之东北军第一〇七师第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回到王以哲军部驻地洛川；王以哲听了高福源报告，立即表示接受中共主张并秘密报告张[2]:14。1月初，张刚从上海回到西安，正急于找到中国共产党；他得到电报后就飞到洛川会见高福源[2]:15。2月26日，张原来打算亲自参加会谈，因临时去南京，就由王以哲和参谋长赵镇藩先谈局部合作问题，重大问题由他回来谈[2]:16。经过两天谈判后，于2月28日达成几条口头协议，主要内容是：一、为一致抗日，红军与六十七军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二、恢复六十七军在肤施、甘泉两城六十七军部队所需粮、柴进城出售，恢复正常通商关系；四、恢复红白两地区通商，双方有保护对方采购人员安全之责；五、红军同意被困在甘泉城内之部队换防[2]:17。
3月2日，张由南京回到西安，当日即亲自驾机飞到洛川和李克农会谈；会谈一开始，张即表示已听过王以哲、赵镇藩之报告，完全赞同双方之口头协议，并希望全面合作；接着他请李克农先谈中国共产党对时局之看法[2]:17。张同意共产党建立联合政府、抗日联军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之主张，但他提出几个问题：一、为什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包括蒋介石在内？他认为国家之主要力量都掌握在蒋介石手中，蒋有抗日之可能，抗日必须联蒋；二、抗日如何能取得胜利？三、如何取得苏联援助？四、红军东征抗日应取道宁夏、绥远、察哈尔，不应取道山西[2]:17-18。双方商定：一、和苏联联系，双方可各派代表，赴苏路线，张学良答应他可与新疆之盛世才商量；二、中共派一代表常驻西安，以便保持联系，由张给以名义掩护；最后，张提出，为了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请毛泽东或周恩来亲自来一次，地点在肤施，具体时间由中共方面定；李克农表示，立即向中央报告[2]:18。李杜从董健吾处了解情况后，打电报给张：“寻找的朋友已经找到了”；张很高兴，即派高级参谋赵毅到上海把刘鼎接到西安，秘密住在金家巷张学良公馆之东楼内[2]:19。
张、杨在西安组织抗日援绥军第一军团[4]:507。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已秘密加入中共，几乎天天把中央军胡宗南等部进剿路线、行止时间电告彭德怀[6]:60；11月21日，红军在山城堡取得消灭胡宗南一个多旅之胜利[2]:54。11月27日，张给蒋一份“请缨抗敌书”，遭到蒋拒绝[4]:574。
杨虎城和西北军
1933年5月，杨和第十七师师长孙蔚如，曾派参谋武志平（中共秘密党员）到川陕苏区与红四方面军商谈订立“巴山为界，互不侵犯，共同反蒋抗日”之密约；双方根据这一密约，互不侵犯达两年之久[2]:39。
1935年12月上旬，中共中央派汪锋携毛泽东亲笔信到西安与杨商谈合作；中旬，杨和汪谈话，双方确定联合抗日之原则；下旬，北方局派负责人王世英到西安，与杨反复商谈后，达成合作抗日协议[2]:39。
陈济棠和李宗仁、白崇禧
还在江西苏区时代，红军就和陈济棠有过秘密关系，主要是互不侵犯防区和通商贸易；长征中红军代表潘汉年、何长工曾与陈济棠秘密谈判，达成让红军借路西进之协议[2]:43。1936年6月两广事件其间，刘湘同张、杨之间有信使往来，同意逼蒋抗日方针，并曾表示愿与西北共同行动；此时，中共党中央经过上海地下党派张曙时等到四川统战上层，联系刘湘[2]:44-45。中国共产党中央电令川康地区红二、四方面军北上配合新政局：“时局已有新变化，即实行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组织。西北国防政府已有迅速组织的必要，我们将以西北的发动来配合两广的行动。”[7]:887西安事变后，刘湘通电表示赞成张、杨主张抗日救国，希望和平解决，反对武力讨伐；山东韩复榘、宁夏马鸿逵、马鸿宾等，经过中共党中央和北方局派人或通过间接关系表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后，都愿意建立秘密关系；1936年8月，宋哲元派刘子青到西安，同中共党建立联系；至1936年下半年以后，盛世才经过张学良疏通，同中共党建立统战关系，又联系中共党同苏联和共产国际[2]:45。杨提议张、杨两军起而响应，中国共产党更是一再催促，张借开会之机赴京察看形势，终以两广发生变化、东北军内部改造远未完成而作罢[6]:58。中共北方局联络局王世英，和李宗仁派在天津之代表刘仲容父亲有统战关系，并可利用他们电台发报；1936年8月底，李宗仁、李济深之代表钱寿康经西安到达保安，要求与中共订立抗日救国协定；中央表示同意，协定经过修改后，由钱寿康带回广西；西安事变发生后，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通电表示支持[2]:43。
由于两广事变和平解决，使中国避免新内战，符合全国人民团结抗日之愿望，顺应国内“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之形势[4]:488。
八一宣言、瓦窑堡会议与一二九运动
1935年7月至8月期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4]:421。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会议精神，以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通称“八一宣言”），不久公开发表[4]:421。宣言呼吁“停止内战”、“抗日救国”[8]。
1935年11月28日，中国共产党发表《抗日救国宣言》，郑重提出：不论任何政治派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者……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9]:581。
1935年12月17日，中国共产党得到第三国际统一战线保卫苏联之指示，并在瓦窑堡会议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4]:423。
洛川会谈
1936年1月19日，李克农在高福源引导下，到洛川同张、王以哲会谈；张表示愿意为成立国防政府奔走[2]:15。1月，在第一次洛川会谈，中国共产党已得知张“同意抗日，但不同意讨蒋”[4]:426。1月25日，中共方面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名义发表《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肯定东北军大多数是爱国，“是愿意打日本帝国主义的”[9]:4。中国共产党重视宣传，在1月25日向在东北军公开信中成功挑拨东北军与中央的关系[10]:24。
1936年2月初，中央再次派李克农到洛川谈判；2月10日，周指示李克农按照瓦窑堡会议精神，先谈局部合作抗日和通商问题[2]:15。2月20日，周在瓦窑堡接到中央及军委从东征前线发给李克农之训令，指出张同意抗日，愿意和他们订立互不侵犯协定，但不同意讨蒋；不反对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口号，但不同意马上实行[2]:15-16。2月21日，李克农一行在高福源陪同下，由瓦窑堡出发，于2月25日到达洛川[2]:16。2月26日至2月28日，李克农与王以哲、赵镇藩磋商红军与东北军第六十七军之间合作抗日问题，达成口头协议，主要为：互不侵犯，各守原防；红军同意恢复第六十七军在鄜县、甘泉、延安之交通运输及经济通商；延安、甘泉城内第六十七军人员所需粮草，可向当地苏区群众购买，红军予以便利；双方给予对方采购人员以保护[11]:2。
1936年3月，张到洛川与李克农会谈，对其他问题谈得很顺利，很快取得一致意见；唯独在对蒋态度问题上双方意见相左，谁也没有说服谁[4]:426。李克农一一作回答，但在联合蒋和进军路线上没有取得一致意见；李克农表示：“张将军的意见，我们可以向党中央报告。”[2]:18当时，毛泽东、彭德怀、张闻天等驻在山西石楼城指挥红军东征，周和博古、邓发由瓦窑堡赶到石楼；3月16日，李克农到石楼向中国共产党中央汇报洛川会谈情况；中央立即决定周为代表到肤施同张谈判，李克农也同去[2]:18。3月27日会议上，毛泽东谈到与张谈判问题时，仍坚持反日与反蒋不可分离[4]:426。3月日，毛、彭、周签署发表《中国人民抗日红军西北军事委员会为一致抗日告全国民众书》，提出停止一切内战，不分红军、白军，联合抗日；召开全国抗日救国代表会议，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要求全国红军首先集中河北，阻止日军前进等项主张[2]:22。
洛川会谈结束后，王以哲送给红军一批七九步枪，子弹数万发，并派少校副官王政用汽车送至红军防地；经过两个月之努力，采购许多重要物资，有印钞机和高级纸张、油墨、无线电器材、医疗器材药品等；这些物资，都由东北军用军用汽车送到洛川，再改用牲口转运到双方防地交界处，移交苏区贸易局运到瓦窑堡；这批物资为苏区解决许多困难，打破中国国民党对陕北苏区之经济封锁[2]:18。
肤施会谈
1936年4月6日，毛、彭联名致电张，提出：甲、敝方代表周恩来偕李克农于8日赴肤施，与张学良先生会商救国大计，定7日由瓦窑堡启程，8日下午6时前到达肤施城东北二十里之川口，以待张学良先生妥为布置；乙、双方会商之问题，敝方拟定；丙、张先生有何提议，祈预告为盼[2]:22-23。4月9日，周与张在肤施会谈[4]:426。周问张：“怎么张伯苓是你的老师？”；张说：“过去我抽大烟、打吗啡，是听了张伯苓劝告后戒除的，因此拜张伯苓为师。”[2]:23张是当时最早接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之中国国民党将军，已和红军秘密达成停战、通商等协议[4]:427。4月12日，周、李克农等回到瓦窑堡，刘鼎也同行[2]:24。第二天，留在瓦窑堡之中央负责人立即开会，听取周在肤施和张会谈之报告；会议决定，派刘鼎到张处，任驻东北军代表，继续做张和东北军之工作；李克农与王以哲保持密切关系；邓发为中央代表经西安、新疆赴苏联；在肤施、宜川、洛川、西安等地建立通往白区之交通机关；并决定加紧抗日宣传工作，争取东北军不打红军[2]:24-25。周即将在肤施谈判和中央会议情况电告在前方之毛、彭；4月14日，毛、彭覆电：“张（学良）杨（虎城）两部关系由你统一接洽并指导之，以其处置随时告我们……”[2]:25。4月2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第一次把中国国民党列入抗日民族统一阵线行列[4]:427。中共中央认为应该改“反蒋抗日”为“逼蒋抗日”，以争取中国国民党之大多数参加抗日，最后迫蒋放弃“攘外必先安内”之政策，参加抗日[2]:25。
张逼迫蒋联共抗日
1936年5月5日，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发布《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把“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全体海陆空军”和各党各派并列[2]:25；第一次没有称蒋为“卖国贼”，而称之为“蒋介石氏”、“南京政府诸公”[4]:426。通电称：“为了保存国防实力，以便利于迅速执行抗日战争，为了坚决履行我们屡次向国人宣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然仍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2]:25。
1936年7月2日，洛甫致电王明：“西南发动已20馀日，华北韩复榘、宋哲元酝酿响应，已发出双方不得内战的宣言；近日有代表到西安，约张学良共同举事。”[12]是月初，中国共产党中央得悉张提出入党要求后，迅即讨论并决定拟许其入党[6]:58[13]。
1936年8月，从莫斯科返国之潘汉年来到陕北，汇报邓文仪在莫斯科主动找王明谈国共合作抗日[4]:428。8月9日，毛泽东、周等联名致信张“同志”，详述东北军与红军联合起来，以兰州为中心发动西北大举之计划[6]:58。张派部下中共秘密党员栗又文去新疆，争取苏联援助[6]:58。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称“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诸位先生”，称蒋为“蒋委员长”；并向中国国民党人宣言：“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好像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第一次中国大革命时两党结成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一样”[2]:25-26；书中严正指出：“现在是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了，本党不行不向贵党再一次的大声疾呼，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阵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保卫及恢复中国的领土主权，拯救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我们赞成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建立之时，苏维埃区域即可成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2]:50是月末，张向中国共产党表示，愿率领大部分东北军与红军“合在一起干”[6]:58。此时，在共产国际指令下，中国共产党已决定由反蒋抗日改为逼蒋抗日[6]:58。中国共产党决定放弃拥张成立西北国防政府、并建立西北抗日联军之计划，但仍寄厚望于张，请他说服蒋联共抗日[6]:58。张为抗日不惜牺牲一切，欣然答应“要想尽一办法”劝蒋，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纵使“坐牢、杀头也在所不惜”[6]:58。8月26日，张文彬到达西安后，9月6日晚又与杨密谈，双方协议取消敌对行动[4]:572。
1936年9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向党内发出《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在指示中，中国共产党放弃“抗日反蒋”，提出“逼蒋抗日”[14]:89；明确指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该是逼蒋抗日”[2]:26。中共党中央派叶剑英代表党中央直接领导东北军、西北军中之中共秘密组织，潘汉年到西安同张商量如何以中国国民党为中心共同工作和打通苏联关系，朱理治为中共特派员领导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刘澜波），汪锋到西安帮助杨改造西北军、领导西北军中地下党，彭雪枫在西安上层统战，边章伍在叶剑英领导下统战西北军上层，吴自立到西安负责采购红军军用物资[2]:34-36。中共中央档案馆保存一份《红军与东北军停止内战、共同抗战的协定》草稿，红军代表款下有毛泽东签名，但东北军款下没有张签名，时间是1936年9月22日，是9月20日晚童小鹏在中央联络局抄写[2]:37。9月24日，潘汉年携带周致蒋和陈果夫、陈立夫的信以及《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中国共产党起草之《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离开保安，经西安去南京[2]:52。
1936年10月15日，中共公开表示，“恳切申请”国民政府“与吾人停战，携手抗日”；今后，红军主动停止对国军“任何攻击行动”，只是在受到攻击时采取自卫手段；红军主力愿作抗日先锋，国军奔赴抗日前线时，红军将提供便利；可惜，南京方面没有响应[6]:58。10月29日，叶剑英向中央请示，拟于三日后离西安回保安详细报告；11月初，中央回电同意叶回保安[2]:38。11月4日，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秘书长朱理治在致周等人信中说，己决定让高崇民（张学良幕僚）推动杨，高用话激杨，杨说，西北局面张负责领导责任，如张干，他一定接受张领导[6]:59。11月10日，潘汉年在上海沧州饭店同陈立夫会谈，面交周恩来给二陈之信，并口头转达中共中央提出之《国共两党救国协定草案》八项条件；陈立夫代表蒋答复：既然共产党愿开诚合作，那我就好提任何条件了；以后潘汉年和陈立夫又进行两次谈判[2]:53-54。11月中旬，张公馆承启处录事赵华新奉命调查西安城里和市郊所有部队情况，但调查到中央军时，尽管拿着总部副官处之证明信，仍不好使；张之副官长谭海只好开一个特别证明，再派一辆小汽车，坐着车去，中央军才让调查[6]:60。12月8日，中共中央对潘汉年指示：至今蒋介石似尚无抗日救亡之决心，合作谈判缺乏必要的前提，谈判显无速成之望；红军只能扩充，不能减少一兵一卒；离开实行抗日救亡，无任合何商量馀地；彼方如有诚意，须立即停战，并退出苏区以外，静待谈判结果；特别指出：“我们愿以战争求和平，绝不能做无原则让步。”[2]:54
1936年8月11日，蒋下牯岭飞广州，8月12日视察黄埔校址并游览[5]，往吊黄花岗与朱执信、邓铿、胡汉民等之墓[3]:372。10月22日，蒋来到西安[4]:572。蒋游览秦始皇陵和华山后，要在3个月之内将陕北红军全部消灭[2]:38。蒋仍逼迫张、杨继续“剿共”内战[4]:572。张性格豪爽，明确表示反对继续“剿共”，向蒋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并说不只是他个人意见，而是东北全军主张[4]:573。杨性格深沉，只是委婉说他个人服从命令没问题，但下面官兵“剿共”士气低落，抗日热情高涨[4]:573。蒋严加斥张、杨，声称“在杀尽红军、捉尽共匪之前，决不谈抗日的事。”[2]:38蒋向张、杨表示“剿共”计划不变[4]:573。10月26日，中国共产党致电共产国际，婉转询问如张、杨、阎等与红军联合抗日，苏联能否援助[6]:58。10月27日，蒋在张、杨陪同下，到王曲军官训练团讲话，除训练团学员外，还有西北“剿总”和第十七路军总部上校以上、驻西安各部队团长以上军官共500馀人参加，蒋说：“我们革命军人还要分清敌人的远近，事情的缓急。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远，为害尚缓。如果远近不分，缓急不辨，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后倒置，便不是革命，那样在家是不孝，为国是不忠，便不能算一个革命军人。国家有法律纪律在，对这种不忠不孝的军人是要予以制裁的”[15]。10月29日，蒋由西安前往洛阳[4]:573。蒋决定如张、杨不服从“剿共”命令，就把东北军、十七路军调离陕甘，由蒋鼎文任西北剿匪前敌总司令，任命卫立煌、朱绍良、陈继承为一个方面之总指挥[4]:573。10月31日是蒋50岁生日[4]:573。
事变经过
1936年12月1日，张获悉，如东北军不执行剿共命令，蒋便将其调赴苏皖闽[6]:58。12月3日，张只身自驾军机飞抵洛阳见蒋，要求他改变“攘外必先安内”之政策，释放沈钧儒等爱国领袖[4]:576。张至洛阳，告以所部不稳，请蒋亲莅西安加以安抚[16]:107。
12月4日，为部署新之“剿共”内战，蒋从洛阳再次来到西安[4]:574。陈诚、卫立煌、蒋鼎文、陈继承、朱绍良等陆续来到西安[4]:574。中央军陆续开入陕、甘两省，新购置战斗机不断在西安机场降落[2]:56。蒋每日分批召见东北军、西北军将领，与之“餐叙”，并与中央军政大员密议剿共计划，部署第六次大围剿，务求“二星期（至多一个月内）”消灭红军[6]:61。蒋单独召见王以哲说，已知道他之电台与共产党通报；警告王要服从命令[2]:56-57。蒋向张、杨表示：一是进剿红军；二是如不愿剿共，则将东北军调往福建，十七路军调往安徽，陕甘两省给中央军剿共[4]:574。
12月7日，张到华清池，决以“至诚”感动蒋，劝蒋当全国的“民族英雄”[6]:61。蒋已内定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四省边区总指挥[2]:57。张恳请蒋认清形势，改变政策，停止内战，共同抗日[17]:98。又说东北军将士抗日情绪不可压制；他表示对蒋一贯忠诚，面临国家民族之生死存亡，不能不据理力争，希望委员长慎重考虑；两人争执很久[2]:57。蒋斥责张年轻无知，受共产党欺骗和麻痹[4]:578。蒋对张说，即使“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17]:98。是日晚，中国共产党收到张要叶剑英即日去西安之电报，“有要事待商”；但叶并不急于启程，12月10日才从保安出发，12月16日左右才能到达西安（然后赴沪去宋庆龄那里取共产国际寄来之钱款）[6]:61。
12月8日上午，杨在张劝说下，去华清池向蒋进谏[4]:579。蒋命令杨要“放手撤换”十七路军中“不主张剿共而主张抗日的军官”[18]:140-141。杨见蒋态度无法挽回，便返回西安[4]:579。蒋态度使张、杨彻底失望[2]:57。张、杨见“苦谏”彻底失败，商定对蒋“兵谏”[4]:579。张杨商定以捉蒋方式强逼蒋联共抗日[6]:61。
12月9日，西安各校学生举行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游行请愿活动，以推动团结抗日[4]:579。在中共地方党和救国团队领导下，西安一万多名大、中、小学生举行声势浩大之示威游行和召开纪念大会[2]:58。东北竞存小学200多名学生在校长车向忱和教师带领下，途经民立中学门前时，见警察将该校团团围住，不许学生出来是便高呼口号；民立中学学生在竞存小学学生声援下，向校门猛冲[4]:579。大会通过《为督促政府动员全国兵力抗日停止内战的宣言》，要求国民政府“当机立断，即日动员全国兵力，收复失地。”[2]:58警察向竞存小学队伍开枪，一名小学生身负重伤[4]:579。民立中学学生与竞存小学队伍汇合，直奔南院门广场[4]:579-580。会场上广大学生群情激愤，齐声高呼口号；学生游行队伍先到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请示，张派参谋长答话，群众满意；学生决定去华清池直接向蒋请愿；蒋得知学生请愿队伍前来临潼之消息，急令张派兵制止，说如果学生不聴，可采取武力行动[4]:580。张担心学生运动影响自己之“运动”，前去劝阻，说东北是从他手里丢掉，他也要亲手收回来[6]:61。张追上学生队伍[4]:580。张立即赶到去临潼之路上对游行学生讲话，指出“前面不是坦途”[2]:58。他说大家太辛苦了[4]:580。学生们同声高呼愿意为救国而流血牺牲[4]:581。张对学生说：“请你们相信我，我张学良和你们是一样的思想，一样的心，你们的要求就是我的要求，也许我比你们的要求更迫切。你们的意见，我一定负责转达到，我去讲可能比你们更有份量。我保证一星期内以事实答复你们的要求。”[2]:58[19]:95黄昏，学生们才返回西安[4]:581。学生们见张态度诚恳，就同意不去临潼，回到西安[2]:58。当晚，张去华清池向蒋转达学生请愿要求，再次遭到蒋拒绝和斥责[4]:581。蒋不但不接受，而且申斥张没有站在他之立场，却站在学生之立场[2]:58。张、杨获悉《大公报》将发表蒋剥夺他们兵权的密嘱后，紧急密商，决定12月12日晨对蒋委员长实行“兵谏”，用武力迫使蒋改弦更张[4]:581。张指定刘多荃担任扣蒋战斗之总指挥；当晚，张、杨在城内易俗社戏院招待南京军政大员欣赏地方戏秦腔[4]:582。
序幕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前数小时，张在西安召集干部会议，宣布这项惊人密谋，大多数人都默默无言，只有于学忠和另一位高干发言[20]:16。
12月10日，张、杨商妥行动计划[6]:61。蒋在华清池秘密召开没有张、杨参加之军事会议，同时，中央军万耀煌部已经陆续开到潼关，进驻到咸阳[2]:58。
12月11日，蒋在日记中留下：“今日汉卿（张）形色急遽，精神恍惚，甚觉有异。此殆彼昨来见时受余责斥，因而不快欤？或彼今日已闻余训黎天才（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政工）之言而不安欤？”[21]:235蒋又召开军事会议，同陈诚、蒋鼎文、张、杨等商议“剿共”计划，明令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并决定在12月12日发布第六次围剿红军之命令[2]:58。
12月11日晚，张和杨下令行动[6]:61。张、杨最后确定翌日（12日）晨6时兵谏，当天张仍到华清池与蒋周旋[4]:582。蒋要最后确定“剿共”军事计划，留张、陈诚、卫立煌、陈继承等在华清池吃晚饭[4]:583。饭毕，时间已晚，张又陪几位大员赶到新城大楼，直到晚上10时才宣布招待宴会结束[4]:583。张、杨分别向他们之高级将领和幕僚宣布兵谏计划并作动员[4]:583。中国共产党代表刘鼎住在张公馆里，令木匠出身涂胜华做一部一百瓦电台于这天做好[6]:61。刘鼎致电周，说“全西北蒋张对立已成不可掩饰的事实”[6]:61。午夜过后，张率其重要将领和幕僚来到新城大楼，和杨将在此指挥兵谏[4]:583。
兵谏
1936年12月12日零时，一切布置妥当后，张才告诉刘鼎电告中共中央：“我已发动捉蒋，请予支持。”[2]:60凌晨2时许，东北军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乘摩托车驶离西安，途经十里铺和灞桥镇时，令其所属部队迅速赶赴华清池参加捉蒋战斗[4]:583。凌晨，刘鼎从西安接连发出几个十万火急电报到保安军委机要科收到，说张、杨在西安逮捕蒋和陈诚等一批高级军官，机要科长叶子龙立即将来电送给毛泽东和周[2]:60。凌晨2时，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同白凤翔、刘桂五一同乘车离开西安，一起直奔华清池[4]:583。张、杨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22]:472。张、杨对蒋兵谏之目的是要求停止剿共，进行抗日[23]:11。东北军到临潼华清池捉蒋，蒋守卫武力阻拦，东北军开枪还击，双方激战[4]:583。蒋慌乱中，由蒋孝镇背著翻墙逃走，蒋没来得及穿鞋，为分散敌兵注意，蒋孝镇把自己鞋子脱下来给蒋穿，然后两人一前一后，各自向前跑，跑进树林[24]:16。蒋在侍卫搀扶下向后墙奔跑[4]:584。蒋踏著侍卫肩膀爬上围墙，纵身下跳，跌进墙外沟里，腰部受伤[4]:584。蒋忍痛向后面骊山逃跑，摸索前进[4]:584。蒋躲藏进一个洼坑里[4]:584。晨四时，张之东北军从临潼之骊山山洞里捉到蒋，带回西安城内新城大楼里[2]:59。天色渐明，东北军走到大石头旁，发现蒋蜷伏在洞里，蒋被发现活捉[4]:584。晨五时，张又致电毛：吾等为中华民族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覆；并望红军全部速集于环县一带，以便共同行动，防胡（胡宗南）敌北进；接着，张、杨又联名电请中共中央派人到西安“共商大计”[2]:60。是日晨，第十七军在西京招待所扣押南京军政大员，如陈诚、内政部长蒋作宾、邵力子、福建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及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政府军政要员，并以排枪扫射陈诚住所，中央委员邵元冲等中枪遇难[25]:652[26]。
12月12日上午，张、杨向全国各地和南京国民政府发出通电[2]:59，指出：“南京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林主席钧鉴：暨各部院公勋鉴：各绥靖主任、各总司令、各省主席、各救国联合会、各机关、各法团、各报馆、各学校钧鉴：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近来国际形势豹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丁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乃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愤。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累遭重斥。日昨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嗾使员警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彻底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27][28]:653。以上八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之爱国主张，望诸公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已往误国之愆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临电不胜待命之至！张学良、杨虎城、朱绍良、马占山、于学忠、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钱大钧、何柱国、冯钦哉、孙蔚如、陈继承、王以哲、万耀煌、董英斌、缪澄流叩。文。”[29]:4-5当天，张、杨、于学忠、何柱国、王以哲通电全国，阐明扣蒋之原委，提出八项救国主张，以期获得国人理解、同情和支持[4]:584。在通电发出之前，张携带电稿到西京招待所，向被扣留之南京军政要员宣读通电，要求同意通电者在电稿上签名；结果，朱绍良、马占山、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钱大钧、陈继承、万耀煌等都签名[2]:59。八项主张核心和要旨是“集合全国各党各派的力量，以民众的总动员，去抗日救国”[30]:20。张、杨为争取各地方势力和中国国民党元老派支持，分别致电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邓宝珊、李烈钧、阎锡山、宋哲元、傅作义等，说明真相，征求意见[2]:60。
在西安绥靖公署杨总部新城大楼，蒋羞愤绝望，不吃不喝，坚拒与张谈判国事，以行政院长应住直属机关西安绥靖公署，拒绝迁到金家巷高桂滋公馆，称张如果不送他回南京，他就死在此[31][32]。张、杨多次公开讲话，对外国记者谈话，说明兵谏之目的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在对剿匪总司令部职员讲话中说：“如果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的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那时甚至对我们这次行动认为是叛变而惩处我们，我们绝对坦然接受，因为我们所争的是主张，只要主张行得通，目的能达到，其他均非所计。”[2]:69
12月13日，张由清晨6时便来探蒋，前后四次，均未能尽言；张曾命孙铭九强使蒋移居高桂滋公馆，亦因为蒋所拒而未果[33]:2558。对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刘湘等地方势力，也分别发电说明事变动机和目的，以争取同情[2]:70。下午5时，张召集总部全体职员讲话，表示一个月来，因为不愿剿匪，而又不能枪口对外，内心难过；继说他与蒋在政治主张上有意见冲突，他认为既不能辞职他去，又不能苦谏成功，只好最后采取兵谏[34]:5。根据张指示，成立“设计委员会”，成员有高崇民、杜斌丞、申伯纯、应德田、王炳南、王菊人等，以高崇民为召集人，实质就是以“共产党和红军为政治领导，有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2]:72，是事变之政治设计机构，类似参议班子[2]:74。
事变
12月12日上午，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南京最早得知西安事变[4]:589。下午3时，何应钦在公馆里召集党政军首脑“谈话会”，制造讨伐张、杨之舆论；中国国民党右派戴季陶、居正等，以张“劫持统帅”、“犯上作乱”为由，主张立即出兵讨伐，并提出由何应钦主管军事之意见[2]:68。张、杨八项主张通电传到南京后，有人不信张、杨“保蒋安全”之承诺[4]:590。尽管冯玉祥、孙科、李烈钧等，主张先弄清情况，说服张、杨，放蒋回京，但主战派还是占上风[2]:68-69。一时南京内外，蒋死活之各种传闻不胫而走[4]:590。何应钦即在公馆内成立临时办公处，筹划以大军进攻西安[2]:69。
是日下午，力行社书记长邓文仪得知蒋在西安被扣，认为“事不宜迟，非要立即动员军队不可”，“不仅地面要包围西安，就是空中也要空军去监视封锁”，以防止张用飞机把蒋送去新疆或苏联[4]:593。
24时，由丁惟汾主持之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由于右任代为主持之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紧急联席会议，连同列席之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和各部会负责人，共有四五十人参加[4]:591。南京主战派一方面利用《中央日报》、中央广播电台等动员胡适等人骂“张学良叛国”，宣传“张学良犯上作乱”，“红军占领西安，洗劫全城”，“蒋介石生命危殆”等；另一方面封锁西安消息，干扰西安广播电台，扣发外国记者报导张、杨《八项主张》和西安事变之消息[2]:69。会议宣读张、杨通电后，群情愤慨，争论激烈[4]:591。争辩至凌晨2时，意见仍未统一[4]:592。此时，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突然站起来，说：我要警告大家，若是今晚我们中央不能决定讨逆大计，明日全国立刻大乱，政府垮台，我们无面目以对孙中山和蒋[4]:592。
会议决定：一、张学良背叛党国，决定先褫夺其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所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4]:592；二、鉴于蒋被扣西安，无法履行行政院院长职务，会议决定行政院由孔祥熙副院长负责[35]:307；三、调整军事指挥机构[4]:592。联席会议决定“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改由五人至七人，并加推何应钦、程潜、李烈钧、朱培德、唐生智、陈绍宽为该会常务委员”，明确规定：“关于指挥调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36]:310何应钦主张坚决地以武力讨伐[37]:197-198。
是晚，邓文仪在南京明瓦廊召开力行社全体干部紧急大会，到会30馀人[4]:593。邓文仪说明开会宗旨后，与会者展开讨论[4]:593。会议做出5项应变决定，核心是“营救领袖，安定后方”[4]:593。为“营救领袖”，力行社“建议政府请军政部何部长应钦统一指挥军事行动”[38]:578，迅调南京附近陆军前往陕西救蒋[4]:594。为“安定后方”，力行社向其各级组织和全体成员发出通知，提出“各地方秩序尤应协调军政宪警切实维护，对汉奸、匪谍及反动派严密监视，务希巩固当地治安”[39]:578-579。
12月13日晨，力行社常务干事干国勋奉命飞往武汉，组织“讨逆赴难”指挥部，协助和支持武汉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濬部署落实应变措施，稳定武汉局势[4]:594。
营救
12月12日上午，何应钦得知西安事变，及时电告在上海之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何请孔将此消息转告在上海之宋美龄[4]:590。张又分别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和蒋夫人宋美龄，说明兵谏之目的，只要蒋接受抗日要求，将保证其安全[2]:59-60。宋美龄、宋子文和孔等反对何之讨伐主张，力主用和平救蒋[4]:595。张又直接给孔、宋美龄发电报，说明对蒋只作“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争取他们为营救蒋而采取和平解决办法[2]:69-70。孔还收到张给他私人之“震”电，张在此电中陈述发动事变之苦衷，郑重表示“弟爱护介公，八年如一日，今不敢因公害私，暂请（蒋）介公留住西安，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40]:116。孔认为张给他私人发电，表明“尚有转圜馀地”，又考虑蒋在张、杨手中，此时“不能遽闭谈判之门”[40]:117。因此他给张覆电时没有严厉遣责张之行动，只是委婉批评，说：“我兄致弟一电，虽未读全文，而大体业已得悉。保护介公，绝无危险，足征吾兄爱友爱国，至为佩慰。国势至此，必须举国一致，方可救亡图存。吾兄主张，总宜委婉相商，苟能有利于国家，介公患难久共，必能开诚接受，如骤以兵谏，苟引起意外枝节。国家前途，更不堪设想，反为仇者所快！辱承契好，久共艰危，此次之事，弟意或兄痛心于失地之久未收复，及袍泽之环伺吁请，爱国之切，必有不得已之苦衷。尚须格外审慎，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尊意如有需弟转达之处，即乞见示。”[40]:117。张给宋美龄电报中表示：“学良平生从不负人，耿耿此心，可质天日。敬请夫人放心，如欲来陕，尤所欢迎。”[41]
宋美龄初闻蒋被扣留消息，“不啻晴天霹雳，震骇莫名”[4]:595。当时，西安电讯中断，“越数小时仍不能得正确消息”，蒋生死之谣传“已传播于全球”，其中“骇人者有之，不经者有之”[42]:26。宋美龄如坐针毯，坐卧不宁，急欲知蒋之生死[4]:595。宋子文、孔、宋美龄得悉张、杨并无伤害蒋之企图后，就坚决反对对西安用兵，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首先营救蒋出来；他们想立即飞西安同张、杨面商放蒋问题，但都被何应钦阻止[2]:70。宋美龄在上海找到威廉·亨瑞·端纳；他是英籍澳大利亚人，原为新闻记者，辛亥革命前到中国，后任张秘书，1933年张下野后曾陪张游历欧洲；1934年初，随张回国不久，又被聘为蒋顾问；西安事变发生时，他正在上海[4]:595。宋美龄就请端纳飞西安了解情况，张表示欢迎[2]:70。端纳依据多年来对张之了解，相信张不会杀蒋；他欣然接受宋美龄之约请，决定亲赴西安，探明真相[4]:595。
是夜，端纳随孔、宋美龄离开上海，赶赴南京[4]:595。同行者还有与蒋、宋美龄关系密切之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4]:595。宋美龄派黄陪同端纳赴陕，担任端纳与蒋谈话之翻译[4]:595。
12月13日晨，孔、宋美龄等一到南京，何立即赶到孔宅，向孔、宋美龄通报昨日午夜中国国民党中央紧急联席会议之情况和做出之决定[4]:596。宋美龄为营救蒋，“立下决心”，竭尽全力，“以求不流血的和平与迅速之解决”[42]:27。国民政府空军开始轰陇海铁路渭南、华县沿线[16]:108。中午，宋美龄、孔不顾何之反对，毅然派端纳飞离南京，经洛阳赴陕[4]:596。山东韩复渠支持张反叛蒋，电称服从副司令愿效前驱；四川刘湘主张对蒋出以断然处置[43]:13。
会面
12月14日，张敦促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到西安谈判[4]:613。张宣布撤销西北剿匪总同令部，另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张、杨分任正、副主任；设参谋团，研究军事重问题[2]:70。东北军、十七路军主力向西安方面中，布置东西防线，准备阻击由东（主要方面）和由西向西安进攻之中央军；在陕北，延安、甘泉等地交由红军接防，并请红军向南推进，以备配合作战，又成立设计委员会研究政治措施和宣传[2]:70。张致电宋，希望宋到西安一趟[44]。郭增恺认为西安事变解决是蒋“与张、杨间在西安的成交，宋子文和蒋夫人是保证者，见证人一个是我，另一个是周恩来。……兹愿负责任指出，蒋先生所公布的，不但是隐藏了许多事实，也是在公然说谎，伪造了许多故事。……完全是蒋先生事后编造的。当时根本就没有什么训话。……至于蒋先生所谓对张、杨‘时加爱护’的善意，在他的日记中，倒没有片言只字的表示。有之，只有在某某两日的日记中，无头无尾的写着‘东北军问题’‘东北军问题’十个字而已。我不知道张汉卿看到这几个字时有什么感想。但我确知若干东北军将领则曾为这几个字而发生惊惧的行动，而更觉得蒋先生‘待人不公’更可能另有阴谋。”[45]在张公馆，张向蒋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等八项和平解决事变条件，并明确告诉他有共产党和红军参加其间[46]。
12月14日上午，孔根据宋美龄要求召开高级会议，研讨在武力讨伐前如何和平救蒋；出席会议者有五院院长、陈果夫、陈立夫、叶楚伦、何应钦、张群、黄绍竑等，大多数赞成和平救蒋，何应钦不公开反对[4]:596。戴季陶同意先和平营救，如无效再武力讨伐[4]:597。宋子文对上海新闻界发表谈话称：“蒋委员长在西安绝对安全。本人以为西安事变，乃系国家最不幸之事，目前急需用有效方法，于最短期内解决，盖世全世界之目光，刻正集中于中国也。本人与蒋院长公私之关系，及与张学良多年之友谊，均为人所共知，在特殊关系之中，如有任何可能解决之办法，本人极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尽最大之努力。至于采取何种方法，需待政府决定，本人是否有赴西安一行之必要，亦待命政府。”[23]:13-14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孔受命代理行政院长[4]:597。孔返回南京后，力求“兵不血刃”解决事变[40]:119-120。孔首先拉拢地方实力派，同时积极对苏联交涉，以期从内外孤立张、杨[4]:597。孔立刻通电各省市，针对张、杨在通电中对蒋政策之抨击，替蒋竭力辩解，说：“中央同人，对于抗敌御侮，素具决心”[40]:120-121。西安宣布成立“联合抗日救国军”[16]:108。同日，孔还给地方实力派分别发电，提出不同要求，有些还派专人前去笼络[4]:597。孔还分化张、杨内部，收买其部下[4]:598。冯玉祥请时在南京的马相伯，“以私人名义，请张学良早日护送介公返京”[47]。
12月15日，端纳到西安后，张请他劝蒋接受西安方面主张，郑重表示只要蒋答应抗日，就立刻释放他，张还表示将亲自送他回南京，继续拥护他为领袖[4]:613。端纳见到蒋[4]:613。端纳告诉蒋，南京政府已决议讨伐张、杨[48]。蒋委托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转交遗嘱给宋美龄：“余决为国牺牲，望勿为余有所顾虑。余决不愧对余妻，亦决不愧为总理之信徒。余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必以清白之体还我天地父母也。对于家事，他无所言，唯经国、纬国两儿，余之子亦即余妻之子，望视如己出，以慰余灵。但余妻切勿来陕。”[49]:236-237。书信完成后，蒋为黄仁霖再三朗读，恐张扣留此信，不令携去，即可使黄回京时口述于宋美龄[50]。
交伐
12月16日，国民政府颁布讨伐令[4]:602。遂由政治委员会决议派何为“讨逆军”总司令[4]:608。中国国民党中常委又决定刘峙、顾祝同为讨逆军东西两路集团军总指挥，分别向西安进逼[2]:69。
12月17日上午，蒋派蒋鼎文持手令飞返南京，令何停止军事行动3天；南京以宋美龄、孔为主和派，极力主张用和平方式救蒋；南京讨伐军已有5个师涌入潼关，威胁西安[4]:607。周到达西安，当夜就将上述情况电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并就蒋之处置问题向中央提出建议[4]:607。宋子文由上海到南京，准备赴陕，遭到何等人阻挠，理由是宋子文时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带著官方身份去西安与“叛逆”谈判，有违“纪纲”[4]:613。张、杨非常焦急，由张去对蒋说，如果中央军仍向前进攻，西安方面军队只有“退却”[51]。蒋拒不同张、杨对话，拒绝接受西安方面和平解决事变之条件，加之南京政府讨伐大军压境，逼迫张12月17日同意在内战爆发，南京政府围攻西安前对蒋“行最后手段”[52]:213。这使得张绝不赞成杀蒋，也同意周提出：“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52]:214孔致电张、杨：“最好兄能伴介公南返，或至太原，共同计议……盖劫持领袖逾久，吾兄所负责任逾重……国家民族之存亡，系于兄之一念。”[53]
12月18日，南京中央政府曾派飞机在西安空投天津《大公报》，由总编辑张季鸾撰写社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说：“陕变不是一个人的事，张学良是主动，也是被动。西安市充塞了乖戾幼稚不平空气。酝酿著、鼓荡著，差不多一年多时间，才形成这种阴谋。……东北军的境遇大家特别同情……你们赶快去见蒋先生谢罪吧！……你们如果这样悲悔了，蒋先生一定陪你们痛哭，安慰你们，因为他因国事受的辛酸，比你们更大更多。我们看他几年在国难中常常有进步，但进步还不够……切莫要索保证，要条件，蒋先生的人格，全国的舆论，就是保证。”[23]:12-13胡适得知蒋在西安被扣之消息，12月20日发表《张学良叛国》一文[4]:602。同时，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等知名人士纷纷撰文谴责张、杨“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系国家民族之罪人；破坏统一，罪恶昭著。”[54]
12月19日下午，孔召开会议，出席者有孙科、居正、何应钦、宋子文、宋美龄、叶楚伧、王宠惠等，经过激烈争辩，决定“准宋委员子文以私人资格即日飞赴西安，营救蒋公”[40]:140。下午2时，宋子文飞离南京，他两名秘书和刚从狱中要出来之郭增恺同行，当夜在洛阳过夜[4]:614。根据端纳在西安了解之情况，宋子文也到西安[2]:70。
12月20日上午10时，他们飞到西安，张、杨和端纳到机场迎接[4]:614。宋子文以私人身份抵达西安，经过与张、杨商谈，他发现虽然蒋生命暂时安全，但整个西安局势依然十分凶险[55]。张告诉宋子文，西安方面已拟好条件，准备与南京国民政府谈判[4]:614。宋子文和张见面，张即向他表示西安三方面都主张和平解决事变[2]:70。宋子文在张和端纳陪同下前去见蒋，并获准单独与蒋谈话[4]:614[56]。周抓住时机，通过随同宋子文来陕之郭增恺说服宋子文和他面谈，否则也要把中共方针转他，即：这次事变中共未曾参与，对事变主张和平解决，这是中共团结抗日方针的继续；望宋认清形势，权衡利害，劝说蒋改变政策，为国家作出贡献[2]:70-71。宋子文将宋美龄、孔之信面交蒋，宋美龄在信中表示：“如子文三日内不回京，则必来与君共生死！”[57]:509[58]。蒋看到此处，不禁落泪，一再叮嘱宋子文不要让宋美龄来[4]:614[59]。郭增恺向宋子文转达周意见，宋大感意外，对中共方针十分赞赏；他回南京后，到处宣扬蒋很安全[2]:71。
12月21日，宋子文回南京前和蒋辞行[60]。宋子文匆忙返京，向宋美龄、孔汇报[4]:614。孔以代理行政院长身份，同意宋美龄、宋子文去西安谈判[2]:71。宋美龄决心飞陕救蒋[4]:614。
谈判
12月22日，宋美龄毅然离开南京，飞赴西安[61]:219。宋子文、端纳与之同行[61]:219。中途在洛阳停留[4]:617。宋美龄深感一旦内战爆发，不仅使日本乘机大举入侵，也将威胁蒋之安全[2]:71。宋美龄严令驻洛阳之国军，在未接到蒋之命令时，空军不得飞往西安，陆军停止进攻西安[4]:617。在飞机即将着陆时，宋美龄从手提包里抽出一支左轮手枪，交给端纳，说：“如果叛军对我有任何不礼貌行动，你可用此枪立即将我枪杀”[62]:250。走下飞机后，宋美龄冷淡而有礼貌地向张问好，然后转向海关官员，命令他们不要检查行李，因为不能容忍弄皱方衣服[62]:250。宋氏兄妹飞抵西安稍事休息后，便前往玄凤桥高桂滋公馆看望蒋关押在此[4]:617。蒋突然见到宋美龄十分惊异，“愀然摇首，泪潸潸下”[63]，蒋要求宋美龄等与张、杨谈判时，不要“签订某种文件”[42]:40。宋美龄向蒋通报南京情况，劝他珍惜生命，不宜轻言“殉国”，而要“为国家努力”[4]:617[64]。宋美龄会见张，批评张“性太急切，且易冲动”，行动“躁急”；张向她申明兵谏“动机确系纯洁”，绝无“伤害委员长之意”，表明“不要钱，不要地盘”，唯一目的是要蒋答应抗日，至于签不签文件均可[4]:617。宋美龄等此次到陕西，“尚未闻赤祸之威胁，有如外间所传之甚。曾有人向我等申述，共党无劫持委员长之意，且主张立即恢复其自由。”[42]:42宋美龄见张态度诚恳，“深信其言之由衷”，承认其行动有异于“旧时军阀”；她希望张早日结束事变，释蒋离陕[4]:617。张表示他个人“极愿立即恢复委员长之自由，惟此事关系者甚众，不得不征求彼等之同意”；宋美龄催张速将其意转告杨等，并说：凡愿见她者，她均可见，“凡委员长不愿见者，余皆愿代见之”[4]:617。当夜，张与杨等商谈后告诉宋美龄：杨及其部将认为“所提之一切条件无一承诺，遽释委员长，岂非益陷绝境？”[42]:43同日，汪精卫在意大利热那亚发表通电[4]:608。
12月23日和12月24日，宋美龄两次会见周[4]:617。第一次长谈，周首先说明中共没有参加兵谏，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共希望团结抗日，但蒋始终置不理，当前是改变政策之好机会，希望他们兄妹劝蒋先生；宋美龄说：既然中共有诚意，应该在政府领导下，共同努力；周回答：只要蒋先生同意抗日，中共拥护他为全国领袖；第二次谈话，宋美龄明确表示赞成停止内战，以政治方式解决内政问题，不要擅用武力[2]:71。蒋指定宋氏兄妹作为代表与西安方面谈判；他说，双方商定条件，他以“领袖人格”担保，回南京后分条逐步实施，但不签署任何文件[4]:618。宋子文与西安三方面商定谈判程序，西安方面提出以“八项主张”为谈判基础，宋子文表示同意，并说，由他们兄妹作代表，商定之条件不签书面协议；西安方面觉得只要大原则达成协议，不签书面协议也可以[2]:71-72。
12月23日上午，正式谈判开始，地点在张公馆中楼二层，由宋子文代表，西安方面由张、杨、周三人出席，谈判一开始，先由周发言[2]:72；周谈到中共和红军六项主张：一、停止内战，南京方面撤军至潼关以东；二、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允许中共公开活动；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六、与同情抗日的国家合作[65]:70-71；以上六项要蒋接受并保证实行，中共和红军赞助他统一中国，一致抗日；张、杨同意周提出之六项主张，并主张以它作为谈判基础；宋子文表示个人同意，并答应转达蒋[2]:72。下午，西安事变设计委员会由高崇民主持马上会议，许多人提出，如果没有具体保证，不能只凭空口说白话就放走蒋；有人建议由阎锡山作保证人；个别激烈分子愤慨：“西安事变是大家提著脑袋干的，想放就放，不行。现在蒋介石还在我们手心里，不听我们的话，干脆先把他干掉。”；会议没有作出什么决定，大家意见由高崇民去向张、杨汇报：张非常着急，生怕闹出大乱；杨心情沉重，默不作声；周很重视，赶紧找张，建议明天开会，向他们说服解释[2]:75。
和解
12月24日，宋美龄加入继续谈判，说：“我等皆为黄帝裔胄，断不应自相残杀，凡内政问题，都应在政治上求解决，不应动用武力。”；下午张、杨处理内部问题，委托周继续与两宋接触；周要求和蒋见面，经宋子文转达，约定当晚在蒋住处会面；晚上两宋引导周到高桂滋公馆会见蒋，宋子文说，蒋委员长这两天病了，不能多谈话[2]:72-73。经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参加谈判，蒋接受联共抗日[22]:472。蒋作三点表示：一、今后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二、由宋美龄、宋子文、张全权代表他与周解决一切；三、他回南京后，周可直接去谈判[2]:74。宋子文坚决请求西安方面信任他，表示他愿意负责谈判商定之各项内容，要求蒋、宋美龄在12月25日离开西安回南京；宋美龄也要求在圣诞节离开，“取个吉利”；张表示同意，并愿意亲自送蒋走；周同意条件，只是认为走以前还须有一个政治文件来表示，并不赞成蒋在12月25日就走和由张亲自送去[2]:74。下午2时，张在金家巷公馆召集谈话：“这次事变对蒋介石是个很大的打击，我们现在不但要放走他，而且今后还要拥护他做领袖，还要和他共事，所以现在不能再为难他，要给他撑面子，使他恢复威信，今后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我亲自送他，就是这个意思。”[2]:75-76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连夜联名写信给宋子文，提出：“商定的问题必须有人签字，并须首先将中央军撤出潼关以东，才能让蒋走，否则虽然张、杨两将军答应，我们也誓死反对。”；宋子文看此信大吃一惊，赶紧送给蒋、宋美龄，蒋、宋美龄马上要求宋子文找张，并要宋子文亲自去找杨恳求早放蒋走；宋子文马上去找张、杨，保证蒋走后中央军立即撤出潼关[2]:76。
12月25日中午，宋子文去新城大楼恳求杨同意放蒋，杨仍坚持没有保证条件不能放走蒋[4]:621。张决心送蒋回南京，下午4时由张陪同蒋飞离西安[16]:109。下午，张约杨来对他说：“现在不走不行啦！夜长梦多，不知道会出什么乱子。我今天决心送蒋走。假如万一我回不来，东北军今后即完全归你指挥。”[17]:161杨一向尊重张，便慨然同张一起送蒋去机场[4]:621。下午3时半，张拉杨陪着蒋夫妇及宋子文等悄悄离开住地[2]:76；他们乘汽车从蒋住处出发，直奔西郊机场[4]:621；因为怕部下知道会发生意外，行动非常秘密，连周也没有通知[2]:76。到机场后，下午4时，蒋对杨说：“我答应你们的条件，我以‘领袖的人格’保证实现，你们放心，假如不能实现，你们可以不承认我是你们的领袖。我答应你们的条件，再重复一遍：
一、明令中央入关之部队于二十五日起调出潼关，从本日起如再有内战发生，当由我个人负责；
二、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
三、改组政府，集中各方人才，容纳抗日主张；
四、改变外交政策，实行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的国家；
五、释放上海被捕领袖，即下令办理；
六、西北各省军政，统由张、杨二将军负其全责”；蒋重申六项诺言以后，即登上飞机；张表示愿陪蒋回南京，他在飞机旁写手令，大意是：余去南京期间，东北军归于学忠统率，听从杨虎城副主任委员指挥[2]:76-77。蒋飞抵洛阳后，首先逼令张打电报给杨，释放陈诚、卫立煌等；杨不愿给张造成困难，晚上在新城大楼为陈诚等人饯行，第二天就放他们回南京[2]:77-78。
12月26日下午，蒋座机到南京机场，中国国民党大员蜂拥前来迎接；随后张飞机降落，张遂即失去自由[2]:77-78。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以及20万南京市民迎接蒋[61]:219。张抵达南京，表示愿受国法之制裁[16]:109。张表示：“我自己做的事自己负责，我送蒋先生回南京是请罪，后事我都预备好了，我是准备被处死刑的。但蒋先生很宽厚，飞机到洛阳，委员长叫我不要下飞机，他一直在保护我。”[66]:17
蒋回到南京时，市民欢声雷动，在街头互相传达这一消息，甚至鞭炮声也响个不停[67]:31。
呈请国民政府特赦张学良文
报告西安事变始末
各方反应
日本
12月13日，日本报纸率先披露蒋遭监禁的讯息[68]:186-187。晚上，日本外务省召集堀内次官、桑岛东亚局长、东乡欧亚局长及天羽情报部长等讨论西安事变，决定如下：“关于张学良之叛变，日政府不仅须等待正确之消息，且亦不应采取中国乱事而为日本图谋或易滋误之任何行动，故日本目前应止于静观事态之演变，而避免积极行为。”[69]:5303-5304
日本十分关注西安事变后之中国形势，连日开会研究对策，支持何进军西安[2]:69。12月14日，日本军部驻上海代表向南京国民政府表示：对张“非力加讨伐不可，倘南京政府趋向妥协，日本断难漠视”[69]:5306。日本陆军省制定《西安事变后对华时局对策案》[4]:611。日本还说西安事变是受苏联指使[2]:69。12月15日，驻南京日本总领事须磨到外交部访张群，代表川樾探问西安事变情况，声明如南京政府执行所谓八项主张，则日本将“不惜采取断然手段”[69]:5307。
12月17日，日本首相、外相、海相举行会议，认为对西安事变有必要采取“注视等待的态度”[69]:5310。日本增派海军陆战队前往上海、汉口[4]:611。日本希望中国打内战，以便坐得渔人之利[2]:69。
12月19日，日本外务大臣有田在东京约见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4]:611。有田还公开表示：“中央政府如在抗日容共条件下与张学良妥协，日本决强硬反对。”[2]:69为支持何“讨逆”，通电关东军停止对绥远军事行动，关东军声明要求国民政府实行“反共防共”，日本将“不惜给予援助”，日本外相召见驻日本大使许世英表示日本政府不能坐视南京与张、杨妥协[69]:5310。英国驻东京大使克莱夫在发给伦敦外交电报中描述日本立场：日本采取观望态度，同时几乎毫不掩饰得意心情，觉得世人现在一定已经认识到，正像日本人一向知道，中国人是不可救药[62]:208。12月21日，驻日使川樾奉命外交部长张群提出上述同样警告，并声明张学良所提八项主张，在“思想上和日本为东亚大局着眼的根本方针，恰正相反”[69]:5310-5311。
苏联
当时代表共产国际的苏共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的日记有这样的记载：“张学良的行动，不论他的意图如何，客观上只能损害把中国人民的力量团结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并会鼓励日本对中国的侵略。”[68]:186-187。12月13日，驻苏大使蒋廷黻拜访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要求苏联出面协助释蒋[69]:5303。12月14日，斯大林经第三国际指示中共释放蒋[68]:186-187。苏联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发表题为《在中国发生的事件》的社论，说张是“利用抗日运动进行投机”[4]:609。同时苏联《消息报》公开支持蒋[70]:71。12月14日，苏联政府机关报《消息报》就西安事变发表社论，称张之行动足以破坏中国抗日力量之团结，这次事变“不独为南京政府之危险，抑且威胁全中国”，希望中国用和平方式解决[69]:5305。
12月17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针对日方及中国亲日派大肆宣传西安事变为苏联与中共“阴谋发动”之结果，正式声明西安事变与苏联无关[69]:5305。12月19日，驻华苏大使馆临时代办司皮礼瓦尼克在南京会见外交长张群，郑重说明，苏联政府不但与西安事变始终无任何联络，且与中国共产党无任何联络，因此对中国共产党之行动不负任何责任[69]:5313。
欧洲
12月14日，上海《字林西报》著文主张和平解决中国政局，强硬对日，谓：“照我们的看法，南京在解决西南事件的时候，已采取新的坚决的立场……开始对于日本所提要求加以拒绝。”[69]:5306
12月17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建议：由西方国家以保证张学良等安全离开中国为条件，释放蒋[4]:610。
12月29日，《字林西报》发表社论，公开赞同国共合作，谓：“只要南京能够充份保持他的最高权力，他便不妨在政策上同共产党采取某种形式的联合。”[69]:5306
美国
12月14日，美国代理国务穆尔对西安事变发表声明，宣称美国政府在尽力获行关于西安事件之详情，美国对远东仍继续遵循其不干涉他国事务之政策[69]:5306。
中共
中国共产党没有策划与发动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拥护及支持张、杨之行动[4]:603。周、张闻天、博古、朱德、张国焘（他两人2日才到保安的）等中央领导同志整日都在毛泽东石窑洞里开会，商量处理西安事变方针政策；毛亲自起草中央军委致红军各军团电报，告知蒋已在西安被张、杨扣留，各军加紧准备，待命行动；周起草中共中央致张电，建议以可靠部队守卫蒋，以防意外；应全力团结好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红军即南下向东北军、十七路军靠近，以应付各种事变；周又起草毛、周给张、杨覆电：“恩来拟到西安面商大计。”[2]:6112月13日，张对东北军和杨部感到失望，渴望能另外找到助力帮他出谋划策；他曾电请周到西安，共商对策[71]:15。
中国共产党中央根据国内外形势，确定和平解决事变，并协调西安和南京和解[4]:603。中共中央连续向共产国际书记处报告西安事变的真相和我党采取和平解决、逼蒋抗日的方针；同时打电报给北方局胡服（刘少奇）、上海分局允生（冯雪峰）、潘汉年和西安等地党组织，指示他们宣传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动员各界响应张、杨八项主张[2]:62。事变最初数天，中国共产党中央有决策人在对蒋问题上产生摇摆和动摇[4]:603。刘少奇后来说：“在西安事变中我们虽然执行了正确的政策，但发生很大的动摇，在政治上引起了极大的纷乱和与群众对我们的误解。”[72]:152
12月12日，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致电主持中国共产党北方局工作之刘少奇，提出中国共产党“拥护张、杨之革命运动”；党面临之任务是把蒋与国民政府分开，争取南京及各地政权中之抗日派；稳定CC派、黄埔派，推动欧美派及元老派；揭发蒋对外投降、对内镇压民众与强迫其部下坚持内战之罪状，号召人民要求南京罢免蒋，交人民审判[4]:603。毛泽东、周复电张，提议“蒋介石必须押在兄自己的卫队营里，切须严防其收买署员，尤不可将其交其他部队，紧急时诛之为上”[69]:5301
12月1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在保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讨论西安事变问题[4]:604。红军驻西安联络处成立[69]:5304。据毛泽东自述：他们一开始怀疑是由电报生弄错了，可是同天又接连收到3、4封类似电报，于是不能不信了[73]:96。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负责对中国国民党统战，说：西安事变具有革命意义[4]:604。下午4时，中共中央在保安红军大学附近草坪上召开300馀人活动份子会议，毛泽东对西安事变作出报告，强调：“西安事变是中共抗日统一战线策略成功的重大表现；他重申必须把蒋介石押解至保安，交由全民公审，以偿还十年血债。”[74]:17012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发言说：根据情况的变化，有可能逼迫蒋介石与我们联合，我们的原则是在抗日目标下逼蒋抗日；周发言中，分析了南京政府各种力量之间的矛盾，提出要努力争取冯玉祥及孙科、宋子文、孔祥熙等，孤立何等亲日派，党应准备走上政治舞台，要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和群众运动，同时要注意地下党的艰苦工作；张闻天说，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之方针，主张尽量争取南京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会议肯定西安事变是革命的，推动抗日的；决定采取不与南京对立的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的政权，力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逼蒋抗日；中央决定派周、博古、叶剑英组成代表团去西安工作，电告张派飞机到肤施来接，并派李克农、罗瑞卿和杜理卿（许建国）等分批去西安工作[2]:61-62。
12月14日，毛、朱、周致电张、杨，表示坚决赞成他们领导事变，建议立即组成西北抗日援绥联军[2]:62。
12月15日，红军领导人毛、朱、周等致电南京中国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呼吁国共合作，“共赴国仇”[69]:5306。张派出之飞机，在保安机场因受地形所限，不能降落而折返，周等乃延至12月15日才离开保安[74]:169。12月15日，周一行离开保安，12月16日到达肤施（延安）城外[4]:614。
12月16日，共产国际发电报，因电码错乱无法译出，中共中央要求重发；12月20日，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重发由季米特洛夫签发之覆电[2]:62。
共产国际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方针与中共中央基本上一致，但中央之方针是国际来电以前就定[2]:62。12月17日，周等到西安[4]:614。周偕罗瑞卿、博古、叶剑英等九人抵达西安[75]，当晚周与张会谈[69]:5309。中国共产党派出周参与斡旋[61]:221。周到西安时，并不知道共产国际有电报，他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先后与张、杨谈话，三方就一致同意采取和平解决方针[2]:62。应张之邀请，周率李克农、罗瑞卿、张子华等人以红军代表团名义到达西安，共商事变解决大计[31]。中国共产党原执意杀蒋，得到史达林指示：坚决要求释放蒋[76]。经过内部争辩后，中共最后决定服从斯大林的指示[77]:33-34。
12月18日下午，周会见杨[4]:616。是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中国国民党中央电报：“蒋介石在此次被幽，完全是因为蒋氏在不肯接受抗日主张，不肯放弃攘外必须安内的错误政策所致。……”[78]:6212月1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张闻天主持，毛泽东作报告，会议经过讨论正式确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方针，会议通过公开发表之《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及党内发布之《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69]:5312。
12月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电示周，周接电后即根据中共中央建议同张、杨具体磋商[69]:5314-5315。
12月25日，张陪同蒋离开住地，卫队营营长孙铭九才得到卫士们报告，说副司令和杨主任也同蒋到飞机场去；孙连忙报告周，周大为惊愕，立即和孙乘车赶往机场，想劝阻张不要亲自送蒋去南京，可是为时已晚，飞机已腾空而起[2]:67。
1937年2月6日，周等中共人员退出张公馆，搬进七贤庄红军招待所，留机要科长童小鹏主持红军联络处[69]:5359。
影响国共关系
事变中，共约800至1,000人遇害，包括中央委员邵元冲及侍卫长蒋孝先、秘书萧乃华、宪兵团长杨震亚、绥署军需处长王式辉、参议杨陟冈、卫士队长高鳯梧、监印官柳长庚、副官蒋国卿、特务周元之、公安局保安队长刘惠祥、骑兵团长蔡仲及市民等[79]:59。1937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表告同胞、同志书称，经过西安事变，“实足以证明吾国家之统一基础，确已稳固；全民族之集体力量，确已形成；吾全国同胞对于国事之关怀及对于本党领袖之拥护，亦已为世界所共认”[69]:5327。
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后乐观认为：“目前只要三方面团结，真正的硬一下，使中央军不敢猛进，有可能释放张学良，完成西北半独立之局面。”[80]:371937年1月1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团发出指示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红军及地方部队应停止向中央军及马鸿逵军之进攻，并请国军亦勿再有攻击行动[69]:5327。
美国作家、《法兰克福报》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中记述：“对中国的未来起危害作用的消息纷纷传来了。第一个消息是有关汪精卫的报道。前任国民政府主汪精卫自从遇刺受伤后即侨居德国养病。他听到西安事变的消息，立即赶赴柏林和希特勒开黑会，然后乘专机回国，醉翁之意显然是要上台执政。日本侵华司令长官也在华北召开黑会，对南京国民政府提出警告，声称必须粉碎西北军队结成联合阵线。”[62]:198
在西安事变中，蒋因跳墙而跌伤胸椎，事变结束后，蒋到杭州西湖别墅休养[81]:54。淞沪会战之增援部队多受到内乱剿共牵制，渡江困难、步行途中，而无法限期支援上海，错失时机[82]:86-89，114-125，312-317。
东北军整编
1937年1月1日，蒋决定以“政治为主、军事为从”，处理陕甘军政善后问题[83]:332。同日，西安各界10馀万人举行庆祝大会，杨主持阅兵式，声言决与红军“联合起来，为抗日救亡而奋斗”[69]:5327-5328。连日来，周和博古、叶剑英等研究对策，同杨等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高级将领协商，由杨领衔于1月5日发出电报，抗议蒋扣留张和准备重新挑起内战；他还在报中共中央批准后，电调一部分红军主力开进关中[2]:78。
1月2日，蒋自南京飞抵奉化休养[83]:332。张闻天、毛泽东电周、秦邦宪，指出“目前全局重心，在巩固张、杨两团结于红军周围、以对抗亲日派、推动时局转向有利方面”；中共中央军委令红军各部在驻集合待命，随时配合友军抵御对方进攻，野战军从明天起秘密向栒邑、淳化两县集中[69]:5328。
蒋脱险后，认为“内乱症结仍在共党”，决心不准张再回西北，并从行政上取消三位一体的依据，1937年1月5日，国民政府令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甘肃省政府主席兼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撤职留任；特派顾祝同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83]:332。中共中央批准防御中央军进攻作战纲领方案，命红军第十五军团集结西安西南地区待命；张闻天与毛泽东电在上海之潘汉年，要其与宋子文接洽，促使宋子文履行在西安应允之“停战撤兵”等六项条件[69]:5329-5330。孙蔚如调集五路大军共37个师向西安推进，企图压迫西安方面屈服[2]:78。
“二二”事件
蒋回南京扣留张，激怒西安方面[4]:626。1937年2月1日，张函劝所部遵照中央命令撤防[69]:5355。2月2日上午，东北军元少壮派应德田、苗剑秋、孙铭九等少数人派卫队团连长于文俊率部冲入王宅，杀害卧病在床之东北军元老派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西北总部参谋处处长徐方、副处长宋学礼和交通处长蒋斌等人[4]:632。而当天杨的西北军在西安实施戒严，关闭城门，隔断了城内外东北军的交通[84]。周随后到新城和杨商议[69]:5356。血案发生后，王以哲的至交第一〇五师师长刘多荃将于文俊杀害，祭奠王以哲[4]:632。未参与“二二”事件之旅长高福源也被刘多荃下令枪杀[4]:632。 “二二”事件还使东北军放弃甲案，接受乙案，全体东开，导致三位一体瓦解[4]:633。
2月5日，于学忠、何柱国、缪澂流、刘多荃4军长在高陵共议，决定东北军开出潼关；同日，东北军撤出西安[69]:5358。东北军接受东调豫皖地区[4]:633。2月7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陇海铁路潼关至西安间通车[69]:5359。2月8日，中央军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率部和平进入西安，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进入西安[69]:5359。2月下旬，中央军东开，撤出潼关[69]:5375。
1937年3月3日，国民政府令东北军除骑兵军仍留陕西、甘肃外，全部东调，分驻于河南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地区，不相统属；蒋派陈诚改编东北军，各军由4个师改为2个师制，每师2旅4团[69]:5377。3月8日，周、叶剑英与顾祝同、贺衷寒、张冲会谈，双方意见大体一致，由周写成提案，送蒋最后决定，主要为：一、中国共产党承认服从三民主义及中国国民党之领导地位，彻底取消暴动政策及没收地主土地政策，停止赤化运动，国民政府分批释放狱中之中共党员，容许中国共产党在适当时期内公开；二、取消苏维埃政府及苏维埃制度，目前红军驻在地区改为陕甘宁行政区，执行国民政府统一法令及民选制度，其行政人员由民选产生，经国民政府任命，经费由行政院与陕西省政府拨款；三、取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委员长蒋介石统一指挥，其编制人员、给养及补充与中央军同等待遇，各级官员自行推选呈报军事委员会任命，政训工作由军事委员会派员联络，红军中之最精壮者改编为3个国防师，计6个旅12个团，另有直属之工、炮、通信、辎重等部队，在3个国防师上设置某路军总指挥部，红军地方部队改编为地方民团或保安队，红军学校办完本学期后结束；此外，令马步芳、马步青部停止在河西走廊对红军西路军进攻[69]:5380-5381。3月19日，中央军开入兰州[69]:5387。5月7日，国民政府明令裁撤西安绥靖公署[69]:5421。
4月23日，于学忠率部第五十一抵达安徽[69]:5410。4月27日，行政院决议，任命于学忠为江苏绥靖主任，贺耀组代理甘肃省政府主席，何柱国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副主任，王树常为豫皖绥靖立任；以刘峙为豫皖苏军事整理委员会委员，负表整理10万东北军，会址设开封[69]:5412。
5月15日，军事委员会对东北军整理办法全部商定，东北军5个军军制仍旧，限7月1日前改编完毕，由中央直接发薪饷；防地仍照中央原指地点，暂无变更；原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人员与编馀军官尽量安插，不使一人失业[69]:5425。5月19日，东北军东调安徽、江苏整理方案在南京决定，刘峙、王树常返回开封[69]:5427。
杨虎城被杀害
1937年3月29日，蒋当面逼杨辞职出洋，杨被迫于4月27日提出辞呈，4月30日获准，6月29日出国“考察”[4]:633。后来杨回国，刚踏上国土即遭逮捕，长期被关押[4]:633。
1949年，蒋离开中国大陆前夕，杨被杀害于重庆[4]:633。杨及其一子一女，杨秘书宋绮云夫妇及其子（宋振中）在重庆中美合作所被杀害[69]:9004。
张学良被软禁
1936年12月30日，军事法庭审判张，判决如下：“张学良首谋伙党，对于上官暴行胁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85]:83。据宋子文日记记载，宋子文对蒋说：“如果你把张学良枪毙了，我就把你的事情都抖出来。”[23]:151937年1月2日，张学良在日记中写到：“余鲁莽孟浪，国难家仇，不知何日可雪？天下无事，只怕不诚求。余深信余有见我故土之日。子文来一函慰我。”[23]:441月4日，蒋向国民政府呈请张“应得罪刑予以特赦，并责令戴罪图动，努力自赎”[86]。1月4日，林森主持召开第二十二次国民政府委员会会议，决定对张特赦，发布命令：“张学良所处十年有期徒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87]“管束”令宣告张从此失去自由，过著被幽禁之生活[4]:624。从此张遭到长达数十年软禁[2]:78。张和赵四小姐于1946年11月2日从中国大陆转送至台湾新竹县竹东镇五峰乡井上温泉（后改名清泉）软禁，1957年10月迁至高雄西子湾，1960年再搬到北投安全局招待所，一年后迁入自建之房子[23]:19。
评价
中国国民党方面评价
蒋在《西安半月记》称：此次事变，为我国民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挫。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两星期至一个月可竟全力者，几全毁于一旦。而西北国防交通、经济建设，竭国家社会数年之心力，经营敷设，粗有规模，经此叛乱，损失难计。欲使地方秩序，经济信用恢复旧观，又决非咄嗟可办。质言之：建国程度，至少要后退三年。可痛之至！蒋坚决相信，造成中国共产党坐大、神州沉沦之导火线就是西安事变[23]:16。
徐永昌：其（张学良）为幼稚的大学生主张[88]:430。
中国共产党方面评价
周恩来：“历史应该公断，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自己逼成的。”[89]:266
江泽民在西安事变六十周年纪念大会上指出“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推动了中国从长期内战到全面抗日的重要历史转折。正如周恩来同志所说的，张、杨两将军的义举‘有大功于抗战事业’，是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90][91][92][93][94]
张学良自我评价
1956年12月24日，蒋叫刘乙光带一本《解决共产主义思想与方法》给张，刘说这是蒋亲手写给他，张说：“接受之下，不觉泪下。”[23]:50-51
1958年11月23日，蒋与张在台湾桃园大溪会面，蒋临走前说：“西安事变对国家的损失太大了！”张在日记中留下：“我闻之，甚为难过，低头不能仰视。”[23]:16
张在此期间受访时曾表达：“在二十五年前，我对共产党还没有正确的认识，在全国要求抗日之时，我认为共产党也是中国人……我以为在抗日过程中，也可以和共产党相处，抗日胜利后，大家也可以合作共同建国。谁知，后来共产党是伪装抗日，而藉抗日扩大自己的力量……于民国三十八年和平谈判时竟然提出骇人听闻令人不能容忍的条件，真是令我失望之至。 ……共产党欺骗了全中国人民和各方面，我就是被他们欺骗中的一人，我这口闷气积在心里，实在痛苦万分。为了给祸国殃民罪大恶极的罪魁和骗子打击，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愿贡献一切，甚至我的生命！”[95]:159
1990年6月1日，张90岁生日晚宴里（台北圆山饭店12楼昆仑厅），中国国民党多位重要大员，带着当时国民党主席李登辉的贺信，前去给张贺寿，张在宴会的致词里，效法使徒保罗，说：“我真是虚度了90，对国家社会人民毫无建树，正如圣经上所讲，保罗所说的‘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我张学良自己感觉是万分的惭愧，我张学良何德，能够蒙诸位亲友的贺寿，我有什么寿阿……”[96]:450
张在口述历史中，亦承认周说他是共产党之“救命恩人”[23]:16。
1992年，张对唐德刚说：“至于你们问我，为什么会有西安事变，我只能这么说，我相信中国一定要统一，要枪口对外，不要再打内战了。这是我的一贯信仰，从东北易帜到西安事变都如此，谈不上什么后悔不后悔。”[97]:1194。张在口述历史中说：“蒋先生讨厌我极了，所以来生不能让我自由的原因，我是主张抗日，如我要自由，那抗日的功劳都是我的。换句话说，我是他的一个大敌手，政治上的大敌手。”[23]:151995年，张95岁生日时说：“回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我对1936年发动的事变无悔，如果再走一遍人生路，还会做西安事变之事。”[97]:1142
其他方面评价
当时德国驻华大使墨尔认为，西安事变乃是东亚局势发展之转捩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对峙形势于此时已具雏型[98]:173。
唐德刚认为，张激于对国难家仇之义愤发动事变[99]:397。他反对内战，主张枪口向外[99]:397。杨建议发动事变；张主动而为，至骑虎难下，“问计无人”时，周变成“谋主”，无可争论[99]:397。
金德曼：“切勿把这几天的事件予以过高评价，依蒋中正与毛泽东的说词，在数月之前，国共双方已进行谈判停战及联合抗日的问题（指潘汉年）”[100]:157-159。
毕万闻认为，蒋、张所以如此“对立”，不仅是某些群体或党派推动结果，更有其深刻社会原因[6]:61。蒋、张个性皆聪明有主见，不是谁都能利用到他们[6]:61。张是西安事变主导者，这结论不能否认[6]:61。
美国新闻记者兼作家、美国共产党白修德（奥西多·怀特）与贾安娜（安娜丽·贾科比），在《中国的惊雷》中认为：“关于蒋被扣期间实际发生的事情以及和共产党人会面的情形，从没有人入过充分的记载，可是其结果竟像闪电一样，内战突然结束了。……消息传到日本人耳中，好像半夜里的警报。自从中国的国民革命时起，日本一直担忧着两个前途：一是中国团结，二是共产主义席卷中国。日本也惧怕共产主义。它自己的帝国以贫瘠多山的岛屿为基础，除了人力以外，各种物资都很稀少。它的武装力量依靠平民和军人的不用脑筋的服从，任何要他们动动脑筋的制度，都是威胁日本的。因此，不管蒋或共产主义在中国得胜，日本的大陆部曾经常从北方进迫，参与军阀政治，用千千万万的特务人员来毒化中国。蒋和中共的新的妥协，表明如今中国不仅可能团结，而且团结的中国可能容忍并宽恕共产主义。”[62]:189-190
历史学者兼政治传记作家、《蒋介石传》作者布赖恩·克罗泽认为，蒋最大之判断错误是1931年日本入侵时制定之政策，给中国知识份子和军阀一个明显印象——蒋不准备抗日，他只想使中国人打中国人；因此，张才在1936年把蒋押在西安[62]:5。
1937年1月，蒋在溪口撰写《西安半月记》称：“此次事变，为我国民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措。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二星期（至多一个月）可竟全功者，几全隳于一旦。而西北国防交通、经济建设，竭国家社会数年之心力，经营敷设，粗有规模；经此变乱，损失难计。欲使地方秩序、经济信用恢复旧观，又决非咄嗟可办。质言之：建国进程，至少要后退三年。可痛至此！”[101]:167-168
西安事变爆发时，整训军队不够三分之一，大部分向德国订购之军事设备未运回，只储下不足三分之一预备打半年仗之粮秣弹药。西安事变前，蒋计画训练三十六个师，冀以此作为抗日基本力量。西安事变破坏整个计画，一切国防大计、经济建设等因此而延缓或停顿，使日人提前全面侵略中国[102]。
黄仁宇在他的书中感叹说：“蒋介石先生领导下之八年抗战在世界历史里罕见突出，以前曾未有以一个农村社会作基干，不具备实质上之统一，衣食未周的国家打败一个工商业先进国家之先例。”[103]:219
“战事既开之后，中国即感到航空汽油及滑润油亦待从外输入，空投炸弹亦不能自制的窘迫。甚至一架飞机缺乏合适之轮胎即不能起飞。……淞沪战役历时十周，损耗了八十五个师的兵力，整个防线暴露在敌海军炮射程内，伤亡官兵三十三万馀人，可算既英勇又愚拙，亦即是以上决心的表现。……徐州战役后中国只能以黄河决堤长沙大火的办法迟滞日军。……”[103]:220-22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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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小鹏. 《風雨四十年》第一部.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4. ISBN 7-5073-02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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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乃言：“委员长之日记及重要文件，我等均已阅读。今日始知委员长人格如此伟大。委员长对革命之忠诚与负责救国之苦心，实有非吾人想像所能及者。委员长不是在日记中骂我无人格乎？余今日自思实觉无人格。然委员长以前对部下亦太简默，如余以前获知日记中所言十分之一二，则此次决不有如此轻率卤莽之行动。现在深觉自己观察错误，既认识领袖人格之伟大，即觉非全力调护委员长，无以对国家。无论如何，居此间决非办法。委员长虽坚不允移居但余必以全力请迁出此室﹔委员长不肯自行，我亦将背负委员长以出。”见蒋介石：《西安半月记》，1936年12月14日，台北正中书局1975年版，第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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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与张约言：“移住后一切事大家皆听从委座之意办理”见蒋介石：《西安半月记》，1936年12月14日、12月15日，台北正中书局1975年版，第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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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间端纳为余言，南京对陕变已决议讨伐，余心乃安。”见蒋介石：《西安半月记》，1936年12月14日，台北正中书局1975年版，第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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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知张果将此函留匿，且不令黄回京。”见蒋介石：《西安半月记》，1936年12月15日，台北正中书局1975年版，第1-54页
蒋明知退却即是挟他“他往之意”，仍“置之不答”。见《蒋介石日记》，1936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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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盼剿讨部队能早到西安。”见《蒋介石日记》，1936年12月18日
“我得出个印象，委员长性命正处非常危险之状态。他们已走向极端，若其遭受失败之打击，他们甚有可能挟持他退往其山上要塞，甚或他们可能变成一伙暴徒，并在暴徒心态下杀死他。汉卿直言不讳告诉我，其委员会已经决定，如一旦爆发大规模战事，为安全起见，他们将把委员长交给中共。这决非凭空之威胁。”见《宋子文日记》，1936年12月20日
蒋要宋子文将他“应急速进兵之意见转达中央，并示以进兵之方略。”见《蒋介石日记》，1936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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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很清楚，当蒋告诉他“军事解决为唯一之途”时，他当即“指出形势之危险性，谓军事上之成功并不能确保其性命之保全，即便西安被占，他们尚可退至接壤共区，惟国家将陷于分裂，内战四起。”见《宋子文日记》，1936年12月20日
蒋日记提要栏内写道：“鼎镬在前，刀锯在后，人生死亡不过五分钟而已。十字架之受难，余不承辱，谁复承受。威武不能屈。庶乎我无愧受洗礼矣。”蒋在同一天日记中说：“至今三日停攻之约期已满，张并无任余回京之表示，余亦并无回京之希望，盖明知张之前日约言为诈也。”见《蒋介石日记》，1936年12月19日
蒋说:“照余之计，五日内可以围困西安，则余乃安全，虽危亦无惧，不可为余生死有所顾及也。”宋子文离开时，蒋叮嘱他不要再来西安，并转告宋美龄不要来西安，同时“以手势全力示以速即进攻”。见《蒋介石日记》，1936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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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指出：我觉得上述言论都夸大了西安事变的作用，因为，西安事变不过只是日本和苏联在中国大陆进行帝国主义角力的一个产物——历史研究已经表明，张学良、杨虎城和宋庆龄一样，都是共产国际的秘密特工。同样的变形金刚还有许许多多渗透在中国各处，它们和国际左派一起都在等在苏联的号令。1936年，日本和德国意大利签订《反共同盟》，苏联唯恐陷入国际孤立，所以命令共产党策动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符合苏联的抗日利益，也是在苏联一手策划下达成的。所以在抗战初期，苏联曾经积极援助中国抵抗日本，以便减轻苏联的压力。但在1939年德苏勾结、1940年日苏中立条约签订之后，苏联命令中共转而中立，不得积极从事抗日活动；结果使得国民政府压力大增，造成了“皖南事变”等中国内战。中共在苏联命令之下，消极抗日、积极内战，1949年终于夺取了大陆地区的控制权。所以我从全球事务的角度观察，西安事变是日苏角力的产物——就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满洲国”的先后成立，也是日苏两国在中国大地上进行帝国主义角力的产物。正因为如此，抗战胜利的中国，反而被割掉了蒙古主权！
【附录二、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阻碍了“中共抗日”】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报道：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是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纳粹德国在莫斯科所签订之互不侵犯条约，目标是初步建立苏德在扩张之间的友谊与共识，并导致波兰被瓜分。条约也称为苏德条约、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或希特勒-斯大林条约。
背景
由于德国元首阿道夫·希特勒计划在1939年9月1日攻击波兰，因此指示外长里宾特洛甫在8月23日前往苏联，希特勒更指示里宾特洛甫接受苏联的所有条件，以避免攻击波兰时两面受袭。最后，双方在8月23日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俄国十月革命后，由于意识形态等原因，西方国家与苏联的矛盾激化了。矛盾发展到1930年代末，英法的主要战略对手是苏联，同时在东欧地区利益问题上与德国冲突又日益尖锐。而纳粹德国向来仇视共产主义，要向苏联采取军事行动，也必须经由东欧的通道。对苏联而言，英法是所谓“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冲突显而易见，而纳粹德国的崛起更直接危及苏联的国防安全。故此，西方、德国与苏联三方之间的博弈与斗争便开始了。
希特勒一面准备消灭社会主义的苏联，一面又加紧准备向西方侵略扩张。面对德国咄咄逼人的气势，“英法等国一味退让，不做抗击德国的准备，希望德国会停止扩张”，对德国采取绥靖政策。为此，英法还与德国签定了慕尼黑协定，帮助德国和波兰瓜分了捷克斯洛伐克。[1]
当时，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约瑟夫·斯大林为了保护苏联的安全及利益，故此放弃与英法共同抗德，反而与之保持表面上的友好关系，以争取时间及空间应对德国在日后可能的军事行动。由于波兰和德国一起参与了瓜分捷克的行动，并逐步在向德国靠拢[1]。于是在纳粹德国决定合并波兰的时期，苏联决定占据原波兰和苏联接壤的地区，构建面对德军的缓冲地带[2][3]。另一方面，希特勒为了达成闪电战军事效果，避免过早与苏联发生冲突，故也愿意与苏联签订非战条约[4]。
概况
1939年4月至8月，英、法、苏三国在莫斯科举行军事、政治谈判。谈判中，苏联向英法提出了一些建议：
缔结英、法、苏之间有效期5至10年，包括军事援助在内的反侵略互助条约
三国保障中欧和东欧国家的安全
缔结三国间相互援助的方式和规模的具体协议。
然而，谈判毫无结果。英法同意了德国在东欧和中南欧自由行动，拒绝苏联提出保障中欧和东南欧国家安全。5月到8月间，希特勒一再通过外长里宾特洛甫向苏联表示德国无意侵苏，希望改善彼此关系。因为希特勒已决定侵略波兰，他得知莫斯科正在举行英、法、苏三国谈判，深感忧虑。
5月，日本在远东地区挑起诺门罕战役，向苏联发动进攻，而德、日两个法西斯国家又在谈判结成军事同盟，苏联有腹背受敌的现实危险。
8月2日，希特勒放下身段直接电告斯大林，要求苏德会谈签约，必要时他可以亲自出席。苏联对西方国家的绥靖政策相当不满，遂答应了这一请求。同日，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带着希特勒亲笔签字的全权证书，动身前往莫斯科。8月3日，里宾特洛甫向苏提出希望改善彼此关系，声称从波罗的海到黑海没有一个问题不能通过协商解决并使双方都感到满意。
8月17日，德驻苏大使舒伦堡再次会见莫洛托夫，表示愿与苏缔结一项互不侵犯条约。8月23日正午，两架“秃鹫”运输机载着德国代表团到达莫斯科。斯大林、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通过两次会谈，当晚，正式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9月1日清晨，德军正式对波兰发动入侵，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开始。
条约规定
条约缔结双方保证不单独或联合其他国家彼此间施用武力、侵犯或攻击行为。
缔约一方如与第三国交战，另一缔约国不得给予第三国任何支持。
缔约双方绝不参加任何直接、间接反对另一缔约国的任何国家集团。
条约有效期为10年。
除互不侵犯条约外，苏德还签订了一份秘密附加协议书：
波罗的海地区如发生领土或政治变动时，立陶宛北部疆界将成为苏德权力界限，在这方面，双方将承认立陶宛在维尔诺地区的利益。
如波兰发生领土和政治变动，苏德将大致以纳雷夫河、维斯瓦河和桑河为势力分界。维持波兰独立是否符合双方利益，与及如何划界，只能在进一步的政治发展过程中才能确定。
在东南欧方面，苏联关心她在比萨拉比亚的利益，德国宣布她在该地区在政治上完全没有利害关系。
双方将视本协议书为绝密文件。
秘密附加协议书的内容当时并不为外人所知，内容一直到了二战结束之后的纽伦堡大审时，西方国家才从里宾特洛甫的口供中得知，但当时苏方否认。
秘密附加协议书
协议书所划定的势力范围
后续事件
主条目：苏德轴心谈判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只是一个双方的缓兵之计。苏联方面深知坚决反共的纳粹德国迟早会撕毁和约。条约签订后，为之后的苏德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5]。这样一个准同盟条约具有瓜分东欧的性质，使得苏联向纳粹德国提供石油，谷物，锰，橡胶等战略物资。9月1日德军入侵波兰，苏军也从东面入侵，9月17日两军在布列斯特会师。在条约保证之下，德军横扫欧洲时，苏军在11月30日入侵芬兰，抢夺了芬兰11%的国土，1940年6月苏联占领了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北布科维亚。与此同时还吞并了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
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对波兰实施闪电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随后苏联红军也入侵波兰，同年9月17日苏联红军和德国国防军在布列斯特会师，但9月19日和9月23日，苏德亦有零星交火。9月22日，纳粹德国邀请苏联红军领导谢苗·克里沃舍因参加阅兵，并移交布列斯特。
1939年11月30日，苏芬战争爆发。根据条约重新划分的苏德势力范围，苏联红军入侵芬兰，并迫使芬兰割让领土。1940年，苏联先后吞并或占领波罗的海三国和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
1941年6月22日，阿道夫·希特勒撕毁协议，发动巴巴罗萨计划，纳粹德国联合罗马尼亚王国和芬兰等盟友兼受苏联剥夺的国家，对苏联发动进攻，苏德战争爆发。
纪念
1980年代，西欧多个城市于8月23日发起“黑丝带日”，抗议苏联占领东欧。而条约签订50周年当日，即1989年8月23日，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合共200万人组成人链，称为“波罗的海之路”，向世界展示对抗苏联非法占领三国的决心。
1991年9月6日，苏联国务委员会宣布承认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三国的独立，至此因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而被占领的东欧各国全部获得独立。
2009年，欧洲议会将8月23日──即《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署周年──为欧洲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义受害人纪念日，须以尊严和公正纪念之[6]。
针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大会决议谴责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共同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呼吁将8月23日定为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义受害人纪念日[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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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撰文称《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不道德 互联网档案馆的存档，存档日期2009-09-04.
苏德互不侵犯隐私条约》与共产国际世界战略的转变[永久失效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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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指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不仅改变了欧洲格局，也改变了亚洲格局，其具体结果就是“阻碍了‘中共抗日’”——因为“朋友（纳粹德国）的朋友（日本侵略者）就不是我的敌人”了！
《百团大战》报道：
百团大战，又称晋南游击战、正太战役，是中国抗日战争中的一次战役，是由国民政府所辖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以下皆以八路军称呼）在1940年8月至10月间自行发动、以破坏华北日军占领的交通线、矿山为目的的破袭作战。参加作战的中国军队包括八路军120师、129师和晋察冀军区与22个团。战争期间日军发动反击战，使得周边一带的八路军根据地受到一定打击，受损的平汉铁路、同蒲路、石太路、井陉煤矿区迅速恢复运作。
1940年7月22日，由朱德、彭德怀、左权联名签署的“正太铁道战役”的《战役预备命令》由八路军总部正式下发到晋察冀军区、第120师及第129师，同时上报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毛泽东审阅了此命令。命令中要求参战的部队最初预定22个团。8月20日晚20时，战役打响。随后众多未被命令参战的团陆续加入，其中不少团是1937年后中国共产党在日占区和华北根据地当地扩编的，军饷与军火不在国民政府供给名册内，实际自备粮服军火，尤其是枪支、军服五花八门，训练和组织程度也不齐，更大量是没有军服拿起枪是兵放下枪即是民的民兵。。[4]
作战背景
日本出于战略要求从1938年秋开始政治诱降，希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议和；而在另一方面，汪精卫于1940年3月在南京成立另一个“国民政府”（史称汪伪政府），以“和平反共建国”为号召，意图拉拢支持反共的人民。同时国共摩擦不断，双方互不信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不清楚国民政府与日方谈判的进展，对于形势过于严重估计。加上认为日军有可能西进，于是八路军高层在通报中央军委而尚未有回复的情况下决定发动一场较大规模破袭战打击日军[8][9]。
华北局势
1939年，国民政府成立晋察冀敌后战区，鹿钟麟任战区总司令。1940年春季，华北八路军在山西省策反收编国民革命军九七军，将战区总司令鹿钟麟逐出省外。同时1939年，山西爆发晋西事变，和八路军摩擦不断，1940年初双方和解。
1940年四月至六月间，日军以第三十六、三十七、四十一师团为主力，在山西省南部进行春季晋南战（国民革命军约8万）、乡宁作战（国民革命军约3万）、晋南反击战（国民革命军约4万），而上述作战一共造成日军作战伤亡多达约数千人[10]。日军发现中日战争期间中共积极破坏国民政府在各地的行政组织，成功促使国民党某种程度上放弃在华北的生存，而中共竟在其地下活动、反政府破坏中所获得地盘并力求维持之，于当地自行征税、夺取抗战资源，引起日军内部的关注与探讨，寄望有效利用国共冲突[11][12]。
在抗日根据地，由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日本侵华的战略要地华北的发展日渐壮大，日本军队在1939年夏季，集中了分散在长城、华北、东北的部分军队，以铁路、公路等交通线为依托，对华北地区的抗日力量连续发动大规模扫荡，并在荒原挖沟筑堡试图阻碍抗日力量的进攻，实行“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据点为锁”的“囚笼政策”，借此控制并逐渐缩小抗日力量。但1939、1940夏季两次扫荡，将集中于华北地区30馀万日军、伪满洲国军队的分布点不断增加，力量分散[13]。这对华北地区的八路军集中优势力量展开大规模进攻提供了有利条件。
日军军力分布
百团大战的涉及范围中，驻有日军3个师团全部、2个师团的各2个联队、5个独立混成旅团全部、4个独立混成旅团的各2个大队、1个骑兵旅团的2个大队，共20余万人，另有飞机150架和伪军约15万人。 自1939年冬以来，日军以铁路、公路为支柱，对抗日根据地进行频繁扫荡，并企图割断太行、晋察冀等战略区的联系，推行所谓“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这一时期，日军每大队约700人。日军华北方面兵力密度为一平方公里0.37人，各师团兵力平均分散在约200处。百团大战后日军正式实施对八路军的剿灭战。战争期间日军发动反击。
日军组成如下：
独立第八混成旅团（旅团长水原义重少将，参谋泉可畏翁中佐）
第三十四大队（驻井陉附近）
独立第四混成步兵旅团（旅团长片山省太郎中将，参谋土田兵吾中佐）〔该旅团伤亡最为严重，阵亡总数276名。）
独立步兵第十五大队（德江光中佐，驻阳泉）
独立步兵第十四大队（原田寅良中佐，驻寿阳）
第十二大队（驻榆次）
独立第九混成步兵旅团（旅团长池上贤吉少将）
第四十大队（驻太原）
第三十九大队（驻忻县）
独立第三混成旅团（察南南部）
独立第二混成旅团（北部同蒲路）
池田龟市中尉排级分队（驻娘子关警备队）
经过
战役准备与发起
7月22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副参谋长左权下达《战役预备命令》，规定以不少于22个团的兵力，大举破击正太铁路。同时要求对同蒲、平汉、津浦、北宁、德石等铁路以及华北一些主要公路线，也部署适当兵力展开广泛的破击，以配合正太铁路的破击战。8月8日，朱德、彭德怀、左权下达《战役行动命令》，规定：晋察冀军区破击正太铁路石家庄至阳泉（不含）段；第129师破击正太铁路阳泉（含）至榆次段；第120师破击忻县以北的同蒲铁路和汾（阳）离（石）公路，并以重兵置于阳曲南北地区，阻击日军向正太铁路增援。要求各部在破击交通线的同时，相继收复日军占领的一些据点。
八路军原定动员兵力为22个团（晋察冀10个团，129师8个团，120师4个团），重点目标为正太铁路，其次是平汉铁路、同蒲铁路北段和白晋铁路。为了攻击的突然性，未经中国共产党军委批准展开了战斗。战斗开始后，各部投入了大量兵力，计晋察冀军区39个团、第129师（含决死队第1、第3纵队等）46个团、第120师（含决死队第2、第4纵队等）20个团，共105个团20余万人，还有许多地方游击队和民兵参加作战。最终参战总兵力达到105个团。
在华北交通线中，正太铁路占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日军在华北的重要战略运输线之一。
第一阶段（1940年8月20日－9月10日
战役最早由8月20日晚8点开始的华北交通要道破袭战为序幕，当时正太铁路横越太行山，是连接平汉、同蒲两条铁路的纽带，也是日军获得山西煤炭资源的重要通道，也是对晋察冀边区等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的据点的主要分布区，同时井陉煤矿也在这条铁路上。因而正太铁路成为战役第一阶段的主要战场，集中了30个团的兵力。八路军的进攻战役首先在正太铁路发起，因此战役开始时被称为“正太路战役”。
作战初期八路军兵力部署异常隐蔽，日军直至战斗打响才发觉中国军队的动向，日本方面将9个独立混编师投入战场。至9月下旬为止，正太铁路全线瘫痪，并破坏北宁铁路、平绥铁路、平汉铁路、津浦铁路，井陉煤矿亦遭破坏。并占领娘子关的部分地区。
9月1日至18日，日军派出独立第九混成旅自太谷、榆次地区与独立第四混成旅由平定、和顺地区相互策应前进，至松塔镇附近。该部署旨在摧毁敌人后方设施，并扫荡周围潜伏之敌军。根据日方战时机密资料，第九与第四这两个混成旅团于9月1日至11日总共死伤483人[14]。
第二阶段（1940年9月22日－10月5日）
在第二阶段时期，除暂留约10个团兵力继续阻挠道路和桥梁的修筑，主力则把战斗对象转移到铁路交通线两侧的日本守军与被抗日根据地包围的日军据点，目的是巩固并扩大战果，其中以榆辽战役、涞灵战役最为激烈。延安地区、山东地区、安徽地区的八路军也投入作战。日军也投入使用了战争公约所禁止的毒气与生物武器展开反扑，战争也进入相持阶段。
1940年10月3日至11月2日，日军发动晋察冀边区肃清作战，派遣临时第101混成旅团（驻蒙军、第1军、第110师团、独立第十五混成旅团）参与战斗。
第三阶段（1940年10月6日－12月5日）
由于八路军随后遭到日军反击战的强大打击，作战转趋消极，日军第36师团成功扫荡并消灭了辽县、涉县、潞城等地共军根据地，结束了第二期第一次反击战。11月19日，日军第37师团发动第二期第二次反击战，由沁县、南关镇一带出发；独立第16旅团由平遥、霍县出发；第41师团一个大队由洪洞东方向沁源前进，途中均未遭有力抵抗，12月3日顺利消灭沁河一带共军根据地。[15]日军110师团驻石家庄正与国军冀察战区、第一战区、第二战区接触中。日军第一混成旅团驻邯郸，与国军冀察战区、第一战区交战中。中国共产党宣传：“日独立混成第四旅团，几已消灭殆尽，独立混成第二、三旅团消灭过半，独立混成第八、九、十六等旅团各消灭一大队，第三十六、百一、二十七师团均有严重伤亡。”
为回应八路军的百团大战，日本军队开始将各地的机动兵力集结于华北地区，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报复性“扫荡”，借以迫使八路军退出华北交通要道，先后对太行山地区、太岳地区、晋察冀边区、晋西北等地进行扫荡。华北日军于1940年9月23日—10月11日在察南南境，10月11日－12月4日在晋中（第二期晋中作战），驻蒙军于10月13日－11月26日在晋察冀边区发起反击作战。八路军则分兵展开运动战和游击战、麻雀战（骚扰游击战术）进行反击。到1940年12月5日，历时三个半月的百团大战因日军展开大扫荡而宣告结束。
百团大战从1940年8月15日起至12月5日止，历时3个月15天，中国共产党宣称：整个战役作战地区囊括冀察全境、晋绥大部及热南大部，配合作战的地区，战线延及至鲁、皖东、豫东、苏北。中方投入兵力有100多个团和配合作战的根据地军民，共数十万人。日军参战的有110师团和25师团全部，26、36、41师团各两个联队，35、37师团各一个联队，第1、第2、第3、第4、第5、第7、第9混成旅团全部，第6、第15独立混成旅团各一部，还有大量伪军，约二、三十万人。[16]
日军情势判断表示：
华北共军自今春以来实施改编扩充，合正规军、准正规军可能达25万以上。自今年8月所谓百团大战以后四个月，因被我军彻底扫荡，其大部分根据地设施覆灭，要重建需要相当时日。……百团大战中的战死者，以朱德所发表，达一万八千人，三年来没有积极从事抗战，专心储蓄的资材几乎全部泡汤，根据地设施被破坏，加以因与重庆对立激烈化，军费拨付困难，其重建自非短时日所能完成……国共的关系，与时日的经过在逐渐下降，但今后无论双方是否能够妥协，在中国共产党无法以实力对抗蒋军的现况下，其活动范围将局限于皇军占领地区警备比较脆弱的方面，或蒋系势力比较稀少的杂军地盘。故从确保北支治安的观点，需要细心注意并监视其动向。[17]
战役结果
中共方面观点
彭德怀在自传中记载“此役共消灭日伪军三万余人，自动瓦解、溃散的伪军、伪组织比此数要大得多”[18]
百团战后八路军总部的《百团大战各阶段作战概述》中说：八路军毙伤日军12645人、伪军5153人，俘虏日军281人、伪军1407人，日军投诚7人，伪军反正1845人；攻夺敌人据点293座。[19]
1940年12月10日的《百团大战总结战绩》中认为，此役八路军毙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人；俘虏日军281人、伪军18407人，日军投诚47人，伪军反正1845人（合计46380人）；消灭据点2993座，破坏铁路900多里、公路三千里；破坏桥梁、车站260多处；并缴获了大批武器和军用物资。八路军伤亡17,000余人，共产党所控制的华北抗日根据地也随之大幅度扩大为华北437个县中的10个县。[20]
国民政府观点
根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安办公厅代主任熊斌呈百团大战电报：
百团大战之实际情形，录呈如次：（一）此系八月号（20）日开始，与敌正面作战五天，有（25）日即将大部撤往平山、孟县、五台一带，只留少数兵力在铁路沿线续行袭援……（二）中共此次在正太路沿线所用兵力共十一团，朱彭报为三十馀团（三）所获战绩计破坏铁路二百馀里，破坏大道桥梁四十馀座捣毁车站十一所……（四）斯役敌伤亡三千左右，及伪军二千馀，中共伤亡亦约三千馀……[21]。
日方观点
根据日军战史，日军在上社镇撤退时战死44人、阳泉与盂县战死66人、榆社与辽宁战死80人、晋中地区战死71人负伤66名失踪2名、涞源地区战死133人、插箭岭战死1人负伤1人、第二次反击战（察南南境失踪31名），皇协军（“伪军”）伤亡失踪1202人。百团之战是游击的战略进攻，平汉铁路于8月25日恢复通车，同蒲路9月8日全线通车，石太路9月20日勉强可通车，井陉煤矿区机器修复仍可使用。
根据日军战史（参见《华北治安战》（上），第295－319页）为：上社镇撤退时战死44人、阳泉—孟县战死60人，负伤180余人、榆社与辽宁战死80人、晋中地区战死71人负伤66名失踪2名、蔚县涞源地区战死133人，失踪31名、插箭岭战死1人负伤5人，浑源、灵邱方面战死78人，日军合计战死人467，失踪33人，负伤251人，伤亡合计751人。
根据日军医疗部门内部极机密档案与日本华北方面军内部机密资料研判，1940年8月至12月整个华北方面军共战死2,349人，战伤4,004人[22][23]。
后续发展
有观点认为这场战役的指挥官彭德怀在向延安的中共中央通告后，没有等候批准就决定发动[24]，违背了中共中央所主张最低限度的游击战打法，擅自打百团大战[25]。对这一指责，彭德怀表示并非如此。[26]
在战役打响后仍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嘉奖与支援。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组织一两次？[27]”事后国民政府也发来贺电、覆电[28]
国民政府在当时亦表示祝贺支持，但国防部长何应钦以八路军1937年在册编制为15个团4.5万人，现“擅自扩编”且攻下了日军地盘“无需中央补给”为由，于当年底即1940年12月停发了对八路的军饷特别是弹药补给。促使八路军自建兵工厂，土法制造粗陋的武器，并迫使发展出每人5发子弹，打完冲上去与日军拼刺刀的战术。[来源请求]
同时这场战役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解放区（即日统区）的部队暴露在日军的视线内。日军原本于1940年初在华北平原以部分日军兵力为主由伪政府协同推行治安肃正作战，百团大战促使日军又把“治安肃正”扩大为“治安强化运动”，并于1941年2月制定了《治安强化运动实施计画》，调回约二十万的部队于1941年至1943年进行“扫荡”，更进一步推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扫荡的结果八路军主力几乎全面撤出山西，而在当地扩编的民兵团则化整为零，调整回最低限度的游击战。1942年八路军前方军部被日军偷袭，前总参谋长左权殉国；此后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仍然把集团军部设置在山西前线。日军在发动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根据地大扫荡同时，于1941年将目标转向在太行山区（晋南）的国军，以国民革命军第一战区卫立煌部与第三战区顾祝同部为主要目标，并以此为基础发动了中条山战役。
在国民政府与日军两方面的影响下八路军开始遭受物质困乏以及兵源减少陷入艰难，在1943年之前未能再组织起大规模战役，受到党内不同意见的批评，而以游击战于当地坚持至日本投降，另外也因就近而先行对日军受降而获得大量日军物资。
评价与争议
彭德怀在自传中写到，“这次战役大大提高了华北人民群众敌后抗日的胜利信心，对日寇当时的诱降政策以及东方慕尼黑阴谋以很大打击，给蒋管区人民以很大兴奋。此役也给了投降派又一次打击，提高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的声威，打击了国民党制造所谓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谣言。”[29]“对百团大战的恶意攻击者，你们站到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队伍里去了。”[29]
中国共产党对外一直对百团大战完全肯定，但在内部对于百团大战的评价却因历史进程而先后出现过一定的出入。百团大战刚胜利时，中共中央对此十分肯定，毛泽东还要求彭德怀有机会再多组织几次。但在1941年、1942日军大扫荡导致八路军极端困难后，彭德怀一度受到毛泽东等人的批评，被指责没有完全执行毛泽东的抗战相持时期的军事战略（即“山地游击战为主，可能条件下进行阵地战，避免决战”），打成了大规模的“消耗战”，过早的暴露和不必要的牺牲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些抗日力量。
战术上的争议
在百团大战第二阶段较多了采用攻坚战，造成了八路军自身伤亡较大，这种战术引起了批评。
1945年刘伯承在中共“七大”发言：百团大战不打不行，但是打，也不是使用百团大战的打法，更不是运动战，尤其是阵地战这样的打法，而是要用全面游击战争的打法。
聂荣臻也对攻坚战的打法提出批判，但同时认为虽然损失大，但也锻炼了队伍[30]。
彭德怀后来也做了自我批评，承认当时有些蛮干的指挥。[31]彭德怀在自述中还说，当时是误以为日军要切断延安和西南联系，没发现日本并未以延安为主要方向，说如果等半年华北日军再少一些战果会更大。
关于暴露实力的争议
聂荣臻认为：“毛泽东批评说暴露了我们的力量，引起了日本侵略军对我们力量的重新估计，使敌人集中力量来搞我们。”[30]
1943年邓小平说：“百团大战中本区军事力量过于突出暴露，不仅自己伤亡很大，元气不易恢复。且警惕了敌人对我们的严重注意，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32]
在1945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华北工作座谈会，会中党内一致对于百团大战持否定态度[33]。彭德怀做了检讨：“百团大战……在政治上也是错误的。过早暴露了自己的力量，把日本军队主力从正面战场吸引过来，有利于国民党……这很明显是民族义愤模糊了阶级立场。”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这也是彭被批判的罪名之一。1959年7月31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说：“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日、我，三国志。”[34]
文革中的批判
1959年庐山会议后，共产党将彭德怀定位为：“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产物”。
1967年2月24日清华红卫兵组织井冈山兵团出版的大字报《兵团战报》第六期《打倒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大军阀彭德怀》一文声称：“彭德怀公然提出要保卫大后方、保卫重庆、保卫西安，实际上是要保卫坐镇于重庆的蒋介石。彭德怀急于保蒋，拒不执行毛主席提出的，在战略相持阶段，我军“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方针，背著毛主席，和朱德、杨尚昆、彭真、邓小平等商量，大搞冒险主义、拼命主义，先后调动了一百零五个团，共四十万兵力，全线出击，打攻坚战、消耗战。彭贼保蒋卖力，得到了蒋介石的欢心。” [35]红卫兵声称："百团大战是朱德、彭德怀违反党的组织纪律，不请示毛泽东，擅自搞百团大战，完全违背了毛泽东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并把日军的兵力吸引过来，导致重大损失。"[来源请求]
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攻击百团大战，他们认为百团大战是蒋介石决定发动皖南事变的决定性因素，红卫兵依照这个理由对彭德怀进行批斗。[36]
1981年，中共中央为彭德怀完全平反后，对百团大战基本持完全肯定的态度。
台湾和日本学界的批评
傅应川（国防部史政编译局局长）：就军事而言，若日军真蒙受重大损失，必将退出地区整补，然从日军随即发起反击，而石太、同蒲路段迅速通车，中国共产党的战果统计纯属夸大，无法取信[37]。
学者刘凤翰认为以参战部队与日军编制制度来计算，该役日军最多2万人（满编情况下），日军伤亡约在3千人左右[2]。他说，“这种被共军指为消灭殆尽的独立混成第四旅团，实际上只战死276人，还参加了2次晋中反击扫荡。共军自称一百零五个团，这当然是中共的宣传，骗那些不懂军队编制之人。”[38]。
有学者认为，第三阶段根本不存在：“百团大战第二阶段原本要攻下四个县，但日军已有防范，八路军勉强打下其中一个县，且立即放弃，百团大战正式结束，第三阶段实际上从未进行过。之后中共中央为了夸大战果的宣导需要，将日军追击共军的反击战称为“第三阶段抗日反扫荡”。彭德怀曾接获毛泽东电报要求：“百团大战对外不要宣布结束，蒋介石正发动反共高潮（黄桥战役），我们尚须利用百团大战的声势去反对他……”。中共中央机关“新中华报”则为此定调百团大战在12月5日结束”。[39]。
史学家李云汉认为，八路军仅是做策应性游击，从未参与过决定性的大会战。所谓百团大战基本上是有意渲染，并非真正的一次战役。[40]
古屋奎二：他们所破坏的地段，实则乃仅限于为日军守备兵力稀少或是毫无日军之处；而且破坏之后便为日军所立即修复。[4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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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防卫廰战史室. 大東亞戰史．中日戰爭（華北治安戰）. 1940年（昭和十五年，民国29年）中国派遗军总参谋长向陆军次官提出报告：（前略）二、中国共产党首脑部自去年以来，再三向国民政府所要求之者，俱为将共产党利用地下工作所获得的成果变为合法化，要求支付按共产党之地盘及共产党兵力相称之军费（目前国民政府对其支付月额军费为：第八路军六十万元，新四军二十五万元）对中国共产党之要求，国民政府却依据去年底密命之“异党活动禁止办法”等拒不接受。于是中国共产党决心以实力在各地求生存，把分散在各方面的共产军统制集结，破坏所在的国民政府行政组织，设置共产行政组织，自行征税或袭击中央军尤其对其行李辎重，以夺取武器弹药。三、在现阶段的国共相克情况中，国民政府似乎已在某种程度上放弃华北，而共产党竟在其实力以上所获得地盘并力求维持之。同时加强其武力企图现地自求生存，并驱逐国民党力量，总括言之，不外乎争夺地盘的相克而已。然而，共产党获得之地盘若与其补给路尤其西北路线相连而由苏俄直接援助时，对日本与重庆俱系严重问题。鉴于苏俄对芬兰已缔结和平，如国民政府之抗战态度一旦软化时，苏俄直接援助共产党之公算颇大。四、中国派遗军将暂时注视其（国共）相克之实情，并拟作为解决战争的一个转机，大为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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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战役结果以第18路集团军总司令部野战政治部公布的数字为依据。除此之外还有三说：（1）毙伤日伪军5800人；（2）毙伤日伪军2万人；（3）毙伤日伪军25800余人。（见南京大学出版社的《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
柯惠铃．从百团大战看抗战中期中共军事战略．纪念七七抗战六十周年专号．1997年12月．第977页
日本国立公文书馆线上检索 档案编号C07092284000 名称：戦死、戦病死、戦伤、内地还送患者调查表 北支那方面军军医部
“JACAR（アジア历史资料センター）Ref.C11111493000、北支那方面军昭和１６年度 粛正建设计画 昭和１６年２月２６日～１６年４月１０日（防卫省防卫研究所）”
彭德怀. 第十二章 抗日战争. 彭德怀自传. 总部决定后，发出电报给各区，也报军委。……故未等到军委批准（这是不对的），就提早发起了战斗。
转引《反党纂军野心家彭德怀罪恶史》，何理、王瑞清、刘威编译：《百团大战史料》，一九八二年，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
[彭德怀本人曾作过专门的申述。他说：“总部决定后，7月22日发出电报给各区，也报军委。估计到破袭战开始时，日伪军会有相当部分，必从我根据地内向外撤退，故部署我各军区和军分区应预有准备，乘敌退出碉堡工事时，尽量消灭敌人，平毁碉堡及封锁沟、墙。各区接到此部署后，积极行动，提早准备和进入预定地域。……为防止敌人发觉，保障各地同时突然袭击，以便给敌伪更大震动，大概比预定时间提早了10天，即在7月下旬开始的。故未等到军委批准（这是不对的），就提早发起了战斗。”实际上，百团大战发起日期是8月20日，比原定日期8月10日左右（《战役预备命令》中规定的）推迟了10天，而并非是提前了10天，这当是彭德怀记忆之误。此点说明百团大战不是彭德怀背着中共中央军委擅自发动的。事实也的确如彭德怀所说的那样。八路军总部在1940年7月22日发出《战役预备命令》的同时，向中共中央军委作了报告。延安方面收到该电文后，当日即抄呈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王稼祥及张闻天、王明、康生、陈云、邓子恢、任弼时、谭启龙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人或有关方面的负责人了，延安收文原件在案。另外，彭德怀和左权于1940年8月22日午后发出的那份为百团大战定名的电报也上报了中共中央军委。延安方面在收到这份文电后，即送呈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张闻天、王明、康生、陈云、任弼时等人收阅。当年的收文送阅单仍完好无缺。这再次说明彭德怀背着中共中央军委擅自发动百团大战的指责是站不住脚的。对此，聂荣臻也曾指出：“百团大战，并非偶然。它不是出于个别人的主观愿望，而是我党我军根据当时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而发动的。（聂荣臻原话）”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72/64915/5815532.html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说不尽的百团大战]《说不尽的百团大战》 中国共产党新闻>>资料查询>>档案·记忆>>史海回眸 2007年06月04日08:36
《彭德怀自传》p.246
1940年12月何应钦总长覆朱德电：一面．．．正渲染百团大战之时，一面敌人横断河北之德石铁路，自本年六月中旬动工，未受丝毫阻碍，竟得迅速完成，并于十一月十五日大事铺张，举行通车典礼！〈中共史论〉第四册，12页，共党〈真理〉刊
彭德怀自述.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1: 238. Authors list列表中的|first1=缺少|last1= （帮助）
《聂荣臻回忆录》聂荣臻
彭德怀. 第十二章 抗日战争. 彭德怀自传. “破袭战役后期，我也有些蛮干地指挥。此役在太行山区破袭战役搞得太长了一些，连续搞了一个月，没有进行修正，敌伪军即行扫荡。
柳泉、鹿彦华 （编）. 《邓小平军事生涯》. 书生网. 2004年: 147页. ISBN 9787507317084.
论百团大战的战略指导思想及历史作用．何理．南开学报．1982年．3期
李锐. 7月31日常委会. 《庐山会议实录》.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9-06-01: 424. 9787215030725.
《打倒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大军阀彭德怀》清华井冈山兵团出版
彭德怀. 第十二章 抗日战争. 彭德怀自传. “文化大革命中”，有些人恶意攻击百团大战。他们说，皖南事变是因为百团大战暴露了力量，引起蒋介石的进攻。消灭新四军八九千人，这个罪责应该彭德怀负。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军事发展及其策略之研究〉，庆祝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两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近代史学会出版，1996年，711页
刘凤瀚. 抗日戰史論集——紀念抗戰五十周年. 东大图书. 这种被共军指为消灭殆尽的独立混成第四旅团，实际上只战死276人，还参加了2次晋中反击扫荡。共军自称一百零五个团，这当然是中共的宣传，骗那些不懂军队编制之人。
谢幼田. 中共壯大之謎. 明镜出版社．2004年3月．ISBN 1-932138-00-5. 百团大战第二阶段原本要攻下四个县，但日军已有防范，八路军勉强打下其中一个县，且立即放弃，百团大战正式结束，第三阶段实际上从未进行过。之后中共中央为了夸大战果的宣导需要，将日军追击共军的反击战称为“第三阶段抗日反扫荡”。彭德怀曾接获毛泽东电报要求：“百团大战对外不要宣布结束，蒋介石正发动反共高潮（黄桥战役），我们尚须利用百团大战的声势去反对他……”。中共中央机关“新中华报”则为此定调百团大战在12月5日结束
李云汉：《中国近代史》．三民书局．1991年3月．第567页
转引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中共活动真相（1）．第564页
谢选骏指出：“百团大战”为何受到批判？因为它对日本采取的军事行动违反了苏联的利益——可能激发亚洲的日苏战争，从而破坏欧洲的德苏联盟。所以我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阻碍了“中共抗日”。网民嚎叫，“汉奸毛必须服从他娘的苏联老逼！”
《皖南事变》报道：
皖南事变又称为新四军事件，此间的“皖南”即指事变发生地区——安徽南部，而新四军则是指共产党辖下，分别由叶挺、项英任正副军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的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
该事变发生于民国30年（1941年）1月4日－1月14日，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国民党辖下的国民革命军第三战区部队与新四军之间的一次数万人规模的中等冲突事件。事件中，新四军所属军部兵力与皖南部队遭到了严重的损失。
根据国共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协定，新四军在编制上属于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领导。但是新四军事实上只听命于延安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坚持要求部下“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1]:302。由此与毗邻战区的留守国军屡有发生摩擦，互有数百人规模的小型武装冲突。毛泽东曾指示新四军所在的中共东南局“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设立经济机关，发展农工商业，开办各种学校，大批培养干部。”[2]:753-757当时中共认为，要开辟苏北，最大障碍是国军韩德勤部。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建议从华北调八路军一部南下，并令江南陈、粟部队北上，进入苏北[3]:1-16。
所以新四军在扩大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不时与处于同一战区的国民革命军发生武装冲突。新四军完成训练后，分成4个师，分别命名为：团结师、前进师、勇敢师和抵抗师，于1938年4月27日离开皖西颖水根据地，开赴前线，5月10日抵达南陵，5月16日分成小股力量沿南京－芜湖铁路潜越敌人防线，首次同日军交战[4]:240。苏北地区徐州失守后，由6万正规军防守，韩德勤担任江苏省政府主席，省府设在阜宁，徐州群众动员委员会李明扬也留下来，1939年2月和3月间，日军占领海州，主力转移后国军立即收复，4月日本人宣布苏北游击队得到八路军增援；苏南地区是顾祝同第三战区司令部所在地，许多游击队包括新四军在此活动，而新四军控制着长江以南从南京到常州一带地区[4]:267-268。常州以东到上海一带是“忠义救国军”控制，名义上司令官是戴笠，在上海郊区和黄浦江对岸一带游击，由青帮和洪门组成，暗杀间谍和汉奸，牺牲100多人；8月13日“忠义救国军”潜入日军虹桥机场升起一面中国国旗[4]:268-269。
1940年7月，江南新四军突然渡江，占领原何克谦驻守之黄桥。1940年10月初，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集结26个团（兵力3万余人）意图夺回黄桥，与陈毅粟裕率领“新四军第一支队”（兵力7000余人）发生交战。因国军各部相互之间另有矛盾，黄桥地区陈太运、李明扬、李长江部抵制韩的进攻命令，在战役中唯有韩部嫡系部队约15000人孤军深入，而新四军约5000战斗人员则以逸待劳，致使国民革命军第八十九军中将军长李守维战败溺水身亡，中将旅长翁达战败自杀，国民革命军万馀人伤亡或被俘[5]:186。10月11日，新四军与八路军在东台县白驹镇会师[6]:300。
曹甸战役对皖南事变的影响
11月14日，军令部将拟定的《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呈报给蒋中正，准备集中第三、第五战区主力，第一步先“肃清”江南新四军，第二步“肃清”所有黄河以南之八路军、新四军。但蒋中正担忧此举将导致苏北韩德勤所部遭到新四军报复，因此国民政府并不准备在新四军北移之前在苏北展开军事行动。然而新四军方面苏北将领则激进的多，时任华东局书记的刘少奇在接连取得半塔集、郭村、黄桥三大胜利后，认为以军事手段完全可以解决韩德勤，而解决韩德勤后，华中整个局面就焕然一新。因此反倒急于发起对韩德勤的进攻。11月11日，刘少奇致电延安，建议“首先消灭韩德勤，巩固苏北，确保津浦路以东地区，集中全力在皖东决战后再相机向西大发展”。毛收到后急忙当天复电制止陈毅、刘少奇、黄克诚等人，指出“目前即刻动手打韩德勤、霍守义、何柱国，在政治上极端不利，尚须忍耐”，并明令“第一次攻击令须由延安下，你们不得命令、不得动手！”其真实原因是担忧主动打击韩德勤将致使皖南新四军立即遭受国军报复围歼。
11月22日，刘少奇、陈毅将再次电报延安，称华中八路军新四军总部“于23日移盐城指挥，各部务于26日之前进入各自攻击准备位置，秘密集结完毕，待命攻击”。此电表明，刘、陈、黄已无视毛泽东11月11日回电自行其是，也置皖南新四军同袍之生死于不顾。毛泽东无奈回电同意但请其将进攻时间延后数日，“同时此回电抄送叶、项”，提醒其苏北作战无可避免即将开始，皖南新四军应尽速北撤。
新四军军长叶挺收到毛泽东电报后大为担忧，立即意识到曹甸一战必将给新四军总部带来不利影响，11月29日叶挺请示中央：“苏北动作能否延至我安全北渡之后？”毛复电，一面安慰叶挺“苏北动作无关大局。顾祝同可能会叫几下，你们敷衍一二”，但同时命令皖南新四军应当：1、“现在开始北移”；2、“分批北移”；3、“十二月底移完”。
曹甸是宝应县东北的一个集镇，西临宝应湖，周围是水网地带。曹甸工事坚固，内有碉堡、暗堡四处相通，易守难攻，驻有韩德勤保二旅一部、八十九军三十三师两个团及直属工兵营、特务营、炮营等共约5000多兵力。而韩德勤在兴化及其附近之保六旅、独六旅等亦约5000多兵力，随时可以策应曹甸。为此，曹甸已成为消灭韩德勤的最大障碍。
1940年12月13日16时，八路军新四军攻击部队开始运动，19时半总攻开始。因地势平坦，河沟阻隔，国军炮火攻击猛烈，至21时许，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一支队第一团攻入曹甸西北角炮楼，但此时新四军在东北、东南两线的攻势尚未展开，使国军得以集中兵力在西线组织反击；22时许，新四军第一纵队经过近迫作业，越过濠沟，不久突破东小圩，占领了部分阵地。可是，此刻八路军在西线的进攻都处于间歇期，致使国军得以在东线进行反击。新四军进攻的先头部队未能巩固住前沿阵地，后续部队受国军炮火压制，无法向前运动。直到14日拂晓，曹甸东、南、西三面均各自为战，未能形成统一的进攻步调。新四军虽突破国军前沿阵地，但未能突破曹甸国军的基本阵地。
刘少奇于12月15日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称：““我攻曹甸未下”。此次战役，我伤亡共约2000人，消耗甚大，平桥虽被我占，但韩部及东北军尚有3000多人在车桥、泾口、安丰、曹甸一带，此次战役大概只能如此结束。苏北问题已成僵局，急切不能彻底解决。”
1940年11月29日，曹甸战役打响时，遭受重大打击的韩德勤立即向蒋介石、何应钦致电告急。12月3日，何应钦接到韩德勤的告急电报，他把苏北战事同皖南新四军北移进行联想分析之后，发觉如果新四军经苏南北渡，势必增加对韩德勤的压力，遂提笔在此件上批道：“可令汤恩伯东进，但仍恐不济急。故对在江南之新四军不准由镇江北渡，或另予规定路线，以免该部直接参加对韩德勤部之攻击。“若江北异军竟敢攻击兴化，则第三战区应将江南新四军立予解决”。本案请照上意速呈委座核示。”此电表明，国军歼灭皖南新四军军部实为临时决定，而非蓄谋已久。
曹甸战役新四军战败，后果严重，结果令国军大感欣慰，由此也不必再因顾虑韩部影响围歼皖南新四军的决心，因曹甸战役证明新四军根本不具备消灭韩德勤的实力。且曹甸战役与此前半塔集、郭村、黄桥又不同，此战新四军并非劣势兵力防守反击，而是主动集结优势兵力进攻国军，结果还战败，可谓政治、军事双双失败。国军既有了围歼皖南新四军的口实，又有围歼的信心，后者遂陷入极其危殆之局面。
移防命令
同月19日，因为担心类似黄桥事件的再度发生，蒋中正命令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长的名义，向八路军正副司令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发出“皓电”。电报在细数1940年的国共冲突后，指责说[7]:138：
综观过去陕甘冀察晋绥鲁苏皖等地历次不幸事件，及所谓人多钢少之妄说，其症结所在，皆缘于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所属部队：一、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二、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三、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四、不打敌人专事吞并友军。以上四端，实为所谓磨擦事件发生之根本，亦即第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非法行动之事实，若不予以纠正，其将何之成为国民革命军之革命部队？除苏北事件委座已另有命令希切实遵照外，兹奉谢将前经会商并奉核定之中央提示案正式抄达，关于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之各部队，限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到中央提示案[注 1]第三问题所规定作战地境内，并对本问题所示其他各项规定，切实遵行，静候中央颁发对于执行提示案其他各问题之命令。
命令新四军接电报后迅即将全部撤到旧黄河以北。11月9日，毛泽东以上述受令者“朱彭叶项”四人名义答复：“中央提示案内所列办法，七八月间，经周恩来同志传达后，德等以中央意旨所在，唯有服从，而下属苦衷，亦宜上达。”“德等再三考虑，认为执行命令与俯顺舆情，仍请中央兼筹并顾。对于江南正规部队，德等正拟苦心说服，劝其顾全大局，遵令北移。仍恳中央宽以限期，以求解释深入，不致激生他故，重增德等无穷之罪。对于江北部队，则暂时拟请免调，责成彼等严饬军纪，和协友军，加紧对敌之反攻，配合正面之作战，以免操之过激，转费周章。”[8]11月14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拟定了《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9]:486[10]:394。11月17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成立，叶挺任总指挥，刘少奇任政委，陈毅代理总指挥[11]。
新四军副军长项英
毛泽东覆电后，新四军并未如“皓电”及中共中央所言随即移防。另一方面，因迟迟未见移防，同年12月3日，蒋介石致电叶挺：“新四军应在繁昌、铜陵渡过长江，在无为附近集中，然后按规定路线北上。”此电且仍受中共中央认同。不过此军令一出，前往换防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十师与新四军纷争再起，华中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猛攻曹甸，国军损失惨重[12]。国民政府方面大为恼怒，转而拒绝皖南新四军东进从苏南渡江的方案（怕皖南新四军与苏北新四军会合后再打韩德勤），重新命令皖南新四军必须直接北上，从安徽铜陵、繁昌间北渡长江，并延长最后期限至1940年12月31日[9]:491。但中共方面认为国民党规定的直接北渡方案是阴谋，皖南新四军最终坚持走东进再由苏南北渡的路线[9]:492。此外，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兼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却仍驻云岭，并不按中共中央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所指示的路线北渡移防前进[13]:176。12月初，东南局副书记曾山等新四军皖南非战斗人员1700余人开始经国军52师和108师防区向江北转移，后陆续安全到达苏北[14][9]:490。
12月7日，蒋介石正式批准了军令部的《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但表示应“暂缓下令”，“待本月下旬再定实施时间”[15]:114-115。国民党高层此时在八路军、新四军北移问题上，态度比蒋介石更为急切[9]:494。10日，蒋介石命令顾祝同：“该战区对江南匪部，应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如发现江北匪伪竟敢进攻兴化，或至期限该军仍不遵令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16]同时还批准了军令部关于实施《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的要求[9]:495。
自从11月9日朱彭等发出“佳电”之后，中共中央便明确指示：对皖南采取让步政策，对华中取自卫政策。同时还指示新四军必须在12月31日前全部北移，北移中要提高警惕，做好充分的自卫准备[17]。25日，蒋介石面见周恩来，“以极富感情的神情”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开到河北，称新四军如不遵令北调则“必定失败”[18]。26日，中共中央又电项英，对他们一再拖延、迟迟不北移提出了批评，要求项英立即撤离[10]:396。12月28日，项英召开会议，决定遵守中共中央指定的北移路线：向南绕道茂林、三溪、旌德、宁国，迂回天目山到溧阳[6]:365。并确定1941年1月4日，新四军部队开始转移[19]:6441。同时，12月27日，第三战区和第三十二集团军在徽州召开秘密军事会议，研究新四军不从北移命令后的进剿计划[20]。29日，上官云相在宁国县万福村召开军事会议，确定集团军围剿新四军部队的部署，限定各部队于12月31日前秘密完成作战准备[19]:6442。1941年1月1日，新四军领导将“全部移苏南”的决心电告中共中央，但未说明具体路线。1月3日，毛泽东、朱德回电：“你们全部坚决开苏南，并立即开动，是完全正确的。”[13]:179
新四军北撤路线的谈判和请示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新四军从11月9日立即开始与第三战区协调北调路线。其目的有二：一是尽量取得国军的同意，另一则是尽量选择一个日军拦阻力量较少的路线。
国军起初给新四军指定的备选路线有三条：
第一条是经繁昌、铜陵地区渡江到无为的路线。这条路线是沟通皖南新四军军部和江北部队之间联系的交通线，1938年11月，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率军部特务营渡江至皖东就是走的这条路线。从新四军军部进驻皖南开始，军部通过这条路线向江北部队输送了许多干部和物资。叶挺军长于1939年5月到江北视察，走的也是这条路线。这条路线的优点是路程较短，群众基础较好，沿途所经地区为新四军第三支队和江北无为游击纵队的活动地区；缺点是需要经过五十余华里的敌占水网地带，还得穿越长江敌伪封锁线，不利于大部队的行动。
第二条路线是由云岭向东经马头镇、杨柳铺、孙家埠、毕家桥、郎溪至竹箦桥、水西地区（苏南指挥部所在地），再经苏南敌占区北渡长江。这条路线是皖南军部与苏南部队经常来往的一条路线。这条路线有利的方面是：路程也较短，沿途设有许多兵站，群众基础较好，同时苏南我军可以接应。不利的方面是，需要经过国军108师的防地，国民党方面只同意新四军非武装人员据此线北移，而不同意战斗部队沿此线北移。1940年12月初，皖南新四军后勤机关人员1700余人人即循此线辗转北移经苏南到苏北地区。
第三条是由军部驻地云岭南下茂林、三溪入旌德、宁国转广德、郎溪到溧阳渡江再到苏北的路线。这条路线大致上就是后来皖南新四军移动的路线。这条路线群众工作基础薄弱，路程也比较远，又是向国民党的后方和重兵扼守的方向行动，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很不利。但在国民党同意皖南新四军部队沿此路线北移以及国民党顽固派尚未完成对新四军进行“围歼”部署的情况下，只要新四军行动迅速、坚决，由此路线胜利北移是完全可能的。
皖南新四军最初计划走第一条和第三条路线，即同时东走苏南和往北走繁昌、铜陵两条路线转移。叶挺于11月上旬亲赴上饶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洽商皖南新四军北移事宜。
据新四军政治部宣教部长钱俊瑞回忆说：“十—月九日（即发出佳电那一天），叶军长即从军司令部所在地之云岭，起程到上饶，谒见三战区顾司令长官，洽商—切有关北移的问题。”商定的新四军北移路线为：“由茂林、宁国、经苏南渡江北上。”（此路线即第三条路线。）
傅秋涛（新四军第一支队副司令员，1955年授上将军衔）回忆说，我军决定北移后，叶挺军长亲自奔走，向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提出北移路线，并要求沿途国军不得拦阻。顾祝同同意我军经泾县、茂林、宁国、宣城、郎溪至苏南敌后北渡，并允于沿途保护。（该回忆同样说明，国军第三战区至少在11月份仍同意新四军沿第三条路线北移。）
项英的警卫战士郑德胜（1955年授中校军衔）回忆说：叶挺军长亲自与国民党当局谈判我军北移问题，“国民党要新四军由云岭出发，翻越丕岭，取道旌德、宁国经天目山进苏南，再过江到苏北。”“转移前，项英还派人到上饶找顾祝同要求增补武器弹药。“顾祝同说我以人格担保，从云岭到宁国没有一个日本兵”，待到宁国后，连同以前欠的武器弹药全部补齐。”（该回忆同样说明，国军第三战区至少在1940年11月份仍同意新四军沿第三条路线北移。同时国军还承诺了武器弹药的补充）
顾祝同虽然是战区长官，但和新四军毕竟隔了一级，所以，在新四军北移路线的具体执行上，1940年11月中旬，叶挺在宣城周王村会晤了直接领导，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
上官云相层次虽然低一些，但因为直接负责作战，反而比顾祝同要难缠。上官云相将新四军北移路线由苏南北渡改为由泾县往北开，然后在芜湖以西的荻港附近过江到无为，理由是这条线最近。但叶挺认为日军已严密封锁芜湖一带江面，大部队无法偷渡，为安全计，仍坚持由苏南北渡。上官云相表示，皖南新四军东开进入苏南，在镇江附近渡江也可以，但这仅限于非战斗部队，至于新四军之战斗部队，仍要从驻地往北开，进入沦陷区。在新四军北移路线问题上双方未能取得一致意见，但经过几次谈判，上官云相已基本掌握了新四军的移动方向。他认为“新四军北撤的可能较小，‘南窜’的可能较大”。其实，上官云相对新四军先南而东再在苏南渡江的路线是心知肚明的，这条路线是新四军屡次向上官云相和顾祝同明确提出的，但上官云相故意将这种移动路线称为“南窜”，并大造舆论，称“新四军北撤是假的，真的是要搞‘三山计划’，即‘南窜’黄山、天目山、四明山，作为根据地。”，一旦发生冲突，责任可以推到新四军头上。
进入12月，因苏北刘少奇进攻韩德勤，国军总部大为恼怒，同时为免新四军循第三条路线北渡苏北加强刘少奇部力量增添韩德勤部危险，遂否决第三条路线。
12月12日蒋中正明令江北的第21集团军李品仙部应配合新四军于12月底之前由皖南移江北之行动，李品仙当即遵令，具体部署为新四军军部北渡让路，电令向皖东开进的138师“对匪应暂行停止攻击并缩小正面”，“俟新四军态度明了再行处置”；应一面让“其北渡后再令移运河西岸，续开鲁北”，“一面宣传送新四军赴黄河北岸抗战”。李品仙还电令负责江边地带守备的第176师，对新四军北渡开赴河北作战一事，“仰各团政工人员会同当地党部切实宣传毋使潜滋”。
1940年12月28日，项英主持召开了新四军军分会扩大会议，决定皖南新四军绕道茂林、三溪、宁国、再迂回天目山到溧阳，然后待机北渡。会后，项英将这一行动方案电告中央。
在尚未收到项英电报的时候，1940年12月30日，毛泽东、朱德致电叶挺、项英：“据恩来称：‘江南部队分地渡江有危险，皖北让路，蒋虽口头答应，但让出巢、无、和、含四县恐不易，李品仙已在布置袭击我的阴谋，仍以分批走苏南为好’等语。我们同意恩来意见，分批走苏南为好。”
1941年1月1日，项英致电中共中央，报告皖南新四军北移方案。
1月3日，中共中央在收到项英的电报后，当即由毛泽东起草复项英电：“你们全部坚决开苏南，并立即出动，是完全正确的。”
以上电文，证明新四军最终违反国军命令仍按已被否决的第三条路线行军，是得到中共中央批准的，非叶、项擅自决定。
新四军非战斗人员提前北移
据国民党第三十二集团军参谋处长武之棻回忆：经叶挺与第三十二集团军司令长官上官云相于11月15日左右在周王村会晤商定，先将后方机构、修械所、被服厂、印刷所、伤兵医院及眷属等非战斗人员撤走。12月以来，新四军非战斗人员通过泾县——周王村——黄渡镇——誓节渡至竹篑桥进入沦陷区。
根据叶挺、袁国平与国民党第三战区协商结果，新四军非战斗人员沿着国民党规定的路线先期分批北撤。
11月28日，少数先遣队成员开始离开皖南出发，12月3日新四军首批人员开始试探性撤离，从12月5日开始分梯队陆续撤离皖南。
据顾祝同12月14日致何应钦、白崇禧密电中说：“新四军移动情形：（一）该军先头部队约百余人，冬晚（即2日晚）过马头（泾县东北），向杨柳铺一带前进。江晚（即3日晚），其政工队百余过泾县城；（二）微戌（即5日戌时），该军八百余，步枪百余，身着灰军衣，经杨柳铺向宣城前进；（三）鱼戌（即6日戌时），该军直属部队约二千人，沿青弋江西岸在奚家滩下流徒涉，向杨柳铺方向东移；（四）佳午（即9日午时），该军男女政工人员二百，女占三分之二，驳壳枪、步枪各十余支，经马头向东移动……。”
1940年12月9日，教导总队训练处长薛暮桥带领教导队二百名人员离开皖南，薛暮桥回忆与宋裕和汤光恢同行，此为最后一批和平北撤人员。据各种材料显示，新四军非战斗人员约3000人分批撤离了皖南，其中有薛暮桥、宋裕和等高级干部。
皖南新四军非战斗部队开始侦察北移的时间是11月28日，第二天，也就是11月29日拂晓，刘少奇、陈毅的华指部队开始进攻韩德勤。从这个时间，到蒋介石明确宣布封闭苏南路线的12月10日，历史给皖南新四军北移留下了12天宝贵的时间。在延安毛泽东明确指示快速“分批北移”后，项英利用这样漫长的时间仅仅转移了3000人。
国军围歼部署
皖南地区国军总指挥原本是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因其指挥能力弱，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任命上官云相临时全权负责指挥部署皖南国军围歼新四军军部作战，唐式遵被暂时剥夺指挥权，仅负责派出部队供上官云相调遣。
1940年12月27日，上官云相根据顾祝同的指令，在徽州主持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第五十军军长范子英、第二十五军军长张文清、第五十二师师长刘秉哲、第四十师师长方日英、第七十九师师长段霖茂、第一四六师师长戴传薪、第三十二兵站分监李锡庆、第二十三兵站分监郭叔皋、皖南行署主任戴戟等。第一O八师师长戎纪五因在宁国前线、第一四四师师长唐明昭在南陵前线，未能出席会议。
徽州秘密军事会议的主要内容是研究确定围歼皖南新四军的指挥人选及兵力配置问题。第三战区长官部参谋处长岳星明在会上传达顾祝同的指示：“新四军如果北撤，我们要掩护好；如果南窜，我们务要堵止住。无论如何，皖南必须统一指挥，这次打算由上官副长官负责统一指挥。”
会议在研究使用兵力时，第三战区长官部原计划只使用6个师，但在会议进行中，蒋中正派专机送给顾祝同一封亲笔信，这封信由顾祝同派人送给上官云相和参加开会的各军、师长看过，主要内容是蒋指示顾祝同转上官云相和有关的军师长注意，在行动中要特别秘密、迅速、彻底地把新四军消灭，不使漏网。顾祝同因而指示上官云相，在部署方面要特别慎重。上官云相于是请求顾祝同准他多使用兵力。这样由上官云相统一指挥的国军，除了原来的四十师、一O八师、五十二师、一四四师、一四五师、新七师6个师外，又增加了从浙东前线调来的七十九师和从浙西调来的六十二师。此时的皖南已屯集了国军8个师计8万余人的强大兵力，且并立着第三十二和二十三两个集团军总部，在对日作战紧张的1940年，如此的兵力部署是极不平常的。
上官云相布置方日英的第四十师进驻三溪，此地位于云岭以东南30公里左右，这样，国军便在新四军军部云岭以南地区布下了口袋阵，只要新四军一违令“南窜”而不是遵令北进，就将处于国军的重重包围之中。
会后，上官云相对部下说：“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顾长官早就打算好了，才调我到皖南来担任这个任务的。我的总部可以说是最现代化的兵团指挥机构，自己没有私人的基本部队，但是指挥哪个部队都能作战，唐式遵他就办不到。”上官云相还召集第四十师、五十二师、七十九师师长密谈，面授机宜。并要求各部队在1940年底作好与新四军作战的各项准备，指示各军、师长要绝对保守机密，绝对不许暴露。
上官云相原来对新四军的编制、装备、兵力、部署等均不了解。1940年12月中旬，派往新四军的联络参谋闻援匆忙回到第三十二集团军总部，偷得新四军兵力部署图稿一纸（旧的），得悉云岭附近的新四军战斗部队有万余人。据此，上官云相认为：“按日寇作战规律，每季必来‘扫荡’一次，必须抓住这个间歇时期，发迅雷之势一举消灭新四军，战斗时期不能拖长，拖长有变，与国军不利。”
1940年12月29日，以第三十二集团军司令部名义制定的“肃清”皖南新四军的作战计划正式完成。其兵力部署：第二游击第八十八军、忠义救国军、第六十三师、独立三十三旅及苏南地方武力担任原阵地守备，防止苏南新四军策应皖南新四军作战；第二十五军的五十二师和一O八师，各仅留少数的一部对日寇监视守备，抽出主力进驻南陵、泾县，准备对新四军作战；第五十军的一四四师、一四五师以及新七师之第二旅各留一部仍归该军部指挥，对日寇监视守备，抽出主力由刘雨卿指挥，进驻茂林以西一线，准备对新四军作战；第七十九师开太平；第六十二师开宁国。
1941年1月3日，蒋中正直接致电叶挺，指定新四军的北移路线是：
（一）该军应在无为附近地区集结，尔后沿巢县、定远、怀远、涡河以东雎州之线，北渡黄河，遵照前令进入指定地区，沿途已令各军掩护。
（二）所请补给，俟到达指定地点，即行核发。
此即前述第一条路线。此电是蒋中正在国军围歼部署已经完成后签发的。
欧美和台湾文献的记录和叙述
抗战期间从头到尾，毛泽东及其领导下之中共，表面坚持抗日统一战线、组织联合政府，可是私底下却集中力量扩大中共势力。[21] 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给国共之间日益累张的关系火上加油。1939年8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随后1941年4月日苏中立条约的签订一除去了统一战线的学说基础和权宜之利。国共冲突变得越来越严重。在新四军驻扎的鲁西地区和江苏，局势尤为严峻。[22] 共产党在长江流域的扩张，特别是新四军的行动，也引起了蒋介石控制的国军的报复。[23]在皖南事变爆发前，新四军的指挥官是叶挺。新四军所处的位置是在长江下游，地理位置上很接近抗战爆发前蒋介石的根据地。1940年的秋天，国民党控制的国军和新四军发生严重冲突，国军惨败。蒋介石担心这个事件会导致新四军长久的驻扎在那里，并且形成一个新的反蒋战线。[24]
1940年12月8日，何应钦、白崇禧向朱彭叶项发出“齐代电”，除了继续“皓电”的论调外，要求迅即遵令将八路军、新四军部队悉数调往河北[25]:511-519。9日，蒋介石亲自下令，要求八路军和新四军必须在12月底和明年1月底分别移防到黄河以北，新四军必须在12月以前先开到长江以北[25]:521。然而新四军和国军在有关行军路线、安全措施以及撤离经费和给养问题方面纠缠，未能迅速达成一致。[26]新四军一直等到1941年1月4日才开始移动。由于国军发现新四军是在向南移动，由此怀疑新四军是要回到之前中共的游击战根据地江西。[24]
经过
皖南事变双方指挥官
国民革命军：顾祝同
新四军：叶挺
顾、叶两人以及负责皖南事变前线作战的上官云相曾同时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学习，叶挺任军长的新四军名义上归顾祝同的第三战区领导。
中国大陆文献的记录和叙述
1月4日—7日
1941年1月4日夜晚，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9000馀人由泾县云岭地区出发，准备分左、中、右三路纵队，经江苏南部向长江以北转移[13]:179-180。由于连日阴雨，道路泥泞，加上夜行军，部队行军缓慢[6]:370。5日，部队行至茂林地区时，军部下令休整一天[6]:371。顾祝同以新四军“违抗中央移防命令，偷袭围攻国军第40师”为由，将新四军军队包围和攻击。当日下午，叶挺、项英在潘村召开各纵队首长会议，叶挺主张往回打，从南陵、宣城方向冲破国军包围圈，但项英、袁国平、周子昆仍坚持由茂林方向进军，最终新四军各部决定在7日正午前会攻星潭地区，跳出包围圈，经苏南北渡[6]:372。
6日，顾祝同与上官云相率第三战区之第32集团军8万多人，在蒋中正命令下，向新四军发起总攻，并强令“彻底加以肃清”[15]:175。6日晚，皖南新四军遵照潘村会议布置，兵分3路连夜冒雨向南开进。新四军各部进攻国军包围圈外围阵地星潭，7日上午与敌发生激战，道路受阻。一纵占领球岭，但在横渡徽河时被阻击，损失惨重；二纵在7日拂晓前占领丕岭，向星潭急进，但在星潭遭遇国军40师120团的抵御，攻势受阻，而国军也有三名营长伤亡[27]；三纵占领高岭，击败国军部队，但仍然被阻[6]:373-374。当时叶挺、项英收到毛泽东、朱德急电：“你们在茂林不宜久留，只要宣城、宁国一带情况明了后即宜东进，乘顽军布置未就突破其包围线有利。”[19]:6452身处前线的叶挺军长当时想命令部队打下星潭，冲出包围圈，但同去的副参谋长周子昆说：“是不是回去跟项副军长把情况研究一下。”研究打星潭的会议于7号下午15点在丕岭到星潭之间的百户坑指挥所召开，会上叶挺主张集中主力打出星潭去，但项英临战迟疑不决，举棋不定，会议断断续续一直拖到夜里10点，居然开了7小时之久，后来叶挺气愤地说：“时间就是胜利，不能够犹豫不决，不能够没有决心，我的态度是，错误的决心我也服从，现在就请项副军长决定吧，你决定怎么办就怎么办。”最后项英决定：不打星潭，大部队后撤回到丕岭以西。由于项英的优柔寡断，导致严重贻误战机。对这次决定部队今后走向至关重要的百户坑会议，李一氓在后来给中央的第五号报告中有如下叙述：“叶希夷提出二个方案：（一）立即后撤，循来路回茂林，再渡青弋江，打太平、洋溪、石台、青阳，甚至再南出祁门、景德镇。袁认为可以考虑，项反对，认为政治上说不过去。叶反称此时求生存第一，政治上说得过去否，其次。但终被打消……”21时许，新3团第1营攻进了星潭镇。但因通信工具落后，这个信息未能及时传到军部[13]:184。22时左右，周子昆提议原路退回里潭仓，出高岭，到太平、黄山伺机东进，获得项英同意[6]:375。会议结束后，叶挺亲自到第五团，命令该团“连夜由原路返回，走里潭仓去抢占高岭，遇到敌人就坚决消灭，无论如何要在高岭坚守三天，阻击由太平方向来的敌人，掩护军部和大部队向泾县方向突围。完成任务后，你们可以分散单独行动，在皖南坚持游击战争，尔后待机过江。”
在皖南事变中阵亡的音乐家任光。
1月8日—14日
8日凌晨，新四军五团攻占高岭，击退国军的进攻[28]。新四军向西南方向行动，又遭阻击[29]。当日午后，由于向导带错路，加之国军79师向高岭进攻，与新四军处于对峙状态，新四军军部在里潭仓原地宿营[13]:185。23时，上官云相根据顾祝同19时的指示，下达命令：“务于明日正午以前，将匪包围于现地区而聚歼之。”[15]:1791941年1月8日深夜，在部队突围被阻，形势不利的紧要关头，当获悉第三战区前敌指挥官上官云相电令围剿部队“于明（9）日拂晓再行全线总攻”后，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政委）项英、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等感到部队“有被消灭极大可能，临时动摇”[30]:131，于是带领十余人离队出走[31][6]:378-381，与新四军秘书长李一氓4位新四军高层决策人物先后瞒着军长叶挺，丢弃部队不辞而别，率领身边少数人企图绕小道出走，以求保全自己。叶挺和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获悉后，当即向中原局和党中央电报“项、袁、周、李不告而去”。后来他们因没有跑出包围圈，不得不于10日分头返回。然此时中央已来电撤销了项英的指挥权，明令军事上由叶挺负责，政治上由饶漱石负责。1941年3月18日李一氓在香港发给中央的第三号报告详细汇报了这一经过：“晚10时左右，项忽派人叫我几次，皆未找着。等我回到我的位置，知道项派人来找过我，遂去项处，那时袁国平、周子昆皆在。项一手握我，一手握袁，周在其前左不作一语。即匆匆向后走，此外同行者仅二三卫士。我初不知他是何用意，我还以为找地方开会，决定最后处置。但又不见有老叶。行数十步后，袁始说他的卫士没有来，周又自语说，他没带钱。我才恍然，项又要来他三年油山那一套。我即追问项叫过老叶没有，项反答叫了他不来。此时我对项此种行动不大赞成，我当即表示我不同他们走。项即反问，那你怎么办？我说，我另想办法，打游击也要带几支枪，脱离队伍也要想办法救出几个干部，我还想把军法处、秘书处及胡立教等设法从铜陵、繁昌过皖北。项当即表示赞成，与我握手，并说把xx也带走，他身上还有钱。袁当时表示愿同我走，又听说今晚无把握，须等明天看清情况再决定，结果仍与项、周同走。因同行之猎户是他们唯一之向导，于是分手，他们继续前进。”“我知道了项、袁准备离开队伍，既没有劝说他们不能这样做，也没有去找叶挺报告这件事情，反而自己学他们的样子，也找了几个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脱离了部队，其实也没有跑出包围圈，被迫依然返回军部。”
1月9日，新四军攻占国军高坦阵地，并击退反击。黄昏，叶挺决定部队直接向石井坑地区开进。第一纵队此时阵地失守，部队被分割，分散突围[13]:186。
1月10日拂晓，前锋部队翻过石井坑北侧山岭，即被伏击，无法继续前进[13]:187。上午，新四军总部退守石井坑地区，收拢部队约5000人[13]:187。叶挺决定在石井坑四周控制制高点，构筑工事，休整部队，防守待机[19]:6455。中午至下午，无法突围的项英等人返回石井坑与叶挺会合后，自觉有愧，暗自垂泪，乃向延安发报，承认“临时动摇，企图带队穿插绕小道而出”，“影响甚坏”，并表示了“坚决与部队共存亡”之决心。在全军被围的危急时刻，丧失信心，动摇出走。此举使项英多年来在党内和部队建立起来的威信丧失殆尽。10日黄昏，第五团完成“占领高岭并阻击国军三天”的任务后，并未按叶挺指示分散行动，而是向北追上军部并与军部回合，由此导致第五团与军部一同覆灭，团长徐锦树和政委林开凤后均被俘，后皆惨死于上饶集中营。晚上，新四军总部报告毛：“支持四日夜之自卫战斗，今已濒绝境，干部全部均已准备牺牲。”“请以党中央及恩来名义，速向蒋、顾交涉，以不惜全面破裂威胁，要顾撤围，或可挽救。”[30]:132
11日，国军开始收紧包围圈，双方激烈交火，叶挺亲自到东流山阵地督战。新四军敌工部长林植夫前往国军谈判，被扣[32]。12日，毛要求周恩来“向国民党提出严重交涉，即日撤围”[19]:6456[30]:132，中共中央决定皖南全军由叶挺和饶漱石指挥，解除项英指挥权[30]:135[注 2]。同时还决定苏北准备包围韩德勤，山东准备包围沈鸿烈，“限十天内准备完毕，待命攻击”。“如皖南部队被蒋介石消灭，我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韩德勤、沈鸿烈，彻底解决华中问题”。当日石井坑附近阵地纷纷失守，音乐家任光阵亡，新四军军部完全暴露在国军火力之下[6]:386。当晚，新四军开始分批突围[6]:387。军部分两路突围，叶挺、饶漱石带一路，项英、周子昆、袁国平带一路[34]。当时月色皎洁，能见度高，突围新四军暴露在国军火力之下。周恩来在13日向国民政府提出抗议，要求立即撤围。蒋介石表示将下令查处攻击新四军的将领，但同时又命令顾祝同将新四军一网打尽[35]。
13日，叶挺率新四军余部退守承流山高地。双方火线冲突进行了七天七夜，新四军已陷于绝境，叶挺根据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的意见[13]:190，致书上官云相，表示愿往上官总部“议和”，14日下午，叶挺下山到国军108师师部谈判时被扣押[36]。同日黄昏，新四军茂林阵地完全被占领。全军约9000人，除约1000人在黄火星、傅秋涛率领下突围外，大部被俘、失踪或阵亡[6]:388。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于突围时身负重伤，1月15日清晨，为免连累战友而自尽[37][注 3]；宣传教育部部长朱镜我阵亡[13]:191。新四军政治部秘书长黄诚、组织部长李子芳等被俘[38]。
皖南事变中突围的傅秋涛
突围情况
傅秋涛率领的第一纵队老1团300多人突围至泾县、宁国交界一带山区，转战半月余，先后遭国军约4个团围剿，部队再一次分散突围。傅秋涛率领一部分干部于3月初到达溧阳第6师第16旅。此后，第1纵队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江渭清、老1团团长熊应堂先后率领部分指战员亦到达到溧阳[13]:190。新1团团长张铚秀率领200多人，到达繁昌长江边，于2月底渡过长江到达无为，与新四军江北部队汇合[39]。
第二纵队突围时分左右两路。右路800余人由新3团团长熊梦辉、参谋长张日清、政治处主任阙中一率领，从石井坑西北向章家渡方向突围。左路600余人，由新3团第2营营长巫希权、第1营副营长张玉辉率领，从石井坑西面向茂林方向突围。纵队部随右路突围[13]:190-191。右路在突围中，先后遭到第108师、第144师、新7师的多次阻击，损失较大，部队被打散。纵队司令员周桂生阵亡，副司令员冯达飞受伤，后在群众家中养伤时被捕。黄火星、熊梦辉、张日清、阙中一分别率领部分人员突出重围，于1月中下旬先后渡过长江，到达无为。左路以九挺机枪开道，捣毁国军144师师部[40]，1月13日夜就穿过茂林、章家渡，1月25日夜冒雪渡过长江，到达无为，仍有400余人[13]:191。
第三纵队特务团280人余人，在纵队参谋长黄序周、团长刘别生、团政治委员张闯初等率领下，从高坦突围，转战20多天，分别到达铜陵、繁昌，于2月中下旬渡江北上，到达无为。第5团在防守东流山阵地时伤亡较大，临突围时只剩百余人，突围中又被冲散。纵队司令员张正坤受伤被俘，政治委员胡荣阵亡。团长徐锦树、政治委员林开风被俘[13]:191。项英、周子昆在事变当中成功脱险，但在3月14日因携有新四军的黄金储备而被副官刘厚总枪杀[41]。其他60多人在军部作战科科长李志高等人的率领下，于4月底渡过长江[13]:191-192。
欧美和台湾文献的记录和叙述
1月9日，新四军遭到国军的重击。在重庆，周恩来会见了蒋介石。后者说他不相信这冲突报告，因为他已经之前同意给新四军一条安全通道离开。当新四军逗留在石井时，叶挺通过延安转发信息给蒋介石要求国军停止攻击。之前北伐战争时，叶挺曾经率独立团参加北伐军。当时蒋介石是北伐军司令。然而这个重要的信息并没有在毛泽东领导的延安根据地及时的转发到蒋介石手上。十万火急的信息没及时转发，人为错误的可能性很小。英国历史学家乔纳森·芬比（英语：Jonathan Fenby）由此推测毛泽东并不想看到叶挺在长江下游建立起另一个不由毛泽东领导的中共根据地。这个信息的延误有可能影响了之后的战况。国民党控制的国军对新四军展开了猛烈的炮击和轰炸。叶挺的信息被延安方面延误后终于转发到蒋介石手上，但已经晚了。新四军的伤亡估计在两千到一万人。[24]
后续处理及影响
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关于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
中国大陆文献的记录和叙述
中共对策
1941年重建后的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左）和代理军长陈毅（右）
事变发生后，1月18日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发表了周恩来的“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亲笔题词[42]。在当时局势下，刘少奇建议中央在政治上全面反攻，在军事上暂时不实行反攻[43]。1月17日，刘少奇请中央任命陈毅代任新四军军长，在苏北成立军部。18日，他与陈毅联名致电中央，再次提出重建新四军军部[44]。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军长叶挺在新四军事件中与国民政府谈判时被扣），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2]:771。新四军新的军部在江苏盐城，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为基础组成，并将活动于陇海路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统一整编为7个师和一个独立旅，全军9万馀人，继续在华中活动[45]。其中傅秋涛等人率领的皖南事变突围部队改为新四军第7师，也是7个师中实力最弱的一个，张鼎丞挂名师长但人在延安从未到任；傅秋涛在经过一年多审查后被认为无政治问题遂被任命为该师代师长。抗战胜利后，新四军番号继续被沿用到1947年2月才撤销，原新四军部队主力除第3师（黄克诚部）开赴东北加入东北野战军，第5师（李先念部）改编为中原军区外，其馀主力改编为华东野战军，1949年1月改称第三野战军[46]。
共产党方面认为这是严重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认为自己新四军被害人员是殉难的爱国者，事件责任完全在国民党方面。中共中央决定将驻各地办事处逐步撤销，八路军总部摆脱蒋介石的领导，不再向蒋呈报任何文电[注 4]。中共公布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2]:775。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的方式指出：“此次皖南反共事变，酝酿已久。目前的发展，不过是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端而已。”“欲以所谓中日联合“剿共”，结束抗战局面。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道路以告，动魄惊心。时局危机，诚未有如今日之甚者。”[2]:772中共甚至开始考虑，准备同国民政府全面破裂：“自蒋十七日宣布新四军为叛逆后，我们是否还能承认国民党为上司？”然而，由于抗日战争还在继续，政治条件尚未成熟，苏联和共产国际也不赞成中共采取激烈的反击措施，再加上2月日军发起豫南会战，又使得中共改变了此前的估计，认为蒋介石的“剿共计划已根本打破”，“内战已可避免”[47][48]。
国民政府对策
在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曾对处理新四军有过波动。1月13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说，“对皖南新四军冲突，实违反我意旨，白等坚欲在此时整个消灭共党，诚不识大体与环境，明知其不可能而强行之，其幼稚言行与十年前毫无进步，可叹。余决令放行，只要其知求饶从命足矣”。但是在新四军被围歼之后，蒋的态度再起变化[49]。
16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俄武官来问新四军冲突之消息用意，因此对此案处置更应严肃坚决”。17日，蒋介石由于顾虑到中共方面的强烈反应，接受何应钦、白崇禧等人意见，发布命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国共关系恶化[50]。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通告称新四军“于四日晚，全部潜赴茂林，分兵左中右三路，向该师（四十师）袭击，该师仓卒被袭，不得不加以抵抗，藉资自卫，第三战区顾司令长官，为整饬纪纲，乃下令制裁。至十二日止，该军已被全部解散，所有拿获该军长叶挺等，现已交军法审讯，该军番号业经明令撤销，此该军违反军令卒被制裁之经过也。”“此次新四军违令叛变，非出偶然，而实本于该军一贯之阴谋”，“顾长官对该军相机处置，全部编遣，实为维持军纪上必要之措施。当此全国抗战，一致团结之际，竟发生此种叛变之事，殊可痛心，中央以军令必须贯彻，纲纪必须维持，而后方能争取抗战之最后胜利，故断然将该军番号取消，并将叛军长官分别交军法审判，严缉治罪。”[7]:203-204
国民党、三青团中央宣传部门指示各级党部说，皖南事变“纯粹为军纪问题，绝不含政治的或党派斗争的意义”，“各言论机关如有评述，应以新四军为范围予以评述，对中共及十八集团军可勿涉及”[7]:209。1943年，国民革命军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以“抗日战争”、“制裁解散新四军”及“肃清江南共军”有功，被中华民国政府颁发青天白日勋章。总指挥上官云相晋任第三战区副司令官长官，仍兼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
被俘新四军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走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呵，给尔自由！
我渴望着自由，
但也深知到人的躯体那能由狗的洞子爬出！
我只能期待着，那一天
地下的火冲腾，
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
叶挺《囚歌》[51]
此事变主要将领叶挺遭逮捕，予以监禁，5年后于1946年释放，叶挺出狱后申请成为中共党员，乘飞机由重庆回延安时飞机坠毁，同机死亡的还有王若飞、博古、邓发及叶的部分家人。有传空难由国民政府策划，但未有证据[52]。新四军共有四千余人被俘。关押俘虏的上饶集中营，由多所监狱、集中营组成。一是关押高级干部的茅家岭监狱，二是关押排以上干部的上饶周田集中营，三是关押士兵的铅山监狱。1942年5月由日军进犯在即，上饶集中营迁往福建省。6月17日，在福建省崇安县赤石村发生集体越狱事件，80余人逃脱，号称赤石暴动[13]:193。四千余俘虏，死于集中营的有150余人，低于一般战俘营的死亡率。但是大批战俘被国民党分批补入第三战区部队[53]。1945年，国共双方签订“双十协定”后，最终有二百余人获释后重新回归共产党[13]:193。但回归的新四军俘虏长期遭到怀疑而不被重用。特别是“文革”时期，极左思潮的泛滥，受到中共的怀疑和迫害。直到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之后才得以改变。 [54]
战后总结
当时担任新四军秘书长的李一氓，晚年总结出新四军十一条失败原因：“出动太迟，假如能提早四五天，结果也不会如此之难堪；估计敌人太低，估计自己太高，以为四十师不堪一击；在地形选择上当把自己放在高山上，放在深谷中毫无作用；战斗准备不足，非战斗员太多，行装太多；行军过久，行军力不强，敌人是每天一百里路，我们仅四十里路；使用兵力不恰当，兵力分散，假如全军作一路攻击，不会感到兵力不足与彼此脱节；缺乏大兵团作战经验，过去三年，战斗都是团为单位，这次六个团一齐打，毫无协同作战可言；因过去子弹多，不注意节省弹药，到后来有枪无弹；参谋长工作差，周子昆只能管后方勤务与教育工作，对作战部署与指导毫无把握；叶指挥大兵团作战之经验与能力差；战时工作全无计划，对连指导员只要求单纯的鼓动工作，缺乏整个战役的组织工作。”[55]
欧美和台湾文献的记录和叙述
民国政府在1月17日决定解散新四军，并拘捕叶挺送交军事法庭，关了五年。中共立即任命了另一位军长并报之以将新四军的规模扩充至七个师。1946年，当叶挺在被释放后坐飞机去延安时，飞机失事，导致他遇难。[24]
皖南事变几乎将新四军全覆[23]，也几乎毁坏了统一战线[22]。国民参政会的中共参政员宣布拒绝出席3月1日召开的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56]。1943年3月两党重开谈判，但终因共产党要求获得四个军十二个师的正式编制而归于破裂。[22]由于舆论的强烈反应，不久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表示，军事早已国家化，中共不应将八路军、新四军视为“一党所私有的军队”，一边重申“剿灭”新四军绝非“剿共”，更不忍以后再有此种“剿共”之不祥名词留于中国历史之中。因此，他恳切希望中共能本着“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与国人“精诚团结，共赴国难”[57]。国共双方都未承认统一战线结束，因为保持形势对双方都有利，即使合作已经有名无实。[23]在此后的抗战岁月里，国共冲突始终没有得到解决。虽然蒋介石一再宣称中共问题本质上是政治问题，因而应通过政治手段来解决， 但他却派遣一大部分最精良的部队封锁了西北的共产党地区，其意图是——当对日战争结束后爆发内战即动用这部分部队。共产党方面也不停地扩充武装力量和民众组织，在根据地实施一些意义深远的纲领，为未来的对抗作准备。[22]
各界反应
中国大陆文献的记录和叙述
皖南事变后，外界对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反应以批评居多。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国民党左派在香港发起抗议运动，要求“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58]。英国政府表示中国“内战只会加强日军的攻击”[59]。美国政府正式声明，在国共纠纷未解决之前，美国无法大量援华[13]:203。1941年2月，美国总统特使劳克林·居里来华会见蒋介石，表达了罗斯福不赞成国民党反共，希望国共两党团结抗日的意见[60]。
欧美和台湾文献的记录和叙述
事发后，周恩来告诉记者白修德他相信蒋介石没有下攻击新四军的命令，但当地的将领们相信蒋介石不会介意他们对新四军展开攻击。白修德是个美国记者，他1946年的书《中国的惊雷》表现出对国民政府的失望和对共产党的期望。白修德问周恩来是不是认为蒋介石在撒谎。周恩来说不是。有人对蒋介石撒谎，但蒋介石也一定程度的说了些谎话。[2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保加利亚共产党人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告诉毛泽东说：他认为中共“降低对中国的外来占领者之斗争的政策，以及明显悖离了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犯了“政治错误”。[61][21]
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1月25日面见蒋介石，指出进攻新四军“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发动内战“将意味着灭亡”[62]。
蒋介石说，皖南事变是“打击敌人妄冀我军纪败坏，内部分裂，以减弱抗战力量的妄想。”“申明军队的纪律，使全军得所观感而振奋自爱，为国效命，因而加强我们团结抗战的精神”[63]。
重庆国民党的《中央日报》的社论在事件发生后说：“只要中共不脱离抗战阵线，事件不致扩大，而剿共事实亦不至发生”[64]。
双方部队
攻方：围攻新四军的国民革命军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副司令长官唐式遵、参谋长邹文华[65]、参谋处处长岳星明
第32集团军[66]：总司令上官云相、副总司令郭勋祺、参谋长徐志勖、政治部主任刘汉、参谋处处长武之棻
第二游击区：总指挥冷欣、参谋长徐笙、政治部主任沈铁汉
忠义救国军：总指挥周伟龙
第63师：师长冷欣、参谋长伍开云
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军长范绍曾、副军长罗君彤、政治部主任张一青
挺进二纵队：司令顾心恒、副司令胡炎、参谋长厉百川、政治部主任顾融君
国民革命军新编第7师：师长田钟毅、政治部主任莫御
第一旅：旅长刘克用
苏保安第一纵队：司令单栋
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军长张文清、副军长唐云山、参谋长韩谊民、政治部主任张麦秋
第40师：师长方日英、副师长陈士章、参谋长朱宇平、政治部主任严毅
第52师：师长刘秉哲、参谋长黄家桢、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张乃鑫
第108师：师长戎纪五、副师长顾宏杨、参谋长史耀东、政治部主任李亭林
第23集团军副总司令指挥所（国民革命军第五十军）：副总司令刘雨卿、代参谋长卢荣光
第144师：师长唐明昭
第145师：师长孟浩然
新7师第2旅：旅长孟存仁[来源请求]
二线部队
第79师：师长段霖茂
第62师：师长陶柳
第32分监部
第23分监部
守方：国民革命军新四军
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项英、副书记曾山、饶漱石
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秘书长李一氓、参谋处处长张元寿[67]
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傅秋涛，副司令员赵凌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江渭清，参谋长赵希仲，副参谋长吴咏湘。
第一团：团长熊应堂，政治委员肖辉锡、参谋长王怀生。
新一团：团长张铚秀，政治委员丁麟章、参谋长徐赞辉。
第二纵队：司令员周桂生，政治委员黄火星，副司令员冯达飞，参谋长谢忠良，政治部主任钟德胜。
第三团：团长周桂生（兼），政治委员黄火星（兼）。
新三团：团长熊梦辉，政治委员兼政治处主任阙中一、参谋长张日清。
第三纵队：司令员张正坤，政治委员胡荣，参谋长黄序周，政治部主任吴奚如。
第五团：团长徐锦树，政治委员林开凤、参谋长梁金华、政治处代主任何志远。
特务团：团长刘别生，政治委员张闯初。
教导总队：总队长周子昆（兼），政治部主任余立金。
事变涉及重要人物及其行动、电文
国民政府方面
蒋中正
1940年12月7日，在多日拖延后，蒋方才批准参谋总长何应钦和副总长白崇禧11月14日即以军令部名义拟呈的《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但仍于9日命令何、白“暂缓下令”，“待本月下旬再定实施时间”。[68]
12月10日，军令部长徐世昌以“现已届十二月中旬，如迟不下达，恐各部队准备不及”为由，再呈前文，促蒋照准。[69]在徐、白的连番催促下，蒋只得照准。
12月25日，蒋拒绝批准《华北作战计划》和胡宗南所上报进攻延安的作战计划，表示即便八路军未遵令北撤，也应当“一面发动全国舆论制裁，一面以军事压迫，促其就范”。[70]
12月25日，蒋召见周恩来，以“极感遗憾的神情”告诉周，“你们一定要照那个办法，开到河北，不然我无法命令部下。苏北的事情闹大了，现在谁听说了都反对你们。他们很愤慨，我的话他们都不听了。”“我也不愿意内战，不愿意自相残杀，问题是如果新四军非留在江南，大家都是革命的，冲突决难避免，我敢断言，你们必定失败。”[71]
1941年1月5日，新四军违令秘密南下之后一天，未知情况的蒋中正仍电示顾祝同：[72]
“叶、项部在铜陵、繁昌之间渡江后，在无为附近地区集结，而后沿巢县、定远、涡河移动睢州之线，北渡黄河，遵照前令进入指定地区，沿途已令各军保护。”
1月9日，蒋于《困勉记》里写道，“白坚欲在此时消灭共党军队，此诚不识大体与环境之谈。明知其不可能而必强行之。”1月12日写道“对皖南新四军，余只求其遵命渡江。”“只要其求饶而能从命，则尽可放其北移。”[73]
1月15日，除军委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祖和政治部部长张治中以外，全体高级将领同意白崇禧“宣布新四军为叛军，撤销番号，叶挺交军法（审判）”的主张，但蒋仍然要求“再考虑一夜”。[74]
1月16日，蒋勉强同意白之主张，但日记中写道“此虽违反我意，但事既如此，则应撤销其番号，将叶项交军法会审，彻底解决，以立威信，而振纲纪。”[75]
1945年11月7日，张治中呈蒋电文提及：“三十年（1941年）春间解决新四军事件时，以职判断，觉钧座对当时之措施实未必赞同，事实上等于事后之追认。”[76]
顾祝同
1940年12月27日，在叶挺、项英向顾祝同说明经费、弹药、冬服存在极大困难，要求展期到1941年1月8日出动的要求，特别是北渡长江必须“划定皖北庐江县为职部临时集结地”,“并请指定庐江六安以北路线，庶可以防止与皖北友军无谓之误会与冲突”之提议，顾当即表示可以商量。[77]
12月28日，顾向蒋中正发报，拟除日期不得展延外，其余经费、粮弹、被服等一应照准，对新四军军部北渡提供尽可能的便利[78]：
关于开拔时间仍应遵照本部宥辰扫召电指示，一面陆续开拔，务须依限于本年十二月底北开完毕。
关于该十月份、十一月份欠发经费及冬服代金，准如数发给，至于开拔费及恤金转请核发。
关于交通路线，准增改为二线，一为泾县杨柳镇、孙家铺、姚村、小节渡、寿城镇、梅渚镇、南渡镇、竹篑桥道；一为南陵、宣城、毕桥镇、飞鲤桥、郎溪、安兴、上沛埠道。
关于友军位置，查皖南苏南各部队位置乃系依据敌情及我军任务所定部署，并已命令驻军及皖南江南二行署，予以协助，该军移动时，当能切实协助。
关于行军序列及渡江部署，该军北移应在指定路线以一团或一营为单位，逐次跃进，乘敌不意，迅速渡江，不宜以过长之梯队行进，尤不宜以大部队在临时集结地区之所通过，致被敌发觉，而误期限，至于渡江应以秘密潜渡为原则，不得已时则以绵密之部署，施行强渡。
关于补充，弹药一项应俟该军江南部队北渡半数后，准即查案补充，由该军后渡部队携带过江。
上六项除饬即并本部宥辰扫召电切实遵办具报外，另发该军开拔费各五万元，俾令迅速开拔。谨电鉴核备案
在12月30日叶挺还在要求展期北移时，顾祝同深知蒋12月10日电给予最后期限是12月31日，但并未在期限已过时立即下令进攻，反而仍在1月3日代新四军向蒋求情，电文称[79]：
深查叶挺对于北调命令，已有决心奉行。此次与之磋谈亦颇具诚意，一再嘱职请求钧座，谅其苦衷，使得江南部队顺利北调。
1月5日，在收到叶挺于2日发出的请求“先派一团于虞（七）日经前第三战区指定路线北渡，余部待机北渡”电文后，顾表示同意，并于5日再次发电给蒋中正，继续为新四军求情[80]，唯此时新四军早已于一天前秘密南下：
为贯彻前令，防止其以主力由苏南北渡，增援苏北起见，除复饬仍以主力就原地北渡外，似可允其先派一团走苏南并补给临时经费及弹药。
1月6日，在收到四十师一一九团与南下新四军交火之汇报后[81]，顾祝同当即下令上官云相[82]：
叶挺、项英不遵命令以主力由皖南渡江就指定位置，乃擅率驻皖南所部于支（4）日晚开始移动，企图窜据苏南，勾结敌伪，挟制中央，似此违背命令，自由行动，破坏抗战阵线，殊堪痛恨。为整饬纲纪，贯彻军令，对该军擅自行动部队决予进剿，仰贵总司令迅速部署所部开始进剿，务期于原京赣铁路以西地区彻底加以肃清，并严督党政方面配合军事积极工作，俾绝根株。
注释
1940年7月16日国民党提出的“中央提示案”，主要内容是：取消陕甘宁边区，代以“陕北行政区公署”，归陕西省政府领导；缩编八路军、新四军，限制其防地；把活动在江南和整个华中的八路军、新四军都集中到（旧）黄河以北冀察两省地区内[7]:139-140。
先前1月9日，刘少奇报告中央：项英、袁国平等“在紧急关头离开部队，提议中央明令撤项职”[33]。此时毛泽东同时指示：“惟项英撤职一点暂不必提。”
按国民政府档案记载，叶挺被52师156团俘虏[7]:187，袁国平于19日死于清剿中[7]:208。
与此相对应的是，先前1940年11月，国民政府宣布停止向八路军发出经费。1943年12月，八路军恢复向国民政府呈报文电。
这本书的作者乔纳森·芬比 （Jonathan Fenby） 是前《路透社》记者和编辑也是前《南华早报》编辑。这本书在2008年由《艾伦·莱恩》出版社发行第一版，在2019年由《英国企鹅出版集团》出版社发行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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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勉记》1941年1月16日，17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
《张治中呈蒋总裁函》（1945年11月7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四）第50855号。
《叶挺项英致渝蒋委员长参谋总长何副参谋总长白电》（1940年12月27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29030571。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呈蒋委员长报告已限令新四军于十二月底北开完毕电》（1940年12月28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二），第520页
《顾祝同致重庆军委会委员长蒋电》（1941年1月3日）
《顾祝同致渝委员长蒋电》（1941年1月5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30020894
《陆军第四十师方日英部在皖南围击新四军军部战斗详报》，1941年1月4日-1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2），第429-435页
《陆军第三十二集团军上官云相部皖南围击新四军军部战斗详报》，1941年1-2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2），第531页
谢选骏指出：皖南事变不论是非曲直，事实上都是通过蝈蚣俩党的内讧，顺应德苏狼狈为奸的形势，卖力向日本输诚，促成了“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从而彻底瓦解了抗日统一战线，为抗战胜利以后共产国际迅速夺占中国大陆，打下了血腥的基础！所以我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阻碍了“中共抗日”。由此可见，“三分抗日、七分内战”并非毛泽东的个人狡猾，而是他忠实执行了斯大林的奸计——毛是中国的大汉奸。
【附录三、基布兹是马克思主义的怪胎】
《走访以色列基布兹农场：平等主义理想的前世今生》（刘满新 2018-09-04 澎湃新闻）报道：
打开手机地图发现已经越来越接近以色列与约旦边境了。从加利利湖西面的山地往下走，巴士一路行驶在弯弯曲曲的下山路，最后来到湖的南面。路两旁除了以色列随处可见的橄榄树外，种植着一大片椰枣、牛油果、香蕉。在绿色种植场的护送下，巴士终于到达今天的目的地——Sha’ar Hagolan基布兹，离约旦边境只有大约一公里。
什么是基布兹？原意为“聚集”，基布兹（kibbutz）是以色列特别的集体社区。传统上，基布兹以农业生产为主，但它们与普通的农村社区有着重要差别，可以说，从1910年第一个基布兹成立，它们标志着创造一种另类社会生活的尝试。在基布兹里面，成员们过着完全平等的生活：成员间的收入平等分配，基布兹的财产或生产资料集体所有，成员之间互相帮助共同合作。（Near, The Kibbutz Movement, Vol1, 1992）是的，基布兹成立之初，最重要的原则之一便是社会主义的平等主义理想。
从第一个基布兹Degania在加利利湖南边成立，到今天大约270个基布兹都按照成员自愿加入的方式组建集体社区。成员的集体大会是基布兹中决定事务的“最高权力机构”，成员们通过直接民主方式参与到社区的管理。从成立开始，基布兹核心的平等主义理想，便是我们熟悉的社会主义原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在旅舍放下行李，沿着两旁尽是草坪和树木的小路，穿过一座座不超过两层的平房，来到Sha’ar Hagolan的食堂。基布兹的成员都会在食堂之中就餐，而餐饮都是自助餐的形式。这似乎从一开始便是所有基布兹的主要安排，食堂是成员们重要的社区交流场所。
早期基布兹：平等主义理想的艰难实现
因受到越来越大反犹压力以及一战前后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许多欧洲的犹太人迁徙到巴勒斯坦地区。随着1904年到1914年的第二波阿利亚运动（Second Aliyah，犹太人移民运动），一些从欧洲迁徙回来的开拓者，在社会主义理想和锡安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的驱动下创建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基布兹。早期成立的基布兹生活比较艰难。大部分基布兹位于当时比较孤立的地理位置，以农业为主的基布兹常常面对艰苦的开荒和种植劳动，环境恶劣时许多成员面对疾病的困扰，加上附近阿拉伯村庄长期的敌意，这些先驱开拓者面对的苦难相当巨大。平等主义式的社区生活在当时可谓必要的生活方式。成员们通过共享式的合作来对抗严酷的条件。集体劳动，并且平均分配劳动所得，使得成员们能够在集体之下获得较好的生活。同时，平等主义的分配使得在因劳动而受伤或生病的成员获得保障，这对于开拓冒险十分重要。
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这些先驱者本身持有相当强的社会主义和锡安主义理想。锡安主义指的是在历史上以色列之地建立犹太人国家。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劳工锡安主义（社会主义锡安主义），主要发源于中东欧。左翼的劳工锡安主义深受社会主义的影响，坚信以色列立国必须依靠定居到巴勒斯坦的工人阶级建立犹太人社区。与左翼锡安主义的社会主义和世界主义相对的是，右翼锡安主义主流坚信较为强力的民族主义，其中主要代表是由泽维·贾鲍京斯基（Ze'ev Jabotinsky）建立的修正锡安主义（revisionist zionism）。贾鲍京斯基坚信，左翼锡安主义的通过建立社区逐渐演进策略是不现实的，因为犹太复国本质上是殖民运动，为了保证立国，除了各种文化措施以外，强大的军队是必要条件。只有强大的军队的支持下，才能迫使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人接受犹太人的大规模移民。修正锡安主义以及后来发展出的利库德集团持有较强的民族主义，对阿拉伯国家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例如利库德第一位首相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坚持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控制，发展更多的犹太人定居点。对内，修正锡安主义坚持，以色列建国代表的是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国家，在某种意义上拒绝与阿拉伯人分享权力，一方面表达在民主以色列中包容阿拉伯人，另一方面无视阿拉伯人对犹太人定居点的反对。这一支右翼力量到了1970－1980年代成为了主流思潮。
来到巴勒斯坦的先驱者们受早年左翼锡安主义的影响，建立基布兹，其中一个重要的目标便是在此地逐渐建立属于犹太人的家园。以色列立国之后的边境，许多依据基布兹的所在地而划。在社会理想方面，他们拒绝接受资本主义，希望建立基于社会主义的平等主义社会。共享收入和资源是实现平等主义理想的重要手段，甚至可以是重要目标，不同的平等主义理论或许有不同的论证。
基布兹分布（Abramitzky 2018）
“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平等主义理想影响下，早期基布兹实行收入资源的平均分配，同时拒绝私有制，成员没有个人财产。基布兹内部没有现金流通，实行按需分配，成员们在食堂一起就餐。基布兹提供许多公共设施，成员们共同分享使用。早期基布兹还建设独立的儿童住所，成员的子女一起生活，而不是睡在她们的父母家中，同时接受基布兹提供的集体教育。成员们在基布兹内共同劳动生产，并且禁止雇佣外部非成员劳动力——根据社会主义原则，雇佣劳动实质是一种剥削。（Abramitzky, The Mystery of Kibbutz, 2018）
当然，仅有理想并不能解释基布兹的建立以及长期的发展。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Ran Abramitzky在年初出版的新书《基布兹的秘密》（The Mystery of Kibbutz）尝试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基布兹的成立以及后续的发展。在Abramitzky教授看来，有两个重要的经济学因素也影响着基布兹的建立和平等主义生活方式的维持。
首先是集体生活所带来的规模经济使得基布兹成员能够更获益。单独个人难以在偏远地区买一块土地赖以生活，需要面对很多难题：阿拉伯人的袭击，资金短缺，基础设施不足等等等等。相反，当集体共同建立定居点的时候，这些难题就能较轻易地解决。同时，共享的基布兹经济，使得内部提供的各种生产和服务有具效益。因为集体生活，公共生产能够降低原材料的单位成本，提高生产效率，特别是在平等主义理想驱动下，成员们更乐意努力集体工作。同时，基布兹内部提供的服务也因为规模化而更有效。基布兹中的伙食、洗衣、儿童看护照顾、公共设施，都因为向集体大量提供而使得个体成本降低。基布兹建立集体食堂、洗衣房、儿童住所、文化中心等等，成员们能以较低的成本获得这些服务。可以想象，女性能够从这些传统家务劳动中释放出来，参与到劳动之中，也是很重要的影响。
此外，平等主义模式也为基布兹成员带来重要的保障作用，尤其是经济保障。平等分配的生活方式使得成员们不再担心因为各种的不幸而失去好的生活，成员生病或者家庭失去重要劳动力时，她们的生活也因为集体提供的生活服务而得到保障。基布兹运动中关键的规则之一便是“为成员及其家属提供经济、社会、文化、教育、个人需求的满足，保证成员及其家属体面的生活。”（Abramitzky 2018）在基布兹成立的早期，面对艰苦的环境，未来的不明确，某种意义上好比罗尔斯在《正义论》所说的“无知之幕”，开拓者大多来自同样的背景，处于同样的经济状况，面对艰苦和不确定，很自然会选择能够互相提供保障的平等主义生活模式。
基布兹的发展：平等主义的蓬勃
基布兹成立早期的许多这些特征依然保存至今，尽管经历了几十年来的跌宕变化，正如Sha’ar Hagolan的食堂。周五晚上正好是犹太教的安息日开始，食堂满是下班休息的成员。成员中有老人，也有青壮年。一位父亲拉着一个木板车走进食堂，木板车上躺着他的女儿，女儿身上插着管，连着同在木板车上的仪器。大家与父亲打过招呼之后，也向小女孩打招呼。小女孩无法举手回应招呼，但是脸上仍然可以露出笑容。在食堂工作另一位成员，一只手不能自如活动，侧着头蹲下来，用另一只抓住小女孩的手，跟她聊天。成员们取过餐后坐在宽敞的食堂聊天进食。食堂的一边点起蜡烛，标志安息日的开始。
Sha’ar Hagolan食堂
Sha’ar Hagolan基布兹种植业和养殖业等农业行业以外，还有塑料产品工厂，其中主要生产交联聚乙烯管（PE-Xa pipe），是整个基布兹最主要的经济收入。当然，Sha’ar Hagolan还提供旅舍，发展旅游业。基布兹产业多样化之后，成员们在不同的产业中工作。
大部分基布兹在发展过程中也进行产业的多样化，从以往主要从事农业扩展到各种不同的产业。除了增加收入以外，基布兹经济的多样化同时也为成员们带来更多的保障。当基布兹成员从事不同行业中的不同岗位，具有更多样的能力时，基布兹整体面对风险的能力便会提高。例如当牛油果种植不景气时，塑料工厂的收入并不会受到冲击，基布兹作为整体的经济也能够稳定。到以色列立国以后，政府提供正式的失业保险，基布兹的平等主义方式更变为保障成员生活水平的全面支持。
从1920年最初的12个基布兹，805名成员，到以色列建国后，1950年共有214个基布兹，人口达66万成员，甚至到1980年全国共有255个基布兹，人口超过11万成员，基布兹迎来蓬勃发展时期。（Abramitzky 2018）第一代基布兹成员多数来自欧洲的犹太移民，她们见证了战争、压迫、屠杀，不少希望能够在巴勒斯坦建立新的理想家园。大部分基布兹也是在1930年代到1940年代建立。基布兹对于以色列的经济贡献却是十分关键。1950年代，基布兹的农业生产是以色列农业生产的主要部分，并且因为规模经济的影响，相对私人农场，基布兹更具能力引入更高效的大型机器。同时，因为原则上拒绝雇佣外部劳工，基布兹更有动力发展新技术，创造了许多农业上的新生产方式，包括后来著名的滴灌技术。在工业方面，从1960年代起，基布兹便拥有超过100个工厂，从食物加工、家具生产到后来的塑料、橡胶、金属、电子产品，都对以色列工业发展带来重大贡献。
基布兹成员的生活水平也开始超过以色列的平均水平。到1970年代，基布兹成员可以住在较好的住房，享用漂亮的公园和绿化，以及现代化的生活设施。这时候的基布兹，以成员间的完全平等作为目标，似乎逐渐实现了当初的平等主义理想。
基布兹面对问题：理想和现实的差异
依靠意识形态理想和规模经济优势蓬勃发展的基布兹同样也面对来自意识形态和经济方面的挑战。
早期以平等主义理想建立起来的基布兹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成员本身对这个理想的认可并投身到平等主义的事业之中。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第一代开拓者渐渐老去，新一代基布兹成员对集体主义的认同感逐渐也会减退，这或许是某种的历史必然。
在基布兹中，第一个出现的问题是集体生活对个人隐私的入侵。因为鼓励集体的社区生活，成员之间在同一块地方居住、工作、进食，互相之间能够保有私人空间变得十分狭窄。同时，集体主义生活意味着个人工作选择，衣食住行的偏好，都受到集体的指挥。甚至早期的成员也曾因无法忍受个人自由的压缩而离去。新一代的基布兹成员受更多个体主义的影响，对集体指挥的认同相对就更弱了。
另外，对集体主义生活认同感减少还体现在新一代基布兹成员对儿童住所体系的否定。家长们开始更希望子女能够与她们一起居住生活，而不再是每天限时的亲子会面。经过激烈的讨论，大部分基布兹农场废除了儿童共住体系，子女开始与她们的家长同住。
这些意识形态上的改变，不仅仅影响成员对平等主义的认同程度，同时也会带来或增强不同程度的经济问题。当儿童共住体系废除后，基布兹需要扩大或重新建造家庭住所，使得有子女的家庭能够舒适入住。为此，基布兹便需要向政府和银行做更多的信贷。以色列立国以后，劳工锡安主义已经成为以色列国内主流。长期执政的包括左翼的以色列地工人党（Mapai）以及后来的以色列工党，领导人大多是在第二次阿利亚运动来到巴勒斯坦地区，包括以色列首任总理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于是，左翼政府自然会对基布兹提供较多的支持，也为基布兹提供更低廉的信贷。但是，这也同时埋下了后来基布兹危机的种子。
另一方面，基布兹成员希望获得更大的个人自由，决定个人学习、生活、工作。基布兹内部不存在现金流通，成员也没有个人银行账户，但为了满足成员的要求，不少基布兹开始引入个人预算制，例如每个成员每月有某某额度的预算，可以在基布兹内的商店换取物品，衣物、家具、个人用品等等。成员可以根据个人喜好自由地“购买”物品，同时基布兹中变相引进了私有财产。
对基布兹更大的质疑针对的还是平等主义经济的安排，首当其中的是“搭便车问题”（free-rider problem）。因为平等分配，个人不管在什么岗位做多少工作，她所获得的收入都是恒定的。既然在工作中少付出收入也不会改变，那个人为什么还要全力以赴呢？同样，既然食堂食物任意领取，房间的电费集体缴纳，个人为什么需要节约呢？搭便车以及相关的这些问题，都是比较常见对平等主义的质疑。百分之百平等主义的基布兹可能需要面对更严重的搭便车问题。然而，Abramitzky教授的研究指出，基布兹成员事实上并没有如大家想象那样搭便车者遍地。根据以色列多年的人口普查数据统计，在个人上报的工作时间中，基布兹成员平均每周工作时长超过以色列城市人口和非基布兹的农村人口。另外，根据1995年的数据，Abramitzky教授发现，基布兹成员从25岁到69岁年龄段都有超过85%的人口参与到工作劳动之中，远超非基布兹人口。当然，这不是最好的统计，个人上报可能会造假，也不排除总有部分人会搭便车，当这些数据的确反映，基布兹中的搭便车问题并非想象中那么大，并不会破环基布兹的平等主义运作。
其他经济上的问题，例如人才流失和逆向加入，对于蓬勃发展时期的基布兹同样并非大问题。然而，当1980年代基布兹危机发生后，一切似乎就不一样了。
基布兹危机：理想在现实面前的失守
在耶路撒冷南部与伯利恒交界，同样属于以色列边境的位置，Ramat Rachel基布兹在山上遥望位于伯利恒的拉结之墓（Tomb of Rachel）——犹太人祖先雅各的妻子拉结所葬之地。除了大片种植园以及成员平房以外，与Sha’ar Hagolan不同的是，Ramat Rachel基布兹看起来现代化很多，并且拥有颇为豪华的度假酒店。酒店以及车厘子种植负责人Dotan说，他带领的车厘子生产全球领先，出口到世界各地。同时，Ramat Rachel基布兹发展起来的高科技产业，为农业、医药业、钻石加工行业提供精准点数和包装技术。不止三次，Dotan颇为骄傲说，她们依然保持平等主义的生活方式，没有钱，但十分富裕。
然而，当下并非每一个基布兹都能如此。1980年代出现的基布兹危机迫使大部分基布兹进行改革，开始逐渐远离平等主义的最初运作。
在以色列工党的执政下，基布兹获得很多优势。左翼政府对社会主义基布兹提供很多支持，包括上文提到的低息信贷，政府对基布兹产品的补贴，以及在以色列税法底下，基布兹只需要按照成员平均收入进行纳税，这样基布兹成员避免了很多以色列累进税制下本需要缴纳的税。不过，1977年以色列选举，右翼利库德集团执政之后，逐渐开始减少对基布兹的资助。而随后的经济危机更是大大打击了基布兹。
1970年代，左翼联盟政府面对各种内忧外患。首先是第四次中东战争，以色列与埃及和叙利亚两国联盟对战。这次战争在国内引起极大反响，特别是国内对以色列战前准备不充分的不满，掀起一系列的抗议活动。最高法院随即发起调查。在调查和抗议活动的压力下，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Golda Meir，以色列首位女总理）最终辞职。
这次战争还引起了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报复，发起了对支持以色列的国家的石油禁运，引起第一次石油危机。在石油危机的影响下，以色列对外经济受到影响，本来已经严重的通货膨胀进一步加深。另外，工党内部还发生多起贪污丑闻，涉及到政府内部多名高层，这使得以工党为主的左翼联盟出现不同程度的执政危机。
另一方面，以色列立国30年后，人口构成开始出现大的变化。中东国家以及西班牙葡萄牙移民到以色列的犹太人（及其后裔）已经成为以色列犹太人的大多数。而工党左翼多为东欧犹太移民。人口中的大多数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代表来照顾他们的利益，工党被视作政治统治精英集团。利库德集团通过动员这被忽视的大多数，在大选中获胜，完成了此次革命。
按照Abramitzky教授援引的数据，1980年代初，基布兹经济年收入达到20亿美元，盈余达1.2亿美元，资产远大于负债。此时以色列迎来了一次经济危机。当时以色列通货膨胀严重，年通胀率从1980年的131%攀升到1985年的500%。（Near, The Kibbutz Movement, Vol2, 1997）同时，以色列税率高企，商品出口降低，很多生产业，特别农业受到严重冲击。基布兹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出现危机。
在蓬勃发展时期，基布兹通过大量贷款进行生产发展，扩大生活区，提供更多的公共设施。同时，政府为了控制通胀实行一系列稳定措施，使得本来依靠通胀可以减缓还贷压力的基布兹面对相当高的利率。到1984年，基布兹年盈余变为亏损，赤字达1.65亿美元。到1988年，基布兹总负债接近50亿美元。（Abramitzky 2018, 以及Near, 1997）即便最终通过谈判，部分债务得以取消或重组，基布兹仍然深陷危机之中。基布兹成员生活水平直线下降。一系列大问题直接影响到基布兹成员的生活，以及基布兹的生存。
随着平均生活水平的下降，基布兹内出现严重的人才流失。当外部的生活前景如收入期望值和生活保障比内部高的时候，基布兹的成员可能会选择离开基布兹，特别是拥有更高学历或者更高技术水平的成员。当基布兹危机到来时，基布兹成员的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同时，以色列此时逐渐开始了高科技产业的飞速发展，使得城市生活前景渐渐高于大部分基布兹。再者，当处于经济危机的时候，基布兹能够提供的生活保障也将大幅下降，甚至出现严重的退休金短缺。因为成员没有个人账户，退休保障有基布兹提供，然而当基布兹无法承担的时候，成员们没有存款，甚至居住了一辈子的房子也不属于自己，政府提供的基本社会保险金不足以维持全部生活。根据以色列国会讨论的数据，到2010年，30%到50%的基布兹成员将会是退休人口。老一辈的基布兹成员将面对严峻的问题，生活保障不再吸引新一辈的成员留守，基布兹不再能够留住基布兹成员，人才流失变得严重。反过来，高水平劳动力流失又加重了老一辈基布兹成员的生活问题，没有足够高效生产力的基布兹难以提供足够的生活保障。
仿佛一夜之间基布兹成员被抛弃在风暴之中，打击十分巨大。
基布兹改革：逐渐远离平等主义的理想
为了生存，基布兹不得不进行根本性的改革。私有化从1990年代开始逐渐出现在各个基布兹中。私有化改革的目的是希望尽量保证基布兹平等主义的原则的同时，尽可能地摆脱当前的经济危机。核心的思路，是由Yehuda Harel提出的，将基布兹的经济和社区生活分离开来。
提高效率是首要的目标。在基布兹日常消费方面，为了减少平均分配所造成的浪费，大部分基布兹开始实行服务的私有化改革。比如，以往的电费由基布兹集体缴纳，现在改为个人、家庭自主负责；部分基布兹开始改革集体食堂，有两成基布兹甚至将食堂承包出去，以减少食物浪费。很多服务通过私有化来实现节源，不过平等主义核心的服务仍然由基布兹集体承担，例如医疗、儿童看护、文化中心等等，以保证平等原则的不变。基布兹同时会建立特别基金，用来帮助紧急需要照顾的成员。（Abramitzky, 2018）基布兹还提高成员个人的每月津贴配额，鼓励成员为自主生活负责，到2001年，七成基布兹开始对成员在集体食堂的就餐进行收费。
在生产方面，为了提高效率，大部分基布兹开始私有化它们的生产部门和服务部门，实行经济与社区生活分离。大部分基布兹工厂和农场成立独立分支，以最大化利润和降低成本为主要目标。这样的运作，完全就是将经济方面变为资本主义模式，让生产部门可以独立于基布兹全体作出运作的决定。部分基布兹甚至高薪从外部聘请专业管理者来打理它们的产业。基布兹的生产部门在某个层面可以不顾虑基布兹的集体生活方式进行运作，基布兹内部的社区生活仍然由基布兹成员决定。甚至部分基布兹内的幼儿园和学校，也被专业管理人员发现存在资源浪费，通过开放给基布兹周边居民儿童入学来实现资源充分利用，一方面提高经济效率，另一方面也提高基布兹在附近地区的声望。（Near, 1997）
对于成员而言，为了更好地留住成员为基布兹贡献，多种举措同时实行。大部分基布兹开始允许更多的成员到基布兹外就业，而且鼓励成员获取更高的教育，就职更高收入的工作。同时，基布兹也鼓励成员在基布兹内部成立新的商业部门，为基布兹广泛开源。除此之外，基布兹也开始更大规模地雇佣外部劳动力，用以补充流失成员空出的低技术工作。
更远离平均分配的改革出现在基布兹开始引入成员收入差异制。为了提供生产效率，并且尽可能留住高素质劳动力成员，基布兹开始实行反映市场的收入改革，通过参考市场上同学历同类岗位的薪酬，向基布兹成员提供不同的收入。在基布兹外部工作的成员保留他所获得的较大部分收入，内部工作的成员则按照新标准发放差异薪酬。那些能够为基布兹带来更高收入的成员，所能获得收入也会更高。并且根据学历的不同，成员会得到相应的收入。
没有比成员间的收入差异更远离基布兹当初的平均分配理想了。基布兹成员之间开始产生妒忌。老一辈成员投身数十年到基布兹中，为新一代成员提供高水平生活和高水平教育，最后新一代成员获得比老一辈多得多的回报，令不少老成员感到不公。某些成员因感到不公而起诉所在的基布兹。
当然，不同的基布兹改革的程度不一样。较为贫穷的基布兹不得不通过牺牲平均分配的理想来保证生存，而较为富裕的基布兹则可以更大程度保有平等主义的生活安排。大部分基布兹保留了生活保障底线，为成员提供最低收入保障、基本医疗、社会保险、公共设施等等。更富裕的基布兹，或许可以像Dotan所在的Ramat Rachel那样，依然保持着平均分配的安排模式，继续没有钱但很富裕的生活方式。除了富裕程度以外，成员对平等主义理想的认可度也会影响到基布兹在改革后是否能够保持较高程度的平等主义安排。但不可否认的是，危机之后的改革，已经使得基布兹整体上偏离了成立早期的社会主义、平等主义理想了。
今天的基布兹
在Ramat Rachel的餐厅就餐时，讲解到一身大汗的Dotan坐在旁边。想起他很自豪地介绍Ramat Rachel种植的车厘子如何革新技术提高生产出口全世界，他本人也常常被邀请到世界各地介绍车厘子的新种植技术。同时，我也想起坐在Sha’ar Hagolan食堂，躺在木板车上的小女孩。她爸爸吃过饭后，拉着她的木板车走在两边尽是草坪和树木的路上回家，在黄昏中渐行渐远。
经历过一个世纪的基布兹，有过蓬勃发展也有过严峻危机，到今天以新的方式继续存活着。最早形成的平等主义理想在这一百年间以不同的方式实现着，也鼓励着我们不断思考，平等主义的现实应该是什么模样。
谢选骏指出：基布兹是马克思主义的怪胎——它的兴衰起伏大致与共产党集团相通。
网文《基布兹》（佚名）报道：
基布兹（希伯来语为“聚集”之意，英语：Kibbutz、复数kibbutzim）是以色列的一种集体社区，过去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现在也从事工业和高科技产业。
基布兹的目标是混合共产主义和锡安主义的思想建立乌托邦社区，社区里的人没有私有财产，工作没有工资，衣食住行教育医疗都是免费的。外人可以自愿加入基布兹，里面的成员也可以自愿退出，退出的时候可以领到一笔退出费以回报对社区的贡献。不过近几十年有些社区进行了私有化，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
2013年以色列有274个基布兹，工业产值约120亿美元，占全国的9%，农业产值75亿美元，占全国的40%。虽然其它国家也有公社企业，但没有任何国家让自愿的集体社区承担如此独立的自治权。
简介
基布兹是希伯来语“团体”的意思。以色列政府规定：基布兹是一个供人定居的组织，它是在所有物全体所有制的基础上，将成员组织起来的集体社会，没有私人财产。它的宗旨是在生产、消费和教育等一切领域实行自己动手、平等与合作。
在以色列全国各地，从北部的戈兰高地到南边的红海，大约有120,500人生活在269个基布兹中。成员人数从少数的不足100人到有些基布兹超过1000人不等。虽然每个基布兹在社会上和经济上都是个自治单位，但是许多全国性的联合会向它们提供活动的协调以及某些服务。最大的全国性联合会是统一基布兹运动，按照它的希伯莱语首字母缩略词被称为塔卡姆，大约60%的基布兹都附属于它。32%左右的基布兹属于基布兹artzi运动。第三个联合会是基布兹宗教（宗教基布兹），6%的基布兹附属于它。最后，有两个全国性的极端正统的基布兹属于从生到人的正统运动。多数基布兹的布局相似，具备位于中心的诸如餐厅、礼堂、办公室和图书馆等公共设施，周围是成员的住宅和花园，在这些以外是体育和教育设施，周边则是工业大楼和农田。从定义上来说……一个基布兹是：“……一个志愿组合的集体社区，主要务农，在那里没有私人财产，它对它的成员及其家庭的一切需要负责。”（《犹太人百科全书》，1969年）。
如今的以色列，基布兹不仅没有过时，还正成为时尚词语，新生出所谓的“城市基布兹”、“宗教基布兹”等，是志同道合者的一种聚居方式。当然，与传统的基布兹完全不同，这些拥有时尚称谓的基布兹，只是借用基布兹的旗号来标定特指某些群体。
基本情况
1.人人不需用钱包“基布兹”的基本原则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共产主义社会）。它的一切财产和生产资料为全体成员所共有。成员之间完全平等，大家一起劳动，共同生活。“基布兹”的住房、汽车、学校、图书等等属于“基布兹”的每一个人。如何分配年度利润，也由大家一起商定。社员平常的开支，包括吃饭、穿衣、看病保健、教育、旅游乃至听音乐会、看电影等全部免费，并由集体统一分配。在“基布兹”的食品店、服装店，每个成员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表格，需要什么只管拿，签个字就行，所以说“基布兹”内部没有金钱往来，成员不领取任何报酬或工资。但一般“基布兹”都为每个社员设有一个外购用的帐户，如果所需东西在“基布兹”内部实在买不到，则可以从帐户上取些钱到外地购买。
2.衣食住行随人意
吃：“基布兹”成员家里一般没有厨房，大家都在集体食堂就餐。一般采取自助餐的方式，各人自己挑选食物，然后端到桌上与家人或朋友一起吃。食堂里除专职炊事员外，全体成员都要轮流到食堂帮工。
穿：早先服装完全属于集体，一个成员这星期穿的衣裤，换洗后下星期可能就轮到另一个人穿。现在生产发展了，条件改善了，人们可到“基布兹”商店自行挑选服装。为满足成员对样式、颜色的要求，“基布兹”还到外面去购买服装，“基布兹”设有统—的洗衣房。从袜子到毛毯全部免费洗、补、熨、烫。
住：成员住房由“基布兹”统一提供。每户都有一套舒适的住房，包括客厅、卧室、卫生间等。房里的一切，从灯泡到电视机、家具等等，一切全由“基布兹”提供。但家庭的布置并非一模一样，人们可在费用差不多的前提下，按自己的喜好来选择物品的样式和颜色。
行：“基布兹”购有自己的大小轿车。因公或节假日用车免费，因私用车，需缴汽油钱。“基布兹”可说是个设施齐全的小社会，其成员一般不出“基布兹”就可满足一切生活的基本需要。“基布兹”的服务设施，包括招待所、游泳池、健身房、博物馆、中小学校、医院、食堂、犹太会堂、服装店、超级市场、洗衣房、工厂、仓库、工具房、电工房、养鸡场等等。
3.民主决策会“基布兹”内部实行民主管理，全体成员共同参与。每周都要召开一次全体成员大会。“基布兹”的日常事务由全体大会选出的管理委员会负责。管理委员会下辖生产计划、文教、劳动、财务、卫生体育、住房等若干专门委员会，遇到问题先由专门委员会进行初步表决，然后将讨论决定交成员代表大会最终表决。在大一点的“基布兹”里，全体大会一般在大礼堂举行，台上设有发言台，安有麦克风。小一点的“基布兹”就在食堂举行，晚饭后把餐桌擦干净，就地举行全体大会。多年的实践，在“基布兹”形成了系统的辩论、投票和动议程序。在决定所谓原则性问题时，简单多数票还不够，必须有2/3的票才行。但是由于“基布兹”的许多人思想相对比较激进，人们对许多问题容易“上纲上线”，与什么复国主义宗旨、赫茨尔思想、戈尔登传统和平均主义等等扯上关联。于是，在“基布兹”原则问题往往很多很多，一辩论就是大半个晚上，第二天大家还要一大早就上工。
4.“基布兹”幼教乐园。“基布兹”儿童从小就过着集体生活，不了解这里儿童集体住宿生活的外国人，常常对此感到困惑，认为它缺乏母子亲情。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每天下午4点左右，“基布兹”的孩子们回到父母身边，与家人一起呆到睡觉时间，然后由父母把他送回集体宿舍，在那儿给他唱童谣和催眠曲，并让孩子喝上一杯奶，然后在晚安声中吻别。幼儿园由专人负责看护孩子。“基布兹”这样做有两个优点：第一，不让孩子问题影响父母的日常劳动和娱乐活动。同时从小培养孩子们的集体主义观念；第二，由于每天孩子与父母只团聚几个小时，使这几个小时具有了更高的“质量”。各家视这几个小时的团聚为一种“活动”，都精心安排。其间，孩子往往表现得很乖，父母也总是极力满足孩子的要求，把全部身心都集中到孩子身上。
5.时代变，“基布兹”也在变。“基布兹”从事的农业生产利润越来越少，于是转而发展工业，这是早期“基布兹”运动无法想象的事情。人们愈来愈认识到，未来的经济不能仅靠苹果园、养鸡场、养牛场和粮食作物等，还要发展工业。现在“基布兹”工厂什么都生产，产品从时装、食品、家具到电子设备、农机以及计算机等，种类繁多。这一变化在“基布兹”内部曾引起一场“在工厂按电钮，还是用双手在土地上劳动”的大争论。但经济的压力迫使许多“基布兹”不得不把越来越多的社员安排到工业建设上。如今，许多“基布兹”正在讨论是否引入工资的观念。一些人担心，为适应环境变化所作的这些调整，将使“基布兹”危险地背离最初的原则。但其他人则认为这种妥协和随机应变的能力是“基布兹”生存的关键所在。经济变革是“基布兹”面临的一个问题，但“基布兹”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基布兹”人口的减少，即青年一代的认同问题。随着科技的进步，与外界交往的频繁，在富庶和繁荣中长大的“基布兹”年轻一代，受社会享乐思想影响，希望自己有小汽车，有更多的钱到国外旅游，对“基布兹”狭小的天地感到不满足，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兴趣和渴望，有部分年轻人在服兵役或到高等学府深造后，不回到土生土长的“基布兹”，而是到大城市去工作，这一现象无疑将影响到“基布兹”的未来。
虽然“基布兹”面临着许多问题，但它在以色列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它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创造着“奇迹”，它的耕地面积为全国耕地的35%，其农业产值却占全国总产值的40%，以色列全国50%的小麦、55.4%的牛肉和80.4%的棉花产自“基布兹”。它的工业产值也占全国的7%，近些年“基布兹”还大力发展旅游业，建立了许多旅游景点，并提供一流的饭店服务。“基布兹”像一个谜吸引着无数的观光者，每年还有许多志愿者利用暑假到这里来打短工。这些志愿者多不是以色列人，而是欧洲青年。他们来“基布兹”一方面是出于好奇，另一方面据说也是因为这时正值水果成熟，能够吃到大量新鲜水果。如果你想了解“基布兹”，最好请一位当地朋友领着到那里住一周，同朴实好客的“基布兹”人一起在田里劳动，参加“基布兹”大会和各种群众活动，真正深入到“基布兹”的生活中。如果你仅随旅行团来参观，难免与“基布兹”成员间形成一堵高墙，使你无法真正了解他们。
“基布兹”有三个主要组织，其一是联合“基布兹”运动，政治上与工党相一致；第二是宗教“基布兹”运动，政治上与右翼相一致；第三个是全国“基布兹”运动，政治上接近左翼联盟。另外还有无党派“基布兹”等。这些组织在1963年组成了一个联合体，对于政府，它代表“基布兹”运动处理政治和金融问题；对“基布兹”本身，它具体指导农业、工业和服务性行业，制定文教计划，并研究“基布兹”内的各种社会问题。）“基布兹”对国家的作用在以色列，生活在“基布兹”里的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2.4%。但凡是介绍以色列的书籍，或是到过以色列的人，莫不给予“基布兹”特别的关注，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因为以色列许多精英人物都来自“基布兹”。自1948年建国至今共有8位总理，其中4位来自“基布兹”。他们是本·古里安、摩西·夏里特、莱维·艾希科尔和果尔达·梅厄。以色列精英人物中有相当多的人要么生活在“基布兹”，要么在那里出生。在工党执政的29年中，其内阁成员的1/3都来自“基布兹”。在以色列国防军中，许多高级将领原本也是“基布兹”成员，如曾任国防军总参谋长和国防部长的摩西·达扬，就出生在以色列第一个“基布兹”（“克武查”）。在1967年的六五战争中，以色列30%的空军驾驶员和近1/4的陆军军官是“基布兹”成员。在这场战争中，以军阵亡778人，其中200人也都来自“基布兹”。
其次，以色列的复国主义运动源于这里，并在这里成长。“基布兹”创建人都是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早在20世纪初，从东欧就移居到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他们的思想受本世纪初俄国激进社会主义革命思潮的影响，尤其是“乌托邦”集体农庄思想的强烈影响，他们到巴勒斯坦不仅要建设一个新的政治实体（如赫茨尔）和新的文化中心（像本·耶胡达），而且还要建设一个新的社会体制，即不仅要创造一个现代国家，而且要创造一个基于平等和劳动两种思想之上的新型社会。劳动思想在这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既是这批“乌托邦”理想社会理论的基本点，同时也是现实的必需。本世纪初的巴勒斯坦可说是一片荒芜之地，严重干旱，几乎没有树木，并流行多种疾病。空洞的理想在这片荒漠面前变成了空中楼阁，所以“亲自劳动”思想成了实现巴勒斯坦“社会主义之梦”的必由之路。这一思想的代表人物就是A·D戈尔登（Gordon）。正如本·耶胡达认为，唯有复苏希伯来语，才能彻底使犹太人与祖国相认同。戈尔登认为，唯有通过在以色列土地上身体力行地劳动，才能治愈和净化犹太人回归祖国的心灵。他把这种劳动称为“希伯来劳动”，他认为“希伯来劳动”既是达到目的的途径和手段，也是目的之所在，因而就是生活的最高价值之所在。因此在以色列，你看到图片上的戈尔登是一幅留着长长胡子，身着农民服装，在“基布兹”的农田里弯着腰，双手拿着锄头干活的形象。
其三，犹太复国主义吸引着无数犹太精英回归巴勒斯坦，经过近百年的奋斗，“基布兹”为以色列的经济建设，特别是农业和环境建设建立了卓越的功勋，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可以说不了解“基布兹”及其发展过程，就无法了解以色列。实际上，当你翻开以色列的地图，看到300多个小黑点旁用希伯来语标出的“基布兹”星罗棋布的遍布全国，你就不难想象它在以色列的重要位置。1909年，一批东欧年轻犹太移民在太巴列湖附近的德加尼亚创建了第一个名叫“克武查”的新型农业集体生产组织，这就是第一个“基布兹”。“基布兹”是希伯来语“集体”的音译，人们一般把它译成“农业合作社”或“集体农庄”等。早期“基布兹”的生活十分艰苦。他们清运岩石、沙砾，在上面盖起简易住房，然后挖沟掘井，引水灌溉，尝试种植谷物。同时还艰难地清除一片片沼泽污水坑；减少蚊虫的肆虐和各种传染病的威胁；为后来陆续到来的人创造良好的生存环境。曾有些人因忍受不了这恶劣环境和艰苦的劳动而离开了巴勒斯坦。“基布兹”发展到今天，已有270多个，遍布以色列全境。“基布兹”成员共12万多人。大的“基布兹”拥有2000人以上，小的只有一二百人。
管理模式
“基布兹”（Kibbutz）是希伯来语“集聚”、“团结”、“集体定居点”的音译，它指的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农业公社或集体农庄，它既是一种农业经济实体，也是一种群众性的社会自治组织。
1909年底至1910年初，第一个基布兹——德加尼亚基布兹在约旦河谷南端金纳雷特（Kinneret）湖畔的德加尼亚（Degania）地区建立起来。这个基布兹最初只有7名成员，他们集体劳动、集体生活、集体拥有并且保卫自己的财产和安全。
到1947年以色列建国前夕，基布兹的数量已增至145个。以色列建国后，基布兹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20世纪末，以色列的基布兹总数约300多个。
现在小的基布兹约200人左右，大的则有2000人，大多数基布兹的规模则在400人至600人之间。
（1）所有生产资料、劳动产品和个人收入均归集体所有。除分配给个人的生活必需品外，基布兹成员不拥有任何私人财产。
（2）实行个人生活必需品的供给制。在基布兹内，没有商品，也没有货币。基布兹成员所需要的一切，从住房、卫生、教育和食物，都由基布兹负担。他们在公共食堂就餐。他们的子女由公共托儿所与学校抚养和教育，直至成年后成为基布兹成员。
（3）权利平等，民主管理。基布兹成员在政治经济方面的权利一律平等，人人在生活用品的享用、选举、教育、娱乐、休假等方面都享有同等资格。
（4）各尽所能，禁止剥削。在基布兹，凡是有劳动能力的成员都必须从事自己力所能及的劳动，无劳动能力者则由基布兹提供生活保障。基布兹既没有雇佣劳动，也不允许其成员受雇于人。
基布兹人把生产劳动视为创造财富、保持集体凝聚的巨大力量，所有有劳动能力的男女成员都积极而热情地参加集体劳动。劳动光荣是人们的基本理念。即便是国家议员和政府要员，只要他是基布兹成员，每年必须回来参加劳动一段时间。
基布兹成员一年中大体上只干半年活，其余时间则可以自由选择学习、娱乐或外出旅游。基布兹对各种工作实行轮换制度，因为这既可以克服劳苦不均现象，又可以避免枯燥感。轮换期有长有短，一般是一年轮换一次。但从事较高技术含量工作的人则相对稳定一些，他们往往只是象征性地轮换一段其他工作后又重新回到自己的专业岗位。
现在几乎每个基布兹都有自己的工厂，从时装、食品、家具到电子设备、农业机械和灌溉设备以及计算机、机器人等高科技产品都有生产。其中相当一部分还用于出口。为了增强工业品的生产能力和竞争能力，一些地区的基布兹走上了联合的道路，建立起了较大规模的区域性联合企业。
基布兹实行全体成员民主管理制度。凡年满18岁并服满两年以上兵役者可申请加入基布兹。申请者要经过一年的考察后方能成为正式成员。凡表现不好、屡教不改的基布兹成员，全体成员大会可以决定将其开除出去。
每个基布兹的最高行政领导是秘书长。秘书长下设几个专门委员会，如教育委员会、生产计划委员会、财务委员会、住房委员会、卫生委员会等。各委员会主任与秘书长一起组成基布兹的执行机构——秘书处，负责处理基布兹的日常事务。
秘书长和各委员会主任都由基布兹全体成员大会选举产生，每届任期2年至3年，专职专任。各委员会的委员则由不脱离生产劳动的基布兹成员轮流兼职担任。有关基布兹的各种重大问题均由全体成员大会讨论决定。基布兹每周六召开全体成员大会，讨论并通过基布兹的预算和生产计划，批准接纳新成员，对管理者的工作提出建议和批评，等等。
基布兹建造了各种必要的生活设施，尽量满足每个成员的要求。公共食堂是基布兹的中心。每个基布兹成员都在公共食堂就餐。吃饭采取自助餐的形式，多种主副食由每个人自己挑选。基布兹成员的住宅大多为花园式的二层别墅，未婚者也都有单间住所。房间内的一切全部从基布兹领取。住宅周围种满花草树木，环境优美。附近有游泳池、运动场、俱乐部、文化室、洗衣房、育婴室、托儿所、幼儿园、少年之家、老年之家等。基布兹的生活消费品统一采购，定期登记领取。
基布兹成员外出旅游观光、探亲访友时所需交通工具也由基布兹提供。但每个家庭的生活也并非千篇一律，因为在花费差不多的前提下，各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爱自己选择物品。基布兹人的子女从小就过集体生活。婴儿出生后交育婴园，一年后转入托儿所。孩子在4—5岁时进入幼儿园，7岁上小学，13岁之后进入少年之家，18岁中学毕业后服完两年兵役，方可申请加入基布兹。这样，基布兹人由于长期过集体生活，集体观念、平等意识极强，而血缘观念、家庭观念则较为淡漠。
至今工党和统一工人党仍然掌握着基布兹，其中工党掌握着约2/3，统一工人党掌握着约1/3。在军事方面，每个基布兹都是一个准军事组织，基布兹成员都有武器，他们平时生产，战时打仗。
Netafim是以色列最好最富裕的基布兹。Netafim是全球最大的滴灌（一种节水灌溉技术）设备生产商，它可以带来良好的经济回报。而基布兹公社拥有Netafim过半的股份。
是否进入基布兹，是每个人的自由选择。外面的人可以选择加入，里面的人可以选择退出。退出基布兹，会得到一些经济上的补偿，相当于退休金。
谢选骏指出：基布兹虽是马克思主义的怪胎，但没有变成列宁斯大林的暴力团，因为巴勒斯坦毕竟是英国托管的殖民地。
【附录四、苏联就是纳粹】
《纳粹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比较》报道：
许多研究者做出了纳粹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对比，其中他们考虑过这两种意识形态是否相近或不同、这些结论怎样影响人们对20世纪历史的理解、这两种制度之间存在什么联系，以及为何两者在同一时期声名显赫的问题。有关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已经被争论过。[1]20世纪期间，纳粹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比较成为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和人性的话题。这两种制度被认为与倾向自由主义的西方大不相同，强调两者之间的相似性，同时两者间的不同被缩小。[2]汉娜·阿伦特、卡尔·弗里德里希和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是对这一“极权主义”解读的著名拥护者。[3]极权主义模式在1970年代被从现代化方面理解苏联的政治学家挑战，[4]还有功能主义学派历史学者马丁·布罗萨特和汉斯·莫姆森，二者提出纳粹体制太混乱而不被认为是极权主义。[5][6]被冷战期间政治学者的理论基础主导的斯大林主义与纳粹主义的比较，现在接近于实证研究的基础，由于大量可以获得的信息。然而这仍然是被学术研究忽略的领域。[7]
斯大林主义与纳粹主义的相似性
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库尔特·舒马赫名言称共产党人是“红色纳粹党人”，[8]而且两种运动使彼此获得权力成为可能。
虽然纳粹党在意识形态上反对共产主义，阿道夫·希特勒及其他纳粹领袖频繁表现出只有苏俄是他们所能找到的革命和意识形态的同路者的认同。[9]阿道夫·希特勒仰慕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10]许多场合希特勒公开赞扬斯大林，而且他明确评述斯大林寻求清除苏联共产党中的犹太人影响，尤其是清洗列夫·托洛茨基、格里高利·季诺维耶夫、列夫·加米涅夫、卡尔·拉狄克之类的犹太人党员。[11]
斯大林主义与纳粹主义彼此强调乌托邦式生命政治学的重要性，尤其是在生殖方面。[12]这一强调，并不是唯一的，在当时许多欧洲国家尝试优生学的情况下，而且斯大林主义与纳粹主义的理想截然不同。[12]关键的相似之处在于生育政策与国家意识形态目标的联系。[13]然而两种制度之间的观点上有重大差异。斯大林的苏联从不官方支持像纳粹那样做的优生学——苏联政府称优生学为“法西斯科学”——即使尽管事实上苏联有优生学家。同样两种制度对家庭与有偿劳动之间的关系有不同观点——纳粹主义提倡一个男性持家的家庭，而斯大林主义提倡两个工薪阶层的家庭。[14]
纳粹德国、苏联和法西斯意大利都高度集中于低出生率。[15]苏联和纳粹德国的生育政策通过他们的医疗体系主管——两种制度都视医疗为发展他们设计的新社会的支柱。[16]当时苏联从头设计公共医疗体系，纳粹德国基于德国从1883年起由奥托·冯·俾斯麦的法案发展起来的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国家级公共医疗程序的已有的公共医疗体系。[16]纳粹注重德国的医疗体系以推行纳粹在这方面的意识形态上的组成部分，并且把已有的志愿的和政府公益机关替换成新的迎合种族卫生及其他纳粹意识形态的成分的机关。[17]
共产党在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于1920年随着俄罗斯优生学院的建立而接受优生学，次年建立苏联科学院优生局。[18]
政治暴力和暴力社会
斯大林主义与纳粹主义都在运用大规模暴力。[19]斯大林苏联与纳粹德国都运用国家机关领导集中营——苏联的NKVD和纳粹党卫军。[19]两种体制都以排外思想为基础实行暴力反对少数族群——纳粹的排外暴力明目张胆但解释成反对“不合群的”元素，而斯大林主义的排外暴力掩饰成反对“危害社会的”元素——那就是针对散居的民族的术语。[20]
斯大林的苏联和纳粹德国都是暴力社会，那里大规模暴力都受国家认可，如1937至1938年苏联大清洗和纳粹德国及其二战期间占领区的大屠杀。[21]斯大林苏联建立了包含有犯罪前科者、罪犯、无业流民、剥夺选举权者及“反阶级成分”在内的“危害社会的”或者“社会危险”者被驱逐进去的“特别定居点”。[22]“特别定居点”大量设置在西伯利亚、北极、乌拉尔山区或其他不宜居住的地区。[23]1933年7月，苏联以他们的种族划分为基础有效地大规模逮捕了5000名罗姆人，他们在那一月被驱逐到西西伯利亚的“特别定居点”。[23]1935年，苏联逮捕了160,000无家可归的人和少年犯并把大多数送到NKVD劳改营实施强制劳动。[24]
与纳粹主义相似，斯大林主义事实上从1930年代到1950年代在苏联实行种族驱逐，有总共3百万苏联公民被处以基于种族的重新安置。[25]第一次大的种族驱逐发生于1932年12月至1933年1月，其间60,000名库班哥萨克受整个集体的刑事指控为对抗社会主义与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同流合污。[26]从1935年到1936年，苏联驱逐了居住在乌克兰西部的波兰裔和德裔苏联公民，以及苏芬边界上的芬兰裔苏联公民。[26]1935年到1936年的这些驱逐影响了上万户家庭。[26]从1937年9月到10月，苏联当局从远东地区把朝鲜人驱逐到日占朝鲜。[26]苏联当局宣称这一地区是“日本人耕种的肥沃土壤”——意味着苏联怀疑朝鲜人可能暗中和日军联手统一日占朝鲜。[26]超过170,000名朝鲜人从1937年9月到10月被驱逐到苏联中亚部分的偏远地区。这些基于种族的驱逐反应了斯大林主义政策的基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怀疑这些人对外国资本主义影响敏感，以及基于复兴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苏联排外主义”新趋势。[26]
1941年纳粹德国向苏联宣战后，苏联发起了另一个大规模的种族驱逐。第一个以苏联德意志人为目标，1941年9月至1942年2月间，900,000人——超过已有苏联德意志人社群的70%——在大规模行动中被驱逐到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27]第二波大规模的种族驱逐发生在1943年11月至1944年5月间，其中苏联当局驱逐六个族群（巴尔卡尔人、车臣人、克里米亚鞑靼人、印古什人、卡拉柴人和卡尔梅克人）计有900,000人。[28]二战间及之后还有小规模涉及种族清洗和散居民族的行动，其中数万名克里米亚保加利亚人、希腊人、伊朗人、肯什人、库尔德人和美斯可黑田突厥人从黑海和外高加索边境地区被驱逐。[28]
两个少数民族受到斯大林的苏联特别针对性的迫害，就是车臣人和印古什人。[28]不像其他会被怀疑拥有外国国籍而与之相联系的民族，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完全是苏联本土民族。[28]相反，苏联宣称这些人的文化不与作为一个整体的苏联相适应——像是因与“土匪主义”的联系而逮捕车臣人——并且宣称苏联必须介入以“再造”和“改革”他们的文化。[28]事实上这意味着实行全副武装的惩罚性行动反对车臣“土匪”未能实现其强迫同化，导致苏联当局1944年做出大规模种族清洗行动从高加索逮捕超过500,000名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到中亚和哈萨克斯坦以“解除”车臣-印古什苏维埃自治共和国的俄罗斯少数民族（占人口30%）。[29]对车臣人和印古什人的驱逐也造成上千人的彻底的大屠杀，以及针对被驱逐者的恶劣条件——他们被送进拆封的火车厢里，在乎没有任何食物的四周的行程里许多人因为饥饿和虚脱而死。[30]
1939年纳粹德国和苏联瓜分波兰后纳粹德国把布列斯特控制权移交给苏联，期间在斯大林像面前交谈的德苏两国士兵。
纳粹和斯大林主义的驱逐之间的主要不同在于：纳粹德国清洗种族以使德国人迁入被清洗的区域，斯大林的苏联推行种族清洗为了从战略上重要的地区清除少数民族。[31]
集中营
恩斯特·诺尔特、安德烈亚斯·黑尔格鲁伯及其他历史学家于1980年代的作品对比了阿道夫·希特勒和约瑟夫·斯大林的政策，并且指出苏联和纳粹德国集中营体系的共同之处。[32]
玛加蕾特·布贝-诺伊曼在她从共产（1937-1940）和纳粹（1940-1945）集中营的回忆录中发现两者统治的方法非常相似。从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被释放之后她总结了以下观察：[33]
在希特勒和斯大林的这些罪状之间，依我之见，只存在着数量上的差别。当然，共产主义作为思想一开始就是正面的，而且国家社会主义不再是正面的；的确，从它的起源及其开始后，犯罪就在其目的和程序之中。我不知道是否共产主义思想、理论已经包含了基本错误，或者仅仅是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的实践背叛了原始的思想并在苏联建立起一种法西斯主义。[34]
创造“新人”
斯大林主义与纳粹主义都共用一种创造“新人”的意识形态的观点，都把“资产阶级”的世界定义为落伍的旧世界，而且都完全拒绝自由主义，以及个人权利和自由，在此他们追寻创建新的、思想偏狭的现代社会。[35][36]对新人的这一观点在两者之间有所不同，斯大林主义想像新人必然涉及全人类的解放——一个全球的和无民族性的目标，而纳粹想像新人是能在欧洲组织新的种族结构的优等民族。[35]两种体系都大量运用政治宣传，还有斯大林重塑新“苏联人”的尝试。[37]
军国主义
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和纳粹德国都展现出军国主义。[38]都把重点放在创立“党军”，就此而言苏联的政治委员与1943年引入的“国家社会主义指导员”相当。[9]
斯大林主义与纳粹主义的不同
社会主义
历史学家柯南·费舍尔（Conan Fischer）指出被看作与形容词“国家”分不开的纳粹是在真挚的使用形容词“社会主义”，而且意味着那是优等民族的社会主义，而不是“下层社会和被压迫的寻求正义和平等权”的社会主义。[39]然而两者意识形态都赞成“无产阶级国家”理论，列宁只是在它进入意大利后接受的。[9]
再者，在希特勒出于“战术”原因慷慨激昂宣称带着社会主义陈词滥调的1920年党纲“不可动摇”的时候，事实上“许多党的程序的段落明显不过是在他们处于恶劣的困境并且认同激进甚至社会主义的口号的时候煽动性的吸引下层的情绪……例如，11点……12点……国有化……16点……公社化……投给仍在坚持的德雷克斯勒和菲德尔，他们明显很相信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40]实际行动中，这类观点更多是口号，“其中大多数随着党获得权力而被遗忘……纳粹领导人自己后来就为有些人仍在坚持其中的一些而尴尬。”[40]同时斯大林坚持他的完成国家的国有化和公社化的实践。
两种方式的比较
两种体制的一些特性都被认为是两者的差异和相似之处。
两种制度的暴行
《共产主义黑皮书》中，共产主义研究学者斯特凡·库尔图瓦指出纳粹体制承袭了出自苏联的镇压体系，尤其是从古拉格体系，以及苏联肃反时期与纳粹政策相似的地方。库尔图瓦认为共产主义与纳粹主义是略有不同的极权主义体系。他声称“最近，试图把纳粹的大屠杀定义为唯一的暴行的对犹太人大屠杀的专注已经阻碍了其他发生在共产主义世界的可比较的级别的事件的评价”。库尔图瓦声称“对‘阶级’的清洗很可能相当于对‘种族’的清洗，而且在苏联饥荒中孩子的饿死”“等同于”华沙犹太区的犹太人儿童的饿死。[41]
库尔图瓦的的观点受到安妮特·维维奥卡的反驳，他宣称库尔图瓦试图以共产主义的纪念替代纳粹罪行的纪念，并且取代纳粹暴行的解释。[42]历史学家阿米亚·威拿（Amir Weiner）反对库尔图瓦的解释。他指出“第三帝国的四年灭绝机器，仅仅因为战败而终止，仍然超过其他任何灾害，即使在牺牲人数成为主要关注对象的时候”，而且俄国的农民“没有像纳粹世界的犹太人和其他种族类型那样的完全成为灭绝的目标”。威拿宣称纳粹和苏联的比较是有瑕疵的，因为“在斯大林的继任者打开古拉格的大门的时候，他们允许3百万囚犯回家。当盟国解放纳粹死亡集中营的时候，他们发现上千瘦骨嶙峋的人苟延残喘等待着他们被不可避免的处死”。[43]
经济学和共产主义研究学者斯蒂芬·罗斯非尔德使用术语“Red Holocaust”作为表示共产党政权镇压的术语。[44][45]
有关这一比较的历史和学术成果
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或者更确切的说是纳粹主义与斯大林主义被相互比较有着很长时间的传统。1920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在党魁赫尔曼·米勒的领导下，接受了“红色等于褐色”的观点，也就是说共产党和纳粹党表现出了对自由民主制的相同的威胁。[46]1930年代，库尔特·舒马赫极好地评述了两种运动使彼此获得权力成为可能。他指出立场坚定的斯大林主义的德国共产党是“涂成红色的纳粹党”。[47]这一比较被苏联政府高度发展的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和共产国际（包括德国共产党）影射，根据这个理论，社会民主主义是法西斯主义许多形式的一种，还有纳粹主义和其他意识形态。[48]
《极权主义的起源》
汉娜·阿伦特代表作《极权主义的起源》（1951年），描述并分析了20世纪的两大极权主义运动，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她总结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极权运动，寻求清除所有对国家权力的约束。[49]
研究机构
有多个研究机构集中于对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与斯大林主义/共产主义的分析，以及对比性的研究，包括德国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研究所、捷克极权主义政权研究所和波兰国家纪念研究所。
在现代政治中
纳粹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比较长期引起政治争议，[50][51]，并导致1980年代德国历史学界的纠纷。[52] 这一争自从苏联的倒台及欧盟向前苏联国家扩展以来仍在继续，产生了诸如欧洲良知和谴责共产主义罪行布拉格宣言及诸多与此相关的宣言，主要受到大多数受过斯大林主义影响的欧盟成员国支持。
东欧剧变后，像欧盟和欧安组织之类的欧洲实体越来越把纳粹主义与斯大林主义（或者有时是更广泛的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看作是极权主义的两种可比较的形式。越来越多的努力把两者在纪念馆、公共纪念碑以及纪念日、纪念活动中联系起来。
2008年捷克政府发起并由瓦茨拉夫·哈维尔等人签署的欧洲良知和谴责共产主义罪行布拉格宣言，被称作“关于极权主义统治，尤其是共产主义统治罪行的共同接近方式”以及用于“全欧洲达到认识纳粹和共产极权统治都通过他们自己在他们系统性运用极端形式的恐怖、压制所有公民和人权自由、发动侵略战争和消灭和驱逐整个国家和人口中的群体作为他们的意识形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政策中的骇人听闻的功过判断为毁灭性的；而且由此应该被认作是摧残20世纪的主要灾难”。[53]
希腊共产党反对布拉格宣言并批判为“欧盟理事会、欧洲委员会和欧洲议会中的资产阶级政治人员主导的新升级的反共癔病。”[54]不列颠共产党认为布拉格宣言“是反动历史学家的持续性的鞭尸尝试来给苏联共产主义和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画上等号，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和罗伯特·康奎斯特旧的诽谤遥相呼应。”[55]
“承认纳粹大屠杀唯一性”的欧安组织（OSCE）维尔纽斯宣言，称“20世纪欧洲国家经历了两大极权统治，纳粹和斯大林主义，带来了种族清洗、人权及自由的侵犯、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56]《经济学人》指出“虽然俄罗斯抗议，斯大林和希特勒一样邪恶”但是指出“辩论不会改变世界：议会仅仅是欧安组织56个成员一边的空谈俱乐部。其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57]
2009年起，欧盟官方纪念欧洲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义受害人纪念日，[58]2008年由欧洲议会宣布，[58]并于2009年由欧安组织批准，[59]并被一些国家官方称作黑丝带日（包括加拿大）。[60]
欧洲议会议长汉斯-格特·珀特林指出“两个极权主义体系（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义）都是相提并论且骇人听闻的”。[61]
在一些东欧国家否认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罪行已被明令禁止，而且捷克前外长卡雷尔·施瓦岑贝格指出“极权主义制度被相同的标准衡量存在根本上的忧虑”。[62]然而，欧盟委员会拒绝了欧盟范围类似的法案请求，由于缺乏成员国的一致认同。[63]
欧盟建立了最初由布拉格宣言提出的教育计划欧洲纪念和良心平台，以推进欧洲范围内对极权主义罪行的平等评估。一些欧盟成员国建立了政府机构和研究机构评估极权主义罪行的工作，描绘出了纳粹主义与斯大林主义之间或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平行线。这些包括捷克极权主义政权研究所、波兰国家纪念研究所、立陶宛纳粹及苏联占领统治罪行评估国际委员会和匈牙利恐怖之屋博物馆。欧洲议会所有党派参与的团体欧洲历史和解组建立以推动欧盟范围内公众了解所有极权主义统治的罪行。
俄罗斯立法机关接受的一份声明称纳粹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比较是“对所有反法西斯运动的老兵、纳粹大屠杀殉难者、集中营囚犯和上千万人……为了反抗纳粹反人类的种族理论的斗争中牺牲的生命的亵渎”。[64]
参见
欧洲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义受害人纪念日
极权主义
党国体制
苏维埃的故事
血色土地
参考文献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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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论编
欧洲1989年以后的去共化
纳粹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比较
官方听证会、决议及声明
欧洲理事会第1481号决议 （2006）极权主义政权罪行欧洲公开听证会（2008）关于欧洲良知和谴责共产主义罪行布拉格宣言（2008）欧洲议会2008年8月23日声明--极权主义和专制政权受害者纪念日欧洲良知和共产极权罪行的欧洲公共听证会 （2009）欧洲议会关于良知和极权主义决议（2009）欧安组织维尔纽斯宣言 （2009）共产主义罪行宣言 （2010）欧盟斯德哥尔摩计划 （2010–2015）欧盟华沙宣言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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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与教育
欧洲极权主义和专制政权受害者纪念日-8月23日欧洲记忆和良知平台（2011）
立法
共产主义罪行（1998提出）共党政权非法性及对其反抗法案匈牙利2011新宪法乌克兰去共产主义化
关键概念
除垢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比较
机构
共产主义罪行记录与调查办公室极权主义政权研究院国家记忆研究院共产主义罪行信息学院恐怖之屋史塔西档案联邦专员柏林-霍恩申豪森纪念馆欧洲历史和解集团爱沙尼亚调查反人类罪国际委员会立陶宛大屠杀与抵抗研究中心立陶宛评估纳粹与苏联占领政权罪行国际委员会罗马尼亚共产主义罪行调查院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研究院
媒体材料
《共产主义黑皮书》 （1997）希特勒和斯大林之间（纪录片） （2004）苏维埃的故事（纪录片,2008）《赤地-希特勒与斯大林时期的欧洲》 （2010）
谢选骏指出：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都是列宁主义的产物，希特勒曾经加入过德国共产党——苏联就是纳粹的起源，纳粹是苏联的继续。所以希特勒和斯大林才会缔结同盟协议，一起瓜分了波兰和东欧。而英美竟然容纳了这个强盗协议，不仅把东欧分给了斯大林，而且还搭上了蒙古和中国！这都是罗斯福的瘸腿和邱吉尔的烟枪给害的！
《二战时期，希特勒如果不先攻打苏联，是否能改变失败的结局？》（2020-02-11 搜狐）报道：
插进肉体中的刀子可以拔出来，可插进心中的恐惧却难以根除。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了七十多年， 世界人民却还是无法忘记对希特勒以及法西斯国家的恐惧。
在很多人看来，在二战期间，不可一世的纳粹德国之所以会失败，是由于希特勒的战略失误，不该同时和西线东线同时作战，不该先招惹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才导致德国军队深陷苏联泥潭，精兵损失殆尽，整个欧洲战局向着不利于德国的方向发展，最终走向覆灭。
但事实上，打苏联其实并没错。以当时德国际环境来看，这是非常正确的战略选择。除非希特勒放弃扩张，放弃侵略，主动求和。
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当初因为《凡尔赛条约》的制裁，不仅让德国失去了大片土地，而且承受了太多的赔款，导致德国经济受到重创，民众生活水平下降，失业率居高不下。
在此背景下，希特勒对德国民众说，让我干吧，我不仅可以给你们面包，给你工作，还能给你们自由，拿回德国在一战后失去的一切，让德意志民族当欧洲老大。
希特勒上台后，德国经济真的复苏了，起死回生了。主要原因就是扩军、备战刺激了经济发展。但由此带来的增长是短暂的，要长期保持经济增长，必须要继续战争以保持经济增长，对外才能开拓市场，攫取资源，换言之只能靠对外侵略。
谢选骏指出：纳粹进攻苏联，不是无端侵略，只是落实列宁在《布列斯特和约》中承诺过的事项——
条约主要内容如下：
1、苏维埃政权终止与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和奥斯曼土耳其的战争状态；
2、苏维埃政权军队全面复员，海军军舰驶回海港并解除武装；
3、苏维埃政权承认芬兰王国、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白俄罗斯人民共和国之独立，并有义务同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立即缔结和约；
4、苏维埃政权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库尔兰（今拉脱维亚西部）、俄属波兰等地割与德意志帝国与奥匈帝国，上述各地今后之政治状态，仅德奥二国有权决定；
苏维埃政权将沙皇俄国于1877-1878年俄土战争中占领的阿达罕、卡尔斯、巴统等地区归还给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5、苏维埃政权拆除阿兰群岛上所有防御工事，其未来地位由德奥瑞芬四国共同决定。
6、此外，在1918年8月27日时于柏林所签订之补充条款中尚规定苏维埃政权需给付德国60亿马克赔款，分五期偿还。
由于苏俄后来背信弃义，食言而肥，这些承诺没有兑现，就像苏俄答应归还从中国侵夺的领土和其他利益一样。
而英美却极其愚蠢，帮助苏联去攻打纳粹。因为丘吉尔和罗斯福不懂“苏联就是纳粹”。其实英美该让的苏自相残杀，两败俱伤——就像苏联的宣传那样。
《俄罗斯宣战的乌克兰“纳粹和民族主义者”是谁？》报道：
俄罗斯政界人士和军方称乌克兰领导人为“纳粹和民族主义者”，并称战争针对的是他们。
塞夫万·朱莱格-基辅 On 2022年3月21日
在战争之前和战争期间，俄罗斯官员一直在重复提及乌克兰的“新纳粹分子”和“极端民族主义者”，称这是对俄罗斯公民存在和身份的主要威胁，特别是对几周前莫斯科承认其“独立”的乌克兰东南部顿巴斯分离主义“顿涅茨克共和国和卢甘斯克共和国”公民，以及南部被占领的克里米亚公民的威胁。
但在与乌方谈判时，俄方却不提这些“激进的纳粹分子”，而主要关注中立地位、解除武装的条件和要求，以及讲俄语者使用“俄语”的权利。
谁是乌克兰的“纳粹和民族主义者”？他们的存在真相以及对该国当局及其军事和安全结构的影响是什么？为什么在谈判桌上不提及他们以及他们所构成的“危险”？
橙色革命后的班德拉
俄罗斯对“乌克兰极端民族主义者”的谈论始于2004年至2005年橙色革命事件发生后，这是乌克兰向亲西方主义的第一次切实转变，特别是时任政府追授斯捷潘·班德拉“乌克兰英雄”的称号。
班德拉（1909-1959年）是“民族解放运动”最杰出的领导人之一，该运动包括反对波兰在乌克兰西部影响的民族主义者，之后该运动转向反苏联，将其视为“占领者”，并呼吁乌克兰独立。
苏联禁止和反对该运动，指责它与纳粹德国结盟反对苏联和叛国，然后班德拉在德国慕尼黑被暗杀。
橙色政党下台后，2010年至2013年底，亲俄总统维克托·亚努科维奇政权撤下了班德拉的“英雄”称号，以平息苏联继承人莫斯科的愤怒。
俄罗斯人眼中的“纳粹”
2014年，乌克兰的“自由和尊严革命”爆发，或者莫斯科认为的“政变”发生后，“英雄”的称号又回到了班德拉那里，许多街道都以他的名字命名；在俄罗斯，“纳粹和极端民族主义者”的描述适用于所有参与“革命”或“政变”或支持它的人，以及所有反对“吞并”克里米亚或后来杀害顿巴斯地区（乌克兰东南部）亲俄分裂主义者的人。
此时，某些政党和运动比其他力量更加活跃，例如“右翼”运动、自由党以及后来加入乌克兰军队参与对战分裂主义者战争的志愿军事团体“亚速”营。
莫斯科以打击这些人、保护国民和少数群体为名，吞并克里米亚，支持分离主义者，直到承认分离主义者的共和国独立，并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战争。
纳粹主义和极端主义
乌克兰语作为掌握人数最多的语言，是国家机构中唯一的官方语言，各党派势力和民族运动否认自己对讲俄语者和有俄罗斯血统的人有纳粹主义、极端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行为。
曾担任“右翼”运动政治局局长的尤里·门杜克告诉半岛电视台，“我们在议会中有代表，我们在乌克兰东部有一个与分离主义分子作战的营，我们当中有讲俄语的人，优先考虑的是对国家的忠诚。”
他补充说，“这是俄罗斯的误导性宣传，为克里姆林宫的行动辩护。所有民族主义政党都输掉了2019年的议会选举，之后输掉了大部分地方选举，他们几乎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但俄罗斯的宣传仍在继续，因为这能在俄罗斯实现其目标。”
在这样的背景下，或许就能理解美国体育影星阿诺德·施瓦辛格在几天前录制的一段视频中所说的“乌克兰总统是犹太血统”，显然是在否认乌克兰存在纳粹主义和种族主义现象的指控。
供国内使用
今天大多数乌克兰人几乎一致同意，将他们标记为纳粹是为了在俄罗斯国内进行宣传，动员尽可能多的公众支持对乌克兰采取的措施。
曾在乌克兰国营UATV频道担任通信和卫星广播主管的米科拉·什卡拉班告诉半岛电视台，“俄罗斯在其人民周围营造了媒体光环，其中充满误导性宣传，不允许不同观点传播是因为害怕意识传播，所以我们像许多其他人一样，在俄罗斯媒体空间被禁止。”
历史学家亚历山大·巴利说，在上世纪40年代，对班德拉支持者和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指控是叛国罪，不是因为他们与纳粹合作，而是因为他们反对苏联。
他补充说，“对鞑靼人的指控是为了占领克里米亚，在再次占领乌克兰之前，俄罗斯人提到的关于纳粹和（班迪里支持者）的讨论不会停止。”
意志之战与“罗斯主义”
大部分乌克兰人认为俄罗斯对他们国家的战争旨在消除他们的意志和国家生存的基础，而不是其他任何事情。
自由党前议员（俄罗斯媒体描述的极端分子）尤里·列夫琴科告诉半岛电视台，“俄罗斯当局正在与乌克兰意志作斗争，而不是纳粹主义，它知道纳粹主义是一个很大的谎言，这就是为什么它在战争和谈判中寻求消除国家权力的表现（中立和解除武装），而不是钻研谎言。”
他补充说：“所有这些谎言不会欺骗世界和乌克兰人，即使是在讲俄语和有俄罗斯血统的人中，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其他武器的谎言总有一天会消失。”
列夫琴科还说，“在俄罗斯对我们的战争中，罗斯主义（俄罗斯纳粹主义）这个词传播开来，它的表现体现在普京的行动和决定中，他下令轰炸、杀戮和破坏，就像希特勒以前所做的那样。”
谢选骏指出：乌克兰人错了，他们只知道自己不是纳粹，却不知道苏联就是纳粹，而现在的俄罗斯就是“苏联纳粹”的残余部分。
所谓“历史的终结”不仅是苏联殖民体系的瓦解，也是“欧洲殖民主义历史的终结”。
（另起一页）
书名
硅基时代第九卷
Silicon-based Era Volume 9
殖民主义终结
The End of Colonialism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Lulu Press, Inc.
3101 Hillsborough
St.Raleigh, NC 27607—5436 USA
免费电话1—888—265—2129
国际统一书号ISBN:
定价US$
2024年7月第一版
July 2024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309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3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