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全集第307卷 历史的伤口 Wounds of History

 硅基时代第七卷

Silicon-based Era Volume 7

历史的伤口

Wounds of History

2024年7月第一版

July 2024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307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307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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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1989年六四屠杀牺牲者们的历史奉献——

1、瓦解了国际共产主义阵营、改变了世界格局

2、迫使中囶共产党韬光养晦、向自由经济转型

3、……

《历史的伤口》是由中华民国四家唱片公司（飞碟、滚石、可登、宝丽金）的一百多位歌手，在八九民运中，为了声援中国大陆的学生运动，于1989年5月28日录制的歌曲。5月28日歌曲《历史的伤口》制作完成，在台湾、香港、大陆传唱广泛。

但是中囶社会崇拜野心家，从未将他们斩首示众、以儆效尤，所以效颦者不绝如缕……100多年的“中国革命”，竟然没有一个“国家元首”人头落地，所以革命始终无法成功，历史的伤口永远无法愈合！

Content summary

The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of the victims of the June 4th Massacre in 1989 -

1. Disintegrate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camp and changed the world pattern

2. Force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o keep a low profile and transform to a free economy

3. ...

"The Wounds of History" is a song recorded on May 28, 1989 by more than 100 singers from four record companie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Flying Disc, Rolling Stone, Cody, PolyGram) in support of the student movement in mainland China during the 1989 student movement. The song "The Wounds of History" was completed on May 28 and was widely sung in Taiwan, Hong Kong, and the mainland.

However, Chinese society worships ambitious people and has never beheaded them to serve as a warning to others, so there are endless imitators... In the more than 100 years of "Chinese Revolution", not a single "head of state" has lost his head, so the revolution has never succeeded and the wounds of history will never h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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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前言、北京共产帝国往苏联那里去

01、“单边开放”的最好武器是“平反六四”

02、“六四神话论”总比“六四黑洞行”好一些

03、“面向大海·春暖花开”预告了1989年六四屠杀（纪念六四34周年）

04、文革从未结束——文革的“斗批改”三阶段——最后一个“改”就是改革开放

05、100多年的“中国革命”，竟然没有一个“国家元首”人头落地，所以革命始终无法成功，历史的伤口永远无法愈合！

06、阿富汗人和香港人都是废垃

07、八九六四的后遗症——稳定压倒一切

08、八九民运+六四屠杀=二十世纪转向二十一世纪的关键所在

09、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的反作用力，一举摧毁了整个共产党阵营

10、八九民运具有改朝换代的历史意义

11、北港的香炉也吸毒

12、被割了肉还会再说“六四屠杀就是好”吗

13、成也香港败也香港的中国共产党

14、从“北京戒严令”到“香港国安法”

15、从《扬州十日记》到“六四大屠杀”

16、大陆的野蛮人如何统治香港的聪明人

17、大萧条是苏联集体化造成的、金融危机是六四屠杀造成的

18、独生子女成为社会毒瘤

19、俄奴就是匈奴——乌克兰惨状印证江东六十四屯惨案

20、改革开放的骗局在六四屠杀的时候就破产了

21、改革开放只是对六四屠杀的一个补偿

22、狗就是狗——香港特首

23、黑格尔马克思不懂，还有三次四次五六七八九……次

24、胡平为何看不懂《天子》

25、纪念六四屠杀32周年——赵紫阳是共产党的喷雾器

26、焦国标应该读读元代历史

27、劫匪军女兵变相纪念六四屠城35周年“总射击师”

28、今日中国经济困境和六四屠杀同属一个逻辑结果

29、李鸿章不三不四，子孙女人五人六

30、梁朝伟赞同六四大屠杀被鬼上身了

31、两个世纪的天安门屠杀——纪念六四屠杀35周年

32、刘德华的嘴上也沾满了六四屠杀的鲜血

33、六四毕竟推倒了共产党的多米诺骨牌，这才是重点所在

34、六四事件的受难者拯救了世界

35、六四屠杀33年再证刘晓波等人的伪证谎言

36、六四屠杀摧毁了国际共产主义——纪念六四屠杀34周年

37、六四屠杀是辱华事件

38、六四屠杀肇始于张献忠余孽

39、六四屠杀推倒了柏林墙

40、六四屠杀与全面清零的冲击比较

41、六四屠杀是永恒的反面教材——六四以外的意义就是不可杀人

42、六四游魂拍摄新疆集中营

43、美国的自我毁灭从容忍和奖励六四屠杀开始

44、美国要让香港沦为国际孤儿

45、蓬佩奥为何把香港避难者赶出美国驻港领事馆

46、秦刚是六四屠杀的大瓜

47、丘吉尔与魔鬼合作

48、三峡工程是长江命运的“六四大屠杀”

49、孙立平、蔡霞——六四苟活者的悲哀

50、台湾就是第二个香港

51、唐山打人是六四屠城的继续

52、逃过六四大屠杀，见证柏林墙倒塌

53、亡羊补牢——美国国会纪念六四屠杀34周年

54、忘记1989年六四屠杀，才有2022年今日清零

55、为六四屠杀擦屁股

56、“五四”的分量只有“六四”的万分之一

57、现代南北朝末日——香港区议会沦为人大分支

58、香港产品之死

59、香港沉没的悼念仪式——「珍宝海鲜舫」南海沉没记

60、香港的大学是香花还是毒草

61、香港的肥鸭终于被捏死了

62、香港的太奸比蝗蒂还着急

63、香港废垃类似大陆废垃和台湾废垃

64、香港苟延残喘了二十多年

65、香港沦为1950年代的上海

66、香港沦为共产党的泄洪对象

67、香港民主派沦为认罪的废垃——纪念六四屠杀32周年

68、香港人到英国去 台湾人到美国去

69、香港人和台湾人一样没有出息

70、香港人为何害怕日本人

71、香港人为何希望大陆武统台湾

72、香港是现代南北朝的标志

73、香港在遭受21世纪的炮烙刑罚

74、香港拯救了台湾——台湾却不让香港人避难！

75、英国鬼子背后捅了香港一刀

76、英国流氓始乱终弃香港

77、只有钻裤裆的汉子才能活在鸟人的记忆之中——纪念六四屠杀33周年

78、中国共产党如此隆重纪念六四屠杀33周年

79、以五四起家、以六四败家

80、“国进民退”是“战场经济”的必由之路

后记、在基督里纪念六四屠杀35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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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北京共产帝国往苏联那里去】

《北京共产帝国往何处去？——解除江泽民七一讲话的魔咒》（侯立朝2001.10.11台北私寓）报道： 

一个人三十岁以前不信仰左倾思潮，他的心灵有病；

一个人三十岁以后还信仰左倾思潮，他的头脑有病。

─Clemenceau

一、「社会主义祖国」决不是中国人的祖国 

二、马克思送给中国革命的三个法文字 

三、十月革命是黑夜偷鸡没有隆隆炮声 

四、自外于中国的泊来品共产党又名卢布党 

五、是「历史的选择」？还是「历史的误导」？ 

六、斯大林规定中国社会的性质与革命路线 

七、中国历史阶段与社会形态不是一致的 

八、一八四四年以后中国沦为双重殖民地 

九、江泽民「三个代表」讲话的变性术 

十、先秦中国的艰苦性与皇帝中国的特色 

一、「社会主义祖国」决不是中国人的祖国

二十一世纪是从「恐怖」开始的。北京「共产帝国」是现在世界上最恐怖的帝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恐怖之党。所以「中南海」应该是中国人民去除恐怖的「恐怖行动」之目标。在911纽约「世贸双星」被摧毁之后，下一个动人的恐怖节目，就是中南海恐怖之岛被毁灭。它已经被法轮功优秀的炼功者包围过，该是它沉于海底去见慈禧太后的时候了。北京，就是帝国之都！红旗，就是恐怖之旗。以恐怖制止恐怖，就是正义。

北京恐怖之党的首领江泽民，在今年七月一日中共恐怖党建党八十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一篇「三个代表」的讲话，是恐惧的告白，也引起恐怖党内的内讧。这篇讲话的节目如下：

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的奋斗业绩和基本经验。 

正确认识和全面贯彻「三个代表」的要求。 

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 

继续为实现党的基本路线和历史任务而奋斗。 

这一篇两万二千字讲话的中心点，是「三个代表的要求」（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就是最后的一个「修正主义」的路线。因此，这一篇讲话虽被列为「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纲领之作，但也被「老左派」（邓力群等教条主义者）批评为「政治错误」背弃了马克思主义，「老右派」（苏绍智等渐进改革派）称它有「积极意义」可救中共于死牢。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始终没有一条正确的「中线」，左倾则是教条主义，右倾则是机会主义，在实践上始终是「摆荡主义」─摆荡的苏联已经自我了断，摆荡的中国（从鸦片战争到逮捕法轮功1840-2001）仍在摆荡中，中国人民在摆荡中，中国共产党在摆荡中，中国社会在摆荡中，中国历史在摆荡中。所谓「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祖国」，也决不是中国人的祖国。因为中国人的祖国是不用加色的。请听费翔唱的「故乡的云」：

天边飘过故乡的云，它不停地向我召唤。

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有个声音在对我呼唤：

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

归来吧，归来哟，别再四处漂泊，漂泊。……

那故乡的风和故乡的云，为我抚平创伤！

………

那故乡的云，是无色的，特别不是「加色的社会主义祖国」，没有人认同这个祖国，因为它是马列族共产党徒的祖国。它不仅不能抚平中国人的创伤，而且只会一次又一次地制造创伤。有写不完的伤痕文学，有唱不完的「一个人的圣经」之歌。

二、马克思送给中国革命的三个法文字

中国马列族共产党，是一个「外化族」和一个「外来政党」，北京红色政权（毛泽东语）也是一个「外来政权」，它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不仅有疏远性而且有仇视性，要把中国完全「国际歌」化，实际上是「苏维埃」化。中国共产党，是「第三国际」的儿子党，也就是列宁斯大林的儿子党。它的生父是「十月革命」，它的生母是「五四运动」。列宁的「十月革命」强奸了中国的「五四运动」，生下了中国共产党，这是毛泽东承认的。毛说：「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九一九年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无论是苏联布尔塞维克，还是中国共产党，党的性质都是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坚持共产党是个「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利益和意志的代表」。他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观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发现「无产阶级」与「大机器生产」相联系，代表着「先进生产力」，所以工人阶级是「最具有彻底革命的最先进的阶级」。共产党建立在「工人阶级」基础上，就使它成为最有「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政党。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是「消灭私有制」，炸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社会文明」，实行「专政过渡」，走向无分工无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

姑不论这个建党革命的公式是否正确（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它不正确）！而是先要问这个建党革命的公式能不能适用于非资本主义的「东方社会」诸国家？马克思的回答是否定的，绝对不能适用于中国、印度、俄国等「东方社会」型的国家。这是一读马克思论中国革命，论印度革命，论俄国土地问题及资本论第三卷第二十章便知的。因为，这个建党革命的公式有四个前提：第一是只有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才能生产出无产阶级，第二是只有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才能使无产阶级贫困化；第三是只有生产的大机器与劳动者相结合才有活的生产力，两者一分开便是物化的死力。第四是无产阶级意识的觉醒，自觉是一个革命阶级且有革命的必要。这四个前提条件，非资本主义的东方社会都不具备，故都不能用这个建党革命的公式去革命，即使以此招牌能侥幸革命胜利，那也只能说起「社会革命」（陈涉吴广模式），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

马克思不仅在「理论类型」上坚持他的理论公式不能移用于欧洲历史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之外，而且他更是一位极端的「欧洲中心论」和「阶级中心论」及「斗争中心论」的代言人，他卑视东方低视中国贱视俄国，也是一位十分道地的「东方主义」论者，有了赛伊德（Said）「东方主义」（Orientalism,1978,大陆译为「东方学」）的书，可以使中国人更能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丑陋面。马克思「拥抱帝国主义，亲吻殖民主义」（审判马克思第四章，2000），认为东方社会要想进入现代文明，必须先得接受资本主义的强奸和帝国主义的殖民。要想进入社会主义文明，又必须再做「第二次殖民地」（社会主义殖民地，恩格斯给考茨基信），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强奸才行。所以，马克思送给中国革命三个法文字，LIBERTE,EGALITE,FRATERNITE,自由，平等，博爱。这是法国大革命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口号，可不是「共产党宣言」的口号。他既不认为「天国社会主义」（太平天国）革命可以在中国成功，也不认为中国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生产方式。经过「鸦片战争」的冲击，中国「社会革命」一触即发，但那不会是「社会主义革命」。

三、十月革命是黑夜偷鸡没有隆隆炮声

战争是革命的温床，列宁懂得运用这个规律。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白热化，参加抗德的协约国之一的俄国，发生了两次革命：第一次是「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统治，成立了临时政府，仍继续与英法并肩作战，但未能及时解决军需和民食问题。第二次是「十月革命」，纯粹是「苦迭打」，列宁当夜玩的是「奥萨玛恐怖突袭」的游戏，几乎未放一槍一弹黑摸成功，临时政府四散而走未作抵抗亦未投降，这是一个静悄悄黑夜的偷鸡，没有革命场景的革命，不能算是革命而又被称为「伟大的十月革命」的革命！并被喻为「震撼世界的革命」！而「假大空吹牛主义」也就由此形成。

无知而又肉麻的李大钊，歌颂十月革命说：「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十月革命是布尔塞维主义的胜利，十月革命开辟了世界革命的新纪元，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塞维主义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塞维主义凯歌的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你问李大钊十月革命牺牲多少工农兵赤卫队员？他不知道。现在你去问江泽民、李鹏、胡锦涛、汪道涵和小鬼黄菊以及大陆中国马列主义的思想家如胡绳、李慎之、许征帆、王蒙等人，他们没有一个知道「十月革命的伟大」处只牺牲了六个人。既无群众示威的场面，又无流血对抗的场景，既无哭声，也无笑声，更无「隆隆炮声」！也决不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李大钊是胡说八道的。

不信，你去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苏联共产党史」便知。在这两本「史记」（斯大林主编前史，赫鲁晓夫主编后史）中，「二月革命」有热闹的革命场景的描述，「十月革命」没有任何实际革命场景的描述。现在就「简明教程」中对俄国在二十世纪的三大革命场景描述如下：

1.1905年十二月革命。1904年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打仗），俄国战败，旅顺大连割让给日本，引起了俄国1905年的革命。1905年秋，革命已普及全国。九月十九日，在莫斯科开始了印刷工人罢工。十月初，在莫斯科─加桑铁路上开始了罢工。十月政治罢工，成了全俄的罢工。参加总政治罢工的，单是工业工人就有约近一百万人。民间流行的歌谣是：「沙皇大吃惊，公布了宣言，死人得自由，活人进牢监。」……

2.1917年二月革命。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已进行到第三年，沙皇军队在东线节节失败，索忍尼辛的「1914年8月」有描写。波兰及波罗的海沿岸，都被德国占去了。后方人民又饥饿难耐，揭开了「二月革命」推翻沙皇统治。二月革命是从一月九日的罢工开始的，工业工人占全体罢工工人三分之一。二月二十四日（三八妇女节第二天）示威运动更加壮烈，约有二十万工人实行罢工。示威群众的口号是：「打倒沙皇，打倒战争，要求面包。」二月廿六日示威群众解除了警察和宪兵的武装，武装起来向武装起义前进，沙皇镇压的军队不是向群众开槍，而是向骑警射击。二月廿七日，彼得格拉的军队，拒绝向工人射击，并转向起义人民方面来。起义的工人和士兵，开始逮捕沙皇的大臣和将军。在街道上，群众还在与那些带槍的警察和宪兵互相射击着，当革命在彼得格拉胜利的消息传到其它城市和前线时，工人和士兵群众到处都起来推翻沙皇的官吏。……

3.1917年十月革命。十月二十四日夜间，列宁到了斯莫尔雷，亲自握着起义的领导。革命军队和赤卫队整夜向斯莫尔雷开动着，他们被布尔塞维克调到首都中心去包围临时政府所固守的巢穴─冬宫。十月二十五日（公历十一月七日），赤卫队和革命军队占领了火车站，邮政局、电话局、政府阁部、国家银行。阿芙乐尔巡洋舰以其向冬宫轰击的炮声，传报了十月二十五日是新纪元─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纪元之开始。十月二十五日公布了告俄国公民宣言，在这个宣言中说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已被推翻。……

美国的历史学家「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s）考证的告诉世人说：「实际的革命却是高潮突降。列宁的军队在10月25日零时夜袭进攻冬宫，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占领彼得格勒的重要地点─火车站、邮政局、桥梁、银行和政府大厦。只是在冬宫发生了流血事件，伤亡人数共计一个红军战士和五个水兵。这里没有战斗……」（全球通史下卷第四编第四节）。那六个伤亡士兵，还是由支持列宁夜袭冬宫的巡洋舰「阿芙乐尔号」开炮误伤的，不是由克伦斯基抵抗力量打死的！冬宫无抵抗，克仑斯基已逃亡，十月革命并未得到俄国人民的支持和欣赏。

四、自外于中国的泊来品共产党又名卢布党

十月革命，被宣传过头，被鼓吹过头，被夸张过头！特别是在中国，又被迷信过头！因为它是中国共产党的父亲。1921年六月，第三国际派遣马林到上海来，指导监督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并带来了十万卢布支持的经费。于是由住在上海的李达发函通知，于七月二十三日到三十一日在上海召开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并为各地出席的代表汇去了旅费。第一届代表大会的代表：上海代表二人李达和李汉俊，代表九个党员。北京代表二人张国焘和刘仁静，代表十五个党员。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代表武汉八个党员。毛泽东与何叔衡代表湖南十个党员。陈公博代表广东约七个党员。王尽美和邓恩铭代表山东八个党员。周佛海代表日本留学生两个党员。合计十三个代表，五十九个党员。在这十三个代表中，周佛海做了汉奸，陈公博先做国民政府的工业部长而后也做了汉奸，包惠僧做了国民政府内政部长，张国焘后来投降国民党，刘仁静变成托派份子，李汉俊在1927年于武汉被杀，王尽美也死了。丁默村是CY很活跃，施存统在东京，是周佛海代表仅有的一个党员。南陈（独秀）北李（大钊）都未能参加一大。

中国共产党的生日，应该是七月卅一日，在中共一大正式闭幕之后诞生。为什么会把七月一日当作生日？据「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说法，是由毛泽东决定的。「七月一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辰纪念日，是毛泽东于1938年5月首先提出来的。当时在延安的一大出席者只有毛泽东董必武两人。他们记得一大是1921年七月召开的，但记不清确切的日期，又无档案资料可查。于是就把七月的第一天，作为象征性的中国共产党诞辰纪念日。」从七月的最后一天生日移到七月最初一天生日，错得离谱，无人敢改，这就是共产党的惰性和奴性。江泽民七月一日发表的「三个代表」的讲话，就是遵从惰性和奴性的错误表现，是十分「毛性」（痞性）不知反省的奴才。

根据一大党纲的规定：「我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这个国家必须采取无产阶级专政。其任务是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厂房、半成品等，归社会所有。直至消灭阶级差别。我党采取苏维埃形式，把工农劳动者与士兵组织起来……」所以，中国共产党，又被称为「卢布党」，「泊来品党」。共产党也的确是以「社会主义祖国」的苏联为祖国的！毛泽东有「一边倒」不要脸的结论，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报告的标题意义就是要做「亚洲的苏联」。苏联虽然自杀了，北京马列族还是「夜夜梦苏联」，列宁、布哈林、斯大林都还活在北京。

中国共产党苏维埃化，也要把中国苏维埃化。什么是「苏维埃」（Soviet）？苏维埃是俄文Soviet的音译，近似中国四川摆龙门阵的茶馆，意思是工农兵和游闲份子闲扯蛋的场所。在「俄罗斯帝国的灭亡」一书中有介绍：「起初，它是一个混杂的集会。不过，人民是倾向于它的，就像倾向于能真正代表人民的事物一样。它变成了从兵营里逃出来的士兵的聚会场所，罢工工人的聚会场所，奴仆的聚会场所，赶车人的聚会场所……它是逃难所、避风港、待领场。人们去那里闲谈，喝酒、抽烟，甚至睡觉。它确实是人民之家。」莫名其妙的毛泽东把它搬到井冈山，崇列媚苏很幼稚。

职业革命家党与工农兵苏维埃，是有俄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东方社会主义，又被考茨基称之为「恐怖的共产主义」和「鞑靼的社会主义」！斯大林定名为「列宁主义」。它保有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架构，但在实践手段上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即「目的」与「手段」的分离！

马克思主义要求手段服从目的，列宁主义是把目的服从手段。没有革命的手段则永远达不到革命的目的只能等候苹果落地，如果以手段代替目的则将远离目的只会沉沦于权力斗争。这就是「马列主义」（Marxism─Leninism）的难题。可是，列宁说：「只有把承认阶级斗争扩展到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国家与革命）阶级斗争固然是马克思主义的盲点，而「无产阶级专政」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盲点，前一个盲点是误认「历史动力」而为列宁所轻视，后一个盲点是误认「专政能力」而为列宁所利用。「无产阶级专政」生产一个又一个的独裁者，是马克思主义无法制衡的必然，也就是欧洲第一号蠢材马克思天真无知的设想，害死了俄国中国与第三世界二十亿的人民。用此手段（长期过渡长期专政）也就永远达不到共产主义理想的目的。

马列主义的东方社会主义，另一个与马克思主义重要不同的地方，就是对于「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提法和利用。马克思主义是「拥抱自由贸易，亲吻殖民主义」的，马克思在道义上批评殖民主义，在立场上支持帝国主义的传播文明，有利于西方文明的世界化，有利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故不重视民族主义。列宁主义则不然，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同卢森堡女士一样，是极端批判帝国主义只有侵掠毫无正面价值和历史意义。又因为「十月革命」之后欧洲并未发生无产阶级革命作为十月革命的依靠，列宁在孤立无助之余，也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同时革命论」失望之余，他想到威尔逊的「民族自决」，也看到了凯恩斯的「和平的经济后果」，他这才恍然大悟，要利用民族主义反帝包围西方，以解除苏联被围困在摇篮中扼死的危机。1920年九月，由列宁起草的「巴库宣言」说：「只有八亿亚洲人民坚固地和我们站在一起的时候，只有非洲人民和我们携手的时候，只有全世界无数人民准备接受共产主义的时候，才能燃起世界革命之火。到欧洲之路，是经过亚洲，北京是去巴黎的大门。」于是，他派马林到上海监督「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社会主义的苏联，才是中国共产党的祖国。保卫社会主义祖国苏联，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务，从成立到北伐，从北伐到抗日，无不以这个任务为优先责任，直到「赫毛大论战」（1956-1964）才结束这个「一边倒」的任务，到布里兹涅夫主义在珍宝岛开槍之后，毛泽东才有「乒乓外交」联美抗俄的游戏，这是蒋介石的路线了。

五、是「历史的选择」？还是「历史的误导」？

五四运动之后，知识分子面对西方强权主义愤怒已极，但又无法摆脱西化，正在苦无出路之时，十月革命的独特路线受到重视，「新青年」开始介绍列宁革命及劳农政府，开始研究推广马克思主义，这个风潮被称为「北来赤潮第一浪」。马克思主义是由莫斯科传来的，不是由伦敦或柏林传来的。唐僧是到西天去取经，而李大钊陈独秀则是从北天取来的马经。

中国社会适合于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吗？马克思主义真能救中国吗？就有三派不同的意见：第一是西化派的胡适，首先以「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批评崇俄的布尔塞维克派，被视为「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第一次分化。第二是研究系的张东荪，张东荪陪同罗素到湖南演讲之后，有了新的认识，回到上海发表「现在与将来」等文章，梁启超也写文章支持张的论点，认为中国经济落后大多数人民无知识，和原始人类的状态相差无几，真正的无产阶级没有形成，没有谈主义的资格，不可能成立共产党，社会主义的宣传也要少做，否则就是制造「伪劳农革命」。第三是无政府主义派，黄凌霜（文山）和区声白发表文章，反对一切国家和强权，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主张个人绝对自由，反对建立有组织和严格纪律的无产阶级政党，要建立「无政府党」，实现无政府的共产主义。走到二十世纪之末，已经证明了胡适和张东荪的批判，是对的。

中国共产党，不顾一切，不听一切，终于在1921年七月在列宁强奸民族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结婚的嫁接下而成立。只有孙中山在批评马克思主义的盲点，肯定列宁革命及其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大转变之后，而要「以俄为师」，随后有联俄容共。（毛泽东用「联俄联共」一词，国民党用「联俄容共」一词。按照当时的中共的地位还不配与布尔塞维克地位并列，中共是列宁的儿子党，故「联俄容共」的区别性为真，「联俄联共」的平等性为假。）使这个当时只有五十九个党员的小共，得以借「革命的广州」的基地而成长起来。同时，黄埔革命军的训练与北伐，也得到苏联军事武器与经费的援助，鲍罗廷当时就是国民党的第二个孙中山，也决不是偶然的，国民党的党章一直维持到台湾还是布尔塞维克的党章，蒋介石曾被称为「赤色将军」。蒋经国读过布哈林的「共产主义ＡＢＣ」之后跑到莫斯科做了共青团员。李登辉也向马克思主义左倾过，所以才有「江泽民与李登辉十年密使的政治同性恋」，江泽民被李登辉白嫖了十年，不仅丢脸，连屁股也丢掉了，统战李登辉而有「两国论」之辱，捕杀法轮功而有「江洪水」之名，江山蒙羞，民怨沸腾！汪道涵老朽误事该杀头，曾庆红无知误事该槍毙！

为了要证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必要性，共产党的宣传家，先是学列宁写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去替无产阶级找生父，结果找到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是在明代，是在「万历十五年」，是在太监扰民的「矿税」之中。这真是一个滑天下之大稽的萌芽！共产党人的盲目与无知，是破天荒的天下第一！等到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共产党的宣传家们又说，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胜利是「历史的选择」，是「历史的必然」，是天命。毛泽东是这样说，所有官方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史」（创建史，简编，简史等）也都这样说，传到第四代共头江泽民还是这样说：「八十年前，在中国各族人民反帝反封的壮阔斗争中，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澎湃运动中，中国共产党成立了。这是近代中国社会矛盾发展和人民斗争深入的必然结果。一八四Ｏ年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空前深重。从鸦片战争开始，经过太平天国运动、戊戍变法、义和团运动……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十月革命的隆隆炮声，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先进理论。一九二一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领导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振兴中华的伟大使命，历史落到了中国共产党身上…。」（讲话第一段摘要）。这是历史必然论，也是客观天命论，更是假话大话空话冲天的谎言，也是成王败寇的价值观，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的观点。江泽民不读书，马列主义只有二十分，历史知识只有三十分，对现代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后东方主义这些有关于马克思主义和现代化的新思潮及新历史主义，是一无所知的。所以，他在邓小平死后，提出两个重要的文件：一是十五大政治报告，二是七一的讲话，都是「后现代状况」的作者称之为「后设叙事」（metanarrative，或译元叙事）和「堂皇叙事」（Grand Narrative，或译大话叙事），因为经不起检验而失去意义的合法性，也就失去合理性。例如：洛克说：「理性教导每一位愿受其教的人；所有人生而平等，独立；任何人都不应伤害他人的生命与健康，侵犯他人的自由产业。」（政府二论）。卢梭说：「人生而自由，然而他到处受到桎梏。」（社约论）法国大革命宣言说：「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权宣言）。马克思说：「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共产党宣言）。于是，江泽民鹦鹉学舌地说：「人民总是在社会矛盾的运动中不断开辟前进的道路。…」（七一讲话）。从启蒙运动传下来的「元叙事」体，经过「共产党宣言」把它堂皇而又大话化，在英国有赫胥黎的「堂皇的新世界」（美丽的新世界），在俄国有赫鲁晓夫的「苏联共产党纲领」（第三个纲领），在中国有毛泽东的「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架桥梁」（1958），江泽民的「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十五大报告）和「三个代表的讲话」（七一纪念中共建党八十周年的讲话）。而以江泽民的大话最肤浅也最落伍。

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全球最佳幼童教材的「三字经」，就是「元叙事」体。大学一书，就是「堂皇叙事」加「元叙事」体，中庸一书也是。大学中的「三纲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是元叙事，而「八条目」是堂皇叙事。「人之初，性本善」是假设，无法检验。「大学之道」是假设，无法验证。「过去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元叙事，无法检证为正确，倒是恩格斯加注之后就证明这句话不正确。法国「后现代状况」的作者李欧塔（Lyotard）认为：由启蒙运动形成传统的两大「堂皇叙事」：法国的解放英雄（马背英雄）激进的政治性（如自由平等博爱）的叙事，和德国的知识英雄（讲坛英雄）理性的辩证法（如精神主体本质）的叙事，都被后现代出现的「终端机」颠覆了。他特别提出被称为「存在主义大师」的海德格（Heidegger），在就任弗莱堡大学校长时一篇演讲（在希特勒当令时期）为范例最具有时代性：「思辨科学在他那里变成了对存在的质疑。存在是德意志人民的命运，德意志人民被称为「历史精神的人民」。这一主体应该提供三种服务：劳务，防御，和知识。大学保证提供这些服务的元知识，即科学。这种科学安身之地是大学，但是来源于人民，人民的「历史使命」是通过劳动，战斗，以及获取知识来实现这种科学。这个人民的主体天职不是解放人类，而是创造自己「真正的精神世界」，即「保存自己的土地力量和鲜血力量的最深沉的潜能」。…因此，李欧塔说：「为了使知识和知识机构合法化，而把种族和劳动的叙事放入精神的叙事中，这种做法是双重的不幸：它在理论上不一致，但足以在政治语境中找到灾难性的反响。」（后现代状况第九章，1997）。

江泽民以及替江泽民的「高举」与「讲话」的执笔群小们都应该冷静地去读李欧塔这一段对海德格演讲的评语，印证纳粹法西斯希特勒把德国导向于凶残和挫败的教训，映照于今日中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何从何去？也许有人会说今日中国不是当年德国，情况有所不同，叙事也当有所不同。这是无知的诡辩，要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宣言」，就是结合德国与法国的两大堂皇叙事的复合体，既是自由解放英雄的大话，又是思辨精神英雄的大话！为要单一化整体化主体化叙事的观念，先设定一个矛盾斗争的因子，而后又把这个因子（阶级斗争）的叙事放入历史前进轨道的叙事之中，逢山开道遇水架桥，炸毁一切，使自己占领现在，过去，和将来。这种做法有三种不幸：用单一的假设去强奸过去多元的历史叙事，并且以群体占有现在不容私有及任何差别存在，因而「将来」必是无声无色无异的黑洞化的将来。江泽民七一讲话，言不由衷，是发抖的自豪，是恐惧的骄傲。堂皇的新世界，已经不是社会主义，而有「三个代表」混合社会的讲法。

在上面引出的江泽民那一段讲话中，关键性的句子，都是错误的，都是假大空。下面会有关键性的批评和纠正。现在先举出一个小小的例子，大家欣赏。江泽民说，正当中国寻找先进理论，以便开创救国救民的道路的时候，「十月革命隆隆炮声，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先进理论。」这个「隆隆炮声」是写实主义的说法，最无知而又荒唐的说法。因为「十月革命」的当夜（10月25日零时到下午），列宁领导红军赤卫队进攻克伦斯基临时政府所在地彼得格勒冬宫的时候，临时政府早在前一天夜晚已经闻风（斯大林说是托洛斯基泄露的）逃散而去，留守的人是准备迎接列宁的人。所以十月革命的夜袭非常儿戏化，既无槍声，亦无炮声，既无哭声，亦无笑声，赤卫队不费吹灰之力就在一夜之间解放了彼得格勒，白天就公布「告俄国公民宣言」，说资产阶级的腐败政府已被推翻，国家政权已经转入苏维埃之手。这一役只伤亡了六个士兵，还是由巡洋舰阿芙乐尔号向冬宫示威轰击误伤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七章第六节十月起义）。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建党思想的「老祖宗」。而这「一声炮响」不是写实的「隆隆炮声」，而是「喝道」开路的意思。江泽民看不懂这句话，所以他只能是江泽民，不是毛泽东。「一声炮响」没有出丑，「隆隆炮声」出丑可大啦！

六、斯大林规定中国社会的性质与革命路线

卢布党的中共陈独秀毛泽东们，是十月革命的儿子，是马列主义的走狗。借用非洲黑人医生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又敢于批判马克思主义错误的可爱可敬的「后殖民主义」思想家范农（Fanon,1925-1961）的「黑皮肤白面具」（Black skin, white Masks）的表像来说，中国共产党是典型的「炎黄脸，马列心，异化族」（简称马列族），不是中华一族。所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其以后的一切恶形恶状邪性邪行，都不是中国历史的选择，而是由列宁和斯大林以特殊材料造作出来的。

由于中国历史精神绝对与马列主义不兼容，由于中国人民绝对与马列族共产党不兼容，因此莫斯科第三国际，在列宁死后转入到斯大林领导的时代，形成了「斯大林主义」（Stalinism）。毛泽东就是斯大林主义的儿子。斯大林为了替中国革命定性，把中国一分为三：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封建社会，封建社会的上限不确定，是起自西周还是起自隋唐？到五十年代还有争论。在封建社会以上是奴隶社会，奴隶社会的上限是殷商，下限延到那里？是西周还是延长到明代的后妃殉葬？不确定。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社会，被斯大林规定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从毛泽东到江泽民一直都遵照这个说法，无知的胡绳还就此规定写了一大卷「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来服从斯大林的命令，送上中国近代史作为向斯大林祝寿的献礼，这就是历史汉奸和文化汉奸了，无耻之极！马列主义是「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服从文化霸权之说就是文化的大汉奸。

斯大林命令规定中国社会的性质，为的是要规定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性质。如果中国社会在鸦片战争之后到五四运动，还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则中共革命的路线就是「反封」与「反帝」。中国共产党被指定了双重的任务，这是史无前例的苛求，也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所应负担的任务。斯大林只想造祸于中国，以便于使中共替他守住去巴黎的大门，而非真正支持中国革命解放的。现在，我根据一位参与闽变，参校八一宣言，参加三十年代社会史论战的一位百岁高龄的思想家的一段珍贵的记述，来证明从列宁到斯大林侮辱中国社会与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的无耻经过：『1917年俄共十月革命成功，如果这算是无产阶级革命，显然不合马克思的公式。不过列宁又有一说，谓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最先成功，由于俄国是资本主义最弱之一环，即软下腹。但当时列宁与托洛斯基仍然相信，如西欧先进国家不能立即革命作为俄国革命的后盾，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注定失败或变质或复辟。

一九一九年德国左派社会党（斯巴达卡斯团）革命失败，列宁大为失望。于是有一九二○年红军之进攻波兰，又被法国援军击败。一九二一年苏俄发生克伦斯达兵变。列宁乃开始新经济政策，同时转向东方，探求革命新途径。于是有优林、越飞、马林之来华，中国成立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看来，这是一种哥伦布、麦哲伦的工作。然而权力政治的阴谋已超过意识形态之意义。

当列宁决定与中国国民党合作之初，原视国民党为一种苏维埃，用以反对当时苏俄国际上大敌之英国。一九二五─二七年间，俄共及第三国际为在中国进行大冒险，研究中国社会性质。时拉狄克（本波兰人）谓中国为商业资本社会；斯大林布哈林和他们的专家约尔克（Yolk）不惜伪造统计，谓中国为封建社会；瓦尔加、马札亚尔（皆匈牙利人）则谓中国一直是与西方不同的亚细亚社会，中国统治者并非封建地主而是「读书人」。苏俄马恩学院院长梁山诺夫亦赞成之，并于一九二五年发表「马克斯论印度与中国」。继而德国共党中青年理论家（同时为第三国际宣传委员）维特浮格（K. Wittfogel）力倡此说。在瓦尔加马札亚尔和维特浮格之理论中，不仅引据了马恩的言论，也引韦伯学说为顾问。

一九二七年中国国民党清共，俄共必须决定第二步政策。此时斯大林乃以布哈林为顾问。确认中国为封建社会或者「中古的封建残余」。因为中国是封建社会，所以中国要以「土地革命」实现中国之民主革命（中共译为民权革命）。即令如此，照马克斯公式，中国不是应实现资本主义社会吗？然而不然。因为现在资本主义已至没落时期，世界已有无产阶级革命之祖国苏俄，中国之农民革命可在苏俄工人领导下，直接进入「非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社会。此即是俄共代中国定下的革命纲领。当斯大林下令中共「武装三万农民」暴动以证明中国为封建社会时，对当时之武汉政府是一大冲动，遂亦宣告「分共」。当时中共领袖之陈独秀认为以封建残余为革命对象，实为矛盾，亦不愿执行。而由于当时斯大林之独裁地位并未确立，也还未能十分贯澈这一政策。其结果是斯大林政策得到叶挺贺龙瞿秋白李立三毛泽东等的拥护和执行，乃有中共之八一南昌暴动以及中共八七会议，排除陈独秀，进行两湖和广州暴动。然亦均告失败。

在所谓「大革命失败」（即俄国政策失败）后，一九二八年第三国际在布哈林指导下决定「殖民地半殖民地纲领」，谓殖民地半殖民地是「封建关系」或「亚洲生产方法」占优势，将二者混为一谈。继而中共六次大会纲领照本宣科，也就是一九二七年斯大林指示的老话，即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而革命任务为反帝与土地革命，成立苏维埃，争取社会主义前途。这实际是拼命暴动，以中国人民为牺牲，破坏中国之统一和建设之毒计。毛泽东则为此杀人放火事业之执行人。是年瓦尔加发表「中国革命根本问题」，否认封建社会说，并要求作一有组织讨论。这讨论曾于一九三一年二月在列宁格勒举行，结果认为亚洲生产方法只是封建制之「变种」，目前提倡之有害于「国际」，而瓦尔加等亦不再谈亚细亚社会之说了。

当北伐还在进行之中，一个外国认中国为封建社会煽动中国内乱之时，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自引起有识者之关心。武汉政府时期，首先是中共内部的争论，彭述之「中国革命中根本问题」代表陈独秀的主张，瞿秋白「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重述第三国际，亦即斯大林的主张。

武汉政府崩溃后，中共以外的人进行理论的探讨，为首者是国民党人顾孟余（公孙愈之）。这主要是批评当时第三国际封建社会论的。而当时理论根据，只是少数马克斯主义著作，如恩格斯「家族、私有财产和国家之起源」（改编本，其后始有译本），波格达诺夫「经济科学大纲」、「社会意识学大纲」，和一篇文章─瓦尔加「中国革命根本问题」。

另一方面，中共以及拥护中共的人则在「思想」及「思想月刊」上拥护封建社会论和土地革命论。郭沫若据恩格斯「家族、私有财产和国家之起源」写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开始在「思想」上发表的。

一九二八─三Ｏ年间，一批留俄学生回来。他们带回拉狄克「中国革命史」及其它俄人在孙逸仙大学、东方大学关于中国问题的讲义，尤其是托洛兹基派对于中国问题的新观点，即认为中国农村已存在资本主义关系，在实际政策上则主张民主斗争，反对土地革命。他们办「动力杂志」，由神州国光社发行。严灵峰的「中国经济研究」是开始在「动力」上发表的。任曙自己出版的「中国经济研究」是同一思想路线。

一九二八─三Ｏ年以后，马克斯主义文献，也由日俄德法英各国文字译出（英文在这方面最少），一时如雨后春笋。陈代青（林一新）等由俄文将马札亚尔「中国农村经济研究」译出，这是亚洲生产方法论的标准著作。

以上所说知识上准备，中共的暴动与国民党之剿共，世界经济大恐慌与九一八事变，使知识界渴求中国社会之了解和出路。于是有一九三一─一九三三年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即由中国经济现状之分析，到中国历史之分析；这是三十年代第一个全国性的论战，包括中共方面的人在内。』（中西历史之理解，中华杂志社1966年）。

七、中国历史阶段与社会形态不是一致的

自从马克思与恩格斯读过美国摩尔根「古代社会」（并有笔记）之后，始知人类学的重要，也才知道古代社会的大样。后来恩格斯根据摩尔根之书和马克思有关于人类学的笔记，整理写成「家庭私有财产与国家的起源」一书，便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学」。人类学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而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已把世界社会形态列为五种类型：亚细亚原始社会，古代希腊罗马奴隶社会，中世封建社会，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也就是历史的五个阶段。后四个类型是连续发展的（朝案：错了）！而亚洲社会则是东方特殊的千古不变的极端原始不文的板块社会。黑格尔写世界历史哲学的时候，仍称「光明自东方来」，虽然自由度很细小。而马克思则不然，他说「光明自西方来」，除了欧洲之外无文明，若要想进入文明社会，必先接受自由贸易的洗礼和资本主义的强奸。

东方社会也根本生长不出来「奴隶社会」，因为没有家庭土地私有制和广泛的商业活动。普同政府是全国土地所有者，平时只做四件事：国防、水利、公共工程、收税。东方亚细亚社会没有奴隶制，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二十章和四十七章中有确定不移的分析。他说亚细亚是一个「静止的社会」（四十七章），如何能产生奴隶社会？亚细亚既无「家长式的以生产直接生活资料为目标的奴隶制度」，又无商业资本可以「转化为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标的奴隶制度」（二十章）。所以说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和历史阶段论，其欧洲中心部份已经解释不通欧洲社会通史，再把它拿来套在中国五千年历史的头上，当然是套不进去。况且，马克思又把东方社会看成是静止性的，不仅不符合东方社会的特性，也与欧洲的社会历史发展的公式是有冲突的，根本不能把它搬到东方来用。所以，最不要脸的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错误的，「青铜时代」是错误，「十批判书」是错误的！他替毛泽东歌颂斯大林是「亲爱的钢，永恒的太阳」，是超越中外古今的马屁精的马屁诗，也可称之马列族中最不要脸的马屁诗！

那么要问中国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废封建，行郡县，直到鸦片战争，中国是不是「封建社会」呢？斯大林命令中共异口同声地说是！江泽民现在还在说是，台湾的左仔陈映真统联帮和左翼份子们，也跟着说是！可是，在文革中发现出来的毛泽东诗文中，则说中国自秦始皇以来就不是封建社会了。1998年出版的「毛泽东建国以来文稿」第十三册中，有一首毛泽东于1973年8月5日写的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给郭沬若）的诗，原诗如下：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皆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这首诗中仍旧返回中国历史传统的阶段说。秦汉以来是「君主专制」时代，西周至秦统一之前是封建时代。「莫从子厚返文王」，是指柳宗元的「封建论」已把封建制推倒了，郡县制是大公无私的进步制度，请郭沫若不要再说中国是封建社会了。这只是毛郭私下的说法，毛还没有胆子公开拋弃斯大林规定的说法。所以到现在，大陆地下话语已经通行「君主专制」或「专制主义」（为什么说中国文化传统是专制主义，李慎之2000年战略与管理第四期），就是官方文化汉奸不敢说，江泽民软弱无骨的不敢说。所以，由白寿夷主编的「中国通史」（最近完成的），仍然受到「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五段论的影响，以及斯大林的「半封建半殖民地」规定的影响，虽然增添了新发现的考古资料，也无法复活中国历史精神，更无法抓住中国人的历史感觉。

历史虽是过去的，但感觉却是现在的，才是活的历史，而非物化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人编写的中国历史，是斯大林感觉的中国历史，是马列主义感觉的中国历史，也就是非中国的历史。江泽民的七一讲话，也绝对不是中国感觉的讲话！而是马列霸权宰制中国的讲话，他也没有自己的感觉，麻木不觉了。

如果中国自秦汉以来是专制制度，不再是封建社会，则自鸦片战争以来还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吗？答案是不言而喻不解自明的。只有被权力充昏头脑的江泽民，还说「一八四Ｏ年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而我才说中共自十五大「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要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江泽民就是新斯大林，中共路线就是「新斯大林主义」。他现在如此的讲话，仍旧是斯大林规定的说法，无知又无耻的说法。

现在该是把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理顺的时候了！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又名卢布党成立以来，中国历史就被「第三国际」斯大林的扭曲、割裂、侮辱与破坏，使中国人完全陌生于自己国家自己民族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就是它的宣传员传声筒，是历史汉奸，又是文化汉奸。一套完整的中国线性发展的历史阶段，用中国人的感觉区分如下：

炎黄二帝的传说时代─原始社会（河姆渡系与仰韶系接触） 

尧舜禹汤洪水期后时代─氏族社会（洪水期后的发展） 

西周东征的封建时代─宗法社会（公元前1122年灭纣） 

秦汉统一的专制时代─名分社会（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 

中华民国的共和时代─公司企业社会（1911-1949，以后在台湾） 

社会主义的极权时代─新阶级社会（1949年在大陆横行至今） 

未来中国的新兴时代─多元化社会（吸资纳社用中）

五千年来中国历史阶段和社会形态，不是马列主义机械式的历史唯物五段论所能解释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的公式，不仅套不下中国历史，也套写不下欧洲的历史，更套写不了俄国、德国、美国的历史。

洪水期过后的中国历史，有两个阶段是自成一格的，即「宗法社会」的封建国家，和「名分社会」的君主专制国家。中国的历史发展，有两大特点：一是「宗法社会」的封建国家，二是「名分社会」的专制国家。这两大特点是全世界各大文化民族所没有的特色。塑造成第一个类型的中国，是得力于周公的「周礼」与「周官」这两部宪法。塑造成第二类型的中国，是得力于孔子的「春秋」大一统「国家观念」的确立；以及儒家荀子的学生李斯替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督促秦王统一中国，并废除封建制度。第一个类型可简称为「宗法中国」，第二个类型可简称为「名分中国」。这是由下而上的定名，不再是由上而下的定名。由上而下的定名就是「封建中国」与「专制中国」，封建与专制欧洲也有，中国不过是更早就有而已。

由血缘与土地的社会关系，建立的宗法国家，能存在两千多年（初型自夏传子始，到周公建立封建制度，至秦统一中国之年，公元前2205-221年）是不可思议的事。如自周公开始封建之年算起，到秦灭六国废封建止（公元前1115-221），也存在八百多年。封建制度之废，是很自然的事。亚当史密斯说：土地如果可以分割，则无物不可分割。中国封建制度是由上而下分割土地，最后分割到世族和士卒手中成为私有，中国封建制度自然死亡。而宗法关系则变为社会体制，故保存较久，但亦必因土地私有化而松裂，也是很自然的事。

周公的两部宪法主要的贡献是「宗法体制」，有稳定社会关系的功能。故「周公之礼」流行于中国，直到现在风韵犹存。阿扁总统昨天「嫁女儿」（男称婚女称嫁，儿子娶妻曰完婚，女儿出阁曰出嫁），仍有「周公之礼」的遗规。但「周官」封建制（以书经中的裂土建官为准，而非王安石批注的周官），必将会促致中国的分裂，是周公不曾想到的。到「春秋时代」（也是以孔子「春秋」为划时期的基准的），孔子看到这种大分裂的现象和趋势，他写出了第三部宪法，即保全中国的大宪章「春秋」。春秋天子事也，董仲舒说「春秋大义」在于：「屈民从君，屈君从天，顺天应人」的辩证关系，是正确的解读，自然法则与社会法则是结构一体的运动，向上是君主主义，向下是民本主义（可以走向民主）。孔子的「春秋」，是超现实而又印象派，当时「礼崩乐坏，征伐自诸侯出。」孔子大一统中国的理想，无人理睬。直到「吕氏春秋」（公元前239年公布，李斯主编），才由吕不韦劝秦王东征统一中国，李斯则劝秦始皇废封建行郡县，成就了大一统而有中央政府的君主专制国家（公元前221年到公元1911年），社会也渐变为不同于「宗法社会」的「各分社会」。中国文明的历史，自「宗法社会」始有特色，到「名分社会」又有了「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轮转」长期存在的特色，绝对不同于希腊、罗马、日耳曼、俄罗斯社会的特色。辜鸿铭说，孔儒的最大贡献是确立「国家观念、有耻感的社会、责任政治、保全知识书籍」。反对「反知主义」的道家和无差别「博爱主义」的墨家，及极端「自利主义」的杨朱。春秋以道名分，名分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守其分，各尽其责，即「责任社会」。（辜着「中国人的精神」，1914）。「吕氏春秋」说：「父虽亲，以黑为白，子不能从。君虽尊，以黑为白，臣不能从。」（应同）如果没有孔子「春秋」（到吕氏春秋到太史公史记）大一统的「国家观念」的坚持，中国早被分成「七块」（战国七雄），也就没有现在的中国。「春秋」（孔子春秋到吕氏春秋）是当时中国人的感觉。孔子春秋之后有吕氏春秋统一中国。司马迁说，「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我们要把春秋推向前瞻而非后退。我们不能再向周公孔子要求什么，而是要看我们能对「春秋大义」理解多少？要看我们能不能把春秋自然法推进到民主自由的境界？司马迁在「史记」自序中说：「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他当时面对君权巨人顶峰的汉武帝，亦如后来英国批评家卡莱尔说的话：「君权对于我们来说，若不是一种神圣的权利，就是一种魔鬼般的罪恶。」史记就是当时中国人历史感觉。从周公、孔子到吕氏春秋到司马迁的「史记」和刘安所主编的「淮南鸿烈」，中国人已经完成了后来黑格尔精神哲学、法哲学、历史哲学所完成的东西。我们还能向古人勒索什么？史记之后有「汉书」，汉书乃是汉代人的感觉，最华丽的感觉是班固的两都赋，西京就是当时的世界之都。丑得美的「短、肥、秃、黑、疤」才子范晔，写成了「后汉书」，他自称传赞写得绝妙好词，其中最好的一篇是「后纪」前言，他虽轻视女权，但已将皇后列入「本纪」之列，太后临朝就是女皇帝了。皇后烈女代代都有传，也是中国史书的特色，全球只此一家。史记、汉书、后汉书、号称三史，的确是举世的杰作，也能代表中国人的感觉。而秦皇汉武，也是春秋之子，是中国文明的推手，也是孔子的好学生。

有夫妇而后有家国天下。周礼文化，春秋文明，都很注重个性。养成个性的第一要义是「孝」，第二要义是「忠」。「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不是孝子也就不会是忠臣，不是忠臣就不会是良民。忠孝两全就是保身保家保国的良民主义。礼教决不是吃人主义，而是「良民社会」秩序，不靠军警统治的社会秩序。辜鸿铭把「悌」译为「良民」，由良民而公民而市民，是最好的解读。忠孝要义类似宗教，中国的良民宗教。良民宗教之信仰，就是「忠诚之责任」（Duty of Loyalty）。所以，辜鸿铭把中国男子的「忠孝之道」，解为「忠诚教」，把中国妇女的「三从四德」解为「无我教」，合为中国的「忠诚教和无我教」（Religion of Logalty and Religion of selflessness）。反孔教之徒，可就是无礼的「无耻之徒」了。良民文化也决不等于是「臣民主义」，而是「顺天应人」的自由主义。三史之后无良史，中国也陷入于破碎雕零之中。「三国志」是一位「边陲地区」的作家陈寿写的。在西晋时期中央文官学者如张华王衍等人，是瞧不起边陲地区的文士的。在亡国的西蜀却出了两个文人，一个是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另一位是「陈情表」的作者李密。如果没有陈寿的三国志，则诸葛不亮，也就没有后来家喻户晓的「三国演义」。当李密的「陈情表」送到中央送到皇帝司马炎的面前，才使「天下无穷人」骄傲的晋武帝大吃一惊！他览表之后赞曰：「密，不空有名者也。」而后李密被征召到纸贵的洛阳，先为尚书郎，后做温县令。县长做得清慎无过，但因朝中无人，无法内转，被改调为汉中太守。一日晋武帝赐宴群臣于东堂，普令赋诗，李密有诗曰：

人亦有言，有因有缘；

官无中人，不如归田；

明明在上，斯语岂然？

司马炎也像江泽民，见诗不悦（江则见记者追问支持港首而不悦）。都官从事，见色而参，李密免官，卒于家。（江泽民则大捕法轮功）。陈寿与李密是西蜀亡国之臣，总算替诸葛亮统治的西蜀争回了历史的面子。

隋唐有诗无史，刘知几有史论而未写史。两宋有两大杰作都是为皇帝上课的讲义，一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二是朱晦庵的「大学讲义」，也都是我熟读的。「三通」是物化的制度史，黄宗羲的「学案史」乃是伤心人亡国臣子别有怀抱的专史，强调中国学术生命的历史，明夷待访录则是哀痛政治亡国的历史，提振民主开明复国的精神。黄宗羲是钱谦益的后生，也是郑成功到虞山拜钱谦益为师的证人，他也是柳如是干妈盛泽归家院徐佛私恋的情人（徐佛美艳多才艺为黄宗羲终身未嫁）。清代无历史，而且禁绝中国的历史。到清末有梁启超的「新史学」，不仅未能建立新史观，而且把中国历史也捣碎了。民国以来最流行的有二史，一是顾颉刚的砍头新史学，尧舜禹被砍掉；二是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的历史学，社会形态五段论决定历史五段论，把中国古代史上溯到原始，赶走了「砍头的新史学」，是其一大贡献，可恶的是硬把青铜器出现说成是奴隶社会，连马克思看到也会笑掉大牙的。又硬把秦汉以来说成是封建社会，却找不到封建庄园的通例。且又把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社会，说成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更是无稽之谈，「科学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中也根本没有承认过有这样的一种社会。由不通中国的中国通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史」，也是不成体统的杂烩。因此，如果我不写这篇文章点破这些，可就真的对不起中国历史，对不起「大学讲义」的朱熹，对不起三史作者，对不起春秋之笔的孔子，也真对不起中国人的感觉。

在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是左倾的年代，自命为「先进份子」连走路时的肩膀都是向左歪的。到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则是反左倾的年代，不仅共党红朝在反左，而在民间文化的话语中，尤其是以复谈自由主义反对极权专政和权力资本主义为主题。并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三大痼疾：一是只能生产专制主义，二是以游民流氓主导革命，三是皇权当道没有公民观念。透明地说就是：「专政压倒民主」，「流氓压倒书生」，「党权压倒人权」，都是用来批判共党现实政治的横霸性的。把过去的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红卫兵痞子运动，天安门广场三次槍声（四五槍声，六四槍声，元旦捕杀法轮功的槍声），限制谈自由民主人权，逮捕异议者……这五十多年来的一切专政乱搞的暴行，都归之于中国文化的三大痼疾，是可以理解的，但绝对是错误的。自从延安整风到文化大革命，从六四天安门民主广场到2000年四二五逮捕法轮功镇压自由主义言说和异议份子，都有「专制皇权」和「流氓痞性」的成份，这不都是来自中国固有的文化（皇权文化和游民文化，李慎之把中国文化等于专制化，王学泰把游民文化主流化，都是有很大的盲点的）。而是有外来的滋养品：

1.「苏维埃」就是痞子政治。这个俄文字的意义就是指散兵游勇逃犯失业者奴婢等人的聚会闲话休息之所。

2.「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痞子专政。马克思规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和专政者，都是失业后备军的城市游民和知识流氓，列宁的「职业革命家」就是流氓知识分子。

3.「人民公敌大整肃」也是痞子运动。斯大林在三十年代的大整肃运动，直接影响到延安整风的恐怖行动。

4.「地痞流氓」的行事作风。这是中国自秦汉实行「私有制」城乡自由开放以来，就有的东西，他们在咸阳行刺秦始皇，公孙弘杀了郭解，而「民间盗跖」流行，一直流行到瓦岗寨和梁山泊，流行到「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延安整风、文化大革命、四个坚持、逮捕法轮功。

可见中国共产党的「一抓二搞三斗四杀五贪六腐」的痞性政治和痞性文化，含有中国的成份只占四分之一，四分之三都来自马列主义。特别是把「痞性行为建构化理由化」，完全是学自马列主义的辩证理由化（如矛盾论），这是中国游民文化痞子作风所没有的。尤其是把地痞流氓的行为联系到与西方游民流氓革命相结合，不仅仅是「政治改易」（改正朔易服色）的循环，而且是以「社会主义革命」为目标了！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主流。在孔子编成的一本政治教科书（书经）中，从政治学方面来看，它有七大特点：禅让政治（选贤与能），水利工程（禹平水土），汤武革命（君为民设），国家规划（周礼周官），洪范九畴（中央调控），民生第一（利用厚生），不可「骄傲自豪」（人心唯危，道心唯微）。故，朱熹有诗曰：

放勋始钦明，南面亦恭己；

大哉精一传，万世立人纪。

猗欤叹日跻，穆穆歌敬止；

戒獒光武烈，待旦起周礼。

恭维千载心，秋月照寒水；

鲁叟何尝师？删述存圣轨。

中国政府走向君主专制，是机遇也是一种过渡。正如西方不连续的文化传统一样。到近代国家时期，先经过重商主义的君主专制，而后再经过「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革命」，「德国国家革命」，提振工业化现代化，才进入民主人权的好时期。中国子孙无能，不追取进步，只怪罪中国文化，是西化派马列派和胡适鲁迅遗留下来的歪风，直到李慎之而不改，也是可耻的。「欧洲的孔子」却把中国风吹开启蒙运动。

现在，我想只对中国自秦汉以来「君主专制」（维特浮格有「东方专制主义」一书，白乐日有「中国的文明与官僚主义」一书，前者有水利社会说，后者有官僚社会说，而宗法社会则是中国固有之说，都不承认还是封建制度。而亚当史密斯、韦伯、白乐日等人则对中国城市也早有比较的说明。中国城市是政治之城如三都赋之描述，近代西方城市则是商业之城和工业之城，商业革命成就了工业革命，也成就了市民自由契约精神之民主。）的政治特点（伏尔泰称为开明专制）说几句话（长篇大论可以写上千万字，却不如几句话头有用）：中国君主专制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这还是贵族政治，却也是三公论政，重大决策是要公开讨论的。从史记「始皇本纪」可以看出，朝政是由知识分子讨论的，中央政府的组织是三权制衡（丞相行政、御史大夫监察、廷尉司法），皇帝虽有最后决定权，但不是凌空而下，乃是据议论作合理的裁决，始皇对于朝廷议定的名号裁决曰：「去泰着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如议，制曰可。」这个裁示很合理也是很民主的嘛！所有参加朝议的大臣都心服口服呀！例如废封建为郡县，也是先由廷议上奏而后才由始皇裁定废置的。秦制并不是毫无是处的。秦始皇比法王路易十四开明能干多了，也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议事更开明而果断，执行命令也最为彻底。毛泽东自比秦始皇焚坑的人多而自傲，却不敢比秦始皇开明议政的果断性．是自暴其丑者也。秦政从中央到郡县，从驰道到长城，是很合理也很气势的。当时的咸阳就是世界之都！「条条驰道通咸阳」比「条条大路通罗马」更快速，也更漂亮！三公议政是古制的综合，郡县之制是新的地方建制，前者带有专业的民主性，后者带有服务的人民性。

至于后来被赵高李斯搞坏了，责任不在秦制。章太炎曾经说过，两千年来的政制皆秦制也，两千年来的皇帝皆大盗也。流氓皇帝始自我们徐州的英雄刘邦。从流氓皇帝刘邦开始的平民君主专制，也有五大特色：

游民造反，军头称帝 

官僚治国，阳儒阴法 

劝学第一，兴修水利 

管教养卫，礼义廉耻 

爱民如子，长治久安 

陆贾与刘邦对答的两句话是有名的，也是以后所有流氓皇帝（如朱元璋）都遵从的至理名言。史记陆贾传说：「陆生时时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对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于是乃有陆贾「新语」替刘邦上课的讲义之作。流氓与皇帝到此为止，流氓皇帝的痞性则被「新语」驯伏了。朱元璋是把君主专制推到毛泽东的地步（专制的顶峰），但他之所以能够北伐成功，还是得力于浙东民族主义的书生（永嘉学派后裔）宋濂和刘基的辅助。朱元璋出兵北伐的宣言（谕中原檄），就是由宋濂执笔的，这个宣言有中国文化传统的包容性，并没有如毛泽东写的追杀江南的国民党的社论那样要「澈底干净地消灭敌人」的残暴！因为毛泽东的痞性已经有四种成份了，所以中共的痞性直到江泽民身上还存在。可是，欧洲的资本主义软件文明已经把马克思主义的痞性驯伏了。

俄国人也把「苏维埃」的痞性拋弃了。北京「红色政权」（毛泽东的用语）的痞性还能存在多久呢？「胡虏无百年之运」，我相信它无法活到2049年的。如果不脱胎换骨以「吸资纳社用中」以中为主流来代替「四个坚持」和「三个以为」的话。

八、一八四四年以后中国沦为双重殖民地

在二十世纪之前，各大文化民族的历史进程，没有普遍性的运作模式。历史唯物五段论，是具体的胡说，是一元模式的胡说。欧洲社会形态是不连续的，生产力没有接替性，马克思胡说八道欧洲史。只有到二十世纪「现代化模式」（英法美德俄日革命形式也各不相同）整合出来之后，才有全球化的趋同性。所以，过去各大文化民族的历史过程，就是一个民族共同成长，共同欢笑，共同悲伤，共同感觉的纪录。龚自珍说，亡人之国者，必先亡其史。亡其史就是使他们忘记自己民族历史的感觉。法轮功使炼功者都有自己的感觉。中国共产党却使中国人失去了自己的感觉，而由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代替人民的感觉。而他们也没有自己的感觉，也是用马列主义来代替他们的感觉。江泽民「七一讲话」（三个代表的讲话），有他们自己的感觉没有？没有；有中国人的感觉没有？也没有。

鸦片战争对中国历史影响很大，但不是存亡绝续的战争，满帝也不让中国人有如此感觉，故不宜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更不应作为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起点。当时莫斯科「第三国际」为了要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苏联，故意以鸦片战争为分界线，转移中国人一贯仇视俄帝的目光，去反抗英帝的侵略，来保住苏联通往巴黎的大门的。关于这一点，从李大钊一直到江泽民的共干共子共孙胡绳和李慎之们，都不曾知觉的。毛泽东已承认自从公元前221年之后中国政治就不是封建制度，中国社会也就不是封建社会。那么，那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于中国呢？

所以说把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这不是中国人的感觉，而是「第三国际」的需要，特别指示「卢布党」（中共）要如此说要如此写，来配合莫斯科社会主义帝国的要求的。中国人真正感觉到「裂天维，倾地纪」、「地坼天崩，山枯海泣」而有亡国之祸的，是1644年满帝占领北京又以讨贼之名南下征服中国，才是中国近代史的起点。依照近代史学划线的规矩，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年（476）就是中古史的起点，东罗马帝国灭亡之年（1453）就是近代史的起点，则1644年北京有两次战祸，皇帝自杀，明亡。明亡，不是一个朝代之亡，而是中国沦为异族统治，变成满族野种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王船山说：「汉唐之亡，皆自亡也。宋亡，则举黄帝尧舜以来道法相传之天下而亡也。」（宋论结论）这话也是为「明亡」而说的。

北京沦陷再沦亡，福王被迎立于南都，明代原来内部矛盾（太监权奸与东林复社之争）转化为民族对民族的斗争，南明文化就此起立，成为以后三百年中国人的共同感觉。这种「反清复明」民族主义的感觉，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的序言写得很感人，朗读一段如下：「夫何东君，以少日出自北里章台之身，后来转具沉湘复楚之志，世人甚赏其奇，而不解其故。今考证几社南园之一段佳话，则知东海麻姑之感，西山精卫之心，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来有自矣。披寻钱柳之篇页于残阙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己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词，而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一代才女也曾是妓女的无产阶级柳如是，是东林教主钱谦益的夫人，七郡地下抗清司令陈子龙的情人，一代大家黄宗羲的友人，郑成功的师娘，支持郑成功北伐抗清的慰劳团长，中国反帝救国的民族妈祖。所以陈寅恪在双目失明后半生最后二十年的心力，口述完成八十万字的「柳如是别传」之后才安静地去世，其目的就是要「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勿为马列主义历史观所误导。于是，中国近代史的起点可以确定了，南明历史的地位（1644-1683）也就可以确认了。郑成功与台湾的国姓之岛之反帝传统，经由天地会洪门会传到孙中山，终于辛亥革命（1911）十月十日武昌起义大决战之后，推翻了满清帝国，赶走了异族殖民地统治。

从1644年到1911年，满清种族帝国主义统治中国二百五十多年，也就是中国沦为种族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二百五十有多年，如果不承认这一点，鸦片战争问题、太平天国问题、洋务运动问题、维新变法问题、辛亥革命问题、中日现代化比较问题，都会得不到合理的解答，这就是西化派与俄化派的盲点。马克思说，只有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有开发东方社会新文明的功能，俄国对外贸易则并无此种功能。依此类推，满清种族帝国主义只能以「军机」治华，而后又「以华文化」来治华，根本不可能开发现代化，甚至以反现代化来防止中国富强的。因此，邹容的「革命军」先提倡种族革命，同盟会是在日本纪念中国亡国二百四十二年大会受阻之后成立的，兴中会的口号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革命军」独立大义说：「中国是汉种中国人的中国，不许异种人沾染我中国丝毫的权利，先推倒满洲人所立的北京野蛮政府，诛杀满洲人所立的皇帝，以儆万世，不复有专制之君主。」

1.1644年以后的中国，是满清种族帝国主义的殖民地。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则又变成殖民地的殖民地。台湾因为是反清复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基地，故在马关条约中由清帝把它割让给日本，以报台湾反清之仇。上海、广州、天津、南京、武汉等地有码头的城市，都有「租借地」，并有所谓治外法权的「租界」，遂行其商业掠夺和政治压迫，清廷也乐见洋人来替他镇压中国。满清帝国为了保住统治，不惜割地赔款来维持政权。只要不要它的满洲，中国任何地方它都可以割让。

2.因此，殖民地的统治政府，不仅等于没有中央政府，而且还是一个会出卖中国的政府。因此，中国虽比日本早了五十年实行现代化的器械生产，但成功却迟于日本五十年，就是因为日本在尊王攘夷之时，产生了一个名符其实的民族国家中央政府，得以集中意志和国力来搞现代化，明治维新之后有一日千里的进步。中国由汉人倡导的「洋务运动」受阻，「变法维新」亦受阻。鸦片战争应胜未胜亦为清廷阻滞汉族势力成长之故，中日第一次战争是因日本威胁了满帝的基地满洲之故。马克思说中国现代化开化的迟缓，是因为中国只做了专制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而未能彻底做资本帝国主义殖民地之故。这也是无知乱说的。日本没有做过一天资本主义的殖民地，马克思是亲耳所闻亲眼所见（新闻报导）日本明治维新现代化成功的。李慎之在「发现另一个中国」一文中提到中日现代化快慢比较的说法，也是侮辱中国人的说法。中国做了新旧两式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被左右制肘，所以无法进行迅速的现代化。中资被用去建造颐和园，外资被用去买军火，资本无法形成，也是阻滞中国现代化的技术原因。基本的原因是亡国之民受宰制，无法实现自由的意志。

3.所以从1644年起，中国历史的要求就是以『种族革命』来带动『社会革命』（而非社会主义革命），到鸦片战争之后特别是如此。因为历史证明了中国若不实行种族革命驱逐满帝，就无法推行现代化，使中国进入现代化文明的强国之列。而后要实行「社会革命」（如「革命军」提出的要求，如「实业计划」提出的办法），就非得学习西洋富国强国的经验不可。所以，黄兴说：「革命要学华盛顿，打仗要学拿破仑！」孙中山说：「建国之首要在民生（实业计划），建国之基础在民主（民权初步），建国之力量在民族（孙文学说）。」至于开头的口号「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列宁说这个纲领是很难实践的。「社会革命」是经济制度和民主政治的革命，由于德国由上而下革命的「俾斯麦主义」的经验，在革命风潮的当年也很受欢迎的。几乎是全中国有思想的有识见的有历史感的中国人（西化派传统派革命派无政府主义者），都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打倒土豪劣绅」的土改，以及井岗山上的「红色苏维埃」。什么是「苏维埃」？中国人根本不懂，连共产党到现在也不懂得它。经过我这篇文章的介绍，大家才知道「苏维埃」就是痞子宫，「无产阶级革命」就是游民痞子的革命！苏维埃也是俄国游民的总称，无产阶级也是欧洲游民的总称，把欧俄游民的痞性与延安毛痞相结合，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痞子」，有三色痞性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痞性痞行的旗帜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这就是马列毛痞的理由化，是有理论武装的痞子了。

4.从1644到1911年的中国社会，小农经济宗族系统仍旧存在，文化生机则完全走入地下，抗清运动也走入地下。因此，在满清帝国主义单独统治中国时期，虽为「满汉合治」，但汉女不得入宫，汉人有能，满人有权，可以说是一种「军机社会」，由军机处统治的社会。到鸦片战争之后到处是租借地的时期，则是「买办社会」，由洋行统治的社会。军机社会加买办社会，中国遭受到双重的压迫和剥削，一马背双鞍，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宁赠洋人，勿给家奴」（慈禧语），怎么能开放出现代化的中国来？满帝只要统治，英美需要贸易，由贸易给租借地的城市带来了商机和工业生产，因而产生了买办资本家和工业资本家。农村过剩的人口便自然成为劳动密集工业的劳工，地主受到排挤，农村开始暴动，洪秀全金田起义了，捻苗回乱都起来了，兴中会革命起来了，革命军发行了。满帝最后想利用「义和团」来「扶清灭洋」转移反帝的目标，但被八国联军所打破。

5.辛亥革命是中国人反满帝的革命，但目标是双重的，既要「驱逐满帝鞑虏」，又要「创建民主中华」，这是当时革命的要求。没有同盟会，就没有中华民国。有了共产党，就没有了中国。辛亥革命虽然推翻满帝与帝制，成立了中华民国，但统治权力落到北洋军阀袁世凯手中，造成了民主的逆退和政治的纷乱，被美日俄英等帝国主义利用，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巴黎和会中又被出卖。孙中山不得不「以俄为师」，联俄容共，接受俄援，训练新军，准备北伐统一中国。他也利用和平机会（孙段张联合），空手北上，想以「和平奋斗救中国」，可是「和平未谈身先死」，他终于累倒了，革命精神站着。他留下三大任务：Ａ．以俄为师联俄容共作第二次革命，Ｂ．北伐打倒军阀统一中国先行训政后行宪政，Ｃ．民生为先实业第一利用外资发展经济。1927年宁汉分裂，国共内战，中国刚统一，九一八就来了。由德义日法西斯挑起的双反战争，当时的中共只为「保卫苏联社会主义祖国」而催战，到斯大林与松冈洋佑拥抱时，毛泽东手足无错，真不知道他自己也变成了汉奸，与汪精卫站在同一战线了。江泽民说是中共「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完全是睁大眼睛说瞎话，而且是「贪天之功以为己力」无耻的瞎话。我是参加当时抗日的学生，偷看到「台儿庄会战」的实景（中共曾拍成电影，因为太卖座而禁演），总指挥是国民党的李宗仁，可不是毛泽东朱德呀！战争是革命的温床，毛泽东利用抗日「保卫苏联，发展自己」，终于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形成气候，并在「雅尔塔体制」之下，受到驻在东北的红军的支持，和利用「马歇尔调停」的机会，在内战中打败了骄兵悍将的蒋介石。此时他有做「亚洲的狄托」改革开放的机会，却甘心「一边倒」朝拜莫斯科，受到斯大林冷遇和极大的侮辱。儿子党是站不起来的，卢布党是没有独立性的。

在赫毛因对斯大林死后评价的问题而论战时（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有秘密批判斯大林演说，毛泽东命令人民日报写有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赫鲁晓夫才公布战后苏联驻东北红军把接收日本关东军八十万部队装备，都交给了毛泽东林彪部队。计有「七十多万支步槍，一万四千多挺轻重机槍，和一千八百多门大炮，七百多辆坦克，大约九百架飞机，将近八百座弹药和军用物资仓库，以及松花江内河舰队的船只。」（1967年十月二日莫斯科华语广播转述）。国共内战的胜负，在武力上就此被决定。此时国民党的美援反而被停止了。美国与苏联的一退一进决定了国共的胜负。

九、江泽民「三个代表」讲话的变性术

中共卢布党成立八十年，第一个三十年（1921-1949）是在打内战，人民讨厌它，也根本不懂「苏维埃」是什么东西，第二个三十年（1949-1978）是在搞内斗，有三大改造，五大运动，炮打金门，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只有最近二十年（1979-1999）是「改革开放」在搞经济，但还有：

向北看，下岗工人一长串。

向西看，到处都是穷光蛋。

向东看，走私轮船刚靠岸。

向南看，三陪小姐满街站。

向上看，美国鬼子扔炸弹。 

向下看，小小法轮还在转。

1978年邓小平把「两个凡是」的主席华国锋斗下台，开始了邓小平的「四个坚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独裁，先是关闭「西单民主墙」，而后逮捕了「第五个现代化」魏京生，以「四个坚持」来建设「四个现代化」。人民仍旧吃不饱穿不好，伤痕累累的中国仍在哀哭泣嚎。安徽省肥西县的农民首先起义，用「包产到户」的单干方式，争取增产增收，吃饱肚子，非常成功，由省委书记万里支持单干到底，最后终于打倒了人民公社。这也就是「以农业支持工业，以乡村支持城市」改革开放的先声。邓中央先是不准，而后才松口试行，最后解散人民公社。万里是人民功臣，也被邓小平赶下台。狡兔死，走狗烹，邓小平比勾践还要阴狠。

在邓小平总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中，第一个基本点「四个坚持」是邓小平的独裁路线，第二个基本点「改革开放」则是由人民起义的路线。改革开放，变成了这二十年共产帝国的活招牌，而「四个坚持」始终在后面拖后腿！经济靠右，政治靠左，基本矛盾由此冲突不已，便是共产帝国「致死的疾病」（祁克果语）！马克思主义医不好它，凯恩斯理论医不好它。所以，朱镕基要退休干不下去了，江泽民才有「三个代表」进一步退两步式的讲话，能不能延长共产帝国（腐败帝国）的死亡时间呢？先来看看他新开出来的「三个代表」药方是什么？他说中国共产党要：

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把这三点与本文第四节中共一大党纲的说法对照来看，八十年前一大的说法与八十年后这三点的说法，相差之大等于是前苏联与今俄国的落差，是非常惊人的变性。也就由于这「三个代表」的说法，活鲜的证明了两件事：八十年前所有中国人对于马列主义苏维埃主张的批评都是正确的！只有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的说法是错误的。在这八十年中，由于卢布共产党无知的「一边倒」，中国人被它杀伤掉两亿多人，生产力损失到数万亿美元，最后还是回到原点─从「先进生产力」代表的资本主义再出发，从「实业计划」再出发。

先说第一个「代表」。「始终代表」有问题，不仅「代表」的身份有问题（谁要你代表？）而且「始终」的一贯性也有问题（始与终不一样）。因此「始终代表中国」是谎言，是自我膨胀的大话。「先进生产力」是指什么？从马克思到列宁，从列宁到毛泽东，都认为「先进生产力」是由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创作出来的，无人可比。是这个「生产方式」生产出生产力，而不是生产力生产出这个生产方式。如果没有这个「生产方式」，则可就是「生产无力」或「生产吃力」了。故，生产力就是生产方式之力，包括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马克思把它拆开来说，并作了上下层的决定论，是辩证形而上论，是乱说的。这个「生产方式」有十大条件缺一不可：

以私有财产为基础   

以市民社会为背景 

以契约自由为形式   

以竞争市场为机制 

以纸币通货为媒介   

以利润获取为目的 

生产三要素的结合   

生产决定分配消费 

以企业组织为主体   

以机器为生产工具 

这是从亚当史密斯「国富论」，黑格尔「法哲学」，马克思「资本论」，韦伯「经济与社会」抽取出来的「生产方式」，也就是现代化人类生产生活的方式，脱离了中世纪封建庄园经济生活的方式。中世纪的生产是为了消费，市场是为买而卖。现代的生产是为了利润，市场是为卖而买。机器代替了人力，所以有机器吃人说。黑格尔称赞经济学家说，他们把日常生活研究出一些经验的规律，是很了不起的。古典经济学（这个帽子是马克思造的）把这十大条件揉进于四个范畴之中：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生产是一般，交换与分配是特殊，消费是个别。」这个辩证法的说法，是马克思抄取黑格尔「法哲学」中的说法，是简明而正确的。工业资本主义与重商主义阶段不同，已从「流通挂帅」转换到「生产挂帅」。生产挂帅的特点是注重「生产」而非注重「贸易顺差」。注重生产就得注重「生产方式」增加生产能力，生产出更多「价廉物美」的商品，去占有「竞争市场」的占有率。于是「生产三要素」（资本、土地、劳力）结合的生产方式由纺织机的发明而被推到前台，成为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现代化最先进的「生产方式」，最有生产力的生产方式。它不仅冲破欧洲封建古堡庄园，也冲破海洋与世界藩篱，造成一个全球统一市场的机制。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服气，最终也于二十世纪末叶被它淘汰出局。所谓「市场经济体制」或「市场机制」，就是指这个「生产方式」（有十大条件支持的三大要素结合的，利润挂帅的，私有制的市民社会之整体）。单说「生产力」是错的，是以偏概全的「物化生产力」的说法。即历史唯物论的物化历史，物化社会，物化人类的错误说法。

如果「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这个「先进生产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的要求，就不应该「废除私有制」实行「三大改造」集体化公有化，并以非人化的「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来整穷整死七亿的中国人。更不应该在「改革开放」的此时，还在坚持「邓小平理论」和马列主义的指南。假如这是江泽民学列宁「进一步退两步」的「新经济政策」，而后还要实行「第三次革命」回到公有制共产社会，江泽民就是斯大林的斯大林，必败无疑！如果不是（他也提到「少谈理想，多务实际」！），即应开放社会民主，制衡「权力资本主义」，打破城乡分治一国两策，把土地归于现耕农，避免共产党被送进法场，被送上断头台。

最后把「生产力」最新的定义介绍如下：「生产力决定于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决定于社会关系。由市民社会中诸社会因素，结构统合用于工业生产的能力，叫做生产力。机器是物化生产力，思想是活的生产力，教员是生产力，工人是生产力，文学家和哲学家则是精神生产力。生产力在一国就是国力。知识与思想是第一生产力，科学与技术是第二生产力。故自由是生产力之母。」

次说第三个「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已经由「阶级政党」变为「全民政党」了，由「共产主义」变为「民粹主义」了，中国共产党应该改名为「中国人民民主党」了。如果是这样，则应以第一届国民大会通过的「宪法」（内有王若飞条款）和第一届政协「共同纲领」为蓝本，召开全国全球华人的爱国精英代表重新修宪，回复到「四大阶级」联合民主，「五种经济」成份并存，城乡交流，内外交流，实行三院制衡（政协院由各党派专家代表组成，是知识设计院，有能。人大院由各民族各团体代表组成，是监察和政权机关，有权。国务院掌管全国政务，受人大监察和政协质询，形如内阁制）体制，总统是象征元首，虚位皇帝。这样的民主宰相制，才是中国人民感觉出来的东西。「苏维埃」算什么东西！这个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宰相」政府，应该在「奥运大会」前两年完成，北京将以世界上最民主的面貌面向世界，这才是中国人真的站起来了，受到全世界人民的欢呼。

当然，天安门城楼上那一幅暴君恶贼痞子汉奸杀人王的毛泽东像和那两句标语，应该在十六大会后摘掉。那是中国血流满地无尽耻辱的标记，是不应该让它长期存在的。「改革难于革命」，中共中央应该打破这个规律，不要等候被革命。邓小平已经失去第一次机会，江泽民「三个代表」之说是应该在十五大提出的，该提未提只要起步就不嫌迟，希望中共十六大勿失去第二次机会。由资本家阶级治国，由资本家管理人员治党，国家会民主，党会有进步。职业革命家就是痞子的形像，天安门上的毛像可作代表，所以应该收起来了。

最后要说的是江泽民的第二个代表说，即「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个「先进文化」不是指中国文化中的先进成份，而是指「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个「文化」与「文明」，都不是「先进的」，也都不是「高级的」，更不是「理性的」，而是「理性的毁灭」（借用卢卡其书名）。卢卡其批评德国的谢林哲学、尼采哲学和帝国主义，法西斯纳粹主义，都是非理性的，肯定马克思「资产阶级的才能已经光了」之说，是非常幼稚的偏见。他却不知道，马克思主义是理性的非理性，道德的不道德！科学社会主义（他是反对科学主义的而要把它意识形态化）是科学的反科学，所以马列主义是最大的一个非理性的主义。直到苏联红军开到匈牙利镇压他也参加的「抗俄革命运动」（1956年10月）时，他才知道马列主义是非理性的。他所推销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才真正是「虚假意识」的捏造者，直到他的「社会存在本体论」都是「虚假意识」的作品，拆穿了是一文不值的。「自我意识」常在人心，「阶级意识」飘浮不定，马克思和卢卡其的「阶级意识」根本不能成立（不是常态的常在），是绝对伪造的「虚假意识」。北京南京共产党人写的两本书「历史哲学的重建」及「卢卡其与马克思」，都是顺着卢卡其「虚假意识」而虚假下来，不思之甚，连一点反思能力都没有或不敢反思，如有反思还是与马克思主义之异同的回映，不是真正的独立思考之反思。那里还有「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存在呢？不能独立思考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有了「社会主义文化」也就不可能有独立思考。

从哲学的高度来说，无产阶级无文化，社会主义反文明，共产党人不道德。如果说「游民文化」也算是文化，则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就是欧洲游民文化的革命，列宁主义就是苏维埃游民文化的革命，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就是马列主义加中国游民的「三痞文化」（马痞、列痞、毛痞）。所以，红卫兵是三痞文化的产物，尤甚于「少年兽性暴行的汪达尔主义」（Peasant Vandalism and Teenager brutality 见李慎之替游民文化序文）。因为红卫兵行为的背后是有一种「意识形态」在支配的。邓小平关闭「四大民主」与逮捕魏京生，是「三痞文化」的暴行，镇压「六四」亦然。江泽民「反宗教迷信」逮捕法轮功，是以历史唯物论无神论「科学社会主义」名义去执行的，这也是「三痞文化」意识形态的「武器性」（马克思用语指理论力量）的放射，是三痞文化最近的恶作。

共产党宣言是代表近代欧洲新旧流氓的宣言，宣言的基调就是流氓的口吻，要把那些「失去民族性」又把「法律道德和宗教全都视为资产阶级偏见」的群氓，组成革命政党来炸毁现代化造成的国家政府和社会文明，即「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这个流氓宣言，替俄国苏维埃流氓提供了革命以理由，经过十月革命苏维埃化的介绍，也替中国痞子毛泽东们提供起义造反的理由。东方流氓有了圣经，就变成了「社会主义的流氓」。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他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邓小平说为了革命他去找理论，只读过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就产生了「邓小平理论」伟大的旗帜，这也只有流氓社会主义的水平。所以我说中国共产党的流氓性是三合一，其文化就是「三痞文化」，是文化中最卑贱者，是目无法律道德宗教和礼义廉耻的反文化的文化。在欧洲它就是反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文化，在中国它被斯大林指定去反封建礼义廉耻的文化。所以「共产主义愈到东方愈无耻」。

共产党宣言中所代表的欧洲新旧「流氓无产阶级」（马克思用语），一百五十多年来革命未在欧洲得逞，而且被黄金与电气化「贷款消费」和「知识经济」化掉了。俄国的苏维埃流氓无产阶级在苦迭打胜利之后，如布哈林和托洛斯基之所言，是要废掉所有文化遗产和法律道德宗教，因为在共产主义无差别的社会中，新的亚当和夏娃是不再需要什么文化的。所以，苏联虽然活了七十四年，死后在俄国没有留下任何文化遗产，连「生产关系」也死跷了。中国共产党流氓无产阶级，先是「卢布党」根本没有个性，后由毛痞子当家形成延安整风式的「三痞文化」作风。在革命时期是「地痞流氓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加「步槍」。在「建国五十年」来，前三十年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三痞运动」，后二十年是「四个坚持」的痞子压阵。既没有「社会主义文化」（公平正义合作协同文化），又没有「社会主义文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合一运作机制），现在不得不提出「三个代表」来油漆门面以掩衰亡，但又要坚持「先进文化」的流氓主义，是与「先进生产力的要求」和「全民利益的要求」矛盾的。「先进生产力的要求」就是要求采取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含分配方式和交换及消费方式）的要求，也就是「四个现代化」最基本最核心的要求，也才能符合「广大人民基本利益」的要求！恢复「私有制」是第一要义，让「自由市场」发挥机能，让「多元化社会团体」独立存在，让新闻自由，让党国分开，让启蒙和后启蒙文化再现于中国，是起码的要求，则以「人权宣言」的文明代替「共产党宣言」的流氓文化，是当然之义，无可讨论。这是世界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的公式，可以因地制宜，不可逆势蛮干。

马克思主义在欧洲有人欣赏，但没有一天得志过。苏维埃主义统治苏联七十多年，也于1991年自杀而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过二十年改革开放的走资过程，已经变为「权力资本主义」，最大的资本家就是共产党权门。经济基础已变，所有制已经退到「三资私有制」，农民也正在要求耕地私有。试问「三痞文化」、「四个坚持」、「一党专政」、「世代接班」的三痞流氓专制的政治体制，还能面不改色的存在吗？连马克思都会训斥江泽民说：不可以！绝对不可以的。

没有私德就没有公德，没有私产也就没有私德。五千年来的人之素养与伦理道德法律法制礼教，都是从私有制社会确立和传习下来的。这种文明的成就从奴隶社会一直延展到现代化社会，都被黑格尔归纳在「法哲学」一书中。马克思想用欧洲游民痞子流氓的炸弹来炸毁它（共产党宣言公布的暴动），结果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法哲学坚持的现代化西方文明社会，不仅屹立不摇，而且由硬件资本主义转入知识经济的软件资本主义，用头脑走路继续前进。像小丑跳梁一般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都跌死在「卡夫丁峡谷」，剩下最后最大的一个马列帝国主义殖民地的中国，其大头目江泽民也在以「三个代表」变性的东西来救亡了。没有私有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生产力，就不是「先进生产力」，

这是由五百年来先进的人类历史和眼前的社会生活证明了的，也是北京共产帝国的小丑们无法否认的。世界上从来没有存在过「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由「社会主义文化」（痞子文化）的假公德性来推动和发展的！故公有制的「五爱教育」从未进住人心。共产党人的道德纪律之坏是令人咋舌的。

鲁迅是投槍的文痞，且是三痞的匕首，恶痞的刺刀。现在又由长在「三痞文化」流行之地，养在「三痞之党」领导之朝的刘再复，祭拜「杂文痞子」鲁迅之文在联副刊出，痞性循环到此时泛滥未已，亦如纳莉台风之肆虐，甚是悲哀！鲁迅的痞性观一再被重复，中国人一再被侮辱。重复论述鲁迅的目的，已经不再是论述鲁迅，而是在于侮辱中国人─「奴性的国民性，集体无意识」，中国人永远是白痴。刘再复的感觉是借自鲁迅的感觉和异种异化的感觉，深化鲁迅，浅化中国人，甚至卑视中国人，侮辱中国人是「集体无意识」的一群白痴，也就不是中国人认识中国人的感觉，刘再复这个「痞化人」也没有他自己的感觉，同丑陋的中国人柏杨一样是恶痞的胡说八道。

鲁迅对于中国人的感觉是出奇的肤浅，如阿Ｑ造型，是在满帝两百多年殖民地及八十多年双重殖民地之下，中国人性被扭曲被压扁的感觉，是绍兴师爷的感觉，不是中国人正常的感觉。阿Ｑ精神也决不是中华民族的「灵魂意像」，那是亡国奴自卑感甚重的鲁迅和刘再复的「心理意像」。在满帝统治中国之前的中国人，有「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豪情，三家村邓拓就是东林后裔。从东林到柳如是，从柳如是到郑成功，从天地会，洪门会到同盟会的孙中山，终于驱逐鞑虏，推倒帝制。在满帝之后的民国人，面临到日本帝国主义武力的侵略，中国人中有汉奸败类，但更多的是民族抗日英雄。请听这首普通人民之歌：

追兵来了，可奈何？

娘呵，我像小鸟儿回不了窝，

回不了窝，（做贼吗？不！阿宝，等着我！）

我是一个堂堂的大丈夫，

我情愿做黄河里的鱼，

不愿做亡国奴！亡国奴是不能随意行动呵！

鱼还可以作浪兴波，掀翻鬼子的船，

不让他们渡黄河，

不让他们渡黄河！

（唱完黄河恋，请继续唱黄河颂，黄河怨，黄河谣，保卫黄河！）

这是阿Ｑ吗？这是「集体无意识」吗？田汉冼星海写出了中国人的感觉，陈寅恪写「柳如是别传」就是要重视中华民族真正的感觉。鲁迅把尼采的「奴隶道德」（深化于基督教义之中）移用到阿Ｑ身上，是附加的感觉，没有把握住中国人深度的感觉。中国人的自性观，辜鸿铭的「真正的中国人」（Chinese type Humanity,1914）的论点，是可以参照的。鲁迅以阴暗之心抄袭之笔写中国人，刘再复再把它奇迹化悲剧化泛心理学无意识化，胡说八道，是知识分子的劣根性知识痞子的无知性，我叫它是「知识的无知，思想的白痴」。

如果没有周公「封建治礼」，就没有了中国文化的特色。如果没有孔子「春秋大义」，就没有了现在版图的中国。周公之礼始于夫妇家庭，被称之为「偶性文化」。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儒家传教「偶性文化」，也注重「个性道德」，大学之道就是「个体存在本体论」，希望借由人人的自身教养，使男性成为「彬彬君子」（Gentle），使女性成为「窈窕淑女」（Debonair），由之形成一个「良民社会」，建立一个「礼义之国」。孔子「志在春秋」，坚持一个统一天下的中国，而不是五霸或七国。此志由子思、曾子、孟子、荀子（代代讲述）传承，由荀子的学生李斯主编「吕氏春秋」鼓励秦始皇削平六国实现了中国大一统。吕不韦、李斯、秦始皇都是「春秋大义」的好学生。而儒家的「大学」一书，就是坚持一个统一天下的「人格教育」，即「中国的人学」（既是初学入德之门，又是四海一家的大人之学）。大学中的「三纲领」，应作辩证法式的正反合解读，至善无止境，中国无边界，世界无极限，人是制高点。大学中的「八条目」，应当配备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法哲学、历史哲学」这三层结构发展的观点去解读，格物致知是科学，诚意正心是道德，修身齐家是良民社会学，治国平天下是世界精神（自由精神）的运作。私有的财产，理性的个人，和乐的家庭，良民的社会，王道的国家，大同的世界。这就是「春秋大义」，也就是「大学之道」。你感觉得到，我感觉得到，他感觉得到。只有「胡鲁吴族」（胡适鲁迅吴虞等反孔族）和「马列族」（陈独秀李大钊毛周邓江等共产党）感觉不到。因为，他们不是以中国人的感觉为感觉，而是以西方左右两派文化霸权的感觉为感觉，「西体中用」和「马列为体中国为用」的外化感觉。

鲁迅对于中国经史大义开放性的理解是不够深透的，也是落伍的。当时流行「现代化」必「反传统」的公式，是所谓「现代趋同化」一元价值观的公式，西方现代化的东西都是好的，中国传统化的东西都是坏的，西方是民主上天言好事，中国是五鬼搬运闹中华。经过一个世纪的反省，到了现在的后现代，开始有「趋同在地化」多元价值观，「民主」这个字也得复原到希脑原始意义的农村性即本土性（Demos,希腊文是农庄的意思，孟子的丘民，俄国的杜马，近似）。用现代化趋同化的标准来审视中国，则中国一无是处，现代化反传统（陈序经到金耀基），马列派反封建（斯大林命令中共），就都是资本主义的强势文明的强奸意识。到后现代尊重在地化，则中国传统文化中大传统，就有再现身手的机会了。鲁迅不懂，刘再复更是半西半痞半马半列的半调子，对中国文化大传统毫无所知，对中国人又毫无感觉，怎配谈中国的民族性？中国人的「人格」与「道德」都被他们说得一文不值，这比八国联军炮打北京，日本炮打沈阳还要炮火化。他们则是中国人永远的仇敌，亦如马列主义文化霸权是中国文化的大敌一样！它要消灭我们，我们一定要要消灭它！中国佬（Vieux-Chinais）可以研究，但不可以侮辱。中国人有阴柔面（温良恭俭让），但不可以抹黑。中国文化有庸俗面（吃里扒外），但不可以丑化。黄祸化中国，则不可。蝗虫化中国，尤不可。马列化中国，更不可。

十、先秦中国的艰苦性与皇帝中国的特色

炎黄二族群，居住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是一个气候恶劣资源贫乏的地区，气变率高于欧洲三倍（欧洲平均率12.5%，黄河中下游35%，长江下游有梅雨和台风）。铜铁资源非常稀缺。所以，我们先民只靠木器和石器来耕种农业为生。「剩余农产品」不是靠「生产力」的提高积聚的，而是靠「战争」掠取的。炎黄大战就是例子，西周伐商向东方作「武装殖民」，而后兴起了「周礼文化」，型造了中国文化的特色，也就是它与世界各大文化不同的特色，真正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偶性道德文化的宗法社会）。

土地公有制（井田制）到孔子时代（春秋时期）日渐瓦解，礼崩乐坏，社会动荡，孔子作春秋（唯一的著作）建立了国家观念的大宪章。到战国时期，诸侯退位，大夫立国，封建土地再向下撕裂，撕裂为世族私人的所有，游士与游侠应运而生，也使平民思想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起来，也使纵横权谋兵法韬略飞黄腾达起来，中国有分割成「七块」的危险，乃有吕不韦续作「春秋」（吕氏春秋、李斯主编，公元前239年公布），催促秦始皇（238年成年亲政）要代周而统一天下。应同篇说：「夏禹以木气胜，其色尚青。商汤以金气胜，其色尚白。周以火气胜，其色尚赤。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始皇完全接受「秦以水德，色尚黑。」（始皇本纪），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春秋大义」由秦始皇执行了。所以说没有孔子「春秋」大一统的国家观念，就没有中国了。公元前238年，秦始皇先处死了他母亲的面首嫪毐，第二年又逼死了他母亲的情人吕不韦（也是他的生父）。由大商人做内阁总理，是自中国吕不韦始，只有「重商主义，君主专制」始能富国强兵，替「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现代化」开路。这是近代西欧复兴的规律。中国就差这后一步，中国的吕不韦与法国的柯尔伯特（Calbert），可以作比较研究。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曾经有过商人内阁，而未能发展出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现代化，使中国陷入于长期君主专制两千多年，是什么原因呢？马克思的长期停滞东方社会的说法最荒唐，韦伯的说法也是西方中心论的傲慢，亚当史密斯的市场说可以接受。他说中国只有国内市场没有世界市场的需要。因而，未能发展出资本主义殖民主义与工业革命。当时中国不到三千万人，而有三十六郡的四江流域（黄河长江珠江黑龙江）和五湖灌溉之地，内需市场足够大了，「南北杂货」流通甚畅，无法刺激市场扩大，也就无法刺激出新的「生产方式」。需求的大小决定市场的大小，市场的大小决定分工的大小，分工的大小决定生产的大小，生产的大小决定于「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决定于需求市场。人口增加需求市场扩大，如无法改变「生产方式」以适应市场需求的话，再加上一些天灾人祸因素，就成为「游民起义」的条件，推动了政治变动循环（皇帝轮流做），没有推动「生产方式」改进之故。改进「生产方式」才可提升「生产力」。生产力就是生产能力（产出率），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它无法单独存在。单独存在的「生产力」（当作主变量去决定生产关系）是没有的，离开「生产方式」它就物化死跷了。

在秦汉以来的君主专制官僚治国时期，中国也有两次大亡国：一亡于元蒙游牧帝国主义九十多年，中国几乎被变成牧场，江南也被戒严九十年。二亡于满清种族帝国主义二百五十多年，礼教被扭曲到吃人的程度，就是清帝「以礼治华」的手段。除此之外，在君主专制两千年的中国社会，则是「名分社会」，由「春秋大义」引申出来的「中国至上，君为民设，人民为本，各守秩序」的责任社会。责任是相对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妻妻。如果「君不君」则「臣不臣」……夫不夫，则「妻不妻」。相对的绝对，绝对的相对，是可以走到民主的。妻子离丈夫而去，在汉代是很平常的，朱买臣被妻子拋掉的故事，是有名的例子。「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也是高贵的拒绝，比维多利亚女皇还要高贵。汉代女皇后代理皇帝，也是家常便饭，最有名的女皇，先有吕后（平民女皇第一位）。而后有才女皇后邓绥，临朝十七年，平边患除四害，而后旱涝不生，民生充足。伟大的女哲学家「女诫」的作者班昭就是她的政治顾问，在东观读书的童子就有马融，蔡伦是为她造纸的太监。忠臣不和，和臣不忠。她提倡大臣读书。只对反对女权的杜根，处以死刑，后被执法者杖下留情，诈死逃去。杜根的故事，才被后来谭嗣同写于绝命诗中，以讽刺女后听政之慈禧太后的。名分社会，不仅以法治国，更要以礼治国，以便形成「有耻且格」的知耻社会，也就是「良民社会」（游民社会之母体）。儒家之所以强调「春秋大义」，不仅仅是在求「大一统」国家观念的建立，还在于建立一个各负其责各守其分的知耻社会，即耻感社会。这也是中国社会精神的特点，虽与近代西方契约社会计算社会有异，但「诚信第一，童叟无欺」的道理还是互通的。故反孔者必无耻感，反封建社会的共产党也无耻感。士大夫无耻，是谓国耻。新文化运动以来，内在的国耻绵延不绝，从打倒孔家店到文化大革命，从李大钊、毛泽东、胡绳直到江泽民、李慎之、李泽厚、刘再复、陈映真、李登辉。

　

附记：

这篇文章是用后现代的「小话叙事」写出来的，不采取「堂皇叙事」宣言的形式。因为是针对落伍的「七一大话讲话」，有些地方又不得不用「堂皇叙事」。以小话制大话，故小话不小。这篇文章的参考书有中外古今线装洋装新马老马政治经济与历史文化诸书五百余种，不愿一一列目来唬人，都装在我的脑库之中。我用「文章」之名，是以作者为主体的产物，不考虑以读者为取向的「文本」之名。因为此文有专批的对象。

江泽民的讲话约有二万二千字，我必须写到三万字，最少也要多他一千字，气势绝对强过它！强势归我，仗势归他。他在仗势讲话，所以都是假大空之言，没有个人感觉的「言不由衷」之言。他是代表马列主义发言，现在世界上的大国，只有中共是以马列主义治国的，故要大批马列主义送走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

江洪水的讲话涉及到中国三千多年的历史（封建社会还是专制社会的问题），特别是涉及到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及马列主义，十月革命，中共党史，民国历史诸问题，要写三百万字也难言尽。现在检选浓缩简化到四万字左右，关键问题都破解了。请大家要用意识流和跳接法去读它。中国历史分期的问题也理顺出来了。

本人反对语言游戏，也不想制造「语言权力」。尤其反对学院派虚假的文体。用通俗的语言表达最高深的问题，才是文笔的高手。文中必有诗与歌，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使文章有音乐性。但必以中国人的感觉去写中国的文化和历史，而不是以英法俄美马列的感觉来写中国历史。科学知识和方法是世界性的，可用。而历史文化文学的感觉则是属于自己民族的。革命的感觉也是属于民族的，而不是属于马列的。民族感觉亦如性交的感觉，是不可代替的。

熊彼德说，马克思主义把共产党人都打扮为流氓，即「白热的言词，激情的控诉，愤怒的姿式。」是逼真的素描。而他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则是左倾的散光的失败之作。社会主义代替不了资本主义，它离开资本主义就活不下去。在宾拉德的哲学中，资本主义犹太化应该毁灭，社会主义反宗教也该毁灭。

谢选骏指出：人问“北京共产帝国往何处去”？我看“北京共产帝国往苏联那里去”！

人又说“一个人三十岁以前不信仰左倾思潮，他的心灵有病；一个人三十岁以后还信仰左倾思潮，他的头脑有病。”

我看“一个人三十岁以前信仰左倾思潮，他的心灵有病；一个人三十岁以后还信仰左倾思潮，他的头脑也有病。”

就是这些病人，成为共产主义幽灵传播的病毒大王——2019年武汉瘟疫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证明中囶正在走向苏联的不归路。

（另起一页）

【01、“单边开放”的最好武器是“平反六四”】

《学者郑永年谏言：“救中国”的最好武器是“单边开放”？》（自由亚洲 2023-12-04）报道：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近日在上海重提"改革开放"，引发外界关注。知名学者郑永年则向北京谏言，破解美国和西方"围堵中国"的最好武器，是"单边开放"。他还透露，习近平上海之行后，当局将推出新的开放政策。那么，中国会重走"改开"之路吗？

根据新华社周日对外发布的官方消息，习近平在视察上海时强调，上海要承担起建设国际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使命。

最令外界关注的是，习近平还提到“上海要在更高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2018年11月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法新社）

破解美国围堵 郑永年提“单边开放”

近日举行的2023年“读懂中国”国际会议的平行研讨会上，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提出，破解美国和西方的“围堵中国”策略，最好的武器是“单边开放”。

“单边开放就是你不向我开放，我也要向你开放。”郑永年说，太过追求对等开放，有时会陷入误区，“美国表面上是最强调对等开放的，这是美国教科书骗人的地方。……美国这个国家从一开始就一直强调单边开放，根据它自己的需要进行单边开放。”

郑永年认为，教育和人才、企业、金融三大系统的开放，是美国成功最重要的标志。他还表示，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等，都是典型的“单边开放”。

那么，郑永年这番被外界看似向北京的谏言，能否挽救中国当前的经济颓势呢？

学者：更重要的是适应时代的深化开放

美国罗耀拉大学商学院教授丁弘彬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随着时代的进步，新的发展要求也被提出。如果中国只是有选择或单边实施所谓的开放政策，这并不能达到当局的预期效果。

“片面地对西方开放，如果说是把四十年前做的事再重新做一遍的话，对今天的中国不见得会得到你要的结果。四十年前开放的是生产要素，便宜的人工、土地、矿产资源，这些东西今天在中国都不见得便宜。”

他进一步分析说，对当前的海外投资者和制造商来说，他们更看重中国是否存在公平的法治环境。丁弘彬举例说，虽然中国致力于推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进程，但外界还在观望中国是否能够完全兑现相关开放承诺。

然而，丁弘彬认为，深化开放必将与中共维护其统治这一目标产生冲突：“（开放）这对中国来讲是好事，但对中国共产党来讲不见得是好事。因为对共产党来讲，（开放）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有更多的法治。共产党用行政手段去控制政治、经济和社会活动的灰色地带，否则直接控制就会少很多，它的力量就会削弱很多。”

学者：法治是中国能否实现开放的关键环节

旅美中国政治学者王军涛告诉本台，中国重提开放的目的是希望吸引外商对其制造业进行直接投资，以此作为提振经济的最关键一环。而这类投资金额大、周期长，外界目前更看重中国的法治环境，并必须经过审慎的风险评估后才会考虑是否进入中国。

“（制造业投资）这是习近平最需要的，因为这类投资带着技术、产品和市场、物流链进入中国。”王军涛说，与此同时，中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对这类投资加大管控的威慑力却令外国投资者望而却步。“现在习近平给多少政策都没用，只要还用《国家安全法》，不允许别人对你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进行全面分析，这些投资就不会去中国，因为风险太大了。”

据香港《明报》报道，郑永年还透露，习近平上海之行后一定会推出新的开放政策。他说，“单边开放”是其中一种可行政策，中国对欧洲6国免签只是第一步。

本台曾报道，中国外交部上月底宣布，中方对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马来西亚6个国家持普通护照人员试行单方面免签政策。该政策允许这6国公民在经商、旅游、探亲和过境不超过15天的情况下，免签入境中国。然而，该政策反响平平，也未能引来相关国家的对等措施。中国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12月1日免签政策正式施行的首日，相关国家人员共计有2029人次通过上述免签政策入境中国。

网民嚎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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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纠结 发表评论于 2023-12-05 08:21:00

解决我回国支付的问题。

daye21 发表评论于 2023-12-05 07:31:29

一帮傻逼专家还给皇上支招，皇上大白菜能用屎浇（教）吗？

Ela 发表评论于 2023-12-05 06:24:20

先把互联网防火墙拆掉，把反间谍法取消，国家就自然开放了。

无闲散人 发表评论于 2023-12-05 02:45:00

毛当年一边和美国谈和一边上天安门城楼喊打到美帝国主义。现在一边说要全面改革开放，一边抓间谍抓翻墙关媒体海上摩擦

seator 发表评论于 2023-12-05 02:38:00

反革命分子，中国形势一片大好，说救中国是何居心

Hunter3253 发表评论于 2023-12-05 00:03:14

包子流氓“厉害国”一轮迫不及待的喧嚣疯狂霸凌膨胀四处碰壁四面楚歌之后，又一度“阳痿”和全面“烂尾”， 不得不低声下气，甚至四个部长全部撤换。。。 然而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邪恶包子外强中干苟延残喘却紧锣密鼓片刻不停积蓄其邪恶势能的下作欺诈“缓兵之计” ！！！

地图事件毫无顾忌有恃无恐卑鄙无耻的扩张宣示，不遗余力竭力打造主导和操纵“禁砖”独裁极权俱乐部邪恶居心，不惜专机接送竭力拉拢讨好叙利亚以及塔利班金三胖等邪恶独裁极权沆瀣“兄弟”，牠目前正在全力“运作”的牠十年处心积虑的债务大陷阱和极尽全土共国15亿僵尸屁民的血汗民脂民膏豢养的全球政治小三儿“一带一路”独裁邪恶僵尸共同体，与法西斯战犯普京的日益升级的勾结，还有对残暴邪恶哈马斯的无耻公开的撑腰！！！所有这一切都是牠正在紧锣密鼓处心积虑疯狂积蓄其卑鄙无耻邪恶极权势力，时刻准备着十百千万倍的疯狂反扑！！！

Hunter3253 发表评论于 2023-12-05 00:02:47

如果到今日还有人幻想与中共独裁无耻政权掌控之下任何经济文化实体及科研机构等有任何互利合作的可能那只能是愚蠢至极的一厢情愿！！！近百年的事实已无数次的证明，中共独裁政权不除，其与欧美民主自由社会的任何的合作与交流，任何所谓的” 全球化”，均已经，正在并将永远成为中共独裁病毒毒化健康的民主社会，散布中共独裁病毒，偷窃科学技术成果进而取而代之，渗透西方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甚至军事等一切领域，直至最终如癌细胞一样彻底吞噬和毁灭健康自由民主社会机体的铺路石！！！这是这个无耻邪恶卑鄙的独裁专制极权政权已经奉行百年且日益疯狂猖獗的一贯的政策！！！民主自由社会绝无一国一人可能 对其存任何幻想而独保其身！！！

Hunter3253 发表评论于 2023-12-05 00:00:09

邪恶中共独裁极权流氓政治集团的“坚定不移”的“单边开放”

1. 无所不用其极对土共国内全体民众实行彻底严密无所不在的言论行动思想意志的压制洗脑封箴监控，无耻卑鄙邪恶的推动其全面彻底的僵尸化！！！倚仗15亿庞大僵尸人口的“市场” 利益毒饵诱骗甘愿冒死鬼投怀送抱为其邪恶独裁经济垫被放血卖力。温水煮青蛙，直至血本死扣，动弹不得，只有任由宰割摆布

2. 无所不用其极无耻卑鄙邪恶的操控以往几十年极端“全球化”而形成的极度产业链及市场的极度依赖之大棒不惜以对全球经济及社会的肆虐刻意残暴的摧毁破坏乃至葬送而绑架全世界为其强行推从其无耻邪恶残暴极权流氓政治背书垫被和陪葬

3. 无所不用其极的渗透剽窃盗取各国最先进前沿科学技术生产金融及一切领域最新成果以迅猛疯狂急速膨胀其无耻邪恶独裁武力及疯狂无耻极速推进独裁极权邪恶政治尖端科技化及疯狂全球化

4. 无所不用其极的纠集整合以残暴独裁侩子手普京为代表的全球一切独裁奸党傀儡；以经援贸易一带一路为幌子，以经济政治诱饵贿买诸国权贵及政府，广布债务陷阱逼其就范，在国际组织广植傀儡喉舌代理人；最终构建屈从其卑鄙无耻残暴极权体系任由宰割摆布的“僵尸奴隶共同体”

吃素的狼 发表评论于 2023-12-04 23:32:55

呵呵，这郑永年简直就是提油灭火，居心叵测，暗害我党么。

即使双边开放，已经闹得兲朝反贼遍地，渔阳鼙鼓动地来，若是单边开放，中南海必然底儿朝天。

“救中国”和“救我党”，水火不容，除非傻子，世人皆知也。

ellamoney 发表评论于 2023-12-04 23:21:30

别啊，cosplay毛还没完呢。

洋八姐 发表评论于 2023-12-04 22:28:28

真有诚意就先把私企的党支部撤离，国企政企分离，大学课堂禁止政治监督。

分享_快乐66 发表评论于 2023-12-04 22:12:01

“你不向我开放，我也要向你开放”------越听越像古代一兵器，削铁如泥---好剑（贱）！！

envy4525 发表评论于 2023-12-04 22:05:00

猪头是真的走投无路了 怂了

wyc2020 发表评论于 2023-12-04 22:03:00

黑龙江卫健委：郑州把人隔离在猪圈里不错，问题是那些猪怎么安置？黑龙江省委巡视组前副组长魏彬：安置什么，不是去开20大了么？

markLA 发表评论于 2023-12-04 21:24:29

@exds

不止这些，你这小粉红怎么漏了很多傻逼？

傻逼才“全过程民主”、傻逼才“为世界指明方向”、傻逼才“二百斤不换肩”、傻逼才“清零不动摇”、傻逼才“定于一尊，不得妄议”、傻逼才“通商宽衣”......

也只有你们这些傻逼粉红整天在傻逼着

电脑低手 发表评论于 2023-12-04 21:09:53

回复网友评论 老街口瓜子--------

只有习主席才能让中国真正强大，不跪西方，才能让美国惊慌恐惧失去霸权，让恨国党气得牙疼，还没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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跪不跪西方鬼才知道，但老百姓里可能有9亿已经跪下叩头山呼万岁了。

办公室摸鱼 发表评论于 2023-12-04 21:09:06

中国永远不缺拍马屁的太监 单边开放有何用？有钱的不来来了的没钱 尤其那些臭要饭的来了骗吃骗喝 走的时候还要捞上一把 中亚五国家骗走了中国的26,000,000,000 结果呢？

exds 发表评论于 2023-12-04 21:04:52

傻逼才 单边开放，傻逼才 休克疗法，傻逼还 相信民主灯塔 ~~~~~~~~~~~~~~~~~~~~~lol

生肖迷宫 发表评论于 2023-12-04 20:54:33

听说上海曾经发誓要把香港拉下亚洲金融中心的宝座，干着干着，果然香港不是亚洲金融中心了，被新加坡接盘了，上海的目标实现了，祝贺。

老街口瓜子 发表评论于 2023-12-04 20:30:00

只有习主席才能让中国真正强大，不跪西方，才能让美国惊慌恐惧失去霸权，让恨国党气得牙疼，还没招

木杉 发表评论于 2023-12-04 20:29:00

这都什么学者，感觉跟还不如马保国大师呢。单边开放，你还不如搞出来个“闪电五连鞭”呢？和那金灿荣一样都是耗子为之！

想不开1 发表评论于 2023-12-04 20:04:32

这位学者是要亡国啊。

Brain424 发表评论于 2023-12-04 19:58:08

橥头把整个国家搞成了橥圈，观光的也没有了。

ButterflyGarden 发表评论于 2023-12-04 19:23:20

改革开放最大的阻力就是这个猪头。

走遍北美的小猫 发表评论于 2023-12-04 19:11:00

单边开放？鸡同鸭讲的单边？外国人来中共国不认识路牌，不能手机支付，现在还没有能正常英语交流的普通民众，那来干嘛呢？找罪受？找朝阳大妈当间谍抓？这不是自己有病吗？再套个千里投毒加破坏秩序传播外网信息，跟一堆骗子加撒谎者人挤人在污浊的环境里，能有个什么好？

worley 发表评论于 2023-12-04 19:09:18

中共当年承诺的开放银行、保险、电信。。。全是骗人的。

汽车行业，更是对进口汽车征收高关税、隐形关税、各种行政收费。导致进口汽车很贵。

对于在中国建厂的外国汽车厂，中共要求必须跟中国国企合资。

中国国有企业能生存，都是暗中贸易保护的结果。

中共怎么可能会“单边放开”？幼稚！

落基山99 发表评论于 2023-12-04 18:59:46

对等开放都做不到，还提什么 单边开放？？？ 你中共敢开放 互联网吗？？

smithmaella 发表评论于 2023-12-04 18:56:27

5mslj 发表评论于 2023-12-04 17:24:51

关键是，你投降，别人不受降啊，你真被揍服了？不见得，只是缓兵之计吧……

一掐脖子就翻白眼，一松手就吹牛逼，这一幕全世界很熟悉。

————————————

笑死人不偿命！

luting 发表评论于 2023-12-04 18:50:16

然而，该政策反响平平，也未能引来相关国家的对等措施。

如果共产党指望对等开放，不会蠢到先单方面开放。共产党也许坏，但是绝对不蠢，实施上比所有那些靠一张嘴选举上去官员的更加狡猾。那些认为共产党蠢的人，大多数情况是自己蠢。

七戒 发表评论于 2023-12-04 18:33:07

markLA 发表评论于 2023-12-04 18:17:47

郑永年之前不是牛逼哄哄地教习猪头如何与外界斗争的吗？咋又跪了？

“郑永年认为，教育和人才、企业、金融三大系统的开放，是美国成功最重要的标志。他还表示，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等，都是典型的“单边开放。”

看到这个也就知道，郑永年也就这个水平，以前还真太高看他了

———

最严重滴同意！

猫二 发表评论于 2023-12-04 18:24:00

开国际玩笑？开放不就亡党了吗？

markLA 发表评论于 2023-12-04 18:17:47

郑永年之前不是牛逼哄哄地教习猪头如何与外界斗争的吗？咋又跪了？

“郑永年认为，教育和人才、企业、金融三大系统的开放，是美国成功最重要的标志。他还表示，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等，都是典型的“单边开放。”

看到这个也就知道，郑永年也就这个水平，以前还真太高看他了

face_ocean 发表评论于 2023-12-04 18:17:35

先把报备取消了吧。前段时间回国不到3个月，要求报备，警察三次上门检查，4次电话询问寄宿家主我是否出京了。好在我是为了看中医，没时间出京玩。把华裔人弄的像个间谍，可我就是一个普通的老人。

dream_pillow 发表评论于 2023-12-04 18:13:22

救中国的最好武器是社会的法制环境。什么时候外企可以告官，而且法院受理然后中国大陆出现第一个政府败诉的判例，中国才会真正得救！

Huilianghu5 发表评论于 2023-12-04 18:09:49

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还没有让权力充分发挥敛财的功能。八九后邓小平的南巡强迫踌躇不前的中央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六四镇压确保民众对权力失去任何监督作用。权力开始与金钱密切结合，经济快速发展，财富快速被权力者获取，腐败泛滥，权贵阶层形成。

今天提改革开放，因为是民众的愿望，而上面只想维护权力，所以习近平的表态不会有实际的政策措施跟进，连拯救面临崩溃的经济也只是维护政权的不得已的作为。加强控制维护权力是唯一目标。这一点是与邓小平的南巡完全不同的。

gameon 发表评论于 2023-12-04 17:47:31

政改也要提上日程。

让媒体参与监督政府运作，可以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更可以防腐败，何乐而不为？

Ddco2021 发表评论于 2023-12-04 17:45:00

上海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中心毁于封城清零的无脑政策，现在又要重新开放？

sandanke 发表评论于 2023-12-04 17:44:22

装傻充愣，什么单边开放，最直接，习包子喂狗

北美浪人 发表评论于 2023-12-04 17:38:00

救中国首先要把二百斤撤换掉！

我要真普選 发表评论于 2023-12-04 17:38:00

過兩年後攻打台灣，就可以把外商資產全部充公！

炎黄2008 发表评论于 2023-12-04 17:33:31

其实美国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那就是能够从全世界吸引最优秀的人才，至少中国目前做不到从全世界吸引最顶尖的人才，甚至连自己的人才也无法全部留住。Elon Musk 愿意在中国定居生活吗，如果爱因斯坦活着，愿意去中国吗？从拥有世界级人才的角度看，美国基本上代表了全世界，而中国只代表中国。一个国家对抗全世界的高精尖人才，是完全不可能取胜的。认识不到这一点，傻啦吧唧跟美国（全世界）对抗，是不折不扣的傻逼行为。

洋知青 发表评论于 2023-12-04 17:01:44

美国人有两大优势，一个是地缘优势，远离是非中心。你作死作的天翻地覆，我笑看风云。一个是民主优势，随时更换领导人，纠正错误，保持国家活力。政权交替代价很小。

seewhatisee 发表评论于 2023-12-04 17:30:43

不错吧，，可以开，没人去。

一条小路 发表评论于 2023-12-04 17:27:34

韭菜長得快的地方就開放，到收成的時候就全面實行習思想暨全面封鎖，關起門收割。

5mslj 发表评论于 2023-12-04 17:24:51

关键是，你投降，别人不受降啊，你真被揍服了？不见得，只是缓兵之计吧……

一掐脖子就翻白眼，一松手就吹牛逼，这一幕全世界很熟悉。

5mslj 发表评论于 2023-12-04 17:22:05

就是不敢再对抗了，全面缴械投降的意思呗？那战狼就彻底完犊子了。

八戒、长贱、西岸影，你们这些货怎么看？

码农个体户 发表评论于 2023-12-04 17:06:46

太晚了，现在干啥都没用

洋知青 发表评论于 2023-12-04 17:01:44

美国人有两大优势，一个是地缘优势，远离是非中心。你作死作的天翻地覆，我笑看风云。一个是民主优势，随时更换领导人，纠正错误，保持国家活力。政权交替代价很小。

中俄两国呢，地缘决定他们一定是仇敌，而且还是世仇。这个是没法改变的。无论两国关系怎么改善，无论独裁者怎么为自己利益让步，最终都会走向相互战争。外界一点点力，就会让它们你死我活。当年苏联就是这么被搞垮的。

中俄还有一个缺陷就是独裁和永久执政。两国政治决定了不是聪明人也能掌权，老年痴呆也可以永久执政。国家会越来越腐朽，越来越没活力。尤其是共产社会是经济的敌人，会把国家搞的一踏糊涂，走向末落。

当一个国家一个接一个聪明人上台，而另一方却越来越腐朽。谁会胜出是很明显的。谁知道美国人会不会再出现一个尼克松，再有联合一方搞垮另一方的壮举？

洋知青 发表评论于 2023-12-04 17:00:39

当年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东战争，美国面对强大的华沙条约组织，面对风起云涌的共产主义，多线作战，疲于奔命，可是最终胜利者是谁？笑到最后的是谁？

说真的，共产主义只是封建垃圾改头换面的最后惨喘而已。和资本斗，失败是必然的。不管你为了自身私利再把共产垃圾拿回来也好，不管你偷窃改革开放，走资本道路获取的成果也好，初心终究是一场皇帝梦。做这个梦的人结果不会比袁士凯好。

只看不回贴1208 发表评论于 2023-12-04 16:58:00

先开放Facebook，Google看看。

谢选骏指出：人说“学者郑永年谏言：‘救中国’的最好武器是‘单边开放’”——我看单边开放的最好武器是“平反六四”！一旦平反了六四，“美国和西方围堵中国”的借口也就不复存在了——那时，“救中国”的最好武器是“单边开放”，才有可能落实下来！换言之，你不平反六四，即使敞开大门，谁敢过来“肉包子打狗”？所以我说，“单边开放”的最好武器，就是“平反六四”，以示诚意。否则的话，美国和西方所围堵的，就不是“大中国”，而只是“小中囶”也就是土八路了。

【02、“六四神话论”总比“六四黑洞行”好一些】

《事实核查：六四事件是“西方编造的神话”？》（德国之声 2024-06-07）报道：

生活在上海的新西兰网红安柏然6月3日在其社媒账号上宣称，“六四天安门屠杀”事件是“外国敌对势力”的谎言，是“美国编织的神话”。在他次日删帖之前，帖子总共获得了370万的阅读量和1.7万次转发。德国之声事实核查团队进行了调查。

1989年的春夏之交，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浪潮席卷中国多个城市，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则是这场运动的中心。以大学生为主的抗议团体呼吁反腐败、实现真正言论自由。6月3日夜间，中国当局开始用武力镇压这场示威运动，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

根据中国政府的官方定性，这是一场“反革命暴乱”，且获得了“境外敌对势力”的支持，后者是想利用中国当局的“政治失误和暂时性经济困难”来达到颠覆政权之目的。

六四事件35周年之际，中国境内外依然有许多人持这样的观点。就在今年6月3日，旅居中国、供职于官方英文报纸《Shanghai Daily》的新西兰网红安柏然（Andy Boreham）在社交平台X（前推特）上发帖称，所谓“天安门大屠杀”就是“美国编织的神话”，并引述泄密外交官电报指出，天安门广场上并没有发生大规模流血事件，还认为六四事件期间“被暴徒打死的军人”占到了死伤总人数的很大一部分。

德国之声事实核查团队由此翻阅了一些历史文档，并采访了两位研究中国当代史的西方学者。

天安门广场有没有发生屠杀？

安柏然宣称，所谓“天安门大屠杀”就是“美国编织的神话”。他没有否认六四事件造成了人员伤亡，而是强调“天安门广场上”没有发生屠杀，由此认定是西方国家和西方媒体在刻意抹黑。

DW事实核查：此说法存在误导性。

许多亲历者以及当时在现场的外媒记者确实怀疑，天安门广场上到底有没有人员丧生。但是他们也都指出，在通往天安门广场的周边道路上有许多人遭枪击致死。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美国波士顿大学东亚研究项目主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傅士卓（Joseph Fewsmith）指出，所谓“天安门广场没有发生屠杀”之说法，指的是“狭义上的天安门广场”，“许多示威者确实在次日早晨离开了广场，但是在广场周边，也有许多人遇害。”

六四事件期间的北京到底有多少人丧生，几十年来各方说法出入颇大。中国官方在1989年7月发布了一份《国务院公报》，指出至少有200名“非军人”身亡。其他方面所称的死亡数字则远远大于200。比如，《纽约时报》当时在现场的记者就估计死亡人数在400到800之间。

德国知名汉学家、历史学家余凯思（Klaus Mühlhahn）指出，六四事件期间到底有多少示威者以及围观者在北京以及其他城市遇害，迄今没有可靠的估算，“当时的一片混乱中，也许都没有人真正地去清点过。……但是军队杀害了许多非武装人员，这一事实是毫无疑问的。”

2017年有一份解密外交电报称，六四事件期间天安门广场及周边区域总共有约1万人身亡。但是当时在现场的记者的说法则让“一万人身亡”的数据存疑。所以，包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hony Blinken）在内的一些西方政府高官时常说的“数以万计的、支持民主的、和平的中国示威者被血腥地杀害”，确实有失准确。

然而，具体数据的缺失并不代表就能否认军队曾以致命暴力予以镇压。

维基解密认可中国官方的说法？

安柏然在其帖子中还宣称，维基解密所披露的外交电报证实了天安门广场没有发生流血惨案。他贴了一张英国《每日电讯报》的截图，其标题是“维基解密：外交电报称天安门广场上未曾发生流血惨案”。这封外交电报当时是由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发送，记述了一名智利外交官在天安门广场的目击见证。安柏然在其帖子中上传了多张这篇《每日电讯报》文章的截图，并着重突出了军队和广场上示威学生进行谈判并最终允许后者和平离开的场面。

DW事实核查：此说法存在误导性。

和“美国编织神话”相似，安柏然的这一说法也是仅关注狭义上的天安门广场。在这份维基解密外交电报中，智利外交官也讲述到了当时的流血事件：“尽管智利外交官没有在广场上亲眼见到任何大规模枪击，但是却看到许多死者被运入广场。这名外交官并不怀疑6月3日和4日的北京有数以百计的人被军队杀害。”安柏然的帖文中对维基解密外交电报的这一部分只字未提。

民众死伤只是因为军人自卫？

安柏然还称，当天夜里丧生的三四百人中，超过一半都是执行戒严任务的军人，“公允地说，是士兵遭到了屠杀，然后他们进行了还击。”

德国之声事实核查：假消息。

哪怕按照1989年7月中国官方《国务院公报》中的说法，也只是说“戒严部队战士、武警战士、公安干警负伤6000余人、死亡数十人”；同一份官方文件中提到的平民死亡人数则至少为200。《纽约时报》现场记者的估计则是十多名士兵身亡、400到800名平民丧生。

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德国历史学家余凯思也强调说，当时的情形是“武装人员攻击没有武器的学生，后者当然也进行了自卫。但这绝不意味着能以任何方式为中国政府的行为进行辩解。”

综上所述，安柏然总共获得370万阅读量和1.7万次转发的帖子充斥着充满误导性的信息，有些还是假消息。诚然，六四事件期间北京到底有多少人遇害这个问题，至今没有准确的答案；但是，目击证人以及可靠消息源都能印证，当时中国当局确实进行了暴力镇压，这绝非西方媒体或政府所编织的神话。

网民评论——

ZJNB0507 发表评论于 2024-06-08 07:01:00

土共比德国法西斯，日本军国主义还邪恶，动用国防军残杀本国百姓，还颠倒黑白，反指和平示威的民众为暴徒，事件发生之后掩盖真相，抹杀历史，残酷打压受害者亲属，邪恶至极。

5mslj 发表评论于 2024-06-08 06:50:45

64一直是和平示威，没有打砸抢，没有冲击中南海，没有冲击人民大会堂，学生要的是民主和反腐败，即使喊出共产党下台，也绝到不了需要军队开枪的地步。

楼下五毛说坦克被烧，那是军队开枪发生冲突以后的事情。军队在五棵松已经开枪，坦克在哪里被烧？是在西长安街，军队先到的五棵松，然后才能到西长安街，先开枪还是先烧装甲车，很明显。

GuoLuke2 发表评论于 2024-06-08 06:47:39

如果戒严部队伤亡六千的话，普通民众牺牲至少一万。

5mslj 发表评论于 2024-06-08 06:43:44

river2020 发表评论于 2024-06-08 05:10:55

有视频有照片就拿出来啊！我当年就在北京，我是没看到几万人的死伤。你们独运轮一直引以为傲的坦克人，以一个人挡住了近一个营的坦克，难道还不能证明士兵对于平民的伤害是一个什么程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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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从各路突进，并不是每一个方向的军队都没有人性。西长安街那个方向最惨烈！

纽约双鱼 发表评论于 2024-06-08 06:40:00

楼下雅典娜说的比较贴近事实，520戒严的时候进城的是北京卫戍区的军队，很快就被市民和学生劝停了。6月3号说是调动的38野战军，消息闭塞，被告知有暴乱，所以开起枪来毫不留情。高中同班同学的哥哥在五棵松301对面骑车被子弹打中大腿动脉，亲眼看着自己的血喷得老高。幸好有人知道帮他炸紧伤口、马上送到对面301去抢救，捡回一条命。但另外一个老者一个女性就没有那么幸运 那里是五棵松，离天安门广场还很远，我六四早上起来去上学，路上全是烧毁的军车，班里的同学因为都是周边国防科技大学、航天部二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军队大院和铁道兵，有三分之二的人没有去上学。

牛头5 发表评论于 2024-06-08 06:39:12

当年还是初中住北京二环，64夜里听到枪声，不是很多因为离长安街和天安门有点距离。你说有没有冲突，有。有没有死人，有。我周围认识的就有死了的，还有发配福建挖沙的，比我大2岁，爱看热闹听说朝军车扔了块石头被录下来了。几年后回来人已经大变沉默不语，后来全家去美国了。

从我的认知解放军大概死了几十人，每一个都被赋予烈士电视详细播出。老百姓死两万是瞎扯，大概几百到一千人吧。有暴徒，学生，看热闹的，集中在64夜。

还是老李 发表评论于 2024-06-08 06:18:01

所以，按照共产党的说法，荷枪实弹的解放军坦克部队杀进北京，被手无寸铁的北京市民屠杀，PLA奋起自卫。。。

滑稽不？

所以你说入侵越南是自卫战争我就忍了，你说64是“天安门广场自卫还击战”，我只能说，CNMDB

还是老李 发表评论于 2024-06-08 06:14:05

所以，同理，南京大屠杀也是共产党编出来的。。。有啥不行吗？

冬天里的土拨鼠 发表评论于 2024-06-08 05:55:00

过滤词，你换个方式继续散播关于六四造成上万人死亡的谎言。就中外可信记录的比照，六四事件死亡人数官兵几十人，学生市民（主要是学生）300到400之间，广场上没有死亡……

东北爷们 发表评论于 2024-06-08 05:40:34

六四就是无辜的学生被西方政客们和国内投机人所利用而产生的悲剧，对中国的进步发展毫无价值。

竞选 发表评论于 2024-06-08 05:31:46

袁木：对在这次平息反革命暴乱中牺牲的解放军指战员、武装警察和公安干警，我们感到无比的悲痛。有些同志确实受到了惨无人道的残害。刚才同志们看到的这个录像，当然还有其它的材料，将来都可以公布，这是一。对于无辜的，只是去围观，只是去看热闹，并不是和人民解放军相对立的，也并不是参加暴乱，我想从录像上看，大多数恐怕还是这样的人，并不是所有的人在镜头上出现的都是在自觉地搞暴乱。在这样一个溷乱的状态下，好人坏人溷在一起，良莠不分，皂白不分，解放军在被迫、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採取一些断然措施，因此误伤了一些人。

river2020 发表评论于 2024-06-08 05:13:01

文章里那张照片全是被烧毁的装甲车，这说明什么，是士兵自己烧自己的车，还是暴徒们干的？不言自明

我要真普選 发表评论于 2024-06-08 04:49:00

誰捂著別人的嘴？誰就是在撒謊！

雅典娜 发表评论于 2024-06-08 04:43:00

楼下五毛拿以色列说事是十分可笑的，两者性质完全不同，六四是一个政府对本国百姓欠下的血债。共产党洗脑仇恨教育增加了六四的血腥，有一些士兵在行动前故意把子弹头磨钝，起到了开花弹的效果，一些死者身上的创口极大，非常惨烈

雅典娜 发表评论于 2024-06-08 04:26:00

几万人的说法源自高自联的肖斌，他在接受采访时的“名言”：“机枪扫，坦克轧，两万。”他的这个说法当时就让人觉得觉得太夸张，即便是参加学生运动的人也不觉得有这么多。肖斌自此被人戏虐，以至于后来打麻将时两万被称为肖斌。六四开枪是从六三深夜开始，死者大部分是北京市民，学生只占少数，这人就是为什么只有一百多位天安门母亲。很多市民被打死是因为命令下达后士兵无差别射杀在街上活动的人，他们被告知街上的人都是反革命暴徒。64事件显现的共产党是多么邪恶残暴，动用正规军坦克射杀平民，这在当代世界范围内几乎是绝无仅有。

sysyphe 发表评论于 2024-06-08 04:22:28

是啊，8964那天没有什么屠杀，是人民子弟兵保家卫国的光荣事迹，是党中央的伟大决策，从此才有了中国经济的腾飞！

既然如此，那么每年的这个日子应该组织庆祝活动才对啊！为什么偷偷摸摸不让老百姓知道呢？

点点点点点 发表评论于 2024-06-08 03:43:00

如果只是坐台，根本不需要回避卖淫话题。五毛们，你回去问问你老婆，如果她对卖淫话题敏感至少说明肯定不止坐台这么简单。

Earth_Rover 发表评论于 2024-06-08 02:17:00

共档、五毛造谣欺骗人民是常态。没一句真话。当一社会只允许一种声音，这声音就是假的。

竞选 发表评论于 2024-06-08 01:34:21

记得当时中共的主要新闻发言人袁木在电视上承认，有军队不分青红皂白向人群开枪的事。

Simiguy 发表评论于 2024-06-08 01:23:00

现在关注几十年前死的一百多人，却忽视今天巴地区几万人的屠杀，真的很讽刺。北京还有一人挡一队坦克壮举图片。在也地区，应该见不到这美丽的风景线。不是因为自由，而是因为伪善的自由更加残忍！

Simiguy 发表评论于 2024-06-08 01:20:00

如果只有156六四母亲，那么实际数应少于这个数。前些天的网红，郭某这类人也混于其中。

百家争鸣2012 发表评论于 2024-06-08 01:15:16

六四已经成了一门生意。每年这时候叫上几句。一年的收入就有了。这些人有为变为废墟的加沙呐喊呜？

Rohueone 发表评论于 2024-06-08 01:09:27

当时我舅爷住在东直门外，听到街上的枪声，那离天安门已够远了吧，这枪声和清场无关了吧？

dada2023 发表评论于 2024-06-08 00:59:01

北京大街上随处看见被烧毁的军车和装甲车或坦克，

这种事会在美国发生吗？

饲养员001 发表评论于 2024-06-08 00:49:40

谷歌图片搜索“六四照片”这个关键词你能看到许多极度血腥的照片，我打赌那会是你一辈子见过的最血腥的照片，许许多多被轧成肉泥的，还一棱一棱的履带压痕，说没有杀人或者没有故意杀人的只能是汚耄？！

eurostar_019 发表评论于 2024-06-07 23:35:00

东方明月：没错，不造谣，说谎、捏造，中共一天也活不下去！ 一针见血！

过滤词 发表评论于 2024-06-07 23:28:44

“數以萬計的、支持民主的、和平的中國示威者被血腥地殺害”的说法如果仅指天安门广场确实有点失实，但如果是指中国则基本准确，6月3号晚上开始从石景山到大北窑，6月4号到15号北京各地都有传来军队开枪追杀学生市民的消息。曾有被追杀的化工学院的学生逃入我家所在的小区，楼外枪声大作，吓得我5岁的女儿大哭。后来听说那学生被击中后被军人带走，生死不明。当天军队还突袭了经贸大学和中医学院。如果包括全国各地事后抓捕处死的说数以万计并不为过。

点点点点点 发表评论于 2024-06-07 23:18:00

当一方连讨论都不允许的时候，就只能让另一方自由发挥了。

过滤词 发表评论于 2024-06-07 23:14:42

bsmile 发表评论于 2024-06-07 21:56:03

1989年7月中国官方《国务院公报》中的说法，也只是说“戒严部队战士、武警战士、公安干警负伤6000余人、死亡数十人”；同一份官方文件中提到的平民死亡人数则至少为200。《纽约时报》现场记者的估计则是十多名士兵身亡、400到800名平民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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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应该是比较公允的，平民的死亡原因应该有流弹，士兵还击，士兵为了准时进抵某地而开枪/误伤（譬如坦克装甲车碾压），纯粹的士兵为了泄愤或者寻开心而开枪杀人的事例应该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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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向人群开枪扫射是奉命执行任务。平民的死亡原因不排除有流弹，但主要是故意射杀，因为人群阻挡了军队的行进。

一骑绝沉 发表评论于 2024-06-07 23:10:00

天安门母亲团体就有156个家长，没死人他们在纪念谁？

anchoret98 发表评论于 2024-06-07 22:39:59

包括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hony Blinken）在內的一些西方政府高官時常說的“數以萬計的、支持民主的、和平的中國示威者被血腥地殺害”，確實有失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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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國務卿說是一萬，它就必須是一萬。哪怕中共沒撒謊，它也必須是謊言。

Deutsche Welle（德國之聲）膽敢打臉大老闆，真是狗膽包天！

蓝靛厂 发表评论于 2024-06-07 22:39:19

爱谁谁，反正柴玲拿着绿卡开着公司美滋滋

嘉嘉乐 发表评论于 2024-06-07 22:33:37

六四死亡肯定不止于几百人，但几万的说法明显是西方政客编造谎言

弯刀月 发表评论于 2024-06-07 22:32:00

～

sgbigsell 发表评论于 2024-06-07 22:07:58

以后就会说，封控是自愿的，64死的是忧郁症自杀的。

envy4525 发表评论于 2024-06-07 22:06:00

说句实话 直到现在也没有什么关于64的死亡人数靠谱的结论……

roliepolieolie 发表评论于 2024-06-07 21:59:26

再过不了几年，骗子国就会说西方在2019年编造所谓的武汉病毒爆发事件，恶毒攻击我国。事实上，武汉人民安居乐业，除了极少数人得了感冒，根本没有过所谓病毒爆发事件，也没有人死亡。

老酒喝多了 发表评论于 2024-06-07 21:58:00

UT警察，国民卫队抓人算什么，用正规军队，坦克，机枪都用上，还死人不少。

alextelltale 发表评论于 2024-06-07 21:53:00

过了，还唠叨啊。有64，你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没有64，你们想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

点点点点点 发表评论于 2024-06-07 21:38:00

所谓的爱国就是一盘生意

凉呀凉 发表评论于 2024-06-07 21:31:23

“政治失误和暂时性经济困难”，说的就是现在哟，历史要重演了！等着看戏！

东方明月- 发表评论于 2024-06-07 21:23:50

不造谣，中共一天也活不下去！

pellegrino 发表评论于 2024-06-07 21:22:57

啥神话？有UT抓人严重么？

饲养员001 发表评论于 2024-06-07 21:22:55

没看到就是没有？在南京的许多人也没有看到屠杀呢

aluminiums 发表评论于 2024-06-07 21:21:00

这其实是高级黑，共匪对六四是提也不能提的

至清无鱼 发表评论于 2024-06-07 21:17:00

德国之谣声

seewhatisee 发表评论于 2024-06-07 21:14:21

沒看內容，核查是神話？這是人的腦子想出來的標題嗎？

谢选骏指出：人说——事实核查：六四事件是“西方编造的神话”？

我看这德国之声介绍的网红是在“帮六四屠夫集团的倒忙”。因为共产党屠夫政权的首要任务，是要人们忘记黑暗的党史，因此需要抹煞六四的存在，“六四神话论”却是在提醒人们“勿忘六四”。勿忘六四，也就是勿忘屠杀、勿忘屠夫还在屠杀！所以我说，“六四神话论”总比“六四黑洞行”好一些。

《有权选择：一个未参与者纪念六四》（2024-06-04 网友有权选择来稿）报道：

本文在2019年六四30周年时写成发表，但笔者决定此后每5年重新发表一次，直到笔者生命的尽头，只为了尽力不让血写的历史消失。

转眼间六四已经过去30年了，恍如隔世。必须坦陈，笔者没有参与当年的任何抗议活动，在这30年里，也没有参与任何纪念活动。然而今日，当六四似乎已在人们的记忆  中淡漠，笔者反要跳出来，尽微薄之力，不让血写的历史退色殆尽。

1989年，笔者已经在一个省会城市某军工研究所工作了7年，上有老下有小，无意主动参加任何政治活动。而且当时正在一个关键项目攻关，全心以赴，别无他顾。4月，胡耀邦逝世，追悼大会后，学生运动风起波澜，笔者并不看好，因为根据经验，别指望我党能做出什么让步。5月中旬，北京天安门广场的绝食运动突然爆发，笔者与所有人一样，极其关注和揪心。电视上看到救护车在天安门广场呼啸而过，人心都是肉长的，谁不动容？然而有北京出差来的人说，在南下的路上他们看到军列载着坦克北上。很难设想北京要坦克干什么，不像好兆头。

在北京学生绝食期间，全国各地都有大量各单位自发组织的示威游行，声援北京学生运动。我们城市也不例外。大概在5月17～8日，笔者的研究所的年轻人也组织了一次步行到市中心的声援游行，连所长都跟着去了，但笔者未参加。我们的攻关项目实验室在所里一个偏僻角落的独立屋，所里年轻人在主楼组织游行，笔者完全不知道。事后， 一位年轻的女同事兴奋的跑来告诉我们游行的事情，说她在游行时看到波澜壮阔的场面激动得落泪。笔者以过来人的身份教训她不要指望他们的游行能改变什么，显然她不以为然，但是看在笔者老大哥的份上，没有当下给笔者难堪。

那么，如果笔者被通知了那次游行是否会去参加呢？肯定会的，因为即便知道不可能改变世界，但是参加这种游行是一个有点良心的知识分子应尽的责任。有意思的是，六四后不久，笔者一次短期公干出国，事后听说，所党委做出国政审，最重要内容就是所谓动乱中表现。他们说笔者没有参加那次游行，因此是立场坚定的好同志，让笔者哭笑不得。其实，笔者曾一时兴起独自到过市中心学生示威的广场，立刻为忘带相机叫苦不迭。64早晨，笔者上班，十几个附近大学的大学生堵在所门口要求人们罢工。笔者见状掉头回家，对大学生们表示支持。不过，事后无人追究笔者的旷工，看来党委同志的工作还是不够细。

5月19日北京宣布戒严。这是可以预测，也可以理解的。北京学生的对应也是正确的，取消绝食改为静坐，给紧张局势降温，全国各地的声援集会示威也应声而止。在5月剩下的日子里，静坐和游行规模似乎在减小，看来风暴有可能逐渐平息。 但6月1～2日风云骤变，军队再次强行入城。 3日晚4日晨，军队向阻拦他们的市民和学生开枪，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大屠杀，这个事件一夜之间的发展超过了任何人最坏的预测和设想。没有征兆的开枪屠杀无法被解释，世界，港台和国内，唯一说法就是中国当局丧失理智，疯了！笔者亦是如此认为，直到几日后的一个启迪。

所里有位军代表，常到我们攻关小组来，50多岁，少言寡语。但当我们谈论六四开枪时突然插话：六四前两天的白天，军队有目地的派士兵不穿军装不带武器强行进城，这些年轻小伙子被市民堵截，受指责辱骂，憋了一肚子窝囊气，这样到了3日的夜里，让他们向人群开枪，他们才干的了！

笔者顿开茅塞。开枪屠杀不是丧失理智的激情犯罪，也不是现场处置不当的过失，而是蓄谋的杀戮！

6月，北京的天气开始炎热， 天安门广场很快就呆不住人了，即便当局不做任何事情，学生的静坐也无法再坚持下去，然后暑假将至，整个学潮很快将自然平息。 但是这不是当局希望得到的，因为学生和人民失去了对他们的恐惧，意味着他们绝对权威的丧失，对他们的挑战还将继续，党国再无宁日。为了一劳永逸的消除对他们的挑战，重新建立恐惧是必须的。因此不能让学潮和平的平息，一定要亮剑，用暴力和鲜血吓破人们的胆。

笔者当时的这个领悟后来被证实：杀20万人，稳定20年（据悉邓小平所言，但出处和版本还有争议）。 六四后，有各种所谓反思。有人指责，学生领袖没有及时的妥协，招致政府镇压。其实，当学生在5月中旬一开始绝食运动，流血就是必然的，区别只是流多少血，是流在监狱里还是流在大街上。然而经历了80年代改革开放的平常人不可能预见大量流血，更不用说是唱着“希望的田野”长大的年轻人。还有人根据学生领袖柴玲期待流血的话，说她也要为流血负责。一派胡言。柴玲期待流血的语言只表明一个弱女子在血腥镇压前夜的悲愤和绝望，臆想即将到来的流血会带来变革不至于白费，无可厚非，更谈不上责任。有人要流血镇压的受害者为流血镇压负责，纯属颠倒黑白。笔者也不认为实际开枪的士兵应负责，因为没有人性的启蒙只有仇恨的教育，他们还没有把枪口提高一寸的概念。唯一要负责的只有那个下令开枪的人。

那个下令开枪的人是邓小平，不可能是其他任何人。同时代的东欧领导人面对群众示威时下不了向群众开枪的命令，就是李鹏，陈希同也不行，只有一个不但为保持政权不择手段，而且见过血海尸山，视人命为草芥的人才做得到。这样的素质，是长期革命战争塑造的。

笔者是77级的，是邓小平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受惠者，本应对邓小平感激不尽。但很遗憾，笔者在80年代初当邓小平取代华国锋时就不太看好他，因为他是所谓老一代革命家，历史包袱太重，很难做根本性的改变。笔者不幸言中。邓小平在经济和社会领域推动改革开放功不可没，但在政治制度上画定框框，不肯越雷池一步，错过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最好时机。从清除精神污染，反自由化到最终开枪杀人，一脉相承。但性质不同，前二者是过，第三者是罪。功与过属同一个范畴，罪是另一个范畴，不可混淆。如果说功过还可以考虑相抵，那么功罪则不能。公平的说，邓小平有功有过，功大于过，七三开或八二开，然而六四屠杀之罪，罪恶滔天！

有人要问，笔者为什么把开枪看得如此之重？因为开枪杀人是文明与野蛮的分水岭。世界上每一个政府与部分人民之间都有各种矛盾，人民不乏各种抗议甚至反抗。政府的反制措施从催泪瓦斯，水枪，棍棒（如76年镇压45运动），甚至到橡皮子弹，非致命手段，以不死人为界，这些是现代文明上可以或勉强可以接受的；而真正的开枪杀人与现代文明完全不相容。套一句我党的政治术语，前者表明是人民内部矛盾，后者表明是敌我矛盾。就是说当政府向人民开枪，他们就是人民的敌人。对军队标准也是如此。当军队被命令向人民开枪时，如果他们拒绝开枪，表明他们还满足老百姓的子弟兵的最低标准，反之，就是独夫民贼的护院家丁。从80年代末以来在全球范围，无论是东欧甚至阿拉伯国家，军队向本国人民开枪的情况几乎绝迹，结果是很多专制政权倒台。

很多人指出89学生运动没有明确的目的，它的主要口号是反腐败反官倒，听起来确实可怜。这当然不是学运的终极目标，只是为了避免过早过分刺激当局，获得生存空间。 但是当局一点不傻，他们知道得很清楚学生的目标天然的是民主和自由，因为他们当年就是用这些口号来吸引知识青年到延安去的。在学运的具体诉求里，要求当局承认高自联的合法，实际上是学潮的核心，当局绝对不可能容忍的。今天承认了高自联，明天就会有工自联，商自联，当局不会忘记波兰共产党政权就是被团结工会拖垮的。因此不管看起来多么温和的口号，在当局看来最终都是夺权，决不让步。笔者不认为学生有什么策略性的错误，事实上他们已经太小心了，以至于道德有亏：把两位弄脏天安门城楼毛主席像的湖南青年扭送当局。自保无可厚非，但底线是不可害人。这两位青年后来的遭遇极为悲惨，参与其事的学生应怀咎自责。

所幸的是，中国的社会，包括当局，还是有了实质性的进步。在六四后的清查中，绝大多数地方都是雷声大雨点小，不了了之（笔者在所里有位熟人，干部子弟，还是党员，但在那一次年轻人的声援游行，积极非常。六四后，他被警察调查。笔者找他叮嘱：什么都别承认。最后他得了个警告，但愿采纳了笔者的建议）。更重要的是，运动的积极分子，黑手或长了胡子的人虽然被大量抓捕，但是无人被杀，而且关押的刑期也不太长。邓小平并不是疯子，他没有把仇恨的种子泼洒的更宽更深。

六四事件对中国的影响巨大且深远。六四后，为了杜绝任何自上而下政治变革的可能，邓小平吸取了胡耀邦赵紫阳的教训，挑选接班人标准不再是政绩卓著和思想开放，而是对巩固政权的政治敏感（江泽民）和敢于开枪的心黑手狠（胡锦涛）。更恶劣的是，为了消除民间自下而上的变革愿望，邓小平把义和团教育从娃娃抓起，用义和团思想填充孩子们空白的大脑，不给自由民主的思想留下任何位置。恶果令人瞠目结舌，不但生产了在街头砸日本车和车主人头的暴徒，而且造就在大学校园里专打老师小报告的业余密探，古之未闻。邓的这一招毒害了一代青年，扼杀了中国在近期成为现代社会的希望。

在经济上，情况正好相反。李鹏这个蠢货开始还想重拾起计划经济，被邓小平当头棒喝，他无比英明的指出共产党六四后的生存之道：资本主义（在专制制度下，只能是权贵资本主义）。 如果以前共产党内还有喋喋不休的关于姓社姓资之争， 六四就给这类争论划上句号。在政治高压下，老百姓别无杂念，一心刨食。也是在政治高压下，任何民权运动工人运动都不存在，中国凭仗低人权优势高速发展。

当局原有的意识形态彻底破产，取而代之的是民族主义和拜金主义。这两个怪物的杂交创造了一个新物种，新的国家图腾：长着狼头的猪。

有人争辩说，六四流血镇压是对的，否则中国不会有今天的如此发展和强大。确实，今日中国的繁荣与六四关系很大。这并不是孤例。台湾48年228屠杀，匈牙利56年的流血镇压和智利79年的流血政变之后都伴随了几十年相对的繁荣发展。然而那里无人敢以经济发展为流血镇压的必要性辩护。何也？价值观根本不同。另外，高压下的社会是无法稳定的，就像把鸡蛋放在地球仪上，看起来很高，但掉下来是物理的必然。

六四镇压对否，其实邓小平心里最清楚。他一辈子干过两件大事，一是改革开放，二是六四镇压。他很享受被称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但对他六四镇压总司令的丰功伟绩，讳莫如深。邓小平去世后不保留骨灰，惧怕的就是历史的秋后算账。把坦克开进首都的中心，对手无寸铁的人大开杀戮，能逃避正义的审判吗？尽管通常迟到，正义总要到来。

笔者必须再一次指出，89学运惨痛的失败了，而且造成了恶劣的后果，但绝不应以反思之名把丝毫罪责转嫁在学生和其领袖身上。铁板钉钉的事实是，所有的罪恶都是当局所为，罪责非它莫属！

六四血迹被30年的岁月冲刷干净。国内的年轻人几乎没有听说过这个事件，因为没有哪个父母，即便是亲历者，愿意给自己的孩子讲述这段历史，生怕孩子惹出麻烦。只有日渐凋零的天安门母亲群体不曾忘记失去的儿女，她们是当局的眼中钉肉中刺，踩不扁煮不烂的铜豌豆。

六四究竟死了多少人？没有人知道，因为当局禁止任何人，包括他们自己，调查汇总。没有真相，当局就可以信口雌黄。在中国的现代史，所有悲剧，包括战争、饥荒、运动和血案，死者数字都是未知数，姓名更无从谈起，就像他们从未存在过。这是悲剧中的悲剧。六四的几百上千的死难者，绝大多数是北京的普通市民，但堪称是真正的英雄。英雄不会湮灭，历史会记住他们。

笔者在六四后不久曾对友人做过三个预言。一，江泽民人很精明，不是过度人物；二，根据历史经验，当局将采用政治紧缩经济放松的政策，这两个预言灵验了。三，20年后，学生运动将再现，因为20年是一代人的时间，新一代人没有恐惧的阴影。笔者很是尴尬，不但追求自由的学生运动藐无踪影，反倒是追求愚昧的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然而笔者舔着老脸再做个预言，中国人是极端世俗的民族，这使得政治现代化的道路有极大的困难，但应能走通。那时的人们将建碑纪念这些为此付出终极（ultimate）牺牲的六四英雄。

网民评论——

作者：fangbin 回复 相食 留言时间：2024-06-06 07:15:40

是的，当时天安门广场与一度经常是百万以上之众相比，已经没有多少人了，因为戒严令已经颁布了多少天了。但是邓小平还是要宣誓他的权威，坚持开枪镇压。这就是最残忍的。我也是在当时就得出过类似的结论。许多人没有注意到在6月19日，东德的昂纳克几乎是踏着未干的六四之血进入中国的。那一段，他与中共交谈了什么？历史终有一天会揭开这一天的档案的。

作者：相食 留言时间：2024-06-05 09:52:33

[6月，北京的天气开始炎热， 天安门广场很快就呆不住人了，即便当局不做任何事情，学生的静坐也无法再坚持下去，然后暑假将至，整个学潮很快将自然平息。 但是这不是当局希望得到的，因为学生和人民失去了对他们的恐惧，意味着他们绝对权威的丧失，对他们的挑战还将继续，党国再无宁日。为了一劳永逸的消除对他们的挑战，重新建立恐惧是必须的。因此不能让学潮和平的平息，一定要亮剑，用暴力和鲜血吓破人们的胆。]这一段揭示了真相，抓住了本质

作者：信释 留言时间：2024-06-04 20:24:26

旁观者清。

老百姓心中都有一杆秤。

邓家必遭杀身之祸。

作者：fangbin 留言时间：2024-06-04 17:30:29

老三届的。从现代中国来说，只有这一代人，才具备对共产党最深刻的见解。知道共产党一撅屁股，会拉什么屎。

同时应当相信年轻的一代，白纸运动虽然规模很小，但绝对是中国未来的曙光。

谢选骏指出：人说——“有权选择：一个未参与者纪念六四”；我看这不仅反驳了“六四神话论”，而且破除了“六四黑洞行”——共产党的母亲，就是一个死亡的黑洞。

【03、“面向大海·春暖花开”预告了1989年六四屠杀（纪念六四34周年）】

[回国小心！中共修订《反间谍法》7.1上路 扩大间谍定义]（自由时报  2023-05-03）报道：

热心网友将《反间谍法》修法后危险行为整理成简图示意，赴中国必须当心，探究细节不难发现动辄得咎，生活日常均有可能落入危机框架，罗织罪名早晚而已。

中国人大常委会日前表决通过修订《反间谍法》，新法将自7月1日起实施，针对国家机关、涉密单位或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攻击，一律视为间谍行为，并赋予中共当局检查涉嫌人士随身物品的权限。中共官方藉《反间谍法》修订，蓄意营造风声鹤唳、杀鸡儆猴之操作意图。

据分析，新版《反间谍法》从原本40个条文增加到71条，内容广泛界线模糊，尤其对涉及“国家安全和利益”并无明确界定，表面上对外宣称修法后可“明确”间谍行为，实则藉扩大间谍行为的定义，无限上网从事间谍行为的“解释权”。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从台湾到海外有不少人士赴中遭拘捕，就在中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反间谍法》修订同日，中国国台办证实八旗文化总编“富察”李延贺，因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在大陆遭拘捕，而台湾民族党副主席杨智渊、中共党媒“光明日报”高层董郁玉纷纷于遭逮捕后一年，中共官方再度发布后续审理进程。

另一方面，美国管理谘询公司贝恩，及美国明智集团北京办事处接续传出被搜索消息，以上仅是檯面上的冰山一角，上述案例不难看出中共官方嗣应《反间谍法》修订，蓄意营造风声鹤唳、杀鸡儆猴的操作意图。檯面下水到底有多深？虽无法确切掌握，但中共执法不循法、不讲理之蛮横作为，应深刻认知。

“一手大交流、一手大欺骗，营造共荣促统假象！”官方单位示警，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与新任国台办主任宋涛走马上任后，将今年视为两岸“大交流年”，著力于两岸“同”化，藉中华文化、宗教等软性议题，诱拉我国人、民间团体、地方政府、政党等赴中进行“文化交流”，并积极走访台商、高规格接待我方各界人士，蓄意营造两岸人民支持“民主协商”假象，为中共推行“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佈局。

新版《反间谍法》上路是否引发寒蝉效应？让中共眼中所谓“异议分子”不再敢言，两手策略一搭一唱，营造两岸和平促统促荣，恐怕这幅两岸人民“春暖花开”景象，只是寒冬来临前的回春假象。

热心网友将《反间谍法》修法后危险行为整理成简图示意，告诉国人赴中国必须当心，探究细节不难发现动辄得咎，生活日常均有可能落入危机框架，罗织罪名早晚而已。（图取自网络社群平台）

网民嚎叫：

zzbb-bzbz 发表评论于 2023-05-04 06:45:04

美国连入境人员的社交网络都查，中国也要抓紧

moremoney 发表评论于 2023-05-04 05:14:57

支持中国政府严厉打击渗入中国的间谍活动。

Nosohard1 发表评论于 2023-05-04 00:32:07

在文學城裡翻筋斗的輪子黑中蛆蟲要哭了. 制裁不許回大陸祭祖燒香

海鲜火锅2021 发表评论于 2023-05-04 00:22:26

新冠溯源都查了中国两次了，美国一次也不肯开放调查，当然不公平了。要查大家一起查呗

HighEnd 发表评论于 2023-05-04 00:11:55

人家新冠溯源的时候好像是你主子跳得三尺高吧

海鲜火锅2021 发表评论于 2023-05-03 23:59:46

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也不惊。心里有鬼的自然会害怕。

modems 发表评论于 2023-05-03 21:22:52

还是恢复老传统，抓AB团吧，自己整死自己一半人，替天行道，罪有应得！

大浪淘沙始是金 发表评论于 2023-05-03 21:19:46

每年来往台湾的大陆人和台湾人都不少，估计本论坛上的都没来往过，否则就不会在这里说些P话了，反正我的感觉是大陆比较安全，台湾也不错。我也和很多台企台湾人合作过，都很友善务实。

gameon 发表评论于 2023-05-03 19:45:08

间谍？也需先有绝无仅有东西"间"啊？都什么年代了，不必要搞得满城风雨吧。

goldeyeball1 发表评论于 2023-05-03 19:08:25

做贼心虚，你不偷东西还怕别人抓你？

HighEnd 发表评论于 2023-05-03 18:58:32

挺好的，多抓点，看谁还敢首鼠两端。

生肖迷宫 发表评论于 2023-05-03 18:29:13

玩整人是我党的优良传统，反间谍法是玩整人的新花样，我党乐在其中，非常过瘾。

longtuying 发表评论于 2023-05-03 17:47:00

五分汉奸们，父母房改花少量的钱购进，现在价格不菲的房子千万别回去继承，说不回去就不回去。

zhige 发表评论于 2023-05-03 17:32:16

justbuy 发表评论于 2023-05-03 16:41:00

不回去了。

==

+1000.

硬码工 发表评论于 2023-05-03 17:31:00

言过其实了。美台在大陆的间谍活动确实多

lthy 发表评论于 2023-05-03 16:58:05

凡出过国的都有间谍嫌疑，运动一来，就互相举报互相揭发吧。

sandanke 发表评论于 2023-05-03 16:48:34

最大的谍就是包子，鲁迅说的领某方卢布的。毁国孝敬俄爹。

justbuy 发表评论于 2023-05-03 16:41:00

不回去了

kingdale1 发表评论于 2023-05-03 16:03:49

“间谍罪”就是新版的主要针对华人外国人的“寻畔滋事”。

seewhatisee 发表评论于 2023-05-03 15:59:28

歡迎來台灣。

我要真普選 发表评论于 2023-05-03 15:59:00

只要習大大動根指頭，就把李強，這幾個月來吸引外資的努力，全部白費！

groogle 发表评论于 2023-05-03 15:56:00

难道还有台湾人在大陆工作吗 作死啊 哈哈哈

谢选骏指出：“春暖花开”不仅是寒冬来临前的回春假象，而且是确确实实的死亡预言。

佚名网文《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报道：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海子于1989年所写的一首抒情诗。全诗共三节，第一节表现了诗人对质朴、单纯而自由的人生境界的向往，对“永恒”、未知世界的探寻精神。第二节写诗人找到幸福后无法抑制的喜悦之情。第三节写诗人对世界的祝福。诗人将直抒胸臆与暗示、象征手法结合起来，使全诗既清澈又深厚，既明朗又含蓄，畅快淋漓而又凝重、丰富，抒发了诗人的向往幸福而又孤独凄凉之情。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外文名Facing the Sea With Spring Blossoms。

原文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

告诉他们我的幸福

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

我将告诉每一个人

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

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

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

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

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英译

Facing the Sea With Spring Blossoms

From tomorrow on, I will be a happy man.

Grooming, chopping and traveling all over the world.

From tomorrow on, I will care foodstuff and vegetable.

Living in a house towards the sea, with spring blossoms.

From tomorrow on, write to each of my dear ones.

Telling them of my happiness.

What the lightening of happiness has told me.

I will spread it to each of them.

Give a warm name for every river and every mountain.

Strangers, I will also wish you happy.

May you have a brilliant future!

May you lovers eventually become spouses!

May you enjoy happiness in this earthly world!

I only wish to face the sea, with spring blossoms. 

创作背景

这首诗写于1989年1月13日，距诗人在同年3月卧轨自杀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作者是属于“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的“一代人”，亲身经历了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扼杀物欲、只讲精神，到80年代末期的摒弃精神、物欲横流的社会转型过程。面对现实，理想主义者的作者困惑了，希望破灭了，觉得不能“诗意地栖居于世”了。同别人盲目沉醉于物质生活享受的幸福感比较起来，他更多地感到来自内心分裂矛盾的痛苦。这篇诗歌便是他人生痛苦体验的结晶。

这首诗的创作契机也有可能包含“情诗”的成分，“大海”也可能有具体所指。海子在去世之前一段时间里，与已经分手并移居深圳，还打算移民海外的初恋女友保持着友情性质的通信。据此推测，这一“大海”意象，应与对海边的深圳或太平洋彼岸的初恋女友的想象有关。

作品鉴赏

文学赏析

这首诗以朴素明朗而又隽永清新的语言，唱出一个诗人的真诚善良。抒情主人公想要做“一个幸福的人”，愿意把“幸福的闪电”告诉每一个人，即使是陌生人他都会真诚的祝愿他“在尘世获得幸福”。诗人想象中的尘世，一切都那样新鲜可爱，充满生机与活力，字里行间透出积极、昂扬的情感。整首诗乍看是以淳朴、欢快的方式发出对人的真诚祝愿。

大海是作者诗中的核心意象，广阔浩荡，心旷神怡，生机勃勃，是安魂之乡，是搏斗之乡，是理想之乡，是作者作为“海之子”的精神归宿，是他可以找到真正的幸福感的地方。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一种海市蜃楼，然而这是作者所能感受到的一种明丽的幸福感受。这个题目的意蕴张力在于，它将人们现实中的思维定势扯得七零八落，然后万花筒式地重组，用自己强烈的主导意念使它明丽起来。当然，花应该开在炎热的土地上，作者却让他固执地（“我只愿”）开在自己的幸福之海上，开在自己的理想的追求中，现实中的一切（“喂马，劈柴，关心粮食和蔬菜”），只为了养活自己的躯体，以使自己的心能够跳动，使自己的想象能够飞扬。

全诗有两套系统。一套系统是由“喂马，劈柴”开始，经由“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到“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结束。作者通过自己的描述，将明天的幸福生活降低到俗世生活的最低限，点明了今天的生活太为世俗繁琐所羁绊了，主要讲营造幸福生活所做的物质层面的事。全诗末尾一句“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这套押韵系统的一次遥远的回响。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句诗就外部意义而言，可以视作这套押韵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把它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内部意义的探究与分析，十分显然，“面朝大海”与“春暖花开”这两个短语也是存在押韵关系的。这套押韵系统以日常生活的画面的精心描绘，揭示了一种较为朴素的愿望与真挚的情感。另一套系统由“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开始，到“愿有情人皆成眷属”结束。这套系统承上启下，既是对第二小节中“告诉他们我的幸福”的承继，又是第三小节倒数第二句的“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的先声。它所抒发的是抒情主人公的美好愿望与博爱的胸怀。

这首诗的第一段，全部是述说“我”；而第二和第三段，也就是第二部分，全部是述说“我和他人”。第二部分第一句是“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从这里开始，“我”的沟通范围不断扩大，从亲人到每一个人，到每一条河每一座山，最后到陌生人，随着范围的扩大，否定性和矛盾性逐渐渗入诗歌，直到最后形成“祝愿”与“只愿”的对立。他给熟悉者通信，给陌生者祝福，目的都是希望他们幸福，和自己一样的幸福，如果幸福的形式不同，但幸福的体验应该是一样的，所以最后一句，海子表达对自己所感受到的幸福的绝对自信。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为两个部分的总结，一个是对“我”的生活和希望的总结，一个是对“我”和他者之间关系的总结。在第一段结尾，“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显得积极乐观，在整个诗句内部没有否定性的因素，这所房子令人陶醉，她装满幸福，朝向广阔的海，她的温度是春天，面容是鲜花。作为第一部分的总结，这一句勾画出明天的“我的幸福”。当只涉及“我”的时候，“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与世俗生活是和谐的，亲密的，它们共同构成我的幸福，我的幸福既有喂马、劈柴、关心粮食和蔬菜，也有“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在第二个部分，当涉及到我在“世界中”与他者发生关系的时候，就出现了某种分裂，他人与我形成了某种对立，在这种对立中，“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就不能与世俗生活和谐一致，反而成为“我”离开世俗生活之后的庇护，是“我”最后的立足之处，最后的温暖、最后的安慰。因此，“我”的矛盾是因为出现了他者，在他者出现之前，明天都是和谐美好的。

全诗所有句子的主语都是“我”，一共有五个，而且每一段结束诗句都是以“我”开头：“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将告诉每一个人”，“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三句诗表现了三种不同的状态，我从拥有，到告诉，再到回归。最后一段的“春暖花开”与第一段构成了一个循环，幸福从我的天地出发，逐渐去拥抱外面的人和世界，然而，最后还是回到我的“大海和春天”。在第一段，“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我的世界的状态，是满心欢喜的总结，而在结束时，它成为我的最后一片天空和立足之地。当我试图把春天的温暖播撒给世界的时候，突然发现，我的阳光只有我自己才真正需要。整首诗歌，主语全部是“我”，主体间的交流是缺失的，我向外传递，放光，撤回。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想象、动作和表情。从诗歌的第二段开始，诗歌的主题词就是交流，从告诉到祝福，然而，一切都是单向的，只有“我”，没有主体间的对话，甚至没有对其他主体的想象，因此这个世界是陌生的。

诗歌的最后一段，“陌生人”是一个有趣的称呼。陌生人本来也属于第二段中的“每一个人”，从语义的角度，他们是同样的人，然而却与“我”构成了两种不同的关系：一种是要传递幸福的每一个人，另一种是“也为你祝福”的陌生人。他们既属于我的圈内，同时又在圈外，形成某种含混。我试图告诉他们我的幸福，让他们进入我的圈内，但是最终，在我的心灵中，他们依然只属于圈外。“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根据本弗尼斯特的语言学理论，“我/你”是交流的基本结构，有我与你，就有交流。然而在诗歌中，这个交流却被“陌生人”的称呼破坏了。日常生活中，我和你在交流之后，就不再是陌生人。在这里，“我/你”始终保持陌生人的身份，也就意味着交流的未完成。而且，每一位面对诗歌的人马上都被纳入到“陌生人”的称呼之中，成为受到海子祝福的“你”。如同“你”这个字一样，陌生人也是表现“相互性”的词，当海子称呼“你”是陌生人的时候，实际上也是把自己作为“你”的“陌生人”，把自己作为所有人的“陌生人”。陌生在交流和祝福中凸显出来，这不是日常生活中拉近距离的祝福，它表明了不同的愿望和价值。

在时间上，这是一首从明天开始的诗歌，三个诗段第一句都是祈使句，祈使的对象都不是别人而是自己，是向自己发出的召唤，诗歌的开始就是站在明天的角度召唤自己的行动，召唤自己的幸福和世界的幸福。这首诗的前面两段的动作都是属于将来的时间，而在第三段，则进入了当时。前面两段的祈使句都是具体的动作，“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以及“和每一个亲人通信”，这都是“我”规划中的动作，第三段的祈使句却使诗歌进入想象性行为，为山河取名，这不是需要“明天”完成的动作，在“我”写下这句诗的时候，取一个温暖的名字就已经完成。同样的，祝福和愿望也是所想即所成，都是在想象的同时完成，而不再需要“明天”。诗歌从明天开始，却走向了今天，当最后说“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时候，我回到了我的心灵的现实。我真正能够愿望，能够得到的只有那“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房子，那是只住我一个人的房子。诗歌在空间和时间上都完成了一个循环，空间上走向外面的世界，最后回归自己的小世界；时间上从明天走向今天。在这个空间扩散的过程中，诗歌中的时间无可奈何地失落了，本来属于明天的世界转变为在空间上不可及的世界，一个不可能的世界。时间被放弃。时间向空间的转换在这首诗最重要的句子也表现出来。“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结构和语义上分析这句诗，“面朝大海”和“春暖花开”都是对房子的描述，用面朝大海修饰房子很普通，然而春暖花开是非常奇特的，因为它本身是对时间的描述，而不是对空间的描述，春暖花开本身是一个时间中的过程，而不是空间中看到东西，因此当人们说春暖花开的时候，并不表明他所看到的花朵树木，而是表达季节的来临。在汉语中常用的说法是“待到春暖花开时”，这是对时间的叙述，但是诗人却用季节来形容一所房子，使这个时间凝固在空间中，时间空间化了。

诗歌第一段的动词是行动，第二段的动词是告诉，第三段的动词是祝福（愿望）。三个诗段的开始都是祈使句，是愿望和行动的结合，然而到了诗歌的末尾，则只有愿望：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动词的角度分析，“我”从行动回归到愿望，从“做”一个幸福的人，到确认当时的状态——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在最后放弃了行动，如今天一样，我拥有心灵的美丽，却没有尘世的幸福生活。诗人放弃了“明天”。不少批评家在评论中，强调“明天的幸福”意味着今天的不幸福，例如杨文军在《忧郁的海子，忧郁的诗》中写道：“所谓‘从明天起，做个幸福的人’，是一个反讽的陈述句，意即现在并不幸福，‘明天’也仅仅只是一个渺茫的时间指向。”这些评论是有道理的，然而诗歌所表现的更加复杂和隐秘。事实上，无论是今天的春暖花开，还是明天的周游世界都是精神想象之境界，而人的幸福也并不总是一种持续的状态，总是处于对昨天的回忆，对今天的感受和对明天的期盼之中。对明天的向往固然意味着对某种对现实的否定，然而也闪烁着幸福的希望。这首诗真正的哀伤之处，不是述说当下的不幸福和对明天的寄托，而是对明天的放弃，“我”最终感受到我设想中的行动对于世界没有价值，甚至于想象中也不再有我的行动的位置。“只愿”是一个肯定，对当下的肯定，然而这个肯定是以对明天的否定为代价的。诗歌的第一段是对明天的肯定，“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隐含对今天的否定，在诗歌结束的时候，“只愿”是对现实的肯定——隐含对明天的否定。如果说今天的不幸福是令人惋惜的，那么对明天的否定才是真正的悲剧。明天作为照亮今天的一束光，在诗歌中如闪电般逝去，它不能温暖这个世界，不能温暖陌生人，也不能照亮我的前程。

名家点评

《三月殇——评海子的短诗》：“人们说这首《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海子诗篇中最明朗、最温暖的一首。诗中有许多充满希望的字眼……但是，在温暖的春天里，隐藏着冬天的讯息——一种隐隐作痛的危险与悲凉。原来这一切都是从明天起，而明天，诗人在哪里呢？他给每一个陌生人祝福却唯独带走了自己。尘世的幸福到底与海子无干，‘春暖花开’只是诗人临行前的赠品。”

刘真福《〈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赏析》：有人分析海子说：“柔弱的第一自我和强悍的第二自我的长时间的冲突，使他的诗一再出现雅各布森所说的‘对称’。”所谓“对称”，无非指二重人格。也就是说，体现出外弱而内强的特点：诗之表有柔弱的外象，“喂马，劈柴，周游世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词情轻柔而清淡，此诗之婉约风派者也；然而诗之心也有强悍的本质，言词的背后隐藏着一颗崇高、骄傲的心，“只愿面朝大海”，让人们看到海边站立着一位遗世独立的诗人形象，那是自封王者的形象。这种二重人格还可细分出：对众人和世俗生活的亲近与排拒，对现实生活体验的喜悦与悲忧，在文情表现上的直致与含蓄……作进一步提炼，大约有三重意识：世俗意识，崇高意识，逃逸意识。这三重意识排在一起不太“和谐”，正好表明海子这首诗在情感的清纯、明净、世俗化的背后蕴蓄羞某些复杂性、矛盾性的东西。

作者简介

海子，原名查海生，出生于1964年3月24日，安徽省怀宁县高河镇查湾村人，从小在农村长大，1979年15岁时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1982年开始诗歌创作，在后来被称为“北大三诗人”之一。1989年3月26日他在山海关卧轨自杀，年仅25岁。在他作为诗人的短暂的生命里，海子保持了一颗圣洁的心。他曾长期不被世人理解，但是他是中国上世纪80年代新文学史中一位全力冲击文学与生命极限的诗人。 

参考资料

1  王其全 顾金孚．新编大学语文：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年：164页

2  章华．邂逅世间最美的诗歌 诗歌卷 英汉对照．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3年：2页

3  硕士研究生基础强化培训教材编写委员会．现当代文学．北京：红旗出版社，2007年：195页

4  燎原．扑向太阳之豹：海子评传：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337页

5  孙立权等.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海子[J].中外名诗选读.2012

6  论海子诗歌的语言特色及其美学意义分析——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为中心．中国文学网[引用日期2014-04-19]

7  刘广涛.海子之梦 唯美朦胧——《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还原解读[J].名作欣赏.2013.26

8  钱翰.细读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J].学灯第十二期

9  Emile Benveniste, La nature des prénoms, in Problème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Paris, Gallimard, p251-257.

10  海子．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01-01

11  杨文军.忧郁的海子,忧郁的诗———解读[J].语文学刊，2006（22）

12  石万能．大学语文．广州市：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87页

13  李平．《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作品讲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305页

14  杨四平.重读海子[J].涪陵师专学报.2001（01）

谢选骏指出：上面这些人像是不懂，诗人海子这是在预告死亡……人说——“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海子在那个迷惘的年份选择了山海关，选择了卧轨，选择了死亡，悲壮惨烈的一幕和太阳中的意境几乎一样：正是黄昏十分，无头英雄手指落日，手指日落和天空，眼含尘土和热血，扶着马头倒下。”我看——“大海”就是迎面而来的列车（天安门大屠杀的坦克部队），“春暖”就是自己的死亡撞击（惨遭戒严部队的射击碾压），“花开”就是他人看到的血肉横飞！所以那年绝望者众多，甚至风云际会，掀起了绝食运动和天安门大屠杀……这样一来，六四的鲜肉，就成了未来中国的种子！

【04、文革从未结束——文革的“斗批改”三阶段——最后一个“改”就是改革开放】

《文革的制度起源连载之一·文革：世界文明史唯一的政治现象》1（文/ 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许成钢）报道：

1 作者感谢黄磊和史颖波在本文写作中给予的帮助。

文化革命是世界文明史中独一无二又影响深远的政治运动，对中国有极其深刻的影响。

但是，无论是从学术界看，还是从民众广泛的认识看，人们对文化革命的认识仍然非常不足，甚至肤浅。中国的改革开放起始于文革的终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制度是在文革形成的制度的基础上演变而来。因此，一点不夸张地说，认识文革是认识改革开放，认识中国未来的重要基础。

文化革命作为世界文明史中独一无二的政治运动的第一个特点是，这是由国家领袖发动、由全国群众参与，全面破坏领袖自己领导建立的党政制度的全国性的群众运动。世界历史上可能与其最有相似之处的，是希特勒刚上台后发动的群众运动。在纳粹德国的这个群众运动中，其核心成员是所谓的冲锋队，这个由充满激情的年轻人构成的组织是纳粹党的前锋组织。

中国文化革命时期所谓的红卫兵，在很大程度上像是他们的影子。有意或无意、知道或不知道，红卫兵们使用的暴力手段、使用暴力的理由、对领袖的崇拜，以至于他们的各种装束比如袖标等等，都和纳粹冲锋队有很多相似之处。

但这种相似只是部分相似。如果我们被两者形式上的相似所蒙蔽，我们就会误解这场长达十年的政治运动的本质。文化革命和纳粹初始时的运动，尽管都可以被称作是针对自我制度的革命，但二者有着根本的区别。准确地说，两场运动的目的不同。首先，希特勒是在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宪政的制度下，通过使用许多政治上的手段上台，但受到宪政制度的制约。

纳粹发起群众运动的目的之一是破坏当时存在的民主宪政制度，代之以极权主义制度（极权主义制度是政治学术语，统指一党永久性、制度性地在所有领域全面控制全国、全社会的制度）。而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运动的目的则是破坏当时存在的、由中国共产党自己建立并领导的一个极权主义制度，代之以一个不同的极权制度。因此，两个运动的内在实质不同。

文革的第二个特点是其受迫害的人数之众创造了世界纪录。如果我们在世界文明史寻找类似的案例，与之最相近的是苏联斯大林时代的肃反运动。根据苏联人权组织的数据，1 亿6 千 8 百万人口的苏联，有 130 多万人在肃反运动中遭到迫害，即每 129 个苏联公民中就有一人受到迫害。这是相当令人震惊的数字。但与文革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 80 年代做的统计，有超过 1.13 亿人在文革中受到政治迫害。当时中国的人口是八亿多人，换句话说，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不完全统计，文革时期中国人口中有七分之一甚至六分之一的人受到迫害（许多受迫害的人也曾迫害过别人）。同时，文革造成超过 100 万人死亡，超过 1000 万人受伤或致残，这是在非战争、非自然灾害情况下，人类历史中最为黑暗的一项纪录。

特殊的制度根源是文革的第三个特点。是什么制度能酝酿或制造出如此奇特的政治运动？

这个运动又形成了什么制度？这是本文的重点所在。文革的制度根源包括外来的极权主义制度和中国的传统帝制。在此基础上，毛泽东个人的想象力和个人的特殊性得以发动如此特殊的群众运动。需要指出的是，中国过去和今天都有很多关于“反对全盘西化”的讨论，这类说法无视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理论基础和组织方式都来自西方，极权主义制度来自西方的基本事实。

为了分析文化革命，首先要了解文革的目的。文化革命自始至终的原则性口号一直是“打倒封、资、修”，指的是打倒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地去思考一下，就会很清楚地看到，实际上，这些革命对象并不存在。

首先，口号里反对的所谓封建，指的是中国的过去。而中国自从秦始皇以来的过去，是皇权帝制，并不是封建制。自从秦始皇焚书坑儒铲除封建制以后，中国遗留下来的封建社会的传统和文献都极少，在中国社会中的影响更是丧失殆尽。早在 1958 年，毛泽东在一次中央会议中就清楚地把他自己和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描述为马克思加秦始皇（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1958 年 8 月 19 日。——作者注）。他讲得非常清楚：马克思指的是共产党的制度，或政治学称的极权制度；秦始皇指的是秦帝国以来建立的，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基本制度——帝制。毛泽东在此后多年里多次讨论马克思加秦始皇，意味着要把中国从 1950年以来，全面从苏联复制来的典型的极权制，变成一个极权主义与中国帝制的混合制度。

文革口号里的“资”指的是资本主义。但是在当时的中国，哪里有什么资本主义？在1960 年代之前，即便在中国工商业最发达的 1930 年代初，中国也是世界公认的落后的农业社会。以后经过战争的摧残和国有化，在那时的中国，资本主义更是荡然无存。实际上，任何从外面传来的思想，只要是他们不喜欢的，都给它们贴上一个标签“资本主义”来打倒。

资本主义的精神实质的核心之一就是创业，就是大众创业。相当确切地说，今天中国改革中成功的部分正是当时所称的“资本主义”。

文革口号里的“修”指的是修正主义。现在写在中国共产党党章里的“三个代表”理论，是典型的当时批判为修正主义的内容。“三个代表”理论比当年苏联共产党的全民党理论走的更远一些。全民党的核心是把共产党从无产阶级先锋队改变为全体人民的党。这正是中共强烈反对的修正主义。此外，任何反对使用暴力的观点，试图使用和平手段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共产主义运动，都归为必须打倒的修正主义。因此，所谓“打倒封、资、修”是舆论运动，舆论准备。

文化革命的实质目的之一是“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邓小平、刘少奇。如今几乎无争议的事实是，刘、邓是中国共产党建立极权主义制度中最重要的领袖人物之一，他们没有走过资本主义道路。在政治学、社会学、史学的大量文革研究文献里，一种流行的看法是，文革的实质是毛、刘之间的权力斗争。所谓走资派是权力斗争的借口。但是毛在全党全民中具有的崇高威信和政治权力，使这个流行看法缺乏说服力。

文革中的另一个基本口号，“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更清楚地表达了文革的实质。文革是破坏，是建立。这里的“破”指的是全面地破坏现存的体系和制度。这里的“立”指的是要用一个新的制度系统地来代替旧制度。即，文革绝不仅仅限于权力斗争，绝不仅仅限于政权的更迭。这是一场由领袖发动和操纵的群众运动，有目的，有意识的全面破坏中国共产党和该党领导的政府的整个体系，全面地破坏公安、检察院、法院的体系；全面的破坏教育、科研、文化的体系，包括查禁多数书籍，迫害多数教师。文革破坏的是 1950 年代起建立的极权制。破坏这个极权制之后取而代之的制度，我把它称为“向地方分权的极权制”，或简称为分权式极权制，即毛泽东所说的马克思加秦始皇的制度。

最让人费解的是，文革这类的想法能发动亿万群众狂热地参与，甚至主动推动，去破坏现存的制度，去迫害大群的无辜民众。问题是，为什么？所谓文化革命，与任何极权主义群众运动相似，都是以一大群绝对忠实于领袖的群众为基础的。事实上，文化革命产生之前，绝对忠实领袖的群众已经形成。以此为基础，在文化革命期间，对领袖的忠诚不仅被进一步推向宗教式的狂热，更被引导到残酷惩罚任何不同的人。由此形成了“全民的忠诚”。当然，有的人真正忠诚，有的人出自被迫，例如许多农民，包括贫下中农，他们对于失去土地产权的痛苦，对于 1960 年的饥荒记忆犹新。重要的是，真正绝对忠诚的人是群众运动的基础。

文化革命的群众运动，或暴民运动，是由北京的学生开创的。在学生里又首先由中学生充当冲锋队，大学生跟在中学生之后。史称红卫兵运动。物理上形成一个晶体，总是始于成核，即一个结晶的点。红卫兵运动的结晶点是北京市的几个最强的中学，其中包括清华附中、北大附中、师大女附中、人大附中、四中、八中、女一中、101 中等。诞生于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其创始时的全称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本身就证明忠诚领袖与这场群众运动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在红卫兵运动的火种从这几所中学产生、传播的过程背后，毛泽东和中央文革起了重要的作用，包括在天安门广场接见和鼓动总数以千万计的全国红卫兵，以及直接给他们各种指示、暗示等等。在领袖和他的战友们的亲自支持和煽动下，红卫兵运动迅速蔓延到全国所有大学，中学，再扩散到研究机构、政府机构、工人，到市民、到农民，以至于全中国八亿人都被卷到这场狂热的暴民运动里。从时间和参与者上来看，文化革命可以分为几个阶段，群众分成许多种互相残酷斗争的派系。但无论是红卫兵也好，造反派也好，他们打击其对象的残酷，都和纳粹的冲锋队对待犹太人和持不同政见者极为相似。他们为领袖服务的功能也与纳粹的冲锋队极其相似。战后的德国，几十年来一直把反省纳粹年代的暴行作为国民教育的基本内容，成为德国精神的一个基本部分，成为德国重建复兴的道德基础、法律基础、制度基础。

群众运动的狂热和暴行从来只是领袖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毛泽东的亲信们（后被称为“四人帮”）在 1967 年的 1 月风暴中，鼓动上海的造反派，“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夺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和上海市政府的权。并模仿巴黎公社的名称，宣布其新政权为上海公社，在政治上绝对忠诚领袖的前提下，在行政上和经济上享受高度自主权（当时全国的中央计划已经荡然无存）。上海公社是领袖亲自授意的，文革最终要建立的新制度的表率。追随上海一月风暴，从此文化革命进入了全国夺取政权的时期。谁来夺权？受到中央文革支持的，称为造反派的暴民。夺谁的权？夺共产党的权，夺政府的权。中央个部委，全国各省、各市、各县、各个单位夺权运动全面展开。中央各部除军队外，全面瘫痪。在暴力夺权运动的过程中，许多省市发生了内战（当时官方称之为武斗）。最终靠军队介入，直到 1969 年才平息。

1975 年通过的文革宪法，以基本法的形式确立了经过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化革命两次群众运动建立的分权式极权制。同 1950 年代全面复制的斯大林式的典型极权主义制度相比，分权式极权制在行政和经济上给地方党-政更大的自主权。这使领袖和中央可以更集中力量在政治和人事方面，能够在最重要的方面对社会控制的更严更紧。在这个制度下，在文革期间，中国经济的绝大部分由地方政府运作。在中央部委全面瘫痪的情况下，这使得全国整体没有出现重大经济灾难。

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但在时间上起始于文革的终点，口号上继承实现“四个现代化”（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核心口号是继承1975年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而不是改革），更重要的是，它起始于文革形成的分权式极权制。因此，弄懂文革造就的制度的性质既是了解改革开放，及改革以来制度演进的基础，也深刻影响我们如何理解中国未来的走向。

但很不幸的是，无论是从学术界看，还是从民众的普遍认识看，包括严肃的国内和国际的学者，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史学各个领域，对比人们对其他极权主义运动的研究，对文化革命的认识非常零散、狭窄、甚至肤浅。原因是因为在中国以外，人们对这十年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仍然了解很少。但在中国，相关的研究充满障碍和禁区。至今全世界最大部头的关于文化革命的著作由哈佛大学的麦克法夸尔教授（Roderick MacFarquhar）所著。

以毕生精力去了解中国的文化革命和文革前发生了什么，但其讨论过于限于党内高层的派系斗争。问题是，文革远远超出共产党上层的权力斗争，没有亿万国人深深卷入其中的权力斗争不是文革。是什么制度特点能造成如此规模的狂热群众运动？这个基本问题几乎被忽视。

国际学术界对纳粹和苏联极权制的分析，远远超出对中国文革分析的深度。其中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国际学术界对纳粹和苏联极权制作出最重要贡献的学者，多数既有深厚学术训练又曾深涉于所讨论的制度之中。

讨论文革的性质，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文化革命会不会重演，或者更宽泛一点的问题是：类似于文革的这样的悲剧会不会重演。对这个问题没有人能真的提供一个确定的答案。

这取决于中国的制度，取决于人们对中国制度的认识，取决于人们如何推动中国的制度向什么方向演变。

谢选骏指出：上文就事论事，只看共产阵营，不看中国传统；因而缺乏历史的纵深——不知“文革的‘斗、批、改’三阶段——最后一个‘改’就变成了‘改革开放’”。所以我看中囶，不是“文革会不会重演”，而是“文革从未结束”——六四屠杀就在1989年证明了，文革并未结束。在我看来，“文革的‘改’就是‘改革开放’”；这不是什么“物极必反”，而是“继续革命”。实际上，毛泽东就是个“矛盾中”——这是个机会主义者，看一步走一步，一生首鼠两端，就像邓效颦的“摸着石头过”。毛泽东发动文革，“斗、批”完了，一片废墟，只好把“改”的涂鸦，留给下一代马仔胡来了。改革开放时代的企业家，就像文革斗批时代的红卫兵，都是共产党用完即弃的可怜虫。就像毛泽东的小老婆杨开慧、贺子珍、江青以及无数的“军用品”……

《毛泽东临终前最后的话：我很难受，叫医生来》（2009年04月09日 新民晚报）报道：

临终前没有感人肺腑的遗言

这次主席听了之后，睁开他微闭的眼睛，然后轻轻说：“那就试试吧！”

插鼻饲管之后第二天，他果然感到身上有点力气了。他显出高兴的样子。

“小孟呀，你比我懂得多，我得听你的了。”已经很少说话的主席，今天显得有些精神了。他已经有五六天都不说什么话。

“您就得和医生好好配合，您的病会治好的。您不是听我的，要听医生的。”

1976年9月的一天，小孟请假外出回家，去看看她已经好久未见面的丈夫，近在咫尺，远似天涯。小孟的爱人小裴就住在府右街西侧的102号，与中南海只有一街之隔。但小孟的工作性质，使小裴常常孤独一人，异常寂寞；小孟是晚上5点多钟才到家，新婚不如久别，二人情深意切，不知有多少话要说，但又不知从哪方面谈起。

7点15分，突然有人来找，要求小孟马上返回中南海。

小孟回到主席的卧室，才知道，主席犯了病，心肌梗塞，十分危险。只见主席的脸色灰黄，嘴唇呈现青紫，呼吸短促。主席的几个医生都来了，政治局的人也来了，气氛相当紧张，经奋力抢救，20多分钟之后，才脱离险情。

主席的心脏又开始了正常的跳动，每分钟由原来的110次变成了80次。他平静地躺在那里，不一会，又睁开了眼睛。

政治局的几个委员们一直守候在毛泽东身边。看到他睁开了眼睛，委员们一个个上前探望。当叶剑英从他身边走过的时候，他却抬起了那只显得沉重的胳膊。他的手颤颤地摆动了几下，他的嘴微微地动了一下，细微得让人难以发现。还是小张看出了毛泽东的意思，她毕竟是太熟悉毛泽东的一切了。毛泽东这些动作表示他想与叶帅说话。小张的分析判断是正确的。

小张走到已过去的叶帅身旁说：“叶帅，我看主席是想和您说话，您去问问看。”叶帅点点头，又走到了毛泽东的身边。他这次离毛泽东很近很近，叶帅俯下身来，低下头看着毛泽东。毛泽东的眼睛突然显得明亮起来，他那本是黯淡无光的眼睛，很久没有这样的光芒了。眼睛是心的窗口，他的心里一定涌动着什么，但他的嘴已是力不从心了。只见他嘴唇在翕动着，但很难听出他的声音。叶帅拉着毛泽东的手，紧紧握住，不停地向他点头。

毛泽东对叶帅讲了些什么？是对他表示了永久的别离之情，还是有什么事情需要交接，还是对永远过去了的岁月的回忆？

毛泽东对叶帅曾有过这样的评价：“吕端大事不糊涂。”叶剑英曾在中国革命的许多关键时刻，起到了别人所不能代替的关键作用。此时，叶帅只能拉住毛泽东的手，但无论如何，也拉不住毛泽东的生命。

毛泽东，从8月底直至他的谢世，多次昏迷，多次抢救。在昏迷与抢救的过程中，他渐渐向着另一个世界走去。谁也无法真正知道，濒临死亡的前几分钟，几秒钟，他的真实感受是什么。

9月8日晚7时，小孟来接班。几天来，政治局的常委及委员们，一直在轮流值班。医务人员一直在身边观察毛泽东的病情，量血压、测脉搏、导尿、听心脏、输氧气，不停地进行着。7点10分时，毛泽东的呼吸急促起来。小孟过来，低头给主席按摩胸部。主席用很低的声音说：“我很难受，叫医生来。”

医生赶紧把氧气的管子放在他的鼻子处。他用手去拽，肯定是不舒服，过了几分钟，呼吸开始平静起来。这时，医生看见主席的鼻孔里有一点嘎巴儿，就把输氧管先拿下来，用棉签儿给他弄出来之后，又给他戴上输氧器时，他就一点反应也没有了。又是处于极度的昏迷，抢救，抢救，四个多小时的抢救，但一直是昏迷，他再也没有醒过来。

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对小孟说的：“我很难受，叫医生来。”

伟人临终前，没有感人肺腑的遗言。

（作者：郭金荣 本文摘自《走进毛泽东的最后岁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谢选骏指出：毛泽东临终前为何没有感人肺腑的遗言？因为他早就无话可说了——“至于未来，只有天晓得了！”因为毛泽东不晓得“改”的出路，所以邓小平也不知道，只知道瞎猫捧着死耗子……谁知这是走向第三期中国文明的一个“盲人摸象”的过程呢。

【05、100多年的“中国革命”，竟然没有一个“国家元首”人头落地，所以革命始终无法成功，历史的伤口永远无法愈合！】

《谁更支持“武统”台湾？一份针对中国大陆受访者的民调说了些什么？》（BBC 2023年5月30日）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批评美国称美方“费尽心机”在一个中国原则问题上玩弄文字游戏。他抨击美国违背在台湾问题上之承诺“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明里暗里怂恿支持“台独”分裂活动。”。

今年五月，知名英文期刊《当代中国》（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发表了一份有关近1800多位中国公民针对“武统”台湾的相关民调结果。研究调查显示，受访者中表示支持北京“武统”台湾者仅有55%，而且有33%的受访者不同意动用武力统一台湾，表态希望立即对台湾发动战争者则仅有1%，民调结果引发舆论讨论。

事实上，有关中国民众对于两岸议题的看法，因为议题敏感一直不多见。因此，近年来发表的几分相关学术民调研究，都引发持续关注。此次发表最新研究的两位作者分别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刘遥（Adam Y. Liu）助理教授及纽约大学上海分校副教授李晓隽。

民调报告作者之一的刘遥告诉BBC中文说，“最重要的发现是大陆民众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手段有比较大的包容性，并不是像预期的一样多数都倾向武统。换言之，研究结果显示，武统并没有在受访者间获得压倒性的支持。

在两岸局势紧张及美中关系不睦的当下，相关调研引发各方关注。两位作者在论文最后也提到研究结果或可让美国决策者认识到，对多数中国受访者来说，并没有一个立即出兵武统台湾的时钟正在倒数，美国无须施行强硬的对华政策。

“自干五”，指的是志愿发帖的爱国博主在互联网兴起。在中国社交媒体上，“自干五”群体的崛起与中国近年的民族主义浪潮密切相关。

美国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政治学系助理教授王宏恩在分析该民调结果时对BBC中文表示，这篇文章的结论之一是较高教育程度的中国公民更支持武统，事实上与过去其他学者的研究相同，亦即在社会阶层越顶端的中国民众，越会在民调上跟官方宣传口径一致。

长期从事政治民意调查及研究的王宏恩补充说，“但这也有一些隐忧，毕竟55%仍是过半数字，代表就算中国忽然民主化，台湾还是可能处在威胁之下”。

刘遥也对其他媒体强调，该调查对北京中南海传达了“武力统一”并非多数受访者认为的唯一选择，北京也许无须认为对台湾需要采取更强硬的态度，因为对多数受访者而言，更温和的两岸政策也是可以被接受的。

“武统”民调

此次刘遥二人的研究调查是透过线上选择加入（online opt-in panel）形式进行。抽样受访者遍及中国大陆各地，从不同年龄、收入及性别的受访者都有，调查是在2020年底到2021年初进行，一共回收2000多份问卷，再筛选过滤1824份有效问卷后再进行分析。受访者不包含居住在海外的中国公民。

但是，如同所有的政治民调一样，因为样本数、问题导向或分析方法等，皆会影响最后的统计数据分析结果。一般来说，小规模的抽样研究并不能代表所有人，但是需做到精确统计及分析，从样本中提供准确的数字给外界参考。

譬如，刘遥向BBC中文解释，问卷问题特别强调台湾没有宣布“台独”，“在不发生重大‘台独’事变的情况下”，受访者并不认为“武统”迫在眉睫。中国政府即使选择保持现状也并不见得会失分。”

“我们并没有在问卷中设计一些特殊的情境，如台湾当局触碰大陆的《反分裂国家法》。”他补充。

针对问卷结果为何“只有”55%的人支持“武统”，王宏恩对BBC中文表示，这可能跟该问卷设计上的问法有关。他说，因为该调查问卷问的是，“是否要在2024年武统台湾”，而发问卷的时间点是2021年新冠肺炎肆虐之际，“当时很多中国民众可能觉得没空、或觉得2024年太近了。我认为假如问的是——是否永远放弃武力攻打台湾，数字可能会有不同。”

这份调查问卷设计了五种不同的“统一台湾”手段，包含武力攻台或经济胁迫等方式。结果显示，只有55％的受访者支持对台湾发动全面战争，但只有1%的最极端选项，亦即直接开战。其他选项，包括“在台湾外围发动有限度的军事行动”有58%的支持率；“对台湾实施经济制裁”则有57%的支持率。“维持现状，以强化经济与军事实力，直至统一”则有57%。

中美就台湾问题剑拔弩张 北京和台北民众怎么看？

此外，针对“两岸可以各自为政，不一定非要统一”的问题，有22%的受访者表示“接受”，71%表示“不接受”，7%表示“不确定”。香港媒体《南华早报》指出，针对在中国属于高度敏感的台海议题，竟然有22％的受访者表示“两岸不一定要统一”，令人感到意外。

教育程度越高越支持“武统”？

刘遥也告诉BBC中文，此份调查同时发现，大龄、男性及教育程度高的受访者较支持中南海使用激烈手段处理台湾问题，包含“武统”。

该调查推估出来的其中一个解释是，或许是年纪较大的中国人耐心逐渐流失，而他们冀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台湾问题以某种方式解决，而非持续地等下去。但是，无论如何，研究者认为，调查结果某种程度上挑战了北京官方的主流论述，即“收复台湾几乎是每一个中国人的集体意志。”

王宏恩告诉BBC中文，事实上，近年来在中国研究前沿期刊《当代中国》，不同学者发表的“武统民意”研究具有相似的研究结果。

譬如，2022年，由中国华南理工大学研究群组，在2019年透过手机访问1729位沿海城市的中国公民有关“武统台湾”的意见发现，有58%的受访者支持武力攻打台湾，而且男性、收入和教育程度较高、跟台湾人有接触、认为中国经济比台湾好的受访者，更支持“武统台湾”。

王宏恩认为，该研究也显示了北京掌握武统台湾的民意，有一个由上而下的过程，显现在教育程度上：“而战狼外交也是呼应了中国比较具有资源的群体人士的看法。”

台湾有2300万人口。

此外，2017年三位台湾学者发表了与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合作的研究显示，有51.6%的受访中国民众支持“越快统一越好”，28.8%的受访者接受可以“慢慢来谈”统一。但仅有6%的受访者选择“武统”，82.1%则支持协商。

该研究又称，受访者中越认为自己住的城市比台北先进、或越觉得台北市落后的群组就越想尽快统一以及对台动武。

该研究是在2013年收取样本，以电脑辅助电话调查系统，在包含北京、重庆、哈尔滨、深圳、上海等10个城市，抽样手机号码访问了2000名年满18岁的中国城市居民。

王宏恩教授说，该调查样本虽然并无法代表全体中国民众，但已是少数能做到跨省份且是大型的民意调查，受访者背景多元。

谢选骏指出：中囶社会崇拜野心家，从未将他们斩首示众、以儆效尤，所以效颦者不绝如缕……这就是“人民的选择”，因为中囶人民个个都想意外发财，所以流行赌博，希望天上掉馅饼。为何多数“陆胞支持“武统”？因为直到现在，华人社会解决家庭纠纷的常规方式还是暴力相向，而不是司法解决。暴力可分为冷暴力、语言暴力、肢体暴力以及更高的段数例如三光政策等。君不见，中囶共产党连平息街头抗议都要出动坦克进行屠杀解决问题！而且（1989年）三十四年来，拒绝道歉！ 所以说，“不是武统非好汉”的思想，深入人心，不仅入心入脑，入肺入肚，入器入卵直到入了四肢麻木——所以汉语骂人的话就是“没有卵蛋”！不是武统非好汉！不是武统不男儿！不是武统就被人看扁了！最最重要的，不是武统非正统——不拿下台湾，“中华民国”就没有消亡；“中国人民共和国”就还是叛乱集团，尽管得到了美国及其联合国的外交承认。但是，不要忘记——100多年的“中国革命”，竟然没有一个“国家元首”人头落地，所以革命始终无法成功，历史的伤口永远无法愈合！

【06、阿富汗人和香港人都是废垃】

《阿富汗局势：塔利班的军事攻势为何势如破竹》（BBC 2021年8月13日）报道：

塔利班占领了阿富汗第二大城市坎大哈（Kandahar），这对阿富汗政府来说又是另一个沉重的打击，对塔利班武装分子来说却是一个重大的胜利。这南部大城曾经是塔利班的大本营，作为贸易中心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叛乱分子现在控制了阿富汗约三分之一的省会城市。

BBC防卫事务记者.乔纳森·比尔（Jonathan Beale）分析为何塔利班势如破竹？而英美长期在阿富汗的支援，却对帮助阿富汗政府的功效如此有限。

塔利班的推进

塔利班在阿富汗的推进速度让许多人感到吃惊，许多省份的首府似乎正像骨牌一样倒下。叛乱分子的势头很明显，而阿富汗政府则在努力保持对权力的控制。本周，一份外泄的美国情报报告评估，首都喀布尔可能在几周内受到攻击，而阿富汗政府可能在90天内崩溃。

那么，政府的防守为何如此迅速地解体呢？

美国及其北约（NATO）盟友，包括英国在过去20年里花了无数时间来训练和装备阿富汗安全部队。众多美国和英国将军都曾声称建立了一支更加强大和更有能力的阿富汗军队。但这些承诺在今天看来相当空洞。

塔利班的实力

从理论上来说，阿富汗政府拥有更大的军力，应该仍占据上风。至少在书面上，阿富汗安全部队的人数超过了30万，包括阿富汗军队、空军和警察。但实际上，该国一直挣扎于实现其招募军警的目标。

阿富汗军队和警察存在着众多问题：伤亡率高、逃兵和贪腐。一些不择手段的指挥官正要求根本不存在的部队工资，也就是所谓的 “幽灵士兵”。

在提交给美国国会的最新报告中，阿富汗特别监察长（SIGAR）表示 “严重关切贪腐的腐蚀作用……以及部队实际兵力数据的准确性值得怀疑”。

英国皇家联合研究所（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的杰克·沃特林（Jack Watling）表示，即便是阿富汗军队，也无法确定自己到底拥有多少部队。

他说，除此之外，在维持装备和士气方面也有问题。阿富汗军人们经常被派往那些没有部落或家庭关系的地区，因此，一些人可能因此迅速地离职而没有加入战场。

阿富汗特种部队的人数相对较少，大约有1万人，而且他们已经捉襟见肘了。

塔利班的武力更难衡量

根据西点军校的美国反恐中心估计，塔利班核心力量为六万名战斗人员。但如果加上其他民兵组织和支持者，这个数字可能超过20万。但是，迈克·马丁（Mike Martin）博士，一位讲普什图语（Pashto）的前英国军官，在他的《亲密的战争》一书中追踪了赫尔曼德省（Helmand）的冲突历史，并警告说将塔利班定义为一个单一的整体组织是危险的。他解释说：“塔利班更接近于一个个独立特别组织结合在一起的联盟。这些组织松散，而且很可能是暂时地相互连结在一起”。

马丁博士又指出，阿富汗政府也受到地方派系的影响。而阿富汗不断变化的历史说明了家庭、部落甚至政府官员是如何转换立场的，而转变立场往往是为了确保他们自己的生存。

如何获得武器

同样的，阿富汗政府在资金和武器方面都应该有优势。

它已经收到了数十亿美元，用于支付士兵的工资和装备，大部分由美国提供。在2021年7月的报告中，，阿富汗特别监察长说已经在阿富汗的安全上，花费了超过880亿美元（640亿英镑）。

但它不祥地补充说：“这些钱是否有好好花，最终得将由当地的战斗结果来回答。”

此外，阿富汗的空军该是战场上的关键优势。

但该国一直很辛苦地维持这211架战机及机组人员（随着塔利班开始针对飞行员，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它也无法满足地面指挥官的要求。因此，美国空军最近参与了拉什卡加（Lashkar Gah）等城市的支援行动，这些城市都受到了塔利班的攻击。现在还不清楚美国愿意提供支援的时间会有多久。

塔利班经常倚赖毒品贸易的收入，但他们亦得到了外部支持，最明显的是来自巴基斯坦。

最近，塔利班从阿富汗安全部队那里夺取了武器和军事装备，其中一些是由美国之前提供给阿富汗的，包括高机动性多用途轮式车辆（Humvees， 又称悍马）、夜视仪、机枪、迫击炮和大炮。

事实上，在前苏联入侵后，阿富汗便开始充斥着军事武器，而塔利班已经表明，即使是最简陋的武器也能击败更复杂的部队。

想想简易爆炸装置（IED）对美英军队的致命影响，以及塔利班对地方社会和对地形的理解一直是他们的优势。

关键地带：北部和西部地区

尽管塔利班原是由性质各不相同的团体组成，但从最近的进展中看出，他们有一个协调统一的组织计划。

前英国陆军准将、现为战略研究所（Institute of Strategic Studies）高级研究员的班恩·巴里（Ben Barry）承认，塔利班目前的斩获可能是投机取巧取得，但他补充说，“如果你要写一份战斗计划，我很难想出比这个更好的计划。”他指出，塔利班的攻击重点在北部和西部，而不是他们传统的南部据点，前者许多地区首府落入他们手中。塔利班还占领了关键的边境口岸和检查站，将急需的海关收入从现金短缺的政府手中拿走。

他们还开始针对并谋杀主要政府官员、人权活动家和记者们，缓慢但坚定抹去了过去20年中阿富汗获得的一些小进展。

至于阿富汗政府的战略，事实证明这更难界定。收回被塔利班占领的所有领土的承诺听起来越来越空洞。

巴里说，似乎有一个计划来保持对较大城市的控制。阿富汗突击队已经部署好，以防止赫尔曼德省的拉什卡尔加（Helmand）沦陷。

还能维持多久？

阿富汗特种部队的人数相对较少，大约有一万人，而且他们已经捉襟见肘了。

塔利班似乎也正在赢得宣传战和叙事战。

巴里说，塔利班现在在战场上的势头鼓舞了士气，使他们有了团结在一起的感受。与此相反的，阿富汗政府一直处于劣势，争吵不休，并解雇了一些将军。

最终结果是什么？

对阿富汗政府来说，情况当然看起来很暗淡。

但是皇家联合服务研究所的杰克·沃特林说，虽然阿富汗军队的情况看起来越来越悲观，但是“政治仍然可以挽救局势”。

他说，如果政府能够赢得部落领袖的支持，仍有可能出现胶着情况。

迈克·马丁也有相同看法，他指出前军阀阿卜杜勒-拉希德-杜斯塔姆（Abdul Rashid Dostum）回到马扎里沙里夫（Mazar-i-Sharif ）是一个关键。而他已在达成交易了。

此外，随着阿富汗冬季的到来，夏季的战争季节很快就会结束。这使得地面部队的机动性更加困难。

到今年年底仍有可能出现僵持局面，阿富汗政府将坚守喀布尔和一些较大的城市。

但如果塔利班分崩离析，局势甚至可能发生转变。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情势看来，美国和北约为阿富汗带来和平、安全和稳定的努力与过去的苏联一样徒劳无功。

谢选骏指出：上文罗嗦了半天，都没有说到要点——阿富汗人都是废垃。正因为他们都是废垃，所以2001年才会被一举击溃。正因为他们是废垃，二十年后再度翻盘，又被一举击溃了。

《阿富汗局势：塔利班攻下所有关键城市 士兵正“从四面八方”进入首都喀布尔》（BBC 2021年8月15日早上7点37分）报道：

许多阿富汗人选择逃至喀布尔避难。但是，阿富汗塔利班士兵正“从四面八方”进入首都喀布尔，几乎没有遇到抵抗。

喀布尔是目前阿富汗政府军掌握的最后一座主要城市，如果陷落将意味着塔利班重夺阿富汗全面控制权。

阿富汗总统办公室则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局势仍“处于控制之中”。

“喀布尔发生了零星的枪击事件，喀布尔没有受到袭击，该国的安全和国防部队正与国际伙伴合作，确保城市的安全，局势已得到控制，”声明用普什图语写道。

社交媒体上的照片显示，许多居民聚集在银行、外国大使馆和签证办公室外。

路透社援引北约官员的话说，几名欧盟工作人员已被转移到喀布尔一个秘密的安全地点。报道称，一名美国官员证实，仅将留下不到50名美国大使馆员工。使馆核心团队目前在喀布尔机场工作。

塔利班已经朝重夺阿富汗全面控制权更进一步。8月15日，塔利班武装人员在没有进行战争的情况下，夺取了东部关键城市贾拉拉巴德（Jalalabad）的控制权。

前一天，他们还攻下了马扎里沙里夫（Mazar-i-Sharif），这里是阿富汗政府控制下的最后一个北方主要城市。

阿富汗政府军的迅速崩溃使得总统加尼（Ashraf Ghani）辞职的压力与日俱增。

加尼可能面临一个严峻抉择：投降或是一场首都保卫战。

与此同时，美国已经开始从其驻喀布尔大使馆撤离工作人员。15日早上，美国使馆的工作人员被带至机场，他们被看到登上六架大型军事运输机。为协助此次行动，美国已经部署5000名部队人员。

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为自己的美军撤离阿富汗决定辩护称，他无法为“美国在另一国家内战中无止境的存在”找到正当理由。

贾拉拉巴德发生了什么？

15日早上有消息称，塔利班在一枪未发的情况下，占领了楠格哈尔省（Nangarhar）省会城市贾拉拉巴德。“贾拉拉巴德目前没有冲突发生，因为省长已经向塔利班投降，”一名当地官员向路透社表示。“让塔利班通过是拯救平民的唯一方法。”

记者加兹尼瓦尔（Tariq Ghazniwal）在推特上发布了一组照片，照片中据称是该省省长将控制权移交至塔利班的场景。夺取贾拉拉巴德意味着塔利班已经掌握了阿富汗同巴基斯坦之间的道路连接。

在此之前，巴尔赫（Balkh）的省会、阿富汗第四大城市马扎里沙里夫同样基本没有进行一场战争便被塔利班掌控。

巴尔赫省议员伊卜拉希姆扎达（Abas Ebrahimzada）向美联社表示，阿富汗政府军最早投降，之后亲政府武装和其他民兵也纷纷跟随投降。

目前，叛乱分子已经控制了阿富汗34座省会城市中的23座。

喀布尔目前情况如何？

受暴力冲突影响，阿富汗已有超过25万人离开家乡迁往别处，许多人为寻求安全选择逃向喀布尔

一些从塔利班控制区逃离的人表示，那里的武装分子要求各家将没有结婚的女童和女性交出去，成为他们士兵的妻子。

35岁的单身女性穆兹达（Muzhda）同她的两名姐妹从帕尔万省（Parwan）逃到了喀布尔。她表示，自己宁愿了结自己的生命，也不愿让塔利班强迫她结婚。“我每天每夜都在哭，”她向法新社表示。

阿富汗总统加尼可能面临一个严峻抉择：投降或是一场首都保卫战。

有塔利班控制地区的女性表示，她们被迫穿上遮盖面部与身体的罩袍（burka），还有人称塔利班对违反社会规定的人进行殴打与鞭笞。“上天保佑我们不要在喀布尔看到战争，”53岁的喀布尔居民阿卡巴尔（Sayed Akbar）向《纽约时报》表示。“这里的人们已经经历了40年的忧愁。我们正在走的这条路是用人们的尸骨建成的。”

一名17岁、只用阿卜杜拉（Abdullah）称呼自己姓名的居民告诉法新社称，他和他的家人在北部昆都士（Kunduz）被塔利班控制后从当地逃到这里，目前睡在喀布尔一座公园的帐篷里。他称，自己和昆都士其他年轻人被迫为武装分子搬运火箭榴弹和其他弹药。

为提取积蓄，喀布尔居民已在银行排成长队。据报道，一些分行已经没有现金可取。还有报道称，喀布尔城郊的普里查基监狱内发生暴乱，当地居民称听到有枪声从内部传出。

阿富汗政府正在如何阻挡塔利班？

在14日一场事先录制的电视讲话中，阿富汗总统加尼表示，当务之急是重新动员阿富汗武装部队，以防止出现更多破坏和更多人流离失所。在这场讲话进行前，一些声音猜测，加尼可能将要宣布辞职。

联合国呼吁阿富汗各邻国保持边境开放，以便让流离失所的阿富汗人安全抵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表示，当前局势正在失控。

最近几周，由于美国领导的部队在20年军事行动后几乎全部撤出，阿富汗暴力局势不断升级。美国总统拜登称，约有5000名军人得到部署，“以确保我们可以有序且安全地撤出美国人员和其他盟友人员，并有序、安全地撤出在我们执行任务期间帮助过我们部队的阿富汗人，以及那些面临来自塔利班的特殊威胁的人员。”

约有600名英国部队人员计划于本周末抵达喀布尔，帮助英国撤侨。他们同时还将协助曾帮助英国部队、如今面临来自阿富汗报复风险的阿富汗人搬迁。其他西方国家也在从阿富汗撤侨，缩减在阿富汗的人员规模，一些国家甚至选择关闭大使馆。

阿富汗冲突20年大事记

2001年9月11日：以盘踞在阿富汗的本·拉登（Osama Bin Laden）为首的“基地”组织（Al-Qaeda），发动了美国本土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恐怖袭击。四架民航客机被劫持。两架飞机撞向纽约世贸中心，导致大楼坍塌。一架撞向了华盛顿的五角大楼，一架在宾夕法尼亚坠毁。近3000人丧生。

2001年10月7日：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开始进行空袭，轰炸了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在阿富汗的设施。包括喀布尔、坎大哈和贾拉拉巴德的多处目标。塔利班的防空系统和小型战斗机舰队被摧毁。

2001年11月13日：多国联军支持的反塔利班组织“北方联盟”攻入喀布尔，塔利班逃离首都。截至当日，在阿富汗的塔利班成员要么逃往偏远地区，要么被消灭。塔利班在其他城市的统治也迅速终结。

2004年1月26日：经过部族首领大会长期谈判，阿富汗颁布新宪法，这为当年10月的总统选举铺平了道路。

2004年12月7日：哈米德·卡尔扎伊（Hamid Karzai）成为新宪法下的第一位总统。他随后担任总统十年。

2006年5月：英军抵达阿富汗南部塔利班的据点赫尔曼德省（Helmand）。他们最初的任务是支持重建项目，但很快就被卷入战争。超过450名英军士兵在阿富汗的冲突中丧生。

2009年2月17日：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批准大幅增派美军前往阿富汗。最高峰时，大约有14万人。

2011年5月2日：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突袭了巴基斯坦阿伯塔巴德（Abbottabad）一处大院，藏身于此的“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被击毙。该行动结束了美国中情局长达10年的追捕行动。

2013年4月23日：塔利班创始人穆罕默德·奥马尔（Mohammed Omar）去世。他的死讯被保密了两年多。

2014年12月28日：北约结束了在阿富汗的作战行动，美国撤出了数千名士兵。

2015年：塔利班发动了一系列自杀式袭击和爆炸。喀布尔议会大厦和昆都士（Kunduz）遭到袭击。所谓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开始在阿富汗行动。

2020年2月29日：美国和塔利班在卡塔尔多哈签署了一项和平协议。美国和北约盟国同意，如果武装分子遵守该协议，盟军将在14个月内撤出所有部队。

2021年9月11日：美军计划在9/11事件20周年纪念日到来之前完成撤军。有迹象表明，撤军可能在正式截止日期前完成。

谢选骏指出：阿富汗政府看来都撑不到美军完全撤离就砰然倒地了——这哪里是什么“帝国坟场”？实乃“帝国废墟”罢了。

《香港民阵一致通过解散　结束19年历史　“七一”游行主办单位不敌“国安法”威胁》（BBC 2021年8月15日凌晨5点10分）报道：

因主办香港“七一”反政府游行而知名的“民间人权阵线”（简称“民阵”）宣布解散，结束19年历史。成为继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教协）之后，又一个因应《香港国安法》而结束的香港泛民主派组织。

“民阵”星期天（8月15日）发表声明说，因召集人陈皓桓已经入狱，秘书处已无法运作，且没有成员愿意参与来届秘书处工作，星期五（13日）一致议决解散。民阵称感谢香港市民与组织一直并肩同行。

自今年3月以来，香港官方和亲北京媒体接连指控民阵涉嫌收取美国官方组织资助等行为，意图危害中共政权，违反《香港国安法》，并涉嫌其他刑事犯罪，建制派政客促请香港警方作刑事查处。陈皓桓此前曾对BBC中文批评称，香港警察调查民阵是政治打压，旨在让其倒闭。

香港警察称正“积极”调查民阵，警务处处长萧泽颐近日对官方报纸称，警方已搜集证据，将“随时执法”，“辞职也没用”。此前，香港教协宣布解散，民主派最大工会“无力化解危机”。

香港警务处星期天发表声明称：“警方今年4月曾根据《社团条例》第15条，要求该组织提交其成员、活动及资金等资料，惟该组织未有依时向社团事务主任提交所需资料，警方现正积极跟进该组织违反《社团条例》内的罪行。”“此外，民阵自2002年成立以来，一直未有向公司注册处注册为公司，亦非向警察牌照课注册的合法社团，因此，该组织是一个不合法地运作的组织。”“警方重申，一个组织及成员犯下的罪行，其刑责不会因解散组织或成员的辞职而被抹走，警方会继续全力追究任何组织及人士有否违反《香港国安法》及其他香港法例。”警方声明用字与处长萧泽颐近日接受亲北京媒体采访时言论近似。

民阵的声明说：“近一年多来，政府不断以疫情为由，拒绝民阵及不同团体的游行申请，各成员团体遭受打压，公民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民阵本希望继续以原有的方式与大家迎难而上，可是，召集人陈皓桓已因多宗案件身陷囹圄，秘书处已无法维持运作，而在没有成员参与来届秘书处的情况下，只能在此无奈宣布解散。”“民阵已于8月13日召开周年大会，出席成员团体一致议决由即日起解散。民阵约160万元（20.56万美元；133万元人民币）的资产，会指示民阵资产托管团体捐给合适的团体。”“虽然民阵今天不再存在，但我们相信，不同团体仍然会继续坚守理念，毋忘初衷，撑住公民社会！”

最后一任民阵召集人陈皓桓入狱前接受BBC中文专访：“现在是高压时期，接受坐牢是必然的事。”

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形容民阵是在“香港警察与亲北京媒体骚扰相结合下”的长期诋毁与削弱能力行动中被迫解散。

国际特赦组织中国团队负责人罗助华（Joshua Rosenzweig）说：“本周所见的自我审查格局还警示着一个令人担忧的骨牌效应，严厉的《香港国安法》触发了独立公民社会组织从这座城市加速消失。”

香港最大亲北京政党民建联则称，民阵解散“完全是咎由自取”。

民建联发表声明称：“长期以来，民阵组织及煽动多项反中乱港的活动，更在黑暴期间，无视警方拒绝批准游行申请，多次强行举办非法集会，借此为暴徒提供聚集机会，在本港多区酿成严重暴力事件；此外，不少报道已揭露民阵多年来的账目不清，资金去向不明，以及收取外部势力的资助。民阵的恶行罄竹难书，更有不少嫌疑触犯本港法律。”

“我们期望并全力支持特区政府坚定不移地持续推动各项维护国家安全的工作，并呼吁社会各界及全港市民支持特区政府，共同维护国家安全。”

民阵曾经举足轻重的日子——反国安立法

2002年，香港主权移交五周年，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成功连任，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6月接受香港媒体专访时提出，香港应落实《基本法》第23条规定的反颠覆国安立法，特区政府同年9月发表咨询文件，国安立法讨论转趋炽热。此时，香港基督徒学会总干事胡露茜博士发起成立民间人权阵线，表达反对“23条立法”意见。

2003年2月，《国家安全（立法条文）条例草案》正式公布并提交立法会审议，民主派阵营认为草案条文含糊苛刻，将严重侵害市民自由。3月，香港爆发SARS（又称萨斯、非典型肺炎、沙士、沙斯）疫情，最终共有299人染疫病逝。6月疫情结束之后，有关“23条立法”的讨论恢复，民阵宣布在7月1日发起游行，反对立法。

此前，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等组织会在7月1日游行，规模不大。民阵首次“接办”的这次“七一游行”最终万人空巷，参与群众挤满香港岛北岸闹市大道，高喊反对“23条立法”，要求董建华与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下台等口号。游行从下午持续至入夜，民阵称有50万人参加，是1989年声援北京天安门学运以来最高；香港警察称有35万人。

2003年7月1日，50万人响应民阵号召游行反对“23条”国家安全立法，民阵自此成为凝聚香港民主派的跨党派平台。

胡露茜是第一任民阵召集人。胡露茜两周后在一场集会中说：“7月1日50万人上街不是民阵的功劳，而是香港人已经醒觉到，如果自己不站出来，为争取自己以及整体社会的利益，表达自己的意见，我们的社会将会更可悲。”

代表亲建制商界利益的自由党继而宣布不再支持“23条立法”草案，叶刘淑仪辞职，董建华于9月初宣布撤回草案。

2004年，民阵再次举行“七一游行”，民阵方面称参与人数增加至53万人，警方称有20万人。2005年3月，董建华辞职，没能完成第二个任期。他稍后被任命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自此，民阵的“七一游行”与支联会的“六四”烛光晚会并列为香港政治日历的两大活动，游行从单一议题抗议，逐渐演变成不同压力团体向政府表达不同诉求的“大熔炉”，除了争取行政长官与立法会双普选外，劳工权益、弱势社群、争取新闻自由、性小众团体、法轮功等等，均参与其中。从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到中环特区政府总部，与后来添马舰新政府总部的游行路线，历经16年而不变。

与此同时，游行人数争议也成为了关注与争论焦点。香港大学社会行政兼统计学学者叶兆辉教授团队与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也先后加入统计并发布游行人数。

2014年的“七一游行”有51万人参加，警方数字则是9.86万人。当时香港正再次讨论政治制度改革方案，而游行前不到一个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称北京中央拥有对香港特区的全面管治权，又强调要警惕外部势力利用香港干预中国内政的图谋。这些都被视为游行人数再创新高的导火索。

同年8月31日，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决议，否定让港人参与提名行政长官参选人，民主派群众运动此起彼落。9月28日凌晨，“占领中环”抗议启动，演变成“雨伞运动”，但占领运动历经79日没能争取到港府或北京任何让步，以警方清场告终。这引发了年青一代对泛民主派主导政治活动的质疑，民阵“七一游行”此后数年的参与人数显著下降。

2017年香港主权移交20年：七一游行人数急跌，民阵数字显示只有6万余人参加。

来到2019年，《逃犯条例》修订案再次引起广泛争议，民阵多次发起游行集会，其中6月9日、6月16日与8月18日三场游行的大会估计人数均超过100万，完全刷新民阵纪录。同年“七一游行”则有55万人参加。

2019年6月9日示威：民阵称有103万人参与，香港警方表示最高峰时约有24万人游行。

但各场“反送中”游行后发生的暴力警民冲突——包括2019年“七一游行”后发生的冲击立法会大楼事件——纷纷被特区政府以至于北京归咎于民阵，上至中共《人民日报》，下至香港亲北京媒体，纷纷将民阵描绘成“黑暴乱港平台”，甚至指控民阵施行恐怖主义活动。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示威者的抗议与挣扎

民主派在同年12月举行的区议会选举中大胜，民阵时任召集人岑子杰也顺利当选区议员。但未几，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病疫情（COVID-19；新冠疫情）爆发，特区政府陆续颁布“限聚令”等措施，“反送中”抗争活动迅速冷却，民阵多次申请游行集会均被警方拒绝，包括2020年“七一游行”。

而就在2020年“七一”前夜，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香港国安法》，交香港特区颁布实施。7月底，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因新冠疫情，引用紧急法律押后原定于9月举行的立法会选举。陈皓桓于10月接任民阵召集人，岑子杰2021年1月因牵涉民主派立法会初选案，成为被起诉《香港国安法》“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的47名被告人之一，被收押至今。

陈皓桓入狱前对BBC中文记者说：“我不认同民阵已经做不到以前做的事，当然我们无法举行示威集会，难以叫大家一齐上街，但仍可做街站（街头摊位），继续找方法做事，例如《国安法》47人初选案，民阵都有发起群众排队进法庭声援，都见到好多市民来法庭。”

民阵解散的触发点是什么？

香港警方与亲政府媒体质疑民阵有否合法登记。

触发民阵最终解散的近因可追溯至3月5日，新加坡亲政府的《联合早报》引述匿名消息称，此前网上流传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曾资助民阵举办反修例活动，香港当局正调查此事，一旦证实属实，民阵将因违反《香港国安法》而被特区政府取缔。该报还称，民阵从未根据香港特区《社团条例》向政府注册，一旦被判有罪，民阵负责人最高可被监禁三个月。

至3月中，教协宣布终止参与民阵工作，数家香港媒体披露香港民主党也已终止参与民阵工作。香港《明报》引述“民主派中人”称，他们接获“中间人”传话，要是不退出民阵，就有机会受牵连，被指控违反《香港国安法》。

民阵成员团体由48个迅速减少至目前约10个，其中主要是激进民主派政党社会民主连线及其卫星组织。实际上，民阵最后两任正式召集人——岑子杰与陈皓桓——均为社民连核心成员。

社民连当时公开声言不会退出民阵。

由中共直接控制的《大公报》、《文汇报》和《香港商报》，以及数份亲政府的民营报章，此后接连发表指控民阵涉嫌刑事违法行为的报道与评论。3月20日，《大公报》声称有该报读者向中国大陆“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平台”举报，要求彻查民阵涉嫌“收受外国资金”或“勾结外国势力”。

陈皓桓今年5月被判监前接受BBC中文专访时说：“我会笑着说：‘都说没收过NED的钱，没有试过。’我们民阵一直在街头筹款，一直都是办游行，又怎么个勾结外国势力、收取外国资金呢？”

“你不能叫一个英语不好的人勾结外国政治势力，连政治词语我都不懂读，你怎样诬陷我？你要诬陷我也没办法，但就好像诬蔑一个盲人偷看国家机密一样。”

4月26日，陈皓桓表示接获香港警务处社团事务主任文件，指控民阵涉嫌违反《社团条例》，要求民阵于5月5日前提供六项资料或解释，包括民阵曾举办公众游行及集会的日期及地点、成立以来所有收入纪录，以及曾于2020年参与致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联署公开信的原因。

陈皓桓向警方回信，强调香港居民根据《基本法》享有结社自由，而民阵不认同临时立法会所引入的《社团条例》，更不认为民阵是非法组织。

陈皓桓回信说：“过去多年，警方等政府部门一直与民阵合作，从未要求民阵申请社团注册，亦从未警告或质疑民阵为非法组织，警方代表甚至‘公众集会及游行上诉委员会’的聆讯中赞扬民阵为‘一个大品牌’，与警方在游行集会方面‘合作得好好’，这点在近期一宗法庭案件中由一位总督察在庭上作供时确认。”

“对于有关当局质疑违反《社团条例》，民阵感到相当诧异，如民阵为非法社团，警方与多个政府部门何以一直与非法社团合作？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先生当年何以以行政长官身份称呼‘非法社团’为朋友？”

《社团条例》的注册要求在1992年被英属香港立法局废除，但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7年2月裁定该版本《社团条例》抵触香港《基本法》，于7月1日主权移交后不予采用为香港特区法律。当时在广东深圳运作的香港特区临时立法会于6月通过修订案，将《社团条例》还原至1992年前版本，自特区成立日起生效。

争取行政长官与立法会双普选是民阵“七一”游行存在良久的主题。

今年5月11日，时任警务处处长邓炳强表示已收到民阵答复，并留意到对方并未提供“根据法例要求的资料”，警方将与律政司研究，“不排除下一步会有执法行动”。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同日被《苹果日报》记者问及会否取缔该报与民阵，她说：“我的答复还真是依法办事。”

6月25日，中国国务院根据《基本法》批准林郑月娥建议，邓炳强升任保安局局长兼特区行政会议成员。

陈皓桓对BBC中文记者说，警方对民阵的行动旨在让民阵倒闭。

“我们分析认为，7月1日是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它不想7月1日香港有任何事情发生。这也是《国安法》一周年，它不想有示威、看到有群众动员，所以用尽方法打压政治领袖、团体、组织和平台。民阵在2019年多次发起游行的平台，既然它不想见到群众运动出现，就想取缔这个平台。这很明显是一个政治打压、是一个政治行动。”

5月28日，陈皓桓因承认在2019年10月1日中国国庆日组织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被判监禁18个月，即时入狱，民阵秘书处顿时空无一人，曾两度出任民阵召集人的资深巴士工会领袖钟松辉担任临时召集人。6月下旬，钟松辉向香港媒体证实，因行政上已不可行，民阵不再申请举行“七一”游行。到7月1日，游行传统起点维多利亚公园被警方引用《公安条例》封闭。陈皓桓于5月被判囚一年半。

7月下旬，《大公报》、《星岛日报》等接连指控民阵至少500万港元捐款去向不明，又不断借用成员组织银行账户收取并处理捐款，有洗钱嫌疑，再次催促警方对民阵作刑事调查。《明报》3月中曾引述民主党一名匿名人士称：“举例如廉署调查民阵帐目，众党派毋须退出，因民阵帐目根本无问题，但若是国安法，却不知对方会如何下手。”

8月11日，多家媒体引述匿名消息称民阵将宣布解散，其中，《文汇报》声称民阵已通过解散决议，并称“多个会员团体担心惹祸上身”。

8月13日——民阵正式通过解散决议的一天——《大公报》刊登对警务处处长萧泽颐的专访，萧泽颐称警方对民阵早有部署，警队将会深入调查取证。

萧泽颐称：“总而言之，要是你犯罪，我就追着你的违法行为去，辞职也没用，犯了法就是犯了法。现在从良可以是（在法庭上）求情的理由，但继续去违法只会更加深化犯罪行为的严重性。”

没有了民阵的香港民主派怎么办？陈皓桓此前对BBC中文说：“香港未来还有没有游行，不是看政权如何打压，而是香港人如何选择。以前民阵会申请不反对通知书，可以用和平理性非暴力方式游行，但未来很明显，警方不会再批不反对通知书，市民上街好可能会是不合法，有要承受刑责的风险，这将会是香港人的选择。”

谢选骏指出：BBC发问“民阵解散的触发点是什么”？因为他们不懂香港虽经百年英国殖民，依然是一个废垃社会。

《塔利班势如破竹 喀布尔风雨飘摇》（2021年8月15日 美国之音）报道：

一名塔利班士兵在阿富汗加兹尼市看守一群阿富汗保安部队成员。

据西方主要媒体报道，阿富汗反叛势力塔利班在过去24小时内发动闪电般攻势，横扫阿富汗南部，又攻占了四个南部省会。目前，塔利班已经夺取了阿富汗第二和第三大城市，政府武装力量分崩离析，首都喀布尔沦陷指日可待。

据路透社报道，阿富汗政府官员证实，阿富汗南部经济重镇坎大哈目前已经在塔利班的掌控之下，阿富汗西部城市赫拉特也已被塔利班攻占。

美联社说，塔利班在阿富汗南方的胜利意味着反叛分子已经掌控了阿富汗34个省府的一半和阿富汗三分之二的人口。而依靠西方国家支撑的阿富汗政府目前只掌控着首都喀布尔、中部和东部的几个省以及北方城市马扎里沙里夫。

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说，这个反叛组织在阿富汗境控制区域的面积是该组织2001年失去全国政权以来最大的。

美联社说，美国军方估计，喀布尔在30天内就可能遭到袭击，而塔利班可能在几个月之内便攻占目前仍在政府掌控之下的其他地区。

各通讯社报道，面临阿富汗局势的迅速恶化，美国政府计划派遣3000名士兵前往喀布尔，帮助撤离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工作人员。英国和加拿大也将派遣士兵协助各自驻喀布尔使馆人员的撤离。丹麦表示将暂时关闭其大使馆，德国也将把大使馆工作人员削减到“绝对最少”。

联合国难民署表示，从5月底以来，已经有25万阿富汗人沦为难民，其中有80%为妇女和儿童。目前，阿富汗难民的总数已达数百万。

一位喀布尔居民对美联社说：“我们感到害怕。阿富汗到处都发生着战斗。每一天都有更多的省陷落。政府应当做些事情。人们面临极大的困难。”

美国和北约组织及其中东地区的盟友于2001年11月推翻了塔利班政权，但阿富汗内战一直没有停息。今年4月，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在今年911恐怖袭击事件20周年纪念日前撤回所有驻阿富汗美军，结束这场美国陷入最久的战争。

7月8日，拜登总统表示，美军在阿富汗的任务将于8月31日结束，决定阿富汗的未来是阿富汗人民的权利和责任。

谢选骏指出：阿富汗政府看来都撑不到美军完全撤离就砰然倒地了——这和香港人都没有等到英美撤出香港就彻底投降了——简直如出一辙。这是因为，这两个社会都是饱经帝国蹂躏的废垃。阿富汗哪里是什么“帝国坟场”？实乃“帝国废墟”罢了。“一名塔利班士兵在阿富汗加兹尼市看守一群阿富汗保安部队成员。”——这太像是一个日本兵就看守一大堆中国俘虏了！本质上，越南也是同样的废垃材质，所以才会上演“西贡大逃亡”的丑剧。这一幕看在今日台湾人心里，不知作何感想——很可能国民党投降派2024年就会卷土重来，占领台湾总督府了。

（台湾自视为一个国家，但为何至今沿用日本总督府的老旧建筑？就像满清人沿用明朝人的故宫？因为满奴也罢，倭奴也罢，进入中国就变成了废垃。）

【07、八九六四的后遗症——稳定压倒一切】

《习近平执着于从“社会大局稳定”治国，给自己挖坑》（综合新闻 2024-01-28）报道：

2024开年股灾与火灾连发，对中国似乎不是一个好兆头，但“甲辰龙年”是否会成为中国的凶年，关键取决于中国的全能型政府+一人统治的治理方式是否有所改变。若中国当局执意于从“社会大局稳定”的角度去治理国家，将不可避免出现更多政策错误，实是习近平为自己的统治挖坑。

时评人指出，所谓“社会大局稳定”，本质上指的是政权安全。这是习近平深入骨髓的对中国事务的思考和治理方式，凡事都从社会大局即政权安全的角度去看待和处理

（德国之声中文网）按照中国古老的天干地支纪年法，今年是“甲辰龙年”。“甲辰年”从历史来看，似乎凶年居多，所以用迷信的说法，今年可能各种灾害和异象较多。唯物主义者当然不信这个。不过，从今年开年的情况看，这个世界好像确实不太平。国外不讲，中国国内是灾祸连连，先是股市开年以来一跌再跌，沪市多次击穿2800点这个重要的心理关口，实际可称为股灾，最近几天又发生了三起灾难事故：19日河南南阳一学校13名小学生死于宿舍之火；22日云南昭通山体滑坡，47个村民遇难；24日江西新余一临街商铺熊熊大火吞噬了39条生命。

中国人讲究开年吉利，出现股灾和死人的事总是不好的。因此外界看到，当局现在要大力救市，对死人之事更是不敢怠慢，事故发生地的政府接到报告，党政领导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远在北京中南海的习近平和李强也是一个指示一个批示，副总理张国清率工作组赶往云南和江西现场指导搜救工作，自然资源部、应急管理部、国家卫健委等部门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医疗专家到这三地开展救援、调查和善后处置等事宜，省市两级政府领导也赶赴现场指导救灾，这一般是当局处理各种灾害事故的模式和流程。

习时代的特色

要说习时代和过去有什么区别，就是特别强调习的指示，对于死亡人数较多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灾难和事故，习都会下指示，习的指示就是催命符，中央部门和地方政府衔令而动，故可想而知，救灾现场，官员一定是比救援人员还多。

虽然几级政府的官员去现场救灾，只为表达一种政治姿态，以示“体恤民情、与民同苦”，但即便是作秀，去灾害现场总比呆在办公室里听汇报和指挥要好。问题在于，为什么一发生大的灾害和事故，从中央到基层，官员倾巢赶赴现场？答案在习的指示里。以最近新余火灾事故为例，习的指示是，“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关键就是“社会大局稳定”六个字。一般来讲，习的指示和总理的批示，都会有这句话，比如李强对云南昭通山体滑坡的批示，最后一句话是“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将灾害事故和“社会大局稳定”扯上关系，是习时代的特色，以前的中共领导人就事故所作指示是不会这么强调的，比如胡锦涛时期也常发生灾害，但胡的指示充其量只提到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从未见要确保或维护社会稳定之类字眼。

顺便提及，胡锦涛时期总书记和总理甚至副总理对灾害事故作的文字表述，官方报道都用“指示”，而非刻意突出总书记的作用，总书记的指示称作“指示”，总理的指示就称作“批示”。将两者区隔是习时代才有的。而总理的批示用上“社会大局稳定”，亦是从李强开始的，李克强对灾害事故的批示是不见这几个字的。

为何如此强调“社会大局稳定”？

人们会问，习时代特别在他的第三任期，何以连总理的批示都要紧跟他强调“社会大局稳定”？人们很少看到有任何国家——也许社会主义国家除外——将灾害事故和社会大局稳定挂起勾来，人家就是把灾害作为一起单纯的事故来处理，虽然受害者及其家人的情绪也要安抚，然而，不会把事故上纲到“社会大局稳定”的高度。可偏偏在中国，当局要将每起灾害事故和“社会大局稳定”连结起来，各级政府按照这个要求去处理，这是否表明习对灾害事故格外重视？表面上看似如此，当局的确是要以此凸显对事故及人民生命财产的重视，但细究起来，实则是害怕处理不妥，会使一起生产安全或者自然灾害的事故演变成一起社会事件，危害社会稳定，冲击政权安全。习的这种提法反映了他是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和处理灾害事故的。

所谓“社会大局稳定”，本质上指的是政权安全。这是习深入骨髓的对中国事务的思考和治理方式，凡事都从社会大局即政权安全的角度去看待和处理。从旁观者看来，这是一种泛安全化的思维方式，弄得草木皆兵，实无必要，但习显然不这么考虑，在他看来，这是非常必要的。中国政府本来就是个全能型政府，你服从我的领导和管束，我来安排和照顾你的一切，为你解决你解决不了的困难。这是中共构建的统治模式，虽然在实际中无法完全做到这点，但它是以这种方式去行使统治权的。所以，各种安全事故和灾害，即便看上去和政府没有直接关联，不是政府的管理不善导致的，政府也有非常之责去救灾和善后，因为这本来就是它的责任。

习不过是将中共的此种全能型政权的统治机制推到极致，变成了国家政权和党的机构为他一人服务，由他一人驾驭，国家大政方针和重要决策出自他一人，这样，原来由国家来负的责任当然就要他一人来担，全部荣誉归他一人所有，各种问题和矛盾也就集中在他一人身上，把国家的问题变成了他个人的问题。此乃一人统治必然会导致的逻辑结果。习清楚这点，所以他不能出错，必须战战兢兢，每走一步都要慎之又慎。

可不出错是做不到的。大权独揽、一人统治的过程本身，就会得罪统治集团和社会既得利益集团，人为制造出许多反对派；另外，习不是上帝，他的聪明才智有限，专断最容易导致决策和政策错误。过去10年，人们已经看到习的各种大错小错不断，给人的感觉似乎遍地是狼烟，处处是陷阱。

以经济来说，中国今日经济的萎靡不振，与习有莫大关系，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将中国经济列为今年全球第六大风险，认为北京未能解决中国的成长模式不佳、金融脆弱、需求不足和信任危机等问题，这都是习造成或加剧的。前面提到的股市作为经济和市场的风向标，已经率先反映出来，其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大局的稳定构成的威胁，让当局不得不去处理。

可以说，中共的全能体制和习的一人统治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制造更多的问题；或者，问题是暂时解决了，但问题产生的机制照样存在，所以过后问题会源源不断复制出来。每个问题和矛盾最后都指向政府，像上述三起灾害事故，几级政府官员都要到场，疲于奔命，苦不堪言，受害者和救灾者皆不满，社会情绪也不满。这就是中国当下现状。

今年时间尚未过去一月，就有这么多灾难发生，未来11个月，有任何大的事故都不让人意外。当大众和精英都想发泄不满和谋变，而经济的困难程度又得不到明显缓解，只会加剧社会紧张态势，影响大局稳定。故而，站在习近平和当局的角度，拿枪的敌人站在明处，不拿枪的敌人躲在暗处，处处皆风险，时时有危机，他当然就要确保社会大局稳定和政权安全，不能让每起事故影响大局，然而，这怪不得别人，都是由他招来的，自己为自己制造麻烦，自己给自己挖坑。

网民嚎叫：

白雾 发表评论于 2024-01-28 19:39:38

甲辰年要到农历大年初一或者立春才开始计，现在仍是癸卯年。对中国来说，甲辰年不算很差的年份，反而容易有转机。挑战大的是土金之年。2028-2030年土金两旺，不过那时美国可能也不好。

jifeng2023 发表评论于 2024-01-28 19:30:28

社会大局稳定的批语实属不必要，这么做要么是承认事故处理会引起社会大局不稳是大概率事件，要么就是要求相关官员处理事故时以社会稳定为第一要务。如果追究相关官员责任，公开事故真相会影响社会稳定，就会去隐瞒真相成为处理事故的定式。百姓对政府将会完全失去信任。谁重谁轻难道习本人搞不懂吗？

北京_01link 发表评论于 2024-01-28 18:43:41

这种措施只能说明社会的脆弱和不稳定性，所以政府草木皆兵，战战兢兢，把政府的安全放在第一位，而不是百姓的利益和社会的发展。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大灾之年是戊戌到庚子（1838—1840；1898—1900；1958—1960；2018—2020），现在开始的是“庚子之后的十年动乱”（1840—1850；1900—1910；1960—1970；2020—2030）。八九六四以后有句共产党口号——稳定压倒一切，这是八九六四的后遗症，提前预告了朝代末年……一个社会，如果开始了“稳定压倒一切”了，那就进入了慢性死亡的“垃圾时间”了。

【08、八九民运+六四屠杀=二十世纪转向二十一世纪的关键所在】

《“八九—六四”与当代中国，一个研究提纲》（张伦 JUNE 7, 2020）报道：

“八九—六四”是当代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一个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多年来，已有多种相关的回忆、记录、分析文献问世，对认识此事件，保存历史记忆都有着重要的贡献。尽管受中国当下政治状况的阻碍，相当的一些历史史实仍有待澄清，但我们大体上对该事件也有了远较过去更多的了解。不过，在笔者看来，似乎相关的理论探讨尚嫌薄弱，限制了对该事件及其后续影响的更深入的探讨。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的意涵是需要不断地阐释，才能历久弥新。

不揣寡陋，笔者去岁“八九”三十周年时曾尝试撰文就此略加补充，但因各种杂务缠绕，未能成文。今年本拟利用在美做访问学者的机会，查阅相关资料，写成文字，却因疫情困居居所，无法利用图书馆资料，手边亦无参考书籍，计划又被搁置。临近纪念日，乃决定直陈观点，不做注释，用几天时间草成此文，可视为是一种不成熟的思考笔录，以期抛砖引玉，吸取更多他人的见解，他日修正完善，以便更清晰地认识那段历史与今日中国，探讨中国的未来。

（篇目：   1. “八九” 与“六四”,  2. 理解重大历史事件  3.“八九运动”的产生  4. 过程与诉求，5. “八九运动”的组织、策略与领袖，  6，八九运动：动乱或革命； 7，邓小平、赵紫阳、李鹏与“八九—六四”， 8，后果与影响 : 对当代中国的型塑，9.八九与中国的未来：重建正义与权利共识）

1， “八九” 与“六四”

正如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与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五四”抗议紧密相连，但却不应被完全划等号一样，1989年春夏在北京发生的50多天的 “八九运动”也不该简单地以6月3日到4日夜在北京街道上及天安门附近发生的镇压事件来命名概括。前者是一场具有广泛的民意基础，以北京为主全国众多城市成千上万的学生、民众争取民主与自由的自发的请愿、抗议运动，基调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后者是屠杀，官方动用军队在无任何暴乱迹象甚至一般的打砸行为、社会秩序大体恢复正常的情况下对手无寸铁、和平集会的学生与市民进行的武力镇压。“八九运动”或“天安门事件”包括“六四”，但“六四”不能囊括“八九”。这些年，因各种原因，人们的记忆更多被引导集中在“六四”当天所发生的事件，被一种“镇压—抗暴”的叙述所左右，而忽略“八九运动”的复杂组成。做这样的区分，不仅是要展现持续50多天历史的真实过程，也是为了提醒人们注意那历史事件中所包括的丰富的内涵及精神遗产。

2，理解重大历史事件 

理解历史事件，一直是历史学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历史上的“事件”一般会有如下特点：它会造成某种历史断裂，但其本身往往又是过往历史连续过程的一种产物，没有一个历史事件不镶嵌在某种历史逻辑之中，具有某种凸显的历史意涵。否则它一定会消失在那种带有重复性的种种现象中而不能获取历史事件的性质。如果中国的读者想明白这个道理，很简单，重新回顾一下近三十年来中国发生的许多事情，有些尽管官方曾用了大量的形容词加以提升强调其重要性（伟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的……）事实上，因其不具某种历史断裂性及所带来的意义更迭，故也完全称不上历史事件。真正的历史事件往往会因颠覆了某种既存的架构和历史延续性，开启了一种新的范式、一种新的具有明显的不同特质的时期才得以成立。历史事件总是或多或少带有偶然性，因为它本身就不是一种事物惯性延续的产物；一般来讲，断裂中一定会伴有偶然性，其产生的偶然性和演变过程的偶然性。而这种偶然性往往又成为后来历史进程的某种重要的起始约束条件。

“八九—六四”是一个巨大的历史事件。它具有偶然性，但又镶嵌在整个当代中国历史的进程中。尽管具有某种连续性，我们确可将从1978年开始的几十年整体上视为一个时代。但我们确无法忽略1989年“六四”之前与之后的中国的重大差别，无论是精神气质、文化氛围、社会心理、政治力量的结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经济状况，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八九”将中国当代改革历史隔成两个时期，极大地形塑了过去三十年中国的历史。对此，许多人或缺乏明确的意识或有意忽视，但事实上，在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依然生活在“后八九—六四“时代。忽略对“八九—六四”的理解，是无法真正认识当下的中国的。

3，“八九运动”的产生

“八九运动”的产生就思想资源及时代氛围来讲，是以整个八十年代对文革的批判与反思作为背景的。文革的灾难，让民主与法制（或法治，那个时代人们对两者之间的区别并不十分清楚，但相关指向是一致的）的话语成为主流，不仅在官方或民间都是如此。人的尊严与权利、自由再次成为人们认可的价值。过去时代的乌托邦理想主义已经破灭，但那种精神结构依然在许多人心中存续，只是理想换了内容与方向。混杂了传统的天下兴亡的承担意识与萌芽中的现代公民责任感，众多的知识分子热情地投身改革；后文革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年轻人更加勇敢浪漫，对未来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有更理想的憧憬。不断增长的个人权利上的渴望每每与现实制度、陈腐的意识形态说教发生冲撞。如果说对改革的最终目标朝野、社会并没有达成什么明晰的共识，但拒绝什么，不要什么，官方及社会各界精英却是明确的：不希望文革再现。

 经1972年尼克松访华开始改善的中美关系，因苏联入侵阿富汗、中美建交，更因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得以强化，进入蜜月期。莫斯科早已不再是灯塔，自我营造的革命圣城北京也已坍塌，华盛顿、东京、巴黎、伦敦……成为构建中国的现代性、新的生活方式的新坐标与参照；传播近代以来以自由为标志的主流文明的思想再次获取某种合法性。从菲律宾腐败的马科斯的仓皇出逃，到台湾解严、南韩的民主化、苏联的“新思维”改革，世界范围的第三波民主化大潮、自由化之浪一波接一波在世界涌动，通过电视广播新闻报导影响着一代渴望了解外界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人。

初期的市场化尝试，私人企业的出现，南方沿海城市、特区给人提供的新的生活可能，都鼓舞了人们追求自由的勇气。政治上保守势力与改革势力的激烈的较量，从结果上讲，赋予了改革一种动能，也给社会的再生提供了新的日渐扩展的缝隙。毛式极权体制开始出现裂化、转型，国家与社会的分化逐步加大，个体的空间日增。

任何一个重大的抗议事件的产生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既有的制度框架不能有效地应对已出现的问题，无法面对新的挑战，赋予新生的社会动能、社会需求以应有的空间，其爆发往往是政治发生某种僵固、滞化的结果。1989年前的中国，因胡耀邦的下台，尽管表面上由于十三大政治体制改革报告的提出，改革派力量依旧强大，但事实上已遭重挫。邓小平经“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一役去胡，自断一臂，露出恋权保位的真面目，不仅在民间中声望急剧下跌，遭到知识分子的批评，在党内也面临保守派强大的压力。改革派知识分子受到批判、胡耀邦下台与知识分子生活水平普遍低下的遭遇，让知识分子与权力之间自后文革时代在对抗毛派分子时形成的联盟毁塌，蜜月彻底结束。各种腐败依托多种经济上的“双轨制”大肆蔓延。经济过热，未经严格论证，因邓小平的指示而仓促上马的价格改革惨遭失败，已经不断上涨的物价更是陡然攀升，引发社会强烈不满，社会对改革的支持度开始下滑，怀疑日增。“治理整顿”政策的出台，给胡耀邦下台后逐渐占据党政各个关键部门的保守势力一个全面反扑的良机，赵紫阳等改革派被处处设障，时时制肘。政治改革方案中“党政分开”等措施的推出，各级党务官僚因怕失去权力，增加了对改革的怀疑、敌意，让保守派阵营有了更多官僚系统的奥援。改革派已难有新的改革创意，象以往那样掌握主动。中国改革事实上已经停摆，而矛盾在日积。

党内党外，一种对陈朽的制度、顽固的政治老人的不耐心理急剧蔓延，文革时代久被压抑的青春能量已迸放出来，需要宣泄的渠道，被改革开放刺激出的自由渴望要求更多空间。经过整整八十年代各次学运锻炼洗礼、散发着理想气息的学生们更少对权威的畏惧，开始成为政治场域里的行动者。“八九运动”是后文革时代形成的那种批判精神催生的产物，是整个八十年代自由化大潮孕育的一个果实，是改革僵滞带来的后果，是激荡的时代精神的一种展现。

4，过程与诉求

八九年的运动持续50多天，其间各种诉求以及官方的应对、行动者扮演的角色都发生过重要的变化。重温一下这些诉求的内容及变化，可以帮助我们对运动有一个更清晰准确的认识。

运动前期的诉求，基本上是以悼念胡耀邦及提出一些相应的改革诉求为主。4月19日王丹等归纳提出的七点要求很好地概括了这些前期诉求：

1）重新评价胡耀邦，肯定其主张的民主、自由、宽容、和谐的观点。

2）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

3）国家领导人及其家属公开收入及财产，反对腐败。

4）允许民间办报，实行言论自由。

5）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

6）取消北京市关于禁止游行的十条规定。

7）领导人为政策失误道歉，民主选举领导人。

4月23日胡耀邦追悼会后，诉求开始变化。从西郊长途跋涉到天安门，在春寒中静坐一夜一天，忍着饥渴，不被允许参加胡耀邦遗体告别，连以下跪的方式都无法让一个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出面接下学生的一纸请愿书，而当悲愤的学生折返西郊校园的过程中，又是迎面而来长长的载满受命进城准备对付学生的士兵的军车。……这一切极大地刺激了学生。学生开始罢课，进行自我组织并争取其合法性。

依据邓小平的指示形成的“四二六”社论出台后，整个运动的诉求重心转为要求取消运动“动乱”的定性。尽管有成功的“四二七”大游行，“五四”大游行，赵紫阳的“亚行”讲话所带来的和平终结抗议的希望，但因李鹏等保守派的破坏及邓小平对“动乱”定性的坚持，最终学生的诉求未得进展，进而激出5月13日大规模的广场绝食。绝食诉求只有两个：“承认学生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真诚平等对话”。5月19日官方宣布戒严后，这两个诉求基本落空。被“反对军管”“反对戒严”“李鹏下台”等诉求替代。

5， “八九运动”的组织、策略与领袖】

中共当局保守派在运动爆发后便认定运动是“有计划、有预谋、有组织”的行动，“六四”镇压后也曾长期以此作为说辞，对镇压进行辩护。但事实上，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迄今，笔者在多种场合与文章中就此问题谈及的一个看法是：“八九运动”之所以最终成为一民族的悲剧，恰恰是因为运动“没组织、没预谋、没计划”。如果运动具有良好的组织、很好的谋划，运动是绝对不会演变到那最后的结局。“八九运动”有所有社会学意义上讲的自发的大众运动的共同特征，并不特殊、例外。如果说有什么值得提及的特点的话，那倒可能是一个需要特别加以肯定的现象——学生及市民能在那么多天，基本上是在没有组织约束协调下，在如此巨大的一个城市里保持理性、平和、克制，不发生打砸抢骚乱，对比世界上诸多国家的各类抗议，这不能不说是现代抗议史上一个值得赞颂的奇迹，一个中国人的骄傲。

如果说运动中有人有预谋的话，从现在各种资料来看，可能恰恰是指责学生有预谋的以李鹏为主将的中共上层保守势力。他们发现这可能是一个绝佳之机，有计划地激化了矛盾，利用了年迈的邓小平的私心、猜忌、好面子、固执的心理状况，诱导其采取强硬的政策，最终达到清除瓦解改革派的目的。

这种“无计划、无组织、无预谋”的抗议状况之所以产生，根源在中共的极权体制：它消除一切非党控制的组织，扼杀一切非体制的有代表性的领袖人物的产生。从极权体制的逻辑讲，这是必要的；但对一个现代社会来讲，这又极其糟糕，会带来严重后果。现代社会是一个利益不断分化的社会，是需要各种不同的组织来代表不同的利益诉求，以便进行社会沟通、谈判，达成社会的和解与共识。而极权逻辑造成的悖论是：平日社会显得稳定平静，一旦被掩饰压制的矛盾浮出水面，爆发事变，需要进行某种社会协商、谈判时，权力又会突然发现它找不到所需要的具有足够权威、代表性的谈判对手，面对的是一个散化的不易协调、容易被激情挟裹的大众，它为解决问题采取的措施的选择空间变得狭小单一，往往就易走到采取代价高昂、大范围压制的极端解决方式上去。

绝食后李鹏与学生代表吾尔开希等在人民大会堂对话的一幕，很具象征性地说明了这一点——当着李鹏气急败坏地询问吾尔开希“广场上你们谁说了算？”而吾尔开希答“广场上有任何一个绝食同学不走，我们都不能走”。 在无具有权威性的组织与领袖的大众运动中，往往少数激进的声音最能获取影响，挟裹大多数，赋予代表这种声音的人物一种正当性，而获取了这种正当性的人物又不容易摆脱让自己脱颖而出的情感、主张与做法，只能继续扮演其角色。这是在所有大众运动中都容易出现的现象。避免这种局面的一种有效途径，就是允许合法的独立的社会组织的存在，允许非体制性的公众代表人物以具有合法性的途径出现并获得足够的权威。如前期不存在，一旦抗议发生，官方应该乐见有权威、声望的组织与人物出现，甚至帮助其出现而不是禁止打压，如此，才能在危机出现时官方与民间找到对话的代表，比较容易地找出理性的并被大众可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如果象中共那样将所谓“要把各种非法组织扼杀在萌芽状态”作为处理＂八九运动＂的经验教训，实可谓本末倒置，愚蠢至极，如此在未来一旦再出现类似的群众抗议时显然就可能重蹈覆辙。

“八九运动”抗议者中的学生领袖本就是在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其中一些过去组织过校园民主活动，参加过1989年以前的学生抗议，略多一些联络网络与活动经验；另外一些只是本次运动中才浮现，整体上年纪尚轻，他们对中国政治复杂性的认识、对运动以及组织的操作与掌控能力都欠缺应有的知识与经验。至于那些后来被中共定性为“三朝元老”（四五运动、西单民主墙、八零年校区民主选举）以陈子明、王军涛为代表的民主派“黑手”们，事实上因中共对历史真相的封杀，也并不为大多数学生所熟知，被某些学生领袖所认可。虽然过去的声望与当时所积聚的资源与形成的组织形态，有助于该团队进行了一些重要协调工作，但就整体来讲，能起到的作用也是有相当的局限。至于其他的知识界领袖因各种历史的原因要么选择没有深度介入（如方励之先生，可能是鉴于他当时被中共视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刚被开除党籍者，担心给官方以有人操纵学生运动的把柄，不利运动）要么并不具有组织运动的能力，只具有一些象征性的资源，与学生略显疏离，故也无法组织协调学生。以陈一咨先生为代表的“三所一会”青年改革派也有所介入，因其毕竟属于官方系统，其道义上的选择值得敬佩，但对学生运动的影响几乎微乎其微。而作为新兴的商界精英代表的万润南先生及所属的“四通公司”的一些努力，也同样未能获得什么重要的协调结果。坦白讲，“八九运动”中这些人士的介入，除了陈、王团队还取得了成立“首都各界联席会议”这样一个松散的协调性组织的有限成果外，其他的协调努力与其说起到了什么实质性的作用话，更不如说是这些人士自身的一种道德见证，在一个大事件来临时他们所持的良知立场、对国家民族的真正的责任感。在这个意义上讲，他们能放弃自己的位置与优渥的生活条件、锦绣前程而做出自己的选择，值得人们牢记并礼赞。

从这些角度，我们再来检讨“八九运动“中的一些策略的制定与落实，就很容易理解其中一些问题，策略的制定难免不显得事出仓促，执行起来也是有各种问题与阻碍——且不讲运动策略本身是否恰当，即便是制定了最佳目标，如果缺乏有效的组织协调和领导力，也很难落实，让运动能做到收发进退自如。至于从官方的角度讲，处理运动的策略选择从一开始就被一种权力斗争的逻辑所绑架，邓小平为自己的权力、以李鹏为主将的保守派出于各自的利益，选择了强硬的立场，使得本来按另外一种思路，也就是赵紫阳的“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思路无法贯彻，最终导致悲剧。

需要说明一点的是，以一种事后回溯的逻辑，许多人认为学生要求对话与民主是一种浪漫、幼稚的举措。我们或许永远可以从这种事后逻辑来评论历史上发生的所有事件。但回到历史的情境中去了解的话，这种提法与诉求是有时代背景的，也是官方当时的重要主张。或许许多人早已忘记，民主、协商、对话等，都是十三大报告、当时官方宣传中的一些重要关键词，是官方声明要提倡、推动建设的制度。学生们提出这些，即便是从官方的角度讲，也是合法合理的，而如果官方当时因势利导，良好地回应，利用这种热情，今日中国的民主建设当早已会是另一番局面。

此外，事后有些人认为运动来的不合时宜，或许静等数年，政治老人凋零，中国的事情就会顺利展开。这确实是一种可能，但也只是一种可能，问题是历史从来也有另外的可能，不是只有这一种可能。真正处于历史中的行动者多半也只是按照自己当时所处的环境、面对的问题、自己的情感感受与认知，在某种条件下展开行动。如果对胡耀邦这样一个开明、人道的领导人，为改革开放、为那么多人平反冤假错案做出贡献，却被邓小平、保守派以学潮为借口逐出政治舞台而含冤去世了，学生竟无任何反应，冷漠待之，后人会不会又要为此感到遗憾、失望甚至是愤怒，要给与谴责呢？就这一点来讲，那个时代学生对国家、民族的责任，对公正所抱有的强烈的意识，依然是他们那一代的骄傲，那个时代的光彩，也是这个民族值得铭记的宝贵一页。不管那一代人如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今天的年轻人又怎样以他们现在的个人生活与追求为是，对父辈的做法不以为然，他们应该记得他们的父辈曾经为正义与自由所做出的担当、努力与牺牲，那是绝对不会在历史中消失的，会被将来的人们牢记并赞颂的。

6，八九运动：动乱或革命

在中共官方的文献里，过去一直将“八九运动”定义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但事实上，无论从当时的信息收集到从事后的清查，官方也知道那不是事实，所以逐渐调整到一个比较中性的“一场风波”的说法。在西方的某些文献里，有的时候却相反，把运动从另一角度拔高，有些想当然地称之为一场争民主的“革命”（revolution） 甚至是学生的“反叛”（insurrection）。但事实上，八九运动是一场改革运动，一场以和平的方式争取更多的自由空间与民主权利的运动。

不过也正因此，从另一个角度讲，也确实是一场“革命性”的运动：因为，无论是从其主张，还是从其达成这种诉求的政治抗争形式来讲，这场运动与传统中国历史上习惯性的以暴力达成政治诉求的方式都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这是一场无论是诉求内容还是抗议形式，除去那些个别的“下跪”请求接受情愿书的行止外，整体上都是真正属于现代的运动。这种试图以和平的、改革的方式、循某种秩序渐进地完成政治的改进，从中国的政治文化的再造角度讲，完全是革命性的。虽然从某些行为、组织、语言上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中共多年革命文化、革命斗争宣传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但运动宣示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宗旨及行动，以甘地为楷模等，已极大地告别了那种革命文化。那是整个八十年代强调“宽容”“人道”文化观念上结出的果实。令人遗憾的是，经过“六四”暴力镇压，以及过去多年的强力维稳压制，这种现代政治文化的发育过程被中断，假如有一天人们再次因不满走上街头抗议，会再有那样的理性、文明的行为举止吗？

再以运动的诉求来看，尽管戒严后因激愤出现“打倒邓、李、杨”“推翻专制“等口号，运动早期如4月20日新华门前有个别学生因被武警殴打喊出”打倒共产党“，从整体看，整个运动的诉求都基本是平和理性的，并没有以立刻推翻现有体制为诉求，这恰显出抗议者的现实感与理性态度。至于以自残的方式大规模地进行数天的绝食（不仅当时，许多人步入中老年后都会为此付出健康上的代价），那更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如此规模以和平发方式表达政治见解（不是为某一牵涉到个人或集体利益的诉求）的行动。如果说，八九运动中有什么人希望稳定，不出“动乱”，那首先就是学生。因为如果出现动乱，那既不符合他们自身的利益，会引发官方的镇压，对他们不利，也不是他们的初衷，所以他们才对官方的“动乱”定性那么反感。对他们来讲，最希望的是改革能继续，打破沉滞，向前深化，那是国家的希望，也是他们的希望所在。改革已经获得阶段性的成果，学生赞同改革，也相信改革，但希望有更多的改革出台，完善改革，以消除腐败，给人民更多的自由。

学生绝食后几天，中共几位领导人曾短暂到医院看望被送去抢救的学生，电视上其中一位与胡启立所说的几句话给笔者留下很深印象：“如果党中央明天宣布真正地反腐败，我就申请加入共产党”。尽管我们也很难说该学生的言辞就代表绝大多数的绝食学生，但至少说明，那一代的学生是改革的获益者，相当多的人还是对中共继续推动改革抱有希望。中共加诸在他们身上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名也是很难一概而论的。他们肯定是不喜欢厌恶那个掌控一切、压制自由的党，党的腐败官员，但对那些承认错误，接受批评，戮力改革，积极进取的改革派代表的中共还是接受甚至是支持的；他们对那个计划经济、穷过渡造成灾难，人们毫无尊严与自由的“社会主义”的幻想已经破灭，但对创造一个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依旧抱有憧憬。所以，那些理性的运动诉求的提出，不仅是从力量对比上进行策略考量的结果，也相当大一部分是学生们发自内心的认知。

因此，说学生制造动乱不仅逻辑上说不通，历史上也不是事实。如果是制造动乱，那抗议一定就不会是如此和平，从一开始很可能就会伴随各种打砸抢行为；假如是革命，也一定早就冲击大会堂，中南海了，而不会是学生组织各种纠察队维护天安门广场甚至保护大会堂，包括北京市的秩序。北京市政府别有用心地撤掉警力后，是依靠学生与市民的自我约束维系了整个北京市的秩序，当时有小偷都“罢偷＂之说，诺大一京城，甚少刑事案件。如果说真正有些烧砸的行为，那只是发生在军队开始进城屠杀后，而且基本上也只是针对街道上的军事设施装备和某些政府部门。当着军队开枪杀人后，北京城里学生与市民除愤怒外，最常见的就是悲伤难过的眼泪，因为他们无论如何无法理解，如此长时间的和平请愿，努力维护秩序，竟换来的是“人民军队”的枪弹。

历史的真实是，是李鹏等“极少数人试图制造混乱”，破坏稳定，乱中谋利，达成目的。也正因此，心理学上常见到的一种现象再次展现：恰恰是因对自己的一些不良举止、犯罪有难言的罪感，一些犯罪者才最易制造这些罪名嫁祸他人，以图为自己找到某种心理平衡，犯罪的正当性借口。我们无法知道李鹏等保守派人这些人是否有这样的心理，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他们只要攫取权力，其他的对他们都不重要。对习惯了极权与老人政治运作方式的元老们，心里就从未有过人民是国家主人的意识。对他们来讲，任何不符合他们的看法的行为与言论，都是具有反叛性质的。八十年代中笔者在北大读研时有一位熟识的研究生朋友，其女友的父亲为一骨科名医，曾受邀去为薄一波疗伤，为答谢该医生高超的医技，薄设家宴款待，席间曾聊及八六年学潮官方的态度与措施，薄言：“共产党打学生，就是父亲打儿子，没什么不对的”。两年半后，这“父亲”就不仅打儿子，还杀起儿子了。在他（们）的眼里，或许也是没什么错的。＂八九＂诉求所揭示的理念与“六四”镇压的逻辑背后，是两种政治文化与观念的冲突。

7，邓小平、赵紫阳、李鹏与“八九—六四”

邓小平

从政治权力角度看，八九事件中有三个最主要的人物：邓小平、赵紫阳与李鹏。邓是最主要的决策者。八九的悲剧，相当大程度上是要由邓来负主要责任的；这个悲剧的最直接的原因是邓小平为一己之私，保权所造成的。

邓是一个具有内在矛盾的人，精明务实，能力超众，举重若轻，经历丰富，有魄力，意志顽强，富远见及洞察力，是一个难得的大政治家、领袖人物。但其人的缺点也明显，心胸狭隘，有可能便睚眦必报。他因早年的经历，对外部世界有远较他的同代更深刻的体认，也因此更加开放；但因其革命经历，所受的共产主义教育，中国积弱所遭受的不公，又一直对西方世界抱有怀疑。他因自己的努力，也应时运而生，在后毛时代推动或者更准确地讲鼓励了改革开放的展开，对中国脱离毛体制，中国人脱离贫困，有重大的贡献，但对中国依旧没有彻底挣脱毛体制，他又有首要的责任。他因毛而受害，但也因毛的青睐而得势；毛从没将其视为死敌，彻底放弃；他也投桃抱李，大权在握后为集团也为自己没有完全弃毛。他是体制的受害者，对体制的弊端有很深的体认，因此想改造体制；但他又是体制的得益者，权力的持有者，因此又是体制的坚定捍卫者。

他的内在性格与认识上的矛盾，在战争年代两军对垒的形势下容易得到解决，但在其成为主要决策者后就成为一个严重的缺陷，是那时代政策的内在矛盾、冲突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发生摇摆的一个重要原因。他的经验主义认识论，使他没有那么多意识形态羁绊，但也是他的认识缺乏超越性，根据习惯判断问题的一个原因——就对八九运动的认知来讲，当年他暗中鼓动一些高干子弟参与1976年天安门四·五反“四人帮”运动（杨尚昆日记有此说），是否也是他暮年当天安门再次发生运动时影响他对事件判断的记忆？我们从各种迹象来看，这个不读书、好打牌的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没有那么强烈的兴趣，承认自己“说不清楚”（这本身事实上就已经说清楚了原来的社会主义定义不再成立），对是否坚持所谓的“社会主义”有过阶段性的犹疑（有多次关于这个问题“我反复想过”的描述），但对以“社会主义”招牌来掌控权力却极其敏感，毫不犹豫的坚持。这除了与他对他参与建立的政权有着本能的维护意愿外，老年掌权者那种对死亡与对失去权力的恐惧相互叠加，儿子因其失势遭斗终身残疾的可怕遭遇，都可能极大地影响到他的决策判断。他确实因文革被打入底层的遭遇对民间疾苦有更多的感受，对改善中国人的生活状况有很多期许，将改革开放视为达成这种目标的唯一途径，自己毕生的事业。为此，他可以坚定不移，但在与保权的坚定不移之间一旦发生冲突，他会选择后者，即便是对前者造成损害也在所不惜。他与保守派的妥协、牺牲胡、赵左膀右臂的举措，说到底只能从这个逻辑理解，而不能全然归于保守势力的压力。最终，他还是被他的认识局限在旧的世界与时代里，没有彻底领悟，那个他所坚持的改革开放所需要的自由，最终是要与他绝不分享权力这一点发生矛盾的。

历史地看人物，推动脱离毛的路线，邓有大功；从镇压八九、清洗赵等改革势力，邓有大罪。他的声望起于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事件”，败于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事件”；功勋成于改革开放，也可能因改革开放的不彻底，发生逆转，最终归于失败，而遭历史的谴责。多年来，笔者不断撰文提及一个观点：尽管从过去三、四十年改革开放造成的发展来讲，中国的改革算成功；但从历史的长远看，因不开放权力，不能回应社会提出的新的要求，只进行一种权力垄断下的市场改革，最终这种改革可能会失败甚至会引发灾难。这种例子世界近代史比比皆是。经济的发展，生活的改善，或许会让人们一时又再认可邓的路线，忘记屠杀，为邓欢呼；但当经济下滑，社会不公、人们的不满发展到某种程度那天，人们会再记起当年的镇压及其久远的后果。“六四”镇压，为个人或一个集团的权力可以对自己的人民大开杀戒，是邓留下的一个极其负面的遗产。

因为屠杀造成来自各方的巨大压力，精明的邓最后又做出一个以下“罪己诏”退位的方式，来显示自己并不是为自己的权私而杀人 ，为自己挽回些名声，为子孙留些后路。他并以隔代指定的方式，确保政策的延续。尽管我们可以肯定，由此造成二十多年的权力有序更迭是一个进步，但是在付出如此惨痛的血的代价之后，在满足了一种愚妄的“恩从己出”的心理后，才决定退出历史舞台，这不仅对他个人、对中国、对历史都是一个巨大遗憾——如果仅仅早两年，在胡耀邦赞同他退休时不因此恼羞成怒，将胡赶下台；在1989年不破坏党的基本的规章制度，下决心让赵来全权处理一切，那岂不成就他中国的华盛顿的千古伟人之地位？1992年风烛残年之际，邓拼将最后一把力气南巡，扭转那他自己造就对改革全面清算的被动局面，为自己再赢得些掌声，为改革再续命。但那之后的改革已经不再是八九前的改革，无论其造成怎样的繁华，已是一个扭曲的改革，我们正在和还将要为此付出代价。历史对邓的最终评价还没有做出，那取决于改革最终的结局，而有一点可以确定，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绕过对“六四”造成的后果的评估。  

赵紫阳

作为八十年代中国改革的主将之一，赵紫阳的悲剧是中国革命与中国改革的悲剧的一个缩影。尽管后来贵为总理、总书记，气质上似乎与北京权贵圈子的氛围总有些隔膜。那也许是他长期在广东工作的结果，或许也是与作为富裕地主家庭聪慧的子弟，早年接受家庭的教育，以及在开封与武汉系统地接受的初高中教育的有关。相信这些也是在文革后，在改革开放时代，让他能迅速接受外界文明的原因。笔者清楚地记得，当八十年代初，他初进京城，出现在大会堂的电视镜头上时，给人的是一位身着白色衬衫，精明干练但依显有些土气的共产党地方大员、实干家的形象。仅仅几年后，他的姿态仪表谈吐，绅士风度，已不逊于任何一个那时代的西方政治家，也不是任何当时乃至于今天中共的政治家堪比。显然，那不是延安保育院，苏联和中国的十七年教育所能培育的。而这一切，也一定是促使他后来八九做出那种选择，且无怨无悔，坚拒检讨及高位诱惑，在一种即使不是说很糟糕但也绝对不算良好的环境中度完他十五年余生的精神动因。

他是中共最后的理想主义政治家。他的权力来源来自邓的赏识、推荐、支持，但当他试图按照自己的认知、道义原则做他自己的选择时，他发现自己的无力。他毕竟是在中共运动与体制中成长起来的，而对百姓的牵念，让他很难做出那种让他个人良心不安的所谓放手一搏的决择，那是无道德底线不以生灵涂炭为念的乱世枭雄的逻辑，真如此，他还会是那个四川搞改革“要吃粮，找紫阳”的政治家？他是出色的改革家，而不是造反者。很难说他和邓之间没有权力斗争的因素，历史演变从来都是伴随权力斗争，但我们无论如何要承认，从对历史事实的认知（不是动乱，学生是和平爱国的）、道义立场（不能镇压）还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民主与法制）赵都是对的。他有失误、误判，早年也有过左倾的时候，八九时维持去朝鲜访问，低估了邓对他的敌意与镇压的决心，他也有为他的政治利益或是自保而违心批评胡耀邦的不很光彩的言论，但他后来能自责、对过去进行真诚的自我检省。他是失败者，但很难说他又不是胜利者：从他晚年的照片看，那是一个彻底恢复了人性、内心光明的人。他在软禁中不断地反思，思想得到升华；他失去自由，却心灵获得解放，成为一个真正的自由人，伟人。他关于用“民主与法制”的方式解决社会冲突，构建社会安定的思想将是那时代的一个最重要的遗产，穿越时空，获得久远的生命。而邓的一些观念，却注定要随时代随风遁去了。

李鹏

“八九—六四”最大的赢家是李鹏。即便那些他身后的保守派元老们，在与邓、赵的博弈中，所获也是有限，尤其是无可奈何花落去，随着他们年纪日增，是注定要退出历史舞台了。而李鹏，这位既无才无德、又没人格魅力的官僚气十足的人物，在任何开放的国家都毫无希望混迹政坛一天者，也不闻任何出色政绩，竟然在那个时代脱颖而出，获取总理大位， 显然是那个转型初期的体制，元老政治仍然举足轻重、传统意识形态依旧还有重要影响时代的产物。如果说，有什么具体的社会心理因素影响了八九的产生及进程的话，对与特权相连的腐败官倒、门阀政治的反感，对老人政治的厌恶与不耐肯定是最重要的。而李鹏恰是这样一个典型的集这许多现象于一身的第一代太子代表。——１９８８年李鹏两会后记者招待会上那种语无伦次，机械重复的表现（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数度重复同样一句“我们现在的困难是发展中的困难，前进中的困难”来回答不同记者的问题）给笔者留下极深印象，乃至没有耐心看完直播便离去。稍后一位看了几眼直播的朋友就李鹏的表现也曾摇头评议到“惨不忍睹”。因此，当八九期间人们看到他在电视上出现时那种反感甚至是愤怒，大概是后代历史学家很难想象，很难理解的了。也是为此，“六四”屠杀后，李鹏对此似有察觉，人们发现他很快换了一副眼镜，似乎要修饰他那被人们认定的粗鲁、蛮横、无能、机械的印象。

但要清楚的是，直到今天，中共的体制都具有这种特点：在治国和应付外部世界上无才无能的人，却很可能精通权谋，在体制中如鱼得水，依靠父荫终获大位。整个八九期间，李鹏扮演了最重要的推波助澜，激化事态的角色，如4月25日迅速传达邓小平关于“动乱”的讲话，造成既成事实，充分展现了他的权谋长才。即便李鹏最后未能登上总书记的位置，但从历史看，他所代表的权贵通过“六四”屠杀，成功地保住了权益。李鹏自己的努力也得到最佳的回报：一直是中国二号人物，而儿子贵为省部长，女儿垄断中国的电力行业掌管成千上万亿的资产成为“电力一姐”，却以政协委员身份建议“国家要给每个人建立道德档案”，以便人民“知耻”！——后八九时代，权贵的贪婪及其道德状态，如此可见一斑，李鹏一家是最好例证。这是李鹏八九所捍卫的、所要达成的一切的自然结果。

8，后果与影响：对当代中国的型塑

“八九—六四”以及后来不久发生的苏联解体，深刻地改变了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轨迹。八九年下半年东欧的剧变是与中国发生的事件息息相关的。许多东欧人后来提及中国的八九都抱有一种感激之情，他们认为，是“八九—六四”的牺牲，为东欧的转型避免遭到镇压得以和平展开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我们无法设想如果镇压发生在其他一个东欧国家，中国的运动在各国发生转变之后再发生会是一个什么结局。历史可能有诸多的假如，“八九—六四”亦如此。傅高义先生在他的“邓小平时代”一书中谈及“八九—六四”时就用了以“假如”为名的一节来谈论“八九—六四”的多种可能。但毕竟历史只有那一种事实上的结果，而这个结果后来又引发许多其他的结果。这里，我们逐一略作分析，因为这些不仅决定了当代三十年中国的历史演变轨迹，当下中国的现状与困境，也会是影响未来中国命运的远因。

1）元老政治的衰微与权力板块的解体、移动与重组

理解八十年代中国政治最重要的关键就是保守派与改革派的博弈，以及其中贯穿纠缠的与元老政治相关的权力斗争。对这些保守派来讲，不仅是他们信奉的计划主义教条、他们怀恋，视为黄金时代的文革前的十七年模式在经济改革的大潮冲击下可能永远一去不返，而且对那些文革中受到严重冲击的元老来讲，他们也担心这种自由化为导向的改革最终会损害到他们及子女的权益，加之来日无多，那种对死亡的恐惧，对自己年龄病态的敏感，害怕失去自己的地位，对不熟悉的新鲜事物的怀疑，担心自己参加创设的体制被改变，这种种都纠结在一起，本能地让他们对稍年轻一代以胡、赵为代表的改革势力反感，警惕，甚至敌视。一有机会便会集结反扑。八九是他们发动的一次总攻击，以他们的胜利告终。但历史往往是这样，这场胜利如同他们大多数人的身体一样，也已是强弩之末，八九耗尽了他们的能量，在那稍后几年，经八九和“苏东波”的冲击，邓小平退休，南巡，在安排好各自儿女政治上接班、经济上发财后，元老们退出舞台，让中国付出极大代价的元老政治走进历史。

“保守——改革”的政治结构因“六四”后改革派遭受全面清洗，彻底解体。但因形势所迫，保守派至此也明白，如果不给与中国人更多的自由与富裕，他们将永无宁日，权位不保。因此，他们也转向接受“改革”。“六四”后的政治格局就此形成——所有人都成为经济改革意义上的改革派，但同时所有人也都成为政治改革上的保守派。八十年代的那种两极动态不复存在。从一种政治动力学和历史的角度来回视八九的政治较量，事实上，党内的改革派包括民间的民主派等都是在这种巨大的两军对垒的力量博弈中被消耗、牺牲掉了，他们的牺牲换来一种力量格局的重组，历史踏在他们的白骨之上，进入一个新时期。

经济改革政治上再无阻力，政治改革经济上再无动因。中国的改革至此单腿前进，经济上国家与市场双引擎高速启动，效果耀眼，但就此也逐渐造成严重的失衡。政治人才选拔上逆向淘汰，八十年代那种在老、中、青各年龄层都有的理想主义政治家已成绝响，具个性、胆识，开拓进取精神不再是受到赏识提拔的标准，以改革为名“招商引资”，当官牟利成为许多官僚的为官之道。官方也有意放纵官员贪腐，以强化、巩固权力集团的内部团结。权贵出身的门阀政治在所谓“还是自己的子弟可靠”（陈云）的考量下成为一种堂而皇之的政治正确，政治可靠、对党（上级）忠诚再度成为一种选拔干部的最重要的标准。没有六四，象习近平这样的人，尽管四十年前就开始漫长的接班准备，但显然不见得能最终出线成为最高领导人，以其才能或知识，最多在某一省市的领导位置上终其政治生涯。“太子党”不加掩饰赤裸裸地谋取权力与私利，将江山社稷视为禁脔已成常态，权贵结构成型。

在江泽民执政后期，曾展示出企图调整政治结构的某些迹象，但后八九时期，依靠赎买分赃笼络精英、换取元老及子弟支持权力得以巩固的江，本身是权贵结构生成的主要推手，显然也很难将有深度的政治改革真正推行下去，改变这种他自己一手打造的权贵结构。至于到胡的时代，其根基有限，且在众多太子党眼中不外是临时的管家代理，最终也只是满足于一种“做好人，保江山”“不折腾”到点下班的保守政策，权贵结构进一步固化。所积累下的社会不公，各种问题，为习近平这类人物的出现铺平了道路。

2）意识形态的困境

整个八十年代伴随权力之争有关改革开放的意识形态争论就不绝于耳，然而八九的巨大冲击和苏联的解体，让这种争论失去正当性。八九前当听到有日本专家不解，遗憾中国“为什么把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也当意识形态的问题争论不休，什么时候才解决实际的重大问题……会给国家与民族带来重大损失”的时候，赵紫阳只能慨叹“这是我们的一个大问题呀。”（见陈一咨回忆录）。这大问题在“八九—六四”后，在邓南巡的背景下才得以“不争论”的方式解决。中国进入一个不讲意识形态为特征的意识形态时期。

世纪初“三个代表”的提出，是中共给意识形态灌注些新内容的企图，但总体讲，因其含糊其辞，流于空泛，无法挣脱旧的意识形态巢臼，最终并没有也不可能完成意识形态再造的任务，只是给江泽民构建精英联盟、吸纳社会精英尤其是新兴的经济精英来扩大权力基础做了些理论论证。江泽民时代意识形态上唯一真正具有重要意义的发展是“依法治国”的提出以及“人权入宪”，但因不愿直面权力的约束及合法性再造的问题，这方面最终很难说取得决定性的进展，只是局部上为中国的法治建设与人权改善提供了事实上非常不牢固、暂时性的一些条件。

胡锦涛时代的意识形态构建围绕所谓的“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做文章，试图在矫正畸形的发展模式及降低社会矛盾方面有所进展，但“六四”后所形成的基本权力结构和指导思想不做根本性的调整下，拒绝对制度进行深刻的改造，所有这些提法就只能沦为漂亮的说辞，和谐很快成为“河蟹”便足以说明这些尝试的破产。至于对外关系上“和平崛起”的提法确有新意，但因自身制度的专制特点，鉴于历史教训，最终也是无法在外界取信与人。胡锦涛时代思想意识形态上真正具有意义的事件不是官方这些新说辞的推出，而是官方没有禁止、默许的“公民社会”话语的发展。遗憾的是，随习近平的主政，不仅胡时代这些非官方的提法被压制，即便是那些正式的官方说辞也逐渐消失了。

后“六四”时代确立的改革与发展的国家实用主义哲学的泛滥，经济至上的政治目标，为中国的经济大潮扫平了思想上的道路，但也为后来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以及民粹主义意识形态逐渐崛起甚至是毛主义的回归埋下了伏笔。一个幽灵，新法西斯主义的幽灵在中国大地上飘荡。

3）国家与社会的疏离

“六四”镇压造成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组，一方面，国家局部回应社会的诉求，给社会让渡出更大的空间，国家用让渡的空间与资源赎买社会，九十年代后社会的自由空间加大，但另一方面，国家与社会也出现新的紧张，国家的合法性几乎全部依赖资源的增长，但资源的分配制度上的建设却远远落后。以往中国的改革，实际上是一个上下良性互动的结果，中国的改革史从来就不只是上层就改革的政策与方向博弈的一部权力斗争史，更是千千万万中国的普通农民、市民、商人、干部为改变自己的命运，冒着各种风险、付出代价争取权利的历史。但“六四”镇压后，这种上下互动的改革模式基本终结，进入一种上层主导，带有强制性的改革阶段，国家对社会时时抱有怀疑、警惕甚至敌意。这种改革当然也可能在一时具有效率，但鉴于近代历史上许多国家类似的教训，这类上层强势主导、缺乏社会互动的改革，从长远的历史角度看，往往是要让国家与社会付出各种形式的代价。

九十年代市场化的进展，让体制内外的精英、元老们的子弟都在不同层次获取得了好处。在某些八九的参与者来看，八九的诉求似乎因自由空间的增大也得到某种程度的实现。资源的增长带来流动性加大，赋予社会中下层精英某种希望。国家有意识地采取精英收买的政策，向体制内外的精英进行大规模的利益倾斜，一种精英联盟得以确立，同时，牺牲农村，将资源向沿海、都市民众倾斜，加上严格的控制手段，使得官方得以成功缓解了后天安门时代因镇压带来的紧张，维系了后来的稳定。

但随后权贵结构日益刚性化，造成对资源的垄断与掠夺，社会流动渠道开始固化与窄化，社会矛盾持续增加，乃有“维稳”的制度化、系统化出现，延续至今。这种“维稳政策”日渐强化本身说明，后“六四”时代开始形成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开始面临瓶颈，重心开始向“大棒”倾斜，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契约需要重新调整，一旦“胡萝卜”产量发生哪怕是相对的递减，政权能支配的资源开始短缺，“大棒”的作用即便重要但效果可能也将受到限制。中国亟待完成一种新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新定义。

4）后八九时代的经济发展与稳定

“没有稳定就没有经济增长”既是中共为“六四”镇压也是多年来为维稳体制进行辩护的主要论据，也成功地让相当一些中外各界人士接受了这种说辞。经济增长与稳定确有关系，但关键是什么样的稳定，怎么达成稳定。而就“八九学运”与稳定的问题，前述我们已经有过说明，这里再强调一次：八九时期，恰恰不是学生要“动乱”，才特别反感官方的定性；学生要的正是稳定，只是这种稳定与官方的稳定有所区别，学生希望消除不稳定的因素，让中国通过制度建设达成长久的真正的稳定。绝大多数的学生没有幼稚到要求改革一步到位，也没有要颠覆国家框架的企图，整个运动的氛围是浪漫富有激情的，但诉求基本上却是温和，有节制的。一些激烈的行为得出现，也是政府拒不回应学生与市民的正当要求，激化矛盾的产物。“六四”镇压后的这种稳定是真正的稳定吗？如此，为何还需要维稳？那岂不是自相矛盾，多此一举。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实牵涉到诸多内外因素，如因地利之便利用了东亚的产业转移，全球化新的一波浪潮，与经济水平初始低相关的增长高速，中国人口红利，经济体制改革释放的能量，城市化，教育水准的提升等等，我们很难看出，不镇压这些条件怎么就会消失，唯一的理由就是我们上述提及的事实上不成立的稳定。那些重要的经济决策，“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国际大循环”， 市场化导向的具体措施设想，比如股市的推出，股份制改革、制定“企业法”，劳动力流动等等，八九前赵主政时代就都已着手落实。江、朱时代，很难说有什么大的创意。至于加入世贸，我们现在知晓，如果不是“六四”镇压，中国会远早于２００１年加入世贸前的十年就会加入其前身“世贸关税总协定”（ＧＡＴＴ）了。江、朱时代靠大棒强制进行的改制导致几千万工人下岗，且不讲是否符合正义原则，给多少家庭带来的痛苦，即便就形式讲，也难认说非如此就不能找出其他更合理的解决机制，很好地处理经济的合理化问题。更何况那改制当中出现的大规模侵吞集体与国家财产的现象，强化了中国经济的权贵化趋势。如此众多的人员被迫下岗失业没有造成大规模的动荡，其实为侥幸，因正逢经济高增长期，有效地吸纳了相当一部分的人再就业，但中国绝难再有那样的高速增长的机缘，因此如再面临大规模失业，避免社会动荡的机制又何在？至于那时期同时实行的所谓“抓大放小”的政策，给后来出现的“国进民退”铺平了道路，是中国今天经济结构不合理、权贵结构固化的一个重要根源。这样说并不是全部否定江、朱时代推动经济发展、融入世界经济的一些努力，只是要说明，没有镇压，许多本就可以做到。

需要说明一点的是，许多在过去二、三十年经济发展中获益的成功人士或许需要明了一件事情：他们后来所享有的经济自由空间，也是八九的抗争、“六四”流血的一个结果，是官方在大规模镇压后为缓解社会压力所做出的妥协而让渡出来的。他们没有权利象某些人那样因为自己获取的利益反过来为“六四”镇压唱赞歌，那不仅是道义上的堕落，也是某种病态的失忆健忘。要知道，如果中国不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迈出关键的一步，象八九学运中的诉求所希望的那样，他们也只能在官僚的淫威下委屈周旋，而所有积累的财富也都可能因社会不公导致的动荡或是权力政策的朝令夕改而瞬间化为乌有。而在达成民主与法治的道路上，是需要抗争的，那么如果自己不去争取，支持，但至少不要向勇者唾液，他们也是在为你们奋斗。可喜的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明了，中国真正的市场经济的实现，是绝对与民主法治的进展分不开的。

没有人否认中国三十年来的经济发展，问题是这种发展的代价与是否可持续，就本文讨论的题目来讲，是经济的发展与“六四镇压”的关系问题。我们实在看不出，不进行镇压，经济就不能发展的道理何在；相反，或许我们也可设想一个没有“六四”镇压，一个速度与结构更合理，更稳健，更有持续性，社会也更加平和的发展。“六四”镇压一方面就中共后来让渡的空间来讲，是从一种负面后果的角度，给经济发展提供了正面条件；但同时，也因为镇压造成的扭曲，也使得这种发展模式内含了相当多的问题，是现在经济面临困境，结构不合理，质量无法提升的一个根本原因。

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相当大程度上借鉴了东亚的经济增长模式，但有所不同的是，日韩台等社会，即便是威权时期，也依然保有些工会、社会团体、司法上的相对独立，新闻上的有限空间，政党也没有宣称要“永续执政”，后来更是逐步政治上开放，回应社会多元化的要求，搭建了制度协调框架，有效地遏制了腐败，执政者通过选举也完成合法性的再造，进入一个相对稳定、可持续发展的阶段。而中国呢？是否会象一些国家一样，都经历过一阶段的高速增长但最终因腐败、权力肆虐不受约束而导致人们反抗，社会进入动荡，长期的停滞、衰退，（从拉美到亚洲、非洲，这种例子比比皆是：当年的伊朗、印尼、再到近些年的阿拉伯之春的一些国家），还是将东亚模式走到底，进行政治调整，这将是未来决定中国命运的一个关键了。须知，用二三十年的荣光、成就来判断历史，评价某种模式是很难成立的，说明不了多少问题：当初苏联辉煌的时代，有多少人想到那只是历史长程中的昙花一现？时人也曾有多少用当时的所谓成就来推论其体制的长久和优越，最终却徒留笑柄？伊朗巴列维、突尼斯的本·阿里在看着因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的繁华时想到过数年后自己要仓皇出逃，客死他乡？政治的问题用经济来解决是不可能持续的；政治的问题最终只能用政治方式来解决。用某些国家转型后出现的麻烦来证明不该转型，可谓是最愚蠢的讳疾忌医，鸵鸟之举。事实上，所有造成后来转型不畅，困难重重的原因，大部分都在植根于转型之前而不是因转型本身。越早启动改革越主动，越晚越被动。梁启超曾言满清九年宪改不如期实现，则九十年中国政治也难见清明，可谓一语成谶。是脓终究要冒，只是什么方式而已，这是显见的道理。以这二三十年“六四”后的经济发展来论证镇压的正确，可谓言之过早了。历史会揭晓一个最终的回答的。

5）超越性的文化诉求丧失

八九前中国的改革与社会、文化的发展是带有一种超越性目标指向的。比如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有关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文化热与“河殇”，旨在推动改革的同时，对中国的文明走向与制度基础，进行批判性的探索。“六四”镇压后的三十年，就官方主张的改革以及文化发展来讲，这种面向基本消失或很薄弱，所谓“民族复兴”成为最重要的标准。在“六四”镇压的背景下展开的，笔者１９９３年在台湾“经济日报”的一次座谈里称之为“经济文化大革命”，造成扭曲的个人与国家、社会的关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诞生，不仅只是涉及年轻人，也是中老年人中普遍的现象；八十年代出现的那种争取个人权利与对社会责任承担之间的某种平衡消失。

我们当然不能绝对地一概而论，仍然可对这个古老民族深藏的那种在危难时候会焕发的担当精神抱有期望，但不能不承认，经“六四”屠杀及物欲至上流俗的泛滥刺激，中国的道德溃颓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人类历史上发生大屠杀后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犬儒现象的普遍化与道德的崩塌，三十年来中国也不例外。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的价值在官方的鼓动宣传下，对一些失去价值参照、面临严重的认同危机的人们来讲，成了解脱心灵困境，寻找心理平衡的一种速效药。支撑上世纪三十年代世界上几个国家出现大规模的法西斯主义思潮的社会心理已在中国略见端倪，不能不高度警惕。中国需要再次确立具有超越性的、富人文价值的政治与文化发展目标，以避免坠入深渊。

6）“六四”与中国的国际关系

“八九—六四”不仅对中国自身发展，也对中国的国际关系，世界历史产生深远影响。首先，它给已经衰颓不堪的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及体制最后的致命一击。在残酷的血腥镇压的场面面前，那个体制最后的一点道德色彩也脱落殆尽。文革后所披露的事实，已经让全世界的毛式左派受到沉重打击，从拉美到欧洲，从非洲亚洲，八九镇压让他们彻底丧失对中国的幻想也失去其在各自社会里的道义合法性，从五十年代就开始形成的那种中国革命神话终结。中共后来所试图重建的影响力，说穿了完全不再是依托先前的乌托邦平均主义的天堂模式，世界革命论述，而是靠放弃这些，重新借鉴西方资本主义的经验所取得的发展绩效。不是共产主义、“有特色的社会主义”，而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及其赢得的资源，才是北京后来重建其世界影响力的基础。当邓小平还念兹在兹，兴奋不已地精心准备，将八九年他与戈尔巴乔夫的会面、中苏两党恢复关系当作他人生另一个伟大时刻，最重要的成就时（关于这一点，各种相关回忆都有披露），他或许没想到，他对八九运动的镇压决定，直接、间接地推动了东欧、苏联的剧变，也让那两党双边关系的正常化意义归零，两国关系的改善显得微不足道——体制改变、冷战结束后的俄国，显然不会再继续前苏联对中国的政策。

“六四”后西方对中国的谴责与制裁，尽管美、日某种意义上踩了刹车，但依然让中国付出沉重代价。只是后来中国经济市场化再起，让西方又看到中国和平转型的希望，加之利益的诱惑，制裁才缓和下来，但迄今有些制裁措施依旧存在，如欧美在“六四”镇压后制定的对中国的武器禁售主体部分依旧没有解除。多少年过去，中共领导人以为西方或这个世界已经淡忘“六四”，事实上那只是假象，记忆仍然深埋在那里，只要一天“八九—六四”没有得到符合正义的对待，它就依然会在那里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北京政权的性质。即便那些臭名昭著的独裁者如卡达非之流也没有忘记：当利比亚群众开始抗议时，他第一个想到的主意就是要将群众抗议的广场制造成大流血的“叙利亚天安门＂！如果不是“９１１＂后一波世界性的恐怖主义浪潮以及伊拉克战争，中国恰当地表态站队，或许美国与西方与中国的关系就早已不会再有后来本世纪前一段的发展。

“六四”镇压造成的世界性反弹以及稍后的东欧剧变，让邓受到巨大的压力（请注意已公开披露的有关他在东欧剧变苏联跨台后一些表现，“思考良久”等等……）他“六四”镇压前可以自信地下决心镇压，告知他人不必担心“外国人会回来的”，他说对了，图利的商人们是回来了，但他没说对的是——那是要有某种内外部条件和前提的：中国要显示要继续改革，要融入世界与尊重基本的法律秩序，权力要逐渐透明，保护私人产权，不搞永远的国家垄断……对外，不与西方为敌，不想压垮美国争世界第一，还有，就是在战略上存在另一个直接威胁西方的对手，中国的合作就显得具有价值，等等。当邓说那句话时，他可能预见到美国为对付依旧存在的苏联，为大局着眼，是不会彻底抛弃中美关系当时的架构，尤其中国如果把“改革再干起来”（“六四”镇压后邓不断强调的观点）的话。但苏联的垮台或许让他意识到，中国的地缘战略价值不复以往，必须做出更大的调整才能取信美国，靠经济增长拉回外国人了。这也许是他没有对外明言的促使他南巡的另一个考量。

尽管有新一波对外更大的开放，包括因镇压晚了十年最终通过艰苦努力加入了世贸，也成功举办了奥运会。但自“六四”后开始强化的反西方，反“和平演变”的教育与宣传一直以各种方式依据形势时强时弱地延续着，担心出现苏东的局面，这一直象一个噩梦挥之不去，萦绕在中共领导人的脑际。虽然对那些毛左—民族主义分子的极端反西方说法也有所压抑，但整体上，“中国可以说不”之类的话语、“抗日神剧”开始泛滥，受到官方的鼓励，反西方的各种民间斗士、愤青、小粉红们层出不穷，以爱国名义获取某种政治正确性及自我的心理满足，挟持、影响着中国在涉外问题上的社会舆论。至习近平主政后，这种反西方的民粹、民族主义话语日渐与官方主流话语合流。这当然与西方尤其是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发生重大调整有关，但回顾三十年后“六四”的演变，其中也还是有其清晰的脉络的。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又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中国要怎样对待世界，世界又会怎样看待中国？ 

6）台、港、藏关系的转折  

“八九—六四”对香港、台湾、西藏问题的处理来讲影响深巨，如何估计都不过分。“八九运动”有正面作用，促进、强化了人们对大陆、内地的关注，作为中国人的认同感，甚至是自豪感，让一些人燃起新的希望，对未来的回归、统一的恐惧与拒斥降低；但最后的“六四”镇压后果却是灾难性，永远无法弥补的。就西藏问题来讲，因对胡耀邦、赵紫阳等改革派推动的民族政策抱有好感，流亡的达赖与北京之间关于达赖回藏的谈判紧锣密鼓，后因胡耀邦下台，计划流产，但如果继续当时的其他改革政策，给与胡耀邦恰当的肯定，即便胡不在其位了，达赖在某一时刻回到西藏是完全可以期望的。八九年春北京爆发抗议前一个月西藏发生的藏人抗议，受到镇压，为那年后来学运爆发后北京、成都等地的镇压开了先河。之后在全球对“六四”的抗议声中，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中共政治上的强硬立场也日益体现在一系列对待少数民族问题的政策上，更加强化了青年藏人激进抗争路线的正当性，让达赖的中道路线受到削弱，西藏问题解决遥遥无期，且不容乐观。

香港自中英声明签署后，作为香港居民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过去逃离中共统治来港定居者，他们对中共怀有深刻切肤的不信任，面对“九七大限”，准备离开香港。是因中共当时一系列真诚的承诺，特别是改革开放的进展，让人们重燃希望，增添了信心。——中国都在向香港的生活方式靠拢，我们又何必担心北京的接管？（邓小平当初所谓香港“五十年后就更没有变的必要”，他的真实想法是因为到那时中国更象香港，还是香港更象中国呢？）作为总理赵紫阳给香港学生的亲笔回信，就回归后香港人民民主选举权利、逐步落实直选做出保证，也给香港人以极大的信心。而这一切，都随“六四”枪声彻底改变！

香港人对中共政权的恐惧与反感再次被唤起。防止香港成为“反共基地”成为北京对香港“基本法”起草的一个重要的政治考量，后来有关设立控制香港的所谓国家安全的法律的设想，相信从那个时代就开始可能就成为北京的一个设想。北京与香港社会的互信因“六四”而瓦解。八九运动间“民主歌声献中华”（从这名称上也可看出：对那时的港人，热爱中华与民主是相连在一起的）五、六百万人口的城市５月２８日世界华人大游行声援北京学生时竟有破纪录的一百五十万人上街！这些都显示出，香港人将“八九”与他们的命运、与香港这个城市的命运联系起来。从那时起，他们对香港命运的关注与他们对中国民主的发展连接，三十一年来年年维园“六四”纪念的烛光之海，已成为世界政治图景上一个独特感人的风景。后来那些被北京称为“西方的走狗”，“反中”的民主派人士，事实上过去都是亲中派（如司徒华、前些日子因参与民主运动遭港府逮捕的大律师李柱铭都曾是北京信任的“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成员）是在“六四”的血腥镇压后，因道义做出抉择，站到反对批评北京一方，成为“港支联”的组织者，领导者。从香港前些年“占中运动”到去年的“反送中”，作为主体的年轻抗争者，都是在纪念八九的记忆里完成他们这一代的政治社会化过程，成为新时代的行动者。而他们本既没有什么“港独”的说法，也无这种意识与行动，但在北京一次次令他们绝望的拒绝与打压后，因官方歪曲报道而产生的大陆人对香港人维护自由的抗争的误解让港人感到情感受伤后，香港的独特认同一步步得到强化，让香港人与大陆日渐疏远。虽然九七后北京本可有机会真正兑现“一国两制”的诺言，赋予香港高度自治的权利，但走到今天制定“国安法”让自由的香港消亡的这一步，我们不能不说“六四”是最重要的一个历史肇因，一个趋势从八九年开始就埋下。

至于两岸关系，或许今天的年轻人完全不知，“和平统一”曾经是邓参与定下的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之一。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美国建交，１９８６年台湾开放探亲，为两岸关系的解冻，热络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让大陆在国际上赢得很大声望，加之在美犯下的“江南案”，给台湾国民党当局造成极大的压力，成为他们决定开放党禁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要让台湾以政治开放再次赢得国际的好感与支持。八九前，陆续有台湾各界人士包括记者访问大陆，对大陆的贫困感到震惊，但又对因改革开放所造就的活力对中国充满希望。八九运动期间，台湾朝野国民党与民进党都对大陆民运声援支持。“六四”一枪，不仅打碎了很多人因中共改革对中国燃起的希望，也唤醒了与国民党长期反共、恐共教育相连的民众对大陆的反感与恐惧。 看看两岸今日之紧张情形，读马英九去年“六四”三十年时写于脸书上的这段话，岂不让人感慨万千：“令人感触的是当年民众曾经那么关心大陆，双方的心理距离一度贴近，如今却日渐疏离。这固然是因为两岸制度巨大差异的关系，但……３０年前那场民运的处理方式，是两岸民心渐行渐远的转折点”。

9，八九与中国的未来：重建正义与权利共识

八九已经远去，但八九依旧活在今天，这不仅是指八九留下诸多问题如如何对待死难者与伤残者，还他们应有的正义，也包括八九提出的诉求依然是当今中国绕不过去的基本课题：看看当初提出的那七点要求，除提高教育经费等不再是当务之急，哪一条不依然是中国当下所需要急迫认真面对的？就讲官员及家属的财产公开问题，这几乎是所有世界上文明国家所都有的惯例，而仅为这一条，最近这些年又有多少中国公民因为提出这方面的要求而被以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锒铛下狱？象中外历史上有过的许多经历一样，中国要走向未来，某种意义上讲首先就需要回到过去，回到某一个承载着历史不公的记忆原点，象履行一个真正的葬礼仪式那样，回应死者和幸存者的诉求，安顿冤屈的亡灵，再出发，重建社会的共识，完成历史的转型。

一个人与一个社会都需要超越性的价值目标，死亡与再生是人类恒久的主题。１９８９年中国那场屠杀造成不公正的死亡，只要一天对那些死亡者、那些受到权力的伤害者不还以正义，中国就无法完成一种道德的重建，就掀不开新的历史一页。是的，所有人都感到，邓开辟经江、胡承续的时代已经落幕。有人遗憾、惋惜，有人高兴、欢心，各持各的理由。这种局面显示，“六四”以后破裂的有关改革与国家发展的共识不仅不复存在，且更加分裂。随着社会的分化，利益的多元，旧式的共识可能永远一去不返。如何重建一种新的让社会共享的基本价值，这是当今中国面临的极其重大的问题。

以邓为标志的时代的终结的原因，植根邓路线本身，是邓时代自身的缺陷所造成的。这其中，最关键问题就是正义原则的弱化或缺失。公民，没有被视为一个完整的主体，其权利是不完整的。正义取决于权力。事实上，当邓自己推动告别毛时代时，他自己所赞同或参与的最重要的事就是重建正义——平反冤假错案就是最直接的体现。是在那样一个重建正义的时代氛围里，中国人才充满希望地开始了新的现代化征程。但邓自己后来却忽视或者说背叛了这一点，在他的哲学里，人最重要的或许只是物质生活的改善，党与国家的官员，也仍然都只是他属下的家臣。“八九”成为“六四”的结局是与此息息相关的。

“六四”开启的时代本身就是扭曲的、不平衡的，注定要在发展的同时累积诸多严重的问题，需要新的政治领袖以一种历史的眼光批判地去继承邓，超越邓，最终也是完成邓——完成改革。但另一种可能是，累积的问题为一种混杂着民粹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路线的登台做好了铺垫。遗憾的是，我们看到习近平恰恰做了这种选择，他用重拾毛时代的做法来修改邓时代的问题。邓的时代，人享有的自由是局部的，公民的权利是不完整的，带来诸多严重弊端，但这种不完整、局部的自由毕竟较毛时代对人的自由与权利的全部剥夺更具进步意义，也因此是造就中国过去几十年发展的根本所在。但习近平以削减自由来因消除局部自由所带来的问题，用本质上是反改革的措施来纠正因改革不彻底带来的问题，最终只会造成更大的问题。面对习对改革的反动，出于策略性考虑，赞扬邓提及邓改革的功绩及路线来抗拒习近平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忘记，习的出现说到底也是邓的路线做的铺垫，是邓的不彻底的改革路线，不仅造成“六四”的悲剧，某种程度上讲，也为习近平新毛主义的内政外交路线的形成准备了政治、社会与文化的土壤。中国要找到未来真正的出路，就必须检讨、批判、超越邓的改革路线，突破邓的框架，才能真正抵制习的路线，让中国获得新生。

造就过去三十年发展的诸多条件都已一一不复存在，今后的三十年前途模糊不明，充满不确定性。但观察这个国家能否新生，能否重建希望其实也很简单——端视人们与精英层都能否重新正视八九的诉求与遗产，以八九宣示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精神，用“民主与法制—治”的方式解决面临的问题，建立一种权利意义上的共识，一种宪政意义上的共识，容纳多种不同利益的诉求，在法律赋予的权利范围内尊重每个公民的价值选择。让重建正义与尊重权利成为新时代的民族共识基础。舍此，如以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去作为构建新的共识将是极其危险的。世界范围内，民主正经历一些严重的危机与挑战，不平衡的全球化刺激了各个国家与地区的民粹与民族主义、威权主义，但中国人或许该清醒地认识到：迄今为止，没有任何制度能比自由民主制度更好地解决现代政权的合法性问题。也没有任何比自由民主制度更好的纠错机制，尤其是针对最高领导人、执政集团的纠错，更没有其他制度能比自由民主制度更好地允许公民的意见表达，提供公民权利的保护。人类不存在完美的理想制度，而恰恰是自由民主制度是唯一以承认人性的不完美而设立的制度，因此也是最具有现实性的不理想的理想制度。威权体制会消减人民一时因种种问题、危机引发的恐惧，但威权体制也注定会造成更大的恐惧与危机。

追求自由与尊严，是现代人的生活与命运，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亦是如此。三十年前北京的学生与市民们所作的努力、牺牲，成功与失败，也是这长长的故事中的一页，这故事没完，会有新的篇章。只是祈望，那篇章里不要再有更多的眼泪与鲜血，有更多的欢笑与人性的光芒。

谢选骏指出：上文花了三万多字谈了“八九—六四与当代中国”，但是却没有着墨“八九—六四与当代世界”，太可惜了。因为不结合世局来谈论“八九—六四”，就会失去其最大意义。那么，什么是“八九—六四的最大意义”呢？

我认为，这就是“八九民运+六四屠杀=二十世纪转向二十一世纪的关键所在”！

简单说，八九民运+六四屠杀，冲垮了东欧共产党阵营，进而结束了冷战、开启了全球化过程……所以我说，八九民运+六四屠杀，就是世界历史的转捩点，是二十世纪转向二十一世纪的关键所在！

而张伦写的上文，虽然也有谈到，“八九—六四”以及后来不久发生的苏联解体，深刻地改变了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轨迹。八九年下半年东欧的剧变是与中国发生的事件息息相关的。许多东欧人后来提及中国的八九都抱有一种感激之情，他们认为，是“八九—六四”的牺牲，为东欧的转型避免遭到镇压得以和平展开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但我总觉得，张伦的这种看法好像缺乏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没有看到——“八九民运+六四屠杀=二十世纪转向二十一世纪的关键所在”。

这可能是因为，天安门屠杀的时候，张伦还在国内逃亡，并不了解当时六四屠杀是如何冲垮了欧洲共产党阵营的过程。

而1989年六四屠杀发生当时已经身在欧洲的仲维光先生则在评论

“谢选骏@xxj2040：创造历史六四的鲜血，没有白流！ x.com/maker42008759/…”的时候写道：

“仲維光@ar2652006328：謝選駿說得極為準確。我88年到德國在歐洲經歷了六四前後氣氛。中國的鎮壓在全世界引起的震動，遭到的譴責史無前例，沒有人敢公開為其緩頰。該怒潮持續了五年左右，中國則完全伏在地上裝死才逃過了更大更長期的抵制。就因這種反應，昂耐克想鎮壓，黨外憤怒對抗，黨內無人敢響應，齊奧塞斯庫則命喪失敗！”

是的，八九民运+六四屠杀=二十世纪转向二十一世纪的关键所在。

【09、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的反作用力，一举摧毁了整个共产党阵营】

《北京的战斗瓦解了苏联》（2009年11月3日 解龙将军）报道：

瓦解苏联共产阵营的战斗，其实发生在北京长安街！千百万北京人民的流血牺牲，改变了世界人民的命运！

一、还原历史真相

瓦解苏联共产阵营的战斗，其实发生在北京长安街！千百万北京人民的流血牺牲，改变了世界人民的命运！

可是，这一真相20年来始终被人有意隐瞒着。例如，一个最新最活的例子，就是中共已经收买了的美国《世界日报》及其“特约撰述”。

美国《世界日报》的“特约撰述”孟玄老先生实在缺乏世界眼光。他在2009年11月6日发表的《围墙倒塌20年的反思》一文，开篇就说“1989年11月柏林围墙倒塌，结束东欧共产政权，是1991年苏联瓦解的先声。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未经一场大战，一个超级大帝国就轰然而垮的例子。”

其实，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们都知道，瓦解苏联共产阵营的战斗，其实发生在北京长安街；千百万北京人民的流血牺牲，改变了世界人民的命运！

那么，孟玄为什么要隐瞒那段历史的真正内核呢？（这个内核就是：瓦解苏联共产阵营的战斗，其实发生在北京长安街；千百万北京人民的流血牺牲，改变了世界人民的命运。）

原来，孟玄是想说“六四大屠杀有理”，他先是躲躲闪闪地说：“今年也是六四天安门事件20周年。针对人民要求民主的呼吁，中共毫不手软的镇压，与苏联东欧政权放弃抵抗的做法完全不同。如今中共成为少数硕果仅存的共产政权，唯一可以与美国和西方资本主义抗衡的势力。从中国角度思考，何者才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符合历史正确的发展道路，也许更发人深省。” 

接着就公然亮出其底牌说：“最近东欧大规模民调，俄罗斯、匈牙利、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等国民众对于当年的选择，后悔的人越来越多，但波兰、捷克和波罗的海三小国支持自由民主选择的仍居多数。如果中国也举办民意调查，认同当年镇压的民众会居多数。”

其实孟玄不必如此周折、故弄玄虚，因为他已早有结论。只不过孟玄的歪理是现今的共产党都不敢在世界上公开宣布的。孟玄为了论证他的歪理，也就不惜歪曲历史事实。

二、孟玄的信口雌黄

孟玄信口雌黄说，“1989年春匈共为节省电力，停止供应边界铁丝网电源。匈共总书记去莫斯科请示戈巴契夫，戈巴契夫反对切断电源，知道这等于开放东西欧自由往来，铁幕会倒塌，但是他明确表示苏联不会动武阻止。匈牙利于是任由边境警察决定如何对付想越界民众。东德人民闻讯汹涌而出，效应迅速扩散，从匈牙利、捷克而东德，柏林围墙第二天就被人民推倒了。”

事情虽然过去了20年，但是现在大家都还知道，柏林墙是1989年11月被推翻的，而不是“1989年春”发生的。孟玄篡改这一重要史实的目的，就是为了回避中国的八九民运对于苏联东欧事变的重要推动作用！

从世界的眼光来看，1989年真实的事实到底是怎样的呢？

1989年北京的6月4日大屠杀发生以后五个月，1989年11月柏林围墙倒塌。20周年以后的2009年，解密外交文件及媒体报导试图还原或重现当年外交现场。

1989年6月27日，在中国民主运动和六四屠杀的双重刺激下，沿着匈牙利和奥地利两国边界修筑的铁丝网被同样遭受共产集团压迫的东欧人民一举剪破，共党垮台的多米诺骨牌终于开始连锁反应！

邓小平屠杀本国人民的血腥暴行，让苏联末代总统戈尔巴乔夫决定不作历史的罪人。当他被问到，为何未动用当时驻守在东德的50万苏联大军镇压示威时，他说：“如果苏联想要，就不会有这种事（柏林围墙倒塌）和德国统一。但之后会发生什么事？一场大浩劫甚或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主张开诚布公，以民主取代流血。”

三、民主运动是人民运动

当时的西方国家并不真心支持共产主义国家的民主运动。包括对待中国民运，西方也只是给与人道同情，而缺乏政治支援。时任法国总统密特朗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甚至还被东德共党垮台和两德统一的速度吓坏了，撒切尔由于害怕两德统一后德国将成为欧洲强权，而极力阻挠东德政权的崩溃。

据一分英国档案指出，柏林围墙倒塌前两个月，撒切尔告诉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英国和西欧都不希望德国统一，她甚至以“危害国际局势稳定”为由，和法国联合要求苏联出兵阻挠统一。

我为1989年的北京人民感到自豪！

我向1989年的民主烈士们致以最高的敬意！

是你们，做到了整个西方世界用四十五年的冷战都没有完成伟大事业：摧毁马克思主义的魔鬼政权！

1989年的中国民主运动，将永载历史的生命册！

四、柏林墙与长安街

德国前总理科尔曾经说：“柏林墙的第一块砖头是在匈牙利被拆下来的。”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在接受媒体访谈时也曾说：“给予苏联政权致命一击的，是1989年匈牙利政府的一个决定。”

他们都是对的。但是他们也都是不完整的。

为了拼构关于柏林墙倒塌的完整前因，有一不能忽略的决定性因素，那就是中国的北京，北京的长安街，长安街上流血流汗的百万民众。

1989年六月重葬1956年起义领袖纳吉就很恰当了。在布达佩斯英雄广场举行的仪式吸引了25万人，集会以公开喊出“俄国人滚回家”的口号而结束。事件的另一个发端是一个月之后，匈牙利外长格俞拉.霍恩和奥地利外长阿劳斯.默克拿起剪子，在奥匈边界上的铁丝网上剪开了一个口子，由此撕开了“铁幕”。就是在20年前的昨天，匈牙利共和国获得了重生。五个月以后，匈牙利人举行了自由选举，推翻了共产统治。

20年前，东欧经历了一个伟大的年头：6月，在中国民主运动的激励下，波兰统一工人党在大选中败北，不得不把政权让给反对派团结工会。6月4日北京大屠杀以后，匈牙利和奥地利之间被称为“共产主义铁幕”的边界被拆掉。11月9日，长达160多公里的柏林墙一夜之间轰然倒塌，东西德合并。年末12月圣诞节期间，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被革命法庭处决。此后，执政40多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以及南斯拉夫的共产党被人民推翻。总面积110万平方公里、总人口1.2亿的8个东欧国家倒向西方……倒向了那个如此害怕东欧解放和苏联自由的西方。

五、匈牙利的“泛欧野餐”

1989年5月，与中国民主运动同步，匈共中央为“匈牙利事件”平反。在北京六四大屠杀发生以后两个多月，一致谴责中共政权的匈奥两国政府，也一致同意在8月19日将一小段边境象征性开放三小时，以举行一个暂时无国界的“泛欧野餐”，结果有六百多名东德人在这个活动中趁机扒开铁丝网进入奥地利境内，并转往西德境内和西柏林。此后每年的8月19日，欧洲人都会集会纪念这场“泛欧野餐”，它拉开了铁幕垮塌的序幕，成为柏林墙垮塌和苏联解体的先声，这是一场改变了欧洲政治地理的“野餐”。

1989年10月6日，匈共更名为匈牙利社会党；10月23日，匈牙利国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将成立于1949年的苏联傀儡政权“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更名为“匈牙利共和国”，对国家政治制度做了大幅度调整，完成了一场天鹅绒式的革命。这时候，柏林墙尚未开放和倒塌。

此后，匈牙利政府开始拆除匈牙利—奥地利边界上的警戒系统。众所周知，柏林墙下有最森严的警戒系统，胆敢穿越者要冒被射杀的风险，从匈牙利越境显然丧命的风险要小一些。于是数万东德人以游客身份来到匈奥边境等候机会，他们或露营，或暂时栖身教堂。

匈牙利的案例显示苏东剧变的动力主要来自内部，即人民要求变革的愿望与勇气。这场对自由的倾心之恋从铁幕降临那一刻起就已经在暗夜里狠狠发芽。

就在匈牙利发生一系列政治转折动作的时候，苏联傀儡政权“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政府正忙着准备当年10月7日的40周年国庆大典。

然而，逃离“民主德国”和把“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中的“人民”勾掉，都是20世纪人类政治史中值得玩味的故事。而东德人把投奔被柏林墙团团围起来的一座孤城西柏林叫做“投奔自由”，也是一个有点黑谬的故事。

六、西方的空谈也有催化作用

1963年，美国总统肯尼迪在西柏林说：“自由有许多困难，民主亦非完美，然而我们从未建造一堵墙把我们的人民关在里面……”。1987年，美国总统里根访问西柏林这座墙中之城时，曾公开呼吁：“戈尔巴乔夫先生，拆掉这堵墙！”后来戈尔巴乔夫做了他该做的，那就是什么也不做。尽管苏联在匈牙利和东德都部署了庞大的军队，但戈尔巴乔夫没有像过去匈牙利事件和布拉格之春时那样，动用苏军对柏林墙事件进行暴力干预，他决心站在历史的主潮流一边，终止冷战，放弃“帮主”身份，让其他国家的人民独立自主决定本国命运。

东德自1949年成立起到1961年柏林墙建成之前，共有三百万东德人经西柏林逃到西方，这种用脚投票的政治表态显示的是一种难以遏制的人心与人性力量。在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开放前，东德已发生持续数月的群众抗议运动。他们抗议的，是某种不合时宜、违逆人性的强权体制，这种体制的本性究竟如何已不用多谈了，值得一提的是，这种体制往往会宣扬某种美好的终极目标，向人民许诺一个逐步升级的乌托邦之路，从而获得当权的合法性。

在共产党铁幕降临之前，在西班牙内战中领教了苏联政委的恐怖政策的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就已经发现这种体制的一些特点：“它虽然控制思想，但它并不固定思想。它确立不容置疑的教条，但是会逐日修改。它需要教条，因为它需要它的臣民的绝对服从，但它不能避免变化，因为这是权力政治的需要。”（1941年在英国广播公司海外节目中播讲）

曾受邀到苏联参观的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地在《从苏联归来》一书中说：“在苏联，贫困是不容易看见的。”但是他又毫不客气地说：“你看在苏联发生的事情：这个正在形成起来的新资产阶级，具有我们的资产阶级的一切恶德。”再提一件小事：纪德游苏时，到电报局去打电报，电文中提到了斯大林的名字。电报员要纪德必须在“斯大林”前面加上“伟大的”字样，纪德没有加，这份电报就打不出去了。在中国进行思想改造的年月，《从苏联归来》的中文版（1937年出版）译者郑超麟被审讯员严斥说：“你翻译的《从苏联归来》让好多青年人放弃了去延安的想法。”

七、人权不是猪权

应当说，要维持一个关于天国很快就会到来的幻象和一个过于强制的体制，是颇为辛苦的，所以后来苏东集团还是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做了许多切实的工作，取得了许多切实的成绩，例如世界银行1989年12月发表的报告称，东德人均国民收入已达到1.2万美元。

再罗列一些东德社会经济发展成就方面的细节吧：到1988年，东德居民有53%的家庭拥有小汽车，每100户的电冰箱为152台，洗衣机105台，电视机122台（其中彩电为47台）。1986年，东德每千户居民拥有住房400套，人均住房面积为26平方米。再介绍一些其他成绩：东德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获金牌40枚，银牌25枚，铜牌25枚，奖牌总数90枚，排名世界第二；1988年汉城奥运会，东德获金牌37枚，银牌35枚，铜牌30枚，奖牌总数102枚，仍然排名世界第二。然而，尽管有了这些内外都很骄人的成绩，东德人还是要推倒柏林墙，还是要在政治上改弦更张。这时候我们且慢为东德政府、东德体制抱屈，或去嗅寻外部敌对势力误导民众的罪证，还是去想想这个政府、这个体制还有哪些权利、利益该给人民却没有给人民吧。毕竟，人权不是猪权！

网络上有人在传1989年10月7日东德建国40周年的阅兵式视频，对其中的军装、武器、步伐、方阵有很高的评价：到底还是老德国的底子！豪华、盛大、专业！然而当天东德就有大规模示威并有1000多名示威者被捕，前来参加庆典的戈尔巴乔夫看不下去了，提醒昂纳克：“谁迟到了，生活就惩罚谁。”庆典后的第11天，昂纳克就下台了。庆典后一个月，柏林墙就失效了。一切都来得那么快又那么自然。毕竟，人权不是猪权！

八、罗马尼亚启示中国的未来

就在德国和波兰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开始变轨，25岁的罗马尼亚中国留学生赵磊，则见证了另一个国家罗马尼亚以流血为代价完成的涅盘。

1989年12月21日，赵磊正在布加勒斯特大学的语言学教室上课，对面党中央大厦广场上越来越喧闹的口号声吸引了他的注意，齐奥塞斯库的集会几乎经常举行，赵磊以为这次没有什么不同。但事实上，正是在这次集会上，齐奥塞斯库对罗马尼亚的局势开始失去掌控。下课后，经过大学广场时，他看到了从四面八方涌向这里的人，他们举着同样的标语，喊着同样的口号：“打倒齐奥塞斯库！”

第二天早晨起来，布加勒斯特上空就有战斗机在巡航。出门的赵磊经过大学广场，立刻被情绪激动的罗马尼亚老百姓团团围住，“你一定把这些情况介绍给中国，齐奥塞斯库政权又开枪又杀人。”

早上9点钟，广场开始骚动，人们高喊着“军队和我们站在一起”，陆续有坦克和部队出现。当天晚上，布加勒斯特开始有枪声。晚上躺在宿舍里，听着窗外子弹密集的呼啸声和打在墙上沉闷的响声，赵磊和同伴几乎一夜未睡。广场上的老百姓也没有撤去，“胜利是属于我们的”、“死也不走”的口号，一再回荡在布加勒斯特夜空中，分外响亮。在罗马尼亚待了4年，赵磊印象中的罗马尼亚人一向温和，而在压抑了几十年后，赵磊在这个变革之夜看到了罗马尼亚人性格中最为亢奋的一面——几乎没有任何犹豫，他们站到了新政权一边。

此后，枪战依然继续，大学广场周围和党中央大厦几乎成了最危险的地方，而电视台则成为临时司令部，机器架在那里，谁进来就冲镜头说几句，还有老百姓闯进其中控诉齐奥塞斯库。

就在同一天，电视宣布齐奥塞斯库政权被推翻，国名从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改为罗马尼亚……

后来，大学停课，几个中国留学生集中起来，搭伴住着。那段时间，反而成为赵磊在罗马尼亚四年里营养最好的时候——统一广场的商店里从来没有过那么多吃的，过去从来没见过的肉、肠、酸奶、蔬菜满满当当地摆在货架上，一派富足。齐奥塞斯库时期将农产品抵外债，国民供应严重不足，而正是在枪弹战火中，匈牙利老百姓的菜篮子才真正丰富起来。不过，拎着蔬菜肉蛋回来的路上，常常能看见拉着尸体的车从身边呼啸而过。

枪林弹雨中的不安，吃上一顿好饭菜的幸福感，以及非正常生活状态中的黑色幽默，几种截然相反的感受，就是这样矛盾而又十分自然地留在赵磊的记忆中。这样的生活大概持续了几个月的时间。而罗马尼亚变革中最具悲剧色彩的一环，发生在圣诞夜。

12月24日的电视播报了一条令罗马尼亚举国狂欢的新闻——齐奥塞斯库在经过法庭审判后被公开枪决。

罗马尼亚人以这样特殊的方式，度过了圣诞节，告别了1989年。

九、赫塔·米勒的西柏林之路

1989年11月9日，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米勒在西柏林见证了那个历史性的夜晚。她在柏林墙倒塌的两年前（1987年），从罗马尼亚移民来到这道墙的西边——— 西柏林，等候着这堵墙的垮塌。

在冷战时期，铁幕阴沉地垂挂着，区隔了东西方两个世界。柏林墙是铁幕最直观、最具代表性的象征物，在铁幕背后，不仅有东柏林、东德，还有苏东集团的其他成员，包括赫塔·米勒的故国罗马尼亚。换言之，她就是一个生活在柏林墙后面世界的女人，她的到西柏林之路就是一条求盼光明的路。她在这个灰暗世界里生活的毫无生趣的记忆，低徊在她的作品里：《深渊》、《心兽》、《残喘》……在强力的现实面前，人类只是失却山林无所遮傍的野生鸡鸟。她写作是为了拒绝遗忘——— 多么不合时宜的拒绝，在这个人们不拒绝电子游戏中的帝国、极权理念并享受着暴力梦幻的21世纪初叶。

然而，米勒对那个到处是墙的过往世界始终不能释怀，封闭的思想空间、无所不在的窃听者告密者都意味着墙。在强权统治下，人们残忍迫害同类的能力空前增长，你遇到的人都是墙，都是可以撞向你、束迫你、毁掉你的墙。人们没有了家，生活中只有墙。

其实现今的世界里也到处是墙：对于罗马尼亚人来说，她是外族人；对于德国人来说，她是外国人。现实与故国对米勒来说都是墙，她只是在中间，两头不着边。德国是她爱恋的陌生人，故国是她反向怀念的地方，她还怀念着那个给她巨大痛苦的罗马尼亚，只不过这种怀念是以仇恨来维持的。仇恨使她成为能够正常生活的人。或者，文学是仇恨的出路，仇恨是文学的饲养者。她徒劳地说着德语，德语中的现实世界却与她无关，她只生活在她的记忆之墙里，深深地向地底掘进，去朝觐她的文学之源——那个“黑色大轴”。

柏林墙垮塌20年后，我们也需要另一种普世价值，那就是以宽容之心来看待曾经的人与事，受害者心结不应当是一种恒久的常态。于是，作家独自扛起了一次次撕开旧伤口的这个艰难的、必需的任务。回忆与创痛是一道墙，作家被囚禁在里头，从而能够向世人时刻提醒他们曾经的既残酷又荒谬的过往。

现实世界并不宽敞，因为墙太多了，常让人有举步维艰之感。墙引发了征服厮杀，因为墙划分了彼此，人类本来是无间的，但有了墙、分了彼此之后，就有了无间道。“在仇恨里疯狂的人是谁？在杀人中高潮的人是谁？……”整体的人类并不比一个个体更高，这才是人类的绝望之处。人无论能走多远，终究是在墙里，人类自己建造的墙里。种族、国家、文化、心理、利益的种种墙壁往往都是源于恐惧和自卑，人们获得安全感和自大感的方式就是筑墙，用恐惧筑墙，用政策筑墙，用科技筑墙。其实墙的最大作用是把筑墙者自己囚禁起来，只有拆墙，筑墙者才能解放自己。

在墙里面的堕落比在万顷虚空中的堕落更让人惬意一些，因为你可能会以为自己只是在电梯间里坐下行电梯。所以我喜欢窗子，喜欢道路，喜欢米勒所说的“我想抓住井沿看看蓝天”。

十、柏林墙倒塌 摧毁中共

1989年柏林围墙倒塌，全球最紧张的政权莫过于中共。当年6月北京刚发生天安门事件，江泽民刚接党总书记，地位还不稳固，东欧共党国家的剧变，让中共简直吓坏了。经济学人杂志报导，当时邓小平在内部会议出面稳定军心，连说三次“冷静”，并提出坚持改革开放、避免意识形态论战的方针，让中共免于步上东欧共党政权后尘。

1989年底，中共陷入严重焦虑，外交政策举棋不定，外人很难想象它能够适应不同以往的全球新秩序。此时的中共新任总书记江泽民权力基础仍然薄弱。

柏林围墙的迅速倒塌，让中共万分惊讶，事先万万没有料到。事发前一个月，中共才指派一名高阶领导人访问东德，参加东德共产政权40周年庆，当时人民日报还发表文章，宣称“东德人民如今加强团结在党的领导下”。没想到时年77岁的东德领导人何内克没过几天就辞职下台，震惊中共。

那年东欧共党政权的变化，让中共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必须亲自出马，9月在党内高层会议中呼吁“冷静、冷静再冷静”，同时坚持以经济为主的改革。

此一呼吁与稍后的阐释至今仍是中共奉为圭臬的最高指导原则，中心讯息经常被归纳为“韬光养晦”四字。邓小平希望中国大陆的经改及建设得以持续不辍，同时回避意识形态之争。事实上，如今证明发展经济果然保住中共的命脉。

另一方面，中共也深入分析东欧与苏联共产主义覆亡的原因，并试图从中记取教训。初期震撼逐渐消褪后，中共不但主动与东欧的新兴民主国家强化关系，同时积极擘画有助于它免于重蹈覆辙的战略。

美国知名中国事务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表示，东欧共产主义瓦解给予中共的最重要教训是，僵化的党国合一体制及党组织、教条式的意识形态、根深柢固的精英集团及停滞的经济均是导致共产主义失灵的重要原因。沈大伟指出，柏林围墙倒塌让中共主动推展政党改造，各项政策并随着客观环境调整，惟恐步上前东欧共产国家变天的后尘。 

但是，正如前苏共特务、现俄国总理普京在柏林围墙倒塌20周年之际所说的，“该发生的就是会发生”。中国共产党的土本瓦解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不会超过2019年，让我们大家拭目以待吧！普京说，“分裂的德国绝无未来”；同样，分裂的中国也是如此！

柏林墙的倒塌，最终必将摧毁中共！

谢选骏指出：有人说是“64造成中国社会民主政治进步的倒退”。有人反驳“从1949到1989，哪有什么民主政治？”所以我看“64造成中国社会民主政治进步的倒退”这只是中囶共产党的党内民主派所发出哀鸣。其实呢，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的反作用力，一举摧毁了整个欧洲共产党阵营！仅仅用了半年时间——从1989年上半年的北京开始，到1989年下半年的东欧结束。最后一击，枪毙了罗马尼亚的共产党总书记！

【10、八九民运具有改朝换代的历史意义】

《因悼念六四被控　香港前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坐监明志 亦只有如此》（2021-11-17 RFA）报道：

在香港，去年因在维园悼念六四而被港府控告的前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周三（17日）在香港区域法院出庭。李卓人忆述自己六四经历的一幕一幕，更表示“悼念六四是我一生激情所系”。而就在李卓人出庭的前一天，中共中央公布第三份历史决议全文，其中提及六四的内容不足百字。有六四见证者认为，决议对六四事件的描述，是要借此重申中国不需要西方式的政治民主。

2019年10月1日“非法集结” 李卓人：“你爱国，但国家爱你吗？”

李柱铭判囚11个月缓刑两年 黎智英李卓人判监12个月

纪念“六四”被打压 香港24人被控非法集结

李卓人等24名香港民主派人士接获警方指控通知 支联会：无惧政治打压

在1989年6月3日晚，从四面向北京天安门广场推进的解放军向群众开枪。过了32年，这场运动依旧是中港两地不少人心中的一根刺。在香港，更有人因悼念六四而身陷囹圄。

2020年6月4日，香港民主人士李卓人、何俊仁参加在维园举办的烛光晚会。一共有26名民主派人士被控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罪。

香港26名民主派人士于去年六四集会后，分别遭票控“举行、明知而参与及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最后一批被告李卓人、蔡耀昌、梁耀忠、梁锦威及胡志伟早前承认各自控罪。

李卓人忆述六四经历　“那是我一生难忘伤感的一夜”

被控“举行一个未经批准集结” 罪的前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并无律师代表，周三在庭上亲自陈述。他读出陈情书时数度哽咽，在书中开首，他感谢港人即使在政权打压下，守着1989年立下的约定，继续到维园悼念六四。在信中，他又忆述自己在北京经历六四事件的一幕一幕。

李卓人：“看着一架又一架的木板车拖着伤者和尸体经过，不知死伤多少人，那是我一生难忘伤感的一夜。1989年6月5日，我登上接载香港学生、记者的包机回港，但在飞机起飞前，公安进入机舱将我带走，开始了三天的盘问和软禁。幸有港人在港发起声援行动，我在6月8日得到释放，回港。”

李卓人：32年为民主中国的理想奋斗　坐监明志亦只有如此

李卓人重申，他们只是希望非暴力抗争，为香港带来民主改革，希望自由、法治、人权、民主“终有一天在中国及香港生根”。他说着说着，终于忍不住流下眼泪。

李卓人：“我以身为香港人而感到骄傲，32年来在平反‘六四’、争取民主的艰苦路上，大家一起同行。纵使有挫败，我们仍坚信一直所争取和坚持的普世价值，自由、法治、人权、民主终有一天在中国和香港生根。32年为民主中国的理想奋斗，到今天，我坐监明志，亦只有如此。”

读毕，旁听席掌声不绝于耳，不少旁听人士流泪。案件将押后至12月13日裁决。除了蔡耀昌和梁耀忠获得保释外，其他被告继续还押。散庭时，有旁听者大叫“平反六四”，李卓人亦回应“平反六四”。

中共第三份历史决议提及六四篇幅仅数十字

就在李卓人出庭陈述的前一天，中共公布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第三份历史决议全文。3万6千多字的长文中，仅用了97个字轻轻带过六四事件的起因和经过，并以“政治风波”、“动乱”为其定性。决议表示：由于国际上“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的支持和煽动”，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导致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中国发生严重“政治风波”。党和政府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反对“动乱”，捍卫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维护了人民根本利益。

紧贴六四内容的，是中国在90年代末、00年代初取得的 “成就”。决议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等经济风险；成功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战胜长江和嫩江、松花江流域严重洪涝，汶川特大地震等自然灾害；战胜非典疫情，彰显了党抵御风险和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

曾见证六四事件的资深传媒人长平认为，这种写法正是反映中共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辩护策略，借着强调六四后的国家成就，重申国人不需要西方式的政治民主。

长平：“这是中共长期的辩护策略，后来上升为其意识形态，也就是说，人民并不需要西方式的政治民主，是当年的血腥镇压换来了30年的稳定发展。但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它说镇压和屠杀维持社会稳定，对和平示威的学生和民众打开杀戒可以维持稳定，那当年为什么不用这支强大的军队来作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后盾呢？”

在北京的八九异议人士季风则认为，这份决议对六四的描述“是一种敷衍”。他说， 六四是一件历史大事，不说的话，当局混不过去，说多了，对当局也没有好处，“想回避又很难回避”，所以用了几句敷衍了事。

谢选骏指出：为何八九民运令当权派如此恐惧？以至于过了三十二年还要追杀不已？因为，八九民运不是一次普通的民主运动，而是具有“改朝换代的历史意义”——这是第三期中国文明走向升华之路的关键转折之一。

1974年我初学《周易》，尝试用它预卜未来，于是一年一年推算上去，直到“十五年以后我在哪里”，得到的结果是夬卦——

网文《周易第四十三卦详解》报道：

夬卦原文

夬。扬于王庭，孚号，有厉。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象曰：泽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

白话文解释

夬卦：王庭里正跳舞作乐。有人呼告：“有敌人来犯。”邑中传来命令：“出击不利，要严阵以待。”筮遇此爻，出外旅行则吉利。

《象辞》说：本卦上卦为兑，兑为泽；下卦为乾，乾为天，可见泽水上涨，浇灌大地，是夬卦的卦象。君子观此卦象，从而泽惠下施，不敢居功自傲，并以此为忌。

《断易天机》解

夬卦兑上乾下，为坤宫五世卦。此卦中的夬为决断、决裂，象征会有危险之事，利有攸往，往前有利。

北宋易学家邵雍解

排除决去，必须刚断；始吉终凶，谨慎自重。

得此卦者，大运将过，困难将至，宜提高警惕，谨言慎行。

时运：气运过盛，散财为吉。

财运：利己利人，财散人聚。

家宅：须防水患；婚姻不成。

身体：调养气息。

传统解卦

这个卦是异卦（下乾上兑）相叠。乾为天为健；兑为泽为悦。泽气上升，决注成雨，雨施大地，滋润万物。五阳去一阴，去之不难，决（去之意）即可，故名为夬（guài），夬即决。

大象：泽水积满而泛滥成灾，滔天之势。又五阳爻之盛势必除去唯一阴爻，故一阴孤立。

运势：目前虽吉，但困难及变动正在蕴酿中，宜提高警觉，忌骄傲，防口舌是非。

事业：处在兴盛阶段，但已孕育着普遍的危险。务必施恩泽给他人，勿居功自傲，主动团结他人，不干冒险的事。时时提高警惕，防止小人的破坏。但不可莽撞，应持和缓的手段去决断小人，避免过犹不及。

经商：市场正在走向衰落的状态，不宜大量活动，随时注意转向。开拓新领域时，加强同他人的合作。但务必充分注意别有用心的奸诈小人趁机捣乱和破坏。

求名：虚心求教，充实自身实力。但应量力而行，不可盲目自大，更不可同小人合流，图虚名而败坏事业。

婚恋：防止上介绍人的当，也应注意对方的目的。

决策：性格矛盾，往往表面刚强而内心虚弱，在关键的时刻，败坏事业。虚心听取他人劝告，切勿鲁莽，多谋深思，用柔和的态度待人处世。

第四十三卦的哲学含义

夬卦卦象，泽天夬卦的象征意义

夬卦，这个卦是异卦相叠，下卦为乾，上卦为兑。乾为天、为健；兑为泽、为悦。泽气上升，决注成雨，雨施大地，滋润万物。“五阳去一阴，去之不难，决即可，故名为夬（即又），夬即决。

夬卦位于益卦之后，《序卦》中说：“益而不已必决，故受之以夬。夬者，决也。”这就是说，如果一直增益下去，最后一定会溃决。

《象》中这样解释本卦：泽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这里指出：夬卦的卦象是乾（天）下兑（泽）上，为湖水蒸发上天，即将化为雨倾注而下之表象，以此象征决断。君子从中得一启迪：应该自觉地向下层民众广施恩德，否则如果高高在上，不施恩德，就会遭到忌恨。

夬卦象征决断，属于上上卦。象曰：蜘蛛脱网赛天军，粘住游蜂翅翎毛，幸有大风吹破网，脱离灾难又逍遥。

周易第四十三卦初九爻详解

初九爻辞

初九。壮于前趾，往不胜为咎。

象曰：不胜而往，咎也。

白话文解释

初九：脚趾受伤，仍然继续前进，将因为脚力不胜而遭致灾难。

《象辞》说：脚力不胜而继续行进，将遭灾难。

北宋易学家邵雍解

凶：得此爻者，会有无妄之灾，宜静守。做官的躁动者有损。

时运：躁进取败，动辄得咎。

财运：任意经营，伤财害己。

家宅：地势太低；门户不对。

身体：小心足疾。

初九变卦

初九爻动变得周易第28卦：泽风大过。这个卦是异卦（下巽上兑）相叠。兑为泽、为悦，巽为木、为顺，泽水淹舟，遂成大错。阴阳爻相反，阳大阴小，行动非常，有过度形象，内刚外柔。

初九爻的哲学含义

夬卦第一爻，爻辞：初九：壮于前趾，往不胜为咎。

爻辞释义

壮：刚壮，冒进。趾：脚趾。前趾：指初步行进之时。

本爻辞的意思是：脚趾前端盛壮，贸然前行不能取胜，反而会招来灾祸。

从卦象上看，初九以阳爻居刚位，好动，容易冒进，但是上临四个阳爻，实在无力可施。并且初九与九四无应，表示无功而返，还会招来麻烦。

《象》中这样解释本爻：不胜而往，咎也。这里指出：初九爻地位最低下，本应该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却轻率急躁地前往，孤军深入只能遭到失败。不仅完不成制裁小人的使命，还会给自身带来灾祸。

占得此爻者，如果没有必胜的把握，不要去做事，这样不但做不成，反而会惹来麻烦。还要注意，做事时要多动脑子。有些人有强壮的身体，加上刚猛的性格，做事不用脑子用蛮力。有时一时冲动，不全面地衡量一下自己的能力，不考虑事情的真实情况，只凭热情和勇敢去做，结果常常会惹上麻烦。

初九：壮于前趾，往不胜为吝。

象曰：不胜而往，咎也。

经文意思是：前脚趾健壮，前往不能胜任而造成灾难。

象辞意思是：不能胜任而前往，自找灾难啊。

初九代表阳气渐生，相对于人体来说就好比脚趾，相对于人的能力来说表示能力较弱，所以前往会有不能胜任之忧。这就好比一个还在学校学习的大学生，品学兼优，但是凭这些就想承担某个企业的主要领导职位，显然是能力还有些欠缺。

周易第四十三卦九二爻详解

九二爻辞

九二。惕号，莫夜有戎，勿恤。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白话文解释

九二：恐惧地惊叫，夜间有敌来犯，但不足为患。

《象辞》说：有敌来犯，不足为患，因为九二之爻居下卦中位，像人得中正之道。

北宋易学家邵雍解

凶：得此爻者，多忧愁，多惊险，谨防盗窃之事发生。做官的多掌兵权。

时运：凡事谨慎，可以无虑。

财运：货物保险，才可无忧。

家宅：宜防火灾；婚姻吉祥。

身体：阴虚火盛，调养可治。

九二变卦

九二爻动变得周易第49卦：泽火革。这个卦是异卦（下离上兑）相叠。离为火、兑为泽，泽内有水。水在上而下浇，火在下而上升。火旺水干，水大火熄。二者相生亦相克，必然出现变革。变革是宇宙的基本规律。

九二爻的哲学含义

夬卦第二爻，爻辞：九二：锡号，旲夜有戎，勿恤。爻辞释义

莫：同“暮”，指黄昏之时。戎：指战事。恤：指忧虑。

本爻辞的意思是：惊惧呼号，是因为深夜发生战事，但是没有危险，不必担忧。

从卦象上看，九二这一爻属于阳爻居阴位，阳刚之气稍减，并且居中而行，不会冒进，也不会做过分的事情，尽管遇到了危险，结果是“勿恤”。

《象》中这样解释本爻：“有戎勿恤”，得中道也。这里指出：“惊惧呼号，是因为深夜发生战事，但是没有危险，不必担忧。”这是因为九二爻处在下卦的中位，能够信守中庸之道，尽管遭到小人的骚扰，或遇上了危险，但终究是有惊无险，可以化险为夷。

占得此爻者，要时刻保持警惕，做到防患于未然，因为有小人的存在，在你不注意的时候，生活中可能会出现意外的情况。所以要保持警惕和戒备，这样做符合中庸之道，十分有利。

九二：惕号，莫夜有戎，勿恤。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经文意思是：受惊感叫，在夜里有兵戎经过，不用忧虑。

象辞意思是：夜里有兵戎经过，九二处于中正之道，所以不必忧虑。

九二有警惕之心，并且保持适中的原则，所以即使夜里有兵适中的原则，所以即使夜里有兵戎经过，也用不着忧虑。这就有些像俗话所说的“平生不做亏心事，夜半敲门心不惊”。不过从爻辞来看，九二还是因为兵戎的经过而受到了惊吓。可是这一点正说明九二的处事小心谨慎。谨慎而持中，所以不会有灾难。

周易第四十三卦九三爻详解详解

九三爻辞

九三。壮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独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象曰：君子夬夬，终无咎也。

白话文解释

九三：颧骨受伤，这是凶象。君子匆匆忙忙地独个儿行路，碰上了雨，全身淋湿了，令人很不快，但没有灾难。

《象辞》说：君子匆匆忙忙地独个儿行路，但最后没有灾难。

北宋易学家邵雍解

凶：得此爻者，会有争诉之忧，品行端正者无忧，初见艰难，终得安乐。做官的除奸不成，反被倒咬一口。

时运：任意独行，受人疑忌。

财运：独自经营，较费时日。

家宅：早些整修；暂时不成。

身体：湿气上升，治之可愈。

九三变卦

九三爻动变得周易第58卦：兑为泽。这个卦是同卦（下泽上泽）相叠。泽为水。两泽相连，两水交流，上下相和，团结一致，朋友相助，欢欣喜悦。兑为悦也。同秉刚健之德，外抱柔和之姿，坚行正道，导民向上。

九三爻的哲学含义

夬卦第三爻，爻辞：九三：壮于頑，有凶；君子夬夬独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夬卦第三爻，爻辞：九三：壮于頑，有凶；君子夬夬独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人生启示

从卦象上看，九三这一爻属于阳爻居阳位，得位，阳刚十足，刚猛的面貌十分明显，也具有果断、冲动的特性，所以独行前去。可是往上是互乾〔九三、九四、九五），九三未必施展得开，所以会凶。但是若是遇到了自己难以接受的事情，独自前去处理，虽然会非常生气，但是没有灾祸。

《象》中这样分析此爻：“君子夬夬”，终无咎也。这里指出：“君子若是果敢决绝毅然独自前去”，不露声色地与小人周旋，就能够避免打草惊蛇引起不测，又可斩断感情纠葛，避免优柔寡断，因而不会遇到灾祸。

占得此爻者，要注意说话办事，多采取一些柔顺的办法和方式。说话不要太冲，以免冲撞了别人。遇到了你不能容忍的事情，你要下定决心立刻去解决，但是在解决时要小心谨慎，虽然你可能为此特别生气，但是最终是可以解决掉的。

九三：壮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独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象曰：君子夬夬，终无咎也。

经文意思是：颧骨强壮，有凶险。君子一个人走得很急，遇到下雨被淋湿而有怨气，没有灾难。

象辞意思是：君子走得很急，最终没有灾害。

周易第四十三卦九四爻详解详解

九四爻辞

九四。臀无肤，其行次且。牵羊悔亡，闻言不信。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当也；闻言不信，聪不明也。

白话文解释

九四：臀部受伤，走起路来踉踉跄跄。牵羊上路，悔恨丢失了羊儿，这是由于对别人的告诫不相信。

《象辞》说：行路艰难，因为九四阳爻而居阴位，像人处境不利。对于别人的告诫不相信，说明听觉虽好，但不明事理。

北宋易学家邵雍解

凶：得此爻者，心绪不定，所谋不成。做官的有心而力不足，难于升迁。

时运：心思不定，所谋难成。

财运：错过时机，无利可图。

家宅：四周狭隘；久之可成。

身体：皮肤有病，须防失聪。

九四变卦

九四爻动变得周易第5卦：水天需。这个卦是异卦（下乾上坎）相叠，下卦是乾，刚健之意；上卦是坎，险陷之意。以刚逢险，宜稳健之妥，不可冒失行动，观时待变，所往一定成功。

九四爻的哲学含义

夬卦第四爻，爻辞：九四：臀无肤，其行次且；牵羊悔亡，闻言不信。爻辞释义

次且：趔趄，指行走不稳的样子。

本爻辞的意思是：屁股上蹭破了皮，行走十分艰难。若是紧紧牵着羊行走，就不会出现令人后悔的事，无奈听了这话的人并不相信。

《象》中这样分析本爻：“其行次且”，位不当也；“闻言不信”，聪不明也。这里指出：“屁股上蹭破了皮，行走十分艰难，”是因为所处位置失当，处处受到君王的掣肘，好像屁股蹭破了皮，走起路来十分艰难。“无奈听了这话的人并不相信”，说明处境艰难，别人建议他借重强有利的阳刚君子的帮助，他却听不进去，听觉正常而决断不明。

占得此爻者，在做事时要多听他人的劝告，可以寻找与自己性格相异的人一起合作，起到互补的作用，这样可以弥补自己的不足。

占得此爻者，可能正在为某件事坐立不安，相信很快就会有好消息传来。此时你若是不相信你所听到的话，将会失去一次好机会。

周易第四十三卦九五爻详解详解

九五爻辞

九五。苋陆夬夬，中行无咎。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白话文解释

九五：细角山羊在道路中间蹦蹦跳跳，筮遇此爻无灾难。

《象辞》说：行中正之道，仅称无灾难，大概是没有将中行之道推广施行。

北宋易学家邵雍解

平：得此爻者，营谋遂意，诉者伸，有病者愈。做官的须防奸邪之辈侵害。

时运：亲近君子，万事皆吉。

财运：尽速出手，不然有悔。

家宅：整理干净；婚姻合宜。

身体：调节气旺。

九五变卦

九五爻动变得周易第34卦：雷天大壮。这个卦是异卦（下乾上震）相叠。震为雷；乾为天。乾刚震动。天鸣雷，云雷滚，声势宏大，阳气盛壮，万物生长。刚壮有力故曰壮。大而且壮，故名大壮。四阳壮盛，积极而有所作为，上正下正，标正影直。

九五爻的哲学含义

夬卦第五爻，爻辞：九五：苋陆夬夬，中行无咎。

从卦象上看，九五这一爻属于阳爻居刚位，处于君主之位，职高权重。若过于用刚虽然能取得一定的胜利，不过行为偏激也会走向相反的一面，而且敌对势力很难斩草除根。好在九五居于上卦中位，又与上六亲比，所以同时具有刚健和能行中道的美德，对待敌对势力能恩威并施，从而没有灾难。

《象》中这样解释本爻：“中行无咎”，中未光也。这里指出：“在行为上宜奉行中庸之道，这样就会减少麻烦。”表明尽管处在尊贵地位，要解决小人为乱易如反掌，却也不能做得太过分，要恰到好处才能避免灾祸。这也说明坚守正道的举动并未大放光彩，仅仅起到免除祸殃的作用而已。

占得此爻者，在工作上或生活中遇到了障碍或者是小人，对此你应该冷静处置，不要走极端。虽然你自己能力很强，或者有权有势，但是也要尽量采用中庸之道，这样对你才有利。若是已经做了偏激、冒失的事，也应该停下来认真地反

省一下自己。

周易第四十三卦上九爻详解详解

上六爻辞

上六。无号，终有凶。

象曰：无号之凶，终不可长也。

白话文解释

上六：狗在哭叫，预兆着终将有凶险之事。

《象辞》说：国无号令，其势必遭凶险，说明国运衰微，终不可保。

北宋易学家邵雍解

凶：得此爻者，营谋不成，宜守常，不良者，骨肉刑克，是非缠绕。做官的难于久任，激流勇退为佳。

时运：声名大损，警惕免祸。

财运：再立新约，否则无利。

家宅：寂静不安；媒妁未成。

身体：无声可呼，已至险境。

上六变卦

上六爻动变得周易第1卦：乾为天。这个卦是同卦（下乾上乾）相叠。象征天，喻龙（德才的君子），又象征纯粹的阳和健，表明兴盛强健。乾卦是根据万物变通的道理，以“元、亨、利、贞”为卦辞，表示吉祥如意，教导人遵守天道的德行。

上九爻的哲学含义

夬卦第六爻，爻辞：上六：无号，终有凶。

从卦象上看，上六处于卦的顶端，阴爻居柔位，才质柔弱，又心怀阴险，行为非光明正大。上六以阴乘阳，下与九三有应，又在九五周围制造矛盾，不利团结。当阳长阴消之时，上六处于即将消亡的境地，非常凶险。

《象》中这样解释本爻：“晚号之凶”，终不可长也。这里指出：“嚎啕大哭也没有用，最终必然有凶险临头”，表明上六以阴柔小人凌驾于阳刚君子特别是君王之上，是众矢之的。其倒行逆施的状况不会持续很长时间，最终难以逃脱被制裁的命运。

占得此爻者，在做事时，可能是没有行正道，采取不正当的手段，在与人交往时，也没有以诚相待，而是拉帮结派，挑拔离间。这样，你最终会被朋友抛弃，做事也非常不顺，结果会令你失望。

占得此爻者，可能是退居二线的人物，失去了以往的尊贵的位置，没有下级的支持，也没有发布命令的权力，但是却不甘心于此，经常捣乱，搞破坏，最终会有凶事发生。

大势已去，上六的灭亡已不可避免。人在最悲伤的时候反而没有眼泪了，上六就是这样。他只能等待着凶险的来临，却没有一点办法。因为众阳的势力太强大了，自己无法与之抗衡。

谢选骏指出：夬卦卦辞“扬于王庭，孚号，有厉。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使我相信1989年中国将发生一次抗议，然后告别故乡，英雄无用武之地，但是有利于开始新的征程。事实证明，八九民运具有改朝换代的历史意义，虽然迄今为止这在中国还没有变成现实。

【11、北港的香炉也吸毒】

《陈文茜轰黄子佼无底线 揭大小S涉毒内幕》（2023-06-20 星闻）报道：

陈文茜直言这次黄子佼的乱爆料，最大的受害者是阿雅。

台湾知名主持人黄子佼遭爆料也是性骚扰惯犯，昨（19日）自拍影片全盘拖出过往黑历史，还在直播中点名18位艺人的黑料，引发外界譁然。对此，资深媒体人陈文茜则在脸书发文感慨：“原来人性走向绝境求生时，可以如此无底线”。

陈文茜今天（20日）凌晨在脸书上谈起黄子佼事件，还以“一个人的灭顶”来形容。她直言，“黄子佼的崩溃，我可以想像，但这正是测验一个人的人性”。她看到过去黄子佼与小S的情史，原以为黄子佼心存愧疚，谁能料到如今他垮台，竟将前女友、好友全都扯进来，甚至还指控她们吸毒，让她相当心痛。

此外，黄子佼昨天点名阿雅吸毒一事，陈文茜也还原当时情况。她透露，当初为了週刊销量，收视率大肆报道她吸毒，虽然最后法院判周刊败诉，但由于阿雅原先以健康剉冰形象闻名，传出负面消息后广告代言全都停了，在台湾打官司的那几年阿雅完全没有发展空间，后来到大陆才东山再起。如今陈文茜回想起这段往事，忍不住感慨“阿雅曾经是一个无良媒体现象的大受害者”。

事实上，19日黄子佼爆料一出，阿雅、大小S也出面否认。阿雅在微博上发表声明表示，“本人柳翰雅（阿雅）从未以任何形式使用违禁药物、毒品，严守法律法规。关于他人对我诽谤中伤，我将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正当权益。特此声明。”

大小S则在脸书发声明表示，“对于黄子佼先生在情绪不稳而选择自残前所做的吸毒相关不实指控深感遗憾，尤其黄子佼先生指控的一週刊吸毒事件，熙媛根本不在现场，而法院早已在2004年判一週刊败诉，透过司法还给熙娣清白。再者，具俊晔先生曾于2009年在韩国主动提告媒体，并公开于记者会上表明坚决不碰毒的立场，请大众媒体不要因为他在夜店工作就三番两次指控他吸毒。”

谢选骏指出：二十多年以来，陈文茜号称“北港的香炉”、“被人骂作妓女”，现在却又参与指控别人吸毒，台湾真是乱成一锅粥——

《图文：台湾“立法院”再爆骂战 陈文茜被辱妓女》（2001年12月12日 中新网香港消息）台北讯：

继无党籍“立委”罗福助殴打亲民党“立委”李庆安后，台湾的“立法院”昨天再爆发男女骂战。

民进党“立委”林重谟昨天突然连珠炮般，用粗言秽语大骂候任无党籍“立委”陈文茜，称她是“陈泼妇”，说她在媒体批评时政时犹如“菜店查某”（街市婆）、“妓女”，还说像她这种“不要脸的女人”选上“立委”，会“带衰”“立法院”。林的言论立即引起众多女“立委”口诛围剿。

事缘外逃的台湾无党籍“立委”罗福助较早前争取其子罗明才出任“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召集委员”职务时，引来陈文茜在其主持的政论节目中，质疑林重谟支持罗明才，种下林对陈的强烈不满。

昨日“立法院”举行“国是论坛”时，林重谟一上台即说，现在选举选完了，人民需要一个和谐的“立法院”，但“走了一个罗大哥，却来了一个陈泼妇”。他指陈文茜的阶级观念重，瞧不起乡下女子及菜市场的人，不知道乡下女子其实很纯朴很孝顺，不像“北港香炉”吃饱讨客兄，讨不到还骂男人。

林重谟的言论顿时引起全场哗然，主席饶颖奇连忙制止，但已压不住男、女性“立委”的围剿，多名“立委”批评林不应利用言论免责权，作如此不当、粗俗的发言。民进党及“立法院”党团不断接获妇女打来的抗议电话，党团随后公开表示遗憾，会考虑是否以党纪处理。

陈文茜稍后发表新闻稿，指林的谈话污辱了提名他的民进党。以后必须和这样的人在“立法院”共事，可见得她的牺牲不少。

林重谟在饱受抨击后澄清，“妓女”等用语是“比喻”不是污辱，陈文茜多次辱骂陈水扁是“笨蛋”、“骗子”，扁嫂吴淑珍是“乡下的老太婆，没有知识”，又骂他“胆小鼠”。他绝不会向陈文茜道歉。

陈文茜一直是政坛知名人物。九九年，她任民进党文宣部主任期间，知名女作家李昂出版新书《北港香炉人人插》，陈文茜认为书中影射她用身体向政坛男性交换权力，爆发哄动一时的骂战。

谢选骏指出：陈文茜参战，让人联想到“北港的香炉在吞云吐雾”也吸毒了。

《热搜爆了！黄子佼曝大小S吸毒 更大的瓜还在后面》（2023-06-19  木棉说）报道：

热搜爆了！

台湾知名主持人黄子佼承认性骚扰，公开直播爆料大小S吸du，自己被强迫不止2次！

给大家讲讲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最近，由于台湾METOO（反性骚扰运动）持续发酵，黄子佼被指控在一女生19岁时强吻对方且拍裸照。

而就在今天中午，他公开直播承认性骚扰并道歉：

“首先我必须当然还是道歉，也很抱歉辜负了很多人的信任跟期待”

“我一直很努力想要改变自己，可是很多事情改变不了，已经发生了”

他真的只是为了认真道歉吗？

不，更炸裂的信息还在后面。

他说METOO不应该只讨论性骚扰，演艺圈很多事情也给了他很多“阴影”。

接着便曝了一堆艺人的料：范晓萱、阿雅、周俊伟、吴宗宪……

其中最劲爆的瓜就是：大小S疑似吸毒。

自己也被迫跟着吃：

“被邀请、被说服、被硬塞，我不快乐”

“她们为什么可以逃过这一切？为什么？为什么？如果我逃不过，她们为什么可以逃过……”

颇有一种“既然我完蛋了，那大家一起完蛋吧”的意味。

他的这种“共沉沦”的道歉方式，足以掀起了娱乐圈新一轮的腥风血雨，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恐怕都难以平息，无数明星可能因此塌房……

目前事件还在持续发酵，真相究竟是什么，按照一贯的吃瓜原则：先让子弹飞一会。

很多人都注意到黄子佼的状态堪忧：

他疑似轻生、秃头、压力大、这些年掩饰得很累很累，到今天再难以掩盖，才选择把一切黑料公之于众。

他说：“硬要把结痂的伤疤掀开来，会流血”。

但究其根本，走到今天这一步，到底是谁造成的？怪朋友？怪家人？

比起浮于表面的八卦，有两点想和大家聊聊。

第一，环境造就人，但环境不决定一切。

黄子佼提到自己畸形的原生家庭，让人震惊：

母亲在他儿时当着他的面出轨，对他幼小的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长大后又受到日本AV的影响，导致心理变得更加病态和变态。

抛开那些大瓜小瓜，在面对性骚扰的控诉，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试图去归因，并且把根源指向了原生家庭：我很抱歉，但是我也有难言的苦衷。

在很多网友看来，这是妥妥的甩锅：

接着就是朋友和恋人。

大家都知道，黄子佼和小S曾经交往过一段时间。

分手原因未知，但今天回看，或许有迹可循。

据黄子佼袒露：自己第一次去韩国印象很差，是被小S带去的，后来不止一次被强迫，所以心里一直很难过去这道坎。

如果这事是真的，大小S免不了牢狱之灾，从此在娱乐圈销声匿迹。

而对于黄子佼，有网友将这一段解读成：“我吸du，不止一次，但是是被朋友逼的”。

都说人是环境的产物，从小成长的家庭环境、长大后交往的朋友、工作后的职场环境，每一个岔路口，都可能把我们导向成为和今天截然不同的人。

如果遇到了不好的环境，就只能步步沉沦吗？

有人随波逐流，但总有人逆流而上。

人的成长，就在于不断超越环境的限制。

孟母可以三迁，作为一个成年人，难道不能有自己的信念和坚持吗？

不要因为你被伤害过，就去伤害别人。

不要因为你被强迫过，就去强迫他人。

要从痛苦中，找到逆生长的力量。

原生家庭是一个太好用的借口，让人企图逃避自身的成长。

自认为无可奈可地活在原生家庭、后天环境的阴影里，无视自身的问题和欲望，哪怕止步不前，也可以心安理得。

黄子佼说自己早期是王八蛋，但现在真的已经改过自新了。

既然已经改过，为什么此前还假装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站在台前赚钱？

不应该早早地承认自己的错误，真心地忏悔吗？

为什么等到一切都装不下去的时候，才敢站出来道歉？

他说人人都有秘密，于是爆料了身边人所有的秘密：xx已婚歌手和制作人搞在一起；xx好朋友好兄弟婚内出轨，现在形象还好；xx和xx明明在一起，但就是死不承认……

他就像一个没有长大的小孩，当意识到惩罚难以躲避时，气急败坏地把身边的糟粕抖落一地：

“为什么他们犯了错可以过得好好的，为什么我不能？”

那些人固然有错，但不是你可以转移自身错误和焦点的借口。

大小S吸毒爆料的真假，固然值得关注，但性骚扰的真相和追责，同样不容忽视。

第二，黄子佼毁灭性的爆料，不过是撕开娱乐圈最不堪的一角。

如果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都有内心阴暗的部分，那么娱乐圈的秘密，恐怕超乎了绝大部分老百姓的想象。

代yun、偷税漏税、吸du、出轨、du博……

有的违反法lv，有的是私德有亏，有的钻营取巧，那些在普通大众眼里无法被轻易原谅的事情，在某些人眼里却成了：

只要不曝光，永远不塌房。

哪怕曝光了，只要挡得住、骗得过，就可以明目张胆、大言不惭地撒谎否认。

拿着被调侃的208w日薪，却担不起一个公众人物该有的正面形象。

这样的人还有多少？

有句话说：当阳光下看见一只蟑螂，说明阴暗处的蟑螂已经挤不下了。

如果黄子佼爆料为真，那只能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某些人不无辜，都很烂。

娱乐是个圈，送走一圈又一圈，流量明星换了一波又一波，总有人不以为意，以身试法。

也正因为如此，那些默默耕耘的演员更显得珍贵。

有话说：这个世界千疮百孔，但总有人在缝缝补补。

这句话用在娱乐圈，同样适用。

在不断被人搅浑的娱乐圈，总有那么一些人，用自己日复一日的坚持，守得一方清流。

张颂文用20年的光阴，践行热爱，才等来了今天的爆红。

赵丽颖跑了近10年龙套，摸爬滚打，才走到一线顶流。

这些数字不是荧幕上一晃而过的字眼，而是无数日日夜夜结结实实的摔打。

但对于这些人品实力都没得挑的演员来说：

热闹的春天过后，哪怕不红了，10年、20年后，他们也会在做同样的事情。

什么样的人永远不会塌房，时间给出了答案。

比起他们，那些高高在上、俯视众生的“顶流们”，在大众面前装模作样的“明星们”，应该感到脸红。

据台媒报道，黄子佼承认性骚扰后疑似轻生，酒后情绪不稳，在家中拿刀割自己，已紧急送往医院，送医时意识不清，目前生命迹象稳定，详细情况还有待厘清。

不管怎样，还是希望他好好活着。

如果真的有罪，也请活着赎罪。

瓜已经曝出来了，总得有个收尾。

事件的另一边，是阿雅、大S已经发声明否吸du、吴宗宪要起诉黄子佼。

这次的爆料，时间长的可以追溯到十几年前。

十几年过去了，还有证据可循吗？

等一个实质性的证据和真相。

事情虽曝在娱乐圈，但不要把违法事件娱乐化。

如果是真的，严肃处理，事关重大，直接封杀。

谢选骏指出：整个台湾社会似乎已经摇摇欲坠，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变成草木皆兵了——北港的香炉也吸毒，很可能成为下一个主题！

【12、被割了肉还会再说“六四屠杀就是好”吗】

《仅存的小希望熄灭了 陷入“政治抑郁”的中国商界精英》（纽约时报中文网 2022-11-12）报道：

几十年来，中国的工商阶层与中共曾有过一个心照不宣的约定：你让我们赚钱，我们就对你如何使用权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他们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信从了中共的说法，那就是中共的一党专政让治理更有效。

现在，企业家们曾依赖的这个默契正在他们的眼前化为泡影。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中共上个月召开的重要会议上获得了近乎绝对的权力，他已明确表示，国家安全是置于经济之上的首要事项。

“今天把我仅存的一点小小的希望熄灭掉了，”南方城市深圳一家资产管理公司的创始人在二十大结束几个小时后联系我说。

“彻底完蛋，完全失控，恐怖至极，”在看到中共新领导班子全是习近平的亲信后，北京的一位科技企业家给我发短信说。

他们与许多中国人一样，完全预料到习近平能获得第三个任期，虽然这打破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惯例，但他们对习近平的统治地位会受到党内其他权力派系的约束仍抱有希望。习近平在二十大上把领导层中被外界视为温和派的人全部换成了自己的亲信，他的全面胜利已清楚地表明，其独揽大权的局面可能会持续几十年。

习近平现年69岁，中国上一个权力如此之大的领导人是毛泽东，他领导下的中国发生了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导致数千万人死亡、社会混乱和经济崩溃。

上个月召开的二十大给中国商界带来了不确定性。从市场的直接反应就能直接看出这一点：中国股市暴跌，人民币贬值。从最近几周与我交流的许多商界人士的言论和短信中，我感受到了这种不确定性，他们反复用“政治抑郁”一词来描述他们对二十大的反应。

他们不像我上一篇文章里写过的那些年轻抗议者，公开展示自己的焦虑。由于担心受到当局惩罚，我为本文采访的所有商界人士都要求不具名。但他们正在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不同意见，发誓不再在中国进行更多投资，甚至考虑去其他国家，比如那些可以用钱买到护照的国家。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共已经几乎控制了社会的所有方面，使中国人失去了掌握自身命运的主动权。工商阶层的人士，尤其是那些直到几年前仍受到相对较少的限制、在科技领域高层工作的人，更难接受这种现实。

这些科技领域的企业家大多是“在‘经济主义’时代成长起来的，那时候，赚钱、经济原则和经济理性胜过一切”，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学教授裴敏欣说。“现在他们看到这个政权把政治放在首位。对他们来说，这不可理解。”

习近平过去十年的经济思路可以概括为：大政府小市场。在习近平的第一个任期里，他基本上没对民营部门下手，当时他正忙于巩固自己在党内和军队中的权力。在2017年开始的第二个任期里，习近平对民营企业进行了更严格的管理。政府严厉打击民营企业，导致中国一些最成功的商人提前退休或自我流放。中国严厉的“新冠清零”政策已使经济处于几十年来最糟糕的状态。

对于已经习惯了成功所带来的特权和关注的中国工商界精英们来说，大老板（这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对习近平的称呼）并不关心经济或像他们这样的人。习近平在二十大开幕式上作报告时，52次提到“安全”，15次提到“马克思主义”，只提了三次“市场”。

“无论是政治言论还是行动，以及领导班子的组成，都毫无疑问地发生了变化，”裴敏欣表示。他说，他认为习近平挑选出来的领导阵容表明，他并不重视管理市场导向型经济的专业知识。“他看重那些能够执行他的政策而不考虑经济后果的人。”

这让工商界感到焦虑。曾在20世纪80年代担任赵紫阳总理顾问的吴国光在我的中文播客中告诉我，虽然中国官僚机构在习近平领导下增强了对公众发号施令的能力，但治理能力却在下降。

“治理能力削弱后，不用上边有什么很恶的政策，下边官员的无能、蛮横、无知，就会酿造各种直接关系到他们治下的老百姓的灾难，”吴国光说，他现在是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学者。

许多商人受“新冠清零”政策影响损失惨重，政府追求的消灭新冠病毒的目标已导致许多城市封城，数百万人被锁在家中，有时长达好几周。

“在这个独裁者的带领下，这个国家在走向深渊。”深圳一名硬件技术领域的高管说。“你看着它下坠，那种无力感让我痛心、抑郁。”

尽管多年来我与这些商界人士进行过多次交流，但我们以前从不谈政治。上述高管在二十大结束后给我打电话时说，他有“政治抑郁”，让我感到很惊讶。他说他曾经非常民族主义，认为中国人民是世界上最聪明、最勤奋的人之一。现在，他和他的许多朋友们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徒步、打高尔夫球和喝酒上。“我们都抑郁了，无法工作，”他说。

他的初创公司直到一年前一直表现非凡，以至于他曾有过让公司上市的打算。后来，“新冠清零”政策导致城市被封后，他新雇来的员工们整天闲着，无事可干，他亏了一大笔钱。他说，现在他别无选择，只能裁掉100多人，卖掉自己的生意，举家迁往北美。

“既然黑夜已经来临，就按黑夜的方法去处理好了，”他说。

二十大后给我发短信的那名北京科技企业家向我讲述了一段令人不寒而栗的经历。今年5月有传言说北京可能要封城时，他觉得他不能叫员工们提前下班去囤货。他担心那样做会被举报散布谣言（有些人曾因这种举报被警方拘留）。他只是告诉员工们，如果他们有事情要处理，有早点下班的自由。

这名成功的商人现在正在申请移民欧洲国家和美国。

和许多普通中国人一样，与我交流的高管们说，他们看到胡锦涛突然被带出二十大会场的视频深感震惊。胡锦涛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前任。这些商人不接受政府对此事的解释，官方的说法是胡锦涛因健康问题不得不提前退场。

这些商人中有不少人说，如果习近平能这样对待自己的前任，他可以对任何人下手。

北京的一名人脉广泛的投资者说，他的企业家朋友们现在意识到，不能再对政治漠不关心。他们在社交聚会时开始讨论申请哪些国家的护照，以及如何将资产转移到海外等问题。这些社交聚会的主人现在要求朋友们交出手机，放置在其他地方，以免受到监控。

二十大结束后，投资者圈子中的大多数人预计他们将被迫缴纳更多的税，或被迫向大学和其他国家支持的慈善机构捐款。他们都没有进行任何大投资的计划。

“大家都很焦虑，”他说。“我们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不知道该怎么办。”

网民嚎叫：

iask 发表评论于 2022-11-12 15:26:55

目前税务部门正在扩招，想来国税局正挖空心思从他们身上榨油——历史将再次证明，对这些科技领域的企业家，在中共眼里，财产只是让其代管而已，需要献祭的时候他们就是无条件待宰的羔羊！

fll2012 发表评论于 2022-11-12 14:05:00

墙内的一句名言，“谈民主自由就有饭吃了？”

wnr 发表评论于 2022-11-12 13:48:37

一裁==一尊，这在中文中也是互通的，以后大家就更明确用国家大政定于一裁。

tryhard3 发表评论于 2022-11-12 12:35:57

没事儿的时候，自由，民主对它们来说都不重要，只要吃好，睡好，可以交配就可以了。到杀猪的时候，它们才发现它们一点权力都没有。所以墙国也称猪圈国。

Bravehearts 发表评论于 2022-11-12 11:55:58

猪永远理解不了灵长类。

ROUTARD 发表评论于 2022-11-12 11:09:07 原来美国美国媒体和中国媒体一个德行啊。你们的优越感去哪儿了？

阳光灿烂de日子 发表评论于 2022-11-12 11:52:39

李嘉诚又润回中国了，不知道“首富”看到了什么...

旁观者XWY 发表评论于 2022-11-12 11:28:00

纽时文章代表了美国熊猫派的想法，为中国复辟毛太祖路线惋惜。这些亲华人士对中共的认识很肤浅，以为是一个西方式政党。中共是统治集团，由帮派发展到王朝统治。中共元老声称要三千万人头来换。

天台坐客 发表评论于 2022-11-12 11:24:00

看你笑话，你觉得在为你忧心，哈哈哈

洛城一郎 发表评论于 2022-11-12 11:14:00

天朝哪里有精英？只有奴才吧？

zeroLux 发表评论于 2022-11-12 11:10:53

楼下的翻墙五毛粉蛆，你还是回去看你的日人民报吧

ROUTARD 发表评论于 2022-11-12 11:09:07

楼下几个中黑舔狗，原来美国美国媒体和中国媒体一个德行啊。你们的优越感去哪儿了？

5mslj 发表评论于 2022-11-12 11:05:48

ROUTARD 发表评论于 2022-11-12 10:41:31

一家美国报纸，为中国“精英”抑郁而忧心忡忡。这美国报纸通共了吗？这些“精英”要去美国，这美国报纸不为美国欢心鼓舞，确为中国长吁短叹。咋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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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一点的五毛，这种帖子都绕道走。富人们在玩命润，赖在自由世界的五毛誓死不离开，你这货睁开眼睛，看看现实吧。要说彼此关心，新华社人民日报新闻联播，哪一个不是关心美国关心得痛彻心扉。

ali88 发表评论于 2022-11-12 10:55:44

“在这个独裁者的带领下，这个国家在走向深渊。”深圳一名硬件技术领域的高管说。“你看着它下坠，那种无力感让我痛心、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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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就是这样。

好日子结束了。

锡耶纳 发表评论于 2022-11-12 10:55:32

此文里哪里表面 “纽约时报为中国精英抑郁而忧心忡忡”？找出来！文章作者袁莉是专为《纽约时报》撰写“新新世界”专栏，专注中国及亚洲科技、商业和政治交叉议题，她写这类文很奇怪吗？ 楼下这种思维只佐证：中共党国只能有党的喉舌，没法理解什么是自由的新闻、自由的新闻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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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TARD 发表评论于 2022-11-12 10:41:31

一家美国报纸，为中国“精英”抑郁而忧心忡忡。这美国报纸通共了吗？这些“精英”要去美国，这美国报纸不为美国欢心鼓舞，确为中国长吁短叹。咋回事？

Bravehearts 发表评论于 2022-11-12 10:54:47

《人民日报》国际版2022年9月26日发表署名文章，批评美国政治操弄致使新冠肺炎死亡病例全球最高，枪击事件夺走众多无辜生命，暴力执法让移民难民处境艰难，针对少数族裔的歧视和攻击愈演愈烈。你党妈的喉舌通美了吗？

ROUTARD 发表评论于 2022-11-12 10:41:31一家美国报纸，为中国“精英”抑郁而忧心忡忡。这美国报纸通共了吗？这些“精英”要去美国，这美国报纸不为美国欢心鼓舞，确为中国长吁短叹。咋回事？

ali88 发表评论于 2022-11-12 10:54:27

美国报纸跟五毛们想的不一样。去看人民日报、新闻联播，能解决你所有的疑问。

ROUTARD 发表评论于 2022-11-12 10:41:31

一家美国报纸，为中国“精英”抑郁而忧心忡忡。这美国报纸通共了吗？这些“精英”要去美国，这美国报纸不为美国欢心鼓舞，确为中国长吁短叹。咋回事？

吃素的狼 发表评论于 2022-11-12 10:35:37

呵呵，杜牧的“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用在今日兲朝商人头上，有过之无不及。现在，那些商人们包括台商们，亡不亡国不知道，亡自家脑袋很现实哦。后庭花是没法子唱廖，踏花而润，大门正在徐徐关闭，再拖下去也就润不成廖。

量子纠结 发表评论于 2022-11-12 10:15:00

只要屠刀在别人手里，富人就是肥猪而已。逃出猪圈是富豪，留在猪圈就是一块大肥肉。

只爱金融男 发表评论于 2022-11-12 10:14:00

这就抑郁了？那朝鲜人都不活了？想开点，咱们温水煮青蛙，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mcsquare 发表评论于 2022-11-12 09:56:00

商人只顾赚钱从来不会关心社会老百姓疾苦。

gameon 发表评论于 2022-11-12 09:29:26

清楚位置很重要。逐利为主要目的商界没有精英，只有老板，和为老板赚钱的打工仔。

InNorthTexas 发表评论于 2022-11-12 09:20:37

房地产商和人民辛勤买卖了三十年的江山，还真以为江山可以七十年一续。

gbgdxc 发表评论于 2022-11-12 09:13:29

差的太远了，你们就服了李嘉诚吧！

我要真普選 发表评论于 2022-11-12 09:13:00

李嘉誠10年前就跑，跑得有點早，讓你們中國商界精英，賺了最後一個銅板。偷着樂了吧！

我要真普選 发表评论于 2022-11-12 09:12:00

當年的所謂中國商界精英，不是恥笑李嘉誠嗎？

Simiguy 发表评论于 2022-11-12 09:10:00

中国向来是政经分离。搞政治的别想赚钱，搞经济的别想权力。避免资本家控制国家

旧金山叔叔 发表评论于 2022-11-12 09:03:39

到火烧屁股了，才发现着火了的人，根本不是啥精英，不过是一群自以为精明而实在不聪明的投机者而已。

seewhatisee 发表评论于 2022-11-12 09:02:01

不知道该怎么说？有一点是清楚的，变天了。

酒酿圆子羹 发表评论于 2022-11-12 08:52:59

这么简单的事情还用得着如此热锅上的蚂蚁？赶紧想办法请习近平吃包子，并在包子里参点铊，然后习近平就成为了标准爬行动物，然后你就可以该干啥就干啥了，简单不。

谢选骏指出：上面这些“企业家”，很多都是叫唤“六四屠杀就是好”的，就像马云那样。因为六四屠杀为他们开辟了血汗工厂、制造了人血馒头。现在这些吸血鬼自己开始被割肉的日子到了，它们还会继续嚎叫“六四屠杀就是好”吗？记得以前有个叫化名“马悲鸣”的人渣，经常在《北京之春》杂志发表文章，胡说八道什么“中共万恶，唯善六四”，不知道它们现在如何了？

《为不能说话的人说话 让说假话的人穿帮》（网络日志正文）·《〈北京之春〉的自己人赵淮海如何成为64大屠杀叫好的马悲鸣》（2009-05-26 尹进）报道：

几年前，因为“北京之春”发表了一篇台湾政府官员诽谤我的信，把我在台湾寻求政治庇护期间，遭受迫害被打残的“脚”，说成是旧疾复发自己断的。为此，我多次向“北京之春”交涉，要求他们更正。“北京之春”不仅拒不更正，竟然蛮横的拒绝答复。 

为此，我在网上公布《致北京之春公开信》 ，敦促他们公开答复。

恰在此时，网上一化名“赵简之”的，对我进行无中生有的谩骂攻击，此一行径，竟然得到《 北京之春》 某些人的大加赞赏。北京之春的某些人称之为：我们的自己人赵淮海写的。

五年后，戒网多年的我，因在网上偶然发表一篇对911事件的评论，这时候一个叫马悲鸣再次跳出来对我进行人身攻击，而且荒唐的是，马悲鸣攻击我的语言竟然和五年前化名“赵简之”的语言一模一样。正因为此，我开始了认识网名马悲鸣的赵淮海。 

马悲鸣的密友这样介绍赵淮海：1946年生在安徽淮南一个普通农民的家里，父母在灾荒之年双双饿死。为了逃生，被在内蒙古劳改就业的叔父收养作为养子。文革期间马悲鸣，为了表现自己忠於毛主席，和叔父划清界线，竟然当着众红卫兵的面，毒打自己的叔父。因为时代和个人的原因马悲鸣没能进入大学，在中国当工人。作为陪读他来到美国，因为中共的6.4大屠杀他得以留在美国，并变成美国公民，近二十年来他在美国仅是一个美籍华人厕所清扫工。

民运刊物的编辑并没有因为他没有学历，仅是一个刷厕所的而轻视他，为他改文章，给了他发表文章的机会。当时几乎《 北京之春》 每一期都有他的文章，这就是当我和《北京之春》发生纠纷的时候，马悲鸣赤膊上阵为《 北京之春》充当自己人的缘故。

但是，利欲熏心的马悲鸣仍不满足稿费，开始采用自己驳自己文章的方式骗取稿费，作家郑义揭露他骗稿费的丑闻后，民运刊物拒绝再登其文章。这个靠在民运刊物上骂共产党起家的马悲鸣立马来个180度大转弯，自称是要为共产党效孤忠。因为郑义断了他的生路，所以他咬住郑义不放，非要说郑义和王丹是64大屠杀的凶手，而且创造“中共万恶，唯善64”的笑话。

因为因特网是一个没有制约的地方，马悲鸣的人格分裂症已发挥到了为所欲为的地步。他编造谎言，漂白自己的丑恶。

马悲鸣之所以有今天，是因为他在大西北劳改就业的叔父，为了为赵家留一个根苗，把他作为过继子带到大西北，才使他从饥饿中逃脱出来，这一段并非见不得人，令人同情，让人可歌可泣的遭遇，被马悲鸣修改的面目全非。

马悲鸣在网上漂白自己：“比如我爷爷马老栓就有解放军一个团（十七团）都住不满的大庄园。王若望当上海柴油机厂厂长时，家父马六甲（原名马留家）就以进城老干部的身分当天津柴油机厂厂长，给海军生产潜艇用柴油发动机。”

马悲鸣还声称，60年代初，他父亲经常出国，带回来的鱼肝油吃不了，他当糖吃，他们的班干部眼馋的向他讨要。在国内时他根本不知道三年困难时期饿死过人，只是到了美国才听人说起，自己也觉的似乎饿死过人。

咱中国人一向说，站不改姓，坐不改名。你马悲鸣，由赵改姓马，无人可以干涉，但自己老爹的大姓大名又碍你什么事，任你在互联网上肆意篡改？

这位满世界吆喝“可杀不可辱”的“大丈夫”，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价竟然否认他是农民赵六甲的儿子，一个60岁的美籍中国刷厕所人士竟然堕落到在互联网上为他爹改姓的地步。马悲鸣俨然就是联合国组织部长，他那淮河岸边被中共瞎折腾而活活饿死的老农爹，成了他最忠实的部下，他可以象耍猴子似随心所欲为他爹调动工作，一会被调到印尼变成华侨，一会变成老革命调到延安，一会又被调到天津柴油机厂当了厂长，一会连姓也被调动到姓马，我不知道老人家如果地下有知，怎样评价他造就这位孽子？我怀疑马悲鸣他那老农民的爹是否知道这个世界还有鱼肝油？在他饿死的那一瞬间，他可否有过某一天他儿子会为他升华到连鱼肝油都吃腻了的意念？上海柴油机厂给海军生产潜艇用柴油发动机，这是全国驰名的！可偏偏天津从盘古开天地至今没有柴油机厂，那马悲鸣他爹给谁当厂长？

咱中国认贼作父者有之，但认父为“马”者，可还是非马悲鸣莫属呀！ 

作为人类的基本特征是用人的思维思考人类的问题，用人类的道德标准来衡量人的问题。可是在我们这个世界，竟然有某些人吃人的饭，穿人的衣服，反而用兽类的思维和道德来衡量人类的问题。例如，我们可爱的马悲鸣，他有人的模样和人的欲望：

他知道美国比中国好，所以他削尖脑袋往美国跑；他知道得到美国绿卡加入美籍，可以享受美国的自由和富裕，不必回中国当下岗工人，当上访农民；他知道自己驳自己的观点，给台湾出钱的民运刊物投两稿可以骗取双倍稿费；不论对于错，这是人，无非是好人坏人道德高低之分。从他所有的人的欲望上讲，马悲鸣算个人，可你再去看他论事，他算不算人，你就必须打问号。

某一个蒙古大夫，因为下岗生活无来源，四处张贴广告，说他是祖传三代正宗接生婆，曾经接生过上万革命后代。事实上他接生的是上万头小马驹，不是人。但是，马悲鸣的父亲听信蒙古大夫的吹嘘，在马悲鸣的母亲生马悲鸣发生难产时，请了这位蒙古大夫为他接生，结果造成产妇大出血不治而亡。马悲鸣成人之后，不去指责和追究蒙古大夫，却一味的指责他爸爸是谋杀者，因为他爸爸致使他妈怀孕，所以才发生其母死亡。

这不是荒唐可笑么？我想除了动物界的大师马氏悲鸣有此高论，在人类再找第二个人也难。

因为郑义指出马悲鸣骗取双倍稿费，马悲鸣在他的"中共万恶，唯善六四"一文中，不但替六四杀人叫好，而且一再指出，造成这次血案的责任在私占公共场地、非法割据的学生领袖郑义之流。

共产党不是没做一件好事，但你不应该认为"唯善六四"，至少我知道64的主要责任者李鹏和邓小平不敢说中共唯善64，不敢说6.4的谋杀者是郑义之流，因为他们还是人，知道用人的道德衡量人的事情，就像没有人指责美国那座大楼的建筑师有问题而造成911事件一样，那座大楼建的高，可以成为报复的目标，但你不去找撞楼的，而只找建筑师，你马悲鸣是人的思维还是动物的思维？

89民运是和平情愿，对共产党报幻想的人也包括我，从没想到共产党会如此无耻，而死的人包括丁子霖的儿子，就是因为他们相信共产党不会开枪。郑义也好，学生领袖也好，他们应该承什么责任那是另外的事，但无论如何他们与64大屠杀谋杀者无关，就像马悲鸣的父亲应该承什么责任那是另外的事，指责他爸爸致使他妈怀孕，所以才发生其母死亡，算人么？

.尹进.stockholm2003-2-7

谢选骏指出：奇怪的不是马悲鸣胡说八道，而是民运刊物《北京之春》为何要专门栽培这样的人渣？不过由此可见，民运的“内奸”确实有着黑暗势力的支持——他们一天到晚攻击八九民运“没有见好就收”，这是他们在为共产党效力维稳、防微杜渐……必要时刻，甚至代为诱捕回国、处以无期、监禁到死。

《魏城：“马悲鸣”现象》报道：

最初注意到"马悲鸣"这个名字，还是在我刚到北美的时候。那时阅读海外的民运杂志《中国之春》以及随后的《北京之春》，经常看到"马悲鸣"这个名字，因为他写的文章的观点与这两本杂志的主流观点不太一样，文风也别致，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幽默？顽皮？标新立异？玩世不恭？说不清楚，总之，比较独特、扎眼，所以印象也就比较深刻，虽然有些观点我颇不以为然，但仍喜欢读他的文章。

后来，他的名字在这两本杂志、乃至于海外其它的传统中文媒体上越来越少见到了，最终似乎泥牛入海，消失于无影无踪。不知何故，但作为读者，我总有些怅然。

再现网坛

再后来，这个地球村中出现了互联网，出现了网上论坛，出现了既不需要政府审查（中国大陆例外）、也不需要编辑把关、完全由网民自己"贴帖儿"、被某些"文化精英"贬之为"厕所文化"的网上聊天室，也就是在这个有赞有毁、见仁见智的全新的网上时代中，"马悲鸣"的名字又出现了，随着千千万万个"牛悲鸣"、"驴悲鸣"、以及其他的什么"悲鸣"们一起出现了。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才第一次知道，"马悲鸣"这个名字不是真名，而是笔名。有趣的是，马悲鸣似乎把自己的使命专门定义为"挑战主流"、"挑战权威"、甚至"挑战名人"，而且似乎乐此不疲。举例来说，当海外中文媒体的"主流舆论"似乎都在抨击中共时，马悲鸣却故意为中共"评功摆好"，尽管他以前也写过把中共骂得"狗血喷头"的文章；当海外华人圈子的"权威人物"大多都是民运人物时，马悲鸣就专门挑某些民运明星的毛病，甚至矢志要"扫荡民运"……

自然，在挑战的过程中，马悲鸣自己也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名人"，也受到别人的挑战、甚至揭底儿，有人专门网上"贴帖儿"，大揭"马悲鸣"的真名实姓、隐私家丑等等，有人则因他的"扫荡民运"的使命而给他戴上了一顶"中共网特"的帽子。马悲鸣似乎也不急不恼，不回不应，继续他的以主流、权威、名人为假想敌的嬉笑怒骂的网上游戏。

重要的是他的存在

马悲鸣为何如此潇洒？用他的话说，这就是网上时代的"便利之处"：他顶着"马悲鸣"的假名，与真名实姓的名人对垒叫战，"你在明处，我在暗处"，拳脚未至，胜负已判，尽管也有人揭他的底儿，但网情凶险，真假难辨，网民既无心、也无暇去辨什么真假，网上一游，只为观戏取乐，当然取乐之余，也在分析、判断：在网坛上，身份、名气、人品、来历等等外在的东西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网上文字的份量和质量。这也就是为何某某名人在传统媒体上不可一世、但在真正反映某些民意的"厕所论坛"上却成为网民笑料的原因所在。而对"马悲鸣"来说，尽管网上骂他的人不少，但欣赏他、为他捧场、在网上与他称兄道弟、甚至亲切地称他"老马"、"马爷"的人也颇多。

但我仍然觉着，骂他是"中共网特"的人和赞他为"网上大侠"的人似乎都没有把握"马悲鸣"存在的意义。我至今仍然不敢苟同他的许多观点，也不赞赏他的某些行文走字，但对我来说，这些都不重要，我甚至不关心他在真实生活中的人品、操行究竟如何，重要的是他的存在，他在某个潮流铺天盖地涌过来时单枪匹马挑战的勇气，他嬉笑怒骂地撕破某些精英"满嘴民主大义、一肚子男女私情"面具的潇洒，他毫不客气地拨开美丽但玄虚的道德、激情的迷雾、还之以丑陋但真实的常识、事实的"庐山真面目"的坦率，在传统媒体的讲坛多数都被言不由衷的精英们把持的今天，尤为可贵，也更加凸现民间网坛的价值。

已成为一种"现象"

其实，网上"马悲鸣"已经不再是一个孤立的个人故事，而已成为一种现象。在一个名为《海纳百川》的海外中文网站上，就有无数像"马爷"这样的网上写家，有的人如芦笛、林思云、徐仰药等人，还在这个网站上自贴己帖，汇集成册，出了网上文集，他们的某些文章甚至经常被"传统媒体"转载。

这些网上"牛悲鸣"、"驴悲鸣"们似乎都有这样的特点：大多数人顶着个假名（雅称"笔名"），有着一份另类的糊口职业，不悲则不鸣，之所以网上行走，一不为稿费，二不为虚名，只为畅所欲言地"表达"。

我曾经问过一位时常"客串"《海纳百川》网站的"网侠"："你为什么隐姓埋名地行走网上？"他说："不为别的，只为了能够无忌无讳、痛快淋漓地表达。"

难怪某位著名的心理学家把这种"表达欲"列为人类的基本欲望之一，但这也是为控制传统媒体的"文化精英"们所痛心疾首的地方：互联网时代的网上论坛不仅剥夺了政府的新闻检查权，也剥夺了精英的枪毙稿子权，而且，匿名则无忌，无忌则胡言，所以有人不屑地把网上论坛斥之为"厕所"。

的确，海外中文网坛上有人身攻击、秽语脏言、痴人说梦、疯子哭天，但也有匹夫忧国、仗义执言、寓教于乐、地北天南，这就是网上时代的现实和特点，与昔日传统媒体或由威权政体操控、或由精神贵族垄断不同，网坛只不过是把现实社会中雅俗共处、鱼龙混杂的真实搬到网上罢了。

可惜的是，在频频传来封网消息的中国大陆，网民们还无法领略这种真正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网上言论世界，中国大陆的"马悲鸣"们即使有心、有魄，也无力、无缘享有那种"有悲即鸣"的潇洒。

容忍异端，说易行难

BBC第一电视台最近一期"现场问答"（QUESTION TIME）节目的主题是伊拉克问题，场面精彩，可圈可点。节目邀请的众多嘉宾、包括英国阁员，都为美国外交政策辩护，反而是一位美国作家却毫不客气地批评自己国家的伊拉克政策，即使在场内某位听众的"你不喜欢美国就搬到远东去"的诘难下也未曾胆怯，他的执著和勇气最终还是为他赢得了其他听众的鼓掌喝彩。

我想，听众对他的鼓掌喝彩，并不一定就是赞赏他的观点，而更多的是赞赏他的勇气和鼓励他的存在。

看完这个节目，再联系到"马悲鸣"现象，使我再次思索言论自由的真谛。在诸如攻打伊拉克这样的容易引起美、英民众群情激昂的话题上，像"异端"、"少数"、"独排众议"这类字眼似乎更为珍贵，也更能检验什么是真正的言论自由。

"我也许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我要坚决捍卫你表达你的观点的权利。"──忘了这是谁说的名言了。但可惜的是，对有些人来说，这句话似乎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BBC中文网《透视中国》09/16/2002）

谢选骏指出：许多拿了“六四绿卡”或曰“六四学卡”（又称“六四血卡”）的人，转眼就骂六四受难者活该，很多人还“回国做生意”或者“学成归国”了……现在开始，他她们及其子女甚至孙辈的好日子即将到头了……面对开始封城割肉的惨剧，它们还会说“六四屠杀就是好”吗？

【13、成也香港败也香港的中国共产党】

《许家印进去了，恒大的钱，终于知道去哪了》（2023-11-15 数字财经智库）报道：

许家印虽然进去了，但至今很多人依旧有疑惑，恒大负债高达2.4万亿，借的这么多钱，到底去哪里了？

最近，香港大佬刘銮雄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他回答了一些和恒大相关的问题，终于找到了一些答案。

恒大的钱，除了流入许老板的个人口袋，还有很多被他背后的金主给分走了，这其中就包括刘銮雄。

外界一直说刘銮雄投资恒大，亏了100多亿，这次记者也问了刘銮雄，有没有恨许家印。他说不怪许老板（许家印），生意人投资有赚有亏，再正常不过的。

然而，刘銮雄真的亏了吗？

先来看看刘銮雄投了多少钱，2008年，恒大遭遇危机，许家印到香港打牌，结识了郑裕彤、刘銮雄等大佬。最终这些大佬给恒大投了5.06亿美元，让恒大活过来了。在这其中，刘銮雄投了多少钱，外界不得而知。

2009年，恒大成功上市，刘銮雄就是投资者之一。2016年，刘銮雄以69亿港元买入盛京银行股份。

2017至2018年，刘銮雄以135.69亿港元买入恒大股票，持股6%，成为恒大第二大股东。

刘銮雄还认购了不少恒大发行债券。2018年末，认购了47亿港元恒大债券，2019年买入11亿美元，而早在2010年，就两次买入7.5亿美元的恒大企业债券。

2020年，甘比斥资45亿港元，认购了恒大物业5.37%的股份；2021年初，甘比又认筹了恒大汽车30亿港元的股份。

算下来，刘銮雄给恒大投资的钱预计超过400亿港元。不得不说，他真的是许家印的坚定支持者。

不过，刘銮雄常说：“有钱齐齐揾！有难齐齐当！”也就是“有钱一起搞，有难一起担。”许家印也给了刘銮雄丰厚的回报。

2015年，恒大合计花费135亿港元收购了刘銮雄在内地的多个项目，据说这些土地都涨了4、5倍，也就是说刘銮雄买入时花了30多亿港元，卖给恒大就赚了100亿港元。

另外，当年恒大还125亿港元收购了刘銮雄在香港的万通大厦，而他买入时只花了4亿港元，净赚120亿港元。

恒大光是买刘銮雄的资产就花了260亿港元，让刘銮雄赚了超过200亿港元。

刘銮雄买入盛京银行应该是亏的，据说在2017年1月，账面浮亏就达到23.66亿港元。恒大抛空盛京银行股份，也是亏本甩卖，我们就当刘銮雄亏了20多亿港元。

不过，许家印当上首富时，跟庄的刘銮雄一把就赚了超过150亿元。

在2021年恒大出事后，刘銮雄就多次减持恒大股票，产生亏损高达109亿港元。但是，他没有算成为恒大二股东后，所获得的分红金额。

2018年，恒大分红187亿元，刘銮雄获得约17亿元。2019年恒大分红近百亿港元，刘銮雄获得约9亿港元。2020年恒大分红24亿港元，再次获得约2亿港元。算下来，总计获得分红约44亿港元。

至于债券，那真的是稳赚不赔。恒大发行了很多优先高息债券，这些债券的特点是利率高，而且享受优先偿还权，也就是说公司出问题了，要优先偿还这些债券。然而，这些高息债券是许家印和股东、高管们的专属，普通人根本买不到。

比如2018年，许家印花10亿美元买了恒大两只美元债，年利率高达13%和13.75%，仅仅持有2个月，利息收入就高达1.41亿人民币。

而刘銮雄2018年末买入的47亿港元债券，年收益约为5亿港元。2019年买入的美元债，利率介于6.25%到8.25%之间，利息收入也非常可观。

比较亏的就是投入给恒大物业、恒大汽车的75亿港元，因为这两家公司的股价早就跌惨了。另外，刘銮雄仍然持有2.36%的恒大股份。

因此，算下来，刘銮雄从恒大所获得的回报超过450亿港元，如果加上还没套现的中国恒大、恒大物业、恒大汽车股份，那肯定超过500亿港元。

当然，这只是估算，刘銮雄自己也说了，是亏还是赚，要算总账。

恒大负债为什么这么高，因为高价买了很多资产。为了回报香港的大佬，在2015年，恒大斥资55亿元收购了张松桥的房地产项目，花费339亿港元，收购了郑裕彤旗下的内地项目，刷新中国房地产最高收购纪录，花费260亿收购刘銮雄的资产。

算下来，恒大总计花费约655亿港元。真的是高价收购，比如刘銮雄的香港万通大厦，125亿港元创新了历史交易记录，这样的高价项目，很难出手，溢价空间很大。但许家印眼睛都不眨一下，就豪爽买了。

如今，这些资产都跌惨了，恒大想出手万通大厦（后改名为香港恒大中心），李嘉诚只愿意出90亿港元，直接少了35亿港元。

当年高价买，推高了负债，现在资产贬值，总资产快速减少。从2020年到2022年，恒大总资产从2.3万亿元下降至1.83万亿元，减少了近5000亿元。

有钱一起搞，高价收购资产，大手笔分红，高息债券，以各种方式“掏空”公司。最终，许家印和他背后的人赚得盆满钵满，却留下一个资不抵债的恒大。

网民嚎叫：

lary 2023年11月16日 08:44

老百姓亏了，许家及其官员们还有建商团伙们赚了。问题是如何把藏钱搞回来？

谢选骏指出：共产党玩弄“改革开放”的把戏，是从香港开始的，也是在香港结束的——人民币疯狂灌水，终于成长为人冥币！这就是“成也香港败也香港的中国共产党”。

【14、从“北京戒严令”到“香港国安法”】

《朔方：关于六四的断简残篇》（2020-07-03 Facebook Twitter Line）报道：

世界上一切的反抗，从来不是因为看到了希望，而是因为体会了绝望。

一切反抗者的力量，从来不是源于望见了曙光，而是来自感触到覆亡。

篇一 沪杭线364次列车惊魂

2020年6月26日，看到中共军队入港换防的军车行列，不由得想起31年前那段惊心动魄的日子。同事中，移民自香港或说粤语的不在少数，面对香江岸边的汹涌波涛，都能处变不惊；反倒我这个不相干的北京人，朝夕激愤！若以心理学分析，该是尚未走出创伤应激症吧。

一生中，31年委实不短，未曾提起却从未忘记，可见创伤之深刻与后患之惊悚。那也是６月下旬，央视在午间新闻播出一条报导：一列开往上海的火车，在一节车厢中发生了爆炸。心立刻揪了起来：他会不会也在这趟车上？我是想和他一起走的，哪怕亡命天涯；他说，你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当好育儿器。的确，身孕令我行动不便，目标也显著。

匆匆分别，来不及设想更为周详的联系方式，为免暴露行踪，我们说好不通音信。当时明确的只有一点，远离北京的路线是向南而行，因为预判沿海城市比内陆城市更加开放，人们更易了解事情真相；人员流动量也大，外来人口不易引发注意。

这是部分的事实。名列21人通缉名单第五的清华大学物理系四年级学生、北高联常委周峰锁，就因自家姐姐被政府欺骗利用，而在西北地区的家中被捕。当然，这同时也是部分的误判——我来自温州的同事生于那个年代，现在说起六四完全一头雾水，学校自然不会教，长辈亲朋也从未提起。如果不是来到纽约，怕是一生人都不会知道，中国当代史上还有这么一段壮怀激烈的岁月。

出事列车可从中国铁路事故记录中查到：编号为沪杭线364次，1989年6月26日从杭州开往上海；运行至松江县地段时发生爆炸，铁路中断行车4小时7分钟；造成24人死亡、11人重伤、28人轻伤……当时，我能知道的是有死伤，而画面上的现场照片中，有一只散落在地的男式皮凉鞋。

那一刻，全身的血好像都凝固了——那款式，那颜色，和我上学时送他的那双一模一样！我立刻想到，他的长兄就在上海复旦，他的堂兄弟姊妹都生活在杭州。不能放声哭，反而缓释了崩溃，但喉头的哽咽迫我不得不以拳叩胸，好让气息流转。想不到的是，再抬头，睁开眼，就像做梦一样，他竟然走进门来，站在了我面前，脚上是那双十字斜交叉的黑色皮凉鞋！

成语有谓喜从天降，大概就是形容这类神转折吧，我甚至顾不上想北京这座龙潭虎穴有多恐怖，就破涕为笑了。父亲没说什么，叹了口气；母亲继续劝我，不能这么想不开，人不是好好站在这儿……那天，应该是他的生日，好歹吃了饭，待到天黑，动身回到远在海淀区的自宅。一路上，心里沉甸甸的，明明白白地知道——那看不见的危险正从不远处逼近！那种说不出口的压抑，是否也成为笼罩今日香港的氛围？

篇二　何如狡兔有三窟

2020年6月30日，中国人大常委会全票通过“港区国安法”。有消息指：7月1日，便会拘捕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与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风声鹤唳，仿佛31年前我身所处的险境。

从在东城区的父母家，到在西三环北路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我们的家就在校园里，大约要骑行一小时。父亲第一次来时，一眼就认出这是原来的中央团校，虽然街道和校门都变了模样；他在文革中被下放劳动、接受监督改造时，就在这里烧锅炉！这无处不在的缘分，还真让人啼笑皆非。

学校对面，是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歌舞团的中国剧院，那是为国庆35周年演出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中国革命之歌》，专门于1984年兴建的，号称中国第一座现代化歌舞剧院，乃军队举办文艺盛会的场所。六四平暴镇乱表彰大会，就曾在这里举行。也因为它所披挂的血染的风采，直到离开北京我也未曾踏入过一步。

戒严期间，以剧院为中心，全副武装的士兵南北向辐射般展开，三步一岗、五步一哨，24小时端着枪面对行人。我们就从这枪口之下骑车而过，进校门时几乎没停，担心传达室里有保卫科的人值班。即便如此也不能确保无虞，再说校内同被瞩目的远志明、陈宣良、王润生等圈中人早已各自东西，势单力薄更增加不安全感。这里只能住一晚，最多不超过两晚，所以刚一到家、稍做休整，就又开始盘算去路、准备行囊。

此时距6月4日过去了20多天，惊骇也已镇定了许多，但还是不由自主地紧张。上路前一刻，抑制不住地要上厕所，焦虑反射到肠胃上了。只好兵分两路，约定他先行至万寿寺等我。这寺兴建于万历年间，是明清两朝的皇家佛寺，明神宗与顺治帝都曾榜书寺名。太阳已经落了山，寺前小路清幽宁静，但让我出了一身冷汗的是，他并没出现在规定地点！

强压住惊恐原路返回，再重新一路搜巡过来，确定不见他的人影。不能再来来回回了，否则本不注意的人都要起疑心了。只好向前，经紫竹院到白石桥，努力在越来越暗的光线中辨识，可就是寻不见那熟悉的身影。等，不是办法。一路向东，到了娘家，他也不在。我又开始心慌到一个地步，抑制不住地呕吐。

不知过了半小时还是一小时，他终于到了。我是真急得要死，他看似气得要命。在一起的时间以分秒计，哪舍得用来吵架，便只叹天命不合。事过多年，重谈此疑案，仍是不明不白，不过我已推理出了八九不离十的猜想，无关天命。

事实上，我们从没想过要越境——既没有死的罪，何必冒死逃？东躲西藏无非是要避开风头：越晚“进去”，事情的眉目就越清楚，要“坦白”的事情也就越少，需背负的背弃之罪就越轻。况且，由警察接手总比落在戒严部队手里安全。电视上不断播出，那些被捕的所谓暴徒，都被像对待牲口一样，用绳子勒着口舌与手脚！

但当下的难题是在哪里栖身。表姐本答应帮忙，但我也只来得及轻松了一下；她的先生反对，这毕竟是政治风险。几年后，他们离了婚，据说这竟成为罪状之一。像被逼进了死胡同的困兽，我恨不得立时变成狡兔，若可有三窟！幸好，一位认识的女性朋友援手，让山穷水复疑无路的绝境，柳暗花明了。当晚，他就住到了那里。

无论是自己的家，还是父母的家，都住不得！这很快就被证实，是最英明及时的决断。

篇三  警察和戒严士兵一起来了

7月14日傍晚，美国总统川普在法定期限的最后一日，于白宫召开记者发布会，宣布签署参众两院的合一版本“香港自治法Hong Kong Autonomy Act”，用以惩治破坏香港自由与自治的个人和实体；同时还颁布行政令，停止美国对香港的优惠待遇——香港不再是香港。

这对争取自由与自治的香港人和同情香港抗中运动的世界公民，无疑是精神激励和道义支持，有朋友欢欣鼓舞：美国出手，灭共救港！但真正艰苦卓绝的努力或许才刚刚开始——流氓是不会受法律约制的。六四惨案发生后，面对国际社会的同声谴责，北京照样肆行无忌，高调镇压民主运动参与者——我是流氓，我怕谁！

31年前那个6月里的最后一天，他们终于来了。天气很热，心里又忐忑，本也睡得不实，忽然就被明如白昼的闪光晃醒，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房门就被大力敲打起来。父母和我以及刚从南京来的他的二哥都急忙起身。

房门一开，立刻涌进穿着制服的警察。我知道早晚会要面对这一天，只是没想到是在父母家。这让我有些担心，深怕惊着了他们，尤其是母亲，再像文革被抄家时那样昏死过去。查明了我们各自的身份后，为首的一位出示了一张红头公文。

那是一张拘传证，我本来以为会是逮捕证。那人用手指拎在我眼前，让我一字一句看清楚。有什么可看的？无非是涉嫌预谋、煽动、策划和操控发生在某年某月某日的反革命暴乱，现予拘传，到案审查云云。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我告诉他们，被拘传者不在这里。

“在哪里？”

“当然在家。”

“我们去过，不在，才查到你父母这里。”

“那我就不知道了。”

然后他们厉言厉色地“正告”：如果隐匿行踪不报，也要负法律责任。心里的怒火，早把在国家机器面前的恐惧烧得一干二净。夺去那么多学生年轻生命的屠夫不被法办，支持保护学生的知识分子倒被追究，守你们这样的法才叫活见鬼！

我愤怒得有些发抖，于是话也就横着出来了：你们看见了，我行动这么不便，不可能帮你们找人；如果你们找到他，也请麻烦告诉我一声……没想到母亲此时忍耐不住，插话进来：我说你们是为国民党抓人还是为共产党抓人？我丈夫为共产党打天下，你们现在要拿我女婿？

母亲自文革受刺激后，神智时而清楚时而糊涂，但不变的有一条——凡是和她所宣誓信守的党章不符的，就是修正主义，就是阶级敌人。我急忙劝住她，怕她的精神状态又回到文革。父亲从始至终面无表情，也一言未发，他对这个党是一早就看透了的。

老太太这么激动地质问，警察是没料到的。让我签了字，就虎头蛇尾地收场了。第二天，从居委会走漏的消息得知，昨晚的猎人行动是由戒严部队护航的，荷枪的士兵从胡同直排到院内。原来如此！所以动用大功率照明，令院落的每个死角都雪亮无遗。这么大动干戈，显然是怕不屈的北京人暗夜复仇！

篇四 门铃大作的那个深夜

7月29日一早醒来，就看到有关香港国家安全处的新闻：高级警司李桂华披露，已拘捕四名香港人，他们涉嫌违反香港《国家安全法》中分裂国家之相关条文；按普通法原则，涉嫌干犯《国家安全法》的人，只要做出宣告既已构成煽动罪，不需证明是否真煽动他人做出分裂之行为。

我不是学法律的，不知这种控罪是否站得住脚，但可知的一个事实是：只要权力还在赵家人手上，那法律便一定也是姓赵。这一点在31年前便已体会得淋漓尽致了，即使跟他们还算是沾亲带故。因此自警察在戒严部队配合下直扑我娘家逮人，我便住回了西三环，不敢再轻易留宿给父母惹麻烦。好在杂志社不必坐班，一周只需二、五两日集中。

那也是7月里的一天，深夜。我睡得是如此之实，全没被大批人马奔上六楼的脚步声惊醒，直到门铃大作。心里顿时慌张，连拖鞋也没顾得上穿，光着脚就冲去了走廊。门刚开到一半，人已急不可待地鱼贯而入了。见是警察，反倒一下子心安了——我已知他第二次离开了北京；且他们这般没头苍蝇，说明他仍安全。

警察不相信，在这空荡荡的大房子里，只住了我一个人。厨房，卫生间，阳台；书房，睡房，客厅；连柜门都被打开看了，也没见到我以外的第二个人。搜察者中，有两个着便服的，看他们脸熟，猜是学院保卫科的人；要不是带路，他们断不可能有机会进入5563室，细细端详这成为了传说的三室一厅！

大失所望后，负责的警察回过头来追问我：“你丈夫人呢？”

“我和他失去联络了。”

“隐瞒不报，你知道后果。”

“您觉得他会联络我吗？行动这么笨拙，又如此被关注！”

“你要认清形势……”

后面的话，不听也知道：跟党中央保持一致，划清界限；否则顽抗到底，死路一条。我认真地点着头，态度诚恳，心想：他们既没恶言相向，也没恶意翻弄，看得出来是公事公办，与童年印象中的那次文革抄家并不相同。公道自在人心，警察也有家人子女良知；即或不然，也知道共和国史上有过多少次翻云覆雨，到时还不知道要谁为谁证清白呢！

这次突袭，据说是有线报：人们在学院里看见远志明了。报警的人究竟是出于爱党爱国，还是因为妒火中烧呢？在有些人眼中，这些文化精英太得意了，既有学位，又有名声，还比别人更早地分到了更大的房子！但不管通风报信者如何眼尖舌利，天要助人谁也没办法——虽然远的的确确从外地悄然返京，甚至潜回了校园、家中，可妙的是几乎就在警察急火火地赶到的同时，他以一步之差逃出了网罗！

所以后来，从学院保卫科传出的八卦是：谁谁的老婆厉害，回警察的话就跟聊天似地，面不改色；那谁的老婆脸都白了，人也发抖……他们怎么知道，这不是因为谁更胆大或胆小，而是因为我们同样深知，自己肩上就担着亲人的命运，而他们在彼时彼刻正身处不同境地。31年后的此时此刻，被香港国家安全处拘捕的四名香港人的家人，还有那些同样处在港版《国家安全法》威胁之下的人，该是怎样的焦灼不安？

但我相信，历史就书写在每一个人的良知心间。

篇五 通缉令上的那张照片

就在实施港版国安法的第一个月里的最后一天，7月31日，香港警方正式发出通缉令，指控“香港众志”创党主席罗冠聪、“香港独立联盟”召集人陈家驹、“学生动源”成员刘康、被内地行政拘留的郑文杰、“香港民主委员会”总监朱牧民和“民主前线”前成员黄台仰等六人，涉嫌煽动分裂国家、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

值得庆幸的，是这六人均已在海外；而他们所栖身之国，也已在本月早些时候宣布，立即暂停或无限期暂停与香港之间的引渡条约。今天看来，这些国家的担心确具前瞻性。国际舆论普遍认为，香港国安法严重违背了中国的国际义务，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中关于一国两制的承诺，这对流亡者形成强劲有力的道义支持。

即便如此，被通缉者尤其是其家人所承受的压力，也不会比31年前的我所经验的更轻。在经历了7月里那次突袭抓捕之后，每辗转得到他的讯息，便有几天安稳睡眠和轻松进食的日子；如若不然，则又陷入心神不宁的煎熬……数十年间，秘密碰头、暗语电话、跟踪抓捕、突然消失，始终是甩都甩不掉的恶梦，只有惊醒才能脱险！

7月之后有一天，他们又来了。这次是在白天，只二、三个人，也没请带路人。我请他们坐到客厅沙发上，听他们慢条斯理地宣告：警方已经放弃在北京找到他的努力，现在将进入通缉程序；需要我配合做一件事——找一张他本人的单人证件照片，用于印发通缉令，下发全国协查。我很笃定地认为，这根本不是来要求配合的，而是来恫吓讹诈的！

但威吓对我无效，因为站在道义制高点上的，是我们而不是他们。此时，身孕再次成为最好的理由：“我现在不适合爬高走低，翻箱倒柜……”

“你这么说，就是不打算与政府配合了？”帽子先扣上来。

“那怎么会！”我一口否认。“其实有个更简单的办法，就是去学院的人事部，直接从他的档案里翻拍，又清楚，又标准，又快速。”

“说到底，就是你不打算提供。这可就是不配合。”

当然不配合！难道要我把围捕的绳套亲手递到你们手上，让自己一生活在亲者痛的心灵折磨下？做梦。“您何必非要为难我？只要拿到照片，不耽误事不就行了。”

“别人的家属已经给了。你这是态度问题。”

“我身体情况特殊。”

我理解，提供照片的人知道，不给他们也照样能拿到照片，抵抗没有意义；而我的决定也基于这同一个事实——明明能从官方渠道得到照片，却偏要假家属之手，是什么居心？让这样叵测的歹意得逞，我当然不甘。文革中，多少人绝望自杀，就是因为家人的背叛……我在心里给自己打气：做得好，抵抗必须到底。

我以为他们会就此罢休，却没想到施压点从家转移到了单位，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直属杂志社。联合会最高领导人是邓朴方；邓朴方是邓小平的儿子；邓小平是六四镇压的总舵主。那又怎样？我又不是不配合，而是身体受限、无力翻找、交不出来。无论如何，直到通缉令发出，他们也没能从我手上得到照片！

被控六四黑手的人是奋力民主的良心犯，一如现在被控分裂国家的香港通缉犯，是奋力自由的勇士。“当独裁成为事实，革命就是义务（When dictatorship is a fact, revolution becomes a duty.）。”这是出生于瑞士、任教于德国的Pascal Mercier，在国际畅销的哲学小说《里斯本夜车（Night Train to Lisbon）》里，给我们留下的传世名言。

永不忘记。

永不放弃。

谢选骏指出：上文字字是血，声声是泪，情真意切，连接从“北京戒严令”到“香港国安法”，跨越了三十一年的地球时空……我看独裁是革命的产物，所以能够终结独裁的，不是革命，而是主的恩典、主的荣光。愿上帝的怜悯降临中国审判，也照亮人的内心……这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15、从《扬州十日记》到“六四大屠杀”】

甲：看明朝小说会发现，明朝社会非常重视“气节”这个东西，很刚烈。明朝灭亡时不仅皇帝自杀，文武百官有很多人自杀，这就是舍生取义，宁愿死也不守辱。女人也非常刚烈，很多官员老婆、丫鬟都自杀，把自己孩子杀了后自杀，有服毒的，上吊的，跳井的。

中国人失去气节和血性可能真是清朝统治造成的。

乙：《扬州十日记》提供了相反的例子，八十万人被杀无一反抗，男人四散奔逃，女人排着队受辱也不肯自杀，因此还被清兵嘲笑——这一幕又分别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两次南京大屠杀（1864年/1937-1938年）再再重演了！——这就是1949年开始的共产党专政的社会基础。1989年发生在北京的“六四大屠杀”再三印证了这一点“废垃”民族性。

《人必自侮，而后人侮》报道：

人必自侮，而后人侮，谚语。意思是人必先不自重，而后人才欺弄。

释义：侮（wǔ）： 轻慢。人必先不自重，而后人才欺弄。

出处：《孟子·离娄上》，“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 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冷眼观》十五回，“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这与“自己做了驴子，被人骑上时就不要怪人家”近似。

《扬州十日记》

王秀楚

目录

序言

四月十四

四月廿五

四月廿六

四月廿七

四月廿八

四月廿九

五月初一

五月初二

五月初三

五月初四

五月初五

附

四月十四

己酉夏四月十四日，督镇史可法从白洋河失守，踉跄奔扬州，闭城御敌。至廿四日未破城前，禁门之内各有兵守。予往宅新城东，杨姓将守焉。吏卒碁置，予宅寓有二卒，左右邻舍亦然，践踏无所不至。供给日费钱千馀，将不能继，不得已，其谋为主者觞。予更谬为恭敬，酬好渐洽；主者喜，诫卒稍远去。主者喜音律，善琵琶，思得名妓以娱军暇。是夕邀予饮，满拟纵欢，忽督镇以寸纸至，主者览之色变，遽登城，予众亦散去。

四月廿五

越次早，督镇牌谕至，内有‘一人当之，不累百姓’之语，闻者莫不感泣。又传巡军小捷，人人加额焉。午后，有姻氏自瓜洲来，避兴平伯逃兵〈兴平伯，高杰也。督镇檄之出城远避〉。予妇缘久别，相见唏嘘；而‘大兵入城’之语，已有一二为予言者。予急出询诸人，或曰靖南侯黄得功援兵至。旋观城上，守城者尚严整；再至市上，人言汹汹，披发跣足者继尘而至，问之，心急口喘，莫知所对。忽数十骑自北而南，奔驰狼狈，势如波涌，中拥一人则督镇也。盖奔东城，外兵逼城，不能出，欲奔南关，故由此。是时始知敌兵入城无疑矣。突有一骑自南而北，撒缰缓步，仰面哀号，马前二卒依依辔首不舍。至今犹然在目，恨未传其姓字也。骑稍远，守城丁纷纷下窜，弃胄抛戈，并有碎首折胫者。回视城橹，已一空矣！

先是督镇以城狭，炮不得展，城垛设一板，前置城径，后接民居，使有馀地，得便安置。至是工未毕，敌兵操弧光登者白刃乱下。守城兵民互相拥挤，前路逼塞，皆奔所置木板，匍匐扳援，得及民屋，新板不固，托足即倾，人如落叶，死者十八九；其及屋者，足踏瓦裂，皆作剑戟相击声，又如雨雹挟弹，铿然鞫然，四响不绝。屋中人惶骇而出，不知所为；而堂室内外，深至寝闼，皆守城兵民缘屋下者，惶惶觅隙潜匿，主人弗能呵止。外厢比屋闭户，人烟屏息。予厅后面城墙，从窗隙外觑见城士兵循南而西，步武严整，淋雨亦不少紊，疑为节制之师，心稍定。忽叩门声急，则邻人相约其迎王师，设案焚香，示不敢抗，予知事已不济如此，然不能拂众议，姑连应曰唯唯。于是改换服色，引领而待。

良久不至，予复至后窗窥城上，则队伍稍疏或行或止；俄见有拥妇女杂行其间，服饰皆扬俗，予始大骇。还语妇曰：“兵入城，倘有不测，尔当自裁。”妇曰诺：“有金若干，付汝收藏，我辈休想复生人世矣！”涕泣交下，尽出金付予。值乡人进，急呼曰：“至矣，至矣！”予趋出，望北来数骑，皆按辔徐行，遇迎王师者，即俯首若有所语。是时，人自为守，往来不通，虽相违咫尺而声息莫闻，迨稍近，始知为逐户索金也。然意颇不奢，稍有所得，即置不问，或有不应，虽操刀相向，尚不及人。〈后乃知有捐金万两相献而卒受毙者，扬人导之也。〉次及予门，一骑独指予呼后骑曰：“为我索此蓝衣者。”后骑方舍辔，而予已飞遁矣，后骑遂弃余上马去。予心计曰：“我粗服类乡人，何独欲予？”予弟至，予兄亦至，因同谋曰：“此居左右皆富贾，彼亦将富贾视我，奈何？”遂急从僻迳，托伯兄弟扶妇女冒雨至仲兄宅，仲兄宅在何家坟后，肘腋皆窭贫居也。予独留后以观动静，俄而伯兄至曰：“中衢血溅矣，留此待待？予伯仲生死一处，亦可不恨！”予遂奉先人神主偕兄至仲兄宅，当是时，两兄、一弟、一嫂、一侄，又一妇、一子，二外姨，一内弟，同避仲兄家。

天渐暮，大兵杀人声已彻门外，因乘屋暂避。雨尤甚，数数人共拥一毡，丝发皆湿透。门外哀痛之声，悚耳慑魄，延至夜静，乃敢扳檐下屋，敲火炊食。城中四周火起，近者十馀处，远者不计其数。赤光相映如霞电，烞声轰耳不绝，又隐隐闻击楚声，哀风凄切，惨不可状。饭熟，相顾惊忧泪下，不能下箸，亦不能设一谋。予妇取前金碎之，析为四，兄弟各藏其一，髻履衣带内皆有；妇又觅一破衲敝履，为分换讫，遂张目达旦。是夜也，有鸟在空中如笙簧声，又如小儿啼哭声，如在人首不远，询诸人，皆闻之。

四月廿六

廿六日，顷之火势稍息，天亦渐明，复乘高升屋躲避，已有十数人伏天沟内。忽东厢一人缘墙直上，一卒持刃随之，追蹑如飞；望见予众，随舍所追而奔予。予惶迫，即下窜，兄继之，弟又继之，走百馀步而后止。自此遂与妇子相失，不复知其生死矣。

诸黠卒恐避匿者多，绍众人以‘安民符即不诛’，匿者竞出从之，共集至五六十，妇女参半。兄谓余曰：“我落落四人，或遇悍卒，终不能免；不若投彼大群势众则易避，即不幸，亦生死相聚，不恨也。”当是时方寸已乱，更不知何为救生良策，其曰唯唯，相与就之。领此者三满足也，搜予兄弟金皆尽，独遗予未搜；忽来妇人内有呼予者，视之乃余友朱书兄之二妾也，予急止之。二妾皆散发露肉，足深入泥中没胫，一妾犹抱一女，卒鞭而掷之泥中，旋即驱走。一卒提刀前导，一卒横槊后逐，一卒居中，或左或右以防逃逸。数十人如驱牛羊，稍不前即加捶挞，或即杀之；诸妇女长索繋颈，累累如贯珠，一步一跌，遍身泥土；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籍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埜。行过一沟一池，堆尸贮积，手足相枕，血入水碧赭，化为五色，塘为之平。

至一宅，乃廷尉永言姚公居也。从其后门直入，屋宇深邃，处处皆有积尸。予意此间是我死所矣，乃逶迤达前户，出街复至一宅，为西商乔承望之室，即三卒巢穴也。入门，已有一卒拘数矣妇拣拾箱笼，彩缎如山。见三卒至，大笑，即驱予辈数十人至后厅，留诸妇置旁室中，列二方几，三衣匠一中年妇人制衣。妇本郡人，浓抹丽妆，鲜衣华饰，指挥言笑，欣然有得色。每遇好物，即向卒乞取，曲尽媚态，不以为耻。卒尝谓人曰：“我辈征高丽，掳妇女数万人，无一失节者，何堂堂中国，无耻至此？”呜呼！此中国之所以乱也！三卒将妇女尽解湿衣，自表至里，自顶至踵；并令制衣妇人相修短、量宽窄，易以鲜新。而诸妇女因威逼不已，遂至裸体不能掩，盖羞涩欲死者，又不待言也。换衣毕，乃拥诸妇女饮酒食肉，无所不为，不顾廉耻。一卒忽横刀跃起向后疾呼曰：“蛮子来前！”数人已被缚，吾伯兄在焉。仲兄曰：“势已至此，夫复何言！”急持予手前，予弟亦随之。是时被执男子其五十馀人，提刀一呼，魂魄皆丧，无一人敢动者。予随伯兄出厅，见外面杀人，众皆次第待命。予初念亦甘就缚，忽心动若有神助，潜身一遁，复至后厅，而五十馀人不知也。

厅后宅西房尚存诸老妇，不能躲避；穿至后面，尽牧驼马，不能逾走。心愈急，遂俯就驼马腹下，历数驼马腹匍匐而出；若惊驼马稍一举足，即成泥矣。又历宅数层，皆无路路，惟旁有衖可通后门，而衖门已有长銕钉锢。予复由后衖至前，闻前堂杀人声，愈惶怖无策。回顾左侧有厨，中四人盖亦被执治庖者；予求收入，使得参司火掌汲之役，幸或苟免。四人峻拒曰：“我四人点而役者也，使再点而增入，必疑有诈，祸且及我。”予哀求不已，乃更大怒，欲执予赴外。予乃出，心益急，视堦前有架，架上有瓮，去屋不远，乃援架而上，手方及瓮，而身已倾仆，盖瓮中虚而用力猛故也。无可奈何，仍急趋旁衖门，两手捧锥，摇撼百度，终莫能动。击以石则响达外庭，恐觉；不得已又复摇撼之，指破血流，锥忽动，尽力一拔，锥已在握，急掣门，木槿也，濡雨而涨，其坚塞倍于锥。予迫甚，但力取，不能出而门枢忽折，扉倾垣颓，声如雷震，予急耸身飞越，亦不知力之何来也。疾趋后门出，即为城脚。

时兵骑充斥，前进不能，即于乔宅左邻后门挨身而入；几可避处皆有人，必不肯容，由后至前，几五进皆如是。直至大门，已临通衢，兵丁往来络绎不绝，人以为危地而弃之。予乃急入，得一榻，榻颠有仰顶，因缘柱登之，屈身而匿，喘息方定，忽闻隔墙吾弟哀号声，又闻举刀砍击声，凡三击，遂寂然。少间，复闻仲兄哀恳曰：“吾有金在家地窖中，放我取献。”一击复寂然。予时神已离舍，心若焚膏，眼枯无泪，肠结欲断，不复自主也。旋有卒挟一妇人直入，欲宿此榻，妇不肯，强而后可，妇曰：“此地近市，不可居。”予几不免焉。顷之，卒仍挟妇人而去。室有仰屏，似席为之，不胜人，然缘之可以及梁。予以手两扳梁行条而上，足托驼梁下，有席蔽，中黑如漆，仍有兵至，以矛上搠，知是空虚，料无人在上，予始得竟日未遇兵；然在下被刃者又不知几何人？街前每数骑过，必有数十男妇哀号随其后。是日虽不雨，亦无日色，不知旦暮。至夕，军骑稍疏，左右惟闻人声，悲泣思吾弟兄已伤其半，伯兄亦未卜存亡，予妇予子不知何处？欲踪迹之，或得一见。乃附梁徐下，蹑足至前街，街中人首相枕藉，天暝，莫辨为谁；俯尸遍呼，无应者。遥见南首数火炬蜂拥而来，予急避之，循郭走城下，积尸碍步，数跌复起，每有所惊，即仆地如僵尸，久之得达小路，路人昏夜互触，相惊骇。大街上举火照耀如白日。

自酉至亥，方及兄家。宅门闭，不敢遽击，俄闻妇人声，知为吾嫂，始轻击，应门者即予妇也。大兄已先返，吾妇子俱在，予与伯兄哭，然犹未敢遽告仲兄、季弟之被杀也。嫂询予，予依违答之。予询妇何以免，妇曰：“方卒之追逐也，子先奔，众人继之，独遗我，我抱彭儿投屋下不得死，吾妹踢伤足亦卧焉。卒持我二人至一室，屋中男妇几十人皆鱼贯而缚，因嘱我于诸妇曰：‘看守之，无使逸去。’卒持刀出，又一卒入，劫吾妹去；久之，不见卒至，遂绐诸妇出。出即遇淇妪，相携至故处，故幸免。”淇妪者，仲兄内亲也。妇询予，告以故，哭泣良久。洪携宿饭相劝，哽咽不可下。外复四面火起，倍于昨夕。潜出户外，田中横尸交砌，喘息犹存。遥见何家坟中，树木阴森，哭音成籁，或父呼子，或夫觅妻，呱呱之声，草畔溪间，比比皆是，惨不忍闻。回至洪宅，妇欲觅死，予竟夜与语，不得间东方白矣。

四月廿七

廿七日，问妇避所，引予委曲至一柩后。古瓦荒砖，久绝人迹，予蹲乱草中，置子于柩上，覆以苇席，妇偻居其前，我曲附于后；扬首则露顶，展足则踵见。微出气息，拘手足为一裹，魂少定而杀声逼至，刀环响处，怆呼乱起，齐声乞命者或数十人或百馀人。遇一卒至，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匐伏，引颈受刃，无一敢逃者；至于纷纷子女，百口交啼，哀鸣动地，更无论矣！至午后，积尸如山，杀掠更甚。幸至晚，予等逡巡走出，彭儿酣卧柩上，自朝至暮，不啼不言，亦不欲食；渴时欲饮，取片瓦掬沟水润之，仍睡去。呼醒，抱与俱去。洪妪亦至，知吾嫂又被劫去，吾侄在襁褓，竟失所在，呜呼痛哉！甫二日而兄嫂弟侄已亡其四矣。相与觅旧中馀米，不得，遂与伯兄枕股忍饥达旦。是夜，予妇觅死几毙，赖淇妪救免。

四月廿八

廿八日，予谓伯兄曰：“今日不知谁死？吾兄幸无恙，乞与彭儿保其残喘。”兄垂泪慰勉，遂别逃他处。淇妪谓予妇曰：“我昨匿柜中，终日贴然，当与子易而避之。”妇坚不欲，仍至柩后同匿焉。未几数足入，破柜劫妪去，捶击百端，卒不供出一人，予甚德之。少间，兵来益多，及予避所者前后接踵，然或一至屋后，望见柩而去。忽有十数卒恫喝而来，其势甚凶，俄见一人至柩前，以长竿搠予足；予惊而出，乃扬人为彼向导者，面则熟而忘其性。予向之乞怜，彼且索金，以以金，始释予，尚曰：“便宜尔妇！”出语诸卒曰：“姑舍是。”诸卒乃散去。喘惊未定，忽一红衣少年操长刃直抵予所，举锋相向，献以金，复索予妇，妇时孕九月矣，死伏地不起。予绐之曰：“妇孕多月，昨乘屋跌下，孕因之坏，万不能生，安能起来？”红衣者不信，因启腹视之，兼验以先涂之血袴，遂不顾。所掳一少妇、一幼女、一小儿，儿呼母索食，卒怒，一击脑碎而死，挟妇与女去。

予谓此地人迳已熟，不能存身，当易善地处之；而妇坚欲自尽，予亦惶迫无主，两人遂出，并缢于梁；忽项下两绳一时俱断，并跌于地；未及起而兵又盈门，直趋堂上，未暇过两廊。予与妇急趋门外逃，急奔一草房，中悉邨间妇女，留妇而却予。予急奔南首草房中，其草堆积连屋，予登其巅，俯首伏匿，复以乱草覆其上，自以为无患矣。须臾卒至，一跃而上，以长矛搠其下，予从草间出乞命，复献以金；卒搜草中，又得数人，皆有所献而免。兵既去，数人复入草间。予窥其中有方桌数张，外围皆草，其中廓然而虚，可容二三十人。予强入入，自谓得计，不意收垣从半腰忽崩一穴，中外洞然，已为兵窥见，乃自穴外以长矛直刺；当其前者无不被大创，予股亦伤。前者尽为卒得，后者倒扒而出。

予复至妇所，妇同众妇女皆伏卧积薪，以血涂体，粪缀其发，烟灰饰面，形如鬼蜮，鉴别以声。予乞众妇，得入草底，众妇女拥卧其上，予闭气不敢动，几闷绝，妇以竹筒授予，口衔其末，出其端于上，气方达，得不死。户外有卒一时手杀二人，其事甚怪，笔不能载。草上诸妇无不战栗。忽哀声大举，卒已入室，复大步而去，不旋顾。天渐黑，诸妇起，予始出草中，汗如雨。至夕，复同妇归淇宅，洪老、淇妪皆在。伯兄亦来，云是日被劫去负担，赏以千钱，仍付令旗放还；途中乱尸山叠，血流成渠。又闻有王姓将爷居昭阳李宅，以钱数万日给难民，其党杀人，往往劝阻，多所全活。是夜悲咽之馀，昏昏睡去。

四月廿九

次日则廿九矣。自廿五日起，至此已五日。私幸或可薄赦，又纷纷传洗城之说，城中残喘冒死缒城，逃去者大半。旧有官沟，壅塞不能通流，至是如坦途，然亦以此反罹其锋。城外亡命利城中所有，结伴夜入官沟盘诘，搜其金银，人莫敢谁何。予等念既不能越险以逃，而伯兄又为予不忍独去；延至平旦，其念遂止。原避处知不可留，而予妇以孕故屡屡获全，遂独以予匿池畔深草中，妇与彭儿哀卧其上。有数卒至，为劫出者再，皆少献赂而去。继一狠卒末，鼠头鹰眼，其状甚恶，欲劫予妇。妇偃蹇以前语告之，不听，逼使起立，妇旋转于地下，死不肯起，卒举刀背乱打，血溅衣裳，表里溃透。先是妇戒予曰：“倘遇不幸，吾必死。勿以夫妇故乞哀，并累子。”故予远躲草中为不知焉，予亦谓妇将死。而恶卒仍不舍，将妇发周数匝于臂，横拖而去，怒叱毒打，由田陌至深巷一箭多地，环曲以出大街，行数步必击数下。突遇众骑，中一人与卒满语数句，遂舍予妇去。始得匍匐而返，大哭一番，身无完肤矣！忽又烈火四起，何家坟前后多草房，燃则立刻成烬；其有寸壤隙地，一二漏网者，为火一逼，无不奔窜四出，出则遇害，百无一免。其闭户自焚者，由数口至数百口，一室之中，正不知积骨多少。大约此际无处可避，亦不能避，避则或一犯之无金死，有金亦死；惟出露道旁，与尸骸杂处，生死反未可知。

予与妇子并往卧冢后，泥首涂足，殆无人形。时火势愈炽，暮中乔木烧着，光如电灼，声如山崩，风势怒号，赤日惨淡，为之无光，目前如见无数夜叉鬼，驱杀千百地狱人而驰逐之。惊悸之馀，时作昏瞆，盖已不知此身之在人世间矣。骤闻足声震响，惨呼震心，回顾墙畔，则伯兄被获。遥见兄与卒相持，兄力大，撇而得脱，卒遂赶去。此卒即前日劫吾妇而复舍者也。半晌不至，予心摇摇，伯兄忽走来，赤身披发，为卒所逼，不得已向予索金救命。予仅存一锭，出以献卒，而卒怒甚，举刀击兄，兄辗转地上，流血满身。彭儿拉卒，涕泣求免〈时年五岁〉。卒以儿衣拭刀血，再击；而兄将死矣，旋拉予发索金。刀背乱击不止，予诉金尽，曰：“必欲金，即甘死；他物可也？”卒牵予发至洪宅，予妇衣物置两瓮中，倒覆堦下，尽发以供其取。凡金珠之类无不要，而衣服择好者取焉。见儿项有银锁，将刀割去。去时顾予曰：“吾不杀你，自有人杀你也！”知洗城之说已确，料必死矣。置儿于宅，同妇急出看兄，前后项皆被伤，深入寸许，胸前更烈。予二人扶至洪宅，问之，亦不知痛楚，忽瞆忽甦。

安置毕，予夫妇复至坟处躲避。邻人俱卧乱草丛中，忽有作人语曰：“明日洗城，必杀一尽，当弃汝妇与吾同走。”妇亦劝余行。余念伯兄垂危，岂忍舍去？又前所恃者犹有馀金，今金已尽，料不能生，一痛气绝。良久而苏，火亦渐灭，遥闻炮声三，往来兵丁渐少，予妇抱儿坐粪窖中，洪妪亦来相依。有数卒掳四五个妇人，内二老者悲泣，两少者嘻笑自若。后有二卒追上夺妇，自相奋击，内一卒劝解作满语，忽一卒将少妇负至树下对合，馀二妇亦就被污。老妇哭泣求免，三少妇恬不为耻，十数人互为奸淫，仍交与追来二卒，而其中一少妇已不能起走矣。予认知为焦氏之媳，其家平日所为，应至此此？惊骇之下，不胜叹息。

忽见一人红衣佩剑，满帽皂靴，年不及三十，姿容俊爽；随从一人，衣黄背甲，貌亦魁梧，后有扬州数人跟随。红衣人熟视予曰：“视尔非若俦辈中，实言何等人？”予念时有以措大而获免者，有以措大而立毙者，不敢吐实，饰词以告。复指诸妇子问是谁，具告以实。红衣人曰：“明日王爷下令封刀，汝等得生矣！”命随人付衣几件，又金一锭，问：“汝等几日不食？”予答以五日矣，命：“跟我来。”予与妇且信且疑，不敢不行。至一宅，所蓄甚富，鱼米充盈，向一妇人曰：“你好好待此四人。与予别去。时已暮，予内弟为卒劫去，不知存亡，妇伤之特甚。少顷，老妪搬出鱼饭食予；宅去洪居不远，予取鱼饭食吾兄，兄喉不能咽，数箸而止。予为兄拭发洗血，心如刀割。是日闻封刀之语，众心稍定。

五月初一

明日为五月朔日，势虽不甚烈，然未尝不杀掠；而富家大室方且搜括无馀，子女由十馀岁起，抢掠殆无遗类。是日兴平伯复入扬城，而寸丝半粟尽入虎口矣。萧条残破，难以奉述。

五月初二

初二日，传府道州县已置官吏，执安民牌遍谕百姓，毋得惊惧。又谕各寺院僧人焚化积尸，而寺院中藏匿妇女亦复不少，亦有惊饿死者。查焚尸簿载数，其八十万馀，其落井投河、闭户焚缢者不与焉，被掳者不与焉。

五月初三

初三日，出示放赈，偕洪妪至缺口关领米；米即督镇所储军粮，如邱陵数千担，片时荡然一空。往来负戴者俱焦头烂额，劈胫伤折，刀痕满面如烛泪成行，抢米之际，虽亲友不相顾。强者去而复来，老弱被重伤者终日不能得升粒。

五月初四

初四日，天晴。烈日蒸熏，尸气薰人。前后左右，处处焚烧，烟结如雾，腥闻数十里。是日，予烧棉及人骨成灰，以疗兄创。垂泪，不能出声。

五月初五

初五日，幽僻之人始稍出来，相逢各泪下，不能出一语。予等五人虽获稍苏，终不敢居宅内。晨起早食，即出处埜畔，其妆饰一如前日。盖往来打粮者，日不下数十辈，虽不操戈而各制槌，恐吓诈人财物，每有毙杖下者；一遇妇女，仍肆掳劫。初不知为清兵？为镇兵？为乱民也？是日，伯兄因伤重，刀疮迸裂而死。伤哉，痛不可言！忆予初被难时，兄弟、嫂侄、妇子亲共八人，今仅存三人，其内弟、外姨又不复论。

自四月二十五日起，至五月五日止，共十日。其间皆身所亲历，目所亲睹，故漫记之如此，远处风闻者不载也。后之人幸生太平之世，享无事之乐；不自修省，一味暴殄者，阅此当警惕焉耳！

附

时为督镇，裁惟有一死谢百姓。或曰督镇大臣也，守官当死，督镇不当死也。夫不死者，将幸免为守江计。死易，守江难；为其难者，舍其易者，贤矣。独计守江、守河、守广陵，一也。不能澄清河溯，则守白洋；白洋不守，则守广陵；广陵又不守，奔以守江南。无论关不能越，江不克渡，借使溃围得渡，犹之白洋、广陵也，亦何益哉？扬城陷，每满卒一队，必有内地一二奸宄为之引。故初但知杀人取财，后乃知某为显官、某为富户矣；初但知深入闺闼，后乃知破壁启窖，凡隐微之处无不至矣。大约维扬百姓，始终死于高杰。崇祯一变，即肆鸱张，假争镇之名，冒拥立之绩，虎踞邦沟，而关厢之地尽为瓦砾。及道邻〈即督镇〉为和事老人，专务调停，抑万里长城之靖南〈指黄得功〉，而倚狼子野心之叛寇〈指高杰〉，竟为安插旧城；遂使故巢春燕，化为别宅秋鸿，反客为主。十馀年名重天下者，乃举动狼狈至此！迨乎睢阳计就、逆藩授首〈许定国杀高杰于睢阳〉，元爵〈高杰子〉以乳臭厮养，谓宜图之反掌，释其兵力而乃锡封荫伯，豢数万豺狼于危城之中；遂使宿将因之越疆，敌国以为口实。予读定国先朝之檄，未尝不切齿于当事者也。乃鲁骑渡河，不能用而故纵之，借以回北旆之指；致杰兵一出，如穷寇无归，沙洲一带悉遭狼噬，大桥东路杀人如麻。而纷纷愚氓，至反以围中为乐土，携老负幼，望危城如飞蛾之投火。自四月初八至二十四日，入城者何止数万，尽驱之锋镝之下而歼焉，是谁为之咎者乎？乃城陷之后，复使其假虎威、啮残喘，真可谓天道无知矣！予友廷直郑子之言曰：“坏西北之天下者，孙白谷也；壤东南之天下者，史道邻也。”知言哉！

《扬州十日记》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并且于1929年1月1日之前出版。

谢选骏指出：《扬州十日记》，我在二十一岁的时候就读过了，由此知道中囶沉疴难起——只有上帝的恩典奇迹，才能起死回生。

【16、大陆的野蛮人如何统治香港的聪明人】

《香港聪明人太多，币圈已无“韭菜”》（腾讯新闻潜望 2023-07-04）报道：

仅仅2个月，币圈热潮就在香港逐渐退却。

“我和团队已经决定把核心技术团队放在香港以外的地方，这里只留下几个市场人员。”一家做Web3产品的创始人告诉腾讯新闻《潜望》。去年底，因为疫情离开的他才刚刚回到香港。

在去年10月底官方发布《有关虚拟资产在港发展的政策宣言》后，今年4月，通关后的中国香港密集举办了一系列与Web3相关的活动，准备好积极投身和拥抱虚拟资产业务。Web3是全球网络发展的一个概念，与基于区块链的去中心化、加密货币以及非同质化代币（NFT）有关，代表了互联网的下一个阶段及其生态。

高峰发生在4月第三周。当周，在香港湾仔的会展中心，有包括Web3嘉年华大会在内的四个大型活动同时举办，中环、湾仔和铜锣湾等一带的酒店几乎都被全球蜂拥而来的币圈人“攻占”了。

彼时，连设施陈旧的港岛香格里拉酒店，一晚价格从往常的2000港元直接涨至4000港元，还订不到房间；湾仔地铁出来连接会展中心的行人天桥，在空寂了四年之后，第一次出现了人挤人的现象。

就连多年不曾在中国现身的币圈“割韭菜大师”孙宇晨，也出现在铜锣湾的Web3活动上。腾讯新闻《潜望》当时在活动中见到的大多数人，开口必谈“Long Hong Kong”（买多香港），甚至一些被称为币圈“狂热分子”的人直接把这等同于“Long Crypto”（买多加密货币）。

这些“狂热分子”更多集中在币圈最下游的群体，即做币圈Web3的应用产品，比如DeFi、GameFi等。他们也是币圈“割韭菜”最积极的一群人。腾讯新闻《潜望》在香港的不同场合见到他们，发现其依旧在研究如何在香港快速找到交易所上线产品、坐庄和控盘。他们都自带投资者、产品研发团队以及操盘手等。

相对冷静的则是原本从香港的传统金融行业转至币圈的人，这些人更多集中在币圈二级市场做交易和产品。他们也是最坚定支持并认可香港政府在币圈走监管路线的群体。

两个月过去，腾讯新闻《潜望》发现，那些狂热的“割韭菜”群体中，有些人已经陆续离开，继续他们的“数字游民”下一站——迪拜或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另外一些则退居至深圳，继续等待香港在监管上更多的细则条文。当然还有一些则是非常坚定地选择留在香港的，努力按照要求申请在港相关牌照。

不管他们各自的选择是什么，共识倒是一致：香港都是“镰刀”，没有韭菜。这里的币圈只适合更聪明的人生存。

超1亿港币的入场券？造梦者撤离

6月1号原本是香港币圈的大日子，即香港监管部门正式开启香港虚拟资产交易所牌照申请的大门。但这个“历史性时刻”在香港的中环和数码港却几乎没有如此前预料般掀起任何波澜。

据腾讯新闻《潜望》不完全统计，当前已经对外宣布计划在港提交申请虚拟牌照的机构包括不限于：万向集团肖风旗下的HarshKey Pro 、疫情期间离开内地并长期居住于新加坡的徐明星旗下的OKX、BitgetX以及Gate、绿地集团等。

按照香港证监会5月25日公布的加密货币牌照申请要求，在6月1日之前原本已经在港有实体运营的公司，可有一年的过渡期来准备申请牌照。这就使得包括OKX等部分只在外地有交易业务的公司，赶在6月1日之前落地香港注册实体公司。

但是对于新增的玩家来说，在港申请交易所牌照的门槛就高了很多——这也是在政府开闸准许申请牌照的时候，并未激发市场热潮的主要原因。

根据香港监管要求，拟申请交易所牌照的机构得自建交易、安全以及托管等系统后，可提交申请。多位知情人士对腾讯新闻《潜望》表示，币圈的托管本身对于技术和安全要求非常高，现在香港监管要求拟申请牌照的交易所自建这些系统，无形中增加了门槛。

一位正在参与交易牌照申请的负责人对腾讯新闻《潜望》表示，这些系统都需要非常多的技术人员，香港本身并没有IT红利，很难招人。在香港，3万港币招聘一个IT，远不如在深圳1万人民币的工程师好用。他们团队计划之后可能会把IT有关的后台放在内地，以节约成本。

类似的原因下，前述加密货币应用产品的创始人最终也决定把核心技术团队放在香港以外的地方。在他看来，初创公司在香港招IT成本太高了。

两位正在尝试申请交易所牌照的人士对腾讯新闻《潜望》表示，他们预计递交申请牌照之前需要的成本至少在1亿港币左右，这其中除了管理人员的成本外，“大头”都落在了系统技术上。而这只是一张在港申请交易所牌照的入门券。

更让他们担心的是，即使建好系统后，也有可能面临批不下来牌照的风险，甚至存在批下来了没有业务的可能性。

这些人认为，香港监管应该引入一些有实力的托管公司，比如已经非常成熟的提供托管服务的公司Coinbase及Fireblocks等，以供交易所对接。

腾讯新闻《潜望》获悉，有从香港离开的团队已经于上个月在马来西亚安顿下来了。他们在当地市中心的位置以6万人民币月租金就可以租到大平层，当地还有非常廉价的IT技术人员。这些撤离的团队认为，比起香港来说，在东南亚做币圈项目甚至更有优势。

腾讯新闻《潜望》从不同的信源获悉，香港本地现有的合规交易所之一OSL已经决定退出，并于今年春节后在市场上四处寻找买家收购，但至今都无人接盘。截至发稿，该消息暂未能获得OSL置评。

该交易所隶属于港股上市公司BC科技集团。该公司2022年的财报显示，公司亏损持续加大，其中OSL于2022年的加密货币收入为7148万港元，仅为前一年2.7亿港元的约三分之一不到。

其中一个信源对腾讯新闻《潜望》表示，该公司之前就有炒壳嫌疑，股价曾经因装入区块链概念暴涨过60%。但如今，港股市场的壳已经毫无价值，且上市公司主要资产就是交易所。公开资料显示，该壳公司曾隶属于香港壳王高振顺，高依旧位列上市公司执行董事席位。

监管方积极拥抱，币圈企业仍难开户

对于在港从事加密货币项目的创业团队来说，开户成了目前亟需解决的第一道关。

多位从业者对腾讯新闻《潜望》表示，虽然监管方已经非常积极和卖力了，但是效果并没有如预期。过去这几个月中，他们和同行都很难在香港成功开出企业账户。

相较于市场参与者的谨慎和安静，香港此轮虚拟资产热潮里，最忙的要数香港监管机构的工作人员了，这主要包括香港证监会的中介机构部以及资讯科技科等，前者管辖发牌科和中介机构监督科。

除此之外，还有香港金管局，该部门现在主要牵头香港的稳定币及托管等事宜。

目前，币圈生态链中除了上游与矿机有关的部分不适合在港落地外，中下游的基金、交易所以及去中心化的Web3产品端等都有在港落地的可能。

一位日常和香港上述监管部门打交道颇多的业内人士对腾讯新闻《潜望》表示，和其他地区的监管一样，香港监管部门现在最容易着手监管的就是交易环节，包括交易所和基金等。

“交易所是开赌场的，管好开赌场的，后面的币圈生态自然就会健康起来。”他说。

腾讯新闻《潜望》从不同的信源获悉，过去这几个月中，大多数华人背景的币圈头部公司都有找人来港对接这些监管部门，这其中包括币圈大佬“神鱼”毛世行旗下的钱包公司Cobo及赵长鹏的币安集团等。

这也使得一些曾经在监管机构工作过的人，一时间变成香港中环的香饽饽——不少币圈的人，在此之前离传统金融非常远，离香港的监管更远。

一位在香港从事传统金融多年后转至币圈的人士对腾讯新闻《潜望》表示，华人币圈早期主要由草根和工程师出生的矿工组成，真正懂金融的人不多。币圈的本质其实是金融。

不同的信源告诉腾讯新闻《潜望》，现在以香港证监会和金管局为首的监管部门一改早年“不好打交道”的形象，变得相对接地气，更容易接触和沟通了。

腾讯新闻《潜望》获悉，包括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等人早在疫情期间已经主动邀约在港的与虚拟资产有关的金融人士见面。

现在香港的监管部门除了已经如期推出了虚拟货币交易基金牌照和交易所牌照等程序外，据腾讯新闻《潜望》获悉，不久的未来，他们还将对外推出有关稳定币牌照的事宜，甚至还在探讨有关多元化虚拟货币衍生品，比如现货比特币ETF等。

但一在港的币圈创业者对腾讯新闻《潜望》表示，在政府相关部门支持下，其赴港注册公司并于香港科技园落地，但依旧还未能开出银行户口，暂时没法用公司走账。据他回忆，当时积极邀约其来港的是香港贸发局及香港投资推广署。

多位从业者均表示，但凡业务涉及币圈，都不容易开出企业账户。

据悉，香港金管局的工作人员曾经非常积极主动地给已经在港注册有关币圈业务的企业一份“在港对区块链行业友好银行”名单。腾讯新闻《潜望》见过这份多达十来家银行的名单，其中包括星展银行等。但是，银行依旧会拒绝给这些公司开户。

腾讯新闻《潜望》获悉，6月的第三周，香港金管局等有关人员一直在与包括汇丰银行等在内的机构沟通，希望可以加快给币圈有关公司的开户流程。不过，暂未获悉哪家银行改变或调整了开户的策略。

腾讯新闻《潜望》还获悉，有些熟悉银行流程的人甚至还就此做起了中介生意，即帮忙包装企业的内容，避开和币圈有关的描述以成功开出银行户口，一次收费2-4万港元不等。知情人士透露称，该中介合作的银行为汇丰银行。截至发稿，腾讯新闻《潜望》暂未能联系汇丰银行置评。

一位同样没有开出户来的币圈人士对腾讯新闻《潜望》表示，这是因为香港的政府部门和企业各自分开，比如负责招商的投资推广署更在意一年有多少来企业来港落地，但是负责开户的银行只在意自己的风险控制、属于金管局监管。

香港币圈无“韭菜”：聪明人太多

香港不缺有钱的富豪。因此，不少人还是希望抓住此轮在港机会，围绕富豪做和币圈有关系的生意，比如基金或衍生品。

叶一舟就是一个算得上成功的案例。他是香港当前唯一一家币圈合规对冲基金——前沿有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负责人。

该基金2022年初始时的管理规模超过了1亿美金，于2022年初获得香港证监会的100%虚拟货币交易的牌照，并在今年初获得了巴克莱评选的2022年度全球加密货币基金领域净收益排行榜第三名，即9.2%净收益回报率——行业普遍亏损50%。腾讯新闻《潜望》获悉，叶一舟的基金在2022年底给LP（有限合伙人）分红近7000万港元。

和大多数币圈交易员“草根出生”不一样，叶一舟是从华尔街出来的“正规军”交易员。2014年，叶一舟选择回到香港，并加入了一家本地股票对冲基金公司。在这期间，他因为个人兴趣，很早就开始投资比特币。他告诉腾讯新闻《潜望》，当时市场上对于比特币的交易并没有明晰的监管，他和小伙伴们于2017年就开始涉足大规模的比特币二级市场交易。随后，他从机构离职出来创业，在香港设立有理资本有限管理公司。

在见证过2008年传统金融危机以及最近6年币圈5轮的周期后，叶一舟对腾讯新闻《潜望》表示，香港并不适合所有的币圈人，甚至也不适合部分想从传统金融进入币圈进行“降维打击”的人。用他的话说，“得有打击的能力才进去”，而不是冒冒失失地就随盲流卷进去。

和叶一舟类似想法的人不在少数，背景也和叶一舟大同小异：美国名校毕业、香港做传统金融多年以及选择在港走监管路线，核心目标也是找在港的富豪们募资做基金，做加密货币的交易。

这群“正规军”已经陆续拿到基金牌照或者陆续在申请交易所的牌照等。相较于与交易有关的币圈业务陆续有监管条例出台，有关币圈下游Web3产品等的监管，香港政府至今暂未启动。

Web3产品相对来说是币圈最容易“割韭菜”的地方。这些Web3的产品和Web2的产品最大的不同是加入了金融的属性，为用户提供经济激励。比如Web3的游戏产品GameFi，是可以“一边玩游戏一边赚钱”。在这个生态中，有加密货币如比特币等以及非同质化代币（NFT）两种币种。一般来说，用户可通过完成任务等来赚取游戏内的奖励NFT，随后将该NFT转出，并在交易所和NFT市场进行交易，以获得利益。

腾讯新闻《潜望》获悉，不少Web3产品从立项开始就已经锁定了整个项目两种代币的资金盘，甚至精确到产品上线多久之后“割完”套现离场——这和操盘坐庄上市公司的逻辑类似，即控制交易量和资金盘。随后，该项目的所有代币价值瞬间变为0。若是玩家未在项目方离场之前变现，就意味着被割了。

这更像一个击鼓传花的游戏。用币圈的行话，这是“典型的割韭菜”。币圈华人背景的Web3项目中，最后一个最成功的“割韭菜”项目为STEPN，这是一款号称“跑步也能赚钱”的Gamefi游戏，在不到半年时间市值一度超过10亿美金，其原始用户最早的一批来自内地。据腾讯新闻《潜望》获悉，该团队在半年时间获益几亿美金。截至发稿，暂未联系该团队置评。

但多位在港币圈的人士对腾讯新闻《潜望》表示，“香港没有韭菜，只有镰刀”，没有Web3产品“割韭菜“的土壤。这是因为，香港市场以专业投资者为主，想要玩击鼓传花的游戏，需要足够多的散户。两位从传统金融转至币圈的人士对腾讯新闻《潜望》表示，专业投资者都是些毕业名校又有专业金融知识的正规军，更多的时候扮演的是”镰刀”的角色，而不是韭菜。

“这里最多的是富豪，可是割不到富豪。”有人总结说，因为富豪们养了一群专业的投资者。

这也是过去2个月来，大多数想来香港造梦的Web3创业团队最终选择离开香港的原因之一。

人来人往，没法统计离开的人，但是留下的人也不少。根据香港财政司司长在最新的讲话中透露的信息，香港过去这大半年吸引了超过150家Web3企业落户初创企业孵化中心数码港。

在市场暴跌时分红7000万港元，香港首个币圈合规对冲基金瞄准富豪！

旁观者XWY 发表评论于 2023-07-04 12:54:00

中国政府禁止取缔加密货币，香港走不远。

worley 发表评论于 2023-07-04 12:26:34

需要等几年，年轻韭菜才能成长起来。

InNorthTexas 发表评论于 2023-07-04 07:27:50

没有锤子的镰刀，

是没有资格割韭菜的。

谢选骏指出：大陆的野蛮人如何统治香港的聪明人？用权讹钱。

《香港警方悬红百万通缉八名社运人士，罗冠聪担忧安全受威胁》（詹姆斯·兰代尔（James Landale）、阿丽丝·戴维斯（Alys Davies）BBC记者 2023年7月4日）报道：

2022年11月，罗冠聪在台湾台北的资料照片。

一名逃离香港的民主活动人士向BBC表示，由于当局悬赏通缉他，他的人身安全将变得更加危险。

现居英国的罗冠聪（Nathan Law）是香港警方通缉的八名流亡活动人士之一。

香港当局悬赏100万港元（约100581英镑；127637美元），收集能导致他们被逮捕的信息。

罗冠聪表示，由于有悬赏的存在，他需要在透露自己的行踪方面“更加小心”。

这八名受到针对的的活动人士被指控勾结外国势力——这是一项可能判处终身监禁的罪行。在2019年的大规模民主抗议活动之后，香港于三年前实施严厉的国家安全法，这一罪行是国安法之下的犯罪。

英国外交大臣克莱弗利（James Cleverly，柯维立）表示，英国“不会容忍中国对英国及海外个人进行恐吓和噤声的任何意图。”

他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呼吁北京撤销‘国家安全法’，并呼吁香港当局停止针对那些维护自由和民主的人士。”

在国家安全法下，数以百计的民主活动人士在香港被捕及定罪。

北京方面曾表示，需要这一项法律来给这座城市带来稳定，但是批评者称该法旨在镇压异见。

在本次公告中被点名的八人均身居英国、美国或澳大利亚——这些国家与中国之间没有引渡条约。

香港警察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表示，有关人员“危害国安是十分严重”的罪行。

他承认，他们如果留在国外，香港警察无法逮捕他们，但表示不会停止执法。

罗冠聪是香港民主抗议运动当中的主要人物之一。他表示，虽然他觉得自己身在英国，情况“相对安全”，但是在有关悬赏的消息公布之后，他必须更加小心谨慎。

“有可能会有人在英国——或者其他任何地方——提供一些我的信息（给香港当局）。比如，我的行踪，在我到某些国家转机的时候，他们有可能可以将我引渡，”罗冠聪说。

“所有这些都可能会将我的生活置于危险的状况，如果我对于见什么或者去什么地方不够小心的话。这令我不得不过一种更加谨慎的生活。”

香港政府将重推“23条”：与《国安法》有何差异？

罗冠聪在推特（Twitter）上发文，敦促其他人不要在此事上配合当局，并表示：“我们不应该限制自己，自我审查，受到恐吓，或者生活在恐惧中。”

另一名被列入通缉名单的流亡活动人士、“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总监郭凤仪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称这个悬赏的目的是威胁她和其他活动人士。

“我们是团结一致地为我们的家——香港的自由和民主奋斗，”她在一份声明中说。

同样被通缉的刘祖迪则向BBC表示，悬赏可能鼓励海外亲北京的“小粉红”民众对他们进行人身攻击或骚扰。

罗冠聪表示，长远来说，他并不太担心自己的未来。

“说到底，我很怀疑有强大法治制度的国家如何会配合或者与香港政府合作引渡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人，因为这明显是政治犯罪，侵犯我们的基本人权。”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Penny Wong）表示，澳洲政府对于有关悬赏的公告“深深失望”，并表示澳大利亚“仍然高度关注香港的人权、自由和自治持续受到的侵蚀”。

此次悬赏通缉名单中的另外五人为许智峰、郭荣铿、蒙兆达、袁弓夷以及任建峰。

被香港警察国安处通缉的八名人士：

罗冠聪——29岁，香港前立法会议员，被指在2020至2022年间呼吁外国对中国及香港进行制裁或敌对行动

郭荣铿——45岁，前立法会法律界功能界别议员，前公民党执委，被指于2021年曾发声支持外国政府对中国大陆及香港实施制裁和敌对活动

许智峰——41岁，前港区立法会议员，被指于2021年发起《香港约章》，倡议香港及台湾独立

任建峰——46岁，前“法政汇思”召集人，被指在去年会见海外官员，煽动制裁香港官员；另于今年5月要求外国对香港法官及检察人员实施惩罚措施

袁弓夷——74岁，企业家、时事评论员、曾任政党“人民力量”主席，被指于2020至2023年间请求外国制裁香港官员和司法人员，另被指拟筹组“香港议会”，推进香港自决、颠覆国家政权

蒙兆达——51岁，前香港职工会联盟（工联会）总干事，被指去年在一个海外会议抹黑中央及香港政府，鼓吹香港与中国分裂

刘祖迪——29岁，测量师，被指曾于2019年建立“揽炒团队”，在网上论坛连登（LIHKG）上鼓吹“揽炒主义”

郭凤仪——26岁，驻地在美国的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总监，被指于海外参加会议及倡议活动，会见外国政客及官员，请求对中国及香港实施制裁和敌对活动

谢选骏指出：大陆的野蛮人如何统治香港的聪明人？用钱和暴力，软硬兼施。

【17、大萧条是苏联集体化造成的、金融危机是六四屠杀造成的】

《大学历史教科书散布关于大萧条的错误信息》（Phil Magness菲利普·马格尼斯（Phillip W.Magness）2023年11月10日）报道：

大萧条是上个世纪最重要的宏观经济事件，但不要指望在你的大学历史课堂上找到其原因的准确描述。最常分配的美国大学历史教科书包含对 1929 年股市崩盘及其后果的过时和经济错误解释。

在我与杰里米·霍佩达尔（Jeremy Horpedahl）和马库斯·威彻（Marcus Witcher）合著的一项新研究中，我们研究了九本广泛使用的美国历史教科书，并评估了它们对大萧条的描述。然后，我们将这些叙述与经济学家和经济历史学家对同一事件的评估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历史学家在很大程度上不知道大萧条的主要经济解释。

大多数经济学家将这场崩盘归咎于1920年代和30年代一系列糟糕的经济政策决策，导致了长达十年的泥潭。正如前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所承认的那样，美联储现在被广泛认为对1929-1933年事件的反应很糟糕。通过一系列错误的政策决定和不作为，美联储为货币紧缩创造了条件，并直接加剧了银行体系的崩溃。其他政策失误，如1930年严厉的保护主义斯穆特-霍利关税，引发了全球国际贸易的崩溃，从而火上浇油。1932年，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总统签署了一项大幅提高联邦所得税税率的协议，试图弥补预算赤字。大萧条时期的紧缩性财政政策很少是一个好主意。

对大萧条的其他“共识”经济解释确实借用了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元素，表明1929年的崩溃和后果说明了总需求的收缩。自凯恩斯在1930年代首次提出这一命题以来，这一命题一直受到激烈的质疑，但它仍然是主流经济理论的一部分。为了说明大萧条的经济解释范围，我们总结了以下十本最常用的大学经济学教科书。

翻开九本最常见的美国历史教科书，我们发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对大萧条的货币解释很少被提及。在九份文本中，只有两份提到了美联储政策的作用。斯穆特-霍利的保护主义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美国历史教科书甚至忽略了根植于总需求收缩的教条主义凯恩斯主义的解释。

相反，所有九本历史教科书都将大萧条归因于一类被称为“消费不足”理论的解释。简而言之，消费不足认为，由于工资低，经济生产超过了大多数消费者的购买能力，从而引发了大萧条形式的收缩事件。这一论点在 1930 年代初期广受欢迎，并被用来证明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新政的许多经济规划和监管计划是合理的。今天的经济学家压倒性地反对“消费不足”理论。就连凯恩斯也对这一概念表示怀疑，并试图促使罗斯福政府转向基于总需求的理论来看待正在发生的事件。在过去的80年里，很少有经济学家认真地将“消费不足”作为大萧条的可行解释。

正如我们的研究表明，美国历史教科书的作者仍然与有关大萧条的经济文献严重脱节。他们还用其他政治诉求来补充他们过时的“消费不足”解释。

九本美国历史教科书中有八本将大萧条归因于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只有一本经济学教科书提出了类似的论点，即明确异端的CORE开放获取电子书。很能说明问题的是，没有一本历史教科书提供一种连贯的因果机制，而不平等则通过这种机制来引起或引发大萧条。他们只是断言是这样。

菲利普·马格内斯（Phillip W. Magness）是美国经济研究所（American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的高级研究教师和F.A.哈耶克（F.A. Hayek）经济学和经济史主席。他还是独立研究所的研究员。他拥有乔治梅森大学公共政策学院的博士学位和MPP，以及圣托马斯大学（休斯顿）的学士学位。在加入AIER之前，Magness博士在美利坚大学、乔治梅森大学和贝里学院等机构教授公共政策、经济学和国际贸易十多年。Magness 的工作涵盖美国和大西洋世界的经济史，专门研究奴隶制和种族歧视的经济层面、税收历史以及随时间推移的经济不平等的衡量。他还对高等教育政策和经济思想史保持着积极的研究兴趣。他的作品发表在学术刊物上，包括《政治经济学杂志》、《经济杂志》、《经济调查》和《商业伦理杂志》。除了他的学术研究外，Magness 的热门著作还出现在众多场所，包括《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新闻周刊》、《Politico》、《理性》、《国家评论》和《高等教育纪事报》。

谢选骏指出：我以前研究过，美国大萧条是苏联集体化和美苏建交输入奴工产品造成的；正如金融危机是六四屠杀以后建立的血汗工厂和西方绥靖政策、共产党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造成的。

【18、独生子女成为社会毒瘤】

《该严惩还是宽恕？未成年人犯罪在中国引发痛苦争论》（王月眉 2024年6月27日）报道：

近两年的时间里，龚军利一直在等待。自从他八岁的女儿欣悦身中数刀，被抛尸在中国西北部的一片杨树林以来，他一直在想象凶手最终被绳之以法。

但当被告也是一个未成年人时，司法公正就变得复杂起来。

警方称，杀害欣悦的是一个当时只有13岁的男孩。周三开始的审判将试图回答一个困扰中国社会的问题：应该如何对待被控犯下恶劣罪行的未成年人？

长期以来，世界各国都在努力平衡对未成年人的惩罚和宽恕。但这场争论在中国尤为引人关注，因为它对未成年犯罪相对宽容的历史与成年刑事被告有限的权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数十年来，政府一直强调对未成年犯罪者进行教育改造，而不是关进监狱。

然而，最近出现了强烈的反对声音。近年来，未成年人杀人案频发，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许多人呼吁国家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国家也确实做出了回应。自政府将未成年故意杀人和其他严重罪行的刑事责任年龄从14岁降低至12岁以来，欣悦案是首批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之一。

龚欣悦的父亲龚军利已经等了近两年时间，等待杀害他女儿的凶手被绳之以法。

龚欣悦的父亲龚军利已经等了近两年时间，等待杀害他女儿的凶手被绳之以法。

今年发生的几起案件重新引发了争论。据中国媒体报道，今年1月，中国中部某地警方撤销了对一名将四岁女孩推进粪缸致其死亡的男孩的指控，因为他作案时未满12岁，无刑事责任能力。3月，警方表示，同样位于中部的邯郸市附近的三名13岁少年在一个废弃温室里挖了一个墓穴，把一名同班同学带到那里并杀害了他。不久之后，这些男孩遭到起诉。

在中国社交媒体上，与邯郸杀人埋尸案有关的话题在一天内吸引了超过10亿的浏览量，法律学者和普通社交媒体用户都呼吁严惩肇事者，甚至判处死刑。一些人认为，年轻人因为知道自己不用承担法律责任而更愿意犯罪。一位在中国社交媒体上拥有3000多万粉丝的刑法学教授指责那些试图让未成年人免于惩罚的人是“道德相对主义”。

但也有人指出，父母教育缺失或者贫困因素也可能会导致未成年人走向犯罪。中国许多人担心，作为经济发展的代价，农村的贫困未成年人——他们是一些最引人注目的案件的被告——遭到了抛弃。许多这样的未成年人被称为“留守儿童”——父母远赴他乡寻找更好的工作，把他们留在老家。

随着公众压力增大，最高人民法院上个月发布了加强未成年人犯罪防治工作的意见，这份新的指导原则包括可能要求监护人对子女的行为负责。

它还宣布审结此类案件四件四人，犯罪人年龄在12至13岁之间，被依法判处10至15年有期徒刑，这是首次承认对这个年龄段的未成年人进行审判。最高法表示，这些孩子犯下了未指明的暴力罪行，并表示它坚持“宽容不纵容”。

龚军利说，欣悦是个听话的孩子，喜欢看动画片《汪汪队立大功》，喜欢吃芒果和草莓。她平时跟着爷爷奶奶，在建筑行业工作的单亲父亲龚军利在一两百公里外的一个工地上班，事情发生在2022年9月25日。那天下午，龚军利的父亲打来电话说欣悦失踪了。

龚军利急忙赶回村子，那是甘肃省一个四周是玉米和土豆田、约有40户人家的贫困社区。当他赶到时，人们已经找到了欣悦的尸体。

警方逮捕了一名13岁的邻居。龚军利提供的起诉书称，这名男孩因“不满其母的教育方式”，“逐渐对女性产生了仇视心理”。龚军利平时见过这个男孩，但对他并不熟悉。起诉书援引物证、证人证词和男孩的供词称，男孩在林地内放了一把刀，然后把欣悦带到那里，刺中她的脖子。

起诉书称，这名男孩被关押在当地的一所监狱里，目前尚不清楚他是否请了律师。维权人士指责中国的警方有时刑讯逼供。当地警方和法院拒绝了置评请求。

我们数次试图联系男孩的父母未果。据中共控制的新闻机构红星新闻报道，记者采访了男孩的母亲陈女士。陈女士没有说她是否相信儿子杀了欣悦，但她做了道歉，并表示愿意赔偿受害者的家人。

陈女士还说，她的儿子此前也曾遭到校园欺凌，有一次被同学强迫吃大便。她承认，曾因他学习不好打过他。

男孩被捕后，龚军利原本指望案件会尽快了解。但等了一年多，检察官一直没有起诉这名男孩。他还指望对方被判处死刑，因为在中国，死刑适用的范围很广。在得知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后，他感到愤怒。

他说，法律声称要保护未成年人。但“我们失去的小孩是不是没得到保护”？

英国诺森比亚大学法学教授沈安琪表示，长期以来，相较于一些西方国家而言，中国在未成年人司法方面一直被认为是相对进步的。国际公约建议将12岁作为起诉的最低年龄。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将最低起诉年龄定为14岁。（美国各州对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不尽相同，多数州没有规定最低年龄。）

尤其是在近年来，中国政府鼓励检察官将未成年犯转移到教育项目或社区服务项目中。世界各地的研究表明，监禁未成年犯对减少累犯几乎不起作用。从2008年到2022年，未成年人被定罪的数量下降了近70%。

但坐牢的替代选择却存在很多漏洞。少管所和专门学校往往由警察而非受过专门培训的工作人员监管。父母可以选择不把孩子送到那里。

对于14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官方甚至更加不确定应该如何处理。2018年，警方称一名12岁男孩杀害了自己的母亲，但几天后他被允许返回学校；警方表示他们别无选择，因为无法提出指控。

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顾问张荆在北京接受采访时表示，公众对该案件的愤怒是政府在2021年将刑事责任年龄降至12岁的推动因素之一。

目前还不清楚青少年犯罪率是否真的在上升。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宣布，在2024年前三个月，共对1.2万未成年人判刑，同比增长近80%。但专家表示，这可能反映了警方起诉决定的变化，而不是青少年犯罪的实际增加。中国不公布逮捕统计数据。而社交媒体帮助放大了个别案例。

在某种程度上，关于惩罚的辩论盖过了关于预防的讨论，特别是关于如何帮助涉及这些犯罪的所谓留守儿童的问题。

中国有大约7000万留守儿童，研究发现，他们更容易受到欺凌或虐待，部分原因是他们可能受到的监督或关爱较少。据官方媒体报道，邯郸案件中的三名嫌疑人和受害人都是留守儿童。

作为回应，许多中国人敦促父母回乡抚养孩子，还有人建议如果孩子没到刑责年龄，就追究父母的责任。

但北京的张荆说，这些呼吁忽略了父母与子女分离的根本原因。在中国，因为政策缘故，父母很难让孩子在打工的地方进入公立学校就读。

“我觉得这个问题惩罚父母也没有什么作用。惩罚父母你不如改变他们的家庭环境，对吧？”张荆说。他还呼吁为改过自新和防治提供更多资源，例如配备接受过处理青少年问题培训的警察。

龚军利也承认，很多家长都面临着不可能的选择。他自己也经常一走就是几周或者几个月，因为他所在的村子几乎没有工作机会。

“作为一个父母，谁不想给自己的小孩或者给自己的家人创造一个更好的生活？每个人都想，”他说。“但是他用他不同的方式和方法去负责。”

现在，龚军利一直在离家不远的地方打零工，同时等待审判。

欣悦被安葬在她死去的小树林里。龚军利把杨树砍了，在原来的地方种上了樱桃树和桃树。他想象着欣悦重新来到这个世上，吃着树上的果实。

谢选骏指出：人说“该严惩还是宽恕？未成年人犯罪在中国引发痛苦争论”——我看“独生子女成为社会毒瘤”……这都是共产党屠杀三四亿婴儿的社会后遗症！

【19、俄奴就是匈奴——乌克兰惨状印证江东六十四屯惨案】

网文《江东六十四屯惨案》报道：

江东六十四屯，是指黑龙江左岸，从黑河市对岸的精奇里江口处开始，往南直到孙吴县霍尔莫津屯对岸处为止的一段土地，历史上曾经有六十四个屯子的中国百姓居住，由此得名。

江东六十四屯面积3600平方公里，清朝与沙俄签订了不平等条约，黑龙江北岸划归俄国。但由于江东六十四屯居住大量中国清朝居民，因此在划界时特别将此地归属于清朝管理。《中俄瑷珲条约》规定，中国人在江东六十四屯享有永久居住权，清政府对该处人民享有永久管辖权，俄罗斯人等和好，不得侵犯，但是中国在此地仅有治权并无主权。

1900年发生义和团运动，清政府无暇兼顾东北情势，俄国遂派兵制造了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和海兰泡惨案。1902年中俄议和后，虽经清朝政府多次交涉，但俄国政府却采取种种无赖手段，拒绝原住这个地区的中国人民返回世代久居的家园。

历史沿革

唐朝时期

公元725年，唐朝在内外东北方向民族地区的行政建置，历史记载是明确的。即在契丹各部置松漠都督府，奚（亦称库莫奚）各部置饶乐都督府，粟末靺鞨各部置渤海都督府，黑水靺鞨各部置黑水都督府。以上在唐代合称“四府”。

另外，在室韦地区还置有室韦都督，但都督所辖仅为其中一部或各部并受节制。凡此，为唐朝对内外东北方向民族地区行使管辖权的大致情形。在四府中，契丹与奚唐代又称为“两蕃”，“同类异种”，到辽代已合而为一。渤海、黑水，是唐代靺鞨中最强大的两部。渤海国（669年—926年）是我国唐朝时期，北方古老的靺鞨族建立的地方民族政权，始建于公元698年（武则天圣历元年），初称“震国”。七年后（公元705年）归附于唐王朝，十五年后（公元713年）被册封为“渤海国”。公元926年被契丹国所灭，传国十五世，历时229年，促进了东北边陲的进一步开发，丰富了中华大统一的历史涵量。渤海全盛时期，其疆域北至黑龙江中下游两岸，鞑靼海峡沿岸及库页岛，东至日本海，西到吉林与内蒙古交界的白城，大安附近，南至朝鲜之咸兴附近。设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一百三十余县。是当时东北方向地区幅员辽阔的强国。 [1] 

唐政府已经在黑龙江和松花江的汇合口建立了贡赋征集机构，唐朝官员向来自黑龙江下游及库页岛的部落居民纳贡代表团征集贡赋。唐以后外东北（包括“江东六十四屯”所在地）先后归辽、金、元、明、清等王朝统治。

明朝时期

明太祖洪武初年，黑龙江奴儿干地区（元代隶属于辽阳行省）的先前依附元朝的部落首领多归降明朝。明成祖永乐元年派邢枢等传谕奴儿干，正式招抚诸部。永乐二年（1404年），置奴儿干等卫所，其后在当地相继建卫所达一百三十余。永乐七年（1409年）明政府设置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管辖奴儿干地区的所有军事建制机构。永乐九年（1411年）正式开始行政管辖权。都司的主要官员初为派驻数年而轮调的流官，后为当地部落领袖所世袭。

在黑龙江下游奴儿干城（奴儿干都司治所所在地，清代称为庙街）特林附近建有永宁寺，立有两块永宁寺碑（1885年清代爱国学者曹廷杰曾拓回碑文，1904年二碑被俄国劫去，现藏于海参崴博物馆）。辖区内主要居民为蒙古、女真、吉列迷（费雅喀）、阿伊努、达斡尔等族人民，分置卫所，以各族首领为各卫所都督、都指挥、指挥、千户、百户、镇抚等职，给予印信。

据《明史》记载，奴儿干都司有卫三百八十四，所二十四，站七，地面七，寨一。都司治所特林在黑龙江下游东岸，下距黑龙江口约两百公里，上距吉林船厂约两千五百公里。

西起斡难河（今鄂嫩河），北至外兴安岭以北，东抵大海，南接图们江，东北越海而有库页岛。奴儿干与内地的邮传通信主要干线是海西东水陆城站，北起都司治所特林之西的满泾站，中经四十五个驿站，南抵底失卜站，经辽东都司直达北京，交通全程达两千五百公里。

“江东六十四屯”所在地当时就在奴儿干都司管辖范围内。不过，奴儿干都司与内地不同，主要是实施比较松散的羁縻统治，从其设立的永宁寺碑亦可看出。永乐七年（1409年）明政府设置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第一座永宁寺碑于1413年建永宁寺时所立，一直到1432年明朝政府官员亦失哈才知道永宁寺已毁，而重建该寺，并于1433年立“重修永宁寺碑”。永宁寺旁这两块石碑，一块刻有《敕修永宁寺记》碑文的分别由汉语、蒙古文、女真文、藏文写成，另一块有汉语碑文《重建永宁寺记》，记录了明政府管理和经营奴儿干都司的事实。宣德九年（1434年）之后，奴儿干都司史料不可考，其所辖卫所一直存在，如囊哈尔卫、波罗河卫、建州卫等，以对当地继续实施羁縻。到明末万历年间，奴儿干地区共设置了384个卫、24个所、7个地面、7个站和1个寨，仍奉明廷为主。

清朝时期

实行管理

江东先有旧瑷珲、前霍尼胡尔哈、腰屯和后屯，随着移民和垦殖活动的展开，才逐渐发展形成江东六十四屯。以江东的老屯为例，老屯又名托力哈达屯，是江东六十四屯比较早的屯子之一。最初老屯只有吴、姚、曹、徐、曾、何几大姓，随着人口越来越多了，老屯周边没有富余的土地可以开垦，许多人便搬到别处去另立新屯，于是一屯变多屯，六十四屯就是这样逐渐形成的。江东在早期只是有旧瑷珲、前胡尼胡哈、腰屯和后屯，由这几个主要的村屯发展成为我们所说的“江东六十四屯”。江东六十四屯统归瑷珲副都统管辖。

“江东六十四屯”地区的屯数，在《西巡本末大事记》中记载是28屯。1857年（清咸丰七年），在奕山奏折中，称江东“向有旗户三十余屯”（《咸丰朝筹办夷务始》卷十七）。据满铁调查课《近代俄中关系之研究》中记载：江东六十四屯有满族村屯16个、400户、3286人，汉族村屯14个、540户、5400人，达斡尔族村屯14个、280户1960人，共计44屯、1220户、10646人。宋小濂《北缴纪游》和《清实录》称48屯。1883年（清光绪九年），俄方总参谋部中校纳扎洛夫进行实地调查，在《亚洲地理、地形和统计材料汇编》记载中，有37屯和26个居民点（没有列出名称）。可见，“江东六十屯”的屯数在迅速增加。其根本原因是清代屯垦政策趋向松动，内地居民大批来到边疆，并多以汉姓窝棚为名建屯于江东六十屯地区的东南部。如：韩家窝棚、曹家窝棚、姚家窝棚、姜家窝棚等。

江东六十四屯，当地人俗称“江东四十八屯”。这里的“四十八屯”只是一个地理概念，系指江东六十四屯地区规模较大的、知名度较高的屯子而言的。由此可见，“江东六十四屯”作为地理概念是可以的，但作为村屯数是不科学的。

事实上，“江东六十四屯”是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沙俄制造“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前的通称叫法，从1881－1900年（清光绪七年－光绪二十六年），19年中只增加1个村屯

当时各屯设有屯长（也叫屯千）。大屯有正、副两个屯长，小屯只有一个屯长。徐福刚、李喜元等人说，周围五、六个屯子还有一个总屯长，叫“五护卢”。各屯屯长都直接听瑷珲的命令，办理各屯民事纠纷、征兵征粮等事务。吴小莲说，当时她的父亲是南窝堡的屯长，种地、送官粮、打架斗殴什么事情都管，屯子里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就过江到瑷珲城衙门报告。

六十四屯居民，都编入八旗。每旗都归瑷珲各旗营房管，姓徐的属于两个旗，一部分是镶红旗，另一些姓徐的是正白旗。

各屯的青年人，到了十八岁，每逢二、八月都要到瑷珲城进行骑马、射箭等操练。合格的当“披甲兵”，其余的作为“西单兵”（满语）即民勇了。“披甲兵”到二、八月要进行操练，操练完毕，回家种地，战时随时应征参战。徐福刚说，我大哥就是一九〇〇年“跑反”那年被抽去当“披甲兵”的。

各屯每年要定期向瑷珲缴纳官粮。各屯每年秋收打完场封江后，把缴纳的官粮送到瑷珲入库。六十四屯的文化教育。江东六十四屯没有官办的学校，各屯多半有私塾。私塾里学习的内容；汉族念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大学》、《中庸》等书；满族念满文书；达斡尔族一般也念汉文书。住在江东老虎屯（即老沽托克索屯）的达斡尔族老人康全瑞说，我七岁在屯子里的私塾念书，学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大学》、《中庸》。

满族人在私塾里主要是学习满文，三年毕业，然后再到瑷珲城去念汉文书。汉族念四书五经得四、五年才能念完。有钱的再想念，就得上瑷珲城。

被侵占

江东六十四屯是中国固有领土，从爱辉县黑河镇对岸的精奇里江口处开始，往南直到孙吴县霍尔莫津屯对岸处为止的一段土地，面积3600平方千米。在清朝与沙俄签订的瑷珲条约中，黑龙江北岸划归俄国。但由于江东六十四屯居住大量中国清朝居民，因此在划界时特别将此地归属于中国管理，形成主权与管理权分割的矛盾性历史问题，即主权在俄，管理权在中，埋下历史祸根。

1858年5月，沙俄乘英法联军进犯天津、威胁北京之际，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尼古拉·穆拉维约夫率领兵船多艘驶至瑷珲（今黑龙江省黑河），向清朝黑龙江将军奕山提出俄方拟定的条约草案，宣称以黑龙江为边界，如果不从，俄国将联合英国对华作战。双方交涉时，俄国兵船鸣枪放炮，以武力相威胁。5月28日，奕山与穆拉维约夫签订《瑷珲条约》。这条条约以黑龙江为边界、江东六十四屯由中俄共同管理，而在1860年签订的《中俄北京条约》把整个外东北归于沙俄。 《中俄瑷珲条约》的第一条，对处在黑龙江左岸、为中国人历代居住的六十四屯作了如下规定：“原住之满洲人等，照旧准其各在所住屯中永远居住，仍着满洲国大臣官员管理，俄罗斯人等和好，不得侵犯。”根据这个条约，中国人在六十四屯享有居住权，中国政府对该处人民享有管辖权，但是中国并无此地之主权。1900年发生义和团运动，清政府无暇兼顾东北情势，俄国遂派兵制造了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和海兰泡惨案。一九〇二年中俄议和后，虽经清朝政府多次交涉索还江东六十四屯，但沙俄政府却采取种种无赖手段，拒绝原住这个地区的中国人民返回世代久居的家园。

江东六十四屯位于精奇里江口南至霍尔莫勒津屯，黑龙江左沿岸地带，“南北一百五十里许，东西八十里许”。这里的村庄是由清政府在清剿雅克萨沙俄侵略者时设立的军屯点发展起来的，通称江左旗屯。人们又习惯于以屯数命名，记载中出现过“二十八屯”、“三十余屯”、“四十三屯”、“四十八屯”等名称。惨案发生前，这里有六十四个村庄，又地处瑷珲江东，故称瑷珲江东六十四屯。

江东六十四屯的居民由汉族、满族、达斡尔族组成，据俄国当局一八八一年调查，“中国臣民达一万四千人，其中汉人八千六百人，满族四千五百人和达斡尔族九百人……共一千二百六十六户。”达斡尔族居住在六十四屯东部和南部，满族集中在瑷珲对岸上下一带，汉族分散于六十四屯各处，或单独成村，或和满族、达斡尔族混合居住，其中绝大多数是山东和山西的移民。满族和达斡尔族在语言、服装和风俗习惯上与汉人基本相同，“同时讲话彼此都懂”。三个民族都从事农耕，种植大豆、小麦、小米等作物；酿造烧酒，畅销黑龙江两岸；所需布匹和农具靠江右供给。居民人数，自一八八一年之后，俄方未进行过统计，一直沿用一万四千人这一数字。中国有关记载为七千余人或万余人，显然不是居民达到的最高数字。据《阿穆尔报》负责人的估计，惨案发生前居民为三万五千人，除去临时居住的矿工等流动人口一万五千人，原有居民约二万余人。

一八五八年不平等的《中俄瑷珲条约》规定，中俄由额尔古纳河沿黑龙江至海口划界，右岸属中国，左岸属俄国；“黑龙左岸由精奇里河以南至豁尔莫勒津屯，原住之满洲人等，照旧准其各在所住屯中永远居住，仍著满洲国大臣官员管理，俄罗斯人等和好，不得侵犯。”据此，中国黑龙江以北大片领土划归了沙俄，只保留了六十四屯中国居民的永久居留权和中国政府对这些居民的永久管辖权。

中国在丧失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保留了一点残存的权利，固然是中方代表据理力争的结果，但俄方代表同意保留，主要是考虑自己利益的需要。俄方谈判代表彼罗夫斯基说，“允许居住在左岸的中国居民居住一段时期”，“这对我们不但没有任何害处，相反，会有好处”，因为“我们的移民还需要他们的粮食”这段话不仅道出了沙俄允许保留六十四屯居民的居住权的真实原因，而且暴露了沙俄侵略者的极端虚伪性。他们在条约上信誓旦旦地保证“永久居住”，暗地里仅仅是允许居住“一段时期”。可以说从瑷珲条约签订之日起，江东六十四屯就隐伏下了严重的危机。

江东六十四屯位置

瑷珲条约签订后，沙俄加紧向黑龙江左岸移民，仅一八五八年就移入二千三百五十人，到一八六一年阿穆尔地区居民达一万三千六百二十九人。移民以哥萨克和退役士兵为主，农民很少。例如一八六〇年移入男女农民共五百四十二名，而供“补充哥萨克军队”的人员达三千四百一十一人。农民仅占移民总数的百分之十三点四。可见这一时期的移民主要是保证军事占领的需要。移民们不但不能为驻军提供给养，而且连他们自己的口粮还需要伊尔库茨克的承包商运来。这种运输远不如就地补给便宜和及时，而江东六十四屯“年产诸粮，富甲全省”，很自然地成为沙俄殖民者们粮食的供应地。法国历史学家雨拉指出：“在这个地区半野蛮的俄国人当中，这些中国人是仅有的文明成分，他们是当地仅有的农民、园丁和工匠。没有他们，（俄国人）连生存几乎都是不可能的。”正是这种经济上的依存关系，沙俄当局才在“一段时期”内允许六十四屯存在和发展。

苏联历史学家无视以上历史事实，说江东六十四屯相当于中国的“租借地”，对俄国是“不平等的”，似乎中国居民居留权和中国政府的管辖权是中国强加给俄国的治外法权，这就从根本上颠倒了俄中之间侵略与被侵略的原则界限。六十四屯原是中国固有领土。我六十四屯人民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开辟了自己的家园，理所当然地应当在这块土地上永远生息繁衍下去。俄方谈判代表同意保留中国居民的永远居留权完全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且事实上这些居民确给俄国殖民者以巨大的经济利益。它与帝国主义国家在国外强占的租借地毫无共同之处。普罗霍洛夫所谓“租借地”之说，无非是妄图证明沙俄霸占江东六十四屯的强盗行径，反而是“正义”的。

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划定边界时，由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与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签订《中苏国界东段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放弃该地之治权。江东六十四屯这一地区目前以俄罗斯阿穆尔州一部分治理。

沙俄入侵

1858年5月28日，沙俄的东西伯利亚总督率领军队直逼黑龙江瑷珲城下，用武力逼迫清朝的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这一天签订的瑷珲条约规定，原来在黑龙江以北的土地划归俄国，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从此脱离了中国版图。瑷珲条约还规定，黑龙江下游乌苏里江以东的地区归中俄两国共管，实际上是归俄国控制的一种托辞，这一片4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也被划走。当时1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没有经过任何战争便划归了沙皇俄国。

清朝安定天下之后，关内的人口大量增加，剩余劳动力有很多想向关东谋生，为了阻止汉族居民北上，清朝在辽东还修筑了一道种着柳树的边墙称为柳条边由旗民看守，阻止闯关东的人过去。当时的人形容黑龙江流域百年之间都是一派沃野千里有土无人的景象。在黑龙江下游千里之地，只有一两个临时行署（每年夏季三个月办公，除此之外则关闭行署）和一些人口较少的村屯，一个驻军点也没有，仅在国境线上专门立有守边部队每年或每三年前去巡逻的“巡逻鄂博”等界标。外兴安岭一带边境由布特哈打牲总管于每年六月间派章京等率领兵丁，按规定路线至外兴安岭河源处巡察，察毕回报总管，转报将军，每三年则派出副总管等率领兵丁于解冻后由水路至外兴安岭巡察一次。黑龙江官兵的守边任务就是每年到黑龙江上游巡查一次，每三年到外兴安岭巡查一次，每年在解冻季节乘船到黑龙江下游收一点皮毛税，后来是数年难得去一次下游地区。黑龙江南岸清军的主要驻地瑷珲城，也只有士兵1000人左右。

1847年9月，沙皇尼古拉一世任命狂热的战争分子穆拉维约夫为东西伯利亚总督，承担对黑龙江流域的侵略活动。尼古拉一世为了策划和部署侵略中国黑龙江流域的活动，组成了“阿穆尔问题特别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俄外交、陆军和海军等主要军政头目组成，并于1849年2月研究了入侵中国黑龙江流域的行动计划。“阿穆尔问题特别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俄国对中国黑龙江地区的侵略由长期预谋进入直接行动的阶段。

1849年9月，俄国军舰闯入黑龙江口，探明黑龙江口可行航海船舶，库页岛确实是岛屿而非半岛。以后俄国武装船只在中国内河黑龙江航行不下四五十次，少则几十人，多则8000多人。1850年，入境侦查的俄军被鄂伦春族边民发现，并遭击退，有3名俄兵毙命，后在俄国的威逼下，这些边民被清廷“绳之以法”，惨遭鞭笞、充军甚至处决。1850年6月，一小股俄军侵入黑龙江下游庙街特林村（明代所建永宁寺所在地），遭到当地200多村民及地方官员的包围和抗议，遂被驱赶了出去。1850年8月，穆拉维约夫公然违背尼布楚条约侵占了黑龙江口的庙街，并积极扩充军队，他宣称：“为实现占领阿穆尔（即黑龙江）的意图，唯一的方法就是向我们懦弱的邻国炫耀武力。”1851年，清廷为确保东北边疆的安全，要求黑龙江将军英隆组织巡边队伍前往黑龙江口、乌第河等处巡边，结果黑龙江将军当年上奏朝廷的时候还说巡视黑龙江口疆界安定。1852年，咸丰皇帝对派兵增强防守的黑龙江将军英隆加以训斥，谕令为免俄国疑惧，不得加强战备。由于清政府在东北贯彻虚边政策，加上巡边制度缺陷和政治腐败，所以对俄国一系列侵占活动有的暂时或者根本不知情，有的知道了也不敢轻举妄动。

1853年3月，俄军侵入中国奇集湖一带，5月侵占哈吉湾，8月强占阔吞屯。1853年4月，俄国沙皇下令侵占中国的库页岛，7月俄军即侵入库页岛，在岛西岸建立哨所。1854年1月，穆拉维约夫就重新划定远东地区的边界问题，直接与中国进行谈判，中国以为是讨论久悬未决的乌第河边界问题，也为谈判派出了库伦、黑龙江、吉林三方面的委员。谈判中，穆拉维约夫取出地图，指称“原定界址，自格尔毕齐河长起，至兴安岭阳面各河长止，俱系俄罗斯属界，今应取和，将黑龙江、松花江左岸以及海口分给俄国守护”等语，清朝代表根据尼布楚条约当即予以严正驳斥，表明对俄方无理要求断然不能接受。

1854年，俄国以防英法海军进攻为借口，出动七十余艘舰船武装航行黑龙江，横穿中国领土两千多公里，占领黑龙江下游地区。1855年，穆拉维约夫以同样的借口再次侵入黑龙江，进行武装示威，并要求在松花江口与中国官员进行“划界”问题的谈判。谈判期间，俄国无理要求黑龙江左岸全部地区以及整个沿海地区都归俄国所有，中国代表坚决拒绝。1855年7月，沙皇训令穆拉维约夫同中国交涉，签订正式条约。1855年9月，清朝派谴的库伦、黑龙江、吉林三委员到达阔吞屯与穆拉维约夫谈判。黑龙江将军、吉林将军、库伦办事大臣于1856年1月向俄国发出照会，逐条驳斥了俄国的无理要求，重申了黑龙江流域为中国领土，表明俄国欲将黑龙江、松花江左岸地方占去，“则我三省将军、大臣断不能屈从。”

1857年3月，俄国已经在外贝加尔省集结了步兵1.6万人、骑兵5000人和炮兵1000人，准备大举进攻中国。从1854年到1860年，这6年间，俄国军队、哥萨克两万多人分头进占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的广大地区，屯兵筑垒，遍设哨所，武装“移民”，沿江列置火炮、建立村屯，形成事实上的军事占领。到了1858年装备新式武器的俄国大军兵临瑷珲城下，黑龙江将军奕山大吃一惊，他手下驻防瑷珲的清军不到千人（当时清廷从黑、吉二省抽调了3万多兵力到南方镇压太平天国及进入京畿保卫北京和扈驾热河，驻防黑龙江的清军总共只有5500人），主要武器还是刀、矛和弓箭，没有力量抵抗。为了避免开战，在俄军枪炮声恫吓下完全屈服的奕山擅自签订了瑷珲条约，对这个条约清朝认为过于苛刻没有承认，还处罚了奕山等人。到了1860年英法联军打进北京还火烧了圆明园，咸丰皇帝逃到承德，俄国就乘火打劫，表示愿意出面调停中国同英法的战争，却要求报酬，又进行武力威胁，迫使清朝同俄签订了北京条约，这个条约不仅承认了瑷珲条约，把乌苏里江以东的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也由中国共管改为归俄国所有。

对于原来属于中国这一大片土地被俄国占领，沙俄和后来的苏联还一直不承认这是侵略行为，因为他的所谓根据是这个地方原来是无主荒地，按照国际惯例谁先控制就应该属于谁，虽然这明显是强词夺理了，不过清朝长时间有边无防，边疆没有守卫，这也给俄国占领中国边疆大片土地提供了可乘之机。

地理

江东六十四屯地区系指黑龙江左岸精奇里江（今俄境，俄称结雅河）以南，至孙吴县霍尔莫律屯对岸的大片土地。但对江东六十屯地区长与宽却说法不一。经查证，很多说法与事实不符。

《清史稿》中的《地理志》记载：“江东六十四屯在焉，精奇里江以南，黑龙江以北，东以光绪六年（1880年）封堆为界……南北一百四十里，东西五十里至七十里”。

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俄人出版的《亚洲地理、地形和统计材料汇编》记载：江东六十四屯长66俄里（相当139.92华里）、宽20俄里（42.4华里）。

1911年（清宣传三年）出版的《东三省政略》的《瑷珲篇》中，有“江东六十四屯南北一百四十里，东西五十至七十里地”的记载。

1920年（民国九年）的《瑷珲县志》记曰：“瑷珲对岸江左居住旗屯六十四村，面积南北一百五十里许，东西八十里许”。

1933年出版的《黑龙江志稿》卷二《地理志》中说，江东六十四屯“袤一百八十里，广九十余里”。

然而，宋小濂的《北缴纪游》，对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李金镛赴江左与俄官共同挑沟划界，作了及时而又翔实的记录。他写道：“迨十三年（1887年）三月，观察使李公（李金镛）以勘矿来漠（河），奉将军恭檄，饬会同黑龙江副都统成庆赴江左分划旗屯原住界址……刻期，两国各派官监工开挖，以杜迟疑生变。乃由补丁屯挖至老瓜林，计一百七十四里。正欲向前，因俄官坚以不能作主为辞，暂行停止。按着条约（即不平等的《中俄瑷珲条约》），自老瓜林至豁尔莫勒金屯四十里均应划归旗屯”。

《北缴纪游》中对李金镛过江左同俄官挑沟划界的记述，不仅及时，而且又有经过，为我们研究江东六十屯地区的长度和宽度提供了准确而又翔实的资料。

从宋小濂《北缴纪游》对李金镛赴江左同俄官挑沟划界的记实，我们清楚地看到：从补丁屯挖至老瓜林，共174里，从老瓜林至豁尔莫勒金屯尚有40里未挖。因此，江东六十四屯地区南北长度应该是214里。为什么多数资料却大大小于214里？其根本原因：一是多数资料的作者没有注意到1858年（清咸丰八年）签订不平等《中俄瑷珲条约》时江东六十四屯地区的长度。二是忽视了自1858年5月签订不平等的《中俄瑷珲条约》至1900（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俄难”42年间由于沙俄侵略者不断蚕食、江东六十四屯长度不断缩短的事实，不恰当地运用了被沙俄蚕食后的数字。

中俄交涉江东六十四屯问题

在记述江东六十四屯的宽度问题上，除了《黑龙江志稿》中有“广九十里”的记载外，其他的记载均与事实相差很大。其根本原因也是由于作者忽视了沙俄侵略者自东向西侵略，致使江东六十四屯东西宽度步步缩小的事实。有《北缴纪游》为证：1879年（清光绪五年），“俄人愈众，开地愈广，将满洲人所住之段山屯草甸、牧厂（场）侵占，不容满洲屯人牧放牲畜”。1883年（清光绪九年），俄人“不照会中国官员，自由补丁屯后起向石头泡子西，占地十余里；至大泡子、托力哈达屯西止，划犁记两道，计占去熟地二百四十余垧，荒地尤多，并满洲人种地窝棚一所。又于犁地内划占霍尼音胡尔哈达地四屯草甸，长十七、八里，宽七、八里不等”。同时，“按条约所载之豁尔莫勒金屯系在大泡子东南，而彼国犁记由大泡子向西北而下，复占去荒地四十余里”。这就是江东六十四屯地区东西宽由“广九十里”缩到“七十里”，最后到“五十里”的原因。

综上所述，江东六十四屯地区南北长应是214华里，东西最宽应是90华里。

人口

据民国《瑷珲县志》记载，“江左旧居六十四屯约有千余户，男女万余人，著名大村……每屯八十户、六七十户不等，其余小屯仅在四五十户、二三十户不等”。另据俄军中校纳札洛夫于1883年（清光绪九年）调查中提到的1870年（清同治九年）统计，“六十四屯”有满人3286人，汉人5400人，达斡尔人1950人，共计10646人。到19世纪末，因在海兰泡和金矿做工的大批中国人住在这里，因而居民大增，中国居民近3.5万人，这里“土地膏腴，人民勤农为务，年产诸粮，富甲全省”，是黑龙江中游最富庶的地方。在《瑷珲条约》签订后的40余年间，远东俄国人粮食、蔬菜半数取于此地。到19世纪末叶，俄国移民大量涌来，这块土地旋即成为沙俄侵吞的目标。

名称

江东六十四屯，这里很早就是中国人聚居的地方，历史上曾有过约六十四个中国居民村屯，其具体数字已大大超过64个，因此人们习惯地称它为江东六十四屯。

惨案

事件起因

沙俄阿穆尔省当局准备夺取江东六十四屯的关键时刻，中国东北地区的义和团运动掀起了反抗沙俄侵略者的风暴，沙俄政府乘机用武力夺取六十四屯，进而强占东北区域。

当一九〇〇年六月初东北义和团运动刚刚兴起的时候，沙俄总参谋长就电令滨阿穆尔省总督戈罗戴科夫“密切监视”边境地区，为制止义和团运动的蔓延采取“相应的措施”。六月二十三日，沙皇尼古拉二世发布上谕，宣布滨阿穆尔军区进入战争状态，两天后，滨阿穆尔军区和西伯利亚军区同时实行军事动员，四天后，这两个军区分别征召一万六千八百五十五名和九千五百一十五名预备役兵员入伍，在短时间内完成了军事动员。七月九日，沙皇命令两路俄军分别在伯力和双城子集结，待命进攻哈尔滨和牡丹江，黑龙江上空密布战争的阴云。

七月十五日，前往支援待命进攻哈尔滨俄军的两艘俄轮“米哈依尔”号与“色楞格”号驶抵瑷珲江面。中国瑷珲驻军“飞渡往阻”，沙俄“色楞格”号开炮射击，中国军队奋起还击，击伤“色楞格”号，重创“米哈依尔”号，击毙击伤俄官兵五人。沙俄阿穆尔省军管省长格里布斯基率骑步炮兵赶到瑷珲对岸的俄军哨所，炮击瑷珲城。中国黑河屯驻军以为俄军发起全面进攻，回击海兰泡。这就是所谓黑龙江事件。

屠杀经过

这一事件本来是沙俄侵华军事行动引起的，但是格里布斯基却以中国军队炮击海兰泡为借口，对海兰泡与江东六十四屯中国和平居民举行血腥的大屠杀。

海兰泡市中国居民区和郊区有长期居住的华侨“几千人”，较大的华商“二百三四十家”，此外还有大量的中国雇工、小商贩和手工业者，总数在万人以上。从实行军事动员起，海兰泡不断发生迫害华人的暴行，大批华人纷纷渡回江右。但长期在那里定居的中国人，因行动不便或因受骗未去，便成为沙俄屠杀的对象。

鉴于海兰泡市紧张的备战形势，中国居民的代表请示格里布斯基，中国居民是否要撤离，格里布斯基伪善地保证“决不允许和平的外国人受到骚扰”。中国居民信以为真，结果上了大当。

七月十五日，格里布斯基下令禁止中国人渡江，并扣留所有的渡船。接着市警察局开始“一无例外”地逮捕所有的中国人。十六日，全副武装的哥萨克和义勇兵闯入中国人的住宅和商店，不分男女老幼一齐押走，就连“怀抱的婴儿也被强拉了出来”。

这一天共搜捕了三千至三千五百人，先被俄兵包围在中国居民区，一些人往外冲逃，当场被杀害五六十人。后来这些人被转移到市警察局，警察局容纳不下，当晚又被押送到精奇里江边一个锯木场里。

十七日清早，俄兵将所有被押的中国人赶到上布拉戈维申斯克村，名曰“渡江”，实际上是将被捕者赶进江中活活淹死。据刽子手的叙述和目击者的记载，当被押送的队伍到达目的地时，“手持刺刀的俄兵将人群团团围住，……把河岸那边空开，不断地压缩包围圈。军官们手挥战刀，疯狂喊叫：‘不听命令者立即枪毙！’……人群象雪崩一样被压落入黑龙江的浊流中去。有的想拚命拨开人流，钻出罗网；有的践踏着被挤倒的妇女和婴儿，企图逃走。这些人或者被骑兵的马蹄蹶到半空，或者被骑兵的刺刀捅翻在地。随即，俄兵一齐开枪，枪声、怒骂声混成一片，凄惨之情无法形容，简直是一幅地狱景象。”“当妇女们把她们的孩子抛往岸上，而且乞求至少能搭救她们的孩子时，哥萨克却逮住这些婴儿，挑在他们的刺刀上，并将婴儿们割成碎片。”经过这场血腥的屠杀，中国人“伤重者毙岸，伤轻者死江，未受伤者皆投水溺亡，骸骨漂溢，蔽满江洋。”岸上“堆积如山的‘尸体’，大都是气息未绝的活人”，他们都被“一古脑儿地投入江流”，水面又浮起一层半死的人筏，翻滚着向东流去。

目睹这场大屠杀的人，无不感到“毛骨悚然和为之心碎”。就连屠杀者也受到了良心的谴责，一个俄国义勇兵说，“杀人的一方，完全灭绝人性，他们不是魔鬼，便是畜性。在人世间竟能看到如此惨景，简直就是一场恶梦。如果被杀的人都是些还有挣扎能力的男子的话，也许不会如此凄惨”，但是当看到“一些紧搂婴儿企图逃脱的母亲被纷纷刺倒，从怀中滚落的婴儿被碾得粉碎时”，“只有那些完全没有人性的野兽才能禁得住！”

这种灭绝人性的屠杀一直进行到七月二十一日，共夺去五千余名中国人的生命，只有少数人游到对岸而得以逃生。七月二十二日，阿穆尔当局宣布海兰泡市内的中国人已被全部“肃清”了。

事件结果

七月十七日，阿穆尔当局举行海兰泡大屠杀的同时，另派出军队扑向江东六十四屯，对中国居民举行了多次扫荡。俄兵驱各屯居民聚于一大屋中举火焚烧，大部分被活活烧死。俄兵又沿村发火，毁尽房屋，枪杀居民，仅博尔多屯一地就杀害了上千人；最后将“未及过江者，不分男妇老幼，农夫工匠，负贩商贾及民间各行等业一同逼入江中，通共浮水得生者不过六七十人，其余均被逼溺死江中，浮尸蔽江者数日。”这次屠杀，又夺去了二千余名中国居民的生命。

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被害的中国居民的尸体壅塞在黑龙江水面，直到三个星期后还在江上浮游。一个俄国上校军官写道“七月二十四日，我们一行人又乘船继续向前航行。轮船很快就赶上一具溺尸。在它后面又出现了第二具、第三具尸体。就这样，在黑龙江整个宽阔的河面上，一具具尸体漂游着，仿佛在追逐着我们的轮船。很显然，这是在海兰泡淹死的那些最不幸的人。在一个扁平的沙滩上，一下子冲上来很多溺尸。一百三十，一百三十一，一百三十二’，尔上校轻轻地数着。这片浅滩远远地泛着白光，而由那些褐色和粉红色的尸体所砌成的长长的带子，就象花边一样镶在沙滩的水边上。周围的空气被严重地毒化了，我们都不得不用手帕塞住鼻子。很难估计出我们这一天赶上了多少尸体。但是，据判断，仅在一个小沙嘴上，我们共数出一百五十具。可以想见，中国人的尸体是很不少的。

滔滔的黑龙江变成了一条流不尽的血河！这是江上“有史以来最大的屠杀，最大的悲剧，最大的罪恶。”惨案已经过去一百一十六年了，但今天重温这一段血与火的历史，它不仅激起中国人民的无比义愤，而且也不能不激起一切善良人民（包括苏联人民在内）感情的波澜。

俄方借口

沙俄当局振振有词地说，中国东北地区的义和团运动破坏了俄国修筑的铁路，杀害了俄国铁路员工和妇女儿童，海兰泡与江东六十四屯大屠杀是它采取的“报复”措施。

东北地区义和团运动六月爆发，七月达到高潮，在短短的几十天中共拆毁铁路五百五十俄里，剪断了几乎所有的电话线，毁坏车头四十五个、平车一千六百节，烧毁桥梁四千五百俄丈和其他铁路设施，使东清铁路工程全部停工。义和团破坏铁路是事实，问题的实质是这种破坏是正义的反抗斗争还是侵略行为，能否构成沙俄屠杀中国和平居民的理由

吞并中国东北是沙俄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国策，而东清铁路的修筑是实践这一国策的中心环节。“沙俄远东政策的制定者财政大臣维特，围绕东清铁路的修筑，将巨额资本引入中国满东北，以“经济占领”的方式，逐步实现其最后吞并的目标。[在他看来，只要保持住沙俄对东北“经济占领”的稳定局面，保证铁路工程的顺利进行，最后目标的实现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

东北义和团运动爆发前夕，东清铁路和南满支线的工程正加紧进行，当时已铺设铁轨一千四百八十公里，共有车头二百零八个，车箱和平车五千四百辆以及其他大量建筑器材。铁路沿线盘踞着六千余名全副武装的沙俄“护路军”。旅顺口驻扎着一万三千五百名沙俄正规军，封锁着东北的门户。铁路一旦修通，沙俄大军朝发夕至，和以上武装力量“联为一气”，整个东北便唾手可得。东北地方官员指出：“俄欲得志于整个东北区域，已非一日。比来创修铁路，是入据我心腹而制其手足，一旦修通，不伤一兵，不损一矢，而三省一时为敌有矣”珲的一个普通商人悲愤地说：“东北简直成为俄国的了，将来铁路修成之后，俄国的压力将会更大”。东北各阶层人民普遍地感到铁路的修筑和东北的存亡紧密相连。他们要捍卫民族的生存，就不能不阻止铁路工程的进行。毫无疑问，东北义和团对铁路的破坏，完全是反抗沙俄侵略者的正义行动，而沙俄为此举行“报复”和镇压，纯属维护侵略特权的强盗行为。

至于说东北义和团杀害俄国铁路员工和妇女儿童，完全是沙俄当局的一种恶毒煽动。六月二十八日，还在义和团破坏铁路之前，黑龙江将军寿山就电告沙俄建筑东清铁路总工程师尤哥维奇，俄国的军事动员将在中国东北居民中引起严重的骚乱，要俄国不要诉诸武力，并全力承担保证俄方人员的安全。七月八日，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将军又致电尤哥维奇，再次呼吁俄国不要进攻东北；并指出俄国护路军杀人放火，恢复秩序已十分困难，要求将他们撤走，铁路全部财产交中国官员管理，俄国职员和平民由中国军队保送出境，待秩序恢复后重返施工。但这一切建议，都遭到俄方的蛮横拒绝。

中国东北当局看到俄国决心侵华，不得不以武力驱逐沙俄护路军，以消除腹心之患。但对俄国职员和平民竭力保护。南满支线上的职员和居民，还在义和团运动爆发时就撤到了旅顺口，后来又转移到海参崴，未受到什么伤害。其余各段上的职员以及妇女儿童，根据《建筑东清铁路总工程师第I68号命令》，分别撤往伯力、双城子、海参崴、外贝加尔地区和哈尔滨。鉴于哈尔滨集中了大批俄国非武装人员，寿山郑重通知尤哥维奇，为了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流血事件，他“建议立即将妇女、儿童和非武装的职员送走；并且命令各要塞和军队不得射击运载非武装人员的船只。”尤哥维奇选拔一千名职员和工人编成义勇兵，与护路军一起留在哈尔滨负隅顽抗，将其余的非武装人员分批运往伯力，于七月十二日安全地运出第一批。尽管中国东北当局竭力保护俄国平民，但沙俄仍然制造了海兰泡与江东六十四屯大血案。寿山在致尤哥维奇的电报中严正指出：俄国“工程师和工人目前正受到我们的全力保护”，“然而，你们却对中国人和江北所有的乡村居民进行大屠杀，你们怎么能支持这种暴行呢？”寿山表示他不为俄国的屠杀而对中国境内的俄国平民进行相应的报复，他仍然“严令所有的部队，并劝说拳民，不许他们过江去无理烧杀”，因为“这种行为是违背天良的”。寿山再次申明“如果留在哈尔滨的男人和妇女愿意回国，他们应当立即动身”，他和吉林将军共同负责撤离者的人身安全。七月二十四日，俄国最后一批共二千五百名职员和平民从哈尔滨撤往伯力，沿江中国驻军未加拦截。东北地方官兵指出：“六月十五日富拉尔基俄国监工人等，闻警逃避西路者约有数千名口，无不保送出境；其流落在后者，均交素识商人收养，毫无凌虐；由哈尔滨乘船顺流而下者，听其驶行，不准阻拦；凡此种种，均有电报公文可查。”以上中俄双方文件证明，中国当局对俄国妇女、儿童和职员都采取了多方面的保护措施，直至俄方举行海兰泡大屠杀之后，这种保护政策始终未变。这一铁的历史事实彻底揭穿了所谓“杀害妇女儿童”之一说，纯属沙俄政府用以煽动俄国民族情绪反对中国人民的欺骗宣传。沙俄正是借助这种宣传，掀起了反华、排华和侵华的恶浪，并掩饰他们屠杀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

“海兰泡受到中国的威胁，俄国人不进行屠杀，更大的屠杀将加到他们头上；海兰泡的悲剧是俄国人在非常时期采取的一种非常手段”，这是俄国有关著作中最常见的一种看法。

世人评论

美国历史学家贝弗里奇说：“这一惨案是“俄国在远东最近历史中臭名昭著的丑闻”。

日本人石光真清指出，”这是黑龙江上有史以来“最大的屠杀，最大的悲剧，最大的罪恶！”

俄国人多伊奇认为，“沙俄实行的这种惨无人道的做法，只有与中世纪审判异教徒的宗教法庭和西班牙对异教徒、犹太人和摩尔人的迫害才可以相比拟”。

列宁说：“他们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沙皇政府在中国的政策是一种‘犯罪的政策’”。

列表

“解放”后，有关人员根据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的《黑龙江舆图》、1911年（清宣统三年）黑龙江调查局《瑷珲厅图》、1913年（民国二年）绘制的《瑷珲县图》、1914年瑷珲县公署向黑龙江省公署补报的《江东六十四屯图》、1924年（民国十三年）《瑷珲县公民呈报请据约索还江东六十四屯文附图》，以及1926年的《黑龙江乡土录》、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黑龙江志稿》、1965年4月对原在江东六十四屯居住过的73位老人的采访等资料为基础，对“江东六十四屯”屯名、方位进行了考证认定：

1、后呼尼哈屯：位于黑龙江沿岸六十四屯界之最北端，与右岸今黑河市幸福乡长发屯相对。

2、腰呼尼哈屯。

3、前呼尼哈屯。

江东老人说：这里最早是沿江的一个大屯，因是沙坨子地，有人陆续搬走，屯子也分成后、腰、前3个屯子。以前呼尼哈屯建立最早，又称为老屯。1883年（清光绪九年），俄国总参谋部中校纳扎洛夫（下同）来到这个屯子进行了调查：“三个村庄有48户，男、女满族居民438人，耕畜有136匹马和104头牛”。

4、大碾子房屯：位于黑龙江边，前呼尼哈屯西南。1883年（清光绪九年），纳扎洛夫称之为“图格敦村”。有的资料亦称“大碾间房”、“大年吉房屯”。

5、外布尔多屯：位于黑龙江边，在大碾子房屯南，与江右卡伦山相对。纳扎洛夫调查：“博尔多村在黑龙江岸上，位于图格敦（大碾子房屯）村以下4俄里处，24户，男女达斡尔族居民192人，他们有耕畜72匹马、72头牛。”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黑龙江北路翼长、瑷珲副都统凤翔指挥的渡江狙击俄兵的战斗就在其附近。

6、牤牛屯：又称莽奈屯、莽鼐屯、莽那屯。位于黑龙江与瑷珲河汇合处，与江右今黑河市四道沟屯相对。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7月，沙俄武装船只“米哈依尔号”伪装成商船，即在这里向中方挑衅，被清军击退，称“米哈依尔号事件”。

7、西普奇屯：位于黑龙江边牤牛屯西南、旧瑷珲之北，是江东六十四屯地区中最早建立的村屯之一。

8、瑷珲（旧）：位于黑龙江边、西普奇村之南，与江右今黑河市二道沟屯相对。《黑龙江外纪》中说，旧瑷珲是一个方形城市，周长940步，合4700尺，设有5门。出生在旧瑷珲的老人蒋永寿说：“我记事时只有50来户，屯内有三四条车道，有一条土城墙，是康熙年间修的，上面可以走人，城内有一个戏院。”1683年（清康熙二十二年），清朝在这里始设黑龙江将军衙门。

9、白旗屯：位于黑龙江边，旧瑷珲南、摆渡房北。据江东老人回忆：“白旗屯不大，只有十多户人家”。纳扎洛夫调查称：“莽奈屯、白旗屯、西普奇屯、旧瑷珲共有62户，居民729人，耕畜有165匹马和224头牛”。

10、摆渡房：位于黑龙江边，与江右瑷珲城相对。据江东老人回忆：“摆渡房分前摆渡房和后摆渡房，两个屯子中间相隔一二里地。前摆渡房主要摆渡黄山屯附近来往于瑷珲城的人，后摆渡房主要摆渡段山屯附近来往于瑷珲的人。摆渡船是用两条风船并在一起，上面铺板子，人、马、车均可过江。”前摆渡房又叫必拉托克索屯。纳扎洛夫称：“位于旧瑷珲城下4俄里处，在玛尔屯南，距玛尔屯2俄里”。

11、玛尔屯：又称马家屯，位于摆渡房之南的江边上，与瑷珲城的南窑地相对。

12、段奇法屯（属今黑河市）相对。纳扎洛夫调查：“端亦发村（段奇法屯）有10户、男女达斡尔族居民85人，有耕畜50匹马，20头牛。”1883年（清光绪九年）秋，俄官兵闯进该屯进行非法调查，用刺刀杀害了拒绝为其带路的居民，制造了“段奇法惨案”。

13、布拉满嘎屯：正西靠江边，与江右坤河村（属今黑河市坤河乡）相对，当地人称“波浪口子”。纳扎洛夫调查：“有63户，男女满族居民593人，有189匹役马和126头耕牛”。

14、塔头沟子屯：又叫塔头泡子，位于四方林子之南的江边上。纳扎洛夫称：“有10户满族居民152人，有48匹马、32头牛”。

15、马蹄岗子屯：又叫马蹄屯。位于塔头沟屯东南。纳扎洛夫说：“该屯距前村（塔头沟子）5俄里，距黑龙江1.5俄里，有4户、男女满族居民41人，有12匹马、12头牛”。

16、双亚树屯：又称双雅树、双鸦树。位于黑龙江边、伯尔格尔河河口附近、老官林子西南。

17、半道窝棚：位于双亚树屯西南。江东老人吴文海说：“托力哈达到南窝棚中间，有一个叫半道窝棚的地方，是我们的老故地”。

18、托力哈达屯：又称托列尔哈达屯。位于黑龙江边，大泡子屯之西。江东老人吴士宁说：“托力哈屯是江东南部建立最早的一个屯子。”1883年（清光绪九年），沙俄非法占据托力哈达、吴家窝棚和大泡子等屯240余垧熟地，单方面圈犁于俄地之内。纳扎洛夫称：“图勒哈达村在巴拉满嘎（波浪口子）村下16俄里处，它由46户组成，有男女达斡尔族居民530人，共有牲畜164匹马、138头牛”。

19、补丁屯：又称布丁屯。位于精奇里江南岸，靠近六十四屯界沟处，是江东六十四屯中最老的屯子之一。1640年（后金崇德五年），补丁屯人曾随博木博果尔袭击往征虎尔哈部的清军。1883年（清光绪九年），沙俄当局非法占领补丁屯、石头泡西十余里，并在补丁屯西南制造了“苏忠阿垦地事件”。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春，沙俄又在补丁屯制造了“砸酒铺事件”，30多家酒铺被捣毁。纳扎洛夫称：“村中有71户，满族男女674人，役马213匹、耕牛142头。”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沙俄出兵江东六十四屯，首先侵占了补丁屯，击沉民船，防止逃跑，并以此为开端，疯狂屠杀江东人民。

20、远地屯：位于补丁屯西南、后段山西北。

21、后段山屯：又叫嘎拉霍罗、北山屯，位于瑷珲河上游，距补丁屯12里。纳扎洛夫称：“有41户，男女汉族居民533人，有205匹马、耕牛142头。”此屯为江东著名大屯，1883年（清光绪九年）后，沙俄无理蚕食大片牧场。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前，沙俄军队在此进行多次军事演习，毁坏大片土地。

22、前段山屯：离补丁屯12里，在后段山屯之南。

23、西段山屯。

24、河南段山屯。

前段山屯、西段山屯和河南段山屯3个屯子东西并列，统称前段山，位于后段山屯之南。其中，段山屯居中，西段山屯居西，河南段山屯居东。纳扎洛夫称：“大阿林村（前段山）由129户组成，男女汉族居民1677人，645匹马、520头牛。”据段山屯出生的徐永来老人回忆：“前段山是江东比较大的屯子，屯名来源是一条辘辘小河，将土山隔断开了，河南有四五十户，河北、河东的住户连在一起有百十来户（河北、河东即为段山屯）”。

25、东二沟屯：位于河南段山屯之南，据江东老人讲：“东二沟屯离江西瑷珲六十里，离海兰泡九十里。”纳扎洛夫调查：“有19户，男女达斡尔族居民167人，有76匹马、66头牛。”早为达斡尔族屯子，名为额尔古扎，后改为汉名东二沟子。

26、西二沟屯：位于东二沟屯西南1.5俄里。纳扎洛夫调查：“370户，481个汉族居民，耕畜有185匹马、141头牛”。

27、韩家窝棚屯：位置靠近1883（清光绪九年）和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两次划定界沟接连处，是江东六十四屯地区中最东的村屯。

28、曹家窝棚屯：位于兴隆屯正南、伯尔格尔河之北，距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所挖界壕不远。

29、姚家窝棚屯：此屯位于伯尔格尔河岸边、靠近界沟处，西北有关家窝棚。

30、吴家窝棚屯：位于姚家窝棚之东南、靠近界沟处。据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4月9日《黑龙江将军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呈文》记载：“‘苏忠阿垦地事件’之苏忠阿，即系吴家窝棚人。”黑龙江将军档案记载：“查吴家窝棚苏忠阿所争之地，系在俄人犁记以南近五里，种地85垧”。

31、大泡子屯：位于老官林子屯之南，是六十四屯地区南部的一个大屯。1883年（清光绪九年），沙俄擅自圈占北自补丁屯起至石头泡西十余里，南自大泡子至托力哈达240余垧垦地，荒地尤多。

32、爪里法屯：又称吴里发屯，位于江东六十四屯地区中部大泊之西北、瑷珲河南岸。纳扎洛夫调查：“葛林发村（爪里发）有12户、114个满族居民，有耕畜36匹马、24头牛”。

33、布尔多屯：也写作博尔多、卜尔多。位于爪里法屯西南、瑷珲河下游东岸。瑷珲河又名布尔多河、牤牛河、莽鼐河，屯名由河名而得。

34、达子窝棚屯：位于布尔多屯之东南、大泊之西。

35、蒋家窝棚屯：位于达子窝棚屯之西南、布尔多屯东南。

36、何家窝棚：在老虎屯北，有的资料又标为“何家地营子”。

37、图达阿林屯：位于段山屯西，都什沟东北。纳扎洛夫称：“在大阿林村（前段山）西南4俄里处，由40户组成，有300户满族居民，120匹马、80头牛”。

38、王家桥屯：位于图达阿林屯西、大泊岸东。江东老人王福海原住王家桥，因该屯在来往通道上，常有俄人骚扰，其伯父一家被俄人杀害，当地人称“王家桥惨案”。

39、都什沟屯：亦称都什镇，位于图达阿林屯西南、王家桥屯东南。纳扎洛夫调查记载：“有27户，257个满族居民，有81匹马、65头牛”。

40、后东山屯：位于都什沟西南、大泊东南沿，是江东六十四屯地区中大屯之一。纳扎洛夫调查记载：“有33户，男女汉族居民429人，耕畜有155匹马、132头牛”。

41、喇哈屯：又称拉哈尔屯，位于布尔多屯西南、瑷珲河南岸。

42、前东山屯：位于后东山屯西南，是江东六十四屯地区大屯之一。纳扎洛夫调查：“辰敦山村（前东山屯）在呼敦山（后东山）村西偏南3.5俄里，村中有54户、男女汉族居民702人，耕畜有270匹马、216头牛”。

43、小四家子屯：位于前东山屯西南、通往瑷珲渡口的道上。纳扎洛夫称此屯为“色得察扎村”，是个在辰敦山村（前东山屯）西南5俄里处不大的村庄，位于通向瑷珲渡口的路上，有12户、男女汉族居民155人，有耕畜72匹马、60头牛”。

44、何家山屯：位于前东山屯东南。生于何家山的杨荣发老人说：“我们屯正南是一个大泡子，在泡子东、西、北三面是住房，大泡子南面是一片白桦树林子。”何喜庆老人说：“我家祖坟都在何家山”。

45、小桦树林子屯：位于小四家子屯西南，《黑龙江志稿》为“小树林”。

46、老虎屯：又称老古托克索屯、老沽托索屯，位于何家山西南。

47、尼格托霍罗屯：位于太平沟西2俄里。

48、姚家窝棚屯：位于太平沟屯、老虎屯之间（与前边一屯重名，位置不同）。

49、桦树林子屯：又叫大桦树林子，位于小桦树林子东南，尼格托霍罗屯西。

50、太平沟屯：位于兴隆山之西，桦树林子东。纳扎洛夫调查：“该村有18户，男女满族居民172人，有540匹马、40头牛”。

51、何大鳖屯：又叫何图别拉屯，位于桦树林子屯西南、小桦树林子正南。

52、姜家窝棚屯：位于太平沟屯西。

53、王家窝棚屯：位于太平沟屯正南。

54、臧家窝棚屯：位于太平沟屯之东南。

55、兴隆屯：又称兴隆山屯，位于都什沟正南，为江东大屯之一。

56、四方林子屯：又称四房林子，位于桦树林子东南、石头泡子西北。

57、新关地屯：位于四方林子屯东，伯尔格尔河南岸。

58、谢家窝棚屯：位于王家窝棚屯正南、新关地屯西南，伯尔格尔河左岸。

59、戛尔泌屯：位于谢家窝棚屯西南，伯尔格尔河右岸。

60、黄山屯：位于新关地屯正南、伯尔格尔河之东，是江东六十四屯地区中大屯子之一，在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俄难”前达到300多户，姓姜、姚、车为多，共有4条街。最大的买卖叫义和兴，伙计就有30多人。纳扎洛夫1881年（清光绪七年）调查：“大毕利辰（黄山屯）村是中国村中最大的一个，由205户组成，共有男女汉族居民2490人。他们有耕畜1020匹马、800头牛”。

61、关家窝棚屯：位于黄山屯之东、伯尔格尔河右岸。

62、石头泡子屯：位于黄山屯之西。

63、南窝棚屯：位于黄山屯北20里。该屯老人吴玉莲说：“跑反（逃难）前（1900年），我们家住在南窝棚，有100多户人家，有3家买卖”。

64、老官林子屯：又称老鸪林子、老瓜林子，位于南窝棚屯之南。据《李金镛传》载：“金镛争还补丁屯至老瓜林百七十余里。”至此屯后，“俄官坚以不能作主为词”拒绝继续挖沟为界。

65、拉都屯：又称喇喀屯、喇都屯，位于约西普奇屯东，瑷珲河南岸通往瑷珲渡口的半路上。纳扎洛夫调查时称“山山屯”，“位于通往瑷珲渡口的正中的小村，有6户、汉族居民78人，有耕畜36匹马、24头牛”。

66、徐家窝棚屯：《黑龙江志稿》、《黑龙江乡土录》均有记载，位于段山屯之南。

67、黄河屯：又称精奇里屯（当地中国人称精奇里江又叫黄河）。纳扎洛夫调查时称：“里哈里距图格敦村（大碾间房屯）1俄里，两村有42户，男、女满族居民400人，耕畜124匹马、20头牛。”民国九年《瑷珲县志》载：“黑（黑龙江）、黄河（精奇里江）汇流之两江口地方，原有我一黄河屯，因地势下洼仅有一二户居民在耕垦……”。

68、小碾间房屯：位于都柿沟屯正北，图达阿林屯西北、王家桥屯东北处。

69、同合达屯：见于《黑龙江志稿》。日本史学家和田清标注“南窝棚之东”。

除此之外，尚有十几个村屯需要进一步考证：突勃屯、小桥子屯、疙瘩窝棚、马拉屯、湖哈达、马下屯、黄旗屯、红旗屯、兰旗屯和乌帽麦屯等。以上各屯在一些史书上有的有记载，有的无记载，有的村屯地理方位不清，但有诸多江东老人还亲自去过。

网民嚎叫：

好奇组长 匠心计划创作者,历史领域创作者

惨痛的海兰泡往事：俄毛子兽性大发，4天之内肃清全部中国人！黑河市对面有座城市叫海兰泡，与黑河隔着黑龙江隔河相望。海兰泡这是中国人的叫法，非常富有诗意，而俄罗斯叫布拉戈维申斯克，现在是俄罗斯远东地区阿穆尔州的首府。在160年前，海兰泡是大清领土，属黑龙江将军辖区管辖。1856年沙俄军队强行入侵该地，并在此设立军事哨所。2018-01-05211

历史百家争鸣 历史从未如此丰富多彩

这个地方原来有上千个中国地名，如今都是外国名字，是外国领土。中国人起名都很接地气，不论是人名还是地名，人名中女的带花，男的带鹏，其实都是取一个好的寓意，而取小名往往都叫什么狗剩，二蛋之类的，想要好养活一些。2017-09-03394

谢选骏指出：黄俄共产党说俄国的暴行是沙皇政府干下的兽行……但是看看现在2020年的乌克兰，入侵的俄罗斯野兽甚至都非俄国共产党领导的！由此乌克兰的惨状，可以印证江东六十四屯惨案，确实是整个俄罗斯民族犯下的战争罪行，而不仅是沙皇和共产党的罪恶——俄奴就是一种现代匈奴。

【20、改革开放的骗局在六四屠杀的时候就破产了】

《对习不满失望，中国当下社会情绪处于某种临界点》（美国之音 邓聿文 2023年8月28日）报道：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经济成了全球关注焦点，我在上期专栏文也说，中国经济有可能构成今年全球最大地缘政治风险。不过，中国经济的不振与社会情绪有着直接关联，后者的普遍消沉影响了市场信心。

社会情绪可以视作一个国家的人民对它的政府的评价。中国的社会情绪当前处于一种负面状态，反映民众对中共特别是习近平——不只是政策，而是其本人——的极其失望和不满。

习背离改革开放，不满声音遍及各阶层

这种失望和不满由来已久。习10年前上台时，民众曾对他怀有期待，希望在他的领导下，中国能够摆脱胡锦涛时期改革止步不前的状态，同时政府清廉。随后开展的大力度反腐让他赢得了相当大的民心，也逐渐树立起个人权威。当时只有极少部分人预见到了他会把中国带向今天的局面。

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缔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长达30多年的高增长让中国摆脱了积贫，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受惠于经济成长，一个初具规模的中产阶级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壮大起来。比起经济成就，改革开放更重要的是带给人们思想、眼界和精神的改变，中国和世界接轨，融入全球化，与现代文明亲密接触，这些都让人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然而习近平扭转了中国发展的轨迹，背离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尽管官方仍然高举改革旗号。这个过程既是渐进的，但又带有一种突变性。在此过程中对他不满的人越来越多，而引起中产阶级特别是国内自由派普遍不满的，则是他第一任期结束后对国家主席任期制的废除，人们从这一举动中警觉到他可能要谋取终身制的野心，这破坏了此前奠定的总书记连任不得超过两届的政治传统，然而，党已经无法阻止他的野心。

疫情三年是习个人专权的大爆发。如果说，之前他在政治上的集权，对言论和思想的打压，以及在经济上限制私营经济的做法得罪了党内的开明派、社会的自由派和企业家阶层，但其实行的强硬的民族主义路线也为他获得了底层和中产阶级中那些希望中国强大的人群支持；那么，三年疫情，习实行严格的清零政策，野蛮封城，强制剥夺个人自由，无处不在的对民众的监控，几乎把中国社会所有阶层，包括原先支持他的中产阶级和底层民众，都得罪了。在现代社会出现这种现象，极其罕见。

上海封城-最后一根稻草？

然而，这中间民意也有一个变化。疫情初期，由于未能有效应对，他的威望跌到上台以来的最低谷，但随着疫情向全球扩散，在2020年中到2021年中一年左右时间，由于中国在主要大国中率先控制疫情，同时经济得到恢复，政府改写了疫情叙述，将之描绘成得益于习的英明领导和指挥，民意出现有利中共的转变，习从而迎来权力的高峰期。可在疫情进入后半段，随着多数国家逐渐解封，中国却再次封控，特别是上海的封城，终于击溃了人们对他的最后一点耐心，并在11月，酿成席卷中国多个城市的青年反抗运动。假使中国政府不在随后宣布解封，更大规模的社会反抗是非常有可能出现的。

目前中国的社会情绪已到达某种临界点，民众的信心已然崩溃，对现政权的不满就像瘟疫一样到处蔓延。这不是夸张的说法，而是非常可能接近事实的描述。尽管在中国没有可信的民意调查，然而，中国自媒体每天转发的海量负面信息和大众低落的情绪，让对国情有基本了解的人知道这决不是夸大其辞，故意抹黑中国。

大众——从底层到中产阶级，从党外到党内，从知识阶层到企业家，从普通公务员到中高级官员，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焦虑，既看不到个人前途，也看不到国家的希望。失业的威胁，收入的下降，养老金的减少，沉重的房贷，这就是多数中国人每日都要提心吊胆面对的现实。对官员而言，这个现实是无休止的政治学习和对领导人的忠诚测试以及反腐的压力。对企业家而言，这个现实是没有好的投资项目和破产的威胁。对知识分子而言，这个现实是苦于不能说话。人们厌倦了官方虚假的宣传和意识形态，想改变命运的，要么移民，要么偷渡——疫情解封后，大批民众通过“走线”进入美国，创改革以来最高；不想改变命运的，则被迫或自觉内卷与躺平。

社会情绪大爆发何时到来？

时下中国出现的状况类似于文革末期或者六四后的几年，那时人们对政权极度不满，对现状极度沮丧，想改变现实却又自觉没有能力，苦闷彷徨，看不到个人和国家的前景。说中国正处于大变革的前夜是恰当的，但绝望也孕育着希望，不满也孕育着反抗，如果这种民情持续若干年，越过人们所能承受的心理临界状，届时因某个小概率事件很可能触发系统性社会危机，导致社会情绪的大爆发，变革也就不期而致。

尽管当下矛盾重重，但在官方强大的维稳机制下，社会变革不会很快到来。一是因为这种最坏的情况更多是人们的一种心理感受和悲观主义意识所致，从社会财富的角度来说，多数人的实际生活水平还是要好于文革末期和六四后几年，也就是说，社会财富的积累机制虽然中断，但财富存量还在；二是因为中国政府也在试着调整和改变，呼应和照顾人们的社会情绪；三不能不说到的一个因素是人性的弱点，由于当局多年来的物质鼓励和价值观的虚无化，社会的主体已被改造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不愿也不敢公开出来反对当局。

不管社会变革会不会到来以及何以到来，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要人们做驯服工具的时代已一去不返了。无论多么完美的极权，都做不到这点。

网民嚎叫：

Georgeyt 发表评论于 2023-08-28 17:10:59

改革停滞是不争的事实，四面树敌使“中国”形象严重受损。

生肖迷宫 发表评论于 2023-08-28 16:03:56

又几十年过去了，某国经济下行，闭关锁国，又经历了若干个三年自然灾害，人民呼吸着污染的空气，喝着污染的水，吃着污染的食物，受着低收入、高价医疗、高价教育、高价住房的煎熬，艰难地供养着庞大的特供群体，很多人流离失所，只能靠抗日神剧维持生活的希望，靠外交部发言人的骂战维持理论的自信。某天，伟大领袖与世长辞，举国哀悼，山河同悲。在人民群众痛苦万状之际，伟人妻子彭某被抓捕，又一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一举粉碎了，灾难深重的人民终于找到了罪魁祸首，大家敲锣打鼓，欢天喜地。

生肖迷宫 发表评论于 2023-08-28 16:03:36

权力不受约束，必将走向贪婪无度，

人治压制法治，必将形成黑帮生态，

权力不受监督，必将导致利欲熏心，

新闻只有歌颂，必将导致极度膨胀。

中国已经陷入极权独裁的罪恶深渊，人民沦为刀俎下的鱼肉，在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状况下，经济权利在被逐渐剥夺。中国历史经历了多少次同样的血泪教训，但是不幸的是，这次走得更深，而且状况更严酷。历史上当社会政治陷入严重危机时，能通过战争，短暂换回政治清廉。但是现在的高压维稳，消除了起义的可能性。大家唯一的期盼是暴君百年以后，再来一次粉碎四人帮。

谢选骏指出：上文似懂非懂但却不懂装懂，所以不知共产党所谓的改革开放，是个彻头彻尾的缓兵之计。本来这个骗局早在1989年六四屠杀的时候，就完全破产了。六四屠杀以后的共产党中国，上上下下就是一个“装蒜”的过程，那些灯红酒绿，无非海市蜃楼……信不信由你，说不说有我，愿者上钩都怪谁——改革开放的骗局在六四屠杀的时候就破产了，后来经过国际资本的重新包装，重新上市，十足的赝品，自欺欺人。参与者非蠢即坏，往往是又蠢又坏，呜呼哀哉，难逃报应。

【21、改革开放只是对六四屠杀的一个补偿】

《中国小县城，正“一条龙”式“送走”日本人》（正和岛  2023-08-13）报道：

现如今，言必提“不确定”似乎成为了一种潮流。

比如，在各种场合的演讲中，嘉宾们开头的第一句话往往都是在环境不确定、趋势不确定或者发展不确定的大背景下，要如何适应，怎样改变等等。

但如果把眼光和时间轴拉得长远些，你会发现，也有很多事情是确定的或者说注定的，甚至想改变都没法改变。

比如人的生老病死，细想想，生老病死这4个字有哪个字是你能改变的？没有吧，都是注定会发生的事情。

而这4个字背后所衍生出的生意，在所谓的不确定性之下，就显得十分值得关注了。

像巴菲特为什么如此钟爱吉列？就是因为只要睡觉前想到全世界的男人即使在睡梦中胡须也在悄悄长长，他就能睡得很安稳。

这就是当下越来越多的人所追求的确定性生意，利润或许不高，但胜在稳定。

不过，对我们的邻居日本来说，像这样的确定性生意，有很大一部分只有眼馋的份了。

举个例子，在处理后事的殡葬业上，日本就一直有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每一个日本人都逃不过被中国人送走的命运。”

尤其是去年7月，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遭遇枪击身亡后，关于这一话题的讨论，更是在日本社交网络的热搜榜上久居不下。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猛然发现，负责火化安倍遗体的，竟是一家中国人控股的企业。再一查，整个东京70%的火葬业务，竟都是这家中资企业来操办的。

这让部分日本“民族主义者”惊呼：“中国人，正垄断东京火葬场！”

当然，说“垄断”肯定是夸张了，但必须要承认的是，东京乃至整个日本的殡葬业，的确充斥着越来越多的“中国身影”。

01、勇闯日本市场，他什么来头？

先来聊聊“垄断”东京火葬场这件事。

作为一个火葬普及率接近百分之百的国家，日本目前有着5100家左右的火葬场，几乎所有日本人在死后都会用火葬的方式来处理自己的遗体。

而这些火葬场的经营则被纳入公共服务业的范畴，大多由地方政府负责，私人机构想要开设火葬场必须要经过当地政府的审批核准。

但东京有些例外，东京一共有9家火葬场，除了2家是公营之外，其余均为民营。而这7家民营火葬场中，有6家都由同一个公司运营——东京博善株式会社（下称东京博善）。

这家于1887年创建的百年企业，不仅包揽了东京下辖23区内70%的火葬服务，还顺带承接了附近几个县市的火葬业务。

而其母公司广济堂的实际话事人正是一名中国人——罗怡文。

罗怡文，何许人也？

他出生于上海，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1989年，正值中日外交蜜月期，不少中国人去日本淘金，罗怡文便是其中之一。

而从其后续的创业和发展历程来看，不得不说，他真的很具商业头脑。

来到日本后，罗怡文在横滨国立大学攻读经济学研究生。不过，由于日语不熟练，平时读日文报刊他总是半懂不懂，很是苦恼。但很快，他就从中嗅到了商机。

罗怡文想到，一定还有和自己一样不熟悉日文的中国留学生，于是便创立《中文导报》，找人来把日本报纸的内容翻译、整理成中文，然后再卖给在日的中国留学生。

由于赶上了赴日留学潮的黄金期，《中文导报》一经发售就迅速打开了留学生市场。

当年那批赴日留学生中，很多人不见得多了解《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但一定知道罗怡文的《中文导报》。

报社的成功为他带来了人生的第一桶金。2006年，罗怡文又成功转型，创办上海新天地株式会社，卖起了家电。

而让他名声大噪的，则是那场轰动一时的苏宁收购日本老牌家电品牌乐购仕（Laox）一案。

2009年，正是在罗怡文的牵线搭桥和不停游说下，苏宁和乐购仕之间才达成了收购协议。经此一役，罗怡文也被任命为苏宁东京大区总经理和乐购仕的社长。（乐购仕就是那个当年中国游客在日本疯抢的马桶盖品牌）

可与外界想象的不同，刚接到罗怡文手中的乐购仕早已风光不再，而是变成了一个“烫手山芋”。作为一家上市公司，乐购仕此前已连续亏损了9年，利润甚至比不上一些普通企业。

怎么办呢？罗怡文把“起死回生”的药方押在了免税店上。他看中了日本的旅游市场，决定将乐购仕转型为一家免税店。

“做了这么多年的家电，怎么说换就换？”面对老员工们的质疑，罗怡文没有太多回应，只是顶住重重压力，将决策推行下去。

随着时间的推移，按照罗怡文命令行事的员工，突然发现公司开始盈利了。到2015年时，乐购仕的净利润高达80亿日元，销售规模足足增长了20倍，堪称商业版的“医学奇迹”。

罗怡文的投资眼光和战略定力可见一斑。

读到这里，可能有人会说，讲了半天好像与殡葬业没什么关系啊，不是要说“垄断”东京火葬场这件事吗？

别急，接下来就是罗怡文进军东京殡葬业的故事了。

02、“醉翁之意不在酒”

智取东京殡葬业

2020年，随着新冠疫情的爆发，日本旅游业大受冲击，尤其是中国游客的锐减，让乐购仕的销量出现明显下滑，全国一半的门店悉数倒闭。

压力再次给到了罗怡文。

但疫情之下，罗怡文略显回天无力，他实在看不到还有什么产业值得投资，直到电视中弹出了一则新闻——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的家族企业“麻生集团”正大量抛售“广济堂”的股份。

当时，广济堂的主营业务还不是旗下的东京博善火葬场，而是印刷。

或许是觉得印刷业务不好干，2021年开始，麻生集团开始不断抛售广济堂的股份，这引起了罗怡文的注意。

当然，罗怡文“醉翁之意不在酒”，一番调查后他发现，这家看似平平无奇的印刷公司，旗下的东京博善竟捏着东京最大火葬场的命脉。

毫无疑问，拿下广济堂就是拿下整个东京最大的火葬业务。

于是，罗怡文开始了他的收购之路。在多方努力之下，罗怡文最终成功的收购了广济堂25%的股份。2022年，他又对广济堂进行了注资，使之股份超过40%，一跃成为广济堂最大的股东。

自此，广济堂正式成为中资企业，罗怡文也顺理成章的成为了东京博善的幕后老板，在东京殡葬业站稳了脚跟。

而罗怡文一上场便尽显其实干派的作风，大刀阔斧的对日本殡葬业进行了一场改革。

比如，长期以来，日本的火葬和殡仪都是分开来办的，死者家属只能委托殡仪馆进行火葬，而火葬场也要支付费用给殡仪馆。这让殡仪馆在行业中处于优势地位，火葬场甚至一度要靠殡仪馆赏饭吃。

而当罗怡文控股后，东京博善直接选择与当地一家大型殡仪公司成立合资公司，将原来殡仪和火葬分开的做法合二为一，形成了火葬、葬礼的一条龙服务。东京博善不仅开展火葬业务，还与佛寺和神社有业务往来，可以承办大型法式。

如此一来，殡葬产业上下游全部打通，过去那些处在中间的殡仪公司，再也没法在亲属和火葬场之间两头吃了，东京博善也凭借优秀的服务成为日本殡葬业内的一枝独秀。

像安倍的火化仪式，就是在东京博善旗下的“桐谷斋场”进行的。

数据显示，2022年，东京博善的销售额高达93亿日元，约合人民币4.5亿，净资产更是达到了惊人的33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7亿元。

从日本土地短缺的现实条件以及近乎不可逆的“超级老龄化社会”来看，短时间内，东京博善几乎不会有任何竞争对手，至少在东京殡葬业，其龙头老大的位置可以高枕无忧。

而看着这么一大笔钱被中国公司赚去，也有些日本人心里酸溜溜的，他们表示“自己不会被一家中国公司烧掉”，大不了不去这6家火葬场。

但坦白说，即便不去东京博善，不去中国人控股的公司，在料理后事上，日本人可能再怎么样也绕不开中国。

比如谁都离不开的棺材和墓碑……

03、曹县，拿捏着日本的棺材自由

其实，早在中国资本进入日本殡葬业之前，中国的殡葬产品就已经渗透到日本殡葬产业的“毛细血管”了。

有数据显示，如今日本90%的棺木、80%的牌位和60%的骨灰盒，竟都来自中国。

比如被誉为“宇宙中心”“北上广曹”的“一线城市”曹县。

2年前，一句魔性洗脑的“山东菏泽曹县666，我的宝贝”让这个山东小县城瞬间成了网红城市。虽然诸多叫法只是一句调侃，但在一些具体产业上，曹县的兴旺却是实实在在的，比如棺材制造业。

在曹县，单是从事棺材出口的企业就有2000多家，上下游从业人员有上万人，年创产值更是过百亿，不可谓不“豪横”。

而曹县能将棺材打造成支柱产业，与日本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日本，棺材素来被认为是送给逝者的最后一个礼物，无论如何也不能缺少，火葬时也要连着棺材一块儿烧掉。

所以和我们不同的是，他们对棺材的材质要求不是千年不腐，而是皮薄好烧。否则不仅浪费燃料，还变相延长了火化时间，导致排队要排得很久。

而桐木棺材正是最佳选择，不仅易燃，质量也轻，还不易变形，燃烧时的味道也特别小。

但长期以来，日本的桐木棺材一直都是靠进口为主，一口桐木制成的棺材往往要卖到一两百万日元，折合成人民币要5-10万元，非常贵。

于曹县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商机。

曹县的水土格外适合泡桐树的生长，不仅产量高，而且成熟速度极快。所以自从20世纪80年代起，背靠大树好乘凉的曹县，就开启了泡桐木家具和工艺品加工这条路。

2000年开始，当主打物美价廉的曹县棺材出口到日本后，瞬间就征服了日本殡葬业的中间商。

价格上无需多言，坐拥100多万亩，300多万棵泡桐树的曹县，其出口到日本的桐木棺材比之前低了十分之一不止，这种动辄几十上百倍的差价，直接碾压了日本同行。

更重要的是，曹县不只是靠价格优势，它还把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曹县木雕应用到了棺材的制作上，牢牢抓住了日本客户的心。

比如，在曹县木工师傅精湛的雕刻手艺下，当地的棺材企业就走上了“个性化”定制的道路。

不管是奢华的镀金棺，还是网红款的粉红棺，又或是刻上哆啦A梦的二次元棺，在曹县，棺材的颜色、风格、图案统统可以根据喜好定制，对日本同行来说，这无疑又是一场降维打击。

日本的综艺节目里，出现了一群曹县大妈，嘴里高喊着——“日本的各位，请一定要使用我们制作的棺材喔！”

不止如此，为了更好地了解客户的需求，曹县人还会定期组织团队去日本调查，有些老板甚至会送自己的孩子去日本留学，回国后打理家业，成为一名真正的“棺二代”。

2019年那会儿，网上还流传着一位曹县棺材铺的老板，以八家网店为嫁妆在网络上给女儿海选赘婿的消息。

入选条件也非常简单——没房没车没彩礼不要紧，日语和跨境电商必须拿得起，以便日后继承这份“条件尚可”的家业。

不得不说，这就叫专业。

如今，从曹县和“棺二代”们身上，不少精明的中国人也嗅到了日本殡葬市场中的巨大商机。

因为门槛低，投资少，一些在日的中国留学生，也开始从自身的专业转身到了日本殡葬业。

这些中国合伙人们创业开办的白事一条龙服务，以敬业态度和低廉的收费在日本扎下脚跟并大受好评。

04、惠安墓碑，送日本人“最后一程”

如果说中资企业进军东京的火葬场，是看中了日本殡葬行业的市场，山东曹县向日本出口棺材，是发挥了自己的原材料和工艺优势，那么殡葬一条龙服务中，火葬、棺材之后的墓碑，则确确实实是日本人求着中国制造的。

帮了日本人这个大忙的又是一个中国县城——福建惠安县。

这个泉州市的下辖县，承包了日本90%以上的墓碑制造，有800多家墓碑石加工企业，从业人员近10万人，年产值超300亿。

惠安墓碑于日本有多重要呢？

举个例子，2020年初，惠安各大石雕工厂受疫情影响停工，一家长期采购当地墓碑的日本石材店因此弹尽粮绝，无货可卖，最终闹出了过世客人排队等墓碑的悲剧。

或许是过于抽象，连朝日电视台都忍不住报道了此事。

这里可能有人会问，墓碑又不像棺材需要大量的木材，日本即使资源再短缺，起码石头总是有的吧，怎么连墓碑还要依赖进口？

原因无他，惟技艺精湛尔。

和曹县木雕一样，惠安石雕也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迄今为止，惠安石雕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是国内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品种最齐全的石雕出口基地。

2015年，惠安还被世界手工艺理事会授予为“世界石雕之都”，其墓碑生产能力堪称地表最强。

惠安的石雕手艺有多牛？

这么说吧，同行的石雕作品，接缝如果在1厘米，已经很不错了。而惠安人做的石雕，接缝能小于1毫米。

对于一向注重丧葬礼仪的日本来说，墓碑可不是简简单单刻上几个字就算完事了，还要进行图形和花纹的雕刻，字体也有严苛要求，普通的石材加工厂根本无法满足日本人对墓碑华丽美观的需求，唯有工艺精湛的惠安墓碑是最上乘之选。

当然了，这么好的雕刻技术，惠安也不只是用来做墓碑，事实上，我们所熟知的诸多纪念碑和石雕，均出自惠安人之手。

比如人民大会堂的柱础、人民英雄纪念碑雕刻、毛主席纪念堂石雕、长沙橘子洲的“青年毛泽东艺术雕像”甚至连华盛顿的马丁·路德·金雕像都是惠安人的作品。

这么一看，从火葬到棺木再到墓碑，日本的殡葬产业，确实也算是被中国人一条龙式包揽了。

见此，一小撮信奉阴谋论的日本人说这是来自中国的报复，当然，更多人则感慨：

“不管你愿不愿意，人生的最后一程注定是要被中国人送走的。”

05、结语

其实啊，哪有什么阴谋论一说，白事一条龙服务的背后，无非还是一种“商业之美”——你得实惠，我有钱赚。

而如果非要从更深层次分析点什么，我们想说的是，中国进军日本殡葬业的故事，无疑是给曹县木雕和惠安石雕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发扬和进步指了一条明路。

只有让这些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和精神食粮尽快商业化，让非遗传承人们吃饱、吃好，给足了物质激励，这些文化遗产才能得到最好的传承，而不再成为束之高阁的濒危手艺。

如此，也能让更多中国人民靠自己勤劳的双手过上好日子，创造出更多像曹县一样，从贫困县翻身为示范县的经济奇迹。

当然了，于日本而言，无论作何感想，在殡葬产业上与中国合作或许的确是最佳选择。

毕竟，在送日本人“最后一程”这件事上，可能真的没有谁会比中国人做得更认真、更有动力了。

——————

参考资料：

[1]. 《日本最赚钱的殡葬业，都被中国人承包了？！》 凤凰生活报告

[2]. 《火葬场、棺材、墓碑中国全垄断，中国是如何一条龙送走日本人的？》 扒拉文史

网民嚎叫：

futufutu 发表评论于 2023-08-14 12:26:38

意淫或不是，一个事实: 更多中国人民靠自己勤劳的双手过上好日子.

你可以使用这种力量，也可以嘲笑它: 傻逼逼的

pandali 发表评论于 2023-08-13 18:11:25

看了出处。。。是网易，今日头条

最爱是什么呢，意淫，别人都跪在面前叫我们爹那种，傻逼逼的

hkzs 发表评论于 2023-08-14 00:17:59

抛去爱国煽情吹牛，不得不说，大疫期间，烧死人的生意的确应该比较好做。那是刚需。

pandali 发表评论于 2023-08-13 18:11:25

看了出处。。。是网易，今日头条——最爱是什么呢，意淫，别人都跪在面前叫共产党爹那种，傻逼逼的

谢选骏指出：六四屠杀之后，矮柜邓小平南下开始脱裤子表演，全面放开不要脸——共产党在六四屠杀之后的改革开放，只是对六四屠杀血债的一个补偿。但是废垃们“只记得吃不记得打”，纷纷下海出卖皮肉做生意了——它们什么钱都敢赚。一晃三十年过去了，现在补偿完毕，该收拾行李了！历史的力学又开始反弹了回来……废垃没有珍惜历史机遇，无法开辟一个新的格局，那么旧有的一切就会从头开始——一个徒劳无益的西西弗斯的劳改。

【22、狗就是狗——香港特首】

《北京的忠诚代理人：香港下任特首李家超》（艾莎, 王霜舟 2022年5月6日）报道：

竞选香港最高职位的唯一候选人李家超在4月的竞选活动中宣布了他的政策宣言。这位前保安局长在警察和保安部门工作了几十年。

香港——2019年，数十万香港居民走上街头，抗议一项拟议的引渡法案，时任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在香港立法会为政府的立场辩护。

在听证会上，曾经是一名警官的李家超被问及警方对抗议者过度使用武力和催泪瓦斯的问题。好斗的议员们高喊“打倒李家超！”有人指责他试图“为个人利益出卖香港”，因为他执着地追求一项将迫使一些人在中国大陆受审的法案。

在警务处和保安局工作了几十年的李家超坚持自己的观点。如今，他将在周日举行的橡皮图章选举中成为香港新任行政长官。在获准投票的近1500人中，超过一半的人已经支持他，这确保了他的胜利。立法机关中所有持不同意见的人都已被压制。

通过选择没有竞争对手的李家超，中国在让香港稳步过渡，从半自治领土变得更像威权统治的大陆城市，以社会稳定为首要目标。经历了几年来的大规模抗议和民间动乱之后，北京找到了一位忠诚的代理人，来确保对这座城市的控制。

三月，香港维多利亚港旁的海滨长廊。对于一度席卷全市的抗议活动，作为保安局长的李家超领导了咄咄逼人的镇压行动。

“在未来几年里，维持对香港异见人士的强硬态度将符合李家超的利益，因为他被任命为特首的根本理由就是使香港符合北京的要求，”伦敦SOAS中国研究所所长曾锐声说。

“当然，这对香港是否有利是另一回事，”他说。

李家超将于7月1日就职，届时将是前英国殖民地香港回归中国25年，也是香港行政长官职位首次无人竞争。

在上周发布的一份44页的宣言中，李家超表示，他的首要任务将是为香港小宪法《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它禁止针对北京的叛国、分裂国家、煽动或颠覆行为。历任行政长官都曾试图这么做，但都遭到强烈反对。

但是64岁的李家超有善于完成任务的声誉。

在担任保安局局长期间，他领导了对抗议活动的大力镇压，动用北京颁布的全面国家安全法，来压制支持民主的示威活动，迫使反对派人士入狱或流亡。他冻结了直言不讳的出版业大亨黎智英的资产，导致《苹果日报》倒闭。去年，数十名议员因在竞选时承诺阻止政府在立法会的议程而被捕，李家超说，他们威胁要把香港变成“深渊”。

2019年6月在香港举行的针对引渡条例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李家超沉稳而严肃，往往更乐于待在幕后，静悄悄地在官僚机构中工作，而不是出现在聚光灯下。他受到严格控制的竞选活动也以类似的克制方式进行。

他只回答新闻媒体的几个问题，当他回答问题时通常会做笔记。上个月，他办了一场闭门活动，在该市以狭窄著称的公寓里同普通市民家庭会面，警察在门外阻止记者进入。

行政长官选拔过程有着严格的脚本，但即使按照这个标准而言，李家超也显得非常不自在，他对公众讲话时有时会停顿，有时说话会结巴。

现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似乎喜欢辩论，她的同事称她斗志昂扬、思维敏捷。在很多方面，李家超像是她的陪衬。

“他不是那种话很多的人，”已因面临多起抗议相关刑事起诉而逃往海外的前反对派议员许智峰说。“大多数时候他更像一台机器，照本宣科。他表情冷漠，几乎从来不显露情绪。”

李家超曾回忆说，因为儿时遇上过当地的街头恶霸，让他有了法律与秩序的观念，于是他在19岁时加入了警队。

2019年，李家超抵达立法会开会时，民主派议员举着横幅抗议引渡条例。

在晋升道路上，没有回应采访请求的李家超曾处理过香港一些最重大的刑事案件，包括追捕绰号“大富豪”的歹徒张子强，后者在上世纪90年代绑架并勒索了一些香港权贵。

1998年，由李家超领导的有组织罪案科突袭了张子强的藏身处，起获800公斤炸药。张子强逃往大陆，但很快遭到逮捕，并在简短审判后被处决。

“这帮歹徒心狠手辣，肆意妄为，要把他们缉拿归案，我们必须审慎部署，步步为营，小心执行每个行动细节，”李家超在后来给香港公务员事务局的忆述中表示。

早年职业生涯的成功加深了李家超与大陆安全部门的联系，让他得以定期访问中国各地的警务部门。在他进入监管警队的保安局领导层后，类似的考察仍在继续。

2019年初，他前往中国西部地区新疆，当局在那里对以维吾尔族和其他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民族进行了残酷镇压。李家超对议员们表示，此次考察为香港的反恐战略提供了潜在的教训。

由李家超起草的引渡提案于同年公布。在为该提案辩护时，李家超表示，此举是为了“填补（刑事司法合作）制度上的漏洞”。整个香港因此爆发了抗议活动。

2019年10月，防暴警察与抗议者发生冲突。

在北京批准了全面的国家安全法后，来自立法者和居民的异议立即成为了警方猛烈攻击的目标，在当局逮捕了数十名活动人士和反对派政客时，李家超采取了更加坚定的态度。

他在反抗议活动中取得的成功为他赢得了更多来自共产党的喝彩。在镇压之后，李家超和其他高级官员后来受到美国的制裁。YouTube最近依据制裁规定封锁了他的竞选频道。作为更广泛的外交报复的一部分，美国总领事与包括李家超在内的香港高级官员仅可进行有限接触。

新冠病毒大流行加剧了这种孤立，严厉的防控措施损害了该市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声誉。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曾被认为是接替林郑月娥的人选，但共产党官员决定不委用这位更具商业头脑的领导人。“我们至少需要五年以上的安全执法才能维持高度的法律和秩序，”全国人大代表、香港选举委员会成员田北辰说。

这为李家超扫清了道路。

一些商界领袖对李家超将带领香港成功实现大流行复苏持谨慎乐观态度。去年夏天，他听取了几名总部设在香港的跨国公司代表的陈述，他们表示在一年多的限制之后，他们在雇用和留住外国员工方面面临困难。企业威胁要离开这座城市。许多外籍人士暂时搬离了香港。

4月，李家超抵达新闻发布会，即将与记者交谈。他只回答了新闻媒体的几个问题，他在回答问题时通常会做笔记。

出席会议的欧洲商会主席高飞（Frederik Gollob）说，李家超承诺看看他能做些什么。8月，政府放宽了所有返港居民在酒店隔离21天的要求。

“是产生了实际结果的，”戈洛布说。

香港独立媒体如何在打压下走向消亡

但在解除限制几天后，政府再次收紧，促使企业和金融集团发布措辞强硬的信件。许多人将这种逆转归因于北京的干预。

由于中国希望扑灭香港的一切抵抗余烬，预计这些干预将在李家超的监督下继续进行。

选举前几天，李家超参加了一个电视论坛，该论坛曾经主持过行政长官候选人之间的激烈辩论。这一次的舞台只属于他一个人。“这并不容易，”他在4月中旬谈到他的竞选活动时说。“我一直在非常努力地向各位委员解释我的选举纲领是怎样的。”

即使是一个人的竞选也需要努力。

艾莎（Alexandra Stevenson）是时报驻香港商业记者，报道中国企业巨头、跨国公司以及中国在亚洲日益增长的经济和金融影响力。欢迎在Twitter和Facebook上关注她。

王霜舟（Austin Ramzy）是《纽约时报》驻香港记者，专注本地新闻，也报道区域性和突发新闻。他此前驻台湾和北京，曾对亚洲重大事件作出报道。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austinramzy。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谢选骏指出：上文没有抓住的一个重点——一般说来，警察就是狗腿子，好的警察是忠狗，按照命令去咬人；坏的警察是恶狗，不听命令乱咬人。但是狗就是狗——尤其好狗，不能具备任何独立行事的可能。香港特首，本来假装拥有一定的自主性，但其结果却无法胜任社会主义的改造，现在直接换上警察出来弹压——明确表示香港特首就是只狗。“狗就是狗——香港特首”，这就是“共产党特区”。

【23、黑格尔马克思不懂，还有三次四次五六七八九……次】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一节报道：

一

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科西迪耶尔代替丹东，路易·勃朗代替罗伯斯比尔，1848—1851年的山岳党代替1793—1795年的山岳党，侄儿代替伯父。在雾月十八日[44]事变再版的那些情况中，也可以看出一幅同样的漫画！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例如，路德换上了使徒保罗的服装，1789—1814年的革命依次穿上了罗易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服装，而1848年的革命就只知道时而勉强模仿1789年，时而又模仿1793—1795年的革命传统。就像一个刚学会外国语的人总是要在心里把外国语言译成本国语言一样；只有当他能够不必在心里把外国语言翻成本国语言，当他能够忘掉本国语言来运用新语言的时候，他才算领会了新语言的精神，才算是运用自如。

在观察世界历史上这些召唤亡灵的行动时，立即就会看出它们中间的显著的差别。卡米尔·德穆兰、丹东、罗伯斯比尔、圣茹斯特、拿破仑这些英雄人物，和旧的法国革命时的党派和人民群众一样，都穿着罗马的服装，讲着罗马的语言来实现当代的任务，即解除桎梏和建立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一些人粉碎了封建制度的某础，割去了长在这个基础上的封建头脑；另一个人在法国内部创造了一些条件，从而才保证有可能发展自由竞争，经营分成小块的地产，利用解除了桎梏的民族工业生产力，而他在法国境外则到处破坏各种封建的形式，为的是要给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在欧洲大陆上创造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适当环境。但是，新的社会形态一形成，远古的巨人连同一切复活的罗马古董——所有这些布鲁土斯、格拉古、普卜利科拉、护民官、元老以及凯撒本人就都消失不见了。冷静务实的资产阶级社会把萨伊、库辛、鲁瓦埃-科拉尔、本扎曼·孔斯旦和基佐当作自己真正的解释者和代言人；它的真正统帅坐在营业所的办公桌后面，它的政治首领是肥头大耳的路易十八。资产阶级社会完全埋头于财富的创造与和平竞争，竟忘记了古罗马的幽灵曾经守护过它的摇篮。但是，不管资产阶级社会怎样缺少英雄气概，它的诞生却是需要英雄行为、自我牺牲、恐怖、内战和民族战斗的。在罗马共和国的高度严格的传统中，资产阶级社会的斗士们找到了为了不让自己看见自己的斗争的资产阶级狭隘内容、为了要把自己的热情保持在伟大历史悲剧的高度上所必需的理想、艺术形式和幻想。例如，在一百年前，在另一发展阶段上，克伦威尔和英国人民为了他们的资产阶级革命，就借用过旧约全书中的语言、热情和幻想。当真正的目的已经达到，当英国社会的资产阶级改造已经实现时，洛克就排挤了哈巴谷［注：是圣经中的一个先知；见旧约全书“哈巴谷书”。——编者注］。

由此可见，在这些革命中，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勉强模仿旧的斗争；是为了提高想像中的某一任务的意义，而不是为了回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行游荡起来。

在1848—1851年间，只有旧革命的幽灵在游荡，从改穿了老巴伊的服装的républicain　en　gants　jaunes〔戴着柔皮手套的共和党人〕马拉斯特起，直到用已死的拿破仑的铁面具把自己的鄙陋可厌的面貌掩盖起来的冒险家止。自以为借助革命加速了自己的前进运动的整个民族，忽然发现自己被拖回到一个早已死灭的时代；而为了要消除这方面的一切疑问，于是就使那些早已成为古董的旧的日期、旧的纪年、旧的名称、旧的布告以及好像早已腐朽的旧宪兵复活起来。一个民族的感觉，就好像贝德勒姆[45]那里的一个癫狂的英国人的感觉一样，这个英国人把自己设想成古代法老的同代人，他每天悲痛地埋怨繁重的矿工劳动，因为他要在地下监狱般的埃塞俄比亚的金矿里辛苦劳动，借着系在他自己头上的一盏暗淡油灯的灯光，在一些手持长鞭的奴隶监视人的监督下劳动；矿洞口站着一群乱哄哄的野蛮兵士，他们既不了解劳役囚人，相互之间也不了解，因为大家讲着不同的语言。疯癫的英国人叹道：“我这个生来自由的不列颠人被迫忍受这一切，为的是要替古代法老找金子。”“为的是要替波拿巴家族还债，”——法兰西民族叹道。这个英国人在头脑清醒的时候总不能撇开找金子这种顽固的念头。法国人在从事于革命的时候，总不能摆脱对拿破仑的追念，12月10日的选举[46]就证明了这点。由于害怕革命的危险，他们曾经退回去追求埃及的肉锅[47]，1851年12月2日事件便是对于这一点的报复。他们所得到的不只是一幅对老拿破仑的漫画，他们得到的是漫画化的老拿破仑本身，是在十九世纪中叶所应当出现的老拿破仑。

十九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事物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身的任务的。从前的革命需要回忆过去的世界历史事件，为的是向自己隐瞒自己的内容。十九世纪的革命一定要让死者去埋葬他们自己的死者，为的是自己能弄清自己的内容。从前是辞藻胜于内容，现在是内容胜于辞藻。

二月革命对于旧社会是一个突然袭击，是一个意外事件，而人民则把这个突然的打击宣布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壮举，认为它开辟了一个新纪元。12月2日，二月革命被狡猾的骗子所葬送，结果，被消灭的不是君主制度本身，而是一世纪以来的斗争从君主制度方面夺取来的自由主义的让步。结果，不是社会本身获得了新的内容，而只是国家回到了最古的形态，回到了宝剑和袈裟的极端原始的统治。1851年12月的coup　de　tête〔轻率行为〕报复了1848年2月的coup　de　main〔勇敢打击〕。来得容易，失去也容易。然而这两个事变之间的时间并不是白过了的。在1848—1851年期间，法国社会获得了（按革命的、因而是速成的方式）一些教训和经验，这些教训和经验在正常的即所谓按步就班地发展的进程中，本来应该在二月革命以前预先获得，以便使这次革命成为一个比较严重的事变，而不只是一种表面的动荡。看起来仿佛社会现在忽然落到它的出发点后面去了，实际上社会还只是在为自己创造革命所必需的出发点，创造为保证现代革命能具有严重性质所绝对必需的形势、关系和条件。

资产阶级革命，例如十八世纪的革命，总是突飞猛进，接连不断地取得胜利的；革命的戏剧效果一个胜似一个，人和事物好像是被五色缤纷的火光所照耀，每天都充满极乐狂欢；然而这种革命为时短暂，很快就达到自己的顶点，而社会在还未清醒地领略其疾风暴雨时期的成果之前，一直是沉溺于长期的酒醉状态。相反地，像十九世纪的革命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则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作一遍；它们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企图的不彻底性、弱点和不适当的地方；它们把敌人打倒在地上，好像只是为了要让敌人从土地里吸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们前面挺立起来一样；它们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一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情况时为止，那时生活本身会大声喊道：

Hic　Rhodus，hic　salta！

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48]

但是，每个多少会观察的人，即使他没有逐步研究过法国事变发展的进程，也不免要预感到，这次革命必将遭受前所未闻的屈辱。只要听一听民主派先生们当时那种自鸣得意的胜利叫嚣就够了，这些先生们曾经互相祝贺，满以为1852年5月第二个星期日[49]一定会带来良好的结果。185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在他们头脑中成了一种固定观念，成了一个教条，正如基督徒脑子里的基督再临和千年王国到来一样。弱者总是靠相信奇迹求得解救，以为只要他能在自己的想像中驱除了敌人就算打败了敌人；他总是对自己的未来以及自己打算建树、但现在还言之过早的功绩信口吹嘘，因而失去对现实的一切感觉。这些英雄是想以彼此表示同情和结成一个特别集团，来驳倒关于他们显然庸碌无能的意见，他们收拾起自己的家私，预先拿起自己的桂冠，准备把他们的in　partibus〔不存在的〕共和国（这些共和国的政府人员已由他们毫不挑剔地在暗中诠定了）拿到交易所里去贴现。12月2日像晴天霹雳一样震惊了他们。人民在意气消沉的时代总是乐意聆听叫得最响亮的呼喊者们的喊声来压抑自己内心的惊愕，这一次他们也许已经了解到：鹅叫声能够拯救卡皮托里的那种时代是已经过去了。

宪法、国民议会、保皇党派、蓝色的和红色的共和党人、非洲的英雄、讲坛的雷鸣声、报刊的闪电、整个著作界、政治声望和学者的名誉、民法和刑法、liberté，égalité，fraternité〔自由、平等、博爱〕以及185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所有这一切，都好像一片幻影在一个人的咒文面前消失不见了，而这个人连他的敌人也不认为他是一个魔法师。普选权还保持了一刹那，好像仅仅是为着在全世界面前亲笔写下自己的遗嘱，并以人民自己的名义宣布：“一切产生出来的东西，都一定要死亡。”[50]

像法国人那样说他们的民族遭受了偷袭，那是不够的。民族和妇女一样，即使有片刻疏忽而让随便一个冒险者能加以奸污，也是不可宽恕的。这样的言谈并没有揭穿哑谜，而只是把它换了一个说法罢了。还应当说明，为什么三千六百万人的民族竟会被三个衣冠楚楚的骗子弄得措手不及而毫无抵抗地作了俘虏呢。

现在我们来把法国革命从1848年2月24日到1851年12月所经过的阶段大致总结一下。

总共有以下三个明显的主要时期：二月时期；共和国建立时期，或制宪国民议会时期（从1848年5月4日到1849年5月28日[51]）；宪制共和国时期，或立法国民议会时期（从1849年5月28日到1851年12月2日）。

第一个时期，从1848年2月24日到5月4日，即路易-菲力浦被推翻起到制宪议会开幕之日止（这是本来意义上的二月时期），这个时期可以称为革命的序幕。这个时期的性质，正式表现于这一时期仓卒建立的政府自己宣布自己是临时性的。在这个时期所采取、试行和发表的一切，都像政府一样，一概宣布自己只是临时性的。无论什么人和什么机构，都不敢承认自己有权长期存在，有权真正有所作为。所有一切准备了或决定了革命的分子——王朝反对派[52]、共和派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派的小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民主派的工人，所有这些分子都在二月政府中临时取得了位置。

不这样也不可能。二月事变原先的目的只是要争得选举制度的改革，以求扩大有产阶级内部享有政治特权者的范围和推翻金融贵族独占的统治。但是，当事变已演进到引起实际冲突，当人民已投入街垒斗争，当国民自卫军采取消极等待的态度、军队不进行认真抵抗而王室已经逃走的时候，成立共和国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每个政党都按自己的观点去解释共和国。手持武器夺得了共和国的无产阶级，在共和国上面盖上了自己的印记，并把它宣布为社会共和国。这样就拟定了现代革命的总的内容，这个内容和在当时的情况与条件下、在群众已达到的发展阶段上用现成材料所能立刻、直接实现的一切都是极为矛盾的。另一方面，其余一切曾经促进二月革命取得胜利的分子，都因在政府里获得最好的位置而心满意足了。正因为如此，所以任何其他时期都没有当时那样错综复杂：浮夸的空话同实际上的犹豫不决和束手无策相混杂，热烈谋求革新的努力同墨守陈规的顽固积习相混杂，整个社会表面上的协调同社会各个成分的严重的彼此背离相混杂。当巴黎无产阶级还陶醉于在它眼前展开的伟大前途并且认真地埋头讨论各种社会问题时，旧的社会力量却在集结，联合，醒悟过来，并获得了国内群众的意外支持，即获得了那些在七月王朝这个障碍物被推翻后立刻跃上政治舞台的农民和小资产者的意外支持。

第二个时期——从1848年5月4日到1849年5月底——这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创立、奠定的时期。紧跟在二月事变之后，不仅王朝反对派被共和派弄得惊慌失措，共和派被社会主义者弄得惊慌失措，而且全法国都被巴黎弄得惊慌失措了。由全国选出而于1848年5月4日开幕的国民议会，是代表国家的。这个议会是对二月事变的奢望所提出的活的抗议，并且是要把革命的结果降低到资产阶级的水平。巴黎无产阶级一下子就看出了这个国民议会的性质，所以他们在国民议会开幕后不几天，即在5月15日，就曾经企图用强力停止其存在，把它解散，将民族反动精神所借以威胁他们的这个机体重新分解为各个构成部分，但是这个企图没有成功。大家知道，5月15日事变的结果，不过是使布朗基及其同道者，即无产阶级政党的真正领袖们，在我们所考察的整个周期中退出社会舞台罢了。

继路易-菲力浦的资产阶级君主制之后，只能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就是说，以前是由资产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在国王的招牌下进行统治，今后将由全体资产阶级借人民的名义进行统治。巴黎无产阶级所提出的要求，是必须终止的狂妄空想。对制宪国民议会的这个声明，巴黎无产阶级回答以六月起义，这是欧洲各国内战史上最巨大的一次事变。结果获得胜利的仍然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当时站在资产阶级共和国方面的有金融贵族、工业资产阶级、中等阶层、小资产者、军队、组成别动队的流氓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牧师和农村居民。而站在巴黎无产阶级方面的却只有它自己。资产阶级共和国胜利以后，起义者被屠杀的有三千多人，未经审问就被放逐的有一万五千人。无产阶级从这次失败后，就退到革命舞台的后台去了。每当运动好像又进入高潮时，无产阶级就企图再向前推进，可是这些企图愈来愈软弱，成效也愈来愈小。每当无产阶级上面的某个社会阶层进入革命动荡时，无产阶级就跟它缔结同盟，从而分享了各个政党依次遭受到的失败。但是，这些相继而来的打击，随着它们触及的社会面的扩大，也愈来愈弱了。无产阶级在议会和报刊方面的一些比较杰出的领袖，相继被捕判罪，代替他们的是些愈益模棱两可的人物。无产阶级中有一部分人醉心于教条的实验，醉心于成立交换银行和工人团体，换句话说，醉心于这样一些形式的运动，即放弃利用旧世界本身内的一切强大手段来变革旧世界的思想，却企图躲在社会背后，用私人的办法，在自身生存的有限条件的范围内实现自身的解放，因此必然是要失败的。当六月事变中与无产阶级为敌的一切阶级还没有像无产阶级本身一样倒下的时候，无产阶级大概既不能使本身恢复自己原有的革命的伟大，也不能从重新缔结的联盟中获得新的力量。但是，无产阶级至少是带着不愧进行过世界历史性的伟大斗争的光荣而失败的；不仅法国，并且整个欧洲都被六月的地震所惊动，而各个上层阶级后来的失败所付的代价却如此便宜，以致得胜的党派只有公然无耻地加以夸张，才可以把这些失败说成是事变。同时，失败的政党离开无产阶级愈远，这些失败就愈是可耻。

六月起义者的失败，固然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奠基和建立准备和扫清了基地，但同时它也表明，欧洲的问题并不是“共和国还是君主国”的争论，而是别的问题。这次失败揭示出，资产阶级共和国在这里是表示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实行无限制的专制统治。它表明，在那些阶级划分比较发达、具有现代生产条件、具有那通过百年来的工作而使一切传统观念都融化于其中的精神意识的旧文明国家里，共和国一般只是资产阶级社会的革命改造的政治形式，而不是资产阶级社会存在的保守形式，例如，像北美合众国那样；在那里，虽然已有阶级存在，但它们还没有完全固定下来，它们在不断的运动中不断更新自己的组成部分，并且彼此互换着自己的组成部分；在那里，现代的生产资料不仅不和经常人口过剩的现象相结合，反而弥补了头脑和人手方面的相对缺乏；最后，在那里，应该开辟新世界的物质生产所具有的狂热而充满青春活力的进展，没有给予人们时间或机会来结束旧的幽灵世界。

在六月的日子里，一切阶级和党派都团结成一个维护秩序的党来反对无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党。它们从“社会之敌”手里“救出了”社会。它们选择了旧社会的格言“财产，家庭，宗教，秩序”作为自己的军队的口令，并用“汝将以此获胜！”这句话激励反革命十字军。从这时起，那些曾经团结在这个旗号下反对过六月起义者的政党中的任何政党只要企图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而守住革命的战场，它就要被“财产，家庭，宗教，秩序！”这一口号所战胜。每当统治者集团范围缩小时，每当比较狭小的利益压倒比较广大的利益时，社会就得救了。任何最单纯的资产阶级财政改革的要求、任何最平凡的自由主义的要求、任何最表面的共和主义的要求、任何最浅薄的民主主义的要求，都同时被当作“谋害社会的行为”加以惩罚，当作“社会主义”加以指责。最后，连那些“宗教和秩序”的最高祭司自己也被踢出他们的皮蒂娅的三脚祭坛，半夜里被拖下床，关进囚车，投入监狱或流放；他们的神殿被拆毁，他们的嘴被封住，他们的笔被打断，他们的法律被撕毁，这一切都是为了宗教，财产，家庭和秩序。一群群酩酊大醉的兵士对那些站在自己的阳台上的资产者即秩序的狂信者开枪射击，亵渎他们的家庭圣地，炮击他们的房屋以取乐，这一切都是为了财产，家庭，宗教和秩序。最后，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败类组成为维护秩序的神圣队伍，而主人公克拉普林斯基[53]就以“社会救主”的资格进入了土伊勒里宫。

注释：

[43]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之一。在这个著作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在分析法国1848—1851年的革命事件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这里，马克思首次提出了关于胜利的无产阶级打碎资产阶级国农机器的必要性的论点。马克思及时地将1851年12月到1852年3月这个时期的事件写成了书。在写“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过程中，马克思经常同恩格斯交换关于法国事件的意见。除了报刊和官方的资料外，马克思还利用了一些寄自巴黎的个人通讯作为资料。“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本来是准备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员约·魏德迈在美国筹办的“革命”周刊上以文丛的形式发表的，但是这个杂志魏德迈只出了两期（1852年1月），以后就由于经济困难而停刊了。马克思的文章到的太晚，所以在这两期中没有来得及发表。根据马克思的建议；魏德迈于1852年5月把这个著作以单行本出版，作为“不定期杂志”“革命”的第1期（也是唯一的一期）。魏德迈将书名改为“路易-拿破仑的雾月十八日”（没有用路易·波拿巴）。由于经济窘迫，这个第一版的大部分魏德迈都没有能够从印刷厂主那里买回，运到欧洲去的册数不多。在德国或英国（用英文）再版的企图也没有成功。书的第二版到1869年才出版。在这次出版时，马克思将著作的原文又重新审阅了一遍。在1869年版的序言中，马克思将他对原文的校订作了如下的说明：“这本书如果加以修改，就会失去其特有的色彩。因此，我只是改正了一些刊误，并且删掉了一些现在已经看不懂的暗喻。”1885年由恩格斯编辑出版的第三版，全文与1869年版一致。“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法文译本最先于1891年1—11月载于法国工人党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同年该书又在利尔以单行本出版。1894年在日内瓦第一次出版了本书的俄文版。此后这本书曾多次以俄文重版，其中很多次是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负责出版的。这次出版时是根据1869年德文版的原文。——第117页。

[44] 雾月十八日（1799年11月9日）是在法国完成资产阶级反革命过程的一次政变；政变的结果，建立了拿破仑·波拿巴的军事专政。——第121页。

[45] 贝德勒姆是伦敦的疯人院。——第123页。

[46] 1848年12月10日，路易·波拿巴经大选当选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第123页。

[47] 据圣经故事，当被俘的犹太人从埃及逃跑时，其中一些胆怯的人由于道路的艰难和饥饿，开始惋惜他们做奴隶的日子，因为那时他们至少还可以吃饱肚子。于是，“惋惜埃及的肉锅”就成了一句谚语。——第124页。

[48] Hic　Rhodus，hic　salta！（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转意：这里就是最主要的，你就在这里证明吧！）——这是对一个说大话的人讲的话，他硬说自己曾在罗陀斯岛跳得很远很远（引自伊索寓言中的“说大话的人”）。

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是上述引文的代用语（Pòδоζ在希腊文中是一个岛名，也作“玫瑰花”讲），这是黑格尔在“法哲学”一书的序言中使用的。——第125页。

[49] 1852年5月，路易·波拿巴的总统任期届满。根据法国1848年宪法，每四年一次的新总统的选举应该在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举行。——第125页。

[50] 见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三场（“浮士德的书斋”）。——第126页。

[51] 在1869年的德文版以及1852年版和1885年版中，都将立法议会的召开日期错写为1849年5月29日。——第126页。

[52] 王朝反对派是七月王朝时期法国众议院中的一个以奥迪隆·巴罗为首的议员集团。这个集团中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自由派情绪的人们，主张实行温和的选举改革，认为这是避免革命和保存奥尔良王朝的方法。——第127页。

[53] 克拉普林斯基是海涅的“两个骑士”一诗中的主人公，一个破落的贵族；克拉普林斯基这个姓是由法文字crapule（贪食、饕餮、酗酒以及懒汉、败类的意思）形成的。

马克思用克拉普林斯基来暗指路易·波拿巴。——第131页。

谢选骏指出：黑马知识贫乏，所以只见“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们哪里懂得，历史事变和人物，岂止出现两次，还有三次四次五六七八九……黑格尔与马克思，知识都很贫乏，除了西欧一隅的文献，其他一概不通。就说这个马克思，游手好闲、不学无术，一辈子也没有写过一本完整的书，连唯一的《资本论》也只写了三分之一就无疾而终了。至于这本《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上面罗列的第一节还不到万字，就算一篇文章吧，全书一共六七节，加起来最多只能算是个小册子——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卡·马克思，写于1851年12月—1852年3月

目录

序言：马克思，1869年（Preface: Marx 1869）

序言：恩格斯，1885年（Preface: Engels 1885）

一 1848年2月至1851年12月（Feb. 1848 to Dec. 1851）

二 共和党的倒台（Downfall of the Republicans）

三 路易·波拿巴的崛起（Rise of Louis Bonaparte）

四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失败（Defeat of Petty-bourgeois democracy）

五 制宪国民议会和波拿巴（Constituent Assembly vs. Bonaparte）

六 波拿巴的胜利（Victory of Bonaparte）

七 总结（Summary）

卡·马克思写于1851年12月—1852年3月

1852年作为“革命”杂志第1期在纽约出版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德文

俄文根据1869年版本译的，并与1852年和1885年版本校对过

来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　

谢选骏指出：就这么一个小册子，也算是“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了；因为马列主义，实在是乏善可陈啊。

黑马不懂，就像他们这俩活宝，历史上都是反复出现的，岂止两次，还有三次四次五六七八九……次，直到现今的北朝鲜及其学生——永无穷尽。因为圣经早就说了，“太阳底下没有新的东西。”

【24、胡平为何看不懂《天子》】

《习近平如何成为“独裁者”？很简单 就靠这一手》（美国之音 2024-06-29）报道：

中共建党103周年之际，习近平不延续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的政治遗产，重建毛泽东式个人独裁地位引发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习近平是否为独裁者在中国属于特殊禁区，但在国际上一般存在共识。美国总统拜登曾经两次公开称习近平为“独裁者”。德国外长贝尔伯克也在公开的外交场合以“独裁者”形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近日接受美国之音《纵深视角》专访时表示，改革开放后中国党内对政治体制改革有不同的期待，但有一点是普遍的共识，那就是毛式的个人独裁将一去不复返了。胡平说：“可是人们万万没有想到，在毛去世30多年，在邓江胡之后，居然又出了个习近平，居然又重演了毛泽东式的个人独裁。”

毛泽东作为中共和红色中国的奠基者，仅在晚年的十年文革时期攫取到一人控制全党的绝对专制权力，习近平为何仅用5年一个任期，就废除了邓小平确立的党内集体领导和任期制的政治遗产，修改宪法，定于一尊，完成了从一党专制到一人独裁的过程？

中共模式无权力制衡 领导人性格决定政党特质

中国宪法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是其基本政治制度，中共是唯一的执政党。在中共党内，党章把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纵观中共建政70多年的历史，一党专制贯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史。

胡平认为，中共按照苏共模式建立起来的政党其实就是一种委员会制度，除了没有权力的分立和制衡之外，其具体运作也没有程序性和制度性的规定，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党内一把手的性格和能力决定了党内和国家制度的特质。

他说：“有的领导人，他压制的很凶，在党内也搞大清洗，这么一来二去，就逐渐建立起个人独裁。有的第一号人物没有那么厉害，也没有能力和机会轻易地把党内异己清洗掉，于是就形成了某种形式的集体领导，他的权力也就不是那么大。”

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改革信息库在2011年习近平上台之前发表了“邓小平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始末”长文，指出“倡导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实现干部退休制度，是邓小平一个重要的贡献。”

胡平认为，邓小平所谓政治上的开明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一时之间一方面是他们都痛感于毛时代的那种个人独裁，使他们自己都成了受害者；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时这一批元老们都复出了，他们彼此之间很难彼此完全吃掉对方，所以形成了元老们共同执政这么一种状况，包括由他们来指定最高权力的继承者。”

习近平执政曾被预计开启“常人政治时代”

纵观邓江胡三代，执掌权力十年左右的邓小平1989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江泽民和胡锦涛也在连续任职二届总书记后退了下来，造成中共领袖任期不超过两届的惯例，成为改革开放时期限制个人独裁的重大政治共识。

胡平披露，到了胡锦涛执政时期，中共甚至出现了民主推荐的制度：“我们看到这十七大之前，中共召集省部级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到北京开会，让他们推荐下一届政治局人选。据说在那次推荐中习近平的得票超过了李克强，所以就这样确定了习近平成为第五代接班人。”

胡平说：“如果你让这个程序一而再再而三地搞下去，到头来可能就成为一种制度了。如果最高领导人都是通过高层的民主推荐产生的，那你的权力就肯定受到一种极大的限制。”

2012年，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就任总书记。原《人民日报》副总编、笔名皇甫平的周瑞金在《炎黄春秋》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从历史视角看十八大》的文章，把中共建政以来分为四个政治时代：伟人时代（毛）、强人时代（邓）、后强人时代（江胡）和常人时代（习）。

周瑞金认为，常人时代将有两大特点，首先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和高级领导层并非指定，而是通过党内高层一定民主程序推选出来，其次是推行集体领导、民主工作和依法办事。

中共政治生态的改变为习近平个人独裁埋下伏笔

与这种乐观估计相反，胡平早在2011年就推断习近平的权力将远超江胡，因为当时中共高层政治生态发生了重大变化，指派接班人的元老势力崩溃。

“胡锦涛在十八大的裸退也使得江泽民原来在中南海的办公室不得不跟着一并撤销，也就是两派元老同归于尽了。这么一来习近平一上位就没有人能够制约，因为原来能够制约最高领导人的元老，也就是推举你上台的力量相互抵消了。”

一个明显的迹象是习近平上台伊始，就无视当时尚有影响力的党政分开原则，建起各种小组并自任组长，以“小组治国“，相当于架空国务院的许多机构。

此外王立军事件和令计划儿子车祸更为习近平发动反腐运动提供契机。胡平说：“有了这两个概率极低却影响极大的事件，就给习近平在高层清除异己提供了难得的借口和时机。如果没有这两件事，你习近平就是想搞以反腐败为名的清洗运动，也是老虎吃天，无处下口。”

随着中办主任令计划的倒台，中央办公厅主持的民主推荐也就不了了之，为习近平扫除了大权独揽，定于一尊的制度和程序上的障碍。

习近平以胡温时期“九龙治水”弊端要求集中权力

习近平称胡温执政时期的“九龙治水”，“政令不出中南海”等措施为“弊端”，因此要求集权，最后走向个人专制。胡平说，中共是一个列宁主义政党，存在专制独裁的基因，所以任何分权分治其实有助于遏制其内在的极权冲动和倾向。

他说：“中共体制原本有着多种可能性向不同的方向演变，就像胡温时代的这种‘九龙治水’，固然似乎有效率不彰等方面，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中国经济腾飞的主要起飞、发展最快的就是胡温这十年，得益于这个时期的所谓效率不显的不折腾，完全不同与后来习近平时代的运动治国带来的后患无穷。”

正是最高层缺少一个人说了算的状况，才逼出了民主推荐这种方式。胡平指出。如果当时胡锦涛在人事问题上一言九鼎，就断然不会出现民主推荐这种形式。

他说：“民主推荐固然是很有限的一种改革，但是这种改革假如任其发展下去的话，未必不可能使得中国高层政治朝向一种、至少更多一些民主色彩的方向演变。但是习近平上台，就把这种可能性完全阻断了。”

毛泽东以声望服众 习近平以威慑吓人

2018年中国人大修改宪法，废除国家主席的任期制，是习近平改变中共体制的决定性步骤。习近平为何或如何能说服党内高层接受他的决定，让全党接受一个毛式强人政治再度出现？

当年毛泽东建立个人独裁统治，很大程度上靠他对中共发展壮大的贡献以及他在打江山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而习近平当时执政不过5年，政绩乏善可陈，更无党内和民间的威望。但是胡平认为，独裁者要建立个人权力，除了靠所谓功绩和深浮人望之外，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威慑。

他说：“习近平愣是通过反腐的名义，整肃了一些关键性人物，使得在党内上层的不同意见不敢通气，然后通过一种超越程序的方式，愣是以中央的名义，在没有召开全会的情况下提出建议修宪。这么一来，就使得上层没有人敢于反对他了。习近平建立个人独裁主要是靠反腐败，就是靠威慑。”

习近平如何成为“独裁者”？很简单  就靠这一手

建立清一色习家军 习想要长期执政还是终身执政？

仅仅通过两届任期，十年执政，习近平就取得了毛泽东作为中共和红色中国的奠基者奋斗一生所达到的地位。2022年中共20大让习近平登上了专制权力的巅峰，纽约时报为此撰文指出，习近平获得第三个任期并不出人意料，但就连那些有经验的中国观察人士也对中共最高层领导班子如此彻底的大洗牌感到震惊。

报道援引芝加哥大学研究中国政治的杨大力教授的话说，“他原来就占据支配地位，现在更加不可动摇了，统治地位归他独有。”

胡平说，二十大以后，中共高层成立清一色的习家军，其清一色的程度甚至超过了毛时代。他说：“毛不管怎么说，当年跟他一起打江山的那些人，他不可能都打到。所以在党内上层总还有朱德在，虽然他不起作用，但位置还在那儿。周恩来还有相当大的势力，虽然他不得不样样都顺从你，但是你还是没法把他打下去。到了习近平，你看，这个最高层就完全成了清一色。”

《人民日报》在中共二十大闭幕后指出，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不意味着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似乎有意告诉外界，习近平只是为了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统一之大任，要求额外任期，长期执政而已，不会成为另一个毛泽东，在年老体弱多病的情况下，仍然大权在握，终身执政。

但是胡平认为，独裁者是没有退路的，他缺乏安全感，永远处心积虑地担心别人觊觎他的权力和地位，担心遭人清算，所以他不愿也不敢交出大权。胡平说：“习近平取消任期限制的目的，就是要达到无限期执政，也就是终身执政。”

网民嚎叫：

Siewkim

还有什么要研究的！ 枪！在他手。

2024-06-30 02:00

emil

几千年来的文化文明让这片土地和人民已经形成适合由一个独裁统治者来管治，只不过现在轮到包子而已。

2024-06-29 23:00

kkllyy

中共设计的制度漏洞百出，根本不科学

2024-06-29 21:53

谢选骏指出：三十年前1994年我到达纽约，胡平邀请我到他家小住，那时他邀请所有初到纽约的人到家做客小住，就像万润南邀请所有初到巴黎的人到店做客吃饭（还送礼金）。我投桃报李，送给胡平一本新出版的《天子七书》。他打开翻了一下，看见每章前面设置的《天文历数》，就不解地问我，这是什么意思？我竟然一时无语，因为这是中国文明“天人合一”的基本意识啊！他怎么会不懂呢？于是我漫应之曰，“没有什么意思”，他竟说“那就把它删掉嘛。”后来我考虑到，连胡平这样的理论家都读不懂《天子七书》，我确实应该做一个通俗本，照顾读者的理解。这样不断照顾下来，《天子七书》越做越小，五版之后，变成了一篇短文，只有十几句了。

今天看了上述报道，惊觉三十年过去，而胡平依然故我，只有权力分析，没有文明纵深——这样怎么可能预测中国的发展呢？胡平为何看不懂《天子》？因为不解“中国文明的深层意识”

《消息传到中南海 习火冒三丈下令…》（2024-06-29 读报）报道：

中国各地书店近日掀起“反习”浪潮，习近平各类“著作”专柜与《大国的崩溃》、《丧钟为谁而鸣》、《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等看似意有所指的书“巧遇”的照片在网上热传，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然而近日传出消息，中共警方疑似接到指令被要求“24小时监控”并派专人维护“习著作”专柜，引发网友热议和调侃。

中国民间对习近平长期累积的不满正通过各种方式表现出来，各地的书店正成为“反习”的新场所，社交媒体流传着“习专柜”的摆设照片。然而，“李老师不是你老师”6月29日在X透露，有国内书店人员已经接到当地警方“态度和蔼”的通知，称如果书店里有习近平相关著作专柜的话，必须要配置专人维护以及24小时全天候监控。还建议撤掉专柜让双方都少点麻烦。书店方笑着回复，“放心吧保证不设专柜。”

消息一出立刻引起网友的热议，“不就摆个书嘛，他在害怕什么？”“包子玩不起，习专柜也烂尾啦。”“那包子的光芒怎么照耀四方呢？”“维尼熊的思维特别像皇帝，但凡学过现代文化也不可能有这种古代思维，他不会是古代穿越回来的吧。”“董瑶琼一泼，满大街的圣像就没了；网友们一摆，书店里的专柜就撤了。”“很好，玩到最后得把皇帝的书都下架了，封杀到最后是封杀自己！”“笑死了，一到民众对他的愤怒到了沸点，两百斤就抓几个人，转移注意力，让大家觉得他还有用……”“活着就已经成为一个笑话，不是空前绝后也是前无古人了。”“期待着下一个耍习战场的出现。”

另据报道，根据北京最新公告，习近平6月28日签署第26号主席令，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已经由第十四届人大代表常务委员会通过，自2025年5月1日实施。该法法条指出，所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指以土地集体所有为基础，经济组织包括乡镇级、村级、组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这个法的主要目的是“发展壮大新型农业集体经济、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巩固党在农村执政根基的重要保障”。

上述组织法的通过迅速在墙外引发批评，资深媒体人王剑指出，“集体经济就是公有制，接下来就是人民公社”。公民记者张展在X写道，“这是要开倒车吗？还是叫民间互害再来一波？人大常委会和人民代表大会形同虚设”。海外时评人士蔡慎坤在X写道，很多人认为不可能再搞集体经济。没有想到习近平稳扎稳打一步步把中国强拉回到毛泽东时代。“好”消息来得让人猝不及防！如果下月召开的三中全会选择加速倒车，中共政治经济社会乃至外交面临的各种问题都不可能找到解决办法，国际环境还会进一步恶化，经济持续衰退是大概率事件。

中共三中全会将有人事大动

时值中共第二十届三中全会前夕，除多名省部级、副国级官员落马外，多地省部级官员密集调整，仅6月28日这一天，就有5名省部级“一把手”出现调动。虽然近几十年，三中全会人事变动通常较少，但今年或是例外。

6月28日，据党媒消息，黄强任吉林省委书记；宁夏党委书记梁言顺转任安徽省委书记；被免职的原安徽省委书记韩俊已转任中共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 李邑飞任宁夏党委书记；国家卫健委副主任雷海潮接替马晓伟，担任中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6月28日，各地副部级官员也出现频繁调动。

对于7月15日至18日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海外时评人士王赫撰文分析，中共官场或将再现人事大动。主要原因是一大批落马或被免职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需要全会确认和决定。习近平20大亲自选定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有几个已被处理，需要被全会确认。而几个卷入出事传闻、被免职的人，如秦刚、前卫健委主任马晓伟、前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前火箭军政委徐忠波、前战略支援部队司令巨干生等，他们能否保住中央委员，也要在三中全会见分晓。

落马的现任中央委员，其位置不能空缺，将由候补中央委员递补成为中央委员。此外，全会还可能增补中央委员。与递补中央委员须出现缺位不同，增补中央委员没有定规。在中共历史上，十一届三中全会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等人为中央委员，除增补中央委员外，还可增补、增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文章写道，递补是常规，就本次三中全会而言，增补是看点。由于20大后落马高官太多、军队也经历了一波大清洗，习近平或会破格提拔一部分人进中央委员会。例如，2023年火箭军高层“一锅端”后，当年7月，王厚斌、徐西盛同时晋升上将军阶，分别就任火箭军司令员、政治委员。目前两人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但按惯例，这次可能会增补为中央委员。

文章进一步分析，当然，本届三中全会最大人事看点就是：中央军委、中央政治局是否进新人？去年8月，李尚福落马，12月董军被任命为中共国防部部长。但是，迄今董军没有担任国防部长通常兼有的身份：国务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三中全会增补中央军委委员是有前例的，例如十五届三中全会增补的曹刚川。那么，这次三中全会，董军是否会增补为中央军委委员呢？而更令人关注的，是三中全会是否增选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也是有前例的，如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而且，18、19届中央政治局都是25人，偏偏20届政治局是24人，这次增选一人也说得过去。网络上，关于习近平夫人彭丽媛要进政治局的传闻被炒得沸沸扬扬。但这个传闻更多是为恶心习近平的，不过，政治局进新人的可能性倒是存在的。

一个值得注意的事项是：6月28日，吉林、安徽、宁夏省委书记换人。其中，原吉林省委书记景俊海、原安徽省委书记韩俊被换下后，都称“另有任用”。2023年3月才出任安徽委书记的韩俊，这次匆忙换下接替前不久落马的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然而，景俊海或许仕途更广阔。1960年12月出生的景俊海，是习的陕西老乡，也是习所信任的极少数人之一，履历丰富，曾被认为是20大越级提拔为政治局委员的可能性人选，但未实现。现在，习遇到空前难关、急需用自己人之际，景俊海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可能性不能说没有。文章最后写道，三中全会之所以推迟良久，是因为中国经济大盘动摇、高层政见分歧严重、政局极其险恶，习近平的处境前所未有的艰难。习要掌控局面，一方面要拿出份“顶层设计”，另一方面要牢牢控制人事。这次三中全会，习或许有出人意料的动作。不过，习即使有出人意料的动作，如果不是顺天应人，则会进一步加深他的困境。

为还旧债  中共地方政府疯狂发新债

随着“土地财政”的瓦解，中共从上到下财政入不敷出。为缓解政府财政的巨大压力，今年北京下令地方政府大规模发行新债。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地方政府发行新债总计超过2.8万亿元人民币，其中近半数资金被用于偿还旧债，年内预计还将发行近4万亿元新的债券。

中共财政部6月27日公布了当前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和债务馀额情况。据公告，今年前5个月，全国发行的地方政府债券，总计约为2.8213万亿元，其中仅5月份就发债9036亿元，发债速度明显加快。在上述2.8万亿元中，有1.37万亿元的资金是通过发行所谓“再融资债券”筹集的，这部分资金将全部用来偿还各地政府已经到期的债务本金，或偿还部分存量债务。

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地方政府债券到期偿还本金总计约1.1748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券利息约5227亿元。2.8万亿新债中的另一半资金，则来自发行新增债券，主要投向官方规划的重大公共事业项目，其中新增专项债券约1.16万亿元。从省份发债的规模大小来看，今年前5个月，发债规模最大的是广东，已发债3277亿元；其次是山东的2611亿元；其他包括浙江、江苏、四川、天津、河北、安徽、湖北、江西、河南等省份，发债规模均超过1000亿元。

据稍早公布的预算报告，今年年内，地方政府还将发行至少3.7万亿元新增债券，而且中共中央正在催促各地方政府加快专项债发行进度。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5月末，全国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为42.38万亿元。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数据，截至2022年末，中共地方政府债务总额已高达92万亿元人民币。

中共总理李强6月底在大连举行的第十五届世界经济论坛夏季会议上表示，中共政府“正借鉴中医中的固本培元理念，精准调理经济，改善中国经济的基础”，却不经然地透露出，中国经济病入膏肓，现在试图“固本培元”，但恐怕是亡羊补牢、为时已晚。李强以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为例，说这是为了解决现代化建设道路上的一些重大的战略性、基础性的问题，既针对基础设施的硬投资，也有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的软建设，这些都是做打基础、利长远的事。美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市场学教授谢田博士分析指出，中共政府的债务水平，相对于GDP，已经远远超过日本和美国的水平。在债务累累的时候继续借债，会把中共在经济上的无能之后果，转嫁到中国百姓头上，转嫁到子孙后代的头上。中共政府的寿命还剩几何，是所有中国人心目中反复思忖、敢想不敢言的敏感话题。对中共政权的未来、中国经济的未来没有信心，也是中国民众目前拒绝房地产和股票市场投资、大笔资金进入储蓄的主要原因。中共试图“放长线钓小鱼”，用长期国债来鲸吞国人的储蓄，恐怕难以成功。而一旦当局再次祭出直接从工资中扣除、强行购买长期国债的做法，也势必会引起老百姓的反弹。

网民嚎叫：

奥维尔

纽约时报的社论写道，“拜登周四晚上以一位伟大公仆的疲惫身影出席辩论会……----这个马屁拍得好！

土共该好好学习纽时。

2024-06-30 06:27

卡卡卡夫卡

应该给声纳配自毁装置，谁打捞就一起炸毁。

2024-06-30 02:11

谢选骏指出：为何对于习近平诸多不满，他却依然稳坐泰山？因为人们的不满只是由于“结果”，而不是由于“原因”——结果是可以随时调整的，不像原因很难改变，除非经过改朝换代的革命。不仅胡平看不懂《天子》所阐述的这一点，绝大多数人也是如此，所以他们沉迷于小修小补的“和平演变”、“见好就收”——这可能适合于基督教哺育的西方，但并不适合于儒释道哺育并经共产党改造的中国。因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所以庐山的仙人洞，竟让毛泽东流连忘返、深陷其中。

【25、纪念六四屠杀32周年——赵紫阳是共产党的喷雾器】

《陆媒翻炒赵紫阳与美经济学家谈话 引猜测》（2021-05-29 大纪元）报道：

“六四”前夕，大陆媒体刊登了一篇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与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对谈实录的旧闻，引发外界揣测。

5月27日，大陆网易刊登了微信公众号“经济学黑板报”题为《一份罕见的高层谈话记录，信息量巨大（高手对决，没有废话）》的文章，全文转载了1989年在香港出版的《弗里德曼在中国》一书中的对话实录。

文章全文都称“赵总书记”，没有提及赵紫阳的全名。文章称，赵紫阳表示，现在改革要深入，就要进行价格改革。但进一步进行价格改革时出现了难题，即明显地出现了通货膨胀。

赵紫阳谈到，无论是价格改革，还是治理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要解决企业的机制问题，提高企业内部效益。今后企业的改革，一是实行两权分离，一是实行股份制，产权明确。

赵紫阳认为，要进行改革就要解决三个问题：价格改革；治理通货膨胀；实行企业股份制。

弗里德曼则表示，中央权力下放是个关键，下放得越多越好。抑制通货膨胀只有一个办法，这就是约束货币供应量，在中国就是要少印钞票。他认为中国的通胀问题不在于投资或消费，而是钱印得太多了。

弗里德曼认为放开价格，实行价格改革，并不会引起通货膨胀。如果官价低但买不到东西，实际不是低价。他表示，改革的最关键问题，就是不要半途而“胶”，不进不退。

1988年9月19日，在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的安排下，赵紫阳与弗里德曼在北京会面。当年中国经济再度过热，主持经济改革政策的赵紫阳面临价格改革和企业改革的双重问题。

弗里德曼以主张自由巿场经济而知名，曾获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于1980及1988年两度偕同妻子访问中国。本书记录了他两次中国之行及对中国问题的看法。

在“六四”32周年前夕，大陆媒体刊登有关赵紫阳的敏感文章引关注。香港时事评论员刘锐绍对《苹果日报》表示，在“六四”前夕有大陆自媒体翻炒上述旧文，不排除是有人“测试气候”，但并不代表官方对赵紫阳或“六四”事件的评价有任何松动，赵紫阳是否在内地舆论空间“脱敏”仍有待观察。

今年4月4日清明节，在当局要求下，赵紫阳的家人搬离北京富强胡同6号院。

1989年4月15日，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去世后，广大青年爱国学生和民众发起了持续近两个月的大规模纪念和示威活动，最后被中共当局武力镇压，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六四天安门事件”。赵紫阳因同情学生和反对中共武力镇压，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并软禁在家中度过了生命中最后15年多，于2005年去世。

过去，有关赵紫阳名字、话题等一直是中共官方报道的忌讳。

谢选骏指出：赵紫阳是共产党的最后一根稻草，每当共产党气喘的时候就拿来喷撒延命。而且，还有混淆视听的额外效果。不信大家看看，连共产党武警战士李洪志操办的法轮功下属的“大纪元”，都出来外宣、麻痹人心了。赵紫阳是共产党的喷雾器，这是他的悲哀，却是他家属的幸运，否则他们连经商的特权也会失去了。赵紫阳及其家属，毕竟都是共产党员。

【26、焦国标应该读读元代历史】

焦国标以前是个共产党员，可能现在还是，起码他思想上就还是中宣部这个阎王殿里的小鬼。

要不然，看哪能说出这样的人话：

“金南侵，元灭宋，中原父老蒙受灾难，谁是罪魁祸首？谁是灾难的最终根源？是金兵吗？是元军吗？都不是！是昏庸腐败的大宋、小宋皇帝。”

这是典型的共党逻辑——阶级斗争为纲。正是这一逻辑杀害了八千万中国人。蒙古人不是仅仅杀害宋人，正如共产党不仅仅杀害中国人。焦国标这是以毛泽东思想的逻辑在鼓吹伪造的“中国民主”论。但愿这样的毛逻辑不要再杀害八千万中国人。

焦国标还抬出亡国奴钱钟书说“钱钟书先生编《宋诗选》，未选文天祥的《正气歌》。”钱钟书为什么不选《正气歌》？自惭形秽吗！否则，那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名篇，怎么可以不选呢？！

被共产党征服和被蒙古人征服，异曲同工啊！

我建议，焦国标应该多了解一点历史，然后再写历史。

下面这篇好文，就是我推荐给他的。

《对蒙元史的歪曲及其严重危害》（赵丰年 2006年1月3日）报道：

外篇 对蒙元史的歪曲及其严重危害（一）

世界上只有在中国，才会在主流历史学家编制蒙元史教材中，把蒙古帝国建立地元代描写成空前繁荣的黄金时代，把中国民族融合、疆土辽阔、都归功于成吉思汗等蒙古帝国统治的贡献。“经过元朝近百年的统治，不单中华各民族之间密不可分的兄弟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同时也加深了各少数民族对中国这一大家庭的主人翁感情……契丹族与女真族（它是后来满族先民的近支）在元代被视为汉人，而最终与汉族相融合，回族作为一个新形成的民族出现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所有这些兄弟民族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加强了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凝聚力，在后来的清王朝时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离开了这些历史的亲和因素和传统情谊，就不可能有今天亲如兄弟的中华民族的大家庭，这是任何人也不能否认的”[注1].至於鼓吹蒙元促进了科技生产力发展、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的论文，更是比比皆是。最近还有文章宣扬游牧民族生活保护生态、保护动物，是解决中国生态问题出路。[注2]

然而，大陆以外书籍描写蒙古入侵其它国家时，讲得都是蒙古人当初一贫如洗，野蛮残暴，每到一处，都屠杀平民民、抢劫、强奸。在很多地方灭绝了当地人口，破坏了当地的文明成果，繁荣景象很久不能恢复。在中国大陆难以见到的书籍中，蒙古帝国军队残暴、邪恶的行为包括把妇女强奸以后杀死，把孕妇的肚子刨开、屠杀尚未出生的婴儿、把死人的头摆成金字塔炫耀、取乐[注3]，无论男女老少一律处死，他们是一群十恶不赦的强盗。按照蒙古帝国时代阿拉学者伊本-阿-阿特尔（IbnAl-Athir）的话说，“造成了自以来最大的灾难”，[注5]美国现代历史学家桑德斯也说：“作为人类种族灭绝屠杀的典型代表，这些蒙古人是自古assyrians以来最恶劣的屠夫。他们把许多国家民族完全斩尽杀绝、或者全部驱赶出家园。在屠杀上令人发指程度，一直到现代的纳粹都没有超越。”[注6]在前俄国和前苏联，更是不乏对蒙古帝国屠杀罪行的强烈谴责。前苏联还有专门的纪念蒙古大屠杀博物馆。而在中国的蒙元专家把这些描写一律批判成为“回教地主阶级的诅咒”“霸权主义者把弱小民族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也一一贬低否定，企图使之甘心屈居殖民他的奴仆地位。”等等。

为什么国外对蒙古帝国的评论和把中建设成空前繁荣描写别别如此之大？我带著这个疑问，花了大量业余时间，阅读了很多（当然远远不是全部）中外有关论文，得出结论是:“解放后中国主流的蒙元专家巧妙地隐瞒、扭曲历史，不断误导中国民众”。而且这种对历史的扭曲和欺骗不仅仅严重阻碍了今天的中国迅速步入世界先进文明行列，而且，如果不能及时得到纠正，迟早将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灾难。

本文将引用各种所查阅的资料，详细论述中国控制了蒙元研究的主流职业历史学家如何隐瞒、扭曲历史。他们的做法将产生了什么危害.

第一、中国主流历史学家在通俗史书上对民众隐瞒了蒙元残暴屠杀、种族灭绝的规模和性质、在中国屠杀的人数和占人口的比例。

无数古代的原始记载显示，蒙古帝国并不是只在中亚、阿拉伯、欧洲和印度屠杀和种族灭绝。在中国的屠杀和种族灭绝的规模并不逊色。蒙古人仅在中国北方金境内（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山西）屠杀汉、女真人口占人口比例约占90%[注7]，其中忽必烈自己估计直接有一千八百万人（估计这是直接屠杀），焚烧房屋农田造成冻死、恶死，用死尸污染水源造成的疾病没有人能直接统计。西方国家的估计是三千万。这在中国专业书籍元朝史中也有相应的描述。北方大地被杀的千里无人烟，在加上强奸妇女、绑架奴隶，把平民驱赶填平在防御沟壕其凶狠、残暴程度，是世界上任何其他种族灭绝行为、包括臭名昭著的德国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都不能相比的。

除了中国北方90%汉族平民惨遭种族灭绝，蒙古帝国在四川进行大屠杀造成的灾难更是令人怵目惊心……网上学者愚人先生文章经过自己在各种原始文献的调查，在“南宋末四川军民对蒙古的抵抗及其意义”也对四川人口被屠杀作了估计[注8]，整个四川在蒙古帝国屠杀前，最保守的估计也超过了1300万人口，屠杀后竟然不满80万人口。现举一例：

四川四路，包括今陕西所属的大安军、兴元府、沔州、洋州、金州，甘肃所属的天水军、西和州、阶州、成州、文州，其估计户数从战争前1175年的258万（估计数，包含上述陕甘两省地区），减至战后1290年的15.5万（估计数，包含上述陕甘两省地区），人口减少到1/15。

中国古代各种原始记载尽管经过满清文字狱时代被有计划的销毁，即使在残留的记载中国，也处处可见蒙古人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杀光的各种暴行，表明蒙古人在中国屠杀各族人民和在阿拉伯、中亚、欧洲的行为丝毫没有分别[注9]。蒙古帝国在中国境内的种族灭绝，是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受害者的人数，被作为世界记录，放在《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至少是）1985年版。

然而在中国主流蒙元史专家的大众通俗作品中上却根本看不到蒙古帝国残酷的种族灭绝行为。他们有意识地这种有史以来空前绝后暴行和普通的战乱混为一谈。模糊地说凡是战争都有死亡。所以蒙古帝国的杀人行为没有什么特别的。在中国关于蒙元历史的通俗历史作品中，充满了古人如果启用儒家治国，恢复科举，救济难民。在蒙元史论文中，也充满了元代如何促进科技进步[注10]。难道在半个中国人口被屠杀了90%对中国没有什么恶劣影响？

我不能说中国史家举出的蒙元“贡献”的例子不是事实。这就象是日本入侵中国除了屠杀等各种罪行以为，还抓劳改修建了铁路一样，是大规模罪行下的个别例外。如果将来的历史学家在描写日本侵占中国关东，不讲他们屠杀平民，强抓劳工，抢走粮食、强迫人吃混合面、造成大批民众饿死,抓慰安妇和化学、生物武器实验，只讲他们兴办铁路、开设学校、医院、甚至某个日本人救活了中国人的性命，把招募汉奸说成是团结广大汉、蒙同胞，用这些个别事例来证明日本入侵中国促进了中国的进步，然后再说两句凡是战争都要死人，所以日本侵略者屠杀中国人没有什么特别，那么未来不明真相的的人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中国的蒙元史专家就是用这种方式作学问的。

蒙古屠杀造成的是中国和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灾难，可是我们在中国有关的通俗历史书籍上很难发现这样的结论，包括部分和中国学者关系紧密的外国汉学著作也存在着欺骗和误导。剑桥中国史引用了最近人口研究结果，既宋代中国人口有至少一亿两千万、甚至更多。而元代只有5000万。那一半人口到哪里去了。剑桥中国史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因为他们对蒙元历史的结论，多出于中国蒙元史家材料，即蒙古人采用儒家治国、救济难民等等，也基本上不提蒙古人有屠杀的习惯。然后书籍作者提出这样的疑问，这么好的政权人口下降那么多了，一定是天灾。可是他们又没有发现有大规模的天灾疾病记载。所以对人口被消灭的原因就存疑。如果不是中国蒙元史家隐瞒了蒙古人的屠杀行为，这本来根本不成为问题。周良宵在其《忽必烈》一书中对蒙军残暴行为做了定性描述，可是避口不谈蒙军屠杀造成的死亡人数、占人口的比例和人口严重下降的事实[12]。也就是说中国读者无法同时接触到蒙古屠杀和人口下降一半以上的信息，无法了解其残暴程度远远超过历史上一般战乱。而中国蒙元史专家借此机会把世界上最大的人道灾难和一般性战乱混为一谈。也给某族民族主义者理直气壮的说“哪个朝代没有血腥、蒙古帝国不比其它政权残暴”的谎言提供了依据。国外（部分）学者被中国蒙元史家误导。不仅剑桥中国史作者被误导，黄仁宇和一些台湾史家也有明显被误导的痕迹、和为蒙古帝国罪恶隐瞒的行径。[13]中国有个以蒙元史权威韩儒林（中国百科全书蒙元部分的主编，已去世）为首的学派，坚决主张蒙元促进了中国发展，他们绝大部分的论文和在所有大众能够接触到的通俗作品中，都是竭力为所谓的蒙元贡献找例子。对公众，他们根本不提蒙元军队杀了多数人，抢劫了多数财产。更有甚者，还批判伊斯兰史家记载蒙古人在中亚、西亚残暴的屠杀和抢劫行为，说那是反动统治阶级的偏见[1]。

韩儒林在给同行定调子的发言中说：“元朝的统一，结束了五百多年的民族纷争和血战，使全国各族人民有可能在比较安定的环境中从事生产，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无论如何都是历史的进步。”[14]把造成5千万以上中国人民死亡的政权说成是“结束了五百多年的民族纷争和血战”，是不折不扣的谎言。蒙元的统治也根本没有提供任何安定的环境从事生产。蒙元政权为了试刀是否锋利，可以随便在街上抓人杀掉，他们把成千上万的汉族人民抓来作为奴隶，多次计划把汉人杀干净，把农田变为牧场，这是给“全国各族人民有可能在比较安定的环境中从事生产”吗？不是，这是对中国人民进行欺骗和愚弄。

第二、中国蒙元史家刻意隐瞒、贬低宋代发展成就，并把宋代的成就归功于蒙元统治。把蒙元不断抢劫造成的南宋财政危机和通货膨胀，说成事南宋政权的腐朽和蒙元统治的理由。颠倒和野蛮和文明的性质。

近代部分中外历史学家的研究表明，宋代时中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发达国家，而且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其它文明地区。中国发展停滞以至於最终落后于西方文明，正是蒙古帝国的大屠杀、野蛮破坏、和残酷的奴役造成的大量人员、尤其是掌握先进技术的汉民族精英的死亡造成的。蒙元入侵初期，实行的是种族灭绝和彻底破坏的策略。中国北方被毁得千里无人烟。这在后资治通鉴里有明确记载的事实，在中国现代史家的通俗读物里是见不到的。

蒙元政权攻打南宋时，遇到了在世界其它地区难以见到的顽强抵抗，事实上，蒙元军事力量虽强大，但没有取胜南宋的的把握，这迫使他们改变了野蛮的灭绝屠杀行为，改用相对文明的方式征战。征服的城市不再屠杀干净，也不再焚烧一光。而是启用当地投降的官员用原来的方式管理。这样，中国南方（长江流域和广东福建沿海）地区免遭破坏。马可波罗在中国见到了仍然是世界首富的繁荣，这种繁荣是几白年来宋代人们创造积累的。蒙元只不过没有破坏干净，但他们除了疯狂搜刮财富，没有对繁荣有任何贡献。实际上，中国正在蒙元统治下走向衰退。

然而，在掌握蒙元史编造原则的中国历史学家笔下，宋代是一个充满腐朽落后的时代，而蒙元是一个欣欣向荣、生气勃勃的新时代。马可波罗见到的繁荣，被他们当所蒙元英明统治的证据。蒙元专家的研究论文，只集中在为两个观点找例子，一是宋代皇室的腐败、软弱。二是蒙元时代的科学、文化、经济成就。他们所有举出蒙元时代的成就，都是汉族人们创造的。但他们都牵强附会归功于蒙元政权。而蒙元在在四川、中国北方屠刀下千里无人烟的惨剧，对他们的结论没有什么影响。最多轻描谈写，一笔带过说蒙元有部分破坏生产力行为，还不忘了交代一下这是个别现象。为了民族团结，不要在追究这种事。

而宋代在这些中国专家笔下，则是充满统治阶级腐朽落后，阶级矛盾减弱的朝代。在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的文章列举一系列宋代腐败现象只后，他得出如下结论：“这样腐败的政权，任何民族都有权力推翻它而取而代之。所以蒙元当中国的主人是推倒历史前进的”。他的话让我范描写想起两次鸦片战争时清政府的腐败，同理，是不是因为清政府腐败，那英国、俄国、日本等民族就有权力当中国的主人？否则阻碍历史发展？按照同意逻辑，是不是汉民族的管理者被别人找到腐败现象，任何其他民族都有权力象蒙元政权那样屠杀、奴役汉民族。这些历史学家所作所为，等於是在为另一次大规模屠杀汉族人民提供借口。

事实是，蒙元所侵入世界上文明地区（不仅中国），不仅造成了文明发展的大倒退，伊斯兰和欧洲学者（尤其是俄国学者）详尽描述了蒙古人在中国以外地区造成至今是有史历来最大的人道灾难。几千万甚至上亿贫民被屠杀。这种屠杀，不但没有促进当地文明发展，反而造成所有被蒙古掠夺过的地区发展的全面停滞。我所读过的一本苏联历史书上清楚地论证道，俄国在蒙古人屠杀和占领后，人民痛苦地倒退到野蛮时代。万幸俄国受没有被破坏西方文明影响，逐渐恢复了国力，赶走了蒙古人。如果不是因为南宋人民的英勇抵抗，世界上失去了这唯一的文明源头。那我们今天也未被在中世纪生活水平高。造成中国落后最主要的原因，正是北方游牧民族两千年以来不断的屠杀、破坏、征服奴役。这其中，蒙元政权是最恶劣例子。

客观地说，中国明代以后的主流历史学家对宋的贬斥情有可原。尽管宋代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水平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但是由于宋的军事软弱，人民遭受被蒙古人屠杀、抢劫、奴役的巨大痛苦。而宋的繁荣并没有留给后人。所以明代以后中国史家倾向于研究宋的缺陷，忽略了宋的繁荣。更谈不上思考宋的繁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幸运的是，不受中国史学界控制的西方史家则没有这个偏见，西方国家后来的发展很多受益与宋代的发明创造。对宋的成就多有赞扬。（实际上西方学者受语言文化限制，只了解宋成就的很小部分）。但是，现代中国主流蒙元史家把宋代描写的一团漆黑，已经很难说是偏见引起。说元代因为蒙古人统治而比繁荣，是弥天大谎。根本不具备任何职业道德。

中国在宋代已经有成熟的文化，高度发达的社会系统和福利制度。许多宝贵的经验到今天还被中国遗忘，却在西方国家却后来居上，从新发明和改善了这些文化传统。然而中国的主流历史学家却刻意隐瞒真相，使得很多这些关键的历史真相，尤其是宋代的辉煌成就，需要经过西方学者、或者向愚人先生这样有历史造诣的极少数非职业史家用业余时间通过互联网才能慢慢揭示.

第三，中国史家隐瞒了蒙元和其它游牧民族野蛮、落后的本质和对文明地区的寄生关系。

很多不同来源的历史原始资料都表明游牧民族，包括蒙古民族在没有接触到文明地区之前，生存手段低下，常常没有温饱，经常发生为了争夺食物，父子、兄弟自相残杀[14]。老老幼病残遭到遗弃[15]。由於不畜牧，而是游牧，草场快被破坏。游牧民为了生存，争夺草场，经常大规模自相残杀[16]。游牧民族有种族灭绝的习惯，每战胜一个部落，就把对方男子全部杀光，把女子和幼儿掠夺为自己的奴隶。由於这种生存方式成活力很低，所以游牧民族经常到人口稠密地区掠夺人口，补充自己的来源。所以尽管蒙古和土耳其同祖同宗，但土耳其在欧洲、西亚、中亚地区掠夺白种人口，成为白种人，而蒙古地区游牧民族掠夺中国和朝鲜等文明地区的人口，成为黄种人。阿尔泰民族群体原来的人种，已是难以解开的谜。

远离农业地区的游牧民族从来没有什么成就。而靠近文明地区的游牧民族可以抢劫财富。抢劫到的财富比自己靠原始游牧手段得到的财富多得多。使得靠近文明地区的游牧民族把它当作主要的生存手段。他们或者直接抢劫，或者利用抢劫做威胁，用少量物品（主要是马）强迫文明地区向他们输送衣物、铁器、食物、金银等来维持生活。而文明地区地区打内战时或者企图抵抗其它游牧民族抢劫时，经常找游牧民族部落做雇佣军。事实上这种雇佣和贸易造成了畸形强大的游牧民族。中国除了华夏文化还有其它出色的文化对中国发展有贡献，比如藏文明、高丽文明和维吾尔族的文明。但游牧民族偶然保护文明地区不受其它游牧民族抢劫，对文明发展没有任何贡献。恰恰相反，在没有长城保护的维吾尔地区由於长期被游牧民族破坏，使其落后于华夏文明，使中国发展失去了一个借鉴来源。实在是憾事。

游牧民族是古代社会的寄生虫。为了对付游牧民族野蛮抢劫屠杀，文明地区必须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资源。成为沉重负担。成为文明地区衰落的原因之一（明代多少是被持续不断的蒙古人抢劫拖垮了）。文明地区一旦衰落，游牧民族就趁虚而入，大肆烧杀掠抢。历史上也的确有很多游牧民族，受华夏文明熏陶，接受了华夏文明。只有在他们成为为华夏文明一员后，（成为汉族以后），才对中国发展做出贡献。这些民族融合的动力，是华夏文明创造财富的功劳，不是野蛮民族抢劫的功劳。中国史书却本末倒置。

尽管游牧民族的野蛮生活方式在国外史书中常见，但在现代中国史书中却是基本绝迹的.

第四，中国史家把蒙元没有破坏干净的宋代华夏文明成就归功于蒙元

中国蒙元史家不厌恶其烦地描写蒙元政权如何兴修水利，救济难民，恢复农业，复兴科举，证明蒙元的英明统治。这真的是游牧民族带来的吗？蒙元在入住中国为食物或女人连父子、兄弟都可以残杀，连成吉思汗父亲死后，其孤儿寡母寡妇立刻被抛弃，任其自生子灭。这样残酷的习俗，怎么会一下成为英明的统治阶层？

事实上，蒙元政权启用了汉族官员始于宋代遗留下来的方式管理，才有部分好的表现。蒙古人在中国以外地区没有这样做，是因为华夏文明创造的大量财富诱使他们放弃野蛮屠杀破坏。启用投降的汉族官员治理。这样他们自己也可以得到更多的财富。华夏文明没有被破坏的功劳，不用归功于蒙元。而应归功于创造财富的汉族人民。蒙元兴修水利、救济难民等行为是华夏文明的残余，而没有野蛮民族的任何贡献。中国宋代官府救济难民的次数规模远远高于蒙元，这在中国史家的材料中是无法见到的。没有蒙元，中国只有更繁荣，被蒙元破坏摧残后，中国文明倒退到一个低下的起点，而且从此迷失了文明的方向。（本人另有一文专门讨论这个问题）

更重要的是，是因为南宋人民的英勇抵抗，才迫使蒙元接受文明的角色，今天中国史家在大肆吹捧铁木真、忽必烈的同时，取消文天祥等人的英雄称号，这无疑会迫使中国人民蔑视抵抗异族入侵时的民族英雄，强迫中国人民在异族残酷屠杀和种族灭绝时逆来顺受，甚至加入异族屠杀自己的同胞，其后果必然危害无穷。

文明发展必须要通过积累才能完善。华夏文明通过无数次经验教训，已经懂得兴修水利和免除过分徭役都是必要的。只有文明发展到已经深度才能考虑全面。对於蒙元这种从野蛮落后背景出来的政权，就没有这样的智慧。他们在搜刮财富时没有节制。造成创造财富的民族生存困难。即使兴修水利，也根本不考虑民工的生命价值，结果引发了红巾起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红巾军没有什么先进武器，组织也似一群乌合之众，却能够在蒙古军队统治的确横扫千里如入无人之境，蒙古军队却无力镇压。他们所在文明地区的屠杀奴役，使得没有人能够再为他们制造先进武器了。这是给那蒙元统治促进武器发展的说法一记耳光。蒙古人在接触文明地区前连炼铁都不会。借助文明地区武器才强大，一旦毁坏了文明地区，自己也就没有武器了。蒙元统治哪里象中国蒙元学派说的那么高明？

第五，中国蒙元史家炮制了蒙元统治促进东西方交流、促进了民族融合的神话

中国蒙元史家经常说没有蒙元的统一，东西方就不能交流，世界就不能迅速发展。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中国早在蒙元前就与世界文明地区大量交流。从农业品种到胡琴、椅子都是从世界文明地区传来。阿拉伯商人早在唐代就利用海运，把大量中国物品运送到西亚、欧洲。东西方交流根本不是从蒙元开始。唐宋代早已繁荣了。蒙元学家绞尽脑汁找例子，证实元代某些阿拉伯技术传入中国，难道没有蒙元，这些技术就不能传到中国了？

蒙元真的促进东西方交流了吗？恰恰相反。蒙古等游牧部落在侵犯文明地区以前，就在丝绸之路上抢劫，结果割断了陆地丝绸之路。割裂东西方的联系。蒙元入主中国后，由於不断的屠杀抢劫，使得陆地丝绸之路各文明地区千里无人烟，连生产也没有，更谈不上什么交流。有人说蒙元把中国火药技术传到西方，这有一定的道理。但这样做的结果是造成了象突厥这样的野蛮部落强大。对阿拉伯、拜占庭等地巨大的破坏，从此落后在西方文明的后面。而火器发明鼻祖中国，也从此丧失了大部分发明创造的活力。

中国主流蒙元史专家为了把东西方交流的功劳归在蒙元身上，就有意隐瞒和忽略了这样一些事实：中外海市贸易早两汉初步建立起来，在唐代得到就有了巨大的规模很大的发展。最迟在公元714年，朝廷在广州首次设立了市舶司，还建立了专供外商居住的番坊。鼎盛时每年有几十万外商来广州做生意。南宋偏安南方以后，在半壁河山的窘境下，被称为“天子南库”的海市贸易为维持南宋的经济繁荣起了更大的作用。在南宋时期，泉州、广州都是最著名的对外通商口岸，与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保持著贸易往来。这些事实说明，没有蒙元政权，中国人民一直可以和外部世界有大量的接触和交往，难道非要象那些蒙元专家所说的，需要靠蒙古帝国疯狂的屠杀和掠夺之后，才能促进吗？

蒙元学家还另外制造了一个谎言：蒙古帝国征服中国后，疯狂掠夺中国人民的财富，由于财富不是自己生产的，他们毫不珍惜，用极为低廉的价格换取中东、欧洲的奢侈品。这样自然吸引了大量中东商人前来帮助蒙古帝国敲诈勒索中国人民。贸易量比起宋代有所提高。蒙元学家说这是促进了东西方交流，这类似于说小偷把偷窃、抢劫东西送到到市场销赃的促进了商品流通和生长发展一样。蒙元帝国的掠夺行为恶劣程度远远超过普通的强盗。在他们大量掠夺中国汉族人民财富出卖给外部国家，严重破坏了的生产基础，也破坏了生产者赖以生存的基础。中国的潮州以前就是历史上著名瓷器生产中心，在蒙元政权疯狂掠夺下从此衰落。

蒙元促进民族融合更是谎言。即使不提众所周知的民族四分法。蒙元从西域征掉来波斯、阿拉伯等色目人来管理中国，是为了搜刮财富，绝不是为了民族融合。蒙元不但屠杀了大批各族平民，而且造成了激烈民族矛盾。蒙元统治结束后，中原汉人已牙还牙，有不少屠杀各地胡人报复。这绝不是华夏文明的传统。而是蒙元残暴逼迫的。

蒙元政权的行为和英国人调印度人管理租界一样，如果蒙元算是民族融合。那没有屠杀多少中国人的英国帝国主要可要伟大得多了。在现代中国历史，每一件英国帝国主义的罪恶都详细描述，有时甚至夸大其词。可英国帝国主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损失连一次游牧民族不成功的抢劫都不到，更不用和让五千万中国民众死于非命的蒙元政权了。

民族融合本来只是不同的民族成员从相互不认同变成相互认同，从相互破坏斗争变成相互合作团结。蒙元政权不但没有使得中国各民族相互团结，反而更加相互仇恨。就象一个强盗一次抢劫得手，自明得意的认为以后只有杀人抢劫才能过好日子一样，从此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从羡慕华夏文明变成蔑视华夏文明，他们从此再没有把中国人民当成自己的同胞，而是当成自己的猎物，也从来没有把中国当成自己的家园，而是当作自己的猎场、抢劫的对象，随时准备和任何外来势力合作，掠夺剥削和奴役汉族人民，甚至对汉族人民进行种族灭绝。外蒙独立的时候，对几十万非蒙族的汉满居民进行种族清洗，内蒙的王公勾结日寇进贡中国军队，就是以所谓成吉思汗蒙古帝国的事迹鼓励自己的。把历史上种族灭绝行为编造成为民族融合，不仅仅是弥天大谎，而且为鼓励中国的败类日后外来势力屠杀欺压中国人民埋下祸根。

所谓的蒙元政权民族融合造成了两个恶果，其一是中国人民虽然仍是一个国家共同生存，但不尊敬彼此的生命价值和尊严。社会也不再和睦。蒙元引发的伊斯兰教的传入使得回族和汉族充满矛盾，西北地区常因此有种族屠杀行为。这不是民族融合，而是民族解体的开始。今天的蒙元学家用谎言来加速这种解体。

蒙元学派经常举例某些投降蒙元、攻打南宋的将军后来成为蒙元政权贵族，来说明蒙元没有民族欺压，相反促进了民族融合。我很奇怪，汪精卫等无数汉奸在日本占领时期手段有待远远比蒙元的汉奸高，难道这就可以说明日本在中国没有杀人，而是为了促进民族交流和融合来了。这真的是蒙元学家逻辑思维方式，还是他们故意误导中国民众？

中国蒙元学派用促进民族团结的借口，公开地把种族灭绝奴役和压迫这些当作民族融和功劳，不仅仅不能促进中国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向心力，恰恰相反，他们在鼓励少数民族象蒙元政权那样为了自己的利益掠夺其他中国民族，鼓励少数民族的野心家勾结外来势力欺压中国人民，不断地向中国的少数民族暗示：中国人民的生命价值是不值钱的，是可以任意屠杀的，只有象蒙古帝国和满清那样屠杀中国人民，才能就会成为中国最被崇拜的英雄.

第六、中国蒙元史家竭力贬低了南宋军民抵抗蒙古入侵的伟大意义

中国蒙元史家的笔下，南宋军民的数十年抗战几乎不值一提，他们用类似”南宋还苟延残喘于东南地区”，把辛勤劳动、发明创造的汉族人民描述成不堪一击望风而降的小丑形象[注18]。而仔细阅读历史，南宋恰恰是当时世界上抵抗蒙古蛮族入侵最悲壮也是最持久直到最后一息的文明社会蒙古军队扫荡欧洲国家不过需要2-3年就可得手，征服中亚阿拉伯地区不不过需要十年时间，可是征服华夏文明社会西夏和金朝却需要十七八年，征服南宋花费了25年时间，综合了中国和亚欧的各种武器，利用了汉奸的配合才勉强得手。这正说明中国是当时最先进的文明社会。

因为南宋军民英勇抵抗，拖住了大批蒙古军队不能继续破坏波斯阿拉伯等其他文明地区。南宋军民在四川的顽强抵抗，杀死了蒙古帝国的罪魁祸首蒙哥，更是直接导致在阿拉伯地区的蒙古军队停止了野蛮的屠杀和掠夺。保护了世界文明不被降低到原始状态。

蒙元时代不是中国的黄金时期，恰恰相反，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世界上除了中国和蒙古，所以国家无不对蒙古的野蛮屠杀、抢劫和破坏鄙夷。前不久伊拉克的撒大母、侯塞因希望伊拉克人恐惧被美国统治后果时，就用蒙古人在巴格达的大屠杀来比喻。而中国把这种野蛮人尊成英雄一样对待，是为什么文明被野蛮残破的历史被描述成相反，是中国当代蒙元史专家们的杰作吧？.

中国蒙元史专家用政治迫害的方法威胁、恐吓，阻止不同的学术观点

那么，中国的蒙元史家如何面对中外如此之多的史料，和反对观点？根据我们现在查到的资料得知，他们采用的不是学术辩论，而是巧妙的利用中国当时的政治形式，对不同学术观点的人进行政治威胁和迫害，以强迫不同意见住口。他们把中国持不同意见的人扣上“大汉族主义”的帽子，并且把大汉族主义和各种危险的政治身份联系起来把他们说成是。比如国民党大汉族主义的先锋，帝国主义走狗，苏修侵略中国野心的帮凶，四人帮同党等等。这意味着在中国当时的政治形式下，和他们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不仅仅没有学术和生活前途，不可能在学术界提职称，甚至可能被关入监狱。

韩儒林在其文章中就多次把持不同意见者批判成为别样用心的“大汉族主义者”，他说“有些大汉族主义历史家心中横着少数民族做中国皇帝的时代必为黑暗时代的偏见，抓住一些符合自己需要的史料，加以夸张和普及，就把那个时代渲染成了人间地狱。”[见注1]，而且把伊斯兰国家关于蒙古种族灭绝罪行的记录说成是“回教地主知识分子”、“回教历史家诅咒”，这样不同学术观点就会被描述成为反动的封建地主阶级代理人，在当时是面临批判坐牢的危险的。

中国近代蒙元学家还对持不同学术观点的人采用了诬陷和诽谤的手法。学者对蒙元政权持否定态度的本来清楚，就会因为蒙古帝国种族灭绝罪行，对其他民族财产的疯狂掠夺，对妇女抢劫和对儿童的杀戳和奴役都是有史以来最为恶劣的。可是这些蒙元专家避口不谈这些充分的根据，而是把对手描写成血统论的种族主义者，说他们““元朝的皇帝是蒙古人。当中原的皇帝宝座上坐一个少数民族皇帝时，有些人就不加调查研究，一口咬定说这是黑暗的时代”[注22]。这是在误导公众认为否定蒙古帝国的观点都是因为种族血统主义而不是屠杀掠夺罪行。事实上，这些蒙元学家因为蒙古帝国不是汉民族，所以才一定要歌颂他们的罪行，好像具有非汉族血统就高人一等，就有屠杀汉族人民的权力，他们才是地地道道的因为血统持有偏见的种族主义者。

韩儒林还说过：“有些大汉族主义历史家心中横着少数民族做中国皇帝的时代必为黑暗时代的偏见，抓住一些符合自己需要的史料，加以夸张和普及，就把那个时代渲染成了人间地狱。”[原文见注1]。那么他证实蒙元时代不是人间地狱的根据是什么呢，竟然是元代在蒙古地区和汉人地区都存在极大贫富差距。他说：“例如有人受用“负极江南，富称塞北”两句话来描写元代的社会，难道“每一年有收二三十万石租子的、占着二三千户佃户”的江南大地主也是“穷”列“极”点7霞儿卖女的蒙古人，也是“富”得堪“称”么？”。在他眼里，汉人都是应该在生死线上挣扎的，某个汉人地主没有这样，就算是蒙古帝国统治者开恩了。连蒙古奴隶过着悲惨的生活，都被这位蒙元学权威说成民族平等，作为禁止批判蒙古帝国罪行的根据。实际上，蒙古帝国统治者和这位蒙元史专家一样，都是种族主义者，他们部下的奴隶都是在其他民族地区掠夺来的平民。蒙古统治者对於和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奴隶残酷压迫，还用法律规定强奸他们的妻子受到保护。这种历史上罕见的压迫，竟然在这位蒙元学权威眼里成了汉人蒙古人同等对待的证据。

在中国“四人邦”倒台后，这些历史学家又立刻宣布“四人帮”是“大汉族主义者”[注19]。他们找到“四人帮”关于历史问题的言论（比如匈奴对汉族人民破坏这样已经达成共识的结论），牵强附会地说“四人帮”“丑化诬蔑我国的少数民族，妄图破坏民族团结．搞乱少数民族地区。以实现其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而他们给四人帮捏造的罪名，恰恰是和他们所持的不同学术意见。这样任何揭露他们谎言的人，都有被当成“四人帮”的死党的风险，在当时意味着面临劳动改造的后果。这些蒙元专家的做法既不是真的痛恨四人帮罪行，也不是关心少数民族不受迫害。他们要做的不过是用政治暴力受到压制不同意见。

在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的蒙元史专家还把对蒙古屠杀持否定态度的人和苏修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用所谓“苏修版图集团的御用史学家，为了替新沙皇侵占我国领土和发话制造舆论，大肆贬低和丑化元朝历史，拼命宣扬战争的残暴和恐怖”作为理由[注20]，把揭露蒙古种族灭绝罪行的人推到苏修集团的立场中去。使得反对者面临更大的政治风险。这些蒙元专家用政治手段威胁不同意见的做法，他们用暴力消灭了学术讨论的空间。使得他们编造的谎言成为唯一可以让公众接触的信息。

我想特别指出的是，上述用政治手段威胁的不同学术观点的人，是中国“元史纲要编写组”的主要成员，也是中国蒙元史的权威。他们用政治手段压制了不同意见，不仅使得中国民众完全失去了从教课书上了解代历史真相的，也使得中国的历史学家不能在一个自由宽松的环境中研究历史真相和发表不同意见，因为这面临这手段严重的政治迫害风险。中国历史学家即使有勇气关于蒙元罪行的描述，不能发表在主流刊物上，而且在揭露事实的同时毫无根据地说几句“元代统一促进历史进步”的谎话，以免早点学术压制。比如最近一篇研究元代妇女悲惨境界的文章，只能发表在影响力极为有限的“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上[注20]

中国蒙元史家扭曲历史对中华民族的危害

这些主流中国史家扭曲历史的作为将对中华民族产生深远的危害。他们把屠杀和种族灭绝的行为与国家统一、民族融合混为一谈，混淆中国人民道德、是非观念，使民众丧失华夏文明中德恻隐、仁爱之心，对自己的死难同胞不痛心、不同情，对无辜被杀害的人民麻木不仁。他们诱使民众不尊敬辛勤劳动、发明创造、对中国文明发展做出贡献的群体，不知道这是支持中华文明发展的支柱，而是追求模仿好吃懒做、不劳而获，以为靠相互暴力掠夺同胞的劳动成果就可以成为英雄。

这样做的结果最终导致中国人民不知道国家统一、民族融合需要相互关心、爱护，误以为战争和压迫才是国家统一的法宝，这样的结果必将导致整个中华民族就凝聚力迅速丧失。把中国带到一个非常危险的心理状态。当这些蒙元专家，把蒙元政权的种族灭绝行为吹捧为所谓的促进民族融化时，隐瞒了这种所谓的融合破坏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这样一个事实。让人造成的错觉是屠杀有功，培养了很多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族的蔑视感、和对自己祖先杀人、抢劫的优越感。当下一次中国再有外来民族侵入时，这种缺乏凝聚力的毒瘤必将恶性扩散，一定会有人（尤其是非汉族）在勾结外来民族屠杀、欺压中国民众时，不但没有羞耻感，反而为这是在促进新的民族融合引以自豪。这是在为侵害中国人民利益甚至屠杀中国人民的汉奸做心理培训。

这些蒙元史家扭曲历史的做法现在还被某些民族别有用心的精英充分利用。在抗日战争期间，内蒙王公德王勾结日寇进攻中国军队、成立伪政府的时候，就是用所谓成吉思汗种族灭绝的“光辉业绩”来鼓励其族青年建立成吉思汗帝国，脱离并再次欺压中国。外蒙贵族在清末民初勾结俄国分裂中国领土时，也用所谓成吉思汗业绩来迷惑其民众，造成了十多万非汉族在外蒙被种族清洗。所谓成吉思汗的光辉业绩，是把民族间的利益完全分开，把某些民族的利益建立在其它民族痛苦上的邪恶行为。蒙元史专家吹捧这些行为，实际上是鼓励这些民族继续侵害其它民族利益。在内蒙的某些蒙古族精英，现在就发出所谓的“蒙古是主、汉人是客”，为内蒙驱逐汉、回、满等各族人民的种族清洗做准备。这些分裂分子（大多数都是黄金家族的成员）表明维护国家统一，给政府施加压力，一方面要求所有中国人民都崇拜成吉思汗。一方面暗中培养本民族蔑视其它民族生存权力。他们就充分利用中国蒙元专家扭曲的历史作为武器，把自己恢复黄金家族统治的意识形态，巧妙地混入蒙元专家扭曲的历史中。甚至用国家的资金来为黄金家族写家谱，为以后趁火打劫做准备。他们以蒙元史专家的结论做大棒，气势汹汹地把一切不符合他们黄金家族利益的史观，说成是大汉族主义，动辄加以严厉地打击。可以预料，蒙元专家扭曲历史的做法给中国再次发生悲剧埋下了伏笔。

中国主流蒙元史专家使得广大民众误以为蒙元灭宋是历史的进步，是中国历史上普通的改朝换代，而不知道野蛮战胜了文明，游牧民族的疯狂屠杀掠夺摧毁了华夏文明的精华，他们利用民众对历史知识普遍缺乏，掩盖了蒙元政权成至少五千万中国人丧生的事实把屠杀和种族灭绝被粉饰成了民族融合和进步，使民众认识不到蒙元统治者凶残的本质，以为这是一个普通的改朝换代。使得人民无从了解为什么从蒙元以后中国文明发展陷于停顿，完全失去了以史为鉴的机会，丢弃了中国古人在文明发展中无数此探索的经验教训，让今天的中国在一个很低的起点上，象没有任何文化根底的国家一样从新摸索，再次去体验古人早已知道避免的教训，让我们的后代尝受没有先人经验的痛苦。

蒙元学家这样扭曲历史，让广大中国人民迷失了文明发展的前进方向。使广大民众误以为屠杀和种族灭绝是促进历史发展的，让他们蔑视辛勤劳动和发明创造。文明的水平和科学技术发展必须建立在长期和平环境中多学科小的发明创造、积累成综合的大发明创造。这种积累需要前人的努力能够被后人继承，使得后人在更高的水平上发展。这需要一个秩序的社会和保障社会能够分工合作、减少内斗、内耗的人文环境。中国古代正是有了儒家思想才帮助建造了这样一个人文环境。而中国蒙元史专家扭曲历史，把蒙古空前绝后的种族灭绝和一般历史上的战乱混为一谈，隐瞒了蒙元统治后中国的人文环境的被严重破坏，成为中国发展缓慢停滞的根本原因。这样中国人民完全失去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机会，不知道文明飞速发展需要象儒家文明中的瘾侧、同情，作为社会和睦的必要条件。让民众误以为欺软怕硬、弱肉强食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把蒙元摧残中国文化的危害发扬光大，造成社会内斗、内耗不止，造成现代中国文化中的团队精神成为世界上最差的之一。造成中国人民习惯于蔑视同胞的利益，难以进行互惠互利的合作。误导中国青年以为只要有所谓成吉思汗式的“雄心壮志”“自信”“果断”，敢於杀人，就可以当世界的主宰。这在世界科学技术和经济水平决定国家实力的今天，在以科技为基础的武器发展越来越决定战争胜负的今天，这种思潮将对中国前途产生极大的危害。

为什么中国的主流蒙元史专家采取这种危害中国的做法。没有迹象表明他们是有意为之，而更可能是迫于压力或者奉命行事。但是这些历史学家显然对自己的专业道德和危害丝毫没有责任感。韩儒林曾经在一篇自述中说，他在解放后被迫改变了原来研究蒙元史的方法，采用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历史观”看问题。本人目前没有发现马克思的任何著作支持这种篡改历史的方法。也没有发现他们对扭曲、篡改历史如何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任何解释。他们的确引用马克思主义所谓生产力发展是历史发展动力的理论，可是蒙古帝国促进生产力的说法完全是谎言。制造这种谎言并非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所谓“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无非是一个可以打人的武器和借口，把不同意他们观点的人一律打击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这在中国政治上不宽松的年代，是可以把对手至於死地的借口。

那么是什么原因和过程、或者说那些人迫使这些历史专家放弃自己的职业道德去扭曲历史？以本人局外人的身份，无法调查清楚。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压力直接、或间接来源于那些成吉思汗种族灭绝受益者的后代。对成吉思汗罪行的吹捧，有利于他们对本民族普通民众的控制，增加分裂倾向，而分裂倾向也有他们利於欺骗政府崇拜成吉思汗可以防止国家分裂。当内蒙地区有分裂的危险时，他们可以扮演一个维护中国统一的角色而占据重要领导位置。同时更有权力和机会利用国家资源向其民族灌输蔑视其它民族利益的意识形态。这些黄金家族精英虽然表面上说赞扬成吉思汗是为了国家统一，但实际上是为了自己的私利，把蒙古族和中国其它民族分开。他们在说维护国家统一的同时，甚至和台独、外蒙相勾结，准备进一步篡改历史，把匈奴说成是蒙古祖先，把内蒙说成是自古以来蒙古族的固有领土，为驱赶其它非蒙民族的种族清洗做舆论准备。这在最近某个蒙古精英的一系列文章中有充分的表现。具体内容超出了本文议论范围。本文所论述的，是蒙元专家如何扭曲历史，和它潜在的和已经发生的巨大危害。考虑如何阻止和减轻这种危害，是每一个热爱中国人民的同胞义不容辞的责任.

注释和参考文献

 [1]韩儒林《论成吉思汗》见《成吉思汗研究文集1949-1990》和《历史研究》：1962-3月第1期

 [2]徐超《浙江大学》《游牧文明与中国北方的生态

 [3]Ata-MalikJuvaini,etal 《GenghisKhan:TheHistoryoftheWorld-Conquero》ManchesterUniversityPress;（June19,1997）

 [4]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蓝琪/译项英杰/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5]Ibnal-athir原著译自EdwardG.Browne,ALiteraryHistoryofPersia,（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02）,Vol.II,pp.427-431.

 [6]Sauders

 [7]数字引自尚铖主编《中国历史纲要》公元1955年1月版第273页。 

 [8]愚人《南宋末四川军民对蒙古的抵抗及其意义》公元2003年，文章尚未在印刷媒体发表，但是按照学术论文格式，引用大量可以查证的原始资料。 

 [9]根据韩音湖等编纂的《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一辑）》， 满清在文字狱时代曾经对有关蒙古的各种记录做过系统的销毁和篡改，以掩饰蒙古屠杀和掠夺的罪行。今天在中国古籍中有关蒙古屠杀的资料大多数都残留散落在非官方编纂的史书中。下面是笔者收集的部分关于蒙古帝国种族灭绝的记录。 

《静修文集》卷一七《孙善墓志》：“河朔大乱几二十余年，数千里间，人民杀戮几尽，其存者，以户口计，千百不一余。” 

李心传（宋）《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十九乙集：“贞佑元年即，崇庆三年至宁元年也，十一月至二年春正月，凡破九十余郡所过无不残灭，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羊马畜皆席卷而去、屋庐焚毁、城郭北墟矣。” 

宋阳枋《字溪集·上宣谕余谯隐（余□）书》（四库全书珍本）：“蜀自辛卯以来，士夫军民死于兵者不知几百千万。远者未暇论，姑自近者言之。辛丑西州之祸，殆不忍言。汉嘉之屯，阵亡者众。江阳失险，泸、叙以往，穷幽极远，搜杀不遗。僵尸满野，良为寒心。” 

《续资治通鉴·宋纪·一百六十三》载：“绍定四年（公元1231年）八月，蒙古拖雷分骑兵三万人入大散关，攻破凤州，径过华阳，屠洋州，攻武休，开生山，截焦崖，出武休东南，遂围兴元府，民散走死于沙窝者数十万。” 

《元史·李忽南吉传》：“三年（公元1266年），宋军陷大梁平山寨（今重庆梁平），平章赛典赤令忽兰吉领兵千余骑，掠其境，先以六百人觇之，闻寨中拥老携幼西去，追击之，斩首三百级。”这段文字记载有蒙军不分老幼的屠杀。 

吴昌裔《名臣奏议·卷一百·论救蜀四事疏》：“迨至去冬（嘉熙三年）其祸甚惨。毁潼、遂。残梁、合。来道怀安，归击广安，而东川震矣。屠成都，焚眉州，蹂践邛、蜀、彭、汉、简、池、永康，而西州之人，十丧七、八矣。毒重庆，下涪陵，扫荡忠、万、云安、梁山、开、达，而夔峡之郡县仅存四、五矣。又虏所不到之地，悉遭讧溃之扰，民假为溃，溃假为鞑，而真鞑之兵往往借我军之衣装旗号，愚民耳目而卒屠之，盖虽荒郊绝岛之间，无一不被燎原沸鼎之毒也。” 

元虞集《道园学古录·眉州史氏程夫人墓志铭》（《四部丛刊》）：“眉州青神史氏，有母曰程夫人者……会国朝（元朝）以金始亡，将并力于宋。连兵于蜀，蜀人受祸惨甚，死伤迨尽，千百不存一二，谋出峡逃生。” 

明杨慎《全蜀艺文志》辑明赵枋（左木水旁代）《史母程氏传》：“呜呼！余尝得《三卯录》读之，蜀民就死，率五十人为一聚，以刀悉刺之，乃积其尸，至莫（暮），疑不死，复刺之。（示旁，以下同）异孙尸积于下，暮刺者偶不及，尸血淋漓入异孙口，夜半始苏，匍匐入林，薄匿他所。后出蜀为枢密使。尝坦视人，未尝不泣下。贺靖权成都，录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城外者不计。” 

[10]江晓原《元代华夏与伊斯兰天文学接触之若干问题》《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11]牟复礼（普林斯顿大学名誉教授）《剑桥中国史 --辽西夏金元史（异族王朝和边疆国家）》第9章 费正清主编，由于本书几乎没有关于蒙古帝国种族灭绝的描写（这种记录在国外有关的历史书籍中广泛地存在），而且故意对中国人口下降50%事实迷惑不解，笔者怀疑，《剑桥中国史》可能是故意而不是无意地参与了对待中国公众的欺骗行为。本文中关于扭曲蒙元历史的描述在书中同样存在，不过荒谬程度低于中国蒙元史专家，也没有用政治威胁的手段对待不同学术观点。 

[12]周良宵 ：《忽必烈》，吉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13]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国大历史》两书中有关蒙元部分对历史进行了彻底的歪曲，颠倒了黑白，完全不顾基本的历史事实。鉴于黄本人并非蒙元史专家，笔者怀疑他是受到费正清学派和中国蒙元史专家的误导。 

[14]事见《蒙古秘史》第2章载，铁木真为了抢1条鱼，杀死了他的弟弟。类似事例在其他有关游牧民族记载中也经常见到。 

[15]据《蒙古秘史》第2章载，铁木真的父亲死后，其母亲因为部落不分给他家弱小肉吃而与部落首领发生争吵，结果部落将其孤儿寡母丢弃而去。 

[16]《元史·本纪第一》铁木真祖先莫拿伦夫人看到幼儿挖草根充饥，就驱赶马车将小孩轧死，造成两个部落相互仇杀，死者众多。 

[17]据《蒙古秘史》第4章，当蒙古部落和塔塔尔部落民仇杀之后，铁木真下令，把男子和车轮高度做对比，高于车轮的一律杀掉，女子分给部下强奸并作为性奴隶，死后还作为陪葬。这种类似类似于种族灭绝的习俗在其他民族关于蒙古军队的记载中也能看到，在匈牙利，蒙古人把强奸后的妇女也给杀死。游牧民族种族灭绝和奴役其他民族作为奴隶的行为并非只限于蒙古帝国，这个习俗甚至延续到满清政权。满清政权曾大批掠夺汉族、朝鲜族百姓称为奴隶，并在多个地区进行大规模的种族灭绝，其中比较典型的是扬州大屠杀和在准葛尔的种族灭绝。和蒙古同源的突厥在亚欧各地也经常有大规模的种族灭绝记录。希腊历史资料就有土耳其多次对希腊民族种族灭绝的记载。最近1次土耳其的种族灭绝行为发生在公元1914年在其领土上屠杀了140万亚美尼亚人。 

[18]王钟翰主编《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公元1994年 

[19]树森、荣胜《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期公元1977年出版 

[20]元史纲要编写组《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期公元1977年出版 

[21]徐适瑞《元代平民妇女婚姻生活考》《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9卷第2期 

[22]韩儒林《穹庐集──元史及西北民族史研究》公元1982年11月第1版

【27、劫匪军女兵变相纪念六四屠城35周年“总射击师”】

《女兵炫耀父亲镇压六四勋章引风波 当局迅速封杀！》（综合X 2024-03-18）报道：

3月18日，中国火箭军B站账号发布了一则视频

一名女战士展示其父亲的“首都卫士”勋章。

根据资料显示，“首都卫士”勋章是六四发生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向首都戒严部队官兵颁发的。

这则视频在粉红群体中被率先发现并引起讨论，但目前视频已被删除。 pic.twitter.com/JOJzUTGVdq—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whyyoutouzhele）March 18, 2024

据X平台账号“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发帖报道，3月18日，中共火箭军B站官方账号发布了一则视频，视频内容是一名女战士展示其父亲当年所获得的“首都卫士”勋章，这一事件引发墙内外广大网友的关注。由于该视频在墙内网友中广泛回忆、讨论和传播，当局随即迅速将该视频删除。

据悉，“首都卫士”勋章是在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向镇压民主运动的首都戒严部队官兵颁发的。女兵的父亲获得该勋章，正说明他当年参与了镇压六四民主运动。

这则视频在墙内“粉红”群体中率先被发现并引起讨论，众多网友还积极查阅“六四”事件当年的史料。有关部门可能是由于意识到该视频会引起“负面”的社会舆论效应，随即迅速将该视频删除。

网民嚎叫：

welgoindco 发表评论于 2024-03-19 08:48:41

无论对错，六四都值得纪念，它是导致东欧剧变的导火线，也间接导致苏联的垮台。庞大的苏联帝国对周边国家乃至世界都是威胁，这个毛毛不会否认吧。话又说回来，没有六四，老邓会退休吗？会南巡加大改革的步伐吗？否则也不一定有今天的经济发展。

Liantao 发表评论于 2024-03-19 07:42:49

2B女人来坑爹

64时候很多军人都是来自农村 啥也不懂 也怪可怜。党妈对64如此忌讳 全力遮掩 又造就了新一代愚民

super-talent 发表评论于 2024-03-19 07:24:28

傻丫头

Huilianghu5 发表评论于 2024-03-19 07:17:51

纪念章发给参加北京戒严的军人。勋章发给十八位六四死亡的共和国卫士。拒绝进天安门广场的那个军长被捕了。下令开枪的都已经死亡。只有纪念章还记录着历史的罪行。

镜中花 发表评论于 2024-03-19 07:11:49

冤有头，债有主，父债子还，你等着遭报应吧！

gdx2015 发表评论于 2024-03-19 06:44:57

缺心眼儿的坑爹女，唉。。。

Tyleno 发表评论于 2024-03-19 06:15:00

党妈都知道： 家丑不可扬

五湖大人 发表评论于 2024-03-19 04:12:18

以前是党卫军！现在是习家军！只有习近平发的勋章才质钱啊！

Bslrim 发表评论于 2024-03-19 02:59:57

感谢这位老英雄，平等叛乱

桃木钉 发表评论于 2024-03-19 02:37:00

错把纪念章当勋章。同理，获此纪念章的军人也从来没有相应的奖励和补贴。

sf3649 发表评论于 2024-03-19 02:33:02

真是个傻逼，把罪恶当奖赏

诚信 发表评论于 2024-03-19 02:14:13

被毛主席长期极端愚民手段毒害过的人，多数终生愚昧不堪，导致精神残疾。绝大多数中国大陆人严重缺乏两种能力：（1）思考；（2）倾听。后果是，语言沟通很少能改变他们的态度，而权势则能轻易做到。很多人在美国等文明世界生活工作40年，依然难以开化，是非不分，固执己见，不知文明为何物又可何用，深怀民族自卑感，易于盲目崇拜。

友梨江莉 发表评论于 2024-03-19 01:39:09

“卫士的娃 都扛枪卫国了，丹姐/凯西 却连个仔都没有哈”——有什么奇怪的，人类社会经常是劣种驱良种。看看现在多数的中国人，难道不是么？好样的都被杀光，没留下后代；留下的都是怂人的后代。

exds 发表评论于 2024-03-18 23:58:15

卫士的娃 都扛枪卫国了，王丹姐/吾儿凯西 却连个仔都没有哈 ~~~~~~~~~~~~~~~~~~~~~~lol

小矛 发表评论于 2024-03-18 23:56:47

我有没有号召有志青年避免加入党卫军？

秋林小屋 发表评论于 2024-03-18 23:46:44

女人无知，展示父亲的犯罪证据。

香皂 发表评论于 2024-03-18 22:45:37

在体制中这样的女人／男人们很可怕，也很多。为了功利，她们是什么良心都可以出卖的，什么样的丧尽天良的事都做得出来。满嘴道德高尚，实际上男盗女娼，虚伪奉承，为虎作伥，丧尽天良。她们是体制的宠儿，因为这个腐朽的体制患养了她们，是她们存在和受宠的土壤。这个体制是多么的可狰可怕无耻之极！

Hunter3253 发表评论于 2024-03-18 22:44:06

这是个15亿僵尸大坟堆！！！不管死了多少的冤鬼，鲜血淋漓割了多少韭菜，马上在邪教般洗脑之下立刻飞速全体失忆！！！

一盘散沙，麻木不仁，互相倾扎残害！！！旷世无双的悲催僵尸贱民！！！自身亲受残暴无人性宰割摆布毫无反应还会满脸堆笑；他人近在咫尺的非人残害视若无睹！！！

倒行逆施的“大跃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直58年成千上万的饿死鬼 - 万岁万岁万万岁 ！！！为确保大独裁者毛泽东的“唯我独尊”而来的反右及十年文革-数以十万计的屈死冤魂 - 永远忠诚！！！ 为维护腐化恶毒的独裁极权“稳定”利益-89六四根本没有数字的枪下亡灵 - 伟大光荣正确！！！ 为掩盖最高独裁者的严重无耻的渎职造成的新冠瘟疫迅猛爆发而至的武汉封城-整整烧了几个月的死尸 - 定于一尊英明正确！！！为维护习猪头“至高无上”“定于一尊”的极端强制的威权，在新冠病毒已发生根本变异，危害根本减轻的情况下强制推行荒谬绝伦的强制清零，极度浪费耗尽原本就有限的医疗资源，致使无数危重病人无法救治而死，社会生产极度破坏，强令全社会为其荒谬无耻的独裁恶政买单背锅割韭菜 – 如今再次高唱猪头核心！！！

Hunter3253 发表评论于 2024-03-18 22:44:02

你们这些把自己叫做“人”的小命比这那只叫做“柯基狗” 的更要一文不值！！！所有这些死的人太少太少！！！相隔时间太长太长！！！中国的这些人根本记不住！！！高强度强行洗脑之下令人惊骇地飞速“失忆”，包括所有曾身历极度无人性摧残苦害一度极端“可悲可怜”的“幸存者”！！！实为史无前例惊世骇俗的“悲催族裔”！！！必须5年来一次，或更短！！！再死上10倍，100倍的人，或更多！！！或者能长点儿记性！！！不在沉默中爆发，必在沉默中死亡！！！沉默的五千年的中华民族，醒醒！！！是时候了！！！

1949年极其荒诞可悲的一幕: 姓毛的上面喊叫”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底下却成千上万人俯伏叩拜千呼万岁。数千年封建帝制下可悲的“人民”，在大独裁者面前从来没有一刻真正站起来过！！！六四，四五，乃至五四曾一度燃起的民主自由之火无一例外的被残暴独裁暴政血腥扼杀或成为中共独裁暴君窃取政权的可悲工具！！！

衡山老道 发表评论于 2024-03-18 22:30:36

Huilianghu5 发表评论于 2024-03-18 21:13:13

衡山老道 ，

你认为国人追求民主的理想和愿望基本消亡了是因为学生在六四中的表现？

~~~~~~~~~~~~~~

追求民主的愿望，在64后慢慢消减了。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中共有了64的教训，对民主化更忌惮，以前的民主化的一些小进步，也慢慢倒退了。二是中国通过30年的努力，经济有了极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达到小康，一二线城市的生活水平比发达国家差不了多少，反观西方民主国家，过去30年的经济步履蹒跚，导致中西差距大幅缩小，中国人对西方民主体制不再想80年代那样迷信了，特别是中国的年轻一代，比我们当年要自信得多。

但随着中国经济进入缓慢增长，民主化必将再次成为新的热点。

中国的民主化道路，应该分两步走，首先，先在中共党内实现民主化，然后再向多党制过渡。

fancyorange 发表评论于 2024-03-18 22:10:00

呵呵，这女的太无知。那证明了她父亲是屠杀的执行者，呵呵

janeice60 发表评论于 2024-03-18 21:54:29

这女的得有多傻，明明知道是敏感词，好不容易这么多年了，大家都忘了，她又提出来，让年轻一代的人知道这件事，往敌对势力手中递刀子，没有政治敏感性，赶紧转业复员退休吧，影响自己领导的前途，不定以后整不死你

Maui2021 发表评论于 2024-03-18 21:18:55

那人就是拿屠刀的嫌百姓的脖子太硬，伤着了刀刃。

老李子 发表评论于 2024-03-18 18:31:48

屠夫勋章。

邓矮子也获得了“总射击师”的称号！

谢选骏指出：人说“女兵炫耀父亲镇压六四勋章引风波——当局迅速封杀！”——我看劫匪军自称“解放军”，其女匪兵等于变相纪念六四屠城35周年。

【28、今日中国经济困境和六四屠杀同属一个逻辑结果】

《今日中国经济困境：胡之过？或习之过？》（自由亚洲 2023-08-28）报道：

今年中国经济的多项指标都严重下滑。虽然中国官方始终坚持稳中向好的论调，但民间舆论哀叹、恐慌的声音不绝于耳，国际社会也对没有出现期待中的复苏屡屡表达失望。中国经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在1978年打开国门四十五年后，中国如何才能继续改革开放？

日本福岛核处理水上周开始排海，在一些中国渔民的带货直播间，不少网友也开始抵制他们的产品，有渔民情绪崩溃，惨痛地呼喊到，“15年的努力，什么都没了”。有网友在转发这类视频时感叹说，这是觉得经济还不够差吗？

经济还不够差吗？

“经济还不够差吗？”这句话放在改革开放四十五年后的中国，大概是回响声最大的问句之一。人们眼目所见，到处是经济萧条的征兆。

房市从去年就开始垮塌了，今年上海的豪宅挂上市半年都无人问津。大企业债务接连暴雷了，这边碧桂园刚被披露交不出土地出让金，没过几天恒大就在美国申请破产保护了。

刚刚毕业的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国家统计局干脆从7月份开始不再发布青年人失业率的统计。

中国头七个月的进出口在中国的官方数据中，按人民币计价是略微增长，但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按美元计价，实际是进出口双降。

经济下行的局面虽说千头万绪，但挑出其中任何一项，似乎都能触摸到经济困局的实质。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中国经济专家史剑道（Derek Scissors）分析说，进口下降可能说明中国经济出现了某些转变，比如从进口原材料转向进口消费品，这并不是新闻，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出口的下降，“现在看来中国出口削弱是早于世界经济的疲软。过去我们看到过的是，当世界经济疲软的时候，中国出口状况却很好。所以，这是中国出口表现的一个转变。这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暗示的可能是中国的竞争力下降了。”

当史剑道提及中国竞争力下降时，他认为，这可以从工业生产率上去找原因。

症结是工业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8月初在第一财经网上透露，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头三十年，工业化迅猛发展，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一直保持在4%左右，这为同期的GDP增长贡献了近40%；但从2010年至2019年，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仅为1.8%，还不到此前的一半。

生产率的降低对于工业化国家并不罕见。西方发达国家在完成了工业化之后，也都无法保持2.5%以上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这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率都构成了挑战。中国在这方面似乎并不例外。在生产率增速降低到2%以下后，在整个2010年代，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也从前三十年的两位数下降到个位数，并且延续至今。

但与较低生产率相应的是，中国经济的创新能力也明显偏低。据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发表的首份《中国经济报告（2020）》，在各项创新指标中，中国的国际专利数量、科技论文发表数量和市场规模虽然都处于国际最前沿（前1%），但互联网普及度、货物市场效率、劳动力市场效率、金融市场发展、技术成熟度和附加值率相对滞后，处于全球后50%行列；尤其研发强度与世界最前沿国家的差距是57%。

对于中国较低的工业生产率，史剑道认为原因主要有两方面，包括资金的投入和劳动力供给，“在资金方面，越来越多的钱用于偿债，这意味着，新的工业生产能获得的资金就存在问题。”

据美国投行摩根大通多年的跟踪数据，中国总体债务多年来一直在迅速上升，2022年比前一年增长了11%，债务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达到创纪录的285%；他们估计这个比率在2023年可能还会上升10%。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多年来一直处于下降区间。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2023年1-7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4%。但在10年前的2014年，这个数字还是16%；更早的时候，在改革开放的头三十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平均为26%。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主任李扬2015年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作报告，以《中国经济新常态与改革创新》为题，他在其中强调，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的显著下降显明了中国经济存在的诸多问题，包括人口红利消失、传统工业化结束、消费率提高缓慢、资本边际收益率下降等等。

经济体制和工业政策

但在史剑道的分析中，资金投入只是问题的一部分。他认为，中国的工业发展也需要解决劳动力问题，因为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愿意进工厂了。

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威斯康星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的中国人口问题专家易富贤颇有共鸣。他对记者分析说，“事实上中国在1990年代以后，中国的劳动参与率就在不断下降。”这个问题在日本这样的国家也存在。

但他认为更重要的是，由于一胎化政策，中国出生人口近年来不断减少，未来进入就业市场的劳动力也将不断缩减，这相当于经济燃料将严重不足。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研究者们认为，工业生产率也受制于经济体制和政府的工业政策。实际上，2015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就提到，经济体制改革要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等问题。

吊诡的是，也是在2015年，时任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国务院推出了《中国制造2025计划》，以打造新技术为主，进一步提升中国制造在世界的地位和影响力。2022年版的《剑桥中国经济史》结语部分对这个计划评价说，这是一种完全自上而下、以量取胜，并且不顾成本和价格，忽视竞争的项目。

但中国政府的工业政策一直没有免于这种自上而下，政府主导的特征。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教授穆嘉（Carsten A. Holz）观察到，国务院在2000年代初虽然弱化了工业计划的职能，但政府从未放弃对工业投资决策的影响。每五年发布一次的《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本身就包含对工业投资优先秩序的选择。但穆嘉对本台记者分析说，政府实际缺乏真正评估政策效果的手段，“无论是对于太阳能板、机器人或是其他项目，最终我们看到的局面是这些领域的过度供给，要么是重组，要么是破产，总有人为之付出代价，现在就变成一个债务问题。”

而且穆嘉并不认为工业政策在整体板块上对资源的调配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他在202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综合六个工业领域的数据指出，在工业领域资源调配起作用的主要还是各企业自己的盈利动机和民营企业的自主决策。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对于个别重点企业仍然起到重要的扶持作用，例如帮助华为发展5G能力，帮助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在全球竞争等等。

但对重点企业的大力扶持却可能扭曲市场，降低经济效率。穆嘉分析说，这种问题对于那些不受重视的工业领域的企业来说尤其严重，“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其他领域的企业可能缺少市场机会，或没有机会改革；更大的问题可能是，这些企业为这样的政策支付了代价，因为他们在付税，如果政府不做这样或那样的工业政策，政府本不必征收那些超出其需要的税收。”

权力重新集中

除了中国制造2025计划外，以产能输出为特征的“一带一路”倡议也被认为是政府主导下的一项经济政策，在这些具有指标性的经济政策背后都是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对经济的主动调控。但在经济学家们看来，这种调控的角色早已经偏离了市场经济本身的规律。

2022年版的《剑桥中国经济史》结语部分的作者之一，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经济学教授洛伦·布兰特（Loren Brandt）对本台分析说，“我们所见到的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早于新冠疫情，与2000年代中期出现的权力重新集中和更多自上而下的政策密切相关。”

布兰特在这里提及的权力重新集中涉及到中国改革开放的三个阶段。自1978年中国确立改革开放的方针后，中国经济就进入了市场化改革的时期，逐步提升民营企业等市场主体在经济中的地位。到1990年代初，前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主政时期，曾先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总理的朱镕基主导进行了对国企和政府的改革，压缩了国企的比例，给民企更多的空间；同时，政府机构改革也在一定程度上精简了职能，减少了人数。

但外界普遍认为，胡锦涛2003年上台后，开始逐步走回朱镕基改革之前的老路。《剑桥中国经济史》指出，胡锦涛时期大幅增加了针对具体领域工业、公司和技术的工业政策，扩大了对技术工业领域的政府直接投资。

穆嘉则认为，胡锦涛时期这种经济权力的重新集中有非常明显的信号，“（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李荣融2006年时就曾写到，政府应该占领经济指挥的高地，国有经济应对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保持绝对控制力。”他强调，这意味着中国政府是希望有强大的国有企业。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也波及中国。中国政府在这一波危机中通过放宽信贷来刺激经济，但布兰特教授在《剑桥中国经济史》里评价说，这些信贷大多进入了国家控制的实体，并运用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这种方式恰恰加强了国家在经济中的控制力和影响力。

胡的问题，还是习的问题？

当今天的中国民众在对日益凋敝的经济感到忧心忡忡时，他们很容易把庞大的债务、几近崩盘的房市、疲软的购买力和下滑的外贸等等归结于新冠疫情期间，习近平政府对经济社会过于严厉的控制，和中美贸易战等外部环境的因素。

经济学家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不应让习近平去承担所有的责任。史剑道认为，今天中国经济的问题大多在胡锦涛时代就已经埋下了种子，“首要的就是并不平衡的经济上所附加的那些投资，当金融危机来临时，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大量借款；所以今天中国每年用于偿还债务利息的钱超过1000亿美元，现在可能差不多超过1200亿美元了，这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GDP）的1%了。”他还强调，在劳动力问题上，早在二十年前，胡锦涛时代就应该改变其限制生育的人口政策。

但史剑道也承认，习近平上任后继承了债务问题，并且没有及时停止借款。

德国哈根大学前东亚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荣休教授瓦格纳（Helmut Wagner）也认为， 习近平在2013年上任时，面前的中国经济已经有很多问题，他的错误主要是强化了权力的再集中，“在过去几年中，（权力集中）显示为尝试控制私营企业，甚至想控制所有的事情；这样一来，你就没给私营企业留下创新的空间了，但这对习近平追赶技术革新的策略却是最为重要的因素。”他强调，创新更好的方式依然是自下而上，发挥企业自身的能动性。

瓦格纳评价说，看来习近平政府的政策优先选项已经不再是经济发展，而是保政治稳定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为了这样的目标，习近平可能宁愿牺牲一些经济增长率。

体制的张力

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这两个目标之间的张力在中国体制中的存在似乎由来已久。即使是1990年代，朱镕基主导下以国企改革、分税制等为主要内容的市场化改革，也被外界认为是提升了中央政府的财政能力，为胡锦涛当政时期强化经济控制、国进民退创造了条件。布兰特教授在《剑桥中国经济史》里则指出，习近平2013年上任后，实际上是更坚定地走回了国家控制经济的老路；而在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之间，中国政府更是倒向了后者。

2013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一份被称为“九号文件”的《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其中列举了所谓在意识形态领域危险的七种思潮、主张和活动，并指出这些主张是要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进而否定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文件提出要确保新闻媒体的领导权要始终掌握在同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一致的人的手中。

这份标志性的文件发布迄今已经十年。这十年中，中国媒体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早已是不争的事实；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也日益加强，而中国经济却逐渐走向困局。

国际资本市场对此似乎也看得很清楚，外资逐步撤出中国的趋势日益明显。据彭博社报道，以8月23日截止的13天里，总计110亿美元的全球资金撤出了中国市场，创造了彭博社2016年以来这一数据跟踪的最长连续撤资记录。同时，摩根士丹利、高盛集团等国际投行也纷纷下调中国股市的股指目标。

唯二选择

中国政府对于当前的经济困难自然是十分清楚的。中国官媒《环球时报》上周五（8月25日）发表评论说，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确实面临着新的困难挑战。但评论却又说，最近在一些西方舆论中，“中国经济崩溃论”又沉渣泛起；这些唱衰中国经济的人，恐怕内心从来没有期望过中国经济繁荣发展。评论强调，中国经济恢复将是一个波浪式发展、曲折式前进的过程，它仍然具有巨大的发展韧性和潜力，将长期向好。

但瓦格纳教授认为，实际上中国政府只有两个选择，“或者是变成残酷的独裁者，控制一切，命令一切；或者是对经济和政治实施民主化、自由化。”他说，对于后一种选择，这意味着跟随1990年代到2000年代的改革步伐进行制度改革，这是过去十年习近平没有做的事。

网民嚎叫：

jw2009 发表评论于 2023-08-29 07:20:54

美国和西方并没有误判中国的战略意图，中国也已经把自己的意图通过“厉害国”，“大秦帝国”说得清清楚楚，那就是中国要通过不断的渗透，不断扩大的统一战线各个击破西方联盟。

jw2009 发表评论于 2023-08-29 07:15:05

中国和西方之间的问题是中国愿不愿意生活在现行的的贸易体系中，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时的承诺只是口头承诺，是权宜之计，并不准备实行之。更严重的是，当中国经过WTO的腾挪一跃而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信心爆棚，不仅不准备简简单单地活在现行的世界体系中，而要推翻现行的世界体系，为世界指明新的方向，激烈对抗是不可避免的了。。

大侠独孤求败 发表评论于 2023-08-29 04:51:53

慈禧的错，错在把大片土地送给俄毛，如今不想黄俄不得不给俄爹尽孝。

谢选骏指出：上文搞不清楚状况，说了很多不着边际的话；却不懂得一点起码的常识——今日中国经济困境，和六四屠杀同属一个逻辑结果，那就是战场经济的“不杀不行”！不继续杀人，经济就无以为继了！这就是战场经济的逻辑。

【29、李鸿章不三不四，子孙女人五人六】

《晚清四大名臣之李鸿章 他的子孙后代现状如何？》（2023-06-17 彩虹文史 ）报道：

谈及晚清重臣李鸿章大家可能会联想“卖国贼”这样的评价，甚至有人说他是大贪官，贪污指数高过清朝第一贪官和珅，这样的评价似乎对李鸿章来说不太公平，要知道卖国与不卖国并不是他能够决定的，李鸿章只不过替大清政府背负卖国贼的罪名罢了。

李鸿章不但不是大贪官，他反而在政坛上是一位很有政治抱负和作为的大臣。那么李鸿章死后，他的子孙后代现状如何？

李鸿章忧国忧民，抱憾而终

李鸿章安徽合肥人，他的父亲李文安由于从小体弱多病，启蒙比较晚，快40岁了才考取进士，所以李文安的政治生涯比较平淡。李鸿章可不甘于平平淡淡度过一生，他要追求功名利禄，为此李鸿章从小艰苦学习，加上他少年聪慧，21岁考中举人，拜曾国藩为师，24岁高中进士，进翰林院工作，但是李鸿章可不想一辈子呆在翰林院舞文弄墨。

1851年，爆发太平天国运动，当时国家的军队不堪一击，都是靠着曾国藩的湘军平息叛乱，李鸿章也想有一番作为，他请求朝廷准许自己回到老家安徽创办淮军，为国家效力，结果李鸿章训练的淮军远远不如湘军生猛，根本不是太平军的对手，淮军屡战屡败，李鸿章也差点丢掉性命。

李鸿章接连吃败仗以后，没脸再回朝廷，于是到湖南投靠自己的老师曾国藩，跟随老师学习为官、治军之道，李鸿章在老师的教导之下学了一身本事。

1860年太平军攻打上海，李鸿章向师叔曾国荃借了一些精兵，再到自己的老家召集一万多人重建淮军，这次李鸿章用自己新组建的淮军在上海击退太平军，并与曾国荃对太平军形成合围之势，自此李鸿章威名大震，他创办的淮军名扬四海。

后来李鸿章先后担任两江总督、湖广总督、47岁调任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51岁授文华殿大学士。

李鸿章之所以被人称为卖国贼，主要是因为李鸿章曾经代表清政府签订了多个不平等条约，但其实这完全是他的无奈之举，此时的清政府摇摇欲坠，内政混乱，在这种情况下长期作战，只会给国家带来更大的灾难，只有停止战争才能争取时间修内政。春秋时期非常著名的政治家管仲曾经说过：内政不修对外伐战必败，只有自己强大了才能与外部抗衡。

所以李鸿章积极参与洋务运动，他想通过洋务运动振兴中华，让民族富强起来，可惜的是到他死都没能实现这个愿望。1901年11月李鸿章在北京走完他78年的历程。

如果李鸿章生在盛世王朝，他极有可能成为一代贤臣。

李鸿章之子

李鸿章生前有两位正室夫人，分别是在咸丰年间病逝的发妻周氏和继室赵小莲。赵小莲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她的祖父赵文楷是嘉庆年间的状元，而且赵家四代都有人中进士，李鸿章把赵小莲看得比原配夫人重要，临死前要求与赵小莲合葬。

李鸿章生前非常注重儿媳妇的家庭背景，他想通过联姻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1.长子李经方

李经方出生于咸丰五年（1855年），娶四川总督之女，是李鸿章的养子，因为李鸿章一把年纪了还没有儿子，因此收养了他小弟弟的儿子。李经方27岁考中举人，成为地方候补官员，协助父亲李鸿章处理一些外交事务，后来担任参赞，跟随驻英钦差大臣前往英国。甲午战争爆发以后，李经方奉命与日方谈判，不久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中日马关条约》。后来李鸿章与列强的外交活动，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李经方几乎都有参与其中。

李鸿章去世以后，李经方先后担任出使英国大臣、邮传部左侍郎等职务。民国元年，李经方加入反清帝退位组织，并为组织出谋划策。民国六年，李经方支持溥仪复辟，复辟失败以后，李经方隐居大连，避不出门，民国二十三年，李经方在大连病逝，享年80岁。

2.次子李经述

李经述实际上是李鸿章亲生的长子，生母赵夫人，娶张之洞兄长之女张氏，21岁考中举人，后担任参赞，跟随父亲出使欧美国家。李鸿章去世以后，李经述世袭父亲的一等侯爵。李经述是非常著名的大孝子，在李鸿章去世三个月后，李经述悲痛而死，年仅38岁，相传李经述因为父亲的死伤心过度，吞金自杀。

3.三子李经迈

李经迈出生光绪二年（1876年），年轻有为，29岁就担任外交官。后来因为生母病重回国，担任江浙地区按察使。李鸿章去世以后，李经迈陪同领导到日本、欧美国家考察军事。

民国元年跟随大哥李经方加入反清帝退位组织，后来又参与溥仪复辟活动，复辟失败以后，李经迈隐居上海，1938年李经迈在上海走完他63年的历程。

李鸿章之孙李国杰

李国杰是李鸿章的长孙，李经述的长子，出生于光绪七年（1881年），李经述随父西去以后，李国杰世袭了李鸿章的爵位。李国杰29岁出使比利时，把自家的房子卖给了首富盛宣怀，等他回国时，清朝已经灭亡。

民国建立以后，李国杰被任命为参政院参政，后来还担任安福国会参议院议员，43岁回到上海，49岁出任轮船招商局董事长。

李国杰运气不好，在他担任董事长的前一年招商局年亏损多达160多万，为了拓展业务，李国杰四处贷款、借钱，欠下一屁股债，后来因无力偿还贷款，被迫将招商局码头卖给美商中国营业公司。

为此他给自己惹来了大麻烦，1933年，上海地方法院判处李国杰八年有期徒刑，剥夺公权五年。1939年，李国杰在上海被军统特工刺杀身亡。

李鸿章后裔现状如何？

李鸿章的直系后代中出名的不多，其中比较有名的是民国时期非常著名的女作家张爱玲，她的祖母李菊耦是李鸿章的二女。

不过李鸿章的旁系后裔出色的人比较多，比如李鸿章四弟李鹤章的第五世孙李道增，他曾经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第一任院长。

除此之外还有李鸿章六弟李昭庆的第四世孙李家昶、李家景和李家曙，他们居住在海外，个个都是亿万富翁，被称为“三艘航空母舰 ”。李氏家族子孙后代遍布国内外，形成庞大的李氏望族。

谢选骏指出：李鸿章不三不四，说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样的大蠢话遗臭至今；他的子孙女人五人六，还能雇人写出翻案文章——人说是“光宗耀祖”，我看是“吃祖宗尸体”。

【30、梁朝伟赞同六四大屠杀被鬼上身了】

《梁朝伟隐居日本20年：不学日语，因为不想讲话》（INSIGHT视界 2023-02-22）报道：

梁朝伟出道四十年，似乎活得越来越通透自在了。

在最新纪录片《人生半山腰》中，他对亦师亦友的编剧庄文强敞开心扉，侃侃而谈，完全不见平日的拘谨和局促。

他在这一个半小时里说过的话，加起来比过去四十年接受采访的话还多。

在聚光灯下的梁朝伟，感觉与所有人都保持着无法逾越的距离，永远像第一次面对镜头般生涩。

去年底，他在韩国参加颁奖礼，明明是被隆重邀请出席的贵宾，他却像受宠若惊一样，用假笑掩饰紧张。

社恐、内向、话少，成为梁朝伟影帝之外最格格不入的标签。

他手足无措地跟着刘嘉玲身后走红毯的表情包，在满大街乱飞。

前几年还被国外网友偶遇，他专门挑了一个紧贴墙根、面对厕所方向没人的位置吃面。

长年在日本久住的他，一句日语都不学，就是为了避免跟人打交道。

他的惜字如金，让每个采访他的记者头痛，想从他嘴里挖出漂亮的客套话，难度很大。

有人总结梁朝伟应付采访就是糊弄学：不知道、听不懂、我同意。

何炅让他做个简短的自我介绍，他会字斟句酌地控制在20个字以内。

鲁豫经典的没话找话聊“你有什么反应？”，他打太极地回答“没有反应”。

采访中最常规的结束语“有什么想对读者说的？”，他一副下班收工的笑容“没有”。

当被问到“电影对你而言意味什么？”这种空泛的话题，他懒得想，直接说“不知道”。

梁朝伟在回答这种谁都可以随便说几句的问题时，总是学不会配合。

很明显他只要说几句假大空的客套话，记者就有发挥的空间，可他宁愿把天聊死，也不想去迁就谁。

马家辉曾在《圆桌派》大吐苦水，直言不讳，比起梁朝伟，他不如去采访周润发，起码发哥会赏脸多说一句话，不像梁朝伟油盐不进。

因为问他有什么梦想，他只会回答“世界和平”。

不能说这个答案有错，但对方想循序渐进拉近关系的设计，被他直白地戳破了。

在我们受过的教育里，这种不加掩饰的诚实，叫不会看脸色，不知人情世故。

而梁朝伟的少言寡语，也不是绝望的文盲般言之无物。

他在纪录片和庄文强聊到演戏，一改平日笨嘴拙舌的样子，滔滔不绝，有说不完的见解和感悟。

他们回忆起《无间道》，那句经典的“三年又三年”，原来是梁朝伟入戏后的切身体会，超越了庄文强最先设定的台词，给予了人物更饱满的形象。

他们不可避免地吐槽起王家卫，在《阿飞正传》的一场戏中，梁朝伟NG了27遍，令他一度怀疑自己不会演戏。

他还调侃说，在王家卫的电影里，他像参加大胃王比赛一样，吃27个梨，吃26碗馄饨，就为找对感觉。

而谭家明有过之无不及，梁朝伟记得很清楚，拍《杀手蝴蝶梦》时，因为他说把对白中的“诶”说成“啊”，又重拍了一次。

在与知己朋友相聚的时刻，梁朝伟才是松弛不设防的。

但面对可能只有一面之缘的陌生人，他懒得管理人际关系，永远保持疏离的礼貌，他不冒犯你，也绝不顺承你。

曾经有记者问他有没有向刘嘉玲求婚，他说没有。

等下次这个记者再采访刘嘉玲时，提起这回事，证实其实是有求婚的，他说没有，只是不想和记者说罢了。

我们绝大多数人，没有梁朝伟这种拒绝无效社交的勇气，所以只能逼迫自己做个处处周全的人，和气生财。

学会为人处世，是大家步入社会后，自动习得的技能。

人人都害怕自己不够亲近令人敬而远之，就在各种细节上努力证明是个好相处的人。

这种变化首先体现在称呼上。

加波浪线的“亲~”恭敬得像客服，要叫“宝”、“宝子”才够亲密。

喊“哥”喊“姐”显老，叫“小姐姐”、“小哥哥”又略轻浮，便一律尊称“老师”。

发微笑表情被公认是阴阳怪气，只好打一串哈哈哈哈哈哈哈表示真的有在笑。

仿佛语气越人畜无害，就可以优先证明自己平易近人。

这导致很多时候，我们在许多无关紧要的小事上消耗掉个人的社交情绪。

明明三言两语说清楚的东西，非得铺垫一大堆没用的废话，以示友好。

或许正因为我们对维持这种社交礼仪感到疲倦，也对互相恭维的话心照不宣，才会羡慕梁朝伟偶尔的不配合，一句“不知道”、“不可以”就省去了不必要的客套。

放弃掉无效的社交后，他可以把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有价值的地方。

梁朝伟话少，尤其不擅长讲场面话。

那些被新生代演员挂在嘴边的“信念感”、“沉浸式体验”、“演员的自律”的漂亮话，最容易写进稿子里做文章的，他就不会讲。

哪怕让提问的人吃瘪，他也选择打哈哈过去。

他将省下的功夫，全倾注到演戏中，如痴如狂。

张震聊过一件趣事。

说有一年圣诞节，梁朝伟深夜让他到酒店房间里，结果就是听他念《东邪西毒》的旁白。

十几年前的台词，他记得一清二楚，如果不是热爱和投入，谁会把这些刻进记忆里呢？

超20个字的自我介绍他嫌多，但为琢磨好一个角色，三五年他也愿意付出。

在梁朝伟眼中，演戏是享受，要把灵与肉都投入进去，那么付出和舍弃其他东西是理所应当的。

他拍《一代宗师》，练咏春拳，打到左手骨折，医生建议打石膏，他的反应却是能不能先练腿功。

最近上映的《风再起时》，他每天练8个小时的钢琴，一练就练三个月，压力大到每晚打电话骂翁子光导演发泄。

实际上，弹琴的戏份并不多，拍个动作也能糊弄过去。

但对待演戏，梁朝伟永远精益求精，不管戏份多少，给到他的剧本，就力求完美演出。

什么时候该糊弄，什么时候该认真，他心里门清。

至于有人说，梁朝伟敢糊弄而不怕惹人生气，那是因为他有本事，作为普通人，处处搞好关系依然必要。

这种说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假若你也和梁朝伟一样，是个懒得处理人际关系的人，那不如先学他把精力都投入到真正值得付出的地方上。

或许，不再强迫自己进行无效社交后，你会发现，讨好人的不是亲昵的语气和察言观色的玲珑心，而是你有令人折服的能力。

毕竟，比起会说漂亮话的人，大家永远更喜欢能把事情办漂亮的人。

网民嚎叫：

车轮滚滚踏遍美国 发表评论于 2023-02-23 10:47:16

一个肚子里有货的人确实不需要经常侃侃而谈的。

麻辣鸡丝 发表评论于 2023-02-23 04:03:33

社交恐惧症。不是他不愿意跟别人说话，是他不知道说什么. 理解万岁。

nydct 发表评论于 2023-02-22 23:52:39

这样的他跟那样的刘嘉玲是一对，也算奇葩了

谢选骏指出：梁朝伟隐居日本20年，不学日语因为不想讲话——这不仅仅是社交恐惧症和多重忧郁症，而是被鬼上身了！梁朝伟为何被鬼上身？因为梁朝伟赞同六四大屠杀，导致冤魂找他索命了。

《梁朝伟谈六四》（2021-06-06 苹果日报）报道：

冯睎乾评论文章：昨天，苹果日报网站有一则很梦幻的“新闻”登上热门榜，标题是“周柏豪微博悼六四遭河蟹”，配图是一个样子乳臭未乾的周柏豪。内文第一句很超现实，写道：“毋忘六四，80后的周柏豪和曾遭河蟹的杜汶泽昨日在踏入六四21周年之时，急不及待在内地新浪微博上载悼念信息，最终齐遭河蟹。”六四21周年？我搓搓眼看真日期，原来是2010年6月5日的“新闻”。

十一年前的旧闻，居然穿越过来重登热门新闻榜，难道今年六四新闻少到一个点，所以连2010年的周柏豪也能乘虚而入？既然old news is so exciting，今天本栏也不妨时光倒流，谈谈2002年12月18日一则报道，标题是“郑大班：佢没政治智慧 / 梁朝伟借六四谷新戏惹非议”。那齣“新戏”，就是张艺谋为了洗刷六四武力镇压而拍的《英雄》。

那时候，梁朝伟为宣传电影《英雄》，接受《B International》杂志访问，提及他在《英》片演的刺客“残剑”，最终没有杀死秦王，是因为他渴望和平，不想秦王之死引致天下大乱。由是谈到六四事件，梁朝伟也残剑上身，语惊四座：“六四事件期间，我没有参与任何抗议活动，因为中国政府所做的事是对的——维持稳定，这对每个人都好。”

如果发生在社交媒体流行的今天，梁朝伟的言论肯定是抽水抽着火水，势遭网民截图公审兴师问罪。但回到当年，就只有二三传统意见领袖，如郑经翰，轻描淡写批评他“政治不正确，唔知自己噏乜”，事情很快就落幕了，大众也记忆不深。其实事情还有后续，见于2002年12月20日《南华早报》，一篇题为“Will the real Tony Leung please stand up?”的讽刺文章。

据《南早》的跟进报道，梁朝伟大概知道自己失言，于是在出席《英雄》首映时，刻意澄清，把言责都卸往角色身上：“我之前所讲的，只是残剑的观点，不代表我本人的立场。”《南早》文章的作者，马上幽默回应梁影帝：“那是否表示残剑在公元前221年，已决定不参与1989年的游行示威活动呢？”（Does that mean Broken Sword decided in 221 BC not to take part in demonstrations in 1989）

记得梁朝伟说过这种话的人，应该不多；即使记得，也没有谁要向他大兴问罪之师。那时候《英雄》票房收二千六百多万，观众似乎也不太计较他的六四怪论。但明明是屈颖妍水平发言，为什么大家都那么包容梁朝伟呢？除了因为他靓仔，应该有其他更富深度的理由吧？一个原因当然是因为当年没有社交网络，没有网民截图，很多新闻朝生暮死，转眼就被遗忘（虽然今天也好不了多少），对于祸从口出的名人来说，倒不失为一件幸事。

另一原因是那年头的香港，主流舆论的道德观仍是健全的，绝大多数香港人的价值观还是一致的；那时没有规模浩大的黑暗势力，有计划有组织地指鹿为马，企图扭曲香港人对六四的判断。相形之下，梁朝伟的讲法实在很边缘，大家听到了，也只会皱眉摇头，觉得梁“唔知自己噏乜”，而不会真心认为他有能力颠覆六四的历史评价。没有人觉得需要力斥其非，因为公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在一个普遍有道德的社会，不道德的言行反而比较容易得到宽容，因为在光明的时代，即使人性偶然流露黑暗，也很快会被四处的光照亮，而令人难以察觉。

梁朝伟当年讲过一次六四后，印象中也不闻他再说，而我今天旧事重提，亦决不是要翻旧账批评他。即使他真的支持镇压，也有自由，至少他没有像某些伪人般吃相难看，八九年大义凛然抗议开枪，后来又大义凛然支持“平乱”。但我还是忍不住想问梁朝伟们：你支持镇压，是因为你想像在一个没有“平乱”的世界，中国只会陷入内乱，全国人民俱会受苦，但你的想像何以没有延伸至一个平行世界，在那儿中共回应学生诉求，改革制度、根治贪腐，然后让中国发展成一个更理想 、更值得世人尊重的国家呢？

谢选骏指出：张艺谋一个陕西鬼子，大拍陕西鬼子秦始皇的马屁股，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但是因为知趣，没有直接说道六四，所以暂时安好，否则也是命不久矣。

【31、两个世纪的天安门屠杀——纪念六四屠杀35周年】

《清华学者：中国若不费一枪一弹成“世一” 将成历史奇蹟》（观察者网 2024-01-21）报道：

世界知名的Munk Debate（芒克辩论会）日前播出了芒克辩论会主席、加拿大著名主持人格里福茨（Rudyard Griffiths）和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周波的对话。双方就台湾问题为何是中国的首要安全关切、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的南海争端，以及乌克兰冲突的经验教训等进行了深度讨论。

北京对话（Beijing Club for International Dialogue）对此进行实录翻译，以飨读者。

本文转载自观察者网，原文标题《周波：如果中国不费一枪一弹就登上世界之巅，将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蹟》

格里福茨：周波，欢迎来到芒克对话。

周波：你好，很高兴参加对话。

格里福茨：您是否认为台湾日益不确定的地位是中国目前最大的国家安全关切？

周波：台湾问题一直是中国最大的国家安全关切。原因其实很简单：对于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军队来说，领土和国防都是头等大事。中国的不同之处在于，作为一个大国，我们还肩负着其他一些使命。中国的角色非常独特。首先，作为一个大国，却还没有统一，这在大国中极为罕见。此外，中国要走出去，在海外有很多利益，因此我们谈论的是一个如此复杂的大国。

对于大陆中国人来说，希望与台湾和平统一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情感。接下来的问题是：首先，中国大陆是否正在失去耐心？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想说，我们仍然是有耐心的。比如，2022年10月的中共二十大，习近平主席谈到台湾问题时指出“我们坚持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

佩洛西在此之前窜访台湾时，中国大陆军队在台湾岛周围进行了大规模演习，实弹发射导弹等等。当蔡英文在加州会见麦卡锡时，我们又进行了演习，但这次演习只是模拟攻击，没有使用实弹。这极其微妙，说明我们知道如何处理这种情况，我们的措施是谨慎和有分寸的。

格里福茨：美国越来越多地向台湾提供尖端武器系统，尤其是承诺提供地对海导弹，中国大陆的国家安全部门对此怎么看？美国的这些行动是否被视为挑衅行为，或者只是被视为一种滋扰，与过去的举动无异，因此中方也不会比过去格外重视？

周波：我认为这些举动肯定被认为具有挑衅性，但问题是，它们影响到底有多大？我不认为美方的这些举措会有什么了不起。

比如，台湾最近制造了首艘本土潜艇，今后一共再制造大约八艘。但这些潜艇对整体局势有多大影响呢？根据我作为军人的经验，我知道潜艇比飞机要复杂得多。我来自空军，虽然不是飞行员，但我知道，飞机通常只有在飞行员驾驶多年后才能在技术上完善。这意味着它被生产出来，首先要通过试飞，最后，只有飞行员本人才能告诉你到底存在哪些问题。

因此，我相信台湾自己制造的第一艘潜艇肯定存在很多问题。实际上，它的交付过程仓促，因为蔡英文希望这能够成为她的政治遗产。即使他们能顺利制造8艘潜艇，这又有多大影响？这确实可能会使解放军的决策变得复杂，但总的来说，对于正在突飞猛进发展的中国军队而言，这些都微不足道。

我认为美国现在採取的战略是把台湾变成一隻“豪猪”。但美国真的相信台湾能变成一隻强大的“豪猪”吗？我对此表示怀疑。但这符合美国的利益，表明他们支持所谓的民主，也符合美国军工企业出售武器的利益，谁会拒绝这样一个大发横财的机会呢？我认为，在日益複杂的中美关係中，美国只是将台湾视作一个讨价还价的筹码。

我认为，美国实际上已经从失败中吸取了教训，做了一定的改变。例如，脱鈎现在看起来完全是无稽之谈，美国选择改用“去风险”的说法，其实是借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说法。但他们为什么称之“去风险”呢？因为“去风险”听起来比较温和，而脱鈎显然是不可能的。那“去风险”又是什么意思呢？我认为他们必须扪心自问。即便是在半导体和芯片领域去风险，也是愈发困难的事情。这并非中方的要求，而是芯片制造商们正在失去中国市场，是他们在向白宫施压。

我认为，美国对于“一个中国”政策其实是有很多不同意见的。美国外交关係委员会前主席哈斯（Richard Haas）写过一篇文章，谈到美国的对华政策应该从战略模糊转向战略清晰。但也有其他学者并不同意他的观点，因为这种清晰战略可能会让局势变得更加危险。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争论呢？我认为这是源自中国不断增强的实力。在过去，中国实力不够，当美国保持政策模糊时，大家就得猜测他们的真实立场。但是，由于中国的实力不断增强，美国担心除非他们明确表示会在军事上保卫台湾，否则大陆很可能会首先对台湾进行打击。但如果美国转向战略清晰，有些人又担心这会主动招来大陆“先发制人”。因此，美国现在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再看看美国国内的情况。拜登政府软弱无力，两党极端对立。从经济方面看，拜登政府做得不错，但你听听特朗普描述的美国，可谓“尸横遍野”。而在全球范围，“自由民主”制度已经持续衰落了17年。这是谁造成的？显然，这与中国或俄罗斯无关。对于像我这样的中国人，或任何人来说，看到美国总统呼吁抗议者佔领国会山是令人震惊的。这太不可思议了，类似事情甚至不会发生在非洲。因此，我对美国能否在台湾问题上採取稳定的对华政策没有多大的信心。

格里福茨：你提到了美国政界的争论；一些共和党人认为美国应该向台湾提供明确的安全保证，类似于北约内部的第5条承诺。如果这一提议发生，中方会如何反应？这会被视为挑衅吗？

周波：我们先来看看关于“一个中国”政策的争论，或者说关于战略模糊与战略清晰的争论。最终，他们还是说“一个中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虽然在掏空这个概念，但是仍然将它视为一个大筐，这样对他们自己更为有利，可以从各种不同角度解释什么是“一个中国”。如果他们放弃“一个中国”，那当然对他们和我们来说都是地动山摇。

我认为可以从佩洛西窜访台湾的过程看出中国大陆的决心。有人问我，如果美国众议院新议长“访问”台湾，会发生什么？我说，我不知道，我们当然会有多个备案计划，但凭我的直觉猜测，我们的反应必定更强烈。否则，我们如何告诉自己，我们在做正确的事？

我不认为他们真的会以这种方式公然支持“台独”，但我完全相信，不断强大起来的中国大陆有更多的手段来处理这个问题。

格里福茨：美国对台姿态的争论，也涉及到美国的南太平洋战略的大背景，即“奥库斯”（AUKUS）。围绕这一战略，美国正努力与日本、菲律宾，以及一定程度上与韩国发展更紧密的安全关係。中国安全部门对此有何看法？是否有一种被“步步紧逼”的感觉，是否有一种对手在一致反对中国崛起、中国扩张的感觉？

周波：让我先谈谈美国的大战略。我认为，美国把重点放在亚太地区，或者美国人所谓的印太地区，实际上反映出美国的实力确实在下降。美国官员经常谈论盟友和伙伴的重要性，因为单靠他们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依靠这些盟友和伙伴。

你提到了各方和各种不同的情况。我认为，总体而言，这是美国尝试在该地区遏制中国。问题是，在我阅读了美国的印太战略之后，我发现他们目标很多，但工具不够。

没有哪个国家蠢到选择非黑即白。我认为，世界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所有国家都在就事选边、而不是就边选边的时代。说到日本，如果台湾海峡发生冲突，日本有条约义务在后勤补给方面支持美国，日本不得不这样做。

至于澳洲，现在还很难说。不到最后一刻，你无法知道一个人到底会怎么做。如果你研究一下澳洲的历史，会发现这个国家非常有趣，它总是在其他地方打别人的仗，在土耳其的加利波利、阿富汗或远离澳洲大陆的某地，只有二战期间日本轰炸达尔文，使澳洲本土直接受到战争影响。

但现在，澳洲1/3的出口都流向了中国。他们确实正在购买八艘潜艇，但这些潜艇影响又有多大呢？就像台湾的潜艇一样，它们可能会使中国政府的决策变得更加複杂，但这并不是多大事，因为就舰艇数量而言，我们已经是世界上最多的国家了。这八艘潜艇需要至少十几年才能完成交付，届时中国人民解放军肯定会变得更加强大。我认为这与莫里森政府有很大关係。现在，阿尔巴尼斯政府在进行一些改变。因此，整个局势并非非黑即白。

菲律宾的情况很有意思，因为小马可斯总统的对华政策似乎与其前任大相迳庭。我仔细想过，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杜特尔特总统本人也支持对菲律宾有利的南海仲裁案裁决，但他採取友华态度显然使菲律宾得到许多好处。不过杜特尔特并不经常提及南海问题，他选择为了其他利益而与中国保持良好关係。

但说到小马可斯总统，我就很难理解了。我认为这可能与他的个人背景有关，因为他与美国的联繫比较紧密。而基本上所有菲律宾高级军官都或多或少有过美国培训经历。不过，这其实还是说不通，因为中国从未威胁过要对南海的任何声索国使用武力。

在台湾问题上，中国制定了可能採取非和平手段的三个前提条件。但在南海问题上，中国从未威胁过任何其他国家。因此，我很难理解菲律宾政府为什么突然放开九个基地供美国使用，这其实是说不通的。事实上，这会让菲律宾面临更加危险的局面，因为如果美国人把这些基地用作前沿阵地，那么菲律宾的国土当然就会成为打击目标，这符合菲律宾的利益吗？

格里福茨：中国领导人从乌克兰战争中汲取了哪些经验？有一种观点认为，普京之所以入侵乌克兰，部分原因是他认为北约和西方国家在武装乌克兰，支持不符合俄罗斯利益的政治运动和人物，而由于乌克兰靠近莫斯科和俄罗斯的其他决策中心，以至于乌克兰成为俄罗斯的安全隐患。中国是否担心，乌克兰出现的这些情况可能在台湾或南海地区重现，东欧的历史有可能在亚洲重演？

周波：就乌克兰战争而言，如果两年前的普京能够预知未来，我认为他可能会採取不同的战略，他是否还会发动战争，我就不知道了。当然，他这样做是有原因的。事实上，从戈尔巴乔夫到叶利钦和普京，历届苏联和俄罗斯领导人都曾警告过北约不要扩张。因此，普京不是第一个警告北约的人，但他是第一个採取行动的人。事实证明，俄军作战能力还是非常具有韧性的，儘管他们一开始打得并不好。

我不认为这与台湾问题有任何直接联繫，世界上有180多个国家承认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正如我一开始所说的，我相信中国政府仍有耐心。华盛顿有些人认为，台海冲突不可避免，我对此不太认同。即使是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都不这么认为。我出席了2023年的香格里拉对话，其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奥斯汀说台海冲突并非迫在眉睫，也绝非不可避免。此前，美国一些将军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称中国大陆在2025年或2027年前必定会对台动武。但是，美国国防部长有条件获得所有的情报信息佐证自己的观点，所以奥斯汀在这样一个重要会议上的明确表态非常重要。

有人说台湾人不愿意与大陆统一。我认为，事实可能并非如此。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大约有150多万台湾人生活在中国大陆，主要集中在上海周边地区，这相当于台湾6%的人口。这意味着，如果中国大陆能为台湾人民提供更好的就业机会和赚钱的机会，这些人就不会那么在意生活在一个制度不同的社会里。

赖清德与萧美琴1月15日上午接见美国前国安顾问海德利、前副国务卿史坦柏格、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柏格组成的台美跨党派前资深官员代表团。（民进党提供）

那么大陆能否继续提供这样的环境呢？我相信是可以的。首先，中国经济已经与世界其他地区融为一体，中国必须开放，中国也希望继续开放。只要中国继续开放，而世界各地因全球化而变得距离越来越近，人们交往的速度就会越来越快，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融合也会变得更快，我相信这种融合是不可避免的。最后，中国大陆从来没有宣佈过统一台湾的时间表。中国大陆仍有耐心。我相信，在台湾问题上，时间能给我们带来最好的答案。

格里福茨：随着我们的对话临近尾声，让我最后问几个宏观问题。我们经常讨论中国的崛起，中国作为21世纪文明大国的地位。中国的高级官员是否担心，中国的对手美国正试图在军事、科技和经济等领域阻止中国的崛起，阻挠你们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是大家都在考虑的问题，还是西方误解了你们的真实想法以及担忧的问题？

周波：这确实是最宏大问题，其中还可以分出几十个小问题，每个问题都可能极为重要。让我重複一下我之前对别人说过的话。比如说，我们是否已经进入了一场新的冷战？我的回答很简单：在我们避免了一场热战之前，我们无从知晓，冷战期间也正是如此，大家当时每天都在为热战做准备。只有当冷战结束了，大家才鬆了一口气，哦，好吧，没有爆发热战，所以刚刚发生的是冷战。我认为，我们永远无法预知未来，只有经历了未来，我们才会知道“已来的和未来的”。

因此，这种问题毫无意义，但中美之间的竞争与冷战时两个超级大国的竞争显然有许多不同之处。中国对美国的政策一直保持高度一致，基调变化不大，而美国的政策就像过山车，更难预测。我认为这与他们自己的心态有很大关係。美国错误地认为自己是“山巅之城”。我问大家，“山巅之城”在哪里？雅典的帕特农神庙是唯一的“山巅之城”，却是空荡的，残破的。

最近，拜登反覆强调，美国是不可或缺的。确实如此，但每个国家都是不可或缺的。在我看来，大家知道在印度洋深处有一个叫马尔代夫的小国就非常重要，这个国家太美了。我们必须记住，整个人类社会就像森林一样，有不同的动植物才造就了美丽的世界。美国有NBA、麦当劳、荷里活，但那又怎样？马尔代夫人没有这些，他们只知道每天早上都会有成千上万的游客来到这里，告诉他们马尔代夫有多美。

回到你开头的问题，迄今为止，中国的崛起一直是非常和平的，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中国40多年的崛起过程中，我们唯一的牺牲是在中印边界冲突中，中方牺牲了4名士兵，同时印度方面死了20名士兵。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并没有互相射击，而是在互相斗殴，两支现代军队以石器时代的方式相互斗殴。为什么会这样呢？大家都不希望有战争，双方都清楚认识到，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应该互相射击。

回到你的问题，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也许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中国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这将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个国家不费一枪一弹就攀登上世界之巅，这真的令人难以置信。在人类历史上，许多人为各种战争编造出了五花八门的理由。但最终，谁会在乎这些导致人们死亡的理由？看看美国杀死了多少人？他们找出各种藉口，但人死不能复生。

中国不同。中国军队在海外的最大特点是只致力于人道主义行动，无论是维和、打击海盗还是救灾。作为一名退役军人，作为一名老兵，我希望中国能继续和平崛起，希望中国人民解放军只在海外开展人道主义行动，只向世界各地的人民提供援助，而不杀戮。一个全球最强大的国家的军队在海外行事如此温和，这难道不是世界之幸吗？我不知道世界是否会变得更加美好，但我希望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能让世界变得更加安全。

格里福茨：周波，借你吉言来结束这次精彩的对话真是再好不过了。我非常感谢你今天抽出时间参与我们的对话，我们接收到了你传递的信息。让我们继续对话，我认为对话才是我们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让人们接触不同的思想，通过这些思想触发交流，希望通过交流达成互相理解。感谢你今天的发言。

周波：谢谢你。

网民嚎叫：

caption 发表评论于 2024-01-21 19:00:37

这个世界根本不存在和平崛起的基础。准备打仗吧！

wyc2020 发表评论于 2024-01-21 18:23:00

中国也许有一天会超越美国，但宽衣帝爱折腾、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所以短期内真的没有希望了

denisjliu 发表评论于 2024-01-21 18:07:00

说的话没有一点逻辑性，狗屁不通。

不好吃懒做 发表评论于 2024-01-21 17:43:04

俄罗斯也说作为世界第二军事强国我们也没统一，所以要把乌克兰拿来！

supernova13 发表评论于 2024-01-21 16:34:00

即使打台湾，不会给美国大规模卷入的机会，而是速战速决。所以再过十年左右，中国成了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尽管打台湾放了几枪，一样是很好的典范（中国古代并没有到处侵略，很长时间一样是世一，说“奇迹”有点过了）

家在北平 发表评论于 2024-01-21 16:25:12

清华博士小学生，清华学霸煞气也是没费一枪一弹….

一骑绝沉 发表评论于 2024-01-21 14:13:00

不可能不打一枪一弹。习的伟大复兴梦的最重要一部分就是收复台湾！而收复台湾不可能不打仗

hyperyan 发表评论于 2024-01-21 14:01:34

不如说马尔代夫成地球霸主更是奇迹！

GreenTek 发表评论于 2024-01-21 12:24:25

国内老百姓的心气真还有点像新时代下义和团运动爆发前的情况。认为新冠疫情是美国武汉军运会散播的生物武器，将中美如公司般的产业竞争等同于当年美苏间的冷战。

分享_快乐66 发表评论于 2024-01-21 12:01:43

老百姓只关心自己的生活，有多少真关心统一的？敢不敢在大陆来一次投票？

nowrong 发表评论于 2024-01-21 11:59:32

中华农业文明缺乏的是妥协精神，崇尚的是赢者通吃，所以，最终的结果是不断的低级重复；商业文明的根基是共赢，崇尚的是合作，合作的最底层逻辑是你做的更好，你就理所应当发展，因为你在为人类做贡献；土工为世界贡献了什么？为中国贡献了什么？

GreenTek 发表评论于 2024-01-21 11:50:53

希望台湾同胞能够如当年帮助大陆实现经济自由市场化一样，借助中华民国的正统地位和民主经验，积极进取，再次引领大陆地区实现政治民主化。中华民国消极逃离大中华，只会让自己成为大中华极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目标。

nowrong 发表评论于 2024-01-21 11:48:58

中共70年叫嚣的统一其实就是给底层们画一个大饼，其目的是：第一，让底层感觉自己活的有理想 第二，给腐败政权一个不断割韭菜的理由

GreenTek 发表评论于 2024-01-21 11:32:39

中国和平崛起难度很大，极端互联网民族主义会把中国推向大中华法西斯主义。很可能如流星划过天空一般崛起，最后再如二战日本，德国一样遭遇惨痛失败后被改造成为正常国家。中国本来就有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包袱。夫共产主义者，唯贫穷者为正确和正义，自认为掌握了唯物辩证的宇宙真理，剩余价值的社会经济运行机制，然后在道德上的自我优越感支配之下，丧失了基本的尊重他人的自由，权力，乃至生命的人性底线，对有产者，受教育者进行残酷劳动改和肉体消灭。而目前虽然共产主义思潮破灭，但是大中华民族主义又在新条件下崛起。而发达的互联网会把同质信息不断地进一步叠加起来，造成网络使用者的信息会不断反复固化，形成受原有观念层层包裹的“同温层效应”，网络精英会自以为受到“正义”的支持者的最广泛支持，他们生活于自己的“信息茧房”中，他们生活在自己制造的“观念果壳”里，又自以为掌握了大中华崛起，为大中华争取生存空间的“宇宙的真理”。然后再次在道德上的自我优越感的支配下，不把其它国家和民族看作人，忘掉人性的底线。

办公室摸鱼 发表评论于 2024-01-21 11:24:09

狗屁学者就是共产党的走狗 用的语言全是无赖语言 撒泼打滚 哪像个学者，实质上就是个无赖

getstarted 发表评论于 2024-01-21 10:46:24

所谓大国要统一的论调完全是站在统治阶层角度而发的。其目的无非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帝国，那样的话统治者的权力就更大，获利就更多。而如果站在普通民众的立场上，统一没有什么好处。这就是为什么大英帝国的各个从属国先后纷纷独立，人民需要的是掌控自己命运的权力，而不是要服务于一个中央政府。

GreenTek 发表评论于 2024-01-21 10:45:20

“天下中心”的文化心理、极左思潮的潜意识，与虚骄民族主义，这三者一旦彼此相结合起来，其力度之大，对于我们民族将是灾难性的。需要处理好。

锦西 发表评论于 2024-01-21 10:43:36

不知什么时候起，这人，所谓的学者，学啥的啊？这么能吹牛，这不是中国文化的传统，还不“费一枪一弹，十年后怎么怎么着，这人，倒是应该到图书馆好好去看书去。

一条小路 发表评论于 2024-01-21 10:31:51

這些靠馬屁成長起來的學者，就證明為學者也會胡說八道。一個人民當家作主，一個獨裁威權兩個不同的製度的國家，很難尿到一壺。

我是一个四川人 发表评论于 2024-01-21 10:26:57

中共肉喇叭的大外宣，一副统战部的调调。

viBravo5 发表评论于 2024-01-21 10:24:26

世界什么之巅？中国的人口数量一直是世界之巅。

viBravo5 发表评论于 2024-01-21 10:23:26

世界什么之巅？难道象形文字文明要超过语音文字文明成为世界文明之巅？难道以后程序要用方块字写？难道以后数学公式要用方块字写？

裘千里 发表评论于 2024-01-21 10:18:33

天下是打下来的，人类走的出森林，却走不出森林法则，优胜劣汰，弱肉强食，不费一枪一弹，是不可能的。

柳小波 发表评论于 2024-01-21 10:10:03

这话音刚落，西岸长剑就上线了....关于西方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刚好今天早上才骂过那个大侠，现在也来问问长剑。你觉得要是“海权国家”当你要是出兵消灭了霍查，齐奥塞斯库，铁托，金日成之类，是殖民主义会给当地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还是会造福当地人民？当年的“陆权国家”之首苏联，给世界带来的是祸还是福？

长剑倚天 发表评论于 2024-01-21 09:39:24

中国超越美国，已经不可逆转！王者归来，是世界反殖民主义胜利的结局！楼下西岸网友所阐述的海权和陆权之争，实质即殖民与反殖民的抗争。海权，本身起源就是落后，贫穷，人口稀少之地，海盗文化的演绎，所以，殖民主义思维是海权国家的理论基础。随着陆权力量的回归，海权重新回归历史本位，是必然的。

西岸-影 发表评论于 2024-01-21 09:28:23

这事情并非不可能，但也确实很难。修昔底德陷阱的概念是始终存在的，但中美两国有一个特殊性就是分属不同类型的国家，中国是陆权国家，拥有最多世界市场，经营陆权市场就够，没那么大兴趣发起战争，美国是海权国家，战争是生存基础，没有战争就没有经济，海权国家历来如此。但这种模式成本比陆权国家高。因此只要陆权国家军事足够强大。海权国家就不得不考虑成本问题。而且海权国家不得不依赖海军才有可能击败陆权国家，美国海军学院去年有一篇论文发表，研究了世界上几乎所有大型与海洋争权有关的战争，结论是海军规模大的会获胜。这篇论文其实就是提醒美军没有可能在对中国的战争获胜，毕竟双方海军差距太大，在太平洋是美国60艘军舰对中国的340艘，而且中国平均每年以十倍于美国的数量下水新军舰，20艘对2艘，整体来讲被中国碾压。这个结论与昆西智库的报告是一致的，昆西报告也是希望政府改变对华政策，用与中国合作来保障美国在亚洲的利益，因为打不过。如今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在本世纪以来一直大力发展海空军，因为从克林顿时期开始美国就已经确定要打压中国，中国第一要预防的是美国的军事攻击。

苏联战后经济最强时期经济规模曾经达到美国的40%多点，美国不能容忍，放弃和平竞赛原则，冷战开始。日本达到过美国经济70%，美国发起广场协议废掉了日本，但前提是有驻日美军，日本战后始终是美国的政治殖民地，这是日本在同时期出现“日本可以说不”这本书的原因，表现了日本人不服这种处境的心态。这些事情背后都是军事在起决定性因素。但凡美国如今还有军事能力，早就会直接军事攻击或者威胁中国了，这是其海权国家文化决定的。但中美这种文化上的差异也许可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出现，与一个具有更悠久历史文化的国家长期做对，不是聪明的选择，因为人家比你更具有韧性，更能承受成本，在中国有一个熟知的词汇，持久战，在美国甚至西方文化中没有这个概念，还是幻想殖民主义时代的首战即决战的模式，当年进攻阿富汗，第一轮攻击后消灭了塔利班防空机制，就认为战争胜利了。类似的，鸦片战争，美国1812年战争，中日甲午战争，都是首战即决战的模式。更不用提二战法国的沦陷。

这是美国作为一个年轻国家的硬伤，没吃过苦，禁不起挫折。而国土面积，人口，社会文化在组织性上的作用，决定了相对弱势国家可以维持全部五个长期战争要素，不可能失败。因此不排除一种情形，美国基于成本考虑不得不退回孤立主义路线，也就是历史上让美国强大的门罗主义来维持美国世界大国的地位，但美国经济规模会降低大致一半左右，美元破产。好处是不至于发生内战分裂成几个小国，还是具有第二世界的政治经济地位，比英国强很多。其实川普就是在朝这个方向走，但这会触动美国资本国际利益，为了压制资本利益就不得不进入威权文化，利用民粹，这就废除美国的民主体制走向法西斯（当然不会用这个词汇），因此川普不可能赢，会被干掉。对中国来讲，就是文化中的所谓以战止战的概念，历史上唐朝与阿拉伯帝国的冲突的平息就是这个模式，唐朝与阿拉伯帝国在阿富汗喷赤河打平，一个不大的战争让双方停止扩张。中美即使发生军事冲突，有一些事情是可预测的，第一就是会在中国主场，美国不占优势。第二就是美国会在第一时间退缩，因为计算成本的方式不同，类似1812年战争中的英国。作为海权国家，美国不太可能不试一下军事就退出对陆权国家的竞争，历史上英国日本都有过类似的过程。但不一定自己参战，而是代理人战争。不过这种战争对中国这种体量军事和经济能力的国家意思不大，甚至算不上战争。中国需要做的是保持开放，让更多人可以轻松去中国，最终资本就不得不移向中国，人才和技术也就跟随。也就是作与美国相反的事情，只有一个衰退的社会才会“关门”保护资源，而不是开源。唐朝就是这样，唐朝占有当时全世界三分之一人口比例，8千万人口中有3千万不是中国人。欧盟的形成和发展也是遵循这个概念。

柳小波 发表评论于 2024-01-21 09:25:38

这和花时间去和长剑谈一样无聊，鸡同鸭讲。这人的观点就是长剑的中共五毛标准话术，一模一样，估计五毛培训的教材都是他们编的。

Deepspace_01 发表评论于 2024-01-21 09:02:27

陈水扁说，有梦最美。黄粱一梦也算。

要坏菜 发表评论于 2024-01-21 08:45:54

“首先，作为一个大国，却还没有统一，这在大国中极为罕见”——这一条的逻辑似乎是大国就一定要统一。为什么？不统一就不能成为大国，就不能好好发展了，老百姓日子就过不好了？统一只是党和政府将其执政合法性的借口罢了。

Capitaltwo 发表评论于 2024-01-21 08:36:29

只有川建国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才能结束和避免战争。

barryv 发表评论于 2024-01-21 08:34:00

即使中国出兵台湾，中国对世界也是最和平的国家，因为台湾不算是世界的，是中国内部打仗。同理，俄罗斯也是世界上最和平的国家，因为它觉得那些土地本来就是它自己的。就是美国最蠢，打那么些仗都不是在自己的土地上。

多多锻炼 发表评论于 2024-01-21 08:29:24

如果既要最矛，又要最盾，能行得通的话，那绝对是世界奇迹！

牛头5 发表评论于 2024-01-21 08:22:46

唯一拿得出手的世界人口第一已经丢了。世界第一工厂很快要丢。下面大概率能达成的是第一躺平。

pokemama 发表评论于 2024-01-21 08:19:48

癡人說夢吧！小人當道！先讓百姓生活過好吧！

Tan7th 发表评论于 2024-01-21 08:16:00

纸上谈兵，信不信由你

谢选骏指出：清华学者说中国若不费一枪一弹成“世一” 将成历史奇蹟——我看“清华学者就是“后清学者”，他所谓“中国若不费一枪一弹成世一将成历史奇蹟”的说法，就是对“两个世纪的天安门屠杀”视而不见、选择性遗忘了。——在我看来，自从八国联军杀进北京以来，就揭开了魔盒，中国从此就陷入了“绵延了两个世纪的战争与革命”，到现在依然没有结束……台湾海峡两个中国对峙，迄今没有签订停战协议；即使大陆地区，依然实行军事戒严，毫无和平，维稳镇压的费用大大高于国防经费，这说明大陆地区的内战也没有一天停止过！今天纪念六四屠杀35周年，就是昭告世人，六四屠杀只是“绵延了两个世纪的战争与革命”的一个环节，换言之，“绵延了两个世纪的战争与革命”也是一场“两个世纪的天安门屠杀”……日寇发动的南京大屠杀，也是趁虚而入，构成其中的一个环节——我以此纪念六四屠杀35周年。

【32、刘德华的嘴上也沾满了六四屠杀的鲜血】

《与小36岁女星有私生子？梁朝伟首次回应了》（开森 2023-08-24）报道：

梁朝伟在声明中表示，近日出现严重不实谣言及虚假言论，谎称“我与某女星有不轨行为并已产有私生子，对我爱的人及爱我的人造成严重影响。”

他郑重声明有关谣言全部纯属虚构、恶意造谣及歪曲事实，同时强调与刘嘉玲的婚姻稳定：“我与太太婚姻生活一直安好，并在此强烈谴责造谣者的恶意行为。”

梁朝伟声明最后表示，会保留追究造谣者的权利，不排除采取法律行动。

据悉，本月初有网友声称在日本偶遇梁朝伟，指梁朝伟与小36岁内地女演员程潇有染，二人在日本产下一子，刘嘉玲得知后火速飞到日本上演“抓奸大戏”。

该爆料很快在两岸三地传开，港台媒体更添油加醋，以娱乐头条新闻刊登，拿梁朝伟和刘嘉玲没有生小孩说事，似乎没有孩子就必定会出现感情问题。

程潇很快作出回应，工作室在8月12日发声辟谣：假得离谱。

在此期间，梁朝伟和刘嘉玲保持沉默，曾一同出席新片《金手指》的发布会，他们私下互动的画面被不断解读，一个表情或一个眼神，都被视为“貌合神离”的线索。

不过，熟悉他们的粉丝都应该明白，二人交往三十多年早就是老夫老妻了，不可能像小情侣一样时刻保持甜蜜，两人感情经久不衰的秘诀就是彼此信任。

其实在《金手指》的发布会上，好友刘德华一语道破他们的关系，指着台下的刘嘉玲，对着梁朝伟说：“他的i（爱）人在那儿嘛，我就带个e（艺）人来的。”

可见即便在圈内，二人仍是模范夫妻，作为好友的刘德华在他们没有发声之前就坚信梁朝伟的人品并为他发声，兄弟情几十年不变，难能可贵。

梁朝伟发声之前，私下就曾和刘嘉玲见朋友，可能两人是2G冲浪，时隔半个月才想起来要发声明，也希望别有用心的人别再中伤他们了。

谢选骏指出：梁朝伟和川普、马云一样，都曾嚎叫“六四屠杀好”，它们嘴上沾满了六四屠杀的鲜血；这个刘德华与他一贯沆瀣一气，刘德华的嘴上也沾满了六四屠杀的鲜血了。至于我看，吃喝人血的，大概率地都不会善终。

《习近平会被政变推翻吗？》（2023-08-22 邓聿文）报道：

今年8月19日，是苏共强硬派发动针对当时的总书记戈巴契夫、旨在最后挽救苏共和苏联的“8.19”政变34周年。这次政变虽然因遭到民众反对，军队也拒绝执行命令，失败了，但它的后果反而加速了苏联的崩溃。从这个角度说，此次保守派的政变也不是完全没有价值。

我之所以提起该次政变，是因为现在对中国百姓来说，恐怕最盼望的，也是中共内部有人发动政变推翻习近平。既如此，我们不妨来认真探讨，今天中南海发生政变的可能性多大？虽然年年在北戴河时间前后，都有习被软禁或逮捕的谣言流传，以致现在一谈起这种事情，大家都把它看做一个笑话，但不妨碍我们从理论或者逻辑上来讨论这个问题。

从政变的含义来说，是指一国内部有部分人通过密谋策划，采取武装叛乱或政治行动的不正当方式，夺取国家最高权力的行为。政变成功，就造成权力的转移、政府的更迭或政体的改变；政变失败，发起者的下场也就可想而知。所以政变是一场残酷的权力斗争，它只能发生在权力集团内部。民间的反抗称为起义，权力集团内部的反抗叫做政变。

这个世界隔不多久就会发生政变，尤其对非洲等政治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政变更是家常便饭，最近非洲国家尼日尔的总统卫队就发动一场哗变，将民选总统赶下台，政变头目宣布自任总统。既然政变发生不是什麽稀奇事，习近平的权力集团内部，比如总理李强或者中办主任蔡奇之类哪天心血来潮也来发动一场政变，有无可能？

今年8月19日，是苏共强硬派发动针对当时的总书记戈巴契夫、旨在最后挽救苏共和苏联的“8.19”政变34周年。这次政变虽然因遭到民众反对，军队也拒绝执行命令，失败了，但它的后果反而加速了苏联的崩溃。从这个角度说，此次保守派的政变也不是完全没有价值。

我之所以提起该次政变，是因为现在对中国百姓来说，恐怕最盼望的，也是中共内部有人发动政变推翻习近平。既如此，我们不妨来认真探讨，今天中南海发生政变的可能性多大？虽然年年在北戴河时间前后，都有习被软禁或逮捕的谣言流传，以致现在一谈起这种事情，大家都把它看做一个笑话，但不妨碍我们从理论或者逻辑上来讨论这个问题。

从政变的含义来说，是指一国内部有部分人通过密谋策划，采取武装叛乱或政治行动的不正当方式，夺取国家最高权力的行为。政变成功，就造成权力的转移、政府的更迭或政体的改变；政变失败，发起者的下场也就可想而知。所以政变是一场残酷的权力斗争，它只能发生在权力集团内部。民间的反抗称为起义，权力集团内部的反抗叫做政变。

这个世界隔不多久就会发生政变，尤其对非洲等政治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政变更是家常便饭，最近非洲国家尼日尔的总统卫队就发动一场哗变，将民选总统赶下台，政变头目宣布自任总统。既然政变发生不是什麽稀奇事，习近平的权力集团内部，比如总理李强或者中办主任蔡奇之类哪天心血来潮也来发动一场政变，有无可能？

回归现实，习近平掌控党政军大权，从操作角度说，发动政变确实困难，即便权力集团内部有人有这个使命感。党内不是没人想政变，可考虑到难度，也就放弃。以今天大资料的监控水准，客观上造成了政变的难度要比过去大得多。但是，假如形势坏到人人都想造反的地步，再严密的大资料监控也有失灵的时刻，因为大资料也是由人来掌握的，万一负责监控的人同情政变者，反对习近平呢，或者这个人本身也参与了政变呢？再说，李强蔡奇们如果要政变，事前肯定会串联军方的某个将军或者副主席和员警部门的某个领导，习对军头和强力部门领导并不会完全信任，尤其在大变革快要来临之际。

没有永恆的利益，更没有永恆的政治盟友，人们常讲，“夫妻本为同林鸟，大难来临各自飞”，夫妻尚且如此，何况政治人物。世界最讲究实际的是两类人，商人和政客，只要习近平的恶政到连他的亲信都看不下去，想弃船逃跑的时候，统治集团内部有人起来回应民意，发动政变，并非没有可能。

谢选骏指出：上文为何担心共产党中国会发生政变？因为他并不懂得，那里的现有政局，还是六四屠杀之后的天安门残局。别说他不懂，世人大都不懂，天安门屠杀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历史死结。

【33、六四毕竟推倒了共产党的多米诺骨牌，这才是重点所在】

陳軍 Jonathan @chenjunnyc转苏晓康脸书文章：

《海外流亡者是一群自私者》

“按：我已經想關閉臉書，也有一陣子不再貼文。但是今天「六四」三十五週年，還是按耐不住，不是因為別的，而是看不下去三十五年前的那些學生領袖們，還在自我標榜他們當年的「豐功偉績」、還在「吃」這個「人血饅頭」；三十五年過去了，他們仍然拒絕「反思」、檢討、承擔責任，仍然把一切推給鄧小平和共產黨了事，這種態度叫什麼？叫自私，因為在公共場所（天安門廣場）舉行的公開行為，都是有責任要承擔的，而且那裡還發生了一場大屠殺，無數蔣連捷們至今屍骨未寒，因為共產黨和八九學領們都不認這筆賬。從三十年後看去，這群人在當年也不是中國最優秀的一群人，但是這群人撥動了中國和世界的軌跡，這毋寧是一個悲劇。再說多的也沒有，「六四」32週年說過一回，今天拿來再說一回，標題是《八九學運偉大嗎？》，兩年前的按語：今天參加『2021年「六四」32周年全球网络视屏纪念大会』，上去聽大家都在老調重彈，我便說了一通不一樣的、難聽的——三十年說一樣的話，太乏味了，而且，我也老了，未知還有下一回？這種網絡會議更是易碎品，隨風而逝，所以把發言文字貼在這裡。

不，它是一次失敗的民間抗議，

而且，它跟中共的博弈，本来要赢的，最后却输掉了，

好像，屠殺發生以後，人們便失去想像力和理解力，它是可能避免的，中國人是可以不必付出這個代價的，而且也連帶全世界不必掉進全球化的陷阱。

所以，今天我们要问：

1、你们一定会输吗？

2、你们为什么输了？

三十年過去了，我至今聽不到八九參與者，從當年的學生領袖、知識菁英、到黨內改革派，對這場政治衝突，向歷史和人民做出負責、清晰的真相說明，更沒有看到有一個人有像樣的反思；

真相和反思的意義，第一是可以寬慰無數死者的親人，二是為討公道而釐清罪責，三是為今後的抗爭留下經驗教訓。

可是，我看到的是所有人要不就是顯示自己當年的成功，要不就是推卸責任，其做法無非是曲解歷史、掩蓋真相。

許多人的說詞，還是三十年前的，如「八九」引發了「蘇東波」、屠殺暴露了共產黨的殘暴，後一句幾乎是「兒童話語」，而如果是當年的參與者，至少也五十歲以上了吧。

先说這個失敗的後果非常嚴重：

第一、六四亡靈至今不得昭雪，長安街血跡未乾，天安門母親至今追討公義不成；

第二、中國文明曾有的千載難逢的變革機遇被斷送，甚至中共可能的改革走向也永遠消失，中國人為此將付出的代價，幾百年後才看得清楚；

第三、在六四的血泊上，中國由一個邪惡制度主導而崛起，以全球化擊敗西方文明，對世界的影響無法估計；

第四、中國的崛起，令中華民族付出環境和道德兩大代價，幾代人都無法挽回。

說說當年的風雲人物，大部分也快要被公眾社會遺忘了：

1、廣場絕食總指揮——

柴玲：逃出中國後在普林斯頓和哈佛拿到學位，又經商致富，然後又信了基督教，可是她至今沒有對當年堅持在廣場不肯撤退做出任何合理的解釋和反省；

李錄：據稱是“不撤退”主張的最核心人物，逃出中國後，也在美國拿學位並致富，然後又回頭去幫助中共；

張伯笠：當年絕食指揮者中唯一的成年人，六四後在普林斯頓做訪問學者，後信基督教，再成為傳道人，在獲得信仰之後同樣未見其反省。

2、知識精英——

鄭義：八九年最早介入學潮的知識精英，自稱是“絕食傳授人”（這個簡單的事實，至今也模糊不清），他後來只寫為學運辯護的文字，還說“我是來打架的”，那麼他「跟鄧小平打了一架」，對長安街無辜被殺的民眾，鄧不會交代，他怎麼交待？

王軍濤，當年在廣場直接操作學運，據說是為了「幫助政府平息學潮」，他出獄後到美國讀了政治學博士之後，雖然罕见的举起王炳章曾經舉起的「辛亥革命」旗幟，卻並未見到他對自己當年的「政治學行為」及其失敗，給出一個清晰的解釋；

3、改革派——

趙紫陽：八九當年他拒絕執行戒嚴而被罷免，其後被軟禁整個後半生，並絕不檢討，光明磊落，然而，他對當年戈趙會“拋鄧”而導致情勢失控，令鄧小平大開殺戒，卻致死沒有說明真相和原委，他也絲毫沒有對民眾的歉疚，反而在自傳中流露對鄧小平的歉意。趙紫陽系統的人們，至今也只歌頌他或為他洗刷。

最後我要說明一點，八九屠殺的罪責，百分之百在中共，然而這並不能替代民間一方的真相釐清，和對失誤的反思；再看看今天的中國，我不知道大家流亡了三十年，這輩子何顏以見江東父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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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 PM · Jun 7,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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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ZAZ@AceAceAceeee：

蘇曉康是誰？

再則，共產黨是可以變革的嗎？歷史一再證明，共產極權統治無法改革，改革共產黨，共產黨就會滅亡。共產黨人自己也清楚。

拿大陸解放軍一位官員的話，讓黨外的人成功了我們就屍骨無存。所以，陳軍，你轉的都是屁話。我雖認為六四是盲目的幼稚的，但不認為所謂改良能夠成功。

JKC，老一辈看热闹家@JKC14785354：

和中共博弈本来要赢的？只此一句，写手就认为当时的学生们都是玩政治的高手，在下一盘大棋。只是因为列出姓名的这几位，没有及时运筹帷幄，才输的。试问写手，当年你也在北京吧？你当时干嘛呢？忙着写这篇三十余年后才发表的高论呢？六四是学生自发的运动。纵观世界学生运动史，有几次成功的？

曾庆文@Zeng_Qingwen：

这本身是两件事：八九民运和六四镇压，苏文却看重受害方的剖心自辩，没有意义。民运主张归结在两条上：一是反对官员腐败，保持社会道德底线；二是进行民主改革，建立决策的纠错机制。反观现在的所谓崛起不会持久，将来会被这二条所拌倒，那时仍需从这里重新开始，民运自然就平反了，相互遣责于事无补。

卡梅利少@John_kmls：

一切责任本来就都是共产党和邓小平的，没什么可推的

getordefault@raylaxli：

····还何以言见江东父老。 幼稚的言论。非得人人真学西楚霸王自刎乌江才才上对得起天地，下对得起黎民？ 学潮那群人都是人，甚至当年都还是群孩子。当年中国背景也没有到民族存亡绝续的境地，只是上书变法，不是人人都要去当陆秀夫文天祥。

石头村@haiwang20568：

纪念六四，无关政治，甚至无关这场运动是否正义，唯一的目的就是纪念无辜死者，提醒全世界不要无视这种罪行。当一个政府可以干出这种违背底线的事情而没有受到惩罚，将来一定会干出更邪恶的事情，这就是今天的现实。

请看《我的六四回忆》

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76925/127503.html

Paulo Wong@roadshow1997：

还好这帮人没赢

Sunnyvale@sunnyxuy：

当年六四死了那么多人，为什么这些所谓的领袖一个没死，反而在西方逍遥自在？？

春生@a6ingWilde5BaNY：

封从德是主张撤的。

谢选骏指出：苏晓康这也算是在悔过吗？并不见得。因为他当年就是“劝和”的“党内民主派、立宪派”，而天安门起事的主流，却是“砸锅”的“党外自由派、革命派”。从来泾渭分明也。当然，这与纪念六四与否并无直接关系。伟大的八九民运和血腥的六四屠杀叠加，合力推倒了共产党的多米诺骨牌，改变了人类的命运！这才是重点所在！

【34、六四事件的受难者拯救了世界】

《佩洛西：世界永远不会忘记六四事件受难者》（2023-06-03 评论）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名誉议长南希·佩洛西（Emerita Nancy Pelosi）周六（6月3日）发表声明，纪念1989年6月4日天安门广场大屠杀中的受难者。

声明说：“34年前，世界见证了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英勇行为之一。普通的中国公民——看到军队和坦克仍毫不退缩地——走上街头，和平地要求他们的基本权利并反抗压迫政权。尽管北京残酷地镇压了他们的抗议，但它无法摧毁他们的精神，这种精神一直在鼓舞着后人。

“在过去的30年里，我有幸为中国的人权发声，并要求中国共产党担责。可悲的是，中共在加速它的暴行：关押敢于发声的异见人士、对维吾尔人进行种族灭绝、恐吓西藏人民、破坏香港的民主自由、威胁台湾的民主等等。

“重要的是，在美国国会，两党、两院达成了广泛的共识，更加仔细地审视北京的行为。1991年，在大屠杀发生两年后，我站在天安门广场，展开一面横幅，上面写着：‘致那些为中国民主而献身的人’。今天，北京必须知道：世界永远不会忘记天安门广场的受难者。”

“六四”事件简介

1989年4月15日，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病逝，北京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举办的悼念活动迅速演变成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主运动。

6月3日夜间至4日凌晨，中共军队在天安门广场屠杀学生，并沿途枪杀了很多民众。中共军队的血腥镇压，震惊世界，史称六四天安门事件。

对于中共屠杀多少学生和市民，各方说法不一。据西方媒体报道，“六四”期间有几千人遇难。2013年4月，前苏联关于中共“六四”档案解密文件显示，“六四”大屠杀死伤 3,000人。

一直以来，民间都呼吁平反“六四”。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六四”参与者认为，中共只能是历史的罪人，没有资格平反“六四”。

“六四事件”后，每年的6月4日前后，成为中共高度敏感的时期。

谢选骏指出：美国国会众议院名誉议长南希·佩洛西为何会说“世界永远不会忘记天安门广场的受难者”？在我看来，这是因为“六四屠杀事件的受难者拯救了世界”！如果没有六四受难者的牺牲，控制了半个世界将近半个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阵营，不会在半年之内一块一块地瓦解——直到两年之后苏联这个罪恶的大本营本身也宣告分崩离析！

《六四已过34年 中国社会敏感词越来越多》（中央社 2023-06-04）报道：

中共镇压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至今已34年，过去两年在这个纪念日前后都曾发生名人或公司“误触红线”事件，而日前脱口秀被罚更显示，中国社会的敏感词越来越多。

随着时间推移，“六四”后成长的一代正逐渐成为社会中坚，他们多数对六四血腥镇压并不了解甚至也不在意，但这不代表他们就不会碰触到相关禁忌。

2022年6月3日，中国“直播一哥”李佳琦在网路直播带货时，端出一块坦克造型的巧克力饼干OREO蛋糕，直播立刻遭到中断。时值“六四”血腥镇压33周年前夕，坦克引人联想，外界倾向于认为，这就是直播被中断的原因。

1992年出生的李佳琦很可能并不知道六四、天安门事件是什么。事件后他在观众面前消失了109天，直到9月20日晚间，李佳琦才又在淘宝直播间开播。

再往前一年，2021年6月4日，中国网购和社群平台“小红书”的微博帐号贴出“大声告诉我，今天是几月几号”的留言，这本属于该平台例行发问活动、与使用者增进互动的一部分，但因为“时机不对”，微博帐号遭到关闭。

今年六四纪念日又到了，目前并未传出什么言论踩红线的“意外”。不过，就在不久之前，脱口秀演出遭到严厉惩处，不同观点的年轻人之间对此产生激烈辩论，显示对于什么是言论禁区、该不该受罚以及罚多重，民众看法并不一致。

一名30余岁的财经领域工作者告诉中央社，当一个个单位在网上表态指责相声演员李昊石（House）的表演是侮辱军人，随之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对制作公司罚款人民币1335万元，甚至连House个人也被立案调查，面临刑事责任。 “一个人的言论可以影响到整个行业。处罚演变到这样，我觉得很可怕。”

李昊石5月13日在北京的一场在脱口秀表演中说，自己领养了两条野狗，它们在追松鼠时，让他想起来8个字——“作风优良，能打胜仗”。这是由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提出的口号。

这究竟算不算“辱军”，这名财经工作者觉得没那么严重，但是她的男朋友却认为，应该注重“国家安全”、防止对军人负面形象的言论渗透，而这些需要有个标准，“执法单位就是判断者”。两人为此争论，而据她了解，类似的激烈争辩也发生在她周遭的年轻夫妻身上。

另一名退休教师则认为，对笑果文化和李昊石的处置是“运动式处分”，各处分单位都有“揣摩上意、不断加码”之嫌。

前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曾经表示，中国需要让敏感的事情逐渐“脱敏”，需要变得不那么敏感，更自信、宽容和强大。不过，除了“六四”依然是明确的禁忌之外，这些年来中国社会的敏感区域似乎不减反增。

网民嚎叫：

大阪书生 发表评论于 2023-06-04 07:29:43

什么时候中央社能消失？挂羊头卖狗肉！82年来日本留学，大学图书馆里就常看中央日报，那时还行。现在的中央社除了毒还有什么？

走遍北美的小猫 发表评论于 2023-06-04 07:22:00

六四给我的，不只是为了理想努力过的无憾，更是认清自己真正喜欢和真正厌恶的环境和人群的选择。同流合污其实我能做到，钱在那样儿的环境里要想有只要自己低得下头，厚黑和撒谎不眨眼，也不会差到哪里，因为环境和条件都有支撑，唯一要做的就是昧了自己的良心，泯灭了做人的良知就行。可惜从小到大的教育和个人本性不能让我觉得放弃了这些换到钱是得到了人生的真自在，人活着精神世界的相对真实和干净，是必须的，要不然一辈子精神世界又黑又脏，生活环境又乱又奸，怎么实现自己的自在呢？所以抛弃了对中共民主自由希望的理想，抛弃了对中共人群干净诚信的期望，才是走上了我人生真自在的正确道路。人不是只有一个理想，像什么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传销话，我们可以有自己真正的自在，在我们真喜欢和真有缘的地方儿，我找到了，一辈子就没白过和真自在。而现在无数中共人只有选择低头和忍受直到自己变态成首鼠两端的文学城五毛类，变成了有钱连爹妈都能随时卖掉！

谢选骏指出：六四屠杀的受难者拯救了世界，却还没能拯救中国大陆——但愿这就意味着“还有更大的托付”即将交给中国！那就是实现一个“基督教中国”！那时，六四屠杀的受难者们就会得到国家赔偿！我保证，每人的数额至少价值一套北上广深的百米房产及其永久的土地所有权。

【35、六四屠杀33年再证刘晓波等人的伪证谎言】

《从广场到秦城，六四囚徒首度披露》（美国之音2022年6月4日 萧雨 鸣笛）报道：

前89学生唐恺很多年后，都会做同一个噩梦。那是1989年6月4日清晨，他在北京六部口目击的场景：

坦克过来了，声音越来越近。坦克开得非常快，前面的人群中传来惨叫声，原来炮筒是冲着人群的。坦克走了一个U字型，拐进了人群。解放军打开盖子，往外扔催泪弹。有学生跑过来说，哎呀，前面轧死人了。

“当时被撞伤的有好几个，很多被轧烂的，脑浆啊，血啊、肠啊，一地都是，非常恐怖的景象，” 唐恺回忆。

那天，他帮着搬运了几名被坦克碾伤的人，其中一名男子被坦克碾断的双腿还在滴血，染红了他的手指。他默默清点一下现场的尸体，大约有12位死难者。

这段讲述与当天其他目击者的证词相吻合。

六四枪响后，唐恺逃亡过，被抓过，蹲过秦城监狱，打过工，做过小生意。因为不堪国保骚扰和抑郁症困扰，30年后，他和家人逃离中国，来到美国。

六四33周年前夕，他向美国之音独家披露了自己的故事。斜体字部分为唐恺本人的叙述。为保持叙述的简洁连贯，记者对文字有所编辑。

我相信广场上肯定有死人

1967年，唐恺出生在广州一个干部家庭。1989年北京爆发天安门运动的消息传来时，他是深圳大学大二的学生。他和几位同学上街募款，以此支持首都的学生。几天后，他带着募集的几千块钱北上。

“刚刚到广场，很震撼。广场上很多救护车闪着灯，不断地叫。很多学生躺在广场上，那个场面确实很催人泪下。”

募款交到广场指挥部后，唐恺就留在了广场。当时已是绝食后期，学生们身心俱疲。初来乍到的他加入了纠察队，也被同学推选参加“外高联”（外地学生自治联合会）的会议。

两个星期后，那个血腥的夜晚降临了。

6月3日晚，中国国家电视台播放了戒严部队的紧急通告。唐恺和其他示威学生一起守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的台阶上。

陆陆续续就看到有坦克冲到天安门广场，后来又看到有成队的解放军开着枪，从长安街往里走。坦克轰隆轰隆的，那种恐惧真是无法形容，就感觉死神来了。

天安门广场的灯全关了。人民大会堂上面有几个探照灯，照着纪念碑。人民大会堂的几个大门咣的一声打开，冲下了一批部队。从长安街进来的部队、军车和坦克，只停在天安门广场的四周，没有进天安门广场。进天安门广场的是这一批从人民大会堂出来的解放军。

他们分成两批人，一批冲到纪念碑前围成一圈，趴在地上用枪对着我们这些广场上学生。还有一批人到了广场中，大概有50或者100人排成一排，赶广场上的人。

那些赶不走的人，我看到那个解放军“砰”的一声就一梭子弹，那个人就趴在地上了。你说广场有没有死人？我相信肯定有死人，因为我看得很清楚。一梭子弹那个人就趴在地上，打了好几个人。”

当时身在广场的台湾音乐人侯德健在纪录片《天安门》中回忆，起初以为士兵只用橡胶子弹和木棒，但到凌晨2时，两位医生和学生赶来告诉他们“是真枪、真子弹”。

作为“天安门四君子” 的代表，侯德健和周舵一行人前去和戒严部队谈判，希望给学生留出一条撤离通道。根据历史学者吴仁华的记述，6月4日凌晨4点30分左右，他们开始在学运之声广播站发表讲话，呼吁学生们主动撤离天安门广场。

“广播了以后呢，有一队解放军就冲上纪念碑的第三层。解放军手上拿着一个大铁棒、一把短的冲锋枪、一把手枪，穿着空降兵的皮靴，从第三层一层一层地往下赶。稍微走得慢的就被打了一棒子。我就被打了一棒子，打到脖子上，非常疼。

离开广场的时候，两边是装甲运兵车和坦克，上面有很高的灯照着我们的眼睛，还有摄像机。这就是后来中央电视台播出来的镜头，说是安全撤离。”

从逃亡到被捕

撤离广场几个小时后，唐恺在六部口目睹了那个缠绕他多年的梦魇。之后，他和两个小兄弟被北京市民带到中央音乐学院，那里的学生收留了他们。住了两三天待情绪稳定后，他们坐上南下的火车。火车在武汉长江大桥上被愤怒的市民拦下，他们只得改水路，坐船来到江西南昌，在一所大学住了几天后，才继续南下。

那时的唐恺只想着怎么逃跑，怎么活命，血洗北京的种种场景也让他心情沮丧。全国大搜捕已经展开，回到广州家中躲了几天后，他怀着一丝侥幸返回深圳大学。

然而厄运还是降临了。

“7月9号我到图书馆，路上有一个民工打扮的，穿得破破烂烂，一看就不是学生的人，一路跟着我。他手上拿着一顶草帽，里面好像有一部对讲机。我看书时，他就站在图书馆的大玻璃窗外。”

唐恺心神不宁地翻了一会儿书，决定还是早点回宿舍。晚上9点多，他走过教学楼前的一条小马路。路的两旁各停了一辆面包车，其中一辆车的门打开着。前面站了几个人。马路很窄，他只好从两辆面包车中间穿行过去。

“有一个可能50多岁的人，他说： “嗳，唐恺”。我说： “啊？” 我当时没反应过来，愣了一下，就答应了。后面就有一个大个子，可能有1米8几吧，一把抱住我的腰，我整个人都被架空了。

他把我抱起来，紧紧抱着，往面包车里塞。我就挣扎。我的手撑着车门，脚也顶着门。这时就有两个人冲过来想抓我的手。我继续挣扎的时候，前面的人往我的肋骨打了一拳，往我的小腹打了一拳。这一拳打下去以后，整个人就瘫软了，眼冒金星，然后就被塞到车里了。车里两边坐着人，门一关呼就开跑了，前后可能不到一两分钟的时间。想起来他们抓人的手法很专业，一下子就开到梅林看守所。”

在看守所的一天深夜，门突然被打开了。 “提审，唐恺，你出来，” 管教说。“完了完了，你要被枪毙了，”狱友们在一旁叹气。

他被带到一间黑屋子，里面坐着几个老人。看守所的副所长发话了。

“他说，唐恺，我们今天晚上的聊天不能告诉任何人听，你向我保证。我说，我不告诉任何人听。然后他说，你讲真话，北京到底有没有开枪？我说，有，死了很多人，坦克轧死很多人。他们说，啊，真的是这样啊！

那批人是什么人呢？我不知道。等我从北京秦城回来以后，偶尔有一天看电视，嗳，这不就是那天晚上见我的人嘛。他们是深圳市的一些领导。连他们都不知道北京到底有没有开枪，有没有死人。你看他们是不是一层层瞒骗。”

和江青比邻而居的秦城监狱

在梅林看守所关了一周后，唐恺被送到广州公安厅，当天上午又被押上前往北京的火车。

“我们一个包厢，四个床位，两个是深圳市公安局的警察，还有一个是北京公安局的警察。到了北京，下火车以后，站台上有一个警车等着我。警车四周都蒙着黑布，我也戴着手铐，直接拉到一个地方就进去了。”

同一个号子里关了7、8个学生，包括清华大学的熊炜。他是被当局通缉的21个学生领袖之一。唐恺说，一开始大家都不知道被关在什么地方，直到一位管教泄露了“天机”。

“他有一次就跟我说，你知道你来了什么地方吗？我说，我不知道啊。然后他说，你看看那边那个炮楼。我们住的那个院子周围都是高墙，高墙的四个角就是一个高高的炮楼，和电影里面日本鬼子的炮楼是一样的，圆圆的。上面站着一个武警。四周都是武警。我们那个院子和另外的院子是没联系的。

他说，炮楼的那一边，墙的那一边，那个地方是关江青的。回到号里我就跟熊炜说，哎呀，我们和江青住在一个监狱里面了。熊炜听了以后马上就脸色大变，眼泪都要掉出来了。他说，完了完了完了，我们被关到秦城监狱里面了，这是中国最高级的监狱。他说，我们这一次不是死刑也是无期了，最少要十年了。我当时才有这个概念，有个秦城监狱，是关着中国最高级的犯人的地方。”

因为参与天安门运动，同一时期也被关在秦城监狱的前中国政法大学教师、美国之音主持人陈小平证实了唐恺的说法。

“所有的人刚开始都关在204区，那是秦城监狱的一栋楼，只要是六四被抓的都往里塞，不管你是学生、工人、老师。 204是满的，一个房间里关了8到10个人，装不下。确确实实隔壁是江青所在的区。”他说。

冬去春来，秦城监狱院子里的苹果树长出新枝。放风的时候，唐恺看到几位年长的犯人，穿着蓝色的布棉袄，由武警带着给苹果树剪枝。

“有一天那个管教又把我叫出去了，我又跟他聊天。我说，哎呀，你看我们这个监狱有那么老的犯人，我们会关多久啊？那个管教跟我说，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他们是林彪的部下。你想想他们被关了多少年了。我想，天呐，这真是完蛋了。”

不过不久，事情发生了转机。据唐恺回忆，在东欧发生一连串反对派推翻共产党政权的剧变后，他们的住宿条件改善了，伙食也改善了，原来总暗示要把他们发配新疆的领导也闭口不提这事了。

9个月后，唐恺获释了。

我离开秦城的时候，北京公安局提审最后一次提审我。他说，给你三个纪律，你一定要遵守。第一，你要夹着尾巴做人，像狗一样老老实实夹着尾巴做人；第二，北京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你不能告诉给任何一个人听；第三，你要记着，我们随时会把你逮回来。

没想到离开中国会那么愉快

回到南方后的几十年里，唐恺卖过保险，做过小生意。不愿趋炎附势的他生意始终做得不大，但他还是接济过不少89难友，这也给他带来不胜其烦的国保骚扰。

“一个月最多的时候四、五次，少的也有一两次。公安局见我的时候，表面上很客气，实际上就老是威胁我，说我们随时会抓你的。你不要说这些话呀，不要帮助谁啊。我的第一个妻子也因为这些事情经常跟我闹矛盾，后来就离婚了。搞得很痛苦，非常压抑，说真的。”

2018年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后，唐恺在微信上写道，香港青年其实和八九年的学生一样，都是追求民主自由，根本就没有什么港独。很快，国保的电话打过来。渐渐的，他觉得留在中国的风险越来越大。

2019年9月，六四惨案30周年后，唐恺和家人来到美国，在这里申请了政治庇护。他在亚马逊找了一份送货员的工作。每天尽管辛苦，但心情畅快。

“我来到美国才知道，没有了国保好舒服啊。我都没想到离开中国会那么愉快。哎呀， 我就后悔我离开得太晚了。”

直到今天，唐恺的母亲还会念叨，假如当年你没有参加八九学运，今天肯定是个公务员。可是唐恺觉得，一个人在年轻时代能投身那样一场运动，敢用生命去实践理想是一件幸事。他说，这场运动也让他看清了中共政权的真实面目。

“像中国现在的很多行为，习近平的很多行为，我都可以理解，可以知道出于什么需要，他们会做出那么邪恶的事情。通过这场运动，自己不断地反省，不断地看书，才能提高到这种意识，所以我反而很荣幸自己能够参加这场运动。”

33年过去了，还有一件小事让唐恺念念不忘，也让他十分感念如今已经离开人世的父亲。当年他在北京街头捡了一梭子解放军的子弹，连同广场上的传单和“外高联”纠察队的联络名单一起带回广州。在他被关进秦城以后，他在广场上的两个小兄弟向审讯人员交代了这些情况。广东省公安厅去了唐恺家，要他父母交出这些东西。

“我妈吓得要死，就跟我爸商量。我爸是老共产党员，老军人。可是那次，我爸说不能交，交的话就是害了孩子。我妈就把这些东西拿到后山上烧了。省公安厅的人后来又来了好几次，我妈坚决说没看到。他们搜查了我所有的包，衣服，都没查到。要是我父母老老实实交上去了，证据确凿，我肯定得判刑了。其实我从初中开始，因为叛逆，老跟我爸闹别扭。那件事情之后，我还挺佩服我爸的。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怎么说呢，就是人性战胜党性吧。”

谢选骏指出：六四屠杀33年再证刘晓波等人“天安门广场没有打死一个人”的伪证谎言。刘晓波等人为了自己苟活，不惜无视民众的死亡，但是他们自己最终还是逃脱不了共产党的毒手。所以说，我们要相信上帝的公义。即使六四屠杀33年过去了，刘晓波等人“没有死人”的伪证谎言，不是再次遭到了拆穿吗。即使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也无法抹掉他大脑积水的谎言。

【36、六四屠杀摧毁了国际共产主义——纪念六四屠杀34周年】

网文《东欧剧变》（1990年前後發生於東歐國家的一系列社會變革事件）报道：

东欧剧变（又称东欧民主化），西方世界称之为1989年革命（英语：Revolutions of 1989），指在1990年前后东欧和中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发生反对派推翻共产党政权的急剧政治变化。1989年2月，波兰团结工会取得合法地位后，剧变开始[1][2]。

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雅尔塔体系开始形成。早在1944年－1945年，苏联红军解放了匈牙利王国、罗马尼亚王国、保加利亚王国、波兰及捷克斯洛伐克等前纳粹德国的东欧盟友或占领地，在苏联扶植下于战后令部份东欧君主制国家放弃了君主制，成立共产政权。1949年，美国主导的北约成立，大力扶植反苏政权（暂不论是民主或专制体系）。另一方面，苏联则加强其对东欧各国实行军事占领，推行共产主义并扶植亲苏的共产党政权。1955年，华沙公约组织成立，除了南斯拉夫外，所有东欧国家均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东欧正式结成军事同盟。美苏两国之间的政治集团于欧洲展开全面对峙，历史进入“冷战时期”。

冷战后期，东欧各国在各方面的矛盾日益突出。在内因上：在经济方面，东欧袭用苏联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片面发展重工业，人民生活水准仍然很低；在政治方面，东欧各国的执政党和政府因为缺乏监督和选举，贪污腐败、践踏法律和人权的行为层出不穷。在外因上：苏联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推行的建设“民主社会主义”纲领推动了东欧各党的改组，同时戈尔巴乔夫采取“辛纳屈主义”减少了对东欧国家的控制。可以说，东欧剧变是东欧各国在冷战期间长期积累各种矛盾的总爆发，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国家在这些地区推行和平演变政策并协助其民主化。

社会主义国家中存在的问题

由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国家的媒体仅为执政党的宣传工具，完全被政府用以控制资讯流通和人民思想[6]，各种资讯的传播遭到当局严厉地控制，因为知识的流通可能导致高压政权的党国体制瓦解。[6]

尽管共产党当局的强势管制，西方国家的媒体传播工具还是靠著各种管道与媒介进入东欧的铁幕中，而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反对者常借由地下秘密出版的文宣来表达自己的意见。[7]。

政治方面，东欧各国最高领导人大多为“终身制”，恩维尔·霍查、约瑟普·布罗兹·铁托掌权时间达到惊人的40余年，托多尔·日夫科夫在位35年之久，卡达尔·亚诺什执政超过31年，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统治他的国家近25年，瓦尔特·乌布利希和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担任最高领袖有20年，古斯塔夫·胡萨克和埃里希·昂纳克的时代都达到18年，就连安东宁·诺沃提尼和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任职也都超过了14年，随之带来的则是严重的老人政治、个人崇拜、政治腐败和各种亲信政治、裙带关系[8]。

经济方面，东欧袭用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片面发展重工业，人民生活水准仍然很低，日用品等产品严重短缺，在商店门前排队购物是很常见的场景。

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是社会主义国家非常普遍和严重的问题[9]，而空气污染、地下水污染、性能极差的托拉邦小车和切尔诺贝利事件已变成代表社会主义的标志。

经过

东欧剧变前，东欧共有8个共产主义国家：

主权国家 执政党 官方语言

波兰人民共和国 波兰统一工人党 波兰语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 匈牙利语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德国统一社会党 德语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 保加利亚共产党 保加利亚语

捷克斯洛伐克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 捷克语

斯洛伐克语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 罗马尼亚共产党 罗马尼亚语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 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

斯洛文尼亚语

马其顿语

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 阿尔巴尼亚语

这些国家在1940年代中后期都曾遭苏联强势镇压反对势力，且都在八十年代时陷入严重的经济困难，政治局势发生了激烈的动荡，共产党或工人党领导人被迫放弃社会主义的道路，把建立“民主社会主义”作为其奋斗目标，放松了对社会实施的高压统治，实行政治多元化，减弱了对反对派的打压，反对势力大增，通过大选建立新政权。在德国的柏林围墙倒下后，东西德经历45年的分裂后重新统一。位于巴尔干半岛的南斯拉夫亦一分为五，包括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马其顿及南联盟（2003年改称塞尔维亚和黑山，2006年解体，2008年科索沃单方面宣布从塞尔维亚独立，未被国际社会普遍承认，实为一分为七），而捷克斯洛伐克则于1993年分裂解体为捷克及斯洛伐克，最后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苏联亦于1991年12月25日解体，十五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成立，部分加入独联体。

波兰人民共和国

波兰是第一个发生革命的国家，1980年11月，以瓦文萨为首的团结工会成立，这是东欧国家第一个独立的工会。1981年底至1983年7月，全国实行战时状态，取缔团结工会。1988年5月再度爆发大规模工潮，1989年2月，波兰统一工人党和团结工会举行圆桌会议，达成了团结工会合法化、改行总统制和议会民主等重要协议。

1989年6月4日举行大选，改选议会的部分议席，团结工会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获得改选的35%和99%的席位，选举首位非共产党总理。12月29日，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恢复国名为波兰共和国，并更改国徽。1990年1月，波兰统一工人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宣告该党停止活动，该党后来演变为今天的民主左翼联盟。同年的总统选举，瓦文萨成为首位民选总统。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

1989年匈牙利政治局面发生剧烈变化，极不稳定，就在当年的2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公开宣布：放弃执政位置，开始多党政治。接著，党内矛盾开始逐步进入公开化，导致党的最终彻底分裂。

1989年10月6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在提前召开的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上，决定将社会主义工人党易名匈牙利社会党，并且把党的意识形态转变为“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体制意向。

1989年10月23日，新的民选国会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把“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易名“匈牙利共和国”，决定取消为集体国家元首的共和国主席团，开始总统制；确立多党制和议会民主的法治国家；取消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政党在国家机构中领导作用的原规定。虽然如此，原宪法不少条文仍然适用，直至2011年4月18日颁布新宪法为止。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1989年民主德国（东德）政局严重变化。自当年5月开始，利用匈牙利开放奥匈边境之机，民主德国大批公民移至联邦德国（西德）。10月份，多城市爆发了规模不一的游行，要求放宽出国旅行和新闻自由的限制。

10月18日，东德领导人、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昂纳克宣布辞职。11月9日，柏林墙倒塌。

11月28日，西德总理科尔提出关于两德实现统一的十点计划。12月，德国统一社会党改名为民主社会主义党，后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翼派系合并，演变为今日的左翼党。

1990年2月13至14日，东德总理莫德罗首次访问西德。3月18日，东德人民议会举行首次自由选举，东德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德梅齐埃任总理，两德统一的步伐急剧加快。

5月18日，两德在波恩签署“关于建立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的国家条约”。8月31日，双方又在柏林签署两德统一条约。

9月24日，东德国家人民军退出华沙条约以及相关若干组织。10月3日东德加入西德。民主德国的宪法、人民议院、政府自动取消，前14专区为了适应西德建制改为5州，一并进联邦德国，分裂40多年的两德至此统一。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

1980年代后期在苏联开始的新思维也给保加利亚带来了影响。保加利亚共产党和党第一书记日夫科夫都逐渐无法抵抗要求改革的呼声。1989年11月，在索菲亚发生了关于环境问题的示威，示威后进一步扩大至要求全面政治改革。保加利亚共产党一些人也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对此反应迅速。1989年11月10日，日夫科夫被迫辞去第一书记的职务。1990年2月，共产党自行宣布放弃一党专政体制，党名也改为保加利亚社会党。同年6月，保加利亚举行了1931年以来首次自由选举，保加利亚成为多党制国家。同年11月，国名改为保加利亚共和国。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

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发生举世瞩目的天鹅绒革命。超过九成的捷克斯洛伐克民众在全民公决中要求开放言论自由，组党结社自由，释放政治犯等要求。在捷克斯洛伐克民众的强大压力下，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被迫答应举行选举。选举的结果是，由社会不同人士组成的公民论坛大获全胜，刚刚出狱才42天的瓦茨拉夫·哈维尔当选为捷克斯洛伐克新总统。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遭受惨败，无力继续操纵军队警察和其它国家机构，被迫交出政权，在选举半年后停止一切活动，宣布解散。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在此之前已组成斯洛伐克民主左翼党和捷克和摩拉维亚共产党。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

1989年12月16日，罗马尼亚西部重镇蒂米什瓦拉发生匈牙利人骚动，即蒂米什瓦拉事件。罗马尼亚共产党政府曾一度以武力镇压手段平息了骚动，并有传蒂米什瓦拉死伤人数近万的传闻，纵使如此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当时还出访伊朗，事实上局势并未有因此而平息，反而一发不可收拾。在12月21日当寿西斯古总书记在罗马尼亚共产党总部讲话时突然有民众叫嚣，随后台下原本被动员到场支持罗共政权的民众也大喊“打倒齐奥塞斯库！”口号，这场面被罗马尼亚电视台意外拍摄下来，又被全国观众看到，画面随即被中断（呈红色画面）。局势逐渐失控并引起全国国民参与反齐奥塞斯库的罗马尼亚革命。独裁统治多年的领导人齐奥塞斯库终在12月22日倒台。曾表示军队属于人民的国防部长米列亚突然死亡，这导致罗马尼亚人民军队与齐奥塞斯库决裂，随后双方军队不断爆发激烈枪战。此时齐奥塞斯库曾乘直升机逃亡，但场面已被倒戈的自由罗马尼亚电视台（TVR）全部拍摄。随后在布加勒斯特北郊降落时即被救国阵线成员逮捕。最后在圣诞节当日下午被罗马尼亚救国阵线军队缉拿审问和判处死刑，其后齐奥塞斯库与其夫人埃列娜于罗马尼亚南部登博维察县一个军营空地枪决，罗共政权正式消亡。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

塞尔维亚人抗议者在前往斯洛文尼亚时被克罗地亚阻止一事，使得1990年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会议上出现了政治危机。塞尔维亚共产主义者联盟总书记、后来的塞尔维亚总统米洛舍维奇支配下的塞尔维亚强烈主张塞尔维亚人在联盟的特权，在共产主义者联盟的会议上要求实施党员一人一票的制度[10]。

由于塞尔维亚人在人数上占据优势，实施一人一票制度将对塞尔维亚非常有利，并使塞尔维亚长期支配南斯拉夫。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反对这一方案，塞尔维亚和黑山的代表对斯洛文尼亚施压，威胁将对所有斯洛文尼亚提出的改革案投反対票，试图使其赞成新的投票方式。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代表们拒绝了要求，宣布退出共产主义者联盟。在此之后，共产主义者联盟崩溃，南斯拉夫所有的构成国都实施了多党制[10]。

1990年之后，南斯拉夫的各加盟共和国都举行了基于多党制民主选举，共产党未能在选举中取胜，失去了执政地位。在几乎所有的共和国，代表民族主义势力的执政党都取而代之掌握了政权。各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后来也改组为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

1991年年初，和克宁危机进展的同时，波黑、马其顿、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都通过选举选出了倾向独立的共和国政府。斯洛文尼亚根据公民投票的结果，要求独立[10]。1991年5月，在克罗地亚实施了决定是否独立的公民投票。大多数克罗地亚人支持从南斯拉夫独立，而居住在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人抵制投票[10]。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两国都在1991年6月25日宣布独立。其后南斯拉夫发生多次独立战争，包括克罗地亚战争、波黑战争及科索沃战争。战争进行逾十年才结束。

南斯拉夫各国解体事件一览表

联合国会员国 引发独立事件 独立战争 独立时间 首个承认独立国家

1980年代

斯洛维尼亚 1990年斯洛维尼亚独立公投 十日战争 1990年12月23日（公投）

1991年6月25日（正式独立）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

1990年代

克罗地亚 1991年克罗埃西亚独立公投 克罗地亚战争 1991年5月19日（公投）

1991年6月25日（正式独立）   欧盟

奥地利

马其顿 1991年马其顿独立公投 马其顿纷争（2001年显现） 1991年9月8日（公投）

1991年9月17日（和平独立）   斯洛维尼亚

波黑 1992年波士尼亚与赫塞哥维纳独立公投 波斯尼亚战争 1992年2月29日（公投）

1992年4月6日（美国承认独立）   保加利亚

塞族共和国 1992年波士尼亚与赫塞哥维纳独立公投 波斯尼亚战争 1992年2月9日（首次独立）

1995年12月14日（回归波黑；代顿协议）   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

2000年代

蒙特内哥罗 2006年黑山独立公投 不适用 2006年5月21日（公投）

2006年6月3日（正式独立）   爱沙尼亚

法国

科索沃 2008年科索沃独立公投 科索沃战争 2008年2月17日（宣布独立）

2008年2月17日（正式独立）   阿尔巴尼亚

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

1991年，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总书记阿利雅也宣布开始实行多党制，国家走上政治多元化和议会民主的道路，放弃“社会主义专政”，军队、公安、司法、外交等重要部门实行非政治化和非党化。同年发生三次阿国公民大规模出逃到意大利、希腊等西欧国家的事件，总人数达15万，占全国人口的5%。3月31日举行首次多党民主选举，产生了第一个多党议会，更改国名为阿尔巴尼亚共和国。原执政党也由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改名为阿尔巴尼亚社会党，并作出改组，而前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党员也集体退党。但实行民主化初期并不顺利，阿尔巴尼亚政局仍然动荡不安，犯罪率高企，而执政党阿尔巴尼亚民主党也有操控选举行为。1997年因执政党阿尔巴尼亚民主党领袖萨利·贝里沙主导的庞氏骗局令不少阿尔巴尼亚人积蓄一日间蒸发，结果发生内战，令非法枪械一度广泛流出市面（后来阿尔巴尼亚政府成功收集大部分非法枪械并销毁）。直至2000年后至今阿尔巴尼亚政局和社会才转趋稳定，近年阿尔巴尼亚犯案率大减，民主制度已趋于完善，经济和社会也持续稳健发展。

从东方到西方

如欲改善与西方世界的政治及经济关系，要面对最大的障碍仍然为东欧的铁幕，只要苏联军队会从中干涉的阴影还存在，便很难从西方吸引经济支持和资助国家重建。戈巴契夫力求东欧各国模仿他的改革开放。当匈牙利和波兰的改革派在自由化的激励之下变得更活跃，但其它东欧集团的国家仍然公开对改革表示疑虑而规避，过去经验已表示虽然苏联的改革是可受到控制的，但东欧国家内部求变的压力可能会剧烈到让改革失控。这些政权从产生到生存都完全依赖于苏联的军力和援助以支撑，而产生类似苏联的集权统治。部分东欧的共产党统治者们认定戈巴契夫的改革将不长命，如波兰的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匈牙利的卡达尔·亚诺什、东德的埃里希·昂纳克、保加利亚的托多尔·日夫科夫、捷克斯洛伐克的古斯塔夫·胡萨克，特别是罗马尼亚的尼古拉·齐奥塞斯库都顽固地忽略了要求变革的呼声。前东德政治局的一位成员宣称道：“你的邻居换新墙纸，并不意味着你也要换。”[11]

影响

也门统一

80年代末，由于苏联从南也门撤军以及东欧共产政权的相继垮台，实行多年社会主义的南也门迫于经济形势和外交孤立局面，最终寻求和亲美的北也门统一。90年4月南北也门元首在阿拉伯也门的塔兹签署《统一协定（草案）》。1990年5月22日也门共和国宣告成立[12]，由北也门总统萨利赫担任总统。

1990年蒙古民主革命

1990年1月12日发生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的一起政治事件。这起事件最终使得蒙古修订宪法，实行政治民主化。[13]。

对国际共运影响

法、意、西等国的共产党自苏东剧变至今，党员人数逐步减少，在议会选举中的选票不断下降，党报发行量也大幅下降。[14]不少原共产党支持者转而支持社会民主党。

冷战结束

1989年12月3日，美苏两国领袖在马尔他的高峰会上宣布结束冷战。1990年7月，西德总理赫尔穆特·科尔说服戈巴契夫不反对德国在北约组织下实现统一，以作为德国持续经济援助苏联的回报，清除了两德统一的最后障碍。

1991年7月1日，华沙条约组织在布拉格的会议中宣布正式解散。在同月的高峰会上，戈巴契夫与美国总统老布什建立美苏战略伙伴关系，使冷战走向终结。布什总统称在波斯湾战争中，实现美苏合作，从而在处理双方及世界问题上打好基础。

苏联解体

1991年8月19日，苏共中的保守派发动了一场不成功的政变，软禁了当时正在黑海畔度假的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试图收回下放给加盟共和国的权力，同时终止不成功的经济改革。但是在人民、军队和大多数苏共党员的联合反对下，政变仅仅维持3天便宣告失败。虽然戈巴契夫在政变结束后恢复了职务，但联盟中央已经无法控制在平息政变的过程中大大加强的加盟共和国的分离势力。俄罗斯总统叶尔钦下令宣布苏共和俄罗斯共产党为非法组织，并限制其在俄罗斯境内的活动。

1991年12月25日，为了避免苏联境内爆发内战，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将国家权力移交给俄罗斯总统叶尔辛。至此，立国69年的苏联解体！

1991年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最后一项决议，就苏联停止存在和建立独立国家国协一事发表宣言，并通过议会关于苏联及联盟国家政权机构和管理机构的法律继承问题的决议，至此，立国69年的苏联正式解体。在这之后，许多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都自行解散，或更改党名为“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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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yes, Roger. World Agenda: 20 years later, Poland can lead eastern Europe once again. The Times（UK）. 2009-06-04 [2009-06-04].（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5-15）.

 Roberts, Adam, Civil Resistance in the East European and Soviet Revolutions, Albert Einstein Institution, 1991, ISBN 1-880813-04-1,（原始内容（PDF）存档于2011-01-30）.

 Sztompka, Piotr, Preface, Society in Action: the Theory of Social Becoming,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x, [2018-06-28], ISBN 0-226-78815-6,（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5-02）.

 Yugoslavia, Constitution, GR: CECL, 1992-04-27 [2013-08-12],（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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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Legacy of Communism: Poisoned Minds and Souls. Elisabeth Tamedly Lench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Economics. 1993

 领导职务终身制曾长期困扰共产党执政. [2020-03-04].（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3-26）.

 冉冉. 环境治理与民主转型：苏联东欧国家环境运动的兴衰变迁. 国外理论动态. 2015,（4）: 114-121 [2019-08-24]. ISSN 1674-1277.（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3-26）.

 久保庆一. 引き裂かれた国家―旧ユーゴ地域の民主化と民族問題. 日本东京: 有信堂高文社. 2003年10月10日. ISBN 978-4-8420-5551-0.

 Steele, Jonathan. Eternal Russia: Yeltsin, Gorbachev and the Mirage of Democracy. Boston: Faber, 1994.

 阿拉伯世界研究2010年7月，也门统一模式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互联网档案馆的存档，存档日期2015-04-02.

 社会主义蒙古的转身. [2013-04-04].（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12-24）.

 21 世纪初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若干特点. [2013-12-28].（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12-29）.

参见

柏林围墙倒塌

第三波民主化

苏联解体

铁幕、竹幕、冷战

华沙公约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经济互助委员会、马歇尔计划

革命和叛乱列表

转型正义、去共化

颜色革命

六四事件

谢选骏指出：六四屠杀的密集枪声，粉碎了国际共产主义的世纪迷梦——六四屠杀开始于1989年6月3日晚间十点的北京木樨地，我亲耳听见了“炒豆子般的”密集枪声——仅仅一天之后，波兰共产党的反动政权就垮了台！1989年六四屠杀之后，半年之间，旋风所及，东欧共产党连串倒下，就像一根绳上拴着的蚂蚱——而牵线的就是北京屠杀！

总结一下——

波兰、匈牙利、东德、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尔巴尼亚权力和平转移至非共产主义政权手中。

罗马尼亚权力暴力转移至非共产主义政权手中。

两德统一、也门统一

苏联自阿富汗撤军

苏联解体，新成立的俄罗斯联邦取代其国际地位

华沙条约组织解体、捷克斯洛伐克分裂

南斯拉夫解体，南斯拉夫内战开始

缅甸、也门、索马里、蒙古、阿富汗、柬埔寨等国也相继放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冷战结束，欧洲一体化进程加速

美国的世界权力范围扩张，美国文化、价值观和民主制度传播至全世界大部分国家

北约东扩、欧盟东扩

雅尔塔体系解体，世界新秩序确立，后苏联冲突开始

印度引入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马共解散

印共解散

1989年6月4日，波兰团结工会在议会选举中以压倒性优势击败执政党波兰统一工人党。同月，匈牙利亦开始拆除其部分边境设防，大量东德居民经由该国流入西德。这加剧了东德内部的不稳定情绪，莱比锡等地出现了大规模群众示威，最终致使柏林墙倒塌，两德合并。而苏联在八一九事件后也不可避免地走向分裂。

东欧剧变最终以苏共亡党、苏联解体告终，一般被认为标志着冷战的结束。1990到1992年间，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南斯拉夫各共和国相继成为独立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在1993年和平分裂。

苏联域外的贝宁人民共和国、刚果人民共和国、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埃塞俄比亚人民民主共和国和索马里民主共和国、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阿富汗民主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也相继宣布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在东欧剧变后，西方许多左翼政党指导意识形态转变为社会民主主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洲联盟亦向东欧扩张，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也因而大大加快。

谢选骏指出：1、六四屠杀起因于“1989年发生在北京的政治动乱和反革命暴乱”，2，共产党党报《人民日报》定性“《河殇》是1989年反革命暴乱的蓝图”，3，1988年的《河殇》第一稿《走出延安精神、黄河心理》的基本思想，来源于1986年出版的《神话与民族精神》——我二十岁的时候想写一本中国的史诗，结果只完成了片断就被命运中止了。但后来阴差阳错写成了《神话与民族精神》，由此引出了“1989年反革命暴乱的蓝图《河殇》事件”，结果触发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感谢上帝！这就是命运的安排。

【37、六四屠杀是辱华事件】

《六四、台独…日本祭“花式辱华”奇招 反击中国骚扰电话》（自由时报 2023-09-06）报道：

反击中国人恶意骚扰电话，日本人纷纷将“8964天安门事件”、“台湾独立万岁”等辱华关键词句，制成中文罐头语音反击。

日本福岛第一核电厂核上月24日起，将含氚核废水排放入海，让中国藉机炒作大规模反日、仇日情绪，更有大量不理智中国民众“夺命连环call”，骚扰日本政府及民间各单位，令日本人不堪其扰。对此，不少日本人纷纷将“64天安门事件”、“台湾独立万岁”等让中国人玻璃心秒碎的辱华关键词句，制成中文罐头语音反击。

综合日媒报导，日本自上月24日将核废水海排后，日本31个都、府、县的地方政府、学校、餐厅、旅馆和民间企业等单位，连日都接到来自中国的恶意骚扰电话。报导指出，其中光是东京都就接到约3万8800通骚扰电话，让东京都政府决定在本月1日启动中文自动语音系统，若接获“86”字开头中国代码的电话，皆统一切换至系统回应。

除公家机关开始针对中国骚扰电话进行应对，民间也纷纷传出施出各种奇招，来回击这些越洋骚扰电话，先前就传出，一名中国屁孩一边开直播、一边打电话要骚扰某间日本旅馆，不料旅馆老板直接播放“小熊维尼”主题曲，让该帐号3分钟内被平台永久封号；更有不少热心的日本网友，将“8964天安门”、“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中华民国台湾万岁”等中国禁忌词句，制成中文罐头语音档，免费分享给需要的单位使用。

另外，据一名在日本工作的网友昨（5）日在噗浪Plurk投稿表示，他在工作时意外听到一段2名日本人的有趣对话。原PO表示，他的业务同事接到电话后，开头竟是直接向对方说，“你好，8964（1989年6月4日天安门事件）”，厂商听到后则是回应，“你好你好台湾是国家”，让他忍不住笑称，“不知何时变的像在对暗号的接洽开场”。

网民嚎叫：

赛吉 发表评论于 2023-09-06 17:18:49

哈哈。太酷了。“一名中国屁孩一边开直播、一边打电话要骚扰某间日本旅馆，不料旅馆老板直接播放“小熊维尼”主题曲，让该帐号3分钟内被平台永久封号”。

我要真普選 发表评论于 2023-09-06 17:12:00

實在太好了！又增加了對中國的討厭。

Maui2021 发表评论于 2023-09-06 16:38:40

哈哈。太酷了。

“一名中国屁孩一边开直播、一边打电话要骚扰某间日本旅馆，不料旅馆老板直接播放“小熊维尼”主题曲，让该帐号3分钟内被平台永久封号”

zzbb-bzbz 发表评论于 2023-09-06 16:16:26

除了中国人，竟无一人是男儿

笨傻痴呆戆 发表评论于 2023-09-06 15:49:57

得用更辣招语言对付小粉红！！！哈哈

京城老炮1950 发表评论于 2023-09-06 12:52:45

日本核污染水排海一事现在越闹越大，不是这区区700亿公关费能解决的事了，再给日本洗地，抛出任何奇招也无济于事。当初日本政府与东电官商勾结，以为用最便宜而损人利己的方式把日本核污染水排海了事，蒙混过关，但是现在看来正好适得其反！日本政府为此要赔个底朝天，赔大发儿了。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日本是世界公认的很容易做错战略决策的国家，的确如此。日本岸田文雄这届政府在如何处理核污染水这件事上犯了一个战略性错误，如果当初采取中俄和其他国家提出的其它方式处理此事的话，则可以相安无事。现在可好，把一件普普通通的民生事件搞成了一场国家的政治危机。这下麻烦大了，不仅要给日本渔民们几百亿日圆的补偿金（救济金）来弥补渔民们的损失，还要在国际社会上处理这场政治危机。如果处理得不好，不仅岸田文雄这届政府下台，而且还要承受日本核污染水排海给全世界人民带来灾难的谴责，甚至国家赔偿。这真是得不偿失啊！看来岸田文雄真的缺乏政治智慧，估计岸田文雄现在肠子都后悔青了。全世界人民现在都在看日本岸田文雄这届政府如何收场。记住：世界可以没有日本，但是世界不可能没有海洋！

winwin321 发表评论于 2023-09-06 12:02:39

评价一个人一定要看功劳也要看过错，邓小平有两大错误，一个是强制计划生育政策，一个是六四屠杀学生，但是他的改革开放政策使得中国人富裕起来并且和世界融合，这个功劳更大，所以7分功劳3分错误是恰当的。老毛可以说是9分错误，1分功劳，因为他做的事情都是为了党，不是为了中国人

LRushBall 发表评论于 2023-09-06 11:50:31

日本人还是缺乏想象。 中国打来电话一律自动回复关于6.4等等的信息。 一天后国安就找小粉红问话了。

Robinlu 发表评论于 2023-09-06 11:25:58

从历史上日本这个国家专门是“祸害”别的国家。只有一次是遭别人给祸害了，挨了两颗核弹。这次又开始祸害太平洋国家了。既然，核污染水安全，自己留着用就结了，何必折腾别人。海洋原本就没这玩应，保持原生态比啥都好！

二胡一刀 发表评论于 2023-09-06 11:05:09

本来日美欧没把台湾问题太当回事，现在拜中共丧心病狂之赐，台湾独立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更多的曝光度和支持度。

三本正经 发表评论于 2023-09-06 10:47:11

所以说必须毫不动摇地坚决抵制日本

jbf 发表评论于 2023-09-06 10:25:53

一些在日本的中国人把自己装扮成当地的日本人，文中的反击回应应该是他们所为。

reno2389 发表评论于 2023-09-06 09:39:29

邓小平的强制性计划生育和手段基于白猫黑猫论的一切向钱看的暴风骤雨式的改革彻底改变了中国年轻人的生育观，导致中国出生人口断崖式的下降，害了中华民族。

邓小平的强制性计划生育在中国形成了一种“独生子女”的文化，这种文化最终在独生子女中产生了“少子多福”甚至“无子多福”的观念。当父母只有一个独生子女的时候，父母唯一的希望就是望（独生）子成龙，就会把一切的资源投到自己唯一的孩子身上，把孩子当成“皇帝”富养，导致独生子女自私自利，唯我独尊，没有社会责任。结果就是独生子女习惯了这种他人围着自己转的富养生活，但是他们却不愿意也没有精力多生孩子然后也把他们都当成“皇帝”来富养，其结果就是少生孩子，甚至躺平不生孩子。

一个国家和民族，消亡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人口的下降。一旦人们的生育观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人口的下降将是不可逆的。

现在中国出生人口是断崖式的下降，如果这种趋势无法扭转，根据梁建章的预测，中国出生人口到了2075年将下降到每年300万，到了2100年，中国的人口总数只有2亿，出生人口将是100万，要知道，现在的越南人口是1亿人，2022年出生了150万人。从现在起300年后，中国的人口只有2000万，而那个时候，印度的人口是8亿，美国的人口是6亿，就连越南到时都有1亿人口。到时，中华民族会面临一种什么局面呢？简直不敢想象！

不到本世纪末，中国的人口将少于美国的人口，但退休的老年人比美国多许多。谁会为中国这些老年人提供养老金呢？

只有年轻人才是消费和创新的生力军。出生人口断崖式的减少意味着以后年轻人也是断崖式的减少，这意味着消费断也是断崖式减少，消费的减少意味着经济的萎缩，经济的萎缩意味着工作机会的减少，工作机会的减少意味着失业率里的增加，失业率里的增加意味着社会不安定因素的增加，社会不安定因素的增加意味着动乱因素的增加。动乱因素的增加意味着中华民族的危机。

中国的出生人口断崖式减少极有可能会阻止或者阻碍中国的GDP赶上和超越美国。就是赶上了，用不了10年的时间，就会被美国永久性地超越。如果没有邓小平的强制性计划生育，中国的GDP会起码有50年的时间一直都是领先美国的。然后就是再有50年的时间和美国不相上下。

而中国出生人口断崖式的下降，这一切都变得不可能了。

邓小平的强制性计划生育也人为地改变了中国的人口结构，导致中国提前6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这60年是中国的关键发展期，因为是中国和美国竞争的最关键的时期。但是，如果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则是很难和比中国年轻的美国竞争的。

另外，邓小平鼓励改革的手段一切向钱看，这个后果也是非常严重，导致女性结婚不是看男性是否诚实，是否人品好，而是看是否有房子有车，是否让自己少奋斗三十年。那些所谓被父母富养的独生女性，找不到让自己物质生活满意的男性，宁愿独身。其他的女孩子呢，找对象的标准就是：宁愿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意在自行车后座上笑。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80后还好一些，从90后开始，这些人别说生孩子，他们就是见到孩子都讨厌，患上了厌童症。这些年轻人厌童，一方面是自己的自私自利，不愿意付出，不愿意吃苦，不愿意宽容他人，也不愿意受婚姻的约束，只愿意自己的一切自己做主，只愿意享受自由给自己带来的快乐。另一方面，是他们经历了自己从孩童到成年期间父母为了让自己成为精英而付出的精神和金钱方面的痛苦、父母的争吵、父母之间或者给自己带来的暴力或者冷暴力，甚至家庭的肢解。这种情况下，他们怎么可能去化那么多的精力去和一个自己可能无法和其白头到老的另一个人去抚养孩子让自己的孩子也重复自己那不堪回首的痛苦经历呢？因此，中国的年轻人不愿意结婚和不愿意生孩子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除了中国大陆，还有其他哪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年轻人患上了厌童症？完全没有。只有中国大陆的年轻人。连台湾和香港的年轻人都没有患上厌童症。

以上这些都是邓小平造成的。邓小平完全就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邓小平的所谓改革完全就是激活和利用了人们内心的自私和丑恶所进行的改革。这样的改革最终会走到邪路上去。如果一个改革导致中华民族私利占据了人们的心灵或者导致了中华民族的消亡，这样的改革对中华民族来说完全就是犯罪！

改开之前不是没有错误，没有任何人否认这一点。但是，改开之前的错误都是可以纠正的，是可逆的错误。只要修改政策就可以纠正，也根本就不需要花钱。

但是，邓小平的改革造成的3000万农村里的中青年无法找到老婆、现在的年轻人不结婚不生孩子，这些都是罪恶，都是无法纠正的，就是花钱都无法纠正的，因为是不可逆的。这些罪恶会对中华民族造成毁灭性的后果。

reno2389 发表评论于 2023-09-06 09:38:35

其实，邓小平搞了六四，还不算什么。起码让中国避免了成为俄罗斯的命运，就是拿不上台面罢了。他最要命的是搞了强制性的计划生育，这导致中华民族以后会成为一个少数民族，甚至消失。这不是开玩笑。大家想想，如果大部分的年轻人都不愿意结婚不愿意生孩子了，中华民族以后还会后继有人吗？

reno2389 发表评论于 2023-09-06 09:22:18

邓小平搞的六四，害了共产党，也害了解放军。毛泽东没有杀掉邓小平，真是一个极大的错误。邓小平绝对是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负资产。不信走着瞧。

蓝金黄 发表评论于 2023-09-06 09:10:00

打蛇打七寸，棒！

大宋的智慧 发表评论于 2023-09-06 08:37:14

强烈建议全世界推行，凡是86开头的号码均以自动话音问候开始通话。

杀敌三千，自伤一万 发表评论于 2023-09-06 08:31:00

哈哈哈哈笑死我了哈哈

winwin321 发表评论于 2023-09-06 08:27:42

日本人干的漂亮，就这么干就对了

kingdale1 发表评论于 2023-09-06 08:21:19

hahahahahaha

欧洲知青 发表评论于 2023-09-06 08:20:00

每次日本跟中国对立，弯弯狗永远是冲在最前线的。

谢选骏指出：1989年发生的六四屠杀虽然已过34周年，但历史证明那是一桩持久的辱华事件，钉在耻辱柱上了！而策划屠杀的邓小平李鹏集团，事实已经证明，早已成为国际共产主义的掘墓人了。但是世界不会因此感谢中国共产党，因为共产党的残余还在中国大陆垂死挣扎，不肯放下残缺的屠刀。

【38、六四屠杀肇始于张献忠余孽】

《六四之转折：从精神上坐着到最后躺平》（新歌 2021-06-04）报道：

经过2020年对世界和美国国内政治的观察，我越发意识到政权形式事实上是匹配民众思想意识的。过去几十年，我一直和很多国内外华人知识分子一样，认为六四是中国民主进程上的重要转折点，邓小平等主持的镇压毁掉了中国的民主进程，中共是中国人民的最大敌人，诸如此类。2020年海外华人自由知识分子在美国大选中的龌龊政治立场，在对待美国封杀微信中的猥琐利己行动，让我明白：中国人与中共集权政府是匹配的共同体。

六四是一场高校学生和西化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在天安门广场的静坐诉求，连抗议都基本谈不上，能被中共轻易消灭不是因为坦克和枪声，而是因为其实谁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的是什么？香港人民九七年欢迎中共的接管，这是个被西方民主制度殖民了百年的中国地盘，说明不是来自内心诉求，而是来自移植的制度和价值观无法适应中国人这个土壤。

一个人的理想最高层次是精神理想，六四的精神理想假如是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很显然不是通过广场静坐求集权统治者施恩解决的，而且不可能因为一场暴力镇压就被摧毁——这点如果不清楚，还追求什么民主自由呢？因为你需要的是施与，而不是争取，赢得，没能力付代价，不愿意承担代价的人，本来不配得到什么。靠一场抗议就达到目标，这和靠赌博一场获得财富一样地侥幸，我看不出任何启发意义来。施恩给你的愿意给你什么就拿什么，这有什么好抱怨的呢？中国人过去没有，将来也走不到精神上有太高的理想的层次，因此跟着党同心做衣食足钱包满的中国梦其实与中国人的精神境界并不冲突。现代东西方都世俗的社会，集权体现的效率在竞争中展现的优势不光是华人明白，连整个西方世界不论左右思想界都很艳羡，这也是万维各类自费党宣博主们坚决拥护中共的原因。

再说，什么是民主、自由、平等呢？我们不能光抄袭人家西方的术语，在里面填充自己理解的内容。从万维名人嘎啦哈博主的流氓碰瓷其他博主直至被众人拉黑，最终达到他要证明言论自由其实不存在，说明一点：嘎啦哈其实不懂什么叫言论自由。“One nation, under God.”美国的“Pledge of Allegiance”宣誓中这一句定义不是仅仅一个虚无的上帝，而是实实在在的关于善恶价值观的所有定义，尽管美国如今把政客手按《圣经》宣誓变成了一个滑稽的表演，我想他们谁也没完整读过《圣经》。言论自由本是在西方有上帝之爱的文化背景之下的，我以前在博文回复中给嘎啦哈做过很简单的举例：比如一个孱弱的old lady遇到一个rude young man，这个年轻人平白无故用侮辱不堪的言语羞辱这个老妇人，难道伏尔泰还要誓死捍卫这个无耻的年轻人的言论自由？

什么是民主？什么是自由？什么是平等？这一切离开西方传统价值观就和人类文明毫无关系，穆斯林国家可以民主投票决定男人可以强奸女人，而女人若因反抗自卫杀了这男人反而有罪。假如中国真的搞全民投票，难道不会是炮打台湾，掳掠香港？习总没有魄力，否则他搞个民主投票试验说不定结果还是全票当选呢。我记得以前我们所里某个实验室有个出国培训项目，最后大家投票结果是给了一个最没用的人，原因是因为勾心斗角之下，所有人都认为那个显得老实无用的得到这个机会更符合各自的心理平衡。过去，我对自由的理解也是随心所欲自由自在，就是中国人的逍遥式自由，但是，我们在西方生活，都知道西方是法律条文最复杂的社会，自由事实上是在各个方面都有一个统一公认的价值观为前提制定的法律规范下的自由，或者说自由是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但是，中国人认为自由是任意而为，因此，中国的不愿意有真正的法律治理的社会，习近平可以利用这点干倒薄熙来，将来其他人也可以利用这点干倒习近平，这点估计是习总看不到的。论到平等中国人立刻可以嘲笑美国的蓄奴历史，美国的蓄奴历史不伟大，但是都二十一世纪了，中国老百姓动不动到政府面前下跪一群，谁也弄不清究竟谁的蓄奴历史长久。我知道，经历2020年美国大选之后，我们都看清了美国实际状况正在趋近中国化，因此，很多人可能又要得着借口反驳了。我想，有一点，最终，美国人的美国还是不会躺倒变中国的，美国人走到一个地步不会选择躺倒的，这可能是中美最不同的地方。

我今年从大选尘埃落定后决定一边忙搬家，一边转移精力做点有意义的事情，就跑去学校学英语语法和写作。英语老师是个典型白左，但是在长期交流后我们变得越发默契，如今我几乎成了这个老太宠爱的学生。尽管我们政治理念不同，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相互理解的地方，我告诉她，我对西方文学最深刻的体会是：西方文学作品经常展现human will在fate前的不妥协，而中国文学很多时候就是告诉人一切都是fate，是注定的。然后我们讨论freee will 和fate，很有趣的讨论。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和曹雪芹的《红楼梦》几乎都是在一种强烈的命运意识下写的，但是海明威的老人战斗到底，即使没有拉回大鱼仍然从大海的险恶中拉回了一幅战利品的残骸，一个很悲壮的英雄故事，我第一次读就被这种精神吸引；而曹雪芹的风花雪月中，几个男男女女，命运都是注定的，最后一场空虚，找不到任何启发意义的东西。六四，就这样年年纪念下去，骂骂共产党，点点蜡烛，一年不如一年地冷落下去，最后等经历过的这代消失，也就彻底从中国人的记忆中抹去了。

今天我女儿告诉我，她在班上的一个比赛中又得了第一，因为她每次都得第一，有个男同学非常不服气，但是最后还是落在第二，很不平。班上的同学对他说，she is smarter than you,让那个骄傲的男同学无话可说。我说，假如你靠幸运得个第一，其实没啥了不起的。她说，I have my strategies,然后她告诉了我一通在大家看video的时候，她如何靠mind记忆和用笔记note,如何发现最后几句特别需要认真听，等等一通分析和对策，然后她说，假如没有strategy, 也许可以一两次凭幸运碰上第一，但是不能保证一直都得第一。我听了很满意，哈哈，我的女儿非常聪明，她的学习全是自己管理，我没想到她管理得这么好。

我想，光纪念六四，抱怨中共，老生常谈，实在没有意思。我希望海外华人来点实际的行动，假如中国不适合民主化，那就忘记她，假如我们还盼望，来点实际的构想和行动。回国请我喝茶没啥了不起啦，假如我住在美国都还怕中共，我实在不适合要求民主自由等等，还不如学习国人躺平。

网民哀嚎：

hapoi：

23:30

当年的文明世界，全中国的善良勇敢的人们都不用制度那么复杂的所谓制度设计，而是人们对政府的一场抗议运动，你用坦克与几十万军队来屠杀与镇压。我们说这个暴力镇压是无法接受的是反人类的，是人类的凶恶敌人干的。

邓小平（1904年8月22日-1997年2月19日），四川广安人。六四坦克大屠杀1号屠夫，下令者。

李鹏（1928年10月20日-2019年7月22日），四川成都人。六四坦克大屠杀2号屠夫，行政安排者。

杨尚昆（1907年8月3日-1998年9月14日），四川省潼南人。六四坦克大屠杀3号屠夫，军队协调者。

杨白冰（1920年9月9日-2013年1月15日），四川省潼南人。六四坦克大屠杀4号屠夫，军队指挥者。

陈希同（1930年6月-2013年6月2日），四川安岳人。六四坦克大屠杀5号屠夫，屠杀建议者。

谢选骏指出：上面的正文啰里啰唆的都是些小人的感慨，倒是网民的回声让人眼睛一亮——原来六四屠杀都是四川人策动的？！那么一个问题来了，为何四川人如此歹毒呢？我想大概，这是“张献忠屠川”的历史后遗症。在陕西屠夫刀下滚过的余孽，不论是幸存的土著，还是遭到绑架填入四川的湖广移民，都把屠杀当作解决社会问题的不二法门的。人说四川人为何喜欢背着手踱步？因为它们的祖先大多都是被捆绑着入川的满清农奴。如此看来，六四屠杀真与张献忠的余孽脱不了干系。

【39、六四屠杀推倒了柏林墙】

《不希望红场看起来像天安门 戈尔巴乔夫与邓小平的政治殊途》（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中文 2022-09-03）报道：

邓小平认为戈尔巴乔夫是个大傻瓜。

我们知道这一点，因为邓小平的儿子邓质方这样说的。

91岁的戈尔巴乔夫今天去世了。当时邓小平看着戈尔巴乔夫，看到了失败。戈尔巴乔夫被卷进了推动苏联解体的个股势力中，邓小平确保了中国共产党能够生存下去。

面对内部各种压力、外部叛乱和经济危机，戈尔巴乔夫做出反应是摊开双手展示了他的计划，开放秘密的封闭体制。邓小平则隐藏了他的意图并韬光养晦。

我们世界的轨迹是在1989年确定的。这一年，柏林墙倒塌了；同年，邓小平做出了一个改变他的国家进程的残酷决定。两人的道路出现交集。

一场风暴正在酝酿

1989年5月，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到访北京，这是30年来苏联领导人的首次到访。

这是共产主义大国之间关系缓和之举。然而，一场风暴正在酝酿。

当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会面时，《洛杉矶时报》报道说：“周一和今天的会谈在很大程度上被大会堂外天安门广场上持续的学生抗议活动抢去了风头。今天上午，当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的会谈开始时，大约有五万人聚集在广场上，还有数千人向北京市中心行进，这是绝食抗议的第四天，已经有两千多名学生要求与中国领导人就如何扩大这里的民主进行对话。”

戈尔巴乔夫感到震惊。他看到一场革命正在逼近。苏联领导人代表团中的一些人开始思考他们是否在与死人关系正常化。

他们当然会这么想。随着民主运动在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发展，革命在整个欧洲弥漫开来。在罗马尼亚，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将被赶下台。

在他访问中国的前一年，戈尔巴乔夫在纽约的联合国受到了欢迎。他参观了这个资本主义的堡垒，在可口可乐广告的霓虹灯下摆拍照片。

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发表了关于一个新世界的讲话，在这个新世界里必须抛开旧的敌意和意识形态的分裂。

正如他在雷鸣般的掌声中所说的那样：“世界已经改变了，在世界政治中这些关系的性质、作用和地位也发生了变化。”

邓小平比戈尔巴乔夫早十年到了美国。他也参观了一些景点，到访了一个牛仔竞技场，听了威利·纳尔逊的演讲，并会见了亨利·基辛格。

当邓小平访问美国时，支持民主的力量正在中国聚集。

邓小平面临一个分岔路口。伟大的革命领袖毛泽东已经去世，经过多年毛泽东的铁腕统治，共产党的领导人正在争论新的想法。

与戈尔巴乔夫不同，邓小平试图拯救他的体制但不会拆毁它。从美国回到中国后，他决心在西方的游戏中击败他们。

正如邓小平所说：“如果我们不能比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得更快，那么我们就不能显示我们制度的优越性。”

两条道路的选择

那时候，邓小平开始松开共产党对市场经济的控制，特别是在农村地区。他还建立了经济特区，欢迎外国投资。

国内的压力正在增加：通货膨胀和不平等。人们呼吁加快改革和必然而来的更大幅度的自由。

1989年是一个爆发点。戈尔巴乔夫在历史的浪潮中乘风破浪。邓小平看起来好像会被浪潮吞没一样。

天安门广场上的一些中国抗议者把这位苏联领导人当作英雄来欢迎。

面前有两条路：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之路和邓小平的政治力量之路。

戈尔巴乔夫拒绝了中国之路。正如他告诉自己的随行人员那样：“我不希望红场看起来像天安门广场一样。”

多么美好的时刻，共产主义运动的两位巨头隔着一张桌子互相注视着对方。

戈尔巴乔夫觉得历史在自己这一边。而邓小平试图让历史屈服于自己的意志。

我们现在知道，邓小平命令他的军队屠杀天安门的抗议者。

两个人，两个国家

如果戈尔巴乔夫也如此无情呢？他能拯救苏联吗？

戈尔巴乔夫的助手之一乔治·沙赫纳扎罗夫（Georgy Shakhnazarov）说，他的领导人“缺乏天安门事件的胆量”。

正如弗拉迪斯拉夫·祖博克（Vladislav Zubok）在他的书《崩溃：苏联的垮台》一书中写道，邓小平“宁愿用蛮力来夺回‘天命’”。

当然，这并不是简单地比较两个人和两个国家。他们各自面临不同的压力。

中国当时的经济工业化程度较低，农村改革有巨大的能量可以释放出来。

而戈尔巴乔夫当时面临着多重威胁。正如祖博克在1989年所说，戈尔巴乔夫和他的追随者“没有地图，他们的指南针已经坏了”。

邓小平认为，戈尔巴乔夫把政治改革放在经济变革之前，因而失败了。他“本末倒置”了。

历史告诉我们谁赢了。

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1991年，苏联国旗最后一次在红场降下。

网民嚎叫：

京城老炮1950 发表评论于 2022-09-03 11:55:02

中国的改革开放从1978年正式开始，1985年11月19日，里根和戈尔巴乔夫于日内瓦第一次见面，此次见面，让里根彻底看穿了戈尔巴乔夫软弱无能的本质，于是乎就给戈尔巴乔夫天天带高帽，忽悠他，上了里根的套，最终致使苏联的全面解体。中美蜜月期是1979-1989年这10期间。在中美蜜月期间，美国与中国在各个领域里亲密无间的合作，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什么首先从经济着手？而不是首先从政治改革着手？在这10年期间，大权在握的苏联的戈尔巴乔夫们为什么不琢磨琢磨呢？傲慢与偏见，再加上一个傻字！假如戈尔巴乔夫稳住阵脚，像中国学习改革开放的经验，首先把苏联的经济搞上去，先让老百姓有吃有喝，过上小康生活，把苏联建设成为一个强国。那么还会有后面的科索沃战争、车臣战争、纳卡争端，以及现在的俄乌战争吗？

US_Lion 发表评论于 2022-09-03 11:44:37

还是两国的民族素质不一样，俄罗斯是优秀的，中国是腐朽的。

乱我心者 发表评论于 2022-09-03 11:14:16

Wuweixiao 发表评论于 2022-09-03 10:17:00

废话一堆。看今天的中国和俄罗斯谁在世界上有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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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九月前的日本帝国，和1945年4月前的纳粹帝国，比现在的清零帝有话语权多多了！

湾区范儿 发表评论于 2022-09-03 11:07:09

六四前夕，戈尔巴乔夫去上海访问，原订去拜访汾阳路桃江路交界处的普希金铜像，后因附近多处学生市民游行而更改行程。估计他了解情况后留下深刻印象。

truth_hurts 发表评论于 2022-09-03 11:02:42

89年的中国民主运动影响了戈尔巴乔夫，他当时正在中国访问。他不愿苏联出现同样的情况，所以他选择了另外一条路。

xplnt 发表评论于 2022-09-03 10:55:00

红场怎么样不知道，但是万幸中国没有变成苏联。

香皂 发表评论于 2022-09-03 10:47:57

Bravehearts 发表评论于 2022-09-03 10:06:06

戈尔巴乔夫有底线，就是不能屠杀平民。

邓小平没有底线，从他在反右一直到天安门大屠杀一直这样。

草芥人命；赶超封建暴君！！！！！

时光的酒 发表评论于 2022-09-03 10:46:36

让子弹飞一会儿。

法西斯德国，日本从1930-1940年代是多么风光无两。现在全世界是怎么评论他们的？

香皂 发表评论于 2022-09-03 10:46:04

秦始皇 发表评论于 2022-09-03 10:14:09

中国的农民运动完全是多余的，把蒋介石赶跑了，社会还跟蒋介石还在没什么区别，还是充满了腐败，只是换了一批人捞钱，贫苦百姓还是贫困潦倒，劳作中日食不果腹，悲惨的事还是每日上演，劳动人民并没有当家作主，只是换了一批不劳而获者。天还是那么黑。

ShiMaQian 发表评论于 2022-09-03 10:41:44

戈尔巴乔夫没有军权。邓小平有军权。邓小平统治，戈尔巴乔夫演戏。还没演完，美国导演就让叶利钦上了。

ArrowOne 发表评论于 2022-09-03 10:17:26

同意二楼的，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不能囿于一时一地，就像秦始皇修长城隋炀帝修大运河, 当时劳民伤财但后世受益无穷

Wuweixiao 发表评论于 2022-09-03 10:17:00

废话一堆。看今天的中国和俄罗斯谁在世界上有话语权？

游兵散勇 发表评论于 2022-09-03 10:15:13

邓小平的评价是要由后世来定的，本来经过江胡的治理，他的历史评价几乎被洗白了，但是随着习皇登基，若是中国就此闭关，他的评价也就那样，不见得比戈尔巴乔夫强到哪去。

ArrowOne 发表评论于 2022-09-03 10:14:48

邓小平是枪林弹雨中出来的，各种裆内血雨腥风的斗争的幸存者，自然能下得起狠手，戈氏则是和平年代的人，这位二战上前线了么？

量子纠结 发表评论于 2022-09-03 10:11:00

就算再过一百年，这两个人的选择谁对谁错，都很难判断，这不像毛腊肉和习猪头，对错现在就可以盖棺定论。

谢选骏指出：都说“历史是胜利者写的”，可是澳大利亚鬼子还没有胜利就开始篡改历史——他们胡说“我们世界的轨迹是在1989年确定的。这一年，柏林墙倒塌了；同年，邓小平做出了一个改变他的国家进程的残酷决定。”看看看，澳大利亚的鬼话，故意隐瞒了1989年6月4日发生在北京的万人大屠杀，故意制造一种错觉，好像柏林墙倒塌在前，而六四大屠杀在后。因为这些依靠红色中国贸易的英国流放罪犯的后代，需要为屠夫擦拭血迹。所以他们隐藏了一个重大的历史事实——是六四屠杀，推倒了柏林墙！为何如此？因为白种人不敢承认他们得到了黄种人的恩惠！

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1991年，苏联国旗最后一次在红场降下。——这是错误的说法。

1989年6月，北京天安门屠杀；1991年，苏联国旗最后一次在红场降下。——这是正确的说法。

六四屠杀推倒了柏林墙及其后面的苏联——六四屠夫邓小平就这样亲手杀害他的苏联老爹，就像他亲身接管了他的四川老爹的小老婆。（这是《戚本禹回忆录》里透露的中共内幕——邓小平乱伦之后被迫出逃法国，参加了国际共产主义作乱，他以为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共栖后妈了。）

天安门的万人血没有白流——它一夜之间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走向！

难怪现在的美国国会领袖，早在三十多年前就去北京天安门广场政治朝圣，向六四英烈致以崇高的敬意！

但是后来有人忘记了这个六四鲜血的丰功伟绩，所以现在他们正在遭受来自中国的惩罚。

【40、六四屠杀与全面清零的冲击比较】

《他叫彭立发 有幸福的家庭 这一幕将成历史篇章》（2022-10-13 新闻）报道：

2022年10月13日，在中共二十大即将召开前两天，北京市北三环四通桥上惊现两条巨型抗议横幅。网传抗议人士的个资。（Research Gate截图）

周四（10月13日），海外推特上传出今日稍早在北京四通桥挂横幅的抗议人士的个人消息。该抗议人士名为彭载舟，本名彭立发。据信，他已被警方逮捕。

距离中共二十大召开还有2天，在北京戒备森严、最繁荣的海淀区路口的立交桥上，却毫无预兆地突然挂出了两个大型抗议横幅，一个写着：“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锁要自由，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另一个则写着：“罢工、罢课、罢免独夫国贼习近平”。

根据推特上留下的截图显示，一个名为“彭载舟”的账号在13日凌晨4点回复“中国数字时代”的一条推文中写道：“各位同道中人，我们马上要行动了，希望你们能多多转发，谢谢！”

“要让独裁者习近平知道，在追求自由的道路上，中华大地有男儿。”该推文说。该推文还附上了一个名为“倒习攻略链接”的在线共享文档，该文档共23页。文档中列举的抗议方法包括拉条幅，建议“可悬挂立交桥、隔离带、楼宇墙面”，条幅内容有两个，一个条幅上写“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下面还有一行小字是：起来，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反独裁 反专制 救中国 一人一票选主席）；另一个条幅是“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谎言要选票，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民主，不要奴才做公民”。

横幅内容跟出现在北三环四通桥上的抗议横幅吻合。

此外，文档中还提及，在二环／三环等马路中央焚烧轮胎和路中央设置路障，表示抗议。这也跟周四挂横幅现场保持一致，冒出的浓烟或是焚烧轮胎。另据彭博社发回的现场清空后的照片，四通桥路面上留下的明显烧灼痕迹跟路障形状相符。

在彭载舟的另一个共享的在线文档中，他在前言中说，“在2022年的中国大地出现了令我无法忍受的更加严厉的社会管控，中国的国家主席梦想非法连任，这已经超出了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的忍耐力，我将要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这场有历史影响的革命中。”

“将近三年的疫情防控也把生存工作停止了，强行地把我推进了画地牢中，居家隔离反而变成了思考写作的机会。”

但在引发关注之后，署名“彭载舟”的推特账号突然删除了全部跟罢课罢工罢免有关的推文，只保留了生活推文。过去，中共警方会登陆被逮捕人的个人社交媒体账号，并擅自删除信息。

根据国内期刊网的消息，2021年署名彭载舟的作者在《科技创新导报》发表文章（题为“电磁波电场对金属表面交变电荷产生的单向推动力（一种无工质电磁推进模型）”，工作单位落款是海淀区的北京Melon网络科技公司。记者无法证实周四的抗议人士是否跟该文作者系同一人。

现在推特中文圈出来一些关注和响应彭载舟罢工、罢课活动的声音，包括以“到站下车”等一人一照的形式反对习近平连任。

道出民众心声 网民担忧抗议人士的安全

四通桥的抗议图片和信息在中国国内立即遭到审查，“四通桥”、“北京”、“海淀”、“勇士”等新闻关键词遭到审查和屏蔽，微博用户转而向“勇敢的人”致敬，并希望他能够平安。

面对民众在不挑明事件和人物的情况下顽强对抗审查。微博随后将“勇敢的人”设为禁搜，但稍后禁搜范围更是扩大到了“勇敢”，甚至单个汉字“桥”也遭禁搜。

在微信上传播相关抗议视频、图片的个人用户账号很多受到波及，被永久封号或禁止使用数天。

与此同时，在海外社交媒体上，中文圈子流出一段高空拍摄的，拉横幅的人士被警察抓捕、送入警车，以及多名警察收缴巨型横幅的视频。

有网友表示，一句“不要核酸”道出了众多民众的心声。很多网友对挂布条人士的人身安全、他及他的家庭会面临什么样的命运表示担忧。

有人说：“愿他能活下来，看到梦想成真的那一天。”

还有人说：“这是英雄，敢为普通人发声的民族英雄。”

外国媒体人赞中国人的勇气

在北京的外国媒体则纷纷赶赴现场。《华尔街日报》中国分社副社长李肇华（Josh Chin）推文说，一位目击者向他们证实了四通桥的抗议活动。

“做这件事所需要的勇气，以及在令人窒息的安全情况下完成这件事的能力，都是令人震惊的。”他写道。

李肇华是2021年被中共当局驱逐出境的三大美国资深报业的工作记者之一。

CNN报道说，在中国大陆，公开向最高层表示抗议的行为极为罕见，尤其是在中共二十大召开前夕。当局为了确保安全和稳定，早把北京变成了一个碉堡，严防死守。

这次党代会对于习近平来说十分重要，普遍预计，他将在这次会议突破党的惯例，开启他第三任党魁的任期。

中共严厉的零疫情政策加剧了公众的挫败感，连续封锁颠覆了人们的生活，并对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

美联社报道说，事发后，四通桥附近出现数十名警察巡逻，并进入商店查看。他们有时还拦住行人进行盘问。美联社记者被警察问了三遍，并被要求出示身份证明。但警方否认该地区发生“任何异常情况”。

北京海淀区四通桥2022年10月13日有人悬挂要求习近平下台的横幅。互联网监管人员迅速删除在社交媒体平台广泛传播的横幅照片。图为桥上横幅被清理后的四通桥下。

《延伸阅读：推特上的中国：北京横幅抗议“将成历史篇章” 美参议员表达支持》

来源：VOA

两条悬挂在北京一座天桥上的横幅星期四（10月13日）在推特上引起热烈讨论。横幅批评了中国严格的疫情管理以及当局的专制统治，并将矛头直指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即将召开之际，戒备森严的北京出现这样的抗议事件，让许多中国观察人士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一条横幅上写着“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领袖要选票”等六句话，另一条则呼吁“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两条横幅与中国官方为即将召开的二十大而营造的和谐氛围产生不小对比。

“并非一切都像领导人们想要他们的人民相信的那么美好，”香港立法会前议员、美国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莫乃光评论说。

事件也引起了美国国会议员的关注。

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托德·杨（Sen. Todd Young, R-IN）发推说：“一些中国公民在北京市中心向权力高层诉说真相的勇气鼓舞人心。他们无疑会遭到当局惩罚，但我祈祷他们的行动能够鼓励更多中国公民为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而奋斗，而不是中国共产党强加给他们的未来。”

除了横幅的内容外，同样引起关注的是事件本身。尽管时间短暂，但能够在社会管控严格的北京市街头进行这样的抗议，让许多西方媒体驻华记者感到惊讶。

《华尔街日报》中国分社副社长李肇华（Josh Chin）写道：“做这件事的勇气，以及能在令人窒息的安保之下完成这件事，两者都令人震惊。”

前《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石宇（Isaac Stone Fish）也惊讶地评论说：“在北京非常罕见的抗议横幅要求习近平主席下台。我在北京生活了六年，那是一个更加开放的时代，但从未看到过类似的事。”

正因为中国对抗议活动的严格管理，这次的横幅事件才有了更加深刻的意义。

“如果是在纽约或者柏林，这样的场景*也许*会让人瞥两眼，”美国公共广播电台NPR驻北京记者冯哲芸（Emily Feng）在推特上写道。“但在中国，这会是一个大新闻，因为政治表达被如此严密地控制着。”

《经济学人》杂志驻上海记者唐·韦恩兰德（Don Weinland）也认为：“这件事（可能很快会被称作‘四通桥事件’）突出了中国所存在的现实是多么奇怪。在大多数地方，这种单人抗议很难算作新闻。但在北京，在对个人表达的紧密控制下，这成为了历史的一个篇章。”

一些观察人士指出，这次事件之后，遭到惩罚的不仅是抗议者本人，也可能包括负责安保的官员。

“勇敢的人，”中国问题专家利明璋（Bill Bishop）说，“一些人将对今天的北京警官们非常不高兴。20大前夕巨大的失败。有人将因此丢官。”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副编辑詹姆斯·帕尔默（James Palmer）也做出了类似分析：“这样的事件，对领导层的直接批评，如此接近一个重要且高度敏感的会议，反应将会是*激烈的*。不仅是做这件事的人需要被惩罚，官员们也将争先恐后地避免因让这件事发生而被批评。这当然很荒唐。但这样的事件可能阻碍或终止其政治生涯。”

网民嚎叫：

七号洞 2022年10月14日 10:38

可惜是孤掌难鸣，众人皆沉迷不悟。国至将死！

Sans2000 2022年10月14日 04:55

想要民主的中國人，只有一條路，離開大醬缸…

Sans2000 2022年10月14日 04:52

再來幾次「護國戰爭」有用嗎？再換上一批新的獨裁者有用嗎？我看除了多死幾百萬人、幾千萬人，一點用也沒有。中國人需要民主？中國人只需要「舌主」，有吃就是太平盛世。如果只是自己一人赴湯蹈火，算是英雄吧；如果再像當年國民黨、共產黨那樣騙的太多人去死，就是政治流氓。

BBC12 2022年10月14日 04:44

10多亿韭菜别忘了，它们是敢于大规模杀人的枪杆子土匪集团，它们百年来一路靠大规模杀人起家，连百万国军/联合国军都不在话下，井冈山土匪独裁集团的残暴无耻和金家王朝不相上下，顺便说一句，延安时期和王实味一道被斩首处决的， 共有百多人，朝鲜金家王朝被本国民众推翻的比率能有多大？ 相信大陆民众心理清清楚楚！连兵强马壮有米国武力为后盾的韩国都选择了绥靖政策，在尊重生命，维持和平的今天世界大潮流下，也倒是一个折中/明智的不二之选！

wangdongtai 2022年10月14日 02:01

终于有人敢发声了！！！！

kikilulu 2022年10月14日 00:13

尊敬！尊敬！尊敬！尊敬！尊敬！尊敬！尊敬！尊敬！尊敬！打倒习近平蠢货！！！！

ccpccp 2022年10月13日 23:07

除了佩服，还是佩服！

花蜜蜂 2022年10月13日 19:48

中国从来没有缺过振聋发聩的先行者！

CKK 2022年10月13日 19:46

对牛弹琴，对羊唱歌。

sometimes 2022年10月13日 19:34

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LBSD 2022年10月13日 17:15

其实所有人都看到了，然而说出皇帝没穿衣服的就是一个小屁孩。

hh110 2022年10月13日 16:57

"革命"的火苗再次燃起! 试问，"谁"最怕这位英雄的壮举？

Siubuding 2022年10月13日 16:32

清零封城乜都罢，

无惧三罢是灭霸。

强国速成即幻化，

谁望廿大罢习大？

Keviny2018 2022年10月13日 16:16

了不起的英雄

百年未有之大骗局 2022年10月13日 16:09

还是太多冷漠的看客。33年前的初夏，如果工人能站出来，是黑帮最接近倒台的一刻。可惜厉害锅黑帮团伙更残暴，几乎很难有这样的机会了。

谢选骏指出：四通桥上的“新坦克人”本不关心时事政治，完全是被清零政策给逼上了梁山。

《四通桥事件后的“冲塔”人》报道：

二十大召开前夕，一名抗议人士在北京一座立交桥上悬挂抗议防疫封控和要求罢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大幅标语。大量海外华人效仿这名抗议者采取“冲塔”行动，将标语贴到学校墙上、公交站台上、电线杆上，甚至领事馆门口。

10月13日，一位抗议人士在北京四通桥悬挂抗议标语。根据社交媒体流传的影音图像，现场还冒出滚滚浓烟。北京警方迅速出警，移除了标语和燃烧物。

10月13日，一名抗议人士于北京海淀区四通桥挂了两条抗议标语，分别写有“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和“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字样。时值中国执行异常严格的抗疫措施已经超过两年，而习近平极有可能获得第三个任期的二十大即将召开，因此该标语在中国人和海外华人群体中都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许多人效仿该抗议人士的行为，将他标语中的内容传播到不同城市，不同场所的各个角落。在监控严格的北京、上海、深圳等地，有人将标语写到公共厕所的隔间墙壁，教室窗户玻璃，共享自行车充值窗口等隐蔽的角落。而在海外，亦有许多华人将网络上的讨论转化成了线下的“冲塔”行动：他们将标语贴到学校墙上、公交站台上、电线杆上，甚至领事馆门口。

在Instagram, telegram等社交软件上都有数万名追随者的公民日报（Citizens Daily）立刻发布了公民线下行动工具箱，工具箱里包括如何保护个人安全，如何达到宣传的目的，和已经设计好的几种不同大小的海报等。根据该账号的报道，有过百位网友于线下张贴了与四通桥事件相关的海报，并向该账号发了照片作为证明。张贴的地点大多为大学校园，贴有海报的学校包括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密歇根大学、卡耐基梅隆大学、西北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纽约大学等。

记者也采访了两位在线下张贴海报的中国人。其中一名在美国某常春藤大学就读的P同学说自己原本只是在讨论群里声援其他贴海报的同学，却被一名自称就读于北大的群友指责。这反而让他下定决心要亲自做点什么，所以就一口气在校园里贴了好几张海报。

P是在Twitter和Instagram看到四通桥事件的，他说自己看到的时候特别震惊，“没想到会有人发声”，同时又担心当事人和其家人会不会受到牵连。许多强烈的情绪席卷而来，让他觉得“又感动又难过又很可悲”。他形容自己“蛮胆小的”，之前偶尔会在网上发声，也被封过社交网络的账号，却并没有在线下行动过，也没有反对过中国政府和中国领导人，“总体不会做什么特别过分的事情”。

但这次四通桥事件却让他有了和以往不一样的感觉：“因为他（指张贴标语的人）的牺牲太大了，真的难以想象。这件事让我觉得也蛮震撼的。”他认为张贴标语的人是想做出一些改变，想要为懦弱和软弱的人发声。这让他觉得自己也不应该再袖手旁观，而是要进行一些声援。他表示希望做一些微小的事情，给其他和自己一样想要改变但是又还害怕的人一些鼓励。他人为：“至少有一点小小的声音让大家听到也好”，“用个比喻的话，希望可以给冒着风险点燃的小火苗贡献一点点氧气吧”。但因为安全方面的顾虑，他并没有和身边的中国朋友讨论这件事，担心会被举报，担心自己的用意会被误解。但是在张贴海报前，他和身边的外国朋友讨论过，希望获得他们的支持和鼓励甚至保护。

被问及为什么要发声，想要达到什么样的改变时，他表示自己这么做是“为了我在国内看到和遇到的因为疫情也做不下去生意的非常善良的摆摊阿姨；为了因为是女孩无法上学的贫困山区的朋友；为了从凉山跑出来在陌生城市出了车祸依旧特别坚强的病友；为了疫情后上海载我的在地下室住了3个月的滴滴司机和更多更多我遇到的为了生活拼尽全力的普通人”，他认为这些人“值得更好的”。他对这件事的长远影响的认知非常现实，觉得可能不会有什么变化，“可能就和之前的无数次发声一样最后都会安静下来”，但他也并没有后悔这么做。其他学校张贴的海报让他觉得还是有很多和自己一样的同道中人。他说：“可能我们由于各种原因噤声了，但现在会有种喘过气的感觉，会有种莫名的心心相惜和希望吧！”

北京惊现反习标语？

一位在加拿大的名为Siyi的学生在学校和街上总共贴了十张标语，而且他还表示明天会继续贴，因为“相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Siyi最初是在reddit上面看到和四通桥相关的帖子，帖子中将张贴条幅的人称为“四通桥勇士”。他看完之后觉得特别震撼。在此之前，他曾与网络上读到天安门事件，支持六四学运，但是却没有在线下参加过任何反对共产党或者反对习近平的活动。但这次事件对他的影响却和以往不同。他对记者说：“因为之前胆子比较小，但是这一次我觉得我真的应该站出来保护我的人民保护我的故土。”因为他本人在国外，周围的环境相对来说更为安全，所以他觉得自己有义务来做一些什么事情，哪怕是很微小的事情，来唤醒更多的人。

他讲述张贴海报的过程时说道：“我身边的朋友们也都支持四通桥勇士，其中的一名同学陪我去贴了海报。在学校的图书馆，公交站和电线杆上面都有贴，大概是贴了十几张。”贴海报时，因为害怕被举报，所以他穿了黑色的衣服，带了黑色的帽子和墨镜。但是正义感帮助他克服了心中的恐惧。他表示：“我觉得我在做一件非常对的事情，这件事情知道的人越多，彭（指网络传言中在四通桥张贴横幅的人）就会越安全。”

在推特，Instagram, reddit等海外社群网站上，能看到不少网友商量着要去线下张贴与四通桥事件相关的横幅或者海报。还有身在中国的网友虽然害怕被抓，却仍然在不断询问有没有什么不容易被发现的渠道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当然，不支持这些海报上的内容的人也不少。有些大学校园里的海报就在张贴之后被人为破坏，亦有人打印了“迎接20大”的纸张覆盖在这些海报上。

谢选骏指出：六四屠杀比全面清零更有冲击力，但后者的涉及人数更多，“更接地气”，所以如果持续下去，改变中国的力量可能更大。

【41、六四屠杀是永恒的反面教材——六四以外的意义就是不可杀人】

《香港〈国安法〉》下纪念“六四”，传承者邹幸彤谈“坚持底线和拒绝红线”》（林祖伟BBC中文 2021年6月3日）报道：

邹幸彤自小学开始，每年跟着父母到香港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举起烛光，纪念中国北京天安门1989年“六四”镇压事件。

“小时候未必很了解发生什么事，但维园那种悲伤情绪令人触动， 会因那些歌而伤感，对小朋友来说，六四就是简单的对错。为何突然要杀争取民主的哥哥姐姐？”

逾30年的维园烛光，是众多香港80后、90后的政治启蒙，孕育了无数像邹幸彤般的民主追随者。

今年37岁的邹幸彤， 如今的身份是维园烛光晚会主办单位支联会（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的副主席。

令她自己更熟悉和舒服的角色本是幕后军师，不多抛头露面，也并不为外界熟悉。

但在李卓人、何俊仁等香港民主前辈和支联会高层相继因示威案件而身陷囹圄之后，为势所迫，邹幸彤决定站出来，成为组织的主力。

“我本身做中国维权相关的事宜，本就不应该抛头露面，但多人坐牢，没办法，总得有个人出来说话，可惜的是我高调出来，就要中断很多国内的联系，” 她说。

2020年的“六四”维园烛光晚会，被香港当局以疫情理由不予批准。但数千市民还是设法进入维园，手举蜡烛完成了香港人对六四的悼念仪式。代价是，数十人被香港警察抓捕，被指控煽动或参与未经批准集结。

邹幸彤也因此被捕，对她的案件审理已进行一段时间，预计她还要在6月11日出庭。

2021年，疫情中，香港的日常生活在逐渐恢复。如每年一样，作为维园烛光晚会的主办方，支联会在4月27日向警方提交组织申请，被以疫情为由不予批准，上诉，还是驳回，5月29日，当局告诉邹幸彤，今年没有维园“六四”晚会。

各方官员并多番警告，6月4日当天，如果香港市民参加任何纪念活动，会面临最高五年牢狱刑责。

坏消息继续传来。由支联会搭建并辗转运营的“六四纪念馆” 5月30日重启，两天后便被当局通知没有“公众娱乐场所牌照”， 支联会对外宣布，需要暂时闭馆。

媒体聚光灯又收拢过来，话题从支联会的纲领“结束一党专政”会否触犯港区《国安法》，到支联会会否被取缔。

四面楚歌

独自坐在位于金钟办公室，邹幸彤对BBC坦诚这是筹办“六四”活动最困难的一年。

“整个社会气氛很差，有很多恐惧，和平集会也可能被判15、18个月，心理压力很大。”

“感受就是孤独，所有事情都要自己想、自己写、自己讲，很难受，而且不容易适应，坦白说，全都自己做，有时候真的做不来。”

一个很具体的调整就是，支联会不再以组织名义举行“六四”晚会。 但放弃纪念不可能的。邹幸彤决定以个人名义呼吁各界当天在街上燃点烛光自行悼念。

疫情也好，政治压力也好，邹幸彤觉得都不是借口。

会因为躲避《国安法》中的骇人条款放弃那些港人耳熟能详的支联会六四口号吗？

邹幸彤说， 不会。

知道这些做法和立场可能令她承受更多刑责吗？

她说，当然知道。“为争取民主付出代价，我愿意。”

“这就是香港现在的状态，你要在专政之下争取民主，被捕是不可避免的，要来就来吧。”

弃念博，投身人权工作

邹幸彤在香港长大，从小成绩优秀，是钻研科学专业的学生。

从小在香港习惯了在每年的6月4日，同家人去维园，点烛光。 在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地球物理学博士发现英国居然没有这样的纪念，才顿觉香港的价值，和自己与“六四”情感上的难以割舍。

从那时起，好学生邹幸彤一直在英国组织与“六四”相关的纪念活动，乐此不疲。

2008年汶川地震是她人生的转折点。她在剑桥的研究方向就是地震，她迫不及待地需要一切与地震相关的信息，却被告知，剑桥大学属于海外科研组织，进入中国大陆做实地研究是不被允许的，理由是“维稳需要”。她参与的项目被腰斩。

这位地球物理学博士生彼时发现，单纯埋首科学研究无法造福人民。 如果自由都没有，做博士何用？安稳的实验室生活何用？

她决定弃读博士。这样重大的决定，有过挣扎吗？

邹幸彤说，有小小。

“但那是有点年轻人的理想主义，想做一些这时代和社会需要的工作。”

决定下来，马上一切工作生活方向全部改变了。她离开英国，返回香港。 开始全身投入人权组织，陆港两边跑，协助中国农民工维权，经常陪着农民兄弟在基层打官司、维权、上访。

同一时间，她在支联会做义工。并在香港念法律。

2012年，中国大陆对社会运动和农民维权活动越发不予容忍。邹幸彤感到，她在香港参与支联会这样老牌民运机构的义工活动，也许会被大陆方面视作“敏感”，会影响她在大陆的关联机构和同事安全。

权衡之下，邹幸彤开始在香港做大律师。

在香港的政治光谱中，支联会是被本土派年轻人视作“大中华胶”的老组织。 他们主张以“爱国”、“大家也是中国人”的前提，为香港争取民主，进而影响大陆的民主进程。但年轻人认为这种政治思维老牌又传统。

陆港矛盾日益激化、香港本土意识加强，热衷政治的香港年轻人一度开始讽刺“六四”晚会上的烛光和歌声是“行礼如仪”，并拒绝支持六四和帮助争取中国的民主，转而强调香港本土的抗争与民主未来。支联会的目标和做法，均与年轻人格格不入。

2014至15年，支联会希望增加相对年轻的声音，当时，30来岁的邹幸彤已是支联会最年轻的一代，先后成为常委和副主席。

但纵观香港民主派阵营，更多比她年轻的活动人士层出不穷。

去年市民无视警方禁令，坚持到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参与悼念活动。

去年香港市民无视警方禁令，坚持到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参与悼念活动。

今年香港市民仍然可以用悼念烛光点亮维园，但很多人担心《国安法》实施后，悼念晚会将难以举行。

去年香港市民仍然可以用悼念烛光点亮维园，但很多人担心《国安法》实施后，悼念晚会将难以举行。

邹幸彤夹在两个世代中间，一方面受上一辈的启发和教导，一方面也理解年轻人的想法，她自言并非“大中华胶”，而是主张民主自由是跨越国界的理念，纪念“六四”与否和身份认同没有关连。 她认为， 各界最大的共识就是政权杀人是不对，这就是坚持悼念“六四”的理由，就算支联会有不同意见的人也需要包容，这才是民主的体现。

以往与中国民运人士的工作经验令她明白，中国仍然有很多人努力为追求民主奋斗。那些多年来支援和争取中国民主的人，带给她更多的是勇气和信念。

他们在高压所处的环境，如同当下香港人面对更严峻的打压。 邹幸彤认为， 港人可以从中学习的是“坚持”，就算不能够集会抗议，说话或会受到刑责，也可以透过公民社会举办街站、读书会、电影会等，就各种议题发表意见，并继续教育下一代人权、民主自由是什么。

“追求民主是很漫长，而且需要韧力，不是说一次的行动就可以成功。”

国安法下的“六四”对香港的意义

不过，这种讨论似乎已经过时。2019年香港经历多个月的“反送中”示威，年轻人透过激烈手段对抗政权，换来当局更严厉的打压，上万人被捕或被控，《国安法》下不少政治人物宣布流亡，或是退出政坛。

香港的年轻人意识到，在威权政府下争取民主并不容易，无论当年身在北京的学生或是近年在街头的香港年轻人，也是面对同一政权。

一场学生运动，为何以武力镇压结尾？

本土派与支联会在这一形势下似乎跨越了党派与路线之争。

2021年，过去几年本土与大陆民主目标之争中，曾一度反对支联会悼念活动的人，也纷纷表态要悼念“六四”。

目前所有人都意识到，共同的压力和阻力在哪里。

本土派现在把中国民运人士和支联会视为盟友，需要互相表达支持和“围炉”。 另一方面，是否还在香港坚持悼念“六四”，已经被外界视为在国安法实施之后，在这个城市里，香港人是否仍能发声的指标。香港年轻一辈面对自己朋友和手足被捕，时常要出入监房探监，他们更体会到六四有六四以外的意义，因为现在已没有可以表达政见的渠道。

这已经被香港人举了30多年的历史最悠久的政治活动，会否终结，全世界都在密切关注。

站在空空如也的维园广场上，身着黑衣的邹幸彤说：“今年《国安法》下悼念六四对香港人来说，是多了一层意义，那代表了香港人反抗的意志以及政治表达的底线，我们会否让他们用红线替换我们的底线？”

她的T恤后背上，印着八个字“真相、自由、生命、抗争”。

“这坚持30多年的传统活动，早已在香港人的基因当中，就算我们被人取缔，或是情况再坏，我都相信香港人会记得这个日子，悼念行动最简单就是燃点蜡烛，下街去点一支蜡烛，你要抓我吗？”

谢选骏指出：什么是“六四有六四以外的意义”呢？更进一步，“六四以外的意义”是什么呢？我认为，那就是“不可杀人”！不可杀人，是《圣经》启示“上帝十诫”——

十诫

十诫（希伯来语：Asereth ha-Dibrot；英语：Ten Commandments 或Decalogue），根据《圣经》记载，是摩西颁布的律法中的首要的十条规定。以十诫为代表的摩西律法，在基督教中也有很重要的地位。

《圣经》记载，那时候，上主在西奈山上单独见摩西，颁布十诫和律法，亲自将十诫用指头写在石板，摩西下山后看到以色列人离弃上帝在崇拜一只金牛犊，愤然将石板摔碎。后来上主又再一次颁布十诫，写在石板，放在约柜，存放在敬拜天主的会幕的至圣所，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建成圣殿以后，就放在圣殿的内殿。后来石板失传，可能是在公元前587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二世焚毁第一圣殿时被毁。

内容

十诫的内容在《旧约圣经》中出现三次。在《出埃及记》20：2-17和《申命记》5:6-21两处的记载大致相同，传统犹太教认为，此处记载的，是上帝第一次给与十诫时的内容；第三次出现在《出埃及记》34:10-27中所记载。

通常在提到十诫时，所指的是《出埃及记》20：2-17这段的内容。

十诫的三种版本

和合本译文

出埃及记 20:2-17 申命记 5:6-21 出埃及记 34:10-27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像、仿佛上天、下地、和地下、水中的百物。

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　神是忌邪的　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

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们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

当记念安息日、守为圣日。

六日要劳碌作你一切的工，

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　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和你城市里寄居的客旅、无论如何都不可工作。

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

当尊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　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

不可谋杀。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陷害人。

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

我是耶和华你的　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像、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

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　神、是忌邪的　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

不可妄称耶和华你　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

当照耶和华你　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

六日要劳碌作你一切的工、

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　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橙、牲畜、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作、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

你也要记念你在埃及地作过奴仆．耶和华你　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　神吩咐你守安息日。

当照耶和华你　神所吩咐的、尊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　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

不可谋杀。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陷害人。

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也不可贪图人的房屋、田地、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

耶和华说、我要立约、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是在遍地万国中所未曾行的．在你四围的外邦人、就要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因我向你所行的是可畏惧的事。

我今天所吩咐你的、你要谨守．我要从你面前撵出亚摩利人、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

你要谨慎、不可与你所去那地的居民立约、恐怕成为你们中间的网罗。

却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

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忌邪的　神、名为忌邪者。

只怕你与那地的居民立约、百姓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祭祀他们的神、有人叫你、你便吃他的祭物、

又为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他们的女儿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使你的儿子也随从他们的神行邪淫。

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

你要守除酵节、照我所吩咐你的、在亚笔月内所定的日期、吃无酵饼七天、因为你是这亚笔月内出了埃及。

凡头生的都是我的、一切牲畜头生的、无论是牛是羊、公的都是我的。

头生的驴、要用羊羔代赎、若不代赎、就要打折他的颈项。凡头生的儿子都要赎出来。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

你六日要作工、第七日要安息、虽在耕种收割的时候、也要安息。

在收割初熟麦子的时候、要守七七节．又在年底要守收藏节。

你们一切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

我要从你面前赶出外邦人、扩张你的境界．你一年三次上去朝见耶和华你　神的时候、必没有人贪慕你的地土。

你不可将我祭物的血、和有酵的饼、一同献上．逾越节的祭物、也不可留到早晨。

地里首先初熟之物、要送到耶和华你　神的殿。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

（十诫在被引用中常常是圣经原文的简约，除天主教外，并无标准字句样式，以下所列供参考。）

天主教会

第一诫 钦崇一天主在万有之上。

第二诫 毋呼天主圣名以发虚誓。

第三诫 守瞻礼主日。

第四诫 孝敬父母。

第五诫 毋杀人。

第六诫 毋行邪淫。

第七诫 毋偷盗。

第八诫 毋妄证。

第九诫 毋愿他人妻。

第十诫 毋贪他人财物。

东正教会

第一诫 曰吾乃尔主上帝，吾之外毋奉他主。

第二诫 毋造捏偶像及凡天上地下土中水间，所有诸物之像，毋叩拜奉事之。

第三诫 毋以上帝尔主之名而轻发

第四诫 记忆以第七日为圣期。六日间任尔做工营尔诸务，而第七日乃属上帝尔主。

第五诫 孝敬尔父母则吉祥必及尔身而延寿于世。

第六诫 毋杀人。

第七诫 毋行邪淫。

第八诫 毋偷盗。

第九诫 毋妄证。

第十诫 毋恋人妻毋贪人之宅屋田庄仆婢牛驴等并一切凡系人之物。

新教

第一条　不可拜耶和华以外的神；

第二条　不可制造偶像与拜偶像；

第三条　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字；

第四条　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

第五条　应尊敬父母；

第六条　不可杀人；

第七条　不可奸淫；

第八条　不可偷盗；

第九条　不可作假见证；

第十条　不可贪心。

谢选骏指出：六四屠杀违背了“不可杀人”的律法，所以成为永恒的反面教材。

【42、六四游魂拍摄新疆集中营】

《猛人！中国网民实地拍摄新疆再教育营 匍匐爬行接近…》（RFA 2021-11-17）报道：

中国网民关关走访新疆，依照美国媒体BuzzFeed新闻披露的卫星照片，实地勘察新疆拘留营  推特截图

一个名叫关关（guan guan）的中国网民最近走访新疆，依照美国媒体BuzzFeed新闻中披露的卫星照片，实地勘察新疆拘留营并露脸拍视频做纪录。这部名为《寻找新疆集中营》的视频上传到油管（YouTube）后引起广泛注意，相关专家学者也在推特上进行分析，将视频中纪录到的建筑与卫星影像交叉比对，进行核实。

“（BuzzFeed）网站公佈的也只有卫星地图的照片，这些标记的建筑具体在哪裡？在现实中是什么样子？他们周围的环境又是怎么样的？带着这样的疑问我再次来到新疆。”来自河南的关关在视频开头如此说道。他提到许多外国记者遭到限制，无法进入新疆访问，“外国记者不能去，但是我可以啊！”

20分钟的视频裡，关关造访了8个城镇和18个设施，包括哈密市、木垒县、吉木萨尔县等，视频包含各地看守所、拘留所、再教育中心、强制隔离戒毒所、农牧民培训学校等设施建筑，许多建筑从外观可看见铁丝网、铁栏杆、瞭望台等，或是高挂“劳动改造”、“文化改造”等标语。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许多设施在百度地图上都没有出现。

“……位于西域路和人民西路交叉口的西北角，在百度地图上一片空白，实际上是吉木萨尔县拘留所。”

拍摄网民相信已经离开中国

除此之外，关关开车前往一条通往营地的碎石小路，并匍匐前进爬上沙坡，拍摄达板城区一处2019年新建成的监狱，他在视频中提到这是游客不应该出现的区域，由于周围无遮蔽物，站立拍摄恐怕会引起注意，所以他只能爬行前进。《寻找新疆集中营》是关关在“城乡随拍”系列的第5集，于2020年拍摄。据悉关关目前已经离开中国，在记者截稿前他尚未回复置评请求。

这部视频在推特上引起回响，多位曾借助卫星照片来定位拘留营的西方专家，将视频出现的建筑与先前公布的卫星图做对比。去年参与澳大利亚智库“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新疆数据计画”的研究员拉瑟尔（Nathan Ruser）就在推特上分析，上述关关所拍摄的新监狱，是位于新疆最大再教育营“乌鲁木齐市第三看守所”的最西边，拉瑟尔称这个再教育营佔地约比迪斯尼乐园大 3.5 倍。

“这个视频不仅提供了新疆拘留制度前所未有的图像，还暗示了这些集中营的规模，以及自 2017 年以来，因信仰和文化而被拘留的人数。” 拉瑟尔写道。他在“新疆数据计画”中披露，新疆现有的超过380所拘禁设施中，有61处正在陆续增建。

许多培训中心已经关闭或转型成看守所或监狱

除此之外，建筑学专家艾莉森·奇林（Alison Killing）也在推特上将视频中的建筑、卫星照片搭配经纬度分析核实。奇林是BuzzFeed新闻针对新疆拘留营系列报导的共同作者之一，她表示：“我很佩服这个人去新疆寻找这些营地的勇气，我也很感谢这些新信息，它帮助我们证实现有的证据，并让我们更了解那裡发生了什麽事。”

今年夏天，美联社（AP）记者在由中共官员陪同下，参观了达坂城的乌鲁木齐第三看守所。虽然中国政府在2019年称新疆再教育营的人都已经“毕业”，报导却指出虽然许多培训中心已被关闭，但部分已经转型成看守所或监狱。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中国政府正在为了推卸国际追责和外交压力，竭力在当地採取更加隐蔽的手段。”他指出许多“职业培训学校”、“教育中心”都是掩盖集中营真相的手段，部分设施在百度地图上无法显示就证明了这点。

网民嚎叫：

新手一位 发表评论于 2021-11-18 07:15:14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standardpoodle 发表评论于 2021-11-18 07:05:14

看守所和监狱（包括劳动改造中心，少管所，xx教养所的。。。）在中国不是新鲜的东西。。。可能有不少公司、工厂或部队营房的。。。就被当成了集中营。。。开始还想装一下客观。。。后来看到的就直接就是集中营了。。。最后的结语就很好地说明问题了。。。看到这些个所谓的集中营，根本没有什么防范，摄录者这么专门去拍摄（带有"揭露"目的的），都没有看到门口的武装人员，也没有看到这些个集中营里面的一丝活动。。。很说明问题了。。。

hppyny 发表评论于 2021-11-18 06:25:00

纠正：没有杀害过人的共产党员hppyny 发表评论于 2021-11-18 06:24:00

kaimenhong, 设想一下：因为中共在历史上杀死／害死很多人，所以被政府定义成邪教／宗教极端主义，所有没有杀害过共产党员也被当作恐怖分子对待，被抓进集中营进行思想改造，你觉得应该？

大荣确 发表评论于 2021-11-18 06:09:41

river2020 发表评论于 2021-11-18 05:10:11

看的中文的都看到了那一排中文字，“听党指挥、敢打胜仗。。。。 ”

************

这是给集中营看守们看的。没点精神支柱，仅凭人类自然的良知和常识，他们早就精神崩溃了。

gdx2015 发表评论于 2021-11-18 05:55:34

劳动改造，文化改造，写什么标语？！生怕别人不知道？蠢！

zzbb-bzbz 发表评论于 2021-11-18 05:19:35

污粪们对中国的了解大都停留在上世纪90年代初之前，就能知道它们都是些什么货色

river2020 发表评论于 2021-11-18 05:12:13

就是当那些白皮肤不认识那几个字吧！骗到造谣台去了，这个家伙真敢做啊！

river2020 发表评论于 2021-11-18 05:10:11

看的中文的都看到了那一排中文字，“听党指挥、敢打胜仗。。。。 ”，这个所说的是拘留所？给那些囚犯看这个？

huntridge 发表评论于 2021-11-18 04:29:00

误导。有些是看守所有些故意不show正门不知道是什么单位。一味说集中营。新疆有恐袭。铁丝网不奇怪。

密码忘记了 发表评论于 2021-11-18 03:40:25

真真假假的照片。故意混淆军营，监狱，教育营。有个院子，就算上，卖照片挣钱呗。

教育营是肯定存在的，很多人在有些时候也是强制执行的。但是再教育的目的，是提高文化，工作技能，提高就业机会，防堵极端宗教思想，防堵恐怖分子的产生。目的是社会稳定，保护生命。实际防恐成果也是非常明显的。

二战纳粹集中营是以虐待，及消灭犹太人的肉体为目的的。两者之间，天壤之别。

别有用心的人一定要把教育营说成是集中营，以达到恶名化，污名化的目的，证明种族灭绝的存在，如此而已。

没敢说 发表评论于 2021-11-18 02:48:52

功臣！勇士！

Trumpeter 发表评论于 2021-11-18 02:04:16

华春莹：这个教育营的存在，恰恰证明了中国政府的仁慈，没有释放毒气弹消灭维吾尔人。

这个教育营就是中国政府伟大光荣正确的象征！

kaimenhong 发表评论于 2021-11-18 00:51:51

当一旦把某种价值观奉为圭臬后，你的思维就固化了，就不懂什么叫实事求是。解决宗教极端主义，绝对不能犯幼稚病，必须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实际制定政策方法。解决新疆问题，中共摸索出来的方法就是教育与打击相结合，教育中包括基础教育、技能教育、思想教育相结合。再教育营是一个半强制临时性的教育机构，是监禁改造与社会教育中的过渡。这个创造非常好，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

进城见朋友 发表评论于 2021-11-18 00:01:11

新疆式的集中营在宁夏、西藏也出现了，内地多省也在建造所谓的“教育培训中心”，可以容纳数以万计的人。中共一旦发现某种镇压、迫害民众的维稳方法有效，就会迅速将其推广到全国各地。在一个缺乏法治和正义的国家，每个人随时都可能成为受害者，有那么一句名言在今天的中国非常适用：对一个人的不公，就是对所有人的不公。关注那些遭受不公者的遭遇，就是捍卫我们自己。马丁路德金说过：“历史将会记录，在这个社会转型期，最大的悲剧不是坏人的嚣张，而是好人的过度沉默。”讲到人权、法治，很多人说那是政治，与我无关。但，他们今天能迫害别人，明天就能迫害你！

river2020 发表评论于 2021-11-17 23:53:43

原来不允许设有监狱的，第三看守所，是比监狱要轻松一点的地方，这个国内每个省都有很多吧！视频里面看不到一个人，不知道究竟关着什么人啊！这就可以使劲编了。

Liantao 发表评论于 2021-11-17 23:30:55

一个和谐国家 街道空空荡荡 街两边却都是长长的高墙 铁丝网。居然还有伞兵洗地。

truth_hurts 发表评论于 2021-11-17 23:17:42

最震撼的是集中营的规模之大！车好像开好久才开到另一端，这规模是要把所有新疆维吾尔族人全部装进去！

kaimenhong 发表评论于 2021-11-17 22:48:16

你不愿意的事情多了，都顺你心意？你愿意考试吗？你愿意上班吗？你愿意交税吗？你愿意得病吗？惯的你，毛病这么多。你生下来对你爸妈说，我不愿意当你的孩子，我要做巴菲特的儿子，把我塞回去吧。

lovNordstrom 发表评论于 2021-11-17 21:37:03

愿不愿意，要人家自己说了算。你说有个鬼用。把别人关起来，你们来替人家表达意愿。真好笑。

wilson16 发表评论于 2021-11-17 21:56:00

看不出这些照片有任何价值，侦查卫星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拍的比这还清楚。

kaimenhong 发表评论于 2021-11-17 20:30:49

你不愿意来，是你不在那种环境。你看中东那些穆斯林，一大堆年轻人在荒芜的土地上混日子，浑浑噩噩，不知未来在哪里。你小时候，你爸妈没有打骂你管束你？难道他们想害你？最可恨的还是美国这样的制度，养着一群懒人，养成了废物、毒瘤。对社会无益、对家人无望。

Huilianghu5 发表评论于 2021-11-17 21:29:49

国内的民族矛盾本来就有不同程度，新疆算是最严重的。九十年代初就有内部消息说人大会议上新疆代表中维族汉族分开坐。更早是伊犁事件维族集体出逃。最后是恐怖主义渗透进新疆，这才有再教育营。把它称为集中营，与纳粹那种集中营相提并论，过分了。不可能因为宗教信仰而被送进再教育营。参与恐怖活动违法的肯定抓起来了。不够档次的才进再教育营。

新加坡无花果 发表评论于 2021-11-17 21:15:00

其实这个视频还算好，没有作假，也不是胡编乱造，不过倾向性太明显，分析也是有罪推论。

lingc 发表评论于 2021-11-17 21:12:00

英雄。

SayNothing 发表评论于 2021-11-17 20:53:03

3分真，7分假，你信还不信？！！看了一些其他的视频，感觉是挣外快的小伙子，不知道是勇敢还是愚蠢，竟然露脸播，难道他不知道有些机关不用翻墙？

美丽泉水 发表评论于 2021-11-17 20:47:08

要治理中国，能治理中国的能人有的是，都被共产党这个劣币驱逐良币的系统搞掉了。上去的都是一帮马屁精。被一个小学生领导。还要永久执政。整天说老百姓素质低。又要建墙蒙住老百姓的眼睛堵住老百姓的耳朵来愚弄老百姓。赶紧滚进历史的垃圾堆吧。

nh22 发表评论于 2021-11-17 18:29:32 

最后一句话不喜欢。共产党下台，谁来治理中国？一盘散沙只能让中国更危险，看看平均素质比中国老百姓高多了的美国，已经这么个狗屎样了，你让一样的管理办法去管理中国老百姓？我相信只有和乌克兰，利比亚，伊拉克一样从有序变得更差。

hppyny 发表评论于 2021-11-17 20:46:00

kaimenhong, 没有人反对建福利性质的培训学校，你愿意去像监狱一样的培训学校，不等于其他人都愿意去。

吃素的狼 发表评论于 2021-11-17 20:40:00

呵呵，五毛粉红们应当明白，这个视频不是给你们看的，你们的骂街也毫无价值。这样的视频，应该给穆斯林世界看，给塔利班看，给最新成立的突厥国家联盟看滴。可怜的王毅，又要疲于奔命，不活活累死，也要累傻，五毛粉红们给王公公捶腰挠背才是正道。

马年生 发表评论于 2021-11-17 20:37:36

编的越细微，漏洞越多。这种谣言已经骗不到人了。

美丽泉水 发表评论于 2021-11-17 20:36:10

集中营里面没有管教的营房？

tesuji 发表评论于 2021-11-17 20:15:53

石山斤 发表评论于 2021-11-17 17:37:57

影片里还有带看守塔的“集中营”屋顶标语写着：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哈哈哈集中营的囚犯能打胜仗哦

===

看得仔细，顶！在12:11左右出现的那个有许瞭望塔，有铁丝网又点不像监狱的campound（因为太大了）的一座楼顶上确实有这个标语，所以这个地方可能是一个军营，骗有执念，脑袋被洗残了的人挣钱真的是很容易。

hppyny 发表评论于 2021-11-17 20:20:00

kaimenhong, 如果这真的是培训学校，党不强迫他们来学习，自觉自愿，学习技能，也不强迫改变信仰，还免费，那当然是好事，但你这培训学校还建成像监狱是的，谁信？谁愿意来？

hppyny 发表评论于 2021-11-17 20:30:00

tesuji:没进去的是些什么人？当然是遵纪守法不信伊斯兰教的人，也有信仰共产主义且犯了反人类罪的以习特勒为首的各级下令和执行集中营的人，以后应该让习特勒到这里来坐牢。

manyworlds 发表评论于 2021-11-17 20:28:33

这种监狱照片美国多的是，关的都是被判“再教育”的。

Can_Kan_Wxc 发表评论于 2021-11-17 20:28:00

我只想对RFA说一句：造谣无底线的货，我草你妈。

秦风汉魂 发表评论于 2021-11-17 20:21:20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事实证明，只有中国政府才能从根本上遏制恐怖和分裂活动。我是疆二代，乌鲁木齐出生长大，亲身经历了新疆由制到乱的过程。希望这里有良知的中国人想一想，谁最希望中国乱，中国哪个省最容易乱？

老戗 发表评论于 2021-11-17 20:20:31

其实中共带有一定强制性的再教育政策是对付极端宗教影响的最佳手段！你们谁能还能想出更好的办法来么？唯一的问题就是不够公开透明，不够规范！

tesuji 发表评论于 2021-11-17 20:15:53

石山斤 发表评论于 2021-11-17 17:37:57

看得仔细，顶！在12:11左右出现的那个有许瞭望塔，有铁丝网又点不像监狱的campound（因为太大了）的一座楼顶上确实有这个标语，所以这个地方可能是一个军营，骗有执念，脑袋被洗残了的人挣钱真的是很容易。

rosin 发表评论于 2021-11-17 20:02:00

监狱可不就是这个样子的？大惊小怪。你拍一个美国的监狱试试？靠一张标准的监狱图就开始信口胡诌，万万伦伦们的无耻招数早就不新鲜了。

一路小跑 发表评论于 2021-11-17 19:57:26

哈哈哈哈哈,从来没见那么多五毛出来洗地,果然是带任务,真假集中营以前还有疑问,现在看起来是真的了,要不哪来那么多五毛.加油五毛.

kaimenhong 发表评论于 2021-11-17 19:54:45

什么叫抓起来，是去学习。这些新疆人啥也不会，进入社会也没竞争力，现在免费学习免费吃饭还免费安排工作，是我那得感恩社会感恩党！

hppyny 发表评论于 2021-11-17 19:18:00

kaimenhong: 想象一下你信仰伊斯兰教但遵纪守法，但政府还是把你抓起来，你也许进去再也出不来了，你做何感想？你这样的人才应该进集中营。

学习组 发表评论于 2021-11-17 19:52:22

中国都是给亿万爱国的中国人民害的，是你们说的欢迎到新疆走走看看揭露真相的。澳大利亚境外势力根据卫星图片，确认了新疆385个疑似教培中心 ***xjdp.aspi.org.au

你们去不去新疆走走看看，也拍几个视频，揭露下那些地点不存在，或根本不是教培中心或集中营呀？为什么爱国的中国人全在键盘上，没有一个行动的，10亿分之一都没有？

zhongxin889 发表评论于 2021-11-17 19:50:44

American can not read Chinese characters.

tesuji 发表评论于 2021-11-17 19:49:59

Calsh2007 发表评论于 2021-11-17 19:39:00

中国有勇气的年轻人！就和支持台独一样，你们跟着西方的指挥棒起舞指控什么新疆集中营、种族灭绝等，只会和大多数中国人分离的越来越远。

tesuji 发表评论于 2021-11-17 19:47:00

Calsh2007 发表评论于 2021-11-17 19:39:00

中国有勇气的年轻人！

zeroLux 发表评论于 2021-11-17 19:36:43

lovNordstrom 发表评论于 2021-11-17 19:22:00

希望这个人平安。希望这个人的家人也都平安。

不见不怪 发表评论于 2021-11-17 19:35:01

对恐怖分子的教育必须深入。中国才能长治久安

Liantao 发表评论于 2021-11-17 19:30:38

这小伙子是个英雄。

lovNordstrom 发表评论于 2021-11-17 19:24:37

我是进来看五毛们表演的。

阿宽 发表评论于 2021-11-17 19:23:23

这个人是在帮中国政府的，说白了，中国一直说没有，西方一直说有的，其实就是监狱，你把监狱说成再教育营，可以接受啊，问题是你把关在监狱里的人往大里说，原来症结在这，原来我一直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西方说的有模有样，中国却一直强调没有。直接说中国的监狱没有人权，估计可信度还高些，非得把整个新疆人都整进去，难怪中国没人信。

hppyny 发表评论于 2021-11-17 19:23:00

LOAK, 建筑好，但没有自由，看你这么喜欢集中营，又信中共邪教，不久的将来你有望进集中营享受。

lovNordstrom 发表评论于 2021-11-17 19:22:00

希望这个人平安。

MacGyver 发表评论于 2021-11-17 19:21:00

2002 年的时候遇到一个逃出新疆维吾尔人，他告诉我的关于新疆的一切非常震惊，那时没有集中营，都是进监狱。估计监狱不够用了只好这么干。维吾尔人真的很可怜。他说十年间他进出监狱无数次，跟你一个罪就把人带走。他是父亲丈夫，一家之主。但是他不得不离开他的家。逃到国外去了，可是他的亲人没有护照不可能出来，他到处想办法给家人搞护照。我同情但是我帮不上他。希望国际社会发声给这些不幸的人生存的机会。

hppyny 发表评论于 2021-11-17 19:18:00

kaimenhong: 想象一下你信仰伊斯兰教但遵纪守法，但政府还是把你抓起来，你也许进去再也出不来了，你做何感想？你这样的人才应该进集中营。

笔名已被占用 发表评论于 2021-11-17 19:17:34

回 —— 5AGDG !除非中共杀光维族人，否则这样搞只能结下血海深仇。”—————————————

老 5 呀

新疆人现在

安居乐业

其乐融融

2019年

新疆接待超过2亿游客

你见过有这样血海深仇的吗？

LAOK 发表评论于 2021-11-17 19:15:03

难以置信的是这些新建筑都太好了！比当地老百姓的住房好太多了！楼房现代，高举架，大窗户！如果真的是圈疆独的也花费颇高呀！看上去比美国的监狱好太多了！大概赶上北欧的监狱水平了！

tesuji 发表评论于 2021-11-17 19:12:14

看到结束也没看明白此人凭什么说这些地方是“集中营”，特别是这些地方连个人影都看不到，也不像里面有工厂（不是说强迫劳动吗？），有的明确有牌子说是监狱或戒毒所，能关人就是“集中营”？什么逻辑？而且，既然西方这么大肆攻击中国的集中营，这些地方如果是集中营，就没人在路上设个检查站什么的防止无关的人靠近？还有，这集中营据说关押了成百上千的（中国认为的）恐怖分子，就这安保？没有持枪站岗的，附近连个警车/军车都没停一个？事实上整个视频就出现一个警察，这像是个人人自危，百姓活在恐怖之中的地方吗？

笔名已被占用 发表评论于 2021-11-17 19:10:27

这样的规模 住一两千人.要关超过100万人 要有1000才够

.有谁在卫星图片上 找到新疆有1000个这样的构筑物了？

kaimenhong 发表评论于 2021-11-17 19:03:54

要我说，这个再教育营还真不错。把这些宗教极端思想的人弄进去好好学习，技能培训一下，思想净化一下，虐气打击一下，出来安排工作，可以啦，还蹦跶个啥。以后这些练功的、闹独立的，都有个归宿，挺好的。

LAOK 发表评论于 2021-11-17 19:03:12

先佩服一下这小伙儿！反中反共就得像他一样才有可能！要拿命来换！看来是CIA还是招募到了一些内应！应该重赏！所有他去过的街道应该不是保密的。他没有受到任何阻拦。以前BBC也招募啦很多中国人，不知为什么没有去这些地方。不过他看到的都是大都是明示的拘留所。这些大型建筑物西方的卫星应该能看的很清楚。中国为了防止暴动，修建大型拘留所可以理解。这些建筑都很新，尚且看不到人。猜想是储备所用。不管怎么样，台湾人要想独立别等美国人。像这个小伙一样拿命来换！要不然连曹长兴都瞧不起你们！

bluemoon1962 发表评论于 2021-11-17 19:01:30

这个变态轮子敢这么露脸，大概也就是仗着他一身黄皮，拍完之后就可以溜之大吉，撒谎也不用负责，凭这个视频，如果还没有，也可以捞个绿卡什么的。监狱，拘留所就是集中营？有铁丝网的建筑就是集中营？美国的监狱没有铁丝网，大门敞开犯人可以自由出入？

kaimenhong 发表评论于 2021-11-17 18:58:43

你不懂了吧，新疆的县有的比省还大，最大的若羌县面积达20.23万平方公里。而韩国的面积是10.02万平方公里，若羌县顶的上两个韩国。

日人民报 发表评论于 2021-11-17 18:38:20

地球上哪里会每个县都有拘留所和监狱？

何西2017 发表评论于 2021-11-17 18:58:00

上海市区就有监狱啊老兄们

何西2017 发表评论于 2021-11-17 18:56:00

拍摄的人戴着偏见去的，此人可以去，而且一路没有被查，就说明其他记者也能潜入拍摄，问题是劳改农场是有的，这个问题中国也承认，把劳改场叫做集中营，这位小兄弟没见过真正集中营

gameon 发表评论于 2021-11-17 18:50:13

从逻辑上分析。如果这些是关押新疆人的学习营。根据学习营的特点，关押时间短，外出劳动教育多，拍摄者在拍摄过程中，遇见送学员下地干活的队伍，或车辆机会非常大。最起码会遇见学员家属探视，或家属接毕业学员回家的车辆。但视频从头到尾，"学习营"附近都是空荡无人。

所以只有一种解释，这些建筑物应该是关押刑事犯的监狱，或拘留所。

hppyny 发表评论于 2021-11-17 18:50:00

旧的法西斯灭亡了，新的法西斯又成长起来了。不知不觉中国在习特勒的领导下已经变成了一个法西斯主义国家：宣扬国家强盛／民族复兴，对内压制，实行强人统治，禁止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对外侵略扩张。习特勒的扩张包括：推崇贸易全球化但自己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一带一路”新殖民主义，南海填沙造岛／军事化岛屿，在新疆设立集中营，取消香港一国两制，对台湾威胁武统，实行债务外交/战狼外交/霸凌外交/人质外交。“上帝欲使人灭亡,必先使其疯狂”。和好战好斗的贪婪狂妄的德国纳粹最终灭亡于它发动的侵略战争一样，武统台湾会是习特勒让中共引火烧身的导火索，它将遭遇八国联军, 最终被群殴而死。习特勒的这一“丰功伟绩”将被计入史册：通过把中共的专制统治加强成法西斯统治，从而加速中共的专制统治的灭亡。德国纳粹法西斯虽然灭亡了，但德国没有灭亡；同样中共专制统治会灭亡，中国不会灭亡。祝愿中国大陆人民早日摆脱顽固五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  查看完整评论

人生悟道 发表评论于 2021-11-17 18:42:13

新疆一直是中国监狱的集中地，内地的很多犯人都是关押在新疆的，因为地广人希，也因为需要劳动力，正好让犯人劳动改造。拍几个监狱或者劳改中心，就认为找到集中营了，脑子进水了。

芬妖精 发表评论于 2021-11-17 18:41:41

这个新闻下的回帖里展示了3+2们洗地的各种角度：传统派的-哪个国家没有监狱？；刁钻派的-不管是不是集中营，中国的基础建设是真好；耍赖派的-没有大规模强迫劳动的照片，不信；死硬派的-幸好有集中营，要不中国跟美国一样乱。还有什么派别的，欢迎补充。

日人民报 发表评论于 2021-11-17 18:41:30

没用的，就是捉奸在床了，一大群人还说，没用拍到运动的瞬间，就不能床上谈天气么？

hppyny 发表评论于 2021-11-17 18:41:00

没有共产党谁来治理中国？一旦开放党禁，会有许多党派出来竞选，如果大多数人喜爱中共，将来它可以竞选再上台执政。民主不是让人民无法无天，每个人都要受法律的保护和约束。

日人民报 发表评论于 2021-11-17 18:38:20

地球上哪里会每个县都有拘留所和监狱？

GoldenEar 发表评论于 2021-11-17 18:36:05

弄得好像真的似的！啥集中营啊？是不是脑袋灌粪灌多了，看守所也是集中营？能不能拿点儿真东西让大家看看啊？那些大规模强迫劳动的场面呢？像你这些脑袋里装的都是粪便的家伙就不应该让你进到新疆去，去了也不反应什么客观现实。我对共产党没有什么好感恶感，只是必须拿出事实来说话，不能拿一袋洗衣粉就说人家拥有生化武器。美国那么尖端的军事卫星到现在也没有拿出一张像样的照片也是见鬼了！

kaimenhong 发表评论于 2021-11-17 18:33:25

新疆这么大，每个县都有拘留所和监狱很正常。拘留所又不是正式监禁，一般都在市区。随着市区的发展，部分郊区的监狱也不再偏远了。新疆的建设和规划现在真好，发展很快。建议以后，那种长期的监禁都放在新疆，一边改造，一边植树造林，废物利用。在沙漠中建个监狱，跑出去都没用。

老浙大79 发表评论于 2021-11-17 18:31:01

幸亏中国有再教育营，否则中国与美国和中东国家一样乱糟糟，美国人自己的屁眼都是屎，却指责别人用了不合格的卫生纸！鄙视

还是老李 发表评论于 2021-11-17 18:31:01

这个小哥做的专题旅游很不错，我喜欢！拍的东西也很客观，选择一些点，逐一走近核实，有的是荒地，有的是监狱看守所，有的是军营，还有建筑形态上是监狱但是要么没有挂牌要么挂牌其他单位，只能解释成“集中营”，小哥并没有因为主观意识去造假

5AGDG 发表评论于 2021-11-17 18:30:01

除非中共杀光维族人，否则这样搞只能结下血海深仇。中共没有一个有脑子吗？开始当爷爷供着，现在当孙子欺负，知道什么叫做种族平等吗？

steventian 发表评论于 2021-11-17 18:28:43

拍一些新疆各地的当地看守所、监狱外景啥的，狱警和关押犯人也没有看着，就标注为 新疆再教育营（这几个字在视频中也没有看着）， 不过这很符合部分恶心新疆人的口味。有点理智的人，这种视频没有多大意义。去新疆旅游一下，了解一下当地风情，比这更有感悟一些

zhige 发表评论于 2021-11-17 18:28:43

没错！同理，对于新冠病毒溯源的调查。

===========

国境之南 发表评论于 2021-11-17 17:58:17

只要是心里没鬼，开放新疆让国际人权组织和国际媒体去自由调查采访，一切就都真相大白了

日人民报 发表评论于 2021-11-17 18:27:09

楼下估计都是看不了youtube视频的五毛。这些拍摄的教育营护栏高墙，都在大马路边上，县城边上。还没见过监狱修在这么中心的位置。

gameon 发表评论于 2021-11-17 18:27:02

新疆之所以有这么多监狱，大概是自古就有把犯人发配到新疆的传统。现在各省把要犯都集中关在新疆，防止他们逃跑，也是有可能的。

long10 发表评论于 2021-11-17 18:25:46

我前几年在北京时遇到的 维吾尔族人的家人就被关进集中营很久。这在新疆很正常，都要被关很久的。

zzbb-bzbz 发表评论于 2021-11-17 18:25:00

BBC的记者也常用匍匐这一套，叫地狱视角，再加上地狱滤镜

zzbb-bzbz 发表评论于 2021-11-17 18:23:12

许秀中看卫星图就能确定是集中营了

拾麦客 发表评论于 2021-11-17 18:22:36

现在实锤了，不得不信。这样搞的结果是整个少数民族恨汉族入骨。

gameon 发表评论于 2021-11-17 18:20:31

这些到底是监狱，拘留所，集中营，还是学习营？无从得知。但有点可以从视频知道，就是新疆发展真快，真好。就是十八线县镇，也是交通道路宽阔，市容整洁美观。了不起。

hppyny 发表评论于 2021-11-17 18:19:00

秦始皇大兴建造长城，习皇大兴建造集中营。没有人反对把犯罪的人抓进监狱，但如果把因信仰宗教而没有犯罪的人抓起来，这是人治不是法治。这些集中营将会是中国的恶霸习近平犯罪的证据。

3guoyan1 发表评论于 2021-11-17 18:1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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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恬浪静光满川 发表评论于 2021-11-17 18:07:44

哪个国家没有监狱？哪个国家没有罪犯？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还是法国？德国？还是天堂？就算天堂也有地狱。哪个国家天天枪战？哪个国家草菅人命？哪个国家78万死于新冠？

一路小跑 发表评论于 2021-11-17 18:07:10

哈哈哈,那个自称同学游新疆的,你TM的骗谁呢,为了五毛,你自己洗就行了,还要拿你同学来洗,不怕他以后找你分两毛五.

5678910 发表评论于 2021-11-17 18:05:40

的却啥也没看见

照妖镜007 发表评论于 2021-11-17 18:02:41

超，啥也没瞧见

fishingworld 发表评论于 2021-11-17 18:02:00

越编越邪乎了。

groogle 发表评论于 2021-11-17 18:00:10

没准这里的一些五毛就来自那里 已经被改造好了 哈哈哈

青山留夕阳 发表评论于 2021-11-17 17:59:19

把这些凡是不可靠的穆斯林圈起来，总比让他们在社会上自由搞暴恐强，没问题。

西方国家也对，不限制暴恐穆斯林的自由，但是总有杀人伤人，也没毛病。各取所需。

国境之南 发表评论于 2021-11-17 17:58:17

只要是心里没鬼，开放新疆让国际人权组织和国际媒体去自由调查采访，一切就都真相大白了

HALS 发表评论于 2021-11-17 17:58:03

嗯，纳粹德国也就是几个集中营。尼吗的，一个新疆建那么多看守所，难道中共教育了那么多年，还教育出那么多犯罪分子？

谢选骏指出：有人在骂自杀的轮子和情报机构，却没有人骂六四的英灵，为什么？作为中国人，本来不会喜欢这个“非我族类”的视频。但是听到拍摄者说到“天安门碾人的坦克”、“（共产）党卫军镇压香港送中游行”……这些关键词，就知道这是“六四游魂在拍摄新疆集中营”了。既然是六四游魂在拍摄新疆集中营，你能说他不对吗？不能啊。六四游魂，干什么都是对的！这就是“历史的力学法则”。

【43、美国的自我毁灭从容忍和奖励六四屠杀开始】

《美国正走上自我毁灭之路》（2023-05-28  参考消息）报道：

美联邦检察官指控40名中国警察跨国镇压美国境内华裔异议人士

中共官媒参考消息网文章：美国《迈阿密先驱报》网站5月23日发表题为《除非我们改弦易辙，否则美国将走上毁灭之路》的文章，作者是爱德华·波佐利。全文摘编如下：

曾几何时，人们公然拥护“美国例外主义”。我们为我们的建国和真正平等的原则，为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这些不可剥夺的权利以及被统治者的赞同而自豪。

然而，正如罗纳德·里根所说，“自由——更不用说繁荣和力量——的消亡只需一代人就够”。我们眼下也的确在从内部目睹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将被摧毁。

已故参议员埃弗里特·德克森有句名言（也可能不是他说的）：“这10亿，那10亿，很快就是天文数字了。”现在，换成万亿——各种打水漂的天价投资、1.9万亿美元的“美国救援计划”、7500亿美元的《通胀削减法案》和1.7万亿美元的综合开支，再加上拒绝解决失控的福利计划，这些都推动赤字激增。

我们的债务已经高达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25%，其中相当一部分由敌对方持有。历史上曾经伟大的国家因为债台高筑而覆灭的例子比比皆是。可悲的是，我们正滑向同样危险的道路。面对通胀和国债，我们工资的购买力估计还会继续下降。

中国最近与巴西签署一项贸易协定，将不再使用美元作为两国的主要中间货币。这削弱了美国经济的力量，对美国的未来是个糟糕的迹象。

美国宪法第四条规定，合众国向本联邦各州保证实行共和政体，保护各州免遭入侵和内乱。根据最近发生的事件，政府在按照这一条款保护美国人民方面严重失职。政府听任非法移民涌入我们的边境，造成严重破坏。

尽管有宪法义务，我们的政府却几乎什么也没做。

我们的法律体系曾经致力于“法律面前的平等公正”，现在却公然维护双重的司法体系。法治曾经是我们民主的基石，现在却沦为只适用于特定的少数人。这种对法律制度的不尊重如此普遍，以至于一名大学校长竟然支持学生刁难一名联邦法官。更令人不安的是，最高法院法官受到暴力威胁。

政府机构本应按职能履行1964年《民权法》的承诺，现在却把歧视重新制度化。曾经为女性提供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保护的政府现在却利用同样的联邦法律破坏同样的机会，理由仅仅是自我认同。大学校园曾经是言论自由的堡垒，现在却不再宏扬不同观点的公开辩论，因为害怕伤害某些人的感情。保守观点被系统性地排除在外。自由思想不再受到鼓励。难怪在18岁至34岁的年轻人中，有43%的人认为社会主义是理想的经济制度。

保护“美国例外主义”的战斗需要教育良好、见多识广的民众。然而，芝加哥有55所学校的学生在阅读或数学方面都达不到年级水平。在巴尔的摩的23所公立学校中，数学能力达标的学生人数为零。这些例子不再是例外，尽管花在K-12教育上的钱越来越多。新冠破坏少数族裔学生的学习成果，扩大成绩差距。根据种族、民族、性别或性取向来庆祝“这个月”或“那个月”的情况很多，但对成就或努力的赞美却很少。学生成绩已经降级为社会议程。

亚伯拉罕·林肯曾有名言，称美国是“世界上最后、最大的希望”。要拯救这个国度还有希望吗？答案是肯定的。但需要每个公民拿出勇气和决心，支持理性财政并要求制度服务于我们而不是“觉醒文化”的议程。

我们需要捍卫我们引以为豪的历史，寻求恢复作为美国立国之本的共同价值观；我们需要为教育自由而战，把权力从教师工会和官僚手中转移给家长。

我们必须为保护我们的自由而战，因为自由距离消亡可能不到一代人了。

网民嚎叫：

习大海 2023年05月29日 11:44

作为世界上唯一唯二举国上下把学习xxx思想当作头等大事的国家，竟然也好意思发文嘲笑他国快要毁灭了？

编程随心 2023年05月29日 09:14

同意cutelf的说法，中国官媒的话连标点符号都不能信。我今天也是闲的蛋疼，把英文原文找来大致看了一遍：在参考消息的中文版我看到的是“阴阳怪气”，在英文原文版我看到的是“大声疾呼”，估计的原因是参考消息把文章中所隐含的普世价值观都给抹去了。

奥维尔 2023年05月29日 06:47

美国衰败是无法否认的，恐怕也将无可挽救。

但土共有了习大，必然衰败的更快。

老大陆 2023年05月29日 05:21

傻货：知不知道大陆现在gdp to debt ratio? 上个季度279.7%。

百年未有之大骗局 2023年05月29日 04:38

美国不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厉害锅从50年代就开始诅咒美国灭亡。美国只要不偏离自由民主法治的轨道太远，就不会衰落。以黑人为导向的政治正确不应该成为政治主流。

doitgo 2023年05月29日 03:26

美国水深火热已经数十年了，还没亡国真是奇怪。

hechun 2023年05月29日 00:33

公民社会意识的责任与义务正在解体与瓦解。正在原始部落意识的觉醒，是部落文化的必然。是人类旧石器文化的产物。正在情况在中国五千年以前，黄帝为了结束中国旧石器时代，跨越到新石器，文明新纪元把各个部落的图腾整合在一起形成龙图腾，中国人经历了5000年的历史才逐渐消除了旧石器部落意识文化形态。形成了国家意识形态、今天中国人都已经不因为不同种族、民族、性别或性取向来庆祝“这个月”或“那个月”，蒙古人月，汉人月，满人月，但是，美国旧石器文化的觉醒与复兴，是什么样一种新文艺复兴运动呢？

那时烟花乱 2023年05月29日 00:27

允许这种文章刊登出来，就说明这个国家离毁灭还远。真正应该担忧的是那些不能发表这类观点的国家吧。

hechun 2023年05月29日 00:21

根据种族、民族、性别或性取向来庆祝“这个月”或“那个月”的情况很多？说明非洲部落文化意识形态的兴起，每一个部落都需要一个图腾，或者一个月份来表示。而美国不再是公民社会。

外星人 2023年05月28日 23:24

拜登气的脱裤子扛着大棒槌捅进了小编德屁眼振臂高呼“立即纠正错误，强烈谴责，坚决反对”

cutelf 2023年05月28日 23:22

打擾一下。共匪官媒的屁話，沒必要長篇地登出來。講個大概，再痛斥一番就可以了。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美国的自我毁灭”，是从“容忍和奖励六四屠杀”开始的——容忍六四屠杀，老布什拒绝制裁邓小平；奖励六四屠杀，小布什欢迎共产党加入世贸组织——直接导致美国在川普时代的边缘化。全世界都把美国当作凯子傻子滑稽小丑了。这就是美国的自我毁灭——直到拥抱武汉病毒！

【44、美国要让香港沦为国际孤儿】

《美国〈香港经贸办认证法〉草案委员会过关　特区外事能受多大影响》（BBC 2023年12月2日）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本周通过《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草案，中国外交部驻香港公署与香港特区政府“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

根据草案内容，若成功立法，美国白宫须向国会详细说明境内三处香港经贸办存废，以及应否继续享有各种特权与豁免权。

这是继11月初美国联邦参众两院跨党派议员动议《香港制裁法》草案，要求制裁参与实施中国《香港国安法》的官员与法官后，又一次同类举措。然而，《香港经贸办认证法》草案实际上比《香港制裁法》草案提出得更早。

这也是自11月15日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与中国国家主席在旧金山会晤后，美国国会下属委员会首次审议涉港议案。白宫此前称，拜登向习近平提出了对香港人权侵害情况的忧虑。

美国议员推《香港制裁法》：特区官员抨击的“黑帮”法案都在说什么

学者研究：香港“反送中”示威后司法制度被“武器化”

从“整顿”后的香港区议会选举名单能看到什么

移民潮下，香港人口统计数止跌回升是否真是“吉祥之兆”

美中峰会取得多方面进展，但争议为未来双边关系蒙阴影

……

《香港经贸办认证法》有何内容？

早在英治年代，香港便已在世界不同地方设立经济贸易办事处。例如在英国首都的香港驻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早于1946年便已设立。

在美国，香港先后在1983年、1986年和1987年，于纽约、旧金山（三藩市）和首都华盛顿设立经贸办。这些经贸办现归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管辖。

香港经贸办并非外交机构，因此在驻在地是否享有与外国使节一样的特权，视乎当地礼遇。

美国在1997年6月27日——香港主权移交前三天——通过专项立法，让三处驻美香港经贸办适用于1945年《国际组织豁免权法》（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mmunities Act），享受官员免遭美国执法人员搜查与没收财产、免被征收指定税项等特权。

同样根据《国际组织豁免权法》在美国享受“类外交豁免权”的主要是联合国及其国际组织——例如世界卫生组织、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以及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等。

香港在美经贸办目前并不视为中国驻美使馆的一部分。

2023年2月，被中国外交部颁令制裁的美国联邦众议员，共和党人史密斯（Chris Smith）动议《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Hong Kong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HKETO）Certification Act）草案，并得到另外六名共和、民主两党议员和议。史密斯众议员同时是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主席。

草案要求在其通过生效后不超过30天内，总统须按照1992年《美国—香港政策法》（United States–Hong Kong Policy Act，又称为《香港关系法》）规定，向国会提交证明书，说明三所香港经贸办是否“值得延续”，以及应否继续适用各项特权与豁免权。

总统证明书须附上说明报告。若国会议员不认可证明书，则可动议否决。无论是总统证明书不同意延续，还是说明书遭国会驳回，涉案香港经贸办均须在180内终止运作。

草案还要求，在获通过生效后，美国政府各部门须在100天之内，向国务卿与联邦总务署署长，就该部门与香港经贸办已经签订的任何合作合同提交证明书。要想为了推广旅游、商贸、文化等而与香港经贸办签订新合同，也须提交此等证明书。

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11月29日对《香港经贸办认证法》草案作最后审议（markup），并最终以39票对0票通过草案。到场旁听，被中国香港国安警察通缉的美国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总监郭凤仪在社交媒体“X”（前称推特，Twitter）发文，感谢众院外委会议员的努力。

如今草案将提交众议院规则委员会审议，获通过后方可送交众议院全体审议。若获得参众两院全会通过，则送交总统签署生效。然而，旅英香港社会政策及公共行政学者钟剑华博士曾对BBC中文指出：“每年美国国会的议员法案数以千计，提了上去之后，有部分最终都无法处理。”

对于《香港经贸办认证法》草案获众议院外委会在无人反对的情况下通过，钟剑华博士对BBC中文评论说，这反映在欧美国家议会内，朝野对中共政权的看法均相当负面。

钟剑华说：“很多时候，这些法案都是在国会主导下首先制定。执政部门或许有许多实际利益、具体操作或政治考虑得兼顾，议会的包袱则较小。所以这次一致通过《香港经贸办认证法》也反映了他们对‘一国两制’的看法已经相当负面，相当一致。”

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洛博士对BBC中文指出：“在中美关系上，香港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已变成角力聚焦点之一。部分美国政客会觉得‘打香港牌’能制衡拜登政府，或是刺激中国政府。”

“在这过程里面，我们得有心理准备，这样的挑衅——也许对于香港部分人士来讲觉得很不爽、不愉快的——将会持续发生。”

史密斯众议员在29日的审议上说：“今天的香港再也不是我们多数人所认识、尊重和支持的香港。”

他提到了中国《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后，黎智英、黄之锋等香港民主派人物如今身陷囹圄的处境，又形容香港经贸办在美国的存在“无异于一所大使馆”，美国允许香港经贸办享有各项特权与豁免权是基于香港能保留一定程度上自治的假设。

但史密斯说：“如今它们成为了在美国的额外三处敌对的中国前哨——从这些位于华盛顿、纽约与旧金山的香港经贸办，我们看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长臂跨国打压，包括骚扰流亡美国的香港民主倡议者。”

同样遭中国制裁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卢比奥（Marco Rubio）在“X”上发帖说：“对于众议院外委会通过两党《香港经贸办认证法》感到鼓舞。”

“共产中国已把香港自治同化掉，既然如此，香港经贸办不应在美国享有分开的外交地位。”

卢比奥实际上是《香港经贸办认证法》参议院版本草案的发起人，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在7月13日通过了草案。他与史密斯早于2022年12月已提出此法案，但在上一立法年度未能完成，于是在新一年度再次动议。

以英国为基地的香港监察组织（Hong Kong Watch）在评论美国众议院外委会通过《香港经贸办认证法》草案时称：“香港监察早于2022年10月13日发表原创研究报告，析述香港驻海外经贸办的作用和特权。鉴于中国在香港强推《国家安全法》，报告建议各国政府审视香港经贸办的外交地位，并考虑视其为中国大使馆。”

《香港经贸办认证法》草案问世一年，北京、香港反应加剧了吗？

中国社交媒体上对美国众议院外委会通过《香港经贸办认证法》的讨论未见特别热烈，但发帖者多数强调，当天外委会还通过了另外两项涉华法案草案：透过《维吾尔政策法》（Uyghur Policy Act）指派“维吾尔事务特别协调员”；透过《西藏政策法》修订草案申明西藏法律地位仍待根据国际法确定。

一位北京商人点出，这次外委会审议是紧接着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季辛吉）逝世后发生的。

这位网友说：“其实就算基辛格曾说中国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就算基辛格在台上的时候，这种亡华之心也从未消散，只是到了现在，除了大搞意识形态斗争，灯塔国会已经显得黔驴技穷了！现在的中国，谁还会正眼去瞧瞧这些国会的小把戏？”

香港亲建制团体再次到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示威，口号、标语中用上了“废纸一张”、“纸老虎”等词语。

中国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11月30日发表声明，形容美国众议院外委会“打‘法案牌’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

公署发言人称：“特区经贸办事处是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在海外设立的经济和贸易机构，其成功运作有利于扩大香港同有关国家及地区的经贸务实合作。当前，美国有1200多家企业在港投资兴业，几乎所有美国主要金融企业都在香港营运，美商界持续看好香港发展前景、看重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机遇。”

“但美少数政客却处心积虑炮制涉港恶法，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其所作所为违人心、背潮流、逆大势，注定徒劳无功、反受其害。”

在此之前，公署在7月批评参议院外委会的审议结果称：“美方少数政客置香港民众求稳求进求发展的一致诉求于不顾，置国际社会在港共同利益于不顾，处心积虑炮制涉港恶法，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服务的是一己政治私利，包藏的是‘以港遏华’祸心，暴露的是霸道霸凌霸权嘴脸。”

香港特区政府30日的声明称：“特区政府在美国设立的三个经贸办会继续无畏无惧和不偏不倚地推广香港的独特优势、说好香港故事，并在必要时驳斥不实报道和澄清误解，冀可在互惠互利的原则下，推动港美经贸关系发展和不同方面的合作。”其用词与7月的声明相似，标题更是完全一致：《特区政府强烈谴责美国国会干涉香港事务》。

纽约时代广场（时报广场）华人群众举起“支持香港民主”标语牌声援香港示威者——史密斯指控驻美香港经贸办牵涉迫害流亡美国港人活动。

陈家洛博士形容，这些官方言论符合近年流行的“战狼外交”，属意料之内。

“外国社会有时候有兴趣知道，到底香港特区政府的反应是否一定要紧贴北京中央的表态方式与字眼，还是可以用一种与众不同、柔软一点的身段呢？”

“香港想要重返世界舞台的中央，或者说要保持我们与全球化、一体化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紧密关系的时候，是能采取较有说服力的……有点韧性，但同时有原则的一种表达方法。”

钟剑华博士认为，如今无论是哪国政府、哪些机构，只要它们批评香港与“一国两制”，特区政府便是被动地“一份稿子翻炒再用”，“已经不足以改变西方国家议会甚至是政府的看法”。

“你整天跟人讲‘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或者说在《香港国安法》之下香港的环境更加有利，这样的说法没人同意，但你看到北京、香港其实都没什么新的论点能提出来。”

香港驻外经贸办被美国驱逐会造成多大影响？

港府警告，美国对香港的贸易顺差过去10年达2849亿美元，实施《香港经贸办认证法》“最终会损害美国及其企业的利益”。

目前，中国香港特区在全球设有14处经贸办，但经贸办并非香港特区唯一的派出机构。直属商经局的投资推广署、法定机构香港贸易发展局与政府资助的香港旅游发展局，也有布置国际办事处网络。

就在美国众议院外委会审议《香港经贸办认证法》草案前不久，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11月22日会见了各驻外办主管。李家超在社交媒体上称：“在今日地缘政治错综复杂的环境下，驻海外办事处更肩负起维护国家及香港利益的重要角色。”

“其中，经贸办应重点推广香港参与国家重要战略的角色，以及香港的优势和机遇……我鼓励所有经贸办的主管加强力度与各界合作共同说好真实的香港故事，宣扬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以香港所长，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国家作出贡献。”

翌日，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丘应桦在立法会行政长官施政报告辩论上发言：“我们已经在12个海外经济贸易办事处和五个内地办事处设立‘招商引才专组’，并会继续主动接触高潜力的目标企业和人才，积极招揽他们来港发展。”这相信是呼应李家超2022年上任后提出的“抢企业、抢人才”措施。

但接连有香港报章引述消息人士称，香港驻美国总经贸专员悬空超过一年仍未填补。这个官职在香港公务员体系内属相当于处长的D6级政务官，月薪至少27.96万港元（3.58万美元；25.3万元人民币；111.88万元新台币），从前在特区政府高级公务员之间甚为吃香。

香港特区行政会议召集人兼立法会议员，曾担任保安局局长的叶刘淑仪7月曾在香港书展的一场讲座上称，即使关闭海外经贸办，对特区政府“实际影响极少”，其中驻美经贸办处长——在总经贸专员之下的三地经贸办首长——用处不大，想要寻求会见美方人员没人理睬。

叶刘淑仪称，以纽约为例，经贸办处长曾须负责跟美国媒体沟通，但“派一个D4去《纽约时报》能讲什么？都不接见你啦。”

“把人撤回来还更好，我们都不够人用，回来还省很多钱。”

一些香港议员质疑保留驻外经贸办是否符合效益。

钟剑华博士对BBC中文评论说：“在承平岁月，经贸办有一点点‘亲善大使’的功能：不时办些活动，出席美国国会聚会，或者跟议员们打交道。对于推动外国资金来香港投资有多大作用，其实很难讲得清楚。”

曾任香港立法会议员，已解散民主派政党公民党前主席陈家洛博士则认为，叶刘淑仪的说法犹如“闹脾气”，甚至可以说“正中下怀”。

陈家洛对BBC中文评论说：“香港自称国际金融中心、枢纽的话，这些办事处对外去建立不同的关系——文化的，软实力的推广——始终有其一定的作用和角色。过去一段时间，立法会也有经常询问这些经贸办的关键表现指标（KPI），它们办过哪些活动、接触过哪些人、活动反应如何，这些都很重要。”

《香港经济日报》报道称，各海外经贸办主管出席与特首的会议后，曾到立法会向相关的事务委员会汇报工作，“但多位议员看完工作报告后，并不完全‘收货’，质疑经贸办的角色和功效，甚至私下提出，有些经贸办应考虑缩减人手和规模”。然而有不具名议员称，现在有美国法案“打压”，港府乃至中国中央政府必须据理力争，毕竟“被撤和主动撤，完全是两回事”，变成现在不是“动”经贸办的最佳时机。

如此一来，美国法案何时以及会否成事，未成定局，但香港驻外经贸办却“骑虎难下”。

谢选骏指出：美国这是要让香港沦为国际孤儿，香港就像所罗门故事里的孩子，被两个女人拉扯，哀嚎不已。

【45、蓬佩奥为何把香港避难者赶出美国驻港领事馆】

《蓬佩奥余茂春与在美港人聚会表达支持》（17/10/2021 作者：肖曼）报道：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国务院前中国政策顾问余茂春于周六晚上在旧金山利弗莫尔（Livermore）一间中餐厅与超过200人共进晚宴，当中超过一半是在美港人。蓬佩奥发言时回忆香港抗争者被警方镇压的画面，表示他仍然乐观地认为世界已在对抗中共的正确轨道上。

据自由亚洲报道：筹办这次晚宴的港商袁弓夷在发言时，感触自己由上海逃到香港，现在又由香港逃到美国，都要因为躲避中共的魔爪，他批评中共是个魔鬼政权，必须倒台。旧金山港人组织“美国香港人会馆”馆长Bruce Lee则表示，虽然蓬佩奥是前国务卿，但有一位高级的美国政治人物支持香港，代表香港问题受到美国重视及国际社会的关注。

蓬佩奥说：我为香港发生的事情哭了太多次，看着这些人冒着巨大的风险走上街头，还被中共军方及香港警察攻击，又看着他们唱歌，就像你们今晚在这里唱的那样，只是要求中共兑现承诺，这不仅是对香港人、更是对其国家人民的承诺。我害怕听到香港现在消失了，害怕在中共政权不再有能力掌控香港之前听到，我也担心今天在香港经营的美国金融机构不明白他们所做的也是同谋剥夺香港人的自由。

他又提出对抗中共的三大取态：一、要知道与中共政权谈判是不设实际的，因为中共不理解民主国家的人是怎样生活，只懂得听命于习近平，恐怕他的“中国梦”恰好是“美国梦”甚至“香港梦”的相反；二、要明白邪恶的是中共政权，更要明白中国人民的优点，争取自由的人民站在对的一方，而错的是威权政府；三、对中共采取“不信任并核查”（distrust and verify）的态度，因为他们满口谎言，不只向香港人撒谎，亦在新冠病毒的来源上向美国撒谎，从而隐瞒其犯下的错。

美国国务院前中国政策顾问余茂春发言时则赞扬蓬佩奥在任期间，有勇气宣布很多对中共的重大制裁，蓬佩奥现在不能到与中国有关系的私人企业工作，说明了中共以为用钱可以买起美国高级官员，现在大家都认清中共的本质，香港所发生的事亦向世界敲响警号。

余茂春说：香港是一场悲剧，不仅是香港人的悲剧，也是全世界的悲剧，因为香港的自治是中共承诺的，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是在联合国登记的，是一项国际条约。这表明了中共政权是不可信的。所以我认为蓬佩奥对中国采取了一种非常好的取态，那就是“不信任并核查”，香港现在就是一个重要的例子。

余茂春又指出，在香港发生的事说明了中共的扩张，如果世界再不采取行动应对，中共下一个目标就是台湾，然后是东南亚国家。

出席晚宴的时事评论员程翔向自由亚洲表示，蓬佩奥扭转了美国多年来的对华政策错误，他强调的“不信任并核查”，是总结了美国多年来被中共欺骗的经验得出的教训。对于一个稍为懂中共运作的人，这是一个非常贴切的总结，中共自1949年建立政权以来，多少承诺是没有兑现，甚至是违反，这是数之不尽，如果你要我数出来，随便都可以数到十件八件大事出来，所以蓬佩奥能够总结出这件事，我觉得对全世界认识中共来说是非常之大帮助。最重要的是他很强调一个控制人思想的政权是无法长存的，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抗争者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信心。

谢选骏指出：上文及其报道的人都没有说明的是——蓬佩奥为何把香港避难者包括美国公民赶出美国驻港领事馆，这个刚刚过去不到一年，世人太太太健忘了！

《蓬佩奥加州湾区演说 撑香港吁习近平公开选举》（2021-10-18分享评论）报道：

2021年10月17日下午5时许，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在加州圣何塞的加略山教堂进行公开演说。

在美国加州湾区圣何塞，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于10月17日在港人团体香港自由灯塔主办的活动中发表了演说，表达对香港抗争者的支持，他指出中共是美国最大的外国威胁，并向习近平发出举行公开选举的呼吁。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在10月17日来到加州湾区圣何塞的加略山教堂（Calvary Chapel），发表了有关香港局势及中国问题的演说。

本次活动由港人组织香港自由灯塔（Hong Kong Freedom Beacon Inc）主办，从下午3时开始。上千名北加州的各族裔人士在教堂内座无虚席，会场上悬挂着写有中英文“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字样的大型横幅。

在下午5时许，蓬佩奥发表了时长半小时的演说。在演说的开头，蓬佩奥首先对比了“美国梦”与习近平的“中国梦”的不同。他说：“习近平总书记有他的中国梦。他梦想着一个专制独裁下的世界，以及中共的极权控制。当我们梦想着自由时，他梦想着别的东西——个人自由与传统习俗的毁灭，特别是在新疆和西藏。”

蓬佩奥在演说中表达了对美国亚裔群体的支持，表示：“我认为你们明白，对于美国，最大的外国威胁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超过十亿中国人民也明白这一点。他们明白，他们在一个会继续否认他们的自由和基本人权的政权下生活。我们每个人都被给予了这些权利，因为造物主把它们给了我们。”

蓬佩奥还在演说中对习近平进行了公开呼吁。他说：“这是我对习总书记的挑战。总书记先生，如果你相信你代表了人民，那就举办一次选举！在香港举办一次公正和自由的选举！举办一次选举，在西藏举办一次公正的选举！举办一次选举，让两百万维吾尔穆斯林走出集中营……在全国各地举办一次选举，我知道谁会起来对抗你。”

对于香港抗争者，蓬佩奥也在演说中进行了赞许。他表示：“今天在座的、来自香港的人们，还有家人和朋友在那座城市中的人们，要知道世界依然在关注着（香港），我们被黎智英和袁弓夷所鼓舞。每天，我都被数不清的处在香港的自由斗士所鼓舞。我想明确的是，我们永远荣耀他们。”

参加本次活动的人士，既有以香港人为主的美国亚裔各族群人士，也有相当数量的本地居民。蓬佩奥的演说中，不时伴有现场民众的热烈掌声和欢呼声。

在蓬佩奥演讲之前，还有多位各界人士上台致辞，包括加州共和党副主席郭宗政、加州圣马特奥（San Mateo）县共和党中央委员会第二副主席安娜·克拉默（Anna Kramer）、在蓬佩奥担任国务卿时出任他的首席中国政策和规划顾问的余茂春、创办香港自由灯塔的香港实业家袁弓夷等。

此外，活动中也播放了介绍香港历史及现状的纪录片，以及《问谁未发声》《愿荣光归香港》等香港抗争歌曲。在这一过程中，人们随着音乐声自发打起了拍子。不少活动参加者因感动而流泪，现场不时传出啜泣声。

同一天早些时候，余茂春与数十名中港异议人士在教堂附近的另一会场举行了一场研讨会，交流了有关如何应对中共极权统治的问题。在研讨会中，余茂春表示，决定美中关系的最根本因素并不取决于美国方面的鹰派或鸽派：“因为中共它不相信你。为什么不相信你呢？因为中共最怕的一个东西，就是中国老百姓认同的美国价值观、美国的社会制度。”

此外，在10月16日入夜时分，南加州的洛杉矶也举行了一场集会。当地的一批泰国人、香港人、台湾人和缅甸人聚集在洛杉矶泰国城，举行了哀悼死于国家暴力的人们的仪式。

网络评论：

北明BeiMing@RealBeiMing

中国苦难的真正同情者。我观察蓬佩奥很久了，他是美国政治家中少有的诚恳、担当、知行合一、践行自己信念的一位。谦卑做人，心怀悲悯；刚毅行事，知其不可而为，他身上兼有仁者风度和圣贤气象。是传统美国的国宝。

谢选骏指出：评论和上文都没有提到，蓬佩奥为何把香港避难者包括美国公民赶出美国驻港领事馆？香港人太太太卑微了，简直“不值一提”了。

【46、秦刚是六四屠杀的大瓜】

《大瓜！你不知道的傅晓田背后的女王》2023年7月19日报道：

凤凰美女傅晓田由于和中共外长秦刚生孩子，已经红透全世界，但你却不知傅晓田奢华生活背后的真正大佬是谁。随着秦刚的火越烧越旺，扯出了傅晓田背后更大的人物，就是中共前国务院总理李鹏的女儿李小琳。据港媒报道，傅小姐早年在香港被黎公子包养，而黎公子又发迹于包养他的情妇能源公主李小琳。原来傅小姐开始曾与李小琳共事一个情夫黎亮，三人相处和谐。

报道说，2012年傅小姐从英国回到香港凤凰卫视总部后，也开始混香港的富豪圈子。当年就搭上了著名的内地富豪“黎先生”。

港媒文章中的“黎先生”名叫黎亮，是内地商人。坊间传闻，黎亮原是中国公安大学讲师，长相风流倜傥，为师奶杀手，据说到香港后认识了大名鼎鼎的中共能源公主李小琳，李小琳很迷恋他的外表，他则看上李小琳的家世背景。尽管两个都有家室，但女财郎貌一见倾心，却在香港同居，并经常在公开场合手拉手出双入对，只可惜当时香港没有“成都街拍”。接着黎亮就在香港成立了一空壳公司香港电力新能源，随后由李鹏控制的三峡集团便出资20亿收购了黎亮这家“公司”。搭上李公主后，黎亮空手套白狼，由一普通商人摇身变成身家数十亿的大款。

离奇的是，黎亮认识傅晓田后，就在李公主的眼皮底下又公开包养傅小姐，尽享齐人之福，而三人居然其乐融融。

傅晓田在她最后的公开社媒贴文中，分享了三张照片，一架豪华客机、她与秦刚专访的截图和自己与儿子的自拍。据爆料，飞机是黎亮的，其实这么豪华的生活还不是李小琳给她的。

据资料，李小琳已有家庭，丈夫刘智源是革命烈士刘伯坚的孙子，曾担任中国新华保险公司总经理助理、北华信电子集团董事长等职。两人育有一女。刘智源在北京生活，李小琳和黎亮则在香港公开同居。海外曾有报道说，李小琳与丈夫感情出问题，曾闹到要离婚，但李鹏却偏袒自己的爱女，李小琳也越发肆无忌惮，同时还和另外几个男人也保持关系。据说有一次黎亮在香港醉酒后和人打架，李小琳很体贴地搀扶他回家，两人关系周围朋友们都知道。

据报道，黎亮曾为中电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大股东和CEO，负责中电国际的新能源业务。其名字常出现在香港的财经版上。香港媒体说，黎亮早于2002年已经在香港股票市场崭露头角，其当时联同雨润食品购入东成控股，并且转售予内地女电王李小琳旗下中国电力国际，变身为中国电力新能源，之后逐步淡出。到2007年他涉足上市皮草股丽盛控股，同时亦出任上实城开前身的中新地产副主席。他现时尚持有丽盛58.49%股权，但是已经淡出董事局。去年二月还有黎亮以逾5亿入主云锡矿业，购入25.5亿股的新闻。

据说黎亮通过三峡集团的招投標暗箱操作，吃去三峽集团数十亿，其实中紀委早已有數，早在2009年黎亮就遭到中紀委調查，并一度扣押，但最終因李小琳的介入而安然渡過。传说当时是温家宝下令中紀委着手。李小琳听到調查黎亮的消息后，立刻让黎亮辭去中國電力新能源一切职务。次年四月黎亮出國時在北京机场突然被中紀委扣押，指控他“涉嫌詐騙”。黎亮被关押了兩個月後，在李鵬的親自干涉下获释。

据爆料，傅晓田是一个红三代，为人精明，深知权力才是富贵的根本，于是，在和黎亮、李小琳“啪啪三人行”的时候，又设法搭上了习近平的红人秦刚，并且想通过他托付终身。秦刚2021年出任驻美大使，傅晓田2022年3月专访秦刚，就已经露出端倪。当年11月生下一子。今年3月当秦刚被任命为国务委员后，傅晓田据信在微博上分享一张儿子的照片，并评论“胜利的开端”，让许多人认为这是在恭贺秦刚。

说起来，未婚女子若和有家室的男性，特别是有家室又是显赫公众人物的老年男性诞下私生子女，都会千方百计藏着掖着，生怕被人知道，而傅女士恰恰相反，却是生怕外人不知道。网友分析，也许因为早就有传说，秦刚可能是习近平的接班人，傅小姐如此张扬是想捷足先登，早早上位，等着园自己未来“国母”的中国梦吧！

秦刚事举棋不定 习做两件事安抚人心

秦刚一事，如同惊涛骇浪，冲击着中共的政权安全和总书记习近平的权威性，但秦刚到底如何处理，目前习近平仍举棋不定，在他自己也消失一周多后，开始出面处理一些工作，包括于17日接见了前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另外，据中共外交部深夜信息，近日，习近平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任免了两个驻外大使职务。

首先是习近平免去中共驻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原大使黄峥职务，任命吴伟为驻密克罗尼西亚为新任的特命全权大使。其次是免去姜岩作为驻乌兹别克的特命全权大使职务，任命于骏为新任特命全权大使。

昨日又会见杜特尔特，但期间就被一些人士解读为习近平正为秦刚的问题焦头烂额，但习近平见杜特尔特时还展露了笑靥，显然有意要以再次公开露面并行使任免外交职务的权力，安定人心。

而在接见杜特尔特的时候，中共外交部的信息中也按惯例交代首要的陪同人士，这次是由中共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参加了会见。

谢选骏指出：什么女王，原来是六四屠夫李鹏的狗女！她喝血成了贪官，又把赃款三传到了秦刚怀里，把秦刚变成了六四屠杀的大瓜！

《突发！秦刚确认正接受调查》2023年7月19日报道：

中共副国级的外交部长秦刚失踪及与凤凰美女主持傅晓田的桃色事件持续发酵。由于当局一直支支吾吾，没个明确说法，导致传言四起。最新消息，秦刚正遭内部调查，起因是生活作风问题被举报，并调查他的所有问题。另外又有内部消息称，秦刚虽被纪委约谈调查，但并未双轨，每天仍然可以回家。这显示对他的问题尚未定性。

消息称，中共新任驻美大使谢峰从驻美使馆人员口中得知秦刚和傅晓田的事，把它桶了出去，这才导致秦东窗事发。谢峰与现任外交部正部级的副部长马朝旭关系极密切，所以马朝旭也积极配合；但秦刚一派的人也没有闲着：爆料马朝旭在联合国任职时期包养洋妞，其弟马奎旭和姐姐在美国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甚至进军美国石油产业。

分析认为，“秦刚案是外交部内斗”的结果。外交部系统与秦刚不对付的人很多。秦刚最大的对头就是前任外长、现任外办主任王毅，虽然现在名义上算是他的上级。两人的矛盾主要是外交思路不同。王毅更加战狼化，激烈反美亲俄。而秦刚则相对温和，主张与美搞好关系，而与俄罗斯保持适当距离。另外秦刚一上台，就把王毅的得意门生、著名战狼赵立坚踢到“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去当个副司长，自然也是直接打了王毅的脸。两人矛盾很深，关系非常紧张。

另外秦刚火箭窜升，占了许多人的位置，嫉恨的当然不少。像等着上位的老资格副外长马朝旭、被发配到广电的副部长乐玉成。还有一批像陈毅女婿、前外交部副部长王光亚这种对习和秦刚都心怀不满的退休干部，这些人或联手告发秦刚养情妇有私生子的丑闻。

而秦刚的命运，一是看傅晓田查出什么性质的问题，二是看秦刚牵涉其中有多深。如果傅小姐真与所谓英美等“西方敌对势力”有什么瓜葛，这就不只是她自己的麻烦了，一定会牵涉到秦刚，秦刚不仅仕途完蛋，保不准还要去秦城。

《华尔街日报》2021年2月16日报道说，习近平曾训斥中共高官的腐败：“你们这些人，不是死在酒桌上，就是死在床上”。如果秦刚这次真的栽了，就是习总说的那种“死在了床上”。

秦刚风暴正劲 新一波“反习”运动又来了

现在习近平最担心的黑天鹅在接二连三突然飞来。本届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7月28日将于四川成都揭幕，中国网络纷传“成都大运会白纸革命活动召集帖” ，号召中国民众于赛事期间持白纸“快闪抗争”，向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表达不满，然消息曝光后，恐引来公安加大维稳打压力道。最近，习近平正为秦刚风暴焦头烂额，却又将遭遇一次新的全国抗议。分析说，习近平的统治越来越极权，未来随机性、原子化的抗争可能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成都大运会进入倒数10天，中国网络近日广为流传“成都大运会白纸革命活动召集帖”，引发海内外关注。

召集帖明言：“核酸已经被推翻，现在目标就是独裁者”，并号召中国民众在7月28日至8月8日的赛事期间自备白纸，随时随处、线上线下快闪，抗议习近平的独裁腐败，还誓言“独裁者不下台，抗议不停歇”。

观察人士说，成都大运会前爆出这封白纸2.0运动的召集帖，代表中国民众对当局的怒火并未真正止息。

来自上海的唐先生说，中国境内的高压维稳已成常态。此召集帖既已预告时间，警察除了事前会在网上查找潜在参与者，现场也一定会部署大量便衣，盘查携带白纸的抗争者。

海外传媒人王安娜说：“这个信息为什么发到国外？主要是传达一种声音，就是说，我们不甘心被习近平统治，我们还是愿意起来行动，起来推翻习近平。它尤其用了满清的‘保路运动’，这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在这样的一个时节，它更多的是一种态度，真正能够站出来很难。”

位于台北的台湾智库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吴瑟致也认为，成都召集令的表态意义大于抗争的实质效果。

一名熟悉中国事务的台湾官员也告诉美国媒体，中共正陷入改革开放数十年来罕见的内外交迫局面。他认为，成都大运会后，还有9月的杭州亚运，10月的帕运，任何场合，原子化的抗争都可能如雨后春笋般持续出现，习近平必然遭受一连串的打击。

惊爆中共机密 浙江下架这一数据

浙江省早前突然公开今年首季遗体火化同比增加七成多，但文件很快就在官网下架，引起网民热议。有评论相信，数据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并认为，官方没办法面对抗疫失败，只能下架影响形象的数据。

浙江省民政厅近日在官网上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第一季度火化遗体17.1万具，同比增长72.7%。这一未经解释的死亡人数激增正好发生在去年12月7日当局突然放弃严厉的清零防疫封控后新冠病毒疫情席卷全国各地之际。

人口占全国约5%的浙江省的数据还表明，2020、2021和2022年的第一季度，全省火化遗体数分别为8.83万、9.3万和9.9万具。

路透社报道说，世界卫生组织一直批评中共政府对自去年年底疫情反扑造成几乎全民感染后到底有多少人死于新冠病毒没有提供完整的数据。

中疾控中心说，在突然放弃清零政策后的两个月内，即2022年12月8日至2023年2月9日，全国在医院染疫死亡人数为8.3150万人。在院染疫死亡的峰值是1月4日，当天有4273例死亡。

但由于官方严苛的认定标准，以及据报道各医院通常不愿意将病人列为COVID-19的死因，导致中国的染疫死亡人数始终是谜。

而在同一阶段，中国各地的火葬场和殡仪馆悉数爆满，难以应付，有些地方排起棺材的长队，要等上至少一周，甚至两周才能轮到火化，显然死亡人数远远高于政府承认的数字。

许多国际流行病专家当时估算，有多达200万中国人死于新冠病毒感染。2023年1月，中国政府的一位科学家估计，中国14亿人口中的80%都感染了新冠病毒。

路透社说，浙江省的这一数据目前已经被删除，该省2022年第四季度的数据也无法获取。中国民政部也没有公布同一时期全国的遗体火化数据。

另据中央社报道，中国媒体财新网17日对浙江省公布的第一季度火化数据进行了报道。但财新网上这篇报道的链接已经消失，只剩下摘要信息。其他媒体的转载仍可看见。

谢选骏指出：习近平深知六四屠杀的大瓜不止秦刚一个——“你们这些人，不是死在酒桌上，就是死在床上。”因为六四屠杀吓傻了懦夫、造就了血汗工厂、扩张了战场经济——末日盛宴开的欢。

【47、丘吉尔与魔鬼合作】

《“整头熊都是我的”，三巨头的雅尔塔会议》（2019-04-09 英 普里特·巴塔）报道：

尽管苏联红军从东面，英美军队从西面侵入帝国的疆界，但希特勒依然信心十足。他顽固地坚信，他们那种利益相矛盾的联盟是无法长久的。他不断提醒自己的随从们，德国人民遭到敌人的包围，这已不是第一次。七年战争期间，法国、奥地利和俄国的联盟似乎即将消灭腓特烈大帝的普鲁士，但随着俄国伊丽莎白女皇突然病逝，反普鲁士联盟解体，这使腓特烈大帝赢得了胜利。希特勒相信，这种情况会再次上演。

盟国也知道，他们之间的联盟不过是因为存在一个共同的敌人而已。早在1941年，因为接纳斯大林为抗击德国的盟友而受到批评时，丘吉尔反驳道， 如果能打败希特勒，他“愿意跟魔鬼合作”。战争初期，盟国的胜利遥不可及，没有什么理由纠缠于“三强”（英国、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分歧。但现在，随着各自的想法转向战后的将来，他们之间的分歧似乎越来越大，以一种希特勒曾准确预言过的方式形成了联盟破裂的威胁。

1943年，三强国的领导人在德黑兰举行会晤，苏联方面明确表示，对于波兰边界问题，他们只接受与“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大致相同的结果。由于无法在西线及时开创第二战线而倍感尴尬的英国和美国，几乎无法对此提出反对。丘吉尔所能争取到的只是一种补偿：波兰将从西面得到部分德国领土。

1945年2月初，赶赴雅尔塔与斯大林进行会晤前，丘吉尔与罗斯福总统在马耳他会面。早在1月5日，丘吉尔便在发给罗斯福的一份电报中指出：“这可能是一场至关重要的会议，适逢三方同盟国意见如此分歧而战争的阴影在我们面前拉长之际。”2月2日，两位领导人在美国海军“昆西”号重巡洋舰上会面时，丘吉尔根本没有太多时间进行精心准备。两位领导人之间的分歧给这次会晤蒙上一层阴影，这种分歧既涉及战争该如何进行，又与战后世界的划分息息相关。西线盟军最高统帅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与指挥英国军队的伯纳德·蒙哥马利之间棘手的关系，早在D日很久前便已相当复杂。现在，英美军队沿着莱茵河防线蓄势待发，他们之间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发起进攻强渡莱茵河的计划上。

此刻没时间进行详细的讨论。丘吉尔的忠实助手，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焦急地询问美国对于波兰的态度。他高兴地获悉，美国对斯大林在华沙扶持的傀儡政权“卢布林委员会”持反对意见。但同样明确的一点是，美国人更为关注的是他们提出的国际组织，这个组织后来成为联合国。艾登担心的是，为实现这一计划，罗斯福会把苏联的合作看得比波兰的命运更加重要。

2月2日-3日夜间，两架飞机载着英国和美国领导人向东飞去，于次日降落在萨基（Saki）机场，再从这里驱车赶往雅尔塔，沿途之上，战火给这片土地留下的累累伤痕依然历历在目，十个月前，这座半岛刚刚被苏联红军解放。岛上的居民后来遭到残酷的清洗，大多数克里木鞑靼人被流放到乌兹别克斯坦，以此作为对鞑靼人组建一支军队加入德军的惩罚。这支志愿军团中的大多数人实际上是从伏尔加河鞑靼人中招募而来，但克里木的同族却跟他们一同遭到流放。随着雅尔塔会议的临近，斯大林的内务部部队（NKVD）再次来到这座半岛。岛上的74000名居民遭到审查， 有近1000人被捕。对雅尔塔满目疮痍、空无一人的街道游历一番后，丘吉尔将这座海滨小镇称为“地狱里的天堂”。

2月4日，斯大林乘火车到达。他分别会见了丘吉尔和罗斯福，会谈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在丘吉尔面前，斯大林对红军在波兰和普鲁士获得的胜利深感满意；而对罗斯福，他强调的是苏联红军面临的困难。罗斯福没有隐瞒英国人与美国人之间对跨莱茵河作战计划的意见分歧，然后又对斯大林怀疑英国提出将法国重建为欧洲强国的意图表示支持。很显然，希特勒对盟国间团结的轻蔑观点是极不正确的。

当天下午，会议开始，先由苏联红军作战部部长阿列克谢·因诺肯季耶维奇·安东诺夫将军作态势汇报。他阐述了苏军近期推进的规模和所取得的胜利，以及对德国军队造成的破坏：他估计有45个德军师已被歼灭或遭受重创后无法用于作战。德国人的伤亡约为400000人。但现在，苏联军队被迫停下来休整。就连即将跨越奥得河和尼斯河，甚至杀向柏林的朱可夫和科涅夫，目前也陷入了停顿。对苏军造成影响的是进攻中遭受的伤亡、不断拉伸的补给线、侧翼遭受的威胁以及天气的突变——气温上升导致冰冻的河流化冻，被苏联空军用作前进机场的草地沦为一片泥沼。

苏军严重关切的另一个问题是，德国人调至奥得河前线的部队数量。安东诺夫估计这个数字约为35-40个师之间，这些师有的来自西线，有的来自意大利，还有的来自挪威或其他留有德军预备力量的地方。安东诺夫强调指出， 在这种情况下，盟军加大压力，尽可能多地牵制德国军队至关重要。

接下来，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将军代表西线盟军发言。阿登地区的战役已结束，西线盟军正着手准备横跨莱茵河的进攻行动。但他们也受到补给问题的影响，主要原因是德国人用火箭对安特卫普实施袭击，斯大林不能接受这种说法，因为火箭袭击的精确度非常差，不足以造成影响。作为回应，马歇尔指出，盟军的空袭已使德国的合成燃油产量下降了80%，并已将对方的铁路运输摧毁。

这是一连串针锋相对的会谈的开始，越来越多地暴露出三国间的分歧。马歇尔估计，西线盟军的78个师面对着德国人的79个师，盟军的唯一优势在空中。这种说法不够真诚。与东线的情况一样，德国人在西线和意大利的各个师大多实力虚弱，而且面临着严重的补给短缺问题。与这些德军部队对阵的英国、美国和加拿大师实力更强，燃料和弹药的供应远远超过德国军队。另外，西线盟军的机械化程度也更高。

会议结束时，一种友好的关系已得到恢复，斯大林承诺尽快夺取但泽，从而阻止德国人制造和训练潜艇。第二天早上，他们又召开进一步的军事商讨会，双方都希望对方尽可能多地牵制德国军队。会谈没能取得太大进展，这给安东诺夫留下一种清晰的印象：苏军进入德国时，会遭遇到德国人从其他战线调来的援兵。他还获悉，英美情报部门预计，德国第6装甲集团军已从阿登地区调往匈牙利，而此刻，布达佩斯的攻防战已达到高潮。

当天结束前，会谈的话题已转至战后德国的分割问题。各国的占领区早已确定，但现在英国提出，法国也应该有一块占领区，这就导致了问题的复杂化。这个话题第一次被提出是在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上，1944年10月在莫斯科举行的会晤中进一步加以商讨，但现在，斯大林希望对此加以详细研究。他坚持认为，对德国的肢解是投降条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丘吉尔的阻力，斯大林赢得了罗斯福的支持。法国问题现在成为中心议题。英国建议分配给法国一块占领区，斯大林对此提出质疑，他指出，其他国家可能也会声称拥有同样的权利。他得到保证，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另外，英国认为，一个强大的法国会在抵御再次得到复兴的德国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丘吉尔解释道，美国军队可能不会驻扎在欧洲，而英国也许不得不在将来单独面对德国的威胁。令他惊讶的是，罗斯福同意他的看法，并指出，他打算在战争结束后的两年内将美军撤离欧洲。

斯大林随后谈及赔偿问题。他希望战败的德国分十年支付给苏联赔偿，并允许苏联拆除、搬迁德国的工厂。丘吉尔在原则上同意赔偿问题，但他担心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赔款所引发的问题有可能再次发生。三巨头一致同意建立一个赔偿委员会，由他们的外交部长来制订相关细节。最后，这个赔偿委员会将已达成一致的内容确定成文，其中包括战胜国有权强迫德国人在他们的国家从事重建工作。

整个会议中，罗斯福最关心的是拟议中的国际组织问题，这个议题主导了2月6日的议程。斯大林仔细核实了拟定中的安全理事会错综复杂的投票问题，令美国人惊讶的是，他随后提出，苏联的所有加盟共和国都应拥有独立表决权。待波兰问题被提出时，双方所能达成的一致就更少了。几乎在各个方面，斯大林都掌握着主动权：他的军队控制着波兰，他提名的政府，卢布林委员会，已在华沙就职。无论西方盟国说些什么，他都处在发号施令的位置上。恢复1939年的边境线绝无可能——斯大林希望以“寇松线”为准，或接近这条分界线，这是个既定立场。

第二天，议题再次回到新国际组织上。斯大林宣布，他对国际组织表决权的安排感到满意，放弃自己要求苏联所有加盟共和国参与投票的主张，只要求2～3个加盟共和国获得表决权。尽管带有这个附加条件，但美国人的如释重负感溢于言表。在宾主尽欢的气氛下，苏联方面提出了波兰问题：对“寇松线”稍加改动，少数身居波兰境外的民主派领导人将被接纳进波兰临时政府， 等待选举。丘吉尔试图回到波兰边界的问题上，他对大批德国人的迁居表示关注，特别是西里西亚和波美拉尼亚地区，波兰的控制可能会导致“德国食物撑死波兰鹅”的结果。

斯大林轻松自如地打消了这种担忧。他指出，苏联红军到来前，大批难民便已逃离。人人都知道，德国、波兰和苏联之间这种领土的易手，将导致大批平民的迁徙。现在很明显，这种迁移已在进行中，以二十一世纪的观点看，这就是一种规模庞大、冷酷无情的强制性种族清洗。克里木半岛依然遍布着历史上最野蛮的战争的伤痕，三巨头在这里，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看待上述问题，这一点也许可以理解。

会议又持续了一段不长的时间，解决了诸如苏联对日作战等事项，但最关键的问题已然解决。斯大林得到他想要的一切，他后来开玩笑说：

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去打猎。他们最终打死一只熊。丘吉尔说：“我要熊皮，让罗斯福和斯大林分熊肉吧。”罗斯福说：“不，我要熊皮！让丘吉尔和斯大林分肉。”斯大林沉默不语，于是，丘吉尔和罗斯福问他：“斯大林先生，你怎么说？”斯大林的回答很简单：“整头熊都是我的——毕竟是我杀了它。”

本文摘自《普鲁士战场：苏德战争1944-1945》

谢选骏指出：丘吉尔自称“与魔鬼合作”，因为他代表的英国和斯大林代表的苏联，都是魔鬼——分别代表欧洲殖民主义的西线和东线。最后他们在雅尔塔会议上瓜分世界，比慕尼黑会议瓜分捷克还要贪婪。这样一来，假装“五大国之一”的中国，就因抗战胜利而被剥夺了蒙古的主权，真是旷古奇闻，堪比北宋和南宋。果然，不久就亡于共产国际的毒手了。

【48、三峡工程是长江命运的“六四大屠杀”】

网文《三峡工程是长江的命运》（2011年6月4日）报道：

长江流域不管是大旱还是大涝，只要有异常气候，三峡工程总会成为“众矢之的”。

早在2004年，四川、重庆发生洪涝灾害，就有人怀疑这与三峡蓄水造成水汽蒸发量加大有关；仅仅两年后，还是在这一地区，又发生罕见大旱，再次有人怀疑与三峡蓄水有关。

这一次也不例外。2011年5月，长江中下游大旱，人们又一次将原因指向了三峡工程。

此时，民间议论与官方说法的沟壑越争越大。面对民间的疑问和质疑，有官方背景的众多水利水电专家纷纷走向前台，认为将极端天气全部归罪于三峡大坝“纯属无稽之谈”。

和水利水电专家不同，大多数气候专家却选择沉默，尤其不愿正面谈及三峡大坝是否影响长江流域气候的问题，他们更加忧虑未来三峡库区的极端气候事件将显著增加。

国家气候中心一位权威专家近日表示，目前还没有数据支持三峡工程与这一次的长江中下游大旱存在因果关系，三峡工程对气候的影响还是在局地范围之内，不可能是造成这两次极端气候的原因。

这位专家称，这一轮争论源于国务院《三峡后续工作规划》的出台恰逢长江罕见大旱，这给了很多人丰富的联想。

三峡大坝真的有这么大的能量吗？它真的能忽而制造大旱，忽而又制造大涝吗？

这些尚无令人信服的数据，但在长江，江湖博弈已经开始，鄱阳湖就要在湖口建起大坝，让湖水不再流入长江。

一名行人走过长江武汉段的河床。受持续干旱影响，长江水面不断下降，武汉段裸露的河床如同沙漠般干涸，武汉东边的鄱阳湖、西边的洞庭湖同样水位下降，湖床上长满了草，变成一片片草原。

“今日湖中石，当年天上星。”

江西鄱阳湖湖中有一座1800平方米的小岛“落星墩”，王安石、黄庭坚、朱熹等名流曾伫立其上，观水天一色。

而今，落星墩下的湖水已变成无边的大草原，点缀着成群的牛马，数百丈外，才是轮船搁浅的湖滩。

2011年3月以来，这个正值汛期的中国第一大淡水湖，因干旱湖水面积较往年同期骤减一半以上，湖水退去，留下的湖床长满了草，落星墩下的草高至1米。沧海桑田，鄱阳湖渔歌已歇，牧歌声起。

而中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也同时遭遇大旱，昔日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描述的“浩浩汤汤，横无际涯”，已经变成辽阔的草地，犹如塞外的大草原。

而到5月底，三峡水库的存水即将耗尽，鄱阳湖和洞庭湖仍不知何时能重现烟波浩渺。

在这背后，江西山江湖开发治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晓鸿日前表示：“三峡工程从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江湖格局’。”

这种改变，不仅是三峡蓄水后，江水倒灌鄱阳湖的场面已很罕见，还有着生态方面的恶化。

为抵消这种改变，江西已然准备在湖口建起2800米长的大坝，把湖水拦在自己的地盘里。

但专家认为，这同样是违背自然规律的人为干预生态，无异于饮鸩止渴。

渔灾之年

“三峡蓄水后，江水倒灌鄱阳湖的场面已很罕见”

“你看今天的水位，10.5米不到，这还多亏了三峡补水补了1-2米。”

5月24日下午3时许，九江鄱阳湖入江口，鄱阳湖渔政局湖口分局的周局长看着草洲片片的狭窄湖面说，现在，除了几只两三千吨的运沙船缓慢通行江湖之间，更高吨位的货轮与渔船悉数搁在了湖岸边。

周局长说，随着鄱阳湖水位的持续走低，鄱阳湖流域的数万渔民正在遭受“灭顶之灾”，而仅仅是在去年，湖口县的一条渔船还能收入七八万元甚至十几万元。

事实上，老渔民们都清楚，鄱阳湖的汛期正是鱼类产卵繁殖期，只有湖面下有足够的水草，幼苗孵化后，才有充足的饵料保证渔产繁殖。遇到持续干旱、水位偏低甚至大片草洲露出的年份，鱼类产卵将无法保障，渔产必然大幅下降，渔民的生活也将难以为继。

“眼看着汛期就结束了，就算老天开眼，下几场暴雨，也于事无补。”九江市星子县南康镇传统的渔民村——大塘村村委会主任张家鹏忧心忡忡地说，去年水势好，全村渔业收入上千万元，而今年将锐减至两三百万元甚至更低。

“我活了70多岁了，没见过这样的大旱，一家六口全靠儿子的打工钱。”渔民张连才盼望政府今年能给些“救济”。

据了解，整个鄱阳湖流域的渔船已达上万只，涉及数万人，他们几乎没有耕地，捕鱼是他们中大多数人唯一的生活来源。

虽说这样的大灾之年并不常见，但在张连才的记忆里，2003年三峡截流后，渔民们的收成已经整体降低了“两三成”。

鄱阳湖渔政局湖口分局的周局长也表示，三峡蓄水后，江水倒灌鄱阳湖的场面已很罕见，“截流前，鄱阳湖每年的最高水位都能达到19.5米以上，截流后只有16至17米。水位偏低，水域面积锐减，对渔产的影响显而易见。”

“三峡初期的影响是非常可观的，在蓄水期，它会使鄱阳湖面积、容积迅速减小。”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及环境学院院长董增川曾如是分析。

生态之变

“三峡建坝之后，泥沙输送量减少，伴随泥沙而下的营养物质生态链条也被截断”

“三峡工程对鄱阳湖的影响是巨大的。”江西山江湖开发治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晓鸿认为，“三峡工程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江湖格局’。”

据统计，经鄱阳湖注入长江的水量约是长江径流量的15.6%。长期以来，由于长江上游水量不足，清澈的湖水源源不断汇入浑浊的江中，保障了长江中下游的供水。

5月24日，早报记者在九江湖口县鄱阳湖入江口处，仍能看到一条清晰的分界线，所不同的是：江水清而湖水浊。

研究资料证明，江湖两色的反向变化恰好始于三峡运行之后。

“因为三峡坝区截流以后，随着流动性减弱，大量泥沙沉降，透明度就会增加，其后果就是淡水赤潮更容易爆发。”同济大学环境工程与科学学院教授李建华认为，三峡建坝之后，泥沙的输送量减少，伴随泥沙而下的营养物质的天然循环的链条也被截断。

“比如说硅元素，对于近海的海洋生产就非常重要。如果缺少硅元素，赤潮和大型水母就更容易爆发。”李建华坦言，三峡建坝使得一个大的水系因人为调控而隔断，是违背自然规律的操作方式，“最大的影响就是生态。”

早在2008年，河海大学董增川教授在《三峡工程对鄱阳湖的影响与对策》一文中就写道：“鄱阳湖有鱼类122种、鸟类310种，当长江流量减少时，会造成保护区内水位不同程度降低，直接或间接影响鄱阳湖的植被、鱼类和鸟类。”

此外，三峡蓄水对江豚等国家保护动物的生存环境也构成威胁。鄱阳湖被视为江豚的最后避难所，现存江豚总数不足2000头，而在鄱阳湖“避难”的就有500多头。

“中科院水产所每年都会在鄱阳湖捕捞几十头江豚做观察研究，前年捕捞上来的20多头江豚，大部分又瘦又伤，因为前年鄱阳湖水位低，水草和渔产减少，船舶也运行在低水位，撞伤许多江豚。”鄱阳湖渔政局湖口分局的周局长说，去年鄱阳湖水位高，捕上来的江豚明显“身强体壮”。

在李建华看来，三峡工程对下游地区包括湖泊在内的生态影响不仅需要重新评估，更需要建立“长期、动态”的评估机制。

江湖博弈

“随着长江干支流各地抢水的加剧，今后武汉、南京的江面也许会变成一条水沟”

“三峡建坝是为了在枯水期解决发电、灌溉问题，但这和下游，比如鄱阳湖之间必然有一个博弈的过程。”李建华分析，为了保障发电的利益，三峡企业要的是留足发电需要的水量，这跟下游湖区希望放水缓解旱情的初衷相反。因此，近期的三峡放水可以视作相互博弈的结果。

事实上，更为宏观层面的“江湖博弈”早就开始了。

2008年1月，鄱阳湖都昌水文站出现8.15米水位，创历史最低纪录。与此水位相对应的鄱阳湖湖面仅54平方公里，湖盆蓄水量1.53亿立方米，是1998年汛期历史最高水位22.42米时湖面面积的七十三分之一，对应蓄水量的二百一十五分之一。

据当时的媒体报道，江西方面认为，鄱阳湖流域降水和长江上游来水偏少是造成这一后果的主因，也有三峡水库2007年9月至10月蓄水的人为因素，“由于三峡大坝的拦截，长江水位低于鄱阳湖水位，湖水大量外泄，如果不采取措施，中国最大的淡水湖可能就此成为历史的记忆。”

而三峡总公司方面随即回应称，江西的指责“没有道理”，鄱阳湖水位消涨不能简单地归因于三峡工程。

这一争论后来上报到国家能源局，延至今日似乎依然无解。

但随着流域旱情和三峡蓄水的影响，江西省多年的鄱阳湖“筑坝之梦”被重新激发。2008年12月，江西省成立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领导小组，省长吴新雄亲任领导小组组长。

该枢纽的原方案是：在距长江27公里处的鄱阳湖北端，修筑一座长约2.8公里的混凝土大坝，提高鄱阳湖枯水季节水环境容量，达到供水（灌溉）、保护水生态环境、保护湿地、消灭钉螺、航运、旅游、发电以及水产等方面的综合效益。

2009年12月12日，国务院正式批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域规划》，《规划》涉及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内容为两句话：做好水利枢纽前期工作，积极推动鄱阳湖水利枢纽各项工作。

《规划》获批后第三天，江西省政府召开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领导小组会议。省长吴新雄强调，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是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核心工程”。

挂在九江星子县南康镇宣传栏中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域规划介绍显示，江西省已经选好在鄱阳湖西侧的九江市海会镇和东侧的高桥镇之间修筑这一水利枢纽工程。但时至今日，这一工程尚未开工。

对此，李建华认为，江西的做法同样是违背自然规律，人为干预水系生态的做法，是在用“三峡的手段”试图抵消三峡对鄱阳湖造成的负面影响。

而来自国际生态领域的专家则担心，鄱阳湖筑坝会使长江中下游的水问题更加严重。“随着长江流域干支流各地抢水的加剧，今后武汉、南京壮阔的江面也许会变成一条水沟。”

谢选骏指出：人说“三峡工程是长江的命运”，我看三峡工程是长江命运的“六四大屠杀”——1989年之后，北京屠城、《河殇》被禁，长江正在步上黄河的后尘，沙尘暴已经征服了长江流域，“河殇”扩大为“江殇”，中国，完了！

2011年6月4日，因此纪念“六四大屠杀”二十二周年。

【49、孙立平、蔡霞——六四苟活者的悲哀】

耕读传家《六四余孽苟活20年记》（2009年06月7日wangpengwei）报道：

大概是上初中的时候，我父亲不知道从那里搞了一套外国反动媒体录制的所谓“六四事件”的光盘（此片至今网上已流传甚广，毒害热血青年无数）。起初他还不肯让我看，认为我少不更事，容易被反动言论所蛊惑。现在看来，当时他的疑虑是有道理的，我当时差一点就走向了错误的路线，这是题外话。

六四20年，外国的媒体，政府机构争相评论，一个个说的是激昂慷慨，义愤填膺。我仔细的辨认了一下那几张脸，诧异了。这不就是前些日子屠杀手无寸铁的阿拉伯平民的刽子手吗？他们怎么又扮演起和平大使了？自己手里的屠刀还在滴血，就在那里大谈民主。我见过随地大小便后提起裤子不认帐的，但还没有见过正屙着屎还不认帐的。

我简单的看了看BBC的报道，它采访了吾儿开希，那个曾经在人民大会堂给李鹏总理叫板的家伙。看起来“吾儿”20年来的伙食不错，本就粗短的身上又贴了20多公斤的资产阶级肥瞟，远看好似举重运动员，近看又像武松的哥哥。“吾儿”畏罪潜逃到台湾的这些年，衣食无忧，已经成功的从一个极端自由主义者变成了空想主义者。他不用劳动生产，缺钱花的时候，只需要在家躺在床上里喊几句反共的口号，便自有“民主”人事主动的把红包递上。如此高效的生财之道，除了北京前门外陕西巷的姑娘们，无人能比。

BBC也采访了王丹，曾经麻杆一样的身材在资本主义的土壤里滋养的不错，也是一脸横肉。可他绝对没有“吾儿”敬业，接受采访的时候一句英文也不说，全是用中文回答，害的采访记者还得请个翻译。俗话说干一行爱一行，你王丹既然吃了“汉奸”这碗饭，就应该多学几句外语，省的想拍马屁的时候嘴里没词。

BBC又采访了戴晴，那个反动文人，看着比20年前更丑，一脸的褶子，嘴里说着蹩脚的英文，让我想起了陕西乾陵门口卖手工艺品的老太太。“中寿，尔墓之木拱矣！”这句话对她说最为合适。

很遗憾，20年前在外国记者面前哭天抹泪的柴玲小姐这次没有出现在镜头前。柴小姐从本质上来说是不一个好小姐，而更应该归为泼妇那一类，在外国反动势力的利用下，用泼皮无赖的计量裹挟着无知群众向政府要挟。不知道到20年后，柴小姐从良了吗？

20年前的事是一场灾难，受害者为学生和中国政府，得利的确是那些反华势力。除了少数学生头目得以在外国人面前邀功以外，其余由于无知而被裹挟近来的学生们都成了那些人的牺牲品。本可循序渐进的政治改革，因为无知学生的冲动而停滞。当一群毫无理智的人群将政府避到角落以后，政府所能做的只有反击。但他们错就错在不应该用枪，其实用催泪瓦斯，高压水枪，胶皮警棍打丫的屁股就够了。政府的行为属于防卫过度，责任是双方面的，但始作俑者为那一小撮学生头目。

中国的民主建设，绝对不是20年前的那个搞法。如果当年中国真像西方体制靠拢，我第一个上井冈山找毛爷爷。成龙说的那句话有道理：“中国人需要管。”否则就天下大乱。

网民嚎叫：

Cheryl说道：2009年06月9日 2:23 上午

防卫过当，是某些领导人下的错误决定。某些人在把局势严重地夸张化，领导人人也就听信了。领导人现在永垂不朽了，所以中共要为一个错误的决定擦几十年的屁股。

鹏蔚说道：2009年06月9日 11:07 上午

不是说国内不让上MSN吗？ 紫阳同志是犯了严重错误的，他错误的估计了形势，没有认清问题的严重性，导致学生运动的升级，这是问题的一方面。领一方面就是外国势力的渗入，和极少数幼稚的学生的盲从。使本来纯洁的运到变的不纯洁了。

sublexical说道：

2009年06月9日 1:19 下午

中国的民主建设，绝对不是20年前的那个搞法。主席还是有觉悟啊。

Cheryl说道：

2009年06月10日 6:07 上午

今天解封了，欲盖弥彰啊。

Mumu说道：2009年06月10日 8:00 上午

赶紧回来吧，祖国需要您这样的人才

R说道：2009年06月12日 6:26 下午

你看过紫阳的书了没有

鹏蔚说道：2009年06月15日 10:18 下午

喝过紫阳毛尖.

谢选骏指出：“吾儿开习、汪丹、拆零”等人虽然不济，但毕竟还没有全然屈从放弃，要说“六四苟活者的悲哀”，应该说这位“耕读传家”的化名作者才算活灵活现地一位。他们哪里知道，要是没有六四的鲜血，就不会有六四以后的邓小平南下开放裤腰带，也不会有迄今为止的“红利”——每个毛孔都滴着恩格斯主义血汗工厂的鲜血。恩格斯主义，就是“共产党自己当资本家的马克思主义”。

《孙立平：用历史的眼光看我们这代人》（2010-12-30 爱思想）报道：

我今年和朋友们一起撰写了两份报告，一份是《以利益表达的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另一份是《走向社会重建之路》。前者主要针对这些年形成的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模式，提出要将利益表达的制度化和社会的长治久安一致起来，要为社会的变革留出空间；后者要面对的则是我们现在究竟是要重建权力还是重建社会的抉择，这种抉择的意义日后将会进一步显示出来。

这两份报告出来之后，有朋友在问，为什么要写这两份报告？背后有什么考虑？

如果说这些报告要体现什么东西的话，最简单地说，就是要体现一种社会进步的理念。几年前在广州的一次演讲中，我曾经提出过一个说法：中国需要一场社会进步运动。这些年我们只有发展的理念，而发展往往只是意味着数量的增加，其本身是没有方向的。这样很多为人类的进步所必须的价值，就没有其位置。而且，没有一种好的理念注入其中，发展很容易进入走火入魔的状态。

以美国为例，美国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与三件事情是分不开的：一个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进步运动。当时美国经历了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但腐败、垄断、权力和市场、资本的结合等现象普遍存在，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这样的势头得到了明显的遏制；一个是罗斯福新政第二阶段所实施的社会变革，这场变革的核心是利益关系的调整。此前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赤裸裸、血淋淋、人吃人的资本主义。1930年代大萧条表明，这种资本主义已经穷途末路。罗斯福新政第二阶段所进行的社会变革，通过以工代赈的社会救济制度、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和规范劳资关系，重新塑造了一个资本主义，即福利资本主义;再有就是上个世纪60年代，由约翰逊总统推动的建设伟大社会的运动。当时美国正好经历了二战后快速的增长，但不久之后，一个社会学家写了一本书《另一个美国》，把美国当时的阴暗面集中在一本书中，包括贫困、不平等和对人权的侵犯等。据说约翰逊看了这本书，受到了很大的触动，提出建设伟大社会，向贫困宣战、向不平等宣战。

我们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经济获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但与之相伴随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我们现在要注意到如下两个因素：一是我们现在发展的速度很快；二是政府权力部门处于没有强力制约的任性状态。这样的时候，如果一步迈出去迈错了，想收就很难收回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社会进步理念相伴随，经济发展就很容易走入歧途。我最近就经常在想一个问题：100年之后，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会怎么写我们这代人？我想我们这代人在子孙后代的眼睛中，很可能是很荒谬、很愚蠢，甚至是多少有点可耻的一代人。从历史的眼光来看，我们这代人做的影响最深远的一件事，就是把地球演进这么多年形成的那点财富，仅我们一代人就给挖出来用光了。最后留给子孙后代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空空如也、百孔千疮、一片废墟的地球。因此，中国的问题，发展的问题，需要我们用一种超越的眼光来思考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需要一场社会进步运动。而这场社会进步的目标，就是制约权力、驾驭资本、制止社会溃败。

蔡霞@realcaixia：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是大陆著名的学者。他这段话振聋发聩。确实要扪心自问，在正义与邪恶、文明与野蛮荒谬的搏斗中，我应该为我们民族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做些什么？我能够怎么做？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扪心自问，别让良知良心因名利诱惑而缺位，别让良知良心被极权恐怖淫威而压到。

谢选骏指出：孙立平、蔡霞这些人，与六四刽子手集团配合默契地混了三十多年，到现在却“吃完了人血馒头一抹嘴”，拿出共产党“代表十四亿人民”的腔调，代表“我们这一代人”话说忏悔——把自己的肮脏平摊到了所有人的头上。不。我告诉你们，你们只能代表你们自己，代表不了“这一代人”。你们这算“六四苟活者的悲哀”，不能代表其他人，更不能代表默默无闻的献身者们。

【50、台湾就是第二个香港】

《一场大火烧出台湾版"劏房"和"蚁族"》（威克台湾媒体人2017年11月29日）报道：

新北市中和区发生纵火案，地点是违法改装隔间的老旧公寓。

半夜发生的一场恶火，不但夺走了9条人命，也暴露了社会底层族群在都会区居住的困难，更惊人的是这并不仅仅是个个案。

以前大部分的台湾人对香港居住空间的狭小感到不可思议、北京和上海出现"蚁族"还有住在地下室的"鼠族"令他们惊讶，殊不知相同的景况也出现在台湾的大都会地区，尤其是算起来房价比日本的东京、英国的伦敦还要贵的台北市。

违法改装

这次的火灾发生在与台北一河之隔的新北市，当地向来是在台北工作或者求学却又无法负担台北租金的外地人聚居之地，而且相对来讲新北市开发的比其他都会地区早，仅次于台北市，所以老旧的公寓也多。

虽然火灾的起因是人为纵火，但是拥有两层楼的房东将大约一层楼30坪（大约100平米）面积的公寓、每层以不防火的建材违法隔成了14间的"雅房" ，扣除走道和共用的浴厕之后，每个"雅房"面积大约就是1到1.5坪，也就是3到5平米，和香港的"劏房"不相上下，而逃生的路线也就只有一条平常出入的楼梯，不幸地这次纵火者就是在楼梯放火的。

被火吞噬的楼层当中有一层、也就是5楼是台湾所称的顶楼加盖，在1960年代台湾开始出现3到4层式样的公寓楼之后，买公寓楼最抢手的不是空间比较大、出入比较方便的一楼，就是顶楼，原因就是顶楼可以加盖，扩大居住面积，不过几乎都是违章建筑。

1995年之后，法律禁止顶楼加盖，但是那一年之前的既有顶楼加盖只有列管，如果没有被抓到有整修的话，主管部门不会强制拆除，所以台湾老旧公寓上的顶楼加盖就这样留了下来，随着台北居住日益困难，许多屋主就把顶楼加盖出租赚钱。

全台湾有40多万老旧公寓，防火设施和逃生通道都不符合需要。

安置问题

为什么明明是违章建筑，政府却不将之拆除？台北市市长柯文哲提供了答案，他说拆除除了人力有限之外，也要考虑安置居住在这些违章建筑的人，得要有配套，也就是拆了顶楼加盖，这些人也要有地方可以居住才行。

违章建筑的顶楼加盖起码有列管、但是按照法律，有关部门却不能登门入室检查违法隔间的雅房，因为这是私人空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台北市在火灾之前才通过要检查顶楼加盖的防火设施，如果不符合标准，就会优先拆除，但是起火的房子却是在新北市。

如今新北市也着手对付这些违法出租、安全有疑虑的"雅房"，其他的县市也开始清查自己的区域内有多少此类违法出租的违章建筑，至于能够收到什么样的效果，可能需要后续的观察。

台北"鼠族"

火灾之后，台北市调查市内这类居住品质恶劣的屋舍，按照台北市社会局的说法是大约还有20多处，其中还有景况和北京和上海不相上下的"鼠族"聚居区，例如在台北房价最高昂的东区、一个与台北101摩天大楼相隔不到500公尺的老旧公寓地下室。

这个地下室原先是市场，里面就住了几户低收入老人，入口处贴着一张写着"禁止摄影采访"字样的告示，还有一名妇人坐在入口，不让记者之类的"闲杂人等"入内，说是在发生了火灾之后，许多媒体造访所以"不堪其扰"。

另外一处也是废弃的地下室市场，原先被屋主隔成了好几间的"雅房"，住的也是低收入的老人，但是就在夺命火灾之前的11月初发生了火警，虽然没有人伤亡，但是家当全毁，市政府已经出面将他们安置到其他的地方。

顶楼加盖的违章建筑在台湾曾经是常态，但是拆除也有其困难。

低收入者

这些台北的"蜗居者"和香港"劏房"居民、北京和上海的"鼠族"还有"蚁族"的相同之处就是他们都是收入低、想要省钱过日的社会底层、也就是今年金马奖最佳导演奖得主文晏得奖感言中的"低端人士"。

以新北市的火灾受害住户来说，他们有的是外地来台北从事较低工资的工作，有的还是辗转来台的缅甸华侨，罹难者还有一名每个月将大部分薪水寄回家的低阶警察，台湾版的"劏房"之所以能够在市场上有一席之地，主要就是因为租金相对便宜很多。

从台湾的租房网站上查找一番，在繁华一点的地区，一个小阳台改成的"雅房"就要每个月6000元新台币（约合1300元人民币、200美元），一房一厅、一个卫浴带厨房、普通一点的房子每月租金大概都是25000元新台币（6200元人民币、800美元）起跳。

这种价格对每个月大约20000多到30000多新台币收入的人来说，这是难以负担的价格，月租大约3000到5000元新台币的台湾版"劏房"成了他们唯一的选择，只是这种台湾媒体所称的"蜗居"，虽然好像能够遮风避雨，但是谁也不知道简陋而且不合格的建材、负载能力不足的电线、出入人员的复杂等等的问题哪天就会夺走了住户的性命。

谢选骏指出："劏房"是香港的特产，甚至是蔓延到了美国的唐人街——台湾虽然比香港大了不少，但和大陆相比，台湾就是第二个香港。以前我在日本，遇见一个日籍台湾人，说起日本的狭小，谁知道他睁大眼睛说，“我觉得日本很大啊欸！”真是让我好笑。于是我以夷制夷地告诉他，日本贪污首相田中角荣第一次飞凌中国上空，惊叫“大陆真大啊”——这个日奴才算沉默了。但是且慢，"蚁族"却是大陆的术语，用以描写中国民工的悲惨处境，虽然大陆有那么多的土地荒芜。于是看来，"劏房"和"蚁族"互为表里，构成了“全球炎黄子孙的通病”。

【51、唐山打人是六四屠城的继续】

《唐山打人事件，与我们每个人有关》（2022年06月11日文/恺哥 来源/新周刊）报道：

昨夜，全网都在为一件事揪心——

6月10日下午3点，微博博主@繁华落尽只留芳华发布了一条“唐山打人事件”的视频曝料，迅速引起全民关注和热议：

“唐山某路烧烤店，男生骚扰女生未果挨骂，随即动手打人，造成同来的一帮男人打女人，喝点酒都这样吗？”

在这则视频与博主补充的另一条视频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该男子在烧烤店内骚扰一位女士未果，随即与数名男同伴一道用椅子、酒瓶等工具围殴几位女性，并将她们拖行至店外继续殴打，“最终将该女士与友人打伤”。

博主@繁华落尽只留

芳华 发布的微博，不到5小时被40多万人转发

10日下午，唐山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来广普公开表态，称上述案件嫌疑人已经锁定，公安部门正在抓捕；随后，唐山市公安局路北分局官方微博@路北公安网络发言人发布警情通报，称警方已经锁定嫌疑人，目前正在全力实施抓捕，并称：“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违法犯罪人员！”

6月11日凌晨，唐山市公安局路北分局发布警情续报，抓获五名涉案人员：

“经唐山警方连夜开展工作，继抓获涉嫌在烧烤店寻衅滋事、暴力殴打他人案件两名主要犯罪嫌疑人之后，6月11日凌晨，又抓获李某瑞等三名涉案人员。同时，唐山公安机关已组织警力赴外省对其他四名外省籍涉案人员进行抓捕。”

这一夜，警方连夜缉凶。

这一夜，无数人不眠。

终于，6月11日下午，唐山警方将案件中最后一名涉案人员抓获。至此，该案九名涉案人员已全部归案。

唐山市公安局路北分局最新警情通报

吃个夜宵，飞来横祸

打人事件发生在当地的一家烧烤店内。

看过监控视频的人，不可能不愤怒：

深夜，该男子不时望向靠近门口的受害女性一桌，随后径直走上前，摸向白衣女子，对其进行肢体骚扰。

女子本能地推开对方的手，明确表示拒绝、示意对方离开，但该男子再次出手骚扰。被女子再次推开后，他一巴掌扇向对方头部，对其进行殴打。

三名同桌中的黑衣女士，立即起身阻止，却成为了下一个被攻击的目标——

与该男子同行的另外几名男子冲过来，操起酒瓶、举起凳子砸向黑衣女子，猛踹对方身体，并扯住白衣女子的头发，将其拖行至店外继续殴打。监控显示，整个过程持续一分多钟。

出手之狠、下手之重，令人瞠目结舌。

在视频中，一位站在远处打电话的女子看到这一幕，冲过来劝架，但随即被男子同伴推倒在地，后脑勺磕到台阶上；上前搀扶的灰衣女子，也遭到群殴。

监控视频显示，在此过程中，一直有人劝说：

“别打了，走了！哥！”但这并未让他们停止殴打，几名男性在持续拳打脚踢一分多钟后，才扬长而去。

两条视频，完整记录下了事件的全过程，让观看者感到震惊与愤怒。

相关话题迅速发酵，引起万千讨论：

“原视频看完，血压就没下过200。”

“普普通通的一桌人，吃了一顿普普通通的夜宵，凭什么要平白无故遭受这种事情？”

“必须严惩这些狂徒，否则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网友在媒体微博下评论，为受害者鸣不平/微博截图

 “双方互殴”？这是单方面犯罪！

唐山公安及时做出响应后，案件取得了一定进展：

据澎湃新闻报道，唐山市公安局方面表示，“接到群众报警后，当时就把人控制起来了，还在调查取证、验伤的过程”。涉事店铺负责人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事发当时就有人报警了。

10日下午5点49分，唐山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来广普表示

“案件嫌疑人已经锁定，公安部门正在抓捕”；5点57分，唐山公安对外发布警情通报；晚上11点，警方已依法抓获两名主要犯罪嫌疑人。

深夜，唐山市妇联工作人员和警方回应，目前已有两名受伤女性送医，“暂无生命危险”，另外两名女性伤势较轻，未住院治疗。

就在大众密切关注受害者所遭受的身体创伤的同时，网上陆续出现了一些恶意揣测甚至谣言，十分荒诞离谱。

有人模糊事件焦点，将事件描述为“男子尝试摸女子后背被拒，随后双方发生冲突”。

还有少数发言站在“受害者有罪论”的角度，以看似理中客的态度分析打人事件，字里行间暗示此事“并不简单”：

“白衣女子（被摸之后，进行言语反击）没素质，令人反感。”

“我劝你们以后大半夜的，还是别出门吃宵夜了。”

甚至有微博声称受害女性已去世，随后被官方迅速辟谣。

如此反智的言论，就像泡沫一样，一戳就穿： 

铁证摆在眼前，受害者是谁、有什么恩怨、酒喝了多少，不是任何人触犯法律的理由；“酒后失态”“双方互殴”之类的模糊表述，掩盖不了骚扰和殴打的事实。

据《法治日报》分析，结合公安部门通报的案情以及视频内容，男性一方在公共场所无事生非或借故生非，随意殴打、骚扰他人，造成了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损害结果，涉嫌构成寻衅滋事罪—— “不是搭讪，是性骚扰；不是双方互殴，是寻衅滋事；不是发生冲突，是单方面犯罪！”

打人者手段凶狠，置法律于何地？

正如@中国妇女报所评，这是一起赤裸裸的“寻衅滋事、暴力殴打他人”案件，几名涉事者均难逃法网，终究会为自己的恶行付出代价。

@红星新闻的点评，是对此事最好的注解：

“这是一个法治时代，是一个藐视法律必被法律惩戒的时代。挥出罪恶拳头的那一刻，就要想到被法律铁拳惩处的那一天。”

道理很简单，却总有人不明白/@中国妇女报

打人事件，与我们每个人有关

唐山打人事件，之所以激起千层浪，不仅仅因为大家都有为受害者伸张正义的道义感，也因为这件事，与我们每个人都有关。

我们不难从受害者的经历中，看到自己熟悉的影子：

和朋友出门吃夜宵，你和陌生人之间，只隔了两张桌；遇到陌生人言语骚扰，你会产生反感、表示拒绝；看到有人吵架，你可能会上前相劝……

但你不知道，等待你的，是一句感谢，还是一记重拳。

我们为此震惊，因为打人者的行径是如此极端和恶劣，

但我们同时也会后怕，因为打人事件让我们清晰地看到，这样的恶行，真真实实地发生了。

2020年，浙江台州的顾女士在吃夜宵时，遭到陌生男子骚扰（勾肩摸脸），将其推开后被殴打致昏迷，最终住院15天，打人者分别被处以行政拘留10日和13日的处罚。

今年6月，西安美食博主“小贝饿了”在夜市录制美食视频时，遭到陌生男子围观起哄，要求其“快点吃饭，吃完给你500元”，摄影师多次制止无果被气哭。

除了性骚扰引发的事件，还有因口角演变成斗殴的事件：今年1月8日，成都一家火锅店里，就餐双方发生口角，从吵架演变升级成斗殴，酿成泼火锅油的惨剧。

前段时间，美食博主“小贝饿了”在夜市录制美食视频时，遭到陌生男子围观起哄。

从性骚扰到出行安全，我们每个人所求的，无非是保障最基本的人身安全而已——为受害者鸣不平，就是在为“我们”鸣不平；关注案情的后续发展，就是在期待关乎“我们”权益的后续承诺。

10日晚上9时许，《人民日报》发表评论：

“唐山这起群殴女子事件，令人震惊，不仅挑战了法律，还挑战了社会秩序，挑战了大众的安全感。”

只有及时处置一个个具体的案件，让藐视法律者受到制裁，才能让群众拥有安全感。

不要放过任何一个施害者，因为他们挑战的，是社会安全与法律尊严。

不要划走任何一条后续，因为它与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

谢选骏指出：上文虽然懂得“唐山打人事件，与我们每个人有关”，却不懂得“唐山打人是六四屠城的继续”——唐山打人事件，在六四屠城面前简直不值一提，但却收到了“全网关注”，可见废垃们的势利眼，拿了苍蝇当老虎，就和“选择性反腐”一模一样。

《“六四”屠城、三峡工程与讲真实的历史》（王维洛 2022-06-10）报道：

一、没有“六四”屠城就没有三峡工程上马

33年前的1989年4月3日，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两会闭幕时的记者招待会上，李鹏带着三位副总理姚依林、田纪云、吴学谦出席。荷兰记者提问：“在人大刚开始开会时，一些人大代表对三峡水利工程提出一些批评意见。前几天，一些代表还在说，这项工程如果搞的话，将会影响社会和经济的秩序，我想问李鹏总理：您是否不管有什么情况，还继续搞这个工程？”李鹏答：“我请姚依林副总理回答这个问题。他是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主任。”姚依林说：“三峡工程现在有争论。主张建三峡工程的人是有道理的，反对上三峡工程的人也是有道理的，因此这个问题还需要经过详细的论证。我认为，三峡工程在今后五年之内是上不去的。在现在治理整顿期间的计划以及将来的八五计划都不会有大规模上三峡工程的计划。因此现在不必花很大的精力去争论。将来如果要上三峡工程，肯定是要经过人大批准的。所以我建议现在这个问题不必继续讨论。政治局常委姚依林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对三峡工程表态：现在不必继续讨论三峡工程，这个工程在今后五年之内是上不去的。这是中国共产党向全中国、全世界的承诺。

1989年4月3日姚依林：三峡工程在今后5年之内是上不去的

1989年6月3日晚、6月4日凌晨，中共解放军部队用坦克、冲锋枪镇压了天安门广场上争取民主自由的群众运动，用中共党史的描述是：“春夏之交　北京和其他一些城市发生政治风波，党和政府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平息在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捍卫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维护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继续前进。”

1989年6月3日晚、6月4日凌晨的北京天安门广场

1989年7月22日至24日刚刚接替赵紫阳担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在水利部部长杨振怀等的陪同下出访三峡地区、葛洲坝工程和长江流域办公室，参观了三峡工程的模型等。回到北京后江泽民于第二天（7月25日）去医院看望李鹏时即表态“上三峡工程是必要的”。

从1989年4月3日姚依林说五年内不谈三峡工程，到7月25日江泽民表态“上三峡工程是必要的”，仅仅过去了3个多月时间，期间发生了天安门屠城。可见中共的任何承诺是不可信的！

1992年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以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64票弃权和25票未按表决器通过了兴建三峡工程的议案。这是中共人大历史上获得最多不赞同票的一次表决。从1989年4月3日到1992年4月3日刚好三年时间过去，姚依林承诺的五年内不谈三峡工程早已忘到脑后了。

三峡工程的上马被中共看作是它的伟大功绩，在中共党史中必然有记载。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写的《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大事记》（1921年7月－2021年6月）提到三峡工程的时间则是1997年11月8日：“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成功实现大江截流。2012年7月4日，三峡工程最后一台70万千瓦巨型机组正式交付投产。”1997年11月8日距离三峡工程的最后决策的1992年4月3日又过去了五年多，距离1989年4月3日姚依林说五年内不谈三峡工程，过去了八年多。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写的《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大事记》就通过这样隐蔽的手法将中共不遵守承诺的事实给掩盖过去了。

《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大事记》记录的三峡工程：1997年11月8日三峡大坝实现大江截流

二、技术工程的错误是不可能用技术工程来弥补的

象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一样，笔者三十年多来唠唠叨叨地不断重复这个话题。有意思吗？这不是由笔者的主观意志所决定的，而是“六四”事件、三峡工程的后续负面影响不断涌现，不断扩大，直接的受害者就是中国老百姓。三峡工程的造价是通过老百姓支付的“三峡基金”（全称三峡工程建设基金）建造起来的，当初许诺给老百姓的是每度电的电费是0.08元。共产党没有兑现它的许诺。老百姓以为三峡工程建造起来了，发电机也转动了，可以不用支付“三峡基金”了。这时“三峡基金”换了一个马甲，改称“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其中一大部分用于三峡后续工作。什么是三峡后续工作？就是给三峡工程擦屁股的工程。改称“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时中共许诺说，该基金只征收到2019年就结束。还不到2019年这个许诺又被修改了，这个钱要征收到2026年。同样，过去吹嘘的三峡工程可以防“万年一遇”的洪水，随着时间的延长，这个功能不断缩水，可防“千年一遇”的洪水，可防“百年一遇”的洪水，不能把希望都寄托在三峡工程上。到了2020年长江发生了一次洪水，先后有5个洪峰，先是淹了三峡大坝下游的武汉地区、鄱阳湖地区和巢湖地区，接着淹了三峡库区，最后淹了重庆市区。中国老百姓被告知，“三峡工程（在发挥防洪效益方面）已经尽力了，请不要再指责它了”。集中力量办大事，中共认为三峡工程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优势。三峡工程在迫使百万移民背井离乡时的许多做法，比如三峡工程移民不得就赔偿问题在法院提起诉讼；移民们上北京上访，抓回来被判刑，或者被黑社会恶打一顿；移民官员整天呆在移民家中，一直呆到移民同意搬迁，根本不顾移民是否同意他们能够进入家中或者在吃饭时也不离去；移民家庭中若有公务员或者国营单位职工，必须说服家里同意搬迁，否则不用来上班；移民不同意搬迁，停电停水，最后用炸药一炸完事……中共在防疫清零运动中的做法是否与三峡工程迫使移民搬迁的办法很相似？大白可以进入居民家中消杀病毒，任意处置别人财产，打得都不是“舍小家为大家”的口号吗？

中共官媒对三峡工程防洪效益描述的改变

笔者想告诉读者的是三峡工程的最新后续影响：2022年5月9日江西省水利厅官方网站对鄱阳湖水利枢纽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信息公示，公示时间自5月9日起的短短10个工作日内。这个程序结束后，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就进入决策的最后阶段。

长江与两岸的支流以及鄱阳湖、洞庭湖等沿江湖泊存在江湖互相依赖互相弥补的关系。三峡工程的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自然界的江湖互补关系。在2020年洪水期间，长江洪水倒灌鄱阳湖，造成鄱阳湖地区严重水灾，成千上万的民居倒塌，农田被淹，居民紧急撤离。更为严重的是，每年进入汛后期和枯水期，三峡工程开始“逆向”蓄水，鄱阳湖枯水期提前到来，枯水水位持续下降，湖底见天、湖底出现草原的现象，枯水期时间的延长，生态恶化。为抵消这种改变，江西省早就计划在鄱阳湖的湖口地区建起一座比三峡大坝更长的大坝，把鄱阳湖湖水拦在自己的地盘里。现在就差这最后一哆嗦了。当江西省提出这个计划时，三峡集团竭力否认，鄱阳湖的干涸与三峡工程有关系。十多年过去了，人们从实践中看到了三峡工程对长江下游地区的生态危害，再否认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江西省辩解说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不是大坝，而是闸。其实，人们也可以说三峡大坝不是坝而是闸，三峡工程建有一百多个闸门，可以让每秒十一万立方米的万年一遇的洪峰流量不受任何阻挡地顺畅通过。建造大坝的目的是为了人为地控制水流，大坝与闸门的结合，是为了让人们按照自己的意志更好地控制水流。

三峡工程的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江湖格局”，鄱阳湖几乎每年都出现湖底朝天的现象，湖泊生态系统面临死亡

2022年5月9日江西省水利厅官方网站对鄱阳湖水利枢纽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信息公示

三峡工程对长江下游地区、对鄱阳湖地区的生态危害是否能通过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得到解决呢？在短期内，在一个小的范围内，特别是在江西省党委和省政府的眼睛里，是能够解决的。但是在一个长的时段中，在一个大的范围内，是不能够得到期望的效果的，而只能带来更大的生态灾难。中国有个成语叫做饮鸩止渴，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就是饮鸩止渴。

鄱阳湖建造一个拦湖的大闸，那么洞庭湖是否也需要建造一个类似的拦湖大闸呢？巢湖呢？洪湖呢？长江支流、长江沿岸湖泊都建造拦河拦湖的大闸，下游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怎么办？上海怎么办？将来是否需要在长江入海口也建造一座拦江大闸？控制长江水流，不要让长江水白白流入东海？也不要让东海的水趁着潮汐进入长江？

三峡工程上马时多考虑短期的、眼前的利益，特别是利用三峡工程扭转六四事件之后国人士气低落、经济低迷的局面，而不顾中长期的对社会、经济河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这是决策的错误。三峡工程的错误是不可能用技术工程来弥补的。解决的办法就是尽早拆除三峡大坝。

三、习近平教中国人学“四史”

中共不敢面对“六四”镇压民主运动的错误，同样中共不敢面对三峡工程的决策错误。中共的补救办法就是掩盖历史，篡改历史。

2022年4月22日《求是》刊登了习近平的《学好“四史” 永葆初心、永担使命》。这篇文章只是把习近平自2016年以来关于学习历史的讲话汇编在一起。毛泽东喜欢讲历史，一会儿要干部学习这段历史，一会儿要干部学习那段历史，因为毛泽东就喜欢看《资治通鉴》这样的古书。习近平也来个东施效颦，但是却在该读书的时候不能好好读书。

其实，习近平的“四史”也是一个累积的说法，习近平最先提出要学习“两史”，然后再强调学习“三史”，现在号召学习“四史”。什么是“四史”？“四史”就是所谓的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

习近平认为：“要通过在全社会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引导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弄清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基本道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伟大实践中建功立业（2021年3月7日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青海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

将来有一天中共的御用文人又能为习近平总结出要学“五史”、学“六史”甚至“七史”。2020年8月18日下午，习近平在安徽省蒙洼蓄洪区考察，习近平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中华民族同自然灾害斗了几千年，积累了宝贵经验，我们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规律，与自然和谐相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要提高抗御灾害能力，在抗御自然灾害方面要达到现代化水平。”

5月27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会上大谈中国的百万年人类史、万年文化史、5000年文明史。这么算来，就是“七史”了。中共花了大投资搞什么“断代工程”、搞什么“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通过篡改历史来证明中国共产党的能，马克思主义的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

四、对下一辈讲真实的历史

现在的中国中学生、大学生、中青年人中，知道六四真相的人很少，知道三峡工程危害的人也不多。为什么？因为中共篡改历史，中国的学校里并不讲授真实的历史。笔者在中国的许多同学、朋友，包括当年一起到北大荒插队落后的黑哥黑姐们，经历过三年挨饿，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经历过上山下乡，经历过改革开放，经历过89六四，用黑哥黑姐的话来说，一生都生活在低洼处。但是他们都不愿意谈，更不愿意向他们的下一代、下下一代谈自己所经历的事情，因为他们不想谈“政治”。但是，政治却陪伴了一生。笔者以为，我们这一辈子所经历的，恰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不能”、马克思主义的“不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好”。“共产党让我们挨饿，毛泽东让我们下乡，邓小平让我们计生，江泽民叫我们下岗”。记得有一次有知青办了上山下乡的摄影展，黑哥、黑姐带着自己宝贵的独生子女去观看。孩子问爸妈：下乡这么苦，你们怎么不在杭州练摊呢？练摊就是返乡后有人找不到工作，在市场摆个摊儿谋生，解决就业和生计。当爸妈的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啊，当初知识青年为什么不能家乡练摊呢？中共的最高领导人解决问题的办法不如一个小孩。这正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不能”，马克思主义的“不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好”！中共领导不知道如何解决青年就业问题。文化大革命中靠知青上山下乡解决就业问题，如今解决青年，特别是大学生毕业生的就业问题，还是要靠上山下乡。

在德国也碰到许多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他们中的大多数不知道六四真相，就是有的回答说，听说过，然后就背上一段从学校里学来的标准答案：“春夏之交，北京和其他一些城市发生政治风波，党和政府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平息在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捍卫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维护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继续前进。”

中国人喜欢说这样一句话：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其实在中国的学校里，接受习近平所宣扬的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百万年人类史、万年文化史、5000年文明史的教育，孩子们就彻头彻尾地输在了起跑线上，因为那不是真正的历史。从这样的教育体系中出来的青年，他们没有正确的价值观，没有正确的人生观，没有学习、特别是自学的能力，没有提出、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为了孩子们的未来，为了中国的未来，必须对下一辈讲讲六四的真相，讲三峡工程的危害，自己所经历过的真实历史，谈自己的体会，哪怕这个经历看起来是微不足道，但它们是真实的，是在讲中国共产党的“不能”，讲马克思主义的“不行”、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好”！这就是公民的韧性抗争，这也是一个和平走向民主的过程。

对「六四」的最好纪念，就是向讲述你经历的「六四」，你知道的「六四」，讲历史的真相，一年一年、一代一代地讲下去！历史不容篡改！

网民嚎叫：

变法维新 发表评论于 2022-06-11 07:33:18

五毛狗们，六四镇压这么伟大英明，为什么“六四”成为禁词，六四图片被删光，六四真相不让人讨论，天安门母亲不能公开发声？

5mslj 发表评论于 2022-06-11 06:48:10

river2020 发表评论于 2022-06-11 01:04:48

放到今天，那几个狗娘养的六四狗，中国的人民估计会千刀万剐了他们，也不足以平息民愤民情。

river2020 发表评论于 2022-06-11 01:01:05

直接说吧！参加六四的那些人每一个好人，全他妈是下三滥，全他妈都是狗娘养的，全他妈每一个要脸的，差点害死全中国。

—————————————

当年64，几乎全民支持学生，98%的比例应该是有了。

你该吃药了

锦西 发表评论于 2022-06-11 06:07:39

六四，已成为历史。因为六四，美国给了民运八万张，美国身份，绿卡。亲戚六道，来了美国有多少？你们为美国又有什么样的贡献了？就如同土地改革，文革，死了多少无辜的地主老财老干部一样，真正的冤魂。天知地知，老天爷清楚。几十年过去了，美国是怎么回想的？中国人又是怎么想的？六四，已成为过去。完全失去了筹码。

谢选骏指出：唐山打人是六四屠城的继续……这个继续还没有过去，因此还将继续……我们每个人都无法逃脱这个命运，都将继续下去……这就是所谓的“一失足成千古恨”了。

【52、逃过六四大屠杀，见证柏林墙倒塌】

《见证了柏林墙倒塌的中国人》（2009年11月9日 德国之声记者洪沙）报道：

今天是标志着两德分裂和冷战的柏林墙倒塌20周年纪念日。首都柏林已经开始隆重的纪念活动。电视记者在柏林街头做随机采访时，不少路人回忆起20年前夜晚的那一幕，激动之情溢于言表。当年在柏林也生活居住着不少中国留学生，德国之声记者洪沙寻找到两位见证了柏林墙倒塌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中国见证人。请他们来回忆讲述那一段历史。 

1989年11月9日，前东德中央政治局委员君特·沙波夫斯基（Günter Schabowski）在一场国际媒体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东德政府决定放宽对东德公民私人出境的限制。一名记者询问，这条规定从什么时候开始生效。沙博夫斯基回答说："据我的了解，这条规定从这一刻开始立即生效。"

随着沙波夫斯基的这一回答，树立在柏林城内28年之久的柏林墙忽然不再起作用。

成千上万的东西柏林人在这个夜晚走上街头聚集在柏林墙两侧。接近午夜时分，东柏林的边防警察开放边界，无数东柏林人涌入西柏林。陌生的人们相互拥抱，欢呼雀跃，整座城市陷入极度兴奋的状态。这种节日似的狂欢持续了几周之久。

当时在柏林读书的中国留学生谢渊弘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说，他和几个朋友跑到勃兰登堡门前，看到那段柏林墙上站满了人，"你一伸出手，上面无数只手伸下来把你拉上去，非常的热情。那时候觉得认识不认识的人忽然一下变成一个大家庭，世界大同的那种感觉。"

如果现在我们回顾1989年柏林墙倒塌的历史，可以从许多纪录片或者图片影像上看到人们攀爬到高高的柏林墙上的情景。在这些影像中，成千上万的人带着锤子、电锯等各种各样的工具敲凿这堵长达100多公里的厚重的水泥墙，从而结束了两德长达41年的分裂历史。

阻隔东西柏林人的大墙一夜之间不复存在，像是从天而降的幸福。谢渊弘说，很多人的行为反应已经超常了。

"我的一个叫Wagner的朋友跑到大街上去，他在街上见到一个东德人就把他拉过来说：'你一定没吃过中国饭吧，你不知道中国饭有多好吃。'西柏林这边中国餐馆特别多，东德那边好像只有两家，而且都是为官员服务的。一般东德老百姓很少有吃过中餐的。他特别得意：'你不知道中国饭有多好吃，你一定没尝过。来，我请你！'他那一个月把工资花了个精光。"

国家的分裂使得绝大多数东德老百姓没有机会去西边转转看看。柏林墙倒塌的那个夜晚很多在柏林附近居住的东德人一下子全都涌入西柏林，想看看幻想中的西方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柏林库当大街等主要街道上人头攒动，挤得水洩不通。谢渊弘说：

"当时西德政府规定，所有来西德访问的东德公民可以获得100西德马克。银行门口排大队，大家都来领100马克。很多商店的货架都空了。很多银行的小分行已经发光了现金，从其它城市紧急向柏林调现金。完全是一种Volksfest（民间节日）的感觉，大家都欢欣鼓舞，在德国很难见到这样的场面这样的气氛。"

一些涌入西柏林的东德人对一切充满了好奇，当时在柏林留学的中国留学生施彦的家里也迎来了两个好奇的"不速之客"。

"我们坐地铁回家，旁边有个中年妇女带着孩子跟我们搭话，说是要到我们家来看看。我们说，两个中国博士生的家里一点都不典型，没什么好看的。但是那个妇女很热情，愿望特别迫切，很想看一看。然后她们就跟着我们回家了。我们住的是很普通的居民楼。她们很好奇地东张西望，然后很满意地回去了。很显然她们在西柏林、西德没有亲戚，没有了解西边日常生活的机会。现在她们是看了街上的景色，也想看看房子后面的生活。"

1989年在德国的历史上是一个多事之年。这一年，在莱比锡、德累斯顿等城市持续爆发群众集会和游行。东德民众要求当局发扬民主，实行改革，改善供应和服务，开放出国旅行、放宽对新闻媒介的限制。在一次又一次的大规模抗议游行的强大压力之下，民德政府于11月7日宣布集体辞职。即便如此，还是不会有人料到，仅仅两天之后，树立了28年之久的柏林墙就会在一夜之间倒塌。已经在柏林生活了20多年的谢渊弘说，他听到柏林墙打开的消息时，虽然觉得发生的时间偶然，但是围墙的倒下却应该是历史的必然结果。

"当时我感觉，这个墙得快该倒了。因为这个趋势在当时那个年代，民心迅速向民主自由的方向转变，所以它（柏林墙）早晚的事，呆不住。虽然昂纳克之前很霸道地说，柏林墙还要挺立100年，但没过一个月，他自己挺不住了。另外呢，我从83年到德国来，碰见所有的人，不管上层的底层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东边的西边的，人人都在骂这个柏林墙。我当时的感想是，这么个东西，让人骂成这样个程度，居然不倒，我真服了。那么到最后全倒了，全民族呈现出无比欢快的心情场面，我觉得世道有自己的公理，人心有自己的善恶标准。"

谢选骏指出：人说“见证了柏林墙倒塌的中国人”——我看他们“逃过了六四大屠杀，才有机会见证了柏林墙倒塌”！

【53、亡羊补牢——美国国会纪念六四屠杀34周年】

《美国国会纪念六四：永远不忘当年天安门广场》（RFI 2023-06-06）报道：

周一（6月5日）晚美国国会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6月5日在国会山召开圆桌讨论，纪念天安门大屠杀34周年和中国争取自由的奋斗。国会两党领袖罕见同桌表达了相同立场的信息。

美国众院议长麦卡锡在与会前表示，天安门大屠杀周年纪念日提醒大家，为什么美国精神如此强大和必要，以及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不能获胜。

麦卡锡发言说：“自由是人的本性。重要的是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天安门广场的这个日子。作为议员……我们在任何地方都会为自由站出来……当我们发言时，我们的声音是一致的。”

麦卡锡强调：“作为立法者，我们通过立法支持自由是很重要的，不管在世界上什么地方。 所以我们今天所做的，我希望大家能理解，我希望全世界都明白，当我们在这里发言时，你可能会看到我们在很多不同的议题上争论不休。 但是当我们谈到自由时，当我们谈到中国时，我希望世界开始看到，我们正在用同一个声音发声，两党是团结在一起的。”

据美国之音报道：在这场以“从民主墙到天安门广场到四通桥”为题讨论活动上，会议现场放置了三张大大的照片，分别是1979年的中国民主墙，1989年天安门广场上的坦克人，以及2022年北京四通桥上的抗议横幅。

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迈克·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表示，无论是34年前还是现在，中国共产党一直都很偏执（paranoid）和恶毒（vicious）。“为什么北京如此执着于要压制所有提及天安门大屠杀的讨论？因为他们很害怕会失去对他们最重视的论述之一的控制，他们的说法是，中国人民渴望的是党提供的安全保障，胜于任何令人讨厌的良心自由”

“这就是为什么中共这个星期移除了中国地图软件上四通桥的地标，那是彭立发去年10月著名的‘四通桥勇士’抗议，那次活动导致了后来的‘白纸运动’。”

加拉格尔强调，彭立发在四通桥的抗议活动告诉我们，今天不仅是回忆34年前发生的事情，这也是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学习教训。

加拉格尔认为，美国在34年前天安门事件发生后抱有错误的期望，做出了错误的决定。

“我们将贸易状态和人权脱钩，我们帮助他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们告诉我们自己这个童话故事，随着中国在经济上的自由化，中共将在政治上实现自由化。但结果恰恰相反。”加拉格尔表示，美国现在汲取教训还为时不晚。“我们发出了一个信号，那就是我们记得，我们不会忘记，”

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拉贾·克里希纳莫提（Raja Krishnamoorthi）呼应了国会共和党人的呼吁，表示国会不会忘记这段历史。克里希纳莫提说：“习近平主席说他会严厉镇压那些‘敌对势力’领导人的颠覆和分裂活动，他在告诉世界中共会派出坦克来压制那些为自由而战的人。今天，我们两党以一致的声音说：不能再这样了，不能再这样了。我们将为自由发声。”

网民嚎叫：

zzbb-bzbz 发表评论于 2023-06-07 12:06:18

美国做梦都想在天安门广场升起花旗，永远不会忘

welgoindco 发表评论于 2023-06-07 12:01:58

Fishman1962 发表评论于 2023-06-07 10:12:05

反苏联成功了，但六四没有成功。几十年后的今天，看看东欧，看看俄罗斯，也许你能得出六四的结论。上天保佑中华民族能够有自已的尊严生活下去

毛毛们都是时空倒换的高手。明明是六四成就了东欧剧变的导火线，再导致苏联的倒台。你应该庆幸六四才令到你党妈的洗心革面，不管白猫黑猫论求发展。呵呵

几十年后的今天，看看东欧，俄罗斯就不好？毛毛现在又对俄爹比较悲观啦？呵呵

生肖迷宫 发表评论于 2023-06-07 11:03:43

民敢招致了暴君的敏感

祭奠触痛了独夫的G点

Fishman1962 发表评论于 2023-06-07 10:14:40

我有时问为什么西方那么敌视中国人？

Fishman1962 发表评论于 2023-06-07 10:12:05

也算经历过，说说个人看法

要放到全球看六四，一定要与苏联一起看。那时中苏关系正要改善。苏联那是西方主要对手，为什么？因为全球性大财团割不到他们的羊毛。这些大财团的智慧与达到要永久统统这个世界的能力是起过任何国家的政客。

这些财团利用学生对老共不满，发动所谓的民主运动，来推翻共党统治。同时在东欧俄逻斯发动反苏联运动。这些政治运动不是一个美国政府能做到的，一定有一个更大的集团。

反苏联成功了，但六四没有成功。几十年后的今天，看看东欧，看看俄罗斯，也许你能得出六四的结论。上天保佑中华民族能够有自已的尊严生活下去

welgoindco 发表评论于 2023-06-07 06:38:00

朝军的主力是共军朝鲜族部队，能征善战才打破朝韩平衡引发朝鲜战争……共军先颠覆民国又无能统一台湾，造成国土的永久分裂，也可能永远不会再回归了，这是国殇。

懒得编笔名 发表评论于 2023-06-07 02:26:21

洋知青 发表评论于 2023-06-07 01:47:10

1950年6月25日, 中朝联军打过三八线，朝鲜战争爆发。两天后，美国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中美开始了毛泽东引起的第一次对抗。结果就是中国落后世界三十多年，大批中国人饿死，两岸分离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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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队的时候没学好历史？朝鲜战争是志愿军开始打的？看你这意思是支持50年解放军应该收复台湾而不是帮着金胖胖？

洋知青 发表评论于 2023-06-07 01:47:10

1950年6月25日, 中朝联军打过三八线，朝鲜战争爆发。两天后，美国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中美开始了毛泽东引起的第一次对抗。结果就是中国落后世界三十多年，大批中国人饿死，两岸分离至今。

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中美关系在两国领导人努力下逐渐恢复正常。中国开始改革开放。

1989年六四，中美关系又进入低谷，美国人终止了几乎一切中美合作。1997年10月26日，江泽民访美。中美破冰。外国资本进入中国，中国经济腾飞。

1999年轰炸大使馆事件, 2001年撞机事件，中美关系又经历了考验。幸运的是中国那时没有呲牙咧嘴的战狼，没有愚蠢如牛的一尊。1999年中国在美国帮助下加入世贸，中国经济发展更加一马平川。

2018年，掌握了大权的习性近平开始了战狼式外交。战狼们除了喷就不会别的了。从此，台湾成了香饽饽，各国政要相继访问台湾，美国开始公开向台湾出售武器。中国从此从闷声发大财到了臭嘴人...  查看完整评论

Brain424 发表评论于 2023-06-07 01:18:33

老布什在64后的绥靖政策让党妈找到了一条养猪脱贫之道。

海鷗 发表评论于 2023-06-07 01:04:00

哈哈哈…..被惡心到了

蓝靛厂 发表评论于 2023-06-07 00:23:10

佛州的阳光 发表评论于 2023-06-06 23:46:15 从叙利亚偷石油，制裁也门引发粮食危机，和盗取阿富汗在美国的银行账户这些事永远别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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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石油搞粮食危机的事是美帝自己的媒体爆出来的。这种事情在永远伟光正的我党那里是不会被曝光的。美帝是是坑外国人，我党是虐自己人。你可以说美帝二皮脸，我党不要脸。

蓝靛厂 发表评论于 2023-06-07 00:18:24

Frank1818 发表评论于 2023-06-06 22:33:27 就是你们美国干的呀，你们当然纪念啦。你们是煽动民众造反，分裂其他国家的专业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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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帝表示去你的，双轨制官倒儿的锅本帝不背。

佛州的阳光 发表评论于 2023-06-06 23:46:15

从叙利亚偷石油，制裁也门引发粮食危机，和盗取阿富汗在美国的银行账户这些事永远别纪念

佛州的阳光 发表评论于 2023-06-06 23:43:27

五毛应该高兴，中国的历史有人惦记，黑人命贵草草了之

白云蓝天 发表评论于 2023-06-06 23:28:28

Frank1818 发表评论于 2023-06-06 22:33:27

就是你们美国干的呀，你们当然纪念啦。你们是煽动民众造反，分裂其他国家的专业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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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外宣的宣传简直已经深入到了你的人心了！

六四本质上确实是场反共运动，但跟美国没有任何关系。六四发生原因主要在于，当时邓让西方自由思潮完全左右了民情，而又没有给人民看到任何中国未来的希望，反之腐败现象盛行。虽然从现在看，中共那时倒台弊大于利，但六四本身也是一个进步运动，至少很大程度地刺激了中共的进步。但接着如果习大粪把中国前途毁了，那么那时中共倒台却利远大于弊，因为没有了中共，二货国贼习大粪就是一个背大粪的货，绝不可能有机会祸国殃民了。

来梦 发表评论于 2023-06-06 23:25:00

表面叫喧几句而已，骨子里是支持的。欧美自由世界是农场主，共党是牧羊犬，管理14亿小绵羊。中国人的智慧，勤劳，自然资源要是都释放出来，3个美国也顶不住。

山龙 发表评论于 2023-06-06 22:55:00

五毛你就骂吧，美国做的就是你党妈不爽的事，怎么地？谁叫你你党妈做反人类的事呢？

henry008 发表评论于 2023-06-06 22:47:01

强国的六四就像是灯塔国的一支强力春药，每年都要打一针，以保证坚挺不倒。

Frank1818 发表评论于 2023-06-06 22:33:27

就是你们美国干的呀，你们当然纪念啦。你们是煽动民众造反，分裂其他国家的专业户。

蓝靛厂 发表评论于 2023-06-06 22:10:26

当我们在这里发言时，你可能会看到我们在很多不同的议题上争论不休。 但是当我们谈到自由时，当我们谈到中国时，我希望世界开始看到，我们正在用同一个声音发声，两党是团结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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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帝团结靠我党？我党发展靠美帝？这特么听起来很和谐的样子

谢选骏指出：美国国会纪念六四，发誓永远不忘当年天安门广场——但愿这样的“亡羊补牢”能够救救美国！因为美国国会曾经忘记当年天安门广场屠杀的血腥场景，而与共产党大做“性交易”，结果弄得美国财尽民贫、社会虚脱、瘟疫横行、人心败坏……现在亡羊补牢，开始重新纪念六四屠杀周年，企图改弦更张，或许已晚，但总比没有悔悟强。

【54、忘记1989年六四屠杀，才有2022年今日清零】

《全球化已经结束，一场全球文化战争正在打响》（DAVID BROOKS 2022年4月14日）报道：

我这一代人是幸运的。我记得有一次——大约25年前——世界似乎正在走到一起。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冷战较量似乎已经结束。民主仍在传播。各国在经济上变得更加相互依存。互联网似乎已经准备好促进全球交流。全球似乎将围绕一套普世价值——自由、平等、个人尊严、多元化、人权——达成共识。

我们把这种融合过程称为全球化。首先，这是一个经济和技术过程，涉及国家之间不断增长的贸易和投资以及技术的传播，这些技术使许多事物——例如维基百科——触手可及。但全球化也是一个关于政治、社会和道德的过程。

1990年代，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认为，全球化“改变了我们当下的生活状态，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它涉及“全球社会关系的强化”。全球化是关于世界观、产品、思想和文化的整合。

这与一种被称为现代化理论的学术理论相吻合。其大意是，随着许多国家的发展，它们会变得更像西方的我们，即已经现代化的国家。

在更广泛的公开对话中，有时人们认为全世界的国家都会钦佩西方民主国家的成功，并试图效仿我们。有时人们认为，随着人们“现代化”，他们会变得更加资产阶级、消费主义、和平——就像我们一样。有时人们认为，随着社会的现代化，它们会变得更加世俗化，就像在欧洲和美国的部分地区一样。他们的驱动力更多来自赚钱的欲望，而非征服他人。他们更倾向于期待在郊区定居，而不是追求狂热的意识形态或那种对声望和征服的渴望，这种渴望使人类遭受了数百年的战争。

这是对历史演变的一个乐观的愿景，是对进步和融合的愿景。不幸的是，这个愿景并没有描述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世界不再融合；世界正在分化。全球化进程已经放缓，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出现逆转。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凸显了这些趋势。虽然乌克兰英勇抵抗威权侵略鼓舞了西方，但世界大部分地区仍然不为所动，甚至对普京表示认同。

《经济学人》报告称，2008年至2019年间，世界贸易相对于全球GDP下降了约五个百分点。一系列新的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出现。移民流动放缓。2016年至2019年，全球长期投资流量减少了一半。这种去全球化的原因是广泛而深刻的。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许多人感到全球资本主义失去了合法性。中国显然已经证明，重商主义可以成为一种有效的经济战略。各种形式的反全球化运动已经兴起：脱欧派、仇外民族主义者、特朗普民粹主义者、反全球化左派。

全球冲突与上世纪90年代那个短暂的历史蜜月期相比要多得多。各政治集团的贸易、旅行甚至交流在道德、政治和经济上都变得更加令人担忧。随着西方在与普京的战争机器部分脱钩，数百家公司已从俄罗斯撤出。由于强迫劳动和种族灭绝的指控，许多西方消费者不想与中国打交道。随着中共政权越来越敌视西方，而且供应链受到政治不确定性的威胁，许多西方CEO正在重新考虑他们在中国的业务。2014年，美国禁止中国科技公司华为竞标政府合同。拜登总统加强了“购买美国货”的规定，以便美国政府购买更多国内生产的商品。

世界经济似乎正在逐渐脱钩，首先是分化为一个西方区域和一个中国区域。五年前，中美之间的外国直接投资每年接近300亿美元，现在已降至50亿美元。

正如约翰·米克尔思韦特和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在为彭博社撰写的一篇精彩文章中所写的那样，“地缘政治正在明确地反对全球化——走向一个由两三个大贸易集团主导的世界。”这种更广泛的背景，尤其是对乌克兰的入侵，“正在埋葬过去40年来对世界商业思考的大部分基本假设。”

当然，全球化作为贸易的流动将继续下去。但全球化作为世界事务的驱动逻辑似乎已经结束。经济竞争现在已经与政治、道德和其他竞争已经合并为一场全球主导地位的竞争。全球化已经被看起来很像全球文化战争的东西所取代。

回顾过去，我们可能过于强调以经济和技术等物质力量推动人类事件并将我们团结在一起。这种情况不是第一次发生了。在20世纪初，诺曼·安吉尔写了《大幻觉》一书，如今已声名狼藉，该书认为作者那个时代的工业化国家由于在经济上过度相互依存而不会爆发战争。相反，在那之后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

事实是，人类行为往往是由比自身经济和政治利益更深层次的力量驱动的，至少西方理性主义者通常明白这些。正是这些更深层次的动机正在推动目前的事件——它们正在将历史推向极其不可预测的方向。

首先，人类被所谓对认可的欲望强烈驱使。那是需要被看到、被尊重、被欣赏的欲望。如果让人们觉得不被关注、尊重和欣赏，他们就会愤怒、怨恨、心怀报复。他们会认为这种贬低是不公正的，并会以带有侵略性的愤慨做出回应。

过去几十年，全球政治就像一台制造巨大社会不公的机器。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精英群体崛起，控制了媒体、大学和文化，通常还有政治权力。有很多人觉得自己被看低和忽视。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利用这些不满情绪的民粹领导人开始得势：美国的特朗普、印度的莫迪、法国的勒庞。

与此同时，普京和习近平这样的威权主义者在全球范围内实行了一种仇恨政治。他们将整个西方视为全球精英，并公开表示反对。普京讲述了屈辱的故事，即他所认为西方在上世纪90年代对俄罗斯所做的一切。他誓要重现俄罗斯例外主义与俄罗斯辉煌。俄罗斯将重新成为世界历史的领衔主演。

中国的领导人则在谈论“百年屈辱”。他们指责傲慢的西方人试图将其价值观强加于他人。尽管中国最终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但习近平仍将中国称为发展中国家。

其次，大多数人对自己的阶级和国家都有着强烈的忠诚。但在过去几十年里，许多人感觉他们的地位被抛在了后面，他们的国家荣誉受到了威胁。在全球化鼎盛时期，多边组织和跨国企业似乎盖住了民族国家的声音。

为了坚持国家主权、恢复民族自豪感，高度民族主义的运动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兴起：印度有莫迪、土耳其有埃尔多安、美国有特朗普、英国有约翰逊。他们说，让世界主义和全球趋同见鬼去吧。我们要用自己的方式让我们的国家再次伟大。许多全球主义者完全低估了民族主义推动历史的力量。

第三，人类受道德渴望的驱使——即他们对自己文化价值观的依恋，还有他们在似乎受到攻击时，捍卫自己价值观的欲望。在过去几十年里，全球化对于很多人而言似乎正是这种攻击。

冷战后，西方价值观通过其电影、音乐、政治对话和社交媒体主宰了世界。全球化的一种理论就是，世界文化基本将围绕着这些自由主义价值观实现趋同。

问题在于，西方的价值观并非世界的价值观。事实上，我们西方人根本才是文化的异类。在约瑟夫·亨里希所著的《世界上最古怪的人》（The WEIRDest People in the World）一书中，他收集了数百页数据，展示了西方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业化的、富有的、民主的（注：首字母组合即是“WEIRD”）价值观究竟有多么罕见。

他写道：“我们这些怪胎（WEIRD people）都是高度个人主义、自我迷恋、控制型人格、不认同主流、热衷解析的人。比起人际关系和社会角色，我们更关注自身——我们自己的特质、成就和抱负。”

喜欢听比莉·艾利什或梅根·西·斯塔莉安的歌，却仍认为西方价值观是异类或令人反感，这完全是有可能的。全世界许多人看到我们的性别角色观念就觉得陌生和讨厌。他们看到我们（在最好的一面时）对LGBTQ权利的狂热捍卫，就觉得无比厌恶。人人都有权选择自己的身份与价值观的想法，在许多人看来似乎纯属谬论。教育的目的在于灌输审辩式思维技巧，让学子从父母和所在社群的观念中解放出来，这在许多人看来似乎又是愚蠢之论。

44%的美国高中生报告称，他们始终有悲伤和绝望的感觉，我们的文化如今可不是推广西方价值观的最佳广告。

即使有全球化的假设，世界文化似乎也并未趋同，在某些情况下似乎还在分化。经济学家费尔南多·费雷拉和乔尔·瓦尔德福格尔研究了1960年至2007年间22个国家的流行音乐排行榜。他们发现人们更偏好自己国家的音乐，而且这种偏好自1990年代后期以来有所增加。人们不想融入同质的全球文化；他们想保留自己的文化。

每隔几年，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就会向世界各地的人们询问他们的道德和文化信仰。每隔几年，这些调查结果中的一部分会被综合成一张地图，显示不同文化区域之间的关系。1996年，欧洲新教文化区和英语区与其他全球区组成一个大块。西方价值观与拉丁美洲或儒家地区的价值观不同，但它们是相通的。

但2020年的地图看起来有所不同。欧洲新教和英语区已经远离世界其他文化，它们现在就像局外的文化半岛一样突兀。

世界价值观调查协会在对调查结果和各种观点的总结中指出，在婚姻、家庭、性别和性取向等问题上，“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主流价值观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我们西方长期以来一直是离群的；现在，我们与世界其他地方的距离越来越大。

最后一点，对秩序的渴望强烈驱使着人们。没有什么比混乱和无政府状态更糟糕的了。这些文化变化以及往往同时出现的有效治理的瘫痪，会让人感觉像是社会的混乱，像是无政府状态，导致人们不惜一切代价寻求秩序。

我们这些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很幸运，生活在基于规则的有序社会中，在这种社会里，个人权利受到保护，人们可以选择自己的领导人。然而，在世界越来越多的地方，人们无法获得这种秩序。

正如有迹象表明世界在经济和文化上正在分化一样，也有迹象表明世界在政治上也在分化。自由之家在其《2022年世界自由》报告中指出，全球已经连续16年经历民主衰退。它去年的报告说：“自2006年开始出现负面趋势以来，情况恶化国家超出情况改善国家的数量出现了最大差距。长期的民主衰退正在加深。”在全球化黄金时代，我们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

在那个鼎盛时期，民主政体看似稳定，威权政体似乎正在化作历史的灰烬。今天，许多民主国家好像不如以前那么稳定，而许多威权政权似乎更稳定了。例如，美国民主已经滑向两极分化、运转不良。与此同时，中国已经表明高度集权的国家在技术上可以与西方一样先进。现在，现代威权国家拥有的技术使他们能够以几十年前无法想象的方式对公民进行无处不在的控制。

专制政权现在是西方重要的经济竞争对手。专利申请的60%来自它们。2020年，这些国家的政府和企业在机械、设备和基础设施等方面投资了9万亿美元，而民主国家则投资了12万亿美元。如果事情进展顺利，威权政府可以得到惊人的民众支持。

我所描述的这种分歧在多个方面都有体现。正如学者希瑟·贝里、毛罗·纪廉、阿伦·亨迪在一项关于国际趋同的研究中所报告的那样，“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全球体系中的民族国家在多个方面并没有显著接近（或更相似）。”我们西方人赞同一系列关于自由、民主和个人尊严的普世价值。问题是，这些普世价值并没有被普遍接受，而且似乎接受度越来越低。

接下来，我将描述一个从分歧变成冲突的世界，尤其是在大国争夺资源和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中国和俄罗斯显然希望建立由他们主导的区域。其中一部分转变源于历史上对立政治体系之间的冲突，类似于我们在冷战期间看到的那种。这是威权主义力量与民主化力量之间的全球斗争。非自由主义政权正在相互建立更密切的联盟。他们正在对彼此的经济进行更多投资。另一方面，民主政府正在彼此建立更紧密的联盟。围墙越来越高。朝鲜是冷战的第一个主要战场。而乌克兰可能是完全对立的政治制度之间长期斗争的第一个战场。

但今天正在发生一些更为重大的事情，这与过去的大国斗争不同，也与冷战不同。这不仅仅是一场政治或经济冲突。这是一场关于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心理、道德和宗教的冲突。更具体地说，它是数以亿计的人在广泛的战线上对西方行事原则的拒绝。

要给这场冲突下一个最宽泛的定义，我会说，这是西方强调个人尊严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强调集体凝聚力之间的区别。但这并非全部。重要的是，这些长期存在的正常文化差异是如何被那些想要扩大权力、在民主世界中制造混乱的独裁者所煽动的。如今，专制统治者经常将文化差异、宗教紧张局势和地位不满当作武器，以此动员支持者、吸引盟友并扩大自己的权力。人们对地位的不满把这种文化差异转化成了文化战争。

有些人再次使用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来描述当下的情况。亨廷顿说得对，思想、心理学和价值观与物质利益一样，推动着历史发展。但是这些分歧不像亨廷顿所描述的那样，在整齐的文明界线上破裂划分。

事实上，最让我困扰的是，这种对西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多元主义、性别平等和其他一切的拒绝不仅发生在国家之间，也发生在国家内部。普京、莫迪和巴西的博索纳罗等非自由主义领导人对西方文化、经济和政治精英的地位不满听起来很像从特朗普右派、法国右派、意大利和匈牙利右派说出来的。

这里有很多复杂的东西——特朗普们显然不爱中国——但有时当我观察国际事务的时候，我看到的还是美国人熟悉的红蓝之争，只不过是一个巨大的全球最大版。在美国，我们按照地域、教育、宗教、文化、代际和城乡的界限分裂，而现在，世界也在支离破碎，而且似乎是在模仿我们的方式。不同的民粹主义者选择的道路可能不同，他们的民族主义激情也经常发生冲突，但他们反抗的往往是同一件事。

当人们对世俗主义和同性恋权利游行的不同观点与核武器、全球贸易流动、地位不满、有毒的男子气概和威权主义权力争夺交织在一起，你该如何赢得这场全球文化战争？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处的困境。

回顾过去几十年的社会思考，我充满理解。我当时太年轻，无法真正体验冷战的紧张气氛，但那一定是非常残酷的。我理解为什么在苏联解体时，很多人握住了一个承诺结束生存冲突的愿景。

面对目前的情况，我满怀谦卑。许多人批评西方和美国文化太过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充满优越感，这些批评并没有错。如果我们想让社会强大到足以面对未来几年的挑战，如果我们要说服非洲、拉丁美洲和世界其他地方所有那些摇摆国家的人们，他们应该与民主国家而不是专制国家站在一起，我们的生活方式是更好的生活方式，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而我对当前的形势充满信心。归根结底，人们想要脱颖而出，并融入其中。他们希望自己的生命有尊严，他们希望自己的身份受到尊重。他们还希望成为道德社群中的一员。现在，许多人觉得西方不尊重他们。他们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那些敢于表达他们的不满和民族自豪感的威权领导人身上。但这些领导人实际上并不承认他们。对于那些威权主义者——从特朗普到普京——追随者只是他们寻求自我夸耀的工具。

最终，只有民主和自由主义是以尊重每个人的尊严为基础的。到头来，只有这些制度和我们的世界观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我在这里试图描述的动力和欲望。

我已经对我们预测历史走向的能力失去了信心，也不再相信国家“现代化”后会沿着某种可预测的路线发展。我想是时候放开我们的思想，接受未来可能与我们的预期完全不同的可能性。

中国人似乎很有信心，认为我们反对普京的联盟将会分崩离析。西方消费者将无法忍受这种经济上的牺牲。我们的联盟将会破裂。中国人似乎也确信，他们将在不久之后埋葬我们腐朽的制度。这些可能性都无法草率忽视。

但我对我们继承下来的思想和道德体系有信心。我们所说的“西方”不是一个种族的称呼，也不是一个精英乡村俱乐部。乌克兰的英雄们正表明，在最好的情况下，它是一种道德成就，与其对手不同的是，它渴望将尊严、人权和自决权扩大给所有人。这值得在未来的几十年里进行改革和努力，并且加以捍卫和分享。

谢选骏指出：上文胡说“25年前”，是因为它故意忘记了六四屠杀，所以他们必须承受今日清零的苦果。——这是我在纪念六四屠杀33周年！

【55、为六四屠杀擦屁股】

《高杉：用个粗俗的例子说清“六四”不是反华》（2019-06-06 简体）报道：

1989年天安门“六四”大屠杀三十年纪念日过去了，海外中文网站上有很多缅怀那些在暴政面前敢于放弃沉默、选择发声、并为了自由和民主而献身的英烈们的文章。但同时，也有个别的文章和留言对中共“六四”开枪屠杀进行“理直气壮”地辩护，令很多有良知的中国人感到震惊。

有的辩解称：“大学生们是被西方‘反华势力’利用了，所以爆发了‘六四’”；“平定‘六四风波’是为维护中国稳定所必须采取的手段”；“中国不能乱”……

此类辩解乍一看很有道理，也很是理直气壮，但实际上，都是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六四”事件的根本目的：“六四”民主运动反的是谁。人家反对的是中共，他们却辩解说不能反华；人家说要推翻中共独裁、进行民主改革，他们却辩解说要维护中国的稳定…… 完全是鸡同鸭讲、充当“搅屎棍”的角色。

对于这种故意或无知地混淆反共和反华，为中共的“六四”开枪行为辩护的行为，有一位“义愤填膺”的网友举了一个粗俗但很形象的例子来回应：“就像该擦屁股时，要擦的是便便，而不是屁股，便便却反驳说这是对屁股的攻击？！”

“话粗理不粗”！这个例子虽然粗俗一些，但如果能够使那些仍然“受蒙蔽”、拿“反华”说事儿，为“中共”辩解的人士认清道理，也算值了。

“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无论王侯将相，还是贩夫走卒，都吃五谷杂粮，都避不开排泄和清理这个程序。国家也和人体一样，会产生有毒、有害的物质，那么就必须要将之排出体外，并细心地擦拭干净。这是人人都懂的道理。

比如，德国曾有纳粹党、美国曾有“种族运动”、台湾曾有“二二八”……，人无完人，国家也一样，不可能像仙界那样的纯洁无暇。但国家、民族之后能够认识它、承认它、去掉它、清除它、杜绝它，这才是关键问题，这也就是“六四”运动的目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看当年的苏联解体，俄罗斯是把共产党“排出去了”，但却没擦干净！所以大家都看到了，俄罗斯它后来的麻烦一兜兜的。

“六四”运动就是像东欧“去共产主义化”的民主运动那样，其目的就是最终要把“中共”从“中国”排出去，然后再擦干净，使得“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能够健康地发展、腾飞，靠自己的实力，而不是盗窃知识产权和不公平贸易利于世界强国之林。

那些说“中国不能乱”的人知不知道，在东欧国家抛弃了共产党统治之后，也没有哪一个国家乱起来了。台湾也是华人在那里生活、发展，那里没有共产党的统治，也照样没有乱起来。中共代表不了中国，说“反共”会使中国乱起来，根本就是在污蔑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

说“六四”的目的是反华，就像说擦屁股是要攻击屁股一样的荒唐，人家的目标是中共，是“便便”，是反共，不是反华，请不要再混淆一谈，OK？！全世界都喜欢中国、中华文化，但都不喜欢中共。

要是真的有人就是喜欢共产党的统治，喜欢的不得了，那就请他们把自己和子女都移民到朝鲜、委内瑞拉、古巴等国家去吧，千万别送到西方民主国家。不过说回来，看近年来中共对社会的严控越来越紧，可能很快，他们也不用再去朝鲜、古巴了，都会差不多了。

说“六四”学生是受了西方的利用，也是很可笑的逻辑。要真论起来，中共才真的是被“反华势力”利用的那一个，短短几十年就能够搞得中华大地“天怒人怨”、搞得中华民族“多灾多难”，令很多大学生“怒发冲冠”、“仰天长啸”。

说起来，中共还真的是苏俄“反华势力”派来的…… 。当然，这段历史说起来话长，以后有时间再聊。

很抱歉今天引用了这个比较粗俗、“重口味”的例子，但我们得承认，这个粗理中闪烁着智慧的光芒。网上“五毛”大军不断为中共“六四”开枪大声喊好，污蔑“六四”先烈们，真的是搞得乌烟瘴气。对他们，还真的没有什么美好的例子来回应。

回到“六四”开枪屠杀的话题，其实道理很简单，如果当年“六四”开枪真的是对的，那中共就用不着三十年来，每年都要害怕这个日子，并全力屏蔽所有新闻和评论，坚决不允许人民提起这件事情……，对错不是一目了然吗？

网民嚎叫：

David Ng@AndrewC86186

很多中國人不接受一點，習近平現在做的所有事，都只是為江朱胡溫的30年混帳擦屁股！習近平如果學胡溫的話，他可以放任房地產泡沫吹下去，自己做10年退休！他為什麼決心在任內搞三條紅線？他不知道會爆掉嗎？他不知道中國經濟的50%是房地產嗎？如果在胡時代，許家印會抵押香港豪宅還債嗎？習是一個人物

Many Chinese do not accept that, all Xi Jinping is doing now is just rubbing up the ass of Jiang Zhu Huwen's 30-year bastard! If Xi Jinping learns from Hu and Wen, he can let the real estate bubble blow down and retire by himself for 10 years! Why is he determined to set up three red lines during his tenure? Doesn't he know it will explode? Did he not know that 50% of China's economy is real estate? If in the Hu era, would Xu Jiayin mortgage Hong Kong mansions to repay debts? Xi is a character

谢选骏指出：“為江朱胡溫的30年混帳擦屁股”？这不就是“为六四屠杀擦屁股”吗？这算是“中央精神”吗？

【56、“五四”的分量只有“六四”的万分之一】

《致敬五四附贈六四 安徽財經大學急刪文》（2018/05/07 編譯魏國金綜合）報導：

中國安徽財經大學法學院共青團委員會，在四日中國青年節當天發文「向五四致敬、向六四致敬」，該文隨後遭到刪除，並在當日晚間發文致歉，表示「將五四打成了六四…，絕對沒有借五四吹捧六四的意思」。八九民運學生透過「臉書」表示：「從行文上看，不太可能是『失誤』，因為沒有道理重複兩遍『向五四致敬』，當然，我們必須接受這樣的解釋，否則這個小編就麻煩大了。」

小編稱手誤 絕無吹捧六四

安徽財經大學法學院共青團委四日下午在官方「微博」發文說，「五四青年節重點不是青年，而是五四」，五四運動是「中國的發展方向第一次由青年人來引領」。文末表示：「向五四致敬、向六四致敬，向那些敢用生命去換取自由、平等、法治的青年人致敬！」

英國國家檔案館去年底公布八九民運外交機密檔案，時任英國駐中大使唐納德（Sir Alan Ewen Donald）引述中國國務院匿名高官提供的消息指稱，至少有一萬名學生與平民在人民解放軍六月三日晚間起展開的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中喪生。二○一四年美國白宮解密文件也顯示，六四鎮壓約有一萬四五四人死亡、四萬人受傷。

由於中國當局長期封鎖六四相關訊息，六四話題成為敏感禁忌，因此該文一出引發轟動，網友紛紛轉發截圖。不久，該文被刪。當日晚間近九時，該校法學院共青團委發表致歉聲明，表示「今日由於我個人的失誤，將五四打成了六四，對不起，本人以及學校絕對沒有任何對黨的不滿…絕對也沒有借五四吹捧六四的意思。在此，我再次致歉，本條微博與安徽財經大學以及法學院團委沒有任何關係。」

該文隨後又遭刪除，網友的截圖轉發也被刪除。目前，安徽財經大學法學院共青團委的官方微博被標示「暫時無法查看」，網友懷疑該帳戶遭網管處罰，已被停號或禁言。

谢选骏指出：人说「向五四致敬、向六四致敬，向那些敢用生命去換取自由、平等、法治的青年人致敬！」——我看这段话表明，纪念六四的成分居多，笔误的可能较小；因为五四是对外反对西方列强，而不是对内争取自由、平等、法治。再说了，五四青年并不需要“用生命去換取”抗议的权利，六四青年才需要这样。

《“五四”，改变中国的那一天》（华志坚 2019年5月6日）报道：

加州欧文——在中文里，只需提两三个数字就足以让人想起一些重大历史事件。说“九一八”，你的听众会知道，你心里想的不是随便哪个9月18日，而是1931年的9月18日，那天，日本军官在中国东北奉天伪造了日本人的铁路遭到蓄意破坏，为日本入侵东北制造了借口。说“五四”，中国所有的青少年都知道你指的是100年前的这个日子发生的事情。

1919年的5月4日，北京发生了学生抗议活动，那是被后人称为五四运动的开端。不久，中国其他城市也举行了类似的抗议游行，社会各界的成员也加入进来。把抗议活动带入高潮的是当年6月的大罢工，它使当时中国的主要工业中心、全球第六大港口上海陷入瘫痪，这里的部分地区那时还处在外国控制之下。

大多数现存的1919年5月4日的照片显示，数千名男女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前，它是通往紫禁城的巨大城楼。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之前，紫禁城是中国历代皇帝的住所。那年，各国代表正在巴黎郊外的凡尔赛宫就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条件进行谈判。有消息称，协约国打算将中国东部省份山东的德占领土转交日本，而不是归还中国。闻此，愤怒的示威者聚集了起来。

抗议者认为，虽然日本可能属于在大战中获胜的一方，但中国也加入了协约国的行列。更何况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已在1918年呼吁开启一个民族“自决”的新时代呢？凡尔赛宫看来正在酝酿的事情好像是又一个外国列强欺凌中国的例子，与第一次鸦片战争别无两样。1842年结束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使香港成为了英国的殖民地。

然而，不管学生们对半个地球之外的外国谈判代表们有多么愤怒，他们对本国领导人更为不满，认为那些统治中国的军人是腐败的独裁者，未能守护好中国的国土。早在1915年，学生们就已在抗议当时最有权势的军阀袁世凯，抗议他允许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满洲扩张，以及自封为新王朝皇帝的做法。还是在1915年，年轻的知识分子陈独秀创办了《新青年》，这本进步刊物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发表了大量批判帝国主义、军阀统治和保守文化范式的文章。

陈独秀以及另一名经常在《新青年》发表文章的李大钊启发了五四抗议者，所以，尽管他们在1919年5月4日高举的横幅关注的是山东问题，但也表达了更广泛的不满。当时有观点认为，中国在外交上的软弱不过是整个民族病入膏肓的一个症状而已。尽管1911年的辛亥革命废除了过时的帝制，但中国离一个现代国家还差很远。要成为一个现代国家，中国需要彻底打破等级制度和保守的儒家传统。尤其是陈独秀，他认为，现代中国人应该接受“赛先生和德先生”，而不是固守长尊幼卑、男尊女卑。

天安门前的集会并不是1919年5月4日发生的唯一重大事件。学生们袭击了他们认为特别可耻的官员的住所。警察施暴并逮捕了数十名青年；其中一人遭到毒打，后因伤势过重死亡。

中国有一项悠久传统，认为学者在出现暴政时应该仗义执言。学生是成长中的学者，一名学生为捍卫爱国事业而死亡，激起社会各界人士对五四抗议活动的支持。他们和学生一起举行了更多的游行，并抵制日货、组织罢工，直到1919年6月，中国政府在他们的三项主要要求上做出了让步。

北洋政府指示其在法国的代表拒绝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将三名被抗议者认为特别腐败的官员解职；释放了所有被关押的学生。

五四抗议活动后来并没有实现其核心外交目标：1920年1月《凡尔赛条约》生效时，日本还是得到了德国以前在中国的领土。尽管如此，这场运动因其他成就而享有盛名，成为学生领导的群众行动效力的象征。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它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其原来的范围。就像法国政治想象中的“68年5月”（Mai 68）这个日期短语一样，在中国，“五四”让人想起整整一代人，而且是不寻常的一代人。

新的期刊、研究会和政治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杂志刊登了批评性的政治评论、实验性的文学作品、中国知识分子抨击传统价值观的檄文，以及西方、日本和俄罗斯思想家作品的译文。研究会推广各种来自国外的理论，从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自由主义（他在中国的巡回演讲就始于1919年的抗议活动之前）到各种形式的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

李大钊是布尔什维克主义最早、最热情的倡导者之一，支持布尔什维克用革命战胜帝国主义、推翻资本主义的呼吁。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他和陈独秀都是创始人。另一位创始人是来自湖南的五四活动人士，他写过不少抨击儒家婚姻习俗的文章，认为那些习俗对女性不公平。他的名字叫毛泽东。

20世纪30年代，在（当时非法的）中国共产党地下活动分子支持下，学生走上街头，要求蒋介石领导的执政党国民党更积极地抵抗日本的侵略、保护中国时，他们提到了“五四精神”。国民党也声称自己是这种精神的最佳体现。一场五四遗产争夺战就此拉开。

到了1989年，当时已经掌权很久的中共领导人自己成了新一代学生的目标，他们呼吁搞一场“新五四运动”。

天安门再次成为最重要的抗议地点。天安门前的区域已在20世纪50年代改造成了一个广场，广场有许多纪念物，包括位于广场中央纪念中国革命英雄的纪念碑。人民英雄纪念碑底部的一幅浮雕作品描绘的就是1919年走上街头的青年男女。1989年的学生们把他们的指挥中心就设在了这幅浮雕前。

1989年5月4日，中国共产党在天安门广场一侧的人民大会堂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时，抗议者在广场上举行了与之竞争的活动。再一次，两个对立的政治阵营都声称自己是1919年那场运动的继承者。中国人民解放军恰好在一个月后进驻广场，并在这个过程中杀死了数百名，也可能数千名的示威者和居民。

被西方广泛称为“天安门广场”抗议的活动在中文里叫“六四运动”，当然，“六四”指的是1989年大屠杀的那天，但也与1919年的“五四”相呼应。

然而今天，虽然“五四”出现在中国大陆的许多网络和印刷出版物上，但“六四”仍是禁忌。

在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控制五四抗议活动意义的努力有增无减。五四运动作为中国近代的转折点和开端，在官方年表中占有崇高的地位。中共利用1919年受人称赞的那种民族自豪感自夸，如今的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不再一味妥协，而是起领导作用。

中共也做了其他够不上五四精神的事情。中共已经废除了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并把习近平“思想”写入宪法。中共还对将这些做法称为逆行倒施的知识分子进行了惩罚。中共甚至有时候禁止网上的维尼熊形象，将其视为嘲笑主席体型的米姆。中国女权主义者因要求性别平等而被拘留。学生活动人士被逮捕，主要原因竟然是因为捍卫共产主义价值观，包括保护工人权利。

中国政府在2014年8月宣布，只有经过预选的候选人才有资格参加下届香港最高行政长官的选举。这引发了一连串后来被为“雨伞运动”的示威和静坐，让香港瘫痪数周。示威者中有许多是学生，他们要求北京当局尊重治理香港的特别规定，这些规定赋予香港一定程度的、大陆所没有的自治和民主权利。中国政府丝毫不动摇。

黄之锋（Joshua Wong）成为国际上“雨伞运动”的代言人时只有17岁，几周前他在Twitter上发了一个简练的帖子。它只有三个年份：“2014、1989、1919”，并配了三张当年发生的历史性示威的照片。

今年4月24日，2014年香港抗议活动的另外8名领导者被判处长短不一的刑期，依据的是对一条过时且很少使用的公众妨扰法所做出的异常严厉的解释。被告们在法院门外出现时毫不后悔，仍在为非暴力抵抗和民主做辩护。4月28日，数万名香港人游行反对一项拟议中的法律，该法律允许将香港人移交内地受审。

仅仅两天后，习近平发表了纪念五四那代人的讲话。他在讲话中警告，“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听党话、跟党走。”军阀精神重返北京。

谢选骏指出：五四运动因为有人受伤而死了一个人，六四屠杀却害死了一万多人！这种惊人的对比，只能让我得出一个结论——五四的分量只有六四的万分之一！是的，六四屠杀的反作用力摧毁了整个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彻底改变了人类历史的方向！相比之下，五四不过是一个国家内部发生的事件罢了，从全球角度看，五四只是一个区域性的事件，没有世界历史意义。

【57、现代南北朝末日——香港区议会沦为人大分支】

《香港区议会整顿选举制度　直选席位减少至20%》（2023年5月2日上午9点14分 BBC）报道：

特区政府将把区议会“去政治化”，收回审批小型地方工程等权力，并削减直接选举议席比例到20%。

继2021年中国全国人大颁令整顿香港行政长官与立法会选举制度后，特区政府通过整顿地方议会制度方案，新一届区议会将改由直接或间接委任议员主导，只保留20%的直选议席。

区议会并非北京整顿香港选举架构范围，但在上届2019年选举中，民主派在“反送中”示威背景下获得压倒性胜利，引起亲中共政权建制阵营高度警惕。

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二（5月2日）指责有区议员危害中国国家安全，“鼓吹‘港独’，助长‘黑暴’，反对香港《国安法》”，“粗暴作出超出区议会作为地区咨询组织职能的事情”。整顿区议会组成是要确保区议会“去政治化”。

2020年6月中国《香港国安法》颁布后，特区立法会2021年5月再通过《公职修订条例》，要求现任区议员宣誓“拥护《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区”，大批民主派相继辞职、拒绝宣誓后被褫夺议席，或在宣誓后被裁定宣誓无效，造成近70%议席悬空。

夏宝龙访港六日全方位“考察”力图传递的政治信号

香港逾半民主派区议员辞职背后的挣扎与反思

香港区议员被要求宣誓：辞职和留守的艰难决定

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刘锐绍认为，特区政府大幅削减区议会直选议席，但不选择直接取消直选，主要是“形象橱窗”考量，“也是方便它以后的宣传战，譬如说跟外国讨论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熟悉中国政治的刘锐绍对BBC中文评论说：“这等于在大陆的《选举法》中也有说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相结合。只不过是说直选存在于县级或以下，而真正操作起来的时候，还是受到当局控制的。”

在2021年的整顿中，立法会直选议席也被减至占整体议席的22%。

李家超政府决定如何整顿区议会制度？

2019年11月产生的18区区议会共有议员479人，除了新界九区共27名由乡事委员会主席出任的当然议员外，全由选民直选产生。现届区议会任期将于2023年12月31日届满。

特区行政会议星期二上午通过整顿区议会方案，并予公布。新一届区议会将有议员470人，27名当然议员获得保留，余下40%由行政长官委任，40%由“地区委员会界别选举”产生，20%由地方选举产生。

其中，“地区委员会界别选举”将由统称“三会”的各区扑灭罪行委员会、防火委员会和分区委员会委员互选产生。“三会”委员均由特区政府委任。

地方选举方面，现有18区不会马上重新划分，但各选区将重组，并实施“双议席单票制”。参选人须首先取得“三会”委员提名。

李家超称要从区议会“排除一些背叛香港利益，背叛市民利益，背叛国家利益的人”。

无论是经由哪一途径参与，区议员产生过程将引入“资格审查”制度，确认议员资格。李家超称此举旨在“确保国家安全，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他还称要确保新的区议会“去政治化，体现行政主导”。

区议会主席将由议员互选产生，改由特区政府在该区的民政事务专员担任，此后将担当辅助政府“掌握地区脉搏”的角色，争取市民对政府的支持。区议会审批地方小型项目拨款等权力将全面收归特区政府，特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称，这将可避免拨款遭议员滥用。

李家超说，区议员的薪酬补贴与过去相若，但将引入“履职监察制度”，“对行为表现不符合公众期望的区议员进行调查，并根据严重程度作合适处理”。特区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称，若被处分议员不服，可向政务司司长上诉。

这些整顿都须透过修改现有法律来实施。特区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资深大律师称将向立法会提交有关法案，但并未说明具体时间。

有记者追问李家超为何不直接废除直选，李家超强调这次整顿是“制度的完善”，希望透过“渠道多元化”来广纳人才。

李家超称：“我们从前走错了路，所以有一些‘港独’、助长‘黑暴’，以及‘揽炒’的人是进入了区议会，这是不争的事实。”

李家超又对官方中国中央电视台记者说，这次整顿是要“排除一些背叛香港利益，背叛市民利益，背叛国家利益的人”。

朝野评论

2019年区议会选举录得破纪录的71.2%投票率，即有约294万选民投票。

香港民主党主席罗健熙称对特区政府的这些措施感到失望。他认为这是一份“比较差的方案”，并质疑特区政府认为区议会应当配合政府，是将议会“部门化”，也反映特区政府对市民的不信任。他担忧循委任途径加入的议员会否只会附和政府、阻挠民选议员问责于政府，不会重视市民期望。

罗健熙在一场线上记者会上说：“整个方案的核心就是减少许多民选议席，政府也不讳言，他们并不觉得民选越多越好的时候，对市民多年来投入区议会事务，不论是参与其活动，投票选出区议员，或者是给区议会成员给意见，市民都会感到失望。”

罗健熙表示，民主党将于稍后再讨论会否继续参选区议会。对于会否顾虑加入开宗明义以服务政府为目的的“新区议会”可能引起支持者反弹，罗健熙答复BBC中文记者提问说，对任何人有此想法，可以理解。

“我自己觉得，从来，不论是立法会也好，区议会也好；‘完善’前也好，‘完善’后也好，它都是建制的一部分。我完全不觉得跟过去有任何分别。但当然，政府现在希望议会将来要服务政府，我觉得这值得商榷。”

自2012年起担任南区区议员至2021年7月的罗健熙还说，议员应当受市民而非政府监察，他质疑引入“履职监察制度”有如在学校定下校规，并以此惩治学生，而这反映了特区政府都在思考些什么。

立法会的亲建制阵营纷纷表态支持特区政府整顿区议会方案。其中，香港工会联合会（工联会）会长吴秋北议员称，这份方案充分考虑了中国国家安全，以及“爱国者治港”、“行政主导”和“均衡参与”原则，工联会将积极参选。新民党评论称，对区议会人选实施资格审查，可避免区议会“沦为颠覆组织”。

立法会内只有一席，唯一自称非建制派的政团称，期望特区政府在国安风险问题稳定后进一步开放选举，增加区议会民主成分。该组织称将积极争取参选机会。

刘锐绍对BBC中文评论说，特区政府显然希望做到100%的政治安全，但这是否等于取得民心是个疑问。“我想未来一段时间，有关‘牢牢掌握全面管治权’的体现还将陆续有来。”

香港区议会沿革

支持示威者的民主派在2019年区议会选举中大胜引起亲中共建制阵营的警惕。

1982年，英属香港政府成立区议会，当时把香港划分为18个区，此后多年分区曾略有变更。区议会并无实权，属地方行政咨询，但成立后便开始透过选举产生议员，自1985年起，民选与政府委任议员比例为二比一。

不久，随着新界成立区域市政局，与香港岛和九龙的市政局体齐，英属香港形成了立法局——市政局——区议会三级议会架构。1997年政权移交后，中国香港特区董建华政府于1999年底“杀局”废除市政局，至2008年曾荫权政府任内将审批地方小型市政建设工程等权力下放至区议会，2016年梁振英政府任内废除政府委任议席，除新界当然议席外，全部由直选产生。

在此之前，区议员按照《香港基本法》，有权参选选举委员会，对特首选举发挥影响力。2012年，特区立法会选举改制，设立俗称“超级区议员”议席，让大多数香港选民票选五名区议员兼任立法会议员。区议员实权至此可谓到达顶峰。

2019年区议会选举中，民主派取得超过三分之二议席，18区区议会有17个由民主派领导。2021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废除区议会在立法会与选举委员会内的所有席位。

2021年5月，立法会通过《公职修订条例》，要求已就任的区议员宣誓“拥护《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区”，并须获裁定宣誓有效方可留任，而同时政府可根据条例中的“负面行为清单”，裁定宣誓议员是否有从事宣扬“港独”、寻求外国干预香港事务等违反《香港国安法》行为，继而宣布其宣誓无效。一旦被裁定宣誓无效，该名议员除了会被褫夺议席，还会被禁止参选五年。

最终，超过200名区议员在被传唤宣誓前辞职，56人因宣誓后被裁定无效或拒绝宣誓而被褫夺议席，特区政府此后一直表示无意补选有关议席，继而宣布整顿区议会制度。

谢选骏指出：以上发展显示了“现代南北朝的末日已经逼近”——因为“香港区议会”已经沦为“北京人大的分支机构”了！

《中国新征兵条例实施 媒体：为攻台做准备》（德国之声 2023-05-01）报道：

新版的中国《征兵工作条例》已于5月1日上路，究竟本次的修改有什么重点？这是在为未来的台海战争做准备吗？

中国政府4月新修订的《征兵工作条例》，已于週一（5月1日）起正式实施，有媒体认为，除了展现中国政府正试图增强军事实力的意图外，这项条例也为可能在台湾海峡爆发的全面战争做准备。

中国国务院、中共中央军委在4月12日公布新版《征兵工作条例》，中国官媒新华社当时报道，目的主要在服务中国的国防需要，以提升兵员征集质量为核心，著力构建程序規范、责权明晰、平战衔接、快捷高效的征兵工作体系。

《日经亚洲》1日的报道指出，新修订的条例允许中国的退役军人重新入伍，以确保获得有经验的士兵。该法还侧重于招募精通技术的科学和工程专业学生，为太空和网络等新领域的战争做准备。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谭克非说：“我们将建立一个能够从和平时期，到紧急情况迅速无缝应对的军事征兵体系。”

另一项规定使中国军方在紧急情况下更容易征兵。这使政府可以根据所需人员的类型调整征兵条件和方法，并使补给运输团能够优先运送军队以迅速部署。

报道认为，这些变化反映了北京对台湾可能发生冲突的担忧。一场陆海空全面战争可能需要中国动员退役军人和现役军人。其中，可以在军舰上操作武器和声纳的资深船员和战斗机飞行员特别有价值，因为培训新的高技能人员需要时间。

中国近年曾多次修改征兵制度以加强军队建设。2021年修订的《兵役法》将新入伍的年龄限制从之前的22岁，提高到大学毕业生的24岁和研究生的26岁。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敦促中国公民应尊重军人，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也于2021年颁布，明确保障军人享受的待遇。

招募大学生

《日经亚洲》报道，该项修法的另一个重点是大学生。新条例允许大学处理招募学生的任务。高校可以在学生的户籍所在地，或者学校所在地选拔学生入伍。

报道认为，这让中国军方能引进接受过人工智能（AI）和机器人技术等高科技培训的理工科学生。而使用卫星、网络和无人机的战争，是特别值得关注的领域。中国军方还专注于研究利用AI和其他技术的情报战。

近年来，中国在陆地和海上都增强了军事能力，中国军方扩大了其两栖攻击舰、潜艇和轰炸机舰队，并于去年6月下水了第3艘航空母舰福建舰。操作这种新设备将需要更多熟练的人员。

中国军方媒体《解放军报》4月曾报道，此举也顺应了解放军加快推进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建设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

中国军事专家宋忠平4月12日对中国官媒《环球时报》表示，从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中征兵，将有助于解放军提高整体素质，建设一支专业化的军队。

但日本国家防卫研究所的中国专家饭田将史认为，中国军方重点征召退役军人和大学生，是现役军人短缺的迹象。“（中国）军方可能难以找到足够的人员，来应对军事建设和情报战”，他说。

网民嚎叫：

jinzhengping 发表评论于 2023-05-02 08:13:32

苏军打不下乌克兰 共军就能打下台湾 哈

hyperyan 发表评论于 2023-05-02 07:53:21

以前屁民以为打台湾就是PLA在前方捣鼓，后方日子照样，新冠以后大家都明白了，打台湾输赢不论，都是要伤筋动骨的，后方的日子比疫情管控还要苦100倍。

gladys 发表评论于 2023-05-02 06:40:50

中国年青人要不相约赴死，要不就是当兵，看着没什么好出路啊。

谢选骏指出：一旦嚎叫了七八十年的“攻台”真的完成了，那就是现代南北朝的末日真正来到了！——那时，新的隋朝就会出现，然后经历一次剧烈地调整，走向类似唐宋的第三期中国文明。

【58、香港产品之死】

《「香港制造」的死穴：就算有100亿身家，也一头桩进房地产》（2015/05/21 Luke Ma 信报财经月刊）报道：

我们想让你知道的是，香港不缺钱，但「肥水」总流不进这块「科技田」，究其原因还是在于政府、企业「怕风险」保守心态。

谁说香港没科研成果？获美国车厂并购逾亿元的环保电动车、智能眼镜Google Glass的重要组件微型显示器、惊动美国特工处调查的夜闯白官小型无人机，甚至日日机不离手的iPhone部分组件都是「香港研发」，可惜均未能进一步延续为「香港制造」。香港不缺钱，但「肥水」总流不进这块「科技田」，究其原因还是在于政府、企业「怕风险」保守心态。

在香港，早於2009年，理大便與本地車廠EuAuto已合作推出全港首架自主研發的電動車mycar。推出一年，mycar曾在東莞設生產線，在香港售出幾十輛。但因市場未能消化，投資苦等未遂，mycar始終未能在港落地。結果，反而是美國大型環保車廠GreenTech Automative（GTA）及美國政府向mycar招手，動用逾一億港元併購EuAuto，首年即在美國生產20,000輛mycar出售。

「香港的電動車技術在世界位列前席。2005年製造電動車，2007年已經開始銷售，比很多東南亞國家，甚至比日本、中國都要早！」帶領研發mycar的理大電機工程學系教授鄭家偉，雖然也為能夠吸引外國投資感到自豪，但亦難掩「可惜」之情。

香港其實有不少類似的「走寶」例子，近年要數智能眼鏡Google Glass內的重要組件微型顯示器。該組件原是由科大研發，但因港商不懂行情，研發團隊苦尋投資不果，最終由台灣奇景光電（Himax）投得，並在科大研究上發展出用於Google Glass的0.25吋微型顯示推動器，而奇景光電更獲Google入股。科大電子及計算機工程學系講座教授郭海成便曾慨嘆，「如果香港有人肯投資，依家Google Glass就係香港造」。

「香港廠商最常掛在嘴邊的話就是：low tech撈嘢，high tech揩嘢！」香港理工大學企業發展院院長黃亮指，香港科研經費主要來自政府，每年30億，然後院校間就「分餅仔」，「無論怎樣競爭，個餅也是那麼大」，而企業資金向來不多。香港科研經費落後，幾近全球敬陪末席，與科技強國相比，更是望塵莫及。

從事科研的鄭家偉有同感：「每人都拿約幾百萬，就是不足夠！R&D需要很大投放，外國資金較充裕，來源也廣泛，例如Tesla未出車，股價已升近百倍，有public funding；比亞迪背後也有中國政府支持。香港主要是政府funding，業界真是很少，差距真是可以用萬倍來計算！」

他以電動車為例子，「即使R&D後，也要5年才可以變成產品，而產品估計也要5年才能回本，整個回本期可能要10年，這是行業情況」。

鄭教授續指出：「但部分香港廠家都想即時賺錢，希望2、3年回本，賺快錢；但做科研的人一定是走前幾年，否則無意思。對於汽車及其他高科技，由研發到生產，回報期可能是5年、10年，香港投資者未必等得！」

不過，科研經費單靠政府都是不足夠。「比較成功的地區，例如美國、以色列，當地政府有投放，但最終還都是私人行為。若然不能夠聯繫商業利益，而全部靠政府的話，除非像美國及中國有軍事研究，但已是另一種生態。」香港理工大學副校長（科研發展）衞炳江教授說。

走不出comfort zone的社會

衞炳江說：「現在，香港整個社會的心態都是過於risk-adverse，不接受風險。」他笑指：「在香港，如果你有100億身家，我也不會叫你投資科技，當然是放入房地產。但是創業也好，高科技創業也好，通常都是高投資、高風險、高回報。高風險是一個很重要的元素。」簡言之，只要金融、地產仍然賺錢，就繼續押重注，整個香港社會都走不出comfort zone。

「今天很簡單，誰犯錯就會被指責；若然是官員就要問責下台。所以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新加坡、台灣對科研都有產業傾斜，但在香港只會落得一句「官商勾結」。

谢选骏指出：「香港制造的死穴」——这是香港产品之死的第一阶段。「香港制造的消失」——这是香港产品之死的第二阶段——

《美国要香港制造产品“窜改”产地来源强人所难 或令港产品暂停输美》（厂商会 AUGUST 11, 2020 By Reuters）报道：

路透香港8月11日——就美国要求进口的“香港制造”的商品改列为“中国制造”，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周二回应指，美国强行要求香港制造产品“窜改”产地来源，实是指鹿为马，更是强人所难，会让港商在进行原产地标示和申领原产地来源证面临身份不明，甚至不被相关地方海关当局认可的尴尬局面。港商无所适从下，或会暂停所有输美产品。

厂商会发言人并表示，“香港制造”是香港赖以自豪的软实力，对消费者而言，亦是质素和信心的保证。美国此项安排，或多或少削弱香港产品在当地的独特性和竞争力。

作为本港获认可签发产地来源证的机构之一，厂商会认为，美国现在要求将香港制造改为中国制造，港商除了需要更改包装之外，亦对签发产地来源证引起混乱，对厂商造成很大不便。

“美国强行要求‘香港制造’产品窜改产地来源，实是指鹿为马，更是强人所难。”厂商会称。

厂商会指出，一直以来，获授权发出产地来源证的香港机关是遵照香港产地来源规则签发文件，而规则是按照国际认可惯例及标准而订定的，多年来行之有效并为国际广泛认可。

厂商会希望，香港有关当局能向世界贸易组织（WTO）作出投诉，同时亦希望当局能与内地相关部门就产地来源证的问题进行协调，找出解决方案。

至于美国早前已公布取消香港的最优惠待遇，包括会取消香港输美产品的优惠关税税率，征收与内地产品看齐的关税。厂商会表示，有关措施虽然会令部份与美国有贸易往来的港商成本增加，但对香港整体出口的直接影响还是有限的。根据工贸署数据，2019年从香港直接出口至美国的产品只有36.7亿港元，占整体出口少于0.1%。

美国政府周二发布的通知，9月25日之后，出口美国的香港制造商品必须贴上中国制造的标签。之前美国已确定香港“不再具有足够的自治权以支持其获得相对于中国的区别对待”。（完）记者 梁慧仪; 审校 吴云凌

谢选骏指出：2023年中秋节我在美国买月饼，看见香港出产的月饼盒写上了“中国制造”，而且还夹着这样一个纸条：“香港美心月饼：本产品的包装只为美国市场专用而设计，以配合美国政府对香港制造的产品所实施的规定。”——于是我确证了“香港产品之死”。不仅香港产品已经不复存在，连香港也被宣判死刑了。现在的香港，只是一个历史的记忆了。所以，香港商品的价格不该“虚高”了，应该降到和北上广深产品类似的价格。这是美国舰队决定的。

【59、香港沉没的悼念仪式——「珍宝海鲜舫」南海沉没记】

《谁的香港记忆？「珍宝海鲜舫」错愕的南海沉没记》（转角24小时 2022-06-21）报道：

香港著名的水上餐厅珍宝海鲜舫历经将近半世纪的历史，原本因为疫情停业而后无以为继，在今年6月决定移离香港，昔日经典奇观将不复存在。

「为什么会流眼泪呢？有一种哀伤的感觉……？」香港著名的水上餐厅——珍宝海鲜舫——历经将近半世纪的历史，原本因为疫情停业而后无以为继，在今年6月决定移离香港，昔日经典奇观将不复存在。然而意外的是，6月20日餐厅所属的香港仔饮食集团对外证实，珍宝海鲜舫在18日开到南中国海西沙群岛附近水域时，「突然遇上风浪」，隔天竟全船入水翻转沉没。消息令外界极感错愕，除了「香港记忆」的永远消失之外，巨额的维持费用、以及偏偏又在港府领导换班准备7月「回归中国25周年」的时刻，不免引起猜疑联想。珍宝海鲜舫的沉没固然引人惋惜感慨，但这艘水上「中华文化奇观」，承载的到底是谁的香港记忆？

珍宝海鲜舫有「世界最大的海上食府」之称，1976年开业营运，当时以耗资3000万港币、仿照中国宫廷的夸张内部装修设计，大张旗鼓的加入香港仔避风塘海上餐厅竞争市场，和同一港湾的「太白海鲜舫」、以及「海角皇宫」形成水上餐厅三强鼎立的局面。

对于许多人而言，珍宝海鲜舫的强烈印象除了亲眼见到这艘水上「中华文化奇观」之外，可能有更多人是通过电影和流行文化认识这座水上餐厅。诸如曾经风靡中文圈的周星驰电影《食神》决战场景，就是取自珍宝海鲜舫和太白海鲜舫。李小龙的《龙争虎斗》、成龙的《威龙猛探》、或如1995年日本怪兽特摄电影《哥吉拉vs戴斯特洛伊亚》等，片中珍宝海鲜舫都是做为香港象征的经典场景。

「既香港又不那么香港」

而香港热潮在东亚最为流行的1980、90年代，外国观光客的必去景点之一通常也少不了珍宝海鲜舫——尽管众人皆知真正道地的美食不在船里，但享受一种东方神秘气息、中华风格强烈的用餐氛围，却也成了珍宝海鲜舫「既香港又不那么香港」的特殊象征。

同样也是《食神》电影中，食神归位著名的飞天屋顶。（影片截屏）

图为《食神》中的「黯然销魂饭」与「超级无敌海景佛跳墙」。在电影上映后，味公主宝座至今仍是造访珍宝海鲜舫的食客必拍照的场景之一。

不过自开业以来至今将近半世纪，珍宝海鲜舫每年都必须耗费数百万港元来维修保养，1998年面临金融风暴后一度暂停营运，尽管2003年以后装潢翻新，仍难挡入不敷出的营业衰退，2013年左右餐厅持续亏损，而到了2020年疫情关闭之下只能被迫暂停营业。严重亏损加上巨额的保养费用，珍宝海鲜舫成了难以接手的负资产；原本港府在林郑月娥任内，珍宝海鲜舫业主有意直接捐赠给香港海洋公园，由港府协助推动非营利的经营模式，让海鲜舫做为历史文化景点继续保存。

林郑消极 保存活化方案落空

不过最终以未能找到合适的第三方机构来接手营运，而林郑月娥表示「不勉强介入」的消极态度，让这个海鲜舫保存活化的方案落空。负责管理的香港仔饮食集团就在2022年6月表示，6月14日将把珍宝海鲜舫移离香港进行维修作业，同时会在合适的船坞停泊存放，等待未来有合适的业主接手。但直到正式离开香港的时候，都没有透露泊位地点。

直到6月20日晚间，香港仔饮食集团突然发出令外界错愕的消息——移离香港的珍宝海鲜舫，在6月18日下午，「当行驶至南海西沙群岛附近水域时，遇上风浪，船身入水开始倾侧」，「负责航程的拖船公司经过尝试救援后不果，海鲜舫最终于星期日（19日） 全面入水翻转。事件中未有任何船员受伤。」

6月14日香港珍宝海鲜舫正式开始移离香港。珍宝王国声明。

新闻在20日晚间曝光后引起一片震惊，没想到才刚驶离的珍宝海鲜舫，竟会是如此戏剧性的沉没结局，然而集团官方没有说明案情细节，仅表示由于沉船水深超过1000公尺，打捞作业极为困难，全案也都还在调查当中。

「意外沉船」毁掉省钱也省事？

魔幻的水上奇观，最终以「意外沉船」的结局落幕，过於戏剧化的巧合情节，不免引发舆论的猜疑联想。在香港相关新闻的讨论中，有些人猜测是维修和保养费用太过庞大，无人可以接手之下不如直接毁掉，既省钱也省事。尽管都是毫无证据的臆测，但现今也确实形成了舆论中的算计想像，尤其在当前敏感的政治氛围之下，不可言说、不对外透明的资讯屏蔽，反令人疑神疑鬼。

另一方面，港府才刚换上新的领导团队，候任的特首李家超在19日公开港府团队成员，准备在今年7月1日——也就是香港主权移交，所谓「香港回归」的25周年正式就任。当前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就是办好25周年纪念，虽然和珍宝海鲜舫没有直接关联，但此时的政治敏感时刻，让沉船事件多了一层香港回忆的感慨——昔日的香港终已不复存在，似乎也像是某一部分的香港跟着葬身大海。

但微妙的是，惋惜香港历史永别之时，这艘珍宝海鲜舫所承载的，到底是「谁的香港记忆」？

在地港人曾觉得「观光猎奇」

对于许多香港人而言，珍宝海鲜舫本来就不是美食餐厅首选，而刻意造作的「中华文化奇观」却充满着异国眼中的东洋神秘气息，就连在地港人的记忆，也有不少人抱持着「观光猎奇」的心态看待，甚至于是从各种电影的场景再现，来认识这个「香港符号」。

邻近的日本在80年代极为着迷香港，珍宝海鲜舫的停业与沉没同样引起日本人的共鸣，专攻中港台新闻的资深记者中岛惠就表示，对于去过香港的日本人而言，珍宝海鲜舫绝对是令人怀念的场景，「虽然知道在地人都揶揄是给观光客去的，餐厅根本不好吃，但日本观光客还是络绎不绝」。这种海上餐厅意象的影响，在日本可以说是相当根深蒂固——无论是电影还是动漫画作品的符号，珍宝海鲜舫这样奇观雄伟的建物深深烙印在日本人心中。

过程坎坷 打造完工就遇祝融

珍宝海鲜舫一开始的打造过程其实并不顺利。时间回到1960年代末，当时太白海鲜舫是香港仔众多海鲜舫中历史最悠久者，而其业主、香港商人王老吉有意打造一座规模更大的海鲜舫，斥资1400万港币委请九龙的中华造船厂建造。1971年工程几近完成，工人将珍宝海鲜舫拖到香港仔做最后的内部装修，原本预定同年11月6日正式开幕，不料在10月30日施工过程中物料着火，演变成4级大火，造成34死42伤、珍宝海鲜舫船身尽毁。

面对这般重大损失，王老吉没有足够财力继续投资，之后澳门赌王何鸿燊和香港富商郑裕彤在1972年7月出手，合资收购产权，后续投入3000万港币重新打造，5年后才终于正式营运。接下来，有意发展海上餐厅事业的何鸿燊，又分别在1980年、1982年收购太白海鲜舫和海角皇宫，昔日的竞争对手变成同一集团；其中海角皇宫1998年因亚洲金融风暴冲击而停止营运、隔年售往菲律宾，而珍宝海鲜舫和太白海鲜舫熬过金融风暴和SARS疫情后，在2003年下半年斥资千万港币重新装修，并合称「珍宝王国」。

无论是电影还是动漫画作品的符号，珍宝海鲜舫这样奇观雄伟的建物深深烙印在日本人心中。动画《中华一番》中，楼麟舰与绍安的复仇。

珍宝海鲜舫曾经是何鸿燊引以为傲的事业，他经常在此处庆祝各式大小聚会，三房陈婉珍更多次在珍宝海鲜舫为他庆祝农历生日。其后随着赌王年事渐高，珍宝王国的母公司「香港仔饮食企业有限公司」交由何鸿燊二房儿子何猷龙打理。

不过，珍宝海鲜舫自2013年起逐渐入不敷出，2020年疫情爆发更迫使珍宝海鲜舫不得不在同年3月3日宣布暂停营运，当时的累积亏损已经高达1亿港币。

港媒报导，在珍宝海鲜舫宣布暂时停业前，营运状况已经不佳，餐厅资源逐渐紧缩，除了裁员、调整营运时间之外，供应的菜色也大幅减少。至2020年11月，香港政府的年度施政报告提出「跃动港岛南」计划，希望推动珍宝海鲜舫成为香港仔的历史文化景点，计划让其以自负盈亏的方式保存下来，香港仔饮食企业有限公司也同意将珍宝海鲜舫捐赠给海洋公园，但因迟迟未能找到合适的第三方营运机构，捐赠计划落空。

香港仔饮食企业在2021年积极寻找接手业主希望无偿捐赠珍宝海鲜舫，但也都因营运成本昂贵而未果，直到2022年5月，珍宝海鲜舫的海事牌照行将到期，母公司宣布将其移离香港，期间香港民主党南区团队曾敦请政府介入以保存珍宝海鲜舫，但林郑月娥回应不打算投入公帑。

曾风光也曾落寞 最终沉南海

庞大的规模及豪华的装修曾让珍宝海鲜舫声名大噪，如今却成为它最大的负累。反观同一集团的太白海鲜舫，因规模较小、维护费用较低，虽和珍宝海鲜舫一同停业，但已获得香港海事处的闲置船只允许书，并有愿意接手的商家正在接洽中，有望能够保留活化，珍宝海鲜舫则在6月14日被拖离香港。

最终，承载了无数港人回忆和中华文化想像、见证近半世纪香港兴衰荣光的珍宝海鲜舫，在2022年6月19日带着曾经的风光与落寞，告别世人、沉入南海风浪。（美联社）

谢选骏指出：香港不愧“英国殖民管治”的产物，沉都沉没了，还举行如此一个纪念仪式——「珍宝海鲜舫」错愕的南海沉没记，就是香港终于沉没的悼念仪式啊。

【60、香港的大学是香花还是毒草】

《香港学术自由：大学如何在北京的控制下凋零》（2023年12月14日 BBC）报道：

Demonstrators gather in the stand at the Sir Philip Haddon-Cave Sports Field during a protest at the Chinese of Hong Kong（CUHK）in Hong Kong, China, on Friday, Nov. 15, 2019.

2019年抗议活动高潮时的香港中文大学。抗议者以雨伞为标志。

“在香港已经不再有‘红线’了。”一名30多岁的人文学科教授说道。

“如果他们想对付你，一切都可以成为借口。”这名出于后果考虑而要求匿名的教授说道。

他说，他的噩梦是被北京支持的媒体点名攻击，这可能会让他丢掉工作，甚至失去自由。

这种恐惧席卷了香港的大学和学术界，它们曾一度吸引着顶尖人才。这座城市距离中国大陆很近，但以往又足够远，在学术自由之下可以容纳先进的教室、世界一流的图书馆和档案馆，即便是中国相关的研究。

但一些学者和学生告诉BBC，情况已今非昔比。他们中的许多人出于担忧而选择匿名。

在2021/22学年，超过360名学者离开了香港八所公立大学。根据官方数据，流失率达到7.4%，是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到中国统治以来的最高水平。自2019年以来，外国学生入学人数下降了13%。

香港大学深夜移除“国殇之柱” 作者高志活称其为“自我毁灭”

香港“高考”考题论新闻自由 考生为难社会争论

……

“曾经存在的自由氛围已经一去不复返，人们忧心忡忡。”香港都会大学政治学学者史蒂芬·奥特曼（Stephan Ortmann）说。他称，许多同事已经离开，留下来的人也很警惕——他听说有些老师从课程中删除了所有与香港和中国相关的材料。

学者们表示，“自我审查”始于2020年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后。这部范围宽泛的法律针对任何被视为是分裂主义或颠覆行为，使当局能够针对活动人士和普通公民采取行动。

北京表示，在2019年大规模反政府抗议活动之后，北京推动通过的这项法律使香港“由乱到治”。但它也改变了这座曾充满活力的城市。过去，几乎每个周末香港都会有大大小小的抗议活动，但现在公开表达异议已变得难以想象。

公共图书馆里宣扬当局所称的“不良意识形态”的书籍已被清理，各种电影也以国家安全名义而受到审查。

香港“反送中”四周年：禁书、禁语、自我审查与香港人被“再教育”

“整顿”后首届香港区议会选举以“史上最低”投票率落幕

从“整顿”后的香港区议会选举名单能看到什么

……

亲民主活动人士被禁止参加上周末举行的仅限“爱国者”参选的区议会选举。最知名的一些民主人士——其中一些人亦是学者——不是身陷囹圄就是流亡海外。

“感觉很不一样”

在香港中文大学位于山坡上的庞大校园入口处，七名安保人员守卫着一个岗亭，进出的教师、学生和访客必须表明自己的身份。

这项安检措施于2021年推出。就在那一年，两家有影响力的民主派媒体《苹果日报》和《立场新闻》，以及数十个人权组织和工会被关闭。

“感觉很不一样。”当天前往中大校园的一名校友说道。

2019年的中大曾是一个战场。身穿的黑衣抗议者和防暴警察互掷汽油弹、砖头、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现在，这里已没有任何异议的痕迹。

“大学已经不是校园了，是战场。”

曾贴满支持民主的海报和字句的民主墙现在已空空如也，并设置了围栏。

为纪念1989年北京天安门广场镇压中遇难的数千人而建立的民主女神像已不复存在。它于2021年平安夜当天被移走。

人们不被允许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民主墙上粘贴海报。

“我和朋友们肯定会有一种无力感。”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大学生说。“我选择学习社会科学，部分原因就是社会运动……我想学到更多，做出更多贡献。但现在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少了。”

他已开始避开潜在的敏感课程，如有关中国政治和历史的课程。尽管大学保证保护学生隐私，他还担心自己写的研究论文可能会被泄露。他的担忧并非没有根据，因为香港现在设有热线，人们可以举报他人违反国安法。

他不确定这座他称之为家的城市会给他带来怎样的未来。他认识一些朋友，他们在入学一年后就放弃了大学学业，并与其他14万香港人一起持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签证移居英国，该签证允许他们在英生活和工作。他表示，还有一些人计划很快离开。

“香港曾处于成为西方以外的卓越学术中心的上升轨道上。”一名2020年后离开香港的中国问题专家说。“令人心碎的是，二十年的进步被（国安法）一手打破。”

2011年来港的奥特曼博士对香港失去中国问题学术研究中心地位也感到失望。他说：“它提供了无与伦比的获取大量资源的渠道。随着这些渠道消失，它肯定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香港理工大学；2019年抗议期间警察和学生曾在此激烈冲突。他说，即便是中国问题专家的身份也会成为被审视的目标。“我的一位同事是一名中国问题学者，从中国大陆抵港时，在边境被关了大约四个小时。”

“他们不喜欢我们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但在2019年后，他们对我们采取了行动。”两年前离开香港的一位人文学者说道。当时尽管有不同同行的推荐，他仍被拒取得终身教职，即学术界的永久工作。

一位社会科学老师说，来自海外的教授和学者的求职申请已经枯竭，甚至连聘请研究助理都变得困难。

现在，香港很少有人文或社会科学专业招收博士生，而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完成学业的机会也越来越少。

“我能教什么？”

历史学家、八九学运参与者何晓清于2019年7月来香港执教，当时正值抗议活动爆发的最初几个月。她知道这可能有风险，但她还是抓住了机会。

对于这位中国广州出生长大的学者来说，香港是1989年天安门民运的灯塔。她是看着港剧长大的，并目睹香港记者如何报道1989年天安门广场内外发生的事情。

今年10月，她发现自己的香港签证续签申请在长达一年的等待后被拒。几天后，她被雇主香港中大解雇。

香港特首李家超表示，何教授的签证被拒是常规程序的一部分，该程序用于筛出那些可能“导致安全和犯罪风险”的人士。

“我只是为这座城市和人民感到悲伤。”她说。“这将产生严重、更广泛的影响……人们会问，‘我还能继续在香港从事学术工作吗？我能教什么？’”她说，由于中国大陆禁止任何有关1989年学运和血腥镇压的公众讨论，即便是互联网也没有留下那个重大时刻的痕迹，她的过程相当“孤独”。

一场学生运动，为何以武力镇压结尾？

但这只会加深她与香港的联系：“我知道，无论如何，每年6月4日，都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去维多利亚公园。他们一起举着这些蜡烛，告诉世界我们还在这里。我们依然关心，我们依然记得。”

香港一直以来都在举行规模最大的六四烛光晚会，但在2019年举行了最后一次后就被禁止了。

何教授表示，她在中大"尽可能低调"，但她没有审查自己的课堂。

“我拒绝用‘有争议’或‘敏感’来形容我正在做的事情。我的基本责任是传授历史真相和普世价值。”她每周都会与学生们共进晚餐，让他们谈论城市里发生的事情。

“即使我们生活在恐惧之中，我们也能够互相支持。”

在今年二月，在香港的中国国有报章《文汇报》称她为西方代理人。

作为一名政治流亡问题专家，她认为自己对这种经历足够了解。“我以为我非常理解它，但当我不得不只携带一个行李箱和所有衣服，从一间Airbnb（民宿）搬到另一间时，我开始觉得我实际上并不理解。”

不过，海内外香港人的温暖和支持让她感到慰藉。

“将会有一段黑暗的时期。但只有当自己的人民放弃时，公民社会才会消亡。我们不应该放弃香港。”

谢选骏指出：按照上文“香港学术自由：大学如何在北京的控制下凋零”的说法，香港的大学似乎是一朵香花，最近才开始在北京的控制下凋零。但是根据我从1980年代开始了解的情况，香港的大学一直就是任人唯亲——在那里，要是没有“人脉”、“潜规则”、“暗盘交易”……什么正事也做不了的。就像香港的黑社会一样。现在的特区政府，不过是把这些东西搬上了台面，甚至无耻地加以宣扬罢了。那么，香港的大学到底是香花还是毒草呢？我看香港的大学，既是香花也是毒草——所以它的“特殊味道”吸引了三教九流的人渣投怀送抱。

【61、香港的肥鸭终于被捏死了】

《北京施压！港交所"自断臂膀" 葬送金融中心地位》（2023-08-07 RFA）报道：

颜宝刚评论文章：港交所近日作出了一个不寻常举动：不理会国际证券组织的反对，一意孤行修订上市规则删除了上市招股书中说明与中国有关的商业风险因素，背后是受到中证监施加压力要求淡化中国法律风险。此举不但削弱了对投资者的基本保障，甚至一手摧毁“一国两制”下保障金融中心地位的法规，加快制度败坏将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断送。

今次修订源于中国证监会今年2月发布《境外上市备案管理制度规则》，明确表明境外发行上市的境内企业不可泄露国家秘密，要切实履行维护国家安全义务，不可损害国家利益，禁止在上市文件中发表任何“歪曲或贬低中国法律政策、商业环境和司法状况”。

中央这次修改明显对香港的监管机构做成压力，在大约一星期后，港交所今年2月发表谘询文件，指出因应国务院及中证监公布的中国法规变动，建议删除或修改有关中国发行人的《上市规则》条件，包括删除上市规则中有关中国与香港法律体系与监管结构不同的警告声明，以及有关中国法律及法规、政治与经济环境、外汇风险及管制等风险因素。

事隔五个月，港交所在7月21日发表谘询总结，称支持相关建议的回应佔68%，反对则佔29%，港交所决定在最新修订的上市规则中删除了整整一个章节，即涉及来自中国政策及其商业和法律环境的风险。

港交所指出修订后的上市规则要求的审查水平没有下降，但翻查港交所的谘询总结，实际上支持修订的大部分是不具名的个人意见，而且当中绝大部分均没有给予实质理由，只是全面答“Yes Yes Yes”。其他支持的就来自律师行及中资证券商；相反尽管反对修订的意见书不足三成，但代表的机构均是具分量及市场领导地位，而且反对理由均是有理有据。

当中包括区内独立专业组织《亚洲证券业与金融市场协会》（ASIFMA）的资产管理部表明反对修订，认为中国和香港法律、法规之间的差异是投资者需要注意的重要风险因素，明确要求保留相关的“中国风险因素”陈述；而作为基金业界代表、《香港投资基金公会》亦指，通过修订后，削弱了H股市场对国际投资者的吸引力；另一业界组织《亚洲公司治理协会》则指，对撤销明确保护少数股东利益的上市规则感到担忧。

甚至是香港律师会对是否全面删除中国风险因素章节亦有保留，认为A股及H股东之间仍要面临中国与香港的不同法律、金融及经济制度，因此保留有关条文实在是有必要。

至于作为Buy Side的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则有两家提交意见，当中作为全球最大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BlackRock）指出，中国和香港的法律和法规之间的实质差异是重要风险因素，同时表明应提醒投资者A股东和H股东之间可能出现的不公平待遇。至于另一间不愿具名的基金公司更称，指新修订无助于市场健全，反而适得其反。

由意见质素及内容可见，像贝莱德或投资基金公会反映的不单是业界重要关注环节，更多是切实考虑保障投资者利益的关注，这其实正正是港交所本身最重要的职能，即是作为最前线的监管机构，首要考虑的正是如何保障投资者、而并非减少对他们的保障。

可惜是作为“新香港”的一部分，财金监管机构已经不能再秉持专业的审慎监管职能，反而是日益受到政治干预专业运作，特别是由今次修订看得出，单纯因为中国证监会提出境外发行上市不可损害国家利益，就将投资者利益弃之不顾，实在是违背了监管者应有的职能。

何谓中国风险因素？

说了那麽多修订上市文件的背景，那麽招股书中所谓“中国风险因素”，是否真的那麽重要？

作为财经记者，阅读几百页的招股文件是“家常便饭”，我们除了查出重要的财务资料包括企业的盈利收入及股权架构外，风险因素亦是重要一环。即使这些“中国风险因素”在很多招股书中都是一式一样，但有时亦会突显出部分企业面对的一些政策风险，这是投资者必须关注。

我认为很好的例子是以2019年阿里巴巴在香港第二上市的招股书作说明，在厚达666页的招股文件中，公司在“风险因素”一项中，就佔了64页，其中有关与在中国业务相关的风险，就一共有6项，虽然大部分章节与其他招股书均是一式一样，但部分仍然是可圈可点。当中在提及政府的参与程度，就指出“在中国，相当一部分生产资料依然归政府所有。此外，中国政府通过发佈行业政策，在行业发展方面进行监管。”

事后孔明，这个警告就不是正正解释了中央在“共同富裕”下，科网企业要将大数据全数上缴，以及随之以来，对他们进行长达了两年多的整改，并在最后关头，叫停了阿里巴巴分拆蚂蚁金服的上市计划？

另一节风险因素就提及，“中国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解释和执行具有不确定性”，指出中国的法律体系尚在完善之中，而“针对我们的反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指控或监管行动，可能会导致我们被处以罚金，限制业务发展并损害声誉”。

大家不善忘的话，应该记得在2021年中国监管部门针对企业垄断行为接连祭出天价罚款，据统计，全年涉及垄断的裁罚金额超过人民币220亿元， 其中阿里巴巴的罚款就高达到182亿，佔总数比逾82%。

显然，这些被港交所指为“不必要”的风险因素，在之后几年往往成为企业几乎“致命”的政策风险，现在修订后的上市规则，正是削弱了对投资者的基本保障。

断送金融中心地位

今年以来香港新股市场表现强差人意，赴港上市公司的集资总额仅为26亿美元，同比下降47%，且远低于2021年同期水平，而全球排名甚至跌出五大，甚至首次低于印尼市场。

企业减少来港上市，一方面是外边有更吸引的资本市场，可以取得更高估值及集资规模；另一方面投资者对香港这个捲入中美地缘政治衝突的金融市场，亦有更大戒心，两者之间既是因、也是果。

上市文件是一分上市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邀约文件”，即是公司邀请投资者参与投资的契约书。基于香港没有集体诉讼，监管机构就扮演重要把关角色，在“披露为本”的大前题下，如何审核公司上市申请保障投资者是首要职责。

令人诧异的是，这麽重大的政策风险改动，居然在政府与市场之间未见讨论纪录，官方亦未有向外公开解释谘询结果，更匪异所思的是在民间或金融界没有引起有意义的讨论，主流媒体的评论亦是“凤毛麟角”，到底是政治环境变化抑或政治考虑已凌驾财金政策因素，这点似乎更值得大家关注。

香港从来也是一个经济城市，很多投资者都会避谈政治，但制度败坏可以是在朝夕间摧毁，更可怕的是内地的政治影响力已经渗透到监管层面。路透社就引述消息人士指，中国证监会于7月20日会见了香港当地的律师，明确要求淡化中国法律及监管相关风险，具体要求包括不要在公司的上市招股书中对中国的政策或商业和法律环境进行负面描述，这种“赤裸干预”香港金融事务的做法，实际上是自行撕毁一国两制，断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网民嚎叫：

对对眼 2023年08月07日 17:41

粉红吃拿人以为是吃拿国养活了香港。殊不知是香港的民主法治以及政治上的独立性才使香港赢得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是该让吃拿国常尝尝滋味了。

对对眼 2023年08月07日 17:37

香港自从2020被包子用国安法强行接管后已经彻底丧失了司法独立的自由贸易港口城市的地位。其地位一落千丈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千户侯 2023年08月07日 17:18

香港的金融萎缩后，其业务重创的同时，内地上海连一根骨头没有分到。其大部分流失的业务到了新加坡，新加坡吃饱。即使日本和韩国也分到了一杯羹。

lary 2023年08月07日 16:29

达到把外资赶走的目的，经济发展不能够和独裁的重要性相提并论。

谢选骏指出：香港的肥鸭终于被捏死了——这是一个比之“宰肥鸭”更白痴的动作。因为宰肥鸭可能还是一个预谋，而把肥鸭捏死了却可能只是一个兽性大发的意外失算。历史的教训是——要垄断也要给予自由，控制太严猎物就会窒息而死。到了这个时候，就是要想杀鸡取蛋，也不可能了，因为蛋也莫名失踪了。

【62、香港的太奸比蝗蒂还着急】

《香港：网上批评新国安法也可能违法》（RFI 2024-03-25）报道：

香港《基本法》第23条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于上周六生效后引发强烈反响，司法部长林定国周日（3月24号）警告说，根据将煽动叛乱定为犯罪的法律，在网上分享对新国家安全法的批评可能会受到惩罚。

香港特首李家超在宣布对23条开始立法公众咨询时表示：第23条立法工作已经等了26年，不应该再等，香港“等不及”了。

法新社报道，港版国安法规定对叛国、叛乱、间谍、破坏和 "外部干涉 "行为最高可判处终身监禁。更还将煽动叛乱罪扩大到煽动对中国共产党的仇恨。

在周日的一个电视采访中，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解释说，分享来自其他国家或国外用户的网上批评的人可能会犯罪，这取决于他们的 "意图和目的"。他解释说，一个极端的情况可能是，有人在网上发表（批评），同意它，添加评论、额外的言论，在纯粹是为了煽动其他居民对香港行政长官和中国中央政府的仇恨的情况下，当然存在违法的风险和机会"。

香港保安局长邓炳强在同一次采访中补充说，在这种情况下，"你放在家里的东西或你所做的其他行为 "等证据都可能被使用。

邓炳强说："正如我常说的，如果你触犯了法律，我最终会找到对你不利的证据。”

法新社报道， 最新的国家安全立法加强了中国政府在 2020 年实施的立法，以应对 2019 年震撼中国的大规模、有时甚至是暴力的民主抗议活动。

根据这第一法律，已有近 300 人被捕，包括数十人因煽动叛乱罪被起诉，其中大部分人是因为在网上批评当局。

该法的批评者称，它摧毁了公民社会和政治反对派，新条款有可能进一步损害当地居民的权利。

当局则辩称，最新文本是 "填补 "北京法律空白所必需的，并援引了《基本法》第 23 条规定的通过此类立法的 "宪法责任"，《基本法》是自 1997 年回归中国以来管理这个前英国殖民地的小宪法。

香港电台周一报道引述林定国报道，基本法23条立法是针对很少撮有极端行为的人，政府没有动机收窄市民空间，市民有好的意见可提出，不用担心，强调言论自由是香港独特优势，很鼓励市民多给予意见。政府亦会冷静应对外界批评，令人相信香港维持独特优势。

据路透社，尽管国际社会越来越多地批评该法可能会侵蚀这座中国统治城市的自由并损害其国际金融中心的信誉。这项被称为第23条的法律于周六生效，几天前，香港亲北京的立法会议员一致通过了这项立法，以堵塞当局所谓的“国家安全漏洞”。

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这部法律“完成了历史使命，不辜负中央对我们的信任”。美国表示担心该法律将进一步削弱该市的自治权并损害其作为国际商业中心的声誉。

做好了被制裁的准备

《基本法》23条立法草案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后，外界关注这会否引起欧美国家新一轮对香港的制裁。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则在新城电台节目上被问到这一问题时，回答说政府已经有应对方案，不宜公开具体详情，并说对于外国政客的不友善的行动已不感到奇怪。

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据悉，港建制派政治人物已做好被制裁的准备，包括安排好资产，以及短期内避免踏足美国。

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星期一（3月25日）批评部分西方政治人物就《基本法》第23条立法断章取义与进行恶意批评，并指西方企图将香港的一国两制角色模糊化、去功能化。他说，如果有国家要关闭香港驻当地的经贸办，最终都是相关国家的利益受损，是很蠢的决定，因为经贸办的作用是促进经贸往来，其实双方都有好处。

据报道，美国众议院外委会去年11月推进《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案》。这项法案将要求行政部门重新评估香港驻美经贸办公室是否应继续享有特殊外交待遇和豁免权。如果国务卿认证驻华盛顿、纽约和旧金山的三个香港经贸办不应再继续享有这些外交待遇，香港经贸办将在180天内停止运作。

网民嚎叫：

竞选 发表评论于 2024-03-25 08:09:48

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条款，

1，不仅保护公知的言论，也保护五毛的言论；

2，不仅保护与政府观点一致的言论，也同时保护与政府观点不一致或者相反的言论；

3，不仅保护与宪法一致的言论，同时也保护与宪法不一致的言论，甚至保护修改、废除宪法建立全新版宪法的言论，例如邓小平就主张废除1982年以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建立全新版的宪法。

第三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第五条　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生肖迷宫 发表评论于 2024-03-25 07:57:19

我们香港虽然穷了，但是我们有伟大领袖亲自领导，我们觉得幸福、踏实，万恶的资本家都滚蛋了，我们香港人民加入了无产者的行列，光荣。

马年生 发表评论于 2024-03-25 03:16:17

如果20多年前就立法，香港不太可能出现2019年的暴乱。

谢选骏指出：香港的太奸比蝗蒂还着急，大叫“如果20多年前就立法，香港不太可能出现2019年的暴乱”，牠们不懂如果那样，中囶哪来2002年-2021年的建设资金？

【63、香港废垃类似大陆废垃和台湾废垃】

《香港内地生声援中国抗议 面对本土质疑称“我们的苦难是相通的”》（BBC 2022年11月30日）报道：

香港中环附近的声援活动。

“我们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在香港中文大学读本科的王牧之（化名）说。她周一（11月28日）晚在校园里声援中国反对新冠“清零”政策的抗议之前，已经将个人身份信息留给了信任的朋友，万一被捕，好有人第一时间知道。

自2019年香港发生反对《逃犯条例》修订案的大规模抗议遭到打压后，少有见到街头抗争的画面。近日，在针对严格封控措施的抗议蔓延中国多个城市之后，与大陆一河之隔的香港也出现了声援活动。

与此前香港民间社会运动不同的是，在这些声援中，不少大陆人冒险站出来。

而另一方面，有关是否出来支援的讨论在香港本地论坛上引发争论，一些人表示迟疑。 “隔岸观火是最好的处理手法”，一则帖子写道。

反封控示威的“白纸革命”能否为结束“清零”找到出路？

30多年前北京爆发学运时，香港是重要的支援地，数百万人上街声援。而如今，《香港国安法》在这里实施，社会运动领袖流亡，民间组织解散，类似当年的情形已经不复存在。

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刘锐绍对BBC中文说，一些香港人此次表现出的冷漠并不意味着不关心中国大陆的事务，而是在2019年后官方采取强硬政策，在很多人受伤、入狱的情况下，“越来越感到唇亡齿寒”。

他用“无力、无奈、无助、无望”来形容香港人的心态，“经历了这么多，努力了这么多，还是冥顽不灵，令大家在政策高压的情况下感到疲倦”。

上周末，许多中国民众在街边点燃蜡烛，悼念11月24日在乌鲁木齐火灾中丧生的人。他们把怒火指向当局严格的新冠封控措施，喊出“不要核酸要自由”“不要封控要生活”的口号。抗议在多个城市蔓延，甚至罕见地出现“共产党下台”“不要独裁要民主”等有关政治诉求的口号。

本周接连几天，伦敦、墨尔本、纽约等地也举办悼念活动。香港也不例外。不过，不少人对支援大陆的抗议表示质疑。

在知名网络论坛“连登”上，一条标题为“香港人无需connect（连接）大陆人，但要借机重启抗争”的帖子在发布后5分钟已获得300多击量。

一则留言写道，“香港人因为不满共匪压逼而出来，大陆人因为困住太久无法出门、没有饭吃才出来，从出发点上来看已经不知道为何要帮”。

香港本土派社运人士陈泽滔在Facebook上发帖称，“在香港可以做的事情很少，不过比在家喊句日本队加油要好一点。”不过他说，“无法接受站在共产党一边讲一些冷嘲热讽的话。”

中国多地爆发反封控抗议，“身份问题没那么重要”

面对讽刺的话，参与声援的香港中大学生王牧之对BBC中文说，“不去就不去，在这里大喊‘不关我的事’，要全世界都知道挺傻的。”

她在2019年香港抗议时曾参与过几次和平示威活动。但因在大陆出生，被贴上“小粉红”的标签，让她觉得似乎背负上一种原罪，入学后不断跟同学辩解，自己是从美国来的国际生，不是大陆生。她因此理解一些香港人的冷漠，“在他们看来，那是邻居有事，跟我没有关系，因为看了太多的荒谬。”

伦敦集会声援中国反封控抗议，悼念乌鲁木齐大火受难者

在2019年反对《逃犯条例》修订的运动中，不少大陆网民曾报以“看客”的心态指责香港抗议运动，令很多示威者不满。

流亡伦敦的前香港立法会议员、香港社运人士罗冠聪在Facebook上发帖称，“很多香港人在身份认同上愈走愈远，没有‘血浓于水’的感觉，甚至讨厌2019年时中国国内普遍网民对香港的冷言冷语氛围，自然也认为今次示威，也没有特别需要关注的地方吧。”

不过，他依然认为应该理解并支持大陆的抗议。 “示威背后所盛载的诉求，固然愈直指权力核心愈好；但退后一万步，即使是‘非政治化’的‘要求解封’，也是直接削弱了北京一直坚持‘动态清零’的政治权威，至少会令北京在若干层面上自相矛盾，也令‘顺民’不那么‘羊群’。”

对于王牧之来说，这次站出来声援，“身份问题没有那么重要”。她身边许多香港同学也对乌鲁木齐火灾一事非常愤怒，用各种方式表达对中国抗议的支持。有人收集抗争标语、有人帮忙沟通，还有人连夜做了一个小册子，集结抗议人士的文章。

“在2019年参与越深的人，反而越能理解这次大陆的抗争，因为他们知道，不是所有大陆人都是粉红”，王牧之说。

“中港两地弥合伤痕的时机”

11月29日，在香港的大陆学生在香港大学校园举起白纸，表达对抗议的支持。

香港大学本科生松江（化名）也有类似看法。他周二晚与同学一起在校园举起白纸，表达对抗议的支持。

“极端本土主义或极端排外的言论在哪里都有，这是人类的弱点，并不是香港人的错，”松江对BBC中文说。

他知道有些大陆人来香港后也加入了本土排外的思潮。 “我不想把它跟出身联系在一起，这只是个人在思想上的选择”。他很欣慰地看到，周二晚许多香港本地学生加入他们的队伍，并主动邀请更多同学加入。

“这是一个团结的时刻，是中港两地弥合伤痕的时机”，他说。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孔诰烽（Ho-fung Hung）对BBC中文说，虽然这次一些地方出现“习近平下台”等政治化口号，但相对于结束严格封关政策的诉求来说，仍是少数。而在香港，管制疫情的措施接近西方，近期更放宽出入境管制，因此令许多香港人感受不到大陆民众切身受害的原因。

时事评论员刘锐绍则认为，香港的防疫措施始终无法摆脱大陆严防死守的政策，一方面死守与大陆通关的关卡，另一方面拖延与国外通关，“要看北京的脸色行动”，这也是令一些香港人觉得无望的原因。

在周二晚港大校园活动中，能够见到许多保安在四周监察。不过整体氛围平静，没有发生冲突或有学生被捕。

不过松江认为，2019年前，香港的社会运动不会聚集北京政权，但《香港国安法》实施后，不得不把注意力转向北京。 “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可能理解到，不论是中国内地人还是香港人，大家面对的是同一个利维坦（比喻强权）。”

“我们的苦难是相通的，”他说，“无论如何，香港需要面对和处理北京政权，香港民众也需要处理与北方14亿人的关系”。

在周二晚的校园活动中，能够见到许多保安在四周监察。不过整体氛围平静，没有发生冲突或有学生被捕。这让松江觉得，“‘一国两制’在香港依然在实行，香港的空间仍然比大陆多”。

“如果香港人能够了解这样的情况，大家一些来做事情，不要那么早放弃，还是有空间的”，他说。

烏魯木齊火災引發中國五天的反新冠封控抗議

2022年11月24日：新疆烏魯木齊公寓火災造成10人死亡，9人受傷。

2022年11月25日：社交媒體上的視頻顯示有消防車被新冠防疫用圍欄阻擋而延誤救火，當地官員在新聞發佈會上指造成傷亡原因之一是「部分居民自防自救能力弱」，在中國大陸互聯網上引發眾怒。 另一些視頻顯示，烏魯木齊市有民眾走上街頭與警員對峙，推倒防疫用圍欄，並高呼要求解封。

2022年11月26日：上海等多個城市出現反對新冠防疫封控措施的抗議。多個城市民眾走上街頭悼念烏魯木齊火災死者。 南京傳媒學院有數百名學生在校園集會，手舉空白紙張表達對當局噤聲的抗議。 全國各地包括清華和復旦在內的多個高校亦先後出現類似抗議活動。

2022年11月27日：在上海烏魯木齊中路，民眾連夜抗議，期間有人高喊口號要求習近平下台。BBC記者埃德· 勞倫斯（Ed Lawrence）在上海拍攝抗議人群期間被中國警察毆打並短暫拘留。有社交媒體照片顯示上海烏魯木齊中路的路牌被拆除。北京、西安、成都等多個城市在同日均有抗議活動。

2022年11月28日：烏魯木齊中路兩旁架設起了路障，在場員警要求路過拍照的民眾刪除手機照片。香港、台灣及倫敦等地均有學生舉行集會，聲援中國在內反對新冠防疫封控政策的抗議。

谢选骏指出：香港废垃类似大陆废垃——“你们不支持我们的正义，我们就不支持你们的正义！”因为废垃都不信上帝，只相信自己的蝇头微利。

《驱动中国反“清零”抗议示威的年轻一代》（毛远扬（Frances Mao）BBC记者）报道：2022年12月2日

中国年轻人在一个压制异见的国家里长大，现在他们正开始发声。

上周末的中国，新一代涌现了；当中的很多人是人生里第一次参加公开抗议。

他们上街要求解除已经实施近三年的新冠清零防疫政策。

在上海，抗议者一开始很安静。他们是聚集起来悼念新疆乌鲁木齐一场公寓火灾中的受害者。很多人相信，是新冠防疫措施令一些人无法在火灾中逃生。

在大量警力在场之下，他们进行了悼念。他们在抗议中手举白纸，放下花束，一直保持着安静。

然后，一些人开始高喊：“自由！我们要自由！解封！”

随着夜色渐沉，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大胆。至当地时间周日凌晨3点（格林尼治时间周六19:00），他们高喊：“习近平，下台！习近平，下台！”

一名20岁出头的参与者说，他是在家里听见人群的声音才跑上街的。

“我在网上看到过很多、很多人都很愤怒，但是没有一个人上过街抗议，”他向BBC表示。

他带上了相机，来记录这个他觉得是有历史意义的事件。“我看到很多人——警察、学生、老人、外国人。他们各自意见不同，但是至少能够说出来。”

“这样的集会是有意义的。我觉得这对我会是一种珍贵记忆。”

人群边的一名年轻女子表示，她觉得这是一个令人激动但同时也是稍纵即逝的时刻。“我这辈子都没在中国见过这样的事情，”她告诉BBC说。

“我感觉是一种释放。我们终于能够走到一起——去说一些我们很久以前就想说的东西。”

她说，新冠清零防疫政策偷走了他们人生中最好的年华。她的同辈人很多没有了收入和生计，也失去了教育和旅行的机会。有时候一封锁就持续好几个月，他们要和家人分离，也不得不延迟或者取消一些人生计划。

他们感到“愤怒、悲伤、无助”——一种炼狱般的状态。

那一个周末，全国多个大城市都能听到相似的呼唤。在北京的清华大学，学生们受到网上看到的示威启发，也聚集起来了。

一段现在已经被广泛传开的视频显示，一个女生对着扩音喇叭快速而略带胆怯地说着话。她话语间不时崩溃落泪，但是人群却为她鼓劲。“加油！不要害怕！”他们说。

“如果我们因为害怕被抹黑就不敢发声，我觉得我们的人民都会对我们失望，”她声音嘶哑地说，“作为清华的学生，我会后悔一辈子。”

精明还是天真？

对于年纪稍大的旁观者而言，这种政治示威是数十年未见的景象。它激起了对于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记忆，当时的运动也是由学生领导，呼唤一个更自由的中国。但是一些人说，这一个世代的热忱来自于他们不了解过去抗议的结局是一场血腥镇压。

“年轻的理想主义——没有伤痛记忆的包袱而无所畏惧——令年轻人走上街头争取他们的权利，”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中国部研究员王亚秋说。

另一些观点则认为，这样其实是低估了这些抗议者。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政治学者宋文笛表示，他们的年轻和他们对中国体系和规则的了解显得不太相称。他对他们的“精明策略”感到惊讶。他说，今天的年轻抗议者“是中国教育程度最高的一代”。“他们知道红线。他们试图在不逾越的前提下挑战极限，”他说。

上海的抗议者高呼要求习近平下台，但是在其他几乎所有的集会中，示威者都收敛了他们担心会过分政治化的诉求。

白纸成为了他们使用的象征——以此避免有任何可以被定罪的字句或图案。当警察叫他们停止呼吁结束清零政策时，他们以反讽的方式回应，转而高呼更多的检测和更多的限制。

“看看他们是如何深思熟虑和先发制人地将中国政府可以对他们作出的指控减到最小。”宋文笛说。

抗议者对于那些颠覆他们诉求的声音也有所警觉。

在北京，当有人警告说有“外国势力”的时候，他就被其他人大声嘲笑：“外国势力是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吗？是斯大林？还是列宁？”

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的异端邪说定义为其意识形态指导思想。

上海的抗议升级成冲突，一些人被捕。

北京的抗议民众进一步追问：“是外国势力在新疆放火吗？是外国势力让贵州的转运车翻车吗？”

“是外国势力让所有人今晚来到这里吗？”人群中的一名男子喊到。人群则大声回应：“不是！”

“自由派民族主义者”

在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之前，中国年轻一代大体上对于自己的前景是满意的。

“我不能去全世界旅行，不能见我的家人，”在上海带着相机上街的那个年轻男子说。他向BBC表示，担心身患癌症的母亲，她自己待在广州。广州当地官员在周三（11月30日）解除了大多数区域的新冠限制措施。

“我真的很想见她。我现在已经很久没见她了，摸不到她的脸，也没有跟她吃饭，”他说，“我希望这种封控政策能够尽快解除。”

BBC之后获悉，他在当天稍后被拘留了。

很多接受BBC访问或者曾在网上视频出现的人都说，希望看见自己的国家进步。

在抗议中，人群一次次唱起中国国歌——特别是副歌当中呼唤人们保卫国家的一句“起来！起来！起来！”

宋文笛说，这一代特别不同的是，他们在中国崛起的时代之下长大，有着强烈的爱国情怀。

他将他们中的很多人标签为“自由派民族主义者”——他们对这些体系怀有强烈信仰，以至于当它失效时，他们要求问责。

“情绪可以非常迅速地从亲政府转变为反建制。”他说。

但是，仍然有一种集体性的渴望，去证明他们的抗议是合理，并且是合法的。

在清华校园的视频里，在演讲者提及抗议有可能被麻烦制造者利用而有所担忧时，人群高呼“这里没有人违法！”

一名男子的声音说：“如果我们控制不了这个，我们就输了。”

“我们做这个没有经验……但是我们会慢慢搞清楚。”

谢选骏指出：小粉红死到临头开始乞讨民主自由了，白纸革命送终僵尸主席江泽民。大陆废垃类似香港废垃——台湾废垃也不遑多让。这些呆胞一面到大陆开设血汗工厂，一面要中共保障他们的权益；一面说支持大陆民主，一面却拒绝大陆难民；一面自封为中华民国，一面要台湾独立。蒋介石吃败仗吃怕了，不敢接触任何异己了，小肚鸡肠，传位子孙，变成了袁世凯的后裔、金日成与李光耀的先驱。

【64、香港苟延残喘了二十多年】

《香港国安法：“23条”草案送交立法会　叛国、叛乱等可判无期徒刑》（BBC 2024年3月8日）报道：

中国全国“两会”召开之际，香港特区政府加速《基本法》第23条国家安全立法，立法会加开全体会议。行政长官李家超重申要“尽早完成立法”，批评人士担忧香港所余不多的人权与自由将进一步遭受蚕食。

立法会星期五（3月8日）加开全体会议，听取政府动议辩论《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其内容包括叛国、窃取与披露国家秘密、叛乱等罪行。这些内容在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2020年颁布的《香港国安法》中并未涵盖，一些罪行可招致无期徒刑。

与《香港国安法》相同，《国安条例草案》中多项条文写入域外效力条款。此外，警察将获准在法庭授权下，将未被起诉的国安案件嫌疑人拘留调查最多16天——多于一般罪行的48小时——并可限制嫌疑人咨询律师，政府也将有权以国家安全为由宣告禁止个别组织或企业运作。

有媒体引述政圈传言称，当局希望在4月15日中国“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前完成立法。立法会议员何君尧认为，当日是理想的完成立法日子。

中国香港特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强调，落实“23条立法”是要“堵塞国家安全的缺口”，又重申稍早前开展的公众咨询取得98.6%的支持意见，“显示立法实实在在有很强大民意基础”；香港立法会主席梁君彦称将“尽一切努力，早日完成立法”。

在提交草案前夕，特首李家超在Facebook上发文，重申要“实践香港26年来仍未履行的宪制责任”，“早一日完成立法，国家安全受威胁的风险便少一日”。

一些原本在北京出席全国“两会”的香港立法会议员相继赶回香港出席星期五的特别会议。与此同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赵乐际星期五宣读工作报告时，多次提到维护国家安全，包括要“落实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在香港讨论《基本法》第23条立法是否已成公众禁忌？

香港“23条”国安立法草案的部分建议罪名与罚则

香港立法会大楼内议员举起“23条”国安立法草案文本与咨询文件让媒体记者拍照（8/3/2024）——

“叛国”——终身监禁（无期徒刑）

“未有披露他人犯叛国罪”——监禁14年

“叛乱”——终身监禁

“非法操练”——监禁7年

“勾结境外势力作出煽动”——监禁10年

“非法披露国家机密”——监禁10年

“间谍活动”——监禁20年

“危害国家安全的破坏活动”——监禁20年

“境外干预”——监禁14年

“参与受禁境外组织的活动”——监禁14年及罚款100万港元（折约12.79万美元；90.7万元人民币；401.43万元新台币）

仓促通过？

香港立法程序下，法案草案须经过一读、二读、三读辩论并表决通过，再交由行政长官签署生效，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其中二读开始后一般会先“中止待续”，将法案送交专责委员会细审后，再送回大会恢复二读。星期五的这次特别会议一次过完成了一读到二读中止待续程序，相关委员会还在下午加开会议，开展审议。

香港一些媒体引述政圈传言称，李家超政府希望在4月15日中国法定“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前完成立法。立法会选举委员会界别议员何君尧在大会后集体会见记者时说：“按照目前的速度及成效，以及现在团结一致推动工作，如果在4月15日国家安全日能启动，完成香港国家安全法，这一条是维护国家安全条例，我认为是一个挺理想的日子。”

“4月的星期三、四恢复二读、三读，是不是挺理想、令人振奋？”

香港示威常客“王婆婆”王凤瑶孤身在特区政府总部外挥舞英国国旗与自制标语牌抗议“23条”立法。

香港总商会在法案首读后发表声明表达支持。香港东方资本研究公司（Orient Capital Research）董事总经理安德鲁·科利尔（Andrew Collier）则对路透社评论说：“他们想要赶快通过‘23条立法’，说明他们担忧公众反对。除非有条文保障个人权利，否则商界不会高兴。”

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副院长杨艾文教授也对路透社说，草案中的罪行定义宽松，尤其是“境外干预”与“勾结境外势力”部分，或会让企业感到受挑战。

杨艾文说：“也许那些跟外国政府有些许联系的企业或团体将落入‘境外势力’的侦测范围。”

台湾大陆委员会发言人詹志宏星期五说，对于港府宣称“23条立法”获得全面支持不感到意外，但他还说：“我们担心的跟全世界各国所担心的是一样的：香港过去的自由、民主跟人权，还有它独立的司法等等，是不是逐渐逐渐的在被消失、被剥夺当中。”

“这个会影响到香港750万居民的生活方式，也会影响到香港在全世界，过去一向被尊重的经济、司法，种种的尊崇的地位。”

目前居于英国的前香港众志党副主席郑家朗星期四（7日）接受BBC连线采访时形容，《香港国安法》下的香港已没有多少人愿意发声批评政府。

郑家朗说：“基本上，敢言的人都已被关进牢里，剩下的人不再愿意发声。”

香港记者协会认为，“23条”立法草案“印证了记协于咨询期提出法例将钳制本港新闻及言论自由的忧虑”。

“记协认为草案的多项内容，只会严重加深已经发生的寒蝉效应，将香港变为单一声音的城市。记协留意到关于国家秘密的罪行，有加入涉及公众利益的披露豁免，惟豁免范围仍较记协早前建议狭隘，亦未有厘清公众利益定义，记协就此表示非常遗憾。”

美国国务院与英国外交部此前分别公开呼吁港府重新考虑“23条立法”。英国外相卡梅伦勋爵（Lord Cameron）称，英国明白所有司法管辖区均有权立法保障国家安全，也明白香港有宪制责任完成“23条立法”，但港府目前的立法建议将妨害言论、表达与媒体出版自由。

中国外交部先后反对和批评英方与美方言论“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和香港事务”，“是赤裸裸的政治操弄和虚伪双标”。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星期五称：“今日刊宪的23条立法草案充分表明，这一立法平衡兼顾维护国家安全和保障权利自由及经济发展，将为香港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保驾护航，为‘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提供坚实保障。”

谢选骏指出：1997年6月30日午夜，香港举办“回归中国”仪式的那一夜，我看见电视里的香港人，看着英国国旗的降落，眼睛一下子就没了神！不过香港人真是能屈能伸，以后又闹回流，怔怔地熬过了二十多年，到现在还在苟延残喘、死不甘心。毕竟，满洲鬼子盘据中国两百多年，最后还不是一命呜呼；更何况是根已断在了苏联的中囶黄俄——一把破烂的红旗到底还能打多久呢。

【65、香港沦为1950年代的上海】

《香港的霓虹灯都哪儿去了》（HANNAH BEECH 2023年12月11日 ANTHONY KWAN FOR THE NEW YORK TIMES）报道：

高悬在香港街头令人眼花缭乱的霓虹灯招牌从来都不只是关于霓虹灯的，这些有点像立体派艺术、充满消费主义气息的广告牌告诉路人，他们正在从当铺、糕点店、桑拿房和鱼翅大排档前走过。

霓虹灯招牌也从来不只是关于招牌的，它让路人注意到号称有最好铁观音的茶馆、按小时收费的酒店，或木质药柜里装满了海马等名贵药材的中药店，以及不断传出咔哒声的麻将馆，那是修剪漂亮的指甲翻牌时发出的声音。

因此，虽然政府清拆霓虹灯招牌是出于安全和环境担忧，但该行动让人们联想到香港自身的式微：霓虹灯的消失悲哀地讽喻了一个曾经活力满满的城市的衰落，嘈杂耀眼的灯火正在一盏盏地熄灭。

这些日子里，香港的夜晚给人的感觉似乎仍笼罩在一场瘟疫的阴影之下，或陷入了莫名的政治深渊。

不再游客如织，许多常住的外国人也走了，以前经常被他们狂饮啤酒弄脏的派对场所现在干干净净。

香港人也走了。据政府和财富调查的数据，去年有逾11万永久居民搬走，当地身家超过3000万美元的人口已减少了23%。

英国将香港的统治权交还给中国25年后，香港人因为当地经济衰退和政治权利急剧减少而离开。

留下来的人两极分化，一部分人担心中共领导下的中央政府正在摧毁让这座城市特殊的东西，包括新闻自由和独立的司法系统；另一部分人则认为，风波何足惧。

这些风波并非突发奇想。

中央政府在2020年对香港强推国家安全法，把其认为威胁国家的行为定为刑事犯罪。该法已将学生、前立法者和前媒体大亨投入监狱。香港行政长官（这是这个商业至上的地方对最高领导人的称呼）因破坏香港自治而受到美国财政部的制裁。而对这种制裁的公开支持就可能构成犯罪。

今天的香港给人的感觉像是一座充满阴影和隐喻的城市，在这里，像霓虹灯招牌这种看起来无害的话题也呈现出不同的意义。

香港导演曾宪宁的长片处女作《灯火阑珊》讲述的是一名霓虹灯制作者死后，他的家人如何完成其遗愿的故事。这部电影将代表香港角逐明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它是为一个正在消失的艺术谱写的挽歌，也可能是为某种更大的东西创作的安魂曲。

“香港人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失落感，”曾宪宁说。“人们每天都收到有亲朋好友移民的消息。每天都有自己身上某个部位的肉正在被从骨架上撕下来的感觉。”

自从这部电影2021年开拍以来，曾宪宁用作背景的许多霓虹灯招牌已经消失。

“变化发生得如此急剧和迅速，”她说，“没有办法将它们保存下来。”

美都餐室外的招牌，摄于10月。这个霓虹灯招牌现已拆除。

陈倩雯是“霓虹交汇的”经理，该组织致力于保护被下令拆除的霓虹灯招牌。据她估计，自从屋宇署开始打击违章建筑以来，已有数以万计的标识（其中大部分是霓虹灯招牌）被拆除。另外，一些商家已自愿将霓虹灯招牌换成了更经济的LED显示屏。

陈倩雯与那些收到拆除通知的人联系，将他们店面的视觉历史记录下来。当铺做广告的霓虹灯用“蝠鼠吊金钱”的形状，因为这种会飞的哺乳类动物的名称与“福”谐音。对不识字的顾客来说，用牙齿、眼镜、茶叶等形状的符号做广告曾非常重要。

“霓虹灯是城市的某种象征，体现了香港的故事，”陈倩雯说。“但不只是霓虹灯正在经历彻底的变化。整个城市都是这样，对吧？”

一些捍卫香港的人赞扬城市现在的样子，或至少赞扬它在重塑自身形象方面的天赋，他们说，霓虹灯景观从来都不是对香港城市轮廓的真正界定。他们还说，霓虹灯招牌是一种俗气的旅游宣传，来自功夫片的布景或电影中穿旗袍的女子在大提琴的凄惨乐声伴奏下走在下雨的街头。大多数香港居民住的地方距离路面积水中的俗艳倒影很远，他们居住在拥挤得像鸽子笼、外墙贴着瓷砖、朝着中国边界方向蔓延的建筑物里。

霓虹灯的制作包括将玻璃管弯曲成设计的形状，然后在里面充上氖气和其他惰性气体，其制作手艺部分是从上海传到香港的。在中共1949年在大陆取得胜利后以及接下来不断动乱的几十年里，资本家和数百万其他难民纷纷逃到这个曾由英国统治的殖民地。到20世纪70年代，湾仔、尖沙咀、中环和油麻地的街头到处都能感受到霓虹灯下的商业气息，到处都能看到色彩斑斓的招牌，像是迷幻药刺激下创作的毕加索作品。

在20世纪80年代，香港曾有世界上最大的万宝路香烟霓虹灯广告，似乎与这种气息相一致。这里的霓虹灯招牌有英文的、阿拉伯文的，也有日文的。但大多数用的是香港仍在使用、中国内地已不再使用的繁体字。“龙”的繁体字有16个笔画，用玻璃管制出如此复杂的字需要有很高的绘画技巧。

在霓虹灯艺术的顶峰期间，曾有约400名技师从事这方面的工作。等刘浩辉对这项工艺感兴趣时，只有少数霓虹灯技师仍在工作。刘浩辉是在台湾学的这门手艺。

“我知道霓虹灯正在这里消亡，”他说，“但那是香港的标志，所以我想用某种方式把这种艺术继承下来。”

在一个政府资助的艺术中心，刘浩辉把用火软化的玻璃管弯曲成各种形状。虽然香港的其他一些优点已受到侵蚀，但在中央政府的指示下，香港的统治者还是把文化视为值得保留的东西。

“霓虹交汇”致力于保护拆除的霓虹灯招牌，图为它的一个存放地点。据估计，已有数以万计的标识（其中大部分是霓虹灯招牌）被拆除。

政府在维多利亚港填海建造了一个新的文化区，里面有名为M+的视觉文化博物馆。该博物馆已收集了霓虹灯的设计制图，以及一些著名的霓虹灯招牌，包括一家牛排馆用过的巨型安格斯牛的霓虹灯招牌。

“我们对地标招牌非常感兴趣，”博物馆策展人彭绮云说。“但由博物馆来收集它们并不是理想的做法，因为那使它们完全脱离了让它们有活力的整体环境。”

彭绮云说，虽然安全考虑可能注定了香港霓虹灯的消失，但全球同质化的趋势让城市都有相同的商店，这也在危及香港独特的街景。

今年9月，政府推出了一项名为“香港夜缤纷”的活动，目的是“吸引市民外出，重振城市夜生活”。这项活动的标识自然是以霓虹灯为主。

对谢禛原来说，六米高的“大同老饼家”霓虹灯招牌曾象征着这家老字号的悠久历史，他的店艰难地度过了香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日本占领的年代，那些年里，饥饿的人有时会从顾客手中抢走从店里买的糕点。

大同老饼家90岁的老板谢禛原。他说，打算给自己的店装一个小一些的霓虹灯招牌，他希望香港给人一种“充满活力”的感觉。

在香港的繁荣年代，这家店曾为庆祝中秋节制作过蜜汁牡蛎馅或有十个蛋黄的月饼，不过谢禛原承认，一个蛋黄已经足够了。

现年90岁的谢禛原目睹了去年霓虹灯招牌的拆除。谢禛原被告知，那个招牌太大、太旧，不符合规定。

“那个招牌挂了50多年，经历过台风，没出过问题，”他说。

他每天仍来店里看看。他想念那个霓虹灯招牌。

为满足政府的要求，谢禛原打算给饼家装一个小点的招牌，尽管这要花费62万元港币。为了把店传到第四代，他的儿子已从澳大利亚回到香港。

“我希望香港充满活力，”谢禛原说。“我希望让这家店给人香港的感觉。”

谢选骏指出：人问“香港的霓虹灯都哪儿去了”？我看香港的霓虹灯都被共产党吃了！香港已经沦为1950年代的上海——例如那时候有部共产党电影叫做《霓虹灯下的哨兵》，讲的就是有关共产党土八路如何消灭了上海繁华霓虹灯的悲惨故事。

《香港区议会选举2023：“整顿”后首次投票率“史上最低”　李家超下令彻查票站系统故障》（BBC 同日）报道：

香港铜锣湾皇仁书院投票站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右二）、选举管理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右三）等注视工作人员从票箱中倒出选票（中新社图片11/12/2023）！

中国香港特首李家超（右二）称，新制度下的区议会将能“配合政府有效施政”。

香港首次经整顿的区议会选举投票结束，官方公布投票率为27.54%，是1997年主权移交以来，以至于移交前英属香港1982年首届区议会选举以来最低。

经整顿后的选举中，只有20%议席透过地方直选产生。中国香港特区选举事务处星期一（12月11日）清晨公布，在433万登记选民中，有119.3万多名选民参加投票。

星期天（10日）的投票因电子选民登记册发生系统故障，当局称改以人手核发选票，因此延长投票时间至香港时间星期一00:00（星期天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6:00）结束，但中国香港特首李家超称“整个选举都很成功”。

由于新制度下参选人必须先得到特首委任的地区组织委员提名，并通过有国安部门参与的资格审查，传统民主派在投票前已被全数排除在外。中国国务院港澳办称新制度“有效防范反中乱港分子进入区议会，彻底终结反中乱港分子及其背后美西方等外部势力通过选举路径夺取特区管治权的图谋”。

香港逾半民主派区议员辞职背后的挣扎与反思

新一届区议会470名议员将于2024年元旦日就职。扣除新界各区27名当然议员后，星期天的投票选出20%地方直选议席和40%特首委任地方组织委员互选议席，余下40%将是由特首直接任命的委任议员。

同时被中国香港特区国安警察与廉政公署通缉、曾任立法会议员和中西区区议会议员的流亡民主派活动人士许智峯接受BBC电视新闻台连线采访时称，低投票率反映多数选民认为参与投票已毫无意义。

“他们不认为这是真实的选举，把这称为‘耻辱的选举’，这场选举反映着香港的民主水平已跌至历史最低点。”

“人们对没有选择感到愤怒，对支持民主的声音被彻底打压感到愤怒……这充其量只是北京在自己人当中做挑选，并不代表人民的选择。”

2019年社会运动期间当选的末代民主派区议员们将在2023年底卸任，他们为何不再参选以及如何看待被特区政府“完善”后的区议会？

选举结果显示，264个透过投票产生的议席中，建制派第一大党民主建港协进联盟（民建联）取得109席，建制派第一大工会香港工会联合会（工联会）得29席，香港特区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领导的新民党得15席。但各党派势力优次仍须视乎委任议席分配结果。

中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的声明对香港新当选区议员提出了五项要求：

在善于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上下功夫

在善于破解矛盾和问题上下功夫

在善于为民众办实事上下功夫

在善于团结方方面面力量上下功夫

在善于履职尽责上下功夫

港澳办称：“我们诚挚祝愿香港特区新一届区议会运作顺利，在特区政府的领导下共同推动香港由治及兴的步伐越走越稳、越走越快。”

调查系统故障

星期天的投票原定从香港时间08:30开始，至22:30结束。但至晚间，赖以核发选票的电子选民登记册系统故障，一些投票站宣布暂停运作。

选举管理委员会主席、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陆启康星期天晚间表示，当局发现电子选民登记册系统在19:42出现故障，但暂无证据显示系统遭受网络攻击。

星期一早晨点票全部结束后，陆启康法官再次会见媒体记者。他说：“这个选举出了些事故，希望各位不要忽略今次选举许多（公务员）同事的努力成果。”说时语带哽咽，在其身旁的其他官员拍肩安慰。

“我是有愧的，感谢他们应付大量工作。”

香港泛民主派无人取得有效提名，这次区议会选举的候选人全是建制派或自称独立参选人。因发放选票有延误，选管会决定将投票时间延长1.5小时至星期一00:00。

从该段时间起，官方选举网站并未按照惯例，每小时公布一次最新投票率，数据一直“定格”在19:30，而截至该时段的投票率为24.53%。

至星期一早上点票结束后，选管会公布临时累计投票率27.54%，比去届2019年换届选举低43.69个百分点。

2019年反对《逃犯条例》示威期间，民主派扩大阵营在区议会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引起北京强烈警惕。中国全国人大修法，废止香港《基本法》下立法会与选举委员会内的所有区议员席位，特区政府也先后整顿了立法会与区议会的选举制度。

对于电子选民登记册系统故障对投票率的影响，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认为，即使投票时间延长也无济于事，因为街道上深夜无人，助选团也不敢用扬声器拉票，部份选民已不愿再投票，她对事件感到极度遗憾，认为当局必须跟进。

工联会会长吴秋北批评，系统故障对投票造成严重打击，延长投票时间也难以补偿选民的投票意欲。

民建联主席陈克勤则认为，延长投票时间做法合适，若候选人认为有不公，可提出申诉和呈请。

香港新界上水一处“邻近边境投票站”外工作人员举起指示牌引导选民进场！

特区政府专门设立两处“邻近边境投票站”吸引居于中国大陆选民返港投票！

特首李家超星期一凌晨视察其中一处投票站的点票情况后说：“这次区议会选举其中一项重点工作，就是要确保选举投票和点票过程能够高效完成。这次选举期间出现的系统故障，令这方面的工作跟我们原先预期的有落差。我对于这次系统故障高度关注。”

“当然整个选举都很成功……我们也不应因为一个系统故障而抹煞了整个选举——市民参与度、各方一起的组织度、每位参与人员的投入度，还有最终选出来的区议员的优质性——我们都不应该因为系统故障而忽略。”

李家超宣布要求选管会成立专责调查小组，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选举事务处资讯科小组和警察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共同调查，在三个月内向其提交报告。

李家超称，专责调查小组将会由文本立资深大律师领导——李家超刚在今年9月委任文本立为选管会委员。

多人被捕、两人被通缉！

香港某投票站外多名警员带同警犬站岗！

中国香港警察动员上万警力巡逻投票站等地点！

香港煽投白票首次判罪 两人转发许智峯贴获刑！

投票期间，主管选举舞弊调查的廉政公署表示，先后有六人涉嫌“在选举期间内借公开活动煽惑另一人不投票或投无效票”被捕，其中一名51岁女子星期一被带往裁判法院起诉！

廉署上星期二（5日）也起诉了一名38岁男子相同罪行！

2021年新增的“公开煽惑他人不投票”罪若被法庭定罪，可被判监禁三年，罚款20万港元！

星期天被捕的六人中，包括泛民主派政党社会民主连线（社民连）主席陈宝莹等三名成员。她们此前曾预告将乘投票日适逢联合国国际人权日之际，到特首李家超投票现场抗议，星期天早上在中环被警察截停，及后移交廉署调查。

社民连在Facebook上发表声明称：“三人离开家门后已遭跟踪监视，随后往指定示威地点途中，在中环华人行被警方拦截；警方不但没有安排示威区，维护我等应有的示威权利，反而截停搜查，更以‘企图煽惑他人作出干扰区议会选举’拘捕，此举严重侵犯我等的示威自由。”

另一位社民连成员——77岁资深社运人士古思尧——上周宣张欲往特区政府选举事务处抗议后，被香港国安警察拘捕，并起诉一项《刑事罪行条例》下的“企图作出或准备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裁判法院星期一拒绝古思尧保释候审，收押至2024年1月10日再次提讯。

《刑事罪行条例》下的“煽动意图”罪若被定罪，首次定罪可被判监两年，再次被定罪可被判监三年。

廉署起诉的两起案件涉及在网络社交媒体平台上转载“煽惑他人在区议会选举中投无效票”的帖文。裁判法院批准廉署申请，颁令通缉前深水埗区议会议员李文浩和时事评论员黄世泽，称两人为涉案帖文的发布者。

据此前报道，李文浩现居英国，黄世泽居于德国。

由此，是次区议会选举共有八人被捕，另两人被通缉。

谢选骏指出：以上种种，足以证明“香港沦为1950年代的上海”了！香港既然沦为1950年代的上海，那么“香港特首”岂不变成了“香港匪首”？！

【66、香港沦为共产党的泄洪对象】

《暴雨与极端天气：香港遭遇世纪大暴雨，政府预警受质疑》（BBC 2023年9月8日）报道：

香港近日遭遇140年来最严重的暴雨袭击。一些中国内地华南城市也受到暴雨影响，极力应对广泛的洪水。

香港天文台在周四（9月7日）晚11时至周五凌晨一小时内录得158.1毫米雨量，是这个中国特别行政区自1884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纪录。

香港岛、九龙和新界东北部一些局部地区自周四晚间起已录得超过200毫米降雨——这个总量超过了整个城市在某些月份通常接到的降雨量。

香港天文台在7日晚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特区政府8日发布“极端情况”警示，至少维持至18时。

一些市民对预警的及时性表示质疑。但香港当局表示，暴雨的可预测性与台风不同，已经尽早向民众发出预警。

暴雨中的城市

7日晚间起，香港持续多个小时暴雨，城市多处街道、商场和地铁站被水淹没。

社交媒体上流传的画面显示，香港多处雨水倾泻而下，令街道变成如同湍急的河流，人们爬上车辆和其他高架平台试图逃离上涨的雨水。

一些地铁站内出现瀑布一般的水流，很多通勤人士和步行者滞留在被雨水淹成河流的街道上，一些汽车因为暴雨失灵或道路故障等原因被困。

连接香港岛和北部九龙半岛的重要海底隧道也被水淹浸。

香港当局在7日晚上11时05分发布最高级别的黑色暴雨警告——这是由每小时降雨量超过70毫米触发的警告。

有报道指，晚上11时香港已有多个地区被水淹浸，政府发布的警告不及时。

对此，香港政府官员表示，暴雨的预警与台风不可同日而语——台风可以通过卫星观测风球的位置和走向，但是暴雨对具体地区的影响则难以预测得多。

“包括下在哪里，下多大，这些都很难提前很多知道，”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周五向媒体表示。

“暴雨的特性都是来得急，发展的得很快，很多时候都超出了预报的能力范围，”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荣武向BBC中文表示。

临近城市受灾

除了香港，暴雨还在华南地区肆虐。邻近香港的内地城市深圳报告的降雨打破该城市自1952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四项历史极值，全市进入暴雨紧急防御状态。

深圳市宣布水库水位接近汛限，于8日0时15分开始排洪。

有人担心这可能会导致香港北部部分地区被水淹，而香港政府在晚上11时44分才公布深圳将排洪的消息，有网民指给予市民防备的时间太短。

但香港官员在周五表示，香港河道水位未有因深圳排洪而升至高过海堤，邻近的地区也没有严重水淹，因此香港市内多处洪水情况与深圳排洪无关。

在广东省，有数百个航班暂停，当地政府警告可能发生山洪，并建议低洼地区的居民考虑撤离。数千万人居住在中国南部沿海密集人口地区。

灾难持续

8日上午，香港当局宣布全天学校停课，股市停开，并敦促上班人士非必要不启程上班。

当局表示，已接获至少20宗山泥倾泻报告。香港医管局称，截至8日中午至少已有110人在本次“黑雨”期间受伤送院，其中4人情况严重。

暴雨也导致一些道路堵塞，巴士、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运营受到影响。

香港本地媒体指，有民众认为政府的应对“失败”。

陈国基在周五的记者会上表示：“天文台在不同时段发出了不同冒雨警示，不断加上去，市民应很清楚知道情况到何地步及变化得很快，事前没有很早检视到。”

为何出现黑色暴雨

香港天气台表示，黑色暴雨是由于台风海葵残留相关的低气压槽影响，7日开始中国广东沿海一带就出现了暴雨。

这一场倾盆暴雨发生在两个台风“苏拉”（Saola）和“海葵”短时间内相继袭击华南地区及附近不到一周之后。

气象专家指，这是全球暖化导致极端天气的集中反映。

梁荣武指出，南中国海的西南季候风活跃以及大气层高空的扩散等气象因素都是这场大暴雨的直接原因，但是录得破140年纪录的雨量，显示了气候变化的影响。

全球气候变暖直接导致蒸发加快，令空气中更多的水分在条件适合时成为更高强度的降雨，进而增加了热带风暴的强度和频率，导致更多的山洪暴发和更大的破坏。

“气候变化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条件，让暴雨更加极端化，”梁荣武说。

他指出，全球暖化之下天气将更加极端化，这已经是科学界的一个定论，其中酷热天气将成倍数增加，而暴雨频率增加的幅度虽然不如酷热天气，但是“暴雨的破坏性相当严重”。

他表示，类似的天气极端化影响在不同的地方都已经显示，比如北京在8月的大暴雨就导致了33人死亡。

“北京是相对干旱的地方，但是竟然一天之内就下了差不多大半年的雨，这些都是天气极端化的反映，”他说。

有网民反映香港在周四的暴雨预警反应较慢，香港官员也表示，此次暴雨雨量也超过了城市道路排水系统的容量，因此导致水淹情况。

梁荣武表示不愿就政府应对措施置评，但表示预报极端天气对于现今技术而言而有很大难度。

“我想强调的一点是，这次事件告诉我们，香港以至全世界，都未做好极端天气的应对，”他说。

“天气恶化的速度可能超越了科技的进步——我们现在用更好的科技，做好预测、防御，但所有的工作可能会被将来更加极端的天气而毁于一旦。”他表示，目前仍然只能“治标”，就是尽可能法去减少碳排放，阻止极端天气继续恶化。

谢选骏指出：BBC可能隐瞒了一个重大的情况——香港洪水，来自深圳泄洪！否则，小岛半岛哪有那么大的水量？

《台风过境闽粤酿灾 深圳泄洪殃及》（2023年9月8日宋碧龙）报道：

台风“海葵”日前从中国福建、广东交界沿海登陆，当地普降暴雨。9月7日深夜，广东深圳水库泄洪，导致深圳市被淹，还殃及香港。港府在深圳泄洪前16分钟才收到相关通知，引发港人不满。

深圳泄洪 殃及香港

9月7日深夜11时44分，港府发公告称，香港获深圳有关当局通知，深圳水库将于8日0时0分排洪。新界地区可能出现水浸情况等。

其后深圳市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办公室表示，经研究决定于8日0时15分开始排洪。

8日上午，港府教育局宣布，由于极端情况至少维持至下午6时，香港所有学校，包括夜校，8日均停课。8日下午，港府又称，极端情况至少延续到晚间12时。

香港医院管理局8日称，截至8日下午1时15分，当地至少110人受伤入院，4人情况严重。

香港网民感叹，新界竟然变成了深圳的排洪区，真是“多谢祖国送大礼！”另有网民嘲讽，“香港融入国家发水大局！有福同享。”

9月1日香港曾传出深圳将泄洪或致香港北部水浸，但港府发新闻稿澄清纯属谣言。深圳在8日凌晨泄洪了，而且真的殃及香港。网民嘲讽称：原来谣言，就是遥遥领先的预言！

记者8日在黄大仙地铁站发现，该站入口处仍被洪水包围，黄大仙中心商场也泡在水中。

消息称，位于筲箕湾耀东邨耀贵楼对面的一个山坡，8日凌晨2时40分左右发生山坡坍塌。不仅汽车泡在泥水中，还有市民失足被冲走。香港的道路积水严重，许多汽车泡在水中。

泄洪加上排水不畅，深圳市也遭遇洪灾。

视频显示，深圳街道了成汪洋，车辆都泡在水中，地铁站进水，有市民被洪水冲走，还有市民在齐胸高的积水中艰难行走，地下车库灌满水。水库泄洪时，深圳罗湖区的小区居民拍下洪水过境时的惊悚场景。罗湖区位于香港及深圳的交界处。

深圳市8日称，全市停课。“深圳应急管理”发消息称，广大市民减少不必要外出，尽量待在室内。

深圳龙岗区居民汪先生8日对大纪元表示，7日雨下得急、下大暴雨，因为有台风，水库要泄洪，再加上下水排水不畅，就淹了。车被淹了都是真的。

深圳广电集团多路记者在泄洪后报导称，凌晨2点10分，福田南园街道东园路路面积水有60厘米左右，路中间的铁栅栏已被水完全淹没。

福建福州等地也被淹

9月5日凌晨5时20分左右，台风“海葵”以热带风暴级的强度在福建省东山县沿海登陆，当天早上约6时45分又在广东省饶平县沿海登陆。福建省福州市、福清市、厦门市都遭遇了洪灾。

福州网民表示：“全城淹水，好多路段封路限行，好多地方停水停电，罗洲大桥桥面的淹水过车轮，火车南站也淹了，二中化粪池爆了，农大山体滑坡……据说（福州）新店准备泄洪……”

居住在福州市北部的雷先生（化名）6日向大纪元表示，他所在的地区状况还好，但福州南边，仓山区及福清交通瘫痪的情况比较严重，很多小区停水停电，民众在呼救，老百姓叫苦连天。当地排水系统不畅通。

“住房都淹到肚脐这么深，有一米多了。”雷先生说，“有一些村庄发生山体滑坡，有老人遇难，或者被埋。”“福清市区比较严重，（积水）有一层楼高，开店的人损失大……全部都淹了……”

谢选骏指出：深圳泄洪殃及香港——这是《国安法》下，水淹七军的战役吗？由此可见，香港遭遇杀鸡取卵的厄运了，它的金蛋化为乌有，沦为共产党的泄洪对象。BBC隐瞒这一内情，可以领赏去了。这种泄洪就叫“补课”——接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教育。

【67、香港民主派沦为认罪的废垃——纪念六四屠杀32周年】

《香港六四集会案：第二批被告人判刑　何俊仁等民主派元老监禁4至10个月》（BBC 2021年9月15日）报道：

香港国安警察上周一并起诉支联会、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副主席何俊仁与副主席邹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去年香港“六四”周年维多利亚公园烛光晚会“未经批准集结”案第二批12名被告认罪，被香港区域法院判处4至10个月监禁，其中三人获判缓刑。

香港支联会去年申请在维园如期举办“六四”事件31周年烛光悼念晚会，但被香港警方援引防治2019年冠状病毒病（COVID-19；新冠病毒）紧急法令禁止。然而，成千上万的市民仍旧依时到维园集会，警方其后拘捕并起诉24名民主派活动人士。

星期三（9月15日）被判刑的包括何俊仁、“长毛”梁国雄、何秀兰与杨森等香港民主派前立法会议员，区域法院法官胡雅文（Judge Amanda Woodcock）指责被告人集会构成公共卫生风险。

北京2020年颁布《香港国安法》，引起香港社会讨论参与“六四”悼念集会是否被检控危害国家安全罪行。上星期，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副主席何俊仁和邹幸彤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支联会与邹幸彤等人被控违反《国安法》案件开审，全部不获保释！

此前，原政团香港众志成员黄之锋、岑敖晖与袁嘉蔚，以及地区政团观塘愿景召集人梁凯晴率先认罪，四人于5月6日分别被判囚4个月至10个月。

上星期四（9日），另外12名被告人出庭认罪。其中，支联会副主席兼民主党前主席何俊仁，民主党前立法会议员尹兆坚、张文光，原民间人权阵线召集人陈皓桓，工党主席郭永健，以及支联会前常委赵恩来、麦海华共七人，各承认一项“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和一项“煽惑他人参与未經批准集结”罪；支联会前常委梁国华，工党前立法会议员何秀兰，社会民主连线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前无党籍立法会议员朱凯廸与民主党前主席杨森各承认一项“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

法庭星期五判处何俊仁、陈皓桓、尹兆坚各监禁10个月；郭永健、赵恩来各监禁8个月，何秀兰、梁国雄、朱凯廸、杨森各监禁6个月；张文光、麦海华各监禁8个月，缓刑18个月；梁国华监禁4个月，缓刑12个月。

何俊仁、陈皓桓、何秀兰、梁国雄、杨森五人目前因其他“反送中”示威案件已在服刑，法官批准此案刑罚同期执行，即无须加刑。获缓刑的张文光离开法院。……

2020年，香港特区政府首次阻止“六四”周年晚会举行，但当晚维多利亚公园以及市内数处地点均有群众聚集。

同一案件尚有八名被告人——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副主席邹幸彤、常委梁锦威、前常委蔡耀昌、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前立法会议员梁耀忠、民主党前主席胡志伟与前记者何桂蓝——不拟认罪，将于11月1日正式受审。另有两名被告人——前香港众志成员罗冠聪与香港大专学界国际事务代表团前发言人张昆阳——目前已流亡海外，被法庭通缉。

案件并非根据《香港国安法》起诉，但主审法官胡雅文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根据该法选任的“国安法指定法官”。此前多起涉及2019年反对《逃犯条例》修订案示威的“未经批准集结”与“非法集结”案件均由她审理。

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亚太区主管亚米妮·米什拉（Yamini Mishra）批评这次判刑是“对表达、结社与和平集会自由又一次令人发指的攻击”，但历年烛光晚会的组织者支联会恐将要面对更恶劣的局面。

米什拉说：“尽管中国与香港当局试图以凶狠地囚禁为天安门镇压受害者和平点亮蜡烛的人来抹去历史，香港与世界各地对‘六四’民运的支持说明此等暴行永远不会被忘记。”

受新冠肺炎防疫法令与《国安法》双重夹击，香港悼念“六四”事件困难重重。

谢选骏指出：“基本法”本来就是一个“几把发”。因为，1997年之后，香港不再是英国殖民地，而是成为中国内战的组成部分——“中国南北朝百年内战状态”之下，人命薄如纸。而香港人却相信了这个“几把发”，还要据此安身立命，苟且度日二十多年，结果现在沦为认罪待宰的废垃——

《香港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专访：“新一国两制”在破坏邓小平当年的承诺》（林祖伟BBC中文2020年5月6日）报道：

李柱铭曾经形容，自己是“真正的爱国者”。

在81岁高龄面临审判的香港资深大律师李柱铭似乎注定是一个争议人物。

他肩负的争议，可能正好浓缩了中国大陆和香港甚至更广的外部世界之间在过去三四十年里曾经经历的曲折，暗示了最近几年愈演愈烈的中港冲突背后必须面对的根本原因。

在香港，他备受传统民主派的尊敬，被誉为“民主之父”，但年轻人认为他那一代民主派无法为香港争取民主，误信“中国会随着富强走向民主”而断送着香港前途。

他公开反对香港人采取暴力抗争争取民主自由，不赞成“港独”，过去曾参与起草《基本法》的工作，还曾游说外国政府让中国加入世贸。但在北京眼中，他是“汉奸”、“祸港四人帮”、“港独之父”。

他早前因为去年8月的示威活动，被控组织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案件5月18日开审前，李柱铭接受了BBC中文专访，细谈他眼中的《基本法》和“一国两制”。

他认为，北京对香港的影响与日俱增，示威从和平的游行转趋暴力，“港独”声势冒起，源自北京没有为“一国两制”作出让步，普选遥遥无期，违反了当初对港人的承诺。

“这条路是错的，破坏了邓小平的‘一国两制’，他的‘一国两制’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但新的‘一国两制’是‘党人治港、全面管治’。”

反对暴力抗争，但香港人“选择很少”

英国王储查尔斯1997年参与香港主权移交仪式后在日记中曾写道，“我们把香港交托命运，希望民主派领袖李柱铭不会被捕。”

23年后，李柱铭因涉嫌在去年香港示威浪潮中组织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被捕，这是81岁的他首次在民主运动中被落案起诉。

事件引发英美政府官员和政客表示关注，担心香港自由人权被削弱。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反对外国干预香港事务，强调港府一直尊重和保障人权和自由，有关拘捕行动影响香港自由和违反《基本法》的说法是荒谬，案件是由执法机构独立调查，再由检控人员客观分析案件後决定提出检控。

李柱铭被控2019年8月组织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

去年，香港因《逃犯条例》争议触发多场大游行及连场暴力警民冲突，数以千计示威者被捕，超过一千多人被控以暴动、袭警、非法集会等不同罪名。示威的规模、持续时间以及逮捕检控的人数都史无前例。

李柱铭坦言，见到众多年轻人被捕被控，而他一直无份，好像让新一代承担所有责任，心里不舒服，但被控后，自己终于有所交代，感到“非常光荣”，可以向几代人交代，显示他愿意与新一代共同走这条民主路。

他被捕后提出正面的言论，遭到建制阵营及警务处处长邓炳强猛烈批评，形容是鼓励年轻人犯法。

李柱铭说，“我从来不鼓吹别人使用武力，我是‘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来的，有些人觉得我们控制年轻人，但香港人都知道，年轻人有年轻人的做法，根本不喜欢我们老一辈的人。”

香港年轻世代指责李柱铭等上一代民主活动人士做得不足，争取不了民主，所以采取更激烈的手段，但李柱铭说并不同意，他反对暴力抗争。

“我们看到局势是需要和平，你看马丁路德金，和平才得到更多人同情和支持，我们觉得这条路是正确的，其他人不是这样看，我们没办法，”他说，“对手是共产党，如果你不用和平的方法，武力对武力，你怎么能和他拼？不用解放军，如果警察用真枪实弹，也会全都死掉，用武力根本没有可能。”

会否与“勇武派”示威者“割席”？李柱铭说，“和理非不需要和他们一齐行，他们走他们的路，各自爬山，我们是兜一个圈，稳阵而缓慢，他们就走一条具风险的路，我完全没有鼓励他们用武力……但我心里明白年轻人怎么看，他见到我们走这条路争取不到，我明白的。”

香港人可以用什么“和平”的方式争取民主呢？李柱铭坦言，除了站在“道德高地”指出中央政府违背“一国两制”的承诺外，其实他们“所得的选择很少”。

“占中”时期，有学生哭着问他为何当年接受《联合声明》、“一国两制”、“香港回归”，李柱铭是这样回答，“不接受又可以怎样？继续让英国人管？英国自己都放手，把香港给中国，我们如果要反对，那就要革命？……当时两个政府同意，弄了《联合声明》，我认为解决方法就是这样，我想不到一个更完善的方法，其实就是这么简单，我们有什么选择呢？”

李柱铭回忆道，《联合声明》出现前，他曾向北京的港澳办官员提出讨论香港独立的可能性，但当面被拒绝。

“他（中方官员）说不行，那就没有办法了，如果中央政府愿意，它可以让香港人公投来决定将来的命运，但中央表明不愿意。《基本法》第一条就写明，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就这一句，不可以独立，所以到现在，我都没有提议香港要独立。”

“港独”思潮在近年冒起，李柱铭慨叹，“你怎能怪他们？但他们一直提倡独立，也不会有人理睬，而如果北京给我们普选，又不干预香港内政，又会否有人说要独立？年轻人都会说不需要，是中央政府越来越破坏协议，年轻人便愈来愈反弹，你要整件事看谁对谁错。”

“一国两制”谈判过程留下的问号

李柱铭全程见证了中英谈判以及主权移交后香港所经历的变化，他对当年中英谈判过程和“一国两制”、《基本法》协商过程中的很多细节至今记忆犹新。

1982年，英国时任首相撒切尔夫人（港译：戴卓尔夫人）率团访问北京，与时任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谈判香港前途问题。此前，李柱铭并不知道中英准备展开香港问题谈判。

两位领导人会面前十几天，李柱铭以香港大律师公会主席身份率团到北京，本身是洽谈仲裁相关的事宜，但突然被港澳办邀请见面。

他和同团6人与国务院时任港澳办副主任李后等人见面，7个香港代表与7个中国代表面对面商议，他首次知悉中国计划“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

“我们听到时每个人面青了（很吃惊），但李后说，你们不用担心，因为国家领导人想香港继续繁荣安定，只是需要两件事，一是换掉国旗，二是换掉港督，其他都不变，那时候，连50年也没有说，是永远的。”

李柱铭称当时向中方官员谈“真心话”，“我当时说，如果又要香港继续安全繁荣，又想恢复行使主权，是‘鱼与熊掌，不能兼得’，80年代前的内地相当乱，很多人逃离香港，香港相对不错，那时候英国管理得不错，你一换，我会担心，想象一下，你好像把邻家花园一朵好美的玫瑰摘下来，放在家中的花瓶，你猜那朵花会怎样？李后听后很生气，他拍桌子，说为什么你对自己和在香港的中国人这么没信心。”

李柱铭当时建议，让中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但继续租给英国，遭李后反驳称“有主权而没有治权是空的”，双方谈不拢。

中英双方最后在1984年签署《中英联合声明》，香港并没有任何代表身在谈判桌，“一国两制”在国际间都是新事情，外界既期待又担心。

李柱铭与一些民主派人士加入《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民主派终于可以某程度上参与决定香港未来的讨论，他们希望可以透过参与制定法律，确保“一国两制”顺利实施。

但民主派和北京关系在几年内便遇上了最大的转折，1989年，北京镇压了天安门争取民主诉求的学生，当年“六四事件”发生后，警察告诉李柱铭有人从北京来港，需要便衣探员护送他出入。

香港民主派与北京决裂，他和其他民主派草委，一同退出委员会。

翌年，他创立香港民主同盟（民主党前身），党纲要求大陆平反八九民运，他被没收回乡证，从此，他和众多民主派人士被北京“割席”。

“一国两制”成功需要“大人”放手

1989年六四后香港民主派与北京的“割席”意味着共同商议香港问题的模式不复存在，但李柱铭仍然相信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对香港最为有利，但前路非常艰难。

外界常常问示威者和民主派可以如何争取民主，但在李柱铭眼中，主导权从来不在反对党手里。

他用“摇摇板（跷跷板）”来形容“一国两制”，中国是父亲，香港是儿子，彼此坐在两边是没法平衡，而是需要比较重的大人迁就才得以平衡，“一国两制”要成功，就需要“大人”放开手，给予香港普选，以及北京不能干预香港内政。

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那天，李柱铭形容当时非常“心悒”（粤语：不安、不开心），因为香港按照《基本法》的话，要“循序渐进”至少要十年才能有民主普选，但他满怀希望。

他形容，回归后头几年，北京干预香港“很轻微”，在香港人眼中，北京遵守诺言，给予香港人“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那时的民调，港人对特区政府的支持度比中央政府还要低，建制派的支持度不断上升，快要超越民主派阵营”。

但2003年中港关系出现了六四之后的另一关键转折点，时任特首董建华推动涉及国家安全的《基本法》23条立法，触发50万人大游行，亲北京阵营失去民心。作为《基本法》草委，李柱铭也一度赞成23条立法，因为这是《基本法》列明香港特区应“自行立法”，不过由于条文草案抵触保障人权的内容，他与民主派阵营一致反对。

2003年后，香港的民心并非即时远离中国。根据民调，香港人对“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感，在2008年北京奥运达至高峰。但此后，香港人对“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不断下跌。

北京2010年罕见地与民主派正面交流。当时，泛民政党发起“五区总辞”，希望以变相公投的方式争取民主普选，但当时何俊仁领导的民主党拒绝参与“五区总辞”，并在2010年与中联办就政改方案展开闭门谈判，结果这场谈判令民主党遭到广泛批评，之后通过的普选方案并没有太大进展，民主派内部进一步撕裂，激进派势力壮大，也令往后民主派更难坐下来与北京谈判。

习近平上台后，中港关系日趋紧张。2014年，香港出现“占领中环”争取普选，中央提出对香港有“全面管治权”，占领运动后，出现民主派人士参选被拒或议席被褫夺的“DQ事件”、“港独”组织被取缔、以及更多民运人士、西方政客及记者被拒入境的事件。

香港《基本法》22条原本写道，“中央政府所属部门”不得干预香港事务，但中联办近期明确表示，自己不是“中央政府所属部门”，而是中央政府代表，不受《基本法》22条规管，对香港事务有“监督权”。

李柱铭批评，这条文本来就是保障“两制”以及香港的“高度自治”，但如今北京已在强行控制香港。

“这条路是错的，破坏了邓小平的‘一国两制’，他的‘一国两制’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但新的‘一国两制’是‘党人治港、全面管治’。”

他坦言，现在“一国两制”这个跷跷板早已失去平衡，原本应该坐在香港的一方的特首和官员，都坐到国家“大人”那边，问题难以解决。

争议《宪法》制港

中港官员及亲北京人士近期多次表明，香港《基本法》只是子法，而《宪法》则是母法，《宪法》大于《基本法》，《宪法》同样适用于香港。要香港“依宪法办事”的说法最早出现在雨伞运动后的2015年，最近重提此事，且明确称《宪法》大于《基本法》，引来香港法律界的担忧。

李柱铭认为这是违反“一国两制”，强调香港的制度要由《基本法》所管理。

他引用条文解释，1990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香港《基本法》所作出的决定列明，香港特区的《基本法》是根据中国《宪法》、按照香港的具体情况制定，香港特区设立后实行的“制度、政策和法律”，以《基本法》为依据。而《基本法》第18条亦列明，除了列在《基本法》附件三（即国籍法、外交特权、领海声明等）外的“全国性法律”，都不在香港特区实施。

“中央政府想处理（国防、外交以外的）香港事务，就只能跟《基本法》来处理，跟《宪法》会有问题，《宪法》列明中国走社会主义，你用《宪法》治港，我们会失去资本主义，这是搞不来的，其实条文很清楚，《宪法》管内地的制度，《基本法》管香港的制度。条文都很清楚……特区及《基本法》成立时要用宪法31条，但特区成立后，就不提《宪法》。”

他特别提到，《基本法》规定，香港官员及议员宣誓时，是要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拥护《基本法》，而非“效忠中国、拥护中国《宪法》”，“这是有分别的，这就是‘一国两制’。”

然而，一些亲北京观点认为，《宪法》的地位超越“全国性法律”，《基本法》与《宪法》有从属关系，《基本法》没有明文写上“《宪法》不适用于香港”，没有排除《宪法》效力，而香港的“高度自治”，也是来自国家的“全面管治权”，本身并无抵触，但这种亲北京观点在香港人眼中，则是突然多了一部《宪法》，香港政府近期推动香港市民要更认识《宪法》，也是此前没有的。

香港因《逃犯条例》引发的抗议持续半年多，其间暴力不断升级。示威大潮凸显香港身份认同危机。

释法与普选

香港民主派阵营有声音批评，《基本法》制定的时候，条文留有空间，让北京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利用，例如当中全国人大常委会会对法律有解释权（简称：释法），又在普选进程中写上“循序渐进”地由一个具“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提名特首，字眼不明确。

李柱铭认同，他是不太喜欢《基本法》某些地方，例如“释法”的部分，但《基本法》整体而言是“行得通”、“看上来不坏”，只是北京不肯迁就所致。

有关普选的部分，他认为无需“公民提名”，也可以有一个符合《基本法》而又具备民主元素、让民主派人士参选的选举方法。

占领行动发生前一年，李柱铭曾经提出普选方案，称未来选举特首的“提名委员会”可以沿用现时1200人投票选出特首的“选举委员会”的组成办法，但要求一人一票推选五名最终的特首候选人，按其方案，民主派有望推举一至两名候选人。但他的方案有违民主派阵营希望选举“没筛选和预选”的原则，因而备受批评。李柱铭随即撤回方案。他当时接受BBC中文访问时承认，自己没有与其他民主派人士商讨，“行为鲁莽”，太注重在中共框架下让民主派人士入闸。

2014年8月31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831”决定，订明提名特首时要得到“提名委员会”过半数人支持才能够入闸，“提名委员会”大部分成员是亲北京人士。随后香港爆发为期79日的占中，政改被搁置至今。

2014年开始，催泪弹成为了香港示威熟悉的画面。

李柱铭形容，北京当年向香港承诺的普选目标，现在是“影子也没有”，他一方面指责人大常委的决定，等同是中央控制所有提名人士，难以接受；另一方面，他亦指民主派阵营不需要争取公民提名，也可以在《基本法》框架下，得出具民主成份的普选方案。

“用不着公民提名啦，用《基本法》的安排也可以。到最后有一个民主派候选人就行了，我们不需要走一条艰难的路，”他仍然坚持说，“我们要跟《基本法》安排去思考，令它尽量可行。”

他建议70名立法会议员本身已可以自行成为提名委员会，并形容已经有足够代表性和民主元素。

“我从头到尾都不赞成香港独立”

李柱铭在香港和国际媒体间的形象，与他在中国官媒受到的对待大相径庭。

香港民主派人士及国际媒体形容他是香港的“民主之父”。“占中”发起人之一、香港大学法律学者戴耀廷形容，李柱铭先生是他“一生最尊敬的香港民主领袖”，亦是他的“政治启蒙”；香港学运领袖黄之锋亦曾感谢李柱铭的提携，并称到美国参与游说工作，是源自于李柱铭的邀请。黄之锋曾在社交媒体上说，“青年一代的国际连结工作，有着他（李柱铭）那样值得敬重的前辈，为民主运动的国际战线打下根基，也让后来的我们，可以承传得更好。”

李柱铭多年来亦周旋于中、美、英等国之间，多次远赴外国政府及国会，讲述香港问题，他也是西方媒体中熟悉的香港脸孔，但这种“外交官”行为，在北京眼里是“勾结外国势力”，官媒形容他是“汉奸”。

他认为，香港问题放在国际间讨论，最先是中英政府在推出《联合声明》前，担心香港人及国际投资者失去信心以及台湾问题恶化，所以争取美国、加拿大等不同国家，在发出联合声明后，以高姿态支持“一国两制”。

“香港本来就是国际城市，回归之后，我觉得很多事情走样不妥，有担心，我为何不可以去外国将情况告诉别人？而你当年呼吁别人支持你，我现在只是告诉别人这儿不太行，我是希望别人有道义上的责任，为何我不可以和其他国家政府聊？不是我的错，是你改了政策，别国对香港是有道义上的责任，”他说。

美国在香港示威者积极游说下通过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他有份到美国进行游说，讲述“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如何被削弱。

李柱铭和香港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被北京形容是“祸港四人帮”。

2019年8月，中共中央政法委在官方网站发文，点名提到李柱铭与壹传媒主席黎智英、香港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和民主党前主席何俊仁是“祸港四人帮”，指他们犯下“14宗罪”。其中，李柱铭被称为“港独之父”，“积极与美国政界右翼分子长期保持密切联系”，推动美国国会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让美国插手香港事务，“唱衰香港”，并“炮制大量包含误读政治、蛊惑民众的文章”。

“这14条罪都不知道是什么来的，无无聊聊，一个国家夹硬屈人（强行诬陷）……它也搞错了，争取民主不是‘港独’，我从头到尾都不赞成香港独立，我现在只是要落实《基本法》和对港基本方针政策，何来汉奸，这帮人不合理性的。”

香港网民及新一代政治人物，总爱调侃北京将“港独之父”的称号放在一个不赞成“港独”的人身上，“港独”和本土阵营更加是不喜欢李柱铭，形容他是信奉“香港民主回归会令中国也走向民主”的“大中华胶”。

李柱铭强调自己不是“反中”的人，而是希望国家走向民主和人权，以及遵守对香港的承诺，“我到外国也只是讲实话，如果我有讲错，我是可以更正、收回，但也都不会是‘汉奸’，《基本法》也没有写明香港人不可以去外国讲香港事务。”

在外国有人脉的李柱铭承认，自己与美国民主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Nancy Pelosi）是“好朋友”，并指她一直关注中国人权状况，但两人也不是永远站在同一阵线，例如在2000年争取中国加入世贸时，佩洛西因为中国人权状况欠佳倾向反对，但李柱铭则到美国游说国会议员，让中国加入世贸，因为他认为中国可以因经济富强而走向民主。

2004年，李柱铭在美国参议院听证会上曾经有这一席话：“有人批评我的国家忠诚，令我感到困惑，长久以来，众所周知，我支持香港回归和统一台湾，我反对台独及藏独……我们是真正的爱国者，我们认为民主是‘一国两制’成功的唯一基础，并有助统一台湾和我国的现代化。”

事至今天，“一国两制”被外界认为走向“一国一点多制”，但李柱铭仍然坚信当天的理念，香港可以带领国家走向民主。

“毫无疑问，我们国家最后也会走上民主路，问题是多久，我觉得中国领导人最终会明白，不能够不走民主之路，因为它太多问题需要解决，只有党，怎能解决这么多问题，香港先走上这条路，这条民主路是中央政府当初答应的。”

“我们将继续争取，民主会来到中国的，我没有后悔走上这条路，我不知道要花几多年，甚至我有生之年，都应该看不到，但我有信心，中国会有民主。”

谢选骏指出：李柱铭不懂，别说邓小平，就算邓小平的主子毛泽东，都是现代南北朝的匆匆过客，他们自身都难保——他们的承诺？那算个屁。至于英国，也是条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比派出所的走狗警察都不如，只敢派条空船到南海走走，连香港水域都不敢进，更别说像1920年代开进长江、开炮轰击平民了。而港人一心指望英美搭救，好让自己置身中国内战的事外，可能吗？能不让自己沦为废垃吗？

【68、香港人到英国去 台湾人到美国去】

《勿忘97后出生前线香港抗争者英议员呼吁放宽BNO签证》（2021-11-10 RFA）报道：

2020年6月1日，一名香港示威者在反对港版国安法的抗议中手举英国国民海外护照（BNO）。路透社图片

因应北京在港强推《国安法》，英国政府由今年1月底开放英国国民海外护照（BNO）签证申请，为持BNO港人提供移民及入籍英国途径，却一直被指未能涵盖1997年后出生，在反送中运动中站在最前线，却没有BNO的香港年轻人。超过20名英国国会议员建议修改申请条款，容许父母其中一方拥有BNO资格的港人申请BNO签证。如果获得通过，预计可协助更多年轻香港抗争者在英国开始新生活。

共22位英国下议院议员共同建议，修改英国国民海外护照（BNO）签证申请条款，提出港人只要父母其中一方拥有BNO资格，即可申请BNO签证到英国定居，即包括1997年后出生的香港年轻人，预计将于月底在英国下议院进行讨论。

22位英国下议院议员共同建议，修改英国国民海外护照（BNO）签证申请条款，提出港人只要父母其中一方拥有BNO资格，即可申请BNO签证到英国定居，即包括1997年后出生的香港年轻人。

修订发起人：英国对香港年轻人有“道德义务”

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人权组织“香港监察”周三（10日）在推特上载相关文件，该建议由英国前移民部长、保守党国会议员格林（DamianGreen）发起，获超过20名跨党派国会议员支持，包括英国前外相亨特（JeremyHunt）、国防大臣福克斯（LiamFox），以及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图根达特（TomTugendhat）。该建议提出，若涉及港人BNO计划的《国籍与边界法案》（NationalityandBordersBill）获得通过，内政大臣须于法案通过后两个月内修订移民条例，容许父母其中一方拥有BNO资格的港人，可以申请BNO签证。

发起修订的英国国会议员格林（Damian Green）接受英国《独立报》（The Indepdent）访问时表示，英国对被排除在现有BNO计划之外的香港年轻人有“道德义务”（moralobligation），促请政府纠正这项“不公平”政策。

格林说：“这些年轻人中，许多曾参与示威活动，部分已在新的国安法下受害，其他人也极可能在未来受国安法影响。我认为现有体制完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部分人会以其他方式申请政治庇护，而接受我的修正案的好处之一，就是减轻政治庇护体制的压力。”

发起修订的英国国会议员格林表示，英国对香港年轻人有“道德义务”.。（法新社图片）

发起修订的英国国会议员格林表示，英国对香港年轻人有“道德义务”.。（法新社图片）

一直支持港人的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委员裴伦德（LukedePulford）在推特表示，若上述该修订获通过，将使BNO移英计划进一步扩大，覆盖1997年后出生的香港年轻人。

现行规定令年轻抗争者只能申请庇护无法在英工作读书

“香港监察”资深政策顾问SamGoodman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据该组织目前了解，自去年起有近200名香港年轻人到英国申请政治庇护，他们在港均有被捕或被逼害风险，当中超过一半人的父母其中一方拥有BNO资格。然而根据目前规定，这些年轻抗争者必须要以家庭为单位，和父母一同申请BNO签证，才可到英国定居，但他们的父母未必乐意离港。

Sam Goodman：“由于香港政治两极化，上一代和下一代之间政见分裂，部分家长有照顾长者的责任，或因工作等其他原因，令他们不愿放弃这些东西到英国。而年轻人就更具机动性，他们更愿意在外国重新开始，这造成很大的问题。”

父母不愿一同到英国，意味着这些1997年后出生、没有BNO的年轻人无法独立申请BNO签证，只能在英国申请政治庇护，申请时间长达一至三年，期间不得工作，甚至无法入学。香港监察表示，若修订获得通过，有助BNO持有人的子女独立申请BNO签证，意味着已到英国逃离政治检控的香港年轻人，可以重过正常生活。

在英港人组织“英国港侨协会”（HongKongersinBritain）创办人郑文杰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这一批无法独自申请BNO签证，而逼不得已要申请政治庇护的年轻人，是目前最迫切需要帮助的港人群体，原因是在阿富汗局势等国际形势下，申请英国政治庇护的首次面试，动辄要排期半年甚至一年，之后才能获得政治庇护申请者的身份（asylumseeker），再等待申请审批，期间不得工作和读书，令他们生活拮据。

郑文杰说：“这一种政治庇护申请制度，一直阻吓了不少人来英国申请庇护。不单申请庇护者目前处于不确定情况，还有一批因各种原因而不敢申请庇护，目前滞留在英国。”

他相信有关修订有助BNO签证政策松绑，但他同时提醒，英国内政部或会担心放宽政策会被滥用，衍生“太空人”等问题，即家庭成员在不同时间赴英及申请入籍，或会反对相关修订。他认为20多名国会议员的声音未必足以成功推动修订，而必须形成更强舆论压力，促使更多国会议员支持，并和内政部讨价还价。

修订建议将于月底讨论有助扩大BNO计划覆盖年轻抗争者

涉及港人BNO计划的《国籍与边界法案》（Nationalityand BordersBill）已在下议院完成一读、二读和委员会审议阶段，法案今个月底会在下议院进入报告和三读阶段，若获得通过，将提交上议院进行后续审议。

英国政府由1987年7月1日起开放港人申请英国国民海外护照（BNO），至1997年主权移交前结束，不再接受新登记，子女亦不能继承该身份。以往BNO护照持有人只能以访客身份在英国逗留6个月，然而随着北京在港强推国安法，英国今年1月底开放英国国民海外护照（BNO）签证申请，为持BNO港人提供到英国生活、工作及读书机会，并提供入籍英国的途径。

英国国会内政事务委员会今年7月发表报告，认为计划存在漏洞，未能包括已年满18岁、在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后出生，没有BNO的香港年轻人，然而他们却是抗争者的重要组成部分，容易成为政治打压目标。委员会敦促英国政府扩大BNO计划，让父母有BNO护照的年轻人，也可独立申请签证到英国。

谢选骏指出：这个法案一旦通过，那么几百万香港人都将有望移居英国了——香港人到英国去！那时，华裔将占英国的人口的10%了。按照同样的道理，如果美国协防无效，而大陆攻陷台湾，美国开始接受台湾难民，那么两千万台湾人移民美国，可能让亚裔在美国的比例成长数倍。——我们是21世纪的殖民者！

【69、香港人和台湾人一样没有出息】

《香港人排队吊唁英国女王 ：“恋殖”与国安法下的“另类政治表态”》（李澄欣BBC中文记者 2022年9月13日）报道：

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伊利沙伯二世）逝世，大批香港人到英国驻港总领事馆献花致意，甚至在酷暑下排队三、四小时签吊唁册。BBC中文网在现场访问老中青三代，不同世代对英女王和港英殖民时代有不同记忆，有市民直言“恋殖”是国安法下的“另类政治表态”。

周一（9月12日）香港中秋节补假，大批市民身穿黑衣、手拿鲜花到英国驻港总领事馆排队，人龙排到香港公园水池，不少人排了近四小时才能进入馆内签字。现场多数是中老年人，也有家长带同年幼子女到场。现场气氛平静肃穆，曾一度出现警车，但没有警察巡逻。

有市民自制花牌，印上罗大佑名曲《皇后大道东》歌词“这个漂亮朋友，道别亦漂亮”、“事头婆（老板娘）！多谢您给我们最美好的时光”、“主怀安息 ，万古流芳”等字句，有人在花束旁放置蜡烛、英国童书角色“柏灵顿熊”及“港英旗”等，也有人用手机播放英国国歌《天佑女王》。

老年港人：“恋殖”无罪

75岁冯女士强调怀念是自然地发自内心的，并说“恋殖无罪”。不少排队人士是40到60年代初出生的长者。60多岁的李先生手拿菊花排队，他尴尬表示这是平生第一次买花，“以前追女仔都没买过花”。他形容英女王是“恩人”，殖民地政府让香港经济蓬勃，社会自由开放，“骂英女王、骂警察，讲什么都可以，不会家长式管治”。

78岁的黄女士也专程到太子花墟买了一束新鲜黄玫瑰献给女王，她忆述小时候每年女王诞辰日都很开心，会收到杯子和食物，长大后自己在工厂打工，子女享受免费教育成为有文化的人，她哽咽说对此“一辈子都很感恩”。

她说记得英女王访港的新闻，形容她高贵大方、优雅亲民，“不会看不起穷人，去屋邨探居民不会围着一堆保镳，去街市会和卖菜佬握手，不会嫌脏、嫌有菌，与现在的领导人分别很大。”

75岁冯女士则表示，在女王传出身体抱恙当晚彻夜难眠，得悉她逝世后忍不住哭，隔天就到领事馆献花悼念。她流泪对BBC说：“不可能对她没感情，怎么可能统治了156年，对自己的（前）宗主国、对女王无动于衷，那是冷血的。”

港府近日修改教材称自1842年以来，英国在香港所实施的是“殖民管治”，并没拥有香港的主权，因此香港不是“殖民地”。但冯女士表示，小时候去哪里都有女王的身影，学校、警署、钞票上都有女王肖像，电视凌晨“收台”（播完全日节目后）也会播放《天佑女王》，“她领导香港是无可置疑的”。她批评，女王逝世后港府建筑物没有下半旗致哀，是对前宗主国“忘恩负义”，指现在的政府官员很多都是英国训练出来的，“很失礼人”。

她指英治年代港人丰衣足食，有良好的教育和医疗制度，也有完整的法治，让全世界都来香港投资。“我们没有受到共产党的迫害，大陆发生‘大饥荒’和武斗，香港完全是很和平的过了这段日子。”

她强调怀念是自然地发自内心的，“恋殖无罪”。“我恋殖又如何？英国对我们好，我们不应该恋殖吗？难道我们恋共产党？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为何恋殖？为何我怀念过去，而不是现在这个政府？这是谁的错？”

就在大排长龙隔天，中国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中联办）旗下《大公报》刊出评论文章指“极少部分人”至今仍然存在“恋殖心态”值得关注，强调“去殖民化”是个系统工程，需要久久为功。文章又斥“反中乱港分子以及反华媒体是在进行一场别有用心的政治宣传”，编造港人对“殖民统治时期的美好回忆”，藉此攻击国安法实施后的香港特区新局面。

48岁的X先生也认为此际悼念女王是“另类政治表达”，他带同女王最爱的哥基犬一同致意，并在狗带上夹上英国国旗。除了老一辈，领事馆外也有许多中年人，他们在七、八十年代出生，在香港最繁荣的九十年代长大，不少人表示计划移民。

40多岁的梁小姐表示，英女王是“精神领袖、国民祖母”，也是自己成长的一部分，英治时代每年都留意其圣诞文诰，钞票都有女王头。“是‘唔啦更’（没有关系），但就是有种解释不到的感情，好像我祖母一样，我见她多还比见自己的祖母多。”她说1997年主权移交时已经有失落感，现在香港风光不再，加上英女王逝世，更感失落，“很想快点走，在考虑移民”。对于外界批评英国王室代表殖民和侵略，她指看电视剧《王冠》就知道很多决定不是女王能够控制，而且相比港英时期的不平等，“现在回归中国又如何？我们变得更自由，还是更不自由？更开心，还是更不开心？大家心里有数”。

陈氏夫妇带着11岁和8岁的子女来，他说两代人都在伊利沙伯医院出生，对女王逝世感到更“贴身”。该医院为香港九龙的龙头医院，1958年由王夫爱丁堡公爵菲利普亲王主持奠基，1963年落成后以英女王命名。

陈先生说香港由渔村变成现在的繁荣都市，“没有英国就没有香港”，又形容女王是值得尊重的人。“任何值得尊重的人都会来鞠躬，不要动辄说‘勾结外国势力’，却不反省自己有什么行为令我们香港人这么不开心。”

一名父亲也带同7个月大的女儿到场，披上英国国旗拍照留念，他对BBC说：“女儿没那么幸运，不能生活在那个年代，所以帮她拍照，让她长大后知道自己有几个月跟女王在世时重叠过。”他说等女儿学会广东话，就会带她移民。

该名父亲赞扬英女王有气度和幽默感，“某些人失去幽默感，形象就很差 ”。对于英国的侵略史，他认为英国政府没有逃避、美化或窜改历史，又指认同女王的价值观，“她很just（公道），做人最紧要公道”。

40多岁的李小姐与21岁的女儿一同排队致意，她眼泛泪光向BBC表示，女王逝世让她非常感触。“其实不关我们事，但今昔对比太大了，以前很稳定、很自由、有法治，现在我们曾经拥有的都已经失去，身边很多人移民，香港还剩下多少香港人？”她表示一家人也计划移民英国，又指香港《国安法》和防疫限聚令下，港人已没有表达空间，因此更珍惜可以聚集的机会。“你看到大家香港人，这么热排队，都是有同一理念的人，尽在不言中。”

48岁的X先生也认为此际悼念女王是“另类政治表达”，他带同女王最爱的哥基犬一同致意，并在狗带上夹上英国国旗，他笑言“平时这样插旗一定有警察来搞你，随时用《国安法》告你‘叛国’，但今日可以大条道理”。他引用《阿信的故事》主题曲歌词“谁会珍惜，当你还拥有”表示，当下的不安感更加对比出英治年代“有多么幸福”，又指市民大排长龙让他感到意外，“庆回归又不见这么多人自发来”，反映英女王在传统香港人心目中的地位崇高，殖民时代记忆不能磨灭，“洗不到脑的”。

21岁黄小姐与母亲一同到场吊唁，她也说即将随父母移民英国。

至于1997年主权移交后出生的年轻港人，他们都没有经历过殖民管治，在场者较多从历史和国际关系的角度看英女王。

24岁的Sam（山姆）和朋友一起到场，他本身是圣公会教徒，很尊敬作为教会最高领袖的女王，加上在英国的大学法律系毕业，认为女王一生安于岗位，没有干预民主和社会，这让他更认同君主制下的普通法。

15岁的Christopher（克里斯托弗）独自到领事馆排队致意，他就读国际学校，五六年前曾到英国旅游，在白金汉宫外近距离看过女王一面，“一看就知道她好好人”。他赞扬英女王勤于慈善工作，每逢发生大灾难都会写亲笔信传达祝福，认为她离世后世界失去了一个典范，感到非常惋惜。

同样是独自排队的16岁中学生Jensen（詹森）也从历史了解到女王的事迹，“我真的非常之爱女王，怀着哀伤的心情纪念英国在位最长的君主”。他最深刻是英女王对动物的爱护，认为“管理者做的事已经可以代表整个国家”，并称对英国很有好感，计划将来赴英升学。

21岁黄小姐与母亲一同到场吊唁，她也说即将随父母移民英国，英女王逝世“现在可能不关自己事，但之后我就是英国人了”。她表示，自己没有经历过英治年代，但仍感谢英国在1997年之前那么照料香港，让港人享受法治和自由，“可惜现在已经消失得七七八八”。

几位年轻人都表示，担心香港殖民地历史失传。法律学生山姆说，其祖母经常忆述当年游泳来香港，“入境处的人跟她说我们‘事头婆’（老板娘）也是女人，在香港会照顾你的”，这些故事将来靠家族流传下去。

克里斯托弗则说课余会研究60到90年代的香港史，听经典广东歌，收集旧钞票并到处寻找旧路牌拍照，他认为目前到处都还保留着港英时代的色彩，“但有慢慢失传的感觉，加上很多香港人移民了，留下来的人因为国安法而不敢发表对殖民地的意见，觉得很可惜”。

谢选骏指出：看看看，这些香港人和那些台湾人一样没有出息——台湾人要独立，却像李登辉一样捧着日本人的臭脚去“惨白鬼子庙”（“参拜靖国神社”），香港人要独立，却像这些庸众一样排队去给英女鬼王送葬……哪有一点点独立自主的样子。最可怜的是李登辉，他竟然自称日本人的私生子，而日本人却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说，“他算什么日本人？”香港人就算到了英国入了籍，也只能算作法律上的“二等公民”吧——那就是“归化”（naturalization）而非“土生”（Native）的——还不包括文化问题和种族问题。所以说，香港人和台湾人一样没有出息。当然，大陆人也好不到哪里去，到现在还供奉着马恩列斯等夷狄的狗相，还有他们的走卒猫择洞死相……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70、香港人为何害怕日本人】

《學校播放南京大屠殺片段 香港小學生恐慌嚎哭》（2021-12-13 VOA）报道：

中國江蘇省南京市為紀念南京大屠殺81周年舉行國家公祭活動。（2018年12月13日）

香港教育局為“培養學童認識國情”，今年八月建議全港學校舉辦悼念南京大屠殺活動。有自媒體近日揭發，有小學對壹年級學生播放歷史短片，顯示日軍處決百姓、嬰幼兒屍體遍地的片段，導致部份學生恐慌嚎哭。教育局回覆港媒說，歷史就是歷史，不能回避。

臉書網頁“豬心記者”於12月11日指出，有家長透露位於新界屯門的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上星期四在壹年級德育課中向學生播放南京大屠殺片段後，不少學生恐慌嚎哭，引起家長不滿。

他在臉書中說：有家長陳太（化名）對該網站記者透露該校德育科老師於9日在課堂上播放壹條長約五分鐘的短片，當中涉及戰爭真實片段，包括日軍處決百姓、嬰幼兒屍體遍地場面，即時令部份學生恐慌嚎哭；有學生課後跟家長反映，旋即引起校內家長群組嘩然。“豬心記者”引述陳太坦言，諒解推行國民教育乃大勢所逼，但質疑校方是否需要對小壹學生播放殘忍的史實片段。

事件經《立場新聞》與《香港01》等網媒報道後，引發大量網民關註。但涉事的圓玄小學並沒有在其官方網站上作出任何回應，“豬心記者”臉書只是貼出了壹段據稱是該校的回應，指出“痛心有孩子感到不安，學校會密切留意孩子情緒，為有需要學生提供適切的情緒輔導。”

教育局在回覆這兩家媒體時表示，學習抗日歷史是課程壹部份，學校讓學生認識戰爭的苦難、百姓的逃難、大屠殺是國殤、世界各界譴責日軍的侵略行徑，以及國軍國人共同抵抗等，並以珍視和平為最後目的，是有意義的學習活動。歷史就是歷史，不能回避。

不過，該局強調，並沒有硬性規定所有學校，無差別地向所有班級播放真實內容，指出“無論如何，戰爭本身是殘酷，我們必須從歷史中學會珍惜和平、尊重生命、寛恕別人、愛護國家。”

早於今年8月26日，香港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已經在該局官方網站向學校推廣本學年的國民教育活動。他寫道，“我們整合了“國民教育活動策劃年歷”，並提供學習活動建議，讓學校在新學年合適日子加強安排國民教育校本活動，加強培養學生的國民身份認同。”

他指出當中的日子，包括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國慶日、國家憲法日、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基本法》頒布紀念日、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五四青年節等，都是適宜推動國民教育的時機。

谢选骏指出：我无法理解香港人的恐惧，因为我不害怕日本人——我的父母没有被日本人征服过，而是在陪读重庆一直抗日。而香港的居民主要都是因为战争和内乱从大陆逃来的难民及其后裔。其中许多人还在香港被日本人蹂躏了好几年，那时候是太平洋战争期间，香港的英国鬼子都向日本鬼子投了降了。

【71、香港人为何希望大陆武统台湾】

《习近平向拜登设定“和平统一KPI”》（2023-12-10  杨志刚/香港01）报道：

香港浸会大学前协理副校长杨志刚评论文章：统一台湾，我们说了74年。美国耸耸肩说：可以呀，有本事的话，请随时出兵拿下台湾。我们说：愿以最大诚意争取和平统一。美国笑了：“和平统一？”这是什么东西？ 我的话语体系里从来没出现过这个词汇。”（这是事实）。和平统一在过去只是空谈，因为没有武统的能力，便绝无和统的可能。

但在一代人吃了两代人的苦后，我们今天已绝对有本事随时实现武统，美国亦深知我们一旦启动武统，美军无力阻止。在这新形势下，今天我们谈和平统一，便与往不同：美国必须端正态度，严肃听清楚我们的构想，然后采取实际行动，配合中国实现和平统一；在这基础上我们可以照顾美国的剩馀利益，否则武统。

换句话说，美国不得赖在“不支持台湾独立”这个消极的推搪，而是要采取积极有为的行动“支持和平统一”。在外交词汇上，“反对、关注、弃权、支持”等用语，都有特定意义。“反对”和“支持”不只是表达态度，而是指会采取相应的具体行动。即是说：美国“不支持台独”不够，我们要美国采取实际行动配合我们实现和平统一。

这是实现台湾统一的战略级别政策跃进，可说是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式面对面向美国总统拜登提出的KPI。上月15日，习近平和拜登在旧金山会面，会后中方发表的新闻稿共2334字，当中最具震撼性的，就是这句：美国应该“停止武装台湾，支持中国和平统一。”

去年11月14日，习拜在巴厘岛会晤；今年11月15日，习拜在旧金山会晤。相隔一年零一日，但世界大局加速变化，中国的统一伟业已静悄悄而雄赳赳地进入新阶段。这个历史性的变化，值得在此引述，让读者自行判断：

去年习近平向拜登的表述如下：“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是中国的内政。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共同心愿。任何人想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都违背中国的民族大义，中国人民都绝不会答应！我们希望看到并始终致力于保持台海的和平稳定，但『台独』同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希望美方言行一致，恪守一个中国政策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总统先生多次讲过不支持『台独』，无意将台湾作为谋求对华竞争优势或遏制中国的工具。希望美方将总统先生的承诺落到实处。”

揚言自得｜習近平向拜登設定「和平統一KPI」

今年习近平向拜登的表述如下：“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中方重视美方在巴厘岛会晤中作出的有关积极表态。美方应该将不支持“台独”的表态体现在具体行动上，停止武装台湾，支持中国和平统一。中国终将统一，也必然统一。”

字数大减，性质大变。去年及过去多年，一直停留在表态和概念阶段；今年是74年来我们首次向美国提出有行动、可操作、可衡量的“和平统一KPI。”

美国如何回应这KPI？对比白宫在今年习拜会新闻稿的涉台部分，用语与去年巴厘岛的表述有两大分别，其馀用字几乎是一模一样的。第一分别是多了一句：“ 期待台海两岸的分歧以和平方式解决”。第二分别是去年拜登“就中国对台湾的胁逼和攻击性行为提出反对”，今年降格为“呼吁中国在台海两岸进行任何军事活动时保持克制。”

事隔一年中美立场的变化，非同小可。台湾虽是中国内政，但政治现实是离不开和美国的纠缠。美国连同日本对台湾的操控，不下于回归前英国对香港的掌控。当年中英谈判，今天中美谈判。中国已正式提出要美国支持，以实现和平统一；如何配合，如何支持，这一切都要透过谈判解决。美国的回应是：“期待台海两岸的分歧以和平方式解决”，为谈判留下了空间。当然美国没有同意以“和平统一”为目标，以和平方法延续台湾的“不独不统”，是美国的谈判筹码。以往美国反对我们的军事活动，现在是接受了，但要“克制”。

美国明显地在立场上作出了让步。一方面，是因为美国精英不希望中国启动武统，另一方面，中国对美立场的支柱是“合作共赢”。习拜会后，拜登连发推特表示会晤取得进展。相信他亦获得中方的一些承诺。

和平统一是头奖，武统是二奖。我们要的是头奖。武统，非我所愿，非美敢碰。但武统必须不断推进，因为武统愈可行，和统愈顺利。武统势不可挡，和统便水到渠成。故此对于如何武统，我们亦从一贯的“保留非和平手段”的笼统表述，开始把武统操作化、具体化。10月30日在有一百多个国家出席的北京香山论坛，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对“武统”这个广义概念进行了操作演绎：武力手段针对的是“台独份子和外部势力”。台湾广大人民包括军队，若非“台独份子”，便不打；只有台独份子，才会被终身追责，虽远必诛！国家更公布首批“台独份子”名单，天下之大，要你无栖身之地。对外部势力包括日本、尤其是日本，若敢介入台独，便会“给我狠狠的打！”，使日本变成我们握在手中和美国谈判的筹码。

对于“非台独”的广大台湾同胞，我们如何进行和平统一，同样开始具体化。国务院三个月前推出有关福建探索两岸融合发展的方案，具体推动两岸融合发展。而国台办亦于本年较早时第一次表示：“要与台湾各界有识之士就两岸关系和国家统一开展广泛深入的协商。” 这是要为制定台湾基本法作准备了。

统一台湾经过74年的韬光养晦，于今年年底进入了操作化的实现阶段。2024年的美国，因其大选需要和为中美谈判预谋筹码，台海可能风云诡异，但美国只是摆姿态。2025年 1月下任美国总统上场，中美谈判进入实质其。如果美国选择合作共赢，则美国2026年的立国250年国庆还会有点看头，否则美国的大庆年会是一片哀鸣。

作者杨志刚是香港浸会大学前协理副校长、中文大学前专业应用教授。

网民嚎叫：  

101Beijing 43分钟前

武统台湾类似于逼婚，违背道德。中共要改正自身缺点，不要横行霸道，才能获得人心。目前只能不独不武，因为和统的希望是被香港国安法破坏的，责任在喜禁评。

十里山路 今天 08:19

"台湾是中国内政"这个前提是混淆概念，台湾隶属于中华民国，台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中华民国并没有灭亡，朝代更替和政权接管的前提是你得首先完全消灭对方。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与不支持所谓武统是两码事，并不矛盾。不能随意自行解释和延申。

奥维尔 今天 04:48

香港浸会大学前协理副校长杨志刚同志，也看到百年一遇的机会了。

南大陆 今天 04:14

台独不是同胞，可以狠狠地打！

g2j2 今天 03:04

毫无疑问美国感受到了，日本也有紧迫感，应该是在拜登第二任期内，最后看美国是不是真心护台，要多大代价内护台，习近平解决了香港问题，接下来就是台湾问题，没道理可讲，他也不讲。

cutelf 今天 02:48

教你做人一百年，變回畜生三兩天。

好人64 2023年12月10日 23:00

说得冠冕堂皇，打自己同胞而已。

好人64 2023年12月10日 22:59

打自己同胞而已

RNDY2022 2023年12月10日 22:07

肿共一旦攻台、必定死无葬身之地、统统成为鱼食。

L01_北美02 2023年12月10日 21:24

打嘴炮，还是在打嘴炮，不断地打嘴炮，变着花样打嘴炮，轮流换人打嘴炮，最后还是打嘴炮。

谢选骏指出：这个杨志刚，是个香港人，他为何希望大陆武统台湾？大概香港人被大陆和统惨了，所以希望台湾更惨、横遭武统，从而显示自己的优越性——香港的处境还不那么可怜。其实不仅香港人如此，大陆和海外的“中囶人”，主张武统的，很多人也是出于同样的心理。

【72、香港是现代南北朝的标志】

《世界新闻自由指数出炉 香港排第140与索马里看齐》（VOA 2023-05-02）报道：

无国界记者2023年5月3日发布今年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

香港在“无国界记者”（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RSF）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最新的排名中回升八位，但仍然在处于排名较后的“艰难”状况。传媒人士与学者均指出，香港新闻自由状况未有改善，《香港国安法》对新闻自由的打压仍然是相当严峻。中国在排名中跌至倒数第二。

新闻自由组织无国界记者星期三（2023年5月3日）发布今年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香港在全球180个国家与地区中排行第140位，仍属于“艰难”状况。中国跌至有记录以来最低的179位，属于“恶劣”状况，仅高于最低的朝鲜。

《世界新闻自由指数》调查各地的政治、法律、经济、社会文化等架构脉络和安全性五个方面，挑选记者、学者与人权捍卫者回覆问卷，并量化统计记者和媒体受侵害的事件，得出总评分。

该指数由2002年开始，当时香港排名第18位，去年从80名跌至148位，今年在第140位，仅高于索马里等国。无国界记者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玮昂（Cédric Alviani）对美国之音指，香港排名的上升只是一个“小调整”，或是因为评分类近的地区今年分数有所下跌，令香港的排名“技术上”上升。

香港今年在政治、法律以及社会文化环境的分数都微跌，而经济环境及安全度的分数有所提升。他说：“我们认为因为香港不再有示威，记者某程度上在一个较安全的环境工作。但这个小量的上升不代表香港的情况有所改善。13名记者及捍卫新闻自由者仍被囚禁，占中国总数的百分之十，《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等待九月《香港国安法》控罪下的审讯，我们不能说香港的情况有所改善。”

艾玮昂又说，一些香港媒体被禁出席官方活动，有记者被跟纵，《立场新闻》的“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案件仍在审讯，情况导致越来越多香港记者离开，并纷纷在海外成立新媒体，这些情况都反映出香港新闻自由的状况。

记协指情况困难

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升对美国之音说，记协完全没有参加该调查。他说：“我们完全不知道它的调查方法，直至它公布，亦不知道他们从什么人取得这些数据，或者如何做它的数据分析。不过，不争的事实是，香港的新闻自由的情况是在一个很困难的时候。”

陈朗升又说：“我们要去评论这个无国界记者这份报告里面对香港的陈述，都是非常有危机的，因为如果我们说完全认同它所有的说法，不知会否有后果。我只能说，在这个困难的时刻，我们一定要努力去做，亦要小心地去做，我想大家都会见到新闻界面对的困难与挑战，真的不容易去跟我们以前做新闻的方法来适应。正如我回香港时说，我庆幸新闻自由没有恶化，没有再变差，因为很简单，过去12个月都未再有其他新闻工作者被捕，但是究竟整个新闻界如何继续下去，这就要看北京及（香港）特区政府当局的取态了。”

“香港新闻审查压力未有改善”

曾经担任香港有线电视财经台台长的《海外香港传媒协会》董事颜宝刚对美国之音说，香港的排名起初是全球的头20名，现在靠近新闻自由落后以至专制的国家，情况让他感到相当可惜。

他说：“我们看到香港现时的新闻自由（状况），仍然是红线处处，无论是机构还是自己本身，来自政府的审查压力，或是机构本身的自我审查，都仍然不见得有任何改善，反而是越来越差，我相信香港的新闻自由仍然是需要各界去值得关注，以及支持仍然在香港工作的新闻工作者。”

“香港对过去数十年新闻自由作审判”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钟剑华亦对美国之音说，即使排名上升，香港新闻自由的情况仍然严峻，没有值得高兴的地方。他举例说，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多次点名批评在《明报》副刊刊登的“尊子漫画”，香港政府继续以煽动罪作出控告，又希望就《基本法》第23条和所谓“假新闻”进行立法，因此香港在政治上的处境没有改善。

钟剑华分析指，《香港国安法》生效后基本上不再有街头示威，或令记者较少直接面对执法人员及冲突场面，变相令安全度改善。

他说：“在前两年，当《苹果日报》以至《立场新闻》解散时，令700至800名记者一时间失业，这种大幅度失业转行的状况在过去一年没有再出现，因为要倒闭的已经倒闭了。继续做的还在做，可以做的还在做。所以从经济角度，可能面对裁员、降薪的危机是改善了，但不代表整体新闻业的操作，以至新闻工作者在秉持一些新闻工作的专业标准上有任何改善。”

颜宝刚也说，相信排名有少量改善，可能是过去一年香港没有再关闭大型的传媒，亦未有拘捕很多记者，以及香港传媒机构陆续重新恢复聘请员工。

他说：“但我们由过去一段时间见到，例如是《立场新闻》及其总编辑在庭上受检控的那些审讯内容，我都不断强调，其实正正是对香港过去数十年来的新闻自由的审判，不单是对个人或机构的审判，而是对香港新闻自由的审判。从这可以看到，《国安法》下对香港新闻自由的收紧，是相当严峻。”

中国排名创新低

艾玮昂说，指数在2002年开始时，中国处于现时香港的位置，但今年下跌四位至179位，是“史无前例”的。

他说：“如果有人在十年前将中国与朝鲜比较，对这两个国家有认识的人会大笑，说这是荒谬的。但在2022年，中国政府的压制资讯的手法令她更接近北韩，这是一个令人恐惧的发展。”

艾玮昂说，114位记者与捍卫新闻自由者在中国被囚禁，或会面对包括酷刑的不当对待。当中有三名持有外国籍，包括澳洲籍的杨恒均及成蕾，他们尚未受审。

他说：“去年有一半申请驻华的外国记者未能取得签证，中国对国际媒体的威吓前所未有地严重，有一名报道‘白纸运动’的记者据报仍被囚禁，中国的状况是有记录以来最差。全世界都需要担心这一点，因为中国有对外输出她的做法。”

“台湾需继续进步”

台湾在今年的排名为35位，比去年上升三位，属于“状况尚可”。艾玮昂说，台湾的排名上升亦是因为评分类近的地区今年的分数下跌，不代表台湾的新闻自由情况有大幅改变。

他指出，台湾的排名比部分欧洲国家及美国更高，但台湾的媒体仍是相当政治两极化、有一定程度的煽情报道、独立传媒仍未够多，政府及公民社会都可以令环境变得更好。他说，台湾明年会举行总统大选，将有可能面对虚假信息攻击，这方面是令人担心的。

网民嚎叫：

dengzc1971 发表评论于 2023-05-03 17:32:00

不用争，也不用喷，在Wikipedia上查查 无国界记者 是谁资助的，这个结果就好理解了。

fancyorange 发表评论于 2023-05-03 14:19:49

祝贺中国和北朝鲜一个水平了。

一条小路 发表评论于 2023-05-03 13:33:01

習思想終於把香港照亮了。

zzbb-bzbz 发表评论于 2023-05-03 11:36:13

就是犹太媒体控制指数

彼采荇兮 发表评论于 2023-05-03 09:28:33

从地理分布来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是2022年遇害记者人数最多的区域，达到44人，占全球总数的一半以上。此外，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有16名记者遇害，东欧有11人。遇害记者数最多的国家依次为墨西哥（19人）、乌克兰（10人）和海地（9人）。新闻里 新闻自由指数 墨西哥、乌克兰都比中国，香港 颜色浅啊。人家墨西哥，乌克兰新闻自由啊，不得向人家学习么？

HighEnd 发表评论于 2023-05-03 08:41:51

狗的逻辑人budong

采荇兮 发表评论于 2023-05-03 06:39:04 中国跌至有记录以来最低的179位，属于“恶劣”状况，仅高于最低的朝鲜。看来，还是杀杀美国记者，新闻才自由，多杀点 美国记者，新闻自由程度就提高了。

InNorthTexas 发表评论于 2023-05-03 08:50:42

香港乖乖，

抢不还手，

偷不还口。

beifangdezhu 发表评论于 2023-05-03 08:50:04

谢谢前面网友给的维基链接。原来是问卷调查。由参与的人员构成，以及人员本身的主观感受来决定的。怪不得陈说香港记者没有参与。也不知道这次都有谁参与了。

HighEnd 发表评论于 2023-05-03 08:41:51

狗的逻辑人budong

采荇兮 发表评论于 2023-05-03 06:39:04 中国跌至有记录以来最低的179位，属于“恶劣”状况，仅高于最低的朝鲜。看来，还是杀杀美国记者，新闻才自由，多杀点 美国记者，新闻自由程度就提高了。

wd01702 发表评论于 2023-05-03 08:04:23

新加坡排名129,也不怎麼地。不過，新加坡家長式管理，一貫如此，香港則是從前20大幅倒退。

中華盛頓 发表评论于 2023-05-03 08:01:46

厉害了，我的港！！！

Deepspace_01 发表评论于 2023-05-03 07:35:33

香港这个一国两制的样板彻底搞砸了。断了台湾和平统一的后路。土共自己把和平统一的路走绝。

彼采荇兮 发表评论于 2023-05-03 06:53:13

可怜香港说新闻，美国之音谈自由。

鼓励记者多授首，乌墨榜样在前头。

彼采荇兮 发表评论于 2023-05-03 06:46:47

******rfi.fr/cn/%E5%9B%BD%E9%99%85%E6%8A%A5%E9%81%93/20220817-%E5%A2%A8%E8%A5%BF%E5%93%A5%E5%8F%88%E4%B8%80%E8%AE%B0%E8%80%85%E8%A2%AB%E6%9D%80-2022%E5%B9%B4%E5%B7%B213%E4%BA%BA%E4%B8%A7%E5%91%BD

墨西哥又一记者被杀 2022年已13人丧命

******voachinese***/a/journalists-and-media-staff-killed-on-duty-in-2022-report-says-20221210/6870878.html

乌克兰是今年最危险的地方。今年一共发生了12起记者因为乌克兰战争而遇害的事件。

5mslj 发表评论于 2023-05-03 06:44:30

偶偶地来一发 发表评论于 2023-05-02 21:56:50

记者和律师这两种生物就是行走在法律边缘的影子。

——

主子说，民主是好东西，中国是全链条民主。你们对民主不敢再说成皿煮。主子说，普世价值不是好东西，你们就一天到晚喷普世价值。主子讨厌良心记者和律师，你们就极力贬损他们。

彼采荇兮 发表评论于 2023-05-03 06:39:04

中国跌至有记录以来最低的179位，属于“恶劣”状况，仅高于最低的朝鲜。看来，还是杀杀美国记者，新闻才自由，多杀点 美国记者，新闻自由程度就提高了。

Huilianghu5 发表评论于 2023-05-03 06:27:10

清亡，民国，资产阶级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新中国成立，一直都在鼓吹民主自由。“不自由，毋宁死”。现在的共产党人觉得民主自由是最大的敌人。现在的中国人觉得没有民主自由也无所谓，只要口袋里还有几个钱。普世价值在中国不适用，中国成为异类。

老李子 发表评论于 2023-05-03 06:20:01

感谢包子这个烂尾帝。活生生的把香港变成了海盗国家。

雅戈 发表评论于 2023-05-03 06:06:00

漠视自由，只求吃喝玩乐，活该待在原地被宰。现在看来福建偷渡客、当年逃往台湾和南洋的，都是勇敢的、有梦想的人。

beifangdezhu 发表评论于 2023-05-03 05:34:25

陈说的有道理，这种指数如果能把具体数据和计算方法公开就好了。不然更多是主观判断。就算没有政治经济利益交易，也难免有种族歧视之嫌。

welgoindco 发表评论于 2023-05-03 05:31:00

天朝只有官媒只能姓党。当年党妈就靠这个忽悠夺天下，怎么可以放弃。呵呵

kedi888 发表评论于 2023-05-03 05:29:59

5毛闭嘴吧，中共国自由度都排倒数第二了，还在胡言乱语胡说八道。

zhongguoren8 发表评论于 2023-05-03 05:25:29

假数字。中国是民主国家，法治国家，人民有极大的言论自由，全球第一！

kedi888 发表评论于 2023-05-03 05:24:34

中共国自由度如何，从新冠中中共的严防死守和清零政策可见一斑，人的行动完全没有自由，只能听任政府随意摆布。

kedi888 发表评论于 2023-05-03 05:16:25

俄罗斯普京独裁，自由度很差，但与中共比较，媒体或个人自由度要远远超过中共国。在中国5毛说话一不小心会被认为是超级红或超级黑而被禁言。因言获罪已经比比皆是，腹议获罪正在上升。

ayan 发表评论于 2023-05-03 05:13:54

在CCP的治理下，香港已变臭港，这才多少年。Everything CCP touches surely dies.

barryv 发表评论于 2023-05-03 03:00:00

这个排名是根据西方的标准，中国有没有能力也出一个排名，可以让中国第一，美国和索马里那样的国家垫底。这样大家可以有机会评价一下哪个排名更荒谬。

我要真普選 发表评论于 2023-05-03 02:43:22

當然是西方評價為準。

中國自古以來就沒有「新聞自由」這個概念。

就算連「新聞」和「自由」這兩個詞語，都是來自日本。

——

sunsetocean 發表評論於 2023-05-03 00:19:59

所以說這種評價機構完全是被西方媒體集團操縱的

弟兄 发表评论于 2023-05-03 02:04:49

中國的官谣比較出色

空城之主 发表评论于 2023-05-03 01:50:40

记者在俄罗斯街头随机采访，问的政治性问题一半被拒绝，一半得到诚实的回答，唯独在中国，得到的全是屁话。

大阪书生 发表评论于 2023-05-03 00:55:21

没意义！真的！

杀敌三千，自伤一万 发表评论于 2023-05-03 00:30:00

可喜可贺，香港终于可以赶超伟大祖国了！

sunsetocean 发表评论于 2023-05-03 00:19:59

所以说这种评价机构完全是被西方媒体集团操纵的

seewhatisee 发表评论于 2023-05-03 00:16:31

祝賀香港終於實現做一個驕傲的中國人了。多好啊！

喜得利 发表评论于 2023-05-03 00:14:01

包子上台后，把唯一一个有点自由的地方，变成了全面独裁的王国（定于一蹲）。

HighEnd 发表评论于 2023-05-03 00:10:45

汚耄豿这种生物就是行走在狗圈边缘的畜生

偶地来一发 发表评论于 2023-05-02 21:56:50 记者和律师这两种生物就是行走在法律边缘的影子。

HighEnd 发表评论于 2023-05-03 00:08:44

全球山河一片红嘛，中共又双叒叕独领风骚了

llarry 发表评论于 2023-05-03 00:06:00

西北朝鲜携手向下，可惜已到了无下可下的境地！

生肖迷宫 发表评论于 2023-05-02 22:59:24

牲口们的幸福必须建立在党对新闻的管理上，否则知道要被宰，每天能幸福吗

NOLA2023 发表评论于 2023-05-02 22:55:27

嘿嘿，“……当美国国会有拨款5亿美元（狗粮）给世界各媒体专门造谣抹黑中国时所谓新闻自由就已经死亡！”

数学博士 发表评论于 2023-05-02 22:37:48

没仔细看？美国不是最自由、差远了，最自由的是北欧

Nosohard1 发表评论于 2023-05-02 22:05:02

國家機密外流,總統可以撒謊的國家最"自由" 這種排名可恥

寒雪拭峰 发表评论于 2023-05-02 22:29:01

话语权

问题哥 发表评论于 2023-05-02 22:24:14

今年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国在排名跌至倒数第二……有记录以来最低的179位，仅高于最低的朝鲜。

问题哥 发表评论于 2023-05-02 22:21:00

吾皇至高无二

上弓硬做袁二

卅年未见其二

枪杆笔杆有二

鸡地屁撑老二

人口跌至第二

专横说一不二

自由倒数第二

结论独一无二：

一尊实在太二

蠢才闭嘴 发表评论于 2023-05-02 22:20:25

这个人如今成这副德行，谁是始作俑者，谁是责任者？你是清楚的

Capitaltwo 发表评论于 2023-05-02 22:09:56

这里说的新闻自由就是假新闻的自由。

偶偶地来一发 发表评论于 2023-05-02 21:56:50

记者和律师这两种生物就是行走在法律边缘的影子。

问题哥 发表评论于 2023-05-02 21:55:35

可怜香港说新闻

毛之何附皮不存

直男转眼变太监

昨日脐下断一根

谢选骏指出：香港是现代南北朝的标志——因为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国从清朝夺走了香港，同时开启了太平天国南北对峙的序幕——这也是现代南北朝的先声。现在，香港已被大陆收回并且逐渐同化，这也意味着现代南北朝正在走向尾声。由此可说，“香港的命运是现代南北朝的风向标志”。

【73、香港在遭受21世纪的炮烙刑罚】

《香港“反送中”五週年：留下来的人在社会新现实下的故事》（BBC 2024年6月8日）报道：

五年前的2019年6月9日，香港展开了史无前例的“反送中”示威潮，街头抗争和警民冲突持续数月不休。但随着中国《香港国安法》实施、《基本法》第23条立法，香港的社会政治气氛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歌舞昇平”的表象之下又是不是每一个留在香港的人都欣然接受这个新的社会现实？

三名经历过这场运动和社会变化后决定留下来继续在这座城市生活的人，向BBC中文诉说他们的故事和想法。

谢选骏指出：我听——香港“反送中”五週年：留下来的人在社会新现实下的故事……感觉他们真在水深火热里面，这就像是香港在遭受21世纪的炮烙刑罚啊。

《香港民主派“47人案”：回顾国安法最大规模案件中的人和事》（BBC 2024年5月29日）报道：

香港民主派立法会初选“串谋颠覆国家政权”案即将迎来判决。从2021年2月案件正式提起公诉算起，大多数被告人已被收押了三年多。

他们当中有曾经的民主派骨干——亲北京媒体眼中的“反动派”——长年活跃于香港政坛，也有期盼能改变局面，名不见经传的政治新手。一场被北京宣告为非法的非正式投票，使这47人一同坐进了中国《香港国安法》颁布以来最大审判的犯人栏里。

英国曾批评与此案相关的抓捕行动严重打击受《中英联合声明》保障的香港人权与自由，美国也对相关中国与香港特区官员颁布制裁。中国外交部驻香港公署称“反中乱港分子”透过初选“捏造虚假民意”，“胁迫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反指外国“公然诋毁香港人权法治状况，干预特区正常司法”。

BBC中文回顾这场审判所涉及的人和事。

2023年2月6日，香港民主派47人初选案在涉案人被捕两年后正式开审。

2019年6月，反对特区政府提出《逃犯条例》修订案的抗议活动规模扩大，及后演变成连月的暴力冲突。同年12月底，香港民主派酝酿为2020年举行的立法会换届选举举行初选。新冠病毒病（COVID-19）疫情爆发给“反送中”街头抗争踩刹车，但并未阻止初选筹备过程。投票最终在2020年7月举行，选出了31张名单共48名准候选人。

这是继2007年立法会补选、2012年行政长官补选与2018年立法会补选之后，泛民主派第四度透过初选产生最终参选人。分别在于，2020年的这次立法会选举初选是在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香港国安法》之后举行。中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与特区政府等公开宣称，初选涉嫌干犯《香港国安法》下的“颠覆国家政权”罪。经法庭审判定罪，“颠覆”罪被告人可被判处无期徒刑（终身监禁）。

后来，时任中国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以疫情为由，押后选举一年。2021年1月，香港国安警察先后拘捕55人，至2月底正式起诉其中47人“串谋煽动他人实施颠覆国家政权”罪。

按照起诉文件上的顺序，这47名被告人分别是戴耀廷、区诺轩、赵家贤、钟锦麟、“李伯卢”吴政亨、袁嘉蔚、梁晃维、郑达鸿、徐子见、杨雪盈、彭卓棋、岑子杰、毛孟静、何启明、冯达浚、刘伟聪、黄碧云、刘泽锋、黄之锋、谭文豪、李嘉达、“快必”谭得志、胡志伟、施德来、朱凯廸、张可森、黄子悦、伍健伟、尹兆坚、郭家麒、吴敏儿、谭凯邦、何桂蓝、刘颕匡、杨岳桥、“慢必”陈志全、邹家成、林卓廷、范国威、吕智恒、“长毛”梁国雄、林景楠、柯耀林、岑敖晖、王百羽、李予信和余慧明。

香港新界大埔大批群众在民主派立法会初选投票点外排队等候（11/7/2020）图像来源，REUTERS

图像加注文字，超过60万人参与了初选投票。

2023年2月，又称“35+初选案”的这起案件正式由香港特区高等法院原讼法庭开庭审理。因被告人、法律代表等人数庞大，法院移师西九龙裁判法院，利用该法院内香港规模最大的法庭审理。

最终，16名被告人——何桂蓝、邹家成、林卓廷、梁国雄、余慧明、吴政亨、郑达鸿、杨雪盈、彭卓棋、何启明、黄碧云、施德来、陈志全、刘伟聪、柯耀林及李予信——不认罪，其余被告人认罪。

认罪被告中，区诺轩、赵家贤、钟锦麟、林景楠同意出任控方“污点证人”。

特区政府律政司引用《香港国安法》相关条文，指示高院不设陪审团，改由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组成合议庭审理此案。庭审断续历时118日，于12月初审结，法官宣布因需处理另案，无法确定何时宣判，但称预计需时三到四个月。

2021年1月6日，中国香港国安警察大规模搜捕民主派初选参与者。

“47人案”涉及哪些人？

在这47名被告人中，戴耀廷、吴政亨、钟锦麟、赵家贤与区诺轩五人被控方视为初选的组织者，余下的都是参选人。

按照背景，这群被告的政治活动人士也可以分类为：

1. “伞运”领袖

2014年，历时79天的“雨伞运动”堵路抗议以失败告终，没能争取中国政府允许香港行政长官与立法会实行“双普选”。

有别于以往香港的游行示威多由特定团体主办，这场运动被称为一场“无大台”的群众主导抗争，但当中一些主要领袖与参与者成为了六年后这场初选的组成部分。他们分别是法律学者戴耀廷，青年政治活动人士袁嘉蔚、黄之锋、黄子悦、岑敖晖，无党派活动人士吴政亨，“雨伞运动”金钟占领区留守示威者徐子见，还有前湾仔区议会主席杨雪盈。

戴耀廷曾任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副教授，他与社会学者陈健民教授和基督教浸信会牧师朱耀明合称“占中三子”，他们发起的“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行动最终演变成“雨伞运动”，其后他又在2016年立法会选举中发起“雷动计划”，希望促使非建制派在当时有70席的立法会中取得过半数议席。他先后被法院以“公众妨扰”罪和选举舞弊罪名判囚，也被港大革职。

2019年底，戴耀廷开始发表文章，再次提出“35+”主张，即促使非建制派在当时有70席的立法会中取得过半数议席，以推动实现“双普选”和“反送中”示威中的“五大诉求”。公诉方将其列为首被告人，指控他与其他被告人试图在实现“35+”之后，以“无差别否决”财政预算案来“要挟”特区政府满足其要求。

吴政亨网名“李伯卢”，控方指控他曾以志愿者身份，协助戴耀廷推动“雷动计划”，其后参与设计整个初选计划，又发起“三投三不投”运动——即呼吁香港选民参与民主派初选与立法会正式选举的投票，把票投给初选胜出者；不给不支持、不参与初选，还有不遵守初选规则的人投票——是初选的“骨干”思想。

吴政亨为澳大利亚公民，但1996年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国籍法》释法案规定，拥有中国血统的香港居民除非申请放弃中国国籍获准，否则其外国国籍不被承认。这也被适用到吴政亨身上。

黄之锋因在学生时期创立团体学民思潮，且后来成为“伞运”活跃团体，为西方国家政界人士所熟悉。黄子悦曾是学民思潮发言人，而岑敖晖在“伞运”时是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学联）副秘书长，与学民思潮紧密合作。

“伞运”后学民思潮解散，改组成香港众志党，除黄之锋、黄子悦外，岑敖晖与学联秘书长罗冠聪及其当时的女友袁嘉蔚均加入到新党内。

岑敖晖和袁嘉蔚在“反送中”示威期间举行的2019年区议会选举中当选区议员，但因2020年“六四”事件周年“未经批准集结”案被判刑而丧失议员资格。黄之锋也曾尝试参选，但被特区政府的选举主任认定香港众志所主张的香港前途“民主自决”包含了“港独”选项，宣布其提名无效。

2. 泛民老手

传统泛民主派的不少成员也有参与这次初选，并因此成为被告人。这包括前民主党人区诺轩、柯耀林，民主党前主席胡志伟、党员黄碧云、尹兆坚、林卓廷，民主党党员兼民主动力召集人赵家贤，现已解散的公民党党员毛孟静、谭文豪、郭家麒、杨岳桥、郑达鸿，民主民生协进会（民协）党员何启明、施德来，社会民主连线（社民连）党员“长毛”梁国雄，人民力量党（人力）前主席陈志全、前副主席谭得志，以及已解散的新民主同盟成员范国威、钟锦麟。

这群被告人当中，区诺轩、毛孟静、黄碧云、谭文豪、胡志伟、尹兆坚、郭家麒、杨岳桥、陈志全、林卓廷、范国威与梁国雄均曾任立法会议员，甚或兼任区议员。其余除谭得志外均曾任区议员。

他们也各有不同的行业背景：毛孟静曾是记者与电视节目主持人；黄碧云博士曾长年担任大学讲师；谭文豪曾是国泰航空公司飞行员（机师）；郭家麒是泌尿外科医生；杨岳桥是大律师；林卓廷曾任廉政公署调查主任；“慢必”陈志全与“快必”谭得志曾是广播电台主持人组合，而陈志全又曾是香港立法会唯一一位公开的同性恋者兼性小众（LGBTQ+）维权活动人士。

区诺轩曾任民间人权阵线（民阵）召集人，即民主派年度“七·一”游行主办单位领袖。

3. 社运青年

梁晃维、彭卓棋、岑子杰、刘泽锋、朱凯廸、吴敏儿、谭凯邦、刘颕匡、吕智恒、王百羽和余慧明，他们并非政治新手，但在这场初选之前，他们主要的“战线”是各式各样的社会运动，当中包括被视为“本土派”的人物。

余慧明是原医管局员工阵线主席。在“反送中”抗议后期，香港出现了短暂的组织工会潮，医管局员工阵线便是其中之一。示威前不久从特区政府医院管理局护士转职医疗信息部门助理行政主任的余慧明遇上新冠疫情来袭，领导公立医院医护罢工抗议政府防疫政策，因而受到大众注意。

吴敏儿也是来自工运背景。她本是英国航空公司（British Airways）香港工会领袖，也因此加入民主派阵营的香港职工会联盟（职工盟），和相关联的香港工党。2017年10月英航遣散香港基地员工后，失去空中乘务员工作的吴敏儿留在职工盟并当上主席，直到2021年3月因参与初选被捕收押而辞任。

岑子杰是社民连成员，在“反送中”示威期间担任民间人权阵线召集人，“反送中”示威初期多场大规模游行也是由民阵所策划。岑子杰也是一位LGBTQ+平权活动人士。

前立法会议员朱凯廸曾任记者，及后长期从事乡郊保育等社会运动，包括反对兴建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反对清拆中环旧天星码头与皇后码头等。2016年立法会选举中以地方直选得票最高候选人“票王”的姿态进入议会，并成立“朱凯廸新西团队”推展工作。岑敖晖便是作为该团队成员参选区议会。

刘颕匡在大学时期已有组织本土派团体，2016年立法会宣誓风波中本土派政团青年新政核心成员梁颂恒、游蕙祯被撤销议员资格，刘颕匡欲参加2018年3月的补选，竞逐梁颂恒空出的席位，获对方支持，但最终被选举主任裁定提名无效。他后来因参与“反送中”示威期间7月1日冲击立法会事件，被法院以暴动罪判囚4年5个月20天。

4. 政治“素人”

“雨伞运动”促使一些人投身民主派政治活动，“反送中”示威也是一样，而且他们不一定是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在47名初选案被告人中，李嘉达、张可森、伍健伟、何桂蓝、邹家成、林景楠、李予信、冯达浚和刘伟聪要算是这样的“素人”。

前实习护士邹家成在初选提名之际，与张可森、梁晃维发起签署《墨落无悔》声明书，内容包括承诺运用否决政府财政预算案等立法会议员权力，“迫使特首回应五大诉求”。控方在庭上指出，47名被告人中，42人为初选参选人，其中33人签署了该声明书。否决预算案是控方指控各人犯罪的重点。

何桂蓝先后为BBC中文与《立场新闻》等媒体担任记者。“反送中”示威元朗“7·21”袭击事件中，何桂蓝为《立场新闻》作社交媒体直播报道时遇袭，被网民称为“立场姐姐”。她在庭上作供时认同这个称号带来了很大的政治能量，而她参选是希望给示威运动获取民意授权。何桂蓝认同自己属于抗争派，而在初选拉票期间，她与袁嘉蔚、黄之锋、朱凯廸、岑敖晖和张昆阳等合作宣传。

冯达浚在“反送中”示威期间参加2019年区议会选举失败，但同时由他创办的网络媒体《加山传播》在2021与2022年最后两届由香港外国记者会、香港记者协会与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主办的人权新闻奖中得奖。冯达浚因47人案被捕后先后向西九龙裁判法院与高等法院申请保释候审被拒，高等法院在判决书中认定已在《香港国安法》颁布后停运的《加山传播》为“宣扬煽动思想平台”。

刘伟聪是16名不认罪被告人当中，坐在律师席上而非犯人栏内的唯一一人——身为大律师并曾任职暂委裁判官的他选择自辩。他曾为“伞运”后一些示威抗议案件的被告人，以至于《香港国安法》首案被告人唐英杰出庭辩护，庭上作供时称受友人启发而参与2019年区议会选举并当选，而他所代表的一起2016年春节旺角冲突案件上诉失败，驱使他决定参选立法会。

林景楠2015年任职海关关员时因参加“反水客”示威被投诉而被特区政府解雇，继而与泰国人妻子创办阿布泰国生活百货连锁（阿布泰）。阿布泰曾于“反送中”示威期间响应罢市，又在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初期口罩供应紧张之际自泰国进货，并优先售予医管局和边境管制人员优先购买，打响了林景楠的知名度。

林景楠因参选初选被起诉，后来转任“污点证人”，并公开声明支持特区政府“说好香港故事”倡议。此后阿布泰获个别建制派政治人物公开支持，但同时遭支持“反送中”示威的“黄丝”阵营抵制，开始出现经营问题，最终在2023年8月被泰国连锁超市BigC全面收购。

在2021年1月搜捕中被香港国安警察拘捕的55人当中，八人至今未被起诉。这包括原民主动力美籍司库关尚义律师（John Clancey），前立法会议员李国麟、邝俊宇、涂谨申，前护士训练学校校长袁伟杰、护士工会干事刘凯文，残疾人权益维权活动人士李芝融和印度裔社工安德里（Alterin Jeffrey Andrews）。以上除关尚义外，均为初选参选人。

承办初选点票工作的香港民意研究所及其总监钟庭耀博士的住所也同时遭国安警察搜查，及后未被进一步追究。香港民研副行政总裁钟剑华博士于2022年4月移居英国，他发文称“不愿作逃兵，无奈需避秦”。

三位初选参选人于搜捕前离开香港并宣布流亡，包括民主党前立法会议员、区议员许智峯，原香港众志创党主席兼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和学生活动人士张昆阳。目前罗冠聪在英国接受政治庇护，许智峯居于澳大利亚并取得律师执业资格，张昆阳居于美国。

2023年7月与12月，香港国安警察先后宣布通缉12名身处海外的政治活动人士，其中便包括了许智峯、罗冠聪和张昆阳。香港警察悬红每人100万港元（12.77万美元；92.51万元人民币；416.74万元新台币）通缉各人。

香港民主派反對特區政府提出《逃犯條例》修訂草案，是日第三度遊行，主辦方稱約103萬人參加，中國香港警察稱最高峰時有24萬人，兩個數字都是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以來遊行人數的新高。遊行結束後有示威者與警察衝突，多人被捕。這被視為「反送中」示威全面爆發的開始。

12月10日，香港《蘋果日報》刊登戴耀廷文章《立會過半走向真普選重要一步》。戴耀廷隨後陸續在香港與台灣兩地《蘋果日報》以及社交媒體上發表更多文章，闡述讓民主派取得立法會過半數議席，舉行初選，以及與政府和對立陣營「攬炒」（玉石俱焚）的理念。

戴耀廷及其支持者陸續約見其他民主派領袖，遊說他們支持、協助籌辦和參與初選，以協調9月份立法會選舉參選人選。此後初選主辦方按照立法會選區舉行了多次協調會議。

吳政亨以「李伯盧」的網絡身份發起「三投三不投」運動

2020年3月19日

吳政亨以網名「李伯盧」發起「三投三不投」運動，並在網上和街頭開展連署宣傳。「三投三不投」即呼籲香港選民參與民主派初選與立法會正式選舉的投票，把票投給初選勝出者；不給不支持、不參與初選，還有不遵守初選規則的人投票。

《墨落無悔》聲明書問世

2020年6月10日

鄒家成、張可森、梁晃維聯名透過社交媒體平台公佈《墨落無悔 堅定抗爭 抗爭派立場聲明書》，呼籲有意參與初選者簽署。

聲明內容包括：

「我認同『五大訴求，缺一不可』。我會運用基本法賦予立法會的權力，包括否決財政預算案，迫使特首回應五大訴求，撤銷所有抗爭者控罪，令相關人士為警暴問責，並重啟政改達致雙普選。」

「我認同若支持度跌出預計可得議席範圍，須表明停止選舉工程。」

初選接受提名

2020年6月13日

初選機制接受參選提名，各泛民主派政黨陸續公佈參選名單，無黨派參選人也陸續公佈參選意願。戴耀廷在提名前表示，熱血公民是唯一拒絕參與初選機制的民主派政團。

香港政治活動人士周庭、黃耀明、何韻詩與王宗堯在一處街頭宣傳點為民主派立法會初選參選人袁嘉蔚、岑敖輝、朱凱廸與黃之鋒站台（11/7/2020）治標準時間15:00）

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香港國安法》，將「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恐怖活動」與「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列為刑事犯罪行為。國家主席習近平隨即簽署主席令頒布該法，中國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當晚簽署相關法律公告，並刊發政府憲報號外，宣布該法自23:00起生效。

初選舉行投票

2020年7月11至12日

初選投票一連兩天舉行。在新冠疫情下，多處投票點仍有大量民眾排隊，參與這場沒有法律約束力的「民主派35+公民投票」，從44張參選名單共73名候選人中，選出其中30張名單參加立法會選舉。兩天下來共60.68萬人參與投票。這場初選的勝出者多為新晉「本土派」活動人士。特區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衞在投票舉行前警告，初選或會違反特區選舉法律以至於《香港國安法》。

谢选骏指出：在“国安法”的压力之下，香港正在遭受21世纪的炮烙酷刑——

网文《炮烙》报道：

炮烙[páo luò]，中国古代酷刑。古代最残忍的酷刑“炮烙之刑”，将人活活烫死，场面惨不忍睹！

古代酷刑“炮烙”，真是太残忍了，不得不说古人心肠真硬啊！

万万没想到，古代人受过的“炮烙”之刑，如今被用在牛马身上！

揭秘古代最残酷的酷刑：炮烙之刑，生烫活人，场景惊心动魄！

满清十大酷刑“炮烙”，犯人绑在烧红的铜柱上，严重的危及生命！

古代酷刑“炮烙”的一种，看完鸡皮疙瘩出来了，古人真狠！

古代十大酷刑之一“炮烙”，轻者会皮开肉绽，重者会危及生命！

古代酷刑“炮烙”，这样的刑罚对女人真残忍啊，简直不忍直视！

酷刑之炮烙之刑的起源

商朝恐怖酷刑之炮烙，几秒钟之内便可将人烧成灰烬，简直惨无人道！

炮烙，中国古代酷刑，亦称炮格。殷纣王所创。《史记·殷本纪》曰：“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炊炭其下，使罪人步其上”。《列女传》释日：“膏铜柱，下加之炭，令有罪者行焉，辄堕炭中，妲己笑，名曰炮烙之刑”。即堆炭架烧铜柱，令人行走其上，以致落火被焚身亡。

炮烙之刑在明代神妖小说《封神演义》中，被作者改为“苏妲己”所创（实为九尾狐狸精上身）。

词语解释

1、相传是殷纣王所用的一种酷刑。《荀子·议兵》：“ 纣刳比干，囚箕子，为炮烙刑。”《史记·殷本纪》：“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格之法。”裴駰集解引《列女传》：“膏铜柱，下加之炭，令有罪者行焉，辄堕炭中。妲己笑，名曰炮烙之刑。”《隋书·刑法志》：“若纣能遵成汤 ，不造炮烙，设刑兼礼，守位依仁，则西伯敛辔，化为田叟。”

2、指用烧红的铁烙人的刑罚。 清孔尚任《桃花扇·归山》：“俺正要省约法，画狱牢，那知他铸刑书，加炮烙。” 清蒲松龄《聊斋志异·二商》：“盗破扉，执大商及妇，炮烙之。”鲁迅《彷徨·祝福》：“她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

3、用以比喻难以忍受的痛苦。 宋苏辙《历代论·孙仲谋》：“吴越之民陷于炮烙之地，国随以亡。”

4、古代烤肉用的铜格。《韩非子·喻老》：“ 纣为肉圃，设炮烙，登糟丘，临酒池。”俞樾《诸子平议·韩非子》：“盖为铜格，布火其下，欲食者於肉圃取肉，置格上炮而食之也。”

历史典故

关于炮烙之刑，古史传说和史籍上都说是殷纣王所为，也就是说，是发生在纪元前十一世纪的商朝末年的事。《荀子·议兵》记云:“纣刳比干，囚箕子，为炮烙刑。”《韩非子·喻老》记云:“纣为肉圃，设炮烙，登糟邱，临酒池。”都说炮烙之刑是殷纣王干的事，而并非是发生在纪元前十八世纪的夏朝的事。其中《韩非子》所说的“设炮烙”之“设”字，更有点明炮烙之刑乃殷纣王所发明之意。炮烙之刑起源于纣王时期，由妲己发明。电视版的《封神榜》里炮烙之刑为绑在烧红的柱子上忍受烫火的煎熬，实则不然。故事要从一场阵雨后说起。纣王和妲己在森林里郊游，恰逢阵雨过后，有一棵树被雷劈倒且燃着火焰，但奇怪的是，却有很多蚂蚁从树的一头通往另一头，受不了烫的蚂蚁便从树上掉了下去跌进火里，纣王只觉得蚂蚁笨，没什么好看的，但妲己却从这一现象里想出了惨绝人寰的炮烙之刑。

司马迁写《史记》时，采择上古传说、鉴别史料，是非常慎重、谨严的。在《夏本纪》中，关于夏桀的恶行，他只写了“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不堪”一句，没有说夏桀发明或使用炮烙之刑。但在《殷本纪》中，他则明确写上了：“纣乃重刑辟，有炮格之法”。炮格即炮烙。

清代著名法学家沈家本，在他的名著《历代刑法考》中，详考了历代的刑法状况。考证的结果是什么呢？在夏朝一节，他列了四个条目，曰“五刑”、“肉刑”、“赎刑”、“孥戮”，每一条目的内容里，都没有炮烙之刑。但在商朝一节，他明确地列出了“炮烙”这一条目，条目下所引的证据，就是《史记·殷本纪》所载的“纣乃重刑辟，有炮格之法”。

小说章节

《封神演义》第六回

诗曰：

纣王无道杀忠贤，酷惨奇冤触上天。

侠烈尽随灰烬灭；妖氛偏向禁宫旋。

朝歌艳曲飞檀板；暮宴龙涎吐碧烟。

取次催残黄耇散，孤魂无计返家园。

话说纣王见惊坏了妲己，慌忙无措，即传旨命侍御官，将此宝剑立刻焚毁。不知此剑莫非松树削成，经不得火，立时焚尽。侍御官回旨。妲己见焚了此剑，妖光复长，依旧精神。正是，有诗为证，诗曰：

火焚宝剑智何庸，妖气依然透九重。

可惜商都成画饼，五更残月晓霜浓。

妲己依旧侍君，摆宴在宫中欢饮。

且说此时云中子尚不曾回终南山，还在朝歌，忽见妖光复起，冲照宫闱，云中子点首叹曰：“我只欲以此剑镇灭妖氛，稍延成汤脉络，孰知大数已去，将我此剑焚毁。一则是成汤合灭；二则是周国当兴；三则神仙遭逢大劫；四则姜子牙合受人间富贵；五则有诸神欲讨封号。罢，罢，罢，也是贫道下山一场，留下二十四字，以验后人。”云中子取文房四宝，留笔迹在司天台杜太师照墙上。诗曰：

“妖氛秽乱宫庭，圣德播扬西土。

要知血染朝歌，戊午岁中甲子。”

云中子题罢，径回终南山去了。

且言朝歌百姓见道人在照墙上吟诗，俱来看念，不解其意。人烟拥挤，聚积不散。正看之间，只见太师杜元铣回朝。只见许多人围绕府前，两边侍从人喝开。太师问：“甚么事？”管府门役禀：“老爷，有一道人在照墙上吟诗，故此众人来看。”杜太师在马上看见，是二十四字，其意颇深，一时难解；命门役将水洗了。太师进府，将二十四字细细推详，穷究幽微，终是莫解。暗想：“此必是前日进朝献剑道人，说妖气旋绕宫闱，此事到有些着落。连日我夜观乾象，见妖气日盛，旋绕禁闼，定有不祥，故留此钤记。目今天子荒淫，不理朝政；权奸蠹惑，天愁民怨，眼见兴衰。我等受先帝重恩，安忍坐视？见朝中文武，个个忧思，人人危惧，不若乘此具一本章，力谏天子，尽其臣书，非是买直沽名，实为国家治乱。”杜元铣当夜修成疏章，次日至文书房，不知是何人看本。今日却是首相商容。元铣大喜，上前见礼，叫曰：“老丞相，昨夜元铣观司天台，妖氛累贯深宫，灾殃立见，天下事可知矣。主上国政不修，朝纲不理，朝欢暮乐，荒淫酒色，宗庙社稷所关，治乱所系，非同小可，岂得坐视。今特具谏章，上于天子。敢劳丞相将此本转达天庭。丞相意下如何？”商容听言，曰：“太师既有本章，老夫岂有坐视不理。只连日天子不御殿庭，难于面奏。今日老夫与太师进内庭见驾面奏，何如？”商容进九间大殿，过龙德殿、显庆殿、嘉善殿，再过分宫楼。商容见奉御官。奉御官口称：“老丞相，寿仙宫乃禁闼所在，圣躬寝室，外臣不得进此！”商容“商容何事进内见朕？但他虽有外官，乃三世之老臣也，可以进见。”命：“宣！”商容进宫，口称“陛下”，俯伏阶前。王曰：“丞相有甚紧急奏章，特进宫中见朕？”商容启奏：“执掌司天台首官杜元铣，昨夜观乾象，见妖气照笼金阙，灾殃立见。元铣乃三世之老臣，陛下之股肱，不忍坐视。且陛下何事，日不设朝，不理国事，端坐深宫，使百官日夜忧思。今臣等不避斧钺之诛，干冒天威，非为沽直，乞垂天听。”将本献上。两边侍御官接本在案。纣王展开观看：“具疏臣执掌司天台官杜元铣奏，为保国安民，靖魅除妖，以隆宗社事：臣闻国家将兴，祯祥必现；国家将亡，妖孽必生。臣元铣夜观乾象，见怪雾不祥，妖光绕于内殿，惨气笼罩深宫。陛下前日躬临大殿，有终南山云中子见妖氛贯于宫闱，特进木剑，镇压妖魅。闻陛下火焚木剑，不听大贤之言，致使妖氛复成，日盛一日，冲霄贯斗，祸患不小。臣切思：自苏护进贵人之后，陛下朝纲无纪，御案生尘。丹墀下百草生芽，御阶前苔痕长绿。朝政紊乱，百官失望。臣等难近天颜。陛下贪恋美色，日夕欢娱。君臣不会，如云蔽日。何日得睹赓歌喜起之隆，再见太平天日也？臣不避斧钺，冒死上言，稍尽臣节。如果臣言不谬，望陛下早下御音，速赐施行。臣等不胜惶悚待命之至！谨具疏以闻。”

纣王看毕，自思：“言之甚善。只因本中具有云中子除妖之事，前日几乎把苏美人险丧性命，托天庇佑，焚剑方安；今日又言妖氛在宫闱之地！”纣王回首问妲己曰：“杜元铣上书，又提妖魅相侵，此言果是何故？”妲己上前跪而奏曰：“前日云中子乃方外术士，假捏妖言，蔽惑圣聪，摇乱万民，此是妖言乱国；今杜元铣又假此为题，皆是朋党惑众，驾言生事。百姓至愚，一听此妖言，不慌者自慌，不乱者自乱，致使百姓皇皇，莫能自安，自然生乱。究其始，皆自此无稽之言惑之也。故凡妖言惑众者，杀无赦！”纣王曰：“美人言之极当！传朕旨意：把杜元铣枭首示众，以戒妖言！”首相商容曰：“陛下，此事不可！元铣乃三世老臣，素秉忠良，真心为国，沥血披肝，无非朝怀恨主之恩，暮思酬君之德，一片苦心，不得已而言之。况且职受司天，验照吉凶，若按而不奏，恐有司参论。今以直谏，陛下反赐其死，元铣虽死不辞，以命报君，就归冥下，自分得其死所。只恐四百文武之中，各有不平元铣无辜受戮。望陛下原其忠心，怜而赦之。”王曰：“丞相不知，若不斩元铣，诬言终无已时，致令百姓皇皇，无有宁宇矣。”商容欲待再谏，争奈纣王不从，令奉御官送商容出宫。奉御官逼令而行，商容不得已，只得出来。及到文书房，见杜太师俟候命下，不知有杀身之祸。旨意已下：“杜元铣妖言惑众，拿下枭首，以正国法。”奉御官宣读驾帖毕，不由分说，将杜元铣摘去衣服，绳缠索绑，拿出午门。方至九龙桥，只见一位大夫，身穿大红袍，乃梅伯也。伯见杜太师绑缚而来，向前问曰：“太师得何罪如此？”元铣曰：“天子失政，吾等上本内庭，言妖气累贯于宫中，灾星立变于天下。首相转达，有犯天颜。君赐臣死，不敢违旨。梅先生，‘功名’二字，化作灰尘；数载丹心，竟成冰冷！”梅伯听言：“两边的，且住了。”竟至九龙桥边，适逢首相商容。梅伯曰：“请问丞相，杜太师有何罪犯君，特赐其死？”商容曰：“元铣本章实为朝廷，因妖氛绕于禁阙，怪气照于宫闱。当今听苏美人之言，坐以“妖言惑众，惊慌万民’之罪。老夫苦谏，天子不从。如之奈何！”梅伯听罢，只气得“五灵神暴躁，三味火烧胸”：“老丞相燮理阴阳，调和鼎鼐，奸者即斩，佞者即诛，贤者即荐，能者即褒，君正而首相无言，君不正以直言谏主。今天子无辜而杀大臣，似丞相这等钳口不言，委之无奈，是重一己之功名，轻朝内之股肱，怕死贪生，爱血肉之微躯，惧君王之刑典，皆非丞相之所为也！”叫：“两边，且住了！待我与丞相面君！”梅伯携商容过大殿，径进内庭。伯乃外官，及至寿仙宫门首，便自俯伏。奉御官启奏：“商容、梅伯候旨。”王曰：“商容乃三世之老臣，进内可赦；梅伯擅进内廷，不尊国法。”传旨：“宣！”商容在前，梅伯随后，进宫俯伏。王问曰：“二卿有何奏章？”梅伯口称：“陛下！臣梅伯具疏，杜元铣何事干犯国法，致于赐死？”王曰：“杜元铣与方士通谋，架捏妖言，摇惑军民，播乱朝政，污蔑朝廷。身为大臣，不思报国酬恩，而反诈言妖魅，蒙蔽欺君，津法当诛，除奸剿佞不为过耳。”梅伯听纣王之言，不觉厉声奏曰：“臣闻尧王治天下，应天而顺人；言听于文官，计从于武将，一日一朝，共谈安民治国之道；去谗远色，共乐太平。今陛下半载不朝，乐于深宫，朝朝饮宴，夜夜欢娱，不理朝政，不容谏章。臣闻‘君如腹心，臣如手足’，心正则手足正，心不正则手足歪邪。古语有云：‘臣正君邪，国患难治。’杜元铣乃治世之忠良。陛下若斩元铣而废先王之大臣，听艳妃之言，有伤国家之梁栋，臣愿主公赦杜元铣毫末之生，使文武仰圣君之大德。”纣王听言，“梅伯与元铣一党，违法进宫，不分内外，本当与元铣一例典型，奈前侍朕有劳，姑免其罪，削其上大夫，永不序用！”梅伯厉声大言曰：“昏君听妲己之言，失君臣之义，今斩元铣，岂是斩元铣，实斩朝歌万民！今罢梅伯之职，轻如灰尘。这何足惜！但不忍成汤数百年基业丧于昏君之手！今闻太师北征，朝纲无统，百事混淆。昏君日听谗佞之臣，左右蔽惑，与妲己在深宫，日夜荒淫，眼见天下变乱，臣无面见先帝于黄壤也！”纣王大怒，着奉御官：“把梅伯拿下去，用金瓜击顶！”两边才待动手，妲己曰：“妾有奏章。”王曰：“美人有何奏朕？”——“妾启主公：人臣立殿，张眉竖目，詈语侮君，大逆不道，乱伦反常，非一死可赎者也。且将梅伯权禁囹圄，妾治一刑，杜狡臣之渎奏，除邪言之乱正。”纣王问曰：“此刑何样？”妲己曰：“此刑约高二丈，圆八尺，上、中、下用三火门，将铜造成，如铜柱一般；里边用炭火烧红。却将妖言惑众、利口侮君、不尊法度、无事妄生谏章、与诸般违法者，跣剥官服，将铁索缠身，裹围铜柱之上，只炮烙四肢筋骨，不须臾，烟尽骨消，尽成灰烬。此刑名曰‘炮烙’。若无此酷刑，奸猾之臣，沽名之辈，尽玩法纪，皆不知戒惧。”纣王曰：“美人之法，可谓尽善尽美！”即命传旨：“将杜元铣枭首示众，以戒妖言；将梅柏禁于囹圄。”又传旨意，照样造炮烙刑具，限作速完成。首相商容观纣王将行无道，任信妲己，竟造炮烙，在寿仙宫前叹曰：“今观天下大事去矣！只是成汤懋敬厥德，一片小心，承天永命，岂知传至当今天子，一旦无道。眼见七庙不守，社稷丘墟。我何忍见！”又听妲己造炮烙之刑，商容俯伏奏曰：“臣启陛下：天下大事已定，国家万事康宁。老臣衰朽，不堪重任，恐失于颠倒，得罪于陛下，恳乞念臣侍君三世，数载揆席，实槐素餐，陛下虽不即赐罢斥，其如臣之庸老何。望陛下赦臣之残躯，放归田里，得含哺鼓腹于光天之下，皆陛下所赐之余年也。”纣王见商容辞官，不居相位，王慰劳曰：“卿虽暮年，尚自矍铄，无奈卿苦苦固辞，但卿朝纲劳苦，数载殷勤，朕甚不忍。”即命随侍官：“传朕旨意，点文官二员，四表礼，送卿荣归故里。仍著本地方官不时存问。”商容谢恩出朝。

不一时，百官俱知首相商容致政荣归，各来远送。当有黄飞虎、比干、微子、箕子、微子启、微子衍各官，俱在十里长亭饯别。商容见百官在长亭等候，只得下马。只见七位亲王，把手一举：“老丞相今日固是荣归，你为一国元老，如何下得这般毒意，就把成汤社稷抛弃一旁，扬鞭而去，于心安乎！”商容泣而言曰：“列位殿下，众位先生，商容纵粉骨碎身，难报国恩，这一死何足为惜，而偷安苟免。今天子信任妲己，无端造恶，制造炮烙酷刑，拒谏杀忠，商容力谏不听，又不能挽回圣意。不日天愁民怨，祸乱自生，商容进不足以辅君，死适足以彰过，不得已让位待罪，俟贤才俊彦，大展经纶，以救祸乱，此容本心，非敢远君而先身谋也。列位殿下所赐，商容立饮一杯。此别料还有会期。”乃持杯作诗一首，以志后会之期。诗曰：

“蒙君十里送归程，把酒长亭泪已倾。

回首天颜成福世，归来〈亩犬〉亩祝神京。

丹心难化龙逢血；赤日空消夏桀名。

几度话来多悒怏，何年重诉别离情？”

商容作诗已毕，百官无不酒泪而别。商容上马前去，各官俱进朝歌。不表。

话言纣王在宫欢乐，朝政荒乱。不一日，监造炮烙官启奏功完。纣王大悦，问妲己曰：“铜柱造完，如何处置”妲己命取来过目。监造官将炮烙铜柱推来：黄邓邓的高二丈，圆八尺，三层火门，下有二滚盘，推动好行。纣王观之，指妲己而笑曰：“美人神传，秘授奇法，真治世之宝！待朕明日临朝，先将梅伯炮烙殿前，使百官知惧，自不敢阻挠新法，草牍烦扰。”一宿不题。

次日，纣王设朝，钟鼓齐鸣，聚两班文武朝贺已毕。武成王黄飞虎见殿东二十根大铜柱，不知此物新设何用。王曰：“传旨把梅伯拿出！”执殿官去拿梅伯。纣王命把炮烙铜柱推来，将三层火门用炭架起，又用巨扇扇那炭火，把一根铜柱火烧的通红。众官不知其故。午门官启奏：“梅伯已至午门。”王曰：“拿来！”两班文武看梅伯垢面蓬头，身穿缟素，上殿跪下，口称：“臣梅伯参见陛下。”纣王曰：“匹夫！你看看此物是甚么东西？”梅大夫观看，不知此物，对曰：“臣不知此物。”纣王笑曰：“你只知内殿侮君，仗你利口，诬言毁吧。朕躬治此新刑，名曰‘炮烙’。匹夫！今日九回殿前炮烙你，教你筋骨成灰！使狂妄之徒，如侮谤人君者，以梅伯为例耳。”梅伯听言，大叫，骂曰：“昏君！梅伯死轻如鸿毛，有何惜哉？我梅伯官居上大夫，三朝旧臣，今得何罪，遭此惨刑？只是可怜成汤天下，丧于昏君之手！久以后将何面目见汝之先王耳！”纣王大怒，将梅伯剥去衣服，赤身将铁索绑缚其手足，抱住铜柱。可怜梅伯，大叫一声，其气已绝。只见九间殿上烙得皮肤筋骨，臭不可闻，不一时化为灰烬。可怜一片忠心，半生赤胆，直言谏君，遭此惨祸！正是：一点丹心归大海，芳名留得万年扬。后人看此，有诗叹曰：

血肉残躯尽化灰，丹心耿耿烛三台。

生平正直无偏党，死后英魂亦壮哉。

烈焰俱随亡国尽，芳名多傍史官栽。

可怜太白悬旗日，怎似先生叹隽才？

话说纣王将梅伯炮烙在九间大殿之前，阻塞忠良谏诤之口，以为新刑稀奇；但不知两班文武观见此刑，梅伯惨死，无不恐惧，人人有退缩之心，个个有不为官之意。纣王驾回寿仙宫。不表。

且言众大臣俱至午门外，内有微子、箕子、比干对武成王黄飞虎曰：“天下荒荒，北海动摇，闻太师为国远征，不意天子任信妲己，造此炮烙之刑，残害忠良，若使播扬四方，天下诸侯闻知，如之奈何！”黄飞虎闻言，将五柳长须捻在手内，大怒曰：“三位殿下，据我未将看将起来，此炮烙不是炮烙大臣，乃烙的是纣王江山，炮的是成汤社稷。古云道得好：‘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今主上不行仁政，以非刑加上大夫，不出数年，必有祸乱。我等岂忍坐视败亡之理？”众官俱各各嗟叹而散，各归府宅。知

且言纣王回宫，妲己迎接圣驾。纣王下辇，携妲己手而言曰：“美人妙策，朕今日殿前炮烙了梅伯，使众臣俱不敢出头强谏，钳口结舌，唯唯而退。是此炮烙乃治国之奇宝也。”传旨：“设宴与美人贺功。”其时笙簧杂奏，箫管齐鸣。纣王与妲己在寿仙宫，百般作乐，无限欢娱，不觉樵楼鼓角二更，乐声不息。有阵风将此乐音送到中宫，姜皇后尚未寝，只听乐声聒耳，向左右宫人：“这时候那里作乐？”两边宫人答：“娘娘，这是寿仙宫苏美人与天子饮宴未散。”姜皇后叹曰：“昨闻天子信妲己，造炮烙，残害梅伯，惨不可言。我想这贱人，蛊惑圣聪，引诱人君，肆行不道。”即命乘辇，“待我往寿仙宫走一遭。”——看官，此一去，未免有娥眉见妒之意，只怕是非从此起，灾祸目前生。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网民嚎叫：

没有人道的刑罚——“炮烙之刑”。

古代的一种残酷刑具，后来演变成了一种生活用品被人们使用了千年！

历史战争活力创作者！

佩服商纣王的脑洞，看到蚂蚁被火烤竟发明了流传千年的炮烙之刑！

历史大爆炸！赞！

谢选骏指出：酷刑也有人点赞！这就是香港21世纪落入的悲催酷刑。

【74、香港拯救了台湾——台湾却不让香港人避难！】

《蔡英文，在美中之间“走钢索”》（JOHN LIU, AMY CHANG CHIEN, CHRIS HORTON, 孟建国 2023年4月3日）报道：

在以政治充满活力闻名的台湾，总统蔡英文是一位让人出乎意料的领导人。

与她关系密切的人形容她有学者素养和书生气息，蔡英文也以谨慎和低调说话方式著称。2016年，她吩咐手下的人不要声张她与即将上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一事，尽管那是几十年来台湾领导人首次与美国总统或总统当选人通话。（特朗普就没有那么慎重了。）

15年前，在升任民进党领导人时，人们曾认为她是个技术官僚，而不是变革型的政客。“许多评论人士认为蔡英文是个过渡性的、相对软弱的领导人，”当时的美国外交电报评估她在台湾政治中的地位时这样写道。

现年66岁的蔡英文将在明年结束第二个总统任期，她正在以世界上最重要领导人之一的身份进行卸任前可能的最后一次出访。身处中美巨大分歧的中心，她引导台湾周旋在世界上两个最强大国家的矛盾要求，中国声称要将台湾收复到自己的威权主义统治之下，美国则将民主的台湾视为与中国更广泛抗衡的一个方面。

蔡英文的行程包括与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的预期会晤，这次出访不是为了在外交上取得突破，而是为了在地缘政治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的时候巩固台湾在美国领导人心目中的地位。

“她不仅在美国人心目中，而且在世界其他地方都赢得了作为可靠对话者的地位。中国的宣传机器很难将她描绘成某种在所有事情上疯狂攻击中国的机器人，”美国第一政策研究所的中国政策方案主任叶望辉（Steve Yates）说。

在总统任上，蔡英文与美国建立起了台湾在近30年前完成民主转型以来最密切的关系，稳固了后者对台湾的非官方支持和提供武器的承诺。对其他没有正式承认台湾政府的国家——包括日本和一些欧洲国家来说，深化台美联系扩大了它们与台湾建立联系的空间。

面对中国政府日益好战的武力收复台湾要求，这为加强防御提供了最好的希望。蔡英文也已努力在抵抗中国的同时，不与这个位于台湾海峡对岸仅160公里的经济和军事巨人发生公开对抗。

据两名曾与她有密切工作关系的人说，蔡英文私下里将担任总统比作“走钢索”。她把德国前总理默克尔视为榜样，后者和她一样也来自学术界。

2011年12月，蔡英文（中）、马英九总统（左）和宋楚瑜在总统候选人的辩论会上。几周后，蔡英文败给了在任的马英九。

2011年12月，蔡英文（中）、马英九总统（左）和宋楚瑜在总统候选人的辩论会上。几周后，蔡英文败给了在任的马英九。 POOL PHOTO BY ADEN HSU

“她的群众魅力也不是大家所认为的是她的强项，可是她的治理、她的思考、她的决心跟她的决断，其实这才是治理现代国家里面，我们要看到的典型，”蔡英文在2015年接受电视采访时曾这样评价默克尔。

在这次行程中，蔡英文在纽约短暂停留时显得平静、放松，表露出一些她通常只在关系最密切的人面前才表现出来的揶揄式幽默。

蔡英文尖刻而又风趣地提到了中共对台湾的主权主张，她对出席一个会议的美国人说，“我的国内政治比你们的更难，因为我这边还有一个想参与政治的外加政党，”据哈德逊研究所的亚太安全项目主任帕特里克·柯罗宁回忆道，他出席了该研究所主办的这个闭门会议。

“这位台湾领导人在任上的七年里一直受到持续的压力和胁迫，但她乐观风趣，像一名老练的政客那样与她的美国听众沟通，”他说。

蔡英文2008年站出来担任她所在的民进党的领导人时，几乎无人与她竞争该职位。当时民进党刚在大选中失败，前总统陈水扁正在受到腐败调查，这两件事让该党陷入摇摇欲坠的境地。蔡英文稳住了情绪，并通过一项新的草根筹款活动，既解决了所需资源，又赢得了广泛支持。

她需要努力学习参与竞选活动，在台湾，竞选活动有时候需要在有激昂音乐助兴的大型集会上发表讲演。“她刚开始台语不太流利，也不太知道什么时候该上宣传车台上讲话，”蔡英文的长期助手刘建忻回忆说。

她找到了自己的风格，充分利用社交媒体与台湾年轻人建立更广泛的联系。她把与自己的猫“蔡想想”的合影放在广告里，引领了一个宠物政治的小潮流。

蔡英文还得克服台湾在地缘政治方面受到的怀疑。尽管她与华盛顿的许多人关系密切，但美国领导人不信任她所在的政党，部分原因是陈水扁喜欢发表激怒中国的激烈讲话，给美国改善中美关系的努力制造困难。

2011年，蔡英文作为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访美，向奥巴马政府介绍她对外交政策的看法。事后，一名未透露姓名的美国高级官员告诉英国《金融时报》，她让美国人对她维持台湾与北京关系稳定的能力和意愿有“明显的怀疑”，当时，台海关系正在马英九总统的领导下得到改善。来自美国的这种情绪帮助马英九在2012年的总统选举中获胜。

曾为她起草演讲稿的张之豪说，她从那次失败中吸取了教训，避免了公开发表任何可能被视为直接挑衅中国的言论。蔡英文在最终赢得2015年的总统大选前再次访问华盛顿时，她已为民进党塑造了一个具有连续性的愿景：在不激怒易爆的中美关系的情况下，不声张地努力巩固台湾的主权和自主地位。

“她想要push（推动）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的立场，push到最积极也不会让美国人失去了对他们的信任（的程度），”张之豪说。

这个策略帮助加强了美台关系。拜登总统已多次承诺，美国会在发生冲突时保卫台湾，这个说法超越了他的前任以及美国对台湾的正式承诺。（拜登每次这么说，白宫都会出来澄清，美国在发生冲突时是否会保卫台湾的问题上有意采取的战略模糊政策没有改变。）额外的军事支持和武器销售，以及美国官员访问台湾，都凸显了更紧密的美台关系。

“蔡英文一直是个直率的人——她事先已与美国进行了磋商，采纳了美国的许多建议，”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葛来仪（Bonnie Glaser）说。

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已变得更加困难。蔡英文在担任台湾大陆委员会主任期间曾与中国官员有过深厚的共事经历。她最初曾希望，虽然北京在传统上不信任民进党，因为后者接受的是台湾身份，而不是中国身份，但会与她的政府进行接触。

她在2016年的就职演说中曾寻求保留接触的可能性，承认两岸曾在1992年举行会谈，尽管没有承认中国官员和她的政治对手国民党后来声称在那次会谈中达成“九二共识”。虽然台湾对该共识的合法性存在争议，但北京已表示，那应该成为台海关系的基础。

部分是因为蔡英文在就职典礼前曾背地里与大陆进行过沟通，她以为，她承认举行了会谈就等于做出了让步。但中国官员回击称，蔡英文的就职演讲像是“一份没有完成的答卷”。蔡英文对这种不妥协态度感到震惊，据曾任美在台协会主席的薄瑞光（Raymond Burghardt），以及一名与该政府关系密切，但因为政治敏感性不愿具名的人士说。

这个经历影响了她对中国的态度。尽管谨慎行事，她仍找到了反击的机会。据总统府前发言人、蔡英文的长期助手林鹤明说，蔡英文的政府在2018年底得到情报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打算就台湾问题发表重要讲话。这个说法得到了熟悉此事的第三方证实，考虑到问题的政治敏感性，这名人士要求不具名。

2019年1月2日，习近平提出将对台湾采取一种新的“一国两制”方案。“一国两制”是北京对香港的安排，即香港由中国控制，但理论上赋予香港广泛的权力和内政自治。

几个小时后，蔡英文表示不接受这个方案：“我要重申，台湾绝不会接受‘一国两制’，绝大多数台湾民意也坚决反对‘一国两制’，而这也是‘台湾共识’。”

她的社交媒体团队在网上传播了这个信息。他们把她的反驳制成了一张中英文的网络海报。其他的支持者将其翻译成了近40种语言。

“中国对蔡总统如何把她的讯息传到国际上社群觉得非常困惑，”前发言人林鹤明说。

北京排挤蔡英文的做法从某些方面来看是弄巧成拙。没有了谈判的可能，习近平在赢得台湾人心上几乎没有什么可选渠道。中国最近的对台政策包括经济胁迫、官媒和官员发出威胁，以及通过向台湾附近增派战斗机和轰炸机进行军事恐吓。

这种姿态帮助蔡英文实现了其政策目标。美国众议院前议长佩洛西去年访问了台湾，她是25年来访台级别最高的美国官员，佩洛西访台后，中国环绕台湾岛进行了大规模军事演习。这种对抗做法，加上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提高了人们对中国可能发动武力攻击的警惕和有必要做好准备的共识，让蔡英文能够将强制兵役服役期从四个月延长到一年。

尽管如此，美国政府中仍有许多人对台湾的准备表示担心。虽然蔡英文可以指出她在国内取得的成就，包括养老金改革、有效地新冠疫情管控措施，以及将同性婚姻合法化，但她加强台湾国防能力的努力一直进展缓慢。

蔡英文必须在明年第二个任期结束时卸任。考虑到台湾争吵不休的政治，她的继任者不太可能有她的那种自我约束力，这会使本已危险的台湾边缘政策游戏变得更加危险，美在台协会主席薄瑞光说。

“我觉得我们会想念她，”他说。“一个现实问题是中国人是否会想念她。他们会不会觉得，如果一个不那么谨慎的人在她卸任后担任总统的话，是否有可能促使他们也不那么谨慎。这是个有关未来的大问题。”

谢选骏指出：上文巧言令色，隐瞒了一个事实——如果没有香港2019年“六四屠杀三十周年”扩大激发了“反送中运动”，在反对党压力下节节败退的蔡英文根本不可能连选连任。事实是香港拯救了台湾——但是到后来台湾却不让香港人避难！在这方面，民进党的表现一点也不比国民党稍好。他们的短视与自私，一定会反弹到自己身上，自食其果，而且是自食恶果。美国前任国务卿“破棉袄”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现在还想竞选2024年的总统职务，如此没有担当的人，可能成功吗？尽管，破棉袄成功瘦身，犹如蔡英文伪造学历。

【75、英国鬼子背后捅了香港一刀】

《中资收购英国200mm晶圆厂的多重解读》（BBC 2021年7月7日）报道：

英国新港晶圆厂（NWF）主产200mm（8英寸）纯硅和合成晶圆

中国半导体企业闻泰科技（Wingtech）麾下的全资子公司荷兰安世半导体（Nexperia）收购英国最大主产200mm晶圆的威尔士新港晶圆厂（NWF）的消息引发争议和抗议。

在美中全面竞争加剧的今天，作为美国传统盟友的英国，从“被迫”排除华为5G技术到允许中资收购半导体企业，被批评人士认为是现政府以及英国企业界为了短期经济利益不顾国家安全利益的又一实例。

与此同时也有分析指出，英中关系历经香港强行实施国安法和随之而来的一系列争端，已经很难再回到2015习近平访问时的“黄金时代”了，但是英国政府或许也试图在“脱钩”与合作之间寻找一条各方均可接受的道路。

中资收购的争议

英国议会下院外交委员会兼中国研究小组主席图根哈特（Tom Tugendhat）对BBC中文表示，他对政府没有启动国家安全与投资法案对这起中资收购案进行审核感到震惊。图根哈特解释说，不久前在英国举行的G7峰会期间，各国领导人共同宣言中明文表述了希望强化全球供应链安全，特别是半导体之类关键工业品的供应链，而允许中资收购半导体生产厂等于公然“违背了G7峰会承诺”。他说：“半导体工业归属于国家安全与投资法案的管辖范畴”。他还指出，中国政府有利用经济和科技力量增强自身“地缘政治杠杆力”的先例，因此英国政府此举令人费解。

英国主要媒体也纷纷对政府顺利允许中资收购半导体厂的决定提出质疑。此外，美国国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也有议员对英国不干涉中资收购的决定表示不解和不满。

不过，英国商务、能源和工业大臣库尔滕（Kwasi Kwarteng）则通过一份公开声明表示，政府方面会“密切关注事态发展”，但是“并不认为现在是政府应该介入的时机”。

全球六成300mm晶圆来自韩国和台湾，200mm晶圆已经属于“老科技”

英中竞争与合作

有分析人士指出，自从美中关系交恶，以及北京单方“撕毁”英中联合声明，在香港强行实施国安法以来，英国政府就面对着如何平衡美国压力，国内政界日益高涨要求与中国脱钩呼声，以及国内脱欧之后国内商界仍希望继续扩展与中国经贸交流的多方压力问题。

批评人士指出，在华为5G问题上，英国政府表现就犹豫不决——先批准，复审之后再决定“部分使用”，最终在先内外巨大压力下又作出彻底排除的决定，前后几次变更。

在英国政界，特别是保守党内部很多实力派政客高调要求政府重新审核与中国关系的同时，英国商界则继续有很多声音希望继续维系双边经贸关系。

北京新任驻英国大使郑泽光近日就在他的官发推特上发布了与英国48家集团代表会晤的推文，并呼吁与会者继续帮助推进经中英贸合作。48家集团（48 Group Club），1954年初建时代表当时48家最早与中国大陆展开贸易往来的英国企业，并被北京称为“老朋友”。48家集团现有成员三百多，成员包括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和外交大臣斯特劳。

一位不希望公开身份的英国商界业内人士向BBC中文分析说，他认为此次英国政府默许中资收购晶圆厂的做法也很可能有三重实际考量：

首先，200mm晶圆虽然需求仍然很大，但是在国际半导体工业中已属“老科技”。世界领先厂家正在从300mm向450mm技术过渡。台湾和韩国等晶圆主产厂商已占据全球300mm晶圆产量的近六成。

其次，威尔士新港晶圆虽然工艺精良，但是厂家负债累累，据悉拖欠威尔士政府和英国汇丰银行的贷款总计近四千万英镑，此次收购使得政府得以保全400多个相对高薪就业机会，这对疫情之后急于恢复经济的英国来说很重要，况且上述中资企业原本已经在欧盟国家以及英国曼城有分支企业。

第三，英国政府可能也不愿意为了一个并不涉及“真正”敏感科技的企业与中国进一步搞僵，可能也试图在完全“脱钩”与既竞争又合作之间探寻路径。

从收购方角度，中资荷兰安世半导体公司总裁康普（Achim Kempe）表示，新港晶圆厂拥有“优秀团队”，加盟将进一步增强安世的国际竞争力。他还表示，未来新港还有可能进一步“扩大产能和增加雇员”。

新型汽车、手机等工业产品日益广泛地增添智能应用，都增加了全球对晶片（芯片）的需求

国际“芯片荒”大背景

另有媒体分析认为，此次中资收购英国晶圆厂，与其说是与获得高科技有关，不如说更多还是与疫情以来全球智能商品供不应求，制造业因此面临的“芯片（晶片）荒”有关。

制造业发达的中国是世界第一大芯片进口大国，与世界其他制造业大国一样正面对汽车、电器、手机等智能功能激增的大量产品生产期间得不到及时芯片供给的难题。

据介绍，晶圆片生产是芯片制造环节中的重要一环。目前中国450mm属于技术缺口，300mm晶圆几乎仍全部依赖进口，但是在200mm晶圆产能方面增长迅速。

另据研究机构 SEMI 近期发布的《200mm晶圆厂展望报告》显示，从2020年到2024年期间，全球巨大需求量会导致200mm晶圆产能提高约17%。

SEMI的报告也预期，全球半导体厂商将大量增加200mm晶圆产量，以满足5G、汽车和物联网应用对模拟器件、电源管理芯片、MCU、传感器，以及显示驱动器件的大宗需求。

中国芯片自主与国际供应链收紧

据介绍，作为世界第一大芯片进口国和消费国的中国目前芯片国产率仅为约30%。另外，中国芯片制造技术距离世界领先水平还有“代差”。

面对与美国及盟国的关系全面恶化，北京决策者不断强调技术“自主”的大目标，并在芯片研发和生产方面投入巨资。

自从美中贸易战，香港强行实施国安法等一系列事件导致中西关系交恶以来，美国、欧盟、英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均先后开始在包括半导体技术在内的敏感技术领域对中国厂商采取了更加严格的核准甚至禁运。

自2019年起，中国华为等电讯企业从美国公司购买包括半导体元配件在内的商品就必须事先得到美国政府核准。美国的欧亚盟国也多数随即出台了类似政策。

谢选骏指出：什么“多重解读”！在我看来，唯一的解读就是——英国鬼子背后捅了香港一刀！英国鬼子真的很鬼——一边给香港人居留权，一边给共产党输血，以便英国鬼子自己两边讨好，而且还能渔翁得利、食言而肥。英国鬼子背后捅了香港一刀，乘机吸血的预谋也。

【76、英国流氓始乱终弃香港】

《香港移民潮：被拒之BNO门外的年轻人》（2021年12月14日 BBC）报道：

12月7日，英国下议院对一项《国籍与边界法案》修正案作辩论。修正案意在扩展英国国民（海外）（BNO）签证申请资格，惠顾那些于香港97年回归前后不久出生，没有BNO护照的年轻人，允许他们以独立身份申请移民英国的签证。

当日，人在英国伦敦的港人Ray满心期待在网上观看该法案辩论的直播，修正案最终不获政府支持。

“真惨，又没有我的事了，” 他说。

虽然25岁的Ray是回归前出生的，但父母当时没有为年幼的他申请BNO身份， 持有BNO身份的父母也没考虑移民。 因此，英国针对港人的移民政策惠及不了他。

“昔日我爱国，现在我想逃到英国”：香港家庭争相移民的痛苦挣扎

2019年，Ray参与了香港反修例相关游行示威。纵然他没有示威控罪在身，深感香港气氛压抑，亦难以苟同政府施政，决定离开那里，去年前往英国伦敦修读电影硕士。

“在香港做电影会面临审查问题，我不是立志要挑战审查，但在构思时，就已经先要考虑到国安法。”

Ray不愿被困于香港没有创作自由的将来；加上原本已有多年留学英国经验的他热爱英国生活。

他现时持学生签证留英，将于明年毕业的他希望留在英国发展。但这项法案不获通过，意味着像Ray一样没有在1997年香港回归前申请BNO或回归后出生的人不能以独立身份获得移民英国，让他再次感到失望。

“我看到有很多人受到照顾，但我不属于他们。”

他慨叹称自己为“终极漏网之鱼”。

去年六月底，香港实施有争议的《国安法》，禁止任何分裂国家、颠复国家政权、恐怖活动、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等行为。支持者拥护称该法有效确保香港“行稳之远”，反对者抨击其定义过于宽泛，打压言论、集会自由。

与此同时，香港不论在选举制度、教育体制多方面皆面临改革，强调打击“阻挠政府施政”或“挑战国家主权”行为；电影业也不例外，港府早前发出的电影审查指引，要求官员拒让可能危及“国家安全”的电影上映。

香港《国安法》通过后不久，基于中方违反了当初就香港主权移交签订的《中英联合声明》与“一国两制”的承诺，限制港人的权利和自由，英国政府决定开放BNO签证计划，履行对港人的历史和道德责任。

在这项BNO签证政策下，像Ray和更多1997年7月1日后出生的香港年轻人， 因为没有BNO护照， 如果有意定居英国，他们只能依赖父母或伴侣的帮助以家庭为单位申请移民签证。

如果《国籍与边界法案》修正案获得政府采纳，只要父母其中一方拥有BNO身份的港人，便可独立申请签证。英国政府拒绝接纳该法案后，Ray感到希望落空。

英国移民政务次官福斯特（Kevin Foster）在国会回复提出并支援修正案的议员时说：“我强调，为那些不符合BNO途径资格的，仍然拥有其他几个英国移民管道”，当中包括技术人员签证、 以学生身份来英和为期两年的工作假期计划（Youth Mobility Scheme）。

福斯特指，18至30岁年轻人以工作假期计划入境后，能以其他方式取得永久居留权，而这个具1000个名额的计划的申请人数严重不足。

英国BNO签证：什么人有资格申请？英国如何保障申请人不被识别？

Ray现时持学生签证留英，将于明年毕业。虽则他之后会多获两年毕业签证，但由于他有志投身的电影业，从业员大多以自由工作者方式工作，不大可能找到僱主为他申请工作签证续签继续留在当地。他说，目前自己尚没有下一步打算。

英方在考虑扩大BNO签证计划时态度甚为审慎，或是顾虑到它在《中英联合声明》的备忘录阐明，香港公民在主权移交后不再为英国属土公民，也不赋予在联合王国的居留权。

按英国协助港人团体估计，现时大约有200多名至300名没有BNO身份的年轻港人， 基于政治甚至面临检控的原因，经访客身份等途径入境并逗留英国，正在或将会面临逾期居留的困境。扩展BNO签证计划的修正案，或能容许部分人以申请政治庇护以外的管道留下来。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于英国下议院就修正案进行辩论当天回应指，中方已经多次重申在所谓英国海外护照（BNO）问题上的立场，中方反对英方干涉中国内政和香港事务，英方这样做是损人不利己，注定也会失败。

根据英国内政部数据，从年初实施新的BNO签证政策至9月底，已经有8.88万人申请以BNO签证途径移居英国，当中大约7.61万个案已经获得审批。

根据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的调查显示，最活跃于这场反修例社会运动的年龄层为20至24岁，被捕数位最高的年龄层则为18至25岁。纵然他们处于这场风波的浪尖，却因为在主权移交后才出生或主权移交时尚为年幼，未获登记BNO身份亦没有申请护照，根本无法拥BNO籍身份。

这群年轻人中，还有一些是因为持有BNO身份的父母未能携同他们一起申请BNO签证，难以移居英国。因此，英国政府被指在制定相关BNO政策，将这一群在社会运动受冲击最大的年轻人遗忘了。

和Ray一样，Javon的父母不热衷政治，无意移居英国。因生不逢的她未能独立申请签证。

21岁的Javon甫从香港中文大学毕业，在中学任职教学助理。

有感于香港成了“随心所欲说一句话也被禁止”的地方，她说，在那个城市看不见甚么希望，向往到拥有人权与自由的地方生活。

她指，现时BNO政策排除了“回归之后出生的一群，希望离开的，变相没有什么决定权”。

今次修正案遭否决，纵然她感觉继续被排斥在外，却其去意已决。 她说，自己打算先透过工作假期计划先去英国体验生活，然后再衡量在英国的就业机会，然后作长远打算。

随着BNO签证生效，部分曾参加示威的香港青年选择移居至英国。

英国港侨协会创办人郑文杰对今次修正案不获接纳感到失望，但期望今次修正案能够唤起国会议员对这群没有受到BNO签证保护的年轻人的关注。他解释，这群投入示威的年轻一代，对社会政治现实感愤恨不平，却因政治检控威胁只能吞声哑忍，麻醉自己，面临庞大的心理矛盾与精神压力，或将现集体情绪问题，而移居英国的机会会成为年轻港人从政治压抑环境挣脱出来的视窗之一。

郑文杰透露，英国内政部正与支援修正案的议员商讨替代方案，考虑经由其他途径，协助这群年轻港人。他指，当局或会针对现行的工作假期计划，作出额外过渡安排或配套措施，包括增加计划的吸引程度，并为参与工作假期的港人在两年签证完结后提供一些学徒计划或其他工作签证。

英国倡议组织“香港监察”（Hong Kong Watch）在推特指，即使政府拒绝修正案，但“我们期待上议院议员寻求通过修正案的一个版本，继续施加压力。”

谢选骏指出：英国政府鼓励香港革命，却拒绝庇护因此遭难的香港青年，这真可说是“英国流氓始乱终弃香港”——这种的乱搞和英国的足球流氓实在没有两样；也像是川普政府临了下台，都拒绝在美国驻香港领事馆里庇护香港政治难民的劣迹一个死样。由此可见，只要是政府棺员，都是坏丹而不是灵丹，因为钱权交易让他们沦为腐败的臭鸡蛋！

【77、只有钻裤裆的汉子才能活在鸟人的记忆之中——纪念六四屠杀33周年】

《崔健演唱会看哭，我要歌颂80年代，太短暂没过够》（2022-04-16 牛皮明明）报道：

有多少人，在岁月蹉跎30年后，还能热血澎湃地吼出一声“老子根本没变”？

谢谢崔健，谢谢你给了我们这一个属于青春的夜晚。也谢谢你给我们带来了“那些打不败我们的，都会让我们更坚强！”，给我们带来了“默默地伤感地度过那一天，超越那一天。”

摇滚不会变，只是环境变了。

崔健的音乐，也一下子把我拉回那个令人怀念的80年代。

那个年代，一切都是欣欣向荣，一切都是自由勇敢，一切都是热血激情，一切都是痛快淋漓，一切都是以梦为马，一切都是至真至性。

此刻，我想用一篇文章，讲述那个年代，那一代人。

崔健演唱会看哭，我要歌颂80年代，太短暂没过够

01

崔健身披开襟大褂，裤脚一高一低，背着一把吉他，直愣愣登上舞台。台下观众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音乐响起，他扯开嗓子，轰出歌词：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台下一阵静默，所有观众都傻掉了。因为从没有人这么唱歌，也没有人听过这样的歌。这首歌叫《一无所有》，第一次唱出了“我”这个概念。此前，中国歌曲没有“我”，最多有个“我爱北京天安门”。

官方代表愤然离席，朝演唱会负责人训斥：你看看，像什么样子？怎么连这些牛鬼蛇神也上台了！

7分钟后，崔健的歌曲结束。台下顿时炸开，掀起雷霆般的掌声与吼声。观众情绪像山洪一般爆发，高声大吼，“牛逼！牛逼！”

制作人梁和平说：崔健唱出了“我”，唱出了一代人的觉醒与叛逆。

那是1986年，25岁的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象征。随后，唐朝、黑豹，窦唯、张楚、丁武，络绎登场，掀起摇滚潮流。

很快，《一无所有》传到美国，陈丹青站在街上听完，已是热泪盈眶。乐评人金兆钧将歌转录成磁带，放给朋友听。磁带音质太毛，听不清歌词。金兆钧把歌词抄下，朋友读几行后，突然泣不成声。

1988年，“新时期十年金曲回顾”演唱会，崔健伫立追光灯下，双眼蒙上一块红布，用浑厚嗓音唱出新歌《一块红布》：

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

曲终，崔健摘下红布，狠狠扔在地上，转身而去。后来王朔说：

第一次听到，都快哭了，写得太他妈透了！

崔健演唱会看哭，我要歌颂80年代，太短暂没过够

翌年，崔健首张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发行，其中一共唱了150多个“我”。专辑仅在四川订出40万盘，同名演唱会门票一抢而空。演唱会中场休息期间，一位老派笑星轻蔑笑道：这不就是一群小流氓么？

崔健听到，拿起话筒，面对现场两千观众说：刚才有人说我们是一群小流氓。如果这个人不感到可耻，那我们觉得非常光荣！

全场欢声雷动。

不久后，崔健巡演到西安。一个叫闫凯艳的女大学生，看完演唱会，深受鼓舞，回去毅然退学，放弃当会计，考上艺术学院。后来，她改名闫妮，在电视剧《武林外传》中，演了一个爱说“我滴个神”的女掌柜，叫佟湘玉。

这么多年了，我们依然喜欢这样的艺人，舞马长枪，果决勇敢。

崔健演唱会看哭，我要歌颂80年代，太短暂没过够

崔健演唱会

02

陈丹青曾经说，80年代是兴奋和骚动的十年。

1984年的秋天，《星星》诗刊在成都举办“星星诗歌节”，邀请了北岛、顾城、叶文福等著名诗人。诗歌节还没开始，两千张票一抢而光。开幕那天，有工人纠察队维持秩序。没票的照样破窗而入，秩序大乱。

那时候的著名诗人，相当于时代巨星，走到哪儿都是万人拥簇。北岛、顾城一上台，听众冲上舞台，要求签名，钢笔戳在诗人身上，生疼。

北岛怕被戳死，架开胳膊肘，杀出一条“血路”，拉着顾城夫妇躲进更衣室。关灯，缩在桌子下。脚步咚咚，人们冲来涌去。有人推门问，“北岛、顾城他们呢？”

北岛一指后门，说：从那溜了。

那场活动，最后观众把所有的出口都堵死。北岛和顾城他们，只能从厕所的窗户跳出来。后来，还是有个小伙子缠住了北岛。是个大连人，辞掉工作流浪，目光纠葛、狂乱。他一连跟北岛好几天，倾诉内心痛苦。北岛说，我理解，但能不能让我一个人歇会儿？

这小伙子二话没说，拔出小刀，戳得手心溅血，转身就走。

崔健演唱会看哭，我要歌颂80年代，太短暂没过够

北岛

那时候的青年，无论男女，尽皆生猛。

在北京大学，3000多座位的礼堂，每次开诗歌朗诵会，都坐得满满当当。诗人海子、西川、骆一禾，被称为“北大三剑客”，每次出场，门里门外挤得密不通风。所以人的脸，都因为缺氧，红得像个猴屁股。诗人边朗诵，边把诗稿往台下撒。万众瞩目的校花，就为抢一页诗稿差点走光。

1986年，《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两大报纸联合，举办全国诗歌大展。

此时，全国诗社2000多家，诗歌流派88个，数万诗人发出响应。每一位诗人都想举旗抓纲、开宗立派。知识分子的思想自由和人格独立，如潮水蔓延，趋于白热化。

也就是这一年，诗人海子先后远走甘肃、青海、西藏和内蒙古西部的群山大漠。三年后，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他在山海关卧轨自杀，年仅25岁。

人们在他的背包里，发现了一本康拉德的小说。小说讲的是：摆脱社会束缚，追求自由的冒险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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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子

03

80年代的文学思潮，诗歌盛极一时，小说也盛极一时。

1981年，《中国青年报》发行量500万份。26岁的马未都，就因为在上头发表了小说《今夜月儿圆》，平地一声雷，从小学四年级辍学的小青年，逆袭成全国最知名大作家。

一炮而红后，马未都打开家门，邮局拉来整卡车的读者来信。《青年文学》发话，你来杂志社当编辑吧，工资60块。这待遇，相当于今天底层码农，瞬间晋升阿里P8。

1986年，有天同事告诉马未都，有个叫王朔的小孩想见他。

那年王朔还是个愣头青，羞涩腼腆，说话脸红，把自己写的《橡皮人》递给马未都。马未都翻开，开头第一句写的是：

一切都是从我第一次遗精开始的。

马未都眼前一亮，翻了几页，发现特好。给主编，主编特不喜欢这句开头，红笔一杠，删掉。后来杂志到印刷厂付印，马未都顶着被开除的风险，把这句话又加上。

崔健演唱会看哭，我要歌颂80年代，太短暂没过够

王朔

《橡皮人》发表后，王朔红遍全国。那时候出书，作家只拿固定稿费，卖多少和作家没关系。到王朔这儿，没门。出版《王朔文集》时，他要求实行版税付酬制，按印数拿钱，按码洋的10%走。

结果这套改革成功，从这之后，版税制沿袭下来，王朔帮所有中国作家涨了钱。

那时候的杂志社慧眼识珠，不仅发掘王朔，还淘出莫言、余华、苏童，刘震云等大批好作家。

莫言曾是山东高密的一个农民，小学五年级辍学，放牛十年。唯一的正式工作，是给弹棉花工人打下手。八十年代初，他开始写作，坐在灶口，一边用拨火棍通灶，一边在膝盖上写小说。后来谁也没想到，这个放牛娃，日后却拿下了诺贝尔文学奖。

余华之前是一名牙医，在南方海盐小镇，撑一把油布雨伞，将钳子、锤子在桌上一字排开，每天握钳拨牙八小时。这样干了五年，观看了上万张病人的嘴巴，他认为那是最没有风景的地方，于是开始动笔写小说。

1983年11月，余华接到长途电话，一家文学杂志请他去北京修改小说。他欣然前往，回来后，县里官员登门拜访，说：你是一个人才，不能再拔牙了，明天去文化馆报道吧。

这就是80年代，不用承受那么多“必须”，勇气与出格，会得到鼓励和赞赏。

向上的通道，对所有人打开。底层也可以逆袭，放牛娃也有春天，牙医也能成为大师。理想和才华，是所有年轻人的登云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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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

04

读库老六曾说：80年代，是理想主义的黄金时代。

那时候，西方电影《教父》《罗马假日》等引进国内，勾起一代人的电影梦。

1983年5月，广西电影制片厂召开大会，破格批准以张艺谋、张军钊、肖风、何群四人为主体，成立全国第一个“青年摄制组”，投产《一个和八个》。四人剃了光头，风风火火赶往拍摄地，被警察误认为是流氓团伙给抓了。

电影担任摄影的是张艺谋，此前在纺织厂当搬运工，为能买一台“海鸥”相机，卖了好几次血。

《一个和八个》拍摄完成，张艺谋正式出道。不久后，广影看中剧本《黄土地》，摄影敲定张艺谋。导演没有合适人选，张艺谋强烈推荐同学陈凯歌。

陈凯歌人是来了，可出了新问题，《黄土地》因题材敏感，面临夭折。陈凯歌为了片子能继续拍，跑到领导面前，掏心掏肺求了一通，听哭了一屋子的人。最后换来一辆面包车，35万经费。

这年，《黄土地》在冬天开拍，零下20度的北风中，张艺谋干起活来不吃不睡，不洗不漱，穿一双绿胶鞋，袜子都没有，在山路上跑了两个月。

《黄土地》拍完，张艺谋脱下已经踩得破烂的胶鞋，摆在路中间，对鞋说：

你跟我不容易，现在电影拍完了，你就留这吧。

1987年春天，导演吴天明拍摄《老井》，问张艺谋敢不敢演男一号。从没学过表演的张艺谋，喉咙紧了紧，说：

你不怕砸，我就敢试。

拍摄时，张艺谋连续工作十几小时，没有白天黑夜之分，把自己手表调快半小时，让自己更紧迫。为了在外形上更像农民，穿上大腰裤，挑水、背石板、打猪食槽，每天光着膀子晒太阳，往脸上搓沙子，将皮肤弄粗糙。

为了演好角色濒死的感觉，张艺谋连着三天不吃不喝。结果拍完，突然昏倒，被抬进医院。

后来，吴天明提拔张艺谋为导演，投资他拍电影《红高粱》。几乎所有人都在反对，吴天明就反问：一个肯为理想拿命拼的人，还有什么不放心？

1988年，张艺谋的另一位同学田壮壮，开拍《特别手术室》。这是中国首部以未婚先孕为题材的影片，在当时话题敏感，极有可能被禁。所有人都劝田壮壮放弃，田壮壮说：宁拍禁片，不拍烂片。

后来，这部电影果然禁了17年。

那一代人，从诞生之日起，就与理想主义结下不解之缘。我们从今天回望那个时代，那些回忆好像远了，又好像就在眼前。今天中国正经历一切，却正是那里而来

崔健演唱会看哭，我要歌颂80年代，太短暂没过够

《红高粱》拍摄现场

05

学者陈平原，曾用十二个字，概括整个80年代：泥沙俱下，众声喧哗，生气淋漓。

那年头，最偏远的小城路边书摊，摆的是萨特的《存在与虚无》。那年头，学生可以在深夜踹开老师的门，就因为看了一本书激动得失眠。那年头，一个文弱寒酸的男老师，可以靠跋山涉水采集民歌，赢得广泛尊重，让校花下嫁给他。

崔健演唱会看哭，我要歌颂80年代，太短暂没过够

萨特

胡同口，四个大学生，三更流浪天，也能聊叔本华和弗洛伊德。激昂忘我，待到分手，天已大亮。

那年头，大家都一样，不谈钱、权，只看谁活得更潇洒，谁更有姿态。

那时候的知识分子更是谁都不鸟，富有胆气和勇敢，敏锐锋利、口诛笔伐。

某次大会，有一位代表举手否决，诺大的会场，愣是有一个手臂孤零零地举着，孤标而倔强。

还有某次大会，一位女记者给邓小平递了个纸条，写道：今天是世界戒烟日，请不要抽烟。

某次工作会，与会官员纷纷睡觉，一位摄影师无法取景，将众人睡态拍下，标题取道：《工作会竟成了睡觉会》。

那年头，年轻人轰轰烈烈，天雷地火地恋爱。青春像一场大雨，暴雨如注，没有人准备雨具，也没有人准备蓄水池。

全班男生可以为了给穿波西米亚长裙的女老师，买一副隐形眼镜，就去组织俱乐部去卖酸奶。女生可以把一个月的饭票分成两半，一人一半，分给最崇拜的流浪歌手。

清华有一个东操场，校园歌手常聚。每周五，有北师大、北外、中戏，数十个来自北京各学校学生，前来茬琴，输的当场把自己手里的吉他，砸得稀烂。

北大有一个东草坪，夏天常有十几拨人，弹琴唱歌，谁能把女同学争取来的多，谁就最牛。较起劲来，整整唱一宿，上百首歌，看谁最后唱鳖。

1988年，高晓松大学时成立乐队，取名青铜器。没有经费，乐器超烂。吉他手戴涛在北邮的女友，就发动宿舍全体女生，捐助400块，给他们买了套拿得出手牛逼大音响。那时候，女孩都是“法国贵妇”，专门“包养”文艺青年的理想。

后来高晓松说：那时候的男女，剽悍勇敢、简单温暖。今天的年轻人做不到了。

80年代有个好处，大家都不喜欢掉入窠臼的规则，都以规则为耻。

作家格非曾在华东师大当讲师，站台上说：喜欢分数的同学，可以告诉我一声。

有憨厚的同学站起来问：老师，写作文，到底怎么评分的？

格非说：评分啊，那也容易，我们把试卷往前面一扔，跑在最前面的试卷100分，以此类推。

学生当场脸就红了。在那时候，迷恋一切制度，是一件很羞耻的事。80年代末，高晓松被人问：你以后打算去大公司做吗？

高晓松反问：我看起来，气质很庸俗吗？第二年，他从清华退学。

06

这次崔健的演唱会，让我再次想起老六说的：闪开，让我歌颂80年代。

我为什么歌颂那个年代，因为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充满着热血勇敢，像一瓶打开的汽水，气息涌动；因为那个年代的人们充满自由思考，证明了任何封印，都禁锢不了思想；因为那个年代的人们，充满着包容，就像崔健在演唱会说的那样，只要音乐响起，就会让人感觉宽容。

因为那个年代的人还有梦想，还有理想主义，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生猛，还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叛逆。

其实，崔健至今仍然代表着那个年代，尤其是其中的文化精英们，曾拥有并持存的警醒、思考、骄傲、力量、顿悟、坚持、勇气、豪情。

崔健那一代人的80年代，真可谓轰轰烈烈。

要说它唯一的不足，就是太短暂了，没过够。

网民嚎叫： 

jinpingxi 5分钟前

楼下64的发言和我想说的一模一样。

破棉袄 今天 11:19

歌颂八十年代，是因为心底下有向往自由，奔向西方的梦想，特别是在集权专制反西方的大背景下，梦想成为奢望。

64 今天 10:21

一切止於89

foxnews 今天 09:22

真的无言了，80年代的生活竟然还有没过够的。虽说那时候是一个由坏往好的方向的过度，思想也有解放，可是那时候的生活还仅仅是由饥饿往吃饱的方向过度，穿的也是破赤缭烂的。竟然还有人没过够，可见都是什么文化思想啊

cmll 今天 07:12

现在的年轻人，在领导一条微信后头，有多少个点赞？

rock.rock2022 今天 05:20

现在看来，只要没推翻中共，什么成就都可以被看作文革进行时当中的小浪花。

thread 今天 05:06

只知道怀念吃饱了烧饼打饱嗝的感觉，却不想着感谢一下烙烧饼的那个宽厚老实的山西汉子。这就是为什么你们从那儿以后再也没有烧饼吃了的原因。

苏黎世湖 今天 04:28

嘎然而止，前后二重天。可悲可惜

g2j2 今天 00:44

因为8964了，我们没过完属于我们的八十年代。

谢选骏指出：上面提到的人与事，都在1989年的六四屠杀后钻了共产党的裤裆了——只有这样的“汉子”，才能活在鸟人的记忆之中。历史是由鸟人们写的，并且也是写给鸟人们看的——所以我说只有钻裤裆的汉子才能活在鸟人的记忆之中。2022年纪念六四屠杀33周年。

【78、中国共产党如此隆重纪念六四屠杀33周年】

《中国网红李佳琦疑因“坦克冰淇淋”踩到“六四”红线》（2022年6月6日 BBC）报道：

李佳琦是中国最受欢迎的带货直播主播之一。现年29岁的李佳琦出生于1992年，他的很多粉丝也是出生于1989年以后的年轻人。

广受欢迎的中国网络主播李佳琦似乎在推销一款冰淇淋时触碰到了中国政治最敏感的红线，这让他已连续三天缺席直播活动。

李佳琦在周五（6月3日）晚的一次销售直播中，向数以万计的观众展示了一款和路雪（Wall's）多层冰淇淋，随后该直播突然中断。

一些人认为直播中断的原因显而易见：这款冰淇淋的造型类似一辆坦克。而当时正值“六四”天安门事件33周年前夕，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这场民主运动发生时，当局出动坦克镇压学生的场景。

李佳琦在当晚直播中断后，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发生了“后台技术故障”，希望大家稍等。但在两个多小时后，他再次发文道歉，表示直播无法继续。

“非常抱歉，今晚因为我们内部设备故障无法继续直播，大家早点休息，尚未上播的产品，我们之后的直播中会陆续带给大家，”他在一条微博中写道。

中国很多电商平台正处于“618”购物节的促销季，在淘宝直播上拥有6400多万粉丝的李佳琦当时正在参加淘宝上的零食节活动。

画面显示，这款给他带来麻烦的冰淇淋被放置在一个盘中，白色的冰淇淋上嵌有两个圆形饼干，顶上似乎是一根巧克力棒。而他和另一名女主播正兴高采烈地介绍。

李佳琦在直播节目中向观众展示的是一款和路雪（Wall's）多层冰淇淋。据公开资料显示，和路雪是总部位于英国的消费品公司联合利华（Unilever）旗下的冰淇淋品牌，其“千层雪”冰淇淋在中国受到消费者欢迎。

画面显示，这款给他带来麻烦的冰淇淋被放置在一个盘中，白色的冰淇淋上嵌有两个圆形饼干，顶上似乎是一根巧克力棒。而他和另一名女主播正兴高采烈地介绍。

在淘宝直播上拥有6400多万粉丝的李佳琦当时正在参加淘宝上的零食节活动。画面显示，这款给他带来麻烦的冰淇淋被放置在一个盘中，白色的冰淇淋上嵌有两个圆形饼干，顶上似乎是一根巧克力棒。而他和另一名女主播正兴高采烈地介绍。

在周五的直播后，尽管他没有再发布任何说明，但他在周六、周日均未现身预定的直播活动。这在繁忙的购物节颇不寻常，导致大量观众对发生的事情感到困惑。

“为什么故障要修这么久，到底发生了什么有人能解释一下吗？”一名中国网友问道。

一些网友则留言询问“坦克意味着什么”，希望了解情况的网友私信告知。还有一些网友使用暗语隐晦地交流此事。

现年29岁的李佳琦出生于1992年，他的很多粉丝也是出生于1989年以后的年轻人。由于中国当局严格审查任何有关“六四”事件的内容，在教科书上也抹去了这段历史，大多数人对此感到陌生。

少数年轻人只能通过海外互联网或私下场合了解并谈论这段历史。

目前，在淘宝上搜索“李佳琦”和“李佳琦的直播间”关键词，也已没有任何与他名字相关的产品。

不过，他在微博、抖音和视频网站“Bilibili”上的账号仍然存在。

中国媒体“新浪科技”援引相关人士的话称，淘宝上一些与李佳琦相关商品的调整“均系主播与商家自主行为，平台未介入”。

李佳琦是中国最受欢迎的带货直播主播，他也被誉为“口红一哥”。他曾通过淘宝的直播，在短短5分钟内卖出1.5万支口红。

他还曾参加过官方媒体央视举办的节目，并获得2020年度“上海市青年五四奖章”。

被誉为“口红一哥”的李佳琦，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美容产品带货主播之一。

他的一些支持者认为，他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踩到了地雷，呼吁当局对他网开一面。

目前尚不清楚是谁下令停止了他的直播，李佳琦未来的命运也不确定，但该事件再次说明，尽管已过去33年，但“六四”事件仍是中国政治最敏感的红线。

上个月，因民族主义视频而走红的知名网络博主“赛雷”因在一段批判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节目中，短暂出现了“六四”著名坦克人的片段，而被在多个社交媒体封锁。

今年6月4日，微博像往年一样关闭了可能被人用于表达悼念的蜡烛表情，而微信也暂停了更换头像的功能。

谢选骏指出：中国共产党如此“小题大做”，拿了冰淇淋当令箭，岂不是在隆重纪念六四屠杀33周年？我看不仅“中国共产党如此隆重纪念六四屠杀33周年”，而且“中国共产党比谁都关心六四屠杀的周年纪念”，所以每年一到此刻，北京都会如临大敌，天安门广场甚至瑟瑟发抖，以至于见不得一个冰淇淋——坦克本来是他们用来杀人屠城的，结果他们看到坦克比坦克的受害者们还要害怕……这是作何道理？这是因为，伟大的先知解龙将军曾经说过——

“勇武的坦克集团将要隆隆驶过——这是奉命前来击毁一九八九年坦克集团的新一代王师！

只有建立在意志上面的坦克，能够肃清建立在坦克上面的意志。”

共产党现在每年如此纪念六四，就是在召唤这样的王师。

【79、以五四起家、以六四败家】

《从五四到六四的政治演变和文化轨迹》（李劼 2009年5月20日）报道：

上篇、从五四到六四的历史抛物线

一、孙中山上断改良之路、下启国共之祸

一部中国近百年现代史，要说诡异很诡异，要说简单又很简单。自辛亥以降，既是在上升，又是在下降。那样的上升，可以描述为洋务运动开启的改良进程依然前行，致使整个中国社会得以持续其现代化演进。从清室逊位，到国会开张，从帝制复辟的不得人心，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呼百应。而那样的下降，则由前清遗老王国维作了未卜先知的警告：先共和，后共产。只是这样的预言在当时甚至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被人注意。人们沉浸在令人眼花瞭乱的一个接一个的革命之中。这些革命一次比一次暴烈，一场比一场凶残，最后在六、七十年代终于跌入最残暴的谷底。六十多年过去，中国人直到90年代才突然发现，当年王国维的预言，是多么的意味深长。倘若说，王国维的自杀乃是先知般的退隐，那么六十年代诸如北京的老舍、上海的傅雷他们的自杀，几乎都成了迟到的幡然醒悟。

革命怎么会从理想变成罪孽？许多中国人也许至今不曾想明白。一如他们至今没有弄清楚，那个被国共两党奉若神明的孙中山，在历史上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革命角色。历史的诡异，总是造成一些角色的含混。而史家笔下的历史，又总是按照胜利者的意志撰写，致使刻意的含混不清和黑白颠倒在所难免。在诸如袁世凯和孙中山、汪精卫和蒋介石之类历史人物的角色对比上，鲜有董狐之笔。而民国政治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宋教仁，又是被全然边缘化的；不是被史家遗忘，便是被漫不经心地一笔带过。虽然早就有人说过，历史就像一个被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人们对真相的寻找，也同样从来没有间断过。过于耀眼的角色之所以会最终经不起推敲，是因为由诸多细节组成的历史，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加以标画。

一百多年的中国历史，要说简单其实很简单，始终徘徊在改良和革命之间。是励精图治，还是造反有理？这可能是梳理中国一百多年历史的首要提问。几乎在历史上走过的每一个风云人物，都曾在这样的提问面前，作出自己的回答。根据他们的回答，可以画出两个不同的历史座标：一者是从洪秀全到孙中山，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一个比一个造反有理。一者是从曾国藩到李鸿章再到袁世凯，经由半个世纪的沉寂之后，突然又冒出一个邓小平，前赴后继地选择改革开放。

从这两个座标上，人们可以看出，其中最为诡异的乃是，改良被革命所扭转。而最富戏剧性的则是，六十年代的疯狂革命，会变成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倘若把这百年历史倒过来看，人们又可以发现，与八十年代的邓小平终结了毛泽东的革命相反，清末民初的孙文造反打断了自曾国藩李鸿章到袁世凯的改良进程。

袁世凯毋庸置疑不是一个革命家。从经世致用的延续性上说，袁世凯是曾国藩李鸿章们的传人。要不是袁世凯在复辟帝制上给自己划错句号，此公可能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的首席政治家。正如曾国藩的不图江山以求变革，立意高远；袁世凯的挟武昌首义之威，以恭请清室逊位，同样也是前无古人之创举。此举不仅中国大一统王朝的替换历史上前所未有，即便比之于英国的光荣革命，日本的明治维新，也毫不逊色。一个政治家之于历史的创造，有时就在于打破因袭的陋习，改变陈旧的游戏规则。就此而言，从曾国藩，经由李鸿章，最后到袁世凯的改良主义道路，是卓有成效的。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使中国历史走出原地踏步式的循环，成为可能。

然而，这一代改革家的致命局限在于，相应的改革话语始终缺如。中国式的造反有理，源远流长。从陈胜吴广的帝王将相宁有种乎，一直到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乃至孙中山的驱除鞑虏，更不用说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个比一个说得头头是道。然而改革的话语在哪里？研习宋明理学出身的曾国藩无言以对，小站练兵起家的袁世凯也不知就里。正是这样的话语空白，致使梁启超、杨度他们似是而非的立宪主张，冠冕堂皇地成了袁世凯重捡皇袍的籍口。

所谓话语缺如，倒也并非意指没有出现一言九鼎的思想家。当年日本人在明治维新过程中，也没有出现改革话语的大思想家，也像中国晚清时期的改良一样，一代代摸索而成。但是，日本人没有沉重的传统棝桎。中国不仅有源远流长的中央集权专制传统，还有一个与之相应的孔儒话语体系。不仅如此，更有一个与专制王朝相匹配的江湖造反传统，两者构成一个王朝更迭的恶性循环。此外，还有一个与孔儒话语体系互相补充的权谋话语，过去叫做法家理念，彼此交织为一个封闭的思维空间，从而形成一种要么做奴才、要么做流氓的文化心理。这样的结构就国民而言是顺民和暴民的对应；就统治者而言，则叫做王道和霸道。所谓王道，便是孔儒的纲常伦理，这是中国文官传统的主要精神支柱。所谓霸道，便是韩非子式的权谋、并经由《三国演义》为全体中国人所烂熟于心，成为宫廷政变、草莽造反、江山争夺、王朝易手的权术智术。比起日本武士道的直截了当，有类于西方面对面的决斗传统，中国式的权谋心术却极其复杂，十分阴暗，之于人心的败坏程度，与孔儒礼教可谓不相上下。历史的这种因袭，致使中国的改良，不得不在思维方式和话语构成上走出儒教和权术构筑的封闭空间。因此，改良的思想和改良的话语，变得不可或缺。而这，也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起因所在。

袁世凯改良在话语上的缺乏，同时又意味着在思维方式上的难以自觉。袁氏改良有如后来的邓小平改革开放，全然是摸着石子过河。邓小平摸的是党天下的石子，而袁世凯则一会儿摸起议会政治，一会儿摸起专制皇权，不知道该选择哪一块石子。基于这样的捉摸不定，袁世凯无法真正读懂宋教仁在国会的努力究竟意味着什么。换句话说，袁世凯从宋教仁所致力的议会政治努力中，并没有十分清晰地意识到其改变中国政治游戏规则的历史意味；以致会在孙中山的二次革命以后，断然走向皇朝复辟。

袁世凯看不懂的宋教仁努力，孙中山更加看不懂。这样的看不懂不仅体现于孙中山的拒绝听从宋教仁建议，拒绝与之并肩从事议会政治，而且更体现在宋教仁被刺之后，孙中山乘机翻脸，发动所谓的二次革命，把中国历史推回江湖造反，推回那种你下去、我上来的历史轮回之中。

尽管史家大多认定，袁世凯是宋教仁遇害的元凶。但这样的定论，依然有待确凿的指证。仅就政治逻辑而言，袁世凯担心的应该是孙文革命，而不是宋教仁的议会政治。这就好比在一张牌桌上，赢家担心的并不是遵守规则的对手，而是可能会翻脸抢台面的输家。劝退了清室的袁世凯，其处境有类于当年挟持了汉室的曹孟德。与曹操不同的是，袁世凯并非只是更换一个王朝，而是要重建一个国家。但就政治的谋略而言，袁世凯的面对孙中山以及其他政治力量，与当年曹操面对刘备孙权又十分相像。按照袁世凯的治国方略，能够相处的政治对手，理当是宋教仁那样的议会角逐者。事实上，袁世凯与宋教仁也确实以亦敌亦友的关系彼此相处，并非如后人刻意描述的那么势如水火。袁世凯难以把握的乃是突发性的江湖造反。倘若孙中山听从了宋教仁的劝说，与袁世凯竞争大总统败北之后，转而与宋教仁一起从事国会的努力，那么袁世凯即便感到压力，也不会担心对手不按牌理出牌。现代政治，或者说民主政治，双方能否遵守游戏规则，乃是政治运作得以成立的必不可少的前提。

无奈习惯江湖造反的孙文，缺乏宋教仁那样的现代政治意识。孙文虽然口头上讲的是三民主义，但骨子向往的却是洪秀全式的成功。孙文既看不懂袁世凯的政治操作，也不明白宋教仁何以力劝他从事议会政治。只是迫于袁世凯获得了日本人支持的压力，孙文一度黯然退场，假装去从事铁路建设。及至宋案突发，孙文马上理直气壮地回到他的草莽造反，并且乘机以江湖帮会方式整顿革命党，强迫党员以按指印的方式效忠老大。孙文的如此反应不仅过度，而且过快。所谓过快，是指孙文在没有完全弄清血案是否确系袁世凯所为之前，就想当然地将袁世凯指责为凶手。这本当有一个司法程序，至少需要一段时间的调查，却被孙文缩短成一次仓促的发难过程，又旋即走向重新造反。所谓过度，是指即便血案确实该由袁世凯承担罪责，孙文也依然可以选择继续宋教仁未竞的议会事业，通过在国会的继续努力，为中国政治建立新的游戏规则。然而，孙文却过快过度作出了二次革命的宣告，仓促得让人觉得仿佛他早就在期待发生这一幕似的。这样的仓促，既有一个输家向赢家追讨的嫌疑，又有一个不懂议会政治不喜民主程序无视司法调查的江湖造反者，乘机中断正在改写过程中的政治游戏规则的专横。

至于孙文如此气急败坏，是否有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的嫌疑，也只有他自己心知肚明了。因为袁世凯虽然精于权谋，但从来没有暗中行刺的纪录。相反，孙文尽管号称孙大炮，骨子里却非常喜欢耍弄见不得人的阴暗手段，尤其擅长派人行刺，甚至暗杀诸如陶成章那样的革命同仁和政治异见者。顺便说一句，孙文这种喜好暗杀的毛病，后来由蒋介石继承。蒋介石不仅以行刺发迹（暗杀陶成章），而且以行刺坐大（四一二清党时暗杀共产党领袖人物），更以行刺（刺杀汪精卫）成为如日中天的抗战英雄。

袁世凯的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在于，听信了立宪劝言。清末民初的政治风云人物，几乎全都跟日本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袁世凯，孙中山，张作霖，汪精卫，蒋介石，包括向袁世凯作立宪进言的梁启超和杨度。再加上中日之间的恩恩怨怨，中日关系尤其是日本的政治演变，乃是研究民国政治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参照。立宪说虽然基于中国人是一盘散沙，群雄并起之际，凝聚国人的重心不可或缺，美其名曰：国中不能一日无主，与其让他人做主，不如自己称帝，等等；但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也应该是一个借鉴的理由。日本的明治维新背景，是从幕府走向天皇，或者说从分散的地方权贵，走向统一的中央集权。至于后来的两党议会，是维新的下一步变革。相比之下，清末民初的中国，首先是结束了王朝统治，其次是开启了政党政治。中国历史至此，无疑是一个悄悄的进步，并且已然站在了现代民主政治的门坎上；只消再向前一步，就可以与日本的政治现代化历程并驾齐驱。但就是在这最为关键的一步上，中国历史又退了回去。这一步的基本内容在于：是经由英美式的政党政治，走向民主社会的构建？还是重新回到刘邦项羽、或者朱元璋陈友谅式的争夺天下？

复辟帝制以求立宪的选择，既误读了日本的维新，又误读了中国的历史。日本的维新确实以中央集权为前提，但日本天皇的集权本身，却是顺应了改良的要求。结束幕府统治和结束闭关自守，是同一个进程的两个方面。与此相反，中国的改良却不是从中央集权开始的，而恰好是从封疆大吏的有所作为起步的。换句话说，中国的改良是从地方开始，当然在朝廷允许的前提之下，然后向上影响到朝廷，再经过戊戌变法的血祭，最后转化成清室的新政。倘若没有清室当初作为夷族入主中原的正统性问题，或许清室也可以像明治天皇一样完成立宪政治的建构。但视汉人为正统的中国人，不愿接受清室有如天皇之于日本、或者英国女王之于大不列颠那样，成为永恒的王朝标记。驱除鞑虏的口号，在当时颇为赢得人心，也可说是孙文革命最媚俗最吸引民众之处。这种对夷族王朝的成见，既有复仇的冲动，又有文化之于国家的本质性定义意味。因为即便入主中原的清室，使用的也是汉族文化，或者说，也被汉文化所同化了；那么清室又有什么理由，成为永恒的王朝被世代保存？

清室立宪的另一个不可逾越的难关在于，日本可以经由天皇的复权，在推动维新的同时，重建其贵族传统。英国王室的贵族历史，更是源远流长。但中国几千年的王朝更迭，是一部不断消灭贵族的历史，不断将宫廷草莽化的历史。进关之前的满清，与当年的蒙古部落，没什么两样。而这类王室的野蛮，又与刘邦、朱元璋之流的草莽，大同小异。甚至被誉为盛唐英主的李世民，其家族当年也是起自蛮夷。李姓乃赐姓。再追溯到当初统一六国的秦朝，其来历也不属于华夏文化的宗主。乃至商周之交的有周灭殷，更是一个偏远之地的诸候入主文化宗主之国的历史事例。偌说中国的历史具有荒蛮战胜文明的特征，虽然过于笼统，但也八九不离十。贵族传统的失落，必然造成不断更迭的王朝在人们心目中的了无庄严可言。而一个王朝倘若没有庄严之相，又是根本不可能让人肃然起敬的。基于如此历史传统，不要说清室立宪，就算是汉室立宪，其可能性都是微乎其微。梁启超虽然学问渊博，但当时建议袁世凯称帝立宪时，并没有真正读懂中国的历史。至于杨度更是个文化二百五，不仅从来没有弄懂过中国历史，就连自己是谁，他都始终没有弄明白，以致会闹出晚年加入共产党的笑话。

最不可原谅的当然是袁世凯本人。袁世凯虽然继承的是曾国藩的改良事业，但并不具备曾国藩的文化根底。至少他没有读懂曾国藩为何不肯北上称帝，而宁可解散军队的良苦用心。曾国藩并没有十分明确的政治理念，但他凭借内心的修为，明白什么是君子有所不为。此外，话语之于政治家的重要，也由此可见一斑。话语的清晰源自思想的有无。曾国藩传下的只做不说的改革开放大业，到了袁世凯手里，由于思想的缺如，只剩利益的驱动。虽然利益是政治操作的直接动因，但政治没有思想的导引，会变得急功近利，鼠目寸光，从而丧失历史的开拓意味。半个多世纪以后，邓小平也因为同样的原因，没有思想，文化根底太差，更谈不上什么内心修为，终于在1989年走了麦城。彼此都是摸着石子过河的改革家，袁世凯摸到最后，摸出了一件皇袍；邓小平的摸来摸去，摸出了六四开枪。

可见，政客可以光凭利益所驱，但身处历史关键时刻的政治家，思想的有无却是至关重要的。否则，经验再丰富的政治家，都会迷失方向。袁世凯在请退清室时，无疑相当老到；但在失去宋教仁做对手而不得不再次面对孙中山时，却一下子变得幼稚起来。即便不从思想有无的角度，而仅仅从政治对弈的利害上说，袁世凯也没有必要在自己的权杖上披上一件陈旧的皇袍。既然已经共和，至高无上的权力，不必非得叫做陛下不可。半个世纪以后，那个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朝着愚众胡乱挥手的千古一帝，从来不曾被人称作陛下，却比历史上任何一个皇帝还要皇帝。就此而言，袁世凯称帝与其说是一场改良者的悲剧，不如说是一幕画蛇添足的喜剧。

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加上袁世凯的喜剧性称帝，如此一个来回，和平改良的道路就此被彻底堵死。政治博弈的各方势力，要么进京上演复辟闹剧，要么在江湖上摆开割据架势，再也没人着意继续宋教仁和袁世凯那盘没有下完的历史棋局。也许正是看出了历史的这种扭曲，梁启超的政治立场才从主张立宪转向联省自治，企图从地方的独立性上寻求改变专制历史的途径。

比起日本当初从幕府到天皇的明治维新，中国清末民初的政治现代化历程，其可能性既在于从上到下的改变政治游戏规则，又在于以地方的独立自主推动中央确立议会式的政党政治。中国既有中央集权的统一传统，又有诸候联盟的邦联传统。因此，在自上而下的议会政治被中断之后，从起自地方的联省自治上，又可以开辟出一条现代民主政治之路。虽然当时的地方自主自治，通常跟军事力量相关联，但这样的分权方式与三国时代的所谓军阀割据，全然不同。

其一，政治意味不同。汉末的三国鼎立，在政治上并没有实质的区别，不过是三个期待一统天下的小朝廷而已。而民初的地方自治，源自于李鸿章时代的东南自保，具有鲜明的拒绝中央集权专制、走向现代民主政治倾向。其中那位著名的广东革命家陈炯明，更是个向往现代民主政治的新锐人物。鼓吹联省自治的学者，不仅有当年保皇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而且有曾与之激烈论战的革命党人章太炎。可说是立宪论者和革命论者最后在联省自治的立场上，殊途同归。联省自治不仅会瓦解原先铁板一块的专制帝国传统，使思想文化乃至经济政治获得应有的自由空间，而且完全可能在一省或数省率先完成议会政治的构建。后来共产党人提出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口号，其历史背景恰好是源自联省自治造成政治格局有所松动的影响。并且，也是这种自由空间的出现，使五四新文化运动成为可能，使持异端异见的政党跃上政治舞台成为可能。诸如此类的可能，到了1949年共产党当政之后，完全消失。乃至70年代末的政治异见者，为了表述自己痛恨文革痛恨毛泽东的政见，要特意跑到北京。而在北京犯案的政治异见者，哪怕跑到天涯海角，也逃不脱公安的追捕。

其二，历史涵义不同。过去的军阀割据，有类于日本的幕府政治，同时又全都以中央集权和一统天下为指归。无论是曹操的赤壁之战还是诸葛亮的六出祁山，其政治心态大同小异。但民初的联省自治，却具有鲜明的不愿认同一统天下、拒绝定于一尊、追求地方自主、淡化中央集权的倾向。这种倾向与商周之交以前的诸候联盟政治，具有历史的同构性。同时，又与美国建国历史上的联邦化进程不无相近。也是因为联省自治的这种历史涵义，致使梁启超会直截了当地坦承这是效法美利坚。联省自治提出的联邦诉求，无疑是中国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在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民主和联邦，作为其两个基本内容，互相依存，缺一不可。

由此可见，联省自治的主张，与当初宋教仁努力的议会政治，可谓异曲同工。在当时的政治格局里，联省自治未尝不是又一条通向政治现代化的道路。要不是孙文所策划的那场列宁主义大一统战争，在国会里没能确立的民主政治游戏规则，有可能在地方自主的过程中建立起来。自由和民主，自由通常是民主的前提。没有自由的个人，不可能有民主的政治。同样道理，没有地方的自主，集权的政治又如何民主？基于中国历史上的中央集权专制传统，联邦和民主，乃是两种不同的解构方式。无论从地方到中央，还是从中央到地方，或者同步，或者不同步，两种方式都可以成立。将联省自治混同于军阀割据，乃是史家为孙文列宁主义大一统的北伐战争寻找的理由。因为确实是孙文策划的这场战争，断送了从联省自治走向民主联邦的可能性。

孙文对列宁主义究竟认同到什么程度，恐怕连孙文本人都不曾说清楚过。但孙文革命和列宁主义的基本要点是相类似的。一者是暴力革命，一者是打碎国家机器，建立一统天下的红色江山。孙文将此表述为军政、训政和宪政的递进过程。军政便是暴力革命，训政乃是国家机器的重建，宪政是通过中央集权的国家力量，实现革命的政治理想。至于那样的理想到底是民主政治，还是一党专制式的独裁政治，后来蒋介石的独裁和到台湾后建立的蒋氏小朝廷，应该算作一个回答。可见，倘若孙文的政治理念与列宁主义大相庭径，怎么可能得到列宁的激赏？

但比起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孙文的宪政说毕竟给民主政治开了一条门缝。虽然蒋介石籍此在台湾建立了专制小朝廷，但继任的蒋经国能够跨出解除党禁的一步，却跟宪政说不无关联。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正是孙文将三步论的最后一步归结为宪政，才使蒋经国的政治变革有了法统的正当性。台湾的政治转型是经由蒋经国的毅然开放、李登辉的断然改革完成的。蒋经国好比打开了那扇通向民主政治之门，而李登辉则一步跨了出去。相比台湾的转型成功，邓小平在结束毛泽东的继续革命转向经济建设之际，再怎么努力，也跨不出无产阶级专政的铁门。比起宋教仁的议会政治努力，孙文的军政、训政、宪政主张是既保守又很不确定的，既给民主政治留了一条门缝，也给专制独裁开了一个后门。因此，蒋介石可以据此建立独裁小朝廷，而蒋经国则可以据此给两党选举制度的确立提供可能。比起由列宁主义进一步发展而成的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孙文的政治理念既不指向继续革命，也不具有钢铁般坚硬的专政意味。

当然，不管孙文宣称什么样的政治理念，其当初向列宁主义的臣服，主要原因在于利益的驱动。在早先与袁世凯的角逐中，孙文开出拱手相送东北的天价，日本当局却依然不为所动。此刻苏联人主动把卢布、军火连同列宁主义革命一起送上门来，孙文岂有拒绝之理？再加上，列宁既没有后来斯大林那种大国沙文主义，也没有斯大林清除党内异己的残暴。相反，列宁的苏维埃政府还向中国提出归还沙俄所侵占的领土，这无疑会让包括孙文在内的中国革命党人感动不已。再加上孙文还没看到后来斯大林大清洗的情景，对于十月革命充满理想主义的憧憬，也算情由可愿。孙文与苏联的结盟，还颇有一番知遇之恩的感激，至少一雪当年日本人相信袁世凯而不愿支持他的耻辱。精明的日本人看重袁世凯的政治能力，把孙文看作一介草莽。经过明治维新的日本人，在选择一个改良者还是一个造反者做盟友的权衡上，答案显而易见。但列宁恰好也是一个造反者，在造反有理的信念上，与孙文天然相通。彼此可谓相见恨晚。

虽然现代民主政治之于当时的每一个历史当事者，都在探寻和摸索之中。但孙中山的革命热情，却来自于洪秀全造反的诱惑。与洪秀全不同的是，孙中山明白，在国门洞开之后的中国，江湖造反倘若得不到某个强国的支持，不仅不可能成功，甚至都不可能成立。这可能是孙中山在当时胡天胡帝闹革命时少有的过人见识，而后来中国共产党依仗苏俄的成功，也证明了孙中山当初在国际社会四处寻找靠山，确有先见之明。从孙中山到蒋介石再到毛泽东，三者在政治理念上很不相同，但在如何倚重强国坐大甚至不惜出卖国土的方略上，全都心照不宣。在蒋介石手里丢失的外蒙，在毛泽东是向苏联主动承认的。至于孙中山，只要在政治角逐中能够成为大总统，宁可奉送国土也在所不惜。轻国土，重江山，这可谓近百年中国政治大玩家的共同特征。

中国现代历史上的历次革命，通常具有躁动不安和异想天开的特征。用毛泽东的说法，便是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描述的诗情画意。革命家总是有如躁动于母腹中的婴儿，而革命又总是带着遥远的海面上可以看得见的桅尖之类的幻想。与此相反，改革家通常需要的是，关键时刻沉得住气的宁静，一如古人所说，宁静以致远；除此之外，还需要现代商业文明应有的务实精神。倘若没有沉静的内心修为，曾国藩在举兵北上选择赵匡胤式称帝、还是退一步选择和平改良的历史紧要关头，说不出“倚天照海花无数，高山流水心自知”的绝句。而也正是曾国藩的这一选择，无意间打破了王朝更迭的历史循环，开辟了和平改良的现代化之路。至于务实，李鸿章则是一个典范。在此仅举一例，便可洞悉。当年，李鸿章在日本挨了一枪，从血泊中惊醒过来，马上恢复谈判者的清醒，向伊藤博文讨回一个亿的赔款。可悲的是，李鸿章此举非但没能得到千百万同胞的掌声鼓励，反而换得一个卖国贼的恶名。

按理说，在夏威夷长大的广东人氏孙文，应该具有这两种品性。可是，孙文革命既没有夏威夷般的沉静，又没有广东生意人的务实；仿佛天生就是一个被热情和幻想驱动的革命家，号称孙大炮。倘若说，孙文革命有什么实际之处，那就是孙文发现，其江湖造反比起列宁主义，远为逊色。列宁主义使造反变得空前的理直气壮，并且具有极为有效的操作性，学习起来也相当方便，不需要像读个博士一样，从马克思的《资本论》读起。只消照搬十月革命的那套方式，组党，建军，虚构一个革命的意识形态，打造一种网罗各种政治力量的方法，再成功地把底层民众煽动起来，天下便唾手可得。用后来毛泽东的总结叫做三大法宝：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因此，革命家的学历根本不重要。革命领袖又通常是因为书没读好而产生。

几千年来，中国人在被愚昧化之余，倒是有个根深蒂固的谋生观念，学而优则仕。中国晚近历史上先后三个最为响当当的造反者，都跟他们不能学而优有关。倘若洪秀全都能够秀才举人一路考上去，那么就不会有天王造反的故事了。同样，假如当年的湖南师范生毛润芝风尘仆仆地投奔北京大学之后，能够像梁漱冥那样被蔡元培看中执教，甚至也混个大学教授什么的，那么共产党的队伍里也就不一定会看到毛泽东的身影了。相比之下，孙中山的丧失学而之途，并非机会不够，而是心气浮躁，缺乏十年寒窗的耐心。那个博士称号之于孙文，与其说是尊重，不如说是讽刺。孙文好高务远，却又志大才疏。孙文革命的主要特色是狂想和热情。所以有了一次又一次的起义暴动。几乎每一次都要流血牺牲，而孙文又每一次都毫发无损。也许黄兴知道个中奥妙，所以在仓促的二次革命发动之际，让孙文先走，自己留下来承担风险。

孙文革命的一个最大喜剧性在于，所谓辛亥革命的两大主要构成事件，全都跟他无关。一者是武昌首义，孙文根本不在场，据说正在美国打杂。一者便是清室逊位，乃袁世凯的杰作，跟孙文毫不相干。

但孙中山自有孙中山的运气，翻来覆去地折腾到最后，终于找到了造反有理的知音，苏联的列宁同志。与日本人当年的亲袁疏孙相反，列宁对孙中山赞不绝口，彼此一拍即合。孙中山折腾了大半辈子的江湖造反，由此转入正轨，输入了列宁主义的血液。从建党到军火，从组建黄埔军校到请来苏联顾问，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相应地改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比起洪秀全假借上帝名义起家，此刻的孙中山显然像样多了，也踏实多了。钱饷枪炮，政党军校，一应俱全。孙中山由此重整旗鼓，踌躇满志。用毛泽东的诗词形容，颇有一番“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意思了。背靠着苏联，孙中山终于找到了一条扫平诸候、一统天下的革命道路：北伐。

孙文革命表面上声称三民主义，号称走军政、训政、宪政道路，但骨子里，或者说下意识里，却颇有成为一统天下的真命天子的情结作祟。当初与袁世凯角逐，孙文怀有这个情结。后来宣称二次革命，也跟这个情结有关。乃至袁世凯死后，孙文的这个情结依然存在。其时，国会里的议会政治，随着宋教仁的被刺而烟消云散。此后的国会，变成了各式政客走向独裁的工具。只不过有的政客在北京折腾，有的政客如孙文者，则在广州折腾。当年被袁世凯夺走的大总统一时讨不回来，孙中山强迫广州的非常国会，把他选做了非常大总统。

正是在孙文当上非常大总统的时候，联省自治的政治理念开始如日中天。其中，不乏基于地方利益者，但也有不少基于政治理念者，或者二者兼而有之者。在联省自治的主张者们心目当中，当年两江、两湖、两总督在慈禧太后策动义和团作乱时的东南自保，记忆犹新。封疆大吏的那个举措，无意间削弱了中央集权专制，从而激活了地方上的经济文化，及其创造的自由和活力。因此，这个理念在当时已然深入人心。就连初出茅庐的毛泽东，都曾倡扬过湖南独立、联省自治。

非常大总统孙中山之于一统天下的那种迫不及待，不仅触怒了赞同联省自治的学者革命家章太炎，而且导致革命的亲密战友陈炯明与之分道扬镳。章太炎的不认同不过是拂袖而去，而陈炯明的异见却是有实力诉诸枪炮的。被陈炯明武力逼离广州的孙中山，老羞成怒，把对方打成反革命。其行径一如三十多年后的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硬生生地给彭德怀扣上一顶里通外国的反党野心家帽子。

可以说，陈炯明的断然举措，既是对孙中山的严厉警告，也是联省自治派对一统天下者的最后规劝。即便同样的投身革命，也有一个以革命方式选择现代民主政治、还是把革命之酒装回中央集权专制之旧瓶的区别。但素有洪秀全之志的孙中山，是不会因此回头的。一旦得到苏联的全力支持，孙中山马上准备着手以暴力革命一统天下的北伐战争，渴望成为中国的列宁。要不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孙中山并非没有希望如愿以偿。

但对于国民党来说，孙中山却死得十分及时。因为照着孙中山的路子走下去，国民党早晚会被共产党吞并，在孙中山的统一领导底下，唯苏联马首是瞻，就像后来的东欧诸国一样。只不过孙中山的死，也给国民党带来一个难题，不知该把共产党怎么办。就像共产党从来没有把国民党放在眼里一样，国民党从来没有读懂过共产党。这并非说，国民党的领袖们学历不够，而是国民党从一开始就打上孙中山的江湖帮会印记，既没有宋教仁坚定不移的议会政治意识，又茫然于共产党的五四文化资源。非常戏剧性的是，这两者又恰好是当时的共产党领袖陈独秀所长。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首席领袖，陈独秀的文化视野，是孙中山所望尘莫及的。一个是中国新文化的先驱，一个是在夏威夷唐人街长大的无业游民。孙文早年的所谓行医，与其后来的所谓革命，是一样的江湖。陈独秀的革命起点，是五四《新青年》杂志之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号召力。相比之下，孙文革命不过是一次次鬼鬼祟祟的恐怖活动。革命的起点之于革命者，通常具有终其一生的影响。

当共产党和国民党合到一起，开始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两党的领袖却天然的情同冰炭。在新文化运动中叱咤风云的陈独秀，在文化上激进，在政治上温和（相比共产党内的许多激进领袖）。陈独秀天性厌恶江湖造反，认同议会政治，乃至同情主张联省自治的陈炯明。当主张联省自治的陈炯明最后落败之后，陈独秀主动找上门去，表示友好，并且希望彼此有所合作，共襄大业等等。而习惯于搞江湖帮会的孙中山，可能至死都没能弄明白，什么叫做议会政治。由此可见，历史确实十分偶然。假设当初宋教仁没有被暗杀，并且替代孙中山成了国民党的头号领袖，那么后来的国共合作就会有一番截然不同的景象。但历史的偶然性是不能假设的。历史的事实是，同样由苏联扶植起来的国共两党，彼此最初的领袖，并不互相认同，更不互相买账。

当然，陈独秀的这种议会政治倾向，不会得到苏联的认同。苏联要的就是孙中山式的造反，孙中山式的大一统情结，从而能够通过操纵国共两党，最终取代列强，独霸中国。苏联及其共产国际与孙中山之间的这种默契，决定了陈独秀最终只能出局。或者可以这么说，那场大一统的战争一开始，陈独秀就像之前的陈炯明一样，注定要从历史舞台上被逼退。就算苏联顾问不清除掉他，也迟早会被党内的竞争领袖者排挤出局。倘若说，历史的河道在二次革命还只是一个生硬的转折，那么到了孙中山操办的北伐战争，全然定型成暴力革命和一统天下。抗战胜利后的那场国共争霸，不过是北伐战争的一种历史延续罢了。

更为悲剧的是，陈独秀的议会政治理念，即便在共产党内，也得不到认同。革命，通常是一种激进的比赛。革命党人最热衷的作秀，便是做出更加革命的姿态。陈独秀在从新文化运动走向政党革命的过程中，并非没有冲动没有激进过。但那样的激进，不断地被更为激进的其他领袖所超越。工运领袖比学运领袖要激进，农动领袖又比工运领袖更激进。澎湃的广东农民运动算得激进了，殊不知，毛泽东倡扬和推动的湖南农民运动激进到了疯狂的地步，以义和团的狂热，以太平天国的架势，猛烈扫荡乡村士绅阶级，同时又引发一场场城市暴动。这样的疯狂，虽然直到四十年后才演变成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灭顶之灾，但在当时也已经足以令人心悸。不仅王国维从中看出了历史的劫难，即便是正处革命势头上的国民党人，也不堪忍受。

从某种意义上说，陈独秀和孙中山互为对方的掘墓人。孙中山设计的北伐，为倾向于议会政治的陈独秀挖好了坟墓。陈独秀的新文化运动，则是孙中山的死穴。孙中山至死都不知道，北大的《新青年》杂志是怎么回事。从历史的承接性上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洪秀全造反的延续，而是曾国藩们开创的现代化历程的一个逻辑结果。从同治中兴开始的实业现代化，军事现代化，社会现代化，到袁世凯和宋教仁在国会博弈中演示的政治现代化，必然引出的下一个历史环节，便是文化的现代化。改革开放，不能总是在一种失语的状态里进行。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也不可能始终滞留于宋明理学的伦理道德规范。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孔儒之教在日新月异的社会变革中，已然枯竭。在打倒孔家店的偏激背后，可以感受到时代的脉搏。科学和民主的理念，取代三纲五常，乃是历史必然趋势。要不是受到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这场文化变革，完全可能走向改革话语的确立，而不是悄然转向毛式话语的崛起，致使白话文的普及，最后使之沦落为暴力革命和毛氏暴政的帮凶。

不过，即便是毛泽东最后摄取了新文化运动的资源，也不能否认五四文化在刚刚面世的时候，确实给中国社会注入了一股鲜活的朝气。陈独秀及其《新青年》，成了时代的风向标。北大，成为新锐青年人人向往的圣地。也许只有孙中山那样的江湖草莽，对此茫然无知。这与其说是孙文太低能，不如说是此公心里被大总统情结塞得太满太结实。当年失去的那个人君之位，成了孙文革命的重心所在。孙文宁可跑到北京和东北大盗张作霖谈天论道，也不曾下榻北大听听《新青年》诸君在说些什么。孙中山在文化上的这片空白，给后继者蒋介石造成了致命的精神缺钙。虽然蒋介石意识到孙氏国民党过于江湖草莽，努力研习曾国藩以求补课，但骨子里却依然像孙文一样，是个文化上的智障人物，现代白话汉语的失语者。在后来的国共逐鹿之际，毛泽东在话语上有如猫捉老鼠一般地玩弄蒋介石。毛泽东可以随心所欲地指鹿为马，蒋介石却只能之乎者也地发布不伦不类的电令。真要说起来，蒋介石还算是在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上海，混迹过的。

按理说，在文化上狂飚突进、在政治上理性温和的陈独秀，较之于在文化上一无所知、在政治上野心勃勃的孙中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类人。但由于苏联人的需要，也是在苏联人的旨意之下，被强行拧到一起。苏联人又给孙氏国民党和陈氏共产党，不动声色地喂了同样的列宁主义狼奶；致使以后的革命，只能成为谁更豺狼的比赛。红军时期国共两党之间的厮杀，双方全都残暴得令人发指。由此反观孙文当初的引进列宁主义，是一种什么样的作孽。相比之下，张学良在日本军队入侵之际下令不抵抗的仓惶出逃，不过是花花公子的小菜一碟。

先是王国维的预感，然后是陈独秀的出局，这两个标记性人物的黯然退场，其实已经预告了中国的历史，将陷入什么样的灾难。北大《新青年》，清华国学院，这两处最为精英的文化之地，最后全都淹没在黄埔军校的甚嚣尘上里。孙文策划的那场列宁主义大一统战争，彻底中断了自曾国藩、李鸿章到袁世凯再到北大《新青年》和清华国学院的中国历史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北伐以后，中国完全成了先秦韩非子所言的乱局：当世争于力气。换句话说，谁最流氓谁为王。各党各派，各路豪杰，各式枭雄，没有人再会相信什么议会政治，什么国会博弈。协商成了欺骗，你死我活才是真理。一如毛泽东的总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孙中山竟以列宁主义的方式，为以后的中国政治舞台，准备了两个势如水火的政党。比起当初逼迫党员效忠，孙中山的重组国民党无疑规范了许多。只是孙中山籍此给国民党输入的列宁主义血液，迫使国民党之于宋教仁的记忆，变得极其遥远；以致蒋介石以后的国民党，只知顶礼孙中山，根本不提宋教仁。

既然接受了苏联的喂养，那么只能选择联俄联共的权宜。孙中山一面给国民党清除了宋教仁议会政治的记忆，一面又给国民党准备好了日后你死我活的难兄难弟，生死冤家。倘若说，这也算是对中国历史的贡献，那么并不是中国民众要求孙中山这么贡献的，而是孙中山基于自己的政治利益和革命幻想强加给中国人的。而国人的愚昧则在于，他们非但不痛恨孙中山替他们准备了历史的劫难，反而跟随着国共两党，朝着孙中山顶礼膜拜。

在国人一团浆糊似的记忆里，有关秦始皇，李世民，朱元璋之类的帝王，却十分清晰，从不模糊。几千年的帝王崇拜，一旦泛滥起来，即便没有孙中山也要找个孙中山，没有毛泽东也要找个毛泽东，更不用说已经有了，已经降临了。因此，日后的劫难，倒也并非孙文一人之功，而是有劳于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作祟。挨了一枪的李鸿章替中国人讨回一个亿之际，国人齐声痛骂。宋教仁因为开创议会政治而倒在血泊中的时候，国人一脸茫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一旦孙中山开办黄埔军校，准备北伐战争，国人马上看懂了，立即响应了。国人全都知道秦始皇是如何一统天下的。最不济的，至少也知道洪秀全是如何造反的。北大的新文化运动太书生，清华国学院的学问又太高深，唯有黄埔军校，才是实现人生理想的方便法门。正如毛泽东的暴政，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也是投了中国民众的所好；孙文革命的暴力方式和大一统目标，实在是中国民众最为认同最为倾心的。早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民众送来马列主义之前，中国人已经在《水浒传》和《三国演义》里学会了如何造反，如何争夺天下。由各式帝王主宰的历史，民众的愚昧，一如对权谋的崇拜，必不可少。

在这样一种历史氛围里，造反有理替代改良道路，已然命定。这样的过程根本不在于救亡压倒启蒙，因为启蒙一开始就被陈独秀李大钊们引向了十月革命，孙文又从另一个方向将革命从江湖进一步转换成列宁主义，从而唤起了造反有理的历史记忆，激发了革命家的江湖习性。正如国民党最高领袖的继承者，理所当然是一身戎装的蒋介石，而不是书生意气的汪精卫；共产党的领袖，经过一番走马灯似的更换，最后一锤定音：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从孙文革命到毛泽东坐天下，中国历史以一种最阴狠最暴虐的方式，回到秦始皇时代。蒋介石的独裁，不过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而已。 

二、国共相残蒋汪有别，民国人文先秦风貌

就其隐喻意味而言，孙文死在谋求大总统的半路上。不知是撒手得过于仓促，还是太过专注于大总统之位，孙文逝世前根本就没有考虑过国民党的后事。就连遗嘱都是由汪精卫代写之后，签字了事的。当然，也幸亏汪精卫动笔，否则，以孙文的草莽根底，恐怕还写不出“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那么漂亮的文言。就像毛泽东根本不把他的共产党放在眼里，随便发动一个文革便把共产党打得落花流水；孙文也同样只把国民党当作自己成为真命天子的工具，至于这个党在他身后的命运如何，只好生死由命、富贵在天了。这可能是这类领袖和其政党基于彼此利益关系而产生的冷漠。相比之下，过去的帝王驾崩之际，最为关切的就是后事，于是有了众多的托孤故事，比如刘备之于诸葛亮的托付之类。对于政党领袖而言，手下的组织与骨肉之孤，毕竟不可同日而语。

被孙文扔在半路上的国民党，一时间六神无主。幸好有个万众景仰的英雄偶像汪精卫，被众人推举为领袖，国民党才不致于分崩离析。继孙文之后执掌大权的汪精卫，虽然一时众望所归，但对国民党来说，毕竟缺乏孙文那样的凝聚力。汪精卫是一介颇有诗人气质的书生，还具有孙文其实并不具备的英雄人格。从精卫的自我命名中，可以看出此君之于古风的倾心。但这样的人物既缺少帮会大佬式的威严，没有老谋深算的运筹帷幄本事，又没有对历史的洞若观火，对政治格局的宏观把握。这些能力，倒是后来登上政治舞台的毛泽东，恰好全都具备的。

在中国现代政治史上，汪精卫个人生活的清廉，可谓极为鲜见。即便是后来的周恩来，都难以望其项背。两者早年都从理想主义革命家起步，并且都以革命的美男子著称，早年的汪精卫，确实对权力有过为一般政治人物所少有的淡泊之心。辛亥革命成功时，革命党人纷纷弹冠相庆，唯独汪精卫超然物外，兑现自己革命成功不为官的诺言。汪精卫不仅一表人材，风度翩翩，而且英气勃勃，文采飞扬：“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这四句行将就义的铁窗诗，清末民初，传诵一时。正是这样的超凡出俗气度，打动了清廷重臣肃亲王，说服摄政王免其死刑。开明的肃亲王，最后竟与这位朝廷死囚成了知心朋友。汪精卫的人格魅力，于此亦可见一斑。至于汪精卫和陈璧君的生死恋，更是有口皆碑的革命传奇，世人闻之，无不动容。

然而，政治毕竟不是审美，传奇只能与神话共存。一朝权力在手，汪精卫不得不按照所置身的政治环境处世。相比后来崛起的蒋介石，汪精卫缺乏应有的清醒。彼此同样承继孙文从苏联习得的列宁主义政治衣钵，蒋介石侧重其江湖本性，汪精卫执着于孙文的既定方针。蒋介石打着国父的旗号，暗中学习的却是曾国藩；而汪精卫却有类于七十年代末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凡是派，因循守旧，一切都按照先总理遗志行事。早年的理想主义，此刻变成了思维方式的僵化。这种僵化又以忠诚自许，凡是先总理制订的，全都照办。尽管汪精卫跟其他国共两党的领袖人物一样，对苏联顾问的颐指气使，未必惬意；但联俄联共，不可动摇。倘若说共产党在孙文手里，还只是初生牛犊，那么经由汪精卫的关照，得以飞速成长壮大。从某种意义上说，汪精卫对于共产党，颇有哺育之恩。

孙文身后的国民党，鱼目混珠，错综复杂。而汪精卫又偏偏以最为凡是派的方式，重整了国民党。其中不仅偏向共产党的国民党左翼占有很大比重，就连共产党人也占据了相当的席位。汪精卫如此突出国共合作，把孙文的国民党，几乎变成了向共产主义革命倾斜的同盟。当时的许多共产党人，一时间都因此产生过经由国共合作、抵达革命成功的幻想。即便是毛泽东，在汪主席手下当了部长之后，也不无春风得意，踌躇满志。

无可否认，当时许多共产党人，都怀有强烈的理想主义抱负。其中不仅有陈独秀的《新青年》唤醒的理想主义气质，更有苏联的十月革命，还不曾显露出革命的残酷和肮脏，尚充满诗情画意而令人憧憬。憧憬是朦胧的，理想也是朦胧的。汪精卫及其国民党左翼领袖，就此与早期共产党人，朦胧到一起。一时间，彼此形成一团扑朔迷离的气氛，仿佛有个非常美好的前景，只需要磅礴的革命激情就可以抵达。这可能是国共之间真正有过的蜜月期，源自年轻一代知识男女之于未来的美好向往，也缘自两党的最高领袖，汪精卫和陈独秀，全都有些书生意气。只是如此一派朝气蓬勃，让一批老于世故的国民党右翼人物，时称西山会议派，极为反感。

在蒋介石登台之前，国民党内部的纷争，可说是凡是派意义上的左翼理想主义者，与不赞同联俄联共的右翼利益集团的冲突。前者体现了孙文革命联俄联共的不切实际一面，后者看重的是革命本身的利益指向。西山会议派的那些人物，几乎个个都像帮会大佬。他们后来大都成了青红帮出身的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主要支持力量。其中的吴稚辉，更是蒋氏的终生挚友。花里胡哨的中国政治，实际上通常捏在这类人物手里。任何理想主义的革命家，想要在中国获得成功，或者说想要击败这类人物，非得比这类人物更江湖、更流氓不可。可以说，这是蒋介石最后在党内胜出的根本原因，也是毛泽东从一介书生演变成史上最大流氓的奥秘所在。

不过，汪精卫的恪守孙文遗志，在得罪国民党右翼的同时，也为他自己确立了一个在党内难以动摇的政治地位：正宗的衣钵传人。再加上他在政治操作能力上，还远没有达到长袖善舞的炉火纯青，无意间避免了身处险境。汪精卫的不擅拉帮结派，不懂培植自己实力，不知道掌握枪杆子的至关重要；所有这些不成熟的特点，都会让对手在不以为然之余，感觉没有太大威胁。相反，脚踏实地、颇有政治操作能力的廖仲凯，自然而然就成了党内右翼的行刺目标。可以说，国共之间的蜜月期，最早是从廖仲凯倒在血泊里的那一刻，开始出现裂痕的。只是双方的领袖如汪精卫、陈独秀，当时并没有看出其中的凶险。因为国民党右翼真正形成气候，始自于蒋介石的登上政治舞台。

由上海滩江湖革命家陈英士一手提拔起来的蒋介石，是国民党右翼的天然领袖。蒋介石的政治人格与汪精卫恰好相反。仅以两人的革命起点为例，彼此间的对照，便可见一斑。同样是行刺，汪精卫刺杀的是清室权臣摄政王，蒋介石暗杀的却是革命同仁陶成章。汪氏此举之悲情之壮烈，普天之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蒋氏作为之阴暗之卑劣，国民党内，人人讳莫如深。一者乃理想主义博浪一击，一者是功利之徒悍然一赌。一个充满洋溢了在《山海经》里的阳刚之气，一个全然是《三国演义》所津津乐道的狡诈阴狠。一个过于天真，一个过于无赖。一个是比林冲、鲁智深更豪迈更为光明磊落的替天行道，一个是泼皮牛二讨好宋江似的鸡鸣狗盗。倘若在混沌的远古时代，彼此高下立判，云泥分明。可是在一个污浊的政治泥潭里，在一场场诡计多端的党内角逐中，日后谁是输家，谁是赢家，却一目了然。

为了骗取汪精卫的信任，蒋介石最初以装出一付同情革命、支持联俄联共的左翼模样，得到了汪氏的大力提携。及至羽翼丰满，蒋介石马上真相毕露，脱下理想主义的伪装，露出一付青红帮的泼皮嘴脸。蒋介石是个样样都跟汪精卫截然相反的人物，就连人生履历都相反。汪精卫从日本办革命党人的报刊开始革命生涯，而蒋介石政治生涯的铺垫，却是在上海滩拜老头子，混迹于青红帮。就审美而言，蒋介石的政治起点是不堪入目的；但在实际的政治历练上，蒋介石却获得了连孙文都不具备的务实。须知，中国的政治，向来是“争于力气”（韩非子语），比赛权谋，从来不具审美价值，也不以审美为然。以一种帮会式的务实头脑，蒋介石从来没有被眼花瞭乱的革命辞藻所迷惑，而是凭着争权夺利的常识行事。

正是凭着这样的常识，蒋介石一眼看出了联共联俄的荒唐。天底下哪有免费午餐？苏联人如此慷慨，难道会没有所图？在苏联人的指使底下，共产党籍北伐之机，一面铺天盖地搞农运工运，一面渗透军队渗透国民党，脑子再糊涂的人也看得出接下去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更不用说精于盘算的蒋介石。说他胸有大志，似乎是过于抬举；但说志大才疏，却只适用于孙中山。蒋介石是个有多少本事冒多大风险的政治赌徒。他一旦清楚地意识到：国民党不能让共产党吞并，中国不能变成第二个苏联，马上就借中山舰事件向共产党及其后台苏联人发难。虽然发难的方式不无泼皮，但传递的信号却十分明确：蒋某人不是孙逸仙，你们援助的欠债向先总理讨去，将来北伐成功的果实只能归我蒋某人。与孙文把个江湖革命搞得一团浆糊截然不同，蒋介石把利害得失算得清清楚楚。

平心而论，蒋介石很奇特地具有其他国民党人，包括孙文在内，都没有的头脑：知道学习曾国藩。这个青红帮出身的政治投机者，天性不喜造反有理，而崇拜枭雄人物；曾经有一度对希特勒五体投地，差点将《我的奋斗》与曾文正公的书文相媲美。基于这样一种政治品性，蒋氏当年甫登政坛，便断然扮演了对共产党毫不留情的狠兄；倘若可以把孙文看作是共产党诞生之际的教母，把列宁看作是其教父的话。蒋介石唯有在投汪精卫所好时扮演过一段时间伪君子，在此后的政治生涯中，始终是个面目清晰的真小人，并且有着一付不容异见的小肚鸡肠。

正如毛泽东后来在复杂的抗日局面里以坐观虎斗、消极抗战的方式壮大了共产党，蒋介石在北伐进程中以断然分共的方式拯救了国民党。既然中国的政局早已经由孙文革命回到了《三国演义》的格局里，或者说回到了春秋战国式的逐鹿天下，那么利益的权衡就会自然取代理想的标高。

蒋介石的分共，不仅扫除了当初孙文笼罩在国民党头上的理想主义迷雾，同时也迫使共产党变得实际起来，渐渐学会遵循利害关系的准则，而不是理想主义的方式，从事他们的所谓革命。孙文的国共合作好比一场包办婚姻，充满了自欺欺人的虚情假意。倘若是两帮强盗合伙抢劫，只要说清楚如何分赃，或许还不至于火并。可是将两个利益集团以假装拥有共同理想的方式撮合到一起，早晚要反目成仇。不啻蒋介石洞若观火，共产党的其他领袖人物，也同样心知肚明。也许只有汪精卫和陈独秀书生气十足，竟然会在国共誓不两立的当口，发表《汪陈联合宣言》，苦口婆心地劝阻双方，不要兵戎相见；这就好比在两群准备你死我活的豺狼之间，彼此并肩做了一对牧羊人。结果，自然是双双遭到自己阵营的痛骂。汪精卫辞职去国，陈独秀则被罢免总书记。倘若这两位国共领袖联袂写一篇文情并茂的什么辞章，也许会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可是发表如此善良如此糊涂的宣言，却只能成为一个苦涩的笑柄。

一旦利益成为政治斗争的首要动力，理想主义马上云消雾散。即便恪守总理遗志的汪精卫，后来也从共产国际的一封信中看出共产革命的真相，断然与之分道扬镳。其时，国民党内也许只有宋庆龄那样的烂漫人物，才会继续戴着理想主义的有色眼镜，坚信共产党革命如何崇高。以一种隐喻的方式来形容，宋庆龄乃中国二十世纪政治历史上的革命睡美人。遥想当年，宋家花季少女在与有夫之妇孙文私奔的那一刻，就已被革命迷雾熏倒，开始一场漫长的昏睡。一直睡到五十年代，才被毛氏共产党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和疯狂残害各类政治贱民，赫然惊醒。惊醒之后，再也没有昏迷。及至八十年代的临终之前，宋庆龄已经获得了旁观者通常具有的清醒。劝她加入共产党，回答说，不必了。问她是否与孙文合葬一处，回答说，配不上。历史的沧桑，于此倒也可见一斑。

在彼此先后分共的时刻，谁书生，谁流氓；谁有君子风度，谁是小人嘴脸，对照鲜明。蒋介石在上海大开杀戒，汪精卫却在武汉网开一面。蒋介石是血洗共产党，汪精卫是客客气气地请走共产党。蒋介石可以翻脸不认人，但汪精卫却始终把共产党当作先总理请来的客人，即便分手，也分得彬彬有礼。就此而言，汪氏作派，确实颇有古风。换句话说，有点贵族气。当年的肃亲王，还真没错认他做朋友。但反过来说，肃亲王也罢，汪精卫也罢，最终都不能在这块土地上有所作为。这里是比赛谁更流氓谁更小人的国土。

正如追逐实利的蒋氏国民党绝对不提宋教仁，受到蒋介石清共重创的共产党也不再以陈独秀为领袖。当年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候们如何征战，此刻的共产党和国民党也如何厮杀。不同的只是，春秋战国时代是权贵和权贵间的战争，而国共两党则是草莽和草莽间的你死我活。先秦贵族的斯文，尤其是宋襄公式的恻隐之心，在这样的草莽厮杀中，是绝对不能指望的。赤裸裸的凶残，成为国共厮杀的特征。彼此全都毫无尊严可言，彼此全都变成列宁主义的豺狼。倘若追问究竟是什么样的仇恨使双方如此残忍，相信谁也弄不明白。无论是国民党的将军，还是红军的什么政委，没有一个能够说清楚，到底什么叫做实现共产主义，什么叫做苏维埃政权。更为可笑的是，在后来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这场战争又被红卫兵和造反派以武斗的方式，重新演习了一遍。也是一样的凶残，一样的盲目，一样的说不清楚究竟仇恨对方什么。在这样的厮杀中，除了看到一个民族的愚昧和野蛮，实在看不出其中含有什么崇高的意味。过去说是春秋无义战，其实，民国以后的中国，又有过什么义战了。只是苦了许多热血青年，莫名其妙地抛了头颅，洒了鲜血。更有不计其数的无辜生灵，惨遭涂炭。

蒋介石可能未必明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是怎么回事，但蒋介石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在扮演曾国藩，从而顺理成章地把共产党看作是曾国藩不齿的太平天国。蒋介石对曾文正公的崇拜是发自内心的，一如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之于曾氏的五体投地。蒋介石和毛泽东的文化根底可谓半斤八两。毛泽东的后来居上，是因为五四新文化的神助。彼此对于中国社会的认识，毛泽东最初是从《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之类的经典中读出来的，蒋介石则在上海滩上混迹时自学成材。同样使用下三滥的政治手段，蒋介石的做法带有明显的青红帮特色，毛泽东的作派有时像《三国演义》里的曹操，有时像《史记》中的刘邦，有时像历史上的朱元璋。这两个人的学习曾国藩，其实全都不无搞笑。曾国藩不好美色、不以江山为意，但这两人却是江山美人，一样都不能少。曾国藩的事功，源自内心修为。这两人的从政，出自权力饥渴。彼此的区别在于：蒋介石是从流氓到书生，毛泽东是从书生到流氓。毛泽东的晚年，可以参照蒋介石年轻时在上海滩混迹时的德性。而蒋介石的晚年，却具有青年毛泽东的英气；就连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脸相，都圆润祥和了许多。

蒋介石学曾国藩的一个最大喜剧性在于：曾国藩的事功是无言的，后人的仿效应该从曾国藩做了什么着眼，而不是死读曾国藩说了什么。从曾国藩的文集和家书里，读不出曾国藩的功业所在。唯有从曾国藩所做的三件大事当中，才能领悟曾国藩的经世境界。一则是戡定太平天国，一则是开办洋务运动，一则是平息天津教案。这三件大事里头，蒋介石只读懂半件，戡定太平天国。因为蒋介石面对的共产党，与太平天国既有相同之处，又有相异之别。蒋介石只读懂共产党和太平天国的相同之处，读不懂共产党和太平天国的相异之别。因为蒋介石和他的恩公孙中山一样，对于五四新文化是完全茫然的。虽然蒋介石可以拜胡适为师补课，但胡适的民主政治理念，又为蒋介石的专横天性所不容。胡适知道共产党是怎么回事，但蒋介石跟共产党打了一辈子交道，却始终不知就里，甚至都不知道自己输在哪里。以曾国藩事功来衡量，蒋介石一生最像样的政绩，也许当数他退守台湾以后的土地改革。比较毛泽东在大陆的野蛮土改，蒋介石在台湾的文明土改，颇有一番曾国藩的风范。

其实，倘若蒋介石真的有心研习现代政治，不必那么附庸风雅，非要师从他一知半解的曾国藩，只消看看上海滩大亨杜月笙如何行事处世，就已足够他安身立命。

享有朱家、郭解美誉，并且被人比作当世春申君的杜月笙，可谓突现于江湖帮会的一个奇迹，古今鲜见的一位奇人。此公胸无点墨，却与现代政治天然相通。除了1927年替蒋介石摆平上海的共产党暴动之际，杜月笙曾经违心地依人所求做过暗杀勾当；杜氏一生行事，光明磊落，并且全都给他人留足余地，从来不把对手逼入死角。杜月笙遇事总能够站到对方立场上设身处地，谋求双赢，避免你死我活。杜月笙既是谈判高手，又是和解的专家，并且知道对什么人施展什么方式。倘若跟日本人周旋，得让对方明白自己不好欺负。因为日本人的习性是，对手越示弱，就越看不起，越想要欺负。相反，跟英国人过招，杜月笙知道最好的方式是诉诸法律。为此，杜月笙曾经打赢过一场跟英租界工部局的官司，在上海滩轰动一时。

杜月笙的这种行事方式，不仅暗合于现代的民主政治，而且颇有一番古风在其中。要不然，不会得到章太炎和杨度们的盛赞。章太炎一生心高气傲，连蒋介石奉送数万银元都嗤之以鼻，却会躬身为杜月笙撰写《高桥杜氏祠堂记》。黎元洪的秘书长、骈文大家饶汉祥更是在那副被誉为民国经典的绝对中，径直将杜月笙比作战国春申君和唐朝望族杜氏：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尺五天。倘若不是杜氏气度勾起文化宗师和文人墨客有关古风的些许记忆，杜月笙人缘再好，也断断乎得不到如此的赞誉。

自90年代以降，民国人物成为一个相当热门的文化话题。民国时代，确实出了一大批精彩纷呈的人物，可谓繁星满天。杜月笙精彩，为杜家祠堂作记的章太炎更精彩，章太炎的弟子黄季刚也一样精彩。章太炎的另一门生，庄子研究大家刘文典，跟蒋委员长说话的口气，比章太炎还要居高临下。曾为张之洞幕僚的辜鸿铭，后来成了蔡元培治下的北大一景。更有才艺超群的李叔同，超凡出俗，遁入空门，成为弘一法师那样的传奇人生。诸如此类民国人物，不胜枚举。清室逊位，远不啻只是王朝政治的终结，还意味着压在人们心头的无形重荷被解除。即便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呼唤个性解放，自由也已经不知不觉地回到人们心中。五四与其说是标新立异，不如说是顺应时代潮流。个性从来没有如此解放，性情从来没有如此舒展，思想从来没有如此无拘无束，生命从来没有如此充满活力。民国精英在被西方自由民主思想激活的同时，又被中国自远古以来绵绵不断的自由传统所唤醒。研究庄子的学者，有着庄子的风骨。醉心于明末小品的周作人，将性灵注入五四新文学及其自己的写作。这样的人物，这样的时代，无疑非常需要曾国藩那样的政治领袖，开创出一个与之相应的民主社会，与之相谐的自由环境。

然而，民国的政治，除了古色古香的汪精卫，整体上不及民国的文化精彩。与精彩纷呈的民国精英相比，孙文过于草莽；蒋介石倒是确实在努力学习曾国藩，无奈差距实在太远，好比举着竹杆捞星星。蒋介石能够做到的，只是偶尔向文化泰斗们表示一下敬意。倘若说，他向晚年在苏州讲学的章太炎送钱，可能含有当年行刺章太炎革命战友陶成章的愧疚，那么他对做了阶下囚的政敌陈独秀一再表示友好，则是对一个文化领袖的由衷钦佩。至于陈独秀下台后的共产党，其红色革命之于五四的科学民主宗旨，早已离题万里。毛泽东所谓农村包围城市，转换为针对如此一派人文景观的潜台词乃是，以草莽扑灭精英。毛氏《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把这种文化暴动表述得淋漓尽致。由此再反观鲁迅晚年投枪匕首般的杂文，颇有为虎作伥嫌疑。

民国文化人的自由度远胜于有清，尤其远胜于满清文字狱时期。但由于民国那种你死我活的政党政治太过黑暗，自由依然有个多少的问题（储安平语）。但即便如此，及至民国消失，毛氏暴政剥夺了人文世界应有的全部自由之后，不啻民国时代的自由为人心驰神往，就连晚清的宽松氛围，也变成了美好的历史记忆。

民国的人文风貌，颇有一番先秦气象。中国的人文景观，应作如是观：文化首先不是通过文字承传，而是经由生命本身延续。因此，文化的繁荣与否，首先不在于著书立说的丰贫，而在于人物的精不精彩。人文环境的自由与否，也在于能不能出现千姿百态的人文精英。比起先秦的百家争鸣，民国的思想和学术不过小荷才露尖尖角。先秦是个极其悠长的历史年代的终结。那个年代的文化以无言为至境，即所谓“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也。及至有言，乃至百家争鸣，这样的年代便告结束，亦即混沌开窍混沌死。就此而言，先秦诸子的特征在于相当成熟。与此相反，民国时代是一个不无遥远的未来的开端，形形色色的思想，色彩缤纷的人物，全都处在刚刚苏醒之际，根本来不及自成一家。就此而言，所谓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只是个隐喻，很难深究其中的实在意蕴。比如说李叔同，与五四运动毫不相干，但五四新文化的成就里，就有李叔同之于中国现代戏剧的开创，音乐绘画上的贡献。如此等等。

五四新文化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五四运动，是不尽相同的概念。不少新文化的先驱或者创造者，与运动并无关系。相反，与运动有关的人物，大都走向政治舞台，于新文化的创造无关。需要指出的是，文化的创造本质在于独孤的个人。文化一旦变成运动，就有流于粗鄙的危险。至于在运动中形成的社团，通常成了帮派的先声。运动最难避免的，乃是急功近利的过激。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过激，从一开始就已经存在。不仅陈独秀过激，就连温和持重的周作人，也曾在否定传统文化时有失偏颇。倘若说，这些文化领袖人物的偏激只是差之毫厘，那么后来把白话文学变成革命文学、普罗文学或者说大众文学的左翼运动，便是失之千里了。这样的偏激起初还只是一种荷尔蒙的作祟，比如创造社、太阳社某些革命文艺青年，到了后来，便越来越服从于政治斗争的需要。郭沫若在其早年诗歌里向工农大众的磕头作揖，不过是十分夸张的作秀；及至写作《屈原》，已经有了配合共产党抗日宣传的意图在内了。 

三、抗日赌局斯大林做庄，爱国话语共产党获利

二十世纪初叶的日本，已然一个东方强国。源自国家利益的需要，幕府时代的武士道，在不断的向外扩张过程中发酵成日益失控的侵略性。1931年强占东北之后，日本军队在某种程度上重演了当年清兵入关的历史。而中国的政治格局，也因为日本的入侵，发生了戏剧性十足的变化。

在日本军队入侵之前，中国正在逐渐走向由蒋介石一统天下的新型王朝。蒋氏王朝不会比袁世凯更开明，但也不会比袁世凯更专制。而且，蒋介石也跟袁世凯一样，在意识形态上了无优势可言。因此，蒋介石气量再狭隘，品性再专横，其专制程度也达不到毛泽东的严酷。孙文当年设计的一统天下，倘若真被蒋介石完全实现的话，那么确实有点走向立宪的意味。清末民初的自由空间，依然会有所保留。中央和地方的之间，可能会是大局认同，磨擦不断。而各方认同的大局，首先在于清除共产党。经年不断的围剿，共产党很可能会成为太平天国第二。至于国民党内的冲突，倘若蒋介石聪明的话，应该始终保留汪精卫，作为其首席对立面。因为与其让更厉害的江湖角色崛起，不如让一介书生填空。

但日军的入侵，使中国政局一下子退回到了明末清初，并且还在一个对共产党非常有利的国际环境底下。清兵变成了日军，李自成转换为毛泽东，而蒋介石被抛到了崇祯的位置上。至于那个叫做吴三桂的武夫，竟然变成了书生型的汪精卫。政局有如赌桌，赌徒的赌技再高，也高不过赌运的有无。倘若撇开任何意识形态来观察所谓抗日的话，那么乃是各方政客的一场豪赌。要弄清这场赌局，必须厘清当时的整个国际政局。

民国时代的这场中日战争，与满清王朝的中日甲午战争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在于国际背景。甲午战争仅仅是彼此强弱的交锋，胜者获利，输者割地赔款。但这次交战，却是在一盘国际大局里的博弈。国际上的风云变幻，直接影响到中国的战局，也影响到是采用战还是选择和的谋略运用。当远在太平洋彼岸的珍珠港袭击爆发时，日本人为他们的偷袭成功而欢呼，中国人也暗自庆幸：战火终于烧到美国人头上，小日本得罪了一个最不该得罪的强国。其时，就日本而言，也与入关的满清截然不同。满清的目标就是要入主中原，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野心，却远不止于中国。吃着嘴里，看着锅里。打着中国，看着太平洋，还窥视着苏联。错综复杂的国际利益，使中国的抗日迥异于宋朝时岳飞的抗金，绝非一个简单的“战”字可以摆平。战，是手段；和，也是手段。有时需要强硬，有时需要妥协。当时，英国人跟德国人打交道，首先出场的并不是强硬的邱吉尔，恰恰是善于妥协的张伯伦。张伯伦以英国商人的精明，不动声色地把希特勒推向东方，诸如波兰、捷克等等东欧诸国。从国际格局来说，张伯伦的这种策略是非常自私的，只为英国谋利的。但问题是，张伯伦是英国的首相，理所当然是英国利益至上。虽然战争英雄由后来的邱吉尔扮演，但张伯伦之于英国也同样的功不可没。不管英国人后来与希特勒打得如何难解难分，但从没听说他们把张伯伦判成英奸，或者送进监狱，或者派人暗杀。

中国的面对日本侵略，也同样有一个把战火引向何处的问题。日本对于东北确实一向垂涎，但他们是否想一口吞并整个中国，却是极大的疑问。不啻实际操作困难重重。据说，后来日本战时档案解密时发现，日本当时根本没有全盘侵华的计划。甚至九一八事变都不是日本政府下令，而是关东军擅自作为。这是日本侵略者跟当年满清的最大区别所在：并没有像满清那样入主中国的意图。日本人把东北划入自己的版图是可能的，但并吞不下整个中国。一则，中国太大。二则，有个在文化上最后究竟谁同化谁的问题。三则，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日本的军国主义者，并非什么了不得的大政治家，其政治水平不过愤青而已。这批战争狂人以为他们真的可以在整个太平洋，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

此刻的中国，倘若有一个高瞻远瞩的政治家，或者说，有个像罗斯福那么冷静的总统，即便像斯大林那么老谋深算的人主也行，那么，最高明的做法乃是耐心等待，等待对方犯错误。再强的强敌，也有致命的弱点。因此，面临强敌，寻找其致命弱点，是最恰当的应对。事实上，东西方两大强国，德国和日本，在二战中都犯了致命的错误：德国的进攻苏联，日本的袭击美国。希特勒重蹈了当年拿破仑在俄国的覆辙，日本的战争狂人则给自己招惹了根本不该招惹的强敌。从整个二战全局来看，罗斯福无疑是最睿智的，斯大林是最精明的，而英国人的先张伯伦、后邱吉尔的应对方式，则是最划算的。

倘若将日本的入侵放到这样一个国际政治格局中，那么再笨的人都会看出来：抵抗固然必不可少，但和谈也未必不是高招。既然张伯伦可以把希特勒推向东欧，中国为何不能把日本军队请向苏联？百万关东军陈兵苏联边境，难道只是吓唬斯大林么？就当时的国际格局而言，最担心最痛恨中国面对日本侵略采用和谈策略的，不应该是被煽动起来的爱国同胞，而应该是克里姆林宫里的斯大林。因为斯大林最担心的，就是日本向苏联的进犯。倘若苏联遭受德国和日本的两面夹击，那么世界历史可能真会重写。至于日本进攻苏联的理由，既有利益上的考量，又有历史上与沙俄的宿怨。斯大林的担心绝不是多余的。

中国虽然版图比日本辽阔，人口比日本众多，但在军事实力上与日本相比，却绝对是一个弱国。军事上的强弱，不是靠英勇奋战可以弥补的。在日军的进攻下，中国军队的不堪一击，乃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并不是中国士兵不勇敢，而是军事实力及不上。这样的事实，本当完全可以通过政府的耐心解释向民众说清楚，要不是有人故意把抗日爱国的情绪，煽动到不可理喻的狂热的话。

还有一个可以说清楚的事实是：当一个军事弱国遭到一个军事强国入侵的时候，战与和，乃是与敌周旋必不可少的矛与盾。尤其在长矛不够锋利的当口，盾牌的作用更是至关重要。当年有宋面对金兵入侵，岳飞是矛，秦桧是盾。岳飞的抗击固然不可或缺，但没有秦桧的和谈，又哪来南宋的半壁江山？当时国民政府的两大巨头亦即蒋介石和汪精卫，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一个演抵抗的岳飞，一个演和谈的秦桧；一个红脸，一个白脸；一个做矛，一个做盾。彼此配合默契，与日本侵略者打打谈谈，谈谈打打；攻守皆宜，进退自如。不仅能有效地对付日本侵略者，而且还能在国际上立于不败之地：同盟和协约两方，无论哪一方最后胜出，中国都可以站在胜利的一方。

但这样的假设，是在中国背后没有站着斯大林的前提之下，是在共产党没有按照斯大林的旨意煽动民众制造了汹涌到恐怖程度的爱国狂潮的前提之下，是在蒋介石能够和汪精卫彼此精诚团结从而配合默契的前提之下。在中国历史上，强敌的入侵，远没有内部的相残那么可怕，那么无法解脱。对于一个团结一致的民族，再强的强敌都不可怕。但对于一个互相间没完没了地勾心斗角的民族，哪怕草芥之癣，都可能变成不治之症。

中国在军事上是个弱国的事实，中国军队根本不是日本军队的对手的事实，在当时，蒋介石从一开始就知道。对中国军队了解无多的汪精卫，是后来视察了前线之后，才明白的。因此，与日本人签定塘沽协议，并非是什么卖国行为，而是国民政府承认自己是军事弱国的事实。但民众在共产党的煽动之下，将此夸大到了仿佛整个民族因为这个协议而遭到了灭顶之灾。更有一个愤青军官当众行刺国府两位最高领袖，将汪精卫击倒在血泊中，从而把爱国情绪推向白热化。

大敌当前，爱国主义热情的激发是自然而然的。抵御强敌，同仇敌忾的气氛也是必不可少的。但需要指出的是，自有宋以降，中国人的抵御外敌，常常含有不无诡异的心计和不无卑怯的谋算。由于汉唐阳刚之气的式微，中国人变得十分怯懦。诗人写诗，文人作文，通常是在鼓励他人出征，勉励他人牺牲。强寇入侵，老于世故的国人首先不是思考如何应敌，而是如何鼓励他人上前线。久而久之，敦促他人御敌，比御敌本身还要理直气壮。于是，道德的话语暴力，最后在爱国狂潮中演变成了肉体消灭。当然，从另一方面说，国府领袖们在话语上也确实太过贫乏。当年，美国总统罗斯福通过炉边谈话的方式，努力说服美国保守主义国民，承担抗击法西斯的国际义务。最后在日本飞机轰炸珍珠港的事实面前，罗斯福不容置疑地说服了美国人。可叹当时国府的蒋汪诸君，实在不善言辞，在共产党汹涌澎湃的爱国话语攻势面前，不要说还手之力，就连招架之功都摆不出来。

与此相反，共产党的抗日宣传却比日本军队还要长驱直入，竟然振振有词地喊出“保卫苏联”的口号。在中国历史上，有跑到他国引兵回师痛雪本国昏君制造的冤案如伍子胥者，也有跑到他国恳求出兵帮助抵御外敌如申包胥者，可是从来没有听说过以本国民众的血肉，为他国筑成抵御之长城的荒唐事。然而，当时却没有人指斥喊出如此荒唐口号者为汉奸，反而将阻止日本军队进一步入侵的和谈，说成卖国。任何一个心智健全的民族，都不会在把抗击者奉为英雄的同时，把和谈者当作粪土。倘若没有朱熹之流腐儒所制造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类的道德恐怖主义之于中国人的毒害，秦桧理当与岳飞并肩而坐，比肩而立，根本没有理由被愚民做成跪像，还要油炸。倘若国民真要为岳飞被害抱不平，也该把皇帝赵构拉出来才是。国人是不敢让赵宋皇帝跪在岳飞坟前，才找了秦桧替罪。这就好比文革劫难结束后，国人不敢归罪于毛泽东，只好把气出到江青头上。过去是刑不上大夫，如今变成罪不及君王。国民的卑怯同时又在于，柿子挑软的捏。国人不敢非议要拿中国人的性命去保卫苏联保卫斯大林的共产党，因为人家是胜利者，是大赢家，是最后坐了江山的一伙，有枪有权有专政，于是只好拿和议者出气。国人先是跟着蒋委员长指斥汪精卫如何汉奸，然后又跟着毛泽东一起诬指抗战领袖蒋介石摘桃子。

毋庸置疑，抗战首先是政府的责任，军队的义务，要不，民众养着政府养着军队干什么？但抗战并不只是一味的拼命，和谈也是应战的手段。蒋介石虽然在政治斗争中经常有小人作为，但面对外敌或者外国政府，倒从来都是一个强硬的民族主义者。无论是先前的面对苏联顾问，还是后来的直面美国将军，蒋介石都不曾买过账，更何况面对日本军队的大举进犯？但蒋介石深知，国军和日军之间的实力，太过悬殊，根本不是人家的对手。要把这样的苦衷向民众说清楚，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蒋介石苦于文化根底太差，没有罗斯福那样的口才。而一旦耍流氓起来，又流氓不到斯大林那样的国际级别。最后，只好受制于斯大林，把日本军队硬生生地拖进九百六十平方公里的国土中，实现了斯大林用中国民众的生命财产来保卫苏联的战略意图。同时，蒋介石又下意识地流露了他不计民生的冷酷，竟然使用所谓的焦土政策，让本来已经惨不忍睹的中国民众，更加不堪重负。从这个意义上说，蒋介石并非是个伟大的爱国者，而是一个重江山轻民生的政治赌徒。蒋介石也许以为这种做法很媚爱国之俗，殊不知，军队撤退并不非要民众自毁不可。那么大的国土，日军不要说打仗，即便行军都很费劲。

就军事战略而言，实力不如日军其实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国土幅员辽阔地形复杂。东瀛小国真要侵占老大中国，并非一年半载可以得手。这道理不仅蒋介石明白，毛泽东明白，民国军事家蒋百里也曾透彻论说。中国具备如此优势，再加上日本并没有满清那样的入主意图，理当利用各种间隙，寻求机会，以逸待劳。因为即便是日本政府和日本军队之间，在战与非战、对中国之战是没完没了打下去还是适可而止等等问题上，也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日本当局既有狂热的好战者，也有自明治维新以来的理性领袖，和平主义者。日本首相犬养毅还因此被军国主义分子杀害。面对一个如此错综复杂的局面，在战与和之间，中国政府的回旋余地很大，足够做出有利国民的漂亮文章。

但蒋介石实在是被共产党煽动起来的那股爱国浪潮给吓怕了。先是亲眼目睹同僚汪精卫倒在血泊中，然后是在西安被结拜兄弟张学良绑架，差点丧命。最后幸亏斯大林从莫斯科给延安下令，才免于一死。当然，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更不用说免费救命。在来自克林姆林宫和国内民众爱国浪潮的双重威逼之下，蒋介石只好全面抗战。蒋介石的岳飞担当，不是自愿的，而是被逼的。虽然史家有说，那场在上海爆发的对日之战，系共产党潜伏在国府中的间谍所为；史家又有说，芦沟桥的七七事变，也跟共产党潜伏在国军中的间谍故意挑衅日军有关；但这些史实都有待于进一步的确凿指证。在此只能从逻辑上说，最乐于看到把日军拖入广阔的中国战场的，理当是斯大林。而这也是斯大林不许延安杀死蒋介石的根本原因所在。斯大林用蒋介石一条性命，换取了中国民众千百万条性命，替他抵挡可能进攻苏联的日本军队。日军从此大举南犯，从而丧失了向北进攻苏联的可能。可见，中国人的全面抗战，在蒋介石却并非赢家，而是输家。赢家乃是斯大林，还有斯大林在延安的共产党小兄弟。

中国人后来把毛泽东说成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历史已经证明，这是不确切的。但毛泽东确实是共产党的大救星，这是千真万确的，这是毛泽东在共产党里之所以能够众望所归的根本原因。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降，一直匍伏在苏联及其共产国际的权威底下，直到毛泽东执掌，才有了点自己的个性。但仅此一点，毛泽东还不足于服众。不说其他人，刚到延安不久，周恩来就在抗战问题上、在要不要服从蒋氏国府问题上，和王明站在一起，与毛泽东分庭抗礼过。但经过领教了毛泽东的文抗策略，经过看懂了毛泽东玩弄三国演义式权谋的高明，经过亲身经历了共产党遵照毛泽东所谓“独立自主原则”而获得的壮大，不仅周恩来真心实意地伏首称臣，共产党的其他领袖，也全都五体投地。可以说，这是毛泽东后来走向独裁的关键资本。

比起蒋介石的进退维谷，首鼠两端，毛泽东面对日本侵略者却开心得手舞足蹈。五十年代，毛泽东在庐山上说起抗日往事，得意忘形地坦承：“蒋、日、我，三国志。”至于如何爱国，毛泽东又坦承：“让日本人多占地，才爱国。”国难当头，毛泽东却正好玩起了从小就耳濡目染的《三国演义》。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毛泽东从来没有糊涂过。为什么彭德怀打百团大战，会让毛泽东愤怒得拍桌子？因为彭德怀没有分清谁是真正的敌人。有关延安认定的真正敌人，只消举一个例子便可了然。

起自东北铁血军的抗日英雄赵侗兄妹，1939年底40年初，率部二百人，在河北陈庄，遭到贺龙一二0师的伏击，全体遇难。起因是，赵侗在重庆受到了蒋介石的委任和器重。赵氏一家抗日，三十余人为抗日捐躯。赵母赵洪文国，因此与共产党誓不两立，成了后来与共产党血战到底的双枪老太婆，一时名动川蜀；最后，被共产党捕获，枪毙。非常有趣的是，49年以后的大陆小说戏剧，反过来把她写成共产党游击队领袖。

更为有趣的是，赵氏兄妹遇害之后，蒋介石一声不吭。不知是他所表彰的抗日英雄不属于嫡系的缘故，还是害怕跟共产党闹出磨擦，抑或当时的嘉奖不过是随手利用一下人家而已。与蒋介石的无动于衷相反，一年以后，皖南事变爆发，共产党不依不饶，闹得举世皆知。周恩来还亲自上街卖报，在报纸上亲书：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此刻，毛泽东正在延安窑洞里窃笑不已；因为一箭双雕，既除去了党内政敌，新四军首领项英，又让重庆的蒋介石极其难堪。

毛泽东诗曰：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倘若人们读不懂那长缨是什么，只消把长缨改成白话文便可。过去是两军交战，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如今是两党交恶，有理无理，文宣先行。包括白话文在内的五四资源之于毛泽东及其共产党，可谓神助之器。共产党铺天盖地的话语抗日，或者说文宣抗日，既给蒋介石造成巨大的压力，又树立起了只有共产党才是抗日先锋的光辉形象。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宣优势，毛泽东才敢指鹿为马，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下山摘桃子。于白话文一窍不通的蒋介石，在毛泽东共产党面前只好灰头土脸。人家说什么是什么。相信蒋介石翻遍曾国藩的书文，也找不到如何使用话语、如何进行文宣的教诲。曾国藩的事功是无言的，所以蒋介石只好在舆论上一败涂地。这是蒋介石学曾国藩的又一搞笑之处。

当蒋介石的国军与日军打得昏天黑地的时候，毛泽东却在延安窑洞里袖手旁观，把个小日子过得不亦乐乎。跳跳舞，调调情，换换老婆；再搞搞抢救运动，把那些个一腔热血投奔延安的青年男女，折腾得胆战心惊，个性完全泯灭，只剩服从领袖的党性。共产党的文臣武将，开始还弄不懂为什么如此消极抗日。等到他们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壮大了实力，扩大了地盘，方才恍然大悟，什么叫做：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

不要说在抗战期间，就是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还没有一个党，没有一个利益集团能够像毛泽东及其共产党那样，成为如此硕大的赢家。同盟国的三个大国，美国和英国虽然是最后的赢家，但全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至于苏联，更不用说，整个国家几乎都打烂了。即便对照在重庆的蒋介石，也被人家炸得焦头烂额，更不用说丧失了多少精锐嫡系。唯独宝塔山下的延安，安然无羔，宛如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共产党的不少领袖们，还籍此机会，将身边的女人们，一个个悄悄地旧貌换新颜。这个红色小朝廷如此的优哉优哉，可说是独一无二的奇观。共产党自成立以来，还从来没有这么舒畅过。在上海成立的共产党，最后是在延安真正长大的。这，无疑应该归功于毛泽东的文抗之功。

民国的那场抗日，有文抗和武抗之分。蒋氏国民党因为执政在朝的缘故，不得不承担武抗的责任。而在野的毛氏共产党，除了林彪和彭德怀与日本人动过手，较过真，基本上以文抗为主。所谓文抗，说白了就是用话语煽动一个又一个的爱国热潮。那些滚烫滚烫的抗日话语，有如无形的爱国鸦片，又如抗日兴奋剂，持续不断地把民众置于极度的亢奋之中。对付不识字的老百姓，有《放下你的鞭子》之类的街头剧。对付文人雅士，则有《屈原》之类的历史剧。正如有宋每每面临外侮，便有爱国诗歌泛滥成灾。此刻共产党的话语抗日，更是将鼓励他人御敌的花样经，发挥得淋漓尽致。汹涌澎湃的抗日诗歌，连鲁迅都看了害怕，居然写得比战场上还要血淋淋。头颅挂起来了，鲜血喷出来了，诸如此类。最著名的当推那首《义勇军进行曲》，公然号召民众“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作如此号召的诗人，显然是不把自己计算在内的。要不然，想到用自己的身体筑长城，怎么说也得浑身颤抖一下。好在中国许多当兵的人不怎么认字，否则很可能会问一声，诗人自己怎么不来打仗呢？其实，就算诗人本身像辛弃疾一样身先士卒，也没有权利要求他人的血肉之躯如何如何。但是蛊惑人心的抗日文宣，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就是要叫中国军队中国民众用他们的血肉之躯筑长城，把日军吸引过来，让克里姆林宫的斯大林安心。

至于毛氏共产党为什么1949年以后将此曲选作国歌，实在是被搔到了痒处。这句“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奥秘，不在于真的要不要用血肉筑长城，而在于用谁的血肉去筑长城。个中奥秘，毛泽东早就弄得清清楚楚。在延安的共产党领袖当中，起先有不少不清楚的，后来也跟着明白了。共产党的任务就是煽动大众高唱血肉筑长城，一直唱到国民党不得不把自己的部队拉出去筑长城。毛泽东当年高喊诸如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日之类的调调，其潜台词就在于，请蒋委员长率领军民去用血肉筑长城。秦始皇喜欢筑长城，毛泽东也喜欢筑长城，因为都是用他人的血肉为自己的江山筑长城，何乐而不为？所以《义勇军进行曲》理所当然地被选作国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政治大赌局中，赌家的冷静与否，乃是胜出的关键之一。滚烫的爱国话语，制造出疯狂的爱国民众，目的不言而喻，让对手失控，让对手出局。就国际格局而言，斯大林要让中国拖住日本。就国内的党争而言，共产党要让蒋介石消耗掉手中的实力。民众是被愚弄的，爱国高调是被乱唱的。

由于怯懦，由于企望他人牺牲，国人的爱国话语动不动就会流于夸张，经不起推敲。特征在于，其道德诉求完全是非理性的，毫无逻辑可言，也不考虑前后是否连贯，左右是否一致，从而具有极强的实用性质和随心所欲。比如，国人一提到吴三桂，义愤填膺，痛斥汉奸。但一转眼，国人又会眉开眼笑地讴歌康熙如何伟大，乾隆如何英明，从来就不想一想，既然满清皇帝远比明朝皇帝治国有方，那么吴三桂把清兵引入关内，又有什么过错了？倘若吴三桂叛明降清是汉奸，那么张口康熙闭口乾隆的，算什么？还有，一说起蒙古兵马灭宋的历史，国人马上抬出文天祥如何爱国，甚至抱着小孩子皇帝投江的陆秀夫，也有个忠臣烈士的名节。可是，国人说起成吉思汗又照样充满民族自豪，仿佛人家当年灭的不是大宋，而是一个乌有之邦。毛泽东还干脆把成吉思汗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并列，以示民族的历史源远流长。既然如此，零丁洋里还叹什么零丁，惶恐滩头又说什么惶恐呢？按照这种非理性的道德标准，似乎强奸一次是强奸，而强奸一辈子就成了夫妻。假设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假设没有美国人参战打败日本法西斯，从而让日本人也像蒙古人或者满族人一样，建成了第三个异族皇朝达近百年（如元朝）或者数百年（如清室），那么以后的中国人，是否也该把伊藤博文叫做我们的改革家，把日本天皇叫做咱们的陛下呢？

倘若将这样的爱国话语比作一张无形的大网，殊不知，还真有自投罗网的傻瓜。作为抗日赌局中的最大输家，汪精卫不仅出局，而且身败名裂。蒋介石赌英美胜出，蒋介石赢了。毛泽东随斯大林跟进，毛泽东也赢了。唯独汪精卫看不清山水，轧不出苗头，竟然押宝押在中国会再次亡国的幻觉上。

在当时的爱国话语中，最为耸人听闻的乃是亡国论，中国人会沦为亡国奴。这种论调除了煽动他人御敌，无非是吓唬不知就里的老百姓，让他们赶快扛起枪打仗去；或者欺骗傻头傻脑的书呆子，让他们跟着一起把爱国话语炒热做大。因为日本人根本没有成为第二个满清的意思。已经相当现代化了的日本人，不是背着弓箭从东北密林中杀出来的叶赫那拉氏，他们要掠夺中国的资源，但并不想在中国建立王朝。这不是他们野心不大，而是管理成本太高，不划算。再说王朝式的体制，与日本已经实现的议会政治体制，风马牛不相及。试想，日本军方想在战时建立一个类似希特勒那样的独裁体制，尚且难以实现，更何况跑到中国来建立一个满清式的专制王朝？日本侵略者宁可让中国人自己管理自己，哪怕用中国人自己的方式也行。这就是日本人为什么让傅仪建立满州国，又在华北华南两地占领区分别建立王克敏、梁鸿志傀儡政府的原因所在。再退一步说，就算日本人按照中国人的担心和想像，如同满清那样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异族王朝，也并不意味着中国被灭亡。历史上，无论是蒙古人的元朝，满族人的清朝，结果都是非但没有亡掉中国，反而被华夏文化所同化。周作人当时从文化的角度论说过，即便中国沦陷了也不会亡的道理。毛泽东则基于对政治格局的洞察指出，亡国论是多余的担心。偏偏汪精卫会相信这样的亡国论，从“低调俱乐部”走向南京伪政府。

就赌局的角度而言，汪精卫赌的是日本人像满清一样灭掉中国，赌的是战争最后由德、意、日协约国获胜，赌的是国联亦即英、法、美永远袖手旁观，赌的是两大强国苏联、尤其是美国永远不会卷入战争。要而言之，赌的是国际国内的政治格局永远停留在国军一败涂地、日本攻占南京攻占南中国直逼重庆而中国又全然孤立无援的困境里。汪精卫的政治智商与其古典诗歌才华，正好是个强烈的反比。汪氏的诗才，民国屈指可数，甚至说他是民国第一诗人，也不为过。但汪精卫的政治头脑之愚蠢，也可谓民国之最。

政局就像赌局，千变万化。明明占了上风，突然转为劣势。刚才尚处绝境，转眼柳暗花明。毛泽东深谙其道，所以会说出“最后的胜利往往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的道理。但汪精卫不懂。孙文也不懂。汪精卫虽然具有孙文没有的牺牲精神，但汪精卫和孙文一样，遇事急躁，缺乏耐心。在挫折面前，孙文通常甩手而去；不是假装去建铁路，就是跑到日本重建革命党。汪精卫也有样学样，一场又一次的党内斗争，动不动就一走了之，很少有沉着冷静的应对。孙文曾经以国土跟日本人做过交易，汪精卫也以江山与日本人谈判。作为一个凡是派，汪精卫的继承孙文是相当彻底的。就国土而言，孙文当年是准备拱手相送，汪精卫此时是异想天开地企图从人家手里要回来。就政治理念而言，孙文乃是大东亚共荣圈概念的发明者，因此汪精卫自持无论与日本政府如何和谈，都不算有违先总理遗志。然而，政局是活的，汪精卫的头脑却是死的。其刻板，其认死理，远在孙文之上。包括当初刺杀摄政王，虽然英勇一时，但真要深究起来，也是一种没有头脑的莽夫作为。

事实上，汪精卫只要跟蒋介石一起再坚持一下，时局就会起变化。日本人一打珍珠港，德国人一攻苏联，局面全然改观。倘若中国能在这样的情形下向日本侵略者全面开战，该是多么的有利。虽然很难未卜先知，但耐心和等待却是不可缺少的。蒋介石也未必能看出将来的时局如何变化，但蒋介石至少知道等待。汪精卫就算要扮演一个和议者，也得等到对方求上门来。虽然日本军队在南中国长驱直入，但他们并不想长年累月地陷在中国战场上。日军急着要想腾出手来对付美国乃至对付苏联。这应该是近卫内阁为什么会放风有意求和的原因所在。但汪精卫却将此误读成了日本政府的求和善意。

由于完全陷在亡国的幻觉里，汪精卫将日本近卫内阁提出的议和条件，当作救命稻草，以为籍此可以救国救民。当然，比起当亡国奴，近卫内阁的声明，对中国来说似乎可以一谈。除了承认满州国，没有其它领土要求；废除治外法权，不要求战争赔款，还将在两年内撤军。可是，汪精卫没有将这样的条件倒过来想一想：人家正是冲着亡国的威胁和中国人由此产生的亡国奴恐惧，制订出这样的议和法码。倘若中国人自己的抗日宣传中没有渲染当亡国奴如何可怕，犯得着自己吓唬自己么？倘若中国人抱着反正元朝有过、清朝也经历过、你们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的坦然，日本政府开出这样的条件岂不是自欺欺人？说汪精卫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是对汪精卫的夸奖。因为汪精卫在政治上，从来没有聪明过。

汪精卫作为政治领袖的另一个致命伤乃是，一不小心，就会沉缅于自我牺牲的快感。汪精卫与民国时代任何一个政客的区别在于，会有唯美冲动。当初博浪一击是唯美冲动，此刻的舍身饲虎也是唯美冲动，还不无好笑地怀有一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式的悲壮。法国沦陷，贝当元帅出马建立维希政府，是迫不得已。而汪精卫的组建南京政府，却是心甘情愿的飞蛾扑火。其时，日本的内阁已由军方掌控，致使对方的条件苛刻到了不仅撤军免谈，而且还把中国分成五个地区，听凭日本侵略者作不同程度的占领。汪精卫竟然流着眼泪答应。

从政治智慧的角度衡量，汪氏无疑是愚蠢的。从人格审美的角度来讲，很难否认汪氏确有悲悯情怀。综合这两个角度来看，汪氏从悬崖上如此纵身一跃，有走火入魔之嫌。汪氏这种失常，早在出走重庆之前那番与蒋介石的谈话中，已经显露无疑。汪精卫竟然要求蒋介石和他一起联袂辞职，以此承担使国家民族濒于灭亡的责任。这种疯话让《红楼梦》里的贾宝说出来，尚可理解。但一个在政坛上蹉跎了二十多年的执政党领袖糊涂到这种地步，实属罕见。当年胡适跟陈独秀争论有关帝国主义的理论，争到后来，胡适忍不住叫道：仲甫呀，哪来的帝国主义，哪来的帝国主义？！倘若此刻蒋介石有胡适这样的学者头脑，没准也会叫嚷：兆铭呀，哪来的亡国，哪来的亡国之责？！

被亡国之忧折磨得神志不清的汪精卫，有类于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李尔王。自重庆出走之后，汪精卫的所作所为，完全被他的唯美冲动所左右。史家有说，汪精卫出走，系被近卫内阁所欺骗。此说属实，但却无力。因为谈判的价码跟战争的进程一样，是处在不断的变化当中的。战争瞬息万变，谈判价码同样朝三暮四。准确地讲，沉浸在亡国忧虑中的汪精卫，是被他的亡国幻觉所欺骗。当初为了证明革命党人并非懦夫，汪精卫赴汤蹈火。此刻为了担当其实根本不存在的亡国危难，汪精卫舍身饲虎。

假如汪精卫以为此举能够像当初的刺王一般，获得民众的掌声如雷，那么他完全搞错了。滚烫滚烫的爱国话语烧了如许年，就像一颗即将出膛的子弹，正愁找不到猎物发射；终于，汪精卫出现了。其情形很像后来的阶级斗争年代，年年讲，月月讲，假如讲不出阶级敌人，那让憋足了劲的革命群众怎么办？那么汹涌的仇恨，朝谁身上倾泻？同样道理，没有一个大汉奸，爱国话语炒得那么火爆，岂不只有雷声不见雨点？汪精卫的艳电在媒体上一公布，中国民众马上沸腾起来。激动啊，张了那么久的爱国渔网，终于等到了一条大鱼！如此激奋，只有抗战胜利的情形可相比拟。此后，汪精卫再如何努力，哪怕把自己的心当众掏出，扔到大家面前，也无济于事了。

汪精卫少时读书，可能只对诗词有感觉，没有好好琢磨过中国历史。虽说六经皆史，但汪氏读经，恐怕只读其文采，不解其深意。在战场上搏命的武将，打败了最好自杀，活着都是罪孽，更不用说投降。文官谈判，哪怕谈得了国土谈得了江山，也照样犯了卖国罪。李鸿章挨了一枪换回一个亿，国人眼睛里看见的却是，还有两个亿，没了。国民从来不在乎舍身饲虎之类，也不在乎为他们担当什么的人物。他们在乎的是，你有没有成为岳飞，替他们打败入侵者。或者你有没有成为秦始皇，李世民，哪怕成为刘邦，朱元璋，也行。只要你赢得了江山，你说什么都是真理。你说谁汉奸谁就是汉奸，你说谁烈士谁就是烈士。你没赢得江山，你建什么政府？你没有江山，你凭什么为人民谋幸福？

道理是简单的，国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只有汪精卫不明白。据说，当时日本的和平主义者，是看懂汪精卫在做什么的，甚至还被感动得热泪盈眶。但这跟中国人民有什么关系？中国人民最看不惯的，就是屈膝投降。中国人民喜欢服从，比如服从党的领导，服从思想改造。倘若汪精卫能够服从国民的爱国话语爱国热情，像苏武一样，到日本去放羊，中国人民一定会喜欢。但汪精卫非但没有放羊，还要到南京建政府，这非常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因为中国人民情愿让日本人统治，也不愿让汉奸管理。汪精卫的舍身饲虎，确实有点自作多情，至少是一厢情愿的忍辱负重。

面对侵略者的中国百姓是可怜的，无论是被清兵屠杀，还是被日军践踏。诸如数百男女被几个兵卒吓得魂飞魄散的例子，屡见不鲜。但扑向汉奸的中国民众却是无比生猛的，从来没有迟疑过，从来没有手软过。中国人只怕外国人，从来不怕中国人。他们从来就崇拜看重江山的枭雄，看不起热爱百姓生命的领袖。把家园变成焦土，他们觉得这是种气魄。忍辱负重地带给黎民百姓平安，他们觉得很无耻，让他们很愤怒。他们愤怒起来，总会寻找他人出气，从来不会自惭形秽。爱国爱到自杀的程度，好像也只有过清末民初的留日学生陈天华。一般说来，国人爱国爱得再死去活来，内心深处从来不糊涂，知道把牺牲机会让给别人。

国民的感情是可以理解的，已是几千年的传统了。让人看不懂的是蒋介石派人行刺，实在莫名其妙。汪精卫已经明明白白地告诉蒋介石：君行其易，我任其难，还有什么不能释然的呢？汪氏已经把美誉让给了蒋氏，把骂名留给了自己，从心理学上说，颇有自虐嫌疑，蒋介石还有什么不依不饶的呢？说实在的，在和谈等于卖国、求和就是汉奸的道德传统底下，有人去顶这个骂名，真是求之不得，有什么可以气不过的？当年蒋介石杀陶成章是取悦孙文，后来杀共产党是跟英美暗通了款曲，此刻刺杀汪精卫又是做给谁看呢？英国人美国人是肯定不要看的。共产党也不会要看。蒋介石不会不知道，共产党最恨的是谁。唯一想看的，应该是克里姆林宫里的斯大林。汪精卫与日本人议和，表面上触怒的是爱国民众，实际上真正刺激的却是人家苏联人。

倘若说，那年的行刺，是有人想看；那么汪精卫死后的棺柩，蒋介石非要炸掉不可，就更让人弄不懂了。就算是媚民众的爱国之俗，也没必要媚到这种地步。人家已经身败名裂了，还用得着炸棺鞭尸么？蒋介石把个汉奸审判台搭得太高，太夸张，结果一转眼就被毛泽东说成摘桃子。这叫做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中国的政治舞台，除非游戏规则有所改变，否则，无非是一场接一场的流氓比赛。起先总是流氓战胜书生，接着大流氓战胜小流氓，然后又被更大的流氓打败，最后总是最大的流氓胜出，把江山打包回家，将天下改换姓氏。几千年的政治，就是这么过来的。汪精卫蹉跎一生，始终没有弄懂个中三昧。沉缅于自我牺牲的快感，只能倒下他人猎枪下。被日本人捕获，被蒋介石捕获，被爱国民众捕获，被斯大林捕获。共产党就算感激当年汪精卫的恩重如山，也不敢分辨。更何况共产党本来就是爱国话语和道德恐怖的制造者。

平心而论，蒋介石做伟人的机会，比曾国藩不知要丰厚多少倍。倘若蒋介石有一半曾国藩的修为，那就可能成为远比曾国藩伟大的人物。日本的侵略，对毛泽东是机会，对蒋介石更是机会。当汪精卫被淹没在爱国民众的唾沫里时，蒋介石乐得显示大度。哪怕不屑一顾，也比派人刺杀要有风度。伤害了中国人民感情的汪精卫，在其政治生涯中，对蒋介石却鲜有伤害惟有成全。从最初的提携，到最后的择难奉易，可谓无微不至。相反，花花公子张学良却事事背叛蒋介石，从东北的不抵抗，到派去剿共却反过来与共携手、甚至还暗中加入了共产党，最后来个西安事变，差点要了蒋介石的性命。可以说，蒋介石的江山，有一半是张学良断送的。倘若蒋介石秉公办事，张学良被枪毙都死有余辜。可是蒋介石非但不杀，反而优待有加。只是碍于这个花花公子实在不懂事，动辄惹事生非，只好像宠物一般养护起来。不知这是不是慑于斯大林的脸色。

汪精卫到底是不是汉奸，蒋介石应该最清楚。且不说其他，仅以汪精卫的南京政府为例，就可以想见，其实并没有抗日小说里描写的什么汉奸。汪氏要员们有的与重庆暗通款曲，有的与延安过从甚密。上海的那场特工战，与其说是抗日志士与汉奸特务之间的搏杀，不如说是忠于蒋介石的戴笠和依然在悄悄替共产党效劳的李士群之间的恶斗。再说，中日双方的政局，同样错综复杂，各自全都既有主战派，又有主和派。和谈，是利用对方内部矛盾的策略，也是寻求有利机会的手段。战，是保家卫国；和，是不让生灵涂炭。一个真正的爱国政府，首先考虑的不是江山的得失，而是民众的生命财产。历史上，古代战败的君王情愿挺身而出，被对方处死，也要恳求对方让他的臣民安然无羔。蒋介石并非不懂此理。

蒋氏不仅一开始主和，即便在战事一而再、再而三的失利的情境之下，也时时萌生议和之意。但是，比起糊涂的汪精卫，精明的蒋介石不仅多了点心眼，还多了不少顾忌：顾忌民众的抗日情绪，顾忌斯大林的脸色，顾忌党内同仁或者哪个军阀乘机落井下石，顾忌共产党找到倒蒋的借口，如此等等。也是这样的顾忌，蒋介石不得不跟人家比赛唱爱国高调，哪怕真的把九百六十平方公里全部变成焦土，把四万万同胞的血肉之躯全部筑为血肉长城，也在所不惜。在这一点上，蒋介石倒是跟毛泽东很相通，眼里只有江山，没有草民百姓的身家性命。当然，毛泽东要比蒋介石气魄多了，坐了江山后竟然声称美国人的原子弹不过是纸老虎，六亿人口，准备牺牲一半，以战胜那只纸老虎。这样的伟大领袖，不知多少年才能出一个，让亿万国民爱戴得热泪盈眶。

八年抗战，应该是蒋介石团结同仁、收揽人心、网罗人材的大好时机。倘若蒋介石有容人肚量，那么其时就能打造出一个远比曾国藩气派的幕府。汪精卫虽然不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同伴，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政治伙伴。同伴可以有无数个，但伙伴却可遇而不可求。君子和而不同，不是意指同伴的不可或缺，而是意指伙伴的千载难逢。同伴是意见相同的追随者，伙伴是意见不同的互相依存者。比如毛泽东和周恩来，就是伙伴关系。彼此意见经常相左，但毛泽东不能没有周恩来。周恩来一去，毛泽东也到头了。甚至毛泽东和蒋介石，也有某种伙伴关系。这可能也是毛泽东不愿打下台湾的原因所在。同样道理，汪精卫再愚蠢，对于蒋介石来说却是不可缺少的。蒋介石那么恶狠狠地把汪精卫置于死地，死了还让人家不得安宁，其实是在给自己掘坟墓。试想，倘若蒋介石在成功地扮演了抗战领袖的同时，再拉一把汪精卫作为舍身饲虎的英雄，彼此一文一武，如同当年宁汉合流一般，在南京胜利会师，携手重建民国，毛泽东的机会是不是减少了许多？在蒋介石和毛泽东之间，汪精卫是一道无可替代的中间色。毛泽东可以用周恩来四处周旋，蒋介石为何不能让汪精卫做他的萧和，或者鲁肃？倘若事情反过来，蒋介石和汪精卫配合默契，而毛泽东却利用整风运动搞掉了周恩来，那么双方的政治博弈，可能会另有一番结果。虽然鹿死谁手的原因众多，但关键人物的搭配和协调，人气的旺盛与和睦，至关重要。

就算汪精卫已然无可救药，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依然有机会成为伟人；或者说，依然有个学习曾国藩的天赐良机。当时，国际上的英美同盟大获全胜。有鉴于日本军国主义的教训，欧美强国特意提高中国地位，让中国成为联合国常务理事。二战使中国跃升为世界五巨之一，亚洲唯一常务理事大国。同时，国内的政局也一扫先前的混乱，只剩下国共两个大党。此时此刻，历史主动权完全掌握于蒋介石之手。试想，这可是当年的宋教仁做梦也想不到的绝好时机：完成从专制独裁政体到两党轮流执政的民主政治转型。

此时此刻，长年战乱过后，人心思定；和平民主，可谓人心所向。在延安的共产党虽然坐大，但当时也还没有壮大到足以有把握打败国民党的自信。蒋介石由于领导了抗战，威望如日中天。倘若蒋氏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把两党请到谈判桌上，实施民主政治，共产党没有理由不响应。不仅响应，而且在党的高层领袖之间，可能会发生微妙的变化。因为一个专制独裁的共产党，推举毛泽东做领袖无疑是人材难得。但要是共产党走向议会政治，那么具有民主政治人格品性的领袖，诸如周恩来、刘少奇之辈，就可能越来越显出他们的优势。更为毋庸置疑的是，蒋介石倘若大刀阔斧地进行政治改革，把中国变成民主国家，英美巨头定当鼎力相助。至于苏联那一方，就算斯大林对此忧心仲仲，也不能公开阻拦。再说，蒋介石在斯大林的心目当中，远比毛泽东有份量。其情形一如民初时日本当局看重袁世凯而不以孙中山为然。

遥想当年，曾国藩或许很想有这样的机遇，却终其一生都没能获得。可叹此刻，蒋介石得到了这个足以成为比曾国藩还要曾国藩的大好时机，却很不经意地丧失殆尽。历史有时不过在于一念之差。然而，蒋介石可能连想都不曾想过，自己到手一个着手民主政治的天赐良机。青红帮的根底，比之于花花公子张学良是绰绰有余，可是想要成为一个改天换地的伟大政治家，却实在是无从说起。由此可见，心胸不是想要开阔就能开阔的，曾国藩也不是想要学就能学成的。就蒋介石的那点小鸡肚肠而言，只能在一个小岛上称王称霸。即便到了小岛上，蒋氏也没想过要搞民主政治，而是弄了个蒋家的世袭小朝廷。要不是后来的蒋经国识时务，中国人可能至今都不知道民主政治是什么滋味。

当然，以蒋介石和毛泽东那样的专制人格，即便真的开启了议会政治制度，也还可能翻脸破裂。但要点在于，只要把民主制度建立起来，就算以后有什么反复，也不会倒退到专制体制。就像清室逊位之后，无论谁想要退回帝制，都不会得逞。同样道理，两党制的议会制度一旦确立，不管是英国式的还是美国式的，谁也推翻不了。即便国共开战，战争结果，无论谁得胜，都得遵守两党制的政治体制。就像日本的议会政治，无论疯狂的军方如何想要希特勒式的独裁制度，也退不回去。政治游戏的规则，确立之后就很难被人否定。再以90年代的指定接班人为例。就因为邓小平开了个头，以后竟然会被后继者再度效仿，仿佛可以一代一代永远指定下去一般。一个权宜之计尚且如此，更何况蒋介石当年假如真的能够确立两党议会制度。遗憾的是，蒋介石根本就跨不出这一步。

蒋介石那种宁波小商人式的狭隘，可能是其为政的致命伤。蒋介石不仅不能忍受唯美政治对手汪精卫，就连对他情深义重的杜月笙，都容纳不了。杜月笙为蒋介石几度两肋插刀。四一二事变违心暗算朋友，抗战期间毅然沉船破财，配合蒋介石的炸沉日舰计划；然后毁家纾难，与蒋氏并肩抗日；之后又安排高、陶出逃，转道香港，飞抵重庆，替蒋介石削弱汪精卫人马。日本投降之后，人们纷纷传说抗日英雄杜月笙众望所归，将出任上海市长。蒋介石却慑于杜月笙威望过高，人气过旺，硬是把人家晾到一边，郁郁而终。如此薄情寡义之人，岂有不败之理？那么想学曾国藩的人，怎么就不知道曾国藩为何拥有一个人材济济的幕府之道理呢？

总之，在中国历史的又一重大转折关头，由于蒋介石不懂何为民主政治，不知道当年遇害的宋教仁究竟做过什么样的努力，结果国共双方重新回到一九二七年破裂的起点上。一场中原逐鹿，生灵再遭涂炭。当年蒋介石经由北伐而称委座的日子，一去不复返。此刻毛泽东的军队，先在东北得手，然后逐渐壮大。仅三、四年功夫，毛泽东便挥师南下，横渡长江而成帝业。这样的故事，在中国人一点都不陌生，完全可以在司马迁的《史记》里找到。秦末的刘邦项羽，元末的朱元璋和陈友谅。早知如此，何苦非要炸毁汪精卫的棺柩不可？如此难题，留给共产党做，岂不更好？

49年以后，宋庆龄和何香凝曾受命前往提蓝桥监狱探望当年的密友陈璧君，告知说，上面有意释放出狱，条件是承认汪精卫有罪。陈璧君的回答是一口拒绝，宁可把牢底坐穿。1959年，陈璧君在狱中溘然长逝。这位民国的传奇人物，消失得无声无息。 

四、毛泽东复辟家天下，以文革告终

一伙强盗抢劫了银行之后，有个分赃问题。同样，江山易手，天下易帜之后，也有个权力的分配和归属问题。历代的王朝重建，都会经历如此三个阶段：先是肃清旧朝余党，或者说余孽；再是权力分配，尤其是解决最高权力的归属问题；最后王朝稳定，进入皇权－官僚集团－庶民的三角结构。这个结构在历史的三维空间里是金字塔形的，但在各自的生存平面上又是互相制约的。共产党49年建政以后的所有政治运动，所有层出不穷的政治斗争，都有王朝历史的影子相随，但其主线却是毛泽东的复辟家天下和以刘少奇为首的党内官僚集团的维护党天下，而其主要内容，则是发展国民经济，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搞继续革命。正如满清王朝曾经出过曾国藩、李鸿章那样的治国栋梁，共产党坐了江山之后，也有刘少奇、邓小平这样的治国人材。清室的开明在于，允许曾国藩及其后继者们治国平天下；毛泽东的专制在于，绝对不允许发展国民经济为先，不搞阶级斗争。

镇压反革命无疑是红色王朝的开场锣鼓。旧政权的中下层官吏，农村里的乡绅阶层，城市里的帮会异教，几乎一网打尽。究竟杀掉多少，具体数字恐怕很难弄清楚。仅就官方的统计和毛泽东本人的坦承，就有几百万之巨。经由暴力革命到手的天下易帜，血洗清算是顺理成章的残酷。由此再反观袁世凯的和平请退清室，是多么难能可贵的政治手笔。清室贵族真该感谢这位被他们恨之入骨的逆臣，让他们没有遭受革命的清算。蒋介石的审判汉奸虽然不无夸张，杀了不该杀的，判了不该判的，从而把自己那份该负的国土沦丧之责，推得干干净净；但比起共产党的镇压反革命，可谓小巫见大巫，有如和风细雨比之于暴风骤雨。

镇压反革命的血腥屠杀，在中国历代王朝更迭史上，乃是最为残暴的。这种残暴既是对旧朝的报复，又有革命本身的原教旨意味，叫做无产阶级专政。追溯革命的历史，有法国大革命之于路易十六的断头台，又有十月革命之于沙皇的枪杀。暴力革命需要流血，革命成功则需要血祭。从意识形态上说，这是新兴的专政方式。就王朝历史而言，这是古老的更替仪式。当年被人称作周公的姬旦，就这么屠杀过殷商遗民。共产党的镇压反革命，不过是把这两者同时推到了极致。对比之下，就近而言，袁世凯的改朝换代方式实在令人怀念；至于商周之交之际，周武王打下朝歌后的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更是一派为后世草莽所难以企及的君子风度。要说中国人只有血腥的传统，是不确切的。平和的交接，既有近案，又有远例。只要不被暴力革命吓懵掉，不必讳莫如深。

倘若说，共产党建政时的这场屠杀有什么特色，那么也许当数毛泽东在这过程中突发奇想似地发明并尝试的思想改造。日本战犯，前清皇帝，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一个不杀；统统关起来，让毛泽东做思想改造的实验。多年以后，这些犯人全都以改造好的名义先后释放。这与其说是共产党的网开一面，不如说是以此证明毛泽东思想改造的卓成成效。这可能是毛泽东与昔日帝王最不相同之处，不仅热衷于武力征服，还喜欢让阶下囚证明毛泽东的思想如何所向披靡，如何战无不胜。这叫做在占有江山的同时，占有人心。

西方人通常把乔治.奥维尔的《一九八四》和《动物庄园》作为解读社会主义国家的经典寓言，殊不知，那只是以苏联为模型的推理和演绎。毛泽东的帝国，其专制程度，远远超出乔治.奥维尔的想像。乔治.奥维尔仅仅看出了共产主义革命如何以人民的名义，把人民变成了奴隶。乔治.奥维尔不知道毛泽东如何用中国式的户口制度外加档案制度，做成一道无形的锁链，把农民锁在土地上，把工人锁在工厂里，把全体中国人锁在他们各自的单位里。这个号称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仅把人民变成了奴隶，让公仆成为主人，而且还通过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制造千百万政治贱民，作为被任意污辱和任意损害的社会最底层。这群贱民的存在，既可以让民众随时随地发泄被共产党煽动起来的阶级仇恨，又可以恫嚇民众：谁要是不服从党的领导、不服从思想改造，谁就会变成这样的贱民。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王朝，无论是蛮族入主的屠杀，还是有清的文字狱，其专制其野蛮其恐怖，全都及不上毛泽东的红色帝国。苏联的专制算得恐怖了，但毛泽东的专制却有过之而无不及。苏联的红色独裁者将镣铐戴在苏联人的手脚上，毛泽东的帝国则把专制像种庄稼一样地种在中国人的心底里。就此而言，蒋介石的没文化，还真是民国时代中国人的幸运。

通过土改剥夺地主，再通过合作化以及人民公社，收缴农民分得的土地；通过所谓的工商业改造，剥夺城市里从企业家到银行家的一切有产者。有形资产、无形资产全部剥夺完毕，开始剥夺人民的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信仰自由，以及诸如此类的所有自由以及相关的所有权利。甚至娱乐的权利和自由，也在剥夺范围之内。也即是说，不仅精神被桎棝，就连欲望的合理性，诸如美食、跳舞、休闲、社交、性爱等等，也被取缔。舆论一律的意识形态，还得加上清一色的生活方式。住房一律，服饰一律，言语一律，走路的姿势一律，脸上的表情一律，甚至夫妻性交方式也一律。这是一个被言词描述的天堂，实际生活的人间地狱。这既是一个奴隶制国家，有自称公仆的主人和被说成主人的奴隶构成；这又是一个天罗地网一般严密的警察国家，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画地为牢。

从造反起家的革命团伙，一旦坐了江山，必定要剥夺他人造反的权利，消除他人造反的可能。革命成功地将革命认定的敌人打倒在地，还要踏上一只脚，使之永远不得翻身。按理说，革命至此，应该结束了。但革命却没有结束，也无法结束。就好比抢劫成功之后，有个分赃问题。革命成功之后，同样也存在权力的分配问题，最高权力的归属问题。于是，革命不知不觉地从党外转向党内。一次比一次剧烈的党内斗争，成为一个又一个折磨共产党的恶梦。在革命的历史上，法国大革命砍掉皇帝，接蹱而止的，便是革命领袖之间的互相残杀。十月革命处决沙皇，随之而来的报应则是斯大林比十月革命更残酷更恐怖的党内大清洗。中国的共产党在革命胜利之后，面对的是几乎同样的劫难。

在中国历史上，这类劫难通常发生在新王朝的家族内部。最为著名的例子有周初的姬旦摄政，弑兄逐弟；还有唐初的玄武门之变，也是兄弟相残，最后秦王李世民胜出。这种王室家族里的手足相残，传染到执政前后的革命政党，便是党内同志间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共产党的话语里，打倒旧朝叫做阶级斗争，清洗党内异己叫做路线斗争。

在清除旧朝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无论是土改，是镇压反革命，还是工商业改造，以及三反五反打击资本家，举国上下，全然一派同仇敌忾，比抗击日本侵略者还士气高昂。不仅党内非常一致，而且党外所谓民主人士、知识分子，也高度认同。然而，斗争的锋芒一旦转向党内的高层内讧，党内党外全都噤若寒蝉。因为以大家正在被改造的头脑，弄不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说实在的，有关高岗一案，也许唯有当时的当事人，最为心知肚明。

这并非是说，高岗一案如何神秘，而是意指，毛泽东的家天下欲念和共产党的党天下认同之间的交锋，适才起于青萍之末。所谓五马进京，按照官方史书的说法，乃刘少奇建议，毛泽东采纳。但从权力斗争的情势上说，未尝没有分刘少奇、周恩来之权的意图在内。按照高岗对饶漱石得意忘形的透露：主席让刘少奇搞议会、让周恩来出任部长会议主席、让他高岗主持政治局云云，分权之意昭然。而毛泽东的权谋又经常在于，自己想做的事情，让别人、尤其是让矛头所指对象自己说出。只是高岗的权术水平太低劣，把云遮雾障的太极拳打成了虎虎生风的少林拳，不仅惊着了对手，而且吓着了圣上。

与斯大林的大清洗相比，毛泽东继承的是刘邦和朱元璋的传统，并且诉诸更为高明的路线斗争手法。虽说事实上并不见得每次内讧都有政治路线分歧的内容，但清洗他人必须有个冠冕堂皇的说法。过去叫做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如今叫做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实质都是至高无上的皇帝，不愿忍受身边的功臣，无论在资历上能力上名声上尤其在权力上，与自己并驾齐驱。开国皇帝，尤其是起自江湖的草莽，通常不愿让山寨弟兄分享江山。朱元璋的诛杀功臣方式是一锅端，李自成龙庭还没坐热就拿李岩开刀。洪秀全草建天京之后，更是高层内讧不断。一介草莽披上龙袍，通常希望座下的文臣武将是儿孙辈人物。比如太平天国后期，替醉生梦死的天王挑起大梁的，是年轻一代的忠王李秀成和英王陈玉成。文革后期，毛泽东的麾下只剩张春桥姚文元李德生许世友一类文武。这在旁人看来有孤家寡人之嫌，但在君王眼里恰好是权力稳固的标记。这样的情形，与当年斯大林清洗过后，平辈革命家消失殆尽，倒是十分相像。不过，毛泽东的帝王情结相比于斯大林独裁，有其迥异之处。

斯大林的专制有类于希特勒，完全是个人野心的实现，个人抱负的施展，并不含有建立血缘意义上的家族王朝倾向。斯大林也跟希特勒一样具有组织现代化建设的能力，并且不惜选择远比希特勒残暴的野蛮方式，把俄罗斯从一个农业国家变成一个现代工业强国。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与希特勒的大日耳曼民族主义，异曲同工：两者都具有鲜明的国家主义特征，都没有家族王朝意识，子承父传意识，家天下意识。而这，恰好是毛泽东所具有的情结。就此而言，毛泽东乃是跟蒋介石、李光耀、金日成一类的，具有典型的子承父传家天下情结。斯大林和希特勒都是现代工业社会的领袖人物，而毛泽东再自以为是，也不过是小农社会的产物；睥睨天下之际，眼角情不自禁地流露着浓厚的小农意识，连同小农才有的贪婪。相比之下，蒋介石跟李光耀相类，不喜造反有理；而毛泽东则跟金日成相同，只知道造反有理，根本不懂如何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这可能是斯大林看不起毛泽东而更加欣赏蒋介石的原因之一。似乎可以作为一个佐证，这同时又是蒋介石激赏希特勒的原因所在。因为蒋介石倾心于希特勒是个国家主义者，而斯大林则欣赏蒋介石有国家主义倾向。相比之下，毛泽东确实土得掉渣。毛泽东土在只有王朝情结，没有国家意识。毛泽东非但不懂国家建设，而且还喜欢随意挥霍国家财富，换取第三世界对他的个人崇拜。与斯大林总是国家利益至上截然相反，毛泽东从来不把国家利益当回事，在热衷于满足个人虚荣心的同时，悄悄地准备让天下姓毛，从而把江山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这应该是毛泽东把毛岸英派到朝鲜战场上去的秘密所在。毛泽东这种难以言说的心思，出自《战国策》的那个著名段落，《触詟说赵太后》。毛岸英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不知不觉地扮演了一下长安君。至于毛岸英的丧命，只能说是毛泽东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高岗一案的实质，乃是最高权力如何归属的问题。或者说，是毛泽东走向家天下的小试牛刀。用意识形态话语讲说的什么姓资还是姓社、什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实质上却是天下到底姓毛还是姓党的较量。被“东方红、太阳升”唱得心花怒放的毛泽东，其实早就说过“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倘若看不懂毛泽东这算什么意思，只消读一读这首《沁园春.雪》所罗列的帝王名单，就应该知道毛泽东要大家看的是个什么样的“今朝”。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这些帝王加在一起，也比不上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毛泽东。且不说其它，过去的一统天下，不过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毛泽东的一统天下，不止于国土，还有天罗地网般严密的组织系统，更有数亿人口只用一个头脑思考的统一思想。抱有如此雄心的帝王，睡榻之侧，岂容他人安卧？

高岗不过是毛泽东最先操起的一把刀。这把刀的锋芒所向，是毛泽东最忌惮的党内官僚集团实力人物刘少奇、周恩来；毛泽东使用这把刀的意图，是要粉碎党天下，走向家天下。其手法与当年洪秀全利用北王韦昌辉灭掉东王杨秀清，如出一辙。区别在于，高岗这把刀不够锋利，根本不具备灭杀刘、周的本事。作为对高岗挑战的反弹，权力最高层迅速集结起刘少奇周恩来乃至邓小平陈云的统一战线。毛泽东一看事情起了变化，马上弃高自保，反手将高岗打成反党罪魁祸首。既然韦昌辉灭不掉杨秀清，天王者只能站在杨秀清一边，反过来灭掉韦昌辉。这可能是毛泽东远比洪秀全高明的地方：临危不乱，随机应变。所谓神龙见首不见尾。高岗以为自己看见了龙首，一转眼，变成了龙尾。龙尾一甩，高岗见弃。至于高岗的自杀，既是冤悔交加，又是最后的忠诚。

遥想当年，青年毛泽东曾经声称：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扬一役，完满无缺。谁曾料想，坐了江山的毛泽东恰好使用洪杨内讧的招数，整肃党内同僚。毛泽东这一招弃车保帅式的反败为胜，让胜出的刘周诸人看在眼里，却不寒而栗。他们不会看不出毛泽东的野心和毛泽东的意图所在，但他们自忖在权变上远不是毛泽东的对手。说变就变，灵动得让他们连想都想不过来。他们唯一能做的只是紧跟与附和，仿佛高岗反对的不是他们，而是毛泽东。毛泽东也乐得顺水推舟，彼此心照不宣地让高岗做了冤大头。

毛泽东接下去马上转身展开思想战线的斗争，又是批判胡适唯心论，又是狠打胡风反革命集团。在这种从思想意识上继续对前朝的清算里，掺杂着拿他人出气的愤懑。54年高岗自杀，55年猛批胡适，狠打胡风。倘若高岗是冤大头，胡适胡风难道不是冤大头？假如没有党内整肃的失手，毛泽东何来对胡适、胡风那么大的火气？尤其是那篇有关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汇编的按语，写得杀气腾腾，连明火执仗之类的狠话都用上了。不过文弱书生，犯得着么？刘文典当面顶撞蒋介石，也没落到胡风那样的悲惨境地。毛泽东在党外大打出手，是为了掩饰在党内见首见尾的尴尬。但毛泽东并没有就此罢休。收拾了胡风之后，不动声色地又把矛头指向党内的官僚集团。

56年的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从而掀起整个知识界的大鸣大放，可谓是毛泽东的卷土重来。按理说，那年的国际背景，有个匈牙利事件，把整个共产主义世界吓得不轻，共产党理当收紧舆论才是。但毛泽东却先是在党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56年四月），一年不到，又在最高国务会议的扩大会议上讲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57年二月），指责共产党诸如压制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农民退社之类人民闹事的做法，籍此提出“大鸣大放”，号召党外民主党派人士向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从表面上看，毛泽东在扮演开明君主。从实质上说，毛泽东在煽动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闹事。从权争上说，毛泽东企图借助党外的力量，打击党内官僚集团，以报复他们在党的八大上矮化毛泽东的大获全胜。由于毛泽东掌握了共产党的话语权，由于毛泽东占据了党内话语的绝对优势，无论是刘少奇还是周恩来，面对毛泽东的这些讲话，说不出有份量的像模像样的反对意见。毛泽东的讲话听上去与其像是在自说自话，不如像是代表了全体共产党的发言。党内的高层官僚未必不明白毛泽东到底想要干什么，但他们苦于缺乏话语能力，只能假装糊涂。再说，他们已经在八大上有所得手，不想计较毛泽东的借题发挥。

但高等学府里的一些聪明学生，却有点听明白了。大学生们怀着后来红卫兵之于毛泽东的那种忠诚，以向党提意见的方式，向共产党官僚集团发难。一时间，大字报铺天盖地，大辩论昼夜不息。毛泽东更是推波助澜，将此变成共产党开门整风。于是，各级党组织鼓励大家踊跃提意见。全国上下，向党提意见，竟成政治时尚。仿佛不向党提意见显得很落伍、很冬烘似的，至少是跟不上形势发展。谁也没想到，56年的双百方针，到了57年会发展出一个鸣放时代。这是毛泽东发现洪秀全方式失灵之后，找到的打击党内官僚集团的新手段。

手段是新的，但究其根源，却出自旧的历史框架。几千年的王朝专制传统，是皇帝－官僚－庶民三者组成的一个三角平面，彼此互相制约。皇帝打击权臣官僚，有时会利用庶民的力量。而庶民与官僚发生冲突的时候，也需要皇帝出面主持公道。皇权很容易被驾空，实权又通常在各级官僚手里。虽然这个三角竖立起来，顶尖的位置属于皇帝。但把这个三角放到平面上，官僚集团才是角尖的实际占有者，皇帝经常会落到与庶民同样的底角上。孟子民为重、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就是基于这样的社会结构生发出来，以此劝告帝王体民恤民。孙中山的所谓民生，也是基于这个结构，由君王给民众生路、让民众得以聊生。孟子的民本和孙中山的民生，骨子里都不是西方的天赋人权思想，而只是基于皇、官、民三角结构的皇恩浩荡理念。这样的社会结构，也同时导致了平民百姓的圣上情结，产生了清官神话。所谓清官，无非是将庶民和皇帝连成一线的一个中介环节。

清官通常是贪官的对立面。清官既不忤逆皇帝，也不结怨百姓。清官是官僚集团中产生出来的道德楷模，伦理榜样；有时维护百姓的利益，有时维护朝廷的纲纪。由于与百姓直接发生冲突的，通常是各级官吏，即便是皇帝的作孽，也由官吏执行；因此，皇帝在庶民心目中永远圣明。庶民与官吏间的龃龉，通常指望皇帝仲裁，久而久之便构成庶民的圣上情结。再加上中国的皇帝本来就是天人合一，人神不分，号称天子，更让民众敬若神明。庶民即便造反，也通常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而庶民的逼上梁山，又通常是由于清官完全缺如、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伸的走投无路。《水浒传》一类的小说，说到农民造反的原因，不是皇帝如何昏庸，而是京城里出了蔡京高俅童贯杨戮一伙奸臣。毛泽东利用中国民众的这种圣上情结，以及对官僚集团的仇视传统，把他的造反有理，由以前的自下而上，变成了坐了江山之后的自上而下，亦即由皇帝直接煽动民众，大造官僚集团之反。

倘若五七年的大鸣大放向党提意见，仅止于传统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毛泽东不会翻脸，党内官僚也找不出劝止毛泽东的借口。然而此刻的知识分子也罢，大学生也罢，都不是宋江卢俊义之辈，都不是毛泽东下意识假设的武松李逵之流。西方的民主政治理念，早已深入人心。大家说来说去，自然而然要归咎一党专制的弊病。再说，当年共产党也曾经如此这般地批评过在朝的国民党。虽然共产党未必有改弦易辙选择民主政治的意思，但重复一遍共产党当年说过的话语，并不如何离经叛道。党内党外一大批知识分子，当年都受过五四新文化的影响。且不说党外民主人士，即便是党内知识分子，也一样的挚爱德先生赛先生；其热忱程度，绝对不下对他们的共产主义信仰。言论一自由，思想一解放；人心所向，一目了然。这不仅让党内官僚惊慌不已，也让毛泽东大吃一惊。

毛泽东于是故伎重演，神龙首尾翻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将双百方针变成了引蛇出洞。毛泽东的反右阳谋，全然一付小人嘴脸，并且说得振振有词。秦始皇只知道焚书坑儒，还不至于先欲利用书生，一旦利用不成，再反手打入地狱。毛泽东耍弄的是一付秦始皇时代难以想像的流氓腔调，一种比蒋介石还无赖的泼皮习性。古代的帝王，专制的不少，但耍赖的不多。因为耍赖有损帝王的威严。殊不知，毛泽东的威严恰好通过耍赖而成。这与其说是毛泽东太堕落，不如说是时代太沦丧，中国民众太愚昧，共产党的官僚太怯懦。整个共产党官僚集团因此与毛泽东一起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虽然邓小平充当了反右的头号打手，但刘少奇、周恩来等所有高层官僚，全都难辞其咎。即便以忠厚著称的朱德，竟然也对右派义愤填膺。谋求家天下的帝王和坚持党天下的官僚，此刻枪口一致对外，将五十多万书生打入地狱，成为与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并列的贱民。

反右让毛泽东完全改变借党外力量打击党内官僚的初衷。从彼此的较量上说，毛泽东又输了一场。但毛泽东由于赶紧让五十多万书生做了他的垫背，看上去却反败为胜，成为打退右派猖狂进攻的主帅。领袖，依然伟大。可是这并不意味着领袖要与党言归于好。毛泽东惊魂甫定，马上给了周恩来一巴掌。58年1月的南宁会议，毛泽东将矛头直指周恩来的发难，推向高潮。不仅会上大张旗鼓，还在会议期间的私下谈话中，借助柯庆施的冒进文章，向周恩来当面进逼；措辞严厉，摆出一付准备与周恩来决一死战的架势，把周恩来吓得赶紧检讨，以求自保。

冒进反冒进，其实并非什么了不得的根本分歧，或者说无关乎大是大非。所以周恩来起先并没有意识到问题有如此严重。把此事提到威胁周恩来辞职的高度，其实是毛泽东绝地反攻，拼死一战。经过高岗事件和鸣放转为反右的连续两次失利，毛泽东虽然领袖的威望犹在，但实权地位却岌岌可危。早在高岗一役之后，党内官僚集团就已对毛泽东高度警惕。苏联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更是给中国共产党十分及时地敲响了提防个人崇拜的警钟。在56年党的八大上，刘少奇特意在政治报告中强调集体领导。全党一致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明确提出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强调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这一句句共产党官话背后的潜台词不言而喻：天下是共产党的天下，不是任何个人的天下。八大对毛泽东最为沉重的打击，是在党章中删除了“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此议由彭德怀提出，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当即表示同意和通过。八大，是党内官僚集团对毛泽东最有力的反击，也是毛泽东家天下和共产党的党天下之争的重要里程碑，以毛泽东的落败告终。毛泽东接下去借助党外力量所做的大鸣大放还击，又被迅速转变成反右运动。倘若毛泽东再不有所突破，那么很可能成为被架空的晁盖。毛泽东选择的突破口，便是周恩来。

周恩来是个非常关键的人物。在权力斗争的天秤上，周恩来具有举足重轻的份量。可以说，周恩来的倒向哪一边决定了将由谁最后胜出。作为总理，周恩来未必合格。一如当年周恩来担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很不称职。周恩来既没有林彪那样的军事天赋，又没有刘少奇、邓小平那样的治国能力。周恩来的特长在于：人际间的周旋本事，各种场合的演戏天才。周恩来是个天生的公关好手，形象大使；风度翩翩，八面玲珑。周恩来又是个天生的一流戏子，无论什么样的剧目，都能演得恰如其分。穿起军装，看上去像个百战百胜的军事家。置身文人墨客，俨然一介儒雅书生。社交场合，众星捧月。钗粉堆里，白马王子。面对民众，慈眉善目。与政客寒喧，美男含春威不露。会见各国首脑，雍容大度，领袖风范十足。演什么像什么。哪怕阿谀奉承，也能让人感觉吹气如兰。你可以说，周恩来什么都不是：不会打仗，不会吟诗，不会写作，不懂经济，不明历史，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无所有知。但你又可以说，周恩来什么都是。因为他什么人物都扮演过，包括间谍头领。周恩来的什么都是，使他可以穿梭于各式各样的人群，如鱼得水。周恩来的什么都不是，又让他对有真本事者天然有敬。诸如能打仗的林彪，能建设的刘、邓等等。至于他对毛泽东的敬畏，更是心悦诚服。周恩来知道自己永远成不了九五之尊，但任何一个帝王又少不了这么一个人物做左臂右膀。周恩来的什么都不是，让主席永远不会怀疑其野心会大到足与匹敌；周恩来的什么都是，使圣上惊讶于此公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凝聚起一个人才济济的幕府，就可以成为一大群人的核心。

因此，打倒周恩来，可能意味得罪一大批。但争取到周恩来，则意味着笼络一大群。古人有言：将欲取之，必先与之。而毛泽东的灵活应用在于：必先与之，不如击之。毛泽东的打击周恩来，并非真要除之而后快，而是以击为取，以痛击而收到对方最终臣服的效果。毛泽东成功了。不管周恩来是否看出毛泽东的欲擒故纵，周恩来选择了臣服，并且是毫无抵抗的顺从。于是，周恩来的检讨通过，总理，还是总理。

毛泽东的冒险出击，另有一个意外收获，那就是各个击破，依然有效，只消找到合适的突破口。周恩来遭批，刘少奇一声不吭，只图自保。毛泽东由此看出了对手的致命弱点：没有胆量联手对抗。因此，刘少奇官僚集团在八大上痛批个人崇拜，其实是风声大，雨点小，并不意味着毛泽东通向家天下的道路，就此被堵死，只是时机未到而已。

但毛泽东的出击，也给自己带来一个难题：既然不许批冒进，那么应该如何个冒进，得做给大家看看。官僚集团不敢公开对抗，可是他们可以冷眼旁观，观看对经济建设一窍不通的毛泽东出丑，期待毛泽东犯错。批反冒进等于一言既出，接下去就得驷马难追。毛泽东此丑不仅非出不可，而且唯有挺过这一关，才能继续后面的较量。于是，就有了那场大跃进的疯狂。

倘若说，五七年的鸣放，毛泽东的赌注是数百万知识分子的命运；那么接蹱而止的大跃进，毛泽东的赌注则是几亿人口的死活。

毛泽东输了。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导致几千万人活活饿死。无论按照哪朝哪代哪国哪家的法律，毛泽东都死有余辜。但这个卑怯的政党，对毛泽东做出的处罚，不过是正式同意他退居二线而已。毛泽东顺水推舟，让出国家主席一职，以退为进，伺机反扑。至于他在庐山会议上的痛击彭德怀，乃是杀鸡儆猴。

59年的庐山会议，毛泽东向党大耍流氓，出言几近泼妇。一会儿拿儿子死了说事，嚷嚷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言下之意乃是：我唯一健全的儿子没了，你们还想怎么样？一会儿又恶语相向，口口声声表示要上山打游击，以此威胁对手：谁要是跟我较真，我就跟他拼命。最后，重拳出击，将彭德怀、张闻天等敢言批评者打成反党集团，从而沦为党内贱民。

刚上庐山时，毛泽东其实十分心虚，装出一付若无其事的样子，找人谈话摸底。毛泽东完全知道，他所谓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外行冒充内行的不懂装懂，一味蛮干。毛泽东此举闯下大祸，出了巨丑，从而使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所谓三面红旗，成为共产党有史以来的最大笑话。六亿五千万中国民众，为毛泽东闹出的这个笑话付出惨重代价。毛泽东起初的摸底，是想弄清楚，党内员众对他的不满到底有多深，从而寻找如何过关的法子。毛泽东没想到心直口快的彭德怀竟然会那么天真地送上门来，成为他转移斗争大方向的绝妙靶子。这次会议本当清算毛泽东的祸国殃民，结果反过来，成了毛泽东击退又一个反党集团。

按照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彭德怀确实像个典型的清官。此公一生正气凛然，鲁莽有加。抗战时，不顾毛泽东坐观虎斗的心计权谋，毅然率众向日军开战。韩战爆发，党内高层大都反对出兵，林彪不愿出征，彭德怀却傻乎乎地自告奋勇，担当赴朝总司令，替毛泽东排忧解难。毛泽东步洪秀全后尘大享艳福，把文工团当作流动后宫，彭德怀喝令解散。毛泽东热衷人个崇拜，属意于家天下，彭德怀提出删除毛泽东思想。大跃进劳民伤财，把民众尤其是农民折腾得惨不忍睹，党内官僚或者明哲保身，或者敢怒不敢言，彭德怀拍案而起，“我为人民鼓与呼”，给毛泽东写了万言书。　

按说，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内衮衮诸公，也算是历经风浪之辈。倘若他们能够团结一致，能够坚定不移地站在彭德怀一边，他们完全有可能让毛泽东不得不低头。他们本来就在等着毛泽东犯错，此刻不击，更待何时？当初彭德怀提议在党章中删除毛泽东思想，这是他们全都同意，一致通过的。就利害关系而言，彼此也该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至少是唇亡齿寒。更不用说，此乃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几亿人口的生生死死，岂可儿戏？他们不是不知道彭德怀言之有理，不是不知道毛泽东蛮横无理，但他们竟然宁可为虎作伥，助毛为虐，也不愿意凭着良心良知，与彭德怀生死与共，不愿将毛泽东断然扔到被告席上。

从纯粹的权争角度来说，由此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先前制服周恩来的高明。倘若周恩来此刻挺身而出，刘少奇也许不会退让。六个政治局常委当中，除了朱德可能中立，其他两位是相当务实的邓小平（当时不在庐山上）陈云，毋庸置疑不满毛泽东的大跃进，会选择站在刘少奇一边。毛泽东在权力最高层里，全然一个孤家寡人。59年的庐山会议，可说是体现集体领导、体现党内民主的最佳时机，但被这些党内官僚很不负责地错过了，从而使八大通过的政治决议成了一纸空文。所谓反对个人崇拜，原来只是纸上谈兵！

官僚集团错失良机。毛泽东也赶紧收回拳头。倒彭之后，毛泽东装作认真退居二线。仿佛是酬谢刘少奇们放他一马，又像是一招潜龙勿用，把自己藏到别人打不到的地方。不过，此后那场文革浩劫，却已经开始在毛泽东心里悄悄酝酿。作为这种酝酿最微妙的佐证，便是私底下请前妻贺子珍上山。在权贵集团里已然孤寡的毛泽东，准备起用自己的女人。无奈贺氏神志不清，已然废人一个，根本无法成为毛泽东的马前卒。毛泽东于是让江青上山，替他探路摸底。倘若贺氏健步如飞，精神抖搂，也许比江青更具杀伤力。毛泽东的拿自己女人作武器，可能算是对他年轻时激烈倡言妇女解放所作的别一种注解，并且在文革当中运用到翻云覆雨的地步。这跟洪秀全把女人纯粹当作泄欲工具，倒是不相雷同。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耍泼，确实把党内各级官僚吓得不轻。也许张闻天那样的书生型共产党人，内心深处不会屈服于毛泽东的如此蛮横；但许多草莽人物却会认定，龙颜大怒，理当如此。毛泽东在庐山上耍狠过后，党内党外的政治空气，令人窒息。全国上下，万马齐喑；饥民成群，哀鸿遍野。毛泽东却轻松地伸出三根手指：三分人祸，七分天灾。刘少奇忍无可忍，反唇相讥，针锋相对：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坐着专列，毛泽东四处游走。这可能是毛泽东有别于史上帝王坐龙庭的君临天下方式，以免对手把自己关在深宫内。不同于最高层的孤寡，在地方上，毛泽东不乏逢迎之徒。毛时代的方面大员，不要说找不出可以与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相比的封疆大吏，即便是吴佩孚、阎锡山、唐继尧之辈，也已成了遥远的往事。滥竽充数，阿谀奉承，上揣圣意，下欺草民；他们可以制造亩产万斤的高产田，可以收缴老百姓的锅碗瓢盆扔进小高炉炼出铁疙瘩。历史上最愚蠢的地方官干不出的荒唐事，他们全都干得不亦乐乎。毛泽东因此龙颜大悦，自我感觉带领六亿民众，跑步进入了共产主义。近看是一伙无知无畏的草莽，远看是一群史无前例的疯子。

三年大饥荒，饿殍三千万。62年的七千人大会，刘少奇终于愤起直言：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在另一次会议上，刘少奇更是感慨：国民经济到了这种状况，在国外总统就要宣布废除宪法所赋予的权利。此言已经有了请毛泽东下台的意思。但这恰好是当做不当说的事情。比起毛泽东，刘少奇在政治上几近幼稚。

由于刘少奇说出了众人许多敢怒不敢言的心声，威望鹊起。事实上，此刻最该说话的，也就是接替毛泽东出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只不过为时晚矣。庐山会议是让毛泽东低头的最好时机。三年过后发难，虽然灾祸事实更具说服力，但政治斗争之水早已被毛泽东搅浑。各级官僚心有余悸的，并非是一场骇人听闻的人祸，而是彭德怀等人的被打成政治贱民。再加上刘少奇自己都怯于公开直面毛泽东，不得不装模作样地承认，那场灾祸，党内高层，人人有责；因此，即便他再使出浑身解数以证明自己的治国能力，也很难对照出毛泽东如何无能，理当下台。

刘少奇是个颇有儒商气质的共产党领袖，《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与其说是在表述共产主义信仰，不如说是在重复孔儒伦理。刘少奇能够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二号人物，是因为很早就看出毛泽东的政治才能，一直拥护毛泽东。从遵义会议上批评周恩来指挥不当、要求恢复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到在抗战期间支持毛泽东消极抗日的“独立自主原则”，和毛泽东一起，与长江局的王明、周恩来对峙，到在党的七大上与毛泽东结盟，成为党内两条正确路线的代表之一，毛泽东代表苏区武装斗争，刘少奇代表白区地下斗争。也是在七大上，刘少奇正式提出毛泽东思想，并且写进党章，最终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绝对权威。

倘若说，毛泽东是个打江山的枭雄，那么刘少奇则是个治国天才。在治国方略上，刘少奇颇有自由经济思想的头脑，并且掺带着犹太商人的精明。“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成为共产党之于商业文明的一句名言。共产党建政之际，刘少奇曾以剥削有理的诙谐，安抚城市里的资本家。建政之后，刘少奇施展出相当出众的治国之才，凝聚起了自己的人脉和人气。不仅周恩来向他靠拢，就连五马进京时进入最高决策层的邓小平，也成为他的追随者。要是没有毛泽东捣乱，刘少奇有能力做出一番像样的治国大业。当初的反冒进，乃是刘少奇阻止毛泽东不懂装懂瞎指挥乱干预时提出的一种说法。毛泽东自知理亏，无法与刘少奇正面交锋，才极其阴暗地选择了周恩来做权争的突破口。

且不说有多么伟大的理想，共产党只消有点良心，也应该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替中国人民作出正确的选择。然而，悲哀的是，即便是刘少奇本人，都不想真的请毛泽东下台，而只是想把毛泽东高高挂起。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有过让毛泽东担任名誉主席的设想。但他们理当知道，毛泽东岂能答应只担虚名，了无实权？ 

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带领众人痛定思痛之际，林彪再度出场护驾，从而获得毛泽东的大声喝彩。林彪护驾尚可圈点，圣上急不可待为之喝彩，实在有失人君之尊。草莽帝王此彩喝得有如泼皮牛二。林彪就此彻底中止原先的悠然休闲，趟入权争的浑水。

林彪是共产党的战神，好比荷马诗史所述希腊联军中的阿喀琉斯；虽然为人处世低调，却与阿喀琉斯一般心高气傲。最受毛泽东器重的是林彪，最敢对毛泽东说不的也是林彪。林彪虽然年轻时怀着理想投身革命，及至亲历过逐鹿天下的残酷，转向信奉孔儒。战功赫赫的林彪，骨子里并不好战。当初出兵朝鲜，不仅拒绝毛泽东的授命，还对毛泽东的穷兵赎武颇有微词。林彪长征时曾经要求解除毛泽东的指挥权，认为毛泽东根本不会打仗。坐了江山之后，林彪又公开提醒过毛泽东不要成为焚书坑儒的秦始皇。在共产党三位最为能征善战的将帅中，刘伯承退入学院做教头，栗裕不受重用，林彪起先一直称病，远离权力中心，由于拒绝领兵赴朝还一度退役赋闲。林彪的复出，既有毛泽东的一再苦苦相逼，又有自己的拗不过皇恩浩荡，躲不过忠义二字；拔刀相助是义，报效今上是忠。毛泽东在最高权力层中的孤寡情形，让林彪看在眼里，恰好成为挺身护驾的理由。林彪的护驾带有浓厚的孔儒伦理色彩，一如《红楼梦》里的焦大对主子的忠心耿耿。这样的护驾，同时又带有武将之于文臣的轻蔑，或者说，不无打江山的功臣之于坐江山的重臣的优越感。

倘若在庐山会议上，林彪的指责彭德怀，还仅仅是替毛泽东解围，那么及至七千人大会，林彪的护驾却变得极其夸张，竟然颠倒黑白：大跃进以来的错误，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现在的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的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造成的。林彪此刻全然一付小兄弟帮忙打架的口气：毛主席的领导，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正确的。林彪就此断言：凡是毛主席的指示不受到尊重，受到干扰的时候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林彪此时此刻完全忘了自己以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前车之鉴，提醒过毛泽东。

林彪的出场，再加上周恩来的臣服，使毛泽东在高层的孤寡局面，全然改观。林彪甫趟权争浑水，旋即被毛泽东拉进权力最高层，并且取代彭德怀成为国防部长。战神林彪，卷入权争，几近兵痞。在庐山会议上，林彪还算客气，毕竟是并肩浴血奋战过的战友，不过是警告彭德怀，不要逞英雄。并且，毛泽东提及旧事、冤枉彭德怀长征路上指使林彪写信解除毛泽东军事指挥权，林彪还当场澄清，此信与彭无关。及至七千人大会护驾，林彪强词夺理，言语蛮横。不知是不是由于林彪曾经如此护驾，邓小平到八十年代依然耿耿于怀，坚决不让平反文革中林彪反毛一案。

七千人大会，双方已然站队。毛泽东拥有林彪的支持，刘少奇身后站着邓小平、陈云等主持经济大局的高官，暧昧的周恩来一面悄悄靠近刘少奇，一面向毛泽东暗送秋波。数年之后，文革爆发，周恩来只消将身子微微一侧，权力的天枰便发生毛重刘轻的倾斜。作为一个戏子，周恩来完美无缺；但作为一个政客，周恩来也跟其他佞臣一样无耻。

七千人大会以后，双方开始了一场古怪的竞赛。一方面是刘少奇的解民于倒悬，救民于水火；一方面是毛泽东的大讲阶级斗争，林彪的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一者是要让老百姓过上丰衣足食的日子，一者是要把六亿人民赶进阶级斗争的斗兽场。

中国民众在大饥荒以后，确实过上了一段舒心日子。刘少奇以“三自一包”给农村里农奴般的农民们松绑：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同时又以“四大自由”，自由租佃和买卖土地，借贷自由，贸易自由，扭转整个经济低迷局面。倘若没有毛泽东的胡作非为，刘少奇籍此走向曾国藩式的改革开放，是完全可能的。而毛泽东死后的邓小平改革，其实就是当初刘少奇所走的治国道路。在刘、邓主持经济复苏的同时，周恩来在广州会议上向知识分子作委婉的赔礼道歉，把知识分子归入“劳动人民”加以保护。文化自由是经济自由不可或缺的双翼之一。周恩来之于毛泽东的臣服是被迫的，违心的，有如当红妓女遭遇强硬嫖客。只是一旦助毛为虐起来，周恩来也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的：一甩手抛弃跟随他二十年的卫士，在爱女孙维世的逮捕令上签字，向江青献媚，甚至在毛泽东的侍妾面前低声下气。如此等等。

中国人民舒心之日，便是毛泽东倍感失落之时。在刘少奇复苏国民经济的时候，毛泽东一会儿躲进专列，一会儿钻入行宫，一会儿游泳，一会儿题词；一面御女无数，像洪秀全那样没完没了地满足下半身的需要，一面大放厥词，把现状描绘得一团漆黑。毛泽东以最阴暗的心理，发出最蛊惑人心的噪音：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刘少奇辛辛苦苦地造福于民，毛泽东却轻轻松松地大谈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把只有资本主义（致富的别名）才能救中国的真理，说成只有社会主义（贫穷的祸根）才能救中国的歪理。与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改革家一样，刘少奇也苦于没有治国话语，缺乏改革理论，为自己的“三自一包”为自己的“四大自由”保驾护航，只好听凭毛泽东胡说八道。

此刻，助毛为虐的林彪，完全把自己绑在了毛泽东的战车上。经过对毛泽东的一番揣摸和研究，林彪提出一整套个人崇拜话语，诸如“三八作风”，“四个第一”，“活学活用”。林彪的名言是，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林彪下令《解放军报》每天刊登毛泽东语录，又亲自给军队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阿喀琉斯从头到脚变成了戈培尔。如此一片氛围下，一个叫雷锋的大头兵，被渲染成比颜回还颜回的学习圣上思想标兵；其滑稽，其荒唐，足以让孔夫子愕然失色。

林彪把毛泽东崇拜推向顶峰的所有言论，只消换一个角度观察，几乎全都可以听作反话，有如不动声色的讽刺，一本正经的黑色幽默。从后来林彪死后由官家披露的林彪反毛罪行当中，可以看出，林彪并非不知道毛泽东是个什么东西。林彪如此写道：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林彪深知毛泽东的权斗手法：他先为你捏造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来驳你的意见。从林彪九大以后的不愿再搞阶级斗争可以得知，林彪并非像毛泽东那样醉心权争，漠视国计民生。林彪当时的疯狂捧毛，只是意在打击毛的对手刘少奇。等到刘少奇被打倒，林彪认为共产党应该替这个国家做的，其实还是刘少奇所做的事情，发展国民经济。林彪误以为毛泽东也是这个意思，殊不知，毛泽东的真意并不在于要不要给人民活路，而在于这天下到底姓党还是姓毛。这是林彪没能把毛泽东琢磨透的地方，毛泽东是真的想做始皇帝。就算没有了儿子，也要让侄子，甚至让老婆做接班人。这与其说是个性强横，不如说是小农的偏执。

毛泽东文革作祟，可谓精心策划。让林彪拿着枪杆子替他压阵，让姚文元之类的笔杆子替他开路。一会儿评《海瑞罢官》，一会儿批判“三家村”，矛头直指紧跟刘少奇的北京市委。毛泽东还嫌不够火爆，亲自出马，赤膊上阵，充分利用他在党内的话语优势，从意识形态入手，把共产党所有主政部门，说得一团漆黑。不是阎王殿，就是独立王国，并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经过一番指鹿为马的抹黑，毛泽东发出打倒阎王、解放小鬼的战斗令，向全国贴出他那张气势汹汹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倘若共产党内有个把头脑清醒点的领袖，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一场最猖狂最嚣张的反党运动。

然而，不要说党的各级官僚，即便是刘少奇本人，都被毛泽东的气势汹汹给弄懵了。因为刘少奇的“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确实在马列经典中找不到什么出处。就像马克思在跟女佣偷情时根本没想到应该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添上一条：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革命领袖天然享有跟任何一个革命女性睡觉的权利。列宁在染上梅毒的时候，也不曾想到在《国家与革命》中加上一条：任何跟领袖上床的革命女性，除了应有的革命觉悟，还必须身体健康。马列经典的杜撰者们，主要关注的是如何打碎国家机器，如何剥夺别人的财产。至于如何让人民致富，他们通常留给修正主义者去思考，或者留给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去研究。马列主义的唯物论虽然把衣食住行放在第一位，但这种主义却从来不把如何让民众丰衣足食当回事。马列主义有个不成文的逻辑：贫穷就是真理，真理永远在穷人手里；穷人总是要造反的，所以造反有理。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把马列主义归结为造反有理一说，在逻辑上确实是成立的。

就像刘少奇主政的那几年，自由市场上的鸡蛋都是偷偷摸摸买卖的；刘少奇的恢复国民经济，也是在失语状态下不声不响推行的。因为马克思没有说过，鸡蛋可以在自由市场上买卖。马克思只是说过，剥夺者被剥夺。于是，剥夺毛泽东国家主席权力的刘少奇，理当被毛泽东发动人民群众剥夺权力。这在逻辑上是无可挑剔的。即便让美国的大学教授来说，比如费正清，或者乔姆斯基，他们也一定会同意：刘少奇应该被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剥夺。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一次历史性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开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史称《五.一六通知》。胜劵在握的毛泽东，牛皮到了连会议都不屑出席。而主持这次会议的，恰恰就是即将被这个通知打倒的刘少奇本人。这除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道德因袭作怪，更在于与毛泽东对抗的治国话语，完全缺如。话语在这场权争中可谓至关重要。因为没有话语，刘少奇不得不接受被打倒的事实，并且还自己主持宣判自己死刑的会议。因为没有话语，邓小平于八十年代重新开始刘少奇未竞的改革开放事业时，不得不声称，凡是有关姓社姓资问题，不讨论，不争论。当年，跟随刘少奇恢复国民经济时，邓小平只说过一句：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比起毛泽东振振有词的造反有理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共产党的改革家在话语上贫乏到了极其可怜的地步。

过去有说，解铃还须系铃人；此刻方知，系铃本是解铃人。当初原是毛泽东从抗日政局中解救了共产党，此刻让毛泽东把共产党打倒一遍，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当初是刘少奇提出把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此刻让毛泽东思想打倒在地，颇有冥冥之中的照应。其实，毛泽东那套争夺江山的阴谋权术，能算作什么思想？《矛盾论》是一锅把马列教条和申韩权谋煮在一起的夹生饭，与其说是哲学论说，不如说是心计自白。《实践论》是小农的自作聪明在感官层面上的粗陋表达，在极其唯物的论说里，充满着欲望的嚣张。诸多战略论说抵不上《孙子兵法》的片言只语，中国历史在他笔下只是：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失败了；还不如李逵来得直截了当：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相反，刘少奇的“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倒是颇有见地的思想。虽然市场经济理论在西方相当发达，虽然刘少奇未必知道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但刘少奇倘若好好总结一下他的这些想法，加以理论表述，不失为中国式的自由经济初探。刘少奇能够写出这样的论著，远比《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要有价值得多。很可惜，刘少奇是个中国式的共产党人，其头脑不是被马列教条所桎棝，就是下意识地受孔孟之道所束缚；还没跟毛泽东如何交锋，就先在思想上心理上做了毛泽东的阶下囚。

毛泽东先在思想上话语上把刘少奇打倒在地，然后在组织上剥夺刘少奇的全部职务，开除刘少奇的党籍。相比之下，蒋介石行刺汪精卫，炸碎汪精卫棺柩，实在是太小儿科了。指使几个特务，偷偷摸摸，纯属牛二水平。毛泽东的气派应该让蒋介石望尘莫及：发动了六亿五千万人口，举国上下，口诛笔伐，光是不停喊口号的汹涌澎湃，都足以把人给淹死。大流氓小流氓有别，于此一目了然。

当然，蒋介石最不及毛泽东的地方在于：蒋介石不懂中国人民，而毛泽东简直是太知道了。中国人民最崇拜的是牛皮哄哄的人物，能够用武力夺得江山的人物，能够把国家玩弄于股掌的人物，可以牺牲几亿人口打核战争的人物。中国人民最讨厌的是给他们带来和平的人物，让他们丰衣足食的人物，保护他们生命财产的人物。基于这样的文化心理特征，中国人民有仇恨汉奸的传统，有痛骂卖国贼的传统，有抓捕反革命的传统，有虐杀地主富农的传统，有批斗资本家的传统，有围攻右派的传统。文化大革命不过是让中国人民多了一个传统，打倒走资派的传统。就此而言，毛泽东确实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中国人民跟着这个领袖，做了许多让他们扬眉吐气的事情，让他们报仇雪恨的事情，让他们手舞足蹈的事情。他们在天安门广场上那么使劲地扭秧歌，喊万岁，绝对不是假装的，而是真诚的。他们唱着“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的时候，感觉像无限崇拜圣上的宫妃，在月光下期待着圣上的临幸。倘若说，领袖是个十足的流氓，那么这个山呼万岁的民族，也不见得有什么高尚可言。

一场文革，十年浩劫；血流漂杵，死伤无算。经济停滞，文化凋敝；人心败坏，道德沦丧。一代学业荒废，国家几近废墟。中国人由此见识了，什么叫做地狱。华夏民族从此被笼罩于互相怀疑、互相仇恨的历史阴影，不知何时方能解脱。整个民族的文化心理，遭到空前的摧残。扭曲的人性，使中国人丧失了正常的平和。一会儿极度自卑，一会儿极其夸张。欲望的过度压抑，导致无数种的饥渴：对吃的饥渴，对性的饥渴，对关爱的饥渴，对学问的饥渴，对名声的饥渴，对地位的饥渴，对获奖的饥渴，对财富的饥渴，对权力的饥渴，对一呼百应的饥渴，对耀武扬威的饥渴，对领袖群伦的饥渴，对君临天下的饥渴，对扮演帝王的饥渴，对成为明星的饥渴，对成为又一个毛泽东的饥渴。一个毛泽东刚刚倒下，千万个毛泽东已经遍地成长。如此等等，没完没了。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够轰轰烈烈，一个根本原因在于，毛泽东激发出了潜伏在人性深处的刑事犯罪本能。从犯罪心理学上说，人的动物性，尤其是兽性，是与生俱来的。人有伤害他人的冲动，抢劫财物的冲动，破坏的冲动，发泄被压抑的恶念邪念的冲动。要是在平时，打砸抢是要受到制约的。但这种行为一旦有了革命的理由和造反有理的名义，马上风行天下。欲望有时是非常邪恶的，只要被找到一种不会受到惩罚的庇护，马上可以变成滔滔洪水，泛滥成灾。因此，毛泽东的造反有理，其潜台词无非在于：犯罪有理，打人有理，杀人有理，抢劫有理，破坏有理。用当时的文革话语表达即是：打碎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用毛泽东的说法叫做：不破不立。所谓文革话语，全然是一套犯罪的言词。诸如砸烂狗头，火烧油煎，打倒在地，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等等。不知当年五四白话的开创者看见这样的话语，会作何感想。但白话文的反对者林纾，一定哈哈大笑：早就说过了，不过是引车卖浆者之流的言语。不堪入目的文革话语，岂止引车卖浆？！

文革中最蔚为奇观的是，所有的压抑，尤其是性压抑，全都在热乎乎的颂歌里得到痛痛快快的渲泄。诸如“雨露滋润禾苗壮”，“鱼儿离不开水呀，瓜儿离不开秧”。“毛主席呀毛主席，革命人民最热爱你呀热爱你。你是那一轮红日，升起在我们的心窝里呀心窝里。”“我们有多少贴心的话儿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倘若让一个不知就里的旁观者看了，没准会产生如此疑问：这个民族怎么这么嗲，这么骚？像一头发情的母牛，并且是一头非常听话非常顺从的母牛。唱着这样的颂歌，全体中国民众不知不觉地变成了毛泽东脚下的奴婢。这可是历代帝王从没享受过的乐趣。精神上的强奸，竟然被诉诸情感上的依赖，被表达成热泪盈眶的崇敬。如此一出沐猴而冠的喜剧，足以使中国人世世代代羞愧难当。

文革的转折在于林彪的反叛。毛泽东头顶上的光环，随着“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公诸于世黯然失色。不管这份纪要是否出自林家父子或者林家死党的手笔，抑或根据批判林彪的需要而编造的罪证，中国民众却是在读了这份纪要后，才开始恍然大悟的。原来毛泽东是独裁者，是秦始皇，原来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五七干校是变相失业，红卫兵先被利用后成替罪羊，农民缺吃少穿，工人受到变相剥削，干部敢怒不敢言。所有这些，句句是真话，一句顶一万句，至少比毛泽东语录要精彩。

九大以后，林彪渐渐地从戈培尔变回到了阿喀琉斯，从毛泽东的狂热追随者和护驾者，转变成毛泽东独裁的反抗者，异议者。非常有趣的是，彼此的分歧竟然就是以前刘少奇和毛泽东的冲突内容：林彪认为应该以发展国民经济为主，毛泽东还要继续革命。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早知自己也有如此一番忧国忧民之心，当初何苦站在毛泽东一边打击刘少奇？这场党内权争，争到这个时候，方才露出最为朴实的一面：造反有理也罢，革命无罪也罢，最终大家都还是要活命的，要吃饭的，要穿衣的，要性交的，要成家的，要生儿育女的。毛泽东可以说：八亿人口，不斗行么？那么别人也可以说：八亿人口，不吃行么？不穿行么？不睡觉行么？如此等等。就思想而言，林彪比刘少奇更缺乏话语能力，但就面对毛泽东时的坦荡而言，林彪却颇有勇气：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59年的庐山会议，是林彪第一次护驾。70年的庐山会议，成了林彪最后一次与毛泽东当众抗争。第二年的五一劳动节，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看了脸色：一言不发，拂袖而去。这可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乃至彭德怀都不曾有过的无畏和不屈。林彪不愧为共产党战神，不愧具有阿喀琉斯的高傲。林彪之子林立果，更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有胆量扮演刺秦的荆轲；虽然立果未果，也已经让毛姓秦始皇胆战心惊。这可能是中国现代历史上十分鲜见的一页。毛泽东纵有混世魔王的本事，也自有击杀魔王的勇士。

正如林彪没想到毛泽东打倒了刘少奇，还不肯罢休。毛泽东也没想到，林彪其实跟刘少奇存有同样的心思，发展国民经济。毛泽东以为林彪是像汪东兴、许世友一样的家奴，只有对他的愚忠，没有独立思考的头脑。至于林彪之子林立果，也是让毛泽东很不放心的因素。林立果咄咄逼人的崛起，让毛泽东忧心仲仲：他死后，江青或者毛远新能否压得住。更让毛泽东担忧的是，周恩来其实并没有真正放弃以发展国民经济为主的想法，从而跟林彪不谋而合。林家父子，由此成为毛泽东家天下的最大威胁，也成为毛泽东把文革进行到底的实际理由。再从毛泽东后来让周恩来和朱德全都死在他前面的心术和手段，更可以理解毛泽东和林彪的冲突，焦点何在。连始终退居边缘、白发苍苍的朱德都不肯放过，岂能让大权在握、重兵在手、虎虎有生气的林家父子，在他毛泽东面前得势坐大，再在他毛泽东身后有所作为？

其实，早在打倒刘少奇之际，毛泽东已经悄悄留了一手，那就是不让把邓小平置于死地。毛泽东留着邓小平，当然不是让邓小平有机会日后继续刘少奇的事业，而是用邓小平掣肘一般人无以掣肘的人物，诸如林彪，或者周恩来。毛泽东深知周恩来不过是个花架子，没有做实事的能力。但倘若周恩来哪天跟林彪联手，那么不要说请邓小平出山，就是毛泽东本人，都未必压得住。再说，毛泽东的文革，利用的是林彪的枪杆子，张春桥姚文元的笔杆子。毛泽东既利用他们又暗中让双方互相制约。一旦面临取此舍彼，还是取彼舍此，毛泽东考虑的就不是枪杆子重要还是笔杆子重要，而是哪一方跟自己有平辈之尊，哪一方没有平辈之尊。开国皇帝向来只用儿孙辈的文臣武将，一如斯大林最后把平辈革命家全部消灭殆尽。

不管林彪有没有看出毛泽东这种开国皇帝惯有的心思，至少他明白了，人家并不想让他分享权争的成果。此刻，涌上林彪心头的，应该是“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古训。这样的故事，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在林彪，全都并不新鲜。可能只有研究这段历史的某些学究们，觉得很难弄清彼此究竟为何你死我活。

林彪死后，毛泽东开始向周恩来发难，由于通过直升飞机式提拔上来的王洪文不过是个刘盆子，毛泽东只好请出邓小平（当初毛泽东提拔王洪文，意在立储毛远新；其手法与纵容叶群跃上政治舞台，以掩饰江青的赫然登场，如出一辙）。出乎毛泽东意料的只是，口口声声永不翻案的邓小平，骨子里却依然不改初衷，不改刘少奇治国思路，而周恩来又像此前跟林彪有所默契一般，跟邓小平也心有戚戚焉。于是，毛泽东索性把邓小平重新打入冷宫，再把周恩来置于死地。毛泽东对邓小平并不放心，但毛泽东料定邓小平不会成为中国的赫鲁晓夫。毛泽东死前最后圏定的权力最高层班底，以江青和毛远新为核心。毛泽东把权力交给华国锋，是知道此君不过是个过渡人物，至于权力能否最终过渡到江青或者毛远新手里，毛泽东也只能听天由命。从家天下的打造来说，毛泽东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一场文革，既是毛泽东推翻党天下、复辟家天下的努力，也是毛泽东家天下的终结。当年的秦始皇建朝，二世而亡；毛氏王朝虽然比秦王朝更专制，更严酷，更是网罩天下，但结果却比秦王朝还短命。毛泽东死后不出一个月，毛氏王朝便寿终正寝。由此可见，毛泽东临死之前，为何把叶剑英叫到床前。他确实想托孤，但是想托哪个孤，毛泽东没能讲出口。叶剑英是当时唯一可握军权之人，毛泽东想让他扮演一下汉初的周勃。至于毛泽东想让叶周勃护华国锋之驾，还是护毛远新之驾，或者护两者之驾，毛泽东没有讲出来。但毛泽东肯定没有让叶周勃灭掉江青的意思。毛泽东相信江青的忠诚。毛泽东应该是想让叶剑英护毛氏家天下之驾，但又没有把握：一向拍马奉迎的叶剑英，在他身后能否忠于毛氏集团？不管毛泽东如何的机关算尽，总有意想不到之处。毛泽东看出汪东兴有魏延嫌疑，但毛泽东绝对不会想到，汪东兴会反得那么快。

毛泽东没有错看邓小平。邓小平上台之后，马上恢复刘少奇路线。邓氏想到过枪毙江青，但绝对不允许全盘否定毛泽东。邓小平一面恢复刘少奇的治国路线，一面维护毛泽东至高无上的地位。邓小平学的是蒋介石，在政治上背叛，在法统上继承。在政治角逐中，有时年轻就是优势，健康就是胜利。毛泽东早走一日，中国人民就早一日获得解放。但即便如此，中国人民也已陪着这个超级痞子，被折腾被玩弄了整整二十七年。

崇祯三年，亦即1630年，北京城内，抗清名将袁崇焕被崇祯皇帝以“通虏谋叛”的罪名处以凌迟，“刽子手割一块肉，百姓付钱，取之生食。”“再开膛出五臓，截寸而沽，百姓买得，和烧酒而吞。”“皮骨已尽，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而止。”

1969年11月，共产党建政的第二十个年头，“晚上，刘少奇赤着身子被人用被子一裹放上担架，被专机送往开封的一个特别监狱。由于着凉，肺炎发作，高烧、呕吐，11月12日凌晨6点死亡。死时，全身赤裸发臭，嘴鼻变形，白发有一尺多长。”刘少奇在被批斗的时候，“被打得遍体鳞伤。革命小将把他拖进拖出，象拖死狗。但他还是不低头。”刘少奇被害死的罪名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是因为看到饿殍三千万，良心发现，才犯下如此大罪。为了几亿人不再饿死，刘少奇说，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

崇祯皇帝可恶，毛泽东更可恶。但是，光是这两个皇帝作孽，这两大冤案能成立么？就个人而言，袁崇焕也罢，刘少奇也罢，都不是完人。他们只是做了对得起国家对得起民众的事情，却得到如此报答。皇帝是没有反省能力的，但民众不能没有这样的能力。但愿这样的冤案，不要再发生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 

五、邓小平重建党天下　以六四血祭

倘若说，文革是一场几乎亡党亡国的悲喜剧，那么文革的终结，则有如一场闹剧。一个弱智领袖，伙同一个长有魏延脑后骨的大内总管，与一个以擅长阴谋诡计而成为元帅、并且以喜欢写诗著称的半吊子军头联手，发动了一场宫廷政变。毛泽东的遗孀，毛泽东的内侄，毛泽东的追随者，被一网打尽。毛泽东生前随口编造的“四人帮”一词，成为失败者的罪名。顷刻间，毛泽东的家天下灰飞烟灭，举国上下一片欢庆；极其好笑的是，毛泽东却依然伟大。

由此再反观毛泽东除掉林彪后留下的权力真空，是多么巨大。由此也可见毛泽东为什么在临死之前，要处心积虑地暗害周恩来和朱德。由此更可见，毛泽东为什么独独不对邓小平斩草除根。因为毛泽东相信，邓小平不会成为赫鲁晓夫。具有历史决定性的十届三中全会，既证明了毛泽东的担心，又证实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心。毛泽东担心他死后有人反攻倒算，果然，三中全会上陈云拍案而起。虽然胡耀邦率先发难，但没有陈云振臂一呼，很难有与会者们的群起响应。肯定“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冤假错案，非议毛泽东；四人帮倒台之后，这些一直没有被提上议事日程的实质性大事，终于被揭开。这不仅出乎华国锋的意料，也不在邓小平的预设之中。邓小平确实不愿成为中国的赫鲁晓夫，他非但没有准备什么秘密报告，甚至在党内外汹涌澎湃的反毛倒毛批毛浪潮跟前，硬是以所谓三七开之类的含糊措辞，死保毛泽东的地位，让毛泽东的画像得以继续挂在天安门城楼上。就历史的进程而言，邓小平确实顽固透顶。但就权力斗争的谋术而言，应该承认，邓小平行事老倒。尤其比起华国锋，邓小平无疑棋高一着。

在要不要倒掉毛泽东的重大选择面前，邓小平的精明盘算，恰好是华国锋的愚蠢之处。这就好比蒋介石在政治路线上再不认同孙中山，也不能不打孙中山的旗号，捧住孙中山的灵牌；邓小平再不想继承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理论，也不得不维护毛泽东的九五至尊，不得不保住毛泽东的灵位。这除了党性的忠诚，还有利害关系的考量。倘若蒋介石当年一脚踢开孙中山，还可以另起炉灶，重新建立一个什么党。但邓小平要是否定了毛泽东，怎么可能另外建立一个执政党？不管毛泽东如何无情地把共产党踩在脚底下肆意作践，不管党内官僚对毛泽东有多么痛恨，共产党一旦从地上爬起来之后，还得继续高举毛泽东的大旗。邓小平深知个中奥妙，只是苦于跟蒋介石一样，既缺乏理论素养，又没有文化根底，只好推说不争论。

华国锋不懂其中的道理。华国锋不明白毛泽东把至高无上的权杖交到他手里的良苦用心：不是要把天下交还给共产党，而是要华国锋替毛家把江山给坐稳当。老实巴交的华国锋，显然没有读过《资治通鉴》之类权力斗争的宫廷秘笈，看不懂先帝的遗志；非但没有替毛家坐稳江山，还一转身把江青和毛远新送进大牢。可怜的华国锋，或许连唇亡齿寒、螳螂捕蝉那样的成语，都没读懂过，竟然都不明白前脚把江青一伙除掉、后脚自然会轮到他下台的权争常识。不知华国锋在和邓小平一起筹划十届三中全会之际，是否曾为自己的资历和能力捏过一把汗。可能没有。要不然，不会在难犯的众怒面前，那么的麻木，那么的束手无策。反倒是邓小平，出访五天归来，一看会议形势，马上随机应变，一把抓住历史的机会，摇身一变，从右倾翻案的主角，变成了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从权位的高低来说，这样的角色理当由最高权力者来扮演。华国锋假如有点头脑的话，完全可以在群情激愤的情势下，抢在邓小平前面发表一个顺应众议的讲话，并且把不愿平反冤假错案的责任顺手推到正在国外访问的邓小平头上；一箭双雕，既坐稳了英明领袖的位置，又除去了心腹大患。由此可见，历史根本不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而是由历史人物决定的。就历史人物而言，机会是均等的。关键只是在于，谁比谁更有本事，成为人物，而不是被历史淘汰。

或曰：那样的责任套得到邓小平头上么？须知，中国的政治斗争，从来都由赢家说了算。谁占领制高点，谁就成为真理的化身。不要说坐在九五之尊位置上的华国锋是否具有李世民的本事，即便有点韦小宝的聪明，也足以把邓小平重新打入冷宫。平反冤假错案，首先要放出笼的，就是一大群被毛泽东关进笼子的党内官僚。谁最忌讳群僚出山？当然就是与他们平辈的邓小平。华国锋完全有机会以邓小平嫉妒他人复出为理由，一面放出刘少奇、周恩来的旧班底，一面把邓小平重新推倒在地。然而再顺应潮流，迎合民心民意，放弃阶级斗争为纲，转向发展国民经济。当时，整个权力转换的重心无非在于，其一，发展国民经济；其二，重新回到党天下。前者是需要大张旗鼓宣传的，后者是只能做不能说的。谁能抓住这两条，谁就得了民心党心，谁就可以坐拥天下。权争有时好比赛跑，谁能够抢得跑道，谁就最终胜出。中国式的政治游戏，其实就这么简单。

仅就对手的不堪一击而言，邓小平相当幸运，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便坐上了九五之尊的宝座。邓小平玩弄权术当然不是毛泽东的对手，但对付华国锋这样的低能弱主，却绰绰有余。三中全会上把文革定性为浩劫，既满足了党内群僚否定文革的强烈要求，又回避了对毛泽东的直接否定。邓小平后来坦承，如此决议其实是搞了中庸，自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时又表示，要将如何评价毛泽东，留给后人担当。当时党内有人提出，对毛泽东的评价应该是：开国有功，建国有过，文革有罪。当然，这些功过罪孽，都是相对于共产党而言的，并非基于民众的利益，更非发自民众的心声。可是，即便如此，邓小平也不愿正面回应。邓小平的主政风格直率明了，从不云遮雾障，不玩痞子游戏。比起出尔反而、变幻莫测的毛泽东，邓小平的面目显然要清晰得多。但邓小平顽固起来，绝对无法通情达理。

撇开意识形态的包装，邓小平的政治形象与蒋介石十分相像。拙于言辞，敏于行事；天生的生意人头脑，外加一付小肚鸡肠。蒋介石讨厌痞子运动，邓小平厌恶红卫兵和造反派。蒋介石站在富人一边，邓小平不好穷人立场。彼此的根本区别也许在于，蒋介石有志家天下，邓小平要的是党天下。两人的最大共同点乃是，都是倾向于国家主义的独裁者。具有这种特性的独裁者，在外交上必定亲美亲西方。就像蒋介石的四一二大屠杀，是做给英美政府看的一场政治秀；邓小平的向越南开战，一下子拉近了与美国的距离。邓小平的访美，邓小平的头像登上《时代》杂志封面；这种公然向美国亲近的姿态，无声地宣告了毛泽东向第三世界乱撒银子的外交时代已然终结。但不要以为这是邓小平在向英美国家献媚，撒切尔首相误读了邓小平的这种姿态，结果在香港回归中国的谈判上，领教了邓小平的国家主义立场。邓小平向英美国家要的是伙伴关系，不愿再像毛泽东那样，在国际上扮演丐帮领袖。

邓小平在治国和邦交上相当务实，绝没有毛泽东的小农意识和乡下人的虚荣，倒是有点接近李鸿章或者袁世凯。邓小平深知，国家要富强，行事要低调。由此定下不出头、不扛大旗的外事方针。用一句上海话形容：闷声不响大发财。商业文明是实在的事业，市场经济是人类生存竞争本然意义上的营作。这都是不言而喻的道理，根本不需要诉诸意识形态的花言巧语。没有理论头脑的邓小平，倒是有着本能的直觉。可见，邓小平当年追随刘少奇，并非是一种政治利益的需要，而是一种务实的本性使然。但邓小平在平反了刘少奇的冤案之后，对刘少奇的自由经济思想却始终讳莫如深。也许是说多了刘少奇，有个把毛泽东怎么办的问题。或者是，既然已经有他邓小平主持改革开放，不需要再另外请出一尊亡灵。

对比毛泽东的治国无能和整人无情，邓小平上台后的一系列举措，确实给社会给民众带来巨大的解放。但这样的解放与其说是历史性的开拓，不如说是稍许缓和一下国民悲惨境遇的松绑，借用共产党的术语叫做，宽松。毛泽东的极权统治，其专制程度远甚于历代封建王朝。当年毛泽东历数封建社会的罪恶，不过是四大绳索：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及至毛泽东坐了天下，绑在国民身上的，岂止四条绳索？从中央党政衙门到省、市、地、区到乡村的公社生产大队小队三级制，到城市的街道党委乃至居民委员会；加上人事档案制度，户口制度，公检法一条龙式的立法司法执法一体化，层层叠叠，编织成一张无形的天罗地网，把几亿民众死死罩入其中。所谓公仆一律享有特权，所谓人民，亦即工农兵学商外加知识分子臭老九，则必须老老实实服从公仆的管教。这叫做“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数亿人口，等级森严。人民之外，尚有被称之为地富反坏右的黑五类贱民，随时随地让人欺凌作践。更有以思想改造为名的各式各样洗脑方式，剥夺所有个人的思考权利。这叫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除了精神上的白痴化运动之外，还有基本生存上的种种禁忌。且不说其它，就连到自由市场上买几个鸡蛋，都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嫌疑。假如马克思见了这种他所设想的乌托邦社会，没准会目瞪口呆：马克思当年批判的普鲁士帝国，比起毛泽东帝国，其专制程度乃是小巫见大巫。

毛泽东的极权社会，且不说比之于民主国家，即便比之于人类历史上最野蛮的社会形态，都更野蛮更专制。毛式专制统治，有违于人类社会的基本常识。见识过如此穷凶极恶的专制，方才明白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治，究竟是什么意思。任何有智慧有人情味的治国方式，不以给民众套上多少绳索为荣，而以减少对民众的束缚见长。专制统治，通常诉诸没完没了的层层加码；无为而治，则是尽可能不对民众有所强加。农民自然会种地，工人自然会做工，商人自然会做买卖，根本不需要统治者以任何主义的名义横加干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说穿了，无非就是让农民自己去种地，让工人自己去做工，让市场自行运作。亦即是说；不过是给捆绑得像只棕子一样的社会，做了几下减法而已。非常简单。当然，邓小平的减法仅限于农民种地工人做工，倘若有人要求除去束缚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信仰自由、集会自由以及免于恐惧的自由的条条框框，邓小平马上面孔一板：这怎么可以？

邓小平最为致命的软肋，同样也是蒋介石的致命伤：听不得不同意见，容不得不同政见。面对人权，邓小平跟所有的独裁者一样，是个天生的恶棍。早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中，邓小平这种恶棍秉性已经展露无遗。或许正是这样的秉性，才使毛泽东认定，邓小平不可能成为赫鲁晓夫。曾经追随过刘少奇的邓小平，骨子里却具有与毛泽东一样的冷酷和残忍。借用一句毛泽东对他的评价叫做，是个开钢铁公司的冷血打手。邓小平上台后的立威方式乃是：先跟越南人打仗，横尸遍野；然后镇压民主墙运动，万众噤声。一九八三年，邓小平又在全国范围搞了一次所谓的严打，其狂捕和滥杀的规模，堪比当年毛泽东建政之初的镇压反革命。事实上，邓小平的这种铁腕，正是对毛泽东的亦步亦趋。区别在于：毛泽东一面杀人，一面演说；邓小平只嗜杀，不言语。就此而言，邓小平以向越南开战讨好美国，也许只能讨得某些美国政客的欢心，并不能赢得美国民众的掌声。戈尔巴乔夫从阿富汗的断然撤军，才真正让美国人刮目相看。

不管邓小平如何死保毛泽东，依然挡不住民间对毛泽东的愤恨。七九年底八0年初的那场民主墙运动，首先想要冲破的就是重新评价毛泽东的禁忌。既然毛泽东的班底已经一网打尽，为何毛泽东的罪孽不能论说？江青及其文革同伙，没有毛泽东的撑腰，何以得掌大权？这是一个在阳光底下众所周知的事实，再迟钝的人也弄得明白。邓小平再不想做赫鲁晓夫，中国民众也无法像文革时期那么容易被愚弄。再说，邓小平本人对毛泽东也并非毫无怨气可言。这也是为什么民主墙初起之际，邓小平曾经表示支持的原因所在。邓小平不能容忍的是，民主墙逐渐走向要求民主，从而相对于共产党发展国民经济的四个现代化，提出了第五个现代化，政治的民主化。

就政治的策略而言，在中国社会刚刚从毛泽东的家天下回归到共产党的党天下之际，马上提出政治民主化，显然激进得不无鲁莽。但以现代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衡量，这又恰好测试出甫坐天下的邓小平，在政治上到底能够走多远。邓小平的回应是，一下子从七八年复出回到了五七年反右。真相毕露，本性难改。面对民主政治的诉求，邓小平就连一笑了之的幽默感都没有。就算邓小平不善言辞，难道说一句慢慢来都不会么？须知，当时在民主墙上以张贴大字报的方式提出这个诉求的，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青年电工，并非章伯钧罗隆基那样的人物。这就好比《红楼梦》里的贾母，突然面临一个小丫环的挑战。这在贾母可以于谈笑风生之际，轻轻挥去；但在邓小平却以小题大做的方式把事情越闹越大，最后竟然判了人家十五年徒刑，弄得魏京生名扬天下，让当年的章伯钧罗隆基们黯然失色，几十年的右派好像白当了一样。比起毛泽东喜欢玩弄在精神上把对手击垮的思想改造，没有思想的邓小平总是粗制滥造地制作一个接一个的政治明星。能够跟毛泽东在精神上对抗的，唯有林昭那样的圣女。但在邓小平没头没脑的专制底下，哪怕资质再平常的人物，只要抓住一个被邓小平点名的机会，就会被夸张成曼德拉、瓦文萨、哈维尔那样的领袖。邓小平制作的政治异见明星，很少经得起时间的磨砺。原因与其说在于被造就者太平常，不如说邓小平每每面对异见时，实在太紧张，没有一次不失控。

更让邓小平紧张的，是面对党内的不同意见。从某种意义上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被推着走的。这是邓小平与曾国藩李鸿章们的最大不同之处之一。曾李一代，开创现代化进程，胸有成竹，从容大度。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却瞻前顾后，鬼鬼祟祟。前要顾忌到毛泽东的灵牌和地位，后要防范党天下一不小心被民主政治所颠覆。倘若没有党内改革力量的不断推动，邓小平也许就在他七五年复出时的整顿范围内，重整一下国民经济，并没有多少宏图大略可言。

推动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党内力量，主要有两股：一股是以胡耀邦为代表的党内民主派，一股是以赵紫阳为代表的党内商业文明派。

胡耀邦可能是共产党内一个饶有意味的人物。这个红小鬼出身的革命者并没有多深的文化学养，却与五四新文化所倡扬的科学民主精神天然相通。在胡耀邦身后站着的，当然不是陈独秀胡适那样的新文化开拓者，而是在历次党内政治运动中吃尽苦头的知识分子。他们被统称为党内改革派，或者党内民主派。这些人至少都在文革中受过迫害，有的早在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反党分子，有的在五七年被打成右派，有的受到胡风一案的牵累。他们有关被党剥夺个人独立思考和言论自由权利的最早记忆，来自延安整风的红色恐怖。他们大都是当年受了五四新文化感召，一腔热忱地投奔延安的知识青年。他们对毛泽东的专制，深恶痛绝。他们因此成为毛式专制最坚定的批判者。他们同时又具有传统知识分子的儒家原教旨主义人格，兼济天下，忧国忧民，为人正直，为政清廉。他们不以权高位重自得，而以两袖清风为荣。这批人对党内民主的渴求，基于刻骨铭心的历史教训，基于毛泽东专制带给他们的切肤之痛。也正因为经历过党内的残酷斗争，所以胡耀邦才会不遗余力地平反冤假错案。这可能是胡耀邦最突出的政治成绩：给受难者应有的公正。

倘若说，胡耀邦的威信来自坚决彻底地平反文革冤案，那么赵紫阳的政绩在于断然回到刘少奇的自由经济。赵紫阳是个与商业文明天然相通的人物。假如没有共产党的革命，出身于地主家庭的赵紫阳，很可能带着一个商人的头脑走进某个大城市，开创一番经商或者办企业的奇迹。套用一下共产党的术语，赵紫阳可说是混入革命队伍的一介商贾。像其他共产党人一样，赵紫阳也做过血淋淋的革命事业，诸如斗争地主、镇压反革命之类。而且，基于自己的地主成份，赵紫阳还必须做得比别人更残酷，才能表示出对党的忠诚。但这并不是赵紫阳的本性。赵紫阳的本性，应该是做个出色的生意人。正是这种生意人的本性和生意人的头脑，使赵紫阳在毛泽东时代刚刚结束之际，便展现出他的治国才能。

众所周知，当时在地方上不动声色地回归刘少奇路线的，并非在四川主政的赵紫阳一人。与赵紫阳齐名的，还有安徽的万里。赵紫阳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能够形成一整套自由经济的思路。别人只是简单地回到刘少奇的“包产到户”，赵紫阳却能够别出心裁地想出联产到户，从而形成“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农村改革模式。务实的赵紫阳，同时又有高瞻远瞩的目光，一眼看出沿海城市之于中国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当赵紫阳向邓小平递上中国沿海地区发展战略的蓝图时，邓小平应该是喜出望外。邓小平虽然和赵紫阳同样务实，但毕竟是个外行。想要扮演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经济发展的战略眼光，不可或缺。赵紫阳之于邓小平，无疑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补缺。正是这样的补缺，使邓小平对赵紫阳另眼相看。

邓小平此后搭出的班底，应该说是最理想的组合：胡耀邦出任总书记，赵紫阳担任总理。一个掌虚，一个务实；邓小平只消居中做个协调者，打打桥牌，抽抽香烟，喷云吐雾之间，就可以轻轻松松地把国家搞定。事实上，胡赵当政的那段时间，也确实是中国自49年以来最美好的时光。经济在复苏，生活在改善，人文空间在渐渐地扩大起来；人们的眼界变得开阔了，知识分子开始学习如何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毋庸置疑，这是中国人花了巨大的代价才换来的；可是，只持续了短短几年的时间，便告结束。

无论是胡耀邦还是赵紫阳，他们和邓小平的共同点既在于结束阶级斗争、致力国民经济，又在于共同维护党天下的政治体制。他们的思维方式很难突破共产党人的局限，更不消说，还带有毛时代留下的历史阴影。党内民主派的致命弱点在于：其一，他们要的只是党内民主，并非是两党制或者多党制的民主政治；其二，他们头脑中的民主只是抽象的理念，或者说类似于平等、博爱那样的理性精神，而不是可以诉诸操作的政治程序；其三，他们对于商业文明虽然并不反对，却又茫然无知，就像他们对于西方的价值体系，只认同马克思主义，不知道还有更加广阔的人文世界和更加深邃的人文传统。非常有意思的是，党内民主派的这种弱点，同样是党外知识精英所短。无论是在思想解放运动中拔了头筹的郭罗基，还是声称民主不能指望恩赐、只能靠自己争取的方励之，其人文根底几乎都没有超过青年马克思的人文框架，就像周扬、王若水，只能在马克思主义的范畴里谈论人道主义。党内民主派和知识精英对于民主这种极其粗浅的共识，极大地影响了后来发生的六四学生运动，致使整个学潮只把民主只当作口号，茫然于民主是一种什么样的操作程序，茫然于民主的操作程序理当如何实现。

民主与其说是一种理念，不如说是一种政治操作的程序。就民主政治的历史而言，民主大都通过自上而下的和平改革实现，很少经由暴力革命达成。因此，说民主是要争取的，犯了两个常识性的错误。其一，民主不是像共产主义乌托邦那样，是一个通过奋斗去获得的什么成果，而是一个经由各方政治势力折冲协商、自然而然妥协成的政治运作程序。其二，争取民主的说法，由于把民主当作一种理念，很容易流于毫无操作性可言的空洞无物，还不如为自己争取一张选票来得切实。当所有的民众都要求一张属于自己的选票时，那么即便不提民主一词，民主也已经在其中了。要求一张选票的诉求，不是把民主当作理念，而是让民主成为可以操作的程序。政治游戏的奥妙，不在于理念的如何美好，而在于游戏规则的切实改变。倘若一九八九年的中国人知道民主其实是政治操作的程序、而不只是一种理念，知道民主的程序在历史上通常是经由改革而“恩赐”的，而不是通过造反有理争取到的，那么那年的历史进程就会很不一样。

假设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最高权力构架没有跟邓小平发生冲突，更没有被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号称中顾委的元老权贵集团给灭掉，演进到后来，会自然而然地形成党内民主派和商业文明派的互相冲突和彼此制衡。党内民主派的优势在于道德标高，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标高有成为商业文明批判者的趋势；在诸如平等、博爱、如何关注弱势群体、如何关注失业人群之类的问题上，与商业文明派分道扬镳。党内民主派的这种政治走向，既有类于欧洲的社会民主党，又跟同治中兴时的清廷清流势力相近。同样可以对照的是，以赵紫阳为代表的商业文明派，会越来越接近同治中兴时代的曾国藩李鸿章们。务实者治国也同时致富，务虚者忧国忧民之际，以两袖清风的道德优势，成为指手划脚的批评者。彼此互相制约，形成一种实做和言说的平衡。倘若没有邓小平的存在，赵紫阳和胡耀邦、商业文明派和党内民主派，很可能会发展出如此一派有类于同治中兴式的政治局势。可叹的是，中国人连这样的中兴气象都没能享受到。其中的戏剧性，又可归结为：成也小平，败也小平。

应该承认的是，邓小平虽然具有独裁品性，但并非毛泽东专制百分之百的继承者。邓小平至少从三个方面，试图走出毛式专制的历史阴影。其一，不让子女和家人染指政治权力；其二，倡导退休制度，废除终身制；其三，强调集体领导，终止家长制从而杜绝家天下的可能。邓小平与党内民主派尤其胡耀邦的一个很大不同在于，从来不从理念上思考问题，而是擅长于从程序上着手操作。当邓小平告诉胡耀邦他所设想的退休计划时，绝对不是在像毛泽东那样演戏，而是坦诚，而是信任。不善言辞的邓小平只是忘了同时告诉胡耀邦，这样的政治设想只能诉诸只做不说。比起深谙政治操作之道的邓小平，胡耀邦天真得几近孩童。

渴望党内民主、并且行事也有民主作风的胡耀邦，由于缺乏民主乃是程序自然生成的政治常识，由于不懂政治、尤其是中国政治，通常只能做、不能说的奥妙，稀里糊涂地把邓小平的退休设想告诉了一个境外的新闻记者。那个记者又凑巧是个跟胡耀邦一样天真的人物，于是就有了泄密的意外。倘若是一次无关紧要的采访，彼此都是性情中人，场面一定童趣横生。但彼此偏偏谈了不该谈论的事情，致使两个政治马大哈一不小心，制造了一条爆炸新闻。对于中国这么个具有几千年专制历史的国家，最高权力的任何波动，敏感得有如政治地震，并且还会造成牵一发动全身的不测后果。胡耀邦此举与其说是泄露了邓小平的机密，不如说是暴露了他自己是个政治上的糊涂虫。能做不能说的事情一旦诉诸言说，尤其是诉诸全世界都知道的新闻，那么设计得再周到，也不得不流产。仅就个人的人格而言，胡耀邦无疑是个人情味十足的政治领袖。但问题在于，历史不是由人格创造的。

邓小平设想的退休计划，用民主政治的标准衡量可以说平淡无奇；但置于中国几千年的专制历史，置于毛泽东帝王式终身专制的前车之鉴，置于如何启动党内民主的操作程序，无疑是个举足重轻的政治举措。再从现实的政治利益上考量，这个退休计划显然会触动一大群党内官僚尤其是元老集团的切身利益。基于观念的争执，最后都可以找出理由存疑；但来自利益的纷争，是无论如何不可能调和的。民主，倘若仅仅是一个理念，人人都可以高歌入云。但民主一旦触动当权者利益，谁也不肯相让。即便是很高兴邓小平退休的胡耀邦，一旦面对共产党要不要退休的尖锐课题，也很难像接受邓小平退休那样乐意。毛泽东的家天下被否定之后，共产党的党天下已然成为党内各派、各个利益集团的共识：无论请谁退休，也不能请共产党退休。

赵紫阳也同样不愿让共产党退休。八十年代后期，知识界和半官方的智囊们曾大力宣扬新权威主义。不管这个主义是否把最后的目标定为实现民主，也不管这个主义的现实针对性是否在于请老权威邓小平退休、让新权威赵紫阳登基，其用意也在于，继续维护党天下。在六四二十周年纪念前夕出版的赵紫阳秘密谈话录音中，赵紫阳为自己、为六四学生运动所作的最大辩护是：没有人想推翻共产党。学生没有这个意思，知识分子也没有这个意思，他赵紫阳本人当然更不存有这个念头。赵紫阳没有说错。举国上下，整个学生运动连同卷入的知识分子乃至平民百姓，都把这场席卷全国、震惊世界的学潮，自觉或不自觉地置于认同党天下的共识底下。这与其说是悲剧，不如说是喜剧。

虽说邓小平的政治人格接近蒋介石，其政治能力却有如袁世凯。邓小平与毛泽东、孙中山等造反有理之徒的根本区别在于，不喜欢依靠群众运动推动历史前进。邓小平的取缔大鸣大放大字报，可以说是害怕群众运动，也可以说是对自己充满信心。邓小平理解的党内民主无非是：退休制度，集体领导，轮流上台。这可能是邓小平重建党天下的基本构想。邓小平相信自己能够做到这一步。这一步无论就党内民主而言，还是就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而言，都应该算是稳妥的，踏实的，低成本、高效率的。因为不要说普通民众，即便是自以为最精英的知识分子，都还不曾弄明白民主究竟是怎么回事。不要说八十年代的中国民众和中国知识分子，即便到了二00一年，中国人依然茫然于民主到底是什么。他们对美国乘客面临恐怖分子劫持飞机时投票表决是否反抗，大为惊讶：民主，原来是这么回事！平心而论，庞大的人口基数加上低劣的人文基础，邓小平以党天下为前提所跨出的这一步，似乎并不算太小。

问题在于，历史的脉膊从来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且不说太多的偶然因素，就以汹涌不已的人文思潮而言，党天下的历史合理性也正默默地遭受着越来越强烈的质疑。因为民主政治，在中国依然算是开创，但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年里，早已成为世界潮流。许多共产党国家，都在不约而同地被这股潮流推向民主政体。

一九八四年十月的国庆游行队伍里，学生向站天安门城楼上观礼的邓小平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横幅。遗憾的是，邓小平只看到对他赞许的民意，没看到这声招呼背后的潜台词：赶快管管学校里那些不学无术的领导，改改陈腐的教育体制吧！八十年代的中国大学生，处在一种前所未有的张力之中：一方面是社会的天之骄子，一方面是校园里的低等贱民；一方面接受着一波又一波的思想解放冲击，一方面忍受着从衣食住行到知识习得再到思想自由的重重压抑。其时的大学党委书记，基本上沿袭毛时代的人事方针和治校模式，清一色的大老粗，党委领导一切。难得轮到个把知识分子当权，只消稍有改进，便成为改革开放的明星；匡亚明方励之等名流，就是这样斩露头角的。至于学校机构，更是臃肿不堪。不要说学生怨声载道，就连八十年代毕业留校的青年教师，都被校园里的生存环境（比如筒子楼）和陈腐制度（比如职称评定）压迫得怒气冲天。八十年代的莘莘学子，因此成了最具革命性的一个族群；致使八十年代的中国高等学府，不知不觉地变成引发社会震荡的火药桶。

及至学生运动爆发，高高在上的邓小平却只知道使劲压下去，根本不明白，根子并不在于学生要跟他邓小平过不去，而是被学校压得受不了。解压的关键，与其说在于权力最高层是否实施政治改革，不如说在于学校当局能否平息学生的怨恨和怒气。受了沉重压抑的学生，没头没脑地把气撒向街头，撒到广场上，不管找到什么借口，都会兴冲冲地拉起游行队伍。因为只有走向社会，才能恢复他们天之骄子的尊严；被堵在学校里，只能永远感受没完没了的屈辱。一九一九年的五四学运，起因于政府丧权辱国的外交失败。八十年代的学生运动却是缘自学生在学校里过于压抑，哪怕没有借口，也要找出借口上街游行。一九八六年的上海学运，起因不过是学生和纠察在公众场合发生了冲突。这样的冲突，在校园里曾经发生过无数次；这样的冲突，引发出学生在校园里遭受种种屈辱的记忆。学生运动的这种起因，邓小平不知道，学生也不会说。学生需要在政治上文化上提升自己游行动机的品位，不愿降低到不过是因为自己在校园里受气。邓小平则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把历次学生运动，全都等同于当年的红卫兵运动，从而动辄站到学生的对立面，成为凶神恶煞。从某种意义上说，邓小平和学生运动的过节，其实是一场无焦点冲突。学生和邓小平在要不要民主问题上发生冲突的说法，乃是事后的追加。事实上，彼此谁都说不清楚什么才是民主。一个只做不说，一个只说不做。邓小平永远也说不清楚，他的努力其实就是在迈向民主，只是以他的方式，以他认为最适合中国的方式。学生只知道民主是个叫起来十分响亮的口号，并不懂得民主程序应当如何操作。学生更不知道，民主不啻是政治制度，同时也是生活方式。上街争取民主，远不如在日常生活中习得民主更加意味深长：哪怕一起反抗歹徒，也需要投票表决通过。

倘若学生运动和邓小平之间，纯粹是彼此间的误解和误读，那么并非是个无解的历史死结。问题在于在两者之间尚有各种冲突，各种利益纠葛，错综复杂地搅作一团。其中，尤以元老权贵集团与邓小平、与胡耀邦、与赵紫阳之间的你死我活，最为醒目。

以中顾委名义凌驾于最高权力形式之上的元老权贵集团，既代表各自的家族利益，又代表邓小平时代的党内既得利益官僚。这类集团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无数次，每次都代表了最腐败最反动最凶残的一方。邓小平在放手让儿女致富之际，还得考虑考虑对国家应负的责任；这些元老权贵基于纵容自己家人谋取权力、掠夺财富的考量，在权争中全然聚焦于自身的利益得失，根本不在乎有无道德操守，有无党纪国法。他们本能地痛恨以胡耀邦为首的党内民主派。因为这些人物过于清廉，从而对照出元老权贵们的形象太不堪。他们可以容忍赵紫阳的致富经济，但前提是首先让他们的子女富起来。他们施压邓小平，不让他以退休名义，把整个元老权贵集团一古脑地拖下政治舞台。就此而言，胡耀邦的失言，实在是既大意又轻率。胡耀邦或许以为，大家都是革命同志、革命战友，并且全都受过毛泽东专制的迫害，没有什么不可以商量的。胡耀邦倘若抱有如此天真的善意，那么真是大错特错。且不说他人，即便是当初被他从囚笼里平反出来的山西革命老醋，一旦事关切身利益，根本不念旧恩旧情，照样落井下石，无情打击。

权贵集团的重拳出击胡耀邦，在邓小平应该是挥泪斩马谡。不管怎么说，被泄露的退休计划触犯了全体权贵的利益，那也是一种众怒难犯。邓小平不得不做一下一百八十度转身的政治体操。这在毛泽东是得心应手的事情，可以做得天衣无缝，诸如打高岗、反右派，但在邓小平却做得笨手笨脚，竟然找了个纵容学生运动的借口，罢免胡耀邦的总书记职务。胡耀邦对学生运动的温和姿态，不过是重复了当年北洋政府善待五四学运的方式，并且同样诉诸爱国的名义，邓小平却硬是将胡耀邦与学生运动捆绑到一起。让胡耀邦与学生运动共进退，邓小平由此埋下了八九年学生运动的伏笔。

不管事后如何申辩，赵紫阳面对胡耀邦的下台，心情复杂微妙。赵紫阳的经世之道，有类于晚清的洋务大臣李鸿章：报效国家的同时，并不拒绝香车宝马，那根高尔夫球杆挥得比谁都来劲。因此赵家公子随着邓家儿女有样学样地步入官商行列，对于赵紫阳来说，并不突兀。只是与胡耀邦的自甘清贫对照起来，有些难堪而已。再说，胡耀邦在政治上的天真，正好又是赵紫阳的有所不为。其实，不要说在朝的当权者和肉食者，即便是按旁观者的眼光来看，天真的胡耀邦在共产党这个诡异透顶的官场是否胜任也确实成问题。但这对赵紫阳来说，却无法如此旁观。道理非常简单：唇亡齿寒。而且殷鉴不远，华国锋粉碎四人帮、接着又被他人驱逐出局。长于以商业文明头脑治国的赵紫阳，面对变幻莫测的政治，显然不像是个行家。当年曾国藩面对左宗棠咄咄逼人的挑战，远甚于赵紫阳捉襟于胡耀邦的对照，却能够如如不动，始终不与左氏计较。倘若曾国藩处在赵紫阳面临胡耀邦被罢免的境地，很可能会在邓小平面前长跪不起：您老人家把我也一起拿下吧。这在政治上叫做同进共退，在攻略上叫做以柔克刚。邓小平的政治人格一向以至刚著称，偏偏朝中没有一个至柔可加克之。赵紫阳做不到，胡耀邦就更不用说了。

元老集团的还击，不止在于除去胡耀邦，同时又放出代表他们利益的李鹏，顶入赵紫阳转任总书记之后留下的总理空缺。去胡入李，不止是胡耀邦的悲剧，也对赵紫阳构成极大威胁，更是邓小平权力布局的滑铁卢。李鹏者，周恩来夫妇的养子也。这厮继承了周恩来什么都不是的品性，却丝毫没有周恩来什么都是的本事。李鹏入阁，重启共产党白痴治国的祸患。而赵紫阳的转任总书记，则有如狗逮耗子、猫看门一般的错位。赵紫阳是个长于治国的重臣，并非是个具有力挽狂澜气魄和雄才大略心胸的政治伟人。在八九学运所激起的权力角逐中，赵紫阳的作为仅仅是守住了道德底线，无论之于改变政治格局，还是之于创造划时代的历史篇章，全都乏善可陈。至于赵紫阳手下的幕僚，可谓鱼龙混杂。既有六四后身陷囹圄、矢志不移的铁骨铮铮之士，又有在海外坑蒙拐骗、吃喝嫖赌的鸡鸣狗盗之徒。手下跟班的良莠不齐，多多少少折射出赵紫阳作为一个政治人物的复杂性。

胡耀邦猝死引起汹涌的学潮，没有人感到意外。邓小平早在两年前就把胡耀邦的名字和学生运动拴到一起，学生闻讯无动于衷才是天大的怪事。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权力高层人人如临深渊，没有一个不在为即将到来的权力变局提心吊胆。这场权争的关键，在于开明派和保守派双方，谁能占领邓小平这个制高点。倘若说，邓小平象征着权力顶峰，那么赵紫阳和李鹏的拼搏则在于抢占邓小平。这本当是场一目了然的龟兔赛跑。也即是说，无论从哪方面看，赵紫阳都应该是兔子，而李鹏应该是乌龟。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居然是李鹏胜出；不仅争取到了邓小平，还先发制人地把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作为兔子的赵紫阳在干什么？在金日成的宫殿里睡大觉。

赵紫阳在当初设想沿海经济发展战略时，确实胸怀大志。赵紫阳在八九年面对着一场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学潮时，却耍了官场小聪明。作为一国之主，不管是名义上的，还是实质性的，一旦面临天灾人变，断断乎没有按照日程表出访的道理。有牛崽之称的小布什，在历届美国总统行列中并不算是个高智商人物，但他也懂得，国中一发生飓风之灾，马上取消既定的出访。发生在八九年中国的那场学潮，举世瞩目，哪怕是放到整个人类历史上，也算得上一场政治飓风，赵紫阳竟然有空如期出访朝鲜；从而因为这场无关紧要的出访，丧失了不该丧失的先机。

身处权争中心的赵紫阳不会不知道，元老集团除去胡耀邦之后，马上着手下一步的倒赵步骤。赵紫阳非常清楚，就算没有八九年的学生运动，他的政治地位也已岌岌可危。元老权贵先是籍口电视片《河殇》发难，接着又由李鹏伙同姚依林出面挑衅。邓小平敌不过众权贵的施压，唯有故伎重演，装聋作哑。所有这些，赵紫阳全都心知肚明。只是苦于缺乏政治角逐的雄才大略，攻守失据。关键时刻出访朝鲜，不过玩弄了一下官场上的雕虫小技：把学生运动推给李鹏，以求那个低能儿出洋相。殊不知，却恰好让人家利用这个空档，争取到邓小平发话。不过，此刻处在被动境地里的赵紫阳，依然有两个选择出奇制胜：一个是以柔克刚，通过各种渠道、尤其是通过邓家儿女，在邓小平和学生之间做足沟通，以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一个则是狭路相逢勇者胜，索性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前一个选择是以继续维护党天下为前提，不惜牺牲自己的政治前途，寻求和平解决的途径。古代的贤明君王，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会向对方自首：请拿我一人治罪，放过所有的臣民。就算赵紫阳没有这种气度，还可以继续争取邓小平。不管邓小平对学生运动有多深的偏见，不管邓小平是否听信谗言、对他赵紫阳已然不满，也要把身段放到最柔软的程度。这不仅为国家的前途，也为千百万学生和百姓的安危，忍辱负重。至于后一个选择，当然是破釜沉舟，扮演后来叶里钦在苏联解体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此举虽然风险巨大，但无论胜负如何，全都功德无量。倘若赵紫阳的目光不是聚焦于官场上的纷争，而是能够投向风起云涌的民心民意，再审视一下可以争取到的各种力量，放手一搏，并非没有胜算。

八九年的这场学生运动，无意间动员起来的社会力量，盛况空前。这场全然自发的运动本身，规模之大，前所未有。如此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其理性，其温和，其秩序井然，历数五四以来的所有学生运动，也是前所未见。当年只是一群北大学生闹事，就又是烧楼，又是打人。如今全国各地学生通通上街，都不见有任何暴力事件发生。如此组织良好、温文尔雅的学生运动，赢得了空前的响应。举国上下，从来没有这么齐心协力地支持一个由学生仔发动的群众运动。在学府里备受欺压的大学生，一下子成了全社会的宠儿，成了最可爱最受欢迎的人。当年毛泽东发动文革，用尽心计，使尽花招，也没有得到如此真心实意的拥戴。赵紫阳只消一个转身，振臂一呼，不费吹灰之力，便可拥有火山喷发一般的群众资源。过去是毛泽东费尽心计地想要得到如此一场运动，此刻是全社会被动员起来的亿万民众，热切地盼望着出现一位领袖，带领他们创造一个全新的时代。如此炽热的民意，同时也影响到党政军各级实权人物。从后来的军队抗命，可以看出军队并非是邓小平及其元老集团的御林军。至于当时各个省市的地方大员，更是只作壁观，不行压制。江泽民在上海不过是给《世界经济导报》施加了一点压力，马上转身连连自嘲，说自己弄不清楚上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此时此刻，全国上下，都在期待赵紫阳有所表示。令人遗憾的是，千呼万唤，赵紫阳偏偏不肯站出来。遥想当年，光绪皇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尚且敢作敢为。可叹今朝，堂堂一国之主赵紫阳，半世人生，历经风浪，却瞻前顾后，畏首畏尾。

赵紫阳被官场权争所困的头脑里，可能连一秒种都不曾闪现过：登高一呼，背水一战。在党性和民意之间，赵紫阳本能地选择党性，或者说，奴性。由此顺理成章地，在苟全和担当之间，赵紫阳又本能地选择了苟全。以柔克刚，需要忍辱负重。苟全却只消把责任轻轻推开，便可全身而退。纵观赵紫阳在八九学运期间的全部作为，一以贯之：不愿负责。赵紫阳比邓小平害怕学生运动还要害怕有所承担。赵紫阳先是把责任悄悄地推给李鹏，等到李鹏及其元老集团伙同邓小平把学运定性为动乱之后，赵紫阳又把责任推给邓小平。赵紫阳向到访的戈尔巴乔夫透露邓小平垂帘听政与其说是泄密，不如说是卸责。赵紫阳甩动高尔夫球杆的手臂很有力量，可是担当历史命运的肩膀，却十分脆弱。

当赵紫阳把责任推给李鹏时，李鹏以白痴式的无知无畏，成为学生运动的凶恶死敌。当赵紫阳把责任卸给邓小平之后，邓小平当仁不让地决定戒严。从推卸责任的角度来说，赵紫阳与其说是失败了，不如说是成功了。他在回忆录音里谈及五月十七日到邓家开会，被告知邓小平和元老集团决定戒严云云，不过是在指证罪责，并非因此有所愧疚。以赵紫阳的智商，竟然还斗不过白痴般的李鹏，这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是匪夷所思的。赵紫阳只消稍许有一点勇气，有一点责任感，就能找到许多办法，让整个事变至少不朝最坏的结局发展。但赵紫阳首先考虑的是如何让自己撤出，从而让全家安然无恙。赵紫阳最后跑到天安门广场向学生告别，可说是如释重负。在一个非常需要领袖的历史关头，站在领袖位置上的人却开了小差，而且开得非常漂亮，开得中国人民根本看不懂。对赵紫阳来说，他想要全身而退的目的，完全达到了：罪责由邓小平来负，鲜血由学生和平民百姓来流。就赵紫阳和李鹏的权争来说，赵紫阳失败了；但就由谁承担责任而言，赵紫阳成功了。邓小平一身污血，赵紫阳干净得一尘不染。这可真是叫做：进一步，风险重重；退一步，海阔天空，外加高风亮节。生意人的头脑，果然盘算精明。

赵紫阳的成功卸责生动地表明了：什么都没做的人，才是最道德的人。赵紫阳此后只消牢牢地守住自己的道德优势，便可成为继胡耀邦之后的又一个良心标高。赵紫阳确实做到了，致使中国人民只看见赵紫阳的道德操守，根本不管一个最应该负责的人有没有履行职责。中国人民有时候对领袖的要求很高，比如面对以挨枪子的代价拿回一个亿的李鸿章；有时候又对领袖的要求很低，只消人家在道义上表示一下就被感动得热泪盈眶。显然，赵紫阳本人深谙其中奥妙，在事后的跟人谈话和回忆录音里，没有一句谈及自己为何不肯有所担当，没有一个字流露因为自己不肯承担而导致六四血案的内疚。赵紫阳想要向世人说明的只是：邓小平及其元老集团强加给他的罪名，如何的不成立。其实，这样的罪名成立不成立，跟承担了六四血案的学生和平民百姓，又有什么关系了？被杀害的学生和平民根本不知道这种罪名，活着的承担者又根本不把由屠夫强加的罪名当回事。赵紫阳唠叨的学生运动如何不想推翻共产党，不过是在向党表示清白，无论是当年的学生还是将来的民众，都不会有兴趣聆听。赵紫阳根本就没有反省过，他曾让举国上下的学生以及数亿民众对他的期望完全落空，他曾错失一次把中国带入现代民主政治空间的历史机会。赵紫阳甚至都没想过，假如他当时抛开与邓小平之间的恩恩怨怨，挺身而出，忍辱负重一下的话，本来至少是可以避免流血的。赵紫阳却只为自己抱不平，只为自己怨声载道。这也许是生意人头脑天然具有的局限性。

在赵紫阳与李鹏及其元老集团的对决中，争取邓小平是关键。在学生运动及其站在学生后面的千百万民众与邓小平及其元老集团的对峙中，赵紫阳能否有所担当是关键。赵紫阳一旦隐身退避，那么学运和民众的命运，也就只能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邓小平对知识分子的蔑视，对学生运动的仇恨，整个元老权贵和既得利益集团对要求清查官倒、惩治腐败的民众的深恶痛绝，通通经由机枪扫射和坦克碾压，获得了痛痛快快的发泄。当年的北洋政府面对五四学生运动，被打了人，被烧了楼，照样低声下气，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一九八九年的中国学生，不仅不要求共产党下台，而且还禁止任何人喊出这样的口号，甚至将挑战暴君的三位平民，押送公安局；理性到不可思议的地步，温和到难以想像的程度，结果换来的，却是机枪加坦克的血腥镇压。早知如此，北什么伐，战什么争？袁世凯再不济，袁氏身后的北洋政府再无能，也不至于反动到这种地步。孙中山的战争毁掉了什么，共产党的革命又带来了什么，一九八九年的屠杀，解说得清清楚楚。

与血腥镇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民众空前的众志成城。整个民族的精神面貌，心理状态，道德水准，在那些个日日夜夜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净化。这个从来没有真正欢笑过的民族，在那些日子里，开怀而笑。就连男女老少的眼神和表情，都跟往昔大不一样。不再是委琐的，可怜的，东张西望的；而是开朗的，祥和的，从容不迫的。习惯于互相仇恨的中国人，一下子变得友爱无比。不止是游行的学生感觉到了什么叫做尊严，所有的民众，都在那些日子里体验了有尊严的时刻。中国人从来没有如此充实过，如此自豪过。鲁迅嘲笑过的国民性，在那些日子里荡然无存。可以说，此乃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的最大奇迹。

但反过来说，敢对这样的民众开枪，也算是一大奇观。无论什么样的政府，面对这样的民众，就算在利益考量上不能接受，也难以悍然屠杀。因为这是与整个民族为敌，向整个民族开枪，并且杀死的不仅是无辜的平民，而且更是这个民族的灵魂。一个民族的灵魂，通常见诸这个民族的伟大作品，比如莎士比亚戏剧之于盎克鲁撒克逊民族，曹雪芹《红楼梦》之于中华民族；很少有机会通过一个非常的历史事件，见诸整个民族的民意民情。当年北洋政府为什么不向五四学生开枪，因为他们看出学生运动含有民意在其中。以邓小平及其元老权贵的文化根底，莎士比亚戏剧和《红楼梦》自然无缘相识，就算见识过也看不懂。但他们难道连北洋政府的榜样都学不了？倘若连北洋政府的人文水平都及不上，那当年还闹什么革命呢？满清入主中原之后，还知道学习汉人文化。共产党执政之后，怎么连起码的常识都丧失殆尽？

六四开枪，打掉了共产党革命的历史合理性，打掉了共产党执政的文化根基和民意基础。人民军队的谎言从此完全戳穿。从巴黎公社开始的共产主义运动，也因为六四血案而告终结（随后发生的苏东波并非偶然，而是顺理成章）。共产党闹革命时的烈士鲜血因此全部白流。也许是本能地感觉到了这样的后果，即便在共产党内部，也有不少人坚决反对开枪屠城。其实，那些元老权贵未必不明白，这毕竟是在作孽；血案过后，一个个躲得远远的，颇有君子远庖厨的不沾血腥。邓小平最后独自一个，出来接见屠城部队。身高与镇压巴黎公社的梯也尔差不多的邓小平，在由一群政治侏儒组成的元老集团里，却鹤立鸡群。在政治赌桌上，所谓赢家，有时不过就是敢于担当的同义词。

赵紫阳面对的权贵集团，看上去张牙舞爪，实际上只有邓小平才是劲敌。邓小平接见屠城部队的亮相，与其说在庆祝胜利，不如说在承担失败。不仅是共产党的失败，也是邓小平的失败：作为人权恶棍的邓小平，枪杀了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将来的史学家论及这段历史及其邓小平，最公允的论断也只能如是：他虽然向学生开了枪，毕竟主导了八、九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或者，他虽然主导了八、九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但毕竟屠杀了学生和无辜平民。八九年的邓小平，以一介屠夫形象，扮演了一个悲剧人物。正如袁世凯一世英名，毁于称帝喜剧；邓小平改革开放，折于六四血案。

就政治博弈而言，六四的屠城，其实也是邓小平与邓小平的自相残杀。先是人权恶棍击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然后是总设计师通过南巡讲话向人权恶棍扳回一城。经过这两个回合，邓小平算是对重建和维护党天下，履行了鞠躬尽瘁的义务。倘若说，当初胡耀邦倒台后，元老权贵推出李鹏实施白痴治国，邓小平还只是打脱门牙和血吞；那么六四除掉赵紫阳，换上江泽民，邓小平却实在难以下咽。结果，邓小平错上加错地隔代指定江泽民以后的接班人。倘若说退休制是向党内民主进了一步，那么指定接班人却又朝后退了半步。六四后的邓小平，有如林彪事件之后的毛泽东，已然迟暮。好在他还能走动，走了个南巡，向元老集团发难。只是今非昔比，邓小平早已失去了胡赵时代的权威。南巡讲话只争得了继续改革开放的朝政方针，在权力布局上也只是增加了一个朱镕基。邓小平属意的李瑞环，始终无法取江泽民而代之。江泽民以韦小宝式的油滑，在邓小平面前把个身段做到软得不能再软的地步，终于保住摇摇欲坠的权位。由此可以想见，假如八九年赵紫阳为了学生和民众，也能够在邓小平面前以柔克刚一下，结局将会是如何的不同。

在共产党的革命史上，毛泽东以消极抗战拯救过共产党。在共产党的执政史上，邓小平以六四血祭，完成了党天下的重建和维护，给了共产党一张当政末班车的车票。至于当政者持着这张车票能够乘到哪一站，唯有天知地知共产党知老百姓知。中国的老百姓有如一川河水，被愚弄的时候很混浊；但一旦警醒，又会像八九年那阵子一样的清澄明亮。关键在于，中国的知识精英，有没有本事把这条被六四开枪弄得混浊不堪的河流，重新变得清澈如初。如初不是如共产党当政之初，应该是如清末民初。更为遥远的，是如商周之交之初，如《山海经》之初。 

邓小平以后的中国，与慈禧太后归西后的清朝末年，不无相像。专制集权在日渐一日地式微，半梦半醒的改革开放朝政，比满清的新政还要有气无力。清末民初，尚有一派欣欣向荣。邓小平之后，整个国家呈现出的，是一幅人欲横流的末世图景。举国上下，没有人活得有尊严，没有人生存得有安全感。处在权力顶峰的人君，有如坐在火山顶上。权贵们一面沉缅于骄奢淫逸，一面惴惴然民众怨恨。整个社会有如撞上冰山的沉船，不知什么时候，纸醉金迷的良辰美景，会突然烟消云散。而在这巨变发生之前，又像是眼下的一切被什么魔法停格了一般。想要变革不知从何变起，想要造反又不知从哪里着手。甚至刻意讨好官府的混混们，都不知道自己的拍马溜须究竟拍在了臀部，还是拍上了马蹄。一会儿说不，一会儿含泪；一会儿牛皮哄哄要崛起，一会儿假装不高兴。如此的语无伦次，折射出朝廷已然步入老年痴呆。所幸的是，国际环境倒是空前有利。外患重重的年代，一去不复返。只是国运虽好，国家却依然匍伏在日暮途穷的专制集权底下。

清末民初的变局，其实是对商周之交的历史回应。当年历史是如何从诸候联盟变成中央集权的，此刻正在重新变回去。基于时间和空间的旋转性，历史的循环是很容易的，一如河水打个旋涡。不要以为人类从洞穴时代进化到日新月异的电子时代之后，再也退不回去了。只消一场原子战争，就可以让人类重新回到洞穴里。历史说漫长很漫长，说短暂又很短暂。既然昨天是从诸候联盟一步误入中央集权的，难道明天就不可能从中央集权走向民主联邦？毛氏家天下说倒就倒，邓氏重建的党天下难道真会世代相传？八九年春夏之交的中国，没能实现民主，却已经闻到了自由的芬芳。而自由，乃是民主政治必不可少的人文前提。能够将民主作为政治程序而操作自如的，必定是具有独立人格、能够自由思想的人们。乐观也罢，悲观也罢，历史的这一页，早晚要翻过去的。

下篇、五四的坎坷和六四的痛楚 

一、作为历史标记的五四和作为五四的历史

五四显然已经成了一个专有名词，一个特定的历史标记。因为假如仅仅就五四本身的含义来说，只是一场爱国学生运动。将五四作为文化运动来谈论，是其衍生的象征意义。五四学生运动之所以会衍生出如此一种象征意义，是因为共产党故意把五四学生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混为一淡，以突出他们给五四下的反帝反封建定义。因为五四学生运动突出的是反帝内容，新文化运动突出的是反封建内容，把两者并到一起，有了反帝反封建的定义。事实上，五四学运并没有反封建，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没有反帝意味。混淆者故意为之，而史家也不加区分，于是就成了所谓的约定俗成。其情形一如中国那句著名的成语：助纣为虐。纣王并非是虐，助纣也未必为虐。这个成语缘自有人刻意抹黑纣王，而史家不加分辨地随声附和，结果也成了约定俗成。由此可见，许多约定俗成说法，是经不起认真推敲的。由此也可见，史书和史家都是有必要质疑的。

倘若细加区别，五四理当有三层含义。一层是最原始的含义，即发生在1919年5月4日的那场学生运动。二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即从一九一七年胡适倡言白话文开始、后来以由陈独秀在北大主编《新青年》杂志为主要阵地的文化运动。三层是五四新文化。这是个比五四新文化运动更广义的历史概念，不仅包括上述新文化运动，而且包括所有发生在清末民初的文化思潮嬗变过程。比如，二十年代清华国学院的思想学术，章太炎的俱分进化论，林纾的翻译小说，李叔同的文艺活动，等等；甚至还可以包括当时的生活方式、婚姻恋爱观念的改变。

作为一场学生运动的五四，虽然后来经常被共产党引为自己的文化资源，但事实上，这完全是学生的自发运动，跟任何一个政党都无关。而且，这场运动的性质，也不是共产党所定义的反帝反封建，而仅仅是出自爱国、归之爱国、结束于爱国的学生运动。仅从运动的主要参与者罗家伦为这场学生运动写的《五四宣言》中便可得知，其源起在于当时中国政府在巴黎和约上的外交失败，让日本占了青岛。当时的学生爱国情绪虽然强烈，但表达方式既幼稚，又火爆。那篇《五四宣言》中有如此煽情的文字：“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这样的文字仅止于煽动游行，经不起仔细推敲。原意可能是：你们有本事来侵略好了，中国人宁死不屈。但不可断送的土地，凭什么就可以征服？不可低的头又凭什么可以杀戮？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也并不意味着国家就此灭亡。

最有趣的是，游行的学生先是到东交民巷的英美使馆递交说帖，亦即声明书；被人家一番漂亮的外交辞令给打发之后，一时无处发泄怒火，便放火烧了民国政府官员的房子，史称火烧赵家楼。仔细想想，学生的爱国热情也只是热情而已，与其宣言一样的经不起推敲。既然跟外国使馆可以递交说帖，理性交涉，为何面对自己的政府就非要火烧不可呢？每每面临强寇，怯弱的国民总喜欢寻找汉奸，拿所谓的卖国贼出气，而不是将目光正气凛然地直视欺负自己国家的强敌。学生的爱国也一样，喜欢将怒火倒过来烧，同时还要暴打民国的外交官员。在当时的一派爱国热潮里，时人还一片叫好。后来的共产党宣传更是将此视作他们搞学生运动从事造反有理、最终夺取政权的楷模。且不论这种暴力方式是否应该提倡，即便要发泄怒火，也该发泄到占了青岛的日本使馆或者日本人头上去，为什么要拿自己国家的政府官员出气？幸亏那时的政府虽然在国际上还没有强国的地位，但比起后来的共产党政府，面对学生面对民众时，毕竟温和了不知多少倍。倘若放在后来共产党当政的年代，学生哪怕一再温和理性，也逃不过镇压的坦克和子弹。

从学生运动的这种爱国怒火回烧方式，足以解读为什么李鸿章替中国人拿回一个亿、依然被骂作卖国贼的原因。或许正是这样的原因，胡适在晚年的自述中，特别强调他所置身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跟五四学生运动是有所区别的。即便是五四学生运动当事人罗家伦，后来对此也有所反思。事实上，其中的道理不言而喻：不论是以爱国的名义还是以其它名义，都不能侵犯他人的人身权利，不管对方是一介平民，还是政府官员。学生的这种冲动，唯有毛泽东这样的崇尚嗜血暴力者会很欣赏，从而将五四定性为反帝反封建。但毛泽东的盛赞也仅限于造反有理的前提，一旦自己坐了江山，就未必如此定义了。文革当中发生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之后，周恩来赶紧出面制止不说，毛泽东本人也不肯承担责任。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将此归咎于外交部的所谓反革命分子。可见，毛泽东把五四运动定义为反帝反封建是故意夸张的，就连毛泽东自己都未必相信这样的夸张，否则，他怎么不夸奖火烧英国代办处是伟大的反帝运动呢？

五四学生运动，对被称作帝国主义的列强国家，还算温和，言行也相当理性，用反字形容很不恰当。五四学生运动的反帝，其实是反在自家政府的官员头上。而且，火烧赵家楼一举，既血腥又蛮横；既谈不上反帝，也谈不上反封建。因为人家是民国政府的官员，不是哪个王朝的臣子。就此而言，五四学生运动承继的乃是义和团式的盲目。区别在于义和团杀的是洋人，烧的是教堂；五四学生殴打的是国民政府的官员，烧的是国民政府的官邸。这样的盲目性，到了将近半个世纪以后的红卫兵运动，便成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冲动和狂热。相比于后来的红卫兵运动，五四学运显然只是青萍之末，但其中的暴力因素和盲目特征，却一应俱全。

五四新文化运动似乎可以用反封建来形容；但也仅止于形容，不足以涵盖。因为反封建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可疑的词语，什么叫做封建？什么叫做反封建？这些都不过是从马克思主义那里翻译过来的用语，并没有经过严格的学术论证。中国的历史，与马克思所研究的西方社会发展不尽相同。仅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很难解释。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大一统王朝，始于周室。这样的王朝，有时以分封的形式，如有周和汉朝；有时以郡县制的形式，如秦朝，唐朝，宋朝，明朝等等。封建一词用于分封制王朝，似乎还差强人意。但用于郡县制，就有些不伦不类。更不用说，除此之外，尚有南北朝，五代十国之类的社会状态和历史形态，更难用封建的概念加以笼而统之。再者，倘若是以意识形态来定义封建内涵，那么孔儒伦理，也并非有周分封制的产物。至于用封建的概念涵盖儒、道、释三家学说，更是捉襟见肘。更不用说，中国历史上的思想文化传统，还远不啻于这三家学说。用马克思主义的教条诠释中国历史，难免牵强附会。同样道理，以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来定义五四新文化运动，也颇为生涩僵硬。

又有一种说法，将五四新文化运动定义为启蒙，类比于欧洲历史上的启蒙运动。且不说将法国大革命之前的那场法国人文浪潮翻译成启蒙运动，是否确切。即便可以成立，将五四新文化运动定义为启蒙运动，也并不恰当。当时的《新青年》诸君，其书其文，确实给中国社会带来一股强劲的活力，但他们是否能够以启蒙者自居，却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至少清华国学院的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他们，是不在被启蒙之列的。还有学界泰斗章太炎及其弟子，也不是《新青年》诸君可以启蒙的。须知，《新青年》的主干人物周氏兄弟，当年曾是章氏的学生，听过章氏讲课。谁启谁的蒙呀？即便是二十年代末被清华大学破格入取的钱钟书，都不可能算在被《新青年》的启蒙之列。钱钟书幼时非常喜欢的翻译小说，出自林纾的译笔。与白话文终身为敌的林纾，当然更不在被启蒙之列。还有拖着辫子的辜鸿铭，说他是陈独秀、胡适之的同事还差不多。倘若辜氏知道有人把他算在被启蒙之列，一定勃然大怒。总之，无论就《新青年》诸同仁的学术根底还是思想水平而论，在那个时代只能算作诸子当中的一子或者一群人，根本不可能扮演整个时代的启蒙者。

再以清末民初的时代氛围而言，将五四新文化运动定义为启蒙，也无从说起。史无前例的改朝换代，又恰值西学东渐之际，报刊杂志，层出不穷。传媒与交通的同时走向现代化，使传统的闭塞越来越成为往事。人的个性获得解放，思想变得空前活跃。无论身居深宫幽室，还是地处穷乡僻壤，都不乏对世事的洞明，对天下大事的了如指掌。皇室有皇室的开明重臣，乡野有乡野的有识之士。清室新政，并非全然迫于形势压力，同样也是权臣的眼界和头脑，早已今非昔比。曾国藩的家乡湖南，也不再只是出产团练湘军。青年毛泽东雄心勃勃，又是组织新民学会，又是主办《湘江评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其说是启蒙，不如说是顺应了时代潮流；或者说，是从一派生机盎然的人文思潮中，脱颖而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情形是：先有思想解放的局面，然后再有思想解放的运动。

把五四定义为启蒙运动，乃是发生在八十年代的一种偏颇。在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过程中，一下子涌现了许多译介西方文化的群体和丛书。由于中国人在毛泽东时代饱受知识和精神的双重贫困，青年学子也罢，成年知识分子也罢，面对滚滚而来的西方思潮，有如刚刚走出黑暗的山洞置身阳光底下，一时间头晕眼花。于是，北京有些接触西方论著较早、思想解放较先的知识人，不知不觉地产生了莫名的优越感。以半桶水淌得很的自我夸张，以为自己一下子成了思想解放意义上的先知先觉人物。仅以一篇文章，一本书，甚至一部译著、一套编译丛书成名的知识人，昨天还是莘莘学子，转眼就成了文化领袖。他们一面比赛谁把西方的论著看在头里，一面以先知先觉般的启蒙者竞相标榜。这跟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的背景刚好相反：不是从本来就已经十分活跃的气氛中脱颖而出，而是从空前的封关锁国状态里猛然现身。朝前看一片光明，朝后看一团漆黑。启蒙的错觉由此产生：误以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在如此这般明暗交替情形底下发生的。启蒙的共识也由此达成，不仅认为从毛泽东时代里走出来的中国人需要被启蒙，而且误以为五四新文化的领袖们当年也是如此启迪中国民众的。由此可以想见，钱钟书的存在，让这些自诩启蒙的知识人，有多么的尴尬。这可能是李泽厚那样的八十年代文化明星，至今对钱钟书难以释然的根本原因所在。

八十年代的中国知识界把五四定义为启蒙运动，不仅与一些知识人以启蒙自诩的心理有关，骨子里也是毛泽东时代的历史阴影所致。虽然中国知识分子痛恨毛泽东扮演的大救星角色，但有些知识分子却又下意识地喜欢以救世自居。当时曾经风行过一本书，叫做《拯救与逍遥》。此书既误读了基督，又曲解了庄子。基督降世，是替人类承担苦难，并没有“东方红、太阳升”的意思。至于庄子逍遥说，也不是文革期间游离于造反派、保皇派之外的逍遥派的逍遥涵义，而是中国式的自由主义和中国式的存在论的一种表述方式。从毛泽东愚民时代过来的人，在文化知识上的茫然无知，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无畏，也即是说，不能什么话都敢说，不能什么样的角色都敢扮演。过去的挟天子以令天下，八十年代的知识人，学作了挟基督以令天下。

知识人不可能以武力征服世界，但可以持话语君临天下。汉朝的儒生，就把孔子称作素王。把五四定义为启蒙之说，就近而言，是对毛泽东扮演大救星的下意识羡慕（或者说嫉妒）；就远而言，也是以言语称王天下的传统习性在作祟。事实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当事人，几乎没有一个以启蒙者自居。胡适的名言是“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鲁迅声称自己的写作是“听将令”。周作人更加低调，以《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著称。最激进的陈独秀，也不过是马列主义的学生，十月革命的憧憬者。把五四定义为启蒙运动，虽然反映了八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痛恨毛泽东造成的知识荒芜和思想禁锢，而向往和崇敬五四时代，但同时也是一些知识人对五四的误读。这种误读折射出的心理不无夸张和病态。

比起挟基督以令天下者的无知无畏，李泽厚通常以显示自以为是的聪明见长。与别人说五四是启蒙不同，李泽厚把五四运动定义为救亡和启蒙的双重奏。五四学生运动确有救亡性质，但五四新文化运动并没有救亡内容；一如以救亡为宗旨的学生运动，根本不存在启蒙意味。五四学运只能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街头政治运动，开启了后来的现代学运。上溯中国历史，汉末党锢时期，陈蕃李膺们曾经得到过太学生的支持，其规模在当时也不算小。及至近代，又有过“公车上书”的著名事例。但相比之下，以前的学生运动，仅限于朝野间的互动；虽然也名扬天下，但其社会效应，远不如五四时期。五四学运，直接采用了街头运动的形式，不只是诉诸朝廷，而是在指向政府指向西方列强的同时，诉诸整个社会。虽然在手段上过于暴力，但其规模之大，其影响之深远，绝非以往的朝野互动可相比拟。再加上现代传媒的推波助澜，使之更具现代政治意味。但是，如此现代的学生街头运动，也很容易被纳入造反有理的传统，成为共产党革命和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政治工具。因此，将五四学运归于现代政治范畴是成立的，但要说什么启蒙意味，却是子虚乌有的。倘若说明五四学运是救亡，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启蒙，也许更加明晰。但李泽厚从这样的双重奏继续引申出，以后的历史进程乃是救亡压倒启蒙，则是离题万里的臆断。

在任何一个历史关头，与其说是救亡压倒启蒙，不如说是救亡激发启蒙。倘若说，五四学生运动是出自救亡的焦虑，五四新文化运动具有两次复辟的背景，抗日宣传又何尝不是在亡国的前提下深入人心的？同样道理，八十年代的启蒙说，则基于毛泽东时代的黑暗，基于浩劫过后的痛定思痛。历史上的历次入侵，从蒙古人建立元朝，到满族人入主中原，再到日本军队占领大半个中国，都没有使中华民族灭亡。反倒是毛泽东的文革，把这个民族灭亡了一次。八十年代的启蒙诉求，是被这样的灭亡刺激出来的。需要反思的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知识人，不知不觉地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企图扮演拯救者。但可以理解的是，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急于把思想文化的重心从毛式专制的长期制约下，由维护官方意识形态悄悄转向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启蒙一说，是介于思想自由和思想禁锢之间的含糊诉求。因为无法直截了当地说出思想自由，只好将这样的自由说成是启蒙的需要。这种说法所暗含的挑战性在于，过去是由官方的意识形态主宰民众的头脑，如今应该过渡到由知识分子来引导民众思考和言说。挑战无疑是尖锐的，只是说法本身过于含混，其潜在的心态也未必健康；尤其对五四作出启蒙的定义，似是而非。

相比之下，胡适晚年的说法，似更为接近。他在自述中如此说道：“五四本身决不是文艺复兴运动，而五四本身是爱国运动……它一方面帮助我们的文艺复兴思想的运动，同时也可以算是害了我们、这纯粹思想运动变成政治化啦，可以说变了质啦”。胡适斩钉截铁地以“决不是”一语将五四学生运动从新文化运动中区分出去，从而把新文化运动定义为文艺复兴。倘若说，以启蒙定义五四新文化运动侧重于社会效应，那么胡适的文艺复兴定义，显然侧重于运动本身的文化含金量。因为启蒙之类的社会运动，并非文学大家或者思想大家所为，只要有点社会活动能量，都可为之。当年宣传抗日的爱国启蒙，小学不曾毕业的青年男女都可担当。但问题在于，胡适把《新青年》的新文化运动提到文艺复兴的高度，却又有失自夸。须知，当时的《新青年》诸君，都算不上文化大家。比较准确的定位，应该是有热情有理想有抱负的文化先锋。他们当中，也许只有胡适正儿八经到美国留学。陈独秀和周氏兄弟，只是在日本读过点书。他们热情有余，建树不足。胡适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求学，成绩平平，并非出类拔萃之辈，其西学根底远不如幼时的私塾基础。胡适把以《新青年》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比作文艺复兴时，无疑忽略了一极其重要的事实：文艺复兴时期的那些划时代人物，都不是以运动蜚声天下，而是以各自的辉煌成就标记出一个民族的文化的。诸如意大利的但丁，西班牙的塞万提斯，英国的莎士比亚，德国的歌德，法国的莫里哀，等等。在中国的汉语文学史上，能够跻身如此一个文艺复兴行列的，唯有《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而已。不说胡适及其《新青年》诸君望尘莫及，至少是难望项背。

要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作出合乎事实的定义，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在于，其历史的承继何在。由于共产党之于五四文化资源的独占，总是把这场新文化运动与造反有理的共产党革命相联接，致使这场文化运动的历史轨迹被人为地扭曲到了造反有理的谱系上，仿佛跟太平天国遥相呼应一般。当年的太平天国有砸碎孔子牌位一举，后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的是打倒孔家店；乍一看，似乎成立。但事实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当事者，不乏憧憬十月革命之人，却并没有人把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看作是对太平天国的呼应。相反，这场新文化运动恰好是勘定太平天国的曾国藩们所开创的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结果。倘若说，当年的洋务运动是从国防建设、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上开始现代化，那么及至清末民初，进一步走向了政治的现代化。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清末民初的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逻辑伸展，即文化现代化。这也即是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乃是一次汉语文化现代化的历史性努力。其特征是狂飚突进的标新立异。

笔者曾经在《北大的标新立异和清华的抱残守阙》一文中，指出过北大《新青年》之于清华国学院的区别所在。无论是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还是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都想向整个社会推出一种新的话语方式。而无论是《新青年》的倡言德先生赛先生，还是大声疾呼个性解放、妇女解放、婚姻恋爱自由，也都旨在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革新。相对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时代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胡适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全盘西化的主张。虽然胡适后来对此有所修正，改为充分世界化，但其主旨则是强调向西方学习。也即是说，西学并非只是为用而已，还可以作为立身立国之本。

文化的现代化，必然触及传统的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于是有了打倒孔家店的激烈。对孔孟之道的这种愤怒同时也是对民初时期两次复辟的鄙视。因为发生在京城的先后两次复辟，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都抬出孔子作为意识形态意义上的保驾护航。更不用说孔子作为一种历史性的思想文化资源，早在曾国藩时代就已枯竭。宋明理学出身的曾国藩，经世致用之际，不得不越出孔儒伦理之雷池。有人将曾国藩的经世致用说成是掺和了黄老之学的杂揉。不管是否确切，至少证明了，孔孟之道面对一个现代化时代，已然背时。因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一个至关重要的内容在于，个性的解放，亦即个人从集体主义棝桎中的解放和独立。这与孔孟以群体秩序为基本构架的伦理观念，截然相反。倘若说张之洞的西学为用、中学为体之中学，乃是意指孔儒之学，那么五四新文化运动要摧毁的，恰好就是这样的中学之体。

比较遗憾的是，由于《新青年》诸君在思想和学养上的欠缺，只是将对孔孟之道的批判停留在表层的伦理观念和道德范畴上，并没有深入到其历史根源和人文核心里。用鲁迅的说法表达，是将历史的陈年流水薄子踢了一脚。这一脚当然踢得很凶猛，以致人们后来谈及这场新文化运动，不管有多大分歧，都不得不承认，是对孔儒传统的全盘否定。这种否定的特征，仅在于打破偶像，并不在于对孔孟之道有如何深刻的批判。就此而言，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倒是十分相像：都是致力于打破偶像。只不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打破的是孔子偶像，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打破的是毛泽东的偶像。毛泽东一生反孔，最终经由至高无上的皇权和同样至高无上的话语权，变成一个新的偶像。中国人在思想上的自由和解放，通常从打破偶像开始。从这个意义上说，从五四到六四的中国历史，乃是从打破孔子偶像到打破毛泽东偶像的历史。这两个不同的偶像，来自同样的专制。而五四打破孔子偶像的实质意义正是在于，挑战传统的专制。

孔孟之道乃是中国专制政治的产物，既是专制的话语，亦即专制的意识形态；又是专制的道德，亦即专制的伦理纲常。最早的儒生，不过是众多士大夫群中的一小部分。及至汉儒，开始壮大。从东汉开始，正式进入庙堂。汉光武帝刘秀，开了以儒治国的先河。汉末党锢之祸，起自于以儒治国的失败。因为以儒，是不能治国的。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乃是一个荒诞不经的谎言。同情党锢英雄的曹操，一旦坐了江山，断然摒弃以儒治国。后来的唐朝，转信了释家。儒家正式成为专制王朝的官方意识形态，始自有宋。宋明理学当中的朱熹一流，将儒学变成了理学，确立了三纲五常的道德伦理。如此一段绵绵不断的儒学演变和礼教历史，仅仅像鲁迅那样踹上一脚，是根本不解决问题的。即便是摧毁封建的纲常伦理，也要落实到实际的生存境遇才可以成立。诸如拒绝父母包办婚姻，走出旧式大家庭，尊重妇女，关爱儿童，如此等等。《新青年》诸君，鲁迅也罢，胡适也罢，虽然激烈抨击传统伦理，却都不敢有违家严在婚姻上的包办。心态平和些的如胡适者，尚可找到平衡自己的方式。心态难以平衡如鲁迅者，最后失态乃至变态。反抗总是容易的，拒绝却是鲜见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诸位英雄背后，大都拖着一道长长的历史阴影。

一方面是新文化运动诸君难以摆脱专制文化的因袭，一方面是他们在打破传统偶像时，又难免产生过激。尽管胡适晚年很想撇清新文化运动与五四学生运动的关联性，但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恰好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学生运动一样，有着非常极端的暴力倾向。这种倾向既有在否定传统文化时的打倒一切，又有面向社会时之于暴力之于革命的呼唤。这种倾向最典型地集中在新文化运动最令人瞩目的首席领袖人物陈独秀身上。在《文学革命论》里，陈独秀如此大气磅礴地宣称：

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面对五四学生运动，陈独秀又直言不讳地告诉世人：五四有三大精神，爱国救国，直接行动，牺牲精神。随即大声呼喊：人民非得“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

如此激奋之言，在当时毋庸置疑极具号召力，极富煽动性。难怪当时的毛泽东将陈独秀引为导师，高呼“陈君万岁!”陈独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扮演的领袖角色，正是半个世纪之后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模仿的。只是号召人民站起来直接解决的说法，在毛泽东换成了“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陈独秀的推倒什么、建设什么，到了毛泽东变成更加直截了当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毛泽东和共产党将五四定性为反帝反封建的关键环节，其实就在于陈独秀之于五四学生运动的全力支持及其在新文化运动中表现出来的偏激。倘若没有陈独秀，五四学生运动和《新青年》主导的新文化运动，很难联接起来。比如胡适，就不愿意把新文化运动与五四学生运动混为一谈。但由于作为新文化运动主将的陈独秀，同时又是五四学生运动的主要支持者，从而使新文化运动染上了五四的色彩，最终约定俗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名称。陈独秀当时所扮演的角色，与后来毛泽东在文革中的叱咤风云，十分相近。只是陈独秀旨在建设一个新文化，毛泽东则以文化大革命的名义把传统文化、西方文化连同五四新文化，统统打倒在地，致使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只剩下一种文化，即单调刻板、牛皮哄哄、大言不惭的毛语文化。

陈独秀在五四时代的偏激，最后被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推到极端。需要指出的是，陈独秀的这种偏激，与后来毛泽东的造反有理，有着微妙却具实质性的区别。陈独秀的偏激，并非是对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的历史承继，而是辛亥革命的遗风所致。开创新文化运动之前的陈独秀，有过与蔡元培一起从事革命的经历。也是因为有过这样的共事，蔡元培一上任北大校长，马上请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曾经担任过光复会之会长的蔡元培，其革命的背景乃是江浙义士，诸如秋瑾、徐锡麟、陶成章、章太炎诸君。这批革命家并非起自草莽，而是有类于汉末党锢人物；古风犹存，侠气凛然，视死如归。他们个性独具，几乎每一个都极具人格魅力，每一个都成为一部民国的人物传奇。仅就革命家而言，蔡元培还不算他们当中最精彩的一个。顺便说一句，同样的江浙文人，鲁迅比之于他的这些同乡，无论在胆魄上还是人格魅力上，都显得苍白。

蔡元培的这种革命背景，决定了他的革命绝对不与草莽为伍。是的，蔡元培也曾偏激过，甚至为了让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不惜制造假学历。但这并不等于蔡元培办学有滥竽充数之嫌。恰恰相反，蔡元培如此不拘小节地草创北大，不拘一格地网罗人材，以“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方针，使北大获得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辉煌。蔡元培不以学历为然、而以真材实学取人的办学气度，即便是欧美各大名牌高等学府，也未必及得上。蔡元培的办学手笔，乃是中国教育史上永恒的骄傲。

蔡元培的革命背景，也使之在政治上再偏激，也不会偏激到走火入魔的地步。蔡元培不会认同太平天国，不会认同义和团，不会认同湖南农民运动。此乃于蒋介石清共之际，蔡元培为何站在国民党一边的根本原因。陈独秀也同样如此，再偏激，也不会偏激到像毛泽东那样，为痞子运动拍手叫好。陈独秀也罢，蔡元培也罢，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曾经有过的偏激，是不可忽略的。但必须同时指出的是，他们一旦面对暴虐无度的痞子运动，选择的立场都是不予认同。这可能是他们的共同底线，也是他们共同恪守的革命家道德。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道德底线，蔡元培特意建立了进德会，陈独秀欣然加入。殊不知，有人正好籍此掀起一场嫖妓风波，最终把陈独秀逼出北大。事后，胡适在致汤尔和的信中，严厉谴责了这场风波的造谣生事者，指出汤尔和沈尹默等人此举，使北大少了一个自由主义学者，使中国多了一个共产党（胡适的原话为：此夜（1919年3月26日――作者注）之会，先生记之甚略，然独秀因此离去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胡适把这场风波斥为私德公诉，以“头巾见解”和“小报流言”中伤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造孽不浅”。事实上，文人狎妓，古已有之。尤其有宋一代，许多著名的词人，都在风月场上获得灵感。及至清末民初，狎妓遗风演变成了革命和青楼间的浪漫。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蔡鄂和小凤仙的风流传说。当时不少革命党人，通常在妓院里秘密聚会。即便大名鼎鼎如孙文者，也有青楼逸事，更不用说蒋介石之辈。汤尔和沈尹默等人的痛诋陈独秀，不免小题大作。至于举证不堪入目的细节，更是造谣中伤。后来汤尔和承认那些细节纯属子虚乌有。但陈独秀的离开北大，已成不可挽回的事实。胡适谴责汤和尔或许言重，但陈独秀的离开北大，也确实成为他走向极端的一个人生前提。先是不分青红皀白地发表为学生运动过激行为大声叫好的火爆言论，再是亲自上街撒传单，转而与苏联人一起组建共产党，出任总书记。就像毛泽东，假如能在北大谋得一个教职，也许就不会成为湖南农民运动的鼓吹者、落草井冈山的山大王。陈独秀不离开北大，人生道路是否会如此极端，确实可以存疑。一个大学通常因为留不住一个应该留住的人，不仅改变了此人的一生，也改变了相关的历史，乃至一个国家的命运。历史的偶然性，往往就是如此呈现的。

当然，整个五四新文化运动最终被一场国共联手的大革命所淹没，并非陈独秀之过，而是孙中山的作孽。孙中山策划的那场列宁主义大一统战争，使新文化运动来不及从开始的激进过渡到应有的从容，便夭折在似是而非的半途中，借用胡适的意思来形容，自由主义急遽式微。陈独秀从文化运动转向共产革命之后，其文化上的激进，被后起的一些文学社团推向越来越极端的革命文学，大众文学。革命的教条取代旧时代的孔教伦理，成为思想自由和写作自由的棝桎。与此相应，黄埔军校取代北大及其《新青年》杂志，成为新的社会时尚。借用马克思所言，批判的武器，被武器的批判所替代。批判旧世界的话语暴力，被诉诸列宁主义的暴力革命。从这场革命中产生的湖南农民运动，标记着太平天国那样的造反有理，重新回到历史的河床里。以学生运动为标记、以北大及其《新青年》为主导的整个五四时代，就是这样被革命被战争所终结的。 

谢选骏指出：人说“从五四到六四的政治演变和文化轨迹”——我看长话短说，一言以蔽之曰，“以五四起家、以六四败家”，共产党从革命走向了反革命，终于现形为“第二北洋政府”。

【80、“国进民退”是“战场经济”的必由之路】

（一）

《国进民退之争权贵资本开始“统治”中国》（2010-03-23 中国经济周刊）报道：

出乎意料，这场始自学术界的少数人的言论，竟会逐渐演变升级为事关中国是改革还是倒退的体制之争。

“国进民退论”、“国企垄断论”、“与民争利论”，自去年起便频频出现在一些学者的公开言论中;这些极具敏感度和煽情性的概念一经亮相，就受到外界高度关注，引来很多人的附和甚至声讨。

争论延续至今年的全国两会，并在此时点骤然升温。如有学者公开撰文“建议两会审议国进民退”，指责“中国从来没有打算搞真正的市场经济，而是搞所谓的以国有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实就是官僚市场经济、权贵市场经济”，并发表“制止‘国进民退’，是当前中国人民的首要任务”的挑战性言论。与此同时，有更多学者纷纷加入争论战中，有的明确指出“国企垄断论”的谬误，有的剖析“国进民退”论断的真伪，等等。

对于学术界的这场“国进民退”大辩论，也有人发出质疑，如有人认为这是某些学者的个人炒作行为;也有人认为这些言论偷换概念、混淆视听、制造混乱 ——“国进民退”与“与民争利”中的 “民”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更有人批评说，“国进民退论”、“国企垄断论”等，是某些学者为某些利益集团的代言行为……

这一争论对中国经济未来有何影响？

以往实践表明，凡学者一致的观点和判断，对现实经济政策的影响一般较弱;而学者们争论不休的观点和判断，往往对经济政策的影响最大。

“国进民退”大论战：是“路线之争”还是“伪命题”

全国“两会”前夕，一篇名为《建议“两会”审议和制止“国进民退”》的文章被包括一些官方网站在内的很多网站转载。该文称，目前中国“在经济领域出现了大规模的‘国进民退’的狂潮，在钢铁、化工、煤炭、民航、公路、电力、金融、房地产等几乎所有的有利可图的领域，民营企业都被挤垮或被强制低价收购”。

这篇文章似乎是对学界和舆论在2009年对“国进民退”质疑观点的汇总和升级。

2009年上半年，提及“国进民退”这个名词，部分学者和媒体表述时，尚称之为“局部行业和地区出现的‘国进民退’现象”、“现在发生一种情况叫做 ‘国进民退’”;下半年，已经有人用“国进民退大潮”表述这一现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就在不同场合公开表示，“‘国进民退’在一些地区和一些行业愈演愈烈。”

2009年4月，《中国企业家》杂志也进行了一项针对企业高层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认为近年来存在“国进民退”现象的比例高达72.73%。

偏偏2009年又发生了几件大事。从“方兴地王现象”到“中粮入股蒙牛”，再到“山西煤矿重组”……只要有国有资本介入的每一桩并购重组事件，似乎都成为了“国进民退”的有力例证。国资与民资的进退逻辑似乎也因此显得愈发明确。

到2009年底，有人甚至称，“国进民退”已经到了令人不可承受的地步。学术界对“国进民退”的质疑，已经从探讨国企、民企如何共赢，拓展至呼吁给予民企公正、公平的市场环境，甚至有人担心改革会倒退，需要重新启动“国退民进”改革。

2009年9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对媒体疾呼：“‘国进民退’与改革开放背道而驰”，“会制造社会不公平”，“权贵资本主义”正在抬头。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茅于轼也在2009年11月的一次采访中，针对山西煤炭资源整合重组发表观点：“（山西煤改）现在看来是改革的倒退”。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在今年1月9日举办的第十一届光华新年论坛上提出的观点更为犀利。他说：“我们的所有制结构不合理，国有部门比重太大，占有资源太多，这使得2009年发生了明显的‘国进民退’现象。我们的出路就是要重新启动‘国退民进’改革”。

面对一些学者和舆论界迎面袭来的讨伐声浪，官方显示出了谨慎的态度。

2009年11月22日，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参加“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时，面对众多大学经济院系或研究机构的负责人表示，“今天想说的主要是‘国进民退’这件事情”。马建堂表示，目前中国的统计数据不支持总体上存在“国进民退”的现象。

马建堂选取了从2005年至2008年的企业单位数、工业总产值、资产、利润总额、税金总额和就业人数等指标论证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力量对比。

马建堂表示，中国企业整合、产业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要注意两件事：第一，不要唯成分论，要唯能力论;第二，垄断行业应该注意的是严格按照《反垄断法》做事，特别是在一些重要的行业，将来的联合、整合、重组，既要做大做强提高产业集中度，还要防止垄断。

一个月后，马建堂在国新办召开的记者发布会上，再次重申这一观点，并特别提出，希望媒体能平衡报道自己的观点：第一，在去年和今年确实存在一些“国进民退”的个别案例和现象，但总体上不存在。第二，希望大家对于“国进民退”的讨论是有积极意义的。

与中央相关部门官员的谨慎表述不同，相关地方政府和企业则明确表示，不存在“国进民退”的现象。

自2009年煤炭资源整合以来，山西省相关官员多次表示，煤矿兼并重组系“优进劣退”而非“国进民退”，并没有将民营企业排除在外，相反，政府希望看到民营企业通过此次整合发展壮大。

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宋志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国进民退”问题本身就不成立，“中国大型企业在前进，央企也由于投资者和股民的参加，进一步多元化，进一步走向市场。央企收购一些中小企业来进一步扩大它的实力，有资本的融合，也有企业组织的融合。这是一个双向进步。”

针对民航业“国进民退”的说法，中国民航局局长李家祥表示，航空业兼并重组问题是公司的市场化行为，民航局认为只要有利于民航业的发展，就应该积极支持。民航业并不存在“国进民退”的问题，各个航空公司的股权结构是多元化的。

但很快，反驳的声音就被更多的质疑淹没。在这场愈演愈烈的论战中，有旁观者甚至认为，涉及“国进民退”的论战已经上升为学术界的“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的世纪之争，其辩论和胜负结果可能会直接影响中国未来的改革方向。

在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新闻发言人赵启正不得不面对记者的提问，正面回答“国进民退”质疑：中国不存在“国进民退”。

参加“两会”的地方官员也不例外，大多都被问及“国进民退”这一话题。山西省省长王君表示，从整体上看，山西煤炭业并不存在社会上质疑的“国进民退”现象，目前山西国有、民营、混合所有制煤矿企业的比例为2：3：5，股份制企业是主体。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则直称“国进民退”是个伪概念，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政府拿出财政资金救民于水火之中，救企业于患难之中，政府的拨款进了社会，你说是‘国进民退’？这是在救灾救难。”“金融危机这个当口，事后诸葛亮，说什么‘国进民退’，都是看人挑担不吃力。”

同时，被动成为论战主角的国资委也在“两会”期间，在其官方网站主页醒目位置设立“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国企发挥顶梁柱作用”专栏，集中刊登了《解析“国进民退”论断真伪》《并购是强进弱退而非国进民退》《“国有企业垄断论”的谬误》等一系列新闻报道及理论分析性文章，反驳“国进民退”的言论。

不论其究竟是伪命题，还是现实存在，“国进民退”俨然已成国民焦点。

“央企地王”的“冤案”：“央企旗下企业”不是央企

国资委呼吁社会要正确看待产业间的重组。

国资委相关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当前需要“理清思路、解疑释惑”。毕竟这无论对国企改革还是国有企业发展本身，都甚为重要。

“现在大家都在热炒‘国进民退’，作为民营企业的沙钢去年进入世界500强，得知这个消息后我非常激动。沙钢不是联想这样没有历史包袱的现代公司，而是一个传统企业，就是靠一勺钢一勺钢炼到世界500强去了。沙钢能进入世界500强，太神奇了。媒体为什么不好好炒炒这个事，偏要盯着这些年发展势头不错的国有企业不放？”电话那头的国资委研究中心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部部长王志钢，着实无法理解时下在经济学界掀起的这场关于“国进民退”的大讨论，他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毫不讳言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在王志钢看来，中化集团控股的方兴地产（中国）有限公司（下称“方兴地产”）的“地王”头衔，是引领 “国进民退”讨论的源头之一。

2009年6月30日，方兴地产在诸多地产大鳄中突然杀出，最终以40.6亿元的天价拿下北京广渠路15号地，楼面地价达15321元/平方米，刷新北京“地王”纪录，被舆论认为是当时的双料“地王”。

由于方兴地产在拿地前后获得了约245亿元的银行授信，也被形容为“拿的是国家的钱”。随后“方兴地产”连同中化集团毫无悬念地被冠之于“国进民退”的典型。

方兴地产是中国中化集团公司的房地产开发旗舰公司，公司于2007年8月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

“把方兴地产作为‘国进民退’的代表有点冤。”王志钢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他曾专门对“方兴地王”事件进行了调查和了解，问题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国有上市公司是否还是过去意义上完全的国有控制企业。

相关人士向记者分析，国有企业的本性包括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全民性，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的“股份”每个公民都有份;二是公共性，也就意味着它的收益要回归全民。

但是国企的本性随着国企的上市悄然发生着改变：只有持国企上市公司股票的投资人才能真正享有红利和收益。

据记者了解，作为上市公司的方兴地产，在股东结构中，中化集团作为方兴地产第一大股东，持有其7.68亿股股份。

“方兴地产之所以算公有制企业，只不过在股东结构中，中化集团是第一大股东，而传统国有企业的这种叫法是否适合方兴地产这类企业，需要进一步探讨。假设方兴地产赚了钱，那些钱并不是要回到央企，大部分要分给股民，而好多股民都是香港人。”王志钢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

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方兴地产作为香港上市公司，可以因为看好内地的房地产市场，去参与竞争地块。“这也是反映了上市公司股东的要求，如果方兴地产不去按照股东的要求做，只是中化集团的的想法，股票在市场上也不会表现这么好。所以，在界定上将方兴地产完全划归为国有企业，站不住脚。”

另一个遭受舆论质疑的问题是，方兴地产在夺得广渠路15号地前后，该公司获得了来自中国银行的200亿元及来自中国工商银行45亿元的银行授信。

“腰包鼓了自然要置业”，但也由此被舆论认为是拿着国家的钱去买地，并且将方兴地产看做是造成2009房地产市场地价屡创新高的罪魁祸首之一。有数据显示，信贷剧增的2009年上半年，60%的“地王”被有国资背景的地产商获得。

对于方兴地产获得的巨资银行授信，王志钢的解释更为直截了当：“方兴从银行贷款的钱怎么能说是国家的钱？况且国内好多银行都已经股份制改革了，银行自身也是上市公司，其经营目的都是创造更多的利润。而且银行永远是‘嫌贫爱富’的，不管是国有的还是非国有的，只要企业好，肯定会给企业贷款，舆论简单地把这部分资金归结为国家的钱，这样说不太公平。”

中粮事件的另一面：蒙牛险被“外进民退”

就在方兴地产以天价拍得广渠路15号地获得 “地王”称号的第6天——2009年7月6日晚，中国最大的粮油食品企业——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粮”）发布公告，联手厚朴基金以61亿港元共同入股蒙牛集团。这是迄今为止国内食品行业最大的一宗交易。这宗交易一经公布，立即引起了舆论的激烈讨论。

“很多人不知道，如果蒙牛不进入中粮这样的国有企业，或许就是‘外进民退’了。”王志钢指出，蒙牛跟中粮具有相关性，中粮的理念是做从田间到饭桌的产业链，再加上其董事长宁高宁的管理理念，给蒙牛让渡出非常充裕的空间，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蒙牛进入了中粮。

这起并购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世贤看来是一种正常的重组，“中粮本身的业务就是从下游往上游一直在延伸，延伸到奶业很正常;从蒙牛方面说，也确实需要中粮这类大资本的介入。这还不仅仅是资金的问题，最重要的是能改变蒙牛自身经营机制的灵活性和国际化视野。”

“从总体上说，我们国家的改革趋势可能还是‘国退民进’，不能拿个别现象来概括趋势。”张世贤向《中国经济周刊》进一步补充。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非国有企业（国有及国有控股之外的企业）2005年占所有企业数量的比重为89.89%，2008年提升至95%;产值比重由2005年的66.72%上升至2008年的71.66%;资产比重由2005年的51.95%上升至2008年的56.62%;利润总额比重由 2005年的55.96%上升至2008年的70.34%;就业人数比重由2005年的72.81%上升至2008年的79.70%。

而全国政协公布的数字是：2009年的工业增加值，私营企业同比增加18.7%，国有企业是6.9%;总资产，私营企业增长20.1%，国企增长 14%;从业人数，私企增加5.3%，国企增加0.8%;主营业务收入，私企增长18.7%，国企降低0.2%;总利润，私企增长17.4%，而国企则下降4.5%。

“数字是最能说明问题的。‘国进民退’或者‘国退民进’，总得有个标准和一些具体的指标，按照国家统计局和其他人士提供的指标看，当前企业进行的并购重组不是‘国进民退’。”王志钢对《中国经济周刊》分析说。

尽管数字已经作了有力的证明，但现实发生的事件还是会不时挑逗“国进民退”这根敏感的神经。3月 15日，北京土地市场又涌现出新的“地王”。据悉，北京一日成交6块土地，总金额达143.5亿。当天上午，大望京地块和亦庄地块分别以27529元/平方米的楼面价格、52.4亿元的土地总价，刷新北京市土地成交纪录，成为新的“单价地王”和“总价地王”。但仅仅6个小时以后，“单价地王”就被下午竞价的海淀区东升乡蓟门桥地块夺走，该地块的实际楼面价格超过30000元/平方米。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当天出现的三个“地王”全部有央企背景：远洋地产旗下的北京远豪置业有限公司，中信集团旗下的北京中信新城房地产有限公司，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旗下的北京世博宏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此时产生新“地王”，对“国进民退”的争论无疑火上浇油。不少人认为，“央企”与“地王”的再次组合，可能让“国进民退”又有了一个新的例证。

不知是否是作为回应，国资委3月18日召开新闻发布会称，78家不以房地产为主业的中央企业正在加快调整重组，在完成自有土地开发和已实施项目后要退出房地产业务。

被定义的“国进民退”事件：4万亿大多给国企

2008年底，国家出台了4万亿元经济刺激政策。由于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中，资金大都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上，民营企业难以涉入其中，而被认定“4万亿大多给了国企”。

山西煤炭重组：2009 年4月开始，山西启动该省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资源整合。山西省政府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有关问题的通知》，按照规划，到2010 年底，山西省的煤炭企业数量将从现在的2200 家减少至约100 家。有调查显示，重组中被关闭的中小煤炭企业几乎都是民营企业。

吉林通钢事件：2009年7月，由于民营企业建龙并购老国企吉林通钢之后，没有解决职工的安置问题，发生冲突，通钢职工打死了建龙派驻的高管。事件发生后，当地政府宣布民营资本全部退出。

山钢并购日钢：2009年9月，亏损的国企——山东钢铁与赢利的民企——日照钢铁签订资产重组与合作协议，双方以共同向山钢日照公司增资的方式进行资产重组，其中，山钢占股67%，日钢占股33%。

东星事件：2008年至2010年1月底，财政部为支持三大国有航空集团先后划拨了150亿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东航集团、南航集团和中航集团分别获得90亿元、45亿元和15亿元资金。但经营困难的民营企业东星航空公司未获注资，最终破产。

国企是“做大”还是“垄断”？

经济历史长河中不乏一幕幕插曲。而“国进民退”大辩论这段插曲，却让许多人感到郁闷。

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日前接受媒体访谈时称：“我想不明白，为什么国企搞不好的时候你们骂，现在我们国企搞好了你们还是骂呢？”

李荣融主任的委屈，其实也是国资委的委屈;而国资委的委屈，某种意义上也是国企的委屈。挨骂的国企，到底是不是真委屈，还是先看看它们挣了多少钱吧。

统计数据显示，中央企业国有资产从2003年的约2万亿元，增加到了目前的5.5万亿元，翻了一倍多。即使是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的2009年，国企也出现了集体性崛起和爆发式增长。据财政部网站公布的数字，今年1-2月，国有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总收入40576.5亿元，同比增长42.4%。

这份成绩单，国资委作为主管部门功不可没。但“高增长”也带来了“垄断”嫌疑，并进而成为“国进民退”说的“现实论据”。

一些学者将国有经济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行业“定义”为“国有垄断行业”，将处于这些行业的国有企业“定义”为“国有垄断企业”。

国资委研究中心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部部长王志钢对此反驳说，垄断有两个特点：一是垄断市场，二是垄断价格，两个必须同时体现出来。如果垄断价格不体现，就要细致分析垄断市场是由于自然情况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导致的，盲目说电力、石油、通讯三个行业是垄断行业的理由不够充分。

王志钢举例说，“中石油在成品油方面是亏损的，电力企业在供电方面价格是倒挂的，也就中移动好一点，但要分析到底是因为手机用户增长赚的钱，还是因为价格增长赚的钱，很明显是手机用户增长赚到的钱。”

针对不少学者和舆论把中央企业做强做大的努力贬斥为“央企凶猛”。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谢鲁江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存、发展、做强做大，是现代国有企业发展的方向。国企改革的重点是国有企业向跨国公司看齐，把国有企业培养成能够在世界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有控制力的、有影响力的跨国公司。

是产业调整还是“国进民退”？

很多学者在提到“国进民退”这个话题时，常常会发生“国退民进”的口误。

这并不奇怪。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核心的国企改革进行了15年，短暂的时间，改革争论的焦点就从“国退民进”转化为“国进民退”，形势上的迅速变化确实令人回不过神。

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改组，国有企业进行了MBO（管理层收购）“国退民进”式改革。

而2004年展开的“郎顾之争”，被称为“国退民进”的标志事件。

2004年8月，香港学者郎咸平指责科龙集团董事长顾雏军在收购国有企业过程中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并主张国家“停止以民营化为导向的产权改革”，停止管理层收购（MBO）。

格林柯尔的倒掉使得“国企民营化”的MBO模式基本停滞。

然而，时隔5年之后，与“国退民进”相对应的“国进民退”的讨论却卷土重来。甚至有经济学家认为：现在的“国进民退”不是个别的事件，而是形成了一股潮流;不是个别企业的行为，甚至是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国企的一个共同行为;不是个别产业，而是普及到很多重要的产业;不仅仅是上游的一些所谓关系到国计民生、国家安全的自然垄断产业，而且涉及到很多其他的产业。

当前的并购重组，到底是产业的正常重组还是“国进民退”？

“在产业调整的过程中，即便出现一些所谓的‘国进民退’的现象也是正常的。在我看来，目前发生的重组案例是一种正常的产业重组，只不过由于重组的双方有国有资本的介入，从表象上看表现为‘民退’，其实‘民’也没有‘退’。”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世贤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大家众口一词质疑“国进民退”是不对的，应该客观冷静地看待“国进民退”现象。

张世贤进一步分析认为，金融危机实际上给产业重组带来了很好的机遇，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根本经营不下去的企业或者经济实体，在这个时期通过破产重组，既是生产力的一种重新组合，也是生产关系的重新调整。“这是金融危机的功能。这个功能在中国表现为国有企业更有能力重组那些行将破产的、经营不下去的企业，这很正常。”

王志钢更是一语中的，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产业调整中的‘进’与‘退’是一个过程，而判断‘国进民退’或者‘国退民进’应该从整个社会发展的大方向去考量，应该有一个比较确切的标准，如果没有这个标准，简单谈这个问题，都太偏颇。”

“国有企业”概念早已更新

探讨国有企业的“进”与“退”，都逃脱不掉国企的功能如何定位。

相关资料显示，国际上对国有经济的功能定位有四种模式：一是英国工党实行过的福利模式，主要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二是美国主张的公共事业政府投资;三是法国尝试的收购衰退大公司，经过扶持提高竞争力后再重新上市;四是新加坡的淡马锡和新政投，其基本特征是金融性控股公司，类似于政府创办的两只产业基金。

张世贤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中国的国有经济定位在上述四种模式中都找不到现成答案。

“中国的国有企业毕竟是特殊企业，国有企业的目标并不完全是盈利性。目前，国有企业在中国之所以存在，不仅是中国特色，这也是保持中国社会主义性质的一个表现。其实大家意识形态的东西越来越弱了，更主要的是在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中，国有企业在里面究竟该起什么样的作用，国有企业的定位是什么，这个在当前急需明确。”张世贤说。

在张世贤看来，国有经济定位，首先是基础性、资源性产业。国家掌握了这些产业，有利于产业的安全生产、可持续发展、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高，这是国有企业的优势所在;其次，国有企业经过30年的改革，从原来的完全企业办社会，到变成唯利是图的企业，再到现在提出的企业社会责任。这个否定之否定的演变过程，说明国有企业更多地肩负着增加就业、战略性资源的有效利用、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提升等方面的任务，这些作用都是无可替代。

“现在中国的国有企业，已经不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企概念了，已经脱胎换骨成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WTO规则框架下，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具有国际竞争实力的大国有企业。从四大银行到中移动、中粮这样的大跨国公司，应该说国有企业具有很强的中国特色，而且这个过程还在继续。”张世贤说。

张世贤进一步表示，对国有企业要正常看待，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国有企业不好，也不能简单认为说只有国有企业好，“关键是看其在什么产业、用什么方式来组织的，因为企业说到底是一种生产力的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不取决于国企占了多大成分。毕竟现在纯国企已经不多了，国企本身也是现代企业制度”。

中国国企改革路径

从新中国建立到现在，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已进行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年-1978年）：完成私有经济和买办资本的国有和集体化改制;

第二阶段（1978年-1984年）：以扩权让利为重点，实行企业利润留成制度，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利益分配关系。

第三阶段（1984年-1992年）：以承包经营责任制为重点，实行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离。

第四阶段（1992年-2002年）：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重点，转化企业经营机制，探索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

第五阶段（2002年至今）：以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为重点，实行政资分开，推进企业体制、技术和管理创新。

《近代以来三场“国进民退”的历史教训》（《财经文摘》2010-2-5）报道：

新年伊始，《财经史话》栏目全新上线，本栏目旨在从历史中看财经，以史为鉴，力求古为今用，鉴往知来。

2009年以来，社会上存在一种关于“国进民退”的议论，一些人认为，国有企业在很多方面“与民争利”，结果使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的利益受损。本期章立凡从历史上回顾了清末以来的三场“国进民退”：第一场引爆了辛亥革命，第二场拖垮了国民党政权，第三场将国民经济拖到了崩溃边缘。并提出针对当前的“国进民退”趋势，应从科学发展观出发，全面协调国企与民企的发展关系，使之更符合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之道。苏小和先生《跨越百年的官商结合模式》是本年度的连载长篇，本期主要从世界历史角度告诉我们，竞争的市场经济才是发展的成功之道。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总称为某些人某些事的挡箭牌，苏先生做了澄清，凯恩斯首先是美国的凯恩斯，其实是热爱自由的凯恩斯，也就是说，他的政府干预方案，是基于相信美国政府最终不会突破市场经济的底线，更不会突破人的自由底线之上的。

（二）

《近代以来三场“国进民退”的历史教训》（章立凡）报道：

作为一种方法论，科学发展观的要义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国民经济格局中，国企和民企的存在都是必要的，而且应有互补性，片面地扶植或压抑其中一方，都会影响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必须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发展。本文将联系当前的经济现象，对洋务运动以来的三场“国进民退”作出分析。

第一场“国进民退”：引爆了辛亥革命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历程中，中国历代王朝都是“以农立国”，奉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长期闭关锁国的门户，西方先进的生产力和自由贸易，使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面临解体。一向妄自尊大的清政府，不得不转而接受“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洋务运动由此发生，但其主体思想是国家资本主义。

洋务派创办的中国近代工商业，始于军事工业的枪械、机器制造和造船，继而发展到与民用有关的轮船运输、矿业、冶炼、纺织、电线电报、铁路等行业。但官营企业管理不善、贪污浪费等弊端日显，加上资金短绌等困难，李鸿章在1872年提出“官督商办”政策，开启了国有企业私有化的一道门缝。

官督商办企业的私人投资，有很多来自权贵官绅。官督商办企业的经营，享有免税﹑减税﹑贷款﹑缓息以及专利等优惠和特权。由于产权不明，一些戴上了红帽子的“官督商办”企业，实际上是官商合流，肥水流进了私人腰包。其中最典型的，是多家“国企”的老总盛宣怀，其亦官亦商的双重身份，使之成为化公为私的最大获利者。

清政府对于发展私人资本一直摇摆不定，长期没有开放私人创办新式企业。统治集团内部一部分人仍将官督商办企业视为官产，要求防止民间资本坐大；另一部分人则主张发展私人资本，非此不能走上富国强兵之道。直到甲午战败国力衰微，《马关条约》又规定外人可在华设厂投资，民间设厂的限制才被取消，敕令官办企业“从速变计，招商承办”，并鼓励私人兴办企业。这是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民进国退”。

据估算，从甲午年（1894年）到民国二年（1913年）的产业资本总量，官僚资本规模增长倍数为4.32，年增长率为9.2；民族资本规模增长倍数为20.45，年增长率为17.5。民族资本的增长超过了官僚资本。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以往的历史表述，笼统地将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混为一谈，其实两者是有区别的，后者是从国家资本中蜕变而出的权贵私人资本。

清政府对纺纱、碾米、造酒等行业开放民营，而对航运、电报、铁路等行业仍舍不得撒手。1877年部分官僚发动了将招商局收归国有的攻势，被李鸿章强压下去；李逝世后，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902年，他将盛宣怀掌控的电报总局收归官办，压价收回商股；继而夺去盛的招商局督办一职，改派亲信杨士琦出任。

1908年，盛宣怀东山再起，出任邮传部右侍郎。他发动电报总局商股股东与清政府交涉，挽回了部分投资损失。同年光绪、慈禧崩逝，袁世凯罢职闲居，盛又以经营亏损为由，于翌年召开招商局股东大会，选举自己为董事会主席，将招商局完全改为商办。上述事件背后，既有官僚集团之间的争斗，也交织着官商矛盾及中央与地方的矛盾。这种改制现象一直持续到民国初年，北洋政府结束时，约有44个官办、官商合办企业实现了由官营到民营的转变。

1911年盛宣怀进入“皇族内阁”，出任邮传部大臣，统管铁路、电报、航运、邮政。地位变化后，为了扩张自己的权力范围，他一改过去的主张，出台了一项“国进民退”政策，触发了四川保路风潮，最终导致了清王朝的覆灭。

铁路于1865年引入中国后，其经济上的重要性日益凸显。1904年，官办川汉铁路总公司在成都成立，1907年改为商办，1909年宜昌至万县段开工。与其他省份募集的商股不同，四川的铁路股本主要源自“抽租股”，一般是随粮强制征收，值百抽三，相当于政府摊派集资。就股权而言，川人无分贫富贵贱，都与这条铁路利益攸关。

1911年5月，在盛宣怀力主下，清政府突然宣布“铁路干线国有”，并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粤汉、川汉铁路的借款合同，以两湖厘金盐税担保，借款600万英镑。规定两路聘用外国总工程师，四国银团享有修筑权及延长继续投资的优先权。铁路国有化，列国不乏先例，铁路民营也确实存在资金不足、管理不善等弊端。在民族主义大潮风起云涌的时代背景下，铁路国有政策虽不无经济依据，但朝廷朝令夕改，在官办民办之间来回切换，却更有出卖路权、与民争利之嫌。

当时两路均已发生巨额亏损，竣工遥遥无期。政府以国家股票赎回了湖北、湖南、广东的商股。因各省商股亏损程度不同，故在赎回时的待遇也不同，两湖最优，广东次之，商民虽有抗议，风潮很快平息。但四川的1400万两股金中，有300万两亏空政府不予认可。川省铁路股份中有很大比例来自下层民众，既不能退回股金，换股条件又低于其他省份，难免激起民愤，一场路权风暴由此爆发。

6月17日，成都各团体两千余人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提出“破约保路”口号。全川各地各团体保路同志分会相继成立，会员迅速发展到数十万。8月间出现了群众性的罢市、罢课风潮，进入9月后，更发展为全省抗粮抗捐。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保路运动领导人，封闭铁路公司和同志会，开枪镇压请愿群众；同盟会联合哥老会等反清会党发动起义，川省形势全面失控，清廷急调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率鄂军入川镇压，武昌兵力空虚，革命党人于10月10日首义成功。随着各省纷纷独立，清室被迫宣布退位，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第二场“国进民退”：拖垮了国民党政权

如果说清末的“国进民退”有较鲜明的人治特色，国民政府的“国进民退”则带有深刻的团体烙印。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继承了会党传统，而“以俄为师”重建的国民党，融入了列宁式政党的集权血液。其经济政策中的威权主义色彩，随着外患的加深和权力的膨胀而日益凸显。

自甲午战争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年增长率为13.37%，高于官办工业，1920年时民族工业资本为国营资本的3.9倍。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家资本主义开始抬头，政府控股了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及10家民间大银行。1935年全国实现了币制统一，客观上有利于企业降低交易成本。

1927-1937年间被称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黄金十年”，民间资本与国家资本并行发展，互有消长，民族工业资本年均增长率超过8%。民营企业在纺织、矿业、交通、电力等经济领域占有优势。到1936年，中国全国工业资本约有13.76亿元，其中民营资本约为11.7亿元，官营资本只有2.06亿元，约占15%。抗战头三年间，后方民营工业投资也超过战前全国平均额。

1930年代发生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令计划经济思潮在国际上崛起，也影响到国民政府的主政者。蒋介石欣赏纳粹德国的“统制经济”，财政部长宋子文心仪苏联的“计划经济”。国内企业家和学者也在一定程度上认同计划经济。例如卢作孚就主张：“在计划经济原则下，政府所必须直接投资经营的事业，只限于人民不能经营的事业，此外则皆投资于人民所经营的事业，而让人民管理其盈亏成败。政府只站在全盘产业的管理地位上，管理其相互关系，管理其相互配合的关系，而奖励指导帮助每一桩事业，但不直接管理每一桩事业。”

“九一八”事变后，政府开始转向战时体制，重点发展国营企业。1934年原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为资源委员会，由军事委员会领导，管理全国工业建设，推行重工业建设计划，成为权力最大的经济主管部门。

“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成立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的联合办事处，对金融实行国家垄断；同时通过资源委员会控制战争资源，对经济实行全面干预。1939年国民党五中全会正式确立国营工业的中心地位后，政府片面扶持国营工业，国家资本入侵到面粉、火柴、纺织、电力、交通等民间资本的传统领地，并迅速占据优势。在一党专政体制下，孔、宋等豪门为代表的官僚资本，乘机凭借体制权力驾驭经济形势，化公为私，大发国难财。

到抗战后期，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已处于压倒性优势。通货膨胀、金融垄断、物资统制，国家资本和豪门权贵的压迫侵夺，令民营工业处境日艰。战时的金融垄断、物资统制和通货膨胀，导致民营工业借贷无门，资源匮乏，在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压迫下日益萎缩。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忙于复员接收，军工订货大部停止。很多民营厂家发不出工资，濒临破产境地。而当局却将其视为累赘，不闻不问。民营企业家们不甘坐以待毙，依托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工业协会等团体，不断与闻国是，参加宪政运动，呼吁“经济民主”，决心联合抗争。他们要求参加政府对敌伪工矿业的接收和复员工作，要求继续订货并收购产品，要求发放紧急工贷以渡难关。

战后国民政府又接收了大批敌伪产业，不仅导致了政权的腐败，也加大了“国进民退”的比重。在经济部接收的2243家工矿企业中，除保管未处理者448家外，转由经济部直接经营或移交资源委员会等机关经营者1017个，发还原业主者298个，标售给民间经营者441个，其中电厂因多系国营或战前已有原主，未作标售。战后民营工业资本仅恢复到战前的78.6%，官僚资本则突增至战前的2.8倍，“国进民退”已成定局。

民营企业家事前曾警告当局：假定工商业全部崩溃，政府也决不能单独支持。蒋介石亦曾反思国营企业经营不善的主要原因：“制度未立，规划欠周，其中又以‘政企不分’最为关键”，提出政企分开，除国防、重要公用事业及与国防相关重工业外，均可民营。

国营企业腐败，民营企业衰败，这些弊端是一党专政体制所无法解决的。“国进民退”的后果，是民营工厂大批倒闭，工人失业；迅速膨胀的国营企业腐败滋生，效益低下，出现泡沫化。社会通胀失控，物价飞涨，政府税收锐减。当国民政府意识到危机，试图改推“国营事业民营化”来补救时，大错已经铸成，民间资本已衰败到无力接盘。

第三场“国进民退”：延迟了中国现代化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承诺私人资本主义将有一个较长的发展期。建国《共同纲领》确认“使各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及早修复内战的经济创伤，刘少奇曾发表著名的“天津讲话”，鼓励企业家恢复生产，发展经济。

在经济恢复时期，国家推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方针，促进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发展。政府针对当时私营工商业遇到的困难，实行国家委托加工、订货和收购，优先保证有关国计民生的行业发展。截止到1952年，私营工商业拥有380万职工，其工业产值约占工业总产值的40%左右。与此同时，一批有代表性的私营工商业开始被纳入国家资本主义体制，先后实现了公私合营。

1952年1月到10月间开展的“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的冲击，摧毁了企业家们的企业心，在巨大的政治、经济压力下，很多人都不想继续经营下去。1953年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决定提前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共同纲领》的承诺事实上已被取消。当年12月，全国60多家金融企业率先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成立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

1954年宪法规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对资改造”在1955年11月全面正式启动，事实上废止了1954年宪法中“国家依法保护资本家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其它资本所有权”的条款。

根据当时的赎买政策，对私营企业进行了清产核资。据统计，1956年全国公私合营企业的私股总额为24.2亿元，并据此对私股支付年息5%的定息，领取定息的私股股东共114.2万人。此前私营企业缴纳重税及摊派公债后的盈利率约为10%，这种还本付息的赎买方式，略似当今之封闭式保本基金，但息率不仅低于盈利率，甚至低于存款利率。有高级干部欣喜地说：“国家发了一笔洋财。”

1956年底全行业公私合营完成，全国99%的私营工业户变为公私合营，商业户中大多数实现了公私合营或合作化。公私合营后的私方人员，在企业管理上有职无权，其管理经验不被重视，政治上沦为“改造对象”。

1957年“鸣放”中，上海企业家李康年建议：由政府发行工商企业改造赎买存单22亿元，年期分为20年，一次性收回资本家所拥有的股票或合伙议据。

据说定息将发放七年，但毛泽东又说：“七年虎头，五年蛇尾，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如果还需要延长，到第四个五年计划还可以拖下去。”到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资产阶级从“改造对象”变为“专政对象”，定息在同年9月停止支付，总共支付了10年，相当于全部私股股本的50%，未经任何合法手续，公私合营企业全部变成了国营企业。

“文革”结束后，开始给原工商业者落实政策。在1979年1月的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问题座谈会上，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提出八项措施，其中规定：“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的财物和被占用的私人房产应该发还，过去被扣减的薪金应该补发，以前应领未领的定息可以补领。

但在公私合营企业的私人股份问题上，国家财政部1979年下发文件，确定不再清退私股股金。1983年2月，中央统战部和商业部联合发文规定：公私合营企业的资产，“国家已按年息五厘发给定息，发至1966年3季度，公私合营资产（包括核定投资房屋）已属国家所有，不应退还本人”。此后全国发生多例私股定息或股权的诉讼，皆因上述政策文件的原因而败诉。

第三场“国进民退”比前两场更加彻底，全国吃上“大锅饭”，市场经济被消灭，同时也消灭了从传统到现代形成的工商业文明。国家吃完“苹果”吃“葡萄”，掌控全国财富资源后，发动了“大跃进”这样的全国性瞎折腾，造成人口统计上负增长2000万的大饥荒，经济全面滑坡。国内、党内矛盾的日益激化，又酿成历时10年的“文革”内乱，最终将国民经济拖到崩溃的边缘。

在中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彻底铲除民营经济，以国营经济垄断一切，企业失去了经营活力，资本失去了发展动力，经济生活成为铁板一块。其后果是民穷国乱，所造成的损失不亚于一场国际战争。与此同时，战后处于同一起跑线上的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先后起飞，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至少被延迟了20年。悖离了现代经济多元发展的主流去追求现代化，无异于南辕北辙。

改革开放30年后：重新面对“国进民退”

站在“文革”的废墟上痛定思痛，才有了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摒弃“阶级斗争为纲”，改提“经济工作为中心”，其实是回到历史原点重新出发。

与国有大型企业及权贵资本相比，中小型为主的民营企业至今仍是“二等国民”。它们像大国企一样向国家纳税（个人股东分红还要缴纳个人所得税，相当于重复纳税），同时却很难从国有银行正常融资，平等享受纳税人的国民待遇。今年6月，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在“如何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国际论坛上承认：2009年一季度全国信贷规模总量增加了4.8万亿元，而中小企业贷款增加额度只占不到5%。

中小企业获取国家专项资金扶助的渠道也十分狭窄，掌控这类资金的权力部门周围都有一批机构乃至个人，截取资金额30%-50%的“咨询费”，甚至内外勾结通吃，这是久已存在的潜规则；到政府部门办事，除了僵硬繁复的官僚程序，还有明里暗里的要挟索取，行政成本不菲。

体制框架限制、挤压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导致企业经营困难，迫使企业不得不以短期行为求生甚至违规操作，又影响到对民营企业的诚信评价，令其融资更加艰难，生存状态雪上加霜，形成恶性循环。中小型企业抗风险能力原本脆弱，当国际金融危机来袭之际，民营企业首当其冲地成为牺牲品，面临退货、停产、倒闭、被兼并的命运。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刺激经济四万亿元大蛋糕中，央企因分得了最大的份额而在不景气中逆势“野蛮成长”，迅速“巨无霸”化。将纳税人血汗巨资注入央企以求“拉动内需”，无异于缘木求鱼，结果是大量资金涌向国际资源产品市场、国内楼市和股市，以泡沫治理泡沫，后果堪虞。

要解决当前最迫切的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至少还有两件事可做：一、作为对纳税人的回报，政府可直接出资设立非营利性质的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机构，以涵养扶植税源；二、在网上金融监控已十分发达的今天，银行应开辟针对中小企业的便捷通道，调整融资门坎，简化审贷手续，增加抵押筹码，允许以有效订单、期票等票据作为贴现手段，解决企业短期流动资金困难。

中国是世界第二、亚洲第一的重税之国，“竭泽而渔，而明年无鱼”，税务部门长年鞭打瘦牛，而对退税则一向不大积极。取消重复征税、依法退税，适当减免税收，都是对中小企业最切实的扶持。至于科技创新、改造等专项资金支持，只有清除积弊打破潜规则，支持才能落到实处。

对“国进民退”的四点思考

1.垄断特权有悖社会公正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我国长期处于中央集权的封建体制之下，历代王朝都奉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市民社会成长缓慢。中国帝王与欧洲君主的不同之处，是缺乏社会契约观念。从清末“官督商办”到民国的“国营为中心”，再到共和国的“对资改造”，国家垄断的惯性思维一直持续至今。

谋求社会稳定，说到底在于社会资源和财富分配的相对公平。随着商品经济的逐渐发达，这套“取之于民，用之于官”的统治模式，与国人日益觉醒的权利意识发生了冲突。中国近代以来几次的“国进民退”造成的社会动荡，都与垄断和特权息息相关。

纵观60年来的财富分配，前30年“均贫富”，结果是均贫而未富；后30年“分贫富”，提倡一部分人先富，如今却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在“一大二公”名义下化公为私，操作上比分散型侵吞更加便捷高效。利益集团靠体制垄断资源坐大后，反过来裹挟政府，与民争利，赢家通吃，明显违背社会公正原则。

2.立法自坏无法取信于民

前三场“国进民退”，都源于政府的急功近利，在经济政策上来回切换：清政府在铁路民营政策上失信于民；国民政府利用战时体制，扶植官僚资本，打压民营资本；50年代不顾《共同纲领》的承诺，迅速吃掉全部民营资本。近代经济的几度轮回，都造成了社会成本的重复支出。这种资本“二次原罪”，是以法制不健全和政策朝令夕改为背景的；同时需要指出，地方政府的“国有化”政策，正在挑战《物权法》和宪法。

这种以政策对抗法律的举措，60年来已出现过多次，给政治、经济造成了无数折腾。“文革”结束后，凭着党政部门的政策文件，将公私合营企业变国营企业的“文革战果”保留下来，却留下严重后遗症：私股股权转为国有股权的法律程序并未完成，企业由公私合营转为国营缺乏合法性。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和民营企业的崛起，对私营经济和对公民私有财产的保护条款相继写入宪法，《物权法》也于2007年公布实施。但就原公私合营企业的私股产权而言，对公民财产权利的保护，仍存在法理逻辑和司法实践上的悖论。

立法自坏，则无以取信天下，不仅政府自贬信用，法律尊严尽失，也导致了企业家对长期稳定发展缺乏信心，相率以短期行为谋利。

3.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同等重要

1944年毛泽东在会见中外记者团时指出，中国的缺点就是缺乏民主。他还提出了“经济民主”的概念：“经济民主，就是经济制度要不是妨碍广大人民的生产、交换与消费的发展，而是促进其发展的。”遗憾的是，毛泽东在执政以后的一系列政治、经济举措，违背了这种“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造成了“大跃进”的经济灾难和几千万人饿死的大饥荒。

回顾30年来经济改革的得失，在承认成就的同时也须看到，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没有建立公平健全的金融、税收体制及配套的监督机制：国家垄断了金融渠道，国企、民企融资待遇不平等；纳税人有纳税的义务而无对等的权利，政府出台税收政策不与纳税人商量，一味予取予求；国库充裕之后，官员福利与职务消费水涨船高，纳税人无权监督；权力寻租下的官商勾结，形成特殊利益集团侵占公众权益。

没有政治民主，也不会有经济民主。没有经济民主的国家资本主义，其后果往往是化大公为大私。人民是否有权监督政府，不仅是经济体制问题，更是政治体制问题。

4.“国进民退”违反科学发展观

清末以来的三场“国进民退”，第一场是“铁路国有”的招牌下，仅在局部地区推行，却引爆了辛亥革命；第二场是在“天下为公”牌坊下，以国营工业为中心推行战时经济体制，最终拖垮了自己；第三场在“一大二公”的名义下，将国民经济拖到了崩溃边缘，延迟了中国的现代化。三场“国进民退”的后果都不佳，其后也都会出现时间、规模不等的“民进国退”，并带来经济增长。历史已经证明：“国进民退”没有可持续性，“民进国退”才是人间正道。

一个国家的发展进程，本身就是大历史的一部分。屏蔽历史，只许讲成绩不许讲错误，既违背实事求是传统，也违反科学发展观。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实为60年来官场之积弊；鄙视既往，不知慎终追远，就没有将来可言。

覆辙不可重蹈，民富才能国强，独大未必为公。鉴诸本国和世界各国经验，国营企业的经营管理和利润率都不如民营。如果不对当前“国进民退”的势头加以遏制，势必影响到中国日后的产业结构和经济走势，不利于长期稳定发展。

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国企与民企的发展关系，对垄断型企业实施分割改造，逐步推行国有企业的民营化，重点扶持民营企业的发展，更符合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之道。

（三）

《跨越百年的官商结合模式》（苏小和）报道：

官商结合，大家耳熟能详，生气的时候我们叫做官商勾结，贪污腐败，行贿受贿。很多时候我们都认为这是一种当下的社会现象，一种经济领域的潜规则。但在学术意义上，它则是一个历史名词，一种基于企业和政府分工不清晰事实的学术定义。

近代以降，“官商结合”当然是从“洋务运动”开始。学术上总结了三种模式：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正是这三种企业发展模式，构成了百年以来中国企业发展最主要的方法论。这样的方法论，最核心的问题，用企业理论的框架来追问，非常简单，那就是企业究竟应该由谁来办？私人，还是政府，官僚，还是商人？这是跨越百年的中国问题之一。史料意义上，我们不幸地看到，中国人进入近代以来，似乎理所当然地选择了一个错误的路径，企业必须只能由政府主办，退而求其次，至少只能由政府和商人合办，或者是政府监督，商人执行。所以我要说，百年之间，中国企业的商业模式一直是在官商结合的道路上徘徊。对，是徘徊，而不具有确定性。看史料，我们会发现，在民国时期，1928年到1938年，有一个史学上的黄金十年称谓，那短短的10年之间，中国竟然出现了一批看上去比较规范、具有近代企业或者现代企业特征的私人企业，它们产权清晰，产业稳定，品牌架构突出，成为中国企业史上最辉煌的一页。但可惜历史并不宠幸，这种比较规范的企业10年，竟然昙花一现，接下来马上又被强大的官商结合传统深深遮蔽。

所以，中国企业发展的路径、发展的轨迹，事实上跟我们中国百年以来的制度变迁，是一个正相关的关系。跨越百年的官商结合模式，中国企业和企业家的起起落落，正好可以见证百年中国历史叙事的徘徊与无助。

了解一下这个课题的学术框架。

第一个需要强调的，应该是经济发展的导向原则。常识层面，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市场经济，或者说经济形态，显然是有明确的导向原则的，大概是这么几个导向：

一种是以政府为导向；

一种是以党为导向；

一种是以军队为导向；

一种是以企业家为导向；

一种是以领袖人物为导向。

什么叫以党为导向，简单的定义，就是党管企业。一切的企业产权都属于党，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必须是党员，或者在企业里设党委，消减工会在企业里的作用，或者以党的组织部的名义来培训富二代。

什么叫以军队为导向，缅甸是个不错的例子。不要以为缅甸人不办企业，不做生意，他们一样的有进出口贸易，一样的要办自己能掌控的企业，只是他们的生产经营，甚至不是由政府说了算，而是军队说了算。中国北洋军阀时代，也有军队管制企业的影子。

什么叫做以领袖人物为导向，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1950年代，公私合营，大跃进、三面红旗，表面看是当时的党和政府在操作，事实上领袖人物的作用已经涵盖了一切。尤其是大跃进时期，按照企业理论的框架来看，那是一个全民办企业的时代，家家户户，村村寨寨都炼钢铁，恨不得一夜之间赶英超美，而这一切行为的主导力量，当然是那个站在城楼上挥手致意的领袖。

现在我们来看看，什么是以政府为导向。

有些概念是可以轻易提出的，比如计划经济，政府干预，行政垄断等等，但我们需要辨析几个概念。首先是要认识到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导向原则。很多人以为凯恩斯主义就是鼓吹由政府来推动市场的运行。事实上，凯恩斯首先是美国的凯恩斯。他面对的政府，是一个建立在五月花号公约上的以新教伦理为基础的政府，凯恩斯相信，他列出的政府主导方案，相信美国政府最终不会突破市场经济的底线，更不会突破人的自由的底线。其次，凯恩斯是一个热爱自由的凯恩斯。他对古典经济学烂熟于心，他比我们都知道自由的价值，市场的价值。最后，凯恩斯还是一个短期的凯恩斯，一个技术主义的凯恩斯。如果说古典经济学思考的是市场的自发秩序，那么凯恩斯思考的则是资本主义在一个突发事件面前必要的策略；如果说奥地利学派思考的是整个市场经济的呈现，那么，凯恩斯思考的，则是市场被人为阻断之后，人们如何用一种技术来激活它。

另外一个需要辨析的概念，是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制度最初出现在15-19世纪的欧洲，并成为当时普遍的国家经济政策。最经典的重商主义国家包括了英格兰、法兰西、西班牙和俄罗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社会科学词典》解释为：“重商主义是政治经济理论体系，它是政府对于民族的特征进行调节，使国家获得经济方面的收益和福利。”现在看来，在重商主义盛行的国家，国家的各个方面都由政府高度管理和调节，而政府本身要依赖于各种利益集团，后者相应地从政府那里获得各种有利条件。

对于这种具有非常明显垄断特征的经济制度，亚当·斯密曾经强烈批评过。这是一种被政治严加管理的经济体制，经济学家查尔斯·威尔逊说，重商主义制度由政府发布的各种政策、立法、规章、手段构成，尽管国家主体仍然属于农业社会，但却急于把自身转变成贸易和工业社会。显然，威尔逊的表述成为重商主义制度的目的，在此目的的驱动下，政府给与其钟爱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各种特权，整个经济以非常明显的国家主义特征出现。

历史证明，这种看似宏大的经济体制导致了一系列病态的经济学现象：首先是体制的过度干涉，导致企业大面积国有化，私人企业发育缓慢，其次是无所不在的官僚主义现象。最后是各种利益群体几乎绑架了国家。

重商主义的细节我们耳熟能详。比如政府经常站出来，直接进行经济干预；比如，与政府没有密切关系的企业和个人，难以进入有效益的经济领域；还比如，政府各部门办事效率低下。权力，准确的说是特权，在重商主义经济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如何赢得特权，并使法律完全为自己服务，成为企业和个人最为关键的工作。那些拥有特权的组织和个人，总是能够得到最好的服务，为了持续享受这种服务，他们宁愿牺牲社会其他阶层的利益；为了赢得政府的支持，企业家的精明和社交才是最大的核心价值。

重商主义的破落，乃是一种经济学的必然，但它破落之后的几种方向却大相径庭，一种导向了竞争的市场经济，一种导向了共产主义国家所有制度。前者以英国为圭臬，而后者则以俄罗斯朝着苏联社会主义的迈进为代表。有意思的是，以英国为代表的市场经济仍然在高效率地发展，而苏联经济已然崩溃，新俄罗斯当下正处在巨大的变迁之中。

看欧洲经济学史，我们会发现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比如在当时的法国，政府就以国家的名义垄断了印花布的生产和贸易，任何私人都不能经营。很多法国人只好偷偷做印花布的生意，有点像今天中国的所谓山寨产品。法国政府经常打压这种现象，有79个商人为此被判绞刑，300多个商人被流放。

西班牙的政府主导色彩就更加明显。从重商主义时代开始，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可以说西班牙都陷在政府主导的模式里。大家知道，曾几何时，西班牙曾经比英国还要强大，它的势力遍及全球，成为当时最大的海上帝国。可是今天，我们已经很难发现一家伟大的西班牙企业，更没有享誉全球的企业家，今天的西班牙已经淡出世界第一流、第二流的国家梯队，它只是一个三流的国家了。

俄罗斯的发展就更加不幸。沙皇时期，俄罗斯的企业态势是不错的，至少有私人企业，有财产继承权利，企业的产权比较清晰。虽然沙皇政府主导经济发展，也存在诸多干预企业发展的现象，但总体上，沙皇时代的俄罗斯显然是一个市场化的国家。10月革命之后，俄罗斯的私人企业彻底消失，政府力量绝对化。这种局面发展到最后，我们看到，苏联人可以让宇宙飞船上天，有太空站，有导弹和核武器，可是苏联人却造不出一台像样的汽车、电视机，甚至再也造不出可口的面包、啤酒和奶酪。

按照这种分析方法，只有英国才是幸运的，光荣革命以后，英国整个国家向企业主导的方向发展，向企业家发展，向市场发展。

历史真有趣。这么几个传统的资本主义国家，从重商主义时期转型到自由企业时代，只有英国转型是成功的，法国不成功，西班牙也不成功，俄罗斯基本上与自由企业精神背道而驰，十月革命以后，整个经济完全被计划经济和政府主导垄断，一直到今天，俄罗斯人似乎还处在彷徨的过程之中。

百年之间的中国经济，是不是以政府为主导呢？是不是还处在早已经被确定为失败案例的重商主义时期呢？我们不得而知。有人开玩笑说，中国既不是政府导向，也不是以党为导向，而是党国导向，因为中国是一个党国体制，中国的党和国家纠结在一块儿，所以无法界定。（待续）

《古诗词里读财经》

秋浦歌之十四

李白   

炉火照天地，

红星乱紫烟。

赧郎明月夜，

歌曲动寒川。

如果说李白的秋浦歌之十六说的是农民的多种经营，那么这首诗写的是正在从事紧张劳动的冶炼工人，是手工业。

李白当时隐居的宣州是唐代重要的矿产基地，这个地方生产的银器和铜器当时都是作为贡品而上送朝廷的，因此，当地的冶炼也十分发达。不过，从诗里描写的场景看，当时的冶炼还是小作坊式的，一个炉子，几把榔头而已。

“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

诗歌的一开始向人们展现了一个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炉火熊熊燃烧，映红了整个天地，从炉中喷出一股股紫色的浓烟，时而有腥红的火星从炉烟中欢快地跳出来。

接下来两句，“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是作者对正在紧张劳作的冶炼工人的正面描写，赧的本意是因为羞愧而脸红，李白用来表达工人们的脸庞因为炉火的烘烤，因为劳动的紧张，在月色的笼罩下和炉火的辉映中，一个个显得精神焕发，红光满面，繁重的体力劳动，并没有压垮他们，相反，他们在这种艰苦的创造性的工作中，感到了一种发自内心的豪迈与振奋，所以，他们才能够一边挥汗如雨地工作，一边情绪昂扬地放歌，甚至使得寒冷的河水都为之荡漾。

不过，光是一个铁匠炉恐怕没有这么大的动静，也许当时当地的冶炼，已经有了规模。而这种规模，仅仅给皇上上贡是用不着的，还是在于生产的需要。唐代开始，江南牛耕成为普及，牛耕用犁，犁头是铁制的，用大量的铁制品。当时的名诗人高适在《寄宿田家》诗中云：“牛壮日耕十亩田，人闲常扫一茅茨。”也说明了牛耕的普遍性。手工业和农业的结合使得手工业的发展有了更加广阔的前景。

（四）

 

《“国进民退”是一条死胡同》（张鸣 炎黄春秋2009年第9期）报道：

眼下，趁国际金融海啸民企出现暂时困难，中国土地上演了一幕「 国进民退」的大戏。垄断性的大型国企，大举 进军一般竞争性行业，中粮入资蒙牛，中化收编民营化肥厂，五矿和中钢收编民营钢厂，甚至一些民间做得比较 好的书商，也面临国企的收购或入资。民营企业最发达的浙江，则掀起一股政府入资民企重掌监管的高潮，据说 宁绍一带，正酝酿由政府向民企派遣党委书记， 人称新公私合营开始了。有识者对此表示了极大的担忧，著名报 人笑蜀表示，这是以市场化的名义「去市场化」，最终会危及国民整体利益和国家经济安全。

四九年后，中国曾有过一次以国家名义吞噬民营经济的事件， 被称为社会主义改造，因此建立了计划经济的模式 。不过今天的国进民退似乎并没有人想要真的来次社会主义改造，重回计划经济。这场国进民退的热潮很有些类 似抗战胜利后的中国。那时的中国，恰好也发生过一场以接收敌产名义开展的国家吞噬民间资产运动。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沦陷区敌产的接受，被外界批评为「劫收」 ，属于公认的国民党统治失败的重要原因。 但是以往的批评，往往多局限于劫收过程中国民党军政官员的腐败，所谓的「五子登科」（金子、票子、房子、车 子、女子）、「三洋开泰」（崇拜西洋、痛 东洋、抢劫大洋）等等丑行。其实当时负责接收的人员不少中饱私囊， 但这个所谓的接收敌产活动，主要是一场国民政府的国有化运动。

据张忠民的研究，国民政府战后的接收，虽规定了如确系敌人抢劫自私人者，可以发还本主，「 但在由各接收区 自行处理的九千多家中小工矿企业中，发还的仅有三百十四家，占总数的百分之三点四一，标卖的一千三百八十 四家，占总数百分之十三点七四， 其余的均通过不同形式和途径改组成各种类型、分属于政府各部门的国有企业 。据经济部一九四六年七月的报告称， 在经济部接收的两千四百十一家敌产工厂中，除九百五十一家未处理以外 ，有一千两百十九家（其中大部分为大工厂）由经济部直接经营或移转至别的机关经营，标卖给民营的只有一百十 四个单位，还不到接收工厂总数的百分之五。」就这样国民政府在一般竞争性行业建立庞大国有企业。如中国纺 织建设公司、中国石油有限公司、中国渔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盐业公司、中华烟草公司等。

当时所谓的敌产，标准非常模糊。不光指日伪所有的产业， 凡是能找到跟当时沦陷区敌伪政权或个人有点关系的 ，就都算敌产。试想按中国商人的经营习惯，凡是要开展经营活动的，只要留在沦陷区，就或多或少要跟当家的 政权有点关系。于是大批民企就都变成了敌产。据当时报道，接收一开始，几乎上海九成的企业都关门倒闭，然 后大量的变成国有资产。不仅如此， 当时的国民政府为了填充战争期间过于空虚的国库，居然公然掠夺沦陷区老 百姓。当时汪伪政权的货币中储 ，实际上要比国民政府的法币值钱，一元中储 要顶二十元法币也不止。但胜 利后国民政府财政部居然规定法币和中储 的比率为一比两百，过了几个月，在 烈的舆论压力下，才改为一比 五，规定在四个月内兑换完毕。

国民党政府的这种「国进民退」运动， 显然与其建党建政时变形的国家主义和列宁主义思想基础不无关系。在建 政之初，确立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 农业银行四大国有银行金融体系时，就已初见端倪，抗战期间更 是凭借战争的特殊环境，大有斩获，而战后则大获全胜， 然后便是全面覆灭之时。国民党政府靠劫收民企建立的 庞大国企，尤其是在一般竞争性行业建立的国企，基本上都是赔钱的，最大的作用是成为党政要员的钱袋。劫收 导致民企垮了，接着国企也垮了。国民党的经济危机出现在政治危机和军事危机之前，最主要的还是这场由接收 引发的国有化运动。

由历史反观今日，情势虽有不同，但道理其实一样。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一般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虽低效，但还 能维持。在市场条件下则维持都难。这些领域原来都是国企一统天下， 之所以让出来是市场化过程的必然结果。 换言之是因为它们在市场化环境中活不下去。国企能解决中国经济的问题，中国就根本不会有改革。再次国有化 不仅国家税收会大幅度减少，连基本就业都保证不了。谁都知道，当今之世城镇人口就业的六成、农村人口的九 成都是民企解决的。现在垄断性大型国企之所以财大气粗，在很大程度上因为它们享有特许垄断金融能源交通电 讯，还因为迅速发展，无所不在的民营企业， 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发展，为他们提供广阔而纵深的市场。

所以当今的国进民退之举，如果目的是为了吞噬和挤走民企的话， 等待它们的大概只有失败，到那时候，中国经济的前景只能有一个，重走回头路。

《国进民退是垄断和权力资本化的结果》（中顾网 佚名  2010-3-4）报道：

国有企业就是中央政府一个投资主体，拥有绝对控股权的。地方政府的叫省属市属。大公有私有的划分是意识形态说法，国有制度的法律定义也不清楚。 

国进民退是垄断和权力资本化的结果

今年来，航空、钢铁、地产、煤炭以及交通等多个领域出现经济资源向国有企业集中回流的现象，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改革将往何处去？日前，天则经济研究所举办了《“国进民退”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影响》研讨会，对此进行了深入讨论和剖析。以下是搜狐财经的独家报道：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杨帆：

央企这个事儿，我想有些思路吧，因为你们这四个问题提的，大家也没分好。现在争论的一个事儿，就是不应该有争议的，就是那个央企，还有地方政府所属企业，我建议你们请徐建来一次，他是深圳大律师，写了国有企业怎么定义。

国有企业就是中央政府一个投资主体，拥有绝对控股权的。地方政府的叫省属市属。大公有私有的划分是意识形态说法，国有制度的法律定义也不清楚。

我跟赵农的想法一样，国有企业改革理论为了推动改革，实际上模糊了许多法律概念，法律概念基本上是很不清楚。公有私有是意识形态概念。

说到国有和民有就带有一点法律概念了。国有也说不清楚，应该是一个政府主体，占绝对控股权的，算国有企业。占10%算，还是占90%算？几家政府主体组成一个股份公司，实际那几家国营的股东，都丧失国有意义，和私人就是一样的了，他们的投票权可以互相抵消，也是为了市场利益，而不是公共利益。因此，严格的国有企业，只有一家政府主体占绝对控股权的能够算。

张老师是我的博士老师，经常说要区分实践和理论的真假问题，实践中究竟什么是真问题，什么是假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讨论的真问题，实际上就是央企扩张及其带动的省属市属国有企业，在市场里面扩张的问题。扩张是在两个领域里面。一个是它应该在的领域，如自然垄断，可以考虑多卖掉一部分股票，少用股权控制，多用非股权控制。前几年私有化的浪潮也挺汹涌。

你们说国有化浪潮很汹涌，我看前几年是私有化浪潮汹涌。把地方自来水厂，供暖厂甚至电厂卖给私人，能成吗？按照道理也可以，就是你私人办电厂，办供暖，办自来水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要管依法管理，物价局要定价，不许转产。

就是完全的私有制，私人办一个自来水厂，也要按照法定办，要政府和群众监督。到底行不行，一直没说清楚。有人说不行，非得政府控大股才行，只能用股权控制才有用，非股权控制就没有用，这样的道理，我没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可能是在中国社会监督不起作用，依靠国有成了习惯。

政府不控大股，是不是就管不了它了？有效政府也可以管得了，就是要经济民主化。

在一个就是现在的问题：垄断企业多种经营。留利太多，贷款太多，他自己用不了，又用到别的领域去干。到底让干不让干，是一个争论的问题。

有一种假设，当然是以自由主义假设了。国企这么干一定要利用权力，国有企业就不能进竞争性领域。进来之后一定要利用权力在这里捣鬼。如果我们认同这个道理，那我们就建议，到一定程度让它全部脱钩。军队创收后来就脱钩了。

中石油、中石化搞垄断，就搞加油站，开发油田，到外国去开发油田。就让你在这个行业干，参加国际竞争。或者把钱投入你那个行业的技术创新。这个可以监督的。中央还管不了这100多家央企呀，就是不让多种经营，很简单的一件事。不让你干，你美国去干加油站，非洲去办加油站。

涉及国际竞争的战略产业，需要国家支持，就限于你这个行业竞争。

即使是这样的理念，我还是更倾向于非股权控制，就是用国家采购、国家补贴、安全立法、战略产业振兴法。属于国际竞争的大产业，国家要支持，比如航天航空，没法到市场里面干。但控大股就没必要。股票国家可以占一部分，国家用战略产业振兴法去鼓励发展。

你说的国进民退，就是国有企业股份多了，应该往出退。我一直就是这个看法。国家要扶持产业是肯定要扶持的，可用非股权控制。这问题现在是实践上的真问题，和理论上的真问题，就是央企扩张，扩张到垄断行业以外去了，可以让它脱钩收缩回来。

包括向地方政府投资，搞了很多公路，现在用4万亿投资，加上地方企业18万亿，都是国有资产，但是它增加的只是国有资产的总资产，没有增加净资产。等经济发展了，把股票给卖掉，拿那个钱去还国债和银行去。应该是经济好转时把股份卖掉，再退回来。国企在竞争性行业应该退出。

崔之元说的社会主义，我另有一个建议。你说那个东西也不一定行得通，说政府支持自己的国企赚的钱，然后给私企减税。国企就其本来意义，目标不是利润。我跟赵农的说法一样。就把国企限制在公共领域，解决市场失灵。政府持少量股票。公共事业赚不了钱，让国企的存在，就是它搞亏损的，私企不干的。30年前都有共识，我是大学的时候就知道这个，现在又拿出来这个说，怎么回事？

国有企业要干私有企业不干的事儿，不能与民争利。亏本了跟财政要钱，再补贴给你。它就是干公共事业的。

例外的就是国家战略产业。如飞机制造，美国和欧洲各一个，形成寡头垄断。中国十几家，真是过度竞争了。亏本之后国家补贴，少实行高关税。这是战略产业，必须得国家支持的，一说公有私有，就扯到意识形态上去了。我觉得应该一个报告上去，像央企100家，弄100个分公司，就一万家。造飞机的就不要造垃圾筒，让它退出多种经营。

我在1998年提出的思路可行。我这10年前的东西，我也要讲一讲知识产权，大家不是一直强调要维护私人权利吗？1998年我提出来，改革会出现权力资本化。最近张老师说还记得，其他人就忘了。现在大家都说要反对特殊利益集团了，我是 前年就研究完了，司法部重点课题，很快就出版了。国进民退这个事儿，它引起争论，如果各种意见达成共识，应该用权力资本化的路数来分析它，就容易达成共识，而不是用公有私有的意识形态理念。

中国的改革是从权力社会开始，市场化第一步是权力创造的，最简单的就是所有的担保。开始的担保权都是权力做的。当时我们所有人都没有财产，第一笔贷款就没有抵押品。

那种情况下，只能是跟单位借点儿钱，赚了钱还，有的也没有还。赔了本就不还了。只有权力是出发点，所以中国的改革，其实是走权力资本化的路子。

权力变农业资本，变商业资本，到988年生产资本，出现了社会动乱，90年代发展起金融资本，2000年扩大量进入国际资本。至少到2006年市场对国际资本全面准入，中国的权力资本化路已走完。我可是彻底的实证主义，我没有价值判断。经济学家不是不讲道德吗？要讲实证。这就是实际的改革路径，主流是这样的。2006年之前基本上应该肯定，而不是否定。我就听不懂什么“市场经济”，就是资本经济嘛!，资本已经发展到国际资本，我们彻底资本准入了，外资已经可以影响我们的股票房地产，开展了许多产业。

到这个情况，你说哪一项我们经济改革还没有完成？按资本范畴全部进入中国了。我认为市场化的改革差不多了。倒是应该反过头来看怎么加强宏观控制，加强立法，完善市场规则的问题了。

现在权力应该退出市场。权力已经完成它造就市场经济任务，就应该退出。

我认为下一步，如果有共识，就是抓这个权力退出市场的问题，权力受制约的问题。这个我相信是有共识的。现在它不退，所以才有今天的会。为什么不退？他说有金融危机。那金融危机之后你退不退，他不说。是不是这个问题，所以大家就着急了，赵农尤其着急。

这不能变成长期的。权力资本化我马上出一本书，强势利益集团包括：第一个是民营资本，第二个国有垄断资本，第三个是国际资本。这三大资本集团在中国基本形成，互相博弈，应通过反垄断法规范所有集团。外资在中国有没有垄断？我得到的很多消息，外国资本在很多竞争性行业里面都形成垄断了。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大家应该达成共识，到底谁垄断了？垄断多少？任何人垄断都不可以。包括民营资本也不能垄断，在重庆抓100个黑社会，那都是干吗的，欺行霸市，都可以垄断。薄熙来在重庆抓黑社会，这是非常正确和重要。黑社会有大量的民营企业在里面。当然是钱权结合，有权力，也有资本。即使你把国有企业都变成民营，它还是要腐败呀，它还是垄断呀，这跟所有制好像关系不大吧。

自由主义假定权力腐败。上午崔之元说的有没有感情问题，这不是感情问题，这是假设前提。国家主义的前提就是政府比较好，假设前提不一样。哪个假设前提是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这就是理论家要实证的。

第三个就是背后的理论的争论，牵涉到历史上好多争论。实际上确实有一种对于中国的发展模式的争论，耐比斯特80岁出了一本书，国际上销了1400万，说在中国马上就出，现在没有消息了，是不是被禁止了？这本书在中国没流传。但是我在国庆节前两天，我到欧美同学会开会的时候，全场非常焦虑，说民主看来这辈子见不着了。我没说话，他们说的全部的几乎就是焦虑。按照自由主义逻辑，经济先发展，经济发展了就有政治民主，现在发现没有。经济发展了，国内外反而出现一股思潮，一开始说中国一定时期用不着民主，集权比民主好。外国出事儿冲击不到我们，我们就是不守国际规矩，挺好。1998年那一次，中国就是用的国家权力，我觉得国家是干了好事。当然这不是国企干的，这是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为什么不是好事？总比俄罗斯自己垮了好吧。外国闹危机，中国挺住了，大幅度崛起了。现在还有7、8年崛起的。这不是感情，这是事实。

这可不是国企的作用，是人民币没自由兑换，是外管局，和国企没有关系。大家真正担心的，怎么中国经济繁荣了，反而民主的呼声越来越低了？有人说，中国搞的很好，就不用民主了。进一步说中国早有民主，文化大革命就是民主。解放军里面就有三大民主。是中国民主比西方多党制更好，是有人民民主的。

哪是主流呢，一开始说西方是主流，只不过中国有很多民间的形式，可以考虑以后中国有民主的时候，搞的更好一点，不要金钱统治。现在又不这么说了，说中国已经有了民主，叫“纵向民主”，说中国的民主是纵向的，和西方是等价的。

真正不安的还恐怕不是央企的问题吧。我们这么大经济规模，它真正控制多少？后面是这个问题。就是耐比斯特说的，中国有纵向民主。这是新词儿。后来我就乐了，我说，那我们计划经济就是纵向的市场经济。（笑）

基本概念已被颠覆了，中国崛起不得了。有效地搞了奥运，防传染病，恐怖主义在中国起不来，加上60周年一阅兵，叫做“举国体制”，说现在中国挺好，不仅经济体制不用再改，政治体制也不用再改，我们就是世界最好的，最民主的，我们是有纵向民主的国家。话说到这一步，咱们还改什么呀。

你们都说我是新左派，我是主张超越左右翼的。

耐比斯特那老头有点糊涂，他原来写的东西比较好。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国进民退只是其中之一，先从这儿开始。背后的方向选择还没有解决。

应该做一个很具体的，就是央企和地方企业，它们究竟扩张到什么程度，如果确实很大，要求他们退出竞争领域，不应该成问题，跟解放军不能下来创收一样。市场经济，拿着枪赚钱，怎么等价交换呀，没有正义。

谁是新左派呀，不要拿帽子瞎扣人。

最后一件事，我给崔之元提个建议，社会主义应该探询社会所有制，不要总是维护国有制。

社会所有制可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面说的，到了市场经济，当然不能是单一国有。社会所有制，如股份公司，但是我现在发现一个绝对是社会所有制，就是基金，特别是财政部管的那个全国性的社会保障基金，面向全国的社会基金，绝对是社会所有制。

应该有共识吧。王小鲁说的也很重要，现在这么多国有企业，你怎么分？30年前，我们就研究过怎么分国企，不是不想分，是没法分。他们说要按人口分，一个人就分一万块钱人民币的国有资产，私有化证券，苏联东欧就是这样分的。我说不行，在不符合计划生育。你们家生五个，我们家生一个。有没有农民的事儿呢？我说农民可以把地给分了，在分一份国有资产就是两份了。然后在马上就有人评论，说杨帆是城里人，宋光茂是农村来的，马上就车刀你的出身了。

我80年代琢磨过，分不了，后来就是偷。张五常2003年说就主张，把国企分给现在的经理。是我们“经济学非主流”出来，坚决把他打掉。为什么要把国有财产分给现在的经理啊？天下是你打的吗？没任何道理给他。这么给他之后，组织部也不干了，宣传部也不干了，公安部也不干了，解放军也不干了，中国就大乱。这么干私有化，不仅没有工人农民的事儿，权力系统内部也摆不平，就真是天下大乱。

有人说，那太好了，我就喜欢天下大乱。那就是你对国家没有基本认同，就按照天下大乱的模式来设计改革。2004年那个时候真有那个风，副部长不干了要到央企当经理，一分股票就是千万富翁。那个时候就是权贵刮分国有资产的浪潮。是他们策划的分利联盟，干脆求把国有企业分到自己家。这个东西不仅老百姓不干，权力系统内部也不可能一致。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你再痛恨国有企业，也不能出这种让天下大乱的招数。

最好的主意，上市公司现在2000多家了，分几年，把它的国有股转到社保基金里面去，这个没有任何震动，没有任何下岗，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和腐败，就是换个帐户。社保基金现在是7千亿太少了。把国有股一年划10%作为平准基金，股票一跌就买，股市涨了就卖。，

这不叫私有化，这叫社会主义公有制，从国有制发展到更高的形式，这是一种更高形式的公有制。这不是我的知识产权，这是马克思的知识产权。在中国是1994年由两个人最先提出这件事，一个是周小川，一个是刘世锦，我也是1994年提出的。后来有吴敬琏批评权贵资本主义，裙带资本主义，杨小凯区分好坏资本主义。

我相信以后，社会主义的社会所有制和牧主，，是最有道理的一种。无论从人权的角度，还是从社会主义角度，是最好的一种。谁不干？就是利益集团。

如果这么做了，股市还有很大的潜力，创业板可以成功，民营企业可以从创业板得钱。这就对了。不是那些卖白菜的，搞房地产的民企，是新起来的硕士博士，有科技的人，结构调整可以完成，有科技的人去创业板上一人拿一亿，一人有两千个，就是两千亿，就是小数。五年一万个人。假设90%是骗子，还有10%是真的，就可以了。

从国有资产划拨，直接建立社会保障。我早就算过账，可惜没有人听。

基金是要投资的。可以作为救市基金，只赚不赔，一年有三千亿利润就够了，连下岗工人和农民，公费医疗，三千亿够了。基金永远是三万亿，用利润去支付。

全国的社会保障基金两三年就可以建立起来。这是完全符合人权的，也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这样的好事为什么没有人呼吁呀？为什么没有人知道呀？为什么总在意识形态上斗来斗去？

这是很实际的一件事，让中央政府干，那它不干，就说明不愿意放弃他的垄断利益。还是持国有资产大股的人不愿意。绝对不能被私人 瓜分 ，而是要划拨给社会保障基金，为全体人民谋利益。

谢选骏指出：人说——1.国进民退之争，权贵资本开始“统治”中国、2.近代以来三场“国进民退”的历史教训、3.跨越百年的官商结合模式、4.国进民退是垄断和权力资本化的结果……我看——“这是战场经济的必由之路”！

（另起一页）

【后记、在基督里纪念六四屠杀35周年】

“六四屠杀35年纪念日将近 香港《基督教时报》头版留白”（RFI华语 2024-06-01）报道：

香港天主教周刊周六版的头版几乎空白，本周是中国政府镇压北京天安门广场运动35周年。据《基督教时报》写道，在这个变得如此“限制性”的社会，它只能“以空白替换文字段落来应对当前的情况”。

据法新社今天报道称，香港天主教周刊《基督教时报》周六版的头版几乎空白。自由不断减少的香港，长期以来曾经是中国唯一一个获准在香港中央广场维园举行纪念六四活动的地方。

这些纪念活动通常以烛光守夜的形式纪念当天被军队杀害的许多示威者，但自 2020 年起就被禁止了，当时北京开始在香港实施了一项非常严格的安全法，这使人们对中国曾经留予香港的大部分自由生存产生了质疑。

英国于1997年将香港归还给中国。

本周，七人在香港再次被捕，被指控煽动叛乱，因为他们“利用即将到来的敏感日期”在社交网络上发布帖子。

《基督教时报》的社论称，“近年来，香港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限制越来越多。”该报通常每年都会发表与天安门事件相关的文章。但今年的社论称，“即使是祈祷，如果它是抚慰历史记忆，也可能是有问题的。”

为纪念六四屠杀而举行了30多年的天主教弥撒，最终也于2022年被取消，组织者担心此举违反香港安全新法律。

北京和亲北京的香港当局为该国安法律辩护，称在2019年大规模的民主抗议活动之后，有必要结束暴力并恢复秩序。

此前，据天主教亚洲新闻报道称，天安门广场事件35周年纪念日6月4日即将到来。依照传统，香港会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守夜活动来庆祝这一周年纪念日，直到2020年北京实施严厉镇压，也让这一活动陷入了沉寂，并将关押2019年6月最后一次活动的推动者。

中国也因此以“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让香港天安门事件纪念陷入沉寂；多年来，香港天主教教区甚至不再为天安门事件的受害者组织弥撒活动，而此前曾在这一场合举行过。多年前，每到6月4日晚上，成千上万的香港人聚集在那里并点燃蜡烛。

在此背景下，香港福音派基督徒试图以另一种方式打破当局强加的沉默，发起的倡议就显得非常有意义。据对华援助协会（China Aid）网站报道，纪念北京学生惨案35周年的中文祷文已在网上发布多日，并邀请任何认同该文本的人亲自签名。其目的是将其转变为付费广告，并于6月2日在香港福音派周刊《基督教时报》上发布。发起人在一份说明中指出，“没有任何个人或组织发起这份请愿书，它是由大家共同签署的”。

所选择的标题体现了这个祷告的基调：“我们坐在巴比伦河边哭泣”，即圣咏137篇的开头，其中讲述了以色列人被俘虏的经历。对耶路撒冷“颓垣败瓦”的记忆与天安门广场的残酷镇压相比，与“多少年轻生命的热血和激情”相比较。“即使今夜无星，也无烛光可点，让我们在上主奇异恩典的大光中，在灵魂深处燃亮一根蜡烛，将他们未竟之志延续在光影祷声中，莫失莫忘，上主啊！”。

祷文还提到了香港的局势，一股力量“权力如粗旷的手伸向不同的角落，教人恐惧和畏缩”。祷文引用了宗徒保禄在《罗马书》中的话，祈求天主教导我们即使在这个时代也要坚持着“善良，包容和爱的力量，为修補社会的裂痕祷告，守护公义与真理不容在社会中消失”。

最后，祷文纪念那些被驱散、监禁或流放的人们。祷文总结道：“用祢大能的膀臂，给我们，坚固，帮助，扶持，在纷乱的世情中明白上主的旨意，明辨，笃信，践行，直到基督的再来”。

没有消息报告，香港当局是否光顾了《基督教时报》的编辑报道行为。

网民评论：

manhan 发表评论于 2024-06-01 19:19:00

基督徒就应该这样，不与邪恶妥协，彰显神的公义。

狄冠元 发表评论于 2024-06-01 17:27:59

这世界从教皇，习近平， 到农民， LAOK， 谁不是政治动物？

马太福音28：19-20中唯一的特殊指令就是“使人作基督的门徒”。大使命教导我们不仅在日常行为中，还要到世界各地让人作基督的门徒。

谢选骏指出：基督徒勇敢，冒死纪念六四屠杀35周年……因为在基督里获得了神的能力。

《35年后，打开“六四天安门”的时光胶囊》（美国之音  2024-06-02）报道：

“一些亲眼看见的人说，一个年轻人勇敢地冲过去，要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挡住坦克车，在千钧一发之际让别人拉了回来。”

这是1989年6月5日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在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我们找到了这期节目的录音带。

同样在这个图书馆，我们还找到了另一卷珍贵的录音。

“现在士兵渐渐随着最后撤离的队伍压过来。纪念碑上已经完全是士兵了。还有几杆旗子在飘。民主女神像已经被拆掉，可能是被装甲车碾掉的，很多很多人哭了。”

这是1989年6月3日晚至4日凌晨，中国军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武力清场时，最后一批撤离的示威者留下的声音。录音带全长60分钟，提供者据信来自当年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名年轻教师。

1989“六四”惨案35年来，中国当局极力想要抹去这段历史。在信息铁幕的背后，今天，很多中国不知道“六四”。

但是历史没有被湮灭。

1989年，中国当局用机枪、坦克和装甲车血洗北京街头后不久，地球另一端，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开始建立档案，为中国现代史上这段重要而惨痛的历史存证。

宛如尘封的时光胶囊，这 29箱“天安门档案”承载着那个春夏之交的青春、热血、壮志未酬，也为当权者的残暴血腥留下无法抹杀的证据。

“他们是那样勇敢”

“现在我们的形势特别特别好，那些有良心的中国人支持我们！”

这是1989年4月19日北京大学“民主沙龙”的一段录音。

那是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去世的第四天。上万学生在新华门前静坐，提出重新评价胡耀邦功过是非、要求新闻自由等政治诉求。当晚，上千人将北大“三角地”围得水泄不通。

35年后，艾伦·裴新（Al Pessin）依然记得那些充满希望的年轻面庞。他是时任美国之音北京分社社长。

“他们并没有试图推翻共产党政府，他们仅仅想要一些变革。学生们满怀希望，认为会得到政府的积极回应。”他说。

那年夏天，美国之音记者于音（Betty Tsu）把录音机装进一个破旧的学生书包，蹬着租来的自行车，每天都到广场去。

“我觉得他们是那样勇敢。他们想要政府做出改变的那种热诚，那样的初衷，真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她说。

但是裴新也指出，和世界各地很多的年轻学子一样，他们过分夸大了自己能取得的成果——真地认为可以占领天安门广场，和中共高层谈判，甚至可以从广场凯旋。

裴新说：“他们的诉求不可能被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所接受。这就变成了邓小平所说的‘动乱。而‘动乱’是邓小平最不能允许的。”

策划于密室的武力镇压

邓小平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决定用武力解决学运问题？六四镇压35年来，尽管不断有各种档案材料、亲历者回忆被挖掘，但是中国政治学者吴国光认为，世人远没有足够信息去了解这些内幕、黑幕。

吴国光说：“本来中国的政治制度就是一个黑匣子，高层的决策，我们很难了解它的内情，特别是这样非常重大的政治性决策。”

但是吴国光也指出，不管邓小平何时决定调兵，初衷为何，1989年的民主运动以那般惨烈收场，背后有一个无法否认的基本逻辑，即“邓小平作为中共专制实际上的最高领袖，对于民众要求改变政治制度、希望实现民主、法治和自由这一点是坚决不接受的，是不惜用武力来解决的。”

“是真枪，是真干了！”

1989年6月4日凌晨，家住北京虎坊桥的严歌苓听到枪响。她跑到楼下，马路上已经站了很多人。她随着枪声往和平门方向走。走了一半时，就看到有人用平板车拉着伤员一路跑。

“路灯不够亮，就看到那些人身体是黑的，就是血嘛，很暗的颜色，”她回忆。“大概四、五点钟吧，我就知道那个是真枪，是真干了。”

在铁道医院，她看到很多尸体。她悲伤至极，感觉像是走在一场梦魇里。

日后成为知名华裔作家的严歌苓12岁参军，曾是一名跳红色芭蕾舞的文艺兵。十余年“人民子弟兵经历让她无法想象，“怎么一下子这个枪口 就可以调转过来呢？”

天安门大屠杀后，前美国之音记者裴新从北京发回诸多报道，其中最为震撼的一则讲述了一个20岁的学生在武力清场时从广场逃生的经历：

“军队凌晨抵达时，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一名20岁学生对美国之音说，为躲避枪击，他花了近两个小时才爬出广场。他说，一路上他看到数百具尸体。士兵对任何站起来或在动的人开枪。

这名学生说，他看到四名女大学生请求军人不要杀她们。他说，其中一名女性抓住军人的腿，军人的回应是用刺刀刺她。他看到军人向其她三人开枪。”

这些报道被华盛顿美国之音中文部的工作人员翻译成中文，通过电波传送回中国。

“我们晓得我们的听众非常多，而且也晓得在很多大学里面，尤其是在六四的前后，大学把我们的广播放在扩音器上，在校园里面公开地播出，”参与过六四播报的美国之音记者罗大任说。日后他曾出任美国之音普通话组主任。

当年的天安门学生领袖之一沈彤回忆，不仅是学生，老人们也关上门，拉上窗帘偷听国际广播，然后他们围坐在一起，分享自己听到的信息。

《纽约时报》1989年的一篇报道说：“真实的新闻在共产国家传不了多远，至少通过官方渠道。因此当街头挤满示威者时，全中国的人都在收听美国之音。”

这是变革的前夜吗？

35年后，在美国大学校园里，我们邀请人们一同打开这些 “天安门时光胶囊”。他们中有些人亲历了这场运动，有些人当时尚未出生。

“中国政府现在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敌人了，” 1989年六四镇压后，一名年轻的北京女性对美国之音说。

罗胜春感同身受：“从我睁开眼睛看中国开始，中国政府就一直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她说。“它把所有爱国的，想做一些微小改变的人都送进监狱，把所有思想的人都送进监狱。她的丈夫、人权捍卫者丁家喜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被重判，正在中国服刑。

这些录音让邵岚百感交集。她是第一位被香港政府以“国安法”通缉的美国公民。

“过去三十几年来，每年六四前夕都会在香港的维多利亚公园有烛光晚会，可以现在，我作为一个学生倡议者被迫流亡，烛光晚会在香港也是不可能再发生的事。”她说。

《天安门流亡：中国民主抗争的声音》的作者、加拿大籍华裔学者何晓清也说，维园的烛光让人们看到， “有些东西是坦克、机枪、监狱都不能够拿走的”。

何晓清对美国之音说，经常有人问她，35年了，我们为什么还要纪念“六四”？哪怕当年的一些亲历者也说：忘掉过去，向前看。 但是时至今日，天安门母亲依然不能公开悼念她们的孩子，流亡者依然不能回家，中国人当年提出的那些政治诉求还遥不可及。 她本人也被香港政府拒绝入境。

“这不止是我一个人的不幸，是一个时代的悲哀。” 她说。

那么中国还会变好吗？

政治学者吴国光认为，1989年以后，中共建立了一整套维稳体系，把各种可能的大规模抗议扼杀在萌芽中。 但是习近平的个人集权与民众、乃至精英阶层的利益冲突会越来越大，能否长久维持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人权捍卫者丁家喜的妻子罗胜春说，她看不到中国共产党有任何自我改良的可能，只有推翻它才能重建民主、自由。对于中国的未来，她满怀乐观。用她的话说，像她这样原本不关心政治的人，如今都“全身心地投入到推翻这个集权专制的运动里”。

华裔作家严歌苓说，她一点也不悲观，事情坏到一定程度，走向荒诞的时候就会有所改善。

“秦二世允许赵高他们指鹿为马的时候，那不就是在变革的前夜了吗？”她说。

网民评论：

Biao9919 发表评论于 2024-06-03 05:31:02

所以美国和西方国家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当年64后，就应该看出共产党的残暴本性，一个可以用坦克镇压自己人民的国家，和现在伊朗政府一样。但共产党善于伪装，所以美国和西方被骗了，之后居然全面开放和中国的经济关系。

当年64后就应该像现在对付伊朗一样，长期断绝和中国的任何政治经济关系。后面中共也不会有机会祸害全世界，造出全球死亡几千万的武汉病毒，然后全球传播。

现在美国养虎为患，自己被咬了，才觉出疼。愚蠢短视的下场。

llq中美18 发表评论于 2024-06-03 04:50:00

正如文章所说，不仅学生，老人也听海外广播。现在谁还听？不错，中国确实还有很多让人痛心的地方，但新疆种族灭绝的话，谁信？因为新疆维吾尔族的人在各地横着膀子走路，他们怎么不怕被宗族灭绝？

Chuwu 发表评论于 2024-06-03 04:13:12

京华人 发表评论于 2024-06-02 17:51:43ca_lowhand 发表评论于 2024-06-02 16:59:00

木樨地绝对杀了许多人，亲眼见到木樨地公交车站旁建筑水泥墙上密密麻麻弹坑。

谢选骏指出：六四的鲜血没有白流，屠杀的冲击波仅仅几个月，就冲垮了一个个东欧共产党政权，两年之后，共党老巢苏联也宣告瓦解——世界历史揭开新的一页！

我们铭记1989年六四屠杀牺牲者们的历史奉献——

1、瓦解了国际共产主义阵营、改变了世界格局

2、迫使中囶共产党韬光养晦、向自由经济转型

3、……

4、……

5、……

6、……

7、……

8、……

9、……

（另起一页）

书名

硅基时代第七卷

Silicon-based Era Volume 7

历史的伤口

Wounds of History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Lulu Press, Inc.

3101 Hillsborough

St.Raleigh, NC 27607—5436 USA

免费电话1—888—265—2129

国际统一书号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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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7月第一版

July 2024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307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307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