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和左派都会通向奴役之路
Both the Right and the Left Lead to Serfdom
2024年3月第一版
March 2024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279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279卷
（另起一页）
内容提要
右派和左派都会通向奴役之路——只要个人大权在握，魔鬼就会附体上身了！
有人要想独步天下，还要联合全世界的资产者，共同搜刮各国人民。2024年的今天“美国右转”的同时，“中囶左转”了——一左一右的两者，来回旋转对舞，使得双方眼花缭乱，再也无法看清对方……冲突的风险大大提升。但我相信，在权力的诱惑面前，左派右派都是意识形态的伪装——都会通向奴役之路！
Executive summary
Both the right and the left are on the road to slavery - as long as one person has power, the devil will take possession of him!
If some people want to dominate the world, they must unite the capitalists all over the world and jointly plunder the people of all countries. Today in 2024, when "the United States turns right", China "turns left" - one on the left and one on the right, spinning and dancing back and forth, making both sides dazzled and unable to see each other clearly... The risk of conflict is great. promote. But I believe that in the face of the temptation of power, both the left and the right are just disguises - and they will all lead to sla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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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本】
【通往奴役之路】
【第二本】
【右派国家：美国的保守势力】
【第三本】
【石油战争】
（另起一页）
【导论 阿克顿勋爵有两个爹所以人格分裂】
《格特鲁德·希梅尔法伯：阿克顿勋爵的生平与学说》（2010-01-24 格特鲁德·希梅尔法伯）报道：
当阿克顿勋爵于1902年辞世时，他的名字并不为一般公众所熟知。新学子们也许知道，他是他那个时代最博学的人士之一、剑桥大学史学教授、大部头《剑桥近代史》的主编。还有些人也许记得多年以前他可能被天主教会革除教籍的传闻，或较为愉快地想起有关他在哈登拜会格莱斯通先生或在温莎城堡陪侍女王的报道。有关的回忆杂七杂八，各色各样，大概正可证实阿克顿本人的感觉，即他的一生碌碌无为。
阿克顿如果依然在世，想必他更乐于接受自己现在的名声。他的格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已广为人知，并成为每天报纸上的社论主题，而且他被尊为自由主义预言家和史学大师，闻此当会令他感到欣慰。即使他不能断言自己的一生特别出众，他也可以断言，他已凸显了自己最为珍视的两种观念——自由和道德。
如今，阿克顿已获得了一个次要预言家的地位，然而再现他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一生却不是件易事。他的思想不仅超越了孕育它们的时代，而且他的生平细节和背景，也常常与那个时代常见的画面不相协调。由于和不同的国籍与贵族世系相联系，他最大程度地超越了19世纪中叶在英国似乎根深蒂固的岛民心态乃至狭隘意识。
约翰·爱默里克·爱德华·达尔伯格·阿克顿，1834年生于那不勒斯。据记载，他的父系祖先早在14世纪初就占有位于什罗浦郡的奥得汉姆家族领地。18世纪，这个家族中具有冒险精神的较年轻的一支，转而效忠法国，继而效忠意大利。阿克顿的祖父，即约翰·阿克顿爵士，博得了那不勒斯女王的宠爱，从冒险者一变而为那不勒斯的首相。由于家族中较老的一支于1791年绝嗣，约翰爵士得以继承准男爵爵位和领地。他的43年后出生的孙子，不赞成祖父这种有违成规的经历和生涯——其中包括作为巴勒莫恐怖统治的头目的一段时期——并拒绝继承他应当从这笔意大利财富中得到的钱财。
阿克顿的母系祖先更为可敬，对他的性情影响也更大。达尔伯格家族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统治下的首批贵族，甚至自称有着基督耶稣一位亲戚的后代这种不易证实的尊荣。如同阿克顿家族一样，达尔伯格家族不断改变着国籍，和帝国共享着颠簸的命运。据说，若有人想写一篇有关国籍和住所的论文，可以拿达尔伯格公爵一家频繁的迁移和地位变化作为素材。最后，达尔伯格家族在王政复辟时代(the Restoration)投靠了法国，成为受封贵族。家族庄园继续维持在莱茵地区的黑恩斯海姆。
阿克顿之父，理查德爵士早年即逝。家族因其继父而获得另一个显赫的姓氏：利弗森勋爵，即后来的格兰维尔伯爵第二。利弗森·高尔斯家族在辉格党的贵族阶层及英国外交和政界中一直声名赫赫。阿克顿的继父接续传统，担任过约翰·罗素勋爵和威廉·格莱斯通的自由党内阁的外交大臣。阿克顿的世界主义情怀不只是个信条或修养的问题，而是他整个生命的本质。他早年是在那不勒斯、巴黎、黑恩斯海姆、奥得汉姆、伦敦等处的家族住宅中度过。他不久即可用几乎同样流利的意大利语、法语、德语和英语交谈和写作。后来，他在餐桌边使用几种语言，以方便和全家人之间的交流：他用英语和孩子交谈，用德语和巴伐利亚出生的妻子(阿克·瓦利伯爵的女儿、阿克顿的表亲)交谈，用法语和弟媳交谈，用意大利语和岳母交谈。
达尔伯格家族，如同绝大多数巴伐利亚贵族一样，一直是天主教徒。阿克顿一家在18世纪也改宗天主教。阿克顿夫人和利弗森勋爵的婚姻协议中有一条即是，她的儿子应在她的信仰下抚养成长。继父的英国圣公会信仰，似乎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影响阿克顿童年时代虔诚和正统的天主教观念，尽管对于他进入英国伟大的清教徒家庭不无重要意义。
实际上，他所受到的教育，突出反映着19世纪后半期天主教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学派。在巴黎，他曾短期师从杜庞卢；长期就读于威斯曼主教任校长的英国奥斯科特天主教学院；在慕尼黑，他在杜林格的指导下，完成了相当于大学水平的教育。杜庞卢曾一度卷入天主教在近代的一次最有意义的尝试，力求重新论述教会和国家的关系以满足政治自由主义的要求。威斯曼是一场新的教会运动即教皇至上论的精神领袖，这一运动直接针对自由国家，意在恢复教会的一些已沉寂的权威。杜林格是位杰出的学者和自由派人士，鄙视威斯曼所支持的原则，曾带头反对庇护九世所主张的教皇权利并因此失去了教籍。
阿克顿于1850年到达慕尼黑。这是个重要的日子，因为杜林格影响了他此后的一生。正是杜林格，用自己对求识和学问的尊敬鼓舞了他，这种尊敬后来使师徒两人一起，陷入了同教会里一些势力的冲突，他们自称拥有审查学术发现并决定是否把它们公之于众的权利。学术自治的原则，即杜林格教诲的关键所在，是阿克顿全部政治自由主义哲学的核心。
据说，阿克顿认识每一个值得认识的人，读过一切值得一读的东西，这两种优秀品质，即是从此时开始。他饱览史学、哲学、文学和神学方面的书籍，开始搜集藏书，后来数量变得极为可观。他周游各地，曾和杜林格一起在欧洲大陆做假期旅行，在亲戚埃尔斯米尔伯爵的陪伴下访问美国，1856年作为格兰维尔勋爵的秘书随访俄罗斯。他同英国、欧洲大陆甚至美国的几乎每一位重要的神学家、史学家和天主教平信徒，以及很多著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都建立了私交。他不仅生为社会中贵族阶层的一员，而且很早就在知识、宗教和政治精英中间获得了类似的地位。
1859年，阿克顿25岁时，担任了英国天主教杂志《漫谈者》(Rambler)的主编，他热情有余但谨慎不足地倡导国人迈上真正的求知之途(惟有德国人所掌握的那种求知方式)，并且启发他们了解自己真正的政治志趣。天主教会的某些权威人物早已被《漫谈者》所激怒，认为它的态度不够恭敬。就在阿克顿加入该刊物之前，英国最著名的改宗者约翰·亨利·纽曼作为主编，一直在为安抚教会人士做着徒劳的努力。在阿克顿的主持之下，几乎每一期都借机强调这样一种道德观：信仰与知识、宗教与科学应当和睦相处，不要相互畏惧；教会的世俗利益不应同其终极目的混为一谈；教会当局必须克制自己，不要去否认令自己不快的历史事实，或掩盖有可能使不信教者感到高兴的科学发现;科学真理只能维护真正的信仰。
1862年，杂志由双月刊改为季刊，刊名也变更为《国内外评论》(The Home and Foreign Review)，以下简称评论)。然而它的风格依然未变，首期即招致威斯曼的责难。如“圣经考据”、达尔文主义、对教会史和当时天主教政府的直率批评等话题，《评论》都大胆刊载。英国的越山主义者，特别是枢机主教威斯曼、主教曼宁、W.G.沃德，自然把它视为对他们的权威和教义的威胁。用曼宁的话说，他们的使命就是要铲除“英国天主教徒中反罗马和反教皇的精神”。而《评论》却似乎致力于弘扬这种他们希望消除的精神。阿克顿本人将《评论》和教会之间的冲突看作意大利和德意志为争夺英国灵魂的支配权而展开的斗争——意大利代表妄将自身意志混同于上帝意志的教会组织，德意志代表学识和真理的纯正精神。
在1863年慕尼黑天主教大会上，杜林格呼吁教会停止对历史批判抱有敌意。教皇对此的回答就是给慕尼黑大主教发出一份通谕，宣称天主教作家的观点应和罗马保持一致。曾热情报道过杜林格发言的《评论》不能再无视教会的责难。刊载于1864年4月份《评论》中的《与罗马的冲突》一文，宣布了阿克顿的停刊决定。他虽不改变观点，但也不再继续挑战教会。同年，庇护九世发表了著名的邪说汇编(Syllabus of Errors)，历数自由主义所散布的“异端邪说”，所列举的其中最后一条，读起来就像阿克顿原则的一个宣言：“罗马教皇能够而且应当使自己与进步、自由主义和近代文明协调一致，并赞同之。”
这期间，格兰维尔勋爵曾试图把阿克顿引入自由党的政治主流。1859年，他为阿克顿获得了一个爱尔兰自治市(即喀罗)的议会席位。阿克顿在他的平民院公开演说中，集中讨论了有关天主教事务的三个问题。喀罗的选民对此反应冷淡，没有再次提名他。然而在1865年，他代表一个英国自治市(即奥得汉姆附近的布里奇诺斯)而当选。这一席位仅保持到第二年初的一次重新计票。三年之后，他再次成为布里奇诺斯的一名不成功的代表。次年，在格莱斯通的举荐下，他受封为男爵，成为贵族院成员。同时，与罗马的冲突也变得强烈而重要。自由派天主教徒所发出的思想自由的呼吁，最初与英国越山主义者的纲领，继而与教皇的意志发生冲突。教皇庇护九世自认为上帝永无谬误的代理人，这一点久为人知，同时有迹象表明，他试图召开一次公会议来批准“永无谬误”的信条。1854年他就宣布了“圣母贞女受孕”的信条，而且因为自视在圣母玛丽亚的特别庇佑之下，他认为有必要宣布自己也永无谬误。这个动机也可能是意在补偿即将发生的实际权威的丧失，因为新生的意大利国民政府准备剥夺他在意大利的世俗权力。
1869年12月，继三个多世纪前的特兰托公会议之后，第一届普世宗教大会在罗马召开。当1867年初次宣布要召开大会时，阿克顿、杜林格和其他自由派天主教徒尽管信心不足，但普遍希望它将是一次真正的改革会议。他们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可以擦去特兰托公会议给天主教打上的——如阿克顿所言——“不宽容时代的烙印”，可以通过把集中在罗马的许多权力分散给主教与平信徒，对教会组织加以改革。然而事实证明，罗马教廷并无悔意;它拒绝改革，甚至咄咄逼人地提出了比特兰托公会议还要极端的权利要求。
阿克顿在1869年10月份的《北不列颠评论》 (The NorthBritish Review)上公开表明他的立场，他评论了不久前出版的一本德文书《教皇和公会议》。此书作者笔名雅努斯，但不久即被确认是杜林格。该书及阿克顿文章的观点是，基督教的神父们认为教皇是会犯错误的，·并断定教义问题仅可由教会的公会议解决。阿克顿进一步说，如果永无谬误说得到普遍的坚持，那是因为“神父们的天主教教义向现代教皇的天主教教义的过渡，是利用故意的谬误完成的。用以支持永无谬误说的整个传统结构、法律和教义，以及教皇们的实际专制制度，都是建立在欺骗的基础上。”
除了会议的最后六周外，阿克顿一直呆在罗马。会议持续到1870年7月，这使教皇感到不快，因为他期待大会用热烈欢呼的方式迅速做出决定。虽然普遍认为杜林格是反对派的先锋，但是整个这段时间他一直呆在德国。人们相信阿克顿是见诸报端的很多消息的来源，并且当反对永无谬误说的主教们不久被称为“少数派”时，他被认为是它的组织者。尽管人们不太清楚阿克顿是否曾力劝格莱斯通呼吁欧洲各国签署一份反对未来教令的共同抗议书，但是阿克顿一直与格莱斯通保持着书信联系，谴责会议的活动，并不是什么秘密。同时，署名“奎里努斯”的一系列来信刊载在《奥格斯堡汇报》(Augsburger Allgemeine Zeaung)上，揭露了大会中最秘密会议的内情。人们怀疑作者是杜林格，阿克顿则是为他通风报信的人之一，今天这一怀疑似乎已有可靠的根据。
“奎里努斯”来信对罗马为贯彻其意志所采用的手段，做了引人入胜的研究。这些来信以日常的个人观察为依据，为研究教会的权力制度与社会学形式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资料来源，这种权力在宗教的幌子下为所欲为。正如阿克顿所乐于指出的那样，绝对专制的伎俩天下皆同，这个断言为这些信件所充分证实。它们谴责教皇及其仆从毫不迟疑地向大会施加最露骨又最微妙的压力：主教们受到监禁的威胁，在某些情况下处心积虑地对他们施以肉体痛苦；他们被告知，抵制教皇永无谬误的信条即是对圣灵的亵渎;教皇的全部特权——主教叙任权、某些特别权利、祝祷权以及特免权——皆被用于作战，十五顶空缺枢机主教的“乌纱”，在许多较为犹豫不决的头上晃来晃去。十分之九的主教因为不能自如地说拉丁语而被迫沉默，其余的人则是因为选择了一个传声效果极糟的大厅而难以表达意见，但是这一大厅却为教皇攫取帝王般的权力提供了条件。会议过程和整体程序，操纵在由教皇本人任命的委员会之手。禁止20名以上的主教聚会，命令严守秘密，但是曼宁和其他三个永无谬误论者除外，他们享有某些特别的教皇豁免权，可向选定的亲信透露适当的消息。在沉闷阴郁的气氛中，到处充斥着阴谋诡计。
1870年7月，教令正式颁布：教皇依其权威独自决定有关信仰和道德的任何教义时，永无谬误。在经受许多良心折磨后，大多数少数派主教服从了教令。包括杜林格在内的另一些拒绝服从的人被革除教籍。他们建立了旧公会(Old Catholic Churches)。阿克顿作为平信徒，不必自动要求自己服从教令。8月份，他发表了致一位屈服的少数派主教的公开信，谴责他没有坚守原则。10月份，他为《北不列颠评论》写了一篇论述会议的文章，以最激烈的言辞重申他的批评。直到1871年春季，他的文章《教皇和公会议》才被他译成德文发表。然而，当旧公会在同年9月成立时，阿克顿却没有加入。
阿克顿在自己的一篇私人笔记中解释说，杜林格将革除教籍视为“解脱”，因为他坚信谁都不应主动脱离罗马教会。阿克顿对此颇有同感，他批评法国史学家欧仁·米绍说：“还没等大主教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他就自行了结了。”他认为，此时主动脱离教会，等于默认了新教义之前数百年中罗马的行为，因为这种行动等于假定，在永无谬误教令宣布之前，罗马并未受到异端邪说的玷污。
两年后，阿克顿有机会再次运用这个论点，不过是在另一次争论中。格莱斯通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攻击梵蒂冈的教令改变了英国天主教徒的地位。他认为，他们在1826年就获得了解放，因为他们承认自己是王国的忠实臣民，而现在却不得不转而首先效忠于罗马。在致《泰晤士报》的一封信中，阿克顿回应说，教令实际上没有赋予教皇地位比它通常所要求的更大的世俗权力，过去使这些要求无效的实际条件依然存在——换言之， “7月之前”的教会不比“7月之后”的教会更好。《泰晤士报》的一段社论把他说成是拿着教令不当回事的人。大主教曼宁随即发难，要求阿克顿解释教令，并保证没有异端的意图。阿克顿回答说，他既无个人解释，也没有异端的打算，而且他认为自己既无义务也无资格介入神学讨论。但这并没有平息曼宁的不满，尽管阿克顿本人坚持正统，使他所在教区的主教感到满意。曼宁恼羞成怒，以将事端诉诸罗马相威胁，但是结果不了了之。有人推测说，阿克顿是位非常重要的平信徒，罗马不愿舍弃他，而且革除他的教籍，会使教会的批评者抓住把柄。 教会不愿责难阿克顿是可以理解的;不好理解的是阿克顿对教会的服从。关键的事实似乎是，阿克顿是个虔诚且身体力行的天主教徒，对他而言，脱离教会将是极其痛苦的。此外，作为他这种宗教本能的支柱，他可以利用两条原则来认可自己的异见和服从：一是区分暂时的易错的教会组织和永恒的正确的教会的原则，二是从杜林格和纽曼那里接受下来的发展的原则，坚信既然组织与教义在时间进程中发生着变化和进步，一切不道德和非基督的东西终将消失。他也可以从这种想法中获得安慰：一个平信徒的服从不同于神职人员的服从。例如，作为一名教士，杜林格如果表示服从，就不得不传布他认为是虚假的不道德的教义，因此有败坏他人灵魂之虞；而阿克顿只对自己的灵魂负责。他本人应当就深思熟虑的个人决定有最后的发言权。他在一则笔记中简略地解释说：“我不能为公会议或它的决定辩护；然而我总是承认教会对二者的接受可以弥补其缺陷。这是一种纯粹的服从行为，其根据并不在于我放弃了反对教令的打算。”
尽管他继续反对他所谓的教会组织的罪行，但高潮已经过去。他投身于阅读和研究，并计划他的杰作即《自由史》的写作。他认为这是一部过去从未有人写过的最伟大的著作。两篇论文《古代自由史》和《基督教自由史》在1877年作为演讲发表，它们可以视为随后的里程碑式研究的序幕。数百册笔记、精心收集的手稿以及他的藏书中上千卷批注过的书籍，都证明了他倾注于这项工作的关切、奉献与想像。然而，早在1880年他就开始怀疑，他这项毕生的著作有可能无法完成。玛丽·格莱斯通(即后来的玛丽·德鲁夫人)使他注意到亨利·詹姆斯的一篇小说《未来的圣母像》，描写一个艺术家用一生的时间设想他将要创作的一幅巨画的画面；他死后，人们走进他的工作室时，发现画架上的画布空空如也。阿克顿随即称他的《自由史》为“未来的圣母像”。
许多人推测过阿克顿明显不多产的原因。一种说法是，《自由史》势必招致教皇的非难，这种认识使他放弃了计划。然而，他已刊行的论文并没有屈服于教会的偏见，足以在《禁书目录》(the Index)中占据一席之地。另一种说法是，他认为法国大革命的真相仍不明朗，若没有对其重要事件之一做出评价，《自由史》便无法构造起来。然而，《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演说集》却表明他有相当的自信，在这个主题上并无多大顾虑。一个更为流行和更令人满意的解释，则是以他的雄心壮志过于宏大为根据。因为，即使有人饱览了阿克顿认为相关的大量思想和事实，他也难以驾驭它们。阿克顿曾谈及杜林格，“他因博学而无法写作。”这一评价也许同样可以作为他自己的墓志铭。博学并非惟一的困难。把全部历史、哲学、神学、法律——简言之，文化的全部内容——都纳人自己的研究范围，再进一步为自己装备上最严格的历史学方法，这难免地会引起沮丧。阿克顿对杜林格——事实上，杜氏确曾创作出一些扎实的著作——的另一个评价也很说明问题：“资料不完备他不会动笔，然而对他而言，资料总是不完备。”
杜林格本人虽然无意，却在相当程度上促成了阿克顿迟疑不决的写作态度。在与罗马的所有早期冲突中，他都是阿克顿的支持者和盟友，在梵蒂冈会议的问题上持坚定的立场，结果被剥夺了教籍。行为似乎并非如此不可妥协的阿克顿，却很快感到杜林格的道德原则是不严谨的。阿克顿批评说，他已放松了道德的要求：他为掩饰某些罪行提供辩解，谈论可以理解的时间和地点的压力，没有充分意识到道德问题的紧迫性。这种指责无论在语气还是内容上无疑都是过份的。考虑到可能是导致两人疏远的第一个重大事件的背景，这种指责更值得注意——杜林格为一篇论述杜庞卢之死的文章作序，该序以一种大度的精神纪念一个反对者。杜庞卢就像法国的其他“自由派天主教徒”一样，早年便背叛了自己的大部分自由主义原则，既支持1864年《邪说汇编》，也支持永无谬误教令(尽管他认为它的宣布是不合时宜的)。阿克顿认为他是个教皇至上论者，因而是“一个常见的流氓和骗子”，并且他认为任何容忍教皇至上论的人——现在他把杜林格也视为这种人——都会被牵涉进这种论调的罪恶。在一封悲怆的信件，一份保存于他的手稿中的草稿中，他描述了当意识到杜林格的变节以及自己严重的孤独地位时他本人的绝望感受。他说，和其他任何人相比，杜林格处在一个更好的立场上赞赏他的道德理想，假如他都不能赞同这些道德理想，大概就没有人会赞同它们了：
我在自己的基本道德立场上是绝对孤立的，因此我无能为力。……用应者无几招人反感的文章去行善，让我的观点产生影响，其可能性是如此之小，因此我没有权利牺牲自己的安宁和教育孩予的责任。我与其把时间用于一场无望的战争，还不如干点别的。我的生命过去被虚掷得越多，现在就越有必要转变，更好地利用余下的时光。
在杜林格的态度中看到劣迹也许不易，但是忽视阿克顿的失望却是不可能的。这种分歧对于杜林格来说令人惋惜，对于阿克顿来说，却几乎是一种神经质的焦虑和不安。它并不是一种有利于《自由史》写作的情绪。
1879年之后，阿克顿在伦敦、巴伐利亚和里维埃拉度过了他的大部分时光，当他需要读书时，就到奥得汉姆去取。他与格莱斯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对自由党的政治活动也饶有兴趣。1873年，他曾被认真考虑担任驻德大使一职。从1878年一1885年，尽管没有发表过一个字，但他作为历史学家的名声却在增长。1885年，一篇论述乔治·埃利奥特的论文发表在《19世纪》(Nineteenth Century)上，次年他成为帮助创办《英国历史评论》(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的一个小团体中的一员。学者的惯常荣誉也开始光顾于他：1873年慕尼黑大学授予他荣誉哲学博士学位，三年后，他被选举为慕尼黑皇家研究院的院士；1888年他接受剑桥大学的荣誉法学博士学位，1889年接受牛津大学民法学博士学位；1890年，他被选举为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的名誉研究员，只有格莱斯通和他得以分享这一殊荣。
阿克顿的一生有许多趣事，其中之一便是1892年他被任命为维多利亚女王的侍卫官，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这是一个颇为奇特的官职。实际上，他的职责既不沉重也不令人生厌；他可以收集新的藏书和宫庭文献，同一些他十分熟悉的人相处。三年后，首相罗斯伯里勋爵推荐他填补剑桥大学钦定历史学教授一职的空缺，并向女王保证说，这一职务不会影响阿克顿担任女王陛下的王室工作。这件事也有点讽刺意味：促成这一任命的是罗斯伯里，而不是阿克顿终生的莫逆之交格莱斯通，此外，欢迎他来当教授的大学，竟是曾经拒绝他人校当学生的剑桥。这一任命让公众和剑桥都感到惊讶，克莱顿称他是一匹“黑马”。
阿克顿遗憾地意识到，钦定教授一职与其说是个研究职位，倒更像是个公开的讲坛。1895年6月发表的就职演说《论历史研究》，具有他的全部作品中一贯的凝炼、简洁的风格，充满了许多无法确认的人名和文献，阐述观点言简意赅，又蕴含着丰富的涵意和暗示。有些听众欢迎它，认为它是成熟而深思熟虑的产物。《星期六评论》却说，它不过是一种“思维游戏”，充斥着“自负而混乱的奇谈怪论”和笨拙的“巴达维亚式胡言乱语”。随后的一些演说，即有关近代史和法国大革命的一组演说，发表于1895年到1901年间。至少是参照了批评者的意见，阿克顿改弦易辙。这些讲演除了他的犀利而精彩的句式，并偶尔失之过简和更坚定地强调自己的观点之外，同一些为本科生所做的讲演并无多大差别。虽然如此，他对听众的智力还是提出了不同寻常的要求。这大概博得了一群女士的欢心，她们为他的名望和社会地位所吸引，是他的忠实的听众。
阿诺德·汤因比，一位对阿克顿的种种写作禁忌无一认同的历史学家，认为阿克顿是时代精神的一个奇特的牺牲品。工业主义不停地逼迫人们发掘新资料并相信劳动分工，它的窒息性影响使一个自由史的研究者手足无措，使“近代西方历史学家中最伟大的头脑之一”，变成了一名才华虚掷的编年史编辑。《剑桥近代史》是根据剑桥大学委员会的要求，由阿克顿策划和编辑的，从1896年到他最后病倒，它一直受到广泛的批评。一些人反对出版一部由专门研究者就每一问题作出定论的世界史，给它起了个“阿克顿勋爵之通谕”的雅号。另一些人则批评说，专门研究者并不多么专业，史实上存在一些错误，体系也有缺陷。阿克顿是不是因为对继续独自从事任何重要工作已不抱希望，才承担起了这项计划的编辑工作，或者他是把这项工作看作与钦定教授一职相关的义务，这些都难以确定。总之，他为此投入了大量的脑力和时间。但不管毁誉如何，都不能说已经完成的著作要由他独自承担全部责任。1901年4月他病倒了，不久后便辞去职务。当时只有第一卷的一部分已经发排。直到1902年秋天，即阿克顿辞世四个月后，该卷才问世。他曾打算撰写第一章“中世纪的遗产”，但是编辑及教学工作几乎没有给写作留下时间，因此已出版的著作中并没有这一章。十二卷的标题和一般性主题是由阿克顿拟定的，但后来的章节并不全都符合原初的计划，作者也数易其人。
当阿克顿在1902年去世时，他身后留下了一批论文、数量可观的藏书(现藏剑桥大学图书馆北侧书库)、大量的笔记、抄本、讲演稿、短文、书信以及个人思考的记录，他希望另一些人在撰写他未能写成的历史著作时，这些记录也许对他们有所帮助。非常尊敬他的约翰·莫利(John Morley)，认为他是个“不解之谜”。当然，后人如果仅靠他的著作和他的同代人偶尔的评价来认识他，必会承认他令人困惑。他并不是个被大量事实所吓倒，以致不能作出判断的学者;相反，他既善于组织事实，又善于做出判断。即使他的论文细节过多，但其中也有大量最佳作品。他能够自信地指出，某人是自提多以来犹太人母亲所生的最伟大的人物(斯塔尔，德国政治家和哲学家)，毫不犹豫地宣称谁具有“史无前例最丰富的想像力”(阿里奥斯托，文艺复兴时代的诗人)。有人偶然问他： “伦敦何时处于最大的危险之中?”他不假思索地答道：“当富尔敦建议用汽轮将法国军队运过海峡的时候，然而拿破仑拒绝了这项计策。”即使面对最过分的要求，他的想像力也从不退缩。如果他未能发挥天赋，那可能是因为他的意志不像他的想像力那样无畏。阿克顿之谜是个自相矛盾之谜。他的困境是一个历史学家的困境，他把更适合于专门史的方法用于世界史研究;也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困境，他同时信奉自由主义的目的和保守主义的手段;更是一个天主教徒的困境，他献身于包含在一个自由教会中的教义神学的理想。他亲自参与过当时一些最重要的事件，并与一些显赫人物关系密切，他却抱怨自己有严重的孤独和疏离感。他曾致信后来成为《英国历史评论》编辑的曼德尔·克莱顿：
我因为未能使人们对你表示赞同而口出怨言，这令你痛苦，闻此我却感到真正的欣慰。一个人喜欢听别人说他是个历史哲学家。就算我有一种历史哲学，它既无任何秘密可言，与魔鬼的哲学也毫无瓜葛。我想，人们与我意见相左，原因在于他们或是认为自由主义不正确，或是认为天主教不正确，或是认为二者都不正确。倘若我看到有人不在这三者之列，我们想必会成为同道。
然而，使他和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产生隔阂的东西，也许正是他让现代人感到亲切的东西。对于后者来说，得救并不取决于要在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宗教或无神论之间做出抉择，而是取决于调和或超越这些相互冲突的事物。阿克顿希望既把宗教价值注人世俗生活，又把世俗价值注人宗教生活，以此实现这种调和或超越，这就是他的思想之精髓，也是其终极的悖论。他给政治带来了先知的道德热忱，给宗教带来了自由主义政治家的人道关怀;他给这两者同时带来一个真理：权力，不管它是宗教还是世俗的，都是一种堕落的、无耻的和腐败的力量。
正是在这一点上，阿克顿所言在今天有着特别紧迫的涵义。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战争和独裁统治之后，20世纪不可能再沉溺于维多利亚时代对于人类进步和社会重构之可能性的迷信。正如阿克顿所做的那样，它必须从永恒回荡着原罪之声的告解室中，获得警醒与信仰。无论在宗教、政治还是在历史方面，它都必须接受道德判断作为最终的裁决者。
谢选骏指出：阿克顿勋爵的老生常谈之一，说“几乎没有什么发现比那些揭示了观念根源的发现更令人恼怒的了。”——我看这等于拆毁了一座庙。现在我就据此来拆拆阿克顿勋爵的庙——我看他的“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论，其实是在控诉上帝！因为人世间有谁可能拥有绝对的权力呢？阿克顿勋爵以此含沙射影，为他自己背叛天主教而投靠英国人，进行开脱。所以我说，阿克顿勋爵有两个爹，所以人格分裂。
（另起一页）
【第一本】
【通往奴役之路】
【The Road to Serfdom】
【目录】
导言
序言
引言
第01章 被离弃的道路
第02章 伟大的乌托邦
第03章 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
第04章 计划的“不可避免性”
第05章 民主与计划
第06章 计划与法
第07章 经济控制与极权主义
第08章 谁战胜谁
第09章 保障与自由
第10章 为什么最坏者当政
第11章 真理的终结
第12章 纳粹主义的社会主义根源
第13章 我们中间的极权主义者
第14章 物质条件与理想目标
第15章 国际秩序的展望
结论
【F.A.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先生在1944年出版了他的划时代作品《通往奴役之路》，这并非仅仅意味着他的首部畅销书问世。这部著作不仅很快惊动了经济学界，而且很快引发了一场迄今为止仍然令广泛的阶层感兴趣的辩论。它在很大程度上也符合哈耶克的个人兴趣。如果说哈耶克的老师路德维希冯米瑟斯所同属其中的奥地利学派最初追求的是某种如同一种纯粹的——没有经验因素或历史因素也过得去的——经济理论的东西，那么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似乎想至少部分跳出这一狭窄的框框。他自己在后来也曾这样描述过：“我对纯理论有些厌倦。我写作《资本的纯理论》的四个年头里是非常艰苦的。”
《通往奴役之路》唤醒了所有不同流派的知识分子。或者，如同哈耶克后来所说的那样，“它关注一个瞬间，完全针对英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在他们的头脑里似乎有着一种想法，以为国家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而只是某种可憎的东西。于是，我试图对他们说：‘你们和他们一样在走同一条道路’。”
毫无疑问，哈耶克成功地唤醒了这些知识分子。在左派的眼里，哈耶克很快成为头号敌人。当丘吉尔在1946年的竞选讲演中引用了哈耶克的话以对他的工党对手克莱门特·艾德礼的社会主义国有化计划的危险提出警告的时候，左派利用这一点以图搞坏丘吉尔的名声。艾德礼在他的讲演中始终津津有味地强调哈耶克姓名中的“冯”字称呼，以便把对德国的仇视气氛引向丘吉尔。这对哈耶克是不公正的，因为他是一位坚定的亲英人士，国家社会主义的坚决反对者，是本应不容任何怀疑的，更因为他自己从1934年以来就生活在英国并且已经在那里寻求避难。尽管如此，在英国仍有不少的声音在说这些，哈耶克由此被左派打上了敌手的印记，他把丘吉尔“拖下了水”，并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丘吉尔的竞选失败。
尽管本书在很大程度上致力于分析市场经济的衰落，但其大部分篇幅却是集中于一种历史的“时代精神分析”。这一分析不仅是对当时现状的总体描述，而且植根于一种主要针对19世纪面貌的较长距离的历史透视。《通往奴役之路》这一书名本身就已提示，哈耶克把这一历史发展理解为人们在走下坡路。在此，19世纪前年叶以格拉德斯通、科布登和布赖特为代表的英国自由主义的鼎盛时期并不构成下坡路所由开始的高台。即使在自由主义的“核心国”英国，反自由主义的思想现在也成了知识分子的信条，这一事实使得1899年在维也纳出生的哈耶克(1938年作为伦敦经济学院的教授成为英国公民)感到尤其苦恼。
人们偶尔把《通往奴役之路》的意义与乔治奥威尔1984年的伟大的反极权主义空想相媲美。人们也很容易会拿它同卡尔·波普尔晚于它一年出版的著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作对比。毫无疑问，这些比较是有理由的，但是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其区别之处。哈耶克不像奥威尔所做的那样仅仅专注于细致入微地描述极权主义政权。他在从精神方面剖析极权主义思想传统的过程中不像波普尔那样集中于其明显的主要代表人物(如黑格尔和马克思)。哈耶克在更大程度上把那些以较不极端的、但对于时代精神的主流来说更具代表性的方式维护他们的思想观念的思想家置于中心。哈耶克把一些在今天不知名的19世纪人物——如卡尔·洛贝尔图就归属于其中——归入那种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问世之际把几乎整个欧洲拖入暴力之下的极权主义的先驱者之别。哈耶克所追求的目标很快就一目了然。对于他，这不仅仅事关反击极权主义的残暴行径，因为这种显而易见的残暴形式的极权主义向来会被多数正直者所拒绝。他在更大程度上关心的是，揭露那些来自以为有益无害的观念的、隐蔽着的危险。这些观念远为“容易赢得多数”，但因此也远为危险。只要列举几位“作恶者”，也即弗里德里希诺曼和瓦尔特.腊特瑙，就很容易看清这一点。诺曼虽则一时坚定地主张“自由贸易”，但赞成推行一种社会国家取向性很强的、干预主义的经济政策，他被哈耶克称为典型“德国式的、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之结合体”的代表人物——人们从诺曼的几个创作阶段里完全可以发现这样一些蛛丝马迹。腊特瑙到他被谋害为止一直是魏玛共和国左翼自由主义派德意志民主党的最重要的经济政策思想代表人物之一，他被列为更危险的人物。这位经济管理者的政治荣誉开始于他作为战时经济的组织者(哈耶克给了他一个富有诗意的称谓，即“原始独裁者”)，腊特瑙一方面明显表现出在经济政策方面的公司国家及计划经济思想，另一方面还表现出同样明显的对自由主义和共和政治的理解力。真正的危险由此就不言而喻了。哈耶克评价道，“他也许通过自己的作品比其他某个人更多地决定了上次战争期间及随后在德国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人的经济观，而且他的几位最亲密的工作人员应当在后来成为在执行戈林的四年计划的官员当中的骨干。”在今天，显得几乎有些嘲弄意味的是，哈耶克由此就恰好被右翼极端分子谋害的腊特瑙断言，“在较为详尽的国家社会主义思想史中”，腊特瑙有着“一个突出的位置”。但是，哈耶克向他承认，腊特瑙会“不寒而栗而退避三舍，如果他清楚他的极权主义经济政策的后果”。
在对腊特瑙的批评中，可以明显看出哈耶克所指的是哪一方面。虽然各种派别在目标一一如民主或独裁、自由或压迫等——的取舍方面，绝对存在着差别，但是一种要有更多计划经济成分的共识占据着统治地位。因此，哈耶克把他的书献给"所有政党中"的社会主义者，这就不足为奇了。他认为，如果基于人道考虑的社会主义者所追求的目标从根本上看与自由主义者同出一辙，那就没有多大意义了。哈耶克甚至把“多数社会主义者”列入为“坚定地”信仰“自由主义的自由理想”的那一类社会主义者。分歧应当在于那些人的手段和方法——它们是集体主义的，是与个人自由不可调和的。集体主义对于哈耶克来说是占统治地位的时代精神的中心特征，在其面前，所有其它特征都黯然失色。对他来说，社会主义只是“集体主义的一个变种”。事实上，他把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如此等同，以至于一些作者(与《通往奴役之路》这一字面意义相反)表达了怀疑，认为“社会主义”概念才是本来的总括概念。也许哈耶克就要唤起这一印象。在许多后来的著作中，他首先把国家社会主义当作一种社会主义的变种来处理，而不是根据流行的解释按照左右派划分模式把它作为社会主义的对立面来处理。
1979年的一次讲座中，他谈到了一种“‘国家’这一修饰词置于前头的社会主义”。哈耶克由此创立了一个完整的国家社会主义解释学派，他的解释与一种(占据支配地位的)受马克思主义影响较大的解释形成了有意识的对照。
这一解释在(通往奴役之路)出版之时甚至在民主的社会主义者——大概是哈罗德.J.拉斯基，他是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的一位同事，尤其能够恰当地代表受到哈耶克主要批评的那一类型的知识分子——当中尤其得到欢迎。按照这一解释，国家社会主义是一种市民资产阶级的统治形式——就像自由主义那样。由此，国家社会主义只会成为自由主义的一种反常形式，它出现于资产阶级看到他们的统治受到了过分剧烈的社会改革的威胁从而动用暴力确保他们的统治的时候。
这一学派的理论家们难堪地隐而不谈"国家社会主义"概念，因为它(完全在哈耶克的解释意义上)明显包含了"社会主义"属性，是独特的。人们取而代之以"法西斯主义"的概念，尽管在意大利的(更不说是奥地利的)法西斯主义以及国家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区别。试图基于他们(自称)由自己所代表的占有关系而解释政治理论的法西斯主义理论家，必须容忍哈耶克所明确提出的问题：难道没有一种根据个人自由和通过正确选择经济秩序来维护个人自由这种衡量标准所进行的归类更适合那些也为左派所宣扬的“人道主义理想”？
哈耶克的假设本身多么合乎逻辑和有说服力，它们就多么能够适合于对那些误以为完全与自由主义信念一致的"所有政党中"的社会主义者提出挑衅——如果说不是甚至激怒他们的话。本书毕竟由此包含了某种把民主社会主义与斯大林主义以及国家社会主义等同的东西。民主社会主义者反对这种等同处理，这是显而易见的。早在(通往奴役之路)出版后不久，巴巴拉.伍顿以她独特的名为《计划下的自由》的著作成为第一个与哈耶克的著作唱对台戏的人。并非只是这一点表明了哈耶克以其反集体主义的时代批判触痛了时代精神。在出版(通往奴役之路)之前不久，哈耶克成为享有威望的不列颠学会的会员。后来，学会的一位朋友对他说，哈耶克永远也成不了这一机构的会员，如果这部著作早在7月而不是在9月(也就是说在选举之前)问世。
然而，哈耶克详尽地论证了他的这些论点，这些论点的最初效应如同一些令人不能置信的告密状所产生的效应。一即使是一位民主社会主义者也必须在不久后诉诸最初违心的手段，如果他真的想一如既往地实现他的有关一种值得期望的经济秩序的思想。如果没有市场经济所提供的“那种经济自由”，“过去就绝不会有个人和政治自由。”
对于尽管那种自由主义秩序明显忧于那些竞争性的集体主义制度，人们为什么仍然离弃了该秩序这一问题，哈耶克的经济解释是否还有效？尽管这一问题高度重要，哈耶克的解释相当模糊并且停留于单纯的简略暗示。不过，我们不应忘记，《通往奴役之路》不是科学论文，而是作为一部通俗性著作来构思的。哈耶克的解释的出发点是，恰恰是自由主义所带来的巨大的经济成就会给自由主义带来灾难。它具有简直是“自我毁灭”的性质，“在将来很可能被看作这一成就的最有意义和最有深远影响的作用的东西，是人们对于由自己掌握自身命运的新感觉，是人们对可以无止境的改善自己的处境的信念，一种由已实现的东西所唤起的信念。”哈耶克在这里所描述的信念，在很大程度上已是他后来称之为“构成主义”的东西，也就是受到有意识的塑造能力之影响的东西。这一态势得到了强化，因为“由于这些已实现的东西……，人们显然不大愿意满足于容忍尚存的、现在似乎不可忍受的和不必要的弊端”。其后果是：“所实现的被看作一种保险的和不可丧失的占有物，是一劳永逸地获得的。人们只是还对新的权利要求感兴趣，遵循旧的原则似乎妨碍了这些新的权利要求的迅速满足。”
这听起来非常摩登。即使在现在，虽然“社会”福利国家还没有突变为极权主义国家(在这里，哈耶克也许是过于悲观)，但是对于公民们来说，它已成为一种束缚人的和在财政上不堪重负的负担，因此，这一对维护既得利益的思想的批评有着巨大的意义。在(通往奴役之路)最初被左派成功地唾弃以后，最终成为80年代最强有力地启发英国的政策重返市场经济原则的那样一部著作，这就不足为奇了。即使在其它国家，如在美国，哈耶克也成为一种自由主义反思的精神领袖。他也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他获得了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1989年苏联帝国社会主义暴政的终结，也许是在他的人生旅途尽头最值得他欣慰的事情，而且许多东欧国家的知识分子自发地成立了各种"哈耶克俱乐部"和"哈耶克协会"。他们找不到比这更好的镇山之主了。
谢选骏指出：左派和右派，是意识形态的分野；但在政治上，左派和右派的统治都会带来奴役——当权派的意识形态，不论左右，都改变不了当权派的压迫性质。那么，左右之间的中间派或曰自由派呢？我看也是一样的——只要成为了当权派，自由派照样成为压迫者。别说控制了国家、政府这些魔头，就算控制了一个学术机构或是报刊杂志，他们照样为非作歹，显得不可一世。这不就是人性中的原罪吗。
【序言】
当一位社会事务的专业研究者写了一部政治性的书时，他的首要职责就是清楚地在此加以说明。这是一部政治性的书。我不想以社会哲学论文这种更高雅虚妄的名称来称呼它，以此掩饰这一点，尽管我未尝不可以这么做。但是，无论名称如何，根本点仍是我所说的一切源自某些终极价值。我希望在这部书中还适当履行了另一个同样重要的职责：毫不含糊地阐明全部论证所依据的那些终极价值是什么。
然而，有一件事我想在此加以补充。尽管这是一部政治性的书，但我像任何人一样可以肯定，书中所申明的信念，并非取决于我的个人利益。为什么似乎如我所愿的那种社会给我带来的好处，会比给这个国家绝大多数人民带来的好处更大，我无法找出任何理由。其实，我的那些信奉社会主义的同事常常告诉我，作为一位经济学家，在我所反对的那种社会里，我应当占据更为重要的位置——当然，前提是我得让自己接受他们的观点。我觉得同样肯定的是，我之所以反对这些观点，不是因为它们不同于伴我成长的那些观点：既然它们正是我年轻时所坚持的观点，而且正是这些观点使我将经济学研究作为职业。对那些依据流行的时尚在每一个政治主张的申明中寻找利益动机的人来说，或许可以容我附带说一声，我有各种合适的理由不必写作或出版这部书。它必定要冒犯许多我希望与之和睦共处的人们：它也迫使我将我觉得更能胜任并且从长计议我觉得更重要的工作搁置在一边；而且，尤其是，它肯定不利于接受那些更严格的学术工作的结果，而这种学术工作是我倾心向往的。
假如我不顾这些，而把这部书的写作当成我不可逃避的责任，这主要是由于现时代有关未来经济政策问题讨论中的不寻常的和严重的情况所致，这些情况几乎尚未为公众充分地意识到。
实际情况是大多数经济学家多年以来已被战争机器所吸收，并因其官职在身而缄口不言，结果，有关这些问题的公共舆论，在令人吃惊的程度上为外行或怪异者、为居心叵测者或卖狗皮膏药的人所操纵。在这种情况下，一位尚有闲暇从事写作工作的人，难以将忧虑缄藏于心；当前的种种趋势必然在许多人心中引起这种忧虑，只是他们无法公开表达它们罢了——尽管在不同的情况下，我会乐于把有关国家政策问题的讨论，留给那些对这项任务更有权威、更能胜任的人去做。
本书的中心论点最初曾在一篇名为"自由与经济制度"的文章概述过，这篇文章发表于《当代评论》1938年第4期；后来，它被增订重印成为H.D.吉迪恩斯教授为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主编的《公共政策丛刊》(1939年)之一。承蒙上述两种出版物的编辑和发行人的慨允，使我得以引用原文某些段落，在此我谨表谢忱。
1943年12月于剑桥伦敦经济学院
谢选骏指出：作者可能没有发现，“通往奴役之路”，其实隐藏在人性之中——那就是对于命运的顺从与反抗。那接近我在《五色海》中所说的“压制和反制”的互相博弈。例如，当反抗者成功之后，将会继续前进，变成压迫者……而很少停留在“中庸”状态。
【引言】
几乎没有什么发现比那些揭示了观念根源的发现更令人恼怒的了。——阿克顿勋爵
当代种种事件不同于历史之处，在于我们不知道它们会产生什么后果。回溯既往，我们可以评价过去事件的意义，并追溯它们相继导致的后果。但当历史正在进行时，它对我们来说就不是历史。它带领我们进入未知的境域，而我们又难能瞥见前途是什么样子。假如我们能够运用来自先前见闻的全部知识，把同样的事件重新经历一番，情况就会不相同了。对我们来说，事情将会显得多么不一样，我们现在很少注重的变化将会显得多么重要，而且往往是多么令人惊讶啊！人们从未有过这种经验，而且对历史必然遵循的法则毫无所知，也许是一件幸事。
然而，尽管历史本身从来不会完全重演，而且正是因为事态发展并非不可避免，我们才能在某种程序上接受以往的教训，避免相同过程的重复。人们无须成为一位预言家，才能意识到迫在眉睫的危险。经验和利益的偶然结合，往往会向人们揭示出事件中人们还很少了解的方方面面。
以下文字是一种经验的产物，这种经验相当近似于重新经历了一个相同时期——至少也是对一种颇为相似的思想演变过程的再观察。虽然这是一种人们不可能在一个国家获得的经验，但在某种情形之下可以通过长期轮流居住在不同的国家获得。尽管在绝大多数文明国家中思潮所爱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似的，但它们不一定在相同时间或以相同速度发生作用。因此，通过从一个国家迁居到另一个国家，人们有时可以再次观察到类似的精神发展阶段。那时他的感觉就会变得特别灵敏。当人们再次听到他在20年或25年前首次接触到的主张或方策时，它们就有了新的意义，成为一种明确趋势的征兆。它们意味着，事态的发展如果不是必然地、至少也是可能地会经历类似的过程。
现在，有必要说出这句逆耳的真言，即我们有重蹈德国覆辙的危险。确实，这种危险并非就在眼前，而且这个国家的形势与近年年来德国所出现的形势尚相距甚远，以致人们很难相信我们正朝着相同的方向前进。然而，这条道路虽然漫长，但却是一条愈往前走就愈难回返的道路。如果从长远考虑，我们是自己命运的创造者，那么，从短期着眼，我们就是我们所创造的观念的俘虏。我们只有及时认识到这种危险，才能指望去避免它。
这个国家并非与希特勒德国，也就是目前这场战争中的德国有任何相似之处。但是，研究思潮的人们很难对此视而不见，即在上一次战争期间及战后的德国思潮与目前这个国家的思潮之间存在着并非只是表面上的相似性。现今，在这个国家中肯定存在着同样的决断，要把出于防卫目的而建立的国家体制保留下来用于创造。这里，也有着对19世纪自由主义的同样蔑视、同样的伪“现实主义”乃至犬儒主义，对“不可避免的趋势”同样的宿命论的接受。而且，在我们那些最吵吵闹闹的改革家竭力要我们接受的教训中，十有八九是德国人从上次战争中得出并且助长了纳粹制度产生的那些教训。在本书的进程中，我们将有机会表明，尚有一大批其它问题，在15年至25年间，使我们看起来会重蹈德国的覆辙。尽管人们不喜欢回想，但那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政策被进步人士普遍奉为仿效的榜样，正如近年来瑞典已成为进步人士众目所瞩的典范之国一样，这并没过多少年。那些追忆得更久远的人们都知道，至少对上一次战争之前的那一代人，德国思想与德国实践对这个国家的理想和政策产生了多么深刻的影响。
作者的成年生活大约有一半时间是在他的祖国奥地利度过的，与德国精神生活有着密切的接触；另一半时间则是在美国和英国度过的。在这12年中，这个国家现已成为他的家乡；他在此期间日益相信，在德国摧毁了自由的力量，至少有些也在这里作祟，而且这种危险的特征和根源，可能比在德国更少为人认识到。尚未为人认识的最大悲剧是，在德国，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那些有着良好愿望的人，也就是在这个国家被尊奉为楷模的人，如果不是他们创造了的话，至少也准备了这条道路，准备了现在正为他们所憎恨的那些势力。而我们要避免相同命运的机遇，有赖于我们能否正视危险而且准备修正那怕最为我们所珍视的希望和抱负，一旦他们被证明是危险的根源的话。不过现在还很难看出来，我们有向自己承认可能犯了错误的精神勇气。还很少有人愿意承认，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兴起并不是对于前一时期社会主义趋势的一种反动，而是那些趋势的必然结果。甚至当共产主义俄国和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内部制度许多令人憎恶特点的相似性已广泛为人承认的时候，大多数人还不愿意看到这个真理。结果，自以为与纳粹主义的荒谬绝伦有天壤之别并真心诚意地憎恶其一切表现的人们，却同时在为一些实现起来就要直接导致可憎的暴政的理想服务。
对不同国家中各种发展的一切类比当然是不足为凭的，但我的论证主要不是以这些类比为基础的。我也并不认为这些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它们不可避免的话，写这本书就没有意义了。如果人们能及时认识自己的努力会引起的后果的话，他们就能防止这些发展。不过直到最近，使他们看到这种危险的任何尝试还很少有希望获得成功。然而，对整个问题更充分地加以讨论的时机现在似乎成熟了。不仅现在问题已更广泛地为人们认识到，而且还有种种特殊的理由，使我们在此关头必须正视这些问题。
也许有人会说，这不是提出这种意见针锋相对问题的时候。但我们所谈的社会主义不是一个党派问题，我们正讨论的问题也与政党之间争论的问题没什么关系。某些集团可能比另外一些集团较少地需要社会主义，某些集团需要社会主义是出于某一集团的利益，而另外一些集团则是出于另一个集团的利益，这些对我们的问题并没有影响。重要之点在于，如果我们要挑出一些其见解能影响各种发展的人，那么在这个国家中，他们在相当程度上都是社会主义者。如果强调“我们现在都是社会主义者”已不再时髦的话，这仅仅是因为事实再明显不过了。几乎没有人怀疑我们必须要继续向社会主义前进，大多数人试图做的也不过是按照某一阶级或集团的利益改变这个运动的方向而已。
正是因为几乎每个人都这样希望，我们才沿着这个方向前进。没有什么客观事实使它不可避免。我们在后文中必须提到所谓“计划”的不可避免性，主要的问题是这个运动将把我们引向何处。如果那些现在由于他们的深信不疑而赋予这个运动以一种不可抗拒冲力的人们，开始认识到迄今只有少数人所忧虑的事情，那他们就可能会因为恐惧而退缩，放弃半个世纪以来吸引了这么多善良的人去进行的那种追求吗？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信念将把我们引向何处，并不是某一党派的问题，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是一个有着最重大意义的问题。在我们竭尽全力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的理想缔造我们的未来时，我们却在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与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人们还想象得出比这更大的悲剧吗？
还有一个更加迫切的理由，使我们在此时应当认真地努力理解那些已创造了民族社会主义的力量：这将使我们能理解我们的敌人和我们之间重大悠关的争论。不可否认的是，迄今对我们正为之奋斗的明确理想还很少认识。我们知道我们正在为根据自已的观念塑造我们生活的自由而奋斗。这很有份量，但还不够。敌人运用宣传作为其主要武器之一，这种宣传不仅采取了喧嚣的形式，而且更采取了阴险的形式。对这种敌人，仅仅认识这一点还不足以使我们具有抵抗他们所需的坚定信念。当我们必须在敌人所控制的国家或其它地方反对这种宣传时，仅仅认识到这一点便更不够了，在那些地方，这种宣传后果不会随着轴心国的失败而消失。如果我们要向别人表明，我们正为之奋斗的东西值得他们支持的话，仅仅认识这一点是不够的；要它引导我们建立一个能避免旧世界所曾遭到的那种危险的新世界，也是不够的。
英国在战前同独裁者打交道时，同他们的宣传努力和战争目标的讨论一样，表现出目标内在的不可靠性和不明确性，这种情况只能用他们对自己的理想和他们与敌人之间各种不同之处的性质认识上的混乱来解释。这是一个可悲的事实。我们之所以被迷惑，是因为我们拒不相信敌人在表白我们所共有的某些信念时是真诚的，也同样因为我们相信他的某些其它主张是真心实意的。左翼各政党不是和右翼各政党一样，由于相信民族社会主义党是为资本家服务并反对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而上当受骗吗？希特勒体制中有多少特点，不曾从那些最出人意料的方面推荐给我们模仿，而不了解它们是那个体制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并且与我们希望维持的自由社会不相容呢？在战前和战争爆发以来，由于我们不了解我们所面对的敌人而酿成错误的数量是惊人的。好像我们不想去了解那些产生了极权主义发展似的，因为这样一来就会毁掉某些我们决心抱住不放的最心爱的幻想。
在没有了解现在支配德国人那些观念的特征和成长之前，我们与他们打交道是永远不会成功的。那个一再被提出的理论，即德国人本身生来就是邪恶的，是很难站得住脚的，对那些坚持这个理论的人来说也是不可信的。它污辱了为数众多的一系列英国恩想家，他们在过去100年中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德国思想中最好的，而且不只是最好的东西。它忽略了这个事实，当80年前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写作他的第一部伟大论著《(论自由》时，他从两个德国人——歌德和威廉·冯·洪堡——吸取的灵感比任何别人都多；它也忘记了这个事实，民族社会主义的两个最有影响的思想先驱托马斯·卡莱尔和豪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一个是苏格兰人，一个是英格兰人。对那些采用了德国种族主义中最恶劣的特点借以维持自己的看法的人来说，这种观点的粗陋形式也是一种耻辱。问题不在于德国人本身何以是邪恶的，从先天方面看他们或许不比其它民族坏；问题在于确定什么环境使过去70年中某一思潮得以逐步发展并最终取得胜利，并弄清何以这种胜利最终使其中最坏的成分登峰造极。再说，仅仅仇恨德国人的一切，而不仇恨支配德国人的那些特别的观念，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使满足于此的人看不出真正的威胁。恐怕这种态度常常不过是一种逃避主义，其原因在于不愿意认识那些并不限于德国的倾向，也在于不愿重新审查，并在必要时放弃那些从德国接受过来的信念，即我们现在仍和德国人过去那样沉迷于其中的那些信念。仅仅由于德国人特有的邪恶才导致了纳粹体制，这个说法可能会成为一种口实，把不是产生那种邪恶的制度强加于我们头上，因而，它是加倍危险的。
本书将要提出的对德国和意大利发展的解释，和大多数外国观察家以及来自这些国家的大多数流亡者所作的解释，有很大不同。但是，如果本书的解释是正确的话，它也就会说明，一个像大多数流亡者和英美报纸的国外记者那样特有现时流行的社会主义观点的人，为什么几乎不可能从正确的角度来观察那些事件。将民族社会主义仅仅看作是在社会主义进展下其特权和私利受到威胁的人们所推行的一种反动，这个肤浅而又使人误解的看法，很自然地受到所有这样一些人的支持，他们虽然曾在那导致民族社会主义的思想运动中活跃一时，但在发展过程的某一阶段却中止了活动，并且因此和纳粹发生了冲突，被迫离开了本国。但是，就人数而论他们是仅有的重要的纳粹反对派这一事实，只不过说明了，在广义上看，所有德国人几乎都成为社会主义者，而旧有涵义所指的自由主义已为社会主义所排斥。像我们希望加以说明的那样，德国民族社会主义中“右翼”和“左翼”现存的冲突，是敌对的社会主义派别之间常常发生的那种冲突。但是，如果这个解释没错的话，那就意味着许多仍然坚持他们信念的流亡社会主义者，现在虽然怀有最善良的愿望，却正在帮助其寄居的国家走上德国所走过的道路。
我知道，我的许多英国朋友有时会在偶然听到德国流亡者表达出来的半法西斯主义观点时感到震惊，而这些流亡者真诚的社会主义信仰是不容怀疑的。但是，虽然这些英国观察家将这归咎于他们是德国人的缘故，正确的解释则是他们是社会主义者，不过他们的经验已把他们带到远远超出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者所已达到的各个阶段。当然，德国社会主义者在本国曾从普鲁士传统的某些特征中得到极大的支持；普鲁士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渊源，为德国双方都引以为荣，这更加支持了我们的主要观点。但是如果相信产生极权主义的是一种德国特有的因素而不是社会主义因素，那就错了。民族社会主义之所以兴起，是由于社会主义观点的流行，而不是由于德国与意大利和俄国所共有的普鲁士主义——同时，民族社会主义是从群众中兴起，而不是从深受普鲁士传统熏陶并深受其惠的各阶级中兴起的。
谢选骏指出：作者援引阿克顿的老生常谈，说“几乎没有什么发现，比那些揭示了观念根源的发现，更令人恼怒的了。”——我看这等于拆开了一座庙。现在我也来拆拆阿克顿勋爵的庙——我看他的“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论，其实是在控诉上帝！因为人世间有谁可能拥有绝对的权力呢？阿克顿勋爵以此含沙射影，为他自己背叛天主教而投靠英国人，进行开脱。所以我说，阿克顿勋爵因为有了两个爹，所以他的人格特别分裂。
【第一章 被离弃的道路】
一个纲领，其基本命题是，并非追求利润的自由企业制度己在这一代人中失败。——F·D·罗斯福
当文明的进程发生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转折时——即当我们发现自己没有像我们预料的那样持续前进，而是受到我们将其与往昔野蛮时代联想在一起的种种邪恶的威胁时，我们自然要怨天尤人而不自责。我们不是都已根据自己最高明的见解而奋斗，我们当中许多最优秀的头脑不是已为建立一个更美满的世界而不停地工作吗？我们所有的努力和希望不是已经以更多的自由、公正和繁荣为目标吗？如果结果与我们的目标如此地不同，如果我们面对的不是自由和繁荣，而是奴役和苦难，那么，邪恶的势力必定已挫败我们的意图，我们成为了某种邪恶力量的牺牲品，对这些邪恶力量，在我们能继续走上通往美好事物的道路之前，我们一定要加以征服，不就是显而易见的了吗？无论我们在指出罪魁祸首时分歧多大，无论它是不义的资本家，还是某一民族的邪恶精神，是我们前人的愚蠢，还是那个我们曾与之斗争了半个世纪但仍未完全推翻的社会制度——我们大家，至少在最近以前，都肯定了这样一件事：前一代人中为大多数善良的人们所共有的、决定着我们社会生活主要变化的主导观念不会有错。我们准备接受对于我们文明当前危机的任何解释，但除开这一点：世界的现状或许是我们自身真正错误的后果，对我们所珍爱的某些理想的追求，明显地产生了与我们的预期大相径庭的后果。
当我们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争取这次战争胜利结束时，有时难以想到，即使在战前，我们现在正为之而战的价值，在这里已受到威胁，而在别处则已毁灭。虽然现时为生存而交战的敌对各国代表着不同的理想，我们却绝不能忘记这种冲突来自各种观念的斗争，而这些观念不久以前还存在于一个共同的欧洲文明之中；那种最终将创造一种极权主义体制的趋势并不局限于深陷于这种趋势之中的国家。虽然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赢得这场战争，但赢得这场战争只不过使我们获得另一次机会去面对根本问题，并寻求一种途径以避免重蹈类似文明的覆辙。
现在，要不把德国和意大利或俄国看作不同的世界，而把它们看作我们所共享思想发展的结果，还是有些困难的；至少就我们的敌人而言，将他们看作与我们完全不同，在他们那里发生的事不会在我们这里发生，是比较心安理得了。然而，这些国家在极权主义体制兴起以前的那些年的历史所表现的特征，几乎没有我们不熟悉的。外在冲突是欧洲思想转变的后果，在这种转变过程中，别的国家进展得更快，以致于使它们与我们的理想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而我们自身并未置身于这种转变之外。
观念的转变和人类意志的力量使世界形成现在的状况，虽则人们预见不到后果，而且事实中又没有任何自发变化迫使我们这样与我们的思想相适应，这一点对英国人来说特别难以理解，正是因为在这种发展中英国人落后于欧洲大多数民族的缘故，这对他们倒是件幸事。我们仍然把现在正引导人们和在过去的一代人中引导人们的各种理想看作仅能在未来实现的理想，我们也没意识到，近25年中在多大程度上它们不仅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这个国家。直到最近，我们仍然相信我们为那种被含糊地称为19世纪的观念或自由放任的原则所支配。与其它各国相比，并从那些急于加速变革的人们的观点看，这种信念或许有些道理。但是，尽管直到1931年这个国家只是徐徐地遵循其它国家引导的道路，即使在那时，我们已进展得如此之快，以致于只有那些记忆能溯及上次战争之前那个年头的人，才能了解自由世界是什么样子。
然而，这里的人民仍很少觉察的关键问题，不仅是发生在上一代人中变化的程度之巨大，而是它们意味着我们观念和社会秩序演变方向完全改变这一事实。至少在极权主义的魔影变成真正威胁之前的25年中，我们己经日益偏离了作为欧洲文明基础的基本观念。我们怀着如此崇高的希望和雄心走进的这个运动，居然使我们直接面对极权主义的威胁，这对仍然不愿将这两个事实联系在一起的当前的这一代人来说，不管是一次深深的震动。然而，这一发展仅仅证实了我们仍然奉行的自由主义哲学之父辈的警告。我们逐渐放弃了经济事务中的自由，而离开这种自由，就绝不会存在已往的那种个人的和政治的自由。尽管我们受到德·托克维尔和阿克顿勋爵这些伟大的19世纪思想家的警告，即社会主义意味着奴役，但我们仍沿着社会主义方向稳步前进。而现在我们已看到这一种新的奴役形式在我们面前兴起，而我们却把这种警告忘得一干二净，以致我们很难想到这两件事情可能联系在一起。
现代的社会主义趋向，不仅对不久的过去，而且对西方文明的整个演进过程意味着多么鲜明的决裂，如果不仅以19世纪为背景，而且以更长远的历史观点来看，就显然很清楚了。我们正在迅速放弃的不仅是科布登和布赖特、亚当·斯密和休谟、甚至洛克和弥尔顿的观点，而且是在基督教以及希腊人和罗马人奠定的基础上逐渐成长起来的西方文明的显著特点之一。不仅是19世纪和18世纪的自由主义，而且连我们从伊拉斯谟和蒙田，从西塞罗和塔西伦、伯里克利和修昔底德那里继承来的基本的个人主义，都在逐渐被放弃。
纳粹领袖把民族社会主义革命说成是一次反文艺复兴运动，可能不由自主地说了真话。它是毁灭现代人从文艺复兴时代起建立的尤其是个人主义文明的一个决定性步骤。个人主义在今天名声不佳，这个词和利已主义与自私自利联系在一起。但我们所说的与社会主义和一切形式的集体主义相对立的个人主义，与这些东西没有必然的联系。只有在本书的进程中，我们才能逐步搞清这两种对立原则之间的不同。由基督教与古典哲学提供基本原则的个人主义，在文艺复兴时代第一次得到充分发展，此后逐渐成长和发展为我们所了解的西方文明。这种个人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把个人当作人来尊重；就是在他自己的范围内承认他的看法和趣味是至高无上的。纵然这个范围可能被限制得很狭隘；也就是相信人应该发展自已的天赋和爱好。“Freedom”和“liberty”这些字眼儿常常被滥用，以致我们在使用它们表明它们当时所代表的理想时，也颇费踌躇。宽容或许是唯一还能保留这个原则完整意义的字眼儿，这个原则在那个时期整个过程中部处于上升状态，只是在近来才又趋低落，且将随极权主义国家的兴起而彻底消亡。
从一个严格组织起来的等级制度逐渐转变成另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之下，人至少能尝试去创造自己的生活，有机会了解和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这种转变是和商业的发展密切相关的。新的人生观随着商业从意大利北部的商业城市传到西部和北部，通过法国和德国西南部传到低地国家和不列颠诸岛，坚实地扎根于没有受到专制政治势力压抑的地方。在低地国家和不列颠，它长期得到充分的发展，并且第一次有机会自由生长，成为这些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的基础。而正是从那里，在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它再次以充分发展了的形式开始传到西方和东方，传到新大陆，传到欧洲大陆的中部，在那里，毁灭性的战争和政治上的压迫严重地压制了类似发展较早的开端。
在近代欧洲历史的整个时期中，社会发展的总方向，是使个人从他从事日常活动时束缚他的那些习惯和成规的羁绊中解放出来。至于自觉地认识到个人的自发的和不受拘束的努力能够产生一种经济活动的复杂秩序，则只有在这种发展已有某些进展之后才能达到。随后到来的拥护经济自由的有系统的论证，乃是经济活动自由发展的结果，而这又是政治自由的一种无计划的和预见不到的副产品。
个人活力解放的最大结果，可能就是科学的惊人发展，它随着个人自由从意大利向英国和更远的地方进军。人类早期的创造能力并不很差，通过工业技术还处于停滞状态时的许多高度机巧的玩具和其它机械装置，以及那些还没受到限制性管制的工业，如矿业和钟表业的发展，这一点就可以得到证明。但是，只要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被认为对所有人有约束力，即大多数人关于是非曲直的信念能够阻碍个别发明家的道路，少数企图把机械发明更广泛地应用干工业的尝试，尽管其中有些非常先进，仍很快地被压制了，寻求知识的欲望也被窒息了。只是在工业自由打开了自由使用新知识的道路以后，只是在凡是能找别人支持和承担风险的每件事都可尝试以后，而且这种支持还必须是来自不是官方指定的提倡学术的当局，科学才得以迈步前进，并在过去150年中改变了世界的面貌。
如常有的情况那样，对我们文明的性质，敌人往往比多数朋友看得更睛楚：像19世纪的极权主义者奥古斯特·孔德所描述的那样：“西方的长年痼疾，个体对种属的反抗”，实际上是构建我们文明的力量。19世纪对前一世纪的个人主义的增益，仅仅是使所有阶级都意识到自由，把偶然地和拼凑地成长起来的东西加以系统和连续的发展，并将其从英国和荷兰传播到欧洲大陆大部分地区。
这种发展的结果超出所有预料。无论何处，只要除去自由运用人类天才的阻碍，人很快就能满足不断扩大的欲望。虽然标准的提高不久便导致发现社会的最阴暗的污点，而人们不再愿意容忍这些污点，但是或许没有一个阶级没有从普遍进步中获得显著的好处。对于这种惊人的进步，如果我们以现在的标准去衡量的话，那就不会是持平之论，这个标准本身就是这种进步的结果，而现在又使许多缺陷显现出来了。要评价这种进步对那些参与其事的人的意义所在，我们必须得用它开始时人们所抱的希望和心愿去衡量；无疑，它的成功超过了人们最狂热的梦想，到20世纪初西方的劳动者所达到的物质舒适、安定和个人独立的程度，在100年以前似乎是很少可能的。
这一成就在未来可能会出现的最有意义和最深远的影响，是一种对控制他们自己命运力量的新感觉，是那种对于改善自己命运的无限可能性的信心，这些都是已经取得成就在人们中间创造的。随着成功也就发展出雄心——而人们是具有一切权利怀有勃勃雄心的。曾经激励人心的承诺似乎不再足够了，进步的速度太迟缓了；过去曾使这一进展成为可能的那些原则，现在则被视力阻止更快进展的障碍，迫切需要消除掉，而不把它视为保持和发展已经取得成就的条件了。
在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中没有什么东西能使它成为一个静止的教条，也不存在一成不变的一劳永逸的规则。在安排我们的事务时，应该尽可能多地运用自发的社会力量，而尽可能少地借助于强制，这个基本原则能够作千变万化的应用。深思熟虑地创造一种使竞争能尽可能地有益进行的体制，和被动地接受既定的制度，二者之间的差别尤其悬殊。也许对自由主义事业危害最大的，莫过于某些自由主义者单纯从某种经验主义出发的顽固态度，而尤以自由放任原则为甚。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这又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无数的利害关系都能指出某种措施，这会给某些人带来直接的和明显的利益，而它们造成的损害却是远为间接的，而且很难看得到，对于这些利害关系，只有某种一成不变的规则才行之有效。况且既然有利于工业自由的有力假定己经毫无疑间地建立了起来，将其当作毫无例外规则的诱惑力，总是强大得让人无法抗拒。
但是，由于自由主义学说的众多推广者们采取了这种态度，那么，一旦他们的阵地在某些点被突破，就几乎不可避免地立刻全线崩溃。一个以逐渐改善自由社会制度结构为目标的政策，其不可避免的缓慢进展也进一步削弱了这个阵地。这种进展依赖于我们逐步增进对社会力量和最有利于这种力量的适宜的方式起作用条件的理解。由于我们的任务是在于帮助并在必要时补充这些力量的作用，至关重要的前提是要先了解它们。自由主义者对社会的态度，像一个照顾植物的园丁，为了创造最适宜于它成长的条件，必须尽可能了解它们的结构以及这些结构是如何起作用的。
任何有见识者都不应该对这一点表示怀疑，即表达了19世纪经济政策原则的那些粗陋的规则只不过是一个开端，我们尚有许多东西要了解，而且在我们己经走的道路上，仍有极大进步的可能性。但是只有我们越来越能够对我们所必须利用的力量从精神上加以掌握，这种进步才得以实现。有许多明显的任务，如我们对货币制度的管理，垄断的防止和控制，以及其它方面更大量的虽不如此显著但也同样重要的任务有待于着手，在这些方面各国政府无疑都掌握着为善为恶的巨大权力；有各种理由可以这样希望：只要我们更好地了解这些问题，我们终将能够成功地动用这些权力。
虽则导致一般称为“积极”行动的进展必然是缓慢的，而且虽则为了及时的改善，自由主义心得主要凭借于自由所带来的财富的逐渐增长，但是它仍必须经常抵抗威胁这个进展的种种建议。由于自由主义对于某一个人不可能提供多于共同进步中的一份，结果它便被看成是一种“消极”的信条。这种进步越来越被视为理所当然之事，而不再被认为是自由政策的结果。甚至可以这样说，自由主义的衰退，正是它的成功所造成的。由于已经取得成功，人们己经越来越不能容忍还存在着的缺点，这些缺点现在看来是不可忍受的和不必要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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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自由主义政策的迟缓进展日益不能忍耐，由于对那些利用自由主义的用语为反社会特权辩护的人的正当愤懑，以及由于已经取得的物质进步而被认为似乎是有根据无限度的雄心，结果到世纪之交时，对自由主义基本原则的信仰，愈来愈被人放弃。已经取得的成就，被视为永保无虞、万无一失的财产。人们的目光专注于新的需求，这些需求的迅速满足，似乎由于墨守旧的原则而受到阻碍。要继续前进，就不能期望因循那条使往昔的进步得以可能的总的框架中的老路，而只能完全改造社会，这一点已越来越广泛地为人所接受。问题不再是补充和改进现存机制，而是要完全打碎并更换它。而且由于新一代的希望完全集中到全新的东西上，对现存社会职能的关注和了解迅速下降；而对于自由体制的运转方式了解的衰落，我们对依赖于自由体制存在事物的理解也减少了。
这里不是讨论这种看法的改变如何受到以下因素促进的地方：即由于专注于技术问题所产生的思维习惯不如批判地就转变到社会问题上去，而这种思维习惯是自然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思维习惯；以及这些思维习惯是如何同时企图否定与它们的偏见不合的已往的社会研究的成果，而把一些组织的理想强加给不适宜它们的领域中去。我们在这里所要表明的一切，不过是我们的社会态度转变得多么彻底，尽管这种转变是渐渐地而且是几乎觉察不到地一步一步地进行的。在变化过程的每个阶段，那些似乎只在程度上有所不同的东西，已经以其日积月累的影响，造成了旧的自由主义的社会态度相目前研究社会问题的方法之间根本的分歧。这种变化对我们叙述过的那种趋势，最终形成一个彻底的逆转，完全放弃了曾创造了西方文明的个人主义传统。
根据目前占统治地位的见解，问题已不再是如何才能最好地利用自由社会中可以发现的自发力量。实际上，我们已经着手取消那些产生不可预知后果的力量，并对一切社会力量加以集体的和“有意识”的指导，借以达到审慎选择的目标，以此取代那些非人化的无以名状的市场机制。说明这种分歧的最好例子莫过于一本受到广泛赞扬的著作所采取的极端立场，有关这本书中所谓“为自由而计划”的纲领，我们还要不止一次地提到。
(卡尔·曼海毋博士写道：)我们从来不必建立和指导整个自然体系，就像我们今天迫不得已对社会所做的那样，……人类越来越倾向于调节全部社会生活，尽管从来不曾打算创造一个第二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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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思想倾向的转变与思想在空间传播的转向之间的一致性，是很有意义的事情。200多年以来，英国的思想始终是向东传播的。曾在英国实现的自由法则似乎注定要传播全世界。至1870年左右，这些思想的流行或许已扩展到其最东端。从那时起，它开始退却，一套不同的、并不是真正新的而是很旧的思想，开始从东方西进。英国丧失了它在政治和社会领域的思想领导权，而成为思想的输入国。此后60年中德国成为一个中心，从那里，注定要支配20世纪世界的那些思想向东和向西传播。无论是黑格尔还是马克思，李斯特还是施莫勒，桑巴特还是曼海姆，无论是比较激进形式的社会主义还是不那么激进的“组织”或“计划”，德国的思想到处畅通；德国的制度也到处被模仿。尽管绝大部分的新思想，尤其是社会主义，并非起源于德国，但正是在德国它们得到完善，并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和20世纪的最初25年，得到最充分的发展。现在，人们常常忽略了，德国在这一时期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际的发展中起了多么巨大的领导作用；在社会主义成为这个国家的一个严重问题以前的那一代，德国国会中已有一个很大的社会主义政党；并且在不久以前，社会主义学说的发展，几乎完全是在德国和奥地利进行的，以致于今天俄国人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德国人中止的地方进行的；绝大部分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尚未意识到，他们才开始发现的大多数问题，德国社会主义者很早以前已彻底讨论过了。
德国恩想家在这个时期对整个世界在思想上产生的影响，不仅得力于德国的伟大物质进步，甚至更得力于这100年中，德国再度成为共同的欧洲文明的主要的甚至是领导的成员时，德国思想家和科学家所赢得的非凡声誉。但是不久，它就转而支持那些从德国向外传播的与那种文明的基础对立的思想了。德国人自己——至少是他们当中传播这些思想的那些人——是充分了解这种冲突的：对他们来说，从前便是欧洲文明的共同遗产的东西，在纳粹之前便已成为“西方的”文明——这里“西方的”不再像以前那样指亚洲以西，而是指莱因河以西。在此意义上“西方的”就是指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资本主义与个人主义，自由贸易与任何形式的国际主义或对和平的热爱。
但是，尽管数目不断增长的德国人对于那些“浅薄的”西方理想掩饰不住轻蔑，或许正因为这一点，西方的人民仍不断输入德国思想，并被诱骗得相信他们自己以前的信念，只不过是把自私的利益合理化，自由贸易是为了促进英国的利益而创造出来的学说，而且英国人赋予世界的政治理想已陈旧不堪，成为一件可耻的东西。
谢选骏指出：F·D·罗斯福说，“一个纲领，其基本命题是，并非追求利润的自由企业制度已在这一代人中失败。”——我看难怪他是个阴谋家，成功骗到了足够的选民，把自由民主出卖给了斯大林。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1882年1月30日-1945年4月12日） ，简称为FDR，华人称为“小罗斯福”，美国第32任总统(1933-1945)，美国历史上最为厚颜无耻的总统，死在了第四届任期的头三个月。在他身上，明显体现出了“当权派的邪恶”——不论他们的权力来自哪里。
【第二章 伟大的乌托邦】
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F·荷尔德林
社会主义已经取代自由主义成为绝大多数进步人士所坚持的信条，这不只意味着，人们己经忘记了以往伟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们有关集体主义后果的警告。事情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他们相信与这些思想家所作的预言正好相反的东西。令人惊讶的是，同一个社会主义，不仅在早先被公认为是对自由的最严重的威胁，而且从一开始便十分公开地作为对法国大革命的自由主义的反动，却在自由的旗帜下获得普遍的认可。现在难能有人还记得，社会主义从一开始便直截了当地具有独裁主义性质。奠定现代社会主义基础的法国作家们毫不怀疑，他们的种种思想只有通过强有力的独裁政府才能付诸实行。对他们来说，社会主义意味着，它只不过是通过等级制度的路线审慎地改革社会，并强加一种强制性的“精神力量”，以此“终结革命”的一种尝试。论及自由之处，社会主义的奠基者们毫不掩饰他们的意图。自由思想，在他们看来是19世纪社会的罪恶之源，而现代计划者中第一人圣西门甚至预告，对那些不服从他所拟议的计划委员会的人，要“像牲畜一样来对待”。
只是在1848年革命前强大的民主潮流的影响下，社会主义才开始与自由力量联系起来。但新的“民主社会主义”用了很长时间，才改变了做法并消除了其先驱所引起的疑虑。没有人比德·托克维尔更清楚地意识到，民主在本质上是一种个人主义的制度，与社会主义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他在1848年说：)民主扩展个人自由的范围，而社会主义却对其加以限制。民主尽可能地赋予每一个人价值，而社会主义却仅仅使每一个人成为一个工具、一个数字。民主和社会主义除了“平等”一词毫无共同之处。但请注意这个区别：民主在自由之中寻求平等，而社会主义则在约束和奴役之中寻求平等。(1)为了减少这些疑虑，并将一切政治动因中最强烈的动因——渴求自由为己所用，社会主义开始日益利用一种“新自由”的允诺。社会主义的来临将是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它将带来“经济自由”，没有“经济自由”，就“不值得拥有”已经获得的政治自由。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完成长期的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而在这场斗争中，政治自由的取得仅仅是第一步。
将自由一词的意义稍加改变，使这个论点听来似乎应当合情合理，这种意义上的微妙变化是重要的。对政治自由的伟大倡导者们来说，这个词意味的是免于强制的自由，是摆脱了他人专断权力的自由，是从种种束缚中的解放，这些束缚使个人除了对他们隶属的长官唯命是从之外别无选择。然而，所允诺的新自由却是摆脱了必然性的自由，是从环境的强制中的解放，这些环境不可避免地限制了我们所有人的选择余地，尽管对有些人来说选择余地比对别的人更大些。在人们能真正获得自由之前，必须打破“物质匮乏的专制”，解除“经济制度的束缚”。
当然，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不过是权力（1）或财富的代名词。然而，虽则这种新自由的允诺常常与社会主义社会中物质财富大大增加的不负责任的允诺相提并论，但并非出于这种对自然的吝蔷的绝对征服，经济自由便指日可待。这个允诺实际上指的是，不同的人在选择余地上现存的巨大悬殊将被消除。因此，对这种新自由的要求，不过是对平均分配财富旧要求的代名词而已。但这个新名词却给了社会主义者一个与自由主义者共有的代名词，他们对其充分地加以利用。而且虽然这个词为两个集团在不同意义上加以利用，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这点，更少有人自问，所允诺的这两种自由能否真正地结合在一起。
毫无疑问，对更大自由的允诺己经成为社会主义宣传最有效的武器之一，而且，对社会主义将会带来自由的信念是真心实意的。但是，倘若允诺给我们通往自由的道路一旦事实上被证明是一条通往奴役的大路的话，悲剧岂不更惨。勿庸置疑，对更多自由的允诺使越来越多的自由主义者受到引诱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使他们受到蒙蔽不能看到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基本原则之间存在着的冲突，并常常使社会主义者得以僭用旧有的自由党派的名字。社会主义被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奉为自由主义传统的当然继承者，因而，他们不能接受社会主义会导致自由的对立面的看法，是不足为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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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近些年来，对社会主义无法预料后果的旧有恐惧，再一次从意料不到的方方面面表露出来。一个又一个的观察家，尽管在研究他们的题目时期待迥异，但对“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之下许多方面情况的相似性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这个国家和其它地方的“进步人士们”仍在自欺欺人，认为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代表着对立的两个极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自问，这些新的暴政难道不是同一种趋势的后果。即使共产主义者们也想必多少已为诸如列宁的老友马克斯·伊斯门先生所作的那类宣言所震撼；他自己不得不承认，“斯大林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相比，不是更好，而是更坏，更残酷无情、野蛮、不公正、不道德、反民主、无可救药”，并且它“最好被称为超法西斯主义”；当我们发现同一作者承认“在这样一种意义上，斯大林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它是国有化和集体化不可预料但却是不可避免的政冶附属物，而这两者都是他赖以建立一个无阶级社会计划的一部分”，他的结论明显地具有更广泛的意义。
伊斯门先生的例子或许是最显著的，然而他绝不是第一个或唯一一个对俄国的实验表示同情却作出类似结论的观察家。早在几午前，在俄国住了12年的美国记者W·H·张伯伦先生眼见他的全部理想破灭，便将他在那里和德国、意大利所做的研究总结成这种说法：“社会主义者肯定会证实，至少在其开始时，不是通往自由的道路，而是通往独裁和反独裁、通往最惨烈的内战的道路。以民主手段实现并维持的社会主义，看来确实属于乌托邦世界。”同样，一位英国作者F·A·沃伊特先生，以对外记者的身份对欧洲的发展进行了多年详密的观察，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已经导致了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因为就其全部本质而言，它就是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而沃尔特·李普曼博士也已获得这种信念：
我们所属的这一代人现在正从经验中懂得，当人们放弃自由，转而强制性地将其事务加以组织的时候，情况会怎么样。尽管他们期望一种更富裕的生活，但他们在实践中肯定放并了这种期望；随着有组织管理的增加，目标的多样化必定会让位于一体化。这是对有计划的社会和人类事务中独裁主义原则的报应。
人们从近年来的出版物中，可以挑选出许多有能力做出判断的人所作出的其它类似叙述，特别是由那种人所作的叙述，他们作为现在的极权主义国家的公民，亲历了这种转变，他们的经验迫使他们对许多珍爱的信念加以修正。我们将再引用一位德国作者的话作为例子，他所发表的相同结论比我们己经引用的那些更加公正：
(彼得·德鲁克先生写道：)通过马克思主义可以达到自由与平等的信念的完全崩济，已经迫使俄国走上德国一直在遵循的相同道路，即通往极权主义的、纯粹消极的、非经济的、不自由不平寺的社会。这等于说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本质上是相同的。法西斯主义是在共产主义已被让实为一种幻想之后所达到的一个阶段，而在斯大林主义的俄国和希特勒之前的德国，共产主义已经同样被让实是一种幻想。
同样重要的是许多纳粹领袖和法西斯领袖的精神史。每一位注意到这些运动在意大利或德国发展的人，都曾对许多领袖人物留下深刻印象，他们从墨索里尼向下数起(并不排除赖伐尔和吉斯林)，开始时都是社会主义者，最终都成为法西斯主义者或纳粹分子。这个运动的领袖们是这样，下层的徒众们就更是如此了。在德国，一个年轻的共产主义者能比较容易地转变为纳粹分子，或者情形正相反，这是尽人皆知的，两党的宣传家们尤其了解这一点。20世纪30年代，这个国家的许多大学教师看到从欧洲大陆回来的英国和美国的学生，无法确定他们是共产主义者还是纳粹分子，只能确定他们都仇视西方的自由主义文明。
当然，在1933年以前的德国和1922年以前的意大利，共产主义者与纳粹分子或法西斯主义者之间的冲突的确比他们和其它党派之间的冲突更为频繁。他们竞相寻求同一类型思想的支持，而彼此保持对异端的仇视。但他们的实践表明他们的关联是多么密切。对两方面而言，真正的敌人是旧式的自由主义者，他们与这些人毫无共同之处，也不能指望使他们信服。共产主义者之于纳粹分子，纳粹分子之于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之于这二者，都是潜在的招募对象，他们都由合适的材料构成；虽则他们听信了虚伪的预言家，但他们双方都知道，他们和那些真正确信个人自由的人之间毫无妥协可言。
为了使这一点不至遭到受来自任何一方官方宣传误导的人的怀疑，让我再来引用一位不应受到怀疑的权威人士的叙述。在一篇冠以“自由主义的再发现”这一有意义的标题的文章中，德国宗教社会主义的领袖之一爱德华·海曼写道：
卡特勒主义者称自巳既是真正的民主主义，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可怕的真相是，在诸如此类的声称中有一些微不足道的真实——当然，这是小得不能再小了，但无论如何足以构成这种荒谬歪曲的基础。卡特勒主义甚至于还声称扮演了基督教保护者的角色，而可怕的真相是，即使这种严重的歪曲也能给人留下一些印象。但有一个事实却十分清晰地从弥天大雾中凸现出来：卡特勒从来不曾声称代表真正的自由主义。可见，自由主义具有成为最为卡特勒所痛恨的学说的特点。应该指出的是，这种仇恨之所以几乎没有机会在实践中表现出来，仅仅是因为希特勒上台之时，自由主义在德国实际上已无声无息。而消灭它的正是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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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许多就近观察过从社会主义向法西斯主义转变的人来说，这两种制度之间的联系变得日益明显了，而在这个国家中，大多数人仍然相信社会主义和自由可以结合。毫无疑问，这里的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对自由主义的自由理想深信不疑，如果他们认识到他们纲领的实现将意味着自由毁灭的话，他们是会回头的。这个问题仍然几乎未被看出，最不可调和的各种理想仍然相安无事，以致我们仍然能听到诸如“个人主义的社会主义”这类词语矛盾的说法还在一本正经地讨论着。如果这是使我们趋向一个新世界的精神状况的话，那么当务之急莫过于我们应当认真地考察一下其它地方所发生的这种演变的真实意义。尽管我们的结论只不过证实了别人已经表达过的恐惧，但如果我们不对这种社会生活转变的主要方面加以相当充分的考察的话，就不会看出不能将这种发展视为偶然的原因了。民主社会主义，最近几代人的伟大乌托邦，不仅不能实现，而且为之奋斗还会产生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以至现在对之抱有希望的那些人中几乎没有人会准备接受这种结果；除非这种关联全方位地展开，否则是没有人会相信它的。
谢选骏指出：人说“伟大的乌托邦”——1、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2、社会主义已经取代自由主义成为绝大多数进步人士所坚持的信条，这不只意味着，人们己经忘记了以往伟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们有关集体主义后果的警告。事情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他们相信与这些思想家所作的预言正好相反的东西。令人惊讶的是，同一个社会主义，不仅在早先被公认为是对自由的最严重的威胁，而且从一开始便十分公开地作为对法国大革命的自由主义的反动，却在自由的旗帜下获得普遍的认可。现在难能有人还记得，社会主义从一开始便直截了当地具有独裁主义性质。奠定现代社会主义基础的法国作家们毫不怀疑，他们的种种思想只有通过强有力的独裁政府才能付诸实行。对他们来说，社会主义意味着，它只不过是通过等级制度的路线审慎地改革社会，并强加一种强制性的“精神力量”，以此“终结革命”的一种尝试。论及自由之处，社会主义的奠基者们毫不掩饰他们的意图。自由思想，在他们看来是19世纪社会的罪恶之源，而现代计划者中第一人圣西门甚至预告，对那些不服从他所拟议的计划委员会的人，要“像牲畜一样来对待”。
我看圣西门结果是像对待牲畜一样对待了自己——他对自己的脑袋开了枪！这真是后来“社会主义国家”人际关系的缩影……不是对他人开枪，就是对自己开枪——这就叫做“批评与自我批评”。
【第三章 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
社会主义者信仰两种截然不同甚至也许是相互矛盾的东西：自由和组织。——埃利·阿列维
在我们继续我们的问题之前，还有一个障碍尚须克服。必须澄清一种混乱，使我们不知不觉地陷入谁都不愿遭遇的光景的，正是这种混乱。
这种混乱指的正是社会主义概念本身。它可能意味着，而且常常被用来说明的，仅仅是社会正义、更大程度上的平等和保障等理想，这些理想是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但是它也意味着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希望达到这些目标的特别的方法，以及许多有能力的人视为为了充分而迅速地实现那些目标的唯一方法。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意味着废除私有企业，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创造一种“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中，中央的计划机构取代了为利润而工作的企业家。
有许多人自称为社会主义者，虽然他们关心的只是第一个意义，热烈地信仰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但他们既不关心也不理解这些目标何以才能实现，他们确信的仅仅是这些目标一定会实现，无论其代价如何。但对几乎所有那些把社会主义不仅当做一个希望也当做实际政治中的一个目标的人来说，现代社会主义特有的方法与目标本身同样重要。另一方面，许多和社会主义者一样重视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的人们，由于看到社会主义者所倡导的方法对其它价值的危害，而拒绝支持社会主义。因此，有关社会主义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正成为有关手段而不是有关目标的争论——尽管社会主义的不同目标能否同时实现这个问题也被提到。
这已足以造成混乱了。而这种混乱，又由于通常的习惯否定那些反对其手段的人会重视其目标而进一步增大。但这还不是全部。使这种情况更加复杂的是这个事实，即作为社会主义改造首要工具的同一种手段“经济计划”，也可以用于许多其它目的。我们如果想使收入的分配符合流行的社会正义观念，就必须对经济活动进行集中管理。因而，所有要求以“为使用而生产”代替为利润而生产的那些人，都需要“计划”。但是，如果收入的分配以一种在我们看来违背正义的方式进行调节的话，这样的计划就同样是不可或缺的了。世界上的好东西大部分应归于某个高贵的种族，如北欧日耳曼人，还是应归于某一党派的成员或一个贵族阶级，对此我们必须采取的方法，是和那些能确保一种平均分配的方法相同的。
用社会主义一词说明其方法而不是其目标，把一个对许多人来说代表一个终极理想的名词用于一种特定的方法，或许是不公平的。也许更好的是，把那些能应用于多种多样的目标的方法称为集体主义，并把社会主义视为这个类属中的一个种类。尽管对大多数社会主义者来说，只有一种集体主义能代表社会主义，然而，必须时常牢记的是，社会主义是集体主义的一种，因而符合集体主义本身的一切东西也必定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之间争论的各点，几乎涉及一切形式的集体主义所共有的方法，而没涉及社会主义者运用这些方法想要达到的特定目标；我们在本书中将要提到的一切后果，都源于集体主义的方法，而与这些方法所运用于的目标没有关系。同样绝不可忘记的是，社会主义不仅是集体主义或”计划”中最最重要的一种，而且正是社会主义劝说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人们再一次屈从对经济生活的管辖，而这种管辖他们曾推翻过，因为照亚当·斯密的说法，这使政府处于“为了维持自身，他们有责任实行压迫和专制”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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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我们同意用集体主义一词总括所有类型的“计划经济”，而不管计划的目标是什么，那么由共同政治术语的模糊性所引起的困难，仍然没有解决。如果我们澄清我们指的是实现任何既定的分配理想必不可少的那种计划的话，这个词的意义就会稍加明确些。但是，集中的计划之所以能打动人心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这个词含义的模糊性，因此，在我们讨论它的后果之前，应该必须就其精确意义达成一致。
“计划”受欢迎的原因很大程度应归于这个事实，即每个人当然都希望我们应当尽可能合理地处理问题，并在这样做时，应该尽量运用我们所能获得的预见。在此意义上，每一个人只要不是彻底的宿命论者，就是一个计划者，每一个政治行为都是(或应当是)有计划的行为，而只有好的和坏的、聪明而有远见和愚蠢而短视的计划之分。一个以研究人们实际怎样做和人们如何计划他们的事务为全部己任的经济学家，是最不可能反对这种一般意义上的计划的人。但是，我们当中热衷于一个有计划社会的人们，现在不是在这个意义上，并且也不仅仅在这个意义——即如果我们想要收入或财富的分配合乎某种特定的标准的话，我们就必须得计划——上使用这个词。在现代计划者看来，出于他们的动机，仅仅设计一个永久的合理框架，在其中个人根据他们个人计划指导他们的各种活动，这是不够的。在他们看来，这种自由主义计划就是毫无计划——而且实际上它也不是一个为满足关于谁应该有什么个别观点而设计的计划。我们的计划者所要求的是根据一个单一的计划对一切经济活动加以集中管理，规定社会资源应该“有意识地加以管理”，以便按照一种明确的方式为个别的目标服务。因此，现代的计划者和他们的反对者之间的争论，不是关于我们是否应当在各种可能的社会组织之间明智地选择的争论，也不是关于我们是否应当运用预见和系统思考来计划我们共同事务的争论。它是有关这么做的最好方法是什么的争论。问题在于，出于这个目的，强制力量的控制者是否应该将自己限制于笼统地创造条件，以便最充分地发挥每个人的知识和创造力，使他们能成功地做出计划，或者为了合理地利用资源，我们是否必须根据某些有意识构造的“蓝图”对我们的一切活动加以集中的管理和组织。各派社会主义者都把计划一词用于后一种类型的计划，而现在这个词通常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被人接受。虽然这意味着说，这是处理我们事务的唯一合理的方法，但却未证实这一点。它仍然是计划者和自由主义者的分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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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不要把对这种计划的反对意见与教条的自由放任态度混淆起来。自由主义的论点，是赞成尽可能地运用竞争力量作为协调人类各种努力的工具，而不是主张让事态放任自流。它是以这种信念为基础的：只要能创造出有效的竞争，这就是再好不过的指导个人努力的方法。它并不否认，甚至还强调，为了竞争能有益地运行，需要一种精心想出的法律框架，而现存的和以往的法律无不具有严重的缺陷。它也不否认，在不可能创造出使竞争有效的必要条件的地方，我们就必须采用其它指导经济活动的方法。然而，经济自由主义反对以协调个人努力的低级方法去代替竞争。它将竞争视作优越的，这不仅因为它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人们所知的最有效的办法，而更因为它是使我们的活动在没有当局的强制和武断的干预时能相互协调的唯一方法。确实，赞成竞争的主要论点之一，就是它免除了对“有意识的社会控制”的需要，而且，它给予每个人一个机会，去决定某种职业是否足以补偿与其相关的不利和风险。
成功地将竞争用作社会组织的原则，就排除了对经济生活的某种形式的强制性干预，但它承认有时会有助于其运作的其它形式的强制性干预，甚至还必需某种形式的政府行为。但是，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些消极的要求，强调强制不能行使的地方，还是有充分理由的。首先，市场上各方必须应该自由地按照他们能找到交易伙伴的价格进行买卖，任何人必须应该自由地生产、出售和买迸任何有可能生产和出售的东西。进入各种贸易的通道也必须在平等的条件下向所有人开放，法律必须不能容忍任何个人或集团通过公开或隐秘的力量限制这些通道。任何控制某些商品的价格或数量的企图，都会使竞争失去它有效地协调个人努力的力量，因为这时价格的变化不再显示客观条件的全部有关变化，也不再对个人的行动提供一个可靠的指南。
但是，对于那些仅仅限制已获允许的生产方法的措施，只要这些限制对所有潜在的生产者同样发生影响，而且不被用作一种间接地控制价格和数量的方法，这个原则就不一定适用了。尽管所有这些对方法或产品的控制都造成极大的代价，即使生产一定的产品需要更多的资源，但这么做还是很值得的。禁止使用有毒的物质或对其使用加以预防，限制工作时间或规定某种卫生设施，这些与维持竞争完全相容。这里唯一的问题就是，在某种情况下，所得利益是否大于所造成的代价。维持竞争也并非与广泛的社会服务制度不相容——只要这种服务的组织所采取的方法不至于在很大范围内使竞争失效。
遗憾的是，尽管不难解释，过去对于使竞争制度成功运行的积极条件，较之那些消极条件受到的注意少得多。要使竞争发挥作用，不仅需要适当地组织某些编制，如货币、市场和信息渠道——它们之中有些是私人企业从来不能充分提供的——而且它尤其依赖于一种适当的法律制度的存在，这种法律制度的目标在于既维护竞争，又使竞争尽可能有利地发挥作用。法律仅仅承认私有财产和契约自由是根本不够的，它更有赖于对适用于不同事物的财产权的明确限定。对使竞争制度有效运行的种种形态法律制度的系统研究，已经令人痛心地遭到忽视；人们可以提出强有力的论点，说明这方面的严重缺陷，尤其是在公司法和专利法方面，不仅使竞争远较可能运行的糟糕，而且甚至已经到在许多领域摧毁竞争的地步。
最后，无疑在有些领域中，没有什么法律措施足以创造行使竞争和私有财产的制度所依赖的主要条件，也就是，所有者从其财产所提供的一切有益的服务得到好处，而负担使用其财产对别人造成的一切损害。例如，在不可能依靠偿付代价的情况下享用某些服务的地方，竞争就不可能产生这些服务；而当使用财产对别人造成的损害，不能有效地使财产所有人担负责任时，价格制度也同样变得没有效用了。在所有这些情况中，在个人考虑的项目和影响社会福利的项目之间，都存在一种分歧；当这个分歧重要但来时，就必须在竞争之外寻求某种方法来提供这种服务。因此，有关在道路上设路标的费用以及在大多数情况下有关道路本身的费用，都不可能由每一个单独的使用者来支付。砍伐森林、某种耕作方法、或工厂的烟尘和噪音等某些有害的后果，也不能仅限于财产所有者，或者仅限于因取得议定的补偿而甘受损害的那些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寻求不用价格机制来进行调节的办法。但是，在不可能创造有利竞争适当运行的条件的地方，我们不能不采用当局直接管理的办法取而代之，这一事实并不能证明在可以使竞争发挥作用的地方，我们应压制竞争。
创造条件使竞争尽可能有效，在不能行之有效的地方给竞争提供补充，提供那些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虽则能够在最高的程序上有利于一个伟大的社会，但却具有这一性质，即对任何个人或少数人来说，利润不足以补偿耗费”的服务，这些任务实际都为国家提供了广阔的和无可置疑的活动领域。在没有那种能被合理地加以维护的制度时，国家绝不会袖手旁观。一个有效的竞争制度和其它制度一样，需要一种明智规划的并不断加以调节的法律框架。甚至它适当发挥作用所必须的最根本的前提，即防止欺诈和诡骗(包括利用无知)，都给立法活动提供一个伟大的但远未充分实现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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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创造一个合适的框架使竞争得以有利地运行这个任务尚未进行得很彻底时，各国政府却已放弃了这个任务而改用另一种不可调和的原则来代替竞争。问题不再是使竞争得以运行和加以补充，而是完全取而代之。重要的是弄清这一点：现代的计划运动是一种反对竞争本身的运动，是一面将竞争的一切宿敌都集结其下的新旗帜。虽然各种利害关系现在都试图在这面旗帜之下重建自由主义时代扫除的种种特权，但正是社会主义的计划宣传，才在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人们当中重振反对竞争的声势，才能有效地平息了任何消灭竞争的企图时常引起的健全的怀疑。实际上使左、右翼社会主义联合起来的东西，就是对竞争的共同敌视，以及用一种管理经济来代替它的共同希望。虽然一般仍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两个名词来说明过去和将来的社会形态，但这些名词隐蔽了而不是阐明了我们正经历着的过渡的性质。
不过，虽然我们正在观察的所有这些变化，趋向于对经济活动进行广泛的集中管理，但普遍的反对竞争的斗争，势必将首先产生某种从各方面看来甚至是更坏的东西，一种既不能满足计划者也不能满足自由主义者的状况：即一种工团主义的或“法团的”产业组织，其中竞争多少被抑制了，但计划的工作则委之于各个产业中的独立垄断者手中。这是一种局面——人们因憎恨竞争而联合起来，但对别的东西并没有什么一致的意见——的不可避免的首先出现的结果。在一个接一个的产业中破坏了竞争，这种政策使消费者只能听任那些组织得很好的产业中的资本家和工人联合垄断行动的摆布。不过，虽则这种情况早已在广阔的领域中存在了一个时期，并且虽则许多胡乱的(以及大多数有利害关系的)宣扬计划的人也希望达到这种情况，但它毕竟不是一种易于持久和能够在理性上认为正当的情况。事实上，产业垄断组织的这种独立计划，将会产生和提倡计划的人所要达到的相反的结果。一旦到了这种阶段，除了回复到竞争以外，唯一的途径是由国家控制垄断——这种控制，如果要使它见效，必须变得越来越完整越详细。我们正在迅速接近的正是这样一个阶段。在战争爆前不久，有一家周刊曾经指出：“有许多迹象说明至少英国的领袖们是越来越习惯于用受控制的垄断组织去进行全国发展的想法”，这也许是对当时存在的形势的正确估计。从那个时期起，这个过程因战争而大大加速了，并且随着时间的进展，它的严重缺陷和危险会越来越趋于明显。
经济活动的完全集中管理这一观念，仍然使大多数人感到胆寒，这不仅是由于这项任务存在着极大的困难，而更多地是由于每一件事都要由一个独一无二的中心来加以指导的观念所引起的恐惧。但是，如果我们是在迅速地向这种状况前进，那主要是由于大多数人仍然相信，一定有可能在“完全的”竞争和集中管理之间找到某种中间道路。诚然，乍看起来，似乎没有比这种观念——即认为我们的目标，必须既不是像自由竞争那样极端分散，也不是完全集中于一个唯一的计划，而是这两种方法的适当结合——更使人觉得似乎有理或更加容易打动明理的人们了。但是，在这方面仅凭常识来指导是要坏事的。虽然竞争制度可以容许掺入一定程度上的管理，但是它不能和计划结合到任何我们喜欢的程度而仍能不失真作为生产的可靠指南的作用。“计划”也不是这样一种药剂，只要施加小量即可产生其在彻底应用时可望产生的那些结果。竞争和集中管理二者如果是不完全的，都将成为拙劣的和无效率的工具，它们是用来解决同一问题的只能任择其一的原则，把两者混合起来就意味着哪一个也不能真正地起作用，其结果反而比始终只凭借二者之一的情况还要糟些。或者换一种说法：计划与竞争只有在为竞争而计划而不是运用计划反对竞争的时候，才能够结合起来。
对于本书的论证来说，最重要的是，读者要牢记：我们一切批评所针对的计划只是指那种反对竞争的计划——用以代替竞争的计划。这一点之所以更加重要，是因为在本书范围内，不能讨论那种用来使竞争尽可能有效和有益的非常必要的计划。但是，由于在流行的用法上，“计划”几乎变成前一种计划的同义词，因此为了简便的缘故，有时不可避免地在提到它时，便简单地叫做计划——纵使这样做意味着留给反对我们的人一个非常好的字眼，听任它获得更好的命运。
谢选骏指出：作者实在不懂“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这个题目。所以他会援引埃利·阿列维的胡话——“社会主义者信仰两种截然不同甚至也许是相互矛盾的东西：自由和组织。”——我之所以说这是胡话，是因为“社会主义者”所信仰的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自由和组织）一点也不矛盾！例如，共产党把自由留给自己，但用组织去约束他人！这就是马克思的魔鬼辩证法。
【第四章 计划的“不可避免性”】
是我们首先主张，文明的形态趋复杂，个人自由也必定变得越受限制。——B·墨索里尼
很少有计划者甘愿说集中计划是他们心甘情愿的，这是一个富于启发性的事实。他们中的多数人肯定地说，我们不再选择，而是为控制不了的环境所迫以计划代替竞争。人们精心培育了这样的神话：我们正在从事的新事业，并非出于自愿，而是由于竞争因为技术变化自发地消除了，这种技术变化，我们既不能使其逆转，也不应希望加以阻止。这种论点几乎还未详加发挥——它是一种从一个作者传到另一个作者的主张，仅仅由于多次重述，它才成为公认的事实为人接受。然而，这个论点缺乏根据。倾向垄断和计划的趋势，并不是我们不能控制的“客观事实”的结果，而是种种看法的产物，这些看法已酝酿和传播达半个世纪之久，最后它们达到了支配我们一切政策的因素。
用来说明计划的不可避免性的各种论证中，最常听到的是，技术的改变已经在数量逐渐增多的领域中使竞争没有可能，而留给我们的唯一选择是由私人垄断组织控制生产还是由政府管理生产。这个信念主要来自马克思主义有关“产业集中化”的学说，尽管像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观念一样，这个学说在各界人士中经过第三、四手才得以接受，而其出处也不知晓。
过去50年中垄断组织不断发展，竞争法则的领域愈来愈受限制，这个历史事实当然是无可争辩的——虽然这种现象的程度常常被大大地夸张了。重要的问题是，这一发展是技术进步的必然后果，还是大多数国家所遵循的政策的后果。我们不久就会看到，这种发展的实际历史强有力地使人想到后者。但我们必须首先考虑一下，现代技术的这种发展在多大程度上使广泛领域中垄断的发展不可避免。
人们所说的垄断发展的技术原因，是指大企业对小企业的优越性在于现代大规模生产方式的效率更大。人们认为，现代的方式在大多数产业中创造了一些条件，使大企业的生产能以递减的单位成本而增加，其结果，大企业到处以低价位挤垮和排斥小企业；这个过程必定持续进行，直到每一个产业中只留下一个或至多不过儿个巨型企业为止。这个说法只是孤立地看待有时随技术进步而产生的一种影响，而无视相反方向起作用的其它影响；它也很难从对事实的认真研究之中得到支持。我们不能在这里详细调查这个问题，而只能满足接受所能获得的最好的证据。近年来对这些事实进行的最全面的研究，是美国“全国经济临时委员会”对“经济力量集中化”中的研究。这个委员会的最后报告书(它肯定不能被指责为具有过分的自由主义偏向)得出的结论是，这种观点，即认为大规模生产的更大效率是使竞争消失的原因，“从现有的任何证据中很难得到支持”。为该委员会准备的有关这个问题的详细专题论文，可用这段话来概括：
大企业的高效率并未得到证明。被认为是破坏竞争的那种有利条件，在许多领域内并未显示出来，大规模的经济，在它们存在的地方也并不一定产生垄断……对效率来说最合适的一种或几种规模，可能在大部分供给量受这种控制的支配以前很久就达到了。大规模生产的有利条件必定不可避免地导致竞争的消灭这个结论是不能接受的。并且，应当注意，垄断的形成常常是规模大成本低以外种种因素的结果。它通过互相串通的协定而形成并为公开的政策所促进。当这些协定失效和当这些政策扭转过来时，竞争的条件是能够恢复的。
对这个国家的情况进行一次调查将会得出非常近似的结果。任何一个曾经注意过垄断者如何热心地经常寻求并常常获得国家权力的援助使他们的控制生效的人，绝不会怀疑这种发展是没有什么不可避免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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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的没落和垄断的兴起在各国出现的历史顺序，有力地证明了这个结论。如果这些现象是技术发展的结果或“资本主义”演化的必然产物的话，我们理应希望它们会在那些具有最先进的经济制度的国家里首先出现。事实上，在19世纪的最后三分之一的年代里，它们却首先出现在当时还是比较年轻的工业国家美国和德国。特别是在被视力代表资本主义必经的演进过程的典型国家德国，自从1878年以来，卡特尔和辛迪加的发展，受到周密的政策的有系统的扶植。政府不仅使用了保护手段，而且用直接诱导最后并使用强制的方法，推动管制价格和销售的垄断组织的产生。在这里，在政府的帮助下，对“科学的计划”、“工业的自觉的组织”首次伟大的实验，导致了巨型垄断组织的产生。这些发展在英国出现同样情况以前50年的时候，已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主要是由于德国的概括该国经验的社会主义理论家，特别是桑巴特的影响，竞争制度不可避免地会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才广泛地为人们所接受。在美国，一种高度保护性的政策才使某种类似的发展成为可能，这似乎证实了这个概括的结论。但是德国的发展比美国的发展更多地被视为一种普遍趋势的代表；引用一篇近来广泛地为人们阅读的政治论文中的一句话说：“在德国，现代文明中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力量，己经达到了它们最先进的形态”，这已成为司空见惯之事了。
所有这一切的不可避免性何其少，而为深思熟虑的政策的结果又何其多，当我们考虑这个国家在1931年以前的情势以及从这一年起英国也实行了普遍保护政策以后的发展情况时，就会明白。除了少数已在较早时期获得保护的工业以外，这只不过是十多年以来的事，英国工业就整体而言，也许和历史上任何时期一样是竞争性的。虽然在20世纪20年代由于在工资和货币方面所采取的不相容的政策英国工业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但是至少1929年以前各个年头，从就业和一般经济活动方面来看，还是比20世纪30年代的情况好。只是在过渡到保护政策并随之而使英国经济政策普遍改变之后，垄断组织的增长才以惊人的速度进展，并使英国工业变化到一种大家还几乎不了解的程度。说这种发展和这一时期中的技术发展有任何关联，说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曾在德国起过作用的技术上的必然性现在又在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出现，这种说法的荒谬程度，并不逊色于墨索里尼的话(本意开头所引)中所包含的主张，即意大利必须先于其它欧洲民族废除个人自由，因为意人种的文明比其它民族先进得多！
就英国而论，认为看法和政策的改变仅仅是实际情况的无情改变的结果，看来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这个国家总是远远地跟随着其它国家的思想的发展。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尽管公众舆论仍然拥护竞争，但是外部事件使他们的希望落空，因而工业的垄断组织仍不断成长。但是，当我们考察这种发展典型即德国的情况时，理论和实际的真正关系就变得更清楚了。在那里，遏制竞争是一项深谋远虑的方针大计，它是为了实现我们现在叫做计划的那种理想而采取的，这是没有疑问的。在继续走向完全有计划的社会的进程中，德国人以及一切模仿他们的人们，只不过是遵循19世纪思想家们，特别是德国思想家，为他们设计出来的方针而已。其实，过去60年或80年的思想发展史就是一个说明这个真理最好的例证：在社会演进中，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避免的，使其成为不可避免的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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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现代技术进展使计划成为不可避免的这一主张，也能用另一种不同的方法来加以解释。它可能是指我们现代工业文明的复杂性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除了集中的计划以外，我们不能希望有效地加以处理。在一定意义上这是对的——但是在他们所主张的那种广泛的意义上则不然。例如，大家知道，现代都市所产生的许多问题，像由于地域密切相联而产生的许多问题一样，并没有通过竞争而得到适当的解决。但是在现代文明的复杂性作为要求集中计划论点的那些人的心目中，最重要的并不是像“公共事业”这类问题。他们通常提出的是，由于对整个经济过程获得条理分明的了解越来越困难，如果要不使社会生活因混乱而解体的话，就有必要用某种中央机构来进行调节。
这种论点完全是从一种对竞争作用的误解上产生的。使竞争成为适当的实现这种调节的唯一方法的，正是在现代条件下劳动分工的这种复杂性，而绝不是竞争只适用于比较简单的条件。如果条件是如此简单，以致只要一个人或一个机关就足以有效地观察到所有有关事实的话，那么要实行有效的控制或计划就根本不会有什么困难。只有在必须考虑的因素如此复杂，以致不可能对此得到一个概括的印象的时候，才使分散的权力成为不可避免。但是，一旦分权成为必要，调节的问题就发生了——这种调节就是让各个企业单位调节它们自己的活动去适应只有他们才知道的事实，进而促成他们各自计划的相互调整，由于没有一个人能够有意识地权衡所有必须顾及的因素，它们关系到如此众多的个人的决定，因而使分权成为必要，很显然，要完成这种调节，不是通过“有意识的控制”，而只有通过具体安排，向每个企业单位传播它必须获悉的消息，以便使它能够有效地调整自己的决定以适应其他人的决定。并且因为常常影响着各种商品供求条件的变化的细节，绝不可能由任何一个中心对它加以充分的了解，或很快地把它收集起来和传播出去，这时候需要的是某种记录工具，自动地记录所有的个人活动的有关结果，于是它所表现的征象便同时既是一切个人决定的结果，又是一切个人决定的指南。
在竞争之下价格体系所提供的正是这种记录，而且这种任务没有任何其它东西可望完成。价格体系企业家只要像工程师注视少数仪表的指针那样，注视较少数的价格变动，就可调整他们的活动以适应他们同行的行动。此处的重要之点在于，只有竞争普遍发生时，也就是说只有在个别生产者必得调整自己的活动以适应价格的变化但不能控制价格的变化时，价格体系才能完成这种职能。整体越复杂，我们就越得凭借在个人之间的分散的知识，这些个人的个别行动，是由我们叫做价格体系的那种用以传播有关消息的非人为的机制来加以调节的。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我们曾经必须凭借有意识的集中计划发展我们的工业体系的话，我们就绝不会达到它现在所达到的这样高度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灵活性。和分权加上调节这种解决经济问题的方法相比，集中管理这种方法便更显得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笨拙、原始和范围狭小的方法。分工之所以能达到使现代文明成为可能的程度，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它并不是被有意识地创造出来的，而是人们无意间摸索到的一种方法，它使分工能够远近超过计划所能达到的限度。因之，它的复杂性的任何进一步的增长，并没有使集中管理成为更加必要，而是使我们应当使用一种并不依靠有意识的控制技术这一点比以往更显得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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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另一个把垄断组织的发展和技术进步联系起来的理论，它所使用的论据几乎正和我们适才讨论过的相反。虽则这种理论不常被清楚地说明，但它也具有相当的影响。它认为并不是现代技术破坏了竞争，而是正相反，除非给予保护使它免受竞争的影响，就是说除非给予垄断权，否则便不可能利用许多新的技术的潜力。这样的论证不一定像有些有鉴别力的读者可能猜疑的那样是欺骗人的论证，因为明显的答辩——即如果一项用以满足我们需要的新技术确是比较好的话，它就应该能够经得起一切竞争——并不能抹煞这个论证所涉及的一切事例。无疑在许多情况下，这种论证仅仅被有关方面用作一种辩护的形式。甚至更为常见的是，它也许是基于一种混淆——即从狭隘的工程观点看的技术上的优越性和从整个社会观点看值得想往性这两者之间的混淆。
但是，在不少情况下，这种论证还是有说服力的。例如，至少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我们能够使每一个在英国的人使用同一种汽车的话，英国的汽车工业或许就能供应一种比美国常见的更便宜和更好的汽车；或者如果能够使每一个人都只用电而不用煤和煤气的话，就能使使用各种用途的电比使用煤或煤气便宜。在诸如此类的事例中，至少是有可能这样：如果我们有这种选择的话，我们大家都有可能更富裕些，并宁愿选择这种新的处境——但是从来没有人有过这种选择，因为可代选择的途径是，或者我们都使用同一种便宜的汽车(或者所有的大都只用电)，或者我们必得在价格都很高的许多东西中进行选择。我不知道这在上述两种事例中是否真确，但我们必须承认：通过强制的标准化或禁止超出某种程度的多样性，在某些领域中富裕的程度可能会增加到足以补偿对消费者的选择的限制而有余。甚至可以想象到，将来总有一天会有一项新的发明出现，如果采用它的话，毫无疑问是有利的，但只有在使许多人或所有的大都同时利用它的情况下才能够采用。
不管这些例子是否具有任何重大的或长远的重要性，但肯定地说它们并不足以成为可以合理地主张技术进步使集中管理成为不可避免的例证。这些事例仅仅说明，有必要在下列两者之间有所选择，通过强制获得某种利益，或者是无法获得某种利益——或者，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迟一点得到，等到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克服了特殊的困难时。诚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许不得不牺牲可能的眼前利益作为我们自由的代价，但在另一方面，我们避免了使将来的发展必得依靠某些人现在具有的知识这种必要性。牺牲这种可能的现时利益，我们保存了推动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刺激力。虽然在短时期内我们为多样化和选择的自由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有时可能是很高的，但在长期内即使是物质福利的进展也将有赖于这种多样性，因为我们不能预见从那些可以提供商品或劳务的许多形态中，究竟哪一种可能发展出更好的东西来。自然，不能推定，为了保存自由而牺牲眼前的物质福利上的某些增益，在所有情况下，都会如此得到补偿。但是为自由而辩护的理由，正是我们应该替难以预见的自由发展保留余地。因此，根据我们现在的了解，当强制似乎只会带来利益，并且即使在某一特定情况下它实际上可能并无害处时，这种论证也同样适用。
目前许多关于技术进步影响的讨论，把这种进步当成好像是某种我们身外的、能够迫使我们非按一种特殊的方法使用这种新知识不可的东西。发明给了我们巨大的力量，这诚然是对的，但如认为我们必须使用这种力量来破坏我们最宝贵的遗产——即自由，那就是荒谬的了。不过，它的确意味着，如果我们希望保全自由，我们就必须比任何时候都更为珍惜地保卫它，并且我们必须为它做出牺牲。虽然在现代技术发展中并没有什么东西迫使我们趋向全国的经济计划，但其中确有很多因素，使计划当局拥有的权力具有无穷的更大的危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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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趋向计划的运动是一种深思熟虑的行动的结果，并且没有什么外在的必然性迫使我们非走向计划不可。但是值得研究一下的是，为什么这么多的技术专家竟会居于计划者的前列。这个现象的阐释，是和计划者的批评家们应当牢记于心的一个重要事实有密切关联的。这个重要事实就是，如果我们使那些专家的技术理想成为人类的唯一目标，则几乎每一个理想都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实现，这是没有问题的。我们都同意，既有可能又非常适意的好事是多得无比的，但是在我们的一生中只能希望完成其中很少一部分，或者我们只能希望很不充分地去完成它们。正是由于这些专家在自己的领域之内的雄心受到阻碍，才使得他们反抗现存的秩序。眼看着那些人人都会认为是既有需要又有可能的事情无法完成，我们大家都觉得无法忍受。至于这些事并不能同时都做，和要完成这一件事就得牺牲其它的事，这些只有在考虑到属于任何专门业务范围之外的因素时才能看到。这一点只有通过艰苦的思想上的努力才能体会到——这思想上的努力所以格外艰苦，是因为我们必须面对着更广阔的背景去了解我们大部分劳动所指向的目标，并且必须把它们和在我们眼前利益范围之外因而我们便很少加以注意的那些目标相权衡。
孤立地看，许多事情中的每一件，都可能在一个有计划的社会中完成，这个事实使许多人热衷于计划，他们相信能够把他们对某一特定目标的价值的感观灌输到这个社会的指挥者心里去；而他们当中某些人的希望无疑是能够得到满足的，因为一个有计划的社会肯定地会比现在的情形更能促成某些目标。我们所了解的有计划的或半计划的社会确实提供了恰好的例证，说明这些国家的人民所享有的那些好事完全是由计划产生出来的。否认这种情况是不明智的。德国和意大利的那些壮丽的公路是常常被引用的例子——虽然它们并不能代表一种在自由主义社会里不是同样可能的计划。但是引用这种某一方面技术上的高超的事例来证实计划的普遍优越性也同样是不明智的。这样说也许更正确：这种和一般条件不相适应的非凡的技术的卓越成就，是资源被误用的证明。任何曾在有名的德国汽车公路驱车而过，发现路上的运输量比英国次等公路还要少的人，他们不会怀疑，就和平的目的而论，它们是没有什么根据的。至于这是属于这样一种情况，即计划者决定以“大炮”代替“牛油”的情况，则是另一问题了。不过，以我们的标准来衡量，实在是没有什么热衷于此的理由。
专家们幻想在一个有计划的社会中，他最关心的目标将会受到更多的注意；有这种幻想的人并不限于专家们。在我们所偏爱和关心的事情中，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称是专家。我们认为我们个人排列各种价值的顺序不仅是个人的排列顺序，而是在有理性的人们的自由讨论中，我们会使别人相信我们的顺序是正确的。喜欢乡村田舍的人，他最希望的就是应当保存它的传统风貌，工业在它的美丽面貌上己经造成的污点则应当予以清除；正如热心于卫生的人，希望所有风景如画的但不卫生的古老茅屋都要去除一样；或者驱车游览的人之希望全国都有纵横交错的公路，迷信效率的人之希望最大可能的专业化和机械化，不亚于理想家为了发展个性而希望尽可能保存独立的手艺人。所有的大都知道他们的目标只有通过计划才能充分实现——并且他们都是为了那个理由而希望制订计划。不过，采用他们所叫嚣强求的社会计划，当然只能把他们的目标之间潜伏的冲突暴露出来。
倡导计划的运动现在之所以强大有力，主要是由于这一事实，虽则计划现在主要还是一种雄心，但它却结合了几乎所有钻牛角尖的理想家和献身于一种单一任务的男女。可是，他们寄托于计划的希望并不是对社会全面观察的结果，而是一种非常有局限性的观察的结果，并且常常是大大夸张了他们所最重视的目标的结果。这倒并不是低估像我们这样的自由社会里的这种类型的人的重大的实际价值。相反，这种价值使他们成为正当尊崇的主体。但是这些最渴望对社会进行计划的人们，如果允许他们这样做的话，将使他们成为最危险的人——和最不能容忍别人的计划的人。从纯粹的并且真心真意的理想家到狂热者往往只不过一步之遥。虽然失望的专家的激愤强有力地推动了对计划的要求，但如果让世界上每一方面最著名的专家毫无阻碍地去实现他们的理想的话，那将再没有比这个更难忍受和更不合理的世界了。“调节”工作也不能像某些计划者所想象的那样成为一项新的专门业务。经济学家最不会自命是拥有调节者所必需知识的人。他要求的是一种既能实现这种调节而又不需要一个无所不知的独裁者的方法。但这就意味着要把某些加在个人行动上的、但为一切专家所愤恨的非人为的而且往往不可理解的限制保留下来。
谢选骏指出：人说计划的“不可避免性”——B·墨索里尼首先主张，文明的形态越趋复杂，个人自由也必定变得越受限制。——不过在我看来，这话反过来说也可以成立。因为这人和它的对立面都不懂得——任何语言词汇，都是双刃剑、两面神。所以，任何当权者及其后继者迟早都会死于权力之下，著书立说者者迟早被人用“矛盾”反驳。
【第五章 民主与计划】
试图指导私人以何种方式运用其资本的政治家，不仅是其本人在瞎劳神，也是在僭取一种无论如何也不能安心地授权给枢密院和参议院的权力；由一个愚蠢和专断到幻想自己是适于行使这种权力的人掌握它，是再危险不过的了。——亚当·斯密
所有集体主义制度的共同特征，可以用一个各个流派的社会主义者都乐比不疲的词句，描述为一个为了一个明确的社会目标而精心构筑的社会劳动者组织。当今社会的社会主义批评家们的主要指责之一就是，我们当今的社会缺乏这种对一个单一目标的“有意识”的指导，其活动受着不负责的人们的奇思异想的左右。
这在许多方面使得基本争论非常清楚，而且立刻把我们引向个人自由和集体主义之间发生的冲突的要点。形形色色的集体主义，如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等，它们之间的不同在于它们想要引导社会努力所要达到目标的性质的不同。但他们与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不同，则在于他们都想组织整个社会及其资源达到这个单一目标，而拒绝承认个人目的至高无上的自主领域。简言之，他们是极权主义者这个新词真正意义上的极权主义者；我们采用这个新词是为了说明在理论上我们称之为集体主义的不期而然却又不可避免的种种现象。
社会为之组织起来的“社会目标”或“共同目的”，通常被含糊其词地表达成“公共利益”、“全体福利”或“全体利益”。无须多少思考便可看出，这些词语没有充分明确的意义以决定具体的行动方针。千百万人的福利和幸福不能单凭一个多寡的尺度来衡量。一个民族的福利，如同一个人的幸福，依赖于许许多多的事物，这些事物被以无数种组合形式提供出来来。它不能充分地表达为一个单一目标，而只能表达为一个种种目标的等级、一个每个人的每种需要都在其中占据一席之地的全面的价值尺度。根据一个单一的计划指导我们的一切活动，就预先假定了我们的每一种需要都在一个价值序列中占有一个等级，这个价值序列必须十分完整，足以使计划者在必须加以选择的各种不同的方针中有可能做出决定。简而言之，它预先假定存在一个完整的伦理准则，其中人类的各种不同的价值都适得其位。
一个完整的伦理准则的概念是生疏的，它需要尽力想象才能搞清它的含意。我们不习惯把道德准则想象为一个或多或少的完整的东西。我们总是在不同的价值之间选来选去而没有一个规定我们应该如何选择的社会准则，这个事实并不令我们吃惊，对我们也并不意味着我们的道德准则是不完整的。在我们的社会中，人们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在这种情形下对应该干些什么形成共同的观点。但是，在人们使用的所有手段都是社会财产、并且是根据一个单一计划以社会名义加以使用的地方，一个关于人们应该干什么的“社会的”观点必定要指导一切决定。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我们随即就会发现，我们的道德准则充满缺陷。
这里，我们并不涉及是否值得有这么一种完整的伦理准则。这里只能指出，迄今为止，随着文明的发展，个人行动受成规束缚的范围在不断地缩减。构成我们共同道德准则的条规，为数越来越少而性质上却越来越普通。原始人几乎在每一件日常生活中都受一种复杂仪式的束缚，受无可胜数的禁忌的限制，几乎想象不出可以按照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行事。从原始人起，道德已越来越倾向于成为只是对个人随心所欲的范围的限制。采纳一种广泛到足以决定一个单一的经济计划的共同伦理准则，将意味着与这种趋势背道而驰。
对我们而言，根本点在于根本就不存在这种完整的伦理准则。根据一个单一计划指导各种经济活动，这种企图将会引起无数问题，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能由一个道德条规提供，而现存的道德根本回答不了这些问题，况且对人们应该做些什么也根本不存在一致的看法。人们对这些问题，要么不会有明确的看法，要么有的就是相互矛盾的看法，因为在我们生存的自由社会里，根本没有必要考虑这些问题，更没必要对此形成共同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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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仅没有这样包罗万象的价值尺度，而且对任何有才智者而言，去理解竞取可用资源的不同人们的无穷无尽的不同需求，并一一定出轻重，将是不可能的。对我们的问题来说，任何人所关注的目标是否仅仅包括他自己的个人需求，还是包括他所亲近甚至疏远的伙伴的需求——就是说，就这些字眼的通常意义而言，他是一个利己主义者，还是一个利他主义者——是无足轻重的。十分重要的东西是这个基本事实，即任何人都只能考察有限的领域，认识有限需求的迫切性。无论他的兴趣以他本人的物质需求为中心，还是热衷于他所认识的每个人的福利，他所能关心的种种目标对于所有的人需求而言，仅仅是九牛一毛而已。
这就是整个个人主义哲学所根据的基本事实。它并不像通常人们所断言的那样，假定人是或应该是利己的或自私的。它仅仅从这个毫无争议的事实出发，即我们想象力的限制，使我们只能我们的价值尺度中包含全社会需求的部分，而且严格地说，由于价值尺度仅能存在于个人头脑中，除了种种局部的价值尺度，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存在，而这些价值尺度不可避免地有所不同并常常相互矛盾。由此，个人主义者得出结论说，在限定的范围内，应该允许个人遵循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价值和偏好，而且，在这些领域内，个人的目标体系应该至高无上而不屈从于他人的指令。就是这种对个人作为其目标的最终决断者的承认，对个人应尽可能以自己的意图支配自已的行动的信念，构成了个人主义立场的实质。
当然，这种观点并不排除对社会目标的认可，或者更确切地说，对个人目标的一致性的认可，这种一致性使人们为了追求的目标联合起来成为可取之事。但是，它把这种共同行动局限于那些个人观点一致的事例上；就此而言，所谓“社会目标”不过是许多个人的相同目标——或者说，是个人为了回报他们在满足自身欲望所接受的帮助而愿意有所贡献的那种目标。因而，共同行动局限于人们对共同目标一致同意的那些领域。习以为常的是，这些共同目标不会是个人的终极目标，而是意味着不同的人可以将其用于不同的意图。实际上，在共同目标对人们并非一种终极目标而是一种能够用于多种多样意图的手段的地方，人们才最可能对共同行动达成共识。
当人们联合起来共同致力于实现他们共有的目标时，他们为此意图形成的组织，如国家，才被赋予他们自己的目标体系和手段。但是，这样形成的任何组织仍然是其它组织中的“一分子”；诚然，如果它是国家的话，就比其它组织更强有力，但它仍然有其独特的和有限的领域，仅在此领域中，它的目标才是至高无上的。这个领域的限度取决于个人对待定目标达成一致的程度；而他们对特定的行动方针达成一致的可能性，随着这种行动范围的扩大而减少。有些国家职能在行使时，公民中间会达成实际上的一致；另有一些职能会得到大多数人的同意，依此类推，我们就会达到这种境地，即尽管每个人可能都希望国家以某种方式采取行动，但在政府应该干些什么的问题上，几乎是有多少不同的人，就有多少种看法。
国家行为只是在限定于存在一致意见的范围时，我们才能依赖自愿的同意对其进行指导。但并非只是在没有这种一致意见之处国家行使直接控制时，个人自由才一定受到压制。不幸的是，我们不能无限地扩大公共行动领域而仍让个人在其自己的领域中自由自在。一旦国家控制所有手段的公共部分超过了整体的一定比例，国家行为的影响才会支配整个体系。尽管国家直接控制的只是对大部分可取资源的使用，但它的决策对经济体系其余部分所产生的影响是如此重大，以致于它几乎间接地控制了一切。例如，像德国早在1928年的情形那样，中央和地方当局直接控制了对一大半国民收入(根据当时德国官方的估算，是53%)的使用时，它们几乎间接控制了国家的整个经济生活。于是，几乎没有一个个人目标不依赖国家行动才能实现，而指导国家行为的“社会价值尺度”实际上必定包括所有个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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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民主政体着手一项计划方针，而其执行需要比实际存在更多的一致时，不难看出其必然后果如何。人民或许己经同意采纳一种指导型经济制度，因为他们相信它会产生巨大的繁荣。在导致决定的讨论中，计划的目标将会被冠以“共同福利”之类的称呼，这类称呼不过是对计划目标缺乏真正一致的掩饰。事实上，只是在要使用的手段上存在一致的意见。但是，这是一种只能为共同目标而使用的手段。当行政权力必须得将对一个单一计划的要求转换为对一个具体计划的要求时，就产生了一切活动所趋向的精确目标的问题。于是乎就将看到，对需要计划这一点上的一致看法，并未受到计划所服务的目标上的一致看法的支持。人们一致同意一定要有一个中心计划而在目标上却没有一致意见，其后果十分类似于一群人决定一起旅行，而在想去的地点上都没达成一致，结果他们全体可能不得不进行一次他们大多数人根本不想作的旅行。计划创造这样一种情景，使我们必须同意其数量大大超过我们已习惯的论题，而且在一种计划制度里，我们不能把集体行动都限定在我们能够同意的任务上，而为了任何行动都能完全实行，我们却迫不得已要在一切事情上部达成共识。这是最有助于决定计划制度性质的特点之一。
人们或许会一致表示这种愿望，即议会应该拟定一个无所不包的经济计划，然而无论是人民，还是他们的代表，并不因此必然能在任何具体计划上部达成一致。民主的议会在贯彻似乎是人民的明确授权方面的无能为力，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对民主制度的不满。议会渐渐被视为“清谈馆”，不能或无力贯彻他们被选出担负的任务。人们越来越相信，倘若有效的计划要落实的话，管理必须要“与政治分家”并交由专家——常设的官员或独立自主的机构——掌握。
社会主义者非常了解这种困境。自韦伯夫妇开始抱怨“下院日益无力应付其工作”时起，已将近半个世纪之久。更晚近一些，拉斯基教授详尽阐述了这种观点：
现行国会的机构非常不适于迅速通过大批复杂的法则，这已是老生常谈。甚至联合政府在实施经济和关税措施时，就不通过下院的详细争论，而是通过一整套授权立法的制度，这实质上己经承认了这一点。在我看来，工党政府会将此先例推而广之。它将把下院限定在其所能胜任的两项职能上：发泄不满和讨论政府措施的普遍原则。它的法案将采取授予有关部门广泛权力的通则的形式；这些权力将通过枢密院敕令来行使，但这种敕令在下院愿意时可用投不信任的否决票的方式受到弹劾。最近，多诺莫尔委员会又着重地重申了授权立法的必要性和价值；而且，如果社会化的进程不为现行议会程序认可的阻碍议事的正当方式所破坏的话，授权立法的扩充就在所难免。
为了把社会主义政府必定不让自身过分地受制于民主程序这一点说清，拉斯基教授还在同一篇文章的末尾，提出“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工党政府能否冒其措施由于下一次普选被推翻的风险”这个问题——而且意味深长地未置可否。
※※※
当论及一国经济事务的详尽管理时，弄清这种公认的议会低效率的原因是重要的。毛病既不在于个别议员，也不在于议会机构本身，而在于议会所承担的任务中的内在矛盾。他们并未被要求做他们所能一致同意的事，而是被要求对每件事情——国家资源的全盘管理——都取得一致意见。但是，对于这样一个任务，多数决定的制度是不合适的。在有限途径中选择，多数还是会找得出的；但相信事事都必定有一个多数看法，那就是迷信了。如果积极行动的各种可能途径为数众多时，就没有理由会有一个赞成其中之一种途径的多数了。立法会议的每个成员，或许都觉得某种特定的经济活动管理计划相对于毫无计划而言聊胜于无，然而，似乎没有一个计划会使多数人觉得宁愿选择它而不愿完全没有计划。
一个连贯的计划也不能通过将其分成几部分并就特定问题投票表决而得以实现。一个民主的议会，像商议普通议案那样对一个全面的经济计划逐款进行表决和修改，那是毫无意义的。一个名副其实的经济计划，必定有一个单一的观念。即使议会能按部就班地就某个方案达成一致，它最终也必然不能令任何人满意。一个各部分必须极其精心地相互适应的复杂整体，不能通过各种冲突看法的妥协而达成。以这种方式制订一个经济计划，甚至比诸如成功地通过民主程序筹划一次军事战役之类的实例，可能性更小。如同军事战略一样，这个任务不可避免地要授给专家。
然而，不同的是，负责一场战役的将军受托的是一个单一目标，在战争持续期间，由他控制的所有手段必须全部专用于这个目标；而授给经济计划者的却不可能有这样的单一目标，对施予他的手段也没有类似的限制。将军无须权衡各种互相对立的独立目标；对他来说只有一个至高的目标。但是，一个经济计划或它的任何部分的各种目标，脱离了特定的计划就不能确定。制定一个经济计划，必然要在种种相互冲突和相互竞争的目标——不同人们的不同需求——之间进行选择，这正是经济问题的实质。然而，哪些目标这样冲突，哪些目标在我们想要实现其它目标时必须牺牲，简言之，哪些是我们必须选择的途径，这些只有那些了解各种实际情况的人才会知道；而且对于各种目标中哪一个应给予优先选择权，也只有他们这些专家才处于能做决定的地位。不可避免地，他们将他们的选择尺度加诸于他们为之计划的集体。
这一点并非总能被人清楚地认识到，而授权通常只是由于这个任务的技术特征才有道理。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授权的只是技术细节，也并不意味着议会没有理解技术细节的能力是困难的根源所在。（1）民法结构的更改，相对于弄清这些更改的全部内涵，其技术性并不更差，其难度也不更大；然而并未有人认真地建议过，应该把立法权授予给一个专家机构。实际上在这些领域里，立法并未超出可以达成真正的多数同意这一通则之外；而在管理经济活动方面，需要调停的利害关系是如此地分歧，以致于在一个民主议会中要达成这种真正的一致是不可能的。
然而，应当承认，并非立法权的授予本身如此值得反对！反对授权本身就是反对症状而不反对病因，而且在其可能是其它病因的必然后果时，就忽略了病例的严重性。只要所授予的权力只是制定通则的权力，那就可以有非常充分的理由说，这种规则应该由地方当局而不应由中央当局制定。值得反对的现象是，之所以诉诸授权，是因为有待处理的事情不能由通则来规定，而只能就特定情况相机酌定。在这些情形下，授权意味着赋予某些当局权力，使其能运用法律力量作出实质上是专断的决定(通常被说成“酌情裁决”)。
把特别的技术性任务授予各个机构，虽是正常现象，但只是开始走上计划道路的民主政体逐渐放弃其权力过程的第一步。授权这种权宜之计并不能真正消除使全面计划的倡导者对民主政体无能如此难以忍受的原因。把特定的权力授予各个机构，对于实现一个单一的协调的计划来说，创造了一个新的障碍。即使通过这种权宜之计，一个民主政体在计划经济生活的各个部分时取得成功，它仍然必须面临将这些分别的计划综合成一个单一整体的问题。许多分别的计划没有形成一个有计划的整体——实际上，计划者应该首先承认——它们或许比没有计划还要糟糕。但民主的立法机构在放弃对真正重大的问题做决定时会长期犹豫不决，而且，只要这样做的话，就会使别的任何人都不能去制定全面的计划。不过，对计划必要性的一致看法以及民主议会在产生一个计划时的无能，将唤起越来越强烈的要求，希望赋予政府或某些个人权力，使他们能尽其责。如果要有所作为的话，负责的当局必须得摆脱民主程序的羁绊，这种信念变得越来越流行。
为一个经济独裁者而呼吁是转向计划运动中的一个特有的阶段，并不为这个国家所熟悉。几年前，最敏锐的外国英国研究者之一，已故的埃利·阿列维提出：“如果你为尤斯塔斯·珀西勋爵、奥期瓦德·莫斯利爵士和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照一张合影，我想你会发现这么一个共同面貌——你将发现他们会异口同声地说：‘我们正生活在经济混乱中，只有在某种独裁领导下，我们才能摆脱这种混乱。’”有影响的知名人士的数目，自那时起已有显著的增加，但即使把他们包括进去，也不会使这张“合影”的面貌发生多大改变。
在德国，即使在希特勒上台以前，这种运动己经进展得很远了。在1933年以前的一些时间里，德国已经达到一个实质上不得不实行独裁统治的阶段，记住这一点是重要的。那时没有人会怀疑，当时的民主己经破产，像布吕宁这样的真诚的民主主义者，也不再比施莱歇尔或冯·巴本更能进行民主统治。希特勒无须摧毁民主；他只是利用民主的衰败，在紧要关头获得许多人的支持，对这些人来说，他们虽然憎恨希特勒，但他仍然是唯一一个足够坚强的能有所作为的人。
※※※
计划者通常试图使我们与这种发展保持一致的论点是，只要民主政体仍然保持最终的控制，民主的本质就不会受到影响。卡尔·曼海姆这样写道：
一个有计划的社会与19世纪社会的唯一[原文如此]不同之处，在于越来越多的社会生活领域，而且最终这些领域的每一方面和听有方面，都屈从于国家的控制。但是，如果议会的最高权力能对一些控制加以防范的话，那也就在许多方面都能做到这一点……，在一个民主国家里，国家的最高权力能通过全权无限地加强而无须放弃民主的控制。
这种信念忽略了一个致命的差别。在议会首先能就目标达成一致而且仅仅授予解决细节的权力之处，议会当然能在能给予明确指导的地方控制任务的执行。当授权的理由是由于对目标没有达成一致的时候，当负责计划的机构不得不在议会意识不到其冲突的种种目标之间进行选择的时候，而且当充其量能做的是提供给它一个只能全盘接受或全盘拒绝计划的时候，情形就完全不同了。批评可以，也可能会有的；但由于对一项可供选择的计划不能达成多数的同意，而且遭到反对的部分又几乎能被说成是整体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因而批评仍然会完全无效。议会的讨论可以保留下来作为一个有用的安全阀，甚至还可以作为传播官方对各种指责答复的便利媒介。它甚至可以防止臭名昭著的弊端并有效地坚决要求纠正某些缺点。但它不能进行指导，充其量它只能选出实际上拥有绝对权力的那些人。整个制度将趋向于那种全民公决的独裁制，在这种制度下，政府首脑一次又一次地通过人民投票巩固他的地位，使其能确保投票将按他所想往的方向进行。
有意识控制的可能性只限于存在真正一致的领域中，而在一些领域中必须听任事情自由发展，这就是民主的代价。但在一个依赖中央计划行使其职能的社会中，就不可能让这种控制依赖于能达成多数一致；将一个微弱少数的意志强加给人民，这往往是必要的，因为这个少数将是人民中间对有争议的问题能达成一致的最大的集体。只要政府的职能根据一种广为接受的信念，能限定在多数人中通过自由讨论能达成一致的领域时，民主政府便能有效地运行；自由主义信条的最大优点，就是把那些有必要达成一致的问题的范围，减少到一个自由人社会中可能存在一致的问题的范围。现在人们常常说，民主不会容忍“资本主义”。倘若此处“资本主义”意味着以自由处置私有财产为基础的一个竞争体制的话，那么，认识到只有在这种制度下民主才有可能，是极其重要的。当这个制度由一个集体主义信条支配时，民主不可避免地将自行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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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并不打算将民主供为神灵。的确，我们这代人可能对民主谈的和想的过多，而对民主所服务的价值谈得和想的大少。民主不能像阿克顿勋爵正确地论述自由时所说的那样，“是更高的政治目标的手段。”它本身就是最高的政治目标。它并非是为了一个良好的公共管理才被需要，而是为了保障对市民社会和私人生活的最高目标的追求。民主本质上是一种手段，一种保障国内安定和个人自由的实用手段。它本身绝不是一贯正确和可靠无疑的。我们绝不能忘记，在一个专制统治下往往比在某些民主制度下有更多的文化和精神的自由——至少可能想见，在一个非常整齐划一的政府和一个教条主义的多数民主的政府统治下，民主制度也许和最坏的独裁制度同样暴虐。但是，我们的要点与其是独裁必然不可避免地消灭了自由，毋宁是计划导致独裁，因为独裁是强制推行各种理想的最有效工具，而且，集中计划要在很大程度成为可能的话，独裁本身是必不可少的。计划与民主之间的冲突只不过起因于这个事实，即对经济活动管理所需的对自由的压制来说，后者是个障碍。但是，只要民主不再是个人自由的保障的话，那么它也可能以某种形式依然存在于极权主义政体之下。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即使形式上是民主的，如果它集中管理经济体系的话，可能会和任何专制政体所曾做的一样完全破坏了个人自由。
把民主看成受到威胁的主流价值，而专心于此的流行做法，并非不存在危险。它在很大程度上要对这种错误的和无稽的信念负责，这种信念就是，只要权力的最终来源是多数人的意志，这种权力就不会是专横的。许多人以这种信念来获得的这种虚假的保证，是对我们面临的危险普遍缺少认识的重要原因。没有理由相信，只要相信权力是通过民主程序授予的，它就不可能是专横的；与此相反的说法也是不正确的，即防止权力专断的不是它的来源而是对它的限制。民主的控制=可能会=防止权力变得专断，但并非仅仅存在民主的控制就能做到这一点。如果民主制度决定了一项任务，而这项任务又必定要运用不能根据定则加以指导的权力时，它必定会变成专断的权力。
谢选骏指出：作者侈谈“民主与计划”，又用亚当·斯密的言论说明——“试图指导私人以何种方式运用其资本的政治家，不仅是其本人在瞎劳神，也是在僭取一种无论如何也不能安心地授权给枢密院和参议院的权力；由一个愚蠢和专断到幻想自己是适于行使这种权力的人掌握它，是再危险不过的了。”
不过我看，作者他和亚当斯密都没好好想想——奴役既然如此不好，为何能够战胜自由呢？专制为何能够战胜民主呢？难道仅仅是因为我在下面即将要谈到的“文明衰落了”？
【第六章 计划与法】
近年来关于法律社会学的研究，再一次证实：成文法的基本原则只有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状况下才能得到承认。根据这种原则，每一个案件的审理，都必须依据具有一般性的理性规则，这种理性规则把例外的情形减少到最低限度，并以某些逻辑前提为基础。——卡尔·曼海姆
最能清楚地将一个自由国家的状态和一个在专制政府统治下的国家的状况区分开的，莫过于前者遵循着被称为法治的这一伟大原则。撇开所有技术细节不论，法治的意思就是指政府在一切行动中都受到事前规定并宣布的规则的约束——这种规则使得一个人有可能十分肯定地预见到当局在某一情况中会怎样使用它的强制权力，和根据对此的了解计划它自己的个人事务。虽然因为立法者以及那些受委托执行法律的大都是不可能不犯错误的凡人，从而这个理想也永远不可能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但是法治的基本点是很清楚的：即留给执掌强制权力的执行机构的行动自由，应当减少到最低限度。虽则每一条法律，通过变动人们可能用以追求其目的的手段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个人自由，但是在法治之下，却防止了政府采取特别的行动来破坏个人的努力。在已知的竞赛规则之内，个人可以自由地追求他私人的目的和愿望，肯定不会有人有意识地利用政府权力来阻挠他的行动。
这样，我们己经将创立一种个人在其中自由决定生产活动的永久性法律体制与由中央当局管理经济活动作了区分，这种区别实际上是=法治=和专制政府之间的更具普遍性的区别的一种具体表现。在第一种情况下，政府的行动只限于确定那些决定现有资源得以使用的条件，至于使用这些资源于何种目的，则听由个人去决定。在第二种情况下，政府管理生产资料以用于一定的目的。第一种类型的规则可以预先制定，具有=形式规则的外部特征，不针对特定的人愿望和需要。它们仅被用来充当人们追求各种个人目标的工具。它们的目的是(或应当是)针对这样长的时间，以致不可能知道它们对于某些人是否比对于其他的人更有帮助。几乎可以把它们说成是一种生产的工具，用来帮助人们预测他们必须与之协作的另一些人的行为，而不是致力于满足特定的需要。
集体主义类型的经济计划必定要与法治背道而驰。计划当局不能约束自己只限于给陌生的人们提供机会，使他们能够随心所欲地利用这些机会。它不能事先用一般性的形式规则约束自己以防专断。当人民的实际需要出现时，计划当局必须预为准备，然后必须在这些需要之间进行有意识的选择。计划当局必须经常地决定那些仅仅根据形式原则无法得到答案的问题，并在做出这些决定时，必须将不同的人们的需要区分出尊卑轻重。
当政府要决定饲养多少头猪，运营多少公共汽车，经营哪些煤矿或按什么价格出售鞋子时，这些决定不可能从形式原则中推论出来，或者事先做出长期的规定。它们不得不取决于当时的环境，并且在做出这些决定时，常常必须对各种人和各个集团的利害逐个地予以比较权衡。最终必得由某个人的观点来决定哪些人的利益比较重要；这些观点也就必定成为那个国家法律的一部分，即政府的强制工具强加于人民的一种新的等级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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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刚才谈到的在成文法或形式上的法律或公正和实体性质的法规之间的区别是很重要的，而同时在实践上也最难精确地加以划分。但是这里所涉及的一般原理是很简单的。这两类规则的区别是和制定一个道路使用规则(像“公路章程”)与命令人民向何处去之间的区别一样，或者更明白一些说，和设置路标与命令人民走哪一条路之间的区别一样。形式法律事先告诉人们在某种情况下，政府将采取何种行动，这种规则用一般性的措词加以限定，而不考虑时间、地点和特定的人。它们所针对的是一种任何大都可能遇到的典型情况，在那种情况下，这种规则的存在将会对各式各样的个人目的都有用处。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将按照确定的方式采取行动，或要求人民按确定的方式行事；提供关于这方面的知识，目的在于使个人可用以制定自己的计划。人们期望，形式规则对于那些尚不知其为谁的人们，对于他们决定用其来达到的目的和不能预见其详情的环境，可能是有用的。在这一意义上讲，形式规则只是工具性的。我们并=不=知道这些规则的具体效果，并不知道这些规则将会有助于哪一种目的或会帮助哪一种特定的人，它们只不过是被赋予了一种大体上最有可能使一切受到它们的影响的人们都能得到好处的形式，事实上，所有这一切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形式规则的最重要的标准。正因为我们事前无法知道谁会使用并在什么情况下使用这些规则，所以它们并不涉及在某些特定目的和某些特定的人们之间进行选择的问题。
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热衷于对每件事都要加以有意识的控制，如果说在某一个制度之下，我们对于政府所采取的措施的具体效果要比在大多数其它制度下了解得少是个优点，并且认为，在某一社会控制方法是较好的方法，因为我们不知道它的具体效果，这似乎是很荒谬的。但是这种考虑实际上是法治的伟大的自由主义原则的理论基础。在我们进一步加以论证以后，这种外表上的自相矛盾就会立即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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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论证分两方面：第一方面是经济方面，在此只能简短地说明一下。政府应当只限于订立适用于一般类型的情况的规则，听任个人在那些以时间、地点等情况为转移的每一件事情上自由行动，因为只有与每一种情况有关的个人，才能最充分地了解这种情况，并采取相应的行动。如果要使个人在制定计划时能够有效地运用他们的知识，他们就心烦能够预见可能影响到这些计划的政府的行动。但是如果要使政府的行动能为人所预见，它就必须决定于不以既不能预见得到，也无法事先加以考虑的具体环境为转移的、固定的规则，在这种情形下，政府行为的特殊影响也就无法预见。另一方面，如果政府必须指导个人行动以便达到某种特定目的，它的行动就必得根据当时全部环境来决定，因此，也就无法断定。因此，一件人所共知的事实是，政府“计划”得越多，对于个人来说，计划就变得越困难。
第二个方面，即道德的或政治方面的论证，与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问题有更直接的关系。如果政府要精确地预见到其行动的影响，那就意味着它可以不让受影响的人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凡是当政府能够精确地预见其各种可能的行动对某种人的影响时，也恰恰是政府能够对各种目标进行选择。如果我们要创造新的对一切人都开放的机会，要给人们提供他们能够随意加以利用的机会的话，那么其精确的结果就是难以预见的。因此，普遍性的规则，有别于具体命令的真正的法律，必须意在适用于不能预见其详情的情况，因而它对某一特定目标，某一特定个人的影响事前是无法知道的。只是在这种意义上，立法者才可能说得上是不偏不倚的。所谓不偏不倚的意思，就是指对一定的问题没有答案——如果我们一定要解决这类问题的话，就只能靠抛掷硬币来决定。在一个每一件事都能精确预见到的社会中，政府很难做一件事而仍然保持不偏不倚。只要政府政策对某种人的精确的影响是已知的，只要政府的直接目的是要达到那些特定影响，它就不能不了解这些影响，因而也就不能做到不偏不倚。它必定有所偏袒，把它的评价强加于人民，并且，不是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目标，而是为他们选择目标。只要当制定法律的时候就已预见到这些特定影响，那么，法律就不再仅仅是一个供人民使用的工具，反而成为立法者为了他的目的而影响人民的工具。政府不再是一个旨在帮助个人充分发展其个性的实用的机构，而成为一个“道德的”机构——这里的“道德的”一词不是作为“不道德的”反义词来使用的，而是指这样一种机构，它把它对一切道德问题的观点都强加于其成员，而不管这种观点是道德的或非常不道德的。在这种意义上，纳粹或其它任何集体主义的国家都是“道德的”，而自由主义国家则不是。
也许有人会说，所有这一切并不会引起什么严重的问题，因为在经济计划者所必须决定的这类问题中，他不需要也不应当受他个人的偏见的引导，而能够凭借关于公平和合理的一般信念。
这种论点常常得到一些人的支持，这些人具有在某一行业进行计划的经验，他们发现要达到一个使一切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视为公平而予以接受的决定，并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这种经验之所以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当然是因为当计划只限于一个特定行业时，对有关的利益进行了选择。在某一特定问题上最直接有利害关系的人，并不一定是全社会利益的最好判断者。只举一个最突出的例子：当某一工业的劳资双方协议某项限制生产的政策来剥削消费者时，通常在按照双方以前收入的比例，或根据其它类似的原则分配既得利益的问题上是没有什么困难的。至于千百万人所分担的损失，则常常被简单地抛之脑后，或被考虑得不很充分。如果我们要检验在解决经济计划工作中产生的那类问题时公平原则是否有用，我们必须把这原则应用到所得和所失同样看得清楚的某种问题中去才行。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认识到：并没有什么如“公平”之类的一般性原则可以给我们提供答案。当我们必得在下列一些事情之间进行选择——如给护士或医师以高工资还是为病人提供更广泛的服务，使儿童得到更多的牛奶还是使农业工人获得较好的工资，或使失业者就业还是使那些在业者得到较高的工资——的时候，为了得到答案，就需要有一个完整的评价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每个人或每个集团的每种需要都占有确定的位置。
实际上，由于计划工作的范围越来越广泛，就经常需要越来越多地参照什么是“公平的”或“合理的”来限定的法律条款。这就意味着，有必要越来越把有关具体事件的决定委诸有关裁决人或当局去裁夺。人们可以根据这些模糊的定则之逐渐引入立法和司法的情况，根据法律和司法中越来越增加的专断和不确定性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对它的不尊重(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和司法不能不成为政策的工具)，写一部法治衰落法治国家消失的历史。很有必要在这里再次指出：在德国，法治衰落的这种过程，已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发展了一段时间，一种高度的趋向于极权主义计划的政策已为希特勒手中完成的“工程”进行大量的铺垫。
无疑，计划必然要涉及对于不同的人们的具体需要予以有意识的差别对待，并允许这个人做一定要禁止另一个做的事情。它必须通过法律规则来规定，某一种人处境应如何富裕，和允许各种人应当有什么和做什么。这就意味着实际上回到身份统治的局面，是“进步社会的运动”的逆转，这种运动用亨利·梅恩爵士的有名的话来说，“到现在为止是一种从身份、地位转变到契约的运动”。其实，也许法治比凭契约更应当被看成是人治的真正对立物。正是在形式法律这一意义上的法治，也就是不存在当局指定的某些特定人物的法律上的特权，才能保障在法律面前的平等，才是专制政治的对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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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而来的必然而且仅在表面上看来有点荒谬的结果是，在法律面前的形式上的平等，是和政府有意识地致力于使各种人在物质上或实质上达到平等的活动相冲突并在事实上是不相容的，而且任何旨在实现公平分配的重大理想的政策，必定会导致法治的破坏。要为不同的人产生同样的结果，必须给予他们不同的待遇。给予不同的人以同样客观的机会并不等于给予他们以同样主观的机会。不能否认：法治产生经济上的不平等——关于这一点唯一的解释就是这种不平等并不是为了要用特定的方法影响特定的人们而设计出来的。很重要而又很具典型性的是，社会主义者(和纳粹党人)常常反对“纯粹的”
形式上的公平，他们常常攻击那种对于某些人应当多么富裕不表示态度的法律，他们总是要求"法律的社会化"，攻击司法的独立，同时支持所有像"自由权利学派"(Freirechtsschule)那种破坏法治的运动。甚至可以这样说，要使法治生效，应当有一个常常毫无例外地适用的规则，这一点比这个规则的内容为何更为重要。只要同样的规则能够普遍实施，至于这个规则的内容如何倒还是次要的。回到以前提到过的一个例子，究竟我们大家沿着马路的左边还是右边开车是无所谓的，只要我们大家都做同样的事就行。重要的是，规则使我们能够正确地预测别人的行动，而这就需要它应当适用于一切情况——即使在某种特殊情况下，我们觉得它是没有道理时。
一方面是在法律面前形式上的公平和形式上的平等，另一方面是试图实现实质上的公平和平等的各种理想，这两者之间的冲突，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关于"特权"的概念被普遍地混淆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滥用。这里只提及这种滥用的一个最重要的例子，印把“特权"一词用于财产本身。从前有过的这种情形，地产只能由贵族阶级的成员占有，这当然是一种特权。又如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如果把某些商品的生产和出售的权利，由当局指定给某些人，这也是一种特权。但是私有财产是任何人根据同样的规则都能够获得的，因为只有某些人在取得私有财产方面成功了，就把私有财产本身称做一种特权，那就便"特权"这个字失去它的意义了。
特定影响之不能预见，是一个自由主义制度的形式法律最显著的特点，因为它能够帮助我们澄清另一个关于自由主义制度本质的糊涂观念，因而也是很重要的。这种观念认为自由主义的典型态度是政府的无为。究竟政府应当或者不应当"采取行动"或"干预"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个完全错误的选择对象，而"自由放任"一词是对于自由主义政策所依据原则的非常模糊不清的和容易引起误解的描述。每一个政府当然必须有所行动，而政府的每一行动都要干涉到这样或那样的事。但这并非是问题的关键。重要的问题是个人能否预见到政府的行动，并在制定自己的计划时，利用这种了解作为依据；其结果是政府不能控制公众对于政府机构的利用，而个人精确地了解他将被保护到什么程度以免于来自别人的干涉，或者政府是否能够阻碍个人的努力。政府的管制度量衡(或用其它方法防止舞弊和欺诈)肯定地是在有所为，而政府容许罢工纠察员使用暴力则是无所为。但是在这一种情况下政府才是在遵守自由主义原则，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则没有。同样地，关于政府在生产方面所制订的大多数的普遍性的和永久性的规则——例如建筑管理条例或工厂法规，在特定情况下，它们也许是明智的或不明智的，但只要它们目的在于使其成为永久性的规则，并且并不是用来偏袒或损害某些个人的时候，它们并不和自由主义原则发生矛盾。除开不能预见的长期影响不谈，在这些情况下，也确实会出现能被人了解到的对于某些个人的短期影响。不过，对这种类型的法律来说，短期影响一般并不是(或至少不应当是)有决定作用的考虑。当这些当前的可以预见的影响与长期影响相比变得更为重要时，我们便接近了那种区别的界线，这种区别尽管在理论上是一清二楚的，但在实践上却显得模糊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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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自由主义时代，法治才被有意识地加以发展，并且是自由主义时代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它不仅是自由的保障，而且也是自由在法律上的体现。正像康德所说的那样(并且在他以前，伏尔泰也用非常相似的措词说过)，“如果一个人不需要服从任何人，只服从法律，那么，他就是自由的。”但作为一个朦胧的理想，它至少从罗马时代以来就已经存在了，并且，它在过去几个世纪中，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受到严重的威胁。立法者的权力无限制这一观念，部分地是人民主权和民主政治的结果。它又由于下面这种信念而得到加强，这种信念是：只要政府的一切行动都经过立法机关正式授权的话，法治就会被保持下去。然而，这是对于法治意义的完全的误解。法治和政府的一切行动是否在法律的意义上合法这一问题没有什么关系，它们可能很合法，但仍可能不符合法治。
某些人在法律规定上有权按他的方式去行动，但这并没说明法律是否给他权力采取专断行动，或法律是否明白地规定他必须如何行动。很可能，希特勒是以严格的合乎宪法的方式获得无限权力的，因而在法律的意义上说，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合法的。但是，谁会因为这种理由而说，在德国仍然盛行着法治呢？
因此，如果说，在一个有计划的社会，法治不能保持，这并不是说，政府的行动将不是合法的，或者说，这样一种社会就一定是没有法律的。它只是说，政府强制权力的使用不再受事先规定的规则的限制和决定。法律能够(并且为了集中管理经济活动也必须)使那种实质上是专断的行动合法化。如果法律规定某一部门或当局可以为所欲为，那么，那个部门和当局所做的任何事都是合法的——但它的行动肯定地不是在受法治原则的支配。通过赋予政府以无限制的权力，可以把最专断的统治合法化；并且一个民主制度就可以以这样一种方式建立起一种可以想象得到的最完全的专制政治来。
但是，如果法律是要使当局能够管理经济生活，它就必须给当局以权力，使他们在不能预见的情况下和按不能用一般的形式而加以规定的原则作出决定并予以实施。结果，当计划扩大时，把立法权授予若干个部门和当局的事变得越来越普通了。关于上次大战以前的一件案子(已故的霍华德勋爵最近引起大家对这件案子的注意)，法官达林先生说道：“国会只是去年才规定，从事自己工作的农业局和国会本身一样不应受到弹劾”，这种情况在那时还是罕见的。此后它几乎成了家常便饭。经常把广泛的权力赋予新的权力机构，它们不受固定规则的约束，并在管理人们的这种或那种活动方面，几乎具有无限的自行处置权。
因此，法治就含有限制立法范围的意思，它把这个范围限于公认为形式法律的那种一般规则，而排除那种直接针对特定的人或者使任何人为了这种差别待遇的目的而使用政府的强制权力的立法。它的意思不是指每件事都要由法律规定，而是指政府的强制权力只能够在事先由法律限定的那些情况下，并按照可以预先知道的方式被行使。因此，特定的立法能够破坏法治。那些要否认这一点的人，恐怕就得力陈这种观点：法治在今天的德国、意大利或俄国是否占优势决定于独裁者们是否是通过宪法的手段取得他们的绝对权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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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的主要应用是否像在某些国家一样，由权利法案或宪法条文加以规定，或者原则是否仅仅是一种牢固确立的传统，这都关系不大。但是，有一点很容易理解：不管采取什么形式，任何对这种立法权力的公认限制，都意味着承认个人的不可让渡的权利，承认不可侵犯的人权。
像威尔斯这样一位最广泛的集中计划的主要鼓吹者居然也同时写出热忱地为人权辩护的著作，这是令人悲哀的事，但却说明我们的许多知识分子被他们所信奉的一些自相矛盾的理想引入迷途的情况。威尔斯所希望保留的个人权利，不可避免地会阻碍他所希望实行的计划。在某种程度上他似乎理解两难抉择的局面，因而我们发现，他所建议的“人权宣言”的条文附加着许多保留和限制，结果使它失去了一切重要性。例如，一方面他的宣言宣称，“每个人将有权买卖任何可以合法进行买卖之物，而不受任何歧视性的限制”，这是极好的，可是他马上又加上一个限制说，这只适用于买卖“这么多的数量，并附带着这样一种保留，即以符合公共利益为限”，因而使整个规定失效。但是，既然过去强加于任何物品的买卖的一切限制，当然都被认为是为“公共福利”所必需，因此实际上这个条文也就不能有效地防止什么限制，也不能保障什么个人权利。另举一个基本的条文来看，宣言说，“每一个人可以从事任何合法的职业”，并且，“他有权从事有报酬的职业，并当有许多对他开放的就业机会时，他有权自由选择”。但宣言没有说，究竟由谁来决定某一职业对某一个人是否“开放”，而附加的条文——“他可以为自己提出就业的建议，并且要求他的请求得到公开的考虑，被接受或被拒绝”证明，威尔斯所想的是一个权威，由它来决定一个是否“有权”从事某一职业——这肯定是与自由选择职业背道而驰的。在一个有计划的社会中，当不仅通讯手段和货币受到管制而且工业也被有计划加以配置时，怎样才能确保“旅行与迁居自由”呢？再者，如果纸张的供应以及所有发行渠道都被计划当局所控制，那么，又怎样才能确保新闻自由呢？对于这些问题，威尔斯先生同其他所有当时搞计划的人一样，未提供什么答案。
在这方面，那些自从社会主义运动诞生以来就一直攻击关于个人权利的“先验的”观念并坚持认为在一个受理性支配的社会中不存在个人权利、只有个人义务的人数更为众多的改革者们，表现出更多的一致性。这确实已成为我们那些所谓的进步分子的更为普遍的态度。如果一个人基于一项措施侵犯了个人的权利而反对这项措施，几乎没有其它事像这件事那样必定会使一个人作为一个反动分子而遭到非难了。甚至连像《经济学家》这种自由派的报纸几年以前也向我们展示了法国人以及所有那些汲取了下面这个教训的人的例子：民主政体同独裁政体一样，必须总是[原文如此]尽可能地拥有绝对的权力，而并不牺牲其民主性和代表性。在个人权利方面，没有任何限制性领域是政府进行管理时在任何情况下却不能触及的。对于由人民自由选择的政府所能够并且应该行使的统治权力，对于可以由反对党公开地充分地予以批判的统治权力，是不该有任何限制的。
当战时甚至连自由和公开的批评都必定要加以限制时，这很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但上面引语中的“总是”说明，《经济学家》并不把这看作是值得遗憾的战时必要措施。
然而，作为永久性的制度，这种观点当然是同维护法治相违背的，它会直接导致极权主义国家的建立。而这种观点正是所有那些希望政府控制经济生活的人所必定持有的观点。
一个经济生活受到彻底管制的国家中，甚至形式上承认个人权利或少数人的平等权利都会失去任何意义，对于这一点中欧各个国家的经验给予了充分的说明。那里的经验还表明，完全可能通过运用公认的经济政策方面的工具来推行一种无情地歧视少数民族的政策，同时又对保护少数民族权利的法规中的文字没有任何侵犯。这种以经济政策为手段的压迫由于以下事实而得到极大的促进，这个事实是：某些产业或活动基本上是由少数民族来从事的，因此，许多表面上针对一个产业或一个职业阶层的措施实际上是指向一个少数民族的。这一切极其充分地向所有那些希望了解计划怎样在实际中造成政治后果的人证实了，像“由政府控制产业发展”这种表面上无关痛痒的原则，会为那种歧视和压迫政策提供几乎无限的可能性。
谢选骏指出：人说“计划与法”——当民主政体着手一项计划方针，而其执行需要比实际存在更多的一致时，不难看出其必然后果如何。人民或许己经同意采纳一种指导型经济制度，因为他们相信它会产生巨大的繁荣。在导致决定的讨论中，计划的目标将会被冠以“共同福利”之类的称呼，这类称呼不过是对计划目标缺乏真正一致的掩饰。事实上，只是在要使用的手段上存在一致的意见。但是，这是一种只能为共同目标而使用的手段。当行政权力必须得将对一个单一计划的要求转换为对一个具体计划的要求时，就产生了一切活动所趋向的精确目标的问题。于是乎就将看到，对需要计划这一点上的一致看法，并未受到计划所服务的目标上的一致看法的支持。人们一致同意一定要有一个中心计划而在目标上却没有一致意见，其后果十分类似于一群人决定一起旅行，而在想去的地点上都没达成一致，结果他们全体可能不得不进行一次他们大多数人根本不想作的旅行。计划创造这样一种情景，使我们必须同意其数量大大超过我们已习惯的论题，而且在一种计划制度里，我们不能把集体行动都限定在我们能够同意的任务上，而为了任何行动都能完全实行，我们却迫不得已要在一切事情上部达成共识。这是最有助于决定计划制度性质的特点之一。
人们或许会一致表示这种愿望，即议会应该拟定一个无所不包的经济计划，然而无论是人民，还是他们的代表，并不因此必然能在任何具体计划上部达成一致。民主的议会在贯彻似乎是人民的明确授权方面的无能为力，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对民主制度的不满。议会渐渐被视为“清谈馆”，不能或无力贯彻他们被选出担负的任务。人们越来越相信，倘若有效的计划要落实的话，管理必须要“与政治分家”并交由专家——常设的官员或独立自主的机构——掌握。
——我看上述所说的“计划”只对小范围有效，对于大局则是“计划赶不上变化”了。用计划去控制社会发展，只会加速文明的衰落。为何文明会衰落呢？首先，这是由于任何文明和社会都有其一定寿命的；其次，争夺生存空间的斗争，导致同一文明社会的内部同室操戈。
【第七章 经济控制与极权主义】
对财富生产的控制，就是对人类生活本身的控制。——希莱尔·贝洛克
大多数曾经认真地考虑过其任务实践方面的计划者并不怀疑：一个受指导的经济必须或多或少地遵循独裁性的路线。如果要对那种互有关联的活动的复杂体系加以有意识的指导的话，就必须由一批专家来进行，而最后的责任和权力则必须置于一个总指挥之手，他的行动必须不爱民主程序的束缚，这是中央计划的基本观念的很明显的结果，不会不博得十分普遍的同意。我们的计划者给我们的抚慰是，这种独裁主义的管理“仅仅”适用于经济事务。例如美国最著名的经济计划者之一蔡斯向我们保证说，在一个有计划的社会里，“政治民主是能够保持的，如果它把自已几乎仅限于经济事务的话”。这种保证往往伴随着这种暗示：只要放弃我们生活中属于(或应当是)比较不重要的方面的自由，我们就会在追求更高的价值方面获得更多的自由。因此，那些憎恶政治独裁这一观念的人往往叫嚷着要求有一个经济方面的独裁者。
这些论证常常能够打动我们最好的本能并往往能够吸引那些最有才智的人士。如果计划真正能够使我们摆脱那些不太重要的忧虑，因而使我们的生活成为不求奢华而思想高超的那种生活，那么，谁还会愿意贬低这样一种理想呢？如果我们的经济活动真的仅仅涉及生活中次要的或者甚至是比较低级的方面的话，我们当然就应当竭尽心力去找出一个途径，便我们不必过分关心物质的目标，而是让某种功利的机构去考虑这些物质的目标，使我们的心灵得以自由地追求生活中更高尚的事物。
不幸的是，人们从这样一种信念所得到的保证是完全不可靠的。这种信念认为，施加于经济生活的权力，只是一种施加于次要问题的权力，它会使人忽视我们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所面临的威胁；这主要是一种错误的观念所造成，即认为有一些纯粹的经济目的，与生活的其它目的是毫无关系的。然而，除开守财奴的病态案例以外，就不存在纯粹的经济目的。有理性的大都不会以经济目的作为他们的活动的最终目标。严格说来，并没有什么“经济动机”，而只有作为我们追求其它目标的条件的经济因素。在日常用语中被误导性称为“经济动机”的东西，只不过意味着对一般性机会的希求，就是希冀取得可以达到不能一一列举的各种目的的能力。如果我们力求获得金钱，那是因为金钱能提供给我们最广泛的选择机会去享受我们努力的成果。因为在现代社会里，我们是通过货币收入的限制，才感到那种由于相对的贫困而仍然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束缚，许多人因此憎恨作为这种束缚的象征的货币。但这是错把人们感到一种力量存在的媒介当作原因了。更正确地说，钱是人们所发明的最伟大的自由工具之一。在现存社会中，只有钱才向穷人开放一个惊人的选择范围——这个范围比在以前向富人开放的范围还要大。大量运用“非经济刺激”以代替“金钱动机”，许多社会主义者都有这种主张，这是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如果我们考虑一下这种建议实际上意味着什么，我们就能够对货币所起的作用的重要性有比较深刻的了解了。如果所有报酬，不是采取提供货币的形式，而是采取提供公开荣誉或特权、凌驾别人之上的有权力的位置、或较好的住宅或较好的食物、旅行或受教育的机会等形式，这只不过是意味着，接受报酬者不再可以自行选择，而任何决定报酬的那个人，不仅决定报酬的大小而且也决定了享用报酬的特定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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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我们了解到并没有孤立的经济动机，了解到一种经济上的得和失只不过是这样一种性质的得失，它还允许我们有权决定让我们的哪些需要或欲望受这种得失的影响，这也就便我们更容易理解那种普遍见解的真实的重要核心，这种见解认为，经济问题只影响生活中比较次要的目的，并且还使我们更容易了解人们对于那种“单纯的”经济考虑所常持的蔑视。在一定的意义上，这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倒是十分有根据的——但也仅仅在这样一种自由经济中才是如此。只要我们能够自由地处置我们的收入和我们所有的财产，经济上的损失永远只能使我们失去我们所能满足的那些欲望中我们认为最不重要的欲望。因此，一个“单纯的”经济损失就是一种我们仍能使其影响落到我们比较次要的需要上的损失，而当我们说，我们所损失的某一事物的价值远近超过它的经济价值，或者说，它甚至不能在经济的意义上加以估量的时候，它的意思是说，如果发现这种损失的话，我们必须承受它。对于经济上的得，也是如此。换言之，经济变化往往只能影响我们的需求的边缘或“边际”。有许多事情远比经济上的得失可能影响到的事情来得重要，对于我们来说，它们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受经济波动影响的生活上的舒适品，甚至超过许多生活必需品。和它们相比，“肮脏的金钱”，也就是我们在经济上是否拮据一些或是否宽裕一些的问题，似乎没有多大重要性。这就使许多人相信，像经济计划这类只影响我们经济利益的任何东西，并不能严重地干涉到更为基本的生活价值。
但是，这是一个错误的结论。经济价值对于我们之所以没有许多东西那么重要，正是由于在经济事务上，我们能够自由决定什么对我们比较重要，什么对我们比较次要的缘故。或者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是由于在现在的社会中，必须去解决我们生活中的经济问题的，乃是我们自已。在我们的经济追求中受控制意味着，除非我们宣布我们具体的目的，否则我们将总是受控制。或者，因为当我们宣布我们具体的目的时，也必须使它获得批准，因而实际上我们将在每一件事上都受到控制。
因此，经济计划所引起的问题，并不仅仅是我们是否会按照我们所喜欢的方法满足我们认为是重要或不太重要的需要的问题，而是是否会由我们自已来决定什么对我们是重要的和什么是次要的、或是否这必须由计划者来加以决定的问题。当我们轻蔑地谈论纯粹的经济需要时，经济计划所影响到的，将不仅是我们心目中的那种边际的需要。它实际上意味着，我们作为个人将不再被允许去决定我们认为是边际需要的那种东西。
指挥一切经济活动的当局将不仅控制那种只牵扯到次要事情的我们的那一部分生活，它将控制用于我们所有的目标的有限手段的分配。而任何控制一切经济活动的人也就控制了用于我们所有的目标的手段，因而也就必定决定哪一种需要予以满足和哪一种需要不予满足。这实际上是问题的关键。经济控制不仅只是对人类生活中可以和其余部分分割开来的那一部分生活的控制，它也是对满足我们所有目标的手段的控制。任何对手段具有唯一控制权的人，也就必定决定把它用于哪些目标，哪些价值应得到较高的估价，哪些应得到较低的估价——总之，就是决定人们应当相信和应当争取的是什么。集中计划意味着经济问题由社会解决而不由个人解决，而这就必然也要由社会，或者更确切地说，由社会的代表们，来决定各种不同需要的相对重要性。
计划者们允诺给我们的所谓经济自由恰恰是指免除我们解决我们自己的经济问题的麻烦，以及是指这种事情常常包含的选择可以由别人为我们代劳了。由于在现代条件下，我们的每一件事几乎都要依赖别人来提供手段，因而经济计划几乎将涉及我们全部生活的各个方面。从我们的原始的需要到我们和家庭、朋友的关系，从我们工作的性质到我们闲暇的利用，很少有生活的哪一个方面，计划者不对之施加“有意识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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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计划者不拟用权力来直接控制我们的消费，他们控制我们私人生活的权力也同样是完整无缺的。虽然一个有计划的社会将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使用定量分配以及类似的措施，但计划者控制我们私人生活的权力并不依存于这一点，并且即使消费者名义上能自由地随意花费其收入，这也并不减少这种权力的效力。在一个有计划的社会中，当局所掌握的对所有消费的控制权的根源，就是它对于生产的控制。
在一个竞争性的社会中，我们的选择自由是基于这一事实：如果某一个人拒绝满足我们的希望，我们可以转向另一个人。但如果我们面对一个垄断者时，我们将唯他之命是听。而指挥整个经济体系的当局将是一个多么强大的垄断者，是可以想象得到的。虽然也许我们用不着害怕这样一个当局会跟一个私人垄断者一样使用它的权力，因为我们假定：它的目的大概不会是勒索最大的财政收入，但它会有完全的权力来决定给我们什么和按照什么条件给我们。它将不仅决定可供利用的商品和劳务是什么以及数量多少，而且，也将能够决定这些商品和劳务在各个地区和集团之间的分配，并且，只要它愿意，它也能在人们之间实行它所喜欢的任何程度的差别待遇。如果我们还记得何以计划被最大多数人所倡导的话，那么，我们还会怀疑，这种权力将会被用于当局认可的目的，并防止追求其不能同意的目的吗？由于控制生产和价格而授予的权力几乎是无限的。在一个竞争性社会里，我们对一个物品需付的价格，和物与物的交换比率，决定于我们取得一物而使社会其他成员失去的另外一些物品的数量如何。这个代价并不决定于任何人的自觉的意志。如果达到我们目的的某种方法证明对我们来说耗费过人的话，我们可以自由地去试用另一种。我们道路上的障碍并不是由于某人不赞同我们的目的，而是由于其它地方也需要这种手段。在一个受指导的经济中，当局监视着人们所追求的各种目的，它肯定会运用它的权力协助某些目的的实现，和阻止其它目的的实现。决定我们应该取得什么的，并不是我们自己对何者应喜爱何者不应喜爱的看法，而是他人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并且由于当局将有权力阻挠逃避其指挥的任何努力，它将像直接告诉我们应当如何花费我们的收入那样有效地控制我们的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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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的意志，并不是仅仅在我们作为消费者这方面，而且甚至主要不是在这方面来计划和“指挥”我们的日常生活。它甚至更多地是在我们作为生产者这方面来进行这种计划和“指挥”的。我们生活中的这两个方面不能截然分开；而且由于对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花在工作上的时间占我们整个生命的大部分，由于我们的职业通常也决定了我们生活的地点和将和哪些人在一起生活，因而选择职业的某种自由，对我们的幸福来说，甚至也许比在闲暇时花用我们收入的自由更为重要一些。
诚然，甚至在最好的社会里，这种自由也是很有限的。很少有人拥有许多可供选择的职业机会。但重要之点是：我们确有某种选择；我们并不是绝对地被束缚在为我们过去选择好了的或可能会选择的某一工作上；如果某一位置变得令人十分难以容忍，或者如果我们钟情于另一工作时，能干的人几乎总有路子可走，也就是以某种牺牲为代价，他就可以达到他的目的。没有比知道我们怎么努力也不能使情况改变这件事更使一个人的处境变得令人难以忍受的了；即使我们从来没有精神上的力量去做出必要的牺牲，但只要知道这一点，即只要我们努力奋斗就能够摆脱这种处境，就会使许多令人难以忍受的处境成为可以容忍的了。
这并不是说，在这一方面，我们现在的社会一切都已尽善尽美，或者，在过去的最自由的时代里曾经达到这种地步；也不是说，在改善向人们开放的可供选择的机会方面，没有多少事情可做了。和别处一样，政府在这里可以做很多的事，帮助传播知识、信息和促进人的流动。但问题在于：这种真正会增加机会的政府行为，却几乎正好是和目前被广泛倡导及实行的“计划”相反的东西。诚然，大多数计划者都承诺说，在新的有计划的社会中，选择职业的自由将会谨慎地予以保留，甚至还会增加。但是，在这方面，他们所承诺的东西中许多无法履行。如果他们要进行计划，他们就必须控制各种行业和职业的大门，或控制报酬条件，或者两者都控制。几乎在所有已知的计划工作的例子中，建立这种控制或限制常常是所采取的措施中首要的措施。如果这种控制普遍实行，并且由一个单一的计划当局来推行的话，我们用不着多少想象力就可以知道他们所承诺的这种“选择的自由”将变成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所谓“选择的自由”将会是纯粹虚假的，仅仅是一个不实行差别待遇的诺言，而根据情况的性质，差别待遇是必须实行的，这样，我们所能期望的只是当局将会根据它所承认的客观标准进行选拔。
如果计划当局把它的行动限于规定就业条件，并通过调节这些条件来规定就业人数的话，情况也没有什么不同。通过规定报酬，当局会同明确排除许多人参加一样有效地阻止他们进入许多行业。一个相貌不漂亮的、十分希望成为一个售货员的女郎，一个体弱的、十分向往那种他的屠弱身体不利于他担任的工作的男孩，以及一般地说那些很明显的比较不胜任或不适合的人，在一个竞争性的社会中，未必一定被拒之于门外；如果他们对这个位置估价很高，他们常常能够用一种经济上的牺牲来得到一个从头做起的机会，并在将来通过自己在起初并不那样明显的长处来得到补偿。但当当局规定了整个部类的报酬，并用一种客观的考试在志愿参加的人们中进行挑选时，他们参加这种工作的感望所发生的力量就微不足道了。其条件并不是属于标准类型的人，其天资气质不属于通常类型的人，将不再能够和一个其意向会适合他的特殊需要的雇主达成特殊的协议；那种喜欢不规定时间的工作，甚至喜欢随遇而安，宁愿为此得到较少的、也许是不确定的收入而不愿做例行公事式的固定工作的人，将不再有选择的机会。情况将会跟在一个大的组织中在某种程度上必然会出现的情况一样，没有例外，或者还要更坏，因为在那种情况之下将没有任何脱身的可能。我们将不再能够只是在我们认为是值得的时候和场合，根据自己的意志合理地或有效率地进行工作；计划当局为了简化它的工作一定会定出一套标准，我们大家必须都要遵行。为了使这项莫大的工作可管理，就必须把多样性的人类能力和倾向归纳为几种很容易相互交换的单位，而且有意识地忽视次要的个人差别。虽则公开宣布的计划的目标是，人应当不再仅仅是一个工具，而事实上——由于在计划中不可能考虑到个人的好恶——个人之仅仅作为工具将比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一种由当局用来为所谓“社会福利”、“社会利益”之类的抽象观念服务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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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竞争性的社会里，大多数事物都能以某种代价得到虽然我们得付出的往往是非常高的代价，这一事实的重要性是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的。但是，除此之外，就不会有完全的选择自由，而只有颐指气使，不许越雷池一步，最后，还有权势人物的偏爱。
关于这些问题，现在流行着的混乱观念中的突出的一点，就是居然把在竞争性的社会中任何事物都可以花一定的代价取得这种现象作为非难它的一个理由。如果人们反对使生活中较高尚的价值和“现金交易关系”相结合，指的是我们不应当被容许为了保存较高尚的价值而牺牲比较次要的需求，并且应当由别人为我们做选择的话，那么，这种要求必定会被认为是颇为奇特的，而且很难证明是对个人尊严的高度尊重。生命与健康，美与善，荣誉与精神的安宁，往往只能以相当的物质牺牲为代价才能得以保存，并且还必须有人情愿这样选择，这些都是不能否认的，正如我们每一个人有时并不愿意不惜忍受物质上的牺牲以保全这些高尚的价值，使之不受伤害。只举一个例子，如果我们愿意承受由于废除汽车而造成的损失(假如没有其它办法)的话，我们当然能够把汽车意外事件所引起的伤亡减少到零。这同样也适合于其它千万个例子，即我们经常使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同类冒牺牲生命、健康和美妙的精神价值的危险，去促进我们同时轻蔑地称之为物质上的舒适。它也不能不是这样，因为我们的目的都为着这同样的物质财富而竞争，并且，如果这些绝对价值无论如何不能遭受危险的话，我们也只能为了这些绝对价值而奋斗。
冷酷的事实常常迫使人们进行痛苦的选择，人们希望解除这种痛苦，这不足为奇。但是几乎没有人愿意通过由别人替他们进行选择来解除它。人们所希望的是根本不需要进行这种选择而他们又过于轻信这种选择并不是真正必须的，过于轻信这仅仅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样一种经济制度所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他们所愤慨的事实上是还存在着经济问题。
人们认为确实不应再有经济问题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还由于一些不负责任的关于“潜在的丰裕”的谈论而得到加强，因为所谓“潜在的丰裕”，如果竟是事实，自然将意味着没有什么经济问题使选择成为不可避免的事。虽然这个圈套自从社会主义出现以来一直在各种名义下为社会主义宣传所利用，但它仍然是和l00多年以前首次使用它时一样明显的不真实。在这样长的时间内，那些使用它的许多人中，没有一个曾经拿出一个可行的计划，说明应如何增加生产以便哪怕是在西欧消除我们所认为的贫困现象——且不说在全世界。读者可能认为：任何谈论所谓“潜在的丰裕”的人或者是不诚实，或者是不知道他所谈论的是什么。但是这个虚幻的希望驱使我们走上计划的道路，在这方面它不亚于任何别的事物。
虽然当下流行的运动仍然由于这个虚幻的信念而得益，但认为计划经济会比竞争性制度生产出更高额的产品的论调，已逐渐为研究这个问题的多数学者所放弃了。纵然是那些具有社会主义观点并认真地研究过集中计划问题的许多经济学家，现在也满足于希望一个有计划的社会将和竞争性制度在效率方面旗鼓相当。他们之所以倡导计划，不再是由于它的生产力高，而是由于它能使我们得到一个比较公正和平等的财富分配。这确实是能够认真地坚持要求计划的唯一理由。如果我们希望获得符合于某种预定标准的财富分配，如果我们想有意识地决定谁将会有什么，那么，我们就必须计划整个经济制度，这是无可置疑的。然而，问题仍然是，为了实现某些人的公平理想，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较之受到众多攻击的经济力量的自由竞争所引起的后果，是否一定不会造成更多的不满和压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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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为这些疑虑寻找安慰自已的理由，认为采用集中计划只意味着自由经济在一个短暂的时间之后，又回归到多少世纪以来曾经统治经济活动的束缚和管制而已，并因此认为对于个人自由的侵犯并不一定会超过自由放任时代以前的程度，我们就大错特错了。这是一种危险的幻想。即使在欧洲历史上对经济生活的组织达到最高程度的时候，也只不过建立一种一般性的和半永久性的规则构架，在其中，个人保留有宽广的自由领域。当时所用的控制机器也还不足以把超过一般管理以上的约束强加于人。即使在控制最完备的地方，它也不过是扩展到一个人借以参加社会分工的那些活动而已。在远为广阔的领域内，个人仍依赖自已的产品为生，并可以投己所好自由地行动。
而现在，情况完全不同。在自由主义时代，分工的进展造成了一种局势，使我们几乎每一个活动都是社会过程的一部分。这种发展是我们不能够加以扭转的，因为仅仅是由于这种发展，我们才能够按现在的那种标准供养大量增加了的人口。但是以集中计划代替竞争因而将要求对我们的生活实行比以往人们所企图的程度更为多得多的集中管理。它不能停留在我们看作是经济活动的范围内，因为现在几乎我们生活中的每一部分都依存于他人的经济活动。对“集体地满足我们的需要”的热衷，要求我们在指定的时间，按规定的形式，从事娱乐和满足必需，我们的社会主义者曾以此而为极权主义很好地准备了道路，这当然也部分地有利用它作为一种政治教育的工具的意图。但它也是计划迫切要求的结果，其基本内容在于剥夺我们的选择权，以便于在由计划决定的时间，给我们以最适合于计划的任何东西。
人们往往说，没有经济自由的政治自由是没有意义的。这当然很对，但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和我们的计划者使用这句话的意思几乎相反。作为任何其它自由前提的经济自由，不能是那种社会主义者允诺给我们的、免于经济劳心的自由，也不可能是只能通过同时解决个人选择的必要性和权力才能获得的自由；经济自由必须是我们经济活动的自由，这种自由，因其具有选择的权利，不可避免地也带来那种权利的风险和责任。
谢选骏指出：人说“对财富生产的控制，就是对人类生活本身的控制。”——我看虽然如此，但是“经济控制与极权主义”并不能画上等号。因为经济控制可以带来奴隶制度，但是极权主义还需要“群众运动”和特务监视的配合，才能扎根基层、渗透毛孔——例如独裁者激发的个人崇拜等魔鬼情绪，才体现出了“经济控制”力所不及的“极权主义”特征。
【第八章 谁战胜谁】
由于对平等的热衷，使自由的希望落了空，曾经赋予这个世界的大好机会因而被抛弃了。——阿克顿勋爵
对于竞争所持的最普通的异议中有一个说它是“盲目的”，这一点是很有意义的。值得重新提醒人们的是对于古代的人来说，盲目性是其正义之神的属性。虽然竞争与正义很少有共同之处，但值得同样称道的是，二者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我们不能预测，谁将是幸运的或者谁将受到灾难的打击；赏罚并不是根据某人对人们功过看法来加以均摊的，而是要取决于他们的才干和运气，这和我们在制订法律规则的时候不能预测执行这些法律规则将对哪一个人有利和对哪一个人不利是同样的重要。并且，这也是同样的正确，因为在竞争中，在决定不同的人的命运方面，机会与幸运常常是和技能与先见同样重要的。
可供我们选择的，不是下面这两种制度，即一个是在其中每个人都按照绝对和普遍的权利标准来得到他所应得东西的那种制度，另一个是他所应得东西部分地应由偶然事件或幸与不幸来决定的那种制度；可供我们选择的两种制度是，谁应得到什么是由几个人意愿来决定的那种制度以及谁应得到什么至少部分地是靠他们的才能和进取心，部分地是靠难以预测的情况来决定的那种制度。这一点并不由于在一个自由企业的制度下机会不是均等的而减少其恰当性。因为这种制度必须以私人财产和遗产(虽然这或许不是同样的必要)以及由两者所造机会差别为基础的。其实，很有理由要把这种机会的不平等尽量地减少到先天差别所许可的限度，并且以能够这样做而不破坏这个过程的非人为的性质为界限，这种过程就是每个人必须通过它来利用他的机会，并不让关于何者是对的以及何者是合适的个人意见来支配他人的意见。
在竞争的社会里，穷人的机会比富人的机会所受到的限制要多得多，这一事实丝毫也不影响另一事实的存在，那就是在这种社会里的穷人比在另一不同类型的社会里拥有很大的物质享受的人要自由得多。虽然在竞争制度下，穷人致富的可能性比拥有遗产的人致富的可能性要小得多，但前者不但是可能致富，而且他只有在竞争制度之下，才能够单靠自由而不靠有势力者的恩惠获得成功，只有在竞争制度下，才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挠他谋求致富的努力。只是因为我们忘记了不自由意味着什么，所以我们常常会忽略了这个明显的事实，即在这个国家里，一个待遇很差的非技术工人，比德国的许多小厂主，或俄国待遇很高的工程师或经理享有更多自由去计划自己的生活。无论是改变工作或住处的问题，公开发表见解的问题，或者以特定的方法消磨闲暇的问题，尽管为了遵从自己的意愿，他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有时是很高的，并且对很多人来说，似乎是过高的，但都没有绝对的阻力，不存在对人身安全与自由的危险，来粗暴地把一个人局限于上级为他指定的工作和环境里。
大多数社会主义者的公平理想只满足于取消私人财产得到的收入，而对于不同的人所得的收入差别则听其自然，这是事实（1）。这些人忘记了，在把一切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移交给国家时，就是把国家置于实际上其行动必须决定其它一切收入的地位。赋予国家以这种权力和要求国家应当用这种权力来作出“计划”只意味着，国家应当在充分地了解到所有这些影响的条件下，来使用这种权力。
相信授予国家这种权力，只不过是将这种权力从其他人手中转移给国家而已，这是错误的想法。这是一个新创造出来的权力。是在竞争的社会里任何大都不会拥有的权力。只要财产分散在许多所有者当中，他们之中的任何独立行动的人，都没有特权来决定某某人的收入和地位——没有人会依赖于一个所有者，除非他能够给前者以更优厚的条件。
我们这一代已经忘了的是：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这不单是对有产者，而且对无产者也是一样。只是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许多个独立行动的人的手里，才没有人有控制我们的全权，我们才能够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如果所有生生产资料部落到一个人手里，不管它在名义上是属于整个“社会”的，还是属于独裁者的，谁行使这个管理权，谁就有全权控制我们。例如，在一个少数人的、种族或宗教的社团里有一个成员，他是一个无产者，但这个社团的其他成员是有产者，因而他们能够雇用他：但在私有制取消之后，他在名义上成了一部分公有财产的主人。对于他在受雇于人的期间要比他在名义上当了主人翁的时候要更自由这一点，试问谁会真正地怀疑呢？又例如，有个亿万富翁是我的邻居和我的雇主，而同时有一个行使国家强制权力的最小的公务员，这个富翁能够控制我的势力，远不如小公务员能够控制我的势力那样大，我们是否可能以及怎样生活和工作到底取决于谁的斟处权？对此又有谁会认真地怀疑呢？一个富人得势的世界仍比一个只有得势的人才能致富的世界要好些，试问谁会否认这一点呢？
一件令人悲哀、同时也令人鼓舞的事是：看到像伊斯门这样有名的老牌共产党人重新发现了这个真理：
虽然，我必须承认，我缓慢地得出了下面这个结论，但它现在对我来说是很明显的(他最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私有财产制度是给人以有限的自由与平等的主要因素之一，而马克思则希望通过消除这个制度来给与人们以无限的自由与平等。奇怪得很，马克思是第一个看到这一点的。是他告诉我们：回顾以往，私人资本主义连同其自由市场的发展成了我们一切民主自由的发展的先决条件。他从未想到，向前瞻望，如果是他所说的那样，那些其它的自由，恐怕就会随着自由市场的取消而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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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答这些忧虑的时候，有时人们说，个人的收入并不是非要计划者来确定不可的。在决定不同的人们在国民收入中每人应得份额时所要遭遇社会和政治上困难那样的明显，以致甚至最顽固不化的计划者，在委派任何机构承办这项任务之前可能也会踌躇不前。每一个了解到它所带来困难的人或许都宁愿把计划局限于生产，只用计划来保证“工业的合理组织”，而收入分配工作尽可能地留待非人为的力量来解决。虽然不可能在管理工业时对分配不发生影响，虽然没有计划者会愿意把全部收入分配工作留待市场的力量来解决，但他们也许都宁愿只担任使分配适合于某些平等和公平的一般原则，避免极端的不平均，使主要阶级报酬之间的关系保持公允这些工作，而对他们阶级内部个别人的地位，或者在较小集团和个人之间的厘定等级或作出区分，则不去负责。
我们已经见到了，各种经济现象之间密切的相互依存使我们不容易使计划恰好停止在我们所希望的限度内，并且市场的自由活动所受的阻碍一旦超过了一定的程度，计划者就被迫将管制范围加以扩展，直到它变得无所不包为止。这些经济上的考虑说明了何以不可能使有意识的控制恰好停止在我们想要它停止的地方，并且，某些社会的和政治的倾向又特别加强了这些考虑，而这些倾向的力量随计划范围的扩展而会越来越趋于明显。
个人地位不是由非人为的力量来决定的，也不是许多人竞争性活动的结果，而是当局有意识地作出的决定所造成的，当这种情况变得日益真实，并获得普遍承认的时候，人们对于他们在社会组织里地位的态度就必然发生变化。不平等随时都存在，而这在那些受到不平等之害的人看来，是不公平的；失望总是有的，而这在那些感到失望的人看来，是不当的。不幸的打击总是有的，而这在那些遭遇这些打击的人看来，是不应有的。但当这些事情发生在一个有意识的指导之下的社会里时，人民的反应方式，与当这些事并不是出于任何人有意识的选择时，是大不相同的。非人为的力量所造成的不平等比有计划地造成的不平等，无疑地更容易忍受些，其对个人尊严的影响也小得多。在竞争的社会里，任何一个企业对某个人说，它不需要他的服务，或者说，它不能给他提供一个更好的工作，这不算是小看他，也不算是有伤他的尊严。在持久的大规模失业的时期，许多人所爱的影响也确实很相似。但要预防那种灾祸，除了集中管理之外，还有其它的并且更好的方法。不论在什么社会里，随时都会有一部分人受到失业或收入减少的影响，但如果它是某种不幸的结果，而不是当权者存心强加的，其使人掉价的程度肯定要少些。不管这种经验如何痛苦，如果是在有计划的社会里的话，其痛苦必定会严重得多。在那里，个人必须作出决定，不是某一个工作是否需要他，而是他是否对任何事有用，以及有用到什么程度。他在生活中的地位必须由他人来指定。
虽然人们将会忍受任何大都有可能遭到的痛苦，然而当这种痛苦是由当局作出决定的结果时，人们就不会那样容易忍受。如果我们只是一部无人性的机器中的一个齿轮，这也许是不好的，但如果我们再也不能脱离它，如果我们被束缚在我们的地位上，被束缚在为我们选定的那些上级的身边，那么情况就不知道要糟糕多少倍。当每个人意识到他的命运是某些人有意地作出的决定的结果时，他对其命运的不满，就会同他的这种意识一齐增长。
政府一旦为了公平的缘故而走上计划的道路，他就要对每个人的命运或地位负责。在一个有计划的社会里，我们都将要知道：我们日子之所以比他人过得好些或坏些，并不是因为那些没有人加以控制和不可能肯定地加以预测的情况所造成的，而是因为某些当权者希望这种结果。并且，我们对于改进我们的地位所作的一切努力的目标，将不在于预测我们无法控制的那些情况，和对那些情况尽量地作出准备，而在于设法使握有全权者作出有利于我们的决定。19世纪的英国政治思想家们的梦魇，即“除了通过政府之外，走向富裕的道路是不存在的”（1）那种局面，将会实现到他们所想象不到的天衣无缝的程度——虽然这种局面在某些业已变向极权主义的国家中已是极为司空见惯了。
※※※
政府一旦负起筹划整个经济生活的任务，不同的个人和集团都要得到应有地位这一问题，事实上就一定不可避免成为政治的中心问题。由于只有国家的强制权力可以决定“谁应得到什么”，所以唯一值得掌握的权力，就是参与行使这种管理权。一切的经济或社会问题将都要变成政治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只取决于谁行使强制之权，谁的意见在一切场合里都占优势。
我相信，在俄国引用“谁战胜谁”这个有名短语的人就是列宁自己——这是在苏维埃政权的初期，人民用来概括社会主义社会普遍问题的口头语（2）。谁计划谁，谁指导并且支配谁，谁指定他人在生活中的地位，以及谁应得到由他分配给他的那一份？这一切都必然地成为应由最高权力当局独自解决的中心问题。
一位美国政治的研究者，新近详尽探讨列宁的这一用语，并断言道，一切政府的问题就是“谁得到什么，何时得到，如何得到”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这倒并不错。一切政府都要影响不同人们的相对地位，并且在任何制度之下，很少有我们生活的某一方面不受到政府行动的影响，这些都是事实。政府无论有什么动作，总是会影响到“谁得到什么，何时得到，如何得到”的。
然而，这里有两个基本的区别要搞清楚。第一，可能采取特殊措施，而不知道这些措施对特殊个人影响如何，因而也就不以这种特定的影响为目的。这一点我们己经讨论过了。第二，正是政府行为的范围决定着，一个人在任何时候所得到的每一件东西是否都要有赖于政府；并决定着政府的影响只以便有些人将按某种方法在某个时候得到某些东西为限，自由制度与极权主义制度之间的整个区别就在于此。
纳粹主义和社会主义者对“经济与政治的人为的分离”的共同责难，以及他们对政治支配经济的共同要求，突出地说明了自由制度和全面计划制度的对立。这些词语大概不仅意味着经济力量现在可以用来达到不属于政府政策的目的，而且意味着经济力量能够脱离政府的管理，被用来达到政府不见得许可的目的。不过，另一种制度，不单是只应有一种权力，并且，这种唯一的权力，即统治集团，还应当控制人类一切的目的，特别是应当有控制社会中每个人地位的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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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负责指导经济活动的政府，将必定用它的权力来实现某种公平分配的理想，这是确定无疑的。但它将怎样能够和将怎样运用这种权力呢？或者，将要或应当按照什么原则来指导这种权力呢？对于即将出现和必须慎重地加以解决的很多具有相对价值的问题，有没有一个确切的答复呢？有没有一个为理智的人们可望同意的价值尺度来证明社会的一种新的等级体系是正当的，并有可能满足对公平的要求呢？
对于这些问题，能够在实际上提供一个确切答案的，只有一个普遍的原则，一条简单的规则；平等，即在凡是人力可以控制的一切地方的、一切个人完全的和绝对的平等。如果这被普遍地认为可取的话(姑且不论它是不是能行得通，也就是它是否能提供足够的刺激作用)，那么，它就会赋予公平分配这一模糊观念以一个清晰的意义，并使计划者得到具体的引导。但是，相信人们一般会认为这种机械式的平等能够受到的普遍的赞许，是极其荒谬的。从来没一个旨在完全平等的社会主义运动曾经得到过有力的支持。社会主义所允诺的不是绝对的平等，而是一种更加公平、更加平等的分配。人们认真想要达到的唯一目标，并不是绝对意义的平等，而只是“较大的平等”而已。
虽然这两种理想听起来很相似，但就我们的问题而言，它们却是极端不相同的。如果说绝对的平等可以清晰地确定计划者的任务，那么要求较大的平等却只是消极的，只是对现状不满的一种表示而已；只要我们不准备承认，有助于实现完全平等的每一步骤都是可取的，那么它对计划者必须解决的任何问题都没有提供什么答案。
这不是字面上的一种诡辩。在这里，我们面临着一个重大的争论之点，它容易被我们所用的类似词句所掩盖。对于完全平等的同意，可以解答计划者必须解答的一切价值问题，而达到较大平等的公式实际上却不能答复任何问题。它的内容不比“公共利益”，或者“社会福利”这些用语有更明确的意义。它并未使我们能够不必在每一特定的场合里，在特定个人或者集团的价值之间作出决择，并且，它无助于我们作出这种决定。它告诉我们的一切，实际上就是要尽量向富有的人们索取一切。但一到分配这种掠夺品的时候，问题依然如故，就好像"较小平等"这个公式的从未被人想起过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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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感到难以承认的是，我们不拥有能使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道德标准——这种解决方式，如果不是完美无缺的，至少也比竞争制度提供的解决方式更能令人满意。对于“公道的价格”，或者“合理的工资”是什么，我们不是都有一些概念吗？我们不能依靠人民强烈的公平感吗？即使我门此刻对某一种特定的情况下什么是公平，或什么是合理的看法未必完全一致，但如果人民能够得到机会实现他们理想的话，大众的意见不会很快就集中起来，成为更加明确的标准吗？
不幸的是，这种希望没有多少根据。我们所有的标准是从我们所了解的竞争制度中得来的，并且在竞争消失之后，这些标准也必然迅速消失。我们所指的公平的价格或合理的工资，就是依照惯例的价格和工资，就是已往的经验使人们期望得到的报酬，或者，就是在没有垄断剥削的条件下将会存在的价格和工资。在这方面，唯一重要的例外，就是工人们习惯于要求“他们劳动的全部生产物”，这是社会主义学说最乐于追究的一点。但今天却很少有社会主义者还相信，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里，每项产业的产品都让由该项产业的工人来全部分享；因为这就意味着运用大量资本的产业中的工人比运用少量资本的产业中的工人所得的收入要大得多，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将认为这是很不公平的。现在比较一致的意见都认为这种要求是因为对事实作了错误的解释而产生的。然而，一旦个别工人对“他的”全部产品的要求遭到拒绝，并且从资本得来的全部利润必须分给全体工人时，怎样分配它的问题就会引起同样根本的问题。
究竟何为某种商品的“公道”价格和某种服务的“合理”报酬，如果需要的数量真的可以孤立地确定的话，那么可以想象它们可能用客观的标准来加以确定。如果真的可以不必顾及成本而确定它们，计划者倒是可以设法弄清为了产生这么多的供给量所必需的价格或工资是多少。但计划者还必须决定每种货物应生产多少，并且在做出这种决定的同时，也把什么价格是公平的，或什么是应支付的合理工资确定下来。如果计划者决定需要为数较少的建筑师或表匠，而这种需要可又由那些所得报酬虽然较低，但仍愿意留在这个行业里的人们来满足的话，那么，所谓“合理的”工资就比较低些。在决定各种不同目标相对重要性的同时，计划者也就决定了不同集团或个人的相对重要性。由于他不应该把人民作为一种工具来看待，因此他必须考虑到这些影响，并且有意识地让不同目标的重要性同其决定的种种影响保持平衡。但这就意味着他必须对各种人们的情况加以直接控制。
这种解释适用于各种行业的相对地位，也同样适用于个人的相对地位。一般说来，我们很容易把某一种行业或职业内部的收入想象为多少是一致的。然而，在最有成就的和最无成就的医生或建筑师，作家或电影演员，拳术家或赛马骑手之间的收入差别，以及在较大成功或较少成功的钳工或市场蔬菜种植者，杂货商人或成衣匠之间的收入差别，是同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收入差别一样大的。虽然无疑有人企图用分门别类的方法把收入加以标准化，但差别对待不同个人之必要性仍然存在，无论这是用规定他们个人的收入，还是把他们编列在某一类别内的办法来实施的。
关于自由社会里的人们服从这种控制的可能——或者关于他们是否仍能保持自由，如果他们服从了的话——我们已经用不着多说。就这整个问题而论，穆勒在将近100年前所写的一段文字，在今天来看，也同样适用。他写道，可以默认一种像平等规律那样的固定规律，并且，也可以默认偶然性或客观必然性；但由一小撮的人来衡量每一个人，给与这个人的多些，那个人的少些，都全凭他们自已的爱憎与判断，这种事是不能容忍的，除非它是来自被认为是超人一等，并以超自然的恐怖为后盾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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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社会主义仅仅是一个人数有限的志同道合的团体的一种抱负，这些困难就不一定会引起公开的冲突。只有在社会主义政策得到组成人民多数的许多不同集团的支持，并被试图实际推行的时候，这些困难才会表面化。那时候，在各种成套的理想中，究竟应将哪套强加给所有人，以便把国家的全部资源都用来为它服务，就马上成为一个迫切的问题。由于成功的计划要求对主要价值产生共同的看法，因而对我们物质上自由的限制就直接地影响到我们精神上的自由。
社会主义者，即其所产生的野蛮子孙的文明祖先，一贯希望通过教育来解决这个问题。但在这方面教育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确实已了解到：知识不能够创造新的伦理价值标准，无论多大的学问，也不会使人们对有意识地调整一切社会关系所引起的道德问题，持相同意见。证明某种计划是正当的这一工作所需要的不是合理的说服，而是接受信条。其实，各地的社会主义者都最先承认：他们所承担的任务要求普遍承认一个共同的世界观，一套明确的价值标准。社会主义者正是在发动一个受到这样一个单一世界观支持的群众运动的努力中，首先创造出了这些灌输工具中的最大部分，这些灌输工具也是纳粹和法西斯主义者看效地加以利用过的。
实际上，在德国和意大利，纳粹和法西斯主义者无须首创好多东西。渗透于生活各个方面新政治运动的各种做法，已由社会主义者采用过了。将个人从生到死为一切活动囊括在内的一个政党的观念，要求指导个人对每一事物的意见，并且喜欢把一切问题都变成党的世界观问题，这些都首先由社会主义者付诸实践了。一位奥地利社会主义作家，在谈到他本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时，自豪地报告说：“它的鲜明特点是为工人和雇员每一方面的活动都建立了特别的组织。”（1）虽然奥地利的社会主义者在这方面比其它的社会主义者更前进了一些，但其它地方的情况并没有很大的差别。那些最早把儿童纳入政治组织中去，以保证他们长大成为优秀的无产者的，不是法西斯主义者，而是社会主义者。那些首先想到在党的俱乐部里把运动和竞技、足球和徒步旅行组织起来，以便其成员不妥其它观点传染的，不是法西斯主义者，而是社会主义者。那些首先主张应以敬礼的方法和称呼的形式来使党员区别于其他人的，不是法西斯主义者，而是社会主义者。那些通过人们的“小组”的组织和手段来经常地监督私人生活，创造了极权主义政党原型的人们，也就是他们。“法西斯少年组织”和“希特勒青年团”“意大利职工业余活动组织”和“德国群众业余活动组织”、政治的制服和党的军事化编制，都不过是社会主义者原已有过的制度和模仿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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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社会主义运动在一个国家里同一个特定的集团——通常是技术较高的工人——的利益密切地结合起来的，对社会各阶层人民的应有地位形成一种共同观点的问题，就比较简单。这种运动直接关涉到某个特定集团的地位，并且，它的目的就是要提高那个集团与其它集团之间的相对地位。但在向社会主义继续前进的过程中，这个问题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每个人越来越明显地看到，他的收入和一般地位要由国家的强制性机器来决定，为了保持或改善其地位，唯有成为一个有组织集团的成员，那个集团能够根据其利益影响或者支配国家机器。在这个阶段发生的各个压力集团之间的拉锯战中，并不一定是最穷苦的和为数众多的集团利益就占优势。对那些宣称代表一个特定集团利益的老牌的社会主义政党来说，他们首先出现在这个领域之内，并且规划了他们的吸引工业中体力工人的整套意识形态，这也并不一定是一种有利条件。他们的成功和他们对接受全部信条的坚持，一定会引起一种强有力的反运动——这种反运动不是来自资本家，而是来自为数众多的、同时也一样无财产的阶级，因为他们看到他们的相对地位由于工业工人中的精英的进步而受到威胁。
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策略，即使在其并不曾受到马克思主义教条支配的地方，也已普遍地以这样一种思想为基础：即把社会划分成两个阶级，它们有共同的利益，但这些利益又是互相冲突的，那就是资本家和产业工人。社会主义预期老的中等阶级要迅速消灭，但完全忽视了一个新的中等阶级的产生，其中包括无数的职员和打字员，行政工作者和学校教师，小本经营者和小公务员，以及各种专门行业的低级人员。有一个时期，这些阶级中时常出现劳工运动的领导人物。但是，越来越清楚的是，这些阶级的地位相对于产业工人的地位来说变得日益恶化，因此指引着产业工人的那些理想，大大地失掉了对其他人的感召力。他们憎恨资本主义制度，并且要按照他们的公正观来有意识地均分财富，在这一意义上讲，他们都是社会主义者，但这些概念显示出与旧有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实践中所体现的观念是有很大出入的。
旧有的社会主义政党成功地用来获得一个职业团体支持的那种手段——即相对地提高他们的经济地位——现在无法用来获取所有人的支持。一定会出现一些同他们竞争的社会主义运动，这些运动唤但那些地位相对恶化了的人们的支持。时常有人说，法西斯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是一种中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这个常听到的说法中包含着许多真理——只不过在意大利和德国，这些新运动的支持者在经济上已不再属于中产阶级了。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种新的无特权阶级对产业工人运动所形成的工人贵族的反抗。毫无疑问，最有力地助长这些运动的经济因素是失意的自由职业者，即受过大学教育的工程师或律师，以及一般“白领无产者”对收入比他们高几倍的属于最强大工会的火车司机，或排字工人及其他成员的嫉妒。就货币收入而言，一个纳粹运动的普通成员，在运动开始的初期，比普通的工会会员或原有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党员更穷苦些，这也几乎是毫无疑问的。由于前者曾经有过更好日子，并且仍然生活在他们过去的条件造成的环境里，因此，这种情况变得更加不堪忍受。当法西斯主义兴起时，在意大利流行的“阶级斗争=逆转=”这一措词确实指出了这个运动的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存在于法西斯主义者或民族社会主义者与原有的社会主义政党之间的矛盾，实际上主要地应当被看作是在相互竞争的社会主义派系间一定要发生的一种矛盾。每个人在社会中应有的地位应由国家的意志来指定这一问题，在他们当中是没有异议的。但什么是各个不同阶级和集团应有的地位，对此他们从前有、将来也永远会有最深刻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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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一向把自己的党看作是未来走向社会主义普遍运动天然先锋的那些老的社会主义领袖们，现在感到难以理解的是，随着社会主义方法运用范围的日益扩展，广大贫苦阶级的怨恨竟会转而对准他们。但当原有的社会主义政党，或者说，某些产业中有组织的劳工，通常并不感到同该产业的各雇主们达成井同行动的协议特别困难时，大多数阶级却被丢在一边，不曾受到他们的关怀。在这些阶级看来，劳工运动中的比较得势的那些部分，与其说是属于被剥削的阶级，毋宁说是属于剥削阶级，这也是不无理由的。
给这个中产阶级的下层，即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从中获得很大一部分支持者的那个阶级的不满火上浇油是下面这一事实：他们所受的教育和训练，在很多场合下使他们对领导地位怀有渴望，他们认为自己有资格成为领导阶级的成员。虽然年轻的一代，由于社会主义教育培养了他们对牟利伎俩感到轻蔑的原故，摈弃了带有风险性的独立地位，越来越多地蜂拥到稳定的薪金岗位上去，但他们所要求的是既有收入又有权力的一种地位，这在他们看来，是他们所受训练使他们有资格享受时。虽然他们信仰一种有组织的社会，但他们希望在那个社会里得到的地位，是与一个由劳工统治的社会可能提供的那种地位很不相同的。他们很愿意接受老牌社会主义的那些方法，但他们的意图是想把它们用来为另外一个不同的阶级服务。这个运动能够吸引所有那些承认国家控制一切经济活动的合理性，但不承认产业工人贵族用其政治力量所要达到的目标的人。
新的社会主义运动开始时在策略上具有若干有利条件。在此之前，劳工社会主义已在一个民主的和自由的世界里成长起来，它使它的策略适应这个世界，并且接受许多自由主义的理想。它的首倡者仍然相信，建立社会主义本身即可解决一切问题。而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却是从这样一种越来越受到控制的社会的经验中产生出来的，这个社会已警觉到民主的和国际的社会主义目标是一些互不相容的理想这个事实。它们的策略，是在一个己经被社会主义政策和这个政策所引起的问题所支配的世界中发展越来的。它们并不幻想有可能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那些需要人们有相当一致的意见才能解决的问题，而这种一致意见的取得是没有根据的。它们不幻想用理智的力量来解决一切不同人们和集团的需要之间哪个比哪个更为重要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是“计划”所不可避免地要引起的，它们也不幻想用平等的公式来提供答案，它们知道，一个最强大的集团，集合了足够的支持者拥护一种新的社会等级秩序，同时又对它所号召的那些阶级公开地许以特权，它是易于获得所有感觉失望人们的支持的，因为这些人起初曾获得过实现平等的许诺，但后来发现他们只是促进了某个阶级的利益。最重要的是，它们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们提供了一个理沦，或者一个世界观，这个理论或世界观似乎足以证明他们所许诺他们支持者的那些特权是正当的。
谢选骏指出：阿克顿勋爵说，“由于对平等的热衷，使自由的希望落了空，曾经赋予这个世界的大好机会因而被抛弃了。”——我看他这是为了维持自己的贵族地位，就把平等和自由对立了起来；以便用自由的名义去镇压平等。所以我进一步认为，如果一个平民说出同样的话，就可能具有比较健康的含义了，因而也就比较可信了。
【第九章 保障与自由】
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管理处，成为一个劳动平等、报酬平等的工厂。——列宁于1917年
在一个政府是唯一的雇主的国家里，反抗就等于慢慢地饿死。“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旧的原则，已由“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个新的原则所代替。——托洛茨基于1937年
经济保障，像杜撰的“经济自由”一样而且往往是更有理由被人看成是真正自由所不可或缺的一个条件。在一定意义上，这是既正确而又重要的。在那些没有信心靠自己的奋斗找到前途的人们当中，很难找到独立的精神或坚强的个性。然而，经济保障这一概念与在这个领域内的许多其它用语一样，是不明确的，是含糊其词的，因此，对要求保障的普遍赞同可能是对自由的一种危险。其实，如果人们在过于绝对的意义上理解保障的话，普遍追求保障，不但不能增加自由的机会，反而构成了对自由的最严重的威胁。
首先，我们不妨把两种保障对比一下。一种是有限度的保障，它是大家都能够获得的，因而，不是什么特权，而是人们可以期望的正当目标。一种是绝对的保障，在自由社会里，这种绝对的保障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得到，也不应当把它当作特权给予任何人，除非在极少数的特殊情况下，例如法官，其完全的独立才是非常重要的。这两种保障中的第一种是，防止严重的物质匮乏的保障，即确保每个人维持生计的某种最低需要；第二种是，某种生活水准的保障，或者说，一个人或集团与其他的人或集团相比较的相对地位的保障；或者，我们可以简单地说，一个最低限度的收入的保障和一个人被认为应有的特定收入的保障。我们立刻就可以看到，这种区别大体同下面这种区别相一致，即为一切在市场体系以外和补充市场体系的人提供的保障，与只能为一部分人提供，并且只有控制或取消市场才能够提供的保障之间的区别。
没有理由认为在一个达到了像我们这样的普遍的富裕水平的社会中，不应向所有人保证提供第一种保障，而勿需危及普遍的自由。至于在应该予以保证的具体标准方面，是有一些困难问题的；特别重要的问题是，那些依赖于社会的人们是否应当无限制地享受一切同其余的人一样的自由呢？①处理这些问题时，稍不经心，就很可能造成严重的也许甚至危险的政治问题；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在足够保持健康和工作能力的、衣食住方面的最低限度的条件上，可向每个人提供保证。实际上在英国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早已获得了这种保障。
也没有理由说明为什么政府不应该帮助个人对那些生活中的普通意外事件作出准备，因为这些意外事件是不确定的，所以很少有人能够为之作好充分的准备。在那些避免这种灾害的愿望和克服这种灾害的后果所付出的努力，通常不会因政府提供了援助而被削弱的领域，如疾病和事故——简单的说，这里所探讨的，是真正可保险的那些灾害——在这些领域里，要求政府协助组织一种全面的社会保险制度的理由是很充分的。对于这些计划的细节，那些愿意保持竞争制度的人和那些想以另外一种不同的制度来代替它的人的意见，在许多方面是不会一致的；在社会保险的名义下，有可能推行一些促使竞争或多或少地失掉效力的措施，但在原则上，政府用这种方法提供较大的保障，是与维护个人自由没有抵触的。属于这一类的，还有通过政府对遭受天灾(像地震和洪水)的人的救助来增加保障。凡是能够减轻个人既无法防范、又不能对其后果预作准备的灾祸的公共行动，都无疑是应当采取的。
最后，还有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即向经济活动的普遍波动和随之而来的、间歇发作的大规模失业的浪潮作斗争的问题。这当然是我们今天最严重、最迫切的问题之一。虽然它的解决需要大量正确的计划，但它不需要，或者至少不一定需要，那种特别的计划，那就是按其倡导者的主张，要用它来代替市场的那种计划。其实，许多经济学家都希望在货币政策方面找到根本的解决办法，这甚至与19世纪的自由主义都不会相容的。另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只有通过对大规模进行的公共工程进行灵活的调节，才能有希望获得真正的成功。这或许会对竞争的范围产生更严重的限制；并且，在进行这种实验时，如果我们要避免使一切经济活动越来越依赖于政府支出的方面和数量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仔细注意我们的步骤。但这既不是唯一的，并且，在我看来，也不是对付这个经济保障最严重的威胁的最有希望的办法。无论如何，我们为保护经济活动不遭受这些波动作出的必要努力，并不会导致对我们的自由构成威胁的那样一种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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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自由具有潜在的危险影响的这种保障计划，是另一种保障计划。这种计划意在保护个人或集团不会发生那种虽然并不是应有的，但在竞争的社会却是司空见惯的收入减少；保护他们免于遭受给人带来极大困苦的损失，虽然这种困苦在道义上并没有正当的根据，但它们却是与竞争的制度形影不离的。因此这种对保障的要求就是对公平报酬的要求的另一种形式——即一种适用于主观评价的报酬，而不是和个人努力的客观结果相适应的报酬。这种保障或公平似乎是与个人选择自已的工作的自由不相容的。
在任何一种人们在各种不同行业之间的分配依靠这些人自已来选择的制度下，都必须使这些行业的报酬符合于它们对社会其他成员的有用性，即使这与主观的评价无关，也必须如此。虽然所达到的结果，常是与他们的努力和决心相适应的，但这在任何形式的社会里都不可能总是如此。尤其在某些职业和特殊技巧的有用性由于不能预料的情况而发生变化的许多情况里，更不会是这样。我们大家都了解，当某种对社会其他的大有很大利益的新的发明，使一个受过高级训练的人辛辛苦苦学得的技能忽然失去了价值时的这种惨状。过去100年来的历史充满了这一类的例子，其中有一些顷刻间便影响到数以万计的人们。
尽管一个人努力工作，尽管他有特殊的技能，但他都会受到不是他自已的过失造成的收入的急剧减低和痛苦的失望，这无疑是有伤我们的正义感的。那些遭受这种不幸的人要求国家进行干预，以维护他们的合法愿望，这种要求当然是会得到群众的同情和支持的。对于这种要求的普遍赞同的结果是，各地的政府都采取行动，不但保护受到这种威胁的人们免受严重的困苦和贫乏，而且使他们继续获得与从前一样的收入和保护他们不受市场变迁的影响。
然而，如果允许人们有自行选择职业的任何自由的话，那么，就不能够给予一切人以一定收入的保障。并且，如果给一部分人提供这种保障，那它就会成为一种特权，这种特权以牺牲他人利益为条件，因而就必然会减少别人的保障。只有取消自己选择工作方面的全部自由，才能够确保每个人收入不变，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不过，这样一种对正当愿望的普遍保证，虽然往往被看作是一种值得向往的理想，但人们对它并没有认真地加以争取。真正随时都在做的，倒是零碎地把这种保障给予这个集团或那个集团，结果使那些感到受到冷落的人的不安全感不断地增加。因此，难怪对保障方面的特权的重视不断增高，对这种特权的要求变得愈来愈迫切，直到最终，对它付出任何代价，都没有人嫌其过高，甚至以自由为代价，也在所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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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的用处，由于既不能预测又不能控制的环境的缘故而减少了；又有些人的用处，由于同样的缘故而增加了，如果前者由于受到保护而得免于遭致不应受到的损失，而后者由于受到阻碍而不能获得其不应有的利益，那么，报酬立即就会不再和实际用处有任何关系。一切都要凭当权者关于一个人应该做什么，应该预见到什么，以及他的用意是好是坏所持的见解来决定。这样作出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只能是专断的。运用这个原则必然会形成做同样工作的人得到不同的报酬这样一种局面。这样一来，报酬的差别就不再能提供一种有效的诱导，使人们做出社会所需要的变动，并且，就连那些受到影响的个人，也无法判断是否值得承担某种变动所要带来的麻烦。
但是，如果在任何社会里总是必须的、人们在不同职业之间的分配的那些变动，已不可能再用金钱的“奖”“惩”办法(这同主观评价并无必然的关系)来得到实现的话，那就必须直接用命令来执行。当一个人的收入受到保障的时候，他既不能够仅仅因为他喜欢那个工作便被允许留在原岗位上，也不能够选择他所喜欢的其它工作。由于取决于他的工作变动或不变动而得到好处或受到损失的人不是他自己，因此，就心得由那些掌握有效收入的分配的人代替他作出选择。
这里所出现的关于适当刺激的问题，通常都是被当作一个主要是人们是否有尽最大努力工作的意愿的问题来讨论的。这虽然是重要的，但不是这个问题的全部，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问题不仅是在我们要人家作出最大努力的时候，我们必须给以相当的报酬。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要让他们自由选择，如果要让他们能够判断他们应做什么的话，那就必须给他们某种容易理解的准则，使他们可用以来衡量各种职业的重要性。如果人们提供给一个人的好处同他们对社会的用处没有关系的话，那么，即使具有世界上最好的意愿的任何人，也不可能在各种各样的取舍之间作出明智的选择，要知道一个人应不应该由于一种变动离开他已开始爱上了的一个行业和环境而另换一种行业和环境，就必须把这些职业已经改变了的对社会的相对价值表现在这些职业所提供的报酬上面。
这个问题当然是更加重要的，因为事实上除非与他们自己的利益直接相关，不然的话，世界上的人们是不大可能作出最大努力的。对大多数人来说，要竭尽全力做某事，就需要施加某种外来的压力。在这个意义上，刺激的问题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无论在一般的劳动中或管理活动方面都一样，把工程技术应用于整个国家(这就是计划的意义)“会引起一些难于解决的纪律问题”，这是一位对政府计划有很多经验，并且把这一问题看得清楚的美国工程师所讲的话。
为了进行一项工程，围绕着这项工程，应该有一个大量的非计划的经济活动。应该有一个地方，可以从那里吸收工人，并且，当一个工人被解雇时，他就应该离开那个工作，他的名字也应在工资簿上被注销。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自由的后备，要维持纪律就得像对待奴隶劳工那样非用刑不可。
在行政工作领域内发生的对工作疏忽的制裁问题，虽然形式不同，但也一样严重。竞争经济的最后手段是诉诸法警，而计划经济的最后制裁则诉诸绞刑官，这句话说得很好。不得不赋予任何一个厂长的权力仍然会是相当大的。但在一个有计划的制度中，厂长同工人的情况一样，他的地位和收入不能单单取决于他所指导的工作的成败。由于风险和利润都不属于他，因而作出决定的，不可能是他个人的判断，而是他是否按照成规做他应做的工作。一个他“应该”避免而没有避免的错误，不是他的个人问题；而是一种对社会的罪行，并必须这样来加以处理。只要他平平稳稳地尽好他能够客观确定的责任，他的收入或许会比资本主义厂主的收入更稳定，但如果真的失败了，那么对他形成的危险就比破产还要严重。只要他能使上级满意，他可能在经济上是有保障的，但这种保障是以牺牲自由与生命的安全为代价的。
我们必须要讨论的那个冲突，实际上是两种不相容的社会组织之间的一个基本冲突，这两种组织，往往被人根据它们表现出来的最独特的形式描述为商业式社会和军事式社会。这两个用语或许是不幸的，因为它们让人们注意的是那些本质的东西，并且使我们难以看出，我们面临的只是在两者之间进行实际的选择，而没有第三种可能性。要么就是选择和风险两者都系于他一个人，要么就是让他将两者都免除。事实上，军队在许多方面的确是我们熟悉的并最接近第二类组织的，在那里工作和工作者都同样由当局者分配，在那里，如果缺粮，大家都同样减食。只有在这种制度下，个人才被给与充分的经济保障，并且通过将这种制度扩大到整个社会，能使所有成员都得到这种保障。然而这种保障是和对自由的限制与军事生活的等级制度分不开的——这是兵营的保障。
当然，把一个在其它方面完全是自由的社会的某些部分，按照这一原则组织越来，是有可能的，而且，也没有理由说明这种形式的生活，以及它必然会有的对个人自由的限制，为什么不应该让那些喜欢它的人来实行。其实，按照军事形式组织志愿劳动队，可能是政府为一切人提供工作机会和最低收入保障的最好形式。这一类型的一些建议，在过去很少被人接受的原因，是由于那些愿意用自由来换取保障的人总是要求，如果他们放弃他们的全部自由，那就也得剥夺那些不准备这样做的人的全部自由。要为这种要求找到正当理由是很困难的。
但是，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军事化组织并没有说明，如果把军事化组织扩展到整个社会，那么，社会将是什么样子。只要仅仅是社会的一部分才是按军队的方式组织的，这个军队式的组织成员的不自由，就会由于这一事实而减轻，即如果那些限制变得过分令人讨厌的话，他们还有可以移往的自由区域。假使依照吸引着许多社会主义者的那个理想，把社会组织成一个大的单一的工厂，我们想描绘这种社会究竟像什么样子的话，我们就得看古代的斯巴达，或者当代的德国——它经过了两三代人朝这个方向努力以后，现在也差不多达到那样的社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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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习惯于自由的社会里，似乎不可能有很多人真心愿意以这种代价来换取保障。目前，各处都在奉行的政策，即把有保障的特权时而给与这一集团，时而给与那一集团的政策，却很快地在造成一种对保障的追求比对自由的热爱更日趋强烈的局面，其原因是，随着每一次把完全的保障赐予某一个集团，其余的人的不安全就必然增加。如果你保证把一块大小不定的饼的固定的一部分给与一些人的话，那么，留下来给其余的人的那一部分波动的比例肯定要比整块的饼的大小的变动为大。并且，竞争制度所提供的保障的重要因素——多种多样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
在市场制度的范围内，只有像所谓限制主义(但它几乎包括实际上实行的一切计划！)那样的计划，才能够把保障给与特定的集团。所谓“控制”，即限制产量，使价格能够获得“适当的”利润，乃是在一个市场经济中能够保证生产者获得确定收入的唯一方法。但这一定会使向他人开放的机会减少。如果生产者，不管他是厂主或是工人，得到免受外人杀价的保护，这就意味着其他那些境遇更坏的人遭到排挤，不能在这个相对地比较繁荣的受控制的工业中分享一份。每一种对进入某个行业的自由的限制都会减少行业以外的人的保障。并且，由于其收入用这种方法得到保障的那些人日渐增加，对收入受到损失的人开放的可供选择的机会的范围就受到限制；对于那些受到任何变动的不利影响的人，想要避免他们收入锐减的机会也相应地减少。日益增多的事实证明，如果许可每个情况改善的行业的成员排斥其他人，以便自己的获得通过较高工资或利润表现出丰盛收益的话，那些在需求下跌的行业里的人就无路可走，而且每次变动便成为大规模失业的根源。毫无疑问，基本上最近几十年来用这些方法来争取保障的结果，才大大地增加了大部分人的失业和从而引起的无保障。
在这个国家，这样的限制，特别是那些影响到社会中中等阶层的限制，仅在较近的时期才获得其重要性，我们目前尚难认识它们的全部后果。在一步变得严酷了的社会里，一些人被摈弃于有保障的职业范围以外，并且有一个鸿沟把他们同那些有工作的幸运者隔离开来，而后者的无人与之竞争的保障使他们没有必要稍为退让一步以便为那些无保障者留出一席之地。无职业保障者之地位的完全绝望以及他们同有职业保障者之间的鸿沟，只有亲身经受过的人才能体会得到。这不是幸运者放弃他们的地位的问题，而只是他们应当通过减少自己的收入，或者往往甚至只是通过对改善自己处境的希望作出某种牺牲的办法来分担共同的灾难的问题。妨害这样做的乃是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有资格享受“生活水准”的保护、“合理价格”的保护、或者“职业收入”的保护以及在这种保护中他们所受的政府的支持。因而，现在产生剧烈波动的不是价格、工资和个人收入，而是就业和生产。在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残酷剥削中，从来没有哪种剥削比一个较不幸的生产者集团中的成员从一个基础稳固的集团那里受到的剥削更恶劣、更残酷的了，而这是对竞争进行“调节”所造成的。很少有什么口号比“稳定”特定价格(或工资)的理想为害更大了，因它在稳定一部分人的收入的同时，却使其余的人的地位越来越不稳定。
因此，我们越试图用干涉市场制度的方法来提供更充分的保障，有些人就越缺乏保障；并且，更糟的是，在作为一种特权而得到保障的那些人的保障和没有这种特权的人日益增加和无保障之间的对立也变得越大。并且，保障越具有特权的性质，而没有特权的人所面临的危险越大，保障就越为人们所珍视。随着有特权的人数的增加，在这些人的保障和其他人的无保障之间差别的增加，就逐渐形成了一套全新的社会价值标准。给人以地位和身份的不再是自立，而是有保障，一个青年人拥有领得年薪的确定权利比对他怀有飞黄腾达的信心更是其结婚的资格，而无保障则成为贱民的可怕处境，那些在青年时就被拒绝于受庇护的领薪阶层之外的人，要在这种处境下终某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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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家默认或加以支持的、以限制性措施来寻求保障的普遍努力，随着时间的进展已经产生了进步性的社会转变——在这种转变中，像在其它许多方面一样，是德国人领先，而其它的国家则继而仿效。这个发展已由于社会主义教育的另一种影响而被加速了，这种影响就是轻蔑一切带有经济风险的活动，以及对那些值得冒险去争取但只有少数人能得到的利润，加以道德上的诽谤。当我们的青年人喜欢薪水稳定的职位而不喜欢企业的风险的时候，我们不能责怪他们，因为他们从小就听人说过，前者是高级的，更不自私和更公平的职业。今天这一代的青年是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成长起来的，即无论在学校中或在报纸上，都是把商业企业精神看成是不名誉的，把赚取利润说成是不道德的，把雇用100个人视为剥削，却把指挥100个人说成是光荣的。年纪大些的人也许认为这种对当前情况的说法未免言过其实，但大学教师日常的经验无疑证明：由于反资本主义的宣传，在英国价值标准的改变远远地走在迄今已发生的制度改变的前面。现在的问题是，在通过改变制度的方法来满足新的需要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并非不知不觉地把我们仍然估价较高的那些价值标准毁灭掉呢？
用一、二十年前还能够被人们看作是英国式社会和德国式社会的对比，来说明保障的理想战胜自立的理想所必然引起的社会结构的变化，是再好不过的。无论在德国其军队势力有多么大，如果把英国人所认为的德国社会的“军事”性质，主要地归因于它的军队势力，那是大错特错的。这两种社会的差别远比能用那种理由进行的解释更为深刻，并且，德国社会的特质，无论在军人势力软弱或很强的社会阶层里，都同样存在着。使德国社会具有特质的，与其说是差不多在所有时期，在德国比在其他国家有更大的一部分人民为进行战争而被组织起来，勿宁说是德国把这一类型的组织用于许多其他的目的。赋予德国社会结构以特点的，是和其他国家相比德国有更大部分的社会生活被有意义地自上而下组织起来了，并且德国有那么多的一部分人民不把自己看成是独立的，而把自己看做是被指派的官员。正像德国人自己所夸耀的那样，德国早已成了一个“吏治国家”，在这种国家中，不但在公务员中，而且几乎在一切生活领域内，收入和身份都受到当局指定的保证。
虽然自由的精神是否可能在一切地方都被强力所消灭是值得怀疑的，但是否任何人都能成功地抵抗住在德国自由被慢慢窒息的那个过程也同样不是肯定的。在那些想要获得荣誉和地位，几乎只有靠当一个国家薪给人员来实现的地方，在那些担任被委派的任务比选择自己擅长的工作被认为是更应受到称赞的地方，在所有那些官阶制度中没有一个被认可的地位，没有要求固定收入的权利的职业，都被看作是低级的，或者甚至是不体面的地方，要想有很多人都长期地宁愿要自由而不要保障，这未免是奢望。在那些除了从属位置上获得的保障外其它一切位置都很不安全，并且处于其中的人，无论成功或失败都同样会受到轻视的地方，只有少数人才能抵抗得住那种以自由的代价来换取保障的诱惑。事情一旦到了这种地步，自由在实际上就差不多成了一种笑柄，因为只有牺牲世界上大多数的好东西才能买到它。在这种状态下，难怪愈来愈多的人开始感到，没有经济保障，自由就“没有占有的价值”，并且，都感到情愿牺牲自由来争取保障。但使我们感到不安的是，我们发现拉斯基教授所采用的正是同样的一个论证，这个论证比其他任何论证都更有助于诱导德国人民牺牲自由。
防止出现赤贫的适当保障，和减少那些会把努力带到错误的方向上去的可以避免的原因以及随之而来的失望，必须是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这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要这些努力获得成功而又不损害个人自由，那就必须在市场以外提供保障而让竞争自然地进行而不受到阻挠。为了保存自由，某种保障也是不可少的，因为大多数人只有在自由所不可避免地带来的那种风险不是大大的条件下，才愿意承担那种风险。这虽然是我们决不应忽视的一个真理，但危害最大的是现在流行在知识分子的领袖们当中的，以自由为代价来赞扬保障的那种风尚。重要的是，我们应当重新学习坦白地面对这一事实：即只有花代价才能得到自由，并且，就我们个人来说，我们必须准备作出重大的物质牺牲，以维护我们的自由。如果我们希望保存自由，我们就必须恢复作为盎格鲁——萨克逊国家的自由制度之基础的那种信心；这种信心曾经被本杰明·富兰克林表现在一个适用于我们个人的生活，同时也适用于一切国家的生活的句子里：“那些愿意放弃基本自由来换得少许暂时保障的人，既不配得到自由，也不配得到保障”。
谢选骏指出：列宁于1917年的时候说，他统治的俄国“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管理处，成为一个劳动平等、报酬平等的工厂。”——按照上面我衡量阿克顿勋爵的话来衡量列宁的这段话，我认为如果列宁在二十年前的1897年蹲监狱的时候这样说，就比较可信了。可惜列宁自己在被压迫的时候并不好好服从管理，只在暴力夺权后却要别人好好服从管理——列宁他犯了阿克顿一样的错误。进一步看，他们的权力欲，才是英国和苏联日益堕落的腐败之源。
【第十章 为什么最坏者当政】
所有权力都易腐化，绝对的权力则绝对地会腐化。——阿克顿勋爵
我们现在必须审视一下一种看法，正是从这种看法中许多把极权主义的到来看作是不可避免的人得到了安慰，并且，这个看法大大削弱了很多其它如果彻底了解极权主义的性质，就会尽最大努力来反对它的那些人的抵抗力。这种看法就是认为极权主义政权最令人讨厌的特点应归之于这一历史的偶然巧合。即这种政权是由流氓和杀人犯的集团建立起来的。有人说，德国极权主义政权的建立导致了施特赖歇尔和基林格尔、莱伊和海因斯、希姆莱和海德里希之流的当政，这或许可以证明德国人性格上的邪恶，但并不能证明这些人的得势是极权主义制度的必然结果。如果同样这种制度是为达到一些重大目标所必须的，那么为什么它不可能由一些正派的人物领导，为整个社会谋福利呢？
我们决不应当自我欺骗式地相信，一切善良的人们都一定是民主主义者，或者说，必然会愿意参与政府工作。很多人无疑宁愿把国事委托给他们认为更能干的人去做。这可能是不明智的，但赞成好人的专政并不是坏事或不光荣的事。我们已经听见有人争辩说，极权主义是一种可以为善也可作恶的强有力的制度，并且，运用这个制度达到何种目的，完全取决于独裁者。那些认为我们应当怕的不是这个制度，而是它可能被坏人来领导的危险的人们，可能甚至想通过确保及时地由好人建立这种制度的办法来预防这种危险。
毫无疑问，一个英国的“法西斯”制度一定会同意大利或德、国的那种模式区别甚大；毫无疑问，假使向这种制度的转变不足使用暴力来完成的，我们还可望得到一种更好的领导人。并且，如果我不得不生活在一个法西斯主义制度之下的话，那找无疑会宁愿生活在一个由英国人而不是其他人领导的这种制度之下。然而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按照我们目前的标准来衡量，一种英国法西斯制度归根到底会大大不同于它的原型，或者更容易忍受。我们很有理由相信，在我们看来似乎是构成了现存的极权主义制度的最坏特点的那些东西，并不是偶然的副产品，而是极权主义迟早一定会产生的现象。着手计划经济生活的民主主义的政治家很快就会面临这样的选择：是僭取独裁权力，还是放弃他的计划，而极权主义的独裁者不久必定会在置一般的道德于不顾和遭受失败之间作出选择。正是因为这个缘故，那些无耻之徒和放荡不羁之火，才在一个趋向极权主义的社会里有更多的获得成功的希望。凡是没有看到这一点的人，他就还没有领会到把极权主义和自由主义政体分开来的那个鸿沟的全部内容，还没有领会到集体主义下的整个道德氛围和本质上是个人主义的西方文明之间的全部区别。
当然，过去已经有过许多关于“集体主义的道德基础”的争论；但是我们在这里要谈的，不是它的道德基础，而是它的道德后果。通常，对于集体主义道德方面所作的讨论，涉及的是集体主义是不是为现有道德信念所需要的问题；或者是，如果要使集体主义产生出预期的结果，需要一些什么样的道德信念的问题。然而，我们现在的问题是集体主义的社会组织的将会产生什么样的道德观念，或者说，支配集体主义社会组织的将是一些什么观念。道德和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很可能产生的结果是，集体主义所产生的道德和导致人们要求集体主义的道德理想，将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很容易这样认为，即然要求实行集体主义制度的愿望来自高度的道德动机，那种制度就一定会是最高品德的源泉，然而事实上却没有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任何一种制度都准能促进那些服务于这个制度原定目标的各种观点。那些起支配作用的道德观念将部分地取决于引导个人在集体主义或极权主义制度下取得成功的才能，还部分地取决于极权主义机构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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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我们必须暂时回过头来谈一谈在压制民主制度和创立极权主义政权之前的那种局面。在这个阶段，要政府采取迅速的、果断的行动的普遍要求乃是这种局势的主导性因素，人们不满意以“为行动而行动”为目的的民主程序的缓慢而不灵活的进程。这时，正是那些似乎具备足够的力量与决心“使问题得以解决”的人或政党才具有极大的号召力。在这一意义上所谓“力量”，不仅意味着数量上的多数——人民感到不满的正是议会多数的无效率。他们所寻求的是得到一致的支持，从而能够鼓励人民相信他能做他所要做的任何事情。依照军事方法组织起来的新型的政党这才应运而生。
在中欧国家，各社会主义政党已经使群众习惯于那些尽可能多地吞并掉其成员的私生活的半军事性的政治组织。要给与某一集团以占绝对优势的权力，所需要的一切就是把同样的这个原则再推进一步，不是在每逢选举时保证能够得到的大量选票之中，而是在一个比较小但更彻底地组织起来的集团的绝对的无条件的支持中寻求力量。能否把极权主义制度强加于全体人民，取决于这个集团的领袖是否能够首先网罗一批准备志愿地服从某种纪律的人，而这种纪律则是用强力来加在其余的人身上。
虽然社会主义各党派，如果愿意使用强力，是能够得到任何东西的，但他们不愿那样做。他们不自觉地要使自已担负担一种任务，这个任务是那些残酷无情的、准备不顾一切已被人公认的道德藩篱的人才能执行的。
社会主义只有用大多数社会主义者都不赞成的方法，才能付诸实施，这当然是许多社会主义改革者以往已经学到的教训。旧的各社会主义政党受到了其民主理想的拘束，他们不具备执行他们所选择的任务所需要的那种冷酷。最能说明问题的一点是，在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成功，都是在各社会主义党派拒绝担负组织政府的责任以后。他们不愿全心全意地运用由他们自已所提出的那些方法。他们仍然希望会出现一个奇迹，多数人同意，实行某种把整个社会组织起来的计划；而其他一些人则已经得到这样一个教训，即在一个有计划的社会里，问题已不再是大多数人同意的是什么，而是其成员的一致性足以使一切事情都服从统一指导那个最大的集团是哪个集团；或者，如果没有这种大得足以贯彻它的意见的集团的话，那么，问题就是如何能够建立这样一个集团，以及谁能够把它建立起来。
这样一个人数众多、有力量而又相当志同道合的集团，似乎在任何社会中部不可能由最好的分子，而只能由最坏的分子来建立，这其中有三个主要原因。照我们的标准，要挑出这样的一个集团所依据的原则几乎完全可以说是消极的。
首先，一般说来，各个人的教育和知识越高，他们的见解和趣味就越不相同，而他们赞同某种价值等级制度的可能性就越少。这或许是事实。其结果必然是，如果我们希望找到具有高度一致性和相似性的观念，我们必须降格到道德和知识标准比较低级的地方去，在那里比较原始的和“共同”的本能与趣味占统治地位。这不是说，多数人的道德标准就是低级的，而只是说，价值标准极为类似的人数最多的集团，是具有低级标准的人民。比方说，把绝大多数人民联系起的乃是最小的公分母。如果需要一个人数众多的、有足够力量能把他们自己对生活的价值标准的看法强加在其余所有的人身上的集团，那么，它的构成者决不会是具有高度不同的和高度发展的趣味的人，而是那些构成“群众”(就这一名词的贬义而言的)，很少有创造性和独立性的人，是那些能够把人数方面的分量作为他们的理想后盾的人。
然而，如果一个潜在的独裁者完全依靠那些恰好具有极其相似的、简单和原始的本能之人的话，他们的人数就几乎不会对他们的企图提供足够的支持力量。他必须通过把更多的人转变过来信奉同样简单的信条来增加他们的人数。
接下来，是第二个消极的选择原则：即他将能够得到一切温驯的和易受骗的人的支持，这些人没有自已的坚强信念而只准备接受一个现成的价值标准体系，只要大声地、喋喋不休地向他们鼓吹这种体系的话。壮大极权主义政党队伍的，正是那些其思想模糊、不健全并容易动摇的人以及那些感情与情绪容易冲动的人。
第三个消极的选择因素，或许是最重要的，它恰恰是和训练有素的政治煽动家要把有密切联系的成分相同的支持者团结在一起的那种有意识的努力分不开的。人们赞同一个消极的纲领，即对敌人的憎恨、对富人的忌妒，比赞同一项积极的任务要容易些，这看来几乎是人性的一个法则。若要用一个信条将某个集团牢牢地团结在一起以便共同行动的话，那么，将“我们”和“他们”对立起来，即向一个集团以外的人进行共同的斗争，则似乎是这个信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那些不仅想要获得对一个政策的支持，而且要获得广大群众的无保留的忠诚的人，都总是运用它来为自已服务。从他们的观点来看，这种共同斗争的巨大优越性在于，它几乎比任何积极的纲领更能够留给他们以较大的自由行动的余地。敌人，不管他是内部的，如“犹太人”或者“富农”，或是外部的，似乎都是一个极权主义领导人的武器库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
在德国成为敌人的是犹太人，一直到“财阀阶级”"接替了其地位为止。这和俄国把富农挑选出来当作敌人，同样是整个运动都以之为基础的反资本主义的不满情绪的结果。在德国或奥地利，犹太人曾被视力资本主义的代表人物，因为人民当中广大阶层对经商怀有传统的厌恶，致使犹太人更容易接近经商这个在实际上被排斥于更爱人尊敬的职业之外的集团。一个异族只准从事这些不大体面的行业，然后，由于他们从事这些行业的缘故就更加遭人厌恶，这种情形原是古已有之的。德国的反犹太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系同出一源这个事实，对于那些想要了解在那里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情的大是有重大意义的。但外国观察家们却很少领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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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集体主义政策变成民族主义政策的普遍趋势，完全看作是由于为了获得毫不迟疑的支持的需要，就会忽视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因素。当然，人们或许会问：能不能现实地设想一个不是为狭小的集团服务的集体主义纲领，集体主义能不能以不同于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或阶级主义这些单一性的理论的任何其它形式存在。认为同种的大都有共同目标和共同利益这个信念的预设前提是，观点和思想的相似程度，似乎比实际存在于仅仅作为人类的人的与人之间的那种相似程度要大。如果某个集团里的其他成员都互不认识，那他们至少必须和我们周围的大同属一个类型，必须用同样的方式来思考，来谈论同样的事情，这样我们才能跟他们打成一片。一个世界范围的集体主义似乎是不可想象的——除非它是为一个小的进行统治的特殊民族服务的。它不仅一定会引起技术问题，而且，尤其会引起我们的社会主义者都不愿面对的道德问题。英国的无产阶级有权平等地分享目前从本国的资本资源中所得的收入以及平等地参与管理那些资本资源的用途，因为它们都是剥削的果实，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根据同一原则，印度人不仅有权按比例享受从英帝国的资本得来的收益，也有权按比例使用英帝国的资本。但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者会认真地期望把现在的资本资源平均分配给全世界的人民呢？他们都认为资本不属于人类而属于国家——虽然就是在一个国家里也很少有人敢于主张，应从比较富裕的地区取出一些“它们的”资本设备来帮助那些比较贫苦的地区。社会主义者所宣布的有义务给与他们现存国家的同胞们的那些东西，他们是不准备给与外国人的。从一个彻底的集体主义者的观点出发，那些“不拥有”的国家所提出的重新分割的世界的要求是完全正当的——虽然，如果彻底实行这种分割的话，那些要求非常起劲的人所爱的损失会和最富裕的固家所爱的损失差不多一样大。因此，他们小心翼翼地不把任何平均主义的原则作为其要求的根据，而以自命的拥有组织其它民族的优越能力为根据。
集体主义者哲学的内在矛盾之一是，虽然它将自身建筑在个人主义所发展起来的人本主义道德基础之上，但它只能够在一个比较小的集团里行得通。社会主义只有停留在理论的层面上时，它才是国际主义的，但一经付诸实施，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俄国，它就马上会变成强烈的民族主义。这就从一个方面说明了西方世界大多数人所想象的那种“自由社会主义”何以是纯理论的，而各处实行的社会主义为什么却是极权主义的。集体主义不能容纳自由主义那博大的人道主义，它只能容纳极权主义的狭隘的门户之见。
如果“社会”或国家比个人更重要，如果它们自己的目标独立于个人的目标并超越于个人目标的话，那么，只有那些为社会所具有的共同目标而努力的个人才能被视为该社会的成员。这种见解的必然结果就是，一个人只因为他是那个集团的成员才受到尊敬，也就是说，并且只有他为公认的共同目标而工作才受到尊敬，并且他只是从他作为该集团成员的资格中获得他的全部尊严。单纯依靠他作为人的资格却不会带给他什么尊严。其实，人道主义的真正概念，因而也是任何形式的国际主义的真正概念，完全都是人的个人主义观点的产物，而在集体主义思想体系中，它们是没有地位的。
只有在存在着、或者有可能建立各个人的统一目标的地方，集体主义的社会才能得到扩展，这是一个基本事实，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因素助长了集体主义的门户之见和唯我独尊的倾向。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个人认同于一个集团的愿望，这常常是一种自卑感所引起的，因而，只有那个集团的成员资格能够使他比这个集团之外的大有优越性，他的需要才会得到满足。有时，一个人知道他在集团里必须加以抑制的那些强烈的本能，能够在对付集团以外之人的集体行动中自由发挥这样的事实，似乎成了进一步使他将自己的个性融入集团个性的诱导力量。在尼布尔写的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会》这本书的书名里，表达了一个深刻的真理，尽管我们很少能够同意他从他的命题中得出的结论。诚然，像他在其它地方所讲的那样，“在现代人中，有一种趋势正在增长，即把自己设想是道德的，因为他们已把自己的不道德转嫁给越来越大的集团。”以一个集团的名义去行动，就似乎是将人们从控制着作为集团内部的个人行为的许多道德束缚中解放了出来。
在当今这个世界中，一个集团的一切对外接触，都会阻碍他们对某个本可能实行计划的领域进行有效的计划，这个事实进一步说明了为什么大多数计划者对国际主义采取明确的敌对态度。因此，一项对计划进行最全面的集体研究的编辑者懊恼地发现，“大多数‘计划者’都是好战的民族主义者”，这并非偶然。
社会主义计划者的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倾向，远比一般人所认识到的更为普遍，但并不总是都像韦伯夫妇和其他一些早期的费边派社会主义者那么露骨——他们对计划的热情特别是和崇拜强大的政治单位而鄙视小国的观点结合在一起的。历史学家埃利·阿列维在谈到40年前他初次认识韦伯派社会主义者时写道，他们的社会主义从骨子里是反自由主义的。他们不恨托利党人，实际上他们对托利党人是异常宽容的，但对格莱德斯通派的自由主义则是无情的。那时正是布尔战争爆发的时期，进步的自由党人和那些正在建立工党的人，都在为自由和人道而慷慨地支特布尔人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斗争，但韦伯夫妇和他们的朋友肖伯纳却是袖手旁观，因为他们都是明目张胆的帝国主义派。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者还可能把小国独立当回事，但对像他们那样的集体主义者来说，却不值一提。我还清楚记得悉尼·韦伯对我解释说：“将来的世界属于伟大的行政性的国家，在那里，官吏管理国事，警察维持秩序”。
在其它地方，阿勒维引证萧伯纳大约在同一时期所提出的主张说：“世界注定属于强大的国家，小国必须并入大国的版图，否则就一定要被消灭。”
在对于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祖先所作的描述中，我详细引证了上面这儿段话，这不会使人感到惊奇，因为它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典型的赞美强权的例子，这种对强权的赞美，不费吹灰之力就把社会主义导向民族主义，并对一切集体主义者的道德观念产生深刻的影响。就小国的权利而论，马克恩和恩格斯的见解也不比大多数其他坚定的集体主义者好多少，他们时而发表的关于捷克人或波兰人的见解和当代的国家社会主义者的见解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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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19世纪伟大的个人主义的社会哲学家们，如像阿克顿勋爵和像布尔克哈特那样的人来说，对于像罗素这样继承了自由主义传统的当代社会主义者来说，权力本身似乎就是首恶，而在严格的集体主义者看来，权力本身却是目标。罗素说得好，想按照一个单一的计划来组织社会生活的那种愿望本身基本上来自一种对权力的要求。不仅如此，它甚至更多地是这个事实的结果：即集体主义者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必须建立起前所未有的臣大权力——人支配人的那种权力——并且他们的成功也取决于他们获得这种权力的程度。
这一论点仍然是正确的，即使有许多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在其追求中受到下面这个悲剧性的幻想的引导，即以为剥夺了个人主义制度中的个人拥有的权力，并把它转让给社会，他们就能够消灭权力。凡是提出这样主张的大都忽略了以下几点：为了能够用来为一个单一的计划服务的权力的集中，不仅是权力的转移，并且也使权力得到无限的扩张；把从前许多人独立行使的权力集中在某个单个集团的手里，会使权力膨胀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其影响极为深广，几乎使它变成了另外一样东西。有时有人认为，中央计划部门所行使的大权“不会超过私人董事会集体行使的权力。”这种说法完全是错误的。在竞争的社会里，没有任何人能够行使那怕是一小部分社会主义计划部门所掌握的权力，既然没有任何人能够自觉地行使这个权力，那么，说它为全体资本家所掌握，就是胡说八道。如果董事们并没有联合起来协调行动，“私人董事会集体地行使的权力”这种说法，就不过是玩弄字句。如果他们真的联合起来的话，那么这当然就意味着竞争的终结和计划经济的建立。把权力分裂或分散开来就一定会减少它的绝对量，而竞争制度就是旨在用分散权力的办法来把人用来支配人的权力减少到最低限度的唯一制度。
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将各种经济和政治目标分离是怎样成为个人自由的基本保证的，以及一切集体主义者因而是如何对它加以攻击的。对于这一点，我们现在必须补充的是：目前，人们时常要求的“以政治权力代替经济权力”必然意味着，用一种无处不在的权力代替一种常常是有限的权力。所谓经济权力，虽然它可能成为强制的一种工具，但它在私人手中时，决不是排他性的或完整的权力，决不是支配一个人的全部生活的权力。但是如果把它集中起来作为政治权力的一个工具，它所造成的依附性就与奴隶制度没有什么区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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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集体主义制度都有两个主要特征，首先，需要有一个为整个集团共同接受的目标体系，另外，还需要为了达到这些目标而给与该集体以最大限度的权力的压倒一切的愿望，从这两种特征产生了一个特定的道德体系，这个道德体系有些方面是同我们的体系相符的，而有些地方则与我们的体系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但其中有一点同我们的体系不同，这使我们怀疑是否能够称之为道德，即它不让个人的良心自由地运用它自己的规则，甚至也没有个人在任何环境中都必须或可以遵守任何一般性的规则。这就便集体主义道德和我们所知道的那些道德有那样大的区别，以致我们很难在他们仍然保持的那些道德中发现任何原则。
原则的区别，在很多方面是和我们在讨论有关法治问题时的区别相同的。像形式法律一样，个人主义道德的规则，尽管在很多方面不很精确，但都是一般的和绝对的，它们规定或禁止一个一般类型的行为，不管在某一特定情况下它的最终目标是好的还是坏的。欺诈或盗窃，歪曲或背弃信任，被认为是坏事，不管在个别场合里它是否造成危害。即使在一个情况之下没有人因此受害，或者，这样行为可能是为着一个高尚的目标，但这两种情况都不能改变它是坏的这个事实。虽然我们有时也许会不得不在不同的坏事之间作出选择，但它们仍然是坏事。目的说明手段的正当性这个原则，在个人主义道德里面被认为是对一切道德的否定。而它在集体主义的道德里面却必然成为至高无上的准则；坚定彻底的集体主义者绝对不许做的事简直是没有的，如果它有助于“整体利益”的话，因为这个“整体利益”是他判定应当做什么的唯一标准。国家政策是集体主义道德最明确的表述，它的唯一界限就是利害的权宜——一定的行为对于眼前的目标的适宜性。凡是国家政策所肯定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适用于集体主义国家里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集体主义国家里，不可能有任何限制界定什么是公民一定不要去做的事情；他的良心不许可他做的事是没有的，只要这是为集体已经确定的目标所需要的，或者这是他的上级命令他要达到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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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集体主义道德中缺乏绝对的形式规则，当然并不是说一个集体主义社会没有一些要加以鼓励的有用的个人习惯，和一些它将加以排斥的个人习惯。完全相反，它对个人生活习惯的兴趣，比个人主义社会对个人生活习惯的兴趣要大得多。要做一个集体主义社会里有用的成员，他必须具有很明确的品质，这些品质又必须通过经常不断的实践来得到加强。我们把这些品质称为“有用的习惯”，却很难把它们说成是道德品格，这是因为个人决不可以使这些惯例超越于任何具体命令之上，或者说，决不可让这些惯例成为实现该社会的特定目标的障碍。它们只适用于填补一切直接的命令或者指定特殊目标所留下的缺口，但绝不能成为抵触当局的意旨的正当理由。
在集体主义制度之下，将会继续受到尊重的美德和将会消失的美德之间的区别，可用一个对比来很好地说明，这就是那种就连他们最拙劣的敌人也承认说德国人或者不如说“典型的普鲁士人”所具有的那些美德和人们通常认为是他们所缺少，但同时却是英国人有理由作为优越之处引以自豪的那些美德之间的对比。很少有人会否认德国人在总体上是勤勉而守纪律的，认真和干劲都达到无情的程度，对于他们所执行的任务是忠诚和专心致志的；他们有一种强烈的纪律与责任心，而且严格服从当局；他们在遇到身体上的危险时，时常表现出自我牺牲的决心和大无畏的精神。所有这一切把德国人造就成完成指派任务的有效工具，并且，在旧的普鲁士邦和普鲁士大统治的新的帝国中，他们就是这样被细心地培养起来的。人们时常认为“典型的德国人”所缺少的个人主义美德是，宽容和尊重其他的个人和他们的意见，独立精神，正直的性格和维护自己的意见而不为上级所左右的那种意愿，德国人也常常意识到自己缺乏这一点，并把这叫做“刚直不阿”；还有对于弱者和衰老者的体恤，和只是个人自由的古老传统才创造出来的对权力的极度鄙视与憎恨。他们似乎还缺少大多数很细小的、但很重要的品质，就是在一个自由社会里会促进人与人之间互相交往的那些品质：和蔼和幽默感，个人谦逊，尊重别人的隐私和对邻人的善意怀有信任。
在以上这些言论之后，我们再说，这些个人主义的美德同时也是重大的社会美德，便不会使人惊奇了，这些美德减少社会交往中的磨擦，使从上至下的控制更无必要而同时又使这种控制更难实现。它们是在任何个人主义式或商业式的社会盛行的地方就繁荣，而在集体主义式或军事式的社会占优势的地方就消失的那些美德——这样一种区别可以在，或者过去可以在德国的不同地区之间发现，也可以在目前在德国占支配地位的见解与西方的特有的见解之间发现。直到最近，在德国那些受到商业文明的势力影响最久的地方，类如南部和西部的旧有商业城市和汉萨城，人们的一般道德概念比现在已支配着整个德国的概念更要接近于西欧各国的概念。
然而，由于大批的极权主义国家的人民竭力支持一种在我们看来似乎是否认大部分道德价值的制度，我们就认为他们缺乏道德热情，这是极不公平的。对于他们的大部分人来说，实际情形也许恰好相反：像国家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这一类运动背后所蕴含的道德情感的强度，也许只有历史上伟大的宗教运动能与之相比。只要你承认了个人只不过是为所谓社会或国家这样较高的实体的目的而服务的工具，极权主义政体很多使我们害怕的特点便必定会接踵而至。从集体主义立场出发而产生的不容忍的残酷地镇压异己，完全不顾个人的生命与幸福，都是这个基本前提的根本的和不可避免的后果。集体主义者也能够承认这一点，而同时还声称集体主义制度优于一个容许个人“自私”的利益阻挠公众所追求的目标全部实现的制度。当德国的哲学家们反复说，追求个人幸福这件事本身就是不道德的，只有完成一个指定性的任务才是值得称赞的时候，他们是十分诚恳的，无论那些在另一个不同的传统下成长起来的人对于这一点是如何的难以理解。
哪里存在着一个凌驾一切的共同目标，哪里就没有任何一般的道德或规则的容身之地。在战时，我们自己曾在有限的限度内亲身经历过这一点。但在英国，就是战争和极大的危险也只是造成在一定程度上近似于极权主义的局面，几乎不会为了一个单独的目的而将其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搁置一劳而不顾。但当儿个特定目标支配着整个社会的时候，不可避免的就有下面的情况发生，残酷有时可以变成责任，违反我们的情感的行为，例如枪毙人质、杀害老弱等，竟被看成仅仅是权宜之计；强迫迁移数万人口竟成为差不多除了受害人以外每个人都赞成的一种政策措施；或者像“征募妇女以作传宗接代之用”之类的建议也会受到认真考虑。在集体主义者的眼中，总是有一个上述这些行为为之服务的重大目标，并且，照他看来，这一目标使这些行为具有合理性，因为对一个社会的共同目标的追求，可以无限制地忽略任何个人的任何权利和价值。
虽然对于极权主义国家的公民群众来说，使他们赞成，甚至作出上述那样行动的，常是他们对一种理想的无私的热忱——尽管这种理想是我们所讨厌的——但不能以此为那些指导极权政策的人们辩护。要成为一个对极权主义国家的运行有用的助手，一个人单单准备接受那些为可耻行径而进行的巧言令色的辩护还是不够的；他自己还必须积极地准备破除他所知道的任何一种道德的约束，如果这对达到为他们所设定的那个目标似乎是有必要的话。由于这些目标的确定是最高领导单独作出的，充当他们的工具的人就绝不能有自己的道德信念。他们首先必须无保留地委身于领导者本人；除此而外最要紧的是，他们应当完全没有原则，并且名副其实地做到不择手段。他们绝不能有自己想要实现的理想；他们应当没有可能会妨碍领导者意图的是非观念。因而在那种权力状况下很少有什么东西能够吸引那些持有过去曾经支配过欧洲人民的那种道德信念的人，很少能够补偿许多特殊任务的不愉快，很少有满足任何更具理想主义的愿望的社会，很少能够补偿不可能拒绝的危险以及在私生活中的大部分娱乐的牺牲，很少能够补偿具有重大责任性的位置所要求的个人独立性的牺牲。唯一得到满足的爱好，是对权力本身的爱好，也就是对有人服从和对成为这个运转良好的、其它一切都为其让路的强大机器的一个部件而感到愉快。
然而，能够诱使那些按我们的标准看来算是好人的人们去追求极权主义机构中的领导地位的东西虽然很少，而阻止他们去那样做的东西却又很多，尽管如此，对那些残酷无情、寡廉鲜耻的人们来说、仍然存在着这样做的特别机会。他们要做的一些工作，其恶劣性是没有人会怀疑的，但是为了某种更崇高的目的，这些工作是必须要做的，而且还必须做得同任何其它工作一样熟练，一样有效率。由于有些需要做的工作本身就是坏的，是所有受到传统道德教育的人所不愿做的，因而愿意做坏事就成为升官得势的门径。在一个极权主义的社会里，那些需要实行残忍和恐吓、蓄意的欺诈和间谍工作的位置是很多的。无论盖世太保、集中营的管理，还是宣传部，或者“冲锋队”、“党卫队”(或者它们在意大利和俄国的翻版)，都不是适宜发挥人道主义情感的地方。然而通向极权主义国家的最高地位的道路正是要通过这样一类位置。一位美国有名的经济学家，在同样简略地列举了集体主义国家当权者的职权之后得出的结论，简直太正确了：
不管他们愿意与否、他们都得做这些事情；不喜欢掌握和运用权力的人能够当权的可能性，是和一个心地非常善良的人在一个奴隶种植园里担任监工的工作的可能性是一样的。
不过，我们在这里不能对这个问题作详尽讨论。领导者的选择问题，是和按照各人所持的意见，或者不如说，按照一个人对追随一套不断改变的学说的自愿程度进行选择的那个大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把我们引到极权主义最突出的道德特点之一，即它同属于真理性这个总标题之下的一切美德的关系和对其影响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需用单独的一章 加以探讨。
谢选骏指出：人问“为什么最坏者当政？”——我看这是因为，“最坏”是坏人们对他人的作用而言，但是对于坏人自己而言则相反，越坏才能攫取越大的权力，使得自己和团伙的利益得到了最大化。这样的坏人能不成功吗？
【第十一章 真理的终结】
思想的国有化到处都是与工业的国有化并驾齐驱的，这是值得玩味的。——E·H·卡尔
社会计划所指向的目标，是一个单一的目标体系，要使每个人为这个单一体系服务的最有效方法，就是使每个人都相信那些目标。要使一个极权主义制度有效地发挥它的作用，强迫每个人为同样的目标而工作，还是不够的。重要的是，人们应当把它们看成是他们自己的目标。虽然必须替人们选择好信仰并强加在他们身上，但这些信仰必须要成为他们的信仰，成为“一套被普遍接受的信条，以便使个人尽可能自愿地依照计划者所要求的方式行动。如果在极权主义国家人民所感到的压迫，一般说来，远不如自由主义国家的大多数人民所想象的那样厉害的话，这是因为极权主义政府在使人民照着它所要求的那样去思想这方面取得了高度的成功。
这当然是各种形式的宣传所造成的。宣传的技术现在大家都很熟悉，因此，我们不需多谈。唯一一点需要强调的是，极权主义所特有的不是宣传本身，也不是它所使用的技术，在一个极权主义国家里，完全改变了宣传的性质和效果的事实是：一切宣传都为同一目标服务，所有宣传工具都被协调起来朝着一个方向影响个人，并造成了特有的全体人民的思想“一体化”。这样做的结果是：在极权主义国家里，宣传的效果不但在量的方面，而且在质的方面都和由独立的与相互竞争的机构为不同的目标所进行的宣传的效果完全不同。如果所有时事新闻的来源都被唯一一个控制者所有效地掌握，那就不再是一个仅仅说服人民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灵巧的宣传家于是就有力量照自已的选择来塑造人们的思想趋向，而且，连最明智的和最独立的人民也不能完全逃脱这种影响，如果他们被长期地和其它一切信息来源隔绝的话。
在极权主义的国家里，虽然宣传的这种状况给予它一种控制人们思想的独特权力，但其特殊的道德效果并不是从极权主义宣传的技术而是从它的目的和范围中产生出来的。如果能够把宣传局限于将社会努力所指向的整个价值体系灌输给人民的话，那么，宣传就不过是我们已经讨论过的那些集体主义道德的特征的一个特定表现形式而已。如果它的目的只是把一种具体的和全面的道德准则教给人民，那么问题就只是这种准则是好是坏的问题。我们已经看到：极权主义社会的道德准则是不大可能打动我们的；甚至以经济方法来争取平等的结果，也只能是一种官方强加的不平等，那么独裁的方式确定每一个人在新的等级制度中的地位；我们道德中的大部分人道主义的要素，即尊重人的生命，尊重弱者和普遍地尊重个人等，都会消逝。不管大多数人多么讨厌这种道德淮则，并且，虽然它包含着道德标准的变化，但它并不一定完全是反道德的。这种制度的某些特点甚至还可能打动那些带有保守色彩的最严肃的道德家们，据他们看来，这些特点似乎比自由主义社会比较温和的标准更有可取之处。然而，我们现在必须加以考虑的，乃是极权主义宣传所引起的一种更为深远的道德影响。它们对于一切道德都是具有破坏性的，因为它们侵蚀了一个一切道德的基础，即对真理的认识和尊重。从其要完成的任务的性质出发，极权主义的宣传不可能把宣传局限于价值标准，局限于人们总是或多或少地让其符合于社会主导性见解的意见和道德信仰的问题，而必须把宣传的范围扩展到以不同方式作用于人类理智的事实的问题上去。其所以如此，第一是由于为了要诱使人民接受官方的价值标准，就有必要把那些价值标准加以合理化，或者证明它们是和人民已经持有的价值标准联系在一起的，而这种联系又常常表现为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因果联系；第二是因为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区别，即所企求的目标与达到这个目标而采取的措施之间的区别，像对这些问题所进行的任何一般性讨论中可能提示的那样，实际上绝不是划得很清楚、很明确的，第三是因为，这样一来，就必须使人民不但同意那些最后目标，并且也必须同意关于那些措施所根据的事实与可能性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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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己经看到，对全部道德准则的一致同意，即对经济计划中所暗含的那个无所不包的价值体系的一致同意，并不存在于自由社会里，而是必须另外创立的。但我们绝不能认为计划者在将要着手他的任务时已意识到这种需要，或者说，即使他已意识到这种需要，我们也不能认为他也可能预先创立那样一个全面的准则。他只有在进行工作时，才会发现各种不同的需要之间的冲突，并在必要时，他必须做出决定。指导他做出决定的道德准则，在必须做出决定之先，并不是已经抽象地存在着的；它必须随着各个决定而被创立出来。我们己经看到，不可能把价值标准的一般问题和个别决定分开这一点，如何使一个民主机构，在无法确定一个计划的全部技术细节的同时，也不可能确定指导它的那个价值标准。
对某些功过问题并不存在明确的道德准则，计划当局一方面不得不经常对这些功过问题的争论作出决定，而另一方面必须向人民证明这样作出的决定是正当的——或者说，至少必须用某种方法使人民相信那些决定是正确的。虽然可能只有偏见在指导着那些做出某个决定的负责人，但如果公众不仅是消极地服从这个措施，而且还须积极地支持它的话，就必须使某种指导性原则得到公开的阐明。计划者在做出许多决定时，由于缺乏其它任何根据，必须听凭个人爱憎的指导，把这种爱和憎加以合理化的这一需要，和采用能够打动尽量多的人的方式来说明他的理由的必要性，会迫使计划者不得不创造理论，即对事实与事实之间的联系所做出断言，然后这些断言就成为统治学说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创造一种“神话”来说明其行动合理的这个过程并不一定是自觉的。支配着极权主义领袖的，或许只是一种对他所发现的某种局面的本能的憎恨，和想创造一个更符合他的是非观点的新等级秩序的愿望；他可能只知道厌恶犹太人，因为在一个没有为他提供满意的地位的制度里，犹太人居然似乎都很成功；他可能只知道喜爱和羡慕那魁伟俊美的人，即他年轻时所读过的小说里面的那个“贵族”人物。因此，他容易信奉那些似乎能够为他和他的伙伴所共同持有的偏见提供合理性的理论。这样，伪科学的理论就成为或多或少地指导每一个人的行动的官方教条的一部分。或者对工业文明的普遍憎恨和对乡村生活的浪漫主义的渴望，以及一种(或许是错误的)关于农民当兵具有特别价值的思想为另外一种神话提供了基础：即“血和土”的神话，这种神话不但表达了终极的价值标准，而且也表现了一整套关于因果关系的信念，而这些信念一经成为指导整个社会活动的理想，就决不容许对其提出质疑。
把这些官方的学说当作一种工具用来指导和团结人民去行动的必要性，早就被极权主义制度的各个理论家清楚地预见到了。柏拉图的“高尚的谎言”与索雷尔的“神话”，和纳粹的种族学说或墨索里尼的工团国家的理论一样，都是为同一目的服务的。他们都必须以对事实的特定见解为基础，然后再经过详尽的阐述使其成为科学理论，以便证实其先入之见的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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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人民承认他们要为之服务的这些价值标准的正确性，最有效的方法是说服他们相信这些价值标准的确是和他们，或者说，至少是和他们当中的最优秀者一直所持有的价值标准相同的，只不过它们在以往没有得到应有的理解和认识罢了。使人民将对旧偶像的忠诚转移到新偶像上去的借口是新的偶像的确是他们健全的本能一直启示给他们的东西，只不过他们从前对它们的认识很模糊。达到这种目标最有效的技巧，就是仍然使用旧的字眼，但改变这些字眼的意义。极权主义制度的特色中，很少有像对语言的完全曲解——即借字义的改变来表达新制度的理想——这件事那样使肤浅的观察者感到困惑不解的了，而同时也很少有什么像这件事那样典型地体现整个极权主义精神氛围了。
在这方面最惨的受害者，当然是自由这个词了；它在极权主义的国家里，也同在其它地方一一样，是被随意使用的。实际上我们差不多可以说，凡是在我们所理解的那种自由已经被消灭了的地方，都是用许诺给人民的某种新的自由的名义来实现的。这可算是对我们的一个警告，使我们提防那些用《以新自由代替旧自由》的诺言来诱惑我们的人。在我们当中，甚至也有“为自由而计划的人”允诺给我们一种“团体的集体自由”，这种自由的性质可以从下面事实中推测出来，主张这种自由的人认为有必要告诉我们，“当然，有计划的自由的到来，并不意味着早先的一切(原文如此)形式的自由都必须被取消”。这句话是从卡尔·曼海姆博士的著作中引证来的，他起码是在警告我们，“一个以过去时代为模型的自由的概念，是妨碍人们真正理解这一问题的一个障碍。”但他对自由这个词的用法和极权主义政治家门口中的自由一样容易引起误解。像后者所说的自由一样，他所允诺给我们的“集体自由”并不是社会成员的自由，而只是计划者对社会的为所欲为的无限制的自由。这是把自由与极权混淆到了极点。
在这一方面，一大批德国哲学家早就为这种歪曲词义的作法进行大量的铺垫，好些社会主义的理论家的功劳当然也不小。但是字的原义被改成相反的意思使其成为极权主义的宣传工具的，不仅是自由这个名词。我们已经看到了正义和法律，权利和平等是怎样遭到同样的命运的。类似这种遭到窜改的词语几乎包括一切普遍应用的道德和政治方面的名词。
没有亲身经历过这种过程的人很难体会到这种窜改字义的作法所达到的规模，很难体会到它所引起的混乱和它对任何理性的讨论所造成的障碍。必须亲眼看见，才会理解怎样会发生这样的情形，如果两个兄弟中的一个接受了这个新信仰，过了不久，他就好像在说另一种语言似的，以致他们相互之间要进行任何真正的沟通都成为不可能了。因为这种窜改说明政治理想的词义的行为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是一神奇意识或无意识他用来指导人民的技巧，所以，这种混淆会变得更加严重。随着这种过程继续演进，全部语言的意义逐渐被剥夺而文字则变成了空壳，失去了任何具体的内容；它们既可以表示一件事物的正面，又可以表示它的反面，它们之所以被使用仅仅是因为仍然附着在它们身上的感情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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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大多数人失去独立思考是不难的。但那些仍然保留着一种批判的倾向的少数人也必须保持沉默。我们己经看到，何以强制不能只限于使人民接受成为据以指导一切社会活动的那个计划的基础的道德准则。由于这个准则的许多部分永远不会得到详尽的阐述，由于指导性的价值尺度的许多部分只隐伏在计划之中，因而计划本身的每个细节，实际上就是政府的每一个行为，必须是神圣的和免受批评的。如果要人民毫不迟疑地支持共同行动的话，就得使他们相信，不但所追求的目标，而且连所选择的手段也都是正确的。因此，那种必须使人遵守的官方信条就把关于那个计划所以为据的有关事实的一切见解都包括在内了。对于这个信条的公开批评，或者甚至表示怀疑都是必须禁止的，因为它们容易削弱公众的支持。这正如韦伯夫妇在报道俄国每个企业的情况时所说的：“在工作进行时，任何公开地表示怀疑，或者甚至担心这个计划会不会成功，就是不忠而且甚至是变节的行为，因为它们可能会影响其他工作人员的意志和努力”。当所表示的那种怀疑和担心涉及的不是个别企业的成功而是整个社会的计划时，那就一定更会被当作阴谋破坏来看待。
因此，事实和理论必须和关于价值标准的意见一样成为一种官方学说的对象。而且，传播知识的整个机构——学校和报纸，广播和电影——部被专门用来传播那些不管是真是假都会强化人民对当局所做决定正确性的信心的意见；而且，那些易带来疑窦或犹豫的信息将一概不予传播。人民对这个制度的忠诚会不会受到影响，成为决定某条信息应否被发表或禁止的唯一标准。在极权主义国家，各个方面存在着的情况，可能引起永远是和其它地方在战争时期存在于某些方面的情况一样。凡是可能引起对政府的智慧产生怀疑，或者可能造成不满的东西都是不会与人民见面的。同其它国家的情况作不利的对比的根据，关于实际采取的方针是否可能有替代性方案的知识，可能说明政府没能履行诺言或没能利用机会来改善现状的信息——所有这一切都在被禁止之列。因此，对信息不加以系统管制，不强制推行统一意见的领域是不会有的。
这甚至适用于那些显然是同任何政治利害关系相去甚远的领域，特别是一切科学领域，甚至是最抽象的科学领域。很容易观察到并且由经验充分证实了的是，在直接涉及人与人的关系，因而又最直接地影响到政治观点的学科中，如历史、法律或经济学等，对真理的无私探讨在极权主义制度里是不可能得到许可的，而对官方意见的辩护却成了唯一目标。在所有极权主义国家里，这些学科已成了制造官方神话的最丰产的工厂，而统治者就用这些神话来支配他们的子民的思想和意志。因此，在这些领域里甚至连追求真理的伪装都被抛弃了，什么学说应当传授和发表都由当局来决定，这是不足为奇的。
对意见的极权主义式的控制也扩展到那些初看起来似乎没有政治意义的课题上去了。有时很难解释清楚，某些学说何以应当正式禁止，而何以其它学说又应当予以鼓励，并且，奇怪的是，在不同的极权主义制度中，这些爱憎都显然有几分相似。特别是各种不同的极权主义制度好像都共同地深恶那些以较为抽象的形式表现的思想——我们科学家当中的许多集体主义者也都表现出这种典型的厌恶。无论把相对论说成是“犹太人对基督教基础和日耳曼人物理学的一种攻击”也好，还是说它受到反对是因为“它同辩证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有矛盾”也好，总之，它们都是殊途同归的。不管某些数理统计学的定理之所以受人攻击是因为“它们成了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的一部分，并且是作为资产阶级仆从的数学的历史角色的产物”也好，还是整个这门学科遭到诋毁是因为“它没有提供能为人民的利益服务的保证”也好，这也是没有多大差别的。纯粹的数学似乎也同样遭到攻击，而且，就连有些人对连续性所持的某种意见也能被归因于“资产阶级的偏见”。据韦伯夫妇说，《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自然科学杂志》有这样的口号：“我们在数学中拥护党，我们在外科学中拥护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理论的纯洁性”。这同在德国的情况也很相似。在《国家社会主义数学家协会杂志》里充满了“党在数学中”的标语，并且，德国最有名的物理学家之一，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莱纳德用了《德国物理学四卷》这样一个书名来概括他的毕生事业！
斥责任何只为活动而活动，没有远大目标的人类行为，这是完全符合极权主义的整个精神的。为科学而科学，为艺术而艺术、是同样为纳粹党徒、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人所痛恨的。每一个活动都必须有一个自觉的社会目标来证明它是正当的。绝不能有任何自发的、没有领导的活动，因为它会产生不能预测的和计划未作规定的结果。它会产生某种新的、在计划者的哲学里未曾梦想到的东西。这个原则甚至扩展到了游馆和娱乐上去。我要让读者猜一猜，究竟是在德国，还是在俄国，官方用下面的话来劝戒下棋的人：“我们必须一劳永逸地结束下棋的中立性。我们必须像谴责‘为艺术而艺术’那样永远谴责‘为下棋而下棋’的那个公式。”
虽然这些畸变现象当中有某些部分似乎是难以置信的，然而，我们还必须随时警惕着，不要以为它们只是与计划的或者极权主义制度的根本性质无关的偶然的副产品而置之不顾。它们并不是那样的。它们正是想要用一个“整体的单一概念”来指导一切事情的那个愿望的直接结果，正是不借用任何代价来维护那些要人民经常作出牺牲来为之服务的意见需要的直接结果，正是人民的知识和信仰是用来达到一个单一的目标的工具这个一般概念的结果。科学一旦不能为真理而必然只为一个阶级、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的利益服务的时候，争辩和讨论的唯一任务就是辩护和更进一步传播那些用以指导整个社会生活的信仰，正像纳粹的司法部长所作的解释那样，每一个新的科学理论必须问它自己一个问题，就是：“我是不是为了全体人民的最大利益而服务于国家社会主义的？”
真理这个词的本身已失去了了它原有的意义。它不再说明某种有待发现的东西，只有个人的良心才能判定是否在任何情况下它的证据(或者提出证据的人的身份)会成为一种信仰的理由；它成了某种要由当权者规定的东西，某种为了有组织的一致行动的利益必须加以信任的东西，并且是在有组织的行动有迫切需要的关头又必须加以更改的东西。
由此产生出来的一般的思想氛围，由此酿成的对于真理的玩世不恭的态度，甚至对真理意义的意识的丧失，独立探索的精神和对理性信念所具有的力量的信心的消逝，以及在每个知识分子中听存在的意见分歧都成为须由当权者加以决定的政治问题的这种情况，这一切都是必须身历其境才能体会到的——任何简短的叙述都不能够表达它们的程度。最惊人的事实也许是：对思想自由的厌恶，不只在极权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才发生，而是在所有地方抱有集体主义信仰的知识分子和那些在仍保有自由主义制度的国家中被拥戴为知识界领袖的知识分子当中，都能够发现的事。甚至不仅最粗暴的压制也会得到宽恕，如果它是以社会主义的名义作出的话；甚至还有一些自称代表自由主义国家的科学家说话的人公开主张建立极权主义制度；而且不容忍也同样受到公开的赞扬。我们最近不是曾看到一位英国科学家竟为“迫害异端”辩护吗？因为照他看来，“当这种做法保护一个新兴的阶级时，对科学是有利的。”这种见解实际上当然是和那些导致纳粹分子迫害科学人员，焚毁科学书籍，并且有系统地铲除被征服的民族的知识阶层的见解没有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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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把一个被认为是对人民有益的教条强加于人民身上，当然不是一件新奇的或我们这个时代所特有的事。不过，我们的许多知识分子想用来为这个企图辩护的那个论据却是新的。据他们说，在我们的社会里没有真正的思想自由，因为群众的意见和爱好是被宣传、广告和上层阶级的榜样以及其它必然强使人民的思想循规蹈矩的环境因素塑造而成的。从这一点得出的绪论是：如果大多数人的理想和爱好都一直是由我们能够控制的环境形成的，那我们就应当有意识地运用这个力量来把人民的思想转到我们认为是可取的方向上去。
大多数人很少能够独立地思考；在大部分问题上，他们所接受的意见都是现成的意见；他们无论是生来具有还是受人哄骗而接受这套或那套信仰，都同样感到满意，这些都可能是真实的。在任何社会里，思想的自由可能只对很少的人才有直接的意义。但这并不是说，某些人有资格或者有权力选择一批专门享有这种思想自由的人。它决不证明，某些人有要求决定人民必须想什么或信仰什么的权利的这个假定是正当的。由于在任何一种制度之下，大多数大都在服从某人的领导，因而就认为这种情形和每一个人必须服从同样的领导没有差别，这是思想完全混乱的表现。因为精神自由决不会意味着每个人都有同样的独立思考能力的缘故，就不承认它的价值，这就是完全没有领会赋予精神自由以价值的那些理由。使精神自由对知识的进步起主要推动作用的根本之点，不在于每个人都可能有能力思考或写点什么，而在于任何人对任何事由或意见都可以争论。只要异议不受到禁止，就始终会有人对支配着他们同时代人的意见有所疑问，并且提出新的意见来接受辩论和宣传的考验。
使思想获得生命的，是具有不同知识和不同见解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理性的成长就是一个以这种差异的存在为基础的社会过程。这种成长的本质，就是它的结果难以预测，并且我们不能知道哪些意见有助于这种成长和哪些意见不会有助于这种成长——总之，我们不能用我们目前持有的任何意见来支配这个成长而同时又限制它。给思想的成长或者这一方面的普遍进步定出“计划”或进行“组织”，这种说法本身就是词语上的矛盾。认为人的思想必须“自觉地”控制它自己的发展这种见解，是把个人理性，即单独能够“自觉地”控制一切的那个理性，同个人相互之间的过程，即产生理智的成长那个过程，混为一谈了。如果我们试图对它加以控制，那我们只会阻碍它的发展，我们迟早一定会引起思想的停滞和理性的衰退。
集体主义思想的悲剧在于：它起初把理性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却以毁灭理性而告终，因为它误解了理性成长所依据的那个过程。我们的确可以这样说，正是一切集体主义学说的谬论和它对“自觉的”控制或“自觉的”计划的要求，才必然会导致这样一种要求，即某个人的思想应支配一切——虽然只有对社会现象作个人主义式的探讨才会使我们认识到那些指导理性成长的超个人的力量。因此，个人主义在社会过程面前的态度是谦逊的，而对其它意见的态度则是容忍的，并且，它恰好是思想上的傲慢自大的对立面，而想全面指导社会过程的那种要求的根源，正是这种思想上的傲慢自大。
谢选骏指出：人说“思想的国有化到处都是与工业的国有化并驾齐驱的，这是值得玩味的。”——我看他应该深入一层——是思想的国有化导致了工业的国有化？还是工业的国有化导致了思想的国有化？我认为是前者，是思想的国有化导致了工业的国有化；而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是后者，工业的国有化导致了思想的国有化——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自由主义者们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同意我的“思想主权”吗？
【第十二章 纳粹主义的社会主义根源】
一切反自由主义的势力正在联合起来反对一切自由主义。——绎勒·范·登·布鲁克
把国家社会主义看成仅仅是对理性的反叛，是一个没有思想背景的反理性的运动，是一个常见的错误。果真如此，这个运动的危险性就此它实际的危险性要小得多。然而没有什么比这更远离真理，更能把人引入歧途的东西了。国家社会主义学说是一个长期的思想演变的顶点，是远在德国国境之外具有极大影响的思想家们都曾参加过的一个过程的顶点。不管人们怎样看待他们的出发点的前提，不能否认的是，那些建立新学说的大都是具有强大影响的著作家，他们的思想给整个欧洲的思想留下了烙印。他们的体系是持续不断地发展。人们一旦接受了它的出发点的那些前提，就不能逃避它的逻辑。它是彻底的集体主义，所有可能阻碍它的实现的个人主义传统的遗迹，都被清除一空。
虽然是德国思想家领导了这一发展，但绝不能说是他们单独搞的。卡莱尔和张伯伦·孔德和索雷尔在这个连续的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可与任何德国思想家相媲美。巴特勒最近在他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根源》的研究中，对德国国内的这股思潮的发展作了很好的探索。他的研究表明，这股思潮在那里保持一种几乎不变和不断重复的状态已有150年。这种情况虽然相当可怕，但人们很容易夸大这些思想在1914年以前在德国的重要性。其实，这些思想比其它任何民族和观念更加分歧。并且总体上讲，它们只代表了少数人，正如在其它国家里一样，受到多数德国人的极大鄙视。
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反动的少数人所持的这些意见终于得到大多数德国人的支持，并且，实际上得到全体德国青年的支持呢？导致它们成功的，不仅仅是国家主义的失败、遭难和波动。更不像许多人主观想象的那样，是由于反对社会主义进展的资本家的反动的缘故。相反地，使这些观点得势的那种支持恰恰是来自社会主义阵营。它们的得势决不是由于资产阶级的缘故，而是由于没有强有力的资产阶级的缘故。
指导上一代的德国统治者的那些学说并不反对马克思主义中的社会主义而是反对它里面所包含的自由主义因素、它的国际主义和它的民主主义。正是由于这些越来越明显因素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的障碍，左翼社会主义者才越来越接近右翼社会主义者。把一切自由主义的东西从德国赶出去的正是右派和左派的反资本主义势力的联合，是激进的和保守的社会主义的融合。
在德国，社会主义和国家主义之间的联系从一开始就是很密切的。国家社会主义最重要的前辈——费希特、洛贝尔图和拉萨尔——同时被公认是社会主义的鼻祖，这是意味深长的。在马克思主义式的理论的社会主义指导着德国劳工运动的时期，极权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因素一度隐入幕后。但这为时不久。1914年以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队伍里接二连三地出现了一些导师，它们没有领导保守派和反动派却领导了勤苦的劳动者和理想主义青年，使他们成为国家社会主义的信徒，只是在这之后，国家社会主义的浪潮才达到了重要的地位，并很快发展为希特勒的学说。1914年的战争歇斯底里——正是由于德国的战败而从未完全治愈的战争歇斯底里——就是产生国家社会主义的现代发展的开端，并且它在这一时期的兴起大半是靠那些老社会主义者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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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这个发展的最初的：且在某些方面最典型的代表人物是已故的桑巴特教授，他的那本臭名远扬的《商人与英雄》一书是在1915年出版的。桑巴特教授起初是一个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者，并且迟至1909年还能够自豪地宣称他将其一生大部分的时间用来为马克思的思想而奋斗。对于在整个德国境内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和各种色彩的对资本主义的愤恨，没有人比他做的更多；并且，如果说马克思原理深入到德国人思想中的程序是俄国革命以前其它任何国家前所未有的话，那么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桑巴特。有个时期他曾被认为是遭受迫害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中突出的代表人物，由于他的观点过激，他不能在大学里得到一个讲席。甚至在上次大战之后，当他在政治上巴不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他以一个历史学家的身份所著的，仍然保持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的那本书，在德国国内外的影响仍然是极其广泛的，在许多英美国家的计划者的著作中尤为显著。
在他战时出版的那本书里，这个老牌社会主义者对“德国战争”表示欢迎，认为它是英国商业文明和德国英雄文化之间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冲突。他对丧失了一切尚武本能的英国人的商业观点表示无限的蔑视。在他看来，没有什么比为个人幸福的普遍奋斗最可鄙的了；英国人道德观念中重要的箴铭：公正“可使人事事如意，并能延年益寿”，对他来讲，是一个“商业思想所宣称。的最不名誉的格言”。正像费希特、拉萨尔和洛贝尔图所阐述的那样，“德国人对国家的看法”是：国家既不是由个人建立或组成的，也不是一个个人的总和，它的目的不是为任何个人的利益服务。它是一个人民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民是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的。个人对权利的要求始终是商业精神的一种结果。“1789年的思想——自由、平等、博爱——是典型的商业思想，除了保证个人的利益外，没有任何其它目标。”
1914年以前，在英国人的商业理想，英国人的舒适享乐和英国人的体育运动继续发展的情况下，一切真正的德国英雄生活理想面临着致命的危险。英国人不但自己完全腐化了——每一个工会主义者都陷入了“享乐的泥坑”——而且开始感染影响其他人，只有战争才帮助德国人想起他们真正是骁勇善战的民族，是一个其一切活动，特别是一切经济活动都从属于军事目标的民族。桑巴特知道德国人遭到他国人民的憎恨，因为他们把战争看成是神圣的——但他却以此为荣。把战争看成是不人道的和愚蠢的，是商业观点的产物。有一种生活高于个人生活，这就是民族的生活与国家的生活，而个人的目标就在于为这一较高生活而牺牲自己。对于桑巴特来讲，战争就是英雄主义的人生观的顶点，反对英国的战争就是反对敌对的理想，即个人自由和英国人享乐的商业理想的战争。在他看来，这种理想最可鄙的表现是——在英国人的壕堑里发现的安全剃刀。
如果桑巴特的大放厥词在当时就连大多数德国人都认为太过分的话，另外还有一位德国教授实质上也抱有同样的思想，只不过那些思想从形式上看比较温和，比较有学者风度因而也就更有效力。这就是约翰·普伦吉教授。他和桑巴特一样，是研究马克思的大权威。他所著的《论马克思和黑格尔》一书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学者中的近代黑格尔思想复兴的开始；他开始时所抱的信仰具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性质，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在他的许多战时出版物中最重要的是一本小的但同时又受到广泛讨论、其标题具有深刻意义的书；《1789年和1914年：政治思想史中的象征年代》。这本书专门讨论“1789年的思想”(即自由的思想)和“1914年的思想”(即组织的理想)之间的矛盾问题。
他和那些把自然科学的理想粗枝大叶地生搬硬套到社会问题上从而得出他们的社会主义和一切社会主义者一样，认为组织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像他正确强调的那样，组织就是19世纪初叶的法兰西的开始阶段中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根本。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背弃了这一社会主义的基本概念，是由于他们狂热，但空想地坚持着自由的抽象概念。威尔斯(他所写的那本书《美国的未来》对普伦吉有深刻的影响，并且普伦吉把他描写成现代社会主义的杰出人物之一)的著作证明，组织的概念直到现在才在别的国家恢复了它自己的地位，但特别是在德国，这一概念得到了最好的理解和最完全的实现。因此，英德之战实际上是两个相反的原则之间的一种冲突。所谓“经济上的世界大战”乃是近代史中精神斗争的第三个大时代。它和宗教改革以及资产阶级的自由革命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它是争取19世纪先进的经济生活所产生的新生力量的胜利的斗争，这种新生力量就是社会主义和组织。
因为在思想领域里，德国是一切社会主义梦想中最令人信服的代表，而在现实的领域中，它是具有最高度组织的经济制度的最有力的建筑师。20世纪是我们的世纪。不管战争的结果如何，我们却是模范的氏族。人类的生活目标将由我们的思想来确定。世界历史现在正经历一个巨大的奇观，即在我们德国，一个新颖而又伟大的生活理想已深入到最后的胜利，而同时在英国，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性的原则却终于垮台了。
1914年在德国创立的战时经济是：
社会主义社会的第一个实现，而且，它的精神不仅是社会主义精神的应有表现，而上是第一个积极的表现。战争的需要已经在德国的经济生活中建立起社会主义概念，因而保卫我们的国家就为人类产生了1914年的概念，即德国的组织概念，国家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同体······在我们还没有真正注意到它的时候，我们在国家和产业方面的整个政治生活已上升到一个较高的阶段了。国家和经济生活构成了一个新的统一体······标志着人民公仆工作的特性的经济责任感，渗透了一切私人活动。经济生活中德国的新的社团组织，(即普伦吉教授认为尚未成熟或尚未完备的那个制度)，是世界上从未有过的国家生活的最高形式。
起初普伦吉教授还期望把自由的理想和组织的理想调和起来，虽然这主要要通过个人对整体的完全自愿的服从才能实现。但这些自由主义思想的痕迹不久就从他的著作中消失了。到了1918年，社会主义同无情的强权政治之间的结合已在他的脑子里完成了。在战争快要结束前，他在社会主义杂志《警钟》里这样勉励他的国人：
现在是承认社会主义必须是个强权政治这一事实的时候了，因为它必须是有组织的。社会主义必须赢得权力；它决不可盲目地摧毁权力。在各民族战争时期，对社会主义最重要最紧迫的问题必然是；什么民族应得到高度的权力，因为它是在各民族的组织中模范的领袖？
同时它预示了一切最后为希特勒的新秩序而辩护的那些概念：
仅从社会主义观点，即组织的观点来看，各民族的绝对自决权利不就是个人主义的经济无攻府的权利吗？我们愿意给予个人在经济生活中完全自决的权利吗？彻底的社会主义只能按照历史所确定的真正的实力分配来给予一个民族在组合中应有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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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伦吉教授表达得如此清楚的一些理想在德国某些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圈子中特别流行，并且，甚至那些理想也许就是从他们那里产生出来的；他们，正像现在他们的英国同行大声要求的那样，为实现生活各方面集中的有计划的组织而叫嚣。这些人中为首的是著名化学家奥斯瓦德，关于这一点他的一个宣言赢得一定的名声。据说他曾公开宣称：
德国要把至今尚缺之组织的欧洲组织起来。我现在要对你们说明德国的一大秘密：我们，或者说，日耳曼种族已经发现了组织的意义。在其它国家仍然生活在个人主义制度下的同时，我们已经获得了组织的制度。
类似的这些观念也在德国原始独裁者瓦尔特·腊特瑙的各个事务所里流行着；虽然如果他了解到他的极权主义的经济学的后果的话，他一定会为此震颤，然而在纳粹主义思想发展的任何比较详尽的历史中，他是应有一个相当地位的。在上次大战期间和大战刚刚结束时，德国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人的经济观念，大都是通过他的著作而确定的，他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比其他任何大都要多；并且他的一些最密切的合作者后来成了戈林的五年计划执行局中的骨干。与此极类似的还有另外一位从前的马克思主义者弗里德里希·诺曼的许多学说；他的著作《中欧》在德国也许比其它战时出版的书籍都要畅销。
但最充分地发展这些思想并广为传播它们的任务，是由一位积极的社会主义政治家，德国联邦议会的一位左翼社会民主党员保罗·伦施来完成的。伦施在其早先的一些著作中把战争描绘成“英国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前进面前的溃退”，并解释了社会主义的自由理想和英国人的概念有哪些不同。但只是在他的第三本最成功的战时著作(世界革命的三个年头)中，他特有的思想在普伦吉的影响下才获得了充分的发展。伦施的论点是建立在一个有趣的并且在很多方面是准确的历史叙述的基础上的。这个叙述讲的是俾斯麦所采取的保护措施怎样使德国向工业集中和卡特尔化的发展成为可能，并且，从他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这种发展代表着工业发展的较高形态。
俾斯麦在1889年作出决定的结果是德国承担了革命者的任务；那就是说，这个国家在与全世界其它国家的关系上所外的地位，代表着一种更高级、更先进的经济制度。既然意识到这一点，就应该察觉到在目前的世界革命中，德国代表着革命的一面，而它的最大对手英国却代表着反革命的一面。这个事实证明，一个国家政体，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不管它是自由主义的和共和的，还是君主的和专制的，它对那个国家应当被看成是自由主义的还是非自由主义的这一问题的影响是何等渺小。或者，说得更明白些，我们对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等的概念都是从英国人的个人主义的观点中得来的，按照这种观点，一个政府软弱无能的国家，就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国家，而对个人自由的任何一种限制都被理解为专制和军国主义的产物。
在德国，这个经济生活的更高形式的“历史地指定的代表”国家里：
为社会主义而斗争已经是非常轻而易举的事，因为，在那里，一切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都已经建立起来。因此，德国应当胜利地坚守岗位以御外侮，以便能够完成它的使世界革命化的历史任务，这乃是与任何社会主义政党都有重大关系的一件事。因此，协约国的反德战争，与前资本主义时代的那些下层资产阶级企图挽救他们自己的阶级免于衰亡的情形相同。伦施又说，在战前不自觉地开始的，和在战争期间自觉地继续进行的对资本的组织工作，在战后仍将有系统地继续下去。这并不是由于期望获得任何组织技术，也不是因为社会主义己经被公认为社会发展的更高原则。那些在今天实际上是社会主义的先锋的阶级，在理论上却是它的死对头，或者无论如何，在不久以前还是这样。社会主义正在到来，而且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己经到来，因为没有它我们就再也不能生活下去了。现在仍然反对这个趋势的唯一的人们就是那些自由主义者。
这个阶级的人们，他们不自觉地按照英国的标准来思考，包括德国整个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他们对‘自由’与‘人权’，对立宪政体与议会制度的政治观念是从个人主义的世界观得来的，而英国的自由主义又是这个世界观的传统体现，并且在19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为德国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所采用。但这些标准已经过时并且被摧毁掉，正像过时的英国自由主义被这次战争摧毁掉一样。目前必须要做的事情是摆脱这些因袭下来的政治思想和促进一个关于国家和社会的新概念的成长。在这个领域里社会主义也必须表现出一种自觉的和坚决的与个人主义的对立。关于这一点，一个令人惊奇的事实是在所谓‘反动’的德国，工人阶级在国家的生活中已经为他们自己赢得了比英国和法国的工人要坚固和有力得多的地位。”
继此之后，伦施又发表一种观点，这种观点具有很大的真实性并且值得深思：
由于社会民主党人借助于普选权，占据了他们在联邦国会、州议会、市参议会、商业争议裁决法庭、治病基金保管机构等能够得到的每一个席位，他们就深深地渗透到国家机构中了，但是他们为此而必须付出的代价是政府对工人阶级发挥了最深刻的影响。当然，由于社会主义劳工50年来的艰苦奋斗，国家已不再是1867年那样的国家了，那时普选权才开始实施，然而，社会主义再也不是当年的社会民主主义了。国家经历了社会主义化的过程，而社会民主主义则经历了国家化的过程。
※※※
普伦吉和伦施转而又向国家社会主义的直接领导人，特别是施本格勒和缪勒·范·登·布鲁克——在这里只提这两位最有名的人——提供主导思想。关于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把施本格勒认为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这个问题上，人们的意见可能有很大的分歧。但现在很显然的是，在他1920年出版的那本小册子《普鲁士主义与社会主义》里，只反映了德国社会主义者广泛持有的那些思想。关于他的论点只举几个例子就足以证明。“在今天以兄弟间的仇恨互相憎恶的旧普鲁士精神和社会主义信仰是同出一辙。”西方文明在德国的代表人物，德国的自由主义者，是“耶拿战役后拿破仑留在德国土地上的无形的英国军队”。据施本格勒看来，像哈登堡和洪堡以及其他所有的自由主义改良派都是“英国的”。但这种“英国的”精神将被在1914年开始的德国革命驱逐出去。
最后三个西方国家所追求的三种生存方式是以三个著名的口号为代表的：自由、平等和共有。它们表现在自由主义的议会制度、社会的民主主义和极权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形式中·····德国人的本能，更准确地说，普鲁士人的本能是：权力属于整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地位。一个人要么命令别人，要么服从别人。这就是18世纪以来极权主义的社会主义，它本质就是非自由主义的和反民主主义的，就英国的自由主义和法国的民主主义的意义来讲的话……在德国有许多可恨的和不名誉的对立物，但唯有自由主义在德国土地上是遭鄙弃的。
英国民族的结构是建立在贫富之间的区别上，而普鲁士民族的结构却是建立在命令与服从之间的区别上。因此，两个国家的阶级区别的意义是根本不同的。
在指出了英国的竞争制度和普鲁士的“经济管理”本质上的区别，在说明了(自觉地仿效伦施)自从俾斯麦执政以来，经济活动的有计划的组织己经进步性地带有更多的社会主义形式之后，施本格勒接着说：
在普鲁士存在着一个真正的国家——就这个字的最远大的意义来讲。严格的说，私人是不能存在的。每个生活在像钟表机械装置那样精确地运转的体制中的人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因此，公共事业的指导权不能操纵于私人手中，像议会主义想象的那样。它是一个职位，并上每个负责的政治活动家都是一个公仆，是一个整体的公仆。“普鲁士的观念”要求每个人都应当成为国家的公务员——一切工资和薪水都应当由国家来规定。特别是，一切财产的管理都成为有薪水的职务。未来的国家将是一种吏治国家。但是必须由德国来为全世界解决的不仅是对德国而且也是对全世界的决定性的问题是：将来是商业统治国家呢，还是国家统治商业呢？面对这个问题普鲁士主义和社会主义是没有区别的，……普鲁士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反对我们当中的英国。
与此仅相差一步的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守护神缪勒.范·登·布鲁克宣称，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战争，“我们反西方的战争失败了。社会主义反自由主义的战争失败了。”因此，同施本格勒的看法一样，他认为自由主义是首要的敌人。他为这一事实感到自豪，今天在德国没有自由主义者，而有青年革命者，有青年保守主义者。但谁会是自由主义者呢？······自由主义是一种人生哲学，德国青年现在却怀着厌恶、愤怒和十分轻蔑的心情摈弃了它。因为对它的哲学来说，没有一种东西比它更格格不入、更令人反感和更相对立的了。今天的德国青年把自由主义当作他们首要的敌人。
缪勒.范·登·布鲁克的第三帝国企图给德国人一个适应他们的天性而又不为西方思想所玷污的社会主义。它做到了这一点。
这些作家绝不是孤立的现象。早在1922年，一个无所偏倚的观察家就谈到过当时在德国可以观察得到的一个“奇怪的、并且在初看起来使人惊奇的现象是”，按照这种看法，这个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战争，是个以精神和经济组织为武器来对抗协约国的战争的继续，是通向实际的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德国人民回到它们最好的和最高尚的传统的转变。
反对各冲形式的自由主义，反对曾经打败过德国的那个自由主义、是使社会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结成一条共同战线的共同思想。这种思想起初主要是在精神上与观点上差不多完全是社会主义的“德国青年运动”中迅速地被接受，而社会主义与国家主义的融合也在其中完成了。在20年代后期和希特勒上台以前，有一些青年人聚集在费迪南德·弗里德所领导的《行动报》的周围，他们在知识界成了这个传统的主要的代表人物。弗里德的《资本主义的末日》也许是这样“高尚的纯粹”——他们在德国是这样被称呼的——的最典型的产物，它之特别使人感到不安，是因为它很像我们在今天的英国和美国看见的那些文献，在这两个国家里，我们可以发现社会主义的左翼和右翼同样地聚在一起，同样地厌恶一切在原有意义上的自由主义的东西。“保守的社会主义”(以及在其它圈子中的“宗教的社会主义”)是大批作者在它之下制造一种使国家社会主义获得成功的气氛的标语。现在在这个国家中占优势的倾向就是“保守的社会主义”。那么，“以精神和经济组织为武器”的反抗西方国家的战争岂不是在真的大战开始之前就几乎已经成功了吗？
谢选骏指出：哈耶克喋喋不休，试图发掘“马克思主义中所包含的自由主义因素、它的国际主义和它的民主主义”，这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个路数，目的都是让马鬼死灰复燃。但是恕我直言，马克思主义里面的这些“糖衣”，要比它所包裹的的炮弹更为有害，因为没有这些糖衣，炮弹就发挥不了杀伤力了！
【第十三章 我们中间的极权主义者】
当权力本身在组织化的伪装下出现时，它会使其过人的魔力发展到足以将自由人民的社会转变成极权主义国家的程度。——《泰晤士报》
极权主义政府所犯下的罪行极为深重，它非但没有增加人们对这种制度可能有一天会在英国出现的担心，反而使人们更加确信，它不可能在我们这里产生，这也许是正确的。如果我们将目光投向纳粹德国，将我们同它分隔开的鸿沟是那么大，以致似乎在那儿发生的事情决不会和我们这里可能出现的发展有什么关联。这个鸿沟不断地变得越来越大这一事实，似乎可以反驳那种认为我们或许会同同一方向发展的想法。但是我们不要忘记，50年前，像现在这种事情在德国发生的可能性，不但对90%的德国人而且对多数怀有敌意的外国观察家(不论他们现在装得多么有先见之明)来说，都是虚幻的。
然而，正如我在本书前头所指出的那样，目前民主国家的情况不是与现在的德国，而是与二三十年以前的德国越来越相似。当时有许多被看作是“典型的德国的”那些特点，现在在英国也同样地司空见惯，而且有许多征兆说明它们正在向着同一方向继续发展。我们己经提到过这个最重要之点，即左派和右派之间的经济观点变得越来越相同，并且他们共同反对向来成为大部分英国政治的共同基础的自由主义。我们可以拿哈罗德·尼科尔森的一段话来作根据，他说在上届保守党政府时期，保守党后排议员中“最有才干的人···在内心里都是社会主义者”；并且，毫无疑问，正如在费边派时代一样，许多社会主义者对保守党人比对自由党人抱有更多的同情。同这密切相关的还有许多其它特点。日益崇拜国家，倾慕权力，好大喜功，热衷于使任何事情都“组织化”(我们现在把它叫做“计划”)和“不能让任何事情听命于有机发展的简单力量，”这甚至在60年代H·C·特赖奇克就为德国人痛惜过，而它们现在在英国和当时在德国几乎是一样显著的。
如果翻阅一下在第二次大战期间出现在英国的就英国人和德国人对于一些政治和道德问题在看法上存在的分歧所作的比较严肃的讨论，就会使我们分外鲜明地感到在过去20年中英国已经沿着德国的道路走了多远。认为当时的英国公众比现在对于这些分歧有更正确的了解或许是正确的；但是，虽然那时候的英国人对他们的特殊传统感到自豪，然而现在的大多数英国人却几乎对所有英国特有的政治观点感到很惭愧，假如他们还没有正面地加以驳斥的话。如果我们说，一个政治或社会问题的作家，在那时候的世人看来，越具有典型的英国特征，他今天在本国就越会被人遗忘，这么说并不太算夸张。像莫利勋爵或亨利·西季威克、阿克顿爵士或A·V·狄骥这些人，他们在当时的世界范围里都被普遍地誉为自由主义英国的具有政治智慧的杰出楷模，而在现在的一代看来，则多半是一些维多利亚时代的老派人物。能最清楚地说明这种变化的一个例证也许是，在当代英国文献中，在谈到俾斯麦时不乏同情之感，而当现代青年提到格莱德斯通的名字时，他们对他那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思想和天真的乌托邦思想几乎总是会加以嘲笑的。
我阅读边几部论及上次大战时支配着德国那些思想的英国著作，其中的每一个字差不多都适用于现代英国文献中最引人注目的观点。我希望能够用少许文字把我从中得到的惊人的印象充分地表达出来。我这里只引用凯恩斯勋爵在1915年所写的一段简短的文字，他在这里描述了当时一个典型的德国著作中所阐明的可怕观点：他根据那位德国作者说明如何，甚至在和平时期，产业生产也必须保持动员状态。这就是那个作家用“我们工业生活的军事化”(这就是那本书的书名)所表达的真正意思。个人主义必须寿终正寝。必须建立起一个管理制度，其目的不是为了增进个人幸福(加菲教授不以为耻地用这么多的字来讲这一点)，而是要加强国家的有组织的统一，以求达到最高限度的效能这个目标，而这一目标对个人利益的影响仅仅是间接的——这个骇人听闻的学说是作为一种理想主义而被奉为神圣的。国家将成长为一个“紧密的统一体”，并且在事实上将像柏拉图所宣称的那样，它应当是“整体的人”。特别是未来的和平将加强那种应在工业才面实施国家行为的观念。·····国外投资，移民以及近年来把整个世界看成是一个市场的工业放策，太危险了。在今天正走向死亡的工业旧秩序是以利润为基础的；作为一个不考虑利润的20世纪强国的新德国是要铲除百年前来自英国的资本主义制度的。
据我所知，除了目前尚没有一个英国作家敢于公开地轻视个人幸福这一点之外，还有哪段文字没有在大量现代英国文献里得到反映呢？
毫无疑问，不但在德国和其它地方为极权主义作准备的那些思想，而且极权主义本身的许多原则都已成为在很多其它国家里产生日益增长的吸引力的那种东西。虽然在英国或许很少有人会愿意把极权主义整个吞下，但它的几乎所有个别特点都曾被人建议过或被人模仿过。的确，希特勒的观点几乎没有一个不曾被英国的某些人推荐给我们，以便为了我们自己的目的而采取和使用它们。这特别适用于许多那样一种人，他们无疑是希特勒的死敌。但是他们之所以如此只不过是为了希特勒的制度中的某一个特点。我们决不应当忘记，希特勒的反犹太主义把许多人赶出了他的国家，或把他们变成了敌人，而那些人在各方面却是德国式的坚定的极权主义者。
用一般词语的表述无法恰当地表现出许多现代英国政治文献同那些在德国摧毁了对西方文明的信念并给纳粹主义的上台准备了思想条件的著作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更多表现在探讨问题的情绪上而使用的具体论点倒在其次，这就是有一种相类似的决心，要在文化上割断与过去的一切联系，并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一种特殊的实验的成功上。跟德国当年的情形一样，在英国为极权主义开辟道路的大部分著作都出自真诚的理想主义者并且通常是知识界负有盛名的人物的手笔。因此，虽然在几百个持相似见解的人中单独挑出个别的人来作为例证容易引起反感，然而我却找不出其它的方法来更有效地证明这种发展究竟已到了何种程度。我特意选出那些不容置疑是诚实可靠和毫无偏私的作家来作为例证。但是，尽管我希望用这种方法来表明作为极权主义源泉的那些观点现在是如何迅速地在这里蔓延着，然而我没有多少把握能够把同样重要的情感氛围方面的相似之处也表达出来。如果要使那个众所周知的发展过程的征兆让人一望而知，那就必须对思想和语言中的所有的微妙变化进行一番广泛的研究。有些人谈到以“大”思想来对抗“小”思想，以新的“动态”的或“全球”的思想代替旧的“静止”的或“局部”的思想的必要性。通过同这种人的接触，人们就会认识到，那些初看起来似乎荒谬之极的东西，乃是我们在这里所要单独加以探讨的那种思想态度的标志。
※※※
我首先举的例子是一个天才学者的两部著作，这两部著作在过去的几年中受到了很大的重视。它们是E·H·卡尔教授写的《二十年的危机》与《和平的条件》。在这两部书中，我们现在要加以讨论的德国人特有的思想的影响是那样显著，以致于在现代英国文献里几乎找不到同样的例子。
在这两部书的第一本里，卡尔教授坦白地承认他自己是个“现实主义的‘历史学派’的追随者，这个历史学派产生在德国，(它的发展)可以追溯到大名鼎鼎的黑格尔和马克思”。他解释说，一个现实主义者会“使道德成为政治的一种功能”，并且“除了事实的标准外，不能合乎逻辑地接受任何价值标准”。道地的德国式的“现实主义”是和起源于18世纪的“乌托邦”的思想形成对比，“这种乌托邦思想实质上是属于个人主义的，因为它把人的良心变成了最后的上诉法庭”。但旧道德连同它们的“抽象的一般原则”必须一起消逝，因为“经验主义者是根据具体情况自身的功过来对待具体情况的”。换句话说，就是权宜之计最重要，他甚至向我们断言：“信守协议这个规则并不是一个道德的原则。”至于如果没有抽象的一般原则，是非标准只能是一种任意、武断的意见，以及如果没有道德的约束，一切的国际条约都会失去任何意义，对此卡尔教授似乎并不关心。
其实，按照卡尔教授的意见，似乎英国在上次大战中是站在了错误的一边，虽然他没有这样明说。凡是现在重读25年前英国对战争的目的所作的说明并把它们同卡尔现在的观点加以比较的人，就会很容易看出在当时被认为是德国人的观点的，就是卡尔现在的观点。卡尔教授大概会争辩说，当时在英国所公认的那些不同的观点仅仅是英国的伪善的产物。他能够在这个国家所抱的理想和今天的德国所实践的理想之间发现的差别十分微小，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他的如下断言：
当一个著名的民社党人宣称，“任何对德国人民有利的事都是对的，任何对他们有害的事都不对”的时候，他不过是在陈述同一种观点，即威尔逊(总统)、汤因比教授、塞西尔勋爵以及其他许多人已为英语国家建立起来的国家利益同普遍权利是一回事的那种观点，这是真实的。
由于卡尔教授的著作是专门研究国际问题的著作，因而，它们那种特有的倾向恰恰主要是在这一领域里才变得很明显。但根据人们对他所设计出来的未来社会性质的一点儿了解，这个未来社会又似乎是以极权主义为模型的。有时人们甚至怀疑这种类似情况究竟是偶然出现的呢，这是有意所为呢？例如，当卡尔教授宣称“19世纪人们在思想上通常将‘社会’和‘国家’区分开，而我们却再也不能在这种区分中找到多少意义”时，他知不知道这正是纳粹的首要极权主义理论家卡尔·施密特教授的学说，并且事实上，这正是他自已引进的极权主义这个术语所下的定义的实质呢？有人认为，“货物的大规模生产的必然结果就是见解的大规模生产”，因而“宣传这个词今天在许多人心目中仍然造成的偏见是和对管制工商业所持的偏见形影相随的”，卡尔教授是否知道这种见解正是纳粹党人所实行的那种舆论的管制的一个托词呢？
对于找们在结束上一章 的时候所提出的那个问题，卡尔教授在他的新著《和平的条件》中作了有力的正面答复：
战争的胜利者失掉了和平，而苏俄和德国却赢得了和平，因为前者仍在宣传并且部分地运用那些从前曾是有效的但现在是破碎了的关于民族权利和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理想，而后者有意无意地随着20世纪的潮流，正在力争建立一个在集中计划和管制之下的以较大单位构成的世界。
卡尔教授完全把德国的战争叫嚣，即以德国为首的反自由主义西方的东方社会主义革命的叫嚣，当成了他自己的口号：
在上次大战中开始的，并在近20年来成为每一个重大的政治运动的推动力的那个革命，……是一个反对19世纪中占主导的思想，即自由主义民主政治、民族自决和自由放任经济的革命。
正如他正确地指出的那样，“这个对德国从未真正有过的19世纪信仰的挑战能够在德国找到它最有力的倡导者，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由于黑格尔和马克思以来所有伪历史学家的一切宿命论的信仰的影响，这种发展被说成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知道世界朝着什么方向运动，我们必须向它低头，否则就会灭亡。”
认为这个趋势是不可避免的这种信念，其特有的基础是我们大家都熟知的那些经济学的谬论，即技术的发展必然引起垄断组织的普遍发展这种假想的必然性、所谓“潜在的丰裕”以及在这类著作中出现的所有其它流行的口号。卡尔教授不是一个经济学家，他的经济论点一般是经不起认真检验的。但是，无论这一论点或者他同时所特有的、认为社会生活中经济因素的重要性正在迅速地减少的信念，都不能阻止他把他所有对不可避免的发展的预测建立在经济论证的基础上，或也不能阻止他提出“用主要是经济的术语来重新解释关于‘平等’和‘自由’这些民主理想”作为他对未来的主要要求！
卡尔教授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一切思想的轻蔑，是同我们在上一章 里所引证的任何一个德国作家对它们轻蔑程度是一样的(他固执地称这些思想为19世纪的思想，虽然他知道德国“从来未曾真正有过”这些思想，并且德国在19世纪已经实行了他现在所主张的大部分原则)。他甚至接收了李斯特首创的那个德国命题，即自由贸易只是听命于并只适合于19世纪的英国的特殊利益的一个政策。然而在目前，“人为地制造某种程度的闭关自守乃是社会有秩序地存在的一个必要条件。”用“消除贸易障碍”或用恢复19世纪的自由放任原则的方法来“回复到一种分布更广的与更加通行无阻的国际贸易”，是“不可思议的”。将来是属于德国式的“大区经济的”，“只有按照希特勒所作的那样，把欧洲生活有意识地重组，才能获得我们所想往的那种结果”！
经过上述讨论之后，当我们发现卡尔教授在以“战争的道德作用”为标题的一段独特的文字中，居高临下地怜悯“那些深受19世纪传统影响而仍然坚持把战争看成是无意义无目的的，怀着善意的人(特别是英语国家中的那些人)”，并且，对战争这个“促使社会团结的最有力的工具”所产生的“意义和目的的认识”感到欢欣时，我们是不会感到惊奇的。这一切都是我们很熟悉的，但是在英国学者的著作中会看到这种意见却是出人意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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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来德国的思想发展还有一个特色，我们或许尚未给以足够的重视。这个特色现在各英语国家中差不多以同样的形式出现；即科学家们鼓吹将社会“科学地”组织起来这一理想，在德国已经由于科学专家和技术专家对社会和政治见解的形成可以施加十分特殊的影响而被大大地推进了。很少有人还记得，在德国的近代历史中政治性的教授所起的作用是可以和法国政治性的法学家所起的作用相媲美的①。这些具有科学家身份的政治家们的影响近年来很少是有利于自由这一方面的：科学专家时常很显著地表现出“对理性的不容忍”，专家们所特有的对平常人做事方式的无耐心，以及对一切并不是由不凡之人依照科学的蓝图有意识地组织起来的事物的轻视，几代人以来这一切都是德国公共生活中的常见现象，而隔了好几代人之后才在英国成为重要现象的。恐怕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像1840年至1940年间的德国那样，为一个国家教育制度的大部分由“人文”之学普遍和彻底地转向“现实”之学对该国所发生的影响提供更好的例证了。
后来，德国的学者和科学家们，除了少数例外，都欣然委身于新的统治者。这种作风在国家社会主义兴起的全部历史中是最令人沮丧、令人感到可耻的一幕。大家都很清楚，特别是那些大声叫嚷着要充当率领人们向一个新的更好的世界进军的领袖的那些科学家和工程师，几乎比任何其他阶级都更容易屈从于那种新的暴政。
知识分子在极权主义的社会改造中所起的作用被朱利思·本达在另一个国家里预见到了。他在50年前写的《知识分子的背叛》一书，如果我们现在拿来重读，就会发现它具有一种新的意义。当我们讨论英国科学家客串式地进入政治领域的某些例子时，在那本书里特别有一段值得我们很好地加以思考和牢记。在那里本达先生谈到，迷信科学，认为科学可以适应于包括道德领域在内的一切领域，我重申，这是19世纪的一种认识。至于些鼓吹这个学说的人是否真的信仰它，或他们是否只是想为他们内心的情感披上一种科学威望的外衣，而他们完全知道它只是一种热情而已，这还有待于通过考察去发现。应当注意的是，历史服从于科学的规律这一教条特别被主张专制权力的人所宣传。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这个教条可以消除他们最恨的两种现实，即人类自由和个人的历史活动。
我们已经提到这样一部英国著作，在这个著作里，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极权主义知识分子的一切特质，即对几乎所有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明所具有的特点的憎恨是和赞成使用迫害异端的方法结合在一起的。我们在这里不想讨论这种极端分子，只想就一本更具代表性并且很著名的著作来谈谈。C·H·沃丁顿所写的，并以一个具有特色的标题《科学的态度》为书名的那本小书，是同有广泛影响的英国的《自然》周刊所极力推荐的任何一本同类著作一样好的一个例子，这一类书都主张给予科学家以更大的政治权力，同时又热烈鼓吹大规模的“计划化”。虽然沃丁顿博士没有像克劳瑟先生那样直率地表达出他对自由的轻蔑，但他对自由的否定态度是确定无疑的。他和同一类型的大多数作家不同的地方是，他清楚地认识到甚至着重地指出他所描绘的和支持的这种趋势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极权主义制度。然而很显然，他似乎还更喜欢被他描写为“现存的凶恶残暴的猴子笼里的文明”的那种制度。
沃丁顿博士提出的科学家有资格经营一个极权主义社会的这个主张，主要是以他的如下命题为根据的，即“科学能够对人的行为作出道德的判断”。有人要求由沃丁顿来详尽地阐述这个命题，《自然》周刊为此作了很多宣传。这当然是为德国那些具有科学家身份的政治家们所久已熟悉的一个理论，也是本达所公平地单独挑选出来的一个理论。它的含义到底是什么，我们没有必要到沃丁顿这本书以外的地方去找说明。他解释说，自由“对于科学家来说，是一个难于讨论的麻烦概念，这一半是因为，归根结底，科学家不相信真的有这种东西存在”。然而，他对我们说，“科学承认”各种各样的自由，但是“古里古怪的和与众不同的自由是没有科学价值的”。很显然，沃丁顿博士必得对其说出了许多不敬之词的那种“娼妓的人性”，己经严重地使我们误人歧途，教我们要事事宽容忍耐！
当《科学的态度》这本书谈到社会和经济问题时，它完完全全是反科学的，这是我们对这一类书早已预料到的情况。我们还会发现所有关于“潜在的丰裕”和不可避免的垄断趋势的陈词滥调和空泛的一般性概括，虽然他引证来支持这种论点的“最确实的根据”，考察起来大都是一些科学上有问题的政治性小册子，但对这些问题的认真研究，显然被人们忽视了。
像在几乎所有这一类的著作中那样，沃丁顿博士的信念大半是由于他相信“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而定的。这些趋势被假定是由科学已发现的，是他从马克思主义(其基本概念“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是和对自然的科学探讨所依据的那些概念相同一的”)的精深的科学哲学里面得来的，并且是他的“判断能力”告诉他的。“这种信念”和以往的任何信念比较起来都是一个进步。因此，沃丁顿博士虽然感到“难以否认，现在在英国过日子不像在1913年时那样好过”，但他盼望着有一个集中化的和极权主义的经济制度，即各大区域的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都是有意识地被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加以计划的。对于他认为在这个极权主义的制度中思想自由将被保存这个随便得出的乐观看法，他的《科学的态度》那本书并没有加以讨论，而只表示确信：“关于人们用不着成为专家就可以了解的那些问题”，例如，是否可能“把极权主义和思想自由结合起来”的问题，“一定会有很有价值的根据”。
※※※
如果要对英国走向极权主义的各种趋势作出更全面的考察，就要对创立某种中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各种尝试多加注意，这种中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惊人地酷似希特勒上台前德国的那种发展，这无疑是它们的首创人所不知道的①。如果我们在这里所涉及的是政治运动本身的话，我们就须讨论那些新的组织，如像《我们的斗争》这本书的作者理查德·艾克兰爵士的“前进”或“共同富裕”运动，或者一度与前者合作的J·B·普里斯特利先生的“1941年委员会”的活动。但是，虽然忽视这种现象的象征性的意义是不明智的，然而它们还算不得是重要的政治势力。除了我们已经用两种例子来说明了的那些思想影响之外，走向极权主义的推动力主要是来自两大既得利益集团，即有组织的资本和有组织的劳工。其中最大的威胁可能是这一事实，即这两个最强大的集团的政策都指向同一个方向。
这两大集团是通过它们共同的并且时常是协调一致的对工业垄断组织的支持来实现自已的目标的；而且构成很大的直接危险的正是这种倾向。虽然我们没有理由相信这个运动是不可避免的，但毫无疑问的是，如果我们继续走我们所走的路，那就会使我们走向极权主义。
这个运动当然主要是由垄断企业的资本家组织者有意地策划出来的，因而，他们就是这个危险的主要来源之一。他们的责任并没有因下面这个事实而有所改变，即他们的目标不是一种极权主义制度，而是一种法团社会，在这种社会里有组织的工业将作为半独立的和自治的”领地“出现。但他们的目光和他们的德国同事一样短浅，因为他们仍然相信他们会得到许可不但创立这种制度而且还可以无限期地推行这种制度。这种有组织的工业的管理者必须经常作出的那些决定，并不是任何一个社会都将长期让私人作出的那种决定。容许这样大的权力集合体成长起来的一个国家是不会让这个权力完全控制在私人手里的。认为在这种条件下的企业家们会长久享有在竞争的社会里被认为是正当的优越地位，也同样是幻想。在竞争的社会里这种地位所以被看作是正当的，是因为在许多冒险的人当中只有少数人得到成功，而这些成功的机会就便人值得去冒险。一切企业家都喜欢既能享受在竞争社会里他们当中的成功者所得到的高额收入，又能享受公务人员的安稳地位，这是不足为奇的。只要大部分私人工业和国家工业能够并存，出色的产业人材甚至是会在相当安稳的位置上得到高额薪水的。但虽然在过渡阶段企业家们都会如愿以偿，然而他们不久就会像他们的德国同事一样发现，他们不再是主人，而在各方面都得满足于政府所给予的任何权力和报酬。
除非这本书的论证是完全被人误解了，不然的话，如果该作者在这里着重地指出，把走向垄断的现代运动的过失单独地或主要地归诸于那个阶级是一种错误的话，人们不会认为他有对资本家脉脉含情的嫌疑。他们在这方面的倾向既不是新的，也没有可能单独地成为一种可怕的力量。具有危险性的发展是他们己经成功地罗致了为数愈来愈多的其他集团的拥护，并且通过它们的帮助获得了政府的支持。
在某种程度上，垄断者得到这种支持不是通过让其他集团分享他们的利润的方法，就是用说服的方法(甚至这种方法使用得更经常)使它们相信垄断的形成是符合公众利益的。舆论通过它对立法和司法的影响，已成为促成这种发展的最重要因素。然而，舆论的转变，多半是左派反对竞争的宣传的结果。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旨在反对垄断者的措施在事实上却只有助于加强垄断的权力。对垄断利润的每一次袭击，不管它是为了个别集团还是为了整个国家的利益，都容易产生新的既得利益，它又反过来会助于垄断的扩张。在一种制度中只有大的特权集团从垄断利润中得到利益，而在另一种制度下，只有有限的少数人从中得到利润；前一种制度比后一种在政治上的危险要大得多。但是，虽然这样的问题是应当弄清楚的，例如，垄断者能够支付的较高工资正同他的利润一样是剥削得来的结果，它能使一切清贫者和更多的其他靠工资生活者更趋贫困，然而，不仅那些从垄断得到好处的人，在今天就连公众也普遍地认为能够支付较高工资是赞成垄断的一个合理证据。
即使在垄断无法避免的条件下，控制它的最好方法是不是让政府来掌握它，这也是很值得怀疑的。如果我们所讨论的只是单独一种产业，那或许可以这样做。但当我们必须讨论许多不同的垄断产业时，那就很有理由主张，宁可让它们存留在不同的个人手中，而不要把它们合为一体而由政府单独管理。即使像铁路、公路和航空运输，或者煤气和电的供应都成了无法避免的垄断性产业，只要它们仍然是独立的垄断组织时，消费者所处的地位比它们受一个中央管理机构“协调”时要强固得多。私人垄断很少是完全的垄断，更难长时期地存在下去，或者私人垄断通常不能忽视潜在的竞争。而国家的垄断则是一个受到国家保护的垄断——保护它不致受到潜在的竞争和有效批评。这在许多场合下就意味着，一个暂时性的垄断获得了一种总是保障其地位的权力，也就是一种差不多一定要被利用的权力。如果理应用来抑止和管制垄断的权力现在热衷于包庇和保护它所委派的人们，如果本来要由政府消除的一种弊端现在却要政府负责管理它，如果批评垄断的行为就等于批评政府，那么，要想使垄断替公众服务的希望是很小的。政府在各方面都被经管垄断企业的事务所缠身，虽然它对个人具有不可抗拒的权力，但就它在制定政策的自由方面而论，它仍是一个软弱无能的政府。垄断机构等同于政府机构，从而政府本身也越来越认同管理者的利益而不是一般人民的利益。
在垄断真的不可避免的情况下，美国人往往喜欢采取的对私人垄断加强政府管制的那个计划，如果始终如一地贯彻下去的话，或许比政府自己搞经营更有收到良好效果的机会。起码如果政府实施一种严格的价值管制使其没有特殊利润，并使垄断者以外的其他人也可以分享这种利润的话，情况似乎就是这样。即使这会使垄断工业所产生的服务不如它可能有的那样圆满(美国的公用事业有时就有这种现象)，但为了抑制垄断的权力所付出的这种代价毕竟是很小的。就我个人来说，我情愿忍受这种效率欠佳的现象，而不情愿一个有组织的垄断来控制我的生活方式。这样一种对待垄断的方法很快就会使垄断者的地位在企业家们当中成为最不足取的地位，并且，也会有助于使垄断只限于不可避免的范围内，并鼓励发明一些能用竞争的方法来提供的替代品。只要你把垄断者再一次置于经济政策的代人受过者的地位，你就会惊奇地看到，大多数较有才干的企业家怎样迅速地重新发现对竞争的令人兴奋之气氛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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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使我们必须对之进行斗争的对象仅仅是垄断资本家，垄断这个问题就不难解决了。但正像人们曾经说过的那样，垄断之所以构成一种危险，并不是由于几个有利害关系的资本家的活动，而是由于他们让某些人分享他们的成果因而得到那些人的支持，并且由于他们使更多的人相信，支持垄断事业有助于一个更公平更有秩序的社会的建立。在现代发展中的一个最致命的转折点，就是那个只有通过和一切特权进行斗争才能达到其原有目的的声势浩大的运动，即劳工运动，由于反竞争学说的影响也被卷入争取特权的大潮之中。最近垄断的成长多半是有组织的资方和有组织的劳工精心合作的结果，在这种合作中，劳工中的特权集团分享了垄断利润，而以公众，尤其是最穷苦的人民，即受雇于组织较差的工业的工人和失业者为牺牲品。
我们这个时代最让人痛心的一幕是，看到一个伟大的民主运动在支持一种一定会导致民主毁灭的政策，同时它仅仅对拥护它的少数人有利。然而正是这种自来左翼的对垄断趋势的支持才使得这些趋势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才使得未来的前景那样的黯淡无光。劳工们生活在唯一一种其每个人的独立和自由迄今一直都受到一定保障的秩序中，但只要他们继续为摧毁这种秩序推波助澜，那么，未来就确实不会有什么希望。目前那些大声地宣布他们已“一劳永逸地铲除那个疯狂的竞争制度”的劳工领袖们，正是在宣布个人自由的毁灭。要么是由非人为的市场纪律控制的那种秩序，要么是由少数个别的人的意志指导的那种秩序，两者之间只能任择其一，除此之外，是没有其它可能的。那些一定要摧毁前者的人，在有意无意之间助长了后者的建立。在那种新秩序里，即使有些人或许会吃得好些，每个人无疑会穿得整齐些，但大多数英国工人到头来会不会因为其领袖中的知识分子奉送给他们一个危及他们个人自由的社会主义学说而感激他们，这是值得怀疑的。
凡是熟悉欧洲大陆主要国家过去25年历史的人，如果研究一下目前致力于建立一个“有计划的社会”的英国工党的新纲领，定会感到极端沮丧。这个为了反对“任何恢复传统的不到颠的企图”而提出的方案，不但在总的轮廓上，而且也在细节上，甚至于在措词上，都同25午前支配德国舆论的社会主义梦想没有丝毫区别。依照拉斯基的动议而作出的决议中有一些要求是要在和平时期仍然保留“在战时用来动员全国资源的政府控制措施”。不但这个决议中的那些要求，就是一切独特的用语，类如拉斯基教授现在要求大不列颠实行的“平衡的经济”或者对生产具有集中指导作用的“公共消费”等等。完全都是从德国的思想中照搬过来的。“一个有计划的社会能够成为一个比它将取而代之的那个竞争的自由放任制度要自由得多的社会。”在25年前持有这种天真信念或许是情有可原的。但经过了25年的经验和这种经验所导致的对旧信仰的再认识之后，并且正当我们在为消除那些学说的结果而战时，再度发现那个信仰还被人坚持着，这确实是远非语言所能形容的一件可悲的事。在议会和舆论中已为消除取代了以往各进步党派的地位的那个大党，已经同根据过去的所有发展看必定被认为是一个反动的运动站到了一起，这乃是现时代所发生的一个决定性的变化，是对每一个自由主义者所必须重视的一切都具有致命危险的根源。过去的进步受到右翼的传统主义势力的威胁，这是历代都有的现象，我们用不着为之感到惊恐。但是，如果舆论界或议会中的反对党地位竟长期地为一个二等的反动政党所独占的话，那就确实没有任何希望可言了。
谢选骏指出：哈耶克试图发现“我们中间的极权主义者”，我认为他说的太客气了。因为我认为，只要有可能，每个人都会变成一个极权主义者——换言之，极权主义是人性中的一个罪恶，而不仅仅是社会层面的制度。因为，社会制度最多不过是奖励、促进、巩固了这个罪恶。这就是所谓的“平庸之恶”，其实就是基督教所说的“原罪”。而我还认为，圣经十诫可以预防极权主义的罪恶，所以不能接受圣经的，迟早会落入极权主义的魔障。
【第十四章 物质条件与理想目标】
反对政府主要目标的大多数人竟然奴役本该自由的人，这是否公正或合理呢？毫无疑问，如果使用强力的话，少数人迫使多数人保留少数人所享有的自由，这对于多数人来说是无可非议的，而且比多数人为了满足自己的低级趣味，以最有害的方式迫使少数人与他们同为奴隶要更为公平。那些只寻求自己的正当自由的人，只要他们有权力而且起而反对的人数绝对不足以推翻它，那么他们总是有权利获得这一自由。——约翰·弥尔顿
我们这一代人好似不像自己的父辈或祖父辈那样以对经济方面的因素考虑过多来自夸。“经济人的末日”似乎很有希望成为这个时代主要的神话之一。在我们接受这个断言或者认为这种变化值得称道之前，我们必须稍加考察一下这种断言究竟有多大程度的真实性。当我们考虑到那些最迫切的社会改造要求时，它们似乎几乎都带有经济性质：我们曾经看到那些宣称经济人的末日的人，他们同时提出的主要要求之一就是用“经济术语来重新解释”以往的政治理想和自由、平等、安全等概念。毋庸多疑，在今天，人们的信仰和抱负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受到各种经济学说的支配，受到精心培养起来的、认为我们的经济制度是不合理的那种信念的支配，受到有关“潜在的丰裕”的伪称、有关垄断趋势不可避免的伪论以及由某些大肆宣传的事件造成的印象的支配——人们把这类诸如销毁积存原料或压制新发明的事件都归咎于竞争，尽管它们正是在竞争制度下不可能发生的，而只是在垄断之下、并且往往是在受到政府资助的垄断之下才有发生的可能性。
不过，在另一意义上，我们这一代人的确不像我们的前辈那样听命于经济考虑。我们这一代人绝不愿意为所谓的经济理由而牺牲自己的任何要求，不能忍耐和容忍加在我们眼前目标之上的一切束缚，并且也不愿意向经济困境低头。我们这一代人突出的特点并不是我们对物质福利有任何反感，甚或对它的欲望有所收敛，而是相反，我们拒绝承认任何障碍、任何可能有碍欲望之满足的与其它目标的冲突。对于这种态度，人们若用“经济恐惧症”来描述要比用可以引起双重误解的“经济人的末日”来描述更为准确，因为后者似乎在揭示我们正从一种从未存在过的事态朝着我们所并未走向的那个方向变化。人们已开始憎恨并反抗那些非人为的力量，他们在过去不得不屈从这些力量，哪怕它们常常使他们的个人努力受挫。
这种反抗乃是对一种更为普遍的现象的例证，这种现象就是，人们不愿屈从任何规则或人们所还不了解其基本理由的任何需要。人们在许多生活领域中，特别是在行为道德领域中部可以感觉得到这种现象，并且它往往是一种值得称道的态度。但在有些领域中，人们的求知欲是无法充分满足的，同时，拒绝服从任何我们所不能了解的事物必定会导致我们的文明的毁灭。由于我们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复杂，我们对于那些我们不了解的、经常妨碍个人的希望和计划的力量的抗拒也不断增强，这是自然的，然而正是在这种环境里，人们才变得越来越不可能充分地了解这些力量。像我们这样一个复杂的文明必然是以个人去自动适应那些人们还不能了解其原因和性质的变化为基础的，为什么一个人应当多得些或少得些？为什么他必须另操它业？为什么他想要的某些东西比其它东西更难得到？这一切都总是与这些众多的环境条件有联系的，单靠一个人的脑力是不足以理喻它们的；或者，甚至更坏的是，那些受到影响的大将会把一切过失都归咎于一个显而易见的、直接的和可以避免的原因，而且不可避免地仍然视而不见那些决定这种变化的更为复杂的相互联系。就连一个完全有计划的社会的领导人，如果他想对每一个人都充分地解释为什么必须派他到一个不同岗位上去，或者解释为什么必须更改他的报酬，那么他也是不可能完全做到这一点的，除非他解释并辩明他的全部计划的正确性。当然，这意味着，他只能对少数人解释他的全部计划。
在过去，使文明能够成长壮大的正是人们对市场的非人为力量的服从，没有这种服从，文明就不可能得到发展；正是通过这种服从，我们才能够每天协力筑造某种比我们当中的任何人所能充分了解的还要伟大的东西。过去人们的服从是出于现在有些人认为是迷信的那些信仰，出于宗教的谦卑精神，还是出于对早期的经济学者的浅薄说教的尊重，这都没关系；要紧的是，从理性上去了解服从那些我们不能详细地领会其运作机制的力量的必要性，就要比宗教甚或对各种经济学说的敬意所激发的卑下的敬畏感驱使我们去服从它们时还要困难得多。情况可能确实是这样的，哪怕我们不要求每个人都去做那些他所还不了解其必要性的事情而只想维持我们现有的复杂文明，每个人所需要的才智都应比他现在拥有的要多得多才行。拒绝屈从于我们既不了解、又不承认其为一个具有睿智的存在物有意识决定的那些力量，就是一种不完全的、因而也是错误的唯理主义的产物。它是不完全的，因为它没能理解，在一个复杂的社会里，若要协调多种多样的个人努力，就必须考虑到单个的人不能完全观察到的各种事实。而且它也没有看到，对于服从那个非人为的和貌似不合理的市场力量的唯一替代选择就是服从另一些人的同样不能控制的、因而是专断的权力，除非要毁灭这个复杂的社会。人们在渴望摆脱他现在所感觉的那些讨厌的羁绊时，往往不会意识到新的专制主义羁绊行将取代这一羁绊，必将蓄意强加在人们的身上，这甚至会使他们感受到更多的痛苦。
有些人争辩说，我们己经以令人惊骇的程度学会了如何驾驭自然力量，但可惜的是，我们在如何成功地利用社会合作的可能性这一方面是落后了。如果此话就此打住，那么它是相当对头的。但是，如果他们继续作出对比并且争辩说，我们必须像学会如何驾驭自然力量那样学会如何驾驭社会力量，那他们就错了。这不仅是一条通向极权主义的道路，而且是一条通向我们文明的毁灭的道路，一条必然阻碍未来进步的道路。那些提出这些要求的人，恰恰是通过他们的要求表明他们尚未了解光是维护我们的既得成果，我们得在何等程度上依赖非人为力量对个人的努力所起的协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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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必须暂时回到一个紧要问题上来：个人自由是和整个社会都必须完全地、永久地从属于某个单一目的的至上性这一观念水火不容的。自由社会绝不能从属于某个单一目的，这条规则的唯一例外就是战争和其它暂时性的灾难，那时差不多任何事情都得服从于眼前的迫切需要，这就是我们为了从长远起见维护我们的自由所应付出的代价。这也说明了为什么诸如我们应为和平目的采取我们所学会的、为了战争目的所必须采取行动之类的时髦词句是如此易于把人引入歧路的：为了将来的自由更有保障而暂时牺牲自由，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要把这些措施作为一种永久性的制度安排提出来，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在和平时期，应绝不容许一个单一目的绝对优选于其它一切目的，这甚至也适用于现在谁都承认的当务之急的目标，即克服失业现象的目标。毫无疑问，它必然是我们为之付出最大努力的目标，但即便如此，这并不意味着应当容许这样一个目标来支配我们而置任何其它目标于不顾，也不意味着必须像“不惜一切代价”这句俗语所指的那样来实现目标。事实上，正是在这一领域里，“充分就业”这类含义模糊的但很吃香的词句的魅力才容易引致极端短见的行为措施，并且在头脑简单的理想主义者“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这种不分好歹、不负责任的思想所风行之处，很可能造成最大的危害。
在这一领域里，我们应当注意开始着手对付在战后就要面临的这项任务，并且应当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可能会希望做成些什么事情，这是十分重要的。战后紧接着出现的局势的主要特点之一会是，由于战争的特别需要，几十万的男女被吸收到专业化的工作岗位上去，在战争期间，他们在那些岗位上能够挣得相当高的工资。而在许多场合里，这些特定的行业将不可能吸纳同样数量的就业人员。届时将急需把大批人员转移到其它岗位上去，而那时其中许多大将感到他们为这时的工作所得到的报酬不如他们战时工作的报酬那样优厚。今后肯定要大量提供转业培训，即便如此，也不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按照人们的劳务当时对社会的价值来付酬的话，那么在任何制度下仍将有许多人必须接受他们相对于他人的物质地位被降低这一事实。
于是，如果那些工会要成功地抵制降低某些相应的个别群体的工资，那就只有两项选择：要么行使强力，即挑选出某些人并把他们强行调到其它报酬比较差的岗位上去，要么是必须允许那些在战时所得工资比较高而此刻又无法按同样高的工资被雇佣的人失业，直到他们情愿接受工资较低的工作为止。在社会主义社会，发生这种问题的几率不比在其它任何社会低；而且，大多数工人大概都不会愿意向那些由于战时的特殊需要而被吸收到报酬特别优厚的工作岗位上去的人永久地保证他们现在的工资。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肯定会在此行使强力。对我们有关的那一点是，如果我们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不计有人失业，同时又不愿行使强力，那么我们就不得不采取各种希望渺茫的权宜办法，它们不但都不能带来持久的解决效果，反而会严重妨碍我们生产性资源的最佳使用。尤其应当提请注意的是，货币政策是不能真正救治这种困难的，它力所能及的无非是实施一种普遍的大规模的通货膨胀，相对于那部分无法降低的工资而把其它一切工资和物价抬高到足够的程度，而且，即使这样做，也只能用一种隐而不宣和私下的方式降低那些不可能直接降低的实际工资，从而达到我们所期望的结果。而要把其它一切工资和收入提高到足以调整有关群体地位的那个程度，就会带来通货膨胀的极度扩张，它所造成的动荡、困苦和不公正将比那些所要救治的问题本身要人得多。
这个问题将要在战后以特别紧急的形式出现，它将一直把我们缠而不放，只要经济制度本身还得至少适应那些不断发生的变化。在短期内，总是存在着一个可能的最高就业水平，它是可以通过把所有人安置在他们碰巧所在的岗位上，也可以通过货巾的扩张来实现的。但不能光靠累进的通胀型扩张以及阻拦由于环境的改变而成为必要的、劳动力在各行业间的再分配来维持这一最高就业水平，只要工人可以自由选择职业，劳动力在行业间的再分配总是要发生的，只不过稍微缓慢一些，而且会由此造成某些失业：一味想用货币手段达到最高就业水平，这是一种结果会使自己的目的归于失败的政策。它容易降低劳动生产率，从而不断提高只有按照现有工资用人为方法保持雇佣的那一部分劳动人口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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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毫无疑问，战后我们在管理经济事务方面所需要的智慧，甚至将比以往更为重要，而且我们文明的命运最终将取决于我们如何解决那时将会面临的一切经济问题。我们最初将是很穷苦的，而且确实是很穷苦的，并且要在英国恢复和提高过去的生活水准，事实上可能要比在其它许多国家更为困难些。如果我们做得聪明，通过苦干和把大部分的精力周到检修和更新我们的工业装备和工业组织上去，就会在几年之后恢复甚至超过我们以往所达到的水平，这几乎是不成问题的。但这首先要求我们当前必须满足于可能的日常消费应以不妨害复兴任务为限，要求我们不有要求得到比这还要多一些的奢望，并且要求我们把以最好的方式并以最大程度地增进福刺为目的利用资源，并要求我们把这一点看作为比我们总得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设法利用一切资源更为重要。或许同样重要的是，我们不应当由于眼光短浅而不通过增加收入的途径、而是用收入再分配的办法去救治贫困，这会使得众多阶层的人们感到沮丧，以致使他们变成现行政治制度的死敌。我们绝不能忘记，欧洲大陆上极权主义之所以兴起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这个因素在这一国家尚不存在——就是一个大的、最近被剥夺了财产的中产阶级的存在。
要避免这一带有威胁性的命运，我们在很大程度上的确必须把我们的希望寄托在能够恢复经济快速增长的前景上，不管我们的起点多么低，这一增长将不断地把我们向前推进。而取得这种经济进步的主要条件是：我们大家都应当准备很快去适应一个已起了极大变化的环境，绝对不能容许出于对某些个别群体业已习惯水准的考虑而阻挠我们去作出这种适应，并且我们应当再一次学会把我们所有的资源用到最有助于使我们大家都变得更加富裕的地方去。如果我们要想恢复并超过我们以往的水准，我们就必须作出调整，这些调整动作将比我们过去必须作出的任何类似的调整都要人些；而且只有当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准备服从这种再调整需要，我们才能作为能够选择自已生活方式的自由人而度过这一困难时期。让我们尽一切努力来确保每个人享有一个统一的最低水准，但同时也让我们承认，有了这种基本的最低保障以后，个别阶层必须放弃对确保享受特权的一切要求，必须取消允许某些群体为维持他们自己的特殊标准而排斥新来者分享他们相对繁荣的一切借口。
有人会说，“管他什么经济学，让我们来建设一个像样世界吧”，这番话听起来很冠冕堂皇。但是，事实上它只是一番不负责任的话。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样一个世界，大家又都深信这里或那里的物质条件都必须加以改善，我们要建设一个像样世界的唯一机会就是我们能够不断改善普遍富裕的水平。现代民主不能默默容忍的一件事，就是在和平时期必须大大降低生活水准甚或经济状况裹足不前，迁延日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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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承认现在的政治倾向对我们经济前景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并且还通过它们的经济影响而危及更为高得多的价值标准，这些人还易于自欺欺人：我们正在为实现理想目标而做出物质牺牲。然而，50年来向集体主义的趋近是不是提高了我们的道德水平呢？或者说，是不是在更大程度上出现了相反的变化呢？这些方面都不仅仅值得怀疑。虽然我们习惯于以有着更为敏感的社会良心而感到自豪，但这一点绝不表明这已由我们个人行为的实践证明。反过来看，我们这一代人在对现行社会秩序的不平等感到愤懑这一点上，大概超过大多数祖辈。但是这一态度对我们专属的道德领域内积极标准和个人行为的影响，同它对我们面对社会机器的自利和迫切需要而维护道德原则的认真程度的影响则是大不相同的。
在这一领域里的一切争执之外已变得如此混乱不清，以致于我们有回到根本问题上去的必要。我们这一代人很可能忘记的是，道德不仅必定是个人行为的现象，而且只能存在于一定范围之内。在该范围内，个人有为自己作出决定的自由，而且被要求自愿牺牲个人利益来遵守一个道德规则。在个人负责的范围以外，就既没有善，也没有恶，既没有机会获得道德评价，也没有机会通过为自已认为是正确的事物牺牲个人欲望来表明个人的道德信念。只有当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利害关系负责并且有牺牲它们自由时，我们的决定才有道德价值。我们没有权利以他人的利益为代价来博取自已无私的美名，而我们要是在没有选择自由的情况之下做到了无私，在道德上也不足以称道。如果社会成员每做一件好事都是别人使他去做的话，他们是没有权利受到赞赏的。正如弥尔顿所说的那样：“如果一个成年人所做的每一件好事或环事，都是在薄施小惠、授意和强迫之下做下的，那么美德岂不徒有虚名？善行还值得什么赞美呢？持重、公正或自治还值得什么钦佩呢？”
在物质环境迫使我们要做出某种选择时有决定自己行动的自由，以及对依照自己良心安排自己的生活可以自行负责，这两者是道德观念能够赖以培育、道德价值在个人的自由决定中赖以逐日再造的唯一氛围。不是对上级而是对自己良心的负责，不是用强力所威逼出来的责任心，这种决定在个人所重视的事物中应该为他人牺牲哪些事物的必要性，以及对自己所做决定的后果负责——这些才是任何名副其实的道德的实质。
在这样一个个人行为范围之内，集体主义的作用几乎完全是破坏性的，这一点是必然的，也是不可否认的。一个以减轻责任为其主要诺言的运动，它的结果只能是反道德的，不管它所从由出的那些理想是多么崇高。在我们个人能力许可的范围内，个人救治不平等现象的责任感已被削弱，而不是被加强；担当责任的意愿和了解应怎样去选择乃是我们自己个人的义务这种觉悟都显然已受到损害——难道这一切还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吗？要求由当局来创造一个可取的局面，甚或只要他人都必得这样做自己就甘愿从命，和不顾含有敌意的公众舆论、甘愿牺牲个人的欲望来做个人认为正确的事情，这两者之间是有天壤之别的。有许多方面事情可以说明我们事实上对个别弊端已变得更为纵容，对个别情况下的不平等现象也已变得更为熟视无睹，因为我们只把目光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会把一切事情都安排妥当的制度上。甚至会像已经提及的那样，热衷于集体行动正是我们现在若无其事的、集体沉溺于自私行为的途径，而我们作为个人倒还曾经学习过如何稍加约束自私行为。
诚然，那些现在较少得到尊重和守持的美德——独立，自力更生，甘愿担当风险，愿意顶住多数的意见而坚持自己的信仰，愿意和邻人自愿地合作——这些实质上部是个人主义社会据以运作的基础。集体主义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代替这些美德，而且，在它把这些美德消灭之后，它所留下来的那个空白，除了要求个人服从并强迫个人去做集体认为是好的那些事情以外，没有任何其它东西可以填补。个人对定期举行代表选举的道德选择日趋减退，这种选举并不是一个考验个人道德价值的机会，不是一个他经常得重申和证明他的价值等级的场合，也不是他通过以牺牲那些他所评价较低的价值为代价而维护他所评价较高的价值来申明他的表白的真诚程度的地方。
即然由个人发展起来的行为准则是集体政治行动所具有的道德标准得以派生的来源，如果放松个人行为标准可以提高社会行动标准的话，那的确是令人惊奇的事。己经发生了很大的一些变化，这是显而易见的。当然，与其前人相比，每一代人都会把一些价值看得更高，把另一些看得更低。然而哪些目标现在处在较低的地位呢？哪些价值已受到警告，如果它们和其它价值发生冲突的话也许就得放弃呢？哪一类价值在受人欢迎的作家和演说家为我们呈现的未来画面中不像在我们祖先的梦想和希望中那样显得突出呢？被排位较低的，当然不是物质的舒适，当然不是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当然不是某种社会地位的保证。有没有一个受人欢迎的作家或演说家敢于向大众建议，他们也许应当为一理想目标而牺牲他们在物质方面的前景呢？难道事实不是完全相反吗？
难道他们越来越频繁地教导我们要视之为“19世纪的幻想”的那些东西——即自由与独立，真理与诚笃，和平与民主，以及把个人作为人、而不仅作为一个有组织的集团中的一员来尊重——不都是道德价值标准吗？现在被看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那些固定了的目标究竟是什么？没有一个革新者敢去触动它们，因为人们把它们当成是永远不可改变的界标，并且必须在将来的任何计划里都遵循它们。它们不再是个人的自由，即个人的行动自由，也很难是个人的言论自由。它们乃是这个或那个集团的、受其保护的标准，乃是他们不计他人向他们的同伴提供其所需东西的“权利”。那些不计大众参加的封闭型集团对非成员的歧视，更不用说不同国家国民之间的歧视，越来越被认为是自然的现象；人们对出于某个集团利益的政府措施强加于个人的不公正的行动熟视无睹，几乎形同铁石心肠；对于最基本的个人权利粗暴之至的蹂躏，像在强迫移民中所发生的事件那样，就连据认为是自由主义者的人们也越来越无动于衷了。所有这一切确实表明，我们的道义感已变得迟钝，而不是变得敏锐了。当我们受到要炒蛋就得打碎鸡蛋这种日益频繁的提醒的时候，那些正在被打碎的鸡蛋几乎都是前一两代人认为是文明生活之根基的那一类东西。我们许多所谓“自由主义者”对于权势者所宣称的原则表示同情，他们对权势者所犯的任何暴行还有什么不能欣然宽恕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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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集体主义进展所形成的道德价值变化中，其中有一个方面的变化是现在特别耐人寻味的。那就是，那些受到越来越少的尊重、因而就变得更少见的美德，恰好是英国人理应引以为自豪的、并且人们也公认是它们守持得更好的那些美德。英国人所持有的、在很大程度上比其他大多数民族——除了诸如瑞士和荷兰等少数儿个较小的国家以外——守持得更好的这些美德，就是独立和自力更生，一个人的首创性和地方的自我负责，成功地依靠自愿的活动，不干涉邻人事务和宽容异端，尊重风俗习惯和传统，以及对权力和权威的适度怀疑。不到颠的强大，不到颠的民族性，还有不到颠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发努力的结果。英国的道德精华在其中已得到最本质的表现，转而形成了英国的民族性和整个道德精神的几乎所有的传统和制度，就是目前正在被集体主义的发展和它所固有的集权主义倾向不断地毁灭着的那些东西。
有时我的外国背景能够有助于更清楚地看清，一个民族道德精神的特殊长处是由什么环境造成的。如果像我这样一个人，不管法律怎样规定，必须永远只当个外国人，也许会被允许说，我们这一时代最使人沮丧的景象之一就是看到，英国过去给予世界那些最宝贵的东西，现在在英国本国竟被人们鄙夷到了何等地步。无论英国人属于哪个党派，都多少持有那些照它们最确切的形式看来以自由主义著称的思想。英国人很少知道在这方面他们和其他大多数民族有多大程度的不同。和其他大多数民族相比，20年前，差不多所有的英国人都是自由主义者——无论他们和党派自由主义存在多大的区别。就是在今天，英国的保守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也同自由主义者一样，如果他到外国去旅行，他可能发现卡莱尔或者迪斯累里、韦伯夫妇或者H·G·威尔斯的思想和著作在与他很少有共同之处的圈子内，在纳粹和其它极权主义者当中极为盛行，如果他发现一个思想的孤岛，在那里麦考利和格莱德斯通，F·S·穆勒或约翰·莫利的传统仍然活着，那么他将会发现一些和他自己“说同一种语言”的亲切的幽灵，不管他自己和他们所特别拥护的理想有多么不同。
最使人对英国文明的特殊价值丧失信心，并且对我们追求当前伟大目标起最大的瘫痪作用的，莫过于英国所作的大部分笨拙宣传。对外宣传成功的首要前提条件，是自豪地肯定那些别的民族都知道的、做宣传的国家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出色特点。英国的宣传之所以无效，主要是因为负责宣传者都本身似乎已对英国文明的特殊价值失掉信心，或者说，完全不了解它借以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那些要点。其实，左翼知识分子崇拜外国上帝己经如此之久，以致于他们似乎己经变得几乎不能看清英国特有制度与传统的任何优点。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引以自豪的那些道德价值，多半是他们出面加以毁灭那些制度的产物，这些社会主义者对此当然不是会承认的。并且，不幸的是，持这种态度的不仅限于那些公开的社会主义者。虽然人们一定希望那些说话较少而为数较多的、有教养的英国人不是那样的，但是，如果人们是凭表现于当前的政治讨论和宣传中的思想来作出判断的话，那些不但“所说的是莎士比亚的语言”、而且“所持的是弥尔顿的信仰和道德”的英国人，几乎都己经消失殆尽了。
不过，如果相信抱这种态度进行宣传会对我们的敌人、尤其是会对德国人产生我们所欲求的效果，那是大错特错的。也许德国人并不怎么了解英国，但对于什么是英国生活的传统价值特点以及对于近两三代以来是什么东西把这两国的民心更加分离开来，他们是有充分认识的。如果我们不仅想要使他们相信我们对他们是真诚时，而且也使他们相信我们必须向他们提供一条不同于他们已走过的真正可行的道路，那么我们就绝不能依靠对他们思想体系作出让步。我们不应该用从他们祖先那里借来的思想的陈腐翻版来欺骗他们，无论它们是民族社会主义，“现实政治”、“科学”计划或社团主义等等。我们不应该用在通向极权主义道路上跟着他们后头走一半路程的方法来说服他们。如果英国人自己放弃了个人有关自由与幸福的至高无上的理想，如果他们默认不值得保留他们的文明并且默认没有比沿着德国人指引的道路走下去更好的选择，那么它们实际上就等于没有什么东西值得贡献。照德国人看来，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为时已晚地承认英国人已经完全大错特错了，而且是他们德国人正在把人们引向一个新的更好的世界，不管这一过渡时期是如何可怕。德国人知道他们所仍然认为是英国的传统和他们自己新理想的东西，基本上是对立的和不可调和的人生观。也许我们有可能使他们相信他们所选择的道路是错的，但绝对无法使他们相信，在德国人所走的道路上英国人会是更好的引路人。
对于那些其价值观和我们最为接近、我们到头来还必须指望他们帮助我们重建欧洲的德国人，那种形式的宣传尤其没有打动他们的心。因为亲身经历已使他们更为明智，更为伤感；他们已经懂得了，在一个摧残人身自由和个人责任的制度里，无论是善意或者组织效率都不足以使人安身立命。那些领受了这一教训的德国人和意大利人最想得到的东西，就是保护他们免遭那个残暴政府的蹂躏——不是巨型组织的一些宏伟计划，而是平安和自由地重建他们自己小天地的一个机会。我们之所以能够指望从敌国的某些国民当中得到支持，不是因为他们认为听从英国人的指挥比听从普鲁士大要好些，而是因为他们认为在一个英国理想己经获得胜利的世界里，他们将会少受指挥，将会有时间来安心地从事他们自己的事业。
如果我们要在思想战争中取得胜利，要把敌国正派的分子争取过来，我们就必须首先恢复对以往所维护的那些传统价值的信心，必须在道义上有勇气坚定地维护我们敌人所攻击的那些理想。我们若要能够赢得信任和支持，就不是靠谦卑的辩解和有关我们正在迅速革新的保证，不是靠有关我们正在在传统的英国价值标准和新的极权主义思想之间寻求某种折衷办法的那种解释。我们所应借重的不是我们最近对社会制度所作出的那些改进——它们同两种对立的生活方式的基本区别相比是无足轻重的——而是我们对那些已使英国成为一个拥有自由而正直、宽容而独立的人民的国度的传统不可动摇的信心。
谢选骏指出：人说“物质条件与理想目标”是互相冲突的。为何如此？请看看“社会主义国家”说，“资本主义社会物质丰富、精神贫乏。”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物质贫乏，只能精神亢奋了。”综合评估，贫乏的物质条件，容易激发理想目标，丰富的物质条件，反而催眠了理想目标。所以第一代移民大多很有出息，这个特点到1.5代移民身上就消失了一半，到第二代移民身上就完全消失了！
【第十五章 国际秩序的展望】
在所有抑制民主的方法中，联邦制一直是最有效的和最相宜的……联邦制是通过分割统治权力并通过只把某些规定的权利指派给政府而限制和约束统治权力的。它是不仅抑制多数而且也抑制全体人民权力的唯一方法。——阿克顿勋爵
在任何其它领域里，世界由于放弃19世纪自由主义而付出的代价没有比在开始这种退却的国际关系领域里表现得更为明显。但是，在亲身经历所应当已经给予我们的教训中，我们只吸取了很小的部分。也许与任何其它地方相比，这里所流行的一些有关什么是合适可行的观念仍然会导致与它们许诺适得其反的结果。
在新近的经验教训中，现在正在缓慢地和逐步地被人们体会珍借的那一部分是：在全国规模内独立实行的好多种经济计划，就其总体效应而论，即使是从纯经济观点来看，也必定是有害的，而且它们还必定会产生国际上的严重摩擦。只要每一个国家都自由地起用从它自身的眼前利益看来认为可取的任何措施，而不考虑这些措施对于其它国家可能有何损害，那就很少有建立国际秩序或实现持久和平的希望可言，对于这一点，我们此刻已几乎无须特别强调。确实，只有计划当局能够有效地阻断一切外来的影响，许多种经济计划本能真正付诸实施。因此，这种计划的结果，必然是对于人员和货物流动的限制愈来愈多。
对和平的不很明显、但绝非不很真实的威胁来自于那种人为地培养一国全体人民的经济团结的做法以及在全国实行计划所产生的新的利益对立的集团。在国界的两侧，居民的生活水平就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凭借一国的国民资格就有权分享和它国国民所分享的完全不同的成果——这是既不必要也不可取。如果各国的资源被当作为各国自身的独占性财产，如果国际经济关系不是成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而是越来越成为作为贸易实体的各个整体国家之间的关系，它们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各个整体国家之间的不和及猜忌的根源。一个致命的幻想就是，认为用国家之间或有组织集团之间的谈判方式来代替围绕市场和原料展开竞争的方式就可以减少国际摩擦。这不过是用借助强力的争夺代替那种只能喻称为“斗争”的竞争，并将那种在个人之间无须诉诸武力便可决定胜负的抗争，转变为在强有力的、武装的国家之间的没有更高法律约束的抗争。这些国家同时是本身行为的最高评判者，都不听命于更高的法律，它们的代表们除了各自的本国眼前利益之外又不妥任何其它考虑的约束——这些国家之间的经济交易必定会导致权力的冲突。
如果我们只是鼓励朝着这一方向发展的现有趋势(这种趋势在1939年前已过于明显)而不是更好地利用胜利形势，我们也许真的会发现，我们已经打败了德国的民族社会主义，而又只是创造了一个由许多个民族社会主义所组成的世界，它们虽然在具体细节上各不相同，但都同样是极权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并且相互之间不断地发生着冲突。于是，德国人之所以成为破坏者，正像他们己经对某些民族所做的那样，只不过是由于他们第一个走上了一条所有其他人最后也都要跟着走的路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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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至少部分地意识到这些危险的人，常常得出结论，认为应该搞“国际性”的经济计划，即通过某种超国家主管机构来搞。不过，虽然这可能防止一国的全国性计划所能引起的某些明显的危险，但是提倡这种雄心勃勃的构想的人们，似乎并没有想到他们的提议甚至可以造成更大的困难和危险。有意识地在全国范围内指导经济事务会引起各种问题，如果在国际范围内同样这样做，那么问题的规模必然还会更大。当那些受一项单一计划支配的人们所信奉的各种标准和价值的相似性日渐减少的时候，计划和自由之间的矛盾只能变得更为严重。要计划一个家庭的经济生活未必有多少困难，计划一个小社区生活的困难也较少。但是，随着计划规模增大，对各目标的优先顺序的意见一致程度即趋于减少，而仰仗强力和强迫的必要性则随之增大。在一个小社区里，居民在许多问题上对各项主要任务的相对重要性都能取得一致的看法，也有一致的价值标准。但是我们的网撒得越宽，一致的看法就会越来越少，并且，随着一致看法的日益减少，借重于强力和强制的必要性就日益增大。
可能很容易说服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为了支援他们认为是“他们的”制铁工业或是“他们的”农业、或者为了在他们的国家中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降低到某一个水平以下而做出牺牲。只要问题仅仅在于帮助那些我们所熟知其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的人们，或者在于改进那些我们很容易想象的、对于他们自己的相应境况的看法基本上和我们的看法相同的人之间的收入分配或其工作条件，我们通常是甘愿做出某种牺牲的。但是人们只要想象哪怕在像西欧这样一个地区实行经济计划会发生什么样的问题，就必将发现这种计划完全缺乏道德基础。谁能想象竟会有一种共同的公平分配理想会使挪威渔民同意放弃改善经济收入的前景以便帮助其葡萄牙的同行，或使荷兰工人在购买他的自行车时多付价款以便帮助英格兰考文垂市的机械工人，或使法国农民缴纳更多的税金以支援意大利的工业化？
如果大多数人现在还不愿意看到这种困难，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认定恰恰是他们将要为别人解决这些问题，也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有能力公正和公平地做到这一点。例如，只有当英国人看到了在国际计划当局中他们可能是少数，看到了英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向可能要由一个不是英国人的多数作决定，英国人也许就能比任何国家的人更加了解这种计划究竟意味着什么，对于一个国际性主管机构，不管它是以多么民主的方式组建的，如果它有权命令西班牙钢铁工业的发展必须优先于南威尔士的类似工业的发展，命令最好把光学工业集中在德国而把英国排除在外，或者只准完全精炼过的汽油输入英国，并且把一切与炼油有关的工业保留给产油国家时，那么试问英国究竟会有多少人准备服从这一国际性主管机构的决定呢？
想象可以通过民主程序来管理或计划一个包含许多不同民族广大地区的经济生活，这说明了这些人对这种计划将会引起什么问题是完全缺乏了解的。与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计划相比，在国际范围内实行计划只能更是一种赤裸裸的强力的统治，是由一个小集团把计划者认为适合于其他人的那样一种标准和目标强加在其他人的身上。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只有由一个统治民族无情地把自己的目的和观念强加于其他民族，德国人所一直欲求的那种大区经济能得到成功的实现。把德国人所曾表现过的对弱小民族的残暴和对这些民族的一切愿望和理想的蔑视简单地看作是德国人特别邪恶的表现，这是一个错误。正是他们所从事的任务的性质，才使得这些事情的发生不可避免。要对理想和价值标准差异很大的人民的经济生活进行管理，就是要承担起一种使得一个人有必要使用强力的责任。它等于僭取一种地位，处于这种地位的人，即使是最为心地善良的人，也不能不使他们被迫按照一种对某些受影响的人说来必定显得高度不道德的方式来行事。
即使我们假定统治力量有着像我们所能想象的那样的理想主义思想和无私胸怀，事情也仍然是如此。但是，经济力量会是无私的这种可能性又是多么渺小，而偏袒自身的诱惑力却又是多么巨大！我相信英国人的礼仪和公道的水平，特别是在国际事务方面，跟任何其它国家的人相比都是有过之无不及的。不过，即使在现在，我们也还能听到有人申辩说：必须利用胜利来创造条件，使英国工业能够充分运用战时建造起来的专门设备；同时，必须引导欧洲的复兴，便它适合英国工业的特殊要求，并保障国内每一个人拥有他自已认为是最适合的职业。这些建议的令人不安之处，并不在于那些体面人物提出这些建议，而是在于他们是以如此单纯和理所当然的态度提出这些建议——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别为实现这类目的而动用强力涉及到道德上的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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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这种认为有可能通过民主手段对许多不同民族的经济生活实行统一和集中管理的信念的最有力动因，也许就是这样一种错觉：以为如果把决定权交给“人民”，那么工人阶级利益的一致性将很容易克服那些统治阶级之间所存在的分歧。我们完全有理由预期，在实行世界性计划时，现在在任何一国的经济政策上所产生的经济利益冲突，事实上将成为所有民族之间的、只有诉诸武力才能解决的利益冲突，而且它将以更为激烈的形式出现。在国际计划当局必须加以解决的那些问题上，各民族的工人阶级之间将必然同样会有利益及看法冲突，与一国内的不同阶级之间的冲突相比，它们更缺乏为各方所公认的公平解决基础。对于贫困国家的工人来说，他比较幸运的他国同事要求通过最低工资立法从而免受来自他的低工资竞争，自称这是出于对他的利益的考虑，这往往只是一种手段，用以剥夺他按低于他国工人的工资进行劳动、克服不利的自然条件以改善其处境的唯一机会。对他来说，他得拿出花费了10个工时的产品来换取别处拥有较好机械装备的工人的5个工时的产品这一事实，无异于任何资本家所实行的“剥削”。
相当肯定的是，与在一个自由经济中相比，在一个国际性计划体系中，较为富裕的因而也是最为强大的国家会在更大的程度上成为贫困国家仇恨和猜忌的对象，而后者全都会认定，只要它们能够自由地做他们愿做的事情，它们本来就能够更为快速得多地改善他们的处境，至于这种看法是对是错，我们姑且不提。的确，如果开始把实现各民族间的公平分配视为国际性计划当局的责任的话，那么社会主义理论稳步和不可避免的发展无非就是阶级冲突将变成各国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
当前存在许多有关“为了生活水准的均等化而实行计划”的糊涂言论。稍为详细地考察一下其中的某个建议，看看它到底包含些什么内容，这会是富有启发意义的。目前，我们的计划者特别喜欢提出来要为之制订这种计划的地区是多瑙河流域和东南欧。毫无疑问，出于人道主义和经济的考虑，也出于欧洲未来和平的利益，这一地区的经济情况亟待改善，而且只有在和过去不同的政治制度安排下才能实现这一步。但是，这并不等同于要求我们根据一项单一的总计划来管理这一地区的经济生活，根据事前制定的计划表来促进各种产业的发展，而且地方发挥自身积极性与否有赖于中央当局是否批准并把它编入总计划。例如，人们不能为多瑙河流域创建一种像田纳西河峡谷管理局之类的东西，如果不因此而在事前决定未来许多年中居住在多瑙河领域地区里的各个民族的相对发展速度，或者不使这些民族各自的雄心和愿望服从于这个任务。
制订这种计划必然得从规定各种要求的优先次序入手。为了有意识地把生活水平加以均等化而实行计划，意味着必须通过权衡价值的大小来对不同的要求排序，某些要求必须优先于另一些要求，后者心得静候该轮到它们的时候——即使那些其利益由此被置后的人们也许确信，他们不但更有权利，而且只要给予他们以按照他们自己的打算自由行事的权利，他们就有能力更快地达到他们的目标。我们并没有根据去决定，贫困的罗马尼亚农民的要求要比更贫困的阿尔巴尼亚农民的要求有更多或更少的迫切性，或者斯洛伐克山区牧民的需要要比他的斯洛文尼亚同行的需要更大些。但是，如果必须按照一个单一的计划来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的话，那就必须有人有意识地去平衡所有这些权利要求的是非曲直，并在其间做出选择和决定。一旦这样二项计划付诸实施，就要把计划区域内的一切资源用于这项计划——这对那些认为他们自已能干得更好的人们也不能有例外。一旦他们的权利要求被列入较低等级，他们就必须为首先满足那些得到优先权的人们的需要而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人将会理所当然地感到，如果采用其它某种计划的话，他的处境也许不至于那么坏，感觉到正是主要强国的决定和强权才使他处于比他认为应得的要更为不利的地位。如果在一个小民族聚居区里试行这类事情，而且这些小民族中的每一个民族都同样狂热地相信自已胜于其它民族，那就只能诉诸武力才能完成这件工作。事实上，这无异于必得利用决断和强权去解决诸如是马其顿还是保加利亚农民的生活水平座该提高得更快一些，是捷克还是匈牙利的矿工应该更快地接近西方生活水平之类的问题。我们并不需要懂得多少有关人性的知识，而且肯定只要稍加了解有关中欧民族的知识，就可以看出，不管强加的是些什么决定，将会有许多人，也许有大多数人，认为代为选定的某种特定优先顺序是极为不公平的，他们就会立刻转向那些实际上决定他们命运的强国发泄他们共同的仇恨，不管它是多么公正无私。
有许多人是真诚地相信，如果让他们去处理这件事，他们能公正地和不偏不倚地解决所有这些问题，但是当他们发现人家都转而对他们产生猜忌和仇恨时，他们无疑会真正感到惊奇，而当他们看到他们有意使其受益的人们表现出反抗时，他们可能会是第一批动用强力的人，并在强使人民做那些据说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事情时，表现出他们是十分残酷无情的。这些危险的理想主义者不明白，当承担一种道德责任必须涉及到通过强力使自己的道德观念相对于那些在其它社会中占据支配地位的道德观念占上风的时候，承担这样一种责任会使一个人处于一种不可能按道德行事的处境。如果硬要把这样一种不可能完成的道德任务强加于战胜国，这肯定会在道德上败坏和损害它们。
让较贫困民族依靠自己的努力去建立他们的生活，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并让我们尽一切可能去帮助他们。如果一个国际性的主管机构仅限于维持秩序并为人民能改善自己生活而创造条件，它就能够保持公正和对经济繁荣做出巨大贡献。但是，如果由中央配给原料和配置市场，如果每一个自发行动都得由中央当局“同意”，如果没有中央当局的批准就什么事也不能做的话，中央当局就不可能保持公正，就不可能让人民按自已的意愿安居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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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过以上各章的讨论之后，我们几乎没有必要再来强调说，用“仅仅”把某些特定的经济权力委托给各种国际性主管机构的方法不能应付这些困难。那种认为这是一个切实可行解决办法的信念基于这样一种谬见：即认为经济计划仅仅是一项技术性任务，可以由专家按绝对客观的方式加以完成，而真正重要的事情却仍然掌握在政治当局的手里。由于任何国际性经济当局不受某一种最高政治权力的约束，即使严格限于某一特定领域，也易于施展其所能想象得到的、最暴虐和不负责任的权力。对某一重要商品或劳务(如航空运输)的控制实际上是能够委托给任何当局的一种影响最为深远的权力。并且因为几乎没有任何事情不能以局外人无法有效加以质询的“技术上需要”为借口，甚或以不能用任何其它方法加以帮助、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的需要这种人道主义的、可能完全是真诚的理由来加以辩护——所以很少有可能控制那种权力。这种处于多少自主的机构之下的世界资源组织，现时常常在最令人感觉意外的地方，即在一个为所有国家政府所承认、不服从任何一国政府的广泛的垄断系统里受到青睐，它不可避免地将会成为一切所能想象得到的计策中最鳖脚的计策——即使那些接受委托的管理者表明他们是其所看护的某些特定利益的最忠实的维护者。
我们只要认真地剖析一下那些貌似无害的建议的全部内在关联之处，就能明了它们所产生的可怕的政治困难和道德危害。那些建议广泛地被视作未来经济秩序的重要基础。例如有关有意识地控制和分配主要原料之类的建议。控制例如石油或木材，橡胶和锡之类的任何一种原材料供应的人，将成为全部工业和各国命运的主宰。在决定是否要增加供给、降低价格或生产者收入时，他会决定是否允许某个国家创立某种新的工业，或是否禁止它这样做。当他“保护”那些他认为是特别托付给他照顾的人民的生活水淮时，他将剥夺许多处境更坏的人的最好的、也许是唯一的改善其处境的机会。如果由此控制了所有重要原材料，那么在没有得到控制者的准许的情况下就的确工会有新的工业，不会有一个国家的人民可能着手去从事新的风险投资，没有一种开发或改进计划是他们的否决权所不能破坏的。在旨在“分配”市场的国际安排方面也是如此，而在控制投资和自然资源开发方面要是如此。
如果观察那些装做是最冷静的现实主义者的人、我们会发现那是很出奇的，他们抓住一切机会嘲笑那些相信建立国际政治秩序可能性的人的“乌托邦主义”，但对经济计划所带来的、对各个民族生活的远为直接的和不负责任的干涉，反倒认为是比较切实可行；他们并且相信，一旦一种从未梦想过的权力被赋于一个国际性政府，即那种刚才说到过的、甚至不能实行一种简单的法治的国际性政府，这种较大的权力将以如此无私和明显公正的方式得以使用并足以博得普遍的同意。如果有什么东西是一目了然的话，那就是，虽则许多国家可能信守它们所曾同意的正式规则，但它们绝不会听从国际经济计划的指挥——就是说，虽则它们可能同意比赛规则，但是它们绝不会同意由多数投票来决定它们各自需要的轻重缓急和容许它们的发展速度。纵使起初由于对这种建议的意义抱有某种幻想，各国竟然同意把这种权力移交给一个国际性主管机构，但它们不久后就会发现，它们所委托的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任务，而是管理它们生活本身最为广泛的权力。
赞成这种计划的人当中也有一些不见得是完全不切实际的“现实主义者”，在他们内心里的想法显然是：虽然大国将不愿服从任何最高当局，但它们将能够利用那些“国际性”主管机构，以便在他们所拥有霸权的区域内把它们的意志强加给小国。这里面的确有许多的“现实主义”成分，用这种手法可以使计划当局披上一层“国际”的伪装，这也许便于创造条件，使得唯有国际性计划才是切实可行的，也就是说，实际上是使一个唯一的占统治地位的强国独揽大权。但是这一伪装并不会改变以下事实：对于所有小国来说，这将意味着有甚于丧失一部分明确规定的政治主权，它们还要完全地从属于一个外来的强力，对于这种强力，它们不再可能进行真正有效的抵抗。
有意义的是，最为热心地拥护一种集中管理的欧洲经济新秩序的人，竟也像他们的费边主义和德国的鼻祖一样，表现出完全漠视各小国的个性与权利。与在国内政策问题上相比，卡尔教授在这一方面更代表英国向着极权主义发展的一种趋势，他的看法也已经引起他的一位同行向他提出一个非常理直气壮的问题，“如果纳粹对待较小的主权国家的行径真的将成为一种普通形式，那么这场战争是为了什么？”那些留意过最近某些在像伦敦《泰晤十报》和《新政治家》杂志这样大不相同的报刊上发表的有关这些问题的言论已经在我们较小的盟国内部引起多少紧张不安的人，将不会怀疑，就连在我们最亲密的明友们中间，现在这种态度也引起多少愤慨，并且如果听从这些建议者的话，战时留下的善意印象又将多么容易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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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那些这样轻易去蹂躏小国权利的人，有一点是对的：如果不管大国小国都在经济领域内重新取得不受限制的主权的话，我们便不能指望战后有秩序或持久和平可言。但这并不是说，我们要把甚至在一国范围内还不曾学会善加运用的权力赋予一个新的超级国家，要授权一个国际主管机构去指导各个国家如何使用它们的资源。这不过是说，必须有一种权力可以制止各个国家有害于邻国的行动，必须有一套规定一个国家可以做什么的规则，以及一个能够执行这些规则的主管机构。这样一个机构所需要的权力主要是否决性的，尤其是它必须能够对一切限制性措施说一声“不”。
我们现在普遍相信，我们需要一个国际经济主管机构，而各个国家又能同时保持其不受限制的政治主权，这远非属实，实际情况几乎恰恰相反。我们所需要和能够希望实现的，并不是把更多的权力集中在不负责任的国际经济机构的手里，而是相反赋予它一种更高的政治权力，它应能制衡各种经济利益集团，并在这些利益集团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由于正是它自己不参与经济角逐而能够真正保持公平。我们所需要的是这样一个国际政治主管机构：它无权指挥各个民族必须如何行动，但必须能够制止他们作损害其它民族的行动。必须委托给国际主管机构的权力，不是近年来各个国家所僭取的新权力，而是一种没有它就不能维持和平关系的最低限度的权力，也就是说，基本上是那种极度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国家所拥有的权力。并且，甚至比在一国范围内更为紧要的是，应当由法治来严格限制国际主管机构的这些权力。当各个国家越来越成为经济管理单位，越来越成为经济主体而不仅是监督人，任何摩擦也就都不再是个人之间的、而是作为经济管理单位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摩擦，对这种超国家主管机构的需要当然也就变得更大了。
在一种国际政府形式下，应把某些严格规定的权力移交给一个国际机构，而在其它各方面，应仍由各个国家继续负责其国内事务——这种形式当属联邦制形式。我们应该不容许在有关“联邦”的宣传盛极一时的时候以一种全世界的联邦制组织的名义提出许许多多考虑不周的、常常是极端愚蠢的主张来混淆这样一个事实：联邦原则是使各个民族能够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国际秩序、而对他们合理的独立愿望并不加以非分遏止的唯一形式。诚然，联邦制只不过是民主政治运用到国际事务方面，是人类迄今发明的和平转变的唯一方法。不过，它是一种赋予政府有着明确和有限权力的民主政治。撇开把各个国家合并为一个单一的集权国家这种更为不可实现的理想不谈(这种集权国家的吸引力是远为显而易见的)，它是实现国际法理想的唯一途径。我们一定不要自欺欺人地说，在过去把国际行为规则称作国际法时，我们所做的已经超越了仅仅表示一气虔诚的希望的程度。当我们希望防止人们互相杀戮时，我们不应满足于发表一个杀人是不合宜的宣言而了事，而应给予主管机构一种禁止它的权力。同理，如果没有一个权力机构把国际法付诸实施，就不可能有国际法。建立这样一种国际权力机构的障碍主要在于一种认为该机构必须掌握所有的、现代国家所拥有的、实际上是无限的权力的观念。但由于联邦制遵循分权原则，这绝对不是必然如此的。
这种分权制不可避免地既限制整体的权力，也将限制各个国家的权力。不错，现时流行的许多种计划也许会变成完全不可能。但分权绝不会成为对所有计划的障碍。实际上，联邦制的主要优点之一，便是它能够这样来设计：使得大多数有害的计划难于实现，而同时却给值得期望的计划大开方便之门。它能阻止、或者我们能使它阻止多数种类的限制主义。它使国际性计划限于那些能够取得真正的一致意见——不论在与之有着直接利害关系的“利益集团”之间还是在一切影响所及的人们之间——的范围。那些能够由地方实行而无须限制性措施的可取的计划形式是完全由地方自由决定的，而且决定权操纵在那些最有资格对之负责的人的手中。我们甚至可以希望，在一个联邦内部，使得各国尽量强大的那些同样的理由也将不再存在，过去的集权过程在某种程度内可能被扭转不过来，而且把国家的某些权力下放给地方当局也是有可能的。
世人想通过把各个国家分头吸收进一些大的联邦制集团组织，最终也许把它们吸收进一个单一的联邦，从而终于获得世界和平——值得回忆的是，这一想法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它实际上是几乎所有19世纪自由主义思想家的理想。从常被引用的坦尼森的“空战”幻想开始，接下来是人民在最后一场大战以后组成联邦的幻想。一直到18世纪的末叶，这种联邦组织，的最后成功还仍然只是一种人们对于文明进展的下一个重大步骤所抱的不断重复出现的希望。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都可能还不充分意识到，一个由各国组成的联邦组织对于他们的原则来说是一个何等不可缺少的补充；但是他们当中很少有人不曾表示过他们相信这是他们的最终目标。只是随着20世纪的来临，这些希望才赶在“现实政治”嚣张之前被认为是不可实现的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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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应该大规模地重建文明。总的说来，既然避免了中央集权这种致命因素，那么小国人民的生活就会是更美好和更体面，而大国人民的生活就会是更幸福和更美满，这绝不是偶然的。如果都由一个大得远非一般人所能测度或理解的组织所独揽一切权力和作出大多数重要决定，我们将丝毫不能维护和培育民主。在任何地方，只要没有很大程度的地方自治管理，没有对大众和他们的未来领导人提供一所国民教育学校，民主就从未顺利运作过。只有能够学会对大多数人所熟悉的事务负责并承担起责任时，只有是近邻的觉悟而不是某些有关他人的需要的理论知识在指导行动时，普通人才能真正参与公共事务，因为他们关心他所了解的世界。如果把政治行动范围搞得过大，以至于几乎只有官僚机构才能掌握有关这一政治行动的必要知识，那么个人的首创性一定会减弱，我相信那些诸如荷兰和瑞士之类的小国在这方面的经验，就连像大不列颠这一类最幸运的大国，都能够从中学到不少东西。如果我们能够创造一个适合于小国生存的世界，那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
但是，只有在一种既保证某些规章得到不折不扣地执行，又保证有权执行这些规章的主管当局不把它们用于任何其它目的的真正的法律制度内，小国才能像在国内场合那样在国际事务方面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虽然为了确保完成其执行共同法的任务，这种起国家机构必须很有权力，但是在设计这种国际机构的宪制时，必须防止国际当局以及国家当局成为暴政机构。如果我们不愿意用有时也可能妨碍把权力用于合乎愿望的目的的方法来限制权力，我们将不能防止权力被滥用。在这次战争结束时，我们将会得到的最大的机会就是：战胜的大国自己也得首先服从一个他们所有权付诸实施的规则体系，也许应该同时获得把同样的规则加之于他国的道义上的权利。
一个有效地限制国家对个人的权力的国际机构，将是对和平的一个最好保障。国际范围内的法治必须保障国家不对个人、同时保障这种新的超级国家不对各个民族国家施行暴政。我们的目标既不是具有无限权力的超级国家，也不是那种“自由国家”的散漫联合体，而必须是自由人的国家的共同体。我们在很久以来辩解说，在国际事务中，要想照我们认为是合宜的那样去做是不可能的，因为其它国家不肯照着规矩来行事。那么，战争行将结束，这将是一个机会来表明我们是诚心诚意的，并且表明我们自己也同样准备接受那些我们认为为了共同利益有必要施之于他国的、对行动自由的限制。
联邦制组织原则只须善为运用，确能成为对世界上某些最为棘手的问题的最好解决办法。但是，这个原则的运用是一项极为困难的任务，并且，如果因我们在过于雄心勃勃的尝试中滥用和苛求该原则，我们就不易取得成功。也许会存在一种把任何新的国际组织搞成全方位的和世界规模的组织的强烈趋势，并且当然也会存在一种对于某种这样的综合性组织——如某种新的国际联盟——的迫切需要。很大的危险在于，如果试图单单依靠这一世界性组织，那就会把一切似乎值得置之于一个国际组织之手的任务都交付它来负责办理，而它实际上不会足够令人满意地完成这些任务。我始终确信，这种奢望乃是国际联盟软弱的根源，在它(不成功地)试图成为世界规模的机构中，它不得不被搞得软弱，而一个更小的、同时更为强有力的联盟也许可以成为一个维护和平的更好的工具。我相信这些理由现在仍然站得住脚，并且在英帝国和西欧国家(也许还有美国)之间能够取得某种程度的合作，但在世界范围内，这种合作却是不可能的。一个联邦组织所代表的比较密切的联合，也许其覆盖面起初甚至不能超越像西欧的某一局部地区那样狭小的一个区域，虽则它可以逐步得到扩展。
诚然，形成这些区域性联邦后，各个集团之间的战争可能性依然存在，而为了尽量减少这种危险，我们还得凭借一个更大的、但比较松散的联合体。我的看法是，对某种这样的其它组织的需要，不应当成为那些在文化、看法和标准上很相似的国家之间紧密联合的障碍，虽然我们的目标必须是尽可能防止未来的战争，但我们务必不要相信我们能够一举创立一个使得世界上任何角落里的一切战事都成为不可能的永久性组织。否则，不仅是我们这种企图将不会成功，而且我们也许会因此而失去在更为有限的范围内取得成功的机会。正如在其它大坏事发生时的那样，为了使战争在将来成为完全不可能而采取的措施，甚至可能比战争本身还要坏得多。如果我们能够减少容易导致战争的冲突的风险，这也许就是我们所能合理地希望得到的一切。
谢选骏指出：人说“国际秩序的展望”，我看国际秩序的展望，无非就是联合国继续胡来。因为事实证明，联合国解决不了重大的国际问题。——所以我认为，国际秩序的根本问题，在于消除国际无政府状态，建立一个全球政府。
【结论】
本书的意图不在于描述出一份有关合乎我们愿望的未来社会秩序的详细方案。如果说我们在国际问题方面稍稍越出了它的基本的重要任务的话，这是因为我们在这一方面可能立即要面临一项任务，它要求我们建立一个也许要成为今后长久岁月的发展基础的体制。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我们如何利用行将到来的机会。但是不管我们做什么，它只能是一个新的、长期的、艰苦的过程的开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大家都希望能够逐渐创造一个和过去25年中我们所知道的那个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在现阶段上，一幅合乎愿望的国内社会秩序的详细蓝图是否有很大用处，或者说，是否有人有资格提供这幅蓝图，这至少是一个疑问。现在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要来商定某些原则，以及使得我们从不久以前曾支配着我们的某些错误中解脱出来。不管我们多么不情愿承认这一点，但我们必须承认，在这次战争以前，我们确曾又一次到达过一个阶段，当时更重要的是清除那些因人类的愚蠢而加诸于我们前进道路上的障碍，解放个人的创造力，而不是设计更多的机构去“指引”和“指挥”他们——也就是说，要创造有利于进步的条件，而不是去“计划进步”。现在首要的是，要把我们自己从那种最坏形式的当代蒙昧主义中解放出来，这种蒙昧主义试图使我们相信，不久以前我们所做的一切不是做得明智，就是非做不可的。在还没有领悟到我们做过了许多蠢事这一点之前，我们将不会变得更为明智。
如果我们要建成一个更好的世界，我们必须有从头做起的勇气——即使这意味着欲进先退。表现出这种勇气的，并不是那些信仰必然趋势的人，也不是那些宣扬一种只不过是根据过去40年以来的走势而预测的“新秩序”的人，也不是那些除了效法希特勒之外就没有其它什么想法的人。其实那些高声要求新秩序的人，也正是那些完全受那种造成这次战争和造成我们所遭受的大多数祸害观念影响的人。如果年轻的一代人不怎么相信那些曾支配过大多数老一辈人观念的话，他们是对的。但是，如果他们认为这些观念依旧他们实际上很少了解的、19世纪的自由主义观念的话，他们就犯了错或者误入歧途了。虽然我们既不能希望、也无此力量回复到19世纪的现实中去，但我们却有机会去实现它的理想——而且这些理想并非鄙不足取，在这方面，我们几乎没有权利感到比我们的祖辈优越；我们绝不应忘记：把事情弄成一团糟的并不是他们，而是我们自已，是这个20世纪。如果他们还不曾充分了解，为了创造他们所希望的世界，他们究竟需要做些什么，那么，我们从那时起所取得的经验应当已经使我们具有完成这项任务所必需的更多的知识了，如果我们在创造一个自由人的世界的首次尝试中失败了，我们必须再次尝试。一项维护个人自由的政策是唯一真正进步的政策，在今天，这一指导原则依然是正确的，就像在19世纪时那样。
谢选骏指出：建立全球政府，并不意味着解散所有的主权国家，而仅仅需要把无限制的主权国家，转型成为有限制的责任国家——不得在国际法之外，从事非法活动和犯罪行为。因为，无限制的主权国家，毫无责任感之可言，正好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不论它是专制国家，还是民主国家。
（另起一页）
【第二本】
【右派国家：美国的保守势力】
【The Right Nation: The Conservative Power in America】
【目录】
序言
中文版前言
变化中的右派美国地理
导论
第一部分 历史
第一章 从肯纳邦克波特到克劳福德农场
第二章 保守主义的溃败：1952—1964年
第三章 自由主义的煎熬：1964—1988年
第四章 平分秋色：1988—2000年
第二部分 剖析
第五章 为了得克萨斯州，为了工商界，也为了上帝
第六章 河右岸
第七章 膂力
第八章 非友即敌：右派与反恐战争
第三部分 预言
第九章 遥望前方：通往共和党的支配之路？
第十章 错误因何而起：太南方、太贪婪、太矛盾
第十一章 在敌后方
第四部分 例外
第十二章 不一样的美国
第十三章 建国伊始：美国例外论的根源
第十四章 异端与改革：例外的美国保守主义
第十五章 自由主义退潮时忧伤而经久不息的轰鸣
结论
后记
附录
致谢
【序言】
撰写这篇前言时，数千名美国保守派人士正在参加2014年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包括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Chris Christie）、得克萨斯州州长里克·佩里（Rick Perry）等州长，以及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马克罗·鲁比奥（Marco Rubio）、得克萨斯州参议员泰德·科鲁兹（Ted Cruz）等参议员，还有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这样的门外汉，所有能够参加2016年总统竞选的共和党潜在总统候选人都抵达会场，向参会人士大献殷勤。他们参会的目的都是表达自己的忠心。堕胎、增税、非法移民、阿拉伯恐怖主义活动，当然还有奥巴马医改，这些都被斥为撒旦的工作，或者至少是撒旦在白宫安插的助手犯下的事。参议员兰德·保罗（Rand Paul）甚至在嘲讽总统时引用了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乐队的话（“他们让你拿你的英雄去交换鬼魂吗？”），而即将在2014年中期选举中打一场硬仗的参议院共和党领袖明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则紧握着步枪走上台，就像邦·乔维（Bon Jovi）在《活在祈祷中》（Livin ' on a Prayer ）里唱的那样，向俄克拉何马州参议员汤姆·科伯恩（Tom Coburn）展示这件作为全国步枪协会终身成就奖的武器。
这样的场景在其他西方国家的政治集会上是难以想象的，可在美国，这几乎算不上新闻。这就是我们在这部书中描述的右派国家，而且如今它依然充满活力。大约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认为自己是保守主义者，这些人主宰着这个世界最强国家的两大政党之一。前文所提的众多谄媚者中还很可能会出现一个美国总统。保守美国十分重要，不仅对美国如此，对世界亦然。
《右派国家》的核心是人类学研究，它研究的是一个部落，或至少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部落。本书尝试站在尽可能客观的立场上描述何处是保守美国的起源，什么是保守美国的信仰，保守美国又在乎些什么。许多记者都不曾探究“右派国家”那一幅由枪支俱乐部、福音派教会、家庭教育者、反堕胎人士和自由派小团体组成的肖像画。而值得注意的是，这方面的人类学几乎没有改变。
但早在2004年，我们也曾有过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共和党是美国政府中的天然一党，美国政治的风向正在向右转；第二种观点认为美国本身就是一个右派国家，美国国内的保守主义势力强于其他任何西方国家。在十年后的今天看来，后者的说服力似乎比前者要强得多。
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上虽然发生过种种夸张的举动，但我们无法就此断言保守主义运动像过去那样影响了政治气候。在2004年这本书写作的过程中，乔治·W．布什正谋求连任，右派也占据着优势地位。但自此以后，美国政治的风向基本向左转。奥巴马连续两次当选总统，2008年领先六个百分点，2012年领先三个百分点。共和党则饱尝自己种下的苦果，2008年的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和2012年的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在总统竞选中都表现不佳。但即使考虑糟糕的选战策略，美国政坛也确实已经开始左转：奥巴马减少了在海外的扩张，开始专注于扩大国内的补贴范围。现在，一个“社区组织者”起家的人领导着美国。
如今回想，我们低估了民主党在人口和组织这两方面的能力。民主党拥有一支可以依靠的强大选民军团，尤其是其中的少数族裔（他们在人口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单亲妈妈（她们认为堕胎问题绝无谈判的余地）和公共部门员工（国家扩张的既得利益者）。而之所以民主党总是比共和党更加了解数字世界，也仰仗于第四大选民群体青年科技工作者的支持。共和党则成了一个反对同性恋的老牌白人党。
公平地说，“右派国家”有一条“退出”条款。我们曾警告，如果共和党人将他们最差劲的本能发挥出来，与南部各州走得太近，过于盎格鲁化，或是表现太过极端，那么我们所预测的保守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未来图景就不会出现。共和党人沉溺于此难以自拔，大有赶超20世纪60年代走过同样道路的美国左派之势。
小布什担任总统使共和党付出了巨大代价。伊拉克战争至少在一定时间内摧毁了共和党最可靠的力量。通常，希望美国在乱世之中保障自身安全的人会把票投给共和党（如我们解释的那样，这是支持防务的“爹地党”，与支持教育和医疗的“妈咪党”相对）。“9·11”事件成为了一个极有利的条件。共和党在2004年用“反恐战争”把民主党打得一败涂地。但伊拉克战争带来的一堆丑闻（“使命完成”）和失败行动则葬送了这个极有利的条件。2006年，民意调查显示仅有25%的民众支持小布什对伊拉克局势的处理；有54%的民众认为政府蓄意误导他们对萨达姆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看法；有63%的受访者不信任小布什政府报告的有关其他国家的可能威胁。
同时，小布什还使民众不再相信共和党支持小政府的理念。他推出了自他的得克萨斯同乡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卸任之后规模最大的政府支出扩张计划，引起右派人士的强烈反对。他的处方带来的效果是美国政府补贴四十年来规模最大的一项扩张。他大约增加了60%的联邦教育经费，还添了大约七千页联邦法规。“增长俱乐部”领袖派特·图米说得没错，保守主义势力的基本力量“厌恶完全抛弃了有限政府理念的小布什政府”。
然而，也不能因为一件事就完全否定小布什。美国国内力量增长最快的是拉丁裔选区，它们在共和党主导的阳光地带中也至关重要，小布什始终认为，如果共和党想执政，就不能忽视这些人。小布什在当选得州州长时赢得了大部分拉丁裔选民的选票。但是，最近共和党在移民政策改革上用冒失的敌视举动和排外的言辞排挤拉丁裔选民。这不仅减少了共和党重夺总统宝座的机会，在拉丁裔选民众多的科罗拉多、新墨西哥、亚利桑那甚至是得克萨斯等州，共和党在未来的长期影响力也被削弱。林登·约翰逊曾说，民主党对民权运动的支持使他们失去了南方的一整代人；现在，共和党反对移民政策改革也可能使他们失去一整代拉丁裔的选票。
共和党人还在社会问题上表现极端。美国人目前依然在堕胎和同性婚姻等问题上存在深刻的分歧。但共和党人似乎表现得更为顽固。在本书写作期间，要做一个支持堕胎的共和党人变得越来越困难。共和党人同样在同性恋、持枪权甚至是科学等社会问题上表现得十分强硬。在2012年大选时，民主党似乎首次比他们的对手表现得更愿意讨论“上帝、同性恋和枪支”。
奥巴马执政的这些年，政界一直试图掩盖的保守主义美国的分裂趋势正在显现：社会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之间产生分裂；鹰派和鸽派之间产生分裂；体面的“乡村俱乐部”和民粹主义者之间产生分裂；知识分子和脱口秀主持人之间产生分裂。约翰·麦凯恩将萨拉·佩林（Sarah Palin）作为副总统搭档参加总统竞选的决定还在共和党党内引起了公开战争（也使他自己的团队起了纷争）。有些人对佩林纯粹的民粹主义感到兴奋。另一些人则认为她是一个不牢靠的乡巴佬，不能待在政治决策的核心层。在2008年的总统大选中，包括威廉·巴克利（William Buckley）的儿子，右派共和党的内部刊物《国民评论》（National Review ）杂志的创始人克里斯托弗·巴克利（Christopher Buckley）在内的许多老共和党人都宁可把票投给奥巴马—拜登的组合，而非麦凯恩—佩林。
所以，我们所做的关于共和党正使得美国政坛变得越来越封闭的争论是错误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形势在预测范围之外。即使奥巴马两次入主白宫，依然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形容自己是“保守主义者”，而非“自由主义者”，这就是明证。右派国家也许输掉了两次大选，但它并未躺在地上任人摆弄。小布什刚走下舞台，茶党就从保守主义美国的腹中诞生——全国各地自发涌起一场民粹主义政治运动，将奥巴马妖魔化为一个准社会主义者，甚至是一个非美国人（也就是所谓的出生地怀疑运动，参与运动的人认为奥巴马并非出生在美国）。被茶党浸透的共和党人控制了众议院，并用他们手中的权力多次阻挠奥巴马倾注心血的议案通过。他们尽可能地拖延奥巴马的医改法案，多次驳回民主党的人事提案，还迫使奥巴马比之前所有的总统都更加频繁地使用行政命令。在写这篇前言时，共和党人看起来会在2014年中期选举中表现良好，而且也很有赢得2016年总统大选的可能。
我们认为本书所提的第二种说法依旧成立：美国比欧洲更加保守，美国本身就是一个右派国家。美国人在追求个人权利，尤其是持枪权、家庭观念（特别是基督徒价值观）以及超级爱国主义时，都体现了美国保守主义运动。哈佛的教授与牛津和巴黎的教授十分相似：他们都同样单调乏味。但枪支俱乐部的成员、在家教育的圈子或福音派教会的成员，这些只有美国才有。
茶党共和党人将奥巴马妖魔化为一个欧洲式的社会主义者。但美国人的许多典型特征在欧洲却属于右派特征。奥巴马在两次总统竞选中都拒绝接受财政经费，并自筹到了大量资金，他很快就放弃了对说客的禁令：他最亲密的支持者循着前任小布什政府的脚步进入了获利颇丰的私营部门；他的“社会主义”医疗保险改革迫使美国人像购买车险那样购买医疗险；他还鼓励公众从公共或私人机构购买医疗险。这与欧洲国家的医疗服务体系有着天壤之别，而且美国政府可能也无法因此而控制那早已失控的医疗开支，因为这项措施把决定权交给了私人医生、医院和保险公司。比尔·克林顿曾宣布他基本上是一个“艾森豪威尔式的共和党人”，他的意思是他在政治光谱中的位置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相同。这句话同样也可以用在巴拉克·奥巴马身上。
自2004年《右派国家》面世以来，美国政治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个年轻黑人拯救了民主党；一个民粹主义的茶党从外围突入，改变了共和党；围绕着医改和其他补贴展开的争论已经使得这个国家开始四分五裂。但我们依然认为美国是一个右派国家：美国比其他类似的欧洲国家更为保守，充满活力的保守主义运动特色也鲜明，这些运动可能根本无法在其他国家开展。想了解美国，必须首先了解右派国家。
约翰·米克尔思韦特、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
2014年3月
谢选骏指出：上文只会胡扯左右，却避而不谈两党议员合作操弄金融危机，哪里还有右派国家的影子？共和党为了压制克林顿夫妇，竟然派人介入民主党内选举，结果导致黑人奥巴马变成民主党候选人——共和党设想在大选中击败奥巴马，比击败希拉里·克林顿容易得多。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作恶多端的联储会，一错再错三错四错，终于触发了百年一遇的2008年金融危机，最终导致黑人上台！这还得了。这才终于促成了“右派的联合”要“美国再伟大”。但是这个联合左派一起救市的右派，还是右派吗？
【中文版前言】
保守主义前进的脚步停下来了吗——对右派美国的思考
30年前，资深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选择“劳工前进的脚步停止了吗”作为马克思纪念演讲的主题。就他的角度来说，由于美国式保守主义的崛起，随后发生的事情比他预想的更糟。我这篇写在艾奥瓦州党团会议和2008年1月新罕布什尔州初选前夕的文章，见证了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复仇吗？美国保守主义前进的脚步停下来了吗？
我们将在本书中解释，右派至少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主导着美国的政治了。共和党在选举上的成功引人注目：1980年以来，赢得了7次总统选举中的5次，并且在1994年戏剧性地夺得了众议院的控制权——这是民主党控制该机构近50年后的第一次。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右派在形成美国政治气候方面的成功。共和党只是美国右派那最引人注目的组成部分，右派所隐藏的力量在于其保守主义基础。美国拥有一场充满生机且独一无二的保守主义运动。每个州都在夸耀本州那些为赞成持枪权、反对税收和堕胎而战斗的组织机构。基督教右派可以号召它的大教堂和福音派基督教大学，他们也创立了强大的反权势集团智库和压力集团。
而许多美国人虽不是这场保守主义的运动成员，但也很开心地拥抱“保守主义”这个标签。他们喜欢视自己为畏惧上帝的爱国者，不喜欢大政府，并且在犯罪问题和国家安全问题上态度严厉。例如，2004年，差不多有1/3的选民自认为是保守派，只有20%的人自认为是（美国左派所称的）“自由派”。在过去的50年里，美国政治中的最大变化，或许就是文化上保守的南方白人大量出走，由民主党改投共和党。
然而，今天这一强有力的运动正深陷麻烦之中。老牌的保守主义活动家情绪低落。［理查德·维格里（Richard Vigueriè ），这位强有力的保守派说：“我还从未见过保守派像今天这样彻底厌倦过。”］共和党的政客忧心忡忡，担心在选票上他们名字边上的字母R（Republican）变为红字，而另外一方正得意扬扬。民主党民意测验专家斯坦利·格林伯格（Stanley Greenberg）断言，脱离保守主义的变化简直是“惊人的”。
心已变乎
2008年，民主党在白宫的较量中重新夺回有利的地位。由于个性和天赋的重要性，总统政治总是难以预测。但是，民主党人比共和党人要有信心得多，有40%的共和党人相信民主党将赢得选举，而与之相比，只有12%的民主党人认为共和党将会获胜。民主党人募集到的款项要多得多。而在选民这一领域，民主党人也要比共和党人高兴得多，61%的民主党初选选民对他们选择的总统候选人感到高兴，而只有36%的共和党初选选民这样认为。一般民意调查显示，倾向于选择民主党人做总统的选民，比倾向于选择共和党人做总统的选民高出21个百分点，这是自水门事件以来从未有过的差距。
民主党有两位最有希望的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是一位身后有着强大政治机器支持、步履稳健的政治家；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是个富有魅力的新人，他以他那党派色彩较少的政治制度的见解来激励民主党人。这两位候选人，无论是哪一位都可能获胜。
共和党则显得远为混乱。约翰·麦凯恩虽然是位有经验的政治家，但不受基层的保守派欢迎；迈克·哈克比（Mike Huckabee）虽然受到福音派基督教徒的欢迎，但缺乏经验；米特·罗姆尼是位能干的行政管理人员，但被认为是棵墙头草；前纽约市长鲁迪·朱利亚尼（Rudy Guiliani）虽然在“9·11”事件中有着英雄般的表现，但也是个结婚三次的社会自由派——他试图赢得一个在社会问题上立场保守的政党的支持。
民主党人也有可能继续控制国会。2006年，民主党在国会众议院、国会参议院、州长席位和州立法机关分别多斩获了31、6、6和321席，这股势头依然未见减弱。2008年，共和党需要守住的参议院脆弱席位比民主党多，其中有4席尤其危险，而且他们在竞选资金上落后于民主党人。赞成民主党控制国会的公众比赞成共和党的要多出10~15个百分点。私底下，共和党人用“灾难”“世界末日之战”这样的词来形容2008年。
政治地理在朝民主党一边倾斜。共和党还没有过在俄亥俄州败选而赢得总统席位的先例。但是在2006年，民主党在俄亥俄州增加了一个参议员席位、一个众议员席位，并获得了州长席位。同年，民主党人也证明自己能够远远推进到红土地区的各州：他们在印第安纳州增加了两个众议员席位，在蒙大拿州增加了一个参议员席位，在艾奥瓦州增加了两个众议员席位，在科罗拉多州获得州长席位，在亚利桑那州增加了两个众议员席位，在弗吉尼亚州增加了一个参议员席位。共和党甚至在得克萨斯州也有麻烦了。
总的来说，人们关心的问题也在往有利于民主党的方向倾斜。2007年3月，皮尤研究中心的民意调查发现，对收入不平等的担忧，与对社会安全网的支持同步增加；认为“政府应该关心那些无力关心好自己的人”的比例，由1994年共和党革命高潮之际的57%上升到今天的69%。民意调查也显示，那些推动20世纪90年代中期共和党反叛的事务，如传统的道德价值，也呈退潮之势。
在博客云集和新闻24小时滚动播出的时代，政治情绪可以发生急剧的变化。但是，未来投票模式的多数主要指标，也都有利于民主党人。2002年，民主党人和倾向于民主党的选民（43%），与共和党人和倾向于共和党的选民（43%）平分秋色。而今天，50%的人认同民主党，相比之下，只有35%的人认同共和党。共和党在独立选民中的表现尤其糟糕，而独立选民是增长最快的选民群体。独立选民支持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比例是17∶11。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在18~25岁年龄阶段的人当中，认同共和党的人已经从1991年的55%下降到今天的35%。共和党民意调查专家托尼·法布里齐奥（Tony Fabrizio）警告说，年龄在55岁以上的人支持共和党的人数比例，已经从1997年的28%上升到今天的41%；而与此同时，年龄介于18~34岁之间支持共和党的人数比例，则从25%下降为17%。无怪乎见证了2004年小布什先生胜利的共和党主席肯·梅尔曼（Ken Mehlman），现在正建议用对冲基金来应对倾向民主党的美国。
由于共和党本能地反对移民改革，它已经疏远了美国选民中增加最快的群体——西班牙裔。在众议院的竞选中，投票支持民主党的西班牙裔从2004年的55%增加到2006年的将近70%。共和党最近对《麦凯恩－肯尼迪移民法案》（McCain-Kennedy Immigration Bill） 的阻止——一次浸透了歇斯底里和仇外情绪的反抗——稳固了那69%的西班牙裔选民的立场。疏远西班牙裔，不仅使共和党在有大量西班牙裔的州——科罗拉多、新墨西哥、亚利桑那乃至得克萨斯——的多数地位岌岌可危，而且也给未来的民主党政府拱手送上一份礼物，使之有机会以未来的移民改革来加强对西班牙裔的掌握。林登·约翰逊曾指出，民主党支持民权的代价，使其在一代人中间失去了南方的支持；共和党反对移民改革，其代价可能是在一代人中间失去西班牙裔的支持。
在社会问题上共和党同样激起了中间选民的反对。宗教右派反对堕胎总是会对选举产生影响：只有30%的选民赞成推翻“罗伊诉韦德案”（Roe v．Wade） (1) 。但是，2004年之后，社会保守派进一步在联邦婚姻修正案和“特丽·夏沃事件” (2) 上测试人民的耐心。足足有72%的共和党选民反对共和党人企图动用联邦政府的力量来维持一个脑死亡妇女的生命。选民在2006年的中期选举中进行了报复，用“拯救行动”（Operation Rescue）主席特洛伊·纽曼（Troy Newman）的话来说，这是“血腥星期二”。宗教右派最著名的拥护者里克·桑托勒姆（Rick Santorum），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参议员选举中只得到了41%的选票；社会保守主义最著名的黑人拥护者肯·布莱克韦尔（Ken Blackwell），在俄亥俄州的州长席位竞选中令其蒙羞地走向失败。从堕胎到同性恋，社会保守派在所有事情上都失去了投票主动权。
小布什的遗产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右派内部分裂的明显原因，是小布什总统职务的内部分裂。小布什是自理查德·尼克松以来民众支持度最低的一位总统——只有30%。只有1/5的美国人认为，在小布什的领导下，美国正朝正确的方向前进。根据“美国研究集团”（American Research Group）的调查，支持弹劾布什先生的美国人达到了令人吃惊的45%，其中包括13%的共和党人。对布什先生的厌恶现正腐蚀共和党的基础，《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 ）记者佩姬·努南（Peggy Noonan）指出：“过去常常微笑着提起他名字的人，现在都双唇紧闭了。”
小布什总统职务内部分裂的最明显原因，是发生在伊拉克的灾难。长期以来，共和党对民主党的优势一直在外交和国防政策方面。如果你关注学校和医院的问题，那就把票投给民主党；如果你更关注如何使美国在这个危险的世界上更安全，那就投共和党的票。“9·11”事件使共和党的这一优势得到加强。共和党利用反恐战争，在2002年，随后又在2004年战胜了民主党。
但是，伊拉克战争已经因声名狼藉的宣传炒作（“使命完成”），以及令人难以置信的无能，而将这一至关重要的优势给葬送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频道和《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 ）的联合民意调查发现，只有25%的人赞成布什先生对伊拉克局势的处理。美国有线新闻广播网的民意调查发现，54%的人认为，在萨达姆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上，政府蓄意误导美国人民。美国广播公司和《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 ）的联合民意调查发现，63%的受访者不相信布什政府会如实地向美国人民汇报其他国家可能造成的威胁。受到伤害的不仅是布什政府，2007年7月25~26日的拉斯姆森民意调查发现，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偏向克林顿夫人的选民人数比偏向朱利亚尼先生的人数高出20~28个百分点。
小布什也主导了自他的得克萨斯同乡林登·约翰逊以来规模最大的政府开支增长，这引发了右派的愤怒反对。他给予处方药品的好处，是政府开支40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增加。他将联邦政府的教育支出增加了约60%，并且增加了大约7000页的联邦新规则法令。“增长俱乐部”的主席帕特·图米（Pat Toomey）说：“我对于小布什似乎完全放弃了有限政府的做法感到恶心。”
许多保守派活动分子宁愿将导致这一大灾难的过错一股脑儿只扣到小布什一个人头上——要么是因为他追求（旧保守派式的）愚蠢政策，要么是因为他蹩脚地追求（新保守派式的）明智政策。保守主义运动的教皇威廉·巴克利（William Buckley）说：“如果小布什是议会制中的领导人，那他就得退休或者请辞了。”前里根政府的经济学家布鲁斯·巴特利特（Bruce Bartlett）指责小布什“欺骗”了保守主义运动。其他保守派则宁愿将过错扣到共和党头上。2006年选举过后，众议院前议长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认为，“我们得承认这是共和党的失败，而非保守派的失败”。但是两种观念都是不诚实的，我们针对的是一场运动，而非仅仅是一个政党或一位总统。
保守派不能将所有过错都扣到小布什头上，原因有二。第一，共和党的问题远比总统一人的问题严重得多。这些问题是嵌在他的政党之内的。对于最近发生的大多数大灾难，国会中的共和党人要和小布什先生承担相同的责任。国会中的共和党多数，按部就班地拨出了比总统所要求的更多的开支款项。这届国会还以子虚乌有的桥梁和博物馆的名义，在开支法案上尽量多地揩油。1994年共和党接手国会的时候，有国会议员选区“标记”的国会工程项目数量是1300个，而到2005年，这一数字上升到了1.4万个。
国会共和党多数也为小布什先生所有通往巴格达以及巴格达之外的道路而欢呼——查克·哈格尔（Chuck Hagel）是共和党中数年来难得听到的批评小布什对外政策的声音。此外，像共和党的英雄人物汤姆·迪莱（Tom DeLay）和兰迪·“公爵”·坎宁安（Randy“Duke”Cunningham）的腐败，共和党与K街的说客形成的半腐败的制度性关系，使人明白小布什先生只是那个大问题的一部分而已。
保守派也不能说小布什是像他父亲一样的乡村俱乐部共和党人。他是作为一位高度保守的总统在统治的，他竭力给予“那个运动”所需要的东西：为了新保守派的要求而入侵伊拉克——早在“9·11”事件之前新保守派就支持入侵，为了工商界和主张小政府的保守派而减税，为了社会保守派的要求而禁止联邦政府资助干细胞研究，为了满足蓝领共和党人而给予处方药品好处。
这种迎合保守主义运动的企图应为政府事实上的无能而负部分的责任。在从保守主义反权势核心中招募人才方面，小布什比之前的共和党总统有过之而无不及。但这也意味着，选人常常看的是意识形态，而不是能力和智慧。小布什政府有大约150名官员毕业于帕特·罗伯逊（Pat Robertson）创办的瑞金大学（Regent University），其中包括莫妮卡·古德林（Monica Goodling）。在参议院针对解雇9名美国法官的调查面前，她的表现是如此可怜。在拉吉夫·钱德拉塞卡兰（Rajiv Chandrasekaran）的《翡翠城里的帝国生活》（Imperial Life in the Emerald City ）一书中，对伊拉克局势一无所知却占据高位的理论家比比皆是。迪克·切尼（Dick Cheney）受到保守派基层的欢迎，这是他盘踞高位的原因之一。这些新保守派理论家制定了如此粗糙的美国对外政策，如果有一位更实用主义的总统，肯定会打发他们走人。
陷入绝境
共和党的问题使得右派内部发生了一场有关如何使自己走出困境的内战。这场内战擦出了一些引人注意的思想火花，证明右派在思想上依然有生命力。但是，党内战争总是使选民反感。而从扩大共和党联盟的观点来看，这场内战还有一个问题——错误的一方赢得了太多的战斗，不只是在移民问题上。
其中一场战斗是有关政府规模和职责范围的问题。主张小政府的保守派指责小布什背叛了保守主义的核心原则——政府是问题之源而非解决问题的机构。主张大政府的保守派则反驳道，主张小政府的选民只有一小部分而已。一般公众强烈反对削减救济金——即使是给穷人的救济金。甚至有10%的共和党选民变成了“拥护政府的保守派”。小布什的前演讲撰稿人迈克尔·格尔森（Michael Gerson）考虑的不仅仅是政治算计问题，他认为“反制政府的保守主义，被证明是一种奇怪的理想主义，是一种让人怜悯窒息的理想主义”。
第二场战斗发生在社会保守主义问题上。自由意志论者认为，共和党过于受到像“关注家庭”的詹姆斯·多布森（James Dobson）这样老迈的社会保守派的控制，这些社会保守派代表不了普通的福音派基督徒，更不用说持中间立场的美国人。但是社会保守派反驳道，他们是递送选票的人，如果共和党只倚赖工商界保守派和自由意志论者的话，那它就玩完了。
第三场战斗发生在小布什先生的对外政策问题上，尤其是他对伊拉克战争死硬的辩护。有些保守派预测，“反恐战”将取代“反共战”，既使保守主义黏合在一起，又可以保证共和党享有对麦戈文化的民主党的长期优势。有一阵子的确如此。但是伊拉克持续的动荡局面加深了右派的分裂，分裂发生在现实主义者（他们认为强调遏制是有价值的）与新保守派（他们指责五角大楼没有派足够的部队参战）之间，以及——更重要地——在小布什（他2009年就要下台了）与那些还想多延宕一些时日的政客之间。参议院的共和党人几乎是在全面反叛白宫，约翰·沃纳（John Warner）、理查德·卢格（Richard Lugar）和皮特·多梅尼西（Pete Domenici）等资深人物，示意他们已忍无可忍了，乔治·沃伊诺维奇（George Voinovich）则抱怨道：“乔治·布什挑起了这场战争。”
不要过度解读
人们总是倾向于对这样那样的危机解读过度。许多人已经宣布要为轰然倒地的右派军团举行最后的仪式了，但他们看到的只是为拉撒路（Lazarus） (3) 举行的仪式。戴维·弗鲁姆（David Frum）曾用“死亡的右派”来预测同路人的命运，但恰是在那时，纽特·金里奇控制了国会。埃米特·蒂雷尔（Emmett Tyrell）曾描述了一幅保守派崩溃的画面，但恰是在那时，保守主义运动却接踵而至。
对于保守主义运动正在崩溃的看法，当然有一些非常需要注意的大问题。
第一，民主党的好运更多地是因为共和党崩溃，而非民主党复兴。2006年皮尤研究中心的民意调查显示，对民主党表达正面看法的人，自2001年1月以来实际上下降了6个百分点。而对共和党表达正面看法的人则下降了15个百分点。民主党控制的国会比小布什的白宫还不受欢迎，其受肯定的程度是35年中最低的。人们对民主党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是否够格还将信将疑。
第二，美国人对民主党最钟爱的改善世界的工具——政府行动——仍然持怀疑态度。“民主军团”（Democracy Corps）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认为政府使人们在生活中更难取得进步的人数比例是57%，持相反观点的人比例为29%。同一民意调查发现，83%的人相信，如果政府手里有更多的钱，它就可能将之挥霍一空，这是10年之中反制政府情绪的最高点。美国并未进入一个自由派行动主义的新时代。
第三，民主党已经把许多战场让给了保守派。在自由派团体反对死刑或者自由派的持枪权问题上，民主党已退居次席。有些著名的民主党人，如蒙大拿州的布莱恩·施威泽（Brian Schweitzer），还被曝光持枪拍照。民主党的三大候选人争相证明自己有多么深的宗教情怀：克林顿夫人声称她是一个“祷告者”，曾经还考虑过做卫理公会的牧师。在科罗拉多州和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都提名反堕胎人士为候选人。
领先的民主党候选人一直小心翼翼地使自己在对外政策上看起来“足够强硬”。希拉里·克林顿赞成谴责伊朗革命卫队为“恐怖主义组织”。巴拉克·奥巴马批评小布什的错误不在反恐战争，错在战线。他认为美国应更关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他还认为自己会抓获或杀死巴基斯坦的基地组织领导人，即使他没有得到巴基斯坦政府的允许。
第四，保守主义运动最知名之时，正是它失去权力和进行反叛之时。这一运动是在1964年戈德华特竞选时作为对自由派权势集团的反叛而诞生的。它的光辉时日是在与希拉里的保险计划战斗，以及企图弹劾比尔·克林顿的时候。它最近一次最大的成功是摧毁了移民改革——一个不怎么有名的游说机构“数量美国”（Numbers USA），发起200万人发传真给国会反对“大赦”。一位民主党总统无疑将促使这场运动重新团结起来，并使之精力充沛。由于植根于枪支俱乐部、反税团体、生存权团体和福音派基督徒的土壤之中，美国保守派决不会沦落到同他们的英国保守派兄弟那样虚弱无力的地步。
因此，在美国国内政治中，右派美国依然还有生命力。与此同时，我们的另一个观点——美国本身在国际舞台上就是有几分右派的国家——正逐渐成为一种被接受的富有智慧的看法。多数人相信，美国民主党人在多数大的政治议题上，如国家规模、犯罪惩罚、外交政策，都比右派的欧洲人更保守，美国政治重心比任何其他发达国家都靠右。
这使得我们对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的力量能够做一个最后的思考。看待过去四年的方法之一，是将其看作是对政治权力的压力测试几乎超过了极限。共和党人竭尽全力地摧毁保守主义运动。他们没能通过对任何政治运动来说都很重要的测试——成功地使用权力。他们搞砸了一场战争，挥霍钱财，疏远了很大一部分人。所有这一切，使得2008年的选举成了要输给民主党的选举。然而，右派美国依然存在——虽然受到损伤，愤怒不已，但仍在令人吃惊地争斗。别将右派美国一笔勾销，一段混乱期过后，它肯定会再次崛起，重新获得美国政治聚光灯下的位置。
约翰·米克尔思韦特、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
2008年1月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1) 1973年1月22日，最高法院宣布了罗伊诉韦德案的判决，在本案中，原告挑战的是得克萨斯州的一项法律，它规定，实施堕胎则为犯罪，除非关系孕妇的生命。这个案件涉及一个化名简·罗伊的未婚女子，她想要安全而合法地终止怀孕。最高法院站在罗伊的一边，否决了得克萨斯的法律。在判决中，最高法院第一次认可宪法上的隐私权“范围宽泛，足以包括妇女决定是否终止怀孕的权利”。罗伊案从此闻名，使全国范围内的堕胎选择合法化了。在此判例之前，将近2/3的州规定堕胎为非法，除非目的是保存妇女生命。罗伊案的判决使得这些法律都不再合乎宪法，并使全国范围内的堕胎服务更加安全而容易获得。这个判决也成为最高法院后来的近20个涉及堕胎限制的判决的先例。——译者注
(2) 特丽·辛德勒·夏沃（Terri Schindler Schiavo）受脑伤后，其他人都认为她还有反应，但她的丈夫迈克尔·夏沃认为特丽的最大愿望是将进食管拔掉，法院支持这一主张而拔掉了她的进食管。2005年3月31日，41岁的特丽去世。——译者注
(3) 《圣经》中记载拉撒路是位麻风病人。耶稣曾对濒死的拉撒路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说了这话，拉撒路就站了起来，病也全好了。——译者注
谢选骏指出：人说，“民主军团”（Democracy Corps）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认为政府使人们在生活中更难取得进步的人数比例是57%，持相反观点的人比例为29%。同一民意调查发现，83%的人相信，如果政府手里有更多的钱，它就可能将之挥霍一空，这是10年之中反制政府情绪的最高点。——我看，这些人低估了政府的邪恶……政府在手里没钱的情况下，竟然勾结国会，发行了三四十万亿美元的国债大肆挥霍，掏空了美国的未来！
【导论】
达斯廷和毛拉手端咖啡坐在沙发上，看起来像是正在上写作课的两个20来岁的年轻人。他们身着松垮的汗衫和牛仔裤，脚蹬运动鞋。达斯廷头戴棒球帽，毛拉脑后的金发则用一根印第安式的头绳扎着。他俩刚从美国东海岸大学文科专业毕业，到过欧洲大部分地方。毛拉曾经在马拉维的仁人家园组织（Habitat for Humanity）和欧洲议会工作过一段时间，现打算在一家药品公司开始她的工作生涯。达斯廷在白宫实习过，现正考虑从事政治事务。
是哪些政治事务呢？2002年，他俩在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为共和党效力过，他俩“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立场鲜明的。他俩钦佩司法部部长约翰·阿什克罗夫特（John Ashcroft），并即刻成了他的志愿者，虽然他说起话来脾气火暴。他俩都支持死刑、反对枪支控制（“在大学里，人们总是喜欢问‘为什么人们要拥有枪支？’，而我总是喜欢问‘你去过大农场吗？’”）。他俩每星期都上教堂。他俩都强烈地支持学券制 (1) 。他俩都认为政府规模应该更小，而刑罚则应该更严厉。他俩都把联合国看作笑柄，并且支持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The Kyoto Protocol ）。他俩在有些事情上不同意右派的观点，例如他俩并不喜欢对同性恋者没有丝毫宽容的做法，并且起初也对以单边主义的方式对付萨达姆·侯赛因（Sadam Hussein）的做法感到不安，尽管他俩最终还是支持乔治·W．布什（George W．Bush）入侵伊拉克的决定（毛拉的未婚夫杰克就是入侵部队中的一员）。对于达斯廷和毛拉来说，保守主义是一种进步的信条。这一信条并不是老年人试图抓住什么，而是年轻人努力改变事物。他俩也坚持那就是有关美国的一切。
在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几乎没有人会反对那个论断。科罗拉多州的派克峰（Pike' s Peak）激发人们想起“美国之美”，位于峰下山坞中的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现在是美国最成功的城市之一——它既是“硅山”（Silicon Mountain）的故乡，又是许多美国奥林匹克机构的所在地，但它也是美国最保守的城市之一。当地几乎所有的政治家都是共和党人；2002年，参加该州州议会角逐的民主党人数还没有自由意志论者 (2) 多。
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与美国军队之间存在悠久的历史关系，并且至今依然是退伍老兵最喜爱的地方。在过去20年里，这里又新出现了两股非常具有福音派色彩的保守主义思潮。第一，它催生了一场减税运动，并在1992年推动一项《纳税人权利议案》（Taxpayers Bill of Rights ）。该议案规定，未经选民同意，科罗拉多的政治家不得增加任何税赋。第二，1991年，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的领导人以500万美元做诱饵，把吉姆·多布森（Jim Dobson）创办的基督教服务机构“关注家庭”（Focus on the Family）从加利福尼亚州吸引到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来。那时候，该市还在与衰退做斗争，并因此留下了“美国回收货物之都”之名。该市现有约100个基督教组织。作为一个慈善团体，现雇用1700名本地员工的“关注家庭”尽管被禁止直接参与政党活动，但在共和党圈内却影响巨大。多布森以前是一个儿童精神病学教授，他还写过一系列基督教徒养育子女的畅销书。现在每周有800万美国人收听他的广播。出于礼节，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现在需要去“关注家庭”的所在地“朝圣”。
更具自由思想的美国人轻蔑地认为，达斯廷和毛拉这样的人和科罗拉多斯普林斯这样的地方只属极端。欧洲人也像那些自由派美国人一样，他们习惯于去曼哈顿、波士顿和旧金山那样的地方参观。然而，事实上至少有1/3的美国人支持达斯廷和毛拉所坚信的原则。在诸如死刑、税收和严厉刑罚等问题上，达斯廷和毛拉完全站在多数美国人一边。把自己描述为“保守派”的美国人的人数（41%）是“自由派”的美国人的（19%）两倍。到美国各处走走，尤其是到美国的南方和西部走走，你就会发现很多类似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这样的城镇。共和党人总是念念不忘地指出，在美国版图上，投乔治·W．布什票的县，要远远多于投约翰·克里（John Kerry）票的县。
在这些地方发生的事情，有助于人们去了解现代美国。它们解释了乔治·W．布什之所以能入主白宫 (3) ，共和党之所以能够赢得过去10次总统选举中的7次，且现在能够控制国会两院的原因；也解释了2004年每名严肃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为什么会支持强制判刑和福利改革的原因；还解释了为什么美国文化之都好莱坞和曼哈顿依然是例外，以及那些介于两者之间、极不受重视的“桥梁”地区成为决定胜败关键的原因。
这并不是说整个美国就要成为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的一个巨型翻版。政治就像一场拔河赛，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正把美国向完全相反的方向拉。2004年，人们看到左派无比愤怒地反对布什。毛拉现居住在科罗拉多州最具自由派色彩的城市博尔德（Boulder），她不得不花很多时间来与朋友们争论伊拉克的问题。美国社会今天的分化程度，比过去几十年都要厉害。但其中哪一股力量最有影响力，却是显而易见的。右派赢得了拔河赛，并迫使其对手民主党人做出妥协。所有痛恨乔治·W．布什的人——不仅是美国的自由主义者，还有老欧洲那些痛恨布什的人——或许曾经这样想过，2004年11月布什如果失败了，他们的噩梦就结束了。但即使约翰·克里赢了，他必须对付的也不仅仅是国会中的共和党人，他还要对付科罗拉多斯普林斯这样的城市、“关注家庭”这样的组织以及达斯廷和毛拉这样的人，即我们所称的那个庞大的右派国家。
事实上，科罗拉多斯普林斯这样的城市说明了美国与其他富裕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使全球舆论分裂的多数论争中，我们发现，美国往往属于保守的一方。美国不像其他先进国家那样，能够容忍政府庞大的开销，但却远比那些国家更能容忍不平等的存在——至少在财富上如此。2002年，有1/6的美国家庭收入比中等家庭的收入少35%，而在欧洲国家中，即使在平等程度相对低的英国，上述低收入家庭所占的比例也只是1/20。 [1] 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唯一没有完全由政府支持的医疗保健系统的国家，也是西方民主国家中唯一不向所有家庭提供儿童抚养资助的国家。美国还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仅有的妇女产假期间不带薪的两个国家之一，而另一个国家——澳大利亚正积极考虑妇女产假期间薪资照付。
美国人赞成持枪权、死刑和严厉的判决法，它关押的犯人数是欧洲刑罚最严厉国家英国的5倍。 [2] 美国在人类事务中使用武力的企图，要比其盟国强烈得多，有时甚至是单边的，而对条约的戒心也大得多。美国公民远比欧洲公民相信宗教，道德价值上也远为传统。在美国，堕胎成为一个激烈的政治话题，在富裕国家中，这样的国家是屈指可数的；美国也是唯一一个有半数家庭进行饭前祷告的国家。它在干细胞研究上的立场，几乎比其他国家都严厉。上述有些是“共和党人的”立场，但大部分都获得了美国民众的广泛支持。即使把那些乔治·W．布什讨厌的自由派考虑在内，美国与欧洲相比，其重心也是偏右的。
谁主沉浮
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判断法国大革命时曾说过：“（那）是如此不可避免，也是如此完全难以预见。”对过去半个世纪改变了美国的保守主义革命，我们几乎也可以做出相同的判断。50年前，美国并没有真正意义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更不能说美国是一个有凝聚力的右派国家。“保守派”这个术语，除了在大萧条时期被民主党人当作一种侮辱的言语引入到美国政治中以外，它在美国的政治词典中几乎不见踪影。而像坚称自己是“真正自由派”的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这样的共和党人，则对此避之唯恐不及。许多早期的保守派要角，如艾伯特·杰伊·诺克（Albert Jay Nock），更喜欢“激进派”“个人主义者”，甚至“无政府主义者”这样的称呼。1952年，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上台时，美国的右派正逐渐衰落。右派的两个主要思想观点——国内的放任主义和国外的孤立主义——因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受到猛烈抨击。共和党那时候掌握在东北部贵族权势集团的手里。这些人包括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和自称为“温和进步的”参议员普雷斯科特·布什（Prescott Bush），后者在之后建立了一个政治王朝。艾森豪威尔以自己超越了意识形态而自豪（当时有人注意到，“他的微笑就是他的哲学”）。他任命臭名昭著的自由派共和党人厄尔·沃伦（Earl Warren）为最高法院的大法官。1960年，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和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几乎是在相同的平台上角逐总统职务的。
20世纪60年代，许多美国自由主义者认为，他们有机会使自己的国家成为一个“很像欧洲的”国家。60年代中期，对死刑的支持率跌落到43%。在“新共和党”混合经济的影响下，包括那位布什王朝建立者在内的共和党国会议员，抱住中间选民不放。肯尼迪政府的衣袖上套上了文明的欧洲价值（精确地说，是指当时第一夫人身上的高级时装）。肯尼迪总统喜欢向人炫耀他曾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待过一年，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的学生。 [3] 肯尼迪还喜欢对人说，他最喜欢的电影是阿兰·雷奈（Alain Resnais）的《去年在马伦巴》（Last Year at Marienbad ） (4) 。
“毫无疑问，这是自由派的年代，”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在1964年不无得意地这样写道，“几乎每个人现在都标榜自己为自由派。” [4] 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自由派提倡建立一个欧洲式的福利国家，尤其是要通过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的“伟大社会计划”（Great Society Program）来达到这一目标。“伟大社会计划”这一名称，碰巧取自英国社会主义者格雷厄姆·沃拉斯（Graham Wallas）的一本书名。他们对枪械进行了更多限制，努力使死刑成为非法，使堕胎合法化，并引入了不仅包括种族平等，也包括有利于少数族裔的“积极歧视”［positive discrimination，或者说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等内容。这一切都在20世纪70年代结出了果实。波士顿和纽约的自由派精英感到，他们有天赐良机来教化那些被他们称为“野蛮人”（the Yahoos）的家伙。
但“野蛮人”拒绝被驯化。右派美国的第一声怒吼来自1964年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参选总统，尽管从一般的标准来看那次参选是一场灾难。戈德华特以从未有过的巨大差距输给了约翰逊，但就长期而言，戈德华特对共和党产生了非同一般的影响。这个来自亚利桑那州的参议员使共和党的均势开始向西部倾斜。而西部阳光明媚、幅员辽阔，是使美国梦常新的地方。他竭尽全力地把共和主义重新定义为一种反制政府的哲学。他说：“比起莫斯科，我更害怕华盛顿和集权政府。”但他是一个对莫斯科冷酷无情的斗士，因为他曾经建议把核弹扔到克里姆林宫那些家伙的房间里去。 [5] 戈德华特的崛起，与右派知识分子中不断增强的躁动情绪联结在一起。这种躁动不安正在将该党中“无知的”一翼，转化成无所不知的一翼。那些自学成才者一股脑儿地在研读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和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作品，以及威廉·F．巴克利在杂志《国民评论》上的文章。
这种活力解释了为什么身着仿制牛仔衣裤﹑年轻聪明的姑娘希拉里·罗德姆（Hillary Rodham），在1964年时会彻底支持戈德华特。但是，当她离开芝加哥郊区的家前往威斯利女子学院（Wellesley College）读书时，现代保守美国的另一个催生因素——民主党的激进化——却成了她所拥抱的事业。约翰逊曾预言，他签署1964年的《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 ）等于是“将南方放弃50年”，这种说法虽然很准确，但这种现象不仅仅是针对南方的种族主义而言的。南方的白人当然是与共和党站在一起，可南方其他的蓝领工人也因为民主党的突然向左转而大为恼怒。“伟大社会计划”并没能兑现诺言。就像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指出的那样，“自由派与贫困做斗争，而获胜者却是贫困”。
1964年的小小一伙“戈德华特式民主党人”扩大为1972年有一定规模的“尼克松式民主党人”，到1980年更是成为一支“里根式民主党人”大军。一度以东北部的温文尔雅为特点的共和党，由此开始拥有更锐利的意识形态武器和南方式的火烈风味这两个特点。阳光地带的共和党人赢得了过去10次总统选举中的7次，其中有两个加利福尼亚人（尼克松和里根）和两个得克萨斯人（布什父子）。美国保守派联盟（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 Union）曾就国会众议员对保守派事业的忠诚度而对他们的投票记录进行追踪，结果发现，1972年众议院共和党议员的忠诚度平均是63%，而2002年则高达91%（参见附录）。
确实，同时期的民主党人向左靠了，国会民主党众议员对保守派事业的忠诚度，由1972年的32%下降到2002年的13%。但那是由不公正的选区划分和南方民主党人的损失这两个因素造成的，前一个因素使民主党的安全席次得以增加。众议院同期的保守派议员比例，由1972年的45%增加到2002年的53%。如果在总统选举中民主党要赢得胜利，那它就至少要借用一些右派的评判价值。比尔·克林顿自己就成了一个阳光地带式的保守派。他不仅赞成死刑，而且在1992年的总统竞选期间，还回到阿肯色州主持对患有心理疾病的黑人里基·雷·雷克托（Ricky Ray Rector）执行死刑。这位自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以来最成功的民主党政治家，竟然宣称“我们熟悉的福利结束了”“大政府结束了”。今天，即使是在阿拉斯加，如果一个民主党的州长候选人强调竞选时一定要在手提包里放把枪也没有人会觉得奇怪。当眺望大西洋彼岸以寻找灵感时，如今，右派美国的领袖们把“老欧洲”看成一个需要躲避的污水坑。
不一样的保守主义
这本书既是一幅肖像画，又是一场争论。这是一幅有关保守的右派美国的肖像画，这是一场有关这种保守主义如何解释美国的与众不同的争论。美国不仅产生了一场比其他富裕国家都更强大的保守主义运动，而且作为一个整体，美国也是一个更保守的国家。美国人可能想象，他们的政治像所有其他人的政治一样，具有多样性。就某种角度而言，情形确实如此。如我们所见，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丹尼斯·哈斯泰特（Dennis Hastert）与众议院少数党民主党领袖南希·佩罗西（Nancy Pelosi）之间存在巨大的反差，他们代表的选区分别是伊利诺伊州和旧金山的郊区。但是美国舆论的重心要右倾得多——整个世界都需要弄清楚这意味着什么。
许多美国人还没有意识到，他们那种保守主义的标志有多么特别。美国的左派，如工会、学术界、公共部门员工等，在海外都能找到其同路人，但达斯廷、毛拉、“关注家庭”组织、愤怒的纳税人以及支持使用武力的枪支拥有者，则是美国所独有的。例如，在欧洲几乎不存在保守性的脱口秀电台，基督教电台也只有那么几个。当被问及国外的类似信条时，许多美国的保守主义者提到了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科罗拉多州颇具雄心的年轻州长比尔·欧文斯（Bill Owens）认为，“她现在是一个西方的保守主义者”。事实上，相对于美国的保守主义，撒切尔主义远不是一种持久的现象，也没有很多道德内容。当撒切尔试图在1988年苏格兰教会的一般性布道会上请求上帝帮助时，她甚至受到了自己支持者的嘲笑。那种情况不会在美国发生。美国有200个基督教电视频道、1500个基督教电台以及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基督教右派组织（the Christian Right）。有时候，南方的宗教狂热者会提到欧洲的基督教民主党，殊不知“基督教”这个形容词是以前传下来的。我们有个同事最近拜访某个欧洲国家的基督教民主党主席时，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你们党的基督教特性如何？”他回答：“完全是后基督性（post-Christian）的。”
右派的归属由价值观而非阶级决定，这一现象非美国莫属。决定美国白人选民投共和党票的风向标，是他们上教堂的次数而非其收入的多少。2000年，一星期上教堂超过一次的白人选民中，有79%的人把票投给了布什；而在从不上教堂的白人选民中，投票给他的只有33%。与此相对照，他在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美国人中，只赢得了54%的选票。 [6] 然而，尽管价值观如此重要，但美国却根本没有产生像欧洲那样仇外的“极右派”。美国能够与欧洲强硬的右派分子比肩的是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但是他的政治资本已经不涨反跌。［2000年，旧保守派（布坎南）所起的唯一作用，是其在佛罗里达的选票同阿尔·戈尔（Al Gore）的选票看起来十分相像，这种令人困惑的相像选票使得棕榈滩县许多上了年纪的人错把票投给了他，但他并未参加2004年的大选。］在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大多数保守派并不认为外来移民有损美国的民族精神，而是把他们看作这个国家潜在的保守派新兵。
在一定程度上，美国右派的例外论是个有关信仰的问题。《简明牛津词典》中，“保守的”一词的前两个定义——“反对迅猛变化”和“适度的、避免极端”——似乎没有一个能够很好地描述此刻美国发生的事情。就像人们带着情绪对它的指责那样，“保守主义”这个词现在的不准确程度丝毫也不亚于与之对立的“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论”。只要打开报纸，你就会发现人们用保守主义这个词来描述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特伦特·洛特（Trent Lott）、毛拉·奥马尔（Mullah Omar）、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很久以来，保守派一直坚持认为，他们所坚信的实用主义信条不能以意识形态来归类。
但是，至少在哲学层面上，古典保守主义确实有某些特定的含义。古典保守主义最雄辩的支持者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r）的信条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以下六个要素：对国家权力的深刻怀疑，爱自由甚于爱平等，爱国主义，对已有制度和等级制度的坚信不疑，对进步观念的怀疑主义态度以及精英主义。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非常乐意地接受了这些信条，他献身于自己的民族和帝国、不愿意相信下层社会的任何东西、敌视福利国家、忧心自由的减少，他曾经充满忧伤地说过，“今时虽不如往昔，但却胜过明朝” [7] 。
简单地说，美国保守主义的例外论，在于它夸大了伯克六个信条中的前三个，而突出了其与后三个原理之间的矛盾。与其他现代保守党相比，美国右派对国家抱有的敌意要深得多。有几个欧洲的保守主义者会打出“爱自己的国家但恨自己的政府”这样的标语？又有多少欧洲的保守主义者会认为，应该使政府规模小到足以使之淹死在浴缸里呢？ [8] 美国右派也比其他保守政党更迷恋个人自由，也更能容忍无限不平等的存在。伯克之所以能够给予美国革命者以温暖，原因之一是，美国革命者在反叛中集中关注的是自由而非平等，这一点并不像他们那些法国革命中危险的同道者。就爱国主义而言，谁也不会否认世界各地的保守派都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英国最善于思考的保守主义政治家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 (5) 坚持认为，“民族都有特性，而民族特性正是新派政治家在他们的谋划和思考中所否认或者忽视的特质” [9] 。然而，许多欧洲的保守派已普遍认为应该在欧盟之类的“谋划和思考”中淡化他们的民族性，他们也逐渐接受了在多边基础上处理国家安全问题的做法。美国的保守派显然不会这样做。
如果美国右派仅仅是一种更具活力的保守主义，那么对它的预测会容易得多。事实上，美国右派对伯克信条中的后三个原理——等级制、悲观主义、精英主义——持绝对的自由派立场。现代美国保守主义的那些主人公并不是父权主义的守护者，而是一些不知自己置身何处的、粗鲁的个人主义者：他们是白手起家建立起自己强大企业的企业家，他们是走出故土来到西部的定居者，当然他们还是牛仔。美国右派有一种边疆精神，这一点也不令人吃惊，因为美国的心脏地区随处可见各种各样的新城镇。
保守主义的地理环境，也能够解释为什么它所持的是乐观主义而非悲观主义的态度。在要发电机还是要圣母马利亚的论争（the war between Dynamo and the Virgin） (6) 中，大多数美国的保守派选择了发电机。亨利·亚当斯赋予这一论争以进步与传统之争的特点。美国的保守派认为，世界赐予了人们各种各样的好机会，而唯一阻止人们获得这些机会的，就是过去那只僵死的自由之手。相反，欧洲的保守派们一直恭维伯克是“过去的先知”。只要同一群共和党人待上一阵，他们对未来的那种热情劲就绝对会让你受不了。
至于精英主义，共和党人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走的就是民粹主义路线，而并没有像柯勒律治（Coleridge）和T．S．艾略特（T．S．Eliot）那样，梦想要形成一个聪明的、有知识教养的统治阶层。理查德·尼克松把自己看成“沉默的大多数”的捍卫者。1988年，有贵族气的乔治·H．W．布什（George H．W．Bush）把自己描绘成全体美国人的价值捍卫者，以反对哈佛园的迈克尔·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的自由主义。尽管既是总统的儿子，又曾在安多弗尔（Andover）贵族寄宿中学、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受过教育，乔治·W．布什在2000年和2004年却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承受华盛顿压力的、彻头彻尾的得克萨斯人。结果，现代美国的保守主义不仅活跃在乡村俱乐部和会议室里，而且也活跃在草根阶层，他们积极参与电台谈话和选区会议，并积极反对高税收、枪支管制以及不切实际的自由主义社会改革者的其他令人反感的尝试，这些改革者企图让诚实的美国人钻入既定的窠臼之中。
我们得赶快说明一下，这种例外主义中存在的许许多多的例外现象。有些宗教上的保守派总是很乐意让政府绕着《圣经》转，而去拜访南方拥有土地的贵族时，听到的是那些熟悉的军功故事、御马故事以及先祖在决斗中丧命的故事。威廉·巴克利1955年创办《国民评论》，其所散发出的并不是乐观主义的情绪，而是试图“逆历史而动，大叫一声‘站住！’”“斯特劳斯式的保守派”所持的精英主义和对进步的怀疑观，很难有能出其右者，这是一群从列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出生于德国、终生都在为现代性的堕落而痛苦的哲学家——身上吸取灵感的新保守派。
为了避免此后在书中出现混淆，我们将以美国人所指的右派和左派的方式，来使用“保守的”和“自由的”这两个术语。同样，美国右派是一个覆盖面十分宽广的派别，它既包括具有浓重异端色彩的自由派，又包括传统的保守派。这使得它既脆弱又强大。就积极的一面而言，这一事实说明了为什么这是一个如此充满活力的大运动。由于美国的保守主义中有许多至关重要的不同元素，因此它无法阻止自身矛盾的存在，而只能包容它们。保守派有数千名活动家、数百个智库、一小批高级知识精英。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是右派运动的最大智库，它出版了一本很有帮助的保守派专家名录，那本书厚得就像电话黄页一样。然而，派别覆盖面太广也意味着人们经常各拜各的庙、各烧各的香。
人们发现，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就存在至少三股相互竞争的保守主义力量：支持减税和持有枪支的自由放任的个人主义者；“关注家庭”等组织的基督教道德主义者；以及军国主义式的爱国主义者，他们以相邻的美国空军学院和那些打出嘲笑萨达姆·侯赛因招贴广告的人为代表。但是，在响亮的军号声和强有力的外交政策中，人们怎么可能拥有一个小政府呢？在个人服从上帝统治时，人们如何能够颂扬个人主义？今天的右派美国充满了这样的矛盾。
这是一场运动，而非一个政党
在这一点上，我们有必要强调一下保守派的美国与美国之间的差异。尽管美国的保守主义者欢呼民粹主义，但却并不像自己一厢情愿认为的那样受到欢迎。右派可能处于统治地位，这也解释了美国的与众不同，但右派并不等于美国。2000年，乔治·W．布什赢得了总统位置，但比对手少得50万张选民票。在莫妮卡·莱温斯基（Monica Lewinsky）事件 [10] 期间，曾经创办“道德多数”组织（Moral Majority）的保罗·韦里奇（Paul Weyrich）承认：“我并不认为多数美国人与我们的价值观相同。”“关注家庭”组织的吉姆·多布森或许能够使800万美国人想起同性恋的罪恶，但每周有2000万美国人观看情景剧《威尔和格雷斯》（Will & Grace ） (7) ，而这部片中有几个角色是身份公开的同性恋者。
因此这场运动——以及“道德多数”和“关注家庭”这些组织——的重要性在于：无论它们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自己所宣称的真正的美国，它们都取得了部分成功，因为在这个只有一半选民愿意投票的国家里，它们比其他美国人组织得更好。当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谈论右派的大阴谋时，保守派的活动分子对希拉里讲话口气的控诉，要比对她讲话内容的控诉严厉得多。不仅在地方层面，在全国范围，保守主义运动的团结也要比大多数美国人意识到的紧密得多。
这种组织能力每周三在华盛顿展示一次。这一天的展示始于格罗弗·诺奎斯特（Grover Norquist） (8) 位于L街的“为了税改的美国人”组织（Americans For Tax Reform）的例行早餐会。这通常是一件相当古怪的事：那些参加会议的不讲卫生的自由行动者因其“胡言乱语”而为人们所知。如今参加聚会的人数过百，其中1/3是女性。这些活动分子包括美国全国步枪协会（the 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的说客、基督教联盟（Christian Coalition）的工作人员、主张家庭学校教育的人、极端的自由市场论者、敌对的黑人、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的学者、国会议员、参议员、偶尔来访的州长（包括科罗拉多州州长比尔·欧文斯），当然还有白宫来的人。乔治·W．布什的首席政治顾问卡尔·罗夫（Karl Rove）对此十分重视，每年都要参加几次这样的会议。
聚会有十足的平等主义色彩。卡尔·罗夫、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比尔·欧文斯这些共和党要员同刚刚从灰狗巴士上下来的学生活动分子比邻而坐，桌上满是高胆固醇、高淀粉的食品和咖啡因。任何还能放东西的地方都满满地堆着保守派的文献，有活动预告的小传单、问题研究论文报告、《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时报》的专栏、关于政府浪费的小册子、美国企业研究所（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新作等。聚会期间，人们在屋内四处走动，散发更多的材料。一份试图在俄勒冈州加税的材料这样写道：有人能阻止这件事吗？你听说了吗，竟有人卑鄙地想阻止火星对私人企业开放？现在掐灭这种想法还不迟。 [11]
诺奎斯特的聚会在上午11点半结束。许多活动分子立即跳上出租车朝国会山和美国联盟（Coalitions for America）午餐会奔去。在这里聚会的人数要少一些，只有70到90人，但更庄重些。1983年，保罗·韦里奇创建了这一组织。参加聚会的人年纪更大，通常身着整齐的套装，关注文化战争问题胜于低税收问题。放有餐具架的桌子上覆盖着一面绉纱美国国旗。大多数与会者的翻领上都别着美国国旗徽章。会议开始前，大家都朝房间角落的国旗重复自己的效忠誓言。誓言结束时，有人还大声加了一句：“向已在世的和尚未来到人世的人宣誓。”
比起诺奎斯特处的会议，这里的氛围更有质询味道。韦里奇的午餐会并不是活动分子和职员分享计划的论坛，而是给那些最重要的政治人物和来自行政当局的成员提供了一个场合，让他们有机会在有备而来的保守主义运动重量级人物面前为自己辩护。韦里奇在一张轮椅上主持会议。他还创办了传统基金会，现管理着自由国会基金会（Free Congress Foundation）。有个国会众议员因考虑参选参议员使共和党在众议院的一个关键委员会中失去一席而受到呵斥。由于受到哥伦比亚特区即将进行的学券制投票的威胁，有个参议员答应提供那些可能还“有点点动摇”的同事的名单。商业巨子们对处方用药的提案显然感到不快，有人把它说成是一个“怪胎”。但有个众议员对此进行了辩护，认为这是政治上必须做的一件事，尤其是它还得到了乔治·W．布什的支持。
比起诺奎斯特的团体，参加午餐会的这个团体关注的面要窄得多，它集中关注宗教和社会问题。当有人谴责拔掉佛罗里达一家医院里无行为能力的病人特丽·辛德勒·夏沃的进食管，并进行“罗伊诉韦德案”式的安乐死处理时，房间里不约而同地爆发出掌声。有个与会者吼道，这事发生时，美国正让那些关塔那摩湾的敌方战俘吃饱喝足，使他们的体重平均增加了15磅！尽管如此，这两个会议还是显得十分相似，这从会议上的高胆固醇食品到各自发布的新闻稿中可以看得出来。两个会议的与会者都认为他们属于一个内在一致的运动。他们蔑视温和的共和党人，认为他们是“守旧派”；他们讨论在即将进行的国会竞选中，谁应该成为“我们的候选人”；他们已经认命，自己终其一生都将没完没了地与各种各样的自由主义邪恶做斗争了。韦里奇会议上的每一页纸都是号召武装起来的檄文。有2/3的晚期堕胎（partial birth abortion） 是在新泽西州进行的！ (9) 有一半的婚姻最终解体！超市里竟然销售《放荡少女》（Girls Gone Wild ）的录像带！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想到要举行午茶会，但许多参加过上述两个会议的人，傍晚又会聚集到诺奎斯特家里喝酒。他们中有些人将再次参加“中世纪周末聚会”（Dark Ages weekends）——回应克林顿式的“文艺复兴周末聚会”（the Clintonian Renaissance weekends）的保守派运动，或者一起度过周末假日。最近的一次是保守派海上漫游，纪念格林纳达解放，由伊朗叛军丑闻（the Iran Contra Affair） (10) 的中心人物奥里弗·诺思（Oliver North）中校、美国步枪协会主席韦恩·拉皮埃尔（Wayen LaPierre）和两名国会议员主持。
这伙人吃在一起、喝在一起、度假在一起，因而不可避免地会睡在一起。初看起来，并无什么特别之处——多数政党都有自己的俱乐部、会议和罗曼史。但他们喜欢的东西不会像这些人那样无所不包，对一项议事日程不会有那样的忠诚度和斗争意识。也有其他类似的团体，但它们只是寻醉者的团体、实习生的团体。有一阵子，类似这样的组织也曾充满生气，比尔·克林顿总统任期时的民主党领袖委员会（the Democratic Leadership Council）就是个好例子。但它们没有坚持下去，也没有团结的运动思想信念。历史上，近期与美国新右派真正相似的，是欧洲的老左派。老左派也有自己的议事日程、无所不包的兴趣、热情和它的后方腹地。老左派聚在一起，总是处于自我嘲弄的危险之中，美国右派也是如此。可曾记得，女权主义者为了避免使用“man”（男人）这个词，因而要别人称她们为“wimmin”（女人）？如果去参观一下共和党两次全国大会之间的主要盛会——年度“保守主义政治行动会议”（Conservative Political Action Conference），你就会看见，面带稚气的年轻人购买乔治·W．布什的人像玩具，他们在“传统价值联盟”组织（the Traditional Values Coalition）那里列队等候，将小布袋砸向那些叫作“希拉里·克林顿”“自由主义媒体”“同性恋议事日程”的奇形怪状的巨魔娃娃。
保守主义 = 美国主义？
对于右派来说，保守主义的崛起，并不是有关政治战略问题和竞选机会主义的问题，而是做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的核心问题——这是其他国家不具备的东西。如毛拉所说，“人们到美国来是为了追求一样基本的东西——自由，而保守主义在其发展中，已将自由融入了自己的灵魂”。
与那些具有深刻思想的保守主义者交谈时，他们常常会提及，有四样东西使得他们的国家如此特别。第一样东西是宪法。据说这份宪法文件经久不衰的力量，乃是源于它对人性的现实（保守的）评判。美国的立国者认为，人本质上是有缺陷的，而要防止人们滥用权力，唯一的办法就是分散权力。他们也认为，由于人的个人主义和占有欲本能，需要建立一种制度，使得个人能在其中追求自我充实的自然愿望。当然，美国政治中最古老的伎俩就是宣称自己一方代表了宪法精神。但值得注意的是，有许多新保守派都认为，社会主义在美国进展甚微的原因之一就是美国宪法。
第二样东西是美国的地理位置。在过度拥挤的欧洲，人们被迫共享空间，并受劝放弃了美国人认为理应拥有的自由。美国能够让每个家庭拥有一大片土地，而美国大陆上（这还不包括阿拉斯加） [12] 仍然只有1/20的地方有人居住。这使得普通的美国人渴望拥有一栋大房子、大片土地、把遗产传给后代；而很久以来，这在欧洲只是富人特有的奢侈。美国的边疆开拓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美国人习惯于使用暴力，虽然在比较历史中这还是一个难解之谜，但在加拿大，类似情况却并没有产生相同的结果。美国的拓疆者以枪炮来驯服蛮荒。他们还诉诸最高的惩罚形式——死刑——来维持不稳定的秩序。
第三样东西是彻底改造、重新再来。新世界总是能够使自己保持常新，在此过程中，美国例外论不断得到强化。工作岗位和人口不断朝南部和西部迁移，以寻求更廉价的土地和更宽松的法规环境。100年前，缅因州和罗得岛的国会议员，分别多于得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时至今日，这两个东北部州只有8名国会议员，而那两个阳光地带州则有61名国会议员。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美国的人口中心正以每小时3英尺、每年5英里的速度，朝西南方向移动。 [13] 保守主义似乎同共和主义一道，先是在郊区、随后在远郊地区成长兴旺。在像达拉斯这样欣欣向荣的阳光地带城市里，大教堂紧邻办公区和商业街而建。
第四样东西是道德主义。右派的美国一直以来同样是正义的美国。G．K．切斯特顿（G．K．Chesterton）曾说过这样的名言，美国是一个“宗教精神浸透了灵魂”的民族。 [14] 布朗大学的政治学家詹姆斯·莫伦（James Morone）在最近出版的《地狱之火的民族》（Hellfire Nation ）一书中指出，美国历史就是一系列道德运动的历史——它反对女巫、醉汉、堕落的女人、异乡人、共产主义等。这些威力巨大的运动甚至战胜了美国人对大政府的偏见，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禁酒法这个例子。道德主义并不是右派垄断的专有物，19世纪反对奴隶制的战争和20世纪对民权的热爱，都是以准宗教的名义进行的。美国传统上倾向于从个人的德行而非宏大的社会力量来看待世界，而欧洲人却迷恋后者。19世纪的公理会牧师亨利·沃德·比彻（Henry Ward Beecher）说道：“如果不是自己的过错，如果不是自己的罪恶，没有人会在这片土地上挨饿受穷。” [15] 这种传统使美国人外出到处寻找屠龙的机会。直到柏林墙倒塌，右派美国一直认为，上帝赋予美国的任务是要把世界从共产主义中解救出来，美国在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中不能有丝毫的懈怠。现在，它正在组织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
对于右派来说，反对互联网上保守派博客所称的“伊斯兰—法西斯主义”的战斗，是一场善反对恶的战斗。别的国家越是反对美国的战争计划，这个救世主式的国家就越是确信自己的正当性。布什主义要求美国在随后的数年，或许数十年里都要打击恐怖主义，其潜在的要点与确定性有关。对右派来说，恐怖主义是非黑即白的事情；而对世界其他地方来说，恐怖主义的辩论很复杂。共和党全国委员会（the Republican National Committee）的一名重要战略家这样说道：“我们的人民和总统一样，无条件地应对恐怖主义；他们，即我们的欧洲盟友和民主党人，则是相对主义者。”
这种办法有其选举上的简单考虑：用“邪恶轴心”来填补“邪恶帝国”留下的空隙，乔治·W．布什将保守主义运动重新团结起来。然而，几乎也是出于完全相同的原因，反恐战争强化了美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分歧。在美国吹响民族主义的号角并大把大把地将钱投入军事用途的时候，欧洲国家正在将民族认同升华至对欧盟认同，并削减自己的军队。对于美国人缺乏对复杂性的考虑，无力看清恐怖主义产生的社会原因，以及在采取行动前不事先向他们问询一声，欧洲人都是大摇其头。在两年的时间里，乔治·W．布什耗尽了“9·11”事件以后人们给予美国的良好意愿，这主要是因为他大力发展那些在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受用，而巴黎或东京不买账的立场。
这种分歧在2003年初联合国安理会有关是否入侵伊拉克的争论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乔治·W．布什做出的以“政权更迭”解决问题的决定，震惊了大部分欧洲人，他们把这视作牛仔式的正义。而这样的决定却被保守派的美国广为接受。这种分歧也反映在以色列问题上，以色列的事业受到保守的美国福音派的狂热支持。［巴勒斯坦的温和派人士哈南·阿什拉维（Hanan Ashrawi）碰巧是个基督徒，她在伦敦和巴黎都受到盛情款待，但当她来到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发表演讲时，面对的却是“宗教右派”组织（the Religious Right）的抗议人群。］而这些关于具体政策的个人行为，立即同更深层次的文化和价值斗争融合到了一起。例如，欧洲担心美国更具惩罚性的法律体系会在没有合理判决的情况下处决恐怖嫌犯或将他们送入大牢，那么它们还应该把这些嫌犯交给美国吗？
越来越右倾的美国
右派的情况将会怎样呢？承认下面这一点是有意义的，即保守派两个主要的运动——反对大政府和道德堕落——所取得的成功，至今更多地是体现在重整旗鼓的呼喊上，而非在政策层面上。几乎所有美国政客现在都在攻击华盛顿，但这并没能阻止政府的日益膨胀，乔治·W．布什领导下的政府尤其如此。与此同时，文化战的消息也混杂不清。年轻人可能比他们那些在婴儿潮时期出生的老师更加爱国，更加不支持堕胎，但《放荡少女》所描绘的古怪姿态至少说明领地仍有待收复。直到21世纪，被民主党斥为策划了2000年布什政变的最高法院，因其在同性恋者权利、“赞助性行动”和医用大麻方面的判决，而令保守派感到失望。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之所以有那样多的斯特劳斯式的保守分子，原因之一是他们发现自己很难在自由派的大学里谋得职位。
因此，尽管右派并不一定在所有战线上获胜，但它却像20世纪60年代的左派那样，正在营造政治气候。我们在本书中认为，美国政治的重新结盟，可能正在为使共和党成为天然的执政党搭建舞台，民主党一度也是如此。这种说法可能显得没有根据。2004年，布什再次赢得了总统选举，但比起其他重新当选的总统，他的重新当选优势最不明显。他的第二任期既面临令人生畏的国外问题，又有国内经济的不平衡问题。2008年的共和党候选人可能将面对同样激烈的竞争。而老大党（共和党）本身也要应对那些更深层次的问题。在本书中，我们一再担心共和党为了选票而变成太具南方色彩、太具道德主义色彩的政党。
尽管如此，2004年的总统选举对民主党的影响还是明显要大得多。总统职位代表着民主党人有个机会抓住有实际意义的权力。共和党人轻而易举地保住了对国会两院、大多数州长席位（其中包括美国前四大州的州长席位）以及多数州的州立法机构的控制权。虽然某些人口统计趋势有利于民主党，但未来似乎更多地是握在共和党的手里：共和党是代表企业家的政党，而非代表政府雇员的政党；共和党是代表不断增长的郊区的政党，而非代表正在衰落的市中心区的政党；共和党是代表影响力不断扩展的西南部的政党，而非代表停滞不前的东北部的政党。
再者，要使美国受制于右派，布什也不一定必须在2004年的大选中获胜。我们在本书中认为，假定民主党在2004年的大选中赢得胜利，也几乎改变不了美国的保守主义基本立场。在可见的将来，以欧洲的标准来看，民主党将是一个相对保守的政党。民主党人在金钱上对大公司和富豪的依赖，几乎像共和党人一样严重。如果不能重新赢得保守派的心，民主党人就无法赢得选举。因此，民主党目前才会企图吸引那些赞成持枪、反对堕胎的南方“纳斯卡 (11) 的民主党人”。民主党领导的政府可能试图减少死刑执行，但不可能推动各州废除死刑；民主党领导的政府可能限制枪支的使用，但却不可能禁枪。在国外，民主党领导的政府对阿里尔·沙龙（Ariel Sharon）的强有力支持，可能不亚于共和党领导的政府，并且不可能说服国会批准《京都议定书》。美国仍将与众不同。
自相矛盾的美国
本书试图对过去30年间将美国拖向右派的保守主义运动这一历史画卷中的人们和机构进行一番描述。书中不仅会介绍比尔·欧文斯、格罗弗·诺奎斯特和拉尔夫·里德（Ralph Reed）这样的领袖人物，也会介绍达斯廷和毛拉这样的基层战士，以及那些在“保守主义政治行动会议”大会处排队购买萨达姆·侯赛因手纸和刻有“为他祈祷”文字的乔治·W．布什像章的人们。本书既会一窥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里的智库和基金会，也会对远离华盛顿环形大道的各路大军进行描述——华盛顿州自由公园里支持持枪权的活动分子、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学券制的黑人积极支持者、弗吉尼亚州的家庭学校教育支持者以及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市的计划公社等。
这些人非常有趣但很少有人关注，他们构成了我们考察美国何以与众不同的一面多棱镜。我们将把右派放置在全球的背景中，进而详细叙述美国与其他先进国家相比要保守得多的行事方式，并关注保守主义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的影响。
在这个描述过程中，我们可能会有很多不足，但却有一个强项，即我们不属于支配美国时政评论分析两派中的任何一派。在整部书中，我们试图避免使用以上两派在辩论中惯用的讽刺性语句——毕竟已经有太多人在这样做了。在描述欧洲的反美主义和美国的反欧主义时，我们也试图避免这样做。如果您来读这本书是希望看到书中把乔治·W．布什写成被石油所困的低能牛仔，或者把法国写成“吃着奶酪举手投降的猴子”，那我们还是希望您趁早打住。 [16]
美国的自相矛盾之处在于，它既是世界上最受景仰的国家，又是世界上最受诟病的国家之一。在国外，“美国”一词既成了技术精湛、知识界精英和机会的代名词，也成了原始正义、帝国主义和不平等的代名词。为什么美国这个权力过度的国家最受其他国家效仿并乐于与之为友，但它自己却如此孤独？对此不存在什么客观一致的解释。这是一个人人都力求得到答案的谜语。我们是否已经找到答案了呢？还是由您来做出判断吧。
[1] “Income in the United States 2002，”U．S．Census Bureau，September 2003；UK National Statistics，Social Trends 33（London：HMSO），p．106．
[2] “Too Many Convicts，”Economist ，August 10，2002．
[3] Nigel Hamilton，JFK：Reckless Youth （New York：Random House，1995），pp．141~143．
[4] 转引自Steven Hayward，The Age of Reagan：The Fall of the Old Liberal Order，1964—1980 （New York：Forum，2001），p．11。
[5] Jacob Weisberg，In Defense of Government：The Fall and Rise of Public Trust （New York：Scribner，1996），p．42．
[6] Voter News Service poll，2000；CNN exit poll，2000 presidential election，November 2000，http://edition.cnn.com/ELECTION/2000/epolls/us/2000.html．
[7] 转引自Robert Nisbet，Conservatism，Dreamand Reality （New Brunswick，NJ：Transaction Publishers，2002），p．116。
[8] 这是格罗弗·诺奎斯特最喜欢的战斗口号。
[9] 转引自Nisbet，Conservatism，Dream and Reality ，p．41．Mrs．Thatcher believed this profoundly．参见John Campbell，Margaret Thatcher：The Iron Lady （London：Jonathan Cape，2003），p．639ff。
[10] Douglas Davis，“What Might Be Called One-Year-Out-Madness Is Sweeping Through Our Nation，”Newsday ，August 19，1999．
[11] 关于火星的例子，来自“为了税改的美国人”2003年8月27日的会议。
[12] 转引自Andres Duany，“Live with TAE，”The American Enterprise ，October/November 2002，p．18。
[13] 根据人口普查局1980年、1990年和2000年的数据，www.census.gov/Press-Release/www/releases/archives/census2000/000717.html。
[14] James A．Morone，Hellfire Nation：The Politics of Sin in American History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3），p．4．
[15] Ibid．
[16] “吃着奶酪”这一说法最早出现在《辛普森一家》（The Simpsons ）一片中。
(1) 学券制是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提倡的一种资助制度，目的是在维持政府对教育津贴的同时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学券的运作方式为：（1）政府向家长发学券，金额等于政府每年补贴个别学生的金额；（2）家长自由选择符合要求的学校，不论公立或私立；（3）家长用学券缴付学费，学校有权收取学券以外的费用，有关费用由市场机制决定；（4）学校收到学券后，凭券向政府索回现金。根据以上运作方式，好的学校由于受到欢迎，收取较多的学券以及学券以外的现金而生存下来。不好的学校因缺乏消费者，最终被淘汰。——译者注
(2) 自由意志论者提倡自由市场、低税收、小政府，在社会问题上他们也支持最大限度的个人自由。保守派在社会、经济问题上都持保守的立场，而自由派则与此相反。民粹主义者与自由意志论者的立场相反，他们在经济问题上持自由派的立场，而在社会问题上则持保守派的立场。——译者注
(3) 本书成书时在任总统是小布什。——编者注
(4) 法国新浪潮派打破传统的一部实验电影，由阿兰·雷奈于1961年导演，获该年度威尼斯电影节大奖。——译者注
(5) 本杰明·迪斯雷利，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期的首相。——译者注
(6) 美国作家、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1838~1918）利用物理学知识发现，在历史的力量中间存在一个整体性的原理。他特别选择了两个时期，即1050~1250年和他自己生活的年代，进行仔细研究，基本观点分别在《圣米塞尔山和沙德教堂》（1913年）和《亨利·亚当斯的教育》（1918年）中陈述。前一部书叙述的是灿烂的、理想化的中世纪，具体来说是圣母马利亚支配性的力量所产生的13世纪的整体性；后一部书中作者讲述了在发电机的力量占支配的时代里，自己并不能求得知识分子的平和。——译者注
(7) 全国广播公司1998年的情景剧，四个主角里两个男性角色都是同性恋者。——译者注
(8) 格罗弗·诺奎斯特是“为了税改的美国人”组织的主席。该组织不仅反对联邦、州和地方所有层级征收更高税收，而且组织了“保护纳税人宣誓”（Taxpayer Protection Pledge），至今加入这一宣誓的有乔治·W．布什总统、222名联邦众议员、46名联邦参议员、6名州长、1247名州议会成员。诺奎斯特还担任美国步枪协会主席、美国保守联盟主席、“美国的竞争性社会”总裁。著有分析1994年选举的《撼动众议院》（Rock the House ）一书。他还担任过电子商务委员会委员、“大学生共和党”执行主任等职。——译者注
(9) 2003年11月5日下午，布什总统签署了《禁止晚期堕胎法案》，这一法案从此成为美国的法律。保守派认为该法律的通过是反堕胎运动的一个小小的胜利，最终的目的是要推翻1973年罗伊诉韦德案的判决结果。自由派已经提起诉讼。目前，几个左倾自由派占据多数的法院——第2、8、9巡回法庭均已裁决这一法案违宪。2006年2月21日，高等法院下达诉讼文件移送命令，并定于2006年秋季审理此案。这个法案禁止对第二和第三个三月期（trimester）的胎儿施行流产，没有谈及当胎儿危及母亲的生命时医生是否可以合法施行流产。布什签署这个法案之前的讲话赢得了听众的无数掌声。但在会场之外，反对这个法案的人也在不断努力，通过游行、演讲等方式抨击这个即将诞生的法律。在此之前，已有法律人士向加利福尼亚州和纽约州等地的联邦法庭申请诉讼，希望阻止这个法案在法律层面生效。——译者注
(10) 1985年里根执政时的白宫顾问背着国会与伊朗进行秘密武器交易，以“赎回”在黎巴嫩被绑架的美国人质。此外，他还把卖武器所得的部分款项秘密转交给反对尼加拉瓜政府的叛乱分子（contras），所以也称Iran Contra scandal。后来有两个高官被判刑，而里根却将此事推得一干二净，所以他被认为是“与过失沾不上边的总统”。——译者注
(11) 纳斯卡（NASCAR），美国全国汽车赛车联合会（National Association Stock Car Auto Racing）的简称。NASCAR被美国人称作美国的F1，由车手、机械师兼汽油商人比尔·弗朗斯于1948年2月15日正式注册成立。——译者注
谢选骏指出：人说——美国社会今天的分化程度，比过去几十年都要厉害。但其中哪一股力量最有影响力，却是显而易见的。右派赢得了拔河赛，并迫使其对手民主党人做出妥协。所有痛恨乔治·W.布什的人——不仅是美国的自由主义者，还有老欧洲那些痛恨布什的人——或许曾经这样想过，2004年11月布什如果失败了，他们的噩梦就结束了。但即使约翰·克里赢了，他必须对付的也不仅仅是国会中的共和党人，他还要对付科罗拉多斯普林斯这样的城市、“关注家庭”这样的组织以及达斯廷和毛拉这样的人，即我们所称的那个庞大的右派国家。
我看——这个庞大的“右派国家”，与川普大蒂所说的“深层政府”，是什么关系？是一体两面呢？还是互为依托呢？
【第一部分 历史】
【第一章 从肯纳邦克波特到克劳福德农场】
乔治三世 (1) 时期，伟大的英国政治史家刘易斯·纳米尔（Lewis Namier）爵士曾评论道：“是家族而非个人创造了英国的历史——尤其是英国的议会史。” [1] 美国的政治史也可以说是这样创造的，在乔治一世（GeorgeⅠ）和乔治二世（GeorgeⅡ） (2) 时期更是如此。要介绍在过去一代人的时间里共和主义发生的激进转变——从贵族主义变成民粹主义、从东北部转向西南部、从实用性到意识形态化——由共和主义当今首屈一指的布什家族入手，是再合适不过了。
普雷斯科特爷爷
布什家族是以最优秀的共和党权势集团成员身份开始其政治生命的。他们是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White Anglo Saxon Protestant，WASPs），在缅因州的肯纳邦克波特（Kennebunkport）避暑，送孩子到寄宿学校和常春藤盟校接受教育，并声称自己与英国王室有血缘关系——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是老布什总统的第13代远房表姐妹。小布什总统的曾祖父塞缪尔·P．布什（Samuel．P．Bush）是钢铁业和铁路的高级主管，也是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的首位主席和美国商会的创始人之一。 [2] 小布什总统的外曾祖父乔治·赫伯特·沃克（George Herbert Walker）更是了不起。沃克是华尔街历史上最古老的私人投资银行W．A．哈里曼银行（W．A．Harriman）的合伙人。在曼哈顿的两处住所说明他身价不菲：一处是他在华尔街1号的办公室，另一处是他在萨顿广场1号的家。 [3] 金钱的背后当然是肮脏的勾当。在那些华尔街的诡计和与政府奉承拍马而得到的交易中，沃克和布什都有份儿。但是在洛克菲勒、范德比尔特和摩根时代，这样的事情并不出人意料。 [4]
布什家族里第一个获得高级政治职位的人是小布什的祖父普雷斯科特·布什。普雷斯科特有着标准的贵族形象：个子高挑，是一个运动天才，举止细心得体。他就是人们期望在参议院的大理石门廊里看到的那种棒小伙。在耶鲁读书期间，他擅长高尔夫球、网球和棒球，进过耶鲁大学的“威芬普夫空前四重唱”（All-Time Whiffenpoof Quartet）合唱团，并加入了该校最排外的秘密组织“骷髅会”（the Skull and Bones）。1921年，普雷斯科特迎娶沃克之女多萝西，5年后他加盟W．A．哈里曼银行——该银行后来被并入布朗兄弟哈里曼银行（Brown Brothers Harriman）。
普雷斯科特坚定不移地站在老大党的进步一翼。他在国内政策上持自由主义的立场，在外交事务中则主张国际主义。他没有把儿子乔治送到自己就读过的圣乔治寄宿学校念书，而是让儿子去自己认为更加现代的安多夫寄宿学校就读。自由主义立场的代价是1950年他首次竞选参议员失败。竞选期间，有个电台播音员说他是“计划生育联盟的主席” [5] 。由于康涅狄格州是当时禁止销售避孕套的两个州之一，因此这种责难特别具有煽动性，但也并非毫无依据。普雷斯科特是“计划生育组织”（Planned Parenthood）的成员，也是埃斯特尔·格里斯沃尔德（Estelle Griswold）的朋友。这个名叫格里斯沃尔德的妇女从法律上对康涅狄格州的避孕禁令提出了挑战，并且后来说服最高法院将性生活的隐私权写进了“格里斯沃尔德诉康涅狄格州案”（Griswold v．Conneticut，1965） (3) ，从而为“罗伊诉韦德案”打下了基础。由于天主教堂里到处是反布什的传单，普雷斯科特以微弱的劣势在参议院竞选中败北。
两年后的1952年，该州在任参议员逝世，普雷斯科特得以在特别选举中当选参议员。在担任两任参议员期间，他充分表明了他的温和共和主义立场。他是美国和平队（Peace Corps） (4) 议案的共同发起人。他非常支持民权、提高最低工资以及增加移民配额。在他任职参议院的时期，有份报纸的标题生动地写道：“布什说，税负可能得加重了。”普雷斯科特恳请他的参议院同僚，“要有勇气批准必要的最高税额，从而提高政府所需的财政收入”，以支付国家的防务、科学和教育费用。 [6] 1962年，普雷斯科特因健康原因被迫退休，随即获得了母校耶鲁大学颁发的荣誉法学博士学位，那时，坐在他身旁的是年轻的肯尼迪总统。总统在讲话中这样说道：“您已经为国尽心尽力了，并且为两党树立了典范。” [7] 对普雷斯科特来说，党派之争是一个肮脏的字眼。
普雷斯科特是国会山最棒的高尔夫球手，经常同艾森豪威尔一起打球。他坚信“礼貌造就一个人”，曾把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叫到一边，就他的粗野行为谴责了一个多小时。 [8] 无论在感性还是知性上，普雷斯科特都对激进右派满怀敌意。有一次，麦卡锡要到康涅狄格州的一个共和党会议上发表讲话，见到吵闹的人群时，普雷斯科特厌烦得止步不前：“我参加过的会议里，没遇到过像这样的，与会者是一群挤在一起的野猴子。” [9] 在家里，他恪守细节，注意合乎标准，因此朋友们称他为“十诫持诫者” [10] 。
在肯纳邦克波特的家里，即使是夏天，普雷斯科特也坚持要求四个儿子和孙子们在正餐时穿西装打领带，并且星期天要全部待在家里。娱乐消遣都是振奋精神的活动——或是狩猎，或是充满激情的体育活动。这是为了体现人持之以恒的品性，但后来，许多东西都变了。
老布什南下得克萨斯州
普雷斯科特的儿子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可以很容易地循着父亲的足迹进入东海岸的特权阶层。老布什就读于安多夫寄宿学校和耶鲁大学。大学期间他卓尔不群，极有运动天赋和领导才干，甚至胜过了自己的父亲。大学毕业时，他迎娶了芭芭拉·皮尔斯（Barbara Pierce），华尔街的公司也纷纷向他招手。只要愿意，他就可以在铺着深栗色地毯、装饰着深色木镶板的布朗兄弟哈里曼银行的合伙人办公室里得到一份终身工作。
但是年轻的老布什性格坚毅。离开学校后，他直接参加了海军。1944年，他驾驶的飞机被日本人击落，老布什跳伞坠海，后被一艘美国潜艇救起，从而使他成为可能是美国最年轻的战争英雄。他想在美国的新边疆开拓事业。1948年从耶鲁大学毕业后，他一头钻进了自己的红色斯蒂贝克汽车，朝得克萨斯州西部的敖德萨开去，他要在那里的德雷色工业公司（Dresser Industries）工作，效力于急速发展的美国石油业。 [11]
老布什没有完全脱离他那有权有势的家族。普雷斯科特是德雷色工业公司董事会的成员，他热心地为儿子引荐工作，甚至把自己的新车给了儿子。敖德萨是个荒凉的小城，得克萨斯州中西部的这片荒野里四处散布着石油起重机和锡铁皮屋顶的仓库。在优雅的纽黑文，老布什一家与耶鲁大学的校长比邻而居；而在敖德萨，他和芭芭拉住在一间盒式房子里，隔壁住的一对母女居然都是妓女。 [12] 尽管城市显得一团糟，但却在快速发展。敖德萨和它的姐妹城市米德兰下面埋着美国本土已发现的最大油田。投机者和鲁莽汉纷纷前来，打算在这里忍受各种艰难困苦——他们忍受着飓风、沙尘暴，远离文明，过着没完没了的沉闷生活，住着帐篷鸡舍，只是为了发财致富。
不久，布什一家从敖德萨搬到了米德兰，这是一个白领阶层居住的城市，离高速公路有20英里远。布什一家并不是唯一到米德兰寻找发财机会的贵族家庭。不久，米德兰就有了它引以为荣的常春藤盟校俱乐部和优雅的鸡尾酒会。异常活跃的布什一家显然成了当地权势集团的核心。尽管如此，米德兰依然是个企业家的边疆城市。20世纪50年代，米德兰的人口增加了两倍。在那里，耶鲁大学毕业生与投机分子并肩工作，在不毛之地杀出生活之路。留在老布什记忆中的，是未铺柏油路的街道上的田园诗般的生活。1959年移居休斯敦时，老布什已经挣到了第一桶金，并做好了从政的准备。
那时的得克萨斯州，接受共和主义信条的人还是少数。毕竟这里是林登·约翰逊和萨姆·雷伯恩（Sam Rayburn）的家乡。内战以来，这里一直是民主党的大本营，共和党被视为北方佬和强盗。未来的众议院议长雷伯恩有一次这样说：“这个党把趁火打劫者和流氓无赖送到已经投降的南方，手挥刀剑将白人的文明踩到脚下，我绝不会把票投给他们的候选人。” [13] 世纪之交时，还在得克萨斯州当新闻记者的欧·亨利写道：“我们只有两三条法则，不能谋杀目击证人、不能偷马、不能投共和党的票。”直到20世纪50年代，得克萨斯州真正的政治活动都还只是围着民主党的初选转。
然而，得克萨斯州虽是民主党的天下，但也是一个十分保守的州。该州各处都有同盟事业的纪念碑，如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园里的杰斐逊·戴维斯（Jefferson Davis）塑像、州议会外面一栋大楼上对内战毫无愧疚的溢美之词——赞美“在宪法的名义下为争取州权而牺牲的人”。在得克萨斯州出生的作家迈克尔·林德（Michael Lind）把得克萨斯州的民主称为种族统治的民主。正如他指出的那样，在那里，“多数族裔控制了政府，并以此来压迫少数族裔、少数种族和少数宗教派别” [14] 。在内战后短暂的重建时期，州议会里面确实有黑人议员，众议院议长也是个共和党人。但1876年联邦军队撤走以后，民主党白人就“收复了”该州。他们制定了一部最低纲领的宪法（州议会两年开一次会），并且对黑人进行压迫。20世纪初，得克萨斯州韦科市成为三K党的滋生地。
还有一些事情提醒老布什，他已不再身处康涅狄格州。得克萨斯人不相信北方佬的银行和工厂。正如历史学家T．R．费伦巴赫（T．R．Fehrenbach）所说，“多数得克萨斯人仰慕一个家族，是因为它有1000英亩土地，而不是它培养出两个了不起的外科医生、一个出色的音乐家，或者发现了新的相对论” [15] 。到1950年，土地所有者通过收取石油开采税，年入5亿美元。大多数得克萨斯州的统治阶级都有庄园主情结：那里有资源可以获取，包括采油权；有移民劳工可以使用；有权力需要维持；有钱并不可耻；自由主义必被摧毁。
从这个角度看，老布什选择的时机很好。虽然1964年他在政治上的首次出击——激烈竞选联邦参议员席位——就败给了拉尔夫·亚伯勒（Ralph Yarborough），但他在1966年的联邦众议院选举中当选众议院议员。更广泛地说，他选择的时机正好是得克萨斯州发生政治巨变的时候——这场革命开始时，肯尼迪还是美国总统，而2003年革命结束时，共和党终于控制了该州的州议会。裂痕始于1961年，林登·约翰逊空出的参议院席位导致自由派民主党人和保守派民主党人之间发生争吵，并使约翰·托尔（John Tower）为共和党赢得了重建以来的首个得克萨斯州的联邦参议员席位。1964年，尽管得克萨斯人依然忠于约翰逊并投票支持他，但巴里·戈德华特的预言明白无误地打动了当地保守派的心。
得克萨斯人由支持民主党转而支持共和党，此过程持续了数十年。1964年，民主党控制了州参议院所有的31个席位，并占有强大的州众议员150个席位中的149席。1968年，共和党在州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席位分别仅有2席和8席。在这8个共和党众议员中，25岁的汤姆·克拉迪克（Tom Craddick）来自米德兰。两党都曾向他招手，但他却大胆地对一家米德兰报纸说，共和党代表着未来。 [16] 事实上，他耗费了10年的时间才在众议院中赢得权力——最终他当上了一个小组委员会的主席。许多得克萨斯州白人则选择继续支持保守派民主党人，没有转投他党。
但克拉迪克渐渐赢得了胜利。许多情况下，种族因素是催化剂。自从约翰逊的民权法出台以来，再也没有一个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在得克萨斯州赢得过多数白人选民的支持。正在萌发的反文化运动和反战抗议活动，也使保守派白人疏远了民主党。得克萨斯州历来有军国主义的倾向，来自该州的士兵在当时的东南亚战场占了极大的比例。人口统计也有利于老大党。民主党的权力基础在于老得克萨斯州的农业和那些乐善好施的绅士，但佃农逐渐被大地产挤走。1930年至1957年间，得克萨斯州的农场规模平均扩大了一倍，佃农的数量却减了一半。与此同时，在那些新的郊区地带和公司办公处的停车场，共和党所宣扬的更少政府干预、更低税收和更稳固家庭的主张，在新到该州的人们中间得到了普遍的回响。在20世纪50年代石油繁荣高峰期，每周有超过1000人搬到休斯敦来。
如果说老大党使得克萨斯州的政治发生了变化，那么得克萨斯州也使老大党发生了变化，而布什家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得克萨斯州的共和主义与普雷斯科特的乡村俱乐部信条大异其趣：这里的人们具有更强的反制政府色彩、更多的民粹主义色彩以及更深的宗教情结。普雷斯科特曾经认为麦卡锡是一个粗鲁汉，但得克萨斯州的一伙保守分子却把一辆凯迪拉克汽车送给他作为结婚礼物。老布什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了这一更新却更轻率的信条？时至今日，共和党人依然对此争论不休。
老布什有着“过于靠中间站”的名声。 [17] 我们有个同事说过，许多得克萨斯人把他那东海岸式的彬彬有礼错当成了唯唯诺诺，将他蔑视为那种“指甲修得干干净净的共和党人”，或者更差劲，是个“冲淋浴时要撒尿也得走出来找厕所”的另类。1966年，亚伯勒嘲笑他是一个北方佬显贵，并问东得克萨斯州的石油商人，是不是打算投票支持“帮科威特酋长到得克萨斯州来开采石油的康涅狄格州的投机分子” [18] 。终于当选联邦众议员后，老布什以文化议题上立场温和而为人所知。由于他对计划生育充满热情，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威尔伯·米尔斯（Wilbur Mills）甚至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避孕套”。 [19]
老布什通过政府机构的职务而在共和党内顺着梯子往上爬——驻联合国大使、共和党主席、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中央情报局局长——都是些能让父亲高兴的职务。1980年竞选总统时，他指责罗纳德·里根的“供给学派” (5) 经济思想是“巫术经济”。而他之所以当上了副总统，部分原因是共和党需要安慰其东海岸一翼。尽管老布什忠心耿耿地为里根这个饰演过吉普（Gipper） (6) 的人干了8年，但直到里根发话后，许多保守派才开始支持他1988年竞选总统。就任总统后，老布什因为增税而激怒了保守派。在1992年的总统竞选中，保守派不再支持他，转而在共和党初选中站在帕特·布坎南一边，并鼓励罗斯·佩罗（Ross Perot）参选。相对于总统老布什，佩罗才更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得克萨斯人。
然而，老布什显然要比他父亲更保守。1964年竞选联邦参议员时，他坚定支持戈德华特式保守派，这可不招普雷斯科特的喜欢。他谴责林登·B．约翰逊的民权法、《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增加对外援助，并且“在反贫穷项目上胡乱花钱”。他甚至指责小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是个“好战分子”，因为金的民权组织得到了工会的资金支持。 [20] 他的竞选风格也大大不同于康涅狄格州式的风格。普雷斯科特竞选时，有耶鲁威芬普夫协会（Yale Whiffenpoof Society）的成员为他加油鼓劲， [21] 而老布什竞选时，则是由乡村音乐和《布什矢车菊曲子》（Bush Bluebonnet Belles ）来开道。歌中唱道：“太阳有一天将照耀联邦参议院/乔治·布什将赶走那些自由分子。” [22]
老布什在政府机构中的加官晋爵，并不像看起来那样纯粹是显贵的升迁。尼克松青睐他是因为他与众不同——不像“那些常见的常春藤盟校出来的下流坯” [23] 。作为总统候选人，老布什尽力讨好右派。他雇用惯于操弄民粹主义肮脏伎俩的李·阿特沃特（Lee Atwater）为其竞选主管。他也同宗教右派调情，邀请吉姆和塔米·费耶·贝克（Tammy Faye Baker）到副总统官邸做客，现身杰里·福尔韦尔的利伯缇基督大学（Jerry Falwell' s Liberty University），制作有关皈依基督教从而改变自己生活的录像带。任总统时，他终于支持了堕胎的立场，按照某些标准，这些立场比他儿子所持的立场更保守。巴里·戈德华特的《保守派的良心》（The Conscience of a Conservative ）一书，同样也是老布什推荐给他的长子读的。
出生于东部、成长于得克萨斯州的小布什
小布什的职业生涯无疑保留了其家族的贵族遗产。他的早年生活似乎就是父亲已然远去的经历的翻版：在安托夫寄宿学校念书，在那里，他更像一个啦啦队长而不是体育明星，随后进入耶鲁大学，在那里他的爷爷普雷斯科特轻而易举地成为了耶鲁校董会理事。他入选DKE兄弟会（Delta Kappa Epsilon）和骷髅会。但他显然不像父亲那样，觉得这经历令人舒适。小布什发现，安托夫寄宿学校的日子“既冷又远且难”。在耶鲁，他与警察发生过两次争吵：一次是因为在当地的一家店偷了圣诞花环；还有一次是在橄榄球赛后，他和一帮朋友把普林斯顿大学的门柱给拆了。（在他回母校所做演讲的讲话原稿中，有这样一段回忆文字：“回到纽黑文真棒，一长串慢慢闪着旋转灯光的警车，从机场一路紧随我的车，让人觉得好像真的回到了大学时代。”令人悲哀的是，昨日已经远去了。） [24]
美国第43任总统，自然而然地放下了他的贵族式教育背景，向人们显示他渴望回到得克萨斯人民中间——远离那些势利小人，回到正派的爱国者中间。然而，即使有所粉饰，在20世纪60年代末，小布什的得克萨斯价值观与他在耶鲁的见闻之间所产生的裂痕也明显在拉大。这并非仅仅因为小布什是个煽动家而他父亲生来完美，而是因为耶鲁也已发生了变化：越南使校园激进化了。就在他父亲被亚伯勒击败后不久，小布什碰到了学校的牧师威廉·斯隆·科芬（William Sloane Coffin），由此进入了他大学生涯的关键时刻。小布什曾请求科芬介绍自己加入骷髅会，因此年轻的小布什坚持要进行一番自我介绍。牧师回答：“我认识你父亲，坦率地说，他败在一个更优秀的人手下。” [25]
更优秀的人！在小布什的词典里，对一个人最高的溢美之词也只是他“是个好人”。在儿子的心目中，老布什正是好人的典型：他曾为国冒生命之险，发过财，现在又不惜牺牲个人尊严竞选公职。而父亲母校的牧师却在这里暗示，他还比不上一个南方的种族主义者。有很多股力量正将小布什拖向阳光地带的保守主义一边，但也有力量在把他往回拉。
一开始，小布什在得克萨斯州所遭遇的是人们对他的怀疑。1978年，朋友们为他突然间对政治感兴趣而吃惊，他告诉朋友，他害怕在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的统治下，“美国正朝向欧洲式的社会主义发展” [26] ，因而决定竞选得克萨斯州西部的国会议员。初选中，他的共和党对手吉姆·里斯（Jim Reese）获得了罗纳德·里根的支持。里斯对布什王朝有点怀恨在心，寄出了一封表示不满的信，说小布什“有像卡尔·罗夫这样的洛克菲勒式共和党人在帮他竞选” [27] 。小布什设法战胜了里斯，但在大选中，他遭遇到更强劲的民主党对手肯特·汉斯（Kent Hance）。汉斯无情地把年轻的小布什定性为一个在当地毫无根基，在东海岸受过奇特教育的北方佬、投机分子。有个当地人这样说道：“他生来就富贵。” [28] 难道他不是骷髅会的成员吗？农民谴责三边委员会（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压低农产品的价格，而他父亲却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
小布什的捐款人名单——其中包括前国防部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看起来就好像共和党权势集团的名人录，这使得汉斯胜券在握。小布什的一个愚蠢的决定——制作一个自己在慢跑的电视广告片——也帮助汉斯更轻易地赢得了选举。有评论者说：“如果是在高地公园（Hignland Park）或休斯敦，那倒是不错的广告片，但如果哪个家伙在迪米特（Dimmitt）这样慢跑，后面肯定有人在追他。”这种讽刺性的描述非常令人信服。在一次两名候选人精心准备的辩论会上，辩论主持人当面问小布什，他是不是影子政府的工具。汉斯轻而易举地赢得了胜利。
竞选失利期间，小布什常说，他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生在得克萨斯州。但是，得克萨斯人对小布什的了解越多，就越是愿意原谅他的“生不逢地”。“孤星州” (7) 毕竟是一个移民州，因此，并非只有生于斯才可以成为得克萨斯人。得克萨斯人不久就发现，比起他的父亲，小布什显然是一个更地道的得克萨斯人。老布什是由司机驾车去格林威治国家日间学校（Greenwich Country Day School）的，身穿羊绒衫和灯芯绒裤；而小布什则是步行或骑车去学校的。在那里，老师先在四年级教授得克萨斯州史，然后再在五年级教授美国史。 [29] 小布什与该州反制政府的民粹主义之间没有什么抵牾。他放弃了家族信仰的圣公会，转而接受了开诚布公的循道公会。大儿子渐渐成了老布什与保守主义运动联系的使者。
讽刺的是，帮助小布什拿下得克萨斯州的卡尔·罗夫也是一个外乡人，来自犹他州。他们俩是一个奇特的组合。小布什虽然在政治世家长大，却并不喜欢政治，罗夫则是政治狂。有个名叫马克·麦金农（Mark McKinnon）的得克萨斯政客在谈到威利·梅斯（Willie Mays）这位伟大的棒球运动员时讽刺道：“总统在成长的过程中，就是想成为这样的棒球运动员；卡尔在成长的过程中，则是要做总统的高级顾问。” [30] 小布什是大学生联谊会的典型成员，总是中心人物；罗夫则是典型的书呆子，总是戴着眼镜，并随身带着口袋套和公文包。为理查德·尼克松竞选效力时，他还是个愣头青。随后，当美国的大学爆发反越战抗议时，他加入了“大学共和党人”组织（College Republicans）。李·阿特沃特把他视为同道，邀请他到华盛顿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工作。1977年，老布什诱使他到得克萨斯州为其政治行动委员会效力。罗夫很快成为该州共和党最受尊敬的政治顾问。
即使在克拉迪克赢得胜利10年之后，得克萨斯州也并未明显开始青睐一个野心勃勃的年轻共和党人。1977年，该州立法机关的181个席位中，共和党只占有21席，而年轻的小布什1978年的首次竞选，可谓出师不利。但罗夫感觉到了政治的风向标。他网罗了一批无与伦比的共和党捐赠人，并且为该州所有的一流共和党精英效过力。他们中有前民主党人菲尔·格拉姆（Phil Gramm），1984年代表共和党赢得了该州的一个联邦参议员席位；凯·贝利·哈奇森（Kay Bailey Hutchison），1993年为共和党赢得该州另一个联邦参议员席位；里克·佩里（Rick Perry），2000年当选得克萨斯州州长；当然，还有小布什。在政治上，这一切的意义堪比购买微软刚面世的股票。
1994年的州长选举，既是对小布什在得克萨斯州是否得民心的最大考验，也是对罗夫竞选活动能力的最大考验。在任州长安·理查兹（Ann Richards）是一个地道的得克萨斯人：她是一个反应敏捷的女子，其得克萨斯州主义的主张被收集成书，她将威利·纳尔逊（Willie Nelson）视为密友。纳尔逊既是芭芭拉·乔丹（Barbara Jordan）——首位当选美国国会议员的南方黑人——的门徒，但也有共和党式的发型——堆在头上的白头发绷得像钢一样。她辱骂责难过老布什。在1988年的民主党大会上，她对全神贯注的听众说：“可怜的乔治，他生于豪门，他干不了总统那活。”对他的儿子，她又想故技重演，把小布什称作“小灌木树”“次等品”“乔治王子”以及“最后的游戏玩偶”。
但是，普雷斯科特的孙子显得比这个得克萨斯州的女儿更得克萨斯。他在宣布竞选州长时对孤星州赞美有加：“我把得克萨斯州看作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心态、一种思维方式……我不希望得克萨斯州成为另一个加利福尼亚州。”他反复使人想起加利福尼亚州的形象，目的是要人们把理查兹看作一个脱离得克萨斯州基本价值的、垂死的自由派分子（或者更糟糕的一个人）。而令人吃惊的是，他得到了理查兹竞选阵营的大力帮助。对手理查兹那些最重要的捐款人——包括斯蒂芬·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安妮·莱博维茨（Annie Leibovitz）、罗伯特·雷德福（Robert Redford）、沙朗·斯通（Sharon Stone）、法拉·福西特（Farrah Fawcett）、罗森·阿诺德（Roseanne Arnold）和芭芭拉·史翠珊（Barbra Streisand）——加深了她的这一形象。小布什的捐款人，则包括达拉斯牛仔队的橄榄球传奇核心前卫罗杰·斯托巴赫（Roger Staubach）以及橄榄球教练迈克尔·迪克塔（Mike Ditka）。竞选快结束时，理查兹在达拉斯与演员路丝·奥唐奈（Rosie O' Donnell）同台庆贺堕胎权，此时脚穿鳗鲡色靴子、身着得克萨斯州农业局夹克衫的小布什，却在前达拉斯牛仔队前侧边锋比利·乔·杜普里（Billy Joe Dupree）和伟大的功夫演员查克·诺里斯（Chuck Norris）的陪同下，走访乡村小镇。
小布什甚至把那几年的“游牧岁月”变成了竞选优势。他对好奇的记者说：“我过去有时会像一个不负责任的孩子那样行事吗？当然会，真的。”他父亲是生活中永远的强者，优秀得不真实。而嚼着烟草走进20世纪80年代的小布什表现得比父亲更为坚定。在整个竞选过程中，他都在反击安·理查兹散布的关于他疯狂青春期的谣言，包括他因醉酒驾车和尝试吸毒而被捕，与多个姑娘发生性关系，在他父亲的就职仪式上傲慢自大等。除醉酒驾车外，其他谣言都未经证实，但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谣言却为小布什建立起一个更地道的得克萨斯人的形象。有一次罗夫对记者讲：“他了解布巴（Bubba） (8) ，因为在他身上就有布巴的因子。显然，他是疯狂之子。” [31]
竞选期间，小布什推出了他的“富于同情心的保守主义”主题。他支持增加教育资助，并认为宗教组织可以改善福利供给。“政府对同情没有垄断权”是他的口头禅。对强硬右派，他也有许多令其满意的老式保守的东西：对少年犯进行监禁，并对14岁的少年犯进行成人式审问；支持反鸡奸法；要求十几岁的女孩堕胎前必须得到父母的许可；使随身携带手枪合法；拒绝给那些已经有两个孩子的福利享受者好处。
结果是大获全胜。小布什以20年来州长选举中最大的优势——53%比46%——赢得了选举。小布什继续他在得克萨斯州深得民心的活动，当然，这一次不是通过打败对手，而是通过诱使一名得克萨斯州的政治偶像对自己臣服来实现。在得克萨斯州，由于制度性的原因，真正的权力属于副州长。1994年，该州的副州长恰好是民主党人鲍勃·布洛克（Bob Bullock）——一个极端典型的得克萨斯人。他非常喜好杯中之物，结过5次婚（其中两次是与同一名女子结婚）。他还曾成为引起轰动的传奇式人物：一天晚上喝酒以后，布洛克爬进一辆停靠在路边的汽车后部想打个盹，醒来时发现车在行驶。他立即把手伸向驾驶员做自我介绍，大声说：“嗨！我是州务卿！” [32] 布洛克有实力使小布什在州长任期内无所作为。这个灰熊似的人物何必要与一个出身豪门的共和党人为伍？但小布什很快把他争取了过去。据说，在一次只有两个人的交流中，布洛克对小布什抱怨道：“要想与人上床，你得先吻对方。”小布什立即把嘴唇贴到了这个灰白头发的老政客的脸颊上。
至此，统治了得克萨斯州达一个世纪之久的民主党逐渐崩塌。1965年至1995年间，该州经历了美国历史上众议院选举中共和党选票的最大增幅。 [33] 小布什和罗夫开始着手清除那曾经宏大无比的政治体系的残存势力。甚至连肯特·汉斯这样曾在小布什第一次竞选公职时对其万般阻挠的民主党人，这时都转而投向共和党，臣服于小布什的脚下。1998年，小布什以68%的选票再次当选州长，比对手多了140万张选票，该州的州参议院也终于落入共和党手中。2002年，共和党在州选举中横扫全州，并最终掌握了州众议院。克拉迪克这个来自米德兰的孤独的共和党人，成为重建结束后联邦军队撤出以来得克萨斯州众议院首位共和党议长。2004年，经过对选区蛮横的重新划分，共和党人从民主党手中夺过5个联邦众议院席位，从而首度成为联邦众议院州代表团中的多数。
20世纪90年代末，我们其中一人会见小布什州长时，发现他明显不属于父祖那一类型的人物。 [34] 小布什虽然坐在父亲传下来的一张大桃木桌子后面办公，但他的谈话却不同于父祖，说话中有更多的俚语村言，一句话开始时会说成“老百姓觉着不中……”和“你们大伙儿可莫那么想……”
小布什把家庭照片陈列在州长办公桌后面的一张小桌子上面。其中有一张普雷斯科特·布什的照片，上面是他在1952年的获胜集会上向听众挥手。普雷斯科特的照片现在要勇敢地面对一个全然不同于他所知道的世界——这是一个布什家有人穿牛仔靴的世界；这是一个把巴里·戈德华特当作严肃的思想家来尊敬的世界；这是一个墨西哥问题隐然大于欧洲问题的世界；这是一个视保守主义为激进变化运动的世界。毫无疑问，他一定会为自己的孙子感到自豪，但他可能会好奇地问道：共和党究竟是怎样发生了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
[1] Lewis Namier，England in the Age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London：Macmillan，1963），p．19．
[2] Bill Minutaglio，First Son：George W．Bush and the Bush Family Dynasty （New York：Times Books，1999），p．19．
[3] Ibid．
[4] 以下这本书曾详细描述沃克和布什的生意：Kevin Phillips，American Dynasty：Aristocracy，Fortune and the Politics of Deceit in the House of Bush （New York：Viking，2003）。
[5] Mickey Herskowitz，Duty，Honor，Country：The Life and Legacy of Prescott Bush （Nashville，Tenn．：Rutledge Hill Press，2003），p．81．
[6] Ibid．
[7] Elizabeth Mitchell，W：Revenge of the Bush Dynasty （New York：Hyperion，2000），p．82．
[8] Minutaglio，First Son ，p．41．
[9] Herskowitz，Duty，Honor，Country ，p．127．
[10] Stephen Mansfield，The Faith of George W．Bush （New York：Jeremy P．Tarcher/Penguin，2003），p．9．
[11] Pamela Colloff，“The Son Rises，”Texas Monthly ，June 1999．
[12] Ibid．
[13] Earl Black and Merle Black，The Rise of Southern Republicans （Cambridge，Mass．：Belknap Press，2002），p．41．
[14] Michael Lind，Made in Texas：George Bush and the Southern Takeover of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Basic Books，2003），pp．34~35．
[15] T．R．Fehrenbach，Lone Star：A History of Texas and the Texans （New York：Da Capo，2000），p．672．
[16] 2003年1月24日，作者访谈。
[17] Theodore H．White，America in Search of Itself：The Making of the President 1956—1980 （New York：Harper and Row，1982），p．238．
[18] Minutaglio，First Son ，p．82．
[19] Ibid．，p．132．
[20] Ibid．，p．77．
[21] Herskowitz，Duty，Honor，Country ，p．ix．
[22] Mitchell，W：Revenge of the Bush Dynasty ，p．81．
[23] Ibid．，p．124．
[24] David Frum，The Right Man：The Surprise Presidency of George W．Bush （New York：Random House，2003），p．47．
[25] Minutaglio，First Son ，p．85．
[26] Lou Dubose，Jan Reid and Carl Cannon，Boy Genius：Karl Rove，the Brains Behind the Remarkable Political Triumph of George W．Bush （New York：Public Affairs，2003），p．15．
[27] Minutaglio，First Son ，p．187．
[28] Ibid．，p．191．
[29] Mitchell，W：Revenge of the Bush Dynasty ，p．16．
[30] Dubose，Reid and Cannon，Boy Genius ，p．5．
[31] Minutaglio，First Son ，p．279．
[32] Dubose，Reid and Cannon，Boy Genius ，p．25．
[33] Dan Balz and Ronald Brownstein，Storming the Gates：Protest Politics and the Republican Revival （New York：Little，Brown，1996），p．228．
[34] 1998年1月，作者访谈。
(1) 乔治三世（1738年6月4日~1820年1月29日）是英国及爱尔兰的国王，汉诺威皇朝的第三任君主。——译者注
(2) 此处所说的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分别指美国第41任和43任总统的布什父子，由于他们都名叫乔治（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和George Walker Bush），因此作者在此戏称他们为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在下文中，译者分别将他们称为老布什和小布什。——译者注
(3) 格里斯沃尔德等人违反康涅狄格州的法律，向该州一对夫妇提供避孕的相关信息、仪器和药物。他们向美国最高法院提起诉讼，认为该州的法律违反了宪法第14修正案，最高法院支持这一观点。通过引用宪法第1、3、4、5、9修正案的内容，最高法院发现隐私权是其中没有明示的权利，因此康涅狄格州的该法律应被废除。——译者注
(4) 美国和平队是在美国总统肯尼迪推动下于1961年3月1日正式成立的，它的目的是招募训练有素的美国人为国外提供援助，满足当地对技术人才的需求。——译者注
(5) 该经济学派认为，减税尤其是对企业和富人减税、鼓励储蓄以及投资，将使社会上的所有人获益。——译者注
(6) 克努特·罗克（Knute Rockne）是美国橄榄球圣母队的教练，1928年球队在比赛中失利，罗克向队员们讲了一个故事：他执教过的最伟大的球员名叫乔治·吉普（George Gipp），在1920年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中染上了脓毒性咽炎，去世时还不满25岁。吉普在病中给罗克的遗言是，如果将来他带的队遇到极大的困难，情形已近乎绝望，就告诉队员拼尽全力，“为吉普赢一个球”。所有的队员都哭了，静默片刻之后他们冲出更衣室，喊着“这个球是给吉普的”横扫全场。1940年拍摄了关于罗克生平的影片，罗纳德·里根饰演吉普，这句话也风行美国。——译者注
(7) 孤星州（Lone Star State），即得克萨斯州。——译者注
(8) 对美国南方白人略带打趣的称呼。——译者注
谢选骏指出：人说——乔治三世时期，伟大的英国政治史家刘易斯·纳米尔（Lewis Namier）爵士曾评论道：“是家族而非个人创造了英国的历史——尤其是英国的议会史。”美国的政治史也可以说是这样创造的，在乔治一世（George Ⅰ）和乔治二世（George Ⅱ）时期更是如此。要介绍在过去一代人的时间里共和主义发生的激进转变——从贵族主义变成民粹主义、从东北部转向西南部、从实用性到意识形态化——由共和主义当今首屈一指的布什家族入手，是再合适不过了。
我看——英美的“个人主义”的背后，原来也是“家族世袭”的。那么，为何英美的家族世袭可以激励创新、兴旺成功，中国的家族主义却扼杀创新、式微衰败了呢？
【第二章 保守主义的溃败：1952—1964年】
我们在接下来的三章中将试图解答这样一个问题：共和党究竟是怎样发生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哪怕是最乐观的保守主义者也承认，过去50年中右派的崛起和发展，很难说是一帆风顺的。其间有过很大的起伏——仅以水门事件和比尔·克林顿的当政为例——也有过旷日持久的曲折。然而，在此过程中，有三个贯穿始终的不变因素在起作用，即人口统计学、基层战士和知识分子。
布什家族是到南方和西部寻找发财机会的美国大军中的一员。人口统计学上的革命性变化，既使美国这个国家得以重塑，也改变了共和党。阳光地带不仅以一种更质朴、更锐利的保守主义信条来挑战东北部的权势集团，而且也为右派带来了许多基层战士。可以粗略地把他们分成两大类：社会保守派活动分子和反制政府的保守派活动分子。前者中的许多人来自南方，他们所需要的是政治家们为上帝效力；后者中的许多人来自西部，他们只是希望摆脱华盛顿的干扰。如果说使南方保守派聚集到一起的旗帜是堕胎问题的话，那么西部反制政府大军的出发点则是税收问题和枪支问题。在使共和党发生改变这一点上，知识分子同基层战士一样居功甚伟。1952年，保守主义还是美国人生活中的边缘思想。到20世纪末，保守主义却成了一部真正的思想百科全书，内容从司法功能主义到流氓国家，可谓无所不包。
艾克 (1) 时代
1952年，普雷斯科特·布什到华盛顿任参议员的时候，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成为1928年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以来第一位共和党总统。艾克以55%对45%的明显优势击败了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并且带领共和党赢得国会两院的多数党地位——尽管共和党在参议院的多数党地位有赖于副总统那打破僵局的一票。艾克有很高的个人声望，他率领盟军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
然而，这个共和党的凯撒并不是保守派的党棍。艾克把所有的精力都耗在处理联邦政府的事务上，因此没有时间来形成激进的意识形态。将军有时候自称“进步的共和党人”，我们不妨称他为“保守派民主党人”更恰当。 [1] 事实上，1952年，民主党曾在他接受共和党的提名之前，恳请他代表民主党参选总统。1956年，艾森豪威尔再次轻松地战胜了史蒂文森，当时有个记者甚至宣扬这样一种主张，即由两党共同提名他为总统候选人。艾森豪威尔只是因为个人关系而选择了共和党。新任民主党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林登·约翰逊称赞艾森豪威尔的就职演说为“这20年来对民主党纲领的一个很好的声明”。 [2]
对外，艾克支持对红色威胁进行遏制，而不是将它击退；对内，他既不打算废除“新政”（the New Deal），也不打算减少税负。他宣称：“联邦政府的逐步扩大”是“以牺牲国家的快速增长为代价的”。 [3] 他写信给比自己更保守的兄弟埃德加时说：“如果有哪个党胆敢废除社会安全保障、劳动法和农业计划，那就别指望在政治史上再次听到它的声音。”他争辩道，支持这种政策的共和党人少之又少，并且这些政策“愚不可及”。 [4] 他向国会提交的首份施政报告是要求建立一个卫生、教育和福利部。 [5] 当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的第一任部长奥维塔·卡尔普·霍比（Oveta Culp Hobby）公开她削减学校支出的计划时，艾森豪威尔的话却使她左右为难。他说：“我对削减教育经费的想法感到吃惊。所有自由派人士都不会同意这种做法，包括我自己。” [6]
如果艾森豪威尔有自己的哲学，那就是他的管理主义哲学。他因在欧洲协调了盟军的关系而声名鹊起。他喜欢和商界打交道。他任命通用汽车公司主席查尔斯·威尔逊（Charles Wilson）为国防部部长，从而引发人们讽刺他以汽车商（car dealers）代替了“新政”拥护者（New Dealers）。 [7] 人们看不出这些来自公司的官员有什么理由要捣乱。1928年赫伯特·胡佛当选总统以来，联邦政府雇员由63万人膨胀到250万人，而年度联邦预算则由39亿美元上升到662亿美元， [8] 但汽车商似乎并不担心联邦政府人员和预算的增加。
艾森豪威尔也欢迎那些在民主党里供职过的自由派权势人物加入内阁。亨利·卡伯特·洛奇是“波士顿贵族社”（Boston Brahmin）的典型成员，他担任艾克的总统竞选主管，随后出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一职。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对北约、外援和国际主义坚信不疑。
艾森豪威尔有资本怠慢右派，因为他并不担心右派的回击。在共和党内部，环绕艾克的“杜威式共和党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策略性地战胜了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Robert Taft）领导的“塔夫脱式共和党人”。众所周知，塔夫脱喜欢别人叫他“共和党先生”，他一直毫不妥协地批评“新政”和北约。1949年，塔夫脱抱怨道：“我们已经悄然滑向了干涉他国事务的道路，并且不知不觉地倾向于认为我们是半个上帝和圣诞老人，可以解决世界上的种种问题。” [9] 而得名于纽约的贵族州长托马斯·杜威（Thomas Dewey）是温和派共和党人，对内接受了“新政”，对外则赞成国际主义。尽管塔夫脱在国会有其影响力，但在1940年至1960年间，杜威式共和党人还是赢得了本党所有的总统候选人提名，成为美国最大州（包括宾夕法尼亚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州长，控制了共和党主要的舆论机构，如《时代》周刊、《生活》周刊和《纽约先驱论坛报》。“共和党先生”在艾森豪威尔总统任期的第一年过世，温和派共和党人似乎赢得了彻底的胜利。
保守主义运动在国会没有产生太大影响，在知识界呼声更弱。自由主义者有8份杂志周刊供他们发表自己的观点。与此相对，保守主义者只有一份创办于1944年的《人类事件》（Human Events ），这份8页纸的时事通讯，读者只有127人。 [10] 美国的学术界整齐划一地成为自由主义的天下，以至于当时的一个保守派基金会——威廉·沃尔克基金会（William Volker Fund）——甚至要雇人去找学者，以劝说他们接受基金会的资助。 [11] 拉塞尔·柯克（Russell Kirk）有关英美保守主义创业史的作品《保守主义的心灵》（The Conservative Mind ，1953）一书，最初的临时书名竟是《保守主义的溃败》（The Conservative Rout ）。
相反，自由主义者认为世界是属于他们的。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在《自由主义的想象力》（The Liberal Imagination ，1950）一书中评述道：“自由主义在美国，不仅是主导的知识传统，而且是唯一的知识传统。”特里林承认美国存在保守主义的冲动，但表达出来的并不是完整的思想，而是“狂躁不安的呓语”。 [12] 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在《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 ，1955）一书中的观点更加极端。他认为，封建贵族和具有阶级意识的工人阶级的缺乏，意味着美国是世界上最纯正的自由社会典范。美国自由主义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缺乏一个坚强勇敢的保守主义对手。 [13] 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那时候还是自由主义阵营的坚定支持者，在《意识形态的终结》（The End of Ideology ，1960）一书中，他认为左派与右派之间的激烈冲突已经让位于有关管理技术的冷静辩论。
由于缺乏内在连贯的保守主义运动，那些不幸饱受莱昂内尔·特里林讥讽的“保守主义的冲动”的美国人是相当软弱的群体。他们尤其容易成为偏执狂、怪癖性和怀旧症这三种心智失常的牺牲品。
右派偏执狂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利·詹姆斯·哈吉斯（Billy James Hargis）牧师一边乘着专用的灰狗巴士漫游全国，一边公然抨击共产主义和通敌叛国。美国保守主义协会（Conservative Society of America）的创始人肯特·考特尼（Kent Courtney）指责巴里·戈德华特“受到社会主义的毒害”。臭名昭著的重婚者、亿万富翁哈罗德·拉斐特·亨特（Harold Lafayette Hunt）是个石油商人，为右派的事业资助了大量资金。他认为人们的投票权应取决于他们的财富——因此他理应拥有大量选票。在其私人出版的《看不见的政府》（The Invisible Government ）一书中，他警告说，有一个阴谋要“把美国变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然后使之成为单一的世界社会主义制度的一部分”。
杜鲁门担任总统时的一个戏剧性事件——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事件——使得这种妄想症有了极大的进展。这件事证明，保守派可以妄想很多东西。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一群人数不断增加的、理想幻灭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使得保守派的这一事业得到加强。尽管像作家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这样的改良派托洛茨基分子与哈吉斯、亨特之流大异其趣，但他们也十分关注美国在国内外的需要，以便更强硬地反击苏联的威胁。1948年，《时代》周刊高级编辑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一个愤怒的前共产党人——告诉众议院的非美活动委员会（the 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他在20世纪30年代接触过一名国务院的年轻官员，名叫阿尔杰·希斯。尽管这时候希斯刚从国务院卸任，但他是使华盛顿权势集团增光添彩的要角。他参加过雅尔塔会议，现担任卡内基国际和平捐赠基金（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的主席，是乔治敦大学餐会上的常客。希斯立即向法院起诉钱伯斯诽谤。美国的自由主义者齐心协力保护温文尔雅的希斯，以使他免受居心不良的钱伯斯的伤害。杜鲁门总统谴责这一事件是在“转移视听”。埃利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坚持认为，希斯一定是加利福尼亚州那个令人厌恶的年轻国会议员理查德·尼克松发起的政治迫害的牺牲品。但随后，钱伯斯令整个国家吃惊不已，他提供文件证明希斯和他曾在20世纪30年代为苏联做过间谍。希斯因做伪证接受审判，于1950年1月被判5年监禁。
希斯事件加深了保守派对自由派权势集团的敌意。华盛顿的上流社会为什么要反对钱伯斯？为什么在希斯被宣判有罪以后，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还要说他不会对阿尔杰·希斯的事不闻不问？钱伯斯在他那本杀伤力巨大的《见证》（Witness ，1952）一书中提出下面的观点，这一观点之后由几代保守派的“沉默的多数”支持者不断发展：
希斯案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产生了这个国家有历史记录以来最令人不安的裂痕，虽然这裂痕未被彻底揭露。这是那些朴素的男男女女，与那些假装为了他们的利益而行而思而言的人之间的裂痕……这是那些有学识、有权势、大声嚷嚷支持那个思想开明者的人，与那些因受闭于支持希斯的精神异常状态中而撕裂自己心灵的普通人之间的裂痕…… [14]
希斯事件为20世纪50年代右派偏执狂的象征——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提供了舞台。麦卡锡绰号“死亡枪手乔”，从1950年2月他旅行到西弗吉尼亚州威林市（Wheeling）宣称掌握了国务院205个共产党间谍的名单，到1954年12月参议院以2∶1的多数票谴责他的行为，麦卡锡一直是美国政治舞台的中心人物。1946年，就在他40岁生日前夕，麦卡锡当选威斯康星州的联邦参议员。他赢得了大批追随者，全国各地自发成立了众多麦卡锡俱乐部。1952年和1954年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阿德莱·史蒂文森正是傲慢自大的自由主义的化身。他说共和党一半是艾森豪威尔的支持者，一半是麦卡锡的支持者。这话并不为过。
麦卡锡是爱尔兰天主教徒，在中西部的一个小农场长大，在密尔沃基（Milwaukee）一所名叫马凯特（Marquette）的天主教大学读书，喜欢拳击。他是憎恶自由派精英的民粹主义的化身。他的言谈像一个码头装卸工，穿着邋遢且贪杯。他替数百万像他一样的人表达了憎恶之情，谴责“享有特权、满是娘娘腔的国务院”，粗暴攻击迪安·艾奇逊是个手拿花边手绢、装腔作势地用英国腔说话、刻板而“徒有虚名的外交官”，指责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参与了一个惊天大阴谋、是历史上最声名狼藉的人”。他对一群记者说：“伙计，如果你反对麦卡锡，那你要么是共产党人，要么是浑蛋。” [15] 难怪普雷斯科特·布什觉得有必要给他上上礼仪课。
麦卡锡的担心并非全无道理。国务院确实存在一些共产党人。但是他的不修边幅、恐吓举止和日益严重的酗酒行为，对他的事业无所裨益。甚至他的得力助手罗伊·科恩（Roy Cohn）也承认，由于他的“火暴脾气、单调而威胁人的话语、不苟言笑的神态以及下巴上永远刮不完的短须”，人们对他避之唯恐不及。到了1955年，麦卡锡已经使右派手中的王牌之一——反共——失去价值，自己也成了自由派长期打击的靶子。
偏执狂是右派最显著的失败，怪癖性则是右派更常见的病症。艾伯特·杰伊·诺克是战后右派为数不多的重要长者之一，但他却自称为贵族。他憎恶“我们的敌人——国家”（他的一篇文章就以此为标题），瞧不起普通老百姓，视自己的保守派知识分子同人为脱离美国主流的“残渣”。而为了凸显自己脱离美国主流，他身披花里胡哨的斗篷，手拿拐杖，并把自传取名为《多余人的记忆》（Memoirs of a Superfluous Man ，1943）。他指责自己的祖国奉行劫匪的道德准则，并认为全世界的理想社会存在于比利时。
另一位身披斗篷的十字军战士是安·兰德（Ayn Rand）。她是一个俄国流亡贵族，写过好几部赞美经济个人主义的小说，现在是一个受到右派尊敬的人物。她的两部小说《欲潮》（Fountainhead ，1943）和《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 ，1957）卖出了好几百万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一度是她的狂热爱好者，这也抬高了她的地位。但对许多当代人来说，围绕在她周围的一批信徒却显得有点古怪。她预言将出现一个纲领要求极低的国家——没有税收、没有任何传统，尤其是基督教传统。她身披飘逸的黑斗篷，由美元符号的金别针扣住，用浓重的俄国口音鼓吹她的“客观主义”哲学，力劝人们尽可能多地享受性高潮。她向《时代》周刊解释：“十字架是苦难的象征，我更喜欢美元符号，因为它是自由贸易的象征，因而也是自由心灵的象征。” [16] 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的结尾，一个劫后余生的主人公得到天启后在空中追逐一个美元符号，以祝福荒无人烟的大地。兰德坚信，人们有吸烟的责任，因为吸烟代表了人类对火的驯服。出版商在《阿特拉斯耸耸肩》的封面上画了一支香烟，上面饰以浮雕式的小金叶美元符号。1982年，在她的悼念仪式上，人们把一个6英尺高的美元符号放在她棺盖打开的棺木旁，房间里萦绕着《通往提伯雷里的漫漫长路》（It ' s a Long Way to Tipperary ）那悠扬的乐声。 [17]
兰德至少还是着眼于未来，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保守主义的第三个特点则是怀旧症。理查德·韦弗（Richard Weaver）是个南方人，绰号“圣保罗的土地改革者”。他的大部分学术生涯是在芝加哥大学教授英国文学。他迷上了旧南方以及它的封建种植园世界、宗教忠诚和绅士派头的道德规范。在《港湾的南方传统》（The Southern Tradition at Bay ）一书中（该书作为学术论文成于20世纪40年代，出版于他过世后的1968年），韦弗宣称，南方是“最后一片没有西方世界物质文明痕迹的净土”，是一个“没有认识到其正义性基础的正义社会”。他谴责内战使野蛮的自由市场契约准则流毒整个美国。他最有名的著作《思想产生结果》（Ideas Have Consequences ，1948）开篇即大胆陈述：“这是关于西方分裂的又一部著作。”他认为，自从14世纪末人们放弃对先验价值的信仰，转而喜欢上圣方济各会修士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cam）的唯名论 (2) ，西方就走上了一条大错特错的道路。
美国最老牌的怀旧症人物要属拉塞尔·柯克，他企图为艾森豪威尔时代的美国重新阐释埃德蒙·伯克的思想。在《保守主义的心灵》（The Conservative Mind ，1953）一书中，柯克认为，美国革命是一项以怀疑人性和崇敬传统为基础的保守主义事业。柯克的确得到了《纽约时报》和《时代》周刊的热情评论，但有征兆表明，由于受到内心某种邪恶力量的驱使，他使自己从主流社会边缘化。他生活在密歇根州仅有200人的梅科斯塔村（Mecosta），称自己为“残缺不全的乡村里最后一个戴着软帽的地主”，并把汽车这一美国生活的标记描述成“机械雅各宾”。 [18] 对于柯克来说，资本主义就好像共产主义的幽灵，“洛克菲勒和马克思仅仅是同一股社会力量的两个不同代理而已”。人们只能在神意许可的固定社会等级里才能得救。无怪乎有批评家指责柯克，说他说话就像是“一个晚出生了150年并且生错了国家的人”。 [19]
是什么把这些古怪的乌合之众转变成保守主义革命的拥护者呢？在艾森豪威尔时代的美国，有三股力量在表层下涌动：一是出现了一批知识型企业家；二是南方越来越对民主党失去耐心；三是美国的重心向西转移。巴里·戈德华特则把这三股力量拧到了一起。
思想开始的地方
一群信奉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崭露头角，证明右派的知识生活并不只是一场疯狂的闹剧。不过这些经济学家的灵感却来自于奥地利这个最不可能的地方。按照奥地利学派创始人之一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的说法，该学派认为，“主要的问题是，人们是否应该放弃自由、私人的主动性和个人责任，是否应该屈从于人为设计的巨型装置——社会主义国家——的强制性和威胁性监护” [20] 。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是米塞斯的学生，是他使美国人相信，反对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他们的战斗任务。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哈耶克对凯恩斯主义正统理论在经济学学术领域的主导地位发起了全面攻击，这种攻击有时也会令凯恩斯（Keynes）本人感到恼火。《读者文摘》（Reader ' s Digest ）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Road to Serfdom ，1944）这本引发争论的书的缩写本，使之成为美国的畅销书，哈耶克在全美国进行演讲。他在书中认为，中央计划是极权主义的前哨征兆。哈耶克的一个早期皈依者是人到中年的好莱坞明星罗纳德·里根。1967年，保守主义运动主要的历史记录者李·爱德华兹（Lee Edwards）去拜访加利福尼亚州的新州长里根，发现罗纳德·里根书架上那些哈耶克和米塞斯的著作里有密密麻麻的注解和评论。 [21]
哈耶克还帮助右派建立了两个不朽的机构：自由市场热情支持者的朝圣山学会（the Mount Pelerin Society）和芝加哥学派（the Chicago School）。发人深省的是，朝圣山学会于1947年成立于瑞士而非美国。1950年，哈耶克移居芝加哥大学。尽管他在社会思想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Social Thought）而非经济系任教，但他还是使得芝加哥大学成为他反叛思想的指挥中心。芝加哥学派向“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引自《时代》周刊1965年的一期封面用语）以及“苏联经济证明……社会主义指令经济不仅能够运行而且能够繁荣兴旺”［引自保罗·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那时候的标准教科书］这样的观点提出了挑战。米尔顿·弗里德曼等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则坚持认为，政府开支应仅限于数量有限的“公共事业”——尤其是国防——其他一切则由市场决定。
芝加哥学派年轻的经济学家们对大政府干预主义发出了轻蔑的声音。他们说，以房租控制为例，要想减少可租房产的总量，除了限制房东收益量，还有人能设计出更好的方法吗？像哈耶克一样，弗里德曼不仅向学界同仁提出这样的问题，而且也向街头的普通人提问。他在《新闻周刊》上开辟了一个专栏，同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论战，由此产生了他1962年的畅销书《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 ）。
那时，右派已经开始聚集起一些思想阵地。20世纪50年代初，保守主义知识分子的困境不仅仅在于他们的怪癖性。这些自由市场倡导者，迫切需要像伯纳姆这样的改良派共产党人，以及像柯克这样的传统派保守主义者，他们同样迫切需要机构的重要影响——他们需要在可怕的“自由主义”大学墙外，有地方供他们聚会讨论自己的观点，有平台来提升他们的影响力。20世纪50年代中期，两个复兴的智库和一份杂志的出现使之成为可能。
华盛顿历史最悠久的保守主义智库，是于1943年由一群商人成立的，诞生时被命名为美国企业协会（the American Enterprise Association），这个机构完全不起眼，最多只是一家游说放宽战时价格调控以及偶尔雇用学者撰写报告的行业协会。美国企业协会根本无法与布鲁金斯学会（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这个立场中立得多的智库相匹敌。后者预算充盈，办公场所布置得雅致得体，并能使学术氛围与政治机构紧密结合起来。美国企业协会主席招募美国商会年轻的经济学家威廉·巴鲁迪（William Baroody）来管理这个机构，希望使这个组织摆脱困境。
巴鲁迪这个黎巴嫩贫困移民之子，证明了自己是很有才干的知识型企业家。他的目标是把美国企业研究所——这是他为美国企业协会重新起的名字——改造为保守主义的“智囊团”。他知道，没有保守主义理论，就不会有保守主义运动。他和哈佛大学培养的经济学家格伦·坎贝尔（Glenn Campbell）不知疲倦地工作，聚集了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的学者，并任命弗里德曼和来自伊利诺伊大学提倡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保罗·麦克拉肯（Paul McCracken）为学术顾问。他们的逻辑很清楚：既然在大学校园里要听到右派的声音这么难，那么右派就应该创立自己的保守主义机构。右派教授的是政治家，而不是学生。
与此同时，类似的事情也在美国另一端的胡佛研究所发生。1910年，赫伯特·胡佛在斯坦福大学成立了自己的智库，以存放他在欧洲担任赈灾官员时清理出的大量文件。1932年卸任总统后，他使得这个智库更趋保守。他要创立一个“免受左派分子玷污”的机构，并且担负着揭示“卡尔·马克思邪恶教条”的伟大使命。1960年，胡佛研究所任命巴鲁迪的合作伙伴格伦·坎贝尔为研究所所长，坎贝尔由此开始把胡佛研究所打造成自由主义学术海洋中的保守主义灯塔。
保守派最重要的思想阵地是《国民评论》。1955年，当威廉·F．巴克利决定创办《国民评论》杂志时，他赋予这个小小的保守派世界三个十分重要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他的极度自信。据传，巴克利在6岁时仓促地写了一封信给英国国王乔治五世，苛刻地建议国王偿还过期的美国战争债务。 [22] 耶鲁大学毕业时，他出版了一本颇有才气的书《上帝与耶鲁人》（God and Man at Yale ，1951），抨击母校敌视基督教和资本主义的行为。第二个特点是他秘密地从父亲的石油业那里获得可观的收入。第三个特点是他极富幽默感，这使得他的信条显得更加通情达理。
巴克利在发行《国民评论》第一期时便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意图：这份杂志是要“逆历史潮流而动，在无人想做也无人有耐心容忍他人去做的时代，大叫一声停止”。他在《上帝与耶鲁人》一书中诊断，无神论和集体主义越来越流行，他要阻止其蔓延。他还要使保守主义从一种闹哄哄的地区性教义——南方保守主义、中西部保守主义等——转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教义，这就是为什么该杂志取了《国民评论》这样一个名字。对可能的资助人，巴克利给出的理由很简单：“新政”曾经得到过《国家》（Nation ）和《新共和》（New Republic ）两家杂志的帮助，为什么不资助一下承诺为保守主义摇旗呐喊的这本杂志呢？ [23] 由于美国这份最赞成自由市场的出版物一开始就发育不良，他不得不经常老调重弹。杂志启动资金只有巴克利的父亲给的10万美元，依靠捐赠人的慷慨赞助而运转。然而，杂志最终确立了自己在美国人生活中存在的理由，发行量从1960年的3.4万份猛增到1964年的9万份。 [24]
《国民评论》成了右派辩论的阵地。巴克利成功避免让杂志成为反对派常见的虚张声势。他发表了一些公认的重量级人物的文章：詹姆斯·伯纳姆辟有一个尖刻的专栏，名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巴克利也挑选像琼·迪迪昂（Joan Didion）和加里·威尔斯（Gary Wills）这样年轻作家的作品发表，他们俩其时都正在经历保守主义阶段。这使得这一先前过于孤立和平庸的运动获得了一种世界主义的锐利锋芒。《国民评论》的矛头不仅仅指向左派，也抨击“不负责任的右派”，杰拉尔德·史密斯（Gerald Smith）和他的全国基督教十字军东征组织（National Christian Crusade）显然是被攻击的目标。但该杂志上早期发表的最出色的文章之一，是惠特克·钱伯斯把安·兰德的作品贬斥为异教徒矫揉造作的一堆胡言乱语。他说：“充斥《阿特拉斯耸耸肩》全书的，是一个实在令人痛苦的指令，‘去——到毒气室去’。” [25] 兰德回击并谴责《国民评论》为美国最糟糕、最危险的杂志。 [26]
巴克利试图对20世纪50年代保守主义的三个独立内容——传统主义、自由意志论和反共——进行综合表达。他问道：共产主义难道不是西方犹太－基督教传统的最大威胁吗？在促进传统道德标准方面，自由市场难道不是比政府更管用吗？巴克利还为襁褓中的保守主义增添了几分魅力。《国民评论》执行编辑威廉·拉舍（William Rusher）曾注意到，“20世纪50年代保守主义不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特别关注，并不只是因为它不值得关注” [27] 。那时候，大多数保守主义者过于呆板乏味，根本不想费心去吸引知识分子，而巴克利则一点也不呆板乏味。忽然间，出现了这样一个保守主义者，他写书很快，能同自由主义者在电视上一较高下，随后又消失在夜店之中。1960年，他协助成立了“美国青年争取自由”组织（Young Americans for Freedom），这个青年运动像野火一样燃遍全国。仅1964年一年就吸收了5400名新成员，而此时它更有名的竞争对手“争取民主社会学生”组织（the 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总共才1500人。
南方的喧嚣
这些知识分子最终为右派提供了启示和灵感，但是基层战士的情形又如何呢？右派影响力不强，原因之一是它的支持者被分裂在两个政党之中。东北部和中西部的保守主义者自然把自己的家乡归为共和党的天下，而南方的保守主义者则属于民主党。
1950年，老大党中没有一个来自南方的参议员，而在105人组成的南方众议员代表团中，老大党只有两个席位。 [28] 以往50年里进行的2565场国会议员选举中，老大党总共赢得了80次胜利，其中50次胜利仅限于东田纳西州的两个选区。内战期间，共和党人疏远了南方，并且因大萧条而广受责难。1933年，萨姆·雷伯恩会见了一些华尔街的共和党人之后得出结论：“我一生中从未见到过这样糟糕的事情。” [29] 对他们来说，民主党既为种族隔离辩护，又通过“新政”向南方投入大量资源，劝诱北方的纳税人为那些巨型水坝和公路买单。特伦特·洛特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在密西西比州长大，他说他“那时从没遇到过一个有活力的共和党人” [30] 。
然而在南方，老大党未来的参议员生长的地方，变化正在发生。战后美国出现了巨大的国内移民潮，黑人从南部乡村移居北方内陆城市，白人南下找工作、过退休生活。南方各州州长开始以慷慨的“经济开发”一揽子优惠政策，吸引公司到他们的州投资。空调则使得外地人更能够忍受南方的潮湿天气，郊区的发展开始侵蚀南方的一些封建关系。
如果没有民权运动，上面几个因素的作用都将无关宏旨。只要民主党这个全国性的政党继续对南方的种族隔离现实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南方白人就会继续忠于民主党。但越来越多的北方民主党人觉得那桩交易难以接受。1948年的民主党大会上，北方代表强行获得了“根除所有的种族歧视﹑宗教歧视和经济歧视”的保证，时任南卡罗来纳州州长的斯特罗姆·瑟蒙德（Strom Thurmond）离席而去。两周后，在亚拉巴马州伯明翰的一次聚会上，他协助成立了州权党——狄克西民主党。瑟蒙德和他的副总统候选人搭档﹑密西西比州州长菲尔丁·赖特（Fielding Wright）宣称：“我们支持种族隔离和每个种族的种族一致性。”也就是说，支持学校隔离﹑午餐餐桌隔离﹑澡堂隔离，支持吉姆·克罗（Jim Crow） (3) 的一整套种族隔离机器。瑟蒙德宣称：“华盛顿的所有法律和军队的刺刀，都不能强行使那些黑人闯入我们的家园﹑学校和教堂。”挥舞邦联旗帜的听众群情激愤。由于这个州长已经同一名黑人女仆有了一个私生子，因此上述言论显得有些虚伪。但是，在1948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中，瑟蒙德赢得了亚拉巴马、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和南卡罗来纳四个州的胜利，支持民主党的白人选票急剧减少。1944年，3/4的南方白人把票投给了富兰克林·D．罗斯福，4年后的1948年，只有大约一半的南方白人把票投给了杜鲁门。 [31]
瑟蒙德随后立即重新加入了民主党，但怀疑民主党背信弃义的种子已经在许多南方人的心中扎下了根。南方人面临的一大问题是共和党的本质。毕竟，南方共和党人显然支持由黑人和白人按比例选举代表组成的代表团——黑人忠实地成群来参加共和党大会，而每次老大党赢得总统选举的胜利，黑人都会得到照顾。 [32] 用现代术语来说，共和党的种族态度很难说是进步的。总体上持温和立场的艾森豪威尔反对1948年杜鲁门废除军队中的种族隔离命令。他告诉厄尔·沃伦，他能够理解南方人为什么不希望他们“甜美的小姑娘”在上学时身边坐着“一个大块头的黑人”。 [33] 然而，整个20世纪50年代，在有关反私刑和其他公民因种族而遭起诉的法案投票中，共和党一直比民主党更具自由主义色彩。迟至1962年，当被问及哪个党会“就工作中的公平待遇帮助黑人”时，回答“是”的民主党和共和党的美国人分别为22.7％和21.3％，其他人则不置可否。 [34]
两年后这一比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64年底，66％的选民认为民主党会帮助黑人找到工作，而认为共和党会这样做的选民只有7％。 [35] 这一变化产生的原因有两个：1964年的《民权法案》和巴里·戈德华特。《民权法案》是一项里程碑式的社会立法，它使得南方确立的整个种族隔离体制——从学校到午餐餐桌——成为非法。这项法案实际上是约翰·F．肯尼迪于1963年6月提交的。肯尼迪遇刺后，尽管遭到同党的南方民主党人的激烈反对，约翰逊还是勇敢地推动了该法案在国会的通过。来自弗吉尼亚州的联邦参议员威利斯·罗伯逊（Willis Robertson）［巧的是，他是电视福音传道者帕特·罗伯逊的父亲］在演说时，手中挥舞着一面小小的邦联旗帜。瑟蒙德已经受够了。与民主党权力核心的长期斗争失败后，他投入了早已张开双臂的共和党的怀抱。
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奇怪的选择。来自东北部洛克菲勒共和党人的坚定支持，意味着老大党比民主党会更加支持《民权法案》和1965年的《投票权法案》（Voting Rights Act ）。 [36] 但是瑟蒙德并没有加入纳尔逊·洛克菲勒的党，而是加入了巴里·戈德华特的党。
戈德华特的功绩
仅有8名共和党参议员投票反对《民权法案》，1964年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戈德华特就是其中之一。州权是戈德华特1964年总统竞选的中心议题。在南方，州权即意味着种族隔离。戈德华特的这次竞选结果在其他地方是灾难性的，但在南方却囊括了55％的白人选票，并在南方腹地的5个州获胜，在密西西比州，他更是令人吃惊地赢得了高达87.1％的选票。事实上，如果不是由于狄克西民主党，那次选举中戈德华特有可能只能在自己的出生地亚利桑那州获胜——他在该州勉强以4782票的微弱多数获胜。
奇怪的是，戈德华特的民权立场是其对右派做出贡献的缩影。短期而言，他反对黑人拥有平等权利，让人愈加觉得他是一个老顽固。南方以外的地区，绝大多数白人选民支持民权法；但长期而言，他却为共和党的南方战略准备好了条件，部分原因是他在州权问题上“恪守原则”的立场，更多则是因为民主党陷入滑坡状态。
这时候，在右派的圈子里，人们提到巴里·戈德华特时，就好像完全是在说苏格兰的邦尼·普林斯·查利（Bonnie Prince Charlie），后者是一个天生为王却被夺走王冠的好小伙。帕特·布坎南认为，戈德华特的总统竞选对许多保守派来说，感觉就像“初恋”一样，而戈德华特也确实有着敢想敢干的性格。他长相英俊，是“雷鸟”战斗机的驾驶员，一有时间就会驾机飞行。在旧金山牛宫（Cow Palace）提名他为总统候选人的大会期间，戈德华特驾机在城市上空交叉飞行。他的支持者（其中包括琼·迪迪昂和布坎南）认为，戈德华特有勇气挑战自己所处时代的自由主义正统，就像他喜欢说的一句话一样，给选民“一个选择机会，而不是对他们随声附和”。
然而，从任何传统的标准来看，戈德华特的总统竞选都是一场灾难。1963年，在一次谁可能成为竞选对手的讨论中，约翰·肯尼迪讥笑道：“如果是巴里的话，我甚至都用不着走出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了。” [37] 那时候，戈德华特在第二年赢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希望显得微乎其微。普遍的看法是纳尔逊·洛克菲勒有机会承担这一使命。1964年，《纽约时报》甚至斗胆说，洛克菲勒陷入落选的危机就如同破产一样，是不可能的。有两件事情帮助戈德华特以微弱优势获胜。第一是洛克菲勒的私生活。1963年，他遗弃了相伴30年的结发妻子，随后立即同一个刚离婚的“快乐”女子结婚。这使得包括普雷斯科特·布什在内的许多刻板的共和党人心生反感，并且为戈德华特派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口号：“大家是要白宫情人还是白宫领袖？” [38] 第二是组织因素。在前康奈尔大学政治学讲师F．克利夫顿·怀特（F．Clifton White）的一手导演下，戈德华特一伙静悄悄地接管了共和党在南方奄奄待毙的核心组织，并且在西部首创共和党的核心组织，从而使该派的代表潮水般地涌向旧金山的共和党全国大会。亨利·卡伯特·洛奇快速翻阅代表名单，大声叫道：“天知道共和党发生什么事情了，怎么这些人我一个都不认识。” [39]
吓得目瞪口呆的洛克菲勒抱怨道：“共和党面临少数派颠覆的危险，这个少数派激进、财力充足、纪律严明。”戈德华特派“完全背离了适应共和党主流原则的中间大道” [40] 。80多个艾森豪威尔时期的高级官员（其中7人是内阁成员）给本党的候选人写了一封措辞尖锐的信函。 [41] 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主党州长埃德蒙·G．“帕特”·布朗（Edmund G.“Pat”Brown）闻到了空气中“法西斯主义的恶臭” [42] 。在国外，戈德华特只得到南非赞成种族隔离者﹑西班牙王权主义者以及德国新纳粹分子的支持。支持他的报纸只有3份：《洛杉矶时报》（当时这份报纸与今天大不相同）、《芝加哥论坛报》和《辛辛那提问讯者报》。 [43] 有声誉的共和党《星期六晚邮报》就此发表社论：“戈德华特这个假冒的保守派是一出可笑的保守派滑稽戏。他是个野蛮人﹑浪子，是像乔·麦卡锡一样不讲原则的粗鲁的柔道手。”《时代》周刊讽刺道：“戈德华特做总统会怎样？结果不用说。” [44]
戈德华特感觉自己是政治核心集团迫害的牺牲品，这并不令人吃惊。但正如伟大的美国政治编年史作家西奥多·H．怀特（TheodoreH．White）所说，控制戈德华特就像“在桶中捞鱼那样容易” [45] 。对那个时代的大噩梦——核屠杀——戈德华特的解决之道是改善可用于实战的“小型干净核武器”，从而使这样的核战争变得更加可能。 [46] 他特别青睐那种名为“大卫·克罗克特”（Davy Crockett）的手提式核装置。 [47] 在加利福尼亚州初选中，当被问及如何封锁进入南越边界的共产党供应线时，他建议“使用低能核武器来使森林脱叶”。无怪乎民主党制作的广告短片《戴西》有着巨大的杀伤力。（短片中，一个小女孩在数着雏菊的花瓣，与此同时，一个男人的声音在倒数核武器的发射。）
这不仅仅是一个极端主义的问题。戈德华特开开心心地打破了所有的基本政治规则。有时候，他列出所有并不指望会投票支持他的人，以此开始演讲。列在名单最前面的是那些“懒惰的、躺在失业救济金上吞食别人劳动果实的人”。他对得克萨斯州的一个听众说，某个太空项目合同应该给西雅图的波音公司，而不是一家本地公司。他谴责约翰逊在非常贫困的西弗吉尼亚州实施的扶贫项目。 [48] 他还触碰了极具争议的“第三轨道”政治问题的禁忌，把社会保障蔑称为“免费退休”。有个粉丝给他拿出一瓶软饮料，名为“金水（Gold Water）——适合保守派口味的真正饮料”。出于明显的政治敏感性，这名候选人立即把喝进嘴里的饮料吐了出来，边吐边说：“这味道像尿一样，我才不会和着酒来喝它呢。” [49]
戈德华特的选举结果是美国政治史上最大的失败。他获得了2700万张选票，而约翰逊获得的选票达4300万张；约翰逊以61％的选票和44个州的获胜赢得了选举，这一结果甚至超过了富兰克林·D．罗斯福1936年创造的纪录。约翰逊之潮冲垮了共和党在全国所有历史悠久的中心堡垒——从中西部的工业州到新英格兰地区，从平原地区的各州到落基山脉地区。在众议院，民主党获得了1936年以来对共和党的最大优势；在参议院，民主共和两党的议席分布为2∶1，而在州立法机关里，共和党只拥有50个州中的17个州长席位。 [50] 1940年，自我认同为共和党和民主党的选民分别为38％和42％，1964年是戈德华特的灾难年，自我认同为共和党和民主党的选民分别变成了25％和53％。 [51]
戈德华特的失败使人们对保守派避之唯恐不及。西奥多·H．怀特曾经讲过卡尔·海斯（Karl Hess）的一个著名的故事。海斯是戈德华特演讲稿的首席撰稿人。通常情况下，竞选失败后，首席撰稿人可以在党的核心机构里谋得一个安全的栖身之所，但海斯则没有这么幸运。 [52] 一开始，他想谋得一个为保守派参议员和众议员效力的职位，这些政客几个月前还在为他加油鼓劲。由于不被接受，他大大降低了自己的期许。是不是可以在参议院或众议院开开电梯呢？他还是没有这个福气。这个自由市场的倡导者沦为失业人员。他到夜校去读了一门焊接课，最后在一个机械厂找到了一份夜班活。
如果戈德华特只是把南方白人带进了共和党阵营，那么他还不能说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但是，他把保守主义同另外一个截然不同的地区——欣欣向荣的西部——连接到了一起。直到20世纪50年代，共和党右派的主导力量还是像塔夫脱这样的中西部人。然而，戈德华特来自新兴的西部，这里正是老布什的谋生之地。 [53] 戈德华特的祖父是个贫穷的犹太移民，菲尼克斯最大的百货商店就是他开的。戈德华特目睹了这个沙漠城市由他孩提时期的3万人先后增加到1963年的81.6万人和20世纪80年代的200万人。戈德华特曾经说过：“在西部和中西部，我们并不常为担心可能发生的事情所困扰，这里确实有风险，但我们总是在冒险。” [54] 他对新技术简直着了迷。在亚利桑那州他家的屋后面，高高竖起一根由光电机械控制的25英尺的旗杆。沙漠上的黎明来临时，旗杆的发动机在光的作用下使星条旗升起，黄昏时分，国旗又自动降下来。 [55]
这名参议员发现，一些最支持他的人来自欣欣向荣的西部地区。他们有的来自亚利桑那州的沙漠城市，有的来自洛杉矶杂乱发展的大市郊地区，有的则是奥伦治县的伙夫厨娘。这些西部美国人，天性上就是个人主义者。他们住的是平房，而不是街区公寓；他们依靠的是私人小汽车，而不是公共交通——尽管“依靠”一词并不足以传达出那种近似于顶礼膜拜的生活态度。用戈德华特的话来说，他们每天见证着“个人的主动性怎样使沙漠变得繁荣”。他们评价一个人的标准不是出身，而是成就。 [56]
西部美国人的这种发自内心的个人主义与强烈反对“权势集团”的情绪融合到了一起。他们中的许多人搬到西部，是为了躲开操控东海岸商界的那些密不透风的小型俱乐部，主宰蓝领工人生活的工会核心机构以及控制市区政治的种族大佬。他们憎恨东海岸精英们继续享有过多的权力——在亚利桑那州掌握了超过40%的权力，在阿拉斯加州掌握了90%的权力。经济活力正迅速从以前的核心集团所在地外移：与1945年相比，1964年纽约拥有的金融资源，从占全国的25％下降到12.5％，减了一半。 [57] 同年，加利福尼亚州美国银行的规模变得与洛克菲勒的大通银行一样大。然而，东海岸精英依然对全国大部分地区视而不见。1964年竞选期间，爱达荷州的共和党州长罗伯特·E．斯迈利（Robert E．Smylie）说道：“国家的重心发生变化了，但东部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人们有一种‘一站飞过’的情结，以为从纽约艾德瓦德国际机场——现在的约翰·F．肯尼迪国际机场——起飞后的下一站就是洛杉矶。” [58] 因此，当戈德华特痛斥大政府，或者宣称“如果告别东海岸，让它在海里随波逐流，美国将变得更加富足”时，人们对此当然是赞赏有加。
西部是各种各样右派团体的孕育之地。保守派开办“自由论坛”书店，这些书店里销售书名响亮的书籍，如《赤裸裸的共产主义者》（The Naked Communist ）、《欺骗大师》（Masters of Deceit ）、《你可以相信共产党人》（You Can Trust Communists ）［又名《即将成为共产主义者》（To Be Communists ）］等，这些书与《圣经》、美国国旗摆放在一起销售。他们竞选校董会，为共和党服务，参加各种私下播放《地图上的共产主义》（Communism on the Map ）和《消除行动》（Operation Abolition ）等影片的反共协会。他们纷纷去听右派演说家的演讲，如来自南加利福尼亚州的牧师罗伯特·舒勒（Robert Schuller）和来自澳大利亚的世俗传道者弗雷德·施瓦茨（Fred Schwarz）。舒勒是一个煽动家，他警告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意味着“彻底摧毁美国的生活方式和真正的民主自由”。施瓦茨则在中途放弃了所从事的医学工作，全身心投入“基督教反共十字军”组织（Christian Anti-Communism Crusade）的管理工作中。施瓦茨还开办了一所“反共学校”，该校1961年春季一期吸引了多达7000名学生，其中许多学生是经当地校董会允许，放弃自己正常的课业而来到这里的。 [59]
西部保守派人人必读的一本书是《保守派的良心》。到1964年总统竞选时，这部戈德华特的个人宣言已经卖出了350万本。他写道：“我对使政府合理化或者提高政府效率不感兴趣，因为我的目的是要减小它的规模；我不想提高福利，因为我的建议是要扩展自由；我的目标不是通过法律，而是废除法律。”戈德华特对现代共和主义核心地区的政府机构膨胀怀抱的敌意比任何人都深。他很高兴地呼吁取消普通中产阶级的权利，并认为联邦政府用于国内项目的费用应该每年减少10％并实行统一税。这对于总统候选人来说是一件非常令人兴奋的事情，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
这一切都在朝里根主义的方向发展。这个饰演过“吉普”的里根定期到施瓦茨的反共学校发表演讲。他在全国政治舞台的首次冒险，是在1964年的共和党旧金山大会上提名戈德华特为总统候选人。里根将这些思想发扬光大。正如乔治·威尔（George Will）曾讽刺的，戈德华特终于赢得了总统选举——那是在1980年。
右派是在戈德华特的旗帜下开始联合的——尽管肯定是少数派，但却纪律严明、意志坚定。1960年，尼克松的竞选吸引到的个人捐助者不足5万，1964年，戈德华特的竞选吸引到的个人捐助者达6.5万人。戈德华特的选举注定失败，但他的共和党志愿者却有390万，是约翰逊民主党志愿者人数的两倍。 [60] 在汽车保险杆上张贴支持戈德华特广告的人是支持约翰逊人数的10倍。支持戈德华特的人有时候会对高层进行审核，就像在1964年的共和党大会上把纳尔逊·洛克菲勒轰下台一样，但他们是毫不留情地使共和党向右转的核心活动的成员。戈德华特加强了保守派基层战士与保守派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戈德华特的《保守派的良心》是由威廉·巴克利的妹夫布伦特·博泽尔（Brent Bozell）捉笔代劳的。1964年，戈德华特在共和党大会上的演讲中声称“捍卫自由的极端主义噤声了”，而这次的演讲稿是由哈里·贾菲（Harry Jaffe）——列奥·斯特劳斯的首批信徒之一——撰写的，后者后来成了新保守派宠爱的哲学家。无论是《国民评论》，还是像拉塞尔·柯克和安·兰德这样大相径庭的保守派，都热情支持戈德华特成为候选人。威廉·巴鲁迪把美国企业研究所变成了戈德华特的智囊团，并说服保守派知识分子投入戈德华特阵营，这些人之中有米尔顿·弗里德曼﹑罗伯特·博克（Robert Bork）、威廉·伦奎斯特（William Rehnquist），以及名字预兆不祥的沃伦·纳特（Warren Nutter） (4) 。
注定要失败的选举
这一切都不能阻止1964年11月选举灾难的发生。尽管戈德华特是一个沉闷的候选人，但问题并不仅仅在于他本人的性格，问题出在右派的整个反叛核心。许多今天被尊为智慧巨人的人，那时普遍被视为小怪物。常春藤盟校的权势集团瞧不起那些“芝加哥小伙计”。当时受尊敬的罗伯特·莱卡赫曼（Robert Lekachman）唐突地认定，芝加哥学派不过是个“有点机灵的流派”。 [61] 一些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家通过游说，成功地将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 ）一书从大学图书馆中清除出去。 [62] 那时候刚刚开始合伙从事新闻业的罗兰·埃文斯（Rowland Evans）和罗伯特·诺瓦克（Robert Novak）概括出了受人尊敬的观点。他们写道，戈德华特的竞选是由这些人来进行的，他们是由“一小群毫无名气的学者和政治评论家，与一个华盛顿默默无闻的免税教育基金会组成的松散联盟，基金会的名字是美国公共政策企业研究所（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而即便是戈德华特最坦率的支持者，也对他治理国家的能力心怀疑虑。《时代》周刊当时问威廉·巴克利：“如果他当选美国总统会发生什么事情？”巴克利回答：“那可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63]
显而易见，保守主义运动中还有太多的怪异之人。如果说施瓦茨的反共学校是过分警觉，那么同样兴于加利福尼亚州奥伦治县的约翰·伯奇社团（John Birch Society），则比麦卡锡分子更为偏执。该组织由马萨诸塞州的退休糖果制造商罗伯特·韦尔奇（Robert Welch）于1958年创立，组织的名称起自一名军国主义新教传教士。在印第安纳波利斯一次3天的讲课中，韦尔奇成立了这个组织，他用独裁者的铁腕政策统治组织。该组织确实有一个管理委员会，但它的唯一目的就是在“创始人”被共产党暗杀后，选择一个新的领导人。20世纪60年代初，该组织成员已经达到2.5万人，包括弗雷德·科克（Fred Koch）和哈里·布拉德利（Harry Bradley），这两名实业家是保守派运动的最大捐助者，还包括无数的城市官员以及约翰·鲁斯洛（John Rousselot）——共和党国会新议员干部会议主席。
阴谋论是约翰·伯奇社团赖以生存的根源。韦尔奇断定，艾森豪威尔是“为共产主义阴谋自觉献身的间谍”，并宣称这一论断是基于“累积起来的详细证据，这些罪证广泛而确凿，不容有任何理由对此怀疑”。其他的“阴谋分子”包括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乔治·马歇尔，似乎常常还包括半数的美国人。为什么不是这样呢？否则怎么来解释美国失去了中国和朝鲜呢？或者说，阿尔杰·希斯为什么能升到这样的高位？又或者说，为什么要允许卡斯特罗领导古巴？又或者说，为什么政府在不断膨胀？民意调查显示，5％的美国人大体同意该组织的观点。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但是还不足以成为民众反叛的基础。 [64]
然而，保守主义运动的主要障碍，与其说是其极端主义者的胡言乱语，不如说是现状的成功。如果让戈德华特和弗里德曼或者巴克利同处一个讲台，少数人会同意他们的所有观点，但大部分听众只会摇头耸肩。美国的问题有这么严重吗？美国经济繁荣，政府在解决社会问题，共产主义被挡在海外。数年之后当国家失控时，这种信念发生动摇了。另一个为现代保守主义助一臂之力的人，恰恰是在民意调查中把戈德华特打得一败涂地的人——林登·约翰逊。
[1] Stephen Ambrose，Eisenhower：The President ，vol．2，1952—1969（London：George Allen and Unwin，1984），p．220．
[2] Ibid．，p．43．
[3] Rick Perlstein，Before the Storm：Barry Goldwater and the Unmaking of the American Consensus （New York：Hill and Wang，2001），p．13．
[4] H．W．Brands，The Strange Death of American Liberalism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1），pp．74~75．
[5] Perlstein，Before the Storm ，p．5．
[6] Brands，The Strange Death of American Liberalism ，p．78．
[7] Ambrose，Eisenbower：The President ，p．23．
[8] 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2004财政年度预算，历史表格，p．21。
[9] Brands，The Strange Death of American Liberalism ，p．59．
[10] George H．Nash，The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 Movement in America Since 1945 （Wilmington，Del．：Intercollegiate Studies Institute，1998），p．317．
[11] Ibid．，p．128．
[12] Lionel Trilling，The Liberal Imagination （New York：Viking，1950），p．ix．
[13] Louis Hartz，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 （New York：Harvest，1955），p．57．
[14] Whittaker Chambers，Witness （New York：Random House，1952），p．793．
[15] 转引自James A．Morone，Hellfire Nation：The Politics of Sin in American History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3），p．393。
[16] Justin Martin，Greenspan：The Man Behind Money （Cambridge，Mass．：Perseus Publishing，2000），p．49．
[17] Ibid．，p．149．
[18] Nash，The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 Movement in America ，p．66．
[19] Ibid．，p．183．
[20] 转引自ibid．，p．8。
[21] Steven Hayward，The Age of Reagan：The Fall of the Old Liberal Order，1964—1980 （New York：Forum，2001），p．xxii．
[22] William Rusher，The Rise of the Right （New York：William Morrow，1984），p．38．
[23] Perlstein，Before the Storm ，p．73．
[24] John Judis，William F．Buckley，Patron Saint of the Conservatives （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88）．
[25] Whittaker Chambers，“Big Sister Is Watching You，”National Review 4（December 28，1957），pp．594~596．转引自Nash，The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 Movement in America ，p．144。
[26] 转引自Nash，The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 Movement in America ，p．145。
[27] Rusher，The Rise of the Right ，p．81．
[28] Earl Black and Merle Black，The Rise of Southern Republicans （Cambridge，Mass．：Belknap Press，2002），p．3．
[29] Ibid．，p．40．
[30] Ibid．，p．42．
[31] Ibid．，p．207．
[32] Perlstein，Before the Storm ，p．46．
[33] 转引自James T．Patterson，Grand Expectations：The United States，1945—1974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p．392~393。
[34] Thomas Byrne Edsall and Mary D．Edsall，Chain Reaction：The Impact of Race，Rights and Taxes on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W．W．Norton，1991），p．36．
[35] Ibid．
[36] Ibid．，p．61．
[37] Richard Reeves，President Kennedy：Profile of Power （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3），pp．655~656．
[38] Lewis L．Gould，Grand Old Party：A History of the Republicans （New York：Random House，2003），p．360．
[39] Perlstein，Before the Storm ，p．374．
[40] Ibid．，p．224．
[41] Ibid．，p．459．
[42] Ibid．，p．392．
[43] Theodore H．White，The Making of the President，1964 （New York：Atheneum，1965），p．352．
[44] Perlstein，Before the Storm ，p．444．
[45] White，The Making of the President，1964 ，p．110．
[46] Perlstein，Before the Storm ，p．337．
[47] Ibid．，pp．337~338．
[48] White，The Making of the President ，1964，p．352．
[49] Perlstein，Before the Storm ，p．333．
[50] Theodore H．White，The Making of the President，1968：A Narrative History of American Politics in Action （New York：Atheneum，1969），p．31．
[51] White，The Making of the President，1964 ，p．406．
[52] White，The Making of the President ，1968，p．32．
[53] Michael Barone，Our Country：The Shaping of America from Roosevelt to Reagan （New York：Free Press，1990），p．315．
[54] 转引自Lisa McGirr，Suburban Warriors：The Origins of the New American Right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p．132．
[55] White，The Making of the President，1964 ，p．220．
[56] James Q．Wilson，“A Guide to Reagan Country：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Southern California，”Commentary 43（May 1967），p．39．
[57] White，The Making of the President，1964 ，p．68．
[58] Ibid．，p．230．
[59] McGirr，Suburban Warriors ，p．54．
[60] Lee Edwards，The Conservative Revolution：The Movement That Remade America （New York：Free Press，1999），p．132．
[61] Robert Lekachman，“The Postponed Argument，”New Leader ，November 23，1964，p．314．转引自Hayward，The Age of Reagan ，p．52。
[62] Perlstein，Before the Storm ，p．421．
[63] Ibid．，p．472．
[64] Jerome Himmelstein，To the Right：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Conservatism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p．67．
(1) 艾克（Ike）是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昵称。——译者注
(2) 中世纪经院哲学围绕个别与共相的关系之争形成了两个对立派别——唯名论与唯实论。共相是中世纪经院哲学术语，指普遍、一般。唯名论否认共相具有客观实在性，认为共相后于事物，只有个别的感性事物才是真实的存在。——译者注
(3) 19世纪七八十年代，黑人和白人共用公共设施并不奇怪，但最高法院决定夺去重建的利益，催生了《吉姆·克罗法》。19世纪90年代，南方各州开始执行《吉姆·克罗法》，黑人和白人分开使用公共设施。1896年，最高法院裁决，只要黑人和白人拥有对等的公共设施，种族隔离可以合法地进行。——译者注
(4) 英文中Nutter一词有“疯子”之意。——译者注
谢选骏指出：人说“保守主义的溃败：1952—1964年”，我看肯尼迪在达拉斯这个鬼地方被刺，1963年11月22日，死在了得克萨斯的达拉斯帕克兰纪念医院！于是，紧接下来，保守派就不再溃败了？他奶奶的，这里的水是不是太太太深了！
【第三章 自由主义的煎熬：1964—1988年】
有时候，一个简单的姿势能够传达出整个哲学的本质意蕴。1964年竞选期间，林登·约翰逊造访罗得岛州首府普罗维登斯时，手握扩音喇叭，激情澎湃地登上小汽车车顶。这位在任的民主党总统对欢呼的人群大声说道：“我要告诉大家，我们赞成的事很多，反对的事极少。” [1]
20世纪60年代中期，主张大政府的自由主义者沉浸在胜利之中。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家认为，他们已经发现了经济增长的秘密：人们只要调整几个经济指标，世界就会迅速变得更加富有。更让人吃惊的是，决策者认为他们有能力根治社会病——无论是贫穷还是歧视——大多数美国人依然对此深信不疑。有一群科学家甚至开始了一个旨在控制天气的研究项目，其研究经费由国家科学基金提供。 [2]
获胜的约翰逊决心使国家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他寄希望于30年来成功的进步政策、国内的扶贫政策以及国外对共产主义的遏制，来促进全国团结。但结果却是背道而驰——他不仅使国家分裂了，而且使罗斯福的大联盟瓦解了。1969年，约翰逊离开白宫时，共和党人接过了白宫的钥匙。西部保守派——其中有些人承认自己比其他人更保守、更具西部特性——在此后的24年里，把持白宫达20年之久。
这一时期无论对右派还是其他派别来说，都是一个混乱喧嚣的时期。1976年，水门事件尘埃落定之时，许多保守主义者断定，一代人的共和主义梦想已经破灭了。然而，在1964年至1980年的大部分年份中，右派大体上有了自己的根基。在这一时期，南方和西部的右派基层战士逐渐成为一支统一大军，右派知识分子开始制定政策，人口统计学继续使美国朝着有利于西南的方向发展。这三股力量在1980年通过罗纳德·里根汇聚到了一起，而里根的哲学恰恰与约翰逊的完全相反——政府是问题丛生之源，而非解决问题之道。
唾弃左派
1965年，约翰逊继续他1964年的事业。在《民权法案》上又增加了《投票权法案》。他宣布对“合众国里的一切贫穷和失业全面开战”。通过“贫困儿童学前教育计划”（the Head Start program of preschool education）、“国家艺术及人文学科捐赠基金”（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 and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Humanities）和庞大的“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计划”（the Medicare and Medicaid programs），他将联邦政府的功能延伸到了教育、高级文化和医疗保健领域。众议院议长约翰·麦科马克（John McCormack）吹嘘道：“这是国会梦寐以求的成就，这是国会梦想成真的事业。” [3] 毫无疑问，“伟大社会计划”中的许多计划是值得称道的，但即使是最好的政策，也会产生意料之外的后果。这些计划自身的惯性激发了政府机构的统治权，激怒了白人。他们无情地拉开民主党与中间选民的距离，从而使曾经投票支持戈德华特的“极度厌倦联盟”（coalition of the fed up）不断膨胀。
民主党的民权议程迅速从保证黑人公民的基本权利——如平等的机会权和投票权——扩大到以优惠待遇来补偿过去的不公正。例如，约翰逊的“社区行动计划”，本来是要帮助穷人自救，但由于在贫穷社区里把权力给了那些专事抗议的人，以至于贫穷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加剧了。1970年，汤姆·沃尔夫（Tom Wolfe）在《暴力恐吓强词夺理的人》（Mau Mauing the Flak Catchers ） (1) 一书中讥讽过这类抗议者。 [4] 犹太人社区不断强化的激进主义使得民主党联盟内部更趋紧张，在北方城市暴乱不断的20世纪60年代末，情形更是如此。市区激进分子、知识分子和黑人构成了民主党支持者的半数，他们似乎觉得这种抗议是合法的，而解决之道就是给予更多的金钱和更多的优惠。由贫穷白人和市郊居民构成的民主党的另一半支持者厌恶秩序混乱，并且不明白为什么要给予黑人特殊照顾。
与此同时，传统的民主党人还发现，司法制度中存在另外一个令人忧心的根源。沃伦最高法院（the Warren Supreme Court）逐渐修改法律，将权利赋予此前被排除在外的各种群体——不仅包括黑人，还有妇女、同性恋者、残疾人、囚犯、心理疾病患者，甚至色情作家。 [5] 沃伦最高法院认为，宪法赋予被告犯人一系列内容广泛的权利：法定诉讼程序、保持沉默的权利、快速审判的权利、自证其罪的证言不能作为合法证据等，而这一切都发生在美国的犯罪率飙升之时。1962年，沃伦最高法院禁止在公立学校里进行祈祷；1962年和1964年，沃伦最高法院两度增加猥亵起诉的难度；1965年，拜普雷斯科特·布什之友埃斯特尔·格里斯沃尔德所赐，沃伦最高法院使避孕器械（包括避孕药）的销售合法化。鉴于在死刑实施时存在“任意随性”的模式，在首席大法官沃伦·伯格（Warren Burger）的领导下，最高法院于1972年禁止死刑。尽管1973年“罗伊诉韦德案”对堕胎的判决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这只是随后一长串令戈德华特的“极度厌倦联盟”感到愤怒的案例中的一个而已。
对于大城市中的美国工人阶级来说，法庭判决最让他们感到愤怒的是规定学校用车接送学生。大多数普通人认为学校用车接送学生既不公平，又显得伪善。说它不公平，是因为孩子们得走上好长的路程以求得“种族平衡”；说它伪善，是因为支持这一政策的“自由派精英”总是把自己的孩子送往私立学校或郊区学校就读。1974年，当参议员泰德·肯尼迪（Ted Kennedy）在波士顿试图对一个反对校车的示威活动发表演讲时，一群愤怒的爱尔兰裔美国人叫喊声盖过了他的声音，并且追着这个自由主义之王掷鸡蛋和西红柿。正如克里斯托弗·拉希（Christopher Lasch）所说，他们“已经受够了肯尼迪王朝” [6] 。
另一股分裂的力量是反战运动。对许多反战活动者来说，越南战争是当时最大的罪恶，而反文化与抗议活动天然相伴。然而，对许多基层的民主党人来说，反战运动令人厌恶至极。普通工人同那些把时间耗在吸毒和大肆挥霍家里钱财的嬉皮士以及亵渎美国国旗的学生之间能有什么共同语言呢？那些反战抗议者得到的处罚不是被送往战场，而不过是延期学习，这些人甚至比战争本身还不受欢迎。 [7] 他们当中大多数的人并不是对美国的具体政策充满敌意，而是对美国总体上充满敌意。1970年，4个学生在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学被射杀，激发了美国摇滚歌星尼尔·杨（Neil Young）为之歌唱哀悼，但一星期后，一群头戴安全帽的工会建筑工人痛打一群反战示威者，美国蓝领阶级却为之欢呼雀跃。
民主党内部最明显的反抗象征，是亚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1964年，华莱士试图取得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但约翰逊轻而易举地打败了他。4年后，华莱士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表达了全国各地对民主党怀有不满情绪的白人的心声——这些人既有来自北方城市的，也有来自南方乡村的。他在回答一名记者有关主导1968年竞选议题的问题时，很好地表达了当时困扰美国白人的问题：
学校，那将是一个议题。到1968年秋，无论是在克利夫兰，还是芝加哥、加里、圣路易斯，人们都将对于联邦政府干预地方学校厌倦至极，他们将大批大批地投票支持我。人们不喜欢这种浪费孩子时间的做法；人们不喜欢别人来告诉他们为孩子选择什么样的老师和学校；人们不喜欢学校用车穿过半个城市接送学生，只是为了求得“足够的种族协调”……我将在1968年的选举中给人们另一个大议题：法律和秩序。街头犯罪。人们厌倦了林登·约翰逊及其周围那批低能知识分子和理论家胆小无为的态度。人们厌倦了最高法院……那是一个令人遗憾、差劲、没用的机构……人们将不会再容忍它…… [8]
在1968年的选举中，有大约13.5%“这样的人”投票支持他，从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那里吸引走足够多的民主党选票，从而使理查德·尼克松赢得了选举的胜利。然而，民主党还在继续往左发展。激进自由派之所以能够在争夺民主党核心灵魂的斗争中取得胜利，主要原因在于党章微妙的变化使得少数派得到了额外的代表席位。几十年来控制该党的爱尔兰政府机构的政客、工会大佬、南方保守派，败在了与自己志不同道不合的一伙人手下——他们是反战抗议者、女权主义者和环保人士。1972年，民主党政治纲领的基本关注点是穷人、印第安人、身体残疾者、智力迟钝者、老人、妇女、儿童和退伍军人的权利。这份政治纲领更多关注的是恢复宪法赋予获释犯的权利，而不是如何努力应对街头暴力。 [9] 1972年，民主党大会提名乔治·麦戈文（George McGovern）角逐总统，此时，时势已与1964年约翰逊对决戈德华特时大不相同。改革主义已经变异为带有一些反美癖好的激进主义。1972年的民主党大会上，有4/5的代表此前从未参加过民主党大会。会场上到处是愣头青（有两个来自亚利桑那州的代表当选时还未满18岁）。整个会议一片混乱：被提名人直到午后才想起发表演讲，从而使民主党丧失了电视观众。许多最重要的会议依然是在烟雾缭绕的房间里进行，但此时的烟味已完全变了。
此时，整个美国都乱套了。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家宣称自己掌握了调整经济的技巧，以保持低通货膨胀和低失业，但“滞胀”搅乱了这一切。严重犯罪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但60年代中期却以每年20％的比例上升，其中黑人严重犯罪——尤其是暴力犯罪——的比例过高。与此同时，黑人妇女未婚先育的数字也在攀升，从1960年的21.6%上升到1970年的34.9%。 [10] 几年前还信心十足的自由派精英，突然间似乎束手无策了。他们无力解决家庭破裂问题，只会更加慷慨地增加福利支出；他们无力解决犯罪率上升的问题，只会花更多的钱来进行罪犯改造和社会科学研究。权势集团不断失去大众的支持。1965年，36%的人认为法庭对待犯人“较严厉”或“太严厉”，1977年，这一比例下降到11％。 [11]
更糟糕的是，从许多保守派的观点来看，文化精英们乐于沉迷于这样的无序之中。1967年8月，《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的封面还印出了教人制造莫洛托夫汽油弹的步骤。音乐家伦纳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甚至邀请美国黑豹党（Black Panthers） (2) 的首领共进晚餐。好莱坞也在向左转：1965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是《音乐之声》（The Sound of Music ），而1969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则是《午夜牛郎》（Midnight Cowboy ）。 [12] 在1968年竞选之夜开始拍摄的《洗发水》（Shampoo ）于1975年出品，沃伦·比蒂（Warren Beatty）出演男主角。片中比蒂既与女友做爱，也与女友最好的朋友、女友最好的朋友的情人的妻子，以及女友最好的朋友的情人的妻子的女儿做爱。正如迈克尔·埃利奥特（Michael Elliott）所指出的那样，“他的所作所为可谈不上值得称道” [13] 。
忽然间，保守主义认为政府是问题之源而非解决问题之途的信条开始得到共鸣。回到1964年，高达62％的美国人认为，华盛顿的政府在大部分时间里做对了事情。这一数字现在无情地下滑，最终跌落到1994年的19％。 [14]
虚假的曙光：理查德·尼克松
对许多右派来说，这个将民众早期的怨恨转化成投共和党支持票的人永远是英雄。理查德·尼克松的反共历史悠久，但他的反共行为有的光彩彪炳，有的则声名扫地。前者如他在揭露阿尔杰·希斯谎言中所起的主导作用；后者如1950年他在加利福尼亚州进行的参议院扣帽运动——指控女演员出身的国会议员海伦·加黑根·道格拉斯（Helen Gahagan Douglas），说她“连内衣都是粉红色的”。同戈德华特一样，尼克松来自阳光地带，毫不掩饰自己对东部权势集团的厌恶。在他的整个生涯中，尼克松频频引发右派阵营的争议。他宣称自己是拉塞尔·柯克的崇拜者 [15] ，并且不讳言自己像约翰·伯奇社团分子和麦卡锡分子一样，心中充满了更加阴暗的幻想。在艾森豪威尔的选举使迪安·艾奇逊离开国务院不久后，尼克松说道：“终于可以有我们自己的国务卿了，太好了。” [16]
尼克松以保守派——一个有才干驾驭民粹主义，使之为自己的事业所用的保守派——的身份来进行竞选。在尼克松之前，被遗忘的大多数在反抗冷酷的精英时，其民粹式的反抗方式多是针对富人进行经济制裁。尼克松的才干在于他熟知民主党内部乔治·华莱士的反叛和反文化精英的直接民粹主义——反抗尼克松眼里那些腐朽衰老的势利者，他们手中掌控着像哈佛大学和《华盛顿邮报》这样的机构。为了回应华莱士，尼克松赋予“自由主义者”这个词一层新的贬抑含义。在尼克松的词典里，“自由主义者”是被惯坏了的精英分子，他们一点都不关心正直而辛勤工作的美国白人。
尼克松无情地在民主党中的工人阶级和他们那个自由主义色彩日渐变浓的政党之间打下了一个楔子。对于尼克松来说，自由主义的诱惑并不是什么芝麻小事，这个为嫉妒所左右的加利福尼亚人一心要激怒那些自由主义者。他招募年轻的帕特·布坎南，让他煽起民粹主义的偏见，并鼓动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Spiro Agnew）在“左倾自由主义者”和“喋喋不休的富豪消极论者”之间制造裂痕。尼克松是首位获得多数工人阶级、天主教徒和工会成员等选民支持的共和党总统。
1968年，这位新当选的总统的确给了保守派一点希望。他任命一些保守派领袖人物在他的政府中担任职务：阿瑟·伯恩斯（Arthur Burns）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沃伦·纳特任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部长、马丁·安德森（Martin Anderson）［他是《联邦推土机》（The Federal Bulldozer ）一书的作者，后来成为罗纳德·里根的得力助手］任职白宫，甚至连威廉·巴克利都得到一项任命，虽然只是在美国新闻署的咨询委员会中任职。
尼克松是一个多面人，如果说这个加利福尼亚人是以保守派的身份来参加竞选的话，那么他的统治则是自由主义式的。他把政府中两个最显要的职位给了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和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这两个哈佛大学教授同洛克菲勒式的共和党人和肯尼迪式的民主党人关系紧密。因此，尼克松夸耀道，他的内阁还没有艾森豪威尔的内阁保守。 [17] 同艾克一样，尼克松也是主张欧洲优先的国际主义者，并且相信共和党的职责就是要比民主党更好地推行“新政”，但在社会问题上他的立场更自由。与艾森豪威尔相比，尼克松更关心黑人的权利，前者似乎认定黑人应该对自己二等公民的地位心满意足。尼克松是第一位积极采用平权法案的美国总统，并把该计划的施用范围扩展到了妇女和黑人。尼克松当政时，联邦支出和联邦规章的增加都快于约翰逊任总统时。社会支出首次超过国防开支。尼克松时期，美国政府公报《联邦纪事》（Federal Register ）（联邦规则、规章的记录）页数增加了121％，而约翰逊时期是19％。1970年的《清洁空气法》（Clean Air Act ）是至今最为雄心勃勃的环境保护措施。一年后，这位总统要求国会批准一项全国综合医疗保险计划。有一阵子，他为能够保障所有美国人获得最低年收入兴奋不已。有个民主党人得意地说道：“保守主义者得到的是名，我们得到的是实。” [18]
这一切完全得到美国公众的赞成，但对右派知识分子不啻是一个灾难。强硬派抱怨道，亨利·基辛格的现实政治行为使得外交政策中不再有任何道德内容。美国从越南脱身并与中国做交易，世界上大多数人都将其理解为外交上的平稳运行，但保守派却认为这是绥靖行为。在国内，尼克松设立了许多新的政府机构，如美国环境保护署（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和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the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这都是保守派此后20年中极力铲除的机构。尤其使保守派感到愤怒的是，尼克松在1971年至1973年间，设立了生活费委员会（the Cost of Living Council），企图控制价格和工资。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引入国家控制经济的最有力尝试。尼克松委任当时刚刚步入中年的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来负责这一不切实际的冒险计划。1971年6月26日，包括威廉·巴克利和詹姆斯·伯纳姆在内的几位保守派名流，“暂停支持本届政府” [19] 。
坚持忠于总统的那些保守主义者旋即陷入水门事件之中。他们花费大量的政治资本为一个没有辩护余地的人辩护。同20年前的乔·麦卡锡相似，尼克松在保守主义运动中产生了最负面的东西：偏执狂和自怨自艾，迷恋阴谋权术，毫无理由地憎恨权势集团。他使右派在随后多年背负浅薄无知和弄虚作假的恶名。右派为什么要背负这一切呢？尼克松不仅犯了罪，并且就政策而言，他远远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而非保守主义者。
1974年，尼克松辞职，保守主义运动归于毁灭。他的继任者是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一个“没有佩戴勋章的艾森豪威尔”，走中间道路的共和党人。福特任命戈德华特的宿敌纳尔逊·洛克菲勒为他的副总统，惹怒了右派。号称保守派竞选资金筹集“直邮之王”的理查德·维格里（Richard Viguerie）写道：“他选泰德·肯尼迪做副总统都比这好。我立即打电话邀请14个保守派朋友共进晚餐，讨论如何阻止洛克菲勒担任这一职务。” [20] 福特的夫人贝蒂公开支持堕胎，更进一步激怒了保守派。1976年，右派支持罗纳德·里根企图从福特手中夺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冒失举动，结果福特以微弱差距输给了吉米·卡特，右派立刻受到指责。
即使福特对“保守主义运动”持更多同情的立场，他也不可能促进它的发展。他的职责是治愈水门事件后国家遭受的精神创伤。1974年，选民中认为自己是共和党人的比例下降到21％。 [21] 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共和党靠不住、无能，与大公司打得火热。 [22] 在被问及共和党做过的善事时，2/3的选民的回答是根本没有。 [23]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推出的广告相当绝望地问道：“做一名共和党人什么时候容易过？” [24] 有一些右派成员考虑过放弃老大党而另觅他途——建立新党，甚至投奔民主党。维格里预言道：“不出10年，全国自称共和党的人将不超过一打。” [25]
新保守派
右派究竟通过什么戏法，使里根摆脱灾难而成为总统？答案部分可以从右派的对手吉米·卡特那些不起眼的小缺陷中找到。就在尼克松辞职前夕，卡特的支持率最终下跌到比尼克松还低3个百分点。但相比之下，里根之所以能够当选，更多地是由于反对自由主义的人数在不断上升。历史上未曾有过的这一最大的保守派团队，决心将这种反自由主义的声浪变成一场连贯的运动。基层战士与知识分子开始携手并进。
对于形形色色的保守主义知识分子来说，20世纪六七十年代左派的过激行为，为他们提供了难得的黄金机会。巴克利的《国民评论》展现了他的先见之明，而非反常古怪；米尔顿·弗里德曼一度显得激进危险的思想，吸引了一群人数不断增加的崇拜者；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芝加哥学派培养的经济学家中，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数超过任何机构，尽管打算实施其思想的国家似乎只有智利——一个国际弃儿。然而，右派知识界发生的最重大变化，是一群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出走——20世纪60年代是他们的转折点。
新保守派恰恰起源于美国民主党的核心地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纽约和波士顿以学术为生。但他们并不是传统的哈佛学者——面容清癯、具有贵族血统。他们大多是犹太人，几乎都是移民的后代。有一些成长在意第绪语 (3) 和英语并用的家庭里。新保守派的核心成员欧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丹尼尔·贝尔、西摩·马丁·利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和内森·格莱泽（Nathan Glazer）在20世纪30年代都就读于纽约城市大学。当时，纽约城市大学为那些不能到常春藤盟校上学的纽约穷人和犹太人提供了接受一流教育的机会。新保守派是极端的现代主义者。他们不会四处表达自己对往昔荣光——中世纪基督教世界、19世纪的资本主义或者旧时的南方——的怀旧之情。 [26] 青年时代，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属于这样或那样的马克思主义派别。但随着年岁的增长，他们接受了老式的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注重精英领导价值、崇尚高品位文化、主张充满活力的混合经济制。就像他们所认为的那样，正是由于左派背叛了这种自由主义，使得他们变成了新保守派。
新保守派痛恨发生在美国大学里的事情，这些大学使他们走出了犹太区。当学生们捣毁学校财产时，美国理性殿堂的权威怎能悠然自得地袖手旁观呢？那些本应关心智力水平的人怎么会同意在学校引进配额制呢？批评越南战争并没有错，但那些养尊处优、乳臭未干的人怎么可以焚烧美国国旗？他们怎么能够说美国总是错的，而批评者却总是对的呢？一些人的家人正是因为移民美国才躲过大屠杀劫难，他们对不分青红皂白的反美主义尤其反感。
这些思想家为右派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首先，他们非常国际化。诺曼·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是莱昂内尔·特里林的门生，并于1950年至1952年间在剑桥大学求学于F．R．利维斯（F．R．Leavis）。1953年至1958年间，克里斯托尔以伦敦为据点，与他人合编杂志《遭遇》（Encounter ），并把儿子比尔送到法国国立高等学校里学习。 [27] 至关重要的是，新保守派讲的是社会科学的语言。保守派长期以来坚持认为，政府计划会弱化社会的自然契约。新保守派表示，社会问题比其自身显现的要难理解得多，而“伟大社会计划”之类的社会工程，受尽了自身乖张后果的折磨。福利支持会强化依赖性。优惠待遇使人免于竞争，因此可能会使本该获益的人受损。过分热心的平等主义会侵蚀像纽约城市大学这样的教育机构，从而减少社会流动性。新保守派爱揭发右派的丑事，就像当年怀疑强盗式资本家的那些人所做过的一样。
新保守派也详述了非正规组织机构的重要性，而这是其他社会科学家所忽视的。1965年，美国劳工部年轻的官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因一份文件而引起轰动，文件的原件上并没有出现他的名字，但该文件随后立即有了一个别名——莫伊尼汉报告。该报告认为，城市黑人的贫穷大部分源于家庭的瓦解。 [28] 其他的新保守派则表示，一个社会的“小团组”——自愿组织机构——对社会健康起到的作用要比雄心勃勃的政府计划重要得多。他们同时发出警告，社会的失序状态对社会安宁造成的威胁，远远超过了宽容的自由主义者的想象。换言之，他们以社会科学的语言来装点自己传统的保守主义洞察力。
新保守派用不着赢得每场争论，他们只要发出不同的声音，就能够打破自由派权势集团宣称自己对专门权威见解的垄断。 [29] 自由主义者此前一直享有或许只有决策者才能拥有的宝贵资源——人们认为他们代表着客观科学的智慧。他们会说，这不仅是他们自己的意见，这是科学的正统。新保守派终结了这种信手拈来的虚构说辞。
新保守派还为右派批评自由主义外交政策增添了一柄锐利的武器。激起新保守派对自由主义外交政策进行批评的诱因之一，是联合国对以色列不断增加的敌意（1967年中东战争以后，以色列占领了巴勒斯坦的领土，联合国对以色列的敌意也由此增加）。新保守派也日渐相信，美国正在冷战中失败，军控变成了绥靖，苏联正以越南的胜利为基础建设共产主义。“越南综合征”使美国的核心集团陷于瘫痪。如果说右派的《国民评论》打破了孤立主义的控制，那么新保守派则远为坚定地将这一宏伟的运动推向国际主义的营垒。
外交政策的道德路径，有一个理智的教父。除利用社会科学外，新保守派也依靠列奥·斯特劳斯的思想洞察力。斯特劳斯是战后时期最晦涩难懂的政治思想家之一。在某些方面，列奥·斯特劳斯之于新保守派是一个奇怪的选择。他是一个精英主义的政治哲学家，对社会政策的细枝末节毫无兴趣。他的职业生涯是在芝加哥度过的，而不是在新保守派的世界波士顿、纽约和华盛顿。然而，斯特劳斯的影响不容低估。他与莱昂内尔·特里林一样，是在理论上影响克里斯托尔的主要人物。克里斯托尔把自己被引入“非乌托邦的政治学”领域——这种政治学的基础，是帮助人们应对真实的世界，而非构建一个理想的理论——归功于斯特劳斯。 [30]
斯特劳斯挑战了美国最为珍视的有关进步、民主和普通人智慧的一些设想。他认为启蒙运动没有改善人的状况；相反，他坚持认为，伟大的思想繁荣乃是古希腊人的成就。他鼓励学生专心研读古人的伟大作品，尤其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如果刻苦学习的话，这将使他们有机会从望远镜的另一端来注视这个世界——不是现代人俯视古代人，而是古代人注视现代人。
斯特劳斯坚持认为，从民主的自我毁灭之途中拯救民主的最佳途径，就是能够引领大众的受教育精英。按照米尔顿·希梅尔法布（Milton Himmelfarb）的说法，斯特劳斯主义就像克里斯托尔的近亲，“邀请人们加入少数特权阶层的队伍。这些少数特权阶层才刚刚从洞中爬出，一边裸眼凝视太阳，一边还在留心黑洞中的其他人” [31] 。斯特劳斯远离自由主义的道德相对主义潮流，他使用世俗话语中长期被禁用的词语，如“善”与“恶”、“美德”与“恶行”。他认为，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健康的标准，不是人们享有的自由度（这是哈耶克一类的自由意志论者所特别钟爱的），而是该社会公民的善良程度。斯特劳斯不断地使新保守派坚信，美国的问题根本不在于人们缺乏自由，而在于个人美德的沦丧。
乍听起来，这有点像威廉·巴克利的信仰。但是，斯特劳斯学派的传统来自于雅典而非罗马。巴克利的保守主义是建立在他的天主教信仰基础之上的，而斯特劳斯学派的保守主义则是建立在古代（希腊）哲学基础之上的。当涉及宗教信仰时，斯特劳斯学派大部分是不可知论者，但是，他们却认为宗教有助于社会团结和美德。他们的作品中随处可见“高尚神话”。他们似乎想说，宗教虽不真实，却可以在维持社会秩序方面，实现有益的社会目标。
他们乐意接受“高尚神话”，只要这是由他们促成的，只要这有助于将新保守派打造成“马基雅维利式的幕后操纵者”。他们真的组织良好吗？如果暗示说，团结一致根本不曾在这一运动的发起者之间存在过，这种说法当然是很危险的。20世纪60年代，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依然是民主党人：莫伊尼汉最终将成为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参议员。而新保守派的一大特点就是能够建立起一个组织网络，以使保守主义思想在自由主义主导的知识界常新。他们着手利用基金会，大力发展组织，创办杂志。1965年4月，季刊《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 ）面世，试图为“伟大社会计划”开一剂“治疗现实”的猛药。在诺曼·波德霍雷茨编辑的美国犹太人委员会（the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的月刊《评论》（Commentary ）里，充塞着诸如《社会政策的局限》（The Limits of Social Policy ）、《自由主义与自由教育》（Liberalism Versus Liberal Education ）和《增长及其敌人》（Growth and Its Enemy ）之类标题的文章。
在使新保守主义从一种冲动变为一场运动的过程中，欧文·克里斯托尔是最竭尽全力的一个人。青年时代在纽约城市大学就读时，克里斯托尔是一个托派分子。1942年他在军中服役，开始不断朝右派方向发展，从此再也没有回头过。他的职业生涯包括：长期合作编辑《遭遇》杂志，在基础图书公司（Basic Books）任过一小阵的高级编辑，是《公共利益》杂志以及再过一代人后出现的《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 ）的主要创办者之一。《国家利益》主要关注外交事务。克里斯托尔思维敏锐、具有沟通交流和组建机构的才干，且富于幽默感（他曾经这样定义自由主义者：他们认为，只要能够拿到最低工资，18岁的姑娘演色情电影也没关系）。他与富有的捐款人建立了紧密的关系，如尼克松的财政部部长威廉·西蒙（William Simon）。他非常善于鼓动别人提供助学金和研究生奖学金资助，以至于他的保守派同事戏称他为教父。供给学派经济学家祖德·万尼斯基（Jude Wanniski）给克里斯托尔起名为保守主义运动的“无形的手”。
智库及其捐助者
新保守派和其他保守主义思想家聚会的地方是威廉·巴鲁迪领导的美国企业研究所。然而，巴鲁迪要实现梦想，把美国企业研究所转变成为保守派的智囊团，却遇到不少障碍。由于他对戈德华特的支持引起了国会中民主党人的注意，美国国内收入局对该研究所的免税待遇进行了为期两年的调查。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巴鲁迪手下的成员尽力对国会议案进行不偏不倚的分析，他还特地尽可能多地聘用自由派人士。从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观点来看，聘任前民主党人欧文·克里斯托尔或者年轻聪明的外交事务专家珍妮·柯克帕特里克（Jeane Kirkpatrick）所展现出的公平，值得称道。
随着20世纪70年代的消逝，美国企业研究所离巴鲁迪的梦想越来越近。它日益受到人们的尊崇，部分原因是，人们认识到它的思想可能是切合实际的。20世纪60年代，人们把那些疯狂主张撤销管制的经济学家看作不负责任的无政府主义者，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就连卡特政府也在撤销对运输业的管制。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收入，一下子从1960年的90万美元（不及布鲁金斯学会当年收入的1/5）飙升到1980年的970万美元（比布鲁金斯学会当年的收入多出50万美元）。到20世纪70年代末，该所拥有常任全职学者45人、更多的在各大学工作的兼职学者、四份期刊，以及每月一次的电视节目。研究所甚至出钱给杰拉尔德·福特和美联储前主席阿瑟·伯恩斯颁发高级学者研究金。唉，巴鲁迪不可能看到这一切了，保守派政府现正利用他的智囊团呢。巴鲁迪于1980年去世，此前两年他已经把研究所的控制权交给了他的儿子小比尔（Bill Jr．）。这位长者崇拜开放的市场竞争，但他对裙带关系的处理却明显不明智。福特和里根两位总统都在他的追思宴上发表了讲话，标志着巴鲁迪的成就得到了肯定。
那时，美国企业研究所已经不再是保守主义独此一家的智库了。传统基金会创立于1973年，相对于美国企业研究所，它更不事张扬，也不自傲地称自己是“没有学生的大学”。传统基金会是一个简朴的鼓动性组织，是一个决心要改变政策、消息灵通的压力集团。另一个突出的新机构是卡托研究所，1977年成立于旧金山，1982年迁往华盛顿。它介于美国企业研究所和传统基金会之间，不仅出版大部头著作，为学生开设课程，也借鉴传统基金会的想法，撰写短小的政策报告。
这一新的思想家网络的建立要特别归功于5名慷慨的捐助者。他们是生意人，也是信托基金商。他们非常担心美国会向左滑，于是决心建立抗衡权势集团的保守主义机构，以便将美国拉回到右派发展的方向上来。首位为美国保守主义复兴事业提供捐助的是约瑟夫·库尔斯（Joseph Coors）。他是一名啤酒商继承人，为传统基金会解囊25万美元作为种子基金。他还协助创建了传统基金会的姐妹机构——“争取自由国会生存委员会”（the Committee for the Survival of a Free Congress）。1971年，一名南方老派民主党律师的5000字备忘录激发了库尔斯采取行动。那个人是刘易斯·鲍威尔（Lewis Powell）（后被尼克松任命为最高法院大法官）。他在备忘录中说，资本主义遭到了它自己娇宠的产物——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全面进攻。他指责工商阶级不仅安抚批评者，还资助那些批评者的反资本主义活动；他敦促工商阶级更有力地支持自己的利益。库尔斯也出钱资助其他的保守主义事业，包括科罗拉多州的智库独立研究所（the Independent Institute）、“媒体精确报道”组织（Accuracy in Media，一个为发现自由主义偏见而建立的监察部门），以及许许多多其他的保守主义社会机构。
理查德·梅隆·斯凯夫（Richard Mellon Scaife）对保守主义事业的鼎力相助丝毫不逊色于库尔斯。斯凯夫是梅隆家族的财产继承人之一。人们从他的早期生涯中看不出他对保守主义思想有什么兴趣。20世纪50年代中期，斯凯夫大学一年级还没有读完，耶鲁大学就把这个爱惹是生非的年轻人给开除了。随后的一次车祸使他险些丧命，也使得5个家庭成员受伤。然而，随着年岁的增长，他变得更明智了——至少，如果以投身保守主义事业为标准来衡量人的明智与否的话，可以说他是更明智了。他是巴里·戈德华特最早的资金捐助者之一。他心目中的英雄戈德华特在竞选中的大败使他感到震惊，但也使他坚信，保守主义需要有能力在知识界抗衡敌手。1965年母亲去世后，由于姐姐要继续母亲的做法，把家族财产花在艺术、计划生育和穷人身上，斯凯夫同她进行了长期的争论。1973年，隐居不出的理查德最终在这场争论中获胜。他捐给传统基金会的第一笔资金是90万美元。1976年，传统基金会成立3年时，他捐助了42万美元，占当时基金会总收入的42％。《华盛顿邮报》算过一笔账，1960年以后的40年里，斯凯夫及其家族的信托基金为保守主义事业总共捐出了至少3.4亿美元——以现价计算大约是6.2亿美元。 [32]
第三个捐助者是科克家族。科克家族的族长弗雷德·科克是石油天然气企业家，他发明了一种使汽油生产更高效的方法。他同大石油公司斗争，逐渐建立起一个高度多样化的能源公司。他虽然在斯大林的苏联建了15个炼油厂——生意毕竟是生意——但却是约翰·伯奇社团的创办人之一。他的两个儿子戴维（David Koch）和查尔斯（Charles Koch），大量捐款赞助自由意志主义事业。戴维支持毒品自由化和堕胎权，并于1980年成为自由意志论者的副总统参选人。查尔斯和爱德华·克兰（Edward Crane）于1977年共同创办了“卡托研究所”。他俩还建立了一个研究生奖学金、助学金和学生奖学金的网络，以便在美国的大学里培养自由意志论者。
第四个捐助者是林德与哈里·布拉德利基金会（Lynde and Harry Bradley Foundation）。该基金会由兄弟俩创立。他们的发迹靠的是艾伦布拉德利公司——一家以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为基地的电子公司。基金会尤其愿意向学术界和知识分子慷慨解囊。同罗伯特·科克（Robert Koch）一样，哈里·布拉德利也是约翰·伯奇社团的忠实成员。20世纪50年代末，罗伯特·韦尔奇定期到艾伦布拉德利公司的销售会议上演讲。哈里也对那时正努力奋斗的年轻的《国民评论》杂志施以援手，既出钱又提供文章。他试图接管《新闻周刊》，以便使自己的思想传播得更广。哈里于1965年去世，但他的基金会仍在继续捐赠。洛克韦尔国际公司（Rockwell International）于1985年收购了艾伦布拉德利公司，给了基金会巨大的推动力，其资产上升到超过2.6亿美元。同年，基金会还雇用了一名精力非常旺盛的主席迈克尔·乔伊斯（Michael Joyce），他是欧文·克里斯托尔的门生。
五大捐助者中的最后一位是约翰·M．奥林基金会（John M．Olin Foundation）。该基金会由富商约翰·梅里尔·奥林（John Merill Olin）于1953年创办，此人困扰于不断遭到威胁的自由。到20世纪70年代时，奥林集中精力关注学术思想与公共政策之间的联系。除了支持芝加哥大学有影响力的法学和经济学项目以鼓励其他地方的效仿者之外，基金会还为智库和《公共利益》一类的出版物出资。奥林对少数几名他喜欢的学者特别慷慨，如罗伯特·博克和欧文·克里斯托尔。博克现任美国企业研究所法学研究奥林教授，克里斯托尔直到不久前还担任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奥林研究员。
除这五大捐助者之外，其他的大捐助者还有史密斯·理查森基金会（Smith Richardson Foundation）和霍华德教会会众自由信托基金（Howard Pew Freedom Trust）。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更为普遍的情形是，但凡在公司有一席之地，每个人抱怨的事情都是一样的：经济不景气，美国正在失去海外的竞争优势，美国人为管制而“忙得不可开交”，“对方”正在取胜。1972年，美国500强的老总们建立了“企业圆桌”组织（Business Round table），以便在工会权利、反托拉斯、撤销管制规定和税收等问题上通过游说以争取利益。
公司也开始协调它们的竞选捐款。1974年，劳工“政治行动委员会”（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s）有201个，超过了公司的89个“政治行动委员会”。两年后，双方的数字颠倒过来了，劳工“政治行动委员会”是244个，而公司“政治行动委员会”则达433个。1984年，公司“政治行动委员会”（1682个）以4∶1的优势超过劳工“政治行动委员会”（394个）。 [33] 捐助的类型也发生了变化。1974年，几乎所有的捐助都是用于为具体公司谋利，但不久后，捐助的钱就被用于支持对企业总体有利的广告宣传和立法。 [34] 公司及其基金会出钱制作电视系列片，如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Free to Choose ）和本·瓦滕伯格（Ben Wattenberg）的《寻找真正的美国》（In Search of the Real America ）。他们还出钱帮学校购买教育资料，为私人企业出资提供数十个教授席位，花钱做有利于企业界的广告。尤其重要的是，美国的公司与保守派智库拥抱到了一起。
到1980年，美国企业研究所得到600多家公司的赞助，包括莉莉捐赠基金（the Lilly Endowment）、福特汽车公司和《读者文摘》公司等。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理事会由美孚公司的副主席领导，其理事由不同类型的公司所组成。基金筹募委员会的成员包括花旗银行、通用电气、通用汽车和大通银行等公司的前负责人。20世纪60年代初，胡佛研究所濒临破产，但1984年它的年度预算达840万美元，其中的40％来自公司及其基金会。胡佛研究所监督委员会的成员包括惠普公司的戴维·帕卡德（David Packard），他是一个新的金主。同年，传统基金会筹募资金的公司和基金会几乎有上百家，而向欧文·克里斯托尔的教育事务研究所（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Affairs）捐助的公司有145家。
菲利斯女王和第一书记韦里奇
20世纪70年代，还聚集起另外一支保守派大军——“社会保守主义者”。这支当时绰号为“新右派”的大军，略微嘲讽了我们区分知识分子和基层战士的做法。他们中许多人都是思想家——或至少是智囊团成员——但他们并不是克里斯托尔及其朋友那类的知识分子。总的说来，他们是学识平平的中产阶级。他们之所以受到触动，并不是因为受到《评论》杂志和《公共利益》杂志上最新文章的影响，而是因为堕胎、学校用车接送孩子、枪支管制和学校配额等价值问题所致。更确切地说，他们既有激情，又有非凡的组织才能。
菲利斯·施拉夫利（Phyllis Schlafly）是在这一派早期就显露出组织才干的代表人物。这位社会保守主义的女王出生于1924年。她从研究生院毕业后的首份工作是在美国企业研究所找到的。此后她代表过共和党竞选国会议员，但未获成功；担任过伊利诺伊州共和党妇女协会（the Illinois Federation of Republican Women）主席；曾帮助丈夫答复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有关右派的观点（该联盟有过一个特别典型的委托人——一个拒绝服从政府配额制的农民）；主持过自己的广播节目《唤醒美国》（Wake Up America ），并设法抚养了6个孩子。1964年，施拉夫利大加赞赏戈德华特主义给选民“一个选择机会，而不是对他们随声附和”的竞选口号，从而在全国崭露头角。20世纪60年代末，她组织草根阶层的运动，反对将女权主义者吹捧的《平等权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 ）提入宪法，从而确保了自己在保守主义阵营中的地位。她拿自己组织中每年微不足道的5万美元预算，集中做那些举棋不定的州的立法人员的工作：训练家庭主妇和妈妈们上电台、电视，到立法委员会做证并组织写信竞选。《平等权修正案》从未获得通过，1978年成为废案。
如果说施拉夫利是社会保守主义勇敢的女王，那么威利奇就是社会保守主义的列宁——一个具有非凡组织才能的革命家。在本书的导论中，我们曾经介绍过韦里奇的自由国会基金会午餐会。韦里奇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父亲是威斯康星州拉辛市一所天主教医院的锅炉工，他在那里一干就是50年。韦里奇的职业生涯始于新闻工作，1967年到华盛顿工作，成为科罗拉多州共和党参议员戈登·阿洛特（Gordon Allot）的新闻秘书。由此他开始坚信，保守主义运动需要创立自己的核心集团，以抗衡像布鲁金斯学会这样的自由主义核心堡垒。1971年，阿洛特收到美国企业研究所一份有关政府计划出资建造一种超音速运输飞机的分析报告。分析报告透彻且平衡得当，但两天后却被国会投票反对。韦里奇和阿洛特在国会山的另一名保守派助手埃德温·福伊尔纳（Edwin Feulner）对这样不利的时机感到十分愤怒，因此决定成立自己的智库——一个集中关注改变法律而非思索伟大思想的智库。
传统基金会诞生于1973年。它的早期作为很像是当年列宁在苏黎世的斗争。它当时只有9个成员（如果把一个工作人员带来的3条狗算进来的话，那就是12个）。传统基金会对蒂普·奥尼尔（Tip O' Neill）为议长的众议院那些重量级议员的影响似乎显得微不足道，而在它最初的4年中，基金会主席换了两次。但1977年福伊尔纳接手主席一职时，传统基金会正开始粗具规模。这同美国企业研究所一样，部分得益于意识形态风向的转变。但也与韦里奇及其朋友鼓励创办的姐妹组织有很大的关系。
韦里奇的逻辑简单明了：既然自由派设法通过在组织上超过保守派来主宰华盛顿，那么保守派现在就必须还以颜色。他曾经好斗地说：“如果敌人开着战车要来杀你，那么你最好有自己的武器系统。” [35] 他毫无愧色地以自由主义组织为其机构的蓝本。他于1974年成立的“自由国会生存委员会”就是要与“有效国会全国委员会”（the National Committee for an Effective Congress）竞争。他创立的“参议院指导委员会”（Senate Steering Committee），即以参议院自由派共和党人的“星期三俱乐部”（the Wednesday Club）为基础。他的“保守派核心会议”（the Conservative Caucus）的蓝本是“民主党人共同事业”组织（the Democrats Common Cause）。到20世纪60年代末的时候，情形完全颠倒过来了：“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nited Auto Workers）主席道格拉斯·弗雷泽（Douglas Fraser）抱怨道：“保守派不仅在游说、运转、支出和活动等方面超过了我们，不幸得很，他们在思想上也时常超过我们。” [36]
韦里奇虽是社会保守主义的第一书记，但他手下还有其他委员。理查德·维格里是个得克萨斯州的天主教徒，精瘦结实，是竞选资金直邮筹集的天才。年轻时，他心目中的政治英雄是“两个麦克”——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和约瑟夫·麦卡锡，可他很少对保守的共和党核心感兴趣。相反，正如他的朋友威廉·拉舍所说的那样，他渴望“更疯狂的音乐和更烈的酒精” [37] 。到1980年，维格里的电脑中已经存有大约150万个捐款人的名字。特里·多兰（Terry Dolan）创立了全国保守主义政治行动委员会（the National Conservative 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到1980年，它与保守派的“国会全国俱乐部”（National Congressional Club）竞争美国最大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头衔。 [38] 保守派的众议院共和党研究委员会（House Republican Study Committee）宣称自己得到了众议院共和党多数议员的支持。 [39] 其他组织机构还有：在州立法机关里帮助组织保守主义计划的美国立法机构交换委员会（the American Legislative Exchange Council）、影响媒体的“全国新闻业中心”（the National Journalism Center）和“媒体精确报道组织”、在法庭为追求自己目标而施压的全国公共利益法律中心（the National Legal Center for Public Interest）等。简而言之，一个与自由派相抗衡的核心集团已然诞生。
社会保守主义的行为不时会离谱得很。阅读维格里当时的传记《新右派：我们准备领导》（The New Right：We ' re Ready to Lead ），人们不会怪罪局外人把他们看成是一个有点愚昧的派别。这些人建立的团体名称有“真相小分队”（Truth Squad）和“总统解职委员会”（Committee for the Removal of the President），或者叫“爬行II”（CREEP II）。但这种怪异的创举，也促使他们去大力寻找共和党以外的盟友。1973年，维格里同意偿清乔治·华莱士1972年总统竞选中的欠债，以换取他的捐款人名单。两年后他又提出里根－华莱士搭档竞选总统的主张。而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社会保守主义者与保守派民主党人携手反对堕胎、自由主义的学校教科书、平权法案、同性恋者权利和学校用车接送孩子等。 [40]
道德多数派
社会保守派发现，他们最热情的同盟军是所谓的宗教右派。20世纪70年代中期，基督教福音派同民主党的关系一直比共和党密切。1976年，多数基督教福音派投票支持吉米·卡特。但是，基督教福音派对民主党的左倾感到恼怒。尤其使他们感到愤怒的是，1978年，由于1953年以后开办的私立学校被认定带有歧视性，卡特的国内收入局局长威胁要取消它们享有的减税地位，而南方的多数私立学校都是基督教学校。“道德多数”组织创始人之一蒂姆·拉海耶（Tim LaHaye）牧师与卡特进行了一次毫无结果的会谈，在离开白宫时他低头祈祷道：“上帝啊，我们必须把这个人从白宫赶走，让一个积极恢复传统道德价值的人入主白宫。” [41]
卡特激怒的是一个强大的敌人。基督教福音派出动了。20世纪70年代，南方浸礼会（the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和神召会（Assemblies of God）的会员分别增加了16％和70％，与此同时，长老教会（United Presbyterian Church）和美国圣公会（Episcopal Church）的会员则分别减少了21％和15％。1980年，美国最大的24个教堂几乎都属于基督教福音派。W．A．克里斯韦尔（W．A．Criswell）的达拉斯第一浸信会（First Baptist Church in Dallas）有一个设备齐全的健身中心，里面有桑拿浴室、保龄球馆、壁球馆和溜冰场，21个唱诗班席位，一个传教中心，一所拥有600名学生的小学，一个调频电台，800万美元的年度预算以及2.3万会员。 [42] 宗教右派不仅是一个有形的团体，而且也是一个电子社团。收看收听基督教福音派电视电台节目的人，从1970年的1000万人，增加到10年后的6100万人左右。帕特·罗伯逊的《700观众俱乐部》（700 Club ）和杰里·福尔韦尔的《往昔福音时光》（Old Time Gospel Hour ）节目，观众数都达到了1500万人次。基督教广播网（the Christian Broadcasting Network）的用户达3000万，是美国第五大有线广播网。 [43]
基督教福音派一开始抵制住诱惑，没有干预世俗的权威世界。20世纪70年代初，牧师们教导会众寻求个人灵魂得救，而非重视集体行动。杰里·福尔韦尔说：“并不是要号召祷告者成为政治家，而是要让他们的灵魂得到救赎。” [44] 但是，福尔韦尔及其同道认为，由于对美国不断向下沉沦感到愤怒，他们还是不知不觉地日益深陷政治之中。福尔韦尔后来解释：“撒旦已经行动起来要毁灭美国，上帝需要听到呼声，来把美国从内部的道德腐朽中拯救出来。” [45]
许多自由主义者私下传言，道德腐朽的责任应该由帕特·罗伯逊和杰里·福尔韦尔这些在政治上沽名钓誉的人来承担。然而，不仅会员，就连神职人员都要求基督教采取政治行动。对许多人来说，国内收入局取消私立学校减税待遇的决定已经突破了底线。国内收入局收到了20万封反对信，它还从来没有因为一项规定而收到如此多的反对信。白宫和国会都淹没在反对信的海洋之中。保守派议员举办听证会，并最终阻止了国内收入局新的指导方针。
1979年，当福尔韦尔和韦里奇一起成立“道德多数”组织（这一组织的名称是两人首次晤面时韦里奇发明的）时，社会保守派就与基督教右派正式结盟了。基督教福音派愿意面晤韦里奇这样的“天主教徒”，哪怕他是希腊礼天主教徒，而非罗马天主教徒。这标志着基督教右派决心介入美国的政治。在堕胎、学校祷告、妇女权利、同性恋者权利等国内问题上，“道德多数”组织立即发出了强硬的基督教声音。接下来的10年中，该组织的登记选民将达到大约250万。基督教右派立即倒向共和党，就像当年黑人倒向民主党一样：共和党可以指望这些人出席会议、挨家挨户敲门让选民去投票。许许多多这样的基层战士，正是在民主党以往的政治练兵场上招募到的。
南方的反抗
1972年，来自耶鲁大学法学院的一名长着一头浓密头发的年轻民主党活动家，南下来到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市，为乔治·麦戈文竞选总统。在选举前的最后一个月里，竞选活动制作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广告，敦促得克萨斯人站在萨姆·雷伯恩和林登·约翰逊所领导的那个党一边，并把捐赠寄到在奥斯汀的邮箱。这个活动家每天都去邮箱取宝，但邮箱每天都是空空如也。最后他终于等来了一封信，回到竞选总部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张粘着粪便的手纸和一张便条，上面写道：“这就是东得克萨斯人对乔治·麦戈文的看法。”理查德·尼克松以67％的选票在得克萨斯州持续获胜。比尔·克林顿不可能会忘记这段经历。 [46]
总统大选来临时，民权革命使大部分南方白人转而忠于共和党。在南方各州，理查德·尼克松都以压倒性的多数选票获胜。南方保守派也支持里根取代福特参加1976年的总统选举：支持里根的共和党大会保守派代表有1/3来自南方，多于其他地区。 [47] 但是在国会层面上，共和党取得的突破要慢得多；在州一级的政治中，共和党取得的突破则更慢。民主党利用在位的权力——特别是擅划选区的权力——来维持自己的地位。民主党也挫败了右派共和党人。1965年和1970年，多数南方民主党人反对《投票权法案》。杰克·弗林特（Jack Flynt）大笑着回忆道，有个共和党挑战者曾试图比他“更保守”，“不管他怎样卖力，他都无法比我更保守。他没有任何获胜的可能。如果他成为我那方的保守派，那他就绝对不会有任何机会” [48] 。
然而，民主党的抵抗不足以在北卡罗来纳州阻止杰西·赫尔姆斯（Jesse Helms）。 [49] 赫尔姆斯的政治生活始于民主党，他在该州以毫不留情地谴责“民权谎言”的右派电台和电视台评论员而知名。1972年，他代表共和党竞选联邦参议员。得益于当地民主党内部政客的明争暗斗和尼克松压倒性地战胜麦戈文，赫尔姆斯以自己毫不妥协的观点和“他是我们中一员”的竞选口号，轻而易举地赢得了不再心存幻想的南方白人的支持。他以54％对46％的优势赢得了选举，并继续通过他的“国会俱乐部”（Congressional Club）在该州营建了一个庞大的保守主义组织。有了这个庞大的政治行动委员会，他不再需要依靠他所属的党来为他出资竞选。
在参议院，赫尔姆斯彬彬有礼，但更尖酸刻薄。这使他很快取代了斯特罗姆·瑟蒙德，成为南方反抗者在华盛顿的榜样——共和党的乔治·华莱士，敢于在种族问题和国际事务上表达最基本的观点。在削减国内项目、增加国防开支、支持基督教价值而非世俗价值、与共产主义和联合国——两者经常被认为是可以相互转换的——进行斗争等方面，这名“参议员不先生”（Senator No）的声音是参议院里最为前后一致的。他支持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同情拉丁美洲的独裁统治。无论好坏，赫尔姆斯都无意淡化自己的信仰、与批评者妥协或者扩大自己的支持面。在5次参议员的竞选中，他总是以很大的优势超过对手，但他的支持度从未超过55％。瑟蒙德努力把黑人吸引到共和党中来，相反，赫尔姆斯拒绝任何与民权革命妥协的企图。他毫不留情地打种族牌，目的是使选民两极分化，以使多数白人加入他的事业。他在吸引前民主党白人方面大获成功，这些人以“杰西式的民主党人”而为人所知。
这干得一点也不漂亮。但赫尔姆斯的南方共和主义风格正是因为他的粗鲁而凸显出来。其他南方共和党政客说起话来躲躲闪闪，赫尔姆斯却敢于大声说出他们的所思所想。1983年，一项提案提议设立小马丁·路德·金假日，赫尔姆斯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来阻止这项提案通过，而其他南方共和党政客不会这样做。他们只会静悄悄地投票反对提案，或者像里根那样，在这个地区四处谈论州权。“杰西式的民主党人”同样明白这一信息。
到西部去，嗬
20世纪70年代，对于东海岸的共和党权势集团和老式的民主党人来说，都是一个噩梦。这场噩梦不仅在于水门事件和福特的失败，还反映在重点大学的休息室里、《纽约时报》的编辑部里、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Affairs）位于纽约的宏伟大楼里。这些地方以往都是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文明辩论的场所。现在，像基辛格和福特这样的实用主义者，突然发现自己被指为精英主义者、种族主义者、帝国主义者，但却得不到老式权势集团的保护，这是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不是过于软弱，就是经常滑向左派。洛克菲勒式的共和主义失去了活力。
在美国的另一端，一个新的权势集团正在形成，而且他们并不缺乏自信心。西部到处是成功者，他们从来就不会重视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或者外交关系委员会。他们要对政治进行彻底改造，就像他们曾经彻底改造过美国生活的诸多方面一样。而事实上，他们也有许多彻底改造自身的例子。西部产生了一个特殊的保守主义反权势集团。 [50] 里根的参谋团里充斥着各种类型的商人，他们很难被选入尼克伯克俱乐部（Knickerbocker Club），他们把三边委员会的邀请视为对自己的侮辱。他们之中有洛杉矶的汽车商人霍姆斯·塔特尔（Holmes Tuttle）、得克萨斯州的石油商人赛·鲁贝尔（Cy Rubel）、无处不在的约瑟夫·库尔斯、石油地质学家亨利·萨尔瓦托利（Henry Salvatori）、出版商沃尔特·安嫩伯格（Walter Annenberg）、疗养院建筑商查尔斯·威克（Charles Wick）和药品连锁店老板贾斯廷·达特（Justin Dart）。在转而支持里根之前，他们中的许多人支持戈德华特。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财富上无法与洛克菲勒比肩，但却有足够多的钱供人参加竞选。
以抗税的形式回到全国性的舞台，对这种风格的保守主义是再合适不过的。到20世纪70年代末，加利福尼亚人已对该州的免税代码彻底厌倦了。财产税尤其是个庞然怪物：它与房价一起猛升，而此时州政府却削减了政府给予地方学校和公共服务的支持。加利福尼亚州，尤其是洛杉矶的中产阶级，支付的钱款前所未有的多，但得到的服务却前所未有的少。
这场抗税运动的幕后动力是霍华德·贾维斯（Howard Jarvis）——一个另类的局外人。右派有时候把他当英雄来拥戴，有时候又谴责他是叛徒——1964年他被怀疑侵吞了向商人募集的用于戈德华特竞选的部分钱款。1978年，贾维斯偶然想到了一个主意——利用州里的投票制度来降低财产税。《13号提案》（Proposition 13 ） (4) 约定，所有财产将按照其实际价值1％的统一税费进行征收，如果没有进一步的投票表决，就不能增加新的税收。整个加利福尼亚州的权势集团——商会也罢，工会组织、民权团体、公共部门雇员也罢——都对此感到愤怒，并一起反对这个提案。 [51] 但是，他们的反对与贾维斯和维格里动员起来的市郊大军的愤怒相比，就没有什么价值了。最后，提案以65％对35％的优势通过。
《13号提案》开启了波及全国的农民反抗运动，其影响事实上波及全世界。这场运动让美国人想起，他们的国家是由抗税者建立的。政客是公仆，而不是主人。此后4年里，至少有18个州通过全民公决进行减税限税。共和党的领袖喜欢乘坐绰号为“共和党税收大剪刀”的波音727飞机在全国各地巡游。吉米·卡特担心郊区叛乱，因此同意签署一系列的税收终止文件，但由于这些变动总是对富人有利，因此即使在文件就要签署时，卡特还是十分痛苦。在大西洋彼岸，新当选的英国保守党玛格丽特·撒切尔对《13号提案》的理解是，这证明她强硬风格的保守主义能得到选民支持。自由意志论的思想在大西洋两岸来回跃动，右派似乎第一次把握住了全球性的知识运动。
英国人愤怒于要把收入的97％用来缴税，这一点也不让人吃惊。在美国，即使税率从未高到那样的程度，许多人缴纳的税款也比原来更多。通货膨胀带来的“档次爬升”意味着数百万人将上升到更高的税收档次上。1961年，差不多90％的美国人付的是22％的统一税费，而到20世纪70年代末，只有55％的人的边际税率 (5) 低于23％。 [52] 在《13号提案》提出的同一年，来自纽约州布法罗市的杰克·肯普（Jack Kemp）和特拉华州的威廉·罗思（William Roth）这两名激进的国会议员，提出了《肯普－罗思议案》（Kemp-Roth Bill ），该议案不切实际地建议全面减税约30％。尽管该议案没有在国会获得通过，但它为反制政府的保守主义增添了更多的活力。与此同时，《华尔街日报》的社论版编辑罗伯特·巴特利（Robert Bartley）把大量版面留给了“供应学派”的经济学家阿瑟·拉弗（Arthur Laffer）、祖德·万尼斯基和罗伯特·A．蒙代尔（Robert A．Mundell）。他们都认为，经济增长的最佳途径是减税和削减政府开支，并交由美国的企业家来完成这一任务。
找到了——那就是罗纳德·里根
保守主义运动已经有了一支智库队伍、一支热情追随的大军和一项广受欢迎的事业，就缺一个富有魅力的推销员，来把这一切推销给美国人民。罗纳德·里根正是那些人久盼不遇的救星：无论从何种标准看，里根都是一个有着真正信仰的人，一个很有魅力的人。1981年，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名流俱乐部餐会（Gridiron Dinner）上，里根嘲弄道：“有时候，我们的右派并不知道我们的极右派在做什么。” [53] （两天后有个疯子想枪杀他。）
正如史蒂文·海沃德（Steven Hayward）在《里根时代》（The Age of Reagan ，2001）一书中所言，这个饰演过吉普的人是美国总统中少数几个真正的局外人之一。他既没有在常春藤盟校受过教育，又没有得到过大的政治机构的培养。他只上过一个不起眼的大学——伊利诺伊州的尤里卡学院（Eureka College），他工作的那个行业被正式的政府机关认为是傻到无法忍受。 [54] 他也是首位使西部保守主义具体化的美国总统。里根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保留了一个铜鞍，他很喜欢自己在特勤局的代号“生牛皮”（Rawhide）。在任总统期间，他几乎有一年时间是在加利福尼亚州自己的牧场中度过的，里根得知马尔科姆·鲍德里奇（Malcolm Baldrige）爱好用套索在牛群中套牛，急忙任命他为自己的商务部部长，相当了不起。 [55] 里根有很多古怪的特点，尤其是他相信有外星人，并且不承认自己染发。但他对“波多马克河的迷宫”表现得像一个一无所知的局外人，这还真不假。
里根起初是个民主党的信徒。他把自己描述为“几乎患有血友病的自由主义者”，他崇拜富兰克林·D．罗斯福，做过多年的好莱坞工会头头。但20世纪50年代，他一直在向右转。1969年，他发表了全国性电视演讲，表示支持戈德华特一波三折的竞选，这使他一夜之间成为保守派的英雄，甚至连戈德华特本人都嫉妒他。两年后，里根以近100万票的优势击败了埃德蒙·G．（“帕特”）·布朗，赢得加利福尼亚州州长一职，使政治核心集团大为震惊。他一方面对学生的骚乱言辞态度强硬，另一方面又对环境和堕胎采取非常自由主义的政策，结果证明他是一名非常成功的州长。要不是他把握住了时机，年龄早就把他的政治野心打垮了。1976年，他挑战杰拉尔德·福特，争取总统候选人提名，从而打破了自己坚守不渝的诫命——“不能诽谤共和党同道”。到1980年，这位年长的银幕演员可以依靠共和党右派的无尽能量了。
里根是个典型的西部保守派，他坚信必须缩小美国政府规模，并彻底击败共产主义——无论它躲藏在哪里。但是，他也是为数不多的几个非南方的杰出政治家之一。这些政治家既反对林登·B．约翰逊的《投票权法案》，又反对他的《民权法案》，并且里根还知道如何套住南方白人的心。（在特伦特·洛特的建议下，里根获得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总统候选人提名后，从密西西比州的费城开始了总统竞选。费城这个小镇，由于当地警察对3个民权工作者被谋杀一事几乎无所作为而闻名。） [56] 这位与好莱坞分手的总统候选人通过他将各种政治简化为某些核心原则的能力（而非他在文化战争中的真实立场），使基督教右派坚信，他们是同一战线上的。他喜欢说：“简单的答案是有的，只是不轻松。” [57] 这种方法在外交政策中特别有共鸣，里根指责那种“对复杂性的盲目迷恋，那种使本来就难以做出的困难决定变得难上加难的把戏——而这种伎俩，最终使不做任何决定变得合理化。” [58]
如果说里根是一个真实信徒，那么在他身上也没有信徒常见的性格缺陷——带有普世风格的宗派性。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对富兰克林·D．罗斯福有过这样一段著名的描述：罗斯福的智慧不是一流的，但他却有一流的气质性情。这段描述也适合终身崇拜罗斯福的里根。里根是带有悲观色调的共和党内的乐观主义者。他一点也不怀疑美国人的心灵深处有一种东西，能够使美国走出任何暂时的怯懦。他用他的幽默艺术来化解保守主义运动在人们心中的最大疑问——人们普遍担心这一运动是由狂暴的极端主义主宰的。20世纪60年代，大多数保守主义者一提到学生激进分子就会暴跳如雷。里根州长却嘲弄道，这些学生“行事如人猿泰山，外表像珍妮妹妹，气味似猎豹兄弟” [59] 。一些听众因得知学生做出种种暴行而感到震惊，他对这些听众说，昨晚他做了一个噩梦，梦见自己在伯克利继承了一家自助洗衣店。他还会开玩笑说，自由主义在犯罪问题上的严厉主张，是给予更长的缓刑。他喜欢说：“相信我，电影《君子红颜》（Bedtime for Bonzo ）比他们在华盛顿的所作所为更有意义。”
美国人民准备好接受这样一个保守主义者了吗？1980年，共和党的洛克菲勒一翼担心，里根如果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将是场灾难。民意测验预示，选举结果将很接近，但由于里根把“保守派的心灵”带进了共和党阵营，因而使政治得以重组。1980年，里根获得了44个州的489张选举人团票。老大党也一举增加了33个众议员席位，12个参议员席位——使它25年来第一次成为参议院的多数党。1984年，里根以59％对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的40％在总统选举中胜出，并且除失业群体外，赢得了所有地区、所有年龄阶段、所有职业群体的多数支持。 [60] 蒙代尔赢得的选举人团票是13张，少于斯特罗姆·瑟蒙德1948年的39张和乔治·华莱士1968年的46张。事实上，由主要政党推出的候选人所得选举人团票比蒙代尔少的人，只有阿尔夫·兰登（Alf Landon），他在1936年应战里根心目中的英雄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所得选举人团票只有区区8张。
对于右派来说，里根时代是他们第一次有自己的人入主白宫，这种感觉直到乔治·W．布什政府才被重新找回。诺曼·波德霍雷茨夸耀道，里根政府不仅有成批的高级官员阅读《评论》杂志，其中有些人（其中包括珍妮·柯克帕特里克）还为该杂志撰稿。有50多个反对缓和的当前危险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Present Danger）成员在里根政府中获得任命。 [61] 威廉·拉舍以1983年初里根的几天日程为例加以说明：2月21日，里根在华盛顿参加为《国民评论》举行的大型招待会，并宣称这是他“最喜欢的杂志”。两天后，他为詹姆斯·伯纳姆和克莱尔·布思·卢斯（Clare Boothe Luce）颁发自由奖章。又过了3天，里根在特里·多兰的全国保守主义政治行动委员会年会上发表演讲，此前10年中，他已在此发表过8次演讲。 [62]
里根的记录并不像怀旧的保守主义者所说的那般完美。里根减税但却没有削减公共开支，使美国的国债增加了1.5万亿美元——这使人们至今还在怀疑保守派管理经济的能力。由于里根派和实用主义者之间的不断争斗，里根政府受到了伤害。他的白宫办公厅副主任迈克尔·迪弗（Michael Deaver）是实用主义者的领袖，他甚至不让总统收阅他订了好几年的《人类事件》杂志。结果里根让人把杂志直接送到他在白宫的住处。 [63] 就任总统3个月后，他从一次暗杀行动中死里逃生，随即给人一种超脱的感觉。有人批评，第一夫人的占星家给里根政府带来的灵感，有时候和哈耶克一样多。尽管他与基督教右派开局良好，但他们漫不经心的分道扬镳，对保守主义的文化事业——如反堕胎运动——没有提供什么帮助。南希·里根（Nancy Reagan）在删除1987年国情咨文中有关堕胎讨论的内容时说道：“我对反堕胎不感兴趣。” [64]
有些保守派牢骚满腹，但右派谁会真正怀疑里根所取得的巨大成功——赢得冷战、重振美国经济、恢复美国的自豪感——会逊色于这些失败呢？里根就任总统之初就彻底打败了劳工组织，解雇了空中交通管制员工会的1万名罢工人员。尽管如此，该工会还是为数不多支持总统命令的工会之一。1981年至1985年间，军费增加了1/3。他的减税做法损害了进步主义，使最高税率从70％骤降到33％。他利用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沃伦·伯格1986年辞职的机会，提拔最高法院最保守的法官威廉·伦奎斯特为首席大法官，并提名另一名保守派安东尼·斯卡利亚（Antonin Scalia）补缺，从而彻底改造了最高法院。
到里根任期结束的时候，右派的所有成员似乎都各得其所。共和党在加利福尼亚州和西部都很保险。南方现在已是共和党的天下了——在总统选举中无疑是如此，在国会选举中，情形也日益往这个方向发展。受到这些新军的支持，国会共和党更加保守。1972年至1986年间，来自美国保守派联盟的共和党国会众议员所占的比例，平均从63％上升至75％。 [65] 宗教右派在行动。北方白人开始否认自己是民主党人——1984年里根再次竞选总统的口号是“你没有离开民主党，是民主党离开了你”。美国人民似乎完全忠于小政府了。右派赢得了冷战的外交政策大辩论。4年之后，谁会预料到，那个来自阿肯色州邋里邋遢的麦戈文分子会入主白宫呢？又有谁会预料到，加利福尼亚州将成为民主党的大本营？
[1] Theodore H．White，The Making of the President，1964 （New York：Atheneum，1965），p．365．
[2] Rick Perlstein，Before the Storm：Barry Goldwater and the Unmaking of the American Consensus （New York：Hill and Wang，2001），p．303．
[3] 转引自James T．Patterson，Grand Expectations：The United States 1945—1974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p．587~588。
[4] Daniel P．Moynihan，Maximum Feasible Misunderstanding：Community Action in the War on Poverty （New York：Free Press，1969），pp．128~166；Tom Wolfe，Radical Chic and Mau Mauing the Flak Catchers（New York：Bantam，1999），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70 by Farrar，Straus and Giroux．
[5] Thomas Byrne Edsall and Mary D．Edsall，Chain Reaction：The Impact of Race，Rights and Taxes on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W．W．Norton，1991），pp．45~46．
[6] Christopher Lasch，The True and Only Heaven：Progress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W．W．Norton，1991），p．505．
[7] Steven Hayward，The Age of Reagan：The Fall of the Old Liberal Order，1964—1980 （W．W．Forum，2001），p．302．
[8] Theodore H．White，The Making of the President，1968：A Narrative History of American Politics in Action （New York：Atheneum，1969），p．346．
[9] Edsall and Edsall，Chain Reaction ，p．95．
[10] Ibid．，p．52．
[11] Ibid．，pp．111~112．
[12] Hayward，The Age of Reagan ，p．154．
[13] Michael Elliott，The Day Before Yesterday：Reconsidering America ' s Past：Rediscovering the Present （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6），p．175．
[14] 密歇根大学全国选举研究资料库，http://www.umich/edu/_nes/nesguide/nesguide.htm。
[15] George H．Nash，The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 Movement in America Since 1945 （Wilmington，Del．：Intercollegiate Studies Institute，1998），p．319．
[16] White，The Making of the President，1968 ，p．143．
[17] Jerome Himmelstein，To the Right：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Conservatism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p．100．
[18] David Reinhard，The Republican Right Since 1945 （Lexington：University of Kentucky，1983），p．222．
[19] Nash，The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 Movement in America ，p．319．
[20] Richard Viguerie，The New Right：We ' re Ready to Lead （Falls Church，Va．：The Viguerie Company，1980），pp．51~52．
[21] 密歇根大学全国选举研究资料库。
[22] Lou Cannon，Governor Reagan：His Rise to Power （New York：Public Affairs，2003），p．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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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Lewis L．Gould，Grand Old Party：A History of the Republicans （New York：Random House，2003），p．403．
[25] 转引自Lee Edwards，The Conservative Revolution：The Movement That Remade America （New York：Free Press，1999），p．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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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Irving Kristol，Neo Conservatism：The Autobiography of an Idea （New York：Free Press，1995），p．25．
[28] “The Negro Family：The Case for National Action，”U．S．Department of Labor，Washington，D．C．，1965．
[29] Godfrey Hodgson，The World Turned Right Side Up （New York：Houghton Mifflin，1996），p．30．
[30] Kristol，Neo Conservatism ，p．6．
[31] 转引自Nina J．Easton，Gang of Five：Leaders at the Center of the Conservative Crusade （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00），pp．41~42．伊斯顿所提供的，是我们见到过的有关斯特劳斯观点的最出色的摘要。由华盛顿颇具影响力的斯特劳斯学派所进行的较不容易明白的（有关斯特劳斯观点的）叙述，参见Steven Lenzner and William Kristol，“What was Leo Strauss Up To ?”The Public Interest ，Fall 2003。
[32] Robert Kaiser and Ira Chinoy，“How Scaife' s Money Powered a Movement，”Washington Post ，May 2，1999．
[33] Himmelstein，To the Right ，p．141．
[34] Ibid．，pp．144~145．
[35] William J．Lanouette，“The New Right——‘Revolutionaries’Out After the Lunchpail Vote，”National Journal ，January 21，1978，p．88．
[36] 转引自Lee Edwards，The Power of Ideas：The Heritage Foundation at 25 years （Ottawa，Ill．：Jameson Books，1997），p．38。
[37] William Rusher，The Rise of the Right （New York：William Morrow，1984），pp．228~229；Himmelstein，To the Right ，p．86．
[38] Himmelstein，To the Right ，p．82．
[39] Gillian Peele，Revival and Reaction：The Right in Contemporary America （Oxford：Clarendon Press，1984），p．3．
[40] Himmelstein，To the Right ，pp．82~83．
[41] James A．Morone，Hellfire Nation：The Politics of Sin in American History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3），p．453．
[42] Himmelstein，To the Right ，pp．116~117．
[43] Ibid．
[44] Ibid．，p．118．
[45] Morone，Hellfire Nation ，p．453．
[46] David Maraniss，First in His Class：A Biography of Bill Clinton （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5），p．282．
[47] Earl Black and Merle Black，The Vital South：How Presidents Are Elected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p．279．
[48] Earl Black And Merle Black，The Rise of Southern Republicans （Cambridge，Mass．：Belknap Press，2002），p．154．
[49] Ibid．，pp．102~111．
[50] Hodgson，The World Turned Right Side Up ，pp．210~211．
[51] Edsall and Edsall，Chain Reaction ，pp．130~131．
[52] Hodgson，The World Turned Right Side Up ，p．206．
[53] Lou Cannon，President Reagan：The Role of a Lifetime （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1），p．160．
[54] Hayward，The Age Of Reagan ，pp．xix~xx．
[55] Cannon，President Reagan：The Role of a Lifetime ，pp．15~16，85．
[56] Black and Black，The Rise of Southern Republicans ，p．224．
[57] Cannon，President Reagan：The Role of a Lifetime ，p．43．
[58] 转引自Hayward，The Age of Reagan ，p．xxix。
[59] Ibid．，p．100．
[60] Cannon，President Reagan：The Role of a Lifetime ，pp．493~494．
[61] Sidney Blumenthal，The Rise of the Counterestablishment：From Conservative Ideology to Political Power （New York：Harper And Row，1986），p．142．
[62] Rusher，The Rise of the Right ，p．314．
[63] Cannon，President Reagan：The Role of a Lifetime ，p．363．
[64] Christopher Lasch，The True And Only Heaven：Progress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W．W．Norton，1991），p．515．
[65] 具体数据请参见附录。
(1) 强词夺理的人（a flak catcher），意指能把任何批评都变得对雇主有利的代言人。——译者注
(2) 黑豹党成立于1966年，是一个美国黑人自卫党，他们反对美国政府，并试着从大众组织和社区节目规划来造就革命性的社会主义。黑豹党是美国率先为少数民族和工人阶级解放战斗的组织之一。——译者注
(3) 意第绪语，欧洲或美国的犹太人的语言。——译者注
(4) 1966年，在发生确定税款人的丑闻后，加利福尼亚州立法机关制定了一项改革法案，对税款按统一的市价百分比进行评估。结果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房地产价值飙升，家庭财产也猛增，人们交纳的财产税也猛增，许多人叫苦不迭。《13号提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这一提案对美国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有人认为这是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的开端。——译者注
(5) 边际税率就是征税对象数额的增量中税额所占的比率。——译者注
谢选骏指出：人说美国，“自由主义的煎熬：1964—1988年”——我看这段时间正好是美国和中囶勾搭成奸的时刻——难怪魔鬼毛泽东说他最喜欢共和党右派！因为美国的右派例如川普最喜欢玩弄“把魔鬼打入地狱”的意大利游戏！
【第四章 平分秋色：1988—2000年】
20世纪90年代，美国保守主义遇到了复仇者，这个出生于婴儿潮一代、富有魅力的人来自阿肯色州。毫不夸张地说，比尔·克林顿曾是一个令人兴奋的人物。1991年10月，我们两个作者其中一人在洛杉矶比尔特摩酒店（Biltmore Hotel）举行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the Democratic National Committee）秋季大会上碰到过他。坦率地说，那次会议只是一项例行工作。那天天气炎热，尽管有可能见到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却叫人提不起神来。经济并不景气，但乔治·H．W．布什——这位“沙漠风暴”（Desert Storm）行动的胜利者——不可避免将凯旋而归。那种“必然性”成为民主党知名人士马里奥·科莫（Mario Cuomo）未能现身洛杉矶的原因之一。两个南方记者吃着低热量的自助餐挥汗如雨，却很好地体现了比尔特摩当时的气氛。那个胖些的记者说：“厌烦透了，我们给希拉里打电话吧。”
房间里，各小组配备的书记员尽职地同未来的总统候选人交谈，有一个小组吸引的人数比其他小组多得多——随着交谈继续，人数还在不断增加。只要同克林顿待上一小会儿，你就会发现他是个天才。他那《风起云涌》（Primary Colors ） (1) 式的长时间握手坚定有力，立马给人一种亲密感。此外，他非常了解自己的才干。从奥兰治县幼儿园的日托到明尼苏达州的福利改革﹑德国的治安管制，这个人对社会政策有一种百科全书式的了解。而随着他的想法不断涌现，人们意识到，他不是那种老式的自由主义者。克林顿不想扩大福利面，他只想改变它。他坚定地支持自由贸易，外交政策强硬，赞成死刑。美国中产阶级终于有了一名可以支持的民主党人——或者更应该说是一名新民主党人。
乔治·H．W．布什这位冷酷无情的斗士，属于他的冷战已经结束了，如果不是因为他看似一位贵族，他连一杯咖啡都叫不到。因此，当一个充满思想的年轻人出现的时候，其耀眼光芒是很难被遮住的。但这并不是克林顿的主要特点。比尔特摩酒店中的这个新民主党人，就像一台能够摧毁保守主义的机器——这是美国自由派所能催生的最厉害的一台机器。南方口音和中立派观点使克林顿成为同龄人中最好的传播员。对保守派来说，他立刻成了魔鬼的化身——不仅因为他有种种罪恶，而且因为他特别善于搞政治。纽特·金里奇有一次看过克林顿发表国情咨文后想道：“我们完了。我们没有办法打败这个家伙。” [1] 尽管克林顿在个人问题和政治上都做了一连串荒唐的蠢事，但离职时他还是成为自约翰·F．肯尼迪以来工作最为人好评的总统。
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并不是美国右派面临的唯一挑战。事实上，要不是美国保守派如此畏惧上帝，他们一定会停下来想想，为什么在短短的12年间，上帝要使他们的事业遭受如此之多的晴天霹雳。共产主义阵营虽然解体了，但保守主义运动也失去了如影相随的动力。乔治·H．W．布什在自相残杀中结束总统任期。保守派曾在1968年和1980年两度幻想他们永远改变了美国的政治，却发现美国依然是一个“一分为二的国家”。这是一个开着旅行车带着孩子参加体育运动的妈妈们停车投票的年代，人们谈论的都是独立选举人以及像布坎南、佩罗和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这样打破权势核心的人物。
但这个10年对保守主义运动来说，真的是一场灾难吗？20世纪90年代是这样结束的：白宫出现了一个更加保守的布什，国会两院都由共和党控制，尽管优势不明显。更为重要的是，20世纪90年代显示了自由主义的局限性。尽管美国左派拥有它的祈祷者希望它拥有的一切——一代人中最有才干的政治家、长时间的和平繁荣、共和党一系列的失策——但美国政治的议程却是由右派来制定的。克林顿在福利改革、平衡预算、股市繁荣、减少35万联邦雇员等方面的成就，定会使罗纳德·里根感到高兴。克林顿一想左转——军队中的同性恋问题和医疗保险问题——就被粗暴抵制。而当克林顿的指定继承人阿尔·戈尔企图重燃自由派的民粹主义时，他输掉了一场十拿九稳的选举。
过于收敛的布什先生
1988年和2000年，乔治·H．W．布什（老布什）和他的儿子乔治·W．布什（小布什）父子两代竞选总统，这12年上演了一出令人惊讶的音乐剧：保守派4年行事过于收敛（老布什总统任期），自由派2年行事过于张扬（比尔·克林顿任期的头两年）；保守派2年过于张扬（“金里奇革命”），然后是自由派4年过于收敛（克林顿的第二个任期）。
可以以两种不同的方式看待老布什总统的任期。一种是把他看作对公共服务忠于职守的典范。他是一个不走极端的实用主义者，带领大西洋联盟克服冷战结束带来的伤痛，动员联合国惩罚萨达姆·侯赛因，缓和里根时代的过度做法，通过制定不受欢迎的决策为克林顿时期的繁荣打下了基础。大多数美国人和欧洲人都接受这一观点， [2] 而且在他离职以后，民众对他的认可率已经稳步上升了，但那绝对不会是保守主义运动的观点。
随着2001年老布什的儿子小布什入主白宫，人们很容易忘记右派曾多么憎恨小布什的父亲。在1988年的初选中，老布什副总统面临宗教右派领袖帕特·罗伯逊和主张减税的理想主义者皮特·杜邦（Pete DuPont）、杰克·肯普等人的强大挑战。1992年，老布什败选以后，许多保守派谈论着“布什－克林顿时代”，似乎他俩是可怕的同类。1995年，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共和党众议员迪克·阿米（Dick Armey）回顾那段历史时曾经写道：
1989年1月20日罗纳德·里根离开白宫去加利福尼亚州，他给乔治·布什留下了比历史上任何总统都多的资产——蓬勃的经济、世界对新自由的觉醒……看到自由主义处于死亡的剧痛之中，选民转向了乔治·H．W．布什，并说：“让自由主义完蛋！”结果他们得到的却是对里根革命的反动。 [3]
对于阿米及其盟友来说，1988年的竞选清楚地表明老布什不是罗纳德·里根。《新闻周刊》在封面上谴责老布什是懦夫，深夜脱口秀节目唾弃老布什是“每个女人的第一丈夫”，这些自由派媒体只不过是说出了许多保守派私下的怨言而已。迈克尔·杜卡基斯一度似乎能够从中受益。
如果说比尔特摩酒店的克林顿是完美的“终结者”，那么杜卡基斯则是早期的半机器人——一个被重新设计的有着致命缺陷的民主党人。1984年，他竞选总统时是一个并未得到改造的“新政”的支持者，但他肯定与沃尔特·蒙代尔拉开了距离。杜卡基斯利用了加里·哈特（Gary Hart）1984年所拥护的“新自由主义”技术统治思想，如果不是因为在名为“见不得人的勾当”（Monkey Business）的船上同一名女演员寻欢作乐时被人逮住，1988年他还会再次尝试推广这一思想。新自由主义的信条主要针对郊区选民，它放弃了经济问题上的左派立场（杜卡基斯建议不要增加新税），但在诸如枪支控制、环境和死刑等文化问题上仍然坚持“文明的”欧洲方法。这个看似高效率的马萨诸塞州州长在春天大大往前跨了一步。当反税收活动家格罗弗·诺奎斯特出现在哈佛大学校友联欢会上的时候，杜卡基斯的自由派同道嘲讽地告诉他，布什落后了17个百分点。 [4]
老布什的竞选主管李·阿特沃特以一种全然非美国式的欧洲竞选方法瞄准蓝领选民进行竞选，削弱了杜卡基斯的优势。老布什的竞选班子叫嚷道：“杜卡基斯是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的正式成员。”他让威利·霍顿（Willie Horton）这样的黑人强奸犯提前出狱，制造更多的谋杀案，他在国防方面软弱无力（这一点通过杜卡基斯懒散呆笨地坐在坦克上的一幅照片而得到强化）。里根的旧联盟适时地重整旗鼓，老布什赢得了87％的福音派基督徒的支持——这比里根获得的支持率还高——以及各收入阶层白人男性选民的多数支持。 [5]
作为候选人的老布什像个南方乡巴佬一样去战斗，作为总统的他，统治方式更像专制家长式的托利党人。（他谈论阿特沃特的古怪动作时说：“那是历史。”）玛格丽特·撒切尔曾在一次著名的谈话中对老布什说：“乔治，您现在不会对我（的思想观点）三心二意了。”但她立即发现，他是“一个走中间道路的政治家”——一个有名的实用主义者。对于他来说，好政府比意识形态更重要。突然间，政府不再是问题了。在白宫草坪举行的首次讲话中，老布什告诉一群高级官员，他们是他演讲的重要受众，“我们大家之所以在这里，是因为我们有一种信念，认为为公众服务是最高尚的职业” [6] 。想到里根的继承人竟然会如此颂赞公职，那些真实信徒真是深恶痛绝。
老布什还有其他的离经叛道之举。“一个更仁慈﹑温和的美国”，这样的颂词是什么意思？那肯定是支持自由派将20世纪80年代诽谤为贪婪的10年。 [7] 许诺做一个关注环境的总统，这又是什么意思？那无异于是中伤里根，说他毁坏了野地。而在国外，至少在新保守派看来，老布什不是在加速共产主义阵营的解体，而是更乐于减缓它的解体——即使敌人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街区，老布什也把它当合法政府来对待。在国内，右派认为老布什把国内政策看作民主党控制范围内的事情，最好放手不管［1991年，老布什的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苏努努（John Sununu）一度建议国会“聚会、休会，然后离开”，因为白宫没有任何法案要送到国会山表决］，或是理性地妥协。 [8] 《清洁空气法》和《美国残疾人法》（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激怒了右派，不仅因为他扩大了政府的权力，而且因为这些事件显示了老布什对那种“远见卓识”（vision thing）的蔑视。老布什政府的某位高官对《华盛顿邮报》说：“我们没有意识形态，有的只是义务约束。”
这种超越原则的实用主义信条，尤其强烈地体现在用人上。一小批保守派聚集起来，尤其在欧文·克里斯托尔之子比尔负责管理的副总统办公室和杰克·肯普负责的住房和城市发展部。但总的来说，老布什试图用忠于布什王朝的人取代那些因共同信仰而聚在一起的人，因此重要的是你与总统是什么样的关系？有时候挺滑稽。南希·黄（Nancy Huang）是老布什政府的内阁部长之一，她是总统最喜欢的休斯敦一家中餐馆老板的女儿。 [9] 20世纪60年代中期，蔡斯·昂特迈耶（Chase Untermeyer）是老布什在国会办公室的实习生，他的职责就是清除里根派的人，以布什派取而代之。求职者填写表格时被要求注明是否有过“布什经历”。 [10] 因此，为《华尔街日报》社论版增光添彩的保守派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对老布什非常严厉，也就不足为怪了。
基层战士也备受冷落。总统竞选期间，老布什拼命取悦右派，他允诺不增税，在福音派基督教聚会上发表讲话并谈论自己的宗教信念。但赢得总统选举后，他就把这一切抛到了九霄云外。里根时期，白宫设立了一个公共联络办公室，以招揽保守派活动家。苏努努却马上把这个办公室纳入他的白宫办公厅属下，并且把办公室与保守派打交道的官员减少到只有1人。同时，他把该办公室的接触对象范围扩展到所有的利益集团，而不仅仅局限于共和党利益集团。 [11] 到1992年春天苏努努去职时，保守派争相诉说被无礼相待的事情。当美国商会会长理查德·莱舍（Richard Lesher）在电视上批评1990年的一揽子预算协议时，苏努努对他尖叫道：“我要用链锯把你那两腿间的家伙割掉。” [12]
老布什没有回报保守派，而对民主党控制的国会则过于彬彬有礼。作为前国会议员，他对国会的评价很高，并且经常表现得像位英国首相，而不是美国总统。候任总统时他说：“我不会想到‘命令’这个词，我想同国会协力决定人民的意志。”从右派的观点来看，国会过于勤快地为老布什的总统任期设定议事日程，而总统对民主党同僚则太过宽容迁就——尽管在保守派的眼中，从泰德·肯尼迪卷入棕榈滩的强奸案，到众议院邮局的洗钱丑闻，老布什都有大量可以攻击的靶子。
右派有其道理。老布什不同民主党人发生冲突，证明了一个老生常谈的故事——短期获益，长期则是灾难。1991年春天从海湾归来的部队在宾夕法尼亚大道经过他时，民众对他的认可率达到了91％，但他第二个总统任期的机会却被两个新的政治巨兽给毁了：一是国会中新出现的党派性极高的共和党人，另一个是在这个国家新出现的中间派民主党人。这两种类型以两个出生于婴儿潮的早熟的年轻人为典型代表——他们俩都绝顶聪明，都来自破碎的家庭，都对性很着迷——20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将支配美国政治。
纽特和比尔
1984年5月，纽特·金里奇遭到长期担任众议院议长的蒂普·奥尼尔的愤然抨击，从而声名大振。在早期的午夜演讲中，这个年轻的佐治亚州国会议员嘲讽过几名民主党人，指责他们“对共产主义视而不见”，并要他们做出回应。而在那时候，C－SPAN电台的摄像机只被允许对准讲话的议员，因此观众并不知道金里奇所指责的那几个人没有一个在场。奥尼尔愤怒地说：“这是我在国会32年里见到过的最卑劣的事情。”但奥尼尔的举止打破了国会的礼仪规则，他说的话不得不从国会记录中删除——这是自1798年以来众议院议长从未受到过的侮辱。
对金里奇来说，奥尼尔受辱表示他应该加倍努力。6年前，这个理想主义的前大学教授闯进了国会，他的最低目标是把众议院从民主党手中夺过来，并推翻“自由主义的福利国家”。对金里奇来说，动力就是一切。1985年，他解释：“我有巨大的个人抱负，我要移动整个地球，我正在这样做。” [13] 金里奇以惊人的速度抛出各种思想、备忘录和录像带。他甚至喜欢每天早上6点半给里根政府的一名官员打电话，因为他相信，这样能够在一整天里影响白宫的想法。 [14]
在金里奇的世界里，民主党不仅犯了错误，且贪腐成性。他打破国会的友善规则，称对手为“笨蛋”和“缺德鬼”。 [15] 金里奇邀集保守派机会协会（the Conservative Opportunity Society）的一帮同道攻击手，利用有线电视中C－SPAN这一媒体——由于该台当时的收视率不高，故为多数国会议员所忽视——就像那次激怒奥尼尔一样，对民主党人进行了一系列简短而锐利的无情攻击。1987年，奥尼尔放弃众议院议长一职后，金里奇集中精力揭露新议长吉姆·赖特（Jim Wright）的罪行，但说得好听一些，他指控赖特的证据微不足道（赖特最严重的罪行似乎只是在一份著书合同上进行了特殊的交易）。许多共和党人敦促金里奇别再去挖证据，但是1989年众议院道德委员会以5项罪状指控众议院议长，宣称他违反了49条众议院规则。赖特最终被迫辞职。这使温和派共和党人感到尴尬，却使金里奇的激进派欢呼雀跃。
金里奇象征的是一个激烈的党派之争的新时期，强调政党不再是便于区分彼此的标签，而是意识形态的标签。1972年至1986年间，根据美国保守派联盟有关两党平均投票记录率评估，两党在众议院的分裂度从31％上升到55％（参见附录）。在里根时代，民主党人不顾司法任命中所有旧有的礼貌规则，他们猛烈地抨击保守派知识分子罗伯特·博克，里根于1987年提名后者为最高法院法官。泰德·肯尼迪不顾礼貌，咆哮着对博克说，他带来的将是地下堕胎行为。作为总统，老布什试图以绅士作风阻止更多“博克式事件的发生”，但不管用。他提名的第一位国防部部长候选人约翰·托尔参议员，在一阵蜂拥而来的、新闻媒体上惯见的夸大其词的胡乱猜测中，被他先前在国会的同事们指责有一连串的个人不当行为。 [16] 1991年，老布什提名黑人保守派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为最高法院大法官。同克拉伦斯·托马斯的斗争，使得政治上对个人的毁灭性打击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尤其是在年轻的法学教授阿妮塔·希尔（Anita Hill）指控托马斯对她有不当之词后。民主党人透露托马斯法官租用色情录像带的细节，而保守派则在著作书和专栏中公开诽谤希尔。《美国观察者》（The American Spectator ）杂志1992年3月份的一篇文章声称希尔这个托马斯法官的原告“有点疯狂﹑有点鲁莽”，但文章的作者戴维·布罗克（David Brock）后来承认，该文是基于不实信息写成的。 [17]
但老布什面临的问题不仅来自金里奇式的共和党人，也来自民主党人。20世纪80年代，美国共和党不断向两个阵营分化，一边是像鲍勃·多尔（Bob Dole）这样的实用主义参议员，打算增税以减少赤字；另一边是死硬的减税派。老布什从一个极端跳到了另一个极端——从谴责1980年里根竞选时的“巫术经济学”，到1988年的竞选诺言“看清楚我的嘴形，不增税”。作为总统，老布什选择了持实用主义立场的学者，如理查德·达曼（Richard Darman）和尼古拉斯·布雷迪（Nicholas Brady）为自己的经济顾问。他们使老布什相信，重振经济的唯一方法就是削减赤字。
1990年6月26日清晨，一项看似例行公事的声明钉在白宫的告示牌上。该声明是白宫与国会民主党领袖谈判的产物，它发出了双方同意就赤字项目进行改革的信号，其中包括“增加税收收入”。 [18] 当天下午，大约90个共和党国会众议员联名写信给老布什，发誓要否决任何这样的一揽子协议。白宫打赌金里奇及其同道会失败，他们将看到在未来5年中征收1300亿美元新税收的一揽子计划。但是，105名金里奇派的众议员和要求进行更多收入再分配的左派民主党人，合力将这个一揽子计划给否决了。由于金里奇不肯妥协，可怜的老布什为了使法案获得通过，只好以提高税收——包括将最高收入税率由28％提高到31％——来吸引更多的民主党人支持这一法案。总统对金里奇感到十分愤怒，但许多保守派基层战士则将老布什在税收上的退步看成是一种背叛。由于经济不断恶化，他们纷纷聚集到帕特·布坎南的旗下，这个保守派评论家对乔治王朝开始进行激烈的反抗。
布坎南代表的是正在快速分裂的右派联盟中另一股日渐增强的力量——旧保守派。对于内政，这些传统主义者要求税收更低，在文化战上立场更强硬；对于外交，这个激情四溢的前演讲撰稿人提出回归塔夫脱式的孤立主义、保护主义和美国至上主义。他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需要从帝国式的纠缠中脱身。谈论海湾战争时他说：“有许多事情值得我们为之而战，但绝不是为了一加仑汽油那额外的10美分。” [19] 在与新保守派战斗的时候，布坎南把战争归罪于“以色列国防部及其在美国的支持者” [20] 。这种言论招致了反犹主义的指控，但是布坎南这种愤怒的本土论，为保守派怒对老布什政府提供了便利的栖身之所。1992年1月，布坎南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中获得了40％的选票，奠定了老布什11月败选的基础。
如果民主党没有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值得信任的对象，那么老布什的失败还有可能避免。1985年，年轻聪明的国会助手阿尔·弗罗姆（Al From）创立了民主党领导委员会（Democratic Leadership Council），以使该党脱离代表激进利益集团的“彩虹联盟”（Rainbow Coalition），弗罗姆戏称这些利益集团是“民主党的新大佬” [21] 。弗罗姆有意地以保守派团体如传统基金会为榜样，创立他的民主党领导委员会。1989年，民主党领导委员会发展出了自己的智库——进步政策研究所（Progressive Policy Institute）。民主党领导委员会的动力来自西部和南方那些杰出的年轻的民主党人，由于它过于具有白人的色彩，过于理性，过于亲工商界，因此一开始的时候人们都回避它。杰西·杰克逊（Jesse Jackson）尖刻地称其为“为有闲阶级服务的民主党人”。但由于它的分析绝对清晰透彻，因而影响力不断上升。
在文化问题上，民主党领导委员会所持立场不同于杜卡基斯这样的新自由派。其成员在国防问题上是鹰派，在社会政策问题上也很强硬。对那些要求黑人单身妈妈对孩子承担更多责任的人，民主党还要继续指责他们为“种族主义者”吗？民主党只是一个教师工会党或教育党吗？进步政策研究所的第一篇研究论文就反对更高的最低工资，并赞成更高的劳动收入抵税金额（earned income tax credit）。 [22] 在选举期，弗罗姆关注的不是开着旅行车带着孩子参加体育运动的妈妈们，而是里根式的民主党人，特别是那些“铁锈地带”（the Rust Belt） (2) 的白人蓝领工人，就连民主党自己的民意调查也显示，自由派企图取悦少数民族的做法激怒了这些人。
包括阿尔·戈尔在内的各种民主党人，都曾经是民主党领导委员会思想的传声筒，但是克林顿从1990年成为该组织领导的那一刻起，成了最会兜售思想的人。克林顿坚持不懈地对民主党说：“在全国性选举中，中产阶级选民并不相信我们会在国外捍卫我们的国家利益，会在国内把他们的价值注入社会政策，并有原则地使用他们缴纳的税款。” [23] 自从1972年尼克松把选举说成是“保守的美国对抗激进的美国”后，民主党就一直陷在“激进的美国”的标签之中。很难说吹奏萨克斯风的克林顿是一个保守的人，但也不能认为他是一个杜卡基斯分子。他攻击老布什对中国太软弱，攻击黑人活动家索佳大姐（Sister Souljah） (3) 是种族主义者。
等到老布什把克林顿作为对手来严肃对待时，已经晚了，这显示他缺少政治嗅觉。他有次指着椭圆形办公室里的座椅，对欢笑不已的助手说：“你们能够想象比尔·克林顿坐在那位置上吗？” [24] 有趣的是，有个人完全清楚克林顿的潜力，他恰恰就是李·阿特沃特。1990年，他酝酿出一个计划，让阿肯色州的国会议员汤米·鲁滨孙（Tommy Robinson）出马，与克林顿争夺该州州长席位。（据传他曾说：“我们竭尽全力往他身上泼脏水——毒品﹑女人——无论什么，只要管用。我们可能会赢，也可能赢不了，但我们将彻底把他搞臭，这样他就有好几年不能再参加竞选了。” [25] ）由于鲁滨孙没能获得共和党的提名，因此计划出了岔子。但许多保守派认为，如果阿特沃特没有在1991年3月去世，他就是那个能够阻止克林顿在1992年入主白宫的人。
共和党当然也曾试图这样做。在整个大选期间，克林顿被指责为逃避兵役者、奸夫、不诚实的房地产投资商、好斗的女权主义者的丈夫。但这一切都不管用。克林顿坚持以经济为中心，而老布什则对此缺乏主张。克林顿和金里奇对1992年4月的洛杉矶暴乱提出了大量建议，但白宫却不见动静。在海湾战争和休斯敦共和党全国大会期间，公众对老布什的认可率下滑了57个百分点。那次大会完全是一场灾难——选民见到的是偏执的共和党右派狂呼乱叫，布坎南敦促人民自己武装起来应对即将到来的文化战，帕特·罗伯逊痛骂克林顿越轨的生活方式。大选临近时，本书作者之一曾近距离接触过在盐湖城一部动作片中初露头角的一群外表清秀的小伙子。当被问及会投谁的票时，他们迟疑了一下。最后有个参加过海湾战争的老兵回答：“布什，可能吧。”如果一位在位的共和党总统连喜欢史蒂文·西格尔（Steven Seagal） (4) 电影的摩门教老兵的激情都激发不起来，那他就有麻烦了。老布什以168张选举人团票对克林顿的370张选举人团票，正式成为选票丢失第四多的在位总统。
这一选举结果不仅激起了小石城的欢呼——克林顿正在那里和着摇滚组合弗利特伍德·迈克乐队（Fleetwood Mac）《别停下，想想明天》（Don ' t Stop，Thinking about Tomorrow ）的乐曲跳舞——在拥有许多美国保守派的地方也是如此。老布什的总统任期结束时，乔治·威尔和保罗·吉戈特（Paul Gigot）等保守派作家，差不多都欢迎共和党的失败。“哦，是的，真是太棒了。”来自得克萨斯州休格兰（Sugarland）的强硬派国会议员汤姆·迪莱回顾道，他原本担心还得再忍受“痛苦的四年” [26] 。在传统基金会，一群被称为“第三代”的年轻保守派举行了一个奇异的部落仪式：厅里满是志同道合的人，他们扛着装有血红色绉纸的大盆，上面放着这位去职总统的塑料头像。 [27]
老布什真的把一切都给毁了吗？民意调查数字显示，他失败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原因是经济。在最近各位总统的任期中，老布什任期内的经济增长最慢。但这很难说是他的过错。用橄榄球的术语来说，里根给了老布什“一个歪传球”（a hospital pass） (5) 老布什接任总统时，正赶上经济低迷期。事实上，老布什处理赤字的许多做法是相当明智的。第二个原因是得克萨斯州商人罗思·佩罗。他对布什家族满怀嫉恨，对赤字耿耿于怀。1992年，这个得克萨斯州小个子赢得了1900万张选票，是1912年以来表现最出色的第三党候选人。
选后民意测验还隐含着另外一个教训。虽然投佩罗票的选民对民意测验专家说，他们喜欢克林顿胜于老布什，但使他们背离共和党的却不是克林顿，而是佩罗。而他们的主要关注点，如财政上的精打细算和对政府的不信任，却都是保守派关注的问题。克林顿得到的选民票只有43％，与表现平平的杜卡基斯所得选票比例一样。尽管克林顿试图延揽蓝领选民，但他当选是因为他紧紧抓住了自己的基本选民支持者，而佩罗则使得里根联盟分裂了。正如罗纳德·布朗斯坦（Ronald Brownstein）和丹·鲍尔茨（Dan Balz）在1996年所著的《猛攻大门》（Storming the Gates ）一书中所述，1992年克林顿的获胜有点类似于1968年尼克松的获胜，那时候乔治·华莱士使民主党的基础分裂了。要使他的胜利持久，克林顿现在必须以尼克松为榜样，把佩罗的选民支持者罗致到自己的联盟中来。 [28]
克林顿：过于张扬的自由主义者
对民主党来说，不幸的是，这位新总统一开始却反其道而行之。由于缺乏经验和疲惫不堪（他拒绝在选举和就职期间进行短暂的休息调理），获胜数日之后，克林顿掉进了三大陷阱。
11月11日，这位总统当选人被问及是否会履行自己的竞选诺言——让同性恋者公开在军中服役。尽管克林顿是美国政治中最善于推诿躲闪的高手之一，但他却令人吃惊地、毫不拐弯抹角地做出了直接肯定的回答。结果上自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下至普通士兵，几乎每一名美国在役人员都对此猛烈批评。克林顿最终妥协并接受了“不问，不说”政策。但是伤害已经造成。除了拿着标牌到传统制造业地区的保龄球馆和酒吧到处转悠，宣称自己是“喜欢同性恋者的逃兵役者”，克林顿无比清楚地向蓝领选民传达出，他实际上是一个伪装的杜卡基斯分子。
克林顿犯下的第二个错误——越来越荒谬地探求建立一个政治正确的内阁——强化了他秘密自由派的身份。新民主党人明显表示出要招募一些共和党人的姿态。相反，希拉里·克林顿监督着一项左派利益集团之间的政治争夺，她特别重视寻找一名女性司法部部长。头两个候选人当然被怀恨在心的共和党人以“对待博克的方式给否决了”。司法部部长珍妮特·雷诺（Janet Reno）是克林顿夫妇的负担。连克林顿派的人也承认，雷诺有资格担任这一职务主要是因为她的性别。
克林顿的最后一个错误是讨好国会中越来越不受欢迎的民主党人。克林顿没有设法吸引共和党温和派（他们中可能有10个参议员和大约40个众议员等着克林顿去罗致），而是执迷于使民主党团结一致，这就意味着他的立场明显更具自由派色彩。这个非常圆滑的现代化者如今身上背负很多老旧的行李。有个民主党领导委员会的成员拿赛马的比喻哀叹道：“我们控制了秘书处，却给他套上了一张重犁。” [29]
更糟糕的是，共和党人群情激愤，准备战斗。在参议院，鲍勃·多尔宣布自己代表那57％未投克林顿票的选民，并且立刻组织起来，成功阻止了克林顿经济刺激计划的通过。在众议院，共和党的领导权名义上还是由温和的守旧派罗伯特·米歇尔（Robert Michel）掌握，但金里奇势头更盛。选举刚刚结束，他就召集团队开了一个研讨会，会上用挂图展示了他的雄心：
金里奇——主要使命。
文明的倡导者。
文明的定义者。
文明规则的教导者。
文明狂热者的唤醒者。
赞成文明活动的组织者。
文明力量的（可能）领导者。
一项普遍而非最理想的使命。 [30]
金里奇同共和党新任主席黑利·巴伯（Haley Barbour）一道，将1993年共和党的中心内容集中于使人们厌恶华盛顿。巴伯使共和党的直邮活动增加了3倍，他很快发现，募集钱款的最好办法就是妖魔化克林顿夫妇。
克林顿激起了自麦卡锡时代以来美国右派未曾有过的仇恨感。总统每天收到罗伯特·巴特利一伙在《华尔街日报》社论版的攻击，这和莫林·多德（Maureen Dowd）在《纽约时报》上对老布什的揶揄嘲笑可大不相同。但《华尔街日报》的攻击比起电台脱口秀节目或者《美国观察者》杂志的内容，简直是小巫见大巫。理查德·梅隆·斯凯夫出资在《美国观察者》杂志上刊载了一系列半真半假的文章，涉及克林顿的性生活和欺骗性的商业交易。1993年7月，就在《华尔街日报》刊出一篇暗示其舞弊的社论后不久，文斯·福斯特（Vince Foster）自杀了。福斯特是白宫的法律顾问，也是希拉里的密友，他的死使得情况变得失控。杰里·福尔韦尔兜售了15万册《克林顿编年史》（Clinton Chronicles ），该书宣称克林顿已下令谋杀那些可能揭露他走私可卡因的人。 [31]
这是保守主义运动最丑陋的时刻。事实上，情形太可怕了，以至于克林顿的辩护者匆匆站出来说，他的总统职位被敌人劫持了，“巨大的右派阴谋”（希拉里·克林顿语）使国家的新闻媒体误入歧途，纷纷追猎“子虚乌有的丑闻”［克林顿总统那个经常有点滑稽的忠实助手悉尼·布卢门撒尔（Sidney Blumenthal），依然坚持把追猎“子虚乌有的丑闻”的做法称为胆大妄为之举］。 [32] 那当然不是媒体的光彩，但总体来看，“劫持理论”站不住脚，原因有二。第一，那些较大的新闻事件背后，总有一些涉及法律正当性的肮脏和狡诈行为。出售林肯总统套间过夜权是一个总统该做的事吗？1993年拒绝《华盛顿邮报》查看白水事件（Whitewater）文件的要求明智吗？这宗地产交易涉及克林顿夫妇同阿肯色州暗中操纵的合伙人，以看似优厚的条件（后被证明其实不然）购得土地。克林顿的助手请求他把土地移交出去，但第一夫人不答应，因而大惊小怪的事也在不断发生。 [33] 第二，如果总统的治理工作做得不错的话——而他任职的前两年基本上没有做到——那些肮脏的事情也不会有太大的关系。因此，很难把克林顿总统任职上的各种问题归罪于斯凯夫之流。
每当克林顿向中间靠拢，他还是总能取得真正的成功。他的经济政策扎根于减少赤字（这取悦了债券市场），为后来的经济繁荣和预算盈余打下了基础。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问题上，克林顿与共和党打成一片。1993年，他邀集4位前总统站在白宫外为该协定辩护。听过克林顿推销有术的话后，老布什有风度地承认：“他是由里往外看，而我则是由外朝里看，我现在知道原因了。” [34] 还有一些成绩，从量变产生了质变。例如，克林顿强行通过的劳动收入抵税金额，使得出去工作而不是待在家里的美国穷人大大获益。
然而，克林顿给人留下的总印象是自由主义行事过于张扬——而且是带来混乱的张扬。1994年，克林顿似乎没有办法使那些法案获得国会通过。竞选财务改革失败了，一项犯罪法案最后获得通过，但白宫的代价是遭受一次蒙羞受辱的失败并落入陷阱。蒙羞受辱的失败来自于美国步枪协会，而掉落陷阱则与国会黑人干部会议的争执有关，争执围绕着是否给予死囚区的少数民族罪犯对自己的判决提出异议的权利。不过这些都不如他在医疗保险问题上的张扬更具象征性。
医疗保险改革被认为极好地体现了新自由主义。他们想解决医疗保险费不断上升以及使工人换工作更容易的问题。与此同时，他们还想解决美国社会中一个令人瞠目的不公正问题——4000多万美国人没有医疗保险！正如“新政”为罗斯福式的自由主义带来了永久的选民支持区，医疗保险改革也将为克林顿式的政府行动主义带来永久的选民支持区。 [35]
但那只是理论而已。现实却是“希拉里保险计划”。即使是最迟钝的华盛顿人也没见过那样的事：到第一夫人和艾拉·马加齐纳（Ira Magaziner）领导的医疗保险计划特遣队提交报告的时候，无论以什么尺度来衡量，特遣队的规模都超过了此前所有的委员会：规模（它不仅有500名全职工作人员，还有数不清的攀附权贵者）；复杂程度（拥有15个“团组群”和34个工作组）；严格程度（工作小组负责人的工作要由“审计员”和“反对派”来重新评估）；以及野心。这份长达1367页的计划的核心内容是建议迫使各类企业为其雇员提供由政府管理的医疗保险。在小企业主和保险业的怂恿下，保守派不久就给“希拉里保险计划”贴上苏联式计划的标签，试图使国家经济的1/7受政府控制。讽刺的是，最接近新民主党人富于想象力的解决方案却是由共和党人约翰·查菲（John Chafee）提出来的。他建议给予个人医疗保险抵税金额，类似于抵用券。但民主党人并不让步，“希拉里保险计划”无疾而终。
上帝的立法助手和拉什的应声虫
到1994年中期选举时，克林顿几乎没能通过一项自由派的立法。他只是试了试，就足以激怒保守派，并激活保守主义运动。许多共和党的基层战士都属于偏执者——克林顿最终将学会利用这一点——但他们组织得也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好得多。而在一个大家都愿意投票的国家，其意义自不待言。
有时，这些基层战士是新招募的。例如，“希拉里保险计划”就带来了一个新的保守派机构——美国全国独立企业联合会（the National Federation of Independent Businesses），它是一个代表60万家小企业的行业协会。20世纪90年代，小企业是创造新工作岗位的地方，民主党曾想给共和党贴上代表大企业政党的标签，以此向小企业献殷勤。相反，由于“希拉里保险计划”将迫使所有企业为工人买保险，因而完全把美国全国独立企业联合会推向了保守派阵营一边。它成为了反规制、反税收联盟中的狂热分子。其具体目标是侵权制（tort system），矛头自然指向白宫这对律师夫妇。在1995年的某个时期，美国全国独立企业联合会曾在一星期内向白宫写了26.5万封信，以支持一项试图限制私人诉讼的法案。 [36]
克林顿恐惧症也使一些更有地位的右派团组获得了新的力量。人们可能会想，对于美国步枪协会来说，发生“科伦拜恩校园枪击案”（the Columbine school shootings） (6) 和韦科之围事件（the Waco siege） (7) 的20世纪90年代，是多舛的10年，但在其内部却没有这种感觉。1991年，该组织的控制权由沃伦·卡西迪（Warren Cassidy）手中转到了韦恩·拉皮埃尔手中。前者尝试与提倡枪支控制者谈判，而后者则是一个头脑冷静的理论家。拉皮埃尔继而向人们证明，取得政治成功的最佳手段就是坚持拥有枪支。拉皮埃尔花钱如流水，鼓动协会成员，并重组了该协会针对国会山的游说机构。1994年的犯罪议案对美国步枪协会的刺激尤为强烈，它使得该组织充满了兰博式的狂热，通过抨击性传真和电台脱口秀节目散布美国步枪协会的观点，使人们认为这一议案已经充满了政治恩惠。该协会很聪明地使对方的标准立场——“枪支不杀人，而是人会杀人”——改变为关注财政廉洁。美国步枪协会确保从代表众议院的乡村民主党处获得了足够多的支持票数，从而在1994年8月击败了这一议案。克林顿依然使一项限制攻击性武器销售的议案获得通过，但那只会让美国步枪协会在当年11月的中期选举中，更卖力地为赞成持枪权的候选人而战——当时，美国步枪协会为那些有针对性的竞选花费了340万美元。 [37]
在那次选举中，枪支持有者10人中有7人把票投给了共和党。20世纪90年代是美国步枪协会加紧与共和党调情的10年。美国步枪协会的国会竞选资助资金流向共和党的比例，由1990年的61％上升为2000年的92％。这种支持经常使共和党人陷于尴尬的境地。1995年，老布什辞去了美国步枪协会终身会员资格，以回应拉皮埃尔的主张：“有警徽，就等于得到政府的准许，可以骚扰、恐吓甚至谋杀守法公民。”但是，当这个组织进军选区，鼓励人们团结一致支持保守主义事业时，它展示出来的勇气仅略逊色于基督教右派。
20世纪90年代，基督教右派又能够发出声音了。在1989年老布什的就职宴会上，帕特·罗伯逊发现同桌的人中间有个年轻人，他长着一张唱诗班少年的脸，但却具有李·阿特沃特的政治直觉。 [38] 拉尔夫·里德是以“大学共和党人”组织常务理事的身份，于1983年来到华盛顿的。他接替了资格相当老的格罗弗·诺奎斯特在“大学共和党人”组织的职务。诺奎斯特称里德是一个一丝不苟的组织者，他甚至教年轻的共和党人如何正确地焚烧苏联的国旗。 [39] 里德是一个坚定的基督徒，但在人们眼里他更是一个坚定的政治家。闲聊时他谈得更多的是民意测验而非色情问题的告诫。华盛顿的共和党领袖适时地戏称他为“上帝的立法会议”（立法助手）。但是，里德的真正才干在于组织草根阶层。1989年，他说服罗伯逊，说他有能力将基督教福音派在总统竞争中的余力，转变为远超过几乎已失去势头的“道德多数”组织的强劲势道。基督教联盟组织诞生了。
里德和妻子乔·安（Jo Ann）以及一些志愿者，通过在教堂组织分会并让志同道合者签名，从基层建立起了这个组织。比起传统谴责诅咒的内容，他也强调议程应更广泛，“赞成家庭运动必须为一般选民关注的事情发声，如税收、犯罪、政府浪费、医疗保险和金融安全” [40] 。与此相契合，联盟的出发点往往是学校：它使家长相信，不仅他们的子女上课学的是自由主义的反常东西，左派也正在降低学术水准。该联盟通过抗议“以成果为导向的教育”（outcome-based education），锁定了一些特定的学校分布区展开选举攻势。里德有些愚蠢地沉湎于秘密行动的成功：“晚上我把脸涂抹一番出去夜行，而敌手直到自己被塞入装尸袋才知道游戏已经玩完，敌手直到选举夜才回过神来。” [41]
1990年末，基督教联盟已经有125个分会，5.7万会员，这充分显示出里德的组织才能。到1997年，该联盟已经有2000个分会，190万会员。在1994年的选举中，里德的子弟兵帮共和党人打电话，带人去投票，组织登记注册运动，告诉游离选民有关克林顿夫妇不敬神的习性（唯有在美国，总统每周日上教堂，同副总统进行每周一次的午餐时祷告，会被认为是无宗教信仰的行为）。1994年，该联盟散发了3300万份选民指导，而在该联盟关注过的120次实力相当的选举中，共和党赢得了大多数。1994年的选后测验显示，88％上教堂的基督教福音派白人把“家庭价值”当作影响投票决定主要因素。 [42]
这些基层战士中，相当多的人现在有了一个新的消息渠道——广为人知的拉什电台。直到20世纪90年代，保守派圈内一直认为他们的信念无法被人了解。自由派权势集团完全控制了电视网和多数大城市的报纸，只有可敬的《华尔街日报》是个例外。为应对这一局面，1991年4月，保罗·韦里奇创办了美国全国授权电视台（National Empowerment Television）——一个保守主义类型的《反斗智多星》（Wayne ' s World ） (8) 电视台。节目从他的办公室播出，电视台工作人员由他在自由国会基金会的雇员充当。当电视台的立场不再独立，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了，不过这家电视台还是给人相当陈旧的感觉——既有卡托论坛有关自由意志主义的观点，又有家庭研究委员会（the Family Research Council）对家庭的看法，还有美国步枪协会有关枪支的观点。
大的突破不是来自电视节目，而是来自电台脱口秀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的节目。林博是一个大腹便便的密苏里州共和党人，在得到堪萨斯城市电台一份播报新闻的工作之前，他在生活中成就平平。1984年，萨克拉门托电台刚刚解雇了它的电台名嘴，林博被雇用，这使他有了展示自己的机会。林博尝试出新，他的节目中并没有客串嘉宾，而是由他一个人神侃。不久他就展示出自己具有P．J．奥罗克（P．J．O' Rourke）般的罕见才能：一个逗人发笑的右派成员。但那并不是说林博可以没有限度。把12岁的切尔西·克林顿（Chelsea Clinton）称为“白宫的小狗” [43] ，那一点也不会叫人觉得有趣。他独有的滑稽是展现一个普通人被疯狂的制度弄得目瞪口呆。我们为什么要纳税来支持那种把十字架浸在尿里的所谓艺术家？为什么把钱给大学教授开会，让他们指责所有人都是强奸犯？拉什的追随者强烈认同他的观点，以至于他们自称为“应声虫”。拉什为这些人提供的最强大的政治资源之一是让他们知道自己并不是单兵作战。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每周拥有660家电台的2000万听众。
思匪夷所思
如果说林博为金里奇革命提供了配音，那么乐曲则是在美国企业研究所、卡托研究所和曼哈顿研究所（Manhattan Institute）谱写的。迪克·阿米在其1995年所著的《自由革命》（The Freedom Revolution ）一书中将金里奇革命简练归纳为一个思想，即“市场是理性的，而政府是愚蠢的”。这会淡化右派思想的复杂性和愤怒色彩。
左倾的监察组织美国国家响应公益慈善委员会（the National Committee for Responsive Philanthropy）计算过，在20世纪90年代，保守派智库花费了10亿美元来推广其思想。打前锋的是美国企业研究所，克里斯·德穆思（Chris DeMuth）使这一组织得到了新的动力。他是一名积极进取的保守派，具有像美国企业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巴鲁迪那样的组织才干。在纽约，曼哈顿研究所为鲁迪·朱利亚尼（Rudy Giuliani）这个严肃认真的市长提供了许多思想。在得克萨斯州，小布什在竞选州长时利用了马文·奥拉斯基（Marvin Olasky）和迈伦·马格尼特（Myron Magnet）的“充满同情心的保守主义”思想。奥拉斯基是一个以得克萨斯州为基地的“福音派基督徒”（他最初是一个纽约的犹太马克思主义分子）。马格尼特是一名留着鬓角的曼哈顿研究所学者。新一代极端活跃的新保守派登场了，他们中许多人都是第一代新保守派的后代（迈克尔·林德把他们称为“迷你型保守派”）。例如，比尔·克里斯托尔离开老布什的白宫以后效力于布拉德利基金会，对右派进行了短暂的考察。之后，他创立了一个小型智库——“为了共和党的未来”（the Project for the Republican Future），他因顽固地反对“希拉里保险计划”而扬名（这位前第一夫人在她的传记中指出，克里斯托尔就是那个使她的高尚计划变成党派之争的人）。 [44] 他还于1995年创办了杂志《旗帜周刊》（Weekly Standard ），并于1997年创建了另一个倾向于外交政策的小型智库——“新美国世纪计划”（the 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
我们暂且打住，在本书的第六章再来重点讨论这些组织。但有一项内容却不能就此停下，那就是福利改革。广义地说，从住房补贴到食品券，福利无所不包。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在帮助有需要的人的各类计划上花费了2300亿美元，其中有差不多一半用作医疗保险的补贴。 [45] 但引起政客们喋喋不休的是“对有子女的家庭补助计划”（Aid to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这一计划中的125亿美元几乎全部以现金的形式发放给了单身妈妈。1994年，该计划涵盖了500万个家庭的1400万人。在美国，几乎每10个孩子中就有一人依靠福利生活，且黑人和拉丁裔所占比例特别高，分别为40％和20％。
福利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右派津津乐道的话题。20世纪80年代，里根曾经反对1935年建立的照顾寡妇的制度被那些“福利王后”所利用。里根和老布什都曾试图使福利接受者去找工作，但力度不是很大。福利改革事业因而留待共和党的各州州长去完成，其中格外引人注目的是威斯康星州州长汤米·汤普森（Tommy Thompson）进行的福利改革。他削减福利开支，进行各种实验，例如惩罚那些靠福利生活的同时再生孩子的妈妈。1992年，克林顿借用了其中的一个思想，提出福利支付时限的主张。名单上领取福利的妈妈，两年后必须去工作——如果必要的话，国家可以为她们提供工作。
但在共和党圈内，流传着远为咄咄逼人的想法。有两部杰作谴责20世纪60年代是罪恶之源：迈伦·马格尼特所著的《梦想与梦魇》（The Dream and the Nightmare ）和马文·奥拉斯基所著的《美国同情心的悲剧》（The Tragedy of American Compassion ）。老布什的反毒品大王比尔·贝内特（Bill Bennett）则在1992年写出了《美国贬值：为我们的文化和孩子而战》（The De-Valuing of America：The Fight for Our Culture and Our Children ）一书，且在1993年推出了畅销书《美德书》（The Book of Virtues ）——虽然后来他被爆出不光彩地把部分收益贡献给了老虎机。朱利亚尼在纽约实施的“零宽容执法”政策（zero-tolerance policing），集中防范墙上涂鸦和行窃之类的轻罪，因为他相信这些轻罪会鼓励人们犯更多的重罪。朱利亚尼的这项政策极大地利用了最初由乔治·凯林（George Kelling）和詹姆斯·Q．威尔逊（James Q．Wilson）勾勒的“破窗效应” (9) 战略。 [46]
然而，对福利改革争论产生最强烈影响的人，是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他最为人所知的是于1994年创作的畅销书《钟曲线》（The Bell Curve ）。该书认为，标准化测试中不同种族群体的得分不同，是由遗传因素造成的。但他首次为人所知，则是作为贫穷问题专家。他在1984年所著的《脱离实际：美国1950—1980年的社会政策》（Losing Ground ）一书中认为，政府正在使问题变得更糟，并建议，作为一种“思想试验”，干脆取消为劳动年龄人口而建立的福利制度。1993年10月，在他发表于《华尔街日报》的一篇著名的文章《即将来临的白人下层社会》（The Coming White Underclass ）中，默里将他的思想试验演变成政策建议——政府应干脆停止为那些有私生子的妇女付款。 [47] 既然单亲家庭在经济上无力养活孩子，那为什么还要鼓励他们呢？尽管默里明智地在文章中将矛头直指白人，但他还是很快激起了一场愤怒的风暴。这种对“伟大社会计划”的攻击，比起当初新保守派的反叛来说，给人的印象要深刻得多。最先使人们关注黑人家庭破裂问题的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仍然认为政府的帮助才是解决之道。默里认为，政府的社会项目不仅是无效的，而且完全是残忍和不道德的。问题在于，美国公众是否真的准备好了面对此类事情。
金里奇：过于张扬的共和党人
1995年，美国第104届国会开会选举一个新的众议院议长。在就职典礼上，当金里奇的名字被宣布时，他大步走进众议院，像帝王般地登上了讲坛。有人大声呼喊：“这是一个纽特的世界。” [48]
共和党已经有40年没有控制众议院了。金里奇不知使用什么魔法取得了这一胜利。1994年11月，包括众议院议长汤姆·福利（Tom Foley）在内的52个民主党人失去了众议院的席位；另有10个民主党人失去了参议院的席位，从而将参议院的控制权拱手相让给共和党。这是一次建立在保守主义宣言基础上的保守主义的彻底胜利。国会共和党人制定的《与美国签约》（Contract With America ）是一个非同凡响的文件，其中列举的10项政策建议，得到了老大党300多个候选人的支持。文件末尾许诺：“如果我们违背协议，就把我们赶出去” [49] 。这一协议概括了反制政府的保守主义内容，包括平衡预算修正案、任期限制和福利改革。金里奇坚持的“60％议题”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多数支持，从而排除了堕胎和学校祈祷等更具争议性的社会问题。基督教右派得到的最大好处是，每个孩子有500美元的抵税金额，以帮助困难家庭。
至此，金里奇把自己看作一名共和党首相——他不仅是该党下议院强有力的领袖，而且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共和党人认为，国会恢复了美国宪法制定者计划赋予它的角色——制定国内政策。这一届国会的头三个月里，共和党当然可以这样认为。那时候，金里奇每天举行新闻吹风会，很快地使议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甚至还在4月迫使克林顿胆怯地认定，总统只是“与此相关”而已。
然而，金里奇太不自量力了。这一次不是有关背叛诺言的问题——与克林顿不同，金里奇当然是遵照自己的诺言进行统治。问题是他误解了自己的权力。1994年11月，多数美国民众投票反对比尔·克林顿并非是因为支持保守派的激进主义，而是反对他每次理发要花费180美元，反对他妻子是个社会主义者。此后两年，金里奇锐气大挫，很多方面就像是克林顿在1992年至1994年间失败的翻版——陷入国会的程序性挑战之中，面临人们对他个人道德的质疑，因他的极端主义而受到嘲讽，还被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反对派以策略取胜。
当权的金里奇所作所为就像城门打开时的游击队首领——已经在丛林中以坚果和浆果果腹为生多年了。他曾经因为一本书的交易而讽刺过吉姆·赖特，但他却丝毫不认为在他的传记还未出版时就收取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的400万美元有什么错——尽管最后因为人们的强烈抗议，什么协议也没有签。金里奇的口头用语不利索——他把他的计划、思想以及管理行话都一股脑地弄成VSTP［见解（vision）、战略（strategy）、战术（tactics）和计划（projects）］——缺少政府中政治家式的辞令。当时有本书名为《叫纽特把嘴闭上》（Tell Newt to Shut Up ，1996）。 [50] 但这一点适用于他的许多追随者。迪克·阿米在电台里把国会议员、同性恋者巴尼·弗兰克（Barney Frank）叫成了“巴尼基佬”（Barney Fag），并且告诉希拉里·克林顿：“有关你魅力的报道太夸张了。”虽然众议院的共和党人设法通过了他们签约内容的90％，只有任期限制没有获得通过，但是这些通过的议案在金里奇的宿敌鲍勃·多尔控制下的参议院被暂缓了。参议院拒绝了平衡预算修正法案，虽然只有一票的优势。参议院还抛出一些计划，把学校午餐之类问题的控制权下放给各州。当众议院共和党人计划降低联邦医疗保险计划的增幅时，民主党人有点不公平地谴责他们要“削减”这一项目，而与总统就有关预算的协商也陷入僵局。
在进攻上，比尔·克林顿作为一位自由派总统失败了，但他却重新发现了自己在政治防御上的才能。转折点是1995年4月19日，那一天有个右派极端分子在俄克拉何马城扔了一枚炸弹，炸死了168个人。头一天克林顿还在以请求的口吻说，总统依然与那些问题“有关”。5月4日克林顿在密歇根州立大学毕业典礼发表讲话，抨击了“民兵组织和那些相信对自由的最大威胁是来自政府的人”。在其中一段有可能是针对众议院共和党的讲话中，克林顿警告道：“对于一个仇视自己国家或者假装爱国却蔑视政府的人，是没有丝毫爱国主义可言的。” [51]
克林顿在新顾问迪克·莫里斯（Dick Morris）的帮助下，改走中间路线，遵循一种强调自己既独立于共和党又独立于民主党的“三角化”战略。 [52] 例如在预算问题上，克林顿说他赞成削减开支和平衡预算——这一点与他那挥霍无度的政党不同，但也坚决表示要为维护联邦医疗保险计划而斗争——这一点又与那些铁石心肠的共和党人不一样。1995年夏，所有人都以为预算问题只是一个细节梳理的问题了，但几个月过去了，人们还在争论不休。10月，政府因为没钱只好关门，12月，故事重演。
金里奇及其团队愚蠢地以为他们将从中渔利（毕竟，克林顿已经否决了一个本可使政府继续运转的预算方案）。然而，在金里奇对政府穷追猛打12个月后，大多数美国人怪罪的却是这位无处不在的众议院议长。克林顿的政治声呐——概括地道出美国人民之所想——又回到了他的身上。在政府关门的那天夜里，克林顿突然责骂阿米：“如果你的预算通过的话，数以千计的美国穷人将因为你对联邦医疗补贴计划的削减而受苦受难。我绝对不会签署你的削减案。哪怕在民意调查中我的支持率掉到5％我也不管。”虽然从联邦医疗保险计划转到联邦医疗补贴计划有点使诈，但在场的每个人都被打动了，尤其是阿尔·戈尔。他喃喃低语，该如何表明即使克林顿的支持率降到零，他们也不会对此屈服。克林顿答道：“抱歉阿尔，如果掉到4％，我们就要屈服了。” [53]
无论金里奇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政治声呐，现在都不管用了。11月，他向新闻界抱怨，自己在参加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葬礼的回程途中被塞在了空军一号的尾部。因此，《纽约每日新闻》（New York Daily News ）花了一个版面把他描绘成爱哭的孩子。在第二年圣迭戈举行的共和党大会上，金里奇的重要性降低到仅就玩沙滩排球的乐趣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演讲。 [54]
“三角化”战略的最大考验是福利改革。由于前两个福利法案附属于克林顿不喜欢的对联邦医疗补贴计划的削减，因此他把国会这两个法案给否决了。1996年8月，共和党向总统提交了一个纯粹的福利改革法案，并激他签署这一法案。如果他就此退缩，那就会给鲍勃·多尔低迷的总统竞选增添力量。这是一个比克林顿期待的要强硬得多的法案。 [55] 该法案甚至要求政府对贫困单身妈妈的支持帮助设定时限。包括总统夫人在内的白宫自由派援引证据证明，100万儿童将因此挨饿受冻，故而反对他签署这一法案。但包括戈尔在内的民主党领导委员会一伙人则持相反立场。克林顿签署了这一法案，从而确定了他总统任期中的一大保守主义成就。到2000年时，美国靠福利生活的人不足750万。
即使克林顿否决了福利改革，也挽救不了多尔在1996年11月总统竞选中的命运。经济对总统有利，克林顿早就开始募集经费和花销打点（因此在初选中不会有任何棘手的挑战出现）。多尔在初选中举步维艰。罗思·佩罗再次冒出来，分裂了反制政府的选票。而且，就像4年前的老布什一样，多尔显得太老迈了。多尔是在罗伯特·塔夫脱时期进入堪萨斯州的政治生活的。他说话直爽、语速很快，私下里是一个很能逗人乐的人。早10年或晚10年，他的战争履历可能会对他很有帮助。比起老布什，尽管保守主义运动对多尔的忠诚比对克林顿多那么一点点，但也仅是忠诚而已，并不是激情。克林顿坚持中间主义信条，佐以一系列诸如为大学学费减税这样的小承诺，并同国会中的民主党人保持适当的距离，轻轻松松地赢得了选举，所得选举人团票达379张，比1992年还多了9张。
对自由主义来说，1996年的选举结果很难说是一次大胜。比尔·克林顿重新当选赢得的选民票是49％，比尼克松和里根二次当选总统所得的选民票少了10个百分点。在参议院，共和党又多斩获了两个席位，从而以55席对民主党的45席成为多数党。克林顿刚刚当政时，民主党在参议院可是拥有58席的，如今这一比例十分令人惊异。在众议院，尽管民主党夺回了几个席位，但共和党的多数党地位不可撼动。正如迈克尔·巴龙（Michael Barone）在《美国政治年鉴》（Almanac of American Politics ）两年一次的选举评论中归纳的那样，1996年只是再次强化了1992年和1994年的教训——新民主党人可以在总统层面上击败旧共和党人，而新共和党人则可以在众议院层面上击败旧民主党人。
此外，就意识形态而言，比起克林顿来，金里奇这两年行事过于张扬，更具煽动性。1994年至1996年间，可自由支配的美国个人开支自1969年以来首次减少。 [56] 当然还有福利改革。就像马尔科姆·格拉德韦尔（Malcolm Gladwell）在《华盛顿邮报》上指出的那样，民主党人只是为“新政”的一个中心内容在做勉强抵抗：“针对穷人的旧行动主义的捍卫者们自动投降了，那些不再相信捍卫者们能够代表什么的人们，则耸肩摇头、漠不关心。” [57] 在知识层面上，右派势头依然强劲。
德怀特·克林顿
在1993年中的预算之战中，克林顿大声叫嚷道，他不希望以“艾森豪威尔式的共和党人”而被人记住。 [58] 在他的第二个任期里，他恰恰完全成了这样的“共和党人”——总的来说，美国人对此实在是高兴不已。
20世纪90年代是美国政治极端混乱的10年——1992年，老布什因为老大党的内部压力失败，从而使该党拥有的选民票比例落到了80年里的最低点。两年后，克林顿主持民主党，使其成为几乎是半个世纪里表现得最糟糕的在位政党。克林顿因为许诺建立一个更加积极有为的政府，使老布什大败；金里奇则因为许诺建立一个规模受到限制的政府，从而使克林顿溃败。 [59] 尽管有这样的混乱，但平分秋色的美国最终重新找回了平衡——一位以新民主党人形式出现的总统，被共和党国会团团围住。与其说这是“托利党人用辉格党的办法在统治”——本杰明·迪斯雷利理想政府的公式——还不如说这是民主党人用共和党的办法在统治。
有两个原因使得克林顿的第二任期显得如此脆弱。第一个原因是，这一任期鲜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新法律。克林顿的主要遗产——《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福利改革、减少赤字——那时已经全部到位，他只要监管一下，和平繁荣就将随之相伴。当然有更多的小事要忙，克林顿开始为自己争得一个新的次要角色——一位外交政策总统。他要给巴尔干半岛、中东和北爱尔兰带来和平。
人们可能会认为，克林顿那些小成就——劳动收入抵税金额、枪支销售限制﹑环保惯例等——终会积成大事业。乔·克莱因（Joe Klein）就是这样在杂志《自然》（The Natural ）上优雅地做到了这一点。但无论这一大事业是什么样子，都不会是真正的自由主义大事业。这有点像艾森豪威尔——微笑就是他的哲学——克林顿本质上成了一个人们希望他成为的人。在“第三条道路”上，克林顿为自己找到了合适的宏大信念空间。1998年身陷莱温斯基风暴中的时候，克林顿用下面的话详细说明他在总统任职上的作为：
我们已经走过了那些毫无结果的辩论——有人说政府是大敌，有人说政府是救世主。我的美国同胞们，我们已经找到了第三条道路。我们的政府是35年中规模最小的，但却是最进步的。我们的政府规模更小了，但国家却更强大了。 [60]
对这段话的理解，要视强调的不同方面而定。自由派可能会挑出“进步的”这个词，而保守派则可能会挑出“更强大”和“小”这样的字眼。然而，看看争论的内容，就会发现保守派赢得了多数争论。赤字本可以消失，由国防经费减少而可得的和平时期公共事业经费，本来也最终会被支用。但克林顿并没有把这些盈余用在自由主义新的大计划上，相反，他把这些盈余归入国库。“干预”规章当然有所增加，克林顿的托拉斯惩处者开始处理微软公司，但他们对20世纪90年代末的狂热兼并听之任之。等了一代人才等到的这首位连任总统的民主党人，他的主要行政遗产就是使联邦政府的收支重新正常有序，这一点似乎令人感到快乐。这将会使富兰克林·D．罗斯福和林登·B．约翰逊惊诧不已，更不用说留满胡须的麦戈文（1972年，他从耶鲁大学南下到奥斯汀，为“伟大社会计划”而战斗）会有什么反应。
另一个使克林顿在第二任期显得脆弱的原因，当然是莫妮卡·莱温斯基。用不着我们在这里详述，已经有足够的笔墨浪费在克林顿与他的实习生那档子事上面，还有他拒不认账以及共和党企图弹劾总统而未得逞。事情起因是这样的：克林顿刚刚拒绝《华盛顿邮报》索取文件的要求，就任命了一名独立检察官调查白水事件。第一个检察官是罗伯特·菲斯克（Robert Fiske），他于1994年6月公布了一份初步报告，报告为克林顿开脱了一些无法无天的指控，但他被狂热得多的肯尼思·斯塔尔（Kenneth Starr）取代了。克林顿的忠实支持者正确地指出，斯塔尔与各种保守派团体关系密切，他把调查远远地从出发点本题引开了。对克林顿在阿肯色州一宗地产交易的调查，结果却是讨论在椭圆形办公室里发生的一系列虽然肮脏，但却肯定是私人的性接触。整个调查花费大约5000万美元，却不能证明克林顿有任何违法行为。但保守派反驳道，斯塔尔逮住了总统在我们这个时代撒下的最无耻的谎言（“我没有同那个女人做爱”），而克林顿不说真话，导致斯塔尔被禁止在阿肯色州开律师事务所。
长期而言，莱温斯基案的可笑之处恰是双方做得过头的缩影。在比尔·克林顿的这个例子中，他认为自己可以再次侥幸逃脱［他在总统任期内的最后一天对马克·里奇（Marc Rich） (10) 哗众取宠的赦免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在这件事上，他显然错了。美国人来帮他，主要是因为他们更不信任共和党人。克林顿总的来说是一位成功的总统，但最为人们记住的——至少在深夜的脱口秀节目中是如此——却是关于雪茄的笑料和重新定义何为“真相”（is）的笑料。他也对阿尔·戈尔造成了伤害——2000年，投票模式将会紧跟人民对克林顿的认可率，而小布什也会大谈把尊严带回白宫，引起众人共鸣。
然而，如果说克林顿做得过头了，保守派也毫不逊色。共和党坚持家庭价值一翼的极端主义观点，使民主党人团结一致地支持克林顿的事业，并激怒了许多独立派人士。对克林顿的弹劾企图，真的是基于宪法要求惩处重大罪行和坏事吗？还是仅仅出于自以为是的右派的政治野心？许多美国人发现，共和党人伪善的清教主义比克林顿的所作所为更令人恶心。纽特·金里奇、亨利·海德（Henry Hyde）、鲍勃·利文斯顿（Bob Livingston），这些人在生活中也好不到哪儿去，他们干吗要克林顿走人？
共和党人已经变得太过偏执——太具南方色彩和福音派色彩，而弹劾听证会更加深了这一恐惧。独立派人士喜欢他们的保守主义阳光一翼站起来，走里根式的道路。1992年和1996年两次灾难性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上，人们只记住了自以为是的基督教右派和装腔作势的帕特·布坎南。《与美国签约》的部分成功，是由于它避开了宗教因素，但宗教因素很快又重新浮现。1995年5月，基督教联盟主办了一个名为“与美国家庭签约”的会议，共和党的衮衮诸公与会。在会上，拉尔夫·里德吹嘘道：“我们终于得到了自己总在追求的东西——参与谈判协商的地位、合法感以及在我们称之为民主的对话中能听到我们的声音。”
这类谈话当然激励了一些保守派，尤其是在南方，但也吓跑了独立派人士，尤其是投票支持佩罗的那些反政府的同道。尽管里德尽可能地调和罗伯逊谈话的信息，但还是受到了一个人的控制，这个人在一封资金募集活动的信中说，女权主义者鼓励妇女“离开自己的丈夫，杀死自己的孩子，施行魔法巫术，摧毁资本主义，变成同性恋” [61] 。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保守派在堕胎问题上变得更加好斗。当1996年科林·鲍威尔正被苦苦哀求成为共和党可能的救世主（以参加总统竞选）的时候，他却因为赞成堕胎合法化而被保守派责难。1993年，同样的民意测验显示，投票支持佩罗的选民既不信任华盛顿和大政府，也支持堕胎的选择权。 [62] 共和党因为偏执而使其声誉付出最昂贵代价的地方，莫过于里根政治生涯开始的那个州。
与阳光地带分道扬镳
在尼克松和里根这两个加州人的领导下，共和党组成了一个十分成功的联盟。在对联邦政府心怀不满——对西部不满是因为经济，对南方不满是因为种族——这一共识的基础上，南方和西部迅猛发展的各州结成了“阳光地带联盟”（Sun Belt Coalition）。这是一个基于对各自的歧见视而不见的同盟。例如，迫不得已时，里根会以南方卫道士式的口吻说话，但却过着好莱坞明星式的生活。在里根州长于1968年签署《加利福尼亚州的自由堕胎法》至他当选美国总统的12年间，该州进行了1444778次合法堕胎。 [63] 但是，对这样的事情视而不见是有其政治功用的。20世纪90年代，由于共和党这个全国性政党太偏向南方的道德主义而忽视了西部的个人主义，加利福尼亚州脱离了共和党阳光地带的其他地区。
共和党人发现，在南方玩得得心应手的两张牌——种族牌和宗教牌——放在“金州” (11) 的后果却是灾难性的。奇怪的是，被指责操弄种族牌的却是一名危机四伏的温和派。1991年夏，就在克林顿于洛杉矶比尔特摩酒店向人们施展自己的魅力之前，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皮特·威尔逊（Pete Wilson）去萨克拉门托参加了一个慈善烧烤晚宴。州众议院共和党领袖罗斯·约翰逊（Ross Johnson）为他的一些同事——奥伦治县那些顽固的穴居人 (12) ——缺席而道歉。约翰逊向州长解释：“他们正在外面用AK－47打斑点猫头鹰，在杉木火上烤鹰肉味道更美。” [64] 至此，威尔逊这个典型的共和党实用主义者，不可避免地同他所在党的右翼爆发了全面战争——不仅仅是在环境问题上。由于威尔逊在任联邦参议员时曾支持堕胎选择权，穴居人已经不信任他了。1990年，成为州长的威尔逊发现预算糟糕得令人震惊，决定增税，穴居人激烈地反对他。与此同时，民主党人团结在州财政部部长凯瑟琳·布朗（Kathleen Brown）的身后。她引以为荣的是自己的名字（她是杰里·布朗的妹妹，埃德蒙·G．布朗的女儿） (13) ，政治上的中间主义道路以及自己那类似于情景剧中妈妈式的好外貌。那时候，加利福尼亚州一片混乱——1991年中央河谷地区闹洪灾，1992年洛杉矶发生暴乱。到1993年，布朗在民意测验中大大领先，以至于传言威尔逊用不着参选州长了。
不过，威尔逊进行了毫不退让的坚决抵抗，主要在死刑和移民两个问题上采取行动。威尔逊一直抱怨州政府把太多的钱花在非法移民身上，他尤其支持《187号提案》（Proposition 187 ）——一项寻求取消外侨福利金的提案。结果是短暂的胜利，尽管与法院相抵触，但白人选民还是通过了《187号提案》，而威尔逊在1994年也愉快地再次当选州长。1/4的拉丁裔加利福尼亚州人支持了这一提案。但长期而言，共和党赞同在加利福尼亚州这样一个文化多样性的地方实行《187号提案》的代价是巨大的。两年后，与里根1984年在该州获得45％拉丁裔的支持相比，鲍勃·多尔好不容易才获得了6％的支持。
如此明显地支持《187号提案》是没有必要的。到1994年，加利福尼亚州正处于较好的恢复期，而布朗则被证明是一个令人失望的候选人——她甚至在死刑问题上都下不了决心。本书作者之一还曾经不明智地出钱打赌，说布朗会成为美国首位女总统。在得克萨斯州这个兼具南方和西部色彩的州，共和党在一个名叫布什的年轻州长的领导下，此时正在取悦拉丁裔，而不是中伤他们。
由于不满意糟糕的种族牌，共和党人打出了更臭的道德牌。20世纪90年代，福音派基督徒在该州的共和党内变得更加显要。1994年，内幕杂志《竞选与选举》（Campaigns & Elections ）把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列为受基督教右派组织控制的18个州的共和党之一。很难想象在一个州里会有比这更糟糕的情况。威尔逊同时当选为联邦参议员和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原因之一，在于他支持堕胎选择权；共和党人理查德·赖尔登（Richard Riordan）1993年当选洛杉矶市市长，原因同样如此。拉尔夫·里德通过一次秘密偷袭，帮助保守派的福音派基督徒来负责维斯塔地区的学校学董会，随后，关于小学生正在被灌输创世论的争论迅速爆发。1994年，选民用选票赶走了鬼鬼祟祟的福音派基督徒。
在加利福尼亚这样一个懒散的州里，共和党的“迪克西化”（Dixification）产生了可怕的选举后果。只要看看两颗更耀眼的年轻共和党之星丹·伦格伦（Dan Lungren）和詹姆斯·罗根（James Rogan）的命运即可。伦格伦在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中有深厚的根基（他父亲是尼克松的私人医生）。他有过昙花一现的国会议员经历，帮助起草了《与美国签约》，并在当时被选为加利福尼亚州州司法部部长。他在任时最拿手的就是监禁别人，并为持枪权辩护，加之他反对堕胎，使他在1998年的州长初选中胜出。但在决选中，民主党候选人格雷·戴维斯（Gray Davis）在三个“南方性的”议题（堕胎、环境和手枪）上，将这个医生的儿子妖魔化。伦格伦以落后20个百分点败北。
詹姆斯·罗根比伦格伦更具魅力。他是酒吧女郎和男招待的私生子，回到母亲身边之前，他在旧金山艰苦的地区由许多亲戚带大（他母亲和她的酒鬼丈夫现有三个孩子）。他辍学后干各种零活，还做过3天的色情影院看门人。他以美国式的风格奋力进取，扭转了自己的生活，成为一名成功的共和党国会议员，代表南加利福尼亚州圣加布里埃尔山脉附近第27选区。人们本以为他有宽容他人不当行为的心智。但是在国会里，他与共和党南方一翼搅到了一起。他是试图弹劾克林顿的众议院委员之一，这使他成为全国共和党人心目中的英雄。2000年他再次竞选国会议员，全国各地潮水般的资金和志愿者涌入他的竞选活动中。但这件事却使他在自己的后院成了一个魔鬼。梦工厂、迪士尼和华纳兄弟等公司的总部都在他所在的选区，这些公司的员工认为，支持弹劾证明他是一个心智错乱的人。好莱坞名人戴维·格芬（David Geffen）花巨资反对他当选。据称，在2000年11月7日夜里，克林顿得知罗根失去了国会议员席位后特别高兴。
意料之外的总统
然而，那天夜里并没有更多的事情值得克林顿高兴。戈尔在2000年选举中的败北是美国自由派的可怕遭遇之一。之所以这样说，并不仅仅因为这次美国历史上最接近的选举结果是由佛罗里达州的重新计票决定的——许多自由派依然强烈认为计票受到了操纵；也不是因为戈尔尽管得到了更多的选民票，却因选举人团票不够而遭淘汰；而是因为即使考虑了上述种种情况，戈尔本应轻而易举获胜。
克林顿的反复无常当然使得戈尔地位脆弱。但是，正如克林顿在2000年民主党大会的告别演说中夸耀的那样，在他的总统任期内，美国增加了2200万个工作岗位，经历了美国历史上最长的经济增长期。 [65] 戈尔是保卫克林顿政治遗产的不二人选。作为民主党领导委员会的早期支持者，他曾出力使克林顿改变了在预算赤字和福利问题上的想法，并在一场有关《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辩论中赢了罗思·佩罗。他的环境事业使他在汽车生产州失分，但却赢得了左派的信任。然而，戈尔却在克林顿总统任期的最后两年里把手上最好的牌给扔了。在环境问题上，他滑向右派，从而给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以环保候选人的身份参选总统留下了空间。在其他几乎所有事情上，他却滑向了左派，以反抗强者的人民斗士身份参加竞选。这种民粹主义从来就不适合“艾伯特王子”（Prince Albert）。作为参议员的儿子，戈尔成长时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华盛顿一个漂亮的宾馆中度过的，周围是年长的政客和低声下气的侍者。他曾在参议院的池子里玩玩具潜艇，坐在掌控国会的副总统尼克松的膝头。戈尔似乎总是在向公众展示另外一个阿尔·戈尔——在代表工人家庭与大企业斗争的“民粹派戈尔”身边，还有腰间别着黑莓手机的“互联网戈尔”，垂涎吃掉对手的“阿尔法戈尔”，或者许诺“好戏还在后头”的“繁荣的戈尔”。
然而，就算在他的民粹主义躯壳里，戈尔也不希望退回到林登·B．约翰逊的大政府自由主义。在选举前的两周，他宣布：“我从未希望见到另一个大政府时代。说到两个候选人，我是坚信有限政府的人，并且远在民主党内大谈这一话题之前，我就已经坚信不疑了。我不相信哪个政府能够包治百病。我不相信哪个政府救济项目能够取代父母的责任、家庭的勤勉或产业创新。”
如果戈尔一开始就坚持这个信条，他还会是一个克林顿式的艾森豪威尔共和党主义者。但他没有这样做。相反，右派州勉强够数的选民把赌注压在了小布什的身上。小布什不是一个完美的候选人，尽管花钱无数，并且得到保守主义运动的祝福，但他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中惨败于亚利桑那州参议员约翰·麦凯恩手下，几乎失去（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然而，他的言辞不清以及他那副惊恐的傻笑样，却有助于掩盖他是一个熟练的政治家的真相。在竞选中，小布什自始至终坚持他关注的5个主题——税收问题、教育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导弹防御问题和联邦医疗保险计划问题。戈尔虽然懂得很多事情，但小布什看起来似乎对自己的那一套驾轻就熟。
在悬挂式（hanging chads） (14) 选票和争吵不休的律师中，小布什当然显得像一位“意料之外的总统”——至少《经济学人》杂志这样称呼他。但是他充满活力的保守主义哲学却一点不令人意外。这比美国人最近见过的意识形态具有多得多的宽容。这是一名具有里根式随和天性的候选人，他避开堕胎的话题，兜售自己“充满同情心的保守主义”思想，在（共和党）费城大会上，他使基督教右派那些满脸不高兴的白人老年人退居次要地位。相反，共和党人呈现出来的是文化多样性的斑斓色彩。帕特·布坎南把这次大会怒斥为“我们的世界大会”。但是，佩罗派的独立选民又感到可以放心投共和党的票了。
比尔·克林顿得到的最后欢呼，是他向洛杉矶的民主党大会发表的演讲。演讲开始时，会议大厦的圆形剧场里的照相机围绕着他咔咔作响，好像他是一个摇滚明星。演讲结尾部分，克林顿赞美这个国家，赞美它馈赠给这个“年轻寡妇在南方小镇狂风暴雨之夜生下的白人穷孩子”太多太多。在我们身后坐着一个黑人老妇，她低语道：“亲爱的主啊，我会想念那个人的。”从各个方面来看，她是对的。美国自由派有过自己的机会。克林顿、冷战的结束、互联网经济，美国自由派把最好的牌都打出来了——但得到的只是一种“浅色的保守主义”。现在，美国将有一位保守派总统了，他会怎样做呢？
[1] Joe Klein，The Natural （New York：Broadway，2003），p．14．
[2] 乔治·H．W．布什强有力的辩护，参见Jonathan Rauch，“Father Superior，”New Republic ，May 22，2000。
[3] 转引自Dan Balz and Ronald Brownstein，Storming the Gates：Protest Politics and the Republican Revival （Boston：Little，Brown，1996），p．131。
[4] 2003年8月27日，与格罗弗·诺奎斯特（Grover Norguist）的访谈。
[5] Balz and Brownstein，Storming the Gates ，p．71．
[6] John Podhoretz，Hell of a Ride：Backstage at the White House Follies，1989—1993 （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3），p．153．
[7] Ibid．，p．157．
[8] Linda Feldmann，“Economy Struggles，But War May Still Buoy Bush，”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April 16，2003．
[9] Podhoretz，Hell of a Ride ，p．30．
[10] Ibid．，p．89．
[11] Ibid，p．94．
[12] Ibid．
[13] E．J．Dionne，They Only Look Dead：Why Progressives Will Dominate the Political Era （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8），p．144．
[14] Balz and Brownstein，Storming the Gates ，p．144．
[15] Ibid．，p．134．
[16] Larry J．Sabato，Feeding Frenzy：How Attack Journalism Has Transformed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Free Press，1991），p．20．
[17] Sidney Blumenthal，The Clinton Wars （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03），p．88．
[18] Balz and Brownstein，Storming the Gates ，p．136．
[19] Eric Schneider，Ed．，Conservatism in America Since 1930 （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03），p．396．
[20] Ibid．
[21] Balz and Brownstein，Storming the Gates ，p．68．
[22] Klein，The Natural ，p．35．
[23] 1991年5月6日，比尔·克林顿在克利夫兰民主党领袖委员会上的主旨演说。
[24] “Like Father，Like Son，”Economist ，April 19，2003．
[25] Blumenthal，The Clinton Wars ，p．36．
[26] Balz and Brownstein，Storming the Gates ，p．147．
[27] Blumenthal，The Clinton Wars ，p．44．
[28] Balz and Brownstein，Storming the Gates ，p．79．
[29] Ibid．，p．89．
[30] Adam Clymer，“The‘teacher of the Rules of Civilization’Gets a Scolding，”New York Times ，January 26，1997．
[31] Blumenthal，The Clinton Wars ，p．86．
[32] Ibid．，p．67ff．
[33] George Stephanopoulos，All Too Human （Boston：Little，Brown，1999），p．228．
[34] Klein，The Natural ，p．80．
[35] Dionne，They Only Look Dead ，pp．82~83，118~150．
[36] Balz and Brownstein，Storming the Gates ，p．199．
[37] Ibid．，p．56．
[38] Ibid．，p．318．
[39] David Plotz，“Ralph Reed' s Creed，”slate.com ，May 4，1997．
[40] 转引自Balz and Brownstein，Storming the Gates ，p．320。
[41] Plotz，“Ralph Reed' s Creed”．
[42] Balz and Brownstein，Storming the Gates ，p．311．
[43] Blumenthal，The Clinton Wars ，p．120．
[44] Hillary Rodham Clinton，Living History （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03），p．230．
[45] 本段落所有的数据均来自Balz and Brownstein，Storming the Gates ，p．257。
[46] 参见George Kelling，Catherine Coles，and James Q．Wilson，eds．，Fixing Broken Windows：Restoring Order and Reducing Crime in Our Communities （New York：Free Press，1998）。
[47] Charles Murray，“The Coming White Underclass，”Wall Street Journal ，October 29，1993．
[48] Balz and Brownstein，Storming the Gates ，p．114．
[49] 更长版本是以书的形式出版的、由艾德·吉莱斯皮（Ed Gillespie）和鲍勃·谢拉斯（Bob Schellhas）编辑，书名为《与美国签约：众议员纽特·金里奇、众议员迪克·阿米和众议员共和党人改变美国的大胆计划》（Contract with America：The Bold Plan by Rep．Newt Gingrich，Rep．Dick Armey and the House Republicans to Change the Nation ，Times Books，1994）。
[50] David Maraniss and Michael Weisskopf，Tell Newt to Shut Up （New York：Touchstone，1996）．
[51] Klein，The Natural，p．145．
[52] Dick Morris，Behind the Oval Office：Winning the Presidency in the Nineties （New York： Random House，1997），pp．81~88．
[53] Klein，The Natural ，p．149．
[54] Michael Barone，Ed．，Almanac of American Politics，1998 （Washington，D．C．：National Journal，1997），p．25．
[55] Morris，Behind the Oval Office ，pp．300~305．
[56] Barone，Ed，Almanac of American Politics，1998 ，p．39．
[57] 转引自Godfrey Hodgson，The World Turned Right Side Up （New York：Houghton Mifflin，1996），p．283。
[58] Stephanopoulos，All Too Human ，p．411．
[59] Dionne，They Only Look Dead ，p．32．
[60] Bill Clinton，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January 27，1998．
[61] Balz and Brownstein，Storming the Gates ，p．321．
[62] Ibid．，p．305．
[63] Lou Cannon，Governor Reagan：His Rise to Power （New York：Public Affairs，2003），p．213．
[64] “Not Extinct，”Economist ，July 13，1991．
[65] 2000年8月14日比尔·克林顿在洛杉矶民主党全国大会上的评论。
(1) 这是东宝映画株式会社1998年出品的一部喜剧电影，影片描写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黑人青年亨利·伯顿是如何辅佐个性平庸懦弱的州长斯坦顿竞选美国总统的。见到了斯坦顿的妻子苏珊后，在这个美丽、和蔼且具有无穷魅力的女人面前，亨利决定加入斯坦顿的总统竞选阵营。亨利随即在州长的家乡马莫斯瀑布镇设立竞选总部，创建新的竞选班子，其中包括诡计多端的军师理查德·杰蒙斯，公开的同性恋者、充当打手角色的莉比·堆尔顿和年轻漂亮的新闻顾问黛茜·格林。从此，斯坦顿夫妇与这批年轻有为的顾问开始了漫长的、充满丑闻的竞选之旅。——译者注
(2) 指从前工业繁盛，今已衰落的一些地区。——编者注
(3) 索佳本名莉萨·威廉森（Lisa Williamson），是强硬的黑人民权运动女将，也是著名的作家、政治评论家与说唱歌手。克林顿批评她将仇恨直指白人从而挑起种族主义。——译者注
(4) 好莱坞动作明星，主演的电影包括《潜龙轰天》（Under Siege ）、《暴走潜龙》（Under Siege 2 ）、《绝命出路》（Exit Wounds ）、《烈火战将》（Fire Down Below ）和《热血高手》（Above the Law ）等。——译者注
(5) 橄榄球中的术语，意指传球不到位而可能使己方球员接球时受到伤害。——译者注
(6) “科伦拜恩校园枪击案”1999年4月20日发生于美国科罗拉多州李特顿市杰斐逊县的科伦拜恩中学，两个高年级学生迪伦·克莱伯德（Dylan Klebold）和埃里克·哈里斯（Eric Harris）在午间向同学疯狂开枪扫射，导致15人死亡，包括12名学生、1名教师以及2名凶手，23人受伤。——译者注
(7) “韦科之围事件”1993年4月发生于美国得克萨斯州韦科，在这次持续51天的围困中，有至少70名“大卫教派”成员死亡。教派头目大卫·柯瑞施（David Koresh）也在这次事件中被击毙，他曾告诉其追随者说自己是耶稣基督。——译者注
(8) 1992年发行的美国喜剧影片，由佩内洛普·斯菲里斯（Penelope Spheeris）执导。——译者注
(9) “破窗效应”理论认为，如果有人打坏了一幢建筑物的窗户玻璃，而窗户又得不到及时的维修，别人就可能受到某些暗示性的纵容去打破更多的窗户。久而久之，这些破窗户就造成一种无序的感觉。在这种公众麻木不仁的氛围中，犯罪就会滋生、繁衍。——译者注
(10) 马克·里奇是美国司法部通缉了17年的十大通缉犯之一，却一直在瑞士过着奢侈的生活，心安理得地运作他的商业帝国。他置身于公众视线之外，许多人甚至忘记了他当年为什么要潜逃海外。2001年1月，克林顿卸任前签署的最后一份文件是对140人的特赦令，其中就包括马克·里奇。——译者注
(11) 金州（the Golden State），加利福尼亚州的别名。——译者注
(12) 此处“穴居人”是一种比喻的说法，指他们所持有的观点简直就是原始“穴居人”的观点。——译者注
(13) 她的父亲埃德蒙·G．布朗和兄长杰里·布朗，分别在20世纪60和70年代担任过加利福尼亚州州长。——译者注
(14) 正常情况下，投票人在自己要选的候选人名字旁边的孔印处打孔，孔印被击穿，一块微型的方形纸块（孔芯）随即脱离选票，选举即算完成。正常的选票（即孔芯完全脱离的选票）能为机器阅读和计算，但机器计算时将两类选票排除在外：一类是“多选票”（overvotes，即超出了规定选举的候选人数量的选票），另一类是“少选票”（undervotes，即没有明确选择任何候选人的选票）。人工重新计票主要是决定“少选票”的归属。“少选票”有多种不同的形式，如悬挂式（hanging chad，孔芯一角与选票联结，类如飘荡的风筝）、摇摆式（swinging chad，孔芯两角与选票联结，类如门窗）、三角式（tri chad，孔芯三角与选票联结）、孕妇式（pregnant chad，孔芯四角均与选票联结，但中心部分凸起，对准光亮处，可见孔芯边缘透过的光线）和酒窝式（dimpled chad，孔芯四角与选票联结，只是在孔芯上或孔芯附近有一个尖细的凸点或凹点）。这些不同状态的孔芯让人难以断定投票人的真实意图。——译者注
谢选骏指出：人说美国的两派“平分秋色：1988—2000年”——我看这正是世界共产党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但是美国却毫无作为，任凭天安门屠杀发生在眼皮底下，然后再给屠夫们送上“贸易最惠国”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奖励，到现在已经三十五年了，终于为自己培养了一个对头。
【第二部分 剖析】
【第五章 为了得克萨斯州，为了工商界，也为了上帝】
几乎没有人料到，小布什的总统任期会被当作研究保守主义的对象。他具有实用主义的家世传统。其父老布什是共和党核心集团的一员，环绕在他左右的是科林·鲍威尔﹑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和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这些温和的现实主义者。小布什并非来自共和党内暴躁的立法机构一翼，而是来自该党“理性的”州长一翼——那些州长把时间花在平衡预算和修筑桥梁上，而不是异想天开地计划将残疾人送入太空（据称纽特·金里奇就曾有此奇想）。在整个总统竞选期间，小布什强烈暗示自己是温和派，他吹响了“充满同情心的保守主义”的号角（这个口号明显认为，自由派媒体会认同“充满同情心”一词代表一种温和思想，因为按照定义，“热情的”保守主义应是冷酷无情的）。在触及颇具争议的堕胎问题时，小布什对于共和党这一多样化团体含糊其词。他赞成“集中灵活政府”的观点。 [1] 他要扩充教育部，尽管2000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对与会代表的调查显示，79％支持他的人希望彻底取消教育部。 [2] 小布什甚至为林登·约翰逊和20世纪60年代寻找溢美之词：“我们共和党经常指出‘伟大社会计划’的不足和错误，但其中也不乏成功之处，联邦医疗保险计划就是一个例证。” [3]
在这一点上小布什有个人的优势。他经常与共和党右派相抵触，批评纽特·金里奇过于严厉，罗伯特·博克过于悲观。右派对此表示怀疑。丹·奎尔（Dan Quayle）命令他的工作人员绝对不准说“充满同情心的保守主义”这样的词句：“这个愚蠢而带有污辱性的术语是自由派共和党人创造的货色，它只不过是放弃我们的价值和原则的一个符号而已。”帕特·罗伯逊谴责道，2000年的共和党大会及其展现的中立主义姿态是“轻民主党”（Democrat lite）。
就在2000年2月南卡罗来纳州举行初选之前，小布什还在该州禁止跨种族约会的鲍勃·琼斯大学（Bob Jones University）发表过演讲，以使社会保守派团结在他的周围，并阻止约翰·麦凯恩在新罕布什尔州再次取胜。当然，他也许诺进行实则难以实行的大幅度减税。但大多数人认为，这只不过是一位有良好政治素养的政客为赢得共和党提名不得已而许下的诺言。（1988年，小布什的父亲也曾在鲍勃·琼斯大学发表过演讲。）一个要保留国家艺术捐赠基金的人，怎么可能是一个保守派？
还有一个原因促使人们预想2000年将是中庸之年。小布什以相当微弱的优势获胜。他在选民票上输了，在佛罗里达州也仅以几百票获胜——而且还是因为共和党控制的最高法院以5∶4的投票结果结束了该州的重新计票。毫无疑问，任何经历过如此痛苦考验的人，都会以近乎谦卑的态度来治理国家。温和派——尤其是科林·鲍威尔身边的人——认为是他们赢得了选举的胜利，因此总统将受他们的控制。 [4]
然而，以微弱优势获胜的小布什，并不弱势。从一开始，他的白宫班子就被证明不仅训练有素，而且保守程度让人吃惊。在仅仅六个月的时间里，小布什就完成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议程——实现了自罗纳德·里根以来最大幅度的减税，进行了广泛的教育改革并撤销了对工商业的管制。他巧妙地使权力最大限度地从国会向总统转移，这是一代人的时间里未曾有过的变化，这种变化从他执政一开始就在进行，2001年的“9·11”事件加快了这一进程。从1974年水门事件发生以来，总统职权就受到限制，而这位意料之外的总统却成了自那时以来最有权力的总统。
“乔治二世”是怎样成为华盛顿之王的呢？他的成功部分地证明政治中的两个优势常被低估：组织和经验。小布什不会像他那位头脑敏锐的前任那样，只要足够令人兴奋，就让会议持续几小时。他明确表示，他信奉秩序和纪律，喜欢会议准时（或者提前）开始和结束。总统的一位高级经济顾问有次参加一个会议早到了5分钟，结果发现总统秘书神色焦虑：前一个会议提前结束了，而总统接着开了下一个会议。自那以后，总统的助手们开会时都会早到一刻钟。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对朋友评论道，与比尔·克林顿交谈时，由于两人在意识形态上如此相投，因此相互都能接上对方没说完的话；但如果是涉及清楚明白的答复和严肃坚定的承诺，他更喜欢同小布什打交道。记者们也注意到了这种差异。“他们不会泄露信息，不会闲聊是非，不会背后中伤。”戴维·布鲁克斯（David Brooks）抱怨新白宫“是个噩梦” [5] 。晚上，小布什喜欢与妻子共度，白天则短暂休息几次。任期之初，有次有个精神错乱的人持枪接近白宫，迪克·切尼正在努力工作，而小布什则留在健身房里。他对助手们说，他不明白为什么在白宫工作会与平衡的家庭生活相抵触。
小布什还可以利用他的经验财富。2000年，华盛顿普遍松了一口气——成熟稳重的人又回来掌控局面了——莫妮卡·莱温斯基、马克·里奇、肯·斯塔尔以及其他的克林顿的幽灵可以寿终正寝了。尼克松当政时，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首次来到华盛顿。在迪克·切尼接任之前，他是福特总统的办公厅主任。科林·鲍威尔是老布什政府和克林顿政府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然而，新政府之所以活力四射，关键在于其方向感明确。小布什的保守主义固然因“9·11”事件而更具锋芒，但它明显由来已久。废弃《京都议定书》、失去温和派共和党参议员吉姆·杰福兹（Jim Jeffords）、完成大幅减税以及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等，这一切都发生在恐怖袭击之前。
是什么导致这种保守主义的出现呢？在接下来的第六章至第八章中，我们将关注保守主义运动的不同部分对小布什的总统任期产生的影响，但还是让我们先从塑造了小布什保守主义特性的三个非常讽刺的影响因素开始吧，它们是得克萨斯州、工商界和宗教。这三个因素揭示了为何小布什在美国是一个引起分歧的人物，而最大的理解鸿沟却存在于小布什和外部世界之间。除他之外，很难再打造出一个这样的政治领袖，其身上所具有的三个核心价值再好不过地代表了右派美国——一个欧洲人难以理解的右派国家。
你可以把他从得克萨斯州带走
就职的那天晚上，新总统及其家人参加了一个黑领带牛仔靴舞会，舞会的主角是精力充沛的得克萨斯州长角小公牛以及1万名得克萨斯人和荣誉得克萨斯人，其中包括穿着红黄相间驼色牛仔靴的参议员凯·贝利·哈奇森（Kay Bailey Hutchison）。 [6] 小布什对宾客说：“我并不在意谁是共和党谁是民主党。做一个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得克萨斯人，实在令人开心极了。我期待得克萨斯州的美妙感觉。”
无论好坏与否，在小布什的政府里并不缺乏那种得克萨斯州的感觉。他最亲密的顾问通常是各色各样的得克萨斯人。卡尔·罗夫就是在那里开始他的职业生涯的。小布什的另外一位军师是卡伦·休斯（Karen Hughes），她因丈夫和儿子患了思乡病而早早回到了得克萨斯州。小布什政府中其他的得克萨斯人还包括商务部长唐·埃文斯（Don Evans）——他可能是小布什交往最久的朋友，白宫法律顾问和得克萨斯州前州务卿艾伯托·冈萨雷斯（Alberto Gonzales）。在小布什就职后的数月里，白宫停车场几乎每一辆车上都挂着得克萨斯州的牌照。
然而，得克萨斯州对小布什产生的影响，更多地是与一种心理状态有关，而与某个特定的个人无关。从一开始，小布什就花大量的时间在他得克萨斯州的克劳福德农场待着，并且从不厌倦以得克萨斯州的方式来看待世界。如果有人好奇地问“得克萨斯州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最简洁的回答就是，“它是美国的浓缩版”。得克萨斯州是美国的精华，或者说，至少是保守主义美国的精华。看看那些使美国与众不同的特点吧，可谓是好坏参半——美国的国土面积和多样性、乐观主义和自信、物质主义和大吹大擂、令人难以置信的白手起家的能力、崇尚暴力和狂热信仰——你会发现，它们在得克萨斯州以最纯粹的形式呈现出来。
先说说国土面积。得克萨斯州的面积几乎相当于英法两国的总和。在该州254个县里面，其中有一个县的面积比普雷斯科特·布什生活的康涅狄格州还要大。访问以色列时小布什惊异地发现，以色列的宽度仅仅相当于得克萨斯州一些车道的长度。得克萨斯州的规模，促使人们以一种刀耕火种的态度来对待环境。由于该州很大一部分土地难以进行地理归类——单调乏味的平原间杂着大片沙漠和无名的灌木林，因此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态度。早期的殖民者斯蒂芬·奥斯汀（Stephen Austin）把得克萨斯州称为“一个荒凉不已、风雨呼啸、永世孤寂的地方”。该州的墨西哥湾海岸潮湿、多蚊、暴雨成灾，西部则是荒漠，靠近边界的乡村一片贫瘠，北部的平原饱受风吹之苦。得克萨斯人并不总是在美化他们的家园。就像过度放牧使大草原的土壤遭到破坏一样，精耕细作的棉花破坏了河床上的土壤。紧随石油投机商而来的，是他们留下的城市废墟和废弃的水塘。这片土地滋养的是尊崇人类驾驭自然的能力，这与兴盛于欧洲那些人口密集的城市和环境优美的乡村的环保主义理想截然不同。
与辽阔的土地相随的是扬扬自得的自负感——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自负感已经浸透到美国的灵魂之中了。在有关说服伊丽莎白时代的人们去马萨诸塞州和弗吉尼亚州投资的计划书里，到处是将新世界夸大其词的故事；在那些马车队滚滚前行去西部淘金的故事里，也充斥着这样的夸大其词。但在东海岸，这种自负感早已淡化了，部分是因为那里的人们想获得“文明的”老欧洲的认可。得克萨斯人觉得用不着过于尊敬老欧洲。无论是坐在奥斯汀豪华的得里斯基乐酒店里，还是栖身于韦科那令人厌恶的汽车旅馆中，得克萨斯人肯定会坚持说，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是最大最好的。这种自吹自擂常常使得其他地方的人不喜欢得克萨斯州，即使美国西部的人也是如此。（回溯到20世纪80年代，我们其中一人的车子在南科罗拉多州抛锚，当时似乎没有人停下来帮上一把，最后总算有个人来帮忙了，他说：“您应该弄个牌子，告诉别人自己不是得克萨斯人。”）然而，得克萨斯人具有使夸耀之词变为现实的才干。借助空调、混凝土和电脑芯片，他们驯服了美国最荒凉的一些地区。曾经的农村州现已大部分城市化了，美国最大的10个城市中，有3个就在得克萨斯州。
得克萨斯州的海盗式资本主义，制造了许多由贫变富的超凡故事。看看C．M．“老爹”·乔伊纳（C．M．“Dad”Joiner）这位71岁的采油人是怎么发财的吧！他把最后一个子儿都投进了临时钻探设备里，最后在3600英尺的地下钻探到了石油。还有亨特白银王朝（Hunt silver dynasty）不寻常的故事，它给美国的保守主义添上了一抹狂野的色彩。海盗式资本主义也产生了像安然公司（Enron）这样徒有其表的作假公司，以及对待财富的不成熟态度。迈克尔·林德认为，该州“从油井喷发出的精英们”，实践得更多的是赌徒式的资本主义，而不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清教伦理式的资本主义。得克萨斯州闻名于世的是它的巨型大厦、石油大王舞会和内曼马库斯集团（Neiman Marcus）的售货目录——上面有售给某某人的长颈鹿和潜艇。 [7] 同时，该州还以投机泡沫闻名。20世纪80年代，破裂的泡沫就不下三个——石油泡沫、房地产泡沫和储蓄信贷业泡沫。今天，得克萨斯州正在为安然公司的破产和高科技泡沫的破裂而苦苦挣扎。
这种繁荣与萧条相伴的心理也适用于政府。小布什冒险的财政战略是在减税的同时增加支出。如果有人对此感到担心，看看他在得克萨斯州任职时的同样作为即可。20世纪90年代，他一方面大幅减税，另一方面又大幅增加开支，尤其在教育方面。到2003年，固执的州立法机关试图在预算中堵住100亿美元的漏洞。小布什把这种爱冒险的嗜好带到了华盛顿，从事更大的政治赌博。也许除了罗纳德·里根以外，很难想到还有哪位美国总统像他一样乐于冒险——从废除已经确定了的军备控制条约到入侵伊拉克。小布什的所有赌博都经过精心谋划，但他的总体想法是建立在颇为鲁莽的“谁有胆，谁获胜”的基础上。
得克萨斯州对于赌胜的人慷慨大方，对运气不佳者却非常严厉。在这片土地上，不仅税收很低，而且工会弱小，公共部门吝啬小气，福利微不足道，这一切使得富足与贫穷在该州同时并存。与休斯敦闪闪发亮的高楼和画廊比邻的，是未铺砌的街道和放满猎枪的棚屋；休斯敦有一个世界级的医疗中心，处于医疗保健系统的顶端，却并未惠及该州最贫困的公民。得克萨斯大学吹嘘自己的教员名流云集，得到的捐助仅次于哈佛大学，还有一个以该大学名字命名的面积达210万英亩的富有油田。然而在得克萨斯州也有一些美国最糟糕的学校。
作为州长，小布什当然试图改善该州学校的质量，但是他对待这个本已干枯的福利国家的其他地方，则是要求它们进一步削减福利。马文·奥拉斯基的观点对他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奥拉斯基认为，宗教组织比福利官僚机构更能解决贫困问题。因为宗教组织不仅给人钱财，而且还努力改变人的心灵。奥拉斯基的批评者担心，他所崇敬的一些以信仰为基础的极端宗教组织无异于战俘集中营，里面不听话的孩子被强迫手拿《圣经》下跪，一跪就是几小时。他们还抨击奥拉斯基的冥想——认为教会与国家分离开来“也许不是个好主意” [8] 。但小布什对此置之不理，一意孤行。小布什在取消其前任安·理查兹建立的治疗狱中毒品和酒精中毒这一宏大计划上，尤其显得冷酷无情。他用不着大费周折克服自己的酗酒问题，就像他说的那样，他按照“共和党的方式”——纪律和信仰——戒酒了，而他也要求该州的囚犯向州长看齐。他甚至让查克·科尔森（Chuck Colson）这个坐过牢后改过自新的水门事件不良分子来管理得克萨斯州的部分监狱。科尔森的办法可说是完全的福音派基督教做法，从黎明到黄昏，同室的人一起参加祈祷会、读《圣经》、做礼拜。
得克萨斯州有着深厚的军队传统和福音主义传统。圣安东尼奥周边地带是军工综合体的集中地，包括一个陆军基地、两个空军基地、一个大型陆军医疗中心、几十家与国防相关的公司以及数以千计的老兵。韦科附近的胡德堡（Fort Hood）是美国第二大陆军基地。西得克萨斯州占地1.6万英亩的潘特克斯工厂（Pantex），冷战期间装配了数以千计的核弹头，今天依然被用作保存美国核武器的军火库。
小布什在越南战争期间得到一份在国民警卫队中的闲差——确保孤星州的气候安全，以使路易斯安那人免受劫掠，但小布什总是在军中狂欢作乐。在2003年作为总统（过早地）宣布伊拉克战争的主要战事已经结束的那一刻，小布什是否比当年身穿飞行员服（刚刚驾驶过战机），在“亚伯拉罕林肯号”巡洋舰甲板上大步走着时感觉更好呢？宣布向伊拉克开战时，他并没有因手段和目的问题而痛苦——决定一经做出，他就到白宫外面的草坪上与自己的宠物狗嬉耍。大卫·克罗克特（David Crockett）和“阿拉莫战役”（Alamo） (1) 本可以以他为骄傲的。
得克萨斯州的男子气，不仅在于军事上的多样性。得克萨斯州代表的是这个国家两个最暴力地区的结合处——南方和边疆。被持枪的牛仔驯服的得克萨斯州，至今依然浸透着枪支文化。即使在自由主义的奥斯汀，戴尔电脑公司里也会有显示牌告诉人们该把自己的枪搁在哪儿。在这个州里，不打猎的男人普遍被认为是同性恋者（这并不是说得克萨斯州的男同性恋者一点也敌不过野生动物）。在这个州里，也曾有人通过强辩说受害者“因正当防卫而必须杀戮”，从而逃脱了谋杀指控，蜚声扬名。该州虽有454人被关在死囚区——占美国全国总数的13％，但在各大州中，得克萨斯州的谋杀率还是要高得多。
小布什以惊人的冷静，仅在担任州长的最后一年里就处死了40个人，这使他贴近了“罪犯需要杀戮”这一主题。至于枪支方面，他所监管的政府对狩猎、射击和垂钓表现出的热情，除了英国的上流社会，无出其右者。小布什自己就热衷垂钓，并且是个不错的射手。他最喜欢的精神顾问之一詹姆斯·鲁滨孙（James Robinson）对涉及杀生的户外运动很有热情，这很像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 (2) 笔下的教区牧师。空军一号上的杂志包括《钓鱼高手》（Bass Fishing ）、《空中钓鱼客》（Flying Fisherman ）和《体育新闻》（Sporting News ）。有一次，副总统迪克·切尼长时间消失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在此期间，当地居民吃惊地看见情报机关派人陪着他在游猎。2002年12月，特伦特·洛特因赞誉斯特罗姆·瑟蒙德而引起纠纷 (3) ，使得卡尔·罗夫和洛特的继任者比尔·弗里斯特（Bill Frist）不得不取消了与伙伴们的游猎，以免授人口舌，说那是一个阴谋。在大多数欧洲国家里，如果有政客胆敢把枪指向毛茸茸的小动物，那么他要冒断送自己政治前程的危险。在得克萨斯州没有这种危险，同样，在小布什的白宫也没有这种危险。
我们再一次回到态度问题上。在得克萨斯州到处可以听到这样一句话，“别惹得克萨斯州”，小布什的外交政策也可归纳为“别惹美国”。小布什政府总是妄自尊大——对自己深信不疑，不关心娘娘腔的东海岸人（更不用说欧洲人）怎么看它。与此同时，小布什政府的得克萨斯牌照，已经使世界大部分其他地区对它心存芥蒂，因而纷纷起来反对它——这种反应与20年前那些科罗拉多州的司机并没有什么不同。“有毒的得克萨斯人”（the Toxic Texan） (4) ，这个名声小布什可不是凭空得来的。
得克萨斯州的另一面：补贴和裙带关系
所有这一切使人认为，得克萨斯州只对小布什政府的保守主义产生了单向的影响，使之对政府部门、外来者和好空想的改良派自由主义者缺乏信任。然而，对该州考察得越多，你就越会发现这个州情况复杂。得克萨斯州既要对小布什政府一些相互矛盾之处承担责任，也是小布什政府牛仔式（black-boots-and-Stetson）态度的原因所在。
最明显的矛盾与政府有关。爱好自由的得克萨斯人采取各种措施驯服了政府这只巨兽。州立法机关每两年才进行一个为期140天的会期，立法人员每年得到的名义薪资是7200美元，州长甚至无权任命自己的内阁。这种尽可能使政府保持小规模的态度，体现在得克萨斯州骑警的座右铭里——“对付暴乱，一个萝卜一个坑”（One riot，one ranger）。然而，孤星州欠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情，却不比美国任何其他地方少一丁点儿。联邦政府的慷慨援助，使得闭塞落后的得克萨斯州农村变成了一个庞大的高技术区。这一转变始于20世纪30年代水电站的建设，20世纪60年代的太空计划加强了转变，而今天巨额的军备增加则使转变还在继续。在月球上说出的第一个词之所以是“休斯敦”，还得归功于得克萨斯州在使用政治权力上的娴熟技巧。
萨姆·雷伯恩是在得克萨斯州贫瘠的乡村中一条未通航的河边长大的，他担任众议院议长达20年之久，比任何人都长，并且精心制定了许多新政立法。林登·约翰逊来自该州落后的希尔县，是美国历史上最有权势的参议员之一。在1964年至2000年期间，这个宣称主张反制政府的州却产生了三位总统（约翰逊和两位布什）、两位副总统候选人［老布什和劳埃德·本特森（Lloyd Bentsen）］以及自泰迪·罗斯福（Teddy Roosevelt）以来最成功的第三党总统候选人（罗思·佩罗）。得克萨斯州的共和党政客远不是纯粹的自由市场拥护者，他们显示了自己能够获得成功的天赋。财政上的保守派菲尔·格拉姆（Phil Gramm）接任林登·B．约翰逊在参议院留下的空缺后，一直干到2003年。他总爱说：“我肉吃得太多了，我快得旋毛虫病了。”他说他不会投票赞成在月球上生产奶酪，但如果国会赞同这个想法，他会努力确保生产奶酪的牛奶是得克萨斯州母牛产下的，并且“天体导航系统”是由得克萨斯州的大学开发的。
小布什政府同样具有这样的复杂情感。小布什一直在称颂小政府，事实上他却使得政府规模变大了。相对于克林顿政府，小布什政府不仅国防开支增加了，教育及其他社会服务开支的增速也更快。本书第十章将再谈大政府给小布什带来的不祥的缺陷。
一些有关个人主义的同样复杂的感情也突然出现了。对于得克萨斯人来说，个人主义是该州的核心特性。除了具有英雄色彩的个人以外，谁会在70多岁的时候还不停地钻探石油？该州大多数成功的政治家，如鲍勃·布洛克、罗思·佩罗和伟大的林登·B．约翰逊，身上都具有这样引人注目的性格特点——老友式的魅力和狡猾古怪集于一身。但是，得克萨斯人也有一种强烈的集体主义倾向，这种倾向表现在他们对军队组织、足球队和兄弟情谊的极度忠诚，也表现在得克萨斯大学和得克萨斯农工大学这两所该州最好的大学之间的激烈竞争。尽管得克萨斯州工商界具有全部的企业家精神，但寡头统治使该州的工商业界成为美国最排外的群体之一。它总是通过幕后运作，一会儿建个体育中心，一会儿又建个博物馆。得克萨斯州的工商界精英和政治精英，无以复加地相互缠结在一起。政治家习惯于发财致富。林登·B．约翰逊最后设法拥有了该州最合算的媒体合约。佩罗成为美国第一位福利亿万富翁，他的发迹应归功于一项使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计算机化的合同。石油和天然气工业，则是裙带资本主义的杰作。
然而，不要把这种排外误认为封闭。得克萨斯州一直是出口型经济，先是棉花，而后是能源，现在是高科技。这使得该州的经济与全球经济连成一体。《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进一步加强了得克萨斯州对外开放的热情。《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一个由共和民主两党的得克萨斯人组织安排的项目，其中起过特别作用的两个人是劳埃德·本特森和老布什。这一项目使该州与墨西哥长达1250英里的边界从一个潜在的问题变成了巨大的机遇。美国70％输往墨西哥的货物经由得克萨斯州，3000多个出口加工区和自由贸易区（maquiladoras） (5) 沿边界拔地而起。边界两边的姐妹城镇，如埃尔帕索（美）和华雷斯（墨）、拉雷多（美）和新拉雷多（墨），则在共存中相互受益。每天通过世界贸易大桥（World Trade Bridge）来往拉雷多及其墨西哥的姐妹城市（新拉雷多）的卡车达9000辆。
这种开放不仅日益体现在经济上，而且也体现在文化上。确实，得克萨斯州有着可怕的种族主义传统。但在过去20年的大部分时间，即使是保守派也会把这一特点称为文化多元主义。在拉雷多，新富起来的拉丁裔借鉴古老的南方传统，为女儿举行初次社交舞会；在奥斯汀，“得克萨斯乐”（Tejano） (6) 音乐家，将美国乡村音乐、西部音乐和墨西哥音乐糅合在一起。当然，得克萨斯州的共和党比姐妹州加利福尼亚州更关注移民问题。小布什有一次私下提及非法入境的外国人，他说：“见鬼，既然他们已经穿过了‘大转弯公园’（Big Bend） (7) ，我们就接受他们吧。” [9] 小布什是墨西哥的常客，热衷于说西班牙语——尽管说得不怎么地道。在2004年选举年里，他的第一大倡议就是宣布一项计划，打算逐渐使美国的1000万非法入境的外国人“取得合法身份”。
美国要做好的事情就是工商界
如果说得克萨斯州是小布什的保守主义指南的话，那么特别探究一下两个总是笼罩着小布什的庞大阴影——工商界和宗教——则不失其价值和意义。上帝和财神既决定了小布什总统任期的内容，也左右了它的风格特点——虽然并不总是按批评者所宣称的方式。
对许多政治家来说，工商界只是退休后的选择。小布什却并非如此。他是第一位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美国总统——哈佛大学商学院的学位，货真价实。他内阁中的首席执行官比任何其他总统内阁的都多。小布什笃信工商界，对他来说，工商主管是解决世界难题并为世界生产财富的人。小布什虔诚地接受了“目标管理法”（management by objectives）。他在竞选自传中说，自己是一个“喜欢勾勒出全貌和议程”的人，然后把具体的运作交给下属完成。 [10] 向公众介绍被任命的官员时，他从不称赞其学历或者理论建树，而是反复念叨他们的管理经验。介绍他的第一任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部长梅尔·马丁内斯（Mel Martinez）时，他说：“他是一个管理人员，他是个好行政官。”他不想寓贬于褒。
作为塞缪尔·布什和乔治·沃克的（外）曾孙，小布什热衷于支持善于赚大钱的人，这并不令人吃惊。 [11] 据他的一位大学朋友回忆，20世纪60年代末——一个大学被越南战争撕裂并浮现反文化现象的年代，在耶鲁读书的布什，唯一一次因为政治问题而激动不已，是因为将来对石油矿藏耗减优惠政策的变化会威胁到美国的石油商。 [12]
在此我们有必要进行一下细致的区别。小布什热情支持的是工商界，尤其是大工商企业，而不是自由市场。他自己的生涯就是得克萨斯州裙带资本主义的写照。这种裙带资本主义的特点是一连串的接收交易。在交易中，与他父亲有关系的外部投资者定期介入，为他挽救了一家又一家失败的石油公司。阿布斯托能源公司（Albusto Energy）因此变成了布什勘探公司（Bush Exploration），它与七色光谱公司（Spectrum 7）合并后，再与哈肯能源公司（Harken Energy）合并。尽管石油市场并不景气，但小布什的股份价值却在魔法般地增长。1990年，他卖掉了手中持有的212000股哈肯能源公司的股票，获得了848560美元。他把这笔钱投入了得克萨斯骑警（Texas Rangers）棒球队。 [13] 他在阿灵顿市新建了一个一流棒球场，得到了该市增加销售税的补贴。 [14]
这种类型的伙伴资本主义，很难成为哈佛大学商学院的研究案例。然而，小布什还是把自己看作商人，而他的根基也总是工商阶级。得克萨斯州的竞选资金法对捐赠几乎没有任何限制，对于小布什这样一个政治家来说，真可谓如鱼得水。他在1994年和1998年的州长竞选中得到的捐赠有超过一半来自公司高级主管，其中包括安然公司创始人肯·莱（Ken Lay）捐赠的重金。最后，他利用与工商界的联系，在美国总统竞选史上推出了最成功的资金募集机器。在2000年的选举期里，小布什募集了1.91亿美元。相较之下，在位的副总统只募集到1.33亿美元。由于214位“先锋”——帮他为选举募集至少10万美元的人——的慷慨大方，竞选一开局就像旋风一样。 [15] 令人吃惊的是，最后，他从个人捐赠者（大部分是商人）那里募集到1.01亿美元。众多事实表明，安然公司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是小布什总统竞选的最大捐赠者。到2000年，小布什和卡尔·罗夫对阳光地带工商界精英的政治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如果不是得克萨斯州那家增长最快的安然公司掏出了大把钞票，他们在捐赠上的表现会大大引起人们的注意。向小布什的总统竞选捐赠最多的三个州是得克萨斯州、加利福尼亚州和佛罗里达州。小布什在几乎所有的州和产业部门的商人中的表现都超过了阿尔·戈尔。即使在工商界最具社会自由主义色彩的高科技产业部门，小布什募集到的钱也是戈尔的两倍。小布什是美国商人的选择。
抚育克林顿政府的是大学，抚育小布什政府的则是公司。自艾森豪威尔以来，历任总统的内阁中，前公司总裁的人数不超过两人，艾森豪威尔的内阁中也只有两位。小布什的内阁中则有四位前总裁：哈利伯顿公司（Halliburton）的迪克·切尼，西尔公司（G．D．Searle）、美国通用仪器公司（General Instruments）的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以丹佛为基地的汤姆·布朗油气公司（Tom Brown）的唐·埃文斯，以及美铝公司（Alcoa）的保罗·奥尼尔（Paul O' Neill）。小布什的白宫办公厅主任安德鲁·卡德（Andrew Card）是通用汽车公司的前高级主管，他也是汽车业的主要说客。2000年汽车业捐赠钱款的主要接收人、参议员斯潘塞·亚伯拉罕（Spencer Abraham），当上了小布什政府的能源部长。就连较不引人注目的农业部长安·维尼曼（Ann Veneman），也是卡吉尔公司（Calgene）的董事会成员，该公司是转基因食品的先驱，它的食品后来被孟山都公司（Monsanto） (8) 购买，而密苏里州的这家孟山都公司则与该州的前参议员、司法部长约翰·阿什克罗夫特关系紧密。小布什政府最具象牙塔色彩的成员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也身兼数家大公司的董事——包括雪佛龙公司（Chevron Corporation），该公司有一艘超大油轮就是以赖斯命名的。科林·鲍威尔则是第一位拥有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国务卿。
小布什政府系统地保护那些对工商界有利的政策，如减税、推翻对公司的管制、全面努力使工商界的日子更好过。能源产业成了大赢家。迪克·切尼采纳的能源政策建议几乎都来自能源企业的高级主管，其中许多还是安然公司的主管。小布什政府还无情地推动在阿拉斯加未开垦的野地进行钻探，这一主张招致环保主义者和民主党人的愤怒。
在美国政治中，迎合商人并不稀奇。但引人注目的是，小布什总统任职上的许多不稳定期，要么是由于迎合商人所致，要么是由于有迎合的迹象所致。他允许饮用水中的砷含量升高，引发了他任职初期的一轮诉讼控告。安然公司倒闭后，他的最初反应尤为失误：试图争辩说那只是几颗老鼠屎的问题而已；他支持通过自己不断妥协而选择的哈维·皮特（Harvey Pitt）担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Exchange Commission）主席，尽管皮特本人就是一个总得设法从被卷入的客户案件中脱身的公司律师；他对迪克·切尼以前工作过的哈利伯顿公司的会计问题视而不见；他抵制旨在改善公司管理和提高会计透明度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Act ）。
一个坚信上帝的人
在2000年总统选举期间，有人向小布什提问，谁是他最喜欢的哲学家，小布什毫不犹豫地回答：“耶稣，因为是耶稣改变了我的灵魂。”事实上，赎罪是小布什生涯的核心问题，而赎罪思想则是其政治的核心。在最近的几位总统里，没有任何人像小布什那样激情地把信仰融入总统职务中去。罗纳德·里根对教会的支持就像是房屋的飞拱，是从外部进行的；而小布什则是一个再生的卫理公会教徒，他对教会的支持就像房屋的中流砥柱，是自内而外的有力支持。小布什总统具有皈依者的激情，皈依之前，他不仅对神大不敬，而且生活也漫无目标。他年轻时饮酒无度，完全笼罩在成就斐然的父亲的阴影里。他生活中的转折点始于1986年比利·葛理翰（Billy Graham）牧师对他家的拜访，正如小布什所说，“是他把我引到那条路上，我才开始往前走”。曾经虚度40载光阴的小布什不再酗酒，成了一台训练有素的政治机器。他曾对一群宗教领袖说：“此刻我本来应该还待在得克萨斯州的某个酒吧里，而不是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我现在之所以会在这儿，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我找到了信仰，我找到了上帝以及祈祷的力量。” [16]
小布什的每一天是以跪着做祷告开始的，并且每次内阁会议开始时都要做一次祷告。他每天都要读一段《圣经》。他还阅读在苏格兰出生的奥斯瓦尔德·钱伯斯（Oswald Chambers）之类的神学家的祈祷词。他最早的两份总统政令，一份是要求设立一个全国祈祷日，另一份是号召对贫困进行一场宗教战争。小布什讲话中经常出现宗教术语，这使得他的讲话有时候如此感人，有时候却是灾难性的。他曾说美国要进行一次“十字军东征”以打败敌人——随后他立即收回了这番话。他的首席演讲撰稿人迈克尔·格尔森（Michael Gerson），特别善于把小布什的宗教情绪转变为17世纪激情高昂的散文体风格。
2001年11月，小布什对联合国说：“我们有信心认为，历史是按自己的意愿而成为历史、成为永恒的。我们知道恶是存在的，但善终将战胜恶。” [17] 他用同样铿锵有力的话语，证明自己用150亿美元抗击全球艾滋病的计划是正确的：“我们目睹瘟疫肆虐、孤儿遍地，我们必须有所行动。当我们看见通往杰里科（Jericho） (9) 路上受伤的旅行者时，我们不会——美国不会——避而不见。” [18] 无疑，他把反恐战争看作是“一场善与恶之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斗争”。2001年9月11日，他告诉美国人民：“今天，我们的国家目睹了罪恶。”在2002年1月29日的国情咨文中，他提到存在一个“邪恶轴心”。他总是把恐怖分子称为“邪恶分子。”很难想象其他的西方领导人会以这种方式来表达此事。不过大部分时间，他对宗教的提及是比较隐蔽的。研究《圣经》的学者布鲁斯·林肯（Bruce Lincoln）在小布什宣布对阿富汗采取军事行动的讲话中注意到，虽然在长达970词的讲话中只有3个词明显是宗教词汇，但对于熟读《圣经》的人来说，这一演讲充满了《圣经》中的比喻和《启示录》中的暗喻。 [19]
宗教影响也弥漫着整个白宫。演讲撰稿人戴维·弗鲁姆（David Frum）踏进白宫听到的第一句话是，“研读《圣经》的时候想念你” [20] 。弗鲁姆是一位世俗犹太知识分子，他所著的有关小布什的《右派分子》（The Right Man ）一书不断受到富裕的福音派新教徒出其不意的打击。支持小布什的人造访白宫时，敬畏之心就像是上教堂。在白宫，惯见的打扮是西装领带；在白宫，“该死”是不能说的脏话；在白宫，不可以大声喧嚷；在白宫，你会像忏悔室里的神父那样发誓——永远保持沉默。
小布什的许多亲密顾问都有宗教联系。康多莉扎·赖斯是长老会牧师的女儿。安德鲁·卡德与一位卫理公会牧师结婚。卡伦·休斯是长老会的长者，绰号是“预言者”。唐·埃文斯还在米德兰时就同小布什一道参加《圣经》研读班。有一次，小布什及其随行人员发现他们不得不在空军一号上度过棕枝全日（Palm Sunday） (10) （那时他们正从圣萨尔瓦多返回国内），有些成员提议举行一次即席的宗教礼拜。很快，飞机的会议室里就挤满了40位高官。赖斯是个有天赋的音乐家，她带领大家做礼拜，休斯读经文，整个仪式在充满激情的《奇异恩典》（Amazing Grace ）咏叹中，在标志基督徒友谊的拥抱和亲吻中结束。 [21]
白宫有位官员名叫蒂姆·戈格莱因（Tim Goeglein），他负责“基督教服务内容扩大”项目（Christian outreach），就是提醒基督教选民，总统与他们享有相同的价值观。小布什也在政府中任命基督教右派的人担任显职。凯·科尔斯·詹姆斯（Kay Coles James）被任命为管理整个联邦政府雇员的人事管理局局长，此前他是帕特·罗伯逊的瑞金大学政府学院院长，也是在美国最清楚地表明自己反对堕胎的人之一。克劳德·艾伦（Claude Allen）和韦德·霍恩（Wade Horn）则在美国健康福利部扛起了节制教育 (11) 和改善婚姻的大旗。当然，前司法部长约翰·阿什克罗夫特是基督教右派成员中职务最高的人，进而言之，他所任职的司法部不可避免地要应对堕胎、死刑、民权和裁决选择等问题。阿什克罗夫特的父亲和祖父都是五旬节派教会 (12) 的牧师（Pentecostal ministers），因此对于宗教和公众生活相结合，持毫无保留的态度，每当有重要的集会，他都会给自己抹上油——他最喜欢克里斯科牌（Crisco）纯植物性烘焙油，并且每天都会在司法部办公室里做祷告。2003年6月，他禁止员工自己庆祝“同志骄傲”节日。
小布什虽然非常注重动员基督教右派，却总是小心翼翼地不被它捆住手脚。宗教当然弥漫着整个白宫，就像圣灵据说占据了人的灵魂一样，但是牵涉到政策制定时，出于政治战略的考虑，信仰可以稍稍让位。在一个高达85%的人声称自己拥有宗教信仰的国家里，信仰上帝具有政治优势。但是如果信仰过于扎眼，那它很快就会变成政治上的负资产了。禁止堕胎吸引不了开着旅行车带着孩子参加体育运动的妈妈们，南方浸礼会宣称妻子应该服从丈夫的说法，也同样吸引不了身为人妻的妇女。对于卡尔·罗夫来说，2000年共和党大会上最让他难挨的时刻是，一位同性恋者正向听众讲话，整个得克萨斯州代表团都低头做祷告。
小布什花了很大的精力来拓宽基督教右派的定义，以使之变得更广泛，而不仅仅局限于南方福音派基督徒（值得强调的是，小布什是一位卫理公会派信徒，这比他父亲信奉的主教制主义宗教意味强烈一些，但比杰里·福尔韦尔和南方浸礼会温和得多）。小布什最大的收获是罗马天主教徒，它是美国最大的单一宗教团体，也是等待采摘的最成熟的果子。2000年，小布什轻而易举地赢得了多数积极从事宗教活动的天主教教徒的支持，成为1984年以来表现最好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他积极拜访著名的天主教机构，如印第安纳州的圣母大学（th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白宫每周同天主教顾问非正式团体举行一次电话会议，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则恢复了一支天主教特遣队。小布什试图在讲话中用上时髦的天主教词句，如“文化生活”。而在天主教徒圈内，他使自己政党反制政府的立场得以缓解：相对于南方福音派教徒，天主教选民对政府行动主义持有更高的热情。小布什赢得宾夕法尼亚州和密歇根州（2000年他在这两个州以微弱劣势落败）的最佳机会，可能在于吸引蓝领天主教徒的支持。
小布什也试图去接近督教徒之外的“其他信仰的人”。在接近犹太人方面他尤为成功，尽管这只是他的外交政策所带来的意外结果。较少为人注意的是，他也曾尝试取悦穆斯林。入主白宫之后不久，他邀请一位穆斯林教长来主持他基于宗教的初步行动计划，任命专人负责“阿拉伯－穆斯林服务内容扩大”项目，还经常在自己的宗教机构名单里加上“清真寺”。“9·11”事件以后，这种友好关系自然受到了损害，但小布什依然拒绝了新教极端主义者试图取消穆斯林组织接受政府资助的要求。
那么，小布什的政策又会怎样呢？认为宗教信仰使他的外交政策发生了偏差的想法比较复杂，部分是因为外交政策与有关新保守派的各种阴谋理论纠缠在一起（本书将在第八章对此进行阐述）。如果关注一下小布什的国内政策，人们就会发现，现实政治的影响要比宗教信念大得多。
“充满同情心的保守主义”这个最直接源于小布什宗教情怀的项目迅速瓦解。针对福利国家面临的问题，“基于宗教信仰”的解决方法一度可以吸引天主教徒和黑人加入共和党的阵营，然而终归没有成功。这部分是因为小布什用人不当。约翰·迪伊乌里奥（John DiIulio） (13)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教授——的例子证明，具备一流学术思想的人不一定能够在《白宫群英》（The West Wing ） (14) 式的马基雅维利世界中生存。与此同时，国会中的许多人——不仅仅只是自由派——反对任何侵蚀政教分离的做法。迪伊乌里奥为黑人教堂和拉丁裔教堂争取资金，有意使福音派教徒感到不快。 [22] 小布什和罗夫立即退却，背着迪伊乌里奥达成了一项协定，使新教教堂免受联邦雇佣法律的限制，从而不必被迫雇用同性恋者。迪伊乌里奥于2001年8月辞职，项目也被悄无声息地搁置了。
在堕胎问题上，小布什采取的最初行动之一就是停止资助提供海外堕胎服务的组织。现在这已是任何即将就任的共和党总统必须要做的事情了，它不仅成了在国内对堕胎无所作为的借口，而且也成为在国外如此行事的正当理由。在要求禁止克隆的讲话中，他刻意使用了宗教性语言（“生命是创造物，而非商品”），并在2003年11月签署了禁止晚期堕胎的法案，从而结束了“一种可怕的暴力形式”。大多数美国人对晚期堕胎都充满敌意，并对克隆感到害怕。在干细胞研究问题上，他通过实施限制，向生物技术产业公然发起挑战，但那些限制没有像基督教右派所期望的那样彻底。他提名福音派基督徒担任法官，但在最重要的问题上，即任命可能推翻“罗伊诉韦德案”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小布什又闪烁其词，说是要任命尊重宪法的法官。
相反，在宗教原则较少且可能使他失去选票的领域，比如节制教育，小布什推广基督教思想时要勇敢得多。这时他完全明白这句名言：如果一个社会保守派有个女儿在读高中，那么他就是一个自由派。小布什不仅投入大量资金来教育青少年的童贞美德，也投入大量的资金实施最强硬的信仰教育计划——“美国地区与全国重要意义特别计划”（Special Projects of Regional and National Significance），教育人们婚外性生活对身心可能都会产生伤害，并拒绝推广避孕套。小布什非常热衷把信念推向国外。小布什政府把用于发展中国家防治艾滋病经费的1/3预留给节制教育。这个做法非常糟糕，显然激起了援助机构的愤怒，但没有使小布什在国内付出代价。相反，当福音派教徒企图使中国失去最惠国待遇时，小布什很快就同工商界的说客沆瀣一气了。
另外一个有关小布什与多数为伍的例子，是同性恋婚姻问题，不过在此问题上他面临更多的危险。2004年2月，小布什要求修改宪法，以使婚姻限制在两个异性之间，从理论上讲，总统与反对同性恋婚姻的2/3的美国人站在了一起。但问题比表面上看更复杂：美国人对同性结合的想法要宽容得多，而联邦对此类婚姻的禁令可能会破坏同性结合，就连共和党内许多人也不想试图改变宪法。事实上，小布什是被逼采取行动的，先是马萨诸塞州的“行动主义法官”——小布什总是这样称呼他们——发布命令说，该州允许同性恋婚姻，而后适时受到鼓励的旧金山市市长加文·纽瑟姆（Gavin Newsom）为数千对同性恋者颁发结婚证书。小布什由于社会保守派的强烈反对，几乎没有什么选择余地，只有支持修正案。毫无疑问，他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在这场闹哄哄的争吵中，唯一比他失分更多的政治家将是约翰·克里。
一位彻头彻尾的美国式总统
在这一切的精心策划中，小布什在堕胎问题上所走的路基本上已经由其他共和党政客踩实了。更重要的是，在一个60%的人认为上帝在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39%的人认为自己是“再生的基督徒”，1/3的登记选民是白人福音派新教徒的国家里，小布什的宗教情怀并不显得特异。 [23] 20世纪60年代，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53%的美国人认为，教会不应该卷入政治，到了1996年，53%的人认为，教会谈论政治是件好事。 [24]
小布什的宗教情怀在欧洲就显得怪异得多，这并不令人吃惊，因为在欧洲，只有20%的人会定期上教堂，再生基督徒的人数则微不足道。尽管托尼·布莱尔自己是一个宗教意味很浓的人，但据报道，当小布什要他一起跪到地板上做祈祷时，布莱尔真的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布莱尔的前新闻秘书阿拉斯泰尔·坎贝尔（Alastair Campbell），有一次曾阻止《名利场》（Vanity Fair ）杂志的一位记者讨论首相的宗教信仰问题，他机敏地说道：“我们并不扮演上帝的角色。”小布什却肯定是在完完全全“扮演上帝的角色”。
的确，越是近距离关注小布什的生平和信仰——他的得克萨斯特性，他对工商界的尊崇，还有他的宗教情怀——人们就越是认识到，乐观主义者的看法其实有问题，他们认为跨大西洋联盟目前的裂痕，只是由一位“另类”总统造成的暂时局面。这位使欧洲人感到十分不适的“有毒的得克萨斯人”和竭力推崇《圣经》的商人，在大多数美国人的心目中却毫无不适之感。小布什也许比其他很多美国人更具宗教情怀，但他的宗教情怀完全是美国式的，就像他所钟爱的资本主义以及他的得克萨斯鼻音一样。与众不同的是美国，而不是现在的美国总统。
[1] 转引自John Kenneth White，The Values Divide：American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Transition （New York：Seven Bridges Press，2003），p．187。
[2] Ibid．，p．188．
[3] Ibid．
[4] Bob Woodward，Bush at War （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02），p．13．
[5] 转引自Eric Alterman，What Liberal Media？The Truth About Bias and the News （New York：Basic Books，2003），p．193。
[6] Roxanne Roberts，“Lone Star Cosmos：At Their Ball，Texans Draw Washington Into Their Vast，Expanding Universe，”Washington Post ，January 20，2001．
[7] Michael Lind，转引自“The Future of Texas，”Economist ，December 21，2002。
[8] Michael Lind，Made in Texas：George Bush and the Southern Takeover of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Basic Books，2003），pp．120~121．
[9] Lou Dubose，Jan Reid and Carl Cannon，Boy Genius：Karl Rove，The Brains Behind the Remarkable Political Triumph of George W．Bush （New York：Public Affairs，2003），p．73．
[10] George W．Bush，A Charge to Keep （New York：William Morrow，1999），p．97．
[11] Bill Minutaglio，First Son：George W．Bush and the Bush Family Dynasty （New York：Times Books，1999），p．19．
[12] Ibid．，p．109．
[13] Bob Sablatura，“George W．Bush：Wealth Produced Via Stock Swaps and Bailouts，”Houston Chronicle ，May 8，1994．
[14] Gerry Fraley，“Rangers Plan New Stadium in Arlington，”Dallas Morning News ， October 25，1990．
[15] Terrence Samuel，“Does Money Talk？”U．S．News & World Report ，September 15，2003．
[16] David Frum，The Right Man：The Surprise Presidency of George W．Bush （New York：Random House，2003），p．283．
[17] 2001年11月10日，乔治·W．布什向联合国大会发表的演说。
[18] 2003年4月29日，乔治·W．布什对全球对抗艾滋病病毒倡议的评论。
[19] 参见http://www.press.uchicago.edu.misc/chicago/481921.html。
[20] Frum，The Right Man ，p．3．
[21] Stephen Mansfield，The Faith of George W．Bush （New York：Jeremy P．Tarcher/Penguin，2003），pp．117~119．
[22] Frum，The Right Man ，pp．101~103．
[23] John Parker，“Survey of America，”Economist ，November 8，2003，p．12．
[24] Ibid．
(1) 大卫·克洛科特（1786年3月17日~1836年3月6日），美国政治家和战斗英雄。他曾当选代表田纳西州西部的众议员，因参与得克萨斯独立运动中的阿拉莫战役而战死。“阿拉莫战役”是得克萨斯独立战争中发生在墨西哥军和得克萨斯分离独立派之间的战斗。得克萨斯军虽然战败，但是“勿忘阿拉莫”（Remember the Alamo）后来成为激励得克萨斯士气的口号。——译者注
(2) 安东尼·特罗洛普，19世纪英国小说家。——译者注
(3) 特伦特·洛特在2002年的一次生日晚会上赞扬老寿星斯特罗姆·瑟蒙德，说如果美国1948年选总统选中了瑟蒙德，美国就没有这么多问题了。而瑟蒙德是支持种族隔离的。洛特此言一出，在博客上掀起了一场波澜，布什也不得不站出来表态，最终洛特只得辞去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职位。——译者注
(4) 欧洲环保主义者给小布什起的绰号，因为他支持石油公司，反对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京都议定书》。——译者注
(5) 西班牙语，指美墨边境的出口加工区和自由贸易区。——译者注
(6) 西班牙语的“得克萨斯”之意。Tejano音乐源于传统的墨西哥音乐，有着爽朗的歌词和易舞的节奏。——译者注
(7) 大转弯公园”是得克萨斯州唯一的国家公园，处在该州和墨西哥交界的地方，有典型的得克萨斯州和墨西哥的自然风光以及寂寞荒凉的沙漠。——译者注
(8) 孟山都公司，美国生物科技巨头。——译者注
(9) 杰里科，巴勒斯坦地名。——译者注
(10) 棕枝全日，复活节前的星期日。——译者注
(11) 人们认为性教育应包含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教导学生学习两性相处的亲密关系，避免婚前性行为，即节制或延后性行为（abstinence）；第二道防线，教授学生避孕方法的安全性行为（safer sex）；第三道防线，万一怀孕了怎么办（in case pregnacy）。——译者注
(12) 19世纪源于美国的新教教派之一，强调直接灵感﹑注重信仰治疗。——译者注
(13) 约翰·迪伊乌里奥，白宫“基于宗教信仰和社区首创精神”办公室主任。——译者注
(14) NBC 1999年开始播出的连续剧，故事讲述了一群白宫幕僚的工作与爱情生活。通过跌宕起伏的剧情，揭示白宫政治内幕以及幕僚们在权力、良知、爱情面前的选择。在《白宫群英》里活跃的人物除了总统巴列及其家人外，还有一系列重要幕僚。从全球战略的制定到总统一枚胸针的选择，在戏剧里均获得了关注。《白宫群英》在制作上比较活泼，虽然以拥护白宫为主旋律，但也不乏讽刺与调侃。虽然该剧强调纯属虚构，但暴露了白宫运作的一些真实内幕，因而也更受观众的欢迎。——译者注
谢选骏指出：人说——几乎没有人料到，小布什的总统任期会被当作研究保守主义的对象。他具有实用主义的家世传统。其父老布什是共和党核心集团的一员，环绕在他左右的是科林·鲍威尔﹑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和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这些温和的现实主义者。小布什并非来自共和党内暴躁的立法机构一翼，而是来自该党“理性的”州长一翼——那些州长把时间花在平衡预算和修筑桥梁上，而不是异想天开地计划将残疾人送入太空（据称纽特·金里奇就曾有此奇想）。在整个总统竞选期间，小布什强烈暗示自己是温和派，他吹响了“充满同情心的保守主义”的号角（这个口号明显认为，自由派媒体会认同“充满同情心”一词代表一种温和思想，因为按照定义，“热情的”保守主义应是冷酷无情的）。
我看——布什父子都从中囶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老布什本来就是“第一任驻华大使”，小布什则在下台前后还跑到北京参加了大家抵制的奥运会。他的出席费一定不少。克林顿也同样如此，去中囶讲演一次就是几百万美元贿款。
【第六章 河右岸】
并不存在什么自发的公众舆论，一切舆论的形成均来自信念与活力中心…… [1]
人们可能会想，这是迪克·切尼在没有防备时说的话，或者是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在向某位将军嘀咕有关伊拉克的事情。事实上，这句话出自费边社（Fabian Society）创始人之一比阿特丽斯·韦布（Beatrice Webb）之口。作为英国社会主义最高尚的代言人，费边社在小布什领导下的华盛顿并不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然而，费边社却为保守主义思想如何影响小布什的总统职务提供了一个模式。
费边社由一群知识分子组成，成立于1884年。其核心人物包括悉尼·韦布（Sidney Webb）、比阿特丽斯·韦布、H．G．韦尔斯（H．G．Wells）和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他们的目标是要以“集体福利”取代“争取个人利益”，方法则是“渗透式”的。他们不像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坚信要把社会推翻，而且，他们尤其不像工党那样在意选举的胜利，而工党的成立也有费边社成员的功劳。其实，他们并不想把自己与特定的政党绑在一起。他们希望将集体主义包装打扮成一种共识，并将政府的控制逐一扩展到各个机构，从而循序渐进地实现社会主义。
对于费边社的成员来说，改变舆论氛围很重要。这样，无论是谁进入议会都会和着他们的节拍前进。悉尼·韦布曾说道：“如果伦敦一小批2000人不到的见识卓著的知识分子没有达成共识，那么英国将一事无成。”费边社的首要目标就是影响那一小批人，它也重视塑造那些不怎么重要的人物的心灵。费边社的标志性特点之一是它的小册子，他们还创办了《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 ）等杂志，为众多的议会委员会设定议事日程并创建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费边社成员还帮助树立了这样一种思想，即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政治信念，而且是一种激动人心的生活方式。他们创立了一个“团体”网络，包括妇女团体、艺术团体、教育团体、生物学团体和地方政府团体。“保育室”团体是其中最成功的团体之一，由放荡不羁的青年男女组成，他们以声名狼藉的放荡者H．G．韦尔斯为自己的行为榜样。保育室团体有很强的社会性。费边社书记爱德华·皮斯（Edward Pease）因此这样描述道：“自然的，保育室团体不仅致力于经济学和政治学，野餐和舞蹈也在其中有一席之地。保育室团体中有些成员最终结为夫妻，涉及生活中更重大的事件时，没有什么比同情心让长久幸福的婚姻生活更具安全感了。”
费边社成员的影响经久不衰。悉尼·韦布为工党起草了党章第四条，他使工党保证坚持“生产方式、分配和交换的公有制”。直到20世纪90年代，工党才放弃了党章中的这一条。像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这样的费边社机构，培养出了许多专家，他们对官僚政治的魔力坚信不疑，《新政治家》杂志则塑造了几代政治家的思想。
在某些方面，费边社是英国特有的现象；而在其他方面，费边主义则是具有广泛普遍性的一个样板。在整个欧洲，知识分子群体都在努力树立这样一种思想，即社会主义是未来的浪潮；而活动分子团体则有助于界定，社会主义不仅是一个思想体系，而且是一个团体。这些努力的结果是一场“社会主义运动”——它是一种友爱的意识形态；它是一套能够由生至死组织管理人们生活的信条；它是一种对温和主义者施加无情压力、对叛徒进行恐怖报复的信念。
随意拿起任何一位欧洲左派政治家的传记，人们会发现他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参加学生激进主义活动；参加工会会议；不停地进行反轰炸、反越战、反种族隔离的游行；与《世界报》（Le Monde ）或者《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 ）的编辑人员共进午餐；在党的会议上进行一致决议，和各色各样的人——政客、新闻记者、工联主义者、学者、夫妻配偶或者主妇——参加没完没了的冗长餐会，尽管他们都是共同事业的组成部分。当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 ios Mitterrand）、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或者丹尼斯·希利（Denis Healey）进入政府的时候，他们经常发现那些理想不切实际，不得不暂时把它们搁到一边——这种背叛经常激起新的一代人加入左派阵营中去。但是，他们对运动和思想的重要性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巴黎左派知识分子传统上经常出没的塞纳河左岸（rive gauche），直到今天还是法国政治中一股潜在的力量。
小布什的总统职务与河右岸（rive droite）同样有着这样的关系。在过去的30年里，保守主义运动已经变成了一个权势集团。美国右派可能还认为自己是可怜的劣势一方，因此要削除自由主义的力量（这种信念正是它的一个力量源泉），但这种自我形象显然是不正确的。本书前面的章节中详细讲述过的那些人——愤怒的知识分子、临时应急的智库、古怪的捐赠者，他们与权势集团的密切关系就像20世纪60年代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津津乐道的自由主义等级制度一样。他们为小布什政府提供了政策、人员和组织，他们通过越来越有活力的保守派媒体，使自己的信条传遍全国。尤其重要的是，他们似乎已经赢得了思想战的胜利。
17街1150号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市中心17街1150号是一幢标准的办公大楼，它是我们介绍这一权势集团的好地方。如果真的有过什么“信念与活力中心”（Center of Conviction and Energy）的话，那么它就在这里。实际上，它所拥有的保守主义智囊团超过了一般欧洲国家的水平。
大楼的10至12层是我们的老朋友——美国企业研究所。鉴于它受人敬重的历史，美国企业研究所目前颇为壮观。在小布什政府任职的美国企业研究所前雇员超过一打，包括迪克·切尼（他妻子现为美国企业研究所董事会成员）、小布什的首位财政部长保罗·奥尼尔、小布什的首位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格伦·哈伯德（Glenn Hubbard）、生物技术委员会主席利昂·卡斯（Leon Kass）、小布什总统任职头两年的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拉里·林赛（Larry Lindsey）（他帮助完成了2001年的减税计划）。凯文·哈西特（Kevin Hassett）是支持政府对公司减税计划强有力的外援者，他帮助重拟2003年的减税计划。小布什的演讲撰稿人戴维·弗鲁姆现在美国企业研究所任职，他帮助创造出“邪恶轴心”这个词。前国防部政策委员会主席理查德·珀尔（Richard Perle）曾在美国企业研究所任职数年。我们其中一人采访美国企业研究所所长克里斯·德穆思的时候，就有两位内阁部长给他打电话。
大楼的5楼是《旗帜周刊》，这或许是小布什领导下的华盛顿最有影响力的杂志。相对于《国民评论》15.4万份、《新共和》（New Republic ）8.5万份以及《国家》（Nation ）12.7万份的发行量，《旗帜周刊》5.5万份的发行量并不大。然而它却很容易通过悉尼·韦布式的检测，直达管理这个国家的“一小批见识卓著的知识分子”手中。每周一，迪克·切尼都会派人去取30本《旗帜周刊》。 [2] 《旗帜周刊》有着悠久的保守主义传统，哪怕不赚钱（它失去了它的经营者鲁珀特·默多克每年100多万美元的支持）也要宣扬资本主义的优点。值得赞扬的是，《旗帜周刊》以老式的方式——通过在知识界而非买卖交易中的成功——获得影响力。《旗帜周刊》的创刊编辑比尔·克里斯托尔在布什家族并不受欢迎，因为他曾两度与布什家族过不去——一次是在他担任丹·奎尔办公室主任时，成为保守派表达对老布什政府不满的核心人物，另一次是他支持约翰·麦凯恩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然而，《旗帜周刊》却充塞着符合保守派口味的内容——从马克斯·布特（Max Boot）敦促美国人承担白人的责任（或者诸如此类的话），到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Christopher Caldwell）剖析反犹主义在欧洲的蔓延。 [3]
美国企业研究所和《旗帜周刊》是17街1150号的领军者，但它们并不孤单。比尔·克里斯托尔就在他的办公室里管理着“新美国世纪计划”。同样是在5楼，慈善事业圆桌会议组织（Philanthropy Roundtable）和《慈善事业》（Philanthropy ）杂志告诉有钱的保守派如何把钱捐赠出去。慈善事业圆桌会议是在20世纪70年代由一批不满的保守派捐赠人成立的，现号称有600个会员。早在小布什提出“充满同情心的保守主义”之前，它就针对笨拙的福利官僚机构而大加赞扬自愿组织。慈善事业圆桌会议经常与附近的（16街1513号）资产研究中心（Capital Research Center）联手发难，使自由派基金会为“捐赠意向”而苦恼——那些创建基金会的强盗式资本家，真的想让你们资助女同性恋者的行为艺术吗？
军国主义的悉尼·韦布们见识到了17街1150号是如何催生小布什政府对伊拉克的政策。时光回溯到1997年12月1日，比尔·克里斯托尔和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共同为《旗帜周刊》写了一篇题为《萨达姆必须滚蛋》（Sadam Must Go ）的封面社论。1998年，“新美国世纪计划”派人送了一封信给比尔·克林顿，敦促他“竭尽全力”地采取外交和军事措施赶走萨达姆。信中的签名者包括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和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与此同时，美国企业研究所为许多最为咄咄逼人的鹰派人物提供了栖身之所，他们炮制出大量对中东进行民主化改造的小册子，主办有关无赖国家的会议。小布什是在2003年2月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一个大型餐会上下定决心致力于中东的民主化事业，还有什么比这更合适的呢？总统许诺，一个民主的伊拉克“将为该地区的其他国家树立一个引人注目、振奋人心的自由榜样”。总统整个讲话过程中唯一一次冷漠肃静，就是试探性地建议以色列人应该停止在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上扩建定居点。近10年来，17街1150号一直在敦促反对萨达姆·侯赛因的战争，而这次餐会仅过了两个多星期，战争就开始了。
研发部门
17街1150号的存在表明，对于小布什的总统职务来说，思想信念是多么重要。但这并不是要否认小布什领导下的白宫对智力的关注不如前任。比尔·克林顿当政时，宾夕法尼亚大街1600号看上去感觉更像是大学的公共休息室，而不像政府单位的所在地。它夸耀说里面有6位罗德学者（其中包括克林顿总统本人）。在克林顿最早任命的518名官员中，有1/3的人上过哈佛大学或耶鲁大学。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小布什最初的14位内阁成员中，只有两人在本科时上过常春藤盟校。从任何的学术标准衡量，小布什政府中都缺乏能与智力水平一流的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和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比肩的人。 [4] 小布什欣赏的是一个机构的灵魂，而非它的智能。他最不喜欢的人之一，就是与他同时期在耶鲁大学读书的斯特罗布·塔尔博特（Strobe Talbott）——那时候，他傻乎乎地研究书本、参加讲座，不与兄弟会的哥们一道喝酒。相反，克林顿则很喜欢塔尔博特。
但是，小布什从一开始就明白，保守派知识分子就像研发部门之于企业总裁那样能够为其所用。他在华盛顿得到的经验是，父亲所领导的政府因为缺乏某种“虚幻东西”而分崩离析。小布什任得克萨斯州州长时，卡尔·罗夫为了确保他的老板能进入全国性的政策辩论中，向他推荐受人敬重的詹姆斯·Q．威尔逊的作品，以及马文·奥拉斯基和迈伦·马格尼特这些更年轻的煽动家的作品。担任总统时，小布什特地在清一色的前企业总裁组成的内阁中，用几位思想家来装点门面——康多莉扎·赖斯是斯坦福大学的校监；约翰·迪伊乌里奥是一位杰出的社会科学家（也是詹姆斯·Q．威尔逊的门生），他暂时管理着“基于宗教信仰和社区首创精神”的项目办公室。与小布什总统任期一开始就相伴相随的那些构想——减税、教育改革、充满同情心的保守主义以及导弹防御——在河右岸的各处早已酝酿了几十年了。
在小布什领导下的华盛顿，斯特劳斯分子的数量是显示思想信念重要性的晴雨表。每年大约有60位斯特劳斯的追随者参加国庆日野餐会。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是阿伦·布鲁姆（Allan Bloom）的学生，而后者则是斯特劳斯出类拔萃的门生。他甚至出现在索尔·贝洛有关布鲁姆的小说《拉维斯坦》（Ravelstein ） (1) 中，这部小说受到知识分子的推崇。其他斯特劳斯分子还包括国防部特别计划办公室（Office of Special Plans）主任艾布拉姆·舒尔斯基（Abram Shulsky）、国家药品控制政策局局长约翰·沃尔特斯（John Walters）、生物技术委员会主席利昂·卡斯。没有人会真的相信，像小布什这样一个把耶鲁大学当作酒量比拼场所的人——还差一点点就赢了——会挑灯夜读斯特劳斯的著作《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对话》（Xenophon ' s Socratic Discourse ）。但是，小布什知道那些人物的重要性。
居于小布什研发部门中心位置的是右派智库。在国会不远处是8层楼高的传统基金会，其年收入达3000万美元，雇员大约有200人，每年举办的讲座、辩论会和会议大约有700场。2003年，传统基金会在国会山总部的面积扩大了一倍多。新的办公场所里有供实习生和研究员使用的套间、一个250席的礼堂和一个运动中心。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支持约翰·阿什克罗夫特所称的“传统基金会进行的了不起的真理研究工作”。位于马萨诸塞街和第10街交叉口的卡托研究所，则在一幢十分显眼的玻璃建筑中宣讲自由意志论。由前传统基金会研究员创办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就像弗兰克·加夫尼（Frank Gaffney）领导的安全政策中心（Center for Security Policy）所做的那样，已经介入小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制定之中了。伦理与公共政策中心（Ethics and Public Policy Center）则试图恢复“犹太－基督教的道德传统”，使之对政治辩论产生影响。
传统基金会并不是唯一同时进行思想传播和采取实际行动的保守派机构。在主张减税的右派一边，斯蒂夫·穆尔（Steve Moore）的“增长俱乐部”（Club for Growth）和格罗弗·诺奎斯特的“为了税改的美国人”，大力推广统一税等概念。乔治·威尔把“正义研究所”（Institute for Justice）描述为“一个欢乐的诉讼者团队”——它为争取学券制，反对约束地方企业而斗争。
河右岸并不只是华盛顿的事情。自由派只有少数几个智库，而遍布全国的保守派智库现在有50个左右。赫德森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不仅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和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设有办公室，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也有。它折中地同时雇用自由意志论者和斯特劳斯分子，以非传统的方式集中考虑未来问题。华盛顿以外最大的保守派智库是胡佛研究所，它号称拥有250名雇员，并且接纳了里根总统时期的国务卿乔治·舒尔茨（George Shultz）以及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和米尔顿·弗里德曼（由于某种原因，他选择在美国最具自由主义色彩的城市旧金山退休）等自由市场经济学家。胡佛研究所的《胡佛文摘》（Hoover Digest ）和《政策评论》（Policy Review ）杂志广为人传阅，它还有自己的电视节目《常识》（Common Knowledge ）。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员们聚集喝茶的公共休息室，给人一种身临牛津剑桥的感觉——一群身穿粗花呢外衣的绅士在礼貌地，时而也很活泼地谈话。但如果有人期望在那里听到牛津剑桥公共休息室里的经典话题——抱怨国家资助的削减，谈论美帝国主义的邪恶——那么他进去后定会吃惊不已。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员会一边喝茶一边愧疚地向你告诫：他们担心学券制是一种逃避，因为在其中还保留了国家在教育中的作用；他们彬彬有礼地为扩大小布什政府减税幅度的计划进行辩论，或者考虑到来自中国的威胁，美国需要大量地增加军备。
其他的保守派智库规模要比胡佛研究所小。例如，曼哈顿研究所给人一种完全局限于自己一方天地的感觉。每个这样的智库都有意使自己显得特异。比如说，许多西海岸的智库都有一种自由意志论者的腔调。由洛杉矶的高风险债券（junk-bond）之王迈克尔·米尔肯（Michael Milken）创办的同名智库米尔肯研究所（Milken Institute），是撤销管制规定的温床，而它对社会保守主义则无暇顾及。
另一个例子是西雅图的发现研究所（Discovery Institute），由布鲁斯·查普曼（Bruce Chapman）于1990年创办。查普曼是一名理性右派，他在1966年与乔治·吉尔德（George Gilder）合著了一本有关共和党的书——《失去头脑的政党》（The Party That Lost Its Head ）。他被召进里根总统的白宫之前在人口调查局工作了一段时间，工作就是与智库保持联系。离开政府创办发现研究所之前，他先是栖身于赫德森研究所，而后曾试图在西雅图创办一个西部版本的赫德森研究所。发现研究所的使命是“使未来的光明前景成为现实”——这听起来有点像《星际迷航》（Star Trek ） (2) 中的台词。该所专注于未来主义与自由市场的结合，这项使命使该所最著名的研究员吉尔德终身充满激情。发现研究所的一大兴趣是交通运输，它一直提议修建一条连接西雅图、波特兰和温哥华的铁路，而在有关“美铁”（Amtrak） (3) 的私有化问题上，小布什曾咨询过查普曼。发现研究所对西部环境问题（大马哈鱼和伐木）、侵权行为改革、宽频安装等，都有自己的主张。它坚持不懈地批评针对微软公司的反垄断诉讼。
发现研究所尽管有种种离奇之处，但显然是保守派网络的一部分。该所的研究人员在《华尔街日报》和《国民评论》杂志上频频现身。为了在税收改革和撤销对电信的管制规定上向政府施压，发现研究所已经同卡托研究所、增长俱乐部以及来自达拉斯的积极主张私有化的全国政策分析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Policy Analysis）形成了一个松散的同盟，将案例直接交给卡尔·罗夫。在华盛顿州，发现研究所与其他两个自由市场的智库——位于华盛顿州州府奥林匹亚的自由常青基金会（Evergreen Freedom Foundation）和杰克·肯普冠以“西北传统基金会”的华盛顿政策中心（Washington Policy Center）——紧密协调工作。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华盛顿州2000年投票支持阿尔·戈尔，只有两位共和党人当选为全州性的官员，但它为催生保守主义思想而投入的资源不比大多数欧洲国家少。
发现研究所还是右派中影响日增的“智能设计”思想的主要支持者。根据查普曼的说法，智能设计运动坚持认为，“宇宙和生物的某些特点，如自然选择，并不是一个无计划过程的组成部分，因此这种情况最好用智能因素来解释”。换言之，达尔文理论并不能够完全解释生命的起源和物种的发展。作为一名坚定的基督徒，查普曼起先之所以对此话题感兴趣，是出于他对言论自由的担心。1995年，一位加利福尼亚州的科学教授仅仅因为认为进化并不能解释一切，就受到遭解雇的威胁，查普曼奋起替这位教授辩护。大多数正统的科学家把智能设计看成是高档的神创论而不予理睬。但是发现研究所科学文化中心（Discovery' s Center for Science and Culture）推出了著作和研究报告，查普曼在反击他所称的新达尔文主义的战斗中赢得了一些胜利。2002年10月，俄亥俄州率先确立了科学标准，要求学生知道“科学家是如何继续研究和批判性分析进化理论的方方面面”。佐治亚州科布县的一个学区，现在敦促教师要对进化的“争议性观点”进行讨论。保守派共和党人也设法把一段文字强塞进《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中，敦促（尽管不是强迫）学校教授“全面完整的科学观点”。
智能设计运动的例子显示，右派越来越愿意在自由主义“科学权势集团”的领地上，用自由主义自己的科学研究向自由主义开战。右派智库已经在干细胞问题上对科学正统发起了攻击，认为不需要储存胚胎，就像不应有从成人身上提取干细胞的可能性一样。他们也专心研究全球气候变暖的数据。比约恩·隆伯格（Bjorn Lomborg）是2001年出版的《持怀疑论的环境论者》（The Skeptical Environmentalist ）一书的作者，在美国企业研究所和发现研究所这样的地方，他受到英雄般的崇拜。在动物权利、安乐死、同性恋的科学起源等问题上，他们也在酝酿战斗。到目前为止，保守派的傲慢之举并未使之在科学权势集团中谋得一席之地，智能设计更是如此。在俄亥俄州，有些科学家把智能设计的支持者等同于塔利班分子。但是，就像40年前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其他人在经济学领域中所做的那样，右派显然也在把思想战斗扩展到新的领域中。
人员和资金
保守派智库是孕育思想和人才的地方。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康多莉扎·赖斯以及1/4的国防政策委员会（Defence Policy Board）成员，都是胡佛研究所的老兵；劳工部长赵小兰（Elaine Chao）和人事管理局局长凯·克尔斯·詹姆斯是传统基金会的毕业生；前预算管理局局长米奇·丹尼尔斯（Mitch Daniels）是赫德森研究所的前所长；负责小布什政府中东事务的埃里奥特·艾布拉姆斯（Elliot Abrams）是伦理与公共政策中心的主任。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吹嘘自己有许多政府高官，以至于它有个绰号叫“国家安全顾问的种马场”。数以百计较低级别的政府雇员从智库中分享到好处，他们在那里受训于前中央政府的保守派官员，传统基金会聘任里根政府的司法部长埃德·米斯（Ed Meese）和教育部长比尔·贝内特（Bill Bennett）。传统基金会主席埃德温·福伊尔纳常说，如果“政策是人制定的话”，那么，智库则变成了美国的影子政府。
智库也是右派知识分子的总指挥中心。传统基金会每年举行一次聚会，参加者包括全国大约375个保守派政策团体。会上，他们有机会交流观点。传统基金会2003年的政策专家手册上列举了2200人和420个政策组织，他们都热切地等待有人来咨询他们。这听起来使人觉得背后有个秘密的总体规划，某种程度上的确如此。大量的保守派基金会在背后支撑右派智库、政策中心、大学奖学金、高品位季刊、学生出版物、电视网络和电台节目。前五大捐赠者——库尔斯家族、斯凯夫家族、科克家族、林德与哈里·布拉德利基金会和约翰·M．奥林基金会——至今依然重要，但重要性比以前小得多了。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公司捐赠还在继续，直到最近，安然公司的肯·莱还与另一位能源大老板的迪克·切尼，同为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理事会成员。最大的变化在于由直邮方式带来的个人捐赠。传统基金会现在有20万个个人捐赠者，他们提供了传统基金会超过一半的资金。理查德·梅隆·斯凯夫的支持占资金总数40%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在美国，许多决策都是由智库来完成的，而别的国家则是由政党来进行。如果把共和党描绘成知识贫乏的组织，那是有点不公平的，不过今天它主要是作为募集和分配竞选捐赠资金的工具而存在的。在某种程度上，无论是全国性的共和党还是州一级的共和党，它们的研究部门都致力于挖出民主党对手那些令人恶心的丑事，而不去做诸如重新界定州所扮演角色之类的事情。民主党对手同样热衷于揭发丑闻。与此同时，国会中每一位有野心的共和党人，都是一个半独立的政策企业家型人物，他们寻求能使自己获得声誉的思想观点。由于他们总是时间不够（一切重又归结到资金募集上面），因此让智库来为他们进行政策研究，是再合理不过的了。进而言之，智库已经成为盘剥华盛顿分权制度的高手。如果白宫没有采纳他们的想法，还可以到国会去试试——就像河右岸在处理福利改革问题时所做的那样；如果遭到参议院的反对，还可以去游说总统——就像他们在处理对股息进行双重征税问题时所做的那样。
终于轮到右派媒体了
2002年12月，发生了一件特别异常的事情：阿尔·戈尔抱怨美国新闻界存在保守主义的偏见。戈尔满腹牢骚地对《纽约观察家报》（New York Observer ）说：“目前的媒体在政治问题上表现得有点怪异，说真的，一些主要机构的声音是共和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戈尔的抱怨因以下揭露的这件事而显得格外引人注目：“9·11”事件一发生，福克斯电视新闻频道主席罗杰·艾尔斯（Roger Ailes）就向卡尔·罗夫送去了为其提出建议的备忘录。
数十年来，保守派一直抱怨在电视上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小布什当政时，福克斯新闻频道茁壮成长，在2002年取代CNN (4) ［或者像保守派所说的是克林顿新闻网（Clinton News Network）］，成为最受欢迎的新闻频道，并且使保守主义运动以全新的方式来传播自己的思想。福克斯新闻频道这家有线新闻网，实际上是在1996年诞生的。该新闻网的拥有者鲁珀特·默多克认定，大多数电台的左倾化，正好为那些收听拉什·林博节目的“应声虫”在右面创造了一个观众空间。艾尔斯既在老布什的白宫任过职，又担任过林博广播节目的制作人，他提出了一种后来大获成功的运作公式：侧重廉价的电视受访者，而非昂贵的国外报道；强调节目的争议性——最好是让接受电视采访者在争议性的话题中相互用智力战胜对方；通过把整件事报道成“公平的和平衡的”，使自由派权势集团抓狂。
比尔·奥赖利（Bill O' Reilly）是福克斯新闻频道的“拉什·林博”。《奥赖利因素》（The O ' Reilly Factor ）是有线电视一流的新闻节目——人们如此喜欢奥赖利牌的民粹主义怒火，以至于他现在还同时主持一档电台节目。在每天晚间的《奥赖利因素》中，奥赖利都会遇上几个代表自由派权势集团的倒霉蛋——要么是还没完全明白20世纪60年代已经过去了的长须飘飘的教授，要么是戴着耳环、扎着马尾辫的和平抗议者。奥赖利在节目中大肆奚落他们，说他们的观点荒诞不经（我们这个时代最叫人不解的事情之一，就是不明白这些人为什么总要接受奥赖利的邀请上节目）。
奥赖利坚决认为自己“不关心政治”，是受到整个权势集团厌恶的普通人的代言人。事实上，他是一个典型的民粹主义保守派：他是爱尔兰中下层阶级（或者说工人阶级，如果你相信奥赖利自己那套社会地位下降了的说法）的产儿，他们厌恶自由派精英在平权法案和校车制度中，以对待人质的方式对待自己。在他的办公桌下有一个门垫，上面有希拉里·克林顿的脸部图像，并且自豪地认为，他的节目是“唯一代表工人阶级观点的节目” [5] 。
福克斯电视台的准则是“我报道，你决定”——这可能是美国新闻业界最令人开心的笑话。该新闻网最恬不知耻地表现其党派性的时候，往往就是它最为成功的时候。2003年的一个早间节目以一场令人恐惧的有关《纽约时报》偏见的讨论开场（讨论的是该报电视评论员最近指责福克斯电视台是保守的，这显示了他那可恶的自由主义偏见）。接下来的时段里，内容是有关抗议者反对曾对小布什不敬的乡村乐队“南方小鸡合唱团”（Dixie Chicks） (5) 。绝不会让政治干预新闻网文化性新闻报道的福克斯电台主持人，马上就说她准备把自己所有的“南方小鸡合唱团”的唱片烧毁。
反恐战争究竟使福克斯新闻频道迈向了辉煌还是跌至了低谷，这取决于不同人的观点。该电视台有位名叫杰拉尔德·里韦拉（Gerald Rivera）的记者买了把枪，宣称他热切盼望把奥萨马·本·拉登干掉。 [6] 在纽约市的一次反战游行中，福克斯电视台的电子彩带上这样写道：“抗议者们请注意，迈克尔·穆尔 (6) 影迷俱乐部（Michael Moore Fan Club）星期四要在第六大道和50街街角的电话亭聚会。” [7] 在法国的某个抗议现场，出现令人喜悦的一幕：有位福克斯电视台的记者被要求解释一下为什么街上会有那么多的抗议者，他先是有点困惑，然后向电视观众透露：“他们多数是共产主义者。”
福克斯使保守派有了一个在幕后可以继续托付的电视台。传统基金会不得不警告其工作人员，不要在电脑上没完没了地看福克斯新闻，以免系统崩溃。2000年佛罗里达州重新计票期间，特伦特·洛特承认：“如果没有福克斯，我不知道怎样来应对新闻。”2000年4月，小布什甚至专门给托尼·斯诺（Tony Snow）（在做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之前，斯诺曾经为小布什的父亲效力）的晨间节目送来录音称赞他。福克斯新闻的评论员纽特·金里奇对《纽约客》（New Yorker ）杂志说：“行政当局的人丝毫不会怀疑我是否会上福克斯新闻网。我去拜访的华盛顿办公室里，正在播放的节目通常都是福克斯的频道。”小布什政府定期会派重量级的人到福克斯电视台，对忠实的观众打赌说，那些更大的广播网将被迫播出科林·鲍威尔和迪克·切尼的精彩节目。
对福克斯电视台，有一点不应低估：尽管它有党派色彩，但它的许多政治报道却是一流的。艾尔斯小心翼翼地在金发美女和对法国政治知之甚少但却自以为很有修养的评论员——如弗雷德·巴恩斯（Fred Barnes）和查尔斯·克劳萨默（Charles Krauthammer）——之间求得平衡。福克斯电视台主要的政治新闻节目主持人布里特·休姆（Brit Hume），是美国政治最出色的评论员之一。福克斯新闻网常常把美国政治大事件报道得出奇的棒。2002年的中期选举，福克斯特别报道了迈克尔·巴龙（Michael Barone）和巴恩斯，比其竞争对手的报道好得多。
小布什领导下的右派手中出现的另一件武器是互联网博客。与福克斯电视台不一样的是，博客是一种完全自发的现象。博客的创建者基本上只为微不足道的收入而工作。他们通过口口相传——以及鼠标点击——而非广告，来获得追随者。现在他们已经转化成一种互联网现象，拥有巨大的权力。他们评论新闻，提供世界各大报纸有趣内容的链接，利用读者群的智慧，而他们的读者群也遍布全世界。
博客并非保守主义运动所独有。许多博主是左派人士，而两位最主要的右派博主并不是刻板的保守派。我们的一位朋友、《新共和》杂志的前编辑安德鲁·沙利文（Andrew Sullivan）是一流的同性恋作家；格伦·雷诺兹（Glen Reynolds）［他的博客是“博学网”（InstaPundit.com）］是田纳西大学一位持自由意志论立场的法学教授。然而，就像电台脱口秀一样，相对于左派，博客似乎更适合右派。沙利文和雷诺兹赢得了“战争博客”的绰号，因为他们的博客在“9·11”事件的劫后余波中，对反战分子和反犹主义发出怒吼。博主们把主要精力放在揭露主流报纸和电视台劣质的“自由主义”报道上，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对《纽约时报》的揭露。博主们在解雇《纽约时报》执行编辑豪厄尔·雷恩斯（Howell Raines）的问题上，起到了煽动性的作用。
保守主义思想也在以一种技术含量较低的形式，沃尔玛之类的超市里传播。许多大销售链是以南方为基地的，它们为一些保守派的产品提供了帮助，并保护右派公民免受低俗的自由主义的侵害。沃尔玛帮助推动以谈论蔬菜为特点的基督教卡通系列《蔬菜总动员》（Veggie Tales ）的销售，它占了该系列销售的1/4。 [8] 有关基督教世界末日的《末世迷踪》（Left Behind ）系列丛书，也是从沃尔玛开始销售的。与此相反，由于男性成人杂志《马克西姆》（Maxim ）太过于色情、歌手埃米纳姆（Eminem）太过于粗鲁、歌手谢里尔·克罗（Sheryl Crow）太过于露骨（她曾唱过一首有关沃尔玛出售枪支的歌），因此，他们的作品在沃尔玛都不见踪影。
虽然世界上最大的零售商在为保守派媒体尽心尽力，但保守派媒体就高兴了吗？一点也不。拉什、比尔和肖恩一类的人永远都担心他们依然是面临被吞没的危险的少数。描述媒体片面性的右派书籍上升到畅销书榜首，如伯纳德·戈德堡（Bernard Goldberg）所著的《偏见：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知情人揭露媒体如何歪曲新闻》（Bias：A CBS Insider Exposes How the Media Distort the News ），以及安·库尔特（Ann Coulter）所著的《诽谤：左派关于美国右派的谎言》（Slander：Liberal Lies about the American Right ）。2002年戈尔的指责只是激起了更多的抗议之声。任何傻瓜都能看得出来，重要的自由派报纸和电视频道的数量大大超过右派所拥有的数量。如今，右派劫持媒体的那些畅销书，左派人士也能够轻易做出来，比如阿尔·弗兰肯（Al Franken）于2003年所著的《谎言和正在说谎的说谎者：对右派公平平衡的观察》（Lies and the Lying Liars Who Tell Them：A Fair and Balanced Look at the Righ ）。至少，福克斯电视台和博客平衡了竞争。右派专栏作家的数目前所未有地多：乔治·威尔、威廉·萨菲尔（William Safire）以及《华尔街日报》编辑部作为保守派象征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出现在全国各地特稿专页上的，是克劳萨默、巴龙、布鲁克斯、克里斯托尔、布特和弗鲁姆一类的名字。
右派为什么会赢
河右岸在华盛顿的思想战中获得的巨大胜利绝非夸大其词。右派智库现在是两党都用的资源。2002年，数位民主党人［其中包括比尔·克林顿先前的心腹拉姆·伊曼纽尔（Rahm Emanuel）］曾现身传统基金会举行的新国会成员培训课程。拜访一位民主党参议员时，在其办公室里既有可能看到《政策评论》和《旗帜周刊》等杂志，也有可能看到《纽约书评》和《国家》这样的杂志。哪里有思想，政治家就会找到哪里去。
为什么保守主义思想会变得这么重要呢？毕竟，得到资金支持的只有一小部分自由派智库和杂志。与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麦克阿瑟基金会这样的庞然大物相比，保守派的大型基金会只是小巫见大巫。布拉德利基金会一年分发出的钱，还没有福特基金会一个月的多。美国自由派首先要去拜谒的，是美国最大的报纸《纽约时报》、美国多数的网络新闻组织机构和美国那些巨型大学。简而言之，左派一方有更多的智慧、金钱和资源。然而，无论是在提出具体的政策方面，还是在改变总的舆论方面，左派施加的影响都不如右派。
当然，这部分是因为权力的作用所致。由于白宫和国会都为共和党所把持，自由派的思想就更难为世人所知。大多数保守派会说，这也反映了思想的质量。尽管带有党派偏见，但此话有一定的道理。无论好坏，在过去20年里，大多数能激发人们兴趣的思想都源于右派——就像在韦布时代它们源于左派一样。如果不是因为保守主义思想比自由主义思想更具活力，那么小布什也就不会在白宫，美国军队也就不会在巴格达，而我们当然也不会写这本书了。
但是，河右岸的杰出表现还与他们的关注点和信念密不可分。保守派基金会确切地知道他们所要的东西——以保守主义的方向改变世界，他们也确切地知道如何达到目标——用思想影响政策制定。他们的自由派对手则更加混乱。福特基金会坚持“增强民主价值，减少贫穷和不公，促进国际合作和人类进步”。这些目标都很高尚，但也几乎使任何项目都变得正当合理。自由派基金会仍然参与部分公共政策领域的竞争，但他们把大部分精力放在“草根组织”和各类“社区项目”上，其中很多项目是海外的。福特基金会在第三世界有13个办事处，忙于帮助诸如尼泊尔查提斯毛加（Chattis Mauja）的村民“获得参与运河规划进程”的项目。相对于美国企业研究发起的有关“伊朗的未来：毛拉体制、民主和反恐战争”的辩论，福特基金会的善行对世界固然有好处，但对于所关注的运动却没有什么帮助。
保守派对其事业的信念，其执着程度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回想1973年传统基金会成立之时，除了最最忠诚者之外，谁会有勇气甘愿受朋友嘲笑，在这样一个保守派智库中工作呢？即使这些先驱者如今有钱有势了，保守派智囊中还是存在许多狂热而不健康，但却令人愉悦的东西。在布鲁金斯学会或外交关系委员会，老普雷斯科特·布什定会有宾至如归之感，而如果他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身处卡托研究所有关“我赞成：为毒品使用辩护”（Saying Yes：In Defense of Drug Use）［这是雅各布·沙鲁姆（Jacob Sullum）2003年5月29日的一个谈话题目］的研讨会，他可能会想要去通知警察。保守派媒体有同样的专注和信念。格罗弗·诺奎斯特认为，“保守派新闻界是自觉的保守主义，是自觉的保守主义团队的一部分。自由派新闻界要比保守派新闻界大得多，但与此同时，它却把自己看成是权势集团的新闻界。因此它充满矛盾冲突，有时候它认为自己对两边都要提出批评” [9] 。保守派学者在竞争企业研究所（Competitive Enterprise Institute）之类的机构主持的社会事件讨论会上愉快地发表讲话，或者以参与者而非中立观察者的身份参加诺奎斯特主持的周三上午的聚会。
以同样的精神，保守派智库比自由派智库更冷静。许多自由派基金会及中立的基金会让人感觉把持基金会的那些人只是为了谋生。基金会的存在只为维持其人员——尤其是董事会的大人物和善人——的生计而已。相反，保守派智库像企业一样运转，其产品就是推进保守主义革命。1985年，迈克尔·乔伊斯一接手布拉德利基金会就告诉保守派，不要指望把得到基金会的钱看作是一种权利。
这场管理革命的领路人是传统基金会。埃德·福伊尔纳之所以把传统基金会的旗舰《政策评论》杂志卖给胡佛研究所，只不过是因为他认为可以把钱花在更好的地方。在营销方面，传统基金会推销保守主义思想的激情，丝毫不亚于可口可乐公司推销汽水。它为忙碌的国会议员发明了两页纸的摘要；亲手将研究报告递给国会成员和各行政部门首脑；它备有彩色的索引卡，简练有力地陈述保守派的立场，这对于应邀去做脱口秀的国会议员来说真是天赐之物。人们发现许多民主党人带着愧疚的心情向传统基金会的手册求教，原因就是这些手册实在好用。
据埃里克·奥尔特曼（Eric Alterman）说，传统基金会的电脑里存有3500多个记者的名字，这些名字按专业分类。传统基金会的工作人员甚至打电话给记者，向他们保证基金会有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传统基金会的所有研究报告都提供两页纸的简便摘要，并努力使之变成特稿专页。这家智库还有两个电视演播室和一家网站（Townhall.com），该网站提供每天收集到的保守派文章和各种方便的链接。这些链接无所不包——从最新的保守主义事件到传统基金会对安乐死的立场。
传统基金会使河右岸具有另外一个特点：右派特别善于“面面俱到”。传统基金会的散乱方式与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理性工作之间存在一种古怪的协同关系。美国企业研究所使知识分子能够思考重大的问题：你可以同约翰·洛特（John Lott）谈论枪支问题，他的态度最好不过地反映在《枪支越多，犯罪越少》（More Guns，Less Crime ）这本书中；你也可以同克里斯蒂娜·霍夫·萨默斯（Christina Hoff Sommers）谈论学校里的性别歧视，她认为男孩比女孩在学校更处于劣势。传统基金会更关注国会中那些需要坚毅果敢精神的事情，这使保守派可以对自由主义正统从两个方向发起进攻——美国企业研究所通过远程轰炸来削弱自由派权势集团，而传统基金会则派遣地面部队占领土地，使之变成保守派的领地。
新的权势集团
如果以另一种方式来看待右派的胜利，人们发现，在小布什的领导下，保守派终于成为一个权势集团了。这部分是一个年龄问题。像传统基金会的埃德·福伊尔纳和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克里斯·德穆思这样的人，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是华盛顿的常客。现在，他们完全像自由派权势集团的显贵一样，成为了华盛顿统治阶层永存的一部分。曾经的愤青现在是居家豪华的显贵，并要去白宫赴宴了。
保守派权势集团和任何权势集团一样，也为人们提供晋升的阶梯。现在，保守派思想家可以在保守主义运动的温情拥抱中度过一生：学生时代为某个保守派基金会资助的校园报纸工作，然后成为传统基金会的年轻实习生，最后成为美国企业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转到保守派的地区性智库芝加哥大学工作，并在即将到来的共和党政府中任职。每个阶段都有许多机会。你对经济学感兴趣吗？那么乔治·梅森大学的人文科学研究所（Institute for Human Studies）为期一周的项目可以帮助杰出的学生熟悉自由市场思想。你是新保守派吗？那么你的首选应该是布拉德利基金会，但你或许应该匆匆造访一下美国企业研究所，并且应该有个人在《旗帜周刊》上介绍你。你是共和党的忠诚分子吗？那么斯凯夫信托基金适合你，不过你可能会在传统基金会找到一个栖身之所。你是自由意志论者吗？那么你应该联系科克家族，在卡托研究所和胡佛研究所有许多人能助你一臂之力。河右岸使它那些最成功的成员名利双收——为他们提供报纸专栏，让他们定期在福克斯电视台上露脸，使他们为保守派听众演讲而得到丰厚的报酬。
迪尼希·德索扎（Dinesh D' Souza）是得到权势集团庇护的一个例子。德索扎是土生土长的印度人，1978年来到美国的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念书。在那里，他创办了保守派报纸《达特茅斯评论》（Dartmouth Review ），这份报纸部分由欧文·克里斯托尔教育事务研究所资助。德索扎撰写杰里·福尔韦尔的传记，在里根政府干了一段时间的政策分析员，还担任传统基金会《政策评论》杂志的临时编辑，他的保守派身份增辉添彩。他作为奥林学者在美国企业研究所度过20世纪90年代，在此期间，他著书批判自由派大学和平权法案的邪恶，颂赞罗纳德·里根的美德。这一切都是在他40岁生日之前完成的。德索扎现隐身于西海岸的胡佛研究所，依然是一位多产的作者。
自由派权势集团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有过许多弱点，新权势集团也同样如此。其中之一是偏见。狂热可能会带来智慧之火，可却不会一直客观。批评家在窃窃私语，保守派智囊更热衷于兜售意识形态，而不是催生新的思想。美国企业研究所和卡托研究所因自认为是“没有学生的大学”而侥幸避免陷此窠臼。但传统基金会不就是在兜售白宫路线吗？许多“研究”只不过是意识形态战的武器而已。当然，中立派的布鲁金斯学会比保守派组织更好地抵制了这种屡见不鲜的意识形态把戏。布鲁金斯学会在学校选择问题上与自由派正统划清了界限，至少他们不认为“学券制”是件好事。 [10] 传统基金会则几乎不会以这样的意识形态异端邪说来震惊世人。
河右岸的另一大危险是内向性。在智库度过一生的人倾向于为激进主义冒风险。问一位智囊是否需要一种戏剧性的解决方法，无异于问一个野蛮人要不要理发。河右岸似乎在煽动极端主义。比起确定美国学校、医院和政府职能的那些具体细节的问题，保守派更关注把自由企业带到外太空、取消政府部门或推翻沙特阿拉伯政府的研究报告。20世纪60年代，自由派知识阶层把视线转向越南，没有注意到美国街头发生什么事情，因而失去了影响力。目前，右派知识阶层醉心中东，同样的命运也可能降临到他们的头上。
此时此刻，河右岸虽然完全控制了局面，但弄清保守派局势的最好办法是明白，自由派正试图建立自己的此类智库。30年前保罗·韦里奇创建传统基金会的时候，有意识地效仿自由派权势集团建立他的保守派反权势集团，现在自由派开始回敬了。比尔·克林顿的最后一位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波德斯塔（John Podesta）创办了一个新的智库——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据说是传统基金会的翻版。杰出的民主党政治家无疑认为，被各种利益集团所支配的民主党非常需要这样一个机构带来一些关注点和前瞻性的思想。
希拉里十分坦率地承认过，毫无疑问，民主党需要一些“新的智力资本”。 [11] 然而保守派的优势不仅仅表现在思想上，还在于它拥有一支在全国各地辛勤工作的基层战士大军。他们同样把支票寄给传统基金会，也去参加共和党选区会议，为美国步枪协会游说，参加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一年一度的争取生命权的游行。我们现在就要把目光转向这些基层战士了。
[1] 转引自Gertrude Himmelfarb，Marriage and Morals Among the Victorians （New York：Vintage Books，1987），p．202。
[2] David Carr，“White House Listens When Weekly Speaks，”New York Times ，March 11，2003．
[3] 大揭秘：我们两位作者中的一位曾经为《旗帜周刊》写过一篇文章（预测托尼·布莱尔在赢得压倒性胜利后不久，将面临悲惨时期）。
[4] Franklin Foer，“After Meritocracy，”New Republic ，February 5，2001．
[5] Eric Alterman，What Liberal Media？Truth About Bias and the News （New York：Basic Books，2003），pp．35，39．
[6] Ken Auletta，“Vox Fox，”New Yorker ，May 26，2003，p．63．
[7] Ibid．，p．58．
[8] David Kirkpatrick，“Shaping Cultural Tastes at Big Retail Chains，”New York Times ，May 18，2003．
[9] 转引自Alterman，What Liberal Media？ p．29。
[10] 可参见Terry M．Moe，Schools，Vouchers and the American Public （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01）。
[11] Matt Bai，“Notion Building，”New York Times Magazine ，October 12，2003，p．86．
(1) 布鲁姆是列奥·斯特劳斯的真传大弟子。索尔·贝洛是布鲁姆在芝加哥大学的同事兼好友，197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以布鲁姆为原型创作了一部小说《拉维斯坦》，其中特别描写了他（在小说中名为拉维斯坦）与沃尔福威茨（在小说中名为菲尔·戈尔曼）之间亲密的师生关系。——译者注
(2) 《星际迷航》指全部设定在同一个虚构宇宙中的6代科幻电视系列剧、10部电影、上百部小说、电视游戏以及其他虚构作品。该宇宙是由吉恩·罗登贝瑞（Gene Roddenberry）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到中期创造。它描述了一个乐观的未来世界，在那时人类已经战胜了地球上的疾病、种族歧视、贫穷、偏执与战争。主角们探索银河系，寻找新世界并且与新的文明相遇，同时也帮助传播和平与理解。《星际迷航》是科幻娱乐界史上最受欢迎的名字之一。——译者注
(3) “美铁”是美国唯一的一条连接东西部的长途铁路，运行于美国东北部、南部、中西部、西部、西北部及加州的大部分城市间。——译者注
(4) CNN即美国有线新闻网，是英文Cable News Network三个单词首字母的缩写。将Cable换成Clinton，三个单词首字母的组合依然是CNN，达到了一种戏谑的效果。——译者注
(5) “南方小鸡合唱团”，美国三人乐团。美国的乡村乐坛包括其歌迷大多数是保守派的支持者，所以当主唱纳塔利·梅因斯（Natalie Maines）在英国的一场演唱会上表示她对于美国总统小布什来自得克萨斯州感到耻辱，这句话一下子带来了一连串的反应，乡村电台开始封杀“南方小鸡合唱团”，歌迷开始不再购买她们的唱片，她们甚至受到多次死亡威胁。但她们依然坚持当时的立场，并控诉了所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译者注
(6) 美国著名电影制片人，影片《华氏9·11》（Fahrenheit 9/11 ）的导演。——译者注
谢选骏指出：人说“并不存在什么自发的公众舆论，一切舆论的形成均来自信念与活力中心……”——我看这不就是共产党所说的“舆论导向”吗？原来左派的和右派都是一丘之貉。也就是说，右派和左派都会通向奴役之路——只要大权在握，魔鬼就会降临了！
【第七章 膂力】
据称威灵顿公爵在滑铁卢战役之前检阅军队的时候曾经这样说过：“我不知道这些战士会对敌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但是，上帝做证，他们使我感到害怕。”如果小布什去参加了2003年的“保守主义政治行动会议”（Conservative Political Action Conference），那么他也可能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保守主义政治行动会议”一年举行一次，由美国保守派联盟组织召开。2003年，聚集到一起参加会议的保守派活动分子超过4000人，其中1700人是大学生。会议选在一个周末举行，地点是弗吉尼亚州阿灵顿的一处荒地。与会者聆听着台上迪克·切尼、凯瑟琳·哈里斯（Katherine Harris）以及其他保守主义运动英雄讲话。舞台上装饰着红白蓝三色布 (1) ，后面竖着18面美国国旗。会议的内容包括“伊斯兰：是和平的宗教吗？”和“神话、谎言和恐怖：不断升级的激进环保主义威胁”。首次参加这种会议的代表们身着印有“电刑处死穆米亚”（Fry Mumia） (2) 图案的T恤衫；手举写有“给战争一次机会：通过优势火力赢得和平”的海报；佩戴刻有“打击犯罪——反击”字样的引人注目的徽章；购买吟唱小布什总统经典语录，如“我们竭尽全力把食物摆上你家餐桌”的玩具娃娃。会议期间最受欢迎的展出之一是“反克林顿图书馆”（Counter-Clinton Library）模型。从事右派大阴谋的阴谋分子，打算在阿肯色州小石城克林顿图书馆数步之遥的地方建这样一个图书馆，令该图书馆引以为豪的是，里面将有“希拉里羞耻厅”“克林顿人员伤亡厅”“《致命赌徒》画廊” (3) 以及“内务部” (4) 。有件事却并不叫人觉得很有趣——有个人在兜卖写有“没有穆斯林=没有恐怖主义”字样的贴纸且生意一直很好——直到副总统办公室派人叫他别叫卖了。
在政治中，如果光有智力而缺乏膂力，那是走不了多远的。保守派智库高踞由保守派活动分子构成的强壮身躯之上——“保守主义政治行动会议”成员以及全国各地同他们思想相通的成千上万的基层战士，正是那些一家一户去敲门、签署请愿书、给脱口秀节目打电话以及参加选区会议的人——他们至关重要。这一身躯中的很大一部分，不仅致力于击败民主党，还要使共和党保持协调一致。小布什领导的白宫十分清楚它要求基层战士做什么。白宫指引人们花大量时间去追求共和党不同选区的目标，或至少使各个选区感到快乐。而最后的审查官是卡尔·罗夫。
几乎没有哪个执行者与总统之间的关系像罗夫与小布什那样密切。小布什如此重视他的顾问，以至于他给罗夫取了两个绰号：“天才小子”（Boy Genius）和“能让牛粪开花的人”（Turdblossom）。罗夫还身兼二职。过去也曾有政策制定者与总统之间有着非同一般的密切关系——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长期生活在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白宫，但相对而言，他们与选择政治候选人和选举政治这样的肮脏勾当几乎没有什么牵连。与此相反，也曾有政治顾问远离那些细枝末节的事情，如李·阿特沃特和克林顿的助手詹姆斯·卡维尔（James Carville）。罗夫则两头兼顾，从回避干细胞研究到征收钢铁税，所有那些小布什做出的最具争议的决定，都有他一份。与此同时，罗夫是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真正的头，共和党候选人的首席审查官，与保守主义运动保持联系的主要牵线人。
罗夫对保守主义运动有着广泛的了解。在右派后方各地的基层战士中，很多人同罗夫保持直接联系，这真令人吃惊。有位“保守主义政治行动会议”活动分子向一群朋友吹嘘自己有罗夫的手机号码，其激动的口吻就像其他学生吹嘘自己有“小甜甜”布兰妮（Britney Spears）的手机号码一样。
这些活动分子种类繁多，罗夫的工作因而也十分复杂。参观“保守主义政治行动会议”，你会发现电话亭广告的内容从君主制到无政府状态，无所不包。活动分子对“保守主义”的忠诚度，往往不及对上千个不同事业中具体的某一个——如保留邦联旗帜、禁止堕胎、削减资本增值税——那样深。这同时又使人想起了那支大军——但此刻却是一支中世纪的大军。君王小布什可能把他的旗帜插在中央，但他的军队却身着其他事业的制服。
这支大军的士兵大致可分为两类：反制政府的反叛者和社会保守派。前者想要限制华盛顿对其生活、枪支和钱包的支配，后者则想要扭转他们眼中的文化沉沦和社会解体。总的来说，罗夫和小布什设法使双方都高兴（尽管反制政府的一翼和社会保守派有时都会焦躁不安）。然而，双方的世界观明显都比小布什极端得多。在法国巴黎，小布什这位“有毒的得克萨斯人”看起来可能像一个右派极端主义者，然而，在得克萨斯州的巴黎 (5) ，他可能只是一只软脚虾。
如今政府的规模更小了
对政府充满敌意可以说是美国右派的主要爱好。从生活在洞穴中，四周都是自动武器，依靠军队配给的疯狂的活命主义者，到专心阅读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的《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Anarchy，State and Utopia ）一书的讨论团体，这种敌意的表现有多种形式。在克林顿时代，偏执狂有时会感情用事，但小布什当政时，他们的心态平和多了。
表面上，这很古怪。因为他们如果真的痛恨政府，就实在应该痛恨喂养政府这一巨怪的总统。小布什允许政府花钱送火箭上天，他引入钢铁税，通过使机场安全“联邦化”而创造了两万个联邦工作岗位，签署破纪录的一个农场法案并支持有关攻击性武器的禁令。正如保守派所见，签署“自由派”的竞选资金法侵犯了《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的权利。白宫怎么会没有遭到全面反叛？
一种解释是右派不那么偏执了。在小布什参加总统选举之前，一些持反制政府立场的保守派就认识到，形势要失控了。俄克拉何马城的爆炸使许多人停下来思考；纽特·金里奇丢掉了众议院议长的职务，显示出以愤怒作为政治战略的局限性。“9·11”事件以后，即使是蒙大拿州积极支持持枪权的人，也意识到安全与自由之间的平衡应该朝安全方向调整。不过根本原因在于，反制政府的团体依然把小布什看作“我们的一员”。小布什有时给他们一些好处，更多的时候则是暗示他会给他们好处，从而得到他们的认可。这种做法对于三个最大的反制政府的保守派团体都适用：反对税收的十字军战士、支持持枪权的活动分子以及保护地产权的活动者。
右派中的反税团体——曾是共和党中反叛小布什的一翼——得到的好处最多。小布什通过2001年和2003年两次大规模的减税以及2002年一揽子小幅的刺激计划，得到了这一翼的认同。小布什政府与华盛顿的两个压力集团开展了紧密的协调工作：一个是格罗弗·诺奎斯特领导的“为了税改的美国人”（本书的导论已对每周三晨会做过描述）；另一个是史蒂夫·穆尔（Steve Moore）领导的“增长俱乐部”。与这些压力集团的联系，既有私人和组织因素，也有意识形态的因素。罗夫与诺奎斯特是多年的朋友，罗夫曾帮助“为了税改的美国人”募集资金，并保证每年参加数次诺奎斯特的星期三会议。从在西弗吉尼亚州、密苏里州、北卡罗来纳州等边缘州建立反税运动，到招募道德少数派，这两个人在所有的事情上都合作过。例如，罗夫就曾对诺奎斯特1998年创办的伊斯兰自由市场研究所（Islamic Free Market Institute）施以援手，该组织的目的是把穆斯林拉到共和党的怀抱中来。据说，诺奎斯特曾经说服罗夫，削除股利税这一税制改革，不仅会使美国富人得到大笔金钱，而且也将广受欢迎，因为50%的美国人和70%的美国选民都拥有股票。
这种战术结合扩展到了立法中。2003年，就在复活节国会休会之前，两位温和的共和党参议员——缅因州的奥林匹亚·斯诺（Olympia Snowe）和俄亥俄州的乔治·沃伊诺维奇（George Voinovich）——由于担心可能会出现更大的预算赤字，迫使国会将小布什的第二个大减税计划减半，10年中仅减税3500亿美元。小布什把求救信号发向全国，委派政府高官到26个州推动一项至少减税5500亿美元的计划。穆尔和诺奎斯特的基层战士也行动起来了。他们对于温和派代表了财政公正这样的看法嗤之以鼻。难道奥林匹亚·斯诺不是像民主党人那样对政府开支充满热情吗？他们还想出了一个规避3500亿美元限制的妙计，限制只适用于防阻碍议程 (6) （议案在参议院只需51票的简单多数就可获得通过，而不需要60位参议员的支持）的那部分减税数额。他们指出，特别决议也允许超过1万亿美元的非防阻碍议程的减税计划。为什么不将一些广受欢迎的减税内容，如增加儿童的税收抵免，放进第二个类别里呢？60位参议员肯定会投票支持这个类别吧？这样，3500亿美元的减税数额就可以用于小布什那更具争议的消除股利税上面。这个诡计只成功了一半，但是它显示了右派减税派的机智战术。
这种政治活动在各州州府被效仿。无论其机能如何不良，反对税收都是团结各地共和党的最佳途径之一。企业家们也受此诱惑。虽然小布什的白宫充斥着各种类型的大企业家，但罗夫也重视小企业界。几乎没有哪个组织会像美国全国独立企业联合会那样受到款待。正如我们在本书第四章所看到的，自从1994年的希拉里保险计划以来，美国全国独立企业联合会在反对政府开支和约束上都是一个可以信赖的组织。美国全国独立企业联合会远比它的大企业同行激烈，它在州一级和地方的选举中推出了7500名候选人。从放松管制到侵权改革，再到取消“遗产税”，几乎在所有问题上，这个代表了60万小企业的组织都被证明是小布什的忠实盟友。每当总统讲到经济问题，白宫都特别重视推出美国全国独立企业联合会的成员。
枪炮与选票
反制政府的第二个保守派团体是在持枪权的名义下汇集到一起的。拥有400万会员的强大的美国步枪协会与美国退休人员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Retired Persons）争相成为美国最成功的游说集团。美国步枪协会拥有现代招权纳贿的全副武装。它在国会山有一个科技水平先进的办公室，一个电话推销部门以及一个韦恩·拉皮埃尔式的引人注目的头脑。但最重要的资源是会员的承诺。在全国各地，美国步枪协会有100万个选区层级的政治组织者。选举时，在一个投票率只有50%的国家里，该组织草根阶层参加投票的人数可以达到95%。这意味着美国步枪协会在势均力敌的选举中，可以轻易左右选举结果，基督教联盟衰落后，它的地位更加重要了。与此同时，美国步枪协会任命格罗弗·诺奎斯特和美国保守派联盟主席戴维·基恩（David Keene）为理事会成员，更广泛地加强了自己与保守派世界的联系。
拉皮埃尔把2000年的选举描述为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 (7) 历史上最重要的选举。克林顿政府不仅将该组织拒之白宫门外长达8年之久，并且支持攻击性武器的禁令和对手枪的限制。美国步枪协会害怕戈尔会加快对持枪权的不断进攻，并最终使最高法院朝反对《宪法第二修正案》的方向倾斜（事实上，戈尔的立场更像充满野心的南方民主党人。戈尔这位来自田纳西乡村的年轻国会议员支持持枪权。随着他不断爬上民主党的高层，他赞成各种形式的枪支控制。最后，当他在民主党提名中稳操胜券时，为取悦猎鹿州的工人阶级白人男性，他在持枪权问题上表现得犹豫不决）。美国步枪协会对戈尔一丁点儿都不信任，但认为小布什保有良好的记录。小布什曾在得克萨斯州签署了两项有利于持枪权的法案并使之成为法律——一项是允许人民暗藏武器，另一项是使地方政府更难控告枪支生产商。在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一次庆典活动上，拉皮埃尔作为主席之一，为小布什的竞选募集到2130万美元。美国步枪协会至少在阿肯色州、田纳西州和西弗吉尼亚州这三个州，为小布什击败戈尔立下了头功。
美国步枪协会在投资中得到了什么样的回报呢？2000年的竞选期间，美国步枪协会副主席凯恩·鲁滨孙（Kayne Robinson）犯了一个灾难性的错误——有人在一卷录像带上逮住了他吹嘘的话，他说：“如果我们赢了，我们就会有一位总统……一位我们可以在他办公室外面进行活动的总统……一位与我们有着难以置信的友好关系的总统。”自那以后，小布什政府一直小心翼翼地同该组织保持距离。美国步枪协会没有一个人在白宫任高级职务，小布什对支持飞行员暗持武器（“9·11”事件以后美国步枪协会的热门话题）也表现得不冷不热，他也没有撤回自己签署禁止攻击性武器的保证，这一立场使开着旅行车带着孩子参加体育运动的妈妈们感到高兴，但同样也激怒了那些死硬的持枪权活动分子。
尽管如此，如果就此得出结论说美国步枪协会白费心机，那就大错特错了。枪支游说集团避免了自己最大的噩梦——《宪法第二修正案》被最高法院推翻。它对众议院多数党共和党的影响力也得到了加强。小布什政府已许诺支持美国步枪协会主要关心的优先立法事项——一项保护枪支生产商和交易商不受诉讼的法律。就连小布什签署禁止攻击性武器的承诺都有点可笑。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汤姆·迪莱引证道，由于国会共和党领导核心缺乏热情，因此已承诺不对这项立法进行辩论，而小布什也拒绝向共和党同道施加任何压力，要他们改变主意。这一结果对于共和党来说是个完美的妥协。小布什夸耀说他有意取消攻击性武器，从而在温和派选民那里得分；汤姆·迪莱保证上述立法议案不会送到总统桌上，从而得到了枪支拥有者的支持。
美国步枪协会尤其喜欢小布什的第一位司法部长约翰·阿什克罗夫特。阿什克罗夫特在2000年的参议员选举中尽管没有成功，但却是得到美国步枪协会金钱支持最多的人。经历了珍妮特·雷诺那些压抑的岁月之后，阿什克罗夫特被美国步枪协会描述为“一阵清风”。2002年5月，司法部一反几十年的官方哲学，在最高法院争辩说《宪法第二修正案》保护的是个人拥有枪支的权利，而非各州组织民兵的集体权利。 [1] 全国已经有几十个人引用这一针对《宪法第二修正案》的解释，来挑战对他们持有枪支的定罪。“9·11”事件之后，阿什克罗夫特采取的两项政策使人吃惊不已——他不仅试图销毁联邦数据库里的枪支销售记录，还试图禁止联邦调查局在对恐怖主义的调查中使用这些记录，他还拒绝支持重新授权攻击性武器的禁令，这使他从听证会的支持立场上后退了。
自由公园
我们已经对那些披着不同外衣组成小布什支持大军的团体做过评论，如美国步枪协会。但这种封建式的影响力还可以继续延伸。美国步枪协会不仅把自己的军队带到小布什的旗帜下，还带来了一个全国各地松散的亲属集合体。
“自由公园”是西雅图郊区繁荣的贝尔维尤市（Bellevue）的许多小型办公区之一。该区拥有微软公司的几个副产品，沿路走十分钟即可到达。在停车场停靠时，目光敏锐的人会看到那些汽车保险杠的招贴广告上写着“枪支越多，犯罪越少”的字样。但只有当你真正进入“自由公园”那些办公室的时候，才会明白“自由公园”是怎么回事。在保留和拥有武器权力公民委员会（Citizens Committee of the Right to Keep and Bear Arms）的一间办公室里，志愿者们组织人们群发邮件，抨击赞成持枪权需要经过烦琐的程序，还有更多的汽车保险杠招贴广告（广告上面的文字有“《宪法第二修正案》就是国土安全”“别烦我：我在填补弹药”等）。该委员会是“第二修正案基金会”（the Second Amendment Foundation）的产物，但在“自由公园”里面，还有“捍卫自由企业中心”（Center for the defense of Free Enterprise）以及各种自由意志论和保守派事业的服务机构——他们组织直邮竞选，通过电话进行销售，还做广告。
“自由公园”基本上是艾伦·戈特利布（Alan Gottlieb）的作品。他的帝国还包括一个与100多家电台保持联系的全国性脱口秀电台网，各种各样的书籍出版说明，和位于萨克拉门托、纽约以及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几个赞成枪支持有的游说集团。这些组织的年预算超过1000万美元。戈特利布也是主办保守主义政治行动会议的美国保守派联盟理事会成员。
坐在乱糟糟的办公室里，戈特利布承认，自己过去不太可能是一个枪支爱好者。他的办公室在一个非常显眼的奇特装置下面——这个装置的一部分是把扫帚，另一部分是把枪，两者组成了一把“进攻的扫帚”。他是生于洛杉矶、长于纽约的犹太人，1965年，他为共和党人约翰·林赛（John Lindsay）竞选纽约市长效力而使身为民主党的父母感到不快，不过他很快为没有支持威廉·F．巴克利堂吉诃德式的保守主义挑战而感到后悔，并积极投身巴克利的“为了自由的美国人”组织。他对枪支问题感兴趣，主要是出于自由意志论者的观点。1974年，由于对尼克松引入工资控制感到愤怒，对美国步枪协会的扬扬自得感到不满，戈特利布用属于自己的500美元在西雅图一间摇摇欲坠的办公室里创办了“第二修正案基金会”，该机构拥有65万成员，自我定位为教育和捍卫法律的组织，但它的路线比美国步枪协会更加咄咄逼人，是提出直接邮寄枪支的先驱。
“自由公园”也显示了右派的另外一个特点：其基层战士愿意在几种不同的目标下立即投入战斗。许多枪支持有的热情支持者对税收问题不以为然，但他们也支持西部大牧场主的地产权（就像多数大牧场主支持枪支游说一样）。这就是为什么与戈特利布比邻的会是罗恩·阿诺德（Ron Arnold）和“捍卫自由企业中心”。戈特利布于20世纪70年代创办了地产权团体，但据他自己承认，1984年阿诺德参与进来后，该组织才真的运转起来了。阿诺德是波音公司的前管理人员，他说，在塞拉俱乐部（Sierra Club）还是一个“资源保护”组织的时候，他就是该组织积极的活动分子，但当20世纪70年代塞拉俱乐部变成一个他所定义的致力于仇视资本主义的“环保主义”运动机构时，他转向了。从那时起，他就开始与各方势力角力：分区法、《濒危物种保护法》（Endangered Species Act ）、《清水法案》（CleanWater Act ）、美国森林局以及联邦地产拥有者促使政府对大牧场主使用更大权力的努力。
阿诺德的“捍卫自由企业中心”现有1.5万名成员，是右派反制政府的另一股力量。地产权运动汇集了各种利益：大牧场主和农场（尤其是在西部）的利益，把车开进国家公园从而远离都市喧嚣者的利益，大伐木公司的利益，还有渔民和矿工的利益。这些人之所以团结在一起，是因为他们都痛恨政府在西部拥有太多的土地。他们都害怕那些身在远处的官僚会听从生活在城市里的环保主义者的指令，践踏他们的权利。有些地产权团体的人要求使公地私有化，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是要求增加进入公地的机会，给予那些因环境法规而不能开发自己地产的人更慷慨的补偿，并且撤回政府的管制——尤其是对采矿和伐木的禁令。勤劳的美国乡村人民与关心猫头鹰胜于乡村工人的城市环保主义者之间难解难分的生死斗争，使得共和党在西部成为选票的大赢家。
就像枪支拥有者一样，支持地产权的人不仅有自己的宪法修正案（《宪法第五修正案》 (8) 既保证保持沉默的权利，又限制政府的征用权），还有他们自己的组织网络和活动分子。因为都是大牧场的管理者，因此这些人的利益被结合到了一起。山地州法律基金会（the Mountain States Legal Foundation）为他们提供律师。竞争企业研究所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能够发出很大的声音。蒙大拿州博兹曼（Bozeman）的政治经济研究中心（the 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Center），即广为人知的PERC，提供抨击的弹药，以证明自由市场的环保主义的正当性。而自由意志论的右派并未完全团结在地产权的主题上。阿诺德依然在嘲弄卡托研究所，该研究所觉得把太多的关注放在了大牧场主的“补贴”水问题上。对于西部地产权运动来说，个人在公地上拥有私人地产的想法，是不可剥夺的原则。
环保人士认为，地产权运动是大企业的工具。一些先前的案例的确是为了保护大伐木公司和矿业公司的利益，但就大部分案例而言，大多数活动分子是由于受到这样或那样不公正对待的刺激而采取行动的，因此这一运动确实是自下而上的。运动中最著名的活动分子是查克·库什曼（Chuck Cushman）。1978年，美国国家公园局企图强行购买他在约塞米蒂（Yosemite）国家森林公园的小木屋，之后他成立了美国土地权协会（American Land Rights Association），该团体现有2.6万名会员。该运动现在的急先锋是内华达州的牧场主韦恩·黑格（Wayne Hage），他在为争取补偿而战，20年前联邦政府从他手中夺走了古老的水权。（有一次黑格在放牧牛群时碰上了森林局的两个代理商，他问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这两个无地自容的森林局仆佣回答道：“因为我们有上级命令。”）
小布什在第一个任期里拿捏得恰到好处，使西部的地产权运动站在他那边。他并没有使法律发生任何大的变化，但内政部长盖尔·诺顿（Gale Norton）、众议院资源委员会共和党主席理查德·庞勃（Richard Pombo）和第二任环保署署长迈克·莱维特（Mike Leavitt）［他接替托德·惠特曼（Todd Whitman）担任这一职务］，都对这一运动持同情态度。小布什减少兴建新国家公园，允许摩托雪橇进入黄石公园，努力开放北极圈保护地的石油钻探，鼓励五角大楼免受《濒危物种保护法》的限制（使武装力量的射程更自由），他对“克林顿的环保主义彩车”踩下了刹车。准确地说，这些并不是地产权者的胜利，但却是绿色环保事业的失败，对许多西部人来说，效果是一样的。
上帝与我同在
对小布什和罗夫来说，与聚集在“自由公园”里那些反制政府保守派打交道的一大优势就是，尽管这些保守派说话刺耳，但他们都明白政治是一种可能性的艺术。他们中许多人是商人，而商人的天性就是做交易。例如，很难说戈特利布和阿诺德狂热地支持小布什担任总统。“9·11”事件后，戈特利布忧心政府的膨胀，他倒宁愿看到新的政府实体的“末日”，迫使国会考虑取消它们。他也对约翰·阿什克罗夫特随意刺探人们的生活感到不满。与此同时，他明白小布什面临将共和党黏合在一起的压力，就像阿诺德清楚需要确保得到美国另一端的温和派环保人士的选票一样。在2004年的选举中，来自“自由公园”的基层战士与美国步枪协会一道，在小布什的营垒中快乐地并肩战斗。
相反，社会保守派则是极端主义者。他们团结在他们认为神圣的两大事业的旗帜下：“生命”（必须从堕胎者手中挽救生命）和“家庭”（必须从同性恋者手中拯救家庭）。如果你认为生命是神圣的，那么就算堕胎的是强奸受害者，你依然会把堕胎看成谋杀；如果你认为同性恋是罪恶的，你就不会同意让他们进行同性结合，却没有完整的婚姻。
对于小布什来说，更糟糕的是社会问题恰恰疏远了游离选民——尤其是郊区妇女。在美国，表现得太过于反制政府可能并不容易，尽管纽特·金里奇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但是，表现得太过于保守则很容易，就像共和党20世纪90年代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堕胎和同性恋问题上的表现一样。这一切使得社会保守派成为小布什领导的白宫极难拉拢的一个团体。小布什与社会保守派之间的关系就像一桩麻烦不断的婚姻，一会儿是怒火中烧和泪水涟涟的道歉，一会儿是连日闷闷不乐和激情迸发，一会儿又是试图分手和互相爱得死去活来。
怒火爆发于2003年4月，起因是白宫对著名的社会保守派里克·桑托勒姆（Rick Santorum）所做评论的反应。在一次访谈中，这位参议院共和党第三号人物把同性恋的性爱等同于重婚罪、一夫多妻制、乱伦和通奸，断言鸡奸是与健康家庭“背道而驰的”，并宣称：“我认为同性恋没有什么问题，有问题的是同性恋行为。”桑托勒姆只不过表达了共和党正统派的观点，共和党党纲特地将同性结合排除在婚姻的定义之外。然而，当桑托勒姆被共和党所谓的自由派媒体狠狠挖苦时（这是意料之中的），白宫却没有人站出来为他撑腰。这激怒了社会保守派。菲利斯·施拉夫利将权力核心的保护描述为“软弱无力”，保罗·韦里奇称之为“半心半意”。
他们的部分怒火是日积月累的。社会保守派害怕共和党权力核心在同性恋婚姻问题上出卖他们，就因为小布什需要吸引温和派选民。桑托勒姆开口说话之前，社会保守派就已经对2003年3月共和党主席马克·拉西科特（Marc Racicot）与同性恋游说集团“人权运动”（Human Rights Campaign）之间的一次秘密会见感到愤怒。而这一切在他们看来是一种令人担忧的发展趋势——“避孕套布什” (9) 之子拒绝支持这个社会最根本的制度。他不是不动声色地去除了2000年费城共和党大会上的反同性恋言辞吗？他不是在政府中任命了几位身份公开的同性恋者吗？这些任命中包括一名大使和美国艾滋病政策办公室（Office of Natinal AIDS Policy）先后两任负责人。
桑托勒姆事件后，著名的社会保守派与拉西科特的会见使他们的不快有根有据了，他们使拉西科特承诺与“革新后的”前同性恋团体会面。但社会保守派事业的忠诚者还是感到紧张。加里·鲍尔（Gary Bauer）大声疾呼：“草根阶层再也不能忍受继续在这些道德问题上含混不清。”接替他担任“家庭研究委员会”负责人的肯尼思·康纳（Kenneth Connor）说：“心不齐，事不成。”拥有近200家电台的唐·怀尔德芒（Don Wildmon）牧师宣称，如果共和党继续向同性恋者献殷勤，他们就走人。
当小布什最终要求修宪以禁止同性恋婚姻时，社会保守派松了一口气，并且在2004年的选举中以创纪录的人数投票支持他。然而小布什的其他背叛行为并没有使社会保守派放下心来。例如，他为什么要把伊斯兰教称为一个和平的宗教？在小布什可能任命一位温和派（比如艾伯特·冈萨雷斯）接任最高法院中将要退休的大法官问题上，社会保守派依然态度僵硬。老布什1990年任命戴维·苏特（David Souter）为最高法院大法官。打那以后，苏特在大多数问题上都采取自由主义的立场，在堕胎问题上更是如此。提到这件事情，菲利斯·施拉夫利说：“我们不能忍受又一个戴维·苏特。”保守派中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西班牙语中苏特是怎样发音的？”“冈萨雷斯。”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社会保守派坦率地承认，小布什是他们有过的最好的总统。部分因为他们发自内心地认为，他是“他们中的一员”——一个正直的人。在小布什的整个总统任期里，基督教保守派对小布什的支持率出奇的高。曾经为两位布什总统效力的福音派信徒道格·威德（Doug Wead）在2000年竞选时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ublic Broadcasting Service）的系列纪录片《前线》（Frontline ）中这样说道：
每种亚文化都有自己的语言和变调。有时候，正是因为强调了某个单词中的一个音节，或者是一个单词念得不齐，你就马上可以认出某某人是来自与你相同的亚文化。而福音派亚文化在这一点上也是一样。当小布什与福音派基督徒相遇时，他们立刻就知道，他是他们中的一分子。 [2]
尽管韦里奇对小布什没有支持桑托勒姆感到焦躁，但他还是欣然承认，小布什总统在社会问题上的记录比德高望重的罗纳德·里根还要好。正如本书第五章中所提到过的，小布什给予社会右派很多很多，足以让他们高兴不已：进行节制教育、签署对晚期堕胎的禁令、禁止克隆、在干细胞问题上取得了一半的胜利等。但他们要的比这多得多。
这就是为什么白宫在应对社会保守派时处于难以平衡的窘境。一方面，小布什和罗夫完全清楚假装对堕胎问题和同性恋持宽容态度的代价。他们也看见了阿诺德·施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gger）在加利福尼亚州取得的胜利。这体现了求同存异的共和主义的巨大可能性。施瓦辛格是一个赞成同性恋和妇女自由选择节育的共和党人，因此他在共和党已经不抱指望的这个州大获全胜。另一方面，如果社会保守派不去投票，那么小布什的事业会遭到巨大的打击。仔细翻阅2000年的选举结果，共和党人发现统计数字令他们恐惧：1996年投过票的400万基督教保守派，2000年并没有去投票，而2004年他们重新回来投票，这是小布什赢得选举的一大原因。
在阵营内部
白宫还要考虑另一大挑战。基督教右派不再是一群只是在选举日去投票站的局外人了，他们完全处于共和党阵营的内部。基督教保守派等级制的守卫者已经发生了某些变化。一种普遍的疲乏氛围压过了基督教右派更为常见的东西。在经年紧张的活动主义之后，最杰出的福音派信徒最后都筋疲力尽、才思枯竭，代之而起的是新的机构和领袖。
基督教右派最有名的组织依然是基督教联盟。拉尔夫·里德创办的这一组织仍然同一些国会领袖关系紧密，著名的有汤姆·迪莱和里克·桑托勒姆。在2000年的选举中，该组织分派了7000万的选民指导，广播节目中充斥着支持小布什的节目，并且帮助制止了麦凯恩的造反。然而自从里德1997年9月离开，基督教联盟一直处境艰难。它宣称自己依然拥有大约200万会员，这几乎可以肯定是夸大的不实之词。其他数据显示，会员人数不超过40万。该联盟的政治捐赠从1996年创纪录的2650万美元，下降到2000年的300万美元左右。组织裁员放弃了一个次要的扩展项目——撒马利亚计划（the Samaritan Project），且官司缠身——黑人雇员称，一起参加祈祷会时，基督教联盟的领袖们显得“不自在”。2002年基督教联盟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举行的年会上了无生气。即使这次会议是与著名的福音派电视节目主持人乔伊斯·迈耶（Joyce Meyer）共同主办的，会场也没有坐满，唯一促使忠实的会员去参加这次会议的原因在于会议涉及以色列这一国外问题。
基督教联盟的问题也在宗教右派的其他地方有所回响。拉尔夫·里德和加里·鲍尔的半退休状态使这一运动失去了言辞清晰的鼓动家。没有退休的老兵帕特·罗伯逊和杰里·福尔维尔，则使这一运动的吸引力受到限制。罗伯逊和福尔维尔没有给基督教右派带来什么益处，“9·11”事件发生后，他们说由于美国已变成一个充斥着堕胎、同性恋和世俗价值的国家，因此是上帝让恐怖分子来袭击美国的。
然而，基督教右派并未完全消失。基层战士放弃了旧的旗帜，重聚在新的旗帜下了。最重要的新旗帜要数“关注家庭”，即我们在导论中提到过的那个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的团体。“关注家庭”既不像基督教联盟那么有名，也不具明显的政治性，但在保持影响力方面，它的记录更佳。该组织于1977年由吉姆·多布森创办。时光回转，那时候多布森还是一个没有什么名气的学者，他是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医学院小儿科的终身教授，著有一本有关发育困难的教科书以及署他名字的若干篇学术论文。后来他出版了《勇于管教》（Dare to Discipline ）一书，这本父母指南至今已售出了300多万本。随后出现了大批此类书籍，大多数的主题都是如何在一个满是敌意的世界里抚养孩子。多布森已经把“关注家庭”扩大为一个年收入超过1.3亿美元的组织。在美国，他的读者、听众和观众达2200万之多，而在世界范围内则可能有2亿人。“关注家庭”在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85英亩的“校园”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它有自己的邮政编码和高速公路入口。
多布森不像拉尔夫·里德那样全然是一个政治动物。“关注家庭”总部的人对政治怀有戒心（这不仅仅是因为美国国税局的法规禁止其直接参与政治活动）。多布森反复对支持者说，他们的首要义务是教会。“关注家庭”1.3亿美元的年预算中，只有大约5%用于公共政策。“关注家庭”组织的人说，堕胎这类事是道德问题，而非政治问题。然而，由于多布森自己的根本信仰是认为家庭是任何健康社会的基础部件，而在美国有股强大的力量反对这一点，因此，多布森不可避免地被迫要对堕胎和其他在政治上受责难的问题——如同性恋、克隆和学校祈祷——表明立场。例如，2003年8月，对于是否应允许亚拉巴马州的首席法官罗伊·穆尔（Roy Moore）在州法院大楼前保留一个刻有“摩西十诫”（Ten Commandents）的纪念碑的争论，多布森走访了该州首府蒙哥马利市，对穆尔表示支持，并把穆尔的战斗称为“反抗司法暴政的斗争” [3] 。“关注家庭”的网页上贴有“摩西十诫行动中心”，告诉人们如何参与这场争论。 [4]
多布森在老大党内有巨大的影响力。例如，他帮助建立了家庭研究委员会，以便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为“传统的家庭价值”游说，家庭研究委员会现有会员45万。其展示自己力量的一个例子是在2002年。当时，共和党的工商界一翼试图改革美国的破产法。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查尔斯·舒默（Charles Schumer）巧妙地把一款用于镇压反堕胎抗议者的内容附加到法案上。国会中的许多共和党人起初乐于忍受这一点，但“关注家庭”的政治主任汤姆·明纳里（Tom Minnery）开始行动，向国会解释多布森的不满。多布森自己则谴责汤姆·迪莱企图让议案在众议院进行表决。“关注家庭”敦促它的成员与国会议员进行接触，尤其是同汤姆·迪莱接触。议案被取消了。2003年，“关注家庭”的主席唐纳德·保罗·霍德尔（Donald Paul Hodel）（顺便说一下，他曾在里根的内阁中任过职）写了一封信给《旗帜周刊》，抱怨有篇书评敦促福音派信徒要将宗教与政治区分开来。霍德尔写道：“如果没有数以百万计基督徒的辛勤工作和选票，就不会有国会两院中共和党的多数党地位，就不会有布什父子的总统职务，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共和党州长，就不会有这么多共和党控制的州议会，这就是事实。” [5]
“关注家庭”对地方共和党也有影响。“关注家庭”成员晚上回家后，仍是基督教保守派，他们以个人的能力（他们完全有这种权利）反复出现在地方选区会议上。例如，1997年至1999年，明纳里曾担任埃尔帕索县（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在其境内）的共和党副主席。当地有位定期与“关注家庭”及其成员打交道的著名的共和党人说：“不管怎样，20世纪90年代，基督教右派夺走了我们的许多选区。”选区会议是任何政党的核心问题，这些会议经常沉闷而无人问津。但那些不怕麻烦出席会议的活动分子，要选择到州县去参加干部会议的代表，而这些干部会议又将挑选初选的候选人。渐渐地，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周边地带的共和党地方政治家，都已具有“三R”的特点——激进的、宗教的和右派的（radical，religious and Right），或者至少知道怎样从同一部祈祷书里念祈祷词。温和的（名义上的）共和党人，在同性恋权利和堕胎等问题上持温和立场，但处境艰难。玛丽·卢·梅克皮斯（Mary Lou Makepeace）和马西·莫里森（Marcy Morrison）是两个具体例子。前者到2002年为止是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的市长，后者是当地的女州议员。回顾1998年，莫里森被迫通过请愿来收集签名，以使自己的名字出现在选票上，因为她知道，自己不可能从干部会议上得到所必需的支持。
不应该夸大基督徒的这种“接管”。梅克皮斯和莫里森打败了大部分的挑战者，尽管筋疲力竭的莫里森已经退到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的相邻城市马尼图斯普林斯市（Manitou Springs）——一个更具波希米亚风情的城市——去担任市长了。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发生的事情似乎正在美国全国发生。在过去3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宗教保守派往往是局外人。现在他们组织草根阶层参加选区会议，并在共和党内发挥才干。根据《竞选与选举》杂志的一项研究，相对于1994年的31个共和党州委员会，现在的基督教保守派在44个共和党州委员会中有“强大的”或“中等程度的”影响。影响较弱的州只有6个，全部在东北部。 [6] 因此，拉尔夫·里德重新出山担任佐治亚州共和党主席，并不叫人觉得偶然。
党内的这种侵入可能会使白宫头痛不已，但根本上这只是投小布什的信任票而已。过去，共和党领袖通过媒体的宗教保守派领袖来吸引宗教保守派的支持，小布什则是直接吸引宗教保守派的支持——他更多是作为他们中的一分子，而不是作为党的领袖而偶然与他们结盟。基督教出版物和广播节目通常对他的领导才能倍加赞赏。宗教领袖把他的当选看成是天意。互联网上的几个网站因为为总统的成功祈祷而感到骄傲。
帕特里克·亨利学院
有些保守派同时把脚伸到了两大主要的保守派阵营里，他们似乎既受到怀疑政府之力的驱使，又受到信仰上帝之力的驱使。最能展示这一特点的基层战士是家庭学校教育者——他们不相信国家能够对他们的孩子进行神的教育。
家学运动（the homeschooling movement）是美国保守派最不同凡响的成功故事之一。1981年罗纳德·里根上台时，在大多数州里，父母在家中教授自己的孩子都是非法的，孩子必须到学校去接受教育。如今，这在所有50个州里都是一项合法的权利了——并且只有28个州要求接受家学教育的孩子进行官方评估。在13个州里，父母只需要告知官员自己将在家中教育孩子即可。在得克萨斯州，家长用不着向任何人说什么就可以这样做。
根据美国教育部最新的调查（1999年），只有85万孩童接受家学教育。家学合法权捍卫协会（the Home School Legal Defense Association）估计，有大约200万孩童接受家学教育，这相当于4%的学校适龄人口［比上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 (10) 和参加学券制试验的人多得多］。意想不到的是，家学合法权捍卫协会的数字更接近真实。教育部长罗德·佩奇（Rod Paige）所使用的数字就是200万。尽管家学教育者拒绝回应政府的调查，但是有许多传说的证据表明，家学教育正迅猛增加。家学教育的教材市场价值额，一年至少达8.5亿美元。超过3/4的大学现已有针对在家接受教育的孩子的政策。全国各地数以百计的城镇纷纷建立了援助网络，使家长从建立科学实验室到成立体育队和捍卫自己的权利及声誉，无所不能。2001年，J．C．彭尼公司（J．C．Penny） (11) 开始销售一种T恤衫——印有“家学”（Home Skooled）的字样，旁边画着一辆房车，然而抱怨之声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该商店立即把它撤下了货架。如同所有的保守主义亚文化，有关家学教育巨大成就的消息很快被传开：某某家庭三个接受家学教育的孩子上了哈佛大学；某某家庭教育成员写了一本畅销小说；接受家学教育的孩子在2000年的全国拼写大赛中一举摘得了前三名。
家学教育的崛起，由于以下两个原因而显得非同寻常。第一，它需要家学的教育者付出大量的时间和巨大的努力。家学教育者放弃了自己付过税的免费公共教育，他们通常也得放弃第二份家庭收入，因为其中一位家长（通常是母亲）要留在家里教育孩子，还需负担教育资料的成本。第二，家庭学校教育明显代表着对国家权力的拒绝。自从150年前发达国家引入大众义务教育以来，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等社会学家就认为，国家对教育的控制是“现代化”的自然结果。然而，在这个星球上最发达的国家里，有大约200万家长坚持认为教育应该由家庭来进行。
把所有的家学教育者都说成是宗教保守派，那是不正确的。家学教育最初的提倡者之一约翰·霍尔特（John Holt）是一位左派人士，他认为学校是官僚－产业综合体的工具。纽约州的伍德斯托克（Woodstock）依然既是家庭学校的中心，又是扎染布 (12) T恤衫的中心。家学运动之下有一个分支叫“不受学校教育”（unschooling）运动，参与者认为应该或多或少地让孩子进行自我教育。还有许多“主流”家长，其中包括大量不断增加的城市黑人，似乎已经判定，美国的公立学校对孩子来说太暴力、太无序。
然而，家学运动的领导者来自基督教右派。1970年，最高法院禁止学校祈祷以后，社会保守派开始严肃看待家庭学校这件事了。他们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在政治上支持家学运动。基督教保守派不仅对公立学校教授放纵的世俗知识感到愤怒，而且宣称他们在家中能够提供更好的教育。一对一的教育能够使孩子按照自己的进度来学习，而不是按照方便教育工会的进度来学习，根据犹太－基督教的学习传统，而不是政治正确的胡说八道来教授孩子们学习那些适合自己的科目。基督教家庭学校的一种发展趋势是回归古典的三学科主张，即分成语法、推理和修辞学习三个阶段。当然，它也要求孩子们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与此同时，互联网使人们更容易获得教材，创建信息交换的虚拟社区。
然而，这场运动的协调性比它所暗示的要差得多——这是一场由下而上，掺杂不同动机的运动。例如，家学合法权捍卫协会的负责人迈克尔·史密斯（Michael Smith）首度对家学教育感兴趣，是因为他忧心自己的小儿子正在幼儿园艰难挣扎。一天早上，他一边开车去位于洛杉矶市中心的律师事务所，一边听着詹姆斯·多布森的电台节目，嘉宾雷蒙德·穆尔（Raymond Moore）正在谈论家学教育。那一次开车时听到的广播节目改变了史密斯的一生。他开始在家中自己教孩子，并且参与到更广泛的家学运动中，为那些正受加利福尼亚州当局“迫害”的家学教育者辩护（他的第一个案子是一个正接受家学教育的5岁的孩子，她由于在饭前默祷而受到学校的惩罚）。他与别人共同创立了家学合法权捍卫协会，使之成为相当于家学教育者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组织。
史密斯的办公室现坐落在野心不断膨胀的保守主义家学运动的象征物的旁边，这个象征物就是它所拥有的第一所大学。帕特里克·亨利学院（Patrick Henry College）虽然2000年才创办，但它吹嘘已经拥有242名学生、12名教员、6000名捐赠者和数幢漂亮的红砖大楼，还野心勃勃地计划将本科生扩充到1600人，并增加一个400名学生的法学院。该学院的创办人迈克尔·法里斯（Michael Farris）是前共和党弗吉尼亚州的副州长候选人，他把这所学院的使命规定为训练“具有献身精神的男男女女，他们将领导这个国家，塑造我们的文化”。该校超过80%的学生接受过家学教育。
帕特里克·亨利学院致力于右派的两大充满激情的事业：“基督和自由”。学校的墙上是美国建国之父的画像，寝室则以他们的故居命名，如杰斐逊的蒙地舍庐庄园（Monticello）和华盛顿的弗农山庄（Mount Vernon）等。尽管在该学院的杰斐逊派和汉密尔顿派之间，就有关政府规模究竟小到什么程度有过生动的辩论，但按现代标准来看，该学院明显是主张政府扮演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帕特里克·亨利学院没有得到政府的任何支持，宗教却无处不在。随处可见的建国之父的画像常常表现的是祈祷的一幕，例如华盛顿在瓦利福奇（Valley Forge）双膝下跪祈祷的画像。学院里有数本国会首次祈祷的文本，有一条路就叫“契约大道”（Covenant Drive）。学校里所有的教师、学生和员工都必须“证明自己通过基督而获得个人的救赎”。所有教授都签署一项《圣经世界观的全面声明》（Comprehensive Statement of Biblical Worldview ），声明特别强调《圣经》中记载的童贞女之子和创世论者有关世界起源的真实性。校园里不准吸烟、喝酒，恋爱受到严格的管束——男生必须得到女孩父亲的允许，才可以安排约会，并且随着关系的发展，家庭要介入进来。法里斯是10个孩子的父亲，他把帕特里克·亨利学院描绘成一个“远离性、毒品和摇滚乐的避难所。嗯，至少是远离性和毒品的避难所”。学生每天都要做礼拜。
有时，帕特里克·亨利学院的使命似乎是要复兴整个国家。法里斯对他照管的学子说：“就像你们父母的召唤将使一代人心向基督一样，你们的召唤也将使我们的国家回到神的基础上来。”据称这所学院不仅要培养出好的基督徒，而且要培养出能够帮助右派价值在更广的政治文化领域中取得胜利的人。帕特里克·亨利学院要求学生必修的课程以“建国一代人”的课程为蓝本，包括哲学、逻辑、一门外语、历史、《圣经》课、经济学、文学、科学、欧几里得几何以及古希腊语或拉丁语。
学生要训练如何面对“不同的世界观”。该校政府系主任罗伯特·斯泰西（Robert Stacey）说：“我不希望毕业生第一次遭遇到的就是虚无主义或唯物主义就是在无神论者和世俗敌手包围的国会山的宴会上。”该校的学生已被分派到卡尔·罗夫的办公室或国会山做实习生，其中有位毕业生现在小布什任命的伊拉克最高民事长官保罗·布雷默（Paul Bremer）的办公室工作。帕特里克·亨利学院正考虑设立电影学院，已经从好莱坞的一群基督教编剧中引进几位，教授编剧课程。
尽管帕特里克·亨利学院的学生们有这种持久的使命感，但他们却远远不是刻板的社会保守派。例如在得克萨斯州米德兰市接受过家庭学校教育的史蒂文，他在谈话中就不时提到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和文学理论，他也十分忧虑自己的家乡得克萨斯州“过度实行”死刑，因此他希望能在一个对死刑进行改革——但不是废除——的组织里找到一份工作。好些学生承认，他们对小布什的许多外交政策感到困惑。他们对“世俗的欧洲”也十分友好。他们说，欧洲和美国都是西方文明的继承者，通过表达各自对有关问题的不同看法，两个大陆可以相互学习。他们认为，大西洋两岸的差异应该是力量之源，而不应该是分裂的祸根。
然而，学生们显然属于小布什支持者的大军。他们脚穿运动鞋，身着田径服，偶尔抱怨法国人捣蛋，不过他们正朝右派的方向前进。人们普遍感觉，小布什与基督的关系使他能够做出正确的决策。阿比盖尔说：“我就喜欢那个家伙。”“9·11”事件发生时他感谢上天小布什还在执政。克里斯滕2004年继续为小布什的再次当选效力，她计划集中关注外交政策。她同样相信，基督徒已经退出了辩论，他们拖拖拉拉地做出决定，认为应该废除联合国或者干脆把联合国扔给自由派精英。她认为，基督徒应该用上帝赋予的才干，以重塑国内政策的方法来重塑全球的组织机构。她说：“我希望自己与基督的关系能更进一步，以便以一种更加直接的方式来影响政策。”
部分由于受到教师工会站在民主党一边的刺激，家学教育运动与保守主义运动之间的关系近年来进一步加深了。国会山那些家学教育最忠实的倡导者都是基督教保守派。参议员里克·桑托勒姆就对自己的孩子进行家庭教育（或至少是他的妻子在进行）。另一位家庭学校的成员，来自科罗拉多州的玛里琳·马斯格拉夫（Marilyn Musgrove）提出一项议案，要求澄清接受家学教育的孩子获得资助和奖学金的所有法律上的混淆之处。担任过里根政府教育部长的比尔·贝内特甚至冒险提出“把所有的公立教育都转包给家学教育者”。在2000年的竞选期间，小布什说：“在得克萨斯州，我们不仅把家学看作需要尊重的事情，还把它看作需要保护的事情。尊重充满爱心的父母们付出的精力和承担的义务，保护他们免受政府的干预。”作为总统，他好几次在白宫接待接受家学教育的孩子们。
就像“自由公园”和“关注家庭”一样，不乏证据表明帕特里克·亨利学院与更广泛的保守主义运动之间的联系。学校存有小布什和迪克·切尼的签名照片，还有小布什和妻子劳拉共同签名的圣诞卡。学校的新闻官伊恩·斯莱特（Ian Slatter）过去曾为《旗帜周刊》工作。教务长保罗·博尼切利（Paul Bonicelli）展示了一本《国民评论》的封面，封面上有一行标语——“每个自由派最喜欢的魔鬼”，标语下面是戴着魔鬼双角的约翰·阿什克罗夫特，而这幅画的签名是魔鬼（阿什克罗夫特）本人。（阿什克罗夫特的妻子是帕特里克·亨利学院校董会成员。）帕特里克·亨利学院的学生会以怎样的方式去投票，不存在任何疑虑。家学合法权捍卫协会估计，接受家学教育的孩子，比其他同龄学生在政治上更积极：在18岁到24岁年龄段，接受家学教育者在选举中的投票率是74%，而其他同龄人的投票率只有29%。家学教育者也更有可能为政治竞选出力，并为候选人效劳。
右派的大阴谋？
希拉里·克林顿谈论右派大阴谋有道理吗？关注一下保守主义运动的智力和膂力，我们就会发现她的话是对的——但并不是以她所指的那种方式。
右派当然不是一支有凝聚力的大军。如果说小布什是一位偶然上台的总统，那么聚集在他旗帜下的那支大军，也是一个有点偶然的联盟。罗夫“将军”不得不尽全力确保大部分军队上战场。在迫害克林顿夫妇和向奥萨马·本·拉登大声咆哮的问题上，右派很高兴地聚集到了一起，但它的成员在许多其他问题上目标不一。只是希望政府让他们自己做主的反制政府类型的右派，同希望政府介入人们生活最私密方面的上帝的代言人，他们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呢？有些右派成员是嬉皮士，他们对大麻和轻武器的喜爱令人印象深刻。其他的右派则是令人害怕的卫道士，他们厌恶任何具有20世纪60年代特点的东西。还有许多人则难以描述。希拉里指称的大阴谋的中心人物是理查德·梅隆·斯凯夫，他支持堕胎权，并且认为应该限制移民和贸易。 [7] 而这还没有涉及个人恩怨——麦凯恩与布什、克里斯托尔与诺奎斯特，等等。许多评论家预期，由于内部的种种突出的矛盾，右派在未来几年就会解体。
然而，右派比这种逻辑推理要有凝聚力得多。部分原因在于人事问题，同样的名字在右派的世界里反复出现。美国保守派联盟理事会的成员包括“为了税改的美国人”的格罗弗·诺奎斯特、美国步枪协会的韦恩·拉皮埃尔、领袖研究所的莫顿·布莱克韦尔（Morton Blackwell）以及“自由公园”的艾伦·戈特利布。拉尔夫·里德、卡尔·罗夫、李·阿特沃特、特里·多兰和格罗弗·诺奎斯特，所有这些人都与“大学共和党人”有政治瓜葛。就像在“自由公园”里见到的那样，这种交织状态在地方层面继续存在。伟大的澳大利亚漫画家戴维·洛（David Low）曾经说，当他第一次来到英国的时候，他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英国步兵在中国，分不清自己是100次看见了同一个中国人，还是一次看见了100个中国人。 [8] 在全国保守主义政治行动委员会大会上的那些年轻人，也可以作如是观。
另外一个证明右派凝聚力的证据是这些组织能够顺畅地携手工作，这一点令人印象深刻。在1999年西雅图的反全球化骚乱中，抗议者夸耀他们利用互联网开辟了一种新的政治技巧的——通过无数的小型组织“群起攻击”对手。右派这样做已有多年了。他们通过直邮、免费传真、电台脱口秀和现在的电子邮件等方式，来攻击或支持立法。希拉里·克林顿和科罗拉多州的马西·莫里森都遭到了无情的攻击。
有人发现，有一种更深厚的意识形态基础使“右派美国”结合在一起。希拉里·克林顿坚持认为那种结合力是对进步的仇视：“我相信，有一个由团体和个人组成的交织在一起的网络，这些网络中的团体和个人，希望逆转我国已经取得的许多进步——从民权和女权到消费者法规和环境法规。” [9] 而格罗弗·诺奎斯特则喜欢把共和党联盟称为一个“别干涉我们联盟”。他认为，工商企业不喜欢政府的税收和管制，而基督徒则不喜欢政府对学校的管制。既然如此，他们并肩行进难道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吗？
诺奎斯特和克林顿这样的理论家不断回到意识形态上来，一点也不令人吃惊。但是这种说法站不住脚。难道约翰·阿什克罗夫特是“别干涉我们”类型的人吗？使右派结合在一起的是比意识形态更重要的东西——文化。从社会学意义上讲，这个联盟比人们想象的要更有凝聚力。例如，福音派基督徒拥有枪支的现象远比大学教授普遍。差不多有一半的小企业主认为自己是再生的基督徒。 [10] 反税收的提倡者和基督教联盟的成员是脱口秀节目最热心的听众。回溯到20世纪60年代，城市犹太知识分子与南方的卫道士之间几乎不存在什么共同之处。虽然他们依然同床异梦，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已经发现了共同的话题：家庭解体的悲剧、亚西尔·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和希拉里·克林顿的罪恶。
“文化”听起来有点模糊，但它在帕特里克·亨利学院和“自由公园”则一目了然。在选举中，文化是至关重要的。美国右派依靠的，是使志同道合者围绕这样或那样受责难的问题而团结起来。这些问题有时候含糊不清，有时候则愚蠢透顶，但最终都归结为一个更大的问题：“你是我们中的一员，还是他们中的一员？”例如，我们可以看看2002年佐治亚州的选举情况。共和党在该州取得了一个参议员席位，这使得温和派民主党人马克斯·克莱兰（Max Cleland）（他在越南战争中失去双腿和右臂）失去了联邦参议员席位，专家本以为他笃定可以保有他的席位。共和党还设法把看起来更可靠的民主党州长罗伊·巴恩斯（Roy Barnes）拉下了马，有许多人开始还把他看成一块总统的料。在这两起事件中，共和党都是用没什么名气的本州人来取代他们两位的——取代巴恩斯的是州参议员桑尼·珀杜（Sonny Perdue），他不像巴恩斯那样有钱，但现在却是1872年以来共和党在该州的首位州长；取代克莱兰的是该州的联邦众议员萨克斯比·钱布利斯（Saxby Chambliss）。在两起事件中，共和党人的攻击更多是同文化有关，而非同表明立场的意见书有关。
拉尔夫·里德通过指责克莱兰阻碍新的国家安全法案，而集中在安全问题上批驳克莱兰，其程度有时候很残忍。钱布利斯的竞选有一则广告，上面是奥萨马·本·拉登、萨达姆·侯赛因和马克斯·克莱兰的照片，广告上说，“克莱兰对小布什总统为国家安全所做的努力投了11次反对票”。而主要理由则更微妙——更多地是关乎价值问题而非选票问题。里德一方的人认为，“克莱兰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但悲哀的是，他不‘明白’这个国家所面临的危险——钱布利斯则不一样，他是众议院恐怖主义委员会的主席”。小布什来到佐治亚州使人明白这一点，而南方的保守派白人则勉强接受了这种观点。
至于巴恩斯州长，共和党人则集中在关乎文化的问题上——旗帜。在黑人民主党人的压力下，巴恩斯重新设计了州旗，上面保留的邦联十字战旗的版本要比以前小得多了。大多数佐治亚人对这一妥协很满意，曾有人说该州的美国有色人种协会要抵制它，但农村白人对此并不满意。“邦联老兵之子”（the Sons of Confederate Veterans）把邦联旗帜看作是他们遗产的一部分。汽车保险杆上张贴的广告有一则是这样写的：“如果我认为一切该是这样，我就去摘我那该死的棉花了。”里德使尽浑身解数动员乡村白人去投票——选区被组织起来了，美国步枪协会被动员起来了，福音派教会被鼓动起来了。在一个大雨纷飞的选举日，志愿者们站在十字路口，手举有邦联旗帜的标牌，敦促邻居们“脚踢巴恩斯”。相反，民主党并没有拉到黑人的选票。巴恩斯在地面战中倒下了。
这是右派的阴谋在起作用吗？右派当然是高度组织化的，但最后并不是因为罗夫将军在白宫发号施令，而是有某种更加根本的东西，它使得保守派深思他们为何痛恨另一方。
[1] Adam Liptak，“Defendants Fighting Gun Charges Cite New View Of Second Amendment，”New York Times ，July 23，2002．
[2] 参见www.pbs.org/wgbh/pages/frontline/shows/choice2000/bush/wead.html。
[3] 参见http://family.org/fmedia/misc/aoo27564.cfm。
[4] 参见http://family.org/cforum/extras/aoo27493.cfm。
[5] Joan Didion，“Mr．Bush and the Divine，”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November 6，2003．
[6] Kimberly Conger and John Green，“Spreading Out and Digging in：Conservatives and State Republican Parties，”Campaigns and Elections ，February 2002．
[7] Robert Kaiser and Ira Chinoy，“The Right' s Founding Father：Fighting a War of Ideas，”Washington Post ，May 2，1999．
[8] David Low，Low ' s Autobiography （London：M．Joseph，1956），p．120．
[9] Hillary Rodham Clinton，Living History （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03），p．446．
[10] Dan Balz and Ronald Brownstein，Storming the Gates：Protest Politics and the Republican Revival （Boston：Little，Brown，1996），p．163．
(1) 美国的国旗颜色是由这三色组成的。——译者注
(2) 穆米亚·阿布·贾迈尔（Mumia Abu Jamal），新闻记者，曾是美国黑豹党党员，被捕时是美国全国黑人记者协会主席。1981年11月9日被警察枪击后被捕，1982年以谋杀警察为名被判死刑。很多人认为对贾迈尔的审判过程不公正，他被判死刑的真正原因是他积极反对警察暴力、保卫工人权利。1995年宾夕法尼亚州州长所下的执行死刑的法令在上万人示威反对的情况下被迫取消。当年审判时的起诉方证人维罗尼卡·琼斯现在承认，她当时是在警察的威胁和引诱下提供证词的。有关组织要求宾夕法尼亚州法院重新审理该案。目前贾迈尔仍是死刑待决犯。——译者注
(3) 美国电影《致命赌徒》（The Grifters ），1990年拍摄完成，导演是斯蒂芬·弗里尔斯（Stephen Frears）。影片讲述了约翰·丘萨克（John Cusack）与其母亲女友三人联手布下骗局行骗，却又尔虞我诈的故事。——译者注
(4) 此处内务部是暗讽克林顿的家庭矛盾，并不是指美国政府的内务部。——译者注
(5) 指得克萨斯州的帕里斯（Paris），其英文拼写与“巴黎”一致。——译者注
(6) “防阻碍议程”（filibuster-proof）：在美国国会，如参议院，议员为阻止某项议案的通过而采取阻碍议程的战术，为防止这一战术，参议院规定，防阻碍议程的门槛要达到2/3的议员，即67票（1917~1975年）。1975年后，这一门槛降低到3/5，即60票。——译者注
(7) 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的具体内容为：纪律良好的民兵队伍对于一个自由国家的安全实属必要，故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予以侵犯。——译者注
(8) 第五修正案规定，无论何人，除非根据大陪审团的报告或起诉，不得受判处死罪或其他不名誉罪行之审判，在陆海军中或发生在战时或出现公共危险时服现役的民兵中的案件不在此限。任何人不得因同一罪行而两次遭受生命或身体的危害；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证其罪；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财产。不给予公平赔偿，私有财产不得充作公用。——译者注
(9) “避孕套布什”是众议院同僚给老布什总统起的绰号，因为他是计划生育的大力提倡者。参见本书第一章“老布什南下得克萨斯州”一节中的内容。——译者注
(10) 1991年，明尼苏达州的教育人士有感于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江河日下，推动成立了特许学校。这种学校的经费来源是政府的教育经费，但经营却独立于地方教育管理机构的教育业者。这些试图寻求在公立学校体系之外来提高中小学教育质量的人士声称，公资私营学校可以更有效地使用公共资源，更能及时反映学生家长的要求。他们的创举得到了一些教育工作者的回应。10年之内，全美共创立了2400多所这样的学校。——译者注
(11) 美国最大的超级百货公司。——译者注
(12) 扎染布工艺一般是在公立学校中教授的。——译者注
谢选骏指出：人说——据称威灵顿公爵在滑铁卢战役之前检阅军队的时候曾经这样说过：“我不知道这些战士会对敌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但是，上帝做证，他们使我感到害怕。”如果小布什去参加了2003年的“保守主义政治行动会议”（Conservative Political Action Conference），那么他也可能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我看——不知斯大林、墨索里尼、希特勒、毛泽东检阅他们手下的群众时，心里作何感想？难怪他们都天天失眠，夜夜盘算着如何整人。
【第八章 非友即敌：右派与反恐战争】
在2000年3月的费城共和党全国大会上总统候选人所做的提名演讲中，小布什集中谈了一个注定会让听众高兴的主题：对克林顿政府的不满。小布什认为，他们许诺多多，但目的何在呢？ [1]
2001年9月10日，人们可能对小布什政府也会有同样的评说。小布什政府登场伊始肯定超过了人们的期望。在那些光彩夺目的日子里，减税法案和教育法案都得以通过。但是，人们对小布什政府的不满却与日俱增，在知识分子和基层战士中间尤其如此。小布什的议程，现在似乎萎缩到了只是下令人们要与邻为善（“充满同情的社区”），并逃避难以做出决定的干细胞研究问题。作为他最重要思想之一的充满同情心的保守主义已经失败了。保守派开始求助于各届共和党政府典型的最后防线战略——仅仅因为自己的存在、仅仅因为自己不属于另一方，小布什正在阻挡这个自由主义国家无情的前进步伐。由于吉姆·杰福兹的背叛，共和党已经失去了对参议院的控制。人们为2002年的中期选举感到担心。
人们也在为小布什担心。小布什超乎许多人的期待，但即使是右派，也很少有人用“伟大”来描述他。9月11日上午，他正在做一个不成气候的总统的经典消遣之一——在佛罗里达州的一间教室里向四年级学生念课本。恐怖袭击发生后不久，他显得完全不能胜任总统的职责，说话结结巴巴很不流畅，要是换成罗纳德·里根和比尔·克林顿，他们的讲话肯定会很果敢。过了很久，小布什才回到白宫，而他的团队则为他编了一个蹩脚的故事：空军一号受到直接威胁。《纽约时报》的弗兰克·布鲁尼（Frank Bruni）撰写的有关小布什的那本书，总的来说用的是一种同情的语调，他在书中表达了对小布什的疑虑：
在许多方面，我所知道的小布什似乎不是一块应对危机的材料。我所知道的小布什有点像个街头混混，又有点像个失败者。他是个不合时宜的兄弟会伙伴和随心所欲的恶作剧者；他是个在工作日狂玩体育休闲而周末却成了貉獭的人；他是个成年人，但内心却是个孩子，这种孩子气不时从他的内心深处向外流溢。 [2]
然而数日之内，总统本人的形象和他的总统职务就得以改观。这头周末貉獭获得了真正的毅力和决心。他不仅继承了古巴导弹危机以来美国所面临的无比严峻的巨大挑战，而且等到了他成为总统后渴望许久的目的。
“9·11”事件对总统的国内政策当然产生了影响：它改变了有关移民、税收和许许多多问题争论的本质。不过最大的变化出现在外交政策领域。在2000年于北卡罗来纳州的温斯顿塞勒姆（Winston-Salem）进行的第二场总统竞选辩论中，小布什曾经警告道：“如果我们的国家傲慢无礼，他们就会仇视我们；如果我们的国家谦卑而强大，他们就会欢迎我们。”4年后，他说起话来已经像是一位“帝国的总统”了——政权更迭、放弃盟友、宣布先发制人的激进新理论。有些尖锐的做法是不可避免的：巨人之国流血了，它需要复仇。比尔·克林顿对朋友说，如果他是总统，他会把塔利班从阿富汗清除掉。但小布什走得比这远得多。小布什对“9·11”事件的反应确实并不适度，那是一种极端野心勃勃的激进反应，尤其是一种新保守主义的特别反应。
一年三变
现在人们普遍认为，美国拥有一种新保守主义的外交政策。其实在“9·11”事件之前，新保守派还是小布什团队中职位较低的成员。2001年，小布什政府里只有大约20位新保守派成员，其中级别最高的是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小布什政府中其他著名的新保守派成员包括：国防部第三号人物道格拉斯·费思（Douglas Feith）、迪克·切尼的办公室主任和沃尔福威茨的门生刘易斯·“水上帆船”·利比（Lewis“Scooter”Libby）和副国务卿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他虽然对军备控制完全持怀疑态度，但却被安排在国务院负责军备控制事务。吉姆·伍尔西（Jim Woolsey）、理查德·珀尔、肯·阿德尔曼（Ken Adelman）也都在拉姆斯菲尔德的国防部政策委员会谋得职务，但该委员会还有其他方面的好几十位成员。新保守派成员既不像迪克·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具有首席执行官与官僚的双重身份，也不像卡伦·休斯和卡尔·罗夫是得克萨斯州集团的成员。他们通常是一起聚会的犹太人，这种聚会传统上对非犹太人是一道壁垒。这一类由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构成的新保守派是从名校毕业的研究生，在智库、学术界和知识性杂志中历练过，并且长时间彼此意见不一。他们并不是小布什天然的同志，因为这位总统通过心灵而非智慧来判断人。
引人注目的是，在2000年的共和党初选中，包括《旗帜周刊》的比尔·克里斯托尔在内的许多著名的新保守派，支持的是麦凯恩而非小布什。在他们看来，虽然麦凯恩并不尽善尽美，例如不想在贸易上制裁中国，但是他宣扬的却是一种标榜着伟大国家的保守主义，他把“流氓国家”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看得非常严重。 [3] 老布什在萨达姆·侯赛因被摧毁之前就使第一次海湾战争流产了，克里斯托尔及其盟友担心，小布什会像他父亲那样，迫使以色列参与到奥斯陆的和平进程中，使用众多像科林·鲍威尔、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詹姆斯·贝克这样的共和党现实主义官员。据称贝克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去他的犹太人，反正他们也不会投我们的票。”
在选举期间，小布什与共和党的现实主义集团站在一起，称赞“谦卑而强大的”外交政策，并且批评新保守主义哲学的一个核心原则——干预巴尔干这样的麻烦地区。由于小布什的外交事务知识贫乏，因而使人抱有期待——考虑到他的家世，他国外旅行过的次数可说是出奇的少；他竟然把希腊人当作是古希腊人，并且没能通过一次被公认为很巧妙的临时测试。小布什叫不出巴基斯坦统治者的名字，为了挽回颜面，他问采访记者知不知道墨西哥外交部长的名字。记者回答道：“先生，我不知道。但是我可不是在竞选美国总统。” [4]
沃尔福威茨是小布什外交团队早期的“祝融星”（Vulcan） (1) 之一，是小布什外交团队的候选人，但小布什最重要的外交事务导师则是康多莉扎·赖斯——她与小布什在体育、锻炼和宗教上有共同的兴趣。赖斯主要关注的是大国，尤其是她最熟悉的俄罗斯。她对国家重建不以为然，蔑视“用第82空降师护送孩子上幼儿园”的想法。 [5] 就连大概最有权势的新保守派支持者迪克·切尼，在各种重大问题上也与新保守派想法不同。作为老布什总统手下的国防部长，他在1991年支持让萨达姆继续待在位置上的决定，而这一决定被新保守派认为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他公开发表对以色列及其定居点政策的不满，也不像克里斯托尔等人希望美国干预巴尔干地区。
新保守派在五角大楼和国务院的影响力甚至还不及在白宫那样大。军队人员把新保守派看作是最差劲的干预军队事务的平民：他们是一群纤弱的知识分子，自己从来没有上过战场（大多数人逃避越南战争时比小布什跑得都快），可是却要把美国军队派到世界各地去作战。在国务院，职业外交官厌恶新保守派非黑即白的世界观，他们喜欢使用攻击性的言辞。国务院的新老板是科林·鲍威尔——共和党里非常靠左的成员——他支持平权法案、国际机构和军队的谨慎行事，这些都是新保守派讨厌的东西。
克林顿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前成员，现供职于布鲁金斯学会的伊沃·达尔德（Ivo Daalder），将小布什周围争相对他施加影响的人分为三类：新保守派这样的“民主帝国主义者”，鲍威尔这样的“鸽派实用主义者”，以及切尼、拉姆斯菲尔德和赖斯这样的“果敢的民族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与新保守派在美国应该更加积极地照顾好自己的利益这一点上观点一致，但他们对国家重建和传播民主之类的问题不感兴趣。 [6] “9·11”事件发生前，新保守派还是这三股势力中最弱的一股。果敢的民族主义者确保小布什的外交政策具有强硬的保守主义锋芒，这非常不招欧洲人的喜欢。《反弹道导弹条约》（the Anti-Ballistic Missile Treaty ）和《京都议定书》被轻率地废弃了。美国到处展示它的力量（这使人又想起“别惹得克萨斯州”这句话），但通常强调的是不接触，而非政权更迭。由于科林·鲍威尔赢得了许多外交斗争的胜利——包括在伊拉克问题上，美国同意加入联合国安理会新一轮“聪明”的制裁——美国的那种得克萨斯式的语气，听起来才不那么刺耳。
这种平衡似乎适合小布什。如果有机会能轻而易举地解决萨达姆·侯赛因，他当然会抓住（保罗·奥尼尔称，小布什就职才10天就讨论过这一想法）， [7] 并且他从一开始就对多边组织和法国人不抱信任。小布什像保守主义美国的大多数人一样，认为中东是动乱之源，并且视国家重建为愚蠢的做法。至于恐怖主义，大西洋两岸的间谍都坚持认为，克林顿政府的立场并没有真正改变——本·拉登是个危险，但并不迫在眉睫。小布什的重点是国内政策。他绝对不希望重犯父亲犯过的错误——过多地纠缠于国外事务。在2001年初的一次电视访谈中，迪克·切尼被问及新保守派时回答道：“哦，他们得去卖杂志，而我们得进行统治。” [8]
“9·11”事件发生后，许多外交政策观察家预计，小布什将坚持过分自信的民族主义。美国将对作恶者发泄满腔的怒火，但反恐战争的规模可能有限。鲍威尔冷静地压下了沃尔福威茨的声音，在“9·11”事件发生3天后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沃尔福威茨宣称，美国要“终结那些发起恐怖主义的国家”。鲍威尔告诉记者，沃尔福威茨可以发表个人的观点，但美国的目标是终止恐怖主义，除此别无其他目标。 [9] 事实上，接下来的两年证明沃尔福威茨是对的。
新保守派阴谋集团
到2003年4月，新保守派的议程已经是小布什议程中的核心内容了。两年前还只是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一堆空话，现在却已经变成了喀布尔和巴格达街头的现实。萨达姆和塔利班都遭废黜了，叙利亚和伊朗被列在了观察名单中，亚西尔·阿拉法特被晾在了一边。新保守派欢呼“胆识、成功和革命的实质”。可以同杜鲁门主义相媲美的“布什主义”已经开始了。 [10] 2002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显地规定了先发制人政策，并且号召“在所有的大陆鼓励自由开放的社会”。在伊拉克问题的争论中，小布什最终决定不理睬新保守派厌恶的两个对象——联合国和老欧洲。如果不是小布什热衷于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那么第17街1150号真的是要快乐无边了。
这场革命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第一种但却最不能令人信服的解释来自左派（尤其是欧洲的左派）——一位软弱总统的外交政策被无情的阴谋集团绑架了。第二种解释是新保守派自己的，即认为自己的崛起合乎逻辑——他们预见到了一个恐怖主义世界的出现，并且知道怎样对付它。但就我们而言，我们认为第三个因素最为重要：“9·11”事件以后，无论好坏，新保守派的信念都深深地触动了右派美国其他人的心弦。新保守派的外交政策随即成为保守主义的外交政策。
我们还是先来谈谈第一种解释理论，即某种程度上新保守派在白宫发动了一场政变。这种观点认为，一个组织出众、冷酷无情的小集团，多年来一直梦想在中东进行政权更迭。他们抓住“9·11”事件的机会，将美国的外交政策推向新的激进方向。2003年3月18日，英国前内阁成员乔普林爵士（Lord Jopling）对下议院说：“新保守派控制了五角大楼，并且似乎也顺利地捆住了总统的手脚。”雪莉·威廉斯（Baroness Shirley Williams）男爵夫人［她那时嫁给了著名的哈佛大学政治学家、现在已故的理查德·诺伊施塔特（Richard Neustadt）］也告诉上议院，小布什政府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到了我只能描述为基督教极端主义和犹太极端主义力量的驱动，这种驱动力几乎像伊斯兰激进组织一样强大” [11] 。一位法国议员引用法国外交部长多米尼克·德维尔潘（Dominique de Villepin）的话说：“美国政府的鹰派受到沙龙的操控。” [12] 英国小说家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e）提到，一个新保守派的小集团在华盛顿夺权了，并且“将人权标准降低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他还自比为写日记的犹太小女孩维克托·克莱珀勒（Victor Klemperer）——她在德累斯顿阁楼中躲避纳粹的搜捕，等待好的德国人回来。他说：“我在等待真正的美国人回来。” [13]
在美国，帕特·布坎南创办了一份名为《美国保守派》（American Conservative ）的杂志，并公开自己的观点：新保守派既绑架了保守主义运动，又绑架了美国的外交政策。他坚持认为他们的目标完全与美国保守主义最好的传统相反——要把一个共和国变成一个帝国，使美国的利益屈从于以色列的利益。迈克尔·林德在1991年至1993年期间，是《国家利益》的执行编辑，他把自己描述为改革的新保守派，他以更细致的笔触写道：“新保守派利用了小布什的无知和缺乏经验……［小布什］似乎真的相信萨达姆·侯赛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胁迫在眉睫——尽管新保守派公开这样说，但他们却不会聪明到相信自己所说的这些话。” [14]
这种说法有其真实性吗？新保守派政变理论和所有最高明的阴谋理论一样，也包含了一些真实的成分，但把这些成分搅在一起，得到的却是一幅使人误解的图画。该理论的第一点真实成分是，新保守派是一个特点鲜明的小集团，他们有着类似的信仰和生活方式。沃尔福威茨是著名的学者，费思、利比和博尔顿都是律师。他们在相同的智库（其中最喜欢的是美国企业研究所）工作，为同样的杂志（尤其是《旗帜周刊》）撰文。通常，他们不仅强力支持以色列，还强力支持色列强硬派本杰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和阿里尔·沙龙的利库德党。1996年，珀尔与费思和戴维·乌姆瑟尔（David Wurmser）一道，帮助利库德集团的一个智库撰写了一份名为《背水一战》（A Clean Break ）的报告，建议以色列为了自己的安全采取先发制人的办法，例如“让萨达姆·侯赛因下台”“遏制叙利亚”以及让阿拉法特靠边站。 [15]
然后是他们所有的社会联系。研究新保守派，就像研究英国的布鲁姆斯伯里学派（Bloomsbury） (2) ，或者任何其他上流社会的文人派别一样。他们每个人似乎都是在一起上的学，比邻而居，属于相同的俱乐部，一起撰写论文或者互相之间有某种关系。的确，据我们最可靠的了解，新保守派较少像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和她的密友那样，不分男女睡在一起，但却可以男女在一起玩室内游戏，以保持社会联系。如果同沃尔福威茨交往，你就会发现，沃尔福威茨、珀尔、伍尔西都成了你的朋友，他们都居住在马里兰州的切维蔡斯市（Chevy Chase），而且都是核理论家艾伯特·沃尔斯泰特（Albert Wohlstetter）的门徒［据说沃尔斯泰特是电影《奇爱博士》（Dr．Strangelove ） (3) 中的主人公原型］。如果同负责小布什中东事务的核心人物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交往，你就会发现，他是诺曼·波德霍雷茨的女婿，并且和珀尔、安全政策中心的弗兰克·加夫尼一道，为强硬派民主党参议员亨利·“铁铲”·杰克逊（Henry“Scoop”Jackson）效力。 [16] 你也可以通过副总统夫人林恩·切尼（Lynne Cheney）在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工作，以及切尼夫妇与阿德尔曼夫妇在一起庆祝结婚周年日这个事实，把切尼夫妇同那群人联系到一起来。 [17] 很简单，有足够多的东西，供那些认为存在阴谋的理论家遐想多年。
目前的这一代新保守派，是20世纪60年代幻想破灭的民主党人知识上的后裔（其中许多还是血缘上的），那批民主党人发起了新保守主义运动，但这两者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别。几乎没有哪一个年青一代的新保守派在民主党中有根基（尽管珀尔喜欢对人们说，他是一个登记注册的民主党人），而上一代新保守派则不然。年青一代新保守派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在常春藤盟校受过良好教育、具有良好教养的毕业生。第一代新保守派把自己看作是半个保守派，而年青一代的新保守派把自己看作是超级保守派，并且坚持认为他们的党不应为权宜之计所驱动，而应把原则当作前进的动力。
这就把我们引入另一个真相：新保守派确实是一个带着使命感的阴谋集团。在国内，他们要改革福利并取消平权法案。在国外，他们的目标可以归为两个：第一，以一种更加单边主义的方式，果断地使用美国的权力，消除多边式的实用主义纠缠（在他们看来，这种纠缠软弱无力）；第二，重画世界地图，推广自由和民主——尤其是在中东。年轻的沃尔福威茨在卡特政府任职时撰写过一份关于要警惕伊拉克的报告。1992年，作为负责政策的国防部副部长，他撰写了另一份关于先发制人和增加美国军事优势的报告。这份报告被认为太过激进，以至于他的老板迪克·切尼下令他重写。在2001年9月15日恐怖袭击后的第一次战略会议上，沃尔福威茨又回来了，他坚持认为伊拉克应该作为目标同阿富汗一起考虑，并说萨达姆·侯赛因有10%到50%的可能性参与了恐怖袭击（两天后，小布什同意让五角大楼的计划人员关注伊拉克，但是说“政府的重中之重”将在阿富汗）。 [18]
如何看待对新保守派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指责呢？人们再次发现，批评家这样的批评是有道理的。新保守派非常成功地抢过了保守派的风头。在美国企业研究所、赫德森研究所和曼哈顿研究所，他们都掌握了话语权。他们负责数个最重要的保守派基金会，其中包括林德与哈里·布拉德利基金会和约翰·M．奥林基金会。他们得到两位媒体大王康拉德·布莱克（Conrad Black）和鲁珀特·默多克的财政支持。《旗帜周刊》和《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 ）［诺曼·波德霍雷茨之子约翰·波德霍雷茨（John Podhoretz），是该报著名的专栏作家］都是默多克新闻集团旗下的媒体。在康拉德·布莱克的媒体帝国崩溃之前，他为《国家利益》杂志和《纽约太阳报》（New York Sun ）两家媒体出资。著名的新保守派定期在《华尔街日报》的社论专版上发表特稿，如马克斯·布特（他在成为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奥林研究员之前，曾是该版的副编辑）。
新保守派也是华盛顿权力政治极为成功的实践者。许多人进入权力的圈子已经有几十年了。自尼克松时代以来，除了克林顿，沃尔福威茨为每一位美国总统都效力过，如果连自己身在何处都不知道，他很难想得出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处境。比尔·克里斯托尔在老布什政府中担任一个相当滑稽可笑的职务——丹·奎尔的办公室主任——从而得到了表达右派对老布什中间道路政策不满的平台。不过，就官僚的技巧而言，没有人能比得过理查德·珀尔。
珀尔聪明、彬彬有礼、很逗人乐（如果你同他是一边的），善于引导记者和其他的政治家。20世纪70年代为“铁铲”·杰克逊效力的时候，《华盛顿邮报》为他写了一篇3700字的人物素描，对于一个参谋人员来说，这是特别高的褒奖。在里根时期，当1986年吉普 (4) 与戈尔巴乔夫（Gorbachev）在雷克雅未克讨论军备控制的时候，“黑暗王子”珀尔是国防部参加会谈的唯一代表。不久之后，兰登书屋（Random House）付给他30万美元，撰写政治小说《强硬路线》（Hard Line ），他在该书的一段中解释了为什么幕后运作在华盛顿能够积累多么大的权力：“知识就是权力。你知道得越多，你就越能够利用你所知道的东西来扩张你的帝国，或者推动你的政治议程，或者两者兼顾。”小布什当政时，珀尔就占据了这样一个介于政府与私人生活之间的幕后地带。作为国防政策委员会的主席（他担任这一职务一直到2003年，后在利益冲突的争吵中被迫辞职，但依然是该委员会的成员），他属于政府但却身处政府之外。这使他得到了所需的自由，来清除拉姆斯菲尔德和沃尔福威茨等负责的政客会去追踪的蛛丝马迹。他受到过为数不多的几次严格管束，有一次是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9个月，他接受了一次有关后冲突时期伊拉克的组织结构的访谈，那时候他是在法国自己家中的花园里接受采访的，当时白宫闷热得不行。
没有谁比珀尔更能够使欧洲的外交官感到焦躁不安。他的专长就是向自由派介绍美国外交政策中最令人担心的方面，好像这些都是得到普遍承认的事实。2002年小布什发表国情咨文的前夜，他在一个有许多欧洲人在场的记者吹风会上说，小布什已经放弃了克林顿有关“全球主义”的失败思想，转而赞成令人钦佩的“大西部民访团原则”。珀尔对《世界报》和德国电视台满怀恐惧的听众解释道，美国的工作就是要召集盟友、经受考验并逮住那些坏蛋。伊拉克战争以后，他是首先承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只不过是宣战理由（真实目的是政权更迭）的人之一，他还喜欢对他的欧洲朋友说，美国的外交政策可以归纳为一句话：“下一个轮到谁？”
一位独立的总统
由此观之，新保守派不仅聪明、足智多谋，而且目标明确。但这些都不能证明绑架的指控成立。新保守派最终是听命于总统的。他们可以提出聪明的建议，但并不能做最后的决策。许多小布什的批评者，尤其在欧洲，坚信他是一个昏庸的小丑，以至于他们总是关注他的智力——要么来自卡尔·罗夫的头脑，要么来自副总统办公室，要么来自新保守派阴谋集团。但真相却相当平淡无奇。
小布什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一直在利用他人和各种思想来解决具体问题。他在2000年的总统竞选中说：“我可能无法准确告诉你东帝汶的局势，但是我可以请教康迪·赖斯、保罗·沃尔福威茨或者迪克·切尼。我会请教那些有经验的人。” [19] 小布什得心应手地使一个战略被分头执行——他似乎很乐意让国防部来实施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然而他确信，大的决策只能由他一个人来做，就连迪克·切尼，也在2002年8月嘲笑美国在联合国寻求另一份决议案的想法时，发现自己为此付出了代价。进而言之，小布什总是不愿意使自己卷入某一特定的小集团或受制于某种特定的想法。他个人在充满同情心的保守主义上投入很多，这既是接近他心灵的主题，也是他在2000年竞选时的核心主题。但是，当约翰·迪伊乌里奥那个“基于宗教信仰”的计划显得不再切合实际时，一位白宫内部人士所称的“充满同情心那事儿”被悄悄搁置了。
一种颇具争议的观点认为，小布什与新保守派之间的关系最好用商业术语来思考。如果一位首席执行官认为某一伙雇员成功解决了某一具体的危机，这并不意味着他就要让他们进董事会。在小布什政府的“董事会”里，成熟的民主－帝国主义模式并不包括任何新保守派，只有沃尔福威茨是个例外，但他只不过是五角大楼的二号人物。
关注一下小布什政府的许多据称由新保守派在幕后操纵的政策，人们会发现，这些政策还有其他动机。例如，2002年小布什要求清除掉亚西尔·阿拉法特，许多欧洲人怀疑，是新保守派在幕后操纵以帮助利库德党，毕竟，阿拉法特是人民承认并选举出来的领导人。事实上，小布什这一政策的理由，似乎既是出于实际情况和个人因素的考虑，也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阿拉法特在从伊朗装运炸药一事上撒了谎，把信任看得非常严肃的小布什总统对此感到十分愤怒。他在白宫记者招待晚宴上对共进晚餐的人说：“你不能同那个家伙制定和平协定。他欺骗了克林顿总统。” [20] 一旦巴勒斯坦人把阿拉法特晾在一边，而将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推为总理，小布什就重新回到了和平进程上，并且迫使以色列人参加2003年7月在沙姆沙伊赫（Sharm el-Sheik）举行的和平首脑会议。尽管那一努力失败了，但他坚持认为巴勒斯坦人应该拥有一个能够生息的国家，2004年阿拉法特去世后，他加倍努力。大多数新保守派的梦想是将巴勒斯坦人赶到约旦，并且把路线图看作是可恨的奥斯陆和平进程“令人遗憾的复活”，而小布什的中东政策仍然与新保守派的剧本有一定的距离。 [21] 他们受到国务院的平衡，而国务院对以色列的立场又因为托尼·布莱尔的影响而得到加强。
当然，这种平衡依然使小布什的中东政策严重地偏向以色列——事实上是偏向阿里尔·沙龙这样的强硬路线派。但新保守派同样不应为此承担责任。对以色列给予强力支持的不仅仅是新保守派。美国——尤其是保守主义的美国——也坚定地支持以色列，“9·11”事件后，支持还进一步加强了。2002年4月，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共和党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支持分别是68%和8%，包括大部分犹太选民在内的民主党对二者的支持，则分别是45%和21%。小布什的新保守派演讲撰稿人戴维·弗鲁姆引用小布什对卡尔·罗夫的提问：“您认为我们的人民是怎样看待以巴冲突的？”罗夫回答：“他们认为那是你们反恐战争的一部分。” [22]
这进一步印证了我们的观点。“9·11”事件发生后，小布什的政策不再只是新保守派的政策了。它们已经成为了保守派的政策——那是在整个右派美国都引起共鸣的政策。谁反对伊拉克战争呢？当然不是科林·鲍威尔，他走在政府政策的最前列。被认为是超道德的权力政治大师的亨利·基辛格也坚定地支持白宫的政策。美国新保守派的外交政策根本不是一个转变的问题，更不用说被绑架了。此外，保守派联盟中那部分举止古怪的人的观点突然间也与整个运动相吻合了。新保守派完全不像只是在夜幕下活动的阴谋分子，而是公开地说出了许许多多保守派私下里的所思所想。“9·11”事件发生后，新保守派的解决方案似乎就是美国的解决方案——至少对保守派来说是如此。
新保守主义中的右派
新保守派的世界观有三个组成部分。首先是悲观的诊断，然后是两个激进的解决办法：其一，冷酷而现实地支持美国的单边主义；其二，对传播美国价值观的道德必要性，尤其是在中东地区传播，抱持令人吃惊的乐观态度。右派美国的其他组成部分立刻认同了这一悲观的诊断以及单边主义的做法，并在即将到来的针对伊拉克的狂热中，大力支持更不切实际的改造伊拉克的信念，但为时并不太长。
首先来看看诊断问题。20世纪90年代，新保守派并不十分看好这种贸易和条约网络把地球村连接在一起的“地球胡话”（globaloney）。相反，他们一开始就假定这是一个极端危险的世界。他们看到的是民主国家陷于霍布斯式的争取优势的争斗中，他们发现到处存在导致无序和无政府状态的力量——政府垮台或者与恐怖分子和贩毒分子同谋，特大城市里无业和漫无目标的年轻人剧增，逃离无序世界的移民只是把宗教极端主义带到了西方大城市的中心。新保守派长期迷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问题。对于大多数政客来说，《核不扩散条约》《反弹道导弹条约》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以及其他有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重要问题，都是他们工作之外的无聊话题——基辛格在国际会议行将结束时才提出此类问题。但是，像珀尔和沃尔福威茨这些人则是导弹迷。回溯到1969年，沃尔福威茨在华盛顿干的第一份活就是帮助尼克松规划反弹道导弹系统。新保守派驳斥“历史终结论”者的时候说，注意，你们所歌颂的全球化和技术，也同样使恐怖分子和“流氓国家”掌握了毁灭性的火力。制造核炸弹从未像今天这样简单；装在一个小小的手提箱里的东西，从未像今天这样能轻易造成惊人的毁灭；日常的商业工具——飞机或计算机系统——从未像今天这样容易变成毁灭性的武器。
新保守派丝毫也不怀疑谁将会充当这个危险世界的警察。美国现在生活在一个“单极世界”里（这一术语是新保守派评论家查尔斯·克劳萨默于1991年创造的）。到2002年，美国的军事预算超过了其后14个国家的总和。在高科技空基战（space-based warfare）方面，欧洲的雷达侦测不到美国的飞机。即便在普通的世界战争中，欧洲与美国的差距也是巨大的。为什么一个拥有87架C17战略运输机的国家，要去同总共只有4架这种飞机的西欧争吵不休呢？ [23]
这种世界观总是能拨动果敢的民族主义者的心弦。小布什的核心小圈子总是赞同新保守派对世界危险本质的认识，以及以军事能力应对危险的重要性。小布什在竞选自叙中指出：“这依然是一个充满恐怖、导弹和狂人的世界。” [24] 沃尔福威茨1992年撰写、但被悄悄埋葬的激进的《防御规划指导》（Defense Planning Guidance ），实际上是为迪克·切尼起草的。“9·11”事件似乎对副总统产生了特别大的影响，他立即开始推测，如果恐怖袭击使用的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情况会糟糕到何种程度。拉姆斯菲尔德也有类似的反应——他对朋友们说，他每天一起床就会想，美国如何才能避免一场灾难性的恐怖攻击；他同样也担心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1998年，他领导了一个包括沃尔福威茨在内的委员会，认为“流氓国家”在未来5年内将有能力用导弹袭击美国，这比美国中央情报局估计的时间缩短了2/3。 [25] 委员会后来还警告有可能发生“太空珍珠港”事件，美国的敌人将使美国的卫星失效，因此，美国需要追求“太空的军事化，早进行比晚进行好” [26] 。拉姆斯菲尔德受小布什邀请出任国防部长的讲话中说，他的主要任务将是“改造”美国军队，这样才能同时应对“流氓国家”和非传统武器的威胁。
布什主义
新保守派对世界的悲观看法导致了他们的第一个解决办法——美国需要采取更加单边主义的路线。这种偏好在右派中具有广泛的共性。的确，新保守派可能只是为小布什和切尼已有的论调增添了新奇的理论而已。新保守派认为，对于欧盟这种50年来一直试图使之由经济联盟深化为政治联盟的地区性力量来说，国际条约和国际官僚政治也许还不错。但是对于美国来说，它们却常常是累赘。美国拥有的利益和责任是逊于它的国家所不具备的。为什么一个担负监管朝鲜边界（而那段边界上又有上百万枚地雷）责任的国家，却要因为签署反地雷条约而捆住自己的手脚呢？此外，为什么世界上最重要的民主国家要从联合国这样的机构得到合法性？而联合国却让古巴这样的国家成为人权委员会的成员。
对于新保守派来说，“9·11”事件可怕地验证了他们的观点。条约丝毫不能阻止塔利班这样的流氓政权和奥萨马·本·拉登这样的狂热分子。唯一现实的做法就是用美国的军事力量，最好是通过先发制人的行动来消灭他们。新保守派援引1981年6月以色列先发制人成功打击伊拉克奥西拉克（Osirak）核反应堆的例子，来说明如何在伊拉克制造出核武器之前就把它掐灭在萌芽之中。至于等联合国批准此类行动，简直就是浪费时间。小布什政府一位资深的新保守派2003年提醒一群惊恐不已的欧洲人：“美国合法性的唯一来源是它的宪法，除此别无其他。”
小布什的核心小圈子不会那样武断地对盟友说话，私下里也不会。但是“9·11”事件发生后，像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这样坚定的民主主义者，对单边主义再也没有什么保留意见了。美国依靠志愿者联盟推翻了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拒绝了北约主动提出的帮助。2002年夏，白宫通过小布什6月1日在西点军校对毕业生的讲话和9月面世的新《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报告，正式宣布了自己的单边主义立场。小布什的讲话和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都清楚地表明，美国已经彻底放弃了均势之类的旧式概念。在小布什主义中，美国的安全有赖于做一个不受挑战的霸主——美国明显比任何其他大国都强大。2002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保证，美国军队“将强大到劝阻任何潜在对手，使其不再追求军力超过或者赶上美国”。正如小布什在西点军校对毕业生所说的那样，这种不平衡不仅会吓退进攻者，而且还能够由美国来塑造和平，从而“使以往时代不稳定的军备竞赛毫无意义，并且将竞争对手局限在贸易和其他和平事业上”。
这不仅仅抛开了国际约束。布什主义清楚地表明，美国的政策将经常先发制人，而不是遏制或威慑。小布什对西点军校的学员说，冷战战略依然适用于“某些情况”，但“新的威胁要求我们有新的思维”。他解释道：“如果我们等着威胁完全变成现实，那就太迟了。” [27] 他继续说道：“我们一定要主动找敌人战斗，打乱敌人的计划，并在最坏的威胁出现之前化解它。”
与许多外交事例一样，可能有人会说这其实也有先例。《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长期以来美国一直保留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选择权。”人们把这一思想追溯到1841年，国务卿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的一项声明认为，如果有“立即、压倒一切的自卫的必要，没有其他可供选择的方式也没有考虑的时间”，那么，先发制人的进攻就被认为是正当的。 [28] 同样，2002年美国并没有突然停止通过多边组织来做工作。然而，无论从什么合理的标准来衡量，布什主义都同过去的外交政策有很大的变化——不仅与克林顿的全球主义不同，与共和党旧有的外交政策思想也不同。例如，艾森豪威尔曾公开指责“预防性战争”为“不可能之事”，而杜鲁门则曾经写道，“战争除了‘防止’和平以外，其他什么也‘防止’不了” [29] 。在西点军校发表讲话13天之后，小布什在得克萨斯州的一次资金募集餐会上愉快地谈论“我们新的先发制人战略” [30] 。
欧洲人又一次很快得出结论说，美国的外交政策被新保守派绑架了。然而，简单明了的事实是，这种更具活力的单边主义方法在保守主义的美国听起来却很悦耳。这明显恰恰是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长期支持的政策：如果说果敢的民族主义有何意义，那就是用美国的力量来消灭潜在的威胁，最好是在威胁出现之前。更广泛地说，布什主义对几十年来一直受到右派——尤其在阳光地带——欢迎的两个话题发出了回响。第一个话题是不饶恕的重要性。保守派比任何人都对美国在越南的屈辱感到震惊，但他们的结论却与自由派对手完全相反——美国并不是盲目地陷入了一场无法获胜的战争，而是没有尽力求胜才失败了。这使人记起巴里·戈德华特对在东南亚使用“低当量”核武器的热情。第二个话题是多边组织的有限价值。极右派长期以来一直攻击联合国是一个世界政府机构，但主流共和党人（也有一些民主党人，如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已开始对联合国的分裂感到狐疑。因此，当杰西·赫尔姆斯提出以联合国改革作为美国向联合国提供资金的条件时，他赢得了右派的普遍喝彩。
在“9·11”事件发生后的一段时间里，这种敌意浮上了水面。右派美国只关心两件重要的事情。第一，美国处于危险之中。美国本土受到攻击了，而现在很可能这些攻击者拥有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第二，美国现在又卷入了一场善与恶的战斗之中。在这一点上，新保守派发现，他们的信念再次得到了基层战士的回应。相反，大多数美国和欧洲的知识分子则对道德的绝对性感到紧张，他们更喜欢把世界看成是灰色的。“9·11”事件发生后，自由派知识分子在寻找理由来解释基地组织：它是种族主义的产物，是经济不公正的产物，还是美国在中东政策的产物？而作为纳粹主义受难者后代的新保守派，则坚持认为这个世界上存在邪恶，他们蔑视任何只是试图解释它而不与之战斗的人。“9·11”事件随即被他们描述成宗教狂热与极权主义相结合的产物，他们大谈“伊斯兰法西斯主义”和“邪恶”。
范围更广的保守主义运动方面对此感到高兴。基督教保守派一点也不怀疑是魔鬼之力使双子塔倒塌了。《华尔街日报》、拉什·林博和福克斯新闻的金发美女主持争相谴责把恐怖主义看作是贫穷或者压迫产物的“复杂”解释，认为这样的解释完全是胡说八道。本·拉登难道不是一个百万富翁吗？沙特阿拉伯难道不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石油产地吗？至于以色列无论如何要对阿拉伯人的不满负责的说法，新保守派感到无比愤怒（尤其是当巴勒斯坦激进分子向美国人民展示他们惯常的伎俩——像本·拉登一样继续使用人体炸弹——的时候）。
这强化了保守主义运动中最奇怪的一次联姻。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宗教右派就一直亲以色列。福音派信徒相信，基督重临（the Second Coming）将发生在以色列——而在那之前，犹太人将会皈依基督教。因此，为了完成他们基督教末世论的双重角色，犹太人和以色列都必须得到救赎。2002年基督教联盟大会的高潮，就是号召人们为以色列而团结起来。基督教极端主义者花数百万美元资助犹太人的定居点。如果到那些极端主义者的教堂看看，你就会发现教徒们在祈祷让以色列保有《圣经》中犹大和撒马利亚的领土。
你可能会认为，作为世俗知识分子，新保守派本应发现对他们来说，这种末世论的味道过于辛辣，而作为犹太人，他们会踌躇于自己在基督重现中被赋予的那点角色。但是在这些问题上，新保守派总是特别善于克制自己，他们把基督教极端主义看作是某种斯特劳斯式“高尚神话”的东西——这当然是胡扯，但却推动了保守主义事业的发展。有时候他们会掉队——比尔·克里斯托尔支持约翰·麦凯恩，试图结束宗教右派对老大党的支配——但他父亲欧文·克里斯托尔不断容忍宗教右派的那些小过错，则是一种更为典型的新保守派立场。在一篇文章中，欧文·克里斯托尔称赞宗教右派在造就里根多数派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却忘了帕特·罗伯逊曾经讲过关于犹太人的可怕的坏话。 [31]
伊拉克战争之前，2002年至2003年冬的外交努力只是增强了新保守派和保守主义运动其他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部分原因是小布什政府放任有关萨达姆·侯赛因与“9·11”事件有染的说法流传（大部分美国人迟至2003年还相信这个传说）。但大部分原因则是保守主义美国在多边主义机器那里的碰壁次数日渐增多。大多数保守派都在关注战前的外交努力，并且得出结论，新保守派一直是正确的。联合国更多的是一个互为对手的民族国家追求国家利益的竞技场，而不是一个致力于普遍的善的议会机构。2002年11月8日，小布什得到了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的1441号决议——向伊拉克发出最后警告。但在托尼·布莱尔的坚持下，在整个2003年2月，当他试图得到安理会一致同意授权使用武力的第二份决议时，却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由法、俄、德领导的“鼬鼠轴心”——这是《纽约邮报》给这个轴心取的名字。
事实上，反对第二份决议的远远不止这3个国家。美国没有得到墨西哥和智利这些传统盟友的支持，并且与得到安理会支持所需的9票还差一段距离（批评家认为，这是采取单边主义需付出代价的先期迹象）。但是由于希拉克2003年3月10日的威胁说法国“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会否决第二份决议，因此右派美国盯住了法国。对保守主义的美国来说，这种立场既非出于高尚原则的动机，也非出于渴望通过协商解决问题的动机，似乎只是因为法美两国在该地区的不同利益所致。福克斯电视新闻台、拉什·林博和其他同道者指出，法国人在萨达姆政权中有大量投入，他们长期以来都梦想充当平衡美国力量的角色。炸薯条（French fries）被重新取名为“炸自由”（Freedom fries），法国葡萄酒的销售量在美国直线下降。那么为什么大多数国家的大多数人民都支持法国的立场呢？哦，那只是证明了法国人的阴险狡猾。
2003年3月19日伊拉克战争打响以后，这种凯旋的道德主义立刻甚嚣尘上。美国很快把伊拉克人从一个残暴的政权中“解放”了出来。美国凭一己之力完成了这件事情（英国人也提供了一些帮助），这突出表明美国的军事力量多么令人敬畏。美国征服了阿富汗——一个曾使英帝国和苏联帝国折戟的国家。现在，美国仅用3个星期就使萨达姆垮台，反战运动曾经信心十足地预测的灾难也没有发生。除了误伤和事故导致的伤亡，美国损失的人员不到60人。巴格达一沦陷，小布什就指派联合国在伊拉克重建工作中担当一个不起眼的角色。
意料之外的帝国主义者
到现在为止，新保守派得到了保守主义运动的坚定支持。基层战士没有对小布什的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的新“新保守”政策感到惊慌，而是庆幸他们终于发现了一套自己认同的思想。对于右派美国来说，恰当的类比不是《谍网迷魂》（The Manchurian Candidate ） (5) ，而是《哈利·波特》（Harry Potter ）。戴着眼镜的瘦弱男孩，突然想出了一个拯救整个学校的计划。但是，新保守派的第二个“改造”部分的解决办法——不仅仅使用美国的力量，并且要传播美国的价值——却总是很难兜售。
长期以来，新保守派一直相信，美国的力量需要同它的原则结合起来，即美国有责任在全世界传播自己的理想和价值。应该忘记那些肮脏的实力政治的妥协（雅克·希拉克再次成为他们常常攻击的靶子），相反，通过支持永恒的自由民主价值，美国应该将军事力量和道德纯洁结合在一起。新保守派认为，这不仅仅是正确的行动，而且是明智之举。支持中东国家某些腐败的权贵盗贼的政策，已经引起了人们对西方的强烈憎恨。民主化可能会在短期内引起不稳定，但长期而言，民主化将带来一个远为稳定和可靠的世界。这就意味着，在最低限度上美国必须使伊拉克民主化并废黜萨达姆。美国也可能需要继续向伊朗、叙利亚和沙特阿拉伯进军。
新保守派圈子中有如此多的人热衷于传播美国的价值，以至于他们甚至考虑重拾欧洲以前犯下的罪孽——帝国主义。几十年前，美国治下的和平只是少数人的梦想而已。1991年时，克劳萨默还极力辩护：“为什么要否认帝国主义呢？为什么要因为帝国主义而羞羞答答呢？”到伊拉克战争爆发的时候，这种氛围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有些新保守派，如罗伯特·卡根，更喜欢“霸主”的说法（那意味着你只要控制别人的外交政策，而不是整个国家），其他人则明白无误地成为了帝国主义者。正如马克斯·布特，《华尔街日报》的罗伯特·巴特利的门生，在2001年10月的《旗帜周刊》上所写的那样：“今天，阿富汗和其他麻烦不断的地方，迫切需要文明的外国人来管理，而这种管理一度是由脚蹬马靴、头戴太阳帽、充满信心的英国人来提供的。” [32] 2003年7月，他在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 ）上撰文认为，美国需要设立一个殖民地办公室，他补充道，随着Perl语言 (6) 的蓬勃发展，将不得不为这个办公室想一个毫无意义的政治正确的名称。 [33]
回顾过去，小布什政府在接受这一主张之前走过了一段很长的路。帝国主义背离了小布什在竞选中勾勒的那种“谦卑的”外交政策。他在西点军校发表讲话的时候谴责了这种主张：“我们并不寻求建立帝国，我们的国家为了自己也为了他人而忠于自由。”然而，到2003年5月，小布什政府却基本在以帝国的方式行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地设立总督管辖区，并且声称它有权利——哦，不，是有道德责任——将自己的价值推广到全世界，正如小布什对西点军校的学生所说的那样，“鼓励各大陆自由开放的社会，以扩大和平的范围。有人担心，言明对错是缺乏外交策略或者缺乏礼貌，但我不这样认为”。
得到小布什——还有切尼、赖斯和拉姆斯菲尔德——支持的是这样一种主张，即反恐战争不仅要针对国家，还要针对恐怖分子。“9·11”事件发生后，他们热情地接受了这一主张。一旦说服了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推翻恐怖头目很重要，那么要说服他们美国有责任重建这些失败国家，相对来说就不怎么费力了。除此之外他们能够做什么呢？让阿富汗和伊拉克毁灭？这对切尼的实用主义是一种羞辱。必须重建这些国家，以防止它们半途而废。到2003年，切尼肯定是以赞同的口吻高兴地使用“帝国”这个词的。
然而，人们不久就发现，果敢的民族主义者的国家重建主张远远达不到新保守派的要求。阿富汗就是一个相当清楚的例子，说明小布什政府对国家重建概念有所保留。美国不顾许多军阀掌管着阿富汗海洛因业务的事实，把该国的大部分地方交回到了他们的手中，并且只留下了很少的驻军。相反，在1995年，战争一结束，美、英、法就在波斯尼亚投入了6万维和人员，而在阿富汗这样一个面积和人口分别是波斯尼亚12倍和7倍的国家里，到2003年，只有大约5000人在帮助维持和平，另外还有1.2万人在搜捕本·拉登。新保守派全神贯注于伊拉克，在某种程度上刻意对此视而不见，并找借口说那只是阿富汗的暂时脱轨而已。国家重建的真正考验将是在中东地区——小布什曾经承诺使这一地区民主化。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的数周，他曾在美国企业研究所发表的一次讲话中许过这样的承诺。然而就在萨达姆被推翻不久之后，“民主的帝国主义”和“果敢的民族主义”之间的裂痕再次出现。
沃尔福威茨及其同道一直致力于把中东的改造作为一个长期的高尚计划，但这与右派中其他大多数人本能上的谨慎发生了摩擦。2000年总统竞选期间，小布什批评克林顿的外交政策由于受模糊的理想主义而非清楚的目标所驱动，因而显得软弱无力。他抱怨道：“我们的军队从来没有被这样随意差遣过——在过去几年里，平均每9个星期就有一次部署。”在赖斯的指导下，小布什对克林顿政府使用军队进行国家重建，而不是使军队担负应有的责任——“作战和赢得战争”——进行了尤为尖锐的批评。 [34] 在共和党内的思维中，这种紧张怀疑不久就被自我强化了。相对于新保守派，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只把国家重建看作临时措施。美国自然需要清理好伊拉克，耗费大气力在那个地区培植友好政权，但美国需要确立自己的优先目标并防止使命偏离。
2003年夏，美国在伊拉克遭遇的问题激化了小布什的核心顾问与新保守派之间的矛盾。对于果敢的民族主义者来说，每一个装着美国人的裹尸袋和花出去的每一美元，都显示出卷入国外的危险。情况很快就清楚了，伊拉克人对于美国人在伊拉克的存在，怀有比新保守派想象的更加矛盾的心理。这些几乎没有接受过维和训练、缺乏维和能力的美国军队身陷巴格达的街头巷尾，开始愤怒地往家里写信、发电子邮件，抱怨他们延期回国。2003年夏，得克萨斯州甚至出现了军人妻子的抗议活动。他们对伊拉克战争的支持逐渐消退，到2003年9月，只有一半美国人认为发动伊拉克战争是个好主意。
新保守派对美国在伊拉克停滞不前的解释是，美国在伊拉克的雄心抱负不够。《旗帜周刊》的怒火主要发向拉姆斯菲尔德，因为萨达姆倒台后是由他来负责伊拉克事务的。他的战争“瘦身”技巧（他比五角大楼以往的将军花更少的军队打败了萨达姆）明显鼓舞了他也以廉价的方式重建伊拉克——大约只用15万军队。拉姆斯菲尔德的冒险因为一些战术性的错误而于事无补，最引人注目的悲剧性错误是，在这样一场外科手术式的战争之后，竟然放任被解放的伊拉克人大肆掠夺他们自己的基础设施。不仅新保守派抱怨美国没有在伊拉克使用足够的资源，英国人也有同样的抱怨。
也许新保守派有其自身的逻辑，但他们已经失去了保守主义美国的支持——至少，就毫无限制地承诺对中东进行改造方面情况是如此。到2003年秋，民意调查依然显示共和党人忠实地支持伊拉克战争，并且准备继续干下去。58%的民主党人要求军队尽快回国，只有20%的共和党人持这样的立场。 [35] 人们对于把目标指向伊拉克以外的国家毫无热情，同时，人们无疑还要求限制在伊拉克投入的时间和资源。共和党人开始在国会中反对给伊拉克资金，并坚持认为应该以贷款的形式支付。问题不再是理查德·珀尔所说的“下一个轮到谁”，而是“我们怎样才能脱身”？
2003年9月，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报告显示，如果美国士兵不在伊拉克待一年以上，美国军队就无力于2004年以后在伊拉克维持一支占领军。报告出台后不久，小布什改变了行动方针，尽管这种改变几乎完全不符合新保守派所希望的方式。他回归到令人痛恨的请求联合国给予帮助，并且把伊拉克的控制权从五角大楼拉姆斯菲尔德手中转移到了国家安全委员会赖斯手中。9月初鲍威尔和一批将军的反对使小布什改变了主意。他们向小布什解释道，如果没有外国的帮助，美国将陷入泥潭。经常在小布什的外交团队中摇摆不定的赖斯，显然也回到了她先前对国家重建持怀疑态度的立场上（第82空降师当然可以护送孩子上学，但时间不能超过一个学期），随即她倒向了鲍威尔的立场，而鲍威尔则得到了托尼·布莱尔的支持。布莱尔由于毫无异议地与美国站在一边，因而在英国国内备受压力。
萨达姆·侯赛因在12月被逮住，紧接着利比亚决定全盘招认其核计划，这给了白宫极大的鼓舞。但随着小布什的总统任期进入第4个年头，政府内部的主要争执再次在鸽派的实用主义者和果敢的民族主义者之间爆发。但小布什的头等大事还是加紧改造中东。例如，在2003年11月，他向埃及和沙特阿拉伯发出了比一年前在美国企业研究所更为严厉的警告，认为“那个地区的许多人已经做了太久的受害者和臣民，他们应该成为积极的公民”。然而，他的言辞并没有伴以任何在伊拉克增兵的承诺。在他的讲话中最常听到的内容，是愤怒地坚称美国“不会匆匆离开（伊拉克）”。伊拉克已经成了一件他希望看到出路的苦差事。
至于新保守派，他们似乎有点处于守势。新保守派发现自己受到指责，说他们蓄意制造了一个有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高尚神话”，以使他们重组中东的计划正当化，而他们那更具马基雅维利色彩的说辞也对自己不利。比尔·克里斯托尔曾认为，“斯特劳斯给我们的主要教诲之一，就是所有政治都有其局限性，没有什么政治是真的以真相为基础的”。但是，新保守派的真正尴尬在于伊拉克的改造前景与伊拉克的混乱现实之间一团糟的冲突。2003年10月，沃尔福威茨入住的巴格达的旅馆被炸，之后他接受了一次即兴采访，没有什么比这次采访更能说明问题了。采访中，他虽然依旧乐观地谈到伊拉克的前景，但显然被震撼了。2003年末出版的弗鲁姆和珀尔合著的新书《结束邪恶：如何赢得反恐战争》（An End to Evil：How to Win the War on Terrorism ）中，他们依然提出了许多引人注目的建议，例如封锁朝鲜、把叙利亚赶出黎巴嫩，但是书中却花了许多篇幅与国务院较劲。 [36] 《旗帜周刊》和美国企业研究所对美国在伊拉克毫无进展非常愤怒，但白宫似乎并未很专心地倾听他们的心声。
这不仅仅是新保守派失势的问题。就将来的冒险而言，道德帝国主义出现了许多大漏洞。最显而易见的是，保守主义的美国已经发现美国力量的局限——它的力量强大到可以彻底击败敌人，但重建它们却需要外国的帮助。许多国家在伊拉克问题的争执中受到伤害，它们不愿意给予帮助——这反映了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约瑟夫·奈（Joseph Nye）和其他资深外交观察家的警告：进攻性单边主义会伤害美国的“软实力”。 [37] 2001年9月，全世界曾经团结在美国周围，《世界报》甚至宣称“我们都是美国人”。到2003年6月，英国广播公司对11个国家（其中不仅包括美国，还包括它的3个最密切的盟国以色列、英国和加拿大）1.1万人的调查发现，他们认为美国对全球安全的威胁远远大于中国、伊朗、叙利亚、俄罗斯或法国，美国与朝鲜被扯到了一起（即使在韩国，人们也认为小布什比金正日威胁更大）。基地组织是唯一被认为比小布什政府更危险的势力。 [38] 至于蹩脚的外交带来的代价，当2003年12月沃尔福威茨发布他的“笨蛋式”备忘录时，就连马克斯·布特等对老欧洲持批评意见的传统保守派，也感到沮丧不已。该备忘录有针对性地将加拿大、法国、德国、中国和俄罗斯等国的公司排除在伊拉克的重建合同之外。 [39] 他们感到沮丧，不只因为沃尔福威茨保证来自卢旺达、乌兹别克斯坦和马绍尔群岛的著名跨国公司可以在重建中分得一杯羹，也不是因为法国、加拿大和德国已经承诺向阿富汗派兵，而是因为备忘录出现之际，正是小布什政府试图劝说法、德、俄三国谅解它们与美国在伊拉克的宿怨。不管怎样，美国已经消耗了大量的软资本。
与此同时，由于没有找到任何称得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东西，先发制人的说法受到削弱。保守的美国愿意相信，小布什对伊拉克武器的说法是无心之过（但民主党和世界其他大部分地方则对此远远不能够原谅）。然而，许多保守派评论家指出，未来采取任何先发制人的冒险行动——如反对伊朗的“核武器”和叙利亚的“化学武器”——的门槛已经大大抬高了。就像乔治·威尔观察的那样，“先发制人的必要条件是有能力了解事情，某种程度上是确定无疑地了解威胁——它需要人们的重大决策做出不亚于发动战争” [40] 。美国的盟友则更加谨小慎微，哪怕是在战争结束后的胜利之际，当理查德·珀尔问到“下一个轮到谁”时，布莱尔政府还不厌其烦地强调，叙利亚的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ssad）不同于萨达姆·侯赛因。英国为轰炸伊拉克准备了差不多10年的时间，而阿萨德最近还和英国女王一同饮茶。
的确，改造中东的梦想正在消退。不仅仅因为在伊拉克重建市民社会被证明是难上加难，尽管该国拥有大量可以夸耀的石油财富和受过很好教育的人口。随着当地大阿亚图拉阿里·西斯塔尼（Ali al-Sistani）这样的长老权力的扩大，情况很快清楚了，“民主的伊拉克”将具有强烈的伊斯兰色彩和明显的反美倾向。在新保守派对世界的悲观诊断（世界比你想到的要危险得多）和他们对改造的乐观信心之间，存在着直接的矛盾冲突。第一代的新保守派知识分子展示了“社会政策的局限”——官僚政治论者无力兑现他们减少贫穷和改善教育的许诺，从而获得了声誉。为什么远在伊拉克，身穿军装的政府就能无所不能呢？
就连美国企业研究所里都有人开始怀疑美国的改造使命了。2003年8月，当被问及保守主义的美国对“道德帝国主义”的热情问题时，保守派外交元老珍妮·柯克帕特里克俯视走廊轻蔑地说：“我认为除了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几处地方以外，没有丁点证据表明有哪个地方会把这种想法当回事。” [41] 表面上看，彻底的道德外交将使美国更多地向中国寻衅（要记得，许多新保守派反对美中两国的贸易正常化）。道德外交也会促使美国着手处理朝鲜问题，而奇怪的是，美国在这个问题上迫切需要中国的帮助。准确地说，这一新的民主化的美国，如何应对反恐战争中那些口碑不怎么样的盟国呢，比如巴基斯坦和俄罗斯？对许多外国观察家来说，新保守派似乎只有兴趣对那些威胁以色列的国家进行民主化。而在这个问题上，欧洲人远不像沃尔福威茨和珀尔那样，把以色列看作美国式民主的旗手。在美国以外的地方，新保守派心目中的“中东民主”象征越来越被比作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
疯狂、糟糕、危险的现实
因此，新保守派显然是走过头了，即使在右派美国紧随其后时也是如此。但是，新保守派已经大大改变了美国外交政策，这一点显然不容忽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迪安·艾奇逊就巧妙地策划创立一个核心集团，彻底以核心集团的风格（举止高雅和亲欧洲）和学说（遏制理论）支配美国的外交政策达半个世纪之久。艾奇逊巧妙地将回忆录取名为《参与创造世界》（Present at the Creation ）。“9·11”事件发生后，小布什立即着手创立一个新的外交政策核心集团，而新保守派肯定是其中的一部分。虽然他们的作用可能被自己和敌人都夸大了，但保守主义的美国显然是朝着他们的方向前进了。尽管布什主义还在修修补补，但是，无论以什么样的理性标准来衡量，美国现在都更坚定地走着自己的单边主义道路，更愿意干涉国外事务，更倾向以道德的眼光来看待世界。
那些认为新保守派凭诡计钻进保守主义美国核心的欧洲人，已经把事情弄得一团糟了。新保守派之所以能够证明自己有这样的影响力，并不是因为他们欺骗了保守派同道，而是因为他们成功地将某些保守主义美国最深厚的激情转化成了外交政策理论。这意味着新保守派的影响力既超乎欧洲人的想象，又不及他们的想象。之所以说影响力不及欧洲人的想象，是因为他们只是把右派美国其他人的所思所想说了出来；之所以说影响力超乎欧洲人的想象，是因为他们帮助美国回应了巨大的灾变事件。新保守主义的后果将在未来的许多年里回响不绝。
[1] George W．Bush，Acceptance Speech，Republican National Convention ，August 3，2000．
[2] Frank Bruni，Ambling into History：The Unlikely Odyssey of George W．Bush （New York：Harper Collins，2002），p．4．
[3] Ramesh Ponnuru，“Getting to the Bottom of This Neo Nonsense，”National Review ，June 16，2003，pp．29~32．
[4] Ivo H．Daalder and James Lindsay，America Unbound：The Bush Revolution in Foreign Policy （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2003），p．18．
[5] Ibid．，p．112．
[6] Ibid．，p．15．
[7] Ron Suskind，The Price of Loyalty：George W．Bush，the White House，and the Education of Paul O ' Neill （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04），pp．70~75．
[8] Stephen Fiddler and Gerard Baker，“America' s Democratic Imperialists，”Financial Times ，March 6，2003，p．17．
[9] David Plotz，“Paul Wolfowitz：Bush' s Testosterone Man at Defense，”Slate ，Friday，October 12，2001．
[10] Charles Krauthammer，Speaking at 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转引自Julie Kosterlitz，“The Neo-Conservative Moment，”National Journal ，May 17，2003。
[11] “Lindbergh Lives，”Economist ，March 15，2003．
[12] John Vinocur，“In Private，French Talk Differently About Veto，”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March 6，2003．
[13] John Vinocur，“What Does Europe Want？”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anuary 20，2004．
[14] Michael Lind，“The Weird Men Behind George W．Bush' s War，”New Statesman ，April 7，2003．
[15] 参见http://www.israeleconomy.org/start1.htm。
[16] Fiddler and Baker，“America' s Democratic Imperialists，”p．17．
[17] Elizabeth Drew，“The Neo-Cons in Power，”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June 12，2003，p．20．
[18] Bob Woodward，Bush at War （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02），p．98．
[19] Daalder and Lindsay，America Unbound ，p．33．
[20] Carl Cannon，“Memory and More in the Middle East，”National Journal ，June 7，2003，p．1779．
[21] David Wurmser，转引自Kosterlitz，“the Neo-Conservative Moment”。
[22] David Frum，The Right Man：The Surprise Presidency of George W．Bush （New York：Random House，2003），p．259．
[23] Graham Turner，“The New Empire，”Daily Telegraph ，June 16，2003．
[24] George W．Bush，A Charge To Keep （New York：William Morrow，1999），p．239．
[25] Jeffrey A．Krames，The Rumsfeld Way：Leadership Wisdom of a Battle-Hardened Maverick （New York：McGraw-Hill，2002），p．37．
[26] Ibid．，pp．37~38。
[27] 小布什在西点军校的讲话，公开发表在外交关系委员会的《美国与世界》（America and the World ，New York：W．W．Norton，2002）一书中的第364~371页。
[28] 转引自Arthur Schlesinger Jr．，“Eyeless in Iraq，”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October 23，2003。
[29] Ibid．
[30] 参见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2/ 0620020614-8。
[31] Irving Kristol，“American Conservatism，1945—1995，”The Public Interest ，September 1，1995；Pat Robertson，The New World Order （Dallas：World Publishing，1991）．关于这一主题参见Michael Lind，Up From Conservatism：Why the Right Is Wrong for America （New York：Free Press，1997），pp．99~120。
[32] Max Boot，“The Case for American Empire，”Weekly Standard ，October 15，2001．
[33] Max Boot，“Washington Needs a Colonial Office，”Financial Times ，July 3，2003．
[34] Daalder and Lindsay，America Unbound ，p．37．
[35] The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Survey，October 15~19，2003．
[36] David Frum and Richard Perle，An End to Evil：How to Win the War on Terrorism （New York：Random House，2003）．
[37] 参见Joseph Nye，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Why the World ' s Superpower Cannot Go It Alone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38] 参见http://news.bbc.co.uk/1/shared/spl/hi/programmes/wtwta/poll/html/default.htm。
[39] Max Boot，“All-Stars of Team Bush Fall Flat in Iraq，”Los Angeles Times ，December 14，2003．
[40] Daalder and Lindsay，America Unbound ，p．167．
[41] 2003年8月11日作者与珍妮·柯克帕特里克的访谈。
(1) 古罗马神话中的锻冶之神。——译者注
(2) 20世纪初，英国艺术家、文人及贵族等上流人士聚集在伦敦的布鲁姆斯伯里，以其贵族的品性、高尚的生活艺术品位、时髦美感及知性的气氛，使布鲁姆斯伯里成为当地的时尚中心。代表人物有弗吉尼亚·伍尔夫等。——译者注
(3) 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于1966年执导的影片，主要内容是，美国空军将领杰克·瑞朋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他派轰炸机去摧毁苏联，因为他怀疑共产党正密谋侵害美国人民，美国总统接受了杰克的建议。与此同时，苏联的大使威胁总统，如果苏联遭到任何不明武器的攻击，苏联政府将按下“世界末日装置”。这个装置的威力之大，足以毁灭地球上的所有生命。——译者注
(4) 指里根。——译者注
(5) 2004年7月发行的美国电影，导演为乔纳森·德姆（Jonathan Demme），本片改编自1959年李察·康顿的惊悚同名小说，以冷战为背景，描述一名政治世家出身的年轻人被洗脑，变成了一个受人控制的杀手。——译者注
(6) Perl是一种自由且功能强大的编程语言。自1987年初次登台亮相以来，用户数急剧膨胀。——译者注
谢选骏指出：人说“非友即敌：右派与反恐战争”——我看这个“非友即敌”后来变成了“非敌即友”——右派与左派联合了起来，美国的铁扇公主让中囶的孙悟空钻进了自己的肚皮。甚至于还生下了一个“中美国”，就差变成“中美俄国”了——好在恶巫战争爆发了，终于粉碎了这个“全世界资产者联合起来”！
【第三部分 预言】
【第九章 遥望前方：通往共和党的支配之路？】
威廉·麦金利（William MacKinley）没能在共和党的众神之殿上同西奥多·罗斯福和罗纳德·里根一道占有一席，这并不令人感到吃惊。麦金利是一个乏味的人，他最为人熟知的事就是遇刺身亡。作为总统，他被认为只是俄亥俄州生铁大资本家出身的政治首领马库斯·阿朗索·汉纳（Marcus Alonzo Hanna）的工具而已。继任者西奥多·罗斯福的个人魅力远远超过了麦金利。
然而，乏味的人和光彩夺目者一样能够创造历史。事实上，麦金利带来了一场政治革命。从他1896年的选举开始，共和党在随后的9次总统选举中赢得了7次胜利，其支配地位直到大萧条才被终结。除了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因为老大党的分裂而当选，共和党总统一直占据支配地位，直到1932年迎来另一位罗斯福总统。
麦金利明白，老大党的未来在于同新的工业秩序紧密结合。共和党需要忘记美国内战——一种依然顽固的保守派观念——转而集中精力与重塑美国的新力量结合到一起。他不仅深化了共和党与橡胶大亨的关系，并同新的工人阶级——尤其是数百万涌向美国的移民——进行联系。麦金利明白，一个以工商界为基础的政党能够在民主社会里蓬勃发达——而巨大的工商业财富则意味着普通人可以拥有更好的生活。
麦金利通往权力之路的1896年大选，可以说是第一场现代选举。汉纳动员起麦金利身后的整个共和党核心集团，并在这次交易中募集到前所未闻的350万美元竞选资金。老大党在新兴城市里铺天盖地地散发用12种语言写成的竞选小册子。对泰迪·罗斯福来说，这一切做得太过火了，他抱怨汉纳把麦金利当专利药品一样做广告，但这确实为老大党营造了一种未选先胜的氛围。1896年的选举，也是美国内战以来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之间第一次泾渭分明的战斗。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坚决使民主党认同土地民粹主义。（布赖恩对迷惑不已的民主党大会说：“你们不该把带刺的王冠压在劳动人民的额头上，你们也不该将人类钉死在金制的十字架上！”）按照文化界限的划分，选举将美国一分为二：民主党得到了旧的南方邦联地区和美国大部分远西地区的支持；麦金利则赢得了东海岸和中西部地区的胜利，并以710万票对650万票的结果赢得了总统选举的决定性胜利。布赖恩的民主党被缩小到只是旧土地所有权的代言人，它对新的工业时代充满抱怨。麦金利则使共和党认同新兴的工业精英，并由此开始了共和党在美国历史上最长的统治期。
至少到现在为止，在过去的36年中，共和党已经在白宫占据了24年。目前他们控制了国会，而小布什和卡尔·罗夫决心重组美国政治，以确立共和党的又一个统治期。罗夫喜欢谈论麦金利。通过对2000年和1896年两次总统选举进行比较，小布什的顾问们刻意把这位美国第25任总统引入2000年的总统选举中，甚至借用汉纳的“前沿竞选”思想，引导全国各地的共和党要员到奥斯汀亲吻布什州长的指环——就像100年前他们到俄亥俄州做过的那样。 [1] 当然，2000年的选举谈不上是决定性的胜利，但是就像汉纳1896年曾经做过的那样，罗夫坚持不懈地扩大共和党联盟。从推动钢铁税到限制干细胞的研究，再到争取取消纯益税（dividend taxes），罗夫参与的所有事情几乎都是为了服从这一伟大的计划。
2004年的选举是对罗夫战术的巨大支持。但政治重组的物质基础是否存在呢？在本章中我们将对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基本力量进行比较。下一章中我们将考察共和党走出困境的能力。然后我们将关注那些在“敌后战线”推进保守主义事业的斗士——那些在民主党的领地上进行深入活动的共和党人。而在本书的最后部分，我们将回到两个最大的主题上——不论共和党的选举成功与否，保守主义已经在论争中获胜了；哪怕是民主党赢得了胜利，美国仍然会是一个比过去更加保守的国家。
短期观感
任何对共和党与民主党相对力量的判断，都必须同时考虑短期策略（某一特定总统任期的起伏）和长期定位（有利于两党的大趋势）。总的说来，共和党在这两个方面似乎都略占上风。
乍看起来，最近的“短期”选举记录明显有利于共和党。21世纪，两次总统选举共和党都赢了，该党还逐渐增加了它在国会两院中的多数党席位，并在州长席位和州立法机构中明显领先。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谁会想到会出现一位共和党总统以及参议院中55席对45席的共和党多数局面？有谁会想到加利福尼亚州会出现一位共和党州长？有谁会想到共和党的党员登记人数将与民主党旗鼓相当？
这些胜利可以使人理解2004年选举之后共和党的必胜信念，但胜利也带来了警告。我们现正经历的政治重组类似于1896年以后的重组。如果你怀疑此观点，那么你可以在最近的两次总统选举（2004年和2000年）中找到些许安慰。按照以往在位总统再次参选的标准来看，2004年小布什的胜利优势相对来说并不明显。俄亥俄州只要有7万选民决定不投他的票，那么小布什可能就不会当选。而2000年的总统选举，两位候选人的差距更接近。政治重组意味着什么呢？它当然不意味着靠少数的选民支持票在总统选举中获胜，并且还是在最高法院的裁决下才赢得了胜利。如果佛罗里达州有几百人改变主意——或者这几百人把票投对了地方，那么戈尔总统很可能正在白宫享受着民主党总统的第四个连续任期呢。
但是且慢。换个角度来看这两次选举，我们发现小布什都是在几乎无胜算的情况下获胜的。2000年，小布什本不可能击败在位的副总统，当时美国正享受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和平与繁荣。小布什是一个政治阅历不深的人，并且作为一个败家子打发过20年的时光。在选举前3个月美国政治学会（the American Political Association）举行的年会上，有6位教授使用商业中最精确的统计模型进行系统分布研究，结果是戈尔将实现他成为美国总统的终生抱负——无论怎样分析，他的得票数将介于52.9%和60%。痛苦指数、在位总统得到的认可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上“在位”政党在总统选举中二季度国内生产超过2%、快乐者的人数有限，所有的衡量结果都显示出戈尔一边倒的趋势。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的詹姆斯·坎贝尔（James Campbell）教授为小布什进行了一项男性智力测试，结果他悲叹说自己的选票将白白浪费，因为他所支持的这个人的得票率将不会超过47.2%。
不用说，这些选举学家在选举结果出来以后会说，他们使用的基本模型根本没有问题。选举结果根本没有反映出深层的趋势，而是反映了那些一次性事件的影响——莫妮卡·莱温斯基本不该有这么大的影响，戈尔是一个特别差劲的候选人。也许如此吧。但如果关注一下选举结果就会发现，对共和党而言，有一些信息十分珍贵。尽管在民意测验中小布什在全国的选民支持比戈尔少了54万票，但他却在国会众议院435个选区中，以237个选区的多数支持超过戈尔，同时在50个州中，以30个州的多数支持领先戈尔——其中包括2004年选举中举足轻重的34个参议员席位中的22席。 [2]
2004年的情形又如何呢？小布什身后当然有在位总统的权力。但是如果在经济表现不佳的同时，还在进行一场糟糕的战争，那么任何在位总统都会在选举中失败，因为总统要对以上两个问题负责。2004年，小布什看到的是国内大约200万个工作岗位的流失和1000多个美国人在伊拉克丧生。由于挥霍无度，预算赤字猛增；阿布格莱布监狱（Abu Ghraib）令人震惊的丑闻使得美国的声誉在全世界直线下降（无论对错与否）。小布什至少在三场总统竞选辩论中输了两场。这一切对营造胜利的选举环境特别不利，更不用说强行进行政治重组。
从国会和州选举中传来的信息为右派美国带来了类似的微妙成效。得益于某些特殊情况，共和党显然占了上风。例如，在总统任期的中期，总统所在的党赢得席位是十分罕见的。上一次发生在1932年富兰克林·D．罗斯福当政时的众议院。但是在2002年，共和党重新控制了参议院，在众议院中有所斩获并挡住了民主党预期中占据多数的州长席位。众议院的选民票分为共和党的51%和民主党的46%——显而易见，不再是一分为二的美国了。共和党还在州众议院和州参议院中分别赢得105席和36席，从而使它自1952年以来首次成为州立法机构的多数党。2003年，共和党虽然失去了路易斯安那州的州长席位，但却在加利福尼亚州、肯塔基州和密西西比州赢得了3个州长席位，从而拥有28个州长席位。甚至有迹象表明，民主党的党员登记人数这一自“新政”以来的传统优势可能已经不复存在了。2003年，75年以来共和党的登记人数第二次略微超过民主党。 [3]
这些胜利有可能再次归功于某些特殊情况。甚至连共和党人也承认，阿诺德·施瓦辛格的当选是加利福尼亚州的奇迹。肯塔基州和密西西比州的州长竞选，地方问题起到最重要的作用。至于2002年国会选举结果显而易见的突变，民主党人认为，那是因为“9·11”事件后小布什得到的认可率依然高得“离谱”。除此以外，两党的差额依然不大，只要在7570万支持票中加上9.4万游离票，民主党本来可以同时控制参众两院。 [4] 而在2004年共和党赢得的众议院席位中，也有类似的警讯：例如，共和党额外赢得的众议院席位中，有5个是因为得克萨斯州的选区重新划分才得到的。
如果人们对每次选举都观察得够久，就会发现每次选举都是特别的。在某种情况下，任何明智的民主党人都不应再给失去的领地找借口，并应该开始担忧接下来的事情了。正如戴维·博德（David Border）指出的那样，民主党的失败与小布什在得克萨斯州的成就之间存在某种情势不妙的平行发展关系。 [5] 人们未曾预料小布什能赢得1994年的得克萨斯州州长选举，但此后该州一切都是朝共和党的方向发展。小布什当然不可能把美国变成版本扩大了的得克萨斯州，然而他在2000年出人意料的胜出，确实可能被看成是共和党居长期支配地位的开始。
犹在镜中 (1)
共和党的优势始于超群卓绝的组织。小布什领导下的白宫是美国政治史上最强大的筹款机器。在2000年至2002年的选举周期期间，共和党募集了4.41亿美元联邦核准的捐赠资金，而民主党只募集到2.17亿美元。 [6] 在2004年的竞选中，小布什募集到的资金几乎是2000年的两倍，达3.6亿美元，比约翰·克里多4000万美元。如果加上那些痛恨小布什的民主党人投入27个专门组织中的资金——这些组织名义上是独立于克里的竞选活动，但在许多情况下是为克里的竞选进行党派攻击的工具——那么他们之间的对抗可能是打了个平手。因此，上述总统对民主党挑战者的优势被夸大了，但共和党的行动更为集中。
此外，共和党的政治才能比资金募集的能力更好。在克林顿的领导下，民主党人反复安慰自己，大部分政治才能的优势是在自己一边。小布什在领导白宫方面与父亲老布什在处理事务方面的不够娴熟有天壤之别。白宫有一个沟通交流部门，里面有来自电视网的舞台照明、照相角度等各方面的专家，对细节的关注一丝不苟。 [7] 小布什在印第安纳波利斯推广减税计划演讲期间，白宫助理要求站在小布什身后的人群解下领带，让他们看起来像是从减税中获益的普通人。另外一次是在拉什莫尔总统山（Mount Rushmore） (2) ，白宫将电视工作人员的工作平台安置在一边，结果相机被迫从侧面拍摄小布什总统，从而不知不觉使他置身于四位总统的雕像之间。罗夫的手下并不总能把事情办得妥帖。2003年5月1日，小布什在美国海军尼米兹级核动力“林肯号”航空母舰上发表讲话，宣布在伊拉克的军事阶段已告完成，那次讲话的场景本可能编排得很完美——从他那《壮志凌云》（Top Gun ） (3) 式的飞机在船上着陆，到确保他的演讲内容与投射到胜利领袖身上金光的“魔幻时光”相一致。但令人绝望的是，“使命已完成”这一信息远未成熟。不过这种错误只是一个瞬间的片段。在2004年的竞选中，罗夫手下的人就不再犯这样的错误了。
他们也赢得了地面战这一最重要的战役。按照弗吉尼亚大学政治学家拉里·萨巴托（Larry Sabato）的观点，传统上，民主党占足够优势，能使得票数比民意调查中显示的数字增加几个百分点，从而调整自己的得票数。民主党集中关注的是城市，在那里更易于把人们组织起来。民主党与许多机构健全、十分积极的组织保持联系，如劳联产联（AFL-CIO）、各种教师联合会、美国有色人种协会、黑人教堂和各种自由派压力集团。这一切意味着共和党需要准备苦干一番才能有所作为。
直到2002年，民主党似乎都注定会加大这方面的优势。占全国劳动力14%的工会会员在总投票数中的份额由1996年的23%上升到2000年的26%。与此同时，共和党最擅长的拉票方式——把钱砸在广告上——却遭受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挫败，原因在于遥控器、电视频道的多样性和人们对负面广告不断加深的敌意，冲淡了广告的影响力。2000年的选举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选举前一周，小布什享有5个百分点的优势，但在离选举还有3天的时候，民主党通过非同寻常的闪电式活动使小布什的领先优势不再。共和党宣称，在有可靠数据的41个州里，小布什在37个州中得到的选票，与选前最后一次民意调查相比支持度下跌了。
选举一结束，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制订了一个“72小时强力推动计划”，学习在那关键的3天里民主党的成功经验，并试着推销他们的主张。例如，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发现，由于在选举前一天的民意调查中选区工人“淹没了”共和党人，因此参加选举的人数增加了3%；由于志愿者而非受雇用的打电话者占用了电话，因此参加选举的人数增加了5%。此外，那时的众议院多数党党鞭汤姆·迪莱还创建了自己的“组织动员人民的战略性强力推动计划”。2002年，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和“组织动员人民的战略性强力推动计划”至少30次向全国众议院和参议院的选举活动派去受训过的活动分子。这些活动分子又动员志愿者去识别潜在的共和党人，让他们在选举日去投票，结果令人印象深刻。在佐治亚州选举的最后6个星期里，拉尔夫·里德针对600个选区组织了一支3000人的志愿者大军，而共和党也送出了520万份报纸。 [8] 在科罗拉多州，最后96小时的推力帮韦恩·阿拉德（Wayne Allard）保住了自己在参议院中的席位，并为共和党在激烈的竞争中赢得了众议院的一个席位。
2004年，共和党更是毫无疑问赢得了组织上的战争。这并不是因为民主党做得不好——约翰·克里的普选票比阿尔·戈尔多了12%——而是因为共和党表现得太过于出色，使得小布什的普选票猛增20%。这种结果部分来自共和党——从让人们去参加移民归化的仪式，到允许路途中的商人参加投票。 [9] 但是，就像2002年那样，起核心作用的还是那140万共和党志愿者，他们是由罗夫的门徒肯·梅赫曼（Ken Mehlman）费尽心力组建起来的。正当民主党费心费力地与党外的人订立契约并付报酬给工人——主要是工会成员和“527团体”成员 (4) ——的时候，绰号“雨人”（RainMan）的梅赫曼（他因有能力在僵持的选举统计中找出胜算而获得了这个绰号）却把赌注压在了激情和信念上。不同于民主党的雇员，共和党志愿者扎根于当地社区，起到了巨大的乘数作用。在俄亥俄州小布什－切尼搭档的竞选中，领取报酬的工作人员与志愿者之间的比例是100比8万。梅赫曼用尽一切商业度量方法来管理这支志愿者大军：用营销数据来挖掘潜在的支持者，用工作指标来确保他们卖力工作，用奖赏（如成功的志愿者将被邀请参加小布什的集会）来保持他们的积极性。
当然，民主党现在也开始抄袭这些战术了。但是组织因素的作用只有这么多。民主党处于守势的两个更深层的原因是我们在本书前面的篇章中所熟知的——思想和基层战士。源于河右岸的某些思想是出人意料的，可能还有更多的类似思想待价而沽。然而右派显然比左派在知识上更具活力——至少在它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时是如此。如果许多思想都出自对方阵营，那么民主党要宣称自己是进步党就变得前所未有地困难了。
民主党面临的基层战士问题更加严重。民主党还处于富兰克林·罗斯福以智慧编织的“新政”联盟的解体过程中，这个联盟包括：作为（众所周知的欧洲移民后裔的）北方白人工人阶级的“种族群体”、南方白人、少数民族和知识分子。民主党依然能够自以为拥有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支持——至少有以大学为基础的知识分子的支持。民主党得到黑人和未婚妇女的坚定支持，并暂时在拉丁裔方面占优势。但是南方白人已经弃之而去了，民主党正使尽浑身解数在工业州里全力拉住白人的种族群体。
在此我们有必要再次介绍一下老套的选举模式。如同另外一类摇摆的选民——带着孩子参加体育运动的妈妈们，你也很难把握“喝六罐啤酒的乔”（Joe Sixpacks）的投票方向，但你一见到他就能认得出来。乔是男性白人工人阶级，从来完不成大学学业（前提是他曾上过大学），通常迷恋廉价罐装啤酒、脆饼干和电视转播的体育节目。他不一定有工会会员卡，他们有时是在服务行业而非制造业工作，但他在中西部和东北部工业州的选举中，依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世纪60年代，乔是一个“新政”式的民主党人，由于他的工会会员身份以及相信民主党是工人阶级政党的坚定信念，他与民主党的事业紧紧绑在一起。但是理查德·尼克松和罗纳德·里根都成功地使乔相信，自己与控制民主党的“自由派精英”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虽然乔这类人多数支持的是老布什，而不是来自哈佛园的迈克尔·杜卡基斯，但比尔·克林顿和罗斯·佩罗却成功地从老大党那里吸引走了乔的一些朋友。2000年，有足够多的白人种族群体投票支持小布什，从而使他赢得了如同在俄亥俄州和西弗吉尼亚州那样的胜利。小布什总统花了大量的时间访问2000年戈尔获胜的宾夕法尼亚州。
共和党有两个办法把乔这类人召回自己的阵营：一是经济办法。每次经济衰退，乔通常都是最先被辞退的人，因此他们是按钱包的状况来投票的。2004年，沉闷的经济表现以及因此流失的工作岗位，把一些白人种族群体赶回了民主党阵营。例如，小布什花了大气力才保住了西弗吉尼亚州。但更深的联结——阶级团结的思想——受到的伤害更是前所未有。共和党人像2004年那样，再次说服乔，在美国，阶级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价值的差异。共和党人逐渐发现，赢得传统制造业地区男性的支持靠的是非经济因素：堕胎问题（乔通常是天主教徒）、犯罪问题（乔赞成死刑）、同性恋婚姻问题（乔一点也不反对，但自己对此退避三舍）、枪支问题（还记得本书第七章提到的猎鹿州吗）。乔之所以依然故我，完全不是因为民主党由受过大学教育的中产阶级自由派在领导，而是因为这类人令乔感到恶心。
例如，2003年8月，在9位有望获得初选胜利的民主党候选人之中，有6人莅临爱荷华州锡达拉皮兹（Cedar Rapids）市的地方汽车司机联合会（Teamsters Local）238会所，处在会所上风口的是当地一家发出烤玉米刺鼻臭味的“玉米甜味剂”工厂，几位候选人屈尊在那里强调工人阶级的团结性，大多数时候他们是不会在这种臭味冲天的地方讲这件事的。受教于瑞士寄宿学校的约翰·克里向他的“兄弟姐妹”大声喊着“我告诉你们”，大概是想忘掉几天前在费城时曾失言说自己的奶酪牛排要加瑞士奶酪。华尔街之子霍华德·迪安（Howard Dean）则跳到话筒前，唱起了斯普林斯廷（Springsteen）困难时期的圣歌《生于美国》（Born In The USA ） (5) 。我们有位同事扫了一眼停车场，结果发现迪安仅有的两幅竞选招贴画中，有一幅是贴在一辆上明尼苏达州牌照的小货车上，小货车上有雪橇架——滑雪可不是汽车司机的运动项目。 [10] 唯一同这种环境显得协调的第一阵营候选人是迪克·格普哈特（Dick Gephardt）。
格普哈特虽然来自工会成员的家庭，但他在2004年的竞选显示，旧的民主党政治机构与隶属工会的工人在联系上出现了摩擦。1988年，格普哈特在工会的大力支持下赢得了爱荷华州干部会议的胜利。而这一次，多数较大的工会——尤其是服务业和公共部门的工会——都支持迪安，他得观察一下情形了［当年，格普哈特这位汽车司机的儿子奋力赢得圣路易市（St．Louis）议员席位的时候，迪安这位耶鲁大学的青年学子正沉醉于科罗拉多州的滑雪胜地韦尔（Vail）］。尽管格普哈特依然得到了一些蓝领工会的支持，但是这无助于他的竞选，他以可怜的第4名止步于2004年1月的爱荷华州干部会议，放弃了竞选。
工会虽然是特别管用的选票聚集机器，但依然在衰退之中——尤其是那些忠实服务于格普哈特事业的产业工会。1960年，美国有40%的劳动力被组织联合起来了，而今天这一数字只有13.5%（欧洲的平均数是43%）。参加工会的白人男性的比例，从1983年的24%下降到2001年的14.8%。 [11] 工会并不是美国产业部门的中坚力量，而是不成比例地成为公共部门的工具。如今，教师在选举中比汽车司机更重要，而乔这类人同教师鲜有团结感可言。尽管沃尔特·蒙代尔在1984年进行了一场完美的旧式“新政”竞选，但他还是在选举中大败。
在所有破坏美国工人阶级同“新政”的连接的因素中，时间的破坏力最大。2002年，只有8%的老选民有过20世纪30年代的直接经历。 [12] 而这种塑造了未来数十年的政治特性——劝说知识分子热情拥抱政府，使政治家相信其最高使命就是防止大萧条重演——现在正逐渐淡化为一种记忆了。人们很少感觉应把今天的繁荣归功于多年前罗斯福的行动主义政策。2000年，戈尔败选的另一个州是田纳西州，人们不再满怀情义地谈到田纳西流域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 (6) （戈尔的父亲帮助建立了这个机构），说它是社会变化的发动机。人们谈及它的时候是把它当作一个供电设施来看待的——需要强化业务、清理电站、降低电价。
在此，要点并不是说美国的工人阶级自然就成了共和党人了，而是要强调，他们不再是坚定不移的民主党人了。2004年11月，一些工人阶级的男性白人由于对经济和伊拉克等问题感到愤怒，他们确实站到了民主党一边，但小布什赢得了更多人的支持。就这方面以及其他多数方面的策略而言，民主党依然主要处于守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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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于共和党来说，无疑是可喜的事情。然而卡尔·罗夫正在谋划的重组不仅需要削弱对手的政治联盟，还需要有利于己方的人口统计学趋势和社会发展趋势。至少初看起来，民主党在这两方面都远为引人注目。
这种乐观源于人口统计学的依据。2002年出版的《即将出现的民主党优势》（The Emerging Democratic Majority ）一书的作者约翰·朱迪斯（John Judis）和瑞·泰克希拉（Ruy Teixeira），分别是新闻记者和选举学家。他们在该书中认为，有三股力量将美国的未来推向“进步的中间主义”。第一股力量是妇女，尤其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妇女，在2000年的选举中，她们以54%对43%的比例支持戈尔。 [13] 本书第十三章将对此进行全面的讨论。另外两股力量是专业人才和拉丁裔美国人。这两股力量都倾向于支持民主党，并且他们似乎都必然会在选民中不断增加自己的比例。朱迪斯和泰克希拉坚持认为，美国越是变得多种族化、越是成为一个后工业社会，民主党就将越兴旺发达。麦金利认为，虽然共和党赢得了一些选举，但民主党代表的是历史的主流方向。
之所以要严肃对待这一观点，是因为有一定数量的聪明的共和党人即持这样的观点。科罗拉多州州长比尔·欧文斯担心，共和党20世纪90年代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倾覆，有可能在西部的很多地方重演。共和党需要更加勤勉地争取赢得少数族裔、专业人才和妇女的好感，懂得自制以免使自己背上缺乏宽容的恶名。小布什政府极力注意赢得拉丁裔的好感，甚至为自己建立了一个西班牙语的网站。然而，在我们看来，朱迪斯－泰克希拉式的世界观——“总的来说，人口统计正朝着民主党多数的方向移动”——似乎是错误的。原因有二：其一，在拉丁裔和专业人才都在快速变化的时候，人口统计学的意义还远未显得清晰而具有决定性；其二，这种观点忽略了其他非人口统计学的社会趋势，特别是那些与价值相关的趋势，而那些都有利于共和党。
让我们来研究一下拉丁裔吧。任何一个共和党人，只要他对自己政党未来的行情看好，他都该悠悠地驾车沿美国最著名大街之一的夕阳林荫大道（Sunset Boulevard）缓缓前行浏览一番。夕阳林荫大道从太平洋海岸开始，蜿蜒进入富裕的西洛杉矶小山岭中，此乃自由主义的堡垒，随后就来到了令人目眩的夕阳地带（The Sunset Strip） (7) ，在这里，那些被装点成金黄色的广告牌显示，文化战争并没有按照约翰·阿什克罗夫特的方式在进行。但最严峻的教训则是在林荫大道往前更远的地方。随着夕阳林荫大道穿过好莱坞，汽车驶过一片无主地带——毋宁说这是人人皆为其主的地带？这里有一家墨西哥餐馆（El Pollo Loco）、一家中国菜餐馆（Hoy' s Wok）、一家汉堡王（Burger King）以及边上一家名为乌兹别克斯坦拥抱（Uzbekistan nestle）的餐馆。再往前，西班牙语招牌的数量逐渐增加。电视台告诉人们它们“全天候播送西班牙语节目”（todo el dí a en esapa? ol）。车快到道奇体育场（Dodger Stadium）时，你会发现大多数干洗工（dry cleaners）和理发师（hairdressers）的称呼变成了西班牙语的lavanderí as和peluquerí as，而有些商店打出的招牌是英语和西班牙语混用，如“物美价廉”（Bonita y Cheap）。在夕阳林荫大道的尽头，还有两大令人惊奇之处。一是唐人街的一小段路上，拉丁裔学童倏忽间不见了，代之出现的是亚裔学童。另一大惊奇之处是，夕阳林荫大道陡然变成了西泽·查维斯大街（Cesar Chavez Avenue），以纪念这位已故的拉丁裔农场工人运动领袖。
走过夕阳林荫大道，前面的景象没什么特别之处。有些洛杉矶人会说，在威夏尔（Wilshire）和奥林匹克（Olympic）两条林荫大道上有一幅更加富于世界性的图景。在芝加哥，富勒顿大街（Fullerton Avenue）始于富裕白人的林肯公园区，但随即把你带到了一个全球特性的散步场所——散步者来自东欧和拉丁美洲的各个地方。在纽约的皇后区，你可以乘坐罗斯福大街上方的7号地铁经历一次类似的多元文化之旅。令纽约利夫顿（Levittown）这个典型的美国市郊地区引以自豪的是，它拥有一座土耳其清真寺。在约翰·韦恩机场（John Wayne Airport）的所在地奥伦治县，新千年降生的头两个婴儿是柬埔寨裔和墨西哥裔。1950年，美国人中89%是白人、10%是黑人，其他种族难得一见。而今天，黑人占美国总人口的12.7%，低于拉丁裔14%的比例。照此趋势，拉丁裔很快就会成为洛杉矶县的多数居民，20年后，他们的人口将在得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两个州区占绝对优势。到2050年，美国4亿人口中将有1/4是拉丁裔——如果加上亚裔，他们的人口将占美国人口的1/3。
人口统计学给民主党带来了希望。虽然这些其他族裔的美国人通常并不是最审慎的选民，但他们在选民中的比例却在上升——从1972年的1/10到2000年的差不多1/5，再到2010年的几乎1/4。 [14] 到今天，这些少数族裔绝大多数支持民主党。唯一的例外是古巴裔美国人，他们相信共和党会对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采取更严厉的路线，因而对共和党忠诚不贰。
我们认为，这一可能开始发生变化了。有关拉丁裔的重要问题在于，他们最终是否会像黑人和意大利裔美国人那样投票。黑人坚定地忠于民主党的事业，但大多数移民群体在美国居留的时间越长，越倾向于支持共和党。他们搬迁到郊区，与民主党庞大的市区政治机构失去了联系。他们开办自己的公司企业，从而更易于接受共和党的反对管制信条。这一切似乎也正发生在拉丁裔身上。对2000年10个州中拉丁裔投票的分析发现，1/3的拉丁裔投票支持共和党的参议员候选人，几乎一半的人投票支持共和党的州长候选人。 [15] 2004年，小布什赢得了全国40%拉丁裔选民的支持。加利福尼亚州依然是一大例外。在那里，拉丁裔之所以坚定地投入民主党的怀抱中，并不是根本的社会潮流所致，而是因为该州州长皮特·威尔逊巨大的政治失策，他支持《187号提案》，该提案拒绝非法移民享受该州的福利。现居洛杉矶的作家格雷戈里·罗德里格斯（Gregory Rodriguez）说道：“我们被称为懒汉和游手好闲者，没有人比墨西哥移民更加反对这一福利政策。” [16]
此类评论凸显了共和党乐观派的另一个主张：拉丁裔是可敬的自强不息者，他们勤劳肯干、敬畏上帝、重视家庭、积极向上。在所有受测群体中，拉丁裔男性劳动力参加劳动人数比例最高，参加工会的人数比例和对福利的依赖程度最低（只有17%的拉丁裔贫穷移民依靠福利生活）。而与之相比，贫穷白人和黑人中依靠福利生活的人则分别达到50%和65%。 [17] 拉丁裔可以被认为是美国社会中最具有家庭价值取向的群体，他们还明显倾向于开办自己企业、置办自己家业——而这两者都是共和主义的孵化器。罗德里格斯曾经对20世纪90年代洛杉矶五县地区的拉丁裔进行过详细的研究，他认为这些人最大的共性在于由贫穷人口上升到中产阶级的经历。研究显示，1990年，美国出生的中产阶级拉丁裔拥有家庭的数量是贫穷拉丁裔的4倍，并且有50%的美国出生的拉丁裔家庭收入高出当地的平均水平。随着拉丁裔移民在美国的时间变长，他们的贫穷人口比例锐减，而拥有自己家园的人口比例则猛增。在到达美国后20年的时间里，50%的拉丁裔拥有自己的家园。 [18]
这并不是说所有的拉丁裔都可能投入共和党的怀抱。南美贫穷的移民纷纷涌入美国从事低报酬的工作，从而为民主党提供了大量的票源。然而，归化日久的拉丁裔遵循的是意大利裔美国人的模式，因此拉丁裔的投票可能会越来越以阶级作为分野。没有理由说共和党得不到拉丁裔的支持，除非共和党拒绝外来支持，限制移民政策。相比之下，鲍勃·多尔在1996年只获得了1/5的拉丁裔支持，小布什在2004年则获得了2/5的拉丁裔支持，他很清楚这一点。小布什在总统任期之初曾想推行一个全面外籍工人的计划，但是“9·11”事件使这一想法很快被放弃了。2004年1月，他又重新回到了这个话题上，建议暂时给予在美国的800万至1000万非法移民（其中一半是来自墨西哥）合法地位。这一举措受到墨西哥政府的广泛欢迎，可能帮助共和党在佛罗里达、新墨西哥和内华达这些摇摆不定的州赢得了拉丁裔的选票。
共和党就连在加利福尼亚州也并非全盘皆输。在本章的后面我们将更详细地回顾和讨论2003年发生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事。值得注意的是，阿诺德·施瓦辛格当时几乎得到了1/3的拉丁裔的支持。这一支持率看起来并不是很高，但考虑到与之竞争的是加利福尼亚州级别最高的拉丁裔、民主党副州长克鲁兹·巴斯塔曼特（Cruz Bustamante），那么这个数字还是非常可观的。巴斯塔曼特得到了51%的拉丁裔的支持。民主党的核心集团猛烈攻击施瓦辛格曾投票支持《187号提案》并让皮特·威尔逊做竞选主管一事，甚至连发给他的参加洛杉矶墨西哥人年度游行的邀请也被无情地取消了。然而，施瓦辛格以自己笨拙的方式坚持着，反复说自己也曾是一文不名的移民，强调自己支持平权法案，甚至称赞墨西哥是个拍电影的绝妙好去处。尽管他得到的拉丁裔支持不及白人（他获得了52%的白人的支持），但还是明显高于黑人——只有17%的黑人支持他。即使在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显然也可以以某种方式把拉丁裔同民主党分隔开来，而对黑人却做不到这一点。
专业人才给共和党带来的苦恼
在朱迪斯－泰克希拉所说三股力量中的另一群体——专业人才，情形又如何呢？专业人才曾经是共和党的堡垒，但自从1988年以来，他们基本上都是民主党人了。就像拉丁裔一样，他们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也在不断上升，从20世纪50年代占劳动力的7%增加到今天的15%。而他们也是所有职业群体中投票率最高的群体，在全国的投票选民中占21%的比例，在许多东北部州里，这一比例高达25%。 [19] 朱迪斯和泰克希拉指出，美国最具创造性的人才都在特大型都市地区，包括旧金山、芝加哥和纽约，而这些地区更可能投票支持民主党而非共和党。朱迪斯和泰克希拉认为，这些地方的基调是由社会自由派的知识型工人来定的，而他们的影响力远远超越那些波希米亚式的人群。
的确，20世纪90年代，比尔·克林顿在这些地方表现得非常出色。但这是否具有长期效应呢？马克·佩恩（Mark Penn）是克林顿手下最能捣弄数字的人之一。2003年六七月间，他为民主党领袖委员会针对1225名可能会在2004年投票的选民进行的民意调查中，向人们展示的却是一幅不同的画面。 [20] 由于民主党过于钟爱大政府且受利益集团的左右，因此专业人才对它疑虑重重。在他们中间，认同共和党政策的人数，高出认同民主党政策的人数21个百分点。而郊区居民和白领工人赞成共和党政策的人数，则分别比赞成民主党政策的人数高出15%和29%。当然，这种归类并不完美，且存在重叠，但却很难说它表明郊区化和服务业中的就业对民主党来说是个福音。
朱迪斯－泰克希拉有关专业人才的观点存在一大问题，它忽视了生活圈子对改变人们政治忠诚度的重要性。结婚生子后，人们通常会变得更保守。共和党更低税收的信条和对犯罪更严厉惩罚的态度，或许并不能引起曼哈顿和旧金山年轻专业人士的共鸣，他们过着宋飞式 (8) 的生活，但如果有了孩子后搬到城市周边的上班族居住区居住，这种主张会得到更真切的共鸣。在佩恩的民意调查中，有孩子的已婚选民对共和党的支持高出民主党19个百分点。记忆中，比尔·克林顿是唯一赢得过这一群体支持的民主党人（1996年，他以胜出7个百分点的比例赢得了他们的支持）。但自那以后，过去对民主党的怀疑又回来了。2004年，小布什以多出19个百分点的支持率赢得了这一群体的支持。
如果说夕阳林荫大道预示的是美国的一种未来，那么南加利福尼亚州的点点滴滴，预示的则是另一种对共和党更友好的未来。驱车到拉丁裔生活的东洛杉矶以外的洛杉矶盆地东端，到居家区、汽车经销店、难以区分的商业街区和被当地人称为内陆帝国（Inland Empire）的低矮商务别墅区（low-slung house office parks），你会发现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这一地区的人口由1980年的160万增加到2000年的320万，成为美国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美国人口普查局预测，内陆帝国在未来20年间人口将会翻倍，其人口数将仅次于美国前5个州。 [21] 这一地区人口大量增加，是因为年轻夫妇家庭（多是拉丁裔和亚裔）因担心洛杉矶糟糕的学校和高房价而纷纷逃离那座城市。内陆帝国以“有孩子的已婚家庭”比例最高的地区之一而在美国称雄。该地区4个选区中的3个都控制在老大党手中，是共和党占有压倒性优势的地区。
确实，这4个选区中种族背景最多样化的第43选区是由民主党控制，那里77%的居民是少数族裔。但该区的民主党国会众议员乔·巴卡（Joe Baca）是加利福尼亚州国会议员代表团中投票记录最保守的人之一。共和党牢牢控制了第42选区，拉丁裔和亚裔人数分别占该选区的1/4和1/6。该选区的国会众议员是共和党人加里·米勒（Gary Miller）。在2000年的总统选举中，该选区59%的选民投票支持小布什。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种族多样性的重要性比不上这样一个事实，即该选区［理查德·尼克松的家乡约巴林达市（Yorba Linda）就在该选区］到处是小企业，且已婚夫妇率高居加利福尼亚州榜首。
毋庸置疑，南加利福尼亚州的市郊地区都聚集在施瓦辛格的旗下，就像他们聚集在其他温和派共和党人的旗下一样。而需要记住的是，这一切发生在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这一庞然大物的心腹地带。郊区地带在美国西部或南方的大多数地方也被认为是亲共和党的。与此同时，尽管一般认为纽约州是民主党的另一个大本营，但该州的郊区选民已经团结一致地支持共和党的候选人了，尤其是温和派共和党人。由此，人们见证了乔治·帕塔基（George Pataki）轻松地在那里赢得了两任州长选举的胜利。
共和党的情形
内陆帝国证明，人口统计学并不是注定有利于谁的。如果哪位民主党人认为民主党能够把比尔·克林顿在专业人才和拉丁裔中的出色表现投入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那么他就是在胡扯。与此同时，保守派人士，尤其是《美国政治年鉴》的编辑迈克尔·巴龙，指向了其他的社会潮流和社会目标，他们认为这些潮流和目标正将选民推向老大党一边。 [22] 我们认为，与民主党相比，共和党同美国人追求的最基本的四大目标——工商业、财产、选择权以及最重要的国家安全——更能保持一致。
毕竟，美国是一个工商业民族。与之相称的是，美国创办的企业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要多，商人的地位也高得多。对工商业的偏爱，加之首席执行官垄断公司体系、欺骗股民、掠夺员工，使得这个国家中很容易出现不平等的加剧和公司丑闻的灾祸。高达31%的美国人认为他们将来有一天会变得富有，许多人梦想着开办自己的公司，并且普遍对自己的雇主评价甚高。 [23] 共和党亲工商业界的记录很难说是完美无缺的（他们更注重迎合现有企业而非促进竞争），但在从贸易管制到侵权行为改革的所有问题上，共和党一般都比民主党更亲工商业界，得到了美国大小工商业说客的坚定支持。
共和党的第二个优势同第一个紧密相连，那就是财产。迪斯雷利曾评论道，英国托利党成功的最大机会在于它创造了一个“拥有财富的民主国家”。今天共和党的情形也是如此。巴龙指出，美国见证了一种产权革命——股份所有权。“在短短10年间，选民已经历了从绝大多数人为非投资人到相当多数为投资人的转变。” [24] 更多的投资人意味着更多的人与公司式的美国利益攸关，他们将疑心重重地看待对工商业进行的猛烈攻击——这可能对阿尔·戈尔2000年“人民对强权”的竞选口号不利。更多的投资人也意味着更多的人会认真考虑共和党要签署的议题——一项按事情的是非曲直对社会保障进行私有化的议题。民主党宣称，社会保障是美国政治的第三大障碍，它太危险，因而别去碰它。小布什靠近这一议题时当然也曾十分紧张，但是年轻人特别关注社会保障的改革。2002年夏，正值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公司丑闻，卡托研究所和佐格比国际民意调查公司（Zogby International）共同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可能投票的选民中超过68%的人希望“改变社会保障体系，使年轻的工人能够选择通过个人账户对自己的部分社会保障税进行投资” [25] 。老大党因此有机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随着社会保障的私有化，会出现更多的投资人，而投资人数的增加，又会减轻进一步削弱政府作用时产生的敌意。
共和党的第三大优势，恰是许多民主党人自认为是己方的优势——选择权。不过在此我们谈的不是堕胎问题。第一个工业年代是巨型组织和标准化生产的年代。亨利·福特（Henry Ford）对顾客说，你可以将这辆车漆成任何如你所愿的颜色，只要它是黑色的。沃尔特·鲁瑟（Walter Reuther）将他所代表的工会会员组织起来，仿佛他们只是一台巨型政治机器上的齿轮。信息时代与此全然不同。美国4/5的工作岗位是由小企业创造的。现代美国是一个小范围传播而非广播的世界、一个遥控的世界、谷歌搜索引擎的世界以及个人移动电话的世界。当人们可以自由选择鼻子的形状或者孩子的性别，他们不可能愿意接受政府给定的套餐。除了最引人注目的堕胎问题以外，在人们的印象里，共和党比民主党更喜欢选择权。不断为小布什的减税进行辩护的一个理由是，人们有权决定如何花自己的钱。保守派在教育、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政策，都试图让选民在使用公共资金时有更多的选择权。而民主党则既反对学校选择权，又反对将社会保障进行部分的私有化。
枪支与投票箱
老大党最强大的一张牌就是国家安全。“9·11”事件以来，共和党虽然没有次次都把国家安全这张牌玩得炉火纯青，但似乎已经抓住了这一曾在1968年至1988年间使他们获益匪浅的议题。在那20年里，唯有灾难性的水门事件把共和党短暂地赶出了白宫——而卡特不幸的总统任期适时地加强了人们对民主党鲁莽做法的普遍担心。
“9·11”事件使共和党猛然间重新获得了这一传统优势。美国人再次感到自己极度脆弱——可能比共产主义时期更易受到直接攻击。爱国主义情绪随之高涨。民意调查显示，90%的美国人以身为美国人而自豪，而共和党人比民主党人感觉更强烈。 [26] 小布什不可能再获得“9·11”事件后笼罩在身上的光环——当时他得到很高的认可率，持续时间之久，是1935年民意调查以来其他总统未曾有过的。但是在可见的将来，美国人不大可能惩罚狂热关注国家安全的人。带着孩子参加体育运动的妈妈们变成了关注安全的妈妈们。回看2003年7月佩恩的民意调查，当时在伊拉克几乎每天都有伤亡，民主党不断认为小布什夸大了萨达姆·侯赛因的威胁，而公众对小布什的认可率也滑落到50%。但那一民意调查显示，在恐怖主义、国土安全和国家安全等问题上，美国人对共和党的支持率分别高出了28%、33%和35%。这一优势显示了某些持久的迹象。2004年1月，美国新闻广播公司和《华盛顿邮报》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在恐怖主义和伊拉克问题上，小布什比一位假想的民主党总统得到的支持率分别高出29和20个百分点。 [27] 而且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共和党人有力地打出国家安全牌——就像2002年反对佐治亚州参议员马克斯·克莱兰（Max Cleland）时所做的那样——他们通常都能获胜。在2004年的竞选中，共和党重新玩起了这张牌，甚至把共和党全国大会定在“9·11”事件周年纪念时召开。
2004年，民主党挑选约翰·克里这位高度包装的越战英雄作为总统候选人，他们显然认为找到了抵御共和党猛烈进攻的盾牌。克里毫不犹豫地提及自己的战争经历，并暗示小布什与自己的反差——他到越南服役，而小布什则待在国民警卫队里。在避免共和党嘲弄自己在国防问题上较为软弱这一点上，克里当然比霍华德·迪安这些人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但履历并不能说明一切——麦戈文也是一位战争英雄。即使克里在3月初国内问题的民意调查中领先于小布什，他在反恐战问题上依然落后，而在国防问题上的“反复无常”则使他不断受到攻击。克里在波士顿的民主党全国大会上名为“使命的召唤”的演说中重新树立了自己的军人形象。但一群快艇老兵（Swift Boat Veterans）使他受到了伤害。他们质疑他的战争经历，更准确地说，质疑他作为和平抗议队对其他部队的批评。对克里伤害更大的是他在伊拉克问题上支吾其词，就像他所在的民主党一样，他似乎无法决定是否支持这场冲突。
国家安全问题甚至可能消除共和党最大的负资产——那种认为他们的价值在消退的感觉。越南战争的耻辱已经被“9·11”事件的伤痛所取代。人们谈论的不是士兵屠杀平民，而是消防队员冲进熊熊燃烧的大楼，93航班上的乘客反击劫机犯。该航班上的乘客托德·比默（Todd Beamer）和空中电话接线员一起背诵主祷文，在电话结束时留下了一句“我们开始吧”（Let' s roll），他已经成了美国的全国偶像。比默不一定会使年轻人变成共和党，但多少会对年轻人产生影响。《国家》杂志的专栏作家凯塞·波利特（Katha Pollitt）描述了自己同13岁的女儿争论时显示出的迟滞老化的左派分子理解力的缺乏。她女儿就读于离世贸中心几个街区的学校，当女儿要挥舞美国国旗时，母亲提出了反对意见。“绝对不行，”她说，“旗帜代表的是主战论、复仇和战争。” [28] 不批评自己不了解的东西，这一过时的鲍勃·迪伦（Bob Dylan） (9) 路线，兜了一圈可能又回到了原点。
如果说以上的一切带来了共和党地位的自动上升或始于麦金利的正在进行的全面改造（又或者说小布什和卡尔·罗夫已经在得克萨斯州实现了全面改造），那是过于武断了。然而共和党在中央层面失去政权并不让人感到惊异，尤其是按照2004年的选举情况看。共和党的局限不仅表现在总统职务上，在国会两院中也是如此。如此保守的一个国家投票支持两党中相对保守的政党，似乎并不反常。问题是，共和党是否能够调整好状态来利用这种偏见——这当然不是一个必然的结论。
[1] “Dusting Off William Mckinley，”Economist ，November 13，1999．
[2] Gary C．Jacobson，“The Bush Presidency and the American Electorate，”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 ，December 1，2003．
[3] “2004 Political Landscape，”The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 ，November 5，2003．
[4] Julie Kosterlitz，“On the Ropes，”National Journal ，September 6，2003．
[5] David Broder，“Political Steamroller，”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7，2002．
[6] “Fund-Raising Gives GOP a Big Lead in Last Cycle，”New York Times ，March 19，2003．
[7] Elisabeth Bumiller，“Keepers of Bush Image Lift Stagecraft to New Heights，”New York Times ，May 16，2003．
[8] Kosterlitz，“On the Ropes”．
[9] Adam Clymer，“Buoyed by Resurgence，GOP Strives for an Era of Dominance，”New York Times ，May 25，2003．
[10] 我们的同事是约翰·斯马特尼亚克（John Smutniak）。
[11] 美国劳工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1983年1月及2001年的各期《就业与收入》（Employment and Earnings ）。
[12] Michael Barone，“Life，Liberty and Property，”National Journal ，February 15，2003，p．508．
[13] John Judis and Ruy Teixeira，The Emerging Democratic Majority （New York：Scribner，2002），p．50．
[14] Ibid．，p．50．
[15] 参见http://www.cis.org/articles/2002/back 203.html。
[16] 转引自Michael Barone，The New Americans：How the Melting Pot Can Work Again （Washington，D．C．：Regnery，2001），p．182。
[17] Ibid．，pp．161，165．
[18] Gregory Rodriguez，“The Emerging Latino Middle Class，”帕普代恩大学（Pepperdine University）“公共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1996年10月的报告。
[19] Judis and Teixeira，The Emerging Democratic Majority ，p．39．
[20] Mark Penn“The Democratic Party and the 2004 Election，”民主党领袖委员会2003年7月28日发表的文件。
[21] Joel Kotkin，“Paths to Prosperity，”American Enterprise ，July/August 2003．
[22] Michael Barone，ed．，Almanac of American Politics 2004 （Washington，D．C．：National Journal Group，2003）Introduction．
[23] Gallup Poll，January 20~22，2003．
[24] Barone，Ed．，Almanac of American Politics 2004 ，Introduction，p．31．
[25] Cato Handbook for Congress：108th Congress，p．3．
[26] Janny Scott，“The Changing Face of Patriotism，”New York Times ，July 6，2003．
[27] 参见http://www.abcnews.go.com/sections/politics/us/bush_sotu_poll_040119.html。
[28] Katha Pollitt，“Pull Out No Flags，”Nation ，October 8，2001．
(1) 标题取自1961年由瑞典导演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执导的同名电影《犹在镜中》（Through a Glass Darkly ）。电影里充斥着关于上帝以及信仰的讨论，是伯格曼的“上第三部曲”之一。——译者注
(2) 位于南达科他州的拉什莫尔总统山，堪称“美国人的爱国主义基地”，山上刻的是美国人心目中比较成功的四位总统：华盛顿、杰斐逊、林肯和西奥多·罗斯福。——译者注
(3) 1986年由托尼·斯科特（Tony Scott）导演，汤姆·克鲁斯（Tom Cruise）等人主演的美国电影，主要讲几个海军战斗机驾驶员为了争夺最佳驾驶员的地位而互相倾轧的故事。——译者注
(4) 美国税法第527条款规定，如果为开展某些政治活动（如动员选民、宣扬某种主张）而筹集捐款，其所得便可以免税。根据此条款成立的组织就叫做“527团体”。他们的主要活动是在美国选举期间推出议题广告，鼓励选民支持某一政党候选人。由于其广告经常攻击甚至诬蔑竞争对手，而联邦选举委员会又无法约束其募款来源和活动，因而备受各方争议。——译者注
(5) 布鲁斯·斯普林斯廷有“工人皇帝”之称，精选辑《生于美国》于1984年发行，叫好又叫座，使得斯普林斯廷的歌唱事业达到巅峰。同名歌曲《生于美国》以一个美国公民的身份，探讨他对人生的看法，回忆美国参加越战的情形以及处于现今社会的一些越战英雄不知何去何从的处境。——译者注
(6) 1933年，由于田纳西州多水旱之灾，农业不振，工业又落后，于是创立“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兴建水闸及多座水库，各大湖均成为狭长之湖，用以防洪、灌溉、发电、供给工业用水，附近6个州均蒙其利。——译者注
(7) 夕阳林荫大道最著名的一段，介于好莱坞和贝弗利山庄（Beverly Hills）之间。——译者注
(8) 由全国广播公司制作，于1990~1998年播出的喜剧《宋飞传》，讲述了喜剧明星杰里·宋飞（Jerry Seinfeld）和三个好朋友共同面对每日生活，互相帮助、相互体贴并上演一出出闹剧。该剧是美国20世纪90年代最成功的喜剧之一。——译者注
(9) 鲍勃·迪伦是继猫王之后最受敬仰及赞誉的美国艺人。他与英国的甲壳虫乐队共同在20世纪60年代开启了一场不仅影响音乐，也影响政治及宗教的文化革命。鲍勃个人的最大成就莫过于以诗歌般的语言创作了时而讽喻愤慨，时而表达个人喜悦，但却发人深省的歌词，为通俗音乐开启了更为宽广的道路。——译者注
谢选骏指出：人说——威廉·麦金利（William MacKinley）没能在共和党的众神之殿上同西奥多·罗斯福和罗纳德·里根一道占有一席，这并不令人感到吃惊。麦金利是一个乏味的人，他最为人熟知的事就是遇刺身亡。作为总统，他被认为只是俄亥俄州生铁大资本家出身的政治首领马库斯·阿朗索·汉纳（Marcus Alonzo Hanna）的工具而已。继任者西奥多·罗斯福的个人魅力远远超过了麦金利。然而，乏味的人和光彩夺目者一样能够创造历史。事实上，麦金利带来了一场政治革命。从他1896年的选举开始，共和党在随后的9次总统选举中赢得了7次胜利，其支配地位直到大萧条才被终结。
我看——共和党为何总能制造大萧条？1929年如此，2008年也是如此！因为共和党打赢了南北战争——通往共和党的支配之路，何其不祥。
【第十章 错误因何而起：太南方、太贪婪、太矛盾】
2002年12月5日，参议院为斯特罗姆·瑟蒙德举行他100岁（也是最后一次）的生日宴会。无论从什么标准来看，这都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瑟蒙德是美国参议院中任职时间最久的议员，也是参议院的首位百岁老人。他生于电视和苏联共产主义兴起之前，至今依然掌权，影响着世界上硕果仅存的超级大国。自然，这一事件与对瑟蒙德非凡的生命力（还有他的极度好色）的评论联系在一起。老斯特罗姆在66岁时娶了22岁的前南卡罗来纳小姐做第二任妻子。这对幸福的夫妻后来有了4个孩子。他90多岁了还与人调情，尽管头上的植发阴森可怕。有位参议员同僚曾这样评论道：“他死的时候，人们将不得不用球棒把他的生殖器敲平，这样才能把棺材盖盖上。” [1]
不久，这只老山羊的生日就因为别的原因而为人所知。新的共和党多数党领袖特伦特·洛特刚刚赢得2002年的选举，他是称赞瑟蒙德漫长职业生涯的发言者之一。鉴于所称赞对象非凡的生涯，洛特并不缺乏赞誉的素材，但他却决定称赞1948年瑟蒙德以种族隔离主义者的总统候选人的身份参选总统一事。这位来自密西西比州的参议员宣告：“我要就这一点说说我所在州的情况，斯特罗姆·瑟蒙德竞选总统的时候，我们投票支持他。我们对此感到自豪。如果美国的其他地方也跟着我们这样做了，这些年我们也就不会有这么多问题了。”
洛特后来宣称他只是特别重视州权而已，他的意图在任何理性的听众面前昭然若揭——如果保留了《吉姆·克罗法》，美国的情况会更好。有那么一阵子，洛特似乎可以蒙混过关。主流新闻界为洛特打掩护，但黑人活动家和保守派博客组成的一个奇怪的联盟迫使这条新闻上了头版。白宫与他一刀两断了，可怜的洛特只剩下到黑人娱乐电视台的份儿，在那儿宣布他一直支持平权法案——那是他秘密坚守的信念。他最终辞去了多数党领袖的职务，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更上镜的南方人比尔·弗里斯特接过了参议院共和党新领袖的职务。
对于许多共和党人来说，洛特使他们想起了本党可怕的种族主义的过去。洛特在职业生涯中长期与旧南方（Old South）的那些恶魔调情。洛特在密西西比州牛津镇密西西比大学读书的时候就领导了一场他所在兄弟会的整合运动。而到他任职参议院的时候，他向保守主义公民委员会（the Council of Conservative Citizens）发表演讲，这一组织建立的目的是继承20世纪60年代的种族隔离主义组织白人公民委员会（White Citizens' Councils）。1992年，洛特在密西西比州格林伍德（Greenwood）的一次集会说道：“在这间屋子里集会的人们支持右派原则，支持右派哲学。” [2]
洛特使人想起，外表光鲜的生活下面（他的头发碰巧像瑟蒙德一样别致），共和党曾经有过的那个令人作呕的小秘诀。但是如果近距离关注斯特罗姆的生日宴会，那么保守派美国的前景并不那么糟糕。如果洛特的讲话标志着少数共和党人的变化是多么微小，那么，他的迅速离去则显示，共和党总体上的变化有多么巨大。无论有过什么样的过失，小布什与其前任（包括他的父亲老布什）相比，都很不愿意打种族牌。事实上，无论是在费城和纽约的共和党大会上，还是在他的多种族组成的内阁里，他都努力使他的政党披上了多元文化的外衣。
洛特事件是共和党的一个缩影。它既显示共和党问题的严重性，又显示出共和党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共和党面临的真正挑战，并不是人口统计学上对这一群体或那一群体固定忠诚度的推断，而是该党自身的特性和政治——它应对极端主义和缺乏宽容的能力，它的自相矛盾之处，在各种既得利益者问题上表现出的弱点，以及它那使事情彻底紧张起来、反应迟钝的能力。在2004年的选举中，上面提到的这些东西并没有产生很大作用，但就长期而言，它们将对共和党未来的不同发展产生很大影响。可能会出什么样的差错呢？我们将关注这样两个问题：共和党在政府开支上的大手大脚；以洛特为典型代表，表面上缺乏宽容所带来的长期危险。不过首先我们来谈谈任何共和党领袖都要面临的挑战——“控制住乌合之众”。这种挑战既要使利益分散、吵吵闹闹的共和党结合在一起，又要防止党的领导人被吞没。
控制住乌合之众
想象一下你是小布什。凝视着这个政治帝国的时候你会对共和党联盟的荒诞感到好奇不已。究竟你是怎样说服科林·鲍威尔与汤姆·迪莱并肩战斗的？与极端主义共眠的新保守派究竟在干什么？奥林匹亚·斯诺和安·库尔特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阿诺德·施瓦辛格与帕特·罗伯逊愿意在一间出租屋里共处吗？
在美国这样一个大国里，任何全国性政党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矛盾。门肯（H．L．Mencken）曾评论道，民主党是由“处于不稳定共生状态中的天生敌者”组成的。而共和党的许多矛盾，只是反映了该党形成这样一个大范围联盟的成功。这不由得使人想起老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自相矛盾的诗句，而这却证明了他那具有包容心的宽阔胸怀。 [3] 大多数民主党人乐意看到共和党的“问题”——共和党内有太多的南方白人。同样，这些矛盾在政策上也是一大问题。几乎在任何主题上都有激烈的辩论。例如，共和党律师中一派认为，击败自由派法官（尤其是在堕胎问题上）的最佳方法是主张立法机构的优先地位。另一派则积极支持法官反对立法机构。当然，条件是法官要严格执行有关持枪权和财产权的宪法内容。
我们将集中分析共和党三大重叠交叉的矛盾现象，而不是一一罗列每个分歧。它们分别是：自由意志论者与传统主义者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宗教保守派与工商界之间的社会分歧；自由市场原则与心脏地区之间逻辑上的紧张关系。
本书导论解释过，现代美国保守主义这头巨兽与传统的保守主义大相径庭。它包含个人主义、民粹主义和乐观主义，这会使伯克和丘吉尔狼狈不堪。这些彻底的“自由主义”强化措施，虽然使得现代美国保守主义更具有吸引力和生动性，但也使问题凸显出来，尤其是自由意志论主义与传统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自由意志论的思想核心是个人选择，而传统主义彰显的是普遍接受的常识；自由意志论者批评主流的自由主义者对个人限制太多——主要是通过政府来限制个人，而传统主义者则批评主流的自由主义者给予个人太多的选择权。自从20世纪50年代拉塞尔·柯克和哈耶克之间的论战以来，这两派就一直在相互攻讦。
双方论战最常见的缘由无疑是堕胎。传统主义者憎恶堕胎，视其为病态社会的标志，这种社会甚至将个人选择凌驾于尚未降生的孩子的生命之上。自由意志论者支持堕胎，视其为他们支持的个人普遍权利的一部分。1994年，在解释为什么杰里·福尔韦尔这样的社会保守派真该“在屁股上挨一脚”的时候，巴里·戈德华特坚持认为，堕胎的决定“应该取决于与此相关的妇女，而不是教皇、某些空想的社会改良家或者宗教右派。这根本不是一个保守派议题” [4] 。戈德华特的妻子佩吉曾帮助创办亚利桑那州计划生育组织（Planned Parenthood in Arizona），而他们的女儿则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有过一次非法堕胎。戈德华特指责帕特·罗伯逊要把老大党变成一个宗教组织，他甚至支持一位民主党候选人与一位基督教保守派竞争国会议员的位置。许多施瓦辛格式的共和党人对此也有同感。由于基因技术的不断进步，未来有关堕胎的争论可能会更加尖锐。基因复制技术的任何进展都会使商业保守派和社会保守派之间产生裂痕，前者将此看作是又一个赚钱机会，而后者则忧心人类对上帝意志的忤逆。
如果深入共和党的选区层面，你就常常会发现，自由意志论者与传统主义者之间的战斗既是阶级之战，又是价值之战。具体而言，这是商业保守派与社会保守派之间的战斗。这两派经常相互重叠——许多社会保守派是小企业主，反之亦然。但是两者强调的重点常常不同。商业保守派看重的是赚钱，社会保守派忧心的则是美国将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商业保守派是本能的交易商，社会保守派则是天生的绝对主义者；商业保守派从属于乡村俱乐部，社会保守派则穿着花格子布裤子逐字逐句地朗读《圣经》。这种紧张关系在东北部和中西部最为明显。在伊利诺伊州的圣查尔斯市，每周日，商界精英当然会上教堂，但他们也抱怨极端主义者是“同类相食的野蛮人”。甚至在多数商人为社会保守派的南方，这些商人也经常避开意识形态的矛盾——尤其是因为这些矛盾对商业不利。南方的商业保守派努力在是否悬挂邦联旗帜的喧嚷声中，以及亚拉巴马州首席法官在州法院的主楼公开展示《摩西十诫》的混乱中，寻求妥协。
人们较少注意共和党的逻辑矛盾——它一方面想成为自由市场的政党，另一方面却又想成为心脏地区的政党。正如资本主义有其文化上的矛盾一样，保守主义也有自己文化上的矛盾。尤其是共和党自认为是代表工商业和经济增长的政党，但得到的支持却更多地来自增长缓慢的心脏地区，而非增长快速的沿海地区。更糟糕的是，共和党越是成功地实施其经济信条，就越是迅速地吞噬掉自己在人口统计学上的基础。
每年夏天小布什在克劳福德农场度假的时候就体现了这一矛盾。脚蹬牛仔靴在华氏110度的高温中烘烤，用白宫甜得发腻的话来说，总统是“心脏地区之家”的勋爵大人。美国人不仅仅把心脏地区看作是地理概念（中部和乡村地区），它更是一种道德状况，体现了真正的美国传统：自力更生、家庭价值、社区精神，人们在这里务实地工作——同大自然作斗争，而不是在屏幕上摆弄象征符号。民主党人或许能够依靠虚拟式的美国，但心脏地区的美国总会倾向于投票支持共和党。
然而，恰恰是虚拟式的美国在自由市场中做得更出色。美国最贫穷的地区不在内陆城市，而是在乡村地区的密西西比州、阿肯色州、西弗吉尼亚州和肯塔基州。2001年，政府给予农民的直接补贴达250亿美元，还有更多的补贴通过水、电和基础设施等非直接形式发放。这些钱根本不是在支持坚定的个人主义，而是创造出一种国家资助的封建主义。在那里，为数不多的农场主支配着大量教育程度低、薪资待遇差的移民工人。《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计算的结果是，“蓝色”州（民主党获胜的沿海各州）每年给共和党的“红色”州的补贴高达900亿美元。 [5] “红色”州通过老式的政治影响力，尤其是参议院的影响力，确保自己得到这种慷慨的援助，每个州选出两名参议员，这些地方16%的人口选出了一半的参议员。2000年，在小布什获胜的这些大肆吹嘘道德品行的心脏地区，谋杀率、私生子比例和未成年女孩的生育率都略高于那些被认为是堕落的、投票支持戈尔的州。
小布什的赤字
小布什愿意在心脏地区之类的问题上撒钱，这是共和党的一枚定时炸弹。经济管理和国防应该是共和党最有优势的强项。共和党被认为是“爹地党”（把熏肉带回家，避开外来的攻击），而民主党则被认为是怜贫惜弱的“妈咪党”。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除了引人注目的20世纪80年代——共和党都讨厌赤字。在《保守派的良心》一书中，戈德华特认为，只有在打算削减开支的时候才应该减税。20世纪80年代，纽特·金里奇《与美国签约》的中心内容是平衡预算。而现在小布什造成了巨额的赤字。回顾2000年，在总统竞选辩论中，小布什曾被问及如果当选总统，打算用预算盈余做什么。他回答说自己会用一半的盈余来加强社会保障，1/4的盈余用于“重要项目”，还有1/4用于减税。他显然没有达到这一目标。比尔·克林顿离任时，预计未来10年的累积盈余额将达5.6万亿美元。2003年8月，国会预算局预测，未来10年里的赤字将高达1.4万亿美元。 [6]
赤字既比表面上看要好，又比表面上看更糟。就积极的一面来说，经济低迷时期出现赤字没什么不对。实际上那被看成是政府为减轻衰退的影响而采取的措施。同样，按照经济比例来看待这些数字会更加公平。就这些标准而言，小布什2004年计划的占国内生产总值4.3%的赤字额，依然小于1983年里根创纪录的占国内生产总值6%的赤字额。尽管民主党人抱怨盈余都浪费在减税上了，但按照美国国家管理和预算局的说法，新的减税只占到整个财政逆转发展的1/4，额外支出也占1/4，其余的一半是因为经济低迷，这把美国国家管理和预算局的经济预测弄得一团糟了。 [7]
然而，有两个原因也使这些数字显得糟糕得多。第一，这些并不是真实的数据。2003年，小布什政府能够在国会通过第二个大减税计划的唯一办法，就是参与安然会计事件。据官方说，许多减税都是临时性的。但如果你认为税收还会恢复那就太可笑了。没有一个政客会提高税收（尽管这是他们想做的事情）。去除这些虚幻的余晖，10年的赤字增加了1.9万亿美元，加上其他合理的预期开支——替代性最低税（Alternative Minimum Tax） (1) 和医疗保险等方面更多的开销——未来10年里，官方的赤字数额将达到5万亿美元。 [8] 未来10年，美国的赤字平均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不会轻易回到信贷状态。
第二个更大的担忧是，从2010年开始，婴儿潮的一代逐渐退休，从而对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形成巨大的压力。这个数字是惊人的。2003年，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一项研究显示，美国的流动负债（unfunded liabilities）达44万亿美元，是国内生产总值的4倍；单单医疗保险就耗光了其中的20万亿美元。 [9] 小布什政府对此挑战并没有未雨绸缪，而是设法逃避。事实上，小布什政府2003年大规模扩大了医疗保险，为退休人员提供药品补贴，却没有进行任何根本性的改革。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研究报告还认为，如果等到2008年再来决定权利的问题，届时美国的总负债将增加到54万亿美元。
从根本上说，管理不当和即将为人所知的“小布什赤字”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开支。开支以大约8%的比例跳跃式增加，远远高于克林顿时期的水平。当然，“9·11”事件、国土安全和伊拉克战争对此都有影响，但并非如想象的那样大，这些方面的开支不到全部增加开支的一半。罗纳德·里根也曾减税并增加开支，许多保守派用这一事实安慰自己。但越是对此进行比较，小布什就越没有优势。里根用不着担心婴儿潮一代，并且在其任期的前两年里使用过15次否决权，真正地努力使政府规模缩小。相反，小布什在任期的前四年里没有动用过一次否决权。
共和党的缺乏节制不仅限于白宫，国会也怂恿小布什在医疗保险上大肆挥霍。在地方上，共和党的政客也比民主党更加大手大脚。到2002年，过去5年里共和党控制的州议会每年平均增加6.54%的开支，民主党控制的州议会则是6.17%。如果州议会分裂，或两党各控制州参众两院中的一院，则开支增加得最缓慢——“仅仅”为每年6%——印证了分权政府通常是控制开支的最好制动器。 [10]
为什么共和党甘愿损害自己在财政上审慎持重、精打细算的好名声呢？右派的辩解是：通过庞大的赤字长期限制政府规模的扩大，这样，以后的民主党政府就将无钱可花。即便真的如此，这种政策明智吗？这就好比姐夫过于贪杯，因此就在阵亡战士纪念日的周末他来造访之前，把家里所有的酒都喝光。坚信限权政府的人们不应该以一种非正当的方式——产生不必要的财政危机结果——来引进限权政府。
K街的保守主义与红色的乔治
造成这种经济管理不当的一大原因，是小布什本能地倾向于站在大企业一边。在一个青睐工商业的国家里，青睐工商业之举无可厚非。但如果只是一味地迎合某些企业——回报朋友而非促进竞争——那就有问题了。
小布什当政的时候，华盛顿很少有哪些地方的人们像K街那些人那样快乐无比。这是公司游说团体落脚的地方，是律师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在这里，人们别出心裁地把国家的金钱转移到几个精心挑选的委托人手中。2002年增加钢材和针叶木材的进口税，受到相关产业的极大欢迎，但却很难说这种做法有助于共和党自由贸易政党形象的树立。2002年的农业法案甚至增加了价格控制的内容（这种控制是苏联式的做法，因而是“反周期”的）。实际上，这使得此前尝试让政府从农业中脱身的做法发生了逆转。总的说来，农业法案使纳税人在未来的10年里少缴纳1800亿美元的税款，其中的大部分都将落入各种大农业企业的手中。
最糟糕的是取悦能源产业的行为。我们暂且把所有有关全球气候变暖的理论争论搁在一边，尽管有时候小布什的观点是有道理的。从K街那些人的角度来看，能源政策向来冗长无用。迪克·切尼的能源计划基本上是由能源业起草的，而这个方案对于政策的制定来说谈不上理想，尤其是有成员正好在安然公司工作。2005年初，最终讨论的法案中包括了对所有的能源公司进行补贴的内容——从向使用联邦土地的矿物燃料公司收取更低的费用，到仅仅为了建厂和管理工厂而针对核工业的贷款担保。为了使这笔钱在国会过关，共和党把大量的钱投入绿色环保补贴中——以能源效率、替代能源以及K街的人喜欢的其他术语的名义发放更多现金——把民主党给收买了。正如卡托研究所的杰里·泰勒（Jerry Taylor）所说，这是一个“说客皆大欢喜”的法案。
K街的保守主义的作用不仅在于让企业界得到好处。共和党正在把K街变成其政治机构的组成部分。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K街都还是一个两党共存的地方。游说公司会尽量同时雇用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民主党之所以有更多的斩获，仅仅是因为战后的大部分时间里该党控制了国会山。但随着1994年共和党掌管国会，情形发生了变化。那时的共和党众议院多数党党鞭汤姆·迪莱和格罗弗·诺奎斯特决定发动“K街计划”来加强这一优势。他们直截了当地告诉说客，要么雇用更多的共和党人，要么承受在国会山遭冷落的风险。
游说产业同共和党交织在了一起。共和党上一任党主席埃德·吉莱斯皮（Ed Gillespie）就是一位主要的说客，密西西比州的新任州长、共和党人黑利·巴伯（Haley Barbour）也是。K街的新任命几乎全是共和党人。刚在宾夕法尼亚州当选参议员的里克·桑托勒姆每周二上午都会与十来位共和党说客开会商讨K街的职位问题。共和党与K街纠缠在一起之日，正好是说客达到前所未有的影响力之时。1968年，K街只有62位说客，现在则达到了21000人。他们不仅影响了议员们，而且已经开始为他们筹款了。 [11]
尼古拉斯·康弗索尔（Nicholas Confessore）认为，共和党人决心要利用K街，这与当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及其继任者利用政府以谋求民主党优势并无二致。 [12] 民主党在其辉煌的时日利用自己对政府机器的牢牢控制，向忠诚的选民支持者——穷人、老年人，最后是少数族裔——进行施舍，也为基层战士提供工作岗位。现在，共和党利用自己对K街和更大范围的工商界的支配，建立了一个可以同罗斯福的政府机器相比肩的私人部门。共和党向工商企业发放政府合同，充实了自己的金库——看看医药业是如何从医疗保险的处方药补助中获益的。从国会助手到国会议员，当这些最忠诚的基层战士退休时，共和党在K街为他们提供大把的钞票。
短期内这可能会带来很多政治红利，但长期而言情况会怎样呢？老大党的活力来自于它提出激进思想的意愿。里根的成功并不是因为他在企业董事会里做得出色——很多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往往觉得同杰里·福特相处时更自在——而是因为他成功地利用了众多理想主义式的自由市场营销人员的创造活力。共和党也被认为是主张小政府和低程度控制的政党。但是游说集团只有在政府干涉和幕后交易的环境中才能够蓬勃发展。这加深了我们对共和党发展方向的第二大担忧：在小布什的领导下，共和党已经从主张小政府的政党滑向了在民主党不执政的时候建立大政府的政党。
即便上台的保守派决心大规模压缩政府，结果也往往是伤其皮毛而已。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的经历就是两个好例子。但小布什上台的时候，给政府带来的是鲜花而非刀斧。2001年2月27日，小布什对国会说：“政府要起作用，而且是重要的作用。”这再好不过地与比尔·克林顿向国会宣称“大政府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形成了对照。现在，“红色的乔治”——保守派仍然会这样称呼他——正进行一项大胆的誓言：看看是否能够将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期间由自由派制订的那些计划，按保守主义的方向重塑。
最清楚的例子是教育。长期以来，保守派都认为政府应该从中小学教育中脱身。1995年，众议院中的共和党人叫嚷着说要关闭教育部。比尔·克林顿当政时，教育经费支出的增加相当和缓——1993财政年度为300亿美元，到2001财政年度仅增加到360亿美元。而小布什当政时，教育经费支出呈爆炸式增长，2003财政年度达560亿美元，并且朝2008财政年度的700亿美元攀升。教育部已经承担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式的责任，即监督全国中小学的情况，并劝导表现不佳的学校做得更好。
小布什还有一个明显的倾向，我们可以称之为“新家长式领导”——用社会政策来刺激人们采取更加朝向保守主义的行为。“新家长式领导”的化身是韦德·霍恩，他负责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家庭儿童事务。霍恩是一位儿童心理学家，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工作的时候，他遇到大量因为没有父亲而受到明显心理伤害的市中心区儿童，因而创办了全国父道组织（the National Fatherhood Initiative），鼓励男性多与孩子相处。现在，他正将数亿美元投入稳固婚姻的计划中，如向即将为人父母的未婚者教授“关系技巧”，为希望和睦相处的已婚者提供“婚姻技巧训练”等。
霍恩认为，他的工作“不是要扩大政府，而是要使政府做得更好”。在所有社会问题中，家庭解体都产生了作用，而这些社会问题耗费了美国政府的资金。还有什么比预防问题发生更切合实际呢？
这听起来头头是道。20世纪60年代，自由派社会工程师提出的许多计划也是如此。而从保守派的观点来看，政府通常是一个向左转的机构。官僚不可避免地会为自己的目的而对计划进行削足适履的修改。霍恩的继任者做事可能就不如他那样道德了，比如扩大学校测试，让教育部能够有机会将自己的理论强加于美国的中小学。在某个时刻，右派美国又会乖戾地对待这个国家的规模和抱负，右派美国会厌恶一个口头上说要小政府，实际却进行大政府管理的政党。
老大哥保守主义
对政府规模扩大产生最大影响的是“9·11”事件。第一届小布什政府产生了一个多年来最大的新政府官僚机构——汤姆·里奇（Tom Ridge）领导的美国国土安全部，并且赋予极度活跃的司法部长约翰·阿什克罗夫特极大的权力。乍一看，这完全合情合理。很少会有人争执说，需要按照“9·11”事件来重新界定安全和自由的界限。甚至很少有人会哀叹往昔美好时光不再——那时候的机场安全是由私人公司来负责的。小布什当初只想在白宫设立一个小型机构，但是里奇缺乏提升国内安全所需的政治影响力，而美国人民也似乎能理解美国需要更大规模的政府。迪克·切尼认为，“‘9·11’事件以后的众多变化之一是，在一定程度上，人民对政府的真实信任程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看重政府并对我们的作为寄予厚望” [13] 。
一切都是实用主义的做法。但是看看阿什克罗夫特所耍的花样，要证明这种方法的正当性就变得极其困难，尤其对保守派来说。大政府保守主义还发展出了一个更缺乏吸引力的孪生体——老大哥保守主义。阿什克罗夫特企图成为这个国家的首席说教者，这种欲望使他变得多管闲事，并卷入与打击恐怖主义毫不相干的各种事务之中。他起诉加利福尼亚州的“医疗大麻”使用者，尽管该州主张使这种做法合法化（而且也部分地得到美国最高法院的支持）。俄勒冈州两度通过了辅助自杀的法律，美国最高法院也明确地将这一领域的政策制定权交给了各州，但阿什克罗夫特还是想尽办法挑战该项法律［包括支持美国司法部缉毒署（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取消辅助自杀的医生的执照］。在死刑案中，尽管长期以来地方上有持谨慎态度的传统，但他还是尽可能地不断威吓寻求死刑判决的地方联邦检察官。
这种完全高卢式的对中央集权的敬服可能会产生一些长期的后果。保守派欢迎联邦主义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联邦主义允许试验和多样性的存在。正如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在1932年所解释的那样，联邦主义意味着，“如果是公民的选择，那么某个勇敢的州可以充当实验室，并且该州还可以在不使国家的其他方面承担风险的情况下，尝试新奇的社会经济试验” [14] 。联邦主义也包括这样的含义，即在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丰富多样的国家里，可以对道德问题进行众多不同的尝试。旧金山和内布勒斯加州乡村的人们可以对膝上艳舞做不同的规范；佛蒙特州可以以独特的方式，一方面赞同同性恋者伴侣的权利，另一方面却加紧对互联网色情内容的控制。20世纪90年代，老大党所取得的最大的成功——从福利改革到学券制——许多都要归功于它对联邦主义的热情。
从这个角度看，阿什克罗夫特向中央集权者的转变既虚伪又愚蠢。之所以说他虚伪，是因为阿什克罗夫特曾经是大政府的头号批评者。他在担任密苏里州的司法部长以及随后担任来自该州的联邦参议员时，曾强有力地反对一项废除圣路易斯市学校中种族隔离的联邦命令，结果一家新邦联杂志《南方党派》（Southern Partisan ）把他挑出来赞扬了一番。之所以说他愚蠢，是因为阿什克罗夫特作为一个反对吸烟、饮酒、跳舞和看裸体雕塑的福音派教徒，即使在他自己的党里面，代表的也是少数派，更不用说在全国范围内。他能指望的最好结果就是和平共存的态度——以使像他这样的少数派有繁荣发展的空间。等日后民主党人坐到他的位置上，阿什克罗夫特可能就会后悔他与老大哥政府进行的浮士德式的交易了。
被南方所束缚？
由阿什克罗夫特的老大哥保守主义开始，我们来谈谈共和党前方可能面临的最大危险——一个表面上缺乏宽容的前景。那种缺乏宽容的名声冒着讽刺占美国联邦1/3地域的风险，与共和党的南方战略交织在一起。作为林肯的政党，占领南方曾经是共和党在选举上的显著成就，但是代价高昂。人们不时地担心，共和党南方一翼的过度支配地位可能将老大党推向极端主义的悬崖——就像20世纪70年代麦戈文一翼曾经把民主党推向极端左派一样。
南方的极端主义以两种形式呈现出来：种族和宗教。种族政治尤其复杂。对于小布什和罗夫来说，将洛特赶走也许只能抓住温和派白人选民，而不足以赢得黑人选民的支持。但不可否认的是，有大量（各种肤色的）独立选民搬到郊区居住，以逃避与美国黑人相关的是是非非——包括犯罪、高税收以及喜欢选择惊世骇俗的市长［1978年至1990年间，在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的住房价格方面，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黑人市长马里恩·巴里（Marion Barry）所做的工作无人能及。随后，在因为持有可卡因而服刑之后的1994年至1998年间，他做的工作也是无人企及的］。对美国黑人所持的良好意愿很难说是没有止境的。但是，自从老布什在1988年推出威利·霍顿广告（Willie Horton ad） (2) 以来，情形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更不用说1967年出品的影片《猜猜谁来吃晚餐？》（Guess Who ' s Coming To Dinner？ ） (3) 带来的影响了。在那些明智的学校、教堂和乡村俱乐部里都能找到黑人和棕色人种的面孔。不少人害怕对种族主义的指控可能会像对道德标准低下的指控一样激烈。这是一个扎根于南方政党中的问题。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卡琳·鲍曼（Karlyn Bowman）指出，只有59%的南方人赞成白人与非白人结婚，而非南方人赞成的比例则是75%。如果特伦特·洛特的冒险故事还在继续，共和党在密西西比州就不会失去那么多选票，但在长岛和丹佛却会有大量选票流失。
在老大党的信用方面，小布什的共和党与当年特伦特·洛特参加的共和党非常不一样。党内两个最有嫌疑的人——斯特罗姆·瑟蒙德和杰西·赫尔姆斯——一个已辞别人世，另一个已离开参议院。在南方，老大党中当然还有一些南方好老弟希望保留黑人职位。但共和党同样是一个新南方政党——一个企业家、专业人士和郊区居民的政党。新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比尔·弗里斯特来自共和党中期待未来的一翼。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像科林·鲍威尔那样身居如此高位的黑人，也从未有过像康多莉扎·赖斯那样对总统产生如此大日常影响的黑人。小布什的内阁中包括2名黑人、3名女性、1名拉丁裔和2名亚裔美国人，还有6名白人。相比之下，1989年老布什的内阁中，有10名白人男性、2名拉丁裔、1名女性和1名黑人。
共和党正日益改善自己在种族问题上的声誉，然而它对宗教一翼的控制较不明朗。我们看到，共和党在各种社会问题上的立场给它带来了大批南方的基督教基层战士。但是南方人并非典型的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与全国的平均35%和东北部的26%相比，南方有44%的家庭持有枪支； [15] 非南方人中只有33%的人每星期至少一次上教堂，而南方人的比例则是41%；65%的南方人说他们有过改变自己人生方向的宗教经历，而非南方人的比例则是48%；几乎1/4的南方人要求恢复禁酒令。 [16] 这种清教主义在南方地区并非随处可见。新奥尔良、孟菲斯和纳什维尔都有不少的酒吧女郎。 [17] 我们中的一位于2003年驱车穿越凯畯县（Cajun County）时曾看见有块广告牌上写道：“昨日一船新的女郎运到。”但总体上，南方人对性也持更为严厉的观点，并且文化上最保守的南方人都受到共和党的吸引，他们在共和党里特别注意将堕胎和校内祈祷等事置于共和党政治的核心——往往是以最具对抗性的方式来进行。叫嚷得最凶的、要求弹劾比尔·克林顿的人，正是共和党的南方一翼；竭力使上帝重返课堂并组织同性恋者结婚的人，也正是共和党的南方一翼。
大多数美国人可能也有类似的偏见，但却远远不是审判式地高高在上。他们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是同性恋，但也憎恨那种对同性恋者赶尽杀绝的企图；他们不喜欢堕胎，但却不认可政府强行禁止妇女的自由选择；他们认为教育需要以道德为基础；他们敬仰宗教领袖，但当祈祷变成了强制义务，他们也会感到焦躁不安；他们认为比尔·克林顿的行为并不光彩，但不支持那些策划弹劾克林顿的、自以为在道德上高人一等的人。
共和党南方一翼咄咄逼人的道德主义不仅吓跑了中间选民，也疏远了其他的共和党人。最感惊恐的或许是东北部的乡村俱乐部美国佬［如果禁止饮酒和外遇，那么康涅狄格州的股票经纪人就没多少事可做了］。但是，宗教右派的影响力使得共和党在中西部地区、平原地带和西部的许多安全席位也丧失了。仅举一例，1996年，基督教联盟支持的保守派共和党人文斯·斯诺巴杰（Vince Snowbarger）赢得了堪萨斯州第三选区的国会议员席位。由于他继续支持在公立学校中教授宇宙创造论，因此在接下来的1998年选举中输给了民主党人。 [18]
州长
从根本上说，共和党的南方问题对共和党本身是一种平衡。南方一翼的支配地位防止了老大党成为一个包罗万象的全国性政党。共和党明显在西部，尤其是在加利福尼亚州失去了自己的平衡力。在尼克松和里根的领导下，共和党紧紧地抓住阳光地带，南方的道德主义受到更为轻松的西部个人主义的平衡。但是，正如我们在本书的第四章中所看到的那样，在20世纪90年代，由于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自杀式的迪克西化，共和党失去了对该州的控制，阳光地带挣脱了共和党的掌控。而现在，希望以一种带着奥地利口音的、半机器人式的奇怪形式回来了。
为理解阿诺德·施瓦辛格于2003年10月当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对于共和党的重要性，有必要描述一下该州一年前发生的一个事件。当时，我们中的一人刚参加完在英格兰伯恩茅斯（Bournemouth）举行的某个明显情绪低沉的英国保守党会议，接着来到了阿纳海姆（Anaheim）参加2002年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大会。那时候的托利党人沮丧气馁地沉浸在对往昔时光的回忆之中，整个会议完全被直布罗陀和猎狐之类的话题占据。但是，从功能缺失紊乱这一点来看，连欧洲最具自杀性色彩的中间偏右政党，也丝毫没有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人身上的这一弱点。托利党的代表们虽已年近七十，但保守党至少努力突出年轻人和非白人代表的位置。相反，2002年的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人则满怀勇气地避开了对多元文化的营销——而这是小布什在费城用过的很管用的一招。他们大概认为，他们的州长候选人比尔·西蒙（Bill Simon）听过展现詹姆斯·布朗（James Brown） (4) 异类嗓音的歌曲《感觉良好》（I Feel Good ），这足以表现他的多样化，别的不需要了，谢谢。在亚拉巴马州，如果显要的位置上坐的依然是清一色的年长白人，或许还是管用的，而在到处喧闹的熔炉阿纳海姆，这种做法则看起来像自杀。在会议大厅的后部，有位来自南洛杉矶的上镜的黑人青年竞选州议会议席，他承认自己的竞选从没得到党的任何帮助。舞台之外，小布什的人马似乎已不理会这满是抱怨的舞台，开始谈论2004年的参议员竞选了。
这种失望感是可以理解的。2002年，由于磕磕碰碰的经济、一场用电危机以及隐隐出现的预算赤字，民主党州长格雷·戴维斯似乎该下台走人了。虽然卡尔·罗夫敦促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人选择在民意调查中领先戴维斯的前洛杉矶市市长理查德·赖尔登（Richard Riordan）参选州长，而社会保守派则选择支持政治经验甚少的富商西蒙——他受到推举的主要原因在于他反对堕胎。更让他们震惊的是，戴维斯在共和党的初选中以广告来质疑赖尔登在堕胎问题上的记录。人们可能会认为，戴维斯对西蒙的明显偏爱将告诫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人，他们出问题了。但是加利福尼亚州的共和党人并未从中警醒。结果，西蒙以高出18个百分点的成绩在老大党的初选中胜出，并在州长大选中输给了戴维斯——加利福尼亚州历史上最不受欢迎的州长之一。
2003年，共和党重获权力之路过于奇特，因此很难说从中能得到什么权威性的教训。回顾起来，几乎所有与罢免有关的事情都转变为施瓦辛格的优势。第一件事完全与投票的主动权连在一起，这种机制应该只在极端情况下才使用，而戴维斯并未有明显犯罪事实。投票结构也很奇怪，如果要留任，戴维斯需要在投票的前半阶段说服一半选民支持他，否则谁在投票的后半阶段中得票最多，谁就将获胜。可能的候选人名单上异乎寻常地多达135人，其中只有一位民主党人——戴维斯的副州长克鲁兹·巴斯塔曼特。而这种畸形竞选，则使施瓦辛格免受旷日持久的“与淫荡女人感情纠葛”（施瓦辛格承认与女人们“玩耍嬉闹”）的拷问，更为重要的是，这防止了共和党进行初选，而在初选中，施瓦辛格可能会像赖尔登一样与社会保守派发生纠葛。
然而，即使把所有这些奇怪的事情放在一起考虑，施瓦辛格的胜利依然令人印象深刻。相比巴斯塔曼特的32%和死硬派共和党人汤姆·麦克林托克（Tom McClintock）的13%，施瓦辛格获得了48%的选票。这位演员的得票超过了戴维斯在前半部分投票中45%的得票率，连那些批评罢免制度的人都感到震惊。此外，施瓦辛格是以西部共和党人的身份竞选的。他虽然诅咒大政府，但是他的自由概念扩及人们的个人生活。施瓦辛格仅仅支持堕胎权的选择，而将拥有武器从辩论中删掉——戴维斯通过这个话题阻止了先前的两个挑战者。在此前的选举中，郊区妇女并不支持共和党的事业，但是在女性选民的支持率上面，施瓦辛格尽管有黑暗的过去，但却以43%对36%完胜巴斯塔曼特。2003年，民主党显得像是极端主义者。例如，戴维斯在最后时刻为了集拢拉丁裔选民，赞成向非法移民发放驾照，而一年前他还是有点反对这种做法的。施瓦辛格反对这一做法，并清楚地表明他不是依据种族，而是依据国家安全来行事的。在美国最大的市区县洛杉矶县，施瓦辛格以45%比37%击败巴斯塔曼特，如果加上麦克林托克获得的选票，共和党的总得票率为56%。这一数字引人注目，因为仅仅在11个月之前，戴维斯还曾在这里以50%的得票率击败过得票率为35%的西蒙。
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施瓦辛格将永久改变加利福尼亚州的政治。他开端良好，但州长身份很容易使他陷入对他以往“玩耍嬉闹”的指控和有关预算的激烈辩论中。如果他被迫增税，就会激怒本已对他的社会观点厌恶不已的右派，但是如果他削减社会服务，他就不可能不疏远许多普通选民。类似地，为了使加利福尼亚州的共和党人非迪克西化，施瓦辛格也将勉为其难。2001年民主党划分选区时聪明地划分出几个共和党人众多的选区席位。这些选区里多数是社会保守派，他们几乎不用吸引中间选民的支持。
然而，这样一位众所周知的温和派共和党人的存在，一定会对老大党产生全国性的影响。施瓦辛格在2004年的共和党大会上被强势推出，显示共和党的派别范围有多么宽广。他甚至可能游说改变共和党的反堕胎政治纲领，就像他的竞选经理皮特·威尔逊在1996年曾经做过的那样。温和派共和党人将表明，他们的信条具有全国性的吸引力：纽约现在有一位共和党市长，在民主党三个最大的大本营——纽约州、马萨诸塞州和马里兰州——有三位共和党州长。
靠乌合之众为生
施瓦辛格引来了如何管理乌合之众的周而复始的争论。充满矛盾、内耗严重的乌合之众与广泛的统治联盟之间的界限并不非常明显。共和党面临的挑战是，要使自己以“既是……又是”式的政党呈现在世人面前——既是保守派的政党，又是自由意志论者的政党；既是上帝的政党，又是财神爷的政党；既是心脏地区的政党，又是华尔街的政党；既是施瓦辛格的政党，又是特伦特·洛特的政党。
在这一点上，有两件事情足以让共和党人得到一些信心。第一件事情是，最近一段时期，共和党在因人而异地处事方面显示了相当的才干。在蔗糖地带，如得克萨斯州或者佐治亚州的科布县，共和党代表欣欣向荣的郊区。住在那里的主要是白人家庭，各种障碍将他们与美国的各种问题隔离了开来，这些障碍包括距离遥远、分区制规则和不动产价格，它们远比法律上的种族隔离更为有效。共和党支持维持现状。相反，在西弗吉尼亚州，乐观没有吸引力，焦躁不安才能吸引人。共和党利用那些受到全球化威胁的矿工和钢铁工人的恐惧心理，诅咒外来者掠夺蓝领工人的生计。他们中有破坏宗教的好莱坞制片人，有威胁要使狩猎非法并且不准人们自我防卫的枪支管制者，有要求对煤钢工业进行控制进而将之消灭的自由环保主义者。
这种完全因人因事而异的能力并没有随着地理的变化而变化。在彻底改造自身方面，共和党展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能力。20世纪90年代，共和党是一个反制政府的反抗者政党，在2000年的选举中，它又把自己重新包装成充满同情心的保守主义政党，到2002年，紧随“9·11”事件之后，它再次把自己变为捍卫国防和代表国家伟大性的政党。
这把我们引到了共和党乐观主义的第二个理由上。管理乌合之众的关键就是要为他们找到泄恨的对象，而不是把愤恨发在应该领导他们的人身上，而现在共和党就有这样的对象。如果有足够大的仇恨，任何政党都能够凝聚在一起。在战后的大部分时间里，使右派黏合在一起的是反共。 [19] 保守派出于各种原因仇视共产主义——自由市场论者仇视共产主义是因为它反对资本主义；宗教保守派反对共产主义是因为它反对上帝；主流保守派反对共产主义是因为它反对美国。但是他们都痛恨共产主义。他们支持建立美国的防卫，并最大限度地限制共产主义在国外的不正当所得。反共使保守主义能够悬挂同一面旗帜。柏林墙倒塌之后保守主义运动内部的相互厮杀达到顶峰，这种情形并非偶然。
“9·11”事件恰好为小布什提供了这样一个理由，尽管这种说法听起来有种对一桩夺去3000人生命的罪行玩世不恭的风险。除了孤立主义的边缘群体，反恐战争几乎把所有的保守派都团结到了一起，前面是一场反击黑暗势力的全球性斗争，并且将爱国主义放到了政治的核心位置。在参议院的49位共和党参议员中，有48人授权对伊拉克动武，众议院的这一比例则是215票对6票。反恐战争使得2002年和2004年共和党的胜利不同于2000年的两党难分轩轾。根据民主党的民意测验专家斯坦利·格林伯格（Stanley Greenberg）的说法，2002年，民主党在税收和社会保障方面依然比共和党更受欢迎。但是在哪个政党能够使美国更强大的问题上，共和党比民主党高出40个百分点——59%比19%。2004年，小布什赢得了那1/5认为恐怖主义是最重要问题的选民的支持，其比例是86%对约翰·克里的14%。2004年在纽约举行的共和党全国大会，是一次杰出的舞台管理和指挥的表演，共和党的各个派别——包括约翰·麦凯恩和阿诺德·施瓦辛格——齐声高呼，国家安全是主要问题，伊拉克战争是反恐战争的组成部分。
只要恐怖主义依然是对美国的严重威胁——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基地组织”会在一夕之间消失——共和党作为对恐怖主义最为强硬的政党，就享有很大的优势，这种优势为共和党带来了额外的红利，从而使之能够团结起来。
[1] “Good Ol' Strom？”Economist ，November 30，2002．
[2] Thomas Edsall，“Lott Renounces White Racialist Group He Praised in 1992，”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16，1998．
[3] “我胸怀宽阔/我包容万千”，选自《自己的歌》（Song of Myself ）。
[4] William Rentschler，“Barry Goldwater，Still in His Element as the Straightshooter from the West，”Chicago Tribune ，October 23，1994．
[5] Paul Krugman，The Great Unraveling （New York：Norton，2003），p．177．
[6] “A Flood of Red Ink，”Economist ，November 8，2003．
[7] 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年度中期预算评审，2003年7月15日发表。
[8] 详细的说明，请参见“A Flood of Red Ink”。
[9] Jagadeesh Gokhale and Kent Smetters，“Fiscal and Generational Imbalances，”www.aei.org/doclib/20030723_smettersfinalcc.pdf．
[10] Dennis Cauchon，“GOP Outspends Democrats in States：Both Far Outpace Inflation，”USA Today ，May 19，2003．
[11] Nicholas Dawidoff，“Mr．Washington Goes to Mississippi，”New York Times Magazine ，October 19，2003．
[12] Nicholas Confessore，“Welcome to the Machine：How the GOP Disciplined K Street and Made Bush Supreme，”Washington Monthly ，July/August 2003．
[13] 转引自Bob Woodward，“A Test of Government' s Trustworthiness，”Washington Post ，October 25，2001。
[14] New State Ice Co．V．Liebmann，U．S．Supreme Court，1932．
[15] Tom Smith，“National Gun Policy Survey，”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 ，December 2001．
[16] Karlyn Bowman，ed．，“Opinion Pulse，”American Enterprise ，March 2003，pp．60~61．
[17] 参见我们的同事苏西·帕克（Suzi Parker）的作品，Sex in the South：Unbuckling the Bible Belt （Boston：Justin Charles，2003）。
[18] John Judis and Ruy Teixeira，The Emerging Democratic Majority （New York：Scribner，2002），p．151．
[19] These Paragraphs Owe Much to John Fonte，“Homeland Politics，”National Review ，June 2，2003，pp．27~30．
(1) 一种将某些税收优惠项目加入调整后总收入的税收计算方式。替代性最低税的征收目的是防止纳税人利用减税来规避其应该承担的税负。——译者注
(2) 威利·霍顿广告1988年为老布什赢得总统选举。该广告主要比较两位总统候选人在死刑问题上的看法。片中描述杜卡基斯担任马萨诸塞州州长时，主张谋杀犯可以在周末假释，结果一个名为威利·霍顿的罪犯又在假释中犯下强暴罪。老布什攻击杜卡基斯的监狱政策让一般老百姓更为恐惧。该广告大获成功。——译者注
(3) 该片由美国哥伦比亚影片公司出品。影片通过描写黑人和白人通婚，揭示了美国长期存在的一个极敏感的社会问题。——译者注
(4) 美国灵魂乐教父。——译者注
谢选骏指出：人说“错误因何而起：太南方、太贪婪、太矛盾”——我看这都是因为，“中庸不可能也”。因为权力一旦使用，就会自然而然地走向极端。就像杀人犯一旦行动，就决不止一个亡魂。所以俗话说，“刀一沾血，不再使用就会生锈。‘收刀入鞘’只能是上帝的作为。”
【第十一章 在敌后方】
几年前，伍迪·艾伦（Woody Allen）编剧并导演了一部音乐喜剧片《人人都说我爱你》（Everyone Says I Love You ）。片中的一个青年忍受着一种可怕的痛苦煎熬——强制性的保守主义。他偷偷阅读《国民评论》杂志，并详细讲述诸如“强大的美国和持枪权”这样的“男性现代思想”的诱惑，从而使他自由派的父母感到不快。在该片的一开始，他就说道：“福利不管用，它就像平权法案一样，不允许在学校祈祷和放纵罪犯，是不合时宜的自由主义幻想。”然而影片结束时却皆大欢喜。父母亲发现他身上有个致使他大脑缺氧的肿块，肿块最后消了，而这个小伙子则立即辞去在青年共和党人俱乐部（Young Republicans Club）的职务，开始支持左派自由主义。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如今正饱受着大脑缺氧之苦。过去3年里，“大学共和党人”组织的会员增加了3倍，其分会由409个增加到1148个，仅在2002年，它就招募了22000名新会员。现在该组织的会员已超过10万人。年轻人也不只是“天生的自由派”，他们正成为奇怪的保守主义痛苦的牺牲品。如今，美国号称拥有欣欣向荣的保守主义黑人知识阶层，还有杰出的保守派同性恋者、保守派拉丁裔、保守派环保主义者、保守派演员、《纽约时报》的保守派专栏作家（啊，有两位）。在“自由派美国”的任何一处瞧瞧，你都会发现，那里有深深扎根于敌后的保守派基层战士。
这些基层战士特别严厉，他们在充满敌意的地方与世隔绝，并不断遭到同侪的冷嘲热讽。然而，他们对更广泛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运动至关重要——他们活生生地驳斥了自由派的嘲笑，自由派认为保守派只不过是一群愚蠢的白人而已。谁能比长着一张黑面孔的人更好地解释家庭解体对美国黑人造成的伤害呢？谁能比一个漂亮的保守派学生更好地支持性节制呢？至少有一点，敌后的保守派迫使民主党耗费资源来捍卫他们本以为理应属于自己的地盘。最好的情况则是，这些基层战士正在为解放敌占区的大量人口做准备（他们无疑将看到这种情况的出现）。我们决定集中关注三大这样的敌后群体：黑人群体——因为这威胁到民主党的道德优越感；青年群体——因为他们给保守主义带来了很大的力量；妇女群体——因为她们占国家人口的一半以上。
苍白的浅影 (1)
从起用科林·鲍威尔和康多莉扎·赖斯，到赶走特伦特·洛特，尽管小布什对多元文化主义做出了许多让步，但是共和党显然与黑人之间存在问题。1960年，有1/3的黑人选民投票支持理查德·尼克松。 [1] 而在2004年，只有占黑人人口1/10的富裕得多的黑人投票支持小布什。2002年，随着J．C．沃茨（J．C．Watts）退休，国会山上共和党唯一的一张黑人面孔不见了。即便这样，美国各地还是存在黑人保守派。
最有影响力的可能是一小群黑人知识分子。他们中最有名的是饱受诟病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对平权法案反潮流而动的评论家谢尔比·斯蒂尔（Shelby Steele）以及托马斯·索厄尔（Thomas Sowell）——自从1975年出版《种族与经济学》（Race and Economics ）一书以来，他就一直是平权法案反潮流运动的宠儿。他认为，既然种族歧视在经济上是不理性的，那么反击种族歧视的最好办法就不应是政府控制，而是竞争。这些黑人保守派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与第一代新保守派极其相似，他们是以民主党身份开始其生涯的知识型人才，但因为身份政治和种族偏好之类的问题与民主党闹崩了。正如新保守派一样，他们强烈地支持以色列，非常敌视帕特·布坎南这样的早期保守派，且多集中在智库里。
竞选过总统的那位黑人保守派是位知识分子，这一点很重要。2000年，艾伦·凯斯（Alan Keyes）的总统竞选最为人铭记的，或许就是他热衷于随摇滚乐狂舞，喜欢听“讨伐体制乐团”（Rage Against The Machine） (2) 的歌。但由于凯斯拥有哈佛大学的政治学理论博士头衔，因此，显然他至少在名义上是6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中最聪明的一位。他在哈佛大学师从杰出的斯特劳斯主义者哈维·曼斯菲尔德（Harvey Mansfield），并与未来的保守主义学者比尔·克里斯托尔共处一室。他认为同艾伦·布卢姆（Allan Bloom）一道研究政治理论度过的时光，是他人生经历的转折，后者是《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一书的作者，其精神几乎在凯斯所有的言谈中都能够找到。大多数政治家喜欢将抽象问题与具体问题联系在一起，而凯斯如果不想到问题的抽象意义，就听不进具体问题。
这种对理智的过度偏重，有时候具有启发性，有时候则显得十分古怪。凯斯狂热地反对堕胎（他在衣领上别着一枚形状酷似10周大胎儿双脚的金别针）。但是他反堕胎不仅仅是基于《圣经》，也基于《独立宣言》。他认为，人们应该将《独立宣言》的精神应用到未出生的孩子身上，就像当年林肯将之应用到奴隶身上一样。凯斯以类似的口吻，号召完全取消“奴隶式的”收入税（为什么要费心采用统一税呢？）。他还认为，在宪法中并不能找到使宗教与国家分离的依据。凯斯有时有点像20世纪50年代某些古怪的保守派。2000年共和党初选开始的阶段，他的表现好得令人诧异——吸引到4000位志愿者，并在艾奥瓦州的干部会议中击败了两位参议员。然而他不太容易相处。如果你问他有关他喜欢什么甜食之类陈词滥调的问题，他在回答自己喜欢脆壳苹果派之前，可能先要指责你道德沦丧、知识贫乏；如果你称赞他的口才，他可能指责你是种族主义者。凯斯甚至对自己的支持者也很粗暴。有一次在集会上，他下令追随者别鼓掌了。他斥责道：“我以前见得多了，人们站起来为某事欢呼，说他们对此笃信不已。但当他们离开以后，只有上帝才知道他们会怎样投票。” [2]
凯斯像许多黑人保守派一样，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他是一个罗马天主教徒，但却获得了许多基督教福音派的支持；他反对多边主义机构，但却非常看重别人称呼他为大使——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时获得的头衔；他是一个保守派，但却比杰西·杰克逊更热衷于打种族牌。在1999年12月的初选辩论中，他将小布什说成是“布什主人”（Massa Bush），以讽刺他在税收问题上的“胆怯”。在一个脱口秀节目中，主持人称赞他的辩才，而他把这种恭维比作是在说“哦，他舞跳得真好”。
凯斯是此类人中的一员。然而他所表现出的这些人格特征，或许是在一个充满敌意的地方从事自己的事业所必备的心理条件。在美国政治中，几乎没有什么人像黑人保守派那样要忍受如此多的嘲笑奚落。黑人主流把他们看作叛徒。美国有色人种促进会前负责人本杰明·胡克斯（Benjamin Hooks）谴责黑人保守派是“新一类的汤姆叔叔……是世界上最大的说谎者”。杰西·杰克逊把克拉伦斯·托马斯比作是三K党成员（“晚上，民权的敌人裹着白色床单罢工，放火烧十字架；白天，他们身裹黑色长袍罢工”）。黑人记者朱莉安娜·玛沃尔（Julianne Malveaux）甚至希望托马斯早点命丧其白人妻子之手。凯斯这样的黑人保守派有点敏感，这一点也不叫人觉得奇怪。同样不会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他们最好的一些作品（特别是谢尔比·斯蒂尔的作品）所涉及的主题非常关注在社会连带关系的世界里人们的孤立感。
黑人保守派有两大核心事业：废除平权法案和引进学券制。前者的主要支持者是沃德·康纳利（Ward Connerly），他是一位来自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的黑人商人，负责管理美国民权研究所（American Civil Rights Institute）。康纳利这个“校董会奴隶”——这是杰西·杰克逊对他的称呼——在1993年被皮特·威尔逊州长任命为加州大学校董会董事之前，一直是“积极歧视” (3) 的捍卫者。他在校董会上说，在他看来，一项帮助弱势群体的计划已经堕落为一种以种族偏好为基础的成熟制度，这使他感到震惊。1994年，康纳利说服他从20世纪60年代末一直交往的密友威尔逊改变对“平权歧视”问题的看法。1995年，尽管受到激烈反对，他还是以同样的手法在这个问题上赢得了校董会的胜利。1996年，他接手两位学者想出的《209号提案》（Proposition 209 ），该提案要废除公立大学中的平权法案。他使一次艰难的活动——甚至得不到足够的签名来举行投票——转变成了最新型的政治运动。提案以55%的得票率获得通过。
从那以后，康纳利就开始在全国进行改革运动，他指控那些强加平权法案的学者和官僚，帮助其他的州策划废除平权法案的议案。2003年，他在此问题上遭受了两次挫折。第一次，最高法院做出了一项令人费解的裁决，允许平权法案继续存在，但禁止大学公开通过积分制（points-based system）来进行。第二次，在阿诺德·施瓦辛格当选州长的那次选举中，加利福尼亚选民拒绝了康纳利有关禁止在该州以种族和族裔来区分公民的动议。康纳利并没有得到施瓦辛格的帮助，因为他反对这一动议。但是由于种族界定正变得越来越难，历史很可能会站在康纳利的一边。康纳利的祖父母辈中有一位是白人，另一位是完全的乔克托族印第安人，他自己则娶了一名白人女子，从而使其种族的混合又增添了新的内容。
黑人保守派在号召黑人同胞加入反对平权法案战斗时要面临的永久困难是，他这样做的时候是在违背自身的利益。为什么黑人要放弃当下就能从平权法案中得到的好处，来换取从坚持原则（能人统治）和以最高的标准来检验自己中得到的长期好处呢？学券制——让父母有更多选择来决定孩子上什么样的学校——则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学券制是白人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在1957年首次提出的想法。许多黑人保守派，尤其是托马斯·索厄尔，多年来一直赞成学券制，但越来越多的主要支持者是黑人父母。民意调查不断显示，多数黑人，尤其是有适龄上学孩子的黑人，都支持学校选择权。这并不令人奇怪。相当于美国学生成绩单的“全国教育发展评估”（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 Progress）显示，17岁的黑人学生在数学和阅读能力上，平均比同龄白人学生落后4年，而在科学方面则落后5年。
美国最激进的自由市场式教育改革发生在不大可能成为试验地的密尔沃基——这座城市曾选出一连串信奉社会主义的市长，并催生了激进地扩大政府的进步运动。学券制在密尔沃基取得进展，是一些罕见的情况结合在一起产生的结果。第一，该市是主要的保守派基金会布拉德利基金会的所在地，该基金会多年来一直在争取学券制。第二，当地的黑人厌倦了看着公交车把自己的孩子从城市的一端送到另一端去上学，以便白人社区能够取得法院要求的种族平衡。当地两位著名的黑人——州议员霍华德·富勒（Howard Fuller）和前篮球明星波利·威廉斯（Polly Williams）——认为，要解决黑人的教育问题，靠的不是法院强求的计划，而是父母的选择。第三，学券制的积极活动者与两党的政治人物都有过接触。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州长汤米·汤普森（Tommy Thompson）和密尔沃基市的民主党市长约翰·诺奎斯特（John Norquist）都支持学券制。
密尔沃基市的学券制试验在1990年刚开始的时候规模还很小：只有1%的学童符合学券制的条件，宗教学校被排除在试验之外。但绝大多数黑人父母赞同学券制。瓦莱丽·约翰逊（Valerie Johnson）有5个孩子，她目睹了芝加哥的教育制度毁了自己的两个兄弟——一个因拒绝加入帮伙而被杀、另一个退学后在加利福尼亚无家可归——因此成了赞成学券制的活动分子。她决心要使自己的孩子避免那样的命运。富勒等活动分子认为，学券制运动完全像现代的民权运动一样。“我们在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伯勒市伍尔沃思连锁便餐馆坐下吃饭，难道是为了今天到一家连菜单都看不懂的便餐馆吃饭吗？”在过去的10年里，当局已逐渐放宽了对这一计划的限制。到2003年，密尔沃基市的“父母选择计划”已经将学券发放到了1万个贫穷家庭学生的手中。对密尔沃基市以及另外两个实行学券制的先锋——克利夫兰市和佛罗里达州——的研究显示，学券制孩童不仅表现良好，并且学券制改革似乎也改进了当地公立学校的质量——尤其是那些面临激烈竞争的学校。 [3]
受到这些结果以及2002年最高法院裁决地方性学校可以使用学券的鼓舞，并受到像黑人教育选择联盟（the Black Alliance for Educational Options）、来自“我们是乡村人”组织（We Are the Village People）的非洲姐妹皇后（Queen Sister Afrika）这样的活动分子以及正在兴起的一代黑人领袖的鼓动，学券制运动继续在美国黑人间扩展。年轻的民主党政治家科里·布克（Cory Booker）认为，决定教育制度的唯一途径是把权力归还给父母。奥马尔·沃叟（Omar Wasow）经营一家名为黑星球（BlackPlanet.com）的网站，他把学校选择权看作是由最高法院1954年“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Brown v．Board of Education） (4) 裁决的直接产物。这些活动分子里面没有一个属于保守派，但是他们都愿意借用保守派的思想并同他们结成联盟，改善黑人学校令人绝望的状况。
事实上，在民主党联盟中，它最忠实的选民（黑人）与活动分子的主要来源（教师工会）之间存在着断裂。2000年民主党初选中最尖锐的时刻发生在约翰·克里与比尔·布拉德利（Bill Bradley）的辩论会上。辩论在美国黑人的圣地哈勒姆（Harlem）的阿波罗剧院（Apollo Theatre）进行。年轻的黑人记者塔梅拉·爱德华兹（Tamela Edwards）向那时的副总统阿尔·戈尔发问，为什么他一边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私立学校，一边却固执地反对学券制？她向鼓掌的绝大多数黑人听众问道：“难道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没有好的公立学校或特许学校让您的孩子去上学吗？如果真的没有，凭什么在座的家长只因不如您有钱，就得让自己的孩子去上公立学校吗？” [4]
黑人保守派看到使他们痛苦的人因学券制问题而在民主党内部受到批评，这真是件大好事，但是黑人保守派在劝说共和党白人来拥抱他们的事业上也有问题。前景并不完全是一片黑暗：杰布·布什（Jeb Bush）比哥哥小布什总统更有头脑，他长期以来一直在佛罗里达州支持学校选择权。白宫曾劝说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市长安东尼·威廉斯（Anthony Williams）在美国的首都站出来赞成学券制。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像本书开头谈及的达斯廷和毛拉这样的青年保守派，他们有多少人对学券制怀有激情？泰德·肯尼迪刚出声表示抗议，小布什就将学券制从他那庞大的教育法案中撤了出来。而且许多郊区共和党白人对于让贫穷的孩子选择到他们的学校来读书心存疑虑。
这一点凸显了黑人与共和党之间依然存在的隔阂。尽管有小布什的那些建议，但是共和党依然是一个白人政党（问题不仅仅是共和党在国会山没有黑人面孔——共和党在那里只能聚集到4位拉丁裔议员，相反，民主党则有65位少数族裔议员 [5] ）。共和党扎根于郊区白人这一事实意味着，共和党政治家很少需要应对黑人选民，重新划分选区只是加剧了这一问题。在国会议席的各种瓜分中，共和党的现任议员让民主党的现任议员形成“少数族裔为局部多数”的选区（“majority-minority”district），作为交换，共和党人会拥有白人比重更大的选区。结果这进一步增加了这样的老大党众议院议员的人数，在他们的选区中几乎没有黑人。
至少从黑人的立场来看，共和党的政策常常带有种族界限，这一事实加剧了上述隔阂。例如，共和党人会说，赞成政府开支上的减税与种族主义没有任何内在的联系，但是依靠政府项目以及在公共部门工作的黑人人数比例大大高于其他族裔。与此同时，共和党越是拉拢黑人选民，民主党就越是激烈地捍卫自己的领地，并经常指责对手为种族主义者。鲍勃·多尔得到了12%的黑人选票，却基本上忽视了美国黑人的利益。在大力拉拢黑人之后，小布什在2000年和2004年分别得到9%和11%的黑人选票。黑人利益集团对小布什的拉拢做出的回应是大量的负面广告，他们甚至指责小布什对詹姆斯·伯德（James Byrd）——一名在得克萨斯州贾斯珀县（Jasper）被残忍杀害的黑人——事件无动于衷。在每个四年任期的第一年，小布什都避免参加“美国有色人种促进会”的大会。
他们发生变化之时 (5)
共和党依然在与黑人进行对抗，不过它与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却似乎融洽得多。2003年7月，“大学共和党人”举行了该党111年历史上最为成功的一次大会。大约1000名青年共和党人手挽着手驾临华盛顿，是前一年与会人数的两倍多。他们购买印有缺乏政治正确性口号的用品（如“民主党人是作恶者”和“吐出黑名单”），聆听保守派煽动家妖魔化自由派。“达施勒责任项目”（the Daschle Accountability Project）的负责人保罗·埃里克森（Paul Erickson）解释道：“自由派的生活一团糟，对于这种从根本上仇恨这个国家所支持的一切，但却没有仇恨到要离开这个国家的人，你不可能同他讨论问题。”
“大学共和党人”曾经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社交俱乐部——穿着蓝色运动上衣的男子和无业游民加入这类组织，以拼凑履历，结识好人家的姑娘。有一张“大学共和党人”的旧招募海报，在“快快参加本镇最棒的社交聚会”这句话下面，画了一张香槟酒瓶里装着一只大象。 [6] 如今的“大学共和党人”是保守主义运动的下属分会。共和党人在那里虽然还有社交聚会，但他们的组织也是共和党核心组织的组成部分，他们就连喝得醉醺醺的时候也表现出这样一种偏好（当然是不健康的偏好），即喋喋不休地谈论自由主义的罪恶和减税带来的奇迹。
卡尔·罗夫是新一类年轻共和党的代表人物之一。1971年，罗夫展示了自己作为年轻活动家的出众才干，被任命为“大学共和党人”的执行主任（他曾经伪造了一位民主党参议员候选人的一封信，大谈特谈“免费啤酒、免费食物、免费女郎和免费好时光”，并将这封信散发到无家可归者的栖身之处）。在2003年的“大学共和党人”大会上，罗夫身穿晚礼服和舞会服装，回到数以百计的“大学共和党人”成员面前领取李·阿特沃特奖。罗夫穿着浅灰色的套装，打了一条薄荷绿的条纹领带，在一群壮实的中西部人中间看起来像个不起眼的学生。但是他却像橄榄球明星般受欢迎。会议在忠诚誓言和祈祷声（感谢上帝让小布什成为美国总统）中开始。然后，罗夫开始发表演讲，专心致志地讲述30年前使他走上“大学共和党人”领导岗位的那些计谋，附带讲了很多那时候降临到对手身上的种种灾难。就在罗夫激情洋溢地演说之时，闯入一小群瘦骨嶙峋的左派分子，他们挥舞着标语尖叫道：“罗夫撒谎，人民死亡！”后来的事实表明示威者是在对艾滋病研究进行抗议，但大多数“大学共和党人”的成员似乎认定他们是在抱怨伊拉克战争。成员们看到对抗议者就像一群猎狗看到一只狐狸钻进了自己窝里。他们扑向闯入者，把他们赶到出口处。房间里爆发出“卡尔，卡尔，卡尔”和“美国，美国”的齐声欢呼，而罗夫则继续他的长篇大论。
而现在却通常是年轻的共和党狐狸冒险钻进民主党的窝里。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保守派学生创办了一份名为《加利福尼亚州爱国者报》（the California Patriot ）的大学报纸，并创建了一个有500名成员的“大学共和党人”分会。加利福尼亚州“大学共和党人”在伯克利分校举行2003年的大会，大会名为“在敌后方”。他们中有几百人来到伯克利分校的人民公园，在那里进行了一场闹哄哄的爱国主义表演（据参加者说，那些在公园里打盹的无家可归者也被吵醒了），使人民公园骚乱（the People' s Park riots） (6) 34周年纪念日蒙羞。他们挥舞旗帜，歌颂美国，唱起《星条旗永不落》（Star-Spangled Banner ）和《美丽的亚美利加》（America the Beautiful ）。有一位参加者自夸道：“我们就像海军陆战队几周前涌进巴格达解放那座城市一样，涌入伯克利分校准备迎接战斗。”
这种激进保守主义的爆发与年轻人的观点稍稍向右偏转是一致的。在18岁至29岁的选民群体中，鲍勃·多尔以19%的差距失去他们的支持，而在2000年和2004年，小布什则分别以2%和9%的差距失去其支持。2003年10月，美国有线新闻网、《今日美国报》和盖洛普联合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尽管在18岁至29岁年龄阶段的人中，最大的政治群体是持中间立场的人（45%），但相对于只有24%的人认为自己是民主党人，更多的人自认为是共和党人（30%）。他们的态度产生了深刻的变化。美国学生对收入再分配所持的怀疑态度令人吃惊——相对于1995年的66%，2002年只有50%的学生认为富人应该缴纳更多的税。相反，尽管春假期间的活动表明他们行为大胆（更不用说那些《放荡少女》碟片），但他们却也对60年代那代人《荒唐阿姨》（Absolutely Fabulous ） (7) 式的价值观感到紧张不安。2002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高等教育研究所（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发现，与1987年的51%相比，只有42%的学生赞成一夜情；与1989年的66%相比，只有54%的学生认为应该使堕胎合法化。2003年哈佛大学政治研究所（Institute of Politics）对本科生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60%的学生反对合法使用大麻，略高于一般人对此看法的比例。他们对于使用美国的军事力量持令人吃惊的同情态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民意调查发现，45%的大学新生支持增加军费开支，这一比例是1993年的两倍多。哈佛大学的民意调查还发现，3/4的学生坚信，美国军队在所有时候或大部分时间内都在“做正确的事情”。而1975年，这一数字是20%。
为什么保守主义阵营中会出现这种高涨的情绪？其中一个原因是想整一整美国左派学院权势集团。在众多教师里，纳德主义者（Naderites）的人数超过了共和党人。诱惑教授的方式之一是建立枪支俱乐部。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枪支俱乐部吹嘘拥有120名会员，是在校生人数的5%。亚历山大·沃洛克（Alexander Volokh）于2001年创办了这个俱乐部，会员们被带到新罕布什尔州的一个射击场射击——这一行程不仅跨越了州界，也跨过了文化鸿沟。哈佛校园里禁止枪支，而新罕布什尔州的那个射击场的牌子上则写道：“13岁以下免费。”沃洛克还在校园里举行一系列广泛的以枪支为主题的活动，包括放映“正常人使用枪支行善”的影片。另外有个学生在《哈佛法学纪事》（Harvard Law Record ）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发现半自动武器的乐趣》（Discovering the Joy of Semi-Automatic ）的文章。在女子学院霍克山学院（Mount Holyoke）——一所使人们更快地联想到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 (8) 而非查尔顿·赫斯顿（Charlton Heston） (9) 的大学——学生们成立了第一个“《第二修正案》姐妹协会”（Second Amendment Sisters）大学分会，该协会是一个全国性的支持持枪权的妇女组织。
更为严重的是，目睹过“9·11”事件的学生似乎与越战年代的教授之间已经存有鸿沟。哈佛的民意调查发现，2/3的学生赞成与伊拉克开战。支持战争的团体竟然在布兰代斯大学、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这样的自由派大学校园里冒了出来。在麦迪逊市的威斯康星大学——越南战争时期反战抗议的大本营之一——一位学生报纸的专栏作者竟然申斥一位因为去参加反战示威而没有上课的教授。 [7] 在阿穆赫斯特学院，当40位教授拿着反战标语游行到餐厅的时候，许多学生在口头上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保守主义运动将目睹过“9·11”事件的一代看作是自己走向康庄大道的基础，因此花大气力来招募年轻人。“大学共和党人”在华盛顿的会议与美国青年基金会（Young Americas Foundation）的会议同时举行，后者是威廉·巴克利的“为了自由的美国青年”组织衍生出的远系支派。美国青年基金会组织会议和研讨会，将有前途的保守派学生带到里根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德尔谢洛农庄（Rancho del Cielo）（这是该组织“为挽救美国”的一处圣地）。“联邦主义者协会”（Federalist Society）为年轻的保守派律师提供社会关系网。“学院网络”（the Collegiate Network）每年向58份学生报纸分发20万美元，并将有抱负的保守派记者送到华盛顿，接受像弗雷德·巴恩斯这样的保守派新闻业大师的指点。“学院网络”的姐妹组织“校际研究所”（Intercollegiate Studies Institute）出版了一份嘲讽政治正确性的杂志，并廉价兜售保守主义的经典著作（巴里·戈德华特的《保守派的良心》只要花2美元就能够买到），还将颇有抱负的乔治·威尔斯（George Wills）送到牛津市的暑期班，拜在德高望重的保守主义者罗杰·斯克鲁顿（Roger Scruton）的门下。
保守主义运动不仅对培养未来的领袖感兴趣，年轻的活动家现在也是有用的选票吸收者。当老大党在2000年的基层战中失利时，他们向莫顿·布莱克韦尔求助，布莱克韦尔是1964年旧金山牛宫共和党大会上最年轻的戈德华特派代表，他多年来一直倡导“深层接触的政治”（high-touch politics）。1979年，他创办了领袖研究所，以训练年轻的保守派如何在公众场合演说，如何在电视上展现自己，尤为重要的是，如何进行竞选。现在，“深层接触的政治”是共和党总部一切激动情绪之源。2002年，“大学共和党人”为共和党提供了一线的力量，在大学里为选民登记注册，让他们去投票（该组织主席宣称，他们缠着30万人去投票）。另外一个团体“老大党年青一代”（Generation-GOP） (10) 说，它在阿肯色州使到场投票的年轻人增加了2000人，这不只是因为年轻人血气方刚。保罗·韦尔斯通（Paul Wellstone）遇空难死亡后，在明尼苏达州与沃尔特·蒙代尔进行的激烈的参议员席位竞选中，诺姆·科尔曼（Norm Coleman）声称，是“大学共和党人”提供的资源和人力使他获得了胜利。
这些年轻的活动分子正在改变老大党，使之充满活力。他们中大部分人是辛勤工作的中产阶级——与过去代表着共和主义的那些生活舒适的学院派正好相反。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不得不拼命工作以支付每年上大学所需的2.5万美元，因此他们对减税充满热情。他们对权威常常表现出不恭。他们是听着“比维斯巴特德”音乐（Beavis-and-Butthead） (11) 长大的共和党人，而不是像普里斯科特·布什那样听着“理发店四重唱”（Barbershop Quartet）长大。尽管他们有入侵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这样的古怪滑稽之举，但是他们比老一代保守派更宽容——他们在同性恋婚姻问题上思想开明，在种族问题上思想自由。不管老大党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它至少在使自身重新充满活力方面做得不赖。
激情似火的妇女
对许多自由派来说，“保守派妇女”这种说法就像“保守派学生”一样充满矛盾。妇女怎么可能支持一个反对堕胎选择权或者让汤姆·“锤子”·迪莱这样的男性担任国会领袖的政党呢？这种诧异反映的不仅仅是一种偏见——20世纪50年代以来，女性作为一种性别群体一直远离共和党。许多妇女认为，共和党没有能够适应变化的世界，妇女已经自己赚工资，并能够掌握自己的生活了。
妇女投票的变化非常明显。1956年，妇女更青睐艾森豪威尔，而不是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前者的妇女支持率比后者高出26%。1960年，妇女对满脸愁容的理查德·尼克松的支持率要比生气勃勃的约翰·F．肯尼迪高出7%。然而自从甲壳虫乐队推出首张黑胶唱片以来，妇女就大大地向左转了。1980年，罗纳德·里根得到男性选民和女性选民的支持率分别比吉米·卡特高19%和2%。而比尔·克林顿则轻而易举地赢得了妇女的选票。在2000年的总统选举中，小布什和阿尔·戈尔得到的男性选民和女性选民的支持率分别是53%比42%和43%比54%。 [8] 约翰·朱迪斯和瑞·泰克希拉指出，在戈尔获胜的19个州里，他能够取胜只是因为女性选民填补了男性选民的缺席。 [9]
所有的大型妇女组织都是中间偏左的。大多数著名的女权主义者指责保守派对堕胎和妇女的社会角色持有尼安德特人式的观点。支持女性候选人的“埃米利的名单”组织（Emily' s List），募集的钱款几乎全给了民主党。至于学术界，在我们对全美校园进行的游历中，至今尚未遇见过一位保守主义女教授，并怀疑我们可能永远也遇不上。
然而，保守派妇女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2000年，50%有孩子的女性和56%年收入高于7万美元的女性把票投给了小布什，最有趣的是，34岁以下的妇女投给小布什的票略高于戈尔（49%比46%），这是自1980年以来所有年龄阶段的群体中性别差距的首次消失。 [10] 各年龄阶段的妇女在堕胎、医疗保健和强制控制等问题上，比男性更可能持自由主义的立场，但是她们在犯罪和犯罪惩处方面则持保守主义的立场，并且强烈支持对青少年实行宵禁。1/3的妇女至少拥有一把枪。在各个共和党的选区里，许多挨家挨户敲门的活都是由女性志愿者来完成。“美国共和党妇女联合会”（the National Federation of Republican Women）号称自己有10万会员和180个地方组织。从基督教福音派到新保守派，各种类别的美国保守派中，都有女性保守派的存在。我们选择关注的妇女保守派有5类，她们是政治家、保守派名媛、社会保守派、智库智囊和媒体女强人。
我们首先考虑的是女性政治家。就原始数据而言，共和党表现得通常不如民主党：共和党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人数分别是5人和21人，而民主党则分别是9人和38人。共和党州一级的官员则多于民主党（分别为41人和36人）。通过“克莱尔·布思·卢斯政策研究所”（the Clare Boothe Luce Policy Institute）这样的组织，保守主义运动正努力“培养”更多的保守派妇女。这些组织训练年轻的保守派如何演讲，为她们提供奖励和奖学金。正如《国民评论》的编辑凯特·奥贝恩（Kate O' Beirne）指出的那样：“我们的姑娘将同他们的姑娘一决高下。”
有证据表明，小布什和比尔·克林顿一样，给予了女性很突出的地位（尽管这种判断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你如何看待虽未被任命但却强有力的希拉里）。小布什任命的女性内阁成员包括劳工部长赵小兰（Elaine Chao）、农业部长安·维尼曼（Ann Veneman）、内务部长盖尔·诺顿（Gale Norton）、短暂任职的环保署署长克里斯廷·托德·惠特曼（Christine Todd Whitman）以及最重要的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卡伦·休斯虽正式回到了得克萨斯州，但她却曾在2004年小布什的总统竞选中施以援手。玛格丽特·拉·蒙塔涅（Margaret La Montagne）是一位有两个孩子的单身母亲，她从得克萨斯州追随小布什到华盛顿，充当教育、医疗保健和犯罪领域的顾问。
多年来，一般来说，妇女在共和党上层是一股温和的力量。共和党女参议员和国会女众议员经常给人一种印象，即她们太坚定地以家庭和职业的双重要求为基础，以至于没有时间进行任何类型的狂热行为。就像今天老大党里的这类共和党人一样，缅因州参议员奥林匹亚·斯诺类似于洛克菲勒式的共和党人。惠特曼在华盛顿接手环保署的工作之前，是相对自由主义的新泽西州州长，因此她在所有问题上都采取自由主义的行动方针，在堕胎问题上更是如此。她在社会问题上比在政治问题上更接近小布什。这与他俩来自私立贵族中学的学院派背景相符合。（例如，惠特曼将自己心爱的苏格兰小狗巴尼送给了小布什，而巴尼的妈妈、叔叔和姐姐都与惠特曼一家生活在新泽西州。）
在过去10年里，一群更尖锐的女性保守派闯入全国政治中来。这些女性宣称正为新一代的妇女问题而战，包括减税、缩小政府规模、与犯罪作斗争以及养活全家。例如，1994年的金里奇革命把7位共和党女性送入众议院，以往一年中从未有过这么多的女性当选。这些人包括芭芭拉·卡宾（Barbara Cubin），她自夸并非一个“女权主义狂”（Femi-nazi），但却曾经在怀俄明州州立法机关里，用烤成阴茎状的自制饼干款待男性同事； [11] 海伦·切诺韦思（Helen Chenoweth），她鼓吹取消美国国内税务署，并坚持要别人叫她“国会议员”（congressman）；琳达·史密斯（Linda Smith），她戏称“妇女选民同盟”（League of Women Voters）为“妇女毒蛇同盟”（League of Women Vipers）。卡宾是7人中唯一仍留在国会的议员，她的事业处于旺盛的发展期。2000年，她当选为美国步枪协会董事会成员。新近加入保守派团体中的是凯瑟琳·哈里斯（Katherine Harris），她是佛罗里达州的前州务卿，帮助决定了2000年的选举和重新计票。尽管她有着惠特曼式的背景（她出身于佛罗里达州最有名望的家族之一），但是她信奉强硬路线的保守主义观点，并常现身于传统基金会。
美国政治家中不断增长的保守主义情绪，反映了活动分子中类似的变化。对于她们而言，“社会保守派”正在获得一种明显的新含义。在以往，这一术语更多地与社会化而非拯救社会相关，而对于我们所称的许多保守派名媛来说，现在还是这样。乡村俱乐部共和主义的身影依然能够在募款人、午餐俱乐部和“美国共和党妇女联合会”上见到。典型的保守派名媛是完全值得尊敬的一类人——她们是当地成功富人的妻子，将一部分闲暇时光和精力（尤其是在孩子成人以后）花在募款和组织上。她们的楷模是两位布什夫人——芭芭拉和劳拉，而她们也倾向于单一国家的保守派（one-nation Tories），既在风格上也常在实质上持温和立场。芭芭拉·布什和劳拉·布什曾经非常支持堕胎选择权。 [12] 当劳拉认为丈夫走过头了，她会告诉他：“快打住，布巴。”
在过去的30年里，保守派名媛受到另一类更具意识形态色彩的“社会”保守派的挑战。自从菲利斯·施拉夫利于1964年写下给选民“一个选择机会，而不是对他们随声附和”的竞选口号以来，女性已经在社会保守派中有很强的地位了。施拉夫利的“鹰论坛”（Eagle Forum）能够在全国各州动员社会保守派。她们激烈地反堕胎，使得大量的妇女被卷入保守主义运动中。大多数规模不大的城镇都号称拥有反堕胎的分会，员工大多为女性，另外至少还有一个别的保守派组织，抗议好莱坞或色情内容。在福音派基督教的大教堂里，许多讨论家庭学校，使同性恋家庭成员回归正常等问题的委员会日间会议，似乎都是由母亲们在管理。
河右岸拥有一个松散的妇女协会“妇女独立论坛”（Independent Women' s Forum）。一方面，该论坛的成员由于太右派而不可能加入传统的妇女组织；另一方面，由于她们太世俗也不会加入“鹰论坛”。它的成员大部分为华盛顿的权威人士，我们可以将她们描述为后女权主义者。该组织声称，让那些把妇女看作牺牲品的荒唐话见鬼去吧，今天的妇女完全有能力在世界上获得成功。该协会认为，如果男人打算促进诸如反对《对妇女使用暴力法案》（Violence Against Women Act ）或“带女儿上班日”（Take Our Daughters to Work Day）的做法，那将是有害的。尽管该论坛只有1600名会员和一份发行量只有1.6万份的季刊，但它却有相当大的力量。该论坛的杰出成员包括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克里斯蒂娜·霍夫·萨默斯（Christina Hoff Sommers），她是靠破坏妇女研究发迹的；莉萨·希夫楞（Lisa Schiffren），她写了丹·奎尔对墨菲·布朗（Murphy Brown）（情景喜剧中一位决定要个婚外孩子的新闻工作者）的诽谤，“妇女独立论坛”的前董事还包括副总统夫人林恩·切尼。小布什任命“妇女独立论坛”的主席南希·米切尔·普夫敦豪厄（Nancy Mitchell Pfotenhauer）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代表。总统还请戴安娜·弗奇戈特罗思（Diana Furchtgott-Roth）担任他的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并且正如我们先前所见，选择韦德·霍恩独揽婚姻大权，他成为有限的几个担任该论坛顾问委员会的男性成员之一。
最后一群保守派女性是媒体女强人。将锐气逼人的右派女性推到电视观众的面前，在这方面福克斯电视台显然做得很成功。金发碧眼、言辞最为犀利的女性安·库尔特曾因为太右倾而被《国民评论》杂志解雇。2001年9月13日，她写到伊斯兰世界时说：“我们应该入侵他们的国家，杀死他们的领袖，让他们皈依基督教。”如今，她把那些解雇她的人当作一伙“娘娘腔的男孩”给打发走了。库尔特的生涯始于律师职业，但却总是非常具有政治锋芒。当葆拉·琼斯（Paula Jones）起诉比尔·克林顿性骚扰的时候，库尔特出面帮她打官司。今天，她犀利的观点和尖酸的言辞已使她出名，她的真正才干在于挑衅。她操纵大学辩论协会，将自由派学生的人数减少到令人愤怒的地步。在美国保守派联盟的年会上，人们排队等候好几小时请她为她的书签名。她的《诽谤：左派关于美国右派的谎言》一书在2002年的非虚构类畅销书中排名榜首，一年后，《背叛》（Treason ）一书也登上榜首，该书似乎（大概是造谣中伤地）认为，大多数民主党人都是叛徒。在莱温斯基那档子事情期间，她说唯一让自己觉得进退两难的是克林顿该被弹劾还是被暗杀。让我们来听听她对恐怖主义的看法——她曾经抱怨道：“连恐怖分子都不像自由派那样痛恨美国。恐怖分子没有能力。如果他们有那么大的能力，今天就已经进来探测了。”在枪支方面，她认为，“上帝创造了男人和女人，科尔特上校 (12) 使男女获得了平等”。她的最新著作是《如何与自由派交谈（如果你别无他选）》［How to Talk to a Liberal（If You Must） ］，书名听起来就像是20世纪50年代加州“自由论坛”书店里某本给人扣上赤色分子帽子的书一样。
福克斯电视台的女强人有趣的一点是，她们似乎是一种彻底的保守主义现象。民主党人虽然拥有好莱坞和美国新闻业的腹地，但他们似乎想不出一个与库尔特旗鼓相当的人物。这一不成功之处可能并不会完全决定自由派事业的命运。很难令人相信，库尔特在迅速地吸引忠实者的同时，不会同样迅速地把温和派赶走。但是库尔特给予了保守主义一张不一样的公开面孔。
谜一般的妇女
保守派将在妇女中提高自己的支持率吗？我们有必要再次对通常的不置可否——女性投票是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进行辩护。但是，保守主义在女性中的传播归根结底取决于两个棘手的问题：堕胎和妇女在社会中扮演更广泛的角色。这两个问题都在朝着略有利于保守派的方向发展。
有趣的是，如今，2/3的美国妇女拒绝被称为女权主义者。许多人将女权主义等同于这样一种想法，即妇女只有在工作场所才能够真正地实现自我。这是一种女权主义者会反驳但却存在一定基础的解释。贝蒂·弗里丹把受过教育的家庭主妇描述为“人对自身的浪费”，《大都会》杂志（Cosmopolitan ）的主编海伦·格利·布朗（Helen Gurley Brown）称家庭主妇为“乞求者、寄生虫”，而格洛丽亚·斯泰纳姆（Gloria Steinem）则把家庭主妇称为“长不大的依赖性动物”。 [13] 如果希拉里·克林顿决心问鼎总统，那么可能给她带来麻烦的，就是她失态地对居家烤饼干的妇女言辞刻薄。这种刻薄的言辞总是会触怒那些根本就不想要自己事业的妇女，也可能会使数量不断增加的职业妇女恶心，这些职业妇女先是有自己的事业，但后来一般为了与孩子相处而选择做全职或兼职的家庭主妇。只有67%拥有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美国白人女性是全职工作的，而男性则有95%。 [14] 毫无疑问，“玻璃天花板” (13) 是一些女性放弃职业生涯的原因。但是，许多女性之所以决定成为“人对自身的浪费”，是因为她们认为“第二次变化”使生活更有意义。2003年10月，《纽约时报杂志》（New York Times Magazine ）封面的一项长期研究写道：“为什么妇女升不到最高层？答：因为她们不想。” [15]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女权主义的成功是保守主义变得对妇女更具吸引力的原因之一。在来自中间偏左的主要女权主义组织的许多文献中，认为妇女是受害者而男人是作恶者的想法依然普遍存在，而这使许多女性恼怒不已。与母亲一辈相比，如今的女性在获得成功方面所遭遇的与性别相关的障碍要少得多。在学校里，女孩比男孩表现得更出色。大学毕业的女性多于男性。2003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毕业班有63%是女性，在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耶鲁大学，这一比例分别是46%、51%和50%。 [16] 大多数妇女相信，唯一限制她们实现抱负的因素是个人才能——并且她们已不再对女权主义权势集团感激涕零了。“妇女独立论坛”鼓吹的那种个人主义有其吸引力。
然而，正当保守主义妇女运动的道路看似清晰无碍的时候，却出现了两大障碍。第一大障碍是许多社会保守派发自内心地企图逆转时光。她们认为妇女解放是一个错误，并认为妇女待在家里更好。第二大障碍是堕胎问题。社会保守派将废除堕胎看作是我们时代最大的改革运动——与堕胎的斗争无异于反对奴隶制或法西斯主义。一方面，她们正赢得这一论争——年轻妇女对堕胎权的支持在下降。然而大多数妇女还是赞成堕胎合法化，并且将共和党内有关堕胎的激烈争斗看作是一件令人不快的事情。她们即便为保守主义有关个人责任的思想所吸引，也不想被迫卷入一场与社会保守派有关堕胎伦理的残酷争论中。
[1] De Wayne Wickham，“Focus on Blacks：Voters of All Races Need to Go to the Polls，”USA Today ，October 24，2000．
[2] Anthony York，“America' s Wake-Up Call？”Salon.com ．January 25，2000．
[3] 下文归纳了某些研究内容：Marie Gryphon and Emily Meyer，“Our History of Educational Freedom，”Policy Analysis 492，October 8，2003。
[4] “Blacks v．Teachers，”Economist ，March 10，2001．
[5] “The Color of Conservatism，”Economist ，January 23，2003．
[6] Nina J．Easton，Gang of Five：Leaders at the Center of the Conservative Crusade （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00），p．139．
[7] Kate Zernike，“A Nation at War：Campuses，”New York Times ，April 5，2003．
[8] 美国有线新闻网选后民意调查，2004年的总统选举。
[9] John Judis and Ruy Teixeira，The Emerging Democratic Majority （New York：Scribner，2002），p．50．
[10] 美国有线新闻网选后民意调查，2004年的总统选举。
[11] Elinor Burkett，The Right Women：A Journey Through the Heart of Conservative America （New York：Touchstone，1998），pp．15~16．
[12] Helen Thomas，“Laura Bush Keeps Opinions to Herself，”Seattle Post-Intelligencer ，April 17，2002．
[13] Burkett，The Right Women ，p．41．
[14] Lisa Belkin，“The Opt-Out Revolution，”New York Times Magazine ，October 26，2003．
[15] 参见New York Times Magazine ，October 26，2003。
[16] Belkin，“The Opt-Out Revolution”．
(1) 该标题取自一首曾在1967年横扫全球流行乐坛的歌曲《苍白的浅影》（A Whiter Shade of Pale ）。——译者注
(2) “讨伐体制乐团”是美国的一个重金属乐团，于1991年在洛杉矶组建，歌词多为不满美国文化、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甚至嘻哈文化。——译者注
(3) 英国的“积极歧视”（positive discrimination）即美国的“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译者注
(4) 1954年最高法院对“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的裁决规定，应允许黑人到白人的学校和大学上学，正式结束了美国教育中的种族隔离制度。——译者注
(5) 标题来源于加拿大歌手鲍勃·迪伦1964年的同名歌曲（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 ' ）。——译者注
(6) 1969年和1970年，伯克利人民公园内发生骚乱。参加示威活动的“戴花嬉皮士们”（Flower Children）被警察和军队镇压。——译者注
(7) 英国喜剧，讲述英国一个上层家庭笑料百出的故事，描绘了自私自利的上层阶级众生相。——译者注
(8) 美国女权主义者。——译者注
(9) 演员，1959年凭借《宾虚》荣登奥斯卡影帝。——译者注
(10) “老大党年青一代”，西北美国老大党的一个签名和招募计划。该计划支持年龄小于45岁的保守派。——译者注
(11) “比维斯巴特德”音乐节目融活力和音乐电视为一体，不断给年轻人提供独特的节目。——译者注
(12) 塞缪尔·科尔特（Samuel Colt），现代左轮手枪的创始人。他所创立的科尔特公司是世界知名的军火生产企业。——译者注
(13) “玻璃天花板”，指在公司企业和机关团体中，限制某些群体（女性、少数族裔）晋升到高级职位的障碍。——译者注
谢选骏指出：人说——“在敌后方”……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如今正饱受着大脑缺氧之苦。过去3年里，“大学共和党人”组织的会员增加了3倍，其分会由409个增加到1148个，仅在2002年，它就招募了22000名新会员。现在该组织的会员已超过10万人。年轻人也不只是“天生的自由派”，他们正成为奇怪的保守主义痛苦的牺牲品。如今，美国号称拥有欣欣向荣的保守主义黑人知识阶层，还有杰出的保守派同性恋者、保守派拉丁裔、保守派环保主义者、保守派演员、《纽约时报》的保守派专栏作家（啊，有两位）。在“自由派美国”的任何一处瞧瞧，你都会发现，那里有深深扎根于敌后的保守派基层战士。
这些基层战士特别严厉，他们在充满敌意的地方与世隔绝，并不断遭到同侪的冷嘲热讽。然而，他们对更广泛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运动至关重要——他们活生生地驳斥了自由派的嘲笑，自由派认为保守派只不过是一群愚蠢的白人而已。谁能比长着一张黑面孔的人更好地解释家庭解体对美国黑人造成的伤害呢？谁能比一个漂亮的保守派学生更好地支持性节制呢？至少有一点，敌后的保守派迫使民主党耗费资源来捍卫他们本以为理应属于自己的地盘。最好的情况则是，这些基层战士正在为解放敌占区的大量人口做准备（他们无疑将看到这种情况的出现）。
我看——这活像极左派共产党的想法做法——到敌人后方去……建立第五纵队……解放敌占区的大量人口……所以我说了，右派和左派都会通向奴役之路——只要大权在握，魔鬼就会降临了！
【第四部分 例外】
【第十二章 不一样的美国】
在本书的最后部分，我们把主题转向美国例外论。为什么美国在富国中间显得越来越异样？为什么美国在它的前盟国中引起这么多的嘲笑和愤怒？保守主义运动对强化美国例外论起了什么作用？这个国家的右派的故事是一个更重要故事的组成部分，那是一个有关为什么美国本身就有点像个右派国家的故事。
从外交政策到犯罪和犯罪惩罚、从福利到反恐战，美国与其盟国在诸多领域都存在分歧。冷战结束以来，这些分歧已经明显多了。分歧不仅仅是政策上的。从根本上说，美国例外论基于结合在一起引起争论的两件事：不同的潜在价值——其中许多价值要追溯到数个世纪以前，以及右派的政治影响力。美国在大多数问题上不负责任的立场，比其他富国更靠右。而保守主义运动则一再成功地进一步夸大了这些分歧。
咄咄逼人的超级大国
美国有多例外？在回答此问题之前，我们先要对几个容易引起误解的问题进行说明。第一个要说明的是，美国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宁死也不愿投票给共和党。尤其是在曼哈顿、旧金山和洛杉矶等地，许多杰出的美国人像他们的欧洲同侪一样，以身为“自由派”而自豪。《纽约时报》通常就像英国的《曼彻斯特卫报》和法国的《世界报》那样左倾。2003年，《纽约书评》以一幅小布什穿着罗马皇帝服饰的漫画在欧洲推销自己，漫画旁边的口号是：“我们有另外一个不同的美国——我们需要听到它的音信。”类似的，美国有时候在自由方面显得比欧洲更醒目。按常规，美国妇女可在怀孕长达26周时进行堕胎（而欧洲国家的上限则是12周）。2003年，新罕布什尔州的美国圣公会任命了一位同性恋主教——吉恩·鲁滨孙（Gene Robinson）。而几乎就在同时，美国圣公会在英国的姐妹机构英国国教（Church of England），则放弃了原先打算的这样的任命。美国东北部的另外一个州佛蒙特州，2000年接受了全球首例同性恋婚姻。
第二个要说明的是，许许多多值得人们尊敬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和欧洲实际上正在趋同。过去的50年里，美欧的生活水平更接近了，商店、办公场所和工厂更相像了。欧美之间每年的贸易值达4000亿美元。更重要的是，欧洲人已经基本上放弃了社会主义，从而缩小了双方之间政治制度的差异。迟至1981年，弗朗索瓦·密特朗的社会党政府还曾接管法国的银行和许多大工业公司，大量增加社会开支，减少人们的工作时间，并额外雇用了10万政府工人。 [1] 如今，巴黎的争论是法国经济应该在多大程度上美国化。同样的观点也适用于外交政策。冷战期间，美国面对的是一个共产主义超级大国及其卫星国。它面对巨大的抗议运动，最引人注目的是有关越南和部署巡航导弹的抗议运动。大多数国家尽管在伊拉克问题上感到非常愤怒，但如今还是乐于附和美国的领导。当小布什宣布《反弹道导弹条约》无效的时候，俄罗斯和中国实际上是赞同的。美国在海外有725个军事基地，这些基地都得到了其盟国的允许。正如小布什2002年在布拉格对盟国所说的那样：“我们享有共同的价值观——自由、人权和民主。” [2]
跨大西洋乐观主义者认为，美国依然是一个广受羡慕、众多人想模仿的国家。这可以用下面的事实来衡量：人们争着要成为美国公民，排队等候美国的电影和产品以及民意调查结果。例如，2003年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进行的一项大型世界民意调查（一年前还进行过规模更大的同样调查）发现：44个国家中有21个国家的多数人仍然对美国怀有好感；大多数的美国盟国支持反恐战争；多数人赞成美国长期以来推行的许多根本价值观，如全球化、自由市场和民主；如果出现另外一个超级大国来挑战美国，几乎所有人都会觉得更不安全。 [3] 乐观主义者坚持认为，既然有这么多的共同之处，有如此多的相互敬仰，那么目前的困难将会过去——就像在苏伊士运河和巡航导弹部署问题上曾遭遇到的困难一样。
争论的麻烦之处，一方面是有些事实过于夸张，另一方面是其他事实被忽视了。上面那份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既显示了大多数外国人依然对美国人民和美国价值观持赞许态度，又显示出几乎在所有找得到以往数据的国家里，人们对美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好感都下降了。在2003年6月进行调查的15个国家里，对美国抱持的赞许态度介于15至20个百分点之间，这一数据低于2000年。在外交和安全事务方面，约3/4的法国人（76%）、大多数的土耳其人（62%）、西班牙人（62%）、意大利人（61%）和德国人（57%）认为，欧洲应与美国保持一种更加独立的关系。 [4] 2003年的另外一项调查发现，64%的欧洲人（包括81%的德国人和82%的法国人）不赞成小布什的外交政策。83%的美国人和79%的欧洲人同意，欧洲人和美国人具有不同的社会和文化价值观。 [5] 谁会相信，在“9·11”事件发生两年之后，几乎有1/5的德国人告诉德国《时代》杂志（Die Zeit ）说，美国政府可能支持了暴行？ [6]
当然，非美国人羡慕许多有关美国的事物。雅克·希拉克当然也是一个比约瑟夫·斯大林意识形态色彩更弱的对手。但是冷战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历史的终结。苏联解体使得大西洋两岸有机会以新的眼光来研究它的盟国，而且促使人们谈论双方的很多分歧，就像谈论它们之间很多相似性一样。美欧像两个十分相关的陌生人，他们击退路贼后去参加庆典宴会，结果发现双方并不像自己认为的那样具有许多共性。小布什曾经在布拉格欢呼的共同价值观——自由、人权和民主——过于模糊不清。例如，如果将这些价值观应用于中东或者对待穷人，欧洲人和美国人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从这一观点出发，普遍的经济趋同是一件喜忧参半的事情。美欧在经贸方面走得越近，就越是认识到它们更深层的价值观差异之大。在有关生活的根本问题上，如爱国主义、刑事司法和宗教狂热，美国与欧洲有很多不同。保守主义的美国甚至因这些分歧而分外自豪。这个不一样的美国，比欧洲更热衷于在国外使用武力，在国内严惩犯罪，而在让国家解决社会问题方面则比欧洲不情愿得多。当然，这些分歧不是由小布什带来的，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它们深深扎根于美国的历史之中。但这些分歧越来越使许多非美国人变得焦躁烦恼，因为美国突然成了咄咄逼人的超级大国。
正如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1998年谈论美国时所说的那样，恰恰因为全球化加快了步伐，美国不再是“不可或缺的力量”，但却是无法忽视的力量。 [7] 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曾经说过：“每个人都有两个国家——自己的国家和法国。”今天，每个人也都有两个国家——自己的国家和美国。美国的文化无所不在，以至于每个人脑海深处仿佛都有一个虚拟的美国；美国的力量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以至于世界各地的人都在密切关注美国的政治家，就像关注自己国家的政治家一样。与这种对美国的通晓随之而来的是一种不断增加的无助感。世界各地的人都参与了美国的文化和政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人都感觉自己成了美国公民。他们关注小布什及其团队对各种他们热衷的问题的决策。然而，小布什及其团队明显并不对这些非美国人负有责任，事实上，这些人经常遭到轻蔑的对待。“我们有权利得到倾听”成为伊拉克战争抗议者的咒语，这并不令人感到吃惊。
与此相伴相随的是美国不断增强的自信心——欧洲人称之为傲慢。普里斯科特·布什的那一代战前领袖，仍然对欧洲——尤其是大不列颠——有所敬畏。他们源于英国，尔后又被偏见认为是亲英派，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说，英国之于美国需要像希腊之于罗马，对此他们半心半意地感到赞同。他们对欧洲人的民族自豪也敏感得令人钦佩，他们努力使自己的力量隐匿（没错，美国要做的一切就是隐匿）在多边机构的框架里。但是小布什的亲信却没有这种敏感。正如我们所见，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自阳光地带而非更具“欧洲性”的东北部。他们认为，法国和德国顽固不化——这种偏见突出地记录在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充满偏见的“老欧洲”讲话中。他们还认为，欧洲之于美国就像希腊之于罗马的想法，简直一派胡言。小布什并不是要将美国推向欧洲的方向，而是要将美国——以及整个世界——向他坚信的“美国”方向推进。
这些分歧在书中反复出现。现在，轮到我们稍微进一步挖掘分歧背后的原因了。我们将在5个广泛的领域关注美国例外论：外交政策、犯罪和犯罪惩罚、国家的限度、资本主义和不平等、堕胎和宗教狂热。
与众不同且引以为豪
欧洲人想到美国例外论时，首先会转向美国的外交政策。事实上，相对于小布什在内政问题上的立场，小布什的外交（在本书第八章中讨论过）很难被直截了当地描述为“右派的”。他上台的时候，欧洲人指责他是孤立主义者，而现在他们则担心他是帝国主义者。然而，在这种困惑中，两件事情特别突出。第一，美国分享权力的倾向比其他国家要弱得多；第二，右派对两个引起剧变的事件——冷战的结束和“9·11”事件——的反应，使美国的外交政策异乎寻常地向单边主义倾斜。
美国例外论最突出的一些例子与其对特定地区或国家的政策有关。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那样固执地支持以色列，坚决地谴责古巴。批评美国的人认为，这些立场更多地与美国国内的游说集团而非原则有关，但是许多美国人显然不这样认为。以色列作为大西洋两岸争执最激烈的问题，对于美国右派来说已成为一项激发情感的事业，对全体美国人民而言可能也是如此。2002年5月的亲以色列决议，包括给以色列军队提供2亿美元，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以352∶21和94∶2的投票结果获得通过，几乎所有的反对票都来自民主党人。 [8] 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支持以色列的幅度大致与多数非美国人支持巴勒斯坦的幅度相当。事实上，支持强硬政策的美国人的比例要高于以色列人本身。除了小布什，没有哪位世界领导人会把阿里尔·沙龙描述为“爱好和平的人” [9] 。
然而，美国例外论的根本取决于它对多边秩序的态度。乐观的大西洋主义者再次有他们的道理。从历史的角度看，美国依然可以宣称自己是历史上最具多边主义色彩的超级大国。在过去50年间，美国使自己的权力受制于国际组织的程度是19世纪的英国或16世纪的西班牙难以想象的。然而显而易见，如今似乎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那样与国际条约之间有如此多的龃龉。这些问题部分是程序所致——条约要在美国参议院获得批准，需要得到2/3的多数票，而且按照宪法，条约在法律上的地位低于美国国内法。但是，它也反映了美国人怀疑在这样一个单极世界里，是否有必要因条约而使自己陷入缠结不清。
这种怀疑论在小布什之前已经存在。批评小布什的人常常忘记了，1997年，美国参议院一致投票拒绝了《京都议定书》，而比尔·克林顿接下来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使美国回到有关全球气候变暖的条约中来。然而，小布什的单边主义还是显得特别咄咄逼人。《京都议定书》被小布什弃如敝屣，对克林顿一声假惺惺的道歉都没有。该条约只是被小布什错误地宣布就要“死亡了”。白宫拼命地反对国际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拒绝《禁止生物武器公约》（Biological Weapons Convention ）的部分内容，拒绝支持《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omprehensive Nuclear-Test-Ban Treaty ）和《渥太华禁雷公约》（Ottawa Landmine Treaty ）。为了建立自己的国家导弹防御体系，美国迫不及待地撕碎了《反弹道导弹条约》，并在同意加入一项正式公约之前，试图劝说弗拉基米尔·普京接受一项核武器的“君子协议”。 [10]
反恐战争进一步夸大了美国例外论。美国在9月11日受到攻击，欧洲却没有。美国卷入到一场“反恐战”之中。尽管许多欧洲人援引北约的第5条（确认北约的某一国受到进攻即是对北约全体成员的进攻），但是他们还拿不准“战争”是否只不过是一个比喻。美国人把这场冲突看作是善与恶的冲突，许多欧洲人则反对这一“简单化”的用语。有位法国专家抱怨道：“我们正经历再生者之间的战斗，布什是再生的基督徒，本·拉登是再生的穆斯林。” [11] 在伊拉克问题上的争吵显示，反恐战争将美国推向了先发制人的政策，而不是盟友更喜欢的遏制和威慑信条。即使小布什或继任者拒绝了新保守派的道德帝国主义观点（本书第八章已有论及），美国显然还是要做一个不会受到挑战的霸主——一个舒舒服服但权力大于任何大国的霸主。甚至连伟大的“自由派”反战候选人霍华德·迪安都自夸“无论何时何地”都愿意“派遣军队”，并抱怨小布什对沙特阿拉伯人过于谨慎。 [12]
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如此例外，并且这种例外可能因三个根本原因而继续存在：权力、人口和爱国主义。就权力而言，美国是当今唯一能够在全球投放兵力的国家。法国人和新保守派都感知到，“超级大国”这个词不足以概括美国当今的支配地位。巅峰之时的英国可能像紧随其后的两个国家力量之和一样强大，而今天美国的力量则是其后20个国家的力量之和。美国的军费开支占世界军费开支总和的40%，而且还在上升。欧盟军事装备的总开支只及美国的一半，而军事装备的研发经费则只及美国的1/4。 [13]
曾经有一阵子，克林顿及其亲信为欧洲人的一种恐惧所慑，即认为美国的支配程度是有问题的。他们并不反对欧洲和联合国企图将巨人捆住，但这一战略马上就被扰乱了。美国发现，欧洲的多边主义应对不了巴尔干问题。欧盟在未来可能会有一项共同的外交政策或者一些共同的外交政策内容，但至少此刻不存在。人们看到的是法、德、英三国由于各自的深刻分歧，而无法在伊拉克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外交政策，甚至在以色列问题上也是如此。在这个问题上三国无法将它们的主要协定转化成一种协调的战略。某一天，中国将成为美国的对手，但此刻中国的全部官方军费预算还不及美国的年度增加额度。
军事力量并不是一切。随着重建伊拉克的努力，美国重新意识到盟国和“软实力”的重要性。（有位欧洲的外交部长评述道：“即使美国是最大的锤子，也并非每个问题都是钉子。”）但是，美国卓绝的硬实力意味着，美国将不可避免地被迫去处理那些失败国家（尤其是那些与恐怖网络连接在一起的失败国家）；这种硬实力意味着，美国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棘手冲突或最糟糕的人道主义危机的仲裁者；这种硬实力意味着，美国考虑的问题不可避免地与别的国家不同。正如罗伯特·卡根在其著作《天堂与权力：世界新秩序中的美国与欧洲》（Of Paradise and Power：America and Europe in the New World Order ）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小国总是寻求规则的保护，而大国则总是担心受到规则的束缚。18世纪，恰恰是美国要求将国际法应用于公海，而“海上霸主”英国海军则反对这样做。 [14] 在可见的将来，美国将是世界警察，而警察的显著特点，就是不会有一种自由主义的世界观。美国人寻求军事手段解决问题的倾向比欧洲人要强烈得多。55%的美国人“非常同意”，为了得到正义，战争有时候是必要的。这一数字在欧洲只有18%。 [15]
美国将保持例外的第二个原因是人口统计学。18世纪80年代，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注意到，“土生土长的那一代美国居民人数在迅猛增加，并且随着外国人的加入而更为迅猛”。今天，这种说法依然正确。美国大概是唯一一个年轻人口不断增长的发达国家。最近的人口普查显示，进入美国的移民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增长得更快，并且美国的出生率也在令人吃惊地增长。按照目前的趋势，美国人口在未来的25年里，将从2.8亿增加到3.5亿至4亿；到2050年，其人口将增至4亿到5.5亿。西欧人口似乎在稳步下降，有些地方甚至急剧下降。在爱沙尼亚，总理甚至被迫请求该国的男性更经常地进行性生活。这种不平衡对外交政策有巨大的影响。美国注定会更集中关注向其输入移民的国家——墨西哥和其他拉美国家，而不是老欧洲。美国的年龄中位数在接下来的50年里将维持在大约35岁，约等于世界的年龄中位数，因此注定要比欧洲和日本“年轻”，欧日两地的年龄中位数将分别从38岁升高到53岁和从41岁升高到53岁。 [16] 欧洲人和日本人将不得不把更多资源用于老年人，他们也将发现，其文化将被那些墨守成规、怯于冒险的人所支配。
美国注定不同于欧洲（虽然与日本和中国并没有什么不同）的最后一个原因是民族主义。欧洲人已经开始了一项在一个欧洲超级国家里解决民族认同问题的实验。由于在过去数百年里，民族主义战争曾反复将欧洲摧毁，因此这种做法是可以理解的。美国的民族认同没有这样的不安之处。事实上，美国与欧盟间的许多难题源于美国人认为欧盟只不过是一个经济体而已。就华盛顿而言，布鲁塞尔只是一个讨论贸易而非外交政策的场所。美国人不理解，为什么欧盟不像美国“接纳”墨西哥进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一样，接纳土耳其进入欧盟。
美国的爱国主义非常深沉。没有哪个发达国家像它那样如此强制性地展示国旗，如此频繁地咏唱国歌。这不仅仅是对自己国家感到非常自豪（虽然80%的美国人对美国感到自豪，其比例远高于欧洲）， [17] 3/5的美国人认为，自己的文化要优于其他文化，而持此观点的法国人、英国人和德国人则分别只有1/3、1/4、1/4。 [18] 贝尔纳-亨利·利维（Bernard-Henri Lé vy）是法国著名的知识分子，他自豪地认为，他的国人说“我不再是法国人，而是法国出生的欧洲人”的人数在不断增加。 [19] 如果一个美国人放弃自己的国籍，那他可能连回国都困难。
煽动这种爱国主义是右派的特点之一。“9·11”事件发生以来，小布什行政当局的成员上电视的时候从来不会忘记在翻领上别上一枚美国国旗别针。但是即使民主党重掌白宫，我们也不应指望美国会着手签署条约并放弃主权。你可以议论美国例外论的程度，但是在可见的将来，美国的世界观将与他人有很大的不同。
公正的惩罚
在外交上，有时候很难将政策直接描述为右派的或左派的，而在犯罪和犯罪惩罚方面则不存在这样的问题。由于遵循的是保守主义的法治议程，仅仅在过去30年里，美国被判入狱的人数就增加了3倍。美国现在每10万人中就有700人遭到严密监禁，是欧洲判刑最严厉的国家英国的5倍。每20个美国人中就有1人进过监狱，每8个美国人中就有1人被宣判过重罪。在一些群体中，上述平均数还要高得多。几乎每5个美国黑人中就有1人蹲过监狱，每3个美国黑人中就有1人被宣判过重罪。按照目前的监禁率，2001年出生的美国男性，每10人中就有1人在一生中要进一次监狱。 [20]
高关押率部分与高犯罪率有关，但也反映了右派下决心增加强制性判决数，尤其是对贩毒罪的判决数。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的关押率大致与欧洲相当，大约每10万人中有100人。然而，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保守派成功地奋力争取到限制任意决定权的法律——既限制“自由派”法官任意决定罪罚相符的权力，又限制“自由派”假释委员会任意决定何时释放囚犯的决定权。1986年以后的10年里，联邦监狱中的刑期由平均39个月上升到54个月，并且由于受到像加利福尼亚州“三振出局法案”（three strikes and you' re out） (1) 监狱数量急剧增加的推动，刑期似乎还要继续上升。1997年，私营监狱营运商美国感化公司（the Corrections Corporation of America）宣布，该公司正在加利福尼亚州建造3座纯投机性的监狱，公司发言人解释道：“如果监狱选对了地方，囚犯自然就会来。” [21]
与此同时，“反毒战”既可以作为扩大警力的借口，也可以作为使用警力的借口。在欧洲，还很少听说警察使用武器。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弗雷斯诺（Fresno），特种战争装甲运输车队配有夜视镜和两架直升机，每星期巡街7次。印第安纳州的布恩县（Boone County）配有一辆两栖装甲运兵车。最近的两个会计年度里，美国国防部向地方特种战争装甲运输车队发放的武器装备超过了100万件，其中包括73件枪榴弹发射器。 [22]
美国司法体系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其缺少宽容的本质。全世界各地的监狱都是恐怖的，但是在第一世界中，美国是做出最少努力来使囚犯恢复正常生活的国家。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随着保守派立法者修建更多更大的监狱，他们有意减少了那些伤感无聊的“欧洲式”项目，如戒毒项目。他们也剥夺了“自由派”假释委员会的权力。强制性判决意味着，囚犯没有义务证明自己已为狱外生活做好了准备。监狱外的狱后治疗体系更加脆弱，许多有前科者只得到了一张单程车票，犯重罪者被禁止进入许多工作岗位。而在有的案件中，他们还被判得不到房屋福利，并且他们之中有接近500万人无权投票。这样，在10个州里，就有超过20%的适龄黑人男性被禁止投票。今年大约将有60万囚犯被释出狱，数量多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人口。这些人中有2/3将在3年内再次被捕。 [23]
右派用两个常识为自己处理犯罪的方法辩护：第一，这种方法管用；第二，这种方法受欢迎。即使被释放的囚犯使得犯罪率回升了一点，过去10年里美国的犯罪率也已经降低了。按照某些衡量指标，纽约比伦敦要更加安全（尽管其中没有考虑谋杀的指标）。自由派犯罪学家可能会认为，犯罪率下降更多地是与人口趋势和治安整顿有关，而非与重刑有关。但是有多少民主党政客愿意为较轻的刑罚做辩护并拨出更多的钱使囚犯恢复正常生活呢？这鼓舞了右派在第二个基础上的自满情绪——美国人喜欢他们处理犯罪的严厉政策。所有保守派都钟情“劳拉·诺德”（Laura Norder） (2) ，这个老玩笑听起来还真没错。法律和秩序是一台可靠的选票吸收机。本书中见到的共和党最古老的伎俩就是暗示民主党在治理犯罪方面偏软，这就是为什么民主党如此愿意采纳死刑的原因之一。
美国缺乏宽容的态度甚至触及那些按欧洲标准来看并未犯罪的人。美国人远比欧洲人挑剔，不仅是对毒品，对酒精问题也是如此。大多数欧洲国家把酒精饮料看作是文明生活的正常组成部分——父母亲用餐时会向青少年孩子介绍葡萄酒。然而清教主义在美国存活了下来。20世纪80年代，美国大多数州将饮酒年龄从18岁提高到21岁，这差点使总统的一个女儿成了牺牲品。19岁的詹纳·布什（Jenna Bush）在她父亲担任总统的第一个夏季，仅一个月就在得克萨斯州两度被控企图购买酒精饮料，在该州如果三次违犯就将强制被判入狱。科罗拉多州一个郊区学校的校长，由于在法国一顿3小时的餐宴上允许初中生尝了“微量的”葡萄酒而被停职。学校发言人说：“他们可能已经喝下了酒精饮料。”
在欧洲人看来，有时候美国人似乎决心要通过判定为非法、宣布为反常、管制或立法手段，禁止一切的冒险行为。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那样处罚烟民（或者说，实际上是处罚烟草公司），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那样制定如此多的规则来维护人类生活的秩序。现在美国大多数学区对不当行为采取零宽容政策。5岁大的孩子就会被学校开除，理由是他们携带咳嗽滴剂、穿戴配有纸剑和假长钉的万圣节服装，或者玩橡皮圈或玩具枪。一个5岁的孩子因为将在公交车站捡到的刀片带到学校而被开除，一个6岁的孩子因为亲吻同班同学而被学校除名。 [24]
无处求助
另外一个大的差别是人们对国家的期许。简言之，美国人格外喜欢限制国家的规模及国家行为的范围。政府开支大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远低于英国的39%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50%的水平。如果你还记得美国的军费开支远远高于其他国家——2002年美国的人均军费开支是1138美元，英国则为590美元（大多数其他欧洲国家比这低得多）——那么美国政府开支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似乎比这还要低得多。 [25]
在许多欧洲国家里，对于是否可以提高税收水平以换取更优质服务这一问题，存在着激烈的辩论。2001年，有大约62%的英国人告诉民意调查者，他们认为是可以的。在美国，只有1%的人认为税收太低。 [26] 美国政治生活中最熟悉的咒语之一，即钱是人民的钱，而不是政府的钱。如果不把这些钱作为减税款拿回来，就会在华盛顿白白浪费掉。小布什常向下属员工提起自己在艾奥瓦州的竞选路途中遇见的一位妇女，她对他说：“我知道，如果盘子里留有饼干，就会被人吃掉。” [27] 2002年，预算盈余没有了，而人们对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减税计划依然记忆犹新，这时如果通过实行更多的减税来参加竞选，或许会被认为是鲁莽之举。然而那恰恰是小布什在中期选举中的作为，而且共和党漂亮地赢得了选举。2003年1月，当小布什公布一项6700亿美元的减税计划时，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仅从它将使政府的规模缩小这一点而言，这项减税是合理的。他说：“缩小政府规模的唯一途径，是让父母控制孩子的挥霍，减少他们的零花钱。” [28]
对于许多美国人，尤其是保守派来说，他们有一个要使政府保持小规模的根本原则，即权力归于个人而非国家。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权力下放”只是一个政治词语，而在美国，权力由中央下放的思想却是一种矛盾。权力首先归于个人，其次是地方团体，然后是各州，最后才是联邦政府。美国人甚至对把权力交给他们选出来的代表都感到紧张不安。除瑞士外，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唯一一个复决权（referenda）普遍存在的国家。
公民投票创制权（Ballot Initiative）是右派最强有力的武器。像《13号提案》这样的减税措施，在右派的图解中所起的作用就像大罢工曾经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图解中所起的作用一样。大量的此类提案被用来减少政治家的权力，或限制任期，或限制开支。美国最大最富裕的州是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只掌握该州大约1/5的资金额度，当然，州长还会被公民随心所欲地罢免。
在利用国家来战胜贫穷方面，欧洲人比美国人要热心得多，而在区分出值得帮助的穷人方面，欧洲人则远比美国人缺乏这种倾向。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表明，分别有74%的俄罗斯人、71%的意大利人、62%的法国人和62%的英国人认为，相对于政府让个人自由追求目标，政府保证每个人都免于危难更重要。34%的美国人赞成社会安全网的建立优先于个人自由——这一比例只相当于那些政府长期腐败和缺乏竞争传统的国家，如委内瑞拉、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加纳、尼日利亚和巴基斯坦。只有29%的美国人同意，政府有责任帮助穷人（而在英国这一比例是它的两倍）。 [29] 美国人担心，国家福利会奖励人们的自毁行为，并减少他们重新自主的动力。当比尔·克林顿的福利改革进一步减少发放本就相对悭吝的津贴给单身妈妈的时候，共和党参议员菲尔·格拉姆评论道，4000万一直在搭便车的人现在该“下车帮我们一道推车了” [30] 。
另一个能够生动地说明美国对福利国家充满敌意的例子是医疗保险。欧洲人经常诬称美国，说它是一个任由没钱的穷人在医院过道里自生自灭的国家。事实上，美国拥有一个公共医疗补助体系，正好是用来应对上述紧急情况的。即便这样，美国依然是富国中唯一一个没有公共医疗服务或免费儿童抚养系统的国家，大约4400万美国人没有医疗保险。10年前，克林顿夫妇曾试图将这部分人纳入到医疗保险的范围内，从而使美国更像欧洲一些。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共和党人设法妖魔化这一计划，说它是一个要使1/7的经济国有化的半社会主义阴谋。而“希拉里保险计划”也从未起步过。大多数美国人喜欢美国的私人保险体系，为了保留这一体系，他们愿意容忍昂贵的医疗保险和数以百万计无医疗保险者的存在。
坚持这一原则的成本很高。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将美国置于健康开销首位的国家（每人每年3700美元），但美国的健康服务却只排在第37位。美国10%的最富有者是世界上最健康的人，中间的一大块得到的是“中等治疗”，而最穷的5%~10%的人口则极其悲惨。结果是，在最富裕的国家中，美国人的平均寿命远低于日本、加拿大和所有西欧人。美国人的平均寿命不及希腊人，美国男性的平均寿命不及波多黎各人。尽管如此，人们谈论的不是进行根本的改革，而只是进行小修小补，如2003年对老年人进行处方药的补贴。
资本主义和不平等的魔力
美国人通常对政府怀有敌意，他们也通常对资本主义满怀热情。欧洲社会尽管在过去25年里缩小了国家对经济干预的范围，但是还是将“创造性破坏”理念 (3) ［法国人所称的野蛮资本主义（le capitalisme sauvage ）］看作是一种必要的弊病。这种不信任是同情怜悯、平等主义和势利行为的混合。（英国任何一个百万富翁在贸易中发了财，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一处乡下地产冒充农夫。）欧洲政治家已尝试对资本主义进行束缚，并使之文明化，其实施的手段包括：强行规定高的最低工资；使解雇员工变得困难；使企业关心环境；让破产成为一个痛苦的过程；迫使公司不仅对所有的利益攸关者负责，而且对所有的股东负责。
美国政府也做了大部分这样的事情，但程度远远比欧洲要低。自由市场中的商人可能会抱怨公司收入被规则卡死（按照弗里德曼的说法是10%），或者抱怨侵扰性规则，如加利福尼亚州的空气质量动议或《美国残疾人法案》（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但是在着手进行企业的基本业务如聘用、解雇、投资、借贷甚至破产时，美国比任何其他大的发达国家都要容易得多；而由于美国公司基本上只对股东负责，因此一系列的责任要清晰得多。这源于对资本主义的特别忠诚。放眼书店里大本大本摆满书架的书，都是在教人们如何经办企业或鼓励孩子们摆摊卖柠檬汽水。除了在美国，还有哪里的说唱歌手会制作一张《要钱不要命？》（Get Rich or Die Trying？ ） (4) 的唱片？ [31] 美国人只有在相当可怕的情况下，才会寻求对企业进行控制，典型的情况就是股市崩盘，而出台法律的目的则是强化股东资本主义。西奥多·罗斯福20世纪初以反对“巨富中的犯罪分子”为目标的竞选，结果促使《反托拉斯法》出台；20世纪30年代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则建立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安然公司丑闻后的喧闹催生了会计巡查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
没有什么能比容忍不平等的存在更好地代表美国的特质。过去30年间，美国的不平等异乎寻常地增加了，在许多方面，这种不平等回到了“镀金时代”的世界。人口调查局的数据清楚地显示，全国收入增加的份额落到了20%的家庭中。但是，保罗·克鲁格曼指出，在精英群体内部，5%顶尖的人做得比其余15%的人更好，1%最顶尖的人做得比顶尖者中其余4%的人更好。 [32] 这种说法可能有意弱化了不平等的加剧。例如，在1970年，0.01%的最富有的纳税人，收入占全国收入的0.7%。但是，在1998年，0.01%的最富有的纳税人，收入在全国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超过了3%。那意味着，最富有的1.3万个家庭的收入几乎等于2000万个最贫穷家庭的总收入。1980年，美国首席执行官的平均薪资是工人平均工资的40倍，今天这一比例扩大到了超过400倍。如果按照资产而非收入来看，差距还会更大。1%的最富有家庭控制了美国38%的财富，是底层80%家庭总数的两倍之多。 [33]
按照多数衡量指标，美国是发达国家中最不平等的一个国家，这并不令人感到吃惊。经济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的一项研究发现，在美国，10%的最贫穷者与10%的最富裕者之间的差距比其他国家都大。事实上，这一差距是一些北欧国家的两倍多。 [34] 有趣的是，按此测算，美国表现得如此不平等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其10%的最贫穷者穷得如何糟糕（事实上，按照购买力平价指数，他们还略高于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同类群体），而是因为美国10%的最富裕者有远远高得多的中间收入。
这解释了为什么不平等的急剧上升几乎并未带来民粹主义的反弹。2000年，当阿尔·戈尔代表“人民反抗有权有势者”进行竞选的时候，有理由认为这样做弊大于利。2002年，美国人对他们公司老板的无节制行为（例如，美国泰科公司的老总花了公司2000美元为自己订购一块浴帘）怒火中烧，当然也抨击那些不干事却大拿工资的人，却从未在内心深处对巨大的收入差距产生厌恶，而这在欧洲很可能发生。美国人大多将成功与美德，而非运气、出生或犯罪行为连在一起。一方面，美国人赞赏成功。泰德·特纳（Ted Turner）的名言是，“金钱是我们对生活评分的标准”。20世纪90年代，可口可乐公司的前首席执行官罗伯特·戈伊苏埃塔（Robert Goizueta）试图为自己8000万美元的年薪辩护时被打断了4次——是被掌声打断了4次。另一方面，美国人对生活中的机会感到极度乐观。2000年的一份民意调查发现，高达19%的人认为，他们属于美国1%的最富裕者；另有20%的人认为，他们将在未来的某个人生阶段成为10%的最富裕者。这是一个幻想，但并不十分虚幻。美国的社会流动性高于其他国家，在美国20%的最贫穷者中，50%~80%的人在10年内能够跳出那一渊薮。 [35]
小布什2003年进行的减税在其他大多数国家是难以置信的。根据“纳税正义联盟”（Citizens for Tax Justice）的分析，这一减税计划的主要内容是建议取消对个人红利征税。而这一减税计划中的50%，将流入美国1%的最富裕纳税人的腰包，另外2%则将流入美国其余5%的最富裕纳税人的腰包。小布什谈到，美国人从减税计划中平均可以得到1083美元，但这一平均数是由比尔·盖茨这样的人拉动的。中等收入的纳税人只能获益数百美元而已，而那20%的最贫穷者连一个子儿都拿不到。小布什自己将从中获益4.45万美元，迪克·切尼获益超过32.7万美元（这笔收益超过了98%的美国家庭的税前收入）。 [36] 当人们进行抗议时，小布什有力地指出，“阶级福利”不是美国的道路。国会则对他的大多数要求有求必应。
堕胎和宗教狂热
每年1月，数万名反堕胎的抗议者手持恐怖的海报来到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举行最高法院对“罗伊诉韦德”案裁决周年庆活动。这项1973年的裁决实际上使堕胎成为一项宪法上的权利。自那时以来，大约有75个国家放宽了对堕胎法律的限制，在其他大部分地区，那样的裁决已足以平息争论了。而在美国，争论显然没有平息。反对者定期在电视上将这种做法比作是大屠杀或奴隶制，极端的反堕胎者一度炸毁诊所、枪杀为妇女堕胎的医生。更多的时候，战斗是政治性的。例如，2003年，国会投票禁止成形胎儿流产，保守的州立法机关通过了防止未成年人未经父母同意进行堕胎的法律。这种战斗从堕胎领域延伸到了法官任命、学校教育、干细胞研究，甚至那些模糊不清的法律诉讼之中。由于佛罗里达和路易斯安那允许销售“选择生命”（choose life）而禁止销售“支持堕胎权”（pro-choice）的牌照，生殖法和政策中心（Center for reproductive law and policy）对这两个州提起了诉讼。
为什么美国的堕胎问题比其他已经使之合法化的国家引发更多的争议？毕竟，大多数美国人在堕胎问题上与多数加拿大或英国人的观点大致相似。虽然他们不喜欢这种做法，并且在成形胎儿流产问题上退缩不前，但是他们不希望人们被迫偷偷摸摸地做这种事情。比尔·克林顿说他要使堕胎保持“安全、合法、少见”，这番话完美地表达了人们的态度。 [37] 事实上，正是部分地出于这一原因，包括小布什在内的共和党总统在过于强硬地推动这一议题时才显得惴惴不安。
然而，相似性也仅仅到此为止。在美国要求禁止堕胎的人虽是少数，但是也比其他国家的人更多，组织得也更好。堕胎也包括了自由派美国与保守派美国之间的战争、个人权利与美国传统价值观之间的战争、美国的法院与福音派基督教教会之间的战争。比尔·克里斯托尔以一种典型辩论的语言说道：“今天，堕胎问题是美国政治血腥的十字路口，是一个由司法解放（从宪法中）、性别解放（从传统道德观念中）和妇女解放（从自然差别中）汇聚在一起的十字路口，是一个自由主义同时攻击自主权、伦理道德和自然天性的聚焦点。” [38]
这或许是极端的无稽之谈。但是保守派把“罗伊诉韦德案”作为自由派必胜信念的例证，是有一定道理的。欧洲国家通过立法，偶尔也通过全民公决，来使堕胎自由化。这使得立法获得了多数人的支持，取得了合法性，并且使各国可以用各种条件来限制堕胎的实施。在美国，最高法院——或者如保守派所说，是5名没有经过选举的、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法官——裁决认为，生育权包含在隐私权这一根本权利之中，就像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一样，是受到宪法保证的，他们允许最晚在怀孕至26周时进行堕胎。退一步说，由于堕胎权并不像言论自由一样，以一种明显的方式铭记于宪法之中，因此这样做是具有挑衅性的。而自那时以来，右派就一直在设法改变最高法院的法官构成。通过立法途径解决问题，欧洲人设法使堕胎问题的争论中立化；美国则依靠最高法院的小锤子，使堕胎问题的争论制度化了。
堕胎问题说明了美国的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又是宗教狂热。在美国，95%的人信奉上帝，而英国、法国和瑞典的比例则分别为72%、62%和52%。超过75%的美国人属于某个教会，40%的美国人每周上一次教堂，10%的美国人每周上数次教堂，25%的美国人拥有5本或5本以上的《圣经》。 [39] 皮尤研究中心全球观点项目（the 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显示，60%的美国人认为宗教在他们的生活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比例大约是自称有宗教信仰的加拿大人的两倍，而与日本和欧洲人相比则更高。如果要找到可比较的数字，可能要到发展中国家才行。美国人所说的“非常重要的”，意思是说他们中39%的人把自己描述为再生的基督徒。 [40] 没有哪个地方的福音派新教徒像在美国那样，占有如此大的比重：在美国，与1987年的不到1/4相比，他们现在占选民人数的1/3。欧洲的教会正试图紧紧抓住它们能够召集的几个郊区选民而已，而美国的教会却似乎处于一种几乎永远欣欣向荣的状态之中。表现最佳的教会是那些坚持热心献身于基督的教会，而非那些与之竞争的更温和的教会。
美国极端主义者的一个焦点是“被提”（the Rapture），人们相信那是真正的基督徒将被带到天堂的一刻。这是基于《新约》中的一个段落：“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 [41] 极端主义者不认为这是一个象征，而是视之为即刻发生的事实。在佛罗里达州，你可以看到汽车保险杠上的招贴广告写道：“被提”来临的时刻，汽车会自动驾驶。在南得克萨斯州的有些地方似乎只有两种电台：西班牙语电台和播放福音派基督徒关于被提的电台。《末世迷踪》这一研究被提之后的世界的丛书，从1995年首度出版以来，已经卖出了5500万册。
欧洲人把美国人描述为《圣经》狂热者，他们对这些事实加以斥责。欧洲人喜欢把自己看作是启蒙运动的理性继承人：对于一个相信童女生子的人数是相信进化论者的3倍的国家，他们怎能应对呢？ [42] 同样，分歧也解释了为什么许多美国人会轻蔑地将其看作是欧洲邪恶的世俗主义。以下是一位美国保守派对欧洲的描述：
欧洲人是唯物主义的。由于欧盟是由被贸易和金钱所迷恋住的官僚来设计的，因此它在战略议题上姿态很低。欧洲人比我们更在意肉欲，他们以欢愉做交易［由夜间付费电视或《凯瑟琳·M的性生活》（The Sexual Life of Catherine M ）这样的畅销书，即可做出此种判断］。在许多美国人看来，在一个如此多的人不喜欢要孩子（欧盟的生育率为每个妇女平均1.47个孩子）的地方，是很难有家庭传统的。当只有不到20%的人上教堂的时候，那个地方是很难有宗教价值观的。 [43]
美国的第二个特点是非常喜欢争论原则问题，尤以对堕胎问题的辩论为典型。欧洲人按部就班地将道德问题转变成技术问题，然后交给技术官僚精英去处理。由于立宪传统、法律文化或许还有它的清教遗产，美国拥有各种各样极端主义者，既有世俗的，也有宗教的。在欧洲，堕胎是按照医疗而非道德方式来进行的。与此很相似的是干细胞问题。对于美国人来说，堕胎似乎绝不可能仅仅是个健康问题，它是一个两种绝对的对立物之间的冲突——选择权与生命权之间的对立。
美国的第三个特点是右派本身的特殊作用。民主党人在利用“罗伊诉韦德案”来动员其支持大军的时候并未懈怠过。但是由于价值观在美国政治中胜过阶级问题，保守派首先在南方将堕胎问题变成一个重大问题。堕胎并不是第一个重新界定现代政治文化的问题——那一荣誉要归于民权运动。但是它肯定是最有影响力的问题之一。1972年，共和党给乔治·麦戈文起了个“三A”［特赦、迷幻药和堕胎（amnesty，acid and abortion）]候选人的绰号。自那时以来，他们就一直利用这个问题汇聚南方的福音派基督徒和北方的天主教徒。共和党里依然有赞成选择权的人，如科林·鲍威尔和阿诺德·施瓦辛格，但他们都是逆潮流而动的人。大约88%的州一级共和党政纲反对堕胎，没有一个州的共和党政纲支持堕胎。2000年的大选中，认为堕胎为非法的人当中，74%投票支持小布什；而认为堕胎可以随时进行的人当中，则有70%投票支持戈尔。在堕胎问题上，美国总是比其他国家显得紧张不安，但是右派肯定要卖力使这一问题升温。在对待堕胎问题的态度上，美国没有机会变成“欧洲式”。
价值观和右派
堕胎问题是美国例外论症结的范例，因为它显示了两个主要元素之间的相互补充：一套与众不同的价值和一场不同寻常的保守主义强大运动，这一运动滋养、增强并利用了这些价值。对这些价值观和这场运动都要稍微再做进一步的解释。
考察美国的价值观时，马上就会碰到一个明显的矛盾现象。美国人既比欧洲大陆的人更加个人主义，又比他们更加传统。美国的个人主义远比仅仅是蔑视社会安全网要深厚得多。美国人也更愿意相信自己的能力。在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中，有65%的美国人不赞成“人生的成功很大一部分取决于人们自身不能控制的外力”的看法。在欧洲，除英国、捷克和斯洛伐克以外的所有国家，多数人接受了这一令人沮丧的观点，而即使在上述三国中，也有一半的人持这种观点。今天，相信成功取决于人们自身不能控制的外力的人数百分比，从1988年的41%下降到了32%；相反，德国持此种看法的人数却从1991年的59%上升到了今天的61%。
然而，如果说美国人是自利的个人主义者，那么他们同样也是上教堂的爱国者。密歇根大学一项覆盖78个国家的定期调查最好地表明了这一点。这项调查由两场广泛的计划组成。一场测试中所问的问题与优先考虑的事情有关。人们被问及，食品和安全之类的基本东西比起自我表现和宽容之类更缥缈的东西，哪个更重要。就像大多数富裕国家的居民一样，美国人趋向于自我表现的一端。另一场测试试图衡量传统主义（对国家、上帝和家庭的奉献）与“世俗－理性价值观”（如支持安乐死、离婚和堕胎）之间的关系。在此，美国与世界其他富裕地区分道扬镳了。结果是，美国比除爱尔兰以外的所有欧洲国家都远为传统。调查还发现，美国人最爱国——72%的美国人说他们对自己的国家非常自豪（虽然这一调查是在2001年9月之前进行的），80%的美国人认为他们对婚姻和家庭持“老式的”观点。就宗教狂热而言，美国人更接近于尼日利亚和土耳其人，而不是德国或瑞典人。有趣的是，自从1981年首度进行这项调查以来，美国人在这些方面变得更加传统了。
美国是怎样变得如此例外的呢？当然，原因之一是美国极端的保守主义运动。但是，美国为什么有这样肥沃的保守主义土壤呢？我们需要回溯一下美国经常具有的保守特点，这些特点既先于现代美国的保守主义而存在，又很可能比它存在得更久远。本书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在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遇见的青年活动分子达斯廷，把他的朋友描述为“不自知的保守主义者”。作为一个整体，美国也可以作如是观。
[1] Daniel Yergin and Joseph Stanislaw，The Commanding Heights：The Battle Between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place That Is Remaking the Moden World （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8），p．300.
[2] 捷克电视台的采访，采访记录于2002年11月19日发表，参见www.whitehouse.gov。
[3] “Views of a Changing World 2003：War with Iraq Further Divides Global Publics，”The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 ，June 3，2003．
[4] Ibid．，p．29．
[5] Transatlantic Trends 2003：A Project of the 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ompagnia di San Paulo ，pp．4~5．
[6] Andrew Gimson，“A Sad Case of Schadenfreude，”The Spectator ，September 13，2003．
[7] 采访泰德·克普尔（Ted Koppel），美国广播公司新闻夜线节目，1998年2月18日。
[8] Clyde Prestowitz，Rogue Nation （New York：Basic Books，2003），p．212．
[9] 小布什2002年4月18日的演讲。
[10] Philip Gordon，“Bridging the Atlantic Divide，”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03，p．77．
[11] 巴黎国际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Research）的皮埃尔·哈斯纳尔（Pierre Hassner），引自J．F．O．McAllister，“Made at America，”Time ，January 20，2003，p．23。
[12] Dean Rally in Falls Church，Virginia，August 23，2003．
[13] “Will a Quartet of Euro-Enthusiasts Undermine NATO？”Economist ，May 3，2003．
[14] Robert Kagan，“Power and Weakness，”Policy Review ，June/July 2002．
[15] Transatlantic Trends 2003，p．14．
[16] “A Tale of Two Bellies，”Economist ，August 24，2002．
[17] Allensbach Opinion Research Institute，2002，引自John Parker，“Survey of America，”Economist ，November 8，2003。
[18] “Views of a Changing World 2003．”
[19] Bernard-Henri Lé vy，“A Passage to Europe，”Time ，August 10，2003．
[20] 参见http://www.ojp.usdoj.gov/bjs/abstract/piuspo1.htm。
[21] James A．Morone，Hellfire Nation：The Politics of Sin in American History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3），p．460．
[22] Ibid．，p．461．
[23] “A Stigma that Never Fades，”Economist ，August 10，2002．
[24] “Jesse Jackson' s Wrong Target，”Economist ，November 25，1999．
[25] “The Military Balance 2003—2004，”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2003．
[26] 两个数字都是引自“Tale of Two Legacies，”Economist ，Christmas Special，December 21，2002。
[27] David Frum，The Right Man：The Surprise Presidency of George W．Bush （New York：Random House，2003），p．33．
[28] Milton Friedman，“Tax Cuts = Smaller Government，”Wall Street Journal Europe ， January 20，2003，p．A12．
[29] “Views of a Changing World 2003．”
[30] Jason De Parle，“As Rules on Welfare Tighten，Its Recipients Gain in Stature，”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1，1999．
[31] 这位有争议的艺人是（黑人说唱歌手）“50美分”（50 Cent）。
[32] Paul Krugman，“For Richer，”New York Times ，October 20，2002．
[33] “Do You Like Your Class War Shaken or Stirred，Sir？”Economist ，September 4，2003．
[34] Ibid．
[35] Ibid．
[36] Hendrik Hertzberg，“Dividends，”Talk of the Town，New Yorker ，January 20，2003，pp．29~30．
[37] Cynthia Tucker，“Making Abortion Safe，Legal and Rare，”San Francisco Chronicle ，January 22，1993．
[38] Bill Kristol，“On the Future of Conservatism，”Commentary ，February 1997．
[39] Morone，Hellfire Nation ，pp．22~23．
[40] John Parker，“Survey of America，”Economist ，November 8，2003，p．11．
[41] I Thessalonians 4：16~17．
[42] Parker，“Survey of America，”p．11．
[43] Christopher Caldwell，“No，Europe Needs to Get Real，”Time ，January 20，2003．
(1) 克林顿总统于1994年签署的加利福尼亚州《暴力犯罪控制与执法法案》（The Violent Crime Control and Law Enforcement Act of 1994 ）规定，一位触犯联邦暴力犯罪的被告，如果先前曾触犯两项10年以上的暴力犯罪，或者同时触犯暴力与毒品犯罪，则必受到终身监禁的惩罚。此即俗称的“三振出局法案”。——译者注
(2) Laura Norder这个名字易被美国南方人读成“law and order”，即“法律与秩序”。——译者注
(3) 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得1942年提出“创造性破坏”的理念，即将原始生产要素重新排列组合为新的生产方式，以求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经济过程。——译者注
(4) 说唱歌手50 Cent的歌。——译者注
谢选骏指出：人说“不一样的美国”——我看任何国家都不一样，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但问题是，为何“不一样的美国”成为了一个问题了呢？我认为这不过是因为美国的巨大。按照同样的道理，难道人们不认为有个“不一样的中囶”吗？如果还不，那说明中国还不够大，只要够大，一定例外，就像当年的大英帝国和俄罗斯帝国……
【第十三章 建国伊始：美国例外论的根源】
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的时间相对较短，而美国例外的保守主义则要回溯到美国诞生之初。一直以来，美国就具有保守主义的天性——对国家权力的怀疑、对商业的热情以及笃信宗教。美国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对自己那种与生俱来的保守主义感觉良好，以至于不需要发起一场保守主义运动来表明它的原则或使敌人烦躁不安。
美国的血液中浸透着保守主义思想，这或许会使某些人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美国难道不是由启蒙运动催生的国家吗？它难道不是世界上第一个“新的国家”吗？它不正好是一个年轻国家的样板吗？难道它不是“激进派的乌托邦和保守派的巴别塔”吗？ [1] 美国深思熟虑地扫除了旧世界的君主政治、贵族统治和国家教会，并保障人民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个新共和国在诞生之初的几十年里站在革命的法国一边，反抗旧世界那些沆瀣一气的大国。事实上，当法国的革命者猛攻象征古代专制主义和压迫的巴士底狱的时候，法国将军拉法耶特侯爵（Marquis de Lafayette）将巴士底狱的钥匙送给了乔治·华盛顿。
毫无疑问，美国的保守主义是一种例外的保守主义——一种具有前瞻性的商业共和国保守主义，而非老欧洲反动的托利主义。即便如此，它还是属于保守主义。美国是个年轻的国家，但它也是一个正在走下坡路的年轻国家；美国是革命的产物，而这场革命也不同于法国的革命。建国伊始，美国社会中就存在一些因素——包括宗教狂热和资本主义因素，甚至还包括地理因素——能阻止任何滑向左倾的可能性。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从未有过左派政府的发达国家。
岁月虽经年，心依旧年轻
我们先从美国不再被认为是一个真正“年轻”的国家这一看法开始讨论。当然，在美国特别缺乏古城堡（cha teaux）和古宫殿（schlossen）［尽管它并不缺乏更近代的类似的城堡和宫殿（McCha teaux and McSchlossen）］，但是，这几乎不能成为其年轻的实质性证明。最早的定居者来到这片土地的时候，詹姆斯一世还在王位上，而英格兰也还未变成不列颠。在查理一世被处死之前，创立于1636年的哈佛大学向伽利略提供了一个教席。在德国和意大利（被认为是老欧洲的一部分）统一前100年，《独立宣言》就已经签署了。波士顿和华盛顿的历史中心给人感觉同许多欧洲的都城一样悠久（在某种程度上说，甚至还要更悠久，因为它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并未遭受轰炸）。在满怀羡慕的美国人心目中，许多把不列颠界定为一个古老国家的传统——如帝国的盛况和命运、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圣诞礼仪、夏洛克·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的猎鹿帽——都是在美国的宪法成文一个世纪之后出现的。奥斯卡·王尔德（Osacr Wilde）一个世纪之前就曾一语双关地说道：“美国的青春是其最古老的传统，它到今天已经历时300年了。”
美国拥有最古老的宪政制度，就这一点而言，美国有足够的理由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 [2] 美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共和国，拥有最古老的民主和联邦制。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成文宪法（1787年），民主党有足够的理由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政党。1789年以来，法国历经了5个共和国，更不用说其间还有君主制、帝国、五人执政团、执政官和通敌卖国的法西斯独裁统治。英国新工党彻底修改了英国立宪政体中最古老的组成部分之一的上议院。但是美国只对它的宪政安排稍稍做了一点修补，如让选民而不再是州立法机构来选举联邦参议员。即便是废除奴隶制的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目的也是迫使美国实践其宪法中最初的理想，而不是要背离那些理想。
在今天的生活中，人们永远可以感觉到过去的存在。美国人总是根据那一群身穿及膝短裤、头戴扑粉假发的绅士的设计来做重大决定，如妇女能否堕胎或孩子是否要在学校祈祷。政治家很乐意把自己说成是杰斐逊派和汉密尔顿派，即便是网络自由意志论者——很难说他们是最关心历史的人——也把自己描述为“带笔记本电脑的杰斐逊派”。除内战后为解决所有美国人平等问题的修正案外，美国宪法与当时开国者的想法非常一致——建立一种复杂的制衡制度，以防止未来出现一个乔治三世。美国历史学家丹尼尔·J．布尔斯廷（Daniel J．Boorstin）在1953年回望历史时评述道：“即便违背我们的意志，历史也使我们适合去理解保守主义的含义，我们已经成为历史连续性的榜样，成为使成就与过去连接在一起的榜样，这些成就源于使制度能够适合某一特定的时代和某个特定的地方。” [3]
确实，美国过去的历史曾被19世纪最血腥的冲突内战中断。但美国内战在许多方面却非常保守。双方都大声宣称自己是在保卫宪法。北方捍卫的是联邦制，后来捍卫作为宪法灵魂的个人平等的观点；南方捍卫的则是同一部宪法所保证的州权。美国异乎寻常地避免了欧洲常见的那一类扫除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革命战争。
美国人紧紧抓住历史和传统不放的一个原因是他们不像德国人或日本人，不必埋葬自己的过去。他们精力充沛地庆祝阵亡将士纪念日和美国独立日，定期使有关建国之父的书籍攀上畅销书榜的榜首，建立历史协会来重现美国内战，成群结队忠贞不渝地来到那些伟大的纪念碑前。国会山上总是有很多学童，到这里来接受对美国宪法表示敬意的教育。（要是一位意大利教师如此崇敬地说到意大利的宪法，那是无法想象的。）美国最受欢迎的一档儿童电视节目是《自由之子》（Liberty ' s Kids ），它反复向孩子们亲切讲述美国革命的英雄事迹。
但是由于美国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新的国家，因此认为根本没有必要像英国和法国那样狂热地推陈出新。他们没有用气势逼人的新建筑来损毁华盛顿的旧貌，就像现代主义者感觉需要使伦敦翻新一样。欧洲的许多地方给人的印象分成两派：“旧派”怀疑一切新的东西，目前在英国正快速上升的“新派”则痛恨旧世界，并且认为新奇事物本身就是优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老欧洲现正投身于创造一个新欧洲的激进实验中。《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 ）尚未长大成为少年，共同货币才刚走出襁褓，一部新宪法正处于辩论之中，2004年有10个新成员入盟，人们的话题是创建共同外交政策。在美国，除了一部分激进的边缘人群以外，所有人都对美国的宪政安排感到满意。
一场保守主义革命
美国这场革命有多保守？一开始，我们必须承认，那显然是一场革命。就像戈登·伍德（Gordon Wood）在他1993年的《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The Radicalism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一书中表明的那样，反叛者不仅赶走了英国人，也根除了那些封建社会秩序的法律标志——长子继承权、限定继承权、贵族称号、国教，等等。他们把自己的共和国建立在两个原则基础之上：第一，人人生来平等；第二，权力最终来自“人民”的意志。
然而，革命者所做的一切都含有保守主义的潜台词。革命首先是作为殖民地的反叛开始的，而不是像他们的法国同侪那样，企图改造出一个全新的世界。 [4] 革命工作是由拥有土地的乡绅而非由离群索居的知识分子或怒火中烧的农民来进行的。这些人机智稳重、事业成功，他们起初认为自己是在为英国宪法的原则而战，而不是在反对这些原则。他们沿用历史上英国政党的名字，自称为“辉格党人”，而将对手称为“托利党人”，并宣称自己是在保护旧有的英国的权利（例如陪审审理、法律上的正当程序、自由集会以及没有提议不得征税），而非为确立新的权利而战。
革命的结果是相当克制的。美国托利党人最糟糕的结局只是遭流放和被驱逐而已。在费城，并没有发生像巴黎那样的公审和死刑判决。相反，革命引发的是一股制宪的高潮。紧随1776年的《独立宣言》，每个州都草拟了自己的宪法，而且1783年的《邦联条款》将各州有限地结合到了一起。各州随后于1787年齐聚费城，起草一部在一定程度上协调中央控制与各州旧有权利之间关系的全国性宪法。美国的开国元勋在平静的旧时代里开始凝思自己要做的事情。
毫无疑问，美国革命捍卫的不仅仅是古代英国的自由。开国元勋们逐渐认识到，他们需要更具创造性，而不仅仅是捍卫现状。就像约翰·杰伊（John Jay）宣称的那样，他们是“第一批受到上天恩宠的人，有机会审议并选择自己在其中生活的政府形式”。 [5] 而且，相对于捍卫古代英国宪法中的权利，他们对保证普遍的自由更感兴趣。他们不仅阅读洛克和孟德斯鸠的著作，也阅读威廉·布莱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的作品。不过他们追求的是一种相当温和的自由，即个人尽可能地不受政府的干预而追求自己的目标。正是由于这种对公民自由压倒一切的承诺，才使得美国革命具有保守主义的优势。它限制了政府的野心，政府的好坏不是根据其提高道德或促进繁荣的能力来判断，而是由其让人民自由自在地追求个人目标的能力来决定的。美国的开国之父与正直的贵族精英思想没有瓜葛，但是他们对大众先天的善良也不抱幻想。 [6] 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在《联邦党人文集》（Federalist ）第51篇中写道：“政府不是必要的……如果是由天使统治人间，那么对政府的内外约束就没有必要。”
本着这种精神，美国的开国之父把民主看作是达到更高目标的手段，而不是把民主本身当作目的，而更高的目标是自由。他们小心翼翼地设计了一种制度，以防止民主陷于“混乱和荒唐”之中。他们使用分权来防止民主最常见的危险——多数人压迫少数人、少数人绑架政府、民选代表把自己的利益凌驾于人民之上。他们建立了参议院，议员起初是由各州任命而非直接选举产生，以便“为大众的情绪波动提供一个稳定器”。他们利用联邦主义原则，以确保决策尽可能在最低层级进行。当然，他们关于“人民”由哪些人组成的思想有点局限。例如，妇女、无土地者和奴隶无权投票。开国者们错综复杂的设计令人注目。参议员任期6年，从而具有更长远的眼光；众议员任期2年，从而与人民的意志更接近；总统由选举人团而不是由原始的多数来选举，从而确保了总统关心小州的利益。
英国保守主义的守护神埃德蒙·伯克对美国革命的崇敬之情同他对法国革命的仇恨程度一样深，这不足为奇。他认为，法国革命的结局是个灾难，因为他们是为抽象的自由而战（如伯克所指出的那样，是为“自由的喷发”而战），也因为他们要利用政府来改造人性。美国革命是成功的，因为他们是在为人们的真正自由而战，为美国固有的生活方式而战，以反对不断加剧的权力专断野心。他们调和政府以适应人性，政府的职责是要保护个人追求自己的幸福，他们从未对此视而不见。
右派的蓝图
伯克是正确的，在他关于美国革命的言辞背后是保守主义的本质。出于偶然或有意为之，美国宪法通过两种方式将美国推向保守主义（并且最终使之远离社会主义）：限制中央集权的国家，赋予各乡村州比例不均的权力。
对政府的不信任始自第一艘来到美洲的英国轮船。定居在新英格兰地区的清教徒是从英国国教的绝对垄断权中走出来的逃亡者，紧随其后的是其他宗教异见人士，其中包括天主教徒。殖民者习惯于忽视伦敦制定的规则。英国首位首相罗伯特·沃波尔（Robert Walpole）把英国对那13个殖民地的统治描绘成“有益的忽视”（salutary neglect） (1) 制度，而正是由于企图将这种制度转变成真正的帝国统治制度，才加速了革命的到来。即使在革命期间，大陆会议（the Continental Congress）也并不情愿向乔治·华盛顿提供抗击英国人所需的人力和物力。 [7]
美国人一再坚持他们对“有益的忽视”的偏爱。在共和国的早期岁月里，主张小政府的共和党人与联邦党人之间的战斗最终以共和党喜欢的方式得以解决。在1801年的第一次就职演说中，杰斐逊重申他对“一个贤明、节俭政府”的承诺，“这个政府将使人们相互免受伤害，让人们在其他方面自由地控制自己对事业和进步的追求，并不会从人们口中夺走他们通过辛勤劳动得到的果实”。民主党1840年的政治纲领是该党历史上的第一份政治纲领，其开篇即写道：“那是断然的，联邦政府是一个权力受到限制的政府……”而在20年后，共和党的第一份政治纲领听起来也有一种类似的无政府主义调门儿，“那是断然的……人民惊恐地目睹不计后果的铺张在联邦政府的每个部门蔓延……” [8]
美国政治制度强化保守主义的第二种方式是给美国最保守的因素赋予了巨大的权力。美国南方——一个最初受种植园贵族控制并扎根于奴隶制的地区——在美国革命和内战期间是国内一股决定性的政治力量。杰斐逊、麦迪逊和华盛顿三人都是奴隶主。在1789年至1861年的72年间，担任总统的南方人占了16位中的10位，36位众议院议长中有24位是南方人，35位最高法院大法官中有20位来自南方。 [9]
美国内战和重建以暴力的方式结束了南方的权力。但是南方人的政治才干在20世纪的前半个世纪再次得到了证明。南方成为民主党的坚实基地，这意味着这一地区的参议员能够进入“这个带着南方口音的人类公共机构”，反复当选并被任命担任所有最重要委员会的主席——这得归功于参议院刚性的资历制。 [10] 1949年林登·约翰逊进入参议院的时候，参议院只有一个委员会的主席不是由南方人或与南方紧密结盟的人来担任。保守的南方民主党人同北方共和党人一道形成了一个势力强大的投票集团，以保护南方怪异的种族主义做法，挫败雄心勃勃的自由派改革。
无论人口多少，每个州都拥有两个参议员席位，这一做法也加强了美国的保守主义倾向。像怀俄明和蒙大拿这样人烟稀少的州，参议员的席位却和加利福尼亚州与纽约州一样多，这不可避免地增加了西部和中西部乡村选民的影响力，限制了沿海和工业地带城市选民的影响力。在整个美国历史中，来自小州的参议员一直在动手挫败受到众议院青睐的联邦计划。而选举人团制也由于同样的原因使总统竞选带有保守的倾向。阿尔·戈尔2000年以不错的优势赢得了选民的支持，但却仍然失去了问鼎白宫的机会。
社会主义没有在美国发生
宪法强化了美国保守的力量，同样也弱化了美国激进的力量。在19世纪后半叶，社会主义政党在所有重要的欧洲国家都发展兴旺，它们动员群众支持扩大国家的权力，同时提供养老金等福利服务并限制市场的权力。但是在美国，社会主义者播下的种子遇到的却是一片贫瘠的土地。
失败的原因部分是机械性的。先到终点为获胜方的制度、对总统职位的集中关注以及分权，使得第三党不可能挑战两党的垄断地位。美国的一些州早在19世纪20年代就采用了白人男性的普选权制度，从而防止了社会主义者将经济变化的要求与普选权的要求结合到一起，而这正是他们在欧洲做过的事情。
然而，社会主义者的失败也是意识形态上的失败。在美国，他们碰到的是对社会主义思想远远缺少激情的工人阶级。1890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les）就曾为之气愤不已：“美国是纯粹的资产阶级国家，甚至没有封建主义的过去，并且以自己纯粹的资产阶级制度而自豪。”有趣的是，不像他们在欧洲的同侪，美国费尽周折终于产生的左派坚持的却是个人主义。在大萧条之前，从主流的美国劳工联合会（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到世界产业工人组织（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整个美国劳工领域都反对扩大国家角色的计划。美国劳工联合会反对国家为老年人提供养老金、义务医疗保险、最低工资立法和失业补偿；1914年以来，它甚至一直反对立法规定男性的最高工时。 [11] 大多数美国左派更感兴趣的是公平分享美国梦，而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到了1929年，约瑟夫·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在美国的进展感到非常不耐烦，因此把美国共产党的党首杰伊·洛夫斯通（Jay Lovestone）召到莫斯科，要求他解释不成功的原因。洛夫斯通及时地提出了与恩格斯同样的理由，埋怨在美国缺乏像欧洲那样的阶级制度、贵族等。 [12] 事实上，大萧条最终使美国的政治有一点点“欧洲化”了。新政导致了国家权力在税收、开销和经济调节领域的大大扩张，其中包括建立帮助老年人的社会保障体系和设立监控商业事务的政府机构。工会人数从1927年的300万（占非农业劳动力的11.3%）暴增到1939年的800多万（占非农业劳动力的28.6%）， [13] 工会也深化了与民主党的关系。
虽然如此，考虑到美国正面临的灾难程度，新政最突出的表现在于它的适度性。在华盛顿，集聚到罗斯福周围的美国费边社成员梦想着建立中央计划经济，但他们彻底失望了。罗斯福更喜欢调节，而不是完全由国家控制，他拒绝了对支离破碎的金融系统进行国有化的呼吁。国会议员为保留地方政府的权力而战，每个人都对安全网的过于舒适而迟疑不决。1935年的《社会保障法》（Social Security Act ）特地将农业工人和家务工排除在外，从而没有照顾到许多贫穷的黑人。1935年9月，新创立的盖洛普民意测验组织问美国人，政府应该花多少钱在救济和恢复上。回答政府在此项上花钱太多的人是回答花钱适度人数的两倍，而回答花钱太少的人几乎不到1/10。罗斯福重新当选以后，50%的民主党人说，他们希望他的第二任期比第一任期更保守一些；而只有19%的人说，他们希望他的第二任期更自由一点。 [14]
由于缺乏社会主义政党，美国走上了一条与其欧洲竞争者非常不同的道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的社会开支并不比欧洲少。1938年，罗斯福政府在失业保险和公职之类的社会项目上所花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3%，比例高于瑞典（3.2%）、法国（3.4%）、英国（5.5%）和德国（5.6%）。 [15] 但是，事情在战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欧洲，积聚力量多年的社会党抓住战后重建的机会，强行对社会项目施加深远的影响。在美国，政府对采取免费儿童医疗保健计划踌躇不前，更不用说建立成熟的全国性公共医疗服务了。美国提供医疗保险的两个主要尝试项目——医疗保险计划和医疗补贴计划——要到25年后才会出现。当罗纳德·里根在1980年的选举中踏着保守主义仇视“大政府”的浪潮进入白宫的时候，与其他任何工业化国家相比，美国的税率更低、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更小、福利更不发达、政府拥有的产业更少。
把这些情况考虑进去，似乎美国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运动了。不过其他三股力量远在美国发起保守主义运动之前，就已经总是使美国靠右站了。这三股力量是宗教、资本主义以及最为根本的地理因素。
以上帝的名义
美国人为什么如此具有宗教性？最明显不过的原因乃是宗教在美国的建立和形成过程中都扮演过非常突出的角色。清教徒最早在美洲殖民地定居，他们将这片土地看作是自己逃避宗教迫害、尽力实践自己宗教信仰的机会。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特别保证了对宗教的“自由表达”。这个国家大体上实践了这一诺言，而那些依然感到受歧视的人——尤其是摩门教徒——则在19世纪充当了西进的先锋。
美国笃信宗教的第二个原因可能更加令人吃惊。事实上，美国是作为一个世俗国家而被建立起来的。宪法《第一条修正案》保证了宗教自由信仰的实践，但它禁止国会制定任何“尊重宗教机构”的法律。政教分离使美国不同于欧洲“忏悔式的国家”。许多宗教保守派抱怨，政教分离不合法地排除了宗教集会。许多倾力支持政教分离的人却是自由派。但事实上，政教分离对于保持宗教作为美国生活中一股充满活力的（常常是保守的）力量起到了最大的作用。
政教分离将市场的力量注入美国的宗教生活之中，宗教组织不能够像英国国教那样依赖国家的补助，它们必须通过竞争求生存。这种情况恰恰是政教分离最倾力的支持者杰斐逊所预测到的。他在1776年一则向国会发表演说的笔记中认为，宗教自由将加强宗教，因为那将“迫使其牧师变得勤勉并成为表率” [16] 。美国宗教总是能够产生新的教派，这些教派是比竞争更好推销的字眼。例如，在19世纪40年代的“大觉醒”（the Great Awakening）时期，教会复兴派实行拉丁文的布道［一切都是他她它（hic haec hoc ） (2) ，里面并没有上帝这个词］，并且创造了鼓舞人心的福音歌曲。 [17] 政教分离也使得宗教卸去了巨大的负担，还有什么比使信念依赖于政治人物一时的兴致更能够歪曲一种信念呢？又有什么比将信念与闲差肥缺挂钩更能够使一种信念变得软弱呢？美国很幸运，没有本土的特罗洛普式的整天想得到官方肥差的教区牧师。它也避免了使天主教变得软弱的那种权力斗争。可曾记得英国著名政治理论家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的劝谕？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一劝谕出自他对中世纪教皇的描述。美国的教派生存，除了自身的精神力量外，别无其他可恃的东西。
在美国竞争性的环境中生存得最好的宗教团体是那些最富“激情”的团体，那些最严肃对待自己的信念和最倾力传道的宗教团体。即使在今天，美国人也在快速地改换宗教。大约16%的人改变了教派，而信念越是根本性的，这一比例就越高。一项研究显示，大教派的一半牧师都是从其他教派过来的。 [18] 有人认为，美国现正处于第四次“大觉醒”时期。 [19] 但实际情况是，这些大觉醒发生得如此频繁悠长，以至于不存在从中觉醒的睡眠期。教会复兴主义不需要使自己复兴，相反，复兴是美国生活一个连续不断的事实。
美国人钟爱宗教，这并不只对保守派有利。美国最具宗教性群体之一的非洲裔美国人，也是最具民主党色彩的一个群体。美国最杰出的两位左派政治家杰西·杰克逊和阿尔·夏普顿（Al Sharpton）都是牧师，夏普顿在10岁时就担任圣职。在整个美国历史中，抗议运动中都含有宗教的成分。帮助奴隶逃到北方得到自由的地下铁路却是由圣洁的罪犯来经营管理的。民粹主义神父威廉斯·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s Jennings Bryan）是一个凡俗的讲道人。宗教人士站在了争取黑人和妇女民权斗争的前列。2000年的总统竞选中，阿尔·戈尔谈到用“以信仰为基础的组织”来解决美国的社会问题时，热情不亚于小布什。
但是在整个美国的历史中，宗教狂热不仅一直鼓励人们以个人的善与恶来看待问题，也鼓励美国人试图通过自愿行动而非国家行动来解决社会的弊病。英国人卡尔文·科尔顿（Calvin Colton）在19世纪30年代访问了美国，他注意到，政教分离已经催生了“一种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社会组织”。 [20] 在美国，志愿性组织起到了在欧洲由国家或国家出资的教会所起的作用。宗教团体建立了精心计划的福利制度。例如，天主教会建立了一个单独的福利国家，这是一个有着自己学校、医院并为穷人及不幸者提供食品的平行领域。许多这样的志愿性团体对政府的介入怀疑重重。1931年，红十字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到国会去讨论一笔拟议的2500万美元的联邦拨款，以救济遭受旱灾的受害者，他对国会说：“我们唯一恳请的，就是你们别管我们，让我们来做这项工作。” [21]
宗教也加强了美国的爱国主义。从一开始，逃到美国的宗教团体就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认为他们是按上帝的计划，在一个特殊的地方——山巅之城，一座照耀世界其他地方的灯塔——定居下来担当特殊的角色。长期以来，美国一直认为自己是个救世主的国家。19世纪有位名叫莱曼·比彻（Lyman Beecher）的牧师说过：“受到我们这个榜样的激励，一个接着一个的国家将会追寻我们的足迹，直到全世界都获得自由。”爱国主义与宗教起到相互强化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在艾森豪威尔担任总统的时候，宗教团体将“上帝的国度”（来自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一词添加到“美国公民宣誓词”中。而保守派注意到“上帝的国度”一词的原版，则是出自社会主义教育家弗朗西斯·贝拉米（Francis Bellamy）之手。 [22]
强势的美元
上帝使美国倾向于保守主义，财神也是如此。如果西进就可以解决问题，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命运交给激进分子呢？如果在已确立的制度之外能够做得很好，为什么要鼓动革命呢？正如沃纳·松巴特（Werner Sombart）的名言所说，美国社会主义这艘轮船在“烤牛肉和苹果派”上搁浅了。
美国一直是一个盛宴常在的地方。从16世纪以来，来访者就对美国一切的丰饶进行抒情诗般的描述：美国广袤的土地使得人们可以拥有自己的家园，维持家庭的生计；美国丰富的食物使得他们成为世界上吃得最好的民族；美国大量的机会使得人们可以向上流动。在欧洲，总是有太多的人在追逐太有限的机会；而在美国，却总是有太少的人在利用这个国家提供的各种东西。18世纪80年代，一位来自法国的访客J．埃克托尔·圣约翰·德克雷弗尔（J．Hector St．John de Crè vecoeur）写道：“在美国人人都有空间……我不是说每个人刚来一会儿就会发财致富。不是这样的，但是通过辛勤工作，他就能轻松获得体面的生活。”1871年，英国当局的批评家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对美国的饮食无度有这样的评论：“你并没有许多吃喝的压力，但是有如此充足的食物呈现在你面前……以至于你会立即失去所有的克制。”1831年，第一个对美国例外论进行思考的人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评论道，财富给予了“美国人巨大的利益” [23] 。
这些差别由于大规模生产而越显突出，美国人就是比其他人拥有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小汽车、更多的电话、更多的收音机、更多的吸尘器、更多的电灯、更多的浴缸、更多的超市、更多的影剧院以及更多的使生活更舒适的发明或创新。H．G．韦尔斯在1906年的《美国的未来》（The Future in America ）一书中提到，即使是在纽约“东面肮脏的后街”，那里的人也比他们伦敦的同侪富裕得多。 [24] 在1917年停留美国期间，利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对他在纽约东布隆克斯区（East Bronx）廉价公寓中的设施感到诧异不已：“电灯、煤气炉、浴室、电话、自动电梯，甚至还有一个垃圾斜槽。”所有这一切把他的孩子们吸引到了纽约。 [25] 富兰克林·D．罗斯福说，如果他能够在每个俄国人手里放上一本美国人的书的话，那么他会选择西尔斯·罗巴克（Sears Roebuck）百货公司的商品目录。 [26]
和物质商品的丰饶一样，美国的机会也是无穷无尽。在美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大多数居民都能够期望在有生之年变得更加富有，并且期望他们的孩子会比他们还要富有。1909年至1929年期间，人均消费支出实际增长了近45%；而在1929年至1960年期间，这一数字又增长了52%。 [27] 经济扩张的两个引擎——地理上向西部新的土地挺进，技术上向新的生产领域进发——使得新机会层出不穷。与此同时，不屈不挠的新移民则随时等着填补空出来的最低级的职位。在美国，无论是新居民还是老居民，无论是移民还是定居者，无论是中产阶级还是无业的无产阶级，无论是意大利教父还是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显贵，所有人似乎都为同一动机所驱使：渴望获利，渴望增加美元，渴望在世上出人头地，渴望炫耀财富以示自己已经出人头地了。
一个物产丰饶的民族将信任给了丰饶物产的提供者——商人，而不是国家，这再合适不过了。资本主义随着第一批定居者来到了美国。美国是由迷恋利润的公司建立起来的，这些公司有弗吉尼亚公司、马萨诸塞港湾公司以及对这个国家的未来而言更黑暗的奴隶贸易公司——皇家非洲公司。［纽约是根据皇家非洲公司总裁约克公爵詹姆斯（James，Duke of York）的名字命名的。］ [28] 为了宗教原因而非商业原因而来的清教徒，同样具有一种明显的资本主义心理状态。这种对资本主义的热情总是存在一些例外，例如南方的农民、民粹主义者和迈克尔·穆尔。但总体上说，美国不怎么需要欧洲那种对商业的蔑视做法。美国人对具有创造性才能的商人的赞美不亚于法国人对具有创造性才能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赞美。20世纪50年代，作为通用电气公司的广告业务员的罗纳德·里根完全抓住了这一观点，他常说，公司最主要的产品是进步。 [29] 美国学校的教科书详细讲述具有实际才能的人的故事，如亨利·福特、托马斯·爱迪生，毫无疑问，有一天人们也将赞美具有实际才能的比尔·盖茨。政策制定者的第一本能是支持商人，并为他们提供实践创造性才能所需的空间。
美国比欧洲更倾向于让私人慈善事业来负责公共工程。美国的山山水水到处立着商业慈善事业的纪念碑：有像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那样的知名大学，有像盖提艺术中心和弗里克收藏博物馆和艺术藏书馆那样的美术陈列室，有像洛克菲勒大学那样的大型医疗研究中心。每一座这样的纪念碑都是大笔私人财富转化为大型公益事业的结果。而且，对于每一座这样的大型纪念碑，都有上千个小规模的慈善团体在专心于修补社会的裂痕。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以及其他的强盗式资本家，他们既是毁灭竞争者、压垮工会的冷酷无情者，又是伟大的慈善家。卡内基论及过宗教慈善事业，他的“死的时候有钱是不光彩的”格言形成了一种风尚，引得同侪也把许许多多的钱投入大学、艺术画廊和医疗学校中，这种风尚在今天的科技亿万富翁中依然存在。
财富必须承担责任的思想不只在亿万富翁心中扎根，各种财富阶层的美国人通常都对他们的金钱慷慨大方，甚至当洛克菲勒还是克利夫兰一个穷困的职员时，他也固定捐出收入的一部分。更为重要的是，美国人还对自己的时间慷慨不已。筹划解决社会问题的志愿组织在美国可能比在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加蓬勃兴旺。今天，美国的慈善捐赠占到国民收入的大约1%，而在欧洲，这一数字介于0.2%~0.8%之间。 [30] 至关重要的是，美国人非常喜欢亲自捐出金钱，而不是让政府来做，外援只是政府开支可怜的一小部分。
这种慈善事业的传统，使得美国有勇气不需要建立欧洲式的福利国家去应对社会问题，并且鼓励它在拥抱现代性的同时，不放弃自愿捐助、权力下放和实验的传统。美国在1913年采取联邦收入税之前，已经出色地建立起了全国性的基础设施。并且即使是在因战争、萧条和理想主义而使联邦政府扩大的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美国采取的依然是保守主义态度，即不应将自愿捐助逐出公共部门。
西部的诱惑
美国的保守主义和其他国家一样，扎根于最根本的事物之中——地理。美国是世界国土面积第四大的国家，而且这一片广袤土地的不同寻常之处是它2/3的土地都适合人居住。这是一片有着完全开放空间的土地。在这里，粗犷的个人主义成了一种哲学，而不仅仅是充满希望的陈词滥调；在这里，总是可能出现彻底的改造；在这里，保守主义是一种比在其他地方都乐观得多的信条，有时候甚至是乌托邦式的信条。
移民通常是人口较拥挤地方的不满的根源，但地理因素解释了为什么移民在美国往往影响相反。美国每座大城市的历史都充满了已定居下来的居民与新来者之间的战斗。但是移民不断地为美国资本主义梦补给新的皈依者。纽约埃利斯岛（Ellis Island）有一句古老的箴言：“懦弱者止步不来，虚弱者毙命于途。”同过去的家园相比，大多数移民过去——至今依然——把美国看作是一片富饶的乐土。大多数人会以一种皈依者的热情来拥抱这个新的国家，并且循着路径向上爬升：刚一开始是在少数民族的孤立据点开始自己的生涯——这也对淡化工人阶级的团结产生了影响，然后最终进入市郊和美国庞大的中产阶级队伍。美国黑人是唯一非自愿来到这个国家的人群，因此，美国最坚持不懈的左派群体总是黑人，这一现象并非偶然。
而一旦人们来到了美国，就不停地搬迁。美国经济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它的内部移民。玛格丽特·撒切尔的一位内阁阁员曾对英国的失业者发出过一通著名的劝诫——“骑上自行车”去找工作。在美国用不着这样的忠告，那里总有更好的地方可以去。左派正确地指出，有些经济移民曾经非常绝望。我们可以想想《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 ） (3) 中的汤姆·乔德（Tom Joad）和那些不幸的俄克拉何马州农夫移民（Okies）。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大多数移民都变得更富足了。美国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在1893年的论文《美国历史中的边疆及其意义》（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中写道：“从阿勒格尼山脉到太平洋沿岸，西部的旷野成了呈现于文明人眼前从未有过的最富裕的自由赠礼。人类不可能再得到这样的天赐良机。”有位资深的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人审视该党加州代表大会上一张张成功而饱经风霜的白人面孔时说，他想到了一个词：俄克拉何马州农夫移民。（尽管他把这个词当作是一种侮辱，但那也显示，汤姆·乔德的后代子孙做得还不赖。）
移民把自己的过去连同旧世界所累积起来的一切传统，一股脑儿地甩在了身后。辨别许多移民的身份不是根据他们的姓氏，而是根据他们的教名和人们更喜欢的昵称——给人昵称的传统在得克萨斯州至今方兴未艾（这从小布什给他所知道的每个人都起了昵称即可看出） [31] 。丹尼尔·布尔斯廷引用了一位得克萨斯州先驱者的话：“确实，这是一个不关心事物既定秩序的地方，他们把秩序丢得远远的。而且，瞧吧，暴富者拥有了土地和土地上的膏腴。” [32]
现代与此相类似的安家之处是市郊。如果现在问美国人想在哪里居住，只有13%的人说愿意在城市居住，回答在小镇居住的人最多，达37%，有25%的人回答是市郊。 [33] 大多数美国人在内心深处似乎期望最终生活在一个阳光福佑的住宅区里。 [34] 他们这样想是正确的。美国现在有超过一半的人口生活在郊区之类的地方，相反，欧洲2/3的人口则被归类为城市居民。而且，美国的郊区不同于欧洲的郊区，美国那些新的边缘城市与人们在欧洲所见到的那类城市周边的中产阶级标准郊区住宅“通勤区”（commuter belt）相比，事务所和办公场所更多，移民更多，空间更大，贫富差距也更大。
新世界彻底改造自己的能力——在辽阔的空间中鼓起勇气建立一个未曾有过的全新世界——也加强了美国保守主义核心中个人主义和传统主义的奇怪组合。在里根时代凸显重要性的阳光地带几乎也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新的国家。阳光地带的城镇开始于没有任何宏伟建筑、大教堂、档案和纪念碑之类背负过去记忆的地方。这是一个城市星罗棋布、政策刀耕火种，并具有无穷改造能力的新国家，一个有着条条商业街、超级大教堂、西部乡村音乐和“纳斯卡”赛车的新国家。
然而，新边疆中许多没有根基的人却将这种彻底改造与对宗教安慰的强烈渴望结合到了一起。这种宗教要比活跃在东海岸的宗教严厉得多，更不用说活跃于欧洲的宗教了。这种宗教并不需要把金钱看作是一种罪过的东西，而是看作一个人因工作努力而得到上帝恩赐的标记——这种思想在切诺基吉普车取代马车队很长时间以后依然存在。1981年6月，罗纳德·里根的白宫法律顾问赫伯特·埃林伍德（Herbert Ellingwood）在加利福尼亚州阿纳海姆的一个“金融成功研讨会”上说：“经济救助与精神救助是相得益彰的。” [35] 我们之中曾有一人愉快地对科罗拉多州的一个基督教保守团体建议说，耶稣基督实际上有点像个社会主义者——然后却不得不花上半小时紧急研读《圣经》。尤其是在南方，这种宗教可以是一种严厉的审判。《新约》中宽容人过失的神秘显圣，吸引力比不上《旧约》中的实用主义。人做了坏事，坏事就会降临到他身上。正如得克萨斯州杰出的现代编年史作家T．R．费伦巴赫（T．R．Fehrenbach）注意到的那样，《圣经》中对得克萨斯州有意义的部分，是“以色列的子民在荒凉之地看见了芳香果实，并堆积起敌人的阴茎包皮的那些部分” [36] 。
与此同时，边疆地区也使得美国人习惯于使用暴力。枪支对于驯服蛮荒边疆的人来说至关重要。边疆社会很容易转向最终的惩罚办法——死刑——来保持一种不稳定的秩序，或者说，实际上首先是攫取土地。建设得克萨斯州的人们，如杰克·海斯（Jack Hays）和L．H．麦克内利（L．H．McNelly），把自己看作是勇士而不是凶手。按照西部精神，费伦巴赫写道：“海斯在印第安妇女的圆形帐篷外一个又一个地射杀她们，不过是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将炸弹投向拥挤居民房屋区的投弹杀手一样。” [37] 即使夺得了土地，争议中的自卫负担也是由个人来承担。（如果他们太过于懦弱而承担不了，那是自己不走运，应该待在家里。）兴旺发达的前景和永无宁日的无政府状态威胁，还有什么比这些更有利于保守主义的思想呢？
因此，美国一直以来总是有着保守主义的因素。但是直到20世纪中期，才真正成了一个右派国家。自那时以来，保守主义的倾向和成见才确定变成了某种根本性的东西。由于从根本上说美国是一个保守的国家，因此在它的大部分历史中，并不需要一场保守主义运动。这场保守主义运动在20世纪50年代兴起，当时保守的美国人开始反对“大政府自由主义”在过去20年中取得的进展。这场运动到60年代开始虎虎有生气，当时约翰逊的民主党试图将美国大大地往左拉。时至今日，美国保守主义的一个强有力的组成部分都还是对自由主义的敌意。在这方面表现突出的是，南方经常去做礼拜的人抗议同性恋婚姻，比尔·奥赖利使欧洲轴心在福克斯电视台的告密者苦恼不已。但是，美国的保守主义已经变质为不仅仅是下意识的反应，而是更为可怕的东西。在国内外，它是一种同时以先发制人和防御性的反应为特点的意识形态。现在，我们把话题转到这种现代的保守主义及其自身的例外特性上。
[1] Daniel Boorstin，The Genius of American Politics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3），p．6．
[2] Michael Lind，The American Nation：The New Nationalism and the Furth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5），p．225．
[3] Boorstin，The Genius of American Politics ，p．6．
[4] Ibid．，p．70．
[5] Gordon Wood，The American Revolution：A History （New York：Modern Library Chronicles，2002），p．65．
[6] Martin Diamond，“The American Idea of Equality：The View of the Founding，”in As Far As Republican Principles Will Admit：Essays by Martin Diamond ，William A．Schambra ed．，（Washington，D．C．：AEI Press，1992），pp．248~249．
[7] H．W．Brands，The Strange Death of American Liberalism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1），pp．1~2．
[8] Jacob Weisberg，In Defense of Government：The Fall and Rise of Public Trust （New York：Scribner，1996），p．40．
[9] Lind，The American Nation ，p．38．
[10] Robert A．Caro，Master of the Senate：The Years of Lyndon Johnson （New York：Knopf，2002），p．90．
[11] Seymour Martin Lipset and Gary Marks，It Didn ' t Happen Here：Why Socialism Failed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W．W．Norton，2000），pp．98~99．
[12] John Parker，“Survey of America，”Economist ，November 8，2003，p．5．
[13] Lipset and Marks，It Didn ' t Happen Here ，p．286．
[14] Brands，The Strange Death of American Liberalism ，pp．24~25．
[15] Lipset and Marks，It Didn ' t Happen Here ，p．286．
[16] Garry Wills，Under God：Religion and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0），p．370．
[17] James A．Morone，Hellfire Nation：The Politics of Sin in American History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3），p．127．
[18] Parker，“Survey Of America，”p．14．
[19] 参见Robert Fogel，The Fourth Great Awakening and the Future of Egalitarianism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9）。
[20] 引自Seymour Martin Lipset，“American Exceptionalism Reaffirmed，”in Is America Different？A New Look at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ed．Byron Shafer（Oxford：Clarendon Press，1991），p．25。
[21] Ibid．，p．26．
[22] Gene Healy，“What' s Conservative About the Pledge of Allegiance？”Cato Institute ，November 4，2003，http://www.cato.org/dailys/11-04-03.html．
[23] David M．Potter，People of Plenty：Economic Abundance and the American Character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4），p．80．
[24] H．G．Wells，The Future in America （New York：Harper And Brothers，1906），pp．105~106．
[25] Lipst and Marks，It Didn ' t Happen Here ，p．325．
[26] Potter，People of Plenty ，p．80．
[27] Seymour Martin Lipset，The First New Nation：The United States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London：Heinemann，1963），p．325．
[28] John Micklethwait and Adrian Wooldridge，The Company：A Short History of a Revolutionary Idea （New York：Modern Library，2003）．
[29] Brands，The Strange Death of American Liberalism ，p．139．
[30] “In Praise of the Unspeakable，”Economist ，July 20，2002．
[31] Daniel J．Boorstin，The Americans：The National Experience （New York：Vintage Books，1965），p．91．
[32] Ibid．，p．113．
[33] 盖洛普民意调查结果引自“Live With Tae，”The American Enterprise ，October/November 2002，p．17。
[34] Andres Duany，引自“Live With Tae，”The American Enterprise ，October/November 2002，p．18。
[35] Kevin Phillips，Post-Conservative America：People，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a Time of Crisis （New York：Random House，1982），p．141．
[36] T．R．Fehrenbach，Lone Star：A History of Texas and the Texans ，Updated Edition，（New York：Da Capo，2000），p．716．
[37] Ibid．，p．711．
(1) 有益的忽视，指的是英国对殖民地管制的宽松政策，以换取殖民地经济上的持续忠诚。——译者注
(2) 拉丁语。——译者注
(3) 《愤怒的葡萄》（1940）是美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的代表作。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恐慌时期大批农民破产逃荒，作家曾跟随俄克拉何马州的农民流浪到加利福尼亚，他以深刻写实的笔触，在书中展现了当时美国农民在生死线上挣扎、反抗的情景。作品出版后引起各州统治阶层的恐慌，许多州禁止小说发行，甚至出版了一本名为《快乐的葡萄》的小说针锋相对。但一切都无法动摇《愤怒的葡萄》在美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译者注
谢选骏指出：人说“美国例外论的根源”——我看美国例外论的根源，就在于美国是一个殖民地，很早就争取了独立；但美国的居民主要却是殖民者而不是原住民！这样，既是解放者又是奴役者，既是奴隶主又是下贱奴的双重身份就塑造了美国。这两股互相压制的力量不断搏击，塑造了一个千奇百怪的“例外国”——而这个国家又变成了世界首富，于是反过来又改变了整个世界……
【第十四章 异端与改革：例外的美国保守主义】
如果有什么简单的办法，可以发现美国保守派甚至比与它关系最近的欧洲远亲都要右得多，那么就是对约翰·阿什克罗夫特（John Ashcroft）和奥利弗·赖特温（Oliver Letwin）进行一番比较。你可能会期待发现这二人有许多共性。阿什克罗夫特是小布什的司法部长，而赖特温这颗英国保守党冉冉上升的新星，在小布什任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则是英国影子内阁的内政大臣。赖特温内政大臣的职务与阿什克罗夫特司法部长的职务相近，都负责犯罪、监狱、毒品、恐怖主义和司法工作。与其他人相比，美国保守派与英国保守党有着更加紧密的联系。他们的地位或许已经在历史上被撒切尔主义和里根主义取代，但是他们之间却存在着一种真正共有的认同感——他们一起改变了世界。更聪明的英国保守党人则把撒切尔主义追溯到1964年旧金山牛宫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提名巴里·戈德华特为总统候选人。对于他们来说，就连年纪尚轻的共和党人都在谈论20世纪70年代基思·约瑟夫爵士（Sir Keith Joseph）、经济事务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Economic Affairs）以及自由市场的保守党知识分子的影响。科罗拉多州州长比尔·欧文斯认为，“他们是极其重要的”。
赖特温比大多数人都更清楚这种共同基础。他的父亲是雪利·罗宾·赖特温（Shirley Robin Letwin）——一位与弗里德里克·哈耶克在芝加哥大学同窗学习，拜英国政治哲学家迈克尔·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为师，并成为经济事务研究所杰出人物的美国知识分子。奥利弗·赖特温自己也在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过一段时间，并且至今依然会到美国寻求思想。事实上，就长期而言，他认为英国政治将会变得更像美国政治。国家在市场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将是个大问题，其中美国民主党和英国工党更喜欢一个积极主动的中央政府，而英国保守党和美国共和党（还有“半个托尼·布莱尔”）则试图将控制权转交给地方一级政府——让人们对自己的学校、医院和警察有更多的控制权。
然而就目前而言，赖特温与阿什克罗夫特二者之间有着鲜明的不同之处，从而掩盖了他们之间的相似。第一个不同之处是显而易见的——权力。阿什克罗夫特21世纪以来一直担任司法部长的职务，由于充满活力的保守主义运动而高高在上；赖特温的政党则处在自我毁灭的危险之中。2002年11月5日，当小布什领导共和党赢得中期选举的时候，英国保守党暗淡无光的领袖伊恩·邓肯·史密斯（Iain DuncanSmith）却陷于警告他那争执不休的保守党“要么团结要么死亡”的境地。过了不到一年，保守党抛弃了他，选择了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2003年12月霍华德提升赖特温担任影子大臣。
虽然政治命运跌宕起伏，但是赖特温与阿什克罗夫特二者之间的第二个差异更是根本性，即他们有关保守主义意味着什么的看法不同。虽然两者总的来说都赞成规模更小的政府，但赖特温所认为的更小的规模显然比阿什克罗夫特所认为的要大，例如前者心目中的小政府包括国营的公共医疗服务，并为所有学生提供慷慨的助学金。阿什克罗夫特一直赞成死刑和严厉的强制性判决，他总是反对堕胎、枪支法、毒品宽大政策、焚烧国旗和任何带有20世纪60年代风味的东西。赖特温则支持堕胎权、反对死刑并反复努力与各种各样反自由主义脱掉干系。在外交政策方面，犹太裔的赖特温对以色列的支持远远不及五旬节教徒（Pentecostalist）的阿什克罗夫特那样强硬坚定。赖特温对联合国的好感也远远多于阿什克罗夫特，后者在任参议员时曾试图让美国不再支持这个国际组织。
一个小小的事件集中体现了二者之间的意见分歧。2002年末，赖特温偶然在英国广播公司的早间节目《今日》（Today ）中暗示，保守党可能会考虑支持同性恋婚姻：“我们十分重视婚姻制度，同时也承认同性恋伴侣所遭受的特别严重的冤屈。” [1] 阿什克罗夫特却是联邦婚姻修正案的有力支持者，不过分歧比这还要大。赖特温定期要上的《今日》节目是左派媒体的集中体现，而这正是阿什克罗夫特避之唯恐不及的。大多数早晨，阿什克罗夫特都避开媒体，并且要在完成《圣经》研读和祈祷后才会考虑去看看“自由派的新闻”。
人们或许以为，反恐战争会令保守派团结起来，但这似乎只是凸显了他们之间的分歧。对阿什克罗夫特来说，这已成了他个人的宗教战争。当听说“9·11”事件的时候，他立即对司法部的工作人员说：“这将改变我们所知道的世界。”从此他将它描绘为一场反对“邪恶阴谋”的战斗。阿什克罗夫特和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是代表小布什政府惩罚恐怖嫌疑犯意愿的具体化身：设立秘密军事法庭、选派美国公民作为敌方战斗人员、窃听清真寺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据说，肯尼迪领导的司法部在打击有组织犯罪方面是如此坚定，以至于犯罪集团成员在人行道上吐口痰都会被逮捕，而阿什克罗夫特领导的司法部，甚至不让恐怖分子有吐痰的机会。赖特温的方法有更多细微的差别，作为影子内阁的内政大臣，他同样提倡更严厉的判决，但他也谈到民权，并且对恐怖主义背后的原因更为不安。阿什克罗夫特优先考虑的是保护美国人免受另一次灾难性的攻击。对于伊斯兰世界动荡不安局面的社会原因，他还不像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对爱尔兰天主教的社会原因那样感兴趣。对他而言，重要的是将敌人逼上绝路。
不同种类的保守主义
人们很容易误以为这些分歧是个性所致，阿什克罗夫特是小布什内阁中在社会问题上最保守的一员，赖特温与保守党以前的某些内政大臣（其中包括迈克尔·霍华德）相比更具亲和力。但是，大西洋两岸不同的保守主义之间的鸿沟虽没有几英里宽，但也有好几码深，这时，性格方面的差别是微不足道的。双方之间的鸿沟部分是由政治组织的差异所致，部分是由信仰上的差异造成。
在本书中，政治组织上的差异是一以贯之的主题，在此只须最简要地概括一下即可。把阿什克罗夫特拥上美国司法部部长位置的那一类群众运动（该运动的兴起我们已在本书中有记载），在其他地方都不存在，至少在右派是完全不存在的。在世界其他地方，保守主义是政党的创造物——或者是一个政党的小派别。在美国，保守主义是一场民粹主义运动，一场生气勃勃、信心十足的运动，只要共和党愿意服从保守主义的命令，它就是一场随时与共和党并肩作战的运动、一场共和党无论在野多久都愿意耐心等待的运动。 [2]
例如，如果把卡尔·罗夫放在伦敦维多利亚街的保守党总部，叫他重现美国式的保守主义运动，他肯定不知道该从何下手。在河右岸方面，只有那么几个小小的保守主义智库。这些智库的预算远远低于200万美元，它们捉襟见肘，不到最后关头募不到款项，许多人在这里工作并非为了其他什么目标，而是为了爬上保守主义升官发财的阶梯。 [3] 他可能因看到以《每日邮报》（Daily Mail ）和《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 ）（默多克的这些报纸至少此刻已投向托尼·布莱尔了）的形式出现的保守派新闻而受到鼓舞，但是却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保守派脱口秀电台，并且也根本没有可与福克斯电视台比肩的机构。事实上，如果不打破各种各样的客观性报道规则，鲁珀特·默多克是不会将他的英国天空广播公司新闻台（British Sky News）福克斯化的。至于基层战士方面，尽管有一个为大企业游说的“英国工商业联合会”（Con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y），但却没有可与格罗弗·诺奎斯特的机构相媲美的反税运动；尽管有一个赞成狩猎的游说团体，但却没有可与美国枪支协会相抗衡、赞成枪支拥有的游说团体；尽管有一场反欧运动，但却从未弄清楚这场运动对保守派是好是坏。
罗夫可能会想象号召英国教会——“正在祷告的保守党”——去唤醒一些人，这种做法可能会更加令人沮丧。像天主教徒一样，英国国教徒这股力量倾向左派，它使政府苦恼不已，原因是政府没有在穷人身上花足够多的钱，却为了什么伦理美德进行竞选。在最近的英国公众生活中，只有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已故的朗福德爵士（Lord Longford）——因为一直将基督教伦理置于政治的中心而著称于世，而他对基督教教义的解释却是，社会应该尝试让凶手获得自由，而不是加速判他们死刑。另外，在英国还有一场小小的反堕胎运动、一个非政治化的福音派基督教边缘团体以及那么几个抱怨英国广播公司裸体节目的反对者。
对于欧洲的经历来说，英国的世俗主义稀松平常。这个大陆与其说是基督教的，不如说是后基督教的。小布什政府内种类繁多的道德保守主义在法国的戴高乐主义者和德国的基督教民主联盟（Christian Democratic Union）那里，是找不到知音的。在大多数欧洲的基督教民主党派那里，基督教的部分通常表现得很低调，当然不存在与福音派基督教道德主义的联系，无疑也不会有内阁像小布什的团队在从圣萨尔瓦多回国的飞机上那样，在国外旅途中举行即席的宗教仪式。
我们得记住这种比较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英国保守党是美国共和党在国外与其最接近的伙伴。在英美之外的大多数国家，赖特温将会因为缩减国家权力的热情而被归类为极右分子。大多数欧洲大陆的保守派更喜欢英国新闻记者佩里格林·沃索恩（Peregrine Worsthorne）这一类保守主义者。沃索恩认为，由于福利国家是社会稳定的保障，因此保守派应该“坚定地”捍卫福利国家，“只有多数人免除经济困难，少数人才可指望得到经济社会特权” [4] 。赖特温对鲁迪·朱利亚尼的“零宽容执法”、重新制定社会政策以及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态度热情有加，但大多数欧洲大陆的保守派则会对此皱眉不已。环顾更富裕的发达国家，人们会发现，激进保守主义要么濒临破产，要么一开始就从未成功进入政治圈子。在日、法、德诸国，几乎没有一个政治家——更不用说一个政党——的哲学，可以被描述为美国意义上的保守主义哲学。意大利的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毫无疑问是亲美的，但他却大量地把他赞成资本主义的精力集中在废除那些讨厌的媒体所有权规则上。西班牙和葡萄牙最近也是由亲美派掌管政府，这些政府同以往相比似乎是保守的，但是它们的哲学却依然把它们向左推，成为美国民主党的同路人。
这就使争论回到了第二道鸿沟上，即与原则相关的争论。本书中描绘的右派美国所信奉的保守主义，根本不同于欧洲老式的保守党依然坚持的那种保守主义。
古老的宗教获得了重生
“美国式的保守主义”（American Conservatism）与其他保守主义有多大不同？许多人要么质疑“美国式的保守主义”中形容词“美国式”（American）的精确性，要么质疑名词“保守主义”（Conservatism）的精确性。就“美国性”（American-ness）而言，其信仰的大量灵感实际上来源于旧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位从奥地利来的学者弗里德里克·哈耶克和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重新激励美国本能地信仰自由市场方面所起的作用不亚于任何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他们的理论为许多美国商人的偏见进行了辩护。里根的预算局长戴维·斯托克曼（David Stockman）谈到要挥动“弗雷德里希·冯·哈耶克在其自由市场锻造炉中炼出的”利剑。许多在20世纪50年代彻底改造保守主义的人对欧洲敬仰有加。罗素·柯克崇拜埃德蒙·伯克，詹姆斯·伯纳姆则曾经与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合著一书。 [5] 威廉·F．巴克利的部分教育是在英国接受的，他频频到国外旅行，刻意强调《国民评论》的“欧洲性”，在该杂志上登载哈布斯堡皇室成员的文章。欧文·克里斯托尔回忆，当他1953年移居英国的时候，年轻的他才慢慢对保守派——与有着右派主张萌芽的前激进派不同——有所了解，“他们十分安逸自在，既不道歉认错，也不过分争吵” [6] 。这使他着迷。
这种向海外寻求灵感的传统延续至今。正如我们所见，列奥·斯特劳斯在小布什领导的华盛顿是最受尊崇的人物之一。乔治·威尔是美国被阅读最广的保守派评论家之一，他宣称，“我所赞成的保守主义是一种‘欧洲的’保守主义” [7] 。当代美国保守主义有如此多富于辩才的外来移民支持者［其中就有我们的英国同胞约翰·奥沙利文（John O' Sulliven）和安德鲁·奥沙利文（Andrew O' Sulliven）以及加拿大出生的戴维·弗鲁姆］，以至于迈克尔·林德要为他们杜撰一个“移民保守派”（immicons）的称号。
这不仅仅是世系之争。对许多批评者来说，界定“美国保守主义”真正的问题是在名词上。在本书中所归类的各种团体信仰时有矛盾，人们长期争斗不断，它们真的可以一股脑儿地塞到一个特点鲜明的信仰之中吗？至少，美国保守主义可谓是店铺林立的集市。而自我标榜为“保守派”的美国人几乎在所有最根本的生活问题上都意见不一。旧保守派叹息传统的失去，自由意志论者颂扬资本主义的创造性活力，宗教保守派要将信仰置于政治的中心。经济制度——按照卡尔·马克思的话来说，在这种制度中，“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由商业保守派掌管。《旗帜周刊》的斯特劳斯派是哲学精英，他们相信，群众需要有教养的知识阶层来引导。站在格罗弗·诺奎斯特身后的反税改革派是民粹主义者，他们认为，真需要把那些脑壳尖尖的知识分子推到水里去，让他们好好清醒一下。民主党打趣道：“保守派与食人怪兽之间的差别是什么？差别在于食人怪兽只会异类而食。”
同样明显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保守主义显示出特别的变异能力。纽特·金里奇把政府妖魔化，小布什则相信政府可以成为保守主义改革的工具。罗纳德·里根将“自由”置于政府的中心位置，小布什的许多支持者则对“美德”更感兴趣。美国保守主义一直也是一种反应式的信条——它既是由20世纪60年代的激进自由主义催生的，也是由哈耶克和米塞斯的作品催生的。甚至时至今日，美国保守派更多的是受其极度厌恶的本能上的敌人——从亚西尔·阿拉法特到保罗·克鲁格曼——所推动，而不是为坚持捍卫一套具体理智的信仰所推动。
美国保守主义是一种实用的、灵活的信仰，它通过翻新改造来应对大事件的冲击。乔治·纳什（George Nash）在他有关美国保守主义知识分子历史的名著中甚至认为，美国保守主义信仰如此易变，以至于对它进行定义的尝试变得毫无意义：美国保守主义就是美国保守派的言行。 [8]
这样一来，谈论“美国保守主义”有任何意义吗？我们认为以下的两个原因使之具有意义。第一，尽管脉流杂乱，但是美国保守主义显然有其主流。罗纳德·里根和小布什毫不费力地接近了本书中科罗拉多州年轻的达斯廷和毛拉以及数百万基层战士的信仰，它并不纯粹是一种信仰（不仅指对美国自由主义做出反应），它还拥有天然的政治权力。正是这种信仰将主张减税者和宗教极端主义者组成的奇怪大军带到战场上，并且站到了同一立场上。正如我们此前所见，这支大军的成员或许因不同的原因披上了这身服装，并且对所有事情都存有分歧，他们有足够的共性来构成一场充满活力的政治运动。
第二，美国保守主义的主流明显与其他地方不同。没有哪个地方的保守主义运动能够将支持减税者和宗教保守派汇集到同一阵营之中，没有哪个地方的保守派能够产生出“关注家庭”、帕特里克·亨利大学、传统基金会这样的机构。就像许多值得分清丁和卯的问题一样，一切都取决于人们的视角。如果到“保守主义政治行动会议”上溜达一圈，在君主主义者、支持统一税者和宗教活动分子中间，你会马上注意到使美国保守派分裂的差异。如果站得更远一点，从伦敦或巴黎的角度来注视小布什的那支大军，你则会被那种使他们凝聚在一起的信仰的独特性所打动。
我们认为，通过一个宗教比喻——将其比作宗教改革——可以很好地理解美国保守主义的特殊本质。美国保守主义并不像500年前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那样使宗教发生剧烈变化，而是将复兴同异端结合到一起。右派美国重新阐释的信仰是古典保守主义，而引入的异端则是古典自由主义（或至少是其中相当大的一块）。结果，美国保守主义虽然可能并不会明显与其他地方的保守主义分道扬镳（因为那些保守主义也有些许自己的改革或反改革做法），然而它却是一种非常奇特的信仰。
出发点是未曾改革的旧国教。按照伯克的定义，古典保守主义建立在六个支柱之上：对国家权力的深刻怀疑、爱自由甚于爱平等、爱国主义、对已有制度和等级制度的坚信不疑、对进步观念的怀疑主义态度以及精英主义。我们在本书的导论中介绍过，美国保守主义夸大了前三个特点，推翻了后三个特点，其结果就是超传统主义（ü ber-traditionalism）与古典自由主义的奇特调和。
先来说说传统主义。传统主义在右派美国中起到了振奋人心的作用。无论从宗教信仰到爱国仪式，还是从志愿组织到家庭场合，保守主义基层战士们——更不用说像阿什克罗夫特和小布什这样的将军了——喜欢各种传统的表现形式。你可以在支持共和党的州里看看家庭进餐，聆听感恩祈祷，还可以观察一下家家户户盛装上教堂。2003年在小布什宣布中东民主化计划的美国企业研究所餐宴上，晚宴要求以司法部长唱国歌开始。阿什克罗夫特以中气十足的男中音进行了表演，在小布什揭开战略的面纱之前，人们为阿什克罗夫特的表演摇旗呐喊。
令伯克高兴的原因很多。他相信，个人只有被编织到一张传统和制度之网中才会兴旺发达。他认为，如果削弱社会结构，就会把人变成微不足道的利己主义者，并很可能使他回到原始状态。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的小说《大街》（Main Street ）背景是美国中西部的格弗草原（Gopher Prairie）小镇，小说中的人物之一维达·舍温（Vida Sherwin）对美国传统主义是什么做了一番很好的判断：
恐怕您会把我看作是个保守派。我就是一个保守派！有这么多的东西需要保守。这些美国式的财富，顽强、民主和机会。可能不是在棕榈滩县，但是，感谢上天，在格弗草原，我们没有那些社会等级。我只有一个优良品性——那就是全身心地对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州、我们的城市坚信不疑……
现代美国从来没有国教，也不存在有爵位的贵族。罗素·柯克那一类渴求封建主义束缚的美国保守派是在对牛弹琴（无论是多么振振有词）。真正的美国人异常重视源于美国革命的那些平等主义国家的象征物：国旗、美国公民宣誓词和军队仪式。美国保守派对自己的国家有一种几近神圣的看法，把它看作是“希望之国”“个人在世间的避难所”“人类在地球上最后最好的希望”，当然还有“山巅之城”。对于美国保守派来说，美国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的存在，还是精神理想的物质体现。罗纳德·里根对这种保守主义基本信仰也许是表达得最清晰的人物。他相信，上帝已选定美国作为他在世间特别目的的代理人。由于美国具体表达了民主理想并想把这种理想带到全世界，因此不会招致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那样的衰败命运。 [9]
这种高度民族主义的保守主义可能与其欧洲的祖先不一样，但是在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古典保守主义那里，显然还是依稀可辨的。法国人和英国人不是也曾认为，他们的国家是上帝意志在尘世的体现，并且藐视所有以前的政治定律吗？从欧洲人的角度来看，美国的传统主义有点过于信奉民主的千禧年之说，但缺乏君子之德风（noblesse oblige）。但是，从这样一种古老宗教的年轻版本中，人们能够期待什么呢？
我们现在都是自由派？
当这种年轻教会的信仰从对古老传统进行新颖的解释转向接纳异端的时候，传统主义者的困难出现了。美国保守主义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人们都会发现它采纳了古典自由主义的一大块内容。事实上，它采纳的古典自由主义的内容之多，以至于许多观察家认为美国保守主义是一个矛盾，它基本上是包装过的古典自由主义。
传统上，古典自由主义完全是保守主义的敌人，因为它将个人无拘无束的自由置于其政治哲学的核心。古典自由主义把自由看作是最高的善，而古典保守主义则对美德更感兴趣；自由主义坚决赞成选择权，而保守主义则对人们做出的各种选择忧心忡忡，除非他们受到传统的影响和智慧的指导；自由主义根植于启蒙运动，而保守主义则根植于对启蒙运动的批评。埃德蒙·伯克叹道：“骑士时代已逝，经济学家、诡辩家、精于算计者的时代已然来临。”
在此，我们要谨防将欧洲保守主义定性为一种死水般的哲学。洛德·休·塞西尔（Lord Hugh Cecil）将自己版本的保守主义哲学比作是一条大河，从众多汇聚的溪流中吸取水分。在19世纪，英国保守主义这条大河至少从自由主义那里吸取了一些水分。保守派放弃了贵族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大地产主是自由的保障，转而支持一种更为民主的观点，即财产所有权的民主是自由的最好保障。像迪斯雷利这样的保守派，不屈不挠地以自由主义的手段来为保守主义的目的服务——重新使财产与责任、特权与义务联系起来。20世纪英国保守党的选举天才承认有必要向中产阶级让步，同时又确保土地精英继续发挥远远超乎其力量的影响力，从而把自己等同于那类“有点个人主义的”（individualism lite）资产阶级。大多数欧洲大陆的基督教民主党派结果也大同小异。
美国保守主义在带着一个年轻恋人的强烈欲望拥抱个人主义的时候，并没有做出那么多的重大让步。哈耶克这位美国保守主义改革中的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曾写过一篇题为《我为什么不是保守派》（Why I am notaConservative ）的文章，诅咒崇拜国家而限制个人的信仰。如果说古典保守主义的英雄通常是由其与传统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来定义，那么现代美国保守主义的英雄则常常是粗犷朴实的个人主义者。（古典保守主义认为，绅士之所以是绅士，是因为他的出身和他的意愿一道，促使他作为雇主、治安法官和慈善事业的赞助者为当地社区服务。）粗犷朴实的个人主义者则是把梦想变成公司的商人、把文明带到荒野的农场主以及再次提及的牛仔。已故的保守主义学者马克斯·贝洛夫（Max Beloff）与欧文·克里斯托尔之间，曾经就区分英国托利主义与美国保守主义分歧的名称，有过一场争论。克里斯托尔认为，英国“因为一套浅薄而固执的贵族虚荣而显得酸溜溜的”，这种虚荣“阻碍了机会、压制了平等精神，使之至今不能完全发挥”。结果是英国的生活既“索然无味”，又“充满恨意”。贝洛夫则强烈地以自己的终身贵族身份而自豪，他驳斥道，威胁英国保守主义的，“不是保留下来的与贵族传统的联系，而是所谓的对资本主义的某些弊端无动于衷；使我们失去选票的不是公爵，而是金玉满堂的罪犯”。他奇怪为什么克里斯托尔会自认为是个“保守派”，因为他“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怎么也不能算作保守派”。贝洛夫归纳道，保守主义里必须有托利主义的因素，否则除了成为“（古典自由主义）的曼彻斯特学派”外，一点也算不上是保守主义。 [10]
美国的保守主义运动中明显缺乏托利主义的因素。环顾右派美国就会发现，大量的保守主义基层战士有着消除政府对个人限制的情结。热衷枪支持有者不喜欢枪支法；反税活动家要求政府别碰人民的口袋；宗教保守派要帮助人们逃脱世俗国家的侵扰，尤其是牵涉到孩子的教育问题时。“蒙哥马里和金特里”乡村音乐二人组合广受右派美国的欢迎，他们低声吟唱道：“我真正需要的是道路开阔、速度迅疾。”
罗纳德·里根和小布什最能引起局外者注意的事情莫过于他们的意志和自信。这种意志和自信源于这样一种信心，即未来是在他们一边。古典保守主义的当务之急是应付衰落并筹备体面的撤退。20世纪英国最伟大的保守党小说家伊夫林·沃（Evelyn Waugh）度蜜月的时候，手提箱里放着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 ）。他的首部小说名为《衰亡》（Decline and Fall ），随着年岁的增长，他变得更悲观了。保守主义政治家伊诺克·鲍威尔（Enoch Powell）坦率地说道：“所有的政治生命都以失败告终，因为那是政治和人类事务的本质。” [11] 在过去的25年里，只有一位欧洲的保守派能够说“没有别的选择”，并且真的是言为心声。而玛格丽特·撒切尔越来越像是个异类——一个碰巧出生在英国格兰瑟姆（Grantham），而非美国休斯敦的美国保守派。
许多欧洲保守派坚决反对“创新精神”，无论这种“精神创新”在微小意义上是因自身原因而改变信仰，还是在更具深远意义上在于使世界重生的信念。迪斯雷利说道：“计划多多，方案多多，但是，也有如此多的理由解释了为什么既不应该有计划，又不应该有方案。” [12] 牛津大学的守旧派教师R．A．塞斯（R．A．Sayce）认为，“所有的变化都使情况变得更糟了，哪怕目的是变得更好” [13] 。20世纪30年代的教育大臣纽卡斯尔勋爵珀西（Lord Percy of Newcastle）曾解释过他为什么反对新的提高教育质量的思想：“胡说八道，胡说八道，把孩子抚养成人的目的竟然是期待不幸。” [14] 近代的迈克尔·奥克肖特是典型的保守党哲学家，他嘲笑创新“总是个模棱两可的企业，收益同损失如此紧密相连，以至于极难预测它的最终结果。没有什么是绝对得到改善的” [15] 。
欧洲保守主义弥漫着伊夫林·沃的小说《故园风雨后》（Brideshead Revisited ）式的怀旧情绪。保守主义的圣哲埃德蒙·伯克和路易斯·德·博纳尔德（Louis de Bonald）所看到的好社会不是存在于某种乌托邦的未来中，而是存在于过去的中世纪——那里有骑士的封建准则、绅士的礼仪以及普遍深入的笃信宗教。当然，今天的实用政治家不会惋惜封建主义的一去不复返，但他们仍然是趋于怀旧的。约翰·梅杰（John Major）是马戏团杂技演员的儿子，通过奋斗登上了保守党的顶峰位置，他最有名的口号是“返璞归真”（Back to Basics）。当人们要求他谈论英国的时候，梅杰满心欢喜地说起了乡村板球比赛以及“未婚女子在晨雾中骑车去领圣餐” [16] 。
美国保守主义当然并不鄙视历史。里根最好的传记作者卢·坎农（Lou Cannon）指出，第40任总统有吸引力的秘密之一是他那种以过去的口吻谈论未来的能力。小布什每年夏天回到得克萨斯州的克劳福德农场，以提醒美国人他同美国的永恒价值保持着联系。但是美国保守主义依然充满着乐观主义。罗纳德·里根在生活中几乎从未显得闷闷不乐，他引用汤姆·潘恩（Tom Paine）的名言说：“我们有能力使世界彻底从头开始。”纽特·金里奇相信，使共和党人立于不败之地的，乃是他们愿意拥抱未来（让民主党人紧紧抓住旧经济吧）。保守主义最为蓬勃发展的不是美国的历史中心，而是那些新兴的地方，那些在城市周围兴起的城市郊区和城市远郊地区，在阳光地带情形尤其是这样。保罗·韦里奇在一块市内空地上看到一块标牌上写着“传统小城房舍即将拔地而起”（Come Soon：Heritage Town Houses）的字样，他于是想出了传统基金会这个名字，真是再贴切不过了。 [17]
在沃的世界里，技术就是敌人。唯一让他产生过兴趣的似乎是助听器——只因为助听器让他在感到厌倦的时候可以引人注目地摘掉它。相反，金里奇则谴责左派拒绝“任何通过技术创新而得到救助的希望”。当涉及外太空的时候，这种对技术的着迷则变得过度了。美国保守派愿意在那些远离地表的项目上花钱，却似乎不愿意在公共项目上花钱。在同一星期，一位“中用不中看”（eat-your-spinach） (1) 的民主党人沃尔特·蒙代尔，对在外太空项目上花钱提出了质疑，里根则要求继续这一项目：“美国人民更愿意伸手摘星，而不是伸手找我们不这样做的借口。” [18] 小布什不允许小小的预算问题阻止美国把人送上火星的计划。
美国保守主义有一种彻底反叛的优势。英国保守党人奥克肖特认为：“做个保守派……是喜欢熟悉的东西甚于陌生的东西，喜欢尝试过的东西甚于未曾尝试过的东西，喜欢事实甚于神秘，喜欢实际的甚于可能的，喜欢限制甚于无拘无束，喜欢近的甚于远的……喜欢便利的甚于完美的，喜欢现在的欢笑甚于乌托邦的天堂。” [19] 美国保守主义几乎与奥克肖特的信仰背道而驰，它是一种微微带着乌托邦主义的行动主义哲学。别再说要学会忍受现在的不完美，美国保守派不可能眼睁睁看着不完美而无动于衷。金里奇曾经提醒人们，“追求幸福”这个短语包含一个主动动词，这个动词“不是幸福的标记，不是幸福的部分，也不是幸福疗法，而是‘追求’” [20] 。
美国保守派坚信人类把世界改造得更好的能力，他们不赞同旧保守主义优先关注限制和稀缺的做法。在1984年俄亥俄州的竞选中，里根谴责蒙代尔为人们提供的是“一个悲观主义的未来、恐惧和限制的未来” [21] （在美国，几乎所有有关如何应对有限资源的聪明观点都存在于左派阵营）。美国一些最具共和党色彩的地区也最缺乏热忱——那些地区是纯粹靠人类的意志力从严苛而缺乏宽容的自然那里拯救出来的。如果奥克肖特不是生活在伦敦，而是生活在得克萨斯州的韦科市，那么他可能会重新思考一下喜欢现在的欢笑甚于乌托邦的天堂的想法。欧文·克里斯托尔指出，当他出版奥克肖特美国版的《政治中的理性主义》（Rationalism in Politics ）一书时，该书只卖出了600本。 [22]
如果说美国保守主义是旧世界信仰或其他信仰的一个子项，那是不得要领的，它们已经糅合成某种新的、美国的东西。我们认为，美国保守主义的主要成分——超传统主义和个人主义——是相当特殊的。但是，真正使美国保守主义明显不同于其他信仰的，是这两种元素糅合在一起的方式。
强硬右派的缺席
我们有必要补充说一下美国保守主义例外论的最后一个方面，即极右派的边缘化，连美国自由派都应对此感激不尽。主流的美国保守主义在许多方面都要比欧洲保守主义更加极端，它更加严厉、更加民粹主义、更加愿意同热情赞成持枪权的人和反制政府的活动分子打情骂俏。然而，在控制激进右派方面，美国比欧洲——尤其是欧洲大陆——做得更加成功。
20世纪50年代，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adter）对“美国政治中类似妄想狂的作风”忧心不已。然而，这种“类似妄想狂的作风”却从未在美国导致欧洲式的法西斯主义运动。欧洲人习惯性地指责小布什是右派极端主义者，然而小布什从未与持标准激进右派意识形态的人打过交道。他赞成移民，（按照欧洲温和保守派的标准）甚至可以说是疯狂地赞成移民。在小布什首次重要的外交政策演讲中，他警告说，屈服于“建立傲慢的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城堡”诱惑，将是通往混乱和停滞的捷径。 [23] 他的政党远远没有反犹主义的色彩，倒是因为极端地亲以色列而受到批评。
毫无疑问，美国确实产生了一场有力的民兵运动，它既使这个国家对政府充满敌意，又使这个国家对枪支的痴迷达到了极端疯狂的地步。类似妄想狂的东西确实周期性地支配了共和党中的某些元素，这一点只要想想麦卡锡主义和对克林顿的疯狂仇视即可发现。然而，总的来说，美国的两党制既成功地使极右派被边缘化了，又使极左派失去了威力。
美国严厉的右派中最具暴力的成分——民兵运动——正急剧衰落。按照追踪民兵组织活动的美国南方贫困法律中心（Southern Poverty Law Center）的数字，民兵组织的数量从1996年的858个减少到2003年的143个，并且这些剩下的团体也只是它们以前的影子而已，方向不明，缺乏组织。例如，曾吸引蒂莫西·麦克维（Timothy McVeigh）和特里·尼古拉斯（Terry Nichols）参加其会议的北密歇根州地区民兵组织（the Northern Michigan Regional Militia），由于没有一个成员有足够的军事经验来领导林中的训练演习，因此在2001年解体了。周围都是自动武器、罐头食品和瓶装水，许多民兵组织成员厌倦了那场从未发生的革命。“千禧危机”（Y2K） (2) 未能导致西方文明的崩溃，这对民兵组织是个沉重打击。
民兵组织的急剧衰落似乎与新纳粹活动的微幅上升相一致。美国南方贫困法律中心承认，现在美国有700个仇恨组织、10万成员，数量居20年来之首。 [24] 然而，美国的新纳粹运动却不像听起来那么恐怖，它的领导人老迈虚弱，并且已遭到了一连串的法律打击。大多数估计显示，新纳粹运动的支持者在德国、匈牙利、波兰、捷克共和国和瑞典等国的比例高于美国。据报道，1/10的瑞典年轻人听极端种族主义“白人力量”（white power）的音乐。在几乎每个欧洲国家，都有类似这样的运动——平头党、本土主义党、反犹党。
借用最近一本书名而来的极右派组织“仇恨传教士”（Preachers of Hate）已在欧洲的选举中取得了比在美国更大的成功。 [25] 2003年，瑞士人民党赢得了26.6%的选民票，使之在国会下议院中拥有的席位比其他三个主流政党中的任何一个都多。该党的一幅竞选海报上展示的是一副黑人面孔，标题为“瑞士正变成黑奴的天下”。在法国政治中，让-马里·勒庞（Jean-Marie Le Pen）的国民阵线依然是一股相当可观的势力。该党在2002年的第一轮总统选举中赢得了18%的选票，从而使勒庞得以与雅克·希拉克进行最后的决选——后者轻而易举地赢得了胜利。乔戈·海德（Jorg Haider）的自由党在奥地利大选中名列第二，赢得了27%的选票，并成为奥地利执政联盟的成员。在荷兰，右派无党派政治家皮姆·弗泰因（Pim Fortuyn）担心，穆斯林正在破坏这个国家宽容的传统，他也在民意调查中名列第二——尽管是在死后。在意大利，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让前法西斯主义党的领导人吉恩佛朗哥·菲尼（Gianfranco Fini）在他的政府中占有一席之地。相反，近些年来美国最右派的总统候选人帕特·布坎南（他当然要比勒庞和海德都温和）在2000年的总统选举中只赢得了0.5%的选票。
那是一个他们自己的乌托邦
英国历史学家刘易斯·内米尔（Lewis Namier）曾写道：“政治思想最重要的是潜在的情感，而思想之于音乐只是歌词而已，经常还是劣质的。”人们能找出无数的意识形态原因来说明，为什么美国保守主义不同于世界其他地方的保守主义。但是，在许多方面，保守主义关乎本能而非理性。现代美国保守主义的特点之一是，那些具保守主义思想的美国人有种倾向，即他们偶尔会发现一些集中体现其信仰的结构。在这种发现中，他们甚至没有认识到自己行为的激进主义色彩。没有什么地方比在快速增加的计划性社区里，能够更好地听到美国保守主义的音乐。
离开亚利桑那州的菲尼克斯市，朝北驶上I－17号州际高速公路。沿途会经过写着“幸福谷路”（Happy Valley Road）和“轻松高速公路”（Carefree Highway）字样的路标，但是有块路标却让人觉得有些不祥，上面建议人们不要随便让人搭车——因为旁边是一座联邦监狱。最后来到了一块写有“德尔韦伯公司修建的安泰姆镇”（Anthem by Del Webb）字样的标牌处。安泰姆镇感觉更像是豪华的度假胜地，而不是一个镇。镇里有一个带迪士尼式水滑道的水上公园、一条儿童铁路、闲步的小道、网球场、一堵攀岩墙、两个高尔夫球场、几个洁净的公园、一个超级购物市场、两个教堂、一所学校以及为那些寻求更多安全感的人准备的安泰姆乡村俱乐部（the Anthem Country Club）——一个封闭式（且有人看守的）社区。
安泰姆镇计划有1.25万个住家，于1999年投入使用。镇上的房舍道路看起来非常干净。之所以如此，原因之一就是每个在安泰姆镇买房的人都必须遵守一些契约、条件和限制（convenents，conditions and restrictions，CC&Rs）——从房子的颜色到可否在屋外的街区上停车（不可以），CC&Rs对一切都可以进行约束。安泰姆镇上似乎都是白人，建筑工人明显例外，但是，安泰姆镇当然也不是一片排外的富人飞地。情况远非如此。这里房子的起价明显很适中，为15.5万美元，连安泰姆乡村俱乐部的居民也很难称得上豪华。他们总是因这些规则而感到好笑，并把这些规则看作是房价的一部分，就像每天往返菲尼克斯市上班一样。为什么年轻母亲会来到这里呢？“因为这里安全，因为这里有活动，啊，因为这里像我们。”
事实上，安泰姆镇并非反潮流而动，而是顺应潮流。在美国许多迅速发展的地方，尤其是在南方和西部，这样那样“总体规划的社区”正推动着它们的发展。在大城市里，半数的新屋销售是在协会管理的社区中。总共有4700万人——1/6的美国人——居住在23万个社区中的1800万所房屋中，他们每年所支付的费用达350亿美元。现在，这一行业正在为7000万即将退休的婴儿潮一代准备住所。
不能说这些协会都是保守的。事实证明封闭式社区对黑人说唱歌手［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巴吞鲁日市（Baton Rouge）］和同性恋者［在佛罗里达州的曼尼托巴斯普林斯市（Manitoba Springs）］都具有吸引力。即便是退休者居住的社区，也比起初看起来更加生气勃勃。2000年，在与亚利桑那州安泰姆镇相邻的太阳城西镇（Sun City West），有好些人抱怨在户外做爱的男女，而那些冒犯者的平均年龄是73岁。 [26] 狗和栅栏虽然很普遍，但只有大约800万人生活在有大门的社区里。不过基调是保守的。计划性社区日益成为共和党的堡垒（安泰姆镇投票支持共和党的人数差不多是民主党支持者的两倍），还体现了对政府的敌意。有时候，这种敌意是明白无误的。在内华达州，有个55英亩大名为前准星镇（Front Sight）的地方，正被建成热烈支持持枪权者的城市，其街道即以“第二修正案路”“责任感路”这样的名字命名。［这些人在那里买上1英亩的土地就可以终生使用规划好的12个靶场、1挺乌兹冲锋枪和1次非洲狩猎旅行。］更为普遍的动机则是分离，即渴望建立社会中的社会。许多生活在计划性社区里的人非常不信任政府。最常见的担忧是安全，因此就有了那些社区大门——尽管并无很多证据表明，封闭性社区比非封闭性社区更加安全。也有对教育、医疗保健、交通等问题的担心——担心所有由公共部门提供的东西。社区居民经常自己征税来提供一般由国家提供的服务，有些居民不情愿地出钱出力来维护道路、人行道和街灯，照料公园，提供安全保障。
20世纪70年代，社区协会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快速增加并非偶然，因为同时期通过的《13号提案》削减了地方政府的税收。协会的增加也与私立学校和私人保镖数量的增加同步发生。现在，南加利福尼亚州私人保镖的数量是“公共”警察的4倍。美国中产阶级中放弃国家的人日益增多，他们把家安在私人道路旁，送孩子上私立学校，在私人俱乐部里打高尔夫球。当一切都由私人提供的时候，为什么还要麻烦自己去支持公共服务呢？有些较老的封闭式社区投票禁止公立学校进入。CC&Rs代表的是一种私人化的法制形式。许多社区只对房屋如何出售进行约束，但是，约束的条条框框正变得越来越多。对狗的最大重量——通常是30磅——的规定日益普遍。CC&Rs胜过大量的地方性法律（例如按照财产出售的合同法律）。更具强大影响力的是，社区能够规定什么人才可以进来居住。许多退休者居住的城镇要求每所房屋中至少有一人年逾55岁，并且不允许儿童入住。
这种安泰姆镇式的分离主义乌托邦的扩散，可能会给美国带来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穷人被迫继续住公共房屋、上公立学校、乘公共交通，他们该怎么办？但他们同样是保守主义基层战士的繁殖力所在。这不仅是一个关乎私利（既然自己的孩子上私立学校，为什么要为公立学校埋单？）的问题，还是一个关乎意识形态的问题。虽然美国自由主义与政府纠缠在一起，但是，住房市场增长最快的部分是基于与政府分离的思想，那才是该让希拉里真正绝望的阴谋——使美国保持保守的阴谋。
一种完全美国式的信仰
美国保守主义不仅是保守主义，而且是美国式的，这一事实很重要。就像移民一样，保守主义在美国已经被彻底同化了，以至于它的欧洲亲戚已经再也认不出它来了。美国保守主义特别吸收了该国最为普遍深入的三个特点：乐观主义、个人主义和对资本主义的简单信仰。在吸收这三种思想的同时，它却丢弃了——或者说忘记了——欧洲保守主义一些最根本的信仰：怀疑主义、悲观主义和对社会等级的信仰。
1890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认为，美国保守主义的成功是因为它免受封建主义的束缚。他认为，“美国是纯粹的资产阶级国家，甚至没有封建主义的过去，并且以自己纯粹的资产阶级制度而自豪” [27] 。今天欧洲的保守主义政党，更可能把自己打扮成社会民主党而非封建主义政党。但是今天的美国保守派依然是“纯粹的资产阶级”，并且正像19世纪90年代那样，对资产阶级的社会组织感到自豪。这解释了他们与欧洲保守派之间存在的差别并持续获得成功的原因。
此时的美国尤其处于一种党派纷争的情绪之中，畅销书榜上都是党派性的长篇大论，政治领袖则几乎都把对手称作叛徒。但重要的是要记住，这些怒火中烧的派性分子之间的共性却比他们自己意识到的要多。我们目睹了保守主义被可称为美国主义的东西所改造，现在，我们要来看看这股力量如何改造自由主义。
[1] Paul Waugh，“New Rights for Gay Couples Divide Conservative Party，”The Independent ，December 7，2002．
[2] 欧文·克里斯托尔是首先指出这一点的人之一，参见Irving Kristol，Neo-Conservatism：The Autobiography of an Idea （New York：Free Press，1995），pp．377~378．
[3] 约翰·米克尔思维特是中间偏右的智库“政策交换”（Policy Exchange）的一位主任，可惜没有报酬。
[4] E．J．Dionne，Why Americans Hate Politics：The Death of the Democratic Process （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2），p．173．
[5] George H．Nash，The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 Movement in America Since 1945 （Wilmington Del．：Intercollegiate Studies Institute，1998），pp．181~182．
[6] Kristol，Neo-Conservatism ，p．25．
[7] 引自J．Davis Hoeveler，Watch on the Right：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s in the Reagan Era （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1），pp．54~55。
[8] Nash，The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 Movement in America ，pp．xiv~xv．
[9] Lou Cannon，Governor Reagan：His Rise to Power （New York：Public Affairs，2003），p．120．
[10] Max Beloff，“Of Lords，Senators，and Plain Misters，”Encounter 68 （April 1987），pp．69~71；“An Exchange Between Max Beloff and Irving Kristol，”Encounter 69（June 1987），pp．69~71．
[11] 引自Simon Heffer，Like the Roman：The Life of Enoch Powell （London：Weidenfeld and Nicholson，1998，p．961．）。
[12] 引自Roger Scruton，The Meaning of Conservatism （London：1998），p．xiii。
[13] 引自Michael Bentley，Lord Salisbury ' s World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253。
[14] Eustace Percy，Some Memories （London：Eyre & Spottiswoode，1958），p．105．
[15] Michael Oakeshott，Rationalism in Politics and Other Essays （Indianapolis：Liberty Press，1991），p．411．
[16] “What a Lot of Old Tosh-Lyrical Certainties from John Major？”Independent on Sunday ，April 25，1993．这一短语碰巧是摘自乔治·奥威尔的作品。
[17] Lee Edwards，The Power of Ideas：The Heritage Foundation at 25 Years （Ottawa，Ill．：Jameson Books，1997），p．10．
[18] Cannon，Governor Reagan：His Rise to Power ，p．120．
[19] Oakeshott，Rationalism in Politics ，p．409．
[20] 引自E．J．Dionne，They Only Look Dead：Why Progressives Will Dominate the Political Era （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6），p．271。
[21] George Will，The New Season：A Spectator ' s Guide to the 1988 Election （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88），p．61．
[22] Kristol，Neo-Conservatism ，p．377．
[23] 乔治·W．布什，《特点鲜明的美国国际主义》（A Distinctly American Internationalism ），1999年11月19日在加利福尼亚州西米谷（Simi Valley）罗纳德·里根图书馆的讲话。
[24] “The Perils of Recycling，”Economist ，August 30，2003．
[25] From Angus Roxburgh，Preachers of Hate：The Rise of the Far Right （London：Gibson square Books，2002）．
[26] “Retirement Center Having Sexual Issues，”Dayton Daily News ，June 3，2003．
[27] Engels to Sorge，February 8，1890，in Selected Correspondence ，p．467．引自Seymour Martin Lipset and Gary Marks，eds．，It Didn ' t Happen Here：Why Socialism Failed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W．W．Norton，2000），p．21。
(1) eat-your-spinach指对人有益，但却不太好看、好吃、好听、好玩的事物。——译者注
(2) Y2K，即Year 2000 Problem，计算机识别危机。——译者注
谢选骏指出：人说——如果有什么简单的办法，可以发现美国保守派甚至比与它关系最近的欧洲远亲都要右得多，那么就是对约翰·阿什克罗夫特（John Ashcroft）和奥利弗·赖特温（Oliver Letwin）进行一番比较。
我看——欧洲人之所以认为美国人更右，是因为纳粹主义在欧洲被击败了，而在美国，白人至上主义还没有肃清，并且保留着1945年以前的潜在声势。
【第十五章 自由主义退潮时忧伤而经久不息的轰鸣】
马修·阿诺德（Mathew Arnold）在他那首伟大的诗歌《多佛海滩》（Dover Beach ）中感叹，尽管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到处是对基督教信仰信誓旦旦的人，但是宗教本身却在退潮：
信仰之海，
也曾潮汐满满，环绕海岸，
展开犹如一条闪亮的束带，
而如今我只听见，
它退潮时忧伤而经久不息的轰鸣。
过去30年，美国政治生活背景的曲调就是自由主义退潮时忧伤而经久不息的轰鸣。为了避免混淆，我们所指的自由主义并非本书中所谈论的古典自由主义，而是在美国支持大政府的各类观点。毫无疑问，这样左倾的自由派虽然存在于现代美国，但却在全国迷失了方向。事实上，正是因为缺乏强有力的左派运动，才使得美国成为如此例外的一个地方。一旦关注一下在左派身上发生的事情，就会发现右派的胜利是多么明显、多么彻底。
美国的左倾派还足够多。1984年，就连虚弱不堪的沃尔特·蒙代尔都赢得了41%的选票。此外，美国许多最重要的领域还是受到自由派的控制，其中包括大学、媒体以及吸引大多数外国参观者的沿海城市。甚至许多保守派都承认，从西洛杉矶布伦特伍德（Brentwood）到纽约曼哈顿布利克街（Bleecker Street），这些城市中的较好地段，以及从旧金山金门桥北面的索萨利托市（Sausalito）到美国东海岸的科德角（Cape Cod），大量令人神往的度假胜地，以及身材火辣之人的聚集地，都由自由派掌控（尽管右派反对许多东西，但从身材上看，他们显然无法拒绝“再来一份”的诱惑）。自由派力挺迈克尔·穆尔冲上畅销排行榜的榜首，并在2004年的总统竞选中把霍华德·迪安推到了民主党候选人的前排位置。
在一个重要的政治领域中，民主党变得更自由了。就像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会共和党人变得更保守了一样，国会民主党人向另外一个方向倾斜了。1972年，美国保守派联盟给国会众议院民主党人打的平均分是32分，到2002年则只有13分（见附录）。1972年，佐治亚州、弗吉尼亚州和密西西比州的迪克西民主党人的平均得分分别是83分、84分和90分，比大部分东北部共和党人的得分都高。现在，只有肯塔基一州的民主党人平均得分高过41分，而那还是因为该州唯一的国会众议院民主党人肯·卢卡斯（Ken Lucas），除了头衔是民主党人外，其他一切都是共和党人——他赞成持有枪支，反对堕胎，赞成烟草使用——因而得了84分。（他豁达地匆匆离开了2000年的洛杉矶民主党全国大会，因为不希望成为破坏“党的团结”的人。） [1]
迟至20世纪80年代，南方保守派依凭借资历占据着民主党统治集团中许多最有权势的位置。如今，他们已被美国大陆东西两岸典型的自由派所取代，如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罗西（Nancy Pelosi）——我们将在本书的结束语部分关注她所在的旧金山选区。在参议院，自由主义的雄狮泰德·肯尼迪可能是最有权势的民主党参议员。他于1962年首度当选为参议员，如今，他在参议院的资历仅次于另一位老资格的民主党人罗伯特·伯德（Robert Byrd）。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加里·雅各布森（Gary Jacobson）分析2002年结束的美国第106届国会的投票行为，认为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以来在意识形态上最为分裂的一次选举。 [2]
国会中不断加剧的党派色彩充分反映了美国不断加剧的分裂状况。右派有自己所仇视的希拉里·克林顿之类的人物，左派也同样有自己所仇视的人物。许多现代民主党人不仅仅与小布什道不同，他们还厌恶与小布什有关的一切——从他那尼安德特人式的观点，到他那自鸣得意的傻笑。根据截至2003年9月的111次民意调查，小布什在民主党人中得到的平均赞成率是51.7%，共和党人对他的平均支持率是94%，但这种数据是受“9·11”事件的影响而产生的结果。2001年9月11日之前，他在民主党人中的平均得分只有微不足道的30%，而共和党人对他的平均支持度也只有89%。 [3] “9·11”事件的光环一消失，鸿沟又回来了，并且急剧加深。2003年夏，小布什一如既往地得到90%的共和党人的支持，可民主党人对他的支持却跌落到16%，这两个数字间的党派鸿沟比克林顿当年的差距还大。 [4]
因此，毫无疑问，美国存在大量的自由派；同样毫无疑问的是，自由派竭尽全力要使共和党下台。但是，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哲学已经死亡，美国自由主义成功的基础是有能力解决问题。“新政”不仅解决了大萧条问题，而且为行动主义的政府建立了自己的选民基础。到1952年，注册登记民主党的人数是共和党的2倍。按照富兰克林·D．罗斯福最亲密的顾问之一哈里·霍普金斯的说法，他所在的政党已经发现了永久掌握权力的完美公式：征税复征税，花钱复花钱，选举复选举。但是过去的30年里，这个公式正在失效。美国人既不再像20世纪60年代那样，也不像依然故我的欧洲人那样，围绕在行动主义政府的旗帜之下。我们目睹了那些认为可以依赖政府做正确事情的美国人，人数不断下降。（1994年，马里兰州蒙哥马利县的一位民主党官员甚至宣布一项计划，要从官方的用语中去掉“政府”这个词，因为这个词既“令人不快”，又“傲慢无理”。 [5] ）我们也目睹了比尔·克林顿是如何摧毁政府项目的。 [6]
美国自由派突破瓶颈的任何希望都受到了可被称为“2/3规则”的限制：如今只有1/3的美国人贴着民主党的标签，而在这1/3的民主党人中，又只有1/3把自己描述为自由派。 [7] （相反，2/3的共和党人说自己是保守派。）虽然新民主党人已经在新墨西哥、亚利桑那和堪萨斯等保守州取得了州长席位，但是取胜之道是牺牲祖传的自由主义——他们的话听起来像巴顿将军一样粗暴，像沃尔玛一样主流。亚利桑那州州长珍妮·那波里塔诺（Janet Napolitano）和堪萨斯州州长凯瑟琳·西贝利厄斯（kathleen sebelius）对教育和财政问题提出了切合实际的解决办法；在新墨西哥州，比尔·理查森（Bill Richardson）削减了该州的收入税和资本增值税；而在密歇根州，州长珍妮弗·格兰霍姆（Jennifer Granholm）坚持了自己“不增加新税”的誓言，并在遭遇内乱时以坚定的姿态进行打击；田纳西州新任州长菲尔·布里德森（Phil Bredesen）对该州2003年预算赤字的处理方法很典型，他把各部门负责人召集起来，叫他们减少9%的开支，并且让他们在一个公共论坛上解释自己的政策。
为什么克里和迪安站在我们一边
左派对自由主义已死的悲观主义观点通常有这样的辩驳：如果民主党赢得了2004年的总统选举会怎么样呢？由于美国军队每天在伊拉克遭杀害，人们对经济安全普遍担忧，民主党当然是有可能获胜的。但是，我们的观点是保守主义是美国例外论的核心部分，难道民主党的胜利会将这个观点全部推翻吗？相反，我们认为，民主党的胜利只会立即加强我们的观点。即使一位民主党人入主白宫，美国仍将比其西方同侪更保守。
2004年民主党的提名战本身就有点像“退潮时经久不息的轰鸣”。让我们从2003年8月一个炎热的星期六下午的弗吉尼亚州福尔斯教堂（Falls Church）开始这一话题。这个郊区周围到处都是小汽车，没有谁比乔·特里皮（Joe Trippi）更开心的了。7个月前，这位资深顾问只凭7位志愿者和银行账户上的15万美元运作了一场总统竞选。为了省下机票钱，特里皮不得不让他的总统候选人独自应约去做报告。现在，在这个弗吉尼亚州的郊区忽然间有4500人出现了，并且一上午在互联网上就有35万美元进账。
前佛蒙特州州长霍华德·迪安的迅速崛起是数年来美国政治中最激动人心的事情之一。标新立异者在初选中给一路领先的候选人带来困扰，并不罕见。约翰·麦凯恩2004年在新罕布什尔州的表现就激动人心。这一次迪安使自己变成了一路领先的候选人，到8月的时候，他在新罕布什尔州领先主要的当权派候选人约翰·克里21个百分点，募集到的款项比任何候选人都要多。到12月的时候，他募得了4000万美元的款项，更不用说还得到了阿尔·戈尔和数个美国最大工会的支持。
迪安的反叛是两股力量强有力的证明。第一股是互联网的力量，他以此来聚集志愿者和钱款；第二股是民主党内自由派活动分子的力量。迪安盗用了已故参议员保罗·韦尔斯顿（Paul Wellstone）的口号，宣称自己代表“民主党中的民主一翼”，这一翼对于克里一类的民主党领导人愤怒不已，因为他同意小布什所做的一切。迪安的这种做法为民主党的中间分子所接受，简言之，他们是极度愤怒的，对“被盗的”选举感到愤怒，对减税感到愤怒，对《美国爱国法》（USA Patriot Act ）感到愤怒，尤其对伊拉克战争感到愤怒。迪安一吹响反对那种矛盾做法的号角，就有一支大军在身后支持他。
霍华德·布拉什·迪安事实上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美国自由主义的拥护者。他的身世背景与小布什相似（小布什的祖母是迪安祖母出嫁时的伴娘），父亲是华尔街的银行家和忠实的共和党员（年轻的迪安首次全国性的政治经历，就是在1964年参观提名了巴里·戈德华特的共和党全国大会），他是在林荫大道和长岛长大成人的，在普雷斯科特·布什上过的圣乔治寄宿学校和耶鲁大学接受教育。
迪安曾在美国最自由主义的佛蒙特州担任了11年州长，按照欧洲人的标准，这位学医出身的政治家很难说得上是左派人士。作为一位实用主义的新民主党人，他不断地支持工商界的利益，反对不负责任地增加开支，谴责福利领取者缺乏自尊，并且花大量精力钳制当地的极左派。［佛蒙特是少数几个极左派州中有真正政治势力的州之一，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是该州唯一一位社会主义国会议员。］在文化问题上，迪安同样保守。他因为支持佛蒙特州允许非公开携带枪支而赢得了美国步枪协会的高支持率，还在连共和党州长都表示疑虑时，转而拥护死刑。
即使是在那反叛性的总统竞选期间，他也依然忠于他的一些保守主义原则。他把自己兜售为“赤字鹰派”和“平衡预算的死敌”。他自豪地声称，要做一个“把邦联旗帜插在小货车上”的候选人——尽管后来由于受到对手猛烈的批评而撤回了这些话。与希拉里1994年的计划相比，他的医疗保健计划更多地由市场来决定，并且比迪克·格普哈特（Dick Gephardt）2004年的计划低廉得多（他的计划是880亿美元，格普哈特的计划是2140亿美元）。在外交政策方面，他提醒支持者，是的，他反对伊拉克战争，但他立即补充说，他既支持第一次海湾战争，也支持在阿富汗进行的战斗。在福尔斯教堂，他许诺说，将美国军队派往“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以捍卫美国的利益”时，他将“不会有任何犹豫”。迪安说，美国有权利对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流氓政权”所制造的威胁进行先发制人的攻击，只是他认为伊拉克没有这样的武器。
这个推动左派美国前进的人对所有问题所持的观点在欧洲政治中连中间偏左派也够不上边。按照欧洲的标准，他是以色列的坚定支持者。 [8] 他反对《京都议定书》，支持对利比里亚的干涉，嘲讽小布什对沙特阿拉伯不够强硬。实际上，迪安认为自己在30年前会是一个艾森豪威尔式的共和党人，他对《纽约时报》说：“说我是竞选中最进步的候选人，大老远到这里谈论平衡预算和私人部门管理的医疗保健体系，这真是一种悲哀。我在克林顿支持三方分担医疗保健费用之前，就已是如此了。灵魂深处，我是一个温和派。” [9] 一位在艾奥瓦州为迪安效力的年轻瑞典裔支持者说，在他瑞典的家乡，他支持的候选人将被看作是一个“中庸的保守派”。
迪安使自己变成了民主党左派的斗士，他靠的不是全面放弃自己的中庸观点，而是靠在两个两极化的问题上对小布什政府的有效抵制，即反对伊拉克战争并下决心抵制小布什的减税。迪安的戈德华特式的决心——提供选择，而不是随声附和——把大多数当权派民主党候选人有力地拉向了左边。克里恰恰是当权派的具体体现，他说美国最不需要的就是出现一个“第二共和党”。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约翰·爱德华兹（John Edwards）通过增加保护主义而振兴了阿尔·戈尔的迪克西化的民粹主义。好老头儿鲍勃·格雷厄姆（Bob Graham）平常是参议院文明礼仪的模范，但却在因缺少资金而出局之前突然谈起了对小布什的弹劾。韦斯利·克拉克将军（Wesley Clark）加入了伊拉克战争问题上的喧嚷之中，只有乔·利伯曼（Joe Lieberman）坚决反对这股左派风潮。
迪安被提名一度显得轻而易举。数以千计的年轻志愿者步行在艾奥瓦州和新罕布什尔州的高速公路和羊肠小道上，集聚迪安的支持者并传播自由主义复兴的消息。《国民评论》在封面上呼吁“请提名他吧”。但是，当选民把注意力从发泄怒火转向选择一位能够击败小布什的候选人时，他们大规模地撤回了自己对迪安式愤怒的自由主义的支持。1月中旬，盖洛普民意调查发现，只有1/4的民主党人希望政党提名一位“自由派”。 [10] 随着艾奥瓦州干部会议的临近，迪安对小布什外交政策的坚决反对开始于其不利。由于他拒绝承认抓获萨达姆·侯赛因对美国安全有任何改善，加上他坚持认为只有在审判（可能是国际审判）之后，奥萨马·本·拉登才可被宣布有罪，从而使人们更加相信，民主党又在重犯1972年的老错误，选择了一个麦戈文。
艾奥瓦州的干部会议使“民主党中的民主一翼”蒙羞。迪安排名第三，不仅落后于克里，也落后于像克里那样投票支持伊拉克战争以及拒绝取消大部分小布什减税内容的约翰·爱德华兹。大吵大闹之后，4/5参加艾奥瓦州干部会议的人都支持那些至少投票授权美国向伊拉克开战的候选人。当晚的第二名受害者要是一位著名的自由派——尽管这次他代表的是蓝领工人而非校园左派。迪克·格普哈特曾坚持建立保护主义壁垒的民粹主义信念、提高医疗保健的公共开支、引入更高的最低工资，但排名第四令其蒙羞，这位国会议员从政治中退下来了。
与迪安在艾奥瓦州所遭受挫折相伴的是他在失败后发表的一通莫名其妙的演说。演说结束时，他发出了预言自己失败似的轻蔑尖叫，这让人更加相信，他对泄愤比当政更感兴趣。突然间，竞选由“可当选性”的问题所支配——美国自由派在想，哪位候选人最不会触怒通常比较保守的美国人呢？克里在新罕布什尔州再次获胜，从那些希望挑选一位最可能击败小布什的人那里赢得了半数选票。迪安落后这位众所周知的呆板参议员12个百分点，而在数周前自己还曾领先他20个百分点。迪安立即解雇了自己的竞选主管特里皮。
韦斯利·克拉克令人沮丧地排名第三，这对民主党的自由派一翼也是一个打击。作为一名政治新手，这位前共和党将军曾试图使自己表现得像一位能够当选的迪安式的人物，一方面炫耀自己的军旅身份（“我赢得了一场战争”），另一方面又不断取悦民主党的自由派基础。他得到了泰德·丹森（Ted Danson）和迈克尔·穆尔这样的活动分子的支持，而且尖锐地指出小布什是美国军队的逃兵，但这种指责却没有获得成功。克拉克认同的原则是，哪怕“头快从子宫中出来了”，妇女也有权选择。但是，这没能转化为选票。尽管民主党对小布什愤怒不已，但民主党的选民还是要选择一位能够当选的温和派，而不是一个意识形态的煽动者——或者说意识形态煽动者的复制品，而那位能够当选的温和派显然是约翰·克里。
自然而然地，政治迷，尤其是小布什－切尼阵营的保守派政治迷，纷纷指出这位来自马萨诸塞州资历尚浅的参议员实际上拥有比迪安更加“自由主义”的政治记录（至少在那位佛蒙特州州长竞选总统之前）。克里在20世纪70年代初以反战运动的领导人身份登上政治舞台，那时候理查德·尼克松收集了“反对”他的材料。克里曾是迈克尔·杜卡基斯手下马萨诸塞州的副州长。作为参议员，他在所有问题上都支持自由派的观点——从禁止晚期堕胎到死刑。他甚至违反美国人天赐的廉价煤气权利，倡议增收50美分的煤气税，他还表现得“不爱国”，要求削减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资金，限制美国中央情报局。著名的自由派评估组织“美国民主行动”（Americans for Democratic Action）对克里的支持率（93%）比泰德·肯尼迪（88%）还要高。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埃德·吉莱斯皮哭笑不得地说：“谁会想到，泰德·肯尼迪是来自马萨诸塞州的保守派参议员！”其他共和党人强调，克里是民主党内欧洲一翼的另一位代表，他们甚至觉得他的长相令人生疑——“有点像法国人”。2003年8月，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汤姆·迪莱对一群欣喜的“大学共和党人”的成员说：“早上好（Good morning），或者按约翰·克里的说法，‘早上好’（Bonjour）。”
在2004年的整个竞选中，罗夫的随从对克里进行了此类指责——要比这还多得多——企图把他描绘成杜卡基斯第二。就某种程度而言，他们显然是成功了。但是，给克里贴上自由派标签需要从两个方面来入手：第一，他通过把自己表现为替代迪安的中间派来赢得民主党提名。他投票支持伊拉克战争，并认为至少要部分保留小布什减税的内容。当迪安这位佛蒙特人说美国不会永远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时，克里猛烈地攻击他，质疑他是否适合担任美国军队的总司令。他说自己的政治更多地归功于泰迪·罗斯福的“让我们使市场公平”的传统，而不是左派民粹主义。 [11] 如果迪安这位曾经的中间派在政治舞台上通过把民主党拉向左边而引人注目的话，那么克里这位马萨诸塞州的副州长则因把该党拉回到中间而赢得了提名。
第二，克里“中尉”通过强调他的军人履历来与小布什竞争，而根本不提自己过去是反战者。他不断地提醒人民，自己是一名出色的越战老兵，曾在湄公河三角洲冒着生命危险营救战友，他的同志们甚至在波士顿民主党大会上介绍过这一事迹。他认为，现任政府之所以如此热衷于战争，其中一个理由就是该政府到处都是“草鸡鹰派”（chicken hawk），他们是越南战场的逃兵。当他吹嘘说自己“的确了解航空母舰”时，他得到了在各地竞选演讲时最响亮的掌声。但总统竞选不仅仅是打击小布什那么简单，克里需要显示他能足够严厉地应对一个有着恐怖主义和“流氓国家”的困难重重的世界。他不会像小布什政府那样轻率地派人上战场，但是只要他认为是为了美国的安全，就会毫不犹豫地这样做。
克里在竞选过程中有消防队员和退伍老兵环绕在身边，而消防队员和退伍老兵恰恰是完全美国式阳刚气的具体体现。克里强调他热衷冰球、冲浪和打猎等男性运动，这种嗜好甚至连英国保守党影子内阁成员尼古拉斯·索姆斯（Nicholas Soames）那一派看来，都会觉得有点冒险。 [12] 他热情地向《华盛顿邮报》说：“我喜欢鸽子，你把鸽子洗干净，风干，一顿饭要吃三四只鸽子。你可以在野餐时吃凉的烤鸽子。” [13] 然后他开始详细描述如何准备鹿肉（先把鹿的心脏和内脏取出，然后把鹿肉割下来）。
事实上，就像迪莱所暗示的那样，很难想象欧洲人会错误地把克里看成是左派（或者错误地把他看成是一个法国人），因为他们根本不会把克里看作是志趣相投的人。克里一刻不停地告诉人们，他会毫不犹豫地处死恐怖分子，并且还有一个名单，上面列着一串小布什威胁得不够的国家。自从越南战争以来，克里曾支持大部分美国的军事行动——波斯尼亚、科索沃、巴拿马、索马里、海地，当然还有伊拉克战争。
克里还有一件事情让欧洲人印象深刻——非常多的个人财富。美国参议院里有钱人比比皆是，而克里则名列前茅。他是新英格兰地区的贵胄子弟［他的中间名字是福布斯（Forbes）］，妻子特丽莎·海茵茨·克里（Teresa Heinz Kerry）从她第一位丈夫约翰·海茵茨三世（John Heinz Ⅲ）那里继承的财产超过5亿美元。海茵茨三世是位共和党参议员并且是番茄酱财富的继承人 (1) 。克里在一所瑞士寄宿制学校念书，之后上了圣保罗寄宿学校，后来去了耶鲁大学（克里在那里加入了“骷髅会”，和布什家族一家三代一样）。在总统选举最艰难的日子里，他将波士顿的房子抵押了600多万美元，以使竞选顺利进行。欧洲社会党完全由辛勤劳作、满手起茧的人的子孙组成，建立至今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但是，这些政党没有哪个是由坐拥5亿美元的学院派亿万富翁来领导的。
这种身世背景可以解释为什么克里实际上属于一种奇怪的自由派。更进一步考察他的投票记录就会发现，他对事业的激情似乎与老布什对保守主义的激情相似——那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他在和左右两派联系不多的情况下选择了右派，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选择了左派。他既不像候选人克林顿在20世纪90年代那样，试图重新思考自由主义，也没有充满热情地认同自由派的任何事业。相反，他与主要左派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与老布什非常相似——不动声色地保持忠诚，虽然偶被反对声中断，但随后立即会让自己的忠诚回归。例如，克里曾在20世纪90年代批评教师工会阻止改革，要求结束“我们所知的”教师职位保有权；克里还一度对少数族裔说：平权法案不再是一个伟大进步的改革运动了。这位雄心勃勃的参议员在这两件事情上都灰溜溜地向后退缩了。
的确，越是从国际角度关注2004年寻求总统职位的民主党人，就越会发现他们似乎不像是左派。任何一个领先的候选人都可能会像迪安一样，说自己更像艾森豪威尔式的共和党人，而不是充满活力的自由派。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提议大规模地扩大政府，大多数人兜售的肯定比迈克尔·杜卡基斯更右，更不用与麦戈文相比较了。另一位千万富翁爱德华兹从他的律师同行那里得到了大部分的财政支持，并且强调自己对南方白人的吸引力。利伯曼更右，他是一个宗教道德论者，谴责克林顿通奸，支持伊拉克战争，甚至还一度为学券制摇旗呐喊。克拉克在新罕布什尔州的严酷环境中变成了左派民主党，而此前他曾是个共和党人。他夸耀说投了里根的票，并且直到2002年，他还发表演讲称赞小布什，鼓励人们支持老大党。（很难想象欧洲任何中间偏左的政党会因为其领导人而求助于军队。）
就连美国自由主义2008年最后的希望——希拉里·克林顿——似乎也开始回归中间路线，她可能依然是左派的“热情之花”（La Pasionaria） (2) ，但是，自从凭自身能力进入政坛以来，她已经悄悄地改变了自己的调子，放弃了亲巴勒斯坦人的立场，大声赞成严厉的福利政策，并且把自己打扮成鹰派的样子。在参议院里，她没有继续在她的老地盘卫生福利委员会任职，而是聪明地加入了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Armed Services Committee）。她利用这一地位来支持反恐战争，而非削弱之。在伊拉克战争最困难的时刻，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来到该委员会召开闭门听证会，这位前第一夫人给了他最强有力的支持。她还高调地去看望驻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美国军队，就连她那自作多情的传记也可被解释成是为了竞选的需要。这个先前嘲笑烤甜饼太太的人现在不厌其烦地要人们相信，克林顿的婚姻是一宗传统婚姻，而不仅仅是某种政治利益的结合，她还谈到她的卫理公会宗教信仰以及对巴里·戈德华特的感情。希拉里像克里和其他人一样，都知道可选性（electability）很重要。
一旦掌权会怎么样呢
从竞选上看，约翰·克里很难说是一位形成中的“欧洲式”总统。但我们还是再细想一下，假如他赢了，他定会尝试向左偏转。一个真正的自由派克里总统会有什么作为呢？肯定微乎其微。
对老式自由派总统最明显的限制来自国会——可以预言它仍将在共和党的控制之下。2004年，共和党在参议院中的有效多数从51∶49增加到55∶45，共和党也为自己在众议院中轻松取得的多数优势增加了少量席位。你可能会推测，如果克里当选，共和党就不会表现得那么出色了，但是，没有人真的期望国会会在2004年易手。即使是在势均力敌的参议院，民主党在2004年也有19个席位需要捍卫，比共和党多了4席。民主党有10个席位是在小布什2000年获胜的州里面，包括5个在位民主党人即将退休的南方席位，他们是佐治亚州的泽尔·米勒（Zell Miller）、北卡罗来纳州的约翰·爱德华兹、南卡罗来纳州的弗里茨·霍林斯（Fritz Hollings）、佛罗里达州的鲍勃·格雷厄姆和路易斯安那州的约翰·布鲁（John Breaux）。
试图左转的民主党总统遇到的第二个限制是金钱。2000年的选举中，用于总统和国会选举的资金估计为30亿美元，州选举则花了10亿美元，其他国家不能望其项背。在参议院赢得一席平均花费770万美元，是2001年英国工党再次当选的全部花费的一半。 [14] 比起那些领导共和党的K街保守派，民主党不太迷恋向公司慷慨解囊，但区别只在五十步与百步之间而已。有时政治家能够从小额捐助者那里获得大笔金钱，迪安的反叛就是一例。但是，反叛本质上只有在打破政治常规的时候才会发生。民主党这架机器依靠的是更大额的捐助。工会当然会向民主党捐助，但是工会只在民主党的捐助者名单上排名第五，排在它之前的商业利益集团有电影名流、辩护律师、房地产商和投资银行家。除了迪安以外，民主党的发展趋势是更深地钻进公司的钱袋里。克林顿对他的党做出的一大贡献就是证明了人民的党也像共和党一样，可以有效地搜刮工商界。例如，在过去那场保险公司与辩护律师（Insurers v．Trial Lawyers）的战斗中，克林顿压榨辩护律师就像共和党压榨保险公司一样有效。
这些政治资金不可避免地要将民主党拖向右派。在大多数国家，政治通常至少会向典型的劳资双方的斗争低头；而在美国，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分的资本反对另一部分资本的斗争。无可否认，政治家偶尔会投票反对那些对自己更好的财务权益——就像2003年7月那样，尽管制药业砸了大把大把的钱，但国会还是投票允许重新从国外进口廉价药品——但是，公司捐助者最终是要得到回报的。1996年，克林顿政府以价值700亿美元的免费广播频谱来回报它的最大捐助者电信产业，约翰·麦凯恩把这份厚礼描绘为“茶壶山丑闻（Teapot Dome Scandal） (3) 以来最巨额的窃取案之一” [15] 。民主党人似乎只有当富裕程度达到可以用自己的钱竞选的时候，才能挣脱公司资金的束缚。因此，高盛集团的前总裁乔恩·科尔津（Jon Corzine）自掏腰包花了大约6000万美元，在新泽西州的参议员竞选中获胜。而托尼·斯科特（Tony Scott）花的钱几乎一样多——他的钱主要来自能源业和银行业——却没能在得克萨斯州的州长竞选中取胜。赚这种钱的人很少会愿意对资本主义进行重新设计。
挫败自由派总统的第三股力量可被称为永久的华盛顿权势集团。无论是谁占据白宫，他们都生活在波托马克河畔。多年来，对自由派圈内权势集团的抱怨一直是右派生命的养料。但是，保守派不再是一卸任就离开首都回到企业或牧场去了。华盛顿现在是永久的保守派权势集团的家园，他们用金钱做动力，用意识形态坚定自己的意志。智库一有机会就对各种政策进行聪明的批评，博学之士在《华盛顿时报》和福克斯电视台上怒吼着说自由派过于张扬。这个保守派权势集团无情地迫害比尔·克林顿这位中间派民主党人，想象一下他们会对真正的自由派做些什么吧！
徒有虚名的自由派政党
在过去10年左右的时间里，多数中间偏左的政党都朝右移动了——我们目睹了托尼·布莱尔领导的英国工党的变化。然而，民主党相对于它在美国之外的同侪，议程却仍然完全是保守的。在国外，美国的这个左派政党依然对多边协议采取漫不经心的态度；而在国内，它则显然更少地卷入政府、福利和税收中，而明显更多地潜心于宗教、惩罚和枪支。如今，美国政治是一场中间右派反对右派的赛事。从国际的角度来看，现在的民主党是LINOs——徒有虚名的自由派（Liberals in Name Only）。
美国民主党例外论最为生动的例子莫过于它在死刑问题上的立场。在文明世界，支持死刑是极端分子的特权（尤其是极端右派的特权）。欧盟拒绝接纳不放弃死刑的国家入盟。（除非是叛国罪这样的极端例子）110个国家禁止死刑。在处刑的规模上，唯有伊朗、沙特阿拉伯和刚果与美国处于同一水平；除美国外，唯一一个支持死刑的先进国家是日本。年轻的民主国家通常会禁止死刑，以证明自己适合加入值得尊敬的国家共同体行列。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一当上南非总统，就着手废除死刑。美国热衷死刑的做法，长期以来一直是它与其他先进国家之间发生摩擦的根源——尤其是因为它给许多被指控的人提供差劲的辩护。有份瑞士的著名报纸找到了小布什担任得克萨斯州州长时被处死的152名囚犯的照片，并把这些照片同小布什的就职典礼新闻放在一起；法国最著名的政治家之一雅克·朗（Jack Lang）甚至把小布什称作“杀人犯”。
为什么民主党的美国无此同感呢？毕竟，反对死刑可以看作是美国伟大传统的一部分。1846年，当死刑在欧洲国家还很普遍的时候，密歇根州就已宣布这种做法为非法。20世纪60年代，把死刑这一野蛮的南方做法废除曾是自由派权势集团的一大目标。此外，按照许多客观标准，美国的死亡机器漏洞百出。这一制度的反复无常令人绝望，让人们对这个拥有如此多律师的政党产生反感。得克萨斯州的罪犯比加利福尼亚州的罪犯更可能被判死刑。自从1976年重新采纳死刑以来，有100多个被处以死刑的人后来被发现是无辜的。这种制度对穷人和少数族裔也存有偏见，而这些人恰恰是民主党宣称在政治上对自己有帮助的人。贫穷的被告很可能请到无能的律师。在得克萨斯州一个臭名昭著的案子中，辩护律师竟然在辩护中睡着了。另一个案子里，辩护律师被证明是兼职的，他还经营一家名为“非凡者酒店”的酒吧。
然而，几乎没有迹象表明民主党准备改变想法。按理说，自由派的约翰·克里最不含糊地反对的，除了恐怖分子应该就是死刑了。但是，作为总统候选人，他的例外作为大大多于对原则的遵守。更为典型的例子是2003年成为伊利诺伊州州长的罗德·巴戈捷维奇（Rod Blagojevich）。有独立见解的前任共和党州长乔治·瑞安（George Ryan）因为担心审判制度有缺陷，所以为167名被判无期徒刑的人减刑，而巴戈捷维奇立即谴责了这种做法。小布什总是同死刑连在一起，但比尔·克林顿任期内死刑数量的增长，是所有总统中最急剧的。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死刑数量攀升了近5倍，而采用死刑的州也翻了一番多——由13个州上升到32个州。1996年俄克拉何马城爆炸发生后，克林顿签署了一项名为《反恐怖及实际死刑惩罚法》（Antiterrorism and Effective Death Penalty Act ）的法案。在1998年加利福尼亚州的州长选举中，格雷·戴维斯斥责共和党对手丹·伦格伦对死刑案件没有足够的热情，他说：“如果你们共和党人表现得更好，我们就不会拖延15年来进行死刑上诉了。”他以支持死刑作为任命法官的先决条件。其他的民主党州长，如亚拉巴马州州长唐·西格尔曼（Don Siegelman）最近也已试图加快死刑。除了2003年的24位民主党州长之外，我们很难找出还有谁会反对死刑。
在大多数情况下，反对死刑更多出于选举的谋算而非原则。民主党依然在为其最坦率直言的反对死刑者的失败而担惊受怕，特别是迈克尔·杜卡基斯和马里奥·科莫（Mario Cuomo）的失败。后者在1994年纽约州的州长选举中败给了乔治·帕塔基（George Pataki），部分因为他12次否决了死刑法案。按照盖洛普的数据，70%的美国人支持死刑，而在1966年只有42%。即使是自命为温和派的人也以52%对46%的比例支持死刑。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执行死刑的频率不高。（2002年被判死刑的3700人中，有71人被执行死刑。）认为执行死刑频率不高的民主党人为40%，高于持此观点的民主党人（36％）。
死刑这个议题是如此容易获取选票，以至于在州长选举年里，各州执行死刑的可能性要比非选举年高出25%；死刑是如此地与“封闭性”联系在一起，以至于现在又逐渐变得半公开了。2001年蒂莫西·麦克维被处以死刑的时候，差不多有300人——大部分是俄克拉何马城爆炸中受害者的亲属——选择“现场”观看死刑的执行，大约有30人透过监狱中的玻璃墙观看死刑的执行，其他人则是通过闭路电视看到的。这是自从1936年在肯塔基州的欧文斯伯勒（Owensboro）公开绞死雷尼·贝西娅（Rainey Bethea）（当时有2万人乐滋滋地观看死刑的执行）以来，美国最大的一批观看行刑的人。
乔治·瑞安大规模减刑的反响，显示民主党对这一问题的警惕有多么正确。瑞安的做法没有如他希望的那样推动取消死刑的运动，相反却唤醒了受害者权利这一沉睡的巨人。瑞安这一大动作的批评者马上指出，取消所有的死刑——即使是对那些明显有罪的人——同样是“武断和反复无常的”。费德尔·卡菲（Fedell Caffey）和杰奎琳·威廉斯（Jacquelline Williams）是瑞安这种令人绝望的做法的两个受益者。1995年，他们决定再要一个孩子（杰奎琳已经有3个孩子了），他们将一位孕妇刺死，并从她的身体中摘出了几乎足月的胎儿；他们还谋杀了这位孕妇10岁大的女儿和8岁大的儿子。
接受死刑只是民主党向右移动的一部分行动。自由派准确地指出，他们已经在党内赢得了堕胎和平权法案问题的争论。但是民主党却避开了大量的自由派事业——同性恋婚姻是一种难以启齿的爱。尽管毒品战存在着种种不公，但谈论毒品合法化的往往不是民主党，而是卡托研究所。民主党在福利问题上大大地退步了，而对小布什的巨额减税却反应软弱。
至于宗教方面，民主党当然是两党中更为世俗的。2001年，阿尔·戈尔得到了61%不上教堂的美国选民的支持。 [16] 然而，戈尔自己显然是一个宗教性很浓的人。他在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学习神学，并在20世纪70年代同妻子蒂珀（Tipper Gore）一道获得了重生，他总是把宗教当作生活的基石。 [17] 1994年他在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日对学生们说：“我坚信侍奉上帝，努力理解并遵守上帝赋予我们生命的意志。”在《心的结合》（Joined at the Heart ）中，戈尔和蒂珀写道：“我们深深坚守的信仰形成了我们共同拥有的价值观的核心，而我们信仰传统的宗教仪式则总是为我们的家庭生活提供可靠稳定的节奏。”这对夫妇认为，饭前的祈祷就像饭食一样是必需的，睡觉前的祈祷也必不可少，星期日上午去教堂是“每个星期最重要的家庭活动” [18] 。戈尔几乎像小布什一样热衷于通过宗教组织解决社会问题。许多其他民主党人也笃信宗教。克林顿夫妇俩都是热心做礼拜的人。希拉里和小布什一样，是一个卫理公会信徒。克林顿夫妇的精神顾问杰西·杰克逊，从不羞于将上帝带到公共生活中来。美国公众对乔·利伯曼的最初了解，或许就是他是一个观察力特别敏锐的犹太教徒。迪克·格普哈特、约翰·爱德华兹和约翰·克里都经常提到上帝，连自迈克尔·杜卡基斯以来最世俗的民主党候选人霍华德·迪安，在初选升温的时候也热衷于上教堂。
好莱坞和哈佛大学
那么，究竟在哪里能够找到旧式的自由派呢？保守派会告诉你，两大旧式自由派的抵抗基地正是一对腐蚀年轻人的双胞胎：学术界和好莱坞。事实上，两者都没你想的那么欧化。
大学城常常是自由派行动主义的中心。有的大学，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佛大学或哥伦比亚大学，与本地的左派文化相得益彰。而多数大学，如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俄亥俄州阿森斯（Athens）的俄亥俄大学、科罗拉多州博尔德的科罗拉多大学，像是一个个小小的、愤怒的孤岛，岛上是留着长须、扎着马尾辫的反叛者，周围则是得克萨斯、佐治亚和科罗拉多的共和主义海洋。但那并没有减少自由派学术界的美国味而使之显得更自由，至少对任何在欧洲有过学术生涯的人来说是如此。
在欧洲，大学不仅是由国家出资的，往往还是国家开办的。在法国，大学用不着费心去竞争教员，因为学术等级是由传统和国家法令确定的。在德国，国家不仅决定大学招收哪些学生（所有通过国家考试的学生可以在本地大学就读），还确定教授的薪水。相反，美国的4100所大学，无论名义上是公立还是私立，都是市场动物。它们无情地竞争一切——从明星教员到有前途的学生。许多大学也是无情的赚钱机器，永远在寻找增加收入和扩大捐助的办法。学费上涨比通货膨胀快得多，2002年，公立大学的费用增加了近10%。哈佛大学是躺在钱堆上的，但这并没有阻止它向校友求取更多的捐助，并且为了鼓励他们慷慨解囊而对其子女的入学申请给予一点照顾。
在大学竞争环境中撑不住的学生只能被淹没。只有一半的美国大学生在5年内毕业。关注一下最低收入家庭的大学学生，就会发现他们中只有1/4的人上大学；转向大学教授的职业生活，就会发现他们是不平等经济的无情的行家里手。大学想通过雇用明星教授来提高自己的学术等级，而明星教授则通过与其他竞争机构半真半假地拉关系以提高自己的薪水和津贴。学术明星的竞标战上演得如此疯狂，以至于大学不得不付出远比慷慨解囊高得多的薪水来网罗这些掠食者，给他们提供超级公休假、研究资助，甚至还有配偶的工作。哥伦比亚大学甚至给专攻贫穷问题的发展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ery Sachs）置了一幢价值800万美元的乡村联排别墅。 [19]
浮华镇（Tinseltown） (4) 自认为是自由主义的神坛。卢·沃瑟曼（Lew Wasserman）给民主党做了半个世纪的权力掮客；博吉（Bogie）和巴考尔（Lauren Bacall）为阿德莱·史蒂文森效力；玛丽莲·梦露和“鼠帮”乐队（Rat Pack）为肯尼迪而出动；沃伦·比蒂1968年为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做宣传，1972年为乔治·麦戈文做战略策划，1988年充当加里·哈特（Gary Hart）的主要顾问；克林顿自全国性政治生涯开始，就有一群好莱坞的支持者，为首的是三星电影公司（Tri-Star）总裁迈克·梅达沃（Mike Medavoy）；罗布·赖纳（Rob Reiner）使霍华德·迪安的竞选势头保持强劲。 [20] 斯坦利·欣鲍姆（Stanley Sheinbaum）和诺曼·利尔（Norman Lear）这样的慈善家，对于任何有抱负的民主党候选人来说都是关键的支持者。右派嘲笑这些演员浅薄，实际上好莱坞的舆论在不同层面都有说服力，顶层是一个靠近左派的沙龙。比蒂对美国政治知识的掌握令人吃惊，他甚至一度想过竞选总统。劳伦·巴考尔对小布什的抨击方法使人想起安·理查兹（Ann Richards）对其父亲的猛烈攻击。然而这些技巧似乎没有为年轻一代的演员所继承。20世纪80年代，有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碰巧管理过一个规模不大的州，他曾向我们中的一人抱怨自己不得不从乌比·戈德堡（Whoopi Goldberg）那里接受有关财政政策的指教。亚历克·鲍德温（Alec Baldwin）曾威胁说，如果小布什当选，他就离开美国，但却没有兑现诺言，只是继续把2000年的选举对美国民主的影响比作“9·11”恐怖袭击。 [21]
但是如果关注一下好莱坞的实际组织方式，你就会发现情况非常不同。欧洲的娱乐业被政府补贴和保护网束缚着，一切都因保护文化和教育大众而显得正当。相反，好莱坞是由移民建立起来的，他们只梦想占个位置。制片厂坐落在一个权力高度下放的产业中心，而这一产业是建立在速度、灵活性和一心赚取最大利润的基础之上的。好莱坞电影几乎控制了全世界的市场。成功的好莱坞明星拍一部电影可以捞到2000万美元，不成功者则以薪酬低廉的工作竭力苦撑。整个好莱坞的鲜明特点就是它完全不受政府干预。
大多数欧洲自由派根本不把好莱坞看作是文明化的窗口，而是把它看作恐怖和恶心的混合物。无论浮华镇能够为美国左派募集到多少款项，也无论它怎样不停地给小布什泼脏水，世界其他地方的大部分人都认为，它准确地代表了它自身制造的文化——一头贪婪、暴力的巨鳄，对世界事务支配得太多。好莱坞与美国民主党十分相像，骨子里要比口头上保守得多。
[1] Michael Barone and Richard Cohen，eds．，Almanac of American Politics，2002 （Washington，D．C．：National Journal Group，2001），p．652．
[2] Gary Jacobson，“Partisan Polarization in Presidential Support：The Presidential Connection，”paper prepared for delivery at December 2002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meeting．
[3] 这一数字是根据我们对2001年1月至2003年9月间111次民意调查的分析得出的。
[4] 以2003年8月和9月的4次民意调查为基础。
[5] Jacob Weisberg，In Defense of Government：The Fall and Rise of Public Trust （New York：Scribner，1996），p．32．
[6] H．W．Brands，The Strange Death of American Liberalism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p．ix．
[7] “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 Guide to Public Opinion and Electoral Behavior，”University of Michigan，2002．
[8] Michelle Goldberg，“Howard Dean' s Israel Problem，”Salon.com ，September 23，2003．
[9] Matt Bai，“Dr．No and the Yes Men，”New York Times ，June 1，2003．
[10] CNN/USA Today/ Gallup poll，January 9~11，2004．
[11] Harold Meyerson，“An Unexpected Powerhouse，”Washington Post ，January 29，2004．12．
[12] 对于不知情的人来说，尼古拉斯·索姆斯是一位显贵的托利党议员。
[13] Laura Blumenfeld，“Hunter，Dreamer，Realist：Complexity Infuses Senator' s Ambition，”Washington Post ，June 1，2003．
[14] Julian Glover，“Tories Win Election Spending Battle，”The Guardian ，December 17，2001．
[15] Kevin Phillips，“How Wealth Defines Power：The Politics of the New Gilded Age，”American Prospect ，May 1，2003．
[16] John Harwood and Sheilagh Murray，“The Constant Dividers in American Politics：Race and Abortion，”Wall Street Journal Europe ，December 19，2002．
[17] Bill Turque，Inventing Al Gore （New York：Houghton Mifflin，2000），p．94．
[18] Al Gore and Tipper Gore，Joined at the Heart （New York：Henry Holt，2002），p．40．
[19] Karen Arenson，“For Professor，a Town House Fit for a King，”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0，2002．
[20] Ronald Brownstein，The Power and the Glitter：The Hollywood-Washington Connection （New York：Pantheon，1990），这本书是对好莱坞政治能做得最好的研究。
[21] Bill Cottrell，“Actor Compares 2000 Election to September 11，”Tallabassee Democrat ，March 8，2003．
(1) 海茵茨三世的先辈创建了著名的亨氏食品集团，旗下主要产品是以番茄酱为代表的调味品。所以作者在此将他称为“番茄酱财富的继承人”。——译者注
(2) “热情之花”是西班牙共产党主席多洛雷斯·伊巴露丽（Dolores Ibarruri，1895~1989）的笔名。——译者注
(3) 茶壶山丑闻发生在哈丁总统执政期间（1920~1924）。内政部部长福尔于1922年把怀俄明州蒂波特山和加利福尼亚州爱尔克山的海军石油保留地秘密出租给石油大亨，两笔交易都没有竞争性投标。经调查，福尔共收取了40多万美元作为促成两笔交易的“劳务费”。——译者注
(4) 浮华镇，好莱坞的别称。——译者注
谢选骏指出：人说——马修·阿诺德（Mathew Arnold）在他那首伟大的诗歌《多佛海滩》（Dover Beach ）中感叹，尽管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到处是对基督教信仰信誓旦旦的人，但是宗教本身却在退潮……
我看——这就是“权力的腐蚀作用”，谁赢了，谁就输了，自由主义如此，右派国家也是如此。因为胜利就是“施加影响”、“力量输出”、“自我消耗”、“走向衰落”……
【结论】
与右派美国相处
对任何国家的未来进行展望，都是一件危险的事情。而对美国这样一个如此矛盾重重的大国进行臆测，则更是一种傲慢无礼的举动。尽管美国现在是右派掌权，但未来却有无数种可能性。探寻此问题有两个不错的切入点：一是政府一翼的众议院，这也是开国者设计的与民意最贴近的机构；一是在其他国家将成为总理和反对党领袖的两个人，即众议院议长丹尼斯·哈斯泰特和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罗西。 [1]
这两个人典型地体现了我们在本书中一直追踪的政治冲突。哈斯泰特，一位笨拙的前摔跤教练，是个非常直率的保守派。他反对堕胎、同性恋婚姻和《京都议定书》，赞成入侵伊拉克和死刑。佩罗西则是一个身手敏捷的小妇人，完全居于政治光谱的另一端。在哈斯泰特定期投票期间，美国保守派联盟打给他的支持分是满分100分。［美国众议院议长处于一个奇怪的位置上。一方面，他（她）是本党在众议院的领袖；另一方面，他（她）又是众议院的两党领袖。］1999年和2000年美国保守派联盟打给佩罗西的支持分则分别是0分和8分。在国会山，两个人都得到了同事由衷的爱戴，但两人却形同陌路，这并不令人吃惊。
二人各自代表的选区更能够显示这个国家的政治分歧。佩罗西代表的选区（加利福尼亚州第8选区）或多或少地与美国“最蓝”、最自由的城市旧金山连在一起。20世纪60年代前，共和主义尚未被这种思想状态预先排除，事实上，从1912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旧金山所有市长都是老大党成员。可如今，该市注册登记的选民只有13%是共和党人，旧金山也没有共和党的民选官员。旧金山市议长是一位绿党成员，该党在7人组成的市教育委员会中拥有3席。2003年，旧金山市差点把马特·冈萨雷斯（Matt Gonzalez）——一位阅读智利诗人帕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作品的绿党成员，既无汽车，也无手表——选为市长。但是他以相当小的差距输给了加文·纽瑟姆（Gavin Newsome），这位据称保守的民主党人上任后立即着手给同性恋者颁发结婚证书。 [2]
与美国其他的“红色”选区相比，哈斯泰特代表的伊利诺伊州第14选区可谓是红得发紫了。该选区始于芝加哥圈（Chicago Loop）以西30英里的郊区，穿越数英里的玉米地，与不足40英里远的艾奥瓦州某处边界相连，驾车穿越这一选区需要足足3小时。哈斯泰特代表的选区，可谓是美国最具共和党色彩的地区了，至少在忠于共和党的时间上是如此。与得克萨斯州这样的新右岸（nouveaux droites）不同的是，伊利诺伊州自从1854年共和党成立以来就到处是共和党人。从高高耸立的内战联邦战士纪念碑到罗纳德·里根的出生地，这个选区里有着许多共和党最伟大的划时代的人与事。
这两个地方的差异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不知道该从哪儿开始比较。旧金山代表的是纵向的美国，那里有高耸的摩天大楼和密集的人口，哈斯泰特代表的选区则是横向美国的一部分；人们的喜好也在两地表现各异，在伊利诺伊州，身宽体胖是健康的标志，而在旧金山，就连厨师也是身材瘦削的；旧金山就像美国一样情绪急躁，它是一个贵族、同性恋、网络百万富翁和嬉皮士混在一起的奇怪地方，哈斯泰特代表的选区则是一个绝对“正常的”地方，当地人认为自己是典型的美国人，地理观经常局限于环绕他们的大平原（the Great Plains）。
两地最重要的差别在于对待发展的态度。旧金山是地球上最漂亮的地方之一，在白雾迷漫中远眺金门桥，人们会以为来到了天堂。从精致的餐馆到优美的博物馆，文明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应有尽有。不过旧金山照旧停滞不前，这座城市占旧金山湾区的人口份额，从1950年的30%下降到今天的13%。旧金山一露出发展的苗头，如在20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反对发展的活动分子就会举行公民投票加以阻止。他们说，城市的发展不可能不牺牲那神奇的美丽，并且对于一个只有47平方英里、三面环水的多山地带来说，77.7万人口已经够了。但你即便不是地产开发商，也会发现这都是胡扯。回溯到1950年，当时市民正谈论着100万人口的话题。至于美丽，旧金山的有些部分依然美得令人咋舌，但许多城市居所的房舍状况却再糟糕不过，还有些地区［尤其是市场街（Market Street）南面一带］则俗丽不堪。大量反对发展的游说对工商界嗤之以鼻。“自然资源保护论者”因最近成功阻止开发商对该市一家旧军械厂进行改造而欢欣鼓舞，而那家旧军械厂正日益破旧不堪。
哈斯泰特所在的这片贫瘠、乏味的地区却恋上了发展。从芝加哥赛车场到约克维尔（Yorkville，哈斯特尔特曾在这里任教）和狄克逊（Dixon，里根在这里度过了他的大部分童年时光）一类的乡村小镇，新的房舍就像一支大军，笔直往西穿过大平原。这些房舍的后面坐落着各种郊区繁荣发展的配套设施，尤其是大型学校和“巨型”购物中心。自从哈斯泰特1980年进入政界以来，他曾任教过的学校规模已经扩大了一倍。主干道路两边是一排排的购物中心，里面到处是大超市，似乎是专门要来检测一下经济规模原理的极限。
两个地区的第二个重大区别是家庭生活的相对重要性。蜂拥而去哈斯泰特所在地区的人们大多数只为了一个理由：抚养孩子。他们需要空间来建造自己的大房子——许多房子占地超过370平方米，并且免受城市负面生活（尤其是犯罪）的影响。在适合高收入者生活的圣查尔斯市（St．Charles），85%的居民拥有自己的房子，即使是在普普通通的埃尔金市（Elgin），也有70%~75%的居民拥有自己的家园。
旧金山的关注点与此大为不同。在20世纪的前半叶，由于拥有漂亮宏伟的公园、学校，并大量向家庭供应住房，旧金山曾是美国最适于家庭生活的城市之一。20世纪中叶广受欢迎的电台节目《一个人的家庭》（One Man ' s Family ）是对在金门桥下安家的一曲欢乐颂歌。但现在，旧金山有孩子家庭的比例在美国是最低的（当地人开玩笑说，旧金山的狗比孩子还多）。几乎70%的旧金山人是单身。不仅因为这里是美国的同性恋之都，还因为这里的单身年轻人和独居老人特别多。旧金山的房地产市场和学校制度让家庭失去信心，只有35%的旧金山人拥有自己的家。与此同时，租金管制既冻结了地税部门的发展，又使反对发展的心态机制化。大量的移民——有一半的学龄儿童在家中讲的不是英语——以及差劲的管理，使得公立学校体制扭曲变形。中产阶级的父母要么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要么从旧金山往外移居。
在这两个地区也存在着令人有些吃惊的阶级差别。哈斯泰特所在的地区绝对是一个充满欢乐的中产阶级的美国，只有少数高级主管住在几百万美元的房子里，把孩子送往私立学校，而大部分人属于广大的中产阶级。他们在同样的巨型购物中心购物，在同样的连锁餐厅（如Chili' s和IHOP）就餐，把孩子送往同样的大型公立学校念书。圣查尔斯市长休·克林克哈默（Sue Klinkhamer）指出，本地的学区是如此之大，即便是普通人也可以像百万富翁一样，把孩子送到同样的学校念书。
相反，旧金山看起来更像是一个贵族社会。它是美国一些最富有家族的居住地，许多家族是巨额财富的继承者而非创造者，如盖提家族（the Gettys）。旧金山也有大量的单身专业人员，他们有足够的可支配收入，过着像《欲望都市》（Sex in the City ）中的人一样的生活。然而，旧金山也是美国最大的无家可归者聚集中心，聚集了8000~16000人，其中许多人吸毒、患有精神病、露宿街头。加利福尼亚州图书馆馆长凯文·斯塔尔（Kevin Starr）对他成长的这个城市做出了一个辛辣的结论：“这是一座海滨小城卡梅尔（Carmel）和印度城市加尔各答（Calcutta）的混合体。”
中产阶级的伊利诺伊州同贵族的旧金山之间的反差，延伸到了其众议院代表的身上。哈斯泰特在约克维尔高级中学教授历史、政治学并担任摔跤教练达16年之久［他的妻子琼·哈斯泰特（Jean Hastert）同在该校教授了36年的体育］，他钟爱旧车、运动、务农。相反，佩罗西显得更贵族化，她的父兄都曾担任自己家乡巴尔的摩市的市长，她受旧金山另一个政治王朝伯顿（the Burtons）家族庇护。她的丈夫是旧金山一位著名的商人，佩罗西夫妇是旧金山社交文化场合的常客。
这两个国会选区的政治文化就像水与火一样互不相容，这并不怎么令人吃惊。在哈斯泰特的选区里，就连民主党人也声称自己支持小布什，而在佩罗西的选区里，代表旧金山东半部的州议员马克·兰诺（Mark Leno）虽然是个赞成“跨性别者权利”和医用大麻合法化的同性恋者，却自我标榜为“保守派”。这两个选区之间在政治上的分歧还不仅仅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旧金山是一个政治活动家会聚的城市。塞西尔·威廉姆斯（Cecil Williams）自称“解放牧师”，他在旧金山高犯罪率的贫民窟管理格莱德教堂（Glide Memorial Church）。他夸口道：“我们不是单搞一种示威，伙计。我们搞各种示威。”美国反伊拉克战争规模最大的示威就发生在旧金山。活动家总是把这一特点归因于该市的高教育水平——旧金山超过一半的人口拥有本科或研究生学位。政府是旧金山最大的雇主，这也是一个非营利基金会趋之若鹜的地方。
唉，热衷政治并不一定会造就管理良好的城邦，旧金山的政治格局是有缺陷的。权力由市长和经常争吵不休的市议会分享，而11位市议员并不是全市统一选举的，而是由各区分别选举，这种格局使得狭隘的地方主义得以制度化。加上旧金山的人们热衷于投票，因此还真的需要有对付城市僵局的窍门。
伊利诺伊州的情形完全与此相反。哈斯泰特选区的选民偶然会出来集会，例如为了纪念“9·11”事件。而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对高额财产税感到气愤，但是他们并不热衷于政治。哈斯泰特离家时帮他照料200英亩农场的那些人，迄今一直回绝他邀请他们第一次到首都华盛顿看看。然而，地方政治却似乎运转得很好，街道干干净净，学校办得成功。奥罗拉市（Aurora）和埃尔金市两个蓝领工人式的市长，做了大量的工作来使城市获得新的生机。
另外两点价值观上的差异尤其引人注目。第一点差异是对宗教的态度。尽管哈斯泰特所属的右派美国，并不像得克萨斯州（他的伙伴汤姆·迪莱在那里称雄）的舒格兰那样有着下地狱受火热酷刑的看法，但是宗教依然重要。人们兴建新教堂，扩建旧教堂。在芝加哥郊区，有些教堂的教众有数千人之多；而在偏远地区的一些小镇，酒吧只有1家，教堂却有7座。相反，旧金山多年来都在关闭教堂。天主教的大主教一度是旧金山最有权势的政治人物，而如今在这个几乎世俗的城市里，他只不过是一个边缘人物，他发出的声音只是从佛教徒到撒旦教的众多声音中的一种。
第二点差异是对社会混乱的态度。哈斯泰特所在的选区得到精心维护，并且相对来说没有流浪汉等城市病症。圣查尔斯市长克林克哈默说，她最近接到一个电话，抱怨当地一座桥上有蜘蛛网，当天她就叫人清除掉了。而在佩罗西的选区，街上到处是乞丐。市政厅的联合国喷泉最近不得不用墙隔开来，因为流浪汉把那里当作公共盥洗室。然而，这座左倾的城市却挑衅性地反对效仿纽约市长鲁迪·朱利亚尼冷酷的保守主义策略。旧金山的做法离纽约的零容忍做法相去甚远，无家可归者在这里每月可从政府得到生活津贴，并从宗教组织得到免费食品。最近，一项建议给予流浪汉关心而非现金的公民投票，因法律上的细节问题而被取消了。
保守主义获胜了吗
关注一下“佩罗西地带”和“哈斯泰特地带”，人们不难明白为什么美国政治已经朝右转了。如果说美国政治是一场拉锯战，那么它也是一场不平衡的拉锯战。想象一下丹尼斯·哈斯泰特和南希·佩罗西分别处于拉锯战的两端，你就会明白是哪一方的双脚悬在空中了。在两个美国的战争中，哈斯泰特地带正在赢得胜利。
我们得承认，美国保守主义还远未赢得彻底的“胜利”。 [3] 尽管有一位共和党总统、一个由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以及在世人的记忆中从未有过比这更多的共和党州议员，但是，正如约翰·麦凯恩所说，美国政府正“像醉汉一样”在花钱。至于文化战争方面，离婚率现在是开放的20世纪60年代初的两倍多，而单亲家庭则是那时的三倍。即使是那些健康的连锁宾馆，如假日酒店，一经要求也会提供露骨的色情节目。而且，美国依然是一个两极化的国家，下一次选举很有可能会抛弃一位保守派总统。
然而，即使将这些要注意的事情和局限包括在内，美国政治中也已经发生了一些相当值得注意的事情。谁能想到2004年的总统选举在某种意义上是民主党的最后一次机会？保守主义在过去半个世纪里有所斩获，登记注册的民主党人数稳步下降。然而保守主义的进展比这些都深远得多。右派一方的意识形态势头与20世纪60年代左派非常相像。回到普雷斯科特·布什的年代，J．K．加尔布雷斯断定所有重要人物都是自由派，那时人们认为保守主义只是一种“妄想狂时尚”“政治病理学”或“焦虑状态”，对其不予理睬。20世纪60年代，伟大的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遭遇了巴里·戈德华特，于是陷入气急败坏的华丽辞藻之中：“在我们的整个历史中，有哪个人的想法会如此奇怪、如此过时、如此自我混淆、如此与美国的基本共识相距遥远、如此过头呢？”然而，戈德华特这一形成于南方的怨恨和阳光地带乐观主义的奇特运动，却在不断扩大和深化。如今，如果你听到有人气急败坏地说候选人与美国基本共识相距遥远，那多半是拥有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人在谈论约翰·克里总统的竞选。2004年1月，《纽约时报》宣布任命一位记者来报道“保守派”并“调查保守派在宗教、政治、法律、商业和媒体中的力量”，你可以认为这份全国性的报纸是在心照不宣地承认，它漏掉了过去半个世纪里美国政治中最重大的事件。 [4]
美国政治中心向右偏移的程度，可以用现任总统及其前任来加以说明。首先要说到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首位担任过两届总统的民主党总统，他像一位艾森豪威尔式的共和党人进行统治，才取得了那样的成就。现在，普雷斯科特·布什的孙子减了税、取悦宗教右派，总的来说统治得像一位阳光地带的商业大亨。这当然不仅惹恼了美国1/4的自由派，小布什可能像1945年以来的任何一位总统一样，激起了许多的敌意。但引人注目的是，小布什使民主党陷于一个仅仅是反布什政党的境地，民主党成了月亮而不是太阳。既然小布什赢得了连任，他定会继续推进保守主义议程，包括重新规划社会保障，坚定地减税，将更多的钱投入美国的军力之中。即便是约翰·克里当选总统，他能做的也只是重建原状、减少对超级富豪的减税和（部分地）修复与外国人的关系之中，但总的来说还是在应对由右派规定的议程。
1955年，《国民评论》敦促读者阻断历史并制止当时的两大运动——集体主义和世俗化，当时那只是一种有点堂吉诃德式的做法。然而时至今日，这两种阴险的欧洲舶来品都正受到巨大的抗击。在富裕世界中，美国是最具宗教性的国家，教堂里教众满满，福音派基督徒阔步向前，万能的上帝在所有公共政策中显现。至于集体主义则已几近崩溃。在美国政治中，这不仅仅是每个人吟唱自由市场的赞美诗，哈斯泰特地带足以说明，私有财产已经变得更加普遍——拥有自己房屋的美国人数量前所未有地多，并且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房屋的规模由于郊区化而扩大了一倍。 [5] 与其他国家的人相比，美国人对教育、医疗开支、退休计划和投资领域的控制权要大得多。虽然政府开支在增加，但美国保守派也同样有能力从国家抽身——越来越多的人在家教育孩子，分离主义计划社区也在增加。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保守主义运动刚刚开始时，美国似乎注定会成为欧洲：更大的福利国家，更严格地限制枪械，终止死刑。而今天，美国例外论出乎意料地重新占了上风，这大部分归功于右派的力量。从人口统计学到军费开支，大趋势显示，欧美之间的鸿沟在未来几十年中肯定会加大。
那么，保守主义是如何取得如此大的进展的呢？保守主义回应道，答案很简单，就像所有成功的产品一样，保守主义满足了一种人们还没完全意识到的需求。回顾过去，历史和社会学都是站在保守主义的一边。美国一直是一个保守国家，沉浸于宗教之中，喜欢商业，对国家怀有敌意。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口增长多发生在美国的保守区域——南方和郊区，而不是在民主党的都市或自由派的东北部。民主党的突然左转使得那个沉睡的保守主义巨人苏醒过来。然而，保守主义的成功，显然不仅是满足了潜在的需求，这一运动还形成了自己的市场。
现代保守主义运动有点像黑格尔式的辩证哲学。先是思想家谈论市场或宗教重要性，然后出现一大批减税者和福音派基督徒，赋予那些思想以政治声音。回望弗雷德里希·冯·哈耶克和威廉·巴克利，或者更近期的保罗·韦里奇和埃德温·福伊尔纳，保守派的良好组织和对思想重要性的关注程度令人吃惊。保守派殚精竭虑地建立智库、压力集团和媒体明星的反权势集团，初衷是抗衡自由派的权势集团，而现在自己却也变成了权势集团，并且比对手要锋利得多。民主党现在才开始考虑要建立自己版本的传统基金会。保守主义的美国不能够陶冶人们的情操——这勾起了人们对比尔·克林顿所作所为的记忆。但是，就长期而言，这有利于政治的有效性，尤其保守主义运动已加紧了对共和党的控制。
从战略方面讲，变化是压倒性的。罗素·柯克指出，一度“失声”的哲学现在却发出了千种声音。确实，这种哲学有矛盾和古怪之处。但此刻，右派在市场高低两端的争论中双双赢得了胜利。过去2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是它在精英中营造了知识氛围。引人注目的是，最优秀的自由派思想家已陷于被动回应保守派观点的窘境。与此同时，美国右派也掌握了民粹主义的艺术，将一股过去常常受经济不满因素和威廉斯·詹宁斯·布赖恩这样的左派煽动家驱动的力量，重新定义为文化抗议的呼号力量——它表达了美国普通人对喋喋不休的自由派富豪精英的愤怒。
我们讲述的是保守派的成功故事，也是自由派失败的故事。美国自由主义作为思想主体，一直生活在自己往昔的阴影下。20世纪60年代，自由派表现得仿佛正在重新塑造这个国家一样。然而，虽然“伟大社会计划”毫无疑问有种种好处，但这个大实验却做得过头了，结果使得民粹主义高涨。如今，美国自由主义分裂成了两个部分：一是单一压力集团（教师工会、堕胎权利活动家等）的集合体；一是尚不成熟的左派抗议运动，它对右派取得的进步怒不可遏。美国自由主义不再是一种充满自信、有能力超越压力集团的自我利益或愤怒左派的自我放纵的统治哲学了。这就是为什么同代人中最有才华的民主党政治家克林顿，却以艾森豪威尔式的统治告终。这也是为什么他的妻子——如果她有机会的话——也将以这样的方式告终。
这种胜利在哈斯泰特地区和佩罗西地区得到了反映。伊利诺伊州无情的郊区化与共和党化之间的关系，并不像老大党宣称的那样是自动的。例如，随着哈斯泰特地区从芝加哥吸引了更多移民和年轻专业人士，这些地区的民主党人数也随之增加。里根孩童时代的故乡狄克逊拥有一位民主党市长，不过这位市长投票支持里根，并将小布什描述为一位“伟人”。然而，哈斯泰特地区同样反映了全国性的画面——民意调查显示，偏好共和党政策的郊区居民比民主党高出大约15个百分点。带着孩子参加体育运动的妈妈们可能不喜欢哈斯泰特有关堕胎问题的“南方人”观点，商人可能会强烈抱怨小布什的赤字，但是大多数选民都支持共和党低税收、严厉判处罪犯、稳固家庭和在国家安全方面的强硬措施。
我们再次强调，不要为政党的标签所迷惑。哈斯泰特地区将拥抱特立独行的民主党人——他们调整信念，以符合那些拥有自己的住所且每周日上教堂的人的首要需求。但是，这些地区很难被引回到旧金山民主党一翼支持的那种老式“欧洲自由主义”。拥有豪宅、商业街和超级大教堂的平原地带不会渴望大政府，不会同情法国领事馆，也不会容忍四肢健全的乞丐侵入，乞丐在旧金山能做的事情在这里都不被容忍。
虽然美国是否会变得更加共和党化还需拭目以待，但是美国明显已经更保守，欧洲特性更少了。无论我们喜欢与否，都必须与右派美国相处。问题是如何与之相处呢？
美国国内的答案
首先考虑一下美国国内的非保守派。对许多自由派来说，与右派美国相处似乎定难做到。直截了当地说吧，自由派痛恨小布什。他们认为这样一位凭偶然因素当选的总统，无权将势均力敌的选举当作推行激进保守主义政策的发射平台，无权向伊拉克开战，无权积累巨额的赤字，无权禁止晚期堕胎，无权以彻头彻尾的得克萨斯作风行事。2003年《新共和》（New Republic ）的一期封面上，乔纳森·蔡特（Jonathan Chait）不仅仇视小布什的政策，而且从走路姿势（“弓着肩，胳膊肘从身体两边张开”）到谈话方式（“被伪民粹主义鼻音掩盖的闹哄哄的自信”），仇视有关他的一切。这一事实让他醉心，他写道：“我甚至仇视他那些似乎人人都喜欢的东西。” [6] 仇视布什成了美国增长最快的业务，其中迈克尔·穆尔、阿尔·弗兰肯和保罗·克鲁格曼是个中翘楚，该领域中的每位作家都急切地要打入这一市场。有位加拿大人甚至写了一本布什仇视者手册，他加入美国国籍只是为了投票反对这位总统。 [7]
今天对小布什的仇视，与昨天对克林顿的仇视惊人地相似。可还记得对克林顿经营毒品和进行谋杀的指控吗？名为“布什家的尸体计算”（Bushbodycount.com）的网站汇编了一串它所说的自约翰·肯尼迪以来被布什家族除掉的人。可还记得理查德·梅隆·斯凯夫向他那为了消除克林顿的“阿肯色州计划”投入大把现金？2004年，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投入了2700万美元准备打发走小布什，他把这描述为“我生命中最关注”的事业。 [8] 名为“回击”（Counterpunch.com）的网站把小布什比作希特勒，只勉强承认“小布什不如希特勒那样雄辩”。
从选举上说，这种应对右派的战略几乎是自寻败局。大多数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喜欢小布什其人甚于其政策。越是妖魔化小布什，就越是强化了他的基础并疏远了游离选民。自由派美国怒火的下面潜藏着恐惧——恐惧民主党正无情地变成少数党，恐惧小布什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美国，恐惧本书的观点是正确的。20世纪30年代，富兰克林·D．罗斯福利用在国会的稳固多数（以及在最高法院的微弱多数），为福利国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30年之后，林登·B．约翰逊利用肯尼迪遇刺的震惊效应和自己对戈德华特的压倒性胜利，建立了“伟大社会计划”。20世纪80年代，罗纳德·里根抓住“卡特萎靡期”的记忆，将公共开支的平衡从提供福利转向了加强美国的力量。在许多自由派的眼里，小布什利用了“9·11”事件，把美国推向了更保守的方向。这就是为什么对小布什的仇视看上去似乎比对克林顿的仇视更加激烈，甚至更加绝望。
美国自由派将注定在愤怒或绝望的震撼中度过余生吗？他们能够找到一种与右派美国相处的办法吗？荒谬的是，过去曾大大有利于保守主义的两样东西——美国宪法和美国的巨大规模——今天却给了自由派希望。自由主义的美国受到分权的保护。例如，最高法院可以把小布什送进白宫，但自那以后，从允许平权法案，到取消禁止同性恋性交，甚至到同意对关塔纳摩一个囚犯的案件进行听证，它已经做出了大量著名的自由主义判决。
更具普遍意义的是，联邦制使得自由主义能够在地区层面繁荣发展。自由派市长依然可以统治自由派城市，如旧金山；自由派州长依然可以统治自由派州，如佛蒙特州。联邦制也为温和派共和党人提供了一个避难所。如果乔治·帕塔基和阿诺德·施瓦辛格崛起于目前走强硬路线的国会共和党，那么他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了。但是作为纽约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州长，他们却发挥了相当的政治影响力。在其他大多数国家里，只有一把政治梯子值得向上爬——如威斯敏斯特的英国议会——因此政党大佬是非常重要的。在美国，意识形态的反叛可以在州一级为自己建立成功的履历。
地理因素有力地加强了这种灵活性。在一个如此辽阔的国家里，任何集团都很难专横地对待他人的希望——即便是现代保守主义运动这种具有协调性的集团也是如此。这是关乎实力政策的问题。尽管党派偏见在增加，但美国依然存在温和的中间派，这是任何共和党总统都不能忽视的。小布什可以签署法案视晚期堕胎为非法，但即便这样做，他也要咕哝一下，这个国家并不想禁止所有类型的堕胎。
回顾美国的历史，历史学家罗伯特·维贝（Robert Wiebe）注意到，“使美国人聚合到一起的是人们分开生活的能力，社会的基础是分割”。如果不喜欢邻居，只要搬到自己喜欢的地方即可。贵格派离开了清教徒的波士顿来到费城生活，摩门教徒艰苦跋涉穿越美国来到犹他州生活，最近同性恋者迁到旧金山这样的城市，甚至迁到了同性恋者把门的社区。技术加强了人们对这个世界的选择能力。不太久以前，美国人只有3家电视台可供选择——社会保守派因完全受控于自由派而愤怒不已。如今，有线频道的扩散和互联网的爆炸式发展意味着没人有理由感到自己被剥夺了公民权。自由派和保守派有很好的机会分而共处。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珍爱一种道德上的联邦主义传统，它使得这样的“共处”相对容易些。美国的先贤们竭力使联邦政府超脱于公民道德事务。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56篇）中指出，不同的团体以不同的速度前进。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则在《联邦党人文集》（第17篇）中认为，任何将某种集中道德强加于人的企图，将“既麻烦，也无效”。这种道德上的联邦主义从来就不合适。我们在本书中对约翰·阿什克罗夫特如此苛刻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专横地对待美国天性中对多样性的承诺——而这有损于他珍爱的事业。联邦政府有的时候应该介入对个人和宪法权利的保护。现在很少有人会质疑联邦政府使用自己的力量来使南方的种族隔离制度解体的正确性。但总的来说，联邦政府应该对包括同性恋婚姻在内的一些问题态度谨慎，而有理性的人们可以在这些问题上存有分歧。必须承认，不同群体有不同的政治观和道德观。注意一下大城市是如何以71%对26%的差额投票支持戈尔，而小城市和乡村却以59%对38%的差额投票支持小布什的。 [9] 只要可能，就应该试着允许那些群体自己做决定，而不是迫使他们向华盛顿卑躬屈膝。分歧意见的存在为这个国家提供了一个避免无休止文化战的最佳机会，以免一方利用联邦政府的力量来强迫另一方接受自己的观点。
国外的观点
在国内与右派美国相处的问题已经够具挑战性的了，但是与在其他国家所引发的问题相比，则显得微不足道。一则是因为国外几乎没有任何人对右派掌控美国有嘉许之词。如果说小布什在国内导致了舆论的分裂，那么他在国外则使舆论团结——团结一致地反对他。在法国和德国，分别只有10%和15%的人赞成美国的外交政策。 [10] 伊拉克战争期间，托尼·布莱尔不顾国内的激烈反对支持小布什。2003年11月，千百万英国人游行抗议小布什访问他们的国家。当问及他们会把他们的客人和盟友与什么样的特点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有60%的英国人说他是“世界和平的威胁”，有37%的人说他“愚蠢”，还有33%的人说他“语无伦次”。只有10%的人发现他“聪明”，另有7%的人说他是一位世界好领袖——而这些数据来自一个被小布什称赞为美国“在世界上最亲密的朋友”的国家。 [11]
再则是因为美国之外几乎没有谁理解保守主义能够形成气候。国外对小布什第一任期的普遍看法与此完全相左：当美国恢复理智并摒弃小布什的时候，右派国家就会消失。2004年11月3日，大多数外国人的心态正如保利娜·凯尔（Pauline Kael）1972年的心态，这位《纽约客》（New Yorker ）杂志的影评人说：“我不知道为什么理查德·尼克松获胜了，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人投票支持他。” [12] 在美国，大多数自由派意识到，在哈得孙河和帕萨迪纳未开化的荒野之间，潜藏着一个巨大的保守主义美国。相反，大多数外国人只知道凯尔和佩罗西的美国，他们从电影甚至个人经历中（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旅游业一直是旧金山最大的产业）熟悉了旧金山。对欧洲人来说，旧金山紧凑的结构、左派的政治和自由的氛围，使他们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哈斯泰特所属的美国是他们未曾涉足的地方。因此，在4年中他们一直认定小布什只是一个异常现象，就像是一个理智的朋友找了一个完全不适合的情妇。2000年至2004年间，法德两国外交政策的副标题可以说是“等待噩梦结束”。
随着世界其他地区日益理解美国保守主义的核心内容，紧张情绪必然增加。先进的技术正使得自由主义的美国与保守主义的美国能够分开相处，也使得美国在世界各地成了一股无所不在的力量。无论走到哪儿，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都是当地的头条新闻。世界其他地方前所未有地与红、白、蓝纠缠在一起，而如果从民意调查、游行示威和使馆区 (1) 的情况来看，世界其他地方并不很喜欢美国。正如《纽约时报》的外交事务专栏作家汤姆·弗里德曼（Tom Friedman）所说，美国越是卷入世界，它就越是变得具有“放射性”（radioactive）。
事情真的那么糟糕吗？有一种信以为真的危险，我们的一位同事将其称为“人类堕落之前天真无邪的幻觉” [13] 。布什之前并没有一个黄金时代，而世界上的问题由人类议会 (2) 以有限的智慧来处理。20世纪90年代，充斥着西方应该干预却未能干预的例子（例如，阻止卢旺达的种族灭绝），充斥着西方干预失败的例子（斯雷布雷尼察和索马里），充斥着只有回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护佑才能够成功的例子（科索沃）。西方就连萨达姆·侯赛因、朝鲜和中东诸问题都应付不了。
过去的日子并非天真无邪，然而在小布什出现之前，西方盟友的确比今天更团结。美欧双方在大量事情上依然可以愉快地携手，看看那些情报小组委员会和知识财产工作小组吧。在大量的议题上，美欧双方之间依然存有共同利益。但是，一个国际联盟不能仅仅是盟友们在一起各做各的事。小布什是否有权期待法德两国像布莱尔那样与他一道去攻打伊拉克，对此人们可以争论。但是，这位美国总统至少有权期待他的盟友，在如此关乎美国利益的一个问题上——无论对与错——不通过游说去反对他。就像布莱尔对下议院所说的那样：“伙伴不是奴仆，但也不是敌手。” [14] 这可以说是整出戏里最精彩的演说。同样地，从欧洲人的观点来看，布什政府可能不喜欢欧洲人如此珍视的国际刑事法院，但在自己确定退出以后，四处威胁别的国家不要加入国际刑事法院，也很难说是盟友的行为，而美国正是这样做的。有位欧洲外交官指出：“我们只要求美国善意地忽略，这种要求过分吗？” [15]
那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应该是双方的行为更成熟，尤其是在言辞方面。很难想象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在2003年1月22日贬损盟友为“老欧洲”有什么好处，更不用说他数日后将德国比作利比亚和古巴的做法了。得克萨斯州的国会议员奋力羞辱法国人倒没什么不好，但是在黎巴嫩这样的地方，法国人作为维和者，证明了自己的专业能力和勇敢精神。在大西洋的另一边，《卫报》和《世界报》这样的欧洲报纸如今经常刊出漫画，就像将黑人描画成用骨头在鼻子上穿孔的人那样，将美国人描画得总是那么肥胖臃肿，那么粗野无礼，那么嗜血成性。还有另一种人类堕落前的无知，这种无知是如此刻意而为，以至于它近乎恶意。在欧洲，人们经常因小布什没有签署《京都议定书》和拒绝国际刑事法院而攻击他，却对比尔·克林顿的冷漠避而不提。欧洲人几乎没有认识到，是小布什使美国的援助预算增加了50%，小布什是第一位赞同巴勒斯坦国的美国总统。在保守主义的美国，反对美国的政策被反复归罪于雅克·希拉克，人们却没有注意到绝大多数的美国盟友都不赞成伊拉克战争。即便在拉姆斯菲尔德眼中忠诚的“新欧洲”，也有70%~80%的匈牙利人、捷克人和波兰人反对美国的伊拉克战争。 [16]
如果把目光放得比诽谤和中伤更远一些，那么西方同盟的状况既比第一眼看上去要好得多，同时又要糟糕得多。之所以说要好得多，是因为伊拉克的悲剧给了右派美国一个严厉的教训，让它明白了软实力的重要性。“让他们又怕又恨”（oderint dum metuant ）的哲学，对于一个试图发动全球反恐战的国家来说，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打击恐怖主义需要赢得“民心”。美国的实力再强大，它的民心也只占世界的5%，让其他大多数人带着疑虑来看你是没有什么好处的。美国的杀伤力是伊拉克难以平和的一个原因，美国的杀伤力使其得到国际支持变得更为艰难。小布什政府由于受到指责（尽管它不愿意承认），自那时以来已经开始追求以多边的方式来管理和平，它也再次强调以多边主义来处理伊朗和朝鲜问题。
然而，就短期而言，如果说实用主义可能将西方伙伴聚到一起的话，那么，就长期而言，其他两件事情则会使它们分道扬镳。第一件事是美国与其盟友之间的硬实力差距，这种差距在下一次危机出现时有可能会变得更大。右派美国正在国内积蓄力量，美国也正在世界上充分地积蓄力量。我们提到过世界上国家之间国防开支的巨大差距，但这种差距是由经济力量和人口统计学做支撑的。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和研发开支已经分别占世界的30%和40%，它似乎也是唯一经济能够快速增长且人口年轻化的先进大国。 [17] 到2050年，美国人口的中位数依然为36岁左右，而欧洲则会上升到38~56岁之间。任何全球性的问题将依然是美国的问题。
对于西方联盟状况持悲观主义的第二个原因，执拗一点说，乃是反恐战。尽管言辞上都说反恐战是一场西方的共同斗争，其实是根本不对称的。冷战期间，大西洋联盟因面临一同毁灭的共同威胁而团结在一起，这种情形已经不复存在。温斯顿·丘吉尔把绥靖者定义为希望大鳄会先吃掉别人的人。但是，在基地组织看来，欧洲人所感受的程度不及美国人，而且许多欧洲人认为，如果领导人不去像美国那样与激进的伊斯兰组织对抗，他们就会更加安全。2004年3月基地组织在马德里发起的攻击改变了选举的结果，部分原因是西班牙选民认定，他们的政府因支持小布什入侵伊拉克而使国家变得更加脆弱。许多欧洲人不明白有什么理由要在一场新的战争中跟在美国身后唯命是从，他们认为这场战争是美国自找的。
当欧洲人解释自己为什么不愿意追随美国领导的全球反恐战时，大西洋联盟中两处最大的伤口为他们提供了畏缩不前的便利“原则”。第一个伤口是伊拉克战争。华盛顿所犯的错误——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夸大其词、重建规划失败等——为欧洲人提供了又一个退缩的借口。第二个远为有力的借口是巴勒斯坦人的困境。许多欧洲人认为，只要美国对这一阿拉伯人所遭受的最大不公持如此片面的观点，就很难在这一地区有所成就。毕竟，右派所敬畏的同样勇气十足的以色列，在世界的大部分地方都被看作是贪婪攫取土地的怪兽，它在别人的土地上建立定居点，向人口密集的城市发射火箭弹，并且否认基本的人权。2003年欧洲的一项民意调查中，以色列被视为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而且中东是许多西方联盟私下里言辞恶毒的诱因。一方抱怨说美国的外交政策为一个犹太人阴谋小集团所操纵，而另一方则还之以指控欧洲人的反犹主义。无怪乎托尼·布莱尔这位费最大气力使西方联盟黏合在一起的政治家，要花如此多的时间和资本来推动小布什在巴以争端上的进展。他激情洋溢地对下议院做有关伙伴和敌手的演讲：“我相信没有任何问题比巴以问题上的进展，更能够有力地使世界社会重新团结起来。” [18]
欧洲的挑战
为了同右派美国更容易相处，欧洲人能够怎样做呢？有四件优先要做的事情——三件是正面的，一件是负面的。第一件优先要做的事是缩小硬实力的差距。只有当欧洲人为自己的防务承担更多的责任时，欧美之间才能够建立起一种成熟的关系。冷战期间，西欧的军事开支大约相当于美国60%的水平，如今则接近40%了。 [19] 此刻，欧洲在捡美国军力的便宜，这种情况引起了美国的怨恨和欧洲的不负责任。
力量不应仅限于坦克和战舰。在1945年至1990年间，欧洲的经济基本赶上了美国。西欧的平均收入由1950年相当于美国50%的水平，上升到超过80%（较富裕的西欧国家已基本上与美国持平）。 [20] 但欧洲大陆结构改革的失败使之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自1995年以来，世界经济增长大约60%来自美国。美国工人的产出比欧洲工人更高——而且他们要比欧洲工人每年平均多工作300小时。德国工人每工作5小时，美国工人就要工作6个多小时。
第二件优先要做的事情与雄心壮志有关。欧洲缺乏硬实力，从而在外交政策中滋生了更深的不快。在某种意义上，伙伴角色已经混乱不清了。25年前，理想主义的欧洲左派提出改变世界的空幻计划，并且对基辛格的实力政治感到气愤，现在则是美国右派有一个使中东民主化的空幻计划，而欧洲左派则在谈论不干涉主权国家事务的必要性。 [21] 这种“明枪易躲”（devil-you-know）的偏好，在2003年3月10日雅克·希拉克的承诺中得到了体现，他承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在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伊拉克战争的决议。 [22]
第三件优先要做的事情是重新设计联合国。如果欧洲人坚持美国应恪守多边体系，那么他们就必须重新设计这些多边机构，以应对全球恐怖主义的威胁。尤其重要的是，他们必须帮助建立一种使用先发制人武力的可信的多边机制。科菲·安南（Kofi Annan）2003年10月警告说：“如果各国对联合国的合法性打折扣，并且感觉它们能够而且必须单方面先发制人地使用武力，那么这个世界将变得更加危险。” [23] 他的警告并没错，但是，有两件事不能忽略：第一，在应对像基地组织这样没有国家的恐怖主义者和所谓的“流氓国家”时，传统的遏制和威慑政策并不管用；第二，在联合国的制度内是很难先发制人的。目前只有在两种情况下允许使用武力，《联合国宪章》中第51条规定的自卫，以及联合国安理会实施的制裁。联合国需要对一些新的指导方针（或许就包含在第51条内）达成一致意见。欧洲人也要直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留下的联合国安理会进行重新设计的要求。例如，如果不给日本、德国、印度和巴西这样的国家否决权的话，也可以给予它们常任理事国的席位。
第四件优先要做的事情适用于美欧双方，即防止西方联盟内部的政治分歧蔓延到经济之中。当政治争论的是战争和核武器时，对钢铁、木材和乳罩征收进口税似乎有点流于世俗了。但是，美国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差距不断加大，有可能威胁全球自由贸易秩序的基础。这种风险是，关于政治的分歧会形成贸易集团。欧洲堡垒会反对美国堡垒，这不仅是两个城堡之内的人们的悲剧，而且也可能是被拒于这两个城堡之外的发展中世界的悲剧。
正义的国家
右派美国本身怎么样呢？它能使自己更容易相处吗？存在妥协的空间，但或许比世界其他地方所要求的更小。
布什政府在一长串事件上引起了不必要的摩擦，错误早就开始了。无论《京都议定书》废弃与否，真的有必要表示自己毫无遗憾吗？将之归咎于在参议院不可能取得一致不是更好吗？但真正的伤害发生在“9·11”事件两年后。无论怎样衡量，布什政府都在一段相当短的时间里耗掉了——许多人说是挥霍了——国际上巨大的善意。西方联盟的不和并非不可避免，无论老欧洲有什么缺点。“9·11”事件发生后，欧洲本能地与美国站在了一起。《世界报》宣称：“我们现在都是美国人。”北约启动了第五条款，首次宣称整个组织受到了攻击，结果只使得自己在阿富汗提供的帮助被漠视了。
甚至在对付萨达姆的问题上，盟国也相当一致地同意需要做些事情。2002年11月，联合国安理会全体支持美国的第一份决议。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面，事情变糟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是，我们已经说过，许多原因同欧洲国家有关，因为它们用不着意气用事。但美国的杀伤力则对此不利。2003年2月和3月，美国开始兜售第二份伊拉克决议案，这时人们认为美国粗暴专横，美国甚至无法说服墨西哥和智利这样的盟友来支持它除掉萨达姆。在联合国安理会的15个成员中，美国只设法将英国、西班牙和保加利亚吸引到了自己一边。
布什政府在求助于联合国之前，就要求在伊拉克进行“政权更迭”，这样做明智吗？调查还没开展，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就将其当作骗局而嗤之以鼻，这样做聪明吗？让联合国调查组再进行30天的调查，就能在安理会赢得多数支持吗？在温斯顿－塞勒姆（Winston-Salem）进行的第二场总统辩论中，候选人小布什曾发出一通著名的警告：“如果我们是一个傲慢无理的国家，他们就将憎恨我们。”然而，就像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指出的那样，“期待”很快成了布什总统最喜欢的动词——他期待巴勒斯坦人打倒阿拉法特，期待土耳其同意美国立场。 [24] 这种方法不仅明显说服不了被期待者，并且尤其得不到那些通常对美国有好感的人的赞同。直到2003年还担任墨西哥外长的乔戈·卡斯塔涅达（Jorge Casta? eda）说：“拉丁美洲的大多数官员都不是反美的人，我们曾在美国学习或工作过，我们喜欢并了解美国。但由于受到严重的蔑视，我们感到极端气愤。” [25]
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即使右派美国抛开它吹嘘的美国基本准则，它依然在国外激起了致命的敌意。例如，很难想到还有什么比美国对关塔那摩湾“敌方战斗人员”的待遇更能伤害美国的形象。嫌疑犯——甚至是在阿富汗被抓获的嫌疑犯——可能被拒绝见律师，并被迫进入一个最高上诉人为小布什（而他宣布关塔那摩湾的所有在押犯都是“坏极了的人”）的审判体系，这种做法甚至激怒了保守主义的英国——尤其是因为加利福尼亚州白人、“美国的塔利班分子”约翰·沃克·林德（John Walker Lindh）得到了合适的民事审判。虽然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可以说他设计了一个成就独特的司法体系，但是这一司法体系是如此缺乏公正性，致使英国的右派报纸《每日邮报》（Daily Mail ）大声嚷嚷，说要代表英国的两名黑人穆斯林寻求公正，而在其他情况下，《每日邮报》可能会对这两个穆斯林不闻不问。
然而，右派安抚其批评者的意愿明显有限。就像我们在本书关于新保守派那一章中所见，保守主义的美国本能上倾向于单边主义。它总是对华盛顿掌管外交政策机构的那些娘娘腔的老油条疑虑重重，也不信任国际外交机构——尤其是联合国。一位国务院的内幕人士这样描述拉姆斯菲尔德：他所追求的政策不仅蓄意对抗美国的盟友，而且也蓄意对抗他自己所在政府中的有分量的人物。
这不仅仅是顽固不化的问题，拒绝妥协还被谴责为华而不实。小亚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曾评论道：“外交政策是一个国家展现给世界的面孔。” [26] 他指出，美国人总是有两副面孔。一方面，他们是一个实用的民族，喜欢事实甚于理论，喜欢尝试和过失甚于逻辑推论；另一方面，他们总是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血缘。从这个国家清教徒的开端，到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祈求一场反对共产主义的圣战，这种理想主义的血缘都在起作用。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道德优势——把世界分成“支持我们或反对我们”的两派，接受犯罪者的挑战，企图把民主带到中东地区等——也与这一悠久的谱系相一致。
进一步说，虽然美国给世界其他地方带来种种问题，但美国例外论却是这个国家成功的主要原因。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其他地方所鄙视的这些价值观，它们解释了为什么美国能够出类拔萃。例如，美国对资本主义的强烈兴致解释了为什么美国的生产率走在欧洲的前面。20年前，强调社会稳定和高水平公立教育的欧洲模式似乎有不少优点，而现在，美国模式能够更好地应对后工业经济中变幻无常的市场。美国宗教狂热的例外论又怎么样呢？一个世纪之前，马克斯·韦伯主张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联系在一起。今天，欧洲世俗化的胜利似乎与其工作伦理的沉沦紧密相连，就像宗教在美国的幸免于难与其工作伦理的继续存在紧密相连一样。 [27] 1979年至1999年间，美国的年平均工作时间延长了50小时，即3%，而同期德国的年平均工作时间却缩减了12%。而且欧洲人退休更早，失业救济期更长，罢工更频繁。在哈佛大学任教的勤勉的苏格兰人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指出，北欧工作时间的减少与宗教仪式的陡然减少几乎完全一致。 [28]
在右派美国待得越久，就越会为它那种坚定的自信所打动。曾将年轻的小布什从放荡生活中挽救出来的比利·格雷厄姆，曾言简意赅地说道：“我知道自己来自何方，现正在何方，以及去向何方。”同样自信的声音，在我们遇见的本书中的那些人（从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的达斯廷和毛拉到哈斯泰特地区的居民）中间经久回荡。这种自信扎根于右派美国心灵的深处——保守主义的美国是“右派”的，这不仅是从它是保守的这层意义上而言，而且也是从它肯定自己是正确的这层意义上来说的。 (3) 正义性有助于解释我们在本书导论中曾提到的美国的矛盾性：它既是最常受景仰的国家，又是最常受诟病的国家；它既被称赞为成功、机会和进步的象征，又被认为是不宽容、不正义和不平等的象征。这一矛盾将像右派美国本身一样经久不衰地存在下去。
[1] 我们承认把众议长称为首相有点过分，因为众议长是部分地中立的。然而他仍然是本党在国会的领袖。
[2] “Almost Green，”Economist ，December 13，2003．
[3] 参见James Pinkerton，“Is America Conservative？”Tech Central Station ，December 2，2003．http://remotefarm.techcentralstation.com/120203A.htm。
[4] Sridar Pappu，“Off the Record，”New York Observer ，February 2，2004．
[5] David Brooks，“Americans Have Reasons to Be Grateful，”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November 26，2003．
[6] Jonathan Chait，“Mad About You，”New Republic ，September 29，2003．
[7] Jack Huberman，The Bush-Hater ' s Handbook：A Guide to the Most Appalling Presidency of the Past 100 Years （New York：Nation Books，2004）．
[8] Laura Blumenfeld，“Soros' s Deep Pockets v．Bush，”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1，2003．
[9] 2000年11月，美国有线新闻网进行的2000年总统选举选后民意调查。
[10] “America' s Image Further Erodes，Europeans Want Weaker Ties，”The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March 18，2003．
[11] 2003年11月13—14日，由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和“民治”调查机构（Sunday Times/Yougov poll）进行的民意调查。
[12] Terry Teachout，“Republican Nation，Democratic Nation？”Commentary ，January 2001．
[13] Peter David，参见“Over Here，”Economist ，November 22，2003．
[14] 2003年3月18日，布莱尔向下议院发表的讲话。
[15] “For Us or Against Us？”Economist ，November 22，2003．
[16] Fareed Zakaria，“The Arrogant Empire，”Newsweek ，March 24，2003．
[17] Bill Emmott，“A Survey of America' s Role in the World，”Economist ，June 29，2002．
[18] 2003年3月18日，布莱尔向下议院发表的讲话。
[19] Charles Grant，Transatlantic Rift：How to Bring the Two Sides Together （London：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2003），p．28．
[20] John Parker，“Survey of America，”Economist ，November 8，2003．
[21] Ian Buruma，“Wielding the Moral Club，”Financial Times ，September 13，2003．
[22] 全文为：“我的立场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法国都将投否决票，因为它认为今晚不存在开战的理由。”
[23] 科菲·安南2003年10月7日向美国黑人政治家发表的讲话。
[24] Zakaria，“The Arrogant Empire．”
[25] 转引自Zakaria，“The Arrogant Empire”。
[26] Arthur M．Schlesinger Jr．，“Foreign Policy and the American Character，”Foreign Affairs ，Fall 1983．
[27] Niall Ferguson，“Why America Outpaces Europe（Clue：The God Factor），”New York Times ，June 8，2003．
[28] Ibid．
(1) 美国驻外使领馆常会遭受攻击，作者认为这反映出世界其他地方并不喜欢美国。——译者注
(2) 指联合国。——译者注
(3) 此句的英文原文为conservative America is“Right”not just in the sense of being conservative，but also in the sense that it is sure that it is right。其中的“Right”一词在此是个双关词，既有“右派”的含义，又有“正确的”含义，故将此句拆开翻译成两句。——译者注
谢选骏指出：人说“与右派美国相处”——我看与右派美国相处的最好方法就是行贿，彻底瓦解他们的“正确”。实际上不论左右中间派，只要他她们喜欢钱，一切就都好办了。实际上，外国政府正是这么干的——它们通过合法与非法的种种渠道，收卖美国政府要员，培养自己的代理人。何况这些人各个贪腐，干不了几年就腰缠万贯了。怕就怕有天来了个愣头青，愣是不收钱；不过那也不要紧，反正不收钱的就干不了几年。
【后记】
保守派是如何获胜的
那是俄亥俄州立大学校园里一个田园式的春日傍晚，彼时离2004年11月的大选还有186天。大约50名学生和一条狗围绕在真人尺寸大小的小布什纸板画像周围。几件黑色运动T恤衫上写着“忠告自由派：保守主义的要旨”。他们中多数人的纽扣上都别着各种代表胜利的共和党的大象徽章。一只塞得鼓鼓囊囊、外表凄惨的代表民主党的驴，用一根绳子悬空吊在树枝上。
大约晚8点半，学生们聚集在一部电话机旁，倾听与迪克·切尼进行的热线电话，这是一个被宣传为“支持总统集会”的全国性活动的组成部分。当副总统庆祝萨达姆·侯赛因被关进监狱的时候，学生们鼓掌了；而当副总统称赞福克斯电视台的报道“如此准确”时，学生们则开心地叫喊起来。在副总统接到一个为向他致敬而取名切尼的六年级学生的电话，说要保持“牛仔传统”的时候，就连这些保守派斗士也显得有些尴尬。但当那条狗自发地跳起来猛咬那只鼓鼓囊囊的驴时，他们的情绪又恢复了过来。
热线电话是俄亥俄州立大学校园“保守派周”的高潮，这个“保守派周”的内容包括为军人的孩子举办义卖、集会支持对美国的效忠誓言，以及一个枪支趣味日。校园里的共和党成员有300名，并且已经签约雇用600名学生为小布什的竞选做志愿者工作。一位名叫希思的年轻民主党人——他是窥探共和党行动的三名学生中的一人——承认，共和党人在该校园里比他们一方组织得更好。
那一年的年末，小布什赢得了俄亥俄州的支持并获得第二个任期，希思最大的恐惧变成现实了。小布什在俄亥俄州的胜利相对来说并不是很大——他只赢得了118569张选票——但若没有七叶树州（Buckeye State） (1) 的支持，他就赢不了选举人团票。但是在全国范围，他成功地击败了约翰·克里，他所赢得的选民票比美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位总统都要多。他多半是在“红色”的共和党州扩大了自己的优势，同时又在“蓝色”州里蚕食了民主党的优势。布什胜利的同时共和党在参众两院也大获全胜，并且布什的胜利肯定也对这一结果有所助益。共和党在参议院的席位增加到55席，逐渐接近打破阻碍投票的冗长辩论所需的60席。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汤姆·达施勒（Tom Daschle）也是共和党的战利品，他失去了自己代表南达科他州的参议员席位。与此同时，共和党增加了自己在众议院的多数席位，尽管是受惠于有些不光彩的选区改划。事实上，共和党在华盛顿正享有1928年赫伯特·胡佛当选总统以来最持久的权力期。 [1]
这一结果是对自由主义美国的沉重打击，而国外对这一打击也有同样强烈的感觉。《卫报》的反应是：“哦，天哪！”《每日镜报》（Daily Mirror ）则问道：“那59054087个人怎么会这样愚蠢？”而这些报纸都是以英国这个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为基地的。《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 ）承认，“德国人和法国人感到震惊”。雅克·希拉克和格哈特·施罗德（Gerhard Schr? der）几乎掩饰不住自己的失望之情。而在这方面，他们至少反映了这两个国家的人民意志。如果说大选前的民意调查显示约翰·克里在美国有进行一搏的机会，那么他在欧洲那些假想的选民中则将赢得压倒性的胜利。2004年夏，在35个国家中对3.4万人进行的调查显示，小布什只在波兰、菲律宾和尼日利亚3个国家中领先。 [2] 在许多美国最重要的盟友中，这位“有毒的得克萨斯人”的支持率少得可怜，简直是种侮辱——法国5%、荷兰6%、西班牙7%、德国10%、英国16%。
小布什的胜利加深了国外对美国的疑虑。欧洲那些专家过去4年中一直将小布什描绘为窃取2000年选举的入侵者，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他们面临一个令人忧心得多的可能性，即小布什实际上代表了美国人民。
对驴子的凶狠进攻
对于那些宣称他们的论文是经过民意确认的作者来说，没有比这更烦心的事情了。然而2004年的选举再清楚不过地证明了本书的两个核心观点，即保守主义是美国政治的主导力量，以及保守主义解释了为什么美国与众不同。
我们补充了最新的资料，以反映2004年的结果及其直接的后续效应。但我们仍然觉得，值得用2004年的选举情况来衡量一下本书的正题。有些保守派可能会觉得奇怪，为什么一次胜利需要进一步的解释呢？但政治中没有什么事情是轮廓鲜明的。右派美国的胜利可能是2004年的主要事实，但如果透过表面往下看，就会看到一幅具有细微差别的画面。小布什的胜利真的确定了美国政治的重组吗？真的代表了美国保守主义的胜利吗？我们还是从主要问题入手吧——小布什的胜利有多完全？
从右派手中赢得胜利
对2004年选举的任何分析最好都从谦卑的调子开始。如果从有争议的那一天中途开始，多数政治评论家（包括本书的两位作者）都不会认同。最初的选后测验显示，约翰·克里在俄亥俄州和佛罗里达州都有可观的领先。从得克萨斯州飞回华盛顿的总统座机上，小布什的助手们被告知情况不妙，保守派的网站开始推卸责任（普遍的共识是，推动伊拉克战争的新保守派应该遭殃）。到下午茶的时候，莫林·多德和悉尼·布卢门撒尔（Sidney Blumenthal）等自由派评论家已经在英国广播公司预报选举结果了（他们在那里比在美国的电视网络上受到的限制更少）。而在波士顿，一个由好莱坞分遣队带领的狂欢集会已经开始了。可靠的证据表明，结果正朝向创记录的高度发展，民主党的组织人员在全国各地都达到了目的。当克里出面发表一系列卫星广播，以聚起忠实的支持者时，他的主要竞选顾问鲍勃·施勒姆（Bob Shrum）硬把他留下来说，他要做第一个称呼克里为总统先生的人。
当然，那并没有发生。结果共和党的人数比民主党人还多，民主党在一代人最痛苦的失败中崩溃了。那一天折磨人的瞬间胜利解释了为什么倾向民主党的评论家立即开始贬低小布什的胜利。他们认为他的获胜优势并不是压倒性的，根本不能够证明这个国家的政治方向，这种胜利更多是由于细节东西的作用，如个性和策略，而不是基本政治潮流的作用。
从妄想症（共和党在俄亥俄州安装了投票机）到种种怪异情况的出现（有位社会学家在评论我们这本书的时候，甚至认为许多人投票给小布什是因为不知道他是个保守派），左派为小布什的胜利拟了一长串的借口， [3] 同样也找出了众多的替罪羊，包括霍华德·迪安在初选中把民主党向左的方向拉得太远，马萨诸塞州首席法官玛格丽特·马歇尔（Margaret Marshall）的中间投票使同性恋在该州变得合法。不过自由派修正主义者的主要观点有三个：战场氛围有利于小布什（在任总统和战时总统通常能够再次当选），约翰·克里不适合担任总统，共和党的表现并不是真的那么好。《即将出现的民主党优势》的两位作者约翰·朱迪斯和瑞·泰克希拉认为，“小布什再次当选的优势不如比尔·克林顿、罗纳德·里根或理查德·尼克松，并且面对的是一个有缺陷的民主党对手” [4] 。
这些观点有一定的真实性——当然比保守派必胜主义者承认的要多，因此才有本书中一以贯之的主题——右派过度扩张的危险。小布什是历史上再次当选的总统中认可率最低的，且多数美国人确信入侵伊拉克是个错误。在这样的情况下，小布什开始了他的2005年。但是自由派的辩护者依然不得要领。小布什虽然没有赢得压倒性的胜利，但他却无可非议地赢得了胜利——他赢得了51%的选民票，1964年以来还没有哪位民主党人有此佳绩，而且他是在一种充满敌意的政治气候中取胜的。至于民主党呢，他们的问题远比马萨诸塞州那位资历尚浅的参议员来得严重。
小布什尽管是在任总统，但2004年的战场很难说是于他有利。在任总统有时可以在差劲的战争和糟糕的经济中幸免于难，而小布什却要从这双重的困境中求生存。2004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多数选民认为国家正朝错误的方向发展。民主党人反复指出，小布什是赫伯特·胡佛以来，第一位寻求连任时容忍自己地盘中的工作岗位净流失的总统，而由此引发的经济阵痛，传到了许多在选举上至关重要的中西部。2004年，在俄亥俄州用不着走很远就能够发现倒闭的工厂、破损的房屋和因工作岗位出口到国外而对政府愤怒不已的人们。在小布什总统任期的前3年，该州失去了1/6的制造业工作岗位。“布什经济”中表现较差的20个地方就有3个是在俄亥俄州：一是莱马（Lima），它失去了22.9%的工作岗位；一是汉密尔顿－米德尔顿（Hamilton-Middletown），它失去了18.7%的工作岗位；还有一个是托莱多（Toledo），它失去了15.6%的工作岗位。在整个美国，多数选民不赞成小布什对经济的处理方式，而说起总统更喜欢的解决手法——减税，超过2/3的选民认为减税要么对经济不利（17%），要么对经济没有什么作用（51%）。 [5]
俄亥俄州也说明了伊拉克对小布什提出的巨大挑战。巴格达的陷落虽然一时提高了小布什民意调查的数字，但随后反复出现的坏消息侵蚀了这一增长。俄亥俄州像其他内陆核心地区一样，“9·11”事件后爱国主义情绪高涨，以至于人们用美国国旗来装点高速公路上的桥梁。但是该州也遭受到打击。戴顿（Dayton）是美国最大空军基地之一的所在地，而俄亥俄州则是在国外部署后备军人人数最多的州之一。到11月的时候，伊拉克战争已经连续几个月都进展糟糕，选举时的背景是绑架、斩首和军队伤亡。与其将小布什与里根相比，还不如将他与林登·约翰逊相比来得更有意义。约翰逊也是一位深陷外国冒险的来自得克萨斯州的总统，他退出了1968年的初选。
那么，为什么民主党没能把小布什打发回得克萨斯州呢？让我们想一想民主党为失去选举而找的种种传统借口。民主党因内部竞争而分裂，选民关注细节琐事，经济表现反常地好，而或许最重要的是，选民投票率难以置信地低——所有这些借口都与2004年的情况不符。民主党很早就满怀激情地团结在约翰·克里的身后。选举是冲着那些大问题而来的：恐怖主义、伊拉克和减税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选举是等着约翰·克里去取胜的。但为什么他没能够做到呢？
民主党的辩护者在此集中关注约翰·克里战术和个性的种种不足，而没有关注与民主党基本信念相关的问题。没有人会说克里是一个完美无缺的候选人。这个冷淡的新英格兰人，在竞选演讲台上的表现不如小布什，而且从未赢过一次喝咖啡的测试（你愿意同谁共度时光？）。在俄亥俄州这样的地方，小布什比克里——有个外国妻子，有着东北部的根基，全国各地都有自己的公寓，喜欢冲浪这样的外来运动——更能给人一种“正常”人的感觉。（之前三次在俄亥俄州获胜的民主党人都是南方人。）从战术上说，克里也经常被对方打败。一个以越战记录为自己整个过去的基础的快艇老兵，在证词中却回应不了一群持异见的“快艇老兵”对那一记录的指控。当小布什教条式地坚守自己的信念时，这位“观点突变”的参议员却前后反复，使许多人弄不清他支持什么。令人感到同情的是，共和党最具威胁的广告只是引用了克里自己的话说：“在我投票反对870亿美元（用于伊拉克的资金）之前，我确确实实是投票支持这笔钱的。”
然而，克里不是克林顿，小布什也不是里根。像克林顿和里根这样“肯定会赢的人”，一代人中只会出现一次。从许多方面来衡量，克里是一个好的候选人。他至少赢得了三场辩论中的两场——观看辩论的观众创下了历史记录。辩论中，克里与他那个头儿更小、说话更缺乏雄辩术的对手相比，显得更像一位总统。他在军中的履历和在参议院中的外交事务经验，意味着他通过了“9·11”事件后任何民主党人都必须通过的最重要测试——对总司令的测试。至少有40份在2000年支持小布什的报纸在2004年转而支持克里。
至于组织方面，民主党显然行动迟缓。当切尼进行俄亥俄州的热线电话活动时，小布什在哥伦布市拥有一个13名全职人员的竞选办公室，在俄亥俄州有3500名选区负责人以及24000名签约志愿者。他的选举与当地的各种利益集团结成联盟，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农场主和福音派基督徒。在他弗吉尼亚州阿灵顿的竞选总部，还有一小队俄亥俄州观察员。而克里甚至没有在俄亥俄州设立一个竞选办公室。
然而，时至11月2日，很难说民主党人没有尽最大的努力。克里不仅求助于工会和人权团体这样的老牌民主党组织，也向美国政治中的新派力量“527团体”求助，因而能够很快地在俄亥俄州建立起自己的力量。这些拥护组织取名于免税代码中的一项条款，它们基本上是在规避竞选资金法：只要不要求选民投票支持谁，就可以对选民进行登记和动员。仇视小布什的左派先是集合在霍华德·迪安的周围，然后把精力转向克里，他们聪明地利用了这一漏洞。（虽然保守派也有自己的“527团体”，包括那些对克里予以打击的快艇老兵，但是其数量与自由派的“527团体”相比是1∶3。）像乔治·索罗斯和斯蒂夫·宾（Steve Bing）这样财力雄厚的捐赠人，把数百万美元投入“527团体”组织中，从而为民主党的草根阶层竞选充电加力。例如，尽管春季时克里在俄亥俄州没有竞选办公室，但“美国在一起”（America Coming Together）组织在该州各地却有450名工作人员，其志愿者在民主党的选区进行拉网式的活动，将潜在支持者的详情输到掌上电脑和黑莓手机上。另外两个“527团体”——MoveOn.org和“媒体基金”（Media Fund）——也用广告对该州进行地毯式的打击。整个夏秋两季，纽约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等深蓝州的志愿者，纷纷涌入俄亥俄州（以及其他胜负难分的中间州）。
到选举日，各种“527团体”已在俄亥俄州登记到3万新选民。“美国在一起”宣称自己在该州敲过370万扇门，进行的门口谈话超过110万次，结果使得克里－爱德华兹的竞选范围扩大了大约6成。 [6] 在选举日，“527团体”帮助民主党消除了小布什在资金募集上的正式优势。总统比克里先生多募得了4000万美元，但倾向于民主党的“527团体”比共和党同侪在全国的花销多了1.8亿美元，工会的花销也比工商团体多出1.7亿美元。无论怎样衡量，民主党都已向小布什发起了他们能够发起的一切进攻。
在某种程度上，民主党集中火力的猛攻发挥作用了。约翰·克里的选民支持率高出阿尔·戈尔12个百分点。问题是共和党做得更好——小布什的选民支持率跃升了1/5。霍华德·迪安承认：“我们进行了我一生中见过的最棒的草根阶层选举，但是共和党做得比我们更棒。”
小布什主要是通过动员右派美国而获胜的，即俄亥俄州那一类等着听热线电话的人们。小布什的竞选与民主党的方法完全相反。民主党将草根阶层竞选“外包”给付酬的拉票员（仅工会就为克里的竞选雇用了5000人），而共和党的竞选机器完全依靠当地的志愿者——那些信任小布什这个人及其信念并在当地社区有自己根基的人。例如，到11月的时候，小布什只向俄亥俄州的200名工作人员支付报酬，而他宣称在该州有8万名志愿者。在全国范围内，志愿者大军的人数超过了140万——而这被证明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邻居是比外乡人好得多的宣传员。克里在中西部引进马特·狄龙（Matt Dillon）和肖恩·佩恩（Sean Penn）这些演员，更让人们感觉民主党是来自另一个世界。共和党也有其他的优势，这些保守派志愿者基本上是在民主党觉察不到的情况下开展活动的，支持克里的人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共和党的志愿者。共和党的志愿者大军完全扩展了到了乡村——尤其是“远郊地带”，即郊区的郊区，而这通常是党的机器控制之外的地方。俄亥俄州投票率最高的10个县全都支持小布什——而它们中没有一个县的投票率低于75%。 [7]
小布什的信念也以一种异乎寻常的程度集中在右派美国身上。大多数总统候选人先是稳固自己的基础，然后往中间靠拢。小布什的首席战略家卡尔·罗夫信奉的是完全相反的原则——对保守派基础加大竞选的压力比笼络游离选民更重要。由于总统具有杀伤力的个性，这种战略或许是不可避免的，2004年竞选真正开始的时候，小布什得到91%的共和党人的支持，而只有17%的民主党人支持他。这是盖洛普民意调查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差距。但是小布什似乎更喜欢说，2004年的选举是一代人中最明显地由意识形态选择来决定的一次选举。
它既避开了里根使事情模糊的战略（他的“早安美国”），又避开了克林顿将政策拆解为非意识形态的做法（如他对学校制服和会筛选节目装置的热情支持）。有人建议给政策裹以糖衣从而吸引温和派，小布什无视这一建议，相反，在所有引起强烈情感的问题上——从宪法禁止同性恋婚姻到禁止攻击性武器，从长期投身伊拉克问题到限制联邦政府资助干细胞研究——他都支持那些多数选民明显拒绝的政策。如果把小布什假定为中庸的共和党人或秘密的自由派而投票支持他，那一定是愚蠢透顶了。罗夫的战略则集中关注两件事情：一是动员保守派大军的各种分支——枪支爱好者、财产权活动分子、福音派基督徒；二是打赌，赌的是那些使保守派感到兴奋的问题同样足以诱使游离选民投票使小布什获胜。由于保守主义的美国远比自由主义的美国要大得多，因此这一战略奏效了。美国有线新闻网的选后民意调查显示，84%的保守派投票选择小布什，只比投票选择克里的自由派少1个百分点。但保守派占选民的人数是34%，而自认为自由派的人只有21%。这就意味着，在余下54%的“温和派”选民中，即使小布什以45%比54%输给对手，也将赢得选举的胜利。
恐怖、价值观和乐观主义
这种激励自己的基本支持者同时吸引足够游离选民的战略，在小布什竞选的三大主题中得到了反映：反恐战、价值观和乐观主义。其中最重要的是反恐战。国家安全问题分裂了民主党，却使得共和党团结一致。考虑到克里率领的政党是由反战活动分子和好斗的蓝领工人组成，他对伊拉克问题的曲解就更容易理解了。在“9·11”事件发生约3年后于纽约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各种共和党派别的代表，包括阿诺德·施瓦辛格和乔治·帕塔基这样的自由派共和党州长，纷纷提及美国在小布什的领导下更加安全了。
反恐战也吸引了部分民主党人。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在民主党大会上对克里发起最严厉攻击的是一个南方的民主党人：泽尔·米勒。评估了克里反对军费开支的投票惯例后，他拖长腔调说：“这就是要做我们美国武装力量总司令的那个人。可美国的武装力量靠什么武装起来呢？靠唾沫球吗？”“安全妈妈”（Security Moms） (2) 取代带着孩子参加体育运动的妈妈，成为2004年选举中典型的游离选民，这也同样具有重要意义。1970年以来，民主党在政治上的成功主要归功于妇女。但是，2004年共和党利用安全问题减少了民主党在女性选民中的优势。共和党在女性选民中与民主党的差距从1996年落后16个百分点缩小到了2004年的3个百分点。
价值观方面的情况与此基本相同。在大选后那个上午的民意调查中，选后民意调查中认为“道德价值”为最重要问题的选民人数最多，达22%。没有什么比这一数字更富戏剧性了，社会保守派几乎掩饰不住自己的快乐。鲍勃·琼斯大学的校长、鲍勃·琼斯三世牧师（Bob Jones Ⅲ），在写给小布什的一封辞藻华丽的信中这样解释他取胜的原因：“上帝已经保证美国——虽然她并不值得这种褒奖——从异教信仰的日程上暂缓执行。您已经得到指令……把您的议程放在最优先的位置上并使之沸腾吧。您什么也不欠自由派的，他们蔑视您是因为他们蔑视您的上帝。”
这是过分夸张的做法。2004年的选举中，如果将因伊拉克安全问题（15%）和反恐战问题（19%）而支持小布什的人数加在一起，“卫道士”的人数要少于国家安全问题上的民众。但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卫道士”中的绝大多数（4/5）都投票支持小布什。这些“卫道士”中包括大量的福音派基督徒，他们被试图进行禁止同性恋婚姻的全民公决引诱到投票站投票，但福音派白人基督徒只占选民的23%。更多的人是在懵懂不清的情况下投票给小布什的，因为他们认为他代表了全美国的价值观——对家庭和国家的忠诚。他最受欢迎的方针之一是讥讽克里，因为克里说好莱坞代表了美国的心灵和灵魂。
价值观是小布什的又一个既激励自己的基本支持者，又吸引游离选民的议题。罗夫说2000年的选举之所以如此接近，是因为有400万福音派基督徒待在家里没去投票。但是无论这种说法的真实性如何，2004年小布什显然已经使社会保守派信服，自己是他们中的一员。2004年，俄亥俄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阿米什人（Amish） (3) 一改其传统中立的立场，投票支持小布什。此外，同性恋婚姻和堕胎这样的问题，也在整个民主党人中间产生了吸引力。例如，与其他地方的11%相比，小布什在俄亥俄州赢得了16%的黑人选票。这一结果的原因之一是，共和党奋力“教育”黑人牧师说民主党支持同性恋婚姻。而许多有宗教信仰的黑人对此持强硬的观点——就在选举之后，小马丁·路德·金的女儿领导了一次集会谴责同性恋婚姻。类似的，堕胎问题有助于小布什赢得天主教选民的支持。各种各样的主教谴责克里，说他一方面宣称自己是个虔诚的教徒，另一方面却支持堕胎权，甚至有人说要将他从圣公会中开除出去。小布什之所以在天主教徒的选票上领先5个百分点，是因为在那些每周都上教堂的选民中，他领先对手17个百分点。
因此，价值观问题的辩论并不像琼斯牧师之类的人想让我们相信的那样简单。大多数美国人仍然支持合法堕胎权，并反对以联邦宪法修正案来禁止同性恋婚姻。而小布什本人也小心翼翼地宣扬在这两个问题上要宽容。然而，小布什代表的是阻挡肆无忌惮的潮流的堤坝，对他的这种看法无疑将摇摆不定的选民带到了共和党的事业一边。
第三股力量是乐观主义。大选之后，民主党的辩护士们企图向人们宣扬，小布什是通过恐吓这个国家来使人们投票支持他的。共和党当然利用了人们的恐惧心理，尤其是在安全问题上。迪克·切尼差点说投票支持克里将使恐怖攻击更可能发生，共和党还做了一个散布谣言式的广告，画面上一群狼在窥伺着，并伴以这样的广告词：“约翰·克里及其自由派投票削减美国的情报活动经费……美国的软弱吸引那些伺机伤害美国的人。”但是这一点却要从两件事情上平衡地来看待。其一，民主党所耍的恐惧把戏并不比共和党逊色，选民被警告说，投票支持小布什将使受到孤立的美国被掌握在一个疯子的手中。其二，小布什反复扮演一个乐观主义者的角色，一个代表未来而不是过去的候选人。
对伊拉克问题和经济问题的乐观主义是不可或缺的修辞手法，其实他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可以拿出来。但是就像他心目中的偶像罗纳德·里根一样，他将这种对世界的乐观看法与真正的激进主义结合到了一起。在国内，他集中关注“所有权社会”的思想，共和党大会上，他在这个问题上所花的时间几乎同国家安全问题一样多。他要同时对社会保障和税收制度进行改革，使工商业从讨厌的条条框框中获得自由，并通过改革教育来挽回美国向上流动的传统承诺。在国外，他甚至试图对恐怖主义问题发出乐观的声音，承诺要把民主带到中东地区从而对恐怖主义釜底抽薪。相反，克里看上去似乎是一个害怕未来的人。他毫不留情地集中关注所有美国有问题的事情——从收入缩减到保健费用猛增——但却提不出清楚的解决办法。至于改革方面，他乐于扮演现状捍卫者的角色——甚至是捍卫存在了70年之久的社会保障制度。
这种激进主义有利于小布什既激励自己的基本支持者，又拉住游离选民。许多有自由意志论想法的共和党人完全有理由怀疑小布什的大政府保守主义。然而与克里相比，小布什显然是一个要对大额救济金项目更有作为的人。与此同时，他那乐观的语调似乎同美国新近发展的那些部分更协调。总统那“不顾枪林弹雨勇往直前”（damn the torpedoes）的方法可能会使“外交关系委员会”以及被阿诺德·施瓦辛格（又一位长期乐观主义的人）蔑称为“娘娘腔”的经济学家大皱其眉，但却打动了远郊地区和街边小店的人们，那里是右派美国生活和购物的地方。小布什在美国增长最快的100个县里面赢得了97个县的胜利，且往往优势巨大。小布什在大菲尼克斯地区、大休斯敦地区和大亚特兰大地区的胜利是意料之中的事情，而他在蓝色州增长最快的地区也赢得了胜利，如加利福尼亚州的大内陆地区——它是目前该州增长的大块头地区。
他的乐观信念再次有利于他拉住民主党的另一股选民：移民。小布什赢得了40%拉丁裔选民的支持，并在新墨西哥州获胜，从而在西部内陆地区大获全胜。一位恼怒不已的当地民主党州长注意到，“我们竭尽全力在促使大部分拉丁裔出去投票的时候，却没有意识到由我们吸引到投票站的这些人中间，有如此多的人会投票支持那个不该支持的人”。
重组？
小布什的再次当选，在多大程度上意味着美国政治的重组呢？我们在本书中冒险地认为，类似于1895年由罗夫心目中的英雄马克·汉纳（Mark Hanna）发起的重大变化可能正在进行之中。举个例子来说，阿利斯泰尔·库克（Alistair Cooke）就曾警告我们，在总统选举6个月前就预测结果是危险的。2004年的选举结果加强了重组的情况，虽然如本书第十章所说，共和党可能做得过头了。
民主党的辩护士指出了一个事实，即2004年小布什并没能发起里根在1980年那样的大型政治重组（当时的男性白人工人阶级——“喝一箱六瓶装啤酒的乔”——抛弃了民主党）。他们还将2004年共和党在众议院的小幅斩获——而这还主要得益于得克萨斯州的选区改划——与1994年的纽特·金里奇革命进行了对比。然而，小布什和罗夫用不着重复这样结构性的变化来实现共和党的多数。他们只须巩固现有的成果，并进一步侵蚀民主党的选民即可。例如，“喝一箱六瓶装啤酒的乔安娜”（Joanna Sixpack） (4) 就像20年前的乔那样抛弃了民主党。克里在未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白人中落后小布什23个百分点。共和党在国会中的领先虽部分归因于选区改划，但是考虑到在任的价值和共和党拥有多数席位（30席）的规模，民主党可能要花多年时间才能够重新夺得国会的多数地位。至于参议院方面，民主党在2006年的选举中需要保住更多的脆弱议席。
共和党迅速成为美国的优势政党，该党涵盖的地理范围比民主党更大。人们发现在2004年的选举中，共和党既加深了对保守主义南方的控制，又拿下了美国一些最具自由主义色彩的州的州长席位，如纽约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更善于使自己成为庇护所。一项在两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调查发现，民主党有14%的代表是从共和党转换立场而来，这一比例在共和党的代表中是28%。共和党还将自己的大营安扎在了更肥沃的土壤上。小布什获胜州的生育率比克里的获胜州高12%。在生育率最高的26个州中，小布什赢得了25个，克里则在生育率最低的16个州中获胜。
共和党多数的形成一般是一个过程，既非爆炸式，也非冗长不绝。2000年和2004年的选举结果显示，共和党建起了一架能够在郊区选民中赢取果实的政治机器。（保守派评论家迈克尔·巴龙将它比作郊区的另一股革命性力量——沃尔玛。）现在共和党掌握了美国的政治机器，他们有机会对民主党进行系统的伤害了，一切都将以改革的名义来进行。侵权行为改革会削弱私人执业律师——他们是民主党的一大现金来源；教育改革会削弱教师工会；社会保障改革会扩大社会的所有权，并切断自“新政”以来将美国穷人与国家绑在一起的联系。
这并不是说共和党的霸主地位会自动地出现。本书写作时，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共和党的基础并不像小布什的第一任期那样有利。乔纳森·劳赫（Jonathan Rauch）将共和党指向了类似玛格丽特·撒切尔的保守党的发展道路。20世纪80年代，托利党看起来似乎摆出了姿态要成为永久执政党，那时候人们普遍认为，有生之年可能再也看不到一个工党政府出现了。但是，今天的保守党却生活在自己过去的阴影之中，而工党看起来却像是一个永久的执政党。
然而，把共和党与撒切尔夫人相比，实际上正强调了共和党的巨大力量。作为首相（1979—1990），撒切尔掌握了一半的保守党党员，而小布什则使他的政党获得新生。撒切尔从来也不能够指望依靠一场保守主义运动来支持她（除非你把几个智库当作是一场运动），而美国的保守主义在这数十年间力量则在不断地壮大。
保守主义的凯旋？
本书一个反复不断的主题是，选举结果的重要性比不上思想的情调音乐。把话题从共和党2004年的胜利转向美国保守主义，就会发现更多的怀疑派——而这一次这些怀疑派大多数是右派的。选举结束两周后，我们两人中有一人参加了“美国未来基金会”（America' s Future Foundation）有关“布什使命”（Bush' s Mandate）的一场辩论，人们可能预期其基调会是乐观的。“美国未来基金会”是为华盛顿不断壮大的年轻保守派和自由意志论者大军而设计的一个论坛。（有些自由意志论者最近在小布什的竞选中被雇用。）小布什先生为其第二个任期提出了一项绝对积极进取的议程，其中包括改革社会保障和简化税收代码。
但是小组成员和发问者毫无疑问都是闷闷不乐的。有个头发灰白的老兵大声抱怨小布什领导的政府开支毫无节制地往上增加，而几乎所有发言者都异口同声地回应了这一话题。一位更年轻的记者强调了自由主义制度的反弹，他注意到保守派最出色的杂志之一《人类事务》（Human Affairs ），就在“田纳西流域管理局”的楼上，而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几十年前就该消失的“新政”组织。大多数人认为，保守派正在输掉文化战。
在这里，起作用的不仅仅是健康的保守派悲观主义。在老大党的胜利与保守主义的进展之间，并不存在自动的联系。政党常常赢得了世界，却失去了灵魂。正如在本书中概述的那样，小布什政府第一任期的规模并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而2004年最成功的战斗口号——从宪法上禁止同性恋婚姻——只不过是一种防护行动而已，目的是捍卫社会最古老的制度，使之不被明目张胆的企图彻底颠覆。
不过悲观主义者把情况说得夸张了。美国已经比其盟国保守得多了，它政府规模更小，宗教生活更富活力，而且很多长远的趋势也表明，美国将朝更保守的方向发展。小布什的大政府保守主义可能有些鲁莽，但是，正如本书第十章所说述，美国依然希望使政府转向保守主义的一端。按其他先进国家的标准来衡量，美国的福利依然明显少得可怜。的确，好莱坞还是像以往那样充满自由主义［选举后被谈论最多的电视节目是《绝望的主妇》（Desparate Housewives ）］。但从最敏感文化议题之一的堕胎权问题看，公众舆论正朝右移动。但是，美国人使一个明显赞成保守主义文化的人再次当选，肯定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小布什的一天从祈祷开始，在自己得克萨斯州那并不很愉人的克劳福德农场度假［那里远离玛莎葡萄园（Martha' s Vineyard） (5) 中克林顿式的煮肉锅］，而且用鹰状饰物而非和平鸽来装点白宫的圣诞树。
比较小布什和克里的竞选，保守主义取得的可观成就再次显现。毕竟，小布什是在以他的本来面目进行竞选。作为总统候选人，他坚决拥护美国在国外的力量，蔑视欧洲的“鼬鼠轴心”，拥护美国好的老式价值观以对抗好莱坞精英，等等。相反，约翰·克里则几乎以完全相反的方式进行竞选。他掩饰自己根子上是一个马萨诸塞州的自由派，他花上几个月来向参议员约翰·麦凯恩献殷勤，要麦凯恩做他的副总统候选人搭档，失败之后他又试探着要这位亚利桑那州的保守派做他的国防部长。他穿着比恩牌（L．L．Bean）服装去打大雁。他宣称自己是保守主义价值的狂热支持者，说自己尽管支持作为公共政策的堕胎，而个人却反对堕胎。只要想象一下小布什会宣称自己是个“自由主义价值”迷，并且向泰德·肯尼迪献殷勤说要他做自己的竞选搭档，就可以明白美国政治中心的重心现在在哪里——并且它与其他地方的政治相比是多么失衡。虽说小布什将民主党对手涂抹成“美国政治中极左的人”（far left bank of American politics），但是在其他任何发达国家，克里都将是一个极右的人：他是一个手持枪械的百万富翁、上教堂做礼拜的越战老兵，他对平衡预算问题小题大做，他不签署《京都议定书》，并且支持阿里尔·沙龙。
在小布什的第二任期，共和党也会利用其权力来加强这一保守主义趋势。白宫不仅保证这一次一开始就要加紧对公共开支的控制，并且企图通过社会保障私有化来削弱“伟大社会计划”的一大支柱。另外，白宫将能够任命许多保守派法官——其中包括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人们可以明白，为什么民主党在2004年要竭力把小布什先生赶出白宫。
而且，2004年选举的主导思想几乎全都来自右派，这或许是最为重要的。2004年左派当然有爆炸性的活动：“迪安的狂热追随者”（Deaniacs）、“527团体”、大把大把投入自由主义事业的金钱。或许在20年的时间里，历史学家将把2004年定位为左派的1964年（那一年巴里·戈德华特虽然遭到压倒性的失败，但却诞生了现代保守主义运动）。但是，约翰·克里却是巴里·戈德华特蹩脚的再生版本。戈德华特代表的是一套新的思想，克里则是在由右派决定的地区战斗；戈德华特植根于一套激进主义的制度之中，而新近的民主党智库和基金会则无疑是一串思想贫瘠的机构。
最终是独一无二的
本书并不认为所有的美国人都是保守派。显然，美国是一个分裂的国家，对本书的反应也说明了这一点。在过去一年中的各种论坛上，有人谴责我们是世俗的自由意志论者、欧洲社会主义者（这要感谢拉什）、新保守派天主教徒、小布什的顶礼膜拜者、克里的代理人、布莱尔的同情者、老派的托利党人、美国的贵宾犬和忘恩负义的英国佬。
对这个故事有过一次有趣的歪曲。在美国，我们发现我们既被归为保守派，又被归为自由派，程度大致相同。在美国之外，只要我们准备严肃地对待美国保守主义，这就意味着我们是保守派（或“新保守派”）的同路人。对大多数欧洲人来说，美国保守主义不仅是个异类，而且背离了真正的美国。欧洲人蜂拥购买迈克尔·穆尔著作的原因之一，就是穆尔的著作就小布什的总统职务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让人放心的版本——美国本质上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地方，这一点与令人愉快的自由主义欧洲十分相像，而白宫只是暂时被一个得克萨斯州的傻瓜给偷走了。这一论题使迈克尔·穆尔在欧洲成为一位伟大作家，他的作品在一个又一个国家的畅销书排行榜上高居榜首，并且因执导影片《华氏9·11》而在戛纳摘得金棕榈奖。欧洲人拥抱这一观点，还是因为他们参访的城市、沿海地区，确实代表了具有自由主义特点的美国。外国参观者50人中只有1人会去俄亥俄州，2/3的欧洲访客从没去过加利福尼亚、纽约、新英格兰、佛罗里达（奥兰多和迈阿密）以外的地方， [8] 更少有人涉足过小布什赢得选举胜利的近郊地带。红色州里几乎没有欧洲的领馆，而来访的政治家的足迹几乎不会越过城市环形公路和曼哈顿的范围。一位最具世界主义眼光的法国政治家现在承认：“我们没有注意到已经发生了一场革命，你们的右派国家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国家。”
小布什在11月的彻底胜利，证明了目光狭窄的穆尔式解读的荒诞。事实上，欧洲人纷纷把美国描述为一个福音派基督徒的国家，实际情况也在某种程度上与穆尔的解读正相反。还有哪个发达国家会把这样一个人——他认为“如果没有同上帝建立起一种关系”就不能当总统——再次选为总统？还有哪个国家会担心约翰·克里这样一个人的左派倾向？还有哪个中间偏右的国家，能够催生俄亥俄州的那类组织和“美国未来基金会”？小布什的重新当选再次强有力地证明，右派是美国政治中一股越来越强大的力量，它明白无误地证明，美国在国际舞台上肯定是一个右派国家。
美国保守派联盟每年都在美国保守派联盟评分网站（http://acuratings.com）上给每位国会议员打分，看看他们对保守派议题的支持程度。分数从0分（意味着非常自由的立场）到100分（非常保守的立场），打分的标准是根据每位众议员的一组10~20次的投票来决定。美国保守派联盟寻找的是那些具有典型意识形态“裂痕”的议题：导弹条约，1972年的《简·方达（Jane Fonda）法案》（该法案试图禁止美国人访问那些与美国有军事冲突的国家），反对制裁南非，在1986年支持尼加拉瓜桑地诺政府的反对派，禁止晚期堕胎，支持减税，以及在2002年反对国际刑事法院。我们分析了那3年的打分情况，将每位众议员的得分都录入数据库，并算出了党和州的平均得分，也给出了整个国会的平均得分和中位数得分，请参见附录。
[1] Gary Jacobs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 Diego，引自Adam Nagourney and Richard Stevenson，“Some See Risks for the GOP in New Strength，”New York Times，January 24，2005。
[2] Poll by GlobeScan and the Program on International Policy Attitudes（PIPA）of 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May~August 2004．
[3] Alan Wolfe，“What Gave Us the Right，”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November 28，2004．
[4] John Judis and Ruy Teixeira，“Movement Interruptus，”The American Prospect ，January，2005．
[5] New York Times/CBS Poll October 28~30，2004．
[6] Matt Bai，“Who Lost Ohio，”New York Times Magazine ，November 21，2004．
[7] Ibid．
[8] James Harding，“Into the Heart of Suburbia，”Financial Times ，January 15，2005．
(1) 即俄亥俄州。——译者注
(2) “安全妈妈”是2004年美国总统选举中的特殊选民群体，她们都是已经结婚的白人母亲。自从“9·11”恐怖袭击之后，就格外关注恐怖威胁和安全问题。——译者注
(3) 阿米什人是基督新教再洗礼派门诺会中的一个信徒分支，以拒绝汽车及电力等现代设施，过简朴的生活而闻名。——译者注
(4) 即女性白人工人阶级。——译者注
(5) 马萨诸塞州的一个岛屿。如果说克劳福德农场代表的是南方，那么玛莎葡萄园则代表东北部。它们分别象征保守主义和自由派。——译者注
谢选骏指出：人问“保守派是如何获胜的”？——我看小布什的胜利，不是选民的胜利，而是选民的失败……他是最高法院选出来的，所以川普很愤怒——他选择的最高法院竟然没有选择他在2021年再度出任美国总统。不过别急，2025年最高法院可能会选他，就像2001年选了小布什！
【附录】
众议员的保守主义得分情况
*平均得分和中位数得分是全体435位国会成员的得分
我们认为，分数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意识形态总参考指标，但并非完美无缺。一位共和党国会议员上午可能会高兴地呼吁政府少一些干预，下午却会企图增加有利于其选区的拨款法修正案。同样，小州的得分情况也是不可靠的。例如，怀俄明州在1972年的得分是0分，而1986和2002年的得分则都是100分，这是因为该州只有一个国会议席。1972年，该州的议席由肯尼迪式的民主党人特诺·龙卡利奥（Teno Roncalio）占据，他投票支持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和法院下令的取消种族歧视，但反对《简·方达法案》。1986年，毫不退缩地追求保守主义路线的迪克·切尼占有该议席，现占有该议席的芭芭拉·卡宾（Barbaba Cubin）也是这样一个人，她投票支持从《反弹道导弹条约》中撤出，以及扩大福利改革法的范围。利用意识形态得分进行的精确分析，可参见基斯·普尔（Keith Poole）和霍华德·罗森塔尔（Howard Rosenthal）合著的《国会：唱名表决的政治经济学历史》（Congress：A Political-Economic History of Roll Call Voting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一书的第165~183页，更直接的解释可参看琳达·福勒（Linda Fowler）在《立法研究季刊》（Legislation Studies Quarterly ）1982年第401~413页上的文章《利益集团如何为国会议员的投票记录得分选择议题》（How interest groups select issues for rating voting records of members of the U．S．Congress ）。
【致谢】
如果没有创作题材方面的合作，本书是不可能完成的。想象一下吧，如果两位美国保守派嚷嚷着说要写一本有关美国新闻业状况的著作，情况会是如何。在我们对右派美国的心胸进行听诊的过程中，它很少对我们表示厌烦。不幸的事件有过几次，其中一次是南方人把我们为之效力的雇主的名字（《经济学人》杂志，英文名为Economist ）误听成《共产主义者》（Communist ）。不过大多数人对我们这两个好刨根问底的英国人充满耐心和善意，他们欢迎我们进入他们的教堂和大学，向我们透露智库和压力集团的内部工作程序，让我们知道他们动员亚拉巴马州选民或建立反克林顿图书馆的计划。感谢上帝我俩不是法国人。
为了避免被指责说带有偏见，需要补充一下，我们从许多自由派那儿也得到了殷勤款待，他们试图说服我们，认为我们的观点完全错误。在本书导论中，我们说自己有不偏不倚的优势。当然，与我们交谈的绝大多数美国人，恭维地将我们看作是立场客观的证人，而不是党派私利者或者邪恶的外国间谍。
许多人读过本书的手稿。约翰·迪克森（John Dickerson）、吉利恩·皮尔（Gillian Peele）和西蒙·格林（Simon Green）都曾指出本书的大小错误。我们尤其要感谢我们的同事安·罗（Ann Wroe）和我们的英国编辑斯图尔特·普罗菲特（Stuart Proffitt），他们在本书还远未定型的时候读了手稿，并提出了很好的改进意见。如果没有马克·多伊尔（Mark Doyle）为我们查证事实，并拟定不同届国会的保守性等级，本书也不可能完成。我们也要感谢索菲娅·布拉德福德（Sophia Bradford）为我们提供的图片和彼得·温菲尔德（Peter Winfield）为我们提供的地图。我们还要感谢马里奥·普拉特罗（Mario Platero）、阿里亚德妮·普拉特罗（Ariadne Platero）、赞尼·马拉比（Zanny Mallaby）、塞巴斯蒂安·马拉比（Sebastian Mallaby）、夏洛特·达西（Charlotte Duthie）和约翰·达西（John Duthie），尤其是理查德·米克尔思韦特（Richard Micklethwait）和简·米克尔思韦特（Jane Micklethwait），感谢他们奉献时间，为我们提供膳宿。
有斯科特·莫耶斯（Scott Moyers）做编辑，对我们来说是莫大的幸运。他一直是建议和热情之源，唯有在确信我们是正确的时候才会缓和下来。我们也要感谢索菲娅·费尔斯（Sophia Fels）和安·戈多夫（Ann Godoff）给我们提供的帮助，还要第四次感谢出类拔萃的代理商安德鲁·怀利（Andrew Wylie）。
我们也要感谢那些以最大耐心容忍我们的人。比尔·埃莫特（Bill Emmott）是一位慷慨的编辑，我们要感谢他允许我们再次使用我们在《经济学人》杂志上写的文章。我们还要感激露西·塔隆（Lucy Tallon）、雷切尔·霍伍德（Rachel Horwood）、维尼夏·隆然（Venetia Longin）、约翰·帕克（John Parker）、赞尼·明顿·贝多斯（Zanny Minton Beddoes）、多米尼克·齐格勒（Dominic Ziegler）、布赖恩·比达姆（Brian Beedham），感谢他们宽容这两位办公室里的近邻。卡罗尔·霍华德（Carol Howard）、约翰·皮特（John Peet）、克莱夫·克鲁克（Clive Crook）、约翰尼·格里蒙德（Johnny Grimond）、约翰·斯马尼亚克（John Smutniak）、芭芭拉·贝克（Barbara Beck）在具体问题上为我们提供过帮助。感谢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再次从他在布鲁塞尔那偏居一隅的居所为我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
我们最应该感谢的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妻子并不是《右派国家》的铁杆支持者。当戈尔一家庆祝乔治·W．布什的就职典礼时，我们各自的妻子费弗和阿梅莉亚以同样的热情庆祝我们做出撰写另一本书的决定。我们各自的孩子——汤姆和盖伊、埃拉和多拉——适时地联合起来，半带忠诚地反对我们，我们只得贿赂他们支持我们的工作。这本书既已完成，我们就可以坦率地承认，他们抱怨我们把时间浪费在“爸爸的书”上，是有道理的。不过我们再次许诺，以后要更好地对他们。
我们把本书献给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Adrian Wooldridge）的女儿多拉·伍尔德里奇（Dora Wooldridge），及约翰·米克尔思韦特（John Micklethwait）的侄女特莎·米克尔思韦特（Tessa Micklethwait）和侄子乔舒亚·米克尔思韦特（Joshua Micklethwait），他们全都不满4岁。当他们长到阅读本书的年龄的时候，我们有关右派美国及其反对者的思考也许会显得非常怪异。但我们希望至少有一件事情可以留存：我们对各种形式的——蓝色的、红色的和彩虹的——美国的热情。我们在这里度过了漫长的时光，以各种笔名描述这个国家。我们有4个孩子，他们都是在这个国家出生的。这本书是由两个英国人写的，在这里，他们永远是外国人，但是我们也要对给予我们如此之多的国家说一声迟到的感谢。
谢选骏指出：英国佬笔下的美国人，就成了右派国家——这是老宗主国看待粗野殖民地的斜视吗？
（另起一页）
【第三本】
【石油战争】
【The Oil War】
【目录】
中文版前言
中文版序
前言
第一章 三足鼎立 英帝国的三大支柱：贸易、金融、原材料
英帝国的新战略
自由贸易与英国权力的根基
英国的“非正式帝国”
1873年的大萧条
第二章 分道扬镳 德国与“一战”的地缘政治
德国的经济奇迹
柏林银行业大恐慌
船运和铁路基础设施的必要性
第三章 合纵连横 控制石油的全球争夺战
一位海军上将的远见
岩石燃烧的秘密
柏林-巴格达铁路
新“无畏号”战舰
决定命运的巴黎之旅
法国的失误和俄国的雄心
第四章 运筹帷幄 开辟近东石油战场
破产后的英国选择了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石油
英国秘密开辟东方战场
“一女二嫁”
罗斯柴尔德收到的一封奇怪信件
巴尔弗的帝国新概念
第五章 明争暗斗 英美争当世界霸主
英国打仗，摩根出钱
纽约银行家挑战伦敦金融城
英国为石油霸权而战
丘吉尔及其领导下的阿拉伯局
为控制墨西哥而战
英国控制石油的秘密
第六章 步调一致 英美联手收拾德俄
热那亚会议
美国觊觎俄国石油
德俄结盟甩开英国
军事占领鲁尔地区
德国恶性通胀的真正起因
英美的“红线协议”
英国的“希特勒计划”
第七章 排兵布阵 建立英美石油美元秩序
战争催生的新帝国
石油与美元联姻
美国的战后石油霸权
石油与纽约银行集团
挑战英美石油利益的伊朗人
意大利人的石油战略
意大利石油巨人的意外死亡
第八章 内外交困 英镑危机和德法联盟的威胁
从废墟中崛起的欧洲大陆
英美联手对付欧洲的大构想
1957年：美国的转折点
美国工业落入陷阱
启动美元战争
发动越南战争
垮掉的一代美国人
英镑终于顶不住了
戴高乐倒台
第九章 逆流而动 人为制造石油危机
推倒多米诺骨牌
一次不寻常的会议
1973年的石油危机
石油危机的经济影响
剪掉“核玫瑰之花”
“绿色行动”遏制核能发展
控制别国人口增长以保美国安全
第十章 各个击破 压制一切独立的发展力量
深受石油危机之害的发展中国家
不结盟运动
和平利用原子能反而成为干涉内政的借口
“危险”的欧洲新生力量
围剿伊朗
第十一章 不惜血本 建立“世界新秩序”
“英国病人”越治病越重
马岛战争和墨西哥债务危机
华尔街故伎重演
里根自食恶果
布什涉险过关
英美对德国统一的担忧
萨达姆与沙漠风暴行动
日德被迫“出血”
第十二章 四处树敌 从邪恶帝国到邪恶轴心
寻找新的恶人
枪打出头鸟
射杀亚洲虎
瓦解苏联
俄罗斯沦为“三等公民”
休克南斯拉夫
搞乱巴尔干
第十三章 独步天下 新世纪的石油地缘政治
重新布局石油版图
终极大奖之所在
美国新世纪
反恐战争还是石油战争
趋“油”若鹜
油之将尽？
四处屯兵
一切尽在掌握中
【开场白】
威廉·恩道尔是著名经济学家、地缘政治学家，从事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主要畅销书籍是《石油战争》、《经济危机》、《霸权背后》、《目标中国》。
著名经济学家、地缘政治学家。从事国际政治、经济、世界新秩序分析研究愈30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学士、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比较经济学硕士。
威廉·恩道尔先生作为独立的经济学家和新闻调查记者先后在纽约和欧洲工作。他的研究涵盖领域极为广泛。除能源和地缘政治，还包括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农业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三世界债务和亚洲金融危机等。威廉·恩道尔先生还经常应邀在地缘政治、经济、能源等国际会议上发表演讲，并定期为世界全球化中心及许多国际出版物撰写文章，还经常为主要欧洲银行和私人基金经理提供咨询。
威廉·恩道尔，其主要畅销书籍是《石油战争》、《经济危机》、《霸权背后》《目标中国》
《石油战争》全面阐述了构成世界霸权的基础力量，揭示了石油、美元轮动席卷全球财富的秘密，描绘了世界地缘政治斗争的生动场景，解析了石油危机、不结盟运动、马岛战争、核不扩散条约、德国统一等重大历史事件背后的真正原因。这是一本了解世界经济，研究国际政治，拓展战略思维不能不读的好书。
《粮食危机》 是旅德美籍学者威廉·恩道尔继《石油战争：石油政治决定世界新秩序》之后的又一部力作。他以地缘政治的独特视角，无与伦比的超强思辨，无可质疑的详实史料，条分细缕，层层剖析，为我们揭示了围绕粮食正在进行的一场不为多数人所察觉的阴谋。这是一个由少数人策划的阴谋，他们正在图谋控制全世界的粮食供给，控制世界大多数人生存的物质基础，从而控制世界大多数人的生存状态与生存空间，让全世界的人们成为他们猎食的对象，成为他们永远的奴隶。这是一个设计巧妙而又隐蔽的阴谋，由三个步骤构成。首先，他们以科学的名义，开展转基因工程研究，获得大批专利，并控制某些重点粮食品种，如大豆、水稻等大规模农作物和鸡、奶牛等重要家禽产品。其次，他们寻找各种机会，如大面积的农业灾害（减产或疫情）、战争（如在伊拉克）、债务危机（如在阿根廷），借助某些国际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庇护，以援助为名，强迫别国的农民采用由他们控制知识产权的农作物种子。最后，他们利用人类用于鼓励创造发明的专利制度，以保护知识产权为借口，强迫征收种子的专利使用费。为达到目的，他们不惜采取恶劣的手段。这些手段包括，开动宣传机器，把人类流行了几千年的耕作习惯和耕作方式，诬蔑为落后的生产方式；隐瞒转基因种子严重的不良后果，大规模推广未经严格检验的转基因作物；发明不育种子，让农民播种的农作物“断子绝孙”，从而不得不年复一年地向他们“买种”耕作。这是何等的阴险。
《霸权背后》一书详细描述了美国怎样运用从秘密经济战争和人权‘武器化’所演化出来的各种方法，来弱化和孤立他国尤其是中国。它阐述了美国运用原始的军事力量对付其唯一的战略核对手俄罗斯的真正性质，以及西藏、缅甸和达尔富尔在美国对中国进行地缘政治遏制战略中的作用。
《霸权背后》向英语世界的读者以及那些不愿过二手生活的人们，提供新闻背后的真相，揭示当今世界最大也最现实的威胁：美国的新帝国主义政策，全方位统治世界的政策，用暴力和非暴力各种手段、直接与间接各种方式维持美国主导势力在国内外的既得利益。
网文《此书的真实性和作者的背景非常可疑》（有悬念的人生 评论 目标中国 2016-06-05）报道：
看了一些读者的感受，归纳起来不外乎看完这本书后感到毛骨悚然，茅塞顿开，恍然大悟，彻底对西方民主失去了信心，重新树立起了美帝国主义忘我之心不死的观念。我对这些人的独立思考能力感到非常悲哀，我无法在这里写太多的东西，即使写出来也不可能被显示出来。我只想提醒读者几点：
1、这个作者靠谱吗？豆瓣上的作者简介是：“威廉﹒恩道尔，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地缘政治学家，长期旅居德国。从事国际政治、经济、世界新秩序研究已逾36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学士、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比较经济学硕士。”。而百度百科上是：“著名经济学家、地缘政治学家。从事国际政治、经济、世界新秩序分析研究愈30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学士、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比较经济学硕士。 威廉·恩道尔先生作为独立的经济学家和新闻调查记者先后在纽约和欧洲工作。他的研究涵盖领域极为广泛。” 但上述简介却没有给出他的英文名，我从豆瓣网的另一处地方找出了他的英文名：Frederick William Engdahl，在维基百科中输入后看到很简单的介绍，根本看不出他如何著名，有什么具有影响力的专业著作，也没有提到这本《目标中国》。豆瓣上显示，这本书出版于2013年，而我查看的维基百科的最后编辑时间为“This page was last modified on 2 May 2016, at 21:52.” 如果这本书很著名，或者甚至有些许价值，为何没有出现在他的简介中？而且我的专业是应用金融，平时对财经新闻非常关注，看过不少经济学家的著作，教材，但却从未听过这个著名经济学家。
2、此人接二连三写出揭露美国歹毒阴谋的书，但作为非常关注国际时事新闻的我却从未听说他像斯诺登那样出名，还可以自由来往于世界各个角落，当然也包括美国了。这个邪恶的美帝国主义究竟怎么了，对于敢于曝光揭露自己丑事的人居然无动于衷，没有任何表示。换了一个中国人敢于对自己的政府这么做，后果……。对于这种反应迟钝的帝国主义我们还有什么好害怕的。
3、法官判案时为何必须要听原告和被告双方的陈述？只听一方的是否也可以做出公正判决？各位在阅读这些来自一个渠道的说辞的同时，有没有想过也应该看看其他国家和渠道的不同观点？
谢选骏指出：读者的眼睛是雪亮的。
【作者介绍】
威廉·恩道尔著名经济学家。从事国际政治、经济、新世界秩序分析研究已逾３０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学士，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比较经济学研究生。
威廉.恩道尔先生作为独立经济学家和新闻调查记者先后在纽约和欧洲工作。他的研究涵盖领域极为广泛，除能源和地缘政治，还包括了世界农业问题，谷物交易垄断，关贸总协定，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第三世界债务，对冲基金和亚洲金融危机等等。威廉.恩道尔先生还经常应邀在一些有关地缘政治，经济，能源等国际会议上发表演讲，并定期为世界全球化中心及许多国际出版物撰写文章，还经常为主要欧洲银行和私人基金经理进行咨询。
【《石油战争》中文版前言】
当我坐在桌前，铺开笔墨，准备为本书中文版撰写序言的时候，既感到自豪，也感到惶惑。中国读者智慧而敏锐，要在这样一篇短序中将一个纷乱嘈杂的世界简洁明了地呈现出来，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以一种不同于美国的方式，在世界事务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是当今中国的历史使命。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了解美国，看她是如何避免重蹈前人的覆辙，特别是避免犯英国同样的错误，如何借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形成自己的“软实力”，如何构建被《时代》杂志创始人亨利·卢斯所称的“美国世纪”，是十分必要而紧迫的。
“美国世纪”隐藏在反对殖民主义、提倡自由贸易和企业自主的旗帜下，隐藏在“支持”民主的空洞而又诱人的口号中。在1945年之后的头几十年，美国强权的确在世界上发挥了超乎寻常的作用。但是，要记住，美国强权有两个必不可少的支撑基础——独霸世界的军事垄断地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独领风骚的货币龙头地位，美元是世界硬通货，美联储便是全世界的中央银行。
1971年8月，尼克松总统决定单方面放弃所应承担的条约义务，关闭了美联储的“黄金窗口”，以防止对美国黄金储备的挤兑。美国发行货币的能力，因此被无限放大，你只需“无条件地忠于美国、信任美国”。这样的安排使得美国当局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有无限的融资能力来支持战争，滥杀无辜，解决扶摇直上的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长期以来，美国对德国、日本保持巨额的贸易逆差，近年来，这一趋势又扩展到中国这样的经济迅猛发展的新兴国家。在保持美元的世界硬通货币地位的过程中，在世界贸易领域，没有哪种商品可以与石油相提并论。
只要这个世界对美元还有“信心”，这个系统就能运转。对华盛顿和华尔街的人来说，这个系统简直就像是一台神奇的印钞机。但它的确不是。
今天的“美国世纪”正日渐式微。关键问题是：为什么会这样？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写作本书的目的就是想为读者解答这个问题。
细心的读者很快就会发现，本书不是石油政治的美国版解释。本书追溯了过去一个多世纪里关于强权政策、帝国政策和世界霸权政策的历史。
今天，在西方大学的图书馆里，你几乎找不到一本能够把英美外交政策背后的动力因素解释清楚的历史教科书，特别是能将1941年以后建立在“英美特殊关系”基础上由罗斯福和丘吉尔创立的“泛美主义”联盟下的世界解释清楚的书籍。这个联盟在20世纪30年代称被英美当局称为“英语国家联盟”，其目的是要统治整个地球。但是，联盟的今天正处在分崩离析之中，主要原因是联盟的主导者之一美国在三十多年里在外交和经济政策方面犯下了灾难性的错误。
“如果你控制了石油……”
20世纪70年代，世界市场上石油价格飙升了400%，粮食严重不足，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当时华盛顿和西方世界最有权势的人物——曾说过：“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住了所有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住了所有的人；如果你控制了货币，你就控制住了整个世界。”
这句鲜为人知的断言总结了美国的强权哲学，至少是那些躲在幕后决定着美国外交和国内政策的少数精英人物的强权哲学。
自19世纪60年代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政治界一直信奉扩张主义信条，并把它命名为“天定命运”，即这是神的意志。以此为依据，美国的边界从大西洋扩展到太平洋，在这个过程中对土著印第安人进行灭绝和限制。到1898年后，其势力范围扩张到了菲律宾、古巴和夏威夷。作为扩张的一个组成部分，美国很早以前就从俄罗斯人手上购买了阿拉斯加。
哈尔福德·麦金德爵士和英美石油地缘政治
无论是亨利·基辛格和比格纽·布热津斯基等洛克菲勒家族的御用政客制定的“现实政治”政策，还是由迪克·切尼等一小撮华盛顿鹰派制定的新保守战争与征服计划，要理解美国的外交政策和权力信条，就必须追溯他们思想的源泉——英帝国的精英阶层。
贯穿本书的一条红线是围绕石油控制而展开的战争，即控制所有的石油，控制世界各地的石油，这条红线串起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件。
首先，这是英国和美国之间的战争和冲突，或者更准确地讲，先是英国石油公司（简称“BP”，当时的英国国有公司）和伦敦罗斯柴尔德控制的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之间的冲突。随后在英国皇家秘密警察的支持下，英国这两家石油巨头与美国洛克菲勒所属的标准石油托拉斯之间发生了冲突。正因为如此，洛克菲勒也得到了美国政府必要的庇护和支持。
无论是在墨西哥的坦皮科，阿塞拜疆的巴库，还是美国中部的德克萨斯或加利弗尼亚，或是在波斯，或是在摩苏尔或罗马尼亚，英美双方围绕着控制石油和由石油带来的巨额财富，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英美之间的石油争夺战一直持续到1928年，当时，所有英美石油大佬们齐聚苏格兰的阿奇纳卡里城堡，签署了“红线协议”，该协议给予美国公司在中东油田较大的份额。自此以后，尽管经历了多年的起伏跌宕，但世界一直处在英美石油巨头的垄断和控制之下。
在过去一百年里，控制石油和天然气能源，是英美一切行动的核心。今天如果没有了石油，任何国家必然面临经济灾难。对于这一点，任何国家都没有中国认识和理解得深刻。美国控制了石油，也就控制住了潜在竞争对手发展经济的关键。
皇家海军的战略调整
19世纪80年代，英国皇家海军就把舰队从烧煤改成了烧油。英国海军最先认识到做此改变的战略意义所在。早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在年轻的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的推动下，英国海军舰队全部从烧煤换成了烧油。
丘吉尔深知，未来英帝国能够控制海洋，而且在德国海军还处在快速追赶英国海军的年代，英帝国还可以继续控制世界，这是英帝国模式的核心。英帝国是一个岛屿强国，是一个海洋强国。这是声名显赫的不列颠帝国主义者，地缘政治学的开山鼻祖哈尔福德·麦金德爵士定义的。相反，德国则被麦金德称为陆地强国。
只要设计巧妙，让欧洲大陆国家之间相互对抗，英帝国就不可战胜。在1904年的一篇著名文章《历史的地理枢纽》中，麦金德就提出了这样的观点。
麦金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1919年说了一句名言，对英国的外交政策以及后来美国的外交政策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这句名言言简意赅：
谁统治了东欧（德国和波兰），谁就控制住了腹心地带（俄罗斯和乌克兰）；谁统治了核心地带，谁就控制住了世界岛屿（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欧亚国家）；谁统治了世界岛屿，谁就控制住了世界。
其中，麦金德十分隐晦地道出了英国的外交政策——臭名昭著的权力平衡政策——的前提条件，即必须使东欧国家相互对抗，如波兰反对德国，德国反对俄国，俄国反对土耳其和法国，法国反对德国，永不和解。
不管怎么说，目的只有一个：阻止俄罗斯这个核心地带强国和欧洲大陆国家之间结成利益联盟。
后来，英国的外交政策转向了中国，并在18世纪和19世纪，从印度殖民地大规模向中国出口鸦片，试图消磨中国精英阶层的意志。
1840年到1860年，为了控制中国，英国发动了臭名昭著的鸦片战争，强迫中国对英国商品开放港口，放弃对香港的主权，防止形成任何对英帝国皇冠上的明珠——印度殖民地的潜在威胁。
“用民主维护世界安全”
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威尔逊总统的宣传工具鼓足了干劲向美国人民兜售这是“一场为了民主而让世界更加安全的战争”，不仅美国人民不理解，甚至大多数历史学家也不理解，他们都被掩盖在真实事件上的假象所蒙蔽。
实际上，大约从19世纪70年代后期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一直在进行一场世界版图权力的争夺战，人们在努力思考一个问题，谁将取代日渐衰落的英帝国成为世界的主宰。在19世纪70年代，英国已经过了其经济发展的顶峰，并陷入深深的经济萧条，再也没有从中恢复过来。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在取英国而代之的过程中，只有两个真正的竞争者——美国和德国。这两个国家都迎来了高速的产业扩张，在钢产量的吨位数方面、在科技教育的进步方面、在动员令人敬畏的经济潜能方面，都远远地超过了英国。
在JP摩根银行和洛克菲勒标准石油集团领导下，美国精英阶层开始出现。早在1914年，他们就已经做好了从伦敦手中接管帝国的准备。
但是，他们还不成熟。
为了使美国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中崛起，成为地球的主宰，还需要一场残酷的经济大萧条来建立一个机构，以推动建立一个公司化运作的私营-国有垄断组织，这个机构就是摩根-洛克菲勒豢养的纽约对外关系理事会。
尽管从来没有公开言明，但摩根和洛克菲勒的模式，就是英国的东印度公司的翻版——由女王特许的私营公司，拥有自己的军队，受到皇家海军的庇护，随心所欲，肆意抢掠，出口鸦片，挑起战争。这样一个由低三下四的国家政权支持下的私人帝国，实际上就是亨利·卢斯在1914年著名的《美国世纪》社论中所提到的。
整个战后世界和美国作为统治世界的超级大国的角色，都是经过了纽约对外关系理事会及其下属的战争与和平研究会组织的一系列秘密会议精心策划的。这个机构由洛克菲勒集团通过洛克菲勒基金提供经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前两年，1943年7月，对外关系理事会邀请了当时年事已高的麦金德，对他的地缘政治平衡学说进行阐释，这对于制定“美国世纪”的规则十分必要。麦金德的观点在对外关系理事会创办的《外交》杂志上刊载，文章的题目是《圆的世界和赢取和平》。
在这篇十分重要而又鲜为人知的文章中，麦金德告诉他的美国兄弟，“……如果苏联在这场战争中以德国的征服者的面目出现，她必将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地强国，这一结论不容置疑。此外，她还将处于战略上最强大的防御地位。核心地带(苏联)是地球上最大的天然堡垒。”
为了遏制这种可能，温斯顿·丘吉尔和英国精英分子不惜一切，说服美国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挑起冷战。之后，在1946年，丘吉尔在杜鲁门总统的家乡密苏里州的富尔顿发表了著名的题为《铁幕》的演讲。
的确，只有透过超级大国的政治，运用麦金德的地缘政治观点，才能对过去一百年的历史有比较全面的认识。很遗憾，除了英美的少数精英战略家，世界上很少有人对地缘政治学说有所关注。
本书试图唤醒人们重新认清英美地缘政治的如意算盘。要在地球上生存就需要这种意识。
伊拉克警钟
尽管遭到了联合国安理会三个常任理事国的强烈反对，布什政府还是做出了单方面决定，于2003年入侵伊拉克，给全世界敲响了警钟。除美国政府之外，各国政府都很清楚，萨达姆·侯赛因与基地组织没有联系，也与拉登没有联系。萨达姆认为拉登是具有破坏性的狂热分子。萨达姆也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无关。伊拉克对美国绝对不构成威胁，也不会对欧洲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构成威胁。
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政府有一个共识，即布什-切尼政府之所以不遗余力地占领伊拉克，是与对石油的控制有关，控制的石油越多越好。伊拉克未经开采的石油储备估计仅次于沙特阿拉伯，占世界第二位。
众所周知，中国、俄罗斯、法国的石油公司早就与萨达姆政府签署了石油开采协议，一旦1991年美伊战争后应美国要求实施的联合国制裁解除，这些国家就可以开始开采伊拉克尚未开采的油田。
冷战从未结束
当今国际事务的大多数国际观察员都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对于美国的实权派（包括五角大楼、美国军事工业以及哈尼伯顿、埃克森美孚、雪佛龙德士古等石油巨头），冷战并没有因为1989年11月柏林墙的倒塌而结束，也没有随着1991年苏联的解体而结束。
事实上，直到今天，冷战从来就没有结束。
为了取得核优势，华盛顿一直在竭尽全力进行军备竞赛。闹得沸沸扬扬的波兰和捷克导弹防御系统，实际上不是为了防御。这只是取得第一轮核打击优势的必要步骤。如果这一企图得逞的话，这个地球上的生活将变得黯然失色。
了解美国当局为什么不结束冷战，对于了解今天这个世界至关重要。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世界本有机会化剑为犁，把庞大的军事工业转为民用，把俄罗斯当作伙伴，参与俄罗斯迫在眉睫的经济重建。
但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七国集团没有这样做。相反，在乔治·布什总统坚持下，西方强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俄罗斯、波兰、捷克和所有东欧国家实施自由市场的“休克疗法”。结果是，为西方跨国公司开辟了一个可供抢劫的富矿脉。俄罗斯因此陷入难以启齿的混乱。中国也因此得到了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都要避免的教训。
在1997年9/10月号《外交》杂志上，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先生发表了颇有影响的文章，对“后冷战结束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进行了概述。布热津斯基是今天的总统竞选人巴拉克·奥巴马的外交政策顾问，是哈尔福德·麦金德地缘政治学说的公开支持者，他在1997年写道：
欧亚大陆集中了世界上大多数政治上自信而充满活力的国家。历史上所有问鼎世界的超级大国都源于欧亚大陆。世界人口最多的地区大国，如中国和印度，也在欧亚大陆，它们很有可能是美国优势在政治或经济方面的挑战者。美国之后，六个最大的经济和军事强国都在这里，她们都是公开或未公开的核力量。欧亚大陆占世界人口的75%，GNP的60%和能源的75%。总的来讲，欧亚大陆的潜在力量甚至超过美国。
欧亚大陆是全球最大的陆地，位于世界的核心轴上。如果有能力主导欧亚大陆，就能对世界上三个经济最发达地区中的两个——西欧和东亚发挥决定性影响。扫一眼地图就会发现，主导欧亚大陆的国家自然就是中东和非洲的主宰。欧亚大陆已经是地缘政治中最重要的一盘棋，根本不需要对欧洲和亚洲单独设局（制定政策）。欧亚大陆上的权力分配对美国的全球优势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仔细审视一下欧亚大陆地图，就能看出来，这个地区对中国太重要了，因为它是华盛顿控制未来欧亚大陆的着力点。美国在科索沃、波兰、保加利亚、捷克、格鲁吉亚，还可能在乌克兰建立一系列的北约基地，其目标不仅仅是对俄罗斯实施战略包围，还有就是让北约能够控制俄罗斯和欧盟之间的能源联系。
华盛顿现在的政策包含了一系列的“民主”制度的变动或政变，就像在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发生的“颜色革命”。为削弱中国对战略性能源通道的防御潜力，华盛顿也把缅甸列为重要目标。
改变制度的一个战略目的，也是为了切断中国进入里海地区的通道，以便获得包括哈萨克斯坦在内的里海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备资源。（您用google谷歌搜：改革三十年--中国成为正常的发展中国家，Google 脑控）从前，由于这一地区多山的地理原因，伟大的丝绸之路就是穿过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和哈萨克斯坦的阿玛堤。对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进行地缘政治控制，就能够实现对中国和中亚之间的管道线路控制，正如实施对俄罗斯的包围将有助于控制石油管道以及她与西欧、中国、印度和中东的联系。
布什政府拼命指责苏丹南部达尔富尔地区发生了种族灭绝行为，其目的就是要把北约军队开进这一地区，与华盛顿对当地的人权保护问题毫无关系。看一看伊拉克或阿富汗就知道，华盛顿多么关心人权啊！
这确实与中国日益增长的石油进口有关。正如基辛格所说，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住了所有国家或整个世界。
对北京的领导人来说，2003年美国对伊拉克的单方面入侵就是警钟。美国军事力量已经开始布局控制战略性石油要地和资源，这样就可以控制欧亚，特别是控制中国和俄罗斯。
北京的反应审慎而高明，正如中国伟大的军事战略家孙子所说的那样：避实而击虚。避免与对手硬碰硬。
绕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中国在非洲的石油外交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成功范例。
自20世纪80年代第三次世界债务危机以来，美国就利用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控制，即声名狼藉的“华盛顿共识”，掠夺第三世界的原材料，以贬值的本地货币生产，出口换取美元。1990年后，这样的掠夺扩大到了前华沙条约成员国，扩大到了东亚，扩大到了当时闻名遐迩的“亚洲四虎”，就像癌细胞一样吞噬着健康的机体。
2001年，这个掠夺过程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唯一剩下的猎场是拥有十多亿人口的伊斯兰世界。由于历史原因，这一地区恰好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石油储备。反恐战争，实际上是一场针对伊斯兰国家而展开的战争，是把整个伊斯兰世界纳入美国管辖的战争。世界各国很快明白了这点。在写作本序的时候，战争已遭惨败，这也是美帝国最终衰落的反映。
在深入考察美帝国过度扩张的情况后，中国领导人针对非洲制定的策略非常成功，该策略有效地绕开了美国在非洲曾经使用过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非洲人对这些政策深恶痛绝。中国的策略已经显现出成效，开始赢得了石油和其他原料开采的长期合同。中国没有使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那些限制性条件，相反使用的是软贷款甚至捐款修建学校、医院、桥梁等基础设施，换取采矿权。中国邀请了40个非洲国家的元首访问北京，并派出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和不计其数的高官访问非洲。而近年来，美国总统只访问过一次非洲。
中国领导人还了解到，华盛顿正拼命拉拢经济上迅速发展的邻居印度，让印度成为美国动摇中国的代理人，这也是华盛顿精心谋划的另一个典型的“力量均衡”。在写作本序时，美国的这些招数已经被化解，北京和新德里正在就合作协议进行公开的讨论。
美国企图用俄罗斯抗衡中国的策略也没成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尽管有几十年苦涩的历史，但莫斯科和北京都意识到，有必要开展新形式的合作，来对抗华盛顿单边霸权的“震慑与畏惧”。上海合作组织就是这种想法的很好体现。上海合作组织是2001年由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领导人共同倡导成立的多边安全组织。
华盛顿和他们的日本朋友试图控制欧亚大陆的分裂和统治策略，影响越来越小。美国深陷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泥潭，很像当年的越南战争，整个世界对美国越来越不信任。华盛顿的政策越来越好战，正在使自己孤立起来。哈尔福德·麦金德和布热津斯基的噩梦正变成现实：欧亚大陆的大国俄罗斯、中国、印度已经认识到他们自己的强大力量，甚至不用北约的军事力量，凭自己就能抗击华盛顿的威胁。
2008年年初的几周里，不仅美国利用巨大军事优势作为外交政策工具遭到失败（这体现在华盛顿鹰派对伊拉克的打击并不成功）；更为根本的是，美国强大的经济和金融力量由于房地产“次贷危机”正在蒸发。美国最大的金融机构正转而向新秩序的新兴力量——拥有大量美元余额的“主权财富基金”国——阿拉伯国家、中国、俄罗斯乞求资金，来支撑问题成堆的美国银行。这样做的代价是巨大的。纽约正在失去其世界金融超级中心的地位，已病入膏肓。前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家亨利·鲍尔森（现美国财长）也无力扭转这一颓势。在华盛顿以及纽约银行的董事会上，恐惧氛围正在蔓延。
美国世纪是怎样兴起和衰落的，它对我们的未来意味着什么，是本书的真正主题。我真诚地希望，这本书能够点亮一个世纪黑暗历史中的某些角落，尽管看起来，这段历史过于悲惨——历时百年的石油战争。
威廉·恩道尔德国威斯巴登2008年2月4日
谢选骏指出：人说——“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住了所有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住了所有的人；如果你控制了货币，你就控制住了整个世界。”
我看——想要“控制……”，这是老人“感觉力不从心的反应”。而年轻人，则不想控制他人，只想扩张自己。
我看现在的恶巫战争（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中俄实际同盟，也很受上述理论的影响。不过现在我认为，哈尔福德·麦金德的《历史的地理枢纽》只适用于解释过去的历史，并不适合预测未来的发展。因为哈尔福德·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忽略了“动态地理”，也就是忽视了技术条件对于地理所做出的改变。
【《石油战争》中文版序】
《石油战争：石油政治决定世界新秩序》是本世纪初畅销全球的国际政治领域的一部力作。原书英文版出版后，已被译成克罗地亚文、法文、德文、斯洛文尼亚文、韩文、阿拉伯文等多种文字。
作者威廉·恩道尔先生是著名的经济学家、研究员，从事国际政治、经济、世界新秩序分析研究逾３０年。威廉·恩道尔早年就读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取得政治学学士学位，继而又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攻读研究生，研究比较经济学。其后，作为独立经济学家和新闻调查记者先后在纽约和欧洲工作。他的研究涵盖领域极为广泛，除能源和地缘政治，还包括世界农业问题、谷物交易垄断、关贸总协定、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第三世界债务、对冲基金和亚洲金融危机，等等。威廉·恩道尔先生还经常应邀在一些有关地缘政治、经济、能源等的国际会议上发表演讲，包括扎基·亚马尼王子扎基·亚马尼王子1930年生于沙特阿拉伯麦加，于1962致1986年间，担任沙特阿拉伯石油和矿业部长，期间兼任OPEC部长，长达25年。扎基·亚马尼王子普遍被认为是1973年石油危机时，使原油价格上涨四倍的主要设计者。本文作者在伦敦的全球能源研究中心、瑞士的全球投资者论坛、马来西亚中央银行、俄罗斯战略研究院、克罗地亚商业和经济协会等，并定期为世界全球化中心及许多国际出版物撰写文章包括亚洲时报、FinancialSense.com、AsiaInc、GlobalResearch.com、日本经济新闻、Foresight杂志、纽约的GrantsInvestor.com、European Banker and Business Banker International、Smart Investor，以及德国的Zeit Fragen等。——本文作者。除了撰写文章之外，威廉·恩道尔先生作为经济学家，还经常为主要欧洲银行和私人基金经理提供咨询。威廉·恩道尔先生和妻子目前居住在德国。
威廉·恩道尔生平有三部重要著作：《毁灭的种子：基因操纵的幕后动机》（暂名）、《世界末日与新冷战》（暂名）《毁来的种子：基因操纵的幕后动机》（暂名）（“Seeds of Destruction:The Hidden Agenda of Genetic Manipulation”）和《世界末日与新冷战》（暂名）“Armageddon and the New Cold War”）即将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本文作者、《石油战争：石油政治决定世界新秩序》。在前一部著作中，作者描述了华盛顿与英美农业巨擘，通过专利手段对世界粮食进行基因改造，通过控制粮食进而控制世界。在后一部著作中，作者描述了一个世纪以来，霸权主义者通过控制石油来控制世界。
尽管三部作品背景不同，但它们演绎着相似的主题，秉承了同一个理念——哈尔福德·麦金德爵士的地缘政治学说。同时，威廉·恩道尔先生的作品也保持了鲜明的个性特点。《石油战争》具有比较凝重的历史感，作者以全球的视野、战略的眼光，追踪百年国际政治风云，大国的崛起和衰落，强权政治的不断重组，英美霸权主义者的此消彼长。作者探索了许多历史上鲜为人知的领域，以深刻的笔触揭示了强权争霸世界的真正驱动力，依然是英美石油地缘政治。
作者更多着墨于美国。美国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崛起的，而今成为主宰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历史为何造就了一个“美国世纪”？作者试图解答这个问题：只有透过超级大国的政治，运用麦金德的地缘政治观点，才能对过去一百年的历史有比较全面的认识。他直言：“美国世纪的兴起和衰落，对未来究竟意味着什么，是本书的真正主题。”虽然一场伊拉克战争使美国毁誉于一旦，大国地位也日渐式微，但作者认为，冷战并未结束，美国当局也不想结束冷战。作者写作的初衷，正是要人们以史为鉴，唤醒世界对地缘政治的关切，因为这是在地球上生存所必需的意识。
在本书中译本即将出版之际，作者恩道尔怀着自豪的心情，铺开纸墨，欣然命笔，为中国读者写了一篇导读性的序言。作者对中国人民充满善意和期待，关注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一个与美国截然不同的角色，并将肩负起历史赋予的重大使命。作者愿以本书点燃一个亮点，了解美国，以史为鉴，激发人们超越时空、超越主流媒体对现实貌似公正的描述，从地缘政治的视角，对新世纪国际风云的变化，做前瞻性的思考。
刘淳CDP集团副总裁，博士２００８年４月于北京
谢选骏指出：德国对于美国，似乎怀有复仇主义的情绪——尤其在两德统一之后，更加有恃无恐，感觉自己如果依托中俄，就可以重温“世界第三”的“假第三帝国之梦”。果然，经过一代人的努力，到2024年德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经济的老三国家了（仅次于美国中囶）。德国与中囶接近，还有牵制俄国的作用，所以德国重视中囶，更甚于德国重视俄国。
【第一章 三足鼎立 英帝国的三大支柱：贸易、金融、原材料】
19世纪中叶，随着自由贸易政策大幕的拉开，英国经济舞台上的主角由工业巨头换成了银行家。金融货币、国际贸易、原材料优势，构成了英帝国权力的三大支柱。
英帝国的新战略
过去100年的历史，是为攫取和控制世界石油储备而战斗的历史，任何其他因素都不能与此相提并论。首先是英国，后来是美国，主要受这两个国家的利益影响，围绕着原材料、石油，形成了世界政治与经济的权力版图，但人们对此却了解甚少。
19世纪90年代末期，英国在世界范围内拥有无与伦比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自1815年开始，英镑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信贷货币。英镑的这一地位和作用，建立在英国黄金储备的基础之上，并得到了英格兰银行的严格监护。全世界对此充满了嫉妒。在滑铁卢，普鲁士的军事优势是战胜拿破仑军队的关键，但是，赢得胜利者美誉的却是惠灵顿和英国人，于是，世界的黄金大量流入伦敦，使得其储备占据了世界最大的份额。“像英国先令一样可靠”，这是当时不言自明的道理。1816年6月22日，英帝国颁布法律宣布，黄金是唯一的价值计量标准。在此后的7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英国的外交政策日益侧重于保护英国的国库——英格兰银行的地下金库，包括全世界新开采的黄金，无论这些黄金是产自澳洲、美国还是南非。这一政策的必然结果是，随时对拥有黄金储备的竞争对手实施“战略打压”政策。
1815年后，在世界海域内，英国海军的霸权无可匹敌。英国船队满载着英国的钢铁、煤炭以及出口国外的曼彻斯特纺织品驶向世界各地。英国制造业领导世界几十年。
然而，就在英国对外显示出强权的同时，英国国内却隐藏着危机。在世界贸易中，英国商号的信用延伸得越远，在阿根廷、美国以及俄国的铁路建设中，伦敦金融城里的银行贷出的资金越多，英国国内的经济就越是恶化。很少有人明白，两件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怎么会有如此密切的联系。
1814～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对拿破仑时代之后的欧洲政治版图进行了重新划分。在这之后，英帝国在外交大臣卡苏里勋爵的外交斡旋下，通过与奥地利哈伯斯堡皇室和其他欧洲大陆强国进行交易，获得了海洋控制权。当时的欧洲大陆，各国彼此分裂，势力较弱，根本无法挑战英国在全球的扩张。（您用google谷歌搜：改革三十年--中国成为正常的发展中国家，Google 脑控）通过控制海洋，英国控制了世界的海运贸易，这构成了滑铁卢之后新的英帝国三大支柱之一。当时的贸易条款由伦敦劳埃德海运保险和银行财团制定，欧洲大陆的制造业者，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众多制造业者一样，不得不接受这些条款。英国皇家海军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在世界各地的主要航道上充当警察，为英国商船提供免费“保险”。而竞争者的船队则不得不向伦敦劳埃德保险财团购买保险，以防海盗、灾难以及战争的威胁。
对于世界上大部分海运贸易来说，伦敦银行的信用证以及现钞兑换是十分必要的。私营的英格兰银行，由伦敦“金融城”（即伦敦金融区的统称）里的巴林家族、汉布罗家族以及罗斯柴尔德家族等著名金融财团共同创办，操纵着世界绝大多数货币黄金的供给，它们精心策划，导致大量的英国出口品肆意倾销到竞争者的市场。对国际银行业的主导，无疑是1815年后英帝国权力的第二大支柱。
第三大支柱便是英国对棉花、金属、咖啡、煤炭以及19世纪末新兴的“黑金”石油等世界主要原材料的地缘政治优势。随着时间的缓缓流逝，这一支柱显得越来越重要。
自由贸易与英国权力的根基
1820年，英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原则声明，旨在推动一系列的变革，这些变革的一个结果是导致了一个世纪之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随之而来的悲惨后果。
在以英格兰银行、巴林兄弟商业银行的亚历山大·巴林为中心的伦敦航运与银行利益集团的推动下，国会通过了一项原则声明，支持所谓的“绝对自由贸易”。这一概念由几十年前的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
直到1846年，在议会废除旨在保护国内农业主的著名的《玉米法》之后，这项声明才正式生效。废除《玉米法》主要考虑的是伦敦金融城金融与贸易集团的利益，对世界金融和贸易的垄断赋予了他们决定性的优势，他们把这种优势发挥到了极致。如果他们垄断了世界贸易，“自由贸易”将给他们带来越来越多的优势，与此同时，贸易欠发达国家将付出代价。
在自由贸易的霸权下，英国商业银行在印度-土耳其-中国的鸦片贸易中获得了巨大利润。在鸦片战争中，英国外交部公然要求中国开放“自由贸易”口岸，增加英国银行业的利益。
1843年，一本反映伦敦金融城商业和金融业利益集团的新周刊——《经济学人》创刊了。这本周刊的目的就是鼓动废除《玉米法》。
1846年5月，在罗伯特·皮尔爵士的领导下，英国保守党推动废除了《玉米法》。这不仅是英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经济衰退的开端。废除玉米法打开了大规模廉价农产品贸易的大门，这给英国，乃至其他国家的农民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低买高卖”这一商人的简单格言上升为国家经济战略。消费成为生产的唯一目的。
因为废除《玉米法》而失去了保护，英国本土农业与农民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爱尔兰农民也深受其害，废除《玉米法》导致了他们最大的出口市场突然出现食品价格的狂跌。19世纪40年代末期，爱尔兰出现的农民饥荒和大规模移民现象——如1845～1846年间惨不忍睹的爱尔兰马铃薯饥荒和后遗症——都是英国“自由贸易”政策的直接后果。英国早先对爱尔兰的政策是禁止爱尔兰发展自己的制造业，保持经济上的附属状态以满足英国的“菜蓝子”需求。然而在追求所谓的自由贸易的过程中，这个“菜蓝子”被打翻了。
1846年以后，英属殖民地印度的农民收入微薄，他们与英国和爱尔兰农民争夺英国“消费者”市场。英国国内的工资与面包价格同步下降。在为那些工资收入低于人类基本生存需求的工人提供补助时，英国法律允许将补助额与面包价格挂钩。因此，一旦面包价格下跌，英国人的生活标准也会随之下降。
废除《玉米法》这一保护主义政策，实际上打开了整个英帝国“廉价劳动力政策”的闸门。廉价食品率先急跌之后，唯一获利的是伦敦的国际贸易大公司以及给它们融资的商业银行。贫富悬殊加大，极少数富人与绝大多数穷人对立，英国社会阶层进一步分化，这就是“自由贸易”关于1851年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曾经帮助亚伯拉罕·林肯设计经济战略的美国经济学家亨利·凯里的评论为：
这一制度既不符合自然规律，也不完美，为了解释不该出现的贫穷与悲惨而产生的理论也是如此。爱尔兰的不幸被认定为是人口过剩所至，尽管在这片世界上最高产的地区只需稍加灌溉就可以成为肥沃良田的土地还有数百万亩，尽管爱尔兰人民被迫浪费劳动，而花几倍的钱去购买服装和钢铁……人口过剩是一个错误制度所致恶果的最好借口，因此，这一错误还将继续，直到错误制度行将结束。为了维持这一制度，英格兰的劳动价格必须长期保持在较低水平上，这样才能够在运费和关税各方面具有优势，胜过印度、德国和美国……
很长时间以来，机械行业一直被英格兰垄断，她拥有竞争对手不可能轻易拥有的人才；与此同时，通过对人口的不恰当分类，她还维持了比邻国相对低价的资本和劳动价格……她的企业都是大公司，随时准备挫败企图与其竞争的对手;她还不停地改变金融安排，利用殖民制度，把自己的损失迅速转嫁给与之有联系的所有国家。
凯里列举了美国1837年经济萧条的例子。这次萧条便是始于银行业恐慌。19世纪20年代之后，美国的信用越来越多地被伦敦城的银行所控制，完全背离了李斯特的国民经济概念。
在英国，关于自由贸易对劳动的影响，他写道：“妇女已经替代了男工，甚至大多数未成年的孩子替代了妇女，劳动时间也尽可能地延长，议会干预已是绝对有必要”。他对试图利用垄断机械对世界课税的可怕后果给予了强烈指责。对道德的影响也同样不堪提及。甚至用木屑充当棉花……他们普遍采取降低质量的做法，以把其他国家逐出同类商品生产为目的，铁就是其中一例。
凯里把1846年废除《玉米法》作为政策的分水岭：
1846年玉米法废除案后，爱尔兰立即表现出对英国的依赖，让我们先来看看其结果。伴随着巨额的粮食进口，爱尔兰人民的生活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在失去了制造业和商业之后，爱尔兰人民只能靠农业生活。靠农业生活只能勉强维持，而且要看她的邻居是否满意。爱尔兰产品价格与从世界其他地区进口品之间有个价差，英国需对造成价差的劳动进行补贴，英国要愿意支付这一补贴才行……关于废除玉米法，理由是错的，结果是贫穷、悲惨和饥饿，维持人们的生活成了爱尔兰地主的责任，无论他们是否工作；这是在一个不幸的国家里重建奴隶制的条件之一。一个食品出口大国，如今变成了一个进口大国。印度棉花最大的市场是爱尔兰——这个国家的粮食生产仅供本国消费……整个系统的目标就是增加调停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人员数量……因此，像爱尔兰这样的国家，如果全力生产铁并用铁交换用英格兰的棉花和羊毛制成的衣服，每年可以节约大约三倍的劳动。
关于英帝国的自由贸易霸权主义对19世纪50年代的世界经济的影响，英国自由贸易政策的强烈反对者美国经济学家皮塞·史密斯在当时的著述中总结道：
自由贸易政策仍然控制着英国的立法机构。实际上，它从总体上把国家看成是一个与世界其他国家做生意的巨商，这个巨商支配着巨大的商品存货，其目的不在于使用，而只为销售。这个巨商努力降低生产费用，这样就可以用比竞争者更低的价格售出商品，同时把付给本国人民的工资视为利润损失。皮塞·史密斯把亚当·斯密等英国人的“国家就是一个大商人”的学说与19世纪50年代在欧洲大陆出现的日益受到关注的国民经济思想相比较，尤其是与德国的关税同盟思想以及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其他国民经济政策作了对比他们的政策将受到生产者本能而非商人本能的支配。作为对国家繁荣的度量，他们只关注生产总量，而不是贸易中的利润率。因此，像法国、俄罗斯以及德国这样的大的大陆国家，联合起来组成关税同盟或者称为海关联盟——这实际上是对长期以来主导英格兰的重商主义思想的否定。一位有学识且受人尊敬的英国作家约瑟夫·凯描述道：除了还未开化的俄罗斯与土耳其、受奴役的意大利、政府管理混乱的葡萄牙以及革命中的西班牙，英格兰从重商主义政策中得到的是，“贵族阶层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更富有、更有权利，穷人比其他欧洲国家的更压抑、更贫穷，相对其他阶级数量更多、更无信仰、受教育更少”。
因此，在1851年，一场旨在建立英格兰主流意识形态的运动开始了。在这场思想论战中，人们使用错误的马尔萨斯人口过剩的观点，而不正视对新的生产技术投资不足这一事实。把无情的经济政策看成是理所当然的，并将这样一种政治教条称为英国自由主义。从本质上讲，到19世纪末，英国自由主义的概念才真正确定，这一概念为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大的帝国精英阶层提供了正当理由。这个精英阶层代表无数粗俗无知的群众进行统治，因为这些无知群众自己不能治理好自己。
然而，19世纪英国政府和公众事务中的自由主义精英分子的根本目的是——保护和服务于少数私有权力者的利益。在19世纪的后期，这些私有权力集中在伦敦金融城中的少数银行和机构手中。
英国的“非正式帝国”
在过去的150年里，英国经济战略的本质就是操纵和控制自由贸易。英国的天才们具有变色龙一般的本领，他们想方设法使这一政策适应于千差万别的国际经济。然而，政策的核心保留了亚当·斯密的“绝对自由贸易”的观点，其目的是把自由贸易作为一种武器，反对其他主权国家的经济政策。
19世纪末期，英国当局开始围绕如何维持其全球帝国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从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全球出现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浪潮。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政府致力于采用一种更高明、更有效的形式继续维持其世界霸主地位，这便是所谓的“非正式帝国”。在维持对印度及远东关键地区的殖民占领的同时，英国资本开始大量流入其他国家，尤以阿根廷、巴西与美国为主，形成了各种形式的金融依赖，这样的方式从很多方面看比正式的殖民占领更有效。
与“附庸国”特殊经济关系的概念、“势力范围”以及“权力平衡外交”等概念都产生于19世纪末，都与英国炮制的“非正式帝国”有关。
自1588年英国击败西班牙舰队后，英国就利用其特殊的岛屿环境刻意与欧洲大陆保持距离。这样节约了保持大规模常规军队以保卫其利益的成本，使得她可以集中力量统治海域。从俄罗斯到西班牙，无论谁想要统治欧洲大陆，英国立即可以建立或者资助成立一个联盟来对付她，以维持欧洲大陆的权力平衡。对世界财富的掠夺让英国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1815年维也纳会议之后，在趁击败拿破仑之势对欧洲进行重组的过程中，英国对其玩世不恭的所谓“权力平衡”的外交政策进行了完善。根据这一政策，各方根据势力大小被配置到“平衡点”的两边，而平衡的支点或中心，则严格限定在伦敦。对此，英国外交部始终讳莫如深，这就是英国把对手的经济实力转化成她自己的绝对优势的窍门。
1815年以后，英国外交政策的“天才”们把他们的全部技巧都用在了平衡联盟的关系上。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们可以把欧洲或者全球的战略力量按照他们的意愿进行突击调整。英国外交追求的是一个玩世不恭的信条，即英国决不与其他国家建立感情或道德的关系，不把它们当作相互尊重主权的伙伴，而只强调自己的“利益”。英国的联盟策略受到严格的限制，即在特定的时期，究竟哪些因素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英国自己的“利益”。为此，英国调整了与法国由非洲利益之争而导致的敌对关系，1898年“法绍达事件”之后，英国将这种敌对关系转变为“协约友好”关系，以及改变几十年来为阻止俄罗斯的扩张而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支持（史称英俄“大搏弈”），这些都表明了联盟关系的戏剧性转变。
在19世纪最后的几十年里，英国资金的主要流向是资本赤字国家，这些国家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比如阿根廷。资本输出的目的是资助、建设，然后经营这些国家的铁路和交通设施，这通常能够得到当地政府的慨然就允。英国的资本还用于发展这些国家的船线和港口。因此，阿根廷和其他英国附庸国的经济事实上成了英国经济的俘虏，她们的贸易和金融条款是由伦敦的商人和银行来制定的。这些附庸国发现，通过军事占领布宜诺斯艾利斯然后强征暴敛，虽然也能达到支持英帝国的目的，但相对来说，目前的办法使对方更加彻底地放弃了根本的经济主权。
19世纪80年代，阿根廷通过新建的铁路将其产品，特别是牛肉和小麦运至港口出口。出口量因此提高了两倍，但她在伦敦银行的债务却增加了700%。这个国家是英帝国的债务附庸国，一位评论员称之为“建立在廉价之上的帝国主义”。英国政策的目的很明确，不是想从这些附庸国关系中发展出强大的主权工业国家自己的工业和经济，而是想通过尽可能少的投资实施控制，确保其他竞争者无法获得他们觊觎的原材料或其他经济财富。
在这个时期，为了捍卫从英国到印度的海上航线，英国军队于1882年占领了埃及。英国决不能让苏伊士落入劲敌法国手中。英国的军事占领彻底摧毁了埃及的统治结构，1882年后英军长期驻扎在这一连结伦敦和印度的战略要地。
同样，英国占领南非的初衷也是为了捍卫通往印度的南方航线，守护英国贸易航运线侧翼，从而防止外国对手的侧面攻击。在19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英国对南非的控制是非正式的。英国分阶段关闭了布尔共和国通往印度洋的大门，在1843年开始了与纳塔尔的合并，使布尔人置身于德拉瓜湾之外。同时干涉和阻碍1869年在比勒陀利亚领导下的布尔共和国联盟。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用最简便的办法确保英国在整个南非地区的霸权。确保英国对贸易控制的垄断是英帝国主义在19世纪的主要目标。
在这个时期，英国秘密情报部门也形成了与众不同的风格。与法国或其他国家不同，在滑铁卢之后，英国形成了伦敦金融城主要的银行家与金融家、政府内阁部长、具有战略意义的主要工业企业领导人之间的某种精妙结合。促成这种结合的是伦敦金融城商业银行的后裔——查尔斯·乔斯林·汉布罗先生，从1928年一直到1963去世，他都是英格兰银行的董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汉布罗曾是英国秘密情报部门特别行动班子（SOE）的总负责人，这个组织属于政府的经济作战部，其主要任务是实施战时对德国的经济作战，培训后来成为战后美国中央情报局领导人的情报精英分子，他们包括威廉·凯西、查尔斯·金德尔伯格、沃尔特·罗斯托、罗伯特·罗莎以及后来的肯尼迪财政部副部长和华尔街精英、布朗兄弟公司的合伙人哈里曼。
传统情报的机构是由驻扎在国外首都的间谍机构提供情报，而英国的秘密情报机构则是把广大的英国银行、航运、工业以及政府的力量像网络一样编织在一起。因为这些都是秘密进行的，轻信而毫无防备的国外经济组织没有任何防御能力。在1846年后的自由贸易时期，这种把私人的商业权力与政府暗中结合在一起的做法，是英国霸权的秘密。英国外交政策的基础是精心培育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维持与盟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如果需要的话，盟友或同盟是可以在一夜之间发生改变的。
1873年的大萧条
然而，19世纪70年代初期，在金融恐慌之后，英国开始出现了经济大萧条。这被看作是英国自由贸易政策的直接后果。自由贸易信条有一个假设的前提，就是英国有能力影响世界主要贸易国家采用同样的经济策略，但这只是一厢情愿。
在1857年伦敦银行业发生严重恐慌之后，伦敦金融城里的金融机构（包括英格兰银行的董事们）拟定了新的策略阻止伦敦银行的黄金外流。1857年的恐慌源于外国开始挤兑英格兰银行拥有的国际黄金储备。大量挤兑导致伦敦金融城的银行信用乃至整个国家的银行信用崩溃。为应对这一危机，英国政府制定了一项政策，一项简单而又危险的中央银行政策。
英格兰银行是一家私人控股的银行，当时不受政府控制，而是由伦敦金融城的金融利益所支配。贸易会使英国的黄金储备随时外流。英格兰银行认识到，相对于贸易竞争国的利率，它只需增加中央银行贴现或者利息，达到高于贸易竞争国的利率水平，黄金的外流就会停止，黄金最终会从柏林、纽约、巴黎和莫斯科流回伦敦城的银行。
对中央银行来说，这样的利率政策是一个强有力的武器，它赋予了英格兰银行超越对手的强大优势，无论这种惊人的高利率给英国的制造业和农业带来多大的破坏性。1846年《玉米法》废除之后，在英国经济政策中占支配地位的已经不再是工业和农业，取而代之的是金融与国际贸易。为了保住英国的国际银行业霸主地位，这些银行家都甘于牺牲国内的工业与投资，类似的情形在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遭暗杀后的美国也出现过。但是，英格兰银行的这个利率新策略使英国整个工业饱受煎熬，一场席卷整个英国的经济大萧条从1873年一直持续到1896年。
始于英国银行业的金融危机，伴随着北美洲和南美洲的铁路建设债务链的崩溃，使英帝国陷入了经济大萧条。萧条给英国带来了失业率的上升和工厂的倒闭。1873～1896年，英国的名义物价一路下降至原来的50%，到处都是失业的人群。
在1867年的国际博览会上，英国制造业的投资不足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全新的机械制造产品，甚至纺织品，都是来自德国和其他地区。这无疑反映出英国制造业技术的停滞状态，就在20年前，英国还是世界制造业的先驱。英国的铁、钢、煤和其他产品的出口，在这段时间也衰落了。在英国历史上，这是一个转折点。为了让金融在英帝国的所有事务中起支配地位，30年前开始实施的“自由贸易”政策，与废除《玉米法》共同作用，使英国的工业技术陷入衰退的境地。很显然，到19世纪90年代，英国作为世界工业国领导者的时代结束了。
19世纪英帝国的自由贸易信条和她的马尔萨斯理论注定要失败。这一理论的基础是，要想生存就要蚕食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玉米法》废除后，仅过了25年，英帝国就陷入了历史上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萧条。1873年以后，英国努力传播着“英国病”病毒，亚当·斯密的绝对自由贸易“全球经济模型”显然是不成功的，而德国领导欧洲大陆国家开展了一系列的国民经济保护措施，这使她们实现了两百年来最快的工业增长。
在这个背景下，如何在迅速变化的世界中维持帝国的统治与权力，英国的精英分子就此问题展开了新一轮的争论。在1882年，石油地缘政治被引入这一争论中。现在争论的是如何维持英国的海上霸权。
谢选骏指出：人说“三足鼎立英帝国的三大支柱：贸易、金融、原材料”——我看这三大支柱都是空的，关键在于海上霸权，那是通过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几次英荷战争、几次英法战争获得的战利品……至于作为三足鼎立、三大支柱的贸易、金融、原材料——那不过是军事霸权的副产品。二战以后，英国的军事霸权不再，它的三大支柱也就不复存在了。
【第二章 分道扬镳 德国与“一战”的地缘政治】
德国制造业和航运业的强力崛起，大有问鼎世界，取英国而代之的势头。但脆弱的金融体系，又使得她通往世界霸主的道路坎坷而艰难。
德国的经济奇迹
1873年后，英帝国的经济萧条与欧洲大陆工业经济的蒸蒸日上形成了强烈反差，其中与德意志帝国的对比更为明显，这便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背景。石油已经成为矛盾和冲突的焦点，对此，只有伦敦、纽约银行和金融圈子里的少数精英分子有所的认识，其他人直到数年后才认识到这一点。
在1890年之前，针对德国工业的高速发展，英国银行业和政界的精英人物发出了两个警告。第一个警告是德国出现了独立的、现代化的商船队和海军舰队，这无疑对英国形成了致命威胁。自1815年维也纳会议以来，英国海军一直称霸海上，无人能敌。第二个警告针对的是德国野心勃勃的铁路建设计划，当时德国计划修建一条连接柏林与巴格达（当时属于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的铁路。
关于英德两国的海军对抗和建设从柏林到波斯湾的铁路，对英德双方来说，即使没有公开表露，也可以肯定，都是为了石油。英国当局认为，英德两国在世纪之交开战的真正原因也在于此。我们将会看到个中缘由。
到19世纪90年代，德国的工业与农业快速发展，由此引发的技术进步，无论速度还是质量均超越了英国。与此同时，南北战争之后，美国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国内的发展。因此，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里，英国把德国工业的崛起看成是对其全球霸权的最大威胁。几十年来，德国一步一步地采纳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经济改革措施，建设全国现代铁路运输系统，给正在发展的国内工业相应的关税保护，再加上1871年后德意志帝国稳定而统一的政治环境，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其经济成就已经明显地显现出来。
在19世纪50年代前，效仿英国的成功模式成了德国经济的主要策略。此外，在德国大学，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自由贸易论，也被推崇为神圣的真理。19世纪70年代英国经济陷入萧条，同时影响到德国和奥地利。德国逐渐意识到继续遵循英国经济模式的严重弊端。为了本国工业和农业发展，德国开始逐渐放弃英国的自由贸易模式，调整本国的经济策略。这使得德国的经济有了明显的改善。
放弃英国模式以后，1850～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五倍，人均国民收入也在同一时期增加了250%。真实工薪在1817～1913年间翻了一番，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稳步提高。
但是，德国工业革命的实质是爆炸式的技术进步。为了为自己的工业发展培养科学和工程人才，德国效仿法国的多学科技术学校的模式建立了全国性技术学校和学院体系，德国在国内商会和行业协会的支持下建立起培养商业人材的职业培训系统。此外，德国大学教育把重点放在了自然科学上，于是工程学和自然科学开始兴旺发达。同时，德国还建立了全国性的职业培训系统，培养有技能的贸易人才。其结果是，18世纪70年代后，德国的技术能力得到了大幅度提高。
在19世纪70年代，与英国大型工业公司相比，德国的新兴企业显得格外渺小。但是，在随后的三四十年里，这一格局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在1914年前的几十年，对世界工业与运输业燃料来源来说，煤炭是主宰。1890年，德国产煤8800万吨，英国产煤18200万吨，是德国产煤量的两倍多。然而到1910年，德国的产煤量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到21900万吨，而英国26400万吨的产煤量仅仅领先德国一点点。
在德国的经济增长中，钢铁工业处于领头羊的地位，紧随其后的是电力和化工。利用洛林的高磷矿石，吉尔克里斯特·托马斯创新了炼钢工艺，1880～1900年这20年间，通过使用新的工艺，德国的钢产量增加了1000%，远远超过了英国。到1890年，英国的铁产量仍然领先于德国，英国生产了790万吨生铁，而德国仅仅生产了460万吨；而到1910年，德国的生铁产量达到了1460万吨，比英国的1000万吨产量多出了50%。与此同时，德国的炼钢成本也比19世纪60年代降低了90%。到1913年，德国的生铁产量几乎是英国生铁产量的两倍了。
工业产品的迅猛发展极大地增加了运输需求，铁路基础设施成为德国第一次经济奇迹的主要推动力。德国铁路系统的第一次扩张始于19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在李斯特关税同盟及国家铁路计划的影响下，1870～1913年间，国家支持的铁道系统的铁轨长度以公里数计算整整延长了两倍。
在奥斯卡·冯·米勒等人的技术发明推动下，集中发电和远程输变电能力得到了长足发展，德国电力工业从1895年仅拥有26000名员工的幼小产业发展到1913年占整个国际电力贸易量一半的主导产业。在尤斯图斯·冯·李比希等天才研究人员的推动下，德国化工业也从远远落后于英国和法国，发展为苯胺燃料、医药品和化肥产品的世界巨头。
冯·李比希等人还引进了农业化工的概念，使得这一时期德国农业的生产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在19世纪早期，德国还处于饥荒和农产品产量不足的状态，不得不从俄罗斯和阿根廷进口廉价的粮食。然而到19世纪90年代，德国开始征收保护性关税，控制廉价粮食进口。
1882年，德国的收割机仅有二万台，1907年，增加到了30万台，农业机械化步伐大幅迈进。尽管德国的土壤质量低劣，含沙量大，但是，化肥的利用极大地提高了产量。德国于1887年开始大规模使用化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粮食产量较以前增长了80%。作为比较，我们考察战争爆发那一年，俄罗斯比德国多用300万英亩的耕地，却少收获了1900万吨粮食。到1913年，尽管人均猪肉消费比1870年增长了两倍，德国本国生产的猪肉自给率却达到了95%。相比之下，英国猪肉需求的45%依赖进口。19世纪初，德国还是一个移民输出国，得益于工农业的大力发展，到世纪末时，德国已经变成了一个人口增长较快的国家。1870～1914年间，德国人口从4000万增长到了6700万，几乎增长了75%。在发展工业方面，德国创造了新的“德国模式”，即大银行与大工业企业相互参股，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19世纪80年代，德国的大型工业通过与德国的银行（如德意志银行）的共生共荣关系得到了加速发展。
1870年后的一段时期，德国的“银企共生”大量出现。后来所说的从战争的毁灭性破坏中或是从20世纪50年代的经济萧条中恢复过来的工业，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恢复了19世纪80年代到1914年期间打下的工业基础。
柏林银行业大恐慌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德国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政策却不得不承受银行业危机的后果。1890年，伦敦久负盛名的商业银行——巴林兄弟银行，由于在阿根廷的债券投机和投资亏空巨大，几近破产，国际金融的金字塔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倾倒，德国银行业也涉入阿根廷的金融投机，柏林银行恐慌随之发生。
19世纪80年代，德国的投资者深陷国际铁路建设的投机狂潮之中。巴林兄弟银行的崩溃，其投资于阿根廷的价值7500万美元的各种债券的蚀本，粉碎了德国投资者对金融投机奇迹的幻想。
阿根廷小麦出口的主要对象是欧洲。阿根廷的金融危机之后，对欧洲出口小麦的柏林大谷物交易商里特-布鲁门塞尔产生了利用阿根廷金融危机，占领整个德国小麦市场的愚蠢想法。然而，他们的计划失败了，这加剧了德国的金融恐慌。赫希菲尔德-沃尔夫私有银行破产了，导致德国内利奇-伟斯费里彻银行的巨额损失，进而触发了对所有德国银行的挤兑和柏林股票市场的崩溃，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891年秋。
为了应对恐慌，德国总理提名了28位杰出人士组成调查委员会，他们在帝国银行行长理查德·科克博士的领导下，负责调查造成金融恐慌的原因，并提出立法建议以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科克调查委员会在德国社会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包括了来自工业、农业、大学、政党以及银行金融界等各方面的代表。
调查委员会所做工作的大部分结论，在1896年6月和7月德国议会制定《交易法》和《保证金法》时被写进了法律。《保证金法》几乎是当时工业国家中对金融投机限制最为严格的法律。谷物期货被禁止，股票市场投机也受到了严格限制，从那以后，作为影响德国经济主要因素的股票市场投机现象大幅减少。
1896年的德国《交易法》确立了一个与英国和美国的金融和银行体系完全不同的组织结构。19世纪90年代之后，这些限制性规定也迫使伦敦金融机构减少了他们在德国金融市场上的金融活动，从而减轻了伦敦金融界对德国经济政策的影响。直到今天，英美银行结构与在德国、荷兰、瑞典以及日本等国盛行的“德国模式”之间的根本差异仍然清晰可见。
船运和铁路基础设施的必要性
1873年后，英国的国家工业与金融政策阻碍了技术进步，而德国的情况正好相反。到1900年，两国的发展路径差异日趋明显。1914年前，德国与英国之间日益增加的摩擦主要集中在德国经济迅速全面发展的两个特殊方面，第一个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德国作为一个现代航运强国的迅速崛起，这对长期以来统治海洋的英国构成了致命的威胁。
德国如果没有控制好本国的现代商业船队，没有精良的海军护航，她就永远无法主导自己的经济事务。英国依旧统治着世界海域，并且想尽一切办法维持其统治地位。这就是英国地缘政治战略的核心。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德国人认为，国家的经济生活将永远受外国航运强权的操控，由他们制定国际贸易的基本条款。
1870年，德意志帝国的商业船队仅有吨位64万吨，在当时名列世界第五，落后于英国、美国、法国以及挪威。但到了1914年，德国的船队已经迅速跃升至世界第二，仅仅落后于英国。
1870年德国的出口货物受其他国家——首先是英国——的运输价格和运力的限制。到1914年，这一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早在1901年，德国自己拥有各种船只52000艘，总吨位达900万吨，穿梭于世界各国的港口之间。到1909年，船只增加到65000艘，载重总吨位达到1300万吨。在此期间，德国贸易的70%都依靠海运完成。对贸易条件的控制，对于德国的经济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英国金融业与航运业人士对此并不欢迎。
与此同时，德国的钢铁和工程技术迅速发展，其成果也直接被应用到现代商船的建设中。蒸汽动力替代了过去的帆船，钢质船体替代了过去的铁质与木质船体。这些设备的改善增大了商船的规模并且有效地提高了德国航运的效率。1891年，德国已经拥有三艘7000吨以上载重吨位的蒸汽动力船。到1914年，德国已经拥有载重吨位超过两万吨的蒸汽动力船五艘，15000～20000吨之间的九艘，7000～10000吨之间的66艘。
在这段时间，德国海运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到1914年，汉堡-美洲公司与北德劳埃德公司两大公司拥有全部德国商船的40%。组织有序、规模经济和重点建设最有效率和最现代化的轮船，是这一时期德国海运取得惊人增长的秘诀。
当时，一位法国观察家就德国海运业取得的非凡成功作出评论，他写道：
正是这种集中使得加快资本摊销、拆毁已经变得陈旧的货船、不断革新运输机械成为可能。在德国的商船中，你找不到用了30年或40年的旧船。通过标准化生产——准确地说是冶金术、电子技术等——德国工业保证了德国商号所需的运输，航海运输变得频繁而有规律。对于德国人来说，航行线路的创立并不是跟随贸易，它领先于贸易，并在领先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逐渐形成。
随着1888年汉堡最终并入德意志帝国，汉堡以及后来的不来梅-不来梅哈芬港成为欧洲建设最现代和最高效的港口设施中心，带动了通向世界市场的整个中欧运往北部的铁路货运。通过制定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鼓励发展了最有价格竞争力的交通运输通信体系。在1914年之前的15年内，德国将其航运业务发展到全世界，包括英国垄断的传统殖民地市场以及其他“势力范围”，如埃及甚至南北美洲。1897年，在德意志帝国国会通过法律限制金融投机差不多一年时间之后，海军上将冯·特皮兹宣布了第一个德国舰艇建造项目，该项目于1898年由德意志帝国国会批准，紧接着在1900年再次立法宣布建造两倍的海军舰船。
1906年，英国推出了一种全新设计的全重型火炮战舰“无畏号”，比当时任何一种战舰都速度更快，火力更强。作为回应，德国于1906年通过法律，规定德国海军舰队每20年需更新一次，知道这一法律的人被限定在很小范围内。令英国震惊的是，到1909年，德国推出了四艘战舰组成的拿骚级战列舰，比“无畏号”战列舰更先进。这些战列舰很快就被英国和德国造船专家以更先进的“超级无畏号”战列舰所取代。英国压根就没想到，德国能凭借自己的力量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展一支如此现代化的海军舰队。1951年在牛津大学的一场演讲中回顾1914年世界大战的背景时，卢埃林·伍德沃爵士精练地阐述道：“德国，如同其他强国一样，能轻松自如地为自己造出想要的大舰队。问题在于：一出于权宜之计，二出于现实考虑。德国舰队对于英国作为海洋强国的主导地位绝对是一大挑战。”
大约在1910年，英国人越来越清楚，英国需要采取断然措施对付德国令人生畏的经济崛起。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石油第一次作为战争中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因素出现在国际舞台上。
谢选骏指出：人说——“德国制造业和航运业的强力崛起，大有问鼎世界，取英国而代之的势头。但脆弱的金融体系，又使得她通往世界霸主的道路坎坷而艰难。”
我看——上说本末倒置，因为阻碍德国通往世界霸主道路的，并非脆弱的金融体系，而是不堪一击的海军，后来德国急于扩充海军，结果英国就不惜勾结宿敌俄国，对德宣战。由此可见，所谓的金融体系，不过是海军实力的副产品。2020年代最近的一个例子，香港受到美国霸权的制裁，其金融地位立即土崩瓦解了。至于石油，那就更是副产品的副产品了。
【第三章 合纵连横 控制石油的全球争夺战】
德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打破欧洲大陆的均势。为了围剿德国，英国精心策划了一系列地缘政治行动，石油则是部署这些行动的重要考虑因素。
一位海军上将的远见
在1882年，这种我们称之为石油的又黏又稠的黑色液体，除了用于新的矿灯照明之外，没有任何商业价值。矿油灯是1853年德国柏林的一家灯具制造商斯托沃塞尔开发的新技术。这种燃料当时被称作“岩石油”，因为它从岩石中渗出，这种岩石油分布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泰特斯威尔、俄国的巴库和现在部分属于波兰的加利西亚。1870年，约翰·洛克菲勒成立了标准石油公司，开发美国的灯用煤油市场和利用各种稀奇古怪的油泥“治疗”疾病。当时，内燃机的发展还没有为世界带来工业革命。
但是，当时至少有一个人认为，对于控制未来的海洋，石油具有十分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在1882年9月的一次公开集会上，当时还是海军上校的英国海军上将费舍尔爵士，逢人便说：英国必须改变海军使用煤炭作动力燃料的现状，应该使用新型油燃料。1870年开始，在里海，俄国轮船使用了这种被俄国人称为“黑油”的黏稠燃料油。费舍尔等具有长远眼光的人都赞成使用这种新燃料，他坚持认为，在未来控制海洋的竞争中，油作为动力燃料将给英国带来决定性的战略优势。
费舍尔为此做了很多工作。他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作为燃料石油优于煤炭，并且坚信这些理由是具有说服力的。用石油作动力的战船没有黑烟，不会暴露目标，而烧煤的战船拖着长长的烟尾巴，十公里以外都能看得见。烧煤的动力装置，要达到最大马力，需要4～9小时，而烧油的动力装置达到最大马力只需要5分钟。给战舰提供油料，只要12个人工作12个小时，而提供同样能量的煤，则需要500个人工作5天。要得到相同马力的推力，燃油引擎只需要燃煤引擎1/3的工作量，每天的消耗量也只有煤的1/4，这对于一支船队来说，是非常关键的，无论这支船队是商船队还是海军舰队。用油作动力的船队，其活动半径大约是用煤作动力的船队的四倍。但在当时，费舍尔的想法被他的英国同辈认为是异想天开。
差不多同一时期，德国工程师戈利伯·戴姆勒在1885年开发出世界上第一个实用燃油引擎，用于公路运输。到世纪之交，尽管汽车还被认为是超级富豪的玩具，但石油时代的经济潜力已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
岩石燃烧的秘密
到1905年，英国秘密情报部门和英国政府终于认识到了这种新燃料的战略意义。问题是，英国本身并没有油，必须依赖美国、俄罗斯或墨西哥来供给。即使在和平年代，这种状况也不能接受，而一旦发生战争，完全依靠国外供油根本就不可能。一年前，即1904年，费舍尔上校升任海军最高指挥官——英国海军大臣。费舍尔立即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考虑并就确保英国海军的石油供应提出建议”。
当时，在波斯和阿拉伯湾，英国的活动并不是不受限制。阿拉伯湾当时还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波斯也不是英帝国的领地。很多年来，英国在布什尔港和阿巴斯港都设有领事馆，在海湾地区派驻军舰，以防止其他国家进入这一战略水域，接近英国最重要的殖民地——印度。1892年，寇松勋爵，后来的印度总督，关于波斯这样写道：“任何国家向俄罗斯开放波斯湾沿岸的港口，我都视之为对英国的蓄意侮慢，对现状的肆意破坏，是一种战争挑衅行为。”
但是，在1905年，通过臭名昭著的王牌间谍西德尼·赖利的行动，英国政府得到了一个极不寻常、意义重大的开采中东石油的专有权，当时人们相信中东有大量石油矿藏尚未被开采。1905年初，英国情报机构派赖利（生于俄罗斯敖得萨的西格蒙德）到一名性格偏执的澳大利亚业余地质学家和工程师威廉·诺克斯·达西那里，伺机得到开采波斯矿藏的权利。
达西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沉迷于历史，对古代波斯光明神奥马慈达祭司场所点燃“火柱”的各种传说深信不疑，这些“火柱”都源于拜火教牧师们波斯的光明教（Zoroastrianism)相信宇宙间有两大敌对力量，黑暗神阿利曼（Ahriman)和光明神奥马慈达（Ormuzd)，整个宇宙都是它们永远冲突的战场。——译者烧燃的某种油，这种油就是从当地的某些岩石中渗出来的。为了寻找石油，他花费了数年时间确定古代波斯神殿的位置。他无数次造访伦敦，为他的探险寻求资金支持，然而英国银行家给他的支持越来越少。
达西作为一名工程师，十分了解伊朗。19世纪90年代，新波斯国王穆扎法尔·阿尔丁致力于国家（今天的伊朗）的现代化。他召见达西，要求他帮助波斯建设铁路，推动工业发展。
1901年，为了预先换取大量现金，国王授予达西一项王室特许权：
在60年的时间里，他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在波斯的土地上自由探采石油，所有发现的与石油有关的财产，都将归他所有。
达西支付了大约两万美元的现金，并同意只要找到石油，他都从销售中支付给国王16%的矿区使用费。这样，这个偏执的澳大利亚人得到了当时一份最有价值的法律文书，该文书赋予他本人及他的继承人或受让人、朋友，开采石油的特权，这项特权一直持续到1961年。达西第一次真正找到石油是在波斯湾北部的舒什特尔地区。
赖利在1905年想方设法找到达西。当时，达西通过巴黎罗斯柴尔德银行集团正打算与法国签署合作开发石油的协议，准备告老还乡，回到祖国澳大利亚。
赖利假装成一位教士，利用达西虔诚的宗教信仰，施展种种伎俩说服达西把他拥有的波斯石油独家开采权转让给“虔诚的基督教”英国公司——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苏格兰金融家士达孔拿爵士由英国政府举荐，当上了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的重要股东，而英国政府在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中的地位却秘而不宣。赖利因此使英国获得到了第一个重要的石油资源。
柏林-巴格达铁路
1889年，在德意志银行的领导下，一群德国工业家和银行家，从奥斯曼政府那里获得了一项特许权，建设从首都君士坦丁堡横穿小亚细亚安纳托利亚的铁路。这一协议持续十年后，到1899年，奥斯曼政府又批准了第二阶段的建设任务，即大家所熟知的“柏林-巴格达铁路项目”。第二项协议是德皇威廉二世1898年访问君士坦丁堡的成果。在这十年里，德-奥关系变得日益重要。
德国决定，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与土耳其建立牢固的经济联盟，大力开发德国工业品出口东方的新市场。柏林-巴格达铁路项目是这一重大而可行的经济战略的核心。隐藏于这个项目后面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获得潜在的石油供应，对此，英国当然会跳出来反对。20世纪90年代至今，中东以悲剧形式表达了对西方的仇视，其种子就是这个时期埋下的。
20多年来，连接欧洲大陆和巴格达的现代铁路建设问题，一直是德英冲突的焦点。德意志银行董事卡尔·贺尔菲里奇认为，在1914年之前的15年里，除了德国海军舰队日益强大之外，没有任何问题能像巴格达铁路建设那样引起伦敦和柏林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紧张的了。卡尔当时负责巴格达铁路项目的谈判。
1888年，德意志银行牵头成立了一家公司，该公司获得了建设和维护在君士坦丁堡外，连接海达-帕莎与安哥拉之间铁路线的特许权。公司被命名为安纳托利亚铁路公司，其主要股东是奥地利人、意大利人，也有一小部分英国股份。铁路前期建设进展得非常顺利，并提前完成，项目将延伸到科尼亚的南部。
1896年，柏林到科尼亚的铁路开通。这是一条深入土耳其安纳托利亚高地内陆，全长约1000公里的铁路。在一个经济十分闭塞的地区，建设期不到八年，这真是工程与建设史上的一项伟大成就。古老而富裕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河谷从此被现代化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连接在一起。在此之前，中东的铁路设施都是英国人或法国人建的，所有这些铁路都很短，只在叙利亚境内或别的地区，连接了几个关键的港口城市，从来没有将广大的中东内陆地区与现代工业化地区相连接。
这条铁路第一次把君士坦丁堡和奥斯曼帝国的亚洲内陆腹地与经济发达的现代化地区联系了起来。这样的铁路，一旦扩展到巴格达，再延伸到不远的科威特，将在欧洲和整个印度次大陆之间建立起一条价格低廉而快捷的交通通道，这也是当时最高等级的世界级铁路。
在英国看来，这正是问题的关键。当时被派往塞尔维亚军队的英国资深军事顾问拉方（Laffan）警告说：“如果柏林-巴格达铁路建成，这块生产数不尽的经济财富、海上军事力量根本攻击不到的巨大内陆疆土将统一在德国的周围。俄国与它的西方朋友——英国和法国，将会被这一屏障阻隔开。”拉方还说：
我们在埃及的利益处于德国和土耳其军队的有效打击范围之内，并且两国军队从波斯湾可以直接威胁到印度。很快，亚历山大港和达达尼尔海峡将极大地加强德国在地中海的海军力量。
拉方暗示，英国的战略是要摧毁柏林-巴格达铁路。
看一眼世界地图就会发现，从柏林到巴格达，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土耳其一字排开。只有一小块条状地带横亘在这条链条上，阻止了东西两边的联系，这就是塞尔维亚。塞尔维亚虽小，但处于德国与君士坦丁堡港和萨洛尼卡等大港口之间，如鲠在喉。这些港口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把守着东方的大门……塞尔维亚是我们东方财富的第一道真正防线。如果塞尔维亚被征服，或是被利诱加入柏林-巴格达体系，那我们辽阔而不设防的帝国将很快感受到德国刺向东方的利剑”。
因此，毫不奇怪，在1914年之前的十年，巴尔干地区战火连绵，动荡不安，曾经发生的战争有土耳其战争、保加利亚战争以及连续不断的地区冲突。冲突和战争极大地削弱了柏林-君士坦丁堡联盟，特别是阻碍了柏林-巴格达铁路的建设。拉方反复强调了这一点。但是，把柏林-巴格达铁路建设项目看成是德国针对英国的单方面对抗行动是不对的。德国曾经反复向英国寻求这一项目上的合作。19世纪90年代，德国与土耳其政府达成协议，建设通往今天的科威特的最后2500公里铁路。为了完成这一庞大的项目，德意志银行和柏林政府作出了无数的努力，寻求英国参与，希望与英国一起为这一巨大工程提供资金支持。
1899年11月，德皇威廉二世访问君士坦丁堡后，在温莎城堡会见了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亲自说情，邀请英国参与巴格达项目。德国人十分清楚，为了保卫共印度通道，英国一定会维护他们在海湾和苏伊士的利益。没有英国的积极支持并不积极，很明显，这项工程将面临极大的困难，不仅仅是政治上的困难，也有财政上的困难。这条铁路最后一段的建设规模远远超出了德国银行的资金调配能力，即使有德意志银行这样的大银行，仅靠德国也是不能胜任这么巨大的工程融资任务的。
然而，英国方面，在随后的15年里，运用各种手段和伎俩，延误和阻挠铁路的建设进度，同时总是让德国心存达成最终协议的希望，弄得德国捉摸不定。这样的游戏一直持续到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英国女王在关于巴格达铁路的最后谈判阶段，打出了制胜的一张牌，她与科威特酋长有紧密联系，1901年，停在科威特海域的英国军舰，命令土耳其政府必须考虑把阿拉伯河下游的海湾港口（当时由穆巴拉克-萨巴赫酋长的阿纳扎部族控制）划为“英国领地”。
当时，土耳其在经济和军事上势力弱小，对于英国对奥斯曼帝国这一遥远地区的事实占领除了软弱的抗议外别无他法。英国控制了科威特，成功地阻止了柏林-巴格达铁路向波斯湾水域甚至更远的地方延伸的企图。
穆巴拉克-萨巴赫酋长生性残忍，据说在1896年，他利用自己的两个同父异母兄弟在他宫殿睡觉的机会谋杀了他们，从而得到了这一地区的控制权。1907年，穆巴拉克-萨巴赫酋长签署协定，把土地永久出租给“尊贵的英帝国政府”，共同签署这一文件的是英帝国政府驻科威特代表梅杰·诺克斯少校。据说，为了让酋长签署协定时开心，英国政府软硬兼施，给了他大量的黄金和武器。1913年10月，珀西·科克斯中校得到了向来出手大方的酋长的一封信，信中酋长同意：“除非英国政府提名或推荐”，酋长不会把这块土地上的石油开采权授予任何人。
1902年，这个由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地区叫美索不达米亚，即今天的伊拉克和科威特。这一地区有丰富的石油资源，究竟有多少，如何开采，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石油的发现，使这一地区成为全球经济和军事控制的巨大角斗场，这一局面一直延续至今（图1，图2）。
1912年，在为巴格达铁路融资的过程中，德意志银行与奥斯曼皇帝谈判，巴格达铁路公司获得了在铁路两旁20公里范围内的所有石油和矿产开采权。铁路线一直延伸到摩苏尔今天的伊拉克。
1912年，德国工业界和政府已经认识到，石油是未来经济的燃料，对未来的陆地运输和海洋运输同等重要。在当时，德国已经被美国洛克菲勒标准石油公司牢牢地控制手中。标准石油公司所属的德国石油销售公司控制着德国石油销售总额的91%。德意志银行拥有标准石油公司德国石油销售公司9%的股份，只是个小股东。而德国在1912年时，还没有建立独立、安全的石油供给体系。
然而，地质学家们已经在摩苏尔和巴格达之间——美索不达米亚（伊拉克）的部分地区发现了石油，建设中的柏林-巴格达铁路的最后一程正好穿过这一地区，也被认为一定存在着大量石油资源。
从此以后，英国就把科威特纳入其阿拉伯湾特殊利益的范畴之内
1912～1913年间，德国议会一直努力立法，希望建立一家自己的国有公司，以独立于与美国洛克菲勒的合资公司，来开发和经营新发现的石油资源。但这一努力始终进展缓慢，一直拖到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最终不得不放弃。德意志银行的计划是，通过巴格达铁路从陆地运输美索不达米亚的石油，避免英国的海上拦截，这样就可以确保德国的石油需求得到满足，实现独立自主。
新“无畏号”战舰
直到1909年，费舍尔将军将英国海军舰船改用石油作燃料的计划才开始实施，而德国刚好在这时完成了对英国“无畏号”战舰系列的第一次改进。德国的“冯·德·坦恩号”战列巡洋舰拥有八万吨马力的引擎，虽然还是用煤作燃料，但航速能达到令人震惊的28节。在英国，只有两艘军舰在速度上可与之媲美。英国的燃煤舰队受到了技术上的限制，而德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已经对英国的海上优势提出了挑战。
1911年，年轻的温斯顿·丘吉尔接替费舍尔爵士担任第一海军大臣。丘吉尔立即开始游说，把海军军舰的动力燃料改为石油。根据费舍尔的观点，丘吉尔指出，同样大小的船，用石油可以获得更快的速度，且同样吨位的舰船，因为不必中途补充燃料，所以在活动范围上具有决定性的优势。
1912年，美国生产的石油占世界产量的63%，俄罗斯的巴库大约占19%，而墨西哥占5%。英国的波斯勘探公司还不是石油的主要供应商，但即便如此，英国政府做出战略决策：对国家利益来说，英国在波斯湾的存在是完全必要的。正如我们看到的，德国不停歇地建设柏林-巴格达铁路，对英国政府的这一决策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
1912年7月，在丘吉尔的敦促下，阿斯奎斯首相领导的政府任命退休了的费舍尔爵士担任皇家石油和石油引擎委员会主席。1913年初，同样是在丘吉尔的要求下，英国政府秘密购买了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今天的英国石油公司（BP））的大多数股份。从这点看，石油已经处于英国战略利益的核心位置。
如果英国不仅能确保自己未来石油运输和能源技术的需求，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她还能阻止经济竞争对手染指世界上的石油资源储备，那么，她的霸权地位还能再维持几十年。简言之，即使英国的工业停滞不前，无法与德国新兴的戴姆勒汽车公司竞争，那么她将控制戴姆勒汽车公司所必需的原料。英国的石油控制政策对世界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影响正变得清晰可见。
决定命运的巴黎之旅
1914年，英国为什么要冒着世界大战的危险，去阻止德国工业经济的发展呢？按照德国银行家卡尔·赫尔弗里希的解释，英国1914年8月对德宣战的最大理由是基于“英国政策由来已久的传统。通过这个传统，英国建立起强权地位，并且寻求继续保持这种强权地位”。他还强调，“英国的政策总是以对抗欧洲大陆最强大的政治经济强国而定。”
自从德国成为欧洲大陆最为强大的政治经济强国后，英国在全球的经济地位和海上优势，都感受到了来自德国的威胁。自此，英德分歧无法弥合，她们在任何一个问题上都难以达成一致。
1897年，赫尔弗里希伤感地记述了俾斯麦宣言的精髓：“只有一种情况能促进英德之间关系的改善，那就是勒住我们经济发展的缰绳。然而这是不可能的。”
1914年4月，在巴黎，英王乔治七世和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对法国总统庞加莱进行了一次特别拜会。这也是爱德华·格雷爵士离开英国本土的为数不多的出行之一。俄国驻法大使伊斯沃尔斯基也加入了其中，三个国家结成了一个对抗德国和奥匈帝国的秘密军事联盟。出于谨慎，格雷没有发出警告，预先让德国人知道这个秘密联盟——一旦英国发动一场战争，为了对抗德国而小心建立起来的联盟中的所有成员国都将参战。
早1914年前，英国当局的许多人都认定，只有战争控制欧洲局势的唯一途径。英国的利益集团根据其权力均衡逻辑，使英国从19世纪传统的“亲奥（斯曼）反俄”联盟策略转变为“亲俄反德”。而早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这一转变已经十分明显。当时法国的加布里埃尔·阿诺托和俄国的萨济·维特之间形成的联盟，连同新兴的工业化德国一起，就已初见端倪。
法国的失误和俄国的雄心
的确，到19世纪90年代末，英国上层对新兴德国的经济挑战的恐惧达到了顶点。为了使欧洲的事态发展有利于自己的利益，英国对十年未变的大陆联盟策略进行了一次彻底的调整。
直接导致联盟策略调整的是发生在埃及的一次重大军事对峙事件。在埃及，英法两国都在历史上通过苏伊士运河公司拥有巨大经济利益。1898年，马尔尚上校率领的一支法军，穿过撒哈拉沙漠抵达东部。在那里，他们遭遇由基钦纳将军率领的驻尼罗河法绍达的英军。两军对峙，互不相让，局势剑拔弩张。最后，马尔尚请示巴黎后，率法军先行撤离。这就是著名的法绍达危机事件，最后因英法两国为联合抗德达成权力均衡联盟而结束。在这次事件中，法国错误地放弃了使非洲工业化的好机会。
当时的法国殖民部长是泰奥菲尔·德尔卡塞，正是他给在非洲法绍达与英军对峙的马尔尚上尉率领的法国远征军下达了撤退命令。尽管自拿破仑时代起法国对这一地区就有领土主张，但英国却步步推进，事实上占领了埃及和苏伊士运河。自1882年英国军队“暂时”占领埃及后，英国公务员为“保护”英法在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利益事实上管理着埃及政府。最后，英国人在法国人的眼皮底下悄悄地窃取了埃及。
德尔卡塞的撤退命令违背了法国的利益，也违背了法国外交部长加布里埃尔·阿诺托明确的政策设想。阿诺托原本对法国非洲殖民地的发展和工业化有一个完整构想，可是在处理法绍达冲突的关键的六个月当中，他偏偏没有参与。阿诺托是一个著名的反英共和主义者，他的构想是以法属非洲乍得湖为中心，再用铁路将位于内陆的法属塞内加尔达喀尔和位于红海的法属吉布提连接起来，使之形成一个经济共同体。这个设想在法国国内指的就是跨撒哈拉铁路项目，它将从西到东改变整个非洲撒哈拉地区的面貌。这一构想也将阻断英国的主要战略目标，即控制从非洲横跨埃及进入印度的整个地区。
阿诺托小心翼翼维护法德之间关系的正常化，法德关系是英国“权力均衡”策略的最大威胁。1896年初，德国外交大臣就曾询问法国驻柏林大使，法国是否愿意考虑加入非洲联合行动，“限制英国的贪得无厌……必须让英国知道，她们不能再从法德对抗中渔翁得利，肆意攫取任何资源”。
然而就在不久之后，臭名昭著的德雷弗斯事件就在法国媒体上公开曝光，它的直接目标是破坏阿诺托努力打造的法德稳定关系。当时，一位名叫德雷弗斯的法国陆军上尉被指控向德国人出卖军事秘密。阿诺托在1894年审判开始的时候进行干预，警告说德雷弗斯事件会导致“与德国外交的破裂，甚至战争”。几年之后德雷弗斯被判无罪，因为有证据显示，在罗斯柴尔德银行的支付凭证中，费迪南·威尔辛-埃斯特哈齐伯爵伪造了对德雷弗斯不利的证据。到1898，阿诺托被赶下台，由亲英派人物泰奥菲尔·德尔卡塞取代其职务。
1898年法绍达事件后，在法国新外交部长德尔卡塞的任期内，英国使用各种招数，诱骗法国放弃其在埃及的重要殖民地和经济利益，并挑动法国集中精力对抗德国。英国还秘密同意支持法国对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主权要求，法德在这一地区历史上一直存在主权争议。同时，它还支持法国在其他地区的野心，因为这些地区对英国来说并不重要。数年后（1909年），阿诺托描述了英国所有围绕法绍达的外交阴谋，他评论道：
历史证明，法国的任何殖民扩张都伴随着英国的恐惧和关注。长期以来，英国认为，在海上霸权方面，法国凭借大自然赐予的英吉利海峡、大西洋和地中海三条海岸线，是她的最大竞争对手。在1880年之后，法国在当时的环境影响和朱尔·费里的杰出思想启发下，开始重构被割裂的殖民地。每一次，法国都遇到了同样的抵抗，无论是在埃及、突尼斯、马达加斯加，还是在印度支那，甚至在刚果和大洋洲，她总是与英国狭路相逢。
在法绍达事件后，英法之间亲睦协商的机制已经成形，且最后在1904年，由德尔卡塞与英国秘密签署了一项正式协议。德国的经济威胁是这两个并不可靠的盟友之间的黏合剂。在事后评论这个悲哀的转变时，阿诺托还说，英国成功地将这个外交新政策强加给法国，这是“一个英国外交天才为离间对手而想出来的绝妙的发明”。
在其后的八年中，英国在另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问题上，再次改变了她的地缘政治联盟政策，即利用俄国的发展强化自己的优势。1891年初，俄国开始着手一项雄心勃勃的工业计划，通过了一项严格的关税保护计划和一个铁路基础建设项目。1892年，承接这个铁路项目的萨济·维特伯爵成为俄国财政部长。维特与法国的阿诺托关系密切，在围绕建设俄国铁路系统方面为法俄关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当时，俄国启动了一个铁路建设项目，这条铁路全长5400英里，横跨西伯利亚，把俄国西部和远东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连接起来，它的建成将改变整个俄国经济。这是当时世界上最雄心勃勃的项目。维特是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提出的德国经济模式的忠实信徒，是他将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翻译成俄文，并将其奉为解决俄国问题的良方。
维特说，这条铁路将对俄国文化落后的内地发展产生影响。在1890年，他写道：
这条铁路就像一块酵母，将在人群中产生文化发酵的效果。即使穿过的是一个完全荒蛮的地区，铁路的运行也将在短时间内提高当地的人口素质。
维特计划的核心部分是，通过西伯利亚铁路促进陆地全面开放，与中国建立和平与富有成效的关系，以摆脱英国对中国港口和海上通路的控制。
从1892任财政部长到1905年在俄国革命中被罢免，维特使俄国由从前作为英国粮食贸易商“粮仓”，转变为一个潜在的现代工业国家。铁路成了这个国家最大的产业，并且带动了钢铁和其他相关行业的发展。此外，科学家德米特里·门捷列夫，维特的朋友与亲密合作者，根据德国科学家尤斯图斯·冯·李比希的理论建立了俄国农业化学，被维特任命为新成立的度量衡标准制定办公室的负责人，由他介绍引进的公制系统大大促进了俄国与欧洲大陆的贸易往来。
对维特的经济政策和跨西伯利亚铁路项目，英国千方百计极力阻挠，包括尝试影响那些反动的、与英国粮食贸易休戚相关的俄国贵族地主。在跨西伯利亚铁路项目开始不久，英国评论员科奎姆表达了英国外交部和伦敦金融城的主流观点，提到在法国资助下的俄国新铁路计划，最终将巴黎、莫斯科和海参崴连成一线，科奎姆声称：
这条铁路将不仅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贸易路线之一，还将成为俄国人手中的政治武器，其力量和意义难以估量。该铁路还会使俄国以外的一个国家，不再需要通过达达尼尔海峡或苏伊士运河，实现经济独立，而且她将变得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强大。
几十年来，英国在欧洲的权力均衡策略是围绕支持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而制定的，作为所谓的“大博弈”策略（阻止一个强大的工业化俄国崛起）的一部分。土耳其控制着至关重要的、使俄国到达温暖水域的达达尼尔海峡，支持土耳其一直都是英国地缘政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德国与土耳其帝国的经济联系在世纪末和19世纪初变得更紧密牢固，英国也向俄国示好，以反对土耳其和德国。
虽然英国发动了一系列的战争和危机事件，但她试图阻挠俄国到达海参崴的跨西伯利亚铁路的阴谋还是失败了。俄国人在1903年完成了这条铁路的大部分工程。然而，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英国与日本结盟对抗俄国，使俄国蒙受了战败的耻辱。1905年后，维特被迫辞去了沙皇尼古拉二世当政时期的部长委员会主席的职位，他的继任者极力主张俄国与英国和解，并着手把在阿富汗的权利和波斯的大部分地区转手给英国，还同意大大抑制俄国在亚洲的野心。因此，英-法-俄三国协约到1907成功建立。英国布下了一张联盟的网络包围德国，为接下来与德意志帝国的决一雌雄打下了基础。其后七年，她为最终铲除德国的威胁，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
Gabriel Hanotaux ‘Fashoda:The African Negotiation’ La Revuedes Deux Mondes Paris，February 1909 T H VonLaue SergeiWitteand the Industrializationof Russia New York:Atheneum，1974
随着英国包围德国及其盟国的新三国协约策略的巩固，在欧洲“柔软的下腹部”——巴尔干发生了一系列连续不断的危机和地区性战争。在1912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希腊，在英国的秘密支持下，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宣战，导致土耳其失去了它在欧洲的大部分土地。紧随其后，1913年由于第一次分赃不公发生了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在这次战争中，罗马尼亚加入，帮助并击败了保加利亚。这些都为英国在欧洲发动一场大战埋下了伏笔。
在爱德华·格雷巴黎会谈三个月后，1914年7月2日，奥地利王储弗朗茨·费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一个塞尔维亚青年暗杀，触发了一连串可预见的悲剧事件，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谢选骏指出：人说“合纵连横，控制石油的全球争夺战”——我看这可谓是小题大做。争夺不了上流的军事，争夺不了中流的金融，只能争夺下流的石油，这是拿燃料出气吗？或者只是唠叨唠叨，转移一下大家的视线？
【第四章 运筹帷幄 开辟近东石油战场】
第一次世界大战凸显了石油对于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影响。就在欧洲各国激战正酣、相持不下的时候，英国人却不动声色地把军队投向石油储量丰富的阿拉伯地区……
破产后的英国选择了战争
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一直坚守着一个秘密，即在1914年8月英国向德意志帝国宣战前夕，英国财政部和英帝国的金融实际上已经破产。对主要参战各国实际财政关系的考察揭示了秘密贷款非同寻常的背景，它往往与战后全球范围内的原材料和物质财富的重新分配的详细计划，特别是奥斯曼帝国据认为储藏有巨量石油的地区的重新分配，密不可分。
1914年6月28日，在波斯尼亚首都萨拉热窝，一名塞尔维亚刺客刺杀了奥匈帝国的皇太子费迪南大公，这是触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直接因素。经过一个月互不相让的讨价还价之后，奥地利认为塞尔维亚应当对大公的遇害负责，于7月28日公开对塞尔维亚宣战。7月29日，也就是在奥地利宣战的第二天，俄国下令进行全国军事动员以备战争的需要。
就在同一天，德国皇帝给沙皇尼古拉斯发出一封电报，请求沙皇不要动武，这一电报还真让沙皇临时取消了国防动员的命令。7月30日，俄国最高指挥部说服了犹豫不决的沙皇，再次动员军队。7月31日，德国驻圣彼得堡大使向沙皇递交了对俄宣战的战书，据说，这位大使递交完战书从房间里跑出去时泪如泉涌。
一直在为东西两线作战做准备的德军总参谋部，正式实施施利芬计划。因为法国和俄罗斯之间有协防承诺，德国决定必须迅速击败法国，使得俄罗斯来不及动员。1914年8月3日，德国对法宣战，与此同时，德军取道比利时进攻法国。
8月4日，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宣战仅八天之后，英国对德宣战。名义上是，英国事先承诺过要保护比利时的中立。而真实原因决不是基于唇亡齿寒的道理。
1914年8月英国对德宣战的决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非同寻常的，因为英国财政部和英镑先令体系（当时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占主导地位的货币体系），事实已经破产。最近解密的一份英国财政部的内部备忘录，引起了更多的疑问。这份内部备忘录是由英国财政部工作人员，写给当时的财政大臣劳埃德·乔治的。1914年1月，在萨拉热窝事件前六个月，英国财政部高级官员乔治·佩什爵士应财政大臣的要求，对所有重要的英国黄金储备状况进行了一次深入的研究。
1914年，英镑金本位是世界金融体系的基石。事实上，英镑已经被国际商业和金融领域广泛接受，75年来，英镑本身被认为“跟黄金一样好”。在1914年，英镑的作用堪比1971年8月15日之前的美元。
乔治爵士的机密备忘录揭示了当时伦敦金融城高层的想法：
在金融界存在着另一种鼓动银行改革的影响因素，这就是德国日益增加的商业和金融的力量。而且有种不安情绪也在持续增强，那就是担心在两国发生大的冲突之前或冲突伊始，德国会对伦敦的黄金储备进行掠夺。
这一秘密备忘录写于奥地利王储在萨拉热窝遇刺之前六个多月。
佩什记下了他的担心。1911～1912年巴尔干危机之后，德国一些大的贸易银行越来越老练成熟，它们一直在增加黄金储备。佩什爵士向财政大臣提出警告说，在目前的情况下，任何向伦敦银行的进一步挤兑，“都会严重阻碍这个国家募集资金来打一场大战”。
Sir George Paish ‘Memorandumon British Gold Reserves Sentto Chancellor’ January 1914 Treasury Files of British Public Record Office T17153
1914年5月22日，英国财政部高级官员巴兹尔·布兰凯特为劳埃德·乔治草拟了另外一份备忘录。
这一备忘录涉及“战争对黄金储备的影响”，布兰凯特写道：
十分准确地预测一场欧洲大战的后果当然不可能，大多数的欧洲大陆国家以及英国都会卷入其中，在全世界可以利用的资金市场中，只有纽约（假定美国保持中立）还能够吸引到战争所需要的黄金。
同样令人震惊的是，就在英国作出参战决定的关键日期8月4日之前的几天，一封注明时间为1914年8月1日星期六凌晨2点由乔治·佩什爵士写给劳埃德·乔治的信发挥了重要作用。
亲爱的大臣先生：
国家商业必须以信用系统为基础，但我们的信用系统已经支离破碎，当务之急是毫不犹豫地尽快采取行动，修复已经受损的信用系统；在这个紧要关头，如果我们最大的几家银行纷纷倒闭，我们就不可能募集到战争所需要的资金。
Paish ‘Letter to the Chancellor Lloyd George，dated，2A M Saturday，Aug 1，1914 ’Public Record Office T17014。
英格兰银行立即中止了（用金条和银锭进行的）硬通货支付，并中止了1844年《银行法》。这一决定大幅增加了英格兰银行手中的黄金储量，使英国政府有钱应付刚刚宣布的对德战争。因为战争需要大量的金钱来支付食品和军用物资。除了黄金，英格兰银行还向英国国民发行纸币，这种纸币作为一种紧急状态下的法定货币。截至8月4日，英国的金融机构已经为战争作好了一切准备。
但是，正如我们很快就要看到的，又出现了后来的秘密武器：英皇家财政部与纽约摩根银行财团之间的特殊关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石油
从1914年战争开始到1918年战争结束，对于军事战略的革命，石油起到了举世公认的关键作用。在空战、机动坦克战和快速海战的年代，安全可靠而又充足的新燃料供应日益成为成败的关键条件。
在爱德华·格雷爵士的外交政策指导下，在1914年8月的前几个月里，英国突然陷入到被认为是现代史上最血腥、破坏性最大的战争之中。根据官方统计，直接或间接因战争而死亡的人数达到1600万～2000万之间，其中大多数（1000多万）是平民。在这场持续四年之久的“足以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中”，英帝国自己就有50万人直接死于战争，伤亡人数达250万。
但是，很少有人谈起的是，英国地缘政治的战略目标。不仅仅是击跨其工业竞争的最大对手德国，还包括通过赢得战争获得对宝贵资源的绝对控制。到1919年时，这种宝贵资源已经被证明是未来经济发展的战略性原材料，那说是石油。这是“大博弈”的一部分——造就一个世界性的全新的大英帝国，其霸权在20世纪上半叶将无人挑战，这是英国领导的世界新秩序。
一项对1914～1918年“一战”主要战场的研究表明，确保石油供应已经成为军事计划的核心。在整个战争过程中，石油为现代战争的惊人机动性开启了大门。在冯·麦肯森元帅的率领下，德国出征罗马尼亚，主要考虑就是要把以前分属于英国、荷兰、法国和罗马尼亚的炼油、生产和管道企业重组成一个大型联合企业。在战争中，唯一能够保证德国空军、坦克部队和U型舰队石油供应的就是罗马尼亚。英国在达达尼尔海峡的战役，就是为了确保俄国巴库的石油能够供给英法用于战争，此役在加里波里遭到惨败。奥斯曼皇帝下达了禁运令，俄国石油难以通过达达尼尔海峡运出。
截至1918年，位于里海巴库的俄罗斯富油区一直就是德国的军事和政治目标的一部分，同时，也是英国的军事和政治目标的一部分。英国先发制人，于1918年8月至为关键的几周时间里，先行占领了这一地区，断绝了德军总参谋部关键的石油供应。巴库断油，对德国来说是致命的打击，几周之后就缴械求和。仅在数月前，德国似乎已经击败了协约国。这无疑证明了石油在地缘政治中的核心地位。
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鉴于石油这种新燃料对未来军事安全和经济安全所发挥的重大战略性作用，所有大国都对此给予了高度重视。战争结束时，40%的英国海军舰队是用石油作燃料。战争开始时的1914年，法国军队只有110辆卡车、60辆牵引车和132架飞机。到四年之后的1918年，已经增加到了70000辆卡车和12000架飞机。同一时期，英国投入到战争中的装备包括105000辆卡车和4000多架飞机，这一数字包括了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美国的投入。英、法、美在最后的西线进攻中每天消耗的石油达到了出乎人们想像的12000桶。
到1917年12月，法国的石油供应严重不足，福熙将军敦促克莱门西奥总理向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提出了一项紧急请求，“如果不能及时供给石油，我们的军队立即就会瘫痪，这将迫使我们不得不在对协约国不利的条件下媾和，”克莱门西奥在给威尔逊的信中写到：
协约国的安全正处于危险之中。如果协约国不希望在战争中失败，那么，在德国进攻的时候，一定不能让法国缺油，在明天的战争中，石油就像血液一样重要。
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集团满足了克莱门西奥的要求，他们为马歇尔·福熙的军队准备了救命油。由于从罗马尼亚得不到足够的石油供应，又远离巴库，德国军队没能在1918年组织最后的进攻（尽管“俄德布列斯特-列托夫斯克协议”已经停止了敌对状态），因为运输足够石油储备所需的卡车得不到油料保障。
英国外交大臣科曾爵士十分准确地评论说：
协约国是被石油的洪流带进胜利的……在战争开始时，石油和石油产品开始被列为协约国军队必需的主要物品，靠石油才能打仗，靠石油才能赢得战争。没有石油，怎么能保证舰队的机动能力、军队的运输和各种炸药的生产呢？
1918年11月21日，胜利的时刻终于来了。停战协定签字十天后，在一次庆功晚宴上，时任战时石油委员会主任的法国参议员亨利·贝任格说道，石油就是“胜利的血液，德国过于夸大她在钢铁和煤炭方面的优势，而对我们在石油方面的优势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FrankCHanighenTheSecretWarNewYork:JohnDay，1934pp82～83
鉴于石油在战争中日益明显的作用，我们应当继续沿着战后凡尔赛重组的线索，对英国的目标给予特别的关注。
通过1919年的凡尔赛和会，英国建立了国际联盟（简称“国联”，联合国的前身），国联成为其为赤裸裸的领土占领寻找国际合法性的遮羞布。对于伦敦金融城的金融机构来说，为了主导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必须控制原材料市场，特别是新的石油资源，成千上万英国人的生命似乎只是为达此目的而支付的小小成本。
英国秘密开辟东方战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在抗击德国、奥匈帝国和奥托曼-土耳其等中央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央国家是指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比利时。——译者的过程中，如果说还有不为人知的绝招，那就是在战争进行到最激烈的1916年，签署了一份秘密外交协议。在这份协议上签字的有英国、法国，后来还有意大利和沙皇俄国。这份协议被称作“赛克斯-皮科特协议”，以起草这一文件的两位英国和法国官员的名字命名。这份协议道出了一个秘密，英国的意图是在战后控制未经开发的阿拉伯湾的石油。
当时，法国正沿马其诺防线与德国进行惨烈而无果的激战，而英国却把超过140万人的庞大军队投入到了东方战场。
英国把宝贵的人力与物质投入到地中海的东部地区和波斯湾，对这一非同寻常之举，英国的公开解释是，这样做既能确保俄国军队对抗中央国家的更为有效的战斗力，又能使俄国的粮食通过达达尼尔海峡运进西欧，当时西欧急需粮食。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1918年后，英国继续在整个中东驻扎了上百万的军队。1919年时，波斯湾变成了“英国湖”。愤怒的法国人只能软弱无力地进行抗议，因为他们数以百万的军队正在西部前线流血。英国人巧妙地利用了相持阶段的优势战胜了相对较弱的土耳其帝国。法国牺牲了将近150万士兵，并有260万士兵受重伤。
战争结束后，这些油田就转到了英国手中
1917年11月，布尔什维克在俄国掌权之后，列宁的共产党人在沙皇外交部的档案里发现了一份秘密文件，并迅速将其曝光。这就是列强们分割奥斯曼帝国，并在战后进行瓜分的计划。它的细节是在1916年2月拟定的，1916年5月，得到了各相关国政府的秘密批准。整个世界几乎对这一战时的秘密外交阴谋一无所知。
在英国方面，负责战争事务的国务大臣喀土穆勋爵基钦纳的东方事务顾问马克·赛克斯爵士起草了这份文件。这份文件用来争取法国对英国的默许，同意其将欧洲战场上的大批英国军队调往中东。为了赢得法国的同意，英国政府授权赛克斯向法国谈判代表、前驻贝鲁特总领事乔治·皮科特让步，战后把奥斯曼帝国在阿拉伯的部分土地让给法国，这一条件是非常有诱惑力的。
这样一来，法国将有效地控制所谓的“A地区”。这一地区涵盖大叙利亚地区（叙利亚和黎巴嫩），包括阿勒颇、哈马、胡姆斯和大马士革等主要内陆城镇，以及东北部石油相当丰富的摩苏尔地区和这一地区石油开采的特许权（当时，德国银行以土耳其石油公司的名义拥有这一地区的石油开采权）。法国获得这一区域控制权的代价十分简单，只需口头承认阿拉伯从土耳其独立，成为法国的保护领地。
根据赛克斯-皮科特协议，英国将控制法国控地区东南部的“B地区”，从今天的约旦往东，到伊拉克和科威特的大部分地区，包括巴士拉和巴格达。另外，英国还控制着海法和阿克等港口，拥有从海法穿过法国控地区到达巴格达的铁路建设权，并且可以用来运输军队。
意大利得到承诺，土耳其安那托力亚和都德肯尼斯诸岛沿岸多山的广大地区归她所有，沙皇俄国将得到奥斯曼亚美尼亚和埃里温西南部的库尔德斯坦。
在赛克斯-皮科特协议中除了这些秘密条款之外，英国还开了随意划分领土的先例。这些领土划分大部分保留至今天，包括把叙利亚和黎巴嫩划分为法国“保护领地”，把泛约旦、巴勒斯坦（以色列）、伊拉克和科威特作为英国的属地。
正如前文所述，自1905年以来，波斯一直在英国的有效控制之下。当时从战略利益来看，英国认为沙特阿拉伯并不重要——这是她犯下的为数不多的大错之一。后来，当她认识到这一点时，深感沮丧。
后面我们将会看到，英国在控制世界石油供应的长期战略中，放弃摩苏尔只是她的战术性权宜之计。由于在1915年征讨加尼波利时惨遭失败，英国除承认此前法国对地中海东部沿岸诸国和岛屿黎凡特地区的权利要求外，还不得不把摩苏尔的石油开采权也让给了法国，
“一女二嫁”
当赛克斯-皮科特密约的细节公诸于众的时候，英国的处境十分尴尬，进退维谷。一方面英国与列强签订协约瓜分中东，另一方面英国为了确保阿拉伯人在战争中反抗土耳其的统治，又对阿拉伯领导人信誓旦旦，将在战后保证阿拉伯的主权和独立。
英国人得到了谢里夫·侯赛因·阿里领导的阿拉伯军队在军事上的宝贵支持，侯赛因当时是麦加的哈希姆王（埃米尔）、麦加和麦地那穆斯林圣地的守护人。英国人向听从劳伦斯指挥的阿拉伯军队担保，作为他们帮助打败土耳其人的回报，英国保证他们得到战后整个阿拉伯的主权与独立。这样的保证在当时英国驻埃及最高长官亨利·麦克马洪爵士给谢里夫·侯赛因的一封信中有详细的叙述。当时，侯赛因自称是阿拉伯领袖。
劳伦斯当时完全意识到英国人对阿拉伯人的欺骗行为。正如他在很多年之后的回忆录中承认：
我甘冒欺骗之不义，是因为我确信，要想以低廉的代价迅速取得东部的胜利，就必须得到阿拉伯人的帮助，而胜利加欺骗总比失败来得要好……阿拉伯人的士气是我们赢得东部战争的主要手段。因此，我向他们保证，英国将信守诺言。在这样的许诺之下，他们干得十分漂亮；当然，除了为我们共同成就的大业感到自豪外，我还时常感到深深的愧疚。TELawrenceSevenPillarsofWisdomLondon:Cape，1935p24
十万阿拉伯人牺牲生命就是为了这“以低廉的代价迅速取得的胜利”。为了得到大量石油和阿拉伯中东的政治财富，英国人很快背叛了自己的诺言。
不仅如此，英国人还变本加厉。因为，一旦赛克斯-皮科特协议公开，对法国和对中东自相矛盾的许诺就会暴露，于是，在1918年11月7日，也就是结束对德战争的欧洲停战协定签署的四天前，英国又炮制了一项新的英法宣言。新宣言坚称，英国和法国一直在“为长期受土耳其压迫的人民的完全彻底解放，为建立通过当地人民自发和自由选择而获得权威的国家政府和管理机构”而战斗。JNevakiviBritain，FranceandtheArabMiddleEast，1914–1956London，1969p264。然而这一高尚的目标并未实现。在凡尔赛签定的庄严誓约墨迹未干之时，英国就在中东地区屯兵百万，确立了其在这一地区包括法属领地的军事优势。
到1918年9月30日，法国同意了英国建立所谓的“临时军事占领区”的条件。根据这一协议，英国将占领土耳其所属的巴勒斯坦，与其他英国占领的领土共同组成所谓的“占领区政府”。
由于法国在欧洲战争中拖得精疲力竭，已经无力在指定的法属地区部署足够的军队，英国便慷慨地提出，承担起全部最高军事和行政监护人的角色。1918年后，英国将军埃德蒙·阿伦比爵士（当时的埃及远征军总司令）在整个中东阿拉伯地区，包括法属地区，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军事统治者。在1918年12月伦敦的一次私下谈话中，英国首相劳埃德·乔治告诉法国总统克莱门西奥，英国希望法国“把伊拉克的摩苏尔，还有巴勒斯坦从丹地区到贝尔谢巴地区的广大地区交给英国控制”。作为回报，据说英国承诺，法国不仅可以拥有摩苏尔石油一半的开采权，还可以保留在大叙利亚地区的权利，英国还担保在战后的欧洲支持法国，这将是法国对付德国在莱茵河的军事行动必不可少的筹码ZNZeineTheStruggleforArabIndependence:WesternDiplomacyandtheRiseandFallofFaisalsKingdominSyriaBeirut，1960p59。我们将看到，这一私下交易为以后一系列惨痛悲剧的上演搭建了舞台。
罗斯柴尔德收到的一封奇怪信件
战后英国对奥斯曼帝国军事与经济地图进行了重新划分，其中包含了一个极不寻常的新因素，就是要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犹太人家园。在这些众多最具影响力的英国“非犹太人犹太复国主义”吹鼓手NARoseTheGentileZionists:AStudyinAnglo-ZionistDiplomacy，1929–39London:FrankCass，1973中最不同寻常的一个就是首相劳埃德·乔治。
1917年11月2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最黑暗的日子里，由于俄国经济混乱，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俄国站在英法联盟一边继续参战的如意算盘落空了，美国还没有作为参战国站在英国一边将其力量全部投入到欧洲战场。英国外交大臣亚瑟·巴尔弗给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盟的代表瓦尔特勋爵罗斯柴尔德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罗斯柴尔德勋爵：
我非常高兴代表英国政府给你写信，以下声明表达了我们对犹太复国主义愿望的同情，此声明已呈至英国内阁并获批准：
“英国政府赞同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国家，并将尽一切努力实现这一目标。不言而喻，在巴勒斯坦，不应对任何现存非犹太社区的民事和宗教权利予以歧视，同样，在任何其他国家，不应对犹太人享有的权利和政治地位予以歧视。”如果你能把这一声明转告犹太复国主义联盟，我将不胜感激。
你忠实的亚瑟·巴尔弗DerekWilsonRothschild:AStoryofWealthandPowerLondon:Mandarin，1990p341
这封信构成了1919年后国际联盟授权英国托管巴勒斯坦的基础，在英国一手操纵下，影响世界格局的领土瓜分即将出笼。
巴尔弗和英国内阁漫不经心提到的“巴勒斯坦的现存非犹太社区”是指占这一地区人口85%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而在1917年，只有不到1%的巴勒斯坦居民是犹太人。
应当注意的是，这封信是两个好朋友之间的交流。巴尔弗和罗斯柴尔德两人都是英国新兴的帝国主义派成员。这伙人企图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全球帝国，一个建立在巧取豪夺、肆意宰割基础之上的大英帝国。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罗斯柴尔德勋爵不是任何一个犹太人国际组织的领导人，他只不过是英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联盟的成员（他出资建立了该联盟）。当时的犹太复国主义联盟的主席是哈伊姆·魏茨曼。自1900年以后，逃离波兰和俄国而移居到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一直通过犹太殖民协会受到罗斯柴尔德的资助（他是该协会的终身主席）。在拿别国土地做人情时，英国人表现得十分慷慨，而与此同时，而对于那些饱受迫害的犹太难民，英国却并未打开国门，张开手臂欢迎。
但是，比在巴尔弗-罗斯柴尔德通信中所表现出的伪善更为赤裸裸的目的是隐藏在巴尔弗话语背后的英国“大博弈”策略。英国人选择的犹太人新家园的地理位置，并不是没有意义的。这是英国最重要的战略区域之一，扼守着1914年扩张以后的英帝国的战略要道，是通往印度和刚刚从奥斯曼-土耳其手中抢占的阿拉伯石油产区的咽喉。巴尔弗在伦敦与人交流时说，在英国的保护领地，犹太少数民族定居巴勒斯坦，将会为英国带来巨大的战略机遇。对巴尔弗和他圈子里的人来说，这至少是一种讳莫如深的诡计。
巴尔弗的帝国新概念
大约从19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一群主要来自牛津和剑桥大学的英国精英，形成了一个政策圈子，这个圈子在此后半个多世纪中非常有影响力。这个圈子并不承认自身的正式存在，但是，他们的影子可以在1910年创力的刊物《圆桌》里找到。
这个圈子认为，对全球帝国来说，需要一个更加睿智和有效的制度去扩展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在新世纪的霸权。
在成立之初，这个“圆桌”圈子明显具有反德国而拥护英帝国的倾向。在英国对德宣战三年之前，一位非常有影响的圈内人洛锡安勋爵菲利普·克尔在1911年8月号《圆桌》中撰文宣称：
当前，存在着两种国际道德准则——英国（或盎格鲁-撒克逊）准则和大陆（或德国）准则。两者不分伯仲。但是，英帝国如果不够强大，不能在公正处理国际事务中具有实际影响力，那么，德国官僚主义的反动准则注定会取得胜利，国际社会在处理类似阿加迪尔事件1911年7月，德国向阿加迪尔派遣黑豹号军舰，试图挑战法国在摩洛哥的权利。这一事件也被称为第二次摩纳哥危机。——译者时的停滞不前，必然会牺牲英帝国，这只是时间问题。除非英国人能够强大起来，让竞争对手在进攻时没有任何取胜的可能，否则，就不得不接受虎视眈眈的军事强国的政治标准。为了取代对英帝国殖民地代价高昂的军事占领，他们主张更为抑制的包容政策，呼吁建立“英联邦”国家。让每一个成员国都抱有独立的错觉，这样，英国就可以减少派驻印度和埃及占领军的高额成本，而且现在地盘还扩大到了非洲和中东。“非正式帝国”的说法有时就用来说明这种转变。
这一日益壮大的帮派聚集在颇具影响力的伦敦《泰晤士报》周围，包括外交大臣阿尔伯塔勋爵格雷，历史学家、英国秘密情报部门的成员阿诺德·托因比以及HG韦尔斯，负责南非项目的阿尔弗雷德勋爵米尔纳，还有地缘政治学这一新领域的倡导者、伦敦经济学院教授哈尔福德·麦金德，这一帮派的雏型形成于1919年凡尔赛谈判期间的凡尔赛宫走廊，后来成为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athamHouse）的基础。
在相互割据、争吵不休的阿拉伯国家的包围之中，由犹太人主导巴勒斯坦，只有求助于英国的庇护才能勉强存在下去，这一想法正是上述帮派的英帝国新概念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凡尔赛和会期间，麦金德描述了他们的这一设想，即英国保护下的巴勒斯坦领地将在英国迈向1918年后的全球帝国的“大博弈”策略中所起的作用，这个帝国将在英国操纵和主导下的国际联盟影响下形成。
麦金德在1919年这样描述了英国政府对巴勒斯坦的长远打算：
如果我们把这个世界看成是一个岛屿，人类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如果把阿拉伯半岛看成从欧洲到印度、从北部腹心地带到南部腹心地带的走廊，是世界岛屿的中心，那么，在当今世界，耶路撒冷这个山地城堡的战略地位，与在中世纪或者在古代巴比伦和古埃及时期，同等重要。
他写道：在苏伊士运河上成千上万的船只穿梭于印度和欧洲之间，这些船只处于巴勒斯坦驻军的有效打击距离之内，而且穿越雅法附近海岸的铁路干线一直在修建，通过这条铁路干线可以将南部腹心地带和北部腹心地带连接起来。
巴尔弗是麦金德的朋友，对于巴尔弗1917年给罗斯柴尔德所提建议背后的特殊意义，麦金德写道：
在巴勒斯坦成立犹太国是战争最重要的胜利果实之一。现在，我们可以讲出真相了……（谷歌搜：中国远程思考控制，搜上海木头，相册密码9或99，谷歌搜：脑控，搜：解放军早已经登上台湾岛，google loose change，http://v.blog.sohu.com/u/vw/2884137 ）这是一片处于世界的实际中心和历史中心的国土，是使犹太人凝聚成一个民族的国土……有人试图区分犹太宗教和希伯来人，但是，可以肯定，对他们民族身份的普遍看法基本相同。
“圆桌”圈子的宏伟蓝图是把英国的广大殖民占领区连接成片，从南非的塞西尔·罗得斯开办的金矿和钻石矿和罗斯柴尔德的联合金矿往北到埃及，并通过苏伊士运河到达美索不达米亚、科威特和波斯，进入东方的印度。
1916年，英国占领德国在中非的殖民地坦噶尼喀，这一战虽然不是迫使德国求和的关键之役，却使英国完成了控制好望角到开罗这一链条中最关键的一环。
有控制这一广袤地区的巨大能力，就能够控制世界上最有价值的战略原材料——黄金和石油。前者是世界贸易交易标准的基础，后者是从1919年开始现代化工业时代最重要的能源。
进入21世纪初期的现实与1919年的现实没有两样，仍然是地缘政治的现实。只要控制了黄金和石油，地球上的每一个国家都会臣服于大英（美）帝国的权杖之下。塞西尔·罗得斯直到1902年去世一直都是这一所谓的“非正式帝国”精英帮派的主要财政资助人。
布尔战争（1899～1902）是这个帮派的又一计划，为了保证英国对德蓝士瓦巨大丰富矿藏资源的牢固控制，罗得斯出钱并亲自挑起了这场战争。当时，这一地区控制在荷兰裔希尔人手中。罗得斯和阿尔弗雷德·米尔纳等圈内其他成员贸然挑起了这次战争，温斯顿·丘吉尔也是在这一战争中脱颖而出。这次战争的主要目的就是把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丰富的黄金产地牢牢地控制在英国人手中。
自1848年加州“淘金热”以来，德蓝士瓦是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黄金产地。控制这一地区，对于继续巩固伦敦作为世界金融体系龙头老大的地位和金本位主宰的角色至关重要。米尔纳勋爵、简·史穆兹和罗得斯都是新帝国帮派的成员，作为“大博弈”策略的一部分，击败了独立不羁的布尔人，建立了南非联盟CarrollQuigleyTheAnglo-AmericanEstablishmentfromRhodestoClivedenNewYork:BooksinFocus，1981p5。
截至1920年，通过军事占领、两面三刀，以及在巴勒斯坦建立英国保护领地作为犹太人家园等种种手段，英国不仅牢牢控制了前奥斯曼帝国新发现的巨大石油财富，而且成功地控制了南部非洲，包括以前的德属西南非洲。但是，1920年并不太平。英帝国刚刚走出战争，又面临破产，其境况或许比参战时更糟。
谢选骏指出：人说“破产后的英国选择了战争”——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一直坚守着一个秘密，即在1914年8月英国向德意志帝国宣战前夕，英国财政部和英帝国的金融实际上已经破产。对主要参战各国实际财政关系的考察揭示了秘密贷款非同寻常的背景，它往往与战后全球范围内的原材料和物质财富的重新分配的详细计划，特别是奥斯曼帝国据认为储藏有巨量石油的地区的重新分配，密不可分。
我看——这似乎是说，德奥同盟国拯救了英国，让英国隐瞒了财政破产的家丑，平稳度过了信用危机。看来武装冒险确实是解除金融危机的好办法。所以1929年经济危机之后，各国纷纷效法，积极投入了世界大战的血海。国家就是吸血鬼！
【第五章 明争暗斗 英美争当世界霸主】
一战之后，美国的政治与经济势力明显增强，英帝国的三大权力支柱受到全面威胁。为了确保在经济与政治角逐中的主导地位，英国进一步加紧对石油控制权的争夺。
英国打仗，摩根出钱
英国从1919年凡尔赛和会中脱颖而出，成为在许多方面主宰世界的超级大国。然而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一个极不引人关注的细节就是，英国是靠借钱打赢了这场战争。
总额达到几十亿的美国存款，是英国打赢战争的决定性因素。这些存款都是由华尔街的摩根公司募集的。1919年凡尔赛和会期间，英国欠美国的战争借款数目惊人，达到了47亿美元。当时，英国的国内经济已经深深地陷入战后萧条，工业一片混乱。在经历了四年战争之后，国内物价上涨了300%。英国的国家债务增长了九倍多，从1913年到1918年战争结束时，增长了924%，达到了74亿英镑之巨。
如果说英国是以领土征服者的姿态成为凡尔赛和会的胜利者，那么美国，或者至少是美国某些强大的国际银行和工业利益集团，已取代英国成为最强大的世界经济力量，这一点在20世纪20年代初表现得更加清晰明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随后几年里，英国和美国的国际利益集团之间，展开了残酷的权力争夺。
至20世纪20年代初期，支撑英帝国权力大厦的支柱主要有三个：控制世界海上航线，控制世界银行业和金融，控制具有战略意义的原材料。美国新生的“国际主义”派，对每根支柱都形成了威胁。
这个曾经亲英的美国帮派几十年一直受伦敦栽培，现在他们决定不再当温顺的小学生了。在接下来的十年间，英国和美国之间为了共同而又冲突的目标，相互争斗，十分惨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种子也就是在这个冲突中埋下的。
美国要下的赌注十分巨大。美国能否借助其经济地位成为政治上具有统治地位的超级大国？亦或在凡尔赛和会以后，在英国主导的英美共同统治的框架内，美国是否甘当一个有用的，但明显居于小兄弟地位的伙伴？换句话说，凡尔赛后和会的这个世界新帝国的首都是继续留在伦敦，还是移到华盛顿？在1920年，这一问题的答案还不是十分清楚。
1921年，英国驻美大使在给英国外交部的一份急件中对英美经济政治竞争的紧张关系表述得十分清楚：
美国政客中务实派的最大野心是，为美国赢得世界主导国的地位，同时成为英语国家的领导者。为此，他们打算建设强大的海军，组建世界上最大的商船队。他们还打算阻止我们通过向美国输送货物冲抵我们的欠款，他们在寻找机会把我们当成附属国对待，因为我们的欠款没有还清。RADayer‘British War Debtsto the United States’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No45November1976p577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英国最重要的海外投资市场一直是美国，通过与精心选择的纽约银行建立联系，投资铁路和其他领域。于是，1914年10月，英国战争部向中立的美国派驻了一位特别代表，专门安排采购战略物资和其他一些重要物资，当时以为战争并不一定能打多久。
1915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响后四个月，英国政府委任纽约私人银行摩根公司作为其从美国采购全部战争物质的唯一采购代理。摩根同时还担任了英国政府向美国私人银行募集战争借款的唯一金融代理。不久之后，在法国、意大利和俄国对德奥的战争中，英国又成为战争物资采购和贷款的保证人。这是一个巨大的信贷金字塔，坐在塔尖上的是美国摩根银行。在如此巨额而又充满风险的赌局中，还从来没有哪家银行敢单独下注。
1914年第一次世界战爆发时，整个英帝国和英国本身实际上已经破产。我们已谈到这点。但是，英国的财政官员确信，美国政府和纽约银行界的亲英派会支持英国。
摩根银行和纽约金融界，在协约国的战事中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通过一个垄断性安排，对所有美国军需品和战争物资的采购，以及英国、法国和其他欧洲盟国的粮食和食品等必需品的供给，都由摩根银行一手操办。摩根通过它在伦敦的分支机构摩根格林菲尔公司和巴黎的分支机构摩根哈叶斯公司来完成对整个协约国的供给。摩根格林菲尔公司的一位高级合伙人是英格兰银行的董事，也是英国财政大臣劳埃德·乔治的亲密朋友。考虑到英国战争需求的规模，对一家投资公司来说，手握如此之大的权力，这样的先例在历史上绝无仅有。
握有整个协约国集团唯一采购代理权的摩根，已经成为美国未来工农业产品出口事实上的主宰。在向欧洲的反德战争提供巨额而利润丰厚的出口订单方面上，摩根可以决定花落谁家。
像杜邦化工这样的企业成长为国际企业巨头，就是得益于它们与摩根的特殊关系。雷明顿和温彻斯特军火公司也是摩根的好“朋友”。中西部粮食贸易公司得以壮大，也是因为专供摩根的欧洲客户。这些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因为摩根为英国和法国私下募集的绝大多数资金，都是通过杜邦和一些朋友的资源募来的。这反过来成了欧洲巨大军火市场的保证。
由于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当时表示严守中立，所以，摩根作为一家私人银行的地位显得尤为重要。但是，随后几年里，当数十亿美元的战备物资和信用贷款流向英国时，中立变成了一层掩人耳目的面纱。仅采购代理一项，摩根就根据所有装船物品的净价抽取2%的佣金。生意做得太大了，于是，摩根邀请后来担任国务卿的斯特蒂纽斯作为摩根的高级合伙人，负责处理业务量庞大的战争采购事务。
作为一个中立国，所有这些活动都严重违反国际法。国际法禁止中立国为交战国建立物质补给基地。在后来的美国参议院质询中，摩根本人受到指控，牟取暴利，并直接从与摩根的合伙人有利益关联的企业采购。到1917年，英国战争办公室已经通过摩根银行下了总额超过200亿美元的采购订单，英国、法国和其他国家通过摩根及其设在纽约的金融财团直接筹集的贷款，还没有包括在这里面。
1915年，美国财政部长麦卡杜说服一筹莫展的威尔逊总统，为了维持美国的出口，美国私人贷款十分必要。资金和物资源源不断地流向欧洲。到1915年时，在1913年的基础上，美国对英国的出口增长了68%。到1917年美国参战支持英国前，协约国通过摩根银行、花旗银行和其他纽约的大投资机构募集了大约125亿美元，在当时这几乎就是一个天文数字。对于私营金融机构来说，进行如此大规模的资金调动，必须与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有良好的关系。恰好，这个刚刚成立的金融监管机构的头是摩根银行的前任行长本杰明·斯特朗，即便如此，这一业务的巨大风险也曾几次险些引来灭顶之灾。
1917年1月，被战争拖得精疲力竭的俄国最终撤出战争，英法面临崩溃的威胁，这使得摩根及其纽约的金融财团产生了发起更大的宣传攻势和动用更多资源的动力。只有美国出兵才能扭转欧洲的败局，改变摩根及其欧洲代理客户们的困境，当这一点变得十分明确时，他们开始行动。英国秘密情报机关最高层和美国新闻界对他们的行动给予了大力支持。美国新闻界认为，美国应当站在“正义”的一方加入欧洲战争，支持英国。摩根公司和英国的努力如果失败，那么他们将在1917年上半年就面临彻底的金融崩溃。
对摩根公司和伦敦来说，他们实在是太幸运了，德国将军艾里克·鲁登多夫为盎格鲁-摩根利益集团避免了一场金融崩溃。1917年2月，德国宣布全面开展潜艇战，其意图是切断美国对协约国的石油供给。美国油船连续被击沉没，为摩根控制的美国新闻界大肆鼓吹结束中立立场提供了很好的借口。
Kathleen BurkBritain，America and the Sinews of War:1914～1918London:George Allen&Unwin，1985.
1917年4月2日，当美国国会对德宣战时，纽约金融界在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斯特朗的支持下，发起了有史以来最雄心勃勃的一次金融运作。
在1913年12月23日，如果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没有被说服签署联邦储备法的话，美国是否会把如此巨大的资源投入到欧洲战争中就不好说了。1914年8月，如果没有这部新的法律，英国是否会策划如此大胆的计划来对抗欧洲大陆的帝国，也很值得怀疑。就在欧洲战争爆发之前几个月，美国联邦储备系统成立，摩根公司和伦敦金融城的国际金融巨头们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德国的情况与此形成鲜明对照。19世纪90年代，德意志帝国国会对金融投机进行严格的限制，而参与制定1913年联邦储备法的这个利益集团，完全是由摩根家族的精英们控制的，他们追求的目的是把纽约变成国际资本中心。
从此，纽约的银行家开始采用英帝国的财政风格。
1917年8月，美联储启动“自由债券”和其他债券的销售，为美国政府募集战争经费。在这一伟大的“爱国主义”活动中，以个人为主要销售对象的美国国库券，是通过摩根和其他一些大型纽约投资机构发售的。这些债券的规模巨大，数目惊人，1919年6月30日达到了21478亿美元。历史上从来没有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动用过如此巨额的资金。当然摩根公司从这笔生意中拿到的佣金也相当可观。
到1920年，针对这场为期四年的战争和全球性浩劫，摩根的合伙人托马斯·拉蒙特曾带着满意的口吻写道：“全世界的国债规模已经增加到2100亿美元，是过去六年的475%。很自然，各类公债的规模和参与其中的投资者数目翻了无数倍。”拉蒙特还说，“发行如此巨额的债券，其影响在世界所有投资市场上都十分明显，但是尤以美国为甚。Thomas WLamont‘Foreign GovernmentBonds’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March 1920p121
一旦摩根家族和纽约投资银行家们品尝到了作为世界金融领域领导者的好处，为了巩固他们的权力，他们将联合起来，不惜一切。
摩根家族主事的人，包括托马斯·拉蒙特，以及他们在华尔街的密友伯纳德·巴鲁克等人，在凡尔赛和会的秘密会议上，便拟定了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赔款的“账单”。
他们共同建立起一个专门的赔款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一个常设机构，专门为德国向协约国支付战争损害赔款设定准确的数额和方式。
尽管巴尔弗和某些英国政府官员认为，战争结束后，接踵而来的往往是债务赦免，体现战胜国的宽宏大量。但是，作为精明而又保守的银行家，摩根和他的朋友们，在享受和平带来的歌舞升平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协约国欠下的巨额战争贷款。美国一宣布正式参战，摩根公司就悄悄地把他们手中握有的英国政府贷款全部换成了美国国库券的普通债，转手的过程神不知鬼不觉。其结果是，战争结束后，英国债务已经成为美国纳税人沉重的负担。这样一来，摩根利益集团十分肯定地获得了战后凡尔赛赔款的大头。随着美国政府的战争债务达到史无前例的规模，摩根集团的利益和美国政府利益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了。渐渐地，美国政府已沦为纽约国际银行家们扩张其新势力的有用工具。
纽约银行家挑战伦敦金融城
就在凡尔赛和谈的过程中，成立了一家专门协调英-美之间战略事务的新机构——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莱昂内尔·柯蒂斯是组建这一研究机构的倡议人。莱昂内尔·柯蒂斯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包括巴尔弗、米尔纳等人在内的秘密“圆桌”会议（也被称为“新帝国”圈子）的积极参与者。这一建议是1919年5月30日提出的，正是凡尔赛和谈期间，地点在马加斯饭店的一个私人聚会场所。菲利浦·克尔即洛锡安勋爵、罗伯特·塞西尔勋爵和圆桌会议的其他成员参加了此次的重要聚会。这个新机构的第一个名义上的任务就是撰写凡尔赛和会的“官方”历史。这个皇家研究所接到的第一份捐赠就是由摩根集团的托马斯·拉蒙特捐献的2000英镑。历史学家阿诺德·托因比是这个机构第一个领工资的正式成员。
在凡尔赛，这些人还决定，为这家伦敦的研究所建立一个美国分支机构，为了掩盖与伦敦研究所的联系，他们把美国的分支机构命名为“纽约对外关系理事会”。纽约理事会最初的组成人员几乎全部来自于摩根集团，资金全部由摩根承担。他们希望，通过这种密切联系，在凡尔赛和会之后，美国的利益能够与英国的利益协调一致。但是，过了很多年，这一目的并未达到。
在20世纪20年代整整十年的时间里，英美在战争赔款条件、橡胶协议、海军协定、新的金本位平价，尤其是在对未开发的世界石油产区的控制等每一方面都锱铢必较，剑拔弩张，经历了这一艰难过程，英美对全球的联合共管才出现现在的局面，摩根集团的对外关系理事会与伦敦的皇家研究所之间的政策协调才产生效果。
1922年，华尔街律师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凡尔赛和谈的关键人物，和谈协议第231条款（臭名昭著的德国“战争罪”条款）的主要起草人——在对外关系理事会创办的杂志《外交》上撰文阐述了摩根及其纽约银行家同仁们的思想。这一思想十分简单，即“有战争必然有损失。
战争造成的损失通过债务来衡量。债务表现为多种不同形式：内部的、赔款、盟国之间的……一般体现为债券或纸币”。
根据杜勒斯的计算，英国和其他同盟国欠美国的债务总额是125亿美元，利率为5%。而根据凡尔赛和约，德国欠英国、法国和其他协约国330亿美元。这一数字在当时是无法想像的。1921年5月最终敲定的数字为1320亿金马克。德国只有六天时间决定是否接受上述条款；如果拒绝，协约国将对鲁尔工业区实施军事占领。在全球石油争夺起关键性作用的背景下，军事占领的问题很快将再次出现。
德国是凡尔赛和会的主要目标，在凡尔赛和会上，德国的所有殖民地都被瓜分了，因此，她也失去了宝贵的原材料资源。德国在土耳其石油公司中25%的股份被剥夺，最终由英国转给了法国。
美国国会拒绝批准凡尔赛条约，包括实施协议的机构——国际联盟，但是，以摩根集团和纽约的美联储
为轴心的利益集团并没有停止掌控战后的欧洲金融命脉的步伐。凡尔赛和会之后，1919～1929年10月年华尔街崩盘这段时期，德国的战争赔款，以及同盟国之间的“三角债”，如法国、意大利、比利时欠英国的钱，以及英国欠美国的钱，如雪上加霜，左右着世界金融和财政政策。这一时期整个国际金融金字塔，完全是由惩罚性战争债务的大厦支撑着。在债务问题上，摩根和纽约银行的新贵们拒绝妥协。
在20世纪20年代，欧洲国家的债务总规模十分巨大，以至每年国际金融体系处理债务的业务量甚至都超过了每年美国的外贸的业务量。纽约国际银行界将世界资本的流向调整到处理这一数额巨大的债务问题上。处理债务业务是以牺牲投资为代价的，这些投资对于满目战争疮痍的欧洲经济重建和现代化如久旱之甘霖。
由于欧洲经济遭受严重破坏，摩根公司取得到了竞争优势，纽约的信贷支配着一切。与其投资于美国的战后经济扩张，不如把钱贷给战后的欧洲利润要丰厚得多。以摩根和
摩根集团成员本杰明·斯特朗领导下的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为核心，纽约金融界不遗余力地维持美国的低利率。其结果是，美国的贷款如洪水般地涌入战后的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在这些地方资本获得了比在美国本土多得多的风险收益，
而伦敦和新任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只能眼巴巴地看着美国金融侵占他们的传统市场。
1924年，在银行业这一关键领域，英美之间的争斗达到了战后的白热化程度。当时，美国威胁，要进入英帝国的黄金和原材料中心，英国刚刚在二十年前通过血腥的希尔战争占领了这一地区。
1924年下半年，南非政府发起成立了一个国际委员会，该委员会由美国金融专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埃德温·克姆勒任主席，专门就是否置英国于不顾而重返国际金本位制提供咨询。
直到1924年，英国仍深陷战争的灾难不能重返金本位，如果重返金本位，英国经济会遭受严重挫折，因为那时仍然有近150万英国人失业。
克姆勒告诉南非人，他们应与纽约银行建立直接的金融联系，绕开对伦敦的传统依赖。伦敦城的金融家们心知肚明，这样一来，就会为美国从经济上占领英国用军事力量取得的地区打开大门，获得了南非，就获得了世界黄金供给的主导权，进而获得世界信贷的主导权。伦敦迅速行动起来，采取了先发制人的策略，然而战争的伤痕远未痊癒。
在凡尔赛和会期间，美国退守新孤立主义（这一直引起很大争议），英国因此坐收渔利。当时美国国会转变了态度，不支持英国的国际联盟的想法，尽管威尔逊总统支持。经过凡尔赛和会的充分协商之后，世界新秩序的绝大多数特征已经形成。由于美国退到幕后，英国得以在欧洲、非洲和中东横冲直闯，建立起自己长期的关键性霸权。
但是，有一点变得越来越清楚，强大的美国银行业和石油利益集团绝不会甘当孤立主义者。英国要么击溃这个威胁，要么有效地将其纳入一个新的大西洋联盟。
英国为石油霸权而战
凡尔赛条约墨迹未干，美国石油巨头洛克菲勒标准石油公司就很快认识到，他们的英国盟友十分巧妙地把他们排除在战争分赃之外。通过英国秘密拥有的皇家荷兰壳牌公司和英国-波斯石油公司，英国政府实际控制着新近划分的中东边界和战后的欧洲市场。
1920年4月，在意大利的圣雷莫召开了协约国最高理事会部长会议，拟定了对前奥斯曼帝国在中东的石油利益进行瓜分的细节。英国首相劳埃德·乔治和法国总理亚历山大·米勒兰达成了圣雷莫协议，英国人让出了在美索不达米亚25%的石油开采份额，而法国则同意，在新的国际联盟保护下，美索不达米亚由英国托管。
而英国给法国的份额是从德国人那里抢来的，这些份额曾经是德意志银行在以前的土耳其石油公司中的25%的股份，是凡尔赛和会战利品的一部分。
对剩下的广袤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75%石油的开采权，通过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和皇家荷兰壳牌公司，仍然牢牢控制在英国政府手中。法国政府成立了新的国家支持的公司——法兰西石油公司（CFP）。第二年，在法国工业家欧内斯特·梅西的领导下，法兰西石油公司在美索不达米亚发展了许多新的利益。
亨利·德特丁爵士，是领导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的英国人，同时也是英国秘密情报机构信赖的间谍，承诺法国可以拥有毗邻法属叙利亚的一部分石油开采权，作为交换，英国牢牢控制了摩苏尔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未开发的巨量石油储备。
圣雷莫协议本身就是约翰·卡德曼爵士的杰作，那时，他是帝国石油政策委员会的主任，后来是英国政府所属英国-波斯石油公司的领导人。卡德曼和德特丁两人私下就定下了圣雷莫协议的条款。
毫不奇怪，英国的国家石油霸权地位由此得到了极大的加强。
根据圣雷莫石油协议，英国给予法国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开采出的石油总量的25%。作为交换，法国慷慨地授权英国石油公司在法属叙利亚至地中海石油港口之间铺设石油管道。
石油管道以及与此相关的所有业务都可以
免除法国征税。卡德曼计算过，由于法国缺乏实质性的石油生产能力，英国必然会在整个中东的日益增长的石油财富中形成实际上的垄断。圣雷莫协议还包括一项条款，英国可以排除任何外国公司在其领地内进行开采。
此外，圣雷莫达成了一项协议，在对罗马尼亚和苏联的石油关系上，法国将与英国采取协调一致的政策。
这一协议的影响很快就变得明朗起来。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国在经济上遭受的打击大大超过了英国，圣雷莫协议似乎是伦敦获得的一个意外收获，它确保了法国对英国全球石油版图的支持，这一全球版图是以古老的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中东地区的石油财富为中心。的
丘吉尔及其领导下的阿拉伯局
1921年3月，在开罗，英国殖民事务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召集了大约40名研究近东问题的一流专家，讨论对这一地区新获得的版图进行最终政治分割的问题。出席这次会议的人几乎囊括了所有一流的英国阿拉伯问题专家，有丘吉尔的亲密朋友劳伦斯、珀西·考克斯爵士、格特鲁德·贝尔等人，这次会议的结果是成立英国殖民部中东局，取代1916年成立的阿拉伯局。根据在开罗拟定的计划，美索不达米亚被重新命名为伊拉克，由麦加的哈斯米·侯赛因·阿里的儿子费萨尔·侯赛因统治。英国皇家空军飞机永久驻扎伊拉克，伊拉克政府被置于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官员的有效控制之下。
1921年4月21日，美国国务院代表美国标准石油公司正式发表声明，强烈要求参与中东的石油开采，英国外交大臣柯曾勋爵给英国驻华盛顿大使发了一封简短而又粗暴的回信，声称在英国控制下的中东不允许任何美国公司进行石油开采。AntonMohr The OilWar New York:HarcourtBrace，1926
圣雷莫协议点燃了英美之间对世界石油控制的激烈争夺战，并在20世纪20年代持续了整整十年。（您用google谷歌搜：改革三十年--中国成为正常的发展中国家，Google 脑控）这一争夺战对形成美国和英国与苏联新生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在关键性的最初岁月中的外交和贸易关系形式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当时苏联先是在列宁领导之下，后来是在斯大林领导之下。
惊慌不安的美国石油集团和银行集团担心，英国正一步一步地取得全球石油的垄断权，不惜牺牲美国的利益。德特丁领导的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用铁腕控制住了荷兰东印度、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和战后中东大部分地区的巨量石油开采权。
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拉丁美洲也变成了英美之间激烈争夺的焦点。
为控制墨西哥而战
1910年，在墨西哥湾的墨西哥沿海城市坦皮科市发现了巨大的石油储量。不久，美国总统威尔逊就派军队进驻墨西哥。此举的真正目标不是墨西哥政权，而是墨西哥政权后面的英国利益。1912年，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在坦皮科港逗留期间被拘留，威尔逊总统以这件芝麻小事为借口命令美国军舰占领维拉库兹。美国海军陆战队武装登陆，强行占领墨西哥海关，其代价是20名美国人和200名墨西哥人阵亡。
他们的目标是把维克多尼奥罗·韦尔塔将军赶下台，韦尔塔将军是一手由墨西哥鹰石油公司扶上台的，并得到其财政支持。墨西哥鹰石油公司的总裁威特曼·培生是英国石油的吹鼓手，后来被英国女王封为考德雷勋爵，曾经为英国情报部门工作，在为英国瓜分墨西哥石油方面与德特丁和壳牌石油有十分密切的合作关系。当威尔逊派兵的时候，墨西哥鹰已经设法得到了墨西哥石油一半的开采权。
眼看就要与德国开战了，英国决定巧妙地放弃对韦尔塔政权的支持，卡兰萨将军政权的合法性立即得到了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承认。洛克菲洛的标准石油公司为卡兰萨出枪又出钱，包括十万美元现金和大笔大笔的燃料贷款。美国石油巨头从英国石油巨头手中接管了墨西哥。当时，坦皮科的油井令全世界羡慕，塞罗·阿苏尔一口井一天的产油纪录达到20万桶。
随后，当卡兰萨开始着手维护墨西哥的国家利益，而不是美国石油公司的利益时，他变成了1916年一场激烈运动的焦点，标准石油公司出钱支持游手好闲的歹徒潘科·维拉，反对卡兰萨。
就在美国参加欧洲战争之前不久，珀欣将军率部队被派往墨西哥执行短暂任务，但无功而返。后来，美国即将站在英国一边参与欧洲战争，英国和美国决定联手抵制卡兰萨
领导下的墨西哥。对墨西哥来说，十分幸运的是，由于战事频频，无暇他顾，这个国家暂时躲过了英美石油争霸的硝烟，成了世外桃园。卡兰萨总统继续执政。直到1920年，凡尔赛和会之后，他被暗杀。
卡兰萨留下了许多遗产，其中之一就是1917年批准的墨西哥第一部宪法，该法包括了专门一段，即第27条，规定“所有矿产、石油和所有固态、液态或气态碳氢燃料……都由国家直接所有”。非墨西哥国民获得石油开采权的唯一条件就是，承认墨西哥法律在商业事务上具有完全主权，没有来自外国政府的干预。为了墨西哥的石油，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英国和美国的石油利益集团一直在明争暗斗，十分激烈。这种争斗甚至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直到卡德纳斯政府决定，对所有外国石油股份实施国有化。这一决定引起了英美石油巨头的不满，此后的40年里，墨西哥一直受到这些石油巨头的抵制。
英国控制石油的秘密
在1910年墨西哥发现了大油田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这段时间里，英国的墨西哥鹰石油有限公司在董事会主席威特曼·培生（考德雷勋爵）的领导下，在墨西哥的石油开采市场频频亮相，重拳出击，与咄咄逼人的美国洛克菲勒石油公司形成抗衡。
像其他所有的英国大石油公司的经理人一样，培生也为英国秘密情报机构工作。1926年，他把墨西哥鹰的权益卖给了皇家荷兰壳牌集团。培生成了考德雷勋爵，他把墨西哥的石油财富组建成一家受保护的托拉斯，这就是后来的培生集团。它是伦敦最具影响力的企业集团之一。这个集团拥有伦敦《经济学人》和《金融时报》这样的出版媒体，在影响很大的伦敦-纽约-巴黎商业银行拉扎德福里勒中占有很大的股份。
在控制主要石油储备的全球角逐中，英国外交部、秘密情报机构和英国石油利益集团的政策，以一种十分隐蔽但却非常有效的方式相互配合着。当时，除了苏联，其他国家都很难做到这一点FrankCHanighenTheSecretWarNewYork:JohnDay，1934。
到20世纪20年代早期，英国政府还控制着庞大的私营军工企业。实际上，这些军工企业直接服务于政府的利益，即主导直致最终控制所有具有巨大石油储备的地区。其中有四家公司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全部都是英国秘密情报活动的组成部分。
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尽管它叫这个名字，已经落入英国政府代理人的秘密控制之中。荷兰人德特丁在荷属东印度的苏门答腊时，第一次认识到石油民用的潜力，后来，他升任一家小的荷兰灯油公司的总裁，这家公司名叫皇家荷兰石油公司，专营印度尼西亚石油。
1897年，德特丁意识到，控制其贸易的海上航运期限至关重要，于是他与一家船运公司结成战略联盟。他把自己的皇家荷兰石油公司与一家伦敦的壳牌运输与贸易公司合并。壳牌运输与贸易公司是由精明的英国运输巨头马库斯·塞缪尔（比尔斯德勋爵）建立的，他还建造了世界上第一艘油轮。
德特丁的皇家荷兰公司与塞缪尔的壳牌运输和贸易公司的合并，成为后来世界上最强大的托拉斯，当然这离不开英国政府的秘密支持。即使在美国，通过加州油田公司和俄克拉何马的罗萨那石油公司，这家公司很快成为洛克菲勒标准石油集团的竞争对手。上述两家公司完全由海外的壳牌公司拥有，却不必担心受美国的反托拉斯法的管制。在美国境内，反托拉斯法对洛克菲勒标准石油公司有许多限制。
与此同时，他们还组建了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专门开采英国政府在波斯和中东的专属石油资源。
为了寻求对未来全球石油勘探的控制，英国政府还建立了另外一家关系公司，这家鲜为人知的公司与英国外交部和秘密情报机构在全球范围内有紧密联系。这家公司名为达西勘探公司。
20世纪20年代早期，石油争夺带有鲜明的政治特征，英国的达西勘探公司就处在这一政治的中心。“达西勘探公司在中美洲或西非、中国和玻利维亚的代理人，似乎首先总是英国政府的代理人”，一位同时代的人评论说，在这一时期，英国政府在全球从事秘密石油战争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实体是一家名义上的加拿大公司，由一个叫奥维斯先生的人领导，名叫英控石油公司，简称BCO。如同壳牌公司和其他公司一样，BCO由英国政府秘密控制。奥维斯的任务是为英国在中南美洲攫取新的重要石油省份，以抗衡美国洛克菲勒所属公司的种种图谋。
1918年，奥维斯设法让英国承认哥斯达黎加梯洛哥政府，作为回报，BCO得到了靠近巴拿马边境和重要的运河地区超过700万英亩地的石油开采权。美国拒绝承认梯洛哥政府，就在1921年，巴拿马和哥斯达黎加发生了边境冲突，美国站在哥斯达黎加新政府一边
进行干预，这就是外号为中美洲的“玩具战争”。哥斯达黎加新政府立即宣布，所有以前由梯洛哥政府签署的石油开采权，尤其是授予BCO的石油开采权一律无效。
美国的石油公司立即得到了大批的开采权，哥斯达黎加新政府也很快发现，他们很容易从纽约银行得到贷款，而且贷款条件十分优惠。
针对这一情况，BCO开始向南，往委内瑞拉的马拉开波市发展。1922年在入海口附近，大批高产油井被发现。奥维斯为他的英控石油公司拿下了油水最大的油井。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很快跟进，设立了全资的委内瑞拉石油开采有限公司和科朗开发公司。当然，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也很快加入了石油争夺战，成立了委内瑞拉标准石油公司。20世纪20年代早期，委内瑞拉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石油生产国之一。
有英国政府的背后支持，又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英国秘密情报部门的配合，英国石油企业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1912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通过其石油公司控制的世界石油产量不足12%。到1925年，英国控制了世界未来的大部分石油供应。
爱德华·麦凯·埃德加爵士在1919年9月英国金融杂志《斯帕林月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回顾当时的整体情况：
我要说，中南美洲三分之二改良过的油田都掌握在英国人手中……奥维斯集团其所属公司实际圈掉了加勒比海三分之二的油田，完全属于英国的，其制度安排就是为了保证该集团的所有业务永远掌握在英国手中……或者，再以壳牌集团为例，它是所有石油公司最伟大的一家公司。壳牌石油在世界每一个重要的油田都独家拥有或控制着相关业务，这些产油区包括美国、俄罗斯、墨西哥、荷属东印度、罗马尼亚、埃及、委内瑞拉、多米尼加、特立尼达、印度、锡兰、马来群岛、中国北部和南部、暹罗、海峡定居区（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地区）和菲律宾。这一局面的优势要充分发挥出来并结出硕果，还需要再等上几年，但是最后的收益将是巨大的，这一点丝毫不容置疑……用不了多久，美国将不得不从英国公司手上买油，而且支付的美元会越来越多，因为
离开了石油，她就无法生存，又不能自给自足MohrOilWarpp222～223。
但是，在1922年，发生了一起意想不到的事件，导致了多年后美英战后冲突的“停战”期。来自东方
的具有威胁的新联合迫使华盛顿和伦敦形成具有全球霸权的共同治理机制，在这样的机制下形成了一直延续直今的全球霸权的战略中心。我们必须到热那亚去看一看，这一事态如何促成了一系列具有世界影响的事件。
这一次又是德国，无视英国的指挥棒，迫使英国与其华盛顿对手开展更紧密的合作。
谢选骏指出：人说“美国要下的赌注十分巨大。美国能否借助其经济地位成为政治上具有统治地位的超级大国？亦或在凡尔赛和会以后，在英国主导的英美共同统治的框架内，美国是否甘当一个有用的，但明显居于小兄弟地位的伙伴？换句话说，凡尔赛后和会的这个世界新帝国的首都是继续留在伦敦，还是移到华盛顿？在1920年，这一问题的答案还不是十分清楚。”
我看——这个答案其实早在美国出兵欧洲决定了战争结局的时候，就已经很清楚了。
人说“对摩根公司和伦敦来说，他们实在是太幸运了，德国将军艾里克·鲁登多夫为盎格鲁-摩根利益集团避免了一场金融崩溃。1917年2月，德国宣布全面开展潜艇战，其意图是切断美国对协约国的石油供给。美国油船连续被击沉没，为摩根控制的美国新闻界大肆鼓吹结束中立立场提供了很好的借口。”——我看德国上次救了英国，这次又救了美国。看来挨打就是福气，打人的德国就是在送福，是舍己救人的模范生，堪比活雷锋。
【第六章 步调一致 英美联手收拾德俄】
面对苏联巨大的石油储备，英美各自打起了自己的如意算盘。德国半路杀出，搅了英美人的美梦。英美联手，一方面配合西欧国家利用军事和经济手段压制德国，另一方面组建石油卡特尔——“七姊妹公司”。英美还精心密谋，为希特勒上台铺路。
热那亚会议
1922年4月16日，在热那亚的阿尔贝蒂庄园，参加战后国际经济会议的德国代表团在会上扔出了一个重磅炸弹，其冲击波远及大西洋彼岸。这是一枚政治炸弹。德国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向包括苏联外交部长契切林在内的与会各国部长宣布，德国和苏联已经达成了双边协议，协议中，苏联同意放弃向德国索要战争赔偿，条件是德国同意向苏联出口工业技术及其他事项。拉帕洛条约，以热那亚附近的一座小村的名字命名，在那里，德国人和苏联人最终达成了一致，令参加阿尔贝蒂庄园会议的所有代表震惊。该消息立即引起了恐慌式反应，特别是与会的英国人和法国人。
热那亚会议是在英国的敦促下召开的，其目的是为了达到20世纪20年代初期凡尔赛和会后英国确定的一系列战略目的。即首先是为重新建立1914年之前的以伦敦为中心的国际金本位制奠定基础；其次是通过邀请苏联参会，英国打算利用这次会议与苏联重修旧好。此前，苏联一直受到国际社会的排挤，因为新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单方面
拒绝偿付沙皇俄国的所有债务。有意思的是，美国政府一直不打算以任何官方形式参与热那亚会议，这就给英国更大的空间来主导这次会议。
英国向莫斯科伸出橄榄枝是别有用心的。恢复与苏联的外交关系意在打开与俄罗斯做赚钱生意的大门，让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和其他英国石油公司控制遭受战争蹂躏的巴库油田。壳牌公司的德特丁与英国殖民事务大臣温斯顿·丘吉尔一唱一和，从1918年开始，向白俄反革命集团秘密提供资金支持，与此同时，他又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法国，买下了俄国革命前签署的开发俄罗斯巴库油田的租约，他预计遭受经济孤立和战争重创的苏联政权会很快跨台。
这系列事件正是发生在臭名昭著的洛克哈特阴谋期间，这一时期，英国驻莫斯科使节罗宾·布鲁斯·洛克哈特爵士与西德尼·雷利一起，因试图在1918年8月刺杀列宁遭到缺席审判并判处死刑。这也是英国与盟军在阿尔汉格尔登陆的时期。丘吉尔领导的殖民事务部一直都在执行一项政策，对俄国倒霉的克伦斯基政权的前战争部长鲍利斯·萨芬科夫领导的流亡政府提供支持，这位领导人声名儿狼籍，是个吗啡瘾君子。在丘吉尔和英国政府的支持下，到1920年，德特丁已经向兰格尔将军和邓尼金将军、高尔察克元帅和其他将军领导的白俄反革命集团输送了巨额现金。德特丁建立了盎格鲁-高加索公司，期望拿到巴库油田的开采权。迫不急待的德特丁甚至募集资金，建立巴库的分裂主义组织，让其承诺给予德特丁石油开采权StephenVOClarke‘TheReconstructionoftheInternationalMonetarySystem:TheAttemptsof1922and1933’PrincetonStudiesinInternationalFinanceNo33November1973。
四年来英国政府使尽浑身解数，利用各种公开的或秘密的手段，试图推翻新生的布尔什维克政权，最终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到1922年，英国不得不改变策略，试图介入英国看来更为务实的、列宁制定的苏联新经济政策，即1921年的“新经济计划”。
美国觊觎俄国石油
获得开发和控制俄国大油田的垄断权，是1922年德特丁和英国的美梦，而包括洛克菲勒标准集团在内的强大的美国石油利益集团，也在做同样的梦。但是，直到1922年，英国想进入苏联的新招数看起来还是不切实际。在获得苏联石油开采权方面，英国最主要的竞争对手是哈里·辛克莱领导的美国辛克莱石油公司，但是，这家公司此时正好被牵涉进在美国爆发的“怀俄明茶壶顶海军储备”石油租约的丑闻中。
哈里·辛克莱把自己装扮成俄克拉何马“独立”的石油商人，实际上是标准石油公司和银行利益集团的一位“中间人”，在一些由标准石油公司直接出价可能会引起怀疑的市场上，往往由辛克莱出面进行投标，这样的怀疑主要是来自于英国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壳牌集团。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辛克莱并不是看上去的那样“独立特行”。在辛克莱炼油公司的董事会里有小西奥多·罗斯福，他是美国前总统的儿子，其兄弟阿奇博尔德·罗斯福是辛克莱石油公司的副总裁。威廉·波伊斯·汤普森也是辛克莱石油公司的董事，他还是洛克菲勒大通银行的董事，这家银行
隶属于标准石油公司。
20世纪20年代初期，哈里·辛克莱与苏联代表列奥尼德·克拉辛在伦敦举行会谈。他们会谈的结果之一是，他与美国参议员阿尔伯特·法尔和阿奇博尔德·罗斯福一起访问莫斯科，在那里，他们就珍贵的巴库油田包括萨哈林岛油层的开采权进行谈判并达成一致。他们还将与苏联政府成立一家各占一半股权的合资公司，平等享受全球石油销售的利润。辛克莱等人同意，在项目中的投资不少于11500万美元，并且同意为俄罗斯政府申请更多的美国贷款。莫斯科知道辛克莱与美国总统哈丁和华盛顿的共和党政府关系很密切。要获得美国的贷款必须在外交上得到美国对苏联的承认，这将打破国际上对苏联的孤立。辛克莱同意并说服哈丁总统承认苏联政府。
但是，在怀俄明，一件丑闻突然浮出水面，牵涉到辛克莱、法尔，甚至哈丁总统，丑闻涉及到他们把美国政府在怀俄明茶壶顶地区利润丰厚的石油资产以租赁合同的方式授予了出去。据传闻，这件丑闻是竞争对手德特丁的壳牌集团的代表暗中唆使的。在随后的传媒丑闻和国会质询中，没人提到这一惊人的巧合，即“茶壶顶”事件发生时，正值辛克莱和美国从德特丁和英国的眼皮底下获得珍贵的巴库油田开采权FrankCHanighenTheSecretWarNewYork:JohnDay，1934。
1922年4月14日，正好在哈丁总统准备宣布与苏联外交和贸易关系正常化的节骨眼上，《华尔街日报》头版上赫然刊登了“茶壶顶”事件和哈里·辛克莱卷入其中的报道。没过一年，哈丁总统莫名其妙地暴死。柯立芝总统的继位使辛克莱和巴库项目胎死腹中，承认苏联的计划也无果而终。老辣的英国情报人员四处活动，阻挠了美国主宰苏联石油开采的企图，这一点毫无疑问。
德俄结盟甩开英国
这就是热那亚会议召开前的大背景，在美国做出的种种努力惨遭挫败之后，英国打算在控制苏联丰富的经济资源方面取得突破。但是，就在历时数周的热那亚会议期间，德国外交部长拉特瑙和苏联外交部长契切林签署了一个全面的条约，英国、法国或美国政府事先对此却一无所知。
拉特瑙的首选绝对不是与苏联打交道。在凡尔赛和会之后，他以德国经济重建部部长的身份，反复向英国和其他盟国政府提出建议和请求，允许德国重振其经济，这样，德国才能用出口收入来支付凡尔赛条约规定的战争赔款重负。他的请求一次又一次遭到拒绝。雪上添霜的是，1921年英国政府对所有德国进口物资征收26%的禁止性关税，这给德国制定现实的支付战争赔款方案而做的努力进一步制造了障碍。
面对英法挥动的大棒，拉特瑙这位出生于德国著名工程师家族的后代，大型电子公司AEG的前董事局主席，决心通过发展向苏联出口重工业产品，来制定让德国工业重建的战略。
凡尔赛和会之后，在德国战后经济的废墟上，赤字财政政策一直是德国政府的一个必要的应急办法。德国中央银行实际上是用印刷钞票的方式来弥补国家赤字，20世纪20年代初期，德国的货币供给远远大于德国经济的实际产出，导致不可避免的通货膨胀，但是，可供选择的其他办法似乎很有限，且对国家经济发展不利。
拉特瑙深知，战败本身所导致的巨额成本已经埋下了整个经济通货膨胀的祸根。到1919年，帝国马克黄金平价已掉至战前水平的一半。官方统计表明，战争造成了批发价格上涨了150%，而且黑市价格还远远高于此。为了征集战争所需资金，德国政府采取了权宜之计，向民众大量举债。而英国一直有能力从海外募集战争所需经费，特别是通过纽约的摩根公司，德国则被挡在这些主要的信贷市场之外。
而且，在战后，协约国胜利者有步骤地剥夺了德国最重要的经济资源。像坦噶尼克和西南非洲这样对德国有价值的所有殖民地，也被英国接管了。通过建设巴格达铁路而打开的
奥斯曼帝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市场也被拿走。德国还失去了对其钢铁工业最为宝贵的铁矿石源：阿尔萨斯-洛林及其以东地区，包括西里西亚，有着丰富的矿物和农业资源。在凡尔赛和会之后，德国失去了75%的铁矿石资源、68%的锌矿石资源和26%的煤炭资源。阿尔萨斯的纺织工业和钾盐矿也失去了。凡尔赛和会以后，它的整个海上商船队、河运船队的五分之一、渔船队的四分之一、5000辆机车、150000辆有轨电车和5000辆卡车都由协约国军队接管了。所有这些都是在德国战争赔偿的合法名义下进行的，而战争赔偿从来就没有过严格的界定。
1921年5月，协约国赔款委员会开会，草拟了被称作“伦敦最后通牒”的德国“最终”赔款计划。该计划把德国给胜利方的战争赔款确定为1320亿金马克的天文数字，甚至英国的赔款专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都认为，这一数字超出德国实际能够承担的最大支付数额的三倍。赔款债务每年还要征收6%的利息。所有德国出口货物按报关价值征收26%的关税，直接支付给柏林的盟军赔款代表处。另外，还有众多苛刻的条件，包括几种作为“保金”的税。任何一笔赔款的支付方式可以由赔款委员会单方决定。
“伦敦最后通牒”并不仅仅是名义上的最后通牒。对于盟军方面所提出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条件，除非德国议会
在六天内完全同意，否则盟军将占领并且控制德国的鲁尔工业腹心地带。毫不奇怪，德国议会以微弱多数批准接受了这一措辞极为严厉的最后通牒GustavStolper，KarlHuserandKnutBorchardtDeutscheWirtschaftseit1870Tübingen，1966。
对伦敦某些有影响的人物来说，拉帕洛条约真正引起他们警觉的是，条款中隐藏的某些含义。大量德国的机械和设备、钢铁和其他技术将被卖到苏联，用于重建和扩展巴库油田。
反过来，德国将在德国境内建设由德苏共同拥有的原油和汽油分销中心，为苏联石油打开市场，此项工作具体由德俄石油销售公司（DEROP）承担。这有利于德国摆脱英美石油利益集团
的铁腕控制，自凡尔赛和会以来，英美石油利益集团完全垄断了德国的石油销售。拉特瑙从来没有拒绝过伦敦在最后赔偿通牒中的要求。但他坚持用实际的手段来实现这些要求
军事占领鲁尔地区
拉帕洛条约很快就引起了反应。4月18日，该条约在热那亚正式宣布两天内，德国代表团就收到了协约国的抗议，指责德国“背着”赔款委员会与苏联谈判。
1922年6月22日，拉帕洛条约公布两个月之后，德国外长拉特瑙在离开位于柏林的家时被暗杀。两名右翼极端主义分子（后来被指认为拥护君主制的“C`组织”成员）被指控实施了这起谋杀，这起事件被描述为日益增长的极端主义和反犹太主义浪潮的一部分。但是，在德国内部，舆论矛头直指“外国利益集团”，还有一些人认为，英国或者说英国的利益集团是两位凶手的幕后主谋。无论如何，著名政治家、拉帕洛条约的设计师走了，国家的根基动摇了。对拉特瑙的谋杀仅仅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之前和今后遭受的恐怖袭击的开端。
在公开场合，英国小心翼翼地保持着与法国庞加莱政府复仇政策的距离，在这一假象的掩盖下，英国已经提出了补偿要求。在1916年英法之间达成的一项秘密协议中，法国将摩苏尔地区的法属领土割让给英国。作为回报，我们在第三章中已经说过，英国向法国私下保证，只对法国占领鲁尔工业区提出口头抗议。这非常符合英国的“均势”需要，法国充当了征服德国的急先锋ZNZeineTheStruggleforArabIndependence:WesternDiplomacyandtheRiseandFallofFaisal’sKingdominSyriaBeirut，1960p59。
庞加莱政权所缺的只是找一个说得过去的借口。1922年12月26日，在伦敦的盟国赔款委员会安排的年终会议上，法国总统庞加莱宣布，德国违反了凡尔赛条约，没有为法国的电话杆线路建设提供所需要的木材，提供的煤炭也
缺斤短两，而这些是条约里明确规定的StolperetalDeutscheWirtschaft。
德国恶性通胀的真正起因
拉特瑙被杀之后，由于对德国政治稳定的信心下降至凡尔赛和会以来的最低点，到1922年7月，在国际市场上，金马克与美元的比率降为1美元兑换493马克。帝国银行开始大量增加货币供应，以近乎疯狂的方式满足尚未支付给英国的赔款要求，与此同时，维持就业，加强国内出口工业，以满足赔款要求。到当年12月，马克降到了1美元兑换7592马克的警戒水平。
1923年1月9日，赔款委员会以31的投票结果（在正式的记录中英国反对，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新成立的墨索里尼政府）通过决议，认为，德国没有履行好赔付义务，1月11日，庞加莱命令法国军队开进德国鲁尔工业区的埃森和其他城市，强行占领了这一地区。比利时和意大利的军队也象征性地参加了这一行动。英国假惺惺地谴责了这一占领行为，尽管1921年她曾威胁要采取同样的行动。
作为对侵略行为的反应，德国政府号召全体公民进行全面的消极抵抗。德国政府命令所有的官员，包括帝国银行职员，不执行占领当局发布的任何命令，工人不要到鲁尔的工厂和钢铁厂去上班。为了帮助罢工矿工和其他工人家庭，政府只能借助于扩大货币印刷。被占领的区域仅100公里长，约50公里宽，人口也只占德国人口的10%，但这个地区的煤炭、铁和钢的产量占德国总产量的80%，货运量占德国全部货运的70%。
法国的占领造成了德国工业活动的停滞不前。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23年底，尽管法国军队和工程师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整个鲁尔区的生产也只及1922年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这段时间超过15万德国人被迫离开被占领的鲁尔工业区，约400人被杀，2000多人受伤。
德国人的抵抗给经济造成了无法估量的压力。法国占领军切断了鲁尔工业区与德国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德国各银行和帝国银行分支机构的资金，工厂和矿山的存货，全部都被占领军控制。抵抗期间，德国停止了对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的所有赔款偿付，对英国的赔款则不折不扣地交付了。
其结果是，德国的货币体系遭到了彻底破坏。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到1922年底，当法国庞加莱政府打算强行实施军事占领的意图变得十分明显时，马克的价值开始下降。到1月份鲁尔区被占领后，马克对美元的比价已经降为180001。5月份之前，帝国银行采取了所有可能采取的措施，不惜一切代价才将货币维持在原有水平上。到5月，鲁尔的经济损失如此巨大，柏林不得不放弃拯救货币的努力。
从那以后，局面完全失控。到7月，马克对美元的比价呈指数下降，降到了3530001；到8月，这一指数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46200001。这一跌势一直持续到11月15日，对美元的比价指数达到了42000亿1。这种现象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史上还从来没有过。
经过几个月的滞后期，德国的批发价格也开始反映出货币的崩溃。以1922年7月拉特瑙被刺杀后不久的价格指数水平为100，到1923年1月底，鲁尔区被占领时，价格指数涨了将近30倍，达到2785。7月，价格指数涨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74787，而一年前仅为100！9月，更是达到了23949000高点，最后到11月达到750000000000。所有人的存款全部变成了废纸。生活水平急剧下滑。一开始还有几个巨富，但绝大多数人彻底陷入了贫困。政府债券、抵押贷款、银行存款——所有这些都变得一钱不值。国家赖以稳定的中间阶层都成了贫民。
到1923年9月，由古斯塔夫·斯特莱斯曼领导的联合政府命令结束消极抵抗。1923年11月，德国政府与法国和其他占领军签署了一份正式协议。此时恶性通货膨胀已经达到最高峰。签署这一协议只是德国为获得略有希望的援助而做出的缓兵之计。
1923年10月，美国国务卿查尔斯·伊文斯·休斯（曾任洛克菲勒标准石油公司的首席律师），向卡尔文·柯立芝总统提交了一份新的计划书，建议继续维持巨额赔款偿付，这种赔款自1922年4月拉帕洛危机以来一直摇摆不定。休斯说服总统，赢得了对与摩根集团有联系的银行家查尔斯·道威斯将军的一项任命，这个人劣迹斑斑，曾收受过伊利诺伊州共和党的贿赂。
道威斯后来成为道威斯委员会的主席，他于1924年4月9日向盟国赔款委员会提交了一份计划。这个计划立即引起了各方的关注，包括精疲力竭的德国政府。5月，法国的庞加莱在选举中失败，赫里欧领导的内阁立即对道威斯的赔偿计划表示同意。9月1日，道威斯赔偿计划正式开始实施。道威斯计划第一次表明，凡尔赛后期，英美人越来越倾向于采取一致的方式加强合作。英国人精明地认为，让美国人做舞台的主角更好，与此同时，英国人仍然保持对美国政策强大的影响StolperetalDeutscheWirtschaft。
道威斯计划是英美银行集团对德国财政和金融进行全面控制的再次加强。它比庞加莱的士兵要有效得多，
但是只有以军事干预和随之而来的恶性通货膨胀危机为条件才能保证其实施。
1923年11月，德国银行家雅尔玛·沙赫特被任命为货币局局长。这一段时期，沙赫特与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沟通频繁，沙赫特实施了地产抵押马克，这是一次以虚构的申报不动产为依托，促进马克稳定的尝试。11月20日，地产抵押马克稳定计划公布的那天，帝国银行总裁鲁道夫·哈维斯顿去世了（从1908年开始，他就一直是帝国银行的头），这只是一系列此类重大事件的开端。德国总理斯特莱斯曼和财政大臣鲁道夫·希法亭曾经几次尝试解除哈维斯顿的职务。个中原因很快就水落石出。
1923年12月4日，帝国银行的行长会议以压倒多数投票选举卡尔·赫尔弗里希作为帝国银行行长，接替去世的哈维斯顿。赫尔弗里希曾是德意志银行的前董事、战前巴格达铁路项目的总设计师。斯特莱斯曼及其政府却还有更好的人选。在1923年12月18日，斯特莱斯曼的意中人、英美摩根利益集团的朋友沙赫特被任命为帝国银行行长。实施道威斯计划的障碍已经扫清。几个月后，赫尔弗里希在一起可疑的列车车祸中丧生OttoPfleidererWhrungundWirtschaftinDeutschland1876–1975Frankfurt:DeutscheBundesbank，1976p194。
根据道威斯计划，德国要在至1929年的五年内付清赔款。但是至1929年末，德国的欠款反而比赔付开始时还要多。这就是由伦敦和纽约主导的国际银行财团有组织的抢劫阴谋。在德国还设立了特别基金作为对赔款支付的担保。在柏林，英美银行还安排了一个赔款总代理人，专门为他们收受赔款，这个人叫帕克·吉尔伯特，此人是摩根的合伙人，也是欧文·杨的门生。由于没有任何风险，伦敦和纽约的银行开始为德国提供巨额贷款，于是资金便以赔款的形式，加上佣金和利息，又源源不断地回流进伦敦和纽约的银行，这真是一笔好买卖。这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国际信贷金字塔，而塔尖上先是坐着伦敦的银行，后来是纽约的银行。
1924～1931年，德国共支付了105亿马克的战争赔款，但从海外却借了186亿马克。1923年后，在蒙塔古·诺曼和他在德国帝国银行的同行沙赫特的指挥下，德国的战后恢复全部被英美的借款所控制。此时英美对拉帕洛条约会扰乱英美秩序的担心荡然无存，但是1929年当源源不断从纽约和伦敦的银行流入德国以维持赔款的信贷突然中止时，整个金字塔坍塌了CarrollQuigleyTragedyandHope:AHistoryoftheWorldinOurTimeLondon:Collier-Macmillan，1966。
英美的“红线协议”
至此，英美之间主宰世界金融和经济事务的权力争夺已息事宁人。引发世界十多年动荡的石油战争，也最终“停火”，正是这一背景，导致了一个更具影响力的英美石油卡特尔的建立，这个卡特尔俗称“七姊妹”。1927年，在壳牌石油公司亨利·德特丁爵士的苏格兰城堡阿奇纳卡里，和平协议正式签订。代表英国政府的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现为BP石油公司）的约翰·卡德曼和洛克菲勒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即埃克森公司)的总裁瓦特·提哥以打猎为名作掩护，达成了建立现代历史上最强大的经济卡特尔的协议。
他们的秘密协议正式称为1928年“既成事实”协议，或称为阿奇纳卡里协议。英国和美国的石油巨头同意接受现有的市场划分和份额，同意制定保密的世界石油卡特尔价格，同意停止破坏性竞争和打了十年的价格战。两国政府在同一年批准了这一私人协议，这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红线协议”。从此以后，英美人控制世界石油储备的霸权便形成了，少有中断。任何企图打破这一霸权的尝试都遭到了无情的打击，这一点我们在后面会看到。
1927年，英国和被削弱的法国同意让美国人进入中东，并且对战时的秘密协议进行了修改以反映这一变化。从达达尼尔海峡往下穿过巴勒斯坦到也门，往上直到波斯湾，划了一条红线。区域内包括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沙特阿拉伯、约旦、伊拉克和科威特。红线内，三国的石油利益集团划定了大部分延续至今的利益版图。在伊拉克，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皇家荷兰壳牌石油集团和法国的法兰西石油公司（它“得到”了1914年以来原属德意志银行的土耳其石油公司的份额），洛克菲勒集团获得了伊拉克油田75年的垄断开发权。科威特的油田则分给了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和美国梅隆家族的海湾石油公司。JohnMBlairTheControlofOilNewYork:PantheonBooks，1976
到1932年时，英美的七大公司全部成为阿奇纳卡里卡特尔的组成部分。这七家公司是：埃索（新泽西标准石油）、美孚（纽约标准石油）、海湾石油、德士古、加州标准石油（雪佛兰），以及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和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
随后，卡特尔制定了对付非卡特尔公司（他们称为“局外人”）的战略。根据卡特尔的协议条款：
（卡特尔）认识到，应该将不受控制的经销渠道转变成受控制的渠道；基于这个考虑，
建议“既定事实”协议各方（即阿奇纳卡里卡特尔成员公司）收购“既定事实”协议各方之外的活跃于市场上的分销公司，这样可以提高市场的稳定性。
卡特尔也做好了对付不听话“局外人”公司的准备，这一点很快变得清晰了USFederalTradeCommission‘TheInternationalPetroleumCartel’ReporttoUSSenateSmallBusinessCommittee82ndCongress，2ndSession，1952p245。
毫无疑问，英美“特别关系”的脊梁是由对石油的控制支撑起来的。要采取哪些新行动，到目前为止，也一目了然。
英国的“希特勒计划”
凡尔赛和会以后，国际货币秩序一直不稳定，这一贷货币秩序是由伦敦和纽约的银行家们强加给中欧战败国的，这一秩序在1929年突然中止了。蒙塔古·诺曼，当时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的行长，酿成了1929年10月华尔街股市的崩溃。诺曼要求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行长乔治·哈里逊提高美国的利率水平。哈里逊顺从了，随后几个月内，美国历史上最剧烈的金融和经济崩溃便接踵而来。
到1931年初，蒙塔古·诺曼和英国方面一小撮人，就谋划以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改变中欧的政治状态。当时，奥地利最大的银行机构是维也纳信贷银行。在20年代期间，维也纳信贷银行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奥地利的分支机构密切合作，通过收购存在麻烦的小银行而壮大起来。1929年10月，在股票市场暴跌的时候，当局要求维也纳工商信贷银行接管维也纳房地产信托银行，一次最大的并购案被强加给了维也纳信贷银行。前些年，维也纳房地产信托银行也吞并过几家遇到麻烦的银行。
1931年初，在人们的印象中，维也纳信贷银行是世界上最有实力的银行之一。实际上，它已病入膏肓。由英国、法国和美国通过《凡尔赛条约》强加于人的苛刻条件肢解了奥匈帝国，切断了奥地利经济与匈牙利等东欧国家有价值的经济联系和原材料供应。奥地利的工业经济再也没有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中恢复过来。整个奥地利工业千疮百孔，到处都是废弃的工厂、陈旧的设备，还有还不清的巨额战争贷款。奥地利20世纪20年代的政治环境把大部分涉临崩溃的奥地利工业拱手交给了不断扩大的信贷银行手中。
因此，1931年年初以前，整个奥地利，尤其是维也纳信贷银行，是国际资金信贷链条上薄弱的一环，
这个链条是在纽约的摩根银行与英格兰银行和其他伦敦的银行联手打下的不健康的基础之上打造而成的。维也纳信贷银行并不能从处于不景气的奥地利经济中获得足够的资本，来支持其经营活动，只得越来越多地依赖于来自伦敦和纽约的短期贷款。对维也纳信贷银行来说，英格兰银行就是一个重要的贷款方。
1931年3月，法国政府和法国外交部长布兰德宣布，
坚决反对柏林和维也纳为缔结奥德贸易和海关联盟而宣布进行的谈判，但是这一企图抑制几个月前发生在美国、正在全球蔓延的经济萧条的努力为时已晚。
据报道，法国命令它的银行削减对维也纳信贷银行的短期贷款，以此给奥地利政府施压。接下来的5月，随着
维也纳新闻界曝出维也纳信贷银行遭到挤兑的谣言，震撼整个欧洲的信用危机爆发了。奥地利国家银行，最终是整个奥地利，被迫倾全力解维也纳信贷银行之危，这酿成了历史上最大的银行倒闭案。后来的分析表明，其实危机从来没有达到过如此严重的程度。某些实力强大的伦敦和纽约的金融家这样做的意图是，准备在欧洲的地缘政治中发动一次重大改变
摩根的银行家们已经证明，用自上而下的政治解决方案来确保银行贷款的偿还十分奏效，当时他们将国外信贷贷给了意大利政治强人墨索里尼领导的法西斯政权，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1925年11月，意大利财政部长米苏拉塔宣布，墨索里尼政府已就向英美偿还意大利应付的凡尔赛战争赔款达成一致，一周之后，摩根公司（墨索里尼政府在美国的金融代理），宣布向意大利提供关键性的1亿美元贷款，以稳定意大利里拉。
实际上，摩根已决定为巩固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而出力。在摩根公司和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的敦促下，米苏拉塔于1926年建立了意大利中央银行——意大利银行，用来控制国家的货币政策，进一步确保对外国债务的偿还。墨索里尼向世人表明，他在调教意大利工会、降低工资并实行有效的紧缩政策，以保证外国银行的借贷方面，是一个铁腕人物，或许纽约的摩根家族是这么想的。
当时控制美国货币政策的人是前摩根银行家本杰明·斯特朗，他也是英国中央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的亲密朋友和合作者。斯特朗与米苏内塔和意大利银行行长波纳尔多·斯琴赫进行了会面，确定意大利“稳定”计划的最后细节。20世纪20年代，还是这帮有权有势的人十分有效地组织起来，实施对欧洲大陆从波兰到罗马尼亚等多数国家的经济控制，他们包括摩根公司、蒙塔古·诺曼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他们的借口是建立“有信用”的国家政策，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早期雏形。纽约银行充当了借贷的巨额短期资金来源，英格兰银行与英国外交部一起，为政策的实施提供政治经验RichardHMeyerBankersDiplomacy:MonetaryStabilizationinthe1920s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70。
20世纪20年代，德国是让这帮盎格鲁-撒克逊人（英美人）最费心思的国家。1923年，他们成功地将雅尔玛·沙赫特推上帝国银行总裁的宝座之后，沙赫特立即加紧了对摩根公司起草的道威斯还款计划的实施，20年代德国经济越来越依赖于伦敦和纽约银行以及他们在巴黎的合作伙伴。对于这些银行来说，给德国的这些短期贷款是当时整个世界金融市场上最赚钱的买卖。对许多德国银行来说，包括第四大银行达姆施塔特国民银行（达纳特银行），已经对纽约和伦敦的短期资本借贷产生了实质性依赖，尽管利率很高，带有惩罚性质。20年代早期，魏玛时期的恶性通货膨胀已经极大地破坏了德国的几家主要银行的资本和储备。20年代末期德国银行的借贷扩张，是建立在不稳定的小额资本基础之上的，这主要是为了避免欠债不还和其他危机。当1929～1930年纽约股市崩溃的时候，德国的情况在主要欧洲工业国中独一无二。它在这些短期债务中欠外国银行的借款总额估计为160亿帝国马克。
这是一种不健康的银行业务结构，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就会彻底崩溃。引起风吹草动的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和英格兰银行。1929年，它们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提高利率，而此前的两年时间里，它们一直采取低利率政策，推动了史无前例的股市投机。由于预计到纽约股市和伦敦市场会崩盘，美国和英国银行开始从德国和奥地利大规模地撤回资金。1931年5月13日，炸弹引信被点燃了。
就在那天，维也纳信贷银行倒闭了。法国人决定对奥地利与德国谈判组建关税同盟的行为实施货币惩罚。维也纳信贷银行是一家与法国银行业有紧密联系的罗斯柴尔德银行。当法国资金从奥地利抽回时，脆弱的维也纳信贷银行倒闭了，这是奥地利最大的银行，在奥地利约70%的工业中占有很大利益。为了防止对维也纳信贷银行的挤兑，奥地利银行抽回所有存在德国银行里的资金。信贷银行成了引发整个中欧银行多米诺崩溃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
在奥地利和德国，接踵而至的银行危机、经济萧条和相关的一系列悲剧性事态发展，都是由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乔治·哈里逊，以及摩根家族和他们在华尔街的朋友们一手周密策划和导演的。他们作出了一个决定，即削减所有对德国的贷款，而在早期阶段，哪怕只是名义上的一点点滚动资金，都可能防止危机失控。
相反，资本开始大量流出德国。在蒙塔古·诺曼和乔治·哈里逊的要求下，新的帝国银行总裁汉斯·路德唯唯诺诺，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阻止德国大银行的崩溃。维也纳信贷银行倒闭的直接后果导致德国达纳特银行运转失灵。对于严重依赖外国贷款的达纳特银行来说，当年5月损失了几乎1亿马克的存款。接下来的一个月，达纳特银行又损失了848亿马克，是它全部存款的40%。与此同时，德累斯顿银行损失了10%的存款，就连德意志银行也损失了8%的存款。到6月末，银行家信托公司——一家摩根家族银行——削减了对德意志银行的贷款。
哈里逊要求帝国银行总裁汉斯·路德实施严格的信贷紧缩政策，收紧德国的资本市场，声称这是阻止外资流出的唯一办法。接踵而至的是德国银行体系的全面崩溃，德国工业陷入了可想而知的最严重的萧条之中。
蒙塔古·诺曼支持哈里逊指责德国是这次危机的祸首，后来法国银行行长也加入了进来。尽管德国布鲁宁政府作了最后的努力去说服路德，要求他向其他中央银行寻求紧急稳定信贷来遏制这场全国性的银行危机，但是遭到了路德的拒绝。当路德最后不得不让步，请求蒙塔古·诺曼帮忙时，却吃了闭门羹。结果，德国找不到一家借贷银行，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到1931年7月，也就是维也纳信贷银行倒闭大约两个月后，德国资本外流的闸门打开了，巴塞尔的《民族报》报道说，达纳特银行陷入“困境”，在这个一触即发的关头，这一报道足以引发对这家银行的全面挤兑恐慌。达纳特银行的主席戈尔德施密特后来谴责说，帝国银行带有歧视性的信贷比例分配，有针对性地造成了他的银行倒闭。1931年冬天到1932年，随之而来的银行业危机和工业崩溃造成了后来广为人知的德国“一百年来最寒冷的严冬”。这为激进的政治选择提供了温床。
1930年3月，在英美银行家强行断绝对德国的信贷之前几个月的时间里，帝国银行总裁沙赫特提交了辞职报告，这让德国政府倍感意外。他辞职的真正原因是，瑞典实业家和金融家伊瓦尔·克吕格（瑞典著名的“火柴大王”）向德国政府提出了贷款五亿帝国马克作为紧急稳定信贷的建议。在伦敦和纽约银行取消了对德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贷款后，克吕格和他的美国伙伴李·希金森银行成为这些国家的主要贷款人。但是，克吕格1930年初的贷款提议对蒙塔古·诺曼的朋友们的长期战略具有爆炸性的、不可接受的政治影响。德国财政部长鲁道夫·希法亭敦促沙赫特接受克吕格的贷款，在道威斯赔款计划设定的条件下，所有外国贷款必须经沙赫特批准。但沙赫特拒绝了，3月6日他向帝国总统冯·兴登堡递交了辞呈。其时沙赫特另有打算。
大约几个月之后，人们发现克吕格死在巴黎的酒店里。正式验尸登记的死亡原因是自杀。但几十年后，瑞士研究人员经过详细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克吕格死于谋杀。尽管实际的细节将永远随着克吕格之死而一同埋葬，但从克吕格的死亡中得利最大的仍然是伦敦和纽约的某些人。克吕格的死亡同时终结了德国自救的希望。德国从国际上获得贷款的渠道被彻底堵死了Lars-Jonasngstrm‘IvarKreugerblevmrdad!’SvenskaMarknadenAugust 1987Stockholm。
从帝国银行辞职后，沙赫特一点儿也没闲着。他将全部精力都用在为一个人募集资金上，这个人是他和他的朋友英格兰银行行长诺曼看好的人，一个将把德国再次带进危机的人。
自1926年后，沙赫特成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NSDAP，即阿道夫·希特勒的纳粹党）的秘密支持者。在辞去帝国银行的职务后，沙赫特在实力强大而又心存疑虑的德国工业领袖（主要是鲁尔地区的“产业大亨”）与外国金融领袖（特别是英国的诺曼勋爵）之间充当了主要联络人的角色。
在这个节骨眼上，英国的政策是制定“希特勒计划”，对于这一计划的地缘政治和军事目标是什么，大家都心照不宣。事隔半个世纪之后，在一次相关的私人讨论中，英国精锐部队特种航空大队的创始人、空军上校大卫·斯特林这样说道，“我们英国犯下的最大错误是，我们以为可以挑动德意志帝国去反对俄罗斯帝国，让他们彼此争斗，两败俱伤。”
英国对希特勒计划的支持达到了顶峰造极的地步，其中包括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此人因1938年慕尼黑绥靖协定而臭名昭著，该协定导致希特勒的军队开进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菲利普·克尔（后来的洛锡安勋爵)（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塞西尔·罗得斯圆桌会议成员）是张伯伦首相过从密切的顾问。像比弗布鲁克勋爵一样，洛锡安勋爵支持将希特勒方案纳入英国上层制定的臭名昭著的克里夫顿计划，比弗布鲁克勋爵是当时英国新闻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他控制着发行量极大的《每日快报》和《晚间标准报》。但是，或许当时在英国，对希特勒表示支持的最有影响的人物是威尔士王子，他于1936年年初继位成为爱德华八世，同年年底退位，一直不遗余力地支持希特勒。
某些重量级当权派对希特勒的图谋心知肚明。在纳粹运动的早期阶段，华尔街和美国国务院的圈内人物就获得了许多情报。甚至在1923年倒霉的慕尼黑“啤酒馆政变”之前，当时作为凡尔赛条约规定占领德国的、美国国务院驻慕尼黑官员罗伯特·墨菲通过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曾亲自会见过年轻的希特勒。墨菲后来成为战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核心人物。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伯尔尼墨菲曾经在艾伦·杜勒斯手下工作，负责收集德国的情报。墨菲当时正与美国政府另一位有影响的官员杜鲁门·史密斯一起在慕尼黑，史密斯的任务是为占领德国的美国军队收集情报。
史密斯后来在回忆录中回忆起他1922年下半年到达慕尼黑的情形：
就国家社会主义（纳粹）的问题，我与驻慕尼黑领事罗伯特·墨菲先生(后来成为非常卓越的美国大使)，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巴伐利亚王储鲁珀特和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后来成为纳粹党的政治哲学家）谈了很长时间。在这次访问期间，我还经常见到出自慕尼黑艺术名门、外号叫“普奇”的恩斯特·汉福斯滕格尔。“普奇”毕业于哈佛大学，后来成为希特勒的外事新闻主管……我与希特勒的会见持续了几个小时。我在慕尼黑保留的日记表明，我被希特勒的个性深深打动，并且认为他有可能会在德国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1922年11月，在写给华盛顿上司们的报告中，史密斯就希特勒小团体的评价问题提出了以下建议。提到希特勒，史密斯认为：
他的基本目标是推翻马克思主义……赢得劳工对民族主义国家和财产理想的支持……政党利益的冲突已经表明，通过民主把德国从当前的困境中解救出来已经没有可能。
他的目标是通过非议会方式建立国家独裁。一旦目标实现，他要求把战争赔款降至一个合理的数额，如果就合理的数额达成协议，就必须分毫不差地进行偿付，这事关国家的荣誉。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独裁者必须引入普适的赔款服务机制并动用国家的力量强制执行。在实施期间，他的权力不能受到任何立法机关或议会的阻挠……
为确保华盛顿军事情报局的同事能掌握要点，史密斯补充了他个人对希特勒的评价：“在私下的交谈中，他展现出富有说服力和逻辑性的演讲魅力，时不时流露出狂热的热情，即便是中立的听众也会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TrumanSmithBerlinAlert:TheMemoirsandReportsofTrumanSmithStanfordCalif:HooverInstitutionPress，1984
1931年深秋，有一个人从德国来到了位于伦敦利物浦大街的地铁站。他的名字叫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罗森伯格会见了伦敦《泰晤士报》的总编辑杰弗里·道森。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泰晤士报》对希特勒及其运动进行了非常有价值的正面的国际宣传。但是，1931年罗森伯格第一次英格兰之行期间的最重要的活动是与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会面，诺曼是当时国际金融领域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根据他最信任的私人秘书透露，诺曼最恨法国人、天主教徒和犹太人。诺曼和罗森伯格发现，他们谈得十分融洽。把罗森伯格介绍给诺曼的中间人是沙赫特。从1924年第一次见面，沙赫特与诺曼的友谊一直持续到1945年诺曼去世。
在与伦敦施罗德银行的一位领导人会面之后，罗森伯格结束了他具有重大意义的伦敦之行。伦敦施罗德银行是纽约施罗德银行和科隆的一家私人银行的分支机构，这家私人银行便是冯·施罗德男爵的斯泰因银行。罗森伯格所见的伦敦施罗德银行的领导人名叫蒂阿克斯，他也是英格兰银行的董事和蒙塔古·诺曼的密友
1931年后，当沙赫特与冯·施罗德男爵找到德国工业和金融界领袖人物寻求对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支持时，这些紧张而又心怀疑虑的德国实业家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国际金融界，特别是蒙塔古·诺曼，对希特勒领导下的德国政府的前途怎么看？”如果希特勒上台，诺曼乐意向德国提供金融信贷吗？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在1930年大选的关键时刻，希特勒的德国国家社会义工人党仅有600万多一点的选票，蒙塔古·诺曼、蒂阿克斯和伦敦朋友的国际支持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1932年1月4日，在冯·施罗德男爵的科隆庄园，阿道夫·希特勒、冯·巴本和科隆银行家冯·施罗德等人密谋为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提供资金支持，一直到希特勒按计划掌权为止。当时，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已负债累累，无力偿还。希特勒和冯·巴本在1933年1月4日在冯·施罗德的科隆庄园还见过一次面，那次见面他们最终敲定了一项计划，推翻软弱的斯内切政府，建立一个右翼联合政府。1933年1月30日，阿道夫·希特勒成为帝国总理。
1933年5月，作为希特勒新政府的核心人物，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最后一次访问了伦敦。他直接来到了亨利·德特丁爵士位于爱斯科特赛马场附近巴克赫斯特公园的乡村别墅，德特丁是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的头，是无可争议的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商人。根据英国新闻界的说法，他们两人进行了热烈而重要的交谈。罗森伯格在1931年访问伦敦时第一次与德特丁见面。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与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并为其提供支持。虽然细节是保密的，但是当天的英国媒体报道十分肯定地说，在早期关键时期，德特丁为希特勒提供了巨额的资金支持。
在1931年的关键时期，诺曼和英格兰银行坚决拒绝为德国提供哪怕是一分钱的贷款，因此导致了金融和失业危机，使得像希特勒这样具有极端主义思想的人，在德国领导层看来也是可以接受的。1933年上半年，希特勒刚刚巩固了权力，就是这个蒙塔古·诺曼又急不可耐地投之以李，向希特勒政府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英格兰银行的贷款。1934年5月，诺曼对柏林进行了一次特别的访问，为新政府的金融稳定作进一步的秘密安排。作为回报，希特勒安排诺曼的好朋友沙赫特当上了经济部长，同时兼任帝国银行行长。直到1939年，帝国银行行长一职一直由沙赫特担任。
谢选骏指出：人说——面对苏联巨大的石油储备，英美各自打起了自己的如意算盘。德国半路杀出，搅了英美人的美梦。英美联手，一方面配合西欧国家利用军事和经济手段压制德国，另一方面组建石油卡特尔——“七姊妹公司”。英美还精心密谋，为希特勒上台铺路。
我看——“石油战争”这个题目不是不能写，而是不能作为一个主轴来写，否则就会失去历史的全景了。尤其是上面这段话，怎么看怎么像是共产党的宣传，所以我不禁怀疑，这本书是不是又是一本“第三只眼睛看中国”那样“出口转内销”的伪书？
【第七章 排兵布阵 建立英美石油美元秩序】
二战后，英美利用石油与金融的联姻，获得了巨额的经济利益。为了对抗日益强大的英美石油卡特尔，各国纷纷采用国有模式经营石油产业，加强对石油生产和销售的控制。
战争催生的新帝国
1945年，经过一场席卷全球、夺去5500多万人生命的六年战争，世界在很多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对世界广大地区，特别是东欧和南半球不发达地区来说，1945年只不过是向一场新式漫长战争的过渡，这场持久战通常体现为经济战。
1919年，凡尔赛和会之后，英帝国达到发展的巅峰，她统治了地球面积的四分之一，被称为“日不落帝国”。仅仅30年之后，到了1949年，伴随着世界范围内争取民族独立的呼声，英帝国正面临分崩离析。她正处在也许历史上任何一个帝国都没有经历过的动荡痛苦之中。
1946年2月，皇家印度海军发生叛乱，由克莱门特·艾德礼首相领导的英国战后工党政府任命缅甸伯爵蒙巴顿为最后一任印度总督，其任务就是以最快的速度撤出英国的军队和政府管理机构。在到达印度之后五个月，也就是1947年8月15日，蒙巴顿把印度次大陆分成了以穆斯林人口为主的东、西巴基斯坦和印度两大部分。
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英国正式放弃了对非洲、太平洋和地中海地区大部分殖民地的控制权。这并不是因为她大发慈悲或是对殖民地人民自决原则的突发热情，而是因为这是一种必然趋势，这一趋势成为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战后对海外领地管理的全新形式。
战争的结果是，构成英国金融强权基础的贸易体制不复存在。大量的海外投资被出卖，用于支付战争费用。英国的国家债务扶摇直上。在国内，工厂残破，设备陈旧，甚至连电力供应都不能保证；房屋破败，人口减少。战争结束时，英国的出口只有战前1938年的31%。
“二战”期间，英国完全依靠美国的战后支援。美国人，或者说东海岸利益集团中主张向外扩张的人士认识到，要想成为战后的世界统治者，美国需要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英国的合作及其统治世界的知识。一战前由洛锡安勋爵、米尔纳勋爵、塞西尔·罗得斯等前文提到的“圆桌骑士”定义，经长期讨论形成的帝国新概念，很快变成了现实。1945年之后，英国只能通过发展和加深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对世界发挥间接影响。
在凡尔赛和约之后，英美两国就开始小心翼翼地栽培某种特殊关系的种子，英美两国分别成立了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和纽约外交关系理事会，作为讨论战略政策的管道。
战争期间，合作又增加了新的内容。英国和美国都同意军事指挥的一体化，同时，羽翼未丰的美国情报系统在战略情报局(OSS)的领导下，与英国特种行动局(SOE)合作，在伦敦指挥中心的指挥下一起工作。战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出现，美国秘密政府机构的整个布署，都是战时与英国合作的直接结果。这对随后的美国政策的影响是巨大的，也是悲剧性的。
战争刚结束，英国就介入美国国内的讨论，这成了影响美国能源和政策的重大转折点。在一次经过精心准备的最高级别动议中，温斯顿·丘吉尔来到了杜鲁门总统的家乡密苏里的富尔顿，在1946年3月5日，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人们大都没有想到的政策收获是，丘吉尔精心准备的花言巧语保住了英国在战后的地位。本来，斯大林已经做好了放弃战争时期与丘吉尔、罗斯福达成的一系列协议的准备，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丘吉尔访问富尔顿的目的，是说服天真而缺少经验的美国总统发展美英的特殊关系。
在此次非同寻常的访问之后不久，丘吉尔这位前首相便扭转了局势，英国已经掌握了明显的优势。值得一提的是，在与杜鲁门总统玩扑克牌时，他故意输掉了75美元。中央情报局的原型就是建立在伦敦训练的战略情报局战时网络的基础之上的。美国国防政策也是以美英共享情报和军事国防机密为基础。杜鲁门开始清除其政府内任何反英的因素，最有名的是农业部长和反英派人员亨利·华莱士。在许多关键领域，美国和英国的情报机构恢复了紧密的合作。
石油与美元联姻
英美石油利益集团首先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并且影响力越来越大。由参加1944年新罕布什尔布雷顿森林会议的英美谈判者打造的战后经济和金融“世界新秩序”安排最终协议中，英美在世界石油业中的霸权地位使她们达成了一致意见，双方的主要人物是英国财政部部长凯恩斯爵士和美国财政部部长助理哈里·德克斯特。
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在“三个支柱”之上：一旦产生支付平衡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的捐赠是可资使用的紧急储备；世界银行向成员国政府发放大数额的公共项目贷款；关贸总协定则用来建立一个可控制的“自由贸易”。
但是，为了确保战后英美在世界货币与贸易事务上的霸权，凯恩斯和他的美国同仁们还设计了一些极富技术性的条款。首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内的实际投票权控制在美国和英国手中；第二，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了所谓的金本位交换体制。在这一体制下，每一个成员国的货币必须盯住美元。反过来，美元与黄金的比值设定为35美元/盎司，这是罗斯福总统在1934年设定的，当时正处于大萧条最严重的时候和世界大战的前夕。
战争期间，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已经集聚了世界各国的官方黄金储备，数量巨大，而且由于战争的破坏，美元以强势货币的面貌出现，受到世界最强势的经济支撑，几乎没有人站出来质疑战后的美元标准。
对布雷顿森林货币秩序几乎毫无抱怨的是美国的大石油公司，如标准石油集团的洛克菲勒公司和匹兹堡梅隆家族的海湾石油公司。它们在取得中东特别是沙特的石油开采权中得到了大头。由于罗斯福总统充满智慧的外交和丘吉尔的疏忽，战争期间沙特阿拉伯脱离了英国的控制。沙特国王阿卜杜拉·阿齐兹于1943年从罗斯福总统手中得到了一份土地租借协议，这是前所未有的，是美国为确保沙特战后对美国石油利益集团保持亲善所作出的一种姿态。
罗斯福的这一举动是哈罗德·伊克斯建议的。当时，伊克斯是美国国防部的石油协调人。1942年12月，美国国务院指出，“我们最坚定的信念就是，沙特阿拉伯的石油资源开发应当体现更加广泛的国家利益。”这是美国第一次把国家安全与一个相距万里的海湾沙漠王国的命运正式联系在一起。但这不是最后一次。国务院的战略家们认识到，这样做的意义在于，美国的外交政策，至少在一些关键领域，应当更像一个帝国，就像英国一样，要对远离本土的战略利益进行控制，这应当成为美国战后权力的支柱。UnitedStatesNationalArchive‘MemorandumofAllingtoAABerleandSecretaryofStateDeanAcheson’December14，1942890F24/20
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头几年，其他美国人很少认识到这一点。他们更渴望的是尽快从萧条和战争中恢复过来，过上正常的生活。
美国的战后石油霸权
人们很少注意到被称为马歇尔计划的战后欧洲复兴计划中石油的重要作用，该计划以其设计者、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的名字命名。从1947年开始，西欧的欧洲复兴计划受援国的最大单项支出就是利用援助美元购买石油，而这些石油主要是由美国公司供给的。根据美国国务院的官方记录，美国用于马歇尔援助的美元中，大约10%因为购买石油又回到了美国人手中USSenateSelectCommitteeonSmallBusiness‘ECAandMSARelationswithInternationalOilCompaniesConcerningPetroleumPrices’82ndCongress，2ndsession1952。
战争结束时，美国石油产业已经变得跟英国石油公司一样，具有国际公司的架势。它们主要的石油资源位于委内瑞拉、中东等遥远的地区。战后，人们将新泽西的标准石油公司（埃克森）、索可尼-威康姆石油公司（美孚）、加州标准石油公司、德士古和海湾石油五大石油公司称为“石油巨头”，它们决定采取行动对欧洲的战后石油市场进行绝对控制。
战争使欧洲以煤为主要能源的局面受到严重破坏。德国失去了东部煤田的储备，西部地区的煤产量只有战前的40%。与1938年的水平相比，英国的煤产量下降了20%。在丘吉尔定义的铁幕下，由于不能进入西欧市场，东欧的石油产量也下降了。1947年，一半的西欧石油是由五家美国石油公司供给的。
美国的石油大佬们毫不犹豫地抓住这一难得的好机会。尽管有时国会会过问，一些中级官员也会抗议，但马歇尔计划的资金还是明显被滥用了，“石油巨头”迫使欧洲支付高昂的价格，非常高昂的价格。这一价格高出1945～1948年欧洲石油价格的一倍，从105美元/桶涨到222美元/桶。虽然油是来自并不昂贵的中东油田，但运费却是经过一个精心设计的复杂公式计算出来的，与加勒比海运往欧洲的运费挂钩，远远高于成本。
即便在欧洲市场内部，石油成本差别也是巨大的。希腊被迫支付每吨燃料油83美元，同样的燃料油英国只支付395美元/吨。另外，在华盛顿政府的支持下，美国公司拒绝使用马歇尔计划中的美元建设欧洲本土的炼油能力，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石油巨头”对战后欧洲的控制DavidSPainter‘OilandtheMarshallPlan’BusinessHistoryReviewNo58HarvardUniversity，Autumn1984。
当两家主要的英国石油公司——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和壳牌石油公司——恢复了它们的生产能力，美国的五家公司不得不扩展为七家公司，共同瓜分战后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石油市场。到20世纪50年代，英美石油公司的地位无人匹敌。它们控制了便宜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中东石油供应，控制了欧洲、亚洲、拉丁美洲和北美洲的市场。
在20世纪50年代，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石油似乎成了常用品。通过把石油销往世界新的市场，石油公司赚进了大把大把的美元。当时的汽车及其相关产业是美国经济中最大的产业部门。在艾森豪威尔“国防高速公路法”的指引下，美国把亿万美元的税收投向全国范围内的现代高速公路基础设施建设，理由是，一旦苏联发动核战争，可以利用高速公路系统从城市撤离。尽管铁路相对于节能效率不高的汽车具有优势，但铁路基础设施还是被忽略并且任其朽坏。这个时期正是底特律一家主要汽车公司的前董事长威尔逊当国防部长的时候，他甚至大言不惭地说：“只要对通用汽车公司有好处就是对美国有好处。”他还应该再补上一句话：对埃克森、德士古和石油老板们也有好处。石油变成了推动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商品。
石油与纽约银行集团
美国主要石油公司战后对全球市场这种异乎导常的掠夺，一个不为人们注意的结果是，与石油联系紧密的纽约银行集团的国际垄断力也得到了相应增强。从20世纪20年代的“道威斯赔偿”贷款和有关借款时期开始，纽约银行逐渐将业务从国内金融领域转向了国际市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美国石油公司占据了国际石油供给中最大的份额，纽约银行也从世界石油贸易的资本流动中得到了无穷的好处。为了保住这些优势，强大的纽约银行发挥了影响力，修改了由凯恩斯和德克斯特设计的布雷顿森林计划。
20世纪50年代初，纽约银行界掀起一股不太引人关注的合并波浪，这对增强银行业的国内政治和金融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1955年，洛克菲勒的大通国民银行与曼哈顿银行和布朗克斯县信托公司合并建立大通曼哈顿银行。国民城市银行也和大通银行一样，与标准石油集团的国际业务有密切联系，它收购纽约第一国民银行，改组成了第一国民城市银行，也就是后来的花旗银行。银行家信托公司收购公共银行和信托、名士担保和信托及几家小的地区银行，形成另一个强大集团。与此同时，化学银行和信托与玉米交易银行、纽约银行信托公司合并成立纽约第三大银行集团——化学银行纽约信托公司，也与标准石油有密切联系。同一时期，J.P.摩根与担保信托公司合并成立了摩根担保信托公司成为第五大银行。
战后，美国银行业出现了卡特尔化，金融权力越来越集中于少数几家纽约银行手中，这些银行都以国际石油市场和政策为导向，这种趋势的直接后果是，其后30多年的美国金融史，各方面的政策和国际政策都打上了纽约银行的烙印，唯一的例外就是没有为越南战争的财政赤字提供过资金。
纽约银行具有国际导向的传统，但与以往相比，这次它们拥有了对国际金融领域非同寻常的影响力。它们的影响力类似于伦敦的老牌帝国银行集团如米德兰银行、巴克莱银行等。到了1961年，集中到五家最大的纽约银行的存款是整个纽约市区所有存款的75%，而纽约市区又是美国最大的经济区MarcelloDeCecco‘InternationalFinancialMarketsandUSDomesticPolicysince1945’InternationalAffairsVol52，No1London，January1976。
在20世纪50年代，纽约对外关系理事会的影响力日渐提高，其会员资格也反映出上述金融和经济实力的集中。对外关系理事会主席是华尔街律师约翰·迈克洛伊，他同时也是大通银行董事长和洛克菲勒标准石油利益集团的前任律师。
20世纪50年代早期，多数美国人只是模糊地认识到，经济和金融大权集中到少数纽约银行、公司和有关律师事务所手中并不是好事，但他们更关心的是不要落到了伦敦的英国兄弟手上。美国社会正沿着英国“非正式帝国”的路线被重塑，主要是以控制金融、原材料和国际贸易条件为基础，而不是以技术和工业进步为基础，而后者才是美国的传统。
挑战英美石油利益的伊朗人
20世纪50年代，尽管英国似乎从很多方面失去了其帝国时期的威风，但她仍牢牢控制着殖民地重新组合的优先权。她不是把一切押在维持远至印度的正式的庞大帝国，而是在美国的支持下，把自己重新打造成一个有能力控制世界石油和战略原材料的帝国，而且更具有盈利能力。因此，埃及和苏伊士运河成为英国的战略重点，大量的中东石油通过这里流入欧洲，据此要地，英国可以维护在中东特别是伊朗的利益。在伊朗，英国政府通过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维持对这个国家政治和经济前途的控制，尽管有世界大战的压力。
早在威廉·诺克斯·达西年代（在前面已谈到），也就是1901～1902年间，英国就在不遗余力地取得对波斯地区石油的垄断权，为了控制伊朗石油，英国像老虎觅食一样在这一地区四处奔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扮演了一个背信弃义、见利忘义的角色，她说服苏联的斯大林加入入侵伊朗的行列，其说辞是，这个中立国家出现德国工程师，本身就足以构成开战的理由。1941年8月，英苏军队占领伊朗一个月后，伊朗国王被迫让位给儿子穆罕默德·巴列维，正因为如此，巴列维国王能够接受英苏的军事占领。
后来得到小股美国军队补充的英国占领军，得知战时“盟国”苏联征用由苏联军队占领的伊朗北部地区大部分的食品时，却坐视不管。数以万计的伊朗人死于饥饿，而十万俄罗斯军人和七万英国及印度军人却优先得到补给。在伊朗各地伤寒肆虐，哀鸿遍野。运输英美租赁物资的火车经过伊朗铁路去了俄罗斯。在1944～1945年的严冬，由于取暖用油匮乏，成千上万人的被冻死。在这个时期，英国的政策是使伊朗民族主义者和政府全面蒙羞，并鼓动伊朗国内的迷信和封建主义情绪。
伊朗政府急切寻求第三方的支援，请求美国提供援助。1942年，美国的军事指挥官诺曼·施瓦兹科普夫（1990～1991年美国沙漠风暴行动司令官的父亲）来到伊朗，在这里，他花六年的时间训练了一支国家警察部队，直至1948年。后来证明，在1953年8月推翻伊朗民族主义者、首相穆罕默德·摩萨台的过程中，施瓦兹科普夫和他在伊朗军队的联系人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尽管战时德黑兰会议作出了恢复战后伊朗主权的庄严宣言，并且由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签署，但苏联还是对与阿塞拜疆交界的伊朗北部地区提出了独家开采石油的要求，而英国则要求给予与政府有联系的皇家荷兰壳牌公司更多开采权。这种无耻的外交勒索最终导致占领伊朗领土，1944年12月，伊朗民族主义领袖摩萨台博士向伊朗议会提出了一项法案，禁止与外国进行石油谈判。
摩萨台引用1944年11月2日伦敦版《时代》周刊的文章，该文建议，战后应由英、俄、美三方分治伊朗。摩萨台的方案在议会获得通过，但方案在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在伊朗南部的石油开采权问题上存有异议，没有解决，这一开采权是从1901年老达西时代就有的。
到了1948年，经过激烈的斗争，包括把这一问题提交到新成立的联合国讨论，伊朗终于迫使外国军队离开了伊朗。但是，通过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英国政府仍然有效地控制着伊朗国家的经济。全世界都知道，伊朗南部地区的某些省份具有丰富的石油储藏，这些地区的石油开采权在几十年以前就授予了英国，而且是独家垄断开采权。为了确保垄断，自1919年后，英国政府官员已经事实上管理着伊朗的国家机构。至于伊朗主权，则被搁置到了一边。
但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首先出现在印度的反殖民主义运动风起云涌，从亚洲到非洲，迅速遍及全世界，伊朗再也不能忍受对其国家主权的践踏。1947年下半年，伊朗政府提出，鉴于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是世界上盈利最丰的采油公司，但伊朗政府在其收入总额中所占份额却低得可怜，因此应当提高。
伊朗援引了委内瑞拉的例子。在委内瑞拉，美国标准石油公司同意与当地政府五五分成。伊朗提出了同样的条件，如果方案通过，宝贵的石油每年将为伊朗换得1亿美元而不是区区3600万美元，在当时1亿美元是一个很大的数额。伊朗政府计算过，即使这样，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和英国人事实上也只是支付了石油净利润的8%。英国拥有独家垄断开采权的地区有10万平方英里之大，在这些地区，英国拒绝进行有实际意义的开发。伊朗计算过，在1948年，伊朗石油产量为2300万吨，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的利润是32亿美元，只付给伊朗特许权使用费3600万美元。根据这些数据，伊朗政府提出，开采权必须在公正与公平的原则下重新谈判NasrollahSFatemiOilDiplomacy:PowderkeginIranNewYork:WhittierBooks，1954。
对于这一建议，伦敦当然不满。BBC广播电台开始大量播出对伊朗政府不利的虚假新闻，声称伊朗外交部长埃斯凡蒂亚里已经向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作出了令人耻辱的让步，同意修改伊朗宪法。这还只是最初的反应。
修改英伊协议的谈判拖拖拉拉，到了1949年，英国方面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让步。他们的战略是拖延，这对伊朗政府很不利。伊朗议会选举将于1949年底开始，摩萨台博士和他小小的民族阵线党积极主张进行石油谈判。民族阵线党在新议会中赢得了六席，至12月，摩萨台被任命为议会石油委员会主任。伊朗已经提出了利润五五分成和参与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管理的要求。由于在这个问题上争论不休，导致伊朗政府不断更迭。直到1951年4月，摩萨台当选为总理，英国连伊朗政府要求的一半条件也没有满足。与随后华盛顿和伦敦各界的宣传不同，摩萨台不是伊朗人民党中的共产主义者或苏联的代理人，也不是狂热的极端主义者。无论他有什么缺点，他是一名充满激情的爱国主义者，是苏联的坚定敌人。
3月15日，伊朗议会投票通过了摩萨台委员会的建议，在公平补偿的基础上对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进行国有化。就在摩萨台组建其政府的前一天，1951年4月28日，最终的国有化计划由议会批准。
在英国人看来，伊朗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伊朗采取了有效的行动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而无视英国的利益。英国立即威胁要报复。几天之内，英国海军便开到了阿巴丹附近。这次，英国的虚伪再次暴露无遗。之前，英国外交部已经拒绝干预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与伊朗政府的谈判，声称不会干预“私营公司”的事务，尽管存在着不争的事实，即英国政府拥有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53%的股权。现在，随着伊朗对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的国有化，
英国政府不仅干预了伊朗与这家公司的谈判，而且支持其要求，将英国皇家海军派往伊朗水域，并威胁要用伞兵占领阿巴丹港，而美其名曰保护英国的利益。
阿巴丹港当时是世界最大的炼油基地，是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的一部分NasrollahSFatemiOilDiplomacy:PowderkeginIranNewYork:WhittierBooks，1954。
在摩萨台任总理的28个月里，英国遇到了一个极大的障碍。只要提供了公平的补偿，伊朗完全拥有对其领土内的任何一家公司进行国有化改造的法律权力，摩萨台政府就是这么做的。此外，伊朗还向英国保证，继续保持国有化前英国人享有的石油供应，并且继续在公司内雇用英国人。
1951年9月，英国宣布对伊朗进行全面的经济制裁，包括对伊朗石油实行全面禁运，冻结伊朗在英国银行里的所有海外资产。英国战舰已经停泊在伊朗海岸边的水域里，陆军、空军也开往英国控制的伊拉克巴士拉，那里靠近阿巴丹炼油联合企业。所有英美石油公司都加入到英国人的禁运行列。经济制裁是伦敦和华盛顿对发展中国家主张国家主权的反应，只要发展中国家威胁到它们的核心利益，他们就会采用制裁手段。英国的秘密情报人员利诱伊朗中央银行和其他政府机构的告密者，实时了解经济制裁对伊朗的影响。
实行国有化后的伊朗石油的潜在买家时常受到英美石油公司的恫吓：他们将面临法律诉讼，因为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与伊朗之间的补偿协议还没有签署。这种含糊其辞的法律说辞掩盖了它们自己的战略。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和英国政府都拒绝签署任何补偿协议。与此同时，时间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了，禁运对伊朗脆弱的经济的影响已经显现，困扰摩萨台政权的经济麻烦迅速增大。对外出口收入的主要来源——石油收入直线下降，1950年为4亿美元，而自1951年7月至1953年8月摩萨台下台为止还不到200万美元。
同年9月，摩萨台以个人身份访问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表演讲，安理会小心翼翼地投票拖延此事。之后，摩萨台来到华盛顿谋求得到美国的支持，但却无功而返。摩萨台政治上的主要失策在于，他对英美利益集团在石油控制这一战略问题上的牢固关系缺乏认识。美国“调停人”哈里曼去了伊朗，由一个与“石油巨头”利益有着密切关系的人员组成的代表团陪同，包括国务院的经济学家沃特·利维。哈里曼建议伊朗接受英国的条件。当摩萨台到华盛顿时，他听到的美国国务院的唯一建议就是，请皇家荷兰壳牌公司来管理伊朗的公司。
当英国坚持把这个案子提交到国际法庭去仲裁时，摩萨台认为伊朗会赢，因为他本人就是在比利时和瑞士接受的法律教育。1952年7月22日，国际法庭否决了英国的管辖权，建议此案退回伊朗国内审理。
评价1952年12月的形势时，《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内德·拉塞尔准确地写道：小国领导人很少有摩萨台这样的勇气，当他的国家遭受英国然后是美国强加的经济和金融封锁时，摩萨台径直对杜鲁门和丘吉尔说“不”。拉塞尔注意到，丘吉尔的花招是“把美国和英国紧紧地捆在一起对付摩萨台”。
到了1953年，英美情报机关也作好了反应的准备。同年5月，新的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接受了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和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的建议，拒绝了摩萨台提出的经济援助要求。8月10日，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在瑞士会见了美国驻德黑兰大使洛伊·亨德森和伊朗国王的妹妹。与此同时，即1953年8月，在消失五年之后，诺曼·施瓦兹科普夫将军来到德黑兰看望“老朋友”。他与国王和一些重要的军队将领有很亲密的关系，这些将军早期都接受过他的训练，这些人得到许诺，推翻摩萨台的政变成功后他们将得到相应的权力。
在伊朗军队中的保皇分子的帮助下，英国和美国的情报人员发动政变，强行逮捕摩萨台。通过两年冷酷无情的经济战，加上政府的主要支持者已经倒戈，摩萨台的影响力被严重削弱。英国秘密情报局（SIS）说服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和他的兄弟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后者又说服了艾森豪威尔。推翻摩萨台已不可避免。
中央情报局以“阿贾克斯（AJAX）行动”为代号，在英国秘密情报局的全力配合下，于1953年8月推翻了摩萨台政府。在英美支持下，年轻的巴列维国王充当了反对摩萨台的先锋。国王回来了，经济制裁解除了，英美公司的石油利益保住了。这一事件表明，战后，任何人只要胆敢挑战英美石油公司的旨意，它们就会采取同样的办法来对付。富有讽刺意义的是，在约25年之后，同样的一幕又在国王身上重演SepehrZabihTheMossadeghEraChicago:LakeViewPress，1982。
战后美苏冷战刚开始的头几年，为英国和美国情报机构施展拳脚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任何一次对他们政策的实质性反对，都很容易被扣上共产党或“共产主义倾向”的红帽子。无论从哪个方面讲，在对付发展中国家或是新近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名不见经传的领导人时，这样做要比直接反对他们容易得多。在战后的几十年里，这一招已经被伦敦和华盛顿屡试不爽。结果，摩萨台在西方人嘴里变成了与共产主义者合作、威胁西方战略安全、不负责的野蛮激进分子。
意大利人的石油战略
有一家欧洲公司表达了从摩萨台国有化的石油公司购买石油的强烈兴趣。这是意大利的一家公司。更具体地说，这是一个人——恩里克·马太伊，一家新成立的意大利国有公司的创建人，他后来让英美石油卡特尔十分头痛。
恩里克·马太伊在古普鲁士语中有“决心”的意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意大利最大的非共产党抵抗组织的领导人。当1945年阿尔契德·加斯贝利组建基督教民主党政府时，任命马太伊担任意大利北方地区一家濒临倒闭的企业的领导人，这是一家名叫AGIP、成立已有20年的石油公司。
在经历了墨索里尼长达20多年的法西斯统治之后，1943年，意大利转向同盟国。同盟国历时两年的战争和轰炸，给这个国家留下了满目疮痍。1945年，意大利的国民生产总值仍停留在1911年的水平，与1938年的水平相比下降了40%。意大利尽管在战争中死亡人数巨大，但由于其殖民地丢失，大批殖民地居民遣返，人口增加很快。饥饿时刻威胁着人们，生活水平十分低下。
在这种情况下，马太伊提出，为了意大利战后的经济重建，必须建立本土能源。尽管有命令让他尽快准备AGIP的私有化，但他还是提出要找油气。为此，在意大利北部波河平原，他积极进行勘探，取得了一系列有意义的发现。首先是1946年在卡维亚附近，然后在1949年在科尔特马吉奥雷的克莱莫纳南部获得重大发现，在那里不仅有天然气，而且第一次在意大利发现了石油。在发现这一切之后，马太伊得到全权委托，建立自己的企业，此时他已经是AGIP的最高领导人了。
馋诞欲滴的美国石油巨头联合起来，试图在意大利能源市场上共同对付马太伊，但他们的图谋却无果而终。马太伊是一位坚定的意大利民族主义者，决心建立自给自足的国民经济。使用宝贵的美元储备去买美国和英国的石油，是意大利沉重的负担，是意大利战后贸易赤字的主要原因。马太伊凭借胆识解决了这一问题，他勇往直前，跨过了一个个令人畏惧的障碍。一条2500英里长的天然气管道建起来了，把天然气从科尔特马吉奥雷输送到米兰和都灵等工业城市。从天然气销售中得到的收入用于建设AGIP遍布意大利北部整个工业区的工业基础设施。
正是这个马太伊，在提到世界石油市场上无情的卡特尔化时，给七家在20世纪50年代统治世界石油市场的英美石油公司起名为“七姊妹”公司。马太伊认为，意大利不应当屈服于这七家公司的权威，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公司追求的政策是在全世界限制产量，维持高价格，把它们的原油以远远高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出售给贫油的欧洲国家。马太伊提出，要最大限度地提高产量，降低成本。毋庸置疑，他很快就与这七家公司以及它们在政府里的代言人产生了激烈冲突。
1953年2月，马太伊成功地游说通过了一项新法案，根据该法案设立一家由马太伊任总裁的半自治的国家能源控股公司（ENI），下辖石油和天然气提炼子公司（AGIP）和管道子公司（SNAM），该公司很快就在全意大利建立了油船队和加油站网络，在质量和客户服务上超过了埃索和壳牌，第一次融入了现代化的餐馆和现代化设施。运用与AGIP同样的模式，马太伊投资于炼油厂、巨型化工企业、使用ENI的天然气作原料的合成橡胶厂，以及专门建设ENI的炼油厂及相关设施的重型工程建设公司，公司还收购了一支油船队，专门帮ENI从海外运送石油，打破了英美船队的垄断。
到1958年，意大利天然气销售中仅由ENI经手的部分就达到了每年7500万美元。这完全是省下来的钱，不然的话，像以前一样，这些宝贵的意大利美元储备主要将用于购买进口石油和煤炭。或许，在战后15年的时间里，在建设意大利工业方面，没有哪个人的贡献比他大JoachimJstenlmchteimWettstreitBaden-Baden:VerlagAugustLutzeyer，1963。
早在1954年，美国驻罗马大使馆就对马太伊的活动敲了警钟，在给华盛顿的大使备忘录中写道：“在意大利经济史上，一家国有公司拥有如此好的财务偿还能力，这是第一次。这完全归功于这家企业卓越而负责的领导者”。UnitedStatesNationalArchivesDepartmentofStateMemorandumon‘EnricoMatteiandtheENI’NARG598652553/12–1654December16，1954
意大利石油巨人的意外死亡
如果说马太伊在意大利的能源独立计划激怒了“七姊妹”公司和它们背后的英美利益集团，那么，他在海外寻求独立原油供应的努力，特别是当“七姊妹”公司得知马太伊与发展中国家签署合同的条件时，更是将这种愤怒转变成对这位意大利实业家疯狂的仇恨。
摩萨台倒台后，伊朗国王在英美情报部门的积极支持下重新掌权，他没有完全否定前总理所做的工作。伊朗国家石油公司仍然保留国有实体，控制所有石油和天然气的地下储备。但是，到1954年4月时，即政变后不到一年，英美石油公司，加上她们的“小妹妹”——法国国有CFP公司，开始与伊朗政府和伊朗国家石油公司谈判，希望得到参与伊朗境内10万平方英里范围内25年的石油开采合同。
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这一年已更名为BP公司）得到了这一地区40%的石油开采权（即过去达西获得的地盘）。另外皇家壳牌公司获得了14%的开采取，名列第二。两者合起来，英国公司得到了这一地区产量的大头——54%。另外有40%在美国的石油巨头们与少数洛克菲勒集团的“独立”石油公司之间分配，6%给了法国CFP公司。马太伊找到“七姊妹”公司，要求分给ENI一杯羹，但却遭到英美的“羞辱”和拒绝。
但马太伊并不气馁。1955年，即英国在苏伊士问题上受挫的前一年，马太伊成功开启了与埃及新的民族主义领导人纳赛尔的谈判。ENI获得了埃及西奈半岛石油开发的一部分份额，到1961年，已经差不多每年可以得到250万吨原油，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其中的大部分石油都是由ENI的炼油厂来提炼，基本满足了意大利日益增长的石油需求，而这些都不必支付美元。
马太伊对英美主要的石油公司的真正挑战是1957年进入伊朗。1957年春，马太伊就一项前所未有的安排开始与伊朗国王谈判。交易的条件是，在新成立的合资公司SIRIP里，伊朗国家石油公司将得到总利润的75%，ENI得25%，该公司拥有在伊朗8800平方英里可能含有石油的未分配地区25年的垄断开采权。一位英国高级官员表示，“意大利人在中东的石油产区又伸进来一条腿”。
华盛顿和伦敦的观点与“七姊妹”公司完全一样。马太伊的行为如果不加限制，有可能扰乱全世界的石油秩序。英美石油公司与发展中国家的标准协议是石油产量五五分成，并且操纵下游的巨额利润。如果允许马太伊加入到七姊妹俱乐部，它们担心比利时、德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公司会有同样的要求。因此，美国和英国政府正式向伊朗提出抗议，要求中止与马太伊的合作。
但是，抗议并没有立竿见影。1957年8月，马太伊和伊朗达成了开创性的协议。在谈到这一合同的潜力时，马太伊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中东现在应当是工业化欧洲的中西部”，标志着他打算由欧洲帮助建设中东的工业和技术基础设施，石油协议只是第一步。
到了1961年3月，第一批ENI油船停靠意大利的巴里港，带来了与伊朗人合作的第一批成果——18000吨波斯湾原油。马太伊还在SIRIP合资企业中第一次成功开采水下石油，成为这一领域的领先者。
在意大利内部，马太伊继续对“七姊妹”公司施加压力，他对消费者采取累进制价格优惠政策，并且说服意大利政府降低过高的汽油税。这一政策的直接结果就是，迫使英美石油公司在意大利降低油价，1959～1961年降低了25%，这对意大利战后第一次真正的经济恢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国外，马太伊继续推行积极的外交政策，寻找那些英美石油公司认为太小而没有引起注意的地区。ENI和马太伊亲自走访了非洲和亚洲新独立的一些国家，与它们讨论发展前景，这些前景与以前这些前殖民地听到的迥然不同。
马太伊还在一些国家建设本地炼油厂，这些厂都由这些国家所有。这打破了“七姊妹”公司对盈利能力最强的炼油业务铁板一块的控制。产油国不再仅仅是原材料供应来源，而且开始建设现代化的本地工业，加工自己的矿产资源。反过来，ENI也得到了在该国投资的稳定回报，它还得到了炼油设施建设的垄断合同，还有独一无二的世界石油市场。
但是，就是在1960年10月，马太伊的行为引起了白宫和唐宁街10号以及“七姊妹公司”总部的极大不满。这位意大利最大的非共产主义抵抗组织的领导人、坚定的基督教民主人士，去了莫斯科。苏联丰富的石油资源再次成为欧洲人谈判的焦点，如同20世纪20年代在拉帕洛的情况一样。而且，英美又一次坚决站在谈判的对立面，想方设法阻挠谈判取得成功。
自1958年后，ENI已经与苏联签署了购买少量原油的合同，每年不到100万吨。但是，西方人得到的传闻是，在莫斯科，马太伊和苏联外贸部部长帕托里兹切夫之间谈的盘子远大于此。1958年10月11日，马太伊签署了一项协议，在今后五年，每年从苏联购买240万吨石油，作为交换，ENI确保扩大苏联对西方的石油出口能力。石油不再用现金支付，而且改用一种大口径油管输送。这将有助于建设一条从伏尔加河-乌拉尔到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输送苏联石油的大型管道网。当这一网络完成后，每年可把1500万吨苏联原油输送到东欧，在那里，再换成苏联所需要的工业品和粮食。当时，苏联迫切需要大口径的输油管，但缺乏必要的生产能力。
ENI得到意大利政府支持，国有芬赛德集团受委托在在意大利东南部城市塔兰托建设一座新钢厂，每年生产200万吨的大口径钢管。塔兰托的工厂很快建成了，而且于1962年9月开始为苏联市场生产管道。
意大利可以从苏联手中以1美元/桶的离岸价格买到石油，装运地点是黑海，同样质量的石油在科威特的价格是每桶159美元，加上069美元的装运成本；1960年初，在美国的价格是275美元/桶。意大利钢铁和化工部门吸纳了大量的劳动力，增加了许多工作机会，因此，在意大利几乎听不到英美新闻界大肆宣称的马太伊是个“地下共产党员”的流言，人们顶多只是议论“他爱去莫斯科旅游”Jstenlmchtepp108～112。
就在芬赛德的工厂开始为苏联生产输油管一个月之后，即1962年10月27日，马太伊乘坐的一架从西西里到米兰的私营航空公司的飞机坠毁了，机上三人全部遇难。在今天看来，这一事件必然会引起猜测，并会被认为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
马太伊那年56岁，正处于权力的顶峰。
此后，当时的中央情报局驻罗马负责人托马斯·卡拉梅辛斯在没有作出任何解释的情况下离开了。他后来在智利反对萨尔瓦多·阿连德的军事政变中发挥了作用。马太伊遇难的时候，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麦科恩拥有加州标准石油（雪佛龙）公司100多万股的股份，也许这仅仅是巧合。卡拉梅辛斯于1962年10月28日提交的关于马太伊之死的报告，从来没有公开过，美国政府以“关系国家安全”为由拒绝提供。
去世之前，马太伊已经在设法争取意大利第一座试验性核电站的建设权，并且在ENI下成立了新的分支机构，即ENEL，这是一家雄心勃勃、致力于开发国家电力网，并且十分看好核能的国有电力企业。此外，除了与伊朗、埃及和苏联签署了石油供给协议，他还与摩洛哥、苏丹、坦桑尼亚、加纳、印度和阿根廷签署了类似的开发协议。
在写到马太伊之死时，英国财经周刊、伦敦《经济学人》（19世纪40年代因废除《玉米法》而创立，由皇家荷兰壳牌公司的考德雷爵士拥有）作了以下评论：
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不管说他多么好，还是多么坏，马太伊将是人们激烈争论的话题，他既有些像（皇家荷兰壳牌的）德特丁，又有点像克吕格（瑞士金融专家，1943年莫名其妙地死去）。在世界石油界或是在意大利，在马太伊深深地留下烙印的地方，很难再有人能与他相提并论。他的突然离去，给世界石油市场，也给意大利带来深刻的影响。
《纽约时报》称他为“意大利最重要的人”，他对意大利“战后经济奇迹”的贡献超过了任何一个意大利人‘ENIMinusMattei’TheEconomistNovember5，1962p499。
遇难之前，马太伊一直在做会见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的旅行准备。肯尼迪总统当时正在给美国的石油公司施压，要求它们与马太伊达成某种形式的缓和。肯尼迪与马太伊的会谈没有变成现实。人们只能设想一下可能性。仅仅一年之后，肯尼迪总统遭暗杀。透过复杂的有组织犯罪线索网络，血迹都通向了美国情报部门的大门。
谢选骏指出：人说——“1945年，经过一场席卷全球、夺去5500多万人生命的六年战争，世界在很多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对世界广大地区，特别是东欧和南半球不发达地区来说，1945年只不过是向一场新式漫长战争的过渡，这场持久战通常体现为经济战。”
我看——上文的作者大概率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所以它竟然篡改历史，把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叫做“这场持久战通常体现为经济战”，这是为了符合马列主义“经济决定政治”的教条。所以他敢于十分肯定地断言——“肯尼迪总统遭暗杀。透过复杂的有组织犯罪线索网络，血迹都通向了美国情报部门的大门。”如果他真是美国人，会否因此承担法律责任。
【第八章 内外交困 英镑危机和德法联盟的威胁】
20世纪中叶，英美两国都遭受了经济衰退和政治动荡的困扰。即便如此，它们仍然千方百计阻扰欧洲走独立自主的经济复兴之路，戴高乐与阿登纳领导的法德联盟最终被美英联手扼杀。
从废墟中崛起的欧洲大陆
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世界终于有了些许希望，这是30多年来没有过的。至少对大多数西欧国家和一些雄心勃勃的，当时被称为“发展中地区”的南半球国家来说，是这样的。
1957年，一种新的经济合作形式——以法国、西德以及意大利为中心的欧洲经济共同体，随着罗马条约的签署而形成。1959年1月，按照罗马条约的条款，欧洲经济共同体诞生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已经从战争的废墟中恢复过来，正在重建欧洲生产能力最强大的工业基地。在法国，夏尔·戴高乐将军于1958年再度执政，在经济顾问雅克·鲁伊夫协助下起草了经济重建计划，启动了生机勃勃的经济计划，建设现代基础设施，恢复遭到毁坏的工业和农业，恢复国家财政稳定。到20世纪50年代末，意大利迎来了经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这是采纳了国家能源控股公司（ENI）的恩里克·马太伊的建议的结果。
实际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头20年间，西欧经济以及许多发展中地区经历了空前的工农业繁荣和增长。到20世纪60年代初，欧洲大陆的制造业一直保持着每年5%的旺盛增长率。在1938年之后的十年中，世界贸易总量一直停滞不前，但是，1948～1963年间，却增长了250%，而且前景乐观。到1957年，制成品的世界贸易总量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了初级产品——粮食和原材料的贸易量。
快速增长的动力是欧洲共同市场贸易的增长。1953年，欧共体的成员国占据了世界出口贸易的19%；到1960年，它们在相对量和绝对量上都超过了美国，占世界出口总量的26%，大约300亿美元。
西欧投资建设新的钢厂、公路、电力设施，以及为诸如汉堡、鹿特丹等大型港口城市改造现代化的港口，为西欧的经济繁荣和生产率增长奠定了基础。按照工业劳动生产力每人/时的产出量计算，20世纪50～60年代，西欧大陆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一直保持在7%的年增长率，比同一时期美国的增长率足足高出15倍PaulMcCracken‘TowardsFullEmploymentandPriceStability’A Report to the OECDbyagroup of independentexpertsOECDParis，1977。
在欧洲大陆工业和贸易急剧增长的过程中，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欧洲与发展中地区大力开展贸易合作，使得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增长速度比20世纪任何时候都快。这一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是发展中地区占世界制造业生产份额的增长，从1953年的65%达到1963年的几乎9%，十年中产出的相对额增长了50%，绝对量增长更多PBairoch‘InternationalIndustrializationLevelsfrom1750to1980’JournalofEuropeanEconomicHistoryVol111982。
戴高乐于1958年再度执政，给处于经济增长中的欧洲大陆带来了新的强有力的政治声音。戴高乐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对英国的欧洲计划不抱任何幻想，而且他日益确信，美国战后的欧洲计划与英国的计划同样危险。自1958年上任以来，戴高乐与艾森豪威尔总统进行了一系列交流，特别提出要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进行根本性的结构改革，法国应当拥有核武器使用的“否决权”，但无果而终。1959年9月，戴高乐将军在给美国总统的信中表达了他的担心。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是法国的盟国，法国不会忘记美国的帮助。但她也没有忘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经过了长达三年的战争后，法国快要灭亡时，美国才来帮助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法国被打垮之后，美国才来帮助她……我像你一样明白，一个国家意味着什么，它拥有自己的疆土、自己的利益、自己的政治体制、自己的民意、自己的激情，自己的恐惧和自己的过失。它可以帮助别人，但不能把自己和别人视为一体。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我忠诚于联盟，但还是不能接受让法国与北约一体化的要求CharlesdeGaulleTheWarMemoirsLondon:Weidenfeld&Nicolson，1967p214。
由于华盛顿对法国的提议置若罔闻，戴高乐开始建设法国独立的核威慑力量，并宣布法国地中海海军舰队不再接受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司令部的指挥。1960年，法国在撒哈拉沙漠成功地试验了第一颗原子弹。戴高乐为战后崛起的欧洲大陆十分清楚地表达了新的、独立的声音。
1958年再次执政后，戴高乐采取的第一步行动就是向联邦德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发出邀请。1958年9月，戴高乐在他的私人休养地科隆贝双教堂与阿登纳进行了会面。这不仅是两个战时敌对国之间政治和解的开始，也是两位老练的政治家私人之间亲密友谊的开始，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大约五年后，他们之间的交往到达顶峰。1963年1月22日，戴高乐和阿登纳签定了《法兰西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协定》，协定规定了两国国家元首之间紧密合作的程序，以及协调经济和工业政策的形式。
戴高乐-阿登纳协定对华盛顿和伦敦敲响了警钟。欧洲大陆，在戴高乐、阿登纳以及意大利总理阿尔多·莫罗的领导下，在追求自主方面越来越独立，令某些人颇不舒服。具有历史意义的法德协定签署那天，并不是没有引起伦敦的注意。法国政府宣布，她将否决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的申请，这是戴高乐总统对英国的动机深感不信任的结果。多年来，在建设强大而独立的欧洲大陆的问题上，戴高乐对英国始终不信任。
英美联手对付欧洲的大构想
在阿登纳领导下的联邦德国和夏尔·戴高乐领导下的法国之间越来越紧密的合作表明，欧洲日益独立。1962年初，对华盛顿约翰·肯尼迪政府有影响力的政策派系明确提出了应付这一状况的办法。这群政策顾问，包括一直非常有影响力的约翰·麦克洛伊（他曾是杜鲁门政府1949～1952年驻德国的高级专员）、白宫国家安全顾问麦克乔治·邦迪、财政部长道格拉斯·狄龙、助理国务卿乔治·鲍尔和中央情报局的罗伯特·鲍伊。他们制定了详细的反击方案（被称为“大西洋大构想”）来阻止法德建立强大而独立的欧洲。
对让·莫奈统一欧洲的设想，美国表面上激情洋溢、花言巧语地表示支持，但实质上，华盛顿的政策是希望新的共同市场对美国开放，并且要牢牢受控于由美国和英国主导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联盟。华盛顿的计划还要求，同意英国成为六国共同市场的成员国。对于这一提议，戴高乐有充分理由坚决拒绝。
1963年1月戴高乐-阿登纳见面之前，在与英国协商之后，美国竭尽全力进行反对。肯尼迪政府的国务院毫不掩饰他们对法德协定的极端不快。美国驻波恩使馆接到指示对阿登纳的基督教民主党和艾瑞克·蒙迪的自由民主党的部分成员以及社会民主党的反对派施加最大压力。在西德联邦议会第一次正式审议法德协定的两天前，也就是1963年4月24日，戴高乐的坚决反对者路德维希·艾哈德被选举为阿登纳的继任者，他坦率承认是赞同英国加入共同市场的大西洋主义者。阿登纳生命中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批准法德协定，不料在最后一刻却毁在了英美利益集团手上。
此后，尽管批准了法德协定，但只相当于一纸空文。艾哈德总理领导的政府由于党派不合，鲜有政绩。1964年7月，当记者问戴高乐法德协定的进展情况时，他描绘了一幅法德关系的暗淡图像。在谈到他本人与阿登纳继任者的关系时，戴高乐不无苦涩地说，“你不能说德国和法国还没有就共同制定政策达成一致；你也不能就这一事实提出争议，即到目前为止，波恩还不相信，这一政策应该是欧洲人自己的，而且应当是独立的。”
到这个时候，神通广大的伦敦和华盛顿智囊团已经成功地化解了一个不同于英美大西洋构想的、赞成欧洲大陆政策的强大集团构成的威胁。欧洲政治链条上最脆弱的一环——战后“被占领的”德国，在关键时刻掉了链子。像1914年以前一样，英国19世纪针对欧洲大陆最根本的“均势”政策再一次得到了维持。不过，这次英国“均势”政策的重新确立是通过美国国务院插手而实现的。现在是英美直接对付戴高乐的时候了。但后来证明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LoisPdeMenilWhoSpeaksforEurope·TheVisionofCharlesdeGaulleLondon:Weidenfeld&Nicolson，1977;ErichMendeVonWendezuWende:1962–1982München:HerbigVerlag，1986。
1957年：美国的转折点
为了给美国的工业出口和资本输出提供一个更加有效的市场，对于建立欧洲经济共同市场，华盛顿最初是鼓励的。但英美的某些派系最不想看到的是一个政治上和经济上都独立的欧洲大陆。从1957年底开始，当美国经历第一阶段严重的、持续的战后经济不景气时，这一问题就变得十分险恶了，工业停滞不前，失业增长，这次萧条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
经济萧条的根本原因不难预见，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1939～1943年战时工业形成时，对工业厂房和固定设备的大量投资曾经把美国经济从20世纪30年代的萧条中挽救出来，但投资早了几乎20年。到1957年，工厂、设备以及劳动力技术水平都需要更多的现代资源注入，以保持新的活力。到20世纪50年代末，如果还想继续保持世界第一的工业经济的话，美国需要向劳动力、教育体系以及科技基础再进行大量投资。但是，对美国以及全世界其他地区来说不幸的是，当1957年萧条来临时，政策圈子里的人为华盛顿选择的方案明显是错误的。
关于如何应对这次危机，美国政策圈子曾经展开过内部讨论。纽约对外关系理事会、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等机构起草了各种政策方案。一个雄心勃勃的哈佛年轻教授亨利·基辛格这时候成了洛克菲勒集团的附庸。
这次讨论的议题是如何应对美国经济萧条的深层影响。工业和农业对获得低息的贷款、技术进步以及资本投资的需要，被东海岸自由主义权势集团忽视了。正如我们曾经指出的，到20世纪50年代末，纽约银行已经联合成一个非常强大的金融集团，正在美国以外的地区寻找利益源泉。
讨论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纽约对外关系理事会主席约翰·麦克洛伊。当麦克洛伊的对外关系理事会中的“谋士”为国家准备好政策选择方案后，麦克洛伊50年代末亲自从哈佛大学请来基辛格进行修改。麦克洛伊是华尔街的律师，当时任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的董事长。正如我们先前提到的，大通曼哈顿银行是“石油巨头”的银行。20世纪50年代，美国大石油跨国公司以及它们在纽约的银行家把整个世界市场当作自己的领地，而不仅仅局限于美国的范围内。从某种意义上说，沙特阿拉伯比得克萨斯州更具“战略意义”。正如我们能够预见的，这一差别将变得至关重要。
1957年后，通过国家电视台和新闻媒体，美国的政策辩论已经倾向于下曼哈顿地区和华尔街的国际银行家。他们控制了当时刚刚出现的电视台，以纽约为中心，他们可以与麦克洛伊及其朋友们的大银行保持密切联系，还控制了《纽约时报》这样一些新闻媒体，对于纽约利益集团成功推进与国家和人民利益完全相反的政策，这些都非常关键。正是在这个时期，形成了被大众称作自由主义的“东海岸权势集团”的利益集团。
美国工业落入陷阱
在20世纪50年代末，也就是艾森豪威尔总统任期的最后一段时间里，爱荷华的农场主或者辛辛那提的技术熟练工对临头大祸毫无察觉。但是那时，纽约面向国际的银行已经开始准备放弃在美国的投资，转而投向国外的新市场。
亨利·福特曾经声明，他很乐意支付行业内最高的工资，出售世界上最便宜的汽车，在这一过程中他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但这一切都必须通过最先进的技术才能实现。不幸的是，到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大多数有政策影响力的组织已经忘记了福特的训导。他们过于迷恋商人们“贱买贵卖”的游戏规则，希望能赚快钱。到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公司已经不对以下领域投资了：重建美国城市，培养更熟练的劳动力，建设更现代化的生产工厂，改善国民经济。相反，美元流出美国，流向了西欧、南美和亚洲新兴经济体，去争夺这些地区价格便宜而且已经投产的工业公司。在福特汽车公司，到20世纪50年代末，会计师出身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就已经接管了公司。
1957年危机之后，越来越多的美国大工业和银行开始追随“英国模式”的工业政策。在产品质量方面的系统欺骗成为当时的流行趋势。米尔顿·弗里德曼以及其他的经济学家更喜欢把这一现象称为“货币主义”，但是，它本质上就是英国1846年后的“贱买贵卖”方法进入美国生产领域后的翻版。为手艺而自豪和追求工业进步开始让位于公司的财务“利润底线”——每隔三个月就要为公司股东计算的一个指标。
美国人只需要观察自己的家用汽车就可以看出问题了。1957年之后，底特律不做必要的改进，不使用现代化的工厂设备，也不提高技术生产力，而是开始投机取巧。到1958年，通用汽车公司雪佛兰牌汽车使用的钢材量只有1956年的一半。不用说，结果必然是公路死亡率剧增。国内钢铁业的状况也反映了这一巨大下降。美国钢厂1955年生产的钢材中有1900万吨用于汽车生产，但到了1958年已经降到1000万吨。到20世纪60年代初，对“通用汽车有利的因素”逐步变成对美国和全世界来说都是有害的了。
1958年，美国工人购买雪佛兰汽车需要支付更多的金钱。麦迪逊林荫大道上华而不实的广告，采用巨大铬合金进行装饰，以掩盖事实真相。美国工业已经陷入系统自杀，那就是欺骗消费者，以弥补下降的利润。但是，就像一个从20层楼落下的醉汉，刚开始他以为自己是在享受自由飞翔。大多数美国人意识不到，20世纪60年代的“后工业”走向对以后10年甚至20年的真正含义。
启动美元战争
以较低价格购买西欧的公司可以获得较高的利润率，因此，纽约的银行开始抛弃美国市场。由于战争，工业崩溃，欧洲当时正好需要大量的资金。结果，欧洲不得不支付非常高的利率，吸引当时唯一的“国际”货币——纽约大银行的美元。
大通曼哈顿、花旗等银行趁机在欧洲牟取暴利，对它们来说，投资欧洲的利润通常是投资市政债券用于重建美国的污水系统、桥梁或住宅的利润的两倍。问题是，华盛顿害怕疏远强大的纽约金融界，拒绝以任何严肃的方式讨论这一重要问题。资金逃离美国，到国外牟取高额利润去了。
到1957年初，二战以来美国资本输出第一次在数量上超过了资本输入。1957～1965年，美国每年对西欧的资本输出净值从不到250亿美元迅速增长到470多亿美元，在当时，这是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数字。
但是，如果当时流出的只有美元，那问题还简单一些。问题是，美国的黄金储备也开始连续下降，有时甚至是急剧下降，尤其是在1958年以后。战后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迅速崩溃，但是，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并不关心这些。他们正在全神贯注地倾听纽约银行的声音，1957年经济萧条以后，大的石油公司以及大的美国公司正在转向美国之外的廉价劳动力市场，以提高利润率。
20世纪50年代末，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曾经在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占绝对优势的美元，彻底变成了劣币。当西欧再次着手实现工业独立时，其生产率远远高于美国，到1961年初肯尼迪总统就职以前，美国经济形势每况愈下。
1944年美国谈判代表用布雷顿森林体系制定了他们关于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的条款，他们建立的这个体系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基础是“金本位制”，在这一制度下，所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成员国都必须同意固定他们的货币价值。但是，其货币价值并不是直接相对于黄金固定，而是直接相对于美元固定，而美元相当于固定重量的黄金所具有的固定价值，即每盎司黄金35美元。
每盎司黄金35美元的价格是罗斯福总统在1934年经济大萧条时定的，一直沿用了下来。尽管爆发了世界大战，以及战后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在25年多的时间里，美元对黄金的比率一直没有改变。
只要美国能一直维持西方世界唯一经济强国的地位，这些根本性的缺陷就可以忽略。战后的十年间，欧洲的重建以及为了经济复苏购买美国和英国的石油都急需美元，美国拥有世界上绝大多数的黄金储备。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当欧洲经济开始以超过美国的速度增长时，很多人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布雷顿森林体系里固定的某些安排必须作出改变了。
但是，在纽约银行界越来越强大的影响下，华盛顿拒绝按照它在1944年强加给同盟国的规则行事。纽约银行开始投资于国外新的资源，牟取更高利润。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两任政府都没能有效地阻止大量的投资外流，这就是导致20世纪60年代国际货币危机的症结所在。
纽约的国际银行家并不急于做广告，因为他们并不依靠对美国未来进行投资来获得巨额利润。根据1967年1月提交给国会的总统报告，在1962～1965年间，美国公司在西欧投资的盈利水平都在12%～14%之间。而对美国工业进行同样投资的盈利水平还不到在西欧的一半！
银行业悄悄地游说华盛顿保持现行政策。它们继续在欧洲持有美元，而且不急于把利润运回美国，投资于美国的发展。这就是欧洲美元市场的开始。它是到20世纪70年代末威胁整个世界货币体系的症结所在。
当然，如果美国国会和白宫坚持，运用税收和信贷政策，以公正的收益率引导这些美元资金投资于美国工厂和设备、先进科技、交通运输设施，投资于改造日益陈旧的铁路系统使之现代化，投资于开发对美国工业出口潜力巨大的第三世界的市场，对美国和全世界来说，这些都是利好。对美国来说，这也许是更加明智的选择，但是，对某些神通广大的纽约银行来说，却并非如此。
在一段时期内，例如十年，如果一个国家以同样的技术水平生产同样数量的适销物品，但是发行的货币量却相当于以十年之初的价格计算的物品总价的两倍，“消费者”把这一结果称为巨大的物价膨胀。比如，买一片面包在1960年需要两美元，但在1950年买同样的面包仅仅需要一美元。由于美元的统治地位，当这一影响波及到全世界时，通货膨胀的隐藏时间会更长。但是，结果将更具破坏性。
在高参们问的参谋下，林登·约翰逊总统刚一就职就推翻了约翰·肯尼迪总统的决定。约翰逊是一位来自得克萨斯州偏僻小镇的政治家，对国际政治几乎不懂，更不要说货币政策。有人故意误导约翰逊总统，使他相信，在东南亚发起全面军事战争将会解决美国经济停滞不前的许多问题，并且可以向全世界显示，在解决现实问题上美国依然是有办法的。
发动越南战争
自悲剧性的越南战争以来，人们出版了大量关于战争起因的论著。但是，坦率地讲，尽管有各种荒唐的军事理由和社会各界的不同反应，但美国国防工业和纽约金融业是最重要的因素，是它们怂恿华盛顿发动了这场战争，因为军事集结会给它们的利益提供一个政治上冠冕堂皇的借口。美国工业将发生重大转变，多数产业将会因生产军需品而复苏。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的中心越来越多地转向了军事经济，针对共产主义威胁而采取冷战的借口，被用来证明花费千百亿美元的合理性。军费支出成了纽约金融业和石油业利润的支柱，石油业这个19世纪英帝国的应声虫，披上了20世纪反共的外衣。
越南战争是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玛拉、国家安全顾问麦克乔治·邦迪、五角大楼的官员和林登·约翰逊总统的主要顾问一起蓄意策划的。这场战争一开始就注定毫无取胜的希望，只能解决经济中国防工业部门的长期发展问题。（谷歌搜：中国远程思考控制，搜上海木头，相册密码9或99，谷歌搜：脑控，搜：解放军早已经登上台湾岛，google loose change，http://v.blog.sohu.com/u/vw/2884137 ）华盛顿推理认为，为了阻击所谓“共产主义”在越南的“邪恶侵犯”，美国选民应当可以接受巨大的战争成本，尽管美国财政将会因此而加大赤字，但国防工厂却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
按照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规则，华盛顿可以通过国内巨大的支出赤字使美元膨胀，这样就可以强迫欧洲和其他贸易伙伴以美元贬值的方式“吞下”美国的战争成本。只要美国拒绝降低美元与黄金的比价，欧洲就不得不以20年前的美元价格接受美元，承担战争费用。实际上，1944年以来，美国经济表现恶化，美元与黄金的比价已经不能反映美元的真实价值。
约翰逊总统因为担心失去选票，拒绝提高税收，但是，为了给“大社会”计划20世纪60年代，约翰逊总统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以消除歧视和贫困，他自己把这一改革称为“大社会”（GreatSociety）计划。——译者和越战筹集巨额资金，只能印刷美元，发行长期国债，弥补财政资金的不足。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每年平均在30亿美元左右。随着战争支出急剧上涨，1967年财政赤字达到了惊人的90亿美元，1968年达到了令人震惊的250亿美元。
这一期间，欧洲中央银行开始聚集大量的美元作为官方储备，这就是所谓的存于欧洲非美国银行的美元在国外的聚集现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61年华盛顿要求欧洲盟国、日本以及十国集团保留日益增长的美元储备，减少美国黄金储备的流失，而不许按照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规定调整美元对黄金的比值。
欧洲各国的中央银行通过投资美国政府的长期国库券获得利息。这样做的实际效果是，美国20世纪60年代因越南战争而产生的巨额财政赤字，实际上使用了欧洲各国的中央银行的资金来弥补。据说美国的未来主义者赫尔曼·卡恩得知这些赤字财政是怎么被弥补时，对他的一个朋友惊叫道：“我们已经赢得了历史上最大的盗窃!我们比大英帝国做得巧妙多了。”但是，到底谁做得更巧妙，这个时候还不那么明显。我们马上就会看到，伦敦城正准备回收境外的这些美元。
很明显，与布雷顿森林体系拟定时的1944年比，1964年德国和法国等欧洲国家的经济地位已经明显不同。但是，美国的政策圈子拒绝倾听欧洲的主张，特别是法国总统戴高乐的劝告。他们认为，美元贬值会削弱纽约银行在世界资本市场上“无所不能”的力量。华盛顿已经重蹈了1914年之前英国的覆辙，英国当年的损失是十分惨重的。
起初，当纽约银行家刚开始在美国筹集资金，到西欧或拉丁美洲进行投机时，肯尼迪总统曾试图鼓励复兴美国的科技乐观主义精神，通过实施阿波罗登月计划，建立国家航空和宇航局，鼓励投资新科技。1962年，美国的大多数人仍然认为，一个国家应该找到自己走出危机的出路。
但是，1963年11月22日，约翰·肯尼迪总统在得克萨斯的达拉斯被暗杀。当时参与调查该案件的新奥尔良地区检察官吉姆·加里森也在调查过程中被暗杀。几年后大家坚持认为，暗杀是中央情报局操纵的，得到了某些犯罪集团成员包括卡洛斯·马塞罗的帮助。在被暗杀的几天前，肯尼迪总统与退役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进行了谈话，据肯尼迪的一位密友兼顾问阿瑟·施莱辛格证实，肯尼迪决定改变政策，当时他正在考虑要撤出越南。
约翰·肯尼迪被暗杀的原因仍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为了建立自己的美国政策模式，这位年轻的总统当时正在调整各种战略重点。其中，在一个个关键问题上，他与控制着东海岸自由派权势组织的强大金融和政治利益集团意见不一。
1961年5月，在那次致命的达拉斯迪莱广场汽车巡游两年多前，肯尼迪总统去巴黎会见了戴高乐将军。在《希望的回忆录》（MemoirsofHope）一书中，戴高乐对这位美国总统进行了生动的个人评价。肯尼迪向戴高乐表达了美国的观点，美国支持吴庭艳在南越的专制统治，并且以对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援助为掩护，安置美国远征军。肯尼迪跟戴高乐说，有必要建造一个壁垒，阻止苏联向印度支那的扩张。“我并没有给他想要的回答，而是告诉总统说他选错了道路，”戴高乐写道。
“你会发现，”戴高乐告诉肯尼迪，“干涉这个地区会引来无休止的纠缠”，戴高乐继续详细阐述他的理由。“肯尼迪倾听我说，”戴高乐得出了他的印象：“肯尼迪离开了巴黎，我是在与这样一个人打交道，他的年龄和他的雄心壮志都会激起巨大的希望。在我看来，他像雄鹰一样搏击长空。”而回到华盛顿的肯尼迪在6月6日“致美国人民的报告”中讲，他发现戴高乐将军是一个“对于未来的英明顾问，对于他参与创造的那段历史，他无疑是一个见多识广的领路人……我对这个人再信任不过了。”
法国总统和年轻的美国总统之间建立起的这种信任将导致美国外交政策方向的全面改变，对此英美世界的某些强大利益集团看起来并不抱多大热情。林登·约翰逊于1963年11月22日成为总统，从来没有人指责他激起了类似的希望。作为总统，约翰逊从来不敢违抗强大的华尔街的利益集团。1963年11月22日，对肯尼迪总统的刺杀标志着美国政策的分水岭，明显的证据是林顿·约翰逊总统开始在越南大规模集结军队。根据各种非正式渠道传闻，包括罗杰·希尔曼的渠道，在被杀之前，肯尼迪已经下决心逐步结束中央情报局在东南亚的军事行动。某些调查员指出，当时麦克乔治·邦迪就在场。关于肯尼迪被杀过程中，中央情报局的作用，最新解释请参阅：RobertJGrodenandHELivingstoneHighTreason:The Assassination of JohnFKennedy and the New Evidenceof ConspiracyNew York:Berkley Books，1989;Jim GarrisonOn The Trail of the AssassinsNew York:Warner Books，1988
林登·约翰逊很快把越南从中央情报局的“技术咨询对象”上升到全面的军事冲突，向这场自取失败的东南亚战争中投入了千百亿美元和50万军队。战争使华尔街债券市场变得异常繁忙，为创纪录的美国国债筹集资金，同时，某些与国防有关的美国公司从亚洲战争中不断赢利。美国持续的经济停滞曾使政客约翰逊担心，但是战争支出带来了繁荣，问题好像解决了。因此，在1964年大选中，他击败共和党人巴里·戈德华特，赢得了压倒性的重大胜利。但“胜利”的代价是十分惊人的。
垮掉的一代美国人
面对日益加剧的城市凋敝问题，约翰逊总统于1964年8月20日签署了《机会平等法》。签署法律时，总统以他典型的虚张声势的方式吹嘘道：“今天，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一个伟大的民族有能力并且也愿意作出消除贫穷的承诺。”他所谓的“向贫穷开战”和“约翰逊大社会计划”基本没有消除贫穷，而是为现代历史上最大的赤字增长和金融掠夺提供了新的借口，实际上这一赤字是靠欧洲美元盈余支持的。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数百万美国青年成群结队地涌向大学，其实是“隐性失业”的表现形式，大学生人数从1960年的不到400万上升到1975年的几乎1000万。这为华尔街另外发行数十亿美元的国家担保公债用于大学建设提供了借口。用于工业经济扩张的投资开始转向“后工业”或者“服务经济”，这与英国在19世纪末走向衰亡的道路类似。社会安全和福利开销增加，而各个社会阶层都有一部分处于永久性的失业状态。
1966年，国家航天局的航天计划支出费用达到60亿美元的高峰，以后每年，约翰逊都大量削减。美国大学的科技动力开始停滞，随即下降。与此同时，鼓励学生利用“社会关系”或者通过信神拜佛寻找工作。大学教育曾经是“美国梦”的中心，但在20世纪60年代变成了低质量的大规模生产，因为标准被刻意降低了。
作为整个经济的一部分，对交通运输、电力电气设备、供水系统以及其他必要的基础设施的投资，正在逐步恶化。纽约的银行家的理由是，如果你不再关心工业产品的生产，那么为什么还要投资建设公路和桥梁并把产品推向市场呢？
20世纪60年代，为了兜售事实上不投资于美国经济的政策，英美智囊机构着眼于长远，认为必须改变美国传统的对科技和工业进步的投入。
越南战争、麻醉药品解禁以及奥尔德斯·赫胥黎和提摩太·李雷的性“花癲派”（flowerpower）反文化观念，这就是一部分英美自由派权势集团提倡的事情。在一个绝密的、代号为MKUltra的中央情报局研究项目中，英国和美国的科学家使用迷幻剂和其他改变情绪的药物进行试验。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这个项目引发了大家所知的嬉皮士运动，有时也被称作“新世纪思维”或者“宝瓶座时代”。当时的英雄是摇滚和麻醉药品的倡导者，例如滚石乐队和吉姆·莫里森以及作家和麻醉药瘾君子肯·克西。神秘的非理性正在取代科技进步，迅速成为数千万美国青年的信仰JohnRanelaghThe Agency:The Riseand Decline of the CIALondon:Weidenfeld&Nicolson，1986。
当约翰逊政府信奉华尔街的“后工业”政策时，政府减少了对科技和工业进步的投入。年轻新锐的精英层，他们满脑子个人享乐和对国家目标冷嘲热讽，开始出现在美国大学校园，从哈佛、普林斯顿和其他一些所谓精英大学开始。哈佛大学教授提摩太·李雷曾用影响巨大的十二字真言描述他们，即“敞开心灵，追随感受，摒弃主流”（turnedon，tunedin，anddroppedout）。
为了改造美国公企业和工业的思想，管理人员也接受一种被称为“T群组会议”或者“灵敏度训练”的新式培训，这种培训由国家培训实验室的外聘心理学家提供。这么做的结果是使智力变得迟钝，并为人们接受即将到来的冲击做好准备。人们沉缅于增加对彼此缺点的了解和感受上，这样他们才不会看到国家正失去其目的性。
1968年，当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即将赢得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选举胜利、对某些利益集团构成威胁时，在洛杉矶他被一个“独行杀手”暗杀了。就在同一年，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博士在孟斐斯的汽车旅馆外也遭暗杀。几乎没有人意识到金被杀时的战略背境。他到孟斐斯是为了支持这个城市黑人工人的罢工，这次罢工是为了推动还没有建立工会组织的南方工人成立工会。在紧随1957年经济萧条之后的“工厂外迁”时期，美国南部的“廉价劳动力”是工业生产的又一个天堂。当时，工会控制了底特律、匹兹堡、芝加哥和纽约等工业中心，只要把工会阻止在“新南部”大门之外，南部的廉价劳动力就将持续存在。
当大工厂跑到南部没有工会的廉价劳动力地区或者迁到发展中国家时，贫民窟、吸毒成瘾和失业就在北方工业城市就像瘟疫一样滋生蔓延。华尔街不投资于美国成熟工业区的政策开始显示出了真正的效果。为了抢到越来越少的工作机会，北方城市中熟练的白种蓝领工人不得不与不熟练的黑人和西班牙裔工人进行竞争。在纽瓦克、波士顿、费城以及奥克兰这样的美国工业城市，像汤姆·海顿这种由政府支持的暴乱分子蓄意制造骚乱。这么做的目的是，通过给他们贴上种族主义的标签，可以削弱北方城市已经建立起来的工会组织的力量。这些国内暴乱分子由福特基金会的“次贫地区计划”提供支持，这也是约翰逊总统“向贫穷开战”的典型例子。
约翰逊总统发动的“向贫穷开战”运动由政府提供资金，旨在利用由英美权势集团政策造成的经济衰退。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冲破阻力，在美国推行新的工资削减政策。美国金融集团正准备把19世纪英国的殖民式掠夺强加于美国，操纵“种族战争”将是他们的武器。
刚刚建立的美国经济机会办公室削弱了传统美国劳工的政治声音和城市选区机制的影响力。仅在十年前，白种蓝领产业工人还被尊称为美国工业活力的源泉，现在突然被强大的自由派媒体贴上了“反动分子”和“种族主义分子”的标签。随着势力强大的银行实行不投资政策，这些工人眼睁睁地看到整个社会结构崩溃，充满了恐惧和困惑。
哈佛大学的院长麦克乔治·邦迪，作为肯尼迪总统和约翰逊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参与筹划了越南战争。到1966年，邦迪来到纽约，成为颇具影响力的福特基金会的领导人，他把美国带进了新的“越战”。在这个新的“大社会”计划里，黑人与白人竞争，失业人员与从业人员竞争，与此同时，华尔街的银行家却在削减工会规定的工资水平，减少基础设施投资，把投资转移到亚洲或南美洲等劳动力廉价的地区，大赚其钱。作者亲身经历了美国历史上这一段令人悲哀的时期。
英镑终于顶不住了
到20世纪60年代初，戴高乐的独立自主政策并不是纽约和伦敦金融界所面临的唯一关键问题。1959年，美国的外债依然接近她的官方黄金储备的总价值，两者均为200亿美元左右。到1967年，也就是英镑危机威胁到整个布雷顿森林体系结构时，美国总的海外流动债务已经急剧上升到360亿美元，然而其黄金储备已经垂直下跌到120亿美元，只有债务总量的三分之一。
随着美国短期外债开始超过黄金储备，一些机敏的金融机构估计，某些规则早晚会被打破。1961年1月，肯尼迪总统第一次向参众两院做演讲时指出：
自从1958年以来，我们花费或者投资在国外的美元与重新回到我们手中的美元之间的差额大幅增加。在过去的三年中，我们的贸易赤字总额增加了将近110亿美元，国外美元持有者把它们转换成了黄金，数目如此之大，将导致我们近50亿美元的黄金储备流失。
有迹象表明，肯尼迪总统在很认真地想办法解决越来越多的美元外流问题。就在遇难前不久，肯尼迪曾在1963年7月18日给国会的报告中提议，通过一系列旨在增加美国制造业出口的措施，以及通过有争议的“收益均等税”措施，对日益扩大的贸易赤字问题进行调整。对投资在国外的美国资本征收高达15%的税金，目的是为了鼓励美国资金在国内而不是在国外投资。
肯尼迪并没有活着看到他的《收益均等税法》获得通过。当该法最终在1964年9月通过时，纽约和伦敦金融界的一些强权人物已经插入了一条表面上看似无关紧要的修订条款，它规定有一个国家可以免征新的财产税，这个国家就是加拿大——英联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蒙特利尔和多伦多就成了巨大漏洞的管道，通过伦敦控制的金融机构在中间调停，可以确保美国美元继续外流。这是英国历史上老辣的金融妙计之一。
另外，美国银行驻国外分支机构发放的贷款也免征新的美国税。美国银行竞相在伦敦以及其他合适的中心城市建立分支机构。英国金融界再一次通过发展新的巨额“欧洲美元”银行和借贷市场，使伦敦成为世界金融和银行业的中心Jacques AttaliA Man of Influence:Sir Siegmund Warburg，1902–1982London:Weidenfeld&Nicolson，1986。
当以前的“世界银行家”开始囤积转移出来的美国美元时，江河日下的伦敦再一次看到了光明。英格兰银行和伦敦的西格蒙德·沃尔伯格爵士在华盛顿朋友的帮助下，特别是在副国务卿乔治·鲍尔的帮助下，非常巧妙地引诱美元进入伦敦的欧洲美元市场，这里将成为美国之外最大的美元信贷集中地。到20世纪70年代，据估计汇集有13万亿美元的“短期流动资金”，所有这些资金都是“离岸的”，也就是说不受任何国家或者中央银行的约束。纽约银行和华尔街的经纪行在伦敦设立办事处，办理兴旺的新欧洲美元市场业务，躲开了美国税务当局监视的眼睛，从欧洲美元市场和大跨国公司获得廉价资金。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华盛顿欣然打开大门，允许美元从美国海滨流向欧洲新的美元“短期流动资金”市场。
购买这些新的欧洲美元债券——被称作欧洲债券——的买主，都是匿名的，银行家戏称他们为“比利时牙医”，伦敦、瑞士以及纽约操纵着这个新游戏。这些欧洲债券是“不记名”债券，也就是买主的名字没有在任何地方注册过，对寻找机会逃税的所谓瑞士投资者，甚至是想通过洗黑钱牟取不法利益的毒枭来说，这是非常受欢迎的。拥有由通用汽车付利息的欧洲美元债券黑色收入，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事情呢？
一位对欧洲美元十分敏感的意大利分析家马塞罗·塞科强调：“欧洲美元市场是20世纪60年代最重要的金融现象，它正是引起20世纪70年代初期金融动荡的原因。”MarcelloDeCecco‘InternationalFinancialMarketsandUSDomesticPolicySince1945’International AffairsLondon，July1976
但是，与伦敦国际金融家的利益相反，由于加拿大资金漏洞以及由此带来某些伦敦银行的美元储蓄，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时，英国的工业经济变得越来越混乱，越来越糟糕。
对英镑这一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继美元之后的第二根支柱的信心也迅速崩溃。一段时间以来，英国的对外贸易收支差额以及总的经济形势一直不稳定，官方一直对外承诺要维持帝国的地位，但是工业基地遭到破坏，储备明显不足。自工党1964年10月掌权以后，危机多多少少开始转向长期化。
战后，按照布雷顿森林体系，英国通过与其殖民地以及以前的殖民地的英镑集团联系，本来可以使英镑成为硬通货，在世界上很多地方作为稳定的储备货币，与美元抗衡。英国要求英联邦成员国（当然表面上很绅士）在伦敦存放各自国家的黄金和外汇储备，以维持伦敦银行的英镑平衡。英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配额仅次于美国。这样，对于维持20世纪60年代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美元秩序，英镑的稳定性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尽管其经济条件已经明显变坏。
在20世纪60年代，英国同美国一样，是向世界其他地区输出金融资金的资本净出口国，尽管其工业和科技事实上已经停滞不前，造成了渐增的贸易逆差。相反，由于得益于新的共同市场内部日益增长的贸易以及对科技进行大力投资获得的生产优势，欧洲大陆的经济得到了繁荣发展。
比较起来，英国对于新技术的投资就明显不足了。伦敦的金融利益集团总是热衷于吸纳资金，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中期，通过维持高于所有主要工业国家的利息率，吸引世界资金流入伦敦银行，而工业却陷入衰退，没有能力贷款进行必要的技术创新。
到1967年，英国的地位变得令人担忧。尽管几次通过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紧急借款稳定了英镑，但是英国的外债还在持续增长，仅这一年又增长了20亿美元，增幅约20%。1967年1月，戴高乐的首席经济顾问雅克·鲁伊夫来到伦敦，建议提高主要工业国家黄金的官方价格。美国和英国拒绝接受这一建议，因为这事实上意味着使她们的货币贬值。
整个1967年，英国银行的黄金储备一直在减少，国外债权人一旦得知日益疲软的英镑即将大幅贬值的消息，一定会用纸币换回黄金，他们认为黄金的价格肯定上升。1967年6月，戴高乐政府宣布，法国已经从美国煽动的“黄金储备池”中撤出。1961年，在华盛顿的强大压力之下，十个主要工业国的中央银行成立了后来大家所知的十国集团。除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外，这个集团还包括荷兰、比利时、瑞典、加拿大和日本。1961年，十国集团同意把储备集中到一个特定的基金——黄金储备池，由位于伦敦的英格兰银行管理。按照规则，当出现紧急事件时，最好采取临时办法补救，美国中央银行只承担把世界黄金价格维持在1934年35美元/盎司的人为低价所需成本的一半。如果只是暂时的，那么另外九国，还有瑞士，同意负担“紧急”干预成本的另一半。
到1967年，“紧急情况”已经转向长期化，这里由于华盛顿拒绝控制其战争开销赤字，另外，随着英国经济的崩溃，英镑持续疲软。戴高乐从黄金储备池中撤出，不想再向无底洞中投入更多的法国中央银行的黄金储备。以伦敦《经济学人》杂志为首的美英财经新闻界，开始对法国政策进行强烈抨击。
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戴高乐犯了一个战术错误。1967年1月31日，法国通过了一项新法律，在法国允许对法郎进行无约束的兑换。当时，法国的工业增长居欧洲各国前列，并且法郎有最强大的黄金储备支持，其可兑换性被看作是自1958年戴高乐任职以来法国经济政策成功的证明。但是，这很快就成了把戴高乐时代的法国葬送给英美金融利益集团的命门。
在1967年2月的公开演讲中，法国总理乔治·蓬皮杜重申，法国坚持由黄金支持的货币体系作为唯一避免国际操纵的手段，并补充说，“国际货币体系不能有效运作的原因，是因为它给予拥有储备货币的国家（如美国）一些有利条件：这些国家能够担负得起通货膨胀的后果而不用付出代价。”实际上，约翰逊政府和联邦储备系统只需要印刷美元以代替黄金，然后把它们发往国外。
1967年法国的中央银行决定把它的美元和英镑储备兑换成黄金、退出1961年自愿加入的黄金储备池协定时，冲突变得更加尖锐。其他的中央银行纷纷效仿。形势到了近乎恐慌的地步，因为到年底有大约80吨黄金在伦敦市场被卖掉，这是五年里从来没有过的，阻止投机的努力无效。越来越多的人担心，整个布雷顿大厦行即将倒塌在它最脆弱的链条——英镑面前。
1967年下半年的金融投机者都忙着在所有可能的市场上卖掉英镑，从法兰克福到比勒陀利亚都在购买美元或者其他能购买商业黄金的货币，引起了黄金价格的急剧上涨，再也不是是美国官方35美元/盎司的价格。英镑危机间接地把注意力指向了国际货币体系核心中越来越明显的脆弱点——美元。
到1967年11月18日，尽管有来自华盛顿的强大压力，英国的哈罗德·威尔逊工党政府还是听天由命，宣布英镑贬值14%，由每英镑兑换28美元降到24美元，这是1949年以来英镑第一次贬值。英镑危机结束了，但是美元危机才刚刚开始。
一旦英镑贬值，投机的压力马上转向了美元。国际上的美元持有者到纽约联邦储备系统的黄金折价窗口要求合法地兑换黄金。结果，黄金的市场价格直线上升，尽管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向市场抛售黄金储备，以阻止价格上涨，但难以挽救局势。华盛顿在以美元为基础的纽约银行的操纵下，坚决拒绝调整每盎司35美元的黄金官方价格。但是，法国——黄金最大的拥有者之一，从十国集团黄金储备池中的撤出，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到年底，华盛顿官方黄金储量又下降了10亿美元，降到了只有120亿美元。
戴高乐倒台
1968年，危机势头不减。当年的3月8～15日之间，伦敦的黄金储备池不得不提供将近1000吨黄金，以维持黄金价格。英格兰银行称重室地板上堆满了黄金，不堪重负，几乎要被压垮了。甚至动用了美国空军飞机从位于诺克斯堡的美国储备系统紧急运进黄金。3月15日，美国要求伦敦黄金市场闭市两周。
到1968年4月，在华盛顿的要求下，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十国集团特别会议。美国官员计划公开另一个方案，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造一种新的“纸黄金”替代品，就是所谓的特别提款权(SDRs)，进一步推迟清算日的到来。
斯德哥尔摩会议本来是打算为接下来一个月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上正式采用华盛顿特别提款权计划创造条件的，但是由于法国的反对，协议没有得到一致同意。法国部长米歇尔·德布雷再三强调法国政府的一贯政策，要求回到布雷顿森林体系最初的规则上去。戴高乐的顾问鲁伊夫曾经反复建议，美元对黄金进行“休克”式贬值，贬值100%。这简单明了，不仅可以使美国的官方黄金储备以美元计算加倍，并且足以使美国兑得大约100亿美元的国外美元，同时维持与以前一样的黄金储备价值。从人性角度看，这理性得多，又没有痛苦。但不幸的是，建议没有被采纳JacquesRueffBalanceofPayments:ProposalsfortheResolutionoftheMostPressingWorldEconomicProblemofOurTimeNewYork:Macmillan，1967。
在法国拒绝支持华盛顿的特别提款权救援方案的几天之内，法国自己就成了战后政治最不稳定的国家。以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左翼学生为首，学生在全国发动暴乱和罢工，整个法国很快陷入混乱。与政治上动荡的局面相呼应（有趣的是，法国共产党试图平息这场动乱），美国和英国的投资家开始恐慌性地挤兑法郎，因为法郎一直受到英美金融媒体的大肆追捧。
1968年5月的学生暴乱，是法国以一国之力违抗伦敦和纽约金融利益集团的命令，并持续与之对抗的结果。法国的新法律允许货币随意兑换，利用这一点，金融机构开始用法郎兑换黄金，到1968年底，法国黄金储备几乎流失了30%，法郎出现了全面危机。
令人悲哀的是，英美的反击成功了。一年内，戴高乐被迫下台，法国的话语权被严重削弱。1969年2月，戴高乐在任上的最后几次会谈中，他会见了英国驻法国的大使克里斯托弗·索姆斯。戴高乐又一次告诉索姆斯，回顾法国战后的政策，欧洲必须独立。但是，她独立的立场已经受到许多欧洲国家“亲美”情绪深深的危害，特别是英国DeMenilWho Speaks for Europe·p174。
这时敢公开违抗伦敦和纽约强大金融利益集团意愿的另一个国家，是西方最大的黄金生产国——南非共和国。1968年初，南非拒绝按35美元/盎司的官方价格出售新开采出来的黄金来换取英镑或美元。为了建立以黄金为基础的新货币秩序，改革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法国和南非曾经举行过会谈。但这激起了美国领导下的各国中央银行对南非的联合抵制。这一抵制行动，几乎正好在20年后，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再次被同样的利益团体重新采取过。
尽管法国的“威胁”明显降低了，但是，华盛顿和伦敦的成功同时也证明，这是一场代价极大的胜利。
谢选骏指出：人们都说废除布雷顿森林体系（英语：Bretton Woods system，是1944年7月至1973年间，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加入以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中心的货币制度）黄金与美元挂钩，是美国的耍赖——不过看来，美国也是被法国的“独立欧洲政策”给逼迫无奈了。
【第九章 逆流而动 人为制造石油危机】
为避免金融上的毁灭性打击，美国不惜人为地制造石油禁运，操纵大规模反核运动，制造经济增长极限的恐怖气氛，为的是控制世界石油流通，获得石油溢价的巨额利益。
推倒多米诺骨牌
理查德·尼克松总统任职第一年的年末，也就是1969年年末，美国经济又一次开始出现衰退。到1970年，为扭转低迷的经济形势，美国大幅度降低利率。结果，投机“热钱”再一次创下美元历史的新纪录；为寻求更高的短期收益，投机者纷纷把资金转往欧洲和其他地方。
美国坚持美元不贬值的政策，对规模巨大、不受监管的欧洲美元市场也不愿采取严厉的控制措施，到1970年时已经持续了近十年，这一政策的后果之一是，短期货币投机日益加剧了不稳定性。正如全世界大多数银行家所熟知的，在短时期内，就连克努特王也无力回天
克努特，1017～1035年英格兰国王，他曾坐在大海旁令潮水后退，但还是被海浪溅湿了衣服。他对那些阿谀奉承的朝臣说，你们虽然奉我为国王，但是我却连潮水也阻挡不了。——译者。
1970年尼克松施行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后果之一，前些年资本流入的趋势出现逆转，导致净资本外流达到65亿美元。但是，美国经济不景气状况依然没有改变。由于利率进入1971年后仍连续下降，货币供应量持续增加，资本外流规模空前巨大，总额达到了200亿美元。此外，1971年5月，美国出现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月度贸易逆差，并触发了世界范围内对美元的恐慌性抛售。局势到了濒临绝望的程度。
到1971年，美国的官方黄金储备不及官方负债的四分之一：理论上讲，如果国外所有的美元持有者都把美元兑换成黄金，除非采取激烈手段，华盛顿将没有能力满足这样的要求Victor ArgyThePostwarInternationalMoneyCrisisLondon:George Allen&Unwin，1981。
华尔街劝说尼克松总统不要对抗美元兑换黄金的全球性风潮，因为这样做是徒劳的。不幸的是，华尔街也不想看到美元兑黄金的贬值，保持美元坚挺是他们近十年来一直热衷追求的目标。
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总统采纳了内部智囊团的建议，这个智囊团包括总统首席预算顾问乔治·舒尔茨和当时的财政部政策小组成员保罗·沃克尔和杰克·贝内特，后者后来担任埃克森公司的董事。一件影响全世界的事件就发生在那个平静而充满阳光的8月里，美国总统正式宣布中止美元与黄金的兑换，世界完全变成没有黄金储备支持的美元本位，此举单方面撕毁了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协定。国外的美元持有者从此不能用其持有的美元兑换美国的黄金储备。
同年12月，美国在华盛顿与主要欧洲国家、日本等国进行对话。对话中，尼克松总统再次强调了其单方面的行动，对话得到了一点少得可怜的妥协，即所谓的史密森协定。尼克松的夸大其词甚至超过了他的前任林登·约翰逊，在史密森协定谈判后，他宣布谈判是“世界历史上最具意义的货币协定的总结”。美国正式使美元兑换黄金的价格降低了8%，使得长久以来35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的比率提高到38美元兑换一盎司——刚刚达到她的盟国所要求贬值的程度。此协议同时也正式允许一系列的美元价格在225%的范围内波动，而不像以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布雷顿森林体系所规定的1%的波动范围。
随着向全世界的美元持有者宣布他们手中的美元将不能够兑换黄金，尼克松“推倒”了世界经济的“多米诺骨牌”，触发了一系列事件，给世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震动。仅在几星期之内，人们对史密森协议的信心开始崩溃。1968年，（您用google谷歌搜：改革三十年--中国成为正常的发展中国家，Google 脑控）由于黄金问题和对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则的执着，戴高乐对华盛顿的政策不予配合，进行了坚决的对抗，这虽然没有对重新安排国际货币系统形成足够的压力，但是却对华盛顿为掩盖美元出现的问题而制定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计划造成了足够的破坏。中止美元兑换黄金和随之带来70年代初的国际“浮动汇率”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只是争取了一些时间而已。
对美国来说，本来有一个非常好而且可行的方案，即把美元币值确定在一个更加现实的水平上。这一方案源自于法国，由戴高乐的前经济顾问雅克·鲁伊夫提出。他始终认为，美元应该定位于70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的价位上，而不是美国政府坚持而又没有守住的35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的价位。鲁伊夫称，这样不仅可以缓解全世界的投机行为，还可以使不稳定的欧洲美元恢复平衡，而且不会使美国国内经济出现严重混乱。如果施行恰当，还可以给美国工业增长带来巨大动力，因为这样，以非美元计算，出口成本更低。美国的产业利益就会再一次成为国内金融政策圈的主流。但是，这个理由并没有被人们广泛接受。华尔街的理论是：哪怕是牺牲经济发展或美国繁荣，他们在金融领域的权力也不容许他人染指。
黄金本身并没有多少内在的价值，只有一些工业用途。但从历史上看，由于其稀缺性，它扮演着价值标准的角色，根据这一标准，不同国家限制了黄金的交易条件并且以黄金为基础发行货币。当尼克松决定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后，他打开的是蓄洪闸，世界范围内史无前例的拉斯维加斯式投机狂欢开始了。1971年8月以后，长期的经济活动与固定汇率标准挂钩的情况发生了改变，世界贸易简直成了投机竞技场，博弈各种不同货币汇率浮动方向。
尼克松战略的真正制定者来自极具影响力的伦敦金融界商业银行。1971年夏，从尼克松对布雷顿森林体系金本位制的拆解当中，西格蒙德·沃尔伯格先生、埃蒙·德·罗斯柴尔德、乔斯林·汉布罗等人看到了极其难得的机会。伦敦再一次成为世界金融的主要中心，而且又是靠“借来的钱”，只是这次借的是欧洲银行的美元。
1971年8月以后，白宫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主持下的美国政策重点是为了控制世界经济，而不是为了发展世界经济。美国的政策官员们开始自豪地称他们自己为“新马尔萨斯主义者”。20世纪70年代，在发展中国家，控制人口增长而不是促进科技转移和工业增长开始占据优先地位，这是19世纪英国殖民思想的又一次回潮。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些变化是如何发生的。
由于史密森协议缺乏有效的支撑基础，到1972年时，情况进一步恶化，大量的资本流动再一次使美元涌向日本和欧洲，直到1973年2月12日，尼克松总统不得不再次宣布将美元兑黄金的价格贬值10%，美元兑换联邦储备黄金的比价变为4222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此价格一直维持到今天。
这就意味着世界上所有主要货币开始了所谓的“有控制的浮动”过程。1973年2～3月，美元兑德国马克的汇率再次贬值40美分。自此，货币开始陷入永不停歇的变动之中，这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从未有过的。但是这一次，为了从失去金融支柱的毁灭性打击中赢得上风，纽约、华盛顿和伦敦的战略家们准备采取非常手段抢占先机。
一次不寻常的会议
尼克松1971年8月15日的美元战略背后的构想，直到两年多以后的1973年10月才浮出水面，甚至在那时，也只有少数内部人士才了解其间的联系。1971年8月，伦敦-纽约的金融集团不再把美元作为货币本位，目的是为了争取宝贵的时间，而内部政策人士则在同时准备大胆的新货币构架——一些人更喜欢把它称为“范式转换”。英美金融机构中某些有影响力的人士已经制定了再次制造强势美元的计划，这也是为了增强自身在世界上的相对政治实力，但恰恰在此时，他们似乎也处于注定的失败之中。
1973年5月，美元的急剧贬值依然持续，84位世界顶尖级金融和政界人士聚集在瑞典的索尔茨约巴登——瑞典银行业名门瓦伦堡家族的一个隐秘的海岛度假胜地。由伯恩哈德王子的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组织的这次聚会上，美国与会者沃尔特·利维描绘了欧佩克（OPEC）石油收益即将出现四倍增长的“前景”。索尔茨约巴登秘密会议的目的，不是为了阻止可能产生的石油价格波动，而是为了操纵即将产生的石油美元洪流，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后来称之为“石油美元潮的再循环”过程。
这位来自美国的发言人对大西洋-日本的能源政策阐释得十分清楚。在描述了未来世界石油需求将由少数几个中东产油国来供给的前景后，发言人预言：“石油进口成本将大幅度提高，石油消费国的贸易平衡将遭遇巨大困境。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等国家空前的外汇盈余积累将导致严重后果。”该发言人还补充道：“在石油出口国、石油进口国、石油生产国、国际石油公司的所在国以及石油生产和进口国的国家石油公司之间，政治、战略和权力关系的全面调整刚刚开始。”他随后预测，欧佩克的原油收益将提高四倍以上，上涨幅度正好和基辛格即将向伊朗国王提出的要求一样（图4）。
1973年1月8日
彼尔德伯格会议
1973年5月10～13日索尔茨约巴登会议美国与会者名单
（有20位美国与会者下榻索尔茨约巴登宾馆，不包括此记录的作者和我。有10位是会议指导委员会委员，因此有10个空缺名额。）
以下人员有一个或两个推荐人——包括两种推荐并用。考虑到可能参加的与会者，我们必须记住让年轻人和女士参与会议的重要性。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也需要邀请一两位媒体或是工会领导人参与。
美国政府——行政人员
亨利·基辛格(备选：副国务卿拉什)
乔治·舒尔茨（备选：唐纳·哈姆斯菲尔德，埃伯尔大使)
詹姆斯·亚金斯（白宫及国务院能源专家）
美国政府——国会人员
参议员约翰·陶尔（备选：参议员布鲁克或帕西和参议员斯科特）
参议员杰克逊（备选：参议员蒙代尔或普罗克斯米尔)
众议员约翰·卡尔福
媒体人士其他
唐纳德·库克格拉汉姆·艾利森
奥斯本·艾略特罗伯特·亨特
理查德·霍尔布鲁克罗伯特·鲍伊
安德鲁·海克尔罗伦特·安德森
（凯瑟琳·格雷厄姆）林肯将军州鲍登学院系主任罗宾森
哈克斯·弗兰克尔哈维·布鲁克斯
弗罗拉·刘易斯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
汤姆·威克尔威廉·邦迪
罗伯特·谢策尔卡罗尔·威尔逊
米丽娅姆·坎普斯斯坦利·霍夫曼
帕特莉西亚·哈里斯
改善能源进口国之间关系的任务应当从欧洲、美国和日本之间的磋商开始。这三个地区代表了世界60%的能源消费，而且她们的能源产品贸易总量在世界上占更大的比例，因为世界上80%的能源产品都出口到这三个地区。
合作的另外两个原因就是这些国家对世界的责任。首先，不管是能源危机还是能源增长都可能不可挽回地危及自身本来就没有多少资源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其次，石油生产国对金融资源的滥用或控制不严完全有可能使世界货币体系无序化并遭到破坏。
B合作的总则和限制：在欧共体有一个非官方的共识，那就是欧洲乐意与美国和日本开展能源合作，主要是解决进口国之间的恶意抬价……
石油进口的成本将大幅度提高，暗示了石油消费国家的贸易平衡将遭遇困境。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等国家空前的外汇盈余积累将导致严重后果。
在石油出口国、石油进口国、石油生产国、国际石油公司的所在国以及生产和进口石油的国家石油公司之间，政治、战略和权力关系的全面调整刚刚起步。
请注意会议讨论了“石油生产国对金融资源的滥用或控制不力完全有可能使世界货币体系无序化并遭到破坏”的危险。第二段摘录谈及“从中东进口石油的巨大增长。进口的成本将大幅度提高。”稍后在讨论中公布的数字预示了欧佩克原油价格将近四倍的增长。
1973年5月参加索尔茨约巴登会议的有：大西洋里奇菲尔德石油公司的罗伯特·安德森，BP公司董事长格林希尔勋爵，欧洲债券创始人、瓦伦堡集团的埃里克·洛尔先生，雷曼兄弟投资银行的乔治·波尔（大
约10年前，作为美国国务卿助理，波尔要求他的银行家朋友西格蒙德·瓦伦堡开发伦敦的欧洲美元市场），大通曼哈顿银行的大卫·洛克菲勒，后来即将成为卡特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布热津斯基，意大利人吉安尼·阿涅利和德国人奥托·沃尔夫·冯·阿梅罗根等。亨利·基辛格也是彼尔德伯格会议的常客‘SaltsjbadenConference’Bilderbergmeetings，11～13May，1973笔者得到了这次会议正式讨论的原始记录。通常这是保密的，但文件是从巴黎的一个旧书商那里买来，很明显来自于某个成员的图书馆。2000年9月，在一次私人谈话中，扎基·亚马尼王子向作者谈到了1974年初他与伊朗国王的会谈。当时，根据沙特国王的指令，亚马尼问伊朗国王：为什么伊朗要求欧佩克作如此大的价格调整，国王回答说：“对这个问题，我建议你去华盛顿问亨利·基辛格博士。”1973年彼尔德伯格会议的日程是由罗伯特·墨菲准备的。1922年时他是美国驻慕尼黑领事，第一次见到阿道夫·希特勒，就立即向华盛顿的上司提出了非常好的建议。墨菲后来作为政治顾问推动形成了战后的对德政策。在索尔茨约巴登提交了能源报告的瓦特·利维，与“七姊妹”石油公司有着密切的联系。1948年，作为马歇尔经济合作计划管理办公室的石油经济学家，利维极力阻止政府对石油公司的定价进行调查。。
与会者名单
主席：HRH荷兰王子殿下
欧洲荣誉秘书长：恩斯特·范德伯格
美国荣誉秘书长：约瑟夫·约翰逊
荣誉财务官：弗里茨·卡斯滕
乔瓦尼·阿涅利意大利
罗伯特·安德森美国
乔治·波尔美国
威尔弗德·鲍姆加特纳法国
弗雷德里克·贝内特英国
塞拉哈丁·贝亚兹特土耳其
努里·伯奇土耳其
埃尔林·比吉奥丹麦
安德斯·比奥加德瑞典
马塞尔·波堤克斯法国
波吉特·布鲁尔德国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美国
威廉·邦迪美国
西塔迪尼·塞西侯爵意大利
埃米利奥·科罗多美国
迪安·阿瑟美国
埃里克·德雷克爵士美国
罗伯特·杜奇意大利
拉法叶·吉鲁提意大利
一年一度的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会议最早开始于1954年5月，当时在极为保密的情况下，一个由亲英派人士组成的集团指定了第一次会议场所——埃亨附近的彼尔德伯格酒店，会议因此而得名。这个集团的成员包括乔治·波尔、大卫·洛克菲勒、约瑟夫·雷廷格博士、荷兰王子伯恩哈德殿下以及乔治·麦基（美国国务院幕僚，后来成为美孚石油公司的高级执行官）。欧洲和美国的顶尖精英常常聚集在彼尔德伯格年度会议上进行秘密协商和讨论政策问题。在接下来的媒体评论和报道上，一致协议“形成”了，但他们私下讨论的机密却并未透露。彼尔德伯格会议是战后英美政策形成的最有效手段之一。
作者在巴黎的一个书商处购得，封面上盖有书商的印章。
显然，彼尔德伯格聚集的巨头们在那年5月份作出的决定是，要发起一次对世界工业增长的巨大打击行动，使权力的天平重新偏向英美的金融利益集团和美元一边。为了这次行动，他们决定使用他们最具威力的武器——对世界石油流通的控制。彼尔德伯格的政策是引发全球性的石油禁运，以此来大幅度提高世界石油价格。自从1945年以来，由于美国的石油公司主导了战后石油市场，美元作为石油标价的标准货币已经成为国际惯例。因此，世界油价的突然急剧上涨，意味着购买这些石油的美元需求量也同样在全球急剧上升。
这是一个以伦敦和纽约为中心的利益集团，有史以来，从来没有哪个利益集团对世界经济前景的控制力达到如此强大。英美金融利益集团对石油的控制力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它们清楚地知道，它们的方式之所以如此强蛮，是因为它们有优势。
1973年的石油危机
1973年10月6日，埃及和叙利亚入侵以色列，点燃了世称“赎罪日战争”的硝烟。与一般大众的印象相反，“赎罪日战争”不是简单的误算、失误或阿拉伯国家决定对以色列发起军事打击的结果。围绕这场“十月战争”的开打，华盛顿和伦敦秘密策划了一系列事件，并动用了由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博士建立的强大秘密外交渠道。通过以色列驻华盛顿大使西姆查·迪尼茨，基辛格有效地控制住了以色列的政策反应。另外，基辛格还开辟了与埃及和叙利亚的沟通渠道。他的做法十分简单，就是在关键问题上向对方误传消息，确保战争和接下来的阿拉伯石油禁运。
美国情报机构的报告，包括截获的阿拉伯官员之间关于确认已经开始战争集结的通信，被当时尼克松总统的情报“沙皇”基辛格全部压了下来。那场战争及其后果，基辛格声名狼藉的“穿梭外交”，都是华盛顿根据5月召开的（也就是开战前大约6个月）索尔茨约巴登会议纲领安排的。全世界对此十分愤怒，阿拉伯产油国成了替罪羊，而应该负责的英美利益集团却躲在幕后平安无事MattiGolanTheSecretConversationsofHenryKissinger:Step-by-StepDiplomacyintheMiddleEastNewYork:BantamBooks，1976。
1973年10月中旬，联邦德国政府总理维利·勃兰特告诉美国驻波恩大使，联邦德国在中东冲突中保持中立，而且不允许美国使用联邦德国的军事基地对以色列进行补给。伴随着某种不祥预感，尼克松总统于1973年10月30日给勃兰特总理发了一封措辞强烈的抗议信，该信的大部分内容有可能是基辛格起草的。
我们认识到，欧洲人比我们更加依赖阿拉伯石油。但是，我们认为，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不与我们保持一致，并不会减少你们的脆弱性……你们认为，这场危机不是联盟的共同责任，而且给以色列提供军事补给也不是联盟责任的一部分。我认为，我们实难苟同你们的观点……Henry AKissingerYearsof UpheavalBoston:Little，Brown，1982
在中东冲突这个问题上，华盛顿绝不允许联邦德国宣布保持中立。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可以明确表示中立，因此她也避免了受到阿拉伯石油禁运的影响。伦敦再一次巧妙地躲过了国际大危机，在这方面，英国总是很有办法。让欧佩克油价上涨四倍的一个巨大后果是，英国石油公司、皇家荷兰壳牌公司和其他英美石油公司冒险投资的北海油田可以因此而产生利润，否则数十亿美元的投资将石沉大海，血本无归。当时，如果欧佩克油价不涨，这些新建的北海油田是否能赚到钱还是未知数。当然，这可能仅仅是一个巧合。
1973年10月16日，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在维也纳召开了一次关于油价的会议，之后，他们将油价从每桶301美元提高到每桶511美元，涨幅高达令人惊愕的70%。在同一天，欧佩克组织中的阿拉伯成员国在历数美国在中东战争中支持以色列种种罪状的同时，宣布停止对美国和荷兰出口石油——鹿特丹一直是西欧主要的石油港口。
1973年10月17日，沙特阿拉伯、科威特、伊拉克、利比亚、阿联酋、卡塔尔和阿尔及利亚宣布，她们10月份的石油产量将在9月份的基础上削减5%，而且以后每个月再降低5%，“直到以色列从1967年6月所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上完全撤离，并且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得到恢复。”世界上第一次“石油危机”，或者像日本定义的“石油轰动事件”，已经迫在眉睫。
值得注意的是，石油危机在1973年末才真正到来。当时，美国总统正好卷入所谓的“水门事件”，亨利·基辛格因此成为事实总统，全权负责处理危机中的美国政策。
1974年，为了设计一项迫使欧佩克降低油价的战略，尼克松政府派遣一位白宫高级官员前往财政部，但他被粗鲁地赶出了门。在一份备忘录中，这位官员描述道：“是银行界的领袖们不愿意接受让石油降价的建议，极力主张使用‘再循环’计划来适应高油价。这才是致命的决定……”
当时的美国财政部，在部长助理杰克·贝内特的领导之下，与沙特阿拉伯货币局（SAMA）达成了一项秘密协定，该协定于1975年2月在由财政部部长助理贝内特写给国务卿基辛格的备忘录中被最终定了下来。贝内特曾经帮助尼克松总统制定了至关重要的1971年8月的美元政策。秘密协议条款规定，沙特阿拉伯的大部分石油税收收益将用于弥补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年轻的华尔街投资银行家、当时的怀特维德公司驻伦敦分公司专门经营欧洲债券的负责人大卫·马尔福德被派往沙特阿拉伯，担任沙特阿拉伯货币局的首席“投资顾问”。他的任务是指导沙特阿拉伯把石油美元投资到正确的银行，自然都是些伦敦和纽约的银行。彼尔德伯格计划正在按计划推进。MemorandumreproducedinInternationalCurrencyReviewVol20，no6London，January1991p45
作为尼克松总统最权威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已经牢牢控制了整个美国的情报系统，还控制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就在十月赎罪日战争之前，他说服尼克松提名他为国务卿。由于扮演着重要角色，基辛格拥有两个头衔：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务卿，这是空前绝后的。在尼克松总统任期的最后几个月，没有任何人像基辛格一样拥有这么大的权力。更加有意思的是，基辛格还在1973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就在1974年1月1日德黑兰会议之后，第二次石油价格上涨开始了，这一次油价上涨了一倍，欧佩克原油基准价达到1165美元。这是伊朗国王强烈要求的结果，是基辛格秘密施加压力让他这样做的。他提出这样的要求，真是令人吃惊，就在几个月前，他还反对欧佩克把油价涨到301美元，因为他害怕这会使西方出口商提高出口到伊朗的工业设备的价格，这些设备是伊朗推进雄心勃勃的工业化进程所急需的。华盛顿和西方国家在十月战争中对以色列的支持，激起了与会欧佩克国家的愤怒情绪。就连基辛格掌管的国务院都不知道基辛格与伊朗国王之间的秘密诡计James AkinsPrivateconversationsregardinghistenureasDirectorofFuelsandEnergyOffoceofUSStateDepartmentatthattime;laterhewasambassadortoSaudiArabia。
从1949年到1970年末，中东原油价格平均约为190美元/桶。在1973年初涨到了301美元/桶，也就是在那时，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在索尔茨约巴登会议上讨论了未来欧佩克石油价格上涨四倍。到1974年1月，油价上涨四倍已成事实。
石油危机的经济影响
1973年底，对美国的石油禁运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可以用“恐慌”二字来形容。从整个1972年到1973年初，以埃克森公司为首的大型跨国石油公司一直在奉行造成美国国内原油短缺的政策，这一点十分奇怪。尼克松在幕僚建议下所做的一系列不寻常决策，为这些公司开了绿灯。因此，在1973年11月石油禁运的时候，影响可以说是剧烈的。根据1959年美国贸易协议法的规定，白宫有责任控制美国的石油进口。
1973年1月，尼克松任命财政部长乔治·舒尔茨为总统经济事务助理，主管白宫的石油进口政策。财政部副部长威廉·西蒙，曾是华尔街债券商，他被委以石油政策委员会主席的重任，导致10月石油禁运的关键几个月的石油进口供应政策，就是由该委员会制定的。
1973年2月，尼克松被说服建立一个特殊的“能源三人执政”体系，也就是白宫特别能源委员会，其中包括舒尔茨、白宫幕僚约翰·厄利希曼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尽管在华盛顿或其他地方没有人意识到，但一切正在悄悄地按照彼尔德伯格的计划布局。到1973年10月，美国国内原油库存已经处于令人担心的低水平线上。欧佩克的原油禁运引发了公众购买汽油的恐慌，纷纷呼吁实行配给制度，随之产生了排长队加油的现象和经济衰退迹象CraufurdDGoodwinetalEnergyPolicyinPerspectiveWashington，DC:BrookingsInstitution，1981。
石油危机对美国最大城市纽约的影响最为严重。1974年12月，世界上最大的九家银行，由大卫·洛克菲勒的大通曼哈顿银行、花期银行和伦敦-纽约投资银行、拉扎德兄弟银行牵头，通知老派古板的政客——纽约市长亚伯拉罕·毕姆，要他把纽约的巨额养老基金的管理权交给这些银行成立的委员会，即市政协助公司，否则这些银行和他们的媒体伙伴将施加影响，摧毁纽约的财政。毫不奇怪，这位强势市长屈服了，而且纽约市被迫大幅削减了公路、桥梁、医院和学校的投资，用于偿还银行债务，使得数万工人下岗。这座美国最大的城市开始变得支离破碎。拉扎德兄弟银行的菲利克斯·罗哈庭开始成为新银行家们的收款代理人，他也被媒体授予“巨无霸”称号。
在西欧，油价上涨的冲击和禁运也同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英国到欧洲大陆，一个一个国家相继感受到了30年代以来最严重经济危机的影响。整个欧洲，破产和失业已经达到令人担忧的程度。
德国政府制定了周末禁止开车上路的紧急规定，为节约石油进口成本进行最后的努力。到1974年6月，石油危机的影响导致德国赫尔斯塔银行的倒闭，德国马克陷入危机。1974年，随着德国的进口石油花费增至骇人听闻的170亿德国马克，估计有将近50万人由于石油危机而失业，通货膨胀率已经达到了令人担忧的8%。危机带来的影响使德国基础能源价格突然增长400%，对工业、运输业和农业带来了毁灭性打击。关键产业如钢铁、造船和化工也陷入了深重的危机。
受国内石油危机的影响，再加上其顾问根舍·纪尧姆涉嫌东德间谍活动被曝光，维利·勃兰特政府倒台。1974年5月，勃兰特向联邦总统海涅曼递交了辞呈。随后，总统任命赫尔穆特·施密特为总理。那个时期，多数欧洲国家的政府都因为石油危机影响经济而被迫下台。
对世界上的欠发达国家来说，能源价格一夜之间上涨四倍的影响显得更为严重。她们大多数没有多少国内石油资源，现在突然不得不面对出乎意料的四倍能源进口成本，已经支付不起，化工原料和肥料就更不用说了，因为这些都是从石油里提炼的。这个时候，评论家开始讨论“治疗类选法”，这是一种根据紧迫性和救活的可能性等因素决定在战场上优先治疗哪些伤员的方法，并且出现了“第三世界”和“第四世界”（非欧佩克国家）等新词汇。
1973年，印度贸易收支盈余，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健康轨道上。1974年，印度外汇储备为629亿美元，但要支付的年石油进口账单几乎是这个数字的两倍，达到1241亿美元。苏丹、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和所有非洲及拉丁美洲国家在1974年都面临巨额的贸易赤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1974年，发展中国家承受了总额为35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这在当时已经是相当巨大的数字了。而且，毫不奇怪的是，这比1973年的赤字增加了四倍，油价也正好上涨了四倍。20世纪70年代初，工业和贸易在经历了几年迅猛增长之后，发生了1974～1975年席卷世界的工业滑坡，严重程度超过了战后任何一次。
就在基辛格谋划的1973年石油危机给世界工业增长造成毁灭性打击时，却给某些人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主要是纽约和伦敦的大银行和号称“七姊妹”的英美跨国石油公司。到1974年，埃克森公司超过通用汽车公司而成为美国总营业收入最多的公司。它的姐妹公司——包括美孚、德士古、雪佛龙和海湾石油公司——与埃克森公司的情况也相差不多。
欧佩克美元的大量收入，即基辛格的“再循环石油美元”，被存入了伦敦和纽约的主要银行，这些银行不光处理美元业务，同时也参与国际石油交易。大通曼哈顿、花旗、汉华实业、巴克莱、劳埃德、米德兰——全部在石油危机中发了横财。接下来，我们将看到它们在20世纪70年代如何再循环使用它们的石油美元，以及这一点是怎样为80年代严重的债务危机埋下伏笔的。在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期间，基辛格与英国外交部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为了说明这一点，引用一段讲话非常有用，这是基辛格博士1982年5月10日在皇家伦敦国际事务研究所的讲话。讲话十分坦率。在对两个世纪英国娴熟的“均势”外交大肆赞扬了几分钟后，基辛格对战后美国与英国的“特殊关系”给予了满意的评价，他说：
“战后的外交史充满了英美之间的‘和解’与‘理解’，有时甚至是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这些都没有写在正式的文件中……英国给予美国的实际帮助很多，甚至像是参与到美国的内部筹划中。这种紧密程度，在历史上任何两个主权国家之间从来没有过。在我任职期间，英国在某些美国与别国的双边谈判中发挥了根本性的作用……我在白宫时，与英国外交部保持密切的信息交流，甚至比我与美国国务院的交流还多……”
随后，基辛格举了美国在罗德西亚前途问题谈判上的例子，“在我参与罗德西亚谈判时，甚至还没有搞清楚工作文件和内阁批准文件间的区别，就匆匆拿着英国人用英国英语起草的方案上阵了。合作促成了我们的今天……”。见：HenryAKissinger‘ReflectionsonaPartnership:BritishandAmericanAttitudestoPostwarForeignPolicy’RoyalInstituteofInternationalAffairs，ChathamHouse，LondonMay10，1982
剪掉“核玫瑰之花”
关于油价上涨四倍，笔者关注的主要一点是，如何确保这一激烈行动不会驱使全世界加速另一个已经很强的势头——建设核电站，这是一种效率更高、花费却更少的替代能源。
基辛格在哈佛时的院长，也是他短暂担任约翰·肯尼迪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时的上司麦克乔治·邦迪。邦迪1966年离开白宫，担任美国当时最大的私人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的董事长。在任福特基金会董事长期间，他扮演了影响美国国内政策的重要角色。1971年12月，邦迪拿出400万美元和三年时间，在基金会设立了一个新的重点项目——能源政策项目，项目负责人是大卫·弗里曼。在1974年的石油危机中，邦迪主政下的研究报告《时机选择：美国能源的未来》在争议声中发表，目的是为了在石油危机的关键时刻形成公开辩论。
美国权势集团内部第一次出现了欺骗性的论题，而且被公布于众：“能源增长和经济增长是可以分开的，它们不是双胞胎。”弗里曼的研究提倡新奇且效率低下的“替代”能源，例如风力、太阳能光伏板和燃烧可循环废料。福特报告对核能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声称与核能发电有关的技术理论上可以用来制造原子弹。报告宣称：“燃料本身或它的副产品钚，可以直接用作或加工成为制造原子弹或其他爆炸装置的原材料。”
福特报告准确地注意到，未来将挑战石油而成为能源霸主的主要竞争者是核能，并警告：“由于核技术的发展，核能在世界上每一个地方都将快速蔓延，特别是快速核反应堆（快堆）和提炼浓缩铀的离心分离机技术。”邦迪项目确定了美国金融机构的“绿色”反核框架。FordFoundationEnergyPolicyProject‘ATimetoChoose:AmericasEnergyFuture’Cambridge，Mass:BallingerPublishing，1974
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核技术已成为未来高效发电方法的首选，比石油或煤炭更加高效（而且更有利于环保）。在石油危机的冲击下，欧共体已经开始了大型核能开发项目。1975年，参与此计划的成员国主张，到1985年要在欧洲大陆建立160～200座核能发电站。
对于1974年石油危机的影响，1975年，西德施密特政府作出了理性的反应，决定建设发电量420亿瓦的核电站项目，其发电总量将在1985年占整个德国用电量需求的约45%。在欧洲，只有法国超过了西德，法国要在1985年前建成发电量450亿瓦的核电站。在1975年的石油危机冲击中，意大利工业部长卡洛·多纳特·卡廷指示意大利核能公司ENEL和CNEN草拟一个在80年代早期建成约20座核电站的计划。甚至刚刚从佛朗哥40年的统治下摆脱出来的西班牙，也提出要在1983年前建设20座核电站的计划。一座常规的十亿瓦核设施基本可以满足一座百万人口的现代工业城市的所有电力需求。
1974年石油危机发生时，欧洲的核能工业开始快速增长，尤其是法国和西德。法国和西德第一次在核出口市场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此前一直是美国主导着这一市场。法国方面收到伊朗国王的一封信，要求帮助伊朗建设四座核反应堆，联邦德国电力公司也收到了同样内容的信。而此时，法国已与巴基斯坦布托政府签订了协议，帮助巴基斯坦建设现代化的核基础设施。西德政府与巴西的谈判在1976年达成协议，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加强双方的合作。协议包括由西德建立八座核反应堆和再生及浓缩铀反应堆燃料。德法两国的核能公司完全按照艾森豪威尔1953年“和平原子能宣言”的精神，在各自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开始与经过挑选的一些国家进行谈判。很明显，英美对能源的控制，是以控制世界主要能源资源为基础的，如果这些相当可行的计划继续下去，那么英美的地位将会受到威胁。
战后，与石油相比，核能更能代表技术的进步，这如同在19世纪末，当费舍尔勋爵和丘吉尔争论是否应该把英国海军从使用煤作燃料转向使用石油时，石油要比煤炭更加先进一样。不同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英国及其美国兄弟牢牢地控制了世界的石油供给。特别是，如果商用快速核反应堆和热核反应计划得以实现，核能技术将预示着世界能源供给可能将不受限制。
1974年石油冲击的直接结果是，在世界核工业内部建立了两个组织，很有意思的是这两个组织的总部都设在伦敦。1975年初，一个非正式半秘密组织——“核供应商集团”或者叫“伦敦俱乐部”成立了。这个组织包括了英国、美国和加拿大，还有法国、西德、日本和苏联。这是英美早期的一种努力，目的是为了在核出口问题上自我约束。1975年5月，另一个秘密组织——“伦敦铀学会”成立，核供应商集团得到了补充。伦敦铀学会由历史上的英国殖民地国家所主导，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和英国。这些“内部”组织是必要的，但却还不足以让英美利益集团遏制住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核“威胁”。就像一位来自阿斯彭研究所的美国杰出反核人士所说：“我们必须把‘核玫瑰之花’剪掉。”他们确实也做到了。
“绿色行动”遏制核能发展
无独有偶，在1974～1975年石油冲击衰退之后，西欧人口不断增长，特别是西德，由此引发了战后第一次讨论“增长极限”或者说环境威胁问题，而且开始对他们的工业增长和技术进步的信念产生疑问。很少有人意识到，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的新“观点”受到某个网络的精心操纵，这个网络由英美金融和工业圈子建立，它们与躲藏在索尔茨约巴登石油战略之后的利益圈子完全相同。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批经过精心挑选的英美智囊和杂志发起了一轮可怕的宣传攻势，目的是为了形成一种新的“增长极限”议程，以确保猛烈的石油冲击战略取得“成功”。出席1973年5月在索尔茨约巴登举行的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会议的美国代表、石油巨头罗伯特·安德森是执行英美生态议程的关键人物。这是历史上又一次非常成功的欺诈行动。
这一次，他们将目标对准了核能，安德森和他的大西洋利奇菲尔德石油公司通过大西洋利奇菲尔德基金会将数百万美元注入被选定的机构。安德森慷慨赠予的主要受益人是一个名为“地球之友”的组织，它当时是靠安德森拿出的20万美元成立的。安德森的地球之友最早期的行动是，通过其反核行动对西德核工业进行突袭。1976年，地球之友的领导人霍尔格·斯特罗姆发动的早期行动之一就是“反对布洛克多夫核电站”大游行。地球之友在法国的主管布莱斯·拉隆德是洛克菲勒家族的公司——库德特兄弟公司的巴黎合伙人，他后来在1989年成为密特朗的的环境部长。正是地球之友组织阻止了日本-澳大利亚供铀协议中的一项主要条款。1974年11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在堪培拉会见了澳大利亚总理高夫·惠特拉姆。双方达成了一项承诺，澳大利亚向日本提供潜在价值达数十亿美元的铀矿石来满足日本未来的需求，并与日本合作开发浓缩铀技术。英国铀矿开采巨头力拓锌业公司为了动员各方反对未决的澳日协议，在澳大利亚秘密安插了地球之友组织，结果造成了几个月后惠特拉姆政府的垮台。地球之友在伦敦和华盛顿的高层有许多“朋友”。
不过，在美国和欧洲传播“增长极限”，罗伯特·安德森主要依靠的是阿斯彭研究所的人文研究项目。阿斯彭研究所所长是安德森本人，副所长是大西洋利奇费尔德基金会领导人托尔顿·布拉德肖。20世纪70年代初，阿斯彭研究所曾是研究机构中开展反核活动的主要财务渠道。
当时，在人们所熟知的阿斯彭研究所理事中，世界银行总裁、越南战争的主谋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也是其中之一。其他精心挑选的理事还包括牛津大学的布洛克勋爵，亲英派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贾德纳（后来的美国驻意大利大使），华尔街银行家、雷曼兄弟公司的拉塞尔·彼得森以及埃克森公司董事会成员杰克·克拉克、海湾石油公司的杰瑞·麦卡费和美孚石油公司董事乔治·麦基，他也是出席1954年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成立会议的前美国国务院官员。同样在早期加入安德森的阿斯彭研究所的还有汉堡《时间》杂志出版人马里恩伯爵夫人敦霍夫，以及前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和驻德高级专员约翰·麦克洛伊。
罗伯特·安德森还从麦克乔治·邦迪管理的福特基金会邀请约瑟夫·斯拉特担任阿斯彭研究所的所长。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这确实是一个团结紧密的英美大家庭。在阿斯彭研究所，斯拉特启动的最初项目的目的，是为在全球范围内有组织地反对工业增长——特别是核工业——做准备，这一项目用的是联合国的赞助（和资金）。斯拉特保证，即使面对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反对，瑞典驻联合国大使思维克·阿斯特罗姆也会提议联合国召开一次关于环境问题的世界大会。
1972年6月，联合国环境大会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从一开始，这次会议就是由安德森的阿斯彭研究所操办的。加拿大石油商人、阿斯彭研究所理事毛利斯·斯特朗担任了大会主席。在联合国的支持下，阿斯彭研究所还筹资建立了国际零增长网络——国际环境和发展研究所，其理事成员包括罗伯特·安德森、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斯特朗和英国工党的罗伊·詹金斯。这个组织立即编写了一本书——《只有一个地球》，作者为洛克菲勒大学副教授雷纳·杜博斯和英国的马尔萨斯主义者巴巴拉·瓦德。这一次，他们还说服国际商会支持毛利斯·斯特朗和阿斯彭研究所举办的研讨会，向国际商业人士宣传新的环保主义理念。
1972年斯德哥尔摩大会建立了一个国际组织和宣传平台。到1973～1974年发生石油危机时，大西洋里奇菲尔德公司与石油的相关业务渠道、洛克菲勒兄弟基金和其他英美公司已经准备了数百万美元的资金。在这些资金的资助下，大规模的反核宣传攻势得以启动。这些资金赞助的机构，包括超级精英人物参与的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该基金会先是由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成员伯恩哈德王子掌控，后来是皇家荷兰壳牌公司的约翰·劳顿操纵1973年6月，由大通曼哈顿银行主席大卫·洛克菲勒提议，在比尔德伯格集团建立的基础上，成立了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国际新机构，即三边委员会。这个机构的第一个执行理事是比尔德伯格活动的参加者布热津斯基。三边委员会也是战后第一次吸收日本财政与商业精英参加英国政策的制订。1976年，基辛格与布热津斯基互换了位置，变成了三边委员会的执行理事，布热津斯基接替基辛格担任新总统吉米·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卡特本人与他内阁的许多重要的部长也是半保密的三边委员会成员。
这些机构对美英媒体有着不可抵抗的影响力，主要表现是：在罗伯特·安德森资助的反核攻势中，没有听到任何可能产生利益冲突的公众的声音，而且事实上大西洋里奇菲尔德石油公司就是1974年油价上涨后的主要受益公司之一。安德森的ARCO公司、埃克森公司、BP公司、壳牌公司和其他“七姊妹”公司已经投入数千万美元在阿拉斯加的普拉德霍湾和英国的北海建立高风险的石油基础设施。
如果1974年的石油危机没有使石油市场价格上涨到1165美元/桶或邻近价位的话，那么安德森在北海和阿拉斯加的投资，以及BP公司、埃克森公司和其他公司的投资，就会导致财务崩溃。为了保证英国媒体出现友好的声音，安德森当时买下了伦敦的《观察家报》。事实上，也没人会问，安德森和他那些影响力巨大的朋友们怎么知道，基辛格将为他们创造油价上涨四倍的条件这一部分的背景是作者在长达16年的时间里的广泛调研和对企业进行研究的结果。。
为了不错过任何一个宣传零增长的机会，罗伯特·安德森还给另一个项目捐助了一大笔资金。在洛克菲勒的意大利贝拉乔别墅，洛克菲勒家族和奥雷利奥·佩切伊、亚历山大·金启动了这个项目。1972年，罗马俱乐部及罗马俱乐部美国协会，在公众中大肆宣扬由丹尼斯·梅多斯和杰·弗瑞斯特通过计算机模拟出来的、名叫“增长的极限”的科学欺诈理论。梅多斯和弗瑞斯特在毫无可信度的马尔萨斯理论中加入了现代计算机图表，并坚称世界由于缺乏足够的能源、食物和其他资源而即将毁灭。马尔萨斯也是这样认为的，但他们忽略了技术进步为改善人类条件带来的影响。他们所要表达的是一种紧张阴暗的文化悲观主义情绪。
这次新的英美反核攻势的首要目标之一是联邦德国。法国的核能计划即使不比联邦德国更加宏大，至少不差，但由于二战后联邦德国被占领，英美情报机构更有可能取得成功。1975年，施密特政府关于核能发展计划协议的墨迹未干，突袭行动就开始了。
这次行动的关键人物是一位名叫佩特拉·凯利的年轻女性，她的母亲是德国人，继父是美国人，而且她一直在美国生活到1970年，除了为美国参议员胡伯特·汉弗雷工作以外，没有做过任何其他工作。在美国期间，佩特拉·凯利与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建立了亲密联系，该委员会是麦克乔治·邦迪任董事长期间福特基金会创立的英美反核组织新的领导机构之一。当时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的理事包括巴巴拉·瓦德（杰克逊女士）和劳伦斯·洛克菲勒。70年代中期，凯利在西德开始组织合法的抗议活动，攻击政府的核能建设计划，结果是导致花费巨大的计划停滞，最终，西德的整个核能计划被削减。
控制别国人口增长以保美国安全
1798年，默默无闻的英国牧师托马斯·马尔萨斯由于提出了“人口原理”，受到极力吹捧，而一夜成名。他当时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海利贝里东印度学院任政治经济学教授。他的论文本身就是一种科学欺诈，他大量剽窃了一位威尼斯人对美国人本杰明·富兰克林积极人口理论批评的内容。
1774年，那位威尼斯人对富兰克林理论的抨击被吉安玛丽亚·奥特斯记录下来。马尔萨斯的奥特斯“理论”的改写版经过炮制，披上了数学合理性的外衣，他称其为“几何级数法则”。“几何级数法则”认为，人类的人口总是呈几何形式扩张，然而从算术上说生存的资料却是有限的，或者说是呈线性增长的。马尔萨斯论点的缺陷是，自1798年以来，人类文明、技术和农业生产力的大力发展无可辩驳地证明：马尔萨斯故意忽略了科学和技术进步对粮食总产量、劳动生产率和其他方面的贡献。对弥萨斯经济学的批评，参阅FriedrichListTheNationalSystemofPoliticalEconomyNewJersey:AugustusMKelley，1977
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英美机构的新宣传攻势取得明显效果，美国政府在记者会上公开自夸他们是忠实的“新马尔萨斯主义者”就是证明。仅仅在十年以前或稍早，他们还在茶余饭后取笑马萨斯主义者。但是在美国，没有什么地方比基辛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更加疯狂地迎合英国马尔萨斯主义经济学了。
1974年4月24日，在石油危机中期，白宫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签发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研究备忘录200号》（NSSM200），主题是“世界人口增长对美国安全和海外利益的含义”。备忘录被转发给所有的内阁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以及中情局和其他重要机构。1975年10月16日，在基辛格的力主下，杰拉尔德·福特总统签发了“加强美国在世界人口问题上的领导”的备忘录，该备忘录的基础是NSSM200。这份文件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让马尔萨斯主义成为关乎美国安全政策的重要内容。更具讽刺意义的是，这是由一位在德国出生的犹太人发起的。甚至在纳粹统治时期，德国政府官员也对是否给予这些内容以官方支持持谨慎态度。
NSSM200声称，在某些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对美国国家安全产生了“威胁”，而这些国家往往都拥有对美国经济而言非常重要的战略资源。这份研究备忘录警告，在国内人口增长的压力下，在与美国的贸易中，拥有重要战略资源的国家将试图寻求更高的价格和更好的条件。在备忘录的内容中，有13个国家被列入名单，成为美国人口控制努力的“战略目标”。这个1974年拟定的名单是指导性的。毫无疑问，正如基辛格作出的其他重大决定一样，这些目标国家都是在与英国外交部紧密磋商后选定的。
基辛格在备忘录中明确表述道：“与提高生产能力而额外对灌溉、发电站和工厂等项目的直接投资相比，控制人口的开销要少得多。”这与英国19世纪帝国主义的解释没什么两样。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已经作出秘密政策宣言的美国政府已经奉行这样一项议程，它不仅会导致美国经济的崩溃，而且会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无尽的饥荒、痛苦和不必要的死亡。这13个被基辛格的研究备忘录选定的目标国家是：巴西、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国、埃及、尼日利亚、墨西哥、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土耳其、埃塞俄比亚和哥伦比亚。
谢选骏指出：人说美国“逆流而动，人为制造石油危机”——“为避免金融上的毁灭性打击，美国不惜人为地制造石油禁运，操纵大规模反核运动，制造经济增长极限的恐怖气氛，为的是控制世界石油流通，获得石油溢价的巨额利益。”
我看此书一点也不像美国人写的，哪有人指着自己的鼻子痛骂自己缺德的呢？他起码要在“美国不惜人为地制造石油禁运：这句话上加点限制词，例如，“美国政府不惜人为地制造石油禁运”、“美国财团不惜人为地制造石油禁运”……什么的。否则，不连他自己的爹妈家族都一起骂了进去吗？
【第十章 各个击破 压制一切独立的发展力量】
英美精心设计的石油美元体系，席卷了世界各地的财富。围绕着控制与反控制，欧洲共同体、不结盟运动以及其他国家与英美金融集团之间展开了一场持久、血腥而不见硝烟的战争。
深受石油危机之害的发展中国家
虽然1974年石油价格暴涨对世界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和金融冲击，但到1975年下半年，部分地区的工业已经开始恢复发展，尽管遭受了巨大的打击，但还是回归到了原有的发展道路上。1974年的石油冲击为达成英美彼尔德伯格集团的某些目标提供了保证，但是，全球工业发展的指标并没有完全朝着令他们满意的方向改变。他们想长期支配世界经济的战略构想仍然面临致命的威胁。
世界钢铁产量以及航运贸易量，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健康状况提供了明显的衡量指标。20世纪50年代初，全世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中开始重建，以公吨计算的世界粗钢产量开始稳步上升。钢铁的产量，直到今天都是用来评价一个国家经济的总体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准之一。不像现在比较时髦的GNP（国民生产总值），它衡量的是价格水平，而不考虑该经济活动是生产性的还是非生产性的。举个例子来说，对于一项经济活动，GNP并不管你是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在拉斯维加斯赌场中的赌博消费。而以公吨计算的钢铁产量是无法造假的。此外，钢铁还是运输、建筑和各种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
西方世界，包括发展中国家，钢铁产量从1950年的不到1.75亿吨稳步上升到了1974年受石油危机影响时的差不多5亿吨峰值。钢铁产业同时也是能源最密集的产业之一。在石油危机之后的两三年里，世界钢铁产量反映了经济所受到的影响，从1974～1975年的钢产量高峰期迅速滑落了几乎15个百分点。但是从1976年起，钢铁产量又开始稳步爬升。
世界海运贸易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作为对1974年石油冲击和世界经济严重滑坡的反应，海运总量急剧下降，但是在1977～1978年又得到缓慢稳固的恢复。1975年见证了从1945年二战结束以来第一次的世界贸易大幅下降，降幅达6个百分点，但是后来还是得到缓慢复苏。
然而，战后没能从金融和通货膨胀的大冲击中恢复过来的地区之一是那些南半球的欠发达国家，尤其是石油不能自给的国家。整个20世纪60年代，对绝大部分发展中地区来说，石油危机意味着发展的结束，金融业和农业也无法改进，使很多地区人们改善生活的希望落空。
似乎祸不单行，此次石油危机在1974～1975年间正好与几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全球干旱不期而遇，农作物严重歉收，特别是在非洲、南美洲和亚洲的部分地区，石油危机的经济影响达到最大。当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正面临饥荒，由于急需从美国和西欧进口比以往更多的谷物和其他食物，又无法负担食品进口增长所需的资金，更谈不上为应对石油冲击提供资金了。
英美在1971年8月将美元与黄金脱钩，以及后来强迫油价暴涨四倍，给世界上大多数生活在发展中地区的人民带来了灾难。
意大利银行董事长贵多·卡里指出，在当时，“人们越来越对银行怀有敌意……不信任的感觉是从人们确信商业银行对货币的主导权太大开始的。”卡里于1976年初在一次对银行界同仁们的演讲中描述了石油冲击对世界金融的影响。在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和浮动汇率的情况下，新的油价造成了世界性的通货短缺。“国际通货短缺是由银行造成的”，卡里指出，“而且很大一部分是由美国银行通过它们的海外机构造成的。”
卡里评论道，有人把这个过程看成是对某些人的“邪恶企图的验证”，这些人躲在后台，推动建立所谓新的与黄金兑换无关的美元货币秩序，“黄金与金融体系的脱钩，而且未能用官方认可的工具取代，证实了这是一种为强化美国银行的主导地位而设计的恶意图谋”。
确实有人认为这是恶意的。到1975年，工业化国家从最初的石油冲击中得到一定的缓慢恢复，然而，由于石油价格上涨四倍，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总体状况进一步恶化。发展中国家常规项目的总赤字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平均每年约60亿美元上升到1974年的每年超过260亿美元（又一次上涨四倍，与油价上涨倍数相等），到1976年又上升到无法承受的七倍——420亿美元。这些赤字绝大多数发生在处于发展中地区的国家，而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也是世界上最低的。
在无法从世界银行和其他工业化国家的私人银行借到更多钱的威胁下，这些欠发达国家被迫将本应用于工业和农业发展的宝贵资金用来减少贸易赤字。她们必须支付石油进口所需的费用，而且是用美元，但是她们的原材料出口收入却在1974～1975年间的全球不景气中急剧下降。
在彼尔德伯格集团“石油美元再循环”战略下，美国和欧洲的私人银行开始打开向这些国家借钱的突破口，但是它们这么做只是为了“平衡”那些由英美造成的石油冲击废墟中残留下来的账号，而不是为建设必要的生产基础设施或技术发展提供资金。这些私人的石油美元贷款来自以伦敦为基地的美国和英国的欧洲美元银行。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其他国家的石油收入，是用美元支付的，而且这些美元被输送和“引导”向海外的伦敦欧洲美元银行，由这些银行再借给那些在石油危机中受到伤害的发展中国家。
辛格博士和他的朋友们没有给这个过程留下任何漏洞。一家美国投资银行的一位处在欧洲美元市场中心的资深合作伙伴——大卫·马尔福德，当时也是怀特·韦尔德公司驻伦敦的欧洲美元业务主管，被委任为沙特阿拉伯中央银行的沙特阿拉伯货币局（SAMA）局长和首席投资顾问；作为欧佩克最大的产油国，沙特阿拉伯被美国大石油公司所控制。这个极不寻常的任命并没有让多少人知晓，而仅在数月前，沙特阿拉伯也宣布了石油禁运。同怀特·维尔德公司一道，沙特阿拉伯货币局也得到了来自伦敦商业银行——巴林兄弟银行的秘密投资建议。
作为沙特阿拉伯货币局局长，大卫·马尔福德是确保沙特当局“明智地”利用其新的金融横财的关键人物。为了让马尔福德先生的角色轻松一点，与埃克森公司和参与到沙特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ARAMCO）里面的美方石油公司联系密切的纽约花旗银行，令人费解地成为当时能够在沙特开展业务的唯一全外资银行。毫不奇怪，1974年，整整70%的欧佩克石油剩余收益被投资到境外的股票、债券、不动产或其他领域。在这总计570亿美元的巨额资产中，有60%以上直接进入到美国和英国的金融机构。
早在1974年6月8日，在美国国务卿的权力范围之内，亨利·基辛格签署了一项建立美国-沙特经济合作联合委员会的协议，这一协议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除了其他一些项目以外，协议范围还包括“金融领域的合作”（基辛格占据了空前的双重职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和国务卿，后一职位一直担任到福特总统任期时）。
到1974年12月，尽管沙特政府和华盛顿都严格保守了秘密，但这种合作的性质是比较清楚的。美国财政部在利雅得与沙特阿拉伯货币局签署了一项协议，此协议的任务是为了“通过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与（美国）财政部借贷业务建立一种新型关系。在此安排之下，沙特阿拉伯货币局将购买持有期至少为一年的美国财政部新的有价证券”。美国财政部部长助理杰克·贝内特对此作出了说明；他后来成为埃克森公司的董事。对这些两个月以前达成的协定进行解释的贝内特备忘录，标注的日期为1975年2月，并全文报送国务卿基辛格。其中，杰克·贝内特的职业生涯是值得注意的。1971年，他被尼克松政府的财政部从埃克森公司借来工作，任务是帮助保罗·沃克尔准备应对即将到来的“石油美元”货币体系中可能产生的金融问题，并停止使用金本位。经过1973～1975年石油危机并成功建立石油美元循环体系之后，贝内特又回到了埃克森公司。与此情况很类似，1971年，维克托·罗斯柴尔德离开皇家荷兰壳牌公司战略研究部门领导岗位，去领导直属于英国首相的中央政策评估组。在这一岗位上，他对英国的能源政策有着非同寻常的影响，因为他在1973年石油危机之前就很“幸运地”预测到石油价格的上涨。这一时期，他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基辛格保持联系。。
对于不了解英美在波斯湾利益发展史的人来说，对美国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这一系列协议真正感到震惊的是，欧佩克石油国家只接受美元作为石油交易的结算货币，这是一项排他性政策；只是美元，不是德国马克，也不是日元、法国法郎或是瑞士法郎，尽管它们都有明确的价值。
用美元给石油定价，最初是二战以后美国主要石油公司和纽约的银行家们推出的一个作法。在1974年初石油危机之后，为了满足石油进口的需求，主要欧洲国家都启动了与阿拉伯石油供应国的认真谈判，确保长期石油购买合同，她们打算用本国货币来支付——这是一个极其明智的举动，因为这可以大幅降低石油冲击对欧洲的影响，这对欧佩克来说非同寻常。德国或者法国本来可以更加容易地使用她们的货币——德国马克或法郎——来确保支付石油进口费用，而不需要购买美元来换取同样的石油。更令人好奇的是，欧佩克的部长们在1975年开会同意接受美元作为石油出口的唯一支付货币，其余货币概不接受，就连英镑也不行。
这样的安排，不用解释，事实上证明对美国美元和纽约的金融机构以及伦敦欧洲美元市场具有极大的价值。整个世界被迫不断地购买大量美元，来支付它们至关重要的石油进口。更不寻常的是，即使在接下来的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美元螺旋式的涨跌使欧佩克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但这种美元定价协议依旧保持了它的影响力。
这些石油美元在伦敦和纽约受到引导的循环的一个后果，是使得美国的银行成为世界银行业的巨头，同样也使它们的客户——“七姊妹”石油跨国集团成为世界工业的巨头。英、美石油和银行业的联合，压倒性地打破了一般企业的平衡，以至于它们的影响和权力看起来变得不可战胜。
通过美国财政部和大卫·马尔福德的行动，以及欧佩克奇怪的美元定价规定与沙特的美国-沙特联合协定等秘密安排，华盛顿和纽约的银行有效地将它们已经有缺陷的战后布雷顿森林黄金交易体系转换成了一种新的、极度不稳定的以石油为基础的美元交易体系，这个体系不像黄金交易体系那样可以通过它们的算计来控制。基辛格和纽约及伦敦的金融界有效地将战后世界旧黄金交易标准替换成了他们自己的“石油美元标准。”
说到底，究竟是谁真正控制着欧佩克呢？只有在政治上天真的人才会相信阿拉伯国家会突然获得允许在关乎英国和美国重要利益的问题上独立行事。如果真的认为石油冲击是一件致命的事情的话，华盛顿会有很多的办法让欧佩克把油价恢复到合理的水平。他们要的就是高油价，而且他们需要的就是让欧佩克来背黑锅。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两种储备货币——英镑和美元——在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美元新秩序中保持了它们的中心地位。英镑可以通过对北海石油的大量开采轻松获利，也可以像前面提到的那样，及时从油价膨胀四倍中受益。英镑被公认为“石油货币”。
美元也是通过上述途径获利的。显然，1973年5月彼尔德伯格集团在索尔茨约巴登会议上的谋划就已经算计好了谁赢谁输。对他们来说，不管怎样人为制造油价暴涨，都只是一种操纵世界经济的方式，它确实造成了全世界整体财富向极少数国家转移的空前后果。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亚当·斯密的市场“魔力”还有什么意思呢？
如果把这些方式看成是老式黑手党“保护伞”游戏的一种不正当变通，似乎就可以理解了。通过操纵政治事件使油价上涨四倍的英美利益集团，把目标转向了那些石油冲击的受害国，“主动”借给她们石油美元来资助她们购买昂贵的石油和其他至关重要的进口货物——当然，这些都是要用极高的价格才能买得到的。
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的工业和农业发展，以及居住在欠发达地区人们的生活，深受英美石油政策之害。石油美元只是用来填补赤字，而不是用来资助建设新的基础设施，以发展农业和提高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
在整个1975年，英美自由派的政策机构——纽约的外交关系理事会——在纽约律师赛勒斯·万斯的指导下，草拟了一系列为20世纪80年代设计的政策蓝图，就像50年代后期经济大萧条转折点时所做的一样。在考虑未来全球货币秩序时，理事会声称，“世界经济中一定程度的‘有控制的解体’对80年代来说是一个合理的目标。”但是，正在解体的是传统工业和农业发展的整体结构，这在发展中地区尤为明显。
在接下来的8月份，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85个国家的首脑和所谓不结盟运动的成员国的政府要员在主办国总理斯里马沃·班达拉奈克的主持下召开了一次会议。出席的领袖中，包括印度的英·甘地和众多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首脑，包括阿尔及利亚和伊拉克的政府首脑和要员。
不结盟运动
科伦坡会议在短暂的奏乐声中开始。它与无休止争论、充满花言巧语的许多前殖民地国家会议其实没有什么区别。但是，班达拉奈克总理是一位经验丰富到的政治家，她在早期与英国和美国殖民者的的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在60年代早期又刚刚没收了英国和美国的石油公司，因此，她决定将8月的峰会开成对不断恶化的发展中国家经济进行干预的会议。基辛格搞的石油危机已经造成了这种恶化不仅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也在尝试寻找一种替代办法，缓解20世纪70年代石油冲击的债务压力。在1977年初发表的建议中，日本三菱研究所所长中岛政喜提议建立一个他所谓的“全球基础设施基金”。他建议：
石油危机之后的这些年里，受到世界经济衰退的困扰，世界上的每个国家都在寻找摆脱危机的办法。这里建议的全球基础设施基金就是日本考虑的一种承担国际责任的概念……这个建议将使这个国家产生5000多亿美元的需求……假定所有工业化国家和石油生产国互相配合……瞄准开发新的能源和增加粮食产量……实施这里提出的各种“超级项目”，一定会导致对制造业需求的平衡增长……在发达国家，技术进步将替代军火生产……现在是人们坚持一个富有想象力和长远目标的时候了。
所长中岛政喜列出的大项目单子里包括了绿化萨哈拉沙漠，用于农业生产；喜马拉雅山脉水利灌溉工程；在乍得和刚果修建中非湖；在南美建造系列水坝。在日本工业联盟的支持下，1990年的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对所长中岛政喜的建议进行了讨论。。
科伦坡会议在1976年8月20日发表的最终宣言，与其他任何一次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在战后制定的文件都不同。这次由85个不结盟国家参加的会议主题为公开宣布的“公平公正的经济发展”。宣言认为，“经济问题已经成为国际关系中最艰难的方面……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世界性危机的受害国”，这场危机正在阻碍这些国家消除饥饿、疾病和文盲的努力。
宣言中，提到了自1973年石油冲击发生以来已经接近翻番的外债负担，以及原材料出口贸易条件灾难性的恶化。宣言提出了建立一种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几个具体步骤。
宣言正确地指出，现有秩序已经崩溃，而且它也是导致限制性的保护主义政策、萧条、通胀和失业的原因。因此，宣言主张：“对国际贸易体系进行根本性的重组，以改善贸易条件……对工业生产进行世界性的重组，让发展中国家以更加优惠的条件获得工业产品和技术转移。”在提到现有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混乱情况时，宣言提到了“汇率浮动的无政府状态”，主张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一次彻底的修改，以确保将足够的投资资本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但是，从纽约和伦敦金融机构的观点看，科伦坡宣言最让人担忧的一个方面，是呼吁对“公共债务问题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特别是对那些最不发达和受到严重影响的国家）”。外债这个爆炸性的问题第一次摆到了谈判桌上，这不是由一国政府提出，而是85个国家的集体行动。
班达拉奈克领导的斯里兰卡（前英国殖民地）和英·甘地总理领导的印度为在大会上进行85个国家参与的辩论仔细准备好了议程，并与另外一个位于南美洲东北岸的前英国殖民地国家圭亚那达成一致。圭亚那在科伦坡会议上的主要谈判代表是外交部长弗雷德里克·威尔斯。值得注意的是，三个新独立的前英国殖民地国家领导人领导了科伦坡倡议，该倡议主张并创建了一个新的联盟，这一联盟很可能把工业化和发展问题提上优先考虑的日程。
对不结盟倡议来说，最重要的是确定了下一步行动计划。一个月后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年度大会将是一个论坛，在这个论坛上，她们将向全世界提出她们的建议。1976年9月末，威尔斯被指派作为科伦坡会议的代表。在小心翼翼地宣布与战后两大超级大国集团“不结盟”之后，威尔斯继续向大会代表宣布近期通过的科伦坡宣言。
在过去的那些年里，为了发展经济，发展中国家不断地进行尝试，这也符合工业化国家经济安全的利益，说到这里，威尔斯扔下了一颗政治炸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必须为其他可供选择的组织机构留有发展的空间，比如各类国际开发银行，这类机构的目的不是欧洲的恢复和重建，也不是为了市场经济发展而设置的优惠协议，而是对不平等的全球经济体系统中的收益进行公平分配。
威尔斯总结说：
沉重的债务和偿债问题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正如在科伦坡会议中提到的，如果不采取某些形式的债务调整或延期偿还，发展中国家就没有能力满足最基本的要求。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来反对通过“一事一议”分裂我们的企图。我们决不允许让我们的子孙替我们背负沉重的债务包袱和毁灭性的债务偿还。延期偿付债务的时候到了。
科伦坡宣言和联合国宣言相结合产生的影响是直接的。在华尔街，交易商们开始讨论起“信心危机”。美国银行的股价开始下滑，特别是那些参与欧洲美元市场、把钱大量借给发展中国家的银行——花旗银行、摩根担保银行、银行家托拉斯和大通曼哈顿银行。联邦储备银行被迫进行干预，支持不断下滑的美元。发展中国家对美元债务协调一致的行动暗示，已经把这场冲击渗透到了整个金融体系。
但是，威尔斯代表85个不结盟国家在当年秋天的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的科伦坡解决方案，只是某个可能正在迅速形成的联盟的一部分，即主要产油国与某些欧洲工业国家（可能还有日本）形成的联盟——这是一种从没有过的，能对英、美布雷顿森林体系秩序发起决定性挑战的联合。
回顾1976年发生的事件，威尔斯若干年后告诉本书作者：
当人们知道什么是第三世界时，约80%的人类生活在超级大国的对立一方，他们为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的加工经济提供原材料，而且努力想成为第一世界市场经济中的延伸市场。
然而，当时第三世界的政治家们对他们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政治独立仅仅只是增长和发展道路上的一个实质性步骤。他们寻求普遍的科技进步，这些技术进步应当与农业的多元化和能够促进工业化的基础设施建设关联起来，从而弥补三个世界之间的巨大差距。
威尔斯继续解释了如何实现上述行动：
由英国和法国领导的第一世界经济理论家认为，第三世界的出口收入将决定她们发展的快慢和质量，而且，当发展的速度和质量不尽如人意时，就应当求助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其机制建立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最重要的是，这意味着请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同意，而且要接受该组织的一系列苛刻甚至粗暴的条件，这些条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干预的依据。
这就是1976年斯里兰卡科伦坡不结盟国家峰会的背景。世界在呼唤一种新的基金机构——国际资源银行——来替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公平的新殖民主义。同时，还呼吁减少第三世界国家对英国、法国和美国经济的纵向和结构性依赖，增加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横向联系，并呼吁建立地区性的关税同盟或海关联盟，以保护第三世界工业，并呼吁开展技术转让，以缓解不发达国家的严酷形势。
联合国被选定为期待中即将出现的全球合作新时代的舞台。这些期待从没有实现过。第三世界的杰出倡导者们一个接一个地在他们各自的国内斗争中被赶下了台，而且他们之间的团结被惯用的“各个击破”原则破坏殆尽。出口收益和进口价格仍被操纵，造成巨大的收支缺口，第三世界国家被告知，在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许可之前，任何国家或私人机构不得预付任何贷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坚持以货币贬值为基础的紧缩计划，这增加了第三世界国家的苦难；它应对疾病的蔓延负直接责任，还怂恿了毒品的种植，因为这些不幸的国家追求来钱快的经济作物，以此作为医治她们捉襟见肘的财务状况的万应灵药。
关于第三世界的石油出口国，威尔斯继续补充道：
第三世界在经济领域中唯一受欢迎的原材料就是石油了，但大部分的石油储量都集中在中东。对阿拉伯国家之间和阿以冲突的操纵，加上灌输对赢得威望的项目的偏好，不切实际地追求好项目，意味着第三世界石油储量无法成为第三世界发展的推动因素。通货膨胀和饥荒在一个又一个第三世界国家接连发生。由于相伴而来的是低寿命和高婴儿死亡率。坎宁和卡苏里、皮特和狄斯雷里均为殖民主义时期的英国首相或高官。——译者的旧秩序依然如故。
这里应该提一提英国19世纪外交大臣卡苏里的方法，这位英国外交艺术大师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上运用了均势外交，那位利用美国政府和情报系统的权力和经济影响力，打击1976年科伦坡会议的倡议人——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正是卡苏里的一位虔诚的信徒。
当欧共体的外长们在1976年开会讨论与不结盟运动国家开展合作的可能性时，基辛格给与会代表发了一封电报，警告说：
美国认为，工业化国家加强与世界经济合作大会（也是南北大会）和欧佩克之间的联系是危险的。许多欧佩克成员国的发言人希望公开澄清，油价的最终决定很大程度上依赖工业化国家向世界经济合作大会的让步。这样将造成我们想要的（与欧佩克国家的）联系向相反方向发展，从而使欧佩克国家与其他不发达国家的关系得到加强。
基辛格遮遮掩掩的威胁，成功地干扰了欧洲国家对欧佩克和不结盟运动国家的任何可能的支持。亲自参与了这些谈判的外交官们称，当时对合作最开放和响应最积极的两个国家就是意大利和联邦德国。1967年12月12日，意大利报纸报道了一场由政府、工业界和贸易协会主要代表参与的会议。德国和意大利政府主办了此次会议，主题是针对不稳定的石油美元带来的破坏性影响而建立一个欧洲的防御体系。据报道，施密特领导的德国政府曾经与华盛顿有过一次私下会谈，华盛顿称，如果波恩胆敢以任何严肃的方式接受不结盟国家的建议，美国将撤走军队。安德雷奥蒂领导的意大利政府被孤立了，它不可能单独行动。基辛格的“各个击破”战术至少在当时是再一次得逞。
科伦坡不结盟宣言的主要战略家们，在数月内就都被迫下台了。按基辛格的话说，这也是“一事一议”。在印度，总理英·甘地被迫参加1977年2月的选举，而在选举过程中，以贾格基万·拉姆为首的几个国大党重要人物公开变节，决定与激进的人民党成立一个新的反对党联盟。争论的关键问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导的国内紧缩政策。同年3月，也就是不结盟运动在联合国发表宣言后不到六个月，甘地下台。1月初，在斯里兰卡，一个与工会有联系的由“托洛茨基分子”领导的政党发起了一轮罢工，使得班达拉奈克夫人执政的自由党和整个国家陷入瘫痪，传闻该党与英美情报机构有密切的关系。当时，班达拉奈克作出的恢复秩序的努力毫无作用，她指控有“外国势力干预”。到1977年5月，班达拉奈克被迫下台。1978年2月14日，也就是情人节那一天，在圭亚那，在不断受到外部压力的情况下，总理福布斯·伯纳姆和外交部长弗雷德里克·威尔斯也被迫辞职，威尔斯是不结盟运动国家经济发展倡议的第三位重要战略家。
根据熟悉情况的外交情报来源，每一次的权力更迭都有基辛格插手。观察家称，“这也是与英国人密切合作的结果”。“要知道，英国人是非常狡猾的。他们很乐意让美国在前面干脏活和背黑锅，而他们自己却小心翼翼地躲在后面行动。这种事情不像是吉姆·卡拉汉这样的人干的。而只有“查达姆之家”里面诸如迈克尔·霍华德、赛西尔这样的人和军情五处这样的情报圈子里的人才会采取这样的行动反对科伦坡。”关于基辛格承认在他担任国务卿期间与英国外交办公室有非常密切的联系，详见本书第9章的相关注释。
很显然，第三世界针对英美秩序和反抗英美通过石油美元向全球征税的斗争被镇压了。伦敦和纽约的主要欧洲美元银行开启了防洪闸，借更多的钱给选定的服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严厉条款的第三世界国家，来弥补后者的石油赤字。
和平利用原子能反而成为干涉内政的借口
但是，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从主要欧洲国家和日本向特定的发展中国家转移技术的现象时有发生，而且存在进一步采取更加有力、更具决定性作用的行动的可能性。当科伦坡前线实质上失守时，南北经济合作的观念正以戏剧性的新方式产生实质结果。
1975年末，巴西政府与德国施密特政府达成了一项关于建设核电站、浓缩燃料设备和相关技术的协议，与德国核反应堆制造商KWU签订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单一核能合同。德国将以“交钥匙”方式建设八座核电反应堆，以及包括浓缩设备在内的全套核燃料循环设施。此项工程预计在1990年之前完成，总耗资达50亿美元。欧洲的铀浓缩集团尤伦科公司将在初期提供铀燃料。1975年，巴西还与法国签订了25亿美元的合作协议，建设试验性快速核反应堆。华盛顿采取一切办法迫使德国和巴西取消这个项目。如果此计划付诸实施，巴西将成为能源上不受英美控制的国家，而且更重要的是，还可以摆脱英美的石油勒索。
墨西哥，在20世纪70年代还不算一个重要的石油出口国，但出于明显的经济原因，也决定发展核电，作为其快速工业化计划的一部分。这样，它的石油“遗产”就可以用在其他方面，例如赚取出口美元。在初期的核能计划中，墨西哥与日本三菱公司和德国西门子公司签订了合同。1975年，石油危机初期，墨西哥国家能源委员会决定，燃烧碳氢化合物发电是一种浪费和效率低下的方式。随即他们宣布在20年内建设15座新核电反应堆的计划。
在布托总理领导下的巴基斯坦政府以加快小规模核能计划的方式回应了1974年的石油危机。为了追寻独立的国家发展政策，布托带领巴基斯坦退出了英联邦。
布托政府与法国就在巴基斯坦建设燃料浓缩设施问题进行了谈判，谈判在1976年3月终结。巴基斯坦正在成为一个有说服力的说客，游说所有中东国家，让她们相信除石油资源以外，发展核能最重要。1976年8月，美国国务院和基辛格本人开始对法国和巴基斯坦施压，目的是让她们的交易流产，并声称这显露了发展核武器的野心。尽管巴基斯坦有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批准，认为其有足够的安全监督人员来保证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但还是于事无补。据巴基斯坦方面称，这一年年初，在拉合尔，基辛格直接威胁道：如果布托不放弃与法国的核再处理项目谈判，那么“他将使巴基斯坦成为恐怖的榜样”。
1977年，齐亚哈克将军领导的政变推翻了布托政府。在被处以绞刑之前，布托控诉了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是此次政变的幕后黑手，因为他坚持发展巴基斯坦独立的核能计划。行刑前，布托在狱中写下的自辩书称：
作为美国的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博士有着聪明的大脑。他说：我不该说为了满足巴基斯坦的能源需求就有必要建设再处理厂，这样的言论惹恼了美国情报部门。作为回应，我告诉他，我不是以讨论巴基斯坦能源需求的方式来惹恼美国情报部门，但是同样地，他也完全不应该以讨论核设施的方式来侮辱巴基斯坦人的主权和尊严……我被判了死刑。
齐亚哈克将军放弃了布托的独立外交政策，迅速投入了华盛顿的怀抱。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的军事援助。
但是，发展中国家在1974年石油危机初期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次核能举动，绝对是来自伊朗国王。伊朗国王的上台，归功于1953年英美情报机构策划的一次政变，那次政变推翻了民族主义者摩萨台政府，恢复了亲美的君主政体。伊朗国王看起来是一位对美国20多年来军事和其他援助充满感激的接受者。在1974年1月的欧佩克大会上，他甚至同意基辛格关于欧佩克基准油价上涨到1165美元/桶的主张。
但是，随着新的石油收益越来越多地流入美国财政部，伊朗国王看到了实现古老梦想的机会。伊朗可以用石油财富建立世界上最现代化的能源基础设施之一，在核能发电的基础上，它将改变整个近东地区对电力和其他能源的需求。
到1978年，伊朗制定了世界上第四大，第三世界国家第一大的核能计划。伊朗国王的计划主张在1995年以前安装20座核能反应堆，提供总量为23兆千瓦的电力。伊朗国王认为，核电是改变伊朗对汽油的依赖、使能源更加多样化的一种合理方式，而且也是抵抗华盛顿和伦敦使伊朗的石油美元流向纽约和伦敦银行的一种方式。
伊朗国王发展核能计划的主要伙伴是法国和德国。早在1974年，伊朗就已经和法国签订了一项建设五座核反应堆和一座核能研究中心的临时协定。此项协定在1975年扩充至建设八座总耗资为86亿美元的反应堆。另外，伊朗购买了法国在特立卡斯坦正在兴建的铀浓缩设施10%的股份，还给这项设施的建设提供了10亿美元的贷款。
1976年，伊朗和德国的核能公司KWU签订了一项总额为78亿德国马克的合同，建设两座核反应堆和基础设施。接下来在1977年，又签订了一项提供另外四座总耗资为190亿德国马克的反应堆协议。除此之外，以国王的名义，伊朗对主要的欧洲工业公司进行投资，包括在德国克虏伯公司参股25%，并投资法国的核浓缩设施。伊朗与欧洲大陆的经济联系正在大幅增加。那个时期，在卡特总统严厉的反核政策下，美国并没有参与出口核反应堆技术，而且一直在努力封锁德国和法国的交易。
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无论是西欧还是发展中地区，在每一个国家，核能设施正逐步成为除石油外增长最快的能源基础设施。
“危险”的欧洲新生力量
1975年4月，由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大卫·洛克菲勒和彼尔德伯格集团创始人乔治·波尔组织的一次私人内部会议在东京举行，精心挑选的政策发言人在会上讨论了一项特殊计划。华尔伯格银行董事长洛尔勋爵和英格兰银行的一位董事出席了会议；大卫·奥姆斯比·戈尔、哈莱赫勋爵也出席了会议，其中哈莱赫勋爵在关键的60年代肯尼迪时期担任英国驻华盛顿大使。巴克莱银行董事长安东尼·图克先生也参与了那年4月的东京秘密讨论；克罗墨伯爵、乔治·巴林也同时与会，乔治·巴林与纽约的摩根信托担保银行和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基辛格的石油冲击时期，巴林还是驻华盛顿的大使，当时美国国务卿对其与英国外交部政策非同寻常的紧密协调是比较认可的）。在东京重要谈话会议中出席的还有皇家荷兰壳牌公司董事局主席约翰·劳顿，他也是洛克菲勒的大通曼哈顿银行顾问委员会成员之一。
在4月洛克菲勒新成立的三边委员会会议上，关于国务卿基辛格和共和党政府对世界其他国家继续推行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
一百多位有影响力的政策制定者表示关心，认为这一立场是非常危险的。不管是欧洲、发展中国家还是欧佩克国家，基辛格将她们一个又一个地孤立起来，为的是“各个击破”，并把欧佩克描绘成破坏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坏蛋，让它为彼尔德伯格集团1973年的石油政策背黑锅。
到了1975年，基辛格赤裸裸的“暴徒式”国际外交手段十分危险，正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有必要树立一个新“形象”，来说服全世界相信仍需要维持美国的霸权。因此，4月在东京的三边委员会议上，也就是离1976年美国总统大选还有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洛克菲勒向他那些有影响的国际友人介绍了一位成为下届美国总统的人。这位来自佐治亚州小镇、喜欢人们称他为吉米·卡特的花生种植者，即使是在美国也默默无闻，更不要提外国了。关于建立三边委员会的背景，请参见本书第9章注释。这一机构成立之初受到比德伯格集团的多方影响，比德伯格集团是在西欧推行盎格鲁-撒克逊政策的工具。三边委员会试图适应变化了的地缘政治版图，这就是日本已经成为国际经济的巨人。北美、欧洲和日本三足鼎立。在欧洲，这是一个由各派组成的混合集团，包括了德国的拉姆斯朵夫伯爵。许多三边委员会的欧洲成员长期以来都是洛克菲勒的好友，全部都是他战争期间的欧洲商业网的老成员。在亨利·基辛格与民主党候选人大卫·洛克菲勒的门徒卡特之间没有根本的政策分歧，这一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佐证。基辛格离开政府后，洛克菲勒提名他担任大通曼哈顿银行咨询委员会委员，在布热津斯基主理卡特的美国外交政策之时，又提名基辛格接替布热津斯基担任三边委员会执行主任。
在1975年东京会议露面之后，《纽约时报》等自由派媒体集团为卡特打造了不同寻常的公共关系形象，他被吹捧为美国“新南方”充满活力的代表。1976年11月，尽管在选举中被怀疑有违规行为，卡特还是成了美国总统。
卡特让许多三边委员会成员成为他的顾问，以至于人们给了他一个“三边总统”的称号。不光是他的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就连他本人也是三边组织的秘密骨干成员。还有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国务卿塞鲁斯·万斯、财政部部长迈克尔·布卢门撒尔、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驻联合国大使安德鲁·扬以及国务院高级官员理查德·库珀和瓦伦·克里斯托弗，都是这个三边俱乐部的成员。
卡特总统对外展示的执政形象是，为了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权”，“提倡协商，放弃对抗”。他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华盛顿权势集团的“圈外人”，但是，在卡特领导下的美国政府，连同他的选举委员会顾问们，推行的政策是不惜一切代价维护“美国世纪”。在“改革美国外交政策”的外衣下，卡特政府继续推行“新马尔萨斯主义”的基本战略，这一战略是由基辛格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上根据“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200号”制定的。其目的是阻扰第三世界发展，推行“增长极限论”的后工业政策，用以维护美元霸权。为了证明对第三世界目标国家内政进行干涉的正当性，“人权”成了卡特政府的一个有力武器。
石油冲击之后时，产生了一个严重问题，威胁到新的英美“石油美元货币体系”。1974年，欧共体委员会就已经向其成员国的中央银行提出建议，用黄金解决欧共体成员国内部的贸易结算余额，市场价标准为约150美元兑换一盎司纯金。欧洲提出的这项建议，将大幅减轻许多欧洲国家购买石油的负担，也将降低美元的影响。出于维护美元霸权地位的政治原因，美国财政部强硬地坚持中央银行将美元与黄金的比价人为地维持在4222美元兑换一盎司纯金的低水平。黄金价位定在较高的水平，可能会打开欧共体与两个主要黄金出产国——南非和苏联建立大规模贸易关系的大门。美国财政部部长助理保罗·沃尔克在1974年秋访问伦敦，严厉警告那些在石油危机期间想把黄金拉回到货币体系中的欧洲国家，不要轻举妄动。
但是，欧洲的想法并不会自然消亡，而是与此相反。约翰·福尔斯特领导下的南非政府，其石油主要依赖进口，正在油价暴涨开始时艰难地维持着南非的经济稳定。同时，尽管在国内有着严厉的种族隔离制度，南非还是试探性地向非洲国家伸出了加强经济合作之手。
安哥拉富藏石油，但南非有安哥拉和其他非洲国家所需要的工业技术和基础设施。这个地区需要经济投资和对外贸易出口。1974年末，南非财政部长尼古拉斯·迪德里希对欧洲的辩论做出了响应，公开要求各国中央银行，把黄金价格重新定到市场水平。
我一直在向货币当局施压，应当允许中央银行之间以市场价格买卖黄金……中央银行金库里的黄金应被重新定价；而且将会有更多的钱支付给阿拉伯国家；其次，美元应贬值。
与此同时，德国和意大利启动了一个双边协议，在此协议下，黄金将作为德国贷款的抵押，价值为当前市场价格（150美元/盎司）的80%。很明显，就如何有效地利用黄金，使之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美元标准之外的另一个标准，欧洲国家讨论这一问题的动力越来越大。
但是，这些加强欧洲大陆和南非贸易和经济联系的可能性遭到了破坏性的打击。在苏联和古巴的支持下，安哥拉马克思主义人民解放运动（MPLA）将安哥拉带入了与比勒陀利亚敌对的政权统治下。此外，美国官方的储备黄金不断地进行不公开销售，大量流入市场，极大地压制了世界金价，使南非至关重要的采矿业陷入不断加重的经济困境。随后，1976年5月，在南非的索维托镇发生了骚乱。凑巧的是，这次骚乱正好与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问南非的时间一致。南非警察在索维托对暴民残忍的镇压引起了国际上的政治反响，也使得南非与欧洲国家建立有效的经济联系变得更加困难。但是，在随后的几个月，形势变得相对稳定以后，会谈继续进行；在任何稳定世界货币关系的行动中，让世界上最大的黄金出产国参与是至关重要的。
1977年7月，南非商业月刊《国际观点》发表了对联邦德国重要银行家，德累斯顿银行董事长儒尔根·庞托的采访报道。采访中，庞托阐述了他对解决整个南部非洲经济和种族危机的办法。庞托强调，欧洲必须在解决非洲危机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为此，欧洲必须首先在与石油有关的经济危机之后，恢复她自身的经济秩序。为了做到这些，庞托谈道：
必须把建立稳定的货币体系放在优先位置；只要欧共体这样的虽然面积不大但经济上十分重要的地区首先动手，消除其自身的货币混乱，我们将会很快走上实现上述目标的正确道路。
庞托进一步阐述了欧洲经济发展对整个南部非洲的意义，包括让非洲富裕国家如南非、象牙海岸和阿尔及利亚帮助那些最穷的国家发展，“假如消除某些发展限制，她们可以为整个大陆生产足够的粮食，提供工作机会和教育机会”。庞托是南非财政部长尼古拉斯·迪德里希和其指定继任者罗伯特·斯密特的私人密友。更高级别的讨论显然已经在有影响力的欧洲银行业、工业与富含资源的南非政府之间继续展开。一个潜在的联合体正在浮现，这个联合体将改变整个英美世界的地缘政治布局，让纽约和伦敦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
然而这一年7月31日，在法兰克福，儒尔根·庞托被自称属于巴德尔-迈因霍夫帮的恐怖分子暗杀。数星期后，在科隆，德国雇主联合会主席哈恩斯-马丁·施莱耶被同一个组织绑架并杀害。尽管刺客的踪迹指向东边，但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某些强大的西方国家情报系统在这两起暗杀事件里扮演了某种角色。在此次事件中，联邦德国陷入了政治混乱，而且恐惧还在蔓延，这在战后时期从未有过。与南非发展关系的可能性也随着庞托和施莱耶的被杀而消失。打破美元统治地位的尝试暂时告一段落。
围剿伊朗
采访中，庞托预测的一种可能确实发生了。1978年6月，由于在核能政策、国际货币政策、美元自由贬值和其他所有对欧洲大陆有重要意义的政策上，欧洲与卡特政府的摩擦和公开政策冲突日益增长，在法国和德国的倡议下，欧洲采取了一系列行动，进入建立欧洲货币区的第一阶段，这是第一次将欧洲大陆从美元体制冲击中摆脱出来的尝试。
德国总理施密特和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提议，建立一个机构，使其作为欧洲货币体系（EMS）的第一阶段。在此体系中，九个欧共体成员国的中央银行同意相互稳定它们的货币。随着欧共体内部商业贸易量持续增长，欧洲货币体系为保护欧洲内部贸易和货币关系提供了基础。
1979年初，欧洲货币体系开始远作，而且它在稳定欧洲货币方面的效果是明显的。但欧洲货币体系的前景令伦敦和华盛顿担忧。不祥的预兆显示，欧洲货币体系将成为世界货币的新种子，这样一来，必将威胁到当前“石油美元货币体系”的霸权地位。确实，当时的一位德国官员私下把新的欧洲货币体系比作“代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种子”。而且，当时的法国政府也这样公开评论。欧洲货币体系以每个成员国20%的黄金和美元储备作为启动资本，建立了一个欧洲货币基金，总价值约为350亿美元。另外，瑞士也在事实上将其货币与欧洲货币新体系联系起来。
早在1977年，德法两国政府就已经开始考虑与某些欧佩克产油国签订某种协议的可能性，在此协议之下，西欧国家将向欧佩克出口高科技，作为回报，欧佩克向西欧长期提供价格稳定的石油。在此协议下，欧佩克国家轮流将她们的财政盈余存入欧洲大陆的银行，而且这笔资金最终将进入欧洲货币体系，以此来建立一个基金，用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长期工业发展。
伦敦对德法欧洲货币新体系概念的每一处都持反对意见。由于不能阻止此项计划的实施，伦敦拒绝加入这项新安排。伦敦金融界另有想法。
1978年9月在亚琛召开的德斯坦和施密特的首脑会谈中，德法两国达成了一项关于科技教育和核能合作协定。另外，德斯坦的法国民主联盟为欧洲大陆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提出了一项总计1000亿美元的五年发展计划建议。1978年7月，卡特总统对波恩和西柏林进行了国事访问，只是增强了法国和德国追求独立政策的决心。
卡特政府制定的《核不扩散法案》并没有成功阻止施密特政府放弃向发展中国家出口核技术的计划，法案的基础是基于和平利用原子能技术会带来核扩散威胁，这种论调本身就是错误的，完全站在英美石油和金融公司的战略立场上。
因此，尽管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就作了很多努力，在华盛顿和伦敦的政策制定者心里，以低于至高无上的美元价格来独立自主地发展工业和贸易，这一政策措施对美元霸主地位的“威胁”变得越来越真实。他们认为需要用更加猛烈的打击来动摇某些国家追求科技和工业进步的决心。
确实，他们下手也够狠的。
1978年11月，卡特总统任命彼尔德伯格集团的乔治·波尔领导白宫的伊朗特别工作组，这个工作组直属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布热津斯基。波尔同时也是三边委员会的成员，他建议白宫取消对伊朗国王的支持，转向支持伊斯兰激进派阿亚图拉·霍梅尼领导的反对派。中情局的罗伯特·波威是此次由中情局领导的反国王政变行动的现场指挥官之一，在25年前，也是在他们的隐秘行动中国王才登上了权力的宝座。
他们的计划以对伊斯兰激进派的细致研究为基础；研究先由英国伊斯兰专家伯纳德·刘易斯博士提出，后来又在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继续。刘易斯的计划在1979年5月于奥地利举行的彼尔德伯格会议上披露，为了鼓励整个近东伊斯兰世界部族和宗教的割据，计划认可了霍梅尼身后的宗教激进组织运动。刘易斯辩称，西方应该鼓励诸如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黎巴嫩宗教激进组织、埃塞俄比亚科普特人、阿塞拜疆族土耳其人及其他人自治。他把这种混乱的蔓延称为“危机拱门”，混乱也将延伸到苏联的伊斯兰地区。
针对伊朗国王的政变，就像1953年针对摩萨台的政变一样，由英国和美国的情报机构策划，夸夸其谈的布热津斯基，骗取公众的“信任”，称这是为了帮助伊朗清除“腐败”，英国再次安然地躲在了后台。
整个1978年，国王领导的伊朗政府与英国石油公司关于修订已经有25年历史的石油开采协定的谈判一直在进行中。直到1978年10月，谈判破裂，破裂原因是英国要求对伊朗未来的石油输出拥有专有权，但又不保证一定会购买。显然，依赖英国控制的石油出口几近结束，伊朗似乎快要独立制定自己的石油销售政策了，这是自1953年以来的第一次，而且有像德国、法国、日本等急切的大买家。当年9月，伊朗刊物《可汗国际》在其社论中评论道：
回顾与（大英石油公司）财团之间25年的合作和之前50年的关系，伊朗并不满意……展望未来，伊朗国家石油公司（NIOC）应该自己计划管理所有的经营事务。
通过拒绝购买伊朗的石油产品，英国当时正在勒索伊朗，并对其施加巨大的压力；英国当时每天只向伊朗购买约300万桶石油，但两国的协议是英国必须每天购买不少于500万桶。这给伊朗造成了巨大的收益压力，并创造了一种环境，英美情报机构到处安插受过严格训练的煽动者，大肆煽动对国王的不满情绪。另外，在这个节骨眼上，石油工人的罢工使伊朗石油生产几乎瘫痪。
由于伊朗的国内经济麻烦不断，伊朗秘密警察的美国“安全”顾问实施了空前残酷的镇压政策，以最大限度地激起民众对国王的不满。与此同时，卡特政府不无恶意地开始对国王“践踏人权”提出抗议。
有报道说，依靠其对伊朗金融和银行业的巨大影响力，英国石油公司开始策划从伊朗撤资。BBC广播公司波斯语广播节目，将许多说波斯语的“通讯员”派往甚至是伊朗最偏僻的乡村，报道针对国王的抗议，大肆鼓吹反对政府的言论。当时BBC在伊朗内部给阿亚图拉-霍梅尼提供了足够的宣传平台。这个受英国政府控制的广播机构拒绝给国王平等的回应机会。国王本人对BBC不断的抗议并没有结果。英美情报机构继续着颠覆国王统治的行动。1979年1月，国王逃亡；2月，霍梅尼飞往德黑兰，宣布取代国王的政府。
几个月后，也就是国王去世前，他在流亡中记录道：
当时我并不知道——也许我并不想知道，但是，现在我很清楚——是美国想除掉我。显然，这也是那些美国国务院的人权鼓吹者想要的结果……我为什么要让白宫的前副国务卿乔治·波尔当伊朗的顾问呢？……波尔就是那些想遗弃我并最终遗弃我祖国的那些人中的一员1978年，伊朗报纸发表了一篇文章，指责霍梅尼是英国的代理人。作为反应，神职人员组织暴力示威，导致后来国王的逃亡。在驱逐伊朗国王的过程中，BBC波斯语广播所发挥的作用，在2001年9月24日《伊朗人》上发表的HosseinShahidi的文章“BBCPersianService60yearson’中有详细阐述。BBC与霍梅尼的观点如此相同，以至赢得了阿亚图拉BBC的美称。。
随着伊朗国王的倒台和政权转向霍梅尼的拥护者，混乱开始滋生。到1979年5月，霍梅尼政府搁置了伊朗的核电发展计划，并且宣布取消与法国和德国的核反应堆建设计划。
伊朗对世界每天约300万桶的石油出口突然被切断。令人好奇的是，沙特的石油产量在1979年1月也每天消减了大约200万桶。为了给世界石油供应施加更大的压力，英国石油公司宣布，由于不可抗力，取消有关石油供应的合同。鹿特丹石油市场的价格受到英国石油和皇家壳牌公司这些最大的石油公司影响，在1979年急剧攀升。20世纪70年代第二次的石油冲击全面开始。
所有这些都表明，在伦敦的极少数人和美国自由派权势集团的高层人物实际策划了伊朗的这次政变，他们决定对卡特总统隐瞒相关政策及其最终目的。接下来在美国发生的能源危机是卡特一年后竞选连任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
全世界从没有经历过真正意义上的石油供应短缺。数月后，一项由美国审计总署进行的美国国会调查确认，沙特和科威特的现有产能可以在任何时候弥补每天500万～600万桶石油供给的临时性不足。
“七姊妹”石油跨国公司的石油储备量下降，造成了毁灭性的世界油价冲击，在某些等级的原油市场上，原油价格从1978年的约14美元/桶向天文数字般的40美元/桶的价格攀升。抢购石油的长队遍及美国，造成了普遍恐慌。1979年2月，卡特的能源部长和前中情局局长詹姆斯·施莱辛格告知国会和媒体，伊朗石油不能供应世界市场的后果，比1973年阿拉伯石油禁运“预计更加严重”，这不仅没有对缓解紧张局势有所帮助，反而使之进一步恶化。
为缓和国际关系，德、法两国曾希望与苏联发展更具合作性的贸易、经济和外交关系，但卡特政府三边委员会的外交政策进一步使德国和法国在欧洲作出的所有努力陷入混乱；而且许多苏联与西欧之间的能源协议也难以幸免。
卡特的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和国务卿万斯施行了他们的“环形危机带”政策，将伊朗革命的不稳定因素扩散到整个苏联周边地区。横贯巴基斯坦到伊朗的伊斯兰区域，美国的行动造成了不稳定甚至更坏的结果。
接下来，布热津斯基开始打“中国牌”，1978年12月给予中国外交承认，同时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的合法席位，允许中国获得美国的技术和军事援助。在1979年1月的一次峰会上，德国总理施密特向卡特总统提出强烈抗议，他认为，卡特的新“中国牌”政策会使莫斯科感到，北约正在以制造混乱和军事敌对的弧形带包围苏联，从而恶化本来就很脆弱的德苏关系。
1979年10月，在第二次石油危机最严重的时候，英美再次发起了新一轮的毁灭性的金融冲击。当年8月，在大卫·洛克菲勒和其他华尔街银行机构的建议下，卡特总统任命保罗·沃克尔为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在1971年8月，他也曾是美元与黄金脱钩政策的主要策划者。沃克尔，这位洛克菲勒大通曼哈顿银行的前官员，当然也是洛克菲勒三边委员会的成员，成为纽约联邦储备委员会这个世界上权力最大的中央银行的主席。
尽管40美元/桶的油价代表了美元地位戏剧性的提高，但是石油危机的规模，加上国际社会对卡特政府的无能越来越警觉，进一步造成了美元的弱势。从1978年初开始，美元兑德国马克和其他主要货币就已经下降了15个百分点。黄金价格迅速上涨，在1979年9月达到了创纪录的400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阿拉伯国家和其他投资者更愿意在黄金上投资，而不是美元。1978年9月，当人们得知沙特阿拉伯货币局已经开始抛售数十亿美元的美国财政部债券时，美元遭遇了近乎恐慌性的崩盘。甚至对美国坚定的盟友来说，在卡特的总统任内似乎问题太多。
纽约和伦敦的政策战略家接下来准备在石油危机之后实施马尔萨斯主义货币冲击，以使世界发展的天平向他们的利益倾斜。
1979年10月，沃克尔公布了联邦储备银行新的激进货币政策。他坚持认为，货币主义者最本质的办法就是“将通货膨胀挤出体系”，他以此欺骗震惊不已的国会和绝望的白宫。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使美元成为世界上最迫切需要的货币，阻止工业增长走向死亡的轨道，从而使政治和经济权力重新回到美元的统治下。沃克尔给予国会的令人扫兴的解释是，“抑制货币和信贷的增长，并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是治理顽固的通货膨胀和通货膨胀预期的关键措施。”
沃克尔货币休克疗法的缺陷是，它从没有涉及到严重通货膨胀的基本原因——自从1973年以来的两次石油价格冲击。石油危机使世界基础能源和运输成本在六年里上升了13倍。沃克尔坚持通过削减银行、消费者和整个经济的贷款来限制美国货币供给，也是经过盘算的欺诈行为。沃克尔完全清楚，就像每一个纽约和伦敦的主要银行都知道的一样，控制美国国内的美元供应对解决问题于事无补。沃克尔知道，他的行动对美国境外的5000多亿美元来说是没有多少控制力的，这些钱正在伦敦、开曼群岛和其他一些境外热钱天堂里循环。在1979年10月沃克尔施行他的货币休克疗法时，摩根信托担保银行计算出海外欧洲美元市场的总规模占美国国内货币供应量的57%。美国人将为疯狂的境外货币存量买单，尽管美国从来没有这样做过。
沃克尔成功地达成了他的两个目标。美元在欧洲美元市场的利率从10%上升到了16%，在几周里，就在利率向20%逼近时，整个世界几乎无法相信。由于世界经济陷入了自30年代以来的低谷，通货膨胀确实正在被“挤出”。美元也开始了所谓不寻常的五年上升。
通过权势集团彻底“剪掉核玫瑰之花”的决定，石油危机和沃克尔休克疗法进一步得到加强，在世界范围内发展核能资源替代对英美石油的依赖，这一令某些人担忧的趋势被阻止了。
自1977年以来，白宫施加强大的外交和法律压力并没有成功消除人们对核能的兴趣。但1979年3月28日，在宾夕法尼亚州中部的一个小镇，发生了一件奇怪的核泄漏事件，世界媒体后来把这一事件当作小说来描述，就像好莱坞电影剧本或者奥尔森·威尔斯1938年的广播节目《世界之战》一样。
哈利斯堡的三哩岛核能反应堆设施的2号单元发生了几乎不可能的一系列“事故”。后来调查显示，在事故发生之前，主要的阀门被人非法地关闭了，使得应急冷却水无法进入反应堆的蒸气发电系统。在15秒之内，紧急备份系统中止了核裂变过程。但是，一个设备操作员随后的操作违反了所有的操作程序，而且还关闭了冷却水进入反应堆的内核。接下来发生的细节在其他文献中有大量记录。
1979年8月3日，在关于此事件的官方报告中，美国核管理委员会列出了导致此事件的六个可能的原因，包括蓄意破坏或渎职行为。但是，在排除其他的五个原因之后，政府仍然拒绝考虑蓄意破坏的可能性。
在整个哈利斯堡事件中，向世界媒体的消息发布受到了新成立的白宫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FEMA）的控制。除非接受了该局审查，政府官员和核设施官员一律不准公开对媒体发表评论。根据三边委员会白宫顾问萨缪尔·亨廷顿的计划，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由总统执行令创立。令人好奇的是，该局是在3月27日才开始运作，仅仅是在三哩岛事件发生一天之前。在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的指导下，该局控制了哈利斯堡所有的消息。尽管没有辐射的迹象，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还是命令周围的群众疏散，而且拒绝对媒体发表简报达数日之久，这就使得一些假想的恐慌故事（例如“巨大辐射氢气泡进入大气”）甚至更坏的消息布满了报纸的头条。同样奇怪的是，就在同一个月，一个由简·方达主演的好莱坞大片《中国综合征》(TheChinaSyndrorne)，展示了虚构的几乎是哈利斯事件翻版的故事，进一步为公众对核能危险的歇斯底里火上浇油。
到1979年底，英美金融权势集团对世界经济和工业潜能的支配权，以一种从未想象过的方式被重新确认。对世界石油流通的控制，再一次成为他们特有的马尔萨斯政策招牌最有力的武器。从伊朗发生的混乱和沃克尔的美元冲击中，这些影响力巨大的政策主宰者，把他们自己看成是奥林巴斯山上的神。但是，在短短的十年里，他们脚下的“奥林巴斯山”将成为一座怒吼的活火山。
谢选骏指出：人说“各个击破、压制一切独立的发展力量——英美精心设计的石油美元体系，席卷了世界各地的财富。围绕着控制与反控制，欧洲共同体、不结盟运动以及其他国家与英美金融集团之间展开了一场持久、血腥而不见硝烟的战争。”——我看这不仅是英美的国际设计，也是苏联的国内设计：各个击破反对党，压制一切独立的发展力量，用红军入侵周边国家，到处复制“人民共和国”的傀儡政权，任命儿主席儿书记，席卷了世界各地的财富。围绕着控制与反控制，各国共产党还勾心斗角，彼此间展开了一场又一场持久、血腥而且硝烟四起的战争。
【第十一章 不惜血本 建立“世界新秩序”】
美英政府以邻为壑的金融和外交政策不仅没有解决国内的经济问题，而且使第三世界陷入全面债务危机。为了应对国际国内日益恶化的经济局面，美国又一次把赌注押向了石油——入侵伊拉克。
“英国病人”越治病越重
在卡尔·马克思构建阶级斗争的概念之前，英国的自由主义者已经发展了社会的概念，在他们的社会概念中，他们给“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赋予了特殊的含义。19世纪，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的自由贸易政策，导致英国在1846年废除了保护性的《玉米法》，从此打开了粮食进口的闸门。进口粮食像洪水一样涌入，使得粮食价格下降，对国内生产造成毁灭性的冲击，正如此前已经指出的那样，导致了大多数英国民众的贫困和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这少数人就是所谓的“上层阶级”。英国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就是为这个经济上不公平的过程进行辩解。
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最具影响力的美国吹鼓手是贵族沃尔特·李普曼。他为美国人定义了现代框架下的阶级社会。李普曼认为，社会应该被划分成精英和大众，精英领导大众，精英是由“有责任心的人”组成的“特殊阶级”，他们决定“国家利益”的构成，而大众主要是由无知的“公众”组成。精英将成为职业官僚，为私有权力和私有财产的利益服务。但是，精英们与私人财产支配权之间的关系从来不会向广大无知的公众透露，“因为他们不理解”。
李普曼认为，普通民众一定会有行使“民主”权利的幻想。而这一幻想必须由“有责任心”的社会精英来塑造，这个过程被命名为“制造同意”。早在保罗·沃尔克涉足华盛顿之前几十年，这一概念就已经由李普曼描述为“自由民主的政治哲学”。
随着1957年美国经济衰退这个拐点的到来，具有巨大权力的少数国际银行和跨国石油公司越来越多地集中到了纽约，它们以19世纪英帝国榜样为基础，开始了界定美国的“自由主义”的过程，这是一个进步的美国版自由主义模式。这个模式由金融贵族们定义，而不是由世袭贵族们定义。然而，随着美国东海岸自由权势集团（所以这么称呼是因为美国金融和石油大财团聚集于此，形成了权力中心）制定的经济政策的结果日益显现，美国已经转变方向。美国，一个曾经是全世界大多数人心目中纯粹的自由国家，正一步一步地滑向自由的对立面。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期间，这一过程正在加速，尽管她仍然保留了一张“自由”的美丽面孔。
20世纪70年代两次惊人的石油冲击和随后发生的恶性通货膨胀，创造了美国新的“土地贵族”。在危机过程中，那些拥有财产的人突然发现他们一夜暴富，成为百万富翁。而成为百万富翁的原因，根本就不是经营企业和投资制造业或科学发明，而仅仅是由于拥有土地和房产。
但是如果说石油冲击只是社会分化的开始，它使少数人财富增加，而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开始逐步下降，那么，1979年10月6日之后由保罗·沃尔克在美国推行的这次金融休克疗法，推动了社会分化的最终完成。
如果把这一政策看作是沃尔克的发明，那就大错特错了。数月前，这一政策就已经制定出来并且在英国得到了实施，沃尔克和他纽约银行界的亲密朋友，只是在美国引入了撒切尔政府的金融休克模式。他的这些朋友包括亲英的华尔街金融公司摩根信托担保公司的刘易斯·普雷斯顿。
1979年5月初，玛格利特·撒切尔击败工党对手詹姆斯·卡拉汉赢得了英国大选。竞选中，她极力鼓吹“抑制通货膨胀”。但是，撒切尔和聚集在她周围的现代亚当·斯密“自由市场”理论家们误导了消费者，他们声称，政府赤字开支是造成通货膨胀达18%的“罪魁祸首”，而不是伊朗国王垮台后油价上涨140%。
撒切尔政府主张，膨胀的价格只需简单地通过减少经济的货币供给，就可以得到降低，她认为，资金剩余的主要原因是持续的政府预算赤字。为了减少“资金的膨胀”，必须坚决削减政府开支。英格兰银行，作为对财政政策的补充，同时采取高利息政策限制信贷。可以预测，这一政策的结果是萧条，但却被称为“撒切尔革命”。
减少货币供应和提高利率，这就是撒切尔所做的一切。1979年6月，当选仅一个月，撒切尔政府的财政大臣杰弗里·豪爵士就开始了提高基本利率五个百分点的过程。在12个星期的时间里，银行利率从12%上升到17%。对企业和小业主来说，借款成本上升了42%，这是史无前例的。在现代史上，除了在战时经济紧急状态的情况下，从来没有哪个工业化国家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经历了如此剧烈的震荡。
为维持利率的高水平，英格兰银行同时开始削减货币供给量。因无法支付贷款，企业破产，家庭无法买新房；撒切尔货币主义革命的结果是，能源、地铁、铁路和其他基础设施的长期投资最终停了下来。
但是，20世纪70年代末英国经济的主要问题不是政府拥有英国雷莱德汽车集团、劳斯莱斯或许多其他企业（这些企业已经被拍卖给了私人投资者），而是在公共基础设施的升级、培养训练有素的劳动力和科研开发上缺乏政府投资。在应对过去十多年的经济动荡时，不是政府有错，而是政府政策有错。
在“治疗”英国经济病时，撒切尔的“经济革命”是个错误的药方。而伦敦金融城的国际利益集团和围绕在壳牌、BP周围的财大气粗的石油公司，以及它们的盟友才是真正的受益者，这与英国设想中的“均衡”战略的结果完全相同。撒切尔只是个杂货店主的女儿，而把她扶上台的支持者们则要她充当他们更大的地缘政治战略的炮灰。
撒切尔的政策为她赢得了“铁娘子”的美称。但与此同时，英国的失业人数却成倍上升，从她入主唐宁街时的150百万增至18个月后的300万。在撒切尔看来，工会是货币主义“革命”取得成功的障碍，而革命的主要敌人就是通货膨胀。英国石油和皇家荷兰壳牌公司给
它们的北海石油定价36美元/桶，这是当时的天价，可是，在英国却听不到批评这些大石油公司和伦敦银行的只言片语。在这种情况下，北海石油为它们带来了巨大的资本财富。撒切尔的政策还在继续推进，她取消了外汇管制，资本没有投在重建英国行将腐朽的工业基础上，而是流向香港房地产从事投机或流向拉丁美洲从事更加赚钱的贷款。
撒切尔和沃尔克货币主义政策像病毒一样在传播，从英国开始，逐步转向美国，并从英美向全世界扩散。这一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削减政府开支，降低税收，放开对产业的管制，并且削弱劳工组织的力量。世界范围内利率上涨到从前认为根本就不可能的水平。
在美国，沃尔克的金融休克疗法使美国的利率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上升到了英国水平，而且在以后几个月内甚至超过了英国，达到了令人惊讶的20%的水平。经济学上利率政策的紧缩含义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十分明显的。20%的利率，哪怕是17%，意味着任何投资期超过四五年的正常投资根本不可能盈利。对建设项目的利息费就会让这样的投资止步不前。
在美国，三哩岛反核活动使已经投入建设的核工厂推迟了好几年才完工。之后，美国的核管制环境又发生了变化。在沃克尔利率体制之下，美国禁止电力公司投资核电厂。1979年之后，美国再也没有新建核反应堆，并且在建或计划建设的核项目由于财务成本过高而被迫取消。一个最先进的生产性经济部门就这样被迫走向死亡。
沃克尔休克疗法是被强加给了绝望而无知的卡特总统的。卡特于1980年3月自愿签署一部非同寻常的法律，即1980年的《存款机构放松管制和货币控制法》。该法授权沃克尔的联邦储备委员会对银行提出储备要求，哪怕该银行不是美联储成员。该法确保了沃克尔的抑制信贷奏效。此外，这部新法律还取消了银行可能施加给客户的最高利率限制，并且撤销所有州法设置的利率限制（所谓的反高利贷法），此前有一部被称为“Q条例”的联邦储备委员会规定对贷款利率也是有限制的。
在英、美新货币主义的教义之下，利率无极限；金钱至高无上，全世界则是它忠实的奴仆，至少，对于向伦敦和纽约银行借高利贷的借款人来说是这样的。
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诸如铁路、高速公路、桥梁、水利和电力建设这些由政府提供资金支持的基础设施和资本投资被撒切尔沃克尔的政策攻势摧残殆尽。从1975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到1985年，根据国际钢铁协会（IISI）的计算，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水平相比，主要工业化国家政府支出总额中用于公共基础建设的费用下降了一半。世界钢产量、航运吨英哩数和真实的物质经济流通量反映出英美货币政策的灾难性后果。世界钢铁工业处于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萧条之中。
保罗·沃克尔的金融休克疗法和接着而来的美国经济不景气是吉米·卡特1980年11月竞选失败的主要原因。新的共和党“保守派”总统，前好莱坞电影演员罗纳德·里根，全力支持沃克尔的休克疗法。里根在当加利福尼亚州长时，就一直受到货币主义的宗师，朝圣山学社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熏陶。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精心培育着她与里根之间所谓的“特殊关系”。她“鼓励”里根支持沃克尔的休克疗法和政府的经济紧缩政策，以及反对工会的政策倾向。在此期间，为了确保英美两国政策的一致性，里根和撒切尔共享同一个经济顾问团，这些顾问主要来自于教条的朝圣山学社，朝圣山学派是弗里德曼1947年建立的，包括卡尔·布鲁纳、米尔顿·弗里德曼、阿伦·沃尔特。
在1981年入主白宫不久，里根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解散空中交通专业管制员工会（PATCD）。这一举动向其他工会发出了强烈的信号，告诫它们不要因飊升的利率而要求救济。里根与他的英国伙伴撒切尔一样，热衷于“抑制”通货膨胀。某些伦敦金融城的消息灵通人士甚至暗示，撒切尔政府存在的主要理由首先是，影响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美国的货币政策，使整个工业化世界的经济政策远离长期发展核能和工业的方向。
如果事实上这是一个有预谋的计划的话，它的确成功了。在撒切尔担任首相职务之后的六个月，罗纳德·里根当选为美国总统。据报道，里根总统总喜欢利用一切机会向其内阁成员重复他的口头禅，“通货膨胀就像电波，一旦开启，它就会传播开来并且不断增长”。里根继续让米尔顿·弗里德曼担任非正式的经济政策顾问。里根政府里到处都是弗里德曼货币主义的信徒，就如同卡特政府里到处都是大卫·洛克菲勒的三边委员会成员一样。
这种彻头彻尾的货币主义构想，首先在80年代初由撒切尔的英国政府提出，随后由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和里根政府跟进，是一种最残酷的经济欺骗行为。其目的与供给学派经济学倡导者们所提出的主张完全不同。
为了打入皮诺切特军事独裁下的智利经济，弗里德曼使用上述手段，伦敦和纽约强大的权势集团也决定使用同样的手段，不过，这次的目的是为了给工业和基础设施需要长期投资的世界经济以致命的第二次打击。因此，英美金融巨头的权力变得更具支配性。对于还没有在20世纪70年代危机中休克和迷失方向的世界来说，20世纪80年代将发生什么还不可想象。
马岛战争和墨西哥债务危机
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玛格丽特·撒切尔和保罗·沃克尔激进的货币冲击政策，也就没有20世纪80年代第三世界的债务危机。
随着1979年初伊朗的石油冲击，以美元计价的石油进口均价上涨了几乎140%。这次，发展中国家发现，由于受到沃克尔政策的影响，美国的利率不断走高，以当地货币计算的美元，也像阿波罗火箭一样窜升。自1974年石油危机以来，为了弥补石油赤字，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大量借款，高利率不仅使绝大多数困难重重的发展中国家不堪重负，而且到1980年，她们又面临一个全新的问题——她们借的欧洲美元也实行浮动利率。
正如先前指出的，早在1973年，英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金融权威人士就已经讨论，在以伦敦为中心的欧洲美元市场，利用纽约和伦敦的私营商业银行，再循环新的欧佩克石油美元盈余。20世纪70年代，欧佩克的石油资金激增，突然充斥伦敦的银行，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最疯狂放任的贷款狂潮的起源。
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英格兰银行已经清楚地表示，它不会试图管制或控制因外币在伦敦银行之间流通而形成的欧洲美元市场，伦敦因此发展成为欧洲美元“离岸”市场的地理中心。这只是它们把伦敦重建为世界金融中心的一步。这意味着，尽管银行家们关于欧洲美元贷款安全性的公开表态含糊不清，在20世纪70年代，还是有伦敦银行的数十亿欧洲美元流往发展中国家的借款人账户，并且这些石油美元没有最后担保——没有一个国家在法律上承担银行贷款发生重大违约时的损失。
只要欧洲美元轮盘赌的轮子保持运转，就没有人担心这个问题。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算，发展中国家产生的外债扩大了五倍，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前的“太平”时期为1300亿美元，到1981年大约是5500亿美元，1982年超过6120亿美元。这还不包括大量不到一年的短期贷款。当时的纽约银行家、花旗集团的沃尔特·瑞斯顿认为，私营银行向一些国家（诸如墨西哥和巴西）发放贷款是正确的，因为“政府拥有的资产超过它们的债务，简而言之，政府不会破产……”。
由于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影响，人们忽略了这些向发展中国家发放的欧洲美元私人贷款的一个关键特征。纽约汉华实业信托公司，是一家主要的欧洲美元银行，曾经是石油美元再循环的先驱，正是它使得大量的石油美元流向发展中国家，如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甚至波兰和南斯拉夫。发展中国家只要保证，在经济上满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件，她们就能获得更有利的贷款条件，但英美银行财团榨取了由纽约汉华实业信托公司首创的不引人注意的优惠。向这些国家发放的所有欧洲美元贷款都固定在一个特定的票面价值上，这个票面值超过了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LIBOR）。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是一个“浮动”利率，由纽约和伦敦的短期利率决定，可能会上下浮动。1979年夏天之前，为了弥补石油赤字向银行借钱时，这似乎是一个无关痛痒的前提条件。
但是，1979年6月，撒切尔政府开始实施利率冲击政策，10月份保罗·沃克尔的联邦储备委员会也实施了同样的政策，第三世界债务的利率负担一夜之间剧增，因为伦敦的欧洲美元市场利率从1978年初的平均7%增长到1980年初的接近20%。
仅仅这一个因素，第三世界债务国就会陷入无力偿还的境地。因为债权银行强行修改了偿债条件，这使得第三世界债务国在沉重旧债上又添无法偿还的新债，苦不堪言。更加令人不安的是，伦敦和纽约主要的银行家们随后也实行了类似政策，实际上是20世纪20年代凡尔赛战争赔款的完全翻版和荒唐再现。随着纽约证券市场的崩盘，1929年这一政策陷入了混乱。
1980年之后，第三世界的外债利率负担增长到极限，不堪重负。曾经在偿还债务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也是第三世界债务国商品出口
主要市场的工业国家，却由于撒切尔-沃克尔货币冲击政策的影响，陷入到自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以来的最严重的经济低迷期，使第三世界的偿债能力彻底崩溃。
第三世界债务国开始陷入商品出口条件日益恶化的深渊，出口收入下降，偿债比率急剧增长。简言之，这就是华盛顿和伦敦所说的“第三世界债务危机”。但是，这个危机是由伦敦、纽约和华盛顿制造的，而不是由墨西哥、巴西利亚、布宜诺斯艾利斯、拉各斯或华沙制造的。
1982年夏天，局势发展的趋势渐渐显现。很明显，在新的繁重的债务负担下，拉丁美洲债务国将会很快崩溃，玛格丽特·撒切尔和里根政府里可以左右政策的一些人，特别是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副总统乔治·布什、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凯西，开始筹划树立一个“典范”，以打消债务国拒付美国和英国银行债务的念头。
1982年4月，撒切尔首相在英国国会下议院宣称，“英国不会放弃诉诸武力”夺回有争议的马尔维纳斯群岛，该岛也称作不列颠福克兰群岛，位于南大西洋阿根廷沿岸荒凉的水域。多年的谈判没有结果，阿根廷加尔铁里政府宣称对那些岛屿拥有主权，并在4月1日收回，但问题不在于此，也不是因为周边地区有大量的未开采的石油储备；撒切尔对阿根廷采取军事行动的真正用意是——采取19世纪“炮舰外交”的新模式强迫收取第三世界的债务。1982年4月，三分之二的英国海军舰队被派往南大西洋与阿根廷进行激战，战争中，由于阿根廷使用了法国飞鱼导弹，英国险遭战败。
在改变了贷款条件、实行高水平浮动利率的情况下，为了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全部军事力量调动起来充当她们债务偿还政策的保镖，英国的真正意图是引发一场危机。阿根廷是当时第三大债务国，有380亿美元的外债，是最有可能不履行债务偿还义务的国家之一。有人建议撒切尔把阿根廷作为一次尝试。几乎十年之后披露的详细资料显示，上演的马尔维纳斯群岛之战，仅仅是为了说服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其他成员支持在所谓的“管辖范围之外”采取军事行动的借口而已。同年春天的5月7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核计划会议上又向这个方向迈出了试探性的一步，但是，除了美国支持以外，英国主张在西欧防御范围之外扩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范围的要求基本上无人响应。
1982年春天，英国对阿根廷发动军事行动的结果就是，华盛顿与拉丁美洲邻国的关系严重恶化。经过反复的内部争论，里根政府被说服支持英国炮舰外交，对付阿根廷。实际上，这有违美国自己的门罗主义门罗主义：1823年12月2日，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提出了处理美洲事务的原则——反对欧洲国家继续在美洲掠夺殖民地，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这一原则成为美国反对欧洲干预美洲的工具，从而为美国在西半球的扩张扫清了道路。——译者。
也许里根总统并不知道，副国务卿托马斯·恩德斯曾经在同年的3月份秘密造访布宜诺斯艾利斯，向加尔铁里政府保证，美国不会参与阿根廷和英国之间在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争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看来，这一保证是华盛顿继续参与游戏的“绿灯”。这与1990年7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几天前，美国大使给伊拉克萨达姆·侯赛因的承诺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华盛顿的权势集团完全支持伦敦外交部的政策。阿根廷被算计了，变成了英国采取军事行动的借口。
只有一个国家认为，华盛顿不应当支持撒切尔的政策，因为这是19世纪英国殖民主义政策的重演，这个国家就是与美国接壤的墨西哥。自1976年底何塞·洛佩斯·波蒂略总统任职以来，墨西哥的现代化和工业化计划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波蒂略政府决定用“石油遗产”使自己的国家实现现代化。港口、公路、石化工厂、具有现代灌溉技术的农业联合体，甚至核动力计划都在进行中。国家控制的大量石油资源是墨西哥实现现代化的保障。
沃克尔利率冲击后，到1981年，华盛顿和纽约政策圈内的一些人士认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化的墨西哥是“不能容忍的”，美国权势集团的人员带着嘲弄的口吻把墨西哥称作“与我们南部接壤的日本”。有伊朗的前车之鉴，一个独立而现代化的墨西哥是一些英美利益集团所不能容忍的。他们作出决定，强制要求以极高的利率偿还外债，干涉并破坏墨西哥的工业化雄心。
1981年秋一场精心策划的对墨西哥比索的挤兑上演了，这次挤兑是由《纽约时报》采访前中央情报局头子，当时担任跨国公司“政治风险”咨询顾问的威廉·柯比时发出的信号。柯比声明，他正在劝告他的客户，在墨西哥的投资“将遭遇来年大选之前墨西哥货币贬值”。柯比的观点被美国各家媒体的文章转载，包括《华尔街日报》。
柯比与一家名为“探索国际”的“私营”国际咨询公司一直有联系，这家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包括卡雷丹勋爵（休·福特），他是英国外交部的中东和美国事务情报专家，也是倡导在发展中国家实施马尔萨斯人口控制政策的先驱之一。这一政策与增加工业和农业生产率正好形成鲜明对比。
“探索国际”的总裁是美国前国务院高级官员本杰明·维纳，在1982年初的几周内，他在美国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发表了文章，宣称墨西哥经济即将崩溃，聪明的生意人正在竞相转移资金，转换成美元，转往得克萨斯州和加利福尼亚从事房地产业。墨西哥的主要报纸对这些文章一字不变地进行转载，进一步助长了资本外逃。洛佩斯·波蒂略总统在当年2月5日对全国的广播演讲中，抨击了他所称的“隐藏的外国利益”，他们正在试图通过散步恐慌谣言和资金外流，迫使比索对美元贬值，动摇墨西哥的经济。三年前，同样是“探索国际”在推动资金外流、削弱伊朗国王统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霍梅尼铺平了道路。
1982年2月19日，为了制止从墨西哥向美国的资金转移活动，万般无奈之下墨西哥政府不得不强制实行严格的紧缩计划。为了阻止资本外逃，本应该加强外汇管制，对资本流动重新征税，但强大的金融既得利益者给洛佩斯·波蒂略总统施加了巨大压力，阻止他这样做。资本外逃进一步加剧。
1982年2月19日，在内外交困之中，洛佩斯·波蒂略政府屈服了。为了阻止资金外逃，稳定局势，墨西哥比索立即贬值30%。国内的后果是，以曾经强大的蒙特雷阿尔法集团为代表的墨西哥私营工业，因为几年前的投资中大量借用了美元，一夜之间破产了。它的收入是以比索计算的，而它的偿债则要以昂贵的美元计算。仅仅为了维持以前的偿债额，公司将不得不使比索增值30%，或者通过减少劳动力来降低成本。货币贬值也迫使墨西哥削减工业项目，降低生活水平，从而加剧了国内通货膨胀。墨西哥，仅仅几个月前还是第三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到1982年春天时已经陷入混乱之中。在这一系列严厉的措施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位负责墨西哥事务的官员宣称，“这正是要做的事情”。赫德森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别国经济（如墨西哥）纳入美元体系的控制过程进行了深刻分析。
现在，墨西哥已经是“有问题的借款者”和“高风险国家”，成为国际瞩目的焦点。伦敦、纽约、苏黎世和法兰克福的欧洲美元银行，以及东京的银行迅速缩减它们的贷款计划。比索贬值，资本外逃，导致资金流失数十亿美元，再加上主要的国际银行决定不对旧债给予延期，在双重压力下，到1982年8月份墨西哥面临着偿还贷款的巨大危机。
同年夏天的8月20日，在纽约的联邦储备委员会总部，一百多个美国大银行被召集在一起开了一个非公开会议，听取墨西哥财政部长杰西·希尔瓦·赫尔左格关于偿还820亿美元外债的计划说明。希尔瓦·赫尔左格告诉国际金融界的所有绅士，他的国家甚至已经支付不起外债的下一期分期付款额了，外汇储备已经用完了。
在墨西哥，面对越来越混乱的经济，洛佩斯·波蒂略总统决定采取行动，首先阻止资金外逃，然后再处理危机。9月1日，总统向墨西哥人民宣布，对国家的私营银行以及当时的私营中央银行——墨西哥银行实行国有化，并给予赔偿，这是恢复金融秩序，阻止资金外逃，防止整个国家经济毁灭的一系列紧急措施的一部分。
在三个小时的全国电视讲话中，他抨击了“投机和寄生的”私营银行，详细叙述了私营银行如何从墨西哥工业化过程中窃取利润换成美元外逃，投机美国房地产市场的经过。资本外逃总额达760亿美元，这相当于过去十年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外债总量。
洛佩斯·波蒂略已经与罗纳德·里根建立了友好密切的关系，并且亲自向里根表明，他采取过激行动的原因是由于国家面临的情况紧急，而不是针对美国的不负责任的激进主义。
接着，在10月1日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年会上，洛佩斯·波蒂略总统号召全世界所有国家行动起来，阻止“倒退到欧洲中世纪”的现象发生。他强烈谴责了金融体系不堪忍受的高利率以及原材料价格暴跌政策带来的危机。
墨西哥总统强调，“这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使某些国家取得的成果受到削减的威胁，另一方面也切断了其他国家进步的可能。”然后，他直截了当地警告说，如果一个普遍受益的解决方案也被阻止的话，不排除第三世界单方面停止偿还债务的可能性。“停止偿还债务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谁都不想这样做。但是，这种情况如果发生，责任并不完全在债务人。相同的情况催生一致的立场，没有必要搞阴谋诡计。”
对撒切尔和沃克尔强制推行的偿债新条件，洛佩斯·波蒂略进行了抨击。
当前的形势与签订还款期限协议时的形势已经完全不同，墨西哥以及其他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不能遵守此前同意的还款期限……我们发展中国家不想成为附庸。我们不能为了偿还债务，而使我们的经济陷入瘫痪或者使我们的人民陷入更大的灾难，更何况这些债务的利息已是原来的三倍。这都是在我们没有参与的情况下强加给我们的条件，根本就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为战胜饥饿、疾病、无知和附庸所做的努力，并不是引起这场国际危机的原因。
随后，洛佩斯·波蒂略向美国以及其他工业化债权国家谈到了自己的想法，希望共同合作找到解决办法，以使像墨西哥这样的国家能够找到走出危机的办法。他的言论得到了最大债务国元首的响应，巴西总统若昂·巴普蒂斯塔·菲格雷多随后谈到，这“让人们十分清晰地回想起20世纪30年代的一些症状，当时在高利率的影响下，生产投资出现了全球性的窒息”。
1982年的整个夏天，白宫政策辩论一直在幕后进行，讨论如何应对呈爆炸性扩展的债务危机。在居高不下的联邦储备利率重压之下，美国经济严重下滑，人们游说里根总统要制定一个方案，既能解决墨西哥和拉丁美洲的债务危机，同时还能刺激美国工业投资和出口。
对优柔寡断的里根来说，华尔街以及亨利·基辛格在英国外交部和伦敦金融城的朋友们的意见更具影响力。为了赢得强大的华尔街权势集团的支持，作为他竞选“交易”的一部分，里根同意任命美林公司前主席唐纳德·里甘为财政部长，同时还任命了其他一些重要职位，特别是任命前三边委员会成员乔治·布什为副总统，任命布什的亲密朋友詹姆斯·贝克为白宫办公厅主任。他们认为，“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全纽约银行。”到1982年10月，他们解决墨西哥和其他债务危机的方案已经成为里根政府的政策。1980年早期的世界债务表（系列，世界银行：华盛顿）显示这一时期的外债呈指数增长。
就在洛佩斯·波蒂略在联合国会员大会上发言的前一天，新任命的美国国务卿表明了美国的态度。乔治·舒尔茨是前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朋友，并且是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这一重要事件的幕后关键人物，他向联合国大会的代表们宣布了里根政府最后的答复。舒尔茨公布了华尔街解决债务危机的简单“方案”。
在8月初墨西哥宣布无力偿还债务之后，保罗·沃克尔会见了里根政府的高级官员，提出计划，逐渐放宽对纽约大银行的限制。这就是舒尔茨宣称的“里根经济复兴计划”。该计划并没有分析美国或者发展中国家发生危机的根本原因，舒尔茨提出，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监督债务国偿还债务，并刺激美国消费者的购买力。据称，这将作为“复兴”计划的一部分，吸引第三世界更多的商品出口。
这是世界历史上最昂贵的“复兴”。
华尔街故伎重演
舒尔茨在联合国的重要声明是精心设计的，用来反击洛佩斯·波蒂略在联合国的演讲以及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元首。对于没有涉足债权银行和债务国谈判的人来说，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几乎令人难以置信。
在联合国发言后，洛佩斯·波蒂略未能把拉丁美洲团结起来。无论如何，他成了一个即将到期的总统，两个月后就要下台了。与此同时，美国官员和其他人士接二连三地访问了巴西和阿根廷，对她们进行了非同寻常的勒索，施加压力，阻止她们加入墨西哥人要求建立的共同解决债务危机的行动中去。
亨利·基辛格组建了一个更具影响力的咨询公司——基辛格顾问公司，他精挑细选的董事会成员包括阿斯本研究所主席、石油巨头罗伯特·安德森、撒切尔政府的前外务大臣卡灵顿勋爵，还有英格兰银行和华宝银行行长罗尔勋爵。基辛格咨询公司与纽约银行家和华盛顿政府圈内的人一起，对债务国“逐个”地强加了自凡尔赛赔款以来负担最重的债务追偿条款。
在国务卿舒尔茨9月30日联合国演讲之后，纽约和伦敦强大的私营银行利益集团驳回了所有合理的意见。它们设法让联邦储备委员会、英格兰银行，最重要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担任国际“警察”，这样就形成了现代历史上最协调的、有组织的掠夺团伙，远远超过了20世纪20年代的所作所为。
与西欧和美国媒体上谨慎宣传的印象相反，为了偿还纽约和伦敦高利贷者的债务，债务国不得不流血甚至是“割肉”，她们的还款额已经高出本金好几倍。1982年8月以后的情况就不同了，大的第三世界债务国拒绝还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下，债务国被人“用手枪顶着脑袋”与私营银行签订协议，这些协议被银行家们委婉地称作“债务计划”。而他们的领导者多数都是花旗和大通曼哈顿银行。
1982年10月以后，针对债务国的围剿有几个明显的阶段。第一个关键阶段就是纽约和伦敦的私营银行把她们的债务危机“社会化”。通过媒体的大量采访，向国际银行系统发出警告，债务延期偿还后果严重，银行界得到了国际社会对债务偿还政策的空前支持，这些政策都是花旗银行、大通曼哈顿银行、汉华实业银行、劳埃德银行等精心炮制的。
这些强大的私人利益集团利用危机，把公共机构的权力转向为少数精英——即债权银行的少数权益——服务。那年秋天，在英格兰迪奇雷公园，这些私营银行召开了一次内部会议，组建了一个由纽约和伦敦主要银行参加的事实上的债权人卡特尔，这个卡特尔后来被称作“国际金融研究所”，或者非正式地称作“迪奇雷集团”迪奇雷集团的第一次聚会是1982年5月在伦敦的迪奇雷公园。这个聚会由哈罗德·利弗召集，当时的目的是控制美国的财政和金融政策，并呼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控制所有国家的中央银行。1982年1月，世界上36家最大银行的代表在纽约威斯塔饭店聚会，讨论了基础性的工作；10月，这些人再一次聚会，会上报告了一项实施计划，即推动美国的参议院立法，促使到2000年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为美国财政政策的控制者。——译者。他们继续施加影响，一位观察员把这一现象描述为“银行家社会主义”的特殊形式。这种情况下，私营银行把它们的贷款风险社会化，把风险转嫁给公共纳税人，但同时把盈利据为私有。尽管有危机，这笔盈利还是相当可观的。
这些银行家与他们在里根政府里的朋友串通一气，如财政部长唐纳德·里甘，故意危言耸听，过分渲染形势的严重性，以此来恐吓里根总统，白宫于是要求保罗·沃克尔、美国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拟定一个计划，给每一个债务国强加严格的“限制条件”。美国人还提议，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他们的限制性条件作为债务谈判的内容。实际上，这些条件是1919年之后纽约银行家们用来对付德国及欧洲其他国家的苛刻的道威斯计划1923～1924年﹐由美国银行家道威斯(1865～1951)所主持的协约国国际专家委员会为德国制订的赔款计划。它于1924年8月16日经协约国伦敦会议正式通过﹐并于同年9月1日起生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凡尔赛和约规定战败国德国应偿付巨额战争赔款。1923年﹐德国经济濒于崩溃，发生“赔款危机”﹐政局岌岌可危。协约国列强为防止资产阶级德国的瓦解和社会主义革命向西方扩展，以及避免赔款和债务化为乌有﹐制定了缓和当时德国赔款困难的道威斯计划。中各种条件的翻版，这些条件也曾在后来的杨格计划
1929～1930年﹐由美国企业家和银行家杨格(1874～1962)所主持的协约国国际专家委员会为德国制定的新的赔款计划。于1930年1月经海牙赔款会议最后通过。
自1923年制定的道威斯计划执行后﹐遭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破坏的德国经济虽得到恢复﹐但德国劳动者遭受剥削的加强﹐战胜国列强对德国的严厉控制和德国对外国资本特别是美国资本的严重依赖﹐决定了德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十分脆弱。从1927年起﹐德国经济中各种矛盾迅速激化﹐经济危机的一些征状相继出现﹐支付赔款再次成为问题。于是﹐协约国制定了杨格计划﹐作为道威斯计划的继续。中尝试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限制性条件以及债务国与国际基金货币组织签署的协议，都是欧文·弗里德曼计划的一部分，欧文·弗里德曼先是美国政府官员，后来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他因处理债务问题有功而得到了花旗银行的高层职位。1988年底，弗里德曼曾经跟一位采访者谈到了债务危机刚开始时他的想法：
我的想法是，把使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源作为对这些国家的诱饵。首先让你对国家经济状况产生一种形势严峻的感觉，然后你就会找到问题的根源，并指出需要在哪些方面作出改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药方，即“限制性”的药方，千篇一律。它们首先告诉债务国，如果还想从外国银行获得贷款，哪怕很少的贷款，必须大幅削减国内进口，大幅削减国家预算，特别是要削减对食品和生活必需品的政府补贴。其次，为了激发工业国对债务国出口产品的兴趣，要对货币实施贬值，这样可以使其出口商品对工业化国家具有“吸引力”，同时又买不起先进的工业品。据称，这些措施能够为偿还债务赢得硬通货。毫无疑问，就连帕森·马尔萨斯了解了这一过程，也会在坟墓里发出会心笑声。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这个结构调整计划还只是第一步；对于一些符合条件的候选国家，它还将实施计划的第二步——与债权银行签订“重组”外债偿还计划协议，或者是调整外债偿还计划的主要内容。在第二步中，银行通过签订合同从债务国那里获得了巨大的未来权益，它们把超期未还的欠款利息变成了欠债总额。
1982年，经过无数次的债务调整后，最终结果是债务人欠债权银行的债务数额越来越大，而事实上，这期间，拉丁美洲一分钱也没有得到。据瑞士再保险公司的资料显示，发展中国家的所有外债总额，包括长期债和短期债，从1982年的刚刚超过8390亿美元稳步增长到1987年的几乎13000亿美元。实际上，新增债务都是为了偿还那些无法偿还的旧债而新增的借款。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体制中，墨西哥被迫大幅度削减对药品、食品、燃料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的补贴。人们，通常是婴儿，因为缺乏最基本的进口药品而无辜送命。
随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迫使墨西哥比索进行一系列贬值以“鼓励出口”。1982年初，在第一次贬值30%之前，比索与美元的汇率是121。而到1986年时，一美元升值到难以置信的862比索，到1989年这个数值竟高达2300比索。但是，在纽约银行和它们的华盛顿盟友的要求下，墨西哥外债的绝大部分都从私营部门转到了政府。到1985年底，外债总额从大约820亿美元增加到近1000亿美元。墨西哥很快步上了20世纪20年代初德国的后尘。
阿根廷、巴西、秘鲁、委内瑞拉，包括赞比亚、扎伊尔和埃及在内的大部分非洲国家，还有亚洲的大部分地区，都上演了这一过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成为全球“警察”，通过强迫这些国家接受历史上最严峻的紧缩政策，强制她们偿还高利贷。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牢牢控制在美英人手中，这一机构堂而皇之地成为英美金融和经济利益在全球范围内的实施人，这是史无前例的。当受害国得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前来考察时，她们就会发抖，这一点也不奇怪。实际上，英美银行是向拉丁美洲贷款的最大组织，它们威胁西欧和日本的银行，要求它们与英美“团结一致”，否则将导致国际银行体系崩溃。
1982年以后的几年里，这样的威胁并不是危言耸听。没有人敢提出挑战，所有债权国家的银行都紧密团结在纽约银行周围，支持基辛格在解决债务问题上的“强硬”方法。华盛顿和纽约银行以及它们在伦敦的朋友为此大肆宣传，债务完全是腐败的、不负责任的第三世界国家政府的“错误”。
这一次，纽约和伦敦的银行界非常自信，它们甚至拒绝增加贷款损失应急储备金，应对第三世界债务的违约损失。在20世纪80年代初，花旗银行和大通曼哈顿银行还给它们的股东分发了可观的红利，公开声称达到了“最高盈利水平”，好像没有什么特殊事件发生似的。
它们对美国政府有完全的影响力，并且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债务征收。还能有什么比这更安全的呢？
随着一个个债务国被迫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迪奇雷集团的债权银行妥协，大量资金逆向流动。据世界银行统计，1980～1986年期间，对109个债务国来说，仅支付给债权国的利息就达3260亿美元；本金还有3320亿美元——两者加起来总计6580亿美元，而起初，这一数字为4300亿美元。除此之外，1986年，这109个国家对债权国的欠债总额共有8820亿美元。这是一个难以承受的债务旋涡。这就是利滚利和浮动利率产生的奇迹。
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让人感到更加震惊的另一方面是，实际上大量的资金根本就没有离开过纽约或者伦敦的银行。秘鲁前能源部长彼德·帕布罗·库克金斯基，曾在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一个薪金优厚的职位任职，作为这一计划的直接参与者，他写道：
大多数资金从来就没有流进过拉丁美洲。1976～1981年间，拉丁美洲名义上得到了2700亿美元的资金，但我们发现，她们实际只得到84%的现金——这些钱本来计划用于生产性投资。其他剩余资金仍然存在银行里，从来没有到过拉丁美洲，只是改动了帐簿上的数字而已。
债务国已经深陷债务陷阱之中，纽约和伦敦的债权银行提供的唯一爬出陷阱的办法是交出她们国家的经济主权，特别是重要资源的开采权，如墨西哥的石油。银行家们称之“债转股”政策，其目标是获得对债务国资源的控制权，这对债权银行来说更有吸引力。
受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丹麦委员会委托，一位丹麦经济学家的研究阐明了这一过程。
1979年，共有400亿美元的净资金流从富裕的北方流向贫穷的南方。这一流向在1983年发生了逆转。那一年，约有60亿美元的资金反而从欠发达国家流向工业化国家。据联合国统计，从那时开始，这个数字急剧增长，每年大约递增300亿美元。但是，如果把整个20世纪80年代因原料价格下跌引起的资源转移因素也考虑进来的话，那么，每年从欠发达国家流向工业化国家的资金至少有600亿美元。如果把黑钱外逃也加进去的话……
这项由汉斯·拉斯姆森进行的研究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实际发生的情况是：财富不断从缺乏资本的第三世界流出，而主要流入国是为第三世界的赤字提供资金的美国，其次是英国。拉斯姆森估计，在20世纪80年代，所有发展中国家单单转移到美国的资金总计就达4000亿美元。实际上，这为里根政府在和平时期实行的有史以来最大的赤字政策提供了资金，但却被虚伪地赞颂为“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和平复苏”。
随着美国利率的提高、美元的不断升值，又有美国政府的安全保障，20世纪80年代，美国高达43%的预算赤字，实际上是通过对债务国进行资本掠夺来提供资金的，而这些债务国都是发展中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通过凡尔赛赔款，英美银行家把债务仅仅当作是对所有主权国家实施经济控制的手段。这些傲慢的纽约银行家认为，他们根本没必要担心那些弱小的拉丁美洲或非洲国家。毕竟，生意就是生意。
此外，联合国的年度报告，拉丁美洲的经济调查也提供了一些有用的数据；还可参考Kuczinski1988年代表英国独立电视台发表的一篇非常精彩的文章，其中对债务危机的评论很有见地。。
1986年5月，一份为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准备的题目为《拉丁美洲债务危机对美国经济的影响》的研究报告注意到里根政府处理这一问题的一些令人吃惊的方面。这份报告记录了，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财政紧缩措施迫使拉丁美洲为了偿还债务而实际上中断了工业和其他产品进口，这给美国的就业和出口造成了破坏性的损失。作者指出：
现在，事情逐渐变得明朗起来。政府制定的政策已经大大超过了保护银行免于破产的需要。里根政府对债务危机的管理，实际上是对在债务危机中起推波助波澜作用的某些机构的奖励，同时，也是对那些没有参与制造债务危机的机构和行业的处罚。
但是，这份研究报告很快就被隐藏了起来。
根据纽约的摩根信托公司的计算，截至1985年的十年，从第三世界流出的资金总计在1230亿美元以上，这些资金主要流向所谓的“安全天堂”——美国等国家。不止一家纽约银行和投资公司在拉丁美洲的城市（如波哥大、麦德林以及其他地方）设立了办事处，帮助美元黑钱离开这些国家，并从中渔利。美国和西欧的工业城市中吸毒人数的上升期（说来也怪，吸毒成瘾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第三世界债务危机同时爆发）与“洗出”南美洲的非法美元数额的上升期正好吻合，具有惊人的一致性，洗钱的过程则是通过像唐纳德·里甘的老雇主美林公司等的精心操作完成的。委托人被冠以“高净值个人”的雅号。
在研究拉丁美洲的资金外逃中，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乔·佛瑞克指出，为客户提供资金外逃的便利已经成为20世纪80年代美国大银行在债务危机中最盈利的业务之一。他指出，除了被逼无奈的债务国政府每年要偿还大约500亿美元利息外，诸如花旗银行、大通曼哈顿、摩根担保和美国银行等大银行，还要求债务国采取残酷的国内紧缩措施以“稳定”货币，由此引起的外逃资金大约在1000亿～1200亿美元之间。对这些银行来说，这变得更加隐蔽、更加有利可图。
对每年从帮助拉美资金外逃的业务中获得的收益率，纽约和伦敦的银行实行严格保密，据可靠报道称，平均达到70%。一位私营银行家这样说道：“一些银行拼命也要得到一单这样的生意。”这还是比较温和的说法。1983年《伦敦金融时报》报道，花旗银行在全世界的银行业务中盈利最大的部分无疑来自巴西。
作为英美债务战略的结果，如果还有值得注意的事情，那就是非洲比拉美的遭遇更惨。自从19世纪殖民时期以来，除了顽强的南非，非洲大陆一直由英国、法国和葡萄牙统治。非洲一直被认为是原始的、未开采的廉价原料的主要产区。20世纪60～70年代，“反对殖民主义”的独立浪潮并没有给非洲的经济状况带来重大的改善。
但是，石油危机、紧接着的20%利率冲击以及20世纪80年代世界工业的崩溃，都给几乎整个非洲大陆以致命的打击。直到20世纪80年代，非洲90%的地区仍然依赖原料出口来筹集发展资金。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棉花、咖啡、铜、铁矿石和糖，国际上几乎所有原材料的美元价格一直在下跌。到1987年，原料价格已经跌到二战以来的最低水平，与世界经济衰退最严重1932年的水平持平。
如果这些原料的出口价格保持稳定，哪怕仅仅维持在1980年水平，非洲在20世纪80年代还可以多得1500亿美元。在1982年，“债务危机”刚开始时，这些非洲国家欠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国的债务总额大约为730亿美元。到80年代末，经过债务“重新调整”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各种形式干预她们的经济，这个数字已经比原来的两倍还多，达到了1600亿美元——简言之，这些增加的债务与价格稳定情况下的出口盈利几乎相等。
关于债务的事实，西欧和美国城市的普通市民每天在报纸上读到的是一回事，实际上则完全是另一回事。20世纪80年代，强大的英国和美国跨国公司开始效仿银行，在与美国接壤的墨西哥边境建立了童工血汗工厂。这些低技能加工装配厂雇用了年龄在14～15岁之间的墨西哥童工，工资是每小时50美分，为通用汽车或者福特汽车公司或者多个美国电器公司生产产品。他们得到了墨西哥政府的允许，因为他们能“挣得”偿还债务所必需的美元。
里根自食恶果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凡尔赛战争赔款的后遗症，以及随后的20世纪20年代伦敦和纽约的道威斯计划，引发了战后最具破坏力的后果，即全球性的长期投资相对停滞。与战前相比，20世纪20年代，世界贸易量的绝对下降，以及整个欧洲经济和政治不稳定，使越来越多的资金倾向于短期贷款，通常不超过一年。
这导致了一种局面，即以短期投机获利作为判断投资的核心标准。这又助长了20世纪20年代纽约股票市场近似疯狂的繁荣，这种繁荣得到了来自伦敦和非洲大陆资金的推动，这些钱都希望在持续上涨的纽约交易所得到前所未有的收益。所有这些都在1929年10月破灭了。
石油危机和20世纪70年代高利率冲击的后果，有时被称作“高通货膨胀”，与20世纪20年代的后果如出一辙。对世界生产性投资造成沉重负担的凡尔赛赔款，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三世界债务“重组”计划所造成的繁重负担所代替。20世纪80年代初，通货膨胀率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12%～17%，这实际上也就限定了资本的投资回报率。这个世界需要更快更多地赚钱。
在这种形势下，迎来了里根政府对“自由市场”经济难题的求解，其倡导者称为“供给学派”经济学。剥去这一经济思想的面纱，我们看到了它造成的恶果，它导致了有史以来个人短期牟取暴利的登峰造极，而这一切是以牺牲国家经济健康的更大利益作为代价的。
1982年10月的政策施行之后，他们从第三世界国家征收了上千万亿美元，给美国银行系统的流动性金融资金带来了一大笔横财。但是，华尔街的意识形态以及财政部长唐纳德·里甘想把政府从金融市场的“桎梏”中解脱出来的热情，导致了世界金融史上最大的狂妄。80年代末，当混乱局面有所缓解，一些人开始意识到，里根的“自由市场”已经破坏了整个国家的经济，而这个国家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也是世界货币稳定的基础。
里根以为仅仅减轻个人或者公司的税收负担就能释放出“被抑制的创造热情”以及企业家才能。在这一简单而错误的论点支持下，罗纳德·里根总统在1981年8月签署了战后历史上最大幅度的减税法案。法案包括减税优惠条款，同样适用于某些投机型房地产投资，特别是商业房地产。政府对公司兼并的管制也取消了，华盛顿给出了非常明显的信号，“只管去做吧”，只要能刺激道·琼斯工业股票指数就行。
到1982年夏天，白宫征得保罗·沃克尔和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同意，将利率水平慢慢降低，投机发财的好机会来了。那年春天，一个不起眼的石油和房地产银行——俄克拉荷马州宾州广场银行的破产，与墨西哥的危机结合起来，使沃克尔相信，是放弃货币紧缩政策的时候了。从当年夏天到12月这段时间内，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贴现率竟然连降了七次，降到不足原来的40%。随着利率的降低，金融市场开始变得疯狂起来。
里根“经济复兴”政策的真正面目是，除了小部分军事航空公司得到了政府大量的国防合同外，在鼓励投资、提高技术进步和工业生产率方面却毫无建树。相反，资金进入房地产市场、股市以及在德克萨斯州或者科罗拉多州的油田进行投机——所有这些都被认为是“合理避税”。
随着沃克尔的利率进一步走低，这种狂热变得几近疯狂。借款是一种新时尚。人们认为，在低利率水平下，今天借钱明天还钱“很划算”。但情况并非如此。美国城市经历了为期20年的持续衰退，由于缺乏维护，桥梁倒塌、公路断裂，新建玻璃墙环绕的购物中心虽然雄伟，但里面却空无一人，因为房地产开发商已经从大量的税收减免中赚到了足够的利润。
里根供应学派信条的根本特征，又一次得到了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的呼应，她把工会看成是“问题的一部分”。于是形成了英国式的阶级对峙，其结果是有组织的劳工运动被解体。
政府放松对交通运输业的管制，是主要的政策手段。卡车运输和航空运输被认为是自由市场。一些专营“便宜”航线的航空公司和载重汽车运输公司激增，在这些公司里常常没有工会组织，它们的安全标准也通常很低，甚至没有。意外事故发生率攀升，属于工会会员的工人工资水平急降。里根的“复苏”政策使得年轻的股票经纪人很快成为千万富翁，好像就在敲打计算机的一瞬间暴富，但是，这一政策降低了技能熟练的蓝领工人的生活水准。在华盛顿，没有人对此给予更多的关注。毕竟，保守的共和党人里根认为，工会“似乎就是共产主义组织”。19世纪英国式的“廉价劳工”政策在华盛顿占据主导，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
到1982年，在经济不景气和对卡车行业放松管制的情况下，曾经十分强大的国际卡车司机工会不得不接受一份为期三年的合同，这实际上相当于工资冻结。全美汽车工人工会，曾经是美国技术工人最有影响力的组织，1982年与克莱斯勒、福特和通用汽车公司谈判时，也接受了降低工资的条件。钢铁工会等组织，在不顾一切地保护老年工人的养老金，或者避免裁员的努力中，都作出了让步。虽然少数人的生活水平与以前相比有大幅上升，但大多数美国人的实际生活水平在持续下降。社会在不同收入水平中逐渐分化。
从华盛顿到纽约再到加利福尼亚，到处都在讲“后工业社会”的新观念。美国的经济繁荣与投资最现代化的工业生产能力再也没有关系了。钢铁曾经被认为是“夕阳”产业，因为钢铁厂已经生锈，鼓风炉实际上也被炸毁了。购物中心，闪闪发光的新大西洋赌城、娱乐场，以及豪华度假饭店才是“能挣钱的地方”。
里根任职期内，投机盛行，货币也从国外流向美国为这种狂热行为提供资金。没有人注意到，在这一过程中，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已经在短短的五年内由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转变为纯债务国，这是1914年以来的第一次。债务是“便宜的”，并且以几何级数增长。为了购买住宅、汽车和录像机，家庭负债已经达到了最高纪录。为了给损失掉的税收以及扩张的国防建设提供资金，里根政府也开始举债。里根“复苏”政策的预算赤字揭示了美国潜在的经济状态，它是病态的。
到1983年，政府每年的赤字开始攀升到前所未闻的2000亿美元。伴随赤字的增加，国债扩张的部分，全都用来支付华尔街债券商和他们的客户的利息，数字达到了最高纪录。美国政府总债务的利息支付在六年内翻了一番——1980年里根当选总统时为520亿美元，1986年超过了1420亿美元，这个数字相当于政府所有收入的五分之一。尽管有这些警告信号，货币还是从德国、英国、荷兰和日本流入，目的是为了利用高价值的美元以及在房地产和股票市场进行投机盈利。
对于任何一个有历史感或者有长期记忆的人来说，这一切太熟悉了。这些都在“喧闹的20年代”里发生过——直到1929年市场崩溃才使得轮盘赌的轮子突然停止。
1985年，暴风雨的阴云开始笼罩在美国经济上空时，这对雄心勃勃的副总统乔治·布什竞选总统是一个威胁，石油又一次前来“援救”；只不过，这次与20世纪70年代英美的石油冲击方式完全不同。华盛顿显然认为，“既然我们可以提价，那么，当对我们有利时，为什么不能降价呢？”因此，他们说服沙特阿拉伯进行“反向石油冲击”，向已显萧条的世界石油市场源源不断地注入石油。欧佩克的原油价格像石头一样直线下降，仅仅几个月前还是26美元/桶，到1986年春天降到了10美元以下。不可思议的是，华尔街经济学家宣布，取得了抑制通货膨胀的最后“胜利”，但是，他们忘了石油在20世纪70年代引起通货膨胀或80年代降低膨胀过程中的作用。
紧接着原油价格进一步下降，不仅威胁到独立的小石油生产者的利益，而且威胁并动摇了英国和美国石油大集团的切身利益。1986年3月，乔治·布什悄悄来到利雅得。据说，他告诉法赫德国王，应该停止价格战。沙特阿拉伯石油部长扎基·亚马尼王子理所当然地成了华盛顿制定的石油政策的替罪羊，然后，原油价格稳定在14～16美元/桶的较低水平。德克萨斯州和其他产油州陷入了萧条，然而，房地产投机在美国的其他地方以最快速度上升，同时股票市场开始了新的攀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1986年的这次原油价格大跌，释放出的能量可与1927～1929年之间美国的投机泡沫相提并论。由于想在纽约股票市场上大赚一笔，大量货币流入美国，因此，利率下降更为剧烈。“杠杆收购”这一新的金融行为在华尔街流行起来。货币成本下降，股票价格明显上升，里根政府发挥“自由市场”信仰，在市场上可以随心所欲地干。例如，一个经营有方的有着上百年历史的工业公司按部就班地开展经营活动，无论它是生产轮胎，还是生产机器或者纺织品，都可能成为这些新的企业“袭击者”的目标。这些“袭击者”被称为华尔街的“食肉鹰”。在杠杆收购第一线的各色人物，如伯恩·皮肯斯、迈克尔·米尔肯，以及伊凡·博斯基等都成了亿万富翁。为了给这一疯狂行为以合理解释，一些严肃的学术机构如哈佛商学院，以市场“效率”的名义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公司管理哲学。
在一个典型的公司杠杆收购案例中，如伯恩·皮肯斯这样的收购者会对借来的资金作出承诺，将要购买某个公司的股票控制权，例如加利福尼亚的联合石油或者是海湾石油公司，这些公司的市值是收购者所持货币价值的很多倍。目标公司的股票价格因为收购攀升。如果成功，他将接管一个大公司，这几乎完全靠借来的钱实现。如果一切顺利的话，通过公司发行一些“低级别的投资”债券来偿还债务，这些债券就是所谓的“垃圾债券”。如果公司破产，那么债权就是一堆“废”纸。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股票市场和房地产价格在攀升，所以没有人注意这一风险。里根的税制改革使得公司承担巨额债务要比发行股票更“赚钱”。
为吸引买主，这些“垃圾债券”支付的利率非常高。这些收购者被称作“鲨鱼”，非常迅速地去“剥夺”新公司的财产，为了迅速得到收益就廉价卖清资产，然后又去寻找新的目标公司，非常像南美的比拉鱼。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这些行为毁灭了华尔街，推动道·琼斯指数上升，使得公司负债达到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的最高水平。但是，这些债务并没有用于投资现代科技或者新的工厂设施。这是里根和布什政府自由市场时期允许金融投机的恶果。
在里根在位期间，几乎一万亿美元用作投机房地产市场，这是最高纪录，几乎是前些年总和的两倍。期望保护它们的资产负债表不受拉丁美洲动乱影响的银行，第一次直接进入了房地产贷款领域而不是通过传统的公司贷款。
储蓄贷款银行，是在大萧条时期建立的独立管制的银行，目的是为了给家庭购买住宅提供可靠的长期抵押贷款资源。但在20世纪80年代初，作为财政部长唐纳德·里甘的华尔街自由市场推进的一部分，它们被“解除了管制”。允许以很高的成本“吸引”大额存款，称作“经纪人保证金”。里根政府在1982年10月通过了“甘恩-圣哲曼法”，取消了所有管制上的限制。这项法案允许储蓄贷款（S&L）银行按照它们自己的愿望进行投资，为防失败，美国政府为每个账户提供全额10万美元的风险担保。
在签署法案时，里根总统热情地对应邀而来的储蓄贷款银行家们预言道：“我认为，我们已经摸到了头彩。”这个“头彩”便是拥有13万亿美元的储蓄贷款银行系统开始崩溃。
新的法律为储蓄贷款银行打开了方便之门，使得这些银行可以肆无忌惮地滥用批发金融业务，从事投机冒险，而在此之前，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另外，该法案还使得储蓄贷款银行成为犯罪组织洗钱的理想工具，从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的毒品生意规模越来越大。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唐纳德·里甘从前的美林雇主在卢加诺的办事处就因为涉嫌在所谓的“匹萨连锁案”中帮助黑手党洗钱（数十亿美元的海洛因黑钱）而受到牵连。
这种粗放而模糊的不受管制的经济环境，形成了一种氛围，那些敢冒风险受理来路不明资金的银行很快超过了守法经营、运行良好的储蓄银行。银行在为中央情报局秘密运作资金的同时，也为黑社会家族或其他有组织的犯罪家族洗黑钱。副总统的儿子尼尔·布什，是科罗拉多州希尔弗拉多储蓄贷款银行的董事，后来被政府指控违法操作。1988年，尼尔嗅觉灵敏，就在他父亲获得共和党总统提名的那周，他辞职了StephenPizzoInsideJob:TheLootingofAmericasSavingsandLoansNewYork:McGraw-Hill，1989。
为了与不受管制的新银行和储蓄贷款银行竞争，所有金融部门中最保守的人寿保险公司，也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把房地产投机作为主要业务。但是，鉴于过去的守法奉公，与储蓄贷款银行和商业银行不同，政府对保险公司从来都没进行过监管。也没有全国性的政府保险基金为保单持有人提供保障。对银行则不同，每个国家的政府都对储户提供保障。到1989年，保险公司的房地产账面价值估计有2600亿美元，而1980年这一数字仅为1000亿美元。但是，1989年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萧条的时期，房地产市场崩溃，由于惊慌的保单持有人纷纷索取他们的钱，保险公司经历了战后第一次破产。
事实很简单，20世纪70年代石油冲击以来，纽约的金融财团拥有压倒其他一切财团的力量，以至于在1982年墨西哥危机之后，华盛顿就没有听到过不同的言论。债务以惊人的数量增长。当里根在1980年底赢得大选时，美国的私债和公债总额为38730亿美元。到80年代末，达到了10万亿美元。也就是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债务负担增加了60000多亿美元。
随着生产性经济的债务负担增大，以及美国工厂设备和劳动力状况恶化，20年来对这些忽视累积起来的后果开始显现，国家主要的公共设施大规模损毁。
公路因缺乏日常维护而断毁；桥梁因结构安全问题而有很多倒塌；在匹兹堡的贫困地区，水系污染严重；主要城市的医院无人就医；为中低收入家庭准备的住宅用房破败不堪。到1989年，建筑业行业协会性质的美国承包商协会估计，仅仅按现代标准重建美国破败的公共设施，就急需33万亿美元的净投资。华盛顿没有人听取这一建议。到1990年，布什政府提议由自由市场中的私营企业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华盛顿处于预算危机之中。里根“复苏”政策导致的利益分配不平等最终体现在美国政府对生活在贫困线下美国人口的统计数据中。1979年，当保罗·沃克尔在第二次石油危机中开始实施货币冲击政策时，政府数据显示有2400万美国人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贫困线标准定为全年收入少于6000美元）。到1988年，这个数字增长了30%多，达到了3200万人。里根-布什的税收政策把财富集中到了极少数人手中，这在美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据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的研究显示，自1980年以来，收入最高的20%的人的实际收入增长了32%。
作为对“自由企业”补贴和政府补贴的综合反映，美国的医疗保健成本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并且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是英国的两倍；即便如此，还有3700万美国人没有健康保险。美国大城市的黑人和西班牙失业工人集居的地区，健康水平跟第三世界国家差不多，而不像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工业国。
撒切尔在英国的11年统治也带来了同样悲惨的结果。撒切尔的经济政策严重歧视工业投资，歧视这个国家日益恶化的公共设施——例如铁路和公路——的现代化建设，但是，伦敦的房地产投机和伦敦金融服务“产业”的普遍增长却掩盖了上述事实。1986年伦敦金融城放松对金融的管制，被历史学家称为“金融大爆炸”，是撒切尔引以自豪的“成就”之一。但是，到20世纪80年代末，所有事情都露出了真面目：利率再一次上升到两位数，工业陷入更严重的衰退，出现了战争以来最严重的萧条，并且通货膨胀上升到撒切尔1979年就职时的水平。
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撒切尔经济失败了。作为其孪生姐妹，里根经济也失败了。但是，这一点儿也不妨碍伦敦和纽约石油和金融界的利益。在“后工业时代”石油和金融集团的统治范围是全球性的，而不是区域性的。它们要求在全世界每一个地方都减少国家对金融领域的干预——法兰克福、东京、墨西哥城、巴黎、米兰、圣保罗。
布什涉险过关
1987年10月19日，泡沫破灭了。那天，纽约证券交易所的道·琼斯指数下跌幅度达到了历史最高记录，下跌了508点，已经跌破了里根的“经济复苏”政策底线。但是，还没有跌破英美权势集团中撒切尔-布什派系的战略预期。他们决定，继续确保提供足够的资金维持经济泡沫，直到新的布什总统就职推行世纪末大战略之大量的文章论述了1987年10月的经济崩溃。这些文章证明，20世纪30年代那样的萧条已经成为过去。但这一次的经济崩溃却是一个信号，标志着解除金融投机管制的政策即将终结，正是这一解除管制的政策维持着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英美经济的运转。
面临1988年11月总统选举的乔治·布什，招集了他的前任竞选班子负责人和亲密朋友——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加上美国研究机构的强势集团的支持，确保外资继续流入美国的债券和股票市场，让投票人对里根-布什的经济复兴政策心存幻想，尽管有1987年10月崩溃的影响。
华盛顿直接向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呼吁，认为像格普哈特一样的民主党领导人将会破坏日本的对美贸易，华盛顿的要求得到了满足。中曾根康弘向日本银行和财政部施加压力，要求它们配合。1987年10月之后，日本利率下降得越来越快，比较之下，使得美国股票、债券和房地产看起来“更划算”。于是数十亿美元从东京流入了美国。在1988年，美元保持坚挺，布什可以确保他在选举中击败民主党对手杜卡基斯。为了确保这样的支持，布什私下向日本高级官员保证，在布什任期内将改善美日关系。
东海岸有钱的权势集团内部人士打算把布什的总统任职当成对白宫的直接控制，这是自20世纪40年代富兰克林·罗斯福以来的第一次。布什的任务是帮助美国渡过1919年以来最危险的时期。在当选的前几周，在处理国家面临的一些紧急问题时，他给人的印象是果断。他建议对国家几近崩溃的银行储蓄贷款体系进行根本重组，并且在埃克森石油公司瓦尔迪兹号油轮奇怪的泄漏事故后，顺应民众的呼声，把环境保护问题作为任期内的优先目标，批准制定了一系列激进的惩罚性法律，这是自吉米·卡特以来的第一次。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两项措施都是灾难性的，但是，在最初的几个月里，透露给人们的所有信息都显示，与年老体衰的里根总统相比，这位新总统具有驾驭国际局势的个人魅力和魄力。
布什新政府的计划是，为了对付美国巨额的债务负担，对某些同盟国施加压力，让她们增加“分摊负担的比例”。还有人提出，苏联正在解体，其结果是，只剩下一个拥有压倒性军事力量和规模的超级大国——美国。这种情况下，德国、日本和美国的其他主要经济和军事同盟国应该多承担一些财政义务，维持这个超级大国。这是一次欲盖弥彰的敲诈。
事情很快变得明朗起来，布什提倡的“更亲切和更温和的美国”除了采用夸张的手法迎合老年人的胃口，争取选票之外，什么新鲜玩意儿也没有。入主白宫后，布什很快调整了政策，转向强硬。就在1989年12月，布什成为总统的第一个圣诞节期间，美国对中美洲小国巴拿马进行了军事入侵，并通过媒体大肆制造借口。据目击人估计，美国以逮捕被控为毒品集团的首脑人物——实际上的统治者曼纽尔·诺列加将军——为借口，派遣特种部队和美国轰炸机侵略这个小国，超过6000巴拿马人被杀，其中绝大多数是贫穷的平民。
政府的司法部长理查德·索恩伯勒，此人在三哩岛核事件发生时任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在处理突发核事件过程中曾引起过广泛争议。他制定了难以置信的美国新条令。（谷歌搜：中国远程思考控制，搜上海木头，相册密码9或99，谷歌搜：脑控，搜：解放军早已经登上台湾岛，google loose change，http://v.blog.sohu.com/u/vw/2884137 ）索恩伯勒条令规定，“在跨国界实施法律的过程中”，如果有必要的话，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有权在外国领土上采取行动。换句话说，这意味着只要有行政命令，利用跟踪国际毒品或者恐怖犯罪分子的借口，美国政府有权单方面进入德国、法国、巴拿马或者任何她认为有必要的地方，而不用考虑有关主权国家的法律。当美国入侵巴拿马时，文明世界对此表现出无情的沉默，认为这是“美国的私事”，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1989年9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韦伯斯特给美国情报机构公开宣布了一条大胆的新情报命令。他指出，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联渴望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特别是美国——达成裁军协议，这一迹象日益明显。针对这一迹象，当年9月19日，韦伯斯特在洛杉矶世界事务委员会的一次精英分子聚会上讲道，为了冷战后期的新任务，中央情报局正在进行重组。韦伯斯特告诉他的听众：“我提到的经济问题——贸易不平衡和科技发展——说明了一点，这一点已变得越来越明确：我们的政治和军事盟国同时也是我们的经济竞争对手。”美国情报机构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新任务是成为经济间谍，以及针对关键工业“同盟”国的其他行动，而不是搜寻共产主义者的军事行动和颠覆活动。
英美对德国统一的担忧
紧接着，1989年11月，东欧的事件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对华盛顿和伦敦的多数人来说，那是出乎意料的逆转。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秘密会见了民主德国的共产党保守派领导人昂纳克，也许是下了命令，要求他们为那年春天开始的席卷民主德国的群众性自由运动让路。几周内，在一场真正的群众革命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原有秩序被打乱，陷入一片混乱。很明显，莫斯科已经意识到，如果继续沿用原来的办法，采用武力维持一个昂贵而效率低的帝国，很可能会把苏联拖垮。
莫斯科一直希望其对官僚体制的改革取得成效，1986年，世界原油价格暴跌，这也许是对莫斯科这一想法最致命的打击。苏联对西方的石油出口收入，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硬通货的主要来源，但1986年之后石油价格暴跌，此时苏联民众对改革的呼声迫使戈尔巴乔夫作出许多改革的承诺，而这些承诺远远超出了他能力所及的范围。接踵而来的经济混乱，是莫斯科领导人切断与华沙条约的东欧卫星国联系的主要原因。莫斯科希望，在联邦德国强大经济的支持下，一个统一的德国能够作为合适的伙伴帮助重建正在倒塌的苏联体系。
对苏联在东欧40余年统治戏剧性的终结，美国官方公开表示出欢迎的态度，但私下里，布什总统对此却持完全不同的态度。布什本人曾任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他对世界政治的看法受到美国情报部门潜移黙化的影响。在英国，保守党的玛格丽特·撒切尔派同样对所谓“德意志第四帝国”的前景感到恐慌。
帕热金·沃索恩是伦敦《星期日电讯报》的主编，其观点在英国的权势集团中颇具影响，他曾明确表述过撒切尔保守党对即将出现的新德国的看法。沃索恩是前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的继子。战争期间，诺曼与希特勒的财政部长雅尔玛·沙赫特一直有联系，并在1919年之后与纽约的摩根银行亲密合作，对战败的德国施加残忍的道威斯赔款计划。
1990年7月22日，他撰写了题为《好德国人问题》的头版社论。社论中，沃索恩以嘲笑的口吻回忆起蒙塔古·诺曼：“我的继父蒙塔古·诺曼曾是英格兰银行行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曾为拯救德国经济作出过许多贡献，他活到了可以看出德国经济奇迹出现苗头的时候。”沃索恩回忆，诺曼在去世前有过这样的评论：“我一直认为我们一定会打败坏德国人；但是，我希望我们也一定能够很好地对付好德国人。”
沃索恩得出了他的观点。
让我们设想一下，一个统一的德国必然会成为一个好的大国，接下来会怎么样呢？让我们设想，统一的德国会给教俄国如何变成一个好的大国，然后又会怎么样呢？……事实上，危险性可能更大，而不是更小。如果一个统一的德国打算遵循规则赢得成功，那么在这个地球上，究竟有没有一种有效的办法来对付她呢？德国将会变得非常强大，而正如阿克顿勋爵教导我们的，权力导致腐败……但德国的地位最终将充当这样一个绝妙的角色——把斯拉夫民族带回礼仪之邦。
沃索恩的《星期日电讯报》由一家英美控股公司霍林格尔公司拥有，它的董事有亨利·基辛格博士以及英国前外交大臣卡林顿勋爵，卡林顿勋爵也是基辛格的纽约基辛格顾问公司的合伙人。
撒切尔政府的贸易部长尼古拉斯·雷德利曾经公然把科尔政府和希特勒的帝国作对比，他本人也因此被迫辞职。在提到这一颇具争议的对比时，沃索恩总结了雷德利反对德国统一的精彩评论：
雷德利先生纯粹是在胡说八道，但也许他的胡说八道并不完全是痴人说梦……也许英国的角色应该是保持足够自由的独立，并在适当的时刻，充分利用这些抱怨。在成为好德国人的过程中，德国迟早会树敌过多，就像她过去干坏事一样，美国必然会是其中的一个敌人……早晚会重新达到均势政治。对英国来说，这可能是一次机会，因为英国深谙均势之道……
根据伦敦媒体报道，那年夏天，撒切尔政府在英国情报机构中成立了一个新部门，为的是大力加强在德国的行动。另外，布什政府开始加强其
情报收集能力，监控德国的发展。1990年春天，“前情报机构官员联合会”在华盛顿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前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西奥多·萨克雷告诫在座的美国情报专家，考虑到新德国的情况，他们应该开始从有不满情绪的前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以及相关的人士中招募人才，在柏林建立美国的情报资源。萨克雷曾经参与过颠覆伊朗国王以及非法的枪支换毒品活动。
柏林墙的倒塌，东欧和苏联可能将依托统一后的德国，实行开放，加速经济现代化。对伦敦和纽约的战略家来说，所有这些潜在的长远战略影响是非常清楚的。一位专门为金融人士及客户撰写投资报告的经济学家大卫·黑尔在1990年1月提出警告说，如果德国实现统一的话，对美国金融市场将构成战略“危险”。据说他与布什的财政部有联系。
最近几周，华尔街经济研究的最显著特征之一是，东欧经济发展可能对目前的全球金融均衡产生影响，正是这种全球金融均衡，使得美国可以在20世纪80年代借到超过一万多亿美元的资金。对于这一研究结论，他们显得洋洋得意。
黑尔随后指出：
实际上，在记载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史时，分析家可能把柏林墙的倒塌看作金融动荡，足以与让人心有余悸的东京大地震相比。柏林墙的倒塌象征了一个剧变，它最终会把成千上万亿美元的资金转向一个60年来在世界信贷市场占据重要地位的地区。
黑尔的结论据说很有影响，并且在华盛顿政策圈内的人士中流传，他说：
近年来，德国事实上一直只是美国市场上的一个小投资者，对此，美国人不应该感到宽慰。1987年以来，在美国的最大投资者是英国（兼并与收购的出资超过了1000亿美元），但是，如果不使用德国剩余的储蓄，英国就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投资。
1989年11月29日，柏林墙倒塌几天后，职业杀手炸毁了受到高度保护的德意志银行总裁阿尔夫雷德·赫尔豪森的汽车。赫尔豪森是科尔政府的主要顾问，仅仅在几天前，他还在对《华尔街日报》谈论他的宏大计划，要在十年内把民主德国重新建成欧洲经济现代化水平最高的地区。
60多年前，曾经发生过瓦尔特·拉特瑙遭暗杀的事件。瓦尔特·拉特瑙是拉帕洛计划的设计者，这一计划设想借助于德国的工业技术实现苏联的工业化。有思想的德国人都把赫尔豪森的遇害与拉特瑙的遇害联系起来。但是，波恩政府继续推进统一德国的计划，并把帮助重建崩溃的苏联经济作为莫斯科支持德国统一的条件。
这位德国总理在上一年11月对全国宣布了建设一条现代化铁路的设想。这条现代化的铁路连接巴黎、汉诺威和柏林，并延伸到华沙，最终抵达莫斯科，这是即将出现的新欧洲的基础设施的基础。自1948年以来，戴高乐将军“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经济合作的概念，第一次有了现实的可能性。
在这种思潮下，伦敦金融城的观察家注意到，法国和英国的高层商务人士和外交人士之间的非正式联系急剧增多。英国的策略是：利用法国对强大德国的潜在忧虑。社会党人、法国总统密特朗一生具有亲英倾向，是英国观念的最好听众。英国悄悄地开始重建1914年之前的双边联盟，并为对付“德国威胁”做好了建设新的英法协约的准备。但是，真正的战略斗争却总是在远离欧洲中心的地点发生。
1989年的某一天，他们以中东以及它丰富的石油储备作为舞台，作出发起进攻的决定。这一次，就像20世纪70年代一样，美国和英国的战略家们决定，必须使用英美的“石油武器”反击欧洲大陆经济扩张构成的严重威胁。但是，这次行动采取的方式很快震惊了全世界。
萨达姆与沙漠风暴行动
撒切尔和布什政府的高层人士决定，制造一个人为的借口，让美国和英国能在世界的要塞地区建立直接军事基地，特别是在欧洲大陆和石油产地。
20世纪90年代初，英国和美国国内，经济萧条，金融困难，更使得他们在实施这个计划时敢于铤而走险。撒切尔的经济“革命”很快失败了。1987年10月之后，股票市场崩溃以及英国利率的上升推动形成了战后最严重的房地产、工业和银行业危机。在美国，乔治·布什面临着失控的联邦预算赤字、崩溃的银行、急剧上升的失业人数以及全面的萧条，白宫内部一些人私下把它比作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
伊拉克，一个拥有1600万人口的国家，刚刚从与伊朗八年无果的战争中摆脱出来，它只是给西方的武器制造商向中东地区销售武器提供了巨大的市场而已。华盛顿曾秘密怂恿萨达姆·侯赛因在1980年入侵伊朗，并故意在初期向他提供进展顺利的错误情报，暗示很快就会成功。到1989年，伊拉克的经济已是一片废墟，大部分工农业投资都因为战争停止了，这场战争夺去了估计100多万人的生命。
但是，不像霍梅尼统治下的伊朗，伊拉克在战争结束时已经是负债累累。1988年，她欠不同债权国的债务总额估计有650亿美元。其中最主要的债主是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还有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她们曾希望伊拉克用石油来偿还这些债务。剩下的债主大部分是法国、英国和美国银行。法国是继苏联之后，伊拉克的第二大武器供应商。
为了给美国和英国进行军事干预提供借口，英美的策略表面上是为保护世界石油供应安全，实际上是把萨达姆·侯赛因引诱到他无法自拔的陷阱。1989年6月，众所周知，一个所谓的美国-伊拉克商务论坛组织的高级代表团，应萨达姆·侯赛因的邀请来到巴格达，这个代表团的成员包括基辛格顾问公司的阿兰·斯托加、信孚银行、美孚石油、西方石油以及美国其他大的跨国公司的高级官员。萨达姆希望讨论伊拉克战后的农业和工业发展计划。
伊拉克有一个为期五年投资400亿美元的计划，即完成巴达斯大坝灌溉项目。该计划完成后，伊拉克可以实现粮食生产的自给自足；当时，伊拉克的粮食进口主要依靠美国政府的商品信用公司，1989年进口量相当于10亿美元。另外，伊拉克向美国代表团提议，作为国家发展的一部分，投资将主要用于加强石化工业、化肥厂、钢铁厂以及汽车装配厂建设。美国商人告诉萨达姆，他必须首先调整他的外债，作为回报，伊拉克要同意把国家石油资源私有化，或者大部分私有化。根据英国和美国最好的地质学家计算，除了苏联以外，伊拉克也许是世界上最大的未开发的石油产地
可以预计，萨达姆拒绝以交出伊拉克石油主权来换取未来含糊不清的贷款担保。到1989年底，布什政府突然中止对伊拉克的大约23亿美元的授权贷款，这些钱本来是特意从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和意大利国家劳工银行(BNL)的分支机构募集来的。随后伦敦《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系列耸人听闻的言论，声称那些金钱正在被伊拉克悄悄地用来建造战争机器。
斯托加谈判和披露意大利国家劳工银行真相的结果就是，1990年初，西方所有银行突然中止了对伊拉克的贷款。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位科威特国王进入了人们的视线，他自20世纪末以来一直是英国外交部的盟友。在八年的两伊战争中，这位国王曾经按照伦敦和华盛顿的指示，动用科威特大量的石油收入向伊拉克提供贷款，目的是使伊拉克不求和。随着后来披露的丑闻，英美当时的意图显得十分荒唐，目的是使两伊战争继续打下去，并且维持足够的“战略紧张局势”，这样就可以把大量的西方武器卖到伊朗和伊拉克。
但是，在1990年早春，科威特的“任务”发生了变化。有人要求科威特用她的石油去冲击欧佩克的市场，这违反了欧佩克石油产量的最高限额，这是欧佩克在1986～1987年石油危机之后为稳定世界石油价格而达成的协议。1990年夏天，科威特已经成功地将原油价格从不稳定的每桶大约19美元降到每桶13美元多一点。伊拉克以及其他欧佩克成员国通过多次外交努力，希望说服国王萨巴赫和石油大臣阿里·哈利法·萨巴赫，停止对伊拉克及其他经济已经较为困难的欧佩克成员国故意施加经济压力。所有这些努力就像是对牛弹琴。到7月份，石油贸易商们预言，历史将要重演，1986年每桶不到10美元的情况将再次出现。伊拉克甚至没有能力偿还旧债或者为急需的食物进口筹集资金。
此前的2月份，在约旦首都安曼，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曾告诫阿拉伯合作委员会的成员，其中包括埃及和北也门两国的总统，要关注东欧剧变的战略后果，很明显，美国将作为唯一的军事“超级大国”出现，这会给阿拉伯世界带来某种特殊的威胁。
萨达姆忧心重重地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尽管两伊战争在一年前就已经完全结束了，但是，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队和战艇还没有任何撤离的迹象。相反，他预言，“美国作出了多次声明表示她将继续留下来。”他指出，苏联正被自己的国内事务搞得十分头疼，“现在苏联自顾不暇，两伊战争已经结束，直接威胁已不复存在。美国偏偏在这个时候不断重复她要留下来，这不能不让人关注”。
同年2月，萨达姆谈话的结论就是，石油丰富的阿拉伯国家应该联合起来，利用“拥有世界上无与伦比的能源……我认为，我们能够与欧洲、日本、苏联建立一种能够使我们尽快获益的关系。”
如果说什么事刺激了英美权势集团打算进行一场新的中东军事行动的话，那就是萨达姆的这番言论。1990年7月27日，当伊拉克和科威特在原油价格上的紧张对峙达到顶峰时，美国驻巴格达大使阿普丽尔·格拉斯皮要求在巴格达会见萨达姆·侯赛因，讨论紧张局势。根据伊拉克的官方记录，格拉斯皮告诉萨达姆，华盛顿将不会干涉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间的争端。该记录后来由巴格达政府发布，几乎一年后由美国国会进一步证实。不到一个星期，伊拉克军队占领了科威特城。科威特王室成员事先已经知道这个消息，带着黄金和贵重物品，开着劳斯莱斯逃跑了。据一个流亡在欧洲的科威特前政府官员说：“中央情报局及时通知了王室，告诉他们科威特将要遭到入侵，但是王室却忘记通知自己国家的军队了。”
在占领科威特的几小时内，英格兰银行和美国政府开始采取行动，冻结科威特的所有资产，控制了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的投资基金——位于伦敦的科威特投资局。它的总资产虽然没有公开，但估计价值超过1000亿～1500亿美元。
接下来的六个月里发生的事情，是近代史上屈指可数的最荒唐的行动之一。尽管美国最初的声明是，派遣军队只是为了保护沙特阿拉伯免受伊拉克入侵的威胁（这些威胁后来被证明完全是华盛顿捏造的）。但是在撒切尔的英国政府支持下，布什总统很快就提到了他的“世界新秩序”。8月初在作出此决定的那几个小时，布什一直与撒切尔在一起，在科罗拉多州的阿斯彭。
9月11日，布什宣布：
在这个多事之秋，将诞生一个新的世界秩序，这个新秩序将以联合国创始人设想的方式运行。我们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波斯湾地区的危机很严重，但也给我们迈向具有历史意义的合作时期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今天这个世界新秩序正在艰难中产生。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有更多的证据表明，对于“解决”伊拉克-科威特危机，乔治·布什和玛格丽特·撒切尔除了准备采用军事方式外，从来没有考虑过其他方式。这些证据是几个月后在苏联中东特使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的个人报告中找到的。在伊拉克遭受摧毁性的轰炸结束没几天，在1991年3月4日出版的《时代》杂志上刊登了大量的个人采访，作为戈尔巴乔夫总统私人特使的普里马科夫，描述了1990年10月初在巴格达与萨达姆·侯赛因以及他的外交部长阿齐玆会见的情景，这次会见使普里马科夫相信战争“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普里马科夫向《时代》杂志叙述了10月19日前往华盛顿履行调解使命的情况。在华盛顿，他会见了总统乔治·布什、国务卿贝克以及白宫的其他高级官员。这位莫斯科特使认为，在听取苏联的建议时，布什总统表现出十分明显的兴趣，但是仅在几小时后，他向普里马科夫清楚地传达了一个信息，即华盛顿对于探索新的办法没有兴趣。
离开华盛顿，普里马科夫接到指示访问伦敦，向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传达了同样的建议。普里马科夫的描述具有启迪作用：
首相在契克斯她的乡间别墅接待了我们。她很注意倾听我提供的信息，没有打断过。但是，愉快的一小时过后，她不让任何人打断她的独白，以一种简洁的方式概括性地阐述了一种越来越明确的立场：
不仅仅局限于让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而是要给伊拉克以破坏性的打击，“打断萨达姆的脊梁”，摧毁他的所有军队，甚至可能是摧毁那个国家的工业潜力。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他们小心谨慎地威逼利诱联合国安理会的主要成员国、阿拉伯国家、土耳其以及其他一些国家，不仅通过了对伊拉克实行全面经济封锁的决议，而且获得了使用武力解放科威特的授权。布什总统1991年1月29日在向国会发布国情咨文演讲时说：“国际社会可以抓住解决当前波斯湾危机的机会，实现长期以来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夙愿……”
但是，1991年1月初，就在美国在沙特阿拉伯进行自越南战争以来最大的军事集结、准备对伊拉克进行密集进攻性轰炸时，华盛顿的权势集团内部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有人对布什明确的军事意图是否明智开始表示严重忧虑。1990年11月12日，在电视采访中，前里根政府的海军部长詹姆斯·韦布声称：“我们驻军波斯湾的目的是推进布什政府的世界新秩序，但我不喜欢。”
大概十周后的1月31日，韦布利用给《华尔街日报》写评论的机会重申了他的观点。
尽管受到社会舆论从各个方面的攻击……布什政府还是无情地把我们的国家推进了战争。我们反思一下当年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的美西战争，会发现与今天面临的舆论压力有某些相似之处。我们必须进一步寻找，也许在墨西哥战争中，可以发现，一个总统在这个国家还没有被攻击之前，就这么热心地渴望把这个国家置于危险之中的理由。
美国驻沙特阿拉伯前大使詹姆斯·艾金斯是一位备受华盛顿尊敬的中东事务专家，也出来公然反对布什针对伊拉克的作战计划。艾金斯在9月12日出版的《洛杉矶时报》的署名文章中指出，为反对伊拉克入侵，“保护”沙特阿拉伯，就在布什总统作出派遣美国军队的决定几天之后，白宫就有了“不可告人的动机”。艾金斯控诉美国国防部长切尼，为了获得在沙特土地上驻扎美国军队的允许，曾故意误导沙特国王说有遭受入侵的可能性，几十年来，沙特阿拉伯人一直强烈抵制美国驻军。艾金斯叙述到：1975年，为美国军队占领重要的中东油田寻找借口的计划是由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怂恿的。他指出，基辛格当时是艾金斯的上级，曾反对艾金斯对这些观点提出的强烈批评。
亨利·基辛格作为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肯定另有想法，但在我的外交生涯中并没有想那么远……布什政府中也许会有人指出，现在条件要比1975年时更加有利了……
值得关注的是，1990年基辛格咨询公司的前副总裁劳伦斯·伊格尔伯格和雇员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是确保在海湾战争中使基辛格的观点占据美国外交政策主导地位的关键人物。当时，劳伦斯是詹姆斯·贝克的副国务卿，而布伦特则是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此外，在这一时期，基辛格还在媒体上大肆宣传对伊拉克发动战争。在媒体上国内反对的声音被淹没在总统的战争动员中。
日德被迫“出血”
在很短的时间内，欧洲和全世界有思想的人马上明白了，除了保护美国和西方在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利益外，实际上，乔治·布什的伊拉克战争还另有目的。布什难以置信地、粗俗地公开嘲笑萨达姆·侯赛因，把伊拉克的总统比作“现代的阿道夫·希特勒”，那不是在故弄玄虚。
在战争和为期六个月的集结中，华盛顿和伦敦针对伊拉克在西方的支持者展开空前的宣传攻势并施加了强大压力，尽管苏联或法国曾经是伊拉克武器的主要供应商，但并不是这次宣传攻势的主要目标。这次的主要目标是德国——更准确地说是德国的高科技工业，这对于东欧和苏联重建非常重要。法国和苏联，还有中国、美国和英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五大常任理事国，但法国和苏联已经同意投票支持华盛顿。在1月17日的最后期限之后，华盛顿和英国就要投入作战，法国和苏联对此表示支持。她们在伊拉克的所作所为在华盛顿的宣传攻势中被故意忽略了。
相反，通过直接与英国和美国情报机构联系的渠道，汉堡的《明镜周刊》以及有影响力的共和党参议员例如杰西·霍尔姆斯开始竭尽全力地攻击德国，宣称德国出口的所谓“两用”技术使萨达姆的军队具备了向以色列目标发射苏联飞毛腿导弹的能力。
慌恐万分的波恩政府当时正在处理统一后前民主德国的复杂事务，被迫把宝贵的时间、精力和财力转移到乔治·布什和撒切尔的世界新秩序上来。1月底，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继续进行历史上最紧迫的金融筹款任务之一，他从德国、日本、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获得担保，总共筹集545亿美元以支付所谓的沙漠风暴行动。
据1991年2月6日的伦敦《泰晤士报》报道称，沙漠风暴行动轰炸伊拉克大约三周后，此次战争中最悲惨的事发生了，“曾经非常繁荣的柏林-巴格达铁路在海湾战争中遭到破坏。对伊拉克桥梁，交通枢纽和铁路货运编组站的无情轰炸使得中东本来就很少的铁路网变成了废墟，”接着，他们轻描淡写地补充到，“柏林-巴格达的这条旧铁路是英德战略竞争的焦点”。
战争结束后，前里根政府的助理国防部长劳伦斯·科布在4月初的华盛顿记者招待会上披露，美国政府故意隐瞒了海湾战争的实际成本，其目的是使用同盟国捐款，弥补国内预算削减。据消息灵通人士估计，如果把所有同盟国对战争的捐献都计算进去，美国从海湾战争中获得的净盈利可能达到190亿美元。1991年初的几个月内，大量外币流入，单德国的现金支付就达66亿美元，给美元升值造成巨大压力，仅仅几周前美元已经跌至战后的最低记录146德国马克。另外，战争还没有结束，美国就已经开始与中东国家签订进攻性武器的合同，这严重激怒了欧洲军火制造商。
布什政府胜利地宣布，美国已经证明自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是，国内失业人数越来越多，东欧国家否认可能得到数十亿的西方资金重建基础设施以及实现经济现代化。在这些事实面前，布什明显是在自吹自擂。
沙漠风暴行动，以及20世纪90年代末世界石油价格每桶上升了30多美元，两种因素结合在一起，对东欧经济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而石油涨价是由于从伊拉克输出石油的运输线受到破坏所致。在1991年1月以前，东欧国家通过与苏联的贸易联系，以易货贸易方式用工农业产品交换莫斯科的石油。1月1日以后，这一体制变了，她们必须使用美元购买俄国的石油。伊拉克曾对保加利亚、匈牙利以及东欧的其他国家承诺，输出十亿多美元的石油，因为海湾战争，这些承诺都无法兑现。
1990年3月，意大利《30天》杂志采访了一位与华盛顿有联系的意大利教授米格利奥。米格利奥对该杂志讲：
美国意识到，为了避免陷入苏联那样的衰退，它必须与潜在的竞争对手齐驱并驾，她们包括日本和团结在德国经济力量周围的欧洲大陆国家……美国不能接受今天的欧洲，这个大陆不仅可以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非常愉快地运行，并且经济和科技还会更加强大。
因为这个理由，米格利奥声称，“美国把注意力转向了中东，想控制日本和德国都离不开的阿拉伯石油。”
在法国，夏尔·戴高乐的前农业部长埃德加·皮萨尼是巴黎阿拉伯文化中心（ZMA）主任。他在2月18日接受德国《每日新闻》的记者采访时讲：对伊拉克的轰炸，是由美国、英国和法国的飞机共同完成的。
我并不希望这是真的。我对这一事实感到非常震惊，一个国家强大竟然只是因为她拥有武器。美国经济上极度困难，却想方设法压制日本和欧洲，只是因为后者军事力量薄弱。为了维持自己的世界秩序，各国都不得不支付工资去雇佣一名世界宪兵，日本、德国以及石油输出国还必须为这位宪兵提供经费，这种情况到底还要维持多久……
十分清楚，对英国主导的均势政治学的最大讽刺是，海湾战争后不久，德国总统理查德·冯·魏茨克对柏林的《每日新闻》讲：“我们很早就有欧洲国家的均势政策，但由于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曲解，以及两次世界大战，使得我们的均势政策无疾而终。然后是两个超级大国统治时代的到来。”冯·魏茨克呼吁欧洲要利用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最终结束这种均势的愚蠢念头，实现“戴高乐将军未尽的理想，建立一个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的完整欧洲。”
沙漠风暴行动以及布什-撒切尔的海湾战争给伊拉克以及伊拉克人民、科威特和世界经济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但是，有迹象表明，它还没有实现其主要目标，即把欧洲大陆重新纳入乔治·布什和玛格丽特·撒切尔的世界新秩序中去。
谢选骏指出：人说——在卡尔·马克思构建阶级斗争的概念之前，英国的自由主义者已经发展了社会的概念，在他们的社会概念中，他们给“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赋予了特殊的含义。
我看——卡尔·马克思构建阶级斗争的概念，是为像他这样的“三无人员”进行明火执仗地抢劫盗窃杀人放火，制造借口和“理论”的。等到他们抢劫盗窃杀人放火之后，就要换一副嘴脸，不准别人继续革命了。以便他们打江山、坐人民，永远成为世袭罔替的特权阶级领导人。
【第十二章 四处树敌 从邪恶帝国到邪恶轴心】
为维持世界霸主地位，美国四面出击，压制和瓦解各种可能出现的新生力量，日本、亚洲四虎、俄罗斯、巴尔干各国，一切新崛起的潜在力量都是她的敌人。
寻找新的恶人
随着苏联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解体，世界上许多地方充满了对和平和繁荣新时代的期望。但是，说得委婉一点，接下来的十年是令人失望的十年。地缘政治和冷战根本没有结束，只是舞台变了。作为仅存的世界超级大国，华盛顿开始寻求建立世界新秩序，老布什总统在1991年发表的国情咨文讲话中，不小心说漏了嘴，引起了大家的高度关注。对世界新秩序人们有太多的疑问，这是谁的秩序，这个新秩序的重点是什么？
从20世纪80年代末冷战结束到新千年初新的反恐战争开始，这些年根本谈不上和平与稳定。在华盛顿，地缘政治的焦点从罗纳德·里根的“邪恶帝国”——苏联，转向了小布什总统的“邪恶轴心”，这是一个巧妙涵盖了从伊拉克、伊朗直到朝鲜的全部欧亚大陆的模糊概念。这次转变中的那条潜在红线就是美国的地缘政治，它引发了世界上的许多重大事件。石油和美元在这场转变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冷战中，美国在西方社会的领导地位是建立在表面上苏联的全球性威胁基础上的。华盛顿很清楚，一旦这种威胁在20世纪80年代末结束，美国对西方主要军事盟友的牵制将消失。军事盟友即将变成潜在的竞争对手。已经有迹象表明，日本、东亚以及欧盟，在经济上将是美国霸权的主要挑战者。1990年以后，美国把这种经济上的挑战列为地缘政治的焦点。
用自由市场改革、私有化和美元民主的信条作为武装，并得到华尔街金融公司的强大支持，克林顿政府开始将美元和美国的影响力逐渐渗入那些以前一直对其封闭的领域。为了帮助华盛顿赢得市场经济的特殊地位，在这场类似于宗教运动的战役中，美国的目标不仅仅是东欧的前共产主义经济体和苏联——还包括世界上任何继续尝试开发自身资源，独立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元之外的地区。这个行动还包括将所有的主要产油地区或多或少地置于美国的直接控制之下，从里海到伊拉克，从西非到哥伦比亚。这是一次野心勃勃的行动。批评家们把它定义为帝国主义；而克林顿政府则称它为市场经济和人权的延伸。这绝对不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在冷战结束后希望看到的局面。
20世纪90年代，在自由市场可以通向富裕和繁荣的许诺之下，克林顿政府和它的华尔街盟友将一个又一个地区带入市场经济的轨道之中。名义上是“全球化”，但实际上，这个全球化过程是通过美国的银行业、金融业以及公司的权力不断巩固美国的权力和地位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顺利推进之前，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这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由贸易通常都是由经济实力更强的国家向相对弱小的国家提出的。当华盛顿的意图逐渐清晰时，美国就已经基本上解除了其潜在对手的武装，并且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新的军事包围圈来保护她的利益，确保人们不会对向自由市场的转型失去信心，从而尝试恢复到以前的旧模式。
20世纪50年代，在冷战和艾森豪威尔主义影响下，美国宣布随时准备在必要的时候用武力来协助任何请求帮助的中东国家，抵抗共产主义的入侵。1945年之后的40年里，这一主义被华盛顿反复运用，给无数国家领导人打上红色的标签，从摩萨台到纳赛尔。红色标签是采取军事行动或其他行动的理由。
1990年后，华盛顿面临着一个严峻问题。既然共产主义不能再作为正当干预他国内政的合法幌子，那么，未来它还能找一个什么样的借口证明它的这些外交政策是正义的呢？他们用了十多年时间，直到新千年之前才找到答案。
在此期间，从日本开始，美国的权势集团已经准备好向毫无察觉的世界献上一份大餐。华盛顿清楚，它能否保持全球领导地位完全取决于它如何处理从欧洲到太平洋的欧亚问题。前总统顾问和地缘政治学家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坦率地说：
……以帝国时代比较残酷的词汇来表达，帝国在地缘政治上三个非常紧迫的问题是，在盟国间防止共谋并保持她们的安全依赖地位，让附庸者保持顺从并受到保护，以及‘不让野蛮人联合在一起’。
这是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
枪打出头鸟
在冷战之后，对美国来说，最强有力的挑战来自于她的盟友日本，日本在世界贸易和银行业拥有巨大的经济实力。在军事保护者——华盛顿的眼皮底下，日本在战后时期小心谨慎地建立起很大的经济实力。
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被认为在世界上具有领先的经济和金融实力。人们在讨论“日本可以说不”和“日本经济挑战”。美国的银行则陷入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危机，美国的工业变得负债过多且竞争力下降。这对建立世界上仅存的超级大国来说非常不利。当然，布什政府清楚这一点。
日本著名的学者和政治家，如武者小路公秀敏锐地意识到日本模式的特殊内涵——“日本已经工业化了，但并没有西方化”。他指出：“她的资本主义与西方版本的资本主义有很大的不同，并没有建立在某个正式概念的基础之上。她只是选择性地接受了与国家、经济财富积累和专家治国的理性主义有关的概念。”简单地说，作为冷战时期地缘政治中与中国和苏联的平衡，日本模式可以被允许存在，但对华盛顿来说，一旦冷战结束，日本模式就是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究竟有多大，日本很快就会认识到。
在20世纪80年代，没有任何国家像华盛顿以前的敌人日本那样，更加忠诚和积极地支持里根时代的预算赤字和过度开支。就连德国也没有对美国的要求表示支持。在日本人看来，东京的忠诚，对美国国债、房地产以及其他资产的慷慨购买，在20世纪90年代初得到了回报，这便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具毁灭性的金融崩溃。许多日本商人私下认为，这一结果是华盛顿为削弱日本经济在世界上的影响而蓄意制造的。在20世纪80年代末，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后来担任过克林顿政府财政部长的劳伦斯·萨莫斯警告说：“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经济集团正在形成……这使得大多数美国人感到，相对于苏联，日本有可能是更大的威胁。”
1985年9月，七国集团广场协议的官方意图是：使估价过高的美元回到一个可以控制的水平。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华盛顿对日本央行施压，迫使其采取手段，提高日元对美元的汇率。贝克-宫泽协议一个月后，在广场协议和1987年2月的卢浮宫协议之间，东京同意“采取有助于扩大国内需求，降低对外盈余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已经搭好了舞台。
由于日本最重要的出口市场是美国，华盛顿因此可以对日本施加较大的压力，而且它确实也是这样做的。在《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支持下，华盛顿罗列了日本的“敌对”贸易活动，而且要求她作出大的让步。
到1987年，日本央行将利率降低到了25%的低点，此利率一直保持到1989年。降低利率是为了鼓励更多地购买美国商品，但是没有成功。作为替代手段，这些成本低廉的资金很快找到了赚快钱的出路，投资正在上升的东京股票市场，很快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泡沫。尽管日本国内的经济得到刺激，但是，最重要的是日经指数和东京房地产价格的飞速上涨。作为随后美国“新经济”泡沫的预演，东京股市的股票价格一年上涨了40%，而东京以及其周边地区房地产的价格也跟着上涨，涨幅在某些情况下达到90%，甚至更高，就像一轮新的淘金热席卷日本。
在广场协议出台的几个月内，日元大幅度升值，其对美元的汇率从250日元兑换1美元上升到149日元兑换1美元。日本的出口企业为了弥补日元对出口价格的影响，纷纷把资金转向金融投机，这样可以减少一部分外贸销售带来的贷币损失，这就是所谓的“财技”。日本一夜之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银行业中心。在新的国际资本规则下，日本的银行可以把它们持有的关联公司，即综合商事集团系统的长期股份作为银行的核心资产计算在内。随着这些公司股票票面价值的上升，银行资本也随之增加。
到1988年，股票泡沫继续膨胀，世界上最大的10家银行全部都是日本银行。日本资本渗透到了美国的房地产、高尔夫球场和豪华度假村，进入美国政府债券甚至更具风险的美国股市。日本人很快将膨胀的日元投入了美元资产，从而助长了乔治·布什成为总统的野心，他在1988年继里根之后成为总统。纽约金融家乔治·索罗斯这样评价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成功：“……日本凸显成为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金融强国的前景是很令人烦扰的……”
但是，日本人对成为世界金融巨人的欢欣鼓舞仅仅只是昙花一现。膨胀的日本金融系统，与受到货币冲击的银行一道，导致了世界上最大的股票和房地产泡沫之一，在广场协议之后，日经指数在三年的时间内上涨三倍。房地产价值也随之上涨，这间接反映了日本银行贷款的情况。在日本经济泡沫的高峰期，东京的房地产总值换算成美元甚至比整个美国的房地产总值还要高。东京日经股市所有股票的名义价值占世界股票价值的份额甚至超过42%，至少在票面价值上来说是这样。但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太久。
到1989年末，随着在欧洲出现的柏林墙倒塌这一信号，日本银行和日本财政大臣开始采取谨慎的努力来慢慢缩小令人担忧的日经股票泡沫。一旦东京开始对投机热潮降温，受摩根·斯坦利和所罗门兄弟公司主导，华尔街主要投资银行开始使用异乎寻常的衍生工具和金融手段。它们的干预使得已经有序降温的东京市场出现恐慌性的抛售，华尔街的银行家们在东京股票市场的这一进程中大肆卖空，赚得盆满钵满。其结果是，日本当局打算采取的缓慢、有秩序的调整想法已经没有了可能。
到1990年3月，日经指数已经从顶点下跃了23%，股票市值缩水超过一万亿日元。日本政府的官员们私下里回忆，1990年5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临时委员会在华盛顿召开会议，会上，日本提出资助前苏联经济重建的建议引起了激烈辩论，遭到了华盛顿和布什政府财政部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那次会议可能是华尔街攻击东京股市的投机行动的一个幕后原因。他们只猜对了一部分。
日本大藏省提交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份报告认为，冷战结束之后，世界范围内需要数千亿美元的资金投资在新铁路和其他经济基础设施上，大量的日本的外贸盈余不像美国人所说的，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日本为改造前共产主义经济提出了著名的MITI模式。华盛顿对此缺乏热情，并不关心。在MITI模式中，政府在指导国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这一模式在韩国、马来西亚和其他东亚国家获得成功，这足以证明这一模式的可行性。苏联解体时，许多国家开始转向日本和韩国模式，以作为美国自由市场模式之外的另一种选择。当冷战即将结束时，这是对华盛顿计划的一个主要威胁。
布什政府并不急于接替日本成为重建东欧和苏联经济的主角。对待冷战时的敌人，华盛顿有自己的打算，而且由日方资助成立日苏经济集团并没有列在日程中。为了重夺主动权，1990年初，布什将他的国防部长迪克·切尼派往东京，“讨论”大幅度削减美国在亚太周边缘地区的驻军问题，这个议题显然经过了深思熟虑，足以让日本对军事安全的担忧上升。切尼勉强遮掩的勒索访问，紧跟在日本首相海部俊树1月对西欧、波兰和匈牙利的访问之后，首相的这次访问是讨论东欧前共产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议题。信号是明确的——“照着华盛顿的话做，不然你的安全问题就得不到保障。”
当年3月，与美国总统在棕榈泉会面的时候，日本首相才明白了美国的意图。日本不是要在东欧与美元竞争。在数月内，日本股票的票面价值已经缩水了将近五万亿日元。日本公司遭到严重打击。在东欧再也听不到日本会对美国的金融计划提出挑战的说法了。华盛顿的经济学家们宣布了日本模式的终结。私下里，东京的政治家们经常使用一个关于大雁的比喻，日本就像一只飞在前面的领头雁，而其他的东亚小国家就跟在它后面。到1990年，华盛顿已经使得这只领头雁严重受伤。现在，美国将注意力转向了跟着这只雁后面的那些大雁——小虎经济体——作为它的美元新秩序的第二阶段任务
日本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间的争论可以在《世界经济展望》（WorldEwnomicsOutlook，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0年5月号p46）中找到。华尔街派生行动加速了东京股指的下跌，对此进行的说明来自于没有被记录在案的市场参与人士对作者的谈话。1990年1月，在一封私人信件中，美国冠群金融服务公司的经济学家大卫·赫尔（David D Hale）对当时华盛顿的日本政策表现出的奇怪冲突进行了评论。赫尔的观点是：
美国财政部要求日本对资本市场实施自由化并废除金融卡特尔……美国必须认识到，在里根执政的最后年月里，贷币政策引发的日本资本膨胀部分地支撑了美国的金融市场，加上东京市场自由化的速度太快，可能在无意中导致了全球的金融危机。
杰弗里·米勒（Geoffrey PMiller）详细说明了从广场协定到东京泡沫破灭等一系列事件的后果，非常有帮助
射杀亚洲虎
日本模式是一种成功的模式，是对美国完全放任的自由市场教条的挑战，摧毁日本模式的第二阶段任务就是破坏东亚经济圈。日本模式，就像华盛顿了解的那样，并不只存在于日本国内。在战后，它已经滋养了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其他东亚经济体。20世纪80年代，这些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就是亚洲四小虎。
东亚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崛起，要感谢日本的国家开发援助，大量的私人投资和通商产业省的支持。听起来似乎有点夸张，实际上，80年代这一地区蓬勃发展的经济，形成了区域性的劳动力市场，日本处于这个市场的中心位置，日本企业把它的制造过程外包给东亚的其他国家。由于这些东亚国家与日本经济的紧密联系，它们在亚洲商业圈内被称为日元集团国家。
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自由市场模式来说，四小虎经济是一种难堪。它们很好地融合了私有企业与强有力的国家干预，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自由市场说法是一个威胁。只要建立在强大的国家干预基础上的四小虎经济模式获得成功，前共产主义国家和其他国家就会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采取的极端方法。
在20世纪80年代，东亚经济的增长率为每年7%～8%，社会安全感的提高、教育的普及和工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都得到了国家指导纲领和计划的有力支持，尽管这也是在市场经济中——这是一种仁慈家长式的亚洲市场经济模式。相对于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自给自足的亚洲四小虎经济更有可能成为20世纪90年代美国在全世界推行美元自由市场体制的障碍。
1993年伊始，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峰会上，在日本银行忙于应付股票和房地产市场崩溃时，华盛顿的官员们开始要求东亚经济体在“公平竞争环境”下开放金融市场，允许资本自由流动，而此前，金融市场受到了严格控制。双方对此争论不休。以前，作为国家长远发展目标的一部分，除了允许外国资本投资于生产制造业外，无债的东亚经济体避免依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或外国资本。现在，它们被告知，要对外国资本和短期外国借贷开放市场。在“公平竞争环境”的花言巧语面前，许多亚洲国家的政府官员们私下里在想，华盛顿到底是在讨论板球还是在谈论它们经济的未来。它们很快就知道答案了。
一旦放松对资本的控制和允许外国资本自由进出，韩国和其他四小虎经济体将遭到突如其来的外汇冲击。从1994年开始到1997年5月泰珠被攻击，这期间的结果是形成了奢侈房地产、股票和其他资产的投机泡沫。
在东亚国家对投机行为具有足够控制力之前，一旦对外国资本开放，对冲基金就会开始攻击。这些秘密资金的攻击目标首先锁定在最弱的一个经济体——泰国。以来自包括花旗银行在内的国际银行集团的秘密基金为武器，美国的投机者乔治·索罗斯开始了秘密行动。他们把赌注压在泰国会被迫让泰铢贬值，而且使其与美元脱钩。量子基金的总裁索罗斯，老虎基金的总裁，据说也是长期资本管理对冲基金的总裁朱利安·罗伯逊，该基金的管理团队中包括了前联邦储备委员会副主席大卫·穆林斯，发起了对泰国货币和股票的一轮大规模的攻击行动。6月，泰国就已经放弃了抵抗，泰铢动摇了，而且被迫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对冲基金和银行乘胜攻击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然后是韩国。它们赚得盆满钵满，却令当地人民在经济混乱和贫困中挣扎。
查尔默斯·约翰逊以直率的语气描述了这波攻击的后果：“这些基金轻松强暴了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韩国，然后它们又把目标指向了那些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庇护下还在颤抖的幸存者，它们不是为了帮助这些受害者，而是确保在这些遭到打击的国家里西方银行不要被不良贷款缠住。”
欧洲的亚洲研究专家克里斯滕·诺德豪格对克林顿政府1997年的东亚政策进行了总结。通过此前由华尔街银行家罗伯特·鲁宾领导的新国民经济委员会，克林顿研究制定了一套新的战略。东亚新兴市场被锁定为进攻的目标。“美国政府积极支持多边机构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促进国际金融自由化，”诺德豪格指出。“只要……锁定东亚市场的战略实施得当，美国政府就可以利用金融危机这个强大平台，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动贸易和金融的自由化以及体制改革。”
亚洲危机对美元的影响是显著的。国际清算银行总经理安德鲁·克罗柯特指出，1996年东亚国家总的流通账户赤字为330亿美元，随着投机热钱的流入，“1998～1999年间，流通账户余额扶摇直上至870亿美元”。到2002年，达到了2000亿美元的最高值。这些盈余资金中的大部分都以亚洲中央银行购买美国国债的形式流回了美国，有效地资助了美国的政策。日本大藏省为了控制危机的蔓延，提议建立一个300亿美元的亚洲货币基金，但这种努力是徒劳的。华盛顿明确表示不满。这个想法很快就被放弃了。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即将成为美元的另一个管辖领域。美国财政部长鲁宾委婉地称其为美国的“强势美元政策”。布热津斯基是在华盛顿权势集团中久负盛名的战略家，他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大卫·洛克菲勒的三边委员会，并且在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府中都任过职，包括给老布什当差。该书对了解美国的战略构想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他强调：
对美国人来说，地缘政治的核心地区是欧亚大陆……控制欧亚大陆，就控制了世界上三个最先进、经济最具活力地区中的二个。扫一眼地图就会发现，控制住了欧亚大陆，几乎就可以自动控制住非洲等边缘地区，并把西半球和大洋洲等地缘政治的外围与世界中心大陆挂起钩来。大欧亚大陆占世界人口的75%，全世界物质财富的绝大多数都分布在这里，或是掌握在企业手上，或是埋藏在地下。欧亚大陆占世界GDP的60%和已知能源储备的四分之三。
麦金德的解释可以在哈尔福德·麦金德的著作《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中找到。该书于1919年在纽约出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麦金德在他的文章“完整的世界与和平的胜利”中，提出了战后地缘政治的建议。该文发表在1943年7月号《外交》杂志第21册。这篇文章中，麦金德明确地阐述了他对于统治战后欧亚大陆的战略，关于这一点，布热津斯基已经清楚地描绘了。
瓦解苏联
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打击了日本经济模式，而且为了适合自身的利益重塑了东亚，但是，瓦解苏联，仍然是华盛顿政策的重中之重。
20世纪90年代伊始，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和紧随其后的苏联解体，华盛顿在争夺世界霸权的竞争中没有了明显的对手。在那个欢欣鼓舞的日子里，没有多少人对世界上存在着一个拥有如此强大实力的国家表示担忧或提出警告。毕竟，她是民主国家，而且她是美国。由于再也没有来自于苏联的军事威胁，北约成员国，首先是美国，可以开始将她们每年达一万亿美元的军费开支转移到民用上了。
一个和平发展、市场改革和资本主义繁荣的新时代，是前华约国家数以百万计的人民的梦想。但那梦想是短暂的。美国的权势集团正在准备巩固美国的全球霸权，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始终试图麻痹世界上其他国家，使后者得到一种虚假满足的感觉。在20世纪90年代，欺骗在华盛顿的政策中发挥了战略性的作用。最大的一个骗局是，华盛顿给人们一种印象，似乎美国正在探索苏联威胁解除后的政策新去向。这一点很快就显示出来了。
苏联解体是20世纪历史上非常重大的事件。但很少有人了解，20世纪90年代早期，布什政府的政策制定者们就已经对俄罗斯及其卫星国的未来进行了冷酷的算计。通过被迫进行“市场改革”，俄罗斯被带入美国的经济轨道。
实际上，俄罗斯将被美元化。至于怎样使其可行则是经过了复杂且精细的准备。但是，最终的结果是确立了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和唯一的世界储备货币发行者的地位，所有的利益都留给了华盛顿。华盛顿的新俄罗斯政策的工具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与此同时，俄罗斯将陷入美国和北约的军事基地以及北约东扩的包围圈中。当北约东扩完成时，对于任何潜在的、有可能对美国的霸权地位形成威胁的俄罗斯和欧洲大陆国家之间的战略同盟都将被制止。华盛顿的诡计是对俄罗斯的实力进行彻底瓦解，并让用核武器武装的莫斯科精英接受这一现实。
华盛顿的政策是经典的地缘政治，与几乎一个世纪前的哈尔福特·麦金德爵士描述的没有什么两样。麦金德曾经警告英国的精英：一个主要由德国、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组成的欧亚国家联盟，由于其地缘上的连贯性，对所有必需的经济原材料的占有，以及足够挑战任何竞争对手的人口，将可能会使这个联盟具有成为世界一极势力的潜力。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麦金德陈述道：“谁统治了东欧谁就控制了腹心地带；谁统治了腹心地带，谁就能控制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能控制全世界。”换句话说，如果以德国和法国为主的欧洲国家计划支配以俄罗斯为中心的欧亚“腹心地带”，就像麦金德定义的那样，这种联盟将拥有支配整个世界的潜在资源优势和地理优势。
华盛顿权势集团的战略家如兹比格纽·布热金斯基——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在几任政府中担任了国家安全方面的最高职位，与基辛格一道工作，并且在布什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担任顾问——公开承认了麦金德的地缘政治思想对美国战略政策的影响。布热津斯基在他的《大棋局》一书中写道：“确保不出现可以支配欧亚进而挑战美国的欧亚挑战者是非常迫切的需要。”他补充说：“在世纪初，麦金德以欧亚为‘核心区域’的概念引发了上述讨论。”
这个政策包含了识别任何潜在的、能够打破均势的国家，布热津斯基说：“美国要制定具体的政策来弥补、选择或控制以上情形。”欧亚地区包括了中东地区的石油财富，中亚、欧洲和日本的工业潜力，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的资源。他警告说：“对欧亚地区的控制几乎自然而然地使非洲居于次要地位，使西半球和大洋洲在地缘上成为欧亚这一世界中心的外围地区。”
随着冷战的结束，华盛顿是如何在如此迫切的需要上采取行动的，起初并不被其他国家所知晓。然而，前苏联科学院的俄罗斯战略思想家们却很清楚。他们仔细地研究了麦金德和盎格鲁-萨克逊的地缘政治理论。但是苏联解体时，他们的声音被淹没了。市场经济和充满财富的美好前景已经转移了俄罗斯精英们的精力参阅比尔·布雷利在1995/1996年冬季版《外交政策》上发表的文章“欧亚：被误导的俄罗斯政策”。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生活标准的急剧下降是人们经常讨论的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七国集团在推动俄罗斯实施非工业化政策中的作用，却很少有人讨论，原因不言自明。格雷姆·哈德在1998年4月伦敦出版的《今日世界》上发表了“抢劫俄罗斯”一文，对寡头政治家的作用进行了详细描述。因为支持“公司主义”和“有罪的”资本主义，1997年9月11日出版的第308期《俄罗斯改革观察》对美国进行了批评，批评中详细列举了克林顿政府在支持丘拜斯和寡头政治所发挥的作用。另请参阅阿拉斯泰·迈克唐纳的文章。1998年8月2日路透社发表了“俄罗斯政府赢得了时间，但问题实在太多”一文。作者对1998年危机期间涉足俄罗斯的世界大银行给予了较大篇幅的讨论。长期资本管理基金（LTCM）破产后，很少有分析涉及华盛顿金融权力机构（包括美联储）与长期资本管理基金之间明显而密切的联系，这是最有意思的问题。。
从华盛顿的角度看，将冷战对手改造成美国霸权主义的工具，这一战略从一开始就是明确的——尽管不是没有风险，因为苏联的核武库仍然保留下来了。20世纪90年代，这只俄国熊也许在经济上已经破了产，但它仍然保留了一些核武器的利齿。重塑的过程不得不谨慎行事。
俄罗斯沦为“三等公民”
1990年7月，在得克萨斯州休斯敦召开的七国集团峰会上，对于苏联未来的政策，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发挥了重要作用。五年前，正是这个贝克在担任财政部长不久将日本拉入了广场协议，他告知他的七国集团盟友，美国要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行的苏联经济改革行动中扮演主角。七国集团峰会的最终公告声明：“为实现经济自由，建立一个更加开放、民主和多元化的苏联社会，以及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苏联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对此我们表示欢迎。”宣言还补充：“我们同意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苏联经济进行一次细节性的研究……以此来对其改革提出建议。”
在苏联的“市场改革”上，华盛顿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目标简单而粗暴：破坏莫斯科同每一个加盟共和国及盟友的经济联系，从乌兹别克斯坦到哈萨克斯坦，从格鲁吉亚到阿塞拜疆，从爱沙尼亚到波兰、保加利亚和匈牙利。尽管这些从没有被披露过，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休克疗法的意图就是，在俄罗斯周边建立虚弱的、不稳定的经济体，这些经济体只有依靠西方资本和美元的流入才能生存——这是殖民主义的一种新形式。
通过将美国支配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放在制定经济政策的主要角色上，詹姆斯·贝克和布什政府已经确保，所有投到苏联国内或支持苏联经济的西方投资首先要经过华盛顿的同意。俄罗斯得到的是标准的第三世界待遇，跟非洲前殖民地或香蕉共和国的待遇一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制约和人民陷入贫困。用美元来衡量，一小部分精英被允许极度富有，而且这些人都被华尔街的银行家和投资者所操纵。
像杰弗里·萨克斯这样的哈佛经济学家，以他们的“休克疗法”理论作为武装，飞往莫斯科协助毁灭旧的中央国家机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技术专家要求，俄罗斯以国际市场价出售她的石油、天然气、铝、锰和其他原材料，结束国家对粮食、医疗和其他必需品的补贴，以及推进工业“私有化”。
1992年，作为其“市场化”改革的一部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俄罗斯卢布自由浮动。在一年内，卢布的浮动导致了消费价格上涨99倍，而实际工资收入狂跌84%。这是自1917年以来的第一次，至少是在和平时期的第一次，大多数俄罗斯民众陷入了生存的贫困。这还只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式的资本主义在俄罗斯刚刚开始。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导下，华盛顿实际上可以随意决定俄罗斯任何一个工业区的生死。“世界市场”是由华盛顿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技术专家定义的，这些专家受到过密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市场理论的训练。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和国民总福利都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对俄罗斯和前苏联地区的人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用“全球市场”替代斯大林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没有考虑美国的经济自由程度，表面上，这种模式是350多年进化的复杂产物，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要溯及英国内战时期。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导下，即便在没有做好足够准备的情况下，像俄罗斯和乌克兰这样的国家，也必须立即采纳美国式的市场经济。结果是可想而知的。目标肯定不是为了建立一个稳定繁荣的俄罗斯。
大多数俄罗斯人很快意识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是灾难性的。他们所期望的每间车库停两部车的美国式资本主义繁荣并没有到来，普通的俄罗斯民众陷入了经济灾难之中。随着通货膨胀率越过200%，工业生产降至从前水平的一半。到1994年，男性的平均寿命降至57岁，跟孟加拉国和埃及的水平相当。
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很明确是想要一个没有工业实力的俄罗斯，永久性地破坏苏联的经济结构。与美元经济区隔绝70余年的这样一个全球经济的主要区域，即将被美元所控制。在市场导向的改革的花言巧语背后，这个地区正在像100年前欧洲列强瓜分和殖民非洲那样被分割。
对于克林顿政府来说，它并不关心俄罗斯主要国家工业资产的私有化是不是被俄罗斯精英，即所谓的寡头所控制。它们主要关心的是，俄罗斯的工业自从列宁时代以来第一次即将与美元挂钩。新的寡头就是“美元寡头”，而且他们的绝大多数财富来自于石油和天然气的出口。
在叶利钦时代，美国的合作者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眼中的关键人物是阿纳托利·丘拜斯，他是私有化进程的主要负责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96年批准给予俄罗斯60亿美元的贷款，但条件是丘拜斯要负责经济政策。1997年，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彼得·雷德威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文章称：丘拜斯以“管制媒体，破坏民主，卷入可疑的私人交易，接受华盛顿的命令和建立罪恶的资本主义形式”罪名在俄罗斯遭受指责。这显然得到了财政部副部长劳伦斯·萨莫斯的支持。萨莫斯将纳税人的数百万美金付给哈佛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他是“休克疗法”理论的鼓吹者，也是俄罗斯的顾问，而且在1997年，萨莫斯对叶利钦任命丘拜斯为俄罗斯第一副总理表示欢迎。萨莫斯称：让丘拜斯负责经济造就了“一个重获活力的总统任期和经济梦之队”。对大多数俄罗斯人来说，这是一场噩梦。
乌克兰曾经是苏联的主要工业、军事和粮食生产中心，也遭到了与俄罗斯一样的残酷对待。1994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开始，乌克兰也同样遭到了大崩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命令乌克兰结束国家对外汇交易的控制，乌克兰的货币也随之崩溃。随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结束国家补贴制度。面包的价格上涨了三倍，电费上涨六倍，公共交通费用也上涨了九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结果是，当地的人民被迫按美元标价来购买本地商品。随着天价的电费和银行信用的缺失，国有工业被迫破产。外国的投机商们毫无阻拦地用非常低贱的价格捡走了其中的精华。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要求下，乌克兰解除了对农业的管制。结果是，乌克兰，这个欧洲的粮仓被迫要向美国乞求粮食援助，美国借此机会大肆倾销自己的粮食，对乌克兰本地的粮食生产和销售造成进一步的毁灭性打击。
俄罗斯以及其他前苏联成员国的待遇跟刚果或尼日利亚差不多，他们被看作是便宜原材料的产地，也许是世界上最大的原料产地了。随着华沙条约的崩溃，对西方跨国公司来说，这个富含矿产的国家自从1917年以来第一次变得这么触手可得。一马当先的是美国和英国的大型石油跨国公司，它们首先盯住的就是前苏联国家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在华盛顿的计划者眼里，一个现代化、繁荣的俄罗斯工业经济只是西方掠夺其原材料财富的障碍。
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克林顿政府维持了对俄罗斯的称呼——“成熟的战略合作伙伴”。许多俄罗斯人天真地认为，这将意味着美国的援助和资金将流入俄罗斯，对其震荡的经济进行重组，美国也将会以某种形式的“全球共管”的伙伴关系来对待俄罗斯，而且历史上形成的，在前苏联地区的霸主地位会得到美国的尊重。但是，当莫斯科明白“伙伴关系”只是一个设计好的用来欺骗的空洞口号之时，已经太迟了。很大程度上，俄罗斯的工业大厦已经被肢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使得俄罗斯人民陷入苦难之中，而且它对周边地区发生的事件的影响力也被严重削弱。这正是华盛顿想要看到的结果。
1991年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俄罗斯的休克疗法不仅仅使这个前超级大国蜕变成了第三世界，也使得美国和其盟友的石油公司控制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出产国成为可能。但是，要完成这个过程还需时日。
丘拜斯时代，在受到控制和操纵的私有化进程之下，俄罗斯人珍视的石油和天然气利润以低贱的价格流入支持叶利钦和丘拜斯的密友的口袋之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98年的一个报告估计，17个总市值至少为170亿美元的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公司，被丘拜斯以总共14亿美元的价格售出。此外，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生产者、国有天然气垄断企业——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60%的股份，以2000万美元的超低价出售给了俄罗斯的私人集团，而其真正的市场价大约应为1190亿美元。其他一些公司如卢克石油、尤科斯、西伯利亚石油公司和西单克公司得以创立。一些寡头如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波里斯·别列佐夫斯基和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支配着俄罗斯的经济。共产主义时代，没有任何官僚能做到这一点。在1996年11月的一次采访中，同时也是石油寡头的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副主席别列佐夫斯基自夸地说，七个男人控制了这个国家50%广袤土地上的自然资源。这些人的硬通货利润几乎都是美元，别列佐夫斯基也许应该加上这一点。
直到1998年夏，俄罗斯的美元化几乎已失去控制。8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了230亿美元的紧急贷款来支持卢布，保护西方银行的投机式投资，这使得数百万人来投资购买俄罗斯的国家债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银行的救援行动来得太迟了。
8月15日，俄罗斯宣布将拖欠其美元债务。对纽约和其他主要银行来说，不可思议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尽管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主要债务人还是决定拖欠债务。整个美元大厦在数个紧张的星期内从基础开始动摇。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对冲基金，已经在俄罗斯市场和大部分的世界债券市场上下了很大的赌注。它的管理层——包括前联邦储备委员会副主席大卫·穆林斯——都是一流的华尔街投资家和获得过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突如其来的债务拖欠使该基金面临破产威胁，涉及数万亿美元的金融衍生合同将会产生崩溃连锁反应，最终可能导致一连串破产，使整个全球金融大厦倒塌。联邦储备委员会发起了一次由15个世界上最有权势的银行家出席的特别关门会议，并强加了一个救援行动。俄罗斯，在战略上太有价值了，她拖欠债务的行为得到了原谅，美元化的进程很快又重新开始，虽然步伐稍稍放慢了一点。
见保罗·麦卡锡1998年12月10日“关于向欧洲安全与合作委员会的听证词”。当时，麦卡锡是国家民主捐赠基金（NED）的领导人，自1998年后，国家民主捐赠基金向前南斯拉夫的各种反政府组织、记者、媒体和工会提供了大量的资金，麦卡锡对此进行了详细说明。国家民主捐赠基金成立于1983年里根时期，当时华盛顿政策圈子流行“情报工作私有化”，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便是其中一部分。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向反政府组织提供资金都是由中央情报局出面，随着事件的不断曝光，美国吸取教训，改由资助国家民主捐赠基金这样的“私营”机构公开去做，国会对此也表示同意。1991年9月21日，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国家民主捐赠基金的规划设计者阿伦·韦恩斯坦解释说，“今天我们所做的很多事情，放在25年前都是由中央情报局秘密进行的。”事情从阴险邪恶的中央情报局转到了人文主义的“国家民主捐赠基金”。国家民主捐赠基金的活动，不仅避免了干预主权国家稳定的指责，而且反过来指责塞尔维亚或保加利亚甚至任何地方的当权者是“腐败的民族主义者”。2003年下半年，布什政府要求国家民主捐赠基金，在伊拉克的战后“民主”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对引发南斯拉夫动荡的影响，苏姗·伍德沃德（1995年华盛顿布鲁金斯研究所出版的《巴尔干的悲剧》）有详细说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南斯拉夫战略的详细描述，可以在肖恩·杰瓦西晚年的论文中找到，见1996年1月，葡萄牙国际尼诺巴蒂基金会论文“论北约在南斯拉夫的战略”。1995年11月华盛顿的防务信息中心发表了“扩大北约：充满灾难的盲动”，对北约扩大的军事问题进行了讨论。2001年，在给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的一封公开信中，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前议员、防务专家威利·威玛为了说明北约“局外”战略新概念的合理性，详细说明了他个人与美国高级官员就美国和北约在南斯拉夫的目标的讨论。威玛对1999年4月占领南斯拉夫后的结果作出了描述；占领南斯拉夫可以让北约成员及伙伴获得原材料，控制里海和波斯湾。美国领导的北约完成了对从波罗地海到安纳托里亚的军事占领，“这是罗马帝国以来的辉煌成就”，威玛如此评价道。见22001年6月23日《青年世界》。
休克南斯拉夫
在用美国创造的经济“休克疗法”治疗苏联之前，巴尔干半岛就已经成为美国干涉的目标了。摧毁南斯拉夫的经济模式十分重要，这是华盛顿早早地关注南斯拉夫的主要原因。随着形势发展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华盛顿看来，南斯拉夫对于潜在的中亚石油资源的战略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在整个90年代的后半期，石油和美元在华盛顿的巴尔干政策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尽管这不是以西方批评家们所猜想的最简单的形式进行的。
就在柏林墙倒塌之前，华盛顿正忙着做南斯拉夫的工作，此前，这些工作已经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做过一次了。巴尔干的民族主义运动正在被外部势力操纵，欧亚版图正在朝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模样转变。当时，英国和其他利益集团一起联合进行干预，想瓦解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并阻止德国建设巴格达铁路。
现在，目标明确，就是将南斯拉夫肢解为数个独立的小国家，并在西欧和中亚的十字路口为北约和美国建立一个立足点。石油和地缘政治再一次成为华盛顿的先锋。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期华沙条约的解体，北约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似乎也就消失了。还存在什么样的威胁可以为保留1949年建立的冷战联盟或美国在西欧的永久性军事存在，甚至进一步向东扩展提供理由？许多人希望一旦苏联威胁消失，北约也就解体。但是，甚至在苏联政权崩溃之前，华盛顿的战略家们就已经开始为北约设计新的任务了。
新提议中的北约使命被定义为“北约区域外部署”，意指要把触角延伸到北约成员国边界之外。这个新使命后来在1994年与华盛顿的“和平伙伴”计划结合了起来，“和平伙伴”是一个逐步将前华约成员国军事力量整合到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计划。共和党参议院理查德·卢格用以下词语描述了冷战结束后美国主导北约时面对的两难局面：“北约，要么就出界，要么就出局。”十分简单，巴尔干战争给了华盛顿扩张北约一个十分充足的理由。这个过程要持续十多年。
40多年以来，华盛顿一直悄悄地支持南斯拉夫和铁托的混合社会主义模式，以此来作为反对苏联的缓冲器。随着苏联开始倾覆，这个缓冲器对华盛顿来说已经没有用处了——特别是一个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民族主义的缓冲器，这或许会使东欧邻国相信，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休克疗法之外，还可能存在着一条折中路线。在华盛顿顶尖战略家们的眼里，仅仅因为这个原因，就不得不解体南斯拉夫模式。南斯拉夫处于通往潜在的中亚石油盛产国的咽喉要道这样一个事实，仅仅是增加了上述选择的份量。南斯拉夫必须被带入，如果需要的话，被强行拖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自由市场改革。北约将确保这项交易的进行。
1988年，苏联的气数将尽已变得十分明显，华盛顿已向南斯拉夫派遣了一个顾问团，这个顾问团来自于一个古怪的、私人的非营利机构，其冠冕堂皇的名称是国家民主捐赠基金，或是华盛顿圈子内熟知的NED。这个“私营”组织开始在南斯拉夫的各个角落慷慨地派发美元，资助反对派、收买年轻记者，资助工会反对派、反对派经济学家组织，以及人权方面的非政府组织。
10年以后的1998年，也就是在北约开始轰炸贝尔格莱德的前一年，NED主席保罗·麦卡锡在华盛顿自夸地说：“NED是与索罗斯基金会和某些欧洲基金会，为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提供赞助，与当地的非政府组织以及遍布全国的独立媒体一同工作的少数西方组织之一。”冷战期间，这种对外国内部事务进行干涉的活动，有可能被认为是中央情报局的颠覆活动，但在华盛顿的新闻宣传中，被美化为“培养民主”。其结果是使塞尔维亚人、科索沃人、波斯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其他民族人民的生活陷入灾难。
1990年以后南斯拉夫得到的保证究竟是什么，只有少数几个内幕人士了解。利用NED、乔治·索罗斯基金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华盛顿在南斯拉夫制造经济混乱，以此来作为实施地缘政治政策的手段。198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安特·马尔科维奇总理施行经济结构改革。不管是什么原因，他的确照做了。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之下，南斯拉夫的GDP在1990年下降了75%，在1991年再次下降15%，工业生产下跌2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对国有企业全盘私有化，结果到1990年造成了超过1100家公司破产和20%以上的失业率。遍布全国的经济问题成了一个随时可以被引爆的炸弹。可以预见的是，在不断升级的经济混乱之中，每一个地区都与其邻近地区争斗来保证自己的存活。为了把事情做得滴水不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工资水平维持在1989年的标准不变，但通货膨胀却剧烈上升，导致了1990年头六个月居民实际收入下降41%。到1991年，通货膨胀率超过了140%。在这种形势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命令，将南斯拉夫第纳尔变成全面可兑换货币，并要求利率自由浮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明确限制南斯拉夫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额度，这使得中央政府对社会和其他项目进行资助的能力被破坏。这些政策措施事实上造成了经济的分裂，这样的分裂早在1991年6月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正式宣布独立之前就已经发生了。
1990年11月，布什政府施加压力，美国国会通过了《外事行动拨款法》。该法案通过后的六个月内，任何南联盟成员国如果不宣布从南联盟独立，那么，根据此项新的美国法律，她们将失去美国的所有经济支持。该法案要求，每一个南斯拉夫加盟共和国都要分别进行选举，这些选举由美国国务院监督。该法还规定，所有的援助都直接提供给每一个加盟共和国，而不是提供给贝尔格莱德的南斯拉夫中央政府。简短地说，布什政府要求的是南联盟的自我解体。他们蓄意点燃了引爆新的一系列巴尔干战争的导火索。
通过利用诸如索罗斯基金会和NED这样的组织，华盛顿的经济援助流入了一些可以确保南斯拉夫解体的极端民族主者或前法西斯组织手中。作为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休克疗法和华盛顿破坏稳定的直接干预行动的回应，南斯拉夫总统，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在1990年11月组织了一个新的共产党，致力于阻止南联盟的分崩离析。一连串可怕的地区性种族战争的舞台已经搭好，这场战争持续10年之久并导致20多万人丧生。
在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巴尔干小国，经济问题成为关注的热点，而使之成为热点的正是布什政府。1992年，华盛顿对南斯拉夫采取了全面经济禁运，使得后者的所有贸易活动冻结，经济陷入混乱，并最终导致了恶性通货膨胀以及70%的失业率。西方世界的公众，首先是美国公众，被媒体告知，这是由腐败的贝尔格莱德独裁政权造成的。美国媒体很少提到华盛顿的煽动性行动或是导致巴尔干半岛这些事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见2002年5月第四卷第1期《南欧与巴尔干》杂志p75～89，“血与油的交汇：西方能源安全中的巴尔干因素”。1999年科索沃战争最简单的理由是为了石油。实际上，欧洲是为了与可能的能源（包括石油）新产区建立战略联系，华盛顿是为了控制这些资源，这是稍有区别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于，为了控制欧洲的能源安全，华盛顿对可能通过巴尔干连接里海油田和欧洲的石油管道线路进行战略控制。见2001年2月27日塞尔维亚首都巴亚卢卡的阿历桑德拉·特蒂卡发表的“穿过无人区的跨巴尔干石油管道”。
1995年，戴顿协议结束了波斯尼亚战争。克林顿政府相信，里海石油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而欧盟则希望通过巴尔干地区的输油管道确保输往欧洲的石油安全，战争的结束与上述观点是一致的。对于开辟里海向欧洲的石油输入路线来说，华盛顿显然认为，保证该地区的和平是必须的。但这种“和平”是由华盛顿定义的。
在戴顿协议以后，波斯尼亚这个曾经的多民族国家被改造成为一个事实上的穆斯林国家，一个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北约控制之下的事实上的附庸国。克林顿政府对波斯尼亚穆斯林军队的武装进行了大量的资助。国际媒体对战争的描述，极大地夸大了欧盟无能的印象，即如果没有美国的干涉，欧盟根本不能解决其领土范围内的主要战争。在此过程中，华盛顿要使北约东扩的理由得到显著的加强。匈牙利、波兰和捷克共和国成为北约的潜在合作伙伴，仅仅就在五年前，这些还都是无法想象的。
很快，克林顿政府便着手开展下一步行动，瓦解任何在巴尔干地区有可能与华盛顿步调不一致的民族主义残余分子。美英石油公司开始争夺被认为石油储藏最丰富的里海的开发权，这里离巴库和中亚的哈萨克斯坦边界不远。地质学家们谈论的“新的科威特或沙特阿拉伯”就是指那里。美国政府估计，那里的石油储量将超过2000亿桶——如果真是如此，这将是数十年来发现的最大的石油资源。布热津斯基，这位收入颇丰的华盛顿说客，代表英美石油巨人英国石油公司的利益，在里海的产油区投下了赌注。
搞乱巴尔干
柏林墙倒塌不久，在法国、意大利和荷兰的支持下，欧盟宣布了一项能源安全战略。巴尔干地区的稳定是该战略的核心。1990年6月，在欧盟的一次峰会上，荷兰首相路德·卢柏斯向欧洲的能源界提出建议，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与苏联以及中欧、东欧国家”的联系。卢柏斯计划是冷战结束后一系列欧盟能源安全计划的第一步。
1992年，欧盟就已经制定了《能源宪章》，为欧盟在已解体的苏联进行石油和能源投资提供一个法律框架。新近独立的里海周边国家，首当其冲的是阿塞拜疆和哈萨克斯坦，在未来欧盟能源安全议题上处于优先考虑的地位。但是，新的克林顿政府的注意力似乎没在这里，对里海石油并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注。但是，这一状况还是在慢慢地发生改变。
1994年12月，当欧盟对包括美国和俄罗斯在内的49个国家批准其《能源宪章》寄予期望的时候，华盛顿突然以技术上站不住脚为由给予拒绝。在没有美国支持的情况下，欧盟继续推动。1998年12月，签订了《能源宪章》的国家建立了一个过渡工作组。该工作组的秘书长强调石油和天然气新产区的重要性，“例如里海地区，确保这些地区的能源供应安全是政府的一个重要战略性任务”。欧盟提出建立一个“东西方能源合作的里程碑”。
从1990年一直到1999年对塞尔维亚的轰炸，欧盟已施行了一系列不引人注意的举措或行动，据美国能源部的一份报告说，这些举措或行动包括为了“把从东里海的石油运输能力提高到每天50万桶”而帮助阿塞拜疆对首都巴库附近的港口进行升级改造。1995年，为了达成这个目标，欧盟启动了“向欧洲输送石油天然气的跨国运输”（INOGATE）计划，以此来“促进能源供应的安全”。1999年2月，就在克林顿政府开始轰炸贝尔格莱德之前，欧盟委员汉斯·冯·德布鲁克称“向欧洲输送石油天然气的跨国运输”计划的目的是“打通进入本地和欧洲市场的瓶颈，保证里海盆地大量的天然气和石油毫无障碍地进入欧洲市场。”但最大的瓶颈却是：北约对贝尔格莱德的空袭。
西欧各国政府很清楚，从巴尔干到里海的这一片区域是石油和天然气投资上的战略重点，特别是当北海石油储量开始下降的时候，这也是欧洲走向更大范围能源独立的一个潜在步骤。但这绝对不是1999年华盛顿的主要政策观点。
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部分由于布热津斯基和美国石油公司的积极游说，克林顿政府已经开始意识到，里海石油问题是一个战略问题。1996年7月，华盛顿启动了南巴尔干地区发展计划，与保加利亚、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讨论输油管道合作问题。该计划规划了两条里海输油管道线路。一条将从巴库通过格鲁吉亚直到土耳其的杰伊汉港。1997年，老布什的前国务卿詹姆斯·贝克为7月21日出版的《纽约时报》写了题为“美国在‘新丝绸之路’上至关重要的利益”的文章。这位即将在后来的小布什政府中成为主要人物的贝克认为：“与格鲁吉亚建立最强有力的经济、文化和政治联系是美国的战略利益所在。”格鲁吉亚地处里海石油和西方市场的中间地带。“里海石油最终将可能像今天的中东石油一样对工业世界产生重要影响”，他补充道。当时，贝克还是英国石油-阿莫科在巴库利益的代理人。
第二条输油管道线路，受到美国政府和第一波士顿银行支持的阿尔巴尼亚-马其顿-保加利亚石油管道公司（AMBO）已经冷却好几年了。在继续推进之前，华盛顿决定不得不先除掉米洛舍维奇政权这个障碍。
南斯拉夫民选总统米洛舍维奇，一位曾经得到过华盛顿支持的，也被认为是能够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游戏规则做事的前银行家，被美国媒体形容为新的“阿道夫·希特勒”。无数的区域内的观察家和外部没有偏见的观察家的报告都一直认为，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纷乱的前南斯拉夫的所有派别都犯下了暴行——波斯尼亚穆斯林、克罗地亚天主教徒和塞尔维亚东正教徒。但是，华盛顿和北约控制的媒体报道却只集中在一方：顽固的塞尔维亚总统米洛舍维奇。由于他坚决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所谓“改革”和北约的军事存在，因此，只要他领导的这个极具军事防御能力的国家仍旧处于巴尔干的中央，哪怕是被包围着，华盛顿为长期控制里海输油管道和中亚地缘政治议程的设想就会受阻。
到1999年初，克林顿政府决定，是改变这一切的时候了。美国在朗布依埃向米洛舍维奇提出要求，即声名狼藉的附加条款B：“为了预防种族屠杀，实施人道主义”，命令米洛舍维奇必须首先同意北约在科索沃驻军，然后把驻军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塞尔维亚。愤怒的米洛舍维奇拒绝了美国的要求。这个意料之中的拒绝正好使发动战争具备了“正当的”理由。（谷歌搜：中国远程思考控制，搜上海木头，相册密码9或99，谷歌搜：脑控，搜：解放军早已经登上台湾岛，google loose change，http://v.blog.sohu.com/u/vw/2884137 ）华盛顿不顾国际法准则、联合国宪章（事实上全部的过程都有联合国的参与）、北约宪章（这是强调防御角色的宪章）、1975年赫尔辛基协定甚至美国宪法（美国宪法规定只有国会才有权力宣战），开始了大规模的轰炸行动。克林顿总统引用了“人道主义”理由和即将发生的对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人的种族屠杀，开始了对塞尔维亚平民残忍的轰炸。
在倾泻了成百上千吨的炸弹，对塞尔维亚造成了估计400亿美元的经济和基础设施损失以后，五角大楼开始了世界上最大的美国军事基地之一的建设。在科索沃东南的吉尼拉内地区附近建立一个名叫邦斯梯尔的军营，这是一个可以驻扎3000名士兵的军事堡垒，拥有机场和最现代化的通信设施，这给美国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巴尔干地区带来一个可以深入里海的永久军事基地。
1999年6月，对塞尔维亚的轰炸一结束，美国政府就宣布它正在资助研究成立阿尔巴尼亚-马其顿-保加利亚石油管道公司的可行性。在提到北约对塞尔维亚和科索沃的控制时，一位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约瑟夫·戈兰梅森称：“美国政府有望保证该地区的安全并提供经济担保，这使得阿尔巴尼亚-马其顿-保加利亚石油管道公司成为一个非常吸引人的提议。”
阿尔巴尼亚-马其顿-保加利亚石油管道公司的工程可行性研究已由哈利伯顿公司的布朗和鲁特进行，当时迪克·切尼是该公司的总裁。当这个新的研究在2000年5月发表时，后来成为布什政府副国务卿的美国大使里查德·阿米蒂奇称：
对于那些在科索沃冲突中给予北约支持的周边国家，阿尔巴尼亚、马其顿和保加利亚，现在因为她们给予的支持而得到了西方的经济补偿，人们可以把这称为“炸弹红利”。引自“可行性研究”，AMBO管道联合企业，2000年5月，美国商务部美国政府报告文摘题录数据库档案，编号为PB2000106974，第1～78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为了打通通往阿拉伯湾的贸易通路，摆脱英国海军控制下的海上航线，位于欧洲大陆的德国做出了不懈努力，修建了巴格达铁路。与此相似，通过巴尔干地区修建一系列新的输油管道将有可能使欧盟石油供应来源多样化，在一定程度上使欧洲摆脱美国和俄罗斯对能源的控制，取得能源供应的独立。在科索沃战争刚开始时，美国就已经占据了能源独立的先机，将北约和美国的控制强加到可能的输油管线和资源上。当贝尔格莱德从科索沃战争的瓦砾堆中奋力挣扎着爬出来时，美国似乎已经牢牢掌控了通向欧盟的任何潜在的输油管线。
在科索沃战争结束的时候，这个仅存的超级大国对欧亚的军事控制已经向前跨出了巨大的一步。美元民主已经又向前迈进了。自由市场的旗帜被牢牢地插在了南斯拉夫的残垣断壁之上。一个富有的得克萨斯石油家族的子孙，美国新任驻英国大使威廉·法里什指出，里海地区富含的石油资源是美国在巴尔干地区的最大利益。
在2001年9月23日接受《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一次采访时，法里什透露，他计划对巴尔干地区作一次访问，这对于驻英国大使来说是一次不寻常的突然袭击，至少可以这么说。法里什是布什家族值得信赖的朋友，同时也是标准石油公司财富的继承人，他也深谙石油地缘政治——他作为美国驻英国大使的真实理由是不用怀疑的。他谈到，要加强北约在巴尔干地区的存在，巴尔干地区可以作为“对抗东大不稳定政权的缓冲地带”。作为“9.11”恐怖袭击的后果。他也提到了里海能源资源和输油管线的战略重要性。
当新的十年开始时，华盛顿是一个无可匹敌的经济强国，其军事优势发挥的作用不太明显。但在短短的几个月内，这一状况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华尔街股票崩溃，经济倒退和在纽约及华盛顿发生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导致了这个变化。对美国人民和全世界来说，变化的结果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第十三章独步天下（1）
新世纪的石油地缘政治
布什新政府与石油的深厚渊源，决定了美国经济与外交政策的核心是石油。在石油即将迎来产能极限之时，美国不惜一切代价四处驻军，甚至悍然发动伊拉克战争，其真正意图不是反恐而是石油。
谢选骏指出：人说“从邪恶帝国到邪恶轴心”——我看从邪恶帝国到邪恶轴心，其基本特性都是由于“世袭罔替”、“永不变色”的贪欲来推动的。其真正意图不是反恐也不是石油，而是要维持一党专政和领袖独裁。在“民主国家”则是极力打破连任限制。
【第十三章 独步天下 重新布局石油版图】
在弹劾丑闻和股票泡沫破灭中，克林顿结束了总统的任期。几个月里，七万多亿美元烟消云散。新经济神话破灭了，几百万美国人民的养老希望随之破灭，上万亿美元的外国投资也付诸东流，这些投资都是受到美国股市财富激增前景的诱惑而来。2000年的总统大选，副总统阿尔·戈尔对阵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前石油商人。这位商人的最大特征似乎是对世界政治一无所知。
在经历了美国现代史上最激烈的竞选后，2001年1月，乔治·布什就任美国总统。布什的总统职位来之不易。尽管选票清楚地表明戈尔占先，但最高法院以54干预了佛罗里达的投票，布什当选。美国称霸世界的基础发生了彻底改变，华盛顿现在所关注的已经不再是克林顿总统所关注的经济政策了。
布什内阁的组成值得注意。它很容易让人们想起12年前的老布什。副总统切尼、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国务卿鲍威尔，甚至包括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高层要职都是由老布什的旧班底担任。所有内阁成员都由切尼和贝克为总统精心挑选。贝克是一个十分隐秘的重要人物，他总是出现在紧要关头。
布什圈子里的人都有很深的石油背景，这一点不容否认。切尼曾经是世界最大的地质和石油服务公司哈利伯顿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赖斯曾是雪佛龙石油公司的董事，布什本人在石油行业里有着丰富的经历，商务部长文斯也是石油商人。一句话，与美国近代史上的任何一届政府相比，2001年1月入主白宫的布什政府，介入石油和能源产业的程度无与伦比。石油和地缘政治重新回到了华盛顿政治舞台的中心。
克林顿政府充满了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的个人色彩。鲁宾是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家，是强势美元政策的倡导者，他强调多边合作和自由市场经济政策，主张积极发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克林顿不遗余力地推动公司全球化，把这视作美国优势。他削减军事开支，减少石油地缘政治活动，这一政策一直持续到他执政的晚期。
新世纪开始时，美国权势集团的核心圈子认为，是改变政策重点的时候了。如果财政部是克林顿政府的权力象征，那么，国防部便是布什政府的权力中心。而且如同冷战时期，石油地缘政治成为国防部最重要的议程。
切尼当选美国副总统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对美国能源政策进行全面的回顾和评价。在布什任职初期，绝大多数重要决策都是切尼作出的，这一点十分清楚，他比历史上任何一位副总统的权力都要大。
随后，切尼转而帮助老朋友和导师——詹姆斯·贝克三世。贝克1992年离开华盛顿之后，在休斯敦的莱斯大学捐赠了一家智囊机构——贝克研究所。贝克研究所以能源研究小组出名，其成员有安然公司的领导人，布什政府最慷慨的资助人肯尼斯·雷（该公司不久后便臭名昭著），壳牌石油董事，英国石油公司经理，雪佛龙-德士古石油公司的领导人，著名的石油咨询专家马修·西蒙斯也是该小组的成员。贝克研究所的理事会还包括了科威特前石油大臣萨巴哈。
萨巴哈的女儿，后来被证明就是1990年10月向美国国会作证的那位科威特妇女，是第一次伊拉克战争的神秘证人，她作证说亲眼看到伊拉克士兵从婴儿保育箱中把早产婴儿抢走。她的证词令美国民众震惊，是美国民众支持采取沙漠风暴行动的主要因素。这一事件后来被一家公关公司标榜为公关的经典案例，这家公司就是与布什政府关系密切的伟达国防公关顾问公司（HILL&Knowlton）。为了感谢这家公司在获得美国支持方面的帮助，科威特流亡政府支付了1080万美元的报酬。当时，这家公司设在华盛顿的分支机构，由前任副总统办公室主任克雷格·福勒领导。
加利福尼亚电力危机，引起了全国石油与天然气价格上涨，美国电网混乱不堪的状况，是总统要求切尼着手研究国家能源战略的表层理由。切尼的《国家能源政策报告》为布什新政府指出了清晰的政策导向。由于党派之争，这些明显的信号被人们忽略了。作为布什总统的日常事务安排的一条重要线索，该报告本应该受到高度重视。
终极大奖之所在
2001年4月，切尼工作组向总统提交了国家能源政策报告，该报告的基础就是贝克研究所的能源战略报告。无论是贝克的报告还是切尼的报告，都预测说，未来20年，美国将严重依赖石油进口。贝克研究所明确指出：世界石油将日益短缺，必须高度重视伊拉克。贝克研究所的研究宣称：“伊拉克是中东石油流向国际市场的不稳定因素”。他们并没有对此作出解释。他们只是简单地呼吁华盛顿要重视对伊拉克的政策，重新定位目标。
贝克研究所的研究还建议，切尼的能源政策工作组应当包括国防部的代表。美国军事和能源战略始终是一致的。贝克报告的结论是，未来是不可预知的，“除非美国在未来的游戏新规则中发挥领导者的作用，否则美国企业、消费者和美国政府将处于弱势地位”。切尼和新政府应毫不犹豫地承担起领导者的角色，尽管他们并不知道如何制定游戏新规则。
切尼的报告强调，美国经济将日益依赖进口石油，使得美国必须着眼于未来。报告并没有对国内石油替代问题给予过多关注，其核心是如何保证美国的境外新油源的安全。在这点上，报告指出了一个问题。在世界的许多地区，最大的石油资源都掌握在政府手中，它们的利益并不是帮助美国解决能源问题。切尼的报告说，这些国家的政府并不把美国利益放在心上。他的意思是说：这些民粹主义政府控制着石油资源，有它们自己的想法，它们无意和埃克森美孚公司、雪佛龙-德士古石油公司或者切尼分享这些。
切尼、贝克和华盛顿的其他决策者，都有长远的考虑。他们很少公开讨论石油供应问题，但私下对世界能源供应的现状却是十二分地关注。他们也在考虑如何把手伸到未被控制的石油地区。
追溯到1999年秋，在伦敦石油学会的一次小型会议上，当时还是哈尼伯顿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切尼，告诉那些国际石油行业的巨头们说，在未来几十年里，中东将是石油资源储备中最重要的战略核心区。在2001年能源报告的预测中，切尼告诉石油巨头说：到2010年，我们每天的石油需求将增加5000万桶。这些石油从何而来呢？很明显各国政府和国家石油公司控制着90%的石油资产。石油仍然是政府最根本的要务。
每天5000万桶是一个巨大的数字，比沙特阿拉伯石油总产量的六倍还多，几乎是当时世界石油总产量的三分之二。石油资源实际控制在政府手中，切尼对这一事实的理解和判断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萨达姆·侯赛因及其他石油生产国领导人很快就明白了这点。
全世界从哪里才能再找到六个沙特阿拉伯？切尼回答说：“尽管世界许多地区都提供了机会，但是，中东具有世界三分之二的石油和最低的成本，仍然是最终大奖所在地。”一年前，在得克萨斯的一次石油会议上，切尼暗示，布什政府将把石油地缘政治作为重点。在谈到哈萨克斯坦的危险和不稳定时，当时还是哈尼伯顿首席执行官的切尼反驳道：“你已经知道石油在哪里了，我再也没有更多的担心了。”他已经把问题想得很清楚。
伊拉克未开发的石油储备比沙特还要多，伊拉克在很早就成为切尼和布什政府具有强烈兴趣的观注点。保尔·奥尼尔，布什内阁的成员，因为团队合作问题从2002年末一直处于退休状态，他后来披露，早在9·11恐怖袭击之前，布什总统就已经把伊拉克的政权更替作为最高目标。
2004年1月11日，在接受美国非常受欢迎的电视节目《60分钟》采访时，布什政府的前财政部长指出，早在2001年，布什开始集中力量考虑如何推翻伊拉克政府。“从最开始，萨达姆·侯赛因就被认为有罪，他是一个坏人，他必须滚蛋”，奥尼尔回忆说。“对我来说，先发制人的概念，就是美国可以独断专行地做她决定要做的事，这是一个真正的巨大变化。”在布什入主白宫之前十天，这个以固执而诚实著名的奥尼尔声称，伊拉克是当务之急。在奥萨马·本·拉登和反恐战争提到议事日程前八个月，布什和切尼以及内阁一直在考虑采用军事手段解决萨达姆·侯赛因。
贝克研究所绝不是第一个提出更替伊拉克政体的。“9·11”袭击发生时，美国的工业、军事、能源和政治精英们也不是第一次讨论如何维持美国霸权
见2001年4月，在公共政策研究所和对外关系委员会上詹姆斯·贝克主持的“能源战略政策：21世纪的挑战”报告强调，世界已经进入到“新的能源时代……今后20年，对具有不确定性的中东石油资源的依赖会急剧增加……”。报告还进一步强调，就在第二次伊拉克战争之前，“伊拉克已经变成了一个主要的不稳定的生产者，使美国政府陷入困难境地”。高层建议切尼和布什政府制定一项“综合性的能源政策……”。
关于科威特石油大臣的女儿和她作证的情况，详见汤姆·里根发表在2002年9月6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的文章“当思考战争时，婴儿正在长大”。
一天后，布什政府威胁奥尼尔，说他泄露机密文件要逮捕他，“萨达姆之后的伊拉克计划”详细说明了对战后伊拉克石油工业进行控制的细节。布什的白宫很显然对奥尼尔的讲话不满。。
美国新世纪
2000年9月，美国总统选举之前几周，也就是9·11之前一年，一个鲜为人知的华盛顿智囊团发表了一篇政论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是《重建美国国防》，非常清楚地阐述了下届政府的政策意图。这篇文章由一个颇具影响力的共和党团体执笔，他们自称为“美国新世纪计划”。
“美国新世纪计划”的成员与新政府的政策班子是同一伙人。该项目组包括哈尼伯顿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切尼、唐·拉姆斯菲尔德和保罗·沃尔福威茨，后者是拉姆斯菲尔德的国防部副部长，领导了伊拉克战争的鹰派人物。美国新世纪计划还包括切尼的办公室主任刘易斯·利比，卡尔·罗夫，卡尔·罗夫后来是乔治·布什集团中最有影响力的政治战略家。高级经理人，如最大的军工企业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布鲁斯·杰克逊，里查德·珀尔和佛罗里达州州长杰布·布什也在其中。
美国新世纪计划的主席是威廉·克里斯托，他建立了强硬派的媒体帝国《旗帜周刊》。就是他从英国伦敦的《泰晤士报》出版商鲁珀特·默多克那里募来了1000万美元。因为有这些强硬的支持者，美国新世纪计划的报告值得认真阅读。但在9.11前却很少有人读。
《美国新世纪计划》的报告以一个简单的问题开始：“美国是否对形成一个有利于美国原则和利益的新世纪有了解决方案？”。报告认为：
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当前，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没有竞争对手，美国的最高战略就是要维持和扩展美国的这种优势地位，越久远越好。但是，仍然有一些潜在的大国对这样的世界格局不满，试图改变它……
这一报告十分清楚，他们对从欧洲到太平洋的欧亚力量分布了然于胸。
《美国新世纪计划》高度赞扬了1992年的战略白皮书，这本白皮书是沃尔福威茨为时任国防部长的切尼撰写的，当时是第一次伊拉克战争期间。《计划》指出，“国防政策指南起草于1992年初，这些原则为维持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抑制竞争对手的崛起，按照美国的利益和原则构造国际安全新秩序提供了蓝图”。布什命令把1992年政策报告隐藏起来。1992年报告的副本泄漏给《纽约时报》后，立刻引起了轰动。报告详细描述了用先发制人的战争形式除掉强大的竞争对手。在2002年9月，乔治·布什正式制定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也就是布什主义。
切尼及同仁们现在重提1992年为后冷战时期的美国设计的帝国之路。他们宣称，美国必须抑制一切挑战美国领导地位的先进工业国家，即便是觊觎区域性或全球的主导地位也不行。
《美国新世纪计划》不仅仅考虑掌控全球，如建议华盛顿建立一个世界范围的“指挥与控制系统”，他们还呼吁发展空间力量控制太空，控制网络空间，发展针对特定生物类别的生物武器，
甚至可以把恐怖领域的生物战争转变为一个有用的政治工具。即便是乔治·奥韦尔也对此感到震惊。
2000年9月《美国新世纪计划》继续着乔治·布什的“邪恶轴心”，它指出朝鲜、伊朗和伊拉克这三个政权是邪恶三轴心，是对新美国世纪的威胁。
全世界都从CNN的电视画面中目睹了世界贸易大厦和五角大楼被袭击的场面，随之也听闻了奥萨马·本·拉登的大名。可就在数月前，切尼的计划瞄准的是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并强硬地强调，美国的政策是对海湾进行直接的军事控制。报告宣称：
几十年来，在海湾地区安全问题上，美国一直寻求扮演一个永久性的角色。当与伊拉克的矛盾变得不可调和时，在海湾地区部署一支强大的美国军队的紧迫性更甚于解决萨达姆·侯赛因政权。
在巴格达遭到轰炸前的几个月里，“海湾地区需要部署强大的美军”这样的话一再地向世界各地的人们贯输。对于切尼、沃尔福威茨及其同仁们来说，伊拉克是他们为自己辩解“海湾地区需要部署美军”的一个简单的借口，当时没有关于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讨论，也没有指出伊拉克与恐怖分子有联系。见2000年9月，在华盛顿特区，美国新世纪计划“重建美国国防”。奥利佛·贝克曼和朱利安·博格发表于2001年10月31日《卫报》上的“前总统俱乐部”。这是世上少有的几件关于这家最有影响和神秘集团的信息中的一件。
反恐战争还是石油战争
如果布什政府对9.11没有准备，他们也肯定不会为反恐浪费时间。恐怖主义已经取代了共产主义，成为全球的公敌。恐怖分子无处不在。最重要的是，由华盛顿界定的这场战争，恐怖分子主要隐藏在穆斯林地区，而这一地区正好控制着世界最大的石油储备。70岁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比他以往任何时候更位于世界政治权力的中心，老骥伏枥，壮心不已。
根据《华盛顿邮报》编辑鲍勃·伍德沃德在他的《布什的战争》（为了此书他得以查阅敏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档案）一书中陈述，世贸大厦倒塌后的第二天，也就是2001年9月12日，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开始劝说总统，把伊拉克作为第一轮反恐战争的主要目标，虽然此时还没有任何确实的证据，证实伊拉克存在恐怖袭击的可能。
在切尼的支持下，第一次海湾战争时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国务卿科林·鲍威尔曾劝说布什要让公众意识到对伊拉克动手是必须的。鲍威尔可不是什么鸽派。1992年，鲍威尔宣称美国需要足够的力量，阻止挑战者在国际舞台上对美国进行任何挑战。最近，在阿富汗推翻塔利班的战争只不过是更大的战役的热身。搞定阿富汗的同时，伍德沃德的书中提到布什已经在秘密地计划入侵伊拉克了。
在信奉原教旨主义的塔利班的领导下，阿富汗曾经给沙特阿拉伯的一个名叫奥萨马·本·拉登的人提供了避难所。本·拉登的组织——基地组织——将是布什最新宣布的反恐战争的第一个军事目标。2001年9月18日，BBC采访了巴基斯坦前外交部长尼亚兹·尼亚克。尼亚克对BBC说，在7月中旬的柏林会议上，他曾从美国高级官员处获悉，针对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将会在10月中旬进行。
最初，华盛顿考虑把塔利班政府作为石油管道运输生意合作伙伴的可能人选。1997年底，塔利班代表应联合石油公司的邀请到得克萨斯州谈判，谈判不欢而散，最后没有达成协议。另一家得克萨斯州的公司，该公司与布什和切尼的关系非常亲密，也在悄悄地谈判寻求可能的管道运输途经，通过阿富汗运输里海的石油和天然气，这个公司就是安然公司。然而安然公司于2001年11月破产，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破产和欺诈丑闻之一。
应安然公司所邀，耗资数十亿美元的阿富汗管道工程，是由切尼原来所在的哈利伯顿公司承担的。有迹象表明，副总统切尼和安然首席执行官，布什的财政支持者的肯尼斯·雷之间的秘密谈话，涉及了华盛顿对安然公司通过阿富汗的管道工程的支持。奇怪的是，切尼拒绝向国会审计总局提供他与安然秘密谈话的文件，强迫法院摊牌。到那时为止，安然公司不切实际的、无法实现的金融计划正逐步走向破产。
2001年7月，塔利班没有讨得华盛顿的欢心。当美国谈判代表提出他们铺设石油管道的条件时，美国告诉塔利班的领导人：“如果你们不在铺满黄金的地毯上接受我们的帮助，我们就将把你们埋葬在布满炸弹的地毯之下。”塔利班当时请求美国的援助，以重建阿富汗的基础设施。他们希望输油管道不仅仅作为通往印度以及更多国家的运输线，还希望它为阿富汗的能源需求服务。华盛顿拒绝了塔利班的要求。2001年9月11日给华盛顿提供了向喀布尔赠送炸弹地毯的借口。
美国联合石油公司和塔利班在石油管道问题上的谈判宣告破裂。当时布什总统身边的关于阿富汗和中亚地区问题的国家安全顾问是扎勒米·哈里扎德，一个与流亡的阿富汗国王有亲密关系的阿富汗人。后来哈里扎德先后成为布什派往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特使。他也曾在阿富汗输油管道问题上为美国联合石油公司效力。
五角大楼用富有诗意和爱国情怀的语调，称轰炸阿富汗的行为是“持久自由行动”。失望的阿富汗人后来尖锐地讽刺说，
这种自由其实是美国军队的自由，他们可以恣意摧毁阿富汗的任何他们认为有必要摧毁的东西，另外，自由究竟有多持久也遭到公开质疑。
对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以小规模的战斗宣告结束。塔利班政权在2002年初解体。绝大部分士兵在得到慷慨的中央情报局分发的美元之后投降。然后哈里扎德把另一位美国联合石油公司的前顾问哈米德·卡尔扎伊推荐给布什，布什任命此人为战后阿富汗废墟的临时总统。
好几年以前，也就是1998年2月的时候，面对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美国联合公司的一位副总裁约翰·马里斯卡，为了中亚地区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备，曾力劝华盛顿支持阿富汗石油管道路线。他提到了可能的线路并宣称：“通过阿富汗的线路看起来是最好的选择……它可以用中亚地区的石油供应亚洲市场”。它将起源于北方的土库曼斯坦，穿过阿富汗，进入巴基斯坦境内，进而到达印度洋。由此它将供应印度、中国和日本巨大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他强调，“管道将穿过的领土由塔利班控制”。2002年2月之后，塔利班就不再是障碍了。
对阿富汗的军事进攻，是反恐战争的第一仗，使华盛顿受益非浅。它为五角大楼迅速增长的每年将近4000亿美元的巨额预算提供了借口；为建立一个永久的美国军事基地链提供了借口，这个军事基地链从乌兹别克斯坦到阿富汗，到吉尔吉斯斯坦，这个地区位于苏联版图腹地（普京总统身边的智囊团不会对后面这个地点无动于衷）。美国推翻了塔利班，也带来了海洛因在全球的泛滥，因为受塔利班打压的旧军阀们又可以重新种植罂粟了。
美国派往巴基斯坦的大使，温迪·张伯伦，于2002年1月会见了巴基斯坦的石油部长乌斯曼·阿米努丁。会谈是关于如何继续执行由北向南直通巴基斯坦阿拉伯海石油终端的输油管道计划的。2002年5月BBC报道，卡尔扎伊声称，计划与巴基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进行会谈，讨论关于从土库曼斯坦到印度的，价值20亿美元的天然气管道建设问题。2003年1月初密约悄悄地签署了，没有国际新闻的大肆渲染。
华盛顿刚把卡尔扎伊安置在喀布尔，布什和切尼就吹响了推翻萨达姆·侯赛因的号角，萨达姆·侯赛因是华盛顿的新阿道夫·希特勒，是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一类的邪恶暴君。尽管安理会没有同意，华盛顿根本不予理会，开始实践布什主义。
见2002年12月15日约翰·皮格尔发表于巴基斯坦《每月时报》上的文章“美国的赌注：统治全球”。关于“满地黄金”的说法和美国联合石油公司在阿富汗的作用，让-查尔斯·布内萨德和达斯却有详细的说明。2002年，纽约雷声出版社出版的《不能公开的事实：美国与塔利班之间的秘密石油外交》。卡尔扎伊与美国联合石油公司的联系，见2001年12月13日《世界报》。
罗恩·卡拉里的“安然-切尼-塔利班有联系吗？”发表于2002年2月28日《不列颠观察》。该报道有关于安然公司（倒闭前）在阿富汗管道谈判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细节。
趋“油”若鹜
2002年，华盛顿在没有得到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支持的情况下，准备发动对巴格达的军事进攻，这违反了联合国宪章，除了英国的布莱尔、葡萄牙、西班牙、波兰以及其他几个国家，美国没有得到大多数主要同盟国的支持。俄罗斯、中国、法国甚至德国都公开反对美国准备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俄罗斯外交部长伊戈尔·伊万诺夫发表官方声明，莫斯科反对美国针对伊拉克的任何军事行动。俄罗斯卢克石油公司以及其他两个国有公司曾经签订了一个长达23年的开发伊拉克西部古尔奈油田的合同。中国也反对战争。中石油在伊拉克西部地区签订了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石油合同。法国在萨达姆政权下也有开发伊拉克石油的权力。三国都明白，美国单方面发动战争将永久地结束她们的伊拉克石油之梦。
那时，中国正逐步取代日本成为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以现在的增长速度，十年之内，它将轻易地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消费国，几乎全部依赖进口。中国国内找不到足够的石油储备。中国明白，可靠的石油供就是未来经济发展的保障。现在最大的石油资源将被美国的军事力量牢牢控制。对北京来说，这个消息是明白无误和令人深感忧虑的。
尽管世界各地都呼吁反对伊拉克战争，布什发动的伊拉克战争还是进入了倒计时阶段，这对世界上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问号——为什么？为什么美国要冒天下之大不韪用武力来追求“和平与稳定”，难道这就是他所谓的“软实力”？为什么她不顾风险在整个石油产地制造不稳定，甚至可能引起新的石油价格冲击以及全球经济衰退，难道就仅仅是为了打击伊拉克？来自华盛顿的官方回答是萨达姆·侯赛因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且他还与基地组织恐怖分子有联系。难道这就是乔治·布什、迪克·切尼、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保罗·沃尔福威茨以及华盛顿的其他人发动新的伊拉克战争的充足理由吗？这不能令人信服。在13万美国军队永久驻扎在伊拉克后，他们的怀疑得到了证实。
进攻伊拉克的军事行动，恰如预计的一样，在几周内结束，毫无悬念。官方宣称战争于2003年5月结束。那里只有象征性的抵抗，伊拉克也没有使用恐怖武器。也许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这样的小国遭受过如此毁灭性的打击。人们可以通过CNN以及鲁珀特·默多克的福克斯新闻网看到战争的清晰画面。美国也背负着国际舆论的压力。美国的主张确如布什说过的那样，“你要么支持我们，要么反对我们”。
华盛顿曾再三强调它们有正当理由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这理由就是伊拉克拥有威胁美国的化学武器、生物武器甚至核武器，必须予以消除。而当联合国检查员并没有发现这些时，他们转变了借口，辩称真正的原因是萨达姆·侯赛因曾与奥萨马·本·拉登以及神秘的基地恐怖组织结成了联盟。随后，理由又变了，即用一个民主政权取代独裁政权是值得的。（谷歌搜：中国远程思考控制，搜上海木头，相册密码9或99，谷歌搜：脑控，搜：解放军早已经登上台湾岛，google loose change，http://v.blog.sohu.com/u/vw/2884137 ）战后，布什为美国关于中东地区的政策制定了一个以民主为主题的“推进自由战略”。在2004年1月的国情咨文报告中，为了发展“中东地区的自由选举、自由市场、自由言论以及工会”，布什要求将给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的预算拨款增加一倍，以便促进这些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就如同对南斯拉夫和东欧一样，很明显，为了改变现状，华盛顿计划削弱现存的政权。它的用意极其深远。
一旦美国军队控制了这个国家，所有关于战争的借口，比如武器、恐怖分子，全都烟消云散了。有消息显示托尼·布莱尔将他政治前途的赌注押在欺诈事件之上。事情看起来好像是布莱尔的华盛顿同盟把他当作了替罪羔羊。在美国占领巴格达和伊拉克油田后不久，华盛顿的各色官员们开始承认理由并不是像他们先前所说的那样。
最厚颜无耻的是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他倡导预防性战争，是1992年白皮书的作者，也是2000年9月美国新世纪计划报告的合著者，鹰派的领导人。2003年3月，在布什正式宣布伊拉克战争结束后不到一个月，沃尔福威茨对前去参加新加坡安全会议的代表说：“简单地说，朝鲜和伊拉克之间最重要的区别是经济上的考虑，对伊拉克，我们别无选择。伊拉克整个泡在石油的海洋里。”朝鲜承认研制核弹头和导弹的事实并没有让沃尔福威茨以及五角大楼中的人们上心。伊拉克才是他们的目标。
2003年12月底，华盛顿悄悄地撤回了400人的特遣部队，这支特遣部队花费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在伊拉克寻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想得到任何蛛丝马迹，结果一无所获。到2004年1月，科林·鲍威尔被迫承认美国没有证据证明伊拉克与基地组织之间有联系，但还是苍白地坚持这些联系可能存在，并认为这就够了。鲍威尔辩称布什发动战争是因为“他认为那个地区处于危险之中，美国处于危险之中”。一个备受尊重的华盛顿智囊团，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谴责了关于所谓的伊拉克武器威胁论的“系统误传”。对于鲍威尔的解释，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华盛顿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对付这捕风捉影的威胁？
五角大楼控制着战后重建事务，而不是常规地由国务院控制。五角大楼的沃尔福威茨明确地表示，只有政府的好朋友才可以得到关于伊拉克石油工业的利润巨大的合同。切尼的哈利伯顿公司位于首位，还有柏克德公司，以及美国和英国的其他石油公司。华盛顿变本加厉地要求它在欧洲、俄罗斯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的同盟国免除伊拉克的债务。华盛顿没有付出什么，它又赢了。在拒绝联合国的维和事务的同时，它又要求外国军队承担这个担子。总之，华盛顿的态度看起来更像是帝王而不是民主。乔治·布什曾经虔诚地说过他的阿拉伯梦想，这梦想就是把民主带到伊拉克以及其他的专制的阿拉伯世界。无疑，拴在美国主战坦克油桶上的民主不是大多数伊拉克人的梦想。
布莱尔的前内阁大臣米切尔·米彻在6月份战争刚结束时辞职，他曾对伦敦《卫报》说，“不管萨达姆·侯赛因是否当权，布什内阁都打算以武力控制海湾地区”。米彻继续指出，“反恐战争是一层虚掩的面纱，它被美国用来遮掩它的真实意图，就是实现更广泛的战略上的政治目标”。切尼的美国新世纪计划以及贝克研究所的能源报告，被米彻看作是华盛顿的政治蓝图。米彻认为，关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伊拉克与基地组织之间的联系，不过是一颗烟幕弹。
他还发现了另一个可能的解释，那就是“美国和英国可靠的碳氢化合物能源正消耗殆尽……英国到2005年将面临严重的天然气短缺”。前内阁大臣指出，英国，特别是英国主要的石油公司如英国石油和皇家壳牌，决不甘心自己被排斥在抢夺世界上剩余石油资源的行列之外。米彻回忆到，“英国石油的首席执行官布朗爵士曾经警告华盛顿，不要在战后为自己的那些公司把伊拉克瓜分殆尽”。米彻曾经是英国的环境大臣，他也许知道那份不同寻常的备忘录的内容，就是在9月11日之前几天提交给布莱尔内阁政府的那份备忘录
见2003年9月6日《卫报》上发表的米切尔·米彻的文章“反恐战争只是借口”，这篇从布莱尔内阁一位长期在职的高级官员的角度撰写的文章，让美国媒体失语。关于美国武器转移的报道见于雷蒙德·惠塔克的文章。2004年1月11日，《独立报》载文“鲍威尔不同意基地组织搜寻萨达姆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沃尔福威茨的观点在乔治·怀特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有涉及，该文题目是“沃尔福威茨：伊拉克战争是为了石油”，发表于2003年6月4日《卫报》。蒂莫西·加登·阿什（2004年1月22日《卫报》文章“接下来是阻止叙利亚？”）也注意到，布什要求NED的资金加倍，进一步在中东地区扩大民主。。
油之将尽？
2001年9月9日，布莱尔首相的内阁政府收到一份非常令人震惊的备忘录，备忘录用了一个简单的标题：“呈内阁能源政策事务处”。这份备忘录是石油消耗分析中心一群一流的地质学家精心准备的。
英国内阁办公室的备忘录集中于这样一个主题：“世界面临严重的烃供给困境”。备忘录中陈述到，“全球石油供应现状已上升为政治风险问题……如果加大对中东地区生产的投资，能够提高产量，但也只是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提高而已。只有伊拉克是一个巨大的例外……”。内阁办公室备忘录进而预言“全球石油产量将会很快下降。石油产量峰值的时间取决于中东地区的储备量……乐观估计，全球峰值会在5～10年间出现”。报告也预言了全球天然气的峰值会在20年后出现。作者建议政府要进行“相关的工作来验证这些计算”。但是备忘录被悄悄地藏起来了。
布莱尔有一些消息灵通的石油顾问。这些人中包括英国石油的总裁布朗爵士，他也是首相的亲密朋友。1999年，即英国备忘录出台的两年多前，布什当选总统的一年前，美国大西洋里奇菲尔德石油公司（布朗爵士的英国石油公司的分公司）的总裁迈克·鲍林声称，“我们已经搭上了石油末世纪的头班车”。
鲍林所言对乔治·布什、詹姆斯·贝克以及迪克·切尼来说，意义十分明确。令人好奇的是，这么一个影响经济稳定和安全的意义深远的观点，在2000年大选期间及以后从来没有被公开地提出来过。
从20世纪20年代起，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有好多次预言，说世界上的石油将消耗殆尽，但每次这样的厄运预言者都被证明是错误的。总是有人杞人忧天。那么为什么这次的警告就应该比20世纪70年代的警告更有现实意义呢？
简短的回答是，因为这次有更多的证据支持该预言。至少，赌注大得足以引起一场严肃的讨论。奇怪的是，不像以前的石油恐慌，这一预言并没有引起公开讨论。这才是最令人震惊的。
地质学者并没有预言世界将会在5～10年内耗尽石油。他们争论的是其他一些内容，即在世界石油需求，特别是来自中国和其他经济增长地区如印度和印尼的需求呈爆炸性增长的同时，目前使用的易于获取的、便宜的石油将会急剧减少。他们也讨论了各种不同的替代品，包括重油、煤以及核能，但它们都不能代替石油。他们的分析的经济含义令人惊愕，几乎一个世纪以来，世界经济是由便宜的、充足的石油来支撑的。
一些严肃而中立的地质学者都支持这样的观点，即世界石油正接近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技术上称为峰值。英国石油损耗分析中心曾经精心准备了2001年9月9日的内阁政府报告，其中的一位主要人物就是科林·坎贝尔，一位备受尊敬的地质学家。他的预测得到了一些世界一流地质学者的支持，这些学者来自美国科罗拉多州矿业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地质学院、法国石油学院、瑞典乌普萨拉大学，还有一些私人能源顾问比如道格拉斯·威斯特伍德有限公司以及瑞士的石油咨询公司。
这些杰出的地质学者在客观地讨论这样的问题，未来十年或更长时期内全球人口和经济的适度增长，将导致全球石油需求持续增长，而许多大油田的石油产量却在急剧下降，比如北海油田、阿拉斯加普拉德霍湾油田以及墨西哥、俄罗斯和尼日利亚的油田。
2003年5月的石油峰会上，美国能源专家，也是切尼和乔治·布什的顾问马修·西蒙斯发出过警告。西蒙斯曾经是贝克能源组织协会的主要成员，并且是提交给切尼的报告的主要作者之一。他可不是小人物，而是布什政府能源问题的权威人士。在法国石油学院，西蒙斯对国际地质学者和能源专家组织说：“五年前我几乎没有考虑过‘峰值的含义以及它到底什么时候会出现’的问题。”他说：“令人担忧的是，峰值将临，没有几年了……如果我是正确的，未预见到的后果是毁灭性的……不幸的是，如果我是正确的话，世界还没有做好应对的准备。”
西蒙斯接着描述了在目前较低的成本下，如果运输、食品和工业突然遭遇最基本的能源短缺，这对世界经济意味着什么。他认为：“没有好的能源解决方案来维持现状。当前的一种选择是紧缩我们的经济发展。”简而言之，他预言世界唯一的前景是进入到深度的经济衰退和萧条当中。
在2002年7月关于现有石油储备的讨论上，科林·坎贝尔指出，“随着五年后石油和天然气峰值的到来，石油短缺将在2010年左右出现”。他指出，世界上40%的能源需求以及90%的运输燃料的需求都来自石油。坎贝尔总结到：“很明显，世界不得不学着如何消耗得少些，更少些”。
地质学者把石油峰值定义为这样的一个点，即给定地区的石油储量已经被开采了至少一半。峰值之后，每开采一桶石油都需要更多的投入，抽取石油需要保证井下有足够大的压力，而向老油田中注入气或者水耗资巨大。这就意味着当世界主要的油田经过峰值之后，石油成本很可能暴涨。那么，此次预言的峰值不仅仅是一个油田的峰值，或者是一个产油国的峰值，而是一个绝对的峰值，即世界范围的石油峰值。
坎贝尔预言：“2005年之后，发掘和开采一桶石油所需的能源将会超过一桶油本身提供的能源。”他补充道，在过去的20年间，尽管已经花费了一万多亿美元，来发现新的未开采的油田以替代老的北海油田、阿拉斯加以及其他油田，石油公司还是不能满足目前的石油消耗需求。坎贝尔估计每发现一桶石油的同时就要消耗掉四桶，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
在另一项关于石油峰值问题的研究中，马修·西蒙斯引用了一组令人警醒的统计数字来阐明发现新油田的悲观速度。位于前10位的石油勘探和石油产品公司在2000～2002年之间花费了1950亿美元，使得每天的石油产量从2240万桶增长到2410万桶，当今石油和天然气产量的93%来源于此。西蒙斯接着预言石油和天然气供应量将持续下降，“10～15年之内将目前已发现的储量全部耗尽”，也就是在2010年或2015年。只要有一个大的油田出现峰值，那么产量的急剧、垂直下降只是个时间问题。坎贝尔引用了一个在北海的老油田的例子，布伦特油田在峰值过后的四五年间产量已经下降了90%。这也就是为什么世界未能意识到隐藏的危机。许多大油田的资源在过去的30年左右已经到达或者已经接近峰值，然而总储量的统计数字仍然给人以丰富的幻想。在故意忽略石油峰值的问题上，那些大公司及政府都有既得利益。布什政府在石油峰值问题上的利益不是短暂的。美国世纪，美国霸权统治下的和平，就是我们要面临的未来。
实际上，坎贝尔以及其他一些中立的地质学者证实了切尼1999年在伦敦说过的话。坎贝尔曾经断定，世界上唯一蕴藏大量未开采石油，并可以以低成本开发的地区就是中东。
坎贝尔和西蒙斯都注意到了三角地区特殊的地质构成，它拥有世界上现有石油储量的65%，甚至更多。这个三角地区包括下列国家：伊拉克、伊朗、沙特阿拉伯、科威特以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还有卡塔尔。据说伊拉克拥有中东最大的未开采的石油储量。美国政府的某些研究估计伊拉克可能拥有4320亿桶未勘查的石油资源，远远超过沙特阿拉伯。在世界上其他地区的石油资源都达到峰值后，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伊拉克以及整个中东的战略意义将呈指数级的暴增。并且那些石油仍然由阿拉伯政府控制。
在2003年初的埃克森美孚勘探公司的杂志上，公司总裁乔恩·汤普森间接地支持了地质学家们的一个基本分析，即全球石油危机将会在2010～2015年之间到来。汤普森写道：
我们预计世界现有油田石油和天然气的产量正在以平均每年4%～6%的速度下降。为了满足2015年的预计需求，每天必须新增相当于一亿桶的石油产量，这相当于今天产量的80%。换句话说，我们目前每生产10桶石油和天然气，到那时我们还需要额外发掘、开发和生产8桶。另外，生产这些新增的石油和天然气的成本预计将远远高于目前的花费。
对世界上那些最大的，以发掘新的石油和天然气为己任的能源公司来说，这些评论无疑是一颗炸弹。他指出，世界在未来的十年内对新的石油和天然气的需求将剧增，而新油田的发现还不可预期。满足新能源需求的成本将“相当地高”。汤普森在篇首写到，“一个革命性的变化”，非常贴切。
目前世界能源供应已经现出早期的危机，这一估计令人震惊。如果这一估计是正确的或者是非常接近的话，那么它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将高出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冲击几个数量级。克林顿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前任中东问题高级专家肯尼斯·珀拉克支持入侵伊拉克，他毫不客气地讲：“过去50年间全球经济是建立在便宜的、充足的石油基础之上的，如果拆除这个基础的话，全球经济将会崩溃。”
简而言之，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底，大概2010年或2015年的某个时间，或许更快，世界上大部分的石油和天然气可能就会消耗殆尽，这就是布什当局冒着巨大的风险单方面进军伊拉克的动机。这也说明了布什领导下的美国政府关于国内和对外政策的考虑。
如果美国能一直保持对伊拉克石油的军事控制的话，华盛顿将在所有可能的经济竞争中占有绝对优势。战争之前，伊拉克政府已经与俄罗斯、法国和中国签订了长期的石油开采合同。华盛顿五角大楼的战略家们并没有忽视这一点，即这三个国家在未来的任何危机中都是石油竞争对手。切尼也不例外。在2001年切尼拒绝公开的能源问题工作小组的档案中，详细地绘出了伊拉克油田的地图并记录了在伊拉克有合作项目的外国公司的名单。文档当时仅公开了部分内容，在确保占领伊拉克之后才完全公开。
2004年初，在扫清障碍后，华盛顿宣布在伊拉克的石油开采以及重建工作只会分给那些曾经在占领伊拉克的过程中帮助过它的公司。最早获利的石油公司是雪佛龙-德士古——赖斯原来所在的公司、英国的英国石油、壳牌，还有切尼的哈利伯顿公司。
正好在准备伊拉克战争的时候，随着对沙特阿拉伯班达尔王子空军基地依赖的减少，卡塔尔的多哈成为美国在海湾地区的主要军事基地。从2004年初起，伊拉克面临着美国长期的军事占领，很可能要长达几十年之久。切尼的美国新世纪计划的作者之一罗伯特·卡根，在伊拉克战争的几个月后关于伊拉克的谈话中对《亚特兰宪法报》说：“很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需要把主要的军事力量集结在中东地区……如果我们在伊拉克拥有武力，那么石油供应就不会遭到破坏。”
当世人见证了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结果后，人们自然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的军事力量就是为了确保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资源的直接控制。这也是为什么一旦占领伊拉克，华盛顿就不怎么关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原因。
见2001年9月9日石油损耗研究中心提交给布莱尔的内阁备忘录，题目是“交内阁办公室：关于能源政策”。可见：2003年由新社会团出版的理查德·海因伯格的文章：“政党的终结：石油、水和工业社会的命运”。2003年5月27日，马修·西蒙斯在法国石油研究所向石油产量研究协会进行演讲的材料。马修·西蒙斯还于2003年8月在休斯敦第十届莱斯全球论坛“能源基础设施”的讲话上，对石油和基本经济问题进行了很好的总结。另见2002年7月，坎贝尔在科罗拉多大学矿业学院金·哈伯特石油供应研究中心上的讲话“预测2002～2005年的全球石油产量”。2003年5月，米歇尔·克莱尔在巴黎发表的“布什-切尼的能源战略”；2003年7月19日，马诺·新汉姆发表在《亚特兰大宪法报》上的“切尼的石油地图”；2003年10月2日是，查尔斯·阿瑟发表于《独立报》上的“跑得比研究预期还快的石油与天然气”；2003年达拉斯《明灯》第85卷第1期发表的乔恩·汤普森代表埃克森美孚公司写的文章“革命性转变”。
四处屯兵
如果对即将到来的世界石油峰值的悲观估计能够解释为什么华盛顿甘冒入侵伊拉克的风险，那么，美国针对从西非海岸到利比亚和苏丹，从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到俄罗斯和格鲁吉亚，还有阿塞拜疆和阿富汗，制定的一系列令人费解的外交新政策，也就有了解释。
布什要为确保再次当选下注，美国的军事政策和能源政策的模式是明确的。结论只有一个，即美国的现行外交和军事政策就是控制地球上每一个现有和潜在的石油产地和运输线路。这样的控制将是史无前例的。作为世界上唯一的军事超级大国，美国将决定谁以多少价格得到多少能源。石油供应危机对世界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影响将是毁灭性的，随着供应的危机正逐渐逼近，上述决定权具有不可思议的威力。华盛顿显然是在发动批评家们所说的资源战。
面对不可预期而又近在眼前的供应短缺，这种短缺在像中国和印度这些经济高速发展的地区尤为显著，美国作为世界唯一的军事超级大国将规定世界经济发展的秩序。它有权决定给不给你石油，而石油又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原料。为了能够控制即将到来的能源危机，在世界意识到危机之前，华盛顿就已经行动好了。采取欺骗的手段是必要的，好在布什政府从来就不缺乏这样的手段。
在2003年5月巴黎石油峰会上的另一位发言人，也是资源研究学者的米歇尔·克莱尔引用了美国能源部长斯宾塞·亚伯拉罕在200１年3月国家能源峰会上的发言。布什的能源官员警告说，“美国在未来的20年里面临着重大的能源危机。如果不能适应这一挑战，将威胁到我们国家的经济繁荣和国家安全，并且将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在提到切尼2001年的能源报告时，克莱尔说：“一切的重点就是要消除美国采购海外石油的障碍，无论这样的障碍是来自于政治、经济、法律还是运输。”他补充道：“切尼的能源计划对于美国的安全政策和美国军事力量的部署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全球石油和天然气峰值可能在大约5～7年，不到10年的时间内突然降临，这一前景可以真正地解释为什么华盛顿会断然发动战争。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像《纽约时报》这类备受尊敬的自由主义媒体，会在2003年1月发表由米歇尔·伊格纳蒂夫撰写的专栏文章，在描述美国的外交政策时为其辩护。在以前，这对于传统的、崇尚自由的《纽约时报》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回顾布什执政期间，美国一直在一步步地扩充其军事力量，扩展其军事存在的范围，进入到世界上一些从前根本不可能进入的地区。苏联经济结构的解体使美国的军事扩张成为可能，也使华盛顿控制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扩大到了布热津斯基所称的“心脏地带”，正好是俄罗斯的家门口。
关于布什政府的能源政策与军事政策之间是否存在着必然联系，克莱尔评论道：
……不可否认的是，布什总统对于加强美国的能源供应给予了最高关注，与此同时，现行的能源战略基于这样的现实，即美国日益依赖于来自于一个充满危机与冲突地区的石油……一方面，这一战略的目标是要保证更多的石油来自于世界其他地区，另一方面是增强美国干预这些地区的能力……
克莱尔总结道：“他们已经为美国在21世纪统治世界做好了整体设计。”
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的军事基地已经扩展到了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等前苏联的地盘以及阿富汗。从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位置看，美国军队已经控制了大部分南亚地区。巴基斯坦依赖于美国的军事压力。整个海湾地区现在都受到美国的军事保护。
美国军事占领伊拉克，使世界能源的旧格局像推翻多米诺骨牌一样完全改变，这个幕后推手正是华盛顿。格鲁吉亚，这个位于从里海到土耳其杰伊汗港输油管道的关键位置上的国家，实际上从2004年初起就受美国的保护。当时，在美国受过教育的36岁的律师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在“玫瑰革命”中登上总统宝座。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由华盛顿和索罗斯基金会扶持，另外还受到詹姆斯·贝克的个人干预和支持，詹姆斯·贝克的法律公司是代表里海英国石油公司利益的。
2003年初，当所有人把目光转向伊拉克时，五角大楼又和两个太平洋（应为大西洋。——译者）的小岛，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签订了长期军事基地协议。这两个岛屿有着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它们的位置可以直接攻击到从摩洛哥到尼日利亚、赤道几内亚和安哥拉的西部非洲油田。为达成政治上的密约，乔治·布什对西非进行了一次非同寻常的访问。华盛顿的一些分析家估计美国石油需求的25%将很快来自西非。他们把几内亚湾称作对美国具有“重大利益”的地区。切尼的能源政策报告认为，西非预计是对美国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供应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法国在非洲不同地区扮演的传统角色，正在被美国挤走。
利比亚也正在成为美国的势力范围。2004年1月，卡扎菲上校宣布拒绝恐怖行动，并对国外开放石油投资，以换取美国的认可。在谈及他对美国的迎奉时，卡扎菲强调，“现在是全球化时代，并且有很多新的因素正在制定世界的秩序”。利比亚仍然拥有相当可观的石油储量，华盛顿想插一手。利比亚当时已开始与日本、意大利、法国以及其他不受美国制约的外国公司签订合同，也与中国签订了建设石油和天然气管道的合同。现在，这一切都将改变。美国石油公司被请了回来。卡扎菲侥幸逃生。
在苏丹，喀土穆政府于2004年1月与南部叛军签订协议共享该地区的石油资源，从而结束了历时20年的内战。华盛顿在背后觊觎着。苏丹一直与中国和欧洲的石油公司合作，由于华盛顿的制裁政策，美国公司未能得到机会。苏丹拥有大量的石油资源，华盛顿认为获得这些资源的时机成熟了。
哥伦比亚以及邻近的委内瑞拉的石油也正面临美国的军事存在。布什政府宣布计划花费9800万美元对哥伦比亚提供军事训练和援助。这并不是为了阻止可卡因流入到美国，而是为了平息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和哥伦比亚民族解放军这些游击队的活动，他们威胁到西方石油管道的安全。哥伦比亚已经成为美国的第七大石油供应国。当委内瑞拉的总统乌戈·查韦斯试图对国有石油公司采取更直接的控制政策时，布什政府在背后尝试了一次政变（美国从委内瑞拉、哥伦比亚以及厄瓜多尔进口的石油数量超过了整个中东地区）。
印尼的石油和天然气的境况也是这样：恐怖战争为美国新的、超强的军事存在打开了大门。美国分析家左坦·格罗斯曼这样评论道：“对美国的战争制定者来说，建立新的军事基地是一种长远的考虑，它比战争本身更为关键，也比美国的敌人重要得多。”在乔治·布什的第一届任期结束时，作为外交事务中的新手，他已经领导了美国历史上最戏剧性的军事扩张。美国的军事基地使得他可以在战略上控制欧亚大陆所有的能源路线，这是史无前例的。美国可以在未来与日本、中国、东亚、印度、俄罗斯以及欧盟的能源关系中占主动。比利时作家米切尔·科林曾直率地说：“如果你想统治世界，那么你就要控制石油。任何地方的任何石油”。这正是目前华盛顿所做的。
伊拉克战争之后，2003年8月，当依赖能源的日本设法与伊朗签订长期合同以开发一个大油田时，华盛顿以伊朗的核计划为借口阻止日本签约。东京领会了美国的意图。到10月份，他们疯狂地以高于中国的价钱设法从尤科斯公司获得俄罗斯的石油，当时俄罗斯公司正在与乔治·布什谈判以便将尤科斯的一大部分股份卖给雪佛龙-德士古公司。华盛顿的石油雷达可以监测到每一个人，每一个地方。
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是一种警示，它昭示了美国的真实意图，即美国决意竭尽所能地锁住每一个大的石油和天然气产地。怪不得世人开始怀疑美国总统的动机，怀疑他所宣扬的传播自由和民主的真正目的。布什建议将给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的预算拨款增加一倍，以推进中东地区的民主进程，他的这个建议让人很不放心。
就在美国进军巴格达前夕，阿纳托利·利芬分析了美国发动战争的决心。利芬在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工作，他认为：
一致的共识是通过绝对优势的单边军事力量统治世界，这是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以来，迪克·切尼和理查德·珀尔周围的智囊团一贯倡导和执行的。
利芬认为石油战略问题是切尼圈子的议事日程：“对切尼周围的人来说，唯一重要的考虑是尽可能有保证地、无限制地得到便宜的石油。”西蒙·罗梅罗，“在德克萨斯石油办处对非洲小岛军事政变的感受”，2003年7月18日的《纽约时报》；“尽管美国不同意，伊朗与日本还是签订石油协议”，2003年7月3日，道琼斯通讯社；阿纳托利·利芬，“推进战争”，伦敦书评，2002年10月3日，第24卷，第19期；韦思·麦迪孙“在西撒哈拉大石油公司于詹姆斯·贝克的目标”，2003年1月9日，非洲商务网；“与石油相联系的格鲁斯骚乱”，2003年11月24日巴基斯坦的《黎明报》；非洲石油政策工作组，“非洲石油：美国国家安全的当务之急”，高级战略和政治研究所，华盛顿，2002年1月。
一切尽在掌握中
对伊拉克石油和整个阿拉伯海湾地区安全的军事控制费用如此高昂，这决定了整个欧亚大陆和其他国家的未来经济，对美国的新帝国战略是生死攸关的，毫无疑问这种代价是值得的。
布什政府的经济政策很简单：不惜代价赢得2004年的大选连任。华盛顿每年有5000亿美元的财政赤字，贸易方面的赤字同样巨大，中国、日本和东亚的出口商把他们数千亿美元的贸易盈余用于购买美国的国债和其他资产，由于害怕丧失出口市场，他们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依赖美国，他们像是在这个过程中被追逐着，找不到出口。
不管是美联储还是政府的人，对华盛顿的经济数据的警示都表示担忧。这些人现在控制了世界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东西——石油。他们不是间接地，而是直接用军事力量支持不同产油区的政权，从而控制石油。由于有了对世界石油流向的有力控制，他们就拥有了胁持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毁灭性武器。谁还敢挑战美元？
把20世纪70年代的第一次石油危机和伊拉克入侵之后的事件进行对比，具有很强的戏剧性。1973年，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在瑞典的萨尔斯巴登提出的政策，把石油价格提得如此之高，足以使在北海、阿拉斯加和其他非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地区发现的新的石油来源变得有利可图。第一次石油冲击为美元体系赢得了时间。
在20世纪70年代，像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和三边委员会这样的强力集团，能够延迟第一次石油危机对欧洲、日本和美国的冲击。为了达到目的，他们针对发展中世界的需求，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体系，打击那些发展本国经济的民族主义运动。
他们把这叫做“可持续”增长。这一政策，通过“增长极限”限制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维持发达国家的富裕和美元体系超过了30年。发达国家幻想着充足、便宜的石油源源不断，支撑其最富足的生活水平30年不变。但是，这样的幻想是以牺牲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福利为代价的。只有通过无情打击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人民对经济稳定增长的愿望，才能保证美国领导的少数发达国家能够享受对长久繁荣的幻想。
在使这种幻想变成现实的过程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人为打压大多数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华盛顿可以压制对石油的全球性需求，并且允许美国进口便宜的石油来为维持人为的繁荣。美国的石油产量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达到顶峰。美国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国外石油的进口。
到21世纪初，对充足而便宜的石油的幻想不再现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办法第一次用到了发达国家自己身上。随着世界石油生产高峰的日益临近，美国采取了维持其霸权的单边行动，他们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不接受国际法院对美军官兵的司法审判，直至入侵伊拉克。
第一次石油危机发生30年之后，最大的新油田已经过了它们的产出高峰期。华盛顿和英美国家的石油巨头们不再奢望继续与拥有国有石油公司的政权做生意。对世界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直接控制，进入英美国家的议程。她们宁愿把这叫作促进中东的民主。所有迹象都表明，世界石油生产的顶峰，而且是绝对的顶峰正在临近，华盛顿的机会已经不多了。如果说1973年只是一次警告的话，那么2003年就十分清楚，这不是警告而是现实。
在新千年伊始，美国几乎垄断了军事技术，拥有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美国控制着世界的储备货币，因此可以控制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资产。在占领了伊拉克的油田之后，美国又控制了全世界能源的未来。五角大楼的说法是“全方位控制”，即美国应当控制全球每一个地方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发展。他们看来在这方面做得不错。
对美国的单边霸权持批评态度的批评家们认为，美国向帝国方向发展正是来源美国的根本弱点，而不是因为美国的优势。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的顾问伊曼纽尔·托德就是其中的一位。他设计了一个以德法为中心的欧洲与俄罗斯的利益联盟，是哈尔福特·麦金德和布热津斯基都反对的欧亚领土优势的结合。但是直到2004年早些时候，欧亚联盟仍然处于混乱和分裂之中。欧洲联盟甚至对欧洲宪法还争论不休，达不成一致。华盛顿几乎看不到真正的对手。
就在伊拉克被占领后不久，当代学者爱德华·萨义德在《金字塔报》上的文章中写到：在正式的演说中，每一位专权的帝王都会说，这一次跟以往有所不同，情况不一样了，这一次的目的是为了秩序、民主、文明和智慧，使用武力只是最后的手段。
他的话是否会在新的美国世纪中得到验证，
伊曼纽尔·托德：《后帝国时代：美国秩序的衰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3。托德认为，是美国的根本弱点而不是其实力塑造了美国经济外交政策。爱德华·萨义德，“东方格调的太平洋”，2003年8月的《金字塔报》，第7～13页。他没能活着看到。
谢选骏指出：要想独步天下，仅仅“重新布局石油版图”是远远不够的，还要联合全世界的资产者，共同搜刮各国人民。
（另起一页）
【后记 中囶左转与美国右转】
《<右派国家>：对当代美国政治的深度观察》（易恒 刘国柱 2020-11-05 澎湃新闻）报道：
1964年，美国自由派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自豪地宣称，“毫无疑问，这是自由主义的年代。现在几乎每个人都这样形容自己。”然而在2004年美国保守派联盟成立四十年之际，时任美国总统乔治·布什（George W. Bush）声称“保守派运动已经成为美国政治中的主要知识力量”，美国主流意识形态自此似乎已急剧转变。
一、
有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的研究著作颇丰，但《右派国家》仍然为读者提供了更为独特的观察视角。两位作者约翰·米克尔思韦特（John Micklethwait）和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Adrian Wooldridge）拥有牛津大学历史学专业背景，长期供职于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专注欧美国家的当代商业及政治议题。作为二人多部合著作品之一，作者在书中追溯、剖析了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的历史演进和当代发展，将保守主义研究置于当代政治文化的语境中，及时、敏感地捕捉到美国政治意识形态右倾现象，并判断美国政治将在一段时期内为右派主导，从而成为历史和现实两个面相上的“右派国家”。本书论述精道、行文流畅，兼具历史纵深与现实关怀、权威性与通俗性，对于观察和思考当今美国政治走向具有特殊的参考价值。
美国现代保守主义运动有其历史根基。1894年，爱尔兰著名作家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曾一语双关地写到：“美国的青春是其最古老的传统，它到今天已经历时300年了。”美国的保守主义可以回溯到美国诞生之初，“宗教、资本主义以及最为根本的地理因素，远在美国发起保守主义运动之前，就已经总是使美国靠右站了。”但美国现代保守主义运动更直接源于对罗斯福“新政自由主义”的反抗。右派的两个主要思想观点——国内的放任主义和国外的孤立主义——因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受到猛烈抨击，直至1964年均属于保守主义的溃败时期；自1964年至1980年的大部分年份中，右派大体上有了自己的根基。在这一时期，依靠文化价值观激励下的南方和西部的右派基层战士逐渐成为一支统一的大军，智库在政策和政治哲学方面的发展，右派知识分子开始制定政策，尤其是美国企业研究所和传统基金会发挥了突出作用，人口统计学也继续使美国朝着有利于西南的方向发展。这三股力量在1980年通过罗纳德·里根汇聚到了一起。另一方面，60年代以来，“伟大社会计划”产生了意料之外的后果，沃伦最高法院所代表的司法体系逐渐修改法律，赋予黑人、妇女及罪犯等群体以更广泛的权利，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国家尝试控制经济在应对通货膨胀及失业问题上，在海外深陷越战泥潭，国内反战运动高涨，自由主义政策在社会、经济等层面的失败为保守主义信条重新赢得共鸣提供了基础。由此，共和党从1964年灾难性失败中得以恢复。
布什主义是保守主义思想对时任政府深刻影响的直接体现。至小布什时期，保守主义运动已经发展成为权势集团。保守派知识分子、智库和商业利益集团为小布什提供了政策、人员和组织资金支持，通过越来越有活力的保守派媒体，保守派得以将信条传遍全国。在“9·11事件”后，新保守主义成为布什政府的支配政治意识形态，新保守派在国内要改革福利并取消平权法案，在国外则采取了对世界的悲观诊断，认为由贸易和条约网络连接的世界是极端危险而无序的世界，继而坚定支持美国的单边主义，强调充分运用美国的军事力量，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美国合法性的唯一来源是它的宪法，除此别无其他。”另外，新保守派热衷传播自由民主的道德必要性，尤其倾向于在中东地区兜售美国价值观。二战后，联盟外交和遏制战略支配美国外交政策半世纪之久，“布什主义”坚定奉行单边主义道路，干涉国外事务，倾向以道德眼光看待世界，新保守派“成功地将某些保守主义美国最深厚的激情转化成了外交政策理论”。
作者认为，右派美国所信奉的保守主义是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的体现，“美国式的保守主义”（American Conservatism）具有不同于欧洲老式保守主义的独特性。保守主义鼻祖、英国保守思想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r）将古典保守主义建立在六大支柱之上：对国家权力的深刻怀疑、爱自由甚于爱平等、爱国主义、对已有制度和等级制度的坚信不疑、对进步观念的怀疑主义态度以及精英主义。美国保守主义在吸收对资本主义的简单信仰、乐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同时，丢弃了一些欧洲保守主义最为根本的信仰，即怀疑主义、悲观主义和对社会等级的信仰。美国保守主义的在于夸大了前三个信条，而突出了与后三个信条之间的矛盾。与其他现代保守党相比，美国右派对国家权力抱有更深的敌意；美国右派也比其他保守政党更迷恋个人自由，同时也更能容忍无限不平等的存在；而就爱国主义而言，世界各地的保守派都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美国保守主义的结果便是超传统主义（über-traditionalism）与古典自由主义的奇特调和。”
未来美国政治的走向是作者关注的核心问题。在综合对比两党的短期考虑（某一特定总统任期的起伏）和长期定位（有利于两党的大趋势）后，作者认为共和党在两方面似乎都略占上风，共和党不仅资金募集能力、组织行动能力强，政治才能突出（白宫团队处理事务能力娴熟），右派在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时比左派更具知识活力，而且共和党拥有同美国人追求的最基本的四大目标——工商业、财产、选择权（除堕胎外）以及最为重要的国家安全——更能保持一致，社会潮流正将选民推向共和党一边。但共和党并非占尽优势，作者认为政府开支与极端主义是共和党面临的两大挑战。布什政府一方面通过庞大的财政赤字长期限制政府规模，但在另一方面，又成为了口头上小政府实际却进行大政府管理的政党，即“大政府保守主义”。共和党需要平衡、黏合广泛的联盟，南方一翼的过度支配地位，及其在种族、宗教问题上的极端倾向，“缺乏宽容的前景”可能将共和党推向极端主义的悬崖。优劣相衡，外加凝聚联盟的反恐黏合剂和深植敌后的保守派基层战士，作者断言，“不论共和党的选举成功与否，保守主义已经在论争中获胜了；哪怕是民主党赢得了胜利，美国仍然会是一个比过去更加保守的国家。”
应当指出的是，两位作者坚持认为美国将可预见地更为保守，甚至冠之以“右派国家”，这一结论并非是由于未能清晰认识到“美国是一个分裂的国家”——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斗争是贯穿美国政治史的主线，抑或是限于选题范围，忽视了美国的左派侧面，作者清醒地认识到自19世纪末美国真正形成两党政治模式以来，美国所经历的每一轮重组都深刻地改变了美国政治的发展方向，因此作者才会将小布什时期保守派的发展趋势与1896年政治重组相关联。作者结论的基础正是判断美国政治正处于新一轮的重组期，而无论基于短期还是长期分析，保守主义意识形态都将迎来又一个统治期。正如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所说，美国作为最典型的共识社会，其政治在一定程度上非常适合用循环理论来解释。“美国的政党竞争被看作有规律的循环：举行关键选举，实现政党重组，产生新的多数党/少数党，建立均衡，随后均衡因现有政党系统无法妥善解决新议题被逐渐破坏，而政党与个人、团体间的联系纽带日趋弱化，最后就是将政治过程带入新一轮循环的关键性或重组性选举。”虽然循环理论并不能高度“适配”过去的历史进程，但它们确能对美国政治的未来提供合理而精确的预测。[1]
二、
当代美国保守主义直接起源于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至五十年代中期的保守主义思想运动，1930年代，哈耶克率先对凯恩斯主义理论在经济学学术领域的主导地位发起了全面攻击。及至五十年代中期，在美国已形成了三大保守主义派别，即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反国家主义的保守派、以钱伯斯为代表的反共产主义的保守派和以柯克为代表的传统主义保守派。1964以来，保守派开始将保守思想运用于政治领域。保守主义政治运动经巴里·戈德华特奠基、里根革命、金里奇革命和小布什主义四个时期的发展，伴随着新保守派、宗教右派的兴起，美国保守派逐渐恢复了战前的权势集团状态。本书对上述过程作了详尽而晓畅地阐述，笔者在此不再赘述。
相应地，聚焦美国现代保守主义浪潮研究，如果第一次浪潮（1960-70年代）以少数精英保守党领袖为考察中心，而第二次浪潮（1990-2000年代）关注右派自下而上的崛起，那么第三次浪潮将不得不探究关于分裂、斗争，以及保守党如何面临众多内外部障碍而取得成就的相关问题。[2]本书便敏锐地关注到了这一问题。美国保守派从来不是一元的政治派别，美国保守联盟的组成复杂，内部矛盾重重，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繁荣始终与危机并存。具体表现为，共和党由于联盟的广泛性，面临黏合联盟、体现代表性的困难。“充满矛盾、内耗严重的乌合之众与广泛的统治联盟之间的界限并不非常明显，共和党面临的挑战是，要使自己以‘既是……又是’式的政党呈现在世人面前——既是保守派的政党，又是自由意志论者的政党；既是上帝的政党，又是财神爷的政党；既是心脏地区的政党，又是华尔街的政党；既是施瓦辛格的政党，又是特伦特·洛特的政党。”
危机/威胁是缓和斗争、消弭分歧、保持联盟团结的天然黏合剂。“战后大部分时间右派黏合剂是反共：自由市场论者仇视共产主义是因为它反对资本主义；宗教保守派反对共产主义是因为它反对上帝；主流保守派反对共产主义是因为它反对美国。9.11事件/反恐战争/爱国主义是右派另一项黏合剂。”因此作者断言，“只要恐怖主义依然是对美国的严重威胁，共和党作为对恐怖主义最为强硬的政党，就享有很大的优势，这种优势为共和党带来了额外的红利，从而使之能够团结起来。”
从危机/威胁的角度，关注美国保守派的威胁认定的发展，不仅有利于深化第三次美国保守主义浪潮研究，也对理解保守派主导下的美国政府战略定位和政策走向具有现实意义。作为战后美国历史上一个“冷战”色彩浓厚的组织，四次不断“复活”重现于美国政治舞台之上的“当前危险委员会”，便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案例。“当前危险委员会”的出现时机与美国当代保守主义浪潮发展几乎重合，尽管不同时期的“当前危险委员会”目标不尽相同，但其做法基本一致：渲染美国所面临的威胁，并提出美国的应对战略与政策。
第一个“当前危险委员会”成立于1950年12月12日，主要成员是杜鲁门政府的一些高级国家安全专业人员。这个委员会成立的目的是为了支持杜鲁门总统的国家安全政策，寻求国会对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的支持。委员会所认定的“当前危险”就是“苏联的侵略性战略”。为此，“当前危险委员会”成员们精心筹划了一系列报纸评论、演讲、国会证词和专家报告。在他们积极游说下，美国国会做出了回应，国防支出大幅度增加。
第二个 “当前危险委员会”成立于1976年11月11日，主要由一批不满福特政府和卡特政府奉行对苏缓和政策的两党“鹰派”人士组成。在卡特政府任期内，“当前危险委员会”本质上是一个“影子”外交政策内阁。里根当选总统后，不少于46名“当前危险委员会”的成员向里根的过渡小组提供了建议，其中33人成为里根政府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的重要成员如国家安全顾问理查德·艾伦、国务卿乔治·舒尔茨、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凯西、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珍妮·柯克帕特里克等。这届委员会试图阻止与苏联缓和关系，并扭转越战之后军事开支走低的趋势。为此，它与媒体建立关系，派出成员进行巡回演讲，并准备了一系列有关防务、军控和美苏关系的声明，逼迫白宫做出一定让步。
第三个 “当前危险委员会”于2004年7月20日在国会山成立，委员会的共同主席是前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和前中央情报局局长詹姆斯·伍尔西，名誉共同主席分别是民主党和共和党的“鹰派”参议员约瑟夫·利伯曼和约翰·基尔，并同样云集了美国政界和智库界的著名保守主义人士如前驻联合国大使柯克·帕特里克、刚刚卸任国防部副部长的道夫·扎克海姆、前众议院议长金里奇等。这届委员会坚决主张在宗教和思想领域进行反恐战争。该委员会在发布的新闻稿中称，其“单一任务”是倡导旨在打赢全球反恐战争的政策，特别是激进伊斯兰主义者实施的恐怖主义。
2019年3月25日，第四个“当前危险委员会”在华盛顿成立。美国战略集团总裁布莱恩·肯尼迪和前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弗兰克·加夫尼分别担任委员会正副主席。委员会骨干成员还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前战略策划师史蒂夫·班农、前众议长金里奇、前中央情报局局长伍尔西等。该委员会毫不避讳，其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在美国渲染中国威胁论。
当今中国不仅身处中美大国博弈一端，而且成为美国保守派针对自由派斗争的工具，成为兼具党派利益和国家利益的集合点。
三、
约翰·米克尔思韦特和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两位作者对美国未来确立右派优势的判断不仅基于历史和现实政治考察，也基于美国保守联盟的两党保守数据分析。在此基础上，笔者综合美国新近对华政策和民调数据，以供读者参考。
根据盖洛普（Gallup）民调数据，自1992年以来，被确认为自由派的美国人比例从17％上升2019年的24%。温和派比例从43％下降到35％，与自由派所增比例相当。同时，从1993年到2018年，保守派占比则一直保持在35％至40％之间，2019年保守派占比37%。从党派分布来看，1994年，将近一半的民主党人（48%）自认是温和派，自由派和保守派在民主党内比例相当（25%）。到2018年，自由派的民主党人突破至51%，这标志着民主党首次成为自由派多数党，尽管2019年这一比例又下滑至49%。共和党仍然是保守派多数党，自认保守派的共和党人从1994年的58%上升至2019年的73%，与此同时，温和派和自由派则分别下降了12%和4%。[3]2020年上半年，美国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出现了下滑。自认保守派的美国人从1-2月均值40%下降至5-6月均值34%，相应地自由派从22%增至26%，温和派上浮2%。除此之外，美国男性更倾向保守，女性则更均衡；18-29岁的年轻人更为自由，30岁以上的美国人，随着年龄增长，保守倾向更为突出；大学及以下学历更保守；白人保守倾向突出，黑人更倾向于自由主义；美国东部和西部意识形态上略保守，而中西部和南部保守优势更大。[4]两党在诸多议题上均存在明显分歧。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民调显示，在30种政治价值观中，两党平均差值39%，在枪支政策、种族态度、气候和环境问题、社会安全网络和移民问题上均高出平均线，分歧明显。在政府角色、性别和两性、商业、经济和劳工等政治价值上分歧也超过30%，外交政策和宗教价值上差异相对较小，但也达到了20%。[5]
结合保守派同盟以及相关民调数据，大致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特征：其一，美国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总体趋势确实出现了明显右移；其二，美国社会意识形态极化、分裂现象具有多侧面，除党派对立外，还体现在不同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种族和地理区域的美国人在意识形态上存在显著差异；其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力量对比并不绝对，应对紧急问题的能力可能会导致意识形态波动。但无论如何，日益加剧的两极分化都会给各方执政带来了挑战，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缺乏意识形态上的重叠将造成政治僵局，并为零和游戏提供舞台，而不是妥协和“双赢”的解决方案。
不同于小布什时期右派美国对多边组织有限价值的认定，特朗普政府更寻求美国领导、满足美国利益要求，有利于美国的国际条约和国际官僚政治。特朗普执政以来，相继宣布退出多个国际组织和国际协定。在美国看来，联合国下属多边国际机构本身就属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胜国的“红利”，美国长期在这些国际机构中发挥主导作用。冷战结束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后，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上升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以及美国自身国内问题的突出和全球战略的收缩，美国在一些国际组织面临影响力式微的窘境，而国际协定显然束缚了右派美国推行实力外交，拥有“独一无二的利益和责任”。“退群”背后，不仅是追求美国特殊利益的体现，从根本上也关乎现行国际体系的改革与存废。
技术竞争是当前美国保守主义的国家安全与民族主义内核的重要体现。在特朗普政府看来，中国对美国的挑战不仅反映在战略层面，也体现在技术领域。美国政府试图倾全社会之力,阻断中国科技发展的一切动力之源,赋予美国对华科技竞争以“科技冷战”的色彩。科技领域成为中美竞争的主战场。
《右派国家》的两位作者置身域外为欧洲国家如何与右派美国共处提出了四点方案：其一，欧洲缩小与美国的硬实力差距，承担更多防务责任，以便欧美之间建立起成熟的关系。其二，建立“雄心壮志”。由于欧洲硬实力的缺乏，从而在外交政策上与美国保守主义实力政治产生龃龉，滋生了更深的不快。其三，重新设计联合国。如果欧洲坚持美国应该恪守多边体系，就必须建立使用先发制人武力的可信的多边机构，以应对全球恐怖主义的威胁。其四，欧美双方应防止西方联盟内部的政治分歧蔓延到经济领域。
中美关系不同于美欧关系，中国的大国定位也不同于大多数欧洲国家，中国尊重战后国际秩序，倡导回归战后国际秩序本原精神，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在主要技术领域长期保持着领先对手20年以上的优势，现在这一优势正在逐渐消失，部分领域比如5G、人工智能甚至正在被中国等竞争对手赶上和超越。这是特朗普执政以来，保守派共和党不仅在国际贸易上屡屡对华发难，对待多边协定和国际组织框架也频频“退群”或威胁“退群”，在高新技术领域对中国“使绊子”“卡脖子”的重要原因。在当前大国竞争的背景下，关注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的历史与现实发展，评估右派美国的未来走向，无疑对未来应对中美大国竞争压力具有重要意义。
[1] 塞缪尔·亨廷顿著；先萌奇译：《美国政治：激荡于理想与现实之间》，北京：新华出版社2016年版，第237-9页。
[2] Julian E. Zelizer, Rethinking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Conservatism, 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 Vol. 38, No. 2 (June 2010), p. 387.
[3] https://news.gallup.com/poll/275792/remained-center-right-ideologically-2019.aspx
[4] https://news.gallup.com/poll/316094/conservatism-down-start-2020.aspx
[5] https://www.pewresearch.org/politics/2019/12/17/in-a-politically-polarized-era-sharp-divides-in-both-partisan-coalitions/
谢选骏指出：中囶方面在上文里面对于“美国右转”的讲述，可以说是“含糊不清”……这是因为，“美国右转”的同时，“中囶左转”了——一左一右的两者，来回旋转对舞，使得双方眼花缭乱，再也无法看清对方……冲突的风险大大提升。但我相信，在权力的诱惑面前，左派右派都是意识形态的伪装。
（另起一页）
书名
右派和左派都会通向奴役之路
Both the Right and the Left Lead to Serfdom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Lulu Press, Inc.
3101 Hillsborough
St.Raleigh, NC 27607—5436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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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3月第一版
March 2024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279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279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