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全集第274卷 溃败者的掩饰——乌合之众与文明的冲突 The Cover-up of the Defeated—The Crowd and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溃败者的掩饰——乌合之众与文明的冲突

The Cover-up of the Defeated—The Crowd and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2024年2月第一版

February 2024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274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27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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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基本上，我把勒庞的《乌合之众》与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看作一种“推卸责任”，就像小说往往也是作家内心的解毒剂。——勒庞作为普法战争的败军和巴黎公社的牺牲品，和我们即将谈到的亨廷顿作为一个受到移民围困却只会抱怨的白人教授，都是历史的溃败者——勒庞溃败于法国人的腐化衰颓，百年之后，亨廷顿溃败于白种人堕落吸毒。但是他们已经无法回头——既然不愿大方地承认失败、好好悔改，那就只能把责任推给“乌合之众”和“文明的冲突”了。

Executive summary

Basically, I see Le Bon's "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 and Huntington's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 as a kind of "passing the buck", just like novels are often also the antidote to the writer's heart. ——Le Bon, as the defeated army in the Franco-Prussian War and a victim of the Paris Commune, and Huntington, who we are about to talk about, as a white professor who was besieged by immigrants but could only complain, are both losers in history. ——Le Pen was defeated by the French. Corruption and decay. A hundred years later, Huntington collapsed due to the depravity of the white race and drug abuse. But they can no longer turn back - since they are unwilling to admit failure generously and repent, they can only blame the "The Crowd" and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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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第一部分】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第二部分】

【人类的愚蠢历史】

【第三部分】

【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

【第四部分】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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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溃败者的忏悔——乌合之众与文明的冲突】

网文《古斯塔夫·勒庞》（之一）报道： 

古斯塔夫·勒庞（法语：Gustave Le Bon，1841年5月7日—1931年12月13日）是一位法国社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以其对于群体心理的研究而闻名，被后人誉为“群体社会的马基雅维利”。勒庞认为，在群体之中，个体的人性就会湮没、独立的思考能力也会丧失，群体的精神会取代个体的精神

勒庞最出名的作品是1895年出版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该作品被认为是群众心理学领域的开创性作品。该书已被翻译为近20种语言。

勒庞出生于法国厄尔-卢瓦省诺让勒罗特鲁，1866年于巴黎大学取得了医学士学位。毕业后他没有选择成为一名医生，而是选择开始他的写作生涯。他在毕业后出版了一系列的医学文章和书籍。勒庞于普法战争爆发后参加了法国陆军，见证了法国军队的战败和巴黎公社的整个过程，这强烈地塑造了勒庞的世界观。在这之后，勒庞开始广泛地游历，走遍了欧洲、亚洲和北非。他在游历过程中研究人类和文明，逐渐产生了一种对人性的本质主义看法，并在游历过程中发明了一种便携式的头部测量仪。

在19世纪90年代，他转向心理学和社会学，并在这些领域发表了大量他最成功的作品。勒庞提出了一种观点，即人群不是他们各自个体的总和，而是形成了一个新的心理学主体，这个主体的性格特征由人群的“集体潜意识”决定。在这段时间内，他创造了自己的心理学和社会学理论，并在物理学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实验，并出版了相关研究主题的流行书籍，预见了质能方程（E = mc2）和核子时代。勒庞在他1931年去世之前都保持着这样广泛的兴趣。

由于勒庞在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和反动的观点，他一直被法国学术和科研机构忽视和诽谤。勒庞对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持有批评（critical）态度。

幼年

古斯塔夫·勒庞于1841年5月7日出生于法国厄尔-卢瓦省诺让勒罗特鲁一个布列塔尼家族。在他出生时，他的母亲 Annette Josephine Eugénic Tétiot Desmarlinais 26岁，而他的父亲 Jean-Marie Charles Le Bon 41岁，是一名省政府的公职人员。勒庞是让-奥代·卡诺（Jean-Odet Carnot）的直系后裔，让-奥代·卡诺的祖父让·卡诺（Jean Carnot）有一个兄弟德尼（Denys），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第五任总统马里·弗朗索瓦·萨迪·卡诺的直系祖先。

当勒庞八岁时，他的父亲在法国政府获得了一个新职位，带着家人，包括勒庞的弟弟乔治，离开了诺让勒罗特鲁，再也没有回到这个小镇。尽管如此，小镇对于古斯塔夫·勒庞的出生仍然很自豪，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条街道。人们对勒庞的童年知之甚少，除了他曾是安德尔-卢瓦尔省省会图尔的一名普通中学生。

勒庞自1860年起在巴黎大学学习医学，于1866年在巴黎主宫医院完成实习并取得博士学位。在那之后，他开始称呼自己为医生，尽管他从来没有从事过此职业。在大学期间，勒庞撰写了一系列关于医学主题的论文，其中第一篇是关于那些生活在沼泽地的人的疾病。后来，他又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罗阿罗阿丝虫和窒息的论文。勒庞在1866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完整的书籍，“Apparent Death and Premature Burials”（法语：La mort apparente et inhumations prématurées，1866年），这本书籍主要讨论了关于死亡的定义，早于20世纪法律意义上的死亡的相关讨论。

巴黎生活

毕业之后，勒庞继续留在了巴黎，通过阅读各种语言的莎士比亚作品自学英语和德语。在这期间勒庞一直保持着研究的热情，撰写了数篇关于生理学研究的论文，甚至包括1868年一本关于有性生殖的教科书。在1870年7月普法战争爆发后，勒庞加入了法国陆军并成为一名军医。在战争期间，勒庞组织了一个军用救护车部门。在这种情况下，他注意到了军队在最坏的情况（完全战败）下的行为，并写下了他关于人在压力与痛苦下的军事纪律、领导能力与行为方面的反思。这些反思获得了将军们的赞扬，后来被法国圣西尔军校和其他军事院校继续研究。在战争结束时，勒庞获得了法国荣誉军团勋章的骑士勋位。

勒庞还见证了1871年的巴黎公社，这深刻影响了他的世界观。当时三十岁的勒庞看着巴黎革命人群烧毁了杜伊勒里宫，卢浮宫图书馆，巴黎市政厅，戈布兰挂毯工厂，巴黎司法宫以及其他不可替代的建筑艺术作品。

从1871年开始，勒庞成为了社会主义、和平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公开反对者，他认为这些主义在阻碍法国的军事发展和工业增长。勒庞在1913年表示：“只有拥有大炮的人，才有权利成为和平主义者。”他还警告他的同胞，面对德国的军事力量和迅速的工业化，政治对抗的有害影响；因此没有受到引起法国动荡的德雷福斯事件的影响。

广泛的游历

勒庞于19世纪70年代开始对新兴的人类学领域感兴趣，并开始游历欧洲、亚洲和北非。受到查尔斯·达尔文、赫伯特·斯宾塞和恩斯特·海克尔的影响，勒庞支持生物决定论以及对种族和性别的等级观点；经过广泛的实地研究，他在颅骨容量和智力的关联性上提出了一个假设，并在1879年写下了“Anatomical and mathematical research on the changes in brain volume and its relationships with intelligence"（法语：Recherches anatomiques et mathématiques sur les variations de volume du cerveau et sur leurs relations avec l'intelligence，1879年），获得了法国科学院的 the Godard Prize。在研究期间，他发明了一种便携式头部测量仪，以帮助测量偏远民族的身体特征，并于1881年发表了一篇论文“The Pocket Cephalometer, or Compass of Coordinates”，详细介绍了他的发明及其应用。

1884年，勒庞受法国政府的委托，到亚洲游历并就那里的文明作报告。这次游历结束后他写作了一系列书籍，并产生了一种思想，认为文化主要受到遗传因素的影响，例如人们独特的种族特征。第一本书出版于1884年，名为“The World of Islamic Civilization”（法语：La Civilisation des Arabes，1884年）。在书中他高度赞扬阿拉伯人对文明的贡献，但是批评伊斯兰主义是（文明发展）停滞的原因。他在书中还描述了阿拉伯文化优于管理他们的土耳其人（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土耳其人）的文化，这本书的翻译鼓励了早期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他随后前往尼泊尔，成为第一位访问该国的法国人，并于1886年出版了“Travel to Nepal”（法语：Voyage au Népal，1886年）。

接下来，勒庞于1887年出版了“The Civilisations of India”（法语：Les Civilisations de l'Inde，1887年），在书中他赞扬了印度的建筑、艺术和宗教，但认为印度人在科学进步方面相对于欧洲人处于劣势，这对英国人的统治提供了便利。在1889年，他发布了“The First Civilisations of the Orient”（法语：Les Premières Civilisations de l'Orient，1889年），介绍了美索不达米亚、印度、中国和埃及文明。同年，他向国际殖民大会发表演讲，批评殖民政策，其中包括文化同化的尝试，并说：“让当地人保留他们的风俗、习惯和法律。”勒庞在1893年出版了他关于他游历的最后一本书，“The Monuments of India”（法语：Les Monuments de l'Inde，1893年），再次称赞了印度人民在建筑领域取得的成就。

理论的发展

在旅行中，勒庞主要依靠马匹，他注意到每个地区的马匹饲养员与训练员所使用的方法都不一样。当他1892年返回巴黎时，他被兴奋的马甩下马背，差点去世。他不确定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他被马甩下来，并决定开始研究原因。他将研究结果写成了“Equitation: The Psychology of the Horse”（法语：L'équitation actuelle et ses principes. Recherches expérimentales，1892年），其中包括大量的马匹照片以及勒庞的分析。这项成果后来成为了一部受重视的骑马指南。此外，勒庞将他对马匹的研究成果外推，用到了学前教育领域。

勒庞对马的行为研究也引发了人们对心理学的长期兴趣，并于1894年发布了“The Psychology of Peoples”（法语：Les Lois Psychologiques de l'évolution des Peuples，1894年），他将这本书献给他的朋友夏尔·罗贝尔·里歇，尽管他参考了不少泰奥蒂勒-阿尔芒·里博的理论。随后，他将另一本书献给了 Ribot，就是著名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1895年）。这本书中包含了勒庞在1881年的作品“Man and Society”（法语：L'Homme et les sociétés，1881年），而1881年的这部作品被社会学三大奠基人爱米尔·涂尔干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社会分工论(法语：社会分工论)中引用。

这几本书都成为了畅销书，《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更是在出版一年内就被翻译成了19种语言。随后勒庞又出版了两本心理学相关书籍，分别是：“The Psychology of Socialism”（法语：Psychologie du Socialisme，1896年）和“The Psychology of Education”（法语：Psychologie de l'éducation，1902年）。这些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激怒了法国的社会主义学术机构。 

勒庞在19世纪90年代早期建造了一个家庭实验室，并于1896年报告观察到了“黑光”，他认为这种新的辐射与X射线和阴极射线不同，但可能又有关联。与现在所知的黑光不同，勒庞当时报告的黑光的存在从未得到证实，这与N射线相似。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它不存在，但这一发现在当时引起了法国科学家们的极大关注，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赞同勒庞在物质和辐射上的一般观点，勒庞甚至在1903年被提名诺贝尔物理学奖。

1902年勒庞开始举行一系列的每周午餐会，邀请了知名的知识分子，贵族和时尚女士。他的人脉广泛，宾客名单包括：数学家儒勒·昂利·庞加莱、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统雷蒙·普恩加莱堂兄弟、法国作家与诗人保罗·瓦勒里、俄国外交官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伊兹沃尔斯基、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法国化学家马塞兰·贝特洛、法国政治家阿里斯蒂德·白里安。

在1905年发表的自然科学著作“The Evolution of Matter”（法语：L'évolution de la Matière）中，勒庞预见了质能方程（E = mc2）的存在。后来在1922年他写给爱因斯坦的一封信中，他抱怨自己没有获得认可。爱因斯坦回应并承认，在他之前质能方程已经被提出，但只有相对论证明了这一理论。两年后，勒庞在“The Evolution of Forces”（法语：L'évolution des Forces，1907年）中预言了核子时代。他在书中阐述：“新能量的表现形式，即原子能，以其巨大的规模超过其它所有能量。”他表示，如果有科学家找到了能迅速将一克任何金属离解的方法，那么他将“看不到他自己的实验结果，实验产生的巨大爆炸是如此的强大，会将他的实验室和周围的房屋及居民立刻撕碎”。

勒庞在1908年停止了在物理学方面的研究，并再次转回心理学。他在1910年到1914年期间连续出版了“The Psychology of Politics and Social Defense”(法语：La Psychologie politique et la défense sociale，1910年)、“Opinions and Beliefs”（法语：Les Opinions et les croyances，1911年）、“The Psychology of Revolution”（法语：La Révolution Fran?aise et la Psychologie des Révolutions，1912年）、“Aphorisms of Present Times”（法语：Aphorismes du temps présent，1913年）、“Truths of Life”（法语：La Vie des vérités，1914年），在这些作品中阐述了他对感性和理性、种族心理学和文明史的看法。

晚年生活与逝世

勒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坚持写作，在战争期间出版了“The Psychology of the Great War”（法语：Enseignements Psychologiques de la Guerre Européenne，1915年）、“First Consequences of War: Mental Transformation of Peoples”（法语：Premières conséquences de la guerre: transformation mentale des peuples，1916年）和“Yesterday and Tomorrow. Brief thoughts”（法语：Hier et demain. Pensées brèves，1918年）。

随后，他出版了“The World in Revolt”（法语：Psychologie des Temps Nouveaux，1920年），然后他辞去了在巴黎大学的心理学和相关科学的教授职务，并退休回家。

后来，他在1923年、1924年和1927年连续出版了“The World Unbalanced”（法语：Le Déséquilibre du Monde，1923年）、“The Uncertainties of the Present Hour”（法语：Les Incertitudes de l'heure présente，1924年）和“The Current Evolution of the World, Illusions and Realities”（法语：L'évolution actuelle du monde, illusions et réalités，1927年），在书中表达了他对不稳定的战间期世界的看法。

勒庞在1929年获得了法国荣誉军团勋章的大十字勋位，在1931年出版了他的最后一部作品，“Scientific Basis for a Philosophy of History”（法语：Bases scientifiques d'une philosophie de l'histoire，1931年）。同年12月13日，勒庞逝世于法国法兰西岛马尔讷拉科凯特，享年90岁。

勒庞的学说

勒庞深信人类的行为受到永恒的法律的引导，并试图综合奥古斯特·孔德、赫伯特·斯宾塞、儒勒·米什莱、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的思想。

（谢选骏指出：这是勒庞思想之所以浅薄的原因所在。）

灵感

根据Steve Reicher的说法，勒庞并不是第一个群众心理学家，他说：“群众心理学的第一场讨论的双方是两个犯罪学家，西皮奥·西盖勒和加布里埃尔·塔尔德，关于如何在人群中查明和确定刑事责任，从而决定逮捕谁。”虽然之前的讨论可能是合理的，但值得指出的是，勒庞指出群众的影响不仅是负面现象，而且还可能产生积极影响。他认为这只是那些只考虑群众心理学犯罪方面的作者的缺点。

群众

勒庞理论认为，新的实体，即“心理人群”，从融合的群体中产生，不仅形成了一个新的实体，而且还创造了一个集体的潜意识。当许多人凑到一起并形成一个群体时，会有一种群体发出的仿佛有磁性的影响，改变了每一个个体的行为，直到个体被所谓的“集体错觉”所支配。这种模式将群体看成一个整体，在内部剥夺了每一个个体成员的意见、价值观和信仰。正如勒庞所说：“群体中的人不过是尘沙中的一粒微粒，他们只能是任凭无意识的激潮吹拂席卷，把他们带到任何一个地方。”

勒庞列举了创造群众心理的三个关键特征：匿名性、传染性和暗示。匿名性为一个理性的个体提供了一种不可战胜的感觉，并导致个体责任感的丧失，使得个体变得原始、无理和情绪化。自我克制的缺乏使得个体屈服于本能，接受“集体潜意识”的控制。对勒庞来说，群体颠覆了达尔文进化论而产生了返祖现象，证明了恩斯特·海克尔的胚胎学理论——胚胎重演律。传染是指人群中特定行为的传播，个人为了集体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暗示是实现传染的机制，当人群凝聚成一个单一的思想时，人群中强烈的声音所提出的建议为集体潜意识的出现创造了空间，并将引导整个集体的行为。在这个阶段，群众心里变得同质化，并容易受到其中最强大成员的建议的影响。“我们所说的领导，”勒庞说：“通常是实干家而不是思想家。他们没有敏锐的远见天赋，他们也不可能有，因为这样的天赋通常会导致怀疑和不作为。他们尤其喜欢从那些病态神经质、容易激动、半精神错乱、在疯狂边缘的人群中招募新成员。”

（谢选骏指出：这是独裁统治的特征——但这并非是对二十世纪独裁者的预言，而是对凯撒、克伦威尔、拿破仑的历史总结。）

影响

“大众喜欢的英雄，要永远像凯撒一样威严而残酷。他的权杖吸引着他们，他的权力威慑着他们，他的利剑让他们心怀敬畏。”

格尔奥格·摩瑟声称，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法西斯领导理论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勒庞的群众心理学理论。众所周知阿道夫·希特勒读过《乌合之众》，并在《我的奋斗》中借鉴了勒庞的宣传技巧。贝尼托·墨索里尼也对勒庞的学说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此外，勒庞的学说也影响了弗拉基米尔·列宁和布尔什维克。

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威尔弗雷德·特罗特向威尔弗雷德·比昂介绍了勒庞的著作，以及弗洛伊德的作品《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特罗特的作品《和平与战争中民众的本能》（英语：Instincts of the Herd in Peace and War ，1919年）构成了比昂和欧内斯特·琼斯的研究的基础，他们在后来创立了群体动力学。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勒庞的著作被哈德利·坎特里尔和赫伯特·布鲁默等媒体研究人员用来描述隶属群体对媒体的反应。

“公共关系之父”爱德华·伯内斯，弗洛伊德的外甥，也受到了勒庞和特罗特的影响。在他的著作政治宣传中，他宣称民主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大众媒体和广告对选民的操纵。西奥多·罗斯福以及查尔斯·盖茨·道威斯和20世纪初的许多其他美国政治人物也深受勒庞的著作影响。

勒庞认为，民主只是无意识的暴民统治，政府的最佳形式是科学精英统治。这一思想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联合进步委员会的意识形态。

谢选骏指出：勒庞显然不懂得，“科学精英”一旦获得了统治权，一样也会变成无耻的暴民——就像法西斯和共产党一样。所以《河殇电视解说词》之中“民主政治的特点应该是……科学性”的说法，并不可靠；尽管它说“专制政治的特点是神秘性，独裁性，随意性”是对的——因为《河殇》是一部集体创作。

网文《古斯塔夫·勒庞》（之二）报道：

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1841.5.7－1931.12.13），男，法国社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群体心理学的创始人，有“群体社会的马基雅维里”之称。勒庞还是一位物理学家。他出生于法国诺晋特-勒-卢特鲁（Nogent-le-Rotrou），逝于法国马恩-拉-科盖特（Marnes-la-Coquette）。出版有《乌合之众》、《力的演化》、《历史哲学的科学基础》等。

勒庞生于1841年，1860年进入巴黎大学学医。大学时，勒庞就展现出极强的思考能力与写作能力。1866年，他出版了第一本著作《假死与早葬》，讨论了死亡的定义，成为在法律意义上讨论相关话题的先驱。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勒庞成为一名军医。战后，他写下了关于军队纪律与指挥问题以及人在压力、苦痛下产生的行为的反思文章，这后来成为法国圣西尔军校的教材。

此后，勒庞对人类学产生了兴趣。他在欧洲、亚洲、非洲游历考察，并撰写出关于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东方主要文明的一系列专著。这些考察也让勒庞产生了文化主要受遗传因素影响的观点。他于1879年发表的《关于脑容量变化及其与智商的关系之解剖学与数学的研究》一文获得了法国科学院的大奖。

1920年，勒庞作为生理学与相关科学教授从巴黎大学退休。在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出版了《历史哲学的科学基础》一书。

在勒庞诸多学术论文中，有一些物理学论文，比如《不可见发光》《电射线与物体对赫兹波的透明性》《作为太阳热与电之起源的物质去实体化》《速度在现象中的角色》等等。其论文中探讨的很多话题都成为后来近代物理的主题。他的《力的演化》中一些章节堪称经典。而在《物质的演化》一书中，勒庞将原子内能、物质—能量转化、放射性物质等原子物理和狭义相对论的时髦主题从容驾驭、娓娓道来。”“这些著作恰好出现在原子物理和相对论发展的关键时期，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并被广泛引用。”

人物生平

他在巴黎学习医学，1866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之后，游历了欧洲、北非和亚洲，写了数本有关人类学和考古学的著作。尽管他有广泛的联系和庞大的科研计划，但他强烈的愿望却从未实现过。大学的大门甚至科学院的大门都一直对他紧闭着。勒庞就这样被排斥在正式的圈子之外。但正是作为一个局外人，他才如此不知疲倦的埋头工作。他制定了一个又一个科研计划却从未有任何惊人的发现。然而他的业余性质的研究和科学普及工作确实提高了他的综合技能，因此更加得心应手地撰写视野开阔的纲要，运用生动有力的词语，并且能够像记者那样凭直觉及时捕捉吸引广大读者的事件和观点。经过多年的努力，他发表了几十部著作，完善了综合生物学、人类学和心理学学说。

1870年起在巴黎行医。1884年开始研究群众心理学，阐发了强调民族特点与种族优越性的社会心理学理论。他的研究涉及三个领域：人类学、自然科学和社会心理学。他最初研究的是为各个人种的身体特征创制测量方法。后来他发展了人种分类等级学说。晚年，兴趣转向社会心理学。按照他的意思，一群人如果被认为属于一个种族或亚种，他们一定具有同样的感情和思维方法。他确定的标准包括推理能力的水平、注意力和本能需求控制。例如，把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智力特征与拉丁人的智力特征相比后，他发现盎格鲁撒克逊人各方面都更加优越。勒庞还发展了另一种分类等级，他称之为性别分类等级（该分类法于20世纪70年代遭到批判）。根据这种分类方法，动物、疯子、社会学家、儿童、智力衰退者和原始人被认为是下等人。

勒庞用生动而直截了当的语言来表达这一观点，并用准科学的内容作为依据，这就解释了他的书为何如此成功，以致他“最终拥有了其他任何社会思想家都无法匹敌的读者群。

所有赞赏他的人都深信，他的那些有关人性本质的观点虽然难以让人接受，但却至关重要。在社会和政治事务上，他们认真听取了他命令性的忠告。事实上，在20世纪20年代，他的思想达到了顶峰。他的预知令人震惊，他在作品中预见了20世纪所有的心理学和政治发展。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坚持要会见勒庞，他曾经于1914年认真阅读了勒庞的作品。另一位国家元首亚历山大德里在1924年写道：“如果你见到勒庞，告诉他智利共和国总统是他的狂热崇拜者。我曾从他的作品中摘录了一些句子”。有两位政治人物，尤其忙于通读勒庞的著作。他们将勒庞制定的规则付诸实践，并且极其认真的将它们分门别类，这两位就是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最循规蹈矩的跟随勒庞，并按照真正的日耳曼人的彻底性来做的人是阿道夫·希特勒。他的《我的奋斗》就是紧紧追随勒庞的推理逻辑。读起来就像是勒庞作品的伪劣盗版（霍克海默和阿多诺）。

曼诺尼：“戴高乐将军全盘接受了（有关领袖）的观点，我们谴责勒庞，但却翻遍了、读烂了他的著作”勒庞的每一部作品都对意大利的反革命运动起了双重的作用。

勒庞以对群体心理特征的研究而著称。他认为，“民族的精神”或“种族的灵魂”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一个民族、种族或一种文明都具有民族的精神，即共同的感情、利益和思维方式。国家精神是从人们心中无形的民族精神的非理性途径中产生的，并支配了一切社会制度的形式。历史就是民族或种族性格的产物，民族或种族性格是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他认为欧洲社会日益增长的特征是群众的聚合物。个体的意识个性淹没在群众心理之中，群众心理诱发出情绪，意识形态通过情绪感染得到传播。一旦被广泛传播，意识形态就渗透到群众中个体的心理层次，使个体丧失批判能力，从而影响他们的行为；群众的行为是一致性、情绪性和非理智性的。勒庞认为他的这种观点可在现代群众和群众组织中得到证实。

著名著作

勒庞最著名的著作《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出版于1895年。他认为人群集体时的行为本质上不同于人的个体行为。群集时有一种思想上的互相统一，勒庞称之为“群体精神统一性的心理学定律”（law of the mental unity of crowds），这种统一可以表现为不可容忍、不可抵抗的力量或不负责任。群体行为可能是突然的和极端的；智力过程可能是初步的和机械的。这是当时盛行的几种“群体心理”理论之一。在群集情况下，个体放弃独立批判的思考能力，而让群体的精神代替自己的精神，进而，放弃了责任意识乃至各种约束，最有理性的人也会像动物一样行动。群集时还会产生一处思想的感染，使得偏者和群众的无意识思想通过一种神秘物作用要理互相渗透。勒庞总结说，当它成为集体时，任何一种虚弱的个人信念都有可能被强化。

勒庞的思想对分析的社会心理学产生了较大影响，同时也成为现代意识形态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乌合之众》是一部讲透政治、经济、管理的心理学巨著，被誉为群体心理学的开山之作。全书深入浅出地剖析了群体的种种特点及其成因，精致地描述了集体心态，对人们理解集体行为的作用以及对社会心理学的思考发挥了巨大影响。作者在书中以预言家般的洞察力，成功描述了此后一百多年间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和众多民主革命等。

主要贡献

论“乌合之众”

一、勒庞的乌合之众理论：

勒庞相信，当许多的个人一旦构成一个群体时，就会产生独特的集体心理，这种集体心理通过彼此情绪上的相互感染，会使得个人不由自主的丧失理性思考的能力，其行为方式会和平时独处的时候大相径庭，头脑变得简单化，人们会非常容易不加怀疑地接受群体提供的意见、想法和信念，并盲目的模仿群体中其他人的行为和态度。

勒庞的理论将集体行为描述为一种根本上基于情绪的、非理性的甚至是疯狂的行为，即使是理性的个体，一旦融入群体中也会变成非理性的个体。这既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也招致了大量批评。事实上，从方法上看，勒庞的大多数观点都缺乏可靠的研究基础；但是，他对集体行为中情绪等非理性因素的强调以及对群体会抑制个人理性反思能力的观察，直至今日仍具有启发性的意义。

二、从平常的含义上说，“群体”一词是指聚集在一起的个人，无论他们属于什么民族、职业或性别，也不管是什么事情让他们走到了一起。但是从心理学的角度看，“群体”一词却有着完全不同的重要含义。在某些既定的条件下，并且只有在这些条件下，一群人会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它非常不同于组成这一群体的个人所具有的特点。聚集成群的人，他们的感情和思想全都转到同一个方向，他们自觉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种集体心理。它无疑是暂时的，然而它确实表现出了一些非常明确的特点。这些聚集成群的人进入一种状态，因为没有更好的说法，我姑且把它称为一个组织化的群体，或换个也许更为可取的说法，一个心理群体。它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存在，受群体精神统一律的支配。

不言自明，一些人偶然发现他们彼此站在一起，仅仅这个事实，并不能使他们获得一个组织化群体的特点。一千个偶然聚集在公共场所的人，没有任何明确的目标，从心理学意义上说，根本不能算是一个群体。要想具备群体的特征，得有某些前提条件起作用，我们必须对它们的性质加以确定。

自觉的个性的消失，以及感情和思想转向一个不同的方向，是就要变成组织化群体的人所表现出的首要特征，但这不一定总是需要一些个人同时出现在一个地点。有时，在某种狂暴的感情——譬如因为国家大事——的影响下，成千上万孤立的个人也会获得一个心理群体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偶然事件就足以使他们闻风而动聚集在一起，从而立刻获得群体行为特有的属性。有时，五六个人就能构成一个心理群体，而数千人偶然聚在一起却不会发生这种现象。另一方面，虽然不可能看到整个民族聚在一起，但在某些影响的作用下，它也会变成一个群体。

心理群体一旦形成，它就会获得一些暂时的然而又十分明确的普遍特征。除了这些普遍特征以外，它还会有另一些附带的特征，其具体表现因组成群体的人而各有不同，并且它的精神结构也会发生改变。因此，对心理群体不难进行分类。当我们深入研究这个问题时就会看到，一个异质性群体（即由不同成分组成的群体）会表现出一些与同质性群体（即由大体相同的成分，如宗派、等级或阶层组成的群体）相同的特征，除了这些共同特征外，它们还具有一些自身的特点，从而使这两类群体有所区别。

不过在深入研究不同类型的群体之前，我们必须先考察一下它们的共同特点。我们将像自然科学家一样从事这项工作，他们总是先来描述一个族系全体成员的共同特点，然后再着手研究那些使该族系所包含的种类有所区别的具体特点。

对群体心理不易作出精确的描述，因为它的组织不仅有种族和构成方式上的不同，而且还因为支配群体的刺激因素的性质和强度而有所不同。不过，个体心理学的研究也会遇到同样的困难。一个人终其一生性格保持不变的事情，只有在小说里才能看到。只有环境的单一性，才能造成明显的性格单一性。我曾在其他著作中指出，一切精神结构都包含着各种性格的可能性，环境的突变就会使这种可能性表现出来。这解释了法国国民公会中最野蛮的成员为何原来都是些谦和的公民。在正常环境下，他们会是一些平和的公证人或善良的官员。风暴过后，他们又恢复了平常的性格，成为安静而守法的公民。拿破仑在他们中间为自己找到了最恭顺的臣民。

这里不可能对群体强弱不同的组织程度作全面的研究，因此我们只专注于那些已经达到完全组织化阶段的群体。这样我们就会看到群体可以变成什么样子，而不是它们一成不变的样子。只有在这个发达的组织化阶段，种族不变的主要特征才会被赋予某些新特点。这时，集体的全部感情和思想中所显示出来的变化，就会表现出一个明确的方向。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前面所说的群体精神统一性的心理学规律才开始发生作用。

在群体的心理特征中，有一些可能与孤立的个人没有什么不同，而有一些则完全为群体所特有，因此只能在群体中看到。我们所研究的首先就是这些特征，以便揭示它们的重要性。

一个心理群体表现出来的最惊人的特点如下：构成这个群体的个人不管是谁，他们的生活方式、职业、性格或智力不管相同还是不同，他们变成了一个群体这个事实，便使他们获得了一种集体心理，这使他们的感情、思想和行为变得与他们单独一人时的感情、思想和行为颇为不同。若不是形成了一个群体，有些闪念或感情在个人身上根本就不会产生，或不可能变成行动。心理群体是一个由异质成分组成的暂时现象，当他们结合在一起时，就像因为结合成一种新的存在而构成一个生命体的细胞一样，会表现出一些特点，它们与单个细胞所具有的特点大不相同。

与人们在机智的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笔下发现的观点相反，在形成一个群体的人群中，并不存在构成因素的总和或它们的平均值。实际表现出来的，是由于出现了新特点而形成的一种组合，就像某些化学元素——如碱和酸——反应后形成一种新物质一样，它所具有的特性十分不同于使它得以形成的那些物质。

组成一个群体的个人不同于孤立的个人，要想证明这一点并不困难，然而找出这种不同的原因却不那么容易。

要想多少了解一些原因，首先必须记住现代心理学所确认的真理，即无意识现象不但在有机体的生活中，而且在智力活动中，都发挥着一种完全压倒性的作用。与精神生活中的无意识因素相比，有意识因素只起着很小的作用。最细心的分析家和最敏锐的观察家，充其量也只能找出一点支配他的行为的无意识动机。我们有意识的行为，是主要受遗传影响而造成的无意识的深层心理结构的产物。这个深层结构中包含着世代相传的无数共同特征，它们构成了一个种族先天的禀性。在我们的行为之可以说明的原因背后，毫无疑问隐藏着我们没有说明的原因，但是在这些原因背后，还有另外许多我们自己一无所知的神秘原因。我们的大多数日常行为，都是我们无法观察的一些隐蔽动机的结果。

无意识构成了种族的先天禀性，尤其在这个方面，属于该种族的个人之间是十分相似的，使他们彼此之间有所不同的，主要是他们性格中那些有意识的方面——教育的结果，但更多的是因为独特的遗传条件。人们在智力上差异最大，但他们却有着非常相似的本能和情感。在属于情感领域的每一种事情上——宗教、政治、道德、爱憎等，最杰出的人士很少能比凡夫俗子高明多少。从智力上说，一个伟大的数学家和他的鞋匠之间可能有天壤之别，但是从性格的角度看，他们可能差别甚微或根本没有差别。

这些普遍的性格特征，受着我们的无意识因素的支配，一个种族中的大多数普通人在同等程度上具备这些特征。我认为，正是这些特征，变成了群体中的共同属性。在集体心理中，个人的才智被削弱了，从而他们的个性也被削弱了。异质性被同质性所吞没，无意识的品质占了上风。

群体一般只有很普通的品质，这一事实解释了它为何不能完成需要很高智力的工作。涉及普遍利益的决定，是由杰出人士组成的议会作出的，但是各行各业的专家并不会比一群蠢人所采纳的决定更高明。实际上，他们通常只能用每个普通个人与生俱来的平庸才智，处理手头的工作。群体中累加在一起的只有愚蠢而不是天生的智慧。如果“整个世界”指的是群体，那就根本不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整个世界要比伏尔泰更聪明，倒不妨说伏尔泰比整个世界更聪明。

如果群体中的个人只是把他们共同分享的寻常品质集中在了一起，那么这只会带来明显的平庸，而不会如我们实际说过的那样，创造出一些新的特点。这些新特点是如何形成的呢。这就是我们现在要研究的问题。

人物评价

曹则贤在《磅礴为一：通才型学者的风范》一书中评价说：“显而易见，勒庞考虑的物理问题不仅范围广，而且意识超前。”“勒庞的物理学专著则更显学术水平。谈论时间、空间、物质与力的关系。 

谢选骏指出：基本上，我把勒庞的《乌合之众》与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看作一种“推卸责任”，就像小说往往也是作家内心的解毒剂。——勒庞作为普法战争的败军和巴黎公社的牺牲品，和我们即将谈到的亨廷顿作为一个受到移民围困却只会抱怨的白人教授，都是历史的溃败者——勒庞溃败于法国人的腐化衰颓，百年之后，亨廷顿溃败于白种人堕落吸毒。但是他们已经无法回头——既然不愿大方地承认失败、好好悔改，那就只能把责任推给“乌合之众”和“文明的冲突”。

（另起一页）

【第一部分】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法]古斯塔夫·勒庞】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法语：Psychologie des Foules，直译：大众心理）是法国群体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于1895年出版的一本书。

在书中，勒庞声称群体有以下几种性格“冲动、易怒、缺乏理性、缺乏批判精神的判断力、对情感的过度夸张以及他人……”勒庞称：“一个人沉浸在群体中一段时间后很快会发现自己——由于群体仿佛有磁性的影响，集体的心理暗示造成我们是无知的，在一个特殊的状态下，很像一种类似于迷恋的状态，被催眠的个体发现自己在催眠者的手中。”

谢选骏指出：乌合之众也许在革命运动和民主制度中最显突出。因为在等级制度之下，群众是受到纪律约束的。但是民主制度却要听命于群众运动的躁动狂欢。

【目录】

导言：群体的时代

第一卷 群体心理

1、群体的一般特征

2、群体的感情和道德观

3、群体的观念、推理和想象力

4、群体信仰所采取的宗教形式

第二卷 群体的意见与信念

1、群体的意见和信念中的间接因素

2、群体意见中的直接因素

3、群体领袖及其说服手法

4、群体的信念和意见的变化范围

第三卷 不同群体的分类和特点

1、群体的分类

2、被称为犯罪群体的群体

3、刑事案件的陪审团

4、选民群体

5、议会

【中译者序 民主直通独裁的心理机制】

冯克利 

闻有吏虽乱而有独善之民，不闻有乱民而有独治之吏。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人似乎热爱自由，其实只是痛恨主子。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

英雄豪杰与民众在历史上的作用孰轻孰重，历来是史家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当然也是个非常不易说清楚的问题。常言道，一个好汉三个帮，这句明白易懂的话让人觉得平实而中肯，可以省去我们做历史辩证法深思的不少麻烦。然而，这些历史中的好汉(或英雄)与帮手的学术地位，却是非常不平衡的。研究英雄的著作，或是给英雄出谋划策的各类宝鉴，千百年来不绝如缕，而就那些帮手们而言，在“群众社会”到来之前，操持着改变或维持历史方向的势力的并不是他们，而是遍布于这个世界大大小小的帝王将相和各路神仙，因此鲜有人把他们作为一个心理实体进行研究。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民主时代的到来。曼海姆在他去世前一篇讨论世俗化过程中“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民主”的未竟稿中，曾根据中世纪晚期以来在民俗、艺术、建筑等方面的变化，对决定着后来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民众生活态度和审美情趣的潜移默化，作了十分深入而生动的说明。①他对这一过程的分析，有着一个与我们这里的讨论相关的前提，即民主化使得各种偶像与建立在血统基础上的世俗王权，已逐渐被平等人权和参与扩大的主张所消解，由此使权威合法性的来源产生了一个重大的转移——血统身份也罢，君权神授也罢，奉天承运也罢，此时都已不再可能。领袖要想号令天下，也惟有反求诸天下的“授权”才成，这时群众才真正成了前台的主角。

1.被遗忘了的勒庞

然而，群众在社会生活的变迁中唱起主角，这种现象对近代政治制度的变迁带来的结果，并不全都令人欢欣鼓舞。正如近代中外历史已经告诉我们的，群众的民主权力就像一切个人权力一样，当它没有受到恰当的宪政约束时，也很容易转变为它的反面，成为一种暴虐的权力。因此自伯克以降，便有许多思想家对于各种群众领袖挟民意而行独裁的负面作用忧心冲忡。从这个角度讲，法国人勒庞在两个世纪之交写下的一系列社会心理学著勒庞(gustave in bon，1841-1931)是何许人物？本来我们对这位当年法国的才子式人物不该完全陌生。他的鹤合之众》一书，包括汉语在内被翻译成17种语言。

②惜乎近代以来，国人长期面对内忧外患的时局，总是摆脱不了“保种图存”的国家主义意识，因此最有现实意义的学说，是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之类的集体主义意识形态，像《乌合之众》这种反集体主义的著作几乎没有机会进入人们的视野，当然也就不足为怪。

勒庞从1894年开始，写下过一系列社会心理学著作，鱼龙混杂，蔚为大观，除了上面提到的《乌合之众》外，还有《各民族进化的心理学规律》(1894)、《社会主义心理学》(1898)、《俄国大革命和革命心理学》(1912)以及《战争心理学》(1916)。不过这些著作因为既不十分合乎学术规范，又是一些过于严肃的话题，因此大多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惟独《乌合之众》一书却取得了出乎预料的成功。

它在1895年出版后，以平均不到一年再版一次的速度，至1921年已印到第29版。即使是在今天，我们在主要的网上书店也仍可看到此书的多个网页和读者针对此书的一些奇谈怪论。

关于勒庞的思想倾向，当年芝加哥大学社会心理学的开山乔治·米德(ceompmead)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中评论勒庞的思想时曾说，“勒庞是这样一批法国人中的一员，他对自己民族的文明几乎已经感到绝望，只有盎格鲁——萨克逊民族的个人主义，使他看到了未来社会的唯一希望。”我们从米德这段话可知，勒庞身处思想混乱、歧见纷呈的世纪末，是属于法国思想界中“亲英派”的边缘人物。当然，在他的著作里，我们随处可见他对“盎格鲁——萨克逊种族”的心理素质和政治制度的赞扬，不过要论系统与深刻，他远远不及自己同胞中的大师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等人，甚至与比他年长一辈的希波某特·泰纳相比，也逊色不少。

因此只说他有盎格鲁——萨克逊情结，并不足以解释他的思想特色和对后世的持久影响。他的思想价值来自别处。

罗伯特·墨顿(rwt merton)在为此书的简装本所写的长篇序言中，曾特别提到了奥尔波特(goldn w.allpo)给予勒庞的极高评价。这位美国社会心理学领域的泰斗说，“在社会心理学这个领域已经写出的著作当中，最有影响者，也许非勒庞的《乌合之众》莫属。”墨顿先生则认为，“反对者可以驳斥勒庞的言论，但是他们不能对它视而不见，至少，假如他们不想放弃对社会心理学问题的关心，他们就不能这样做，因为那都是些基本的问题。这正是勒庞此书的主要功绩所在：它几乎从头到尾表现出一种对重要问题的敏感性。……只有在极少数思想家中，才能看到这种不断发现有研究价值的问题的本领。对于社会心理学家以及所有思考自己社会的人，勒庞的著作所关注的问题，几乎无一例外地注定会成为十分重要的问题。”持论稳健而超脱的熊彼特在其著名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也曾特别强调了勒庞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作为一个时代表征的重要意义，认为勒庞最早有效地阐明了“个人在群体影响下，思想和感觉中道德约束与文明方式突然消失，原始冲动、幼稚行为和犯罪倾向的突然爆发”的实相，从而“给予作为古典民主学说和关于革命的民主神话基础的人性画面沉重一击”。只要读一下勒庞此书，人们想必也会很容易理解以上这些言论。的确，对于20世纪出现的许多成功或失败的群众运动以及由此造成的巨大灾难，我们如想对其寻求一点心理学上的理解，从勒庞那里是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的。

（谢选骏指出：流氓头子毛泽东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因为群氓最容易被他操纵和利用。）

2.研究的两个起点

勒庞对“群体心理”的研究在后世享有持久的影响，说来不难理解，因为他在提出自己的见解时所针对的社会背景，至今不但没有消失，而且已经成为我们这个世纪人类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现象。勒庞虽然从学术角度讲经常表现得十分“外行”，却对这种现象具有一种出自直觉的深刻感受力。

首先，他认为有两个互为表里的基本因素，是引发传统社会进入现代转型的主要原因，即传统的宗教、政治及社会信仰的毁灭，和技术发明给工业生产带来的巨变。这一变化反映在西方各民族政治生活的层面，则是群众作为一种民主力量的崛起，而且在西方文明的发展过程中，这种“群众的崛起”有着“命运”一般无可逃避的特点。他断定，未来的社会不管根据什么加以组织，都必须考虑到一股新的、“至高无上的”力量，即“群体的力量”：“当我们悠久的信仰崩塌消亡之时，当古老的社会柱石一根又一根倾倒之时，群体的势力便成为惟一无可匹敌的力量，而且它的声势还会不断壮大”。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勒庞认为，“我们就要进入的时代，千真万确将是一个群体的时代。”在勒庞看来，这个“群体的时代”

表现在观念变迁上，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民主和社会主义观念的广泛普及，它让持有保守主义和精英主义立场的勒庞深感恐惧，这一点我们下面还会谈到。

勒庞讨论群体心理的另一个出发点，说起来也许为今人所不齿，却是激发他在这个主题上不断著书立说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我们也不能轻言它已完全成为过去。他强调，遗传赋予每个种族(rac一中的每个人以某些共同特征，这些特征加在一起，便构成了这个种族的禀赋。勒庞对这种“种族特性”的强调，在一百多年前不但是西欧精神生活中的流行语，而且波及许多处在现代化过程边缘的地区，这在鲁迅先生对“国民性”(这正与勒庞喜欢用的“gedusofe”一词含义相同)的反省，以及我们至今余韵犹存的“民族生存”意识中，都有很明确的反映。这种源自19世纪“科学人类学”大发展的种族主义，其最极端的表现之一，当属勒庞的同胞戈宾诺(josde arthr degobineau)所发展出来的“灵肉统一论”，它力求在人种的生理解剖学特征与其精神现象之间找到某些一致性，继而把它扩展到用来解释不同民族的文化艺术和政治社会制度等各个方面的差异。勒庞身处当时的思想氛围，自然不会不受到这方面的影响。他在一定程度上从戈宾诺等人的这种种族人类学的思想中，接受了决定着各民族命运的神秘主义种族概念，认为“遗传赋予每个种族中的每个人以某些共同特征，这些特征加在一起，便构成了这个种族的气质”。因此一些学者据此把他作为一个种族主义者看待，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不过平心而论，勒庞用来建立群体心理学理论的种族观念，却没有很多“科学人类学”中的生物学色彩。他更多地把种族看作一个“历史的”和“文化的”

概念。墨顿在给《乌合之众》写的长篇序言中认为，勒庞在历史科学性问题上的虚无主义态度，是他的一个幸运的自相矛盾之处，因为他在实践中并没有否定史实的作用。但是读过勒庞的书后，我们也许会倾向于认为，更堪当此论的应是勒庞有着种族主义倾向的文化立场，因为正是它有力地刺激了勒庞对群体心理学的研究。1894年他出版第一本社会心理学著作(各民族进化的心理学规律严，便花费大量篇幅，探讨在不同种族之间无法做到“观念移植不走样”的原因一譬如英法两个“种族”，因其“国民性”使然，对“民主”、“自由”之类的相同观念，便会有非常不同甚至对立的解释。正是因为对群体特征差异造成的民族命运——尤其是他自己所属的法兰西民族的命运——有着一份强烈的关切，才促使他进而提出了自己带有“通论”性质的群体心理学理论。

3.低劣的群体心态

每个种族虽然有相对于其他种族而言独特的天性，但是勒庞根据对若干重大历史事变(尤其是法国大革命)和发生在他周围的一些事实的观察，又认为不管是什么种族，当其中的个体为了行动的目的而聚集成一个“心理群体”时，“仅仅从他们聚在一起这个事实，我们就可以观察到，除了原有的种族特征之外，他们还表现出一些新的心理特征，这些特征有时与种族特征颇为不同”。也正是对这些不同之处所做的研究，构成了勒庞对社会心理学领域的主要贡献。在他的笔下，这些聚集成群的个人最有意义的变化，就是其中个人的行为方式，会表现得与他们一人独处时有明显的差别。勒庞为证明这些差别所列举的证据，当然尚没有实验心理学的充分支持，但是正如后来在勒庞提供的研究基础上继续从事这项工作的弗洛伊德所言，勒庞过人的“问题意识”，使他的见识即使只从经验层面看，也没有人敢于断然否认其价值。的确，凡是读过《乌合之众》这本篇幅不大的小书的人，大概谁也不会否认，它虽然偏见多多，却是非常令人难忘的。

对于群体行为中的那些同个人行为心理学十分不同的特点，勒庞以经常是十分夸张的口吻，为我们描述了一幅十分可怕的景象。按他的评价，进入了群体的个人，在“集体潜意识”机制的作用下，在心理上会产生一种本质性的变化。就像“动物、痴呆、幼儿和原始人”一样，这样的个人会不由自主地失去自我意识，完全变成另一种智力水平十分低下的生物。勒庞当然尚不具备发展出“权威主义人格”之类见解的能力，但是他明确指出，群体中个人的个性因为受到不同程度的压抑，即使在没有任何外力强制的情况下，他也会情愿让群体的精神代替自己的精神，更多地表现出人类通过遗传继承下来的一些原始本能。个人因为参与到群体中而表现出来的这些特征，概括起来说大体如下。

首先，群体中的个人会表现出明显的从众心理，勒庞称之为“群体精神统一性的心理学规律(law of the mental tmity of crowds)”，这种精神统一性的倾向，造成了一些重要后果，如教条主义、偏执、人多势众不可战胜的感觉，以及责任意识的放弃。用他的话说：“群体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意见、想法和信念，他们或者全盘接受，或者一概拒绝，将其视为绝对真理或绝对谬论。”

勒庞认为，他这里所描述的其实也不完全是一种现代的现象，从古至今，与宗教或准宗教信仰有关的偏执“对人们的头脑实行的专制统治，早就为大家所知”，它甚至是一切伟大文明最基本的动力。

由于这种简单化的思维方式，群体并不认为真理，尤其是“社会真理”，是只能“在讨论中成长”的，它总是倾向于把十分复杂的问题转化为口号式的简单观念。在群情激奋的气氛中的个人，又会清楚地感到自己人多势众，因此，他们总是倾向于给自己的理想和偏执赋予十分专横的性质。“个人可以接受矛盾，进行讨论，群体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在公众集会上，演说者哪怕做出最轻微的反驳，立刻就会招来怒吼和粗野的叫骂。在一片嘘声和驱逐声中，演说者很快就会败下阵来。当然，假如现场缺少当权者的代表这种约束性因素，反驳者往往会被打死。”

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勒庞观察到的另一条群体心理学规律：约束个人的道德和社会机制在狂热的群体中失去了效力，“孤立的个人很清楚，在孤身一人时，他不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这样做的诱惑，他也很容易抵制这种诱惑。但是在成为群体的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并且会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出乎预料的障碍会被狂暴地摧毁。”当然，从以个人责任为基础的法制立场上说，这种在群体中消失了个人利益和目标的人会变成一个“无名氏”，而以个人责任为基础的法律，对这样的无名氏是不起作用的。所谓“法不贪众”的经验使他意识到，他不必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群体感情的狂暴，尤其是在异质性群体中间，又会因责任感的彻底消失而强化”。意识到肯定不会受到惩罚——而且人数越多，这一点就越是肯定——以及因为人多势众而一时产生的力量感。在群体中间，就像“傻瓜、低能儿和心怀妒忌的人”一样，在摆脱了自己卑微无能的感觉之后，会产生出一种残忍、短暂但又巨大的能量。

勒庞这些思想所提出的最大挑战对象，便是18世纪以后启蒙哲学中有关理性人的假设。在他看来，“是幻觉引起的激情和愚顽，激励着人类走上了文明之路，在这方面人类的理性没有多大用处。”因此在同人类的各种作为文明动力的感情——“譬如尊严、自我牺牲、宗教信仰、爱国主义以及对荣誉的爱”——的对抗中，理性在大多数时候都不是赢家。这也是那些高深莫测的哲学或科学观念在面对群体(不管其中的个人有多么高的智力水平)时，必须使它们低俗化和简单化的原因。

在这一点上，勒庞是可做乔治·奥威尔的老师的，他不但知道在“政治和语言的堕落”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指出“说理与论证战胜不了一些词语和套话”，并不全是宣传者的过错，因为这些东西是“和群体一起隆重上市的”。这些在群体中产生了广泛影响的观念，其威力只同它所唤醒的形象而不是它们的真实含义有关。只有这些避免了分析和批判的观念，才能在群体眼里具有自然甚至是超自然的力量，让群体“肃然起敬，俯首而立”，“它们在人们心中唤起宏伟壮丽的幻象，也正是它们含糊不清、使它们有了神秘的一力量。它们是藏在圣坛背后的神灵，信众只能诚惶诚恐地来到它们面前。”因此，那些详加分析便会歧义纷呈的观念——例如民主、平等、自由等等——所以具有神奇的威力，只是因为它们已经变成了空洞的政治口号——各种极不相同的潜意识中的抱负及其实现的希望，好像全被它们集于一身。

于此，我们也许更容易理解像韦伯和罗素这些曾经有志于参政的大思想家为何失败了。在观念简单化效应的作用下，凡是抱着怀疑的精神、相信在政治和社会问题上极不易发现“确定性真理”的人，尤其是一个习惯于用推理和讨论的方式说明问题的人，在群体中是没有地位的；当面对激奋的群情时，他尤其会生出苍白无力的感觉，因为他意识到他要与之作对的，不仅仅是一种错误的行为，还有“多数的力量”，还有贯彻这种行为时的偏执态度。我们更能理解，所谓专业精英，不管其智力多么高强，他陈明利害得失的理性努力，面对被空洞的观念冲昏了头脑的群体，反而会感觉自己十分迂腐和无聊。更为可悲的是，面对群众的荒谬与狂热，明智之士更有可能根本不会做出这样的努力，而是同群体一起陷入其中，事后又惊叹于自己连常识都已忘却的愚蠢。弗洛姆曾从个人在社会共同体中的边缘化或受其排挤而导致的内心焦虑出发，对这种放弃独立判断能力的过程做过分析，他所说的人们情愿“逃避自由”的原因，便包括着在这种内心焦虑的压力下，人们会情不自禁放弃个人立场的倾向，因为正如勒庞的解释所表明的，怀疑造成的不明确性，不但不会让群众喜欢，而且有可能使他们生出足以致人死命的愤怒。

（谢选骏指出：人说“逃避自由”的原因，便包括着在这种内心焦虑的压力下，人们会情不自禁放弃个人立场的倾向——我看文革时代的批斗大会“像真的一样”，其原因就是如此。）

4.群体的“道德”

读勒庞的人或许最易于得出一个印象，即他过多地强调了群体的负面形象。

但是，“群体心理”给个人行为所造成的结果，并不全然只是我们日常用语中所说的“罪恶”，它所导致的结果要比这复杂得多。用勒庞的话说：“它可以让一个守财奴变得挥霍无度，把怀疑论者改造成信徒，把老实人变成罪犯，把懦夫变成豪杰。”因此对于我们在群体中看到的情况，很难仅仅用刑法学意义上的犯罪来定义，它是一种更为复杂的现象。

如勒庞一再所说，他所研究的并不是“群体犯罪的心理学”，而是表现在所有类型群体中的心理学特征，其中自然也包括英勇无畏的英雄主义群体。参与到群体中的个人，不但能够变得“偏执而野蛮”，而且在他只有一知半解甚至根本就不理解的各种“理想”的鼓舞下，他并不像大多数个人犯罪那样是受自我利益支配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群体行为的结果看上去非常恶劣，但参与其中的个人的动机，却很可能与卑鄙邪恶的私欲丝毫无涉。

当群体是受某种高远的理念的激励而行动时，它便会表现出极高的“道德”。

然而这是一种什么意义上的道德呢？对此勒庞有个十分重要的区分，他说，如果“道德”一词指的是持久地尊重一定的社会习俗，不断抑制私心的冲动，那么显然可以说，由于群体太好冲动，太多变，它当然不可能是道德的。相反，如果我们把某些一时表现出来的品质，如舍己为人、自我牺牲、不计名利、献身精神和对平等的渴望等，也算作“道德”的内容，则群体经常会表现出很高的道德境界。

不错，作为“暴民”的群体，其残忍程度常令人瞠目结舌，以致不断地有人因此而感叹人性之恶。而勒庞的分析则提醒我们，这里所说的“人”，在很多情况下应是指群体中的人，而非孤立的个人。如果群体的行为动机也完全是出自支配着个人行为的非法私利，那当然只能把它视为一种犯罪。这样的群体可以是黑社会或聚散无常的暴民团体，却不可能成为一个影响甚至改变历史的要素。群体要想成为历史变迁的主角，它必须多多少少“为信仰而战”，也就是说，它的形成必须是为了某些简单而明确的信仰。在人们对惟一神教已失去信仰的时代，最有可能对组成群体的个人发挥巨大作用的，便是勒庞所说的“民族的荣誉、前途或爱国主义”。群体在这些信仰的激励下，很容易表现出极崇高的献身精神和不计名利的举动，并且它所能达到的崇高程度，是孤立的个人绝对望尘莫及的。这是一些与个人的日常利益完全没有关系的观念，只有它们能够让群体“达到使他慷慨赴死的地步”。

因此勒庞断言，凡是大规模的群体运动，总是类似于宗教运动。我们这个世纪的学者谈论甚多的意识形态之争，原本是勤庞早有深切感受的一个老话题了。

他说：“一切政治、神学或社会信条，要想在群众中扎根，都必须采取宗教的形式——能够把危险的讨论排除在外的形式。即便有可能使群众接受无神论，这种信念也会表现出宗教情感中所有的偏执狂，它很快就会表现为一种崇拜。”这种运动表面上看就像是一首奇怪的交响诗，它兼有残酷和崇高两个截然不同的主旋律：

崇高的境界，成功地激起了群众想入非非的感情，使他们在崇拜和服从中寻到自己的幸福，它的“道德净化”作用，使他们可以把自己或别人的死亡同样看得轻如鸿毛。当然，这些受到崇高的宗教感情所激励的群众，“必然会用火与剑去清除那些反对建立新信仰的人”，因而在无辜者的鲜血中映出的，从主观上说并不是人性的邪恶，而是真诚而不屈的信念，是出自“群体灵魂运作”的产物。

如果我们站在康德传统的伦理哲学基础上加以分析，勒庞所说的群体的不宽容和狂热，显然是同脱离了个人主义道德基础的“群体道德”有关的。从后来研究集体主义运动的文献中，我们可以得到进一步的了解，群体中个人利益的暂时消失，以及相应的犯罪意识的混灭，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便是千差万别的个人目标被一个集体目标所取代。在这种情况下，勒庞称群体中的个人会失去责任意识，也许并不十分恰当。实际情况可能恰恰相反，群体中的人认为自己可以对残暴行为不负私人道德意义上的责任，群体是个“无名氏”的作用外，很可能还因为他更强烈地意识到自己要为一个“更崇高的事业负责”。在这种责任意识的激励下，他会不自觉地自我渺小化，把自己日常经营的目标与它对立起来，从而理所当然地认为，别人的个人目标同样也是没有价值的。

其实从上述勒庞对道德所作的区分中，我们已可隐约感到在判断群体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上往往会陷入困境的原因。无私的奉献当然是一种美德，我们也很难指摘人们为了国家和社会的未来命运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因此这很容易让我们得出“群体为国家和民族而犯罪不是犯罪”这种令人尴尬的结论。对于这一困境，后来的哈耶克曾以十分理解的态度做过说明，他指出：“由于大批的极权主义国家的人民竭力支持一种在我们看来似乎否认了大部分道德价值的制度，我们便认为他们缺少道德热情，这是极不公平的。对于他们的大部分人来说，实际情况也许恰好相反：像国家社会主义这类运动背后所蕴含的道德情感的强度，也许只有历史上伟大的宗教运动能与之相比。”但是问题在于，一个凌驾一切的共同目标，是同建立在个人责任上的道德无法并存的，因此，在他看来，如果我们承认，个人只不过是为所谓社会或国家这些更高实体的目的而服务的工具，“极权主义政体很多使我们害怕的特点便必定接题而至。从集体主义立场出发而产生的不容忍和残酷地镇压异己，完全不顾个人的生命和幸福，都是这个基本前提的根本的和不可避免的后果。”

5.英雄与群众

但是，勒庞的枪口并不是只对着让他感到惊恐的群体的。与弗洛伊德在倾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中所言不同，勒庞并非只把眼光停留在群体行为上，“没有估计到领袖在集体中的重要性”。他非常清楚，缺了英雄的群体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算是一些朝生暮死的“群氓”。

当然，能够让群体焕发出改天换地的巨大能量的英雄，绝对不会是那些江湖草寇式的人物。和群众经常表现出极高的道德境界相一致，英雄之成为英雄，也必是因为他具备能够迎合信众的为事业而献身的勇气、不懈的斗志和高尚的利他主义，勒庞通过对“剧院观众”的情绪化表现的分析告诉我们，群体本能地希望英雄表现出他们所不具备的高尚品格。这些品格作为日常生活中很不多见的稀缺商品，英雄如果能让人们觉得他可以大量提供，这当然会让他广受爱戴。于此我们不妨说，卡莱尔断定群众有英雄崇拜的本能，也不是没有经济学上根据的。

刚才我说，弗洛伊德批评过勒庞在研究领袖上有不周全之处，也不是没有他的道理，因为在分析群体心理时，勒庞的确没有得出弗洛伊德那样的见识，把编造领袖神话视为个人解除心理压抑的有效手段。但他却没着另一个历史更为悠久的西方政治学传统，为我们分析了领袖与群众的互动关系，字里行间透着一股十足的马基雅维里风格。他认为，在使群体形成意见并取得一致方面，领袖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他的意志是群体……的核心，他是各色人等形成组织的第一要素，他为他们组成派别铺平了道路。”而群体则像是温顺的羊群，“没了头羊就会不知所措”。这就是为何“当波拿巴压制了一切自由，让每个人都对他的铁腕有切肤之感时，向他发出欢呼的正是那些最桀骜不驯的雅各宾党人”。

群体的轻信、极端与情绪化反应等等弱点，显然既为领袖的品质划定了上限，也给他动员自己的信众提供了许多可乘之机。首先，领袖本身可以智力高强，但是鉴于群体的素质低下，他为了获得信众的支持，也不能有太多的怀疑精神，这对他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如果他想说明事情有多么复杂，同意做出解释和促进理解，他的智力就会使他变得宽宏大量，这会大大削弱使徒们所必需的信念的强度与粗暴。在所有的时代，尤其是在大革命时期，伟大的民众领袖头脑之狭隘令人膛目；但影响力最大的，肯定也是头脑最偏狭的人。”这里所蕴含的潜台词是，群体的心理过程中并没有多少的逻辑成分，在超出自己熟悉的生活范围之外，他也不具备多少经验和合理的批评能力，而这正是一些别有所图的个人或集团赢得群众信任一个的要件。他们也许只是些野动家，也许是这样或那样的理想主义者。

他们在鼓吹什么大概并不重要，关键是如果政治中的人性真如勒庞描述的那样，则领袖在很大程度上是能够改变甚至制造人民的意志的。用熊彼特的话说，“这种人工制造的东西常常在现实中与古典理论中的普遍意志相一致。只要这种情形存在，人民的意志便不会是政治过程的动力，而只能是它的产物。”但更为重要的是，当我们面对政治过程时，虽然我们遇到的可能不是真正的人民意志，但是他们往往并不如是想，他们真诚地相信那不是领袖及其追随者制造出来的产物，而是真正发自他们的内心。这个过程是现代宣传术进步的一大成果，在此勒庞也应当享有一席之地。

他为我们概括出领袖煽动信众的三个最为重要的手法。当这些领袖们打算用各种社会学说影响群体的头脑时，他们需要借助“断言法、重复法和传染法”。他说，“群体因为夸大自己的感情，因此它只会被极端感情所打动。希望感动群体的演说家，必须出言不逊，信誓旦旦”。根据勒庞的观察，夸大其辞、言之凿凿。不断重复、绝对不以说理的方式证明任何事情，是说服群众的不二法门。因此，大凡能够成就大业的领袖人物，他最重要的品质不是博学多识，而是必须具备强大而持久的意志力，这是一种“极为罕见、极为强大的品质，它足以征服一切。……没有任何事情能阻挡住它，无论自然、上帝还是人，都不能。”由于有这种强大持久的意志，他所坚持的观念或追求的目标，最初受到群众的赞成也许是因为其正确，但即使在已经铸成大错，思想的荒谬已经暴露无遗时，也未必能够动摇他的信念，因为任何理性思维对他已不起任何作用：“他们对别人的轻藐和保留态度无动于衷，或者这只会让他损约兴奋、他们牺牲自己的利益和家庭——牺牲自己的一切。自我保护的本能在他们身上消失得无影无踪，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孜孜以求的惟一回报就是以身殉职。”

在弗洛姆例《自由的恐惧》一书中，我读到了希特勒的一段话，它对于了解有着心理弱点的群体和偏执的领袖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一定是大有帮助的。

希特勒是否读过勒庞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他除了有“坚强的意志和信念”之外，显然也十分了解他必须进行动员的群众。他说，群众“就像女人……宁愿屈从坚强的男人，而不愿统治懦弱的男人；群众爱戴的是统治者，而不是恳求者，他们更容易被一个不宽容对手的学说折服，而不大容易满足于慷慨大方的高贵自由，他们对用这种高贵自由能做些什么茫然不解，甚至很容易感到被遗弃了。他们既不会意识到对他们施以精神恐吓的冒失无礼，也不会意识到他们的人身自由已被粗暴剥夺，因为他们决不会弄清这种学说的真实意义。”这些几乎是逐字逐句重复勒庞的话，如果他地下有知，也许会为自己犯下这种马基雅维里主义式的错误而懊悔不已。但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勒庞在分析群体心理时得出的结论，的确是同对世纪以来人类的政治命运息息相关的。当汉娜·阿伦特告诉我们“凡是有群众的地方，就可能产生极权主义运动”时，她这里说的“群众”显然就是指希特勒的群众，当然也格勒庞描述的群众。自法国大革命以降，由领袖、意识形态和勒庞意义上的群体所组成的这种新的三位一体，便取代了宗教与皇权，成为一切民主宪政架构之外政治合法性运动的要件，尤其在勒庞之后的一百年里，这种新的三位一体更是上演了一幕幕规模宏大而惨烈的悲剧。

（谢选骏指出：可惜勒庞没有从“行为艺术”、剧场效应的角度去研究领袖的作用——领袖其实就是导演和主要演员，群众就是互为群演和观众的人形道具。）

6.结语：群体的时代与民主

从以上讨论中不难看出，包括勒庞著作中那些没有多少恶意的种族主义言论在内，他的惊人的预见力是我们难以否认的。20世纪是个群众参政意识普遍觉悟因而也是个民主口号盛行的世纪，然而它同时又是一个“最血腥的世纪”。与此相比，勒庞所援用的那些19世纪群众运动的事例，只能算是小儿科了。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在这种民主观念的普及过程中，既包含着人类几千年来想要驯服强权的真诚愿望，也隐含着为此而奋斗的人民落入强权圈套的巨大危险。托克维尔当年说，“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是不可能使一个民族获得自由的”。勒庞对现代化过程中群众崛起的惊恐，其实是这种怀疑态度的继续。

就像当时包括尼采在内的许多思想家一样，勒庞对于世纪之交的西方文明，也抱着一种绝望的末世心态。他似乎在群体的崛起中嗅到了某种历史轮回的征兆。

按他的历史观，一切文明都逃不脱由盛而衰的循环过程，而当一种文明开始败落时，摧毁一个破败的文明，一直就是群众最明确的任务，只有在这时，群体的主要使命才清晰可辨，这时“人多势众的原则似乎成了惟一的历史法则”。对于这些带有宿命论色彩的言论，我们可以不屑一顾，但是我们有理由认为，勒庞在潜意识里是想结束西方这种因权威危机而面对的混乱局面的。他所希望的解决方案，毫无疑问是18世纪的英国人建立的模式，因此他对“拉丁民族”缺乏盎格鲁——萨克逊人那种个人独立感情一再表示担心。他认为，由于这种缺少“种族品质”，他们在考虑自由问题时所关心的，只是自己宗派的集体独立性，“在各拉丁民族中间，自宗教法庭时代以来，各个时期的雅各宾党人，对自由从未能够有另一种理解。”

这种群体意识中表现出来的集体主义倾向，使得法国人总是把民主理解为个人意志和自主权要服从于国家所代表的社会的意志和自主权，因此在法国，“不管是激进派、社会主义者还是保皇派，一切党派一概求助于国家”。他能够在群众给权力的合法性来源所造成的深刻变革中，警觉地嗅出“大众民主”与“独裁主义”之间有着直通车关系的危险，这种思想显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勒庞思想的来源，除了前面提到过的种族主义和对英国保守主义传统的留恋外，19世纪中叶以后在欧洲愈演愈烈的反理性主义思潮，对他的思想影响也是清晰可辨的。但是这种影响并没有使他转向浪漫主义，反而强化了他的传统主义立场。正如上交所说，他对人是一理性动物这个启蒙哲学的基本假定，有着深刻的不信任。他用和后来的哈耶克几乎完全一样的语气，认为“对历史事实最细致的观察，无一例外地向我证实，社会组织就像一切生命有机体一样复杂，我们还不具备强迫它们在突然之间发生深刻变革的智力”。因此他反对一个民族热衷于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变革，他认为，这种变革的计划从理论上说无论多么出色，都不会使民族气质即刻出现变化(因为“只有时间具备这样的力量”)。采用激进的方式，借助于抽象的原则贯彻一种社会改造的蓝图，只会“使一个高度精致的文明倒退到社会进化更早期的阶段”。

所有这些，构成了勒庞对群众、领袖和观念的鼓噪以及对民主和社会主义理念持极端污蔑态度的基础。虽然从这种“群体时代”的现象中，他错误地得出了和施宾格勒一样的结论，以为自己正在目睹西方文明就要没落的征兆，但是大概没有人会否认，他的群体心理学研究的意义是超越了这一错误的。因此，假如我们只去批评他那种有点神秘主义的种族论倾向和经常是不合“学术规范”的臆断(这当然必要)，这无异于放弃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思想。

至少我们可以说，虽然本书中偏见很多，但勒庞的群体心理学研究所触及到的问题，不管在他之前还是此后，是一切思考民主问题的人所难以回避的。群众作为一种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早在古希腊时代，亚里土多德就指出过它有着走向独裁的危险。此后的伯克、孟德斯鸠、约翰·穆勒和托克维尔等人这方面的言论，也早已为人们所熟知。我们更应深思一下，自从古希腊之后，以民众直接参政为基础的民主制度在人类历史上消失了二千多年，这一现象很可能有着深刻的人性方面的原因，假如我们只用一句“反动的黑暗时代”之类的话搪塞过去，未免显得幼稚可笑。勒庞生逢一个群众重新崛起的时代，他敏感地意识到了这种现象中所包含的危险，并且以他所掌握的心理学语言，坦率地把它说了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勒庞的思想是超意识形态的，不然的话，我们也许就无法解释，在民主和独裁的关系这个问题上，为何我们不管是在最右翼的哈耶克那儿，还是在力求不偏不倚的熊彼特或有左翼倾向的阿伦特和弗洛姆那儿，都可以看到勒庞思想的影子。

政治言辞一贯冷峻的马克斯·韦伯论述权力类型的学说广为人知，其中有一种类型便是“直接诉诸民意的民主制”(plebisci democmp)，关于这种类型他说，“领袖民主制最重要的类型——扭力人物统治的正当性，便是蕴含在因为被统治者的意志而产生的、并且仅仅由于这种意志而得以存在的正当性的形式之中”，而在现实中提供着这种类型的，正是那些“古代的和现代人的革命独裁者”。当韦伯说这些话时，他显然理所当然地认为“革命独裁者”也能建立“民主”，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样的说法有什么自相矛盾之处。在这一点上他还没有勒庞来得明白，在表述同样的思想时，勒庞使用了几乎和韦伯一样的语言，但是他同时也指出了这种“民主”毁灭个人自由的本质：“大众民主(poplar democop)的目的根本谈不上支配统治者。它完全为平等的精神所左右，…对自由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尊重。

独裁制度是大众民主惟一能够理解的统治。”不言自明的是，这种不尊重自由的民主，当然也会使人们本来要用它驯服权力的愿望完全落空。

在《社会心理学手册》这本权威著作中，美国的社会心理学大师奥尔波特(gordonw.allpo)大胆地断言，“在社会心理学这个领域已经写出的著作当中，最有影响者，也许非勒庞的乌合之众莫属。”此书是否应当享有这么突出的地位，当然可以提出疑问，而且一直就存在着异议。不过有一点却是没有问题的，即它确实对人们理解集体行为的作用以及对社会心理学的思考发挥了巨大影响。此外，在“孤独的人群”和“千人一面”已经成为美国民众形容自己的处境和感受的恰当用语的时代，我们也无法怀疑此书的适时性。

勒庞这本小书持久的影响力，在我们看来有些令人费解。1895年它初次面世时，也许可以说不过是一本赶时髦的书，但是，一种时髦若是持续了大半个世纪之久，想必它一定有些独到之处。我们如果再考虑它的性质，就会对其持续的影响力更加感到不解。它所包含的真理，也许没有一条不曾被人说过，而且比勒庞在此书中的说明更令人信服，有些甚至出现在他写此书之前，此后的论述更是不在话下。这本书在知识界却继续有着相当大的影响。更让人费解的是，此书提出的一些观点，如今已经被证明是有误导作用或错误的，然而它仍然是所有我们这些群众行为的研究者不可不读的文献。最后，书中还含有各种互不协调的意识形态，但是意识形态迥然不同的崇信意识形态的作家，却都以十分严肃的态度对待它。也许，要想解开这团表面看来充满矛盾的乱麻，我们最好还是考虑一下它对我们今天的意义。

（谢选骏指出：我看这是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个“趁火打劫”、“落井下石”的猎人本能或曰原罪，也就是圣经十诫所禁止的犯罪冲动。）

乌合之众所经历的一个事实，有助于消除这种困惑。受到勒庞的观点触动的，不但有那些基本上全盘接受它们的人，如民粹派社会学家罗斯和心理学家麦克道格尔，甚至包括一些反对它们的人，如作为社会心理学家的弗洛伊德和社会学家帕克。反对者可以驳斥勒庞的言论，但是他们不能对它视而不见，至少，假如他们不想放弃对社会心理学问题的关心，他们就不能这样做，因为那都是些基本的问题。

这正是勒庞此书的主要功绩所在：它几乎从头到尾表现出一种对重要问题的敏感性。用大法官霍尔姆斯先生的话说，勒庞在这本书中表明，他具有“脊髓中的本能”，只有在极少数思想家中，才能看到这种不断发现有研究价值的问题的本领。对于社会心理学家以及所有思考自己社会的人，勒庞的著作所关注的问题，几乎无一例外地注定会成为十分重要的问题。这本书的标题有着迷惑人的局限性，但是它谈到了许多人们通常并不与“人群”联系在一起的现象。可以说，勒庞在此书的这里或那里，以十分简约甚至时代错置的方式，触及到了一些今天人们所关心的问题，如社会服从和过度服从、趣味单一、群众的反叛、大众文化、受别人支配的自我、群众运动、人的自我异化、官僚化过程、逃避自由投向领袖的怀抱，以及无意识在社会行为中的作用，等等。简言之，他考察了一大堆现代人面临的社会问题和观念。我相信，正是这本小书所涉及到的问题的多样性，使它有着持久的意义。

因此，《乌合之众》的当代意义，在于它发现问题的功能而非解决问题的功能。只要看一下此书对弗洛伊德的意义便可认识到，这两种知识功能虽然互有关连，还是有所区别的。弗洛伊德提供了一条主渠道，使勒庞的思想影响进入了当代人的头脑。当弗洛伊德在20年代把注意力转向“群众心理学”(这是他的“massenpychofogie”一词的习惯泽法)，发表了这方面的第一本专著《懈众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时，他专辟一章讨论勒庞这本书。他开篇便下了一个断语：“勒庞的《psychofogie des foules》《以群体心理学》，该书法文原版的书名。——译注)，一本当之无愧的名著”，最后又以类似的判断做结：“他极为精彩地描述了集体心态”。夹在这两个判断之间的，是连篇累牍地引用《乌合之众》中的段落，数量之多，与弗洛伊德简短的评论加在一起，几乎占了全书的六分之一。

但是人们很快便发现，弗洛伊德对勒庞这本书并非持明确的赞成态度。在下面一章，他一开口便收回了前面对勒庞思想的赞扬，他说：“…我们现在必须补充一句，其实作者的所言没有一点新东西。……此外，勒庞等人对群体心理的描述和评估，绝不是无可争议的。”

这些否定性断语看上去有些失礼，与弗洛伊德几页纸之前的说法也不十分吻合。不过，这种双重否定也许是内心感受的真实流露，而非不礼貌的废话。夸张法历来就是一种简单表明观点的技巧。因此，假如我们从弗洛伊德的判断中消除他表达这种判断所采用的夸张语气，只保留其实质，然后问一句：既然勒庞的话既无新意也不正确，为何又对它如此重视呢？弗洛伊德为何像许多严肃的评论家一样，怀着从知识角度以明显的尊重来看待鹏合之助呢？他干嘛要把此书作为自己论述社会心理学的起点？弗洛伊德以可敬的直率态度回答了我们的问题：“我们把勒庞的言论作为我们的引路人，因为它对无意识精神生活的强调，十分适合我们的心理学。”

弗洛伊德给自己重视勒庞的思想所做的简单解释，乍一看好像无可非议，然而并不全面。他解释了自己如何从勒庞的著作中找到了优点，却没有解释自己为何要贬斥勒庞的思想既无新意也不正确。要想理解弗洛伊德这种自相矛盾的态度，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说明。弗洛伊德对勒庞自相矛盾的态度是难以否认的。他在一页纸上否定勒庞，又在下一页纸上反过来说，勒庞“对群体心态做了出色的心理学说明”。

在弗洛伊德论述勒庞的一章中，可以找到对这种矛盾态度的思想——而不是心理学——解释。在这里，他几乎是用一种猫捉耗子式的苏格拉底对话的方式，为两个角色写出台词。这种矛盾态度的基础归结起来说就是：勒庞只是问题的发现者，而弗洛伊德可以成为问题的解决者，因为勒庞是否能够既当前者也当后者，并不是件十分确定的事情。对于前一种能力，勒庞值得赞赏，弗洛伊德也十分大方。至于后一种能力，勒庞顶多只能说是毫无用处，甚至完全错误，而弗洛伊德则坚持认为，他既无用又错误。弗洛伊德把这两种角色交替派给勒庞，于是他本人也在这种矛盾态度的两极之间摇摆。最后，弗洛伊德为所有这些论述提供了一幅清楚的画面(虽然是一幅形象需要大加修改的画面)：勒庞播种，弗洛伊德浇水并培育其生长。

在弗洛伊德看来，勒庞作为问题的发现者，指出了群体生活重要的方面，但并没有对它们做出解释。勒庞讨论了“感情的强化”与“理智的欠缺”，因而点明了群体心理的“基本”事实。但是——弗洛伊德说——他并没有看到群体成员之间建立感情联系的心理过程的原因。作为问题的发现者，勒庞也看到了群体和有组织的团体之间“感情传染”和易受暗示的巨大作用，但是——弗洛伊德认为——他没有认识到，这是团体成员与领袖以及其他团体有着性本能关系的产物。勒庞意识到，如果没有任何联系，“只是一些人聚在一起，尚不足以形成团体”，但是他却不理解这种联系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勒庞特别指出了群体感情的易变、爱与恨的游移不定以及它的团结和仇视态度，但是他没有看到群体的矛盾和理想化(这时受到过份爱戴的人物会变得不容批评)倾向的心理机制。

勒庞“生动描述了”群体缺乏感情约束以及它“没有中庸与三思而后行的能力”，但是他不具备任何理论，使自己可以看出这是退化到某个早期阶段的结果。

(甚至弗洛伊德这样的大人物有时也会走神。他说勒庞没有明确的退化观念，这当然不错。但是勒庞一再把群体所特有的冲动、“缺乏理性、没有判断力和批判精神、夸大感情”比做“低级进化形态的生命——例如妇女、野蛮人和儿童——中的倾向”。因此他已预见到了弗洛伊德本人的错误，当他写下退化到“不必奇怪可以在野蛮人或儿童身上看到的早期阶段”时，妇女显然被排除在了这个阶段之外。)弗洛伊德错误地、因此也是有失公正地说，勒庞没有“估计到领袖在集体心理中的重要性”，而他能够揭示领袖在集体行为心理过程中的作用。弗洛伊德没有注意到，勒庞赋予了英雄神话以极大的重要性，这正像弗洛伊德在与奥托·兰克讨论之后认为英雄神话是个人把自己从不断的集体统治中解放出来的手段一样。

勒庞看到并强调了群体中的“扯平”趋势，它要求在受压制的平庸水平上的充分平等。但是据弗洛伊德的判断，他没有认识到这仅仅是一个潜在过程的外在的可见后果，在这一过程中，群体成员“通过对同一个目标有着相同的爱戴而互相认同”，所谓“目标”，是弗洛伊德的专业术语，在这里指领袖。

勒庞用自己的语言，生动地说明了作为群体和群体成员标志的“服从的欲望”。但是他就此止步，没有认识到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因为体现在领袖身上的集体理想取代了自我理想。

最后，弗洛伊德犯了个有益的错误，他认为，勒庞把自己的研究局限在有乌合之众特点的暂时性集体上，其实他是在无意中撞上了一个最有价值的研究题目，因为只有在这种暂时聚集的人群中，才能够最清楚地看到个人对群体的要求百依百顺，自愿放弃自己独立自主的精神。弗洛伊德这样来定义勒庞的群体概念是错误的，只要读读下面的几页，就可明白这一点。不过，一流的头脑即使犯下错误，别人也会从其中有所收获。弗洛伊德的错误是个聪明人的过失、因为不留神而产生真理的幸运过失，虽然弗洛伊德认为勒庞的陈述“只涉及短命的集体”却显然是错误的，然而这个错误却使得弗洛伊德赞扬勒庞选取了这些“喧闹的、暂时的群体”进行研究，“它们只是集体中的一个类型，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正是那些被我们视为个人特性的因素，彻底——虽然是暂时的——消失了。”弗洛伊德用这些话具体说明了一个在科学研究中普遍适用、在社会科学中尤其需要强调的基本原则，因为很少有人认识到它。这就是可以称之为搜寻“重大研究领域”的原则，即寻找这样一些课题——这里的具体课题就是暂时性的群体——它能够使人去研究那些可以取得特殊优势的科学问题。

勒庞部分地做了弗洛伊德以为他做过的事情，然而他是在不知不觉中这样做的。他集中研究了暂时性的群体，但并没有把自己局限于此。根据他的用法，“群体”是个宽泛的概念，既指暂时聚集在一起的人，更是指一些持久存在的团体和社会阶层，例如组成议会、宗派和阶级的人。不过，勒庞在关注较有生命力的公众，甚至更为持久的阶级的同时，更为注意那些形成政治暴民的短命人群，因此他实际上抓住了一个研究集体行为的重要时机，即在可视性极佳的时刻对它们进行研究。有理由认为，弗洛伊德把勒庞显然并不具备的方法论技巧归在了他的名下。弗洛伊德得出这个对勒庞有利的评价，也不是因为他注意到了勒庞在这个具体研究中做了科学家都在从事的工作，即找到重大的研究素材，它们能够揭示出比所研究的事例更为广泛的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

从弗洛伊德对待勒庞的矛盾态度中得出的结论是：勒庞对人群和集体行为的突出特征有相当敏锐的把握能力，但是他并没有对它们做出令人满意的说明。根据这种评价，勒庞像是一条专门寻找块菌的狗，他在社会心理学表层的某个位置上停留片刻，因为它下面有些别人没有发现的重要的理论块菌。弗洛伊德把自己的形象设计得与勒庞相反，他认为自己是个能够透过表面看本质的人，他能够找出社会心理学的块菌，把它们烹制成一道美味的知识佳肴。这两种形象对他们两人以及他们的著作都不十分公正，然而也不能说一点也不公正。勒庞主要是个群体社会心理学问题的发现者，而弗洛伊德在某个阶段是个很有想像力的问题发现者，有时也是这个领域的一个成功的问题解决者。通过评价弗洛伊德对待勒庞的矛盾态度，我们能够看到一些可以被称为重要的新思想(但是别人已经有所预见，因此并非不可缺少)和一些正确而有意义的思想(但并不十分深刻，因此只有提示的意义)的贡献和局限性。对勒庞这本《乌合之众》的矛盾态度，就是一个十分恰当的例证。

弗洛伊德对这本书的感受并不稀奇。这里单单把它举出来予以说明，并非因为任何时候提到像弗洛伊德这样机智而富有创造性的头脑的作品，都会让我辈感到愉快，而是因为他对勒庞的理解，以及他的造成意外收获的误解，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此书。如果弗洛伊德在提出自己有关人的社会行为的思想时，从中发现了大量有现实意义的因素，那么在较小的范围内我们也能够做到这一点。他从该书中得出许多发现，虽然总起来说他没有发现任何十分正确或全新的观点，这对我们也有教益：勒庞的表述远不是盖棺之论，而只能算是为这个题目的更为先进的观点提供了重要指导的起点。

一组有现实意义的因素，赋予了弗洛伊德对此书的解读以意义，同样它也能为我们的解读带来意义。这需要我们从该书中发掘出比它的字面含义更多的东西。

读者不仅要注意勒庞多有论述的问题，还要注意他有时在无意之间表露的思想，这样我们便可以感受到人的社会行为中自己过去没有留心的某些方面。就像许多别的书一样，读者如果希望从中得出一些能够得到的东西，读出字里行间的含义是很重要的。这也适用于我们中间那些组成了各类团体的人，尤其是那些叫嚷着自己不服从的人(其实他们受着严格的约束)，如果他们想理解对我们每个人都会发生作用的服从倾向的话。

此书包含着丰富的现实意义，其中有不少隐藏在字里行间，从而解释了它何以存在经久不衰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也来自它的主要论点属于一些复杂思想的一部分，它们大多数仍然与我们同在，即强调人的行为中反理性或非理性的特点。

这是一幅世纪末的人类画像，它把人类描绘成极易受到操纵，莫明其妙地情愿受骗上当。不过这显然是一幅未竟的肖像画，因为如果有些人受到控制，必定还有一些人在控制。因此从根本上说，有些人是把别人当做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另一个更深刻的假设是，人类有着自我欺骗的无限能力，他能够头头是道地把罪恶说成美德，为了犯罪而否定美德。人类性格的这幅画像还导致了一种社会哲学和社会学，认为人类特别易于在社会的引导下变得十分愚蠢，使他天生的才智或是因为追随乌合之众而变得平庸，或是用途邪恶，作为那些不十分奏效的暴力和强制的帮凶，欺骗自己的同胞。

人既无理性又自私自利，易于冲动且反复无常，或者是把理性用在伤天害理的事情上。他既是暴力和虔诚骗局的实施者，又是它的牺牲品——这样一幅人类画像，在勒庞写此书时当然算不上什么新见解。至少从(君主论》——这个标题显然强调了控制者——的时代起，一直到《乌合之众》——这个标题转向了被控制者——的时代，每个世纪的马基雅维里主义作家，都一直在不断地设计出这样的形象。不过同样真实的是，它在上个世纪后半叶才变得十分醒目且一直延续至今，人类是完美的理性动物这一形象，即使没有被它消灭，也受到了它的破坏。

对于人类及其行为中这个令人憎恶的方面，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社会哲学家、政治理论学、政论记者以及有创造性的落魄小说家，都写过大量的书和应时之作，勒庞的《乌合之众》，不过是其中的一本而已。这本书出版的同一年，即1895年，布罗伊尔和弗洛伊德发表了他们的突破性力作(病病的研究)，这是个可圈可点的巧合。两本书的同时出现，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出于偶然，因为只有在造成强调人类非理性的著作大量出现的相同社会条件下，这种思想相近的著作才完全有可能几乎同时出现。

也许有人会否定这种说法，认为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麻烦，每个时代都会自以为面对着理性的黎明或非理性的开端。然而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它毕竟没有说明这种时代的自我形象在19世纪下半叶的法国何以如此迅速地抓住了人心。回顾19世纪50年代，由龚古尔兄弟组成的那个两人文学小组，他们从未满足于小组内的意见一致，一起预言患了贫血症的欧洲文明将遭受野蛮人的攻击，这不是指那些在欧洲已经找不到的野蛮人，而是那些——在他们看来——粗野的工人，他们说，这些人会把自己的这项任务称为“社会革命”，当时法国的人道主义知识分子——泰纳、圣伯夫、讽刺作家“加瓦尔尼”、勒南，以及龚古尔兄弟生活和工作的那个圈子里的其他人，全都对眼前的“道德卫生状况”忧心忡忡，对未来的日子充满疑虑。他们的预言在许多方面都和勒庞这本书的内容没有多大区别。例如泰钢就预言说，20世纪的人会表现得活力有余而悟性不足。

关于群众行将发生的统治，还有着比这些模糊的预兆更多的现象，它们足以说明，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勒庞的思想注定会出现，即使他本人从本存在过。在这一点上最好的证明是，在同一时间，另一位社会心理学家，意大利人西盖勒，也提出了基本相同的思想，正如其中不少思想也由法国人塔尔德表述过一样。大凡是两三个人几乎同时得出了相同的思想，经常会出现谁是思想先驱的争执。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解释了勒庞为什么一再别有用心地重复他15年前就群体的“模仿”和“感情传染”问题说过的话。他与西盖勒不断进行着或是公开——这是勒庞的典型风格——或是指桑骂槐的争吵，后者在自己的(宗派心理动中直率而愤怒地自称先驱，并说勒庞的《乌合之众》“大部分显然都是在抄袭我的著作”；在(犯罪群体)的第二版中，他又一时兴起，抱怨勒庞“在讨论群体心理时利用了我的观点，却对我只字不提”，又说，‘哦一点也没有正话反说的意思，我认为采用我的观点却不提我的名字，再没有比这更高的赞扬了，“对此我没有丝毫的怀疑”。我们当然没有兴趣为这些一度颇为激昂的优先机声明做出宣判，这种事后的判决，是那些有知识成就的重要法官，那些思想史专家的事情。在西盖勒和勒庞以及——在较小的程度上——塔尔德之间的争吵，对我们的意义仅仅在于，许多人同时有着基本相同的思想，并且至少部分地相互独立存在，这证明了这些思想几乎必然出现，因为文化遗产中已经为它积累起了知识前提，还因为受着社会引导的兴趣，已经把思想家们的注意力转向了能够产生这些思想的问题。

有相当严格的证据，而不是道听途说，可以使我们认为，勒庞的著作部分地反映着当时的文化氛围。回忆一下17世纪格兰维尔的气象学比喻吧，在20世纪怀特海使它复活之前，它一直默默无闻。形成一种舆论气氛的思想，迎合了人们的趣味，这并非出于偶然。这种气氛所以能够普及，是因为深层社会结构出现的变化，是因为这个结构由于各种压力和紧张关系已在咯咯作响，或是因为严重的震荡和变化使一些人们所接受的思想有了意义，或使一些与当前无关的思想变得不合时宜。(它们还会顽强地表现自己，因为并不是文化中的一切都严格地受社会结构的决定，还因为同律的结构压力对该结构中地位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意义。)一般而言，思想的创造性以及这种思想的普及，需要同样的社会条件。具体而言，我认为，使勒庞的言论和思想迅速得到普及的那些重大历史事件，也就是对他提出那些思想起了很大作用的事件。同样是这些事件，使勒庞和他的听众之间产生了共鸣。

只要稍微看一下勒庞度过其漫长一生的历史背景，便可明白为什么他对群体中的个人的描述对于他本人和他的读者都深具意义，以及他为何根本没有机会对这种描述做重大的修改。勒庞生于1841年。那个人们本来以为具有革命精神的国王，路易·菲利普，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保守派，这反而激起了改头换面的激进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传播。当勒庞还是个7岁大的孩子时，巴黎打起了街垒战并导致国王迅速退位。在六月起义的惨烈巷战后，路易·波拿巴亲王取代国王，成了第二共和国的总统。当时他还无法理解路易·波拿巴如何巧妙地利用民众，把总统职位变成了皇位，以拿破仑三世的称号傲慢地统治着第二帝国。不过后来，到了19世纪70年代，勒庞显然赞同这位皇帝安抚民心的十年统治——他是想避免民众的反叛，只希望巴黎的老百姓在经历了色当惨败后能够把欧洲忘掉。在1871年的公社期间，激进派以及共和派、普鲁东派和布朗基派等一伙乌合之众短暂地掌握了政权，勒庞对此深感忧虑。对于这次反叛，马克思怀着自相矛盾的心情，既说它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又认为它是工人为自己的权利而举行起义的预演，是他们最终获得解放的序曲。作为一名成熟但并不总是十分敏锐的观察家，勒庞目睹了1870年成立的第三共和国的审判、那些走马灯一般的政府更迭，以及为了统治群众而借助于蛊惑人心的努力(有时也确实奏效了)。尤其重要的是，对不久之后便要动笔的著作十分有利，勒庞亲眼目睹了那个优柔寡断而又好战的煽动家布朗热将军迅速取得潜在势力的过程，他在1886年7月14日，就像那位“马背上的人”一样，骑着自己那匹名为“突尼斯”的战马闯进了历史。

勒庞在全书中只提到了布朗热两次，一次提到他的名字，另一次只是间接的暗示，英译本的译者因为拿不准读者是否记得那段历史，认为有必要加上一条指名道姓的注释。后面这个暗示表明，勒庞本人作为一个即使说不上心惊胆战也可说是十分沮丧的保守派，对群体及其社会心理学的理解，在多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他对发生在自己面前事情的观察上的。勒庞这样写道：

群体很容易做出刽子手的行动，同样也很容易慷慨赴义(这种有关矛盾心理的论述令弗洛伊德感到亲切)。正是群体，为每一种信仰的胜利而不惜血流成河(然后勒庞又补充了与我们的目的十分相符的话)。若想了解群体在这方面能干出什么事情，不必回顾英雄主义的时代。他们在起义中从不吝惜自己的生命，就在不久以前，一位突然名声大噪的将军，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上万人，只要他一声令下，他们就会为他的事业牺牲性命。(见本书第1卷第2章第1节)这个未点名的将军当然就是布朗热。这段布朗热插曲即使法国人还没忘记，在美国人中间也早就被忘掉大半了，这就像那些可怕而短命的时期一样，强有力的煽动家因为没有最终把自己接手的政权合法化，通常都会被每个国家受到广泛阅读的史籍所遗忘。但是在19世纪洲年代的后五年里，布朗热将军和他那群政治乌合之众的崛起，以及那场占领法国政治舞台的称为布朗热主义的运动，其规模就像约瑟夫·麦卡锡参议员和称为麦卡锡主义的那场占领了50年代前五年美国政治舞台的运动一样。(可笑的是，这两件事居然连细节都十分相似，麦卡锡在政治上垮台三年后落魄而死，布朗热受到以叛国罪被审判的威胁，逃离了法国，三年后去世，死因显然是自杀。)如此仓促地谈论这些人和运动，它们在时间上相隔几代人，社会空间也相距遥远，因此乍一看好像是些无聊的历史类比。勒庞的《乌合之众》毕竟不是在写历史，他求助于历史，是要努力找出群体性格和行为中一再出现的相似之处，它们只在细节上有所不同。虽然在勒庞的思想经历中没有证据表明，他首先提到布朗热插曲是想用归纳法找出群体社会心理的发展脉络，但是这段插曲的确引起了他的注意，在这一点上他和当时那些不加思索的法国人是不一样的。

变成偶像的布朗热的这段短暂而不光彩的历史，读起来就像一部由勒庞创作的反映领袖和群众关系的社会心理学剧本。但是，既然是事件发生于前，因此更为合理的假设是，勒庞对事件进行了总结，而不是布朗热和他的追随者预演了这部著作。作为勤庞关于群体行为的思想之根源和可能的依据，布朗热主义也值得我们注意。

布朗热在经历了稳步提升，成为法国军队中最年轻的将军之后，进入了作战部，负责为当时的激进派领袖克列孟梭制定那些秘密决策。他先是因为显著改善了军队的生活条件而获得广泛的支持，现在已不是习惯于艰苦条件的职业军队，是以一些暂时变成军人的普通文官为基础的。不久，他变成了一个因人而异的多面人物。第三共和国心怀不满的大众，认为他是能够消除他们主要的不满根源——政权——的领袖，布朗热本人毫无政治信仰，因此他能够而且也确实答应满足许多政治派别相互对立的利益。他答应戴鲁莱德的爱国者同盟，要挥舞起恶棍的大棒来贯彻他们的沙文主义主张，要把德国人赶回莱因河以洗雪民族耻辱；对于波拿巴主义者，他许诺要恢复帝国，对于维持着他的花销的保皇党，他答应恢复君主制。五花八门的政治群体，社会主义者、机会主义者、温和的共和派和持不同意见的激进派，他能变得让每一派都把他认作“他们的人”。这些群体因为共同反对政权而松散地结合在一起，全都认为布朗热就是他们事业的领袖，虽然他本人除了将军的事业之外，实际上不支持任何事业。整个民族群体的各种矛盾，在领袖个人身上取得了统一。

政治事件一幕幕接通而至：1886年巴士底狱纪念日，巴黎民众在朗香高喊他们支持将军，不要总统；在将军竞选获胜后，巴黎的群众不断叫喊着要他向爱丽舍宫进军；报纸对他表现得百依百顺，先是罗什福尔的《不妥协者报》，后来是维伊奥的《宇宙报》，再后来，其他一些报纸众口一词，都变成了将军及其运动的宣传页，在还没有出来证实一下已经说过什么之前，便盼望着听听“他们在街上正说些什么”；献给“我们勇敢的将军布朗热”、“啊！复仇将军”和“希望将军”的赞美诗迅速增加，这些歌既表达了群众的感情，也控制了他们的感情；各种玩具、机械工具，甚至——竟然偶像化到这种地步——烧酒，都拿这位受爱戴的领袖的名字来命名，简言之，这是布朗热主义短暂而强烈的支配期，它几乎就要以一次新的雾月18日而大获全胜。对这些事情无需再做细节上的描述，它们不过是勒庞这本书中的一页(当勒庞提到那个无名将军“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上万人，只要他一声令下，他们就会为他的事业牺牲性命”时，字里行间便隐藏着这些事件)。

布朗热故事余下的部分也包含在这本书里，只是被伪装成了一些概括性的语言。特别恰当的记录是群体——尤其是巴黎，不过外省也一样——爱恨无常所造成的迅速变化的左右摇摆：布朗热今天还受到崇拜，明天便成了嫌犯。勒庞在布朗热的迅速崛起中，也许找到了他用于全书的一条公理，即就名望的起源而论，取得成功就是最大的成功，正像他从布朗热的突然垮台中看到另一条相关的公理一样，虽然他没有把它明说出来，这就是，就名望危险的衰落而言，失败就是最大的失败。当法国精明的政治家(主要是指老牌政客、法国内务部长孔斯坦，但并不限于他一人)不断算计这位大众英雄的诸多弱点时，他便很快失势，一如他很快得势一样。布朗热慑于叛国罪的审判，和他多年的可爱情妇玛格丽特·德·邦曼逃离法国，他先去布鲁塞尔，在很快被驱逐出境后，又去了伦敦，然后是泽西，最后又回到布鲁塞尔。他在流放中依然抱着天真的乐观主义，在布鲁塞尔发表了一些没人看的宣言，最后他终于认识到，法国各政治群体想必又落入了狡猾的政客手中，不再把他当做决定他们命运的人了。政治失败的打击，再加上1891年他的玛格丽特因结核病去世，使布朗热在两个月里哀痛不已，终于也让自己躺进了安葬着她的伊克塞勒基地。

勒庞和他的同代人一起看到了这一切，但是和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不同，他对自己的所见做了思考。在这出戏的中间，他看到巴黎轻浮的民众迅速忘记了他们的马背英雄，在布朗热逃离法国不久后的1889年6月，万国博览会开幕。在众多赏心悦目的事情中，埃菲尔铁塔独占鳌头，它那伸向天空的钢铁身躯，宣告了一个世纪的到来，在这个世纪里，钢铁城市将取代石头城市。在思考群众的轻信和多变时，勒庞想必从他们对那个末路英雄的报复性攻击中看到了证据，说明他们“为自己曾向一个已不复存在的权威低头哈腰而进行报复”(见本书第2卷第3章第3节)。

勒庞留心地看着这一切，并以概括的方式把它们写进了自己的《乌合之众》一书。即使布朗热插曲不能为他的社会心理学磨房提供足够的谷物，当时的历史也很容易供给他充足的原料。在布朗热主义消失后不久，便上演了雷赛布——一个能移动山岳。凿穿地峡的人——戏剧的最后一幕。他在苏伊士大获成功很久以后，却栽在因丑闻而引起的巴拿马运河的失败上。在年届88岁时，他自豪地佩带着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却发现自已被判了五年徒刑。对于这件事，勒庞难以做到怒不形于色，也无法保持学术上的超然品格。于是我们在此书的一些地方，看到他愤愤不平地分析了民众如何攻击这位“历史上最了不起的英雄之一”。

这一系列事件的登峰造极之作，就是被充分理解其含义的法国人至今还称为“大事件”的那件事，它也许加速了此书的写作进度，对此我们并不清楚。就在勒庞写这本书的同一年，出现了对德累福斯上尉的起诉，他迅速受到秘密审判并被定为叛国罪，然后被剥夺军衔，被判在魔岛上终身服刑。他是第一个获准进入总参谋部的犹太人，而且是个阿尔萨斯人。法国群众主要是受到惊恐万状摇摇欲坠、虽有政治头脑却又愚蠢造项的总参谋部当局的挑动，另一方面也受着它的操纵，他们的行为后来达到了顶点，并且造成了许多次要后果，其中之一便是给勒庞的书提供了新的依据。然而，1894年对这个非我族类的审判、定罪、撤职，足以把群众不负责任的轻信态度传遍全国，其严重程度即使最不关心政治的法国人(但愿这不是个目相矛盾的称呼)也不会不予注意，更不用说像勒庞这样的观察家了。

也许我们现在可以明白，为何说勒庞这本书是一部以阅读法国大革命事件为基础的群体行为的社会心理学著作，只是出于习惯，却并不完全准确。这种流行的解释只有部分的正确性。不错，在勒庞用来阐明自己这个或那个观点的五十多个具体历史事件中，大约有二十个左右说的是法国大革命的岁月，还有几个谈到了拿破仑。不过剩下的事件仍占一半左右，它们不但都发生在法国，而且都是勒庞亲眼目睹的事件。进一步说，所以提到大革命，也是因为勒庞本人那个时代的事件起着一部分作用。就像其他许多法国人一样，勒庞受着这场大革命的纠缠，但是在他的著作中还有无数个暗示表明，他对自己身边的群体行为所做的观察，提醒他去注意大革命中的一些相关事件。他对法国大革命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往往是因为他看到了19世纪法国的群体生活而对历史的回顾。简言之，他经常是在评价大革命时代群体行为的伪装下，对第三共和国的群体行为进行分析。

如我们所知，在阅读勒庞时，往往会觉得他本人经历过法国大革命，他的希望不幸被第二帝国所出卖，又因第三共和国而彻底破灭。当然不是这样。他只活了90岁，这本使他扬名四方的书问世于他55岁那年。但是他在自己那个时代对法国群体行为的观察，已足以为他的社会心理学奠定基础。勒庞一旦有了这样的想法，也许他会对圣保罗大教堂唱诗班入口处那句纪念雷恩的铭文重新加以解释，向他的同代人说：“诸位如果需要我这些想法的证明，看看你们周围吧！”

事情就是这样，过去时代的历史事件，既不是勒庞的群体行为理论的推一来源，也不是其主要的经验证据。人们所以能够得出这样的看法，至少是因为他对于把历史用于学术研究的目的，表现出一种十分矛盾的态度。这本书里，他发现对于作为当时复杂事件和人类社会行为结果之真实记录的史学，或更确切地说是历史记载，他可以不予理会。在这一点上，虽然无据可查，但是按照他所宣布的原则，他持的是“历史全是一派胡言”的观点，(据说)这句话后来由亨利·福特说出而广为人知。如果福特确实说过这句妙语，他也只是简单一提，而且是出于无知，而勒庞却说得很多，并且不像是出于无知。怀着这样的心情，勒庞相信“只能把史学著作当做纯粹想像的产物。它们是对被观察有误的事实所做的无根据的记述，并且混杂着一些对思考结果的解释。写这样的东西完全是在虚掷光阴。”(见第1卷第2章第2节)为了得出这种虚无主义的判断，勒庞首先认为历史记载难逃两种噩运：第一，这是因为记录历史真相的证据并不存在或已散佚；第二，对碰巧可以利用的文献进行有倾向性的选择，他认为这是史学家不可避免的事情。

后来他又换了一种心情，这种心情显然延续了很长时间，使他花费精力写了好几本所谓历史著作。他发现，不完全地依赖历史，根本无法谈论群体行为(或人类任何其他类型的行为)。1912年，当勒庞发表(法国大革命和革命心理学)(in ievoiuhonfhacaise et lamphafogie desevt lution)时，他只是改变了自己的做法，却没有改变看法，即写出真实的历史是一种荒谬的要求。就像同矛盾心理做斗争的大多数人一样，勒庞也提出了一种妥协的理论。这使他既可以和历史生活在一起，又能够否认与它同居的事实。这个合理化的理论迷人而简单：不错，“关于那些在人类历史上发挥过重大作用的伟大人物的生平，如赫拉克利特、释迦牟尼或穆罕默德，我们拥有一句真实的记录吗？”勒庞又说，这些人的“真实生平对我们无关紧要。我们想要知道的，是我们的伟人在大众神话中呈现出什么形象。打动群体心灵的是神话中的英雄，而不是一时的真实英雄。”(见第四卷第2章第2节)对于这种好像在真正的历史与作为有效神话的历史之间取得妥协的做法，我们可以提出质疑，但是，对于勒庞在这种看待历史的矛盾心情中摇摆于两种对立倾向之间的困境，我们却必须给予同情。他触及到了一个后来得到更严格更令人信服的阐述的观点：在决定人们的历史地位上起着更大作用的，不是他们的“真实”面目，而是后人对他们的认识和感受。在这两者之间，在真实性(在创作者本人看来也许完美无缺)与表象之间，不必完全吻合，虽然有时能够吻合。在同自己这种对待历史的复杂感情的搏斗中，勒庞使自己接近于一个可以称为托马斯定理(这个名称来自对世纪美国社会学大师托马斯)的观点：“假如人们把条件定义为真，则根据其结果它们即为真。”他接近于得出一个后来人们才知道的见解，即人的“公开形象”以及该形象在影响接受它的“群体’方面所起的作用。勒庞对自己对待历史的矛盾态度极力要想出一个究竟，这使他几乎——虽然稍欠火候——得出一种正确的见解：作为神话的历史在形成后来作为社会现实的历史上发挥的作用。

勒庞虽然展现出他的全部智力(这一点不容忽视)，比较而言他还是没能取得对那些学者的胜利，他们以人尽皆知的含糊其辞的最终分析为据，否认历史为发现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致性因素提供了基本材料。勒庞像他的许多同代人一样，可悲的是，也像他的许多后来者一样，认为历史是一种表象，而历史文献所记录的是一些独一无二的事件。如果严格地说就是如此，如果历史材料不能为用一种让人觉得似是而非的很不明确的语言，探寻人类行为发展及其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发展中的相同因素提供充分的基础，那么勒庞确实是在浪费他本人和我们的时间。对于这种粗糙的错误观点，也只有那些享受着不劳而获的先人遗产的人才能瞧不起它：这不过是事后的聪明。就在(乌合之众)出版6年后，杰出的德国哲学家李凯尔特和文德尔班仍在解释为何历史只能得出特殊的描述，它们不同于能够在物理学和生物学中发现的相同因素。只是到了后来，才有人否认在研究普遍规律的，或概括性的学科与研究独特，或称单独的现象的学科之间所做的错误划分，例如，柏拉图的观点：“‘历史绝不会重复’与相应的历史在某些方面——我们可以称之为主要的方面——‘总是重复’，是同样正确的。”

幸运的是，勒庞在实践中继续否认他从原则上给予肯定的观点。他利用历史，通过从无疑具有独特性的具体历史事件中，抽象出某些在一定程度上重复出现的方面，以此找出人类行为中假定的相同因素。不过在指出这一点时，我们切不可对勒庞有失公正，把他实际上没有表现出来的先见之明归在他的名下。读一下此书便可知道，勒庞显然并不具备方法论的头脑。他的著作从来不为系统搜集证据所累，以便使自己的思想能够经受住公正的(即没有偏见的)检验。他所采用的方法，是社会哲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和社会观察家的方法，不但他那个时代十分流行，我们这个时代也远没有消失：把历史上的奇闻逸事用作思想资源，误以为这种资源多少能够证明由此得出的解释的真实性的方法。他的方法固然有缺陷，但是正如我们所见，他的某些观点却是正确的。它仍然有些粗糙，有待后来的社会科学家再付出大量平凡无奇的艰苦工作，他们不想从一个观念高峰跳向另一个观念高峰，他们在认为自己已准备好攀登之前，先要长途跋涉于方法论研究的峡谷之中。

思想的传播，如果作者没有提供一个良好的基础，使人可以对正确成分和胡言乱语进行鉴别，便很易于变成勒庞思想的传播。区分错误思想和创造性思想的标准，在社会思想的领域和其他领域一样，当然就是看那些能够站住脚的、大体(但不肯定)正确的思想占了多大比例。就此而言勒庞似乎取得了相当高的打击率，这也可以解释此书为何有持久的影响。有时，正像弗洛伊德所暗示的那样，他的打击不着边际，而他却自以为赢了比赛。不过在社会哲学家的竞赛中，他的确不时得分，并能在关键时刻来上一个全垒打。

把勒庞同时说成是一项知识竞技中的英雄和一位社会学先知，也许会铸成新的错误：混乱的形象化比喻和迷恋时代错置的行为(棒球毕竟不是勒庞那个世界的一部分)。不过这个混乱的形象是可以捍卫的。勒庞接触到一系列棘手的问题，对于其中的每个问题他都想一试身手，最后他做出了一系列社会学断言，使他的后继者能够在这些难题上做得比勒庞本人更好。此外，在勒庞的后继者中间，一些研究人类群体行为的人，也曾独立采用过这个有关体育和科学的不雅的比喻。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和社会哲学家奥尔特加一加塞特都曾分别这样做过，对于对手类似的犯规表现，他们都是完全无辜的。拉扎斯菲尔德在(社会研究的语言)一书中认为，奥林匹克运动上竞赛记录的不断提高，其原因并不是人类竞技能力发生了达尔文主义或拉马克主义意义上的进化，而是因为对这种能力的训练在过去不断地有所改进。因此，每一代人都可以看到一些人的表现有了改进，但他们的能力并不比自己的前辈更好。在(群众的反叛)(the revol of masses)——一本通过学习勒庞而改进了勒庞的书——中，奥尔特加对体育记录的不断提高提出了同样的看法，并且指出科学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在人类文化的所有领域，大概除了艺术和道德之外，现实很符合这种一度过时的“进步”观，按其严格的定义，它是指不断积累的知识以及有益的思想与行为能力的提高。因此可以说，勒庞《乌合之众》中的观点，一直被另一些头脑所改进，他们的能力未必高于勒庞，有时甚至还不如他，而是得益于后来者的地位。

在有些读者看来，勒庞的思想颇有先见之明。当他如先知般写道“我们就要进入的时代，千真万确将是一个群体的时代”时，他所谓群众进入了历史，是指他们过去几乎不起任何作用的意见已开始发挥作用，后来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作家，如科拉蒂尼、奥尔特加一加塞特、纽曼、弗洛姆和阿伦特，都曾对这一观点做出更深入的阐述。

勒庞另一项颇有道理的预见是，他把群体中人描述为日益被大众文化所湮没，这种文化把平庸低俗当做最有价值的东西。在他的笔下，与过去的社会相比，(勒庞认为)群众人更易于接受自己周围的人的判断和爱好，他这一观点不可能不让人想到今天人们对所谓当代人失去自我判断能力的关切。

社会学家帕克和伯吉斯承认，勒庞预见到了我们这个群众运动的时代，并且描述了这些运动的若干特点，其方法已被这方面的社会学研究所继承并做了重要的发展。

勒庞有先见之明的最后一个例子是，他认识到群体的日益重要性，这是一群缺乏组织的人，他们关注着同样的社会热点，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与同处一地、有组织的群体一样的心理行为。勒庞当然不能预见到广播电视这类影响巨大的新大众媒体(他毕竟不是真正的先知)，不过他确实注意到了编报纸的人对群众意见的影响，他们先是迎合群众的感情，然后把这些感情引入特定的行为渠道。

用恰当的行话说，所有这些“见识”都表明，一种观点，如果它指出了人类社会行为中一再出现的某些方面，那么即使它十分粗糙，也能够把握未来事件的某些方面。这并非因为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勒庞是个先知。先知是指那些自称能够预测具体事件的人，即使做不到万无一失，也能预见到许多细节。如果他是个出色的先知，他能够说这些事件会在何时何地发生。他能够对其细节做准确的描述。相反，研究社会、分析其运行要素的人，社会学的研究者，不适合承担这项艰巨的任务。他不是先知，虽然他经常被人错误地当做先知，或让人得出一种判断，以为他自称先知。他的任务仅仅是——这已相当困难——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找出某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下，我们可以合理地期待会出现某些社会行为和社会变化。当他遇到身边的一个具体问题时，他只会谨慎地偶尔预测一下未来事件中有限的某些特定方面。社会科学家只偶尔做出预测，不仅是因为他比社会先知更没有把握(后者的一大优势是，他有着接触未来历史的私人渠道，这种知识很少有人具备，或根本就没有人具备)。不但已成为常规的谨慎态度和不确定性，使社会科学家只偶尔做出预测，例如关于人口大量增加所造成的后果的预测，而且因为，当他有时打算说明在特定条件下可以合理地期待发生什么时，他往往并不能说明这些预测性结果不可缺少的条件会在什么时候出现或能否出现。

社会科学家所做的预测，同与他貌合神离的先知相比，在另一个方面也有所不同。他希望从自己的失败中学习。假如社会科学家有理由认为应当发生的预期后果没有出现，如果研究表明，假定的条件事实上已经出现但没有发生预期的结果，他会坐下来重新评价自己的证据，彻底反省自己的思想，就像有人对他发出指示一样。先知对自己落空的预言会更加关爱，他不会丢弃这种预言，也不会重新整理自己关于事物如何发展的认识。相反，他习惯于轻描淡写地对待预测的结果与实际结果的不一致，使预言避开对立的证据，得以原封不动地继续存在下去。

成功的先知能够很有效地做到这一点，正如古人所言，他用妇熟的辩解“保住面子”，使他的信徒往往从看来已经落空的每一次预言中，只能很快看到自己的先知更为深刻的力量。

对社会先知和社会科学家的这些简单比较，并不像看上去那样离题。我的意思是，当今天重读勒庞的《乌合之众》时，我们中间的一些人会禁不住把他在1895年所说的话视为对后来发生的事情的预言。这不仅仅是个错误，而且显然也对勒庞有害。这等于派给了勒庞一个先知的角色，一个他偶尔有所向往，但因为不适合自己而放弃了的角色。根据他的表现，也根据上个世纪末的流行时尚，他是想成为一名社会科学家。当然，与较年轻的法国同代人——例如迪尔凯姆，他开启了社会学思想和社会研究的新纪元——不同，勒庞从来没有学会如何按部就班地收集和分析社会学数据，以及用数据来否定自己的观点——如果它们是错误的话——的方法。社会学研究这个阶段的到来仍然有待时日(当然，即使现在也只是处在初级阶段)。勒庞有社会学家的目标，但他并没有学会知识苦行僧一样的工作方式，而这是使他的研究在方法与推理上都具有说服力所必需的。他有社会学家的意图，却只有政论家的成果。但是，由于他对社会学有着先天的本能，因此如我们所知，他说了许多很值得一说的话。

勒庞也说了不少不值得一说的话。我们看到，这本书内容并不平衡，观察的质量不平衡，根据观察做出的推论也不平衡。它充斥着各种观点，有些正确而富有成果，有些正确但并未结出果实，还有一些肯定不正确，但是有助于启发正确的观点。不幸的是，也有一些既不正确也无成果。我们只能说，勒庞与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一样，没有能力对他所提出的各种观点的价值做出区分。它们全是他的头脑的产物，因此他显然对它们一概厚爱有加。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能结出果实的还是寸草木生的，所有这些观点都受到了其长辈同样的呵护。实际上，他的行为给我们的感觉，就像寓言中那个乐善好施的儿子。不管他喜欢哪个知识儿孙，他都会把他带到这本书里来。他喜欢一些极有害的观点，我们如今已经知道它们根本上错误的，而且根据勒庞本人的价值观，也是很危险的(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方面的一个例子)。不过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良好感觉最终还是占了上风。

也许因为勒庞写的是一本有关群体的社会心理学著作，而不是他们的一部编年史，因此他的书里包含着许多与我们这个时代格格不久的内容。勒庞把各种意识形态形象和信念稀奇古怪地搅和在一起，这方面的证据在这本小书里随处可见。

他是个忧心忡忡的保守派，对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无产阶级的不断壮大深感忧虑。

但是，一再出现的政治保守主义迹象、对社会主义每个方面的一贯敌视、一种独特的种族主义幻觉，以及把妇女描述成软弱而沉默、不善推理也不可理喻的人，她们好冲动，因此极不稳定，反复无常，缺乏道德，和男人相比完全等而下之，但这不一定是件坏事——所有这些观点只是该书的外表，即使把这些意识形态垃圾全都清除掉，对勒庞有关群众行为的基本认识也不会造成任何伤害，尽管它们尚不完善。

我们只来考虑一个这样的意识形态观点，勒庞和当时的许多人都持有这种观点，即他所说的“种族这个基本概念”是“决定着我们命运的神秘主因”(见第3卷第4章)。但是，这种观点如其所示，不过是上世纪中叶戈宾诺所创立的那种种族主义，它是经久不衰的种族中心主义的基础，为剥夺“劣等种族”提供了理由。

在勒庞看来，“种族”是个不易理解的概念，它大体上相当于“民族性格的构成”。

例如，当勒庞提到“西班牙种族的遗传本能”时，或当他偶尔谈到所有地方的群体都有“女人气”，但他发现“拉丁民族女人气最重”时，我们便可以理解到这一点。“种族”是个定义不严格的标签，可以把它贴在各国人民和民族身上，它反映着勒庞对人类学的无知，并不说明他有种族中心主义的坏心肠。

一本广为流行的书；对勒庞的时代和我们的时代一再表现出实际意义；绝对谈不上完全创新，严格地说也不正确；与作者的任何求知行为相比，表现最佳时也只能算较好，最差时也不算很精；字里行间与字面上有着同样多的意义；眼光时而偏于一隅时而放眼全球；既有预见又观念落后；在实践中有效地利用着历史，又从原则上否认它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从当时表现出人类行为共同特点的重要的事件中概括出了一些这样的特点；还有一些并不影响其本质的乌七八糟的意识形态怪论——这就是勒庞的《乌合之众》，一本仍然值得一读的书。

谢选骏指出：说了半天，译者主要还是在不自觉地神化勒庞——却不知这本身就是一种勒庞所蔑视的群体心理的体现。而我呢，更愿意对勒庞进行一番“超越群体”的分析——勒庞作为普法战争的溃兵甚至逃兵，和我们即将谈到的亨廷顿一样，都是历史的溃败者——勒庞溃逃于普法战争，亨廷顿溃逃于白种人失势……而他们的学说也都缘此而起。

【作者前言】

以下研究是要对各种群体的特征做一说明。

遗传赋予每个种族中的每个人以某些共同特征，这些特征加在一起，便构成了这个种族的气质。不过，当这些个体中的一部分人为了行动的目的而聚集成一个群体时，仅仅从他们聚在一起这个事实，我们就可以观察到，除了原有的种族特征之外，他们还表现出一些新的心理特征，这些特征有时与种族特征颇为不同。

在各民族的生活中，有组织的群体历来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这种作用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重要。群体的无意识行为代替了个人的有意识行为，是目前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之一。

对于群体所引起的困难问题，我以纯科学的方式进行了考察。这就是说，我的努力只有方法上的考虑，不受各种意见、理论和教条的影响。我相信，这是发现少许真理的推一办法，当这里所讨论的是个众说纷法的话题时，情况尤其如此。

致力于澄清一种现象的科学家，他对于自己的澄清会伤害到什么人的利益，是不会有所考虑的。杰出的思想家阿尔维耶拉先生在最近一本著作中说，不属于任何当代学派的他，不时发现自己和所有这些派别的各种结论相左。我希望这部新著也堪当此论。属于某个学派，必然会相信它的偏见和先入为主的意见。

不过我还是要向读者解释一下，为什么他会发现我从自己的研究中得出一些他乍一看难以接受的结论。例如，为什么我在指出包括杰出人士的团体在内的群体精神的极端低劣之后，还是断定，尽管有这种低劣性，干涉他们的组织仍然是危险的呢？

其原因是，对历史事实最细致的观察，无一例外地向我证实，社会组织就像一切生命有机体一样复杂，我们还不具备强迫它们在突然之间发生深刻变革的智力。大自然有时采取一些激烈的手段，却从来不是以我们的方式，这说明对一个民族有致命危险的，莫过于它热衷于重大的变革，无论这些变革从理论上说多么出色。如果它能够使民族气质即刻出现变化，才能说它是有用的。然而只有时间具备这样的力量。人们受各种思想、感情和习惯所左右——这是我们的本性使然。

各种制度和法律是我们性格的外在表现，反映着它的需要。作为其产物的各种制度和法律，是不能改变这种性格的。

研究社会现象，与研究产生这些现象的民族是分不开的。从哲学观点看，这些现象可能有绝对价值，实际上它们只有相对价值。因此，在研究一种社会现象时，必须分清先后，从两个不同的方面对它加以考虑。这样就会看到，纯粹理性的教诲经常同实践理性的教诲相反。这种划分几乎适用于任何材料，甚至自然科学的材料也不例外。从绝对真理的观点看，一个立方体或一个圆，都是由一定的公式做了严格定义的不变的几何形状。但是从印象的角度看，这些几何图形在我们眼里却会表现出十分不同的形状。从透视的角度看，立方体可以变成椎形的或方形的，圆可以变成椭圆或直线。但是，考虑这些虚幻的形状，远比考虑它们的真正形状更重要，因为它们，也只有它们，是我们所看到并能够用照相或绘画加以再现的形状。有时不真实的东西比真实的东西包含着更多的真理。按照事物准确的几何形状来呈现它们，有可能是在歪曲自然，使它变得不可辨认。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世界上的居民只能复制或翻拍物体，但无法接触它们，他们是很难对物体形态形成正确看法的。进一步说，如果有关这种形态的知识只有少数有学问的人才能掌握，它也就没有多少意义了。

研究社会现象的哲学家应当时刻牢记，这些现象除了有理论价值外，还有实践价值，只有这后一种价值与文明的进化有关，只有它才是重要的。认识到这个事实，在考虑最初逻辑迫使他接受的结论时，他就会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

还有一个原因使他采取类似的保留态度。社会事实如此复杂，根本不可能全盘掌握或预见到它们的相互影响带来的后果。此外，在可见的事实背后，有时似乎还隐蔽着成百上千种看不见的原因。可见的社会现象可能是某种巨大的无意识机制的结果，而这一机制通常超出了我们的分析范围。能够感觉到的现象可以喻为波浪，它不过是海洋深处我们一无所知的湍流的表象。就群体的大多数行为而言，它在精神上表现出一种独特的低劣性，在另一些行为中，它好像又受着某种神秘力量的左右，古人称它为命运、自然或天意，我们称之为幽灵的声音。我们虽然不了解它的本质，却不能忽视它的威力。在民族的内心深处，有时仿佛有一种持久的力量在支配着他们。例如，还有什么东西能比语言更复杂、更有逻辑、更神奇呢？但是，这个组织程度令人赞叹的产物，如果不是来自群体无意识的禀赋，还能来自什么地方？最博学的学者，最有威望的语法学家，所能做到的也不过是指出支配着语言的那些规律，他们绝不可能创造这种规律。甚至伟人的思想，我们敢于断言那完全是他们头脑的产物吗？毫无疑问，这些思想是由独立的头脑创造出来的，然而，难道不是群体的禀赋提供了千百万颗沙粒，形成了它们生长的土壤吗？

群体无疑总是无意识的，但也许就在这种无意识中间，隐藏着它力量强大的秘密。在自然界，完全受本能支配的生物做出的一些动作，其神奇的复杂性令我们惊叹。理性不过是较为晚近的人类才具有的属性，而且尚未完美到能够向我们揭示无意识的规律，它要想站稳脚跟，仍然有待来日。无意识在我们的所有行为中作用巨大，而理性的作用无几。无意识作为一种仍然不为人知的力量起著作用。

如果我们打算呆在狭小而安全的界限之内，利用科学来获取知识，不想步入模糊的猜测与无用的假设的领地，则我必须要做的事情仅仅是，留心这些我们能够接触到的现象，把我们自己限制在对它做些思考。从这些思考中得出的每个结论肯定都是不成熟的，因为在这些我们能够明确观察到的现象背后，另有一些我们只能隐约看到的现象，而在它背后，还有一些我们一无所知的现象。

谢选骏指出：勒庞自认为是一个科学家，忙于测量人类的生物指数——这种活动不可能不影响他的心理学。但是他的群体心理学的直接来源，其实并非科学，而是社会动荡。社会动荡中的人类，自然而然会体现出最为强烈的乌合之众的特点——我看普法战争同样给予年龄相仿的尼采和勒庞类似的深刻影响，虽然尼采没有机会直接参战……而且两人分处对立的国家阵营，得出的结论可能正好相反——勒庞厌恶群体的丑陋，因为法国战败了，尼采颂扬超人的健美，因为德国胜利了。

【导言：群体的时代】

提要：目前这个时代的演变/文明的大变革是民族思想变化的结果/现代人对群体力量的信念/它改变了欧洲各国的传统政策/民众的崛起是如何发生的，他们发挥威力的方式/群体力量的必然后果/除了破坏以外，群体起不到别的作用/衰老的文明解体是群体作用的结果/对群体心理学的普遍无知/立法者和政治家研究群体的重要性

发生在文明变革之前的大动荡，如罗马帝国的衰亡和阿拉伯帝国的建立，乍看上去，似乎是由政治变化、外敌入侵或王朝的倾覆决定的。但是对这些事件做些更为细致的研究，就会发现在它们的表面原因背后，可以普遍看到人民的思想所发生的深刻变化。真正的历史大动荡，并不是那些以其宏大而暴烈的场面让我们吃惊的事情。造成文明洗心革面的惟一重要的变化，是影响到思想、观念和信仰的变化。令人难忘的历史事件，不过是人类思想不露痕迹的变化所造成的可见后果而已。这种重大事件所以如此罕见，是因为人类这个物种最稳定的因素，莫过于他世代相传的思维结构。

目前的时代便是这种人类思想正经历转型过程的关键时期之一。

构成这一转型基础的是两个基本因素。首先是宗教、政治和社会信仰的毁灭，而我们文明的所有要素，都根植于这些信仰之中。其次是现代科学和工业的各种发现，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生存和思想条件。

以往的观念虽已残破不全，却依然有着十分强大的力量，取而代之的观念仍处于形成的过程之中，现时代呈现为群龙元首的过渡状态。

这个必然有些混乱的时代最终会演变成什么样子，现在还难下断语。在我们这个社会之后，为社会建立基础的会是一些什么观念？目前我们仍不得而知。但已经十分清楚的是，不管未来的社会是根据什么路线加以组织，它都必须考虑到一股新的力量。一股最终仍会存在下来的现代至高无上的力量，即群体的力量。

在以往视为当然、如今已经衰落或正在衰落的众多观念的废墟之上，在成功的革命所摧毁的许多权威资源的废墟之上，这股代之而起的惟一力量，看来不久注定会同其他力量结合在一起。当我们悠久的信仰崩塌消亡之时，当古老的社会柱石一根又一根倾倒之时，群体的势力便成为淮一无可匹敌的力量，而且它的声势还会不断壮大。我们就要进入的时代，千真万确将是一个群体的时代。

就在一个世纪之前，欧洲各国的传统政策和君主之间的对抗，是引起各种事变的主要因素。民众的意见通常起不了多少作用，或不起任何作用。如今，却是通常得到政治承认的各种传统、统治者的个人倾向及其相互对抗不再起作用了。

相反，群众的声音已经取得了优势。正是这个声音向君主们表明群众的举动，使他们的言行必须注意那声音的内容。目前，铸就各民族命运的地方，是在群众的心中，而再也不是在君王们的国务会议上。

民众的各个阶层进入政治生活，现实地说，就是他们日益成为一个统治阶层，这是我们这个过渡时期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普选权的实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多大影响，因此它不像人们可能认为的那样，是这种政治权力转移过程的明确特征。群众势力开始不断壮大，首先是因为某些观念的传播，使它们慢慢地在人们的头脑中扎根，然后是个人逐渐结为社团，致力于一些理论观念的实现。正是通过结社，群体掌握了一些同他们的利益相关的观念——即便这些利益并不特别正当，却有着十分明确的界限——并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群众现在成立了各种联合会，使一个又一个政权在它面前俯首称臣。他们还成立了工会，不顾一切经济规律，试图支配劳动和工资。他们来到了支配着政府的议会，议员们极为缺乏主动性和独立性，几乎总是堕落成不过是那些选出他们的委员会的传声筒。

今天，群众的要求正在变得越来越明确，简直像是非要把目前存在的整个社会彻底摧毁不可，而所持的观点与原始共产主义息息相关，但这种共产主义只有在文明露出曙光之前，才是所有人类的正常状态。限制工作时间，把矿场、铁路、工厂和土地国有化，平等分配全部产品，为了广大群众的利益消灭上层阶级等等——这就是这些要求的内容。

群体不善推理，却急于采取行动。它们目前的组织赋予它们巨大的力量。我们目睹其诞生的那些教条，很快也会具有旧式教条的威力，也就是说，不容讨论的专横武断的力量。群众的神权就要取代国王的神权了。

那些与我们的中产阶级情投意合的作家，最好地反映着这些阶级较为偏狭的思想、一成不变的观点、肤浅的怀疑主义以及表现得有些过分的自私。他们因为看到这种新势力不断壮大而深感惊恐。为了反抗人们混乱的头脑，他们向过去被他们嗤之以鼻的教会道德势力发出了绝望的呼吁。他们向我们谈论科学的破产，心怀忏悔转向罗马教廷，提醒我们启示性真理的教诲。这些新的皈依者忘了，现在为时已晚。就算他们真被神祗所打动，此类措施也不会对那些头脑产生同样的影响了，因为他们已不大关心使这些最近的宗教皈依者全神贯注的事情。今天的群众抛弃了他们的劝说者昨天已经抛弃并予以毁灭的诸神。没有任何力量，无论是神界的还是人间的，能够迫使河水流回它的源头。

科学并没有破产，科学从来没有陷进目前这种精神上的无政府状态，从这种状态中产生的新势力也并非它所造成。科学为我们许诺的是真理，或至少是我们的智力能够把握的一些有关各种关系的知识，它从来没有为我们许诺过和平或幸福。它对我们的感情无动于衷，对我们的哀怨不闻不问。我们只能设法和科学生活在一起，因为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恢复被它摧毁的幻觉。

在所有国家普遍都能看到的各种信号，向我们证明着群体势力的迅速壮大，它不理睬我们以为它过不了多久注定停止增长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无论我们的命运如何，我们必须接受这种势力。一切反对它的说理，都是徒劳无益的纸上谈兵。群众势力的出现很可能标志着西方文明的最后一个阶段，它可能倒退到那些混乱的无政府时期，而这是每一个新社会诞生的必然前奏。那么，能够阻止这种结果吗？

迄今为止，彻底摧毁一个破败的文明，一直就是群众最明确的任务。这当然不是只有今天才能找到的迹象。历史告诉我们，当文明赖以建立的道德因素失去威力时，它的最终解体总是由无意识的野蛮群体完成的，他们被不无道理地称为野蛮人。创造和领导着文明的，历来就是少数知识贵族而不是群体。群体只有强大的破坏力。他们的规律永远是回到野蛮阶段。有着复杂的典章制度、从本能状态进入能够未雨绸缎的理性状态的文明，属于文化的高级阶段。群体无一例外地证明，仅靠他们自己，所有这些事情是不可能实现的。由于群体的力量有着纯粹的破坏性，因而他们的作用就像是加速垂危者或死尸解体的细菌。当文明的结构摇摇欲坠时，使它倾覆的总是群众。只有在这个时刻，他们的主要使命才是清晰可辨的，此时，人多势众的原则似乎成了推一的历史法则。

我们的文明也蕴含着同样的命运吗？这种担心并非没有根据，但是我们现在还未处在一个能够做出肯定回答的位置上。

不管情况如何，我们注定要屈从于群体的势力，这是因为群体的眼光短浅，使得有可能让它守规矩的所有障碍已经被—一清除。

对于这些正在成为热门话题的群体，我们所知甚少。专业心理学研究者的生活与它们相距甚远，对它们视而不见，因此当他们后来把注意力转向这个方向时，便认为能够进行研究的只有犯罪群体。犯罪群体无疑是存在的，但我们也会遇到英勇忘我的群体以及其他各种类型的群体。群体犯罪只是他们一种特殊的心理表现。不能仅仅通过研究群体犯罪来了解他们的精神构成，这就像不能用描述个人犯罪来了解个人一样。

然而，从事实的角度看，世上的一切伟人，一切宗教和帝国的建立者，一切信仰的使徒和杰出政治家，甚至再说得平庸二点，一伙人里的小头目、都是不自觉的心理学家，＿他们对于群体性格有着出自本能但往往十分可靠的了解。正是因为对这种性格有正确的了解，他们能够轻而易举地确立自己的领导地位。拿破仑对他所治理的国家的群众心理有着非凡的洞察力，但有时他对属于另一些种族的群体心理，却完全缺乏了解。正是因为出于这种无知，他征讨西班牙尤其是俄罗斯，陷入了使自己的力量遭受致命打击的冲突，这注定会使他在短短的时间内归于毁灭。今天，对于那些不想再统治群体(这正在变成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只求不过分受群体支配的政治家，群体心理学的知识已经成了他们最后的资源。

只有对群体心理有一定的认识，才能理解法律和制度对他们的作用是多么微不足道，才能理解除了别人强加于他们的意见，他们是多么没有能力坚持己见。

要想领导他们，不能根据建立在纯粹平等学说上的原则，而是要去寻找那些能让他们动心的事情、能够诱惑他们的东西。譬如说，一个打算实行新税制的立法者，应当选择理论上最公正的方式吗？他才不会这样做呢。实际上，在群众眼里，也许最不公正的才是最好的。只有既不十分清楚易懂又显得负担最小的办法，才最易于被人们所容忍。因此，间接税不管多高，总是会被群体所接受，因为每天为日常消费品支付一点税金，不会干扰群体的习惯，从而可以在不知不觉中进行。

用工资或其他一切收入的比例税制代替这种办法，即一次性付出一大笔钱，就算这种新税制在理论上比别的办法带来的负担小十分之九，仍会引起无数的抗议。

造成这种情况的事实是，一笔数目较多、显得数量很大从而刺激了人们想像力的钱，已经被感觉不到的零星税金代替了。新税看起来不重，因为它是一点一点支付的。这种经济手段涉及到目光长远的计算，而这是群众无法做到的。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人们很容易理解它的适用性。它也没有逃过拿破仑这位心理学家的眼睛。但是我们现代的立法者对群体的特点茫然无知，因而没有能力理解这一点。经验至今没有使他们充分认识到，人们从来不是按纯粹理性的教导采取行动的。

群体心理学还有许多其他实际用途。掌握了这门科学，就会对大量的历史和经济现象做出最为真切的说明，而离了这门学问，它们就会变得完全不可思议。

我将有机会证明，最杰出的现代史学家泰纳，对法国大革命中的事件也理解得非常不全面，这是因为他从来没有想过应当研究一下群体的禀性。在研究这个极为复杂的时代时，他把自然科学家采用的描述方法作为自己的指南，而自然科学家所研究的现象中几乎不存在道德因素。然而，构成了历史的真正主脉的，正是这些因素。因此，只从实践的角度看，群体心理学就很值得研究。即使完全是出于好奇，也值得对它加以关注。破译人们的行为动机，就像确定某种矿物或植物的属性一样有趣。我们对群体禀性的研究只能算是一种概括，是对我们的研究的一个简单总结。除了一点建议性的观点外，对它不必有太多的奢望。别人会为它打下更完备的基础。今天，我们不过是刚刚触及到一片几未开垦的处女地的表层而已。

谢选骏指出：“群体的时代”是一个极其幼稚的观念——因为请问，有哪一个时代不是一个“群体的时代”呢？所以，二十世纪的人们在写作“时代”时候，就会改成其他的说法了——什么“革命的时代”、什么“资本的时代”、什么“帝国的时代”、什么“极端的时代”……诸如此类。无论如何，总比“群体的时代”似乎要清晰一些。

【第1卷、群体心理　1、群体的一般特征】

提要：从心理学角度看群体的构成/大量的个人聚集在一起并不足以构成一个群体/群体心理的特征/群体中个人固有的思想感情发生的变化以及他们个性的消失/群体总是受着无意识因素的支配，大脑活动的消失和脊髓活动的得失，智力的下降和感情的彻底变化/这种变化了的感情，既可以比形成群体的个人的感情更好，也可以比它更糟/群体既易于英勇无畏也易于犯罪。

从平常的含义上说，“群体”一词是指聚集在一起的个人，无论他们属于什么民族、职业或性别，也不管是什么事情让他们走到了一起。但是从心理学的角度看，“群体”一词却有着完全不同的重要含义。在某些既定的条件下，并且只有在这些条件下，一群人会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它非常不同于组成这一群体的个人所具有的特点。聚集成群的人，他们的感情和思想全都转到同一个方向，他们自觉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种集体心理。它无疑是暂时的，然而它确实表现出了一些非常明确的特点。这些聚集成群的人进入一种状态，因为没有更好的说法，我姑且把它称为一个组织化的群体，或换个也许更为可取的说法，一个心理群体。

它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存在，受群体精神统一律的支配。

不言自明，一些人偶然发现他们彼此站在一起，仅仅这个事实，并不能使他们获得一个组织化群体的特点。一千个偶然聚集在公共场所的人，没有任何明确的目标，从心理学意义上说，根本不能算是一个群体。要想具备群体的特征，得有某些前提条件起作用，我们必须对它们的性质加以确定。

自觉的个性的消失，以及感情和思想转向一个不同的方向，是就要变成组织化群体的人所表现出的首要特征，但这不一定总是需要一些个人同时出现在一个地点。有时，在某种狂暴的感情一如因为国家大事——的影响下，成千上万孤立的个人也会获得一个心理群体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偶然事件就足以使他们闻风而动聚集在一起，从而立刻获得群体行为特有的属性。有时，五六个人就能构成一个心理群体，而数千人偶然聚在一起却不会发生这种现象。另一方面，虽然不可能看到整个民族聚在一起，但在某些影响的作用下，它也会变成一个群体。

心理群体一旦形成，它就会获得一些暂时的然而又十分明确的普遍特征。除了这些普遍特征以外，它还会有另一些附带的特征，其具体表现因组成群体的人而各有不同，并且它的精神结构也会发生改变。因此，对心理群体不难进行分类。

当我们深入研究这个问题时就会看到，一个异质性群体(即由不同成分组成的群体)会表现出一些与同质性群体(即由大体相同的成分，如宗派、等级或阶层组成的群体)相同的特征，除了这些共同特征外，它们还具有一些自身的特点，从而使这两类群体有所区别。

不过在深人研究不同类型的群体之前，我们必须先考察一下它们的共同特点。我们将像自然科学家一样从事这项工作，他们总是先来描述一个族系全体成员的共同特点，然后再着手研究那些使该族系所包含的种类有所区别的具体特点。

对群体心理不易做出精确的描述，因为它的组织不仅有种族和构成方式上的不同，而且还因为支配群体的刺激因素的性质和强度而有所不同。不过，个体心理学的研究也会遇到同样的困难。一个人终其一生性格保持不变的事情，只有在小说里才能看到。只有环境的单一性，才能造成明显的性格单一性。我曾在其他著作中指出，一切精神结构都包含着各种性格的可能性，环境的突变就会使这种可能性表现出来。这解释了法国国民公会中最野蛮的成员为何原来都是些谦和的公民。在正常环境下，他们会是一些平和的公证人或善良的官员。风暴过后，他们又恢复了平常的性格，成为安静而守法的公民。拿破仑在他们中间为自己找到了最恭顺的臣民。

这里不可能对群体强弱不同的组织程度做全面的研究，因此我们只专注于那些已经达到完全组织化阶段的群体。这样我们就会看到群体可以变成什么样子，而不是它们一成不变的样子。只有在这个发达的组织化阶段，种族不变的主要特征才会被赋予某些新特点。这时，集体的全部感情和思想中所显示出来的变化，就会表现出一个明确的方向。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前面所说的群体精神统一性的心理学规律才开始发生作用。

在群体的心理特征中，有一些可能与孤立的个人没有什么不同，而有一些则完全为群体所特有，因此只能在群体中看到。我们所研究的首先就是这些特征，以便揭示它们的重要性。

一个心理群体表现出来的最惊人的特点如下：构成这个群体的个人不管是谁，他们的生活方式、职业、性格或智力不管相同还是不同，他们变成了一个群体这个事实，便使他们获得了一种集体心理，这使他们的感情、思想和行为变得与他们单独一人时的感情、思想和行为颇为不同。若不是形成了一个群体，有些闪念或感情在个人身上根本就不会产生，或不可能变成行动。心理群体是一个由异质成分组成的暂时现象，当他们结合在一起时，就像因为结合成一种新的存在而构成一个生命体的细胞一样，会表现出一些特点，它们与单个细胞所具有的特点大不相同。

与人们在机智的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笔下发现的观点相反，在形成一个群体的人群中，并不存在构成因素的总和或它们的平均值。实际表现出来的，是由于出现了新特点而形成的一种组合，就像某些化学元素——如碱和酸——反应后形成一种新物质一样，它所具有的特性十分不同于使它得以形成的那些物质。

组成一个群体的个人不同于孤立的个人，要想证明这一点并不困难，然而找出这种不同的原因却不那么容易。

要想多少了解一些原因，首先必须记住现代心理学所确认的真理，即无意识现象不但在有机体的生活中，而且在智力活动中，都发挥着一种完全压倒性的作用。与精神生活中的无意识因素相比，有意识因素只起着很小的作用。最细心的分析家和最敏锐的观察家，充其量也只能找出一点支配他的行为的无意识动机。

我们有意识的行为，是主要受遗传影响而造成的无意识的深层心理结构的产物。

这个深层结构中包含着世代相传的无数共同特征，它们构成了一个种族先天的禀性。在我们的行为之可予说明的原因背后，毫无疑问隐藏着我们没有说明的原因，但是在这些原因背后，还有另外许多我们自己一无所知的神秘原因。我们的大多数日常行为，都是我们无法观察的一些隐蔽动机的结果。

无意识构成了种族的先天禀性，尤其在这个方面，属于该种族的个人之间是十分相似的，使他们彼此之间有所不同的，主要是他们性格中那些有意识的方面——教育的结果，但更多的是因为独特的遗传条件。人们在智力上差异最大，但他们却有着非常相似的本能和情感。在属于情感领域的每一种事情上——宗教。

政治、道德、爱憎等等，最杰出的人士很少能比凡夫俗子高明多少。从智力上说，一个伟大的数学家和他的鞋匠之间可能有天壤之别，但是从性格的角度看，他们可能差别甚微或根本没有差别。

这些普遍的性格特征，受着我们的无意识因素的支配，一个种族中的大多数普通人在同等程度上具备这些特征。我认为，正是这些特征，变成了群体中的共同属性。在集体心理中，个人的才智被削弱了，从而他们的个性也被削弱了。异质性被同质性所吞没，无意识的品质占了上风。

群体一般只有很普通的品质，这一事实解释了它为何不能完成需要很高智力的工作。涉及普遍利益的决定，是由杰出人士组成的议会做出的，但是各行各业的专家并不会比一群蠢人所采纳的决定更高明。实际上，他们通常只能用每个普通个人与生俱有的平庸才智，处理手头的工作。群体中累加在一起的只有愚蠢而不是天生的智慧。如果“整个世界”指的是群体，那就根本不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整个世界要比伏尔泰更聪明，倒不妨说伏尔泰比整个世界更聪明。

如果群体中的个人只是把他们共同分享的寻常品质集中在了一起，那么这只会带来明显的平庸，而不会如我们实际说过的那样，创造出一些新的特点。这些新特点是如何形成的呢？这就是我们现在要研究的问题。

有些不同的原因，对这些为群体所独有、孤立的个人并不具备的特点起着决定的作用。首先，即使仅从数量上考虑，形成群体的个人也会感觉到一种势不可挡的力量，这使他敢于发泄出自本能的欲望，而在独自一人时，他是必须对这些欲望加以限制的。他很难约束自己不产生这样的念头：群体是个无名氏，因此也不必承担责任。这样一来，总是约束着个人的责任感便彻底消失了。

第二个原因是传染的现象，也对群体的特点起着决定的作用，同时还决定着它所接受的倾向。传染虽然是一种很容易确定其是否存在的现象，却不易解释清楚。必须把它看做一种催眠方法，下面我们就对此做一简单的研究。在群体中，每种感情和行动都有传染性，其程度足以使个人随时准备为集体利益牺牲他的个人利益。这是一种与他的天性极为对立的倾向，如果不是成为群体的一员，他很少具备这样的能力。

决定着群体特点的第三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同孤立的个人所表现出的特点截然相反。我这里指的是易于接受暗示的表现，它也正是上面所说的相互传染所造成的结果。

要想理解这种现象，就必须记住最近的一些心理学发现。今天我们已经知道，通过不同的过程，个人可以被带人一种完全失去人格意识的状态，他对使自己失去人格意识的暗示者惟命是从，会做出一些同他的性格和习惯极为矛盾的举动。

最为细致的观察似乎已经证实，长时间融入群体行动的个人，不久就会发现——或是因为在群体发挥催眠影响的作用下，或是由于一些我们无从知道的原因——自己进入一种特殊状态，它类似于被催眠的人在催眠师的操纵下进入的迷幻状态。

被催眠者的大脑活动被麻痹了，他变成了自己脊椎神经中受催眠师随意支配的一切无意识活动的奴隶。有意识的人格消失得无影无踪，意志和辨别力也不复存在。

一切感情和思想都受着催眠师的左右。

大体上说，心理群体中的个人也处在这种状态之中。他不再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他就像受到催眠的人一样，一些能力遭到了破坏，同时另一些能力却有可能得到极大的强化。在某种暗示的影响下，他会因为难以抗拒的冲动而采取某种行动。群体中的这种冲动，比被催眠者的冲动更难以抗拒，这是因为暗示对群体中的所有个人有着同样的作用，相互影响使其力量大增。在群体中，具备强大的个性、足以抵制那种暗示的个人寥寥无几，因此根本无法逆流而动。他们充其量只能因不同的暗示而改弦易辙。例如，正因为如此，有时只消一句悦耳的言辞或一个被及时唤醒的形象，便可以阻止群体最血腥的暴行。

现在我们知道了，有意识人格的消失，无意识人格的得势，思想和感情因暗示和相互传染作用而转向一个共同的方向，以及立刻把暗示的观念转化为行动的倾向，是组成群体的个人所表现出来的主要特点。他不再是他自己，他变成了一个不再受自己意志支配的玩偶。

进一步说，单单是他变成一个有机群体的成员这个事实，就能使他在文明的阶梯上倒退好几步。孤立的他可能是个有教养的个人，但在群体中他却变成了野蛮人——即一个行为受本能支配的动物。他表现得身不由己，残暴而狂热，也表现出原始人的热情和英雄主义，和原始人更为相似的是，他甘心让自已被各种言辞和形象所打动，而组成群体的人在孤立存在时，这些言辞和形象根本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他会情不自禁地做出同他最显而易见的利益和最熟悉的习惯截然相反的举动。一个群体中的个人，不过是众多沙粒中的一颗，可以被风吹到无论什么地方。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人们看到陪审团做出了陪审员作为个人不会赞成的判决，议会实施着每个议员个人不可能同意的法律和措施。法国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的委员们，如果分开来看，都是举止温和的开明公民。但是当他们结成一个群体时，却毫不犹豫地听命于最野蛮的提议，把完全清白无辜的人送上断头台，并且一反自己的利益，放弃他们不可侵犯的权利，在自己人中间也滥杀无辜。

群体中的个人不但在行动上和他本人有着本质的差别，甚至在完全失去独立性之前，他的思想和感情就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如此深刻，它可以让一个守财奴变得挥霍无度，把怀疑论者改造成信徒，把老实人变成罪犯，把懦夫变成豪杰。在1789年8月4日那个值得纪念的晚上，法国的贵族一时激情澎湃，毅然投票放弃了自己的特权，他们如果是单独考虑这件事，没有一个人会表示同意。

从以上讨论得出的结论是，群体在智力上总是低于孤立的个人，但是从感情及其激起的行动这个角度看，群体可以比个人表现得更好或更差，这全着环境如何。一切取决于群体所接受的暗示具有什么性质。这就是只从犯罪角度研究群体的作家完全没有理解的要点。群体固然经常是犯罪群体，然而它也常常是英雄主义的群体。正是群体，而不是孤立的个人，会不顾一切地慷慨赴难，为一种教义或观念的凯旋提供了保证；会怀着赢得荣誉的热情赴汤蹈火；会导致——就像十字军时代那样，在几乎全无粮草和装备的情况下——向异教徒讨还基督的墓地，或者像1793年那样捍卫自己的祖国。这种英雄主义毫无疑问有着无意识的成分，然而正是这种英雄主义创造了历史。如果人民只会以冷酷无情的方式干大事，世界史上便不会留下他们多少记录了。

谢选骏指出：“群体的一般特征”应该不是作者所指称的“群体的时代”的特征，而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特征。说的简洁一些，也就是所谓的“社会化过程”，这从小孩一两岁的时候就开始了。换言之，这就是一个学会察言观色、掩饰说谎、尔虞我诈等等处理人际关系的过程。

【第1卷、群体心理　2、群体的感情和道德观】

提要：从心理学角度看群体的构成/大量的个人聚集在一起并不足以构成一个群体/群体心理的特征/群体中个人固有的思想感情发生的变化以及他们个性的消失/群体总是受着无意识因素的支配，大脑活动的消失和脊髓活动的得失，智力的下降和感情的彻底变化/这种变化了的感情，既可以比形成群体的个人的感情更好，也可以比它更糟/群体既易于英勇无畏也易于犯罪。

从平常的含义上说，“群体”一词是指聚集在一起的个人，无论他们属于什么民族、职业或性别，也不管是什么事情让他们走到了一起。但是从心理学的角度看，“群体”一词却有着完全不同的重要含义。在某些既定的条件下，并且只有在这些条件下，一群人会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它非常不同于组成这一群体的个人所具有的特点。聚集成群的人，他们的感情和思想全都转到同一个方向，他们自觉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种集体心理。它无疑是暂时的，然而它确实表现出了一些非常明确的特点。这些聚集成群的人进入一种状态，因为没有更好的说法，我姑且把它称为一个组织化的群体，或换个也许更为可取的说法，一个心理群体。

它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存在，受群体精神统一律的支配。

不言自明，一些人偶然发现他们彼此站在一起，仅仅这个事实，并不能使他们获得一个组织化群体的特点。一千个偶然聚集在公共场所的人，没有任何明确的目标，从心理学意义上说，根本不能算是一个群体。要想具备群体的特征，得有某些前提条件起作用，我们必须对它们的性质加以确定。

自觉的个性的消失，以及感情和思想转向一个不同的方向，是就要变成组织化群体的人所表现出的首要特征，但这不一定总是需要一些个人同时出现在一个地点。有时，在某种狂暴的感情一如因为国家大事——的影响下，成千上万孤立的个人也会获得一个心理群体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偶然事件就足以使他们闻风而动聚集在一起，从而立刻获得群体行为特有的属性。有时，五六个人就能构成一个心理群体，而数千人偶然聚在一起却不会发生这种现象。另一方面，虽然不可能看到整个民族聚在一起，但在某些影响的作用下，它也会变成一个群体。

心理群体一旦形成，它就会获得一些暂时的然而又十分明确的普遍特征。除了这些普遍特征以外，它还会有另一些附带的特征，其具体表现因组成群体的人而各有不同，并且它的精神结构也会发生改变。因此，对心理群体不难进行分类。

当我们深入研究这个问题时就会看到，一个异质性群体(即由不同成分组成的群体)会表现出一些与同质性群体(即由大体相同的成分，如宗派、等级或阶层组成的群体)相同的特征，除了这些共同特征外，它们还具有一些自身的特点，从而使这两类群体有所区别。

不过在深人研究不同类型的群体之前，我们必须先考察一下它们的共同特点。我们将像自然科学家一样从事这项工作，他们总是先来描述一个族系全体成员的共同特点，然后再着手研究那些使该族系所包含的种类有所区别的具体特点。

对群体心理不易做出精确的描述，因为它的组织不仅有种族和构成方式上的不同，而且还因为支配群体的刺激因素的性质和强度而有所不同。不过，个体心理学的研究也会遇到同样的困难。一个人终其一生性格保持不变的事情，只有在小说里才能看到。只有环境的单一性，才能造成明显的性格单一性。我曾在其他著作中指出，一切精神结构都包含着各种性格的可能性，环境的突变就会使这种可能性表现出来。这解释了法国国民公会中最野蛮的成员为何原来都是些谦和的公民。在正常环境下，他们会是一些平和的公证人或善良的官员。风暴过后，他们又恢复了平常的性格，成为安静而守法的公民。拿破仑在他们中间为自己找到了最恭顺的臣民。

这里不可能对群体强弱不同的组织程度做全面的研究，因此我们只专注于那些已经达到完全组织化阶段的群体。这样我们就会看到群体可以变成什么样子，而不是它们一成不变的样子。只有在这个发达的组织化阶段，种族不变的主要特征才会被赋予某些新特点。这时，集体的全部感情和思想中所显示出来的变化，就会表现出一个明确的方向。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前面所说的群体精神统一性的心理学规律才开始发生作用。

在群体的心理特征中，有一些可能与孤立的个人没有什么不同，而有一些则完全为群体所特有，因此只能在群体中看到。我们所研究的首先就是这些特征，以便揭示它们的重要性。

一个心理群体表现出来的最惊人的特点如下：构成这个群体的个人不管是谁，他们的生活方式、职业、性格或智力不管相同还是不同，他们变成了一个群体这个事实，便使他们获得了一种集体心理，这使他们的感情、思想和行为变得与他们单独一人时的感情、思想和行为颇为不同。若不是形成了一个群体，有些闪念或感情在个人身上根本就不会产生，或不可能变成行动。心理群体是一个由异质成分组成的暂时现象，当他们结合在一起时，就像因为结合成一种新的存在而构成一个生命体的细胞一样，会表现出一些特点，它们与单个细胞所具有的特点大不相同。

与人们在机智的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笔下发现的观点相反，在形成一个群体的人群中，并不存在构成因素的总和或它们的平均值。实际表现出来的，是由于出现了新特点而形成的一种组合，就像某些化学元素——如碱和酸——反应后形成一种新物质一样，它所具有的特性十分不同于使它得以形成的那些物质。

组成一个群体的个人不同于孤立的个人，要想证明这一点并不困难，然而找出这种不同的原因却不那么容易。

要想多少了解一些原因，首先必须记住现代心理学所确认的真理，即无意识现象不但在有机体的生活中，而且在智力活动中，都发挥着一种完全压倒性的作用。与精神生活中的无意识因素相比，有意识因素只起着很小的作用。最细心的分析家和最敏锐的观察家，充其量也只能找出一点支配他的行为的无意识动机。

我们有意识的行为，是主要受遗传影响而造成的无意识的深层心理结构的产物。

这个深层结构中包含着世代相传的无数共同特征，它们构成了一个种族先天的禀性。在我们的行为之可予说明的原因背后，毫无疑问隐藏着我们没有说明的原因，但是在这些原因背后，还有另外许多我们自己一无所知的神秘原因。我们的大多数日常行为，都是我们无法观察的一些隐蔽动机的结果。

无意识构成了种族的先天禀性，尤其在这个方面，属于该种族的个人之间是十分相似的，使他们彼此之间有所不同的，主要是他们性格中那些有意识的方面——教育的结果，但更多的是因为独特的遗传条件。人们在智力上差异最大，但他们却有着非常相似的本能和情感。在属于情感领域的每一种事情上——宗教。

政治、道德、爱憎等等，最杰出的人士很少能比凡夫俗子高明多少。从智力上说，一个伟大的数学家和他的鞋匠之间可能有天壤之别，但是从性格的角度看，他们可能差别甚微或根本没有差别。

这些普遍的性格特征，受着我们的无意识因素的支配，一个种族中的大多数普通人在同等程度上具备这些特征。我认为，正是这些特征，变成了群体中的共同属性。在集体心理中，个人的才智被削弱了，从而他们的个性也被削弱了。异质性被同质性所吞没，无意识的品质占了上风。

群体一般只有很普通的品质，这一事实解释了它为何不能完成需要很高智力的工作。涉及普遍利益的决定，是由杰出人士组成的议会做出的，但是各行各业的专家并不会比一群蠢人所采纳的决定更高明。实际上，他们通常只能用每个普通个人与生俱有的平庸才智，处理手头的工作。群体中累加在一起的只有愚蠢而不是天生的智慧。如果“整个世界”指的是群体，那就根本不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整个世界要比伏尔泰更聪明，倒不妨说伏尔泰比整个世界更聪明。

如果群体中的个人只是把他们共同分享的寻常品质集中在了一起，那么这只会带来明显的平庸，而不会如我们实际说过的那样，创造出一些新的特点。这些新特点是如何形成的呢？这就是我们现在要研究的问题。

有些不同的原因，对这些为群体所独有、孤立的个人并不具备的特点起着决定的作用。首先，即使仅从数量上考虑，形成群体的个人也会感觉到一种势不可挡的力量，这使他敢于发泄出自本能的欲望，而在独自一人时，他是必须对这些欲望加以限制的。他很难约束自己不产生这样的念头：群体是个无名氏，因此也不必承担责任。这样一来，总是约束着个人的责任感便彻底消失了。

第二个原因是传染的现象，也对群体的特点起着决定的作用，同时还决定着它所接受的倾向。传染虽然是一种很容易确定其是否存在的现象，却不易解释清楚。必须把它看做一种催眠方法，下面我们就对此做一简单的研究。在群体中，每种感情和行动都有传染性，其程度足以使个人随时准备为集体利益牺牲他的个人利益。这是一种与他的天性极为对立的倾向，如果不是成为群体的一员，他很少具备这样的能力。

决定着群体特点的第三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同孤立的个人所表现出的特点截然相反。我这里指的是易于接受暗示的表现，它也正是上面所说的相互传染所造成的结果。

要想理解这种现象，就必须记住最近的一些心理学发现。今天我们已经知道，通过不同的过程，个人可以被带人一种完全失去人格意识的状态，他对使自己失去人格意识的暗示者惟命是从，会做出一些同他的性格和习惯极为矛盾的举动。

最为细致的观察似乎已经证实，长时间融入群体行动的个人，不久就会发现——或是因为在群体发挥催眠影响的作用下，或是由于一些我们无从知道的原因——自己进入一种特殊状态，它类似于被催眠的人在催眠师的操纵下进入的迷幻状态。

被催眠者的大脑活动被麻痹了，他变成了自己脊椎神经中受催眠师随意支配的一切无意识活动的奴隶。有意识的人格消失得无影无踪，意志和辨别力也不复存在。

一切感情和思想都受着催眠师的左右。

大体上说，心理群体中的个人也处在这种状态之中。他不再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他就像受到催眠的人一样，一些能力遭到了破坏，同时另一些能力却有可能得到极大的强化。在某种暗示的影响下，他会因为难以抗拒的冲动而采取某种行动。群体中的这种冲动，比被催眠者的冲动更难以抗拒，这是因为暗示对群体中的所有个人有着同样的作用，相互影响使其力量大增。在群体中，具备强大的个性、足以抵制那种暗示的个人寥寥无几，因此根本无法逆流而动。他们充其量只能因不同的暗示而改弦易辙。例如，正因为如此，有时只消一句悦耳的言辞或一个被及时唤醒的形象，便可以阻止群体最血腥的暴行。

现在我们知道了，有意识人格的消失，无意识人格的得势，思想和感情因暗示和相互传染作用而转向一个共同的方向，以及立刻把暗示的观念转化为行动的倾向，是组成群体的个人所表现出来的主要特点。他不再是他自己，他变成了一个不再受自己意志支配的玩偶。

进一步说，单单是他变成一个有机群体的成员这个事实，就能使他在文明的阶梯上倒退好几步。孤立的他可能是个有教养的个人，但在群体中他却变成了野蛮人——即一个行为受本能支配的动物。他表现得身不由己，残暴而狂热，也表现出原始人的热情和英雄主义，和原始人更为相似的是，他甘心让自已被各种言辞和形象所打动，而组成群体的人在孤立存在时，这些言辞和形象根本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他会情不自禁地做出同他最显而易见的利益和最熟悉的习惯截然相反的举动。一个群体中的个人，不过是众多沙粒中的一颗，可以被风吹到无论什么地方。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人们看到陪审团做出了陪审员作为个人不会赞成的判决，议会实施着每个议员个人不可能同意的法律和措施。法国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的委员们，如果分开来看，都是举止温和的开明公民。但是当他们结成一个群体时，却毫不犹豫地听命于最野蛮的提议，把完全清白无辜的人送上断头台，并且一反自己的利益，放弃他们不可侵犯的权利，在自己人中间也滥杀无辜。

群体中的个人不但在行动上和他本人有着本质的差别，甚至在完全失去独立性之前，他的思想和感情就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如此深刻，它可以让一个守财奴变得挥霍无度，把怀疑论者改造成信徒，把老实人变成罪犯，把懦夫变成豪杰。在1789年8月4日那个值得纪念的晚上，法国的贵族一时激情澎湃，毅然投票放弃了自己的特权，他们如果是单独考虑这件事，没有一个人会表示同意。

从以上讨论得出的结论是，群体在智力上总是低于孤立的个人，但是从感情及其激起的行动这个角度看，群体可以比个人表现得更好或更差，这全着环境如何。一切取决于群体所接受的暗示具有什么性质。这就是只从犯罪角度研究群体的作家完全没有理解的要点。群体固然经常是犯罪群体，然而它也常常是英雄主义的群体。正是群体，而不是孤立的个人，会不顾一切地慷慨赴难，为一种教义或观念的凯旋提供了保证；会怀着赢得荣誉的热情赴汤蹈火；会导致——就像十字军时代那样，在几乎全无粮草和装备的情况下——向异教徒讨还基督的墓地，或者像1793年那样捍卫自己的祖国。这种英雄主义毫无疑问有着无意识的成分，然而正是这种英雄主义创造了历史。如果人民只会以冷酷无情的方式干大事，世界史上便不会留下他们多少记录了。

谢选骏指出：群体的感情和道德观，就是一个面具化的过程。例如五伦，就是强调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维持不同的社会准则，从而形成所谓的道德，类似于“社会生活的交通规则”。所谓“群体心理”，不就是“社会心理”吗？但似乎又不是。因为它说“群体的时代”，却没说“社会的时代”！

【第1卷、群体心理　3、群体的观念、推理与想像力】

提要：(1)群体的观念。基本观念和次要观念/相互矛盾的观念为何能够并存/高深的观念必须经过改造才能被群众所接受/观念的社会影响与它是否包含真理无关。(2)群体的理性。群体不受理性的影响/群体只有十分低下的推理能力。它所接受的观念只有表面上的相似性或连续性。(3)群体的想像力。群体有着强大的想像力/群体只会形象思维，这些形象之间没有任何逻辑关系/群体易受神奇事物的感动，神奇事物是文明的真正支柱/民众的想像力是政客的权力基础/能够以事实触发群体想像力的方式。

(1)群体的观念我们在前一本著作研究群体观念对各国发展的影响时已经指出，每一种文明都是屈指可数的几个基本观念的产物，这些观念很少受到革新。我们说明了这些观念在群体心中是多么根深蒂固，影响这一过程是多么困难，以及这些观念一旦得到落实所具有的力量。最后我们又说，历史大动荡就是这些基本观念的变化所引发的结果。

我们已经用大量篇幅讨论过这个问题，因此我现在不想旧话重提。这里我只想简单谈谈群体能够接受的观念这一问题，以及他们领会这些观念的方式。

这些观念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那些困一时的环境影响来去匆匆的观念，譬如那些只会让个人或某种理论着迷的观念。另一类是基本观念，它们因为环境、遗传规律和公众意见而具有极大的稳定性。过去的宗教观念，以及今天的社会主义和民主观念，都属于这类观念。如今，被我们的父辈视为人生支柱的那些伟大的基本观念，正在摇摇欲坠。它们的稳定性已丧失殆尽，同时，建立于其上的制度也受到了严重的动摇。每天都在形成大量我刚才说过的那种过眼烟云一般的观念，但是看来它们很少具有生命力并很少能够发挥持久的影响。

给群体提供的无论是什么观念，只有当它们具有绝对的、毫不妥协的和简单明了的形式时，才能产生有效的影响。因此它们都会披上形象化的外衣，也只有以这种形式，它们才能为群众所接受。在这些形象化的观念之间，没有任何逻辑上的相似性或连续性，它们可以相互取代，就像操作者从幻灯机中取出一张又一张叠在一起的幻灯片一样。这解释了为什么能够看到最矛盾的观念在群体中同时流行。随着时机不同，群体会处在它的理解力所及的不同观念之一的影响之下，因此能够干出大相径庭的事情。群体完全缺乏批判精神，因此也察觉不到这些矛盾。

这种现象并不是群体所特有的。许多孤立的个人，不只是野蛮人，而且还包括在智力的某个方面接近于原始人的所有人，例如宗教信仰上的狂热宗派成员，在他们身上都可以看到这种现象。我曾看到，在我们欧洲大学里受过教育并拿到了文凭的有教养的印度人，就令人费解地表现出这种现象。一部分西方观念被附着于他们一成不变的、基本的传统观念或社会观念之上。根据不同的场合，这一套或那一套观念就会表现出来，并伴之以相应的言谈举止，这会让同一个人显得极为矛盾。不过，这些矛盾与其说真正存在，不如说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因为只有世代相传的观念才能对孤立的个人产生足够的影响，变成他的行为动机。只有当一个人因为不同种族的通婚而处在不同的传统倾向中间时，他的行为才会真正不时表现得截然对立。这些现象虽然在心理学上十分重要，不过在这里纠缠它们并无益处。我的意见是，要想充分理解它们，至少要花上十年时间周游各地进行观察。

观念只有采取简单明了的形式，才能被群体所接受，因此它必须经过一番彻底的改造，才能变得通俗易懂。当我们面对的是有些高深莫测的哲学或科学观念时，我们尤其会看到，为了适应群体低劣的智力水平，对它们需要进行多么深刻的改造。这些改造取决于群体或群体所属的种族的性质，不过其一般趋势都是观念的低俗化和简单化。这解释了一个事实，即从社会的角度看，现实中很少存在观念的等级制，也就是说，很少存在着有高下之分的观念。一种观念，不管它刚一出现时多么伟大或正确，它那些高深或伟大的成分，仅仅因为它进入了群体的智力范围并对它们产生影响，便会被剥夺殆尽。

不过从社会的角度看，一种观念的等级价值，它的固有价值并不重要，必须考虑的是它所产生的效果。中世纪的基督教观念，上个世纪的民主观念，或今天的社会主义观念，都算不上十分高明。从哲学的角度考虑，它们只能算是一些令人扼腕的错误，但是它们的威力却十分强大，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们将是决定各国行动的最基本因素。

甚至当一种观念经过了彻底的改造，使群体能够接受时，它也只有在进入无意识领域，变成一种情感——这需要很长的时间——时才会产生影响，其中涉及到的各种过程，我们将在下文予以讨论。

切莫以为，一种观念会仅仅因为它正确，便至少能在有教养者的头脑中产生作用。只要看一下最确凿的证据对大多数人的影响多么微不足道，立刻就可以搞清楚这个事实。十分明显的证据，也许会被有教养的人所接受，但是信徒很快就会被他的无意识的自我重新带回他原来的观点。人们将看到，过不了几天他便会故态复萌，用同样的语言重新提出他过去的证明。实际上他仍处在以往观念的影响之下，它们已经变成了一种情感；只有这种观念影响着我们的言行举止最隐秘的动机。群体中的情况也不会例外。

当观念通过不同的方式，终于深入到群体的头脑之中并且产生了一系列效果时，和它对抗是徒劳的。引发法国大革命的那些哲学观念，花了将近一个世纪才深入群众的心中。一旦它们变得根深蒂固，其不可抗拒的威力尽人皆知。整个民族为了社会平等、为了实现抽象的权利和理想主义自由而做的不懈追求，使所有的王室都摇摇欲坠，使西方世界陷入深刻的动荡之中。在20年的时间里，各国都内证不已，欧洲出现了甚至连成吉思汗看了也会心惊胆战的大屠杀。世界还从未见过因为一种观念的传播而引起如此大规模的悲剧性后果。

让观念在群众的头脑裹扎根需要很长时间，而根除它们所需要的时间也短不了多少。因此就观念而言，群体总是落后于博学之士和哲学家好几代人。今天所有的政客都十分清楚，我刚才提到的那些基本观念中混杂着错误，然而由于这些观念的影响力依然十分强大，他们也不得不根据自己已经不再相信的真理中的原则进行统治。

(2)群体的理性不能绝对地说，群体没有理性或不受理性的影响。

但是它所接受的论证，以及能够对它产生影响的论证，从逻辑上属于十分拙劣的一类，因此把它们称为推理，只能算是一种比喻。就像高级的推理一样，群体低劣的推理能力也要借助于观念，不过，在群体所采用的各种观念之间，只存在着表面的相似性或连续性。群体的推理方式类似于爱斯基摩人的方式，他们从经验中得知，冰这种透明物质放在嘴里可以融化，于是认为同样属于透明物质的玻璃，放在嘴里也会融化；他们又像一些野蛮人，以为吃下骁勇敌手的心脏，便得到了他的胆量；或是像一些受雇主剥削的苦力，立刻便认为天下所有雇主都在剥削他们的人。

群体推理的特点，是把彼此不同，只在表面上相似的事物搅在一起，并且立刻把具体的事物普遍化。知道如何操纵群体的人，给他们提供的也正是这种论证。

它们是能够影响群体的惟一语佩色盲动系列环讲帷碑翊证，对群体来说完全是于可理降的，因此不妨说，他们并不推理或只会错误地推理，也不受推理过程的影响。读读某些演说词，其中的弱点经常让人感到惊讶，但是它们对听众却有巨大的影响。人们忘记了一点，它们并不是让哲学家阅读的，而是用来说服集体的。

同群体有密切交往的演说家，能够在群体中激发出对他们有诱惑力的形象。只要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他便达到了自己的目的。20本滔滔不绝的长篇论证——它们总是认真思考的产物——还不如几句能够对它试图说服的头脑有号召力的话。

没有必要进一步指出，群体没有推理能力，因此它也无法表现出任何批判精神，也就是说，它不能辨别真伪或对任何事物形成正确的判断。群体所接受的判断，仅仅是强加给它们的判断，而绝不是经过讨论后得到采纳的判断。在这方面，也有无数的个人比群体水平高明不了多少。有些意见轻而易举就得到了普遍赞同，更多地是因为大多数人感到，他们不可能根据自己的推理形成自己的独特看法。

(3)群体的想像力正像缺乏推理能力的人一样，群体形象化的想像力不但强大而活跃，并且非常敏感。一个人、一件事或一次事故在他们头脑中唤起的形象，全都栩栩如生。

从一定意义上说，群体就像个睡眠中的人，他的理性已被暂时悬置，因此他的头脑中能产生出极鲜明的形象，但是只要他能够开始思考，这种形象也会迅速消失。

既然群体没有思考和推理能力，因此它们不认为世上还有做不到的事情。一般而言它们也会认为，最不可能的事情便是最惊人的事情。一个事件中不同寻常的、传奇式的一面会给群体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原因便在于此。实际上，分析一下一种文明就会发现，使它得以存在的真正基础，正是那些神奇的、传奇般的内容。

在历史上，表象总是比真相起着更重要的作用，不现实的因素总是比现实的因素更重要。

只会形象思维的群体，也只能被形象所打动。只有形象能吸引或吓住群体，成为它们的行为动机。因此，最能活灵活现反映人物形象的戏剧表演，总是对群体有巨大的影响。在罗马民众的眼里，面包和宏大壮观的表演构成了幸福的理想，他们再无所求。在此后的所有时代里，这种理想很少改变。对各种群体的想像力起作用的莫过于戏剧表演。所有观众同时体验着同样的感情，这些感情没有立刻变成行动，不过是因为最无意识的观众也不会认识不到，他不过是个幻觉的牺牲品，他的笑声与泪水，都是为了那个想像出来的离奇故事。然而有时因为形象的暗示而产生的感情却十分强烈，因此就像暗示通常所起的作用一样，它们倾向于变成行动。这类故事我们时有所闻：大众剧场的经理仅仅因为上演了一出让人情绪低沉的戏，便不得不在扮演叛徒的演员离开剧院时为他提供保护，以免受到那些对叛徒的罪恶义愤填膺的观众的粗暴攻击，尽管那罪行不过是想像的产物。我认为，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群体心理状态，尤其是对其施以影响的技巧之最显著的表现。虚幻的因素对他们的影响几乎像现实一样大。他们有着对两者不加区分的明显倾向。

侵略者的权力和国家的威力，便是建立在群体的想像力上的。在领导群体时，尤其要在这种想像力上狠下功夫。所有重大的历史事件，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兴起，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社会主义的崛起，都是因为对群体的想像力产生强烈影响所造成的直接或间接的后果。

此外，所有时代和所有国家的伟大政客，包括最专横的暴君，也都把群众的想像力视为他们权力的基础，他们从来没有设想过通过与它作对而进行统治。拿破仑对国会说：“我通过改革天主教，终止了旺代战争，通过变成个穆斯林教徒，在埃及站住了脚，通过成为一名信奉教皇至上的人，赢得了意大利神父的支持，如果我去统治一个犹太人的国家，我也会重修所罗门的神庙。”自从亚历山大和凯撒以来，大概从来没有一个伟大的人物更好地了解怎样影响群众的想像力。他始终全神贯注的事情，就是强烈地作用于这种想像力。在胜利时，在屠杀时，在演说时，在自己的所有行动中，他都把这一点牢记在心中。直到他躺在床上就要咽气时，依然对此念念不忘。

如何影响群众的想像力呢？我们很快就会知道。这里我们只需说明，要想掌握这种本领，万万不可求助于智力或推理，也就是说，绝对不可以采用论证的方式。安东尼让民众反对谋杀凯撒的人，采用的办法并不是机智的说理，而是让民众意识到他的意志，是用手指着凯撒的尸体。

不管刺激群众想像力的是什么，采取的形式都是令人吃惊的鲜明形象，并且没有任何多余的解释，或仅仅伴之以几个不同寻常或神奇的事实。有关的事例是一场伟大的胜利、一种大奇迹。大罪恶或大前景。事例必须摆在作为一个整体的群众面前，其来源必须秘不示人。上千次小罪或小事件，丝毫也不会触动群众的想像力，而一个大罪或大事件却会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即使其后果造成的危害与一百次小罪相比不知小多少。就是几年前，流行性感冒仅在巴黎一地便造成了500人的死亡，但是它对民众的想像力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原因在于，这种真实的大规模死亡没有以某个生动的形象表现出来，而是通过每周发布的统计信息知道的。相反，如果一次事件造成的死亡只有500人而不是5000人，但它是在一天之内发生于公众面前，是一次极其引人瞩目的事件，譬如说是因为埃菲尔铁塔轰然倒塌，就会对群众的想像力产生重大影响。人们因为得不到相关的消息，以为一艘穿越大西洋的汽轮可能已在大洋中沉没，此事对群众想像力的影响整整持续了一周。但是官方的统计表明，仅仅1894年一年，就有850条船和203艘汽轮失事。以造成的生命和财产损失而论，一它们比那次大西洋航线上的失事严重得多，而群众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关心过这些接连不断的失事。影响民众想像力的，并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它们发生和引起注意的方式。如果让我表明看法的话，我会说，必须对它们进行浓缩加工，它们才会形成一种令人瞠目结舌的惊人形象。

掌握了影响群众想像力的艺术，也就掌握了统治他们的艺术。

谢选骏指出：“群体的观念、推理与想像力”——这就是“社会的观念、推理与想像力”吗？这不就是一切学校教育所灌输的内容吗？勒庞上学的时候大概深受其害，所以成年以后一直耿耿于怀。

【第1卷、群体心理　4、群体信仰所采取的宗教形式】

提要：宗教感情的意义/它不取决于对某个神的崇拜/它的特点/信念的强大是因为它采取了宗教的形式/不同的例子/民众的上帝从未消失/宗教感情复活所采取的新形式/宗教形式的无神论/从历史角度看这些现象的重要性/历史上的大事件都是群体宗教感情而非孤立的个人意志的结果。

我们已经证明，群体并不进行推理，它对观念或是全盘接受，或是完全拒绝；对它产生影响的暗示，会彻底征服它的理解力，并且使它倾向于立刻变成行动。

我们还证明，对群体给予恰当的影响，它就会为自己所信奉的理想慷慨赴死。我们也看到，它只会产生狂暴而极端的情绪，同情心很快就会变成崇拜，而一旦心生厌恶，也几乎立刻会变为仇恨。这些一般性解释，已经为我们揭示了群体信念的性质。

在对这些信念做更为细致的考察时，显然还会发现，不论是在有着狂热宗教信仰的时代，还是发生了政治大动荡的时代——例如上个世纪的状况——它们总是采取一种特殊的形式，我除了把它称为宗教感情之外，再没有更好的称呼。

这种感情有着十分简单的特点，比如对想像中某个高高在上者的崇拜，对生命赖以存在的某种力量的畏惧，盲目服从它的命令，没有能力对其信条展开讨论，传播这种信条的愿望，倾向于把不接受它们的任何人视为仇敌。这种感情所涉及的不管是一个看不见的上帝、一具木头或石头偶像，还是某个英雄或政治观念，只要它具有上述特点，它便总是有着宗教的本质。可以看到，它还会在同等程度上表现出超自然和神秘的因素。群体下意识地把某种神秘的力量等同于一时激起他们热情的政治信条或获胜的领袖。

一个人如果只崇拜某个神，他还算不上有虔诚的信仰，只有当他把自己的一切思想资源、一切自愿的服从行为、发自肺腑的幻想热情，全部奉献给一项事业或一个人，将其作为自己全部思想和行动的目标与准绳时，才能够说他是个虔诚的人。

偏执与妄想是宗教感情的必然伴侣。凡是自信掌握了现世或来世幸福秘密的人，难免都会有这样的表现。当聚集在一起的人受到某种信念的激励时，在他们中间也会发现这两个特点。恐怖统治时代的雅各宾党人，骨子里就像宗教法庭时代的天主教徒一样虔诚，他们残暴的激情也有着同样的来源。

群体的信念有着盲目服从、残忍的偏执以及要求狂热的宣传等等这些宗教感情所固有的特点，因此可以说，他们的一切信念都具有宗教的形式。受到某个群体拥戴的英雄，在这个群体看来就是一个真正的神。拿破仑当了15年这样的神，一个比任何神都更频繁地受到崇拜、更轻松地把人置于死地的神。基督教的神和异教徒的神，对处在他们掌握中的头脑，也从未实行过如此绝对的统治。

一切宗教或政治信条的创立者所以能够立住脚，皆因为他们成功地激起了群众想入非非的感情，他们使群众在崇拜和服从中，找到了自己的幸福，随时准备为自己的偶像赴汤蹈火。这在任何时代概无例外。德·库朗热在论述罗马高卢人的杰作中正确指出，维持着罗马帝国的根本不是武力，而是它所激发出的一种虔诚的赞美之情。他正确地写道，“一种在民众中受到憎恶的统治形式，竟能维持了五个世纪之久，世界史上还不曾有过类似的现象……帝国的区区30个军团，如何能让一亿人俯首贴耳，这真是不可思议。”他们服从的原因在于，皇帝是罗马伟业的人格化象征，他就像神一样受到了全体人民的一致崇拜。在他的疆域之内，即使最小的城镇也没有膜拜皇帝的祭坛。“当时，从帝国的一端到另一端，到处都可以看到一种新宗教的兴起，它的神就是皇帝本人。在基督教以前的许多年里，n座城市所代表的整个高卢地区，都建起了和里昂城附近的庙宇相似的纪念奥古斯都皇帝的神殿……其祭司由统一的高卢城市选出，他是当地的首要人物……把这一切归因于畏惧和奴性是不可能的。整个民族不可能全是奴隶，尤其不可能是长达三个世纪的奴隶。崇拜君主的并不是那些廷臣，而是罗马；不仅仅是罗马，还有高卢地区、西班牙、希腊和亚洲。”

大多数支配着人们头脑的大人物，如今已经不再设立圣坛，但是他们还有雕像，或者他们的赞美者手里有他们的画像，以他们为对象的崇拜行为，和他们的前辈所得到的相比毫不逊色。只要深入探究一下群众心理学的这个基本问题，即可破解历史的奥秘。群众不管需要别的什么，他们首先需要一个上帝。

千万不可以认为，这些事情不过是过去时代的神话，早已被理性彻底清除。

在同理性永恒的冲突中，失败的从来就不是感情。群众固然已经听不到神或宗教这种词，过去，正是以它们的名义，群众长期受着奴役。但是在过去一百年里，他们从未拥有过如此多的崇拜对象，古代的神也无缘拥有这样多受到崇拜的塑像。

近年研究过大众运动的人知道，在布朗热主义的旗号下，群众的宗教本能是多么容易复活。在任何一家乡村小酒馆里，都会找到这位英雄的画像。他被赋予匡扶正义铲除邪恶的全权，成千上万的人会为他献出生命。如果他的性格与他传奇般的名望不相上下，他肯定能在历史上占据伟人的地位。

由此可见，断言群众需要宗教，实在是十分无用的老生常谈，因为一切政治、神学或社会信条，要想在群众中扎根，都必须采取宗教的形式——能够把危险的讨论排除在外的形式。即便有可能使群众接受无神论，这种信念也会表现出宗教情感中所有的偏执狂，它很快就会表现为一种崇拜。实证主义者这个小宗派的演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寻常的例证。同阳斯安耶夫斯基这位深刻思想家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虚无主义者，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很快也会发生在实证主义者身上。他在某一天受到理性之光的启发，撕碎了小教堂祭坛上一切神仙和圣人的画像，他吹灭蜡烛，立刻用无神论哲学家——如比希纳和莫勒斯霍特(1)的著作代替了那些被破坏的物品，然后他又虔诚地点燃了蜡烛。他的宗教信仰的对象变了，然而真能说他的宗教感情也变了吗？

我要再说一遍，除非我们研究群体信念长期采取的宗教形式，便不可能理解一些肯定十分重要的历史事件。对某些社会现象的研究，更需要着眼于心理学的角度，而不是自然主义的角度。史学家泰纳只从自然主义角度研究法国大革命，因此他往往看不到一些事件的起源。他对事实有充分的讨论，然而从研究群体心理学的要求看，他并不总是能够找出大革命的起因。事件中血腥、混乱和残忍的一面让他感到惊恐，但是他从那部伟大戏剧的英雄身上，很少能够看到还有一群颠狂的野蛮人肆意妄为，对自己的本能丝毫不加约束。这场革命的暴烈，它的肆意屠杀，它对宣传的需要，它向一切事物发出的战争宣言，只有当认识到这场革命不过是一种新宗教信仰在群众中的建立时，才会得到恰当的解释。宗教改革、圣巴托洛缨的大屠杀个法国的宗教战争，宗教法庭、恐怖时期，都属于同类现象，都是受宗教感情激励的群众所为，凡是怀有这种感情的人，必然会用火与剑去清除那些反对建立新信仰的人。宗教法庭的办法，是一切有着真诚而不屈信念的人所采用的办法。假如他们采用了别的办法，他们的信念也就不该得到这样的评语了。

像我刚才提到的这些大事件，只有在群众的灵魂想让它们发生时，它们才有可能发生。即使最绝对的专制者也无法造成这种事件。当史学家告诉我们圣巴托洛缨惨案是一个国王所为时，他们对群体心理表现得和君王们一样无知。这种命令只能由群体的灵魂来贯彻。握有最绝对权力的最专制的君主，充其量只能加快或延缓其显灵的时间。基巴托洛级惨案或宗教战争，并不完全是国王们所为，就像恐怖统治不完全是罗伯斯庇尔、丹东或圣鞠斯特所为一样。在这些事件的深处，总可以找到的绝不是统治者的权力，而是群体灵魂的运作。

谢选骏指出：“群体信仰所采取的宗教形式”，往往就是“制度化的宗教”——这往往不合人的真实需求，因而无法满足“灵魂的渴望”。

【第2卷、群体的意见和信念　1、群体的意见和信念中的间接因素】

提要：群体信念的准备性因素。(1)种族。它的影响至关重要。(2)传统。种族精神的综合反映/传统的社会意义/它在失去必要性后会成为有害因素/群体是传统最坚定的维护者。(3)时间。它建立信念，也毁灭信念/在时间的帮助下从无序走向有序。(4)政治和社会制度。错误的认识/它们的影响力甚小/各民族不能选择自己视为最好的制度/相同的制度名称下掩盖着最不相同的东西7理论上不好的制度，对某些民族却是必要的。(5)教育。关于教育影响群众的错误观点/统计学上的说明/拉丁民族的教育制度对道德的破坏作用/不同民族所提供的事例。

在研究过群体的精神结构之后，我们了解了它的感情、思维和推理方式，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它的意见和信念是如何形成的。

决定着这些意见和信念的因素分为两类：间接因素和直接因素。

间接因素是指这样一些因素，它能够使群体接受某些信念，并且使其再也难以接受别的信念。这些因素为以下情况的出现准备了基础：突然会冒出来一些威力与结果都令人吃惊的新观念，虽然它们的自发性不过是一种表象。某些观念的暴发并被付诸行动，有时看起来显得十分突然。然而这只是一种表面结果，在它背后肯定能够找到一种延续良久的准备性力量。

直接因素是指这样一些因素，随着上述长期性准备工作的延续，它们能够成为实际说服群体的资源，不过，若是没有那种准备性工作，它们也不会发生作用。

这就是说，它们是使观念采取一定形式并且使它能够产生一定结果的因素。集体突然开始加以贯彻的方案，就是由这种直接因素引起的。一次骚乱的爆发，或一个罢工决定，甚至民众授予某人权力去推翻政府，都可归因于这种因素。

在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中，都可以发现这两种因素相继发生作用。这里仅以一个最令人震惊的事件为例，法国大革命的间接因素包括哲学家的著作、贵族的苛捐杂税以及科学思想的进步。有了这些准备，群众的头脑便很容易被演说家的演讲以及朝廷用不疼不疼的改良进行的抵抗所激怒。

有些间接因素具有普遍性，可以看出，它们是群体一切信念和意见的基础。

这些因素就是种族、传统、时代、各种典章制度和教育。

现在我们就来研究一下这些不同因素的影响。

(1)种族种族的因素必须被列在第一位，因为它本身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其他因素。我在前一本著作中曾对它有过充分的研究，故无须再做详细的讨论。在前一本著作中，我们说明了一个历史上的种族有什么特点，以及它一旦形成了自己的禀性，作为遗传规律的结果，它便具有了这样的力量，它的信仰、制度和艺术，总之，它文明中的一切成分，仅仅是它的气质的外在表现。我们指出，种族的力量具有这样的特点，没有任何要素在从一个民族传播给另一民族时，不会经历深刻的变化。

环境和各种事件代表着一时的社会暗示性因素，它们可能有相当大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如果与种族的暗示因素对立，换言之，如果它与一个民族世代继承下来的因素相反，它便只能是暂时的。

我们在本书下面的一些章节里，还会不时触及种族的影响，我们会说明，这种影响是如此强大，它决定着群体气质的特征。这一事实造成的后果是，不同国家的群体表现出相当不同的信念和行为，受到影响的方式也各不相同(2)传统传统代表着过去的观念、欲望和感情。它们是种族综合作用的产物，并且对我们发挥着巨大影响。

自从胚胎学证明了过去的时间对生物进化的巨大影响以后，生物科学便发生了变化；如果这种理论更加广为人知，历史科学想必也会出现类似的变化。然而目前它尚未得到足够广泛的普及，许多政客同上个世纪的学究们相比，仍然高明不了多少，他们相信社会能够和自己的过去决裂，完全遵照理性之光所指引的惟一道路前进。

民族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一个有机体，因此就像其他有机体一样，它只能通过缓慢的遗传积累过程发生变化。

支配着人们的是传统，当他们形成群体时，就更是如此。他们能够轻易地给传统造成的变化，如我一再指出的那样，仅仅是一些名称和外在形式而已。

对这种状况不必感到遗憾。脱离了传统，不管民族气质还是文明，都不可能存在。因此自有人类以来，它便一直有着两大关切，一是建立某种传统结构，二是当有益的成果已变得破败不堪时，人类社会便努力摧毁这种传统。没有传统，文明是不可能的；没有对这些传统的破坏，进步也是不可能的。困难——这是个极严重的困难——在于如何在稳定与求变之间取得平衡。如果一个民族使自己的习俗变得过于牢固，它便不会再发生变化，于是就像中国一样，变得没有改进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暴力革命也没多少用处，因为由此造成的结果，或者是打碎的锁链被重新拼接在一起，让整个过去原封不动地再现，或者是对被打碎的事物撒手不管，衰败很快被无政府状态所取代。

因此，对于一个民族来说，理想的状态是保留过去的制度，只用不易察觉的方式一点一滴地加以改进。这个理想不易实现。使它变成现实的几乎只有古罗马人和近代英国人。

死抱着传统观念不放，极其顽固地反对变革传统观念的，正是群体。有地产的群体更是如此。我坚持认为群体具有保守主义精神，并且指出，最狂暴的反叛最终也只会造成一些嘴皮子上的变化。上个世纪末，教堂被毁，僧侣们或是被驱逐出国，或是殒命于断头台，人们也许认为，旧日的宗教观念已经威力尽失。但是没过几年，为了顺应普遍的要求，遭禁的公开礼拜制度便又建立起来了。被暂时消灭的旧传统，又恢复了昔日的影响。

没有任何事例能更好地反映传统对群体心态的威力。最不受怀疑的偶像，并不住在庙堂之上，也不是宫廷里那些最专制的暴君，他们转瞬之间就可以被人打碎。支配着我们内心最深处的自我的，是那些看不见的主人，它可以安全地避开一切反叛，只能在数百年的时间里被慢慢地磨损。

(3)时间时间对于社会问题就像对生物学问题一样，是最有力的因素之一。它是惟一的真正创造者，也是惟一的伟大毁灭者。积土成山要靠时间，从地质时代模糊难辨的细胞到产生出高贵的人类，靠的也是时间。数百年的作用足以改变一切固有的现象。人们正确地认为，如果蚂蚁有充足的时间，它也能把勃朗峰夷为平地。

如果有人掌握了随意改变时间的魔法，他便具有了信徒赋予上帝的权力。

不过，这里我们只来讨论时间对群体形成意见的影响。从这个角度看，它也有着巨大的作用。一些重大的要素，譬如种族，也取决于它，没有它便无法形成。

它引起一切信仰的诞生、成长和死亡。它们获得力量靠的是时间，失去力量也是因为时间。

具体而言，群体的意见和信念是由时间装备起来的，或者它至少为它们准备了生长的土壤。一些观念可实现于一个时代，却不能实现于另一个时代，原因就在这里。是时间把各种信仰和思想的碎屑堆积成山，从而使某个时代能够产生出它的观念。这些观念的出现并不是像掷骰子一样全凭运气，它们都深深植根于漫长的过去。当它们开花结果时，是时间为它们做好了准备。如想了解它们的起源，就必须回顾既往。它们既是历史的儿女，又是未来的母亲，然而也永远是时间的奴隶。

因此，时间是我们最可靠的主人，为了看到一切事物有何变化，应当让它自由地发挥作用。今天，面对群众可怕的抱负以及它所预示的破坏和骚乱，我们深感不安。要想看到平衡的恢复，除了依靠时间，再无他法。拉维斯先生所言甚是：

“没有哪种统治形式可以一夜之间建立起来。政治和社会组织是需要数百年才能打造出来的产物。封建制度在建立起它的典章之前，经历了数百年毫无秩序的混乱。绝对君权也是在存在了数百年后，才找到了统治的成规。这些等待的时期是极为动荡的。”

(4)政治和社会制度制度能够改正社会的弊端，国家的进步是改进制度与统治带来的结果，社会变革可以用各种命令来实现——我认为这些想法仍然受到普遍的赞同。它们是法国大革命的起点，而且目前的各种社会学说也仍然以它为基础。

最具连续性的经验一直未能动摇这个重大的谬见。哲学家和史学家们枉费心机地想证明它的荒谬，不过他们却可以毫不费力地证明，各种制度是观念、感情和习俗的产物，而观念、感情和习俗并不会随着改写法典而被一并改写。一个民族并不能随意选择自己的制度，就像它不能随意选择自己的头发和眼睛的颜色一样。制度和政府都是种族的产物，它们并不是某个时代的创造者，而是由这个时代所创造。对各民族的统治，不是根据他们一时的奇思怪想，而是他们的性质决定了他们要被统治。一种政治制度的形成需要上百年的时间，改造它也同样如此。

各种制度并没有固有的优点，就它们本身而言，它们无所谓好坏。在特定的时刻对一个民族有益的制度，对另一个民族也许是极为有害的。

进一步说，一个民族并没有真正改变其各种制度的能力。毫无疑问，以暴力革命为代价，它可以改变其名称，但是其本质依然如故。名称不过是些无用的符号，历史学家在深入到事物的深层时，很少需要留意它们。正是因为如此，英国这个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①仍然生活在君主制的统治下，而经常表现得十分嚣张的最具压迫性的专制主义，却是存在于那些原属西班牙的美洲共和国，尽管它们都有共和制的宪法。决定着各民族命运的是它们的性格，而不是它们的政府。我曾在前一本书中，通过提出典型事例来证实这一观点。

因此，把时间浪费在炮制各种煞有介事的宪法上，就像是小孩子的把戏，是无知的修辞学家毫无用处的劳动。必要性和时间承担着完善宪政的责任，我们最明智的做法，就是让这两个因素发挥作用。这就是盎格鲁——萨克逊人采用的办法，正像他们伟大的史学家麦考利在一段文字中告诉我们的，拉丁民族各国的政客们，应当由衷地学习这种方法。他指出，法律所能取得的一切好处，从纯粹理性的角度看，表现出一片荒谬与矛盾，他然后又对拉丁民族一拥而上发疯般制定出来的宪法文本与英国的宪法进行了比较。他指出，后者总是一点一滴慢慢地发生变化，影响来自必要性，而不是来自思辨式的推理：

从来不考虑是否严谨对称，更多地是考虑它是否方便实用；从来不单纯以不一致为理由去消除不一致；除非感到有所不满，绝对不加以变革；除非能够消除这种不满，绝对不进行革新；除了针对具体情况必须提供的条款之外，绝对不制定任何范围更大的条款——这些原则，从约翰国王的时代直到维多利亚女王的时代，一直支配着我们250年的议会，使它变得从容不迫。要想说明各民族的法律和各项制度在多大程度上表达着每个种族的需要，没有必要对其进行粗暴的变革，而要对它们逐一进行审查。例如，对集权制的优点和缺点，可以专注于哲学上的考究。但是，当我们看到，一个由不同种族构成的国民用了一千年时间来维护这种集权制；当我们看到，一场目的在于摧毁过去一切制度的大革命也不得不尊重这种集权制，甚至使它进一步强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该承认它是迫切需要的产物，承认它是这个民族的生存条件。对于那些侈谈毁掉这种制度的政客，我们应当对他们可怜的智力水平报以怜悯。如果他们碰巧做成了这件事，他们的成功立刻会预示着一场残酷的内战，这又会立刻带来一种比旧政权更具压迫性的新的集权制度。

从以上所述得出的结论是，深刻影响群体禀性的手段，不能到制度中去寻找。

我们看到，有些国家，譬如美国，在民主制度下取得了高度繁荣，而另一些国家，譬如那些西班牙人的美洲共和国，在极为相似的制度下，却生活在可悲的混乱状态之中。这时我们就应当承认，这种制度与一个民族的伟大和另一个民族的衰败都是毫不相干的。各民族是受着它们自己的性格支配的，凡是与这种性格不合的模式，都不过是一件借来的外套，一种暂时的伪装。毫无疑问，为强行建立某些制度而进行的血腥战争和暴力革命一直都在发生，而且还会继续发生。人们就像对待圣人的遗骨一样对待这些制度，赋予这些制度以创造幸福的超自然力量。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制度反作用于群体的头脑，它们才引发了这些大动荡。然而其实并不是制度以这种方式产生了反作用，因为我们知道，不管成功或失败，它们本身并没有以这种方式产生反作用，因为它们本身并不具有那样的能力。影响群众头脑的是各种幻想和词语，尤其是词语，它们的强大一如它们的荒诞，下面我就简单地揭示一下它们令人吃惊的影响。

(5)教育在当前这个时代的主要观念中，首当其冲的是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教育能够使人大大改变，它会万无一失地改造他们，甚至能够把他们变成平等的人。这种主张被不断地重复，仅仅这个事实就足以让它最终成为最牢固的民主信条。如今要想击败这种观念，就像过去击败教会一样困难。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就像在许多其他问题上一样，民主观念与心理学和经验的结论有着深刻的差异。包括赫伯特·斯宾塞在内的许多杰出哲学家，已经毫不费力地证明，教育既不会使人变得更道德，也不会使他更幸福；它既不能改变他的本能，也不能改变他天生的热情，而且有时——只要进行不良引导即可——害处远大于好处。统计学家已经为这种观点提供了佐证，他们告诉我们，犯罪随着教育，至少是某种教育的普及而增加，社会的一些最坏的敌人，也是在学校获奖者名单上有案可查的人。一位杰出的官员，阿道夫·吉约先生在最近一本著作里指出，目前受过教育的罪犯和文盲罪犯是30：100，在50年的时间里，人口中的犯罪比例从每10万居民227人上升到了552人，即增长了133%。他也像他的同事一样注意到，年轻人犯罪增长得尤其多，而人尽皆知的是，法国为了他们，已经用免费义务制教育取代了交费制。

当然不能说，即使正确引导的教育，也不会造成十分有益的实际结果——谁也没有坚持过这种主张。就算它不会提升道德水平，至少也会有益于专业技能的发展。不幸的是，尤其在过去25年里，拉丁民族把它们的教育制度建立在了十分错误的原则上，尽管有些最杰出的头脑，如布吕尔、德·库朗热、泰纳等许多人提出了意见，它们依然不思悔改。我本人在过去出版的一本书中指出，法国的教育制度把多数受过这种教育的人变成了社会的敌人，它让无数学子加入了社会主义者的阵营。

这种制度——它可能很适合拉丁民族的禀性——的主要危险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以根本错误的心理学观点为基础，认为智力是通过一心学好教科书来提高的。由于接受了这种观点，人们便尽可能强化许多手册中的知识。从小学直到离开大学，一个年轻人只能死记硬背书本，他的判断力和个人主动性从来派不上用场。受教育对于他来说就是背书和服从。

前公共教育部长朱勒·西蒙先生写道：“学习课程，把一种语法或一篇纲要牢记在心，重复得好，模仿也出色——这实在是一种十分可笑的教育方式，它的每项工作都是一种信仰行为，即默认教师不可能犯错误。这种教育的惟一结果，就是贬低自我，让我们变得无能。”

如果这种教育仅仅是无用，人们还可以对孩子们示以同情，他们虽然没有在小学里从事必要的学习，毕竟被教会了一些科劳泰尔后裔的族谱、纽斯特里亚和奥斯特拉西亚之间的冲突或动物分类之类的知识。但是这种制度的危险要比这严重得多，它使服从它的人强烈地厌恶自己的生活状态，极想逃之夭夭。工人不想再做工人，农民不想再当农民，而大多数地位卑贱的中产阶级，除了吃国家职员这碗饭以外，不想让他们的儿子从事任何别的职业。法国的学校不是让人为生活做好准备，而是只打算让他们从事政府的职业，在这个行当上取得成功，无需任何必要的自我定向，或表现出哪怕一点个人的主动性。这种制度在社会等级的最底层创造了一支无产阶级大军，他们对自己的命运忿忿不平，随时都想起来造反。

在最高层，它培养出一群轻浮的资产阶级，他们既多疑又轻信，对国家抱着迷信般的信任，把它视同天道，却又时时不忘对它表示敌意，总是把自己的过错推给政府，离开了当局的干涉，他们便一事无成。

国家用教科书制造出这么多有文凭的人，然而它只能利用其中的一小部分，于是只好让另一些人无事可做。因此，它只能把饭碗留给先来的，剩下的没有得到职位的人便全都成了国家的敌人。从社会金字塔的最高层到最低层，从最卑贱的小秘书到教授和警察局长，有大量炫耀着文凭的人在围攻各种政府部门的职位。

商人想找到一个代替他处理殖民地生意的人难上加难，可是成千上万的人却在谋求最平庸的官差。只在塞纳一地，就有200名男女教师失业，他们全都蔑视农田或工厂，只想从国家那儿讨生计。被选中的人数是有限的，因此肯定有大量心怀不满的人。他们随时会参与任何革命，不管它的头领是谁，也不管它有什么目标。

可以说，掌握一些派不上用场的知识，是让人造反的不二法门。

显然，迷途知返为时已晚。只有经验这位人民最好的老师，最终会揭示出我们的错误。只有它能够证明，必须废除我们那些可恶的教科书和可悲的考试，代之以勤劳的教育，它能够劝导我们的年轻人回到田野和工厂，回到他们今天不惜任何代价逃避的殖民地事业。

如今，一切受教育的人所需要的专业教育，就是我们祖辈所理解的教育。在今天，凭自己意志的力量、开拓能力和创业精神统治世界的民族中，这种教育依然强盛。泰纳先生这位伟大的思想家，在一系列著名篇章——下面我还会引用其中一些重要段落——中清楚地说明了，我们过去的教育制度与今天英国和美国的制度大体相似。他在对拉丁民族和盎格鲁——萨克逊民族的制度进行不同寻常的比较时，明确指出了这两种方式的后果。

也许人们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会认为，继续接受我们古典教育中的全部弊端，尽管它只能培养出心怀不满和不适应自己生活状况的人，但是向人灌输大量肤浅的知识，不出差错地背诵大量教科书，毕竟能够提高智力水平。但是它真能提高这种水平吗？不可能！生活中取得成功的条件是判断力，是经验，是开拓精神和个性——这些素质都不是书本能够带来的。教科书和字典可以是有用的参考工具，但长久把它们放在脑子里却没有任何用处。

如何能让专业教育提高智力，使它达到大大高于古典教育的水平呢？泰钢先生做过出色的说明。他说：

观念只有在自然而正常的环境中才能形成。要促进观念的培养，需要年轻人每天从工厂、矿山、法庭、书房、建筑工地和医院获得大量的感官印象；他得亲眼看到各种工具、材料和操作；他得与顾客、工作者和劳动者在一起，不管他们干得是好是坏，也不管他们是赚是赔。采用这种方式，他们才能对那些从眼睛、耳朵、双手甚至味觉中得到的各种细节，有些微不足道的理解。学习者在不知不觉中获得了这些细节，默默地推敲，在心中逐渐成形，并且或迟或早会产生出一些提示，让他们着手新的组合、简化、创意、改进或发明。而法国年轻人恰恰在最能出成果的年纪，被剥夺了所有这些宝贵的接触、所有这些不可缺少的学习因素，因为有七八年的时间他一直被关在学校里，切断了一切亲身体验的机会，因此对于世间的人和事，对于控制这些人和事的各种办法，不可能得到鲜明而准确的理解。……十人之中，至少九个人在几年里把他们的时间和努力浪费掉了，而且可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几年。他们中间有一半甚至三分之二的人，是为了考试而活着——我这里指的是那些被淘汰者。还有一半或三分之二成功地得到了某种学历、证书或一纸文凭——我指的是那些超负荷工作的人。

在规定的某一天，坐在一把椅子上，面对一个答辩团，在连续两小时的时间里，怀着对科学家团体，即一切人类知识的活清单的敬畏，他们要做到正确——对这种事所抱的期望实在太过分了。在那一天的那两个小时里，他们也许正确或接近正确，但用不了一个月，他们便不再是这样。他们不可能再通过考试。他们脑子里那些过多的、过于沉重的所学不断流失，且没有新东西补充进去。他们的精神活力衰退了，他们继续成长的能力枯竭了，一个得到充分发展的人出现了，然而他也是个筋疲力尽的人。他成家立业，落入生活的俗套，而只要落入这种俗套，他就会把自己封闭在狭隘的职业中，工作也许还算本份，但仅此而已。这就是平庸的生活，收益和风险不成比例的生活。而在1789年以前，法国就像英国或美国一样，采用却是相反的办法，由此得到的结果并无不同，甚至更好。

此后一些著名的心理学家又向我们揭示了我们的制度与盎格鲁——萨克逊人的差别。后者并没有我们那样多的专业学校。他们的教育并不是建立在啃书本上，而是建立在专业课程上。例如，他们的工程师并不是在学校，而是在车间里训练出来的。这种办法表明，每个人都能达到他的智力允许他达到的水平。如果他没有进一步发展的能力，他可以成为工人或领班，如果天资不俗，他便会成为工程师。与个人前程全取决他在19岁或对岁时一次几小时考试的做法相比，这种办法更民主，对社会也更有利。

在医院、矿山和工厂，在建筑师或律师的办公室里，十分年轻便开始学业的学生们，按部就班地经历他们的学徒期，非常类似于办公室里的律师秘书或工作室里的艺术家。在投入实际工作之前，他也有机会接受一些—般性’教育过程，因此已‘经准备好了一个框架，可以把他们迅速观察到的东西储存进去，而且他能够利用自己在空闲时间得到的各种各样的技能，由此逐渐同他所获得的日常经验协调一致。在这种制度下，实践能力得到了发展，并且与学生的才能相适应，发展方向也符合他未来的任务和特定工作的要求，这些工作就是他今后要从事的工作。因此在英国或美国，年轻人很快便处在能够尽量发挥自己能力的位置上。

在25岁时——如果不缺少各种材料和部件，时间还会提前——他不但成了一个有用的工作者，甚至具备自我创业的能力；他不只是机器上的一个零件，而且是个发动机。而在制度与此相反的法国，一代又一代人越来越向中国看齐——由此造成的人力浪费是巨大的。关于我们拉丁民族的教育制度与实践生活不断扩大的差距，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得出了如下结论：

在教育的三个阶段，即儿童期、少年期和青年期，如果从考试、学历、证书和文凭的角度看，坐在学校板凳上啃理论和教科书的时间是有点长得过头了，而且负担过重。即使仅从这个角度看，采用的办法也糟糕透项，它是一种违反自然的、与社会对立的制度。过多地延长实际的学徒期，我们的学校寄宿制度，人为的训练和填鸭式教学，功课过重，不考虑以后的时代，不考虑成人的年龄和人们的职业，不考虑年轻人很快就要投身其中的现实世界，不考虑我们活动于其中、他必须加以适应或提前学会适应的社会，不考虑人类为保护自己而必须从事的斗争、不考虑为了站住脚跟他得提前得到装备、武器和训练并且意志坚强。这种不可缺少的装备，这种最重要的学习，这种丰富的常识和意志力，我们的学校全都没有教给法国的年轻人。它不但远远没有让他们获得应付明确生存状态的素质，反而破坏了他这种素质。因此从他走进这个世界，踏入他的活动领域之日起，他经常只会遇到一系列痛苦的挫折，由此给他造成的创痛久久不能痊愈，有时甚至失去生活能力。这种试验既困难又危险。这个过程对精神和道德的均衡产生了不良影响，甚至有难以恢复之虞。十分突然而彻底的幻灭已经发生了。这种欺骗太严重了，失望太强烈了。以上所言是否偏离了群体心理学的主题？我相信并非如此。如果我们想知道今天正在群众中酝酿、明天就会出现的各种想法和信念，就必须对为其提供土壤的因素有所了解。教育能够使一个国家的年轻人了解到这个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子。为当前这一代人提供的教育，有理由让人灰心丧气。在改善或恶化群众的头脑方面，教育至少能发挥一部分作用。因而有必要说明，这种头脑是如何由当前的制度培养出来的，冷漠而中立的群众是如何变成了一支心怀不满的大军，随时打算听从一切乌托邦分子和能言善辩者的暗示。今天，能够找到社会主义者的地方，正是教室，为拉丁民族走向衰败铺平道路的，也是教室。

谢选骏指出：群体的意见和信念“往往是用来维持”群体的存在及其运作的，因而带有强制性、非理性。勒庞说“能够找到社会主义者的地方，正是教室，为拉丁民族走向衰败铺平道路的，也是教室。”——这显然找错了地方。因为在我看来，社会主义者最多的地方似乎是德国，而拉丁民族走向衰败的路，并非教室，而是战场——西班牙败于英国，法国败于德国，意大利的武力根本不值一提，文艺复兴也救不了意大利的命。至于拉丁美洲，更是不堪一击。战败的结果，投影到了教室里，会是什么？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第2卷、群体的意见和信念　2、群体意见的直接因素】

提要：(1)形象、词语和套话。词语和套话的神奇力量/词语的力量与它所唤起的形象有关，但独立于它的真正含义/这些形象因时代和种族而各有不同/常用词语含义多变的实例/给旧事物更换名称的政治效用/种族差别造成的词义变化/“民主”一词在欧洲和美国的不同含义。(2)幻觉。它的重要性/在所有文明的起源中都能发现幻觉/群体更喜欢幻觉而不是真理。(3)经验。只有经验能够使必要的真理在群众心中生根/经验只有不断地重复才能生效劝说服群众必须付出的经验代价。(4)理性。它对群体没有任何作用/群体只受无意识感情的影响/逻辑在历史中的作用/发生不可思议的事情的秘密。

我们刚才讨论了赋予群体心理以特定属性，使某些感情和观念得以发展的间接性准备因素。现在我们还得研究一下能够直接发挥作用的因素。在下面这一章里我们会看到，要想让这些因素充分发挥作用，应当如何运用它们。

我们在本书的第一部分研究过集体的感情、观念和推理方式，根据这些知识，显然可以从影响他们心理的方法中，归纳出一些一般性原理。我们已经知道什么事情会刺激群体的想像力，也了解了暗示，特别是那些以形象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暗示的力量和传染过程。然而，正像暗示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来源一样，能对群体心理产生影响的因素也相当不同，因此必须对它们分别给予研究。这种研究是有益的。群体就像古代神话中的斯芬克司，必须对它的心理学问题给出一个答案，不然我们就会被它毁掉。

(1)形象、词语和套话我们在研究群体的想像力时已经看到，它特别易于被形象产生的印象所左右。这些形象不一定随时都有，但是可以利用一些词语或套话，巧妙地把它们激活。经过艺术化处理之后，它们毫无疑问有着神奇的力量，能够在群体心中掀起最可怕的风暴，反过来说，它们也能平息风暴。因为各种词语和套话的力量而死去的人，只用他们的尸骨，就能建造一座比古老的齐奥普斯②更高的金字塔。

词语的威力与它们所唤醒的形象有关，同时又独立于它们的真实含义。最不明确的词语，有时反而影响最大。例如像民主。社会主义、平等、自由等等，它们的含义极为模糊，即使一大堆专著也不足以确定它们的所指。然而这区区几个词语的确有着神奇的威力，它们似乎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各种极不相同的潜意识中的抱负及其实现的希望，全被它们集于一身。

说理与论证战胜不了一些词语和套话。它们是和群体一起隆重上市的。只要一听到它们，人人都会肃然起敬，俯首而立。许多人把它们当做自然的力量，甚至是超自然的力量。它们在人们心中唤起宏伟壮丽的幻象，也正是它们含糊不清，使它们有了神秘的力量。它们是藏在圣坛背后的神灵，信众只能诚惶诚恐地来到它们面前。

词语唤起的形象独立于它们的含义。这些形象因时代而异，也因民族而异。

不过套话并没有改变，有些暂时的形象是和一定的词语联系在一起的：词语就像是用来唤醒它们的电铃按钮。

并非所有的词语和套话都有唤起形象的力量，有些词语在一段时间里有这种力量，但在使用过程中也会失去它，不会再让头脑产生任何反应。这时它们就变成了空话，其主要作用是让使用者免去思考的义务。用我们年轻时学到的少量套话和常识把自己武装起来，我们便拥有了应付生活所需要的一切，再也不必对任何事情进行思考。

只要研究一下某种特定的语言，就会发现它所包含的词语在时代变迁中变化得极慢，而这些词语所唤起的形象，或人们赋予它们的含义，却不停地发生着变化。因此我在另一本书中得出结论说，准确地翻译一种语言，尤其那些死亡的语言，是绝对不可能的。当我们用一句法语来取代一句拉丁语、希腊语或《圣经》

里的句子时，或者当我们打算理解一本二三百年前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写成的书时，我们实际上是在做什么呢？我们不过是在用现代生活赋予我们的一些形象和观念代替另一些不同的形象和观念，它们是存在于古代一些种族的头脑中的产物，这些人的生活状况与我们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当大革命时的人以为自己在模仿古希腊和古罗马人时，他们除了把从来没有存在过的含义赋予古代的词语之外，还能做些什么呢？

希腊人的制度与今天用同样的词语设计出来的制度有何相似之处？那时的共和国本质上是一种贵族统治的制度，是由一小撮团结一致的暴君统治着一群绝对服从的奴隶构成的制度。这些建立在奴隶制上的贵族集体统治，没了这种奴隶制一天也不能存在。

“自由”这个词也是如此。在一个从未想过思想自由的可能性，讨论城邦的诸神、法典和习俗就是最严重最不寻常的犯罪的地方，“自由”的含义与我们今天赋予它的含义有何相似之处？像“祖国”这样的词，对于雅典人或斯巴达人来说，除了指雅典或斯巴达的城邦崇拜之外，还能有别的含义吗？它当然不可能指由彼此征伐不断的敌对城邦组成的全希腊。在古代高卢，“祖国”这个词又能有什么含义？它是由相互敌视的部落和种族组成的，它们有着不同的语言和宗教，凯撒能够轻易征服它们，正是因为他总是能够从中找到自己的盟友。罗马人缔造了一个高卢人的国家，是因为他们使这个国家形成了政治和宗教上的统一。不必扯这么远，就拿二百年前的事来说吧，能够认为今天法国各省对“祖国”一词的理解，与伟大的孔代(──一他和外国人结盟反对自己的君主——是一样的吗？然而词还是那个词。过去跑到外国去的法国保皇党人，他们认为自己反对法国是在烙守气节，他们认为法国已经变节，因为封建制度的法律是把诸侯同主子而不是土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有君主在，才有祖国在。可见，祖国对于他们的意义，不是与现代人大不相同吗？

意义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深刻变化的词语比比皆是。我们对它们的理解，只能达到过去经过了漫长的努力所能达到的水平。有人曾十分正确地说，即使想正确理解“国王”和“王室”这种称呼对我们曾祖父一辈意味着什么，也需要做大量的研究。更为复杂的概念会出现什么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由此可见，词语只有变动不定的暂时含义，它随着时代和民族的不同而不同。

因此，我们若想以它们为手段去影响群体，我们必须搞清楚某个时候群体赋予它们的含义，而不是它们过去具有的含义，或精神状态有所不同的个人给予它们的含义。

因此，当群体因为政治动荡或信仰变化，对某些词语唤起的形象深感厌恶时，假如事物因为与传统结构紧密联系在一起而无法改变，那么一个真正的政治家的当务之急，就是在不伤害事物本身的同时赶紧变换说法。聪明的托克维尔很久以前就说过，执政府和帝国的具体工作就是用新的名称把大多数过去的制度重新包装一遍，这就是说，用新名称代替那些能够让群众想起不利形象的名称，因为它们的新鲜能防止这种联想。“地租”变成了“土地税”，“盐赋”变成了“盐税”，“摇役”变成了间接摊派，商号和行会的税款变成了执照费，如此等等。

可见，政治家最基本的任务之一，就是对流行用语，或至少对再没有人感兴趣、民众已经不能容忍其旧名称的事物保持警觉。名称的威力如此强大，如果选择得当，它足以使最可恶的事情改头换面，变得能被民众所接受。泰纳正确地指出，雅各宾党人正是利用了“自由”和“博爱’这种当时十分流行的说法，才能够“建立起堪与达荷美媲美的暴政，建立起和宗教法庭相类似的审判台，干出与古墨西哥人相差无几的人类大屠杀这种成就”。统治者的艺术，就像律师的艺术一样，首先在于驾驭词藻的学问。这门艺术遇到的最大困难之一，就是在同一个社会，同一个词对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往往有不同的含义，表面上看他们用词相同，其实他们说着不同的语言。

在以上事例中，时间是促成词语含义发生变化的主要因素。如果我们再考虑到种族因素，我们就会看到，在同一个时期，在教养相同但种族不同的人中间，相同的词也经常与极不相同的观念相对应。不是见多识广的人，不可能理解这些差别，因此我不会纠缠在这个问题上。我只想指出，正是群众使用最多的那些词，在不同的民族中有着最不相同的含义。例如今天使用如此频繁的“民主”和“社会主义”，就属于这种情况。

实际上，它们在拉丁民族和盎格鲁——萨克逊民族中代表着十分对立的思想。

在拉丁民族看来，“民主”更多地是指个人意志和自主权要服从于国家所代表的社会的意志和自主权。国家在日甚一日地支配着一切，集权、垄断并制造一切。不管是激进派。社会主义者还是保皇派，一切党派一概求助于国家。而在盎格鲁——萨克逊地区，尤其是在美国，“民主”一词却是指个人意志的有力发展，国家要尽可能服从这一发展，除了政策、军队和外交关系外，它不能支配任何事情，甚至公共教育也不例外。由此可见，同一个词，在一个民族是指个人意志和自主权的从属性以及国家的优势，而在另一个民族，却是指个人意志的超常发展和国家的彻底服从。

(2)幻觉自从出现文明以来，群体便一直处在幻觉的影响之下。他们为制造幻觉的人建庙塑像，设立祭坛，超过了所有其他人。不管是过去的宗教幻觉还是现在的哲学和社会幻觉，这些牢不可破至高无上的力量，可以在我们这个星球上不断发展的任何文明的灵魂中找到。古代巴比伦和埃及的神庙，中世纪的宗教建筑，是为它们而建；一个世纪以前震撼全欧洲的一场大动荡，是为它们而发动；我们的所有政治、艺术和社会学说，全都难逃它们的强大影响。有时，人类以可怕的动乱为代价，能够消除这些幻觉，然而他似乎注定还会让它们死而复生。没有它们，他不可能走出自己原始的野蛮状态；没有它们，他似乎很快就会重新回到这种野蛮状态。毫无疑问，它们不过是些无用的幻影，但是这些我们梦想中的产物，却使各民族创造出了辉煌壮丽值得夸耀的艺术或伟大文明。

如果有人毁掉那些博物馆和图书馆，如果有人把教堂前石板路上那些在宗教鼓舞下建起伪一切作品和艺术纪念物统统推倒，人类伟大的梦想还会留下些什么呢？让人们怀抱着那些希望和幻想吧，不然他们是活不下去的。这就是存在着诸神、英雄和诗人的原因。科学承担起这一任务已有50年的时间，但是在渴望理想的心灵里，科学是有所欠缺的，因为它不敢做出过于慷慨的承诺，因为它不能撒谎。

上个世纪的哲学家热情地投身于对宗教、政治和社会幻想的破坏，我们的祖辈已在这种幻想中生活了许多世纪。他们毁灭了这些幻想，希望和顺从的源泉也就随之枯竭。幻想遭到扼杀之后，他们面对着盲目而无声无息的自然力量，而它对软弱和慈悲心肠一概无动于衷。哲学不管取得了多大进步，它迄今仍没有给群众提供任何能够让他们着迷的理想。然而群众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他们必须拥有自己的幻想，于是他们便像趋光的昆虫一样，本能地转向那些迎合他们需要的巧舌如簧者。推动各民族演化的主要因素，永远不是真理，而是谬误。如今社会主义为何如此强大，原因就在于它是仍然具有活力的最后的幻想。尽管存在着一切科学证据，它依然继续发展。它的主要力量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即它的鼓吹者是那些非常无视现实，因而敢于向人类承诺幸福的人。如今，这种社会主义幻想肆虐于过去大量的废墟之上，未来是属于它的。群众从来就没有渴望过真理，面对那些不合口味的证据，他们会拂袖而去，假如谬论对他们有诱惑力，他们更愿意崇拜谬论，凡是能向他们供应幻觉的，也可以很容易地成为他们的主人，凡是让他们幻灭的，都会成为他们的牺牲品。

(3)经验经验几乎是惟一能够让真理在群众心中牢固生根、让过于危险的幻想归于破灭的有效手段。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经验必须发生在非常大的范围内，而且得以再出现。通常，一代人的经验对下一代人是没多少用处的。这就是一些被当做证据引用的历史事实达不到目的的原因。它们惟一的作用就是证明了，一种广泛的经验即使仅仅想成功地动摇牢固地根植于群众头脑中的错误观点，也需要一代又一代地反复出现。

史学家毫无疑问会把19世纪以及再早一些的年代当做一个充斥着奇异经验的时代，任何时代都没有做过如此多的试验。

最宏伟的试验就是法国大革命。发现一个社会有待于遵照纯粹理性的指导，从上到下翻新一遍，这必然会导致数百万人死于非命，让欧洲在20年里陷入深刻的动荡。为了用经验向我们证明，独裁者会让拥戴他们的民族损失惨重，需要在50年里来上两次破坏性试验。但是，虽然试验结果明确无误，好像仍然不那么令人信服。第一次试验的代价是三百万人的性命和一次入侵，第二次试验导致割让领土并在事后表明了常备军的必要性。此后几乎还要来第三次试验。恐怕不定哪天它肯定会发生。要想让整个民族相信，庞大的德国军队并不像30年前普遍认为的那样，只是一支无害的国民卫队，就必须来上一次让我们损失惨重的战争。让人认识到贸易保护会毁掉实行这种制度的民族，至少需要20年的灾难性试验。这种例子显然不胜枚举。

(4)理性在列举能够对群众心理产生影响的因素时，根本就没有必要提到理性，除非是为了指出它的影响的消极价值。

我们已经证明，群体是不受推理影响的，它们只能理解那些拼凑起来的观念。

因此，那些知道如何影响它们的演说家，总是借助于它们的感情而不是它们的理性。逻辑定律对群体不起作用。让群体相信什么，首先得搞清楚让它们兴奋的感情，并且装出自己也有这种感情的样子，然后以很低级的组合方式，用一些非常著名的暗示性概念去改变它们的看法，这样才能够——如果有必要的话——再回到最初提出的观点上来，慢慢地探明引起某种说法的感情。这种根据讲话的效果不断改变措辞的必要性，使一切有效的演讲完全不可能事先进行准备和研究。在这种事先准备好的演讲中，演讲者遵循的是自己的思路而不是听众的思路，仅这一个事实就会使他不可能产生任何影响。

讲究逻辑的头脑，惯于相信一系列大体严密的论证步骤，因此在向群众讲话时，难免会借助于这种说服的方式，他们面对自己的论证不起作用，总是百思不得其解。有位逻辑学家写道：“通常，建立在三段论上——即建立在一组公式上——的数学结论是不可更改的……由于这种不可更改的性质，即使是无机物，如果它能够演算这一组公式的话，也会不得不表示同意。”这话说得当然不错，然而群体并不比无机物更能遵守这种组合，它甚至没有理解的能力。只要尝试一下用推理来说服原始的头脑——例如野蛮人或儿童的头脑——即可知道这种论说方式是多么不值钱。

如想看清楚同感情对抗的理性是多么苍白无力，甚至不必降低到这么原始的水平。我们只要想一下，就在几百年前，与最简单的逻辑也不相符的宗教迷信是多么顽强！在接近两千年的时间里，最清醒的天才也不得不在它们的规矩面前俯首称臣。只是到了现代，它们的真实性才多少受到了一些挑战。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也有不少开明之士，但没有一个人通过理性思考，认识到自己的迷信中十分幼稚的一面，或者对魔鬼的罪行或烧死巫师的必要性表示过丝毫的怀疑。

群体从来不受理性的指引，是否该对此表示遗憾？我们不必贸然称是。毫无疑问，是幻觉引起的激情和愚顽，激励着人类走上了文明之路，在这方面人类的理性没有多大用处。作为支配着我们的无意识的力量的产物，这些幻觉无疑是必要的。每个种族的精神成分中都携带着它命运的定律，并且也许它由于一种难以抑制的冲动，只能服从这些定律，即使这种冲动显然极不合理。有时，各民族好像被一些神秘的力量所左右，它们类似于那种使橡果长成橡树或让香星在自己轨道上运行的力量。

我们若想对这些力量有一点认识，就必须研究一个民族的整个进化过程，而不是这一进化过程不时出现的一些孤立的事实。如果只考虑这些事实，历史就会变得仿佛是一连串不可能的偶然性所造成的结果。一个加利利的木匠似乎不可能变成一个持续两千年之久的全能的神，使最重要的文明以他为基础形成；一小撮从沙漠里冒出来的阿拉伯人，似乎不太可能征服希腊罗马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并建立起比亚历山大的领土更大的帝国；在欧洲已经十分发达、各地政权都已有了等级森严的制度的时代，区区一个炮兵中尉似乎也不太可能征服众多民族及其国王。

因此，还是让我们把理性留给哲人，不要过于强烈地坚持让它插手对人的统治吧。一切文明的主要动力并不是理性，倒不如说，尽管存在着理性，文明的动力仍然是各种感情——如尊严、自我牺牲、宗教信仰、爱国主义以及对荣誉的爱。

谢选骏指出：勒庞说“文明的动力仍然是各种感情——如尊严、自我牺牲、宗教信仰、爱国主义以及对荣誉的爱。”——我看这种“群体的意见和信念”，都是以牺牲小人物为代价的，因为大人物自己是不会相信这一套的“话术”的。

【第2卷、群体的意见和信念　3、群体领袖及其说服的手法】

提要：(1)群体的领袖。一切群体动物有着服从头领的本能需要/群体领袖的心理/只有他们能够使群众有所信仰并把他们组织起来/领袖的专制/领袖的分类/意志的作用。(2)领袖的动员手段：断言、重复和传染。这些手段的不同作用/相互传染从社会下层向上层蔓延的过程/民众的意见不久就会成为普遍意见。(3)名望。名望的定义和分类/先天的名望和个人名望/不同的实例/名望受到破坏的方式。

我们现在已经了解了群体的精神构成，我们也明白了能够对他们的头脑产生影响的力量。仍然有待研究的是，这些力量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以及是什么人把它们有效地转变成了实践的力量。

(1)群体的领袖只要有一些生物聚集在一起，不管是动物还是人，都会本能地让自己处在一个头领的统治之下。

就人类的群体而言，所谓头领，有时不过是个小头目或偏风点火的人，但即使如此，他的作用也相当重要。他的意志是群体形成意见并取得一致的核心。他是各色人等形成组织的第一要素，他为他们组成派别铺平了道路。一群人就像温顺的羊群，没了头羊就会不知所措。

领袖最初往往不过是被领导者中的一员。他本人也是被一些观念所迷惑，然后才变成了它的使徒。他对这些观念十分着迷，以至除此之外的一切事情都消失了。在他看来，一切相反的意见都是谬论或迷信。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罗伯斯庇尔，他对卢梭的哲学观念如醉如痴，在传播它们时竟然采用了宗教法庭的手段。

我们所说的领袖，更有可能是个实干家而非思想家。他们并没有头脑敏锐深谋远虑的天赋，他们也不可能如此，因为这种品质一般会让人犹疑不决。在那些神经有毛病的、好兴奋的、半癫狂的即处在疯子边缘的人中间，尤其容易产生这种人物。不管他们坚持的观念或追求的目标多么荒诞，他们的信念是如此坚定，这使得任何理性思维对他们都不起作用。他们对别人的轻藐和保留态度无动于衷，或者这只会让他们更加兴奋。他们牺牲自己的利益和家庭——牺牲自己的一切。

自我保护的本能在他们身上消失得无影无踪，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孜孜以求的惟一回报就是以身殉职。他们强烈的信仰使他们的话具有极大的说服力。芸芸众生总是愿意听从意志坚强的人，而他也知道如何迫使他们接受自己的看法。聚集成群的人会完全丧失自己的意志，本能地转向一个具备他们所没有的品质的人。

各民族从来就不缺领袖，然而，他们并非全都受着那种适合于使徒的强烈信念的激励。这些领袖往往熟请巧言令色之道，一味追求私利，用取悦于无耻的本能来说服众人。他们利用这种方式可能产生极大的影响，然而这只能奏效于一时。

有着狂热的信仰，能够打动群众灵魂的人，即隐士彼得、路德、萨伏那罗拉之流①，以及法国大革命中的人物，他们是在自己先被7种信条搞得想入非非之后，才能够让别人也想入非非。这样他们才能够在自己信众的灵魂里唤起一股坚不可摧的力量，即所谓的信仰，它能让一个人变得完全受自己的梦想奴役。

无论信仰是宗教的、政治的或社会的，也无论这信仰的对象是一本书、一个人或一种观念，信仰的建立永远取决于人群中伟大领袖的作用。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们有着非常巨大的影响力。在人类所能支配的一切力量中，信仰的力量最为惊人，福音书上说，它有移山填海的力量，一点也不假。使一个人具有信仰，就是让他强大了十倍。重大的历史事件一直是由一些籍籍无名的信徒造成的，他们除了自己赞成的信仰之外，几乎什么也不知道。传遍全球的伟大宗教，或是从这个半球扩张到另一半球的帝国，它们之得以建立，靠的并不是学者或哲学家的帮助，更不是怀疑论者的帮助。

不过，对于以上提到的这些事情，我们所关注的是那些伟大的领袖人物，他们为数甚少，史学家很容易把他们—一清点出来。他们构成了一个连续体的顶峰，其上是些权势显赫的主子，下面则是一些出力的人，在烟雾缭绕的小酒馆里，他们不停地向自己同志的耳朵里灌输着只言片语，慢慢地使其入迷。对于那些话的含义，他们自己也很少理解，但是根据他们的说法，只要将其付诸实行，一定会导致一切希望和梦想的实现。

在每个社会领域，从最高贵者到最低贱者，人只要一脱离孤独状态，立刻便处在某个领袖的影响之下。大多数人，尤其是群众中的大多数人，除了自己的行业之外，对任何问题都没有清楚而合理的想法。领袖的作用就是充当他们的引路人。不过，他也可以被定期出版物所取代，虽然往往效果不佳，这些定期出版物制造有利于群众领袖的舆论，向他们提供现成的套话，使他们不必再为说理操心。

群众领袖握有非常专制的权威，这种专制性当然是他们得到服从的条件。人们经常注意到，他们的权威无须任何后盾，就能轻易使工人阶级中最狂暴的人听命于自己。他们规定工时和工资比例，他们发出罢工命令，何时开始何时结束，全凭他们一声令下。

如今，由于政府甘心受人怀疑，使自己越来越没有力量，因此这些领袖和鼓动家正日益倾向于港取政府的位置。这些新主子的暴政带来的结果是，群众在服从他们时，要比服从政府温顺得多。如果因为某种变故，领袖从舞台上消失，群众就会回到当初群龙元首不堪一击的状态。在一次巴黎公共马车雇员的罢工中，两个指挥的领袖一被抓起来，罢工便立刻结束。在群体的灵魂中占上风的，并不是对自由的要求，而是当奴才的欲望。他们是如此倾向于服从，因此不管谁自称是他们的主子，他们都会本能地表示臣服。

这些首领和煽动家可以分成明显不同的两类。一类包括那些充满活力，但只一时拥有坚强意志的人。和他们相比，另一类人更为罕见，他们的意志力更持久。

前一种人一身蛮勇，在领导突然决定的暴动、带领群众冒死犯难、让新兵一夜之间变成英雄这些事情中，他们特别派得上用场。第一帝国时代的内伊和缀拉就属于这种人，在我们这个时代，加里波第也属于这种人物，他虽一无所长，却是个精力充沛的冒险家，他只带领一小撮人，就能够拿下古老的那不勒斯王国，尽管它受着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的保护。

不过，这类领袖的活力虽是一种应予考虑的力量，它却不能持久，很难延续到使它发挥作用的兴奋事件之后。当这些英雄回到日常生活中时，就像我刚才谈到的情况一样，他们往往暴露出最惊人的性格弱点。他们虽然能够领导别人，却好像不能在最简单的环境下思考和支配自己的行为。他们是这样一些领袖，在某些条件下，他们本人也受人领导并不断地受到刺激，总是有某个人或观念在指引着他们，有明确划定的行动路线可供他们遵循，不然他们就不能发挥自己的作用。

而另一类领袖，即那些能够持续保持意志力的人，尽管不那么光彩夺目，其影响力却要大得多。在这类人中，可以找到各种宗教和伟业的真正奠基人，例如圣保罗、哥伦布和德·雷赛市①皆是。他们或是聪明，或是心胸狭隘，这都无关紧要——世界是属于他们的。他们所具备的持久的意志力，是一种极为罕见、极为强大的品质，它足以征服一切。强大而持久的意志能够成就什么，并不总是能够得到充分的评价。没有任何事情能阻挡住它，无论自然、上帝还是人，都不育首。

强大而持久的意志能够造成什么结果，德·雷赛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最近的例子。他是一个把世界分成东西两半的人，他所成就的事业，过去三千年里曾有最伟大的统治者徒劳地做过尝试。他后来败在一项类似的事业上，但那是因为他年事已高的缘故，包括意志在内的一切事情，都会在衰老面前屈服。

如想说明单凭意志的力量能够完成什么事业，只须仔细想一下与开凿苏伊士运河时必须克服的困难有关的历史记载即可。一位见证人用令人印象深刻的寥寥数语，记录下了这项伟大工程的作者所讲述的整个故事：

日复一日，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他都在讲着那个关于运河的惊人故事。他讲述他所战胜的一切、他如何把不可能变为可能、他遇到的一切反对意见、与他作对的所有联盟，他经历的所有失望、逆境和失败，都没能让他灰。心丧气。他追忆英国如何打击他、法国和埃及如何迟疑不决、工程初期法国领事馆如何带头反对他，以及他所遇到的反对的性质，有人试图用拒绝供应饮水，使他的工人因口渴而逃跑。他还谈到，海军部长和工程师，一切富有经验、受过科学训练并且有责任心的人，全都自然而然地变成了他的敌人，他们全都站在科学立场上，断定灾难就在眼前，预言它正在逼近，并且计算出它会在某日某时发生，就像预测日蚀一样。涉及所有这些伟大领袖生平的书，不会包含太多的人名，但是这些名字却同文明史上最重大的事件联系在一起。

(2)领袖的动员手段：断言、重复和传染如果想在很短的时间里激发起群体的热情，让他们采取任何性质的行动，譬如掠夺宫殿、誓死守卫要塞或阵地，就必须让群体对暗示做出迅速的反应，其中效果最大的就是榜样。不过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群体应当在事前就有一些环境上的准备，尤其是希望影响他们的人应具备某种品质，对于这种有待于做深入研究的品质，我称之为名望。

但是，当领袖们打算用观念和信念——例如利用现代的各种社会学说——影响群体的头脑时，他们所借助的手段各有不同。其中有三种手段最为重要，也十分明确，即断言法、重复法和传染法。它们的作用有些缓慢，然而一旦生效，却有持久的效果。

做出简洁有力的断言，不理睬任何推理和证据，是让某种观念进入群众头脑最可靠的办法之一。一个断言越是简单明了，证据和证明看上去越贫乏，它就越有威力。一切时代的宗教书和各种法典，总是诉诸简单的断言。号召人们起来捍卫某项政治事业的政客，利用广告手段推销产品的商人，全都深知断言的价值。

但是，如果没有不断地重复断言——而且要尽可能措辞不变——它仍不会产生真正的影响。我相信拿破仑曾经说过，极为重要的修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重复。得到断言的事情，是通过不断重复才在头脑中生根，并且这种方式最终能够使人把它当做得到证实的真理接受下来。

只要看一看重复对最开明的头脑所发挥的力量，就可以理解它对群体的影响。这种力量是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即从长远看，不断重复的说法会进入我们无意识的自我的深层区域，而我们的行为动机正是在这里形成的。到了一定的时候，我们会忘记谁是那个不断被重复的主张的作者，我们最终会对它深信不移。广告所以有令人吃惊的威力，原因就在这里。如果我们成百上千次读到，x牌巧克力是最棒的巧克力，我们就会以为自己听到四面八方都在这样说，最终我们会确信事实就是如此。如果我们成百上千次读到，y牌药粉治好了身患顽症的最知名的人土，一旦我们患上了类似的疾病，我们终究会忍不住也去试用一下。如果我们总是在同一家报纸上读到张三是个臭名昭著的流氓，李四是最诚实的老实人，我们最终会相信事实就是如此，除非我们再去读一家观点相反、把他们的品质完全颠倒过来的报纸。把断言和重复分开使用，它们各自都具备足够强大的力量相互拼杀一番。

如果一个断言得到了有效的重复，在这种重复中再也不存在”异议，就像在一些著名的金融项目中，富豪足以收买所有参与者一样，此时就会形成所谓的流行意见，强大的传染过程于此启动。各种观念、感情、情绪和信念，在群众中都具有病菌一样强大的传染力。这是一种十分自然的现象，因为甚至在聚集成群的动物中，也可以看到这种现象。马厩里有一匹马踢它的饲养员，另一匹马也会起而效尤；几只羊感到惊恐，很快也会蔓延到整个羊群。在聚集成群的人中间，所有情绪也会迅速传染，这解释了恐慌的突发性。头脑混乱就像疯狂一样，它本身也是易于传染的。在自己是疯病专家的医生中间，不时有人会变成疯子，这已是广为人知的事情。当然，最近有人提到一些疯病，例如广场恐怖症，也能由人传染给动物。

每个人都同时处在同一个地点，并不是他们受到传染不可或缺的条件。有些事件能让所有的头脑产生一种独特的倾向以及一种群体所特有的性格，在这种事件的影响下，相距遥远的人也能感受到传染的力量。当人们在心理上已经有所准备，受到了我前面研究过的一些间接因素的影响时，情况尤其如此。这方面的一个事例是1848年的革命运动，它在巴黎爆发后，便迅速传遍大半个欧洲，使一些王权摇摇欲坠。

很多影响要归因于模仿，其实这不过是传染造成的结果。我在另一本著作中对它的影响已经做过说明，因此这里我只想按一段15年前我就这一问题说过的话。下面引述的观点已由另一些作者在最近的出版物中做了进一步的阐发。

人就像动物一样有着模仿的天性。模仿对他来说是必然的，因为模仿总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正是因为这种必然性，才使所谓时尚的力量如此强大。无论是意见、观念、文学作品甚至服装，有几个人有足够的勇气与时尚作对？支配着大众的是榜样，不是论证。每个时期都有少数个人同其他人作对并受到无意识的群众的模仿，但是这些有个性的人不能过于明目张胆地反对公认的观念。他们要是这样做的话，会使模仿他们变得过于困难，他们的影响也就无从谈起。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过于超前于自己时代的人，一般不会对它产生影响。这是因为两者过于界限分明。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欧洲人的文明尽管优点多多，他们对东方民族却只有微不足道的影响，因为两者之间的差别实在是太大了。

历史与模仿的双重作用，从长远看，会使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时代的一切入十分相似，甚至那些好像坚决不受这种双重影响的个＿，如哲学家、博学之士和文人，他们的思想和风格也散发着一种相似的气息，使他们所属的时代立刻就能被辨认出来。如想全面了解一个人读什么书，他有什么消遣的习惯，他生活于其中环境，并没有必要同他做长时间的交谈。传染的威力甚大，它不但能迫使个人接受某些意见，而且能让他接受一些感情模式。传染是一些著作在某个时期受到蔑视——可以拿《唐豪塞评为例——的原因，就在几年后，出于同样的原因，那些持批评态度的人，又会对它们大加赞赏。

群体的意见和信念尤其会因为传染，但绝不会因为推理而得到普及。目前流行于工人阶级中的学说，是他们在公共场所学到的，这是断言、重复和传染的成果。当然，每个时代创立的群众信仰的方式，也大都如出一辙。勒南就曾正确地把基督教最早的创立者比作“从一个公共场合到另一个公共场合传播观念的社会主义工人”；伏尔泰在谈到基督教时也注意到，“在一百多年里，接受它的只有一些最恶劣的败类”。

应当指出，与我前面提到的情况相似，传染在作用于广大民众之后，也会扩散到社会的上层。今天我们看到，社会主义信条就出现了这种现象，它正在被那些会成为它首批牺牲者的人所接受。传染的威力是如此巨大，在它的作用下，甚至个人利益的意识也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由此解释了一个事实：得到民众接受的每一种观念，最终总是会以其强大的力量在社会的最上层扎根，不管获胜意见的荒谬性是多么显而易见。社会下层对社会上层的这种反作用是个更为奇特的现象，因为群众的信念多多少少总是起源于一种更高深的观念，而它在自己的诞生地往往一直没有什么影响。领袖和鼓动家被这种更高深的观念征服以后，就会把它取为己用，对它进行歪曲，组织起使它再次受到歪曲的宗派，然后在群众中加以传播，而他们会使这个篡改过程更上一层楼。观念变成大众的真理，它就会回到自己的发源地，对一个民族的上层产生影响。从长远看是智力在塑造着世界的命运，但这种作用十分间接。当哲学家的思想通过我所描述的这个过程终于大获全胜时，提出观念的哲人们早已化为尘土。

(3)名望利用断言、重复和传染进行普及的观念，因环境而获得了巨大的威力，这时它们就会具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即所谓的名望。

世界上不管什么样的统治力量，无论它是观念还是人，其权力得到加强，主要都是利用了一种难以抗拒的力量，它的名称就是“名望”。每个人都了解这个词的含义，但是其用法却十分不同，因此不易做出定义。名望所涉及到的感情，既可以是赞赏，也可能是畏惧。有时这些感情是它的基础，但是没有它也完全能够存在。最大的名望归死人所有，即那些我们不再惧怕的人，例如亚历山大、凯撒、穆罕默德和佛祖。此外还有一些我们并不赞赏的虚构的存在——印度地下神庙中那些可怕的神灵，但是它们因为具有名望而让我们害怕。

在现实中，名望是某个人、某本著作或某种观念对我们头脑的支配力。这种支配会完全麻痹我们的批判能力，让我们心中充满惊奇和敬畏。这种感觉就像所有感情一样难以理解，不过它好像与魅力人物所引起的幻觉没有什么不同。名望是一切权力的主因。不管神仙、国王还是美女，缺了它一概没戏。

形形色色的名望总括起来可以分为两大类：先天的名望和个人名望。先天的名望来自称号、财富和名誉。它可以独立于个人的名望。相反，个人名望基本上为一个人所特有，它可以和名誉、荣耀、财富共存，或由此得到加强，不过没有这些东西，它也完全能够存在。

先天的或人为的名望更为常见。一个人占据着某种位置、拥有一定的财富或头衔，仅仅这些事实，就能使他享有名望，不管他本人多么没有价值。一身戎装的士兵、身着法袍的法官，总会令人肃然起敬。帕斯卡尔则分正确地指出，法施和假发是法官必不可少的行头。没了这些东西，他们的权威就会损失一半。即使是最狂放不羁的社会主义者，王公爵爷的形象对他也多少总会有所触动。拥有这种头衔会使剥夺生意人变得轻而易举。

以上所说的这种名望，是由人来体现的，在这些名望之外，还有一些名望体现在各种意见、文学和艺术作品等事物中。后者的名望往往只是长年累月重复的结果。历史，尤其是文学和艺术的历史，不过就是在不断地重复一些判断。谁也不想证实这些判断，每个人最后都会重复他从学校里学到的东西，直到出现一些再没人敢于说三道四的称号和事物。对于一个现代读者来说，研读荷马肯定是极令人生厌的事，然而谁敢这么说？巴台农神庙按其现存的状态，不过是一堆非常没有意思的破败废墟，但是它的巨大名望却使它看起来不是那个样子，而是与所有的历史记忆“如果他的财产能够使他保持自己的身份，他事先便可断定他们会爱戴他；只要能与他交往，他们会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一切都交到他手里。看得出来，当他露面时，他们高兴得脸上泛红；如果他向他们说话，抑制不住的愉快会让他们面红耳赤，眼睛里闪烁着不同寻常的光芒。这么说吧，他们的血液里就流淌着对贵族的崇敬，正像西班牙人热爱舞蹈、德国人热爱音乐、法国人喜欢革命一样。

他们对骏马和莎士比亚的热情不十分强烈，这些东西带给他们的满足和骄傲也算不上他们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讲述贵族的书销路相当不错，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它们，就像人手一册的《圣经》。

名望的特点就是阻止我们看到事物的本来面目，让我们的判断力彻底麻木。这些意见的普遍性与它们是对是错全无关系，它们只受制于名望。现在我来谈谈个人的名望。它的性质完全不同于我刚才说过的那些人为的或先天的名望。这是一种与一切头衔和权力无关的品质，而且只为极少数人所具备，它能使他们对自己周围的人施以真正神奇的幻术，即使这些人与他们有着平等的社会地位，而且他们也不具备任何平常的统治手段。他们强迫周围的人接受他们的思想与感情，众人对他的服从，就像吃人毫不费力的动物服从驯兽师一般。

伟大的群众领袖，如佛祖、耶稣、穆罕默德、圣女贞德和拿破仑，都享有这种极高的名望，他们所取得的地位也同这种名望特别有关。各路神仙、英雄豪杰和各种教义，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大行其道，都是因为各有其深入人心的力量。当然，对他(它)们是不能探讨的，只要一探讨，他(它)们便烟消云散。

我提到的这些人在成名之前，早就具备一种神奇的力量，没有这种力量他们也不可能成名。譬如说，达到荣耀顶峰时的拿破仑，仅仅因为他的权力这一事实，就享有巨大的名望，但是在他没有这种权力，仍然籍籍无名时，他就已经部分地具备了这种名望。当他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将军时，多亏了那些有权势者要保护自己，他被派去指挥意大利的军队。他发现自己处在一群愤怒的将军中间，他们一心要给这个总督派来的年轻外来户一点颜色瞧瞧。从一开始，从第一次会面时起，他没有借助于任何语言。姿态或威胁，他们一看到这个就要变成大人物的人，就被他征服了。泰纳利用当时的回忆录，对这次会面做了引人入胜的说明：

师部的将军中间包括奥热罗，一个一身蛮勇的赳赳武夫，他为自己的高大身材和源悍而扬扬自得。他来到军营，对巴黎派给他们的那个暴发户一肚子怒气。

对于他们得到的有关此人如何强大的描述，奥热罗打算粗暴地不予理睬：一个巴拉斯的宠儿，一个因旺代事件而得到将军头衔的入，他在学校里的成绩就是街头斗殴，相貌不佳，有着数学家和梦想家的美名。他们被带来了，波拿巴让他们等在外边。他终于佩带着自己的剑出现在他们面前。他带上帽子，说明了他所采取的措施，下达命令，然后让他们离开。奥热罗一直沉默不语。直到出门后他才重新找回了自信，让自己能够像通常那样骂骂咧咧地说话。他同意马塞纳的看法，这个小个子魔鬼将军让他感到敬畏，他无法理解那种一下子就把他压倒的气势。

变成大人物后，拿破仑的名望与他的荣耀同步增长，至少在他的追随者眼里，他和神灵的名望已不相上下。旺达姆将军，一个粗汉、大革命时代的典型军人，甚至比奥热罗更粗野，1815年，在与阿纳诺元帅一起登上杜伊勒利宫的楼梯时，他对元帅谈到了拿破仑：“那个魔鬼般的人物对我施用的幻术，我自己也搞不懂为何如此厉害，一看到他，我就像个小孩子一样禁不住打颤。他简直能够让我钻进针眼，投身火海。”

拿破仑对和他接触过的所有人，都能产生这种神奇的影响。达武在谈到马雷和他本人的奉献精神时说：“如果皇帝对我们说，‘毁灭巴黎，不让一个人活着或跑掉，这对于我的政策至关重要’，我相信马雷是会为他保密的，不过他还不至于顽固到不想让自己的家人离开这座城市。而我会因为担心泄露真情，把我的妻儿留在家里。”

必须记住这种命令让人神魂颠倒的惊人力量，才能够理解他拿破仑完全意识到了自己的名望，他知道，如果他把自己身边的人看得还不如马夫，他的名望就会更上一层楼。这些人中包括国民议会里的一些令欧洲人心惊胆战的显赫人物。

当时的许多闲谈都可说明这一事实。在一次国务会议上，拿破仑就曾粗暴地羞辱过伯格诺，其无礼就像对待一个男仆。发生效果后，他走到这人面前说：“喂，笨蛋，你找到脑子了吗？”伯格诺，一个如鼓手长一般高大的人，深深地躬着腰。

那个小个子伸手揪住大个子的耳朵，把他提了起来。“这是令人心醉的宠信的表示”，伯格诺写道，“这是主人发怒时常见的亲见举动”。这些事例可以使人清楚地认识到，名望能够产生多么无耻的陈词滥调。它也能够使我们看到大暴君对其噗罗们极为轻蔑的态度——他只把他们看作“他灰”。从厄尔巴岛返回法国的壮举——他孤身一人，面对一个对他的暴政想必已感到厌倦的大国，却能闪电般地征服整个法国。他只须看一眼那些派来阻挡他、曾发誓要完成自己使命的将军们，他们没做任何商量便屈服了。

英国将军吴士礼写道：“拿破仑，一个来自他的王国厄尔巴岛的逃犯，几乎是孤身一人在法国登陆，几周之内便把合法国王统治下的法国权力组织统统推翻。

想证明一个人的权势，还有比这更惊人的方式吗？在他的这场最后战役中，从头至尾，他对同盟国又施加了多么惊人的权势！他们让他牵着鼻子走，他差一点就打败他们！”

他的名望长于他的寿命，而且有增无减。他的名望让他的一个籍籍无名的侄子变成了皇帝。直到今天他的传奇故事仍然不绝于耳，足见对他的怀念是多么强烈。随心所欲地迫害人，为了一次次的征伐，就让数百万人死于非命——只要你有足够的名望和付诸实施的天才，人们就会允许你这样做。

不错，我所谈的都是名望的一些极不寻常的例子。但是为了了解那些伟大的宗教、伟大的学说和伟大的帝国的起源，提提这些事例是有好处的。没有这种名望对群众的影响，这些发展就会成为不可思议的事情。

但是，名望并不是完全以个人的权势、军事业绩或宗教敬畏为基础。它可以有较为平庸的来源，其力量也相当可观。我们这个世纪便提供了若干实例。能够让后人世代不忘的最惊人的事例之一，是那个把大陆一分为二，改变了地球面貌和通商关系的著名人物的故事。他完成了自己的壮举，是因为他有强大的意志，也因为他能让自己周围的人着迷。为了克服他遇到的无数反对，他只让自己的表现说话。他言语简洁，他的魅力可以化敌为友。英国人反对他的计划尤其卖力，但是他一出现在英国，就把所有选票都争取到了自己一边；晚年他路过南安普顿时，一路上教堂钟声不断；如今又有一场运动在英国展开，要为他树立一座塑像。

征服了必须征服的一切——人和事、沼泽、岩石、沙地——之后，他不再相信还有什么事情能挡住他，他想在巴拿马再挖一条苏伊士运河。他按老办法着手这项工程，但是他已上了年纪。此外，虽有移山填海的信念，如果那山过于高大，也是没办法移动的。山会进行抵抗，后来发生的灾难，也抹去了这位英雄身上耀眼的光环。他的一生说明了名望如何出现，也说明了它如何消失。在成就了足以同历史上最伟大的英雄媲美的业绩之后，他却被自己家乡的官僚打入最下贱的罪犯之流。他去世时没人留意，灵柩经过处，是一群无动于衷的民众。只有外国政府像对待历史上每个最伟大的人一样，怀着敬意对他表示纪念。

上面提到的这些事仍然属于极端的例子。要想对名望的心理学有细致的认识，把它们置于一系列事例中的极端是必要的。这个系列的一端是宗教和帝国的创立者，另一端则是用一项新帽子或一件新服饰向邻居炫耀的人。

在这一系列事例的两极之间，文明中的各种不同因素——科学、艺术、文学等等——所导致的一切不同形式的名望，都有一席之地，并且可以看到，名望是说服群众的一个基本因素。

“在费迪南·德·雷赛布受到指控后，人们无权再对哥伦布的可悲下场表示惊讶。如果雷赛布是个骗子，那么一切高贵的幻想便都成了犯罪。古人会用荣耀的光环来纪念他，会让他饮下奥林匹克的甘露，因为他改变了地球的面貌，完成了使万物更加完美的任务。上诉法院的首席法官因为指控费迪南·德·雷赛市而成了不朽的人物，因为各民族总是需要一些人，他们不害怕把信徒的帽子扔向一位老人——他的一生为当代人增光——以此贬低自己的时代。”

“在资产阶级憎恨大胆创举的地方，再也不要谈论什么不可动摇的正义的未来！民族需要勇士，他们充满自信，克服了所有的障碍，不在乎个人的安危。天才不可能谨小慎微，一味谨小慎微，是绝对不可能扩大人类的活动范围的。”

“……费迪南·德·雷赛布知道凯旋的狂喜与挫折的创痛——苏伊士和巴拿马。在这一点上，这颗心对成功的道德进行了反叛。当雷赛布成功地贯通了两个海洋时，国王和人民向他致敬；如今，当他败在科迪雷拉斯的岩石面前时，他不过是个毫无教养的骗子。……从这种结局中我们看到了社会各阶级之间的战争，看到了资产阶级和雇主们的不满，他们借助于刑法，对那些在其同胞中出类拔萃的人施以报复，在面对人类天才高远的理想时，现代立法者心里充满窘迫，而公众对这些理想也不甚理解。一个大律师不难证明，斯坦利(比利时著名探险家)是个疯子，德·雷赛布也是个骗子。”

享有名望的人、观念或物品，会在传染的作用下，立刻受到人们自觉不自觉的模仿，使整整一代人接受某些感情或表达思想的模式。进一步说，这种模仿通常是不自觉的，这解释了它的彻底性这一事实。临摹某些原始人的单调色彩和僵硬姿态的现代画家，很少能够比他们灵感的来源更有生命力。他们相信自己的真诚，但若是没有哪个杰出的大师复活了这种艺术形式，人们便会一直只看到他们幼稚低级的一面。那些模仿另一位著名大师的艺术家，在他们的画布上涂满了紫罗兰色的暗影，但是他们在自然界并没有看到比50年前更多的紫罗兰。他们是受了另一位画家的个性和特殊印象的影响，即受到了他的“暗示”，而这位画家尽管古怪，却成功地获得了巨大的名望。在文明的所有因素中，都可以举出类似的例子。

由以上论述可知，名望的产生与老干因素有关，而其中成功永远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每个成功者，每个得到承认的观念，仅仅因为成功这一事实，便不再受到人们的怀疑。成功是通向名望的主要台阶，其证据就是成功一旦消失，名望几乎也总是随之消失。昨天受群众拥戴的英雄一旦失败，今天就会受到侮辱。当然，名望越高，反应也会越强烈。在这种情况下，群众会把陌路英雄视为自己的同类，为自己曾向一个已不复存在的权威低头哈腰而进行报复。当年罗伯斯庇尔把自己的同伙和大量的人处死时，他享有巨大的名望。当几张选票的转移剥夺了他的权力时，他便立刻失去了名望，群众齐声咒骂着把他送上了断头台，正像不久前对待他的牺牲品一样。信徒们总是穷凶极恶地打碎他们以前神灵的塑像。

缺少成功的名望，会在很短的时间里消失。不过它也可以在探讨中受到磨蚀，只是时间要更长一些。不管怎么说，探讨的力量是极为可靠的。当名望成为问题时，便不再是名望。能够长期保持名望的神与人，对探讨都毫不宽容。为了让群众敬仰，必须同它保持距离。

谢选骏指出：勒庞说“当名望成为问题时，便不再是名望。能够长期保持名望的神与人，对探讨都毫不宽容。为了让群众敬仰，必须同它保持距离。”——我看他把神与人相提并论，说明他对宗教的理解是肉欲的、肤浅的、现实的、必死无疑的。

【第2卷、群体的意见和信念　4、群体的信念和意见的变化范围】

提要：(1)牢固的信念。某些普遍信念不易改变/它们是文明的主流/根除它们十分困难/信念在哲学上的荒谬性不妨碍它的传播。(2)群体意见的多变。不是来自普遍信念的意见极为易变/近百年来观念和信仰的多样化/这种多样化的真正界限/受到多样化影响的事物/混乱的报业造成了意见的多变。

(1)牢固的信念生物的解剖学特征和心理特征有着密切的相似之处。在这些解剖学特征中，会看到一些不易改变或只有轻微改变的因素，它们的改变需要以地质年代来计算。

除了这些稳定的、不可摧毁的特征之外，也可以看到一些极易变化的特征，如利用畜牧和园艺技术很容易就能加以改变的特征，有时它们甚至会使观察者看不到那些基本特征。

在道德特征上也可以看到同样的现象。一个种族除了有不可变的心理特征外，也能看到它有一些可变因素。因此在研究一个民族的信仰和意见时，在一个牢固的基础结构之上，总是可以观察到有一些嫁接在上面的意见，其多变一如岩石上的流沙。

因此，群体的意见和信念可以分成非常不同的两类。一方面我们有重要而持久的信仰，它们能够数百年保持不变，整个文明也许就是以它为基础。例如过去的封建主义、基督教和新教，在我们这个时代则有民族主义原则和当代的民主和社会主义观念。其次是一些短暂而易变的意见，它们通常是每个时代生生灭灭的一些普遍学说的产物，这方面的例子有影响文学艺术的各种理论，例如那些产生了浪漫主义、自然主义或神秘主义的理论。这些意见通常都是表面的，就像时尚一样多变。它们类似于一池深水的表面不断出现和消失的涟漪。

伟大的普遍信仰数量十分有限。它们的兴衰是每一个文明种族的历史上令人瞩目的事件。它们构成了文明的真正基础。

用一时的意见影响群众的头脑不难，想让一种信仰在其中长久扎根却极为不易。不过，一旦这种信念得到确立，要想根除它也同样困难。通常只有用暴力革命才能对它们进行革新。甚至当信念对人们的头脑几乎已完全失去控制力时，也要借助于革命。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作用是对几乎已经被人抛弃的东西做最后的清理，因为习惯势力阻碍着人们完全放弃它们。一场革命的开始，其实就是一种信念的末日。

一种信念开始衰亡的确切时刻很容易辨认——这就是它的价值开始受到置疑的时刻。一切普遍信念不过是一种虚构，它唯一的生存条件就是它不能受到审察。

不过，即使当一种信念已经摇摇欲坠时，根据它建立起来的制度仍会保持其力量，消失得十分缓慢。最后，当信念的余威尽失时，建立于其上的一切很快也会开始衰亡。迄今为止，没有哪个民族能够在没有下决心破坏其全部文明因素的情况下转变它的信仰。这个民族会继续这一转变过程，直到停下脚步接受一种新的普遍信念为止，在此之前它会一直处在一种无政府状态中。普遍信念是文明不可缺少的柱石，它们决定着各种思想倾向。只有它们能够激发信仰并形成责任意识。

各民族一直清楚获得普遍信念的好处，它们本能地知道，这种信念的消失是它们衰败的信号。使罗马人能够征服世界的信念，是他们对罗马的狂热崇拜；当这种信念寿终正寝时，罗马也注定衰亡。至于那些毁灭了罗马文明的野蛮人，只有当他们具备某种共同接受的信念，使他们取得了一定的团结，摆脱了无政府状态时，才能做到这一点。

各民族在捍卫自己意见时，总是表现出不宽容的态度，这显然事出有因。这种对哲学批判表现出来的不宽容态度，代表着一个民族生命中最必要的品质。在中世纪，正是为了寻求或坚持普遍信仰，才有那么多发明创新者被送上火刑柱，即或他们逃脱了殉道，也难免死于绝望。也正是为了捍卫这些信念，世界上才经常上演一幕幕最可怕的混乱，才有成千上万的人战死沙场或将要死在那里。

建立普遍信念的道路可谓困难重重，不过一旦它站稳了脚跟，它便会长期具有不可征服的力量，无论从哲学上看它多么荒谬，它都会进人最清醒的头脑。在长达1500年的时间里，欧洲各民族不是一直认为，那些像莫洛克神一样野蛮的宗教神话是不容争辩的吗？有个上帝因为他自己创造出来的动物不听话，便进行自我报复，让其儿子承受可怕的酷刑，在十多个世纪里，居然一直没人认识到这种神话荒谬至极。有过人天赋者，如枷利略、如牛顿、如莱布尼茨，一刻也没有想到过这种说教的真实性值得怀疑。普遍信仰有催眠作用，没有任何事情比这个事实更典型，也没有任何事情能更确切地表明，我们的理智有着令人汗颜的局限性。

新的教条一旦在群体的头脑中生根，就会成为鼓舞人心的源泉，它由此会发展出各种制度、艺术和生活方式。在这种环境之下，它对人们实行着绝对的控制。

实干家一心要让这种普遍接受的信仰变成现实，立法者一心想把它付诸实行，哲学家、艺术家和文人全都醉心于如何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现它，除此之外再无他想。

从基本信念中可以派生出一些短暂的观念，然而它们总是具有那些信念赋予它们的印记。埃及文明，中世纪的欧洲文明，阿拉伯地区的穆斯林文明，都是寥寥几种宗教信仰的产物，这些文明中即使最微不足道的事物，也都留下了它们一眼就能辨认出来的印记。

因此，幸亏有这些普遍信念，每个时代的人都在一个由相似的传统、意见和习惯组成的基本环境中成长，他们不能摆脱这些东西的检桔。人的行为首先受他们的信念支配，也受由这些信念所形成的习惯支配。这些信念调整着我们生活中最无足轻重的行动，最具独立性的精神也摆脱不了它们的影响。在不知不觉中支配着人们头脑的暴政，是惟一真正的暴政，因为你无法同它作战。不错，提比略今成吉思汗和拿破仑都是可怕的暴君，但是躺在坟墓深处的摩西、佛祖、耶稣和穆罕默德，对人类实行着更深刻的专制统治。利用密谋可以推翻一个暴君，而反对牢固的信念又有什么可资利用？在同罗马天主教的暴力对抗中，最终屈服的是法国大革命，尽管群体的同情显然是在它这一边，尽管它采用了像宗教法庭一样无情的破坏手段。人类所知道的惟一真正的暴君，历来就是他们对死人的怀念或他们为自己编织出来的幻想。

普遍的信念从哲学上说往往十分荒谬，但这从来不会成为它们获胜的障碍。

当然，如果这些信念缺少了提供某种神奇的荒谬性这一条件，它们也不可能获胜。

因此，今天的社会主义信念虽有明显的破绽，这并没有阻止它们赢得群众。这种思考得出的推一结论是，和所有宗教信仰相比，其实它只能算是等而下之的信仰，因为前者所提供的幸福理想只能实现于来世，因此也无法反驳它，而社会主义的幸福理想要在现世得到落实，因而只要有人想努力实现这种理想，它的许诺的空洞无物立刻就会暴露无遗，从而使这种新信仰身败名裂。因此，它的力量的增长也只能到它获得胜利，开始实现自身的那天为止。由于这个原因，这种新宗教虽然像过去所有的宗教一样，也以产生破坏性影响为起点，但是将来它并不能发挥创造性的作用。

(2)群体意见的多变以上我们阐述了牢固信念的力量，不过在这个基础的表面，还会生长出一些不断生生灭灭的意见、观念和思想。其中一些也许朝生暮死，较重要的也不会比一代人的寿命更长。我们已经指出，这种意见的变化有时不过是些表面现象，它们总是受到某些种族意识的影响。例如在评价法国政治制度时我们说明，各政党表面上看极为不同——保莫派、激进派、帝国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等等，但是它们都有着一个绝对一致的理想，并且这个理想完全是由法兰西民族的精神结构决定的，因为在另一些民族中，在相同的名称下会看到一些完全相反的理想。无论是给那些意见所起的名称，还是其骗人的用法，都不会改变事物的本质。大革命时代的人饱受拉丁文学的熏陶，他们的眼睛只盯着罗马共和国，采用它的法律、它的权标、它的法施，但他们并没有变成罗马人，因为后者是处在一个有着强大的历史意义的帝国的统治之下。哲学家的任务，就是研究古代的信念在其表面变化背后有什么东西支撑着它们，在不断变化的意见中找出受普遍信念和种族特性决定的成分。

如果不做这种哲学上的检验，人们会以为群众经常随意改变他们的政治或宗教信念。一切历史，无论是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文学的历史，似乎都证明了事情就是如此。作为例证，让我们来看看法国历史上非常短暂的一个时期，即1790到1820年这30年的时间，这也正好是一代人的时间。在这段时间，我们看到，最初是保皇派的群体变得十分革命，然后成为极端的帝国主义者，最后又变成了君主制的支持者。在宗教问题上，他们在这段时间从天主教倒向无神论，然后倒向自然神论，最后又回到了最坚定的天主教立场。这些变化不只发生在群众中，而且发生在他们的领导者中。我们吃惊地发现，国民公会中的一些要人，国王的死敌、既不信上帝也不信主子的人，竟会变成拿破仑恭顺的奴仆，在路易十八的统治下，又手持蜡烛虔诚地走在宗教队伍中间。

在以后的刀年里，群众的意见又发生了无数次变化。本世纪初“背信弃义的英国佬”在拿破仑的继承者统治时期，成了法国的盟友。两度受到法国入侵的俄国，以满意的心情看着法国倒退，也变成了它的朋友。

在文学、艺术和哲学中，接下来的意见变化更为迅速。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和神秘主义等等，轮番登场，生生灭灭。昨天还受着吹捧的艺术家和作家，明天就会被人痛加责骂。

但是，当我们深入分析所有这些表面的变化时，我们发现了什么？一切与民族的普遍信念和情感相修的东西，都没有持久力，逆流不久便又回到了主河道。

与种族的任何普遍信念或情感全无关系，从而不可能具有稳定性的意见，只能听任机遇的摆布，或者——假如其说法还有可取之处——会根据周围的环境而发生变化。它们只能是在暗示和传染的作用下形成的一种暂时现象。它们匆匆成熟，又匆匆消失，就像海边沙滩上被风吹成的沙丘。

目前，群体中易变的意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这有三个不同的原因。

首先，昔日的信仰正在日甚一目地失去影响力，因此它们也不再像过去那样，能够形成当时的短暂意见。普遍信仰的衰落，为一大堆既无历史也无未来的偶然意见提供了场所。

第二个原因是群众的势力在不断增长，这种势力越来越没有制衡力量。我们已有所了解的群体观念的极其多变这一特点，得以无拘无束地表现出来。

最后，第三个原因是报业最近的发展，它们不断地把完全对立的意见带到群众面前。每一种个别的意见所产生的暗示作用，很快就会受到对立意见的暗示作用的破坏。结果是任何意见都难以普及，它们全都成了过眼烟云。今天，一种意见还来不及被足够多的人接受，从而成为普遍意见，便已寿终正寝。

这些不同的原因造成一种世界史上的全新现象，它是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特点。我这里是指政府在领导舆论上的无能。

过去，就在不久以前，政府的措施、少数作家和寥寥几家报纸的影响，就是公众舆论真正的反映者，而今天作家已经没有任何影响力，报纸则只反映意见。

对于政客来说，他们莫说是引导各种意见，追赶意见还怕来不及。他们害怕意见，有时甚至变成了恐惧，这使他们采取了极不稳定的行动路线。

于是，群体的意见越来越倾向于变成政治的最高指导原则。它已经发展到了这种地步，竟然能够迫使国家之间结盟，例如最近的法俄同盟，就几乎完全是一场大众运动的产物。目前一种奇怪的病症是，人们看到教皇、国王和皇帝们也在同意接受采访，仿佛他们也愿意把自己在某个问题上的看法交给群众评判。在政治事务上不可感情用事，过去这样说也许还算正确，但是当政治越来越受到多变的群众冲动的支配，而他们又不受理性的影响，只受情绪支配时，还能再这样说吗？

至于过去引导意见的报业，就像政府一样，它在群众势力面前也变得屈尊偏就。当然，它仍然有相当大的影响，然而这不过是因为它只一味反映群众的意见及其不断的变化。报业既然成了仅仅提供信息的部门，它便放弃了让人接受某种观念或学说的努力。它在公众思想的变化中随波逐流，出于竞争的必要，它也只能这样做，因为它害怕失去自己的读者。过去那些稳健而有影响力的报纸，如《宪法报》、《论坛报》或《世纪报》，被上一代人当做智慧的传播者，如今它们不是已经消失，就是变成了典型的现代报纸，最有价值的新闻被夹在各种轻松话题、社会见闻和金融谎言之间。如今，没有哪家报纸富裕到能够让它的撰稿人传播自己的意见，因为对于那些只想得到消息，对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所有断言一概表示怀疑的读者，这种意见的价值微乎其微。甚至评论家也不再能有把握地说一本书或一台戏获得了成功。他们能够恶语中伤，但不能提供服务。报馆十分清楚，在形成批评或个人意见上没有任何有用的东西，于是它们便采取压制批评的立场，只限于提一下书名，再添上两三句“捧场的话”。在对年的时间里，同样的命运也许会降临到戏剧评论的头上。

今天，密切关注各种意见，已经成为报社和政府的第一要务。它们需要在没有任何中间环节的情况下知道一个事件、一项法案或一次演说造成的效果。这可不是件轻松的任务，因为没有任何事情比群众的想法更为多变，今天，也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像群众对他们昨天还赞扬的事情今天便给予痛骂的做法更为常见。

不存在任何引导意见的力量，再加上普遍信仰的毁灭，其最终结果就是对一切秩序都存在着极端分歧的信念，并且使群众对于一切不明确触及他们直接利益的事情，越来越不关心。像社会主义这种信条的问题，只在很没有文化的阶层，如矿山和工厂里的工人中间，能够得势，中产阶级的下层成员以及受过一些教育的工人，不是变成了彻底的怀疑论者，就是抱着极不稳定的意见。

过去25年里朝着这个方向演变的速度是惊人的。在这之前的那个时期，虽然与我们相距不算太远，人们的意见还仍然大致存在着一般趋势，它们的产生是因为接受了一些基本的信仰。只根据某人是个君主制的拥护者这一事实，即可断定他持有某些明确的历史观和科学观；只根据某人是共和主义者，便可以说他有着完全相反的观点。拥护君主制的人十分清楚，人不是从猴子变过来的，而共和主义者同样十分清楚，人类的祖先就是猴子。拥护君主制的人有责任为王室说话，共和主义者则必须怀着对大革命的崇敬发言。凡是提到一些人名，如罗伯斯庇尔和马拉，语气中必须含有宗教式的虔诚，还有一些人名，如凯撒、奥古斯都或拿破仑，也万万木可在提到时不予以猛烈的痛斥。甚至在法兰西的索邦，也普遍存在着这种理解历史的幼稚方式。

目前，由于讨论和分析的缘故，一切意见都失去了名望；它们的特征很快退化，持续的时间之短很难唤起我们的热情。现代人日益变得麻木不仁。

对于理念的衰退不必过于悲伤。无可争辩，这是一个民族生命衰败的征兆。

当然，伟大的人、具备超凡眼光的人、使徒和民众领袖——总之，那些真诚的、有强烈信念的人——与专事否定、批判的人或麻木不仁的人相比，能够发挥更大的影响，不过我们切莫忘记，由于目前群众拥有庞大的势力，因此，如果有一种意见赢得了足够的声望，使自己能够得到普遍接受，那么它很快便会拥有强大的专制权力，使一切事情全要屈服于它，自由讨论的时代便会长久地消失。群众偶尔是个步态悠闲的主人，就像赫利奥加巴勒和梯比留斯一样，但他们也是狂暴而反复无常的。当一种文明让群众占了上风时，它便几乎没有多少机会再延续下去了。如果说还有什么事情能够推迟自身的毁灭的话，那就是极不稳定的群众意见，以及他们对一切普遍信仰的麻木不仁。

谢选骏指出：勒庞说“群体的信念和意见的变化范围”，我看大致不出实用主义者所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就是“成王败寇”的范围——所以民意如流水，水往低处流。

【第3卷、不同群体的分类及其特点　1、群体的分类】

提要：群体的一般分类/(1)异质性群体。它们的不同类型/种族的影响/群体精神敌不过种族精神/种族精神代表文明状态，群体精神代表野蛮状态。(2)同质性群体。它们的不同类型/宗派、身份团体和阶级。

我们已在本书中论述了群体动理的一般特点。仍然有待说明的是，不同类型的集体在一定刺激因素的影响下变成群体时各自具有的特点。我们先用几句话来谈谈群体的分类。

我们的起点是简单的人群。当许多人组成的人群是属于不同种族时，我们便看到了它最初级的形态。在这种情况下，惟一能够形成团结的共同纽带，是头领或多或少受到尊敬的意志。在几百年的时间里不断进犯罗马帝国的野蛮人，来源十分复杂，因此可以把他们作为这种人群的典型。

比不同种族的个人组成的人群更高的层面，是那些在某些影响下获得了共同特征，因而最终形成一个种族的人群。它们有时表现出某些群体的特征，不过这些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敌不过种族的因素。

在本书阐述过的某些影响的作用下，这两种人群可以转变成有机的或心理学意义上的群体。我们把这些有机的群体分为以下两类：

(1)异质性群体：a.无名称的群体(如街头群体)；b.有名称的群体(如陪审团、议会等)(2)同质性群体：a.派别(政治派别、宗教派别等)b.身份团体(军人、僧侣、劳工等)c.阶级(中产阶级、农民阶级等)我们将简单地指出这些不同类型群体的特征。

(1)异质性群体本书前面研究的一直就是这种群体的特点。它们是由有着各种特点、各种职业、各种智力水平的个人组成的。

我们只根据事实便已知道，人作为行动的群体中的一员，他们的集体心理与他们的个人心理有着本质的差别，而且他们的智力也会受到这种差别的影响。我们已经知道，智力在集体中不起作用，它完全处在无意识情绪的支配之下。

一个基本因素，即种族的因素，使不同的异质性群体几乎完全不同。

我们经常谈到种族的作用，指出它是人们行动最强大的决定因素。它的作用在群体的性格中也有迹可寻。由偶然聚集在一起的个人组成的群体，如果他们全是英国人或中国人，同有着任何不同特征但属于同一个种族的个人——如俄国人、法国人或西班牙人——组成的群体，会有很大的差别。

当环境形成了一个群体，并且——虽然这种情况相当罕见——其中有着不同民族但比例大体相同的个人时，他们所继承的心理成分给人的感情和思想方式造成的巨大差异，立刻就会变得十分突出，不管让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是多么一致的利益，都会发生这种情况。社会主义者试图在大型集会中把不同国家的工人代表集合在一起的努力，最后总是以公开的分歧收场。拉丁民族的群体，不管它多么革命或多么保守，为了实现自己的要求，无一例外地求助于国家的干预。它总是倾向于集权，总是或明或暗地倾向于赞成独裁。相反，英国人或美国人的群体就不拿国家当回事，他们只求助于个人的主动精神。法国的群体特别看重平等，英国的群体则特别看重自由。这些差异解释了为何几乎有多少个国家就有多少种不同形式的社会主义和民主。

由此可见，种族的气质对群体性格有着重大影响。它是一种决定性力量，限制着群体性格的变化。因此可以认为，一条基本定律就是，由于种族精神的强大，群体的次要性格相比之下并不十分重要。群体状态或支配群体的力量类似于野蛮状态，或者说是向这种状态的回归。种族正是通过获得结构稳定的集体精神，才使自身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摆脱了缺乏思考的群体力量，走出了野蛮状态。除了种族因素之外，对异质性群体最重要的分类，就是把它们分为无名称的群体——如街头群体——和有名称的群体，如精心组织起来的议会和陪审团。前一种群体缺乏责任感，而后一种群体则发挥了这种责任感，这往往使它们的行动有着很大的不同。

(2)同质性群体同质性群体包括：(1)派别；(2)身份团体；(3)阶级。

派别是同质性群体组织过程的第一步。一个派别包括在教育、职业和社会阶级的归属方面大不相同的个人，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是共同的信仰。这方面的例子是宗教和政治派别。身份团体是最易于组织起群体的一个因素。派别中包含着职业、教育程度和社会环境大不相同的个人，他们仅仅是被共同的信仰联系在一起，而身份团体则由职业相同的个人组成，因此他们也有相似的教养和相当一致的社会地位。这方面的例子如军人和僧侣团体。

阶级是由来源不同的个人组成的，和派别有所不同，使他们结合在一起的不是共同的信仰，也不像身份团体那样，是因为相同的职业，而是某种利益、生活习惯以及几乎相同的教育。这方面的例子是中产阶级和农民阶级。

本书只讨论异质性群体，把同质性群体(派别、身份团体和阶级)放在另一书本里研究，因此我不打算在这里谈论后一种群体的特点。在结束对异质性群体的研究时，我会考察一下几种典型的特殊群体。

谢选骏指出：勒庞医学出身，又从事物理学研究，因此他把心理学甚至历史学都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他对“不同群体的分类”及其种种特点的描述，也都深受十九世纪的科学观念及其种种局限的束缚。此外，他的理论明显受到了法国革命及其余波的刺激，从他的亲身经历看，巴黎公社的种种暴行给了他强烈的刺激——把他本人也变成了乌合之众的一员！

【第3卷、不同群体的分类及其特点　2、被称为犯罪群体的群体】

提要：被称为犯罪群体的群体/群体犯法时在心理上也许不能称之为犯罪/群体行为绝对是无意识的/“九月惨案”参与者的心理/他们的逻辑、残忍和道德观念。

在兴奋期过后，群体就会进入一种纯粹自动的无意识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它受着各种暗示的支配，因此似乎很难把它说成是一个犯罪群体。我保留这一错误的定性，是因为最近一些心理学研究使它变得十分流行。不错，群体的一些行为，如果仅就其本身而论，的确是犯罪行为，但是在某些情况下，这种犯罪行为同一只老虎为了消退而让其幼虎把一个印度人撕得血肉模糊，然后再把它吃掉的行为是一样的。

通常，群体犯罪的动机是一种强烈的暗示，参与这种犯罪的个人事后会坚信他们的行为是在履行责任，这与平常的犯罪大不相同。

群体犯罪的历史说明了实情。

巴士底狱监狱长的遇害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的事例。在这位监狱长的堡垒被攻破后，一群极度兴奋的人把他团团围住，从四面八方对他拳脚相加。有人建议吊死他，砍下他的头，把他挂在马尾巴上。在反抗过程中，他偶尔踢到了一个在场的人，于是有人建议，让那个挨踢的人割断监狱长的喉咙，他的建议立刻博得了群众的赞同。

“这个人，一个干完活的厨子，来巴士底狱的主要原因是无所事事的好奇心，他只是想来看看发生了什么。然而由于普遍的意见就是如此，于是他也相信这是一种爱国行为，甚至自以为应为杀死一个恶棍而得到一放勋章。他用一把借来的刀切那裸露出来的脖子，因为武器有些钝了，他没能切动。于是他从自己兜里掏出一把黑柄小刀(既然有厨子的手艺，他对切肉应当很有经验)，成功地执行了命令。”

以上指出的过程的作用，清楚地反映在这个例子中。我们服从别人的怂恿，它会因为来自集体而更为强大，杀人者认为自己是做了一件很有功德的事情，既然他得到了无数同胞的赞同，他这样想是很自然的。这种事从法律上可以视为犯罪，从心理上却不是犯罪。

犯罪群体的一般特征与我们在所有群体中看到的特征并无不同：易受怂恿、轻信、易变，把良好或恶劣的感情加以夸大、表现出某种道德，等等。

我们会发现，在法国历史上留下最凶残记录的群体，即参与“九月惨案”的群体中间，这些特征一应俱全。事实上，它与制造圣巴托罗缀惨案的群体十分相似。这里我引用了泰纳根据当时的文献所做的详细描述。

没有人确切地知道是谁下了杀掉犯人空出监狱的命令。也许是丹东或别的什么人，这并不重要。我们关心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参与屠杀的群体受到了强烈的怂恿。

这个杀人群体杀了大约300人，而且它完全是个典型的异质性群体。除了少数职业无赖，主要是一些小店主和各行各业的手艺人：靴匠、锁匠、理发师、泥瓦匠、店员、邮差等等。在别人的怂恿下，他们就像前面提到的那个厨子一样，完全相信自己是在完成一项爱国主义任务。他们挤进一间双开门的办公室，既当法官又当执行人，但是他们丝毫不认为自己是在犯罪。

他们深信自己肩负着重要使命，着手搭起一座审判台，与这种行动联系在一起的是，他们立刻表现出群体的率直和幼稚的正义感。考虑到受指控的人数众多，他们决定把贵族、僧侣、官员和王室仆役一律处死，没有必要对他们的案件——进行审判——这就是说，在一个杰出的爱国者眼里，对于所有的个人.只凭职业就可证明他是罪犯。其他人将根据他们的个人表现和声誉做出判决。群体幼稚的良知以这种方式得到了满足。现在可以合法地进行屠杀了，残忍的本能也可以尽情地释放了。我在别处讨论过这种本能的来源，集体总是会将它发挥得淋漓尽致。

不过正像群体通常的表现那样，这种本能并不妨碍他们表现出一些相反的感情，他们的善心常常和他们的残忍一样极端。

“他们对巴黎的工人有着极大的同情和深刻的理解。在阿巴耶，那帮人中的一员在得知囚犯24小时没喝上水后，简直想把狱卒打死，如果不是犯人们为其求情，他是一定会这样做的。当一名囚犯被(临时法庭)宣告无罪后，包括卫兵和刽子手在内的所有人都高兴地与他拥抱，疯狂地鼓掌。”然后开始了大屠杀。在这个过程中，欢快的情绪从未间断。他们围在尸体旁跳舞唱歌，“为女士”安排了长凳，以享观看处死贵族之乐。而且这种表演一直充满着特殊的正义气氛。

阿巴耶的一名刽子手当时抱怨说，为了让女士们看得真切，把她们安排得太近了，使在场的人中只有很少的人享受了痛打贵族的乐趣。于是决定让受害者在两排刽子手中间慢慢走过，让他们用刀背砍他以延长其受苦的时间。在福斯监狱，受害人被剥得精光，在半小时里施以“凌迟”，直到每个人都看够了以后，再来上一刀切开他们的五脏六腑。

刽子手并非全无顾忌，我们指出过的存在于群体中的道德意识也表现在他们身上。他们拒绝占有受害人的钱财和首饰，把这些东西全都放在会议桌上。

在他们的所有行为中，都可以看到群体头脑特有的那种幼稚的推理方式。因此，在屠杀了1200到1500个民族的敌人之后，有人提议说，那些关着老年人、乞丐和流浪汉的监狱其实是在养着一些没用的人，因此不如把他们全都杀掉，他的建议立刻就被采纳。他们中间当然也有人民的敌人，一如一位名叫德拉卢的妇女，一个下毒者的寡妇：“她肯定对坐牢非常愤怒，如果她能办到的话，她会一把火烧掉巴黎。她肯定这样说过，她已经这样说过了。除掉她算了。”这种说法好像很令人信服，囚犯被无一例外地处死了，其中包括50名12岁到17岁的儿童，他们当然也变成了人民公敌，于是全都被解决掉了。

当一周的工作结束时，所有这些处决也终于停止，刽子手们想来可以休息一下了。但他们深信自己为祖国立了大功，于是前往政府请赏。最热情的人甚至要求被授予勋章。

1871年巴黎公社的历史也提供了一些类似的事实。既然群体的势力不断增长，政府的权力在它面前节节败退，因此我们一定还会看到许多性质相同的事情。

谢选骏指出：人说“犯罪群体（criminal group）是指由多人组成的联系程度不同的犯罪人组合体。通常按以下标准分类：（1）依群体成员间联系的牢固程度，可分为松散犯罪群体（偶合犯罪群体）、犯罪团伙、犯罪集团（有组织犯罪）；（2）依年龄，可分为青少年犯罪群体、成年人犯罪群体、混合型犯罪群体；（3）依犯罪活动的性质，可分为财产犯罪群体、性犯罪群体、暴力犯罪群体、药物犯罪群体、颠覆性犯罪群体等；（4）依参加犯罪活动的情况，可分为一般犯罪群体、职业犯罪群体、纠合性犯罪群体、预谋犯罪群体等。参见《群体犯罪心理》。在某种特定的情境影响下，个体的人格、价值观、行动准则会丧失调节行为的作用，使个体卷入事先毫无心理准备的违法犯罪活动。心理学家津巴多1979年认为，特定的情境造就个体的暂时价值观，个体对业已形成的价值观弃之不顾，做出平时根本不可能做的行为。”——在我看来，革命团体也属于某种犯罪群体。除非像美国革命那样，是由先已存在的合法政府发动的，否则革命之后常会发生恐怖统治。

【第3卷、不同群体的分类及其特点　3、刑事案件的陪审团】

提要：陪审团的一般特点/统计数据显示，它们的判决独立于它们的人员成分/影响陪审团的方法/辩护的形式与作用/说服关键人物的技巧/令陪审团迟疑或严厉的不同罪行/陪审团制度的好处。

由于不可能在这里对所有类型的陪审团—一进行研究，因此我只想评价一下最重要的，即法国刑事法庭的陪审团。这些陪审团为有名称的异质性群体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子。我们会看到，它也表现出易受暗示和缺乏推理能力的特点。当它处在群众领袖的影响之下时，也主要受无意识情绪的支配。在这一研究的过程中，我们不时还会看到一些不懂群众心理的人犯下错误的有趣事例。

首先，组成群体的不同成员在做出判决时，其智力水平无关紧要，陪审团为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已经知道，当一个善于思考的团体要求就某个并非完全技术性的问题发表意见时，智力起不了多少作用。例如，一群科学家或艺术家，仅仅因为他们组成一个团体这个事实，并不能就一般性问题做出与一群泥瓦匠或杂货商十分不同的判断。在不同的时期，尤其是在1848年以前，法国政府规定对召集起来组成陪审团的人要慎加选择，要从有教养的阶层选出陪审员，即选择教授、官员、文人等等。如今，大多数陪审员来自小商人、小资本家或雇员。

然而令专家大惑不解的是，无论组成陪审团的是什么人，他们的判决总是一样。

甚至那些敌视陪审制度的地方长官，也不得不承认判决的准确性。贝拉·德·格拉热先生是刑事法庭的前庭长，他在自己的〈帼忆录》中用下面一席话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今天，选择陪审员的权力实际掌握在市议员手里。他们根据自己环境中的政治和选举要求，把人们列入名单或从名单上划掉。……大多数选人陪审团的人都是生意人(但并不是像过去那样重要的人)和属于某个政府部门的雇员。……只要法官的开庭时间表一定，他们的意见和专长便不再有多少作用。许多陪审员有着新手的热情，有着最良好的意图的人，被同时放在了恭顺的处境下，陪审团的精神并未改变：它的判决依然如故。

对于这段话，我们必须记住的是它的结论，而不是那些软弱无力的解释。对这样的解释我们不必感到奇怪，因为法官通常和地方长官一样，对群体心理一窍不通，因此他们也不了解陪审团。我从一个与刚才提到的这位作者有关的事实中，还发现了一个证据。他认为，刑事法庭最著名的出庭律师之一拉肖先生，处心积虑地利用自己的权利，在所有案件中反对让聪明人出现在名单上。但是经验终究会告诉我们，这种反对是毫无用处的，这可由一个事实来证明，即今天的公诉人和出庭律师，以及所有那些关在巴黎监狱里的人，都已完全放弃了他们反对陪审员的权利，因为正如德·格拉热先生所言，陪审团的判决并无变化，“它们既不更好，也不更差”。

就像群体一样，陪审团也受着感情因素极强烈的影响，很少被证据所打动。

一位出庭律师说，“他们见不得有位母亲用乳房喂孩子或者一个孤儿”；德·格拉热则说，“一个妇女只要装出一副惟命是从的样子，就足以赢得陪审团的慈悲心肠。”

陪审团对自己有可能成为其受害者的罪行毫不留情，当然，这些罪行对社会也是最危险的，但是对于一些因为感情原因而违法的案件，陪审团却十分优柔寡断。对未婚母亲的杀婴罪，或者用泼硫酸来对付诱好或抛弃自己的男人的妇女，他们很少表现得十分严厉，因为他们本能地感到，社会在照常运转，这种犯罪对它没有多大威胁，而且在一个被抛弃的姑娘不受法律保护的国家里，她为自己复仇，非但无害反而有益，因为这可以事先吓阻那些未来的诱奸者。

陪审团就像任何群体一样，也深受名望的影响。德·格拉热先生十分正确地指出，陪审团的构成虽然十分民主，他们在好恶态度上却很贵族化：“头衔、出身、家财万贯、名望或一位著名律师的帮助，总之，一切不同寻常或能给被告增光的事情，都会使他的处境变得极为有利。”

杰出律师的主要用心所在，就是打动陪审团的感情，而且正如对付一切群体一样，不要做很多论证，或只采用十分幼稚的推理方式。一位因为在刑庭上赢了官司而赫赫有名的英国大律师，总结出以下应当遵循的行为准则：

进行辩护时，他要留心观察陪审团。最有利的机会一直就有。律师依靠自己的眼光和经验，从陪审员的面容上领会每句话的效果，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第一步是要确认，哪些陪审员已经赞同他的理由。确定他们的赞同不必费很多功夫，然后他应把注意力转向那些看来还没有拿定主意的人，努力搞清楚他们为何敌视被告。这是他的工作中十分微妙的一部分，因为指控一个人除了正义感之外，还可以有无限多的理由。这几句话道出了辩护术的全部奥妙。我们可以理解，事先准备好的演说为何效果甚微，这是因为必须随时根据印象改变措辞。

辩护人不必让陪审团的每个人都接受他的观点，他只争取那些左右着普遍观点的灵魂人物即可。就像一切群体一样，在陪审团里也存在着少数对别人有支配作用的人。“我通过经验发现”，前面提到的那位律师说，“一两个有势力的人物就足以让陪审团的人跟着他们走”。需要用巧妙的暗示取得信任的就是那两三个人。

首先，最关键的事情就是取悦于他们。群体中已成功博得其欢心的那个人，是处在一个就要被说服的时刻，这时无论向他提出什么证据，他很可能都会认为十分令人信服。我从有关拉肖的报道中摘录一段反映上述观点的趣闻轶事：

大家都知道，拉肖在刑庭审判过程的一切演说中，绝对不会让自己眼睛离开两三个他知道或感到既有影响又很固执的陪审员。通常他会把这些不易驯服的陪审员争取过来。不过有一次在外省，他不得不对付一个陪审员，他花了大半个小时，采用最狡猾的论辩，此人依然不为所动。这个人是第七陪审员，第二排椅子上的第一人。局面令人沮丧。突然，在激昂的辩论过程中，拉肖停顿了片刻，向法官说：“阁下是否可以命令把前面的窗帘放下来？第七陪审员已经被阳光晒晕了。”那个陪审员脸红起来，他微笑着表达了自己的谢意。他被争取到辩方一边来了。

许多作家，包括一些最出众的作家，最近开展了一场反对陪审制度的强大运动，而面对一个不受控制的团体犯下的错误，这种制度是保护我们免受其害的惟一办法。有些作者主张只从受过教育的阶层召募陪审员，然而我们已经证明，甚至在这种情况下，陪审团的判决也同回到目前的制度没什么两样。还有些作者以陪审团犯下的错误为根据，希望废除陪审团用法官取而代之。真是令人难以理解，这些一厢情愿的改革家怎么会忘了，被指责为陪审团所犯下的错误，首先是由法官犯下的错误，而且当被告被带到陪审团面前时，一些地方官员、督察官、公诉人和初审法庭已经认定他有罪了。由此可见，如果对被告做出判决的是地方官而不是陪审团，他将失去找回清白的推一机会。陪审团的错误历来首先是地方官的错误。因此，当出现了特别严重的司法错误时，首先应当受到谴责的是地方官，譬如最近对/医生的指控就是如此。有个愚蠢透顶的督察官根据一位半痴呆的女孩的揭发，对他提出起诉。那个女孩指控医生为了30个法郎，非法地为她做手术。

若不是因为惹恼了公众，使最高法院院长立刻给了他自由，他是一定会身陷囹圄的。这个被指控的人得到了自己同胞的赞誉，这一错案的野蛮性由此昭然若揭。

那些地方官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但是出于身份的考虑，他们极力阻挠签署赦免令。

在所有类似的事情上，陪审团在遇到自己无法理解的技术细节时，自然会倾听公诉人的意见，因为他们认为，那些在搞清楚最复杂的事态上训练有素的官员，已经对事件进行了调查。那么，谁是错误的真正制造者？是陪审团还是地方官？我们应当大力维护陪审团，因为它是惟一不能由任何个人来取代的群体类型。只有它能够缓解法律的严酷性。这种对任何人一视同仁的法律，从原则上说既不考虑也不承认特殊情况。法官是冷漠无情的，他除了法律条文不理会任何事情，出于这种职业的严肃性，他对黑夜中的杀人越货者和因为贫困、因为受到诱好者的抛弃而杀婴的可怜姑娘，会施以同样的刑罚。而陪审团会本能地感到，与逃避开法网的诱好者相比，被诱好的姑娘罪过要小得多，对她应当宽大为怀。

在了解了身份团体的心理，也了解了其他群体的心理之后，对于一个受到错误指控的案件，我不可能仍然认为，我不应当去和陪审团打交道，而应当去找地方官。从前者那里我还有些找回清白的机会，让后者认错的机会却是微乎其微。

群体的权力令人生畏，然而有些身份团体的权力更让人害怕。

谢选骏指出：人说刑事案件的陪审团是由法院组织起来的。陪审团分为两种：在刑事案件中决定是否对嫌疑人提起控诉的大陪审团（grand jury，又称“起诉陪审团”）；在刑事诉讼或民事诉讼的审理中参与其过程的为小陪审团（petit jury，又称“审理陪审团”）。大陪审团和小陪审团的名称来自两者陪审员人数的多寡（传统上，大陪审团由23人组成，而小陪审团有12人）。——我看正因为陪审团是由法院组织的，所以它不该被算作乌合之众，可是陪审员却是生活在社会之中，不可能像选举教皇的主教们那样独立于社区之外。

【第3卷、不同群体的分类及其特点　4、选民群体】

提要：选民群体的一般特点/说服他们的办法/候选人应当具备的素质：名望的必要性/工人农民为何很少选举自己的同行/词语和套语对选民的影响/竞选演说的一般特点/选民的意见是如何形成的/政治委员会的权力/它们代表着最可怕的专制/大革命时期的委员会/普选权虽有缺陷，但不能废除劫何即使限制选举权也不会改变选举结果。

选民群体，也就是说，有权选出某人担任直职的集体，属于异质性群体，但是由于他们的行为仅限于一件规定十分明确的事情，即在不同的候选人中做出选择，因此他们只具有前面讲到过的少数特征。在群体特有的特征中，他们表现出极少的推理能力，他们没有批判精神、轻信、易怒并且头脑简单。此外，从他们的决定中也可以找到群众领袖的影响，和我们列举过的那些因素——断言、重复和传染——的作用。

让我们来看一下说服选民群体的办法。从最成功的办法中，可以很容易地发现他们的动理。

首先，非常重要的是，候选人应当享有名望。能够取代个人名望的只有财富。

才干甚至天才，都不是非常重要的成功要素。

极为重要的另一点是，享有名望的候选人必须能够迫使选民不经讨论就接受自己。选民中的多数都是工人或农民，他们很少选出自己的同行来代表自己，原因就在于这种人在他们中间没有名望。当他们偶然选出一个和自己相同的人时，一般也是由于一些次要原因，例如为了向某个大人物或有权势的雇主——选民平常要依靠他——泄愤，或是因为通过这种方式他能够一时产生成为其主人的幻觉。

候选人若想保证自己取得成功，只有名望是不够的。选民特别在意他表现出贪婪和虚荣。他必须用最离谱的哄骗手段才能征服选民，要毫不犹豫地向他们做出最令人异想天开的许诺。

如果选民是工人，那就侮辱和中伤雇主，再多也不过分。对于竞选对手，必须利用断言法、重复法和传染法，竭力让人确信他是个十足的无赖，他恶行不断是人尽皆知的事实。为任何表面证据而费心是没有用处的。对手如果不了解群体心理，他会用各种论证为自己辩护，而不是把自己限制在只用断言来对付断言，如此一来，他也就没有任何获胜的机会了。

候选人写成文字的纲领不可过于绝对，不然他的对手将来会用它来对付自己。但是在口头纲领中，再夸夸其谈也不过分。可以毫无惧色地承诺最重要的改革。做出这些夸张能够产生巨大的效果，但它们对未来并没有约束力，因为这需要不断地进行观察，而选民绝对不想为这事操心，他并不想知道自己支持的候选人在实行他所赞成的竞选纲领上走了多远，虽然他以为正是这个纲领使他的选择有了保证。

在以上这种事情中，能够看到我们前面讨论过的所有说服的因素。我们在各种口号和套话——我们已经谈到过这些东西神奇的控制力——所发挥的作用中还会看到它们。一个明白如何利用这些说服手段的演说家，他能够用刀剑成就的事情，用这种办法照样可以办到。像不义之财、卑鄙的剥削者、可敬的劳工、财富的社会化之类的说法，永远会产生同样的效果，尽管它们已经被用得有些陈腐。

此外，如果候选人满嘴新词，其含义又极其贫乏，因而能够迎合极不相同的各种愿望，他也必能大获全胜。西班牙1873年那场血腥的革命，就是由这种含义复杂、因而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做出解释的奇妙说法引起的。当时的一位作者描述了这种说法的出现，值得引用于此：

激进派已经发现集权制的共和国其实是乔装打扮的君主国，于是为了迁就他们，议会全体一致宣告建立一个“联邦共和国”，虽然投票者中谁也解释不清楚自己投票赞成的是什么。然而这个说法却让人皆大欢喜。人们无比高兴并陶醉于其中。美德与幸福的王国就要在地球上揭幕。共和主义者如果被对手拒绝授予联邦主义者名称，会认为自己受到了致命的侮辱。人们在大街上以这样的话互致问候：

“联邦共和国万岁！”然后便响起一片赞美之声，对军队没有纪律这种奇怪的美德以及士兵自治大唱赞歌。人们对“联邦共和国”是如何理解的呢？有些人认为它是指各省的解放，即同美国和行政分权制相似的制度；还有些人则认为它意味着消灭一切权力，迅速着手于伟大的社会变革。巴塞罗那和安达路西亚的社会主义者赞成公社权力至上，他们建议在西班牙设立一万个独立的自治区，根据它们自己的要求制定法律，在建立这些自治区的同时禁止警察和军队的存在。在南部各省，叛乱很快便开始从一座城市向另一座城市、从一个村庄向另一个村庄蔓延。

有个发表了宣言的村庄，它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立刻破坏了电报线和铁路，以便切断与相邻地区和马德里的一切关系。处境最可怜的村庄注定只能寄人篱下。

联邦制给各立门户大开方便之门，到女都在杀人放火，人们无恶不作。这片土地上充斥着血腥的狂欢。

至于理性对选民的头脑可能产生的影响，要想对这个问题不生任何疑心，千万别去读那些有关选民集会的报道。在这种集会上，言之凿凿、痛骂对手，有时甚至拳脚相加此起彼伏，但绝对听不到论证。即使有片刻安静的时候，也是因为有个享有“粗汉”名声的人在场，宣称自己要用一些让听众开心的麻烦问题难倒候选人。然而反对派的满足是短命的，因为提问者的声音很快就会被对手的叫喊压倒。从报纸的上千个类似事例中选出来的关于公众集会的以下报道，可以作为这方面的典型：

会议的组织之一请大会选出一名主席，骚乱立刻席卷全场。无政府主义者跳上讲台，粗暴地占领会议桌。社会主义者极力反抗；人们相互扭打，每一派都指责对方是拿了政府佣金的奸细。等等……一个眼睛被打青了的公民离开了会场。

在一片喧闹声中，会议只好拖延很长时间，说话的权利转移给了x同志。

这位演讲人开始激烈抨击社会主义者，他们则用“白痴、无赖、流氓！”等等的叫骂声打断他。x同志则针对这些脏话提出一种理论，根据这种理论，社会主义者是“白痴”或“可笑之人”。

昨晚，为五一节工人庆祝会的预演，阿勒曼派在福伯格宫大街的商会大厅组织了一次大会。会议的口号是“沉着冷静！”。

g同志——暗指社会主义者是“白痴”和“骗子”。所有这些恶言恶语都会引起相互攻计，演讲者和听众甚至会大打出手。椅子、桌子、板凳，全都变成了武器。等等，不一而足。

千万不要以为，这种描述只适用于固执的选民群体，并且取决于他们的社会地位。在不管是什么样的无名称的集会中，即使参与者全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会上的争论也没什么两样。我已经说过，当人们聚集成一个群体时，一种降低他们智力水平的机制就会发生作用，在所有的场合都可以找到这方面的证明。例如，下面是我从1895年2月13日的《材报》上摘录的有关一次集会的报道：

那个晚上，随着时间的流逝，喧嚣声有增无减。我不相信有哪个演讲者能够说上两句话而不被人打断。每时每刻都有人从这里或那里大声叫喊，或者是喊声四起。掌声中加杂着嘘声，听众中的个别成员也在不断地相互激烈争吵。一些人可怕地挥舞着木棒，另一些人不停地击打地板。打断演说的人引来一片呼喊：“把他轰下去！”或“让他说！”

c先生满嘴都是白痴、懦夫、恶棍、卑鄙无耻、惟利是图、打击报复之类的用语，他宣称要把这些东西统统消灭。等等，等等。

人们也许会问，处在这种环境里的选民怎么能够形成一致意见呢？提出这样的问题，等于是在集体享有自由的程度这件事上掩盖一个奇怪的谬见。群体持有别人赋予他们的意见，但是他们绝不能夸口自己持有合乎理性的意见。在这里所谈论的事情上，选民的意见和选票是操在选举委员会的手里的，而它的领袖人物通常都是些政客，他们向工人许诺好处，因此在这些人中间很有影响。谢乐先生是今天最勇敢的民主斗士之一，他说“：你可知道什么是选举委员会？它不多不少，是我们各项制度的基石，是政治机器的一件杰作。今日法国就是受着长期选举委员会的统治。”

只要候选人能够被群体所接受，并拥有一定的财源，对群体产生影响并不困难。根据挥款人的格认，300万法郎就足以保证布朗热将军重新当选。

选民群体的心理学就是如此。它和其他群体一样：既不更好也不更差。

因此，我从以上所言并没有得出反对普选的结论。我明白了它的命运，因此出于一些实际的原因，我愿意保留这种办法。事实上，我们是通过对群体心理的调查归纳出了这些原因，基于这些考虑，我要对它们做进一步的阐述。

不必怀疑，普选的弱点十分突出，所以人们很难视而不见。无可否认，文明是少数智力超常的人的产物，他们构成了一个金字塔的顶点。随着这个金字塔各个层次的加宽，智力相应地也越来越少，它们就是一个民族中的群众。一种文明的伟大，如果依靠仅仅以人多势众自夸的低劣成员的选票，是无法让人放心的。

另一件无须怀疑的事情是，群众投下的选票往往十分危险。它们已经让我们付出了若干次遭受侵略的代价，我们眼看着群体正在为其铺设道路的社会主义就要大获全胜，异想天开的人民主权论，十有八九会让我们付出更惨重的代价。

然而，这些不同意见虽然从理论上说颇令人信服，在实践中却毫无势力。只要还记得观念变成教条后有着不可征服的力量，我们就会承认这一点。从哲学观点看，群体权力至上的教条就像中世纪的宗教教条一样不堪一驳，但是如今它却拥有和昔日教条一样强大的绝对权力，因此它就像过去我们的宗教观念一样不可战胜。不妨设想有个现代自由思想家被送回了中世纪。难道你会认为，当他发现盛行于当时的宗教观念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后，会对它们进行攻击吗？一旦落入一个能够把他送上火刑柱的法官之手，指控他与魔鬼有约或参与了女巫的宴飨，他还会对存在着魔鬼或女巫提出置疑吗？用讨论的方式与飓风作对，这比群众的信念明智不了多少。普选的教条今天就有着过去的宗教所具有的威力。演说家和作家在提到它时表现出的恭敬与媚态，即使路易十四也无缘享受。因此对于它必须采取和对待宗教教条一样的立场，只有时间能够对它发生影响。

此外，破坏这种教条的努力更是无用，因为它具有一种对自己有利的外表。

托克维尔正确地指出，“在平等的时代，人们并不相信有关他们彼此之间全都一样的说法，但是这种比喻却使他们几乎毫无节制地信赖公众的判断力，其原因就在于，所有的人同样开明似乎是不太可能的，真理并不会与人数上的优势携手同行。”

对选举权加以限制，如果必要的话，把这种权利限制在聪明人中间，如此便可认为，这样做会改进群众投票的结果吗？我永远也无法承认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是基于我已经说过的理由，即一切集体，不管其成员如何，全都患有智力低下症。在群体中，人们总是倾向于变得智力平平，在一般性问题上，40名院土的投票不会比40个卖水人所投的票更高明。我一点都不相信，如果只让有教养的和受过教育的人成为选民，受到谴责的普选的投票结果就会大为不同。一个人不会因为通晓希腊语或数学，因为是个建筑师、兽医、医生或大律师，便掌握了特殊的智力或社会问题。我们的政治经济学家全都受过高等教育，他们大都是教授或学者，然而他们何曾就哪个普遍性问题——贸易保护、双本位制等等——取得过一致意见？原因就在于，他们的学问不过是我们的普遍无知的一种十分弱化了的形式。在社会问题上，由于未知的因素数量众多，从本质上说人们的无知没有什么两样。

因此，完全由掌握各种学问的人组成的选民，他们的投票结果不会比现在的情况好多少。他们将仍然主要受自己的感情和党派精神的支配。对于那些我们现在必须对付的困难，我们还是一个也解决不了，而且我们肯定会受到身份团体暴政的压迫。

群众的选举权不管是受到限制还是普遍给予，不管是在共和制还是君主制之下行使这种权利，不管是在法国、比利时、德国、葡萄牙或西班牙，都是一样的；说一千道一万，它所表达的不过是一个种族示意识的向往和需要。在每个国家，当选者的一般意见都反映着种族的禀性，而我们看到，这种禀性从一代人到下一代人，不会有显著的变化。

由此可见。我们一再遇到种族这个基本概念。我们经常遇到它，由此会产生另一种认识，即各种制度和政府对一个民族的生活只能产生很小的影响。民族主要是受其种族的禀性支配，也就是说，是受着某些品质的遗传残余的支配，而所谓禀性，正是这些品质的总和。种族和我们日常之需的枷锁，是决定着我们命运的神秘主因。

谢选骏指出：选民群体是“有组织的乌合之众”，所以他们“很少选举自己的同行”——就像“无产阶级革命”很少由无产阶级领导，相反，多是由地主资产阶级领导的——列宁、斯大林、陈独秀、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些货色——他们哪一个是无产阶级？

【第3卷、不同群体的分类及其特点　5、议会】

提要：议会中的群体表现出异质性群体的大部分特征/他们的意见的简单化/易受暗示，但有局限性/他难以改变的意见和易变的意见/议而不决的原因/领袖的作用/他们是议会的真正主人/演讲术的要点/没有名望者的演说劳而无功/议会成员的感情夸张/国民公会的实例/议会失去群体特征的情况/专家在技术性问题上的作用/议会制度的优点和危险/适应现代要求，但会造成财政浪费和对自由的限制/结论。

我们在议会中找到了一个有名称的异质性群体的范例。虽然议会成员的选举方式因时而异，各国之间也有所不同，不过它们都有着十分相似的特征。在这种场合，人们会感到种族的影响或者削弱，或者强化了群体的共同特征，但不会妨碍它们的表现。大不相同的国家，如希腊、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和美国，它们的议会在辩论和投票上表现出很大的相似性，使各自的政府面对着同样的困难。

然而议会制度却是一切现代文明民族的理想。这种制度是一种观念的反映，即在某个问题上，一大群人要比一小撮人更有可能做出明智而独立的决定。这种观念虽然从心理学上说是错误的，却得到普遍的赞同。

在议会中也可以看到群体的一般特征：头脑简单、多变、易受暗示、夸大感情以及少数领袖人物的主导作用。然而，由于其特殊的构成，也有一些独特的表现，我们现在就来做一简单说明。

意见的简单化是他们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在所有党派中，尤其是在拉丁民族的党派中，无一例外地存在着一种倾向，即根据适用于一切情况的最简单的抽象原则和普遍规律来解决最复杂的社会问题。当然，原则因党派不同而各有不同，但是仅仅因为个人是群体的一部分这个事实，他们便总是倾向于夸大自己原则的价值，非要把它贯彻到底不可。由此产生的结果是，议会更严重地代表着各种极端意见。

议会有着特别质朴的简单意见，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党人为此提供了一个最完美的典型。他们用教条和逻辑对待人，头脑里充满各种含糊不清的普遍观念，他们忙不迭地贯彻死板的原则，不关心事实如何。在谈到他们时，人们不无理由地认为，他们经历了一场革命，但并没有看到这场革命。在一些引导着他们的十分简单的教条的帮助下，他们以为自己能够把这个社会从上到下重新改造一遍，结果使一个高度精致的文明倒退到了社会进化更早期的阶段。他们为实现自己的梦想而采用的办法，与极端质朴的人有着同样的特点。实际上，他们不过是把拦在他们道路上的一切统统毁掉。不管他们是吉伦特派、山岳派还是热月派，全都受着同样的精神的激励。

议会中的群体很容易受暗示的影响，而且就像所有群体一样，暗示都是来自享有名望的领袖。不过议会群体这种易受暗示的特点，又有着很明确的界限，指出这一点十分重要。

在有关地方或地区的一切问题上，议会中的每个成员都持有牢固而无法改变的意见，任何论证都无法使其动摇。例如在贸易保护或酿酒业特权这类与有势力的选民的利益有关的问题上，即使有秋摩西尼的天赋，也难以改变一位众议员的投票。这些选民在投票期到来之前就发出的暗示，足以压倒来自其他方面的一切取消的建议，使意见的绝对稳定得到了维护。

一涉及到一般性问题——推翻一届内阁、开征一种新税等等——就不再有任何固定的意见了，领袖的建议能够发挥影响，虽然与普通群体中的方式有所不同。

每个政党都有自己的领袖，他们的势力有时旗鼓相当。结果是，一个众议员有时发现自已被夹在两种对立的建议之间，因此难免迟疑不决。这解释了为什么经常会看到他在一刻钟之内就会做出相反的表决，或为一项法案增加一条使其失效的条款，例如剥夺雇主选择和解雇工人的权利，然后又来上一条几乎废除这一措施的修正案。

出于同样的理由，每届议会也有一些非常稳定的意见和一些十分易变的意见。大体上说，一般性问题数量更多，因此在议会中议而不决的现象司空见惯——所以议而不决，是因为永远存在着对选民的担心，从他们那里收到的建议总是姗姗来迟，这有可能制约领袖的影响力。

不过，在无数的辩论中，当涉及的问题议员们没有强烈的先人之见时，处在主导地位的人依然是那些领袖。

这些领袖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在每个国家的议会中，都可以看到他们以团体首领的名义存在着。他们是议会的真正统治者。组成群体的人没了头头便一事无成，因此也可以说，议会中的表决通常只代表极少数人的意见。

领袖的影响力只在很小的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提出的论据，而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他们的名望。这一点最好的证明是，一旦他们不知因为什么情况威信扫地，他们的影响力也随之消失。

这些政治领袖的名望只属于他们个人，与头衔或名声无关。关于这个事实，西蒙先生在评论1848年国民议会——他也是其成员之——的大人物时，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非常具体的例子：

路易·拿破仑两个月以前还无所不能，如今却完全无足轻重了。

维克多·雨果登上了讲台。他无功而返。人们听他说话，就像听皮阿说话一样，但是他并没有博得多少掌声。“我不喜欢他那些想法”，谈到皮阿，沃拉贝勒对我说，“不过他是法国最了不起的作家之一，也是最伟大的演说家。”基内尽管聪明过人，智力超强，却一点也不受人尊敬。在召开议会之前，他还有些名气，但在议会里他却籍籍无名。

对才华横溢者无动于衷的地方，莫过于政治集会。它所留。心的只是那些与时间地点相宜、有利于党派的滔滔辩才，并不在乎它是否对国家有利。若想享有1848年的拉马丁以及1871年的梯也尔得到的那种崇敬，需要有急迫而不可动摇的利益刺激才成。一旦危险消失，议会立刻就会忘记它的感激和受到的惊吓。

我引用上面这些话，是因为其中包含着一些事实，而不是因为它所提供的解释，其中的心理学知识贫乏得很。群体一旦效忠于领袖，不管是党的领袖还是国家的领袖，它便立刻失去了自己的个性。服从领袖的群体是处在他的名望的影响之下，并且这种服从不受利益或感激之情的支配。

因此，享有足够名望的领袖几乎掌握着绝对权力。一位著名的众议员在多年时间里因其名望而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在上次大选中由于某些金融问题而被击败，此事片为人知。他只消做个手势，内阁便倒台了。有个作家用下面一席话说明了他的影响程度：

这位x先生，我们要为他付出三倍于通常让我们付出的代价，主要是因为他，我们在马达加斯加的地位长期没发可危，我们在南尼日尔被骗走了一个帝国，我们失去了在埃及的优势。x先生的谬论让我们丢失的领土，比拿破仑一世的灾难100有过之而无及。对于这种领袖，我们不必过于苛责。不错，他使我们损失惨重，然而他的大部分影响力都是因为他顺应了民意，而这种民意在殖民地事务上，目前还远没有超越过去的水平。领袖很少超前于民意，他所做的一切几乎总是在顺应民意，因此也会助长其中的所有错误。

我们这里所讨论的领袖进行说服的手段，除了他们的名望之外，还包括一些我们多次提到过的因素。领袖若想巧妙地利用这些手段，他必须做到对群体心理了然于心，至少也要无意识地做到这一点；他还必须知道如何向他们说话。他尤其应当了解各种词汇、套话和形象的神奇力量。他应当具备特殊的辩才，这包括言之凿凿——卸去证明的重负——和生动的形象，并伴之以十分笼统的论证。这种辩才在所有集会中都可以看到，英国议会也不例外，虽然它是所有议会中最严肃的一家。英国哲学家梅因说：

在下院的争吵中可以不断看到，整个辩论不过是些软弱无力的大话和盛怒的个人之间的交锋。这种一般公式对纯粹民主的想像有着巨大的影响。让一群人接受用惊人之语表达出来的笼统的断言，从来就不是什么难事，即使它从未得到过证实，大概也不可能得到证实。以上引文中提到的“惊人之语”，不管说得多重要也不能算过分。我们多次谈到词语和套话的特殊力量。在措辞的选择上，必须以能够唤起生动的形象为准。下面这段话摘自我们一位议会领袖的演说，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范例：

这艘船将驶向坐落着我们监狱的那片热病肆虐的土地，把名声可疑的政客和目无政府的杀人犯关在一起。这对难兄难弟可以促膝谈心，彼此视为一种社会状态中互助早利的两派。

如此唤起的形象极为鲜活，演说者的所有对手都会觉得自己受着它的威胁。

他们的脑海里浮现出两幅画面：一片热病肆虐的国土，一艘可以把他们送走的船。

他们不是也有可能被放在那些定义不明确的可怕政客中间吗？他们体验到的恐惧，与当年罗伯斯庇尔用断头台发出威胁的演说给国民公会的人的感觉是一样的。

在这种恐惧的影响下，他们肯定会向他投降。

哗哗不休地说些最离谱的大话，永远对领袖有利。我刚才引用过的那位演说家能够断言——并且不会遇到强烈的抗议——金融家和僧侣在资助扔炸弹的人，因此大金融公司的总裁也应受到和无政府主义者一样的惩罚。这种断言永远会在人群中发生作用。再激烈的断言、再可怕的声明也不算过分。要想吓唬住听众，没有比这种辩术更有效的办法。在场的人会担心，假如他们表示抗议，他们也会被当做叛徒或其同伙打倒。

如我所说，这种特殊的辩论术在所有集会中都极为有效。危难时刻它的作用就更加明显。从这个角度看，法国大革命时期各种集会上的那些大演说家的讲话，读起来都十分有趣。他们无时无刻不认为自己必须先谴责罪恶弘扬美德，然后再对暴君破口大骂，发誓不自由毋宁死。在场的人站起来热烈鼓掌，冷静下来后再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偶尔也有智力高强、受过高等教育的领袖，但是具备这种品质通常对他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如果他想说明事情有多么复杂，同意做出解释和促进理解，他的智力就会使他变得宽宏大量，这会大大削弱使徒们所必需的信念的强度与粗暴。

在所有的时代，尤其是在大革命时期，伟大的民众领袖头脑之狭隘令人瞠目；但影响力最大的，肯定也是头脑最偏狭的人。

其中最著名的演说，即罗伯斯庇尔的演说，经常有着令人吃惊的自相矛盾，只看这些演说实在搞不明白，这个大权在握的独裁者何以有如此大的影响：

教学法式的常识和废话，糊弄孩子头脑的稀松平常的拉丁文化，攻击和辩护所采用的观点不过是些小学生的歪理。没有思想，没有措辞上令人愉快的变化，也没有切中要害的讥讽。只有令我们生厌的疯狂断言。在经历过一次这种毫无乐趣的阅读之后，人们不免会与和蔼的德穆兰一起，长叹一声：“唉！”

想到与极端狭隘的头脑结合在一起的强烈信念能够给予一个有名望的人什么样的权力，有时真让人心惊肉跳。一个人要想无视各种障碍，表现出极高的意志力，就必须满足这些最起码的条件。群体本能地在精力旺盛信仰坚定的人中间寻找自己的主子，他们永远需要这种人物。

在议会里，一次演说要想取得成功，根本不取决于演说者提出的论证，而是几乎完全依靠他所具有的名望。这方面最好的证明是，如果一个演说者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失去名望，他同时也就失去了一切影响，即他根据自己的意志影响表决的能力。

当一个籍籍无名的演说者拿着一篇论证充分的讲稿出场时，如果他只有论证，他充其量也只能让人听听而已。一位有心理学见识的众议员，德索布先生，最近用下面这段话描述了一个缺乏名望的众议员：

他走上讲台后，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讲稿，煞有介事地摆在自己面前，十分自信地开始发言。

他曾自我吹嘘说，他能够让听众确信使他本人感到振奋的事情。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紧谢各己的论证，对那些数字和证据信心十足。他坚信自己能够说服听众。

面对他所引用的证据，任何反对都没用处。他一厢情愿地开讲，相信自己同事的眼力，认为他们理所当然地只会赞同真理。

他一开口便惊异地发现大厅里并不安静，人们发出的噪音让他多少有些恼怒。

为何不能保持安静呢？为何这么不留意他的发言呢？对于正在讲话的人，那102些众议员在想些什么？有什么要紧的事情让这个或那个众议员离开了自己的座位？

他脸上掠过一丝不安的神情。他皱着眉头停了下来。在议长的鼓励下，他又提高嗓门开始发言，他加重语气，做出各种手势。周围的噪声越来越大，他连自己的话都听不见了。于是他又停了下来。最后，因为担。心自己的沉默会招来可怕的叫喊：“闭嘴！”便又开始说起来。喧闹声变得难以忍受。

当议会极度兴奋时，它也会变得和普通的异质性群体没什么两样，这时它的感情就会表现出总爱走极端的特点。可以看到它或是做出最伟大的英雄主义举动，或是犯下最恶劣的过失。个人不再是他自己，他会完全失去自我，投票赞成最不符合他本人利益的措施。

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说明了议会能够多么严重地丧失自我意识，让那些与自己的利益截然对立的建议牵着鼻子走。贵族放弃自己的特权是个巨大的牺牲。但是在国民公会期间那个著名的夜晚，他们毫不犹豫地这样做了。议会成员放弃自己不可侵犯的权利，便使自己永远处在死亡的威胁之下，而他们却迈出了这一步；他们并不害怕在自己的阶层中滥杀无辜，虽然他们很清楚，今天他们把自己的同伙送上断头台，明天这可能就是他们自己的命运。实际上，他们已经进入了我曾描述过的一个完全不由自主的状态，任何想法都无法阻止他们赞成那些已经把他们冲昏了头脑的建议。下面的话摘自他们中间的一个人，比劳一凡尔纳的回忆录，这段话极典型地记下了这种情况：“我们一直极力谴责的家长已”他社不“两天前、一基乏主一天前我们还不想做出的决定，居然就通过了；造成这种情况的是危机，再无其他原因。”再也没有比这更正确的说法了。

在所有情绪激昂的议会上，都可以看到同样的无意识现象。泰纳说：

他们批准并下令执行一些他们引以为荣的措施。这些措施不只愚蠢透顶，简直就是犯罪——杀害无辜，杀害他们的朋友。在右派的支持下，左派全体一致，在热烈的掌声中把丹东，他们的天然首领，这场革命的伟大发动者和领袖，送上了断头台。在左派的支持下，右派全部一致，在最响亮的掌声中表决通过了革命政府最恶劣的法令。议会全体一致，在一片热烈叫喊的赞扬声中，在对德布瓦、库车和罗伯斯庇尔等人热烈的赞扬声中，不由自主地一再举行改选，使杀人成性的政府留在台上；平民派憎恶它，是因为它杀人如麻，山岳派憎恶它，是因为这个政府对它草菅人命h平民派和山岳派，多数派和少数派，最后都落了个同意为他们的自相残杀出力的下场。牧月22日，整个议会把自己交给了刽子手；热月8日，在罗伯斯庇尔发言后的一刻钟内，同样的事情又被这个议会做了一次。

这幅画面看起来昏天黑地，但它十分准确。议会若是兴奋和头脑发昏到一定程度，就会表现出同样的特点。它会变成不稳定的流体，受制于一切刺激。下面这段有关1848年议会的描述，来自斯布勒尔先生，一位有着不容怀疑的民主信仰的议员。我把《学报》上这段十分有代表性的文字转引如下。它为我曾经说过的夸张感情这一群体特点、为它的极端多变性——这使它一刻不停地从一种感情转向另一种截然相反的感情——提供了一个例子。

共和派因为自己的分裂、嫉妒和猜疑，也因为它的盲信和无节制的愿望而坠入地狱。它的质朴和天真与它的普遍怀疑不相上下。与毫无法律意识、不知纪律为何物的表现相伴的，是放肆的恐怖和幻想。在这些方面乡下人和孩子也比他们强。他们的冷酷和他们的缺乏耐心一样严重，他们的残暴与驯顺不相上下。这种状态是性格不成熟以及缺乏教养的自然结果。没有什么事情能让这种人吃惊，但任何事情都会让他们慌乱。出于恐惧或出于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他们既能赴汤蹈火，也会胆小如鼠。

他们不管原因和后果，不在乎事物之间的关系。他们忽而灰。心丧气，忽而斗志昂扬，他们很容易受惊慌情绪的影响，不是过于紧张就是过于沮丧，从来不会处在环境所要求的。心境或状态中。他们比流水还易变，头脑混乱，行为无常。

能指望他们提供什么样的政府基础？幸运的是，上述这些在议会中看到的特点，一并非经常出现。议会只是在某些时刻才会成为一个群体。在大多数情况下，组成议会的个人仍保持着自己的个性，这解释了议会为何能够制定出十分出色的法律。其实，这些法律的作者都是专家，他们是在自己安静的书房里拟订草稿的，因此，表决通过的法律，其实是个人而不是集体的产物。这些法律自然就是最好的法律。只有当一系列修正案把它们变成集体努力的产物时，它们才有可能产生灾难性的后果。群体的产品不管性质如何，与孤立的个人的产品相比，总是品质低劣的。专家阻止着议会通过一些考虑不周全或行不通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专家是群体暂时的领袖。议会影响不到他，他却可以影响到议会。

议会的运作虽然面对所有这些困难，它仍然是人类迄今为止已经发现的最佳统治方式，尤其是人类已经找到的摆脱个人专制的最佳方式。不管是对于哲学家、思想家、作家、艺术家还是有教养的人，一句话，对于所有构成文明主流的人，议会无疑是理想的统治。

不过，在现实中它们也造成两种严重的危险，一是不可避免的财政浪费，二是对个人自由不断增加的限制。

第一个危险是各种紧迫问题和当选群体缺少远见的必然产物。如果有个议员提出一项显然符合民主理念的政策，譬如说，他在议案中建议保证使所有的工人能得到养老津贴，或建议为所有级别的国家雇员加薪，其他众议员因为害怕自己的选民，就会成为这一提议的牺牲品，他们似乎不敢无视后者的利益，反对这种提议中的政策。虽然他们清楚这是在为预算增加新的负担，必然造成新税种的设104立。他们不可能在投票时迟疑不决。增加开支的后果属于遥远的未来，不会给他们自己带来不利的结果，如果投了反对票，当他们为连选连任而露面时，其后果就会清楚地展现在他们面前。

除了这第一个扩大开支的原因外，还有一个同样具有强制性的原因，即必须投票赞成一切为了地方目的的补助金。一名众议员没办法反对这种补助，因为它们同样反映着选民的迫切需要，也因为每个众议员只有同意自己同僚的类似要求，才有条件为自己的选民争取到这种补助金。

上面提到的第二个危险——议会对自由不可避免的限制——看起来不那么明显，却是十分真实的。这是大量的法律——它们总是一种限制性措施——造成的结果，议会认为自己有义务表决通过，但是由于眼光短浅，它在很大程度上对其结果茫然无知。

这种危险当然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即使在英国这个提供了最通行的议会体制、议员对其选民保持了最大独立性的国家，也没有逃脱这种危险。赫伯特·斯宾塞在一本很久以前的著作中就曾指出，表面自由的增加必然伴随着真正自由的减少。他在最近的《人与国家》一书中又谈到了这个问题。在讨论英国议会时，他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自从这个时期以来，立法机构一直遵循着我指出的路线。迅速膨胀的独裁政策不断地倾向于限制个人自由，这表现在两个方面。每年都有大量的法律被制定出来，对一些过去公民行为完全自由的事务进行限制，强迫他做一些过去他可做可不做的事情。同时，日益沉重的公共负担，尤其是地方公共负担，通过减少他可以自由支配的收益份额，增加公共权力取之于他并根据自己的喜好花销的份额，进一步限制了他的自由。这种对个人自由日益增加的限制，在每个国家都有斯宾塞没有明确指出的各种具体的表现形式。正是这些大量的立法措施——大体上全是些限制性法令——的通过，必然会大大增加负责实施它们的公务员的数量、权力和影响。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这些公务员有可能成为文明国家的真正主人。

他们拥有更大的权力，是因为在政府不断更换的过程中，只有他们不会受到这种不断变化的触动，只有他们不承担责任，不需要个性，永久地存在。实行压迫性的专制，莫过于具备这三种特点的人。

不断制定一些限制性法规，用最复杂的条条框框把最微不足道的生活行为包围起来，难免会把公民自由活动的空间限制在越来越小的范围之内。各国被一种谬见所蒙蔽，认为保障自由与平等的最好办法就是多多地制定法律，因此它们每天都在批准进行一些越来越不堪忍受的束缚。它们已经习惯于给人上套，很快便会达到需要奴才的地步，失去一切自发精神与活力。那时他们不过是些虚幻的人影，消极、顺从、有气无力的行尸走肉。

若是到了这个地步，个人注定要去寻求那种他自己身上已经找不到的外在力量。政府各部门必然与公民的麻木和无望同步增长。因此它们必须表现出私人所没有的主动性、首创性和指导精神。这迫使它们要承担一切，领导一切，把一切都纳入自己的保护之下。于是国家变成了全能的上帝。而经验告诉我们，这种上帝既难以持久，也不十分强大。

在某些民族中，一切自由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尽管表面上的许可使它们产生一种幻觉，以为自己还拥有这些自由。它们的衰老在造成这种情况上所起的作用，至少和任何具体的制度一样大。这是直到今天任何文明都无法逃脱的衰落期的不祥先兆之根据历史的教训以及各方面都触目惊心的那些先兆判断，我们的一些现代文明已经到达了衰败期之前那些历史上早已有之的时代。所有的民族似乎都不可避免地要经历同样的生存阶段，因为看起来历史是在不断地重复它的过程。

关于文明进化的这些共同阶段，很容易做个简单的说明，我将对它们做一概括，以此为本书做结。这种速记式的说明，也许能够对理解目前群众所掌握的权力的原因有所启发。

如果我们根据主要线索，对我们之前那些文明的伟大与衰败的原因加以评价，我们会发现什么呢？

在文明诞生之初，一群来源不同的人，因为移民、入侵或占领等原因聚集在一起。他们血缘不同，语言和信仰也不同。使这些人结为整体的惟一共同的纽带，是没有完全得到某个头领承认的法律。这些混乱的人群有着十分突出的群体特征。

他们有短暂的团结，既表现出英雄主义，也有种种弱点，易冲动而性情狂涓。没有什么东西把他们牢固地连系在一起。他们是野蛮人。

漫长的岁月造就了自己的作品。环境的一致、种族间不断出现的通婚和共同生活的必要性发挥了作用。不同的小群体开始融合成一个整体，形成了一个种族，即一个有着共同的特征和感情的群体，它们在遗传的作用下日益稳固。这群人变成了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又有能力摆脱它的野蛮状态。但是，只有在经过长期的努力、必然不断重复的斗争以及无数次的反复，从而使它获得了某种理想之后，它才能够完全形成一个民族。这个理想具有什么性质并不十分重要，不管是对罗马的崇拜、雅典的强盛还是真主安拉的胜利，都足以让一个种族中的每个人在感情和思想上形成完全的统一。

在这个阶段，一种包含着各种制度、信念和艺术的新文明便诞生了。这个种族在追求自己理想的过程中，会逐渐得到某些它建立丰功伟业所不可缺少的素质。

无须怀疑，它有时仍然是乌合之众，但是在它变幻不定的特征的背后，会形成一个稳定的基础，即一个种族的禀性，它决定着一个民族在狭小的范围内变化，支配着机遇的作用。

时间在做完其创造性工作之后，便开始了破坏的过程，不管是神仙还是人，一概无法逃出它的手掌。一个文明在达到一定的强盛和复杂程度之后，它便会止步不前，而一旦止步不前，它注定会进入衰落的过程。这时它的老年期便降临了。

这个不可避免的时刻，总是以作为种族支柱的理想的衰弱为特点。同这种理想的衰弱相对应，在它的激励下建立起的宗教。政治和社会结构也开始发生动摇。

随着这个种族的理想不断消亡，它也日益失去了使自己团结强盛的品质。个人的个性和智力可以增长，但是这个种族集体的自我意识却会被个人自我意识的过度发展所取代，同时伴随着性格的弱化和行动能力的减少。本来是一个民族、一个联合体、一个整体的人群，最终会变成一群缺乏凝聚力的个人，他们在一段时间里，仅仅因为传统和制度而被人为地聚集在一起。正是在这个阶段，被个人利益和愿望搞得四分五裂的人，已失去了治理自己的能力，因此在最微不足道的事情上也需要领导，于是国家开始发挥引人注目的影响。

随着古老理想的丧失，这个种族的才华也完全消失了。它仅仅是一群独立的个人，因而回到了自己的原始状态——即一群乌合之众。它既缺乏统一性也没有未来，只有乌合之众那些一时的特性。它的文明现在已经失去了稳定性，只能随波逐流。民众就是至上的权力，野蛮风气盛行。文明也许仍然华丽，因为久远的历史赋予它的外表尚存，其实它已成了一座没发可危的大厦，它没有任何支撑，下次风暴一来，它便会立刻倾覆。

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从野蛮状态发展到文明状态，然后，当这个理想失去优点时，便走向衰落和死亡，这就是一个民族的生命循环过程。

谢选骏指出：议会是乌合之众选举出来的，它怎么可能不是乌合之众的代表呢？2008年，我亲眼看见美国国会两党议员一致通过了社会主义的银行救济制度，把美国变成了一个共产党统治的国家！然后就是黑人上台（奥巴马伪造出生证），然后就是白人的反扑（川普的佯狂），然后就是一个回弹的僵持（拜登当选和攻占国会）——现在，两边的乌合之众正在“非理性集结”，即将上演第四美国的革命戏码！

乌合之众是民主制度的产物，乌合之众又反过来强化了民主制度。

（另起一页）

【第二部分】

【人类的愚蠢历史】

【（美）芬斯持( Fenster，B.)】

【目录】

引子

第一部分 愚蠢编年史

第1章 面对命运的拙劣之举

第2章 名人生活中的愚笨时刻

第3章 愚蠢的预言

第4章 流行文化

第5章 愚笨的死法

第6章 愚蠢的发明

第7章 愚蠢的社会习俗

第8章 当时看起来像是个好主意

第9章 白痴政府

第10章 愚笨的力量

第11章 愚蠢的艺术

第12章 军事假聪明

第13章 愚蠢的科学

第14章 名人说过的蠢事

第15章 白痴政治

第16章 愚蠢的运动

第17章 你可能会花冤枉钱的蠢事

第18章 愚蠢的商业和商业的愚蠢

第19章 宣扬我们是如何的愚笨

第20章 愚蠢的犯罪

第21章 可以避免的聪明设想

第二部分 你总想知道关于愚蠢的方方面面，但是你聪明过了头以至于提不出诸如此类的问题

第三部分 如何摆脱愚蠢？你只要做到邻居所做不到的62件意想不到的事情，那你就会变聪明，而你的邻居依然那么愚蠢

【引子】

不要和响尾蛇亲嘴。

你可以安全地认为生活当中的有一课是我们不必去学的。

在从飞机上跳下之前，你要背好降落伞。不要再把纳税人的钱浪费在去研究找出为什么罪犯想从监狱里逃跑的原因。

我们应该能够不花多大力气就跨过那些人类构筑的低矮桥梁。

足以奇怪的是，我们仿佛是去亲吻响尾蛇的一个种族。

自从人类开始两腿直立行走以来，我们已经发现了1000种再次倒在地上的方法。

我们感到幸运的是，它们当中的许多是非常可笑的——只要那些事是发生在其他人身上。

作为一个拥有较大脑量的物种，我们谈论精彩的比赛，对我们的智力成就大加赞赏，那是我们发明创造的天才，意识的灿烂辉煌。……然而，我们是生命力量的最高成就吗？或者仅仅是宇宙中有史以来最爱沾沾自喜的生灵？

让我们看一下本书第一部“愚蠢编年史”里的那些别出心裁、颠三倒四的成就吧，它们见证了在所有领域中人类的愚蠢行为。

接下来在第二部“你总想知道关于愚蠢的方方面面，但是你聪明过了头以至于提不出诸如此类的问题”里，当我们从追寻辉煌而坠入不可避免的愚蠢后果时，我们对人类行动的轨迹进行了剖析。

在第三部“如何摆脱愚蠢”里，历史上聪明绝顶的智者提出了忠告，因而我们可以借此增进我们的智力而隔壁的那个大傻瓜却还是同他原先一样愚不可及。

我们都会犯愚蠢的错误。如果它们是愚蠢之至或者十分可笑，就有可能出现在本书里。所以，让我们为笨人的愚蠢之举而欢呼，因为我们随时都有可能发现自己在步其后尘。

现在把那条响尾蛇放下，好好享受生活吧。

谢选骏指出：作者虽然滔滔不绝，但还是不通人性——他就不懂人在“好好享受生活”之后，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要亲嘴响尾蛇了！例如农夫与蛇的故事所示……这就是所谓“吃饱了撑的贱骨头”。

【第一部 愚蠢编年史】

【第1章 面对命运的拙劣之举】

每当转机来临，命运总是凌驾于精明的策略之上。然而，有时候你仍旧可以把握命运，乘风破浪到达胜利的彼岸。

或许你做不到。请考虑：

1990年，亚利桑那州监狱控制中心治疗了一位患者，他在同响尾蛇亲嘴时舌头被咬伤。

一位委内瑞拉农民把家人辛辛苦苦挣来的1600美元放在一个稻草篮子里。1971年，当他宠爱的一只山羊把那个草篮和里边的所有东西一吞而光的时候，他变得一文不名。

一报还一报，这位农民把山羊杀了，烹而食之。可是没有任何一只山羊的味道有1,600美元那么棒。

吸毒成瘾的喜剧演员雷尼·布鲁斯在一家饭店的房间里扮演小丑，排练的场景是一个犹太超人所面临的困难，结果他从五楼的窗户飞身出去，摔断了胳膊，摔伤了腰背。

如果你是个好赌的人，你就会知道接二连三的好运是多么难得。1950年，一位水手有一天晚上在拉斯维加斯的掷骰子的赌局中就遇上了这样一次难以置信的绝佳手气。他掷出的骰子连赢27盘。他本来可以靠那个运气赢得2.68亿美元（按赌场每局最高的投注）。当然，下如此大赌注的人毕竟为数不多。但是，按照通常理智的赌博方法，他本来可以赢得比那个数目稍微少一点但那也会是十分可观的一笔财富。

然而，这位水手下赌注时缩手缩脚，在这样一次千载难逢的好运中，他只赢了750美元。

在赛马场上要把宝押中即将获胜的马也同样的难。

这个时候愚蠢展现出来，并且雪上加霜：由于人们把中彩的彩票漫不经心地随手扔掉，仅此一项估计每一年就扔掉了100万美元，这还不包括其他的损失。

一位在竞选活动的民意调查中落后的日本政治家，不需要竞选经理、媒体顾问或参谋小组来设计新颖的策略：为了获得同情的支持选票，他编造出被人暗杀的假象。

为了使暗杀看上去确有其事，这位政客用刀在自己腿上砍了一刀。他割断了动脉，血流如注，在发表最后的竞选演说之前便一命呜呼。

有些时候命运已经抓住你的脖子大声喊道：“这是你的大好机会。把握住！”而我们却回答：“我怎样才能真正利用它？"

1920年，共和党给了希拉姆·约翰逊一个机会，让他作为宾夕法尼亚州的诺克斯参议员的副总统竞选人。但是约翰逊不想做副总统，他要的是总统宝座。他不愿意在竞选时坐第二把交椅，尽管有知情人告诉他诺克斯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不大可能当完一任总统。

命运甚至再次给希拉姆·约翰逊提供了又一个良机。他被再次要求担当副总统候选人，这一次是作为在提名时把诺克斯拉下马的华伦·哈定的副手。约翰逊再次拒绝，宣称他要么竞选总统，要么就拉倒。

几年之后，诺克斯和当选为总统的哈定都相继去世。如果约翰逊当初同意做这两个人的副总统候选人，他就会顺理成章地登上他垂涎已久、梦寐以求的总统宝座。

然而，卡尔文·库里奇却懂得在命运降临时把握住机会，他取代了希拉姆·约翰逊在白宫和在历史上的位置。

1999年，两个米尔沃基的少年正在用家里的手枪玩一个游戏，看谁的出枪速度更快。游戏开始之前，他们检查了弹夹，确保里面没有子弹。可是他们没有检查手枪的枪膛。

他们抽出枪开了火。一个男孩被枪杀，子弹穿透了头部。另一个男孩被子弹打穿颈部，脊柱受伤而瘫痪。他以杀人罪受到指控。

1989年，纽约市的一个男孩死于电梯事故。他事前乘坐在电梯车厢顶上，随电梯在高楼里上上下下冲浪。

这是一种愚蠢荒唐的死法，应该制止此类危险的运动。然而，别的男孩们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争先恐后地进入这个愚蠢的蔑视生命的行列，继续电梯冲浪。

就在那一年，还有另外10个男孩在电梯竖井的顶端被挤压致死，或者是从高速运行的电梯厢上坠地而亡。

拳击运动员基恩·唐尼1927年赢得了一场有争议的重量级冠军赛。当他在第七回合被杰克·邓普希击倒后，裁判用特别慢的数数使得他免于败北。

有三个人在收听这个奇特的第七回合实况转播时因心脏病发作而去世。

最奇特的奠过于唐尼的一个铁杆支持者。他一边注视着张贴在洛杉矶一面墙壁上的每一回合简要记录，一边疯狂地为他的拳击手加油欢呼。

这个铁杆支持者为他所不能目睹的一场拳击比赛加油欢呼是不是有点傻？不，他的愚蠢在于他开始激动得蹦蹦跳跳之前没有把拿在手里的冰戳放下。

这个拳击迷在欢呼过程中用冰戳无意刺伤自己后被紧急送往医院。

运动员也会像球迷那样伤及自己。回想一下1889年的那位在裤兜里玩子弹的棒球运动员。当他在场上击球时，对方一个刁钻的投球猛地一下打在他的腿上，他的裤子“砰”的一声炸裂开来。

1930年，一个曲棍球守门员上场之前在运动服的口袋里放了·盒火柴。对手的一记猛抽击中了他的衣袋，点燃了火柴，把他的运动服烧了起来。

1865年，台球冠军路易斯·福克斯正在纽约州北部参加一场奖金丰厚的比赛。此时，一只苍蝇飞落在他的主球上。由于苍蝇没法赶走，福克斯击球失误，输掉了这场比赛。他羞愧得无地自容，跑出比赛厅，一头扎进河里溺水而亡。

1975年，一对英国夫妇在观看最喜欢的电视连续情景剧时，丈夫突然发出一阵狂笑，持续了半个小时，结果死于心脏病发作。你看过英国的情景剧没有？它们可没那么好笑。

葬礼之后，他的妻子给节目的制片商写信，感谢他们使得她丈夫在最后的时刻过得那么开心。

1982年，一位亚利桑那州的人把车开到沙漠里去练习打靶。他把猎枪瞄准了一株受到法律保护的巨形仙人掌树，扣动了两次扳机。

爆炸把那仙人掌劈成两半，它轰然倒地把他死死地压在下面，结果他一命呜呼。

蹦极跳不是藐视命运的一个新途径。南太平洋的瓦鲁阿图岛的小伙子保持了一个建造50英尺（约15米）高的木塔的传统。为了证明他们的男子气概，他们会爬上塔顶，头朝下跳下来。

这些小伙子在膝盖上缠上藤条。他们估计藤条的长度比从塔顶到地面再减去他们身高的距离稍微短一点。

有时候他们是对的。

巴西的男孩以乘坐在高速行驶的电气火车的顶上来表现他们的勇气。那些在高架桥下猫身不够低的男孩被削去了脑袋。有些人失去平衡去抓电线。要是他们没有跌下来摔死，也会被电触死。

1971年，一位亚利桑那人开枪打伤了自己。这倒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这种事情时有发生。可是为了呼救，这位受伤的人又开了一枪——打中了另外一条腿。

1977年，一位乌干达农民试着用手枪射击一颗疼痛难忍的牙齿来给自己做牙科治疗。他终于成功地把那颗有毛病的牙齿给弄了出来，但同时也打伤了自己的下颌。

1976年，新奥尔良的一位妇女起诉政府废弃路易斯安那购买法案。法院拒绝了她的诉状，裁定为时过晚，因为该法令的时效在167年以前就已经终止。

足球运动员的受伤几率有多高？百分之一百。在职业拳击运动员中，有87%的人将出现脑损伤。这两项运动的职业运动生涯短暂，风险高，在那些草率仓促投身此行的人里边只有很小比例的在经济上得到足够的回报。

这并没有使志愿加入这两项运动的人数减少。

在法国克莱蒙，有一个人用洗衣机把自己的房子炸毁了。他告诉警察，为了清除掉衬衫卜的一处油渍，他往洗衣机里倒了一杯汽油。当洗衣机的涡轮改变旋转方向时，一个火花引燃了汽油，炸掉了他家房子的一楼，并把他打倒在地，失去了知觉。

后来这个人承认：“我觉得干了一件蠢事。”

一个巴西人的未婚妻患了一种对生命有威胁的疾病，后来得以康复。出于表达感激之情，他苦行修炼，身背一个大十字架，徒步横穿半个巴西。

当他走上了精神之旅后，他的未婚妻却另攀高枝嫁给了另外一个男人。

墨西哥一家植物减肥温泉疗养中心的老板坚持在他的遗嘱里写下：一定要把他埋在公墓的非吸烟区里。

在1973年的时候，丹佛野马队还是无名之辈，一点也看不出来20多年后它将登上橄榄球超级杯赛冠军的宝座。有一次比赛野马队遭遇惨败，一位丹佛球迷自杀之前写下这样的遗言：“从野马队最初成立起，我就是野马的铁杆支持者。我再也无法忍受他们那样的笨手笨脚了。”

然后这位球迷对准自己的头部开枪自杀。不管对野马队有什么样的评价，它都得到了应验，因为他笨手笨脚地开了枪，所以活了下来。

1999年在美国出现一系列的高中学生带枪到学校杀死同学和老师的校园枪击事件之后，俄亥俄州的一位高中女教师提议把下面的问话作为课后作文的话题：“如果你想暗杀一位目前在世的名人，他将会是谁？你会如何去做？”

1929年，一位肚子疼痛的男子要求做手术。医生们从他的肠胃里取出了纽扣、铁钉、顶针、瓶盖、别针、地毯钉、衣钩、珠子、大头针以及一把指甲锉刀。

20世纪60年代，当“波士顿杀手”猖獗横行、市民人人自危时，有一天布洛克顿区一位妇女在一个陌生人敲门时瘫倒在地因恐惧而亡。结果敲门者是一位上门推销百科全书的推销员。

两个南非人练习打靶，把放置在对方头顶上的啤酒罐作为射击目标。其中一人开枪打伤了另一人的脸。开枪者输掉了那场比赛，而获胜者却伤势严重。

谢选骏指出：作者似乎不懂，以下两段话有着明显的冲突——1、“每当转机来临，命运总是凌驾于精明的策略之上。”2、“然而，有时候你仍旧可以把握命运，乘风破浪到达胜利的彼岸。”——在我看来，这种低级的语无伦次只是为了推销书籍给愚蠢的读者大众。

【第2章 名人生活中的愚笨时刻】

名人并非比你我更愚笨。或许他们也就是如此。

可是当他们出洋相时，我们这些旁观者都暗自窃喜。我们大多数人在自己出洋相时却秘而不宣、不去张扬。

17世纪英国国王查理二世把埃及国王的木乃伊身上的粉末收集起来。他想使自己变得与他们一样的伟大，因此把那些粉末涂满了全身。

他最终如愿以偿，尽管不是以他所期待的方式。他同他们一样寿终正寝，未能长生不老。

以色列的杰希贝尔女王自杀以前把自己精心打扮了一番，然后从塔楼的窗户跳了下去。她不想给世人留下一具相貌丑陋的尸体。

显而易见，女王并没有考虑到当她摔到地面上时她那经过精心化妆的面部会出现什么情况。

电影明星华伦·贝蒂很聪明地总结了自己的特点：“我老了，我还年轻。我很聪明，我很愚蠢。我的心情一会儿好一会儿坏。"

可是贝蒂却无法与英格兰王妃戴安娜的自我评价相比：“我有一颗豌豆那么大的大脑。”

俄国的恐怖伊万下令屠宰了一头大象，因为它没有向他鞠躬。

瑞典的克里斯蒂娜女王让人做了一尊微型大炮，对准她房间里的跳蚤发射微型炮弹。

英格兰的詹姆斯一世喜欢用纸牌赌博。有两个宫廷仆人的职责之一便是让王室玩纸牌变得轻松。其中一位男仆给国王拿牌，另一位告诉他出哪张牌。

国王玩牌究竟喜欢的是什么？

纽约商人阿比·赫希菲尔德靠开停车场赚了不少钱。然后他买下了《纽约邮报》，可又不得不在16天之后把它卖了出去，因为他手下的职员专门出版了一期报纸来抨击这位老板。

赫希菲尔德又继续开办另一份报纸（当时全美国的报社都在倒闭）。5个月后，报社关门大吉。接下来他开始从政竞选，遭到三次败北，两次是作为民主党人，一次作为共和党人。

据说电影明星德鲁·巴莉莫尔在出门参加富丽堂皇的好莱坞晚会时要在鞋里放一点泥土。其原因何在？这样她就可以稳稳当当地站在地面上。

三岛由纪夫是日本最杰出的作家之一，1970年他率领一批支持他的坚定分子占领了日本自卫队的一个驻地。他对那里的士兵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要求回归古代武士的崇高精神。

士兵们对他的讲话不屑一顾，三岛由纪夫按日本传统方式剖腹自杀，而此时他的一位追随者以武士的方式砍下了他的头。

在那些当初一举成名、到后来其非凡才能却毁于一旦的幸运儿当中，三岛由纪夫并不是惟一的一个。其他的作家和艺术家或许忘记了这一点：一旦你离开人世，你就无法再继续创作出伟大的作品，而自杀则是对短期问题的一劳永逸的解决。下面这些作家和艺术家都做出了愚蠢之举：

1.绘画大师文森特·冯·梵高在37岁时开枪自杀。

2.美国诗人哈特·克莱恩后来变成酒鬼，在32岁时自杀。

3.美国历史上最富有创造性的作家爱德加·艾伦·坡在药物的作用下饮酒至死。

4.神奇的威尔士诗人戴兰·托马斯为世人所爱戴，他39岁时死于饮酒。

5.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自杀身亡。诗人托马斯·查特顿、安尼·塞克斯顿、兰多尔·加勒尔和罗伯特·洛威尔都走上同一条不归路。

6.俄罗斯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开枪打中自己的胸部，但是他从这次拙劣的自杀行为中活了过来。

7.债务缠身的作家约瑟夫·康纳德开枪打中心脏，却活了下来。

8.钢琴家亚瑟·鲁宾斯坦用自己的皮带上吊，结果皮带断裂，他没有能如愿。

1860年早已不是中世纪了，可当时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却挥霍大量钱财来建造童话里的纽什凡斯泰恩城堡那样的中世纪城堡。

修建城堡的钱并不属于他，而是归国家财政所有，这也是路德维希被说成是精神失常，送进精神病院的原因之一。

另外一个原因：路德维希邀请他的马共进晚餐。

要进入精神失常的境界，一个国王就必须比平民百姓付出更多努力。

电影明星汉弗雷·伯格特是影片中最帅的硬汉之一，当他的几何、英语、法语和圣经研究课没有及格的时候，他从预科学校退学。

后来成名的剧作家尤金·奥尼尔因从学院院长的窗户里往外扔啤酒瓶而被普林斯顿大学开除，这位院长后来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伍德罗·威尔逊。

漫画家查尔斯·舒尔茨的漫画曾经被他高中学校的年鉴所退稿，后来又在申请沃尔特·迪斯尼电影制片厂的一份漫画创作员的工作时被拒绝。

无声电影明星查理·卓别林在世人眼里的形象是一个屡受折磨的小流浪汉，而在他的不那么隐秘的私生活里却扮演了一个迫害者的角色。

他把女演员莉塔·格雷调教成了一个小明星，在35岁的时候勾引了她，那时她16岁。当她怀孕以后，他提出要么由他付钱去堕胎，要么给她一笔钱由她另外嫁人。只是在被威胁要告他强奸幼女罪和起诉他之后，他才同意娶莉塔为妻。

在他们的婚姻中，卓别林威胁要杀死她，试图诱劝她自杀，后来还和她生了两个孩子。两年以后他们离了婚。

爵士时代的作家司科特·菲茨杰拉德被认为是他那个叛逆的一代的代言人。他的第一部小说《天堂的这一边》大获成功，可是他后来的作品，包括著名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在经济上却是一败涂地。

但是菲茨杰拉德和他的妻子热尔达却依然过着豪华奢侈的生活，尽管他们已经捉襟见肘、不再有能力支付这一切。

菲茨杰拉德曾签下合同为一家电影制片厂写作，这本来可以使他在经济上起死回生。可是他同好莱坞制片商打交道时实在难以相处，结果制片厂炒了他的鱿鱼。

他中年夭折，还欠了一屁股债。而风风火火的热尔达精神崩溃以后在一家精神病院里去世。这是一个典型的才气横溢而又铺张浪费的例子。

美国诗人埃兹拉·庞德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大师，知识界对他的杰作称赞不已。然而这位荣耀加身的诗人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站到了自己国家的对立面，他把希特勒称为“圣人”，指责犹太人邪恶而不是更大的邪恶的牺牲品。

庞德以叛国罪被送上法庭，为他那罪犯般的失去理智在一家医院里度过了12年。在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他承认：“我把所接触到的每一件事情都搞得.一团糟。我总是不断地犯错误。”

对于只有聪明绝顶的人才能做出的愚不可及的事情，这不啻是一个准确的描述。

已经定罪的杀人犯瑟罕。瑟罕在监牢里提出一个奇特的要求：“要是罗伯特·肯尼迪今天还活在人世的话，他一定不会让我受现在这份罪的。”

瑟汉的保释要求被拒绝，他将在监狱里继续呆下去，他是因为暗杀罗伯特·肯尼迪而被判入狱的。

17世纪的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三世因发烧而去世，他的高烧是由于长时间坐在炉火旁而引起的。

既然他知道他的温度高，可为什么这位国王不从炉火那里移开呢？那不是他作为国王的工作。宫廷里负责照看炉火的佣人没有上班。他的工作就是把国王的座椅往后拉。

英国诗人亚历山大·蒲柏在朗读他翻译的《伊里亚特》的时候，哈里法克斯地方的伯爵查尔斯·蒙太格对其中的几段提出反对意见，坚决建议蒲柏重新翻译。诗人尽量在诗歌的要求和贵族的要求之间取得一个平衡：几个月以后他又去见哈里法克斯伯爵，感谢他明察秋毫的建议，又给他读了修改过的诗句。

伯爵对修改的地方表示衷心赞同。伯爵所不知道的是蒲柏并没有做任何改动。从那时起，作者们如法炮制，多年来就一直采用蒲柏的招数来对付无数的报纸和杂志的编辑们。

报业大亨约瑟夫·普利策有一次要为他的《纽约世界报》做一块大得在火星上都能看见的广告牌。当他无法决定广告究竟采用什么语言时他才放弃了这个计划。

奥斯卡·莱温特是一位头脑灵活、口才犀利的电台和电视明星，他也是一位钢琴伴奏家。他一天要喝40到60杯咖啡，然后又喋喋不休地抱怨自己老是失眠。

曾获得普利策奖的诗人约翰·百利曼酗酒上瘾，他想从一座桥上跳进密西西比河了却一生，结果他摔在了河堤上而没有落到水里。

在18世纪，布里奇沃特地方的伯爵让他最喜爱的几只狗和他一块在桌子上吃晚饭。狗穿着手工缝制的皮靴，围上布巾，由男仆们伺候着。

要是这些狗在餐桌上的举止不当，伯爵就会把它们从桌子上撵下去。

伊丽莎白女王比一般的王室成员有更多的需要。她雇了一个女佣，专门负责照料女王的手套。

伊丽莎白有2000多双手套，那就意味着一双手套平均要间隔6年时间才能再次戴在女王的手上。

法国国王路易十五一年花在咖啡上的费用相当于15000美元。

今天我们在家里、在咖啡店悠闲地喝着爪哇咖啡，而在17世纪，英国的习惯不是在咖啡里放糖或者奶油，而是放芥末。没有人站出来宣称当初是自己提议这样做的。

谢选骏指出：“名人并非比你我更愚笨。或许他们也就是如此。可是当他们出洋相时，我们这些旁观者都暗自窃喜。我们大多数人在自己出洋相时却秘而不宣、不去张扬。”——这就是成为名人必须付出的代价——他她们没有隐私权。

【第3章 愚蠢的预言】

愚蠢自我宣扬。世界上有一半感知的智慧来自于那些懂得如何缄口不言的人们。

看一看下面这些没有闭紧嘴巴的人：

1899年，美国专利局局长查尔斯·杜尔说：“每一样可以发明的东西都已经被发明出来了。”

牛津大学教授艾拉斯莫斯说："当（1878年的）巴黎展览会闭幕的时候，电灯也将随之熄灭，而人们将从此不再谈论它。”

1899年的《文学文摘》声称：“当然，（汽车）将永远不会变得像行车那样司空见惯。"

1859年，爱德温·威尔逊试图劝说职业钻井工人帮他打一口油井，他们说：“钻油井？你是说从地面钻下去找油？你真是发疯了。”

1876年，一位西部工会的负责人拒绝了新的技术，他说：“电话”毛病太多，不值得把它认真当作一种通信手段。这玩意儿对我们没有实实在在的价值。”

1865年，波士顿一家报纸的社论说：“有知识的人都知道电线不可能传递声音。要是真的可能那样的话，这东西不会有实用价值。”

1872年，法国生理学教授皮埃尔·帕奇说：“（路易斯·巴斯德的）细菌理论是一个荒诞无稽、精心编造的谎言。”

1895年，英国皇家学会主席凯尔文爵士说：“比空气重的飞行机器要飞上天是不可能的。”

1889年，一位美国报纸编辑提议那位出类拔萃的英国作家应该另谋职业：“对不起，吉卜林先生，可是你竟然不知道如何使用英语。”

1873年，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外科医生厄里克·厄里克森爵士说：“睿智而人道的外科医生将永远不会涉足于人的腹部、胸部和大脑。”

法国元帅、高等军事学院军事战略教授菲迪南德·福煦教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说：“飞机是有趣的玩具，但是在军事上它毫无价值。"

华纳兄弟制片公司的负责人H.M.华纳在1927年拒绝一项电影新技术时说：“谁会去听演员说话？”

无线电先驱戴维·萨洛夫的一位商业伙伴在20世纪20年代解释为什么他们不应该涉足无线电，就像萨洛夫表示的那样：“那种无线电音乐盒子没有什么可以想像的商业价值。谁会为一条不是专门发送给某个人的信息付钱呢？”

1929年的股票市场崩溃导致了经济大萧条。就在那之前一个星期，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家欧文·菲舍尔说：“股市已经到了如同永久高原的那种境地。”

1926年，工程师李·德弗莱斯特说：“从理论和技术上看，电视是可行的，从商业和经济上看，我认为它是不可能的。”

1931年，报纸专栏作家多罗西·汤普森在访问德国时说：“当我终于走进凯撒霍夫饭店的阿道夫·希特勒大厅时，我确信我正要会见德国未来的独裁者。在不到50秒钟后，我肯定我见到的不是一位独裁者。”

英国《每日快报》说：“今年（1938年）英国将不会卷入欧洲的战争，明年也不会。"

电影制片厂老板欧文·索尔伯格在解释他为什么不想拍影片《乱世佳人》时说道：“关于内战的电影从来就赚不了钱。”

演员加里·库伯在决定不扮演《乱世佳人》的男主角时说：“我很高兴将是克拉克·盖博而不是加里·库伯将遭遇惨败。”

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总裁托马斯·华生1943年在评价一家新的公司时说：“我认为世界市场上或许只有5台计算机的需求量。”

《大众机器》1949年在预言日新月异的科学进展时说：“未来的计算机重量有可能不到5吨。"

普林蒂斯·赫尔出版社一位负责商务图书的编辑在1957年说：“我走遍了这个国家的东西南北，和最优秀的人士促膝谈心，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数据处理的时尚到年底之前便会成为过眼云烟。"

1968年，一位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的工程师询问了这样一个有关微型集成块的可悲问题：“可它有何用处？”

数字设备公司的创始人肯·奥尔森在1977年说：“没有道理能够说明人们想在家里有一台计算机。”

1951年，《纽约每日新闻》在报道后来进入名人纪念堂的巨人队队员威利·梅斯时说：“在中场表现平平。”

乙级棒球联赛的经理汤米·霍尔姆斯说：“那小子玩不了棒球，他连斜线击球都不会。

霍尔姆斯指的是汉克·阿伦，他经常斜线击球而且球打得很远，成为了前所未有的本垒打明星。

作曲家罗伯特·舒曼对另一位作曲家弗雷德里克·肖邦的评论：“没有人会把那称为音乐。”

从那以来，我们都听过把这话用来指爵士乐、摇滚乐和说唱音乐。音乐家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创造那些没有人称为音乐的音乐。

德卡唱片公司在1962年拒绝一支新的英国乐队

时说：“我们不喜欢他们的声音，吉他音乐正在消亡。”

是的，那支乐队叫做甲壳虫乐队。

1958年的《商业周刊》杂志说：“虽然进口（汽车的）销售在1959年可以达到425000辆，但销量再也不会达到那么高了。”

几年以后，仅日本汽车制造商在美国的销售就达到了那个数字的两倍。

史蒂夫·加伯斯在努力劝说大型电子公司来生产他和合伙人史蒂夫·沃兹尼亚克共同设计的个人电脑的时候说：“我们去了阿塔里公司，对他们说，‘嘿，我们有这个神奇的玩意，甚至是用了你们的一些部件建造的。你们给我们提供资金怎么样？或者我们把它卖给你们。我们只想把这件事干成。付给我们工资，我们会为你们工作。’然而他们说，‘不行。’然后我们又去了惠普公司，他们说，“嘿，我们不需要你们。你们还没有念完大学呢。”

加伯斯和沃兹尼亚克就自己动手创办了苹果公司。

1966年，耶鲁大学的一位教授在解释他之所以给商科学生弗雷德·史密斯提议建立一个快递系统的研究论文打了低分的时候说：“这个想法有意思，构思巧妙，但是为了争取到比C更好的成绩，这个想法就必须切实可行。”大学毕业后，史密斯创建了联邦快递公司。

在比尔-克林顿再次当选总统之前一年，《华尔街时报》说：“他将输给任何一个在台上不淌口水的共和党提名人。”

谢选骏指出：作者宣称“愚蠢自我宣扬。世界上有一半感知的智慧来自于那些懂得如何缄口不言的人们。”——但是作者自己却滔滔不绝，还敢写下书来、公开兜售——真是为了销售，不惜出卖自己。

【第4章 流行文化】

要指出大众文化中的愚蠢之事仿佛是举手之劳。然而，谁又能抗拒大众文化呢？

韩国汉城一家电影院的经理觉得影片《音乐之声》过于冗长。他采用了连该音乐剧的导演都不曾想到的聪明剪辑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把剧中的歌曲全部剪掉了。

保尔·麦卡特尼一天早上醒来，嘴里哼着后来成为历史上最流行歌曲之一的《昨日》的曲调。如果他保留了最先的歌词“炒鸡蛋，我爱你”，这首歌还会那样走红吗？

总会有些人是望子成龙的母亲，但是像底特律一位妇女那样的可就是凤毛麟角了。她在1938年把两个女儿（分别为8岁和10岁）送上开往好莱坞的长途汽车，并告诉她们去演员中心报到，然后一旦她们成为电影明星之后马上就把全家人接过去。

洛杉矶当局把这两个女孩送上了回家的下一班汽车。

当电视情景剧《莱文丽和雪莉》在泰国播出的时候，当地的翻译认为有必要用下面这句话来说明美国电视情景剧里面妇女的行为举止：“下面这一集里描写的两个妇女是从疯人院出来的。”

它恰如其分地解释了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大部分节目。

热门电视连续剧《迈阿密警察》的制片商花在平均一集上的钱就超出了迈阿密警察局一年用于维持缉捕队运转的费用。

电视剧《芝麻街》因使得教育对儿童成为开心的事而大获成功。但并非每一个人都对这个成绩感到高兴。

教育工作者抱怨剧中人物马佩特的创造者吉姆·汉森把教育刻画成充满乐趣，因而孩子们会觉得真正的学校生活枯燥呆板、索然无味。

给那些未来的电影明星的忠告：要是你喜欢名利就不要同老板作对。

无声电影明星约翰·吉尔伯特和女演员葛丽塔·加博尔一起站在圣坛旁的时候，好莱坞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制片主任路易斯·梅尔说了一句俏皮话，吉尔伯特冲上去打了他一拳。梅尔发誓要以牙还牙。他终于如愿以偿。后来有声电影流行起来。这位炙手可热的人物使好莱坞和整个世界相信吉尔伯特的电影生涯已经完结，因为他的声音娇柔、有女人气。

几年之后吉尔伯特酗酒而亡。梅尔却变得更加富有，权倾一时，不可一世。

制片人弗兰克·开普拉的富于同情心的幻想片《美妙的生活》是两部有史以来最受欢迎的假日影片之一，1946年首次上映时却是票房的灾难。

这部电影是如此糟糕以至于数年以后开普拉甚至懒得去重新登记版权。这个疏忽引起了电视台的兴趣，它们意识到它们可以不用付版税而播放这部电影。

时光轮回，这一次观众可爱看这部电影了。《美妙的生活》于是成为最受欢迎的影片之一。

要进入演艺圈太难，如果你不动脑子去这样做就难上加难。

1929年，一个名叫查尔斯·洛伊博的有志向的演员把自己装在箱子里从芝加哥邮寄到好莱坞的一家电影制片厂。这个计谋让他进入了制片厂的大门，不过却是要死不活的样子。后来他恢复了过来，但却没有捞到任何角色，因为没有人会雇用神经错乱的人。

还记得那部史诗般的宽银幕电影《爪哇东边的克拉卡托瓦山》吗？这个电影名字只有两个毛病：那座火山叫做克拉克陀阿，它不是在爪畦东边而是西边。对于好莱坞来说，那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问题。

谁更傻？是让那些明星扮演其难以胜任角色的电影公司决策人员？还是拒绝在后来一炮走红的影片中担任角色的电影明星？下面这几位大牌明星都曾经拒绝在一些影片中出演主要角色。

加里·库伯拒绝在《乱世佳人》里扮演雷特.白瑞德。

罗伯特·莱德福特拒绝在《教父》里扮演迈克尔·科勒欧尼。

安东尼没有同意在《甘地》中扮演甘地。

马龙·白兰度没有同意在《阿拉伯的劳伦斯》中扮演阿拉伯的劳伦斯。

虽然报道说只有25%的越南战争老兵患有战场紧张的毛病，但是电影和电视里描绘的越南战争老兵几乎都患有某种创伤后压抑综合征。

1956年，美国“斯蒂尔时间’’的电视制片人对一个剧本做了一些改动。这个剧本讲述的是密西西比州一个黑人少年被绑架和谋杀的真实故事。

这位制片人不想得罪任何人，把那个黑人少年换成了一个犹太人，故事的地点也从美国南方移到了新英格兰，而且谋杀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奥尔森·威利斯1938年的广播剧是根据H.G.威尔斯的《世界的战争》改编的，该剧荒唐可笑、令人难以相信，描绘的是天外来客在地球上着陆并攻击人类的故事。

在该剧广播的时候，播音员一再表明该节目只是一个虚构的作品。

然而，成千上万的听众却以为外星人真的已经入侵美国，街头上人们惊恐万状。

堪萨斯城有两个人因听说外星人的到来而心脏病发作进了医院。在新泽西州的纽沃克，有15人因惊恐过度而接受治疗。匹兹堡的一位妇女试图毒死自己以免落人外星人之手。

1913年填字游戏发明的时候，在全世界，特别是美围和英格兰掀起一阵狂热。这场热潮的一个主要副作用是词典的销售量急剧增长。

不过那时候作为自以为是的势利者工具的词典却在17年的时间里拒绝承认“填字”是一个单词。

洛杉矶广播电台通知打进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一位妇女，说电台有规定，只有年龄在50岁以下的听众才可以参加节目。

1974年，佛罗里达的一位电视新闻播音员中断了她的早间新闻报道，并宣布：“为了遵守四十频道及时向观众报道血腥事件现场的要求，你们将亲眼目睹又一个首播——自杀。”

然后她掏出一支枪；在播音室开枪自杀。

英国电影导演托尼·凯伊把一位僧侣、一位阿訇和一位牧师带到“新线电影制片厂”，帮助他去交涉把他在他的第一部影片《美国无名史》中的名字抹掉。

他解释道：“我要让这个行业里所有制片公司都敬畏上帝。”

摇滚乐歌星卡尔·珀尔金斯最受欢迎的歌曲是《蓝色绒面皮鞋》。在他歌坛生涯的后期，在所有音乐会上他都穿着蓝色绒面皮鞋。

他带着担忧的心情穿着蓝色绒面皮鞋，因为每场演出之后，歌迷们都会蜂拥上台来踩他的蓝色绒面皮鞋，而那首歌曲里却劝阻他们不要去那样做。

“你难以想像那是多么大一个问题，”珀尔金斯说道，“我的双脚痛得不堪忍受……我眼看着我的歌迷们年岁增长，那就意味着他们体重增加，所以每一年我的脚都仿佛被踩得更加惨不忍睹。”

为了更好地推销一部差劲的罗曼蒂克电影《爱情书信》，“梦幻工厂电影公司”向全国的评论家寄发了一封匿名的恭维信。信中告诉评论家，热心的崇拜者们一直在远方关注着他们，并且已经疯狂地爱上了他们。

信件用打字机打出，是从评论家们居住的城市用普通信封邮寄的，这样人们就不会怀疑这些信件出自好莱坞的公关人员之手。在这个行当里，明星经常被狂热的追星族跟踪，甚至被谋害。

印度的一位电影制片人决定要创立在24小时内生产一部故事片的纪录。他雇了15个导演、14个摄影师来拍摄电影，再加一位专门拍摄影片制作过程的摄影师。制片人没有剧本，但是他给演员讲了他对电影的想法，然后就开始拍摄。

这种事情在印度屡见不鲜，那里的人们对创建纪录充满了热情，曾经有人创立了这样的纪录：把一条黄瓜切成120000个小片，还有人30秒钟吞下了一块砖头，在5天内吃下33磅食盐。

对电影《星球大战》的狂热会到什么程度？为了看这部影片，任何人都可以排上三天三夜的队。可是亚利桑那州塔克森市一位28岁的三个孩子的父亲却做出了实实在在的举动：他把自己的名字正式改为奥比万·肯诺比和艾万·迈克格里格，前者是最早版本的电影里由阿列克·吉里斯扮演的杰蒂骑士，后者是《星球大战》前传里的人物。

哥伦比亚电影公司负责人哈里·科恩在1949年解雇了一位没有明星素质的女演员。实际上，他很可能开销了许许多多年轻女演员。而这位女演员正是玛丽莲·梦露。

电影使得喜剧演员查理·卓别林成为超级明星，他成了“联合艺术家制片厂”的创始人之一，负责他自己的艺术。因此我们对于这位伟大的丑角完全没有理解电影的重要意义而感到惊奇。

“电影院只是一种时尚，”卓别林在1918年时说道，“观众们真正想要看的是舞台上活生生的形象。"

这里还有一些别的无知的例证，这些人在直接面对伟大的事物时却完全没有了解其真谛：

1.摇滚乐队经理人艾利克·伊斯顿在1963年协助组建了滚石乐队。他告诉乐队有一件事情阻止了他们的发展。艾利克解释道：“那个歌手必须得离开。”他所说的歌手是腼腆的米克·加格尔。

2.评论家V.F.卡尔文顿1938年在一篇关于沃尔特·迪斯尼的首部动画片的评论文章里写道：“白雪公主这个人物从各个方面来说都是一个无可争议的败作。再拍白雪公主将敲响迪斯尼的丧钟。”

3.电影评论家罗塞尔·马洛尼1939年在《纽约客》杂志上撰文写道：“没有展现出一丁点想像力、高尚品位或创造性。我说它是一场庸俗拙劣的闹剧。”马洛尼指的是电影《绿野仙踪》。

4.“好莱坞经常在它的史诗般的伪劣作品里使用最好的演员、作家和导演，”曼尼·法伯尔1942年在《新共和》上发表文章时说道，“比方说华纳公司的电影《卡萨布兰卡》。”

5.1960年，德怀特·麦克唐纳在《绅士》杂志上说：“它是一部三流的希区科克电影。"他指的是《精神病人》。

6.1979年，迈克·斯拉戈在杂志《洛杉矶先锋审视者》上抱怨说：“就像坐在黑弥撒集会上听用拉丁语唱的赞美诗一样的难懂。”他指的是空前令人激动的恐怖电影《异形》。

7.保林·克尔在杂志《纽约客》上评论艾迪·墨菲在电影《贝弗利山警察》里的表演时说：“墨菲在电影大部分情节里胜人一筹的咄咄逼人之势把你对他作为一个演员的兴趣打消得无影无踪。”而就是这部电影使得墨菲成为全世界最受欢迎的影星之一。

8.约翰·西蒙1982年在批评斯皮尔伯格的热门电影之一的《第三类亲密接触》时预言说：“斯皮尔伯格有可能已经成为了电影史上最能够小题大做的高手。”

9.安德鲁·萨里斯在杂志《乡村之声》上谈论电影《日瓦戈医生》时说：“它是1965年最令人失望的电影……这部电影谬误百出直至令人生厌。"

10.斯坦利·考夫曼在《新共和》杂志上评论电影《大白鲨》时说道：“要是鲨鱼能够打哈欠，那就可以设想这条鲨鱼就是在如此做。

我在观看这部影片时也正是哈欠不断。”

11.克里斯多夫·希金斯劝告那些有可能想去观看电影《迷途的挪亚方舟袭击者》的《新政治家》的读者：“这部影片简直就是枯燥乏味……所以还是省下你的钱吧。”

12.戴维·登比1983年在《纽约杂志》上对电影《危险的事业》里的明星汤姆·克鲁斯不屑一顾：“一个标准的奶油小生。”

13.1977年，约翰·西蒙猛烈抨击影片《深海潜行》男主角尼克·诺尔蒂时说道：“他不仅不会表演，而且甚至看上去听起来都是一个弱智。’

14.亨利·哈特在评论电影《用心爱我》里埃尔维斯·普莱斯利（猫王）的表演时说：“像我们这样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是怎样产生出这样一个怪物，这已经超出了本篇评论的范围。"

15.加里·阿诺德在《华盛顿邮报》上对约翰·特拉沃尔塔在影片《周六夜之狂》中的表现评论时说道：“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个年轻人表现出自然的、令人激动的舞蹈天赋。”约翰·特拉沃尔塔就是靠这部迪斯科影片走红的。

16.约翰·西蒙1977年在《纽约杂志》上写道：“然后有了戴安·基顿的令人反感之极的表演。那不是一个女演员在扮演一个角色，而是一个痛苦挣扎、极需治疗的灵魂——品位低下、猥亵粗鄙。”

西蒙指的是基顿在影片《安妮大厅》里的角色，因为这个角色她获得了奥斯卡奖。

一位电影明星能透过仿佛笼罩在其他许多人头上的使人昏昏的薄雾而清楚地看待世界。“人们夸赞我时并没动多少脑子，”西尔维斯特·史泰龙说，“因此我干嘛要去打破他们的错觉呢？”

许多电影制作人最愚笨的错误是在一开始就犯下的。在下面所列的电影里都有一些显而易见的疏忽大意，它证明了无论你有多么庞大的预算，有多大的雄心壮志.你都有可能犯下最小的错误，而它将会延续许多年仍挥之不去。

1.在以维多利亚时代的英格兰为背景的《错误的盒子》里，你可以看见伦敦房屋顶上多如牛毛的电视天线。

2.在《电车司机琼斯》中，当女演员多罗茜·丹德里奇沿着大街行走的时候，从一家商店橱窗的映像中，你可以看见摄影师和录音工作人员伴随在她左右。

3.在《布里特》的激烈追车场景里，史蒂夫·麦克昆恩的汽车丢了三个毂盖。后来当追车大战以他的汽车撞上一堵墙而结束的时候，又有三个毂盖不翼而飞。

4.亚历克·金尼斯由于在《桂河大桥》中的精彩演出而获得了奥斯卡奖，但在影片演职员表中，他的名字被误写为“吉尼斯”。

5.在《信天翁》里，一个少年说他最喜爱的冒险就是同章鱼搏斗。可是他们从来就没有同章鱼打过仗，因为那场章鱼大战是在剪辑室的地板上完成的。

6.在《监狱摇滚》中，埃尔维斯·普莱斯利（猫王）一定是犯下多重罪行被关进牢房的，因为在有一个场景他身穿标有“6240”号的囚服，而在下一个场景，他又成了“6239"号犯人了。

《德克萨斯四人》是一部关于古老西部的喜剧影片，由弗兰克·辛那特拉和耗子帮担任主角。1963年，这部影片的制片人让女演员试镜时一丝不挂，然后用赢得角色的女演员来拍摄裸体场景。

制片人十分清楚，电影审查官员将在影片公映之前剪掉所有裸体场景，这些场景与故事毫不相干。

影片《天堂之门》本来就是一个败作，其原因很简单：它是一部蹩脚的电影。但为了使它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超级大败作，确实还花了不少力气。

首先，一个大制作的败笔需要有一个无法驾驭局面的导演。

这部史诗般的西部影片的导演迈克尔·齐米诺一味追求真实而花钱如流水。为了由80辆马车组成的车队，成百上千匹马和1200名还得学骑马、驾车、使用马鞭的群众演员，他花费了巨资。

他修建了一座巨大的溜冰场，雇了250位群众演员，请人给他们上课，教他们如何使用老式的溜冰鞋。他租了一艘游艇、一个铜管乐队和一列实实在在的19世纪的火车，而这列火车不得不按特定的线路从丹佛驶往爱达荷，因为对于20世纪的火车隧道来说，其身躯过于庞大。

所有这一切再加上对一些纯粹的场景的20次重拍和150万英尺（约450公里）长的胶片，成就了这部蹩脚的电影。这种不可思议的错误使得好莱坞成为了全世界腰缠万贯的白痴们梦寐以求的羡慕对象。

谢选骏指出：“要指出大众文化中的愚蠢之事仿佛是举手之劳。然而，谁又能抗拒大众文化呢？”——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连上层社会和知识分子都要依靠乌合之众，并且因此沦为乌合之众甚至乌合之众的下脚料了！

【第5章 愚笨的死法】

我们在每一天平凡的生活中日渐成长，日子仿佛过得平淡无味，而我们却总是绞尽脑汁去找到终结我们生命的新的愚蠢的方法。

死亡是生命的犯罪同伴，它总是放荡不羁。可是有些人却千方百计地在死亡来临以前去抓住它。

1987年，一位韩国妇女因羞愧而上吊自杀。为何而感到羞愧？当那个国家改换成更充分利用白天时间的时制时，她忘了把时钟往前拨，因而她的丈夫不得不在没有吃午餐的情况下去参加公司的野餐聚会。

一位酒喝多了的莫斯科银行保安让他的同事用尖刀刺他的防弹背心，以检验一下这背心是否能保护他不受到刀具的攻击。结果却是否定的。一位阿拉巴马男子和朋友一起玩捉蛇，结果被响尾蛇咬伤而毙命。

一个16岁的英国男孩过量使用除臭剂致死，因为他对于体味过于在意。验尸官说这个男孩心脏病发作，是由于他在好几个月里用特别大量的除臭剂来喷洒身体，使血液里丙烷和丁烷的含量超出致命剂量的10倍。

1841年，英格兰最为胆大妄为的撒米尔·斯科特在伦敦表演惊险的绝技。他用一根绳索吊在滑铁卢大桥上，绳子另一端的活套套在他的脖子上。

有一天那根绳索的活套滑落，斯科特在桥上被勒得窒息致死，可观众却以为这是表演的一部分而欢呼喝彩。

如此多的摇滚乐明星盛年夭折，你会认为这是一个职业特点。他们死于汽车事故、飞机事故、吸毒过量。他们饮酒过度，敞开肚皮吃三明治。

“芝加哥乐队”是20世纪70年代最红火的乐队之一，特里·卡斯是其中的歌手。一次演出时，卡斯手里玩着一把枪，他用它对准了自己的头。他那句有名的对朋友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不用担心。它没有上膛。瞧？”

1989年，在纽约州的罗切斯特市，一位73岁的老人南于在凛冽的寒冬里在室外呆得过久而丧命，当时他的脚被他家门廊上的垃圾桶给压住了，动弹不得。

过路的人都以为他只是在那里无所事事，因此没有人停下来助他一臂之力。

佛罗里达州一位妇女有着天才级的智商——189，她惟恐自己会死于胃癌而每天喝4加仑（约18.2升）水。29岁时她就因肾功能衰竭而亡。

1857年，南非格西莱卡·艾克萨部落的一个姑娘幻想，要是她那个部落的人们把他们在尘世的所有财产都毁灭掉，精灵就会引导他们打败入侵掠夺他们国家的白人而走向辉煌的胜利。

部落按照她的想像摧毁了他们拥有的一切，而25,000人就由于食不果腹而挨饿至死。

一位经验丰富的特技跳伞运动员也是个摄影师，他用固定在头盔上的摄影机记录下了同伴们在空中的精彩动作。1988年4月的一天，他的举动令同伴们惊讶不已。他跳出机舱之前，没有忘记给摄影机装上胶片并调整好摄影机，然而却忘记了背上降落伞。

1932年，24岁的女演员佩格·恩托斯托因始终没有能够成为电影明星而绝望地从举世闻名的好莱坞巨型标牌上纵身一跳而气绝身亡。

她去世以后，一位朋友打开了一封刚到的信件。这封信来自一位制片人，他让恩托斯托在一部影片中出演一个角色。她要扮演的是一个后来自杀身亡的姑娘。

每一位在世的高尔夫球员都会把1982年的一次愚蠢的死亡与无名的冲动联系在一块。当时来自新奥尔良的一位高尔夫球手在第13洞时击出一个臭球，他气愤难耐地把球棍奋力一扔。球棍落在他的推车上断成两截。其中一截从推车上弹起来打中了他的脖子，割破了他的颈静脉。

逃兵理查德·帕里斯1967年和他的新婚妻子去拉斯维加斯度蜜月。他用14管炸药把自己和新娘以及另外5位来度蜜月的人炸上了天。

著名的剧作家田纳西·威廉姆斯71岁时因窒息而亡。当时他仰起头把喷雾剂喷进鼻子里，喷雾瓶的瓶盖掉进他嘴里，他已经把它咽下去了一半。

作家们应该小心他们咽下的东西。谢伍德·安德森64岁时在一次聚会上吞下一块点心却没有先把牙签取出来，结果引发腹膜炎而去世。

特技表演飞行员林肯·比奇认为他的空中表演越来越危险。在表演空中翻筋斗之前，他把自己捆在飞机上，这样他就不会从飞机里掉出来而丧命。

在一次飞行表演时，飞机的一个机翼折断，飞机栽进了旧金山湾。由于他没法解开绳索而被淹死在海里。

亨利·弗莱格勒是美孚石油公司的创始人之一，他由于自己家里的门的缘故而在1913年死于非命。这位百万富翁在佛罗里达给自己修建了一座别墅，安装上了豪华的自动门。一扇门在关闭时从身后夹住了他，使他从楼梯上摔下来。他因这次事故受伤而死去。

当你的队输掉了一场势均力敌、而且应该拿下的比赛时，你难道不会怒气冲天吗？1964年当阿根廷在一场有争议的足球比赛的最后一分钟里踢进一球打败秘鲁国家队时，许多秘鲁球迷沸腾了。在接下来的骚乱中有300名愤怒的球迷丢掉了性命。

与1400年前在康斯坦丁堡的马车大赛上因一声不得人心的喊叫而引起的骚乱相比那不过是小巫见大巫。那次骚乱死了30000人。关于死者中是否有裁判，这一点倒没有记录。

夏洛克·福尔摩斯的创造者亚瑟·柯南·道尔开始就精神世界进行演讲时，他的演说是如此令人折服，好几个在卡内基大厅听他演讲的纽约人自杀身亡，这样他们就可以更早地进入精神世界。

1929年，英国肯特郡的一些消防队员向公众展示他们的消防技能。在展示中他们用6个男孩来装扮成要从一幢着火的房屋里营救出来的老百姓。

一位消防队员把他们原先计划使用的烟雾弹早就忘在脑后，而当真把那幢房子点燃了。在一片烈焰火海中6个男孩都被烧死，而观看的人群却欢呼雀跃，以为那些孩子只是假人模型。

1903年的一个晚上，英国利物浦一位老人正跟在他那体重有224磅（约102公斤）的妻子身后七楼。妻子失去平衡往后面倒下，结果头部摔到地上很快就死去。

她的丈夫被压在尸体下面动弹不得有三天的时间。到朋友们找到他们时，他也已经一命呜呼。

1983年，圣迭戈一位妇女因在商店偷盗而被逮捕，她发誓说如果警察不放了她的话，她将憋死不出气。警察没有释放她，而她却真的窒息而死。

为了纪念伟大的魔术师胡迪尼之死，专长于表演逃逸术的魔术师约·伯拉斯在1990年试图改进胡迪尼的技法。他让人用链条把自己捆上，还上了锁，装进一个塑料棺材里。7吨重的水泥被倾倒在棺材顶上。可是在伯拉斯能够逃逸之前，水泥的重量压碎了那棺材，就在同一天，他也像魔术大师胡迪尼那样魂归西天。

30岁的无声电影明星鲁道夫·瓦伦蒂洛在1926年去世时，一位纽约妇女开枪自杀，一位英国女演员服毒身亡，还有两个日本妇女在火山旁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所有这些人都未曾同瓦伦蒂洛谋过面，她们是在电影里对他一见钟情的。

年轻的演员詹姆斯·迪安在他高速行驶的跑车中毙命，这引发了又一轮影迷的自杀狂热。

1808年两个巴黎人乘热气球用毛瑟枪进行决斗。其中一个人开枪击穿了另一人的气球，对手坠地身亡。

《伦敦时报》报道了1869年在梅西河上与朋友一起划船的一个男孩的意外死亡。船翻了，男孩不会游泳，每一次他的朋友要救他的时候，男孩的狗就会去咬他，尽量保护它的主人不受到“攻击”。结果它的主人被淹死。

一位澳大利亚人在他的车库里打台球时突发奇想要发明一个击球的新招。他把自己的双脚吊在天花板横梁上，准备击球。

他跌落了下来，头摔在水泥地面上，因大脑损伤而死，尽管他在掉下来之前大脑就完全有可能已经受到伤害。

1901年，毛德·威拉德乘坐一只大桶从尼亚加拉大瀑布顺流而下，但她并没有像其他冒险者那样因从高处跌落而丧命。

是什么使毛德命赴黄泉？她把她的狗硬塞进大桶和她呆在一块。狗把鼻子紧紧地贴在桶边惟一的出气孔上，而毛德却窒息而亡。

澳大利亚人汉斯·斯泰林格骄傲地保持着16世纪世界上最长的胡子的记录。有一天上楼梯的时候他踩着胡子绊了一跤，跌下来气绝身亡。

1933年，克利夫兰一家精神病院因失火而把人员疏散开来。有9位女病人因为天寒地冻而返回病房，结果她们全都葬身火海。

春季假期在佛罗里达的德托拉海滩到处是开心和游戏，只是死神已悄然来临。

1989年，一位休春假的伊利诺伊州的大学生正在汽车旅馆玩流行的阳台飞碟游戏。为了接住飞碟，他向阳台外探身太厉害而跌落下来坠地身亡。他是这项温和的运动惟一有记录的死亡案例。

杰西·夏普是一位经验丰富、技术娴熟的单人小艇划手，他认为他能够划着单人小艇翻过尼亚加拉大瀑布。1990年，他的确这样做了，但仅此一次。

在意大利的莫塔尔，一只狗开枪打死了它的主人。那个人出去打猎，狗掉进了一条沟里。当这个猎人伸出他的来复枪去帮助狗爬出沟时，狗的爪子扳动了枪机。

在英格兰的桑德兰，一位27岁的男子因发生呼吸困难被紧急送往医院。此人把一瓶胶水和鼻腔喷雾剂混为一谈，用胶水粘住了两只鼻孔。

英格兰的斯塔福特的一群工人想为他们伙伴的50岁生日搞一点别出心裁的花样，于是他们就为他举办了一个晚会，还请了一位脱衣舞演员从蛋糕里钻出来。

当这个人看见从蛋糕里钻出来的裸体舞者竟然是他女儿的时候，他不禁大吃一惊，灵魂出窍。强烈的震撼让这位寿星无法承受，他心脏病突然发作倒地而亡。

洛杉矶的两弟兄决定使用一个被禁止使用的爆竹把后院木棚上的一个蜂巢清除掉。他们点燃引线，跑进自家的房子里面。爆炸炸碎了窗户玻璃，划伤了两弟兄中的一人，他因伤势严重需要缝针。

当两弟兄朝他们的汽车跑去的时候，受伤的那位又三次被没炸死的蜜蜂蜇伤。他们俩都不知道受伤的兄弟对蜂毒过敏。他们知道得太晚，伤者在去医院的路上窒息而亡。

一位明尼苏达州的男子被控谋杀了他的堂弟。他们两人一块玩俄罗斯轮盘赌的游戏，并且用了一把半自动手枪。

新泽西州的一位男子用牙齿把一个脱衣舞表演者衣服上的金属贴片咬了下来并吞进肚里，他因此喘不过气来窒息而死。“我没想到他会咽下去，”舞者对警察说，“他真的有些喝醉了。”

两个加拿大人用履带式雪上汽车比拼胆量，获胜者将赢得一条领带。在竞赛中两辆履带式雪上汽车迎面冲撞在一起，结果两人因此命赴黄泉。

一个法国人1998年尝试一次复杂的自杀。他站在一个高高的悬崖上，在脖子上套上一个索套，把绳索固定在一块巨大的岩石上。然后他喝下毒药，并开始自焚。在从悬崖上跳下去的时候，他又朝着自己的脑袋开了一枪。

子弹没有打中目标，反而打穿了绳索，因此他掉到了海里而没能吊死。冰冷的海水扑灭了他衣服上的火焰，而且这个冲击力使他把毒药呕吐出来。

一位渔民把他从水里拖了起来，送到医院，结果他由于体温过低而死亡。

西弗吉尼亚州快餐店的一位工人使用数根短的固定皮带从一座70英尺（约21.36米）高的铁路栈桥上跳蹦极，结果丧了命。

此人把好几根皮带连接起来，一头系在他的一只脚上，另一头绑在栈桥上，然后他跳了下来。

可是根据警察的解释，他接起来的皮带长度超过了栈桥到下边地面的距离。

澳大利亚马戏团的一个侏儒在津巴布韦一个户外场地表演蹦床杂技，有一次他蹦起来偏离了方向落在了一只打哈欠的河马嘴里。河马把他吞下去了半截，在人们赶紧撬开河马大嘴之前，他就已经因无法呼吸而一命呜呼。

谢选骏指出：作者说了半天的故事……“我们在每一天平凡的生活中日渐成长，日子仿佛过得平淡无味，而我们却总是绞尽脑汁去找到终结我们生命的新的愚蠢的方法。死亡是生命的犯罪同伴，它总是放荡不羁。可是有些人却千方百计地在死亡来临以前去抓住它。”——其实我看，只要一句中国成语就可以概括它了：过犹不及。

【第6章 愚蠢的发明】

在我们发明的每一只电灯泡后面，都有数十个人千方百计地要做出不耗费能源的、靠萤火虫照明的装置。

愚蠢的发明常常像改变世界的发明那样富有创意和辛勤劳动。毫无用处、荒唐可笑、近乎白痴的新鲜玩意与天才的发明的差异就在于一个误区。它们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究竟是什么使得你认为我们需要那样的东西？

尽管可笑的专利从来没有在世界上引起轰动之类的事情，但它们还是被授予了以下这些发明：由安乐椅提供动力的真空吸尘器；由安乐椅提供动力的奶油搅拌器；被撬开时会爆炸的防盗保险箱；顶上带有一把枪的军队头盔，士兵可以通过吹一支空气管来引发射击；一种能够向敌人发射活蛇的大炮；水下航空母舰。

我们不要忘记了那些聪明绝伦而又愚蠢之至的发明：

轨道安装在车厢顶上的火车。

这个想法是当一辆快速列车追上一辆同向行驶的慢车时，它可以爬上慢车车顶，从车厢顶上开过去，然后从慢车车厢的另外一头滑落下来。

给鸡戴上专用眼镜，这样其他的鸡就不会把它们的眼睛啄出来了。

帽子的垫肩支架。支架将使你能够把帽子的重量从头上转移到肩上，根据专利中请，这样就可以允许“空气在戴帽者的头部周围自由流动”。

这种金属的帽子支架将提供“对戴帽者头发的装饰和修饰毫无遮拦的展示”。

不戴帽子同样如此。

1884年，一位名叫哈里·菲尔的英国人被授予从小麦里提炼黄金的专利。他的计划是：把小麦在水里浸泡10个钟头，然后把液体排干，液体就会变成金子。

菲尔或许算不上是个傻瓜，只是他太超前。农场主们很快就完善了把不是小麦的农作物变为黄金的技术，他们让政府为他们的不耕作付款。

一种机械的马车鞭。它采用7个简便的步骤让马车夫能够抽打马队中的任何一匹马，这7个步骤中没有一个涉及用手挥动马鞭。

以呼吸为热源的暖脚器。这个装置配有插进衬衫里面的管子，然后分成两支延伸到裤腿里。

管子的顶部插进一个漏斗，上面用皮带连接到腭下，呼吸的气体就进入这个漏斗。呼吸的热气沿着管子往下流动，保持脚在冷天里暖和，也把陌生人挡在一定的距离之外。一个以旋转手钻的原理制成的酒窝成形器。

一种通过拍打婴儿屁股来帮助婴儿入睡的婴儿拍打器。

拍打器需要同一个婴儿自动拍背装置一起使用，这个拍背装置看起来像马戏团的杂技演员使用的支撑架。

为在寒冷天气里两人能依偎在一起的双人外套。

观众可以通过活板门进出的电影院。活板门安装在每一个座位下面，这样观众就不会在离场去小食部购买零食的时候踩着其他人的脚。

供猎手藏身的母牛模型，里边可以躲藏两个人，等待不起疑心的猎物出现——或许会是一头公牛。

一种自动理发机，使用完毕之后还有自动头皮按摩机，它需要使用者头朝地倒立在机器里面。

在犁头上焊接有来复枪的农用犁，这样在情况需要的时候，农夫就可以一边犁田一边开枪。由鹰提供动力的热气球；要是你愿意，也可以用兀鹫或者兀鹰。外形像裸体女人一样的鱼饵，设想是用于引诱鲨鱼。

一种由转动齿轮操作的自动脱帽器，设计来使人们在点头致意有礼貌地脱帽的时候能不占用双手。

一种结合了干奶酪磨碎机和老鼠夹子的装置。

有助于避免船只在大雾中相撞的臭气熏天的航行系统。每艘船上都要安装上专门的泵，散发出令人恶心的气味以让其他船只知道它的存在。

为从燃烧的建筑物里跳窗而设计的厚厚的弹性鞋。当你跳到下面街上时，弹性将吸收冲击力。要是你不得不从一幢非常高的大楼往下跳，你只需在你的个人安全系统里增加附属的降落伞。降落伞通过一根绕过下巴的带子很巧妙地安放在你头顶上。

一种有喷气机的冲浪板，毫无疑问，是准备在没有什么风浪的海域使用的。

附在墨镜上的假鬓发，戴上去显得有点像猫王。把探测线路和喷火器组合在一起的汽车防盗装置。一种能自动发出香水气味的日常套装。

1897年，一位教授发明了一种可以投射棒球的枪。它的发明是用来取代那些常常不能把球投掷到有效范围之内的投球手的。

令人足以感到奇怪的是，这种投射枪还真的在比赛中试验过。更为奇怪的是，并不是投球手们说服了负责官员来禁止这种投射枪在棒球赛中的使用。击球手们不喜欢它是由于没有投球手们的肢体动作他们击不中球。

1953年，一位对长时间等待上山缆车感到厌倦不已的滑雪爱好者发明了能够把滑雪者送上山的带有推进器的滑雪板。这个装置需要滑雪者在滑雪板下面安上皮带，并且背上汽油发动机。

这种自带动力的滑雪板从来就没有被采用过，因为没有人能够想像出滑雪者在山顶上究竟如何处理那个装有发动机的背包。

许多发明者发明了五花八门的办法来协助高尔夫球手找回丢失的高尔夫球。不断丢失高尔夫球这一现象的延续将证明这些方法是否会成功：

1.给高尔夫球涂上一层化学药物，这样就会让昆虫在球那里积聚起来，涂有除虫剂的高尔夫球手就会发现球的地点。

2.给高尔夫球注射发出臭味的化学药物，这样高尔夫球手就能够用鼻子嗅出球落到了什么地方。

3.在高尔夫球内加入微量放射性化学物质，当带着检测放射性的盖革一弥勒计数器的高尔夫球手接近它时就会发出“咔嗒”的声响。

要是这些装置真的被使用的话，丢失的高尔夫球手就会取代丢失的高尔夫球了。

公元4世纪的匈奴战士把可怕的外表当作战争中的心理武器，这是他们发明的一大方法。

为了震慑敌人让他们感到恐惧，匈奴人会把他们的男婴的头部包扎上，等这些男孩长大成人去同敌人作战时，他们就有着一张张丑陋骇人的脸面。

一种带有划线机的三轮车。划线机安装在三轮车的后轮上，你骑车行驶时就可以在地面印上两条不同的广告。

这个装置是在1895年设计的，当时还没有交通堵塞这一说。

一种机械游泳车。游泳者仰卧在车上靠双手和双脚的摆动来推动一个推进器，这样你就可以在水面上畅游。

一种飞行器。飞行员坐在一个与圆形框架相连的小舱里，10多只身着皮衣、用皮带和框架连接起来的老鹰就会把飞行器送上天空。

一套完整的救生系统。它有一套漂浮的救生衣，使得落水者能够在几天的时间内保持身体的垂直姿势。

救生衣上配有饮用水、食物、电筒、信号火箭、雪茄以及在营救人员到达之前有助于耗费时光的阅读材料。

1891年，一位法国工程师专门为艾菲尔铁塔设计了一种大胆冒险的观光项目。

一个巨大的、可以容纳15个游客的子弹形小座车被升到艾菲尔铁塔顶部，然后像自由落体那样掉进塔底的一个香槟酒杯形状的水潭。

虽然它从来没有变成现实，但这个冒险产生的影响被描绘为是令人激动不已的。或许从法语翻译过来时有些东西就已经无法传神了。

1891年，有人发明了一种电动涂尸机。这样你就可以给你心爱的人涂上一层1毫米厚的金属铜，把他们安放在他们喜爱的安乐椅里供人观赏了。

1866年，德国两兄弟发明了摄影帽，那是在帽子里安装上了一部照相机，使得照相机更容易携带。

一种缝在19世纪妇女裙子里裙撑上的折叠凳。当这位妇女坐下的时候，折叠凳自动打开；当她起身站立的时候，它又折叠起来，很容易存放。

一个食品反应磁带。每次你打开冰箱门的时候，它会播放不要吃东西的信息。

一种名叫“科艾瑟雷特”的远距离灭虫机器。农场主只需要给他的田地拍一张照片，再把照片放进机器里，给它灌满灭虫剂，这台机器就会从数公里之外杀灭地里的害虫。

低劣的合成食品（其中大多数是由食品开发公司推出的，目的在于增加产品的销售）与糟糕的食品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尽管有时候也可能是。

不过，你怎么会知道下面这些食品是劣质的？你不会去尝试葡萄香蒜酱比萨饼，花生酱果冻三明治，浆果绿胡椒子调料，梨和西红柿比萨饼，樱桃和煮鸡蛋沙拉，西葫芦沃尔多夫沙拉，果脯里塞有花生的沙拉，洋葱葡萄酒，加拉普洛胡椒冰激凌，奶酪汉堡包风味的爆玉米花，或者无花果冰激凌等等吧？

即使是天才也绝非聪明一世。当托马斯·爱迪生1877年发明了第一张唱片时，他并没有想到他已经创造出巨大的音乐制作业。他认为唱片可以被人们用来记录信息，这些信息能够从一个电话中心机房传送到另外一个地方，就像人们发电报一样。

人们花了16年的时间才使爱迪生相信唱片在音乐行业里大有可为。

上面谈到的许多发明实际上都获得了专利。从历史上看，要成为专利，一种设想不一定需要可以实施。它只要求是独一无二的，这也常常是它的最优秀的特征。

这些观点和其他许多看法使美国专利局局长印象深刻，因而他辞了职，并建议关闭专利局，因为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发明的了。

这时候是1875年。

谢选骏指出：作者嘲笑愚蠢的发明，因为他不懂得“科学知识都是事后聪明，不是先验知识的推演——“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瞎猫反复撞着死耗子，才是实验科学的真相。”

【第7章 愚蠢的社会习俗】

当我们追溯历史足够久远的时候，我们发现在早期社会里人们有许多愚蠢、愚昧和显而易见的错误信念。但是我们却充满信心地认为我们自己的观点是千真万确的。

至少在近几百年的时间里，我们不会听见人们嘲笑我们，所以让我们去嘲笑以前的事情吧。

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格兰，图书馆的礼仪要求妇女的著作在书架上不能放在男性作者的书旁边，除非他们两人是已婚的夫妇。在12世纪，欧洲人相信鸟是树生出来的。

在麦哲伦的船队环球航行之前的好几个世纪，欧洲人认为即使地球是圆形的，也不可能有人会生活在地球的另一边。

不要去奢谈人们会从地球底部掉下去，因为这种观点是宗教上的，并且被神学所证明。

要是在地球的另外一边还有人，足智多谋的学者们推论，他们不会看见世界末日之前耶稣基督的复临。因为上帝要让每一个人在同一时刻见证这个事件。他不会让人们生活在见不到它的地方。

千百年来彗星一直被认为是人们罪恶的集中体现，就是它带来瘟疫、灾荒、战争以及国王的死亡。

在中世纪的法国，教士和法官坚持认为动物可以被魔鬼撒旦所控制。在法国乡村的绞架上，牛和猪被绳索套在脖子上吊死，这样来把它们身体里的魔鬼释放出来。

由于这些邪恶的动物的肉体是有罪的，牛的尸体被焚烧，而不是被屠宰。于是人们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养育的家畜被屠杀而不去把它们的肉用作食物，结果他们忍饥挨饿。

在今天的文明社会里，我们已经能够宽容这种愚蠢的行为。可是在1916年，一头马戏团的大象在杀死了三个人之后，被人们用一架铁路起重机和钢缆活活吊死。

1590年，法国发明了高跟鞋后，男人们穿上了它，用来显示权力地位高人一等。然而穿高跟鞋的男人们很快就发现，当你每走两三步就会摔跟头的时候，这种高人一等就难以维系。

所以高跟鞋被转给了女人，在女人身上高跟鞋成了性从属的象征。上流社会妇女穿上高跟鞋来表明她们非常富有而不屑于到处走动。

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妇女抛弃了高跟鞋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作为一种反抗的姿态，芭蕾舞女演员们开始用脚尖跳舞来冒充高跟。在17和18世纪，富人们剃光头发，然后戴上精致的装饰假发，以此来显示他们的阶级地位和身份。

假发通常是用死去的穷人的头发制成，对于假发制造商来说，这是收购货源的最廉价的途径。

世界各地的宗教都曾经把人作为敬神奉献的牺牲品，通过这种仪式可以使他们的人民更接近神，而作为祭品的那个人又比其他人离神更近一些。

早期的巴比伦人在神坛上供奉动物。然后祭师会在死去动物的肝脏上解读神的旨意。这是为什么呢？巴比伦人认为肝脏是灵魂所在。

在公元前2世纪，古代女神安纳托里的西布莉受到众多虔诚的罗马人的尊敬，罗马人在作为祭品的公牛的血液里洗澡来表示对她的崇拜。

天主教徒干过这种事，清教徒也是如此。他们把成千上万的异教徒和巫师捆在木桩上鞭打，点上火，看着他们被活活烧死。难道这不是用人作为牺牲品吗？被烧死的都是些穷人。

巫师或异教徒究竟是什么？就是那些以神的名义在木桩上被烧死的那些人。

18世纪的英国法官会用水淹的方法来检验被指控的女巫。他们推论，要是一个女人真是一个女巫，那么水就会排斥她。因此，一个女人要证明她的清白所能够做的就是被水淹死。

成千上万无辜的妇女就像这样死去。

在英格兰、法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以及美洲殖民地，给妇女贴上恶魔附身的女巫的标签这种做法持续了好几百年。在圣徒的指引下，这些妇女倍受折磨，直到她们坦白罪行之时被杀害。要是任何人试图表示那些妇女不是女巫，教会应当停止以耶稣基督的名义折磨和残杀她们，他就会被以耶稣基督的名义遭受折磨，被残害致死。

18世纪，被称为疯人院的伦敦精神病院为了筹集资金，收取门票让伦敦市民来观看关在拥挤的笼子里的拴着铁链的患者，一个观赏人的动物园。

古代墨西哥的阿兹台克人在宗教仪式上通过派送人去神那里而给予那些人荣誉，这就意味着他们首先得摆脱他们的躯体，因为这是到达那里的惟一途径。

为了让那些人为神圣的旅途做好准备，阿兹台克的教士们会割开那些幸运旅行者的胸膛，把他们的心脏取出。为了供奉一座新的神庙，阿兹台克国王阿乌伊佐托给众神奉献了80000颗心脏。

在整个中世纪时期，人们认为某些国王具有通过触摸来治愈病人的神奇力量。1684年，一群瘸子和患病的人聚集起来等待英国国王查理二世的触摸。

聚集的人越来越多，都非常急切地盼望国王的拯救，因而发生践踏，有7个人被踩死，他们的疾病也就一了百了。

在公元2世纪的亚历山大城，有一条法律禁止妇女以化妆品改变容貌来欺骗男子使他们同她们结婚。

在我们的时代，男子通过要求妇女化妆而把她们引诱进婚姻的殿堂。

如果9月是一年里的第9个月，那为什么我们把它称之为第7？我们的8月、10月、11月和12月也弄错了。

这些月份的名称在拉丁语里分别指的是7、8、9和10，但它们却是我们的第9、第10、第11和第12个月。

现在我们再来看：

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3月曾经是一年中的第1个月。根据这个体系，9月就是第7，10月就是第8，其他两个按顺序排在后面。可是，在一年中的第1个月改成了1月的时候，最后4个月的名称却没有变化。为什么会那样？因为我们就是如此。

1912年以来，玉米花胶糖公司的员工已经在他们的玉米花胶糖包装盒里放进了160多亿只玩具。除了收藏家之外，现在几乎已经没有人手里还有它们。

在17世纪的欧洲，打喷嚏被视为是教养好的一种表现。那就是为什么上流社会的人要开始吸鼻烟：以此推广打喷嚏，这样他们就可以展示其高人一等。

在17世纪的法国，被处决的杀人犯的尸体被认为具有好运的魔力。人们会聚集在一起从那些被砍头者烧焦的尸体上弄下一块，完全不顾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对于受害者或者最终对他们本人来说，这些杀人犯并没有吉星高照交上好运。

当今的奇异发型与18世纪英格兰的发式相比只能是小巫见大巫。当时时尚妇女的假发可高达4英尺（约1米）。发型师用鸟的标本、水果盘和船只模型来装饰那些假发。

为了支撑这样的发型，妇女们必须坐着睡觉。为了保持这些精美的发式，假发就需要涂上猪油。由于妇女们常常连续好几个月戴假发，猪油吸引了虫子和老鼠。

19世纪末英国妇女的一种时尚：乳头饰环。妇女相信那些饰环会使乳房变大，改善乳房的外形。

在有记载的历史中的大多数时间里，欧洲人写作不用元音字母。阅读成了一种猜测。

例如，拼写为“grnd"的英语单词就可以表示壮观的、碾磨或者地面。

对于要通过语言进行交流的人们来说，猜测元音是一种混乱而愚蠢的写作方法。可是欧洲人在写句子的时候把单词挤在一起，在它们之间不留出空格，这使得表述更加晦涩难懂。

14世纪的瘟疫导致了德国和法国的惊慌，它们采取措施来预防疾病：自我鞭笞者从一个城镇行进到另一个城镇，用带有金属头的皮鞭相互抽打。

他们的理论是公众的赎罪将使他们免受黑死病的侵扰。这种控制瘟疫的方法对有些自我鞭笞者特别奏效，他们由于过于狂热的鞭打失血过多而死。

西班牙宗教法庭像对待动物那样来对待人，也把动物像人那样对待。教会认为女巫生存在猫的体内，于是下令杀死了成千上万只猫。

16世纪的巴黎有一项流行的娱乐活动：公众焚烧成袋的猫来庆祝仲夏日。

在17世纪的法国，尖头的餐刀是宣布为非法的。为什么呢？黎塞留大主教看见没有教养的食客在餐桌上用尖头的餐刀来剔牙齿，这使他大为恼火。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在餐桌上都是用圆头餐刀的缘故。

中世纪西班牙的贵族发现很难同西班牙女性接吻，因为那些女性无论白天黑夜在嘴里都有尖尖的牙签。

在中世纪，当人们食用公盘里的菜肴时，啃完骨头后又把它扔回罐里让其他人再吃，这被认为是粗野的举动。把口痰吐在桌子对面或者用桌布擦鼻子也被视为下层社会的行为。

在11世纪之前，尽管刀、叉在整个西方世界已经相当普遍，然而总的来看餐刀却不大为人知晓。那时候人们用手从餐盘里取食物。

从下面这一点你可以把贵族同农民区分开来：上流社会先洗手，而且不会把他们不喜欢的肉食从嘴里拿出来放回罐子里。

当一个拜占庭贵族妇女试图把餐刀的使用引入威尼斯社会时，她制造了一场丑闻。她被认为是优雅过度。当她生病的时候，宗教领袖就宣称她因使用餐刀的罪恶而受到上帝的惩罚。

在16世纪的意大利，一个真正的贵族在上厕所之后不会去洗手，因为一洗手就会让那些体面的人想到他刚才所做的事情。

在罗马文明的鼎盛时期，罗马人把老鼠视为餐桌上的美味佳在有些非洲国家，一个女人的性魅力取决于她的两颗上门牙之间缝隙的大小和形状。有些妇女不幸天生的门牙之间无缝，她们会把牙齿用锉刀锉小以获得有缝隙的外观。

不知道过了多久以后，好莱坞贝弗利山的整形外科医生才懂得了那个象征地位的标志。

在美洲殖民地时代，人们认为能够靠把大靴子放在肚子上来治疗胃痛。

在西班牙北部有些地方有着一种风俗。村子里的婴儿放在地上，一位男子，象征婴儿在生活中面对的危险，从他们身上跳过去。

如果他跳了过去没有踩着婴儿的话，那就象征婴儿们能够安全顺利地度过头几年。如果他没有跳过去，婴儿就不安全。

在北非的博博部落，父母在女儿10岁的时候就为她们安排婚事。在5天的结婚仪式之后，年幼的夫妇又离婚，这样那位女儿就可以同别人结婚。

在古代波斯，只有国王才有权利用伞来遮挡太阳或者遮雨。

2000年以后，暹罗的王族通过伞的地位保持了他们的身份：你的地位越高，你的伞就越大，而且伞檐的装饰带也就越宽。

13世纪的德国骑士参加谜语竞赛就像他们比武那样认真对待、郑重其事。如同骑马比枪的输者常常失去性命一样，虽然那只是一场游戏的竞争，答不上谜语的骑士也常常被处死。

这种做法可以被视为从一批人里挑选出意志软弱者的一种原始的方法。但是那大可不必，因为在黑暗的中世纪已经有许许多多被处死的机会。

最高之神欧丁的古挪威追随者们会把自己吊死，那样他们就可以分享他们的神的权力。一个中世纪的挪威传说讲述了一位妇女把儿子吊死，于是欧丁就会帮助她酿造出更好的淡色啤酒。

对于把绞死的人作为敬奉给神的牺牲品的迷信观念一直持续到19世纪，那时候刽子手会把绞死的人的尸体作为好运的魔符来出售。

英国的盗贼相信从被绞死者身上割下来的手能够使他们开启各种各样的锁，而绞死的人身上一小块皮肤可以保佑一座房子不会失火。

在一些非洲部落里，接吻被视为一种吃人肉的威胁，因为接吻会让人们联想到蛇在捕食之前用舌头舔食猎物。

中世纪的水手认为戴上耳环会让他们在船只沉没时不至于被淹死。

在古代爱尔兰，一位国王加冕之前会在煮过一匹马的汤水里沐浴。听说过爱尔兰的成语“煮男孩的汤水”吗？

16世纪烟草被引进欧洲的时候，所有的绅士（还有一些淑女）都用烟斗抽这种植物。香烟被认为是为下层社会人士所用，只有买不起烟斗的乞丐才抽它。

对于古代毛利人来说，挠头被认为是会把灵魂从身体里释放出来。当你挠头的时候，你得马上把手指放到鼻子上将你的灵魂吸回到头脑里去。

谢选骏指出：作者似乎不懂“愚蠢的社会习俗”都是有其文化功能的，否则怎么可能发明创造推广落实呢？只是时过境迁之后，一度的功能才会变成无益甚至有害的陋习。

【第8章 当时看起来像是个好主意】

让我们开始谈另一个领域。比方说，这个征服人的东西好玩；把葡萄酒递过来。嗬，又来了些野蛮人。

无论我们是皇帝或者傻瓜，把一个好的想法坚持到底，你就有可能落入那个聪明人犯错误的陷阱。

纽约的一个反吸毒组织向在校小学生免费发放铅笔，铅笔上印有反毒品文字：“聪明人不沾染毒品”(Too Cool to Do Drugs)。当铅笔被削尖用完了一截后，那文字就变成了“聪明人沾染毒品”(Cool to Do Drugs)。然后又是：“沾染毒品(Do Drugs)。”

1981年电影明星华伦·比蒂导演了影片《红色》，他要现场的群众演员理解一位为工人的权利不遗余力、奔走呼号的美国作家真实故事的重大意义。

这位导演解释了工人运动的历史之后，群众演员们充分理解了他的讲话，他们开始罢工要求比蒂付给他们更高的工资。

为了庆祝在1985年一年内市里的游泳池没有淹死一个人，新奥尔良市的两百名救生员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晚会。在这场晚会中有一位宾客溺水身亡。

为了减轻痛苦，一个英国人用了一支痔疮药膏。啊！他用错了。他用的是超级胶水，结果把他的两个屁股墩粘在一起了。

发明家查尔斯·古德耶尔没有被关进负债人监狱里的时候，他的生活穷困潦倒，因为他的发明没有一项能付诸实践。他是一个充满了思想火花的人，他的想法前景远大却无法实现。

失败、债务、怀疑、对想法进行完善的冲动，需要停止这种无止尽的思考并找一份正当的工作——这些矛盾都不断地与他相随。

最后古德耶尔向妻子保证他会停止在他们的厨房里实验并且找到一份工作来把账单付了。

当然，他并没有如此。此人是一个发明家。但有一天当他听见比平常提早回家的妻子上楼的脚步声时，他知道麻烦来了。他没有去找工作，而是又在做硬化橡胶的实验。

为了避免激怒妻子，他飞快地把实验用具一扫而空扔进厨房的火炉里。火炉还是热的，那就是为什么后来古德耶尔最终成功地完成了他的一项疯狂的实验：发现了耐热橡胶的制造工序。

你的愚蠢行动可以变成一个好的主意。但是尽管这项发明意义重大，古德耶尔还是在一文不名中死去。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或许没有那么可大惊小怪的，古德耶尔并非第一位把一项发明归功于凶悍妻子的科学家。

德国发明家克里斯蒂安·斯罗巴恩发明了无烟火药，当时他在妻子的厨房里打翻了实验装置。他担心妻子会很快回来发现这件事，他用她的嗣裙擦干了溢出的化学液体，然后把围裙放在炉火前烤干。

围裙由于纤维素的硝化而爆炸，于是斯罗巴恩又有了一个新的发明。

箭牌口香糖王国的创始人却是个不吃口香糖的人。小威廉·利格里当时尝试在发酵粉行业里立足。为了增加销售，他向那些购买他的发酵粉足够多的顾客发放口香糖。顾客们倒不大在乎他的发酵粉，但他们喜欢那些口香糖。

后来这家人又把家里大量的积蓄花在棒球生意上，他们购买了“芝加哥新于”队，那使他们尝到了挫折、烦恼与失败的真正意味。

一个人的不明智的举动可以创造另一个人的职业生涯。

演员罗纳德·里根被雇来代替29岁时自杀的演员罗斯·亚历山大而开始了他在好莱坞的历程。

里根后来拒绝了在影片《卡萨布兰卡》中扮演里克的机会。如果里根当时足够聪明而接受了那个角色的话，《卡萨布兰卡》将会是一部被人遗忘的电影，而波格尔就会成为美国总统。

有些时候愚蠢会得到回报。20世纪70年代旧金山的一位妇女试图自杀却没有成功。她被送往一家医院留院观察。她爬下床，打开窗户跳了下去。

她又没有死成。后来她控告那家医院并且获得赔偿，因为他们没有把她安置在一间她没法跳出去的安全的房间里。

阿肯色州小石城的一位妇女想同她认识的其他人一样得到驾驶执照。与众不同的是，她有103次没有通过书面考试——即使你被允许在考试之前就在考场学习那本驾驶须知。在第104次考试中她终于如愿以偿。

法国的圣人隐士比德在11世纪末12世纪初领导了一支农民的十字军去耶路撒冷寻求上帝的拯救。比德有可能失去了理智，但是他集聚了一支庞大的队伍，因为在黑暗的中世纪，拯救世人要比一个法国农民悲惨潦倒、极度穷困的生活更为可取。

那些农民把沿途经过的村庄洗劫一空，但他们并没能抵达圣城。要是他们真的到了那里，很可能成为了撒拉逊人的刀下鬼。然而他们是被法国军队所屠杀，那些军人不喜欢农民进军去拯救世人或者去别的什么地方。

17世纪小步舞传人法国社会时，其原意是要展示上流社会的高尚优雅。

法国的舞蹈大师使小步舞更加高雅。小步舞起源于民间舞蹈，关于正确的舞姿还写出了好几本书。有一本书花了一大章的篇幅来讲述手腕翻转的正确姿势，还用了60页来详细描述男士的肘部动作。

像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佛教僧侣一样，韩国的僧侣也打坐反省，提倡非暴力方式——除了在他们相互之间打交道的时候。

热爱和平的僧侣的不同宗派多年来一直为宗派的控制权明争暗斗，常常出现拳脚相向。1999年僧侣之间的冲突升级，僧侣们毫无顾忌地用铁管、石头和瓶子相互打斗。

天才的舞蹈家伊莎多拉·邓肯向爱尔兰剧作家乔治·萧伯纳提出了一个表面上看起来可行的建议：他们共同生一个小孩。她说：“把我的身体和你的大脑结合在一起，那将是一个多么聪明的孩子。”

萧伯纳拒绝了伊莎多拉，解释道：“要是那孩子是我的身体和你的大脑，那又怎么办？”

美国广播公司电视网在数十年的时间里播出“周一足球之夜”的广告，收入成百上千万美元。但是最早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网有机会来播出这个有史以来最受欢迎的体育节目之一的。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当时拒绝了转播的建议，它的电视网总裁说：“购买有限转播权？你是在异想天开吧？”

俄国科学家艾里·米奇尼科夫在1873年试图以服用超大剂量的吗啡自杀未果。7年之后他再次给自己注射致命的细菌来自杀，也没有成功。

米奇尼科夫后来在细菌学方面的研究使他获得了1908年的诺贝尔奖。

威廉·西迪斯在5岁的时候已经掌握了拉丁语和希腊语。9岁的时候他发明了一种新的计算方法。他11岁进入哈佛大学，16岁毕业。

西迪斯在余下的岁月里干过洗碗工，当过办公室职员，他收集的公共汽车转车证是世界上最大的收藏品之一。

谢选骏指出：“当时看起来像是个好主意”的说法，不正好印证了我前面所说的——作者似乎不懂“愚蠢的社会习俗”都是有其文化功能的，否则怎么可能发明创造推广落实呢？只是时过境迁之后，一度的功能才会变成无益甚至有害的陋习。

【第9章 白痴政府】

我们有我们应有的政府，它为我们或者他们都没有说多少话。

1975年美国联邦能源署的负责人飞往全国各地，对企业和民间组织宣讲保护能源的必要性。

他在19000加仑汽油上花费了纳税人25000美元，来传播不要使用那么多的燃料和不要浪费那么多金钱这一信息。

由联邦政府负责经费的执法援助局花了27000美元来研究为什么囚犯想从监狱里逃跑出去。

美国消费产品委员会购买了80000个圆形小徽章以开展一场“玩具安全”的活动。由于这些小徽章过于尖锐而且表面有一层含铅的涂料而不得不把它们销毁。

里根总统的女儿帕蒂结婚时，在婚礼上警察和特工人员的数量（180人）超过了宾客的人数（134人）。

1658年弗吉尼亚通过了一项法律，强迫所有律师离开这个殖民地，这样就可以使得弗吉尼亚像所有美洲领地那样接近伊甸园。这项法律在1680年被撤消，从那时候起它就逐渐销声匿迹。

教皇寡头政治在897年跌落到了一个新的低点。当时教皇斯蒂芬六世把福莫萨斯教皇送上了宗教法庭，完全无视福莫萨斯已经去世这一事实。

教皇斯蒂芬让他前任的尸体身着紫色教袍坐在法庭上。福莫萨斯教皇被审判并判有罪。

法国大革命之前，有一个人因为朝玛丽·安东尼女王吹口哨而在监狱里服刑50年。当她发现农民起义的时候或许她就不会感到过分惊讶了。

克林顿·莱温斯基丑闻曝光之后，在澳大利亚悉尼的图索奥德夫人蜡像馆不得不将克林顿蜡像裤子上的拉链封闭起来。参观者出于搞笑，老是去把那个地方弄开。

1975年，美国国会对国会大厦里的电梯进行改装，换成了自动电梯。此后，国会继续花费纳税人的钱来支付电梯操作员操作自动电梯的薪水。

联邦政府花了将近300000美元在密歇根州两个城镇之间的树林里修建了一个社区中心。连接这些设施的道路在能够完工之前施工经费就捉襟见肘，因而两个城镇的人都没有办法使用他们的社区中心。它最终由于失修而倒塌。

要做出十足的傻事并不需要一个巨大的联邦政府官僚体系。这种事情地方学校董事就会干得出来。

电影《十月的天空》讲述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科学家霍墨尔·希卡姆的真实故事。一个l3岁的亚利桑那州男孩在观看了这部影片之后获得灵感建造了一个模型火箭。男孩把他用炸土豆片包装筒做成的、以3根火柴头做燃料的模型火箭带到了学校。

学校官员把这个火箭视为一种武器，遵照学校不得有武器的规定，终止了男孩在那一年余下的时间里到学校来上学的权利。

西雅图警察局指纹部和照片部的两位平民雇员从椅子上滑落下来跌在地板上，在此之后，整个警察局的平民雇员都接受了正确的坐姿方法的培训。

一位警督把一张有关正确程序的备忘录传递开来，上面的标题是“如何坐椅子”。他提出：“抓住扶手，坐下之前把椅子控制住。”

“有些人知道怎么在椅子上坐下，”一位警局安全官员解释道，而另外的人却“需要一些指导。”

1999年邮政部门印制了一大批供国际信函使用的邮票，邮票上印的是大峡谷的照片，还有一行文字：“科罗拉多州的大峡谷”。

事实上大峡谷是在亚利桑那州。

休斯顿市的官员下令禁止市里一家时尚商店继续出售可食用的内衣裤，因为该商店没有食品销售执照。

长久以来被西方的大牧场主视为祸害的北美草原犬鼠在日本却是享有盛名的宠物。像鼠、松鼠之类的啮齿目动物在日本要卖30美元一只。

不管怎么讲，美国大牧场主们对于除掉这些动物总是会感到高兴的。但是科罗拉多州的野生动物部门却不让大牧场主把草原犬鼠当作宠物出口，其原因是任何种类的野生动物都不许出售，它们是属于公众的。然而，由于它们被认为是有害的动物，在科罗拉多州射杀、毒死或淹死草原犬鼠却是完全合法的。

我们的政府所办的学校在教育美国人民方面做得怎样？

殖民地威廉斯堡基金会通过对我们历史知识的调查检验了这个体系。

据调查发现79%的美国人都知道“只需要干”这个口号来自耐克公司的一则广告，可是只有47%的人知道“生命、自由和对自由的追求”的出处。

更糟糕的是，有55%的人知道，说出“愿力量与你同在”的是影片《星球大战》里的奥比万，克洛比。只有9%的人知道乔治·华盛顿在独立战争中是一位将军。

美国政府每年在国防上耗费数十亿上百亿美元用来消灭我们所有的敌人，与那些想成为我们敌人的任何人，还有那些视我们为荒唐可笑的大多数人。

不过联邦政府也在非防卫方面花了数不清的金钱：开发事实上从来不会使用的新型武器。这些项目在完成之前被取消，但不是在耗费我们的纳税人的成百万上千万美元之前。下面是一些价值千千万万美元的无用的东西：“B-IA”型和“XB-70”型轰炸机，“ANP”核动力飞机，以及“罗兰德SA”、“纳法荷”、“蛇鲨”、“淘气鬼AS”和“天空霹雳”等导弹。

很可能千百万美元的巨资被花在了给那些无用的武器命名上面。

公元4世纪，英格兰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建立了一个官方司法系统。在那以前，司法是由战胜者强加给失败者的，依照的是被称为“威姆”的体系。早期的盎格鲁一撒克逊司法系统并没有多大改进。

在英格兰的体系下，被控犯有罪行的人会被迫用双手握住一根在火里烧红的拨火棍。这并非惩罚：它是审判。要是那人的手在3天之后伤愈，他就会被宣判为无罪。

当卡利古拉还只是一个竭尽全力试图登上罗马成功的阶梯顶端的暗杀者时，一个占卜者告诉他不可能一直登上皇帝的宝座，他获得那个最高的职位的机会如同不用船只而跨过巴莱海湾的机会一样渺茫而不可及。

但卡利古拉是一个不屈不挠的暗杀者。消灭了竞争对手之后，他成为大罗马的皇帝，虽然对于卡利古拉这样聪明的人来说，那并不是一个有安全感的职位。

安定了大局之后，卡利古拉下令把上百艘船只在三英里（约4.8公里）宽的海湾上连接起来，用木板铺在上面，再盖上土，他骑着马跨过了巴莱海湾。

3年之后，他被他的卫兵们暗杀，那是他们抗议的一种方式，他们在追杀卡利古拉的敌人时所投入的大量时间没有得到报酬。

1793年法国大革命之后，革命法庭不能足够快地审判反革命分子，法庭就把辩护之类的耗费时间的法律程序全部取缔。

有25000人因反对国家的罪行被处死，策划了这场屠杀的人士也遭到处决。

1981年在伊朗，一个9岁的女孩因反对政府官员被处死。根据法律，伊朗的男孩在15岁之前不能被处以死刑。

为了使工人阶级摆脱喝杜松子酒上瘾的习惯，英国政府于1832年通过了一项法律，公开提倡喝啤酒而不是杜松子酒。全英国的工人以喝了杜松子酒以后再喝点啤酒来回应这项法律。

1962年，马萨诸塞州的一位男士拒绝支付他房子的增值税。不仅如此，他还把房子烧毁了。政府依然还是要收他的增值税。

1971年，罗德岛州的一位州议员提出一项立法，夫妻每做爱一次收取2美元的税。议院过道两边的政治家们很快地计算了一下他们自己可能要交的税，都对这项提案投了否决票。

1968年，也门的一只宠物猴子因为纵火被审判、定罪，最后被一个警察行刑队处决。

联邦政府花费数以千万美元开展劝阻青少年和其他人不要吸烟摧残自己的运动，与此同时，国会又批准了一项3.28亿美元的补贴以支持这个国家的烟草种植农场主。这些农场主由于香烟销售的下降而蒙受经济上的损失。

1980年，美国农业部发现了一个从政府角度出发节省学校午餐费用的聪明办法。官僚们宣布他们不用为需要营养的儿童购买新鲜蔬菜，因为番茄酱和调味品都是用蔬菜做成的。

1840年，法国政府通过了一项法律，宣布在日落和日出之间的时间里不可以逮捕罪犯。

当《纽约客》的出版人哈罗德·罗斯把他的杂志里虚构的人物尤斯塔斯·蒂利登记在纽约市的电话簿里，市政当局给蒂利送去了一张税收账单。

谢选骏指出：白痴政府统治白痴人民；白痴人民只配白痴政府——白痴人民即使推翻了白痴政府，也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上述的白痴的问题，乃是一个种族与文明的综合症，往往需要几百年时间才能解决。

【第10章 愚笨的力量】

奥托国王是19世纪巴伐利亚的统治者，他给王室阶级做出榜样，每天都要射杀一个农民来开始他作为国王的日常工作。

奥托和其他的沉溺于权力的统治者很难让任何人相信他们具有进入天堂的资格。但是那是否意味着受压迫的穷人能够把顺利跨进成功的大门视为他们人穷志不穷的迟来的回报吗？

权利的历史表明，只要有机会，那些业余的统治阶级可以变得像通常的施暴者那样残酷无情和铁石心肠。

穷人抛弃的狗远多于富人所遗弃的。一旦穷人有了权利的感觉，他开始做出像富人那样十足的愚蠢举动。

在俄国有200年的时间里，一个叫做“红色死亡兄弟姐妹会”的宗派有一条反对婚姻的规定，但它并不反对做爱，只要完事以后用红色枕头把做爱者捂死。

这个宗派的100名成员在看到世界千年即将结束而自焚之后，该组织最后在1900年解散。1358年，那是在反对腐败贵族的大规模革命出现之前很多年，法国农民对自己在封建领主的奴役下卑躬屈膝、任人宰割的局面再也忍受不下去了。

贫困的穷人长期忍饥挨饿、被人肆意践踏、遭受强奸和任人杀戮，他们已经忍无可忍，振奋起瘦骨嶙峋的身躯，要改变现状。

他们揭竿而起。

他们能够推翻贵族，开创一个以基督教的仁爱尊重所有权利的人人平等的社会吗？

没有，在14世纪没有，虽然他们在15、16、17、18、19和20世纪也在这方面遇上许多麻烦。

另一方面，回溯到1358年，法国起义农民虐待和屠杀有权势的贵族，其所作所为令国王也为之骄傲。他们把贵族捆绑起来，强迫他们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妻子、女儿被强奸、拷打，被屠杀。

在一个月之内，局势发生逆转，贵族们率领武器更为精良的士兵打了回来，造反的农民又重新陷入原先任人欺辱的境地。

可是那些无权无势的人证明了他们的观点：只要有机会，你没有办法把他们与有权有势的人区分开来。

13世纪目睹了人类至少在一个方面取得进展：政治压迫。当时最有名的科学家罗吉尔·培根设想了望远镜、显微镜、汽车、蒸汽轮船、飞机和潜水服，尽管13世纪技术的发展还难以支持他的理论，也没有实验室来验证这些实验。

虽然培根付出的艰辛努力给黑暗的中世纪指出了方向，占统治地位的权势力量（贵族委员会和上帝教会）却把他判罪投入监狱。

监狱可以使甚至是意志坚强的人消沉，让他明白他的工作在世界上是毫无意义的，这个世界的无知难以超越仅仅是因为无知的人拒绝被超越。

培根不无沮丧地说：“要是我没有为科学而不遗余力就好了。”

有多少给人以启迪的其他学者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们具有能够看清其他人看不见的事物的能力，这种能力更多的是一种厄运而不是福音？

那些本来能够去创造历史的人们却在受到迫害的痛苦下保持沉默而不去有所作为。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不是层出不穷、屡见不鲜吗？

下面这些统治者有什么共同之处？

1.英国首相戴维·劳埃德·乔治，他曾经称阿道夫·希特勒是一个“伟大的人”。

2.乌干达的独裁者艾迪·阿明，他把在他国家里的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叫做“非洲的犹太人”，要把他们斩尽杀绝。

3.美国支持的南越总理阮高其在20世纪60年代末提出，只要他的国家有“4到5个希特勒”，他就能够打败越共。

不，还不仅仅是他们对世界上最成功的疯子的崇拜。而明显的事实是，如果希特勒成功地完成了他征服全世界的野心勃勃的计划，他一定会把他们通通彻底消灭掉，这一点只有那些在军事上还不够强大的统治者才会看不到。

不要让我们为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的愚蠢的残暴行为感到吃惊，它们被认为是通过普通人的智力启迪对精英错误进行光荣纠正的第二次和第三次浪潮。

那两次血腥的革命会使你思考为什么美国独立战争的革命却相对地没有那么多暴力。

事实上，就是美国革命也存在一些愚蠢的暴行。但是当然完全不像法国革命那样鲜血淋漓、血雨腥风。

在美国革命中，双方都不是穷人的代表。由富兰克林、杰斐逊和华盛顿领导的殖民地人很难算得上农民。美国是一块等待被吞食的肥沃土地，而他们就是在吞食。

因为许多革命者都出生在这个新大陆，他们没有几个世纪的深仇大恨要报仇雪恨。义愤填膺的未来的暴民缺乏一个可以随心所欲地，去烧毁的宫殿。美洲殖民地人民站起来反对的英国统治者远在万里之外，不可能掐住他们的喉咙把他们拖到大庭广众面前游街示众。

在另一方面，英国军官们知道他们与之作战的对手是和他们自己没有多大区别的人们。

不过，还是有一些偶尔发牛的愚蠢的残暴行为，比方说1778年在怀俄明山谷的大屠杀，在这个事件中托利党人鼓励他们的印第安盟友折磨和屠杀宾夕法尼亚殖民地人民，这些人只是他们的邻居，而不是什么特别的军事目标。

仅仅是与其他的革命相比较，这场美国革命才显得干净一些。

革命当中最糟糕的行为属于那些温文尔雅、精于世故的法国人。在1793年至1794年的恐怖岁月里，大获全胜的革命者被他们自认为正当的复仇冲昏了头脑，屠杀了他们成千上万的同胞，罪行先是反人民，后来是被控反人民，然后是潜在的遭人控告。

在南特市，断头台“疲于奔命”也无法处理法庭下令要处死的众多犯人。经法庭审判的贵族、教士、政府官员以及其他人被赶上船，然后这些船在河里被倾覆。

任何试图逃脱被淹死命运的犯人都会被小船上的船钩推到水面之下。

河里到处是死尸，一种致命的疾病通过被污染的水在整个城市传播。在革命者复仇的狂热中，他们也不期地摧毁了自己。

美国的立国之本是基于自由和一切人的不可分离的权利的观念。除非这些人刚好是非洲人。

千百万从事他们自己职业的人失去了他们的家园、他们的家庭或者他们的生命，因此其他人就不用花钱去雇佣帮工。

奴隶制的瘟疫今天依然在美国传播，其表现为种族主义、犯罪和贫困。

如果宣扬自由的美国人真的把他们的信念付诸实际、没有从非洲人那里把自由偷走，那又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美国今天会是一个更好的地方，非洲也会是如此。

回到权利疯狂的更为常见的形式：1976年人民圣殿教的富有个人魅力的牧师吉姆，琼斯对虔诚的信众解释道：“如果你们像我爱你们那样爱我，我们就必须死去或者被外来的力量所摧毁。”

有900多人自杀身亡或者在走向死亡的道路上得到比他们更为虔诚的人们的帮助。父亲母亲以神的名义杀死了他们的亲生孩子。

那次大规模自杀之后，这个教派被宣布为邪教。

杰克·安德森以他在报纸上的调查专栏在华盛顿享有盛名，但是他的影响并不像他自以为那么大。伊朗国王被革命者推翻之后，安德森宣称他在几年以前就曾经在他的专栏里预言了国王的倒台。

惟一的问题是：人们在核对安德森的专栏的时候，结果发现他并没有那番预言。

在9世纪，埃里金纳是为数不多的能给人以启迪的学者之一。他很有道理地提出：“理智和权威同样来自神圣的智慧这一源泉。”

教会不喜欢这种公然的异端邪说，把埃里金纳的作品列为禁书。4个世纪之后，那些作品仍旧被认为是异端邪说，所以教皇洪诺留三世把他的作品作为“异端的邪恶”而焚毁。

在英格兰的索尔兹伯利，一位福音传道者因为他做出的异乎寻常的举动被罚款1700美元，他乘坐一个有发动机的翼伞升上天，这样他就能够从屋顶上面对地上的有罪的人讲道了。他解释道：“我觉得当他们听见来自天空的声音时，他们会以为是上帝在说话。”

在13世纪，成千上万的法国男孩相信一个牧童所说的他看见了上帝的身影。孩子们追随他们年轻的领袖踏上了远征去解放圣地的征程。

孩子们登上了法国商人们所拥有的船只，这些商人答应免费把孩子们送往耶路撒冷，却把他们卖给了奴隶主做奴隶。

亚述人是古代世界最发达的民族：耕作土地的高手，灵巧的手艺人，促进了青铜工具的发展，他们也是在所知道的世界里到处旅行的商人和做生意者。在公元前13世纪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那个时候他们成为了中东的铁腕势力，集聚起庞大的军队横扫他们的敌人。他们的与众不同之处是：把俘虏的双眼弄瞎，一次数千人，以防止他们造反暴动。

双眼失明的奴隶能力受限，生产力低下，他们死在亚述人的手里，而亚述人自己现在也不复存在了。

在罗马角斗士盛行的岁月，角斗的前奏是以全副武装的斗士猎杀赤手空拳的人采取悦观众。胜利者的报酬是：他的武器被拿走，他成为下一个牺牲者。

一心要推行改革的宗教领袖马丁·路德在上帝的面前宣扬普通人的价值，并且在腐败的宗教权利基础上为穷人争取获得救济。

德国农民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理解马丁·路德的启蒙信息，他们在1524年揭竿而起，杀死了数十个德国贵族。

马丁·路德试图向造反的农民解释“基督徒的责任是要有耐心，而不是拼斗。”

农民们在德国各地乡村劫杀富人，宣称是在按上帝的意志行事。

当德国军队抓住他们并屠杀了成千上万的农民直到再也没有

人去造反的时候，上帝却一言不发。

在黑暗的中世纪，巫师和异教徒因为参加疯狂的仪式被迫害和被屠杀，在这些仪式中他们被魔鬼所驾驭，连续几个钟头以无法控制的疯狂热情手舞足蹈，有些时候当邪恶的力量在他们身上发挥魔力的时候，他们会脱得精光，赤身裸体。

从14世纪一直到19世纪，在欧洲和美国，虔诚的基督徒会被上帝的幽灵攫住，连续数小时以无法控制的疯狂的热情手舞足蹈，有些时候当上帝的力量与他们同在的时候，他们会脱得精光，一丝不挂。

在印第安人的夸基欧托部落，部落的权力取决于那些更多地破坏他自己财产的人。于是，追逐权力的疯狂浪潮不仅焚毁了他们的工具、武器和家用物品，也烧毁了他们自己的房屋。

他们剩下的就是一无所有的权力。

利欲熏心的人并不总是依赖暴力。有时候他们也试着用法律来统治。19世纪末随着汽车的逐渐开始流行，宾夕法尼亚农场主反对汽车协会起草了以下的规定：“如果一匹马在路上拒绝从一辆汽车旁边经过，车主就必须把他的汽车拆散，并且把部件隐藏在树丛里。夜晚在乡村公路上行驶的汽车必须每隔一英里（约1.6公里）发射一支火箭，然后等待10分钟以便让行人躲开。”

宾夕法尼亚州议会没有把这些规定纳入法律，正如你能够注意到几乎没有人在马匹面前拆卸汽车。

谢选骏指出：人说“奥托国王是19世纪巴伐利亚的统治者，他给王室阶级做出榜样，每天都要射杀一个农民来开始他作为国王的日常工作。”——我看这再次证明了，欧洲人尤其是德语民族，真是劣等民族啊！因为即使被基督教开化了一千五百年，他们还只有夏桀时代的文明水平。

【第11章 愚蠢的艺术】

艺术家们对于他们正在做的事情的理解还不及那些一窍不通的盯着作品在思考的门外汉：那就是艺术？我应该喜欢它吗？我是不是头脑太发热而看不懂它？

当然，那谁知道呢？谁又在乎呢？

一位沮丧的作家想出了一个新颖的办法来检验一下图书出版商的智力。他把杰西·科金斯基的获奖小说《彩色鸟》重新用打字机打出手稿来，以他自己的名字寄送给10来个大出版社。

它们都把稿子给退了，认为它没有出版价值，其中包括实际上出版了科金斯基的小说的那家出版社。

文森特·梵高现在被推崇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画家之一，可在他那个时代他却是一文不名。19世纪的评论家对他毫不理睬，收藏家对他的作品也不屑一顾。

梵高其实在他一生中也卖过一幅画，尽管现在收藏家们相互出售它时会赚上千百万元。

德国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每次指挥演奏菲利克斯·门德尔松的作品时都戴着手套。演出结束之后瓦格纳都会把手套扔掉。

为什么？就因为门德尔松是个犹太人。

19世纪与20世纪交替时期的娱乐界人士托尼·明洛克具有在舞台上所能见到的最奇特的才能之一：他能够忍受痛苦。

他的表演中包括把自己像耶稣那样钉在十字架上，同时还要对观众唱歌。

西奥多·杰塞尔的第一本书在一家出版社敢于把它印刷出来之前曾经遭到23个纽约的出版社退稿。《想一想我在马尔伯利街见过它》结果销售了几百万册，苏斯博士的许多书也十分畅销。

詹姆斯·乔伊斯是历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他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在付印之前曾被22家出版社所拒绝。此书的第一版被一个仇恨书籍的人买断，他把这一批书全部付之一炬。

18世纪的商人梯奠西·德克斯特为自己撰写了传记并且把它出版。这本书除了最后一页之外通篇都没有标点符号。最后一页里是一行又一行的句号、逗号、感叹号和问号，并附有给读者的说明：“它们可能会（给这本书）增添各种味道。”

拼写对于德克斯特来说也不是一个大问题。

要是下面这些书保持了它们原先不那么吸引人的书名的话，它们当中还有多少能够成为畅销书呢？

烧烤（《邮递员总是按两次门铃》）

咩！咩！黑色之羊（《飘》）

古老的因素（《太阳也升起来》）

各种不同的武装（《有无之间》）

发生的事情（《人鼠之间》）

一个犹太病人开始他的分析（《波特诺伊的牢骚》）

魔鬼的恐怖（《大白鲨》）

艺术家们通常声称是他们的作品具有重要性，一支歌曲重要的是它本身而不是唱歌的人。不幸的是政府也相信这种冠冕堂皇的谎言。奥古斯蒂·罗丹是法国最伟大的雕塑家。后来在1917年的寒冬他破了产，忍饥挨饿，衣不蔽体。他请求法国政府让他住进收藏有他的作品的博物馆以避寒。政府官员们拒绝了这位艺术家的请求，他在一间没有暖气的阁楼里被冻死。罗丹曾经把他的许多雕塑作品无偿捐赠给了他所热爱的祖国。

法国作家居伊·德·莫泊桑对性的喜爱超过了写作。他最后被收进一家精神病院，他在那里宁可去舔地板也不小便，他42岁时死于梅毒。

英国作家托马斯·德·昆西（《一个英国鸦片吸食者的忏悔》一书的作者）经常在给他的孩子们上床前讲故事时把自己的头发点燃。不管怎么说，他还是活到了74岁。在埃德·苏利万作为一台星期日电视节目的固定主持人而闻名遐迩之前，他在20世纪20年代是一名戏剧评论家。在他的第一篇评论里，他建议剧作家奥古斯特·斯特林伯格重写他的剧本《父亲》的第二幕。

苏利万忽略了一个极端重要的事实：斯特林伯格离开人世已有近12年了。

一位评论家就旧金山芭蕾舞团的演出给《旧金山新闻报》写了一篇措辞严厉的评论，特别对主要的女舞蹈演员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评。

这篇评论发表之后，观看过这场演出的观众指出，那位批评家不知道——或者说他本来应该知道——他所责难的那个舞剧临时被换了下来，他批评的那位芭蕾舞女主角实际上那天晚上并没有登台演出，不管她演得好还是坏。

《芝加哥论坛报》的一位编辑拒绝承认亨利·米勒的淫秽小说《癌症热带》已经上了畅销书的名单。他不再把整份名单印出来。作为替换，《芝加哥论坛报》开辟了一个有选择的专栏，取名为“在畅销书当中”。

艺术家卡西莫·卡瓦拉洛创作了一件装饰艺术作品，他以100美元一天的价格租下了纽约市一家旅馆的一个房间，把房间里所有的物品都用溶化了的奶酪涂上。在他的指导下，主要是格鲁耶尔干奶酪以及瑞士和其他奶酪被扔得到处都是。

虽然溶化奶酪艺术的爱好者们对这件作品惊叹不已，但它的主要功能则仿佛是给作家们提供了一连串的与奶酪有关的双关语：“卡瓦拉洛创造了一件门斯特软奶酪作品。这门艺术就像高德干奶酪一样。”

需要有些道理才会去读贴在博物馆墙上的这些标不？F面是一则在马萨诸塞州印第安奥查德的“泰坦尼克博物馆”贴出的标示：“这些明信片是由珍尼特·丽宾代表她的叔祖父乔治·罗森席埃恩捐赠的，罗森席埃恩在泰坦尼克号灾难中罹难，他曾做过多年的轮船电话接线员。”

19世纪的德国诗人海因里希·海涅临终的时候把他所有的财产留给了他的妻子，但只有一个条件：她必须再嫁人。海涅说，这样就“至少有一个人为我的去世感到遗憾”。

伟大的剧作家乔治·萧伯纳曾经写下了一些英语中最精彩、最富有智慧的演讲稿。不幸的是他不知道如何停止说话。在他82岁的时候，他站出来支持法西斯分子墨索里尼，甚至还有希特勒。

20世纪30年代，当为好莱坞电影制片厂制作动画的艺术家和动画创作人员组织工会的时候，那些劳工领导人不知道该把他们往哪里放。他们最初把那些动画创作人员划归油漆工人和墙纸工人兄弟联合会。

在中世纪时期，天主教会出于保护妇女的道德，禁止她们登上舞台。可是教会要听歌剧的演唱，需要能唱高音部的歌手。

教会让它的医学专家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摘除男孩的睾丸，这样当他们长大以后就不会变声。那些经过阉割的男孩被训练来演唱女角。

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19世纪。

比利时音乐家约瑟夫·莫尔林在1760年做出了第一双旱冰鞋，为了给那些贵族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穿着旱冰鞋去了伦敦的一个庆祝会。

莫尔林想，光是溜冰鞋还不足以引起轰动，他一边拉着小提琴一边溜进了跳舞的大厅。这样他的两只手都无法帮助他停下来，结果他撞上一面镜子：他受了伤，差点要了他的命。

1561年，一本名为《错误与错误分析》的书出版，其中包括15页的勘误表。这本书一共有172页，创造了一项世界纪录，这项纪录还有待于令人生厌的校对去打破。

英国的审查官员对约翰·福特1935年的关于爱尔兰骚乱的剧本进行了仔细的审查，把剧中每一处提到爱尔兰共和军和骚乱的地方都删除掉——总共129处，使得该影片在英格兰上映时变得完全无法理解。

埃及舞台演员哈吉蒂·阿里在20世纪30年代作为“令人惊叹的反刍者”有过一段短暂的经历，他能够把纽扣、珠宝、硬币和金鱼吞进肚子里，然后有选择地再把它们吐出来。

1977年，一位英国妇女在一家艺术博物馆里一时兴致所至在一幅绘画作品上吻了一下。博物馆花了1260美元把她的口红从画布上清理掉。

“我只想吻它一下让它振作起来，”那位妇女解释道，

“它看起来过于冷酷无情。”

你比演员还要更迷信一些？那几乎不可能。

我们都知道演员们在舞台上都喜欢的好运祝愿是“摔断腿”。然而真正摔断一条腿却是一件不走运的事情。

剧院的传统认为剧场收养的猫会带来好运，当你走上舞台时嘎吱作响的鞋也表示好运气。

霉运出自舞台背景中有鸵鸟的图画，在剧场吹口哨，或者是在排演时重复一场剧的最后一句台词。

要是你能够避免上述这些，你的事业就会有保证，尽管如果你会一点表演也能有所帮助。

一位日本艺术家在1983年全部以面包为材料制作了一幅蒙娜丽莎的画像。

在17世纪的英格兰，任何在小旅店唱歌或者演奏音乐的人都会遭到鞭笞和投进监狱。

这些惩罚不是出于评判的裁决，而是基于王族的一种看法，认为任何种类浪漫的民谣或歌曲都是要颠覆他们统治的威胁。

才气横溢的大提琴家马友友在纽约一家饭店把他的大提琴放在了一辆出租车的行李厢里，当他抵达音乐厅的时候却把它留在了车上。

“我真是干了件蠢事，”马友友说，“我怎么把它忘了。”

马友友那把有266年历史的大提琴价值250万美元。他有可能是难以置信地心不在焉，可他却又是难以置信地走运。警察找到了那辆出租车，在行李厢里发现了那把大提琴。

16世纪的时候有位音乐家发明了猫琴。猫被放在一个可以激起共鸣的箱子里，它们的尾巴从箱子底部的孔里穿出来。音乐家猛拉它们的尾巴来演出合唱。

谢选骏指出：愚蠢的艺术就是用来出售的艺术——因为艺术本来是提升人生的，而用于出售的艺术却是低于人生了。其结果不仅不能提升人生，反而纵容了人的堕落。

【第12章 军事假聪明】

它们也可以用来描述只是坐在作战室纸上谈兵却派遣我们去无谓牺牲的那些人。

军事上的愚昧白痴由来已久，那是因为在其他任何需要做出努力的行业里，入门的要求都没有如此的低，而且其付出的又常常令人难以忍受。

是的，将军，我们很高兴去完成那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为它献身。毕竟我们可以是士兵，但是我们也是白痴。

有多少千千万万英勇的年轻人曾经想过：我真的要这样牺牲我的生命吗？

不幸的是他们是在平原上向千军万马发起冲锋或者是登上光秃秃的山丘面对某种死亡的时候想到这个问题的，而就在此时此刻，身在后方山腰上发号施令的某位将军却在想：哎呀。

或许那不是那么好的一个主意。

不过，现在已经太迟了。伙计们，祝你们下一次打仗运气更好一点。

作为人类，我们为勇气欢呼恰恰是因为在面对所有聪明才智时它稍纵即逝。

在阿金库尔战役里，法国骑士们在英国弓箭手射出的箭雨中冲锋陷阵，那需要极大的勇气，可他们却是十足的白痴。

少一点莽撞多动一点脑筋本来会使法国人采用另外的战术。

他们本来可以把在人数上处于劣势的英国人团团围住使他们的长弓无法发挥作用，然而他们却全部人马都沿着一条狭窄的山谷直接冲进由重兵把守的阵地射出的箭雨中，给敌人提供了他们惟一的大获全胜的机会。

威灵顿公爵曾经说过：“没有比一个勇武的军官更愚蠢的了。”

但是没有那种勇武的愚蠢，威灵顿的军队或者任何军队还能够打赢一次仗吗？战争的胜负取决于那些不愿意去动脑筋的人，他们置生死于度外，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冲锋陷阵。值得注意的是，从来就不缺少这种人。

1854年莱特旅的战斗：多么英勇，多么愚蠢，多么的英国式。

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一位愚笨之极的军官下令让英国莱特旅的只带有刀剑的600名士兵去攻击俄国军队的阵地。俄国人有6个营的来复枪手，6个骑兵分队和30门大炮。

在25分钟的时间内，莱特旅的600人就损失了400人。但是直到四周山头上的俄国士兵朝阵地开枪，死在他们枪口下的自己人同打死的敌人一样多时，莱特旅的战士才被彻底击溃。

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乔治·华盛顿率领大陆军在新泽西的特伦顿一仗中出其不意，打败英国人，赢得第一次胜利。

华盛顿的出其不意原本不会成功。有个保皇派的间谍要把华盛顿的计划向英国人报告，但他没有被允许见到英国指挥官，因为那个英国上校在玩纸牌的时候不让任何人去打搅他。

那位急不可耐的间谍终于让人送进一张纸条，说明敌人正在推进，准备偷袭。英国上校没有打开字条看，顺手把它塞进了衣服口袋里，继续玩他的牌。这一盘是他当庄家。

华盛顿获胜之后，在上校的尸体上发现了那张字条。

1628年，瑞典海军建成了它最大的也是最危险的战舰，两层甲板上装有64门大炮。这艘战舰由于其设计上的缺陷对于它的船员来说被证明也是危险的，当它下水开始处女航的时候在斯德哥尔摩港口沉没。

法国军队发明了一种可以让士兵在地雷区行走的防爆靴。但是有一个问题：靴子过于笨重，穿上它难以走动，士兵们在被地雷炸飞之前就会被敌人的狙击手击中。

罗马皇帝瓦伦斯很聪明地请求援兵，这样他就能够消灭入侵的哥特人。

瓦伦斯一定是有意对他自己的合理战略进行挑战，因为在援军能够赶到之前，他率领他的在数量上处于劣势的军队向敌人发起进攻。

哥特人看见瓦伦斯的进攻不禁大吃一惊，因为他们还驻扎在原地未动，并没有对罗马人造成威胁，而罗马人则本来可以悠闲自得地等待援军的到来。

而瓦伦斯却使他军队里三分之二的将士被杀，其中包括他自己。

在苏格兰，威廉·华莱士（由梅尔·吉布森在电影里刻画的勇士）的英勇里包含了英国人的高傲，那是一种令人好奇的愚蠢的骄傲。

1297年，由德·沃伦尼率领的一支装备精良的英格兰军队计划消灭华莱士的装备简陋的军队，但他们首先得跨过福斯河。沃伦尼把过河地点定在斯特令桥，尽管可以看见在河对岸拭目以待的苏格兰人，尽管那桥很狭窄，一次只能过两人。

沿河往上游一英里（约1.6公里）处有一个无人防守的浅滩，其宽度可以容得下30个英格兰士兵并排涉水过河。

苏格兰人在斯特令桥那里耐心守候，等到三分之一的英格兰军队跨过桥之后，他们开始攻击。一小队苏格兰士兵手持长矛就把桥封锁住，不让其余的英格兰士兵过来救援。

华莱士毫无疑问就像梅尔·吉布森所扮演的那样英勇，可是如果德·沃伦尼不是那么固执己见、爱慕虚荣的话，华莱士的勇敢就不会在历史上留下一笔。

大多数糟糕的领导都犯有咄咄逼人的错误，但是坐而论道、无所作为也是同过分活跃一样愚蠢。

北方联军的将军乔治·麦克伦兰由于对同敌人交锋犹豫不决而拖延了美国南北战争，虽然当时他的军队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南方盟军。

在蒙森山一仗中，麦克伦兰认定山上南方叛军大炮密集而拒绝进攻。

南方军队在夜色的掩护下逃之天天以后，北方联军的士兵发现，让麦克伦兰与胜利擦肩而过的大炮不过是一些涂成了黑色的原木。

这位将军在一个长时间的战役里犹豫不决让人感到沮丧失望，林肯总统在因其指挥不力而撤换麦克伦兰之前给他写了下面这封信：“要是您不想使用这支军队的话，我愿意借用它一会儿。亚·林肯敬上。”

“军事战略就在于比敌人少犯一个错误，”军事战略家汉斯·德尔布鲁克说道。这个任务往往由于敌军领导人接二连三的愚蠢之举而变得更加轻松。

在第二次布尔战争期间，英国指挥官查尔斯·华伦中将在斯比昂恩·克普战役吃了败仗，因为他花了26个小时亲自指挥部下来完成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把他私人的行李运送过河。

当华伦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使命的时候，布尔人的增援部队已经抵达并投入战斗。华伦调动他的军队向敌人发起进攻，结果伤亡惨重。关于华伦的那些行李是否遭到损失就不得而知了。

在1915年的鲁斯战役中，10000名没有战斗经验的英国新兵被派去从正面攻打德国人的阵地。英国指挥官对他的部下撒了谎，告诉他们是被派去追击溃不成军的德国士兵的。

然而，英军却直接撞到了严阵以待的德军机关枪口上，8000名英国士兵被打倒在地。英国人无法突破德军的阵地，因为他们的指挥官没有给他们发能够剪断铁丝网的工具。

德军的伤亡？零。

德国士兵对这场大屠杀感到震惊，当侥幸活下来的英国士兵撤退的时候他们没有再开火。

这并不意味着德国人要更为聪明。不管怎么说，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那看上去不是不可以避免的。

实际上，德国军队差一点就拿下了巴黎。他们绕道进入了法国的葡萄酒之乡，法国的美酒使得他们陶醉其中，忘乎所以。当他们重新开始进攻的时候，法国和美国的增援部队已经各就各位、严阵以待。

德国人不久清醒了过来，这时候只有缴械投降一条路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阿尔文·约克下士的连队几乎全部被消灭。然而约克是个弹无虚发的神枪手，他成功地击倒了25个德国士兵，每次一个。他采用在家乡田纳西州山区打火鸡时模仿火鸡求偶的叫声把德国人引诱出来。

一个又一个德国士兵对那种奇特的声音感到好奇。“每次他们有人抬起头来的时候，我就把他的脑袋打开花。”约克说道，一边解释他是如何把整整一个营的德国兵弄得心慌意乱、神情不安而举手投降的。他因此获得了一枚荣誉勋章。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另一边，一个德国士兵占领了一处法国要塞。

一个在执行侦察巡逻任务的步兵跌进了一条地下通道，该通道与多纳蒙特要塞相连，要塞里的法国军队没有安排哨兵放哨。

这位感到惊愕不已的德国士兵把敌人封锁在兵营里，然后为他的部队打开大门。

在维尔丹战役中，该要塞又被重新夺了回来。整个战役法国军队损失了100000将士。

1346年在克里希，法国军队向一支主要由长弓箭手组成的英国军队发起进攻，这些英国人曾经阻止了法国步兵的第一次攻击浪潮。法国步兵还没能找到隐蔽之处时，骑在马上的法国骑士就开始沿着同一条进攻路线发动攻击，既挡住了步兵后撤的道路，也阻挡了他们自己前进的步伐。

法国骑士们没有去为第一次进攻浪潮的幸存者清理出一条通道，相反，他们却攻打起自己的步兵来。与此同时，英国的长弓箭手却可以随心所欲地任意射杀那些骑士或步兵。

1750年英国将军詹姆斯·阿伯克洛姆比在靠近加拿大的纽约州梯康德罗加向法国人进攻。他的部队比防守的敌军多4倍，本来可以从侧翼进攻打败他们或者用大炮轰击或者把他们围困起来。

然而阿伯克洛姆比却让他那些倒霉的士兵一次又一次地去正面攻打法军的中翼——那是法国人惟一的重兵把守的阵地，他把胜利拱手让给了法国人。

当一支英国小分队成功到达法军阵地之前时，他们无法翻越9英尺（约2.74米）高的防护墙，因为英国人忘了在进攻的时候带上梯子。

在1916年的索姆战役中，英国指挥官A.G.亨特.韦斯顿中将命令向德国军队发动正面进攻。他告诉下级军官德军的防御已经被大炮的轰击所摧毁，尽管每个人都能够清楚地看见德军的阵地毫发无损。

英国士兵的冲锋直接被德国人的机关枪压制下去，在那场无谓的进攻的头30分钟里，20000名英国士兵倒在了血泊之中。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军方面的士兵装备的手榴弹是安在木棍上的。设想是士兵伸手后挥，然后把手榴弹扔到战壕外面，借木棍给投掷动作加力，就像长曲棍球运动员在前场掷球那样。

可是那些手榴弹的设计是在有冲击力的时候爆炸，而战壕却不够宽。许多同盟军士兵在把手榴弹后挥而使木棍端头的手榴弹碰撞在战壕后壁上意外爆炸时失去了生命。

在战场上能够出现的所有愚蠢之事都在1898年在古巴进行的美国一西班牙战争中的美军里发生。美国人赢得这场战争的惟一原因是西班牙方面更为愚蠢。

首先，美国军队没有足够的士兵和装备。由于那些有三寸不烂之舌的政客的煽动，美国被迫过早地卷入了这场战争，美军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训练新兵。

他们挑选了一位嘴上没毛、经验不足的将军来领导去古巴的远征。他选择了一个错误的出发港口。那个港口的泊位有限，容不下那么多的舰只，并且只有一条铁路线，所以军需物资和战斗人员阻塞了好几公里长，等候装船和登上船只。

那位将军也错误地选择了在古巴登陆的地点。那港口没有办法卸下马匹。士兵们奋力把他们的马赶下船。可许多马比他们的主人还要笨，下了水之后弄错了方向朝外海游去，结果溺水而死。

开始的一仗组织得非常混乱，只要有一小队西班牙士兵就能够阻止美军登陆，本来这样就可以当场结束那场战争的。但是西班牙指挥官不屑派出一支小部队，所以美国人跌跌撞撞地登上岸却没有遭到抵抗，这差不多是美军惟一可行的登陆方式。

这场战争最著名的圣胡安山战役之所以闻名天下是因为战斗的计划、实施和作战都是一团糟。它需要众多美国士兵的勇气和大量美军士兵的生命来赢得这场战斗。

美军士兵因其指挥官接二连三的明显错误而经历磨难，其实只需要一点明智的指挥和计划安排，他们就会更轻松地打败敌人。

战场上发生的几件事情就足以解释在数量上以16：1的绝对优势战胜西班牙士兵的美军是如何差一点就把这场不可能输掉的战斗拱手让给敌手的：

1.美军指挥官没有派出侦察兵，所以他们不清楚在山地里埋伏有多少西班牙军队，也不知道进攻应该采用什么最佳的战术。

相反，他们在战斗期间仅用了一个热气球用于侦察。坐在热气球里的军官为地面上的指挥员几乎没有提供什么实际的情况，而热气球本身却很不幸地发挥了一个作用——为敌人提供了方便。

热气球必须飞到美国军队的上空，里边的观察员才能够把他的观察结果大声地通知在下面的军官。西班牙守军就用大炮和机枪瞄准气球经过的下面的丛林开火。

2.美军进攻的先头部队是国民警卫队，它是由没有战斗经验的士兵组成，配备的武器是由老式的黑色火药击发的老掉牙的步枪。枪支射击时冒出的黑烟使他们成了西班牙士兵的靶子。西班牙人还击时使用的是更现代的精良武器。

美军的这个团没有发挥什么作用，他们只好在草丛里趴下，让其他部队从他们身旁经过展开攻势。

3.当美军到达西班牙人的第一道防线——铁丝网的时候，他们发现谁也没有带剪铁丝网的工具，并且也没有人为他们提供炮火支援。

由于无法通过铁丝网，美军只好在丛林的植被中躲藏起来。当一支携带加特林机枪的部队来到时，美军士兵大声欢呼雀跃。这就把他们的位置暴露无遗，西班牙人对准发出声音的地方开火，打死了许多他们无法看见的美军士兵。

4.当美军最后终于开始向小山上进攻的时候，他们的大炮却开始发威，不过这已经太迟了，炮弹击中的美国士兵比击中的西班牙士兵还要多。

5.所有这些本来都可以轻而易举地避免，因为美国海军的大炮完全能够迫使西班牙人放弃山地的阵地而缴械投降。海军的大炮只有一个问题：美国人从来没有用过它们。

美军最后打赢了这场战役，但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因为那个西班牙将军在昏庸无能方面与美国将军不相上下。他没有向山地派遣增援部队，那里的阵地本来是可以守住的。

在古巴作为观察员的德国军官们对美军的所作所为不以为然，他们没有把这个作为后来在欧洲发生的战争的一个战斗因素来加以考虑，这也就在所难免、不足为奇了。

公元前143年，雅典人的军队没有能够以围困封锁来攻下西拉克斯城，他们准备在斯巴达人的援军到达之前从海路逃跑，以免陷入困境。

当雅典士兵开始登上他们的船只的时候受到月食的影响。雅典人下了船，他们认为月食对于航行是个不祥的预兆。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对于预兆的解读没有错，因为斯巴达人的增援部队及时赶到把港口的退路切断，47000雅典人命丧黄泉。活下来的7000人悲惨地度过余生，作为在采石场做苦役的奴隶，他们抬头望着月亮的阴晴圆缺，想知道当时要是乘船逃之天天究竟会走什么样的霉运。

1965年，一架美国海军的轰炸机在佛罗里达州扔下了一枚训练弹，训练弹砸进一家杂货店里。

美国陆军的两名女军官拒绝接受因她们在1990年入侵巴拿马战斗中的表现而被授予的战斗步兵奖章之后，陆军的一位发言人无法否认她们在战斗中的杰出表现。

虽然不允许女军人直接参加作战，但是战斗却找上了她们。这位发言人充分展示了军队的逻辑，如此这番解释了她们拒绝奖章的缘由：“我们有一条女性不参加战斗的政策，可是它并不意味着女性不能参加战斗。”

1965年，前纳粹将军瑟普·迪特里希抱怨纳粹老兵没有受到良好的对待，他把他们归类为“一个受迫害的群体。”

在很多层面上都可以把越南战争视为愚笨之举。美国军人不想为那些不希望他们打仗的人民去打仗，是那些知道不会像战争现状那样来赢得这场战争的美国政客们要把战争打下去的。

但是我们仅仅审视一下那场战争的一个愚蠢的方面，因为它的愚蠢是如此的具有现代气息：美国士兵被定期派往越南执行短期任务——年一次——这是政治领袖们为了防止美国士兵的不安情绪而采取的措施。

其愚蠢的结果是：美国士兵刚学会了适应丛林游击战，他们又被运送回国，而新到的对丛林一无所知的部队又被派遣进来。

这样，美军士兵的伤亡比例总是居高不下，因为有经验的部队会避免许多愚蠢的伤亡，而新来乍到的士兵却不时铸成大错。

谢选骏指出：作者不懂人性，因为“派遣我们去无谓牺牲的那些人”，也许不仅是因为“军事上的愚昧白痴”，而且很可能是像毛泽东那样的蛇蝎心肠——这头湖南韶山冲里逃出来的流浪畜生，为了向格鲁吉亚畜生斯大林表示认贼作父的意思，竟然牺牲了几百万“中国人民志愿军”人肉去和联合国作战！

【第13章 愚蠢的科学】

在许许多多黑暗的世纪里，最愚蠢的科学就是：完全没有科学。

提出科学调查建议的人都会被贴上异教徒的标签而在木桩前被活活烧死。

没有科学的一代又一代人只能在黑暗中摸索，用不科学的方法把世界弄得一团糟。他们认为宇宙是由众多的不可知的神当中的一个创造的，而不是由众多的不可知的物理学理论所创造的。

我们这个新的进步的世界由占主导地位的科学所指引，我们不再受无知的愚昧肆意摆布。然而，我们却是一些愚蠢科学的牺牲品。

1971年，日本科学家们设计了一项研究山体滑坡的实验。他们用消防队的水龙头从小山上把水流倾注下来，以制造一场倾盆大雨的效果。小山垮塌下来，山崩使4位科学家和11个在一旁观察的人丢了性命。

在《自我》杂志上刊登的一篇如何治疗口腔干燥感觉的文章为患有这种症状的人提供了一条经过科学证明的方法：“经常喝点水。”

土耳其科学家在1981年进行了一项研究来决定迪斯科音乐是否会使老鼠变成同性恋。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的确如此。

英国的一些科学家，他们有可能是土耳其那些研究人员的同行，进行了一项为期3年的研究，以决定鱼在被渔夫钓上钩的时候是否感觉疼痛。

他们的结论：鱼感觉痛。

多伦多的约克大学的一位研究生写出了他的博士论文，在论文中他分析了卖炸面圈的商店的社会学原理，并且给予了证明。

1997年，两位德克萨斯的科学家制造了一个6英尺4英寸（约1.95米）的捕鼠夹子。没有6英尺（约1.82米）长的老鼠钻进他们的夹子里。

在17世纪，英国医生把烟草当作能治许多疾病的灵丹妙药，其中包括瘟疫。

1976年，美国爆发了一场猪流感恐慌。政府为一个全国性的预防接种计划支出了1.35亿美元。接种出现了不良反应，有23人死亡，另外有成百上千人心脏病发作或者引起瘫痪。猪流感后来没有得到证实。

1939年滴滴涕(DDT)被生产出来后，它的发明者因开发了一种使农民免受蚊子和庄稼害虫侵扰的灭虫剂而获得诺贝尔奖。

诺贝尔奖委员会与那个没有去研究滴滴涕的长期影响的发明家同样短视。或许他们是打算要全世界来作为他们的长期研究对象。他们在为数甚多的病痛及死亡案例之后才认识到滴滴涕所带来的问题比害虫更严重。

在20世纪70年代，纽约一家公司把20000吨危险的化学品装进有漏缝的金属桶埋进一条人工河渠里。一个居民区在河渠上面建了起来，导致生活在那里的儿童出现先天畸形和癌症。倾倒地点的名称：爱的河渠。

美国公共卫生事务局进行了一项为期38年的研究，在此期间，研究人员告诉来自阿拉巴马的400名黑人，他们正在接受对梅毒的治疗，尽管事实并非如此。公共卫生事务局想知道当梅毒患者没有被治疗时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形。结果如何呢？许多人死亡。所有人遭受痛苦。

这场试验从来没有得到过什么有用的医疗信息。当这场骗局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下之后，幸存者和受害人家庭在一场状告政府的官司中获得900万美元的赔偿。

一家德克萨斯的公司将把你的DNA样本放在火箭里，并且把火箭发射到外层空间。你为什么想那样做呢？根据推销的广告语：“以备外星人寻找人类DNA去克隆。”

检验和评价萨立多胺的科学家们认定，它是一种如此有效的安眠药片，可以不需要处方直接在药店里出售。

不知何故，研制这种神奇药物的科学家们却忽略了它的副作用。孕妇服用萨立多胺后，它引起可怕的先天畸形，包括婴儿出生时没有手臂，以及从肩膀上长出像蹼状的手。在这种药被禁用之前，大约8000名患有这些先天畸形的婴儿出生。

1984年，在印度的博帕尔，一个农药厂装有甲基异氰酸的储存罐发生泄漏，有毒的气体扩散到65平方公里的范围。

甚至在泄漏被发现之后，又过了两个钟头这座城市的居民才被告知面临危险。他们当中的2000人丧生。

建造3.2公里长的苏格兰的泰伊大桥花了7年的时间。这座桥梁曾一度被认为是它那个时代的伟大的工程奇迹之一。在它通车后18个月的1879年12月18日的一场暴风雨中，桥梁倒塌，一列火车栽进下面的河里，80个人罹难。

人们没有办法逃跑，因为英国的客车车厢门总是锁着的。

至于那个工程奇迹，设计桥梁的工程师没有就风对桥梁结构的影响进行过测试。他所用的建筑材料也是劣质的。

1963年，布鲁克林一家医院的癌症研究人员给23位上了些年纪的病人讲他们将参加一项新的治疗计划。而实际上，给他们注射的是活的癌细胞。

在美国，标准铁路轨距（两轨之间的距离）是4英尺8.5英寸（约1.478米）。美国铁路建造商采用那个奇怪的标准是因为他们在英国就是这样修建铁路的。而英国工程师采用那个标准是因为最早的铁路和早于铁路的有轨电车道都是由同一批人建造的。

有轨电车轨道采用那个标准是因为修建轨道用的是与制造马车时相同的夹具和工具。马车车轮之间的奇怪距离是设计来让车轮适应英国古老公路上的车辙沟槽的，那些公路是由罗马战车在土道上碾压出来的。

文明可以消失，而工程设计却永存。

军事研究人员想出了一个奇妙的计划，要训练蜜蜂来嗅出战场里的地雷。科学家们认为，地雷里的化学物质会被溶滤进四周的花当中，这样就可以在花粉里发现它们的踪迹。

研究人员马上遭到动物权利支持者的反对。他们认为，蜜蜂不能被强迫为军事服务，因为它们不是美国公民。

不仅是医生，就是病人也可以在医疗上干出蠢事。就以比利时的一个卡车司机为例。他在一家五金商店买了一袋小铁钉，认为他是在按照医生的指示行事。晚饭后他吞下了几颗铁钉，因为他的医生给他讲在他的饮食里需要更多的铁。他被急忙送进了医院，铁钉刺破了他的胃。

1891年，在德克萨斯的美国气象局负责人艾萨克·克莱恩告诉加尔文斯特的报纸说，人们不用担心飓风，尽管这座港口城市只是建在离海平面8英尺（约3米）高的地方，并且又没有防波堤。

“任何旋风要制造一个能够损坏这座城市的风暴是不可能的，”这位科学家斩钉截铁地说道，并进一步宣称其他人流露出的关切“完全就是个荒唐的幻觉。”

没有为预防风暴或者海洋的肆虐修建任何设施。1900年9月8日，一场飓风横扫加尔文斯特，它的有“荒唐幻觉”的市民中有8000人死于非命。

在火箭科学的早期，在试飞之前的燃料舱清洗各种

杂质是由技术人员负责的。燃料舱中即使有一点点灰尘

也可能改变飞行的模式，并且存在摧毁火箭的潜在可能。

一次发射以前，身着清洁服装的技术人员从对接平台沿着梯子往下进入燃料舱，仔仔细细地做好清洁，清除每一点可能的杂质，每一处污垢，每一点尘土。

他们返回到控制台以后，遥控检测仪器显示在燃料舱里仍然有一些杂质。

他们重新打开舱盖，把梯子拉了上来。

主持宗教电视节目的牧师杰里·福尔威尔1998年宣布，由于千年虫引起的电脑程序问题“有可能是众神震撼这个国家的工具。”

福尔威尔预言，调整软件使其能够识别2000年的编码将带来一场世界范围的宗教复活，最后导致耶稣回归来带领信徒上天堂。

为了迎接这个等待已久的重大事件，福尔威尔储存了食物和枪支弹药，尽管他并没有说清楚为什么他在去天堂的路上需要枪支弹药，也没有道明白需要食物的原因。

数十年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耗费了1.25亿美元把火星气象轨道观测器发送到6.695亿公里的太空来研究那颗红色的行星。可是科学家们却没有在检查他们的数学计算方面花上几块钱。

一小组负责飞行的科学家用美国的度量衡来计算围绕火星的轨道。但是另一组负责飞行的科学家们却用的是公制度量衡系统。没有人想到要把这两个数字系统进行换算。

结果在航天器能够进入轨道之前，它砸进火星表面被彻底毁坏。当纳税人得知那是航空航天局的一艘便宜的飞船时还稍微得到一点安慰。

然而，它并不是由我们的火箭科学家制造出的第一艘花费以数百万美元计的败作，火箭科学家们证明了有些时候甚至火箭科学也不是火箭科学。

1962年，“海洋一号”偏离运行轨道，在它落到地球上之前不得不把它炸毁，其代价为1850万美元。

究竟出了什么错？是有人在指令计算中把一个连字符号用错了地方。

在18世纪德国大学生用佩剑进行的决斗中，医生们不得不把他们受伤的脸部缝合起来，可是缝合却做得并不好。为什么那些受伤的大学生宁可缝合得不好而不喜欢适当的修复？因为那些学生是在为伤疤而决斗。一个人的伤疤越丑陋，他的社会地位就越高。

美国内战时期的医学科学显然落后于军事学。南方和北方死亡的62万士兵里有一半多不是在战场上阵亡，而是死于疾病和由军医所传播的感染。

一个南方士兵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虽然他受了伤，可他拒绝了治疗，他认为他在战场上比在医院里更有机会活下来。

欧洲的每一位植物学家都把茄子叫做“马拉伊纳那”——“疯狂的苹果”——他们认为要是你吃了它，你就会变得失去理智。或许他们试图使他们的母亲相信，依据科学他们没有必要吃那种蔬菜。

詹姆斯·索尔兹伯里是一位英国医生，他在1880年发明了一个独特的治疗哮喘病的方法：每天吃3块煎得很熟的牛肉馅饼，同时饮用大量的热水。

这个治疗方法没有作用，但是这个汉堡包式的主菜被我们沿用，它的名字叫“索尔兹伯里牛排”。

在史前的欧洲，萨满教僧人尝试在病患者头颅上打孔来治疗癫痫病。这是他们的手艺，如此在头颅上钻孔的病人能够经历那原始的手术而存活，并且常常回来再进行更多的治疗。

奇怪的是打孔术在1962年重新被炒热，当时一位荷兰医生宣称切掉一小部分头骨将恢复大脑的适当血液循环，促进意识。

荷兰人对这种观点的回应是把那位医生送进了精神病院。

至少有两位该医生的英国追随者真的给自己做了打孔术，他们用电钻在自己的前额打孔，把骨头碎片从颅内取出来。虽然这两个人都没有接受过医学培训，他们都在手术后活了下来，并且在伦敦开了一家艺术画廊。

古代罗马人不刷牙。相反，他们遵照古代罗马牙医的建议，用小便来漱口以预防他们的牙齿被蛀蚀。

新西兰古代的毛利人相信是神打喷嚏把生命赋予人类的。

与此观点相反，许多古代的欧洲部落认为人可以因打喷嚏而致死，因为他们把灵魂从鼻孔里打了出去。

那就是为什么在打喷嚏时我们仍然说：“上帝保佑你。”尽管现代医学科学并不把它视为一种保护性措施。

在古代欧洲，人们被活埋在城堡或者别的重要建筑的基脚下。这是由于古代的工程师注意到有时候墙壁会移动，然后固定下来。

工程师们把那些用人来充当的砖块作为向地神的奉献以防止墙壁倒塌。

今天的工程师们更常用现场备忘录和小组工作会来作为逃避那些指责的先进手段。

中世纪的医生认为他们能够通过把马的头放在病人的枕头下面来让病人退烧。很可能用这种方法把发烧赶走的惟一方式是连同病人一块赶走。

1954年，科学家宣布吸烟者患肺癌的比例相当于非吸烟者的3倍到16倍之后，吸烟者的数量却反而在增加。

1995年，德克萨斯州一位男子在他的药剂师给了他治高血压的药而不是治咽炎的药之后，心脏病发作致死。那位药剂师不能够辨认处方上医生的手写医嘱。

在19世纪初期，英国探险家弗兰西斯·加尔顿把他那好奇的心思和可观的财富转向了科学，就像他的表兄查尔斯·达尔文一样。

加尔顿的奇特的研究当中有：他通过对在每一座城市（从漂亮伦敦到丑陋阿伯丁）见到的漂亮女性进行记数而做出的一幅美人地图，绞死罪犯的绳索的适当长度，安在椅子腿上、用于确定人们朝晚宴桌上的同伴倾斜程度多少的压力表，对演讲者的枯燥乏味进行评价的量化指标，一个用于从远处测量女性身材的六分仪，还有他的那篇有些臭名远扬的论文“祈祷者效能的统计学研究”。除了其他之外，该论文还证明，臣民为君主的长寿而祈祷，可君主实际上的寿命要短一些。

加尔顿最臭名昭著之举在于他鼓吹的优生学。他提议只有出身高贵、展现出“健康、有精力、有能力、有男子气概和彬彬有礼”这些适当品质的男子才应该被挑选出来构成英格兰的生育群体。

白痴、罪犯以及各种其他令人讨厌的人应该被关押在劳工营禁止其生儿育女。

威廉·夏克利是另一位有争议的遗传学家，他认为他自己的子女在智力进化方面是对其父亲素质的一个“重大的倒退”。

夏克利夫妇是如何出错的？他把它归咎于他妻子缺乏高度的学术成就。

19世纪的医生把病人锁在一个发热舱里，舱内高亮度的电灯泡使病人的体温上升到高至105华氏度（约41摄氏度），试图以这样的方法来治愈梅毒。

一位英国医生在1851年发明了一个蚂蝗暴风雨警报系统。他的天气分析装置由一个装满蚂蝗的罐子和一个铃铛组成。他预计，在暴风雨即将来临时，蚂蝗会变得活跃起来，于是铃铛被敲响。

那位医生的想法是要在英国的沿海地区建立一系列的蚂蝗警报站。英国政府拒绝了他的建议。

谢选骏指出：愚蠢的科学就是像亚里士多德、黑格尔那样的推理科学，他们都会坚持自己的错误；而拒绝像实验科学那样，不断修正或推翻自己的结论。因为愚蠢的科学缺乏上帝的恩典和基督的奥秘，不知道人的有限和理性的贫乏。

【第14章 名人说过的蠢事】

要是你想闻名天下，那就早早地开始做伸长嘴巴的健身操，这样当记者开始报道你所说的话的时候，你的舌头就会有1英尺（约30厘米）长了。

在说大蠢话的竞赛中，政治家们很可能是难以超越的领头羊。

卡尔文·柯立芝总统：“当越来越多的人们失去了工作就产生了失业。”

罗纳德·里根在被问及他有什么样的资格去担任总统一职时说：“我还没有聪明到会撒谎的地步。"

华盛顿特区的市长马利昂·巴里：“除了杀人案之外，我们的犯罪率是最低的之一。”

乔治·布什总统：“我有自己的看法，它们是坚定的看法，可是我并非总是与它们保持一致。”

副总统丹·奎尔：“失去了自己的思想是一个多么大的浪费，或者完全没有思想。那是多么的真实呀。”

华伦·哈定总统：“进展不是宣布也不是奢谈。它既非装模做样也非玩弄偏见。它不是人称代名词，也不是常年的声明。它既非在热情驱使下的人民的心神不安，也非提出的一个承诺。”

罗纳德·里根在反对保护国有森林的立法时说：“一棵树就是一棵树。你需要看多少棵树？”

芝加哥市长理查德·达莱说：“把这件事一劳永逸地解决掉。警察到那儿不是去制造混乱的。警察在那里是要保持混乱。”

参议员巴利·戈尔德华特1964年在竞选总统时说：“许多美国人不喜欢简单的事物。他们就是以此来反对我们保守派的。”

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顾问霍华德·派尔说：“受痛苦的权利是市场经的乐趣之一。”

调查“泰坦尼克”号灾难的政府调查委员会主席参议员威廉·史密斯说：“船上的乘客为什么不去防水密封舱逃生？”

史密斯参议员没看到显而易见的事实：在被认为是防水的密封舱里躲避的任何人要么会窒息而死，要么会在那艘船沉没到北大西洋海底的时候被淹死。

又是副总统丹·奎尔：“破坏环境的不是污染。罪魁祸首是我们空气和水中的杂质。”

阿尔夫·兰登州长在以富兰克林·罗斯福为对手的竞选活动中说：“我每次来到这个地方都发现许多美国人。”

参议员奥林·哈奇：“死刑是我们社会对于人的生命的神圣性的认可。"

在政治愚蠢方面，地理上没有界限，正如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所展示的：“中国是一个大国，许多中国人居住在那里。”

又是副总统丹·奎尔的言辞：“我热爱加利福尼亚，我就是在凤凰城长大的。”

尼克松总统的发言人让·齐格勒是如此来说明一个常见的政治矛盾的：“总统了解情况的进展。那并不是说有什么事正在进行”

但是政治家们并不能对于人们可以说话不经过大脑的现象进行垄断：

财大气粗的慈善家乔治·德拉柯特为纽约的中央公园的建设慷慨解囊。可是他拒绝为战胜贫穷而捐款，他解释说：“人们之所以贫穷是因为他们愚蠢或者因为他们懒惰。如果你给他们提供资助，你就只是让他们保持在原先的社会地位上。

在1994年的美国小姐选美竞赛上，阿拉巴马小姐在回答一个问题的时候说：“我不会活到永远，因为我们不应该活到永远，因为如果我们被认为要活到永远，那么我们就会活到永远，但是我们不能活到永远，那就是为什么我不会活到永远的原因。”

实际上，与其他人相比，她的话的确有很多道理。

美国广播公司高级经理沃伦·里特菲尔德在谈到从电视节目“姐妹”中删除有关性高潮的讨论时，他说：“共同地看，我们都相信性高潮。”

短命的电视节目“德斯蒙德·普菲弗尔的秘密日记”的制片人说：“虽然它们是历史上潜在的痛苦和困难时期，对喜剧来说却是成熟的。”

该节目是关于在美国南方奴隶们经历的艰难困苦。它是一部情景剧。

谈话节目主持人菲尔·多纳休：“我宁愿被人们说成是拙劣而不是被认为聪明。”

小提琴家祖宾·梅塔：“我认为女性不应该呆在乐团里。她们变成了男人。男人们平起平坐地对待她们。我觉得这太可怕了。”

金融家伊万·波伊斯基：“我认为贪婪是健康的。你可以是贪心的然对自己感觉良好。”

富有的企业家约翰·洛克菲勒：“我相信赚钱的能力是上帝的赐予。”

超级模特贝弗尔利·约翰逊采用这种独特的方式呼吁每一个人加入同贫穷的斗争，而不管洛克菲勒和波伊斯基的想法：“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足够的钱来做整形手术。

女演员布鲁克·西尔德对香烟提出了这个禅宗的观点：“吸烟致死。如果你死了，你就失去了你生命里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演员特里·萨瓦拉斯对历史上谁是恶棍中的恶棍进行评价：“有一个人比希特勒更坏，我说的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当有人问及亿万富翁、篮球明星沙奎尔·奥尼尔是否在希腊时参观过巴特农神庙，他回答：“我实在记不起我们去过的俱乐部的名字。”

“奥克兰A"棒球队的老板查理·芬利1981年对棒球队的行政管理人说：“我常常把波韦·库恩叫做乡下白痴。我对美国的所有乡下白痴表示道歉。他是个国家级的白痴。”

曲棍球全国联赛主席克莱伦斯在1974年说：“在曲棍球全国联赛中从来没有过任何暴力行为。”

一位老是喜欢匿名的图书编辑拒绝了乔治·奥威尔的经典寓言故事《动物农场》：“在美国，有关动物的故事不可能卖得出去。"

作家们相互之间常常有一些最愚蠢的看法。

弗吉尼亚·伍尔夫把詹姆斯·乔伊斯错综复杂的小说描绘为“局不安的大学生在挠脓疮时写出的作品。”

乔伊斯的杰作《尤里西斯》在1998年被一批学者组成的评委会评选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著作。伍尔夫的作品没有出现在那个名单中。

列夫·托尔斯泰如此评价威廉·莎士比亚的剧作：“粗糙、不道德、粗俗而没有意义。”

是的，但是他喜欢它吗？

谢选骏指出：说过蠢事并不可怕，做过蠢事才会可怕；但愿说过蠢事是为了不做蠢事，而且说过蠢事就会少做甚至不做蠢事了！

【第15章 白痴政治】

假设你是个白痴，”马克，吐温大胆地说道，“假设你是一位国会议员。但是我就是我自己。”

政治和愚笨之间的关系在能够读每天的报纸的人们看来是显而易见、不言而喻的。

它会使你去思考：如果政治家们如此愚蠢，那他们是怎样被选上的？或者那回答了这个问题吗？

有的政治家通过比别人花更大的力气，更深地掉进了历史的愚蠢之地。

1962年，国会议员亚当·克莱顿·鲍威尔花纳税人的钱去了一趟欧洲。他在那里考察了美国妇女的就业机会，参观了夜总会和脱衣舞表演（所有美国妇女能够工作的地方）。

鲍威尔也用纳税人的钱支付了他的洗衣费，他在伦敦洗的衣服通过外交信使飞到了意大利。

1971年，阿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被授予武术中跆拳道的荣誉段位。在武术里你不可能得到荣誉段位——搏击需要练习。

为了省钱，来自佛蒙特州的国会议员詹姆斯·杰福德从他在华盛顿特区的公寓搬了出来，搬进了他在国会大厦的办公室。在1981年，国会议员每年的收入超过60000美元。

20世纪40年代，竞选法国总统的撒米尔·菲迪南德·罗普在“洛皮欧瑟拉匹号”军舰甲板上发表讲话，号召在晚上10点钟之后消灭贫穷，并且提出了一个改善巴黎空气的独特方法：“把那座城市搬到乡村去。”

在1962年的美国参议员选举中，有46000多选民写下了爱德华·肯尼迪的名字。那有什么愚蠢的地方？那些选民居住在康涅狄格州，而肯尼迪却是在马萨诸塞州参加竞选。

1966年，当电视节目《蝙蝠人》大受欢迎的时候，前苏联的官方报纸《真理报》把剧中披着斗篷的男主角称为“一个资本主义的杀人犯。”《真理报》显然喜欢更为无产阶级化的逗乐者和谜语者。

1840年当选总统的威廉·亨利·哈里森并不傻，因为他拒绝在华盛顿3月份一场暴风雨中的户外就职典礼中戴上帽子或者穿上大衣。

他之所以傻是因为他非常迷恋自己的声音，以至于他洋洋洒洒地演说了一个多钟头，而每一个人都冻得不行，包括他自己。

哈里森因此头部严重伤风，引发致命的肺炎，这时他任职才一个月。哈里森成为第一个因演讲而导致死亡的总统。

休伯特·汉弗莱对总统一职梦寐以求，他同意了做林登·约翰逊手下的副总统。这好比一个想学会精制皮革的人去给作家马奎斯·德·萨德当学徒。

作为政治家，约翰逊是一个自负的施虐狂，他利用一切机会贬低汉弗莱，有一次这位副总统完成他老板的要求时动作不够快，腿上还挨了总统一脚。

“我需要你的建议时，”约翰逊告诉汉弗莱，“我会让你知道的。”

尽管他屡受羞辱，汉弗莱还是没有当上总统。他在选举中输给了一个为了谋得那个职位而蒙受更大羞辱的政治家：理查德·尼克松。

尼克松总统提名哈罗德·卡斯韦尔出任最高法院法官，遭到强烈的反对。民主党人指出卡斯韦尔并不是个德高望重的法官，不能进入国家的最高法庭。

参议员罗曼·赫鲁斯卡为卡斯韦尔的提名摇旗呐喊，出了一个新招。

“即使他是一个平庸之辈，”赫鲁斯卡争辩道，“还有多不胜数平庸的法官、平庸的人和平庸的律师。他们多少有一点代表性，有一点机会，是不是？我们不可能都要求那里的都是布兰代斯、弗兰克福特和卡多佐之类的人物。”

胡奥·菲格雷多将军在1979年被选为巴西总统之后，马上表现出权力政治的风格。

“我要把这个国家向民主开放，”他高兴地宣布，“我将把任何反对它的人投入监狱，把他们砸碎。"

1844年，民主党经过妥协推举了一个没有什么名气的候选人参加总统竞选，辉格党（共和党前身）则针锋相对提出了一个带侮辱性的口号：“詹姆斯.K.波尔克究竟是个什么家伙？”

结果就是这个波尔克战胜了辉格党人。波尔克进一步显示出他的与众不同，他成为为数不多的，如果不是惟一的，实现了在竞选中所有承诺的总统。在4年一届的任期内，他实现的承诺当中有赢得墨西哥战争，确保美国在西北太平洋地区的安全。

至于嘲笑波尔克的对手，要是去问一下今天的大学生，他们会回答：“辉格党人究竟是些什么家伙？”

政治专家尼可罗·马希尔维里为死后的政治从属设计了一种策略，它暴露了大多数政客的虚假伪善。

“我准备下地狱而不是上天堂，”他宣称道，“在前一个地方我将有教皇、国王和王子们陪伴，而在后一个地方只有乞丐、僧侣和传教士。”

理查德·尼克松总统为欢迎爵士乐界名流艾灵顿公爵在白宫举行了一个晚宴，当时他把歌手卡博·凯罗成误认为是主客，说道：“帕特和我都喜爱你的音乐。”

罗马皇帝卡里古拉嗜血成性，他的卫士不得不把他暗杀掉以保护他们自己不成为他屠杀名单上的下一个。

在卡里古拉对权力的追逐中，他折磨处死的有他的敌人，同样也有他的朋友。罗马人民使他登上皇帝的宝座，他却把罗马说成是“到处是脖子，等着我去屠宰的城市”。

罗纳德·里根总统不遗余力地宣扬保守经济学的游戏，却在把钱花在他想要花钱的地方时不那么厉行节约。作为演员，里根知道你的所作所为可以用你的话语来加以遮掩。

在他的就职典礼上，里根所花的纳税人的钱比他之前的任何总统都要多——保守的估计至少是100万美元。里根是如何对他的铺张浪费进行辩解的呢？他只是宣称没有动用任何公众基金。

这就是他的得人心之处，人们相信他而不相信事实。自我欺骗的回应促使政治家们认为他们能够在足够长的时间里愚弄公众而在事业上飞黄腾达。

当沃伦·奥斯丁1948年在联合国出任美国代表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崭新的方法来解决中东问题。他建议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像虔诚的基督徒那样”来消除他们的分歧。

理查德·尼克松的发言人让·齐格勒是这样来揭示总统在掩盖水门事件中的立场的：“如果我的回答听起来有些？昆乱的话，我想它们是混乱的，因为问题是混乱的，局面是混乱的，我无法加以澄清。”

1998年，来自俄克拉荷马的一位参议员候选人在初选进行之前一个月就去世了，可他仍然得到56000张选票。

或许选民认为一个去世的政治家无论如何也不会比在世的政治家更糟糕。

埃德加·胡佛让联邦调查局特工保存了一份诗人阿齐伯尔德·麦克利什的颠覆档案。麦克利什曾三次获得普利策奖，是国会图书馆馆长。

胡佛抓住了这位诗人的什么把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麦克利什是个“不成熟的反法西斯分子”。

研究人员告诉我们，在一生中曾经游过裸泳的自由派人士比保守派人上差不多要多出一倍。是不是自由派人士的胆子更大一些？更倾向于参与一些非法的活动？或者只是他们的身体更好？

或许保守的人们同样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但是他们掩盖了他们游裸泳的事实，对此秘而不宣，并且不回答研究人员提出的问题。

担任了5届国会议员的亚利桑那州的山姆·斯泰吉尔在离开政界23年后重返政坛，于1999年被选为乡村城市普莱斯科特的市长。

斯泰吉尔满腹牢骚地接受了他的胜利，他说选举当中最令人感兴趣的是“有96个十足的傻瓜投票’’选举了他的对手。

对那么长的时间之后重新担任公职有何感想？“令人生厌，”他解释道。

杰拉德·福特总统1976年宣布波兰不是在前苏联的控制之下，这不仅对于波兰人就是对当时以及后来许多年控制着波兰的前苏联人来说都一定是大吃一惊。

为了证明在美国陆军里没有偏见，罗纳德·里根总统喜欢讲一个有关黑人炊事兵在珍珠港事件中打下一架日本零式战斗机的故事。里根所讲的故事的惟一问题是那件事从来就没有发生过。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个时候的美国陆军比起美国社会的其他方面来是更为平等待人、融为一体。

至于里根，他也反对环境保护的建议，他肯定地说树木导致空气污染，对于国家的空气质量是一个威胁，因为在里根看来，目前美国的森林要比殖民地时期多。

1927年，在职总统查尔斯·金赢得了自由党的选举，他比竞争对手多获得234000张选票，那有些令人不解，因为这个数字比参加投票的人数多出了14倍。

乔治·华盛顿英名永存的一个原因是连在校小学生都耳熟能详的故事，他把一棵樱桃树砍倒却把事实真相告诉了父亲，因为他不会撒谎。还有一个他把银元扔过波托马克河的故事。

这些故事多年来一直被用于教育目的，然而它们却是谎言，是传记作家马森·洛克·威姆斯在1800年为多销图书而编造出来的。1999年，一位参加英国上议院竞选的政治家给猫戴上口套以防止它们对老鼠和小鸟采取残忍的行动。

谢选骏指出：作者只懂“白痴政治”，却不懂白痴政治其实是一种狡猾的骗术经济！

【第16章 愚蠢的运动】

人们把他们叫做愚蠢的苏格兰佬不是空穴来风。

当理查德·尼克松在威梯尔学院足球队踢球的时候，他已经预见到他接近总统职位的途径：每一场球赛他都要越位。他的教练对这位急不可耐的队员能够做的就只有一件事：让尼克松坐冷板凳。

1900年奥运会马拉松比赛的前四位选手被判欺骗而取消资格。他们早早地离开了赛道，在赛道附近坐上一辆马车，然后在其他选手之前跑进体育场。

这些采用欺骗手段的运动员很容易就被发现，因为真正跑在最前面的选手从比赛初期就一直领跑，所以他知道没有任何人超过了他。

在篮球运动中，力量型前锋是一群独领风骚的人，很可能他们真是如此。

犹他爵士队的力量型前锋卡尔·马罗无可争议地成为篮球场上最爱出风头、令对手头痛的篮板高手。“对查尔斯·巴克利，你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当他告诉你他将要做什么的时候，他要么真的会去做，要么他什么也不做。”

1998年马克·麦克关尔打破了以前最杰出的棒球运动员贝比·鲁斯和罗杰·马利斯保持了多年的本垒打纪录。尽管麦克关尔打出70个本垒打大大超出了原先的纪录，《纽约邮报》的一名体育记者还是把这位击球高手放在了最有价值球员名单选票上的第7位。

要是你认为现在的美式足球运动粗野的话，要知道95年之前踢足球是没有头盔的。拳打脚踢和抓人是合法的动作。在1905年的大学赛季，有18位球员在场上致死。

中美洲的古代印第安阿兹台克人和马雅人有一种像长曲棍球的运动。比赛规则规定，输了球的球队队长要被处死，他的心脏会在观众中传递被人品尝。

当运动员犯了愚蠢的错误的时候，没有人会对外号叫“疯子”和“傻瓜”的球员并非总是在场上戴着全副防护头盔而感到惊奇。但是我们期待着裁判员做出明智的判断。

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的田径官员打破了一项心不在焉的世界纪录。当法国的朱利·内尔打破了铁饼的奥运会纪录时，他那获胜的一掷被判无效——并非他违反了任何比赛规则，而是因为所有本应该注视着铁饼比赛的裁判员都转过头去观看撑杆跳高了。

在1972年奥运会上，美国篮球队在决赛中战胜前苏联队获得金牌。结束比赛的锣声敲响时，美国队领先一分。

一位裁判判时钟有误，把篮球又给了前苏联队。前苏联人投篮未中，时间又到了。

这时另一位裁判再次认定记时有问题，再次把篮球给了前苏联队。这一次他们把球投进了篮筐，被授予了金牌。美国队抵制了发奖仪式，也拒绝了他们的银牌。

那场事件是奥林匹克应当展示的公平竞争精神的最大污点，比运动员服用提高成绩的药物更丑恶，比喜欢某些比赛的滑冰和体操裁判员打出主观的高分更糟糕。每一个人都看见篮球裁判员的错误决定，不是一次而是两次，直到他们如愿以偿。奥运会的官员对美国队的抗议没有作出任何反应。

在埃德蒙顿举行的加拿大放牧人竞技会上，牛仔扑克牌游戏大受欢迎，它源于一个监狱的竞技会。

在表演场的中央放一张桌子，四个人围着桌子坐下。他们不需要玩牌，不需要圆形筹码，因为他们是在以他们的身体来赌博。

承办人挑选出一头凶猛的公牛，把它放入表演场。当公牛向桌子发起攻击的时候，最后一个离开坐位的牛仔获胜。

1998年11月，一头公牛将扑克桌子撞成碎片，可是那300美元的赌注只得平分，因为公牛冲过来之后还有两个牛仔仍然坐在那里。

谁说足球明星不能成为他们那项运动的口齿伶俐的评论员？

看一下前足球前卫、电视专家约·泰斯曼所说的话：“足球界的任何人都不应该被称为天才。天才是像诺曼·爱因斯坦那样的人。”

在20世纪90年代，运动员当中流行把他们的身体作为广告海报。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橄榄球队的一个后卫在自己胸前刺上了他母亲的名字以此来纪念她。

他想到的一定是南加利福尼亚大学队的一个传球手，因为他文身上写着的母亲的名字是“Mabel”，而他母亲名字的正确拼写却是“Mab le"。

在体育迷的眼里，体育电影常常显得傻气十足，这是因为演员不像运动员那样令人信服。大多数年轻时就开始从影的演员在成长过程中没有机会参加体育运动。他们太忙，不能参加排练与队友磨合。当他们拍电影时，看上去就像是从来没有真正投过球似的。

喜剧演员约翰·古德曼在把人引入歧途的棒球电影《贝比》里扮演的出类拔萃的棒球运动员贝比·鲁斯就让人感到不是滋味。比演员更糟糕的是编剧，他让贝比在球场内打了一个内场的小腾空球而得了全垒打的分。

当面对一头横冲直撞的公牛的时候，某些斗牛士突发奇想花样百出，这当中包括1901年一个试图从折篷式汽车的后座上与公牛较量的斗牛士。所幸的是，那头公牛不知道那是一辆汽车，否则它会把汽车掀个底朝天的。

而相反，那头牛转过身来跑开了，让那个斗牛士英雄无用武之地，只留给他了一个在观众的嘘声中仓皇离去的方便途径。

在1897年，一位斗牛士骑在一辆自行车上与牛搏斗。那牛完全没有把他放在眼里，把斗牛士同自行车一起从墙板上面顶过去。1932年在西班牙，一位斗牛士骑着摩托车斗牛，结果打成平手，虽然观众并不这么看。观众对这种方式反应冷淡，以后就再也没有人如法炮制。

冰雪同公牛一样催生众多的愚蠢的运动员，其中包括在19世纪末期打冰上棒球的运动员。在这种运动中，滑行不仅被许可而且还是难以避免的。

还有一些运动员试过滑冰篮球，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克利夫兰，冰上拳击还盛行了一阵子。

要是运动员不是在冰上全都滑倒的话，比赛才能进行。他们还骑在马背上试着踢足球、玩拳击、打篮球，结果都从马背上摔了下来。

在短命运动项目的水上棒球里，规则要求内场队员站在没肩的水中，投球手水及其腰，击球手站的位置水要淹到大腿。

其他只需要一点灵巧而几乎不用脑力的短命运动：空中高尔夫球、坐旗杆和吞金鱼。

1878年长距离行走者利曼·波特提出挑战，悬赏1500美元给任何推手推车从旧金山到纽约而且比他更快的人。

令人惊异的是一个41岁的法国推手推车高手莱昂·菲德梅耶接受了波特的挑战。

菲德梅耶装着133磅（约60千克）重的食品、衣物和一个帐篷，推着那辆手推车穿过沙漠、走过冬季的暴风雨、翻过高山。

6个月之后菲德梅耶推着那辆手推车迈步进入纽约，宣布他的胜利。他的对手一直都没有露面，悬赏的奖金也泡了汤。

一文不名的菲德梅耶企图通过参加其他长距离行走比赛（不用手推车）来作为弥补。奇怪的是在没有手推车的情况下，他的行走速度还不及推手推车的时候快。

在麦克·泰森时代之前，拳击运动处于一个低潮，当时重量级拳手穆罕默德·阿里接受了来自有世界“武术冠军”称号的日本摔跤选手安东尼奥·朱木的挑战。

两人都在开赛前做了大量宣传，朱木进行了专门的武术训练以加强他的下颌的抵抗力，使其能够经受住阿里的有力拳击。

朱木大可不必为他的下颌做专门的准备。在15个回合的比赛中，他尽量来证明拳击不一定非得是一项身体接触的运动，在场上他躺在地板上，每当阿里接近时他便用脚去踢他。裁判把这场比赛判为平局。

摔跤选手和拳击选手之间的争论终于在1976年有了个了结（至少是身材高大的摔跤选手和平庸的拳击选手之间的争论），当时身高7英尺4英寸（约2.13米）的巨人安德鲁拎起临时的拳击选手恰克·威普勒尔把他扔出了拳击场地。威普勒尔坚持到了最后，而安德鲁大获全胜，尽管这两项运动都因此丢了面子。

20世纪20年代，萨勒姆贸易学校在马萨诸塞州所有高中足球队当中保持了最长的连败纪录。在萨勒姆足球队输了6年的球之后，联赛当局才发现这个学校是子虚乌有。

球队是由已经退学的学生组成，他们在州内与其他校队比赛为的是门票收入的分成。萨勒姆队的11个队员每战必败，这样他们就能在下一年再次受到参赛的邀请。

古代弥诺斯人有一项运动，它对于现代的运动员是一个挑战，至少是对那些希望再多当一天运动员的人而言。

一位年轻的男子或者年轻的女性站立在竞技场中央，面对猛冲过来的公牛。当那公牛跑得足够近的时候，运动员必须抓住公牛的两只犄角然后从牛背上面翻筋斗而过。

为什么当今的弥诺斯人所剩无几？这项运动就有可能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网球运动员伊列·纳斯塔斯在职业赛场上的愚蠢举动创下了一个纪录。在各种比赛里，他曾经朝裁判露出屁股，向对手吐唾沫，在对手因他的举止而冲到网前向他进攻后遭到罚款，在一场比赛中对手领先的情况下他情绪厌恶地退场而被取消比赛资格，因为纳斯塔斯的天性除了不打网球之外什么事情都可能干得出来。

1995年一个印度人单腿站立了71小时40分钟。单腿站立不是一项赚大钱的运动。

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人们为了要挤进《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而在运动方面做出的蠢事包括：

1.一个英格兰人在头上顶着100块砖（约250千克）保持了14秒钟的平衡。

2.一个人用舌头在一小时之内打了833个樱桃结。

3.两个苏格兰人创下了四肢着地爬行31.5英里（约51公里）的纪录。那还只算得上短距离。关于长距离的爬行，我们再来看看印度，那儿有一个人在15个月的时间里爬行了870英里（约1400公里）以展示他对宗教的献身精神。

4.一个英国人在13.3秒钟里把一条12英寸（约30厘米）长的黄瓜切成了264块薄片。

5.美国的一所最有名望的大学制造出下面的令人费神的数字：14位斯坦福大学的学生花了244小时43分钟来进行蚌跳。他们跳过的距离有996英里（约1600公里）。

6.一个英国人头上顶着一瓶牛奶用25小时的时间步行了72英里（约116公里）。

7.一个美国人骑着一辆独轮车倒行了53英里300码（约86公里），在整个行程中他都扭过头向身后看着。

在1976年的奥运会上，一位前苏联少校参加了击剑这项绅士的运动，他在剑上安装了一个电路开关，那样就可以在实际上并未刺中对手时显示出对方已经中剑，结果他被取消了比赛资格。

1491年詹姆斯四世禁止在苏格兰打高尔夫球，原因很简单：“它看上去像一场愚蠢的游戏。”

后来这位国王喜欢上了这种运动，因而法律做出了修改，只有在安息日“讲道的时间里”高尔夫球才被禁止。

1967年，K.V.斯韦泽成为第一位参加波士顿马拉松赛的女选手。至少她一直跑到一位比赛官员试图把她拉出赛道。另外一位赛跑运动员阻止了他。

赛事之后，美国业余体育联合会因斯韦泽所跑距离超出了妇女所允许的一又二分之一英里（约二又五分之二公里），并且是在没有其他女性陪伴的情况下跑马拉松而暂停了她的参赛资格。

现在每年有成千上万妇女参加长距离赛跑，她们自己陪伴自己。

当谈论到球队老板时，纽约杨基队的乔治·斯坦布雷纳尔别具一格，主要是由于没有人愿意与他同处一类。

在走马灯似地更换教练之后，1982年他宣布道：“鲍勃·莱蒙将成为我们全年的经理。你们放心好了。即使我们排名最后也在所不惜。我对天发誓他在所有赛季里都将是经理。

斯坦布雷纳尔在14场比赛之后就炒了莱蒙的鱿鱼。

在过去赤手空拳的拳击比赛里，每一回合没有固定时间。直到一位拳手被击倒在地，一个回合才算结束。

1871年，杰姆·梅斯和吉欧·科伯恩之间的比赛就暴露出那种规则的缺陷。第一回合的铃声响起的时候，动作缓慢的梅斯在场地中央摆好了姿势，而作为优秀拳击选手的科伯恩却沿着场边围绳跳动雀跃。两人都不愿意改变自己的战略。

笫一回合拖延了70分钟而没有一次交锋，这时候警察来临，终止了这场非法的比赛，尽管没有人能够解释这一场比赛究竟有什么非法之处。

1912年，一支学院的全明星足球队与瓜洛德特学院队进行了一场美式足球比赛，瓜洛德特学院的学生都是耳朵失聪或者有严重听力障碍的。

全明星队以为对手中没有人能够听见他们说话，所以他们不是聚在一起商量战术，而是直接在中场大声喊叫。

全明星队没有意识到瓜洛德特学院的队员都是些读唇专家。他们知道了全明星队的动向，以20：0战胜全明星队而没让他们进一个球。

在投篮秒表出现之前，伊利诺伊州的乔治城高中队展示出他们为什么需要一个这样的记时钟。比赛开始后不久，乔治城队罚球得了一分之后，他们把球从对手霍马高中队手中偷走藏了起来，然后拖延时间直到比赛结束。

霍马队的队员无法打破僵局，他们最终在球场上席地而坐，而裁判却在看报纸。当比赛时间结束时，乔治城队开始庆祝他们1:0的胜利。

谢选骏指出：人说“人们把他们叫做愚蠢的苏格兰佬不是空穴来风。当理查德·尼克松在威梯尔学院足球队踢球的时候，他已经预见到他接近总统职位的途径：每一场球赛他都要越位。他的教练对这位急不可耐的队员能够做的就只有一件事：让尼克松坐冷板凳。”——我看这种“愚蠢的运动”才可以训练出尼克松这样的窃国大盗。川普他妈也是个苏格兰女人。

【第17章 你可能会花冤枉钱的蠢事】

如果我们购买了广告公司的广告中所说我们必需的用品，那么我们就会像他们所认为的那样愚蠢。

但是他们的产品推销对象是谁呢？

手枪套：用一个穹棱袋制成手枪套。

制造商还建议，对于那些大枪柄的枪，你应当穿大口袋的裤至于那些危险的女人，她们就把胸罩用作藏枪的地方。

为整天呆在家里看电视的人设计的装零食的碗盆，每当你伸手抓土豆条时，它就会发出嘈杂的吼叫声。

戴在手腕上的装着蚂蚁的塑料管制成的手镯。

阿斯匹林耳环。还有含有安定、减充血剂和法莫替丁的耳环。

拉什莫尔山礼品店出售各种各样的旅游纪念品。对于前来观赏著名总统的山体雕像的游客，其中最没有意义的是7.99美元一个的棒球，上面还有仿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亚伯拉罕·林肯、西奥多·罗斯福的亲笔签名。

华盛顿和杰斐逊从来都没有听说过棒球，在棒球上留下他们的亲笔签名就更无从谈起了。

一件售价129.5美元的镀金女式紧身内衣。

一架可充气式橡皮飞机。

一个电动洗舌器。

一个用来防止你打电话时电磁场进入耳朵的防护罩。

配有空气袋的内衣裤。当你摔跤时，空气袋会自动充气以免你的髋关节受伤。

一个会打喷嚏的玩具娃娃。

一架胶底运动鞋形状的床。你可以把你的胶底运动鞋放在它下面。

设计者把眼光紧紧盯住狗的主人，他们想尽各种办法，设计出系狗的皮带。

为狗设计的可食用的贺卡如何？由于你的狗能够读懂贺卡上的东西，你何不给狗的贺卡上再加一本书呢？

或者有人干脆把狗的洗洁剂设计成婴儿粉的味道。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呢？因为现在的小狗已经是家庭的一员了。

小型面包车内安装电视。正如给司机配有必备的电话、传真及卫星导航系统一样，它们会让司机分散注意力。

日本生产了一种作为纪念品的原子弹，它爆炸时“砰”的一声发出闪光，还能产生蘑菇云状的烟雾。

与立体声系统连接、能够产生良好震动的摇滚音乐裤。

植物养料矿泉水。

腋下部分印有汗渍斑点的T恤衫。

透明男式内裤。

一种能提高你的超常敏锐感的心理混合香水。

一种经理办公室房门关门器。百忙中的首席执行官们只需轻轻一按按钮便可通过水压当着你的面关上房门。

谢选骏指出：作者可能不会想到，做了“花冤枉钱的蠢事”，反而可能带来生命的突破与更新！这是因为，痛定思痛之后，就能“从零开始”新的成就了！

【第18章 愚蠢的商业和商业的愚蠢】

惠普电脑公司曾经提出一种聪明的设想：把所有办公室的门卸掉，以便鼓励员工坦诚交流。

每一天你从窗户望出去都会发现停车场里很多三三两两的员工躲藏在汽车里交谈，这是他们在没有隐私的办公室里无法私下进行的。

当然，所有的公司不可能由老是盯着员工工间休息时间的人来管理？他们能管得好吗？

太平洋电话公司给每个电话用户分发了一本厚厚的电话交费通知单。其中只有一页涉及到交费事项。还有许多电话费很少的用户收到了第二份电话通知单，但上面只印了两个字：空白。

1902年，吉列公司开始销售安全剃须刀。成千上万的男士买回来又把它抛弃了，他们说那种剃须刀刮不了他们的胡子。

吉列公司人员发现那些不满意的用户在刮胡子之前没有撕下刀片上的包装纸。

汽车公司花费数以百万美元计的研究经费来给新车型取名。雪佛兰公司选用了“新星”给一款新车命名。然而这款车在拉丁美洲难以销售出去。因为“新星”在西班牙语里是“不能行驶”的意思。

你想在一家大百货公司内找到你想要的东西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那你从未去过的地方。也许这也正是加利福尼亚的一家百货公司张贴出这个标示的原因：“二楼：请上楼。”

1998年，英国铁路公司被城市间特快列车不能按时到站的现象所困扰。虽然公司经理们没有对设备进行全面检修及改进装备，但公司却轻而易举地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他们只不过是对“按时”重新作出解释：列车在时刻表规定的一小时内到站就算按时。

1990年，一位美国人在阅读他购买的录像机使用说明书时，注意到说明书里举出的如何调整录像机日期的例子是12月7日。

这台录像机是由日本出产的。12月7日是日本偷袭珍珠港、使得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纪念日。

加利福尼亚一名公司顾问提出一项被称为“成年人的幼儿园”的集体培训项目，在培训中，经理人员修筑要塞，编织面条项链。

至少这个项目发挥了一点作用。它让他们有一整天不去同雇员们打交道而成为了更优秀的经理。

火柴一旦成为点烟的工具后，战场上的士兵们分享同一根火柴点烟就成了一件危险的事。

这也正是迷信中所宣称的一根火柴不能同时点燃三支香烟的说法。你在黑暗中共用一根火柴点燃三支香烟花费了过长的时间，敌方狙击手就会抓住机会开枪，第三个点烟的士兵很可能被枪打中。

火柴制造商便利用战场上的迷信说法，大肆渲染，把它弄成了一个与战争无关的国际迷信。

结果导致和平年代的人也不愿分享同一根火柴点烟。随着火柴使用数量的逐渐增加，火柴商人的腰包迅速鼓了起来。

与大多数美国人一样聪明的著名作家马克·吐温，有机会把钱投资在刚成立的亚历山大·葛拉罕·贝尔电话公司。但是他拒绝了那个机会，而把钱投资在一种新型排字机器上。那家公司严重亏损，结果破产。

1998年，英国一家轮船公司赔偿了南太平洋岛居民200万美元。原因是英国货船行驶得过于靠近海岸而毁坏了岛上的珊瑚礁。

为什么货船要偏离航线靠近海岛呢？是因为船长想亲眼目睹岛上袒胸露乳女人的风采。

黑森林牌火腿的外面涂着一层又香又甜的焦糖。在加拿大，肉类加工商得到政府许可使用铁锈代替昂贵的焦糖。专家也认为，铁锈的成本低，对人体又无害，而且更适合涂在火腿表皮上。

弗吉尼亚州的亚历山大公司的一名员工不满意对自己的年度工作评估。他便向公司经理投诉，接连不断地给公司经理打电话。

当打到第50次电话时，他以骚扰罪为名被逮捕了，并被判处30天监禁，关在一座小镇的拘留所内。

那么他为何而抱怨呢？他认为自己的工作表现应被评为杰出。而公司经理是怎样评价他的呢？很出色！

也许抱怨正是出色人士而不是杰出人士的一个特点。

几个月以来，在南非的一家医院里，护士们都会惊恐地发现，每个周五的早上都有一个病人死在同一张病床上。

没有发现引起死亡的任何明显原因。大量有关细菌感染致死的调查也没有发现问题。

警方后来发现，每个周五的早上都会有一位清洁女工进入病房，她拔出病人生命维持系统的电源插头，然后插上地板抛光机的插头给地板上蜡。等她干完了活，她再把原先拔出的电源插头插上。这时，她根本不知道病人早已断气。

一位乌克兰商人给他的50名员工每人买了一个传呼机作为礼物。在他返回的路上，这50个传呼机同时叫了起来，他由于受惊过度以至于把车撞到电线杆上。

伤势检查过后，他开始查看传呼机上的信息。只见这50个传呼机上出现了同一句话：“感谢购买本机！”

在1997年，人们只需花费7美元就可以在廉价商店购买一件高翻领衬衣；也可以用49美元买一件精心设计的高档衬衣。一家消费杂志调查了这两种衬衣的耐用性和缝制工艺。猜一猜哪一种衬衣更受欢迎？啊！竟然是价格便宜的那种！

在日本，一种喷洒在丈夫衣服上的“不忠诚测试胶”倍受女人们青睐。如果丈夫在正常的工作时间脱下衣服，衣服就会改变颜色。

然而，这样一来造成的最直接结果却是大多数日本男人开始洗他们自己的衣服。

一家二手货商店外面悬挂的牌子上写着：我们交换一切东西——自行车、洗衣机，等等。你为什么不把妻子带来讨一个好价呢？

一份传单上写着：如果你不知道怎样阅读，那么这张传单将告诉你如何开始。

伦敦一家办公室的厕所里贴着这样的告示：厕所暂停使用，请用下面楼层。

莫妮卡·莱温斯基在白宫实习期间，因为和一位已婚总统有绯闻，而让总统丢尽了脸。莱温斯基试图通过互联网推销印有“莫妮卡”大写字母的钱包，钱包上写着这样的标语：“莫妮卡为你量身打造。”

莱温斯基还想自己生产口红。“我认为这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既有意义又可以赚钱。这真是一个好主意！嗯，我需要再考虑考虑。”

一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爱莫利维欧市的餐馆，老板把餐馆的名字由原来的“巴伐利亚乡村”改成现在的“寿司村”。它的愚蠢之处在哪儿呢？寿司是日本的一种食品名称，而这家餐馆是一家中餐馆！

涉足商海未深的女人十分珍惜宝贵的时间。《新女性》杂志给出如何节约时间的建议：一次同时会见几位朋友。

19世纪，一些商业巨头在宾夕法尼亚州发现了油矿。他们想通过利益分成的办法来和当地居民交换钻探权，但当地居民十分谨慎，惟恐上当。

一些居民拒绝石油公司给出的二分之一利益分成，转而要求四分之一分成，因为居民们认为4比2多。

32年前，中国北方的一位牙医从他医治过的病人口中收集到28000颗坏牙。

他收集这么多坏牙干什么呢？他把这些坏牙堆起来建成一座8英尺4英寸（约2.54米）高的小塔，以唤起人们爱护和清洁牙齿的意识。

14世纪法国的一场瘟疫导致了一个没有想到的后果：工人运动的诞生。

由于一场黑死病夺走了许多农民的生命，幸存下来的农民又在为争取工人权利罢工，以至于法国面临严重的劳动力短缺问题。

于是，法国贵族采取了一项对付措施：他们屠杀了大量工人，然后把他们的尸体和瘟疫者的尸体一起抛进河里。

欧洲冒险家早期对美洲的掠夺不仅是一场军事的战争，而且更多的是一场商业冒险。正因为如此，西班牙掠夺者大量屠杀南美洲居民，从而可以得到阿兹台克的黄金。

但是有时候西班牙人在运输黄金中也有麻烦。

1520年，科特斯带领他的600名同伴在阿兹台克首都特诺奇提特兰城通过被称为“杀死对手”的方式攫取了大量的黄金珠宝。

但特诺奇提特兰城是建立在一个湖泊中间的岛屿城市，四周被湖水包围着。仅有的一个出口是由一系列的桥梁组成的长桥。正当西班牙人做完交易，准备离开时，阿兹台克士兵毁坏了部分桥梁，随后乘小舟从两边袭击西班牙人。

如果西班牙人带有船只或放弃黄金的话，他们还有机会逃生。

但是，他们身上带的却是沉重的黄金，很难逃跑，几乎一半西班牙人当场毙命。

科特斯有点幸运。阿兹台克士兵杀死了大量西班牙人，他们的尸体落在湖里，铺成了一座人桥，科特斯就和幸存下来的士兵踏着尸体逃跑。西班牙人逃之天天准备改日再卷土重来。

在阿拉伯做生意的威尼斯商人把咖啡引进意大利时，这个国家的教会却禁止神职人员饮用咖啡，否则被认为是对神灵的不敬。

克莱门特七世教皇喝过咖啡之后，大加赞赏。一时间，咖啡不再是对神灵不敬的象征。克莱门特七世教皇还宣布：“基督教徒可以饮用咖啡，它与信仰无关。”

1570年编撰的《词汇集萃》是西方较早的一部词典，它采用一种独特的编排方式以帮助使用者理解词义：编撰者不是按照字母顺序排列每个词，而是按每个词最后的一个音节的字母拼写排列。

在16世纪的威尼斯，妓女穿的鞋跟很高，走起路来就像踩高跷。政府后来宣布禁止妓女穿高跟鞋。原因不是因为她们的道德有问题，而是因为太多的妓女被高跟鞋绊倒。

16世纪末期，当英国探险家法兰西斯·德莱克返回英国后，他带回了来自新大陆的新鲜玩意：烟斗和烟丝。当他点燃烟斗向伊丽莎白女王演示如何抽烟时，一位忠实的奴仆把一桶水泼向法兰西斯·德莱克，因为奴仆误以为他要放火。

下一次如果你也想让吸烟者走开，你也可以借鉴伊丽莎白女王的奴仆所采用的方法。

17世纪30年代，荷兰农民开始投机野生郁金香生意。他们把郁金香的价格抬升到上千盾（荷兰货币单位）。

当一些商人意识到郁金香并无实际价值、不值得在上面花钱时，势头愈来愈旺的投机生意最终失败了，成千上万的荷兰商人因此破产。这也正如收集棒球卡片和“豆宝宝’’玩具的教训一样，投机经营迟早要失败。

20世纪50年代，一位电子制造商要工程师对收音机的调谐器进行改进，以免收不到电台节目，而只有静电声。

这位工程师提出的改进建议是：拔出旋钮，使用微调。这项建议被拒绝了——不是因为它不可行，而是公司不想让自己生产的收音机与其他商家的收音机不同，那时候所有收音机都使用旋钮且性能不佳。

人们往往习惯于固有的行为方式，而对于新改进的方法置之不理或持蔑视态度。

就拿打字机键盘左上方第一排的前六个字母按键来说吧。最初，打字机的键盘是按照字母顺序排列的，但如果打字速度过快，某些键的组合很容易出现卡键问题，设计者将最常用的几个字母安置在相反方向，最大限度放慢敲键速度以避免卡键。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129年前形成的、以放慢敲键速度为目的的键盘排列方式却延续至今。因为没有人愿意学习使用一种新的键盘。

英国制造商阿里埃勒推出一项独特的设计，他把摩托车的油箱放在车尾。设计者不得不在车身的前部加上一个假油箱，尽管它只是一种虚设，至少车主骑在上面会感觉舒服些。

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的外观设计独特，看起来像众多的帆船，因而成为这座城市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但这种奇特的设计却完全忽视了施工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从而导致工程拖延了9年，超支预算经费1400%。16年后，工程师们仍然不能完全解决设计难题，只好又花了10年时间翻修这座剧院，又耗费了7500万美元。

罐头盒是1810年一项了不起的发明。因此，食品可以长期储存、长途运输——这对于行军打仗的部队特别实用。

惟一存在的问题是：在接下来的48年内，没有人能发明出开罐头盒的工具。

于是，士兵们便用小刀或刺刀开罐头——如果这样还不行的话，他们就开枪射击。

一位食品加工商在生产的罐头上印制了开罐头的方法：用锤子和凿子切开罐头盒顶部。

在最初设计的雪佛兰·蒙扎汽车上，人们必须把整个发动机移开来替换两个火花塞。

20世纪70年代，福特汽车公司的一名设计师向公司建议生产第一代小型面包车。公司不但拒绝了他的建议，还解雇了他。这名设计师去了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后来，克莱斯勒占领了整个这类车的市场，而其他汽车厂家却连想也没想到这点。

20世纪60年代，IBM电脑公司拒绝生产第一批办公用复印机。因为公司董事长认为此产品没有市场。

德国戈博公司在小罐装婴儿食品销售上取得成功。但在20世纪70年代，公司试图用婴儿食品小罐销售成人食品，结果遭到失败。

古代亚述帝国的商业贸易几乎停滞不前，没有人愿意购买东西。后来，商人免费赠送一只鞋子，于是才有人肯花钱来买另一只。

随着对偏远地区和人们知之甚少的疆土的探险的不断深入，危险也便随之而来。但通过精心挑选你的行装，你可以带回大量黄金——或者至少是一些谷物和烟草。

然而，19世纪的英国有一个名叫约翰·富兰克林的探险家。在一次探险时，他带领的129名倒霉的队员再也没有机会返回家乡。

富兰克林一行试图穿过一片冰封的北极地带，每个队员都吃力地拉着一把衣服刷子、一罐擦光油、一块15子游戏板及一些书。

他们没有带上可以射杀猎物的步枪。他们都因为饥饿而死。

19世纪50年代，匈牙利磨房主发现了一种新的高效率的磨面粉的方法，他们也发现去掉富有营养的麦麸和胚芽与面粉，剩下的只是白色的面粉。

为了解决市场问题，他们向群众大肆宣扬，白面包虽然少了一些营养成分，但它却比全麦面包更好，这是因为白色是高贵的颜色。

20世纪20年代，影剧院老板禁止观众在电影放映期间吃爆玉米花，使他们失去了大量的利润。

后来他们改变了做法，发现他们在小食品上赚的钱超过了电影票的收入。

一战期间，日本的冰激凌销售量急剧下降，原因是人们担心吃了美国制造的冰激凌后会被当作叛国者对待。而事实上冰激凌正是由日本的同盟者意大利发明的。

新型可口可乐。

可口可乐公司试用一种新配方并非一时头脑发热的错误。公司花费了两年的时间和人力物力进行研究、口味试验与顾客调查，最后发现这种新型饮料不受顾客欢迎。1985年，公司将花费了400万美元研究经费的新可乐推向市场，可它一上市就让许多人感觉口味不对。

10多年后，可口可乐公司又宣布他们发明了一种碳酸饮料自动售货机。这种机器能够感知气温的变化，因而可以在天气变热人们真正感到口渴的时候提高销售价格。

美国人每年大约花费20亿小时用来修剪自家的草坪。虽然没有人喜欢做这种杂活，但他们也都很清楚，如果人们都不种草，那也就用不着修剪草坪。然而，人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种草，因此人们也就无法停止剪草。人们把上亿元的钱花费在购买种子和修剪草坪上，到头来自家的草坪看起来还是不如邻居家的好。

19世纪80年代发明了碳酸饮料。当时，它还只是作为一种药品来销售。如今，人们过量饮用碳酸饮料后，还需吃药来治疗碳酸饮料引起的缺钙后果。

在太平洋的阿洛岛上，当地居民创造了一种金融体系：从来没有使用过的鼓和锣可以交换猪和女人。

阿德默勒尔蒂群岛上的居民，可以用狗的牙齿交换女人。而雅浦岛上的居民，用高12英尺（约3.7米）重达1吨的石头作为货币单位。用这样一个庞然大物作为交换单位，至少让人感觉不到吃亏或上当。

1911年，《妇女之家》杂志解雇了15名妇女，原因是她们跳火鸡舞，严重违反规定。

马瑞恩·多诺万是一位疲于照顾孩子的母亲，她在1951年发明了用塑料淋浴帘子做成的一次性尿布。当她试图把这种创意卖给美国的一家生产商时，他们告诉她：这种尿布不会有市场，赚不了钱。

20世纪50年代，贝蒂·史密斯发明了一种能够修改打印错误的修正液。而制造商拒绝生产这种材料，并声称没有人会愿意使用它。

她被迫自己出钱来生产，结果生意兴隆、财源滚滚。

1966年，价格低廉的一次性纸裙倍受女人喜爱。后来，女人们发现这种纸裙被雨淋湿后极易破烂，而且平时容易着火。穿着这种纸裙时也不太舒服。

广告商加里·达尔虽然丢了工作，但他的头脑却在不停地工作。1975年，他成功地销售了上千万个“石头宠物”（岩石雕刻而成的模型宠物），这一下子让他变成了百万富翁。

1974年，蓝色牛仔裤在美国风靡一时。美国一家汽车生产商把他们生产的格里莫林和荷尔勒两款汽车的坐垫用牛仔布料制作。结果，汽车几乎卖不出去。这是因为公司错误地估计了大众的需求：人们喜爱的是牛仔裤，而不是牛仔布料坐垫。

20世纪70年代，有400万妇女花掉了4亿美元邮购一种丰乳器，结果却没有效用。

当航空公司刚开始商业飞行时，不允许乘客自己系安全带，要求飞机上的空姐逐个帮他们扣上安全带。

硅谷电器公司发给每位员工一份“环境、健康和安全”的指导手册。上面写着：定期眨眨眼睛，以滋润眼球。

1983年版的摩根抵押信托公司给雇员发的小册子上写着：尽量不要对客户说“你好”，因为这种常用的问候语不适合在商界使用。

下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些产品上的标签说明作为本章的结束语：

1.“夜妥”安眠药：“警告：可能会引起嗜睡。”

2.吹风机：“注意！睡眠时请勿使用。"

3.中国制造的圣诞节灯泡：“限室内或室外使用。”

4.“好运达”蒸汽熨斗：“不要在身上熨衣服。”

5.一个布丁包装盒上：“本产品加热后会变热。”

6.“福利托”炸土豆条袋子上：“你有可能成为赢家，无需购买，详情见袋内！”

谢选骏指出：“愚蠢的商业和商业的愚蠢”都是因为没能骗到足够的回报。但是如果，抱定施舍与义工的目的，那么愚蠢的商业和商业的愚蠢，就会反转，成为明澈的商业和商业的明澈了。

【第19章 宣扬我们是如何的愚笨】

愚蠢的广告是一种玩弄简单承诺的商业手段：广告公司比我们聪明得多。

广告公司把消费者看得那么愚蠢，他们可以任意驱使你去购买其所抛售的商品。如果他们广告的是文学作品、精彩的绘画，那还算有价值。否则，广告就成了兜售谎言的招牌。

正如过去的一则汽油广告所宣称的那样：“我们的汽油产生的汽车尾气干净清洁、无污染；他们的汽油燃烧不充分、冒出大量乌黑的浓烟。”我们所宣称的汽油真的像广告所说的那样清洁、有益于养护车辆，对于我们所共同呼吸的空气有益而无害？换句话说，广告干脆宣称使用他们的汽油不会使你的汽车发动机受到污染？

奇怪的是，这种怪现象不仅仅是今天才有的。20年前，广告还未达到让人一见便一拥而上争先购买的效果时，广告商们就在谋划如何让我们的父辈们（不包括女性）变成白痴。那就让我们共同回顾一下过去的广告吧：

1910年，吉列电动剃须刀宣称：“你不必拿一本教材来学习如何使用它，只需购买即可剃须。”

1930年德拉诺（洗涤剂行业的不坠之星）液体清洁液：“当浴缸里的水慢慢流尽时，我能感觉到泡沫的眼睛在谴责我，它看着我好像在说，‘这都是你的脏东西’。”

1918年的女式紧身衣广告：“女人在社会上的各种场合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不仅仅是她们表现美的一种特权，而且也是她门的职责。”

一种名为“省事”（宝洁公司推出）的家用新清洁剂广告展现了一位身穿太空服的漂亮模特在高声叫喊：“女人将把月球打扫得干干净净，等我们去居住。”

1944年的美国肉业协会的广告：“在饮食方面，人类共同的偏好是对高品质肉类的渴望。”

1962年的广告：“有谁能够抵制碳酸水的诱惑？‘七喜’让你的嘴唇得到天然滋润！”

1928年的美国“幸运”牌香烟广告以女飞行员爱尔哈特为代言人，并打出了迷人的标语向女性作广告：“选择苗条的身材，要‘幸运’，不要糖果。”

事实上，如果你过多享用“幸运”，你的身材就会瘦得像根钉子！

1950年，摩黛丝（美国强生公司生产的背胶免带式棉质卫生巾）向女性掀起了“沉默的购买计划”的革命。

这项计划方便了女人购买卫生巾，她们只需剪下杂志上的有关广告，然后带到商店向服务员出示一下，这样便可免去以往开口询问的尴尬。

愚蠢的广告在愚蠢的广告公司之前就产生了。

19世纪的士兵需要用其坚硬的牙齿才能撕开步枪的子弹盒。在滑铁卢之战中，一些胆大的牙医就从身强力壮的死亡士兵口中取下他们的牙齿，然后制成假牙，称之为“滑铁卢牙齿”卖给别人。

亚利桑那州的菲尼克斯热房市场的广告，配之以女房地产经纪人的图片：她飘然越过小山顶，后面还跟着一只可爱的宠物卷毛狗，还有一幅写着“今年高处狗再来”的标语。看你笑不笑。

愚蠢的广告无需专业广告公司制作。有人总结了有关报刊制作的分类广告，从中发现了许多愚蠢的做法：

“吹雪机只能在下雪天使用。”

“为你的情人节做点儿特别的事：把你的马桶冲干净。”

“两只丝线屠夫手套：一只五个指头，一只三个指头。”

纽约的一家广告公司为几家玩具公司设计了一种新颖的广告方式，他们给有关公司的经理分发填料玩具及一张希望对方签字的赎金支票。

而从报纸上剪下的“绑架信息”是这样写的：“我们把你的孩子当作人质换取赎金。我们有孩子最喜爱的标本动物——绑匪。"

有一个谨慎的公司主管把“绑架信息”交给了联邦调查员。联邦调查员发现“绑架信息”并无真正的危险，它只不过是一个无病呻吟的广告人的愚蠢策划而已，其真实意图并非为了得到什么赎金。

加利福尼亚的一家广告公司决定用炸面饼圈招揽新顾客。广告公司声称，他们将呈上最好吃的东西给那些与其签订购买合约的人。

广告公司通过邮局寄送炸面饼圈的方式充分显示了其诡诈的商业伎俩。与此同时，观望中的顾客收到了广告公司所宣称的礼物。当他们打开包装盒子时才发现里面包着长满霉菌的粉碎的炸面饼圈。

这是广告中不多见的真实事例之一。

法国巴黎当局委托广告公司规劝狗的主人主动清除狗的粪便。广告公司打出的广告展示了一位盲人手握粘满狗粪的白色拐杖，发言人还评论道：“你有权利不去清除粪便，狗的主人会为你做得很好。”

为什么这则广告很必要？因为每天大约有10吨狗粪排泄在巴黎的人行道上，每年至少有600人因踩上狗粪滑倒而住进医院。

难怪巴黎是个不夜城！如果没有了灯光照明，行人还有安全感吗？

设计者为富裕家庭推出了配有两个厨房的住房。其中一个是为家人独享的老式厨房：一家人围着炉灶愉快地进餐。

那另一个厨房有什么作用呢？它可以用来做你真正想做的饭菜，用来弥补老式厨房不能满足的需要。

1986年广告公司为盖洛（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美国葡萄酒公司）葡萄酒做了一个独特的广告设计，用来促销一种新型的盛酒冷却器：广告公司虚拟了两个农民，取名为甜罐弗兰克·巴特尔斯和埃德·詹姆斯。

他们两个为盖洛做了一系列的民间电视广告。他们说为了进入制酒业，他们不得不把埃德的家再次抵押，而詹姆斯每次都以弗兰克·巴特尔斯的话收场：“我们很感谢你们的大力支持！”

一次，弗兰克·巴特尔斯在电视广告上宣称：他希望人们购买更多的盛酒冷却器，因为他们急需周转资金。人们果真向酒业巨头协会写信，愿意提供经济援助，以帮助詹姆斯赎回房屋抵押。

1883年，一位农用机械制造商为了促销收割机，张贴海报描绘葛底斯堡战役使得农民无法正常收割庄稼的情形，这一下激怒了参加过内战的老兵以及阵亡者家属。

1954年，电视上现场直播了一则演示如何使用“西屋”牌电冰箱的广告。这是一次极其危险的广告，因为演示者根本无法打开冰箱门。

桂格麦粉公司在1955年推出了一项独特的促销方案：买一些桂格麦粉，便能够得到育空地区（加拿大境内）1平方英寸（约6.45平方厘米）土地的契约。

桂格麦粉公司用10000美元从加拿大当局购买了2100万平方英寸（约1.35万平方米）土地。促销方案还未达到既定目标时，加拿大政府便用37美元收回了土地。

1964年百事广告公司打出标语：“来吧，你就是百事一代的一员。”他们没有雇佣高水平的翻译向世界各地传播标语。

然而，到了德国，那句标语变成：“从坟墓中复活。”在中国，标语就变得更为玄乎：“百事广告让你的祖先起死回生。”

广告上那个骑在高高的马背上，抽着香烟，朝着万宝路村走去的万宝路男人的形象原先却是一个万宝路女人。

20世纪50年代，万宝路（美国菲利普莫利斯产品有限公司出品）开始走向市场。最初，它只是为女性设计的香烟。他们打出了一则不那么成功的广告标语：“温情五月”。在后来成为豪放男士喜爱品牌的香烟上甚至带有一段红色的过滤嘴。这样女人们的口红就不会在烟蒂上显现。

正当广告战役失败后，菲利普莫利斯公司在广告上中途换马，创造了一个男子气概的象征而抛弃了一个失败的女人的形象。

在美国，民意调查机构一年内要对2000万人进行调查以弄清我们究竟需要什么产品——从汽车到碳酸饮料到政治候选人。尽管有这些调查研究，但他们始终没有弄清楚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我们自己也不知道需要什么。

各种广告不仅张贴在公共汽车的车身上，厕所的隔间内，高楼的外墙上，加油站的可视屏上，飞机上用的餐盘上，如今，人们还把牛奶广告贴在香蕉皮上。当你准备进食早餐的谷物时，广告会提醒你，如果你只吃谷物和香蕉，那你将漏掉其他营养成分。

佐治亚州中学的一名男生因穿百事可乐衬衣而被校方拒绝参加可口可乐赞助的“可口可乐与教育”活动。在该项活动中，学生在野外排成队，按军乐队的方式排成“COKE”（可口可乐）字形进行拍照。

菲尔兹成为一位著名的舞台和电影喜剧演员之前，他还只是亚特兰大旅游码头一名玩杂耍的小人物。当生意萧条时，他停下杂耍，然后跳进海里假装溺水而亡。

救生人员对菲尔兹的戏剧性营救行动吸引了大批观众。因此，码头上的饮料又可以卖给顾客，他也可以重新玩杂耍赚钱。在生意不景气时，他一天能跳四次海。

广告效应的广泛性是商品促销的一种手段。一个人的影响力可以转化为广告商眼中的广告标语。

试看作家威廉·巴洛斯所称的“垮掉的一代”的自由精神吧，商家便利用个人自由的垮掉的想像力打出广告语：杰克·凯鲁亚克（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作家）开了100万家咖啡馆，销售了100万条男女式李维斯牌牛仔裤。

福特汽车公司拒绝了一名支持者的提议，它也就失去了一次发展壮大的绝佳商机。提议信是这样写的：“我还能活着呼吸时，我告诉你们，你们生产的汽车很棒。每当我设法逃跑时，我驾驶着福特汽车准能奏效！”

这封提议信是克莱德所写，他是一个持枪抢劫银行的大盗。

1958年，正当福特汽车公司给一款新车取名时，它又错过了一次独有的商机。情急之下，公司总裁请来了诗人玛丽安娜·穆尔用诗来给新车命名。

诗人提出几个参考车名：乌托邦龟壳，流动的行板，帕斯特罗葛赖姆，智慧弹，子弹景泰蓝。

然而福特公司拒绝接受她的提议，而剩下的就是历史了。

杰利·戴拉·范米纳是日本著名的广告商。在一次智囊会议上，他试图为公司的电器（日本松下电器）用户设计一项宣传标语。

戴拉·范米纳设计了这样的标语：“那些美好的人们给了你珍珠港。

这项标语没有被采纳。但戴拉·范米纳却让它发挥了作用——他把标语当作自己写的一部广告书的标题。

在有些行业，如果你把商品定为一般价位，那你就无钱可赚。

海伦娜·鲁本斯坦就很幸运地在她所销售的化妆品上做起了文章：请相信女人只会把眼光瞄准价位高的化妆品。“一些女人不会买廉价的化妆品。”她解释道。

最后，我们关于愚蠢的广告的最终定论，它不是由商人总结的，而是由一位北极探险家史蒂芬森提出的。他没有被琳琅满目的广告所迷惑：“不道德的广告借用谎言欺骗公众，”他说，“真正道德的广告是用真理去引导大众。”

谢选骏指出：愚蠢的广告是用来征服多数人的愚蠢的，不是用来害怕少数人的聪明的。所以，想要避免少数智者的嘲笑，就无法赢得多数愚公的拥戴。

【第20章 愚蠢的犯罪】

我们对于那些聪明的罪犯如何逃脱罪责还知之甚少，这也确实是因为他们太聪明的缘故吧，他们不愿意告诉我们，他们是怎样与法律对抗并取胜的。

然而，也的确存在一些愚蠢的犯人：

1968年，底特律的一个窃贼带着他的爱狗入室行窃。当警察发现时，窃贼仓皇逃走，却把爱狗留在后面。

警察非常容易地就抓住了窃贼，因为他们只是对狗说了句：“回家，宝贝！”

警察逮捕了一名圣安东尼奥妇女。因为汽车机修工发现了隐藏在她的汽车发动机隔板处的18包大麻。

这个机修工是怎样发现大麻的？因为这名妇女开车去加油，她不知道机修工要打开车盖加油。于是，大麻暴露无遗。

一名头戴安全帽的建筑工人抢劫阿肯色州的史密斯堡商店后，他没有被当场抓获，因为他手中拿有假冒的玩具枪。警察后来之所以能够抓住他，是因为他戴的安全帽前面印有他的名字。

佛罗里达州坦帕的一名男子向银行职员递去一张条子索要现金。警察毫不费力地就抓住了这个银行抢劫犯，因为那张条子是他本人的付款收据，上面印有他的名字和地址。

1975年，一名抢劫者持枪抢劫位于新港（罗德岛州的一座小城市）的一家餐馆。他第一次干这种事情，过分紧张。他用握枪的一只手往口袋里塞钱时枪走了火，正射中自己。

一名德克萨斯州的男子亲手杀害了他的继母。他为自己提出了一个别具一格的辩护词：“我把继母当成一头大浣熊了。”

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玛丽城，一名妇女因偷盗信用卡来满足她购买“豆宝宝”（戴无檐小便帽的玩偶）的癖好而被判刑。“偷盗就如同吸毒，”她说，“一旦你开始了，就难以停下来。"

她是怎样走上犯罪道路的呢？起初，她在麦当劳工作。在那里，她从偷盗赠送给吃麦当劳欢乐餐的孩子的玩具开始，越陷越深。

有一帮由11人组成的偷盗集团在1950年成功地抢劫了布林克银行在波士顿的总部。这是历史上最成功的银行抢劫之一。当时，尽管由于一些失误，他们没能拿走金库中剩下的80万美元现金，但他们毕竟抢走了200万美元。

这宗犯罪案多年来一直未能破获。然而，在法律规定的有效期限的前11天，其中一个盗贼向警方报告了实情。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是他认为分赃不公，这才导致他向警方主动告发。

于是，完美的犯罪被斤斤计较的愚蠢行为所挫败。通过这种途径破的案远比任何现实世界的夏洛克·福尔摩斯的高智商所破的案要多。

在1986年的伊利诺伊州谋杀审判辩护中，被告在法庭上攻击了他的辩护律师并对法官拳脚相加。当法庭宣判他犯有谋杀罪后，他说他之所以被判刑是法官对他在法庭上大打出手心存偏见。

1978年，一名计算机天才利用一套软件系统，从洛杉矶一家银行窃取了1000万美元通过电子手段转到自己在瑞士银行的账户上。

他被抓住的惟一原因是他把自己的所作所为告诉了别人。

当他被保释出狱后，他又干了一次同样的非法转账活动。这次他偷走了5000万美元。由于当局一直在监视着他，所以他因两次犯罪被送进监狱。

在纽约，每年被他人咬伤的人数比被老鼠咬伤的人数差不多要多出两倍。这不仅仅表明人比老鼠更危险，而且也说明老鼠的口味要求更高。

有人认为针对入室偷盗有效的安全保护措施是安装防盗报警器。

而引起防盗器报警的前六大原因却是：

1.房屋主人的失误。

2-5.气温的变化、忘记关窗户、宠物及昆虫误撞。

6.晚会上所用的氦气球之类的装饰品。

除了以上六条原因外，第七条才是由盗贼引起的。

也许警察只有先解决了氦气球的问题后，才有可能去解决盗贼的问题。

1998年，一名妇女打电话到弗吉尼亚的一座监狱。她告诉监狱的官员，狱中的一名男子已被撤诉，应立即释放。

当监狱长要求她出示书面证明时，她便发送了一张手写字条的传真，声称是公诉人所写的。这个证明上有多处拼写错误及语法错误，并且纸张的笺头也是手写的。

于是，警察根据传真号码追查到发传真的人。她正是监狱中在押男子的女朋友。

惠特尼·休斯顿的丈夫巴比·布朗是一名歌手。他在法庭上认罪，因为酒后驾车而服刑。

愚蠢的犯人并不因为被关进监狱而不再做蠢事。但愚蠢的犯人摇身一变，成了原告。于是，他们便有了为自己辩护的机会。

1998年，这种事情就发生在纽约的一家法庭上：

一个盗贼向法庭提出诉讼要求狱方赔偿35000美元，因为狱方供应给他的果酱馅饼早餐变了味。

一个犯人声称他在单独监禁期间因没有给他除臭剂而遭受了不公正的惩罚。

洛杉矶的一家高级法院的陪审团成员在庭间休息的时候争吵起来。原因是他们抢着观看杰瑞·斯普林格的脱口秀节目。

一名亚利桑那州男子在玩弄手铐时，一不小心把自己铐住，又找不到钥匙。他没有找开锁匠帮忙，而是向警察求助。

当警察帮他打开手铐时，警方在电脑上进行了核查，结果以十分充足的理由逮捕了他。

有一名银行抢劫犯，他递给佛罗里达州一家银行职员的那张抢劫条子，竟然是写在他的假释证背面。

一个人想获得年度抓小偷摄影奖。他钻进一辆汽车，结果发现车内还有一架照相机。然后，他摆出用螺丝刀撬开车门往车里钻的姿势，让其女友为他拍照。

由于这架照相机十分廉价，所以小偷就顺手把它丢在车内。

当车归还给车的主人时，他发现那架照相机，便把胶卷冲洗出来。其中发现一个偷车贼，并且偷车贼还摆着姿势拍下了一个偷盗的现场镜头。

有两个年轻人被指控犯了二级谋杀罪。当时，他们企图武装抢劫佛罗里达州的一家珠宝商店，杀人未遂。这两个年轻人交代说，他们之所以抢劫珠宝店是为了攒钱支付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滩社区大学警察学院的学费。

亚利桑那州的皮奥里亚有一对夫妇，他们连续喝了两天的香槟酒后，不想酒后驾车，于是便把车钥匙交给女儿，让她开车送他们回家。

这个小女孩刚刚11岁。她开车撞上了一座房屋。她母亲伤了脚踝骨和几根肋骨。结果这对夫妇被指控为虐待儿童罪。

1998年，凤凰城一个女人因使用偷来的钱包和支票而被发现，然后便将她抓捕归案并投进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监狱。她被抓住是因为她在填写支票时把名字写错了，而且是连续写错了两次，并且两次写的名字都不一样。其实，正确的名字就摆在她面前。

还有，这个女人只有20多岁，她用受害者的身份证去把支票兑换成现金。身份证上的那个受害人的年龄要比她大20岁。

佛罗里达州的一个盗贼被抓获治罪。这是因为犯罪现场留有他的指纹。

这个盗贼感到十分奇怪，因为他每次作案都是带着高尔夫球手套——没有指头套的手套。

在华盛顿的塔奎拉市，一盗贼怀抱一台录像机匆忙挤出商店。

当店内工作人员追赶出来后，他们发现盗贼的货车因缺油而无法发动。

盗贼便带着录像机到一家加油站买油。当警察赶到时，他正怀抱录像机给货车加油。

一名俄亥俄州妇女被判刑入狱两个月。这是由于她订阅杂志的缘故所致。这位妇女犯有何罪？她对小镇上的三个人心怀不满，伪造他们的签名签了350张杂志订阅单。

一名威斯康星州男子因非法开枪而被逮捕。当时，他把洗衣机拖下楼，然后用手枪对它连开了3枪。

一名独出心裁的假钞制造者在堪萨斯州的威奇托被捕，因为他在一家旅馆里使用两张16美元面额的假钞。

1982年阿拉巴马州一名女童子军队长因偷了700美元购买小甜饼的经费而被革职。

1981年，一些极富想像力的盗贼干着一种新奇偷盗活动：吸地铁代用币（用作付款形式的代用币）。这些盗贼也许是当扒手不称职，只有转为用嘴从地铁旋转门附近的投币箱缝隙间吸出代用币。

警方估计，一个能干的吸币贼每天能赚大约75美元。

一位海军老兵被判一级谋杀罪，他杀死了已经提出离婚的妻子。在辩护陈词中，他承认自己刺了妻子几刀，但他不承认是自己杀害了妻子，因为她在这之前就已经死了。

丈夫声称他之所以刺了已经身亡的妻子几刀，是因为他不想让孩子知道他的妻子是自杀的。

一位在巴尔的摩缉毒中心工作的警官下班后外出买车。在他试车的时候，他惊奇地发现卖车人要求他在一家贩毒市场门外停车。使他更为吃惊的是，他眼睁睁地看着卖车人正从一个有前科的毒品交易犯手中买毒品。

当他把汽车开回商店后，他便逮捕了卖车人。他自己还感慨万千：“这是我以前闻所未闻的最为奇怪的抓捕。”

英国著名的高级律师史密斯略施小计便查清了一名假装受伤的男司机的无礼要求。这名司机声称在车祸中手臂受伤，要求得到赔偿。

原告展示了他受伤的手臂只能举到肩头。史密斯询问他在受伤前，他的手臂能举多高时，原告把手臂举过了头顶。于是，史密斯就轻而易举地胜诉了。

一个名叫佐田道平哲的男子带着一些药品骗过东京一家银行的职员让他们服药，谎称自己是该银行的医生。他当时带的是氰化物药品。当银行的职员全部死去后，他从银行抢劫了700美元现金。

1948年，佐田道被警方抓获。他当时被判无期徒刑，但没有被判为死刑。因为他的律师提醒法官，既然佐田道知道自己将被判为死刑，那么他抢劫银行实际上就等于是他的自杀方式。

日本警方没有处死他，因为日本的宪法规定禁止犯人自杀。最后，佐田道于1980年被释放出狱。

关于犯罪的最后一点设想：与其花费大量的金钱把盗贼关在监狱里，还不如把这笔钱拱手相送给他们。那么，他们还有什么理由再去偷盗呢？

谢选骏指出：愚蠢的犯罪就是遭到破获的犯罪。但是换一个角度看，愚蠢的犯罪就避免了更大的犯罪，因此可以获得一个自我救赎的机会。相反，聪明的犯罪会让人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再也没有了回头的机会。

【第21章 可以避免的灾难】

坐飞机不太安全，沉船事故时有发生。各种事故的发生过于频繁以至于人们对引起事故的原因无能为力。但是，人们对于善后工作的处理还是有许多事情要做。

然而，只要人们事事小心谨慎，有些事故的发生还是可以避免的。

飞机坠毁事故的背后往往存在着一些奇怪的因素：天气恶劣，无法预料的事件，设备问题，等等。对于火车、轮船及工业事故的发生也同样存在着一些引发事故的相关因素。

当我们用心去对待每一件事情时，一些不安全因素也就会随之改变，那么我们就可以尽量地避免灾难的发生。

1904年，“斯洛克姆将军号”蒸汽船在航行时着火后沉没，这是一起由白痴和愚蠢行为所引发的事故。当时，蒸汽船正航行在纽约的东河附近。船上有1031人死亡，其中大多数是去参加学校组织的周末野餐的孩子。

蒸汽船老板太贪财，他想收取更多的船费，以至于蒸汽船严重超载。

大火是从一间紧锁着的房间内引发的。房间里堆放着安全规定明令禁止的易燃材料。

船上的应急灭火喷水管也不能正常使用，因为它早已被堵住以防漏水。当人们把堵住的喷水管撬开后，由于水压过大，导致多年没有检修、替换的水管爆裂。

救生船也被牢牢地捆扎在甲板上，人们无法解开绳索。一些救生衣也被钉在船壁上以防平时被乘客偷走。

许多可以穿在身上的救生衣都不起什么作用，因为救生衣里面填塞的不是软木而是锯末。一些救生用具是由铸铁制作的，它们不是让孩子漂浮在水面上，而是把孩子们沉到东河河底。

19世纪末，葡萄牙轮船“圣詹姆斯号”的船长在一次出海航行时，将船直接撞到了好望角附近的暗礁上，导致450人死亡。

这位船长本应该在暗礁附近的海域行驶。当航船到达这片海域时，正值一阵强风到来之前的午夜时分。曾有船员提醒过他，前面有暗礁，但他没有发现。

船长愚蠢地弃船，置船上的乘客不顾，自己乘上了惟一的一条好的救生艇。

当船长安全返回葡萄牙时，他又开了另一艘大船。但是，他却再一次撞上了另一处暗礁。这一次他随大船而葬身海底。假若他还健在的话，那些只会做出错误决定的官员们肯定还会给他第三艘船！

1903年，一座宏伟壮观的剧院——易洛魁剧院在芝加哥落成了。剧院在广告里声称剧院是能够防火的，调查官员也同意这种说法。但一家消防杂志的主编却警告说剧院的消防存在严重隐患。这个警告没有受到重视。

12月30日那天，易洛魁剧院舞台起火。大火很快蔓延到观众席上。坐在乐池里的人向防火门冲去，结果发现防火门高出下面的街道足足有4英尺（约1.2米）。第一批冲下的人个个身负重伤，这些不幸的人成了紧随其后的逃生者们践踏的对象。

剧院的楼上座位席是受灾最严重的地方，因为那里没有出口标志。况且，大部分出口的门都被紧锁着。那些能够被强行打开的安全门外却没有楼梯可以逃生。

仅仅在15分钟内，就有591人葬身火海。其实，这场灾难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因为这场大火起初只是舞台上燃起的一团小火焰，如果在事发之前对火灾做好安全防范措施，这场悲剧就完全可以避免。

1929年，俄国工人集会决定庆祝尼古拉沙皇退位纪念日。他们打算以喝啤酒和看电影的方式来庆祝。工人们没有剧院，但他们临时强占了工厂的一间小屋子暂用。尽管厂长警告工人们，那么多人同时挤在一间小小的屋子内是很危险的。况且，屋子的地板上溅满了易燃的汽油。

但工人们并未对此引起重视。他们边看电影边喝啤酒。因为临时的放映员不熟悉电影放映注意事项，所以那些电影胶卷被他随手堆放在地板上。一个喝多了的手风琴手把一个烟头抛在了易燃的胶片上。

胶片着了火。很快地板上的汽油也燃烧起来。于是，整个屋子陷入一片火海，120人被当场烧死。

那个曾经告诫过工人的厂长也被生还者殴打致死。

在法国，有一个名叫“五七”的迪斯科俱乐部。来娱乐的人都进场后，一个主要通道门就被锁上，其他的门也一直是被封死的。

俱乐部有一个安全出口却隐藏在不易被发现的演奏台后边，没有灯光照明。其他的安全出口也被堆放的座椅堵住。俱乐部里既没有灭火器也没有一部电话。

当俱乐部内开始起火时，所有那些愚蠢的错误使火势迅速蔓延。146个跳迪斯科的人葬身火海。

这起火灾事故就发生在1970年。

在过去，有很多充气飞艇发生坠毁事故。但在1925年，一次最不应该发生的事故却是由政治家别有用心导致的。

当时，政治家命令“雪兰多”号飞艇驾驶员强行飞越中西部城市。而飞艇驾驶员却强烈反对起飞，因为天气太糟糕。但是，当地的政治家设法说服海军部长，让他下令飞艇起飞，他们对飞艇驾驶员的意见充耳不闻。如果飞艇能够飞越中西部城市，政治家们自认为可以在更多的选民中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

“雪兰多”号飞艇失事了，飞艇上的全部驾乘人员14人遇难。

1957年，一架包机因为飞行员的缘故而坠毁。飞机上有77人遇难。令人惊奇的是，这个飞行员先前在另一家航空公司工作时，曾经驾着飞机故意将它直接向地面冲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经过精神方面的治疗，认为这名飞行员不适合再飞行。尽管他先前的事情早已为人所知，但第二家航空公司还是雇用了他。

1987年，一艘渡船和一艘油轮在菲律宾海域相撞。有3000人在爆炸中身亡或被淹死。

为什么在如此开阔的海面上渡船船长就没有避开那艘油轮呢？因为当时他把观察海面动向的任务临时交给了一个不称职的海员，而这个船长则想看看录像、喝点啤酒以休息片刻。

【第22章 有关愚蠢的聪明设想】

当有些人谈论他人是多么愚蠢时，我们为这些人所表现出的聪明感到震惊。

波斯诗人萨迪提出聪明的悖论：“愚蠢的人应当保持沉默，是因为他们无知。假如他知道了一切，那他就不再是一个愚蠢之人。”

美国总统威尔逊曾经以一项切实可行的建议辩驳说：“如果一个人是愚蠢之人，那最好的办法是鼓励他开口说话。如果你不让他说话，那你就很难发现他的愚蠢。但如果你让他说话，那别人也就很容易发现他的愚蠢。"

牧童的智慧之言：“从来都不要错过一次保持沉默的机会。”

20世纪最值得称赞的天才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说过：“只有两个东西是无限的——宇宙和人类的愚蠢，我对前者还没有把握。”

美国作家阿尔伯特·哈伯德认为：“天才可能有其局限性，但愚蠢却并不因此受阻。”

生物学家路瑟·伯班克是如此来看待人类战争以及可能的胜利者的：“人类应当立即停止相互残杀，而共同向害虫作战。”

先验主义者亨利·梭罗在观察人类的求知能力时指出：“每一代人都是一边嘲笑着旧事物一边虔诚地追随着新事物。”

女权主义作家埃里卡·琼在阐述男女之间的区别时认为：“你能发现一大群聪明的男人围着愚蠢的女人转，但你很难见到一个聪明的女人围着一个愚蠢的男人转。”

奥地利荒诞主义小说家弗朗茨·卡夫卡在评论人类摆脱困境的机会时说：“在你和社会的争斗之间，还是把宝押在社会一边吧。”

心理学家卡尔，荣格反思自己一生的工作时说：“给我一个神智正常的人，我能为你治愈他。"

心理学家哈弗列克·埃理斯谈到他对人类进步改善的希望时指出：“乐观主义最盛行的地方是精神病院。”

社会观察家、幽默作家威尔·罗杰斯提出一个解决经济大萧条的方案：“愚蠢把我们卷进混乱之中，为什么愚蠢没有把我们带出来？”

他同时又指出了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人人都是无知的，仅仅是在不同的方面而已。"

英国的捷安特自行车设计领域的顶级大师迈克·巴娄斯在美国旅行期间发表了他对美国社会的看法：“加利福尼亚的马林县五光十色，充满了田园景色，人人美丽漂亮，整个城市都是美丽的人们。我猜想，必定有一条法规明令禁止蠢人、丑陋之人在里面居住。当我来到拉斯维加斯时，我才认识到他们是如何处置那些人的。”

德国哲学家康德抓住了造就人类命运的困难之处：“人是由像那样弯曲的树木做成的，没有什么正直可言。

律师克拉伦斯·达罗是这样来看待他那个时候的问题的：“历史本身总是在不断地循环往复，那就是历史出错的地方之一。”

英国科学家牛顿是人类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他并不看重人类的成就，说：“我不知道世人对我是如何看待的，不过，我只是觉得自己好像是在海边玩耍的一个孩子，有时高兴地拾着一颗光滑的石子或者漂亮的贝壳，但是真理的浩瀚海洋还摆在我面前有待于发现。"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是奥地利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他探索了人类大脑的奥秘并这样作结论：“对于人类的佼佼者我发现得很少，从我所经历的来看大部分人都是垃圾。”

后来他又补充道：“在我内心深处，我不得不让自己相信，在我那些可爱的同类中，除了少数例外，都毫无价值。

意大利独裁者贝尼托·墨索里尼对人类高尚的行为没有看上眼：“圣人的历史主要是精神病人的历史。”

作家马克·吐温勇敢地提出我们面临的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4月1日这一天让我们想起了我们在其余364天里是什么样。”

他还说：“最好的办法是紧闭双唇、表现出愚蠢，而不是开口去排除疑虑。”

尖刻的作家门肯的洞察力与马克·吐温旗鼓相当：“一个人可能是个傻瓜，但自己却不知道；如果他结婚后，那结果就不一样了。”

长期工作在报纸行业的幽默大师戴夫·巴里认为：“如果编辑都是聪明绝顶的话，他们就会知道如何穿衣打扮了。”

贵族生活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正如格洛斯特公爵所言：“公爵或王子最荒唐的一面莫过于他是一个十足的职业笨蛋。”

风趣的英国唯美派大师、剧作家王尔德指出：“我们出生在一个只对愚蠢才认真对待的时代，而我却生活在一个还没有被误解的恐惧之中。”

作家西特韦尔直言不讳地说：“我是一个愚蠢患者，但并不属于那些为愚蠢而骄傲自豪的人之列。”

小说家亚历山大·杜马关于聪明的选择：“淘气鬼和笨蛋相比，我宁愿选择前者；况且，淘气鬼也有安静的时候。”

16世纪的法国国王亨利四世正在聆听一位夸夸其谈、乏味无趣的显贵演讲时，突然一头驴子发出吼叫声。国王转身对驴子说：“先生，请按秩序发言！”

英国科学家阿瑟·克拉克十分聪明，他从客观的角度来评价自己的聪明：“聪明还有待于被证明具有存在下去的价值。”医师奥利佛·萨克斯对生命的看法：“自然界的发展跌跌撞撞，有时非常残酷。没有稳步前进的东西，没有事先设计好的发展道路。”

大学教授弗兰克·伊斯特布鲁克反驳了对成功的习以为常的看法：“一些人取得很小的成绩，另外的一些人则是别人把很小的成绩抛向他们。”

足球后卫明星克努特·罗克尼对足球运动的常识性理解：“合格的边线裁判员的惟一要求是高大而且愚笨。而对于一个后卫来说，你只要愚蠢即可。”

棒球投球手吉姆·布顿对这项运动的辩解：“棒球运动员常说的一句话是‘停止思考，你的球棒都感到痛了！’而我却认为你在击球时应当多动动脑子。”

英国剧作家查普曼在16世纪发现了对于年龄的真实看法：“年轻人认为老年人是傻瓜，而老年人知道年轻人是笨蛋。"

作家唐·马奎斯指出聪明的危险性：“如果你让人们觉得他们正在思考，他们会喜欢你；但如果你真的让他们思考，他们又会憎恨你。”

美国高科技企业家盖伊·川崎对灵巧的手艺和聪明的广告进行了对比：“许多昂贵的商品服务并不迁就顾客——他们简直是愚蠢——然而一些廉价的商品服务却令人惊奇地百般迎合顾客。例如，日本东京的一个20美元价位的理发服务需要5位服务员提供多种服务，包括上半身按摩、修眉、4次热水香波洗发以及赠送1个小礼品。”

1950年，波士顿大学校长丹尼尔·马什就曾说道：“如果电视以目前的节目水准流行下去，我们的社会注定要变成一个低能儿社会。”

美国生物学家斯蒂芬·杰·古尔德揭示了聪明的另一面：“真正聪明的人总是谦逊的，因为他们知道我们对任何事情是多么无知。”

1776年，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清楚地看到工业革命对人们心灵的影响：“人们整日的生活都花费在一些简单的操作上，其结果总是相似或相近。人们没有机会发挥他们的理解力和创造力。他们通常会变得愚蠢无知，而人是有可能变成那个样子的。”

在《屋顶上的小提琴手》一书中，聪明但贫穷的泰维说：“如果你很富裕，就没有人会叫你笨蛋。”

在本章的结尾，我们引用一位无名氏诗人于1929年所写的有关自我意识的模棱两可本质的一句话：“看看那个快乐的傻子，他什么也不在乎。我真希望自己也是一个傻瓜——我的老天，说不定我真的就是一个傻瓜。”

谢选骏指出：有人经过计算，认为自己将在某年某月末日死于车祸。于是他在那天躺在床上避免车祸……结果呢？有个冒失鬼把车直接开进了他的家里，把他活活压死在了床上。所以他在那天还是死于车祸。这就是命运。2017年春天，我想去圣地重走耶稣基督的足迹，但是内心担忧座机会遭到战火波及。我正在思虑的时候，一个黑人飞车擦过我的衣服！只要我多走半步，就会被他撞飞了！于是我知道了，这是主给我的信息——“不要怕！人在家门口也是会被撞死的。”于是我放心坐上了飞机，直奔圣地而去。

【第二部】

你总想知道关于愚蠢的方方面面，但是你聪明过头以至于提不出诸如此类的问题。

你总想知道关于愚蠢的方方面面，但是你聪明过了头以至于提不出诸如此类的问题：

我们到底有多么愚蠢？

因为我们太愚蠢，所以我们根本就无法知道我们到底有多么愚蠢。不幸的是，我们有足够的聪明才智一直在追问着这个问题。

难道聪明才智不是自然界的最高成就？

如果这也算是一种成就，那么意外事故就不算是我们的成就。

自然界本身的发展没有一个长期的目标，没有一个明确的发展使命，没有一个偏向性政策。聪明的才智，飞翔的能力，能够克服艰难困苦的才干，对于自然界也都一样——它有一种协调发展的能力：千千万万毫不相关的事物在这个氧气过多的星球上到处繁衍，而且相得益彰。

面对一个令他生厌的自以为是的人，生物学家斯蒂芬·杰·古尔德指出：“地球上有6000种哺乳动物，除了灵长类之外，没有其他哺乳动物能成为一个有强大意识的物种。”

“如果聪明就像它本身所蕴涵的意义那样，那么你会认为它是汇集了许多其他物种的优势进化发展起来的。它只是一个神奇的创造，在几百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热带原始森林的一个奇特物种身上出现并发展起来的。”

谁更愚蠢：是原始人还是我们？

原始人能够解决好他们的问题。而生活在现代文明社会中的人们只会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我们在长期生存发展的历史长河面前，个个都成了目光短浅的思想家。

原始人也是目光短浅的思想家。但是他们生活在一个目光短浅的世界里。

在原始人掌握了播种种子收获粮食之前，原始游牧民族的精神需求不外乎是寻找食物充饥和保全部落的生存。

当这些游牧民族猎人及其他们的同伴聚集在一起，来到一座小山旁，他们绕山而过，继续向前开始着他们的生活。

而当我们这些受过文明教育的人看到一座小山时，我们肆无忌惮地进行灭绝性的砍伐，采矿，划分区域带，建设商业街。直到后来，我们才为自己的过度森林砍伐，水土流失，空气污染，讨厌的商品买卖而哀痛。

然后，我们又试图通过一些步骤或措施去尽力恢复荒山的本来面目。

当原始人感到身体寒冷时，他们生起的是一堆火取暖；我们建造的是核电站。

尽管我们不顾事实，依然认为我们现代的文明人比我们原始的祖先更加聪明。然而却存在着这样极大的可能：文明的惟一最终成果将会是文明的毁灭。

科技能拯救我们吗？

科学，一种靠人们擅长于通过实验来验证的思维模式，是一部能够生产出自然界本身无法生产的毒药的复杂机器。

科学给我们带来了污染空气、破坏水资源、侵蚀耕地及许多其他东西的成果，并且科学还为我们设计了很多来让我们如何去进行破坏的行之有效的不乏聪明的路径。

聪明的人也许要说：我们人类正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让我们悬崖勒马吧！

科学家们说道：今年与去年相比，我们有损人类自身的危害行为的比例减少了4.78%。让我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吧！

聪明是一个独立发展的状态还是依赖后天的教育？

1982年，有两位心理学家经历了一场有趣的事，事件的本身也是一种新闻。他们一字不漏地重新打印了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其他知名大学心理学家所发表过的文章。

或许不是他们亲自动手，他们让秘书或研究生重新打印完这些文章。

他们把作者的姓名改头换面，并且把学校换成了一般性的普通大学，然后把这些文章又投递到原先已经发表过该文章的刊物。

这12篇文章中有8篇以不符合刊出标准为由被退稿。

如果我们人人都很精明，那么世界又会是什么样子？

芬兰

每个周日，我们都要观看国家溜冰俱乐部的表演。塔可钟（墨西哥式食品）熟食店都将准时出售方便早餐食品。每天早上我们连骑自行车去上班的道路都要发生交通堵塞。不同团体的青年人帮派在街角处游荡，他们用一种挑剔的眼光审视着无韵诗般单调乏味并带有训诫口吻的黑格尔派哲学。

我们为什么如此愚蠢？

我们不得不如此。这是由天性所决定的，正如羚羊生来行动敏捷而老虎始终令人生畏一样。

如果人们不傻的话，就不会有那些畅销的香烟、火腿奶酪汉堡包，更不用说那些精心打造出来的纯净水和布鲁克林。

文明的进步依赖于众人共同的决策，而不是那些只为自己着想的聪明人永远不能做出的决定。

如果没有愚蠢的习惯，我们都将与保守传统的阿米希教派一起生活。这个世界也将会由理智的人来管理。我们也就有了时间去欣赏暑期大片，像《非致命工具》《简单生活》《永不沉没的泰坦尼克号教训》。

精明人比笨人更愚蠢吗？

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灾难，不是愚人犯下的愚蠢错误。在这场灾难中，乌克兰核反应堆试图把欧洲变成新泽西州。

这是精明人所犯下的愚蠢错误。

造成错误的原因是当时的操作者按照下述理论而忽视了安全规则：这种核反应堆不会爆炸，因为以前它没有爆炸过。

切尔诺贝利的技术人员经常违反安全条例，这是因为他们知道这些规章制度有着内在的灵活性。如果不是规章制度的灵活性，只要有人违反安全规定，爆炸马上就会发生。

因此，可以说他们是在拿错误和生命开玩笑。

而那些愚笨的操作者则会严格地执行规章制度。他们不会自作聪明地认为执行这些规章制度会让他们加重负担。

让我们去调查一下军官们，他们是愿意率领愚蠢的士兵还是精明的士兵去作战。

精明的士兵会对长官下达的命令提出质疑，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命令有多么愚蠢，并且知道谁要为这些错误的决定付出代价。这样的对抗在影片中还说得过去，但在实际战场上，这却会让你的连队遭受重创。

愚蠢的士兵会忠实地执行这些命令，他们认为服从命令是他们的天职。

在美国南北战争的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中，联邦军队冲锋穿过一片空地，躲藏在石墙后面的南方联军枪炮齐发，顿时横尸遍野。

在敌军的防线被攻破之前，12000名联邦军队士兵倒在了战场上。你永远也不会找到12000名精明的士兵来执行这项命令。

科学家建立了像原子反应堆这样的系统，这些系统的复杂性、深奥性远远超过操作人员的能力范围。我们总是很聪明地设计我们没有足够的才智来驾御的技术。

我们认为自己就像这些系统一样聪明！事实并非如此。因此，切尔诺贝利灾难的发生不是一次偶然事件，它的发生早晚是不可避免的。

至少我们可以从切尔诺贝利灾难事件中吸取这样的教训：从现在开始，小心！谨慎！

千真万确！

在1999年，日本的核燃料反应堆因为失误而引起连锁反应，又是人为的错误。燃料工人错误地处理正在加工的大量的铀元素，引发了一连串反应，导致了可以引起一场灾难的放射性泄漏。

公司管理人员把错误归罪于铀元素操作工人，指责他们为了早一点下班而在工作上偷工减料。

然而，他们毕竟是富有经验的铀元素操作工人。他们受过专业训练，完全知道正确、安全的操作规范。为什么他们还会犯这样的错误呢？

因为他们是明知故犯，正如切尔诺贝利事件一样。

有关调查人员控告了公司为了加速生产而放纵工人忽视正确的操作程序。

这已是日本在3年中发生的第6起核操作事故。

有其他办法能使我们的外交政策更加愚蠢吗？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否则我们的政治家会使其立刻奏效。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国家政策一直建立在“校园恶霸理论”的基础上：如果你明知小是我们的对手，你就不要迫使我们去做。

如果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不像我们国家的领导人那么愚蠢、他们的国民也是言听计从的话，这种外交理论也许能奏效。当他们遇到校园恶霸时，他们会通过试探来搞清楚这些校园恶霸是否名副其实。

我们的军队和中央情报局用一种简单易行的策略来执行这种恶霸政策：如果我们现在杀死你，我们就不用以后再杀死你。

哪一种是更聪明的选择：生啤酒还是干啤酒？

这个问题看起来是一个口味的问题而不是聪明与否的问题。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你所花费的广告费用比啤酒的实际价值还多。

如果你喜欢喝好啤酒的话，那么地道的生啤还是较好的选择。如果你想从市场商人为了迎合消费者的饮酒需求而生产出的大量啤酒那里寻求惊奇的话，那么干啤是你较好的选择。

生啤是用桶装的，你拿着玻璃杯放在龙头下，啤酒便流进杯子。如果你是一个买家，就连英国小酒店的老板也能给你提供大量品质优良的生啤。

与生啤不同的是，干啤是用瓶装或罐装的。这种非生啤的干啤，正如国际法所声明的那样：如果你能靠谎言而赚大钱的话，那就去做吧！

首先，老板会说：“只要不花费很多时间、很多金钱，也不耽误我打高尔夫球，那么咱们就从提高产品的质量着手吧！”

接下来，市场运作者也加入进来，并用一些优美的广告语让啤酒锦上添花。

有时也使用一些图片加以渲染。

特别是一些喝纯啤的丰满红润的性感女郎及那些仁慈、和蔼男人忘情饮酒的图片更能引起人们的购买欲望。

辛苦工作的工人比流浪汉更愚蠢吗？

想一想这些流浪汉：他们没有金钱，没有居住的地方，没有可充饥的食物，没有爱人，没有季票，没有光明的未来。然而，关于这个行业一定有某些吸引人的地方，不然的话也不会有那么多的人从事这种职业。

有一种诱惑力：可以不劳动。

那就是流浪汉生活的惟一好处，有了这一点也就足够了。

而其余我们这些人，为了每天早上去工作而拼命，接着还要去争抢公交车，还要为你的工友的偷懒行为而受委屈。老板比白痴还要白痴，他根本不知道谁在偷懒，谁在加倍辛苦劳作。我们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在为老板谋取财富，还要去拼命夺路返家，第二天依然重复着今天的事情，而那些流浪汉却用不着这么辛苦。

并不是所有的劳动与其所声称的利益相符合。

勤奋的工人和懒汉总是相对而言吗？那么让我们来追踪一些有职业人士的发展历程吧。

在人类文明之前，所有的人，包括男人、女人、孩子都要参加工作，这种工作就叫做生存。

他们基本的生活技能包括：寻找食物、取暖和自我保护，免受自然界的伤害。

这听起来很简单，但所有的工作都具有冒险性：部落首领，凶猛的老虎，栖息地，生活在同一个地域里的人为了争夺食物、取暖而互相残杀。

然而，与文明时代缺乏安全性的工作相比，这些原始人的工作还算可以。

因为人们是为了寻找食物而生活，部落规模小、集中，家族式运作，又具有竞争性。如果没有史前的这种集体合作，那么我们还要佩戴着狼獾皮条、猛犸象皮衣服去狩猎。

文明给人类带来了第一个祸害：农业。

虽然人们从事农业以后可以获得早餐和午餐，但农业也是一项十分辛苦、发展缓慢的工作。

农民不得不呆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从事生产，就像我们必须呆在书桌旁一样。

有了固定的生活来源，劳动阶层也就产生第二个祸害：非劳动阶层。

这些人很早就意识到，当一些人去做这些工作时，其他的人就不必去做同样的工作。

他们成了国王、牧师和盗贼。

有了盗贼就有了防卫，有了防卫就有了违法犯罪行为，有了违法犯罪行为就有了军队，有了军队就有了更大的军队，有了更大的军队就有了将军，有了将军就有了腐败。这也正是今天我们这个社会如此纷繁复杂、混乱不堪的原因。

这种荒谬的非劳动阶层社会结构建立在底层小乌龟的背壳上：（《乌龟大王亚尔特》是知名儿童小说家苏斯博士的名著，是讲乌龟大王亚尔特，嫌统治的池塘不够大，命令乌龟们一个个堆成高塔，让它站在其上，最后却惨跌在地的故事。亚尔特正是苏斯博士对希特勒的讽刺。——译注）亚尔特式的工人，炮灰，碾磨粉，供你玩耍的个人电脑。

工人付出的比他们从公司里得到的要多。如果他得到的比付出的多，那么他就不再是工人，而是老板了。

同时，流浪汉还没有我们的愚蠢想法，他们不用担心被裁员下岗，不用担心他们的职位会被只有他们一半的年龄、只要求一半报酬而又自愿做一个流浪汉的人们所取而代之。

流浪汉有一样是工人们无法拥有的东西：不会失业。

我们现在与过去相比聪明了很多吗？

生活在公元10世纪的人，他们的生活一般都是得过且过，几乎没有遇到一个聪明人。与其他人相比，他们也从来没有感到自己愚蠢。

他们也许就不知道怎样在冬天挡风避寒，或者去种植足够多的萝卜使自己有吃饱了的感觉，但是，他们认识的人当中也没有人知道这些。

对于他们来说，世界只是一个狂风呼啸而又没有多少萝卜的地方。

当他们冷得瑟瑟发抖时，他们不知道有人穿着防风的戈尔布料。当他们在“萝卜王”餐馆吃饭时，他们也不知道谁正在五星级餐厅用餐。

当前，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嫉妒的红眼病时代。我们妒忌那些有着性感情人的电影明星，我们妒忌那些比我们有钱的软件大王，我们妒忌那些靠谎言逃脱处罚的政客，而我们只有躲到酒馆角落里才敢战战兢兢地说谎。

在高考时考了550分就自我感觉已经很聪明了，他们也还是和高中时那些被他们所取笑的聪明人一起进入了同一所大学。

他们不会明白，他们之所以被允许进入大学是因为他们能为那些真正聪明的孩子提供学习经费。大学需要他们出钱，这样也好为那些学习成绩好的同学提供资助。

换句话说，如果只允许那些学习成绩好的同学上大学，那么美国就没有几所学校有资格招收学生了。其余的学校也只有培养美国足球联赛队员的特权了。

那些取得550分的学生在大学里都学到些什么呢？

在标准能力测试中最低分是200分，那么为什么不把最低分定为零分呢？因为校委会不想让人们认为他们的智商为零。

你和你的老板谁最聪明？

是你。

老板有钱有势、洋洋自得，他们有特权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他们是富人俱乐部的成员，他们围坐成一圈想尽各种办法，以开发人力资源的名义榨干雇员的油水。

但是，老板又是一个缺乏头脑的人。

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证明：

1.老板不在时，秘书都能胜任并出色地替他完成工作；但是老板却完不成秘书所做的工作。

2.每天平均有60000美国人主动放弃繁重的工作，但老板每天充其量只能解雇12000人。老板太愚蠢而没有能力一次解雇48000不情愿工作并且正在消极怠工的工人。

3.如果你的老板比你聪明，那么他就会确保你们人人都喜欢他。只有那些愚蠢的老板才不断地增加员工们的积怨。

但是老板们也并不关心员工们是否喜欢自己，因为他们高高在上，这些上层人物的目标不是去提高产量，或者开辟一片新天地，或者创建一家更加获利的公司，他们的目标是使管理程序复杂得只有他们自己才能控制。

这正如打篮球，在周六早上，你在Y队与精明的D队对阵，投球命中率极高，也许你是一名最佳运动员。当你从影片上看到40年前的NBA球赛时，你便自言自语：“那些运动员反应迟钝，水平还不如我。”

也许你是对的，但这项运动已逐渐发展得高度复杂、讲求速度、反应敏捷，甚至连你也有可能被淘汰出局，甚至是被洛杉矶快艇队打败。

正因为这样，那些不甘失败、傲慢狂妄的球员才有可能挣得百万金钱。他们很成功地把这项比赛提升到只有他们才能玩的地步。

在我们周围，到处都有这类上层人物，做着与上面类似的事情。

终究有一天，我们大家都会问他们：“你们想把事情搞得越来越复杂吗？”

我们已经愚蠢了很长时间，我们还能找到一种独创的方式去做一些愚蠢的事吗？

绝对可以，我们随时都在这样做。

在南加利福尼亚，有一个人用望远镜从他的住处发现一辆粉红色的雪佛兰轿车停放在沙滩上。这辆小车即将被汹涌的潮水吞没，他担心有人在小车里不能自救，便报了警。

警察没有发现沙滩上那辆粉红色的雪佛兰轿车，也没有发现其他的车。

警察爬上陡岸，来到这个人的住处，并用他的望远镜观察到这个人没有搞清楚的一幕：他把小孩子丢失在沙滩上的玩具车当成了粉红色的雪佛兰轿车。

男人和女人谁最愚蠢？

只有男人才会愚蠢到问这个问题的地步。

女人很容易发现男人征服世界所得到的东西，也知道她们无法把这些东西弄得一团糟。

然而，如果女人比男人聪明，那她们为什么不去做男人所做的事情？

也许从离婚率统计数字里面可以找出答案：58%的男人离婚后认为他们生活得比以前幸福，而85%的女人认为她们离婚后比以前更幸福。

有宗教信仰的人比无宗教信仰的人更聪明吗？

大多数信徒认为上帝——这个有着超自然力的神灵创造了世界，给他的子民规定了高尚的道德标准。

在上帝和高尚道德标准的名义之下，多少世纪以来，一个接一个的虔诚信徒被屠杀。

人人都站起来呼吁停止这场以上帝的名义而愈演愈烈的屠杀。

但他们从来都没有停下来。

和平是敌对双方暂时停火、进行修整的代名词。

我们用什么借口来解释这种口口声声要求停战，一方面爱上帝，一方面又无休止地屠杀上帝的子民的状况呢？

可以得到安慰的是，他们给出了答案。

这是一场在同一个上帝之下的正义与邪恶的斗争。

我们是在为正义而战，他们是在为邪恶而战。

整个历史都是这样，从中间派到两面派，我们始终是另一些人眼中的异教徒。

在其他星球有没有信仰同一个宗教的种族，在那里，人们有一个共同的上帝，用一种不是想摧毁这个星球的方式来为这个宇宙庆典呢？

如果真是上帝创造了如同我们一样的他们，那么答案就是否定的。

买彩票是挥霍大量金钱的最愚蠢的方式吗？

不是。聪明人一旦发明出新的方式，我们就可以找到更愚蠢的东西来代替彩票。

其实，彩票还具有我们人类的两个最普遍的智力弱点：赌博和宣传。

是不是全世界都以这样的赌博逻辑在宣称：如果你不玩一把，你就没有赢的机会？

事实上，大多数宣传与其所声称的正好相反。关于彩票惟一正确的是：如果你不赌一把，你就不会有所失。

在彩票方面下的赌注越多，那么你失去的钱财也就越多。你要是把钱装进短袜里，把它交给你在大街上遇到的第一个陌生人，然后说：“嗨！如果你能用这些钱买彩票有幸中得1000万美元，那么给我100万怎么样？”

即使你不擅长数学，你也能知晓你是不可能赢得彩票的。彩票是由政府控制的，你何时才能停下靠跟政府赌博来获利呢？

如果你能通过彩票赚钱，那么那些有钱人也应该玩起彩票了，但他们没有。他们远离彩票飞往拉斯维加斯，他们在那里也不赚钱，但他们至少能感到自己的重要性。你上一次在小商店里用买牛奶的钱买了几张彩票而让你感到自己的重要性，那是什么时候？

法官和律师谁最愚蠢？

我们要说的是沙蔓·阿农德法官，他从美国上诉法院辞职，后来干起私人律师行当。他曾说过：“我宁可对着一帮蠢驴讲话也不愿意听他们说一句话。”

接受建议是一项聪明之举吗？

这是你应该接受的惟一一条建议：不要总是接受建议。

这听起来像是建议，但事实上并不是建议。这是一个矛盾，矛盾的关键之处在于你无法照着做。

事实上，有一些建议是值得接受的。不幸的是并非心地善良的人们都乐于给予。

几乎每一个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的人都对事情秘而不宣。如果他们把那些事与人分享，那么人人都知道他们所知道的，就再也不会起作用了。

不说话的动物和不说话的人谁更聪明？

约翰·泰勒总统埋葬他的爱马时，在马的墓碑上刻下这样的话：“这里埋葬着我心爱的马的躯体，我的将军。20年来，它驮着我任我驱使，从来没有失误过。但愿它的主人也能做到这一点。”

人们经常为自己值得称赞的宠物或其他动物感到荣耀，而从来没有一种动物为人类留下墓志铭。

当你接近成功时是继续向前还是激流勇退更为聪明？

当我们说你在领先时急流勇退，我们真正的意图是如果你已经落后他人但还不是差得太远的时候还不如及早退下。

事实上你从来都没有成功过，正如达蒙·鲁尼恩所说的那样，“人的一生中，有起也有落。”这也是现实主义者为什么要发明精神胜利法的原因：希望降低失败率，以求成功的安慰。

无论如何，如果你继续尝试下去，你极有可能因寻找各种方法尝试下去而遭受的失败要比你在落后不太远的时候退出遭受的失败还要严重。通往失败的道路总是比通往成功的道路要多。

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你取得胜利：鼓励他人继续尝试下去，然后你静观其失败。

当轮到你发奋图强时，你知道什么是你应该避免的，何时是你趁势进取的良机。那时你应当给你的竞争对手一个精神胜利感的机会，以便让他们在感觉到落后不太远的情况下甘愿退出。

当你把快乐给予竞争失败的对手时，他们下次极有可能乐意接受一败涂地的境遇。

当你发现大多数人对精神胜利法都感到满意时，也就是你即将走向胜利之时。

傻子和白痴谁更愚蠢？

傻子是那些毫无顾忌地从你右方超车而过的人，而白痴却是在你前面悠哉游哉地开车，迫使你从他右方超车而过的人。

或者把这两种情况变换一下考虑呢？

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已经习惯于把白痴和傻子视为阻拦我们的人，而忘记了这些曾经都是专业上的术语。

一个成人白痴的大脑发育程度相当于一个3岁幼儿的大脑，傻子要强于白痴，傻子的大脑相当于8岁孩子的大脑。

环顾你的周围，如果你发现很多相当于8岁小孩大脑的傻子的话，那么你极有可能生活在一个大学城里。

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怎么样？这里的教授应该更聪明，不是吗？

或者他们有理由让我们信服。

我们做了一项调查，我们给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们寄去了100封信件，信中写道：

“我正在写一本关于愚蠢和聪明的书，并猜想阁下很乐意回答我提出的问题：你所做过的最愚蠢的事是什么？

我的意思是真正聪明的人也有犯傻的时候。

我们收到了回信。

哈佛大学：两封。

斯坦福大学：一封。

哈佛大学的J.H.H.韦勒教授在回信中讲道：“回答你的问题需要列一个长长的单子。”

斯坦福大学的汤姆·沃索教授在回信中写道：

“在1982年，我应邀前去日本东京参加国际语言学会议并做报告，我同时也答应了在当地的其他大学做报告的请求。

在我出发的前一夜，我的妻子问我去日本是否需要办理签证，我当然认为不用办理了。

第二天，当我在机场办理登机手续时，服务员通知我不能登机，因为我没有签证。他告诉我必须在当天下午到旧金山的日本领事馆请求他们迅速给我办理签证（当时正好是周五，周末他们是不上班的）。

因为我即将错过那次航班，我不得不返回航空公司重新定票。万般无奈，要在一个下午办好事情，看来已没有什么指望。我将放弃这次出行计划了。

我茫然不知所措地走出机场，上了一辆汽车。当汽车上了高速路时，它是朝着北方开去（向着旧金山方向），而不是开向我要去的南方（硅谷的发源城市帕洛阿图市，我家所在地）。

到了旧金山，我想我还是可以尝试一下看能否搞到签证及改换航班机票。使我大为吃惊的是，那个下午我居然成功了，只是晚一天抵达日本。

这件事在我一生中非常特别，它至少可以说明一点：我很幸运。同时我也做了两件愚蠢之事（没有提前办理签证及搭错车），这两件事总的看起来可以相互抵消。”

哈佛大学的尼古拉斯·万德尔奠威教授（考古学家）在回信中说道：

“我在南部非洲长大，我在那儿做野外考察工作。我的同事说我是生活在异国肮脏的考察现场的一个出色人物。但并非人人都这么认为。然而，起码说我可以算是一个考古先锋，我乘坐独木舟考察过亚马逊河和奥里诺科河以及奥卡万戈沼泽。我还凭借经验知道利用何种交通工具成功地从北部到南部穿越非洲（陆地巡洋舰；海拉克斯四驱车；兰德·路华109）。

我目前居住在位于马萨诸塞州的康克附近森林里的一所小屋里。我的信箱在半里开外的地方，我必须驾车经过邻居家的田地才能到达那儿。

去年冬天的一个周日的早上，我放下咖啡，走向车道旁的汽车。我当时穿着睡袍，没有系鞋带，就钻进马自达汽车去取《纽约时报》。

等到了邮箱旁边后，我发现报纸正躺在地上，因此我把车停在附近取报纸。我把车倒到路边，打开车门斜身去拾报纸，我的脚踩着离合器和刹车。

但我从车上掉了下来，汽车的发动机在寒冷的冬日飞速地空转着，自己就跑了起来。它把我邻居的栅栏碾倒了60英尺（约18米），然后冲过草坪在他们的小溪边停了下来，最后自己熄了火。

与此同时，我却在其后紧追不舍，但靠近小溪的潮湿的草地粘掉了我的鞋子。直到最后，我才找到鞋子，坐上了车。

我累得精疲力竭，这个时候，我才发现这辆四轮驱动车第一次发挥了它的作用。我返回原地，拾起报纸，然后回了家。

我还得向邻居解释一切。那还好说，又花钱赔偿了损失。但是，我的野外工作的同事就很难接受，他质问我：“你把脚放到哪个地方了？”

显然地，这些名牌大学的其余197位学问高深的教授就从来没有做过蠢事。或者我们希望他们真的没有做过。

为什么从事高智商职业的人们总是害怕承认弱点、荒唐事及失败呢？他们是担心我们把他们当作普通人看待而降低了他们的知名度吗？是不是像那些原本已很富裕的人为金钱而苦恼呢？

我们搞的这项调查不是为了和几位参与的或者很多只是名义上参与而实际上并没有参与的教授过不去，使他们难堪。

那几位勇敢者的坦诚给我们以安慰，它使人们认识到聪明和愚蠢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完全兼容的。

如果连我们当中最聪明的人也会做蠢事，那么其他的人也就大可不必为自己干的愚蠢之事而自责了。

事实上，我们也应该考虑向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申请教授职位了。

把你的真实感受告诉他人比秘而不宣更明智吗？

当人们说：“把你的感受告诉我”，他的真实意图是“先听我说说自己的真实感受吧”。

在大学的心理分析课上把它弄成一个讨论会，这样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好的成绩而不用再写一篇期末论文，只有在这种时候把你内心深处的想法与人分享才是明智的。

情感就像人体的体味，人人都有。但是切忌外露！

不过，嘀咕发牢骚也是有许多道理的。

呻吟和叹气几乎是在所有情况下都可以使用的策略。与情感不同的是抱怨有一个明显的好处：你越是抱怨每一件事是多么糟糕，上帝就越会让你活得长久。因为上帝要让你受到惩罚。

面对大量能够证明我们很愚蠢的证据，为什么我们还在坚持认为自己很聪明呢？

我们需要有聪明的感觉因为它使我们有安全感，正如同我们需要有必需的智慧来应对日常生活里的各种危险。

尽管对于儿童建立了完备的意外伤害医疗保险，但给予他们的援助之手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多少安全保障，倒是责任大于同情、爱抚。

如果我们感到还没有足够的聪明应付经理助理、没有能力控制臭氧减少、没有能耐打电话请教律师，我们所希望的文明就会遭到破坏，当那些甚至不那么聪明的坏事出现时情况就是如此。

聪明的感觉就如同踏上一块安全的地毯的感觉。如果我们聪明的话，就会认识到根本就没有什么安全。因此文明也就如同汽车的外壳：它可以使你在雨天免受雨淋，但你并不能永远呆在汽车里。

事实上，我们仅仅是拿聪明来愚弄那些我们必须愚弄的人：那就是我们自己。

我们生活在一个复杂的社会里，复杂性不正是聪明的征兆吗？

世界上所有伟大的宗教和精神传统都在指引着我们沿着简单的道路向前迈步。许多人清楚地表明，直到你摆脱了世俗的一切恩恩怨怨，你才有可能被教化。这也说明了你必须很好地把握你自己。

你没有把智慧和聪明搞混淆吧？

只有缺乏智慧的社会，才会对它的聪明紧抓不舍。

那么聪明就是有智慧吗？

如果你是为了生活而工作，那就不是。

公司喜欢的是善于按按钮并且让别人去按他们的按钮的人。

公司不想让它们的员工去追寻智慧除非对智慧的追求是作为他们任务的目标和操作内容之一。

那么有没有追寻智慧的公司呢？

有些公司追寻智慧的顾问，因为公司已经有过管理顾问、时效顾问、解决问题顾问甚至协调顾问的顾问来管理公司。

如果公司在顾问的预算下节约很多资金，那么公司会用这些资金去购买更多的顾问。因为公司知道，如果把节约的钱计算在公司的总经费里的话，那么他们得到的下一年的预算资金就会减少。

难道不是这些顾问教出的智慧吗？

你不可能教智慧，你只能通过学习获得。

教练能够教你如何打垒球，但如果你自己不亲自挥动球棒，你就永远不能击中球。

没有人喜欢居住在人口拥挤的大城市里，然而，世界上那么多的百万人口大城市：如马尼拉、上海、开罗、巴黎及孟买等等，为什么那里的人不明智地搬迁到外地？

他们正是在等待其他明智者搬出去，然后剩余的便是一个适合居住的地方。

巴黎，一座美丽的不夜城。正是因为它的美丽，才能吸引百万人口居住。

但在美丽的同时，人们不是显得有些可悲吗？

如果人们一味地追求它的美丽，那么就没有悲惨可言了。

这样一来，我们也不赞成那些曾使城市变得美丽的人们搬迁出去，稍有聪明的人都知道，这对于他们的唯美之心有害无益。

总之，人口过剩不仅仅是一个全球问题，更是一个生存压力问题。

美洲是由聪明人还是愚蠢的人建立的？

第一个欧洲人踏上美洲时认为他已经发现了印度，因此我们并不是有一个了不起的开端。

第二批是以探险者的身份踏上美洲土地的，因为他们当时没有建立一个掠夺基地。这正如印第安人所言：我们这儿来了一批因在大船上偷东西而迷失的家伙，我们没有把他们钉起来，这也许是一种丑事，因为这些人到来之前我们还没有发明钉子。

当时在美洲已经安静地生活多年的原住民既聪明又愚蠢，没有必要用钉子去对付其他人。

于是，这些探险者又想起了欧洲的观点：地球是平的，希望保持欧洲人不会从地球另一端跌落下来。

不再辛苦工作。掠夺者的欲望变得愈加强烈。他们宁愿到世界的尽头冒着从世界的末端跌落下去的危险，那也比在欧洲当一个穷光蛋强。

掠夺是聪明的象征。一个政府不能强大得足以制服外来掠夺者，那么这些掠夺者就会建立自己的新政府。这样就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以便继续在下一个地方建立政府。

最初，掠夺者把掠夺来的财物运回欧洲，这是因为当时的原住民还忽略了要在美洲建立起商业购物中心。

返回欧洲也并不是聪明之举，不但路上花费昂贵，而且一旦回归故里，他们掠夺来的财物几乎将丧失殆尽，因为他们会发现比他们更精明的掠夺者正等着他们的返回。但是他们不得不回到欧洲，因为在新大陆没有什么可以购买的东西。

如果他们能够弄到可以购买的东西，早期的探险者就会留下来。而每一个欧洲人都会认为他们已经从世界的尽头掉了下去，那么美国人现在就会在麦克杰洛尼莫餐馆享受美食，在星期天神情自然地坐在电视机旁观看曲棍球比赛而不是收看足球联赛了。

第二批来美洲的探险者就是今天美国人的四大祖先：英国人、西班牙人、法国人和来自其他国家的人。

这些人是真正的聪明者，因为他们发明了一种更加有效的掠夺方式：住在新大陆，偷盗它的资源而不需要再把掠夺来的财物运回到欧洲并与那些人分享。殖民者把这种生意理论称为“美国革命”。

当时的美洲原住民太聪明，他们没有去做胡乱开采矿藏、砍伐森林之类的破坏工作。因为他们不需要这样做也能维持清贫的生活。

因此殖民统治者不得不进口大批劳工，他们的做法是迫害欧洲的穷人，试图使他们的生活苦不堪言而背井离乡。

这项计划也没有取得太大的成功。因为那些欧洲的穷人习惯于痛苦的生活，他们宁可在家乡受迫害、受虐待也不愿意在去美洲途中葬身大海。

当统治者找不到足够的欧洲穷人来开发美洲的资源时，他们便绑架了大量的非洲劳动力。在美洲只给他们。工作的最低工资，这个最低工资就是一天一顿糟糕的食物。

现在奴隶制已被废除，而辛苦低贱的工作的最低工资只是每天足以购买一顿糟糕食物的钱。

由此，我们得出一个结论：美国是由为数众多的聪明人和愚蠢的人组成的。

关于犯罪，我们的聪明做法是什么呢？

在美国，每年都有数以千计的武装抢劫。干这种行当的人如此之多，持枪劫匪经常被迫相互抢劫。

而在冰岛这个国家，历史上只出现过一次持枪抢劫。

我们有必要教育美国的抢劫者，他们因此会变得更聪明而迁移到冰岛，在那个地方他们没有竞争对手。

在家里放支枪是愚蠢行为吗？

这要视情况而定。你也打算在家里藏些子弹吗？

在美国，每天有三个人是被家里的枪杀死的。今天，那三家人认识到最聪明的做法是家里不要放枪。

另一方面，每天有一个美国人意外死在浴缸里。因此，我们的聪明做法是家里也不要安装浴缸。

谁最聪明，为爱结婚还是为钱结婚？

一些美国原住民部落有一项聪明的规定：有钱有权的人严禁跟同样有钱有权的人结婚，富人必须和穷人结婚。

在这个规定下，没有一个部落首领会结许多次婚，穷人也很清楚他们不会一直这么身处下层。

这些讲道理的部落被欧洲人一扫而光，欧洲人来到美洲大肆宣扬自由，而这种自由却是他们通过消灭其他所有人而获得的。

这些欧洲人有一套为世人所接受的婚姻制度标准：有钱有权的人可以和他们所想结婚的人结婚。穷人只能和那些富人不愿与其结婚的人结婚。

现在，再来看看你自己吧。

如果你为爱而结婚，你的情况会改变。为爱而结婚的人会因爱情的磨灭而分手。

因此，为钱结婚是较为明智的选择，只要你记住成功妓女的第一条规定：先拿钱！

一旦你确实为钱而结婚，你就会因为同样的原因而分手。有了钱你就不用问自己：“我能买得起那种有更为华丽装置的新款汽车吗？”

当你认为为钱结婚比为爱情而结婚聪明时，事实也并非如此。若你为爱情结婚，就注定你会失去爱情；若你为钱而结婚，你最终也会被遗弃。

那么一定存在着一条聪明的规则：你不先结婚就不会有离婚。

不结婚，你可以尽情地坠入爱河而不用担心这是不是你应该与之结婚的人。没有你应该与之结婚的人，只有你已经同他（她）结婚的人。

要是你爱的人坚持与你结婚，那么就想法推迟。拖延是一个聪明之举，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最终，当爱情消亡后，问题也就自然解决了。

至于钱，如果你很聪明，就不要为之结婚。出去工作，自己挣钱。这样，你就会知道只是为钱才跟你结婚是什么滋味了！

你应该尽力打扮自己吗？或者打扮自己是一项浪费时间的事世上做任何事都需要浪费时间。

每年有50万美国人做整容手术，以便让自己变得更美。

环顾你的四周，每年你看不到有50万人把自己变美了。

愚蠢的人也享受生活吗？

你只有愚蠢才会享受生活。如果你变聪明了，你会发现生活的许多缺陷。

死亡，是一大缺憾。任何种类的开心快乐都会遭遇死亡。

疾病、伤害、消沉、压抑、抑制、衰退、困扰及其他的生活里程中的痛苦，所有这些，当初设想的时候都在大声地叫嚷着：寻找自由，发现快乐。

你也可以不需要聪明就做到这些。

聪明将有碍快乐，因为那些聪明人总在思考：什么是快乐？什么是真正的快乐？怎样区分我是真正快乐还是我自认为的快乐？快乐意味着什么？生活又意味着什么？我的意思是什么含义？

而此时此刻，隔壁的愚蠢之人手中挽着小妞，骑着他的人力车穿过人家的草坪，他的脑袋就长在他头上。

人们是长聪明了还是长愚蠢了？

聪明人越来越聪明，对比之下使我们这些人显得越来越愚蠢。聪明人越来越多，我们的社会正在变成一个聪明的社会。

世上有很多聪明人为了社会里的白痴而吞食毒药，他们常常让痴愚者把自己烧死在树桩上，他们没有能够使那些喜欢火的笨蛋相信正是因为他们能够思考才使他们没有成为异端邪说者。

然而，聪明的人有了智慧，他们把我们挤进拥挤的都市里，以至于我们不愿意去生篝火。

他们说服我们为了上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而交大量的学费，因此，他们便轻松得像工程师和律师一样生活。

他们操纵公司，公司又操纵着社会。他们不再是异端邪说者，因为他们现在控制着电脑程序，电脑程序又控制着贴有异端邪说者标签的元件。

聪明人是如何战胜了我们，把他们自己从受迫害者摇身一变成为世界的显贵？

他们学会了安抚的艺术。

一般不太聪明的人在独处中情绪上的困惑容易得到满足，而聪明人学会了怎样制造大量的困惑，就如同亨利·福特生产大量廉价的汽车一样。

在中世纪时代，世界的显贵们用屠杀来安抚那些不那么聪明的人。随着启蒙运动的到来，不能再随便杀人的聪明人想出了更好的招数：玩弄小玩意儿。

他们就用录像机和各种款型的汽车、信息资源库、因特网及商业购物中心来安抚我们。

愚蠢的统治者过去常常用碾碎聪明人的脖子的方式取乐。而现在那些最愚蠢的人改变了方式，通过手中的遥控器进行频道冲浪取乐。电视把那些最愚蠢的人的小屋变成了一个王国，他们用遥控器来操纵他们的王国，于是他的手将无法放弃这种最容易被操纵的王国。

忙于按键的双手不会扭断枯瘦如柴的脖子。

时而不时地，那些最愚蠢的人也会站起来做一点事。为此，聪明人又发明了从远处通过使他们失去肌肉力量而杀死他们的种种方式，那不再需要力量和勇气。

回到刀光剑影的时代，世界被那些勇敢坚定的臂膀和长着强健肌肉的人控制，当时聪明人虚弱地蜷缩在角落里在临近死亡之前数落着各种各样的不公平。

但是聪明人懂得了如何用按按钮来屠杀那些肌肉发达的人，以此作为报复。他们并不需要一个实际的按钮，也可以用一个杠杆，可是杠杆需要肌肉。

最愚蠢的人想发起的聪明的变革，也被聪明人密切地监视着。

每当他们发现出格的苗头，便会用另一个小玩意儿来安抚那些蠢蠢欲动的人。

我们有了光盘播放器，移动电话，网络冲浪电脑——所有这些推出时都有旨在不让傻瓜站起身来的说明书，向他们证明他们没办法懂得机器的功能。他们也将不得不心满意足地坐在沙发上按动按钮。

聪明人一旦发明了让人极度兴奋的按钮，那些大傻瓜们就再也不会离开他们舒适的坐椅了。

民主党和共和党谁更聪明？

民主党知道，除了那些困惑的电影明星外，有钱人是不会投给他们选票的。共和党知道，除了那些生活在克里夫兰的没有弄清是非的家伙外，穷人是不会投给他们选票的。

因此他们都努力争取中间派的支持。

共和党尽量让中间派相信：除非他们支持共和党执政，否则一旦民主党执政，他们将会变为穷人；而民主党则尽量让中间派相信：没有任何人能让他们成为富人，并且永远也不会有这样的人。

因此，最聪明的政治家——不论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

人——是那些在选举中败北的人。一旦他们不再执政，他们就会对你置之不理，那就是我们寻求的聪明的结果。

和残酷的世界作斗争意味着聪明吗？

穴居的原始人没有日程表，也没有律师。

你或许认为这样会让我们变得更聪明——日复一日地处理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复杂事情。

但是原始人也没有临床医学专家。没有人会想到鼓励匈奴王阿提拉和自己的感情交流。匈奴王能够十分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思。

因为我们能操作电脑，处理错综复杂的事，因此我们确信这些只有灵活聪明的头脑才能做得到。

你认为要控制一群发出尖声叫喊的匈奴人易如反掌，因此你就可以主宰半个世界？我们试图使我们的生活简单化，因此我们就可以在每隔一个周四的2:40到3:05之间感觉轻松。

知道应该按动哪些按钮不能使我们变聪明，它只能使我们更擅长于按按钮。

人类对自己做过的最愚蠢的事情是什么？

发明并使用枪。枪支可以剥夺人的生命。

在发明枪之前，你如果想杀死一个人，你就会遭受反击，你需要有足够的勇气、技巧，、力量和运气方能成功。

枪改变了杀人的基本前提：从如果你能杀人，你就应当杀人，到如果你能在较远处比对方先一步控制有效射程的话，那么你就能在对方杀死你之前置他于死地。

现在，我们的飞行员可以在一英里的高空杀死地面上成千上万个他们看不见的人，然后回家在10000英里（约16039公里）外吃上工厂里做好的饭。早上起来后，再杀死更多没有见过面的也不知道姓名的人。

人类能够预见将要发生的问题并能在危机到来之前找到解决危机的办法。难道不是这种独一无二的预见能力使我们有所不同吗？

同样，长长的脖子使得长颈鹿与众不同。人人都在关注着我们，但这并不意味着在长期的竞争中我们就有必胜的把握。

虽然我们具有对灾难进行分析并为此做好准备的能力，但我们也同样有才干使得分析出现错误。

我们漫不经心地对待灾难，于是更大的灾难降临。如果我们不是错误地预计危机，那么我们也就不会造成本不应该发生的新的危机。

20世纪最善于分析的专家要我们相信：如果我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联合起来打败德国人，人类就不会再有战争。

这种预言性的对待危机的策略在25年之后成功地制造了一场更为毁灭性的战争。

当我们在《圣经》里读到温驯的人将要继承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怀着虚荣之心自以为我们就是温顺的人，尽管人类是生命力量所创造的最傲慢的杀手。

那些真正温驯的生命将在我们之后继续存在而继承地球。它们不能也不需要预知未来。看看你的脚下，它们在黑暗中匆忙奔走，你会惊奇地发觉很难消灭它们。

要是蟑螂也会笑，或者是有任何理由去笑的话，它们会对我们嘲笑不已的。

人类不是创造了柏拉图、莎士比亚爱默生吗？你怎么还说我们不够聪明呢？

爱默生？他不是那个红袜子棒球队队员吗？这是一个好的但又不值一提的问题。我们得了多少分？

试想，人类产生了这些伟大的思想家，却有99.9%的人还没有听说过他们，没有读过他们的作品，或者没有了解他们的思想。然而，他们在生活中历尽酸甜苦辣而没有理由去寻求那些睿智者的忠告。

如果这些人类伟大的思想家的产生带有某种目的，那么年轻人也就不用上大学了。没有大学，学生将被迫进入冷酷的社会，他们会遭遇到像他们父辈的遭遇：他们只顾忙于思考，无论多么努力工作也不能维持生计，以至于不用担心是否注意到永恒智慧的柏拉图和点亮人们心灵之光的爱默生。

确切地说，爱因斯坦是如何谋生的？他有看好的股票收入吗？

如果柏拉图思考过如何投资的现实的话，那么他还能为人类带来有价值的东西吗？

愚蠢的人愚蠢吗？或者他们只是另外一种聪明？

如果我们相互之间都说同等意义上的好听的话，那么好听的话也就渐渐地流传下来。也就没有了聪明的同等意义上的恭维了。

然而，愚蠢的人几乎和聪明人一样聪明，这是因为聪明人不再像他们所认为的那样聪明了。

幸运的是，愚蠢的金钱和聪明的金钱没有什么区别。政治家和市场商人认为他们把愚蠢的人同他们的金钱区别开来要比把那些聪明人同他们的金钱区别开来更容易，那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许多政客已经建立了一个完善的愚蠢竞选方式，这就使得那些聪明人因丢失机会而懊恼。当竞选活动达到收买群众的愚蠢心理阶段时，宣传成了极其有效的方式。

有一个广告讲的是一个人愚蠢到他必须开一张购物单写在手背上——他想要买碳酸饮料，因为他被如此琳琅满目的商品搞得头晕目眩，他总是忘记他为什么去商场。对这则广告还记忆犹新吗？

然而，他把手伸进装有碳酸冷饮料的大桶里，结果写在手背上的墨水迹印荡然无存，他茫然不知所措。不过不用担心，在我们这个商店里他会感到如鱼得水。

愚蠢之人将把我们毁灭掉吗？

没有机会。倒是聪明人有可能。

愚蠢的人应该满足于他们道德上的高尚感，因为在整个历史中几乎所有真正可怕的滑稽模仿都是聪明人干的。

人们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制造出原子弹，它足以摧毁我们所仇恨的每一个人，还有我们喜欢的人以及同我们素昧平生的人。然而，有了这些还嫌不够，人们又制造出了大量自我毁灭性的武器。于是就有了化学和生物武器，在引爆它们之前，我们所有的人应该尽快迁入另一个可以居住的星球，地球上剩下的也只有烧焦的肮脏废墟。当然，那些如同蟑螂一样的人是不会计较干净与否的。

如果愚蠢的人想要摧毁人类，他将手拿一块砖头，然后走到每个人跟前用砖头去打破他的头，这项工作需要几个世纪才能完成。

聪明的人能够在几个钟头之内把这事搞定。聪明才智可以是动机的效率而不是其他别的什么。

我怎样才能辨别我是否愚蠢？

你不能辨别。

如果你愚蠢，你就会因为太愚蠢而不知道什么是愚蠢了。

如果你聪明，你大概会聪明得不会怀疑自己的聪明。

当你妈妈说道：“你是一个多么聪明的孩子呀！”你最好征求一下她对你的其他看法。如果你是一个多嘴的白痴，她也会用同样的话对你说，即使你不可能理解它的含义。

你一定不要轻信什么专家。如果他们说你愚蠢，他们也许是因为太愚蠢而不知所云。

如果他们说你聪明，他们可能是在撒谎。那只是聪明人耍的小伎俩。如果有人告诉你很聪明的话，那你就要紧紧捂住你的钱包！

大学是一个聪明人施展说教策略的最佳场所。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青年人收到这样的来信：

“你是少数几个被我校录取的聪明人之一，请汇款40000美元作为你第一学期的书籍预存款。”

那些青年每年交40000美元接受教育，以后就有资格从事年薪20000美元的工作。他们有多聪明？

如果我愚蠢，我应该对此感到不快吗？

绝对不应当。

愚蠢与恋爱有许多相同之处，主要是你永远不用说什么道歉。也许5年以后，你才发觉你曾经是多么愚蠢。

那个神父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让朱丽叶装死以至于罗密欧自杀，她醒来后再自杀。他从来没有因此而表示歉意。你也不应该那样。

监狱里不是关满了愚蠢的罪犯吗？

有一半是对的。你将发现有两种普通的罪犯关在我们的监狱：愚蠢的人和不走运的人。监狱看守把监狱里的犯人分成典型的两种人：危险犯人和轻度危险犯人。有些聪明的监狱看守把犯人分成吸烟的犯人和不吸烟的犯人。

他们这些监狱看守都没有抓住实质。监狱应该被分成愚蠢的犯人和不走运的犯人。

当愚蠢的犯人和不走运的犯人混居在一起，聪明的但不走运的犯人会教育那些愚蠢的犯人，从而使其变成聪明盗贼。当他们刑满释放后，他们不再愚蠢了，反而成了更加狡猾的骗子。

如果把愚蠢的犯人关在一起，那么愚蠢的犯人将教育其他愚蠢的犯人，他们出狱后，也就会变得比从前更加愚蠢。当他们下一次犯罪时，就很容易被抓住，大约在一个半小时后他们又会获得释放。

然而，那些聪明但不走运的犯人将被其他不走运的犯人所包围而得不到受聪明教育的机会，这有可能在他们的聪明上面增加沮丧。

因此，他们在下一次犯罪时将很可能被抓住，刚好在被释放后一个半小时。在不走运的时候，越是聪明的犯罪就越有机会被抓个现行。

如果我们无法避免愚蠢，我们能做些其他事情来减少它的影响吗？

需要聪明地选择你的愚蠢行为。

200年前，在电闪雷鸣的天空放风筝获取雷电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告诫那些对政府征税牢骚满腹的人们说：“我们由于懒惰而被征两倍的税，由于傲慢而被征三倍的税，由于愚蠢而被征四倍的税。”

按照富兰克林的逻辑，聪明人选择愚蠢是最笨的形式，聪明人应该选择懒惰而不是傲慢，这样你就可以少交税。

科学家聪明吗？或者只是虚荣的自作聪明？

“如果我生活在神灵造物的时代，”西班牙的阿方索国王在12世纪说过，“我将给神灵们提些有价值的建议。”

我们也会这样说。比方说，不要创造西班牙国王。

阿方索是首批现代科学家之一，当他还没来得及把摩尔人从西班牙赶出去时，他就为早期天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阿方索就像与神灵作对的顾问那样工作着，他提出了一个足以被证明在接下来的7个世纪里依然不过时的科学理论：因为科学家认识到我们的宇宙是如何运行的基本规律，他们也可以扮演上帝就像上帝的所作所为一样。

事实上，科学家发现的东西为数甚少。多半他们偶然发现的都是已经存在的东西。他们的天才声望只不过是他们有较好的运气来使用他们的头脑罢了，这样他们便有这种权利去做他们能做的事情。

这就是科学家为什么把对原子反应的理论认识转化为原子弹的原因。他们这样做是为了物种的美好未来，如果不是人类那就是昆虫的未来。

马丁·克拉普洛特没有“发现”铀元素。它一直就存在那里而被所有类型的人所忽视，那些人不需要克拉普洛特站出来给他们提点儿关于死亡的新的更好的方法。

成功人士是聪明还是幸运？

超级富豪约翰·保罗·盖帝提出致富的最佳途径：早起，努力工作，熬夜。

如果你从第三步做起，你可以省去前两步。如果你只是做了第三步，那么当你在熬夜时，你有权鼓励其他人努力工作。

通过生活中的成功，我们反对过分依赖于偶然性。我们在生活，百万分之一的成功几率就算很幸运了。

我们在生活的道路上可能一败涂地，如果我们在这句话的末尾还活了下来，那么我们就会比生活赐予我们的时间活得更久。当你还正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千千万万像你一样有权生存的生命形式却灰飞烟灭。更多更多的生命从来就没有过仰望黑夜里的星空或者喝一杯牛奶的机会。

也许这里本来会是一个不同的星球，数以百万种不同的历史和好几千种不同的基因。

心想事成、生活美好的人应该把好运气突出地写在他们的简历上。最大的财富来自好的运气。

但是成功的人经常把他们取得的成就归功于自己。

他们不为那些因失败而骄傲的人著书立说。

成功人士想让你知道世上没有什么幸运的事情。他们已经拥有了幸运而不想让你和幸运沾边，那样会使他们的辉煌变得暗淡无光。

出生在一个聪明、富裕和有关系的家庭，这是幸运。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和很多假期，这都是幸运。

其余我们这些人只有寄希望于彩票了。我们总是瞪着一双大眼睛往地上搜寻街道某处是否有别人丢下的一袋子钱，这样的事情会出现吗？

但是，幸运是能够靠培养获得的，正如其他的天才一样。他们是怎样取得成功的？永不停止地辛勤工作。

要想取得成功，你不仅要学会熬夜，你还必须早起和辛勤工作，坚持下去，直到成功。

一旦你过了这个阶段，你就能够告诉他人，你是如何聪明地寻找他人根本没有想去寻找的运气。在你闲暇时，你可能提醒自己，其实幸运一直在默默地伴随着你。

看看那些我们已经发明的妙不可言的工具和器械。它们真的显示了我们的聪明才智吗？

我们聪明。难道不是吗？我们是永不安分的发明者、永不停滞的创造者。但是为什么我们老是不安分？

如果我们第一次发明螺丝钉、螺丝起子、烤面包机和汽车时就已经把它们做得尽善尽美的话，那我们也用不着不断地对它们进行改进。

发明者环顾周围生活中现有的东西，他们在想：啊，这些东西没能发挥其应有的功效，如果加以改进如何？

可是如果我们已经把它们做得完美无缺，也就用不着使它们好上加好。

等一下，我们不是已经发明了飞机、电视便餐和有线电视了吗？

不，不是我们。是他们.是那些聪明人，那些不平凡的人士。

我们发明了飞机，又给它添加上炸弹，因此我们就能够用一种空前有效的方式来毁灭我们自己。

我们吃的是餐盘里装着只有白痴才搞不清是食物还是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的电视便餐。

他们使我们可以收看到上百个频道的电视节目，然而这些频道播放着污七八糟的不值得一看的精神垃圾。

人类聪明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天才和白痴在极不和谐中共存。

开着劳斯莱斯和开着破烂不堪的雪佛兰的家伙都能驶过同一条凹凸不平的道路。

最聪明的人做最愚蠢的事情，因为他们有能力去尝试那些一般的笨蛋力所不能及的事情。

但是我们却在不断取得进步，不是吗？我们已经从马车时代发展到小轿车的今天。

正因为如此，才出现了汽车碰撞、空气污染、交通堵塞。还有为数众多的银行盗贼。

我们不是已经从棚屋搬进摩天大楼了吗？

于是我们也有了城市过度拥挤、大楼综合征、厌世症、亲情疏远、物价飞涨等现象。

我们不是有轮船、飞机和宇宙飞船吗？

如果没有轮船，我们就不能把德国汽车运往美国，把美国汽车装船运往德国。

有了飞机，富裕发达的国家可以轰炸贫穷落后的国家，而且也不需要收拾战后的烂摊子。

宇宙飞船呢？它能载着你像看科幻电影一样超越现实。我们不是有拯救生命的药物吗？

现在，人们在药物的作用下生存的时间越来越长久了，人可以活到虚弱得如同囚犯，那些动弹不了的老人院里的老人讨厌那些糟糕的食物，他们坐在轮椅上被不堪重负的看护们推来推去，还服用一些毫无用处的药物。这样就把老年人同神经错乱的罪犯混为一谈了。

那是灾难性的事故还是愚蠢的结果？

人总是要出错的，这一观念是文明人的最重要的公关工作。

每一次坠机、火车司机因忽视信号指示而导致火车错轨、矿工违反安全条例而使矿井发生爆炸等等——少数认为他们自己是在干事情的人发现了天堂究竟像什么——人们只是把他们轻描淡写成人类的过失、操作者的疏忽、驾驶员的失误。

我们有明文规定的操作程序、规章制度。上面写着“不要那样做”。我们一遍又一遍地训练工人：“不要那样做”！然而他们还是那样做了。

但你也不要担心。那就是公司里还有我们的公共关系专家的原因。

我们不是说痴愚者坐在驾驶舱里就大脑一片空白。要是你认为是我们让白痴来控制我们的驾驶舱，那为什么你还老是同我们一起乘飞机？

那不是愚蠢，那是恐惧，是人类的失误。你不必为人类的失误忧心忡忡，因为我们将制定新的操作程序、更高的标准和更严格的要求。它不会再次发生——直到下一次之前。

但是我们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发达，难道这不是进步的象征吗？

我们拥有的东西越多.我们暴露出来的缺点就越明显。

我们是在失败的基础上制造着每一件东西。拿任何一样产品，比方说就以本书为例，除了标题和文字外，这与你所见过的成百上千种其他书籍没什么两样。它可能不适合你把它装进口袋里方便携带。当你阅读完一页时，你还必须翻到下一页。如果你是躺在床上看书，你必须让书本打开便于阅读。书的内容和思想也许不是你所希望了解的、也许是你所希望了解的。它不是一种十全十美的书，也没有十全十美的书。

照亮着这本书的灯，你所坐的椅子，椅子所在的房间，房间所在的房子，这些没有一样是十全十美的。

我们的生活中到处充满着缺点。令人类惊奇的是我们在生活中对缺点非常宽容。

你可以靠食品室里储藏的少量食品度日。愚蠢的麋鹿很快就不再是麋鹿。愚蠢的人有朋友、家庭、社会福利、最低生活保障和好运相伴。

我们的再发明是靠以前发明的不足所激励的。我们投放到市场上的材料带有许多不足，从而激励着我们去研制和开发有更多缺陷的商品。

他们总是用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东西来创造财富，这是因为消费者总是用新的有缺陷的东西去更换旧东西。

无论何时，《用户指南》都有10页之多，这是蹩脚的工程师和技师的表现之一。他们的机器没有设计好，而指望你来加以弥补。

但是我们是否已经解决了很多问题呢？

每一个奇怪的问题都是通过以前从未预见过的途径来加以解决的。就拿普通的夹纸用的回形针来说吧，闪闪发亮的小装量就把纸聚拢在一块儿。问题解决了。

但是有调查显示，仅有十分之一的回形针是用来夹纸的。

其他9个失去了夹纸的功能，它们被用来剔牙、掏手指甲、挖耳朵、做别领带的夹子、做赌博用的筹码和武器，或者把它扭曲成废品以缓解紧张的情绪。

人们浪费金钱、破坏物资、钻破鼓膜，就是用这个再实用不过的小装置来解决问题的。

懂得我们是多么的愚笨不会对我们产生消极的影响吗？

不要担心，先让我们来看一看智商的高低吧。

智商？多么无意义的数字！

聪明是人类过高估计智商的一种怪癖，因为它是被那些喜好过高估计的人所控制，这也是他们的骄傲资本。

老虎本身不在聪明之列。但是当你站在老虎的尖牙利齿前，你问问自己，是不是因为你太聪明它就对你畏惧三分？

智商？没有一个人见到老虎时说：“它的脚爪的锋利程度只相当于那边那只老虎的97%。

智商的高低是不能说明问题的。任何老虎的爪牙都是锋利有余的。

愚蠢的未来是怎样形成的？

仅仅因为我们认为已经为美丽星球上的生命提供了大量的愚蠢机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是悲观主义者。

我们怎样做才能改变我们的愚蠢？停止一个接一个的杀戮，去净化我们的空气、水资源，还有我们的新泽西州？让我们抛弃生活中的烦恼，让生活充满欢乐，我们可以尽情地享受和平、和谐、有浓啤酒的、少麻烦的日子。

显而易见，聪明本身是不能做什么的，是我们聪明的大脑一开始就把我们卷进这个混乱的尘世中。

但是在这儿我们也应该感到乐观——正是因为我们太愚蠢，我们才蹒跚地钻出我们跌跌撞撞卷入的混乱状态。

如果有什么事能够引导我们，那就是纯粹的愚蠢的运气。那是人类还没有耗尽的资源之一。那么我们怎样才能走出这种混乱状态？到达天堂要走12个步骤。而聪明是一种弊病，它能够被治愈。步骤1：承认你就是你自己。我打算立刻做事，那么首先站起来和我一起说：“嗨！我是鲍勃，我是一个白痴。”

这样，你不是感觉好些了吗？当然，除非你的名字不是鲍勃。

步骤2：重复：“每天每一件事都要坚持不要做得与头一天（我认为今天是星期四时，但它可能是星期二）同样愚蠢。

步骤3-10:不要开列单子。

步骤11:重复步骤1，2。

谢选骏指出：人说“1982年，有两位心理学家经历了一场有趣的事，事件的本身也是一种新闻。他们一字不漏地重新打印了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其他知名大学心理学家所发表过的文章。或许不是他们亲自动手，他们让秘书或研究生重新打印完这些文章。他们把作者的姓名改头换面，并且把学校换成了一般性的普通大学，然后把这些文章又投递到原先已经发表过该文章的刊物。这12篇文章中有8篇以不符合刊出标准为由被退稿。”

——我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辅导员却是一个没有读过任何研究生课程的北京大学的本科毕业生。他告诉我，任何人的文章都需要好好修改，才能尽善尽美；“文章都是改出来的，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改了八遍！”他哼哼教导。我想这下子些完蛋了，这个坏蛋一定要让我改上十遍，来落实毛泽东的虐待狂思想。后来果然如此。每次“改完”以后，这个北大本科都说“嗯呐，这次好多了！不过还可以再改改。”我看他这样胡说八道，就测试了他一下——我请人抄写了一遍，一字未改给他，他也同样胡说——“嗯呐，这次好多了！不过还可以再改改。”——现在大家看到了美国的大学也是如此荒唐，就知道不仅共产党的干部，才是这样“狗眼看人低”的虐待狂。

【第三部如何摆脱愚蠢？】

你只要做到邻居所做不到的62件意想不到的事情，那你就会变聪明，而你的邻居依然那么愚蠢。

1.把你的目标定得更高更远。

即使你不能实现梦想，你也将有所收获。目光短浅的人是要遭受重大挫折的。

看看那些伟大人物的人生目标，它与人们通常具有的成功的观点几乎毫不相关：

科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我想知道上帝是怎样创造世界的——我想知道他的思想。余下的就是细节了。

西班牙绘画大师巴勃罗·毕加索：“我愿意像一个拥有很多钱的穷人那样生活。”

社会批判家西蒙娜·德·波伏瓦：“我希望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是纯净透明的自由。”

美国作家劳根·史密斯：“对于我，只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让铿锵有力的言辞在那些爱挑剔的人的心中回响。”

艺术家萨尔瓦多·达利：“在我6岁时，我想当一名厨师。7岁时想当拿破仑。从那以后我的雄心壮志与日俱增。”

甲壳虫乐队的鼓手林哥·史达在谈到有关他加入甲壳虫乐队的原因时说：“我一直希望和优秀的乐队一起演奏。我的目的不是为了出名，我只想和那些真正棒的艺人同台演奏。”

作家达蒙·鲁尼恩：“你可以收藏青铜器和石头一类的物品，而只需给我一个人让他每年记住我一次就可以了。”

2.不要受规则的制约。

每当我们在思考规则——允许我们做还是不允许我们做时，聪明人早已把规则忘得一干二净。

在伊不拉希姆·帕夏成为18世纪埃及伟大的将军之前，他还只是宫廷里善于观察的孩子，他亲眼目睹了父亲是怎样测试他的将军们看谁有足够的聪明才智以保卫这个国家。

国王把一个苹果放在一块巨大的地毯中央，然后要将军们不踏上地毯而把苹果拾起来。

所有的将军都解决不了这个难题，这时，年轻的伊不拉希姆请求尝试一次。他走到房间的一边，然后向中央卷起地毯，再拾起苹果。

3.利用你的弱点。

你一旦把弱点当作财富看待，成功也就离你不远了。

“一些人拥有青春、美貌，”面容丑陋的老演员爱德华·罗宾森说道，“我拥有丑陋。”他化丑陋为魅力，并拥有了漫长的艺术生命。

4.成为你自己的猎豹。

“我只是用我那发达的肌肉来作为交流方式，”体格健美的电影明星阿诺德·施瓦辛格说，“就像有人牵着一头猎豹走过第42大街一样。”

5.如果你只有一半聪明，那你就设法用你的聪明做两次。

大多数人做不好一件事情，但他们能做好两件事情。那么，方法就是找到两件你所擅长的事，把它们放在一起做。

“我知道自己的不足之处。”卡通画家伯克·布里斯特说，“我不可能成为一个成功的作家，也不可能成为一个著名的艺术家。然而，卡通世界需要我，我在这方面还有点儿才干。”

6.不要妄自尊大；要学会做大事情。

如果人们做了点聪明的事情，他们就会被当作是聪明的人。但是，不要沾沾白喜。

在以后的努力过程中，聪明人也许会做愚蠢的事，而且有可能经常做。

真正伟大的人关心的是他正在做的事情，而不是人们对他的评价。

“我不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开创了现代精神分析学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说，“我只是做出了一个伟大的发现。”

7.挑战要求。

5世纪日本天皇允恭被当时许多伪称已授予贵族头衔的家族所困扰。他宣布了一项解决此问题的非凡方案：凡提出要求者，一律把他们的胳膊放进装满滚烫开水的缸内。“神灵将保护那些真正的贵族，”允恭解释说，“他们是不会被烫伤的。”

进行检验的当天只有少数人前来，允恭直接授予他们贵族头衔而没有让他们把胳膊伸进沸水中来检验其是否诚实。

心虚而不老实者使自己在竞争中失败。

8.培养狂妄自信。

“我从来不知道谦卑。”电视明星贾奇·葛利森称自己是大人物。也释说：“我是一个少有的天才。”

9.如果你将成为谦逊的人，那么你也将成为伟大的人。

“有时我让自己吃惊，”美国拳击推广人唐恩承认说，“我是谦虚地说这个话的。”

“我们都是小虫子，”领导英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获得胜利的温斯顿·丘吉尔承认道：“但我认为自己的确是只萤火虫。”

“我55岁了，体重过胖、秃顶、老土，”电视名人威乐·斯科特说，“但是我出人头地。

10.成为一个聪明的白痴。

你只需要在一件事情上成功即可，人人都是如此。

人们往往把他们所擅长的事情视为微不足道。如果是表现在烹饪、焊接之类的方面，他们会无视自己的聪明。我们敢说，有些大学教授们宁可放弃学位，如果他们能够在没有专家帮助的情况下修理好自己汽车的话。

“在生活中上演的每一幕里都可以看到恰当的尊严和内容，”

2000年前的哲学家马尔克斯·奥里利厄斯说道：“热爱你现在的职业，对你现在的岗位感到满足。”

努力发现你的聪明所在，坚持做下去，直到你有所成就。

11.以假乱真。

士兵应当知道，如果你的勇气不足（很少有人如此），你可以假装很勇敢。

在你死我活的战斗中，你的勇气是真是假无关紧要。

这对于聪明也是一样。

很少有人能够分清真正的聪明还是假聪明。而能够区分出这一点的人将会善待那些努力奋斗的人。

“在你经历的事情当中你惊恐万状地停下来时，你会从中获得力量、勇气和自信。”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夫人埃莉诺·罗斯福写道，“你能够对自己说，‘我经受住了这次恐惧，我完全能够应付下一次的考验’——你必须做你认为自己无法做的事情。”

只要那还在推动你奋勇向前，它就发挥出了它的作用。

12.从事你所厌恶的工作。

从事你所厌恶的工作能够鞭策你去做你不那么反感的工作，这一步使你更接近你所热爱的事情，那是工作的一项明智之举。

电影明星保罗·纽曼就是靠这法子成功的。“我不是由内心的驱使去演戏的，”他承认道：“我是在逃离体育用品行业。”

13.搞清楚什么是你真正想要的。

博物学家约翰·穆尔曾经宣称自己比百万富翁E.H.哈里曼更为富有，因为“我拥有我想要的所有的钱而他却没有。”

14.坚持祈祷但继续工作。

南方联军在南北战争中差点获胜，它的名将爱德华·波特尔·亚历山大将军根据亲身经历写道：“人们习惯于说，是天意不想让我们获胜，但我丝毫不同意这种说法。天意对此毫不关心，如果它有心，它就是不明智的天意。它没有在将近4年的时间里结束最为恐惧、最为残忍的战争。退一步来说，除了我们的浴血奋战，胜利还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15.如果你不能跳跃前进，那就多走小步。

你也许不能一蹴而就地达到一个更为聪明的程度。

但你可以一次爬上一个台阶。

“你要学会用自己的方式避免你的缺点。”物理学家斯蒂芬·图尔明说，“事情一点一点地改善就构成了这个世界。”

16.利用蒸汽。

哈维·费厄斯通创建了橡胶和轮胎公司，成功地超越固特奇和固特异两大公司。他指出：“如果紧张的精神被用在积极的工作中，去办实事，那就非常好。但你要弄清楚紧张工作的人不是那种在周围搅起纷争的人。他能够把水烧开，但他不知道利用蒸汽。”

很多大企业的一个聪明做法是，利用蒸汽产生动力，驱动齿轮，带动机器。

17.如果你不能停止犯愚蠢的错误，那就加速犯错。

你需要振作。聪明人没有沉迷于错误之中，而是继续向前。

美国伯比公司在19世纪初期从事小型家禽邮购业务，公司后来又增加了种子生产线，这样一来，顾客可以购买种子来喂养他们购买的鸡。

当初，几乎没有什么顾客想通过邮购来买鸡，更不用说邮购鸭子。你不是在开玩笑吧？多么愚蠢的想法，你一定是个白痴。

可是艾德礼·伯比没有被错误击倒，他简单地变换了一下经营方向，主要从事花卉和蔬菜种子邮购，他取得了成功，人们非常乐意邮购他提供的种子。

18.把自己当作竞争对手来挑战。

把自己置身于艰苦的环境中，迫使自己发现解决问题的出路。

科学作家罗伯特·阿德里写道，“我们是空气污染下的动物、患有疾病的孩子。从进化的角度看，人类的出现是完美的，但在时间上是最不合时宜的。”

相信你的基因，我们能够更好地去思索，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料。

19.重新安排你的时间。

看看你做得最好的事情以及最爱做的事情，它们也许正是同一件事情。计算一下每周你花在它们上的时间，然后每周没法再增加一些时间，你就能不断积聚聪明。

法兰克·狄佛是《运动画报》的最佳作者之一，他写道，“我不会忘记最基本的技能是了解什么是你做得最好的事情，然后竭尽全力并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做好它。”

20.到外面去。

离开城市，到一个人烟荒芜的地方，找一个隐居处，让自己的心静下来。

作家爱德华·艾比对于诗人的疯狂，那种使得许多睿智者深陷其中的黑暗愚蠢有着异乎寻常的一番解释。

艾比写道：“我们的自取灭亡的诗人（普拉斯，贝里曼，洛威尔，扎莱尔等等）把大量的时间花在室内、教室里，而他们本应该利用这些时间去爬山、过沼泽地、划船沿河漂流。过早葬送自己的最好办法就是室内生活！”

21.犯高级一点的错误。

聪明人也犯错误，但并非那种把许多人的生活搞得一团糟的愚蠢错误。我们是一个根深蒂固的犯错误的物种。当你把你的错误升级后，你也许看起来就很聪明。

钢琴演奏家约瑟夫·霍夫曼在一次音乐会上发现自己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管弦乐队在等着他开始演奏，他转向前排的一个妇女要求看她的节目单。

“我忘记了从哪儿开始，”他解释说。

另一位音乐家为了避免尴尬，坐在台上绞尽脑汁地要回想起第一个曲目。

霍夫曼用一种直接的、机灵的方式解决了失误。他没有因为失误而丢脸，此事反而成了音乐界的佳话。

22.试着把奇怪的东西联系在一起。

把花生酱和巧克力联系在一块儿？直到有人这样做并财运亨通的时候，才有人猜测到这种联系。

笑话总是把平常不相关联的东西联系在一起而使我们发笑。

“服务员，那只苍蝇在我的汤里做什么？”

“我想它是在仰泳。”

在汤里游泳，听起来荒唐。但这成了一个笑话，它很成功。“废话和美丽紧紧联系在一起，”作家E.M.福斯特说，从相冲突的常识中寻求不寻常的理解。

废话大师、童话作家刘易斯·卡罗尔在《镜中世界》中写道，“有时候我在早餐之前就会想到多达6件不可能的事情。

那就是先人一步的妙招。善于联想、动脑筋就能够走向诗歌、浪漫或者出售“假宠物”那样的财运。

23.学会放弃。

不要去争夺，从中解脱出来。然后观望，做白日梦。

所有著名的艺术家和作家都这样做过。想一想诗人艾米丽·狄更生的精明建议：“要有草原，就需要有苜蓿和蜜蜂，一棵苜蓿和一只蜜蜂，还有幻想。如果蜜蜂很少，单是幻想就能成事。”

那些有创造力的思想家并不是把自己牢牢固定在所要解决的问题上，他们任由思绪漫游，直到有了灵感。问题的答案就如同做梦一样来得自然、却总是有价值。

24.向比你聪明的人请教。

如果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也许苏格拉底、达·芬奇.爱因斯坦能够解决。他们在吗？没问题。

蜷缩在你的小屋里，阅读他们的作品。闭上眼睛，向他们提问题，聆听你头脑中的答案。

那是苏格拉底在说话。你认为不是他吗？那他是谁？仅仅是你在自言自语吗？好吧，这只是刚开始，那是作家惯用的基本写作技巧。

你曾经梦见过一些名人吗？那就是你，还有他们。

“知识微不足道。”阿纳托尔·法朗士说，“想像才无所不能。”

25.射击勇敢者。

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南方联军的将军命令士兵不要向北方军队的某一个军官开火，因为他在战场上表现得那么勇敢。

后来，斯通韦尔·杰克森将军纠正了这种错误的策略：“射击勇敢的军官，”杰克森命令道，“胆小的官员将带着他的士兵逃跑。”

26.对白痴进行测验。

当面对罗伯特·勃朗宁的诗《邵得路》时，作家道格拉斯·杰罗德就看不明白，他坦白说：“我是一个白痴。”

当勃朗宁的妻子读了这首诗时，她说：“莫名其妙。”“感谢上帝，”杰罗德回答到，“我还不是白痴。”

27.借用谚语。

在林登·约翰逊还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时，他常常让参议员们陷入漫长无边的会议。“不用着急，”一位参议员说道，“罗马不是在一日之内建成的。”

“是的！”另一个议员回答道，“但林登·约翰逊不是建设罗马的工头。

28.如果你不能得到它，就放弃它。

画象J.科倍没有争到为腰缠万贯的出版商阿道夫·奥克斯的女儿爱菲因画肖像的生意，科倍就承诺为其女儿免费画像。

画完像后，科倍递上一张1000美元的账单。奥克斯提醒他是为其女儿免费画像的。

“你的女儿长了一张漂亮的脸蛋，这让我画得很开心，”科倍解释说，“但是她的身体愚笨，这令我很讨厌。为此我要向你索要1000美元。

29.愚弄你的愤怒。

愤怒防碍聪明。强烈的愤怒将湮没你智慧的头脑。

林肯总统的一个内阁成员被下属所烦扰。林肯便建议他给制造麻烦者写一封措辞严厉的信来表达他的愤怒。

当内阁官员写完信后，林肯进一步向他建议，“不用寄出这封信，把它丢进火炉中。这是一封写得很好的信，你也很高兴地写完了它，感觉也好多了。现在烧掉它，再写一封。”

30.换只手出击。

训练自己一心二用。列奥纳多·达·芬奇一只手绘画时另一只手还可以写字。詹姆斯·加菲尔德总统一只手写希腊语，另一只手能写拉丁语。

左右手都能打的击球员能削弱投球手的优势。

如果你一直靠右走，那么就努力使自己改变过来，靠左走。这样能焕发你的精神，使你倍加聪明。

31.开发大脑的超感官知觉。

理性的聪明人认为不存在超感官知觉，然而，有人认为他们多年来一直在有效地利用着超感官知觉。

13世纪时，有一个叫罗吉尔·培根的僧侣，他写了一本书，里面准确地预见了汽车、飞机、轮船、火药、炸弹、望远镜和显微镜——那是在研制这些东西的技术出现之前好几百年的事情。

32.在时间之外工作。

我们被匆忙走动的分钟包围着，被时钟左右着，过分依赖钟表计时，好像时间在聪明人的生命中是最重要的。

投入到时间中去，这是一个让你的头脑呆滞的陷阱，就如同被金钱困住一样。艺术家只有在空间里而不是在时间里找到灵感。

我们靠分钟和秒钟监控我们的生活，它们就那么重要吗？1687年前，钟表还没有分针。时针就足够了，因为没有人需要比它更准确的时间。

如果你听到滴答作响的东西，这不仅仅是钟表的滴答响，而且还是你的生命在消逝，窍门就是不要去听滴答的声响。

33.找到一种神圣的东西和它对着干。

握紧神圣的东西表明你的懦弱。但因为它的神圣，多数人不愿意利用它。

古波斯国王冈比西斯二世就与此背道而驰。公元前6世纪，他攻破埃及的孟斐斯城。当时，他发现埃及守城将士把猫视为圣物。

冈比西斯把他的士兵召集在一起，让他们到附近村子去捉游荡的猫，然后向埃及的城墙内抛去。

埃及士兵被这种异端做法所惊骇，但却无能为力。埃及士兵结束这种亵渎圣物的惟一方法是：缴械投降。

34.搬到一个愚蠢的地方。

如果你从加利福尼亚或纽约搬到亚利桑那州或阿肯色州，你的智商将自动升高50个点。或者搬到一座大学城去，那里没有人因为你聪明而整治你。

正如演员沃利·考克斯所感到遗憾的，“我在中西部还是小孩子时，一直在学校得A(优秀)。后来我却把13年的光阴浪费在找精神病学家看病并为此而付账。”

35.正确地评价你的才干。

低估你的能力是不对的。只要你是正确的就谈不上什么自高自大。

“我年轻、有耐力、潇洒，”拳王穆罕默德·阿里在战无不胜的日子里说，“我不可能被击败。”

阿里经常因吹牛而丢脸。但他在拳击台上却从未蒙受羞耻。不仅仅是因为他能正确评价自己的能力，而且他还比对手多了点心理优势。

36.偷盗最优秀者。

如果你知道怎样盗取他人的创造性思想，那你就不需要自己总是有创造性想法。正如戴尔·卡耐基所承认的，“这些想法不是我自己的。我是从苏格拉底那里借来的，从切斯特菲尔德那里受到启发，从耶稣那里偷来的。然后我把它们拼凑成一本书。

37.加强你的内在动力。

智者靠内在动力激励自己奋进，而不是通过外部社会和权威的奖惩来激励自己。

一个叫柏莱斯·帕斯卡的孩子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几天，拒绝出来。当父母最终把他弄出来时，他已经独自算出了所有欧几里得的几何命题。他后来成为了一位有辉煌成就的杰出数学家。

38.不要停止。

失败者本来可以成为成功者，如果他们不是太早就放弃的话。

内在的伟大是承担起超乎常人所想像的义务。

18世纪的日本画家北斋的作品影响了欧洲印象主义运动的发展，他一生都在从事绘画。他在89岁临终之前说：“如果上天让我再多活5年，我就可以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画家。”

上面就是我们所谈论的坚持不懈努力的事例。这样的事例很多。在你的生活中，你也有一些更好的事情要做吗？

坚持不懈就需要把你所思考过的要坚持做的事情持之以恒。正如爱因斯坦那样。

“我成年累月地思考，”他说，“99次结论不正确，到第100次我才是对的。”

39.做你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

你已经有足够的聪明去做你所知道的事情。为了变得更聪明，你得找到一个新的挑战。

这需要勇气，更需要不断地努力。战士们是如何拥有向死亡挑战的勇气的？他们多次摔倒在训练场上。他们按照长官所教的那样做。他们没有过多地去思考，只是奋不顾身向前冲锋！

如果说战士在令人畏缩的环境下能够坚韧不拔，那么你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面临危险时找到勇气。

如果你不试图去做那些困难的事情，你将会被挫折吓倒。靠胆量去尝试失败是聪明之举。失败得越多，你就离成功越近。但要注意保存实力，失败可能会消耗你的精力。保持充分的精力以便重新开始。

40.钻研你的专业以外的东西。

英国伟大的科学家艾萨克·牛顿因物理学研究和推动科学实验蓬勃发展而闻名天下，在他那个时代科学的研究方法还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可。

牛顿是一个神秘的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研究者。在他去世后，人们发现他已经写了大量有关神秘术、占星术、炼金术方面的东西。

41.万一你的想法不能实现，准备一份备用计划。

暹罗（泰国的旧称）国王帕恰迪波在1935年给自己购买了一份暴力革命保险。他在访问英国的途中王位被他人篡夺，于是他就留在了英国，靠他的高额失业保险过着富裕的生活。

42.找到真正的竞争对手。

芭蕾舞明星巴瑞什尼可夫是在坚持不懈的挑战中成为一名著名的芭蕾舞明星的。

“我不是要跳得比其他所有人都好，”他说，“我只是尽力比自己跳得更好。”

43.提高你的鉴别能力。

电影界巨头哈里·科恩清楚地知道如何辨别一部好电影。“如果我的屁股来回扭动，它就不是部好电影；如果我的屁股不动，那它就是部好电影。”

44.充分暴露你的弱点。

“我记不住任何人的名字。”莎莎·嘉宝说道。一个因出名而闻名遐迩的女人。她的缺点没有给她带来难堪，她把健忘症转化成一种不可缺少的才干。

“你认为为什么会有‘例假’这类说法？”她解释道。

45.把你的梦记录下来。

当你上床睡觉时，放一个小笔记本在床头柜上，以便你从梦中醒来后把它记录下来。

当你醒来时，记录下你能记住的一切梦境和你对它的各种想法。

连续在21个晚上这样做。

在第22个夜晚，在你睡觉前，问你自己一个长久困扰你的问题，这将会在你的头脑中留下记忆，在你的梦中寻求答案。即使得不到答案，其他有趣的事情也会出现。

你的潜意识了解很多你所没有意识到的东西。一旦你的潜意识认识到，你正在通过聆听梦关注它时，你就会接收到你从来没有接收到的信息（梦想、空想、灵感）。

46.多多提出质疑。

芝加哥新闻报经常提到，“如果你妈妈说她爱你时，请核实一下。”

又如专栏作家安·兰德斯所说，“不要把你的狗对你的亲热当成是你真正了不起的证明。"

47.如果你不能让自己信服，那就让别人信服。

大多数聪明人似乎都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但你不必知道你正在做的，只要别人认为你知道你正在做什么。如果文明教会了我们什么东西，那就是装门面。

杰出的电影制作人约翰·休斯顿在拍摄他早年的杰作《马耳他之鹰》时，他把每一个场景的故事都在绘画板上画下来。

他不画场景图是因为在他拍摄之前需要人们先想像一下每一个场面。他画出场景图是因为他认为与他一起工作的人以为他需要它们。

“我不想在全体员工面前丢脸，”休斯顿解释说，“我想让他们留下一个印象，那就是我清楚我正在做的事。”他已经给了每一位看过他的电影的人以深刻的印象。

48.换一种思路。

当你发现你认为只能以一种方法去做某事的时候，那就表明还存在着其他的或许是更好的解决方法。

“我是一个有着固定思维模式和坚持原则的人，”政治家埃弗雷特·德克森声称，“它的前提是在任何时候都要灵活。”

49.让自己不受外界期待的约束。

不要对社会抱有太多的期望。坚信自力更生。聪明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如果你能把优先考虑的事情做成，那么你要办的事情就简单多了，这会给你节约很多时间去思考其他问题。

爱尔兰作家布兰登·贝汉就善于分清事情的轻重缓急，“我尊崇善待人类、善待动物。我不尊崇法律。我不尊崇所有与社会相关的东西，除非它能使我们的交通安全、啤酒更浓、食物更便宜、老人在冬天享受温暖、在夏天享受欢乐。"

50.让你的对手弄巧成拙。

佛罗里达警方就设置了一个聪明的陷阱。他们在毒犯经常出没的公路上竖起一个标志：“前方检查毒品”。

然后，警察隐藏在标志旁边。每当有车经过这里，然后来一个180度大转弯时，警察就拦住他们搜查毒品。

51.善于从批评中学习。

约翰，皮尔辛将军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最出色的军队领导人之一，他对自己的期望和对他人的期望是相同的。

乔治·马歇尔将军在一战中听命于约翰-皮尔辛，他评论后者时说，“他能听最严厉的批评，就像你批评的是在另外一个国家的人似的。"

52.首先学会战胜自己。

当西奥多·罗斯福还是个孩子时，他受到哮喘和其他疾病的折磨。“起先，我害怕做任何事情，”他说，“但是当我真正做起事情时就好像不害怕那样，我渐渐地也就没有什么害怕的感觉了。”

后来，在罗斯福的生命中，他是一个最为活跃的人。尽管他热爱打猎，但就连去非洲狩猎旅行都无法满足他那永不停息的大脑。因此他随身携带了100本书。每当不打猎时，他就翻开书本阅读。

53.重点集中于远大目标。

作家舍伍德·安德森把目标定得很恰当，“尽力谦逊”，他进一步说，“聪明会毁掉一切——艺术的目标不是创作出好卖的图画，它是用来拯救你自己的。”

54.寻找矛盾。

自我否定可以开阔你的视野而不是关闭你的心灵之窗。

正如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所说，“当在科学研究上争论不止、停滞不前时，有一个好方法应当采纳：找出众人赞同的地方；否定你自认为正确的地方，证明出它的错误。一个人应当经常寻找矛盾，因你可以从中得到启发和突破。”

55.在快要到达终点时不要放弃。

放弃很容易。事情进展困难时，你应理智地尝试下去，虽然失败是难免的，但总是在前进着。

法国数学家彭斯乐被迫在侵略俄国的血腥战斗中为拿破仑效力。被俘后，在监狱里坐了两年牢。

他利用坐牢的时间解决数学问题，尽管他没有纸和书写工具。他用小圆石把公式写在监狱的墙壁上，解决了射影几何学问题。

他坚持下去就达到了目的，如果我们不放弃我们也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56.打破看电视的习惯。

电视是一种培养坏习惯的毒品，它的毒害程度甚于大麻和海洛因。根据美国安纳博格公共政策中心调查表明：小孩平均每天花4.5个小时看电视。那么一年就是1642个小时，比他们花在学校的时间还多642小时。

电视节目分散人们的注意力。电视教人们不要去专心，不要去认真思考，用一种简单易行的方法去错误地解决问题。

电视里播出的内容头脑简单，它不是以引起我们的注意为回报。在我们在做其他事情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同时观看电视节目：吃饭，折叠衣服，算账，做家庭作业。

然后，我们把电视里所传授的那套不用专心的技巧应用于生活中，然而生活却离不开专心致志。

现代化小车的设计就如同电视一样：舒适的坐椅，安静的驾乘空间，容易分心。由于人们没有把注意力放在开车上而引起的事故还少吗？

专注并不意味着神经紧张。专注需要精神放松地把精力集中在手头的事情上，棒球场上的自由游击手就是这样来决定他在赛场上的位置的。这在学校里是学不到的，他们应该在那里教会你。

57.在你困惑时要自信。

领导英国军队的伯纳德·蒙哥马利元帅在谈到杰出领导人的品质时说道：“他必须坚定自信，即使是在对结果没有把握的情况下。”

这种自信品质也适用于聪明。不确定是理性分析的结果。要把没有把握的分析转化为成功的行动，对不确定的结果保持自信是必要的，也是聪明本身不可缺少的条件。

58.改进你的阅读。

你可以从书本里找到你所需要的东西。许多聪明的头脑都是在公共图书馆里通过阅读而获得的。

但是美国有3600万成年人的阅读水平低于8年级学生，当大量的信息摆放在他们面前时，他们的头脑却是一片空白。

59.摆脱权威的束缚。

你不必相信权威。他们之所以成为权威仅仅是因为人们需要引用权威的东西。

正如高科技企业的创始人盖伊·川崎所写道，“如果一个人坚信自己说到做到，那么他就有可能做到；如果他说他不能做到，那么他还有可能做到。”

如果你认为你能够做到，那么就找一种方法去做吧!

60.学会水管修理。

前美国健康、教育、福利部长约翰·加德纳是这样来看待思考的技巧的：“社会看不起水管修理这项工作，因为它是一种地位低下的活；社会容忍哲学中的各种赝品，因为哲学是一种高尚的活动。这样在社会中既没有好的水管修理，也没有好的哲学。它的水管装不了水，它的理论站不住脚。”

找到你能胜任的事情，然后付诸实践，直到做得更好。它将会提高你的技能，有助于挖掘你的聪明潜能。

当你学会了水管修理，就去学做木工，直到你学完要学的东西。

61.读诗。

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像诗歌那样激发你的思想火花。成百上千的灵性诗人能够启迪你的思想，继续阅读直到你发现他们。

诗人兼医师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认为：“你很难从诗歌中得到新闻，每天都有很多人因为发现不了诗歌拥有的东西而悲惨地死去。

或者像实证主义哲学家丹尼尔·丹尼所说的：“如果你想记住什么东西，你就把它写成押韵诗——也许你最好把它写成一首歌，因为歌词会深深地印在你的记忆里，这足直白的话语难以做到的。

诗比散文更容易记忆。

62.小心你所亲吻的对象。

无论你感觉有多愚蠢，只要你记住一件事情你就不会看起来那么愚蠢了：永远不要和响尾蛇亲嘴！（不要惹火烧身！）

谢选骏指出：人说“你只要做到邻居所做不到的62件意想不到的事情，那你就会变聪明，而你的邻居依然那么愚蠢。”——我看作者不知，如果真的如此，那你就很危险了……你的邻居一看你这么聪明，就很可能会直接要了你的命。至少也会诋毁你，或是为难你，疏远你，因为你让他们感到了不想感到的东西！

（另起一页）

【第三部分】

【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

【塞缪尔·亨廷顿】

 

【目录】

序 第三波：二十年之后看未来

前言

第1章  发生了什么？

1、第三波的肇始

2、民主的含义

3、民主化浪潮

4、民主化的问题

第2章  为什么发生？

1、对浪潮的解释

2、对民主化浪潮的解释

3、解释第三波

4、正在衰落的合法性和政绩困境

5、经济发展与经济危机

6、宗教变革

7、外部力量的新政策

8、示范效应或者滚雪球

9、从起因到起因制造者

第3章  如何发生？民主化的过程

1、威权政权

2、转型过程

3、主动转变

4、政权取代

5、交相改变

第4章  如何发生？民主化的特点

1、第三波民主化之共相

2、妥协和参与/适度交易

3、选举：既出乎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

4、暴力的低水平

第5章  持续多久？

1、巩固及其问题

2、施虐者的问题——起诉和惩处VS?宽恕与忘怀

3、军事执政官问题——忤逆成性而又力量强大的军队

4、背景性问题、幻想破灭与威权怀旧

5、培育一种民主政治文化

6、对民主政治行为进行制度化

7、有利于新兴民主政权巩固的条件

第6章  何去何从？

1、第三波之根由——持续、削弱，还是发生改变？

2、第三波回潮？

3、进一步民主化——障碍与机遇

4、经济发展与政治领导层

（上面的目录和下面的正文，取自不同的网络版本，所以译文略有差异。）

【序 第三波：二十年之后看未来】

约在五百年前，有一小群葡萄牙的政治领袖和思想家，其中包括国王约翰二世、航海家亨利王子、巴特罗缪·迪亚士和巴斯克·达·伽玛，他们以自己的勇气、果敢和想象力，用自己的行动开创了人类历史的一个新时代，即地理大发现的时代。他们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典范，于是，西班牙、法兰西、不列颠和尼德兰起而效仿。约在20多年前，马里奥·苏亚雷斯和他的同事们以同样的勇气、果敢和想象力，用行动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阶段，即民主的时代。他们也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典范，于是，西班牙、希腊、巴西和许多其他国家群相仿效。

然而，这一结果却不是命中注定的。1974年4月，在军人推翻了独裁政权之后的好几个月里，葡萄牙充斥着混乱和冲突，在那个时候，民主的前景似乎十分黯淡。许多人都以为，葡萄牙的斯大林主义式的共产党可能会掌权。甚至连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也持这一悲观态度。当马里奥·苏亚雷斯这位当时的临时政府的外交部长拜访基辛格时，基辛格批评他和他的政府未对共产党人采取一条更强硬的路线。

基辛格说： “你是一位克伦斯基，我相信你的真诚，但是你太天真了。”

苏亚雷斯答道： “我当然不要作克伦斯基。”

基辛格回了一句： “克伦斯基也不想。”

不过，马里奥 ·苏亚雷斯和他的同事们证明基辛格错了。在葡萄牙克伦斯基们赢了，民主得到了巩固。马里奥·苏亚雷斯担任了总理，后来，又当上了总统。葡萄牙所开启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创造了一个民主的时代。在这一次浪潮中，人类历史上采行某种民主政体的国家总数在世界上第一次占到了一半以上。

让我们简单地考察一下这项记录。首先，始于十九世纪初的民主化长波到 1920年为止，导致了民主在约30个国家取得了胜利。在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由于威权主义的复辟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到1942年止，世界上的民主国家的数量降到了约12个。第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民主化短波再次使世界的民主国家的数量增加到30个以上。在此之后，在这些国家中，又有许多民主政权垮台。始于葡萄牙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民主化的速度更快，在规模上也远远超过了前两波。20年前，世界上约有不足30％的国家是民主国家，现在，60％多的国家是通过某种形式的公开、公平和竞争性的选举来建立政府的。约在25年以前，威权政府（共产党的政治局、军人政变集团、个人独裁政权）似乎蔚然成风，今天，千百万以前曾在独裁专制统治者下受苦受难的人生活在自由之中。此外，由于历史上民主国家与民主国家之间不发生战争，和平地带也得到了大大地扩展，国家间冲突的可能性也大大地降低。民主制度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急速成长，毫无疑问，是人类历史上最壮观的、也是最重要的政治变迁。

但是，未来如何呢？那些新兴的民主国家的民主体制将会得到巩固吗？会有更多的国家变成民主国家吗？我们有可能看到一个民主不仅是主流政体，而且是普遍政体的世界吗？　

经济与文化

我相信，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两个因素：经济发展以及非西方文化对民主的接受程度。

首先，正如我们所知，在民主的水平与经济发展的水平之间存在着极高的相关性。把产油国作为特例放在一边，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除新加坡外，都是民主国家，世界上几乎所有最穷的国家，除印度和其他一两个特例外，都不是民主国家。处于经济发展中间层次的国家有些是民主国家，有些不是民主国家。然而，如同我们所知道的，相关性并不证明某种因果关系。因此，我们面对的一系列问题是：经济增长造就了民主还是民主造就了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增长与民主化都是另外一个原因或独立变项的产物？

如同李普塞在数十年前指出的，有极其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经济发展对民主化有巨大的积极作用。总之，如果你想要造就民主，就请促进经济增长。有几条理由能证明这种关系：经济发展需要高度的城市化、识字率和教育水平。它也带来就业结构的变化，导致农民在规模和重要性上的下降，以及中产阶级和城市工人阶级的发展。后两个群体会不断要求在影响他们的政策上享有发言权和影响力。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他们能够组织工会、政党和公民团体来促进他们的利益。其次，经济发展产生了更多的公共资源和私人资源可供在各个团体中分配。政治变得越来越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因此，妥协和宽容都得到提倡。第三，经济增长造就了一个更为复杂的经济体系。这样的经济越来越难以受到国家的控制。正如我们在计划经济的例子中所看到的，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只有靠付出经济停滞的代价才能得到维持。第四，国家对经济控制的放松导致独立的权力中心的产生和成长。而这些权力中心恰恰立足于对资本、技术和通讯的私人控制。那些握有这些财产的资产阶级要求有一个他们能够对其施加影响的政治制度，一个不被军人政变集团、政治局或独裁者及其亲信完全支配的政治体制。最后，尽管经济增长在短期内常常加剧收入不平等，从长期看，它将导致更加平等的收入分配。民主与彻底的经济平等是不相容的。这种平等只有在一个压迫性的独裁政权之下才可能实现。但是，民主政治与财富和收入的巨大不平等也是不相容的。经济增长最终会降低这些不平等，因此，也将促进民主的出现。

由于经济增长对民主化有这样的积极作用，就有可能找到我在《第三波》一书中所称的 “转型带”（transition zone）。随着各个国家经济上不断增长，并进入经济发展的这一中间地带，在这些国家内部就开始形成压力，要求开放政治体制，并加以民主化。在最近数十年中，完成民主转型的国家中，多达40％以上的国家是处于这一转型带中的国家。人们可以期望，那些经历经济迅速发展的地区，如东亚和东南亚将出现向民主的转型。

不过，在这一点上，有必要引入文化因素，现代民主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它扎根于社会多元主义、阶级制度、市民社会、对法治的信念、亲历代议制度的经验、精神权威与世俗权威的分离以及对个人主义的坚持，所有这些都是在一千多年以前的西欧开始出现的。在十七和十八世纪，这些传统激发了贵族和正在兴起的中产阶级要求政治参与的斗争，并造就了十九世纪的民主发展。这些要素也许可以在其他的文明中找到其中的一二个，但是，作为总体，它们仅存在于西方之中。也正是这些要素说明了为什么现代民主是西方文明的产物。第三波的一个成就就是使西方文明中的民主获得了普遍性，并促进了民主在其他文明中的传播。如果第三波有一个未来，这个未来就在于民主在非西方社会的扩展。其中心问题是，现代民主作为西方的产物在多大的程度上可以在非西方社会中扎根？

选举与民主

这个问题涉及到民主对不同文化的民族的不同的含义。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主流的方法几乎完全根据选举来界定民主。民主被看成是构建权威并使其负责的一种手段。在其他政治体制中，人们通过出身、任命、考试、财富或强制成为统治者。相比之下，在民主制度中，要么像在直接民主中那样，人民既是统治者又是被统治者，要么统治者由被统治者选举产生。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如果其最强有力的决策者中多数是通过公平、诚实、定期的选举产生的，而且在这样的选举中候选人可以自由地竞争选票，并且实际上每个成年公民都有投票权，那么，这个国家就有了民主政体，这一民主的程序性定义是由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提出的，并得到了普遍地承认，也得到了在这一领域从事研究的学者的公认。

根据这一定义，选举是民主的本质。从这一本质中产生了民主制度的其他特征，只有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新闻自由，只有反对派候选人和政党能够批评现任的统治者而不害怕受到报复，才有可能进行自由、公平和竞争性的选举。

不过，选举是民主的全部吗？去年（ 1995年），拉里·戴蒙德在其刊登在《民主杂志》中的一篇观点鲜明的文章中详细说明了自由民主与选举民主的分野。自由民主国家不仅仅举行选举，而且还对行政权加以限制，还通过司法独立来坚守法治，还保护个人的表达、结社、信仰和参与方面的权利和自由，还尊重少数一方的权利，还为执政党制定对自己有利的选举程序的能力加以限制，还对任意地逮捕和滥施暴力加以有效地防范，还不实行新闻审查，并把政府对媒体的控制降至最低限度。在实行选举民主的国家，政府也许是通过相当自由和公平的选举产生的，但是它们缺少那些在自由民主国家存在的保护权利和自由的许多制度，如同拉里·戴蒙德所指出的，实行选举民主国家的数量在最近若干年有很大的增加，但是自由民主国家的数目却相对原封未动。根据最新的一项调查，有118 

个国家够得上是选举民主国家，然而，只有其中的79个国家被归入“自由”一类，即自由民主国家。约有39个通过选举产生政府的国家被判为部分自由的国家，其中包括俄罗斯、印度、乌克兰、土耳其、巴西、巴基斯坦和哥伦比亚。

由于这一区分，一些人已经开始怀疑在民主与选举之间划等号的做法。他们开始谈论 “选举主义的谬误”和“自由选举的陷阱”。一位杰出的美国学者甚至已经指出，在一个民主国家选举也许是多余的：如果人们有抗议、批评、纠织、示威和游说其统治者的自由，选举将是不必要的。

另一位批评者认为，对一个处于民主化进程中的社会来说，有新闻自由比自由选举更重要。当然，说这话的是位记者。对选举的这种失望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主要是因为非西方国家的选举结果不同于西方社会的选举结果。

首先，在非西方社会，选举可能会导致那些严重威胁到民主的政治领袖和政治团体的胜利。在拉美国家和前苏维埃加盟共和国，由选举产生的行政首脑常常以专断的和不民主的方式行事，压制其对手，靠法令来统治，格鲁吉亚的加姆萨胡尔迪阿是一个先例，秘鲁的藤森是个近例。在拉美，由选举产生的其他行政首脑常常无视立法机关，并通过宪法修正案，强行延长其任期。在缺少西方自由传统的非西方社会，由选举产生的政府常常对个人的权利漠不关心，歧视少数民族，扼制新闻自由，甚至鼓励警察滥施暴力。

其次，在非西方国家的选举，常常诱使政治家去提出那些最能为他们带来选票的诉求，而这些诉求往往带有种族主义、宗教教义和民族主义的色彩。这些诉求会加剧国家的分裂，并导致反西方的政治领袖和政策的胜利。荒谬的是，采行西方民主制度的非西方社会常常鼓励排外主义的和反西方的政治运动，并允许它们获得权力。民主成了一种地方化的、而非世界化的过程。在非西方社会中的政治家们不是通过表明他们是如何西化来赢得选举的，那些挑战西方世俗主义的、有宗教倾向的政党在土耳其、印度、以色列和前南斯拉夫共和国的选举中取得了胜利。阿尔及利亚的军人政府废除了一次选举，在这次选举中，信奉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救国主义阵线势在必胜。土耳其的军方迫使由伊斯兰福利党领导的政府下台。在一些穆斯林国家，人们只能在反民主的世俗主义与反西方的民主之间作出选择。

在西方，选举民主建立在并产生于自由主义的政治传统之上，这一传统的核心是人权和法治。不过，选举民主在不自由的、非西方的政治体制中也许会扮演某种角色。请看看伊朗的例子。这是一个原教旨主义国家，最高的权力在最高的阿亚图拉和由宗教领袖组成的卫道会（ The Council of Guardians）手中。对革命、对政权及其宗教领袖的批评都受到了严厉的压制。新闻媒介要么由政府控制，要么受到无情地审查。宗教上的少数派不断受到骚扰。其中如巴哈教派（the Bahai ）甚至受到迫害。据报道，任意的逮捕经常发生，对囚犯的虐待司空见惯，肢裂是一种刑罚。在那里有大量的政治犯。很显然，伊朗是一个远离西方自由传统的国家，然而，在某些方面，伊朗又实行选举民主。在1997年的总统竞选中，哈塔米取得了对体制内候选人的压倒性的胜利，赢得了69％的选票。而在这次选举中，有88％的成年选民投了票。在1993年，拉夫桑贾尼在还有另外三位候选人参加的竞争白热化的选举中赢得了63％的选票。在1992年的议会（the Majlis）选举中，卫道会否决了一千多位当选心切的候选人的参选资格，但是，还有剩下的二千多人轰轰烈烈地相互竞争270个席位。在1996年，卫道会否决了二千名议会候选人的资格，但是还剩下3000人竞争270个席位。尽管政党被禁止，这两次中的候选人都是两个半政党团体的成员，一个代表较为温和的观点，另一个代表更为原教旨主义的观点。妇女既可以投票，也可以竞选公职，并在1997年占据了议会５％的席位。此外，议会有很大的权力，它拒绝过总统对内阁职位的提名，它偶尔也迫使内阁部长辞职，它还就经济政策和其他问题进行激烈的辩论。在1994年和1995年，它还成功地阻止了当时的总统拉夫桑贾尼试图通过的许多改革措施。可以说，伊朗议会是中东仅次于以色列议会的最活跃的议会。在伊朗选举竞争的激烈程度也高于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和除一二个之外的所有的穆斯林国家。这样，伊朗就把竞争性的选举、制衡与原教旨主义镇压政策和大规模地侵犯个人权利结合起来。在波斯湾，沙特阿拉伯作为美国最亲密的盟友，是最不民主的国家，而伊朗作为美国最大的对手，却是最民主的国家。

西方的民主

植根在个人自由、个人尊严思想中的自由民主是一个西方的产物。有人认为，自由民主在西方之外的地方行不通，不过，事实上，在几乎每一种其他文明中，都有一个自由民主国家存在。简而言之，自由民主并非内在地与其他主要的非西方文化不相容，然而，非西方社会接受无论是自由民主还是选举民主的程度因他们受西方的影响程度不同而异。约有 39个国家，其政府是由相对公开、公平的选举产生的，但仍然缺乏全面的政治自由和公民权利。其中，10个在拉美，8个在非洲，5个是政教国家，5个是穆斯林国家。在这些国家，选举民主未必是通向自由民主大路上的一步。再看另外三个例子：印度、土耳其、斯里兰卡。这三个国家成为选举民主国家几乎已近半个世纪，但是，它们在保护其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方面仍然乏善可陈。

世界上的各大文明在其文化与西方的接近程度和受西方影响程度上都有很大的不同。按照一些人的看法，拉丁美洲显然是西方的近亲，有人甚至认为，应被看作是西方家族中的一个成员。东正教则是一个更为执傲的远亲。在非洲，西方的统治极其短暂，其影响除在南非外，相当有限。西方对穆斯林国家的影响程度也因地而异，但在伊斯兰的阿拉伯心脏地带，也很有限。有关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总体上，证据表明，非西方社会对不论是选举民主还是自由民主的接受程度因这些社会直接受到西方影响的程度而异。

当政治领袖们相信，他们的利益在于推进民主，或他们有义务实现民主时，民主的发展就会出现。这样的精英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都不存在。在多数穆斯林国家，威权统治者掌控一切，没有表现出任何迹象表明要实行向民主开放。在穆斯林世界中，少数几个民主国家，统治者也常常用不民主的方式进行统治。对实现从选举民主向自由民主的转变聊无兴趣。甚至更重要的是，几乎所有的穆斯林国家都不是由原教旨主义统治的，但是原教旨主义运动支配、甚至操纵着反对现政权的力量。信奉自由民主的反对派团体几乎不存在。阿贾米观察到， “在每一个穆斯林社会，要写一写自由主义和全国性的资产阶级传统，无疑是在为这样的一群人写悼词，这些人打的赌，毫无取胜的希望，随之就输掉了。”此外，人们普遍承认，民主依赖于一个壮大的市民社会。在穆斯林社会，的确有壮大的市民社会出现，但是这是一个原教旨主义的市民社会，而不是一个世俗的、自由主义的市民社会。

许多东亚社会的精英不习惯自由民主。的确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亚洲是 “不自由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的老家。这种民主是一种文化传统的产物，这种传统强调国家的养民与教民的作用，并以此作为公民行为的准则，而不是作为个人权利的保护者。

限制国家的人权观念在东亚极其薄弱。就个人权利受到承认的程度而言，这些权利通常被看成是由国家创设的权利。对和谐与合作的强调优先于分歧与竞争。对秩序的维持和对等级结构的尊重被看作是核心的价值。观念之间、群体之间和政党之间的冲突被看成是危险的。因此，就其在亚洲社会发育程度而言，选举民主更可能被设计用来产生共识，而不是选择，很可能具有不同于西方选举民主的特征，可能缺少伴随着西方民主的自由实践和制度的阴暗面。

无论如何，在第三波之后二十年的今天，民主化的条件远比以前有利得多。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各国政府在促进全球的民主化方面都可以有更大的作为。共产国际（ the Comintern）已经寿终正寝，现在该是建立民主国际（the Demintern）的时候了。 

谢选骏指出：亨廷顿说，“不过，马里奥 ·苏亚雷斯和他的同事们证明基辛格错了。在葡萄牙克伦斯基们赢了，民主得到了巩固。马里奥·苏亚雷斯担任了总理，后来，又当上了总统。葡萄牙所开启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创造了一个民主的时代。在这一次浪潮中，人类历史上采行某种民主政体的国家总数在世界上第一次占到了一半以上。”

我看亨廷顿只见基辛格在葡萄牙问题上犯下的错误，却不能看到基辛格在中囶问题上犯下的罪行——亨廷顿不懂，正是由于基辛格和尼克松联手犯下的罪行，共产党中囶才苟延残喘到了2024年的今天，多活了半个世纪！亨廷顿之所以掩饰基辛格所犯下的错误乃至罪行，正是由于亨廷顿也参与了这些错误和罪行。

【前言】

本书探讨的是二十世纪后期一项重要的，也许是最重要的全球性政治发展：即大约有 30个国家由非民主政治体制过渡到民主政治体制。这本书试图解释发生在1974－1990年间这一波民主化的原因、方式及其直接后果。

本书横跨理论和历史两个领域，但是它既不是一部理论著作，也不是一部史书。它位于两者之间；它基本上是一部解释性的专著。一项好的理论不仅精确、严谨、优美，且能凸现出若干概念变项间的关系。然而没有一项理论能够全面地解释一个单一的事件，或一组事件。相比之下，一项解释则难免庞杂、肤浅、拖泥带水，而且思想上不令人满意。一部解释性的专著，其成功的秘诀不在于严谨，而在于全面。一部好的历史书则按照编年史来描述，并令人信服地在分析一系列事件的同时表明为什么一起事件导致另一起事件。这项研究也不作那样的工作。它不去详细刻画在七十 ——八十年代间民主化的一般过程，也不去描述个别国家的民主化情况。相反，它试图解释并分析一组特定的国家在一段特定时间内的过渡情况。用社会学的术语说，这项研究既非是通则性的，也非是细则性的。理论家和史学家都很可能因此发现这本书不令人满意，因为它既没有提供前者所青睐的概括，也没有提供后者所偏爱的深刻。

因此，在研究方法上，这项研究完全不同于我的前几部著作。在其他那些著作中，我试图发展出一套关于关键变项间关系的概括和理论，诸如政治权力与军事职业制，政治参与与政治制度化、政治思想与政治行为，这些关于它们间关系的命题通常是作为超越时间界限的真理提出来的。不过，在这本书中，我的概括仅限于发生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间的一组不连续的事件。的确，本书的一个重点是要说明第三波民主化与前两波民主化的差异。在撰写这本书时，我禁不住地想要提出一些超越时间界限的深刻真理，诸如，“置换比变革更充满暴力”。可是当时我又不得不提醒自己，我的证据只来自于我所研究的有限的历史事件，而且我在撰写的是一部解释性的、而非理论性的著作。所以我必须彻底放弃没有时间界限的现在时态，而用过去时态来描述：“置换在当时比变革更充满暴力”。除在极少数的几个例外的情况下，我都是这样作的。在某些场合，命题的普遍性似乎如此明晰，以至我禁不住地要用更没有时间界限的词汇来陈述。此外几乎没有一项命题能够适用于第三波的所有情况。因此，读者们会发现，像“趋向于”、“通常”、“几乎总是”这样的词和其他一些这样的修饰词经常出现在通篇的正文之中。根据我最终采行的表达方式，上面所有的命题应该读成，“当时，置换通常比变迁更充满暴力”。

这本书写于 1989年和1990年间，当时我所关心的那些事件还在发展。因此，这本书碰到了同时发生性（Contemporaneity）带来的所有问题，故本书必须被当作对这些政权过渡的一个初步性评估和解释。本书引证了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和其他学者的著作，他们就特定的专题撰写了详细的专论。本书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这些事件的新闻报道。只有在第三波民主化告一段落时，才有可能对这一现象作更全面、更令人满意的解释。

我以前对政治变迁的研究，即《变迁中社会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简称《政治秩序》），把重点是放在政治稳定的问题上。我写那本书是因为我认为政治秩序是一件好事。我的目的是要发展一项通则性的社会科学理论来解释能否实现稳定的原因、方式和条件。现在这本书的重点是放在民主化上。我写这本书是因为我相信民主自身是一件好东西。而且就像我在第一章中所表明的那样，它对个人的自由、国内的稳定、国际的和平和美国有正面的后果。正如同在《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一书中一样，我试图使我的分析尽可能地独立于我的价值观；至少在本书的50％的篇幅上是如此。不过，对我来说，偶尔地明确地表明我的分析对那些希望在其社会中实现民主化的人士所具有的意义也是十分有用的。因此，在本书中有五处，我放弃了社会科学家的角色，而担当了政治顾问的角色，提出了若干条“民主派准则”。如果这使我像一个胸怀大志的民主马基雅维利，那还是随它去吧。

导致我撰写这部书的直接促成因素是 1989年11月我被邀请去俄克拉荷玛大学作朱利安·罗斯鲍姆讲座（Julian J. Rothbaum Lectures）。在这些讲座中，我提出了本书的主要论题，当然那时还没有经验证据来支持这些论题。该书的大部分手稿写成于1989年底和1990年，而且我没有试图在我的分析中纳入发生在1990年之后的任何一起事件。我非常感谢俄克拉荷玛大学卡尔·阿尔伯特国会研究中心及其主任罗纳德·彼得斯博士（Dr. Ronald Peters）邀请我前去作这些讲座。我的妻子南希和我想要在此表明，我们非常感谢我们在俄克拉荷玛大学受到彼得斯博士和朱利安·伊莲娜·罗斯鲍姆和乔尔·扬克夫斯基以及众议院议长卡尔·阿尔伯特夫妇对我们俩始终如一的礼遇和款待。

尽管讲座邀请促成了我撰写这部书，但是书中的材料却在我心中酝酿了一段时间。在手稿中有好几处我是取自于以前的两篇文章： “会有更多的国家实现民主吗？”（Will More Countries Become Democracy ）（《政治学季刊》［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1984］，第191－218页）和“民主的适中含义”（The Modest Meaning of Democracy）载于《美洲的民主：停止摇摆》（Ｄ．罗伯特·帕斯特编，纽约，1989年，第11——28页）。在1987年到1990年间，约翰·奥林民主与发展研究员职位（John M. Olin Fellowship in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使我得以花更多的时间和努力来研究这本书的主题。

许多人有意无意地对这部手稿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自 1983年以来我一直在哈佛大学基础课程中教授现代民主，这门课重点谈的是民主过渡问题。学生和助教们都会发现，本书中的许多材料是来自于这门课；我对这个问题的一些想法由于他们的评论和批评而得到了很大的改进。玛丽·基拉里（Mary Kiraly）、李永珠（Young Jo Lee）、凯文·马基奥罗（Kevin Marchioro）和亚当·波森（Adam Posen）在推敲书中的材料和整理我在这一课题上的文献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帮助。杰夫里·辛巴罗（Jeffrey Cimbalo）不仅完成了这些任务，而且还在这部手稿的最后准备阶段特别认真地校阅了正义和脚注。朱丽安·布莱克特（Juliet Blackett）和艾米·英格尔哈特（Amy Englehardt）把他们非常卓越的文字处理技术运用于这份手稿上，有效、迅速而且准确地打印出了许多草稿，和对草稿所作的似乎是永无止境的修订。我的几位同事阅读了我的这部手稿的部分或全部。侯昌·且哈比（Houchang Chehabi）、爱德文·考尔（Edwin Corr）、乔治·多明格斯（Jorge Domiguez）、弗朗西斯·哈格比安 （Francis Hagopian）。埃里克·诺丁格（Eric Nordlinger）和托尼·史密斯（Tony Smith），提供了富有思想的、而且很有批判性和建设性的书面评论。哈佛大学比较政治讨论组的几位成员也通过活泼的讨论对我的手稿的前半部提出了很多意见。

我非常感激他们对我的工作抱有兴趣，也感激他们对改进我这部书的品质所作出的贡献。不过，最后要说明的是，本书中的论点、论据和错误均由我来负责。

塞缪尔·亨廷顿 麻萨诸塞州 坎布里奇 1991年2月

谢选骏指出：塞缪尔·亨廷顿自称“一个胸怀大志的民主马基雅维利”，这个自我定位很有意思。第一，塞缪尔·亨廷顿和马基雅维利一样，都在权贵的鞍前马后充当秘书，都喜欢玩弄权术。第二，塞缪尔·亨廷顿和马基雅维利一样，都在政治活动之余从事著述。第三，塞缪尔·亨廷顿和马基雅维利的区别仅仅在于各自时代的权力形式不同——塞缪尔·亨廷顿为“民主”服务，马基雅维利为“君主”服务……都是仆役，各为其主。

【第一章 内容】

 

第一节 第三波的开始 

现代世界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有意无意地始于葡萄牙的里斯本，时值1974年4月25日，星期三，零点刚过25分，这时无线电台突然播出了一支名叫《高山颂》（Grandola Vila Morena）的歌曲。播这支曲子是向里斯本及其周围的军队发出行动讯号，以执行政变计划。这次政变是由一些领导“武装部队运动”（亦称作“尉官运动”，Movimeneo das Forcas Armadas，MFA）的青年军官们精心策划的。政变进行得果断而又成功，只受到了来自保安部队的少量抵抗。军队占领了主要的政府部门、广播电台、邮局、机场和电话局。到上午时分，人群如潮，涌入街头，欢呼士兵，并且把石竹花（又名：康乃馨）插在他们的步枪筒中。到傍晚时分，被废黜的独裁者马赛罗·卡埃塔诺（Marcello Caetano）已经向葡萄牙的新军事领导人投降。第二天，他出逃流亡。这样，在1926年由与此类似的军人政变中产生的独裁终于寿终正寝了。而领导这一政权达35年之久的一位作风严厉的文职官员安东尼奥·萨拉查（Antonio Salazar）却同葡萄牙的士兵们保持了密切的合作。 

4 月25日的政变，无意中成为世界性的民主运动的开端，因为各种政变通常都是推翻而不是建立民主政权。它无意中成为一个开端，还因为建立民主政治不是政变领导者们诚心所为，而且，更不能说他们有意触发一场全球性民主运动。独裁的死亡并不确保民主的诞生。不过，这次政变却释放了一大批大众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力量，这些力量在独裁期间曾受到了有效的压制。在政变后的18个月中，葡萄牙一直处在动乱之中。武装部队运动的军官们分裂成相互对立的保守派、温和派和马克思主义派等派别。在上述各派别也建立了各自的政党，从持左翼强硬路线的共产党到右翼的法西斯团体都有。六届临时政府相继更迭，政府所拥有的权威一届比一届少。政变与反政变的企图都屡见不鲜。工人、农民们罢工、游行，夺取工厂、农场和新闻媒介。温和的政党在1975年政变一周年的全国性选举中赢得了胜利，但是在这一年的秋天，似乎极可能在保守的北方与激进的南方之间爆发内战。 

在许多方面，葡萄牙的革命动荡与1917年的俄国极其相似，卡埃塔诺就是尼古拉二世（Nicholas Ⅱ），四月政变就相当于二月革命，青年武装部队运动中的主流派就是布尔什维克，而且也出现了极其类似的大规模经济混乱和社会动荡，甚至与科尔尼洛夫（Kornilov）阴谋事件一样，斯宾诺拉（Spinola）将军在1975年3 月也代表右翼进行了一次不成功的政变。敏锐的观察家都看到了两者之间的相似之处。在1974年9月，马里奥·苏亚雷斯（Mario Soares），这位临时政府的外交部长和葡萄牙的社会党领袖在华盛顿会见了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基辛格训斥了苏亚雷斯和其他的温和派，指责他们没有采取果断的行动以阻止左派的独裁。 

“你是一位克伦斯基1 ……我相信你的诚意，但是你太天真了，”基辛格告诉苏亚雷斯。 

“我当然不要当克伦斯基”，苏亚雷斯答道。 

“克伦斯基也不想”，基辛格又回了一句。 

不过，结果证明葡萄牙的确不同于俄国。克伦斯基派赢了；民主胜利了。苏亚雷斯当上了总理，后来又成为总统。葡萄牙革命中的列宁（Lenin），是一位沉默寡言的亲民主的上校，名叫安东尼奥·拉马罗·伊恩斯（Antonio Ramalho Eanes），他在重大关头调动了训练有素的部队以产生他所期望的政治后果，他于1975年11月25日粉碎了武装部队中的激进左翼分子，确保了葡萄牙的民主前途。 

葡萄牙1974年和1975年的民主运动虽十分富有戏剧性，但却不是独一无二的，在其他地方，也出现了不太显眼的民主潜流。1973年，在巴西（Brazil），埃米里奥·梅迪奇（Emilio Medici）将军政府的领导人们在即将去职之前实施了政治“减压”（distensao，decompression ）计划。在1974年，厄内斯托·盖赛尔（Ernesto Geisel）将军指使他的新政府开始政治开放进程。在西班牙（Spain），卡洛斯·阿里亚斯（Carlos Arias）总理谨慎地使佛朗哥（Fran-co）的独裁政权朝着更加自由化的方向迈进，而当时整个国家都在等待着这位独裁者的死亡。在希腊，那群上校的政权内部，各种紧张关系不断升级，最终导致该政权在1974年年中的垮台，并在年底产生了新的一波过渡浪潮中第一个以民主的方式产生的政府。在此后的15年中，这一波民主潮流变成了一种全球性的浪潮；大约有30个国家从威权主义转向了民主政治，至少还另有几十个国家受到了民主潮流的冲击。 

第二节 民主的含义 

在1974－1990年间向民主的过渡是本书的主题。探讨这一主题的第一步是澄清本书中所使用的民主和民主化的概念。 

作为一种政体的民主概念可以追溯到希腊哲学家。不过，其近代的用法却只能上溯到西方社会十八世纪末的革命动荡。在二十世纪中期，有关民主含义的讨论中出现了三种常见的着眼点。作为一种政体，民主一直是根据政府权威的来源、政府所服务的目的和组成政府的程序来界定的。 

民主不论是被定义为权威的来源或是目的，都会出现含糊不清、不精确等严重问题，因此这项研究中使用的是程序性定义。在其他政府体制中，人们可以根据出身、抽签、财富、暴力、选任、学识、任命或考试成为领袖。民主政治的核心程序是被统治的人民通过竞争性的选举来挑选领袖。民主概念的这一最重要的现代内涵是由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在1942年探讨出来的。在其开创性的研究，即《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Capitalism，Socialism，and Democracy）一书中，熊彼特具体指陈了他所谓的“古典民主理论”的缺陷。这种民主理论根据“人民的意志”（来源）和“公益”（目的）来界定民主。熊彼特有效地推翻了研究民主的这些着眼点，并提出他所称的“另一种的民主理论”。他说，“民主的方法是为作出政治决定的一种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中，个人通过竞取人民手中的选票而得到作出决定的权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某个时候发生了一场持续很久的辩论，这场辩论发生在决心用来源和目的来界定民主的古典派与坚持用熊彼特模式中程序性民主概念的那些人数越来越多的理论家之间。到七十年代，这场辩论结束了，熊彼特赢了。理论家们越来越注重在两种民主概念之间作出区分，一种是理性主义的、乌托邦的和理想主义的民主概念，另一种是经验的、描述的、制度的和程序的民主概念，而且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后一种概念才能够提供分析上的准确性和经验上的参照物，从而使之成为有用的概念。用规范理论来对民主进行笼统的探讨急剧衰落，至少在美国的学术讨论中是如此，而且被另一种研究方向所取代，这种研究方向旨在理解民主制度的本质、制度的作用方式和它们得以兴起或衰落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努力是使民主成为一个常识之词，而不是“溢美”之词。 

遵循熊彼特的传统，这项研究在评判一个二十世纪的政治体制是否民主所依据的标准是看其中最有影响的集体决策者是否通过公平、诚实和定期的选举产生，在这种选举中候选人可以自由地竞争选票，而且基本上所有的成年人都可以参加选举。用这种方式来界定，民主政治涉及到两个维度，一个是竞争，一个是参与。这两点被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视为其现实民主论或多头政治（pclyarchy）论的关键所在。这也意味着，那些言论、出版、结社、集会和结社的社会和政治自由的存在对于政治辩论必不可少，而且对于竞选也是如此。 

这种程序的民主概念提供了若干个基准点，这些基准点主要围绕着达尔的两个维度。借助这些基准点，我们能够判断政治体制到什么程度就是民主的，可以比较不同的政治体制，可以分析这些体制是否或多或少变得民主了。例如，若是一个政治体制到了拒绝其社会的部分成员参与投票的地步，那么，这种体制就是不民主的，如南非的政治制度，拒绝给70％的黑人，或瑞士拒绝给其人口50％的妇女，或是美国曾经拒绝给予其占人口总数的10％的南方黑人以选举参与的机会。同样，一个体制若是到了不允许反对党参加选举或是反对党受到约束、骚扰而不能有所作为，或是反对党的报纸被检查、或被关闭，或是选票被操纵、或被错误统计的程度，那么，这种体制也是不民主的。在任何社会中，任何重大的反对政党在赢得官职上的持续失败，都必然产生有关这个体制所允许的竞争程度这一问题。在八十年代末，通过国际组织派团增加对选举进行观察，自由与公平的民主选举标准就变得更加有用场了。到1990年，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一个民主化国家的第一次选举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被认为合法：即有一个或多个合格的国际观察员分遣队在场观察，而观察员承认选举合乎诚实与公平的最低标准。 

研究民主的程序方法与这个词的常识性用法完全一致。我们都知道军事政变、新闻检查、选举舞弊、对反对党强制及骚扰，监禁政治反对派和禁止政治集会都是与民主不相容的。我们也知道，知情的政治观察家可以把这些民主的程序条件运用于现有的世界各国政治体制，而且可以轻而易举地提供一个名单，说明哪些国家是十分民主的，哪些国家显然不是，哪些国家介于两者之间。而且除极少数情况外，不同的观察家都会就上述各国提供一份相同的名单。我们也都知道我们可以判断出，各国政府是如何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的，而且没有人会就这样一个命题提出争议：即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在1986年时比1976年时更加民主了。各色各样的政权绝不会装进学术上所划定的格子而大小完全相等，而任何分类系统都必须允许有模棱两可、含混不清和混淆的情形存在。例如，在历史上，台湾的国民党体制就曾集威权、民主和极权的某些成分于一身。此外，一些本来民主的政府也许会通过废除或严重限制民主程序而结束民主，例如，在五十年代末期的韩国和土耳其，以及1972年的菲律宾。然而，尽管仍存在所有这些问题，根据其程序民主的程度来对政权进行分类仍然是一项相当简单的工作。 

如果用普选的方式产生最高决策者是民主的实质，那么民主化过程的关键点就是用在自由、公开和公平的选举中产生的政府来取代那些不是通过这种方法产生的政府。不过，在选举之前或选举之后的全面民主化过程通常十分复杂，而且持续得很久。它涉及到非民主政权的终结和民主政权的登台，然后是民主体制的巩固。相比之下，自由化只是威权主义体制的局部开放，这种开放没有通过自由的竞争性选举来选择政府领导人。正在经历自由化的威权政权通常会释放政治犯、开放某些问题供公众辩论、放松新闻检查、为那些权力很小的官职举行选举、允许市民社会的某种复兴，以及朝着民主化的方向采取其他步骤，而不把最高层的决策者交由选举来考验。自由化可导致也可以不导致全面的民主化。 

在界定民主方面还有几点需要说明。 

第一，根据选举来界定民主是一种最简单的定义。对某些人来说，民主具有或者应该具有涵盖性广得多的和更富有理想的相关含义。对他们来说，“真正的民主”指的是自由、平等、博爱，公民对政策的有效控制，负责任的政府，政治中的诚实、廉洁和公开，知情的或理性的审慎、平等的参与和权力以及各种其他的公民美德。在多数情况下，这些当然都是好事，而且如果人们愿意的话，他们可以用这种方式来界定民主。不过，这样作也产生了根据来源和目的来界定民主的所有问题。含糊不清的规范并不能产生有用的分析结果。公开、自由和公平的选举是民主的实质，而且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由选举产生的政府也许效率低下、腐败、短视、不负责任或被少数人的特殊利益所操纵，而且不能采纳公益所要求的政策。这些品格也许使得这种政府不可取，但并不能使得这种政府不民主。民主是一种公共美德，但不是唯一的美德，只有把民主与政治体制的其他特征明确地区分开来，民主与其他公共美德和罪恶的关系才能得到理解。 

第二，可以想象，一个社会能够通过民主的手段选择其政治领袖，但是这些政治领袖未必行使实在的权力。他们也许只是其他某些集团的代言人或傀儡。若是到了最有权势的集体决策者不是通过选举产生的地步，那么，该政治体制就是不民主的。不过，隐含在这一民主概念中的是对权力的限制。在民主国家，选举产生的决策者并不拥有巨细无过的权力。他们与社会中的其他群体分享权力。不过，若是那些由民主选举的决策者变得只是某个非民主方式产生的集团的门面，而后者的权力更大，那么，显而易见，这个体制也是不民主的。例如，在二十年代末期的日本和在八十年代末的危地马拉，这两个国家选举产生的政府实质上都是完全由其军队操纵的，所以，我们有理由说它们不是真正民主的国家。不过，不论是批评政府的左翼或是右翼人士都可以轻易地指责选举产生的官员不过是某个其他集团的“工具”，或是指责他们虽运用了权威，但靠的是得到了某个其他集团的默许，或是受到这种集团的严格约束。人们常常作出这种指责，而且这些指责也许是真的。但是，若是不能证明这些指责为真，就不应断定其为真。这样做，也许有难度，但不是完全做不到的。 

第三个问题关系到民主政治体制的脆弱性或稳定性。人们可以把稳定或制度化的概念纳入对民主的定义之中。这通常指的是政治体制可望持续存在的程度。稳定在分析任何政治体制当中都是一个中心维度。不过，一个政治体制可以多多少少是民主的，或者多多少少是稳定的。可以被归入同等民主的体制也许在稳定性上差异很大。因此，《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在1984年初出版的对世界各地自由状况的调查中把新西兰和尼日利亚（Nigeria）都合理地归入了“自由”的一类。在作出这一判断之时，尼日利亚的自由也许绝不比新西兰少，但是，尼日利亚却更不稳定：1984年元旦，一场军事政变有效地结束了尼日利亚的民主。人们可以制造出民主的或是不民主的体制，但是它们也许能存在下去，也许不能。一个体制的稳定不同于该体制的本质。 

第四，还有一个问题，即把民主或不民主当作一个两分法式的变项，还是持续的变项。许多分析家倾向于后一种看法，而且发展出了测量民主的方法，这些方法把选举的公平、对政党的限制和新闻的自由等其他标准结合在一起。这种方法若用于某些目的可能非常有用，例如，用于识别某些国家间民主政治的变异度（如美国、瑞典、法国、日本），这些国家通常都被认为是民主国家，或是用于辨别不民主国家的威权体制的变异度。不过，它的确产生一些问题，例如，指标的加权。两分法则更能满足我这项研究的目的，因为我们关心的是从不民主的政权向民主的政权的过渡。而且民主在这项研究当中一直是用一个单一的、相对明确的和广泛接受的标准来界定的。即使在分析家们使用某种不同的测量方法时，他们对政治体制是民主还是不民主的判断相关度都极高。因此，这项研究将把民主当作一个两分法式的变项，承认有介于两者之间的情形（例如，1915－1936年间的希腊；1980年后的泰国；1974年以来的塞内加尔），这些国家可以被恰当地归入“半民主国家”一类。 

第五，不民主的国家没有选举上的竞争和普遍的选举投票参与。除了这些共有的负面特征外，它们极少有共同之处。这一类的国家包括绝对君主专制、官僚帝国、寡头政治、贵族政治、选举权受到限制的立宪政体、个人专制、法西斯主义政权和共产主义政权、军人独裁以及其他类型的统治方式。这些类型中的一些在已往的时代更为流行；有些则相对摩登。特别是，极权主义政权出现在民主化开始之后的二十世纪，而且试图用通过对其公民的大规模动员来服务于其政权的种种目的。社会科学家们在这类政权与传统的不民主的威权主义体制当中作出了恰当而且重要的区分。前者的特点是：单一的政党，通常由一人来领导；一支无所不在的和权力庞大的秘密警察；一套高度发达的意识形态以提出一个理想社会，而这也是极权主义运动所致力于实现的；政府对大众传播媒介和所有或多数社会经济组织的渗透和控制。另一方面，一个传统的威权体制所具有的特征则是：一个领袖或一个领袖小集团，没有政党或只有一个脆弱的政党，没有群众动员，可能有一种“思想意识”（mentality），但没有意识形态，只有一个有限的政府、“有限的、但不是责任制的政治多元体制”，而且不试图去重造社会和人性。在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之间的这一分野对理解二十世纪的政治至关重要。不过，为了避免在重复使用“不民主”一词所造成的语义困扰，这项研究将用“威权主义”来指称所有不民主的体制。不民主政权或威权政权的具体类型指的是：一党体制、极权体制、个人独裁、军人政权，以及类似的政权。 

第三节 历史上的民主化浪潮 

具有民主特征的政治体制并不仅限于近现代才有。在世界上的许多地区，部落首领数世纪以来一直是选举产生的，而且在某些地方，民主政治制度长期存在于村一级上。此外，民主的概念对古代世界来说，当然是十分熟悉的。不过，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民主排除了妇女、奴隶以及其他身份的人（诸如外籍居民）参与政治生活。在实践上，统治集团即使是对这一受到限制的公众所负责任的程度也常常是十分有限的。 

现代民主不仅是村庄、部落或城邦的民主；它是民族国家的民主，其出现与民族国家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西方，迈向民主的最初推动力发生在十七世纪上半叶。在英国革命中，民主思想和民主运动虽然算不上一个核心特征，但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特征。1638年1月14日，哈特福德（Hartford）及其邻近城镇的公民所通过的《康乃迪格基本法》（Fundamental Orders of Connecticut）是“近代民主政治的第一部成文宪法”。不过，从总体上说，清教的崛起并没有给英国或美国留下民主制度的遗产。自1660年后约一个多世纪里，这两个地方的政府都趋于变得更加封闭，还不如其在早期那么具有人民的代表性。一种贵族与寡头政治以各种方式得以复活。在1750年，西方世界的国家这一级上还没有民主制度。在1990年，这种制度已经存在于许多国家之中。到二十世纪末，又有更多的国家具备了民主制度。这些制度出现在民主化的几次浪潮之中（见图1．1）。 

注释：图1．1国家的分类： 

（Ａ）澳大利亚、加拿大、芬兰、冰岛、爱尔兰、新西兰、瑞典、瑞士、联合王国、美国 

（Ｂ）智利 

（Ｃ）奥地利、比利时、哥伦比亚、丹麦、法国、西德、意大利、日本、荷兰、挪威 

（Ｄ）阿根廷、捷克斯洛伐克、希腊、匈牙利、乌拉圭 

（Ｅ）东德、波兰、葡萄牙、西班牙 

（Ｆ）爱沙尼亚、拉托维亚、立陶宛 

（Ｇ）博茨瓦纳、冈比亚、以色列、牙买加、马来西亚、马尔地、斯里兰卡、特里尼达与多巴哥、委内瑞拉 

（Ｈ）玻利维亚、巴西、厄瓜多尔、印度、南韩、巴基斯坦、秘鲁、菲律宾、土耳其 

（Ｉ）尼日利亚 

（Ｊ）缅甸、斐济、加纳、圭亚纳、印度尼西亚、黎巴嫩 

（Ｋ）保加利亚、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蒙古、纳米比亚、尼加拉瓜、巴拿马、罗马尼亚、塞内加尔 

（Ｌ）苏丹、苏里南 

一波民主化指的是一组国家由非民主向民主政权的过渡，这种转型通常发生在一段特定的时期内，而且在同一时期内，朝民主化转型的国家在数量上显然超过向相反方向回归的国家。一波民主化通常也涉及到在尚未全面民主化的政治体制中实行的部分自由化或部分民主化。在近代世界史中出现了三波民主化。每一波只影响到数目相对较少的国家，而且在每一波期间都有一些政权朝着非民主的方向过渡。此外，并非所有朝向民主的过渡都发生在民主化的涨潮期间。历史是杂乱无章的，而且各种政治变迁也不会自动把自己归入整齐划一的历史框框中去。历史也不是单方向的。头两波民主化浪潮的每一波之后都出现了一次回潮。在这样的回潮中，某些国家（并非所有的国家）以前曾试图向民主化过渡，但回归到了非民主的统治。试图准确地说出一个政权向民主过渡的时间是武断的。试图具体的说明民主化波浪和回潮的日期也是武断的。不过，武断一点常常有用，而且这几波政权变迁的年代大致如下： 

第一次民主化长波：1828－1926 

第一次回潮：1922－1942 

第二次民主化短波：1843—1962 

第二次回潮：1958-1975 

第三被民主化：1974- 

第一波民主化。第一波民主化起源于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不过，国家层次上民主制度的实际出现是十九世纪的现象。在那个世纪中，大多数的国家民主制度是逐渐发展起来的，因此，要具体说出一个特定的日期来表明此时之后一个政治体制就算民主，那样做不仅有困难，而且很武断，不过乔纳森·桑沙因（Jonathan Sunshine）提出了两个合理的主要标准以判断十九世纪政治体制何时在那个世纪中取得最低限度的民主资格：1．50％的成年男性有权投票；2．一个负有责任的行政官，他要么必须维持在一个选举产生的议会中得到多数的支持，要么通过定期的普选来产生。若是采行这些标准，并不那么严格地加以运用，人们可以说，美国大约在1828年开始了第一波的民建化。在历史较悠久的东部诸州中废除了财产资格的限制，加上接纳进来的新州，致使1828年总统选举中有选举资格的男性迅速超过了白人男性的50％。在以后的数十年中，其他国家也逐渐扩展了选举范围，减少了双重投票，并引入了秘密投票的原则，确立了总理（首相）和内阁对议会的责任制度。瑞士、英国的海外领地、法国、大不列颠和几个较小的欧洲国家在跨入本世纪之前就已开始向民主过渡。就在一次大战爆发前不久，意大利和阿根廷也建立起了多少有点民主的政权。在一次大战之后，新独立的爱尔兰和冰岛成了民主国家，而且迈向民主的群众运动也发生在取代罗曼诺夫（Romanov）王朝、哈布斯堡（Hapsburg）王朝和霍亨索伦（Hohenzollern）王朝的那些国家之中。大约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初第一波民主化完全结束之后，西班牙和智利也加入了民主化的行列。在第一周期中，约一百年的时间内，总共有30多个国家建立了至少是最低限度的全国性民主制度。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这种潮流涌动之初，托克维尔（Tocqueville）就已预计到了。在1920年，詹姆斯·布赖斯（James Bryce）回顾了这段历史并且沉思于这个“今日到处可见的迈向民主化的潮流是不是一个归因于社会进步之一般法则的天然趋势。” 

第一次回潮。不过，即使布赖斯推断出了其前景，民主的波浪会不断地减弱并产生回潮。本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主要发展是偏离民主，要么回到传统的威权统治形式，要么引入新的以群众为基础的、更加残酷的和更加普遍的新型极权主义政体。这种逆转大部分发生在那些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或之后采纳民主政体的国家。在这些国家中，不仅民主是个新事物，而且在许多国家中，国家也是个新事物。在1910年之前引入民主制度的十多个国家中，只有希腊在1920 年之后经历了一次复辟。在1910－1931年之间引入民主制度的17个国家中，只有4个在整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维持住了这种制度。 

第一次回潮始于1922年的向罗马进军和墨索里尼轻易废除意大利脆弱而且相当腐败的民主。再过十年后不久，立陶宛、波兰、拉托维亚和爱沙尼亚的羽毛未满的民主制度也被军事政变所推翻。像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这样的国家就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民主，于是，建立了更加严厉的独裁统治。希特勒在1933年夺权，终止了德国的民主，同时也意味着奥地利的民主在四年后的垮台以及最终在1938年结束捷克的民主。希腊的民主在1915年被全国分立派（the National Schism ）搅得不得安宁，并最终在1936年被埋葬。葡萄牙屈服于1926年的军事政变，这场政变导致了漫长的萨拉查独裁。巴西和阿根廷在1930年也发生了军事接管。乌拉圭在1933年退回到了威权体制。1936年的一次军事政变导致了内战和西班牙共和国在1939年的死亡。日本在二十年代引入了新的和有限的民主，但最终在三十年代初被军人统治所取代。 

这些政权的变化反映了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和赎武主义意识形态的崛起。在民主制度岿然不动的法国、英国和其他国家，反民主的运动从二十年代的异化和三十年代的经济萧条中获得了力量。打那场战争本应是使世界的民主更加有保障，结果却释放了左的和右的两种极端政治运动，而这些运动却旨在摧毁民主。 

第二波民主化。第二波短短的民主化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的占领促进了民主制度在西德、意大利、奥地利、日本和韩国的确立，而苏联的压力却扑灭了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初生的民主。在四十年代末期和五十年代初期，土耳其和希腊开始了民主化。在拉丁美洲，乌拉圭在战争期间回到了民主体制。而巴西和哥斯达黎加则在四十年代末期转向民主。在四个其他的拉丁美洲国家中，即阿根廷、哥伦比亚、秘鲁、委内瑞拉，1945年和1946年的选举带来了普选产生的政府。不过，在所有这四个国家中，民主的实践并没有持续下去，到五十年代初独裁就复辟了。在五十年代末，阿根廷和秘鲁又回到了有限的民主，不过，由于在军方与拉美社会党人（Aprista）和庇隆派（Peronista）人民运动之间的冲突，这种有限的民主变得极其不稳定。相比之下，在五十年代末，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的精英们也通过谈判达成了协议，结束了在这些国家的军事独裁，并建立了得以持续下去的民主制度。 

与此同时，在西方的殖民统治开始终结时，产生了一大批新的国家。在许多国家中，人们并没有作出真正的努力来建立民主制度。在某些国家，民主制度极其脆弱：例如，在巴基斯坦，民主制度从来就没站稳脚跟，终于在1958年被正式取缔了。马来西亚是在1957年独立的，除一段短暂的时期（即1969－1971年的紧急状态）外，一直维持了其“伪民主”的状态。印度尼西亚在1950－1957年之间有一种混乱的议会民主体制。在少数几个新国家，如印度、斯里兰卡、菲律宾和以色列，民主制度持续了十年或更长的时间。而且，在1960年，非洲最大的国家尼日利亚开始了其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新生涯。 

第二次回潮。到六十年代初期，第二波民主化已经告一段落。到五十年代末，政治发展和政权变迁都呈现了极强的威权主义色彩。这种变迁在拉丁美洲最富有戏剧性。秘鲁在1962年开始转向威权主义，那一年，军人们通过干预改变了选举的结果。第二年，一个军方认可的文官被选为总统，但他在1968年被一场军事政变所取代。1964年，军人政变推翻了巴西和玻利维亚的军人政府。阿根廷和厄瓜多尔分别在1966年和1972年如法炮制。1973年，军人接管了乌拉圭和智利的政权。根据一种理论，巴西、阿根廷的军人政府以及智利和乌拉圭的军人政府（对后两个国家较有争议），是一种新的政治体制，即“官僚威权主义”（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ism）。 

在亚洲，巴基斯坦的军人在1958年建立了一个实施军事统治的政权。在五十年代末，李承晚着手瓦解韩国的民主程序，在1960年接替他的民主政权却在1961年被一场军事政变所推翻。这一新的“半威权主义”政权在1963年的选举中得到了合法化，但在1973年终于蜕变成了一个全面的高度威权的体制。1957年，苏加诺用主导民主（guided democracy）在印度尼西亚取代了议会民主，在1965年，印度尼西亚的军人结束了主导民主，而且接管了该国的政府。在1972年，费迪南·马科斯总统在菲律宾实行军事统治。而在1975年，英迪拉·甘地终止了民主实践，并在印度宣布紧急状态。在台湾，不民主的国民党政权曾在五十年代容忍过持不同政见者，但是这些持不同政见者在六十年代的“黑暗时代”被镇压下去了，而且“任何形式的政治讨论”都被压制得鸦雀无声。 

在地中海地区，希腊的民主政治在1965年的“皇家”政变和1967 年的军事政变之前就已垮台。土耳其的军人在1960年推翻了本国的文官政府，又于1961年把权力还给选举产生的政府，在1971年的一次“半政变”中再次干政，又于1973年把权力还给选举产生的政府，然后在1980年实行了全面的军事接管。 

在六十年代，几个非洲之外的英国殖民地独立了，而且建立了民主政权，这种民主政权持续了相当一段时期。它们包括在1962年独立的牙买加和特里尼达多巴哥。1964年独立的马尔他、1966年独立的巴巴多斯（Barbados ）和1968年独立的毛里求斯。不过，在六十年代独立的大多数国家却在非洲。这些国家中最重要的有尼日利亚，它独立之初是一个民主国家，但在1966年被一场军事政变所推翻。唯一持续维持民主实践的非洲国家是博茨瓦纳。在1956年到1970年之间，获得独立的33个其他非洲国家，在独立之初或是独立后不久就变成了威权国家。非洲的非殖民化导致的是在历史上出现了一大批独立的威权政府。 

在本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期，全球性偏离民主化轨道的现象非常令人印象深刻。根据一项统计，在1962年，世界上有13个政府是由政变产生的；到1975年，这一数目则达到了38个。根据另一项估计，在1958年世界上32个民主国家中有三分之一的国家到七十年代中期时已变成了威权主义国家。在1960年具有伊比里亚传统的南美国家，10个中有9 个国家的政府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到1973年只有两个，即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这一波偏离民主化的浪潮，由于其涉及到像智利、乌拉圭（号称“南美的瑞士”）、印度和菲律宾，所以变得更加令人印象深刻，因为这几个国家具有持续长达四分之一世纪或更长时间的民主政权。这些政权的变化不仅导致了用官僚威权主义的理论来解释拉丁美洲的变化，也产生了一种更广泛的悲观主义，这种悲观主义怀疑民主在发展中国家的实用性，而且这些变化还促使人们关心民主在其已经存在多年的发达国家的生存能力和可行性。 

第三波民主化。但是历史的辩证法再一次颠倒了社会科学的理论。在葡萄牙于1974年结束独裁后的15年间，民主政权在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30个国家取代了威权政权。在其他国家，发生了威权政权之下的大规模的自由化运动。还有一些国家，促进民主的运动获得了力量和合法性。尽管碰到了抵制和挫折，迈向民主化的运动变成几乎是势不可挡的世界潮流，而且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这次民主化的潮流首先出现在南欧。在葡萄牙政变后的三个月，自1967年以来一直统治希腊的军政权垮台了，一个在康斯坦丁·卡拉曼里斯领导下的文官政府接管了政权。1974年11月，在一场竞争非常激烈的选举中，希腊人民给予了卡拉曼里斯及其政党以决定性的多数，而且，在下一个月中又以决定性的多数票决定不恢复君主制。在1975年11月20日，正好是伊恩斯在葡萄牙击败左翼力量后的第五天，佛朗哥将军的死亡终结了其对西班牙长达36年的统治。在此后的18个月中，新国王胡安·卡洛斯在其首相阿多尔夫·苏亚雷斯的帮助之下，确保议会和民众同意政治改革法，并根据这项法案选举出一个新的代表大会。这个大会草拟了一部新宪法，这部宪法在1978年的全民公决中被批准。根据这部新宪法，1979年3月举行了议会选举。 

到七十年代末，民主的浪潮涌入拉丁美洲。在1977年，厄瓜多尔的军事领导人宣布他们愿意退出政治；在1978年又起草了一部新宪法；1979年的选举产生了一个文官政府。在秘鲁，也经历了军人退出政治的类似过程，这导致了在1978年选举产生了一个制宪议会，1979年制定了一部新宪法，1980年选举出一位文职总统。在玻利维亚，军方退出了政治。但这却从1978年起，带来了四个充满政变和流产选举的混乱年头，最终还是在1982年选举出了一位文职总统。就在同一年中，由于在同大不列颠的交战中败北，阿根廷的军政府受到了严重的削弱，并因此导致在1983年选举出一位文职总统和文官政府。在乌拉圭，军方和政治领导人之间的谈判导致在1984年11月选举产生了一位文职总统。两个月之后，在1974年始于巴西的漫长的开放（abertura）过程到达了一个决定性的关头，并在本年中该国选举出了自1964年以来的第一位文职总统。与此同时，在中美洲，军方也正在退出政界。洪都拉斯在1982年1月设立了一位文官总统；萨尔瓦多的选民在1984年5 月的一次竞争达到白热化的选举中选举胡塞·拿破仑·杜瓦尔特为总统；危地马拉在1984年选举出了一个制宪议会，并在1985年选举出了一位文职总统。 

民主化的运动也出现在亚洲。早在1977年，第三世界最主要的民主国家印度在经历了一年半的紧急状态之后回到了民主的轨道。在1988年，为了对暴力和恐怖主义作出反应，土耳其的军队第三次接管了该国的政府。不过，在1983年，他们退出了政府并通过选举产生了一届文官政府。在同一年，暗杀阿基诺的事件使菲律宾进入多事之秋，并最终导致在1986年2 月结束了马科斯的独裁，在菲律宾恢复了民主。1987年，韩国的军人政府推荐了一位候选人竞选总统，并在相当激烈的竞选和相对公平的选举中被选为总统。在此后的一年中，反对党控制了韩国的议会。在1987和1988年，中国台湾政府大大放松了对进行政治活动的限制，并致力于创造一个民主的政治体制。在1988年，巴基斯坦的军人统治告一段落，与此同时，由一位女性所领导的反对党，赢得了选举的胜利，并控制了政府。 

在八十年代末，民主化的浪潮也吞没了共产主义世界。在1988年，匈牙利开始向多党制过渡。在1989年，苏联的国民议会选举使得几位执政党高级领导人受到了严重的挫败，并产生了一个日益具有决定性的国民议会。在1990年初，波罗的海的三个共和国建立了多党体制，而且苏联执政党也放弃了其主导的角色。在1989年，波兰的团结工会在国民议会的选举中席卷了大多数的选票，至此，非共产党的政府开始确立。在1990年，团结工会的领导人雷克·瓦文萨被选举为总统，取代了当时的执政党将军亚鲁泽尔斯基。在1989年的最后几个月中，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一党政权都崩溃了。这些国家于1990年举行了竞争性的选举。在保加利亚，民主也已开始启步，而且要求民主的群众运动也出现在蒙古。在1990年，这两个国家都出现了还算公平的选举。 

与此同时，再回过头来看看西半球，墨西哥的执政党第一次以微弱多数在1988年赢得了总统选举，又在1989年第一次丢掉了一个州的州长职位。智利的公众在1988年在一次投票中结束了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将军继续垄断权力的企图，并在下一年中选举出了一位文职总统。美国的军事干预在1983年结束了格林纳达的左派独裁政权，并在1989年结束了曼努埃尔·诺列加在巴拿马的军事独裁。在1990年2 月，尼加拉瓜的左派政权在选举中失败，并下台。在1990年12月，海地选举出了一个民主的政府。 

本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是欧洲非殖民化的最后阶段。葡萄牙帝国的终结产生了５个非民主的政府。不过，在1975年，巴布亚新几内亚在独立之初就是一个民主的政治体制。在清扫大英帝国残余（多半是岛屿）的过程中产生了十多个新的微型国家，几乎所有的这些国家都维持着民主的制度，尽管在格林纳达，这些制度是通过外部的军事干预才得以重新恢复的。在1990年，纳米比亚独立之初就通过一次受国际监督的选举产生了一个政府。 

在非洲和中东，八十年代的民主运动受到了限制。尼日利亚在1979年从军人统治回归到一个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但是，这一政府接着又在1984年初被一场军事政变所推翻。到1990年，在塞内加尔、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埃及和约旦都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自由化。在1978年，南非政府开始了减少种族隔离和扩大非白人少数民族政治参与的缓慢过程，但是，这种开放并不针对在该国占人口绝对多数的黑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停顿和德克勒克当选为总统之后，这一进程又在1990年得到恢复，在政府与非洲国民大会之间也开始进行谈判。到1990年，在尼泊尔、阿尔巴尼亚和其他民主经验微乎其微或者根本不存在的国家也听到了涌动着的民主波涛。 

从总体上看，民主化的运动是一项全球性的运动。在15年中，民主化的波涛席卷了南美，横贯拉丁美洲，来到了亚洲，冲垮了苏联集团的专制政权。在1974年，十个南美国家中有八个是非民主政府。在1990年，９个民主国家用民主的方式选择了政府。根据《自由之家》的估计，在1973年，世界总人口中有32％生活在自由国家；到1976年，由于印度实施紧急统治，大约只有不到20％的世界人口生活在自由国家中。相比之下，到1990年，全人类约有39％生活在自由社会中。

在某种意义上，自由化的波涛及其回潮呈现出一种进两步退一步的格局。到目前为止，每一次回潮都淹没了一些在前一次浪潮中过渡到民主政治下的国家，但不是全部。然而，在表1．1中的最后一栏表明对民主的预测仍然不太乐观。国家大小各有不同，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数十年间，独立国家的数量成倍增加。然而，在世界中民主国家所占的比例却反映出了相当的规律性。在两次回潮的波谷，世界上分别有17．9％和26．4％的国家是民主国家。在两次民主化的波峰，分别有45．3％和34．2％的国家是民主国家。在1990年，世界上大约有45％的独立国家拥有民主体制，这与1922年的百分比相同。当然，格林纳达是否民主，其具有的影响比中国是否民主的影响要小得多。民主国家与国家总数之间的比例并不总是那么悬殊。此外，在1973－1990年之间，威权国家的总数第一次在绝对数量上下降了，然而，由于到1990年为止，民主化的第三波仍然没有把民主国家在世界中所占的比例提高到超过62年前的上一个波峰上。 

第四节 民主化中的问题 

最高法院只依据选举结果；社会科学家们则试图赶上历史，琢磨那些有关已发生的事情必然发生之原因的理论。他们试图要解释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对民主政治的背离，但他们找到的理由却是民主政治不合乎穷国，威权主义对政治秩序和经济发展有好处，以及经济发展自身倾向于产生新的和更加持久的官僚威权主义。当人们还在喋喋不休地纠缠于这些理论时，那些国家又回归到了民主政治。社会科学家们要想试图跟得上这些变化，于是设法改变他们的工具，并开始生产出大量的文献，其主题是关于民主化的先决条件、其发生的过程以及新的民主政权的巩固问题。这些研究极大地扩展了民主化进程以及对这些进程的一般理解提供了有用的知识。 

到八十年代中期，民主的过渡也产生了对民主未来的新一波乐观主义。极权主义，可以相当准确地用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的话说，“已被看作是一个大失败”。其他人走得更远，认为“可行的替代体制的失落”意味着“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的理直气壮的胜利”。还有人高呼道“民主赢了！”再有人则说：对民主政治的乐观主义“比1975年时笼罩着的悲观主义有更坚实的基础”。当然，在七十年代中期和八十年代中期，在民主化的前景上的显著不同已经简直不能更具有戏剧性了。 

以上这些你来我往的议论导出了有关政治民主与历史发展之间关系的基本问题。这些大问题关系到民主的程度及其绩效。如托克维尔和布赖斯所预料的那样，一种从根本上是不可阻挡的、长期性的、迈向民主政治体制在世界范围内之全面扩张的全球性趋势存在吗？民主政治是一种有限的政治体制，只是在世界上少数社会中，特别是那些富裕的或西方社会中少数几个例外国家才能实施的一种政体吗？或者说，政治民主对许多国家来说是一件往昔之物，一种与各种形式的威权统治交替出现的政体吗？ 

这些是重要的问题吗？有些人也许会认为他们不是。理由是对一群人或其邻居来说，一个国家是否以民主或不民主的方式来治理关系不大。例如，有大量的学术文献认为公共政策是由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而不是由一个国家政权性质决定的。在所有的社会中，不论其政体如何，都可以找到腐败、低效率、不称职和少数特殊利益的操纵现象。有一本阅读范围颇广的关于比较政治的书在开篇中甚至用这样一种结论来作为开场白，“许多在国家间最重要的政治特征不是在于其政体，而是在于其统治的程度”。 

这些论点中不乏言之凿凿之处。一个国家的政体并不是唯一重要的东西，甚至可能不是最重要的东西。秩序与无政府之间的分野比民主与独裁之间的分野更为根本，然而，这种分野由于几个方面的原因也仍然是至关重要的。 

首先，政治民主与个人自由密切相关。民主国家可能、而且也的确滥用过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一个治理得井井有条的威权国家甚至会为其公民提供高度的安全和秩序保障。不过，从总体上说，民主的存在与个人自由的存在之间的相关性是极高的。的确，一定程度的个人自由是民主政治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反过来看，民主政治运作的长期后果可能是扩大和加深个人的自由。在某种意义上讲，自由是民主的特有美德。如果人们关心自由，把自由当作终极的社会价值来加以关怀，人们同样也应该关怀民主的命运。 

其次，如上所述，政治稳定和政体是两个不同的变项。然而，它们也是相互关联的。民主国家中常有违法现象，但却很少诉诸政治暴力。在现代世界中民主的体制比不民主的体制更容易避免社会的暴力。民主政府对其公民所使用的暴力远远少于威权政府对其公民所使用的暴力。民主国家为在体制内表达不同意见和反对意见提供了被认可的渠道。因此，政府和反对派都不大可能用武力来相互对抗。民主也通过提供改变政治领袖和公共政策的定期的机会来维持政治稳定。在民主国家很少在一夜之间发生戏剧性的变化；它通常是温和的和渐进的。与威权政治相比，民主政治更能够避免重大的革命性的动荡。正如切·格瓦拉曾经说过的，革命不能用来成功地反对一个“通过某种形式的普选掌权的政府，不论其中是否有欺诈舞弊现象，它至少维持了宪政的合法性。” 

第三，民主的扩展对国际关系也有重要的意义。历史上民主国家打过的战争与威权国家打过的战争一样多。威权国家既同民主国家打过仗，也相互之间打过仗。不过，从十九世纪初到1990年，民主国家（除极少几个例外）没有同其他民主国家打过仗。只要这种现象持续下去，民主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就意味着和平地带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根据过去的经验，一个民主占主导地位的世界很可能是一个相对免于国际暴力的世界，特别是如果苏联和中国变成了像其他主要大国那样的民主国家，重大的国际战争的可能性就会极大降低。 

另一方面，一个持续分裂的世界极有可能是一个充满暴力的世界。在通讯和经济上的发展，加剧了国家间的互动。在1858年，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曾经认为，“一个分裂的家庭不可能持续下去，这个持久实行半奴隶制半自由的政府也不可能持续下去”。在二十世纪末的世界，不再是一个单一的家，它已变得越来越紧密地整合在一起。互赖是这个时代的潮流。一个日益互赖的世界能在半民主半威权的状态下持续多久呢？ 

最后，而且也是从比较狭隘的立场上来看，民主在世界的未来对美国人具有特别的重要性。美国是现今世界中最重要的民主国家，其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身份与其对自由和价值所承担的义务是不可分离的。其他国家也许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它们的政治制度，并持续他们作为一个国家的存在。但是美国却不能作出这一选择。因此美国人在发展适合于民主生存的全球环境中具有一份特殊的利益。 

自由、平等、和平的未来以及美国的未来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民主的未来。这项研究并不试图去预测这一未来。但它的确试图去通过分析自1974年开始的民主化的波浪来显豁出这一未来。它试图探讨这一系列过渡的原因（第二章）、这种过渡发生的过程以及民主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各自采用的战略（第三、四章）、还有新兴民主国家所面临的问题（第五章）。本书最后的一部分探讨的是民主政权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扩展的前景（第六章）。 

在讨论这些主题时，我用的是现有的社会科学理论和结论以便看看哪一种有助于解释最近的这些过渡。不过，这本书并不企图去构建一个关于民主的先决条件或民主化的过程的一般理论。它也不试图去解释某些国家在一个世纪里一直实行民主，而其他国家却继续实行独裁的原因。其目标没有那么远大，而只是试图解释一群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大致同时出现的向民主过渡的国家的原因、方式和后果以及弄清这些过渡对民主在世界的未来所具有的意义。

谢选骏指出：1974年我在中囶，但是通过每天阅读的《参考消息》，及时知道并且可以随时跟进葡萄牙革命的各种报道。我的判断是，葡萄牙和西班牙的革命，是欧洲殖民主义的西线瓦解，紧接着就会发生欧洲殖民主义的东线瓦解——果然，仅仅过了十几年，苏联集团就崩溃了！因此我认为，亨廷顿关于“民主化”的论述全是错的——从“第一波”的美国革命开始，这就是欧洲殖民主义一次又一次地崩溃。

 

【第二章 原因】

 

第一节　波浪式运动探因 

民主化的波浪及其回潮是政治中一种更普遍现象的表现。在历史上，在不同的国家或不同的政治体制中间不时地或多或少地发生类似的事件。在1848年，好几个欧洲国家发生了革命。1968年，学生抗议席卷了几大洲的许多国家。在拉丁美洲和非洲，不同国家的军事政变常常集中起来在同一段时间内发生。某十个年头中，民主国家的选举可能向左摆，在下十个年头中又向右摆。十九世纪民主化长波的播散时间很长，足以把它同后来的民主化浪潮和回潮显著地区分开来。不过，每一次回潮都发生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问题是，如何识别像政治中这种波浪式运动的可能原因。 

让我们先设定由六个国家组成的一个世界，从１号到６号。让我们再设定在一个相对短暂时间内的一种类似运动，如民主化，或者说Ｘ，发生在每一个国家。是什么导致了这种Ｘ的爆发呢？有几种可能的解释。 

单一原因。可以想象，所有的６个Ｘ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即Ａ，它出现在６个国家中的任何一个之中。例如，它可能是出现了一个新的超级大国，或是在国际权力分配中出现了某种其他的重大变化。它也可以是一场大战，或是对许多其他社会有影响的重要事件。例如，有几个拉丁美洲国家，或是引入了民主政权，或是举行了新的全国性选举，这些都发生在1945－1946年之间。证据表明，这些Ｘ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一个单一原因的结果，这一单一原因是Ａ，即同盟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 

平行发展。设定Ｘ是由在相同的自变项（如a1、a2，等）中的类似发展所引起的，这些变项或多或少地同时在６个国家中表现出来。例如，理论家们认为，一个国家在其通过了一定的经济发展门槛之后就可望实行民主政治，这个经济发展的门槛是达到特定水平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或是识字率。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国家内的民主性进步是由该国特有的某种东西所引起的，其他国家所有的类似起因或多或少地会同时发生作用，以产生类似的结果。

 

a1————————————>x1 

a2————————————>x2 

a3————————————>x3 

a4————————————>x4 

a5————————————>x5 

a6————————————>x6 

滚雪球。在一个国家一项导致Ｘ的重要原因也许是在另一个国家出现了Ｘ。如果Ｘ绝对同时发生，这是不可能的。不过，完全的同步性非常少见，而孤立的同步性可能更少。对重大事件的了解几乎立即被不断地传播到世界各地。因此，一个国家的事件Ｘ会不断地有可能触发出在不同的国家几乎同时发生类似的事件，而且产生示范效应的可能性也不断增大。在一个国家，某种独特的、甚至是特有的起因，a2，会导致在另一个国家出现Ｘ１，但是此后Ｘ１又可能引起在另外一个国家出现类似的事件，而这种类似的事件又依次对其他国家继续产生滚雪球的效果。 

流行性万灵药。在不同的国家事件的直接起因可能完全不同。不过，这些不同的起因可能会触发一种共同的反应，如果不同国家的精英都相信这一反应的效用，即时代精神的流行性万灵药。如同６个人或多或少地同时服用阿斯匹林来治疗他们６种不同的身体不适时，这六个国家也会同时地进行类似的政权过渡，以适应不同的问题：一个国家有通货膨胀，另一个国家法律和秩序崩溃，第三个国家经济危机日益加深，第四个国家在军事中失败，如此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变迁的具体个别起因（a1，b2，c3，等等）就会对一套共同的政治信念，Ｚ，产生影响，以求产生类似的Ｘ反应： 

a1—————>z———————>x1 

a2—————>z———————>x2 

a3—————>z———————>x3 

a4—————>z———————>x4 

a5—————>z———————>x5 

a6—————>z———————>x6 

以上对政治波浪式运动的四种可能解释并不是巨细无遗的；也不是相互排斥的；更不是注定要互相矛盾的。这四种因素可能同时在任何一种情形下起作用。在试图说明政治波浪式运动的起因方面，它们是应记在心中的解释模式。 

第二节　民主化波浪探因 

这项研究的依变项不是民主，而是民主化。其目的是要解释为什么某些威权国家在一段特定的时间变成民主国家。研究的焦点是政权的变迁，而不是政权的存在。 

因此，这项研究不同于那些主要探讨民主或非民主政府之社会特性的研究。例如，许多研究已经表明，在各种社会和经济因素与民主制度的存在之间，有着高度的相关性。不过，正如丹克沃特·罗斯托（Dankwart Rustow）所强调的，一项一般性的解释不同于一项功能性的解释。几乎所有的富裕国家都是民主的国家，而且几乎所有的民主国家都是富裕国家。但是这种相关性本身不能说明任何因果关系，而且，如果民主国家在它们成为民主国家之前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就已是富裕国家（比如，相对而言，大多数的北欧国家就是），那么，财富自身很可能不是其制度从不民主向民主政治过渡的充分解释。同样，历史上，在新教与民主之间也存在着高度的相关。但是许多国家，在它们变成民主国家之前的二、三个世纪里一直是新教国家，不是民主国家。要解释一个依变项中所发生的变化，通常需要在自变项中出现某种形式的变化。 

不过，由于在自变项中的变化在形式上会表现为自变项持续下去，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了。在威权政权下３年的经济停滞也许不会导致其垮台，但是５年的停滞就有可能。自变项在一段时间内的累积性效果最终会产生依变项中的变化。或者正如阿尔蒙德所观察到的，“社会与国际变迁会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而且只是在曲线中出现短时的波折时才会开始触发政治体制中的变化。”在涉及到诸如像经济或社会动向这样的特定自变项时，这种意义上的变迁就更有可能产生政治后果。 

这种依变项不仅是动态性的；而且是复杂的。人们常常断定废除独裁会导致民主的确立。不过，事实上，一个非民主的政权更可能被另一个非民主的政权而不是被一个民主的政权所取代。此外，导致结束非民主政权的诸因素也许完全不同于那些导致创立民主政权的因素。一个威权政权的经济失败也许会瓦解这一政权的基础，但是，一个威权政权的经济成功也许更可能为一个民主政权铺垫了基础。有助于最初设立民主政权的环境，也许无助于该民主政权的巩固和长期的稳定。在最简单的层次上，民主化涉及到：（１）威权政权的终结；（２）民主政权的创设；（３）民主政权的巩固。导致这三项发展的原因可能各自不同，而且会互相矛盾。 

一旦分析了自变项，我们会发现，可能导致民主化的原因也会出问题。在一端是出现同义反复的危险。政治精英改变或推翻了威权政权，建立巩固了民主政权。为什么政治精英们会这样作？假定他们这样作是由他们的利益、价值和他们自己心中的目标。如果他们需要民主，他们就会创造并得到民主。或正如罗斯托所描述的，创立民主要求精英就“游戏规则（the rules of the game）达成程序性的认同。”这里把焦点集中在什么可能是最直接的和最重要的解释性变项：即政治精英的信念和行动。这是一项有力的解释性变项，但却不是一项令人满意的变项。即使人们不需要民主，民主也可被创造出来。如果人们要民主，民主将被创造出来不是同义反复的话，那么，离同义反复也就不远了。有人已经观察到，一项解释使心中想到该解释时所处的位置。为什么这些重要的政治精英们需要民主呢？人们的心里会不可避免地沿着这条因果链继续往前走。 

如果自变项和依变项的先后次序不同，如果就像通常的情况那样，用一个经济变项来解释一个政治变项，那么，自变项与依变项之间的区分是极其明显的。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传统都使分析朝这一方向倾斜。而且，这种情况又被另一个人见人知的因素所强化。经济资料，包括就不同方面的各种统计资料，在大多数社会都可以得到，特别是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而对西方社会，则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分析家们不可避免地会使用这些资料来看看经济因素与民主化之间可能存在的相关的或是因果的联系。有时，这种努力得到了理论上的指导；有时却没有。 

社会科学家们不时地谈到过度确定（overdetermination）的问题。这通常指的是，有多重可能的理论来解释一个事件，即确立这些理论的相关效度所产生的问题。不过，这仅仅对于那些关心如何评估的人是个问题。对于那些关心如何解释事件的人，这个问题就不再是问题。在政治中，几乎每件事都有许多起因。为什么是这个候选人、而不是那个候选人在选举中取胜？显然有各种变项，而且在这些变项背后有各种理论来解释像选举结果这样简单的事情。一起事件要在历史上发生几乎总是在理论上被过分确定。这种情况显然也适用于民主化。 

人们提出了许多种理论和许多种变项来解释民主化。有人通常列举的有助于民主或民主化的变项如下： 

一个高水准的总体经济富裕； 

相对平等的收入或财富分配； 

一个市场经济； 

经济发展和社会现代化； 

在社会历史上的某一点出现过封建贵族政治； 

在社会中没有封建主义； 

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用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s」的简单公式：“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 

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 

高识字率和高水准的教育； 

一种工具性的、而非大一统的文化； 

基督新教； 

社会多元化和强大的中介团体； 

在政治参与扩张之前，有政治竞争的充分发展； 

合乎民主的权力结构存在于特别是那些与政治密切相关的社会群体之中； 

低度的社会暴力； 

低度的政治两极化或政治极端主义； 

信奉民主的政治领袖； 

作为英国殖民地的经验； 

宽容和妥协的传统； 

被一个亲民主的外国占领； 

受一个亲民主的外国的影响； 

精英愿意仿效民主国家； 

尊重法律和个人权利的传统； 

社群（民族、种族和宗教）的同质性； 

社群（民族、种族和宗教）的异质性； 

对政治和社会价值的认同； 

对政治和社会价值缺少认同。 

把这些因素与民主和民主化关联起来的理论几乎总是有道理的。不过，每一个变项和理论只能对少数几个案例具有相关性。在1940年后的半个世纪里，民主化发生在印度和哥斯达黎加、委内瑞拉和土耳其、巴西和博茨瓦纳、希腊和日本。企图寻找一个共同的、普遍存在的自变项，并设定这一自变项也许在解释上述这些不同国家中的政治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几乎是注定不成功的，如果不是同义反复的话。民主化的原因因地因时而遇异。理论的多重性和经验的多样性意味着以下的命题可能成立： 

（１）没有一个单一的因素足以解释在所有国家中或是在一个国家中的民主发展。 

（２）没有一个单一的因素对所有国家的民主发展是必不可少的。 

（３）在每一个国家的民主化都是各种原因的结合的结果。 

（４）这些产生民主的原因的结合因国家不同而异。 

（５）通常导致一波民主化的诸原因的结合不同于导致其他各波民主化的原因的结合。 

（６）导致在民主化波浪中最初政权变化的原因可能不同于导致在这一波中后来政权变化的原因。 

温纳（Myron Weiner）在回顾了具有民主政府之社会的多样性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要解释民主化，人们应该看一看“可供那些追求民主革命的人采用的战略。”这一建议恰当地突显出政治领袖与政治技能在实现民主中的关键角色。不过，这不应该导致完全拒绝承认更宽泛的、与历史背景有关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因素在解释民主发展中的作用。存在的是一条因果之链；而且，国际的、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以及最直接的政治因素都发生作用，而且，它们之间常常相互冲突，要么有助于民主政治的确立，要么有助于维持威权主义。 

因此，民主化的原因各不相同，而且它们随时间而显示出的重要性也大相径庭。这里不是对1974年之前产生民主化的原因作详细的历史分析之处。对似乎是第一次和第二次浪潮的主要原因作一个简短的结论是必要的，这样作可以为更广泛地讨论第三波的原因提供一个脉络。 

经济发展、工业化、都市化、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出现、工人阶级的发展及其早期的组织、经济不平等的逐步缩小，所有这些似乎都在十九世纪北欧国家的民主化运动中发挥了某种作用，通常这些国家也是由洛克、边沁、密尔、孟德斯鸠、卢梭和法国革命中诸理想的影响所形成的思想风气的国度。在英国的殖民地，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其中的许多因素也发生过作用，而且，因为更大的经济机会、薄弱的等级制度和更加平等的收入分配等因素所强化，这些因素只有在较为边远的社会才可能出现。可以想象，新教也促进了民主化；在1900年之前发展出民主制度的国家中，有四分之三的国家在宗教构成上完全以新教为主要宗教。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方盟国的胜利和在战后出现的帝国解体也对民主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欧洲的边缘国家，如芬兰、冰岛、爱尔兰在维持民主制度上也相对成功；那些继罗曼诺夫、哈布斯堡和霍亨索伦王朝之后出现的国家在位置上更为居中，但在维持民主政治上却不成功。总之，导致第一波民主化浪潮的主要因素似乎是经济和社会发展，英国殖民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环境、西方同盟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和主要大陆帝国的相应解体。 

在第二波民主化浪潮当中，政治和军事的胜利也占有显著的地位。在这一波中过渡到民主的多数国家可以归入三类。第一类是获胜的西方盟国把民主政治强加给了若干国家：西德、意大利、日本、奥地利和南朝鲜。第二类是许多其他国家因为西方盟国赢得了战争而向民主化方向迈进。这类国家包括希腊、土耳其、巴西、阿根廷、秘鲁、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第三类是西方国家在战争中受到削弱和在其海外殖民地所兴起的民族主义导致这些国家开始了非殖民化的进程。有相当数量的新独立国家是作为民主国家起步的，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只有较少数量的国家维持住了民主制度。西方盟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和这些民主国家在战后所进行的非殖民化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第二波的民主浪潮。这些是历史上的不连续的事件。第三波肯定是来自另一些原因的组合。 

第三节　第三波探因 

要探讨第三波民主化必须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为什么大约只有30个威权体制国家，而不是约100 个其他的威权主义国家转向民主政治体制？第二，为什么这些国家的政权变迁发生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而不是在其他某一段时间？ 

有关第一个问题，即从威权主义开始过渡的国家不论是否会取决于其威权主义政权的性质？不过，事实上，在第三波中迈向民主的政权是多种多样的。它们包括一党体制、军人政权、个人独裁、南非的种族寡头。在每一类政权类型当中大约都有一些国家在自1974年以来的15年中没有实现民主化：一党制国家有北韩和越南等，军人政权的国家中有缅甸和印度尼西亚；个人独裁的国家中有伊拉克和古巴。因此威权主义政权的性质不能解释为什么某些政权过渡到民主，而其他政权却没有。 

回答这个问题的一个不同的途径是把焦点集中在那些实现民主化的国家的各自政权变迁历史上。在轮回型（cyclical pattern）中，国家在民主与威权体制之间交替轮回。这种类型在拉丁美洲特别普遍，包括诸如像阿根廷、巴西、秘鲁、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等国家，但是在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特征，如土耳其和尼日利亚。这些国家在较大众化的民主体制和较保守的军人政权之间摇摆。在一个民主政权下，激进主义、腐败和失序达到了难以容忍的程度，于是，军队便起来推翻了它，这很令大众欣慰和欢呼。不过，接着对军政权的联合支持就开始瓦解，军政权又未能有效地处理该国的军事问题，于是，具有职业化倾向的军官们就开始对军队的政治化抱有戒心，并再次受到群众的欢迎，军人们自动退出文官职位，或是被排挤出来。在这些国家，政权的变迁所起的作用与在稳定的民主体制下政党的变迁所起的作用一样。这类国家没有能够在民主与威权政治体制之间作出选择；民主与威权主义的轮回就是这种国家的政治体制。 

第二类政权变迁的模式是二次尝试型（second-try pattern）。一个实行威权主义体制的国家向民主体制转移。这种民主体制的失败要么因为该国缺少民主的社会基础，要么是新民主体制的领袖们追求极端的政策，这种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反作用或是某种大动荡（如萧条、战争）瓦解了该政权。于是一个威权主义政府便在一段或长或短的时期内掌权。不过，最终，人们会作出第二次和更成功的努力来重新引入民主，而且成功的机会之所以有可能增加，至少部分是因为民主领袖们从以前不成功的民主经验中吸取了教训。有许多国家，如德国、意大利、奥地利、日本、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用各种方式在第二次浪潮中确立了相对稳定的民主体制，因为这些国家在其较早的努力中有过反复。西班牙、葡萄牙、希腊、韩国、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就是属于这种二次尝试型，如果它们的第三波民主政权能够得到稳定的话。 

第三种模式是间隔民主型（lnterrupted democracy）。这种模式涉及那些曾经建立起民主政权，而且这种民主政权持续了相当一段时期。不过，在某一点上有时会出现不稳定、两极分化或其他条件并导致民主过程的中断。在七十年代，民主在印度和菲律宾就被由民主方式选举产生的行政首脑中断了，在乌拉圭，是被在选举中产生的领导人同军队联手中断的，在智利，是由军事领导人通过推翻了一个由选举产生后的政权来中断的。不过，这些国家较长的民主体验使得中止民主的领导人不能够完全根除民主实践。在所有这四种情况下，他们都最终感到被迫诉诸于某种形式的公民投票，而在这种投票中他们输了。 

第四种变迁模式，是有关从稳定的威权政府向稳定的民主体制的直接过渡型（direct transition）。这种过渡要么是通过渐进的演变，要么是通过后者直接取代前者。这种模式在第一次浪潮中是特别典型的过渡模式。如果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台湾、墨西哥、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民主政治得到了巩固，它们第三波努力将大致接近这种模式。 

最后一种是非殖民化型（decolonization pattern）。一个民主国家把民主体制加给其殖民地。该殖民地变得独立了，而且与以前的多数殖民地不同，它成功地维持住了其民主制度。巴布亚新几内亚就是第三波中的一例。正如迈农·维纳指出的，这种模式基本上属于以前的英国殖民地国家，它们大多数在第二波中取得了独立。那些留待在第三波中取得独立、实现民主化的国家几乎都是小国，而且是岛国。他们包括安提瓜和巴尔布达、伯利兹、多米尼加、吉利巴提、圣·克利斯多夫－内维斯、圣·路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达、所罗门群岛、图瓦鲁和瓦努阿图。除极少数几个剩余殖民地（如香港、直布罗陀和福克兰）外，这些国家是英帝国留给民主化的最后遗产。由于它们面积很小，除非有特殊说明，我们一般不再把它们列入对第三波国家的分析当中。 

如果Ａ和Ｄ被用来代表相对稳定和持久的威权政权和民主政权，ａ和ｄ被用来代表不太稳定和短命的威权政权和民主政权，那么，这五种类型的政权发展模式就可以描述如下： 

１轮回型：a——d——a——d——a——d 

２二次尝试型：A——d——a——D 

３间隔民主型：A——D——a——D 

４直接过渡型：A——D 

５非殖民化型：D／a----D 

第三波中的国家涵盖了所有这五种政权变迁的类型。不过，在1974－1990年间实现民主化的29个国家中有23个以前有过民主的经历。在某些个案中，这些经验在时间上十分遥远；在另一些个案中这种经验又十分短暂；在某些个案中民主经验既遥远又短暂。不过，在某一点上，它毕竟体验过，在1974年实行威权体制、而到1990年又尚未实现民主化的国家以前没有民主的经历。因此，在1974年，预测一个威权政府是否会变成民主政府的极好标准是它是否曾是民主政府。不过，到1989年，第三波进入第二阶段，而且开始影响到那些以前没有重大民主经历的地方，包括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苏联、台湾和墨西哥。这就产生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第三波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了第一和第二波？那些在过去没有体验过民主的国家在未来会变成稳定的民主国家吗？ 

为什么有些国家过渡到民主，而另一些国家则不能，对该问题的合理回答未必是对那些在特定时候出现向民主过渡的原因这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向民主的过渡集中发生在15年间，不大可能是一种纯粹的巧合。比较合理的看法是，造成向民主的这些过渡部分是影响到许多国家的共同原因，部分是几个国家内部的平行发展，部分是早期的过渡和后来的过渡的影响。不过，以前的民主经验并不能解释在这些国家中向民主的过渡出现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同样，有人把八十年代的民主过渡归结为一种受威权统治的人民“对自由的呼唤”，这种呼唤极其普遍，而且深深地铭刻在心中。这种呼唤的出现或许可以把那些民主化的国家从那些没有民主化的国家中区别开来，但是，它不能解释民主化发生在某个特定的时刻。正如1953年、1956年、1968年和1981－1982年的诸事件所表明的，东欧数十年来一直在呼唤自由；但是，这些国家只是在1989年才得到了自由。为什么那时不能？或早一点也不行呢？在其他国家中，人民也许早在历史上并没有呼唤过自由，但是却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实现了自由。问题是解释这些愿望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出现。因此，我们的分析就必须寻找没有造成这种对自由呼唤的其他发展。 

应该回答的问题是：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中最可能的自变项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以至于造成了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民主化政权变迁这一依变项？在导致特定的国家在特定的时候出现第三波过渡中有五项这样的变化似乎起着重要的作用： 

（１）在民主价值被普遍接受的世界上，威权体制的合法性问题的日益加深，这些政权对政绩合法性的依赖以及军事失败、经济失败和1973－1974年以及1978－1979年的石油危机对这种合法性的削弱； 

（２）六十年代史无前例的全球性经济成长。这种成长提高了生活标准，增加了教育，在许多国家大大地扩展了城市的中产阶级； 

（３）在1963－1965年的第二届梵蒂冈教廷会议上，天主教会的活动和信条所表现出的惊人变化，以及国家教会从现状的维护者变成威权主义的反对者和社会、经济与政治改革的拥护者； 

（４）外部行动者在政策上的变化，包括六十年代末期欧洲共同体对扩展其成员的新态度，美国的政策自1974年起开始转向促进其他国家的人权和民主化，以及戈尔巴乔夫在八十年代末期为维持苏维埃帝国对苏联政策所作的戏剧性变革。 

（５）“滚雪球”或示范效应，这种效应通过新的国际沟通手段而得到扩展，特别是第三波中第一个向民主过渡的国家会刺激其他国家努力实现政权变迁，并为后者提供示范。 

第四节　合法性的衰落和政绩的困局 

合法性（Legitimacy）是政治分析家们尽量避免使用的不易把握的概念。然而，它对于理解威权政权在二十世纪后期所面临的问题却必不可少。卢梭观察到，“最强者也不能总是强大得足以永远作主人，除非他能把力量转化为权利和服从的义务”。威权领袖们统治的“权利”及其臣民们服从的“义务”又是来自何方呢？ 

在过去，传统、宗教、君权神授和社会依附为非民主的统治提供了合法性。在民智日开、社会流动增加和文化水平提高的年代，这些威权主义的传统理论基础已失去了它们的效力。在现代，威权主义的正当性是由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提供的，不过，前者作为非民主统治的基础，其效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的确存在着整个民族同仇敌忾的死敌。民族主义也是一种大众的力量，它既可以使民主统治合法化，也可以使威权统治合法化。威权主义的主要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在现代是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它为一党专政和少数贪权恋职的官僚精英的统治提供了理论基础。不过，在二十世纪末的多数威权政权已不再是共产主义政权。与左翼政权一样，它们在确立和维持其合法性方面面临着严重的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西方盟国的胜利事实上产生了第二波的民主化。它也在政治的思想环境中产生了更为普遍的和持久的变化。多数国家的人们开始接受民主的说词和观念，但却很少把民主付诸实施。一种世界性的民主精神应运而生。即使是那些显然反民主的国家也常常用民主的价值来证明其行动的正当性。反民主的公开论点作为一种概念已经几乎完全在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公共辩论中消失了。在195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份报告中这样写到：“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没人再以反民主的面目提出一种主义。而且对反民主的行动和态度的指责常常是针对他人的，但现实中的政客和政治理论家在强调他们所拥护的制度和所主张的理论中的民主因素方面却不遗余力。” 

民主规范的普及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那些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规范的认同。合法性的一个主要可供选择的源泉，即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被一个第二强大的国家所信仰的。不过，共产主义者通常通过强调其意识形态中的民主成分、通过运用民主的辞句、通过对列宁主义先锋党角色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强调来颂扬民主价值的优点。 

在七十年代的许多威权主义政权也面临了合法性问题，因为它们以前有过民主的经验。在某种意义上，这一社会的政治体已经感染了民主的“病毒”，而且即使以前的民主政权不是极其成功，但是对一个真正合法的政府必须建立在民主实践基础之上的信念的迷恋却依然如旧。这样，威权的统治者被迫用民主的说词来证明其政权的正当性，并声称他们的政权是真正民主的，或是一旦他们能够处理好该社会目前所面临的紧迫问题就会在将来变得民主。 

威权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因政权的性质而异。作为本土政治发展之产物的一党体制，如革命的共产主义政权及墨西哥就有过较为牢固的合法性基础。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可以被共同用来支持这种政权。像东欧这样共产主义和一党制是由外部力量强加的国家，政权可以从意识形态中得到好处，但却不能受益于民族主义，因为后者总是不稳定的潜在根源。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极权政府发现，更难援引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来支持其合法性。意识形态的感召力也随着国家官僚体制的僵化和社会经济不平等的加剧而衰落。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还会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并使该政权靠经济表现的基础来使自身合法化的能力遭受挫折。这样，在共产主义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最初提供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但是当这种合法性受到削弱之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就不可能再发展出建立在经济表现之上的合法性。 

若是其他情况相同，随着抉择已经作出，许诺又不能兑现，挫折则不断加深，许多政权的合法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趋于下降。在多数情况下，支持该政权的联合力量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分化。不过，民主体制可以通过选举来自我更新，这种选举使得一种新的联合来掌权，它们带来了新的政策和对未来的新的许诺。相比之下，自我更新则是威权政权的一个主要问题，由于缺少自我更新的机制，这就严重地侵蚀到那些政权的合法性。当然，问题最严重的还是在个人独裁政权中。在这种政权之下，由于其政权的性质缺少再生能力而不可能进行自我更新。 

在少数几种情况下，威权主义政权的确发展出了定期更换其最高领导人的机制，因此也至少实现了有限的更新。在墨西哥和巴西，总统不能自我连任的原则已经被充分制度化了。这种常规化的接班制度，其好处至少有两方面。第一，它鼓励了威权体制内的关键人物有希望下一次他们能够有机会获得最高职位或高级官职，因此降低了他们想走对抗路线或企图推翻现行领导集团的动机。其次，在最高领导职位上的定期接班有可能、甚至很有可能导致政策上的变化。在墨西哥，数十年来，来自左翼的总统与来自右翼的总统轮流执政。在巴西的情况也有些类似，两个结构松散的联盟，索尔邦（Sorbonne）集团和民族主义集团竞争军队内部的权力。索尔邦集团自1964年政变后开始掌权，直到席尔瓦将军在1967年担任总统职位后才被取代；1974年盖赛尔又重新执掌权力。像这一类的机制和程序使得这些政权有可能避免威权体制的某种功能失调，同时也为至少有限地更新其合法性提供了手段。每个新的总统都提出了一些新的许诺，因为他不同于前任总统，这就足矣。从1929年到1980年间，墨西哥有一个独特的、稳定的威权政权，它只需要进行非常适度的压迫，因为其合法性由于其革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领袖的定期变更而得到提高。在本土产生的共产主义政权有革命的意识形态，但却没有定期的领袖更迭；巴西有定期的领袖更迭，但却没有革命的意识形态。 

七十年代的军人政权和个人独裁，特别是那些在第二波回潮中产生的这种政权和独裁，其合法性问题通常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由威权体制取代民主政权几乎总是令该国的民众欢心鼓舞。在这一阶段当初，新政权受益于来自民主政权失败的“负面合法性”，以及其同民主政权的显著差异。这种新政权通常为自己辩护的理由是他们在打击共产主义和内部颠覆、减少社会动乱、重新确立法律和秩序、消除腐败和腐化的文职政治家并且提高国民价值、目的和凝聚力来证明其统治的正当性。例如，1967年，希腊的政变上校们通过诉诸“反共国家的意识形态”来使自己合法化；在巴西军政权执政最初的岁月里，他们也同样试图把合法性建立在“三反”的诉求基础上，即反共产、反颠覆、反动乱。 

负面的合法性不可避免地会随着时间而衰落。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威权政权几乎毫无例外地被迫去把政绩当作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之一，如果不是唯一来源的话。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在秘鲁和菲律宾，威权政权的领袖们许诺要进行经济和社会改革。在多数其他国家，他们许诺实现经济增长和发展。不过，把合法性建立在政绩基础之上的努力产生了可以被称作政绩困局的东西。在民主国家，统治者的合法性通常依赖于他们满足一些关键选民对他们政绩的期望。但是这一制度的合法性却建立在程序之上，建立在其选民通过选举选择其统治者的能力之上。那些在职的统治者不可避免地会作不出政绩，这样，他们就失去了合法性，也就会在选举中被击败。一群新的统治者会接替他们。因此，统治者失去统治的合法性导致了这个体制重新肯定其程序的合法性。不过，在除一党制之外的威权体制下，在统治者的合法性和政权的合法性之间都不可能作出明确的区分。政绩平平既瓦解了统治者的合法性，也瓦解了这一制度的合法性。 

阿尔蒙德、伏拉纳根和蒙特分析了从1832年英国改革法（British Reform Act）到本世纪三十年代卡迪纳斯（Cardenas）经济改革的政治发展的八项主要危机。他们发现，每一个案例都伴随有“不断衰落的经济表现因素（不景气、失业、食物短缺和饥荒）”。令人不满意的经济表现同样也在造成七十年代威权政权的危机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进行社会和经济改革的努力在菲律宾很快就停滞不前了，而且在秘鲁最终也被放弃。许多威权政府从经济增长中获取合法性的能力因为七十年代石油价格的上扬和威权主义政府随后实行的经济政策而受到了削弱。 

1973－1974年间石油价格的暴涨触发了一场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它引起了人们对欧洲、北美和日本这世界上三大民主国家的统治能力提出了疑问，它也大大削弱了第三世界威权政府力图用经济表现来支撑其合法性的努力。像菲律宾、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巴西、乌拉圭这样的国家受到的打击特别严重，因为它们几乎绝对依赖进口原油。1979年的第二次油价上扬加剧了这一局势。在西德、英国、法国、加拿大和美国执政党都在选举中被逐出局。在第三世界，剩下的威权政府通过经济表现来支撑其合法性的能力进一步受到了削弱。油价暴涨及其经济后果是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期削弱威权主义的主要原因。 

除极少数例外，威权政府在对付石油和债务危机方面所采取的政策常常使得经济局势更加恶化，造成发展停滞、萧条、通货膨胀、低增长或负增长、债务增加以及这些状况的某种综合症，因此进一步削弱了威权政权的合法性。菲律宾提供了一例： 

随着1973－1974年的石油危机和随之而来的全球性衰退，新社会（New Society）的经济基础开始瓦解。菲律宾，其90％的石油依赖进口，很快就发现其能源成本翻了两番，而出口商品的价格却不断下跌。由于1979年第二次油价暴涨，经济滑坡更为加剧。马科斯用更多的借贷和支出来回应，结果使马尼拉的外债在1979－1983年间增加了一倍。而且几乎所有的债务都是短期的……国际借贷者对菲律宾的情况很为敏感：在1982年的后四个月间几乎有七亿美元的信贷被抽走。从1980年起，菲律宾的人均国民收入稳步下降。 

在阿根廷，1978－1980年间马丁内斯·德·胡斯（Martinez de Hoz）的经济政策造成了人为的经济过热。 

这种过热不可能持续下去。进口商品的物价变得如此低廉，以至于当地工业在竞争下不断被挤垮。出口商品变得如此昂贵，以致农产品由于没有物价优势被逐出世界市场……在1981年，这颗气球爆炸了……经济几乎在一夜之间陷入危机之中。 

在九个月之内，失业和通货膨胀迅速加剧。在巨大的投机压力下，比索贬值了 400 ％多。欠下美元债务的阿根廷人突然发现他们为了偿还债务必须多付五倍的比索。他们无力偿还……恐慌的储蓄者与此同时也开始对银行进行长期的挤兑。这个国家的外汇储备急剧下跌。 

在乌拉圭，八十年代初的军政权使该国上升为拉美人均外债的第二大债务国，而且造成了为期四年的经济衰退，这场衰退使得实际工资比前十年下降了一半。在葡萄牙，其殖民战争的巨额费用伴随油价危机和经济管理不当造成了类似的恶劣经济后果。 

［战争造成的］其他伤亡之一是葡萄牙的经济。到政变时为止，这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已经达到30％（在西欧是最高的），其贸易赤字超过以往任何时候，失业增加，尽管不断的有移民外出，以寻找工作或是逃避兵役。 

几乎一半的政府开支用于军事，葡萄牙的“固定”投资率，即能够制造就业和出口的那种投资在西欧是最低的…… 

由于80％的能源和一半以上的食品靠进口，葡萄牙受1973年石油输出国石油禁运后伴随而来的全球性危机和通货膨胀的打击特别严重。随着葡萄牙的出口市场走向疲软，一切物品的成本，从鳕鱼到斗牛的门票上涨势头超过了工资。尽管工会和罢工在这个新国家都是非法的，但共产党领导的工人在1973年进行了约40次大罢工。国际电话电报公司、格龙第西（Crundig）、英国莱兰等大公司所拥有的工厂和其他商行也关闭了。 

希腊在1967年接管的军政权统治下经历了重大的经济成长，尽管这种成长不太平衡。而1973年底，执掌权力的新军人集团却“表现出在处理国内所面临的日益紧迫的问题上显得十分无能为力……，通货膨胀难以约束，希腊由于其本土的资源很少，受赎罪日战争（Yom Kippur War）后而来的石油危机的影响特别严重”。在秘鲁，“军人政权刺激经济发展……的努力十分不得要领。在农业和工业方面的生产力下降、实质工资下跌、公开的失业增加、通货膨胀攀升，秘鲁的公债也直线上升。”即使是巴西在经济表现方面也有问题。随着这个政权在七十年代后期开始逐步民主化，经济问题也不断增加，而且“政府在实现经济增长和向所有巴西人确保一个更好的未来的能力明显恶化。”到1982年为止，巴西的公众大部分把这些缺陷归咎于政府的政策失败。 

共产主义政权相对免受石油价格上涨和世界经济中其他发展的影响，尽管波兰和匈牙利欠下了大笔债务。这两个国家的不良经济表现主要是苏联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强加给它们的计划经济的产物。在五十年代期间，这些国家的经济迅速增长。到六十年代开始慢下来，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则停滞不前。经济失败触发了对现行政治体制的巨大不满和某种敌对。尽管如此，这种经济停滞自身还不足以产生朝向民主化方向的运动。直到苏联允许民主化发生时为止，经济还没有成为促进这些国家民主化的一个因素。在东欧，由于政治受到操纵，而且有苏联的支持，共产主义政权还能够消受其不良经济表现的后果。 

军事失败是造成在1974－1989年间５个威权政权的垮台或削弱的主要原因，由于几乎看不到取胜的希望，一直在同叛军作战的军队开始对两个个人独裁政权产生了不满。葡萄牙政府和军队显然没有能力赢得其殖民战争，这是造成武装部队运动和４月政变的潜在原因。在菲律宾，也进行了某种类似的改革武装部队运动，试图消除任人唯亲、低效和腐败，这是马科斯在军队中造成的。新人民军的共产主义游击队的力量在马科斯政权的最后几年间日益增强，该政权因此受到了总体上的削弱。阿富汗战争费用庞大和苏联军队无力成功地结束这场战争，导致了戈尔巴乔夫给苏联带来的政治自由化。在希腊和阿根廷由军政权所触发的冲突导致了这些政权的失败和下台。 

即使威权政府兑现了他们的许诺，其政权合法性也会受到削弱。威权政府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而失去了这一目标。假定其他代价（如缺少自由）与该政权有关，这将减少公众支持该政权的理由。它在政权内部就其应该追求的新目的而导致不稳定和冲突。例如，在1980年和1981年的阿根廷，整个经济就是一团糟。与此同时，该政权消灭了蒙特内罗（Montonero）的游击队，并在国家恢复了秩序（如果不是法律的话）。这就消除了支持该政权的一个主要的原因，而且军人政府“表现出厌倦的迹象，这恰恰因为它实现了其主要的目标：击败武装的游击队。”有些类似的事在1974年的巴西，“由于秩序得到了明确的确立，该政权被迫要么开始把其权力长期制度化的过程，或者相反，开始自由化进程。”在军政权消除了图帕马罗人（Tupamaros）的叛乱组织后，乌拉圭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形。由于它们的合法性是建立在政绩的标准之上，威权政权如果不能有好的政绩，将失去合法性，如果政绩好了，也将失去合法性。 

面对这种合法性的剥落，威权主义领袖们可以，而且的确以下列五种方式中的一种或数种来作出反应。首先，他们可以直接拒绝承认他们的合法性日益受到削弱，同时希望或相信他们能够把权力保持下去。在多数威权政权下，回馈机制的脆弱性和许多个人独裁者的幻想加强了这种倾向。不过，不论是希望还是信念本身都不大可能有什么真凭实据。其次，威权政权可以试图通过用强制的服从来取代日益涣散的义务而生存下来。这通常要求在政权的领导层中有更迭，如发生在1973年的希腊、1981年的阿根廷和1989年的中国。如果政权的领导人能够就这一过程达成一致意见，他们也许能够有效地推迟其不断衰落的合法性所造成的后果。 

第三种选择是挑起外部冲突，并试图通过诉诸民族主义来恢复合法性。在1974年春天，伊奥尼迪斯（Ioannidis）政权组织了一次政变。这场政变推翻了马卡里奥斯（Markarios）主教为首的塞浦路斯（Cypru ）政府，建立了一个倾向于与希腊合并（enosis）的政府。土耳其人入侵了塞浦路斯，伊奥尼迪斯试图联合希腊军队和人民来同土耳其人作战。然而，希腊人在军事上没有能力与土耳其人较量，而且他们的军事指挥官们拒绝这样作。因此，上校的政权就屈辱地下台了，事实上是被他自己的军官集团赶下台的。在阿根廷，军政权的合法性在1982 年也达到了一个最低点，原因是经济上的失败，于是，加尔铁里（Leopoldo Galtieri）将军试图通过入侵福克兰群岛来重新获得对其政府的支持。如果他在军事上成功了，那么，他将会变成阿根廷历史上的一个大英雄。然而他的失败和英国收复该岛触发了第二年向民主的过渡。威权政府的领袖们试图用外部战争来支撑其日益衰退的合法性的努力面临着一个严重的内在障碍。军政权的军事力量通常要介入政治，而且缺少有效的指挥系统（像在阿根廷的情况就是如此），政权越长久，政治化程度越高（这也是具有职业倾向的军人领袖们经常希望能够结束军政权的原因）。另一方面，在个人独裁中，像伊朗的国王和菲律宾的马科斯那样，军人们也许不介入政治，但政治会弥漫在军队当中，因为独裁者最恐惧的是政变。因此，不称职的人和亲朋好友在任命上获得了优先。这样，军人独裁和个人独裁政权中的军队职业化的程度都很低，而且军事作战能力也很差。就像希腊和阿根廷的情况所揭示的那样，挑起一场战争因此是一项风险很高的策略。 

第四种选择是为他们的政权涂上一些民主合法性的外表。除了一些在意识形态上以一党制为基础的威权政权外，现存的多数威权政权在七十年代初期就宣称，他们将在适当的时候恢复民主。随着他们的政绩合法性的下降，他们将面临越来越重的压力，要求他们兑现上述许诺，而且他们也不断地试图通过选举重新使自己合法化。在某些国家，政治领袖们显然相信他们能够赢得选举。不过，事实似乎从来不是这样，特别是如果反对派取得了最低限度的联合。政绩的困局因此让位于选举的困局。他们应该主办一次选举吗？如果他们这样做了，他们该用不正当的手段操纵选举吗？如果他们这样做，他们会赢得合法性吗？如果他们不用不正当的手段操纵选举，他们会在选举中输掉吗？ 

第五，威权政权的领导人们可以毅然绝然、因势利导地主动结束威权统治，引入民主体制。这种情况常常发生，但总是先要求有威权体制下的领导阶层内部有人事变动。 

合法性的下降通常会在威权领袖们的心中产生疑云，同时也会导致领导集团在选择何种应战方式上出现分歧。由此而导致的迟疑、意见分歧和行动上的摇摆会进一步削弱这些政权的合法性，而且鼓励政治集团考虑用其他接班人来取代他们。 

接替的政权也未必是民主的。在1978年和1979年，伊朗和尼加拉瓜从现代化取向的个人独裁分别转向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随着七十年代中期第三次浪潮的起步，在非洲和第三世界其他地方的马克思主义政权也出现了一系列的变迁。葡萄牙在经过一场搏斗之后走向了民主，而且葡萄牙的前殖民地在取得独立之后也走向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六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初之间，自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第三世界政权的总数从６个增加到17个。就多数情况而言，这些政权的基础相对狭窄，而且它们没有能够满足经济成功或持续的政治稳定的要求。在六十年代初期，拉丁美洲的政治家和美国的领袖们都把拉丁美洲的政治选择看成是在改良与革命、约翰·肯尼迪和菲德尔·卡斯特罗之间的抉择。不过，除少数几个例外，拉丁美洲既没有得到改良，也没有进行革命，相反，实行的是以军人或官僚威权政权形式的镇压。这些政权随后在经济上出现的失败，就使得这种政府形式不能成为眼下的一种选择方案。 

像菲律宾和萨尔瓦多的那种右翼独裁政权常常会导致左翼革命运动的增长。不过，在南美，军政权残忍而成功的镇压，从肉体上消灭了许多革命的极端主义者，同时也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团体之间激发了对民主美德的新向往。在八十年代，正如胡安·林茨（Juan Linz）和阿尔弗莱德·斯杰潘（Alfred Stepan）所注意到的，拉丁美洲的左派逐渐把“程序民主”当作是“一种本身非常有价值的规范，同时也是这样一种政治安排：它既提供反对国家恐怖主义的保护也提供通过选举来迈向社会和经济民主的希望。”在一种可比较的层次上，拉美解放神学（liberation theology）之父中的一位，秘鲁的古铁雷斯（Gustavo Gutierrez）神父在1988年观察到，“人们在独裁下的经历使得解放神学家们更加欣赏、珍惜政治权利。”东欧共产主义的垮台也进一步减少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作为其他威权政府的一种选择方案的可能性。这样，尽管威权政权有许多形式，如军人政府、一党体制、个人独裁、绝对君主专制、种族寡头或伊斯兰独裁，到八十年代为止，它们在很大程度上相互间已不被看作是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在非洲之外，以及在其他地方的少数几个国家中，民主已经开始被视作任何威权政权的唯一合法和可行的替代者。 

第五节　经济发展与经济危机 

经济发展与民主和民主化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而且可能因时因地而异。经济因素对民主化有着重大的影响，但是这些因素不是决定性的。在经济发展的程度与民主之间存在着一种全面的相关性，然而，没有一种经济发展的格局自身对导致民主化是必不可少的，或是充分的。 

经济因素以三种方式影响到第三波民主化。第一，正如上面所指出的，在某些国家油价上涨，和在另一些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对经济发展的束缚造成了经济滑坡，因此削弱了威权政权。其次，到七十年代初期，许多国家取得了全面的经济发展，这种发展为民主提供了经济基础，促进了向民主的过渡。第三，在几个国家，极其迅速的经济成长破坏了威权政权的稳定性，迫使他们要么实现自由化，要么实行更加严厉的镇压。总之，经济发展为民主提供了基础；由迅速经济增长或经济衰退所造成的危机削弱了威权主义。所有这三个因素并不是在每一个国家中都出现，但是，每一个第三波国家都不能完全逃脱所有这些因素。这些因素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为民主化提供了经济的动力和环境。 

经济发展。十八世纪政治理论家们认为，富裕的国家有可能实行君主制，而穷国则可能是共和国或民主国家。这对农业社会来说，是一个非常有道理的假设。但是工业化颠倒了富裕的程度和政府形式之间的关系，而且自十九世纪起在民主与财富之间出现了一种正相关。这种正相关仍然一直很强。多数富裕的国家是民主国家，多数民主的国家是富裕的国家，印度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外。李普赛在1959年凸显了这种关系，而且这种关系也被以后大量的研究所证实。例如，波伦（Kenneth A. Bollen）和杰克曼（Robert W. Jackman）在1985年发现，六十年代“经济发展的水平对政治民主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考虑到其他非经济的因素……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是一个最主要的解释性变项。”在1989年，世界银行根据把人均收入在6，010美元（西班牙）到21330美元（瑞士）之间的24个国家归为“高收入”国家。其中的3个（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United Arab Emirates）是石油输出国和非民主国家。在其余的21个高收入国家中，除新加坡外，都是民主的国家。在另一个极端，世界银行把42个人均国民收入从130美元（埃塞俄比亚）到450美元（利比里亚）归为“贫穷”国家。在这些国家中，只有两个国家（印度和斯里兰卡）有过广泛的民主经历。在53个“中等收入”国家中，包括从塞内加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520 美元）到阿曼（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5810美元），只有23 个民主国家，25个是非民主国家，而且，在1989年，有5 个国家可以归入从非民主到民主过渡的国家。 

财富与民主之间的相关意味着向民主的过渡必定主要发生在那些中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在穷国，民主化是不可能的；在富国，民主化已经发生过了。在两者之间有一个政治过渡带；那些处于特定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最可能向民主过渡，而且多数向民主过渡的国家也将在这一经济发展水平上。随着国家实现经济发展并进入这一地带，它们就会出现向民主化过渡的前景。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第一波民主化中，民主主要出现在北欧国家。那时他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按照1960年的美元价格在300美元到500美元之间。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有一系列的因素，包括经济危机产生了第一次向威权主义回归的回潮。不过，全面的经济发展继续下去，而且因此区别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的过渡地带中的收入水平也不断上升。 

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全球性经济成长十分令人印象深刻，特别是在那些不太发达的国家中更是如此。在1950年到1975年之间，发展中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以每年平均3．4％的速度成长，这一速度“超过了官方的目标和民间的期望。”这一速度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来说也都是史无前例的。在六十年代，即“发展的十年”，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速度平均超过了５％，通常是处于同一经济发展阶段的欧洲国家的两倍。当然，各个国家间发展速度的差异也很大，南欧、东亚、中东和拉美较高；南亚和非洲较低。不过，从总体上讲，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直持续到1973－1974年石油危机的高速经济成长使得许多国家进入了过渡地带，而且在这些国家内部产生了有利于民主发展的经济条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始于1974年的民主化浪潮是前二十年经济成长的产物。 

到七十年代，经济过渡地带的中心已经从战前的300－500美元（按1960年的美元价格）上升到 500－1000美元。在21个第三波民主化国家中，有９个，几乎占了一半，是出现在这一收入范围内的国家；４个发生在收入300－500美元之间的国家；２个（希腊、西班牙）是出现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1000美元的国家（按1960年的美元价格）；有６个（印度、巴基斯坦、萨尔瓦多、洪都拉斯、玻利维亚和菲律宾）出现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低于300 美元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范围从印度（87美元）到希腊（1291美元），这个跨度是很大的，但是，在过渡国家中有三分之二大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 300－1300 美元之间（按1960年的价格）。向民主化的过渡显然最可能发生在那些中等或中高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而且正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主要集中在略高于桑沙因（Sunshine）在二战之前发现其所聚集的收入区。 

第三波过渡地带也出现在表2．1所提供的数据中。对各国所作分类依据的标准是它们在1976年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这里根据的是世界银行的报告。它们在1974年时是否有民主的政治体制，它们在1974年到1989年之间是否实现民主化或自由化，以及它们在这些年中是否有过非民主的政权。这些数字再一次表明，第三波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差别很大，印度和巴基斯坦1976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足250 美元，而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则超过了3000美元。31个国家中有27个实现自由化和民主化的国家属于中等收入之列，既不穷也不富，而且第三波国家中有一半的国家在1976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1000美元到3000美元之间。在1976年处于这一经济发展水平，而且到1974年仍然有非民主政府的那些国家中有四分之三到1989年已经根本上实现了民主化或自由化。如果在七十年代中期有一位社会科学家想要预测民主化的前景，他只要扳一扳手指，算一算在1000美元到3000美元过渡带中的国家就能预测得很成功。 

这并不是说，民主化完全是由经济发展决定的。显然不是。在1976年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都处于经济上相当富裕的地带，照此说，它们“应该”已经是民主国家了，而且苏联、保加利亚、波兰和匈牙利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都超过2000美元，在过渡地带中位置都相当高。然而，政治和外部力量束缚了这些国家迈向民主的运动，直到八十年代末才有所转变。值得注意的是，在六十年代初的一项研究中，菲利普·卡特赖特（Phillips Cutright ）在交通、通讯发展与民主之间建立了一个非常强的相关关系，并用这一关系来说明偏离他的回归线的情况。那时还很不民主化，而又“应该”已经实现民主化的主要欧洲国家是西班牙、葡萄牙、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在不太受压制的伊比利亚环境中，政治发展在七十年代中期赶上了经济发展；在东欧，直到苏联的控制在15年后消除以后，政治发展才赶上了经济发展。

Ａ在1974－1989年期间，而且不包括那些在1974年已经实现民主化的国家。 

Ｂ包括印度，该国在1975年变成不民主国家，然后在1977年又实现了民主化。 

Ｃ包括尼日利亚，该国在1980年过渡到民主，在1984年又回归到军人统治，还有苏丹，该国在1986年和1989年之间经历了类似的过程。 

在1976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1，000美元到3，000美元中有５个国家到1990年为止还没有实现民主化。伊拉克和伊朗是人口很多的石油生产国。黎巴嫩有有限的协商式民主（limited form of consociational democracy），但是在七十年代中期出现的内战中解体。南斯拉夫，在某些方面比东欧的共产主义国家更加自由，但是却在1989年被其邻国的民主化浪潮所超过，尽管其中的两个最富裕的国家，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已经开始朝着民主的方向移动。城邦国家新加坡，也是最富裕的非石油生产的第三世界国家，在整个八十年代仍然处于其哲君的仁慈而又无情的牢固统治之下。在那里就像在苏联集团中一样，政治统帅经济。 

在米切尔·塞里格逊（Mitchell Seligson）的平行分析中也可以看到这种经济过渡带，尽管他认为，在拉丁美洲使得民主成为可能的界限未必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按1957年美元价格为250美元）或50％的识字率。在11个拉美国家中只有３个，即阿根廷、智利和哥斯达黎加在1957年跨过这一界限。不过，到八十年代又有７个国家，它们是巴西、秘鲁、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危地马拉和刚刚达上界限的洪都拉斯达到或超过了这两个标准。在这项研究所涉及的11个国家中，只有玻利维亚大大低于这一界限。民主的经济基础因此在拉丁美洲出现了。当然这不能确保民主的出现，然而，到1990年，在这些国家的确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向民主的过渡。在一项类似的研究中，恩里克·巴罗拉（Eurique Baloyra）指出：在拉美，老式的个人独裁政权（如巴拉圭）有可能比新式的官僚威权政权（如巴西）能够更长久地生存下去。威权政权的可行性似乎更是其社会性质的函数，而不是其政权性质的函数。 

为什么经济发展和这些国家向中高收入层次的挪动会促进民主化呢？证据表明，仅靠财富自身还不足以成为一个关键的因素。伊朗和伊拉克都处于过渡带，但并没有民主化。有三个人口较少的石油生产国（如沙特阿拉伯、利比亚、科威特）也不是民主国家，尽管他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1976年就已经超过4000美元，而且名列富裕国家之列。这意味着伴随着重大工业化过程，已具有广泛基础的经济发展会有助于民主化，但是靠出售石油（或其他自然资源）则不能产生民主化。石油收入归于国家：这些收入也增加了国家官僚体制的权力，因为它们可以削减或免除税收，它们也减少了政府向民众摊税、派税的必要。税收得越少，公众要求代表的理由也就越少。“没有代表不纳税”是政治要求，“没有纳税不代表”是政治现实。 

与石油输出国家的情况形成对照的是，涉及到一些重大工业化的经济发展会导致新的、更加多样的、复杂的和互赖的经济，这种经济对威权政权来说越来越难以驾驭。经济发展造就了新的财富和权力来源，这些来源独立于国家之外，而且会有新的功能性要求去分散决策权。更加直接的是，经济发展似乎促进了社会结构的变迁和鼓励民主化的价值观。首先，有人认为，一个社会内部经济富裕的程度决定了“其公民的价值观和态度”，而且培育了人际间相互信任、生活满足感和凭能力竞争的性格，这些情感又反过来与民主制度的存在有高度相关性。其次，经济发展提高了社会中的教育程度。在1960年到1981 年之间，在发展中国家，上中学的年龄团体的比例有了很大的增加。更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开始形成相互信任的性格、追求满足和注重个人能力的性格，这些都是与民主政治相伴随的。第三，经济发展使得在社会集团之间有更多的资源可供分配，因此也促进了融合和妥协。第四，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经济发展既要求也促进了该社会向对外贸易、国外投资、技术、旅游和通讯的开放。一个国家加入世界经济会产生一些非政府性的财富来源和影响，并使得该社会接受在工业化世界流行的民主观念的影响。比如像中国的政府愿意向世界开放它们的经济，以促进经济发展却又继续维持一个封闭的政治体制，因而使其面临显然是不可解决的冲突。专制与发展是一项绝不可能的结合，而发展与自由接受国外的影响则是不可避免的结合。 

最后，经济发展促进了中产阶级的扩大：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口是由商人、专业人士、店主、教师、公务员、经理、技术人员、文秘人员和售货员组成。在某种程度上，民主是以多数统治为前提的，而且在贫富悬殊的地方，民主也不可能行得通。在这种贫富悬殊的地方，占人数众多的贫困的多数对抗少数富裕的寡头。只有在相对贫困的农业社会当中，民主才可能，诸如像十九世纪初的美国或二十世纪的哥斯达黎加。在这两个国家，土地所有权相对平等。不过，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是工业化和经济成长的产物。在其早期阶段，中产阶级未必是赞同民主的力量。在拉丁美洲和其他地方，中产阶级集团经常默许或积极支持策划推翻激进政府的军事政变或是主张减少劳工和农民组织的政治影响。不过，随着现代化过程的持续，农村的激进运动对政治过程的影响已经不断下降，而且城市中产阶级在规模上的增加可以同工业无产阶级相匹敌。民主对中产阶级构成的潜在威胁因此也就下降了。而且这些集团也日益自信他们有能力通过选举政治（electoral politics）来促进他们的利益。 

第三波民主化运动不是由地主、农民或产业工人（除了在波兰）来领导的。几乎在每一个国家民主化最积极的支持者是来自城市中产阶级。例如，在阿根廷，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选择对象是由选举产生的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庇隆主义政府，还是受中产阶级支持的靠政变起家的军人政权。然而，到了八十年代，中产阶级的人数已经变得多到足以确保以阿尔方辛（Raul Aifonsin）领导的激进党在选举中取胜，并降低了庇隆派候选人对其利益的号召力。在巴西，中产阶级绝对支持1964年的政变。但是到了七十年代中期，“正是这些从‘经济奇迹’的年代中受益最多的这一部分人在要求回归到民主统治上喊得最响：他们就是大而发达城市中的居民和中产阶级。” 

在菲律宾，中产阶级的专业人士和商人充斥了1984年反马科斯示威游行的行列。在随后的一年中，阿基诺运动的核心集团是“中产阶级、无党派身份的医生和律师，他们自愿向反对派候选人或是向争取自由选举全国运动（National Movement for Free Elections）这样的公民监督团体提供支持，而不是支持任何一个政党。”在西班牙，经济发展也产生了“一个由现代中产阶级组成的国家”，这个阶级用迅速而和平的手段要求政治体制与社会同步发展。在台湾，“政治变迁的主要行动者”是“新出现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在经济迅速成长的年代中长大成人。”在韩国，八十年代要求民主的运动只是在八十年代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城市中产阶级”之后才对威权政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而且中产阶级专业人士也加入了学生们要求结束威权主义的行列。动员“汉城的管理阶层和职业阶层也许是1987年迫使向民主过渡的最重要的因素。”《经济学家》杂志在报道1987年反对全斗焕威权政权的示威时问道：“当摧泪瓦斯在汉城碰到中产阶级时会发生什么？”答案很快就明确了：摧泪瓦斯输了，在好几个国家，包括西班牙、巴西、秘鲁、厄瓜多尔和菲律宾，商业阶层，正是他们以前曾支持威权政权的产生，现在，在促进向民主化的过渡当中也扮演了关键的角色。相比之下，在城市中产阶级规模相对较小或相对薄弱的地方，如中国、缅甸、苏丹、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要么民主化不成功，要么民主政治不稳定。 

如果奥唐尼尔正确的话，在六十年代产生官僚威权主义的经济发展过程也因此在八十年代为民主化提供了动力。图2．1就试图对导致这一结果的因果联系作一大致的描述。 

迅速的成长。进入经济过渡带中等收入的国家，因此会在社会结构、信念和文化方面出现变化，这些变化有助于民主的出现。在某些国家，极高的经济成长率也产生了对现行威权政府的不满。在这些国家，七十年代中期开始过渡前的二十年，像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都经历了爆炸性的经济成长。在1913年到1950年之间，西班牙人均实物产出的年平均复合增长速度一直是负增长，而且在希腊和葡萄牙都不到１％。在1950年到1973年间，这一速度在西班牙是5．2％，在葡萄牙是5．3％，在希腊是6．3％。这三个国家1960年到1973年间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成长速度是百分之六到八，相比于其他西欧国家的百分之四到五；而且在1960年到1980年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成长速度也快于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的所有其他国家，除了日本。 

快速的经济成长迅速地为民主产生了经济基础，而缓慢的经济成长创造民主基础的速度也相对地缓慢。不过，它却提高了人们的期望，加剧了不平等，在社会组织当中产生了紧张和压力，这又刺激了政治动员和对政治参与的要求。例如，在希腊，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期间，迅速的不平等的经济成长产生了“日益的觉醒、政治化、挫折和怨恨”，这些又导致了“社会动乱和政治动员。”这些压力是1967 年政变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次政变的原因之一就是要窒息这些压力。不过，经济成长在军政权统治下一直持续到1973年。该政权同时也追求两项相互冲突的政策。它“试图阻止并扭转民主化的进程。但是，与此同时，它却致力于实现迅速的经济成长和现代化。”社会挫折和政治不满迅速增加。到1973年底，油价的上涨造成了新的不满，该政权对这些不满要么使其自由释放，要么加强镇压。帕帕多普洛斯（Papadopoulos）试图转向自由化；而国立理工大学（National Technical University）的学生们却提出了更严重的抗议和更多的要求。于是，学生们遭到射杀，由伊奥尼迪斯所领导的强硬路线废黜了帕帕多普洛斯，结果，他们自己在半年后因试图在塞浦路斯挑起军事对峙而自行垮台。 

在西班牙，六十年代的“史无前例的经济成长”也造成了类似的矛盾。佛朗哥政权的领袖们希望这一成长会使人民大众知足常乐，对政治不感兴趣。“但事实上，迅速的经济变化却加剧并催生了西班牙社会中的重大冲突，同时也促进了文化、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变化。这些变化使得该政权的合法性出现了问题。西班牙是一个农业社会，而且因为内战大伤元气。在这种农业社会基础之上建立的政治制度一旦碰到迅速变迁的工业社会所造成的紧张就显得不合乎时代的潮流。”迅速的成长产生的政治要求，又伴随着建立一种能够为民主提供经济和社会基础的经济制度。在六十年代，佛朗哥政府的计划部长（罗多，Laureano Lopez Rodo）曾预言，当西班牙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2000美元时，它将变成民主国家。事实的确如此。这一过渡由于佛朗哥在1975年及时死亡而得到了进一步推进。如果他那时不死，如果胡安·卡洛斯不致力于缔造一个议会民主，两极的对立很可能导致社会暴力，也可能严重冲淡西班牙民主的前景。不过，正如历史所展示的那样，西班牙在1975年时存在着民主的经济和社会的前提条件，因此，老练而又有抱负的领导集团可以相对迅速而又平稳地实现民主化。 

在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初期，巴西经历了其“经济奇迹”。从1968年到1973年，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速度接近每年10 ％。这加剧了已经高度不平等的收入分配并使得一些人把巴西形容为资本主义发展的缩影，在这种发展中，跨国公司及其当地的伙伴获益，而当地的工人和农民却遭殃。这也导致厄内斯托·盖赛尔对巴西作出了这样的评价：“巴西干得很出色，但是巴西人却干得很糟”，他是在1974年成为巴西总统的。在希腊导致军政权垮台，在西班牙导致个人独裁让位的这种迅速经济成长的压力也在巴西同样显豁出来。巴西的军事领袖们已经意识到这些压力，并决心要消解它。在梅迪奇（Medici）总统当政的最后一年，他开始考虑使用几种减压（distensao）的办法。盖赛尔总统及其最高顾问席尔瓦（Golbery do Coutoe Silva）将军开始了这一进程，并把它持续到1978年。菲格雷多（Joao Figueiredo ）总统继续并扩大了这一进程，使之成为一种开放（adertura）的进程。这两任总统的行动避开了已经加剧了的社会冲突，并为民主铺平了道路。 

从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南韩和台湾所实现的成长速度在世界上也属最高的国家之列。这两个社会在经济上和社会上得到了深刻的改造。那里出现的要求民主化的压力却比欧洲和拉美社会发展得更慢，原因有二。第一，儒教文化传统强调层级结构、权威、社群、忠诚，这延缓了社会集团对政体提出强烈的要求。第二，与其他社会相比，在台湾和南韩出现的迅速经济成长发生在收入分配相对平等的格局之中。造成这种平等格局的原因有若干，其中包括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的土地分配方案和在此以前已经实现了的更高的识字率和教育水平。在巴西，与迅速经济成长相联系的不平等在这两个东亚国家基本上不存在。不过，到八十年代，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了要求扩大政治参与的程度，这迫使两国政府开始了民主化的进程。 

高速的经济成长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对威权领袖的挑战。但它未必导致他们引入民主。在1960年到1975年之间，巴西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８％。在相同的年份里，伊朗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为10％。在1980年到1987年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也以10％的年平均速度增长。这些成长率在这３个威权国家产生了高度不稳定的压力和紧张，加剧了不平等和挫折，促使社会集团对他们的政府提出要求。这３个国家的领袖们也是以三种不同的方式作出反应。盖赛尔开放了政权；伊朗国王则优柔寡断，迟疑不决。民主、镇压和革命是这三种选择的各自后果。 

小结。从长远的观点看，经济发展将为民主政权创造基础。从短期看，迅速的经济成长和经济危机会瓦解威权政权。如果在没有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实现经济成长，民主将能够缓慢发展，就像十九世纪的欧洲那样。如果不稳定的成长或经济危机出现而仍然没有达到过渡地带的富裕程度，威权政权就有可能垮台，但是用长命的民主政权来取代它们仍然很成问题。在第三波中，经济发展的实质程度与短期的经济危机或失败相结合，是最有利于威权政权向民主政府过渡的经济公式。 

第六节　宗教变革 

在宗教方面的两项发展也促进了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民主化。 

在西方的基督教与民主之间存在着高度的关联。近代民主首先而且主要出现在基督教国家。到1988年，基督教或新教是主要宗教的46 个国家中有39个是民主国家。这39个民主国家在整个68个以西方基督教为主要宗教国家中占了57％。当然，相比之下，58个以其他宗教为主要宗教的国家中只有７个，即12％是民主国家。民主在那些以伊斯兰教、佛教或儒教为主的国家尤其少见。 

这种相关并不证明两者之间有因果关系。不过，西方基督教强调个人的尊严和教会与国家的分离。在许多国家，新教和天主教教会的领袖们在反对压迫性国家的斗争中成为骨干。因此，可以合理地假设，基督教的扩张将鼓励民主的发展。 

六、七十年代基督教主要在哪里扩张呢？答案是：只在很少的几个地方。最明显的例子是南韩。南韩只是经历了很短暂的中断之后，首先在五十年代初，有了一个李承晚领导下的半民主文官政权和六十年代在朴正熙领导下的半民主军人政权，以及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朴正熙和全斗焕将军领导下的军人独裁，向民主的过渡出现在1987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韩国基本上是一个佛教的国家，并带有儒教的传统。人口中约有１％是基督徒。到八十年代中期，全国人口中的约25％是基督徒，其中五分之四是新教徒，主要是基督教长老会的教友，有五分之一是天主教徒。皈依基督教的人主要是城市的青年人、市民和中产阶级。他们信仰基督教的原因是来自韩国所发生的深刻的社会和经济变迁。正如一份报告书所描述的，“对那些来到城市的数百万人来说，以及对那些仍然留在面貌已经大为改观的农村来说，韩国农业时代那种缺少活力的佛教已经失去了其吸引力。基督教由于其带有个人拯救和个人命运的讯息而在混乱和变迁的时代提供了一种更为可靠的安抚。” 

基督教还为反对政治压迫提供了一种更加可靠的信念和制度基础。正如一位南韩人士所形容的：基督教“意义重大，因为它促进了平等的观念，和对独立于国家之外的某种权威的尊重。”儒教的威权主义和基督教与佛教的被动性被基督教的战斗精神所取代了。在1974年，５位主教领导五千名罗马天主教徒举行了反对朴正熙总统军管政权的第一次大游行。反对运动的许多主要领导人，诸如金大钟、金泳三都是基督徒、新教徒或天主教徒，诸如像文益焕大主教和金友焕主教也是抨击军政府镇压行径的主要领导人。到八十年代初，教会已变成“反对政权的主要论坛”。在1986年和1987年金主教和其他天主教领袖以及主要的新教组织——国民教会理事会（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都强烈支持要求直接选举总统的反对派运动。在与政府的冲突中，“教会和教堂为人权和正义的活动提供了制度的基础，以及为分享反对意见和信念提供了公共的空间。天主教的教士，罗马天主教青年天主教工人联合会（Roman Catholic Association of Young Catholic Workers）以及城市产业传教会（Urban Industrial Mission）和新教的牧师们都被卷入了政治，并开始代表反政府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汉城的敏东大教堂（Myongdong cathedral）已经成为政治异议分子的象征性聚会地点。”因此，在某种意义上，韩国已经颠倒了韦伯（Weber）的关联（connection）：经济发展促进了基督教的扩张，而基督教会，其领袖和其成员是在1987年和1988年实现向民主过渡的主导力量。 

鼓励民主化的第二项，而且更加重要的宗教发展是，罗马天主教会和许多国家的天主教会在其信条、领导方式、大众参与和政治结盟上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从历史上看，新教和民主是相互关联的。在西方世界中，第一次民主冲动与十七世纪的清教革命是同时发生的。在第一波民主化浪潮当中，实现民主化的绝大多数国家是新教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二波国家在宗教上有多种色彩。不过，在六十年代，在这两个变项之间存在着很重要的关联。一项研究表明，在99个国家中，“新教徒的人口比例越大，民主的程度也就越高。”相比之下，天主教却与缺少民主或有限和后发的民主联系在一起。李普塞已经注意到，“天主教似乎在第二次大战前的欧洲和拉丁美洲是反民主的。” 

要解释这种关系可能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从信条上看，新教强调个人的良心、个人对圣经的自由理解以及个人与上帝的直接关系，天主教则强调教士的中介角色，这一点在拉丁的弥撒仪式中特别明显。其次，新教教会自身在组织方式上也更为民主，强调教友的至上性，同时没有主教，或者只有权力非常有限的主教。相比之下，天主教是一个威权性的组织，其等级有教士、主教、大主教和红衣主教，最后是教皇，这样几个级别构成，而且同时也强调教皇的一贯正确性。正如皮埃尔·特鲁多（Pierre Elliot Trudeau）所注意到的：天主教国家“在精神事务上是威权性的；而且，由于精神事务和世俗事务之间的界限非常细，甚至是混在一起，所以这些国家在世俗事务中甚至连点点人头数这种解决方式也不愿意采纳。”（这里点人头数指的是民主－－译者注）最后，有一个韦伯命题：新教鼓励经济奋斗、鼓励资产阶级的发展、鼓励资本主义和经济财富，而这些又促进了民主制度的出现。 

直到六十年代，人们用来解释宗教和民主之间关系的这些论点和关联似乎是无懈可击的。然而，现在情况已不再如此。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第三波民主化已经基本上完全是、或者主要是天主教的民主浪潮。第三波中的第一批国家有两个（葡萄牙和西班牙）实现民主化的是天主教国家。然后，民主化横扫了六个美洲国家和三个中美洲国家。这股浪潮来到了菲律宾，即第一个实现民主化的亚洲国家，然后又折回到智利，并冲击了墨西哥，然后又在天主教的波兰和匈牙利，这个东欧的第一批民主化国家汇成波涛。在世界上的每一个地区，天主教国家都处于领头地位，而且，主要的天主教地区，如拉丁美洲，是民主化最全面的地区。从总体上看，在1974年到1989年间过渡到民主的国家中大约有四分之三是天主教国家。 

这一点作何解释呢？当然，一个部分的答案是：到七十年代初期，世界上的大多数新教国家已经实现了民主。其中最主要的例外是东德和南非，新教教会的领袖们促进了这些国家以及南韩的民主化。不过，许多国家要想实现民主，它们就必须是天主教、东正教或非基督教国家。可问题仍然还在：为什么要是天主教国家？一个部分的解释是，天主教不利于民主，这又回到了前面的那个假设。在历史上，新教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比天主教国家更为迅速，而且，取得了更高的富裕水平。天主教国家是些穷国。不过，从五十年代开始，天主教国家的经济成长率比新教国家高。当然，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它们总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不过，经济成长无疑会促进几个天主教国家向民主的过渡。 

导致天主教国家出现民主化大潮的一个更加普遍的原因是天主教会内部出现的变化。从历史上看，在伊比利亚、拉丁美洲和其他地方，教会总是与地方政权、拥有土地的寡头和威权政府关系密切。不过，在六十年代，教会改变了这一做法。教会内部的变革把一个非常有势力的社会机构变成了独裁政权的反对派，使这些政权失去了他们也许可以从宗教中得到的合法性，并为拥护民主的反对派运动提供了保护、支持、资源和领导。在六十年代中期以前，天主教会通常同威权政府相勾结，而且经常使这些政权合法化。在六十年代中期以后，教会几乎一致反对威权政权；在某些国家，比如巴西、智利、菲律宾、波兰和一些中美洲国家，它在努力改变这些政权中扮演了中心角色。天主教会由现状的防波堤变成了要求变革的力量，由拥护威权变成主张民主，这一立场的转变是一个重大的政治现象。五十年代的社会科学家们是正确的：即那时天主教是民主的一个障碍。不过，到七十年代，天主教成了拥护民主的力量，因为在天主教会内部发生了变革。 

这些变化发生在两个层次上。在全球层次上，变化是由教皇约翰二十三世（Pope John XXIII）所招致的。这些变化来自于他的风格、他的信仰以及他在他的通谕（encyclicals）中所详细阐明的主张。不过，最重要的变化来自第二届梵蒂冈教廷会议。这届会议是由他召集的，会议从1962年一直开到1965年。梵蒂冈第二届教廷会议强调进行社会变革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强调由主教、教士、俗人集体行动的重要性，以及帮助穷人的献身精神和社会与政治结构作出相应变革、个人的权利等。第二届梵蒂冈教庭会议强调，宗教领袖们有责任去“作出道德判断，而且一旦因为维护基本人权……使得这种判断变成必要时，还可以对政治秩序中的事务作出这样的判断。”1968年在梅德林（Medellim）召开的拉丁美洲主教会议和1979年在普维布拉（Puebla）召开的上述会议以及主教们在其他地方的集会中都重申并详细阐述了这些观点。 

还有一项同等重要的变化，同时发生在天主教会中的大众参与和教士的活动中。例如，正如胡安·林茨所指出的，在六十年代的西班牙： 

新一代的教士在成长，而且其中许多人就职不久，同时来自农村的教士人数大量减少，而且这些人更加关注社会不公正，并与非基督教的工人阶级保持接触，社会学也加强了对宗教实践的研究，教士在巴斯克（Basque）地区和卡塔洛尼亚（Catalonia）地区也被当作是文化上的、语言上的少数派，而且其中最重要的是，梵蒂冈第二届会议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所有这些都导致了在青年天主教知识分子、俗人和教士中产生强烈的批判意识、不稳定和与权威的冲突。 

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巴西，一种叫做群众性的教会社区（ecclesiastical base communities）迅速遍及全国，到1974年，其数量已达到四万个，而且这一发展赋予了巴西教会一个全新的特征。与此同时，在菲律宾形成了一个“基督教的左派”，他们包括教士和草根阶层的活动家，其中有些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另一些人支持社会民主，这种社会民主既反对帝国主义，也反对共产主义。在七十年代末的阿根廷，教会戏剧性地摆脱了其以前的保守色彩，教士们动员了一场广泛的青年运动，这场运动导致了“教会意外地复兴”。在波兰和智利情况也类似，都出现了“教会的草根阶层政治化”：“即教会的基础可以追溯到具有强烈攻击性的青年教士所发起的运动。他们强烈认同当地社会的愿望，并试图组织和保护真正负有代表性的和非暴力性的社会运动。”这些草根阶层的动员形成了新的潮流，而且与来自梵蒂冈的新主张所产生的潮流相汇合并缔造了一个新的教会，这种教会几乎毫无例外地反对威权政府。 

在非共产主义国家，教会与威权政府的关系通常经历了三个阶段：接受、矛盾心理和反对。最初，教会机构中的保守分子通常处于支配地位，而且体现了教会作为政权的伙伴和社会和平防护者的历史地位。教会领袖们通常欢迎威权政府的现行体制。在西班牙，教会帮助佛朗哥取得了胜利，并长期支持他的政府。巴西的主教们在1964年的政变之后立即采取了一种“亲军政府的热情立场”。在阿根廷、智利和其他地方，教会也以类似的方式使军人接管者得到了合法化。 

随着威权政权继续掌权，并通常加强了镇压，随着一个国家的整个教会机构都能感到从草根阶层到梵蒂冈之间出现的认同趋势，教会的立场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巴西、菲律宾、智利、中美洲国家和其他地方，两股反对思想和活动的潮流开始在教会内部出现。一种是社会主义，或者说是“红色的”，这一股思潮主张社会正义，攻讦资本主义的罪恶和强调绝对有必要帮助穷人，并常常同“解放神学”中的马克思主义者相携手。后者的影响并没有使得教会朝着民主的方向前进，而只是在除了尼加拉瓜外帮助动员了天主教徒以反对现行的独裁。同样，在许多国家中，还存在着一种温和的或者是“黄色的”力量（比如在菲律宾），这种由此而形成的反对力量通常包括教士、集团中的主要骨干，他们强调人权和民主。由于这些发展，天主教会的总体地位通常从与威权政权一味勾结转到对威权政权持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 

许多国家都会在教会与国家的关系上在某个时候出现一个突破点，而这个时刻通常都发生在全国性的主教会议或最高教会领导人公开使教会处于反对政权的地位之时。在智利，军政权掌权之后粗暴地践踏人权，导致了教会与政权很早就决裂，并导致了在1976年6 月成立了牧师会社（Vicariate of Solidarity）。在巴西，在军政府执政不久，教会也与政府决裂，那时，巴西全国主教会议（National Conference of Brazilian Bishops）发表了一篇声明，斥责政府的国家安全主张是“法西斯式的”主张，并且为积极的教会反对活动铺平道路，他们提醒巴西人注意纳粹德国，在那里，基督徒“接受了政府的主张，而不承认他们与基督教的真正要求相矛盾。”此后不久，圣·保罗主教戏剧性地确认了这一决裂，当时，他拒绝为巴西的军人总统作生日弥撒，以故意表示轻蔑。在西班牙，政府和教会的决裂出现得较晚，只是在1971年9 月于马德里召开的一次主教和教士大会上才使这一决裂公开化。对西班牙的教会来说，这是一次意外的民主集会，其会议纪要得到了广泛的报道，并给西班牙人“上了一堂民主课”，同时也通过了决议，拥护“表达自由、结社自由和公共集会自由的权利。事实上，也拥护所有在佛朗哥政权期间在行使上受到限制的权利”。由于这次会议，“教会明确与国家脱钩，并放弃了为政权提供合法性的角色。”这些变革受到了梵蒂冈的通力支持。在菲律宾，政府与教会的决裂出现在1979年，那时，红衣主教辛（Cardinal Jaime Sin）要求结束军管，并举行没有马科斯参加竞选的新选举。在阿根廷，政教分离出现在1981年。当时，教会散发一份文件，内容是有关“教会与国民社会”（Church and National Community）。在危地马拉，教会停止充当现行秩序的辩护者，并变成拥护社会正义、改革和民主的拥护者，那时，即在1983年和1986年间，主教们发布了“一系列大约有15封写给教民的公开信和公开的声讨檄文，所有这些文件都呼吁尊重人权，要求进行社会、经济和土地改革。”在萨尔瓦多，由罗慕洛（Romero）领导的教会也在1977年后同样与政府决裂了。 

几乎在上述每个国家，教会领导人都谴责政权，政权对教会人员、活动家、出版物、组织和财产进行了猛烈的报复。教士和教会工作人员常常被投入监狱，受到折磨，而且偶尔被杀害。这就产生了烈士。结果常常是教会与国家之间在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上处于全面的对峙状态，教会在巴西变成了威权国家的“最公开的反对者”，在智利，教会变成了“反对政权的道德力量的中心”，在菲律宾和其他国家，教会变成了谴责压迫、捍卫人权和推动向民主过渡的主要组织。一个很有意思的意外是在天主教传统很深的波兰。在那里，从1980年开始，团结工会开始垄断了主要反对党的角色，而且波兰教会在小心翼翼的约瑟夫·格伦普（Jozef Glemp）主教的领导下数年来一直在政府与反对派之间扮演着调解人的角色。 

全国性的教会为它们反对威权主义的战争动用了许多资源。教会组织和教会建筑物为政权的反对者提供避难场所和生活资助。教会的电台、报纸、期刊详细陈述反对派的事业。例如，在巴西，教会作为一个全国性和群众性的组织，有一个“全国性的成员网可供动员”。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潜在的全国性的政治机器，它有千千万万的教士、修女、平信徒活动家，他们可以为反对派的抗议提供大众的影响力。教会常常都有一些政治技巧都非常高的领袖，诸如巴西的阿恩斯（Arns）红衣主教，菲律宾的辛主教，萨尔瓦多的罗慕洛主教和韩国的金主教。教会创立了许多组织，诸如智利的教士会众来支持反对派的运动，在菲律宾，成立了第二次争取自由选举全国运动来推动回到选举程序和确保公正的选举。（第一次争取自由选举的全国运动是由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在1953年因为类似的目的而创设的） 

此外，教会当然也是一个跨国性的组织。有时各国教会可以通过梵蒂冈或其他国家的教会以及其他国家的天主教来施加影响。比如，巴西教会就“通过梵蒂冈以及在欧洲和美国的同情的牧师和平信徒以及巴西之外的其他人权活动家们来动员其支持力量，因此他们常常在美国和欧洲的报纸上发表抗议文章，来自这些地方的批评使得巴西的军人特别不自在。” 

随着约翰·保罗二世（John Paul Ⅱ）就任之后，教皇和梵蒂冈在教会反对威权主义的斗争中进入了舞台中央。1979年3 月，约翰·保罗的第一份通谕中，谴责了违背人权的行径，而且特别公开声称教会是自由的“卫士”，而“自由是人类真正尊严的条件和基础”。教皇的访问也开始起着关键的作用。教皇似乎以教皇陛下的身份在民主化的关键时刻露面：波兰，1979年6月，1983年6月，1987年6 月；巴西，1980年6－7月；菲律宾，1981年2月；阿根廷，1982年6月；危地马拉、尼加拉瓜、萨尔瓦多、海地，1983年3月；韩国，1984年5月；智利，1987年4月；巴拉圭，1988年5月。 

就像他对其他地方所作的许多访问一样，这些访问的目的几乎总被说成是纯宗教性的，而其影响则总是政治性的。在某种情况下，例如，在韩国和菲律宾，当地的民主化支持者抱怨教皇没有更加鲜明地支持他们的事业。然而，更通常的是，他非常明确地支持当地教会反对威权政府的斗争，而且在波兰、危地马拉、尼加拉瓜、智利、巴拉圭和其他地方，他鲜明地把自己划入反对威权政权的行列。当然，他的最大的影响是在波兰，据波兰的一位主教说，他1979年对波兰进行的那一次戏剧性的访问改变了“人们恐惧的心理，恐惧警察和坦克、恐惧失去自己的工作、恐惧得不到晋升、恐惧被赶出学校、恐惧得不到护照，人们知道，如果他们停止恐惧，这个制度将无能为力。”阿什（Timothy Garton Ash）观察到，这场“第一次大朝圣”是共产主义在东欧“终结的开始”。“在这里，我们第一次看到大规模的、持续的、然而是格外和平的和自我节制的表现出社会的团结以及温和的人群反对党国（Party-State），这是1989年变革的标志和主要的国内催化剂，在东欧的每个国家都是如此，除了罗马尼亚（即使在罗马尼亚，群众也并未首先使用暴力）。”1987年，教皇在智利碰到皮诺切特（Pinochet）时，详细地说出了他的使命与民主的关系：“我不是民主福音的宣讲者；我是福音书的宣讲者。当然，人权中的一切问题都与福音书中的启示有关；而且，如果民主意味着人权，那么，它也属于教会的使命。” 

最后，教会领袖和教会组织也不时地在民主化进程中的关键时刻从政治上介入。在1978年的多米尼加，教会谴责了试图停止统计选票并延长总统贝拉盖尔（Belaguer）任期的做法。在1989年的巴拿马，教会领袖们同样谴责诺列加在选举中作弊的行径，并呼吁巴拿马军队不服从要求他们向反对派的示威者采取行动的命令。在尼加拉瓜，布拉沃（Obandoy Bravo）红衣主教组织了反对桑蒂诺（Sandinista）政府的反对派。在智利，弗雷斯诺（Juan Fracisco Fresno）像他的前任恩里格斯（Raul Silva Enriquez）红衣主教一样，一直站在反对皮诺切特政权的最前列，并在1985年把11个政党的政治领袖召集起来，签署全国协定来要求进行宪政改革和选举的过程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在韩国1986年要求民主运动的关键时刻，金主教采取了公开的政治行动，拥护要求“进行修宪”的必要性，以及表明“我们必须在韩国立即实行民主。” 

教会领袖的最极端的政治介入无疑是在菲律宾。红衣主教辛通过协商在阿基诺和劳雷尔（Salvador Laurel）之间达成了协议，并把反对派的选票集中起来。在选举前的一个月，这位红衣主教向菲律宾的二千个教区发了一封信，号召天主教会选举那些“体现福音中人道、真理、廉洁、尊重人权和生命的价值”的人。当然，这种作法不可能完全澄清人们心中对这位主教究竟在支持谁的疑问，但在此后，他实质上已经在明确拥护阿基诺。在马科斯试图在选举中舞弊和军人在克雷姆（Craeme）军营采取反叛行动之后，他通过教会组织和教会电台以军方的身份动员民众。“对于宗教在三天反叛中所扮演的角色不能被错误地理解为修女和牧师们站在人墙的前列，反叛的将军们在人群之前竖起圣母玛丽亚的塑像。在马科斯最后逃到夏威夷（Hawaii）之后，辛主教在鲁内塔（Luneta）主持了一个凯旋式的庆祝胜利的感恩弥撒，高唱：‘科丽（Cory），科丽’（科拉松·阿基诺的昵称——译者注），并且飘荡着天主教的教旗。”辛主教在结束一个政权和改变国家的政治领导中扮演了比十七世纪以来任何天主教教士更加积极和更加有影响的角色。 

总之，要不是天主教会内部的变革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教会针对威权主义而采取的行动，第三波过渡到民主的国家就会少得多，而且许多国家的民主化浪潮会出现得更晚。在一个又一个国家，民主和威权之间的选择人格化地变成了主教与独裁者之间的冲突。天主教在造就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民主化浪潮的广泛性力量中的地位仅次于经济发展。第三波的逻辑就像是一美元纸币图案上的十字架。 

第七节　外部势力的新政策 

外国政府或机构的行动也许会影响、甚至是决定性地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民主化。正如罗伯特·达尔所指出的，在1970年29个民主国家中，有15个民主政权要么是在外国统治期间建立起来的，要么是在从外国统治下独立后建立起来的。外国的势力也可以推翻民主政权，或是阻止一个国家走向民主。外部势力甚至可以加速或者是阻碍经济和社会发展对民主化的影响。正如所指出的那样，当一些国家达到特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时，它们就进入了最可能朝民主化方向过渡的地带。在一个国家还没有进入这一地带时，外部的影响可以导致这个国家作出试图实现民主化的努力，甚至同样在一个国家达到这一发展水平之后，外部的因素也可以阻碍、甚至阻止民主化。例如，乔纳森·桑沙因认为，1830年之前的外部影响基本上是反民主的，因此阻止了民主化。不过，在1830年到1930年之间，外部环境在民主化方面是中性的；因此，在不同国家民主化的进程多多少少是由经济和社会发展决定的。有点类似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协约国在中欧和东欧国家造就了民主制度，而这些国家（除了捷克斯洛伐克）在社会和经济上还没有为民主制度作好准备，因此这些民主制度很难长久生存下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苏联的干预阻止了在东欧国家创立民主制度，如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兰，而这些国家那时在经济和社会上已经为民主化作好了更为充分的准备。同样，非殖民化所产生的许多新国家也建立了以它们的殖民国为原型的民主体制，但是，当地的经济和社会环境极端不适合民主（如非洲）或是对民主发展形成了巨大的障碍。 

外部的行动者可以对第三波民主化作出重大的帮助。的确，到八十年代末，世界上主要的权势和影响来源，如梵蒂冈、欧洲共同体（the European Community）美国和苏联都在积极地促进自由化和民主化。罗马（Rome）使天主教国家的威权政权失去了合法性；布鲁塞尔（Brussels）为南欧和东欧的民主化提供了动力；华盛顿（Washington）则推进了拉美和亚洲的民主化；莫斯科（Moscow）消除了阻碍东欧民主化的障碍。在上述每种情况下，这些外部机构的行动反映了它们在政策上的重大变革。若是没有这些政策上的变革和外部行动者的这些影响，第三波民主化受到的限制会多得多。 

欧洲机构。欧洲共同体起源于1951年在法国、西德、意大利和其他三个低地国家之间签订的条约，这项条约创立了欧洲煤炭钢铁共同体（the 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在1957年，罗马条约又创立了欧洲核能共同体（the European Atomic Energy Community, Euratom ）和欧洲经济共同体（the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同样，成员国还是上述６个国家。在1969年，这三个机构被合并为欧洲共同体。由于戴高乐（de Gaulle）否决了英国在1963年加入欧共体，所以上述新合并共同体的成员仍然只有巴黎条约的最初６个缔约国。不过，在1970年，欧洲共同体改变了作法，并同挪威、丹麦、爱尔兰和大不列颠就加入共同体问题开始进行谈判。在1973年，后３个国家成为欧洲共同体“第一次扩大”中加入的成员国。到七十年代中期，在东南欧进一步扩大欧共体成员已经成为一个中心问题。 

欧共体方面在发展方向上所进行的调整与发生在地中海欧洲的民主化进程是一致的，并因此而得到加强。对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来说，民主化和加入欧洲共同体是携手并进的。它们都希望获得欧共体的成员资格，而且甚至从经济的理由上看，加入欧共体也是非常必要的；一个国家要想作欧共体成员国首先必须实行民主政治；因此民主政治是经济增长和繁荣的基础性一步。与此同时，欧共体的成员身份会加强对民主的义务并提供防止回归到威权主义的外部依托。当新的民主国家申请加入欧共体时，现有的成员“只能接纳它们。而且赞同扩大欧共体会很快地获得普遍的认同。” 

希腊自1962年起，一直是欧共体的联系国。当1974年结束军人独裁时，希腊的新领袖们迅速地开始发展其与欧共体的关系，并在1975 年6月正式申请成为欧共体的正式成员。卡拉曼里斯（Karamanlis）政府和支持这一举动的希腊人希望以此促进经济发展，为希腊产品尤其是农产品找到进入西欧市场的渠道，同时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而且也为了抗衡土耳其和斯拉夫国家而加强同西欧国家的关系。不过，同样重要的是，希腊政治中的中间派和保守集团承认加入欧共体会“为希腊羽毛初丰的民主制度提供最好的保障”。 

在七十年代中期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人们普遍希望强调他们国家的欧洲身份。旅游、贸易和投资使得西班牙成为欧洲的一部分。同样，葡萄牙对外贸易的一半是与欧共体进行的。胡安·卡洛斯强调，西班牙的使命在欧洲，而且与欧洲连在一起。斯宾诺拉将军说：“葡萄牙的未来与欧洲是明确地连在一起的。”这些情感在两个国家的中产阶级中特别强烈，这也为民主运动提供了社会基础。葡萄牙在1977年3月申请欧共体成为欧共体的成员；西班牙是在1977年6月。如同在希腊一样，在这两个国家民主的确立都被看作是确保欧共体成员的资格带来经济好处的必要条件，而且欧共体的成员资格也被看作是民主稳定性的保障。在1981年1 月，希腊变成了欧共体的正式成员，五年之后，西班牙和葡萄牙也成为其正式成员。 

在葡萄牙，欧共体对民主化的影响不仅仅局限在被动地提供经济动力和政治保护。西德政府和社会民主党（the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SPD）主动积极介入与东德统治集团的斗争，并为葡萄牙政府和葡萄牙的社会党人提供了实质性的资源。他们通过这样作也提供了一种模式。一种动力和一种手段，这样使美国也加入进来，并向为民主而战的社会力量提供了实质性的经费资助。在苏联为共产党人提供了大量的财政经费这一情况下（估计为四千五百万到一亿美元），在1975年，由德国人所领导的西方介入对葡萄牙的民主化至关重要。 

第三波的开始或多或少与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The Conference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CSCE）及赫尔辛基最后决议（the Helsinki Final Act）是相互契合的，这以后被称作是赫尔辛基进程的开始。在这一进程中有三个因素影响到东欧人权和民主的发展。首先，在最初和以后召开的各次会议中都通过了一系列为民主和自由提供合法性以及为对每个国家的这些权利进行国际监督而通过的一系列文件。有35个欧洲和北美国家政府首脑在1975年8 月所签署的最后决议中提出把“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包括思想自由、信仰自由或宗教自由”当作十项原则中的一项。决议的第三部分详细阐述了政府在促进资讯自由流动、少数人的权利、旅行自由和家庭团聚方面所应承担的责任。在1989年1 月，维也纳举行的欧安会最后文件中包括了有关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更加详细的规定。同时它还创立了有关人权会议，这次会议先是于1989年5月和6月在巴黎召开的，然后是1990年6 月在哥本哈根召开的。后一次的会议通过了一项全面性的文件，以保障法治、民主、政治多元化和组织政党的权利以及自由和公平的选举。大约在15年的时间内，欧安会的国家就这样从只宏扬有限的人权到保障所有的民主自由和制度。 

第二，赫尔辛基最后决议在美国也受到许多人的攻击，指责它使苏联在东欧划定的边界得到了合法化，而只换取了苏联对遵守某些人权所作出的相对没有意义的承诺。然而，随后，欧安会在贝尔格莱德（1977－1978）、马德里（1980－1983）和维也纳（1986－1989）举行的历次会议却为美国和其他西欧国家提供了向苏联和东欧国家施加压力，要它们履行赫尔辛基承诺，并要求它们关注和纠正违背这些承诺的一些具体作法。 

最后，赫尔辛基进程也导致在这些国家中成立委员会或观察小组来监督决议的遵守情况。尤里·奥尔诺夫（Yuri Orlov）和其他的一些苏联异议分子在1976年5 月建立了第一个这样的集团，随后，捷克斯洛伐克又成立了七七宪章（Charter'77）团体以及在其他国家也成立了类似的委员会，这些团体虽然常常受到其政府的迫害和压制，但是却构成了要求民主化的国内力量。 

赫尔辛基进程对东欧民主化的影响虽是有限的但却是实在的。共产党政府承认西方在人权标准上提出的原则，这就使他们在违反这些权利时受到国际和国内的批评。赫尔辛基是可供改革者用来开放其社会的动力和武器。在至少两个国家这种影响是十分直接的。在1989年9 月，具有改革倾向的匈牙利政府使用其对个人移民自由的承诺（这项承诺在维也纳会议的结束文件中有具体规定）来违反其与东德政府的协定，让东德人通过匈牙利前往西德。这一过程启动了一系列的事件，这些事件导致了东德统治者的垮台。在1989年10月，欧安会在保加利亚举行的有关环境的会议激发了在索菲亚（Sofia）举行的游行示威，而这次示威受到了政府的粗暴镇压，从而开始了一系列导致在随后一个月废除死硬的独裁者日夫科夫（Todor Zhivkov）的事件。 

欧洲共同体积极地推动了民主化，而且成为欧共体成员，这对想要民主化的国家也是一个动力。欧安会是一个使共产党政府承诺实行自由化的进程，也是使其国内异议分子和外国政府迫使他们实现自由化的努力得到合法化的过程。欧安会虽然没有创立民主，但它却有助于支持东欧和苏联的政治公开。 

美国。美国在其他国家促进民主和人权的政策是在七十年代初开始发生变化并在1973－1989年间经历了四个阶段。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这些目标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占据相对次要的地位。进步同盟（the Alliancefor Progress）的积极主张被搁在一边；那时，政府和国家都全力关注于越战；尼克松总统和亨利·基辛格在外交政策上采取一种现实政治的方法。不过，在1973年，潮流开始向另一个方向转变。国会首先发起变革倡议，并由唐纳德·弗雷泽（Donald Fraser ）众议员在国际组织与运动的小组委员会（Subcommunittee 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Movements）中举行了15次听证会，时间是在1973年的下半年。该小组委员会在1974年的报告中敦促美国把促进人权作为主要的外交政策，并建议采取一系列行动促进这一目标。在1974年国会在援外法案（the Foreign Assistance Act）、互助法案（the Mutual Assistance Act）和贸易改革法案（the Trade Reform Act）中增加了人权修正案。三年之后，它又同样对国际金融机构法（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ct）作了类似的修正。这些修正案通常规定，对那些犯有大规模侵犯人权的国家不得提供援助，除非总统认为有绝对的理由需要这样作。在1974年、1975年和1976年期间，国会对人权的关心及对违背人权者实行经济制裁的想法已变得十分明确。 

美国政策的第二个阶段，始于卡特（Carter）政府1977年掌政。卡特使人权成为其竞选运动的一个主题，而且，人权也成为在他执政第一年期间的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特征。总统的行动（例如，在就职后不久，他就致信安德列·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和他在白宫接待弗拉基米尔·布克夫斯基［Vladimir Bukovsky］），由总统、国务卿和其他政府成员所发表的演说和声明终止对几个国家的经济援助以及提升政府机构中人权组织的地位，所有这些都用来强调人权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中心位置，正如卡特总统所形容的：把人权纳入“世界议事日程”之中。 

里根（Reagan）政府一执政就使得其对外政策与其前任有所不同。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他批评卡特的人权政策，因为这种政策只关注践踏个人的权利，而不关注拒绝人权的政治体制。最初，里根政府对拉美和亚洲的“威权”国家的人权问题轻描淡写，而强调有必要向共产党政权挑战。不过，到1981年底，在国会和拉丁美洲的民主过渡的压力下，美国行政当局开始改变其立场，里根政府在1982年6 月向国会所作的报告中表现出了一个变化。到1983年和1984年，美国的政策进入了第四阶段。其特点是政府采取积极行动以促进共产党和非共产党的独裁国家的民主变革。其象征是美国承诺成立全国民主基金（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这样，卡特和里根政府最后都走了一条类似的“道德主义的”途径来促进国外的人权和民主。 

在第三波中美国政府用了种种手段，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外交的和军事的来促进民主化。它们包括以下若干方面： 

（１）由总统、国务卿和其他官员发表声明拥护民主化的总趋势和具体国家的民主化进程；由国务院每年对各国的人权状况作出评估报告；由美国新闻总署、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宣传民主思想； 

（２）经济压力和制裁，包括由国会限制或禁止美国对15个国家的援助、贸易或投资；在另一些情况下则由行政部门终止援助；同时在由多国金融机构提供贷款时投反对票或弃权票； 

（３）外交行动，包括启用新一族积极“推进自由”的美国大使（其中的典范是1975年出任葡萄牙大使的福兰克·卡卢奇［Frank Carlucci］），这些人中包括出任乌拉圭和尼加拉瓜大使的劳伦斯·佩左罗（Lawrence Pezzullo）、出任菲律宾大使的史蒂芬·波斯沃斯（Stephen Bosworth）、出任萨尔瓦多、巴基斯坦和巴拿马大使的迪恩·辛顿（Deane R．Hinton）、出任秘鲁、玻利维亚和萨尔瓦多大使的埃德温·考尔（Edwin Corr）、出任巴拉圭大使的克莱德·泰勒（Clyde Taylor）、出任智利大使的哈里·巴恩斯（Harry Barnes）和出任匈牙利大使的马克·帕尔莫（Mark Palmer）；同时也还包括美国南方司令部总司令在厄瓜多尔和智利施加的影响； 

（４）对民主力量进行物质支持，包括由中央情报局（the Central Intelligency Agency，CIA）在1975年为葡萄牙社会党所提供的可能达数千万美元的援助，对波兰团结工会的实质性财政援助以及由国际开发总署（the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AID）和由全国民主基金会提供的数百万美元，以确保1988年在智利举行对皮诺切特将军的一次公平的全民投票，还在1979年向尼加拉瓜提供经费以促进其民主化； 

（５）军事行动，包括卡特政府在多米尼加共和国部署军舰，以确保在1978年的选举中选票统计的公平进行，里根政府在1983年入侵格林纳达以及布什政府命令军用飞机飞向马尼拉上空，以示支持阿基诺；在1989年入侵巴拿马；在菲律宾和萨尔瓦多的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在与左派叛乱组织的战斗中提供军事援助，以及为在阿富汗、安哥拉、柬埔寨（Cambodia）和尼加拉瓜进行反对非民主政府的叛乱活动中提供财政支持； 

（６）多边的外交，包括由卡特和里根任命马克斯·坎佩尔曼（Max Kampelman）在贝尔格莱德和马德里进行欧安会谈判中就赫尔辛基协议中第三部分的谈判向苏联施加压力，以及通过动员联合国诸机构来反对一些臭名昭著的侵犯人权的国家。 

这些行动在多大程度上会有助于民主化呢？无疑，最重要的作用是使得人权和民主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国际人权同盟（the International League for Human Rights）注意到，在1977年，人权“第一次在许多国家中成为国家政策的一个主题”，而且成为“在国际组织的讨论中和世界新闻媒介中寄予更大关注的焦点，导致这种变化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卡特总统和美国的人权政策”。正如亚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所写到的：卡特的人权运动“改变了国际环境，把人权纳入了世界的议事日程当中，同时也纳入了世界的良心之中。”里根总统在其就任的第一年就制定了“民主规划”，其在1982年对国会的演说，1984年全国民主基金会的创立以及其在1986年３月向国会发表的咨文中，再加上美国外交官在一系列国家的活动都有助于使民主化一直成为八十年代国际事务的一个焦点，同时也加强了有利于民主的全球性总体思想环境。 

在某些国家，美国的角色是直接的和关键性的。就像主教和教皇的公使一样，美国的大使不时地促成反对派的团体之间达成协议，并在这些团体与威权政府之间充当调解人。在1980年、1983年和1984年，美国政府出面干预阻止在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玻利维亚策划中的军人政变。在1987年，里根总统和舒尔茨国务卿规劝韩国的全斗焕总统与反对派保持对话，而且国务院还对韩国的军方发出了“严厉的警告”，不要试图进行政变。1989年1 月，在秘鲁一场军事政变似乎迫在眉睫；美国大使有力地宣布美国反对这一政变；结果政变没有发生。在好几种场合下，美国政府采取行动以反对军事政变维持了菲律宾的民主。美国在这些国家和其他国家的行动也许是决定性的，也许不是。但是它们在支持民主中的作用却是重大的。事实上，在卡特、里根和布什的执政期间，美国政府采纳的是一条民主版本的勃列日涅夫主义（Brezhnev doctrine）：在其势力范围之内不允许民主政府被推翻。 

卡特和里根的努力所发生的影响当然是因不同的国家而异，而且要评判在每一个国家所产生的影响需要作出极大的努力。也许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衡量。一个是从这些政策要使之受益的人这一方面来衡量。例如，在1989年，1981－1984年在位的厄瓜多尔民主总统胡尔塔多（Osval do Hurtado）说：“美国从未像今天这样致力于民主制度；若是没有卡特和里根总统所奉行的拥护民主的政策，拉丁美洲的某些民主进程绝不会出现，也不会达到今天这样的成功。”在1989年12 月，即乌拉圭自1971年以来出现的第一位民主选举总统就任刚满一周年，胡里奥·桑格内蒂（Julio Sanguinetti）表达了类似的情感：“卡特政府的许多政策对乌拉圭的民主化进程是最重要的外部影响。在独裁的那些年代里，我们这些处于反对地位的人实际上是在黑暗中进行抗争。我们在为数不多的支持来源中有一个就是美国政府的政策。这一政策不断地寻找践踏人权的行为。”在菲律宾，辛主教在对反马科斯所作的成功斗争进行评价时观察到，“没有美国的帮助没有一个人会在这里取胜。”即使苏联也感受到了这一影响。大赦国际莫斯科分部的领导人在1980年评论道，“我不知道卡特能否被写进美国历史，但是他因为这项政策已经被写入了俄国历史。” 

判断美国对民主化所产生影响的第二个尺度是那些要求维持独裁的人。在卡特和里根政府期间，巴西、阿根廷、智利、乌拉圭、菲律宾、苏联、波兰和其他国家独裁政权的最高领导人们一再苦苦抱怨美国“干涉”他们的内政。这一证据强烈表明在多数情况下这些抱怨是有正当理由的。 

许多专家所观察到的情况也加强了由当事者对这些国家所作的判断。根据路易斯·阿布加塔斯（Luis Abugattas）的观察，1977年在秘鲁： 

这样重新民主化。由于卡特政府的人权政策以及外国的债务谈判来获得外部合法性的必要性达到了加强。自1976年以来，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的谈判一直是中断的，而且军政府没有能力恢复这些谈判，因为他们不愿意采纳国际货币基金会所要求的“休克政策”（Shock policies）。民主的开放引起了美国国务院的关注，朝着这个方向每前进一步都得到了积极的回应，例如增加对该政权的援助。此外，美国的大使馆也接到命令，要求反对右翼军官和地方的顽固派，因为他们试图使军人在南美国家长期掌政，并公开表明卡特政府不接受这一选择。如果重新民主化在1976年7 月之后还是一种可能性的话，那么到1977年7 月之后，这已成为一个事实。 

在厄瓜多尔，美国的压力“似乎是阻止1978年威权复辟”的三个要素中的一个，而且当费布雷斯－考得罗（Febres－Cordero）总统要求终止1985年中期选举时，他最终不得不“在受到美国大使馆的重大压力下如期举行选举”。在1984年当玻利维亚的总统被保安人员绑架时，他是由于“受到工人、军队中的效忠力量和美国大使馆的严重反对”时才得以释放的。在多米尼加，民主化被贴上了“‘来自外部的’变革”这一标签，因为美国出面干预了，而且直到第三次干预才确保对1978年选举的投票进行公正的统计。在智利，“持续的美国压力”有助于使在1988年对皮诺切特政权进行自由和公正的全民投票成为可能。里根政府在鼓励向智利、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这些国家的民主化方面具有特别的影响，因为这些国家的军队基本上对里根政府持友善的态度。 

美国在促进其他国家民主化方面最公开的和最有争议的努力是国会重新通过被里根否决了的1986年对南非进行制裁的全面反种族隔离法（the Comprehensive Anti-Apartheid Act）。在有关这一措施辩论中，支持者认为，制裁将会对南非的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会促使南非政权尽快结束种族隔离。持反对意见者则争辩道，制裁会严重地影响到南非的经济，会消除黑人的就业机会，会恶化黑人的生活标准和改进的前景。这两种主张都有言过其实之处。美国的制裁和欧洲共同体不太严厉的制裁对八十年代的南非经济形成了某种冲击。尚不清楚的是，它们是否对南非摆脱种族隔离的运动产生重大的影响。这一运动始于1979年，其直接原因是南非的经济发展、向黑人开放熟练工种、允许设立合法的黑人工会和改善黑人的教育、允许劳工自由流动及增加黑人的购买力方面的必要性。种族隔离与相对贫困的农业经济是相互一致的；它与复杂的、富裕的、城市的工商业经济是不能并存的。正如在其他国家一样，经济发展产生了政治自由化。美国和欧洲在八十年代的制裁无疑影响到南美白人的心理和孤立感，同时也为摆脱种族隔离提供了额外的诱因。制裁可能影响到这一进程的速度和性质，但是其影响与南非国内经济和社会变迁的影响相比则是相对次要的。 

对美国在第三波民主化的角色不可能在这里作出确定性的评估。不过，从总体上看，似乎美国的支持对多米尼加共和国、格林纳达、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乌拉圭、秘鲁、厄瓜多尔、巴拿马、菲律宾的民主化至关重要，而且它也是葡萄牙、智利、波兰、朝鲜、玻利维亚和台湾民主化的促进因素。如同天主教会所起的作用一样，若是没有美国参加这一进程，向民主过渡的国家将会少得多，而且时间上也会晚得多。 

苏联。八十年代末，东欧出现的民主化是苏联政策出现变革的产物，这种变革比国会和卡特总统在七十年代美国政策中所作出的变革意义更为深远、更富有戏剧性。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总统废除了勃列日涅夫主义，而且向东欧各国政府和反对团体转达了这样一个明确的信息：苏联不会采取行动来维持现有的共产党独裁，相反苏联赞同采取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改革。戈尔巴乔夫支持和期待政治改革的程度究竟有多大，这一点还难以确定。但毫无疑问的是，他赞同解除像东德的昂纳克（Erich Honecher）、保加利亚的日夫科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雅克什（Milos Jakes）这样的老保守派领导人的职务，并用主张改革的共产党人士来取代他们，因为这些人会成为他的天然同盟军。尚不清楚的是，他是否也赞同在东欧国家实现全面的民主化，以及是否主张取消苏联在所有这些社会中的影响。然而，这却正是他的行动所产生的后果。 

苏联的新政策为废黜现有的共产党领导人、非共产党团体参与权力以及通过竞争性选举产生政府，开放与西欧的边界，加强朝向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迈进的努力敞开了大门。波兰在1988年至1989年的过渡显然主要来自于其内部的发展。不过，在1989年8 月，据报道，戈尔巴乔夫出面干预敦促共产党领导人加入团结工会领导的政府。在9 月，苏联人没有反对匈牙利人开放他们与西方的边界。在10月初，戈尔巴乔夫访问了东柏林，并宣称“那些不肯改革的人将会付出生命的代价”，这导致了昂纳克的下台。克林姆林宫明白表示苏联军队不会被用来镇压在莱比锡和其他城市的抗议。在11月，苏联人通过鼎力协作，在保加利亚废除了日夫克夫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的职务，建立了一个在彼得·姆拉季诺夫（Petar Mladenov）领导下的改革派政府。至于捷克斯洛伐克，据报道，戈尔巴乔夫在1989年夏天敦促改变雅克什和阿达梅奇的领导体制。同年11月，苏联人表示，他们将在1968年的入侵事件上认错。这样就使捷克的共产党的领导集团失去了合法性。同时苏联人还严厉警告捷克人不要用武力来阻止变革。 

在拉丁美洲和东亚，美国人运用其影响促进了民主化；在东欧，苏联影响的退出也产生了类似的效果。苏联的转变导致了高度民主主义取向的游行者在莱比锡、布达佩斯、布拉格的街头高唱：“戈比（Gorby）！戈比！”（即戈尔巴乔夫的昵称——译者注）。戈尔巴乔夫加入了约翰·保罗二世、吉米·卡特、罗纳德·里根作为二十世纪末民主变迁的主要跨国促进者。 

第八节　示范效应或滚雪球 

导致第三波民主化的第五个因素也许可以用示范效应、感染、播散、仿效、滚雪球，甚至是多米诺骨牌效应（domino effect）来形容。一个国家成功地实现民主化，这会鼓励其他国家的民主化，要么是因为这些国家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要么是因为其他地方成功的民主化意味着民主化可以治疗它们所面临的问题而不管这些问题是什么，或是因为已经民主化的国家十分强大，可以被当作政治或文化典范。阿尔蒙德和蒙特在其《危机、选择与变迁》（Crisis，Choice and Chanse）的研究中发现，示范效应在他们分析的五项环境肇因中起着一定的重要作用。对政变和其他政治现象的统计研究表明，至少在某些环境中民主化是相互传染的。分析示范效应在个别案例中的影响是困难的，而且需要更广泛的研究，这里作不到这一点，但是，可以不妨就示范效应在第三波中的一般角色提出若干个可行的假设。 

示范效应在实践中又示范了一些什么呢？首先，示范效应向一个社会中的领袖和社会团体示范了另一个社会中的领袖和社会团体的在结束威权体制方面和建立民主体制方面的能力。他们的示范表明这一点能够做到，这样大概就激发了在另一个社会中的那些领袖和社会团体去做出这样的尝试，来模仿第一个社会中的领袖和社会团体的作为。其次，示范效应表明了如何做到这一点。一个社会学习并试图模仿在其他社会曾成功实现民主化所使用的技术和方法。韩国的社会团体有意识地模仿把马科斯独裁政权拉下台的“人民权力”的方法。而且这种学习时常是民主化人士之间直接磋商和自觉的教育过程的产物，就像发生在匈牙利的民主人士和西班牙的民主人士之间那样。第三，新一波的民主化人士也会学会如何避免危险、克服困难。例如，在1974年和1975年间，葡萄牙所出现的社会动乱和社会冲突就使得西班牙和巴西的民主化领袖们试图进行“一种受控的政治变迁过程，以完全避免像葡萄牙所遭受的那种中断。”同样，西班牙的民主领袖们认为，1980年9 月土耳其的军事政变是应该在西班牙加以避免的“一个危险的先例”。 

示范效应在第三波中的一般作用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命题。 

第一，示范效应在第三波民主化中比在前两波民主化中或者说比二十世纪任何其他一次政治波浪的重要性都大得多。原因是在全球通讯和交通方面的急剧的扩展发生在二十世纪后数十年，特别是电视和通讯卫星在七十年代覆盖了全球。政府可以仍然控制着当地的新闻媒介，并不时地消除其民众获得当局不愿他们获得的信息的能力。但是这样做的难处和成本在显著增加。这可能会导致建立一个广泛的地下传播网，就像在波兰和其他国家所出现的那样。短波收音机、卫星电视、电脑、传真机使得威权政府越来越难以对其精英和公众进行信息封锁，以防止他们知道发生在其他国家有关反对或推翻威权政府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全球通讯的作用，到八十年代中期，“世界性的民主革命”的形象无疑地已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政治和思想领袖们的心中变成了一个现实。因为人民相信它是真的，它在后果上也是真的。人们可以、而且的确会关心在遥远的国家所发生的事件对他们自身的相关性。在波兰团结工会的斗争和在菲律宾马科斯的倒台都在智利引起了回响，而这在数十年前却几乎是不可能的。 

其次，尽管日益发达的通讯变天涯为咫尺，但是在地理上相近、文化上相类似的国家中间示范效应仍然最为强烈。威权体制在葡萄牙的倒台对南欧和巴西有着直接的影响。正如一位雅典人在1974年6 月，即葡萄牙发生政变发生之后的两个月、希腊军政权垮台的一个月之前说道，“我们需要的正是一位希腊的斯宾诺拉将军来推翻军人统治集团并回归到立宪政府。”长达45年的葡萄牙独裁政权的终结“对其西班牙的难友无疑是一个极大的冲击，对反对派的士气则是一个极大的鼓舞。而且，彼国的穷亲戚居然能实施民主，这只能在西班牙加剧实行变革的要求。”照道理说，希腊的民主化对其他地方应该没有什么影响。不过，西班牙的民主化却对拉丁美洲意义重大。正如一位阿根廷人所观察到的，“要效法美国是我们绝对不敢奢求的，但仿效西班牙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情。”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实现的民主过渡最令人信服地表明，伊比利亚文化并不是内在地，而且永远地反民主。如果西班牙和葡萄牙能够做到，“拉丁美洲也能够摆脱专制”。阿尔方辛广泛地使用这个西班牙的“比喻”来使其在阿根廷的活动合法化。这样，用玻利维亚总统的话说，“阿根廷的民主化支撑着整个拉丁美洲的民主”，而且对其邻国有着特别的影响。对乌拉圭的影响既是正面的，也是负面的。毗邻的大国已经实现了民主；那么乌拉圭的民主就变得不可避免了。然而，阿尔方辛政权过早地起诉前军事统治者，这一举动刺激了某些乌拉圭的军方人士，他们从让出权力的许诺上后退了。胡里奥·桑格内蒂哀叹道，“阿根廷人给我们造成了这样可怕的损害”。阿根廷的民主化激励了智利和巴西的民主人士。而且据报道，也使反对秘鲁和玻利维亚新民主政权的军事政变打消了念头。阿尔方辛个人会见并支持其他拉丁美洲国家民主反对派团体的领袖。 

1986年2 月，马科斯的垮台在亚洲其他地方的威权领导者们和反对派民主人士中分别产生了焦虑和希望。受影响最大的是南韩。在辛主教实现在菲律宾政权变革中扮演了中心角色之后的一个月，金主教也第一次要求在朝鲜进行宪政改革和实现民主。反对派领袖金大钟说，“在亚洲，有许多独裁政权，但是，只有在南韩和菲律宾才有人民积极地追求民主。他们在菲律宾成功了，也许我们在这里也会成功……。现在是亚洲的发展中国家人民运用自己权力的时候了。我们对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有把握。”尽管现成的证据很少，但是似乎可能的是在菲律宾发生的事件对激发1988年夏天在缅甸发生的事件起着示范作用，以及对发生在台湾的自由化也有一定的影响。 

最戏剧性的滚雪球效应发生在东欧。一旦苏联默认、也许甚至鼓励非共产党人士1989年8 月在波兰掌权，民主化的浪潮就一下子横扫了整个东欧，先是9 月份涌入匈牙利，10月份到了东德，11月份到了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12月份到了罗马尼亚。正如一位东德人士所说的，“我们看到了在波兰和匈牙利正在作的事情；我们听到了戈尔巴乔夫的话。每个人都感到了。我们为什么要被别人丢在后面呢？”正如阿什所说的，在捷克斯洛伐克，“每个人都从他们邻居的经验中知道这件事情可以办成。”一些国家的民主化也激发了其邻国的自尊心。难道发达的、工业化程度高的、中产阶级多的西班牙要落在弱小、贫困的葡萄牙后面吗？既然乌拉圭和智利已经有了很长的民主政府的经历，难道要被阿根廷和巴西比得相形见绌吗？难道捷克斯洛伐克作为东欧唯一有真正民主传统的国家应该被其他国家甩在后面吗？ 

东欧和东亚的民主化进程说明了示范效应的第三个重要特征：民主化波浪的肇因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相对重要性上发生了变化。示范效应显然不能影响到第一个民主化的国家。第三波民主化中较早的国家是另一些触发因素的产物，而不是雪球。一场打不赢的殖民地战争、在塞浦路斯的一次军事失败、佛朗哥的死亡触发了葡萄牙、希腊和西班牙的民主化。福克兰群岛战败、暗杀贝尼基·阿基诺、教皇的访问对阿根廷、菲律宾和波兰产生了类似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这些进程是原地生成的，即原生的。不过，一旦这种进程启动了，在领头国家的变化，如西班牙、葡萄牙、阿根廷、菲律宾、波兰，就有助于激发其邻国或文化上类似的国家产生进行相同变化的要求。示范效应的影响未必显著依靠在接受国出现有利于民主的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存在。随着这些雪球继续滚下去，这些进程自身趋向于成为上述条件的替代物。这一事实反映在其加速度中。在波兰，随着这一阶段的推进，民主化花了十年的时间，在匈牙利花了十个月，在东德花了十周，在捷克斯洛伐克化了十天，在罗马尼亚花了十小时。 

在1989年底，一位埃及人在评论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前景时这样说到，“现在没有国家能够逃避民主。”他的预测集中说明了滚雪球作为肇因的假设：因为民主化在那里发生了，它也将在这里发生。不过，滚雪球下山，不仅有加速度，体积会增加；而且也会在不适宜的环境中溶解。到八十年代末，示范在那些具备其他有利于民主化的条件和民主自身都很薄弱或根本不存在的国家出现了要求民主化的努力。在菲律宾、波兰和匈牙利开始出现民主运动之后，韩国人、东德人和捷克斯洛伐克人也一致问道：“为什么我们不干？”在这些人开始发动民主运动之后，罗马尼亚人随后又自问道：“为什么我们不干？”不过，就这些国家而言，对这个问题已有明确无误的答案。这一效应把第三波从里斯本的石竹花推到了布加勒斯特的大屠杀。 

第九节　从肇因到肇端 

造成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威权政权垮台或受到严重削弱的因素包括：民主的规范在全球和许多国家流行；相应导致威权政权而不是一党制失去意识形态的一般基础；军事的失败；经济问题和由于石油输出国组织石油冲击而造成的危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不明智的和无效的经济政策；在实现某些目标上的成功，而这些成功要么减少了对威权政权的需要（如叛乱的游击队已被镇压），要么加剧了社会压力与政治参与的要求（如实现了迅速的经济成长）；在威权政权中的同盟内部分裂的倾向有所发展，特别是在就武装力量是否政治化的军人政权中出现裂痕；某些威权政权的垮台对其他威权国家统治者和反对派的信心所起的滚雪球效应。 

导致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以前的威权国家出现民主政权的因素包括：重要的和高层次的经济富裕，这导致了识字率、教育和城市化的增加；更庞大的中产阶级和支持民主之价值和态度的发展；在天主教会领导教会反对威权政权和支持民主的大众和领导层次上出现的变化；欧洲共同体、美国和苏联在八十年代中期的政策转变对民主发展的支持；在西班牙、阿根廷和波兰这样的领头国家出现的民主对加强其他国家的民主运动所起的滚雪球效应。 

这些是第三波民主化的一般原因。它们显然不同于第二波，也在一定程度上不同于第一波民主化的主要原因。这些一般原因的相对重要性因地区、威权政权的类型和国家之间而有所差异。它们的相对重要性也随着在第三波期间所处的时间位置而有所不同。军事失败、经济发展和由石油冲击造成的经济危机是较早的民主化原因中最主要的原因。外部势力，而且特别显著的滚雪球效应是后来民主化国家的主要原因。在任何一个特定的国家，民主化都是某些一般的原因加上这个国家其他一些特有的因素相结合的产物。 

一般的因素产生了有利于民主化的条件。这些因素没有使民主化成为必然，而且它们与直接造成民主化的因素还有一些差异。一个民主政权不是由民主化的潮流建立起来的，而是由其人民建立起来的。民主国家不是由肇因建立起来的，而是由肇端创设的。政治领袖和公众必须采取行动。为什么伊恩斯和苏亚雷斯、卡拉曼里斯、胡安·卡洛斯和苏亚雷斯、埃夫伦和奥扎尔、盖赛尔和费格雷多、阿尔方辛、杜瓦尔特、阿基诺和拉莫斯、卢泰愚和金大钟、金泳三、蒋经国和李登辉、瓦文萨和雅尔泽鲁斯基、德克勒克和曼德拉以及其他地方类似的领袖领导他们的国家迈向了民主化？政治领袖的动机是各不相同的，互相混杂的，甚至是十分神秘的，而且常常他们自己也不清楚。领袖们之所以造就民主是因为他们相信民主自身是一个目的，因为他们视民主是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因为民主是他们追求其他目标的副产品。在许多情况下，民主也许不是政治领袖们所期望的后果，但是，它至少不是最难认可的后果。 

有利于民主的社会、经济和外部条件的出现绝不足以产生民主。不论一些政治领袖的动机是什么，他们都必须去造就民主。去采取行动，诸如局部的自由化，这就有可能导致民主的出现。政治领袖不能在民主的先决条件不存在的地方通过其意志和技巧去创造民主。在八十年代末，海地出现民主的障碍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即使是最有手腕、最忠诚的民主领袖也难以有所作为。不过，如果一位政治领袖想要民主的话，即使他远没有李光耀（Lee KwanYew）那么老练，也能够在新加坡造就民主。在第三波中，创造民主的条件必须存在，但是只有政治领袖愿意冒民主的风险时，民主才可能出现。

谢选骏指出：对于“政治领袖”来说，“民主”必须有利可图，才有玩弄的价值。如果一个政治领袖无利可图就贸然行事、玩弄民主，那岂不是叶公好龙、自取其辱甚至自掘坟墓？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就是如此。他不是故意瓦解苏联的，而是像毛泽东发动文革一样，弄巧成拙、玩火自焚——否则他俩就真的伟大，而不是这样尾大了。

【第三章 民主化的过程】

第三波民主化是如何发生的？民主化的原因和方式是交织在一起的，但是，在分析的这一点上，重点已经从前一点，即原因，转到了后一点，即方式，从原因到过程：政治领袖和公众在八十年代结束威权政府、创立民主体制的方式。变革的道路是多种多样的，就像实现这一变革的各族人民在各个方面也不尽相同一样。此外，这一过程的起点和终点是不对称的。在民主政治之间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有些民主政权是总统制，有些是议会制，有些是戴高乐式（the Gaullist）的总统一议会混合制；有些是两党制，有些是多党制，而且在政党的性质和力量上也存在着差异。这些差异对所创立的民主体制的稳定事关重大，而对导致民主体制的过程则无关宏旨。更重要的是，在所有的民主政权中，政府的主要官员是通过竞争性的选举产生的，而且人口中的大多数都可以参加这一选举。因此，民主体制有一个共同的制度内核，正是这一内核确定了民主的特征。这样威权政权简单地被界定为这种制度内核的缺乏，在本项研究中该术语就是这样用的。因此，在开始论述威权政权的变革时，有必要找出这些威权政权间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对民主化进程所具有的重要性。然后，分析就转到这些进程的性质和民主派与反民主派所使用的策略上。下一章将探讨第三波民主化中的一些共同特征，以此来结束对“方式”的探讨。 

第一节　威权政权 

在历史上，非民主的政权形式上是多种多样的。在第一波中民主化的政权通常是绝对的君主专制、封建贵族政治或是大陆帝国的继承国。在第二波中实现民主化的过去曾是法西斯国家、殖民地或个人军事独裁，而且通常以前都有一些民主的经历。在第三波中转向民主的政权通常可分成三组：一党体制、军人政权和个人独裁。 

一党体制是由十月革命创立的或是由苏联强加的，通常包括共产党国家加上台湾和墨西哥（土耳其在1940年的第二波民主化之前也适合于这一模式）。在这些体制中，政党有效地垄断着权力，而且接触权力的途径是通过党的组织，党通过意识形态使其统治合法化。这些体制常常取得了相对高水平的政治制度化。 

军人政权是由取代民主或文官政府的政变而产生的。在军政权中军人在一种制度基础上运用权力，而且军人领袖们通常作为统治集团集体统治或是在高级将军中轮流担任最高政府职位。军政权在拉丁美洲数目庞大（其中有些接近官僚威权模式），同时也存在于希腊、土耳其、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和南韩。 

第三种是个人独裁，而且也是一种更加多样化的非民主体制。个人独裁的根本特征是个别领袖是权威和权力的来源，而且别人的权力取决于与他的接近程度、亲密程度、依靠程度和受他的支持程度。这类国家包括萨拉查和卡埃塔诺统治下的葡萄牙、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马科斯统治下的菲律宾、英迪拉·甘地统治下的印度、尼古拉·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sescu）统治下的罗马尼亚。个人独裁的产生方式也各不相同。在菲律宾和印度是行政首脑政变的结果，在葡萄牙和西班牙始于军事政变（在西班牙，这场政变曾导致内战），而且政变之后，独裁者便抛开军队建立了自己的权力基础，在罗马尼亚，个人独裁来自于一党体制。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起源于军政权，但实际上，后来变成了个人独裁，因为他延长了任期，以及他同军方领导人的分歧和对军方领导人的控制。一些个人独裁，诸如像马科斯和齐奥塞斯库以及像索摩查（Somoza）、杜瓦里埃、蒙伯托和伊朗国王是韦伯的那种苏丹政权的典型形式，其特征是恩询、裙带关系、结党营私和腐败。 

一党体制、军人政权和个人独裁既压制竞争，也压制参与。南非的体制不同于这些政权，因为它基本上是一个种族寡头制，它把70％的人口排除在政治之外，但是在统治的白人社群内却有十分剧烈的政治竞争。历史经验表明，如果竞争在参与以前就有所发展，民主化的进程就会容易得多。如果情况果真如此，在南非成功实现民主化的前景比在其他类型威权国家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在某种程度上，南非的民主化进程会像十九世纪欧洲的民主化一样，十九世纪欧洲民主化的主要特征是选举权的扩大和确立基础更为广泛的政体。不过，在欧洲排斥某些公民的选举权是因为经济，而且不是因为种族原因。然而，等级的宗法制度历史上十分抵制和平的变革。因此，这样在寡头集团内部的竞争会有利于南非实现成功的民主化；但是，寡头集团的种族特征则为民主化制造了难题。 

特定的政权并不总是适合于特定的模式。例如，在八十年代初，波兰具有衰败的一党体制和以军管为基础的军人统治的双重因素，这一军人统治是由身为共产党总书记的军官来领导的。罗马尼亚的共产主义体制（像北朝鲜的体制一样）是靠一党制起家的，但是在八十年代变成了苏丹式的个人独裁。在1973年到1989年之间的智利政权部分是一个军政权，但是与南美的军政权相比，在其存在期间，只有一个领袖，他控制着其他的权力资源。因此，他也有个人独裁的许多特征。另一方面，诺列加在巴拿马的统治具有高度个人独裁的特征，但是却几乎完全依靠军方的权力。因此表3．1中的分类应当被看作一种大致的归类。当一个政权具有两种类型政权的要素时，它是根据在过渡过程中哪一种特征占主导地位来划分的。 

在第二波中民主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外部的强迫或非殖民化而出现的。在第三波中，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两个过程不太重要，在1990年以前，仅限于格林纳达、巴拿马和在加勒比（Caribbean）地区几个相对较小的英国前殖民地。尽管外部的影响常常是第三波民主化的重要原因，但是民主的进程却主要靠自身。这些过程可以在一个表示统治集团和在野集团作为民主化之源泉的相对重要性这样一个连续系统（continuum）上查找出来。为了分析的方便，这里把上述案例分成三种宽泛类型的进程。第一种是变革（transformation，用林茨的术语，改革），即当执政的精英领头实现民主时就出现改革。第二种是置换（replacement，即林茨的决裂），当反对派团体领头实现民主时，而且威权政权垮台或被推翻时，便出现置换。第三种进程是移转，当民主化主要是因为政府和反对派团体采取联合的行动而实现时便出现所谓的“移转”。“几乎在所有的案例中执政的和在野的群体都扮演了某种角色，这种分类只是区分政府和反对派的相对重要性。 

就政权的类型而言，政权变迁的历史案例未必完全合乎理论上的范畴。几乎所有的国家，而不仅仅是那些实现移转的国家，都涉及到某种谈判，即在政府和反对派之间进行的或明或暗的谈判。过渡过程经常是作为一种类型开始的，然后又变成了另一种类型。例如，在八十年代初期，博塔（P．W．Botha）似乎要发起对南非的政治体制进行变革的进程。但是他却没有把南非的政治体制加以民主化。他的继任者德克勒克碰到了不同的政治环境，便转向了移转的过程，即与主要反对派团体进行谈判。同样，学者们一致认为，多年以来，巴西的政府掌握着变迁过程的主动权，并加以有效地控制。也有些人认为，由于1979－1980年的普遍动员和罢工的结果，该政权失去了对这一进程的控制；不过，另一些人则指出，政府成功地抵制住了反对派在八十年代中期要求直接选举总统的强烈呼声。历史上的每一个案例都包含着两种或更多的变迁过程。不过，几乎每一个历史上的案例都显然更接近某一种类型的变迁过程。 

注：民主化的主要标准是通过公开的竞争性的和全面参与性的以及公平进行的选举来组织政府。 

ａ括号表示一个国家有了显著的自由化，但到1990年为止却尚未民主化。 

那么，威权政权的本质与变迁过程的性质又是如何关联的呢？正如表3．1所示，这里不存在一对一的关系。然而，威权政权的性质的确对变迁过程的性质具有影响。除了三个例外的情况，即阿根廷、希腊和巴拿马外，军政权的所有变迁都涉及到变革或移转。在这三种例外的情况中，军政权由于在军事上受到了挫败，并因此而垮台。在其他地方，军人统治者主动对反对派或大众的压力不时作出反应，以导致政权的变迁。军事统治者们与其他政权相比，更容易自己结束他们的政权。因为军人领袖们几乎从来不把自己看作是他们国家的永久统治者。他们都怀有这样一种期望，即一旦他们纠正了罪恶，他们就会退出权力，然后去履行他们正常的军事职能。当然，他们也正是在这一清除罪恶的过程中上台的。军方有一个永久的制度化的角色，这是其他政治和统治者所没有的。因此，到了某时候，（除了阿根廷、希腊和巴拿马的）军事领袖都会认为主动把权力交还给文官的民主统治的时机已经到来，或是与反对派团体进行谈判以退出权力的时机已经到来。这种情况几乎总是发生在军政权的最高领导人出现了一定的变换之后。 

军人领袖们几乎总是毫无例外地为他们退出权力规定两项条件，或“出路保障”。第一，不会对他们进行起诉、惩罚或其他针对军官们在其掌权期间所采取的任何行动进行报复。其次，尊重军队的制度化角色和自治，包括他们对国家安全所负有的全面的责任，以及他们在政府部门中有关安全事务方面的领导地位，甚至包括其对军火工业、兵器工业和其他传统上受军方控制的经济企业的控制。退出政坛的军方是否有能力保证文职的政治领袖们同意履行这些条件，这就要看他们权力的相对大小。在巴西、秘鲁及其他一些实行变革的国家，军人领袖们控制了这一过程，而且，文职的政治领袖们除了默认军方的要求外，几乎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在那些权力相对平等的地方，如乌拉圭，军方和文职官员之间的谈判会对军方的要求略加限制。希腊和阿根廷的军方领导人们也要求同样的保障。不过，他们的要求被文职的领袖们拒绝了，这样，他们就不得不同意、事实上是无条件地拱手交出权力。 

因此，对军人统治者来说，退出权力、恢复其职业的军人角色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情。不过，问题的另一面是，一旦碰到紧急情况，或是他们自身利益的需要，他们重新执掌权力也可能是相对容易的。在一个国家成功的军事政变会使得另一个国家的政治领袖或军人领袖们不可能完全忽略在其国家进行这种政变的可能性。取代军人政权的第三波民主国家就是在这种阴影之下获得新生的。 

变革和移转的另一个特点是在1989年由一党制向民主的过渡，但不包括像东德和格林纳达。一党制政权有一个制度的架构和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这两点把它们既与民主国家也与军人政权区分开来。它们也有一个不变的假设，这一假设把它们同军人政权区别开来。一党制的独特之处在于政党和国家的合二为一。这就产生了两种问题，即在向民主过渡过程中所出现的制度上的和意识形态上的问题。 

在列宁主义政党的国家，制度上的问题最为严重。在台湾以及在共产主义国家，“党政分开”是民主化进程中“对列宁主义政党的最大的挑战”。在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东德，宪法上规定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必须加以废除。在台湾，1950年加在宪法上的“临时条例”这种类似的规定也面临着同样的挑战。在几乎所有的列宁主义党的体制下，主要的问题与物质和金融资产的所有权有关，它们是属于党，还是属于国家？这些财产的处置方式也成了问题。它们应该是归党所有，还是由政府加以国有化，还是由党出售给报价最高的投标者，还是在社会和政治团体之间以某种平等的方式进行分配？例如，在尼加拉瓜，桑蒂诺派政府在1990年2 月选举中失败以后显然很快地“把大量的政府财产移转到桑蒂诺派手中”。“他们把房子和汽车出售给他们自己”，这项指控来自一位反桑蒂诺派的商人。即将在波兰接管政府的像团结工会也对波兰共产党处置财产的方式作出了类似的指控。（在智利，也有类似的情况，皮诺切特政府在即将退出权力时把属于政府机构的财产和档案记录转移给了军方。） 

在某些国家，对执政党的武装力量必须加以解散，或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在几乎所有的一党制国家，正规军都必须加以非政治化。例如，在波兰，就像在大多数共产党国家一样，所有的军官都必须是共产党党员。不过，在1989年，波兰的军官们要求议会禁止军官加入任何政党。在尼加拉瓜，桑蒂诺派的人民军一直是桑蒂诺派的军队，同时也是国家的军队，因此，必须把这支军队变成仅属于国家的军队。一个政党是否应在经济企业中继续保持其基层组织也是一个极有争议的问题。最后，在单一政党长期执政的地方，政府中的领袖与像政治局或中央委员会这样的最高党务机构的关系上也会出现问题。在列宁主义国家，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为政府部门规定政策。然而，这种关系与在民主国家由选举产生的议会机构的最高性和责任内阁制几乎是完全不相容的。 

另一组问题是意识形态上的。在一党制国家，政党的意识形态规定国家的身份。因此，反对这一个政党的人就意味着背叛国家。要使反对派反对执政党的行为合法化，就有必要为国家设立一些另外的身份。这一问题在三种案例中表现出来。首先是在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共产党统治是由苏联强加的。意识形态不是确立国家认同的基础。事实上，至少在上述国家中有三个国家民族主义是反对共产主义的。当这些国家的共产党要求把持他们建立在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的无可争辩的统治权时，这些国家就会重新把他们的国家由“人民的共和国”定义为“共和国”，并把民族主义而不是意识形态作为国家的基础。因此，这些变迁发生起来相对容易。 

其次，在民主化出现问题的好几个一党制国家，其一党体制是由民族革命所建立起来的。例如，在像中国、墨西哥、尼加拉瓜和土耳其这些案例中，国家的性质和目的是由政党的意识形态决定的。在中国，执政者们坚定地固守其意识形态，并把反对共产主义的民主反对派看作是对国家的背叛。在土耳其，政府对向其凯末尔派统治的国家的世俗基础提出挑战的伊斯兰集团一直采取一种不确定的和矛盾的政策。在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领导集团对向革命制度党统治下国家所表现出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和组合国的特征提出挑战的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国民行动党（Partiso Accion Nacional，PAN）反对派也奉行了一条类似的政策。在尼加拉瓜，桑蒂诺派的意识形态不仅是党纲的基础，而且也是由尼加拉瓜革命所建立的国家的合法性基础。 

第三，在某些例子中，单一政党的意识形态既规定了国家的性质，也规定了其地理的范围。在南斯拉夫和苏联，共产党意识形态为多民族的国家规定了意识形态的基础。如果这一形态遭到反对，那么国家的基础就会消失，每一个民族就可以合法地宣布成立其自己的国家。在东德，共产主义为分裂的国家规定了意识形态的基础；一旦这种意识形态被放弃，东德作为一个国家的理论基础就消失了。国民党的意识形态规定，在台湾的政府是中国的政府。该政权把支持台湾独立的反对分子看作是颠覆性的。在台湾的问题不如在其他三个地方的问题那么严重，因为这种意识形态只是使一种愿望合法化，而不是使一种现实合法化。国民党政府事实上在台湾一直是十分成功的政府，但在其自己的眼里，其合法性却依赖于其对全中国拥有正当统治权的神话。 

当军方放弃他们对政府的控制时，他们未必也放弃对暴力机构的控制。而借助这种暴力控制，他们可以恢复对政府的控制。不过，一党制国家的民主化意味着垄断性的政党使其对国家的控制面临危险，而且会变成在多党制中进行竞争的一个普通政党。在这种意义上，其与权力的分离不如军方脱离权力那么彻底。该政党还继续是一位政治行动者。桑蒂诺派在1990年的选举中失败之后仍然希望“继续战斗直到有一天”通过选举手段重新掌权。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以前的共产党政党都赢得了选举；在其他东欧国家，这些政党却不敢轻易地期望他们能够在未来某个时候加入联合政府。 

在经历民主化之后，以前的垄断性政党比其他政治团体更难以恢复威权体制。该政党虽然放弃了对权力的垄断，但却没有放弃通过民主手段竞争权力的机会。一旦军人们回到了军营，他们就既放弃了对权力的垄断，也放弃了竞争权力的机会，但他们仍然保持着通过非民主手段重新获得权力的能力。因此，从一党制国家向民主的过渡很可能比从军人政权向民主国家的过渡更为困难，但是，一旦成功，一党制国家的民主将有可能更为持久。改造一党体制的困难也许反映在以下的事实当中，即台湾、墨西哥和苏联的政治领袖们虽然主动对其政权进行了自由化，但是在迈向全面的民主化方面却步伐缓慢。 

个人独裁的政治领袖比军人和一党政权的政治领袖们更难以自愿放弃他们的权力。这里包括向民主过渡的那些国家的个人独裁者们，以及那些并不想尽可能长久地贪恋权位的那些独裁者。这常常在基础狭隘的政治体制和日益复杂的现代经济和社会之间造成紧张关系。它也偶尔导致用暴力推翻独裁者，就像在古巴、尼加拉瓜、海地、伊朗所发生的那样，独裁者被另一种威权政权所取代。在第三波民主化中，在葡萄牙、菲律宾和罗马尼亚也靠起义推翻了个人独裁。在西班牙，独裁者死了，他的继任者领导了一场古典式的由上至下的民主改革。在印度和智利，执政的领袖们愿意接受选举的裁决，他们显然是以为选民们会同意他们继续任职，但是这种看法错了。当选民们没有同意他们继续任职时，与马科斯和诺列加不同，他们接受了选举的裁决。在苏丹式政权的案例中，向民主的过渡由于政党和其他制度的薄弱而变得更加复杂了。因此，只有在独裁者被推翻，而且他错误地估计独裁者可能在选举中取得胜利时，由个人独裁向民主的过渡才可能发生。 

第二节　转型过程 

第三波转型是复杂的政治过程，涉及到各种竞争权力、拥护和反对民主及其他目标的社会团体。根据他们对民主化的态度，在这一过程中最关键的参与者是联合执政中的保守派、自由改革派和民主改革派，以及在反对派中的民主温和人士和革命的极端主义者。在非共产主义的威权体制中，政府内的保守派通常被看作是右翼的、法西斯的和民族主义的。民主化的反对者通常是左翼的、革命上台的统治者。在执政和反对派中，民主的支持者通常被看作在左右的连续捅上居中的那一部分人。在共产体制下，左与右的界限不那么分明。保守派通常被认为是斯大林主义者或勃列日涅夫主义者。在反对派内部，民主的极端反对者不是革命的左翼人士，而是常常被认为是右翼的民族主义团体。 

    对待民主的态度 

    反对 拥护 反对 

    政府 民主派自由派保守派 

    反对派 极端激进派 温和民主派 

图3．1　民主化进程中所涉及的政治团体 

在联合执政阵营的内部有些集团常常会变得赞同民主化，而另一些团体则反对民主化，有些集团支持有限的改革或自由化（见图3．1 ）。反对派对民主的态度也常常有分歧。现行独裁的支持者们总是反对民主；现行独裁的反对者们常常也反对民主。不过，他们几乎毫无例外地援引民主的词藻来努力用他们自己的政权取代现行的威权政权。这样，介入到民主化政治中的团体在目标上既相同，又冲突。改革派和保守派就自由化和民主化问题发生分歧，但在压制反对派的各个力量方面却具有共同利益。温和派和激进派在推翻现行政权上有着共同利益，但一旦掌权就会对需要建立某种政权发生分歧。改革派和温和派在建立民主上具有共同的利益，但是，常常对如何分担创立民主的代价和权力的分配发生分歧。保守派和激进派在谁应该统治的问题上截然对立，但是在削弱居于中心位置的民主团体，即在社会中实行两极化的政治方面却具有共同利益。 

特定个人和团体态度和目标，在民主化的过程中会不时地发生变化。如果民主化没有产生他们所恐惧的危险，那些自由改革派，甚至是保守派也许都会认可民主。同样，对民主化过程的参与会使得极端主义反对派的成员减弱他们的革命倾向并接受民主所提供的约束和机会。 

这些团体力量的大小决定着民主化进程的性质，而且常常在民主化的进程中有所改变。如果保守派支配政府，极端主义者把持反对派，民主就不可能实现。例如，在右翼的个人独裁者面对由马克思列宁主义分子所支配的反对派时就会决意继续独掌权力。当然，如果民主团体在政府和反对派中都处于支配地位，那么，向民主的转型就比较顺当。不过，改革派和温和派在力量大小上的差异决定着民主化进程发生的方式。例如，在1976年，西班牙的反对派要求实现彻底的“民主突破”，或阻断佛朗哥的政治遗产，并建立临时政府和制宪会议来确立新的宪政秩序。不过，苏亚雷斯权力很大，足以抵挡住这种要求，并借助佛朗哥的宪政机制实现了民主化。如果民主团体在反对派中很强大，但在政府中影响不大，民主化就取决于使现政权瓦解和使反对派掌权的那些偶发事件。如果在执政联盟中民主团体处于支配地位，而在反对派不是如此，那么，实现民主化的努力就可能会受到反叛的暴力和保守派权力反作用力的增加而受到威胁，因为这种增加可能会导致政变。 

在民主化进程中三项最关键的互动关系是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的互动，执政联盟中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互动以及反对派阵营中的温和派和极端主义者之间的互动。在所有的民主化转型中，这三种主要的互动都扮演着某种角色。不过，这种互动的相对重要性，其冲突或合作的性质会随着转型过程的总体性质而有所不同。在变革过程中，执政联盟中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互动最为重要；如果改革派比保守派强大，变革才有可能，如果政府比反对派强大，如果温和派比极端主义者强大，变革才有可能发生。随着变革的继续，反对派中的温和人士常常会与执政联盟合作，而反对民主化的保守集团则会退出这一联盟。在置换阶段，政府与反对派之间、温和派与极端主义者之间的互动最为重要；反对派最终会比政府强大，而且温和派也会比极端主义者强大。这样，一些团体相继退出执政同盟常常会导致威权的垮台和民主体制的建立。在移转过程中，中心的互动是改革派和温和派之间互动，和两者接近势均力敌的改革派和温和派之间的互动，而且每一方都能够支配在政府和反对派分界线一侧内的反民主团体。在移转阶段，政府和以前的反对派至少同意临时地分享权力。 

第三节　变革 

在变革过程中，那些威权体制下掌权者们在结束威权政权、并把它变成民主体制的过程中起着带头作用，并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在变革与移换之间的界限是模糊不清的。而且把有些个案归入这两类中的任何一类都有道理。不过，从总体上看，到八十年代底已经出现的或正在进行的35个第三波国家中有16个是由变革造成的。这16个自由化或民主化的国家包括了5个前一党制国家、3个前个人独裁政权和8个前军人政权。变革型转型要求政府比反对派强大。因此只是在政府显然控制着针对反对派的最终强制手段的牢固的军政权下或是在威权体制经济上极其成功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变革，如西班牙、巴西、台湾、墨西哥以及类似的共产主义国家，如匈牙利。如果这些国家领导人愿意的话，他们有能力使他们的国家朝着民主的方向迈进。在每一个案例中，反对派至少在这一进程的开始时显然比政府弱小。正如斯杰潘所指出的，在巴西，“当自由化开始时，几乎没有重大的政治反对派，没有经济危机，没有因为战争失败而造成的强制机器的崩溃。”在巴西及其他地方，最适合结束威权政权的人是该政权的领袖们。而且，他们这样做了。 

变革的样板是西班牙、巴西以及共产党政权中的匈牙利。但最重要的国家是苏联，当然前提是这种变革能够获得成功的话。巴西的转型是“由上至下的解放”，或者说是“由政权发起的自由化”。在西班牙，“变革是与在位的独裁政权联手的改良主义分子从政权内部发起的政治变迁过程。”不过，这两个国家在其转型的持续程度上却有着重大差异。在西班牙，即在佛朗哥死后不足三年半后，一个致力于民主化的总理就取代了一个致力于自由化的总理，佛朗哥的立法机关投票终结了该政权，公民投票也拥护政治改革，各政党（包括共产党）都得到了合法化，一个新的议会选举出来了，民主宪法也起草出来了，并且在公民投票中得以通过，而且最主要的政治势力就经济政策达成了协议，还根据新的宪法举行了议会的选举。据报导，苏亚雷斯告诉他的内阁，“他的战略是建立在速度基础之上的。他会在这场游戏中保持领先地位，办法是尽快地采纳一些具体的措施，使佛朗哥政权的残余分子来不及作出反应。”不过，在把改革措施集中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实施时，这些改革措施也接连受到了挑战。因此，也有人认为“苏亚雷斯通过使改革措施摇摆不定来避免同时激怒大多数前佛朗哥政权的分子。民主改革的最后措施导致了军方和前佛朗哥派的强硬分子产生公开的敌对态度。但是，苏亚雷斯总统已经获得了很大的势头和支持。”因此，事实上，苏亚雷斯遵循的是一条高度压缩的凯末尔改革路线的版本，及“费边式（Fabian ）的战略，闪电式的战术（blitzkrig tactics）。 

相比之下，在巴西，盖赛尔总统断定，政治变迁必须是“逐渐的、缓慢的和有把握的”。这一进程始于1973年底的梅迪奇政府，经过盖赛尔和菲格雷多政府，一下子导致在1985年确立一位文职总统，而且最终导致在1988年通过新宪法和在1989年以普选的方式选举总统。在由该政权领导的迈向民主化的运动过程中，还不时地有一些安抚军方和其他强硬分子的行动的点缀。事实上，盖赛尔总统和菲格雷多总统遵循的是走两步退一步的政策。其结果是一种爬行的民主化，在这种民主化过程中政府对进程的控制从未受到过严重的挑战。1973年在巴西执政的仍然是具有压制性的军人独裁；在1989年，它已经是一个全面的民主国家。习惯上，人们通常把在巴西实行民主的日子定为1985年1 月，那时，由选举团挑选了一位文职总统。不过，事实上却没有如此明显的突破；巴西的变革特点是人们几乎不可能准确地说出巴西是在具体某个时刻不再是独裁而变得民主的。 

西班牙和巴西是从上至下变迁的样板，西班牙还是拉美国家和东欧国家此后实现民主化的典范。例如，在1988年到1989年间，匈牙利的领导人广泛地与西班牙领导人就民主进行磋商，而且在1989年4 月西班牙的一个代表团前往布达佩斯去提供建议。６个月之后，一位评论家指出这两个国家向民主转型之间的相似性： 

卡达尔（Kndar）时代的最后岁月里，的确与佛朗哥衰败中独裁的温和威权主义有一些相似之处。伊姆雷·波茨盖依（Imre Pozsgay）在这一比较中扮演着胡安·卡洛斯的角色。他是在激进的变革进程中确保连续性的象征。与旧体制有着联系的、具有自由心态的经济专家们以及新的企业家阶层为这一转型提供了技术统治的精英与西班牙的《神曲》（Opus Dei ）联系的新资产阶级的精英一样。反对派政党也扮演着类似的角色。他们就像西班牙的流亡者直到安全时才露面一样，以同样的方式从地下公开站出来。如同在西班牙一样，匈牙利的反对派在方式上是温和的，在实质上是激进民主的。他们都在重新引入民主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第三波变革通常经历五个阶段，其中的四个阶段是发生在威权体制之下。 

改革派的出现。第一步是在威权体制内出现一群领袖或潜在的领袖，他们相信朝民主化的方向迈进是可取的，而且是必然的。他们为什么会得出这一结论呢？这些人变成民主派的原因因国家的不同而差别很大，而且很少是极其明确的。不过，这些原因可大致分为五类。第一，改革派常常得出这样的结论，继续掌权的代价使他们认识到有必要及时地而又体面地退出权力。这些代价包括使他们的军队政治化、在支持他们的执政同盟中出现分裂、与一些似乎不可解决的问题（通常是经济问题）纠缠不清以及日益增加的压制。军政权的领袖们对政治介入在军队的完整性、职业性、整合性和命令结构中所产生的腐蚀性影响特别敏感。伯慕德斯（Morales Bermudez）将军在其领导秘鲁迈向民主化的过程中注意到，“我们都直接或间接地看到军队的变质，而军队对我们的祖国利害攸关，而且对其他制度也利害攸关。因此我们不能再继续听之任之了。”在同样的情形下，智利空军的领导人马特海（Fernando Matthei）将军警告说，“如果马上发起向民主化的转型，我们将以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渗透都作不到的方式毁掉我们的军队。” 

第二，在某些国家，改革派愿意减少他们所面临的风险，条件是他们能够继续掌权，并最终失去这一权力。如果反对派的力量似乎在增加，那么，安排一场民主转型是减少这种风险的途径之一。毕竟辞去官职的风险比丢掉性命的风险更为可取。 

第三，在某些国家，包括印度、智利和土耳其，威权领袖们相信他们或他们的同盟不会失去官职。在作出恢复民主制度的承诺并面对日益下降的合法性和支持时，这些统治者试图发现通过组织选举来重新恢复他们的合法性是较为可取的，这样，他们还可以期待选民会继续让他们掌权。这种期待通常错了（参见第四章第三节）。 

第四，改革派们常常相信民主化会产生对他们的国家有利的后果：包括增加其国际合法性、减少美国或其他反对该政权的制裁、打开经济和军事援助的大门、获得国际货币基事组织的贷款、应邀去华盛顿访问以及加入由西方盟国的领袖们主持的国际性集会。 

最后，在许多个案中，包括西班牙、巴西、匈牙利和土耳其以及其他一些军人政权中，改革派相信民主是一种“正确的”政体，而且他们的国家已经发展到了建立民主政治体制的时候了，因为其他的发达国家和受尊敬的国家也建立了这种体制。 

自由的改革派倾向于把自由化看作是一种分散对其政权反对力量的方式，而又不必去把该政权全面地民主化。他们会放松压制、恢复某些公民的自由、减少新闻检查。允许对公共问题进行更广泛的讨论、允许市民社会一社团、教会、工会、商业组织以更大的空间来主持他们自己的事务。不过，自由化人士不愿意全面地引入参与性的竞争选举，因为这种选举会使得现行的领导者们失去权力。他们需要创立一个更加温和的、更加有保障的和稳定的威权体制，而又不必从根本上改变其政权的性质。有些改革派无疑不敢肯定他们在开放该国的政治上能够走多远。无疑他们也不时地感到有必要去掩盖他们的意图：即民主化人士总是安抚保守派，给他们这样一种印象，即他们仅仅主张自由化；自由化人士试图赢得更广泛的民众支持，其办法是制造一种他们正在追求民主化的印象。因此，争论的焦点是，盖赛尔、博塔、戈尔巴乔夫和其他一些人“究竟”愿意走多远。 

在威权派体制内自由派和民主派的出现为政治变迁创造了一级的力量。不过，它也具有一种二级效果。特别是在军政权中，它分裂了统治集团，进一步使军队政治化，并因此使得更多的军官相信“军人的政府”必须终结，以保存作为“制度的军人”。是否应该退出政府的争论已经变成对退出政府主张的一个论点。 

权力的获得。民主改革派不仅存在于威权政权之内，他们还得在该政权中处于掌权地位。怎么会这样呢？在三个个案中，那些创造威权体制的领袖们主持了向民主的转型。在印度和土耳其，威权政权是从中断正规的民主程序开始的。该政权很短命，因由威权领袖所组织的选举而告终，尽管在这些选举中威权领袖们错误地期望他们或他们支持的候选人能够赢得这些选举。在智利，皮诺切特将军创造了威权政权，并一直执政17年，同时也为向民主的转型制定了一个漫长的计划，并按步就班以期望选民们会让他继续留任８年，甚至更多，但最终还是不情愿地退出了权力，因为选民没有支持他。否则那些创造威权政权的人，或那些长期领导这一政权的人不会主动结束这些威权政权。在所有这些个案中，变革的出现是因为改革派取代了执政的保守派。 

改革派通过三种途径在威权体制内执掌权力。首先，在西班牙和中国台湾，威权是开国的或长期统治的威权领袖（如佛朗哥与蒋介石）命归西天。他们指定的胡安·卡洛斯和蒋经国继承了其权力，并对出现在其国家中势头越来越大的社会和经济变迁作出了反应，开始了民主化的进程。在苏联，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在三年之内相继死亡，使得戈尔巴乔夫得以掌权。 

表3.2　1973－1990年间的领导变更与改革 

国别 

保守派领导人 

更替 

改革派领导人（一） 

更替 

改革派领导人（二） 

第一次民主选举 

尼日利亚 

戈温 

1975年7月政变 

穆哈默德 

1976年2月死亡 

奥巴桑乔 

1979年8月 

厄瓜多尔 

拉拉 

1976年1月政变 

波维达 

—— 

—— 

1979年4月 

秘鲁 

维拉斯科 

1975年8月政变 

伯慕德斯 

—— 

—— 

1980年5月 

巴西 

梅迪奇 

1974年3月接班 

盖赛尔 

1979年3月接班 

菲格雷多 

1985年1月 

危地马拉 

蒙特 

1983年8月政变 

梅吉亚 

—— 

—— 

1985年12月 

西班牙 

佛朗哥 

1975年11月死亡 

胡安·卡洛斯 

胡安·卡洛斯 

1979年3月 

勃朗科 

1975个12月死亡 

阿里亚斯 

1976年被罢免 

苏亚雷斯 

台湾 

蒋介石 

1975年4月死亡 

蒋经国 

1988年1月死亡 

李登辉 

匈牙利 

卡达尔 

1988年5月被罢免 

格罗斯 

1989年5月10月被罢免 

尼尔斯·波兹盖伊 

1990年3月 

墨西哥 

波蒂略 

1982年12月接班 

马德里 

1988年12月接班 

萨里纳斯 

南非 

弗尔斯特 

1978年12月被罢免 

博塔 

1989年12月被罢免 

德·克勒克 

苏联 

契尔年科 

1985年3月死亡 

戈尔巴乔夫 

保加利亚 

日夫科夫 

1989年11月被罢免 

姆拉德诺夫 

在巴西和墨西哥，威权体制自身提供了其领导层的定期变革。这使得改革派有可能获得权力，但却不是必然要获得权力。在巴西，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军方中有两个派别。在1969－1972年，强硬路线分子梅蒂迪将军担任总统期间，压制达到了顶点。在军队就结束他的任期出现的斗争中持温和路线的索尔邦集团有能力确保提名盖赛尔将军担任总统，这部分是因为他的兄弟是战争部长。由于受他的主要助手，席尔瓦将军的引导，盖赛尔开始了民主化进程，并采取了决定性的行动，以确保他能够在1978年被索尔邦集团的另一位成员费格雷多将军所继任。在墨西哥，即将下台的波蒂略总统于1981年按照标准的做法，挑选了其计划和预算部长马德里作为其继任者，马德里是经济和政治上的自由派，而且拒绝了更为传统的和极端保守派的候选人，选择了一个年轻的主张改革的技术官僚萨里纳斯来继续开放的进程。 

在威权领袖们没有死亡，而且没有被定期更换的地方，民主改革派就必须废除统治者，并建立起亲民主的领导集团。在除巴西之外的军人政府中，这意味着有一个军人领袖通过军事政变取代另一位军事领袖：在秘鲁，伯慕德斯取代了维拉斯科；在厄瓜多尔，波维达取代了拉拉；在危地马拉，梅吉亚取代了蒙特；在尼日利亚，穆哈默德取代了戈温。在匈牙利的一党体制下，改革派动员了他们的力量，在1988年5月的一次特别党代会上罢免了长期执政的卡达尔，用格罗斯来取代他，担任总书记职务，不过，格罗斯只是一位半吊子的改革家，而且一年之后中央委员会又用一个由改革派所主导的4人主席团取代了他。在1989年10月，其中的一位涅尔什（Rezso Nyers）变成了党的主席。在保加利亚，1989年秋天，共产党内的改革派领袖罢免了托德尔·日夫科夫的主要领导职位，在这一职位他盘踞了35年之久。表3．2概述了与某种自由化或民主化改革有关的领导层变更情况。 

自由化的失败。在第三波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自由改革派的角色和自由化的威权政体的稳定性。那些取代保守派领袖的自由改革派通常会变成短期掌权的转型人物。在台湾、匈牙利、墨西哥，自由派很快地被更民主取向的改革派所取代。在巴西，很显然，盖赛尔和格尔贝里一开始就致力于实质性的民主化，尽管还有一些分析家对此半信半疑。即使他们只是要使威权政权自由化，而不是取代它，但是，费格雷多总统还是把这一过程变成了民主化的过程，“我必须使这个国家成为民主国家”，这是他在1978年就职之前说的，而且他也是这样做的。 

在西班牙，强硬路线的总理勃朗科（Luis Carrero Blanco）海军上将在1973年12月被暗杀，佛朗哥指定阿里亚斯·纳瓦罗（Carlos Arias Navarro）继任他的职位。阿里亚斯是一位古典自由派改革家。他想通过对佛朗哥政权修修补补，以求把它保存下来。在1974年2 月12日的一次著名演说中他建议实行公开（apertura），并主张实行一些温和的改革措施，例如，其中包括允许政治结社活动，但是不能成立政党。他“太保守，而且在类型上还是个佛朗哥主义者，因此不可能真正地带动该政权的民主化。”他的改革计划为“一伙”保守派所破坏，其中包括佛朗哥；与此同时，这些建议激发了反对派去要求更为广泛的公开。结果阿里亚斯“因主张公开性而丢脸，就像卡莱罗因保持僵化而丢脸一样。”1975年11月，佛朗哥死了，胡安·卡洛斯取代了他作为国家元首。胡安·卡洛斯致力于把西班牙改造成一个真正的欧洲式的代议民主国家，阿里亚斯拒绝这一变革，结果，在1976年7 月胡安·卡洛斯用苏亚雷斯取代了他，而苏亚雷斯和很快地采取措施，实行民主。 

不过，从自由化的威权主义出发的转型既可能前进也可能后退。有限的公开，可能会增加人们对进一步变革的期望，而这种进一步的变革又可能导致不稳定、动乱，甚至暴力；这些暴力又会激发反民主的反动和用保守的领袖来取代自由化的领袖。在希腊，帕帕多普洛斯试图从保守派转向自由化的立场；这导致了理工学院的学生们游行及其对学生的血腥镇压；随之而出现的是一场反动，这样，自由化的帕帕多普洛斯就被强硬路线的伊奥尼迪斯所取代。在阿根廷，维奥拉（Roberto Viola）将军取代了强硬路线的维得拉（Jorge Videla）将军担任总统，并开始自由化。这在军方中产生了一场反动，维奥拉被废逐，并用加尔铁里将军这样的强硬路线者来取代他。在中国，最高的权力一直掌握在邓小平手里。在缅甸，奈温（Ne Win）将军统治达26年之久，并于1988年7 月表面上退休，同时被塞温将军所取代，这位将军是另一位强硬路线分子。示威和暴力活动的增加迫使塞温将军三周以后退出权力。他被一位文官和温和的貌貌所取代，这个人建议举行选举，并试图同反对派开始谈判。然而，抗议活动继续进行，军方于９月罢免了貌貌，并接管了政权，对示威进行了血腥的镇压，结束了迈向自由化的运动。 

自由化者的困境反映在博塔和戈尔巴乔夫的经历之中。这两位领袖都在他们各自的社会中引入了重大的自由化改革。博塔在1978年掌权，他在当时提出的口号是：“要么适应，要么死亡”，他使黑人工会合法化、废除了婚姻法、设立了混合贸易区、允许城市黑人获得公民身份。允许黑人获得不动产的自由保留权、大量地削减了一些次要层次上的种族隔离、显著增加了对黑人教育的投资、废除了通行证法、规定由选举产生黑人城镇的市镇议会、在议会中建立了代表有色人种和亚洲人种的议院，尽管不包括黑人。戈尔巴乔夫开放了公共讨论、大大地减少了新闻检查、戏剧性地向共产党机构的权力提出了挑战，并至少初步引入了向选举产生的立法机关负责的责任政府。这两位领导给他们的社会制定了新的宪法，其中包括有许多改革，同时也设立了新的和强有力的总统职位，这两个职位后来都由他们两人担任。然而，博塔和戈尔巴乔夫似乎都不要对他们的政治体制实行彻底的改革。他们的改革是用来改善和调整，但也是为了支持现行的体制，使其更能为他们的社会所接受。他们自己就反复重申这一点。博塔不要结束白人的权力；戈尔巴乔夫也不想结束共产党的权力。作为自由派的改革家，他们要的是变革，但更要保存他们所领导的这种体制以及他们在其中担任职位的官僚体制。 

博塔那种只有自由化而没有民主化的改革，激发了南非黑人进一步要求全面进入政治体制。在1984年9 月，黑人城镇爆发了抗议，这场抗议导致了暴力。镇压和在黑人城镇部署军队。改革的努力也同时终结了，作为改革者的博塔被普遍看作是镇压者博塔。改革进程只是在博塔被德·克勒克取代之后才重新开始，而德克勒克的广泛改革又导致了博塔的批评，并使得他退出国民党。在1989和1990年间，戈尔巴乔夫的那种只有自由化没有民主化的改革在苏联似乎也造成了类似的动乱、抗议和暴力。如同在南非一样，地方的团体相互开战，并向中央的权威挑战。戈尔巴乔夫的困境非常明显。进一步迈向全面的民主化，这不仅意味着结束共产党在苏联的权力，而且更可能结束了整个苏联。以领导一场强硬路线的反动来反对动乱意味着结束他实行经济改革的努力，以及他与西方已经得到极大改善的关系，和他作为创造性的和人道主义领袖的全球形象。安德列·萨哈罗夫在1989年就把各种选择断然地摆在戈尔巴乔夫面前：“像目前这种不进不退的格局是不可能保持下去的。这个国家和你个人都处于十字路口，要么最大限度地促进改革的进程，要么试图把行政命令系统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 

自由化不论在那里被尝试过都会在某些团体中激发其要求民主化的愿望，同时也在另一些团体中激发要求压制民主化的愿望。第三波的强烈地经验告诉我们，自由化的威权主义绝不是一种稳定的平衡；折衷的办法行不通。 

昔日的合法性：压制保守派。获得权力使得改革者能够开始民主化，但却不能消除保守派向改革派挑战的能力。在执政同盟中的保守分子，如西班牙佛朗哥政权中的“保守分子”、巴西和其他拉美国家的军人强硬路线分子、匈牙利的斯大林主义者和国民党中来自中国大陆的守旧派以及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中的党棍和官僚、南非国民党的右翼都不会轻而易举地让步。在政府中，军队和党的官僚及其中的保守派通常会通力合作来阻止或放慢改革的进程。在像巴西、厄瓜多尔、秘鲁、危地马拉、尼日利亚和西班牙这样的非一党体制下军队中的保守团体会试图进行政变，并作出其他的努力来使改革派失去权力。在南非和匈牙利，保守派会从执政党中分离出去，并指责他们出卖该党所赖以建立的基本原则。 

改革政府试图通过削弱、安慰改造保守派来抵消保守派的反对。反击保守派的抵制常常要求权力集中在改革派的行政首脑手中。盖赛尔声称自己是“主张开放的独裁者”，以迫使巴西的军方退出政治。胡安·卡洛斯充分运用他的权力和特权来使西班牙迈向民主，挑选苏亚雷斯担任首相。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博塔和戈尔巴乔夫为他们自己设立了强有力的新总统职位。一点也不意外萨里纳斯在其第一次就任墨西哥总统的数年间，一直公然维护他的权力。 

改革派领袖的第一要务是清洗政府、军队，必要的话包括党务官僚机构，再用改革的支持者来取代高级职位中的保守派。这通常要用比较慎审的方式来进行，以免激起强烈的反对，以此来促成保守派阵营的分裂。此外，为了削弱保守派，改革派的领袖们也会试图去安抚或改造保守派。在军人政权中改革派在经历了一段必要而又有限的威权主义插曲之后现在是回到民主原则的时间了，因为这些民主原则是他们国家政治体制的基础。在这种意义上，他们诉诸“合法性的回归”。在非军人统治的威权体制下，改革者要诉诸“昔日的合法性”，并强调与过去的连续性。例如，在西班牙，君主制被重新确立起来，而且苏亚雷斯坚持佛朗哥宪法中关于废除该宪法的规定：没有一位佛朗哥主义者可以声称有程序上的非法行为。在墨西哥和南非，革命制度党和国民党中的改革派求助于这两个政党的传统。在台湾，国民党和改革派则诉诸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昔日的合法性有两个吸引人之处和两个效果：它使得新秩序合法化，因为它是旧秩序的产物；它反过来使旧秩序合法，因为旧秩序创造了新秩序。它在所有人中间形成了共识，但不包括极端主义的反对派，可是，这种极端主义者对旧威权主义者和新的民主政权都没有用。改革派还求助于保守派，因为他们若是能先于激进的反对派获得保守派的支持，就可以减少不稳定和暴力。例如，苏亚雷斯请求西班牙军队因为这些理由而支持他，而且军队中的骨干也认可了向民主的转型，因为——没有非法活动、在街头没有无秩序的现象、没有被崩溃或颠覆的重大威胁。”不可避免的是，正如盖赛尔所说的，改革者也发现，他们不能“只前进，不后退”，因此，他们偶然也会向保守派作出让步，就像1977年巴西的“４月交易”。 

与反对派合作。一旦掌权，民主的改革派通常会很快地开始民主化的进程。这通常要求与反对派的领袖、与政党和主要的社会团体与机构进行磋商。在某些例子中，会出现相对正式的谈判和达成非常明确的协议或协定。在另一些情况下，这些磋商和谈判是更加非正式的。在厄瓜多尔和尼日利亚，政府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为新体制制定计划和政策。在西班牙、秘鲁、尼日利亚以及最终在巴西，由选举产生的议会起草了新宪法。在好几个例子中，是通过公民投票来批准新的宪法安排的。 

由于改革派从统治阵营中的保守派分离出来，他们就必须通过从反对派中获得支持，以及扩大政治舞台，并诉诸因为开放而政治上活跃起来的新兴的社会团体的支持来加强他们自己。老练的改革派用来自这些集团的日益增加的压力来要求民主化，以削弱保守派，并用保守派政变的威胁和分享权力的吸引力来加强反对派中的温和团体。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政府中的改革派与主要的反对派团体进行谈判，并与他们达成公开的或私下的协议。例如在西班牙，共产党承认它势力太弱，还不足以奉行一条“激进的革命政策”，相反只能遵循“置换性的契约”，尽管这一契约“纯粹是心照不宣的”。在1977年10月，苏亚雷斯赢得了共产党和社会党对蒙科洛协议（Pactos de la Moncloa）的支持，其中包含有相对严厉的经济紧缩措施和一些社会改革的规定。与共产党的主要领袖卡里略之间的秘密谈判“利用了西班牙共产党（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na，PCE）领导人迫不亟待地想接近权力中心的愿望，从而，获得了他对经济紧缩一览子政策的支持。”在匈牙利，1989年秋天，共产党与代表其他政党和团体的反对派圆桌会议（the Opposition Round Table）进行了公开的谈判。在巴西，政府与反对派政党，巴西民主运动党（the Movimento Democratico Brasilei ，MDB）之间达成了非正式的谅解。在中国台湾，1986年，当权者与反对党就政治变革的架构达成了谅解，在1990年 7 月，为时一周的会议中双方就全面的民主化方案达成了一致。 

民主反对派的节制和合作，及其作为初级伙伴介入这一过程，对成功的变革是必不可少的。几乎在所有的国家，主要的反对政党，巴西民主运动党、西班牙的社会党和共产党、台湾的民主进步党（the Democratio Progressive Party，DPP）、匈牙利的公民论坛（the Civil Forum）、秘鲁的美洲人民革命联盟（the Alianza Popular Revolucionaria Americana，APRA）、智利的基督教民主党（the Christian Democrats）都是由温和派所领导的，而且在不时地面对政府中保守派集团的大量挑衅时，仍然奉行温和的政策。 

斯基莫尔（Skidmore）对巴西所发生的一切作的综述准确地抓住了变革过程中的中心关系： 

最终，自由化成为政府和反对派之间认真的辩证关系的产物。那些赞同开放的军方人士不得不谨慎行事，以免激怒强硬路线分子。他们向反对派提出的提议是为了吸引出“有责任心的”分子，因此表明有温和派人士可以与政府合作。与此同时，反对派不断地向政府施加压力以结束其任意的过火行为，这样，提醒军队他们的统治缺少合法性。同时，反对派的温和人士也提醒激进派，如果他们走得太急，就会被强硬分子所利用。这种微妙的政治关系运作得很成功，因为在赞同回归到一个（几乎是）开放的政治体制的军人和文官中间有一种共识。 

民主派准则之一：改革威权体制 

西班牙、巴西和其他实行民主变革的国家为威权体制下民主改革派提供的主要教训概括如下： 

（１）确保你的政治基础。尽可能把民主化的支持者放在政府、政党和军队的关键权力位置上。 

（２）维持昔日的合法性，即通过非民主政权既定的程序来作出变革，同时用象征性的让步来安抚保守集团，并采取进两步退一步的方针。 

（３）逐步转移你的支持者，从而减少你对政府中反对变革的集团的依赖，这样扩大你在支持民主的反对派中的支持力量。 

（４）作好准备，提防保守派采取某种极端的行动来阻止变革（例如，政变企图），甚至尽可能去诱使他们这样做，然后，再对他们加以无情地镇压、孤立，使极端反对变革的分子名声扫地。 

（５）夺取并保持在民主化进程中的主动地位。只是要量力而行，千万不要实施显然是响应来自更极端的激进反对派成员的要求的民主化措施。 

（６）在变革过程中尽可能降低期望值；尽量用维持改革进程的语调说话，而不要声称去取得那些言过其实的民主乌托邦。 

（７）鼓励形成一种负责任的、温和的反对党，这样社会中的关键团体（包括军方）会认可他们认为没有威胁的未来政府。 

（８）制造一种关于民主进程不可避免的感觉，这样，民主化进程就可以被广泛地承认为一种必要的和自然的发展过程，即使在有些人看来这一过程仍然不可取。 

第四节　置换 

置换涉及到一种完全不同于变革的进程。在政权内部的改革派太弱，或根本不存在。政府中占主流的是保守派，他们坚决反对任何政权上的变革。因此，反对派力量增加，而政府力量削弱，直到政府崩溃，或被推翻，这样才会实现民主化。以前的反对派掌权之后，冲突常常随着新政府内部各群体就他们应该建立的政权的性质发生争执而进入新的阶段。总之，置换有三个阶段：１．为推翻政权而斗争；２．政权的垮台；３．垮台后的斗争。 

第三波民主化要求那些掌权的人进行合作。到1990年为止，只在６个国家出现了置换。置换在始于一党制的过程中非常少见（11个国家中有1个），在军人政权中也非常少见（在16个国家中有2个），而始自个人独裁国家的民主转型则较为常见（7个国家中有3个）。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除少数例外（如甘地，埃夫伦和皮诺切特），那些建立威权政权的领袖们不愿意结束这些政权。威权体制内部领袖的变化在军政权中更可能是在“第二阶段的”政变、或在一党制国家通过定期的接班、或党的机构采取的行动而实现的。不过，个人独裁者很少自愿退休，他们权力的性质是个人的而不是组织的，使得政权内的反对派难以废黜他们，而且的确这样的反对派也不可能大量的存在。个人独裁者因此很可能一直保持着权力，直到他们死去，或是直到该政权垮台。这种政权的寿命变成了独裁者的寿命。政治上，而且从字面上讲（如佛朗哥和齐奥塞斯库），独裁者的死亡和政权的死亡是同时发生的。 

在置换中消失的威权体制的内部，民主改革派显然十分脆弱或根本不存在。在阿根廷和希腊，自由化的领导人，维奥拉和帕帕多普洛斯被迫退出权力，而由军方的强硬路线所取代。在葡萄牙，卡埃塔诺发起了某种自由化的改革，但然后又不得不撤回这些改革。在菲律宾、罗马尼亚和东德，马科斯、齐奥塞斯库、昂纳克周围几乎没有民主人士，也没有自由派人士。在所有这６个国家中顽固派垄断着权力，而且从内部进行改革的可能性几乎完全不存在。 

一个威权体制能够存在下去是因为政府在政治上比反对派强大。当政府不如反对派强大时，它就会被取代。因此，置换要求反对派消耗政府的力量，把权力的天平转向对反对派有利。当威权政权进行改革时，他们在第三波中总是很受欢迎，并受到广泛的支持。他们通常有广泛的社会群体联合起来支持他们。不过，过了一段时间，就像任何政府一样，他们的力量也会下降。希腊和阿根廷的军政权就因为军事失败而声名狼籍。葡萄牙和菲律宾政权打不赢反叛乱的战争，菲律宾政权制造了一位烈士，并用不正当的手段在选举中舞弊。罗马尼亚政权奉行使其人民深为愤怒的政策，并使其自己孤立于人民；因此使得它难以抵挡席卷整个东欧的反威权主义运动这个越滚越大的雪球。东德的情况更为模糊。尽管该政权在好几个方面相对成功，但是一旦与西德比较就反映出其一个根本的弱点，通过匈牙利打开的过境走廊，戏剧性地瓦解了该政权的权威。政党领袖们在1989年12月初，被迫辞职，由看守政府接管。不过，该政权的权威很快消失，随之消失的是东德作为一个国家存在的理由。 

这种政权有时会公开地失去支持，但是由于威权政权的压制性质，政权的丧失通常是隐蔽发生的。威权的领袖们常常不知道他们多么不受欢迎。这样，当一些触发性的事件暴露了该政权的弱点时，隐蔽的不满便表现出来。在希腊和阿根廷，这种事件是军方的失败。在葡萄牙和东德，是其以前的权力来源公开转向反对这一权力，在匈牙利，是军队，在东德，是苏联。土耳其人、英国人和葡萄牙军方及戈尔巴乔夫的行动激发并导致了社会中其他团体对该政权的公开不满。在所有这些案例中只有少数势单力薄的集团联合起来支持这种政权。许多人对政权十分不满，但是由于这是一个威权国家，必须有触发事件来具体反映这种不满。 

学生在哪里都是反对派；他们反对存在的任何一种政权。不过，就他们自己而言，学生们并不能把政权搞垮。由于缺少人口中其他团体的实质性的支持，他们经常遭到军队和警察射杀，在希腊是1973年11月、在缅甸是1988年9 月。军方总是政权的最终支持者。如果他们撤消了他们对政府的支持，如果他们发动了针对该政权的政变，或者如果他们拒绝用武力来镇压那些威胁推翻该政权的人，这一政权必将垮台。在作为永恒反对派的学生与作为支持者的军方之间是那些支持或反对该政权的社会团体，而且其支持或者反对取决于当时的环境。在非共产党的威权国家，诸如菲律宾，这些集团会一个个转向对政权表示不满。继学生表示不满之后的通常是知识分子，而且随后便是以前存在那些政党的领袖们，其中许多人也许支持，甚至默认威权政权的接替者。通常中产阶级的态度也会发生变化，他们包括白领工人、专业人士、小业主。在天主教国家，天主教领袖是政权最早的和有效的反对者。如果有工会存在，而且完全不受政府控制，在某个时刻，他们就会加入反对派。而且最重要的是，大的企业集团和资产阶级也会变为反对派。在适当的时候，美国或其他外国的支持力量也会变得不满。而且带有决定性的是军方决定不支持政府，并积极地与反对派站在一边，以反对该政府。 

因此，在六个出现置换现象的国家中有五个，除阿根廷，军方的不满是使政权垮台的最基本的力量。在葡萄牙、菲律宾、罗马尼亚的个人独裁中，独裁者削弱军方的政策导致了军方的不满，这些政策包括削弱军方的职业制、使军官集团政治化和发生腐败、并建立与之竞争的准军事部队和安全部队。政府的反对派通常在军方抛弃政府以前就已呈燎原之势（葡萄牙是唯一的例外）。但是，不满还没有十分普遍，要么是因为反对派最可能的支持者中产阶级、资产阶级和宗教团体弱小或者薄弱，要么是因为政府有这些集团的支持，而且这通常是由其经济发展的成功政策所造成的。在缅甸，军队残酷地镇压了抗议活动，而且这些抗议活动主要是由学生领导的。在那些经济上更加发达的社会，威权的反对者可以获得更为广泛的支持。当这一反对派在菲律宾、东德、罗马尼亚走上街头时，军队没有对他们的公民开枪，因为这些公民团体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民主变迁的受欢迎的形象是压制性的政府被“人民的力量”所摧垮，愤怒的民众广泛动员起来，要求并最终迫使政权的变革。而且几乎在第三波中的每一次政权变迁中都会出现某种形式的民众运动。不过，到八十年代末已完成民主转型或正在转型的国家中，只有在六个国家中民众示威、抗议和罢工起着关键作用。他们包括在菲律宾、东德、罗马尼亚的置换领袖和在韩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移转。在智利，民众的行动常常试图改变皮诺切特的变革政策，尽管没有成功。在东德，用赫希曼（Hirschman）的术语说，“出口（exit）”和“发言权（voice）”，这两个东西都起着主要作用，而且其抗议行动首先表现为许多民众大规模地离开该国，而且在莱比锡和柏林出现大规模的街头示威。 

在菲律宾、葡萄牙、罗马尼亚和希腊，当政权瓦解时，其势若土崩。头一天，威权政府还可能在掌权，第二天它就可能下台了。在阿根廷和东德，威权政府很快地就失去了合法性，但是他们仍然把持着权力，并试图就政权变革的条件进行谈判。在阿根廷，军政府的继任者比格农将军在福克兰群岛战役失败后于1982年7 月立即接管了政权，而且“相对成功”地维持政权对转型的某种控制达六个月之久。不过，到了1982年12月，公众的反对日益增加，反对派的组织也日益扩大，这就导致了群众的抗议活动和一场全国性的总罢工，迫使比格农制定了选举方案，也使得由各政党组成的联合反对派有能力拒绝军方所建议的用来让度政权的条件。这个破脚鸭似的军政权的权威继续恶化，直到它最终被在1983年10月选举产生的阿尔方辛政府所取代。一位作者观察到，“军政府垮了，它无力影响候选人的选择和选举自身，它没有排除任何人，既没有保留权力，也没有为其自己在未来留下否决权。此外，它没有能够保障其在与未来宪政政府关系中的自治地位，也没有得到决定其未来军事政策的许诺，甚至不论哪一个候选人取胜，它都没有资格与当政者谈如何进行反对游击队的斗争。”在东德，1990年初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形，势单力薄、名誉丧尽的共产党政府继续把持着权力，其总理汉斯·莫德罗（Hans Modrow）也扮演着比格农的角色。 

对变革中程序连续性和昔日合法性的强调，在置换情形中是不存在的。与以前政权有关的制度、程序、思想和个人被认为是靠不住的，而且，重点放在与过去的、鲜明的和一刀两断的决裂上。那些接替威权统治者的人把他们的统治建立在“来日的合法性（forward legiti- macy）”基础之上，即他们在未来可以给社会带来什么和他们没有介入、或与以前的政权有任何瓜葛。 

在变革和移转中威权政权的领袖们通常脱离政治，悄悄地回到兵营或是其私人生活中去，而且会得到一些尊敬和尊严。相比之下，那些在置换中失去权力的威权领袖们却遭到了不幸的命运。马科斯和卡埃塔诺被迫流亡。齐奥塞斯库被当场处决。希腊和阿根廷的军官们在审判后被投入监狱。在东德，昂纳克和其他前领导人也面临着惩罚，而在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却不存在这种情况。在格林纳达和巴拿马，由外国干预而被赶下台的独裁者们也同样面临着起诉和惩罚。 

威权政权的和平崩溃通常会在公众中产生荣光而又短暂的大快人心和扬眉吐气感，充满了鲜花和香槟，而这在变革中是没有的。威权的垮台也产生了变革中所没有的潜在的权威真空。在希腊和菲律宾，这一真空很快被卡拉曼里斯和阿基诺获得政权所填补，他们都是引导这两个国家走向民主的受欢迎的政治领袖。在伊朗，威权的真空是由阿亚图拉填补的，他领导着伊朗走向另外的方向。在阿根廷和东德，比格农和莫德格政府有气无力地填入了在威权政权倒台之后和民主选举的新政府上台之前的这一短暂的间隙。 

在威权政权垮台之前，把该政权搞垮，使得反对团体联合起来。威权政权一旦垮台，在他们中间就会出现分裂，而且他们会为权力的分配和即将确立的新政权的性质而交锋。民主的命运因此就由主张民主的温和人士和反民主的激进派之间各自权力的大小来确定。在阿根廷和希腊，威权政权执政时间不长，政党很快又重新出现了，而且在政治领袖和团体之间就尽快重新确立民主制度的必要性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在菲律宾，除了新人民军的反叛外，对民主的公开反对也微乎其微。 

在尼加拉瓜、伊朗、葡萄牙和罗马尼亚，独裁的突然垮台使得以前的反对派和政党之间就谁应该掌权和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政权产生了纷争。在尼加拉瓜和伊朗，民主的温和派输了。在葡萄牙，正如本书前面所指出的，在1974年4 月和1975年11月间，革命的形势已如弦上之箭。由共产党人和左翼军官组成的反民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同盟完全有可能巩固其权力。结果，经过军队中的派别之间的激烈的斗争和大众的动员、示威和罢工之后最后还是由伊恩斯总统所采取的军事行动使葡萄牙驶上了民主的航道。正如罗伯特·哈维（Robert Harvey）所观察到的，“一场政变却酝酿成一场革命，而这场革命在其变成无政府状态以前又被一场反动所阻断。天下大乱带来天下民主。” 

在葡萄牙，人们面临的选择是要么搞资产阶级民主，要么搞马克思列宁主义专政。罗马尼亚在1990年时的选择还不明朗，但是，民主是不可避免的。由于反对派的政党和团体缺少有效的组织，而且这个国家以前没有民主的经验，在推翻齐奥塞斯库的过程中使用了暴力，由于有许多人怀着强烈的愿望要对以前与独裁政权有联系的人进行复仇以及加上人口中的许多人与独裁政权有瓜葛，这样，新政府中的许多领导人以前曾是旧政权的一部分，所有这些都表明，当时在罗马尼亚还没有出现民主的征兆。在1989年底，一些罗马尼亚人不无感触地把在这个国家所发生的一切比作200年前在法国所发生的一切。他们也许已经注意到，法国革命是以军事独裁告终的。 

民主派准则之二：推翻威权政权 

置换的历史表明，温和的民主反对派，若试图推翻威权可以遵循以下一些准则：“ 

（１）把注意力集中在威权政权的非法性或其合法性的薄弱环节上；这是它最薄弱的一点。就普遍关心的问题对该政权进行攻击，如腐败和残暴。如果该政权表现成功（特别是在经济上），那么，这些攻击也许没有什么效果。一旦其表现恶劣（而且一定会如此），那么就集中攻击其非法性，这成为瓦解其权力的最重要的手段。 

（２）像民主的统治者一样，威权统治者会不时地疏远其以前的支持者。鼓励这些不满的社会团体支持民主，以作为现行政权的必要替代。特别要努力争取商界领袖、中产阶级、专业人士、宗教人士和政党领袖的支持。其中的多数人很可能支持过威权体制的创立，反对派若显得越“受尊敬”，越“有责任感”，它就越容易赢得支持者。 

（３）培植军方将领。在上述最后一条分析中，不论威权政权是否垮台，都取决于这些将领是否支持该政权，是与你们并肩反对该政权，还是袖手旁观。得到军方的支持在危机来临时，会变得特别有益，而且你们实际上所需要的是军方不愿意保护该政权。 

（４）学会并努力诉诸非暴力（见第四章第四节）。除其他作用之外，这会使你更容易争取保安部队。士兵们不会同情那些向他们扔燃烧瓶的人。 

（５）争取每一次机会以表达对政权的反对，包括参加该政权所组织的选举（见第四章第三节）。 

（６）发展同全球性的宣传媒介、外国人权机构和像教会这样的跨国组织建立联系。特别是要动员在美国的支持者。美国的国会议员们总是寻求道德事业来为他们自己提供露脸的机会，并用于反对美国政府。向他们阐明你们的事业，并向他们提供一些供电视图像和报纸头条新闻标题的材料。 

（７）促成反对派之间的团结，并努力建立全面的组织网，这有助于促成这种团体之间的合作。正如菲律宾、智利、韩国和南非的例子所表明的，要做到这一点很困难，而且威权政权的统治者们常常善于制造反对派之间的不和。衡量你们是否成为你们国家民主领袖的合格标准之一是你是否有能力克服这些障碍，并确保反对派之间在一定程度上的团结。记住阿尔蒙德所揭示的真理：“伟大的领袖都是建立联盟的高手”。 

（８）当威权政权垮台时，尽快做好准备，填补由此而产生的权威真空。做到这一点的途径可以是：把一个受欢迎的、有魅力的并倾向于民主的领袖推到前台；迅速组织选举，以便为新政府提供民众的合法性；通过获得跨国势力（如美国、欧洲共同体和天主教会）的支持来树立国际合法性。应该认识到，你以前同盟的一些伙伴要建立一个新的他们自己的独裁政权，你们应悄悄地组织民主的支持者，以反对这一努力，如果有这方面的苗头的话。 

第五节　移转 

在移转过程中，民主化是由政府和反对派采取的联合行动而产生的。在政府内部，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的平衡是政府愿意就改变政权进行谈判，这与置换进程中保守派占统治地位不同，但是，在移转过程中，政府中的改革派不愿主动地改变政权。它常常被推入和拉入与反对派正式或非正式的谈判中。在反对派中间，民主的温和派强大到足以压过反民主的激进派，但是他们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推翻政府，因此他们都看到了谈判的好处。 

发生在始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35个民主化或自由化的国家中，大约有11个接近这种移转模式。其中最典型的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乌拉圭和韩国；在玻利维亚、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的政权变革也涉及到一些重要的移转因素。在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谈判部分是与美国政府进行的，美国政府实际上充当了民主温和派的代理人。在1989年和1990年，南非开始了移转的进程，蒙古和尼泊尔似乎也在朝着这个方向移动。在智利也出现了一些移转的特征。虽然皮诺切特政权强大到足以抵制反对派进行民主化选举的压力，但却顽固地坚持在八十年代所定下的政权变革的方案。 

在成功的移转过程中，政府和反对派中的主导团体承认，他们不能单方面地决定他们社会中未来政治体制的性质。政府和反对派的领袖们常常在相互试探对方的力量后形成了这些观点，并决心进行政治对话。起初，反对派通常相信在不远将来的某个时候他能够把政府拉下马。这种看法是极不现实的，但是只要反对派坚持这一信念就不可能与政府进行认真的谈判。相比之下，政府通常在最初相信它能够有效地遏制并镇压反对派而没有招致承担不起的代价。当双方的信念都发生变化时，就会出现移转。反对派认识到，他还没有强大得足以推翻政府。政府意识到反对派强大到足以增加不谈判的代价。因为加强压制会导致社会进一步疏远现政权，并加剧统治阵营内部的分裂，因此，也增加了强硬路线者接管政府的可能性和政府严重丧失国际合法性的可能性。 

移转过程中的对话常常会涉及到一系列独特的步骤。首先，政府致力于一些自由化的措施，并开始丧失权力和权威。其次，反对派利用这一放松和政府的削弱来扩大其支持力量并加强其活动，因为他们希望能够很快地搞垮政府。第三，政府作出强烈的反应来遏制和镇压反对党对政治权力的动员。第四，政府和反对派意识到，双方都难以取胜，并开始探讨通过谈判来实现转型的可能性。不过，这第四个步骤是不可避免的。可以想象得到，政府也许在经过领袖换马之后可能会残酷地使用其军队和警察来恢复其权力，至少会暂时地恢复其权力。或者是反对派可以继续发展其力量，进一步瓦解政府的权力，并最终把政府拉下台。这样，移转就要求政府与反对派双方力量大致均等，以及双方谁会在力量的考验中占上风的不确定性。在这些情况下谈判和妥协的风险似乎小于对峙和灾难性结局的风险。 

这样，导致移转的政治过程，其特点常常是罢工、抗议、示威与镇压、监禁、警察暴力、长期围剿和军管之间的拉锯战。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乌拉圭、韩国和智利，周期性出现的抗议和压制最终导致政府与反对派之间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只有智利是个例外。 

例如，在乌拉圭，1983年秋，日益增加的抗议和示威导致了政府与反对派进行谈判，并最终使得军方退出了权力。在1978年，玻利维亚在军方同意选举的时间表之前发生了“一系列的冲突和抗议运动”。在韩国，如同在乌拉圭一样，军政权起先曾用武力镇压抗议。不过，在1987年秋天，示威的规模越来越大、基础越来越广，并把中产阶级也拉进来了。政府起初以通常的方式作出反应，但是，它很快就改变了态度，并同意进行谈判，并最终接受了反对派的中心要求。在1988年秋天的波兰，罢工也产生类似的效果。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解释到的，“罢工使得圆桌会议不仅可能，而且必要，这对双方都是如此。有些反常的是，罢工已强大到足以迫使共产党人士走向谈判桌，然而，也软弱到不允许团结工会的领袖们拒绝谈判。这就是出现圆桌会议的原因。” 

在移转过程中，在首都的中央广场，众多的抗议者与密集的警察队伍面对面地对峙，表现了各自双方的力量和弱点。反对派可以动员大规模的支持；而政府可以遏制并抵挡住反对派的压力。 

八十年代，南非的政治也顺着四步模式开始演化。在七十年代末，博塔开始了自由化改革的进程，这引起了黑人的希望，当1983年的宪法拒绝给予黑人以全国性的政治角色时，又使他们遭受了挫折。这就导致了在1984年和1985年的黑人城镇的暴动，这些暴动触发了黑人们以为非洲白人政权的垮台就在眼前的希望。政府对黑人和白人不同意见的有力而有效的镇压因此使得反对派能够急剧地修改他们的希望。与此同时，暴动吸引了国际的注意，导致了对种族隔离制度和政府做法的谴责，这又使得美国和欧洲国家加剧了对南非的经济制裁。由于非洲人国民大会（the 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ANC）激进派进行革命的希望遭到了拒绝，国民党政府对其国际合法性和经济前景的担忧日益增加。到了七十年代中期，南非共产党和非洲人国民代表大会军事组织的头头乔·斯洛沃（Joe Slovo）认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可以推翻政府，并通过持续的游击战和革命赢得权力。在八十年代末，他仍然坚持使用暴力，但是也看到谈判是实现非洲人国民大会目标更为可能的途径。德克勒克总统在1989年成为南非总统之后，也强调谈判的重要性。他说，罗得西亚（Rhodesia）的教训是“当建设性谈判的机会的确存在时，没有被抓住……。由于在现实环境中他们在进入实质性的谈判和对话以前等了太久太久，这才致使这个国家走入歧途。我们不能犯这一错误，我们决定不再重复这一错误。”这两位政治领袖都从他们自己的经验和他人的经验中吸取教训。 

相比之下，在智利，政府愿意而且能够避免谈判。在1983年春天爆发了一系列的大罢工，但是政府镇压了一次全国性的总罢工。自1983年5 月起，反对派在“全国抗议日”举行每月一次的大规模抗议示威。这些示威通常被警察所驱散，而且每次总有几个人被打死。经济问题和反对派的抗议迫使皮诺切特政府主动与反对派进行对话。不过，那时，经济已开始复苏，中产阶级也担心法律和秩序的崩溃。在1984年4 月，一场全国性的罢工被扑灭了，而且流了不少的血。此后不久，政府重新实行已在1979年被取消的军事管制。这样，反对派推翻政府的努力就失败了，这使得它与政府进行实质性的谈判。反对派“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政府的力量。”它也低估了皮诺切特的顽固性和政治手腕，也没有料想到智利保安部队会开枪射杀手无寸铁的平民示威者。 

移转要求双方的领袖都愿意冒谈判的风险。通常在政府内部会就谈判出现意见分野。而且最高领导人不时地因受到其同伙或其环境的压力才去与反对派进行谈判。例如，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认为，在1989年波兰像匈牙利一样走的是一条“西班牙式的民主道路”。就此而言，他认为，西班牙和波兰的转型都是和平的。在这一层次上，他是正确的。不过在一个更具体的层次上，西班牙的案例并不适用于波兰，因为雅鲁泽尔斯基不是胡安·卡洛斯或苏亚雷斯（而匈牙利的伊姆雷·波茨盖依在很大程度上却是）。雅鲁泽尔斯基是一个三心二意的民主派，他不得不因为其国家和其政权局势的严重恶化而与团结工会进行谈判。在乌拉圭，总统阿尔瓦雷斯（Gregorio Alvarez ）将军要延长其权力，并推迟民主化，可是军人统治集团的其他成员迫使他继续进行政权变革。在智利，皮诺切特将军也受到其军人统治集团其他成员的压力，特别是空军司令马特海要求他更加主动地与反对派打交道，但是，皮诺切特成功地拒绝了这一压力。 

在其他国家，最高领导层的变化往往出现在与反对派进行认真的谈判之前。在韩国，全斗焕将军的政府采取了一条僵硬的保守政策来阻止反对派的要求，镇压反对派的活动。不过，到1988年，执政党指定卢泰愚为接任全斗焕的候选人。卢戏剧性地改变了全的政策，宣布实行政治公开，并与反对派的领袖进行谈判。在捷克斯洛伐克，长期执政的共产党保守派总书记古斯塔夫·胡萨克（Gustav Husak）在1987 年12月被一位温和的改革派米洛什·雅克什所取代。不过，一旦反对派在1989年秋天，被动员起来，雅克什很快就被改革派乌尔巴内克（Karel Urbanek）取代。然后，乌尔巴内克和改革派的总理阿达梅奇便与哈维尔（Vacla Havel）和反对派公民论坛的其他领导人就向民主转型通过谈判进行安排。在南非，德克勒克总统超越了其前任流产了的那种自上而下的移转过程，而与黑人反对派领袖进行移转型的谈判。因此，在移转的情形下，统治集团中常常会就民主化问题出现含混不清、模棱两可和意见分野的情形。这些政权未必粗暴地要继续把持权力，或是毅然绝然地走向民主。 

在移转过程中，不仅在政府的一方存在意见分歧和模棱两可之处。事实上，与衰败的威权政府的领袖们相比，另一个更可能出现对其自身不利的分裂的团体是反对派的领袖们，也正是他们想取代威权政府的领袖们。在置换情形下，政府压制反对派，而且反对派在搞垮政府的方面也有着压倒一切的共同利益。正如菲律宾和尼加拉瓜的情况所表明的，即使在这些环境下要保持反对派领袖和政党之间的团结是极其困难的，而且所取得的团结也是极其脆弱的。在移转过程中，一旦问题不是推翻政府，而是与政府进行谈判，反对派的团结就更难实现。在韩国，未能实现这种谈判，因此政府的候选人卢泰愚以少数票当选为总统，而两位反对派候选人由于相互反对对方而分散了反政府的多数。在乌拉圭，由于其领袖仍然被关在监狱中，反对派之一的国民党就拒绝了另外两个政党与军方达成的协议。在南非，民主改革的一个主要障碍是在议会和非议会的反对派团体之间的许多分歧，尤其是在布尔人和英国人之间以及在黑人意识形态和部落团体之间也存在这种分裂。在九十年代之前，南非政府就一直面临着各种反对团体。而他们自身的分歧与他们与政府之间的分歧一样大。 

在智利，反对派也严重地分裂成一系列政党、派别和同盟。在1983年，温和的中间派反对党能够加入民主联盟（Democratic Alliance ）。在1985年8 月，一个由12个政党组成的更广泛的团体加入了国民协议（the National Accord），要求向民主转型。然而，领导和行动方针之间的冲突连续出现。在1986年，智利的反对派动员了大规模的群众抗议，希望在圣地亚哥（Santiago）重演一次刚刚在马尼拉发生的事。不过，反对派分裂了，而且其好战分子吓坏了保守派。正如一位观察家当时所描述的：问题是“这位将军没有受到温和的反对派运动的挑战，因为这一反对派自身没有一位受尊敬的人物来领导。没有智利的科丽。”另一方面，在波兰，情况则不同。雷克·瓦文萨是一位波兰的“科丽”（指菲律宾前总统科拉松·阿基诺），团结工会在十年的时间中的大多数里一直支配着反对派。在捷克斯洛伐克，移转发生的如此之快，以至于反对派政治团体之间的差异没有时间表现出来。 

在移转中，民主的温和派在反对派阵营中必须强大到足以成为与政府谈判的可信赖的伙伴。在反对派中几乎总有一些团体拒绝与政府谈判。他们害怕谈判会产生不可取的妥协，他们也希望反对派持续的压力会导致政府的垮台或推翻政府。在1988至1989年间的波兰，右翼的反对团体敦促抵制圆桌会谈。在智利，左翼的反对团体采取了恐怖主义袭击活动，这种恐怖行径瓦解了温和的反对派与政府进行谈判的努力。同样，在韩国，激进派拒绝了政府与主要的反对派团体就选举问题所达成的协定。在乌拉圭，反对派受到了温和的政党领袖的支配，所以极端主义者成不了气候。 

要进行谈判，每一方都必须承认对方有某种的合法性。反对派必须承认政府在变革中是一个有价值的伙伴，而且，或者公开、或者是非公开地默认其现有的统治权。反过来，政府必须接受反对派团体作为社会中重大利益的合法代表。如果反对派没有进行暴力活动的话，政府更容易做到这一点。如果反对派团体，诸如像军政权统治下的政党，在政治过程中以前曾经是合法的参与者的话，那么，进行谈判会更容易。如果政府只对反对派政党使用过有限的暴力，而且在政府内部有一些民主的改革派，而且这些民主派可能与反对派具有共同的目标，那么，反对派也很容易同政府进行谈判。 

与变革和置换不同，在移转过程中，政府的领导人常常就政权变革的一些基本条件与反对派进行谈判，而这些反对派的领袖以前曾经被囚禁过：如雷克·瓦文萨、哈维尔、伊巴内斯（Jorge Batlle Ibanez）、金大钟、金泳三、西苏鲁（Walter Sisulu）、曼德拉（Nelson Mandel ）等。囚禁他们完全有理由。在监狱中的反对派领袖不可能同政府作对，不论是采取暴力的形式还是非暴力的形式；而相反，他们与政府一直在共处。他们也体验过实实在在的政府权力。那些释放其俘虏的政府领袖们通常对改革感兴趣，那些被释放的人常常也十分温和，而且愿意与以前曾把他们逮捕起来的人进行谈判。监禁也提高了这些以前被囚禁者的道德权威。这有助于他们联合反对派团体，至少可以暂时地做到这一点，并向政府展示他们能够确保其追随者服从他们与政府达成的任何协议。 

在巴西转型过程的某个时刻，据报道，戈尔贝利将军告诉反对派领袖，“你们把你们的激进分子管好，我们也管好我们的。”管好激进分子常常要求另一方的合作。在移转谈判过程中，每一方都有兴趣加强另一方的地位，这样它就能够更有效地对付其同一方的激进分子。例如，在1990年6 月，纳尔逊·曼德拉就德克勒克总统与白人的强硬派所发生的矛盾作出了评论。他说到，非洲人国民大会呼吁“白人支持德克勒克。我们也试图协助解决反对他的白人这一问题，与有影响的右翼派的商谈已经开始。”与此同时，曼德拉谈到，他自己曾有意会见布特雷奇（Mengosuthu Buthelezi）酋长，而他这种想法以前曾被非洲人国民大会内部的好战分子所否决，而且他必须接受这一决定，因为他是“一位忠诚的和守纪律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德克勒克显然有意加强曼德拉的地位，以帮助他对付好战的左翼反对派。 

在就政权变革进行谈判之前，还常常要就进行谈判的条件举行“先期会谈”。在南非，政府一方的先决条件是非洲人国民大会放弃暴力。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先决条件是政府解除对反对派团体的禁令，并释放政治犯。在某些场合下，先期的谈判涉及到反对派的哪些人物或团体参加谈判。 

谈判有时很漫长，有时很简短。这些谈判常常被一方或另一方所中断。不过，随着谈判的继续，每一方的政治前景都更加与谈判的成功相关。如果谈判失败，统治阵营中的保守派和反对派中的激进派就准备把谈判的失败当作资本，以搞垮那些参加谈判的领袖。这样就出现了共同的利益，同时也会感到大家的命运休戚相关。曼德拉在1990 年8 月观察到，“在某种程度上”，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国民党“现在已变成了一种同盟”。国民党的领袖博塔也同意这种看法，他说，“我们现在在一条船上，当我们翻船落水时，不论是左边的鲨鱼或是右边的鲨鱼都不会把我们区别对待。”因此，随着谈判的继续，双方都变得更愿意妥协，以求达成协议。 

他们所达成的协议常常会招致政府中或反对派中的一些人的攻击，这些人认为谈判者让步太多。当然具体的谈判会反映出各个国家所特有的问题。不过，在几乎所有的谈判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交换担保。在变革过程中，以前威权政权的官员几乎从未受到惩罚；在置换过程中，他们总是受到惩罚。在移转过程中，这常常是一个需要谈判来加以解决的问题；例如，在乌拉圭和韩国，军方的领导人要求保证不对他们就任何违反人权的行为进行起诉或惩罚。在其他情况下，谈判所达成的担保涉及到有关分享权力的安排，或是通过选举改变权力的安排。在波兰，每一方都得到保证，可以公开地分享立法机关中的席位。在捷克斯洛伐克，内阁中的职位将在双方之间瓜分。在这两个国家，联合政府向共产党人和反对派保证他们的利益在转型期间将得到尊重。在韩国，执政党同意就总统职位进行直接的、公开的选举，其先决条件是，至少有两个主要的反对党候选人应参加竞选，这也可能是一项谅解，但是，它就使得执政党的候选人很可能获胜。 

这样，对峙或失败的风险就迫使政府和反对派相互进行谈判；使双方都不至于失掉任何东西的担保就变成了协议的基础。双方都有机会来分享权力，或是竞争权力。反对派的领导人知道他们将不会被送回监狱；政府领导人也知道他们将不会流亡到异国他乡。互相减少风险使得改革派和温和人士相互协作以建立民主。 

民主派准则之三：就政权变革进行谈判 

供政府中的民主改革派参考： 

（１）遵守变革威权体制的准则（见上文），首先孤立和削弱你阵营中保守的反对派，并巩固你在政府和政治机器中的权力。 

（２）遵守这些准则，先发治人，并使得反对派和保守派都对你准备做出的让步感到惊讶，但不要在明显的反对派压力下作出让步。 

（３）确保军方的领导人或保安部队中的高级官员拥护谈判。 

（４）尽力去提高你的主要反对派谈判伙伴的地位、权威和加强温和立场。 

（５）与反对派领袖就谈判中的关键问题建立秘密的和可靠的私下协商管道。 

（６）如果谈判成功，你很可能将受到反对。因此你所关心的主要问题应该是确保反对派的以及与你的政府有关的一些团体（如军方的）权利。任何东西都是可以拿到谈判桌上来的。 

供反对派中的民主温和派参考： 

（１）如果示威活动能够削弱政府中的保守派，那就随时准备动员你的支持者进行示威。不过，太多的游行、抗议可能会加强他们的地位，削弱了你的谈判伙伴，而导致了中产阶级对法律和秩序的关心。 

（２）要保持温和；尽可能具有政治家的风范。 

（３）准备谈判，并且如果必要的话，就所有的问题作出让步，但在举行自由和公平的选举上不能让步。 

（４）承认你很有可能赢得这些选举，并不要采取那些会使你对国家的统治严重复杂化的行动。 

供政府和反对派的民主人士双方参考： 

（１）有利于通过谈判进行转型的政治条件未必会无限地存在下去。因此，一旦机会来临，就要抓住机会，并迅速果断地解决中心问题。 

（２）应该认识到你的政治前景和你的伙伴的政治前景取决于你们能够成功地就向民主转型达成协议。 

（３）抵制来自你们各自那一方的领导人和团体以下的要求：这种要求要么会推迟谈判的进程，要么威胁你谈判伙伴的核心利益。 

（４）应该承认你们达成的协议仅仅是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激进派和保守派也许会谴责这一协议，但是他们不可能搞出一种会得到广泛支持的替代方案。 

（５）如果没有把握，就妥协。谢谢合作。 

谢选骏指出：民主化是如何发生的？在我看来，不论是第几波民主化的过程，都与“反殖民化”有关。美国独立如此，苏联瓦解如此，中国的辛亥革命也是如此。但在革命成功之后，民主化往往会倒退，甚至连美国也是如此——南北战争就是如此，联邦政府取代了英国政府，日益凌驾于各州的权力之上了。

【第四章 民主化的特征】

 

第一节　第三波民主化的共同特征 

向民主转型的国家方式各自不同。不过，若把它们的所有差异撇在一边，第三波中的变革、置换和移转倒有一些重要的共同特征。到1990年为止，已经出现或正在进行民主化五个国家中只有两个，即巴拿马和格林纳达，是外部入侵和强加的结果。其他所有的转型国家在它们所缺少的东西方面都很相似。除了尼加拉瓜这个有争议的例外，没有一个威权政权是被游击队的叛乱或内战搞垮的。只有在两个国家，即葡萄牙和罗马尼亚，发生了可以称之为革命性的动乱，但是葡萄牙的革命只涉及到很少量的暴力，而罗马尼亚的革命是一场受到武装部队支持的城市叛乱，而且历时短暂。只有在罗马尼亚、菲律宾、玻利维亚和尼加拉瓜军队之间发生了严重的战斗。除了在菲律宾、罗马尼亚和东德外，愤怒的群众没有冲进总统府。 

那么，民主国家是如何产生的呢？民主的国家是用民主的方法产生的：舍此无它。民主国家是通过谈判、妥协和协议而产生的。它们是通过示威、竞选和选举而产生的，是通过非暴力地解决分歧而产生的。它们是由政府和反对派中的政治领袖所缔造的，他们都有勇气向现状挑战，并使他们追随者的眼前利益服从于民主的长远需要。民主国家是由政府和反对派中的领导人，即那些抵制反对派激进分子和政府中保守派的武力挑衅行为的领导人所创设的。民主国家是由政府和反对派中那些有智慧承认在政治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垄断真理或美德的那些领袖们所创设的。妥协、选举、非暴力是第三波民主化的共同特征。在不同程度上，这些也是这一波民主化中绝大多数变革、置换和移转的特征。 

第二节　妥协、参与与适度交易 

在政治精英中进行谈判和妥协是民主化进程的核心。在社会中关键政治力量和社会团体的领袖们相互进行公开或私下的交涉，而且找出可以接受的实现向民主转型的协定，哪怕这种协定尚不尽如人意。当然，改革派和温和派之间的谈判、妥协和协议是移转的中心因素。在移转过程中，这一进程常常是不公开的，因为政府中的改革派开放政治进程和反对派团体调整他们的要求并采取温和的策略来加入这一进程。在领导转型过程的改革派与反对派中的温和人士之间，不时地也会达成公开的协议，因为他们愿意吸纳这些温和的反对派。在置换和移转的过程中，亲民主的反对团体在自己阵营内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一旦通过置换而掌权，以前反对派中的温和派通常就会采取一条中间的路线，并对改革派、保守派和激进派作出必要的让步。不论是政府一方，或反对派一方，还是双方首先发起民主化，这些关键性人物在某一时刻，就民主化进程中的关键问题和所要创立的新体制达成协议。 

建立民主所达成的协议有多种形式。在巴西、秘鲁、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的转型过程中，其特点一般是“在反对派和试图实现从威权政权向民主转型的官方看守阵营之间达成暂时的谅解”。这些谅解通常只是就“一些程序，主要是在转型过程中的程序上（主要是选举）的基本规则的默契”。在其他例子中，政权的变革与在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于1957年与1958年间在第二次浪潮中的转型相类似。在这两个国家，相关的各方之间通过谈判达成了公开的协议。在西班牙，胡安·卡洛斯和苏亚雷斯领导的政府控制了转型的过程，但是政府和反对派也搞了一场“妥协的政治”，以便在制宪会议中达成协议，协议的内容涉及新民主体制的宪法框架和就1977年11月所签订的蒙科洛协议（Pact of Moncloa）达到一致。在这一协定中所有相关的政党，包括社会党和共产党都同意一项全面的经济纲领，其中包括限制工资、货币贬值、金融政策、增加公共投资、限制社会保障、税收改革、工会活动、管理国有企业和其他事项等等。在波兰，团结工会和共产党在圆桌会议中通过谈判在1989年3月和4月间签订了协议。在匈牙利，政府和反对派领导人通过谈判在1989年的夏天签订了“三方”协议。在那一年秋天的晚些时候，捷克斯洛伐克的政府和反对党领导人也就向民主转型的安排达成了一致意见。在乌拉圭，军方和政党领导人在1984 年8 月签订了海军俱乐部协议。在几乎所有的情况下，主要的参加者都是政府和反对派政党的主要领导人。在许多个案中，也会与社会中主要社会和组织力量的领导人物达成公开的协议，或是默契，这些领导人除来自军方外，还有来自商界、工会，必要的话，还来自教会。 

不论是否通过谈判签订明确的协议，但是，若主要的参加者中间在权力资源上不存在重大的差异，如果各方的领导人能够有效地控制其追随者，那么，达成某种公开的协定或默契，则更为容易。如果谈判是在人数较少的领导人中秘密进行的，也更容易达成协议。在西班牙，即使在制宪会议中，正如西班牙人所说的，一些关键的安排仍然是“在幕后”通过谈判而达成的。在波兰，圆桌会议的谈判是相对公开的。但是，最重要的许多问题却是在“秘密的、对等的和远离大众传播媒介的”华沙郊外马格达伦卡（Magdalenka）的一幢别墅里讨论的。“参加秘密会谈的人比参加公开会谈的人要少得多。”谈判双方的领袖，基斯查克（Czeslaw Kiszczak）将军和雷克·瓦文萨，偶然只是在公开的场合露面，就“迅速地前往马格达伦卡，然后在那里进行私下的会谈”。在有关私下会谈方面只“发布一些含糊其辞的和充满外交辞令的公报，就像是直到最近一直还在交战的两国大使之间所发表的公报那样”。正是在这种会议上，共产党和团结工会才达成了一些基本的协议。 

如果谈判中所达成的妥协“令各自的追随者不能接受”，那么，这种妥协常常会为政治领袖制造一些难题，在西班牙就是如此。苏亚雷斯强调，在西班牙有必要突破“少数西班牙人可以把一切强迫给大多数人”的那种旧格局，而且应该形成一种有容乃大的共识。不过，正如另一位政府领导人所指出的，“在不同政党之间所达成的协议导致了西班牙社会对各政党的不满，因为那时的西班牙各政党没有能够充分地履行利益代表的功能。”一家共产党的杂志评论到，共产党因为“我们队伍内外出现的失望情绪”而深深困扰，因为“所有的政党都以一个调子说话”，而且“在共产党中也不再有明确的共产主义的特征。”在1980年的玻利维亚，基层的工会会员“普遍地批评”他们的领袖与军方和政治领袖就转型选举所签订的协约；在1990年的尼加拉瓜，反桑蒂诺派的工会会员同样因为被当选总统查莫罗（Violeta Chamorro）同意任命奥尔特加（Humberto Ortega）为武装部队总司令而感到“被出卖”。在波兰，团结工会和共产党的长期支持者们因为这两个组织的领袖达成的妥协而与他们疏远。共产党中的保守分子攻击雅鲁泽尔斯基“向反对派让出了太多的权力”，攻击他放弃了“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团结工会在群众大会上攻击瓦文萨与政府进行谈判，而且，那些激进分子也抨击瓦文萨，嫌他“努力与左翼当权者达成妥协”。团结工会的支持者们特别反对工会领导支持雅鲁泽尔斯基担任波兰总统。团结工会的一位首席记者评论到，由于1989年就组成政府所进行的谈判，“双方都害怕他们各自的选民。……而且，事物的逻辑把共产党和反对派推入了密室，以躲过公众私下达成安排。”在匈牙利，有共产党和反对派圆桌会议在1989年9 月所达成的协议的主要内容受到了持不同意见的反对派的挑战，并在两个月后举行的一次公民投票中遭到了否决。 

威权政权的垮台总是让人兴高彩烈；民主政权的创立则常常使人幻灭。那些通过妥协才创立这种政权的少数政治领袖们很少能够逃脱说他们“出卖了”其选民利益的指责。在某种意义上，这种不满的程度也是他们成功的标志。波兰学者拉门托维奇（Wojtek Lamentowicz）问到，“有两派被人为撮合在一起，而且都是寡头式统治的政治力量，他们之间的配合怎么能使得在一个国家实现民主呢？”不过，这种方式也许是最有效的方式。在第三波中，民主制度常常是由那些愿意为了取得实现民主这一目标而不惜出卖其追随者的领袖们所缔造的。 

在多数实现民主化的国家，最重要的妥协或许是所谓的“民主交易”，即在参与与节制之间的交易。在导致民主化的或明或暗的谈判过程中参与的范围被扩大了，而且更多的政治人物和团体有机会竞争权力，并根据明确的或私下的谅解而赢得权力，在这一谅解中，他们答应在策略和政策上持温和态度。在这种意义上，第三波重复了欧洲第一波民主化中的经验，那时，工人阶级和社会党放弃了他们对暴力革命的信条，使他们的政策变得温和，这样使他们获得了选举权。在十九世纪末的意大利，乔安尼·基奥里蒂（Giovanni Giolitti）劝说人们采取一条“通过加盟而实现非激进化”的政策。在二十世纪后期的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节制是“权力的代价”，这些国家的社会党人“赢得了他们的胜利，并通过非激进化实现了对曾经与之不共戴天的敌人的宽容。” 

根据定义，威权政权会严厉限制政治参与。在威权体制中的统治集团常常认为某些反对派的领袖和政党特别讨厌。民主化则要求认可这些集团为政治生活中合法的参与者。数十年来秘鲁和阿根廷的军方一直用武力压制阿布里斯派和庇隆派，以防他们获得或运用权力。在八十年代，这些国家的民主化过程中，军方不仅认可他们那些旧的对手参与政治，而且最终认可他们获得权力。在希腊的转型过程中卡拉曼里斯在就职后的几个月时间内就使希腊的共产党合法化。由于面临更为困难的局势和右翼政变的严重威胁，苏亚雷斯也在1977年4 月使西班牙共产党合法化；胡安·卡洛斯在确保武装部队“勉强认可”共产党的合法化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在乌拉圭，海军俱乐部协议使得左翼的广泛阵线（the Broad Front）合法化。在巴西的转型过程中，对1964年以前的那些老政治领袖的禁令在1979年被废除，而且，立法机关在1985年也使得以前曾被宣布为非法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合法化，并赋予文盲以投票权。在1989年，智利选民投票修正了他们的宪法，以使共产党合法化。在1987年的土耳其，先是议会，后是全体选民废除了军方的法令，这些法令禁止100 位政治家参与政治。在1990年，南非解除了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禁令，被囚禁的政治领袖也获得了自由，流亡人士也被允许回到他们自己的祖国。 

民主交易的另一面是那些参加交涉的领袖和团体在战略和策略上的节制。这常常要求他们同意放弃暴力或任何主张革命的信念，接受现行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基本制度（如私有财产、市场体制、军方自治和天主教会的特权），通过选举和议会程序来获得权力和推行其政策。在西班牙的转型过程中，军队认可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为西班牙政治的参与者，社会党人认可了资本主义，共产党人也放弃了他们的共和主张，并接受了君主制和为天主教会所作的特殊安排。冈萨雷斯（Felipe Gonzalez）通过在1979年说服他的社会主义追随者放弃其对马克思主义的效忠，从而为三年后选举的胜利铺平了道路。在西班牙，马里奥·苏亚雷斯也同样领导社会党人进入了权力中心。他在1983年作为包括保守党在内的执政同盟的首脑重新掌权之后认可了“放弃马克思主义、集体主义以及国家主义倾向的必要性，而他们政党中的一个重要派别特别坚持这些倾向，”冈萨雷斯还实施了一个非常严厉的紧缩政策。在希腊，帕潘德里欧抛弃了那些“更为激进的和更加富有正义的立场”，而他在过去一直采纳这一立场，而且他在就职之后行动也很节制。在秘鲁，秘鲁人民革命同盟采取了中间的立场；在阿根廷，庇隆派转向了右翼；在波兰，团结工会先是走中间道路，然后又转向偏右。在巴西，反对党巴西民主运动“与政府的政治游戏进行配合……而且反对派也极其温和。甚至在选举（cassacoes）成功之后，巴西民主运动仍然有效地劝说其更加激进的成员保持温和。”在1988年的智利，就皮诺切特举行的全民公决的运动中，反对派联盟同样的采取了一条有意而且公开的温和路线。 

这样，新的参与者和以前的左派的非激进化大大地有助于向民主的转型。如果那些在新政权中第一次掌权的人不是在政治上与以前的威权统治者十分疏远的话，也会有助于向民主的转型。卡拉曼里斯对反共的希腊军方来说，是一位可以放心的温和的保守派。苏亚雷斯对激进的葡萄牙军方中的至少某些分子来说是令人放心的、温和的社会党人。胡安·卡洛斯和苏亚雷斯有着不容争辩的佛朗哥主义保守性格特色。埃尔文（Aylwin），一位天主教民主派，保守得足以让智利的军方满意。从总体上说，保守派和中间派的领袖首先获得政权有助于从非共产党的威权政权向民主转型。随后掌权的社会党领袖也以同样的方式使得实现经济改革和紧缩政策更为容易。 

政治领袖们在达成妥协方面的意愿和能力常常受到其社会中对妥协所持的流行态度的左右。有些文化比另一些文化似乎更倾向于妥协，而且对妥协所寄予的合法性和价值在一个社会中会随着时间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例如，在历史上，西班牙人、波兰人和韩国人显然更讲究原则和荣誉，而不太相信妥协。至少可以预设，这种强调的悲剧性后果，加上经济发展导致了到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止这些国家在民族价值观上的变化。在所有这三个国家中，政治领袖们都表现出对妥协之必要性的欣赏，以求使得他们国家迈向民主。例如，当朝鲜的执政党和反对党就新宪法达成协议时，据报道，“由两党组成的谈判委员会在今天作了一些被韩国人认为其政治中极其鲜见的事情，即他们妥协了。”当这种稀罕事变成现实时，民主化就会在一个社会中出现，当这种现实变成寻常之事时，民主制度就稳定了。 

从历史上看，在一些国家中建立民主的第一次努力常常失败；第二次努力却经常成功。这种格局的一个理由可能是前车之辙后车之鉴，而且，在好几个案例中被证明确实如此。委内瑞拉在第二波中是一个戏剧性的例子。在委内瑞拉历史上，第一次建立民主的实质性努力发生在所谓的“三年期（trienio）”，即1945－1948年中。在1945年，军方的政变推翻了独裁者，建立了民主政治，并在以后的三年中一直由改革派的民主行动党（Accion Democratica，AD）来领导。民主行动党的政府追求一种激进的政策，这种政策使得许多集团背离了他们，而且导致了极端的两极分化。“三年期的民主因为在主要的社会和政治团体之间缺少某种信任感和相互保障感而存在重大缺陷……。由于其多数派地位得到了保障，民主行动党的领袖们完全忽视了与一些重要的少数派进行妥协的必要性，不管这些少数派在规模上多么小。” 

这样，第一次民主的尝试就在1948年的政变中终结了。十年之后，当军方的独裁者吉米内斯将军去职之后，民主行动党和其他民主集团的领袖们采取公开行动“来减少政党之间的紧张和暴力，强调利益和程序，而且，尽可能地从政治舞台上消除生存与合法性的问题。”1958年成功地进行民主化的领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在1945年领导过不成功的民主化的那些人。他们从自己的经验中吸取了教训；他们在1958年所采取的行动反映了他们“承认从三年（1945－1948）民主的崩溃中所吸取的教训。” 

在第三波向民主化转型的过程中，在妥协和克制的必要性方面也出现了类似的经验教训。例如，在西班牙，据报道，胡安·卡洛斯是一位关心“君主制为什么会在1932年垮台的政治领袖。他要避免他祖父所犯的这个错误。”共产党的领导人们也相信他们必须避免在三十年代所犯的错误。他们中的一位说道，“过去的记忆，迫使我们考虑到这些环境因素，即奉行一条克制的政策……我们不能肆无忌惮地表达我们的意见。因为这些意见会被误解，或者显得有些极端主义的倾向。”在1983年，阿根廷向民主的和平转型同样“意味着在阿根廷与1971－1973年的转型相比有一个微妙的学习过程在起作用，在1971年和1973年间，政治舞台上的许多派别都诉诸了暴力。”在秘鲁，军方和秘鲁人民革命同盟（APRA）也经历了类似的学习过程。在1981年，波兰的团结工会曾转向激进的方向，威胁直接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权；政府用军管法和镇压来回应，宣布工会为非法，并监禁了其领导人。七年之后，双方都吸取了教训：激进主义导致镇压，压制也行不通。这样，他们都诉诸了一条节制的和妥协的政策，从而把波兰在1988年和1989年引向了民主。 

先进的民主化人士不仅从以前实现政权变革的那些人士中获得了滚雪球般的推动力，他们也从其他人以前的经验中吸取了教训。拉丁美洲人和东欧人心悦诚服地吸取了西班牙模式中的节制作法。在移转过程中，政府和反对派中的主导集团都不得不诉诸妥协和节制。移转更可能发生在第三波的晚期而不是早期，这意味着卷入到第三波民主化中的那些社会团体也许已经从其他人以前的经验中学到了妥协的可取性。在韩国，反对派从菲律宾和平的人民力量中吸取了教训，政府从马科斯的命运中学到了妥协的好处。捷克斯洛伐克的移转在某种程度上，正如阿什所描述的： 

是受益的一方，在那里所发生的是中欧长达十年的学习过程的累积——波兰是第一个，但是付出了最深重的代价。发生了一场学生游行抗议？当然就像在波兰那样。非暴力？这是中欧所有反对党的第一戒律。傀儡政党获得新生？在东德就是如此。召开“圆桌会议”来谈判向民主的转型？在波兰和匈牙利就是如此。如此等等。在政治上，捷克斯洛伐克具有经济历史学家们所谓的“落后的优势”。他们可以从其他人的范例以及从他们自己的错误中汲取教训。 

第三节　选举结果：预料之外，还是情理之中 

选举是民主运作的方式。在第三波中，选举也是削弱和终结威权政权的一种途径。选举既是民主化的目标，也是民主化的工具。民主化是由那些威权统治者实现的，这些威权统治者基于某种原因冒险来举行选举，民主化也是由反对团体所缔造的，他们力主进行选举，并参与选举。第三波的教训是，选举不仅是民主的新生，而且也是独裁的死亡。 

在威权统治者的政绩合法性衰落时，他们就常常受到日益增加的压力，并且日益试图通过选举来重新恢复他们的合法性。倡导选举的统治者们相信，他们要么能够维持他们的政权，要么能够维持他的统治或其同伙的统治。结果几乎总是令统治者们十分失望。除极少数几个例外，与威权政权有牵连的政党和候选人，在由该政权发起的选举中通常都会失败，或是表现很差。这些选举的结果常常使得反对派的领袖和政府的领导人都感到惊讶。在第三波的15年中，这种“意外选举结果的”模式极其普遍。它几乎出现在所有三种类型的转型过程之中。请看下列案例。 

（１）作为其减压政策的一部分，盖赛尔将军允许巴西在1974年11月举行公平竞争的国会选举。执政党国家革新联盟（the Alianca Nacional Renovadora，ARENA）希望会轻易地战胜反对党巴西民主运动（MDB）而取得胜利，一直到10月“还没有几个消息灵通的政治观察家们敢打赌说执政党会输”。不过，选举结果“出乎每个人的意料之外，包括那些最乐观的巴西民主运动战略家们。”巴西民主运动又在国会下院的选举中使其代表席位翻了一番，在参议院的代表中几乎增加了３倍，而且对州立法机关的控制也从一个州增加到６个州。 

（２）在1977年１月的印度，一直行使紧急状态权的英迪拉·甘地突然要求在３月份举行议会选举。甘地是印度政治的风云人物，但是贾纳塔（Janata）反对派联合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而且在国大党历史上第一次失去了执政党的地位，只赢得了全部选票的43％，也是她第一次获得了少于40％的选票。 

（３）在秘鲁，1980年5 月举行的转型选举中军政府支持美洲人民革命同盟党（APRA），并通过了选举法，以求提高其代表席位数。不过，选举产生了“意外的结果”。“美洲人民革命同盟在选举中失败了，只获得了27％的选票。”最疏远军方的反对党人民行动党（Accion Popular）赢得了“意外的胜利”，获得了45．5％的选票，赢得了总统的职位、国民大会中的多数席位和过半数的席位。 

（４）在1980年11月，乌拉圭的军政府就所通过的新宪法举行了一次全民公决，这部新宪法将赋予军方对政府的政策享有一项制度化的永久否决权。“使军队意外的是”，公众以57％比43％的选票拒绝了这部新宪法。这一结果“使军方和反对党同样感到意外”。两年之后军政府授权选举各主要政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军方的反对派取得了全面的胜利，而军方的一个亲密的助手、以前的总统阿雷科（Jorge Pacheco Areco）仅获得其政党中27．8％的选票。 

（５）在阿根廷，转型的军政府在1983年10月举行了全国选举。由阿尔方辛领导的激进党以史无前例地获得全部票数的52％赢得了另一场“意外的”胜利，而该党长期一直批评军方。另一个主要政党庇隆派的候选人“与军方有着公开的或私下的瓜葛”，仅得到了40％的选票。在阿根廷历史上，庇隆派第一次在自由选举中失利。 

（６）在1983年11月，土耳其的军政府举行了一系列的选举，以便把政权还归文官统治，政府的领导人组织并公开支持国民民主党，该党由一位退体的将军领导。不过，“使土耳其军事统治者意外的是，不该赢的人赢了。”国民民主党又举行了第三次选举，结果更糟，只得到了23％的选票，而反对党祖国党却囊括了整个选票的45％。 

（７）在1985年2 月，韩国就国民议会进行了选举，新组成的反对党新韩国民主党（the New Korea Democratic Party）的表现“意外突出”，赢得了立法机关中276席的102席。在此之前曾进行了一场“由政府严密控制的竞选运动，反对党曾指责说，进行公平的投票是不可能的。” 

（８）在1985年，巴基斯坦的军事统治者齐亚·哈克将军组织了议会选举，但起初禁止政党提名候选人。而各政党又正式抵制这次选举。尽管在这种环境下，“那些在军管政权下盘踞高位的大量候选人或那些被认为是齐亚支持者的候选人都遭到了失败。” 

（９）在智利，皮诺切特将军在1988年10月就他能否继续统治举行了选举。在选举前的一年，消息灵通的人士认为，他可能会“取得压倒性的胜利。”由于经济复苏对其有利，将军本人也自信会取得胜利。但是随着竞选运动的开展，反对党动员了公共舆论来反对他。选民们以55％对43％的选票拒绝了皮诺切特将军继续执政８年的提议。 

（10）在1989年3 月，苏联选民70年来第一次有机会自由选举其国家立法机关的代表。结果十分让人惊讶，“那些位居要津的人受到了令人心碎的挫折”，列宁格勒的党委书记和政治局委员、莫斯科、基辅、利沃夫和明斯克的党内头目、几个地区的党棍以及至少两位军事司令员和共产党中的其他领导人物都在选举中受挫。 

（11）在1989年6 月波兰的选举中，团结工会取得了出乎意料的压倒性胜利，赢得了参议院中100 个席位中的99个，众议院可供竞争的161个席位中的160席。35名等额的高级政府候选人中有33人没有得到选举所要求的50％的选票。选举结果被形容为“令人意外”，而且据报道说，政府和团结工会的支持者们都怀着“难以置信的”心情接受这一选举结果，因为他们对这一结果“毫无准备” 

（12）在1990年2 月的尼加拉瓜，由查莫罗领导的国家反对联盟（the National Opposition Union，UNO）在选举中压倒性的胜利迄今为止是最令人惊讶的。它被普遍地形容为是一次“意外的选举败北”和一次“尼加拉瓜民意的意外表达”，这一结果“使得许多政治分析家们感到意外”，并产生了“惊讶不已的桑蒂诺派”。尽管有人希望桑蒂诺派会从其所控制的政府以及从其所控制的资源中受益而可能会轻而易举地在选举中取胜，查莫罗却在9个行政区中赢得了8个区选举的胜利，并以55．2％对40．8％的选票击败了丹尼尔·奥尔特加。 

（13）在1990年5 月缅甸军方的国家法律与秩序恢复委员会（State Law and order Restoration Council）30年来第一次举行了多党参加的选举，然而选举结果“完全令人惊讶”，而且完全是“一个意外”。反对党全国民主联盟（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NLD）赢得了“令人意外的压倒性的胜利”，在国民大会485 个供角逐的席位中赢得了392个席位；军方支持的国家统一党（National Unity Party）只赢得了10个席位。在竞选期间，国家民主联盟的领导人及其400 位活动家仍然被监禁，而且该党也受到了一系列的限制和骚扰。 

（14）在1990年6 月阿尔及利亚独立28年来举行的第一次多党选举中反对党伊斯兰救国阵线（IslamicSalvation Front）“取得了令人意外的成功”，而北非和欧洲的官员们却对这一成功“保持意外的沉默”。伊斯兰救国阵线赢得了对32个省和853 个市镇会议的控制。以前一党独大的政党国家解放阵线（the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只赢得了14个省和487个市镇会议的控制权。 

在所有这些个案中，威权统治者主动进行了选举，但是，要么在选举中失利，要么在选举中远不如他们和其他人所期望的那么好。在威权统治者举行公平选举以及他们或他们的朋友公正地赢得胜利的地方会出现这种例外吗？一个不太明确的案例是1980年9 月在智利举行的公决。在这次公决中，有68％的选民通过了由皮诺切特将军所提交的一部宪法。不过，反对派受到了严厉的限制。没有选民登记，也没有有效的方法来对选举中的舞弊行为进行监督。在1987年的韩国，由军政府所支持的候选人卢泰愚以36％的相对优势击败其他三位候选人当选为总统。另外两个反对派的候选人长期以来一直反对军人统治，他们俩总共获得了54％的选票。如果他们把双方的力量联合起来，他们就有可能赢得选举。 

意外选举结果模式的一个更为重要的例外是在1990年5月、6月和7 月分别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蒙古举行的选举。在罗马尼亚，国民救国阵线在齐奥塞斯库垮台后接管了政府，并在５个月之后，即在1990年5 月举行的选举中取得了实质性的胜利。在保加利亚，统治这个国家达数十年之久的共产党更名为社会党，并赢得了对大国民议会的控制。在蒙古，共产党的总书记和其他高级官员被更换，反对派也组成了，这样，在竞争性的选举中，共产党赢得了议会60％－70％的席位。在所有这三个个案中取胜一方的领导人物都是共产党政权的官员。 

这些不同于意外选举结果模式的情形可作什么样的解释呢？有三个相关的因素。第一，这些新领袖们疏远了以前的威权统治者。显然，齐奥塞斯库或日夫科夫都不可能在1990年该国举行的公正选举中取胜。国民救国阵线的领袖伊利埃斯库（Ion Iliescu）一直是齐奥塞斯库政权的一位官员，但是被驱逐出了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保加利亚的姆拉季诺夫和他的助手亲自把日夫科夫这位长期的独裁者逐出权位；他们一直是改革派，致力于搞垮保加利亚变革过程中的保守派。在蒙古的领导层也出现了不太剧烈的人事变革。 

第二，在竞选和选举中，强制和欺诈也许起着重要作用。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国际观察家们被分割开来，这样执政团体可以不公正地试图影响选举；这种尝试显然在罗马尼亚比在保加利亚更为常见。在这两个国家，外国观察家们发现存在着一些强制的因素和不公正的做法，但是他们一般的看法是，这些并没有决定性地影响到选举的结果。 

第三，这是社会的特征，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城市的中产阶级群体是第三波国家中推动民主化的主要力量。在1980年，罗马尼亚人口中只有17％生活在总人口超过50万的城市中，例如，相比之下，在匈牙利这一比例为37％。而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农业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于第三波中的其他东欧和南欧国家，也低于第三波中的一些东亚和拉美国家。蒙古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游牧社会，其人口的四分之三居住在其唯一的大城市之外，而且公路里程不足600 英里。在所有这三个国家中，反对党在城市中很强大；而接替共产政权的政党在农村赢得了胜利，这提供了足够的票数足以让他们重新掌权。一个国家在威权政权举行的选举中是否产生意外的结果是测验这个国家是否达到能足以支持民主政权所需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标志。 

意外选举结果的格局中，由威权政权向民主政权转型的频繁性产生了三个问题。 

第一，为什么威权统治者或与他们关系密切的集团会在这些选举中一致失败？最明显的、也可能是最有效的、最合理的答案是，他们输掉选举的原因与民主国家执政党在选举中失败的理由一样，因为他们掌权的时间太长了。所有的领袖最终都会失去他们当初得到的支持和合法性。公众们会寻找一个可以替代的人物或政党。但在最令人意外的选举中选民们显然对现行的威权统治者投了抗议票。他们可能投票反对现行的威权制度。他们也许也不会给民主投赞成票。不过，他们不可能投票反对当政者而不去投票反对现行体制。在许多工业化民主国家，当政者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受到的挫败没有毁掉民主；他们更新了民主。相比之下，威权统治者在选举中的失败通常意味着威权政权的彻底垮台。 

在结果意外的选举中，投票的抗议特征反映在反对派联合的微妙性质上。代表着完全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并对威权具有不同程度牢骚的个人和团体联合起来投票反对该政权。反对派常常是由许多政党临时拼凑的联盟，它们极少有共同之处，除了他们共同反对现任统治者。例如，在尼加拉瓜和智利，反对派联盟是由14个政党组成的，其观点包括极端的左翼到极端的右翼。在执政党赢得选举的保加利亚，反对派同盟包括16个政党和运动。在许多选举中主要的反对党是一个新的和刚成立的政党，而且，不论其主导的意识形态观点是什么都能够充当新的和声誉不错的工具，可供选民们表达对现政权的怨恨和挫折。例如，在1990年，阿尔及利亚的多数人不可能坚决效忠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不过，选举伊斯兰救国阵线却是表达其反对统治阿尔及利亚达30年之久的执政党的有效方式。此外，还存在着一种寡妇女儿的现象。性质不同的反对派团体围绕在已成烈士的国民英雄的那些仍然活着的女性亲属周围：如科拉松·阿基诺、贝纳齐尔·布托（Benazir Bhutto）、微奥莱塔·查莫罗、昂山素姬（Aung San Sun Kyi）。这些领袖以戏剧般的手法展现了善的义举和现行政权之恶，同时提供了一种具有磁力般的象征和人格。而围绕着这种人格，各种持不同意见的团体能够团结起来。从全部情况看，公众极少会错过对长期执政的威权统治者表示抗议的机会。 

第二，在这种意外失败的既定格局下，为什么威权统治者会举行他们很可能会失败的选举呢？他们似乎受到了一系列因素的驱使，其中包括察觉到在国内恢复其日益衰落的合法性的必要性、民主价值在全球和他们社会中的流行以及对国际尊敬与合法性的期望（其象征是在白宫南草坪上受美国总统的正式欢迎）。此外，在多数情况下，举行选举的风险无疑似乎小得多。威权政权通常很少提供反馈机制。独裁者们也就自然倾向于相信他们能够获得公众足够的支持，能赢得他们的拥护。当然，威权领袖们也控制着政府，控制任何被允许存在的政治组织和充裕的财政经费；因此，有理由断定，他们能够击败那些看上去十分弱小、基础狭隘、组织程度不高和支离破碎的反对派。威权统治者自然而然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怎么会输呢？”在很大程度上，第三波的民主化的浪潮是靠独裁者的虚假信心所推动的。 

威权统治者们相信，他们能够赢得他们所举行的选举，这种信念无疑受到了他们感到自己能够操纵选举程序的程度的支撑。他们通常使用三种方法。一些领导人试图通过影响选举的时机来影响选举的结果。他们和他们的反对派通常都认为，选举进行得越早对政府越有利，因为选举可以被有效地组织起来，并引起公众的关注，而越晚举行的选举会越有利于反对派，因为这给予了反对派充分的时间去组织起来，去寻求公众的支持和动员其支持者。马科斯进行了一次“拍快照式的”选举，希望反对派会瓦解，或是没有做好准备。在巴西，反对派支持延期原定在1980年5 月份举行的都市选举，因为他们担心他们还没有为选举做好准备。在波兰的圆桌会议谈判中，政府主张尽早选举，而团结工会答应这一安排则被看作是作出了一个重大的让步。在匈牙利，政府要尽早地举行总统直选，因为政府认为其可能的候选人伊姆雷·波茨盖依有极高的可能性和很好的取胜机会。反对派担心这种情况会真的变成现实，于是，提出了一项建议，主张就这一问题举行全民公决，在这场公决中，公众们同意通过议会来选举第一届总统。在捷克斯洛伐克，有人担心，尽早举行选举可能会给共产党人带来好处；在1990年2月的罗马尼亚，反对派说，他们要推迟原定在5月举行的选举，因为他们还没有足够的资源和时间来为选举做好准备。 

政府和反对派在选举时间这个问题的立场中所隐含的逻辑是十分明确的：反对派希望有更多的时间来为选举做好准备。不过，很少有经验证据支持这一逻辑。例如，回过头来看一看，土耳其的第二波民主化。政府把选举提前到1946年7 月，以便“在［反对党」还没有可能全部组织起来之前把它搞垮”，但是，这个反对党在那些选举中表现极为出色。在1985年2 月韩国的选举中，反对党新韩国民主党只是在选举前的数周才成立，却在选举中赢得了29％的选票，在国民大会的187 个选举产生的议席中赢得了67个。公平地说，费迪南·马科斯输掉了他的这一次快照式的选举，团结工会在早期的选举中也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而这次选举是他们在很勉强的情况下同意的。但是，上述证据并非结论性的，但它显然不支持这样一个命题，即政府总是从尽早举行的选举中受益以及反对派会因为参与这种过早举行的选举而受挫。 

其次，威权政权常常通过制定高度有利于政府的选举制度以及骚扰、恐吓反对派和通过在竞选中动用政府掌握的资源在选举中舞弊。当然，若是走到了极端，这些做法会使政府获胜，但实际上却把选举变成了儿戏。不过，在上面所列的多数结果意外的选举中，掌权的集团不时地作出很大的努力来使选举对他们有利，但是这并不成功。在从1974到1984年的十年之间，巴西政府定期地修改其有关选举、政党和竞选的法律，以希望制止反对派力量的稳步增长。这没有成功。当然，这方面的证据也是残缺不全的，不过，它明确地表明，除非操纵选举的作法被搞到了极端，否则，就不可能保证政府在选举中胜利。 

如果仅靠操纵选举时间和程序还不够，那么，威权统治者们剩下的选择办法就是去直接舞弊和偷票。如果想干的话，威权统治者可以窃取选举结果。在过去，他们常常能够悄悄地、以不显眼的方式偷票，这样，尽管大家都知道选举中有偷票行为，但是没有人能证明。例如，在1978年7月玻利维亚的选举中，班泽尔（Banzer）将军就进行了“大规模的舞弊行为”，以安排他的候选人佩雷达·阿斯朋（Pereda Asbun ）将军正好获得了选举所需要的50％的选票。不过，随着第三波的推进，民主化变成了一个获得公认的全球政治现象，新闻媒介也寄予它以更多的注意，选举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际监督。 

到八十年代末，外国观察家们在几乎所有的转型选举中出现已为人们十分熟悉，而且必不可少。在一些国家，这种观察团是由联合国、美洲国家组织（the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或其他政府间的组织所派遣的。在另一些国家，一些民间的组织提供这类服务。到1990 年为止，全国民主党国际事务研究所（the 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组织了跨国的观察团，已在13个国家参与了第三波的民主选举。由美国国会和其他立法机关所派出的代表团也出现在一些国家。前总统吉米·卡特在好几个这种代表团中起了积极作用，并使这种代表团增加了权威。 

外国观察家们使得政府难以（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悄悄地和秘密地僭取选举的结果。不过，正如在菲律宾和巴拿马出现的那样，露骨地作手脚会使选举达不到预期的目的，而这种目的是要提高统治者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如果政府拒绝允许“心平的”外部观察者来监督投票，这样的作法本身就变成了他们在选举中舞弊的证据。外国观察家现象的出现和流行是八十年代的一项重要发展，而且大大地提高了选举在民主化过程中的重要性。 

那些倡议举行选举来支撑其衰落中的合法性的威权统治者处于一种不能取胜的地位。如果他们公平地做游戏，他们就会面临“出乎意料的”挫败。如果他们以非极端的方式操纵时机和程序，他们也可能失败。如果他们窃取选票，他们就会失去合法性，而不是得到合法性。导致他们进行选举的理由及日益下降的合法性和反对派的压力也是他们在选举中失败的原因。对他们面临的这种没有出路的困境，马特海将军，即智利空军的总司令，在1988年的选举之前，曾有很好的表述：“如果政府的候选人赢了，任何人都会说其中有诈。如果他输了，每个人都会说，这是一场公平的选举。所以，能够证明这是一场绝对公平的选举对我们比对任何人都更为重要。”在1990年，桑蒂诺派也对选举的胜利抱有类似的信心，感到有必要举行公平的选举，并邀请了许多外国观察家，这样，他们能够作证，证明选举的公平性和他们所取得的胜利。这两次选举的结果都证明了马特海的论点。威权统治者只有通过举行结束他们政权的选举才能通过选举使他们的政权合法化。 

第三，由政府所倡议的选举也给反对派团体形成了难题。他们是该参加选举还是应该抵制呢？在威权统治者意外失败的既定格局下，反对党有什么理由不利用成权统治者主办的选举所提供的机会呢？当政权正在进行转型时，这些问题通常不会产生：如果民主改革派掌权，并果断地向变革过程迈进，如果军政府的领导人们公开声称，他们将回到兵营，如果政府和反对党的领袖们就移转过程达成一致意见。在这些情况下，主要的反对派团体通常没有理由不参加选举。 

在另一个极端上，民主反对派若是接纳威权政府所指定的职位，就会无甚收获，反而为这类政府提供了合法性。如果他们接受了这种职位，他们就背离了他们的选民，并使自己依附于威权统治者。例如，波兰的雅鲁泽尔斯基政府和南非的博塔政府，都试图引诱反对派接受任命性的咨询会议中的职务。从促进民主的观点来看，波兰和南非的反对派领导人正确地拒绝参加这种机构。民主反对派通常也不参加毫无权力或仅仅是政府工具的立法机关的选举。例如，在1973年，帕帕多普洛斯试图通过允诺进行议会选举来支撑其政权。但是，希腊政党的领袖们拒绝参加。被宣布为非法的中心联盟党（Center Union Party）首脑乔治·马沃斯（George Mavors）说得很好：所许诺的“选举只有一个目的：使独裁者合法，并用阉割的议会来掩盖它，而这种议会没有权辩论，更没有权决定国家的任何重大事项。” 

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当保守的政权或自由化的政权号召举行选举时，常常就会出现是否抵制的问题，而这种政权是否真的决心实行民主化，其动机还不太明朗。例如，菲律宾的反对派领袖们就是否响应马科斯在1978年和1984年倡议举行的国民大会选举和1986年倡议的总统选举，进行了激烈的辩论，而且意见分歧很大。多数，但并非所有的南非黑人政治领袖们都敦促抵制1983年和1988年的都市选举，亚洲和其他有色人种的政治领袖们，就是否参加1984年和1989年的议会选举的问题上也出现了分裂。四个反对党中有三个反对党敦促抵制1974 年多米尼加的总统选举，因为贝拉盖尔政府似乎没有多少诚意愿意交出权力。在美国政府的敦促之下，反对党抵制了1984年尼加拉瓜的选举。巴基斯坦政党领袖们敦促抵制在开始自由化之初所举行的1985年国民大会和齐亚政权。两个主要反对党（阿尔及利亚民主运动［the Movement for Democracy in Algeria］和社会主义力量阵线［the Socialist Forces Front］），但是不包括伊斯兰救国阵线都敦促放弃1990年在阿尔及利亚举行的地方和省级选举。 

保守派或自由派政府发起选举主要是为了提高其政权的合法性或延长其执政期限。确保至少有一些反对团体参加这样的选举对政府来说至关重要。例如，马科斯欢迎贝尼基·阿基诺决定参加1978年的国民大会选举的竞选，尽管此时他仍被判处死刑而关在狱中，“因为这会使竞选的作法合法化”。因此政府常常试图击败抵制的努力。在巴基斯坦1985年国民议会的选举中，“任何反对选举的宣传或是煽动抵制选举的行为都被宣布为将受到法律追究的犯罪行为”，而“各家报纸在1985年2 月也接到命令，不得发表任何赞同抵制选举的声明。”在1988年的都市选举中，南非政府同样地“取缔任何主张抵制选举的反对派团体，并宣布敦促个人抵制选举的行为为非法。” 

抵制运动改变了选举问题的性质，使之从投谁的票变成了是否投票的问题。这些努力的成功的程度因地而异，取决于支持抵制选举的反对派的联合程度、公众对政府动机的察觉程度和公众以前在投票方面的经验。多数的南非黑人以前从未投过票，因此，在合格的黑人选民中只有20％的人在1983年的都市选举中投了票，在1988年中也只有30％，这种情况毫不令人惊讶。大约有30％的有色人种选民和20％的印度选民参加了1984年在南非举行的议会选举，而且1989年的投票率也相对较低。在多米尼加共和国1974年的选举中，放弃投票的比例也高达70％。 

有些抵制的努力却不太成功。在西班牙，一些主要的反对派敦促西班牙选民抵制在1976年12月就政治改革举行的全民公决。但还是有77％的选民去了投票站。不过，这次选举是由显然忠于民主改革的政府所发起的。在1984年5 月菲律宾的国民大会选举中，尽管左翼的反对团体呼吁选民不要投票，但是还是有80％的选民投了票。在1985年，巴基斯坦的国民选举受到了政党的抵制，但是还是有许多反对派候选人当选了，因此，这些政党随后不得不承认他们在敦促放弃选举上犯了一个错误。大约有40％的合格选民没有参加1990年阿尔及利亚的地方和省级选举。 

作为民主反对派的一种战略，抵制选举的功效和智慧又是什么呢？一个成功的选举未必会结束威权政权，或是使政府下台。但是它会减少其合法性，这也是政府为什么会对抵制的努力作出如此强烈反应的原因。另一方面，不成功的抵制也是反对派势单力薄的一个证据。更重要的是，选举常常意味着放弃了机会，选择了一个不太有效的出路，而不是发出一个有力的声音。参加选举竞选运动自身常常提供了一种机会来批评政府，动员和组织反对派的支持者并向公众求助。但是这种效果取决于政府在何种程度上加以限制，参加选举也是政治活动的一种动力，而且威权政权可以通过政治活动被更迭或是拉下台。如果选举是以最低限度的公平方式进行的，那么反对派常常会干得极其出色。在最好的情形下，它会赢得“意外的”胜利和推翻该政府。即使作不到这一点，反对派的候选人在巴西、中国台湾、墨西哥、菲律宾、巴基斯坦和苏联由威权政权发起的选举中发动了有效的攻势。 

即使温和的反对派在选举中取得不大的成功，也可以被用来削弱政府。培平·科胡安科（Peping Cojuangco）认为，菲律宾反对党应该参加1984年国民大会的竞选，尽管他们显然不会赢得多数，因为“如果你这次获得30个［国民议会的议席］，人们就相信你能够在下一次翻番。”在七十年代的巴西，政府限制反对派的竞选活动，并改变选举规则以阻挠反对派。不过，作为反对党的巴西民主运动尽力而为地去参加了每一次选举，逐步扩大了其在立法机关中的力量，并最终控制了各级立法机构，同时用已经取得的地位来向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朝民主化的方向挪动，因此，就日益被人们视为可以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替代政府。同时，它的活动也为政府中的民主改革派有效地对付军队中的极端保守派的顽抗助了一臂之力。 

在南非，主张抵制选举的人大大地减少了人们参加1984年议会中有色人种和印度裔议员的选举。不过，至少那些被当选的人有效地利用了他们的地位来发起对种族隔离的攻击。1985年的议会会议废除法律规定的种族之间的婚姻和性的有关法律关系，以及禁止组成多种族的政党。议会也放松了对黑人在城市地区居住和就业的限制。议会中的有色人种和印度裔议员给这些变革提供了“很大的动力”。有色人种组成的工党领袖阿兰·亨德里克斯（Allan Hendrickse）“通过把有色人种的候选人推荐进了印度裔议会，从而迫使博塔先生举手反对那些禁止组成多种族政党的法律。工党也许还协助放松了‘通行证法’，该项法律控制非白人的流动，同时鼓励一个黑人社群抵制政府迫使他们离开世居家园的计划。”接着，亨德里克斯利用他所控制的议会中的有色人种院要求博塔总统废除群体区域法来回报亨德里克斯同意修正宪法，以把1989年的议会选举推迟到1992年。博塔拒绝同意这一交易，因此选举依旧在1989年举行。在南非和其他地方，选举产生的民意代表用各种方法向政府施加压力，并同他们就有利于民主改革的事项与政府讨价还价。 

最倾向于抵制选举的是那些反对民主的激进反对派。菲律宾和萨尔瓦多的叛乱分子就拒绝选举。反对派组织，如巴勒斯坦解放组织（the 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PLO）和八十年代的非洲人国民大会（ANC）也曾拒绝参与选举，不论这种选举多么有限，或多么不公平，像这样的团体很可能被一些不反对用一个非民主政权来替代另一个非民主政权的领袖们所把持。在1984年菲律宾的选举中共产党控制的国家民主阵线（the National Democratic Front）领导了针对科拉松·阿基诺和其他参加反对马科斯政权的选举的民主候选人的抵制运动。他们也明确在竞选期间加强对暴力的使用。一位共产党领袖说道，“参加这些选举的反对派不过是机会主义者，真正的反对派是抵制派。”他说得对。他的“真正的反对派”是既反对马科斯政权，也反对民主。他所谓的政治机会主义者在用选票，而不是用子弹来复兴菲律宾的民主。 

第三波的教训是明白无误的：那些想要继续掌权的威权领袖们不该举行选举；那些需要民主的反对派团体不该抵制威权领袖们所发起的选举。 

在向民主转型的过程中选举通常会促进政治温和路线。这些选举为那些愿意获取权力的反对党和那些想要保持权力的执政党向一条中间路线靠拢提供了动力。在1975年4 月的第一次选举中，葡萄牙的选民们果断地拒绝了激进的马克思主义派的建议，并支持温和的中间派政党。两年之后，西班牙的选民们在他们的第一次选举中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这次选举被形容为“温和路线的胜利和对变革路线的希望。”在希腊、萨尔瓦多、秘鲁、智利以及其他地方的选民们同样地只给左派的革命家们提供了微不足道的支持，当然，尼加拉瓜的选民们剥夺了左派的权力。除极少数几个例外，公众们不断地拒绝旧的威权统治和那些与他们有牵连的政权，也拒绝那些试图取代这些政权的极端主义者。“不要独裁者，也不要革命家”，这是第三波转型选举中选民们的一个座右铭。 

选举是摆脱威权主义的一种途径。革命是摆脱威权主义的另一种途径。革命家们通常拒绝选举。非洲人国民大会一位主战派的头目在评论南非1988年议会选举时说道，“我们不该让傀儡组织来提出候选人，我们应该用革命的暴力来阻止黑人与他们合作。”葡萄牙共产党领导人阿尔瓦罗·冈哈尔（Alvaro Cunhal）在1976年归纳了两条道路之间的对比： 

在葡萄牙革命中，有两套动力以完全不同的特征介入进来。一方面是革命的动力，是由物质的力量，不论是民众的或军事力量的介入而产生的，它们直接改变了形势，征服并运用了自由，击败并推翻了法西斯主义者，扼制了反革命的企图，并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和经济变革，以试图建立一个服务于革命的国家（包括军事组织在内的）权力机构，这些机构将保证民主过程，并对革命性的变革作出响应。 

另一方面是选举过程，即通过普选中的抉择来建立权力机构，它趋向于使社会变革服从于以前的宪法上的合法性，而不承认军队对政治生活的干预，以及大众对革命过程的创造性的或主导性的介入。 

在第三波中，“选举的动力”使得许多国家摆脱了威权主义，走向了民主；“革命的动力”使得国家从一种威权形式走向另一种威权形式。 

第四节　低度的暴力 

重大的政治变迁总是会涉及到暴力。第三波也绝不例外。在1974 年至1990年间的几乎每一次民主化运动都牵涉到一些暴力，然而，总体的暴力水平并不很高。由于多数第三波民主化是通过妥协和选举来进行的，所以，第三波民主化运动对其他政权变迁来说相对和平。 

政治暴力涉及到人们为了影响政府的行为或构成对他人肉体或财产进行的伤害。一个不尽完善的、但广泛用来测量政治暴力的尺度是政治原因发生在特定一个时期或与某个特定事件有关的死亡人数。哪怕是十分粗略地估计出第三波中政治死亡人数是极其困难的。从概念上讲，作为民主化之组成的暴力应该与可能发生在与民主化过程中的暴力区分开来，例如，政府对一些特定的反对者的例行谋杀，这是许多威权政权的一个内在特征，同时也应该与种族冲突区分开来，它是自由化或民主化的一个产物。 

在少数国家中，民主化的努力伴随着重大的暴力。最广泛的暴力发生在那些政府与反对派游击队运动在一段时期内持续进行的武装冲突的地方。在危地马拉、萨尔瓦多、菲律宾和秘鲁，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针对威权政府发动叛乱战争；这些政府被民主选举的政府所取代；不过，叛乱活动却继续不断。至少在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来自于反对威权政府叛乱活动所造成的政治死亡人数十分庞大。据估计，在1978年到1985年选举赛雷佐（Vinicio Cerezo）担任总统这些年期间，在危地马拉被杀害的人数大约在４万人到10万人之间。从1978年的改革政变到1984年杜瓦尔特就任总统这些年期间，在萨尔瓦多因为政治原因而被杀害的人数，据估计在3万人到4.5 万人之间。这些死难者是由维护威权政权的安全部队在镇压反叛运动中粗暴地滥施暴力造成的，而这些反叛运动则企图推翻上述那些威权政府并代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权。这些死难者不是政府或反对派进行民主化努力所造成的，而是由两个非民主集团之间的战争所造成的。在尼加拉瓜，据估计，大约有2．3万人在1981年到1990年的内战中被杀害。反叛者的胜利是否会在尼加拉瓜产生一个民主政府还得拭目以待。不过，反对派的叛乱却是使得桑蒂诺派政权主动进行选举的许多因素中的一个。在民主政权执政之后，与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的叛乱分子不同，反对派们结束了他们的叛乱，并解散了武装。在尼加拉瓜内战中的伤亡者，与萨尔瓦多、危地马拉、菲律宾和秘鲁的伤亡者也不同，因此，可以被看作是民主化代价的一部分。 

在第三波民主化国家中，尼加拉瓜为民主化进行斗争而遭杀害的人数最多。在1974年到1990年期间，南非可能屈居第二。在南非，有575 人在1976年的索维托大屠杀中被害；在1977年至1984年间，大约有207 人被政府军队、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其他集团所杀害；据估计，在1984年到1988年的黑人城镇起义当中，大约有3，500人被杀害，在1985年到1990年黑人集团之间的争斗中，大约有3，500人到5，000人被杀害，在1976年到1990年之间，累计约有9，500至10，000名南非人死于政治暴力之中。 

某些个别事件或行动在一些国家也造成很多人死亡。美国入侵格林纳达导致120至150人被杀，入侵巴拿马导致约550人、甚至可能多达800人被杀。韩国军队在1980年5月的光州（Kwangiu）事件中至少杀害了200人，也可能多达1000人。大约有1000人，甚至多达3000人被缅甸军队在镇压1980年8月和9月的民主运动期间杀害。在1989年12 月，至少有746人在布加勒斯特（Bucharest）的政治暴力中丧生。还有好几百人在提米索拉（Timisoara）和其他地方遇害。在1979年与1980年玻利维亚的政变中大约有200多人被杀。 

不过，在大多数第三波民主化国家中，总体暴力水平是相当低的。在南欧的第一批向民主化转型的国家中尤其如此。例如，在开第三波之先河的葡萄牙政变中只有５人丧生，约15人受伤。在次年的政治暴力中也只有十多个人死亡。在1975年夏天，葡萄牙北部的农民反共产党暴乱中还有几个人遭到杀害。在1975年3月11日，流产的右翼政变中有１名士兵丧生，在1975年11月25日的政变和反政变过程中又死了３个人。不过，在葡萄牙持续约一年半的革命性动乱中总的政治死亡人数大约不超过100人。西班牙的转型也是相对非暴力的。从1975 年到1978年的4年间，据报道，只有205人因为政治原因而丧生：其中有13人被极端的右翼群体所杀害，23人被左翼极端集团所杀害，62人被警察和民兵所杀死，107人被巴斯克（Basque）民族与自由组织（Euskadita Ascatasun，ETA）的左翼分离主义者所杀害。除在理工学院事件被军队所杀死的34人外，希腊的民主转型基本上没有出现暴力。 

在南美国家，由军政权向民主的转型过程中，除智利作为一个部分例外，基本上是和平的。在波兰、东德和匈牙利及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权转型期间基本上没有流血。正如阿什所描述的：这些转型的“出色之处在于它们几乎完全没有出现暴力……没有巴士底狱被攻占，没有架起断头台，电灯杆也只是被用来进行街头照明。”在中国台湾，向民主化的转型过程中最富有戏剧性的事件是所谓的“高雄事件”，在这些事件中没有人被杀，约有183 名非武装的警察受伤。在菲律宾，一个通常被认为是具有暴力倾向的文化的国家，不论是马科斯政权还是马克思主义叛乱分子都杀了人，但是，人数很有限，而且，主要的反对组织完全没有使用暴力。在韩国，经过光州事件之后，暴力受到了约束，只出现过极少几起政治死亡事件。在印度和土耳其回归民主的过程中，在经历短暂的威权统治而回归到民主过程中暴力程度也很低，就像尼日利亚的民主转型一样。 

第三波中显然出现了暴力，但是在整体上这种暴力十分有限。在第三波民主化的努力过程中，除1974年到1990年的尼加拉瓜外，总体的政治死亡人数大约在２万人左右，而且，主要集中在南非和亚洲大陆。通常，对那些被杀的人来说，这当然是十分富有悲剧性的。不过，与那些在无数起社团的冲突、内战或国际战争中被杀的成千上万人相比，考虑到在政治变迁方面所取得的积极结果，在第三波中以人的生命所付出的代价也是相当低的。民主化说明了政治死亡在1974年到1990年的事件间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从里斯本的“石竹花革命”到布拉格的‘天鹅绒革命”（elvet revolution），第三波基本上是和平的一波。 

什么可以解释在这些政权中的低度暴力呢？ 

第一，一些国家在民主化开始之前，或在民主化进程的初期有出现重大社会暴力的体验，这种体验鼓励政府和反对派双方都公开放弃暴力。在西班牙和希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和之后都经历了流血的和分裂性的内战。在巴西、乌拉圭和阿根廷，军政府都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向恐怖组织发动过残酷无情的“肮脏的战争”。这些战争的后果之一就是大大地减低甚至消除了马里盖拉（Marighella）式的极端主义激进反对派，而后者完全诉诸暴力。第二个后果是在社会各个方面产生了一种“绝不重演”（nunca mas）的反响。例如在1982年12 月，阿根廷的民主化转型因为一次授权举行的抗议活动中的一些参与者冲击警察在总统府前面设置的障碍而功败垂成；警察们用催泪弹来作出反应，有一人被政府保安人员开枪打死。比格农总统和反对党的领袖们迅速地作出反应，制止进一步的暴力，教会也宣布这一天为“全国和解日”。在此之后，阿根廷的转型“与许多其他国家就变得相对平和”。有点类似的是，在韩国1984年和1986－1987年的抗议活动中，警察小心翼翼地避免使用火器，以不至于再次上演光州屠杀事件。在中国台湾，反对派和执政者的战术都因高雄事件记忆犹新而受到影响。例如，在1986年12月，中国台湾反对派的主要领袖们谴责一群人在机场用石块攻击警察的汽车，并宣布“安全第一，自由第二”，同时，废除了20场集会游行的计划。在1989年10月东德的莱比锡，共产党当局和反对派领袖们都认为有必要避免“另一个北京”。 

其次，不同的暴力水平在某种程度上与不同的转型过程有关。在1974到1990年间的民主化转型中约有一半是政府中的民主改革派强大到足以发起并在很大程度上控制政权变迁的过程。这样，政府就没有什么必要来诉诸暴力。而反对派也几乎没有机会来使用暴力。一个最显著的例外就是智利。在智利，政府稳固地坚持既定的进程来进行政权变革，而反对派用大规模的抗议来试图加速这一变革，并迫使政府进行谈判。在置换型民主转型过程中，在政府中占上风的民主改革派和在反对派中占上风的温和民主派都有降低暴力的倾向，并在努力就民主转型达成一致意见中具有巨大的共同利益。在置换型转型中，暴力的记录则因国家而异，而且，在两个小国两次军事干预导致了严重的流血事件。不过，一旦变革占了上风，第三波中的暴力水平就会被降低到最低限度。置换型转型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减少暴力。 

第三，保守派政府命令使用暴力来镇压反对派的意愿的差异程度也很大，就像保安部队愿意执行这种命令的差异程度也很大一样，在缅甸、南非、智利，钻石心肠的领袖们主张使用暴力，而警察和军队残忍地运用暴力来镇压和平的和不太和平的反对派示威。不过，在另一些场合，政府的领袖们没有断然地行动，而且似乎不愿意对他们自己的公民使用暴力。比如像伊朗的国王、马科斯在1986年2 月的选举之后反对派的抗议风起云涌时向其军队发布命令时也犹豫不决。在波兰、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政府多年来一直毫不迟疑地使用暴力来镇压反对派，但是在1988年和1989年政权转型的紧要关头，他们没有这样作。在1989年10月9 日的莱比锡，当时的局势显然是一触即发：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正在酝酿之中，“防暴警察、国家安全部队和准军事工厂的‘战斗队们’整装待命地以用棍棒清除东德的莱比锡中心广场，但根据后来的报道，当时的局势就像一座活火药库。”不过向7000名示威者使用武力的命令始终没有发出。这显然是当地的党政领导采取行动的后果。他们虽然拥戴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埃贡·克伦茨（Egon Krenz），但为时已晚。在东欧，除罗马尼亚外，从总体上讲，正如阿什所注意到的，完全出乎意料地没有出现“重大的反革命暴力”。不论是在菲律宾，还是在东欧，政府领导人在民主化过程中的危机关头不愿意使用暴力的背后主要原因可能是一些大国的政府表示反对使用暴力。相比之下，一些具有约束力的超级大国对缅甸、罗马尼亚和南非却几乎不能发生什么影响，在智利的影响也很弱。 

当这些命令得到服从时，暴力就会变成实实在在的东西。王者最后的手段（Ultima ratio regum）不是大炮，而是那些代表政权使用枪炮者的意愿。这种意愿差异很大。军队通常并不喜欢对他们的公民来试试他们的武器，而这些公民恰恰是他们有责任要保护的。警察和内务部门的安全部队通常比正规部队更愿意使用暴力来平息骚乱和抗议。因此，威权统治者常常建立一些特别的安全部队，如罗马尼亚的安全部队，巴拿马的“尊严营”（dignity battalions），以及许多国家的内务部的部队，完全是招募并训练用来支撑政权的。 

若是士兵和警察可能与他们奉命射杀的民众打成一片，他们就不大可能服从使用暴力的命令。因此，威权政权试图确保在政权的暴力使用者和使用暴力的对象上之间存在着社会的、种族的或民族上的差异。南非政府定期地指派黑人警察到那些远离他们自己部落的地区去执行任务。苏联政府试图在其本国的民族的问题上奉行类似的政策。一个社会的同质性（homogeneous）的程度越大，该政权就越难以使用暴力来镇压反对派。这个原则也可能部分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军队在入侵格林纳达和巴拿马时所造成的伤亡相对较高。 

根据同样的道理，一场大规模的游行，涉及的面越广，越能代表大多数公民的想法，保安军队和警察就越不愿意对他们使用暴力。在1984年9月，马尼拉的警察用“枪、棍棒和催泪瓦斯”来驱散一次3千人的反政府示威。其中主要由学生和左翼人士组成。有34人受伤住院（其中12人被开枪打伤）。在下一个月中警察没有干预一场３万人的示威。这次示威是由商业团体和辛主教组织的。在1986年2 月克雷姆军营 （Camp Craeme）外的对峙中菲律宾的军队显然不愿意朝人数庞大的宗教工作者、专业人士、家庭主妇们开火。同样，韩国的安全部队很愿意对激进的学生示威者使用暴力，而不愿对中产阶级的文职工作人员、技师和商人使用暴力。在捷克斯洛伐克，国防部长向公民论坛（the Civic Forum）的领袖们保证到：捷克军队不会向捷克公民开枪。在罗马尼亚，武装部队拒绝向提米索拉的示威者开火；而且军队后来还把枪口转向了政权，并在镇压保安军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保安军则一直效忠齐奥塞斯库。 

因此，对反对派使用暴力只有符合两个条件才可能更为有效，（１）社会在构成上是异质型的（heterogeneous）；（２）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相对较低。在一些社会中，经济发展造成了庞大的中产阶级，他们对民主化十分同情。在这样社会中的威权政权就更不愿意命令使用武力来镇压不同意见，而且，这些政权的安全部队也更不可能执行这样的命令。 

第四，反对派团体在他们使用、容忍或拒绝暴力的问题上也各自不同。这个问题与是否应该抵制政府发起的选举的辩论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十分相似，但更为重要，而且更富有戏剧性。在许多情况下，该政权的警察和保安部队监禁了成百上千的人士，折磨他们或者把他们暗杀掉。官方的暴力活动通常被那些半官方的、准军事的“敢死队”的活动所取代。在这种情形下，反对派就会强烈地倾向于通过炸毁政府的设施、朝政府的运输工具扔燃烧弹、向士兵和警察开枪，绑架并处决一些臭名昭著的酷吏来推进反对派的事业。那么，在多大程度上，民主反对派应该向使用暴力的威权政府诉诸这种战略呢？反对派团体的答案也各不相同，有的主张非暴力抗争，有的主张偶尔使用暴力，有的则回答说，必须永远使用暴力。这些答案与这些团体对民主的全面效忠程度高度相关。温和的民主派拒绝使用暴力；而激进的团体则拥护暴力。 

在大多数第三波民主化国家中，主流反对派通过非暴力的手段来追求民主。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天主教会是在许多国家中推动民主化的一支重要力量，教皇、当地的主教和许多教会人士也大力倡导非暴力。城市的中产阶级、商人们、专业人士、文职人员，他们常常在民主的反对派中占多数，通常也拒绝使用暴力，并试图把暴力减少到最低限度。政党领袖们在他们擅长使用的方法方面，如，谈判、妥协和选举以及在避免恐怖主义或叛乱的战术方面利害攸关，而其他人可能在恐怖主义和叛乱行径方面极为出色。因此，温和反对运动的社会来源就决定了他们不仅支持民主，而且他们也支持实现民主的非暴力手段。 

反对派笃信非暴力的程度因各国而异。贝尼基·阿基诺在他起草的一份打算在马尼拉机场发表的演说中写到：“在一场革命中不可能有真正的胜利者，只有牺牲者。我们没有必要为了建设一个世界而毁掉一个世界。”在他被暗杀后的岁月里，科拉松·阿基诺坚定地坚持对非暴力的这一承诺，这种信念最终发展到商人、学生、修女通过大规模的示威来展示人民的力量，并在1986年2 月推翻了马科斯的政权。在东欧，团结工会从一开始就反对革命的战略，并支持非暴力。正如一位团结工会领袖在该组织处于地下期间所形容的：尽管当时使用暴力的诱惑极其强烈，团结工会“仍然反对任何暴力行径、街头斗争、偷袭队、恐怖行径或武装组织：我们不为暴力行径承担任何责任。”瓦文萨说到，“我们了解许许多多的革命，有些是伟大的革命和伟大的人民。他们在接管政权之后造就了比他们所毁掉的政权更为糟糕的体制。”亚当·米奇尼克也发出了类似的警告：那些以冲击巴士底狱开始的人最终将建起他们自己的巴士底狱。团结工会为非暴力的反对运动提供了一个典范，这一典范导致了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和平转型。 

在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几乎在半个世纪里一直奉行非暴力的政策，直到1960年发生的沙佩维尔（Sharpeville）大屠杀，在此之后，非洲人国民大会改变了其政策，主张使用暴力，并建立了自己的军事组织，民族之矛（Umkhonto we Sizwe）。其他的黑人组织领袖，诸如图图（Desmond Tutu）主教、布特雷奇酋长继续坚持非暴力。布特雷奇警告到：“流血的革命可以对抗恐怖的压迫，但并不自动地带来重大的改进。”在韩国，主要反对派拒绝使用暴力，尽管他们的游行在八十年代中期常常伴随着由激进的学生所采取的暴力行径。 

当然，在许多国家，一些反对派坚决地奉行对他们所面对的不民主的政权使用暴力的政策。其中包括萨尔瓦多、菲律宾、秘鲁、危地马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义反对派，他们与威权政权作战，也与其民主的继任者作战。在智利，共产党和结盟的左翼革命组织进行了反对皮诺切特政权的持续暴力活动，从1960年到1990年非洲人国民大会也对南非政权使用暴力。 

反对派团体对三种目标使用暴力：（１）政府官员（包括政治领袖、警察、长官和士兵）和设施（包括警察局、供电站、车站码头、交通设施）；（２）“同谋者”，即那些表面上支持反对派，或属于某个社会或支持反对派的社会或激进团体，但被指控充当告密者、奸细或担任非民主政权的官员；（３）任意性的民用设施，包括商店、购物中心和剧院，攻击这些目标常常是为了显示反对派的力量以及表明政府没有能力提供安全保障。在反对派内部就攻击这些目标的有效性以及针对市民的任意的恐怖主义攻击的道德性和有效性发生了持续的争论。此外，诉诸于暴力的反对派还常常就城市或农村游击战的优劣以及重大攻击或群众起义的可行性和时机进行辩论。 

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袖们经常反复重申暴力作为他们反对种族隔离的一个重要手段。正如非洲人国民大会领袖姆贝基（Thabo Mbeki）在1987年所说的，“暴力是实现变革的一个重要因素。”最初非洲人国民大会集中攻击政府设施：如警察局、供电站、电厂及其他设施。在1976年10月到1984年12月间，据报道，非洲人国民大会对这些目标发动了262次武装攻击。在始于1984年9月随后的３年中，黑人城镇持续地骚乱，而且，据报道，攻击的次数翻了两番，与政权合作的黑人也日益成为攻击的对象。在警察于1984年向沙佩维尔的示威者开枪之后，暴民们杀害了６位黑人市议员，包括沙佩维尔的副市长。在随后的年月中黑人杀害了数以百计其他被怀疑为合作者的黑人。在1984年9月后的9个月间，黑人激进分产攻击了 120 位黑人市议员，杀死了5人，并纵火烧毁了75人的住宅。在1985年7月，据报导，28个市议会中，只有２个还在运转。最后，在1985年末及1986年，第三种类型的攻击也有了显著的增加。在1986年的头６个月里，针对平民的“软”目标的攻击显著多于前３年的总和。非洲人国民大会发表的声明表明，在他们之间就如何明智地使用这些炸弹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在智利，激进的反对派把攻击的重点集中在政府设施和官员身上。例如，在1984年的前３个月，据报道，在铁路线、公用设施和电台，发生了80起炸弹爆炸事件，在这个国家的中部地区发生了３次供电中断。在1984年10月29日，在５个城市的10万枚炸弹毁坏了政府办公室、银行和电话交换中心。在总体上，在1984年间，约发生了400 起恐怖主义攻击，在1985年到1986年的12个月中，约发生了一千起恐怖主义活动。智利的反对派暴力活动终于在1986年6 月因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爱国阵线（the Manuel Rodriguez Patriotic Front，MRPF）企图暗杀皮诺切特而达到顶峰，在这次暗杀中，这位将军死里逃生，他的保嫖有５位被打死。 

几乎在所有的国家，反对派的一个重要策略是进行反对政权的群众性集会游行和示威。这种示威动员并集中了不满，使得反对派能够检验对其支持的程度和其组织的有效性，并产生国际性的影响，也造成了政权内部就如何作出适当的反应而发生分裂，如果政权以暴力的形式来作出反应就会造成烈士和为愤怒提供新的原因。反对派的群众游行通常在以下四种情形下出现： 

一、在某些情况下，反对派定期地组织示威。例如，在1983至1984年的智利，反对派每月举行一次抗议性示威，在这种示威中，警察和示威者都显著地使用暴力。在1989年的莱比锡，每星期一晚上举行反政权的和平示威。 

二、反对派常常在一些重大事件的周年纪念日组织游行示威。如南非的沙佩维尔和索维托大屠杀、韩国的光州大屠杀以及智利的反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ende）的政变和在菲律宾对贝尼基·阿基诺的暗杀。 

三、示威的组织常常是作为诱使或迫使政府默认反对派要求的运动的一部分。例如，在巴西和韩国曾发动一系列的大规模示威来支持反对派要求直接民选总统。 

四、反对派组织示威以对政府的暴行作出反应，例如，屠杀和平的示威者或政治犯或警察的其他不名誉的残暴行径。在某些情况下，主要是在南非，一桩暴行常常会导致一次示威，而且常常是以残暴受害者的葬礼的形式来进行，这种示威会挑起新的残暴行径，又使得有必要举行新的葬礼示威。这种连锁事件使得南非政府在1985年8 月禁止葬礼游行。 

不论是由什么引起的，大规模的群众示威几乎毫无例外地为暴力提供了一种环境。即使是示威的主要组织者持温和的态度并坚决地主张非暴力，至少示威者中有些参加者会倾向于使用暴力。激进分子利用示威所提供的掩护和保护性的支持向警察或政府的交通工具投掷石块或汽油弹，而且，有暴力倾向的团体常常会从游行队伍中分离出来，并对政府的目标发动进攻。另一方面，即使是一次和平的示威，可能，而且常常为警察诉诸武力提供口实。总之，群众的抗议不时地（１）无意中产生了暴力，（２）为激进分子使用暴力提供了机会，（３）为政权中的保守派使用暴力提供了机会，（４）为保守派的特务攻击警察提供了机会，这样就为大规模的政府针对反对派的大规模政府暴力提供了正当理由。 

使用暴力是激进与温和反对派之间的主要争论问题。那些主张暴力的人常常更年轻，而且更可能是学生，而不是那些支持非暴力策略的人。他们通常批评非暴力的拥护者为“机会主义者”，而且，或是政权的事实上的同路人。例如，在韩国，以金大钟、金泳三和主流反对派的其他领袖为一方，与以青年学生为另一方之间就存在着重大的分野，这些年轻的学生充斥着抗议的队伍，并利用这些机会攻击警察。学生示威者不时地谴责温和的反对派领导人，就其激烈程度不亚于他们对政府领导人的谴责。根据金大钟的看法，这些谴责令温和的领袖们“感到惊讶”。他们使这些领袖十分为难，他们既要使学生们放弃其所使用的策略，而同时却又要动员他们来参加大规模的和平示威，借助这种示威，他们希望能够把政权拉下台。当政府同意在1989年举行普遍的自由选举时，学生们仍然很不满意，感到格格不入，而且继续主张使用抗议和暴力来促进社会主义式的改革以及结束美国在韩国的影响。 

在智利，主流反对派政治领袖同样试图疏远共产党、罗德里格斯爱国阵线以及其对政权使用暴力的团体。在菲律宾，阿基诺派既拒绝使用武力，也拒绝与那些使用武力的人合作。相比之下，在南非主张使用非暴力的反对派团体和领袖，诸如图图和其他的宗教领袖，布特雷奇及其自由派同盟——联合民主阵线（the United Democratic Front）没有其他选择，只好与非洲人国民大会合作。 

不可避免的是，反对派的激进分子和愤怒的民众常常难以抵挡得住使用暴力的诱惑，主流派领导人常常难以约束他们。亚当·米奇尼克和图图他们都有被他们国家非民主的政权投入监狱的共同体验。他们也有冒着生命危险阻止愤怒的反对派暴徒虐待政府特务的经历。 

在第三波民主化中，降低暴力水平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因素造成了民主化努力的成功。暴力性的外部干预在第二波民主化和在第三波的格林纳达和巴拿马中造就了民主。在一个社会内的群体所使用的暴力并不能产生类似的结果。威权政权的领袖们可以成功地使用暴力来维持其统治；其激进的反对派也许可以成功地使用暴力来推翻其政权。前一种行动组织使得民主难以产生；后一种行动则扼杀民主摇篮。纵观历史，武装的叛乱几乎从未产生过民主政权。在1860年到1960年的11个不成功的民主化努力当中的９个，在民主化尝试前20年出现过大规模的民间暴力活动。在同一时期，８个成功的民主化努力中有２个以大规模的民间暴力活动为先导。同样，在1974年与1990年间，暴力性的动乱在尼加拉瓜、也门（Yemen）、埃塞俄比亚（Ethiopia）、伊朗、海地、罗马尼亚和其他地方结束了威权政权。但是没有一个国家，除罗马尼亚作为一个可能的但是具有高度争议的例外之外，都没有造就民主。诉诸暴力增加了政府和反对派阵营中擅长使用暴力的专家们的权力。由折中和妥协所产生的政府可以通过折中和妥协来统治。由暴力产生的政府也只能由暴力来统治。

谢选骏指出：亨廷顿胡说历史——“由折中和妥协所产生的政府可以通过折中和妥协来统治。由暴力产生的政府也只能由暴力来统治。”看看苏联瓦解后的俄罗斯，明明是“由折中和妥协所产生的政府”，现在却演变成为“由暴力来统治”，而且还把黑手伸向了格鲁吉亚和乌克兰！这很像“由折中和妥协所产生的”中华民国政府，最后也变成了“由暴力来统治”，甚至勾引苏联入寇。与此相反，“由暴力产生的”美国政府，后来却大致“由折中妥协来统治”了。除了揭开“第二美国”的南北战争以外。但即使如此，南北战争的暴力之后，大致上还是“由折中妥协来统治”的。

【第五章　持久】

 

第一节　巩固权力及其问题 

甲国的民主改革派取得了权力，并开始对该国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造。乙国的保守独裁者登上了一架美国空军的喷气式客机出走流亡，使得这个国家的人民大快人心，以前反对派中的温和的民主派现在面临着治理国家的挑战。丙国的政府和反对派的改革人士也许会牺牲其选民的眼前利益，并就新的民主体制的基本内容取得一致意见。多年来这三个国家终于第一次自由而公平地选举产生了一个民选的政府。 

下一步怎么办呢？新的民主体制面临什么问题呢？民主政治能持续下去吗？新体制是巩固起来还是崩溃垮台？在第一次回潮和第二次回潮中，20多个已经建立起民主政治体制的国家回归到威权政体。在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有30个已转型到民主的国家有可能回到某种形式的威权主义吗？在八十年代，非洲出现了两次复辟：一次是在1984 年的尼日利亚，一次是在1989年的苏丹。这两起复辟仅仅是特殊的例外，还是新的民主政府即将普遍垮台的第一个前兆呢？ 

关于未来的推测很少能够说明问题；关于未来的预测则常常令人窘困。前几章中我考察了第三波民主化的内容、原因和方式。在这一章中，我将继续运用这种经验研究的方法分析：１．新型民主国家在转型过程中面临的两个主要问题；２．在建立民主政治制度和民主政治文化中涉及到的步骤；３．可能会影响到民主巩固可行性的因素。 

处在发展和巩固其新民主政治体制过程中的国家，可能会碰到三种类型的问题。转型问题（transition problems）直接产生于从威权主义向民主政权转型的变革现象。它们包括建立新的宪政和选举制度的问题、肃清威权政权的官僚，并用亲民主人士来取代、废除或修改不适合民主政治的法律，废除或完全改变威权统治机构，诸如秘密警察，以及在以前的一党制国家还要把政党与政府在财产、职能和人事上区分开来。许多国家在转型过程中面临的两个最关键的问题是：１．如何对待以前的威权官僚，他们曾经悍然践踏人权，即“虐待者的难题（the torturer problem）”；２．如何减少军队对政治的介入，以及建立以职业制为基础的文武关系，即“执政官的难题（the praetorian problem）”。 

第二类问题也许可以被称作情境问题上（Cotextual Problems）。这些问题产生于该社会的性质及经济、文化和历史，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这个国家所特有的，与其政体无关。威权统治者通常解决不了这些问题，而且，民主统治者十有八九也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由于这些问题是个别国家所特有的，不是转型过程中的普遍现象，所以这些问题因国家而异。不过，在第三波中普遍出现一些问题，包括叛乱、社会冲突、对抗、贫困、社会经济不平等、通货膨胀、外债、低经济增长率等。评论家们常常强调这些问题对新民主国家的巩固构成威胁。不过，事实上，除低水平的经济发展外，一个国家情境问题的多寡和严重性似乎与巩固民主的成败关系并不十分密切。 

最后，随着新民主国家得到巩固，而且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稳定，它们就会面临着体制问题（systemic problems），这些问题产生于民主体制的运作。威权政治体制所碰到的难题主要来自其特有的性质，诸如：决策权过分集中、反馈机制不足、过分依赖政绩合法性等。其它问题则似乎是民主政治所特有的，如各种社会力量僵持不下、难以作出决策、蛊惑宣传容易得手，以及既得经济利益者暗中操纵等。传统的民全国家已经碰到了这些问题，新的第三波民主国家大概也难以免除这些问题。图5．1提供了这三类问题出现的时间。 

在本章的下面几节中，我将讨论由虐待者和士兵所构成的问题，然后再探讨情境性问题在巩固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我将不花费精力去分析民主政治的运作所产生的体制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是在民主政权巩固之后才出现的现象。 

第二节　虐待者的难题：法办与惩治，还是宽恕与遗忘 

除其他事项外，新的民主政权必须决定如何处置威权体制的象征、信条、组织、法律、文官和领袖。在这些问题之下，常常隐含着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如国家的认同和政治合法性。有关前政权的官员所犯下的罪行是一个十分普遍的问题。交替上台的民主政府常常利用机会来揭发或惩罚其前任政府的官员的不称职、腐败或欺诈行为。取代威权政府的民主政府面临着一个更为严重的、更容易被情绪化的，而且政治上更为敏感的问题，即民主政府如何处理对普遍违反人权的指控，如暗杀、绑架、虐待、强奸或不加审判的监禁等由前威权政权官员所犯下的罪行？是法办与惩治合适，还是宽恕与遗忘妥当？ 

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威权政权为这一问题的出现提供了充足的理由。在军人统治的岁月里，即约有9000名阿根廷人失踪了，大概被安全部队所暗杀，以及许多其他人被绑架、折磨。在乌拉圭的军人统治岁月里，根据一项估计，其政治犯的比例雄居世界各国之首。大约每50个乌拉圭人就有一人因为某种原因而被拘禁，许多人受到虐待。大约有200 人失踪，或是在拘禁中遇害。在希腊，那些受到折磨或虐待的人数显然达数百名之多。在智利，大约有800 名平民在1973年的政变期间或稍后被杀，另外有1200人在以后的岁月里被杀。当1979年宣布大赦时，大约有7000名政治犯被释放出狱。齐奥塞斯库政权也侵犯了数以千计的罗马尼亚人的基本人权。中美洲左翼和右翼的独裁者都以同样极其残忍的方式来对待他们的人民，特别是少数民族。即使在巴西，从1966年到1975年之间，大约有81名平民遇害，大约有45人在与城市游击队的战争中失踪。反对特定个人的行动也不时地被当作对示威者采取大规模暴力行动的补充，诸如在韩国的光州和希腊的理工学院的屠杀事件。 

二十世纪末威权政权的这些行动迥异于以前的威权政权。它们的行为之所以在其社会中成为一个中心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七十年代末对人权问题的关注在全球范围内日益受到重视。这表现在美国国会的人权立法中和许多人权组织的出现，诸如大赦国际、自由之家、美洲观察、与欧安会相关的组织和国际人权组织更为积极的角色，以及卡特政府有效地把人权推到了世界的议事日程上来。因此，一旦民主政府掌权，它们就不可能避免面对前政权所犯下的违反人权的行为，即使在他们社会中这种惩办的努力或许是史无前例的，通常也的确如此。 

人权的极端重要性反映在所提出之指控的性质当中。这些指控通常是针对以前的威权政府的官员的。希腊军政权的领袖们被指控发动政变，并被判犯有严重的叛国罪。不过，几乎在其他的每一个国家，这些指责与控告都涉及到谋杀、绑架、虐待个人等。在许多其他国家，威权体制的建立曾受到过民众广泛的拥护，因此，要起诉那些建立这一体制的人在政治上颇为令人难堪，而且难度很大。对人权的全球性关注把义愤不是集中在该政权的非法性上，而是集中在其官员的非法行为上。威权政治的官员们受到指控，不是因为他们扼杀了宪政民主，而是因为他们杀害了个别的民众。 

在那些发生过严重违反人权的国家，就民主政权应该采取的行动发生了重大的争议。有人认为，这些罪行的始作俑者必须受到法办和惩罚，因为： 

１．真理和正义要求这样做，继任的政权有道德义务来惩罚违反人道的万恶罪行。 

２．法办是对受害者及其家庭所应尽的一项道德义务。 

３．民主建立在法律基础之上，其核心之一就是，不论是高级官员，或是军官，或是警官，都不得超越法律之上。正如一位乌拉圭法官在批评该国民主政府的大赦建议时说到，“民主不仅仅是言论自由，也不仅仅是举行选举的权利等，它是法治。没有法律的平等运用，民主就死亡了。现政府的举止就像一位被妻子欺骗了的丈夫，他知道真相，每个人都知道真相，但是他坚持认为万事如常，并每天祷告他不必被强迫去面对真相，因为他必须对这件事采取某种措施。” 

４．法办对阻止保安官员未来侵犯人权的行为。 

５．法办是建立民主体制生存能力的中心环节。如果军方和警察体制能够通过其政治影响或政变的威胁来阻止法办，民主事实上在这个国家就已经不存在了，这样建立民主的斗争就必须继续进行下去。 

６．法办是确保民主价值和规范至上性，以及鼓舞公众信赖这些价值和规范的必要步骤。“除非重大罪行受到调查和惩罚，否则，不会出现真正的信任，也不可能在一个社会中‘移植进’民主的规范；因此，民主也不会真正得到‘巩固’。” 

７．即使威权政权的多数罪行没有受到法办，至少有必要把这些罪行的程度和那些责任者的身份公之于众，并建立一个完备的和权威的公共档案。责任原则是民主政治的核心，责任性要求“说明真相”，并坚持“人民不必为更大的善作出牺牲；他们的苦难应该昭诸天下，而且国家及其官员造成这些苦难的责任必须得到澄清。”那些反对惩治的人提出了以下的反论： 

１．民主必须建立在和解基础之上，建立在社会中的主要团体把过去的分歧放在一边的基础之上。

２．民主化的进程涉及到在各社会团体之间达成公开的或私下的谅解，即这种谅解不宣泄过去的私愤。 

３．在许多情况下，不论是反对派还是政府的军队都严重地违反过人权。对所有人进行大赦，为民主提供了一个远比试图去惩治一方、另一方或双方的努力而更为强大的基础。 

４．威权官吏的罪行在那时有其正当性，因为绝对有必要去镇压恐怖主义，打败游击队，为社会恢复法律和秩序，他们的行动在那时受到了公众的广泛支持。 

５．社会中的许多人或团体都参与了威权政权所犯下的罪行。哈维尔争辩道，“我们所有人都变得习惯于极权体制，把它当作一个永恒不变的事实，这样就有助于使极权体制永久化。换句话说，尽管程度各有不同，我们大家都为创立一个极权机器负有责任。我们中没有一个人只是其受害者；我们大家都应对此负责。” 

６．大赦是把民主建立在牢固基础之上的一个必要步骤。即使我们有充分的法律或道德理由去惩治那些人，这种理由也会在建立一个稳定民主这一道德律令面前瓦解。民主的巩固应该优先于对个人的惩罚。正如乌拉圭的桑格内蒂所说的：“若是一个国家的人权在今天已经得到保障，我们是去巩固这个国家国内的和平，还是去追求会危及这种和平的既往的正义，究竟哪一样更公正？” 

总之，上面就是第三波民主化国家中赞成和反对惩治威权罪行的论点。在现实中所发生的一切很少受到道德或法律方面考虑的影响。而实际的做法几乎完全是由民主化进程的性质以及是由在转型期间或转型以后的政治权力分配所决定的。最后，在第三波国家中，政治的运作瓦解了惩治、起诉或惩罚威权罪犯的努力。在少数几个国家，对个别人进行了即决判决（summny justice）；几乎在所有的国家，并没有发生有效的惩治事件。在那些1990年前已经民主化的国家，只有在希腊有一大批威权政权的官员受到了实质性的审判和处罚。 

若是考虑到对这一问题曾有过激烈的政治辩论和强烈的情感因素，那么，对这一结果应如何加以解释呢？ 

首先，在1990年前实现民主化的国家中约有一半是在现行的威权政权的倡议和引导下进行变革的。这些领袖通常是民主改革派，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取代了以前的保守派领袖，而保守派领袖则显然不愿意因为他们可能犯的罪行而受到惩治。改革派需要获得保守派对民主化进程的默认，并向他们保证他们不会被未来的民主政权惩罚，这也是建立民主政权的必要条件。此外，改革者能够取代掌权的保守派的那种威权政权违反人权的行为没有那些保守派执掌权力、顽抗到底的政权违反人权的行为那么多，那么恶劣。因此，几乎主动进行向民主变革的威权政权都颁布大赦法令作为民主化进程的一部分。这些大赦通常适用于在特定的一段时期内，由政权的代理人，或反对派的成员所犯下的任何罪行。巴西和智利政权在1979年就实行了这样的赦免。危地马拉在1986年也进行了赦免。土耳其的将军们保证在允许1983年由选举产生的民主政府之前要确保他们不会遭到起诉。 

在变革过程中的这些或那些案例中，威权政权不仅根据他们自己的利益来实行赦免，他们还有能力使得赦免进退两难。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继任的民主政权不是真正的民主政权，因为他们没有权力来依法处分那些在威权政权中犯有罪行的人。而且，有人已经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例如，在危地马拉，军方在1986年1 月把政府移交给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文职总统塞雷佐的前４天宣布对自身实行赦免。塞雷佐认可了这一赦免，并扩大了赦免范围，并毫不犹豫地坦言，若是他试图惩治任何在军政权统治期间参与违背人权事件的危地马拉士兵，他就不会继续当这个总统。因此，有人认为，塞雷佐政府不是“一个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甚至不是一个向民主转型的政府。” 

对智利的后皮诺切特政权可以作出同样的指责，而且，的确有人作出了这样的指责。在1989年选举中，支持埃尔文竞选总统的多党联盟通过了一项纲领，敦促用立法形式推翻1979年的大赦法，并把为期十年的对谋杀或其他暴力罪行进行法办的法律搁置一年。智利的军方领导人警告，若是试图沿着这条路线走下去，那将后果严重。在1989 年10月，当时还担任总统的皮诺切特将军宣布：“他们碰一碰我的手下任何一名军人之日，就是国法终结之时。”智利的空军司令，马特海将军十年以来一直与皮诺切特总统抗争，并敦促加快民主化的进程。不过，他在1989年警告道，废除大赦法的努力会威胁到这一进程。武装部队“不会接受”任何起诉他们的行为：“如果他们要试图把我们戴上枷锁，那就像在阿根廷那样，会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左翼的反对派继续坚持尽可能加以惩治；但温和的民主领袖们则强调调查的可取性。在埃尔文担任总统的前几天，他特意向军方保证到：“我心中还没有要去进行审判的念头，我也无意促进审判……（我不打算）为难或是得罪皮诺切特将军或其他任何人。”为了不偏离他的全国和解的思想，埃尔文总统在就职后立即释放了被皮诺切特政权所监禁的那些没有犯有暴力罪行的政治犯。 

民主体制的创立总是需要在政治上有权势的团体之间就政府能够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达成妥协。在五十年代末期，委内瑞拉民主的确立就要求各方作出承诺，尊重教会的特权，尊重私有财产，并进行土地改革。建立在这种妥协基础之上的政治体制会因为这些约束就算不上民主政权吗？一种政体会因为政府缺少权力或意志来惩治在前任威权政权中犯下的罪犯就算不上民主政权吗？如果是这样，那么，通过变革所确立的民主体制没有一个是民主的，因为显然没有一个威权政权会让它们的体制变得民主，如果他们期望他们自己或助手因此受到起诉并受到惩罚的话。只有强大到足以实行变革的政府，也必然强大到定下一个实行民主的价码。如果这些政府没有这么强大，那么，1990年前的第三波转型中有一半是不可能发生的。拒绝在这些国家实行大赦也就是把最流行的民主化形式排除在外。 

但是，对于那些无力自行退出政权、因为软弱而被取代的威权政权，情形就完全不同了。通常这样的政权没有料想到他们的末日，因此也不试图通过实行赦免保护他们的成员。最显著的例外是阿根廷，在这个国家，比格农将军领导了一个从执政党的垮台到选举民主政府之间为期六个月的临时军政权。他的政府作出了一个又一个的努力来保护军方和警察免受惩治，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失败了。该政权首先试图同文职政府领导人进行谈判，就不惩治问题达成一个协议；但是，这一努力受到了“广泛的嘲笑”。接着，该政权又播出了一个电视报道，来反映它同左翼恐怖主义者所进行的战争，以期使其行动合法化；但是，这一做法的结果“适得其反”。他下一步又试图与庇隆主义运动中保守的工会领导人通过谈判达成一个秘密协定，但是，这一举动被其他的反对派领导人所披露，结果不得不半途而废。最后，在选举的数周之前，比格农政府颁布了《国家和平法》（Law of National Pacification）。这项法律保证对军方或警察官员的几乎任何行动都不得予以起诉或调查。这些行动包括在反恐怖主义战争期间所发生的“一般罪行和相关的军事罪行”。这项赦免也适用于少数恐怖主义者，大约有十多个，他们中包括一些没有被捕的和没有定罪的人以及一些也没去流亡的人。这项法令立即遭到了所有反对派政治领袖的谴责。民主政府在1983年12月就职之后的两周就废除了赦免法。 

在自行崩溃或是被推翻的威权政府中的官员是惩罚的目标。贝纳德·科尔德和格林纳达共产党政权的13名其他领导人在被美国军队废除了权力之后被判犯有谋杀罪及其他罪行，并受到长期的监禁。如果诺列加不是被带往美国，因为毒品交易而受到起诉，他也会在他的国家中面临一系列的指控。齐奥塞斯库夫妇则受到了极其严厉的即决判决。科拉松·阿基诺在当选之前，曾威胁要对马科斯进行起诉，而马科斯则因为流亡到国外去而躲过了这一起诉。昂纳克和他的副手们当初因为年老患病而免受严厉的惩罚，但是，在1990年底，昂纳克还是因为命令射杀试图通过柏林墙逃亡的东德人而受到指控。 

在希腊和阿根廷，人们曾作出最为广泛的和认真的努力来法办并惩治前威权政权的犯有罪行的人。这两个国家的情形在表面上似乎很相似，两国的军政权都显然犯有严重践踏人权的罪行。这两国的政府在军事上都遭到失败之后而垮台。在这两个国家，继任的民主政府都完全被一党所控制，而且其领导人都受到高度的尊敬和欢迎。此外，在这两个国家，当民主政府在选举产生之时，公众舆论都压倒性地支持法办那些犯有践踏人权罪的人。在希腊，正如一位观察家所形容的，这是“最敏感的和最富有爆炸性的普遍要求。”在阿根廷的情况也是如此。这两国的新政府都试图通过制定一个处理践踏人权问题的纲领来回应民众的普遍要求和道德义务。 

这两国政府也在制定其政策方面面临了相同的问题。他们必须确定谁因为什么罪行、以何种方式、在什么时候以及在什么样的法庭上受到起诉。当个人独裁在哥伦比亚、委内瑞拉、菲律宾和罗马尼亚被推翻之后，起诉与惩罚很大程度上仅限于对独裁者、他的家庭和他的亲密助手。军政权的更替提供了一个更为困难的挑战。在阿根廷和希腊，这两个国家都显然有必要起诉军政府的最高领导人。但是，起诉应该适用到军人和警察队伍中的哪个级别？阿尔方辛政府试图通过把罪行划成三类来处理这一问题： 

１．那些发布践踏人权命令的人； 

２．那些执行这一命令的人； 

３．那些超越命令所许可的行动范围之外的侵犯人权的人。 

根据政府的政策，军官和警察官员被分成上述三类，第一类和第三类将受到起诉和审判；那些属于第二类的人只是在他们知道他们所接到的命令明显非法时才会受到审判。 

阿尔方辛和卡拉曼里斯政府所面临的情形因此十分相似。这两个政府所取得的结果则截然不同。到1975年8 月，在卡拉曼里斯被选为总理的9 个月之后，军政府的18名高级官员受到了起诉、审判，并被判有重大叛国罪。在此后就虐待进行的第一次审判中，32名警察、14 名官员和18名士兵受到了起诉，其中16人被判有罪。另外，在1975年举行了另外三起对陆军、海军和警察官员的审判，在1976年底进行了两起审判，以及对为理工学院屠杀事件负责的最高军政府领导人的审判，使得另一些人被判有罪，并投入监狱。总之，在希腊进行了约100至400起就虐待罪进行的审判。有一大批人在这些审判中被判有违反人权罪。到1976年底，在民主政府掌权两年之后，正义已基本得到伸张，起诉和惩罚问题在希腊政权中已暂告一段落。 

在阿根廷，人权所受到的侵犯，不论是在总量上还是在程度上都远比希腊严重得多。由阿尔方辛所指定的调查委员会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保安部队大约使至少8960人“强行失踪”，他们建立了一个由340处秘密拘留与虐待中心构成的网，大约有200名官员已被发现直接介入了这些行动。而且，还有更多的人也参与了镇压活动。在阿尔方辛政府掌政的七年间，如何处理侵犯人权的问题使得全国上下沸沸扬扬，而且不时地震撼了阿根廷的政治，至少导致了三次军事政变企图。在这次审判中，总共有16名军官（包括前执政军人政变集团的成员）被交付审判，有10个人被判有侵犯人权罪。与希腊相比，在阿根廷，惩治的努力既没有伸张正义，也未有利于民主，相反却产生了道德和政治混乱。在1990年，这个问题仍然还是在阿根廷政治中造成不和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样，阿根廷就成了一个充满心灵创伤的国度，这种创伤是由惩治威权罪犯的努力所造成的，而这种记忆又抵消了由威权政权所犯下的可怖的罪行所造成的社会和心灵创伤。 

对阿根廷和希腊在后果上的差异又怎样才能加以解释呢？部分地看，可归结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阿根廷存在着严重的内部安全威胁，以及在军人统治集团前执政的庇隆派政府指导军队去“根除”恐怖主义者，而阿根廷公众中的大部分人又悄悄地接受并在某种程度上同意军政府在成功地完成其这一使命中所运用的残忍的战略。在希腊，尽管军方违背人权的行为没有那么严重，其正当理由也就没有那么充分。此外，希腊的军政权是一个由一群上校领导的政权，因此，它受到了一些军衔更高的军官的反对。这样，军政府中的一些分子就支持政府采取惩治的措施，而阿根廷军方不管他们存在着什么差异，都一致反对这种举措。此外，这些因素也只部分地说明了在处理这一问题上希腊的成功和阿根廷的失败。更重要得多的是，两个政府所运用的政策和战略。 

卡拉曼里斯做了两件事。首先，当民众的支持达到最高峰时，他趁机采取果断行动。他的政策是“迅速、果断、有信、有节、有制的惩治政策。”在1974年在选举中执政之后，卡拉曼里斯准备了惩治侵犯人权者的计划。支持这一行动的人由于在1975年2 月反对他的一起严重的军事政变企图而得到了大大的增加。他利用人民对这一起事件的反应作为资本，果断行动，通过正常的普通法庭（而不通过军事法庭）进行了一系列的起诉和审判，结果这一过程在18个月之内就结束了。其次，卡拉曼里斯采取行动安抚军官阶层，说他不会在制度上向他们挑战。他的“军官阶层免受批评的政策以及他对这些人的职业要求的敏感性阻止了现役军官所可能采取的对抗性反应。对军人执政集团首要人物的有限清洗的政策也是在正规的法律程序之下和公众的激情有所冷却之后才进行的。”这就既减轻也缓解了军官阶层的许多焦虑，这样，虐待者的难题实际上在希腊政治中消失了近14年，只是在1990年12月当保守政府宣布它将宽恕在监狱中的８名军人集团成员中的７名之后才有所抬头。但是在看到公众的强烈反对和据报道，卡拉曼里斯总统拒绝签署这一法令之后希腊政府完全改变了自己的主张。 

在阿根廷，惩治努力的失败及其为阿根廷民主所造成的严重危机很大程度上是由阿尔方辛政府的政策造成的。这些政策大大地延误了对侵犯人权者的审判和惩罚，而且鼓励了军方来抵制这一进程。随着时间的推延，公众的义愤和对惩治的支持也让位于冷漠，这样，军方就从他们1982至1983年所受的屈辱中重新恢复了影响和地位。 

阿尔方辛在一就职之后就废弃了庇隆政府的大赦政策，指定一个由小说家萨巴托（Ernesto Sabato）领导的文官委员会来调查军方的罪行，并发起了对９名高级军官的起诉，同时也保证通过立法来为惩治军方和警察队伍中的侵犯人权者提供法律基础。这些行动在军方中挑起了恐惧、关心和反对。不过，与此同时，阿尔方辛也通过立法向那些受到侵犯人权罪指控的军官们保证，他们将只在军事法庭受到审判。这样，他就为军方提供了一个阻碍起诉的诱因，并随后又提供了手段。 

一起涉及９名陆海军将官的侵犯人权案在1984年初提交到武装部队最高会议上。８个月之后，即９月，该会议报告说，他们发现军人统治集团成员的行动“没有过失”。这样，这起案件就被移交到联邦上诉法院。在那里的审判又持续了一年，并在1985年作出判决，判定军人统治集团的５名成员有罪，４名成员无罪。在1986年间，又有７名高级军官被指控，其中５名并最终被判有侵犯人权的罪行。与此同时，调查仍在进行，同时还在对许多其他军官提出起诉。 

在1984年与1985年的民意测验表明，人们广泛支持惩治，特别是惩治高级军事指挥员。然而对这一问题的关心开始减弱。一年之后，阿尔方辛就职，据报道，“那时许多阿根廷人已经对失踪者（Desapa- recidos）失去了兴趣。”支持惩治的游行示威的规模也小得多了。一位活动家抱怨到，“总是只有我们这几个人在嚷嚷。”民意已经变了，军方的抵制增加了，1986年12月阿尔方辛建议通过一项“完全停止”（punto final）法案，这项法案禁止对新的案件进行起诉。人权团体谴责这一立法建议，而大多数阿根廷人却漠不关心，一项动员对该法案进行24小时抗议的努力也失败了。国会通过了这一法案，并在终止日期之前又对约200 名军官提出了起诉，包括许多现役者。军方明确表示他们强烈反对审判这些现役者。与此同时，一些著名的主张惩治的团体，如梅尧广场母亲们（the Mothers of the Plaza de Mayo）也分裂了，其每周一次的游行变得像“一场上年纪的亲戚或老朋友的聚会。许多人由她们的丈夫、孩子或孙子陪伴着。” 

1987年4 月一项迫使军官在法庭出庭的努力导致了所谓的复活节叛乱（Easter Rebellion），在这场叛乱中，两个基地的军队发生兵变，并对政府提出了几项要求。阿尔方辛成功地促使叛乱者投降了，但是也勉强同意了他们的主要要求。他免去了军队的总参谋长，同时考虑到人权团体的强烈反对，却保证通过“正当服从”（dueobedience）法，这项法律有效地禁止对除少数退休军官外的人进行指控。在1988 年1 月和12月，又有几起军方叛乱被镇压了，但是，这给政府施加了越来越多的压力，以放弃惩治行为。1989年庇隆派候选人卡洛斯·梅内姆当选总统。那时，庇隆主义党已经与军方形成了密切的关系，梅内姆命令一位大赦的支持者担任国防部长，和叛变者的一位亲信担任军队的总参谋长。在1989年10月，梅内姆赦免了60名游击队员和所有被指控或可能被指控犯有人权罪的军方和警察官员，但不包括仍在监狱中服刑的５名军人统治集团成员。在1990年12月29日，梅内姆又特赦了这５名军人统治集团成员和另一名在1988年从美国引渡回来，并等待就38起谋杀罪指控进行审判的一名将军和另外一名蒙特内罗（Montenero）游击队领袖。他的行动激发了剧烈的痛苦、对抗和义愤。大约有50，000人在布宜诺斯埃利斯进行了抗议。前总统阿尔方辛说，“这是阿根廷历史上最悲哀的一天。” 

在希腊，民主政府与军方的对峙在政府当选三年之后的一起政变企图中达到了高潮。在阿根廷，这个高潮出现在政府当选之后三个半月的一起政变企图。在希腊，政变的企图为惩治提供了合法性和支持。在阿根廷，政变的企图却迫使政府放弃惩治努力。阿尔方辛未能在1984年采取迅速而果断的行动，那时民意支持采取这样的行动，后来却使得惩治侵犯人权罪行成为权力关系和公众态度变化的牺牲品。正如萨巴托所说的，结果是“一个偷了钱包的人被投入了监狱，而虐待他人的人却逍遥法外。” 

与发生在变革和置换的国家相比，在移转型转型中，大赦的条件是通过政府与反对派之间或明或暗的谈判来达成的。例如，在尼加拉瓜，桑蒂诺派提出了一项大赦计划，但是为了满足民主反对派的反对意见，又对之进行了修改。在韩国，全斗焕总统无疑支持他的同僚卢泰愚竞选总统，前提和隐含的谅解是，他和他的助手不会因为他们在７年的威权统治期间所采取的任何行动而受到惩治。不过，一旦卢当选，就有人要求对全斗焕政府官员所犯的罪行作出解释。这些罪行中包括最著名的光州屠杀事件，但是此外，还有人提出许多指控，这些指控“有充分资料根据证明发生在拘禁期间的虐待、迫害和没有解释的死亡事件。”反对派议员要求惩罚全斗焕总统和５名与屠杀事件有关的其他负责人。但是，在1988年和1989年，这一问题在朝鲜引起了剧烈的辩论。在1988年11月，全斗焕作了公开的道歉，并退休到了一个偏僻的佛庙里养老。与此同时，在卢泰愚政府和反对派之间也进行了紧张的谈判，谈判的焦点是举行听证会、惩治问题和对光州事件受害者所可能作出的赔偿。最终，双方达成了一项“幕后的交易”。根据这项交易，全斗焕将在议会中举行的由电视转播的听证会中出席作证。这起吵吵闹闹的事件并没有满足反对派的要求，却有助于把卢泰愚与他的前任者的政府区分开来。 

在尼加拉瓜和韩国，一旦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当选之后，在政府和反对派之间就进行谈判。在其他例子中，威权政府与反对派之间在新政府当选之前就达成一项协议。例如，在乌拉圭，军方和一些政治领袖于1984年夏天在海军俱乐部就向民主转型的安排进行了谈判，而且在军方得到保障免受惩治的程度上存在着分歧。此后，梅蒂纳将军和桑格内蒂总统都说这个问题从未谈论过。一些文职人员说，军方得到了保证，政府不再起诉他们，尽管这没有阻止公民个人提出诉讼。还有一些人说，军方得到的保证是这些行动也将被制止，而反对派勃朗科党（Blanco party）的领袖费雷拉（Wilson Ferreira）后来为他放弃对大赦的反对作了辩护，理由是军方已经在海军俱乐部的谈判中得到了不受起诉的保证（这次谈判，他没有参加，因为那时他还在监狱中）。 

乌拉圭的将军们受到了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的巨大压力（包括来自美国、阿根廷和巴西民主化的压力）要他们结束他们的统治。不过，他们并没有被赶出权位。他们通过谈判找到了台阶，正如一位乌拉圭的政治专栏作家所说的，“将军们相信他们会趾高气扬地离开官职。”当然，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在海军俱乐部一定就惩治问题达成了某些谅解。假如考虑到为侵犯人权的范围和严重性，将军们有可能交出他们的权力，这要么是因为他们得到了保证，要么是因为双方都认为进行重大的惩治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民选政府于1985年3 月就职后的一年半时间里，乌拉圭的公民们发起了38起针对150 名官员的起诉，指控他们犯有谋杀、虐待、绑架、强奸和其他罪行。军方宣布他们不会允许他们的军人出庭。桑格内蒂总统由于希望避免重大的对峙（因为这种对峙就意味着他的政权的结束），提出了一揽子对军方实行的大赦计划，这项计划的正当性部分地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它已经赦免了恐怖主义和被军方监禁的其他政治犯。反对党在立法议会上击败了他的提议，并提交了一个部分地赦免计划，这项计划也受到挫败。第一次审判定于12月23日，其中预定有军官要出庭。在最后一刻，反对派政治领袖改变了其立场，立法机关在12月22日连夜开会通过了一项大赦法令，第一次审判就取消了，然后也不再进行进一步的审判。 

不过，在乌拉圭的政治战役只是一个开始。在大赦法令尚处于辩论阶段，民意表明72％的公众支持惩治那些犯有侵犯人权罪行的人。两个月后法案通过，反对派政治家、人权活动家、受害者和他们的家庭、牧师、新闻记者、律师及其他人组成了一个联盟来开始一场运动，要求把大赦法提交公民公决。这要求在最后一次选举中投票的选民中，四分之一的人签名请愿，即在略超过3，000，000的总人口中征集555701个签名。发起这些签名的运动左右了乌拉圭政治达两年之久。政府、选举法庭、军方和一些反对派的领袖都作出了艰苦的努力，用各种手段要阻止这些签名的征集和鉴别。最终在1988年12月，选举法庭认为，公民公决的支持者比所要求的多征集了187 个有效签名，随后，国会定于在1989年 4月16日举行公决。在经过艰苦的斗争，包括来自军方的几乎是赤裸裸的恫吓，说它不会默认废除大赦法，乌拉圭的公众以53％对40％赞成赦免。这一结果解决了问题，但却没有使任何一方满意。那些反对赦免的人输了；但是另一方面，正如桑格内蒂总统所说的，“没有谁会感到胜利。”自民主过程开始以后已有９个年头；而自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就职以后，这也近５个年头了。 

在东欧，除了罗马尼亚和东德，最初的倾向就是宽恕与遗忘。惩罚的问题从没有在匈牙利真正产生过；捷克斯洛伐克的哈维尔、波兰的马佐威基（Mazowiecki）和苏联的亚克列夫（Yakolev）都反对进行刑事起诉。不过，在好几个国家出现了就那些对最臭名昭著的罪行负责的人进行调查和起诉的要求。布拉格的前共产党领导人受到了审判，而且因为对示威者使用暴力而被判监禁四年。波兰秘密警察中的两名将军被逮捕，并被指控在1984年“策划和指挥”谋杀波皮鲁斯科神父（Father Jerzy Popieluszko）的罪行。保加利亚的日夫科夫也被拘留六个月，然后在1990年7 月释放，而对他的指控还在调查之中。 

民主政府在依法处置犯有罪行的威权政府官员方面的记录产生了一些不可争议的结论。伸张正义是政治权力的一项职能。自愿下台的强威权政权的官员通常没有受到惩治；自行垮台的弱威权政权的官员则受到惩罚，如果他们被新的民主政府迅速起诉的话。萨巴托曾经说，“正义只是以这种方式来伸张。它很慢。正义的捷径仅属于威权和专制国家。”他错了。民主的正义不可能是对齐奥塞斯库夫妇所实施的那种即决判决，但它也不能是慢慢腾腾的正义。对使得一项政治现实合法化的民众支持和愤慨会消退，与威权政权有牵连的声名狼藉的社会群体会重新确立他们的合法性和影响。在新的民主政权下，正义要么来得很快，要么根本就来不了。 

随着威权政权的终结，不仅要求伸张正义，而且也要求查明真相。在阿根廷，这一要求被萨巴托委员会在1984年9 月的报告所满足，该委员会是由阿尔方辛总统在前一年12月所任命的。该委员会从受害者、他们的家庭、官员和其他人那里听取了广泛的证词，详细地查阅了官方的档案、走访了拘留与虐待中心。其400 页的总结报告后面附有50，000 页的文献资料。该报告中所泄露的真相及证据增加了实现报告题目的许诺的可能性：“绝不重演”。在菲律宾，阿基诺总统任命了一个总统人权委员会（Presidential Committee on Human Rights）来调查警察而不是军方虐待、滥用权力的行径，因为军方毕竟帮助她取得了权力。委员会的主席上任不久就去世，该委员会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解散了，没有产生重大的影响。在巴西，变革过程和低度的刑事暴力排除了继任的民主政府进行像阿根廷那样的调查的可能性。不过，圣保罗教区的大主教的确起草了一份基于官方记录的报告，该报告与萨巴托报告十分相似，而且也用了同一个标题：“绝不重演”。在智利，埃尔文反对惩治，但是决定应该把事情的真相揭露出来。政府任命了一个“真相与和解委员会”（Commissionfor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其任务是充当“国家的道德良心”，并全面地调查和报告在军人统治期间发生的政治杀害和失踪事件。其前提是那些对这一罪行负责的人不会受到起诉，但是其受害者和家庭将得到补偿。 

在乌拉圭，“真相”和“正义”的可取性一直是辩论的话题。支持大赦的人也反对对威权的罪行进行调查和揭露。遗忘和宽恕都是必不可少的。参议员巴特尔争辩道，“大赦并不意味着罪行没有发生；它意味着遗忘这些罪行。”桑格内蒂说，“现在的出发点是我们向前看，也向后看……如果法国人还仍然在想着巴托罗缀之夜（the Night of St. Bartholomew），他们一直会相互屠杀到今日。”在乌拉圭和其他地方的另外一些人则认为真相比正义更重要；他们认为揭露所有事实的真相是必不可少的，这样，可以为受害者及其家庭提供一些安慰，可以揭露和羞辱虐待者并养成一种确保这种行径永远不再发生的公共良心和决心。奈尔（Aryeh Neier）简明地说明了这一情形：“通过知道所发生的事情，一个国家能够就一些可怖的罪行如何发生的原因和方式进行诚实的辩论。找出那些负有责任的人，展现他们所做的行为，就是给他们打上一个公开的烙印。这本身也是一种惩罚，找出受害者，回顾一下他们是如何受到虐待和屠杀的，也是承认其价值和尊严的一种方式。” 

对惩治和揭露真相的主要阻碍在东欧国家主要是前政权的渗透性以及如此之多的人认可它，并与它合作的程度和对惩治和调查所暴露的真相的恐惧。日夫科夫原定在保加利亚议会出会作证的日期一再被推迟，因为有人害怕他会提到自己的名字。一些最严重的问题是由秘密警察的大量档案所造成的。这些档案应该开放吗？可供起诉者查阅吗？还是锁起来销毁？据报道，东德的档案中有600000人的名字，而且在1990年在继任政权中的好几名议员和部长被发现与警察合作。许多人担心不加选择地开放档案会毒害在新的民主国家的公共生活，在东德，全面开放这些档案也会对西德产生影响。在罗马尼亚，保安军的大量档案一直被置放在一个秘密的地方，并由军方守卫。一位政府官员观察到，如果我们像一些人建议的那样公开这些档案，这样做几乎比打一场内战还要糟糕。因为人们一旦发现他们包含在里面，朋友与朋友之间就会为敌。”在某些方面，真相同正义一样，对民主都是威胁。 

民主派准则之四：处理威权政权的罪行

１．如果变革和移转过程出现，不要试图因为其侵犯人权罪而惩治威权政府的官员。这种努力的政治代价将会超过道德上的收获。 

２．如果置换发生，而且你感到道德上和政治上都可取，那就迅速地惩治威权政权的领导人（在掌权之后的一年内），同时表明你将不去惩罚中低级官员。 

３．找出一种方法来对所犯罪行的原因和方式作全面的、冷静的公开解释。 

４．承认在“法办与惩治、宽宥与遗忘”的问题上，每一种作法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应该认识到，最满意的情形也许是：不法办、不惩罚、不宽恕，不遗忘。 

第三节　执政官式的难题：三心二意而又强大的军方 

处理威权官员的犯罪行为通常与一个更广泛的、更持久的、政治上也更严重的问题交织在一起，而这一问题是许多新民主国家所共同面对的：即约束军方政治权力，并使得武装部队纳入忠于为国家提供外部安全职守的职业组织。新民主国家的文武关系问题常常呈三种形式中的一种，这取决于威权政权的类型、军方的权力和转型过程的性质。 

一党独裁国家的军队除尼加拉瓜这个明显例外和波兰这个部分例外，通常都处于党的严密控制之下。军队不试图发生政变，也没有在国家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在一些独裁国家，多数军方官员属于执政党，执政党的基层组织和分支机构充斥军队各级，党的最高领导人决定军事和其他政策。在接替这些政权的民主国家的存在问题是，把军队同政党分离开来，并用军队对民主多党制的服从来取代军队对一党的服从。在东欧国家，党军分离相对平稳。在苏联，就军方的“分离化”出现过剧烈的争论；并在1990年通过法律改变了总政治部（the Main Political Administration）的职能而没有触及党的基层结构问题，尽管有人认为，“在民主国家的军队中没有组织来灌输某一个政党的意识形态。”不过，在总体上，接替一党独裁的民主政权在确立文官控制上面临的问题少于在军政权和个人独裁后出现的民主国家在这方面所面临的问题。 

在被取代的（即在转型过程中被推翻的）或是在个人独裁下变得高度政治化的军方，所出现的问题有所不同，而且更为严重。在这些军队中，中低级的官员通常具有高度成熟的政治观点或政治意识形态，他们对失去的权力和地位愤愤不平，并感到来自在新民主政治中活跃的或占支配地位的势力的威胁。因此，他们常常从事于各种政治活动，旨在推翻新的民主政权或迫使在其领导成员或政策上发生变化。当然，最具有戏剧性的政治活动是军事叛乱或政变企图。 

企图进行政变或认真地策划政变至少出现在七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末期的10个已经民主化国家中。在尼日尔和苏丹，政变成功了，军政权在他们几年前倒台的地方又重新确立起来。不过，应当对两种政变作出区分，一种是针对已察觉的民主体制的失败而发动的政变，另一种是针对民主化未来的成功所策划的政变。尼日尔和苏丹的政变更像前一种，而不是后一种。尼日尔的政变发生在一次声名狼藉的选举之后，这场选举把权力又还给了一位普遍认为腐败而又无能的总统；苏丹的政变发生在无能的文官政府执政三年之后，在这届政府期间，这个国家的经济和动乱问题都极大地恶化了。在危地马拉和厄瓜多尔，也出现了政变的企图，在这两个国家，军队曾经自愿退出了权力。这些努力似乎与军队内部的斗争有关。在危地马拉，由选举产生的文官政府之所以能掌权，显然是得到了武装部队的默许，1988年5 月和1989年5 月两次政变企图很快都被政府和军方领导镇压了，而大多数人却怀疑这场政变策划者的动机。正如一位著名的危地马拉政治家所评论到的，“唯一的解释是，这是一个孤立的集团。军队是此一（民主化）过程的所依赖力量，他们没有发疯——他们仍然被牢牢地控制着。” 

频繁出现政变企图的另一类完全不同于危地马拉的国家，是那些武装部队因遭到失败蒙羞，或被个人独裁者政治化的国家。据报道，在希腊发生了７次政变企图或阴谋；在菲律宾也出现了７起政变企图或军方的叛乱；在阿根廷有５起；在西班牙有３起。不过，在1974年到1990年间，除了尼日利亚和苏丹这种模棱两可的案例之外，没有一个民主化的政府被军事政变所推翻。 

既然新民主国家都明显脆弱，为什么又难以被推翻呢？通过政变推翻一个政府通常需要获得军内高级军官或重要的民间团体或重要的外部势力，或其中这些力量的某种结合的支持。反民主化的政变策划者主要是中级军官。这一级军官常常进行接二连三的政变努力：在阿根廷，有阿多利科中校和塞内尔丁中校，在菲律宾有侯纳森上校，在西班牙有特赫罗中校和博什中将。在所有这几个国家，最高军事领袖都支持政府，或至少并不支持政变企图。政变策划者通常不能够动员重要的民间团体或外国政府的支持。在这些方面，第三波民主化中转型期间的政变企图显然不同于第二波回潮中的成功的政变。例如，最严重的反民主化政变努力之一发生在1989年12月的菲律宾，并出现了广泛的战斗和人员伤亡。一些政治领袖暗中支持政变，他们又不敢积极地支持；一些关键的社会团体则反对这一政变。国防部长拉莫斯将军和许多高级军官也是如此。在紧要关头，美国决定性地介入了，而且，用美国战斗机从空中遏制亲政变的军队。 

在总体上看，民选政府易于被政变推翻的程度因该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而不同。在农业社会和贫穷的社会，有政变倾向的军官们常常会在社会精英中找到积极的支持和合作。随着土地所有者和主要资源提取者权力的下降，以及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权力的增长，军事政变的社会基础也会随之削弱。在秘鲁，维拉斯科军政权的农业改革扫除了地主精英，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对此后的民主政权的政变威胁。在西班牙，商界领袖和其他社会精英反对军事政变，支持民主。阿尔方辛认为，在阿根廷，“政变几乎总是具有文武共谋的特征”，阻止政变的关键是打破军方和社会团体之间的联系。不过，真正的关键是改变阿根廷社会中社会团体与正在出现的数量上占统治地位的中产阶级的变化中的平衡关系，这些中产阶级不再依靠军方来保护他们反对庇隆派工会组织化的权力。因此，在1985年5月和1987年4月，复活节周危机传出政变威胁时，阿尔方辛能够动员成千上万的支持者走上布宜诺斯埃利斯的街头来代表他进行示威。聚集起来的民众力量扼阻了军队的火力。在1974年8 月，希腊民主转型的第一阶段，军事领袖最初违抗卡拉曼里斯要求一些坦克部队撤离雅典的命令。卡拉曼里斯回答道，“要么你们把坦克撤出雅典，要么人民将在宪法广场上决定这一问题。”坦克撤走了。如果在希腊政治上占支配地位的社会团体仍然是地主，或数量上占统治地位的集团仍然是农民，那么，结果很可能就不一样。 

推翻新民主政府的企图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政变的策划者没有能够赢得他们旁边的中产阶级和政治联盟中其他团体的支持，而正是这种联盟使得民主化成为可能。事实上，政变企图是由少数军队中极端保守分子所采取的绝望性的后卫行动。就像1944年12月的亚丁斯攻势（Amenes offensive）一样，这种攻势只不过是在已经输掉战争后想改变事物进程的努力。针对新民主政权的政变企图只不过是民主化正在发生作用的一个标志。这种尝试的失败也是民主化正在成功实现的一个标志。 

尽管在1974年到1990年，没有一个政府被转型政变所推翻，但是政变的努力和军方的反叛的确偶尔也影响到政府的行动。在危地马拉，1988年5月的政变和在阿根廷1987年4月和1988年12月的政变企图是旨在迫使最高军方领导人的人事变革，当然也有其他目标。在后两个国家中，他们实现了他们的目标。在1987年4 月，阿根廷的复活节叛乱也使得政府实施其“正当服从法”，有效地排除了因违反人权罪起诉现役军官的做法。这些政变企图是持不同意见的军官可以迫使政府撤换其官员或改变其政策的一种方式。政府通常在对待政变策划者上持宽大态度。在西班牙，特赫罗和博什被判处30年监禁，但这是例外。一旦被起诉并被判罪，政变努力的领袖们通常会受到相当轻的处罚，而基层的参与者则通常根本不受惩罚。 

政变的举动是心怀不满的军官们的一种最极端的政治行动形式。这些军官们不时地从事其它更正常的政治活动。例如，在1981年2 月到1982年10月间，西班牙的政变企图中，在中低级军官中流露出不满。大约有100 名低级军官和军士签署了一项公开宣言，抗议军队强制征兵的做法，并认为，军队“应该更好地完成其使命，而不必去职业化、民主化或受到清洗。”据报道，只是在高级军官采取了严厉的行动之后才制止了几百名其他军官签署这一宣言。在危地马拉，1988年5 月政变企图的前几周，一个匿名的军官团体发表了一个来自“山地军官”的公告。 

葡萄牙和菲律宾的武装部队也在威权统治期间被严重政治化了。在这两个国家，中级军官结成联盟来促进改革或民主，葡萄牙的尉官运动和菲律宾的改革武装部队运动（the Reform of the Armed Forces Movement，RAM）。尉官运动是结束卡埃塔诺政权的关键性团体；改革武装力量运动在推翻马科斯政权中也可能是关键团体，要不是阿基诺先行在选举中取胜的话。一旦在这两个国家出现政权变革，许多曾站在反对独裁最前线的军官们同样会反对继任的民主政府。这种军队反对派的连续性最集中地表现在菲律宾的侯纳森上校身上，他是改革武装部队运动的重要成员，曾领导两起反对阿基诺政府的政变，在葡萄牙则有萨雷瓦上校（Col．Otelo Saraiva de Carvalho），他是尉官运动的思想领袖，并在1980年后联合组成了四二五人民力量阵线（the April 25 Popular Forces， PF－25），这是一个对葡萄牙民主政权发动恐怖主义攻击的地下团体。在1983年，其他军官构成了非暴力的平行组织。四二五联合会以保持尉官运动当初的激进性为革命目标。据报道，这一组织在现役的和退休的军官中有着实质性的支持。 

随着时间的推移，针对新民主政权的政变企图便变得越来越少了。测量民主巩固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见下文）是通过选举实现政府由一党向另一党的转移。在希腊和西班牙，左派政党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党在后来所取得的胜利导致了政变的传闻和后来显而易见的政变企图。由于马克思主义和左翼意识形态在葡萄牙的军方中十分流行，葡萄牙保守的社会民主党获得权力也导致了类似的揣测。不过，到八十年代中期，这三个国家都超越了转型期间政变易于成功的阶段。这并不意味着政变在这些国家将永远不可能得手。如果民主体制没有产生最低限度有效的政府，或是如果重要的社会团体脱离了亲民主的联盟，政变企图会再次出现。不过，这些政变就不会是转型期间的政变了。其目标是民主，而不是民主化。 

那些在军政权自愿退出后上台的民主政权通常会面临一些不同类型的问题。他们不仅会面对有离心离德和心怀不满的反对民主化的军官们所可能策划的政变，而且也面对着使得民主化成为可能的军方领袖们持续保留下来的权力和影响。正如上面所说明的，这样的军事领袖事实上已经提出了他们放弃职位的条件。新民主政权下民选领袖面对的问题是把军方的权力和特权削弱到与宪政民主的运转所相容的水平上。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如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要做到这一点很困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在萨尔瓦多，遏制军方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要靠美国政府的力量，而不是文职总统杜瓦尔特和克里斯蒂尼的力量。在其他军方是民主化发起者的国家，新政权要慢慢地减少军方的特权，就像在那些军方成为民主化的受害者的国家那样，新政府也会慢慢地减少军方的政变企图。 

在土耳其、巴西、智利、葡萄牙、尼加拉瓜和其它国家，势力庞大的军方试图保留在后转型阶段的权力和特权，这对宪政民主来说，也许被认为是“反常的”。首先，他们要求在宪法中作特殊的规定：即提供法律、秩序及国家安全来“保护共和国的制度秩序”（智利）或“保护革命的政府”（葡萄牙）是军方的责任。隐含在这种规定中的是他们自己的军事领袖可以干预政治，或采取行动（包括可以想象得到，废弃民选政府的可能性）来确保这些责任得到履行。 

第二，军政权的行动在某些国家不可逆转。例如在土耳其，军方颁布法令，规定他们在1980年到1983年期间所颁布的631 项法律不能改变或受到批评。取消军管的权力也被授予给武装力量的头头。在智利，军政府通过法律规定军方有权利购买或出卖设备及财产，而不必得到政府的同意。 

第三，有时也会建立由军人把持的政府机构。例如，葡萄牙宪法规定，成立革命会议（Council of the Revolution），其成员来自武装部队，并向政府提供建议，以及裁判是否合乎宪法。在土耳其，曾经是军政权权力中心的国家安全会议（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也得到了改组，现在由退休的军官担任成员，充当总统的顾问会议。 

第四，高级军官们自己也不时地在新的民主政府中担任关键职务。在实行美国式的总统制国家，军官们会担任由文职总统领导下的内阁职务；在巴西，22到26个内阁成员中，有６名是军官。在议会制或半议会制的政权中，像葡萄牙的伊恩斯和土耳其的埃夫伦这样的军官，他们两人都指挥了向民主的转型，并担任总统，同时也介入与文职总理就各自职务的权限而发生的权力纠纷。在智利，威权政权下的总统皮诺切特将军继续在民主政府中担任总司令。在尼加拉瓜，威权政府的国防部长奥尔特加继续作为民主政府的总司令，这样，桑蒂诺派维持了他们对军官团的支配和控制。 

第五，军方常常企图保障军方在未来的自治地位，特别是在人事和经费上的独立，而免受由选举产生的文人政府的控制。在巴西，军方要确保他们对其军官的提拔加以全面控制。智利军人也颁布法令，武装部队和警察总司令在七年以内不得罢免，规定新选举的政府不能减少军队的规模，以及武装部队可以确定自己的预算。智利的例子给尼加拉瓜的军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讨论建立一个选举后军队与新选举的政府之间的权力平衡关系所遵循的模式时，桑蒂诺派的领袖和军官们公开地谈论像智利这样的国家，并把自己摆在这个国家军事独裁者皮诺切特的角色上。”不过，桑蒂诺派的做法超过了皮诺切特，并颁布了一项法令（其公布的日期可能是在他们交出权力之前，但可能是在此后起草的），这项法律使得桑蒂诺派的权力得以提高，并得到永久的保障。这项法律还赋予武装部队总司令，而不是总统以任命新的司令员的权力；总司令也被赋予包括其权力在内的任命所有军官的权力，采购武器、设备和其它财产的权力，以及组织和部署军队获得和建造军事设施以及通过经商来满足部队的需要，并编制军事预算的权力。 

像这样的安排是对民选政府正常权威的重大侵犯。从总体上看，这对一些新民主政权倒有可能更容易确立对有叛乱倾向的军队的控制，因为这类军队比持合作态度的强大的军队更为软弱。尽管与在民主化过程中持合作态度的军方相比，也许会企图延续他们的权力，但记录表明，在中等经济发展程度的国家，军方的权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缩小。例如，在葡萄牙，军方首先起誓推翻了独裁者，并在此后控制政府达两年之久，而且在葡萄牙的公众中也享有较高的声望。然而，军方权力的制度表现形式——革命会议——在1982年被废除了，同时还通过《国防法》（Law of National Defense）使得军方服从对议会负责的内阁。总统的权力受到了约束。苏亚雷斯，即伊恩斯上校最大的反对者，接替他担任总统。在革命成功的10年之后，葡萄牙的文武关系“接近了一种可取的文官控制的模式”。 

在巴西，军方虽然放弃了对政府的控制，但是他们的权力和声望丝毫没有受到损伤。巴西的第一位后军人时代的民选总统科洛尔以发表若干政治声明为理由逮捕了一位重要将军，同时，惩戒了另一位前军人总统的兄弟，因为他袒护那位将军，并且把内阁中军方代表由６名减少为４名。此外，他还减少了主要情报机构国家情报局（The Servicio Nacional de Informaces，SNI）的规模，这个情报局曾经由一位将军来领导，现在却置于一位文官的执掌之下。文官人员也取代军官担任总统府的职员，并且还把文职人员放在处理负责像核电和亚马逊州（the Amazon）这样的关键位置上，这两个问题以前军方都极其关心。科洛尔总统还戏剧性地减少了军事预算，并拒绝增加军方的生活费，这在军队中产生了巨大的不满和抗议。心怀不满的军官们威吓政府，不过，不是用政变，而是用诉讼的方法。在秘鲁，军方在历史上也是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然而，藤森总统在1990年7 月掌权之后，果断地解除了海军和空军的头目。在智利，不可轻视的皮诺切特将军在交出总统职位后不到一年时间内面临了他家人对他贪污的指控，并据报道，智利一位首席政治家观察道，考虑作为一名军队司令员退休，“皮诺切特将军是一只猫，不是一只虎。” 

在土耳其，军方一直被看作是受尊敬的国家机构，并被看作是凯末尔世俗共和国价值精神的化身。然而，在1987年，即军方放弃其政治权力４年之后，一次公民公决把这些权力又交给了文职的政治领袖，包括两位以前的总理，而军方曾禁止他们两人介入政治。在文官政府下的总参谋长也在1987年7 月终止了《戒严法》。与此同时，厄扎尔（Turgut Ozal）总理革去了即将上任的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并用更受他所青睐的另一位军官取代。一位土耳其的观察家评论道：“三年前当文职人员刚刚重新得势的时候，向军方发难是不可想象的。现在，人们已表现出更多的勇气和更多的自信。”1989年，土耳其重演了一次发生在葡萄牙的权力转移：文人总理厄扎尔取代了埃夫伦将军作为共和国的总统。土耳其在历史上军方头目和文职领袖之间一直就政策问题存在冲突，而且总是后者让步。不过，在1990年的一次史无前例的行动中总参谋长在抗议厄扎尔总统有关波斯湾危机和伊斯兰原激教主义的政策之后辞职了。在他们放弃权力６年之后，“士兵的传统特权显然被更多的批评和行动所侵蚀。” 

在那些军方相对弱小或知识化程度较高的国家，民主的运作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减少政变企图的次数。在那些强大而又持合作态度的军方的国家，民主的运作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减少军方从威权统治那里继承的权力和特权。在这两种情形下，都会发展出一种“正常的”文武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了新民主政府对军队所采取的政策和行动的影响。在好几个国家，第一届或第二届民主政府首先主动制订了一项全面的纲领来确立对武装部队的文官控制，以及使军队职业化，把他们从内部安全的使命重新调整为外部安全的使命、消除人员过多和非军事性的责任、确保他们的职业制所应得到的地位和尊敬。卡拉曼里斯和帕潘德里欧、冈萨雷斯和他的国防部长塞拉、阿尔方辛、加西亚和阿基诺都推动了一项军队现代化和职业化的全面纲领。这些纲领通常是胡萝卜与大棒的结合，至少对军方在以下五个方面产生了影响。 

第一，职业制。像许多其他建制一样，军队也会形成独特的价值、信念和态度。在职业化的军队中，这些价值通常接近一种保守的军事观。这种观点承认军方的职能有限，而且认同文官控制。不过，在许多威权国家，军方的观点常常被高度政治化了。在佛朗哥的领导下，西班牙的军方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右倾的意识形态，完全不同于多数军队的那种“常态保守主义”，而是强调父权，强调集中，强调反自由主义、反共产主义，强调罗马天主教和传统的社会价值。西班牙的军官们对民主几乎没有提供什么支持：在1979年的选举中，有15％以上的军人把票投给了右翼的政党，而右翼的政党在整个大选中的得票率不足７％。在1981年，据估计，有10％的西班牙军官是坚定的民主派。在葡萄牙，军官队伍中占支配地位的团体坚持左翼的、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菲律宾的改革武装部队运动的军官们要求对他们的社会、政府和军队进行剧烈的改革，并在是否通过由民主的手段来完成的问题上持含混的态度。在阿根廷和拉美的其他国家，军队中弥漫着强烈的反共产主义情绪，这通常也意味着反社会主义和反自由主义。在南非，40年以来，军队一直是种族隔离国家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忠诚捍卫者。土耳其的军方是土耳其凯末尔主义的世俗的、民族的和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最坚定的支持者，而且，尼加拉瓜的军队显然也完全效忠于桑蒂诺派的革命信条。东欧的军队则充斥着那些至少自称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军官。 

用非政治的职业伦理来取代这种高度政治化的世界观是新民主政府的当务之急。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大量的努力、足够的时间，并承担一定的风险。新政府试图通过倡导、灌输、训练、改革军校的课程设置和修改晋升制度来促进职业价值观及强调军方脱离政治的重要性。在希腊，卡拉曼里斯和帕潘德里欧两人都表明了严格的职业制的必要性，卡拉曼里斯任下的国防部长亚维罗夫（Evangelos Averoff）曾经评论道：“我对他们（指军队）用民主的优点进行了广泛的洗脑。我想，没有一个军官在我面前，我没亲自对他说过三遍。”军队非政治化的重要性是帕潘德里欧的一个固定话题。他说道，“政府决定不允许任何通过在军队中进行政治活动来瓦解武装部队的做法，这是一个全方位的警告，没有任何例外。”智利的埃尔文总统在就职后的第一个月非常直率地告诉皮诺切特将军，要他“使军队不要介入政治”。桑蒂诺派和即将就职的全国反对派联盟之间达成了一个协议。这项协议规定，“武装部队必须具有职业特征，而不属于任何政党。”胡安·卡洛斯、阿尔方辛和阿基诺都反复强调军队完全脱离政治的必要性。 

为了强调这一点，新政权的领导者们试图改变军事训练和教育制度。帕潘德里欧采取行动修改了军事院校的课程设置，以强调职业制和告诫极权主义的危险性。阿尔方辛推动了阿根廷军校中教学思想的改革，并在军事院校中引入了由文官来教授民主政治下武装部队之角色的做法。阿基诺政府建立了一个新的全国训练中心来强化菲律宾军队的职业制和战斗技能。冈萨雷斯振兴了西班牙的军官教育，以努力把它们提升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 ）中的盟国的那一职业水平层次上。在西班牙、希腊和其它地方，民主领袖们鼓励旧军官退休，并加速提拔年轻的、更有职业化倾向的军官，同时强调功绩，而不是强调资历来作为提拔的标准。 

第二，使命。要使军队非政治化就有必要使他们回归到履行纯军事使命上。在许多国家，武装部队有一系列五花八门的与军事安全无关的职能。新民主政府几乎毫无例外地试图消除他们的军队中与军事无关的职能和内部安全的职能，而把军队的注意力转向捍卫该国的外部安全使命上。在阿根廷，阿尔方辛总统采取行动把阿根廷兵工厂（Fabricaciones Militares）交给文职人员而不是武装部队控制，这是一家巨大的工业联合体，也是该国最大的雇主，它经营国内的航线，制造许多民用产品和军事设备。他的继任者卡洛斯·梅内姆在1990年制订了一项计划，来出售八家公司，包括一家钢铁厂、一家造船厂和几家石油化学公司的军方股份。在希腊，政府采取行动结束了军队对电台和银行的控制。另一方面，巴西的类似行动在实现民主化之后却受到军方残留影响的阻碍。 

如果可能存在外部的安全威胁因素，那么，对军队的使命进行重新调整就容易进行得多。土耳其军方在1960年、1971年和1980年三次干预之后让出权力的速度之快在某种程度上显然是与它关注于假想的苏联威胁有关。希腊军方在1974年放弃权力之后仍然不仅完全集中精力履行它在北约承担的责任，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应付它的北约盟国土耳其的威胁。卡拉曼里斯和帕潘德里欧俩人都采取了高度的民族主义立场，这主要是用来取悦于希腊军方。他们强调希腊在北约中的独立角色，并试图减少军方对美国的认同和依赖。帕潘德里欧十分强调土耳其的威胁，以及由此产生的希腊军方要培养其职业技能的必要性。他的政策主要是用来“制造一种能够使得军方专注于应付与东方永久的‘敌人’发生战争可能性相关的事务”。 

北约对西班牙军队所起的作用类似于土耳其对希腊军队所起的作用。它是外部安全使命的来源之一，同时也是要求西班牙军队进行新的活动和激发军队的士气和荣誉感的源泉。正像马德里的一位防务分析家所形容的：北约“被当作是武装部队的工作疗法。在佛朗哥的领导下的数十年来，他们一直被拒绝与周围的文明国家交往。现在，突然他们被允许与北约国家的高级军官们坐在一起，他们被邀请参加战争演习，他们获得了新的武器来玩一玩。他们也受到了尊敬。”菲律宾、秘鲁和萨尔瓦多的军队都显然有重大的国内叛乱需要去应付，尽管经验表明，反叛乱战争的挫折及其政治性会在军官队伍中产生意识形态和扮演政治角色的动因。 

在不断地把军队的活动方向调整到针对安全威胁上来的同时，新民主政府还试图重新部署军队，这样他们可以更好地驻防在保卫国家，而不是推翻其政府的地方。阿尔方辛解散了驻扎在布宜诺斯埃利斯的阿根廷第一军，并把其所属单位转移到这个国家的其他基地。冈萨雷斯的国防部长塞拉采取行动把西班牙军区的数量由九个减少到六个，并建立了若干个机械化旅。这样把军队调离了主要城市。军官队伍中的强烈抵抗迫使推迟这些计划的实施。到1987年底，阿基诺政府把许多师和旅的总部调离了城市，部署在乡村，以更有效地对付游击队叛乱。不过，在葡萄牙革命成功十年之后，军队仍然缺少任何重大的安全使命，而仍然部署在“里斯本和其他城市附近的基地中”。 

我们已经注意到，民主政府未必比威权政府更爱好和平。不过，民主国家几乎从未同其他民主国家作战。而新的民主政府常常试图解决长期的国际争端。在阿尔方辛和梅内姆政府执政期间，阿根廷同英国和智利的关系都有了改善。随着民主在西班牙的降生，直布罗陀已变成英西关系中一个不太棘手的问题。但若是民主政府解决了国际争端，他们也许就会失去外部的使命，而这种外部使命会减少军队干预国内政治的可能性。从文官控制的立场上看，这些国家同传统的敌人都能和睦相处。 

第三，领导与组织。最初的和继任的民主政府通常会撤换军队的最高领导人。这对那些势单力薄而又政治化的军队最为重要，因为新的民主领导人必须能够依靠最高军队领导人的忠诚。当那些最高军队领袖已经自愿放弃职位，这时撤换军队领导人就不太重要，因为在他们后上台的民主政权的成功与他们利害攸关。不过，在这两种情形下，民主领导人通常都会采取果断行动以撤掉现有的军队领导人，用那些可以指望得到其忠诚的人来替换。这种情形发生在希腊、西班牙、葡萄牙、阿根廷、菲律宾、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波兰。不过，在阿根廷，阿尔方辛也由于受到军队的压力，包括政变的企图用军方更能接受的人来替换一些他任命的人。 

民主领袖常常也会通过改变其防务部门的结构来加强其控制。在西班牙，第一届民主政府在1977年2 月建立了一个参谋长联席会议（joint chiefs of staff）来达成这一目标。为了进一步实现这一目标，其继任者建立了国防部长的职位和国防参谋总长的职位来体现总理“管理、指导和协调”军队事务的权利。在秘鲁，加西亚政府建立了国防部长职位，在巴西，科洛尔政府也许诺要这样做。在葡萄牙，由军方担任成员的违反常规的革命会议被废除。在尼加拉瓜，即将下台的桑蒂诺派和即将上台的查莫罗政府已达成一致意见，即认为军队应该“接受共和国总统的命令，就像宪法和法律中所规定的那样”，查莫罗总统亲自担任了国防部长的职位。在希腊，帕潘德里欧也同样既担任总理又担任国防部长。不过，在智利，皮诺切特将军坚持作为军队的总司令，他只向总统，而不向文职的国防部长报告工作。 

在建立国防部长职位的过程中，新民主政府设了一个职务，而这种职务通常更适合任命文官担任，他们若是按兵种建部，至少在拉丁美洲这种职务通常由军官来担任。通过建立国防参谋总长的职位，新政府会建立一个职位，这样他们可以获得比建立军种首长职位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他们可以任命一个显然支持民主的军官担任这一职务。在希腊和西班牙，民主政府任命了海军上将来担任这些职务，以钳制军队中的主要影响。而且，海军这一军种通常不太具有政变倾向。 

第四，规模与设备。威权国家的武装部队总是有人数多而装备差的倾向。除希腊是一个最显著的例外，新民主政权通常会采取行动减少军队的经费和人力。在西班牙、阿根廷、尼加拉瓜、秘鲁、乌拉圭、葡萄牙，军队建制的总体规模也都得到了重大的削减。在西班牙、阿根廷和希腊，大量的高级军官被迫退休，而且人员过多的军官团的人数也大大减少。军事预算在许多国家遭到了削减；例如，阿根廷的军事预算从占国民生产总额的6％下降到国民生产总额的2％。不过，在希腊，前两届民主政府都维持了军费预算和人员的水平，原因是在塞浦路斯都存在着持续的对抗。在智利，民主化的条件不允许削减武装部队。不过，在尼加拉瓜，查莫罗政府的领袖们，包括桑蒂诺派担任的总司令奥尔特加将军都执意把军队的人数从70000人削减35000至40000人。 

在秘鲁，加西亚政府削减了几项重大的武器采购计划，包括已订购的26架幻影－2000型喷气战斗机。不过，对许多新民主政府来说，武装部队的现代化具有高度的优先，而且，他们会履行甚至扩大采购新设备的计划。这主要用来既加强军队的对外取向，又促进军队对新政权的满意感和支持。例如，在西班牙，佛朗哥统治下军队的设备既落后又陈旧，而民主政府发起了许多重大的投资和现代化计划。在希腊，帕潘德里欧“试图使军备来源多样化，并提高武装部队的武器装备、组织和通讯系统的质量”。在阿根廷，阿尔方辛继续执行了由军人集团所订购的新设备的重大购买计划。 

第五，地位。在所有的国家，军官们都十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地位、工资、住房、医疗和其他待遇，也关心他们在其国家公众眼中的地位和声誉。新民主政府通常对这些关心较为敏感。不过，在对待物质待遇方面，他们不会奉行一种一成不变的政策。加西亚政府减少了军官的工资，军队中对低工资和其它方面的抱怨导致在1989年初出现政变的传闻。在阿根廷，军人的真实工资在民主政府执政的前四年间下降了40％而大概导致了阿根廷军官的不满和政变倾向。西班牙的冈萨雷斯和菲律宾的阿基诺都增加了军人的工资。卡拉曼里斯和帕潘德里欧也增加了希腊军人的薪水、住房、医疗和退休待遇。 

民主领导人也作出努力来提高军队的声望和士气，并向军官们保证政府和国家对他们的服务感到满意。在希腊，卡拉曼里斯和他的国防部长频频“赞扬武装部队的爱国主义和对法律及宪政进程的忠诚”，帕潘德里欧不仅任命他自己为国防部长，还“几乎每天都亲临武装部队总部，在那里，他也是一名军官”。他还要求作为总统的卡拉曼里斯“在军队中扮演更看得见的角色”。阿尔方辛政府的领导人在他们就职后的第一个月里就认为有必要纠正军队中的这样一个看法，即新民主政府和文官阶层用轻视或敌对的眼光来看待他们。胡安·卡洛斯、阿基诺、阿尔方辛、科洛尔和新民主政权的其他领导人都利用各种机会来做出姿态同军队站在一起，并强调他们职务的军方性质、访问军事设施、参加军事活动。以胡安·卡洛斯为例，他穿着军装。在他就职的前９个月里，参加了大约50次军方的仪式。 

总之，在1975年到1990年间，第三波民主化的政府在挫败政变方面都较为成功，并减少了政变的企图，渐渐地削弱了军方的政治影响力和非军事的角色，形成了军人职业制，并建立了类似于西方工业化民主国家所存在的那种文武关系模式。 

    民主派准则之五：节制军方权力，促进军队职业化 

１．迅速清洗所有潜在不忠诚的军官，迫使他们退休，其中包括威权政权和军人改革派的主要支持者，尽管他们也许帮助过你建立民主政权。后者更可能失去对民主的兴趣，而不会失去干预政治的兴趣。 

２．毫不留情地惩罚企图推翻新政府的政变领导人，以儆效尤。 

３．澄清并巩固对武装部队的命令关系。消除任何含糊不清或反常之处，明确表示政府的文职领导人是军队的司令员。 

４．大量削减你的军队的规模。一支管理政府（干政）的军队一定是一支十分庞大的军队，而且极可能拥有过多的军官。 

５．你的军官们认为，他们待遇很差，住房很差，给养很差，他们很可能是正确的。用削减军队规模所省下来的钱来增加工资、补助和其他待遇，并改善生活条件。这样做不无报偿。 

６．重新调整你的军队的军事使命。你完全有理由希望能够解决同其他国家的冲突。不过，若是缺少外部威胁，会使你的军队缺少正当的军事使命，而提高他们去考虑政治问题的倾向。平衡好消除外部威胁的受益与国内不稳定的潜在代价。 

７．根据为军队所重新规定的军事目的，大量地减少驻扎在离首都及其附近的军队的数量，把他们调到边界或其他遥远的人口稀少的地区。 

８．给他们一些玩具。即向他们提供一些新式的、高档的坦克、飞机、装甲车和大炮及先进的电子装配（船舰不太重要，海军不会政变）。新的设备使得他们感到高兴，并使他们忙于学会如何操作这些设备。通过正确地打你手中的牌，并给华盛顿留下一个好印象，你就能够把成本转嫁给美国的纳税人。这样，你可以得到额外的报偿，即你能够警告你的军队，如果他们行为得体才能继续得到这些玩具，因为很难对付的美国国会议员不喜欢军队干预政治。 

９．像所有其他人一样，因为士兵也希望爱与被爱，不妨利用每一个机会去表示你与武装部队关系融洽。参加军方的仪式；授勋称赞士兵；颁扬他们体现国家的最高价值；如果合乎宪法的话，不妨穿着军装出场。 

10．培养并维持一种政治组织，这种政治组织在出现军事政变企图时会代表你走上首都街头。 

如果你遵循这十条规则，你也许不能阻止政变企图，但你有可能会挫败政变。至少直到1990年底，苏亚雷斯和冈萨雷斯、卡拉曼里斯和帕潘德里欧、加西亚和藤森、阿尔方辛和梅内姆、科洛尔、厄扎尔、阿基诺都大体上遵循了这些规则，而且至今仍在当政。在他们的社会中，这可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成就。 

第四节　情境问题、幻灭与威权怀旧 

如果新生的民主政权想得到巩固，他们就必须以某种方式处理像处置威权遗产、建立对军队的有效控制这样的转型过程中的问题。一些更持久的挑战来自个别国家所特有的情境问题。在某些国家，这些问题数量不多，也不严重；在另一些国家，这些问题数量也多，性质也严重。在七十年代与八十年代第三波民主国家中，以及这些问题最为严重的那些国家所面临的主要情境问题概括如下： 

１．重大的叛乱：萨尔瓦多、危地马拉、秘鲁、菲律宾； 

２．种族与社会冲突（除叛乱外）：印度、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罗马尼亚、苏丹、土耳其； 

３．极端贫困（即低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玻利维亚、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印度、蒙古、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菲律宾、苏丹； 

４．严重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巴西、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印度、巴基斯坦、秘鲁、菲律宾； 

５．长期通货膨胀：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尼加拉瓜、秘鲁； 

６．巨额外债：阿根廷、巴西、匈牙利、尼日利亚、秘鲁、菲律宾、波兰、乌拉圭； 

７．恐怖主义（不包括叛乱）：西班牙、土耳其； 

８．国家过度介入经济：阿根廷、巴西、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东德、匈牙利、印度、蒙古、尼加拉瓜、秘鲁、菲律宾、波兰、罗马尼亚、西班牙、土耳其。 

上述所列举的８个问题明白地反映了第三波新民主国家所面对的主要重大情境问题。对这些国家问题是否严重的判断属非正式的和特定的（ad hoe）。不过，如果这些判断有效的话，那么就说明第三波民主化中的20几个国家可以根据他们所面临的情境问题的严重程度分成３类： 

１．面临四个或更多的重大情境问题：巴西、印度、菲律宾、秘鲁； 

２．面临二到三个重大情境问题：阿根廷、玻利维亚、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匈牙利、蒙古、尼加拉瓜、尼日利亚、巴基斯坦、波兰、罗马尼亚、西班牙、苏丹和土耳其； 

３．少于二个重大情境问题：保加利亚、智利、捷克斯洛伐克、东德、厄瓜多尔、希腊、格林纳达、韩国、葡萄牙、乌拉圭。 

许多人认为，面临严重情境问题的新兴民主国家必须成功地处理这些问题，以便培养出民主政治巩固所必须的合法性。这种一般性的命题已经被一些论点所加强，即在解决国家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时的失败。例如，负债、贫困、通货膨胀或叛乱，可能意味着民主在该国的终结。如果情况的确如此，那么，关键的问题就变成：面临严重情境问题的第三波民主国家能够成功地解决这些问题吗？（有趣的是，这些问题也曾困扰过他们前任的威权统治者。）在某些国家，新的民主政权可以成功地处理一些个别的问题。不过，在大多数国家，似乎极可能的是，第三波民主政权不能有效地处理好这些问题，而且，他们将极有可能很难比他们的前任威权统治者更成功地做到这一点。叛乱、通货膨胀、贫困、债务、不平等与机构臃肿都将多多少少地继续存在，就像前十年的情况那样。那么，这意味着第三波民主国家的前景都概莫能外地同样暗淡吗？ 

对一些国家来说，事实似乎的确如此。显然在菲律宾，秘鲁和危地马拉这样的国家，民主面临着极大的压力。那里的问题数不胜数，而且性质严重：这些问题没有自动消失，而且也将得不到解决。另一些国家只面临一些轻微的，挑战性较低的情境问题。 

没有解决的，而且似乎是不可能解决的情境问题强化了对新兴民主政权幻灭的倾向。在多数国家，建立民主的斗争被看作是道德的、危险的而又重要的。威权的垮台大快人心，使人豪情满怀。而相比之下，民主制度中内部的政治斗争则很快地被视作不道德的、日常性的和琐碎的。民主的运作和新民主政府在解决该社会所特有问题上的失败导致了冷漠、挫折和幻灭。 

在民主政府掌政之后的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对其运作的失望就普遍出现在西班牙、葡萄牙、阿根廷、乌拉圭、巴西、秘鲁、土耳其、巴基斯坦、菲律宾和大多数东欧国家。这一现象首先出现在1979年和1980年的西班牙。在那里，民主被贴上了一个幻灭的标签，这个词迅速扩散到拉丁美洲。在1984年，即推翻葡萄牙独裁政权的十年之后，“伴随着向民主转型期间的那种兴奋和创造性的热情”已经消失殆尽，而“占主导的政治气氛”是“漠不关心和如梦初醒”。到1987年，对拉丁美洲的民主化所产生的那种大快人心的气氛很快地“让位于无边的挫折感和对民主化结果的失望”。在1989年，正如所报道的那样，“公众对巴西政治领导的极端失望和社会不满的爆炸性气氛已经取代了1985年千百万巴西人庆祝在军人统治20年后恢复民主时的满心希望”。在巴基斯坦，向民主转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一种急躁和悲哀感就取代了迎接这个国家回到民主的那种豪情”。在东欧独裁垮台后的一年时间里观察家们一直在谈论所谓“后极权消沉现象”（post- totalitarian depression）以及席卷这一地区的“失望与幻灭”气氛。 

从政治上看，在第一个民主政府掌权后的那些岁月里，通常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导致向民主转型的民主联盟会解体，而首任的民主政府领导人的效能下降，和人们日益意识到即将降临的民主自身不能为这个国家所面临的重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提供解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的难度制约着民主的进程，领导人的缺点都会变成那个时代常有的事。新民主政权的领导人们常常被视作狂妄、无能、腐败，甚至是三者兼而有之。 

 对民主的一个相关的反应是“威权怀旧症（anthoritarian nostalgia ）。这在那些威权政权极其残酷、无能或腐败，以及在那些他们不愿意放弃权力的地方并不十分明显，但是，在那些独裁相对温和或取得一些经济上的成功，以及政权或多或少地自愿由他们的领导人朝着民主方向改造的地方却更为流行。在这些国家，对受迫害的记忆逐渐消失，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被一种威权期间秩序、繁荣和经济增长的形象所取代。例如，在西班牙，从1978年到1984年间，对佛朗哥政府在一般的满意程度、生活水准、法律与秩序及社会平等等方面的评价水平都有全面增长：“对佛朗哥政权的记忆越充满玫瑰色，这个独裁者就被往后抛得越远。”这种“威权留念”效应也出现在巴西。在1989年，据报道，对盖赛尔将军的统治进行重新评估的作法搞得“十分起劲。今天，他的统治被看作是年通货膨胀不过在百分之百以下，而不是４位数，当时，人们夜晚可以平安地走在里约热内卢的大街上”。在1978年，当被问及哪个政府或哪个政权统治葡萄牙统治得最好时，选择卡埃塔诺独裁政权比选择苏亚雷斯民主政权的葡萄牙公民多三倍。在1987年，即秘鲁实行民主后的第７年，利马（Lima）的居民们把从1968到1975年统治秘鲁的军事独裁者胡安·维拉斯科看作是自1950年以来最好的总统。在1990年齐亚·哈克和阿育布·汗在巴基斯坦的名声也处在上升之中。 

解决这些问题的难度和对政治的幻灭是新兴民主国家的一个流行的特征。这两种特征构成了新兴民主国家生存的问题：这些民主国家是将得到巩固，还是趋于瓦解呢？民主的实质是以定期的、公开的、公平的、竞争性的选举选择统治者。在这种选举中，大部分人可以投票，评价民主牢固程度的一个标准是政治精英和公众坚定地相信统治者应该按这种方式加以选择的程度，即对这个国家民主政治文化的形成进行态度上的检验。第二个标准是政治精英和公众的确通过选举选择领导人的程度，即对这个国家政治中民主实践的制度化进行行为检验。 

第五节　民主政治文化的培养 

民主文化问题主要集中在新民主政府的绩效或效能及其合法性上，换句话说，即精英和公众相信民主体制之价值的程度。按照一种关于这种关系持基本上悲观态度的看法，戴蒙德（Diamond）、林茨和李普塞认为，第三世界国家民主和其他政权不稳定的一个基本原因是“低合法性和低效能之间的结合和互动”。以低合法性起家的政权会发现，很难变得有效能，“而缺少效能的政权，特别是在经济成长方面缺少效能的政权只能持续维持低水平的合法性”。事实上，新兴民主国家是处于一种第二十二条军规（Catch-22）的难局：即由于缺少合法性，它们不可能变得有效能；由于缺少效能，它们又不能培养出合法性。 

那么，这种悲观的假设在多大程度上有其道理呢？ 

新兴民主政权没有能力解决长期的严重的情境问题，未必意味着这些政权的垮台。威权政权（最终包括共产政权的合法性）几乎完全建立在其政绩基础之上。民主政权的合法性也部分地建立在政绩的基础之上。不过，它还依靠过程和程序。特定统治者或政府的合法性也许取决于他们能够给社会带来什么。政权的合法性构成政府的选举方式；政绩的合法性在民主国家扮演着一个角色，但它绝不如其在威权政权下所扮演的角色那么重要，而且对程序合法性而言也居于次要地位。那么，决定新兴民主国家能否生存基本上不是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严重性或是他们有没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而是政治领袖对他们没有能力解决这个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作出反应的方式。 

碰到极端严重的情境问题的民主政权在过去的确生存下来了。正如林茨和斯捷潘所强调的，关于经济危机必定瓦解民主政权的论点，已被三十年代欧洲的经验证明不成立。在大萧条期间，所有国家，除德国和奥地利外，其他民主体制都生存下来了，包括那些比这个国家遭受更为严重的经济困苦的国家。它们生存下来是因为，用齐默曼（Ekkart Zimmerman）的话说，“集团的领导人有能力团结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联盟，并不时地在巩固旧联盟（如比利时）的基础之上解决如何引导经济的问题。”同样，在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的新民主政权在六十年代所面临的挑战同第三波国家后来所面临的挑战一样严重。正如罗伯特·迪克斯（Robert Dix）所明白无误地归纳的那样，这些案例的教训是“政治工程（political engineering）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第三波国家中更具有决定性的那种民主的经济和社会学条件的不足。” 

首先，民主政治的稳定性取决于主要政治精英的能力，包括政党领袖、军队领导人和商界领导人来同心协力处理他们的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以及避免利用这些问题赋予他们的直接物质或政治利益。新兴民主政权不能、而且没有在其国家消除长期的恐怖主义和叛乱。稳定的关键问题是政治精英和公众如何对这种局势作出反应。在六十年代，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的精英们通力合作，试图处理这些问题。类似的发展也出现在第三波民主化国家中。例如，西班牙持续面临着持续巴斯克极端恐怖主义问题。不过，没有一个全国性的政党试图利用这一问题来“使民主政权失去合法性……也没有一个政党坚持把造成这一问题的责任归咎给各届政府。没有一个政党声称，这个问题可以在民主之外找到更好的解决方式”。在秘鲁，情况也有些类似。经验表明，“一场游击队运动可以联合起民主背后的一些主要的政治行动者，这是避免内战的唯一解决方法”。 

其次，民主的稳定性取决于公众区分政权与政府或统治者的能力。例如，在1983年，在委内瑞拉第二波中产生的民主政权就职25年之后公共舆论变得对委内瑞拉的民选统治者的政绩感到十分失望，但却没有对选举出他们的制度感到失望。一项研究表明，尽管“对政府存在着失望，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对选举政府的方法有同样的不满”。在1983年，人口中的相当一部分人（34．2％）的人相信他们国家的情形为政变提供了理由，只有约15％的人支持用民主之外的方法。认为没有这些政治家政府会干得更好，或是认为政治家们对这个国家的问题漠不关心的人比在1973年更少。在1983年，“委内瑞拉人仍然支持他们的政府施政方式，而且尽管他们对政府一旦掌权之后所作的行为感到不满，但是他们还是相信投票是改善局面的唯一办法。”总之，尽管选举产生的政府持续无力有效地处理他们的国家所面对的问题，但委内瑞拉人在1983年时比他们在1973年更强烈地笃信民主。 

在1983年后的６个年头里，委内瑞拉面临着日益加剧的经济问题，这主要来自于石油价格的下跌。到1989年经济危机产生了这样一种局势，“期望值仍然还是那么高，而政府满足他们的能力却下降了。”然而，这仍然未对民主构成威胁： 

高度的挫折并没有转化成非法的、暴力的政治活动，相反，是转化成合法的、和平的系统维持机制和程序。我们发现，中下层的委内瑞拉人已经通过四种方式来从心理上应付他们所面临的危机：合法的抗议、适应、听天由命或移民。 

对民主的支持与对民主选举所产生的政府的支持这种分野在西班牙也显示出来。在1978年到1984年间，“对民主政权的支持与对更有效的民主的满意，这两者已经逐渐地区分开来。”在佛朗哥政权的最后岁月里，其失业在欧洲是最低的（年平均约３％），经济成长率也是在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年平均约７％）。在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初期的早期的民主岁月里，失业上升到20％，经济成长率下降到低于２％，对民主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所保持的信心差异很大。在1978年，60％公众认为民主会提供解决该国所面临的问题的方法。在1980年和1981年，公众中的多数人认为民主不能解决该国的问题。不过，在1982年和1983年，绝大多数人（50％和60％）再一次对民主在解决西班牙的问题上的能力表现出信心。然而，尽管公众对民主能够解决其问题的信心的不断的波动，对民主的支持仍然一直很高，甚至有所增加。在1977年，77％的西班牙公众相信，民主对西班牙来说是最好的政治体制。这一数字在1980年下降到69％，但是在1981年上升到81％，在1983年上升到85％。 

那么，对民主作为一种政治体制的始终如一的广泛支持，与对民主政府在处理问题上的能力的信心上的变化又是如何调和在一起的呢？当然，答案是选举周期。在1978年选民们仍然对苏亚雷斯的新政府抱有信心。到1980年和1981年，随着经济危机的加深，他们对该政府失去了信心，在1982年，他们又把冈萨雷斯和社会党人推入了权位。在做到了这一点之后，他们对民主解决西班牙问题的能力所保持的信心又急剧上扬。就像委内瑞拉的选民们一样，西班牙的选民们这样把他们对民主作为一种政治的体制与他们对执政党绩效的评估区分开来。这种区分对民主的运作至关重要。 

在某些环境下，威权的怀旧可能为民主政权的“缓慢死亡”铺平道路，然后由军方或其他威权力量接管政权。不过，怀旧只是一种情绪，而不是一种运动。更通常的是，对威权的怀旧，成为公众把统治者与政权区分开来的这种趋势的进一步的证据。西班牙、葡萄牙、巴西和秘鲁的公民们同时把佛朗哥、卡埃塔诺、盖赛尔和维拉斯科看作是有效能的统治者。然而，他们仍然把民主当作最好的政体来加以支持。 

对民主统治者的失望与幻灭和对威权统治者的怀旧是民主巩固过程中的第一步。这种幻灭与怀旧也标志着精英和公众已经从短暂而快慰的民主化“巅峰”中降下来，并开始适应民主“低谷”中的零乱与沉重。他们了解到，民主建立在政府可能会失灵，因此，必须有制度化的方式来改变政府，这是民主政治赖以存在的前提。民主并不意味着问题必将得到解决；但是它却意味着统治者可以被更换；民主行为的实质是更换统治者，而做到前者却是不可能的。其所产生的幻灭和降低了的期望值正是民主得以稳定的基础。当人们了解到，民主只是为专制问题提供一种解决办法，而未必为所有其他问题提供解决办法时，民主就会变得巩固了。 

第三波中的头15年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即在新兴民主国家，不存在重大的反民主运动。威权的残余集团（不论是保守派，还是极端主义者）都存在于许多国家。威权怀旧在几个国家都有具体的表现。对民主的热情、对选举政治的参与和民主领袖的受欢迎程度都有普遍的下降。然而，在第三波的头15年中没有一个国家形成了大规模的群众性政治运动来向新兴民主政权的合法性提出挑战，并形成足以明显取代民主政权的威权政权。至少那些在第三波早期时已经向民主转型的国家对民主之可取性的认同似乎已经处于一种压倒性的地位。在西班牙，如上所示，在1977年到1983年间举行的五次民意测验中，公众中的大多数认为，民主是像他们这样国家的最好政体。正如一项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支持民主政权的基础是多种多样的，极为宽泛，而且含糊不清。而且与在其之前的闭关自守的政权相比更是如此。民主政权不太受限于某个特定的利益；在这一方面，它享有相对的独立。”对民主的广泛支持并不限于西班牙。例如，在智利，在1982年到1988 年之间的所进行的四次民意调查中，利马的公民绝大多数，从66％到88％拥护民主，在1988年的一次全国性的抽样调查中有75％的人认为民主是他们国家最可取的制度。一些更零星的证据表明，在其他第三波国家中，支持民主的程度也大致相当。 

在第三波国家中，政权更迭之后立即出现的对民主的广泛认同，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和日本对民主和与民主相关的价值与态度的支持形成的相对缓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五十年代初期，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德国人表明，他们对新纳粹党得权的尝试表示支持或是漠不关心，而对恢复君主制的支持则略低于三分之一。当被问及德国历史上哪个时期是最好的时期时，45％的人选择1914年之前的帝国，42 ％的人选择第三帝国（the Third Reich），7％的人选择威玛共和国（the Weimar Republic），2％的人选择新的联邦共和国。对联邦共和国的支持在1959年上升到43％，在1970年上升到81％。在1953年，50％的德国公众认为，民主是德国的最好政体；到1972年，有90％的人持这样的看法。对民主的支持的形成和与民主相伴随的信任态度与公民能力的形成，大概足足费了20年的时间。在五十年代与六十年代，日本也以更加缓慢和不太完善的方式在舆论上转向更赞同民主。 

为什么在西班牙、秘鲁的统治者垮台之后几乎立即出现对民主的认同，而在德国和日本这样的威权体制垮台之后要经历约20年的时间才能形成相对的认同呢？在德国和日本，某种程度上人民改变了他们的观点，但是，在更大的程度上是人民自身出现了变化。年轻的和受过更好教育的人更为亲民主。当德国的公众变得主要由那些在联邦德国受过教育、并度过成年生活的人构成时，在德国对民主的支持几乎接近完全一致。相比之下，在西班牙和秘鲁，在民主政权上台之后，对民主的广泛支持要么意味着这种广泛的支持在威权政权期间就已存在，要么意味着在向民主转型之前支持，或至少默认威权主义的人在民主转型之后很快地改变了他们的看法。然而，这两种可能对民主来说未必都是一件好事。如果第一种看法成立，在那些甚至在对民主有压倒性支持的时候，威权政权在那些社会仍然存在。如果第二种看法成立，那些在转型之后很快地改变他们的看法而支持民主的人可以想象也会同样快地朝着反民主的方向改变他们的态度，如果环境许可的话。在德国和日本，对民主的广泛支持是代际交替的产物，因此，在短期内不大可能逆转。在西班牙和秘鲁，对民主的广泛的支持显然是舆论变化的产物，因此，在短期内更容易出现逆转。 

第六节　民主政治行为的制度化 

在新民主体制下所形成的幻灭，其自身以四种行为方式表现出来。第一，它常常导致冷漠、犬儒和脱离政治。在许多新民主国家转型期间，投票水平很高，但随后，就开始下降。有时在转型之后的选举中下降得非常之快。政治参与的下降按照民主理论来看也许是不可取的，但是它的确出现了，因而也就威胁到新民主的稳定性。 

其次，幻灭通过对现任政府的反弹表现出来。例如在西班牙，选民们推翻了执政党，并用另一组统治者来加以取代。当然，这是人们非常熟悉的一个民主性的反应，而且，它在新的第三波民主化国家中经常发生。现任的领导人和政党在他们试图谋求重新当选时通常不至于被击败。在民主建立之后的第一次和第二次政府换届中，这样上台的政党通常会追求一种其国家主流意见范围内的温和政策。特别是那些认同左派思想的政党，如葡萄牙和西班牙的社会党、希腊的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PASOK）、阿根廷的庇隆派通常在执政期间都会采纳十分保守的和正统的经济及金融政策（唯一的例外是秘鲁加西亚的美洲人民革命联盟［APRA］）。 

第三，对民主的幻灭不时也会产生对当政者的反动。在这种情况下，选民不仅拒绝支持执政党、他们也拒绝在政治体制之内的其他主要政党和团体，并把他们的支持转给一个政治上的局外人。这种反应更通常地出现在总统制国家，在总统制下最高职位的候选人通常是建立在个人，而不是政党基础之上的；因此这种情况更多地出现在拉丁美洲，因为在那里人们的这种反应通常被认为是民粹主义的。民粹主义的反体制反应的一些显著的例子是巴西的科洛尔和秘鲁的藤森这样的候选人得以成功当选。在阿根廷，梅内姆作为候选人也有一些民粹主义的特征，尽管他是这个国家体制内基础最庞大的政党的候选人。一些成功的民粹主义候选人靠着他们“局外的”反建制的政治诉求而赢得了选举，同时，他们极少或没有来自建制内的政党的支持，而是来自公众中广泛的和多阶层的支持。但是，一旦就职，民粹主义的候选人通常会并不追随民粹主义的经济政策，而是实施严厉的紧缩计划，以削减政府预算、促进竞争和降低工资。 

反现任统治者和反体制的反应是对政策失败和幻灭的经典式民主反应。通过选举，一组统治者失去了权位；而另一组统治者上台执政，导致了政府政策的改变，如果谈不上改进的话。当这些体制内的反应得到制度化之后，民主就得到了巩固。 

测量这种巩固程度的一个标准是两次政权易手的检验标准。通过这种测验，如果在转型时期内第一次选举中掌权的政党或集团在此后的选举中失去权力，并把权力移交给那些选举中的获胜者，而且，如果这些选举中的获胜者然后又和平地把权力移交给后一次选举中的获胜者，那么，这样的民主政权就可被看作已得到巩固。通过选举选择统治者是民主的核心所在，只有统治者愿意按照选举的结果来放弃权力，民主才是实实在在的。第一次选举易手常常具有象征性的意义。在阿根廷，1989年向民主的转型是自1916年以来的第一次政权易手。在这次政权易手中，由选举产生的某个政党的总统把权力移交给由选举产生的来自另一个党派的总统。1985年和1990年秘鲁的选举也标志着秘鲁在二十世纪的第二次和第三次权力由一位当选总统向另一位当选总统的易手。 

第二次易手可以说明两件事情。第一，一个社会中两个主要的政治领袖集团充分忠于民主，而且愿意在选举失败之后交出职位和权力。其次，精英和公众都在民主的体制内运作；当出了差错以后，你可以改变统治者，而不是改变政权。两次政权易手是对民主政治的一个高难度的检验。美国早先并不明显达到这一检验的要求，一直到杰克逊的民主党人在1840年把权力交给自由党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被普遍地看作为一个民主国家，但是它并不合乎这一检验，事实上，从未出现过一次有效的政权易手。在1950年与1990年间，土耳其有三次军事介入，而出现过好几次第一次易手，而从未出现过第二次易手。 

在1974年与1990年间，已经举行转型选举的29个国家中有三个，即苏丹、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由选举所产生的民主政府被军事或宫廷政变所推翻。在1986年之后，进行过民主选举的另外10个国家中，没有一个在1990年底以前举行过全国性选举。在其余的那些在转型选举之后举行过一次或一次以上选举的16个国家中，有15个出现了第一次政权易手，唯一的例外是土耳其。在那些转型选举之后举行过两次以上的全国性选举的8个国家中有6个出现了第二次政权易手，例外是西班牙和洪都拉斯。在16国家中的所有28次选举中，有22次执政的候选人或政党被击败，由反对派掌权。总之，民主过程运作起来了，选民们定期地撤换现任者，而现任者又总是把官职交给由选民们新选中的人。除三个国家的民主政府被政变推翻之外，从把选举过程制度化的角度看，在1990年民主在第三波国家中仍然枝强叶茂。 

不满的第四种，也是最极端的政治表现，是一种不是针对在职的统治者，而是针对现体制的反应，即针对民主体制自身的反应。反对民主的具体政治力量包括从威权政权中残存下来的保守集团，以及从反威权的反对派中延续下来的极端主义团体。保守派团体在一些国家包括军方中的一些分子，这些常常心怀不满的中级军官受到了军事领导人的反对，而不能够从民间团体中动员到举足轻重的支持。在以前的共产主义国家，党内和国家官僚机构内的一些分子，包括秘密警察常常也为反民主化的活动充当后盾。在尼加拉瓜，保守的、由桑蒂诺派控制的工会公开地向民选的政府挑战，威胁要实行“由下至上的统治”。 

极端的反对派常常也试图向新的民主政权挑战。不过，就其本质而言，激进的团体会运用暴力，诸如秘鲁的光辉道路、菲律宾的新人民军和萨尔瓦多的法拉邦多·马蒂全国解放阵线（Farabundo Marti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FMLN），但是他们没有能力从新民主国家的公众中动员到广泛的支持。使用更为和平的策略的极端主义集团也极少能够取得成功。例如，在韩国1990年5月，激进的学生组织了示威并通过寻衅滋事来纪念光州屠杀十周年。有一次示威几乎有100000 人参加。另外几次的示威人数在2000到10000 之间。这些自1987年以来规模最大的示威并没有像1987年反威权政权的示威那样得到广泛的支持。在韩国众多的学生中只有“一小撮”参加了1990年的示威，而中产阶级则回避了，因为他们“对反对派组成新政府的能力普遍缺少信心”。据报道，“中产阶级选择在家里抱怨，而不是在电视上抱怨。”从总体上看，残存的保守派和极端主义团体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新兴民主国家中被孤立在政治的边缘。 

民主政治实践在第三波民主国家中的普及反映了威权力量的消亡。军人执政集团、个人独裁者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不断被尝试过，而且都失败了。因此，民主成了唯一的选择。当然，关键的问题是这种局面是否能够维持下去，以及新的运动是否会促进新形式的威权主义。这种运动能够发挥作用，并获得重大支持的程度大概取决于民主政治行为，包括由选举进行政权移手得以制度化的程度。 

此外，还有一种可能性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体制内的民主道路使人失去盼头。公众们究竟会多少次愿意用另一个政党或联盟来取代这一个政党或联盟，以希望他们中的一个能解决国家所面对的问题呢？选民们会在多少次愿意选举那些具有个人魅力的、受人民欢迎的局外者，而相信他们能够创造出经济和社会奇迹呢？在某种意义上公众不仅可能会对民主政府的失败感到失望，而且也对民主程序的失败感到失望。他们也许想从反现任统治者和反权力机构的反应转向反体制的反应。如果民主的选择似乎已经衰竭，野心勃勃的政治领袖就会获得足够的动力来造就一个新的威权政权。 

第七节　有利于新民主政权巩固的条件 

什么样的条件促进第三波国家中民主政治制度和民主政治文化的巩固呢？到1990年，第三波才15岁，收获的季节还没有到来，因此，不可能有确定的答案。不过，两组潜在的相关证据倒是现成的。第一，第一波和第二波民主国家得以巩固的经验已经可以为第三波提供教训。其次，正如前文所指出的，促进民主政权产生的因素未必促进民主政权的巩固。然而，有些因素则能够两者兼得。此外，有些事态的发展比另一些事态的发展更有助于民主的巩固。这可能是一个合理的结论，若要试图去预测在哪些国家民主将得到巩固，在哪些国家将得不到，这样的预测则是愚蠢的，这里，我不试图去作出这种预测。不过，试图去找出能够影响到民主巩固的若干变项，并找出这些变项在多大程度上在个别的第三波国家中存在与否，则是有益处的，哪怕这种做法带有些推测的性质。民主得以成功巩固受几个因素的影响。 

表5．1　第三波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民主经验 

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到第三波民主化之前实行民主的年数 

 国别 

20年以上

 乌拉圭*、菲律宾、印度、土耳其、智利*  

10－19年

 希腊*、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韩国、巴基斯坦、巴西 

１－９年 

 阿根廷*、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格林纳达、尼日利亚  

不足１年 

 西班牙*、葡萄牙*、萨尔瓦多、波兰*、东德*、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尼加拉瓜、苏丹、蒙古 

 *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有过一些民主经验的国家 

第一，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在二十世纪，极少的国家能够在第一次尝试中就建立起民主的政治体制。可以合理地断言，过去的民主经验比没有这种经验更有助于第三波民主国家的稳定。若是把这一命题推展一下就可以合理地假设，具有较长的和较近的民主经验对民主的巩固比较短的和较早的民主经验更为有利。如表5．1中的分类所示，５个国家，乌拉圭、菲律宾、印度、智利和土耳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第三波民主化之前已有20年以上的民主经验，尽管对土耳其来说，这种经验曾因为1960年和1970年的军事介入而被中断。在另一端，有10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没有民主经验的国家；以及六个，萨尔瓦多、尼加拉瓜、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蒙古和苏丹，在第三波之前完全没有民主经验。 

表5．2　第三波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 

1987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按美元计）

 国别 

5000以上

 西班牙、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 

2000－4999

 希腊、葡萄牙、阿根廷、乌拉圭、巴西、波兰、罗马尼亚、韩国 

1000一1999

 秘鲁、厄瓜多尔、土耳其、格林纳达、智利  

500－999

 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玻利维亚、菲律宾  

不足500 

 印度、巴基斯坦、尼日利亚、苏丹 

资料来源：非东欧国家：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89》（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89）、（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os，1989）第164－165页。东欧国家：据中央情报局（CIA）的估计，“东欧：迈向经济富裕还有漫长的道路”（提交给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技术与国家安全小组委员会的论文，1990年5月16日），第1－6页。 

注：蒙古因缺少数据从略。 

其次，正如在第二章中所强调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政权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相关的关系。一个高度工业化的现代经济和更为复杂的社会及其所需要的受过教育的人口更有助于民主政权的建立。可以合理地假设，这些社会也将比那些非工业化的社会更有利于新民主政权的巩固。如果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以1987年为准，当作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初步指标，第三波国家可以分成相对明确的几种类型（见表5．2 ）。西班牙（人均国民生产总值6010美元），东德，也可能包括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这几个国家在最高一组，其次是希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4020美元）。其他几个国家也在2000美元的线之上，包括葡萄牙、乌拉圭、韩国、巴西和其他３个东欧国家。在底部的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低于500 美元的四个第三波国家。到1990年底，其中的两个（尼日利亚和苏丹）已经回归到军人统治。第三，巴基斯坦，由民主选举产生的统治者已经被国家元首免除了职务，据报道，这是因军方的请求。此后，在1990年，印度是唯一能够保存民主完好无损的极端贫困的第三波国家。 

第三，国际环境和外国在第三波民主国家的建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支持民主的外部环境大概也应该有利于民主的巩固（见表5．3 ）。这里一个“外部环境”，指的是自身为民主的外国政府或其他行动者赞同在其他国家实行民主，因此，与新民主的国家保持密切的关系能够运用对该国的影响力。德国的统一使得民主在东德的前景与西德的稳定的民主环境命运攸关。欧洲共同体的成员资格因为经济原因而变得极有诱惑力，民主的统治方式又是获得成员资格的条件；因此，第三波欧共体成员国（如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都有着强烈的诱因来维持它们的民主制度。其他国家，诸如土耳其，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也希望获得成员资格。这种可能性也为他们维持其民主提供了一种诱因。一些国家与美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受美国的影响也很大。这些国家包括中美洲的国家，格林纳达、玻利维亚和菲律宾。在有美国影响存在，但不太强大的地方，包括秘鲁、厄瓜多尔、乌拉圭、韩国、土耳其、波兰和智利。一些重要的民主国家的影响在阿根廷、巴西、印度、尼日利亚、苏丹、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蒙古相对较弱。 

表5．3 　第三波国家的外部环境与民主巩固 

巩固的外部环境 

 国别  

极其有利 

 东德、西班牙、葡萄牙、希腊  

相当有利 

 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土耳其、菲律宾、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格林纳达、玻利维亚 

有利 

 秘鲁、厄瓜多尔、韩国、乌拉圭、智利  

无关紧要或不利 

 阿根廷、巴西、印度、尼日利亚、苏丹、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蒙古  

 注：对外部环境的分类依据的作者印象上的判断，这些判断建立在这样一种判断之上，即欧洲共同体和美国将继续致力于促进民主。 

第四，在第三波国家中民主转型的时机也能反映出对一个国家中巩固民主有影响的因素（见表5．4）。在这一波初期向民主转型的国家中，建立民主的努力主要是出自一种自发的原因。外部的影响和滚雪球的效应作为民主化的原因对那些在第三波稍后时期进行民主转型的国家更为重要。可以合理地断言，出现在第三波早期的民主转型中自发原因的普遍存在比外界的影响可能更有利于民主的巩固。而这种外界的影响主要出现在第三波晚期的民主转型之中。就其作为一个因素而言，它有利于南欧国家、印度、厄瓜多尔和秘鲁这些国家民主的巩固。它也应该有利于尼日利亚的民主的巩固，但是，它却未能阻止其过早向威权主义的回归。导致后来这些向民主转型的力量大概应该比东欧国家、韩国、巴基斯坦和尼加拉瓜以及那些1990年仍处在自由化进程之中的国家（如中国台湾、南非、苏联和墨西哥）的民主的巩固更为困难。 

表5．4　第三波国家民主的创始 

首次选举的时间 

 国别  

在1980年以前 

 东德、西班牙、葡萄牙、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厄瓜多尔、印度、尼日利亚  

1980－1983年

 秘鲁、阿根廷、玻利维亚、洪都拉斯、土耳其  

1984－1987年

 乌拉圭、巴西、菲律宾、萨尔瓦多、危地马拉、韩国、格林纳达、苏丹 

1988－1990年

 巴基斯坦、波兰、匈牙利、东德、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尼加拉瓜、智利、蒙古 

可能在1990年之后 

 墨西哥、苏联、南非、（中国台湾）、尼泊尔、巴拿马 

第五，一个极其关键的问题显然涉及到转型过程与巩固之间的关系。对一个国家来说是否通过变革、置换、移转或干预而完成民主转型对民主的巩固有什么差别吗？对于其中的每一个过程是否有助于民主的巩固都可以提出立论和反论。一个相关的问题涉及到暴力在转型过程中的作用，以及由此产生的类似问题。一方面，可以断言：和平的、认同性的转型有助于民主的巩固。另一方面，也可以认为暴力的转型有可能在大多数人口中形成一种更深刻的反对流血的倾向，因此会造就对民主体制和价值的更深刻的信念。总之，可以合理地认为，一种认同性的、不太充满暴力的转型为巩固民主比冲突和暴力为巩固民主提供一个更好的基础。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通过谈判的移转也许最有利于民主的巩固；变革其次；置换和干预为民主的巩固提供的基础最少（见前文中的表3.1）。或许也可以认为，不论这种过程的本质如何，它所牵涉到的暴力越少，就对巩固民主的巩固条件越有利。若是这一假设成立，它就可以为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尼加拉瓜、格林纳达、巴拿马、罗马尼亚和南非的民主巩固问题造成一些难题。 

第六，正如前面所论证的，新兴民主国家所面对情境问题的数量和严重性不仅仅决定民主的巩固程度，而且，问题的核心反而是，政治精英和公众如何对这些问题和对新政府无力解决这些问题作出反应。不过，这并不是说，一个新兴民主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完全与民主的巩固无关。严重的情境性问题的数量和性质只是同其他变项一道影响到民主的巩固（见上文，即本章第四节的开头部分）。 

除这六项因素之外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当然也影响到民主巩固的成败。不过，这些影响的程度和方向并不总是很容易估计出来。例如，人们可以假定，威权政权的性质和成功也许影响到其后来民主政权的巩固的前景。威权政权是一个军人政权，还是一个一党政权，还是个人独裁政权，还是一个种族性的寡头政体，这会影响到民主巩固的前景吗？就此可以提出一些相互冲突的假设和论点，包括前任威权政权的性质对后来民主政权的巩固没有任何重大影响的论点。同样，民主政权是更可能仿效那些被认为是相对成功的威权政权（如西班牙、巴西、中国台湾、韩国和智利），还是相对不成功的威权政权（如阿根廷、菲律宾、葡萄牙、玻利维亚和罗马尼亚）。这一区分显然与不同的转型进程有关，但是，其自身也可以算作一个自变项。但是其方向如何呢？可以认为，精英和公众对不成功的威权政权的明显失败所作出的反应对民主的巩固应该是一种积极的力量。不过，也可以认为，各国在政治能力上各有差异，而且成功造就威权主义的民众（如西班牙人），同样也可以成功地造就民主。而那些没有能够创造出成功的威权体制的人也不可能更成功地巩固一个民主政权（如阿根廷人）。 

民主的巩固也受到所建立的民主制度的性质的影响。例如，有人提出了这样一个合理的论点，即议会制比总统制更有助于新民主政权的成功，因为它削弱了政治的“孤注一掷”的一面，通常要求由各政党联合组成政府，并为在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之间的平衡提供一种机会。这种论点颇有参考价值，而且向议会制转换的可取性已经被一些拉美人所提出来，包括劳尔·阿尔方辛。不过，议会内阁制有助于民主巩固的证据仍然不够充分。一个类似的问题与新兴民主国家政党体制的性质有关。代表着某个特定的经济、社会、区域、社团或意识形态利益的多党能够更有利于民主吗？在两党制下，据认为，两个代表性广泛的政党相互之间提供一种可行的和负责任的替代政府，而其领导人在对付严重的经济危机、贩毒的黑手党和具有威胁性的叛乱方面能够更容易合作，这种两党制更有利于民主吗？同样，对这一判断仍然缺少足够的证据。 

如果上面所讨论的因素与新兴民主的巩固有关，而且，如果有人含而混之地断定它们都同等相关，那么，有关最有利于和最不有利于民主巩固的条件上就会出现更为宽泛的判断。这种结论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从总体上看，巩固的条件在南欧国家、东德、乌拉圭和土耳其最为有利。对相当多数的国家来说，巩固的条件不那么有利，但却仍然可以起一些支撑作用；这些国家包括捷克斯洛伐克、智利、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秘鲁、洪都拉斯、阿根廷、巴西、菲律宾、印度、波兰和匈牙利。对民主的巩固所不太有利的条件，出现在危地马拉、格林纳达、尼日利亚、萨尔瓦多、巴基斯坦、尼加拉瓜、保加利亚、蒙古。最后，苏丹和罗马尼亚在支撑民主的维持的条件方面似乎特别不足。 

许多因素将影响到第三波国家中民主的巩固，而且，它们的相对重要性并不十分明确。不过，似乎最可能的是，不论民主在事实上摇摆不稳，还是得以维持，都主要取决于政治领袖愿意维持民主的程度以及愿意为这一努力所付出的代价，而不是优先考虑其他目标。

谢选骏指出：亨廷顿所说的“民主化”，其实就是“非殖民化”——这是从美国革命开始的，到苏联瓦解，一以贯之！但亨廷顿却不懂这个基本常识，这无非因为，亨廷顿本人就是个殖民者——因此一叶障目，看不见自己不愿意看见的东西。

【第六章　走向】

从1974年到1990年间，在几乎30个国家的民主化，及在另外几个国家的自由化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一个基本问题之上。这些民主化是持续的和不断扩展的“全球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吗？这场民主革命会最终席卷世界上的几乎所有国家吗？或者说，只是一个有限的民主扩张？即只是在过去有过民主经验的多数国家重新引入民主？如果第三波终止与一旦会出现一个重大的第三波回潮，这种回潮将会消灭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民主的许多收获吗？会回归到民主化的谷底吗，当在这个谷底中，在世界上只有不足五分之一的国家有民主政府？ 

社会科学不能给这些问题提供可靠的答案，任何社会科学家也做不到。不过，可能做到的是，找出会影响到民主在世界上未来收缩或扩张的因素，并提出一些似乎与民主化之未来相关的问题。其中，关键的因素包括：一，引起第三波的原因有可能继续起作用、汲取力量，是削弱还是被促进民主化的新力量去补充或取代的程度；二，产生新的重大回潮的环境以及这种回潮可能呈现的形式；三，存在于那些到1990年为止尚未民主化的国家中的民主化的障碍与机会。在下面的篇幅中我将试图分析这些因素；不过，在讨论每个标题文字的最后一句话几乎总是用问号来结尾。 

第一节　第三波的肇因：持续、削弱，还是有所变化 

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民主化潮流会持续到整个九十年代吗？在第二章中讨论了第三波民主化的五个一般原因。其中的两个——威权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和经济发展——将在下文中讨论未来民主化的潜在障碍时有所涉猎。这一节集中讨论另外三个被认为是在第三波中扮演重大角色的因素。 

一个是基督教的扩张，更具体地说，是出现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天主教会的信条、感召力、社会和政治主张上的重大变化。基督教的扩张对韩国的影响最为显著。世界上还有其它地区的基督教影响在扩展吗？这个地区的民主化也会相应变得可能性更大吗？最明显的是非洲。在非洲，基督徒的人数，据估计，在1985年时是236,000,000 人，预计在二十一世纪初将达到400,000,000人左右。到1990年为止，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是世界上有大量的天主教徒和基督徒生活在一大批国家的威权政权之下的唯一地区。在1980年和1990年，基督教领导人积极地反对肯尼亚和其它非洲国家的压迫。随着基督徒人数的成倍增加，教会领导人在支持民主方面的活动大概将不会下降。他们的政治权力将会增加。据报导，在1989年的新加坡，总人口中约有５％是基督徒，但是政府日益关注基督教的扩张，并用压制性的措施来对付新加坡的天主教教主和新加坡天主教大主教管区正义与和平委员会（the Catholic Archdiocesan Justice and Peace Commission）的执行秘书。在苏联地区对宗教的禁止和骚扰似乎已经终结。这将可望导致宗教教徒和活动的增加，同时也对这个国家的民主未来有积极意义。 

到1990年为止，天主教对民主化的促进已经大功初成。许多天主教国家已经民主化了，或者像墨西哥那样自由化了。天主教促进民主进一步扩张而没有扩张自己的能力，仅限于巴拉圭、古巴、海地和几个非洲国家，像塞内加尔和象牙海岸。此外，在多大程度上天主教会像在七十年代那样持续成为民主化的强大推动力量呢？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始终如一地促进神学的保守主义。梵蒂冈对生育控制、堕胎、女性教士和其它问题上的态度与在更多的社会和政体中促进民主并行不悖吗？ 

民主化外部行动者的作用似乎也在变化。在1987年4 月土耳其申请成为欧共体的正式成员。动因之一是土耳其的领导人们希望以此来加强土耳其的现代化和民主趋向，并约束和割裂在土耳其中支持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力量。不过，在欧洲共同体内部欢迎土耳其成为成员的热情并不高，甚至带有一些敌意（来自希腊）。在1990年，东欧的解放也带出了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成为欧共体成员的可能性。这样，欧共体就面临着两个问题。首先，它应该优先扩大其成员范围，还是通过朝着进一步的经济和政治统一的方向来“深化”现行的共同体呢？其次，如果它决定扩展其会员范围，那么应该优先发展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成员国，像奥地利、挪威、瑞典，还是优先考虑东欧国家或土耳其呢？欧洲共同体大概在特定的时间内只能吸收数量有限的国家成为会员国。 

对这些问题的答案牵涉到土耳其和东欧国家民主的稳定性。在土耳其，据报道，由于在申请成为欧共体成员方面未获进展已经在1990 年导致了“伊斯兰的反弹”。就土耳其目前的边际地位而言，穆斯林的遗产、过去的军人干预和令人怀疑的人权记录而言，土耳其的民主可能需要欧洲共同体的锚地，至少就像在七十年代西班牙、土耳其和希腊的民主那样。若是不能提供这种锚地，将会使得土耳其民主的未来更加充满不确定性。取得欧洲共同体成员资格的前景也会加强东欧和中欧新民主国家。不过，取得欧共体成员资格的前景不会为任何一个拥有威权政府的国家提供民主化的动力。 

苏联权力的退出使得东欧可以实现民主化。如果苏联结束或大量减少其对卡斯特罗政权的支持，在古巴也许会出现迈向民主的运动。除此之外，苏联几乎在其边界之外作不了什么促进民主的作为。关键的问题是，苏联内部将会发生什么。随着苏联控制的放松，更可能的是，民主政治将会在波罗的海国家重新建立起来。迈向民主的运动也会存在于其他共和国。当然，最重要的是俄罗斯自身。在俄罗斯共和国民主政权的建立和巩固，这种情况如果真的出现的话，将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重要的民主收获。不过，在1990年底，保守派的力量仍然在俄罗斯和苏联伸张自己的力量，强调有必要重新建立秩序和纪律，从而潜伏着发生苏维埃式的热月政变的可能性。 

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美国是民主化的主要促进者。美国是否继续扮演这一角色，取决于它的意愿、能力和其感召力。在七十年代中期之前，对民主的促进几乎总不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优先目标。它也可能再次在重要性上趋于次要地位。与苏联的冷战和意识形态竞争的结束可能会摒弃其支持反共的独裁者的行动准则，但是也可能减少美国对第三世界的任何实质性的介入的动因。到八十年代初，美国的决策者们吸取了这样一个教训，民主国家比任何基础狭隘的威权政权在反左翼激进思想方面是更好的堡垒。如果左翼激进意识形态的威胁得到了削弱，那么，用民主来作为这种意识形态最强大的替代者的必要性也会受到削弱。此外，卡特和里根都奉行一种道德主义的对外政策，为民主和人权赋予了一种华丽的词藻，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在其外交政策的目标中赋予它一种有意义的和实质性的角色。与前两任总统相比，布什总统似乎更为务实，而不那么具有道德主义色彩。在1990年4 月，贝克国务卿宣布，“在遏制的彼岸就是民主。横扫旧的独裁者的时间正在很快逝去；建立新的民主的时机已经到来。所以，布什总统为我们规定的新使命是促进和巩固民主。” 

这样，美国促进民主的意愿也许会、也许不会继续维持下去。另一方面，美国做到这一点的能力似乎可能受到了约束。有关美国在八十年代后期衰落的谣言常常被夸大了。不过，事实上，贸易和预算赤字的确给美国可以用来施加对外国影响的资源增加了新的限制。此外，正如天主教会促进威权国家的未来能力因为天主教国家不再是威权国家而受到极大的削弱一样，美国促进民主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也在下降，因为这种能力已经在它可以被最容易运用的地方运用过了。在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欧洲和东亚的那些国家中它们对美国的影响最为敏感，因而，除少数例外，都变成了民主国家。在1990年，美国仍然可以以民主化的名义来施加重大影响的主要国家是墨西哥。 

在非洲、中东和亚洲大陆的不民主国家对美国的影响则不太敏感。例如，在1988年，缅甸的示威者们要求美国谴责其政府的镇压行径，“抓住希望美国会介入的每一根稻草”，而且在一段时间甚至因为有报道有美国海军正在驶向缅甸海域而充满希望。美国的海军偶尔也支持民主，他们驶进过多米尼加共和国、海地、巴拿马和格林纳达的水域。可以想象，在某个时候，它也会驶向古巴水域来执行这一使命。不过，缅甸在美国利益和美国权力的最遥远的那一端。在那里，美国所能作的只是提出外交抗议和撤回经济援助。美国政府在非洲和中国促进民主的能力同样十分有限。 

除中美洲和加勒比海之外，对美国利益利害攸关的第三世界主要地区是波斯湾。海湾战争和派遣约500000美军部队到这一地区在科威特和沙特激发了要求民主的运动，使得伊拉克的侯赛因政权失去了合法性，美国在海湾部署的庞大军队如果能够维持下去的话将对自由化、如果不是民主化起着强有力的外部推动作用，如果出现要求民主的运动的话，这种军事部署完全有可能被维持下去。 

美国对民主化的重要性不仅仅涉及到美国有意地和直接地运用其影响力。在八十年代，整个世界范围内要求民主的运动中，都从美国的典范中受到了鼓舞，并以此为榜样。在仰光，民主的支持者们打着美国的国旗；在约翰内斯堡，他们重印了《联邦党人文集》；在布拉格，他们高唱“我们将会克服一切”；在华沙，他们朗诵林肯、引证杰弗逊；在莫斯科，约翰·苏努努（John Sununu）给戈尔巴乔夫出谋划策，教他如何组织一个总统制政府。美国的民主典范具有号召力，部分是因为它象征着自由。但是，人们也必须看到部分是因为它象征着一种力量和成功的形象。正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二波民主化一样，人们愿意模仿取胜的典范。 

不过，如果美国的模式不再体现着力量和成功，那么，当不再有自身的典范时会发生什么呢？在八十年代底，许多人认为“美国的衰落”是真正的现实。另一些人则持相反的看法。不过，事实上几乎没有一个人否认美国碰到了一些重大的问题：犯罪、毒品、贸易赤字、预算赤字、低储蓄和投资、日益下降的生产力增长速度、落后的公共教育和日益衰落的贫民区。整个世界的人们都会逐渐把美国看作一个衰落的大国，它充满着政治停滞、经济低效率和社会混乱。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了，那么，所体察到的美国的失败会不可避免地被看作民主的失败。世界范围内对民主的诉求也会受到重大的挫折。 

滚雪球对民主化的影响在1990年显然波及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蒙古、尼泊尔和阿尔巴尼亚。它也影响到在一些阿拉伯和非洲国家迈向自由化的运动。例如，在1990年，据报导，“东欧的动荡在阿拉伯世界产生了变革的要求”，而且促进了埃及、约旦、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的领导人们为民间表达不满提供更多的政治空间。一位埃及记者观察到，由于在东欧所发生的变化，“现在对民主来说，没有退路。所有这些阿拉伯人政权除了赢得其人民的信任，并服从于人民的选择外，没有其他选择” 

东欧的榜样对其他威权政权的领导人们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不是对被他们所统治的人民。例如，据报道，南也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统治者们“怀着惶恐不安的心情关注着东欧政权的垮台，担心遭到同样的命运”，因此，很快与北也门统一，以避免同样的命运。蒙伯托总统看到电视上其朋友齐奥塞斯库血淋淋的尸体吓得浑身颤抖。几个月之后他评论道，“你知道在世界上发生了什么”，并宣布他将允许两个政党同他自己的政党一道参加1993年的竞选。在坦桑尼亚，尼雷尔观察到，“如果在东欧发生的变化以及后来在其他一党制国家所发生的变化表明社会主义也受到了冲击”，那么坦桑尼亚应该从东欧当中汲取“一、两个教训”。在尼泊尔，1990年 4 月政府宣布，国王比兰德拉将撤消对政党的禁令，原因是“国际形势”发生的变化和“人民的期望有了增加”。 

不过，在一些受影响的国家缺少有利条件的情况下，滚雪球本身仍然是现代化的一个软弱的肇因。甲国和乙国的民主化在本质上不会构成丙国民主化的原因，除非在甲国和乙国有利于民主化的条件也存在于丙国。在八十年代民主作为政体的合法性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得到了认可。不过，有利于民主存在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却并不在世界范围内都普遍存在。对任何特定的国家来说，“全球性的民主革命”可能会产生有利于民主化的外部环境，但却不能在一个国家内部产生民主化所必须的内部条件。 

在东欧，民主化的主要障碍是苏联的控制。一旦这些控制被撤消，迈向民主的运动就变得轻而易举。不能相提并论的是，在中东、非洲和亚洲，民主化的唯一主要障碍并非只是缺少东欧的民主化的典范。如果统治者在1989年12月之前能够选择威权主义的话，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他们在1989年12月之后也可以不继续选择它，而这一原因则不甚明了。只有到了他们在心中感受到了雪球效应，并使得他们相信民主化的可取性与／或必要性的程度，滚雪球效应才能发生影响。1989年的东欧事变无疑鼓励了其他地方的民主反对派，并吓坏了那里的威权领袖们。但是，在前者势单力薄，而后者又长期进行压制的情况下，东欧在实际上究竟可以为其余地区的大多数威权国家迈向民主的实质性进步提供多大的动力，人们难免会有所疑问。 

到1990年，第三波的最初的许多原因都受到了实质性的削弱，甚至已经不再存在。不论是白宫、克林姆林宫、梵蒂冈，或是欧洲共同体，在亚洲、非洲和中东那些不存在民主国家的地方推进民主方面都曾处于一种强有力的地位。不过，主张民主化的新兴力量能够出现，这也不是不可能的。在1985年，谁会想到戈尔巴乔夫会在五年之内在东欧实现民主化呢？可以料想的是，在199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要求以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作为经济援助的先决条件方面都比其过去变得强大得多。可以想象，法国也许会在其以前的非洲殖民地国家促进民主方面起更积极的作用。在它的这些前非洲殖民地国家，法国仍然有实质性的影响。可以料想，东正教教会可以在巴尔干和苏联成为主张民主的强有力的势力。可以料想，一个新的杰弗逊式的纳塞尔可能会把民主版的泛阿拉伯主义在中东传播开来。可以料想，甚至日本都可以使用其日益增长的经济影响力在那些它为之提供贷款的贫穷国家鼓励人权和民主。在1990年，这些可能性似乎都还看不见，但是经过1989年的事变之后，若是排除任何可能性则未免显得有些轻率。 

第二节　第三波回潮 

到1990年为止，至少有两个第三波的民主国家已回归到威权统治。正如第五章所表明的，巩固民主的问题可能会导致在一些国家维持民主的条件不够充分的地方出现倒退。不过，在第一波和第二波民主浪潮之后都分别出现了大的回潮，这种回潮不仅仅与民主的巩固问题有关，而且，在此期间，在世界范围内的多数政权，从民主转向威权。如果第三波民主化速度慢下来，并停滞不前，那么，什么样的因素会产生和凸显在第三次回潮中呢？第一次和第二次回潮的经验也许有点参考价值。对这些政权变化的全盘探讨超越了本书的研究范围。不过，下面的一些概括似乎能够有效地反映前两次回潮的经验和教训。 

第一，从民主转向威权政治体制的原因至少随从威权向民主转型的原因不同而异，而且部分重合。那些造成第一次和第二次回潮的因素是： 

１．民主价值在主要的精英团体和一般的公众中十分薄弱； 

２．能够加剧社会冲突的经济危机或经济崩溃，提高了只能由威权政府提出的解决方法的受欢迎程度； 

３．由试图引进或太快地进行太多的社会经济改革的左派政府所产生的社会和政治两极化； 

４．保守的中上层集团决意把群众性的左翼运动和中下层的团体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 

５．由于恐怖主义或叛乱导致秩序和法律的崩溃； 

６．非民主的外国政府的入侵或征服； 

７．在其他国家民主体制的垮台或推翻以示范形式所产生的滚雪球。 

第二，除了那些由外国的行动者所造成的复辟外，从民主向威权的倒退几乎总是由那些在民主体制中的掌权者和接近权力的人来完成的。除一到二个可能的例外，民主体制未曾被民众的投票或群众的反叛所推翻。在第一次回潮中的德国和意大利，反民主的运动受到了民众的大量支持而掌权，并建立了法西斯专制。因此，纳粹的征服结束了７个其它欧洲国家的．民主政权。在第一次回潮中的西班牙和在第二次回潮中的黎巴嫩，民主是在内战中终结了。不过，大多数放弃民主的复辟所采取的形式要么是军事政变，要么是行政政变。在这种军事政变中，军事官员（通常是武装部队的最高领导人）推翻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总统，并实行某种形式的军事独裁。在行政政变中，民主选举的行政首脑有效地结束了民主，并把权力集中在他们自己身上，通常通过宣布紧急状态或军管的方式。在第一次回潮中军事政变结束了东欧的新兴国家以及希腊、葡萄牙、阿根廷和日本的民主制度。在第二次回潮中军事政变结束了许多拉美国家和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希腊、尼日利亚、土耳其的民主。发生在第二次回潮中的行政政变的国家包括韩国、印度和菲律宾。在乌拉圭，文官和军方领袖同心协力通过混合的行政军事政变结束了民主。 

第三，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回潮中的许多案例中，民主体制是被历史上的一种新型的威权统治所取代的。法西斯主义不同于早期形式的威权主义。这种不同的方面表现在其群众基础、意识形态、政党组织和渗透及控制整个社会绝大多数领域的努力等方面。官僚威权主义不同于拉美早期的军人统治。其特征是其制度性格、其所主张的无限制任期及其经济政策。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意大利和德国以及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阿根廷是在引进这种新的非民主的统治并为试图模仿的其他国家的反民主集团提供典范的主要国家。所有这些新式的威权主义实质上是对社会和经济发展作出的种种回应：在欧洲，社会动员和政治参与的扩张以及在拉丁美洲经济发展的、以民粹主义为基础的进口替代阶段是无以为继。 

前两次回潮的原因和形式不能产生有关第三次回潮可能的原因和形式的预测。但是，以前的经验的确暗示着第三次回潮的一些潜在的原因。 

１．民主政权若总是未能有效地运作，这将瓦解其合法性。在二十世纪末，主要的非民主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来源，其中最显著的是左翼意识形态，已经日趋苍白无力。对民主规范的普遍认可意味着民主政府比他们过去更少地依赖于政绩的合法性。然而，若是长期不能提供福利、繁荣、公平、正义、国内秩序或外部安全，就会慢慢地甚至瓦解民主政府自身的合法性。随着对威权失败记忆的淡漠，对民主失败的不满就有可能增加。 

２．更具体地说，在1929年至1930年的全面性国际经济崩溃会影响到许多国家民主的合法性。然而，多数民主国家还是度过了三十年代的大萧条。然而，若是在未来出现规模相当的经济灾难，有一些国家很可能会放弃民主。 

３．任何民主化或正在民主化的大国转向威权主义都可能在其它国家触发类似的滚雪球行为。在俄罗斯或苏联朝着威权方向的逆转都有可能会对苏维埃各共和国、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蒙古的民主化产生令人不安的影响，甚至也可能对波兰、匈牙利和捷克产生类似的影响。它可能向其它地方未来的专制者传达了一个信息：“你们可以接着干了。”威权政权在印度的确立可能会对其它的第三世界国家产生重大的示范效应。 

４．即使没有一个大国回到威权体制，只有几个新的民主国家因为缺少民主所应有的通常的先决条件而回到独裁，都有可能瓦解现行条件比较具备的其它民主国家。这会构成反向的滚雪球效应。 

５．如果一个非民主的国家大大地扩展了其实力，并开始向境外扩张，这也会刺激其他国家的威权主义运动。如果扩张的威权国家在扩张过程中击败了一个或数个民主国家，这种刺激会变得特别强烈。过去，在经济上发达的所有大国都趋向于向外的领土扩张。 

６．正如在二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一样，各种威权主义可以再次随时间的需要而显得合乎时宜。有几种可能性存在： 

Ａ．威权的民族主义可能在第三世界国家和东欧变成一种熟悉的现象。1989年至1990年东欧各国的革命基本上是一场反专制的民主运动，还是反苏联的民族主义运动？如果是后者，威权的民族主义政权可能会重返一些东欧的国家。 

Ｂ．宗教的原教旨主义一直在伊朗十分流行，但是什叶派（Shiite）和逊尼派（Sunni）的原教旨主义运动（fundamentalist movements）都可能在其它国家掌权。犹太教、印度教和基督教的原教旨主义运动也十分强大。几乎所有的原教旨主义运动都是反民主的，因为他们限制那些坚持特定宗教信仰人的政治参与权利。 

Ｃ．寡头的威权主义可能作为对民主的平等倾向作出的反动而在富国或穷国出现。那么，社会经济的两极分化严重到多大程度才变得和民主不相容呢？ 

Ｄ．民粹主义的独裁政权也可能就像它们过去对民主保护财产权或其他形式的权利而作出的反应一样在未来出现。在那些土地所有权还是个问题的国家，民主政府若是没有能力完成土地改革就可能导致威权主义的复辟。 

Ｅ．族群型的独裁有可能会出现在有两个以上的民族、种族或宗教集团参与其政治的民主国家。如北爱尔兰、南非、斯里兰卡和其他地方，一个社会集团也许会试图确立其对整个社会的控制。 

所有这些形式的威权主义都已经在过去存在过。但是，要在未来发明出新的威权主义并非人类的智慧所不可及。有一个可能也许是，在威权统治下出现的技术专制的电子独裁（techmocratic electronic dictatorship）会被因为其操纵信息、媒介或复杂的通讯工具的能力而获得合法性，并变得可能。所有这些新旧形式的威权主义并不都是完全不可能的；也很难说其中的任何一种是完全不可能的。 

第三节　进一步的民主化：障碍与机会 

在1990年，世界上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国家没有民主政权。这些国家在地理和文化上分成四大类： 

１．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权，包括苏联，在那里，八十年代出现了自由化，而且在许多加盟共和国中也出现了民主运动，但是保守势力仍然很强大； 

２．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除极少数几个例外，多数仍然实行个人独裁、军人政权、一党体制或这三种体制的综合； 

３．伊斯兰国家，从摩洛哥到印度尼西亚，除土耳其以及还不太明朗的巴基斯坦，都是非民主政权（尽管在1990年有几个国家准备自由化）； 

４．东亚国家，从缅甸到东南亚到北韩，它们包括共产主义政权、军人政权、个人独裁和两个半民主国家（泰国和马来西亚）。 

在这些国家，主张民主化的障碍和主张民主化的势力可以被划分成三种类型：即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 

政治 

进一步民主化的一个潜在的重大政治障碍是那些在1990年仍实行威权统治的绝大多数国家几乎没有民主的经验。1974年到1990年，29 个民主化的国家中有23个以前有过某种民主经验。只有少数在1990年仍然是非民主的国家可以声称有过这样的经验。这些国家包括第三波中的几个复辟国（苏丹、尼日利亚、苏里南，可能也包括巴基斯坦），在第三波中尚未重新民主化的四个第二波中的复辟国（黎巴嫩、斯里兰卡、缅甸和斐济），以及三个第一波已经民主化的国家，后因为苏联政变而未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重新民主化（爱沙尼亚、拉托维亚、立陶宛）。在1990年，几乎约有90多个其他的非民主国家仍然缺少民主统治的经验。这显然不是民主化的决定性障碍，否则没有一个国家会成为民主国家。不过，除了以前的殖民地外，几乎所有在1940年后实现民主化的国家以前都有过某种民主的经验。那些缺少这一经验的国家将会在未来实现民主化吗？ 

民主化的一个障碍可能在九十年代的几个国家中消失。正如第三章所指出的，那些创造威权政权的领袖们，以及那些长期在这种政权中执政的人通常会变成反对民主化的极端保守派。在威权体制内部某种形式的领导更迭必须在迈向民主化的运动之前出现。在九十年代，某些人的死亡可能会确保一些威权国家实现这一变革。在九十年代，那些在象牙海岸、马拉维长期统治的领导人们都已80多岁。那些在缅甸、印度尼西亚、北韩、莱索托、越南的领导人也都70多岁了，那些在古巴、摩洛哥、新加坡、索马里、叙利亚、坦桑尼亚、扎伊尔、赞比亚的长期执政的领导人们都已60多岁。这些领导人的死亡或离职都可能会为其国家的民主化消除障碍，但这也并非必定如此。 

在1974年到1990年间，民主化出现在个人独裁、军人政权、一党政治之下。不过，全面的民主化没有出现在共产主义是国内革命产物的一党国家。自由化在苏联正在进行，很可能这也会导致在俄国实现全面的民主化。在南斯拉夫，迈向民主的运动正在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进行之中。不过，南斯拉夫的共产主义革命很大程度上是塞尔维亚革命。因此，在塞尔维亚，民主的前景仍然模糊不定。在柬埔寨，一个极端残酷的“共产主义革命”政权已经被不太残酷的由外界力量强加的共产主义政权所取代。在1990年，阿尔巴尼亚似乎正在打开国门；但是，在北韩、越南、老挝、古巴和埃塞俄比亚，由革命产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权仍然决意要维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权。在这些国家的革命既是民族性的，又是共产主义的，因此，共产主义和民族认同高度地扭合在一起，而不像它们在以前的苏联占领的东欧那样。在这些国家，民主化的障碍是政权的起源和性质，以及某些国家领导人的长期掌权，还是他们的贫困和经济落后？ 

民主化的一个严重障碍是，在亚洲、非洲和中东的领导人中对民主价值的真正信念要么不存在，要么十分薄弱。那些退职的政治领袖们有充分的理由去拥护民主。检验他们的民主信念是看他们在任职期间的表现。在拉丁美洲，民主政权通常被军事政变所推翻。当然，这在亚洲或中东也发生过。不过，在那些地区由选举产生的领导人自身也应该对民主的终结负责，如：韩国的李承晚和朴正熙；土耳其的门德斯；菲律宾的马科斯；新加坡的李光耀；印度的甘地；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这些领袖们通过选举制度赢得了权力，然后运用他们的权力来削弱这一制度。他们对民主价值和实践没有多少信念。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即使在亚洲、非洲、中东的领袖们或多或少地遵守民主的规则时，他们常常也是勉强为之。在二十世纪的后半叶中，许多欧洲、北美和拉美的政治领导人在其任职期间是民主坚定的拥护者和实践者。相比之下，亚洲和非洲国家却没有造就许多同为民主真信徒的政府首脑。为了比较起见，我们可以引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从8个国家找出的8位政府首脑，那么，我们能从亚洲、阿拉伯或非洲找到贝堂科、卡马戈、弗格雷斯、弗雷、特里、博什、杜瓦尔特和阿尔方辛？尼赫鲁和阿基诺也许是，而且其他地方也许还有。但是，他们人数极少。我们不会想起一位阿拉伯世界的领袖，也很难找到任何一位享有民主的信徒或拥护者或支持者声誉的伊斯兰领导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这个问题不可避免地导致转向文化和经济。 

文化 

有一个论点认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它们的态度、价值观、信仰和相关的行为模式对民主发展的有利程度上都有重大差异。一个从其灵魂深处是反民主文化的会阻碍民主价值在这个社会中的传播，而且断绝了民主制度的合法性，这样，如果不是阻止的话，至少也就把这些制度的出现和有效运作大大地复杂化了。这一文化命题来自两种形式。比较严格的版本认为，只有西方文化才为民主制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基础。因此，民主在很大程度上是不适合于非西方国家的。在第三波的早期年代，这一观点是由乔治·凯南所明确提出的。他说，民主是一种“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西北欧发展起来的”政体，“它形成于主要那些靠近英吉利海峡和北海的国家（但是也延伸到中欧），然后这一政体又被带到世界上其它地方，包括北美的人，因为北美人来自西北欧地区，要么作为最早的定居者，要么作为最早的殖民者。他们规定了文明政府的主导形式”。可见，民主“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基础都相对狭隘；当然，至于这种政体是否也是其狭隘的发源地之外的人民的天然统治形式，其证据还有待找出。”因此，“没有理由认为，发展或运用民主制度的尝试是这些民族的最好方向”。总之，民主仅适合于西北欧，也许包括中欧，或其殖民地的后裔。 

如果不是完全有说服性的话，支持西方文化命题的证据至少给人印象深刻： 

１．现代民主起源于西方。 

２．自十九世纪初以来，多数民主国家一直是西方国家。 

３．在北大西洋地区之外，民主主要存在于以前英国的殖民地，以及那些有浓厚美国影响的地方。直到最近，才流行于伊比利亚国家在拉丁美洲的殖民地。 

４．在1973年第二次回潮的最严重的时期，仅存的29个民主国家中，包括20个西欧的欧洲定居者的和拉美的国家，以及８个前英国殖民地和日本。 

５．1990年58个民主国家，包括37个西欧欧洲人定居者和拉美国家、６个东欧国家、９个前英美或澳大利亚殖民地国家、６个其它国家（日本、土耳其、南韩、蒙古、纳米比亚和塞内加尔）。在第三波中实现民主化的30个国家中，有26个要么是西方国家，要么是西方有重大影响的国家。 

西方文化的命题对巴尔干和苏联的民主化有着直接的意义。历史上，这些地方都是沙皇和奥托曼帝国的一部分；它们主要的宗教是东正教和伊斯兰教，而不是西方的基督教。这些地区没有受到西方文化的重大影响：它们也没有体验过西方的那种封建主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法国革命和自由主义。正如威廉·华莱士所指出的，冷战的结束和铁幕的消失，把最重要的政治分界线向东推迟到1500年的西部基督教国家的边界。从北部开始，这条线沿着芬兰和俄罗斯之间的边界波罗的海三个共和国的东部边界，向南延伸，通过白俄罗斯、乌克兰，把西部的天主教乌克兰与东部的东正教乌克兰划分开来，再向南延伸，然后到罗马尼亚的西部边界，把外西尔凡尼亚与该国的其余地区断开，然后进入南斯拉夫，沿着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与其它国家的边界线穿过。这条线现在也许可以把那些民主已经扎根的地区与民主尚未扎根的地区区分开来。 

文化阻碍论的一个不太严格的版本认为，不是只有一种文化对民主特别有利，而是一个或数个文化对民主特别不利。最通常被引用的两个文化是儒教和伊斯兰教。决定这些文化是否对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构成障碍与三个问题有关。第一，传统的儒教与伊斯兰教的价值观和信念在多大程度上敌视民主？第二，如果它们真的敌视民主，那么，在多大程度上这些文化事实上又阻碍着迈向民主的进步？第三，如果它们的确阻碍着民主，那么，在多大程度上它们又可能在未来这样做下去？ 

儒教。几乎没有一个学者在传统的儒教要么不民主，要么反民主的命题上持学术上的反对意见。在儒教中，唯一有利于民主的因素是在古代的中国政体中，考试制度使得职业向有才能的人开放，而不考虑其社会背景。不过，即使情况如此，以功绩为基础的晋升制度并不构成民主。而没有人会因为军官们是根据能力来提拔而把现代军队说成是民主的。古典的中国儒教及其在韩国、新加坡和台湾的流派以及在受到冲淡的日本都强调团体、团队胜于强调个人，强调权威胜于强调自由，强调责任胜于强调权利。儒家社会缺少抗衡国家之权利的传统；而且就个人的权利存在的程度而言，个人的权利是由国家创造的。对和谐与协作的强调胜过对分歧与竞争的强调。对秩序的维持和对等级的尊敬是核心价值。思想、团体和政党的冲突被看作是危险的和不合法的。更重要的是，儒教把社会融化在国家之中，没有为自治的社会机构提供合法性来在全国的层次上抗衡国家的力量。在“传统的中国，没有把神圣与现实区分开来，没有把精神与世俗区分开来。儒教中国的政治合法性建立在天命之上，而天命又是根据道德性来界定政治的。”对权力的限制没有正当的理由，因为权力和道德是等同的。“认为权力会腐败，而要求有制度上的牵制与平衡被看作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说法。” 

在实践上，儒教或受儒教影响的社会一直不适合民主。在东亚，只有两个国家，日本和菲律宾，在1990年之前有持续的民主经验。在这两个国家，民主都是美国影响存在的产物。此外，菲律宾完全是一个天主教国家，而儒教基本上不存在。在日本，儒教价值被重新解释过，而且与其本土的文化传统融合在一起。 

中国大陆没有民主的经验。西方式的民主在过去的年代仅仅受少数激进的持不同政见分子的支持。“主流的”民主批判者并未断绝与儒教传统中的关键分子的关系。用白鲁恂（Lucian Pye）的话说，中国的现代化人士一直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中的儒教列宁主义者。在八十年代末，当急速的经济成长在中国产生了以学生、知识分子和城市中产阶级团体为代表的新的一系列政治改革和民主的要求，共产党领导人以两种方式作出反应。首先，他们提出了一种“新权威主义”（new authoritarianism）的理论。这种理论建立在台湾地区、新加坡、韩国的经验基础之上。其论点是，一个处于中国这种发展阶段的国家，权威主义是实现平衡的经济成长和防止发展出现混乱所必不可少的。第二，领导人们平息了在北京1989年之夏的政治民主风波。 

在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韩国，到八十年代末，惊人的经济成长为民主创造了经济基础。在这些国家，经济与文化在决定政治发展方面与文化形成冲突。在1990年，新加坡是唯一的没有民主政治体制的非石油出口的“高收入”国家（这是根据世界银行的定义），新加坡的领导人公开拥护与西方民主的价值观相对立的儒教价值观。李光耀认为，美国人信奉“多党制、不同意见、激烈的辩论、相信启蒙来自观念的冲突。”不过，事实上，“观念的市场并没有带来和谐的启蒙，而是不时地导致暴乱和流血”。政治竞争“不是日本文化、也不是中国或亚洲文化搞政治的方式。这会导致争议和混乱。”对抗性的政治在新加坡这样的多种族社会尤其不合时宜，李光耀说，“在新加坡，没有人有权来推翻我。”在八十年代，李光耀把儒教价值观的传播看作是其城邦国家的高度优先的工作。并采取有力的措施来限制和镇压不同的意见，以及阻止批评政府及其政策的媒介的传播。这样，在世界上富裕的国家中，新加坡是一个威权主义的儒教的反常现象。在奠定这个国家的李光耀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之后，这种局面还会持续下去吗？ 

在八十年代末，中国的台湾和韩国都朝着民主的方向迈进。在历史上，台湾总是处于中国的一个边缘地区，它曾经被日本人占领达50 年之久。其居民在1947年举行过反对强加控制的叛乱。国民党政府在1949年因为被共产党所击败才来到了台湾。这场失败“使得多数国民党领导人”不可能“继续坚持与传统的儒教权威观念相一致的那种骄傲的姿态。”迅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进一步削弱了传统儒教的影响。大量的企业家阶层的出现以一种非儒教的方式创造了权力和财富的来源，这种财富独立于最初由大陆人支配的政权，而且这个企业家阶层当初也主要是由台湾当地人所组成的。这就在台湾产生了“政治文化上的一种根本的变革，而这种变革没有发生在中国自身，也没有发生在韩国或越南，而且，在日本文化中就从未出现过。”在中国台湾，惊人的经济发展，这样完全压倒了相对脆弱的儒教遗产。在八十年代后期，蒋经国和李登辉对经济和社会变迁所造成的压力作出了反应，并在其社会中开放政治。 

在韩国，古典文化含有社会流动和平等主义的成分。然而，它也包含有不适合民主的儒教成分，包括威权主义的传统和强人统治。正如一位韩国学者所描述的，“人们不认为自己是有权利和义务可以行使的公民，而是倾向于指望从上面获得指导和恩宠，以求得生存。”在儒教传统中，对不同意见的宽容没有什么市场，不正统被看作是不忠诚。韩国的一位宗教领袖观察到，“在韩国的宗教传统中谈判和妥协不被当作是一种社会规范，而是被当作一种出卖。儒教学者从不用妥协这个词。他们必须维持其良心的纯洁，而且，这种文化特征现在依然固我。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建立一种以妥协为生活方式的民主呢？”在八十年代末期，都市化、教育和中产阶级的形成以及基督教的急剧扩展都削弱了儒教作为韩国民主的障碍。然而尚不明确的是，旧文化与新繁荣之间的斗争是否一定会以有利于后者的方式得到解决。 

经济成长和亚洲文化之间的互动似乎产生了一种独特的东亚式的民主制度。到1990年，除菲律宾外，没有一个东亚国家出现过由民主选举产生的一个政党的政府把权力移交给由民众选举产生的另一个政党的政府（而菲律宾在许多方面更像一个拉丁美洲国家，而不像一个东亚国家）。这里的样板是日本，无疑日本是一个民主国家，但是这种民主并没有真正满足第一次易手的检验，更不用提第二次易手。日本式的一党独大民主，正如白鲁恂所指出的，似乎正在亚洲的其它地方扩散。在1990年，韩国的三个反对党中的两个与执政党合并，形成了一个新的政治集团，这一政治集团会有效地使得由金大钟和以乔拉地区为基地的另一个反对党永远不能取得国家的权力。韩国的总统卢泰愚用“取得政治稳定”和防止“不同阶级、世代和地区的受到长期压抑的斗争的爆炸这种必要性来证明这种合并的正当性”。他说，我们必须结束“因为政党利益而出现的对峙和分裂”。在八十年代末期，台湾的民主发展似乎也在朝着一种国民党可能会成为一党独大的选举制度方向发展，而其中成立于1986年的民主进步党会被限制在永久反对派的角色之上。在马来西亚，由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３个共同体组成的３个主要政党的联盟先是在联盟党，后是在国民阵线中取得了牢不可破的权力，从而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一直压倒所有的竞争者。在八十年代中期，李光耀的副手和继任者也拥护在新加坡建立类似的政党制度： 

我认为，一个稳定的制度是一个主流政党代表广泛的人口的制度。那么，这样，你们可以在周围有几个其它政党，而且是十分严肃认真的政党。他们不能有广阔的眼界，但他们毕竟代表着部分的利益。而且，主流总是主流。我认为这很好。如果我们在新加坡能够造成这种局面，我毫无怨言。 

民主的第一个标准是两个政党之间公平而公开地竞争选票，而政府不存在或几乎没有对反对派进行骚扰和限制。数十年以来，日本显然合乎这一检验标准，因为它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社自由。而且有公平的选举竞争条件。在亚洲的其它一党独大体制下，数十年以来，政治竞技场总是严重地向有利于政府一方倾斜。不过，在八十年代末，这种条件在一些国家开始变得更加平等。在1989年的韩国，执政党没有能够赢得对立法机关的控制。这一失败大概是导致其随后与另外两个反对党合并的主要因素。在台湾，对反对派的限制也逐渐取消了。因此，可以想象，其他东亚国家与日本一道会建立一个相对公平的竞技场，而在日本的这一竞技场中政府总是获胜。在1990年东亚的一党独大体制横跨民主与威权的两端，日本是一端，印度尼西亚是另一端，他们之间或多或少地排名次序是韩国、中国台湾、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因此，这样一种体制可以满足民主的正式要求，但是它显然不同于在西方流行的那种民主体制。在西方，据认为，政党和政党联盟不仅可以自由而同等地竞争权力，而且他们也可能会实现权力交替。在一些西方社会，如瑞典，当然一党在多次选举中仍然在掌权。不过，这仅仅是一个例外。正在出现的东亚的一党独大体制似乎存在着权力竞争，但不存在权力的更迭，所有的人都可以参与选举，但是，只有那些“主流”政党中的人才能进入官职。这是没有权力交替的民主。在这种体制中的中心问题是在“执政党的势力圈与容忍反对派的程度”之间划一条界限。这种政治体制代表着用西方的民主实践来服务于东亚或儒教的政治价值。民主制度的作用目的不是来促进西方竞争和变化的价值观，而是促进和谐与稳定的儒教价值观。 

正如已经指出的，西方的民主体制不像威权政权那样依赖于政绩的合法性，因为政绩的失败被归咎为现任者，而不是体制。现任者的罢免和取代会导致体制的更新。已经采纳或似乎正在采纳一党独大的民主模式的东亚社会已经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有不相等的经济成功记录。不过，如果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８％的成长速度消失以后，失业、通货膨胀和其它经济问题迅速增加时，而社会和经济冲突又不断加剧，那时会发生什么呢？在一个西方民主国家，所作出的反应是把现任者赶下台。不过，在一党独大的民主下，这会意味着在一种政治体制中出现革命性的变革，因为这种体制是建立在一党独大总是掌权，而其它政党总是在野的假设基础之上。如果政治竞争的结构不允许这种情况出现，那么，对政府不良政绩的不满有可能会导致示威、抗议、暴乱，和动员群众的支持来推翻政府的努力。那时，政府就有可能用镇压不同意见、并强加威权控制的方式来作出反应。这样，问题是：把西方的程序与儒教的价值观结合起来的东亚一党独大体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确保持续的实质性经济成长呢？在长期的经济下降趋势或经济滞涨下这种体制能够持续下去吗？ 

伊斯兰教。“儒教民主”显然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说法。“伊斯兰民主”是否也是，还不明确。伊斯兰教的核心思想是平等主义和唯意志论。盖尔纳认为，“伊斯兰的高级文化形式带有若干个特征：一神论、规则伦理、个人主义、经文至上、宗教与道德的清纯和排斥调和与等级的平等主义倾向，以及少量的巫术。这些特征大概与现代性或现代化的要求并行不悖。”这些当然也大体上与民主的要求并行不悖。不过，伊斯兰教拒绝在宗教共同体与政治共同体之间作任何划分。因此，在凯撒与上帝之间没有平衡，而政治参与则同宗教教籍联系起来。伊斯兰的原教旨主义要求在一个穆斯林国家政治统治者必须是参加宗教仪式的穆斯林、沙里阿应该是基本法、乌拉玛至少应该在“审查和批准所有的政府政策方面有决定性的一票。”政府合法性和政策的程度来自于宗教教规和宗教知识，伊斯兰教的政治概念不同于民主政治的前提，并与之相矛盾。 

因此，伊斯兰的教规含有既有利于又不利于民主的成分。实际上，除一个例外，没有一个伊斯兰国家长期维持过充分的民主政治体制。这个例外便是土耳其，在这个国家，凯末尔公开拒绝伊斯兰教的社会和政治观，并极力试图建立一个世俗的现代西方式的民族国家。土耳其的民主经验并不是十分的成功。在伊斯兰世界的其他地方，巴基斯坦曾三次尝试过民主，没有一次持续得很久。土耳其的民主常常被偶然的军事干预所中断；而巴基斯坦的官僚和军事统治则常常被偶尔举行的选举所中断。唯一能够在较长时期内维持民主的国家是黎巴嫩，尽管这种民主带有组合制的色彩。不过，其民主实际上是一种组合的寡头，而其人口的40％至50％都是基督徒。一旦穆斯林在黎巴嫩占据多数，并开始伸张他们的利益要求，黎巴嫩的民主就会垮台。在1981年到1990年间，在世界上穆斯林占多数的37个国家中只有两个被《自由之家》在其年度调查中评为“自由的”国家：冈比亚有两次，北塞浦路斯的土耳其共和国有四次。不论伊斯兰教与民主在理论上是否相容，但在实际上它们却没有走到一起。 

在南欧和东欧，在拉丁美洲，在东亚，反威权政权的运动几乎一致采纳西方的民主价值，并声称他们愿意把民主程序引入他们的社会。这并不意味着如果他们有机会这样作的话，他们真的会毫无例外地引入民主制度。不过，至少他们使用了民主的词藻。相比之下，在威权的伊斯兰社会八十年代公开拥护民主政治的运动极为软弱，而且，最强有力的反对派是来自伊斯兰教的原教旨主义。 

在八十年代后期，国内的经济问题加上其它地方民主化的滚雪球效应导致好几个国家的伊斯兰政府放松对反对派的控制，并试图通过选举来更新其合法性。这种开放的最初主要受益者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团体。在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救国阵线包揽了1990年 6 月的地方选举，获得了总选票中的65％，赢得了对阿尔及尔、48个省中的32个省，以及 15000 个都市职位中的55％的控制，这是自该国1962年独立以来的第一次自由选举。在1989年11月约旦的选举中，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赢得了议会中80个席位中的36个。在埃及，许多与穆斯林兄弟会有关系的候选人选入了议会。在几个国家，据报导，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团体在策划推翻现行政权的叛乱。伊斯兰集团的选举结果部分说明，在这些国家不存在反对党，要么因为受到政府的压制，要么是他们抵制了选举。不过，原教旨主义似乎在中东国家正在扩大力量。在那些似乎最同情原教旨主义的团体中，有商人和青年人。这种趋向的力量使得突尼斯、土耳其和其他地区的世俗政府首脑采纳了原教旨主义者所拥护的一些政策，并作出一种姿势表明他们对伊斯兰教的信仰。 

这样，在伊斯兰国家的自由化提高了一个重要的社会政治运动的影响力，而这一运动对民主的忠诚却极有疑问。在1990年伊斯兰社会中原教旨主义政党的地位在某些方面就像共产党在四十年代和七十年代西欧国家的地位。而且，由此所产生的问题也比较相似。现行的政府会继续开放他们的政治，并举行回教团体可以自由和平等竞争的选举吗？回教团体会在这些选举中获得多数的支持吗？如果他们真的赢得了这些选举，军方会允许他们组织政府吗？（而军方在许多回教社会，如阿尔及利亚、土耳其、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中一直很强大。）如果他们组成政府，他们会奉行激进的回教政策，而这种政策会瓦解民主和离异其社会中的现代化的和西方导向的因素吗？ 

文化障碍的局限性。可以料想，回教和儒教文化对民主发展构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不过，也有几项理由来对这一障碍的严重性提出疑问。 

第一，类似的文化论在过去并没有站住脚。如前所示，许多学者在有一点上认为天主教是民主的障碍。另一些学者，按照韦伯的传统，则认为天主教国家不可能用新教国家的方式发展经济。然而，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天主教国家实现了民主，而且其平均经济成长速度高于新教国家。同样，在这一点上韦伯和其他学者认为，有儒教文化的国家不可能成功地进行资本主义式的发展。不过，到八十年代为止，新一代的学者们看到，把儒家看作东亚社会惊人经济成长的一个主要原因。从长期来看，儒教阻碍民主发展的命题会比儒教阻碍经济发展的命题更站得住脚吗？特定的文化是某项发展的永恒障碍，这种论点应该受到怀疑。 

第二，伟大的历史文化传统，像回教或儒教都是各种思想、信念、信条、论点、作品和行为模式的十分复杂的综合体。任何主要的文化，甚至包括儒教都有一些与民主相容的成分，就像清教和基督教中有显然是反民主的成分一样。儒教民主也许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说辞，但是，儒教社会中的民主则未必是。问题是：伊斯兰（回教）和儒教中的哪些因素有利于民主呢？在什么样的环境下用什么样的方式取代这些文化传统中的非民主的成分呢？ 

第三，即使一个国家的文化在某一点上构成民主的障碍，然而，从历史上看，文化总是动态发展的，而不是停滞不前的。一个社会中占主流地位的信念和态度是变化着的。尽管文化中的主流成分会保存下来，但是，社会中的主流文化会与前一代或两代人之间发生显著变化。在五十年代，西班牙的文化通常被形容为一种传统的、威权的、注重等级的和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以及以荣誉和地位为取向的文化。但是，到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这些词在描述西班牙人的态度和价值观中几乎找不到了。文化进化了，就像在西班牙那样，文化变迁最重要的原因是经济发展自身。 

经济 

社会经济政治现象之间的关系比经济发展水平和民主政治存在之间的关系更为牢靠。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1974年到1990年间由威权向民主的转变主要集中在中上层经济发展的“转型带”中。结论似乎很明显。贫穷也可能是民主发展的主要障碍。民主的前景取决于经济发展的前景。经济发展的障碍也是扩展民主的障碍。 

第三波民主化的动力来自于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期间惊人的全球性经济成长。随着1973年和1974年石油价格的上扬，增长的时代告一段落。在1974年到1990年间，民主化在世界范围内加速进行，但经济成长却慢下来了。在1965年到1989年间，中低收入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如下： 

1965－1973 4．0％ 

1973－1980 2．6％ 

1980—1989 1．8％ 

在不同的地区，经济成长的速度也有很大的差别。东亚的速度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都一直很高，南亚的总体增长速度也有所提高。另一方面，在中东、北非、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的成长速度则在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之间急剧下降。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的成长速度则直线下降。非洲的人均国民收入在七十年代末期停滞不前，在八十年代则下降到2，2％的年平均增长率。因此，非洲民主化的经济障碍在八十年代显然增加了。九十年代的前景也并不令人鼓舞。即使经济改革、债务负担减轻和经济援助能够得以实现，世界银行预测，非洲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在本世纪剩下的年代里仅为0．5％。如果这一预测准确的话，民主化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民主化的经济障碍将持续存在下去，并会延伸到二十一世纪。 

世界银行在预测中国和东南亚和南亚非民主国家的经济成长方面要乐观得多。不过，在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的低水平通常意味着即使按３％至５％的年人均增长率，有利于现代化的经济条件仍然需要漫长的时间才会到来。 

在1990年有几个非石油输出国家，包括新加坡、阿尔及利亚、南非和南斯拉夫达到了中高收入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甚至超过了渴望实现向民主转型的水平。伊朗和伊拉克两个人口众多和实现一定工业发展的石油输出国也进入了这一区域。在这些国家，民主化的经济先决条件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但是民主化却还没有发生。另外18个非民主政府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略低，这是对照世界银行的中低收入的范畴。这一范畴包括那些1988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 500 美元到2000美元之间的国家。这些国家中有两个，黎巴嫩和安哥拉，没有现成的收入统计数据。在其余16个国家中，有９个在1988年的人均收入在1000 美元到2000美元之间。其中包括三个阿拉伯国家（叙利亚、约旦和突尼斯），两个东南亚国家（马来西亚和泰国），三个拉丁美洲国家（巴拿马、墨西哥和巴拉圭），一个非洲国家（喀麦隆）。这些国家已准备跃上中高收入的政治转型带。在９个国家中有５个（马来西亚、约旦、突尼斯、喀麦隆和泰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在1980年到1988年之间达到3．4％，甚至更多。如果这一成长率能够维持下去，有利于民主化的政治条件就有可能在九十年代的某个时候在这些国家出现。如果叙利亚、巴拉圭、巴拿马和墨西哥能够实现比它们在80年到88年之间更高的成长率，它们也会迈向有助于民主化的经济发展水平。 

有7个非民主国家在1988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500美元到1000 美元之间，他们是刚果、摩洛哥、象牙海岸、埃及、塞内加尔、津巴布韦和也门。这些国家在八十年代都有较高的经济成长率。如果它们能够维持这一速度，到二十一世纪初就有可能迈入有利于民主化的经济区。 

在九十年代正在出现有利于民主的经济条件的大多数国家在中东和北非。这些国家中的多数的经济富裕靠石油出口（见表6．1中的括弧），这种情形提高了国家官僚机构的控制力，并提供了不太有利于民主化的气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民主化就一定不可能。东欧的国家机器毕竟比这些石油输出国实施过更为全面的控制。可以料想，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控制在后面这些国家就像前面这些国家那样一夜间倾刻瓦解。在中东和北非的其他国家中，阿尔及利亚也已达到有利于民主化的水平；叙利亚正在接近；约旦、突尼斯、摩洛哥、埃及和北也门，低于转型带，但在八十年代成长迅速。中东的经济和社会正在变得太富裕、太复杂，以至于到了这些社会中的各种传统的军事的和一党制的威权统治所消受不了的程度。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从一个地区横扫另一个地区的民主化浪潮可能会在九十年代变成中东和北非政治的一个典型特征。经济与文化问题到那时可能会交织在一起：当经济繁荣与伊斯兰的价值观和传统发生互动时，什么样的政治形势会出现在这些国家之中呢？ 

表6．1　1988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高收入与中等收入的非民主国家 

收入水平（按美元） 

 阿拉伯与中东地区 

 东南亚 

 非洲 

 其他 

 

高收入

（＞6000）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a、（科威特）、（沙特阿拉伯） 

 新加坡 

中高收入

（2200—5500）

 （伊拉克）、（伊朗）、（利比亚）、（阿曼）*、（阿尔及利亚）* 

   

 （加蓬）、南非 

 南斯拉夫 

 

中低收入

（1000－2200）

 叙利亚、约旦*、突尼斯 

 马来西亚* 、泰国* 

 喀麦隆* 

 巴拿马、墨西哥、巴拉圭 

 

低收入

（550－1000）

 摩洛哥*、埃及*、也门*、黎巴嫩   

 刚果*、象牙海岸、津巴布维、塞内加尔*、安哥拉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90》（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0），（New York：Qeford Unversity Press，1990），第178－181页。 

 ａ 括号表示该国是主要石油出口国 

＊ 表示该国在1980－1988年间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高于3％ 

1990年东亚的民主化障碍是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在非洲，这些障碍完全是经济的；在东亚的高速发展的国家中和在许多伊斯兰国家中这种障碍则基本上是文化的。 

第四节　经济发展与政治领导 

历史已经证明，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对民主的看法都有差错。未来的世界很可能会继续证明这一点。不利于民主扩展的重大障碍存在于许多社会中。第三波，即二十世纪末的“全球性民主革命”不会永远持续下去。而且很可能会接踵而至的是新的一波，构成第三次回潮的威权主义浪潮。不过，这并不能排除在二十一世纪在某个时候出现第四次民主化浪潮。根据过去的记录来判断，影响到民主的未来稳定性和扩张的两个关键因素是经济发展和政治领导。 

许多贫穷的社会将继续处于不民主之中，只要它们继续贫困下去。不过，贫困并非不可避免。在过去，像南韩这样的国家，被认为是陷在经济落后的泥潭之中，然而却以它们快速实现繁荣的能力而令世界刮目相看。在八十年代，发展经济学家们正在就促进经济增长的方式上形成一种新的共识。八十年代共识也许会、也许不会比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经济学家中间的那些完全不同的共识持续得更久，并产生更好的后果。然而，新正统的新正统（The new orthodoxy of new orthodoxy）已经在许多国家产生了显著的结果。不过，有两点务必注意。第一，对后发展国家（主要指非洲）来说，经济发展也许会比早发展国家更为困难，因为落后的优势正在被富国与穷国之间日益扩大的史无前例的差距所抵消。其次，新形式的威权主义可能会出现在那些富裕的、信息主导的和以技术为基础的社会。如果这样的可能性没有变成现实，经济发展就应该为以民主体制取代威权体制逐步创造条件。时间属于民主一边。 

经济发展使得民主成为可能；政治领导使得民主成为现实。对未来的民主国家来说，未来的政治精英必须至少相信民主对他们社会和对他们自己来说是一种最不坏的政体。他们同样必须掌握技巧来实现向民主的转型，既反对激进派，也反对守旧派，而这些人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并会不断地试图瓦解他们的努力。民主在世界上传播的程度取决于世界上和个别国家掌权的人需要传播民主的程度。在托克维尔观察到近代民主在美国出现的近一个半世纪之后，一波接一波的民主化浪潮冲击着独裁的堤岸。在正在兴起的经济发展的浪潮的推动下，每一波浪潮都比前一波进得更多，退得更少。套用一种比喻的说法，历史不是直线前进的，但是当有智慧有决心的领导人推动历史的时候，历史的确会前进。

谢选骏指出：“本土化”、“非殖民化”以外的“民主化”，对于政治领袖们是没有吸引力。例如台湾，也是把“本土化”和“民主化”结合起来玩弄的——这在李登辉那里是一目了然的。但是等到台湾土人拿到了政权以后，民主化的诱因就消失了，所以政治就走向了贪腐。这个“台湾经验”不是孤立的，而是几乎所有的“第三世界”殖民地国家都会经历的噩梦。

（另起一页）

【第四部分】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Kampf der Kulturen, 1996

【[美] 萨缪尔·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

【目录】

中文版序言

前言

第一部分　一个多文明的世界

第一章　世界政治的新时代

引论：旗帜与文化认同

一个多极和多文化的世界

其他世界？

不同世界的比较：现实主义、简化和预测

第二章　历史上的文明和今天的文明

文明的性质

文明之间的关系

第三章　普世文明？现代化与西方化

普世文明：含义

普世文明：来源

西方与现代化

对西方和现代化的回应

第二部分　变动中的各文明力量对比

第四章　西方的衰落：权力、文化和本土化

本土化：非西方文化的复兴

上帝的报复

第五章　经济、人口和挑战者文明

亚洲的自我肯定

伊斯兰教的复兴

挑战的变化

第三部分　正在形成的文明秩序

第六章　全球政治的文化重构

寻求结盟：认同的政治

文化与经济合作

文明的结构

无所适从的国家：文明转变的失败

第七章　核心国家、同心圆和文明秩序

文明和秩序

西方边界的形成

俄罗斯与其近邻

大中华及其共荣圈

伊斯兰：没有凝聚力的意识

第四部分　文明的冲突

第八章　西方和非西方：文明间的问题

西方的普世主义

武器扩散

人权和民主

移民

第九章　多文明的全球政治

核心国家与断层线冲突

伊斯兰与西方

亚洲：中国和美国

文明与核心国家：正在形成的联盟

第十章　从过渡战争到断层线战争

过渡战争：阿富汗战争和海湾战争

断层线战争的特性

发生频率：血腥的伊斯兰边界

原因：历史、人口和政治

第十一章　断层线战争的动力

认同：文明意识的增强

文明的集结：亲缘国家和在外散居者

终止断层线战争

第五部分　文明的未来

第十二章　西方、各种文明和全球文明

西方的复兴？

世界之中的西方

文明间战争与秩序

文明的共性

附录

注释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导读

【中文版序言】

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中国人对其文明的独特性和成就亦有非常清楚的意识。中国学者因此十分自然地从文明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并且把世界看作是一个具有各种不同文明的、而且有时是相互竞争的文明的世界。因此，据我所知，中国学者对我1993年的文章《文明的冲突？》所作的评论总的来说精深而富有洞见，虽然他们有时也误解了我论证中的政策含义，并对之持相当批评的态度。为此，我的完整著作现在尤其应与中国读者见面，这样他们便可以了解我对世界政治所作的分析的更全面、更精确和更详尽的版本，而不仅仅是从一篇30页的文章中可能了解的东西。

为什么我的文章在世界上引起了这么大的兴趣并刺激了这么多的讨论，为什么我的著作至今已被翻译成22种不同的文字，并具有相应的影响？我认为，答案是，人们正在寻求并迫切地需要一个关于世界政治的思维框架。冷战期间，人们很容易把全球政治理解为包含了美国及其盟国、苏联及其盟国，以及在其中发生了大量冷战斗争的不结盟国家组成的第三世界。这些集团之间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意识形态来界定的。随着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不再重要，各国开始发展新的对抗和协调模式。为此，人们需要一个新的框架来理解世界政治，而“文明的冲突”模式似乎满足了这一需要。这一模式强调文化在塑造全球政治中的主要作用，它唤起了人们对文化因素的注意，而它长期以来曾一直为西方的国际关系学者所忽视；同时在全世界，人们正在根据文化来重新界定自己的认同。文明的分析框架因此提供了一个对正在呈现的现实的洞见。它也提出了一个全世界许多人们认为似乎可能和合意的论点，即：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那些最大的文明也拥有世界上的主要权力。它们的领导国家或是核心国家——美国、欧洲联盟、中国、俄罗斯、日本和印度，将来可能还有巴西和南非，或许再加上某个伊斯兰国家，将是世界舞台的主要活动者。在人类历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极的和多文化的。

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上，任何国家之间的关系都没有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那样至关重要。如果中国经济在未来的10年或20年中仍以现在的速度发展，那么中国将有能力重建其1842年以前在东亚的霸权地位。另一方面，美国一贯反对由另一个强国来主宰欧洲或东亚，为了防止这样的情况发生，美国在本世纪参加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冷战。因此，未来的世界和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于中国和美国的领导人协调两国各自的利益的能力，及避免紧张状态和对抗升级为更为激烈的冲突甚至暴力冲突的能力，而这些紧张状态和对抗将不可避免地存在。

我于1993年发表的文章在中国和其他地方被批评为可能提出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即文明的冲突由于我预测其可能发生而增加了发生的可能性。然而，任何预测都不是自我实现的或非自我实现的。预测能否实现依赖于人们如何作出反应。50年代和60年代，许多严肃的和信息灵通的人士认为苏美之间的核战争实际上不可避免。但是这场核战争并未发生，因为人们意识到了它的可能性，并推动了武器控制和其他安排来确保它不发生。我所期望的是，我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将有助于促进整个世界上“文明的对话”。欧洲和亚洲国家最主要的政治家已经在谈论需要抑制文明的冲突和参与这样的对话。我所主持的哈佛国际和亚洲研究会正在积极地提倡这一努力。我相信，我的著作在中国的出版将鼓励中国领导人和学者做同样的事情。

塞缪尔·亨廷顿

1997年12月6日

谢选骏指出：塞缪尔·亨廷顿相当愚蠢，因为他写道——“我相信，我的著作在中国的出版将鼓励中国领导人和学者做同样的事情。”事实证明和他所说的正好相反，他的著作在中国的出版，正好鼓励了“中国领导人和学者”做出了相反的事情。除非，这正是他所希望的（损耗美国利益的）；如果他不是“外国代理人”，还能说他还有一点脑子吗？

【前言】

1993年夏，美国（外交）季刊发表了我的一篇文章《文明的冲突？》。据该杂志的编辑讲，这篇文章在三年内所引起的争论，超过他们自40年代以来所发表的任何一篇文章。而它在三年内所引起的争论肯定也超过我所撰写的其他任何文章。对这篇文章的反应和评论来自各个大陆和许多国家。我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论点：正在出现的全球政治的主要的和最危险的方面将是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冲突，引起了人们的各种反应：新奇、义愤、恐惧和困惑。无论这篇文章还产生了其他什么效果，它已触动了各个文明中的人们的神经。

鉴于人们对这篇文章的兴趣、误解和争论，我似乎需要进一步阐述它所提出的问题。提出一个问题的建设性方式是陈述一个假设，这篇文章正是在做这样的尝试，而它的标题所带有的问号却被普遍忽视了。此书便旨在对该篇文章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我在此书里试图详细阐述、提炼、补充、偶尔也界定该文章中提出的论题，并提出和涉及许多在该篇文章中没有论及或只是一笔带过的思想和主题。它们包括：文明的概念；普世文明的问题；权力和文明之间的关系；文明之间均势的转移；非西方社会中的文化本土化；文明的政治结构；西方普世主义、穆斯林的好战性和中国对自身文化的伸张所导致的冲突：对中国权力的增长所作出的反应——是均势还是搭车；断层线上战争的原因和动力；西方的未来和由各种文明构成的世界的未来。该文章所缺少的一个重大主题是人口增长对权力的不稳定和均势的关键影响。所缺少的第二个重要问题是这本书的标题和结束语所总结的：“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建立在文明之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的保障。”

这本书不是也并不打算成为一本社会科学著作，而是要对冷战之后全球政治的演变作出解释。它渴望提出一个对于学者有意义的和对于决策者有用的看待全球政治的框架或范式。对于其意义和有用性的检验不在于看它是否说明了正发生于全球政治中的所有的事情，它显然做不到这一点，而在于看它是否比其他任何可供选择的范式提供了一个更有意义的和更有用的观察国际发展的视角。此外，没有一个范式是永久有效的。虽然文明的研究方法可能有助于理解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全球政治，但并不意味着它同样有助于理解20世纪中叶和21世纪中叶的全球政治。

最终形成该文章和这本书的思想，最初是我于1992年10月在设于华盛顿的美国企业研究所所作的一个布雷德利讲座上公开表述的，然后又在为奥林研究所关于“变化中的安全环境与美国的国家利益”项目准备的提纲中提出，这个项目是由史密斯·理查森基金会设立的。该篇文章发表之后，我在美国各地与学术界、政界、商界和其他各界人土一起参加了不可胜数的关于“冲突”的研讨会和会议。此外，我还有幸参加了在许多其他国家和地区举办的关于该篇文章及其主题的讨论会，包括阿根廷、比利时、中国、法国、德国、英国、南朝鲜、日本、卢森堡、俄国、沙特阿拉伯、新加坡、南非、西班牙、瑞典、瑞士和台湾等。这些讨论会使我面对了除印度教之外的所有主要文明，我从这些讨论的参加者的洞见和视角中获益匪浅。1994-1995年我在哈佛大学主持关于冷战后世界的性质的研讨班，参加研讨班的学生总是活跃地对我的观点提出评论，而且时常是相当带批评性的评论，这更进一步刺激了我的写作愿望。本书的写作也极大地得益于哈佛大学约翰·奥林战略研究所和国际事务研究中心的学院环境及他们的支持。

迈克尔·德施、罗伯特·基奥恩、法里德巩卡里亚和斯科特·齐默尔曼阅读了全部手稿，根据他们的评论，本书的内容和结构作了重大的改进。在本书的整个写作过程中，斯科特·齐默尔曼也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研究协助；如果没有他精力充沛的、内行的和热心的帮助，本书便不可能问世。我们的本科生助手彭特·琼和克里斯蒂安娜·布里格斯也作出了建设性的贡献。格雷斯·马吉斯特里斯打印了初稿，卡罗尔·爱德华兹极富责任心和高效率地多次重新打印手稿，以致于她一定几乎把大部分手稿都熟记在心。乔治斯·博查特出版公司的丹尼斯·香农和林思·考克斯，西蒙和舒斯特出版公司的罗伯特·阿萨赫那、罗伯特·本德和约翰娜·李在整个出版过程中对手稿给予了令人振奋的、专业性的指导。本人对所有这些人在此书的成书中所给予的帮助不胜感激。是他们使此书大为增色，余下的缺陷只应由我个人负责。

此书的写作工作全仗约翰·奥林基金会和史密斯·理查森基金会的资助。如果没有它们的支持，它的完成可能要推迟若干年，本人衷心感谢它们的慷慨资助。尽管其他基金会越来越注重于国内问题，奥林基金会和史密斯·理查森基金会仍然把它们的兴趣和资助放在关于战争、和平以及国家和国际安全的研究工作上，为此堪加赞扬。

谢选骏指出：1991年底，苏联在1989年革命的冲击波之下轰然崩溃——12月25日，唯一一任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辞职，苏联最高苏维埃于翌日（1991年12月26日）通过决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为最终节点，标志着立国69年的苏联作为主权国家正式解体不复存在，除波罗的海三国以外的原12个苏联加盟共和国自此从法律上取得主权国家地位（1991年9月6日，苏联国务委员会承认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独立，使波罗的海三国从法律上恢复原本于战间期享有的主权国家地位）。

仅仅过了一年多，在美国哈佛大学高枕无忧的塞缪尔·亨廷顿，竟然脑洞大开，以为大国竞争业已结束，就在1993年夏的美国（外交）季刊，发表了他的大作《文明的冲突》。结果误导美国陷入了中东泥潭三十年，直到2021年8月30日，美国国防部才宣布从阿富汗撤军完成。

这就是“文明冲突论”的前因后果——似乎和苏联的瓦解所造成的混乱密切相关。

【第一章 世界政治的新时代】

引论：旗帜与文化认同

1992年1月3日，俄罗斯和美国学者在莫斯科政府大楼的演讲厅中举行了一个会议。两个星期以前，苏联不复存在，俄罗斯联邦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结果，从前装饰在演讲台上的列宁塑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挂在前墙上的俄罗斯联邦的国旗。一个美国人注意到，唯一的问题是那面国旗挂反了。当美国人向俄罗斯东道主指出这个问题后，他们在第一次休会期间迅速悄悄地纠正了这个错误。

冷战结束后的几年中，人们的认同和那些认同的标志开始发生急剧的变化。全球政治开始沿着文化线被重构。被反挂的国旗是变化的一个迹象，但是越来越多的国旗正在被正确地高高挂起，俄罗斯人和其他民族正在他们新的文化认同的这样和那样的标志背后动员和前进。

1994年4月18日，2,0O0人聚集在萨拉热窝市挥舞着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的国旗。这些萨拉热窝人通过挥舞这些旗帜而不是联合国、北约或美国的旗帜，认同于他们的穆斯林伙伴，并告诉世界谁是他们真正的朋友，谁不是。

1994年10月16日，洛杉矶的7,000民众在“墨西哥国旗的旗海”下游行抗议187法案，该法案是一个通过公民投票决定的措施，它否定国家给予非法移民及其子女的多项福利。一些观察者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他们“举着墨西哥国旗游行，同时又要求这个国家给予他们免费教育？他们应当挥舞美国国旗”。两个星期以后，更多的抗议者确实举着美国国旗在街上行进，但却是倒举着。这些旗帜显示187法案获得了有保障的胜利，它得到了加利福尼亚州59％的选民的赞同。

在冷战后的世界，旗帜有其考虑的价值，其他文化认同的标志也是如此，包括十字架、新月形、甚至头盖，因为文化有其考虑的价值，文化认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最有意义的东西。人们正在发现新的但常常是旧的认同，在新的但常常是旧的旗帜下行进，这导致了同新的但常常是旧的敌人的战争。

迈克尔·迪布丁的小说（死亡环礁湖）中的威尼斯民族主义煽动者，用一个不祥的世界观为这一新时期作了很好的表述：“如果没有真正的敌人，也就没有真正的朋友。除非我们憎恨非我族类，我们便不可能爱我族类。这些是我们在一个世纪之后正在痛苦地重新发现的古老真理和更加充满情感的奢谈。那些否定它们的人也否定他们的家庭、他们的遗产、他们的文化、他们的出生权，以及他们本身！他们不能轻易地得到原谅。”政治家和学者们不能忽视蕴含在这些古老真理中的不幸的真理。对于那些正在寻求认同和重新创造种族性的人们来说，敌人是必不可少的，而潜在的最危险的敌人会出现在世界主要文明的断层线上。

本书的主题是文化和文化认同（它在最广泛的层面上是文明认同）形成了冷战后世界上的结合、分裂和冲突模式。本书的五个组成部分详细阐述了这一主要命题的推论。

第一部分：历史上，全球政治第一次成为多极的和多文明的；现代化有别于西方化，它既未产生任何有意义的普世文明，也未产生非西方社会的西方化。

第二部分：文明之间的均势正在发生变化：西方的影响在相对下降；亚洲文明正在扩张其经济、军事和政治权力；伊斯兰世界正在出现人口爆炸，这造成了穆斯林国家及其邻国的不稳定；非西方文明一般正在重新肯定自己的文化价值。

第三部分：以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现：文化类同的社会彼此合作；从一个文明转变为另一个文明的努力没有获得成功；各国围绕着它们文明的领导国家或核心国家来划分自己的归属。

第四部分：西方国家的普世主义日益把它引向同其他文明的冲突，最严重的是同伊斯兰和中国的冲突；在区域层面的断层线上的战争，很大程度上是穆斯林同非穆斯林的战争，产生了“亲缘国家的集结”和更广泛的逐步升级的威胁，并因此引起核心国家努力地止这些战争。

第五章：西方的生存依赖于美国人重新肯定他们对西方的认同，以及西方人把自己的文明看作独特的而不是普遍的，并且团结起来更新和保护自己的文化，使它免受来自非西方社会的挑战。避免全球的文明战争要靠世界领导人愿意维持全球政治的多文明特征，并为此进行合作。

一个多极和多文化的世界

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全球政治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多极的和多文化的。在人类生存的大部分时期，文明之间的交往是间断的或根本不存在。然后，随着现代时期的启始，大约在公元1500年，全球政治呈现出两个方面。在40O多年里，西方的民族国家——英国、法国、西班牙、奥地利、普鲁士、德国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在西方文明内构成了一个多极的国际体系，并且彼此相互影响、竞争和开战。同时，西方民族也扩张、征服、殖民，或决定性地影响所有其他文明。冷战时期，全球政治成为两极化的，世界被分裂为三个部分。一个由美国领导的最富裕的和民主的社会集团，同一个与苏联联合和受它领导的略贫穷一些的集团展开了竞争，这是一个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的、政治的、经济的，有时是军事的竞争。许多这样的冲突发生在这两个阵营以外的由下述国家组成的第三世界里：它们常常是贫穷的，缺少政治稳定性的，新近独立的，宣称是不结盟的。

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共产主义世界的崩溃，冷战的国际体系成为历史。在后冷战的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人民和民族正试图回答人类可能面对的最基本的问题：我们是谁？他们用人类曾经用来回答这个问题的传统方式来回答它，即提到对于他们来说最有意义的事物。人们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他们认同于部落、种族集团、宗教社团、民族，以及在最广泛的层面上认同文明。人们不仅使用政治来促进他们的利益，而且还用它来界定自己的认同。我们只有在了解我们不是谁。并常常只有在了解我们反对谁时，才了解我们是谁。民族国家仍然是世界事务中的主要因素。它们的行为像过去一样受对权力和财富的追求的影响，但也受文化偏好、文化共性和文化差异的影响。对国家最重要的分类不再是冷战中的三个集团，而是世界上的七、八个主要文明。非西方社会，特别是东亚社会，正在发展自己的经济财富，创造提高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力的基础。随着权力和自信心的增长，非西方社会越来越伸张自己的文化价值，并拒绝那些由西方“强加”给它们的文化价值。亨利·基辛格曾注意到：“21世纪的国际体系……将至少包括六个主要的强大力量——美国、欧洲、中国、日本、俄国，也许还有印度——以及大量中等国家和小国。”基辛格提到的六个主要强大力量属于五个十分不同的文明，此外，还存在着一些重要的伊斯兰国家，它们的战略位置、庞大的人口和（或）石油资源，使得它们在世界事务中具有影响力。在这个新世界中，区域政治是种族的政治，全球政治是文明的政治。文明的冲突取代了超级大国的竞争。

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部落战争和种族冲突将发生在文明之内。然而，当来自不同文明的其他国家和集团集结起来支持它们的“亲缘国家”时，这些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的暴力就带有逐步升级的潜力。索马里部族的流血冲突没有造成更广泛的冲突威胁。卢旺达部落的流血冲突波及了乌干达、扎伊尔、布隆迪，但是没有广泛地蔓延。波黑、高加索、中亚，或克什米尔境内的文明之间的流血冲突，可能演化为更大的战争。在南斯拉夫的冲突中，俄罗斯向塞尔维亚人提供外交支持，而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伊朗和利比亚向波斯尼亚人提供资金和武器，但它们这样做不是由于意识形态，或者权力政治或经济利益的缘故，而是由于文化亲缘关系。瓦茨拉夫·哈韦尔注意到，“文化的冲突正在增长，而且如今比以往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危险”，雅克·德洛尔也认为，“未来的冲突将由文化因素而不是经济或意识形态所引起”。而最危险的文化冲突是沿着文明的断层线发生的那些冲突。

在冷战后的世界，文化既是分裂的力量，又是统一的力量。人民被意识形态所分离，却又被文化统一在一起，如两个德国所经历的那样，也如两个朝鲜和几个中国正开始经历的那样。社会被意识形态或历史环境统一在一起，却又被文明所分裂，它们或者像苏联、南斯拉夫和波斯尼亚那样分裂开来，或者像乌克兰、尼日利亚、苏丹、印度、斯里兰卡和许多其他国家的情况那样，陷于激烈的紧张状态。具有文化亲缘关系的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相互合作。建立在具有文化共同性的国家基础之上的国际组织，如欧洲联盟，远比那些试图超越文化的国际组织成功。在45年里，“铁幕”是欧洲的主要分裂线。这条线已东移了几百英里。现在，它是一条一方面把西方基督教民族分离于穆斯林，另一方面把它分离于东正教的界线。

哲学假定、基本价值、社会关系、习俗以及全面的生活现在各文明之间有重大的差异。遍及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宗教复兴正在加强这些文化差异。文化可以改变，它们的性质对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可能随时期的不同而不同。但是，文明之间在政治和经济发展方面的重大差异显然植根于它们不同的文化之中。东亚经济的成功有其东亚文化的根源，正如在取得稳定的民主政治制度方面东亚社会所遇到的困难有其文化根源一样。伊斯兰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民主未能在大部分伊斯兰世界中出现。后共产主义的东欧社会和前苏联的发展受到了其文明认同的影响。那些具有西方基督教遗产的国家正在取得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的进步；东正教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发展前景尚不明朗；而各穆斯林共和国的前景则很暗淡。

西方是而且在未来的若干年里仍将是最强大的文明。然而，它的权力相对于其他文明正在下降。当西方试图伸张它的价值并保护它的利益时，非西方社会正面；临着一个选择。其中一些试图竭力仿效和加入西方，或者“搭车”。其他儒教社会和伊斯兰社会则试图扩大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以抵制和“用均势来平衡”西方。因此，后冷战时代世界政治的一个主轴是西方的力量和文化与非西方的力量和文化的相互作用。

总而言之，冷战后时代的世界是一个包含了七个或八个文明的世界。文化的共性和差异影响了国家的利益、对抗和联合。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绝大多数来自不同的文明。最可能逐步升级为更大规模的战争的地区冲突是那些来自不同文明的集团和国家之间的冲突。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主导模式因文明的不同而不同。国际议题中的关键争论问题包含文明之间的差异。权力正在从长期以来占支配地位的西方向非西方的各文明转移。全球政治已变成多极的和多文明的。

其他世界？

地图和范式。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政治受文化因素的影响，并包含来自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的相互作用，这一画面是非常简单化的。它省略了许多事物，歪曲了一些事物，模糊了其他事物。

然而，如果我们想要认真地对世界进行思考，并有效地在其中活动，某种简化现实的图画、某种理论、概念、模式和范式就是必要的。正如威廉·詹姆斯所说，如果没有这样的思想产物，就只有“一团乱七八糟的混乱”。托马斯·库恩在其经典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仲，显示了思想和科学的进步是由新范式代替旧范式所构成的，当旧的范式变得日益不能解释新的或新发现的事实时，能用更加令人满意的方法来说明那些事实的范式就取代了它。库恩写道：“一种理论要想被接受为一个范式，必须看上去强于其竞争对手，但它不必要解释，事实上也从来没有解释所有它可能遇到的事实。”约翰·刘易斯·加迪斯也明智地观察到，“寻找穿过所不熟悉的领域的道路，一般需要某种地图。像认识本身一样，制图学是使得我们了解自己在哪儿和可能走向哪儿的必要的简化。”正如他所指出的，超级大国竞争的冷战形象就是这样一个模式，它是由哈里·杜鲁门首次清楚地表达的，作为“地缘政治制图学方面的练习，它用每个人都能理解的话来描述国际图景，以此来为即将实行的复杂的遏制战略铺平道路”。世界观和因果关系理论对国际政治是不可缺少的指导。

40年来，国际关系的研究者和实践者都是根据非常简化的但也是非常有用的关于世界事务的冷战范式来思考和行动的。这一范式不能说明世界政治中发生的一切事情。用库恩的话说，存在着许多例外，而且这一范式时而会妨碍学者和政治家看清一些重大的发展，如中苏破裂。然而，作为全球政治的简单模式，它比其他任何竞争对手都更能说明更重要的现象。它是思考国际事务的必不可少的出发点，几乎被普遍接受，并影响了两代人关于世界政治的思考。

简化的范式或地图对于人类的思想和行动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一方面，我们必须清楚地阐述理论或模式，并有意识地运用它们来指导我们的行为。或者，我们可以否认需要这样的指导，并假设我们将只是根据具体的“客观”事实来行动，根据“它的是非曲直”来处理每一个案。然而，如果我们这样假定，我们就欺骗了自己。因为在我们的头脑中隐藏着一些假设、偏好和偏见，它们决定我们如何看待现实，留意什么事实和怎样判断它们的重要性和价值。我们需要明确的或含蓄的模式以便能够：

1．理顺和总结现实；

2．理解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

3．预期，如果我们幸运的话，预测未来的发展；

4．从不重要的东西中区分出重要的东西；

5．弄清我们应当选择哪条道路来实现我们的目标。

每一个模式或地图都是一个抽象，而且对于一些目的比对另一些目的更有用。一份道路图告诉我们怎样从A点驶到B点，但如果我们驾驶飞机，它就不是很有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想要一份突出飞机场、无线电航空信标、飞行路线和地形的地图。然而，如果没有地图，我们将会迷路。一份地图越详细，就越能充分地反映现实。然而，一张过分详细的地图对于许多目的来说并非有用。如果我们想要沿高速公路从一个大城市前往另一个大城市，我们并不需要包括许多与机动运输工具无关的信息的地图，因为在这样的地图中，主要的公路被淹没在大量复杂的次要道路中了，我们可能发现这样的地图令人糊涂。另一方面，一份其中只有一条高速公路的地图，可能会排除许多现实，并限制我们发现可供选择的道路的能力，如果这条高速公路被重大的交通事故堵塞的话。简而言之，我们需要一份这样的地图，它既描绘出了现实，又把现实简化到能够很好地服务于我们的目的。冷战结束时，人们提出了一些世界政治的地图或范式。一个世界：欢欣而和谐。一个被广泛阐明的范式建立在下述假设之上：冷战的结束意味着全球政治中重大冲突的结束和相对和谐的世界的出现。受到最广泛讨论的对此模式的阐述是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历史的终结”的命题。*福山论证说，“我们可能正在目睹……这样的历史终结，即人类意识形态的演进的终结点和作为人类政府最终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制的普及。”他说，可以肯定，在第三世界中可能发生一些冲突，但全球冲突已经终结，且不仅仅是在欧洲。“正是在非欧洲的世界中”，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在中国和苏联。思想的战争已经终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者可能将仍然存在于“像马那瓜、平壤和马萨诸塞的坎布里奇这样一些地方”，但是自由民主制已经获得全面胜利。未来人们将不再致力于令人振奋的思想斗争，而是致力于解决世间的经济问题和技术问题。他相当惋惜地总结道，这将是十分令人厌倦的。

◎一个类似的论证并不是建立在冷战结束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经济和社会的长期值势将导致一个“普世文明”的论点的基础上．对此第三章将作讨论。原书脚注

对和谐的期待得到了广泛的赞同。政治领袖和知识领袖都详细阐述了类似的观点。柏林墙倒塌了，共产主义政权垮台了，美国将呈现出新的重要性，前共产主义的对手将参与“伙伴关系”和“重大的讨价还价。，维持和平和创造和平将被提到每日日程上。世界最主要国家的总统宣布了“新的世界秩序”；世界最主要大学的校长否决了对一名从事安全研究的教授的任命。因为不再有此需要：“赞美神！我们不再研究战争，因为不再有战争”。

冷战结束时的异常欢欣时刻产生了和谐的错觉，它很快就被证明确实是错觉。世界变得不同于20世纪初了，但并不一定是更加和平。变化是不可避免的，进步却不是不可避免的。20世纪的其他每一场重大冲突结束时都曾流行类似的和谐错觉。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结束战争的战争”，是创造一个能保障民主国家安全的世界的战争。就像富兰克林·罗斯福所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将“结束多边行动体系、排他性的联盟、均势和所有其他已尝试了许多世纪但总是遭到失败的权术”。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将有“一个所有热爱和平的国家”组成的“世界组织”和“永久的和平结构的开端”。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产生了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改变了持续了一个世纪之久的走向民主制的趋向。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了真正的全球冷战。冷战结束时的和谐错觉很快被下述情况所驱散：发生了大量的种族冲突和“种族清洗”，法律和秩序陷于崩溃，出现了国家之间联盟和冲突的新模式，新共产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开始复活，宗教原教旨主义得到了加强，俄国结束了同西方关系的“微笑外交”和“同意政策”，联合国和美国没有能力制止流血的地区冲突，一个正在兴起的中国日益自我伸张。在柏林墙倒塌五年之后，世界比冷战时代的任何五年都更频繁地听到“种族灭绝”一词。一个和谐世界的范式显然距离现实太遥远，它不能对后冷战世界作有用的指导。

两个世界：我们和他们。虽然在一些重大冲突结束时出现了对一个世界的期待，但整个人类历史上的两个世界思维模式的倾向再次出现。人们总是试图把人分成我们和他们，集团中的和集团外的，我们的文明和那些野蛮人。学者们曾根据东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中心和外围来分析世界。穆斯林传统上把世界分为Dar al－Islam和Dar al－Harb，即和平的住所和战争的住所。这十区分在相反的意义上反映在冷战结束时美国学者把世界划分为“和平地带”和“动乱地带”。前者包括西方和日本，它拥有大约15％的世界人口，后者包括其他所有的人。

说世界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于现实，这取决于如何界定这两部分。出现在各种名称下的最普遍的划分是富裕（现代的、发达的）国家和贫穷（传统的、不发达的或发展中的）国家。从历史上来说，与这种经济划分方法相关的是西方和东方之间的文化划分方法，后者较少强调经济富裕程度的差别，较多强调基本的哲学、价值和生活方式差别。这些形象中的每一种都反映了现实的某些成份，但同时又有局限性。富裕的现代国家具有一些使它们区分于贫困的传统国家的共同特征，后者也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财富的差别可能导致社会之间的冲突，但是有证据表明这主要发生在当富裕的、更强大的社会试图征服贫穷的或更传统的社会，并使之殖民化时。西方在400年间就是这样做的，然后一些殖民地开始造反，发动了反对殖民国家的解放战争，殖民国家则很可能失去了建立殖民帝国的意志。在当代世界，已发生了非殖民化，殖民地的解放战争被已获得了解放的民族之间的冲突所代替。

在更一般的层面上，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冲突是不可能的，因为除了特殊的环境以外，穷国缺乏向富国挑战的政治团结力、经济实力和军事能力。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正在模糊所有者和一无所有者之间的简单的界限。富国可能彼此进行贸易战；穷国可能彼此进行暴力战争；但是贫穷的南方和富裕的北方之间的国际阶级战争几乎像一个幸福和谐的世界一样远离现实。

把世界在文化上划分为两部分更没有意义。西方在某种层面上是一个实体。然而，非西方国家除了它们都是非西方的之外还有什么共同性吗？日本、中国、印度、穆斯林和非洲文明在宗教、社会结构、体制和普遍价值观方面几乎没有共同之处。非西方的统一和东西方的两分法是西方制造出来的神话。这些神话带有东方主义的缺陷，对此爱德华·赛义德作了适当的批评，因为他宣扬了“熟人（欧洲、西方、‘我们’）同陌生人（地中海以东地区、东方、‘他们’）之间的差别”，而且假定前者天生优越于后者。冷战时期，世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沿着一个意识形态系列两极化的。然而，不存在一个单一的文化系列。“东方”和“西方”文化上的两极化，部分是由于把欧洲文明称作西方文明的普遍的但却是不幸的做法所致。代替“东方和西方”的，是“西方和非西方”这一较恰当的提法，它至少暗示存在着许多非西方。世界太复杂，以致不能简单地在经济上把它划分为南方和北方，或在文化上把它划分为东方和西方，就大多数目的而言，这样的想象是毫无意义的。

或多或少184个国家。描绘后冷战世界的第三个地图产生于常常被称为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理论的东西。根据这一理论，国家是世界事务中主要的而且确实是唯一重要的活动者，国家之间的关系处于无政府状态，因此为了确保自己的生存和安全，国家总是试图尽量扩大它们的权力。如果一个国家看到另一个国家正在增强自己的权力，因而成为一个潜在的威胁，它就要试图通过加强自己的权力，或者通过与其他国家结盟，来保护自身安全。冷战后世界中或多或少有184个国家的利益和行为都可以根据这些假设来预测。

这种关于世界的描述对于分析国际事务和解释许多国家行为来说，是非常有用的起点。国家是而且仍将是世界事务中起支配作用的实体。它们维持军队，实施外交，谈判条约，控制国际组织，影响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塑造生产和商业。各国政府把确保本国的外部安全作为优先考虑（虽然它们可能常常把对付内部威胁以确保政府的安全作为更优先的考虑）。从整体上说，这一国家主义范式的确比一个世界或两个世界的范式更现实地反映了全球政治的情况，并提供了这方面的指导。

然而，它也有严重的局限。

它假设所有的国家都以同样的方式看待自己的利益，并以同样的方式行动。它简单地假定权力是理解国家行为的唯一出发点，但却没有达到深入的理解。国家根据权力，但除此之外也根据许多其他东西来确定自己的利益。国家固然常常试图保持均势，但如果这就是它们所做的一切，那么西欧国家也许就会在40年代末与苏联携手反对美国了。国家主要对所察觉的威胁作出反应，欧洲国家因此看到了来自东方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军事的威胁。它们用一种根据经典现实主义理论无法预测的方式来看待自己的利益。价值、文化和体制深刻地影响国家如何界定它们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不仅受其内部价值和体制的影响，也受国际规范和国际体制的影响。在主要的安全关注之上和之外，不同类型的国家用不同的方式来界定自己的利益。具有类似文化和体制的国家会看到它们之间的共同利益。民主国家同其他民主国家有共同性，因此不会彼此发动战争。加拿大不必同另一个国家结盟来威慑美国的侵略。

在基本层面上，国家主义的范式所作的假设在整个历史上一直是有效的，但它因此无助于我们理解冷战后的全球政治如何不同于冷战期间和冷战之前的全球政治。然而它们之间显然存在着差别。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国家日益根据文明来确定自己的利益。它们同具有与自己相似或共同文化的国家合作或结盟，并常常同具有不同文化的国家发生冲突。国家根据其他国家的意图来确定威胁，而这些意图以及看待它们的方式受到文化考虑的强大影响。公众和政治家不太可能认为威胁会产生于他们感到能够理解和可信任的民族，因为他们具有共同的语言、宗教、价值、体制和文化。他们更可能认为威胁会来自那样一些国家：它们的社会具有不同的文化，因此他们对之不理解和感到不可信任。既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苏联不再构成对自由世界的威胁，美国不再构成对共产主义世界的威胁，那么这两个世界中的国家就日益认为威胁会来自文化不同的社会。

尽管国家仍然是国际事务中的主要活动者，它们却也正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主权、职能和权力。国际机构现在宣称拥有判断和限制国家在自己领土范围内行事的权利。在一些情况下，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欧洲，国际机构已承担起以前由国家来执行的重要职能，强有力的国际行政机构已被制造出来，它们直接作用于公民个人。全球范围内，存在着国家政府丧失权力的趋势，其过程也是通过把权力下放给次国家的、地区的、省的和地方的政治实体。在许多国家，包括那些发达世界中的国家，存在着提倡实质的自主和脱离国家的地区运动。各国政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失去了控制资金从他们的国家流入和流出的能力，而且越来越难以控制思想、技术、商品和人员的流动。简而言之，国家边界已日益变得容易被渗透。所有这些发展导致许多人认为坚硬互碰的“台球”式国家将逐渐消失，这种国家自1648年威斯特优利亚条约* 以来曾一直被有意地当作规范；现在，各种复杂的、多层次的国际秩序的出现已更加接近于中世纪时期的情况。

完全的混乱。国家的弱化和“衰败的国家”的出现，促使人们勾画出第四个无政府状态下的世界的形象。这一范式强调：政府权威的崩溃；国家的分裂；部落、种族和宗教冲突的加强；国际犯罪

*1648年的威斯特优利亚条约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及欧洲多数邦国代表达成的一批协议的总称，它结束了欧洲长期混战（包括西班牙荷兰80年战争和德意志30年战争）的局面，划定了各国疆域和确认了它们的主权。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标志着当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一个转折点。——编者注

组织的出现；避难者倍增至数千万人；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扩散；恐怖主义的泛滥；大屠杀和种族清洗的盛行。两本于1993年出版的畅销书的书名令人信服地提出和总结了这幅陷于混乱的世界的图景，一本是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的《大失控》，另一本是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的《大混乱》。

同国家主义的范式一样，混乱的范式也接近于现实。它提供了一幅关于世界上许多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生动、精确的图景，而与以国家为主体的范式不同的是，它突出了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政治中所发生的重大变化。例如，到1993年初为止，估计全世界共发生了48场种族战争，前苏联存在着164个“领土一种族要求和与边境有关的冲突”，其中30个卷入了某种形式的武装冲突。然而，混乱范式由于过于接近现实，因而比国家主义范式有更大的缺陷。世界可能是混乱的，但它并非全然无秩序。把世界描述成普遍的和无区别的无政府状态，几乎没有提供任何线索可以用来理解世界，整理事件和估价它们的重要性，预测无政府状态的趋势，区分不同类型的混乱和它们可能不同的原因和后果，为政府政策制定者提出指导路线。

不同世界的比较：现实主义、简化和预测

这四个范式中的每一个都显示了现实主义和简化两方面的不同结合。每一个都含有自身的缺点和局限。可以设想，这些缺点和局限可以通过各范式的结合和提出例如世界同时参与分裂和整合的过程来加以抵消。两个趋势确实都存在，因此一个较复杂的模式将比一个较简单的模式更接近于现实。然而，这会为了现实主义而牺牲简化，而且，如果走得过远，会导致拒绝所有的范式和理论。此外，同时包含两个相反趋势的分裂一整合模式，未能提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一个趋势占上风，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另一个占上风。我们所遇到的挑战是如何在一个相似的抽象思维层面上，提出一个比其他范式都更能说明更关键的事件和提供对趋势的更深入理解的范式。

这四个范式彼此也不相容。世界不可能既是一个整体，又在根本上分裂为东方和西方，或南方和北方。如果民族国家是分裂的，而且又被日益扩散的国内冲突搞得无所适从，它也不可能是国际事务的坚实基石。世界既不是一个，或两个，或184个，也不可能是近乎无限多的部落、种族集团和民族。

从七八个文明来看待世界，可避免许多困难。它不像一个世界和两个世界的范式那样，为了简化而牺牲现实；但它也不像国家主义和混乱范式那样为了现实而牺牲简化。它提供了一个易于把握和易于理解的框架，可以用来理解世界，在越来越多的冲突中区分不重要的和重要的，预测未来的发展，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指导路线。它也建立在其他范式的要素的基础之上，并结合了这些要素。它与其他范式之间较之那些范式彼此之间更加相容。例如，从文明角度看世界的方法认为：

●世界中的整合力量是真实的，而且正在产生对文化伸张和文明意识的抵消力量。

●世界在某种意义上是一分为二的，主要的区分存在于迄今占统治地位的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之间，然而，其他文明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简言之，世界是划分为一个统一的西方和一个由许多部分组成的非西方。

●民族国家是而且仍将是世界事务中最重要的因素，但它们的利益、联合和冲突日益受到文化和文明因素的影响。

●世界确实是无政府主义的，充满了部落和民族冲突，但是给稳定带来最大危险的是那些来自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的冲突。

这样，文明的范式为理解20世纪结束之际世界正在发生什么，提出了一个相对简单但又不过于简单的地图。然而，任何范式都不可能永远有效。世界政治的冷战模式在40年中是有用的和相关的，但它在20世纪80年代末已变得过时了。在将来的某一时刻，文明的范式将遭受类似的命运。然而，就当前阶段来说，它为区分较重要的和较不重要的东西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指导。例如1993年初48个种族冲突中的将近一半发生于不同文明的集团之间。文明的视角导致联合国秘书长和美国国务卿把他们的维和努力集中在这些冲突上，它们比其他冲突更可能升级为更广泛的战争。

范式也能导出预测，对一个范式的有效性和有用性的决定性检验应当达到这样的程度：从这个范式导出的预测结果证明比其他可供选择的范式更精确。例如；国家主义范式导致约翰·米尔斯海默预测“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局势成熟到它们之间可能爆发安全竞争八五八书房。像俄罗斯和乌克兰这样彼此之间有漫长而无保护的共同边界的大国，常常陷入因担忧安全而导致的竞争。俄罗斯和乌克兰可能克服这一担忧，学会一起和谐生存，但如果它们这样做，那将是反常的”。另一方面，文明的范式强调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密切的文化、人员和历史联系和两国内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混合，于是把注意的焦点放在分裂东正教的东乌克兰和东仪天主教的西乌克兰的文明断层上，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主要历史事实，与把国家看作是统一的和自我认同的实体的“现实主义”国家概念相一致，而这却完全被米尔斯海默忽略了。国家主义的研究方法突出了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而文明的研究方法却对发生这种战争的可能性作了最低的估计，它突出了乌克兰分裂为二的可能性，这是文化因素可能导致人们预测的分裂，它可能比捷克斯洛伐克的分裂更猛烈，但远不及南斯拉夫的分裂血腥。这些不同的预测也引起不同的政策优先考虑。米尔斯海默依据国家主义预测了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和俄罗斯人可能战胜乌克兰人，这导致他支持乌克兰拥有核武器。文明的研究方法则鼓励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进行合作，敦促乌克兰放弃其核武器，提倡通过大量的经济援助和其他措施来帮助乌克兰维持统一和独立，为防止可能发生的乌克兰的分裂而倡议应急计划。

冷战结束后的许多重要发展都与文明的范式相一致，并可以从它作出预测。这些发展包括：苏联和南斯拉夫发生分裂；它们前领土上爆发战争；宗教原教旨主义正在世界各地兴起；俄罗斯、土耳其和墨西哥国内进行着关于认同的斗争；美国和日本之间贸易冲突加剧；伊斯兰教国家在伊朗和利比亚问题上抵制西方的压力；伊斯兰教国家和儒教国家努力争取获得核武器和运载工具；中国继续扮演“局外者”大国的角色；一些国家中新的民主政权得到巩固，另一些则没有；东亚在发展武器上进行竞争。

文明的范式与正在出现的世界的相关性通过1993年六个月期间发生的适合于这一范式的事件得到了说明：

●前南斯拉夫的克罗地亚人、穆斯林和塞尔维亚人之间的战争持续不断并逐渐加剧；

●西方未能对波斯尼亚的穆斯林提供有意义的支持，未能像谴责塞尔维亚人种族灭绝行动那样来谴责克罗地亚人的种族灭绝行动；

●俄罗斯不愿加入联合国安理会的其他成员国的行动，以促使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人与克罗地亚政府一起创造和平，同时伊朗和其他穆斯林国家提供了18，0O0人的军队保护波斯尼亚的穆斯林；

●亚美尼亚人同阿塞拜疆人的战争加剧，土耳其和伊朗要求亚美尼亚人放弃他们征服的土地，土耳其把军队部署到阿塞拜疆边界上，伊朗部署的军队跨过了阿塞拜疆边界，俄罗斯人警告说伊朗的行动将促使“冲突升级”，并“将把它推到危险的国际化边缘”；

●俄罗斯军队和圣战者组织游击队之间的战斗在中亚持续不断；

●在维也纳国际人权大会上，美国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领导的西方同伊斯兰教和儒教国家的联盟发生了对抗，前者谴责“文化相对主义”，后者抵制“西方普世主义”；

●俄罗斯和北约的军事计划者以类似的方式把注意力重新集中到“来自南方的威胁”上；

●显然几乎完全是沿着文明界线进行的投票，把举办2000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资格给了悉尼而不是北京；

●中国向巴基斯坦出售导弹部件导致美国要为此对中国实行制住；中美之间因据说中国向伊朗转让核技术而发生对抗；

●尽管美国作出了强烈抗议，中国还是破坏了暂时停止核试验的协定而进行核武器试验；北朝鲜拒绝就其发展核武器计划进行进一步谈判；

●据透露，美国国务院正在执行对伊朗和伊拉克的“双重遏制”政策；

●美国国防部宣布了为两个“重大的地区冲突”准备的新战略，一个是针对北朝鲜的冲突，另一个是针对伊朗或伊拉克的；

●伊朗总统号召同中国和印度结盟，以便“我们能够获得国际事件的决定权”；

●新的德国立法急剧削减了接受避难的限额；

●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和乌克兰总统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在黑海舰队和其他问题的处理上达成了协议；

●美国轰炸巴格达，它实际上得到了西方政府的一致支持，但几乎所有的穆斯林政府都谴责它是西方“双重标准”的又一例证；

●美国把苏丹列为恐怖主义国家，并指出埃及的谢克·奥马尔·阿卜杜勒·拉赫曼及其追随者阴谋“发动一场反对美国的城市恐怖主义战争”；

●最终接受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加入北约的前景得到了改善；

●1993年俄国总统选举显示出俄国确实是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因为它的人民和精英不能确定他们是应当加入西方，还是向西方挑战。

如果把90年代初任何其他六个月发生的类似事件汇编成一个清单，就会发现它们都显示出文明范式的相关性。

在冷战的最初年月里，加拿大政治家莱斯特·皮尔逊富有先见之明地指出了非西方社会的复兴和活力。他警告说；“设想这些诞生于东方的新的政治社会将复制那些我们西方人所熟悉的政治社会是荒谬的。这些东方文明的复兴将采取新的形式。”他在指出“几世纪以来”国际关系一直是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之后，提出“最广泛的问题不再出现在同一文明的国家之间，而是出现在各文明之间”。旷日持久的冷战两极化推迟了皮尔逊预料的即将来临的发展。冷战的结束使他在50年代确认的文化和文明力量得以释放出来，广大学者和观察者已承认并强调了这些全球政治中的新因素的新作用。费尔南·罗代德尔曾明智地警告说：“对于对当代世界感兴趣的人来说，尤其对那些不仅对当代世界感兴趣，而且还想有所作为的人来说，‘值得’了解怎样在一幅世界地图上发现今天存在着什么文明，了解怎样能界定它们的边界、它们的中心和它们的外围、它们的范围和人们在那儿呼吸的空气，它们内部一般的和特殊的存在‘形式’和结合形式。否则，可能会产生怎样的灾难性的观点错误啊！”

谢选骏指出：亨廷顿所谓的“世界政治的新时代”，被他说成是“一个多极和多文化的世界”，其实不然，我看那并非稳定的“多极”，而是冷战的冰山对峙瓦解之后的破碎冰块。把这叫做“文明的冲突”，显然是夸大其词了。

那么，这样的“文明冲突论”所为何来呢？

【第二章 历史上的文明和今天的文明】

文明的性质

人类的历史是文明的历史。不可能用其他任何思路来思考人类的发展。这一历史穿越了历代文明，从古代苏美尔文明和埃及文明到古典文明和中美洲文明再到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还穿越了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的连续表现形式。在整个历史上，文明为人们提供了最广泛的认同。结果，杰出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包括马克斯·韦伯、埃米尔·德克海姆、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皮季里姆·索罗金、阿诺德·汤因比、艾尔弗雷德·韦伯、克罗伯、菲利普·巴格比、卡罗尔·奎格利、拉什顿·库尔伯恩、克里斯托弗·道森、艾森施塔特、费尔南·布罗代尔、威廉·麦克尼尔、阿达·搏兹曼、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费利佩·费尔南德斯-阿姆斯托以及其他一些人，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在探索文明的起源、形成、兴起、相互作用、成就、衰落和消亡。这些作者和其他一些作者撰写了大量博大精深的著作，致力于文明的比较分析。视角、方法、焦点和概念的差异在这些著作中随处可见。然而，在关于文明的性质。认同和变化的中心命题上仍存在着广泛的一致意见。

首先，在单一文明和多元文明的看法之间存在着分歧。文明的观点是由18世纪法国思想家相对于“野蛮状态”提出的。文明社会不同于原始社会，因为它是定居的、城市的和识字的。文明化的是好的，非文明化的是坏的。文明的概念提供了一个判断社会的标准；而且19世纪期间，欧洲人把许多思想能量、外交能量和政治能量投入于详细阐述一个标准，根据它来判断非欧洲人的社会是否充分“文明化”到可以被接受为欧洲人所支配的国际体系的成员。然而同时，人们越来越多地谈论多元文明。这意味着“放弃把一个文明解释为一种理想，或毋宁说是唯一的理想”，并意味着放弃一个假定：只存在一个单一的标准来判断什么是文明化的，这个标准用布罗代尔的话说即是，“仅限于少数特权民族或集团，即人类的‘精英”’。相反，存在着许多文明，它们每一个都以自己的方式文明化了。简而言之，单一文明的论点“丧失了其某些威望”，而一个单一意义上的文明事实上可能在多元意义上是相当非文明化的。

多元文明是本书所关注的，但单一文明和多元文明之间的分歧仍然与本书有关。单一文明的观点已重现在关于存在着一个普遍的世界文明的争论中。这一争论不可能持久，但探索各文明是否将变得更加文明化是有用的，这正是本书最后一章所做的。

第二，在德国之外，文明被看作是一个文化实体。19世纪德国的思想家描述了文明和文化之间的明显区别，前者包括技巧、技术和物质的因素，后者包括价值、理想和一个社会更高级的思想艺术性、道德性。这一区分在德国的思想中保持了下来，但在其他地方并没有被接受。一些人类学家甚至颠倒了这一关系，把原始的、一成不变的、非城市的社会设想为代表了文化，而更复杂的、发达的、城市的和动态的社会是文明。然而，这些区分文化和文明的努力从未被人们所理解，而且在德国之外，绝大多数人赞成布罗代尔的观点，即：“想要用德国的方式把文化分离于其基础——文明，是虚妄的。

文明和文化都涉及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它们都包括“价值、规则、体制和在一个既定社会中历代人赋予了头等重要性的思维模式”。对于布罗代尔来说，文明是“一个空间，一个‘文化领域’”，是“文化特征和现象的一个集合。沃勒斯坦把文明定义为“世界观、习俗、结构和文化（物质文化和高层文化）的特殊连结。它形成了某种历史总和，并与这一现象的其他变种（即使不总是同时）共存”。根据道森的看法，文明是是一个特定民族发挥其文化创造力的一个特定的原始过程”的产物，而对于德克海姆和毛斯来说，它是“一种包围着一定数量的民族的道德环境，每一个民族文化都只是整体的一个特殊形式”。在斯宾格勒看来，文明是“文化不可避免的命运……是一种发达的人类能够达到的一些最外部的和人为的状态……是一个从形成到成熟的结局”。文化实际上是所有文明定义的共同主题。

当雅典人向斯巴达人重新保证自己不会向波斯人出卖斯巴达克人时，他们用古典的形式提出了界定文明的文化核心因素：

因为即使我们倾向于此，也有许多强有力的考虑禁止我们这样做。首要的是，众神的形象和住所被焚烧和夷为平地，我们必须竭尽全力为此雪耻，而不是同那些犯下如此罪行的人达成协议。其次，希腊种族具有同样的血统和同样的语言，有相同的神庙和献祭；以及我们相似的习俗；雅典人如果背叛这些将不会有好结果。

血统、语言、宗教、生活方式是希腊人共有的东西，也是使他们区别于波斯人和非希腊人的东西。然而，正如雅典人所强调的，在所有界定文明的客观因素中，最重要的通常是宗教。人类历史上的主要文明在很大程度上被基本等同于世界上的伟大宗教；那些具有共同的种族和语言，但在宗教上相异的人们可能相互屠杀，就像在黎巴嫩、前南斯拉夫和南亚次大陆所发生的那样。

根据文化特征把人们划分为不同的文明与根据身体特征把人们划分为不同的种族，其结果有相当大的重合。然而文明与种族并不等同。同种族的人可能因文明而产生深刻的分裂；不同种族的人可能因文明而趋向统一。伟大的负有使命感的宗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尤其包含了来自各种种族的社会。人类群体之间的关键差别是他们的价值、信仰、体制和社会结构，而不是他们的体形、头形和肤色。

第三，文明是包容广泛的，即，如果不涉及全面的文明，它们的任何构成单位都不能被充分理解。汤因比认为，文明“包含着不被其他文明所理解的东西”。文明是一个“整体”。梅尔科继续说，文明

具有一定程度的整合。文明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和它们同整体之间的关系规定了它们的各个部分。如果文明是由一些国家组成的，这些国家彼此之间的关系将多于它们同该文明之外的国家的关系。它们可能更多地相互打仗和更经常地建立外交关系，在经济上将更加相互依赖，会存在普遍的美学潮流和哲学潮流。

一个文明是一个最广泛的文化实体。乡村、宗教、种族群体。民族、宗教群体都在文化异质性的不同层次上具有独特的文化。意大利南部的村落文化可能不同于意大利北部的村落文化，但它们具有使自己区别于德国村落的共同的意大利文化。欧洲社区也具有使自己区别于中国社区或印度社区的文化特征。然而，中国人、印度人和西方人都不是任何更大的文明实体的一部分。他们构成了一些文明。因此，文明是对人最高的文化归类，是人们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人类以此与其他物种相区别。文明既根据一些共同的客观因素来界定，如语言、历史、宗教、习俗、体制，也根据人们主观的自我认同来界定。人们的认同有各种层面：一个罗马居民可能以不同的强度把自己界定为罗马人、意大利人、天主教徒。基督教徒、欧洲人、西方人。他所属的文明是他与之强烈认同的最大的认同范围。文明是最大的“我们”，在其中我们在文化上感到安适，因为它使我们区别于所有在它之外的“各种他们”。文明可能包含大量的人，如中国文明，也可能包含很少的人，如讲英语的药勒比文明。纵观整个历史，一直存在着许多小的人类群体，它们具有独特的文化，但缺乏更大范围的文化认同。人们一直根据规模和重要性来区分主要的文明和边缘的文明（巴格比），或者区分主要的文明和被征服的或流产的文明（汤因比）。本书所关心的是，一般来说是什么决定了人类历史上的主要文明。

文明没有明确的边界，也没有精确的起点和终点。人们可能而且确实重新界定过它们的认同，结果，文明的内涵和外延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各民族的文化既相互作用又相互重合。各种文明的文化彼此相似或相异的程度也发生着相当大的变化。然而，文明是有意义的实体，尽管它们之间的界限难得清晰，但这些界限却是真实的。

第四，文明终有终结，但又生存得非常长久；它们演变着，调整着，‘而且是人类最持久的结合，是“极其长久的现实”。它们的“独特性和特殊性”是“它们长期的历史延续性。事实上，文明是所有史话中最长的史话”。帝国兴起又衰落，政府上台又下台，但文明依旧，它“历经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甚至意识形态的动荡而幸存下来”。博兹曼总结说，“世界历史正确地证明了下述论点：政治制度是文明表面转瞬即逝的权宜手段，每一个在语言上和道德上统一的社会的命运，都最终依赖于某些基本的建构思想的幸存，历代人围绕着它们结合在一起，因此，它们标志着社会的延续性”。实际上，20世纪世界上的所有主要文明都已经存在了一千年之久，或者像拉丁美洲的文化一样，是另一个长期生存的文明的直接后代。

文明虽然是持久的，但它们也在演变。文明是动态的；它们兴起又衰落；合并又分裂；而且正如所有历史研究者所了解的，它们也会消失，掩埋在时间的沙丘之中。它们的演变阶段可以用各种方式来详细说明。奎格利认为文明的运动经历了七个阶段：混合。孕育、扩张、冲突时代、普遍帝国、衰败和被入侵。梅尔科总结出了一个变化模式：从一个定型的封建制度演变到一个定型的国家制度，再从一个定型的国家制度演变到一个定型的帝国制度。汤因比把文明的兴起看作是对挑战的回应，在其发展过程中，富于创造性的少数人所造成的文明环境日益得到控制，接下来便是动乱时期，普遍国家兴起，然后崩溃。虽然所有这些理论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别，但它们都认为文明经过动乱或冲突时期演变到普遍国家，再到衰败和崩溃。

第五，既然文明是文化实体而不是政治实体，它们本身并不维持秩序，建立公正，征缴税收，进行战争，谈判条约，或者做政府所做的任何其他事情。文明的政治组成在文明之间各不相同，在一个文明之内也随着时间而变化。一个文明可能包含一个或多个政治单位。这些单位可以是城市国家、帝国、联邦、邦联、民族国家。多民族国家，所有这些单位都可以有不同的政府形式。当一个文明演变时，其政治构成单位的数量和性质一般也会发生变化。在一个极端上，文明和政治实体可能恰好重合。卢西思·派伊曾评论说，中国“是一个装扮成一个国家的文明”。日本既是一个国家又是一个文明。然而，大多数文明包含一个以上的国家或其他政治实体。在现代世界，大多数文明包含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

最后，学者们一般在确认历史上的主要文明和在现代世界存在的文明上意见一致。然而，对于历史上曾经存在的文明总数，他们常常各执一词。奎格利认为，历史上有16个明显的文明案例，很可能还有另外8个。汤因比起先列出了20个文明，然后是23个；斯宾格勒详举了8个主要文化。麦克尼尔分析了全部历史上的9个文明。巴格比也认为有9个文明，或者11个，如果把日本文明和东正教文明从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中区分出来的话。布劳代尔识别了9个文明，罗斯托万内指出了7个主要的当代文明。这些差别部分取决于是否把像中国人和印度人这样的文化群体看作在整个历史上曾有一个单一的文明，或者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密切相关的文明，其中一个是另一个的后代。尽管存在着这些差别，人们对主要文明的身份都没有争议。正如梅尔科在考察文献之后所得出的结论，人们至少在下述看法上存在着合理的共识：至少有12个主要文明，其中7个文明已不复存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克里特文明、古典文明、拜占庭文明、中美洲文明、安第斯文明），5个仍然存在（中国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一些学者还加上了东正教文明，作为区别于其母文明拜占庭文明和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独立文明。鉴于我们认识当代世界的目的，除这6个文明之外，或许还应加上拉丁美洲文明，可能还有非洲文明。

这样，当代的主要文明可以列举如下：

中华（Sinic）文明。所有学者都承认存在着一个单一的独特的中国文明，它可以追溯到至少公元前1500年，也许还可以再往前追溯一千年；或者存在着两个中国文明，其中一个在公元最初的世纪中继承了另一个。我在发表在《外交》季刊的文章中，把这个文用称为儒教文明。然而，使用中华（Sinic）文明一词更为精确。虽然儒教是中国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中国文明却不仅是儒教，而且它也超越了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中国。许多学者所使用的“中华”（Sinic）一词，恰当地描述了中国和中国以外的东南亚以及其他地方华人群体的共同文化，以及越南和朝鲜的相关文化。

日本文明。一些学者在一个单一的远东文明的称呼下把日本文明和中国文明合并在一起。然而，大多数学者不这样看，而是承认日本文明是一个独特的文明，它是中国文明的后代，出现于公元100－400年之间。

印度（Hindu）文明。人们普遍认为至少自公元前1500年以来。在南亚次大陆存在着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相继的文明。这些文明一般被称为Indian、Indic或Hindu文明，人们更喜欢用后者来称呼最近的那个文明。自公元前2000年以来，印度教一直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成为南亚次大陆文化的中心。它“不止是一个宗教或一个社会制度；它是印度文明的核心”。它经过现时代继续起着这种作用，即使印度本身有重要的穆斯林社区以及一些更小的少数文化。像“中华”一词一样，Hindu一词也把文明的名称与它的核心国家分离开来，因为在这些情况下，当该文明的文化超越了那个国家时，这样做是合乎需要的。

伊斯兰文明。所有重要学者都承认存在着独特的伊斯兰文明。伊斯兰教起源于公元7世纪的阿拉伯半岛，然后迅速传播，跨越北非和伊比利亚半岛，并向东伸展到中亚、南亚次大陆和东南亚。结果，许多独特的文化或次文明存在于伊斯兰文明之中，包括阿拉伯、土耳其、波斯和马来文化。

西方文明。西方文明的出现通常被追溯到大约公元70O到8O0年。学者们一般认为它有三大组成部分，分布于欧洲、北美和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文明。然而，拉丁美洲有区别于西方的独特认同。虽然拉丁美洲文明是欧洲文明的后代，但它却是沿着非常不同于欧洲和北美的道路通进的。它具有社团主义的、独裁主义的文化，而这种文化在欧洲的程度要小得多，在北美则根本不存在。欧洲和北美都感受到宗教改革的影响，并且把天主教和新教文化结合在一起。从历史上看，虽然可能会有所变化，但拉丁美洲一直仅仅是天主教的世界。拉丁美洲文明结合了一些本土文化，这些文化不曾存在于欧洲，在北美也已被有效地消灭，而在以墨西哥、中美、秘鲁和玻利维亚为一方和以阿根廷和智利为一方两者之间有重大的不同。拉丁美洲的政治演变和经济发展与流行于北大西洋国家的模式大相径庭。从主观上说，拉丁美洲人在他们的自我认同上存在着分歧。一些人说，“是的，我们是西方的一部分。”另一些人则声明，“不，我们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拉丁美洲人和北美人的大量文学作品详细描述了他们的文化差别。拉丁美洲可以被看作西方文明中的欢文明，或者被看作是与西方有紧密联系、但在它是否属于西方的问题上有分歧的独立文明。对于把注意力放在文明的国际政治含义（包括以拉丁美洲为一方和以北美和欧洲为一方两者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来说，后者是更恰当的和有用的称呼。

这样，西方就包括欧洲、北美，加上其他欧洲人居住的国家，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然而，西方两个主要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美国人历史上有很长时间把自己的社会看作与欧洲相对立。美国是一片充满了自由、平等、机会和未来的土地；欧洲则代表了压迫、阶级斗争、等级制和落后。甚至曾有人认为美国是一个独特的文明。这种把美国和欧洲相对立的做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了一个事实：至少直到19世纪末，美国同非西方文明只有有限的交往。然而，一旦美国走上世界舞台，它同欧洲的更广泛的认同感就得到了加强。尽管19世纪美国把自己看作不同于和对立于欧洲，但20世纪美国已把自己看作一个更广泛的实体——包括欧洲在内的西方——的一部分，而且还是这个实体的领导。

于是“西方”一词现在被普遍用来指以前被称为西方基督教世界的那一部分。这样，西方是唯一的一个根据罗盘方向，而不是根据一个特殊民族、宗教或地理区域的名称来确认的文明。*这种确认方法是把文明从其历史、地理和文化环境中提升出来。从历史上看，西方文明是欧洲文明。在现代时期，西方文明是欧美文明或北大西洋文明。可以在地图上发现欧洲、美国和北大西洋，却不能在地图上发现西方。“西方”的名称也引发了“西方化”的概念，并促使人们产生使人误入歧途的把西方化和现代化合在一起的想法：更容易把日本没想为“正在西方化”而不是“正在欧美化”。然而，欧洲一美国文明被普遍归造西方文明，尽管这一术语有严重的缺陷，但这里仍将沿用之。* 用“东方”和“西方”来识别地理上的区域是令人困惑不解的和种族中心主义的。“北方”和“南方”有被普遍接受的两极的固定参照点。“东方”和“西方”却不具备这样的参照点。问题是相对于什么而言是东方和西方？这完全取决于你站在何处。西方和东方最初大概是格欧亚大陆的东部和西部。然而，从一个美国人的观点来看，远东实际上是远西。对于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期来说．西方意味着印度，而“在日本‘西方’通常意味着中国”。见威廉·E·纳夫（从日本观点看“东方和西方”问题的回顾），载于《比较文化评论》杂志第13－14期，1985秋和1986春，第228页。——原书脚注

非洲文明（可能存在的）。除了布罗代尔之外，大多数研究文明的学者都不承认存在着一个独特的非洲文明。非洲大陆的北部及非洲的东海岸属于伊斯兰文明。历史上，埃塞俄比亚构成了自己的文明。在其他地方，欧洲的帝国主义和殖民活动带去了西方文明的因素。在南非，荷兰、法国，然后是英国的殖民者创造了一个多板块式的欧洲文化。最重要的是，欧洲的帝国主义把基督教带到了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大部分大陆。在整个非洲，部落认同普遍而强烈，但非洲人的非洲认同感也在日益发展，可以想象，由于南非可能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核心国家，这个地区可能会粘合成为一个独特的文明。

宗教是界定文明的一个主要特征，正如克里斯托弗·道森所说，“伟大的宗教是伟大的文明赖以建立的基础。”在韦伯提出的五个“世界性宗教”中，有四个——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和儒教与主要的文明结合在一起。第五个宗教佛教的情况有所不同。为什么情况会是这样？像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一样，佛教早期分裂为两个主要分支，而且它像基督教一样，没有在其诞生地幸存下来。从公元1世纪开始，大乘佛教被输出到中国，随后输出到朝鲜、越南和日本。在这些社会里，人们以不同的方式使佛教适应于和被吸收进本土文化（例如在中国适应于儒教和道教），并压制它。因此，虽然佛教仍然是这些社会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些社会并投有构成、也不会认为自己是佛教文明的一部分。然而，能够被合理地描述成小乘佛教文明的东西确实存在于斯里兰卡、缅甸。泰国、老挝和柬埔寨。此外，西藏、蒙古和不丹的人口，历史上曾认同于大乘佛教的变种喇嘛教，这些社会构成了佛教文明的第二个区域。然而，佛教实际上在印度绝种以及它之适应于和被结合进中国和日本的现存文化，意味着它虽然是一个主要宗教，但却一直不是一个主要文明的基础。

文明之间的关系

遭遇：公元1500年前的文明。文明之间关系的演变经历了两个阶段，现在正处于第三个阶段。在各文明最初出现后的3，O00年中，除了个别例外，它们之间的交往或者不存在，或者很有限，或是间断的和紧张的。历史学家用来描述这些交往的词——“遭遇”，准确地表达了它们的性质。文明被时间和空间分隔开来。只有数量很少的文明存在于同一时期，而且，正像施瓦茨和艾森施塔特所论证的，在轴心时代和前轴心时代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别，其差别在于它们是否承认“超验的秩序和世俗的秩序”之间的区别。轴心时代的文明不像它们的前辈，具有被一个独特的知识阶级所

·那么犹太文明又如何呢？大多数研究文明的学者很少提到它。从信仰者的人数奉着，犹太教显然不是一个主要文明。场因比把它描述为一个从早期叙利亚文明中演变而来的被抑制了的文明。它在历史上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相联系，而且犹太人在几个世纪中把自己的文化认同保持在西方的、东正教的和伊斯兰教的文明中。随着以色列的建立，犹太人有了文明的所有客观认同；宗教、语言、习俗、文学、体制以及领土的和政治的家园。但是什么是它的主观认同呢？在其他文明中生活的犹太人的文明认同程度各有不同，从完全认同于犹太教和以色列，到一般信仰犹太教和完全认同于他们居住地的文明。然而，后者主要发生在居住在西方的犹太人中。见摩德凯·M·卡普兰；《作为一种文明的犹太教》（费城：犹太教复兴运动出版社，1981版；初版于1934年），主要见该书第173－208页。传播的超验神话，这个阶级的组成是“犹太人的预言家和祭司、希腊的哲学家和诡辩家、中国的文人术土、印度的婆罗门、佛教的桑加和伊斯兰教的乌理玛（Ulema）”。随着一个文明的陨落和经过一个中断期另一代继承者的兴起，一些宗教目睹了两代或三代隶属文明。图2．1是依时间顺序排列的主要欧亚文明之间关系的简图（根据卡罗尔·奎格利的图表复制）。

文明也在地理上相互分离。公元1500年以前，安第斯文明和中美洲文明与其他文明之间和相互之间几乎没有交往。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以及黄河流域的早期文明，也相互没有影响。东地中海、西南亚和北印度地区的文明之间的交往最终的确增多了，然而，分隔文明的距离和有限的克服距离的交通工具，限制了交流和商业关系。虽然在地中海和印度洋上有一些海上通商，但“旅行的有效手段是穿越平原的马匹，而不是海上航船，像公元 15O0年以前一样，世界上相互分离的文明靠它们彼此之间维持着微小的联系”。

思想和哲学从一个文明传到另一个文明，但这常常历时几个世纪之久。最重要的并非由征服所引起的文化传播，也许是佛教被传到中国，这发生在它发源于印度北部大约600年之后。公元8世纪中国发明了印刷术，11世纪发明了活版印刷，但直到15世纪这一技术才传到欧洲。造纸术公元2世纪出现于中国，7世纪传到日本，8世纪向西传播到中亚，10世纪到北非，12世纪到西班牙，13世纪到北欧。中国的另一项发明——火药，产生于9世纪，几百年后它才传到阿拉伯国家，14世纪才到达欧洲。

文明之间最引人注目的和最重要的交往是来自一个文明的人战胜、消灭或征服来自另一个文明的人。这些交往一般来说不仅是暴力的，还是短暂的，而且仅仅是断断续续地发生的。从公元7世纪开始，伊斯兰和西方之间以及伊斯兰和印度之间确实发展了相对持续的和时而强化的文明间交往。然而，大多数商业、文化和军事的相互作用发生在文明内部。例如，虽然印度和中国偶尔受到外族（莫卧尔人、蒙古人）的入侵和奴役，但这两个文明在自己的文明内部都有漫长的“战国时代”。同样，希腊人相互之间的战争和贸易要比他们同波斯人或其他非希腊人之间的更频繁。

冲击：西方的兴起。欧洲基督教文明作为一个独特的文明最早出现于8世纪和9世纪。然而，几百年间，它在文明程度上落后于许多其他文明。唐、宋、明朝时期的中国、8－12世纪的伊斯兰世界、8—12世纪的拜占庭，在财富、领土、军事力量以及艺术、文学和科学成就上都远远超过了欧洲。11至13世纪之间，欧洲人热情而系统地借鉴了“来自更高的伊斯兰文明和拜占庭文明的适当因素，同时使这一遗产适应于西方的特殊条件和利益”，在此推动下，欧洲文明开始发展。同一时期，匈牙利、波兰、斯堪的纳维亚和波罗的海沿岸皈依了西方基督教，随后又接受了罗马法和西方文明的其他方面，西方文明的东部边界从而稳定了下来，并从此固定在那儿而无重大的改变。12和13世纪期间，西方人千方百计地扩大对西班牙的控制，而且确实建立了对地中海的有效统治。然而，其后土耳其势力的兴起引起了“西方欧洲的第一个海外帝国”的垮台。不过到1500年，欧洲顺利地进行了文化上的文艺复兴，社会多元主义、扩大的商业和技术成就为一个全球政治的新纪元提供了基础。

文明之间断断续续的或有限的多方向的碰撞，让位于西方对所有其他文明持续的、不可抗拒的和单方向的冲击。15世纪结束时摩尔人最终重新征服了伊利比亚半岛，葡萄牙人开始了对亚洲的渗透，西班牙人开始了对美洲的渗透。在其后的250年间，整个西半球和亚洲的重要部分都被置于欧洲的统治和控制之下。18世纪末，欧洲首先撤回了对美国，尔后是对海地的直接控制；然后大部分拉丁美洲起而反抗欧洲的统治并获得了独立。然而，19世纪后半叶，重整旗鼓的西方帝国主义扩大了西方对几乎整个非洲的统治，巩固了西方在南亚次大陆和亚洲其他地区的控制，到20世纪初，除土耳其之外的整个中东实际上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西方的控制。1800年欧洲人或前欧洲的殖民地（在南美和北美）控制了地球表面土地的35％，1878年这一数字为67％，1914年为84％。到1920年，当奥斯曼帝国被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瓜分时，这一比例进一步提高。1800年英帝国包括15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和2，000万人口。到1900年，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日不落”英帝国包括了1，10o万平方英里土地和3．9亿人口。在欧洲扩张的过程中，安第斯和中美洲文明被有效地消灭了，印度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同非洲文明一起被征服，中国受到渗透并从属于西方的影响。只有俄国、日本和埃塞俄比亚这三个在高度中央集权的帝国权威统治下的文明得以抵制西方的冲击，并维持了有意义的独立存在。400年之久的文明间关系是由其他社会对西方文明的从属所构成的。

这一独特的和急剧的发展的原因是：西方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发展；城市和商业的兴起；西方社会的权力在各等级和贵族之间、世俗权威和宗教权威之间的相对分散；西方各民族的民族意识的觉醒以及国家行政机构的发展。然而，西方扩张的直接根源是技术：发明了到达距离遥远的民族的航海工具，发展了征服这些民族的军事能力。正如杰弗里·帕克所观察到的，“‘西方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使用武力，依赖于下述事实：欧洲人及其海外对手之间的军事力量对比稳定地倾向于有利于前者；……西方人在1500－1750年期间成功地创造出第一个全球帝国的要诀，恰恰在于改善了发动战争的能力，它一直被称为‘军事革命’。”西方军队的组织、纪律和训练方面的优势，以及随后因工业革命而获得的武器、交通、后勤和医疗服务方面的优势，也促进了西方的扩张。西方赢得世界不是通过其思想、价值或宗教的优越（其他文明中几乎没有多少人皈依它们），而是通过它运用有组织的暴力方面的优势。西方人常常忘记这一事实；非西方人却从未忘记。

到1910年，世界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比以往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加联为一体。国际贸易占世界总产值的比例高于以往任何时期，而且直到70年代和幼年代之前没有再次接近于这一比例。那时国际投资占总投资的比例也高于其他任何时期。此时，文明意味着西方文明，国际法意味着源自格劳修斯”传统的西方国际法，国际体系是西方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其主体是主权的而文明化的民族国家及其所控制的殖民地领土。

这一由西方所确定的国际体系的出现，是公元1500年以后的几个世纪中全球政治的第二个重大发展。除了同非西方社会之间以控制-从属模式相互作用之外，西方社会之间也在更平等的基础上相互作用。这些在一个单一文明内的政治实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与那些曾发生在中国、印度和希腊文明中的相互影响非常相似。它们建立在包含“语言、法律、宗教、行政实践、农业、土地占有制，也许还有亲族”的文化同质性之上。欧洲人“具有共同的文化，并通过有活力的贸易网络、人员的不断流动和统治家族之间的大量联姻而维持着广泛的交往”。他们实际上也无休止地相互打仗；在欧洲国家中和平只是例外而不是常态。虽然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奥斯曼帝国控制着常常被看作是欧洲的四分之一的部分，但人们并不认为这个帝国是欧洲国际体系的一个成员。

西方文明内部的政治受巨大的宗教分裂以及宗教战争和王朝战争的制约达150年之久。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定后的另一个150年中，西方世界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君主或皇帝、绝对君主和立宪君主之间的冲突，他们都试图扩大自己的官僚机构、军队、商业经济力量，以及最重要的是，扩大他们所统治的领土。在他们创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以法国革命为开端，主要的冲突变成了民族之间的而不是君主之间的冲突。正如R．R．帕尔默1793年所指出的，“国王之间的战争结束了；民族之间的战争开始了。”这一19世纪的模式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7年，由于俄国革命，民族国家冲突之外又加上了意识形态冲突，首先是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和自由民主之间的冲突，然后是后两者之间的冲突。在冷战中，这些意识形态体现在两个超级大国的身上，两者都根据自己的意识形态来确定自己的认同，两者又都不是欧洲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马克思主义首先在俄国，然后在中国和越南掌握了政权，这代表了从欧洲国际体系向后欧洲多文明体系过渡的阶段。马克思主义是欧洲文明的产物，但它既没有在那儿扎根，也没有在那儿取得成功。而现代化的和革命的精英把它引入到非西方社会；列宁、毛泽东和胡志明使它适应了他们的目的，并用它来向西方的权力挑战，来动员他们的人民，坚持民族认同以及自己国家对西方的自主。然而，这一意识形态在苏联的垮台以及它实质上适应于中国和越南，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些社会将引进西方其他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作出这种假设的西方人可能因非西方文化的创造性、恢复力和个性而感到意外。

相互作用：一个多文明的体系。因此，在20世纪，文明之间的关系从受一个文明对所有其他文明单方向影响支配的阶段，走向所有文明之间强烈的、持续的和多方向的相互作用的阶段。前一时期文明间关系的两个主要特征都开始消失。

首先，历史学家所钟爱的短语“西方的扩张”终结了，“对西方的反抗”齐始了。西方的力量相对于其他文明的力量不规则地下降了，虽然时有中断和倒转。1990年的世界地图与1920年的世界地图很少有相似之处。军事和经济权力的平衡以及政治影响的平衡发生了变化（在以后的一章中将对此作更详细的探讨）。西方仍然具有对其他社会的重要影响，但是西方与其他文明之间的关系日益受到西方对其他文明发展的反应的制约。非西方社会远不只是西方创造的历史的客体，而是日益成为它们自己的历史和西方的历史的推动者和塑造者。

第二，由于这些发展，国际体系超越了西方，成为多文明的。同时，西方国家之间的冲突——它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支配着这个体系——消失了。20世纪后期，西方作为一个文明步出了其发展的“战国”阶段，走向其“普遍国家”的阶段。本世纪末，当西方的民族国家粘合为欧洲和北美的两个半普遍的国家时，这一阶段仍然没有完成。然而，这两个实体及其组成单位，被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机构纽带构成的一个极其复杂的网络结合在了一起。以前文明的普遍国家是帝国，但自从民主制成为西方文明的政治形式以来，正在出现的西方文明的普遍国家便不再是帝国，而是联邦、邦联以及国际政权和组织的混合物。

20世纪伟大的政治意识形态包括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社团主义、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民主褓守主义、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基督教民主。它们在一点上是共同的，即它们都是西方文明的产物。没有任何一个其他文明产生过一个重要的政治意识形态。然而，西方从未产生过一个主要的宗教。世界上的伟大宗教无不是非西方文明的产物，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先于西方文明产生的。当世界走出其西方阶段时，代表晚期西方文明的意识形态衰落了，它们的地位被宗教和其他形式的以文明为基础的认同和信奉所取代。西方文明的特有产物——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所造成的地区的和国际政治的分离——正在走向终结，正如爱德华·莫蒂默所指出的，宗教“越来越可能侵入国际事务”。西方所造成的文明间的政治思想冲突正在被文明间的文化和宗教冲突所取代。

全球政治地理因此从1920年的一个世界走向朋年代的三个世界，然后走向90年代的12个以上的世界。与此相伴随的是，1920年的西方全球帝国收缩为60年代的较有限的“自由世界”（它包括许多反对共产主义的非西方国家），然后进一步收缩为90年代的更为有限的“西方”。这一变化在用词上反映在1988到1993年之间使用意识形态的术语“自由世界”的减少和使用文明的术语“西方”的增多上（见表2．1）。它也表现在越来越多地把伊斯兰教当作一个文化一政治现象来提及，以及越来越多地提到“大中华”、俄罗斯及其“近邻”和欧洲联盟所有这些带有文明内容的术语。在这第三个阶段，文明间的关系比它们在第一个阶段更为频繁和紧张，也比它们在第二个阶段更为平等和互惠。同样，与冷战时代不同，西方和其他文明之间、许多非西方文明之间，没有一个单一的分裂占支配地位，而是存在着多种分裂。

赫德利·布尔认为，“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相互之间有充分的交往，而且对相互的决定有充分的影响，以使它们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作为整体的部分来行动时”，一个国际体系就出现了。然而，只有当一个国际体系中的国家具有“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认为它们都受一套共同规则的约束”，“有共同的机构运作”时，才存在一个国际社会。像它的苏美尔、古希腊、公元前一世纪希腊。中国、印度和伊斯兰前辈国际体系一样，17至19世纪的欧洲国际体系也是一个国际社会。19至20世纪期间，欧洲的国际体系扩大到实际上包括了其他文明的所有社会。一些欧洲的体制和实践也被输出到这些国家。然而，这些社会仍然缺乏支撑欧洲国际社会的共同文化。根据英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因此是一个发展良好的国际体系，但至多是一个非常原始的国际社会。

每一个文明都把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并把自己的历史当作人类历史主要的戏剧性场面来撰写。与其他文明相比较，西方可能更是如此。然而，这种单一文明的观点在多文明的世界里日益不相关和无用。研究文明的学者长期以来承认这一自明之理。1918年，斯宾格勒谴责流行于西方的把历史简单地划分为古代。中世纪和现代阶段的狭隘的历史观，指出它仅仅适用于西方。他说，有必要用哥白尼的研究方法来代替这一“托勒密的历史研究方法”，并用“大量强大文化的戏剧性场面”来代替“历史直线式发展的空洞虚构”，几十年后，场因比严厉批评了表现在“自我中心的错觉”中的西方的“狭隘和傲慢”，即认为世界环绕着西方旋转，存在着“不变的东方”，以及“进步”是不可避免的。像斯宾格勒一样，他认为统一历史的假设是无用的，即这样一个假设：“只存在着一条文明之河，那就是我们自己的，所有其他的文明之河都或者从属于它，或者消失在荒漠之中。”在汤因比之后50年，布罗代尔同样强调需要努力寻找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并理解“世界上伟大的文化冲突和世界文明的多样性”。然而，这些学者所警告过的错觉和偏见依然存在，而且到观世纪末已膨胀为普遍的和狭隘的自负：欧洲的西方文明现在是世界的普遍文明。

表2．1使用“自由世界”和“西方”两个词汇的情况

提到的次数百分比的变化

1988 1993

纽约时报

自由世界 71 44 －38

西方 46144＋213

华盛顿邮报

自由世界112 67－40

西方356 87＋142

国会记录

自由世界356 114－68

西方  7 10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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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lexis/Nexis。提到的次数是关于或包含“自由世界”或“西方”这两个术语的文章的数量。凡提到”西方”之处都检验过其出处的适当性，以确保提到“西方”时是指一个文明或一个政治实体。

谢选骏指出：亨廷顿拿“历史上的文明”来论证“今天的文明”，等于拿死人来论证活人，来故居来代替新居——这是完全的冒充、彻底的文不对题。所以他好像是活在十九世纪，不知道有电脑和飞机的存在，只知道有骆驼和马队的存在。亨廷顿因此胡乱引用汤因比等人的理论为自己张目，却不知道汤因比早就说过了，除了西方文明幸存，其他文明不是早已埋葬了，就已徒有其名了，哪有可能再来掀起什么“文明的冲突”？

“文明冲突论”其实就是殖民者对于“后殖民时代”的论述——他们忧虑“逆向殖民主义”的反攻倒算。

【第三章 普世文明？现代化与西方化普世文明：含义】

一些人认为，现时代正在目睹奈保尔所说的“普世文明”的出现。那么普世文明的含义是什么？这一观点暗示，总的来说，人类在文化上正在趋同，全世界各民族正日益接受共同的价值、信仰、方向、实践和体制。更具体地说，这一观点可能意味着一些基本的但不相关的事情，一些相关的但非基本的事情，以及一些既不相关又非基本的事情。首先，实际上在所有的社会里，人类都具有某些共同的基本价值，如把谋杀看作是罪恶；也具有某些共同的基本体制，如某种形式的家庭。大多数社会的大多数人民具有类似的“道德感”，即“浅层”的关于什么是正确和谬误的基本概念的最低限度道德。如果这就是普世文明的含义，那么它既是基本的又是根本重要的，但是它既不是新鲜的也不是相关的。如果人们在历史上共有少数基本的价值和体制，这可能解释人类行为的某些永恒的东西，但却不能阐明或解释人类行为的变化所构成的历史。此外，如果普世文明对于所有的人类存在都适用，那么我们用什么词来称呼人类种族层面之下的主要的人类文化群体呢？人类被划分为一些次群体——部落、民族和一般被称为文明的更广泛的文化实体。如果文明一词被提高到和被限于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所共有的东西，人们就必须或者发明一个新词来指人类整体层次之下的最大的文化群体，或者假设这些大的但非人类范围的群体消失了。例如，瓦茨拉夫·哈韦尔曾指出，“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单一的全球文明中”，它“不过是一块薄板”，“覆盖或掩藏了各种各样的文化、民族、宗教。历史传统和历史上形成的态度，所有这些在某种意义上说都存在于它‘之下”’。然而，把“文明”仅限于全球层面和把那些在历史上总是被称为文明的最大的文化实体叫作“文化”或“次文明”，只会造成语义上的混乱。*

* 海沃德·阿尔克曾准确地指出，我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文章中，在“定义上排除了”世界文明的思想，因为我把文明定义为“是对人最高的文化归类，是人们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人类以此与其他物种相区别”。当然，这是大多数研究文明的学者使用文明一词的方式。然而，在本章中，我把这一定义放宽到使其可以容纳全世界的民族认同于独特的全球文化的可能性，这一全球文化补充或取代了西方的、伊斯兰的或中华意义上的各种文明。——原书脚注

其次，“普世文明”一词可以用来指文明化社会所共有的东西，如城市和识字，这些使它们区别于原始社会和野蛮人。当然，这是18世纪时这一词的独特含义，而且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普世文明正在出现，它使各种人类学家和其他带着惊慌看待原始人群消失的人感到恐惧。文明在这一意义上说已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逐步扩张，文明本身的传播与多元文明的存在并不矛盾。

第三，“普世文明”一词可以指西方文明中的许多人和其他文明中的一些人目前所持有的假定、价值和主张。这可以被称为达沃斯文化。每年大约有一千名商人、银行家、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和记者从几十个国家聚集到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几乎所有这些人都有物理学、社会学、商学或法学的学位，从事文字或数字工作，英语相当娴熟，受雇于政府、公司和学术机构，有着广泛的国际交往，时常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之外旅行。他们一般具有对个人主义、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的共同信念，这些也是西方文明中的人所共有的。达沃斯人实际上控制了所有的国际机构，许多世界管理机构，以及大量的世界政治和军事职位，达沃斯文化因此极为重要。然而，在世界范围内有多少人共有这种文化？在西方之外，可能不到五千万人，即少于世界人口的1％，也可能少至世界人口0．1％的人。它远不是普遍的文化，而且那些在达沃斯文化方面有共同性的领导人不一定在他们自己的社会确保权力控制。正如赫德利·布尔所指出的，“共同的知识文化只存在于精英层次：它在许多社会中根基很浅……（而且）值得怀疑的是，它是否甚至在外交层面上包含被称为共同的道德文化或一套共同价值的东西，以此与共同的知识文化相区别。”

第四，一种思想得到了发展，即：西方消费模式和大众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正在创造一个普世文明。这种论点既不是基本的也不是相关的。历史上文化时尚一直是从一个文明传到另一个文明。一个文明中的革新经常被其他文明所采纳。然而，它们只是一些缺乏重要文化后果的技术或昙花一现的时尚，并没有改变文明接受者的基本文化。文明接受者之所以“接纳”这些进口，或者因为它们是舶来品，或者因为它们是被强加的。在过去的一些世纪里，西方世界经常出现对来自中国文化或印度文化的各种物品的渴慕热潮。19世纪，在中国和印度，来自西方的文化变得流行起来，它们似乎反映了西方的实力。通俗文化和消费品在世界上的流行，代表了西方文明的胜利，这一论点反而使西方文化变得无足轻重。西方文明的本质是大宪章（M8gna Carta）而不是“大麦克”（“巨无霸”Magna Mao）。非西方人可能接受后者，但这对于他们接受前者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这一论点对于他们对待西方的态度来说也没有意义。在中东的某个地方，几名年轻人满可以穿着牛仔裤，喝着可乐，听着摇滚乐，但他们却可能在向麦加顶礼膜拜的间隙，造好一枚炸弹去炸毁一架美国飞机。70年代和80年代期间，美国人消费了成百万的日本轿车、电视机、照相机和小电器，却没有变得“日本化”，相反却变得与日本更加敌对。只有幼稚的妄自尊大才会导致西方人假设非西方人会通过获得西方商品而变得“西方化”。试想，当西方人把他们的文明等同于充气饮料、褪色的裤子和油腻的食品时，关于西方，这告诉了世界什么呢？

关于普遍大众文化的论点稍微复杂些的版本，一般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消费品上，而是集中在传媒上，集中在好莱坞而不是可口可乐上。美国对全球电影、电视和录像业的控制甚至超过了它对飞机制造业的控制。1993年全世界最受关注的100部影片中有88部是美国片，两家美国组织和两家欧洲组织控制了全球范围的新闻收集和新闻传播。这一情况反映了两个现象。第一是人类对爱情、性、暴力、神秘事物、英雄主义和财富的普遍兴趣，第二是受利益驱使的公司，主要是美国公司，利用这些兴趣来达到自身目的的能力。然而，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证据证明下述假设：普遍的全球通讯的出现正在导致观点和信仰的趋同。正如迈克尔·弗拉霍斯所说，“娱乐不等于文化转变。”第二，人们根据自己先前存在的价值和观点来解释这些通讯。基肖尔·马赫布巴尼注意到，“当同样的视觉形象跨越全球同时进入千家万户的起居室时，它激起了一些彼此相反的看法。当巡航导弹击中巴格达时，西方的起居室里一片欢呼。生活在这之外的人都认为西方将迅速对非白种的伊拉克人或索马里人，而不是对白种的塞尔维亚人给予惩罚，但是用任何标准来衡量后者都是危险的标志。”

全球通讯是西方权力最重要的当代表现形式之一。然而西方的这一霸权鼓励了非西方社会中的民粹主义政治家谴责西方的文化帝国主义，并集结他们的公众来保护其本土文化的延续和完整。因此，西方控制全球通讯的程度是非西方民族对西方不满和敌视的重要根源。此外，到90年代初，非西方社会中的现代化和经济发展，正在导致出现一些迎合那些社会独特口味的地方的和地区的传媒业。例如，到1994年，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公司）估计它拥有 5，500万潜在的收视者，即世界人口的1％（令人惊异地等于达沃斯文化人的数量，而且无疑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些人相重合），而且它的董事长预测，其英语广播可能最终会吸引2％－4％的市场。这样，地区的（即文明的）网络将会出现西班牙语、日语。阿拉伯语、法语（为西非）和其他语言的广播。三位学者得比结论说：“建立全球统一的新闻编辑室仍然是一个空想。”罗纳德·多尔就外交家和公共官员中出现的全球知识文化提出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看法。然而，甚至他也对被强化了的通讯的影响作出了一个非常有限度的结论：“在其他事情相同的情况下，通讯密度的增加将确保民族之间，至少是中间阶级之间，或更至少是世界的外交官之间同伴感基础的扩大”，不过他补充说，“一些可能不相同的事情的确会是非常重要的。”

语言。任何文化或文明的主要因素都是语言和宗教。如果一种普遍的文明正在出现，那就应当有出现一种普遍语言和普遍宗教的趋势。人们常常提出普遍语言的要求。正如《华尔街日报）的一位编辑所提出的，“世界语言是英语。”这可能意味着两件事，其中只有一件可能支持普世文明的论点。它可以意味着世界人口有越来越大的比例说英语。但不存在任何证据支持这一命题，确实可以找到的最可靠的证据（无可否认它们不可能非常精确）恰好显示了相反的情况。所能得到的涵盖了30年以上的数据（1958－1992），显示出世界上语言使用的整个模式并没有发生急剧的变化，而讲英语、法语、德语、俄语和日语的人口比例却有了显著的下降，讲汉语的人口比例有较小的下降，讲印地语、马来一印度尼西亚语、阿拉伯语、孟加拉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其他语言的人口比例则有所增长。世界上讲英语的人在讲至少有100万人所使用的各种语言的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从1958年的9．8％下降到1992年的7．6％。世界人口中讲五种主要的西方语言（英语、法语、德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的比例从1958年的24．1％下降到1992年的 20．8％。1992年，世界人口中的15.2％讲汉语普通话，大约两倍于讲英语的人口，而且还有另外3．6％的人口讲其他形式的汉语（见表3．2）。

从一种意义上说，对于世界上92％的人来说是外语的语言，不可能是世界语言。然而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如果它是来自不同的语言群体和文化的人用来彼此交流的语言，如果它是世界的通用语言，或者用语言学的术语来说，是世界上主要的“更广泛交流的语言”（Language of Wider Communication）（LWC），也可以这么说。需要彼此交流的人们不得不寻找交流的工具。在一个层面上，他们可以依赖于受过特殊训练的专业人员，这些人可以熟练地使用两种以上的语言来作口译和笔译。但这是不方便的，花费时间的和代价是昂贵的。因此，在整个历史上，不断出现通用语言，在古代世界和中世纪世界是拉丁语，在西方几个世纪中是法语，在非洲的许多地区是斯瓦希里语，20世纪后半叶，在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是英语。外交家、商人、科学家、旅游者和为他们服务的餐饮业、飞机驾驶员和空中交通控制人员，彼此需要某些有效的交流手段，现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英语。

表3．1讲主要语言的人（占世界人口的百分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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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1958 1970 1980 1992

语言

阿拉伯语2．7  2．9  3．3 3．5

孟加拉语  2．7  2．93.23．2

英语9．8  9．1  8．7 7．6

印地语 5.25．35.36．4

汉语普通话 15．6 16．615.8 15．2

俄语5．55．66．04．9

西班牙语 5.05.2 5.5 6，1

◎讲100万以上的人口所使用的各种语言的总人数。

资料来源：比例数是从设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心理学系的西德尼·卡伯特教授所汇编的数据，根据讲100万以上的人口所使用的各种语言的人数和逐年发表在（世界年鉴和事实）（World Almanac and Book of Facts）上的报告中的数据计算出来的。他的估计包括讲“母语”者和讲“非母语”者，其来源是全国人口统计、人口抽样调查、无线电和电视广播调查，人口增长数据，第二手研究和其他来源。

从这一意义上说，英语是世界上进行知识交流的方式，正如公历是世界的计时方式，阿拉伯数字是世界的计数方式，以及对于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来说，十进制是世界的度量方式一样。然而，用这种方式使用英语是在进行文化间的知识交流；它的前提是存在着相互分离的文化。通用语言是处理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的方式，而不是消灭它们的方式。它是交流的工具，而不是认同和社会群体的根源。日本的银行家和印度尼西亚的商人彼此用英语交谈，并不意味着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盎格鲁化或西方化了。讲德语和法语的瑞士人用英语相互交流的可能性，不亚于他们使用两种国语中的任何一种，这同样也不意味着他们盎格鲁化了。同样，英语作为一种辅助国语在印度被保留了下来，尽管尼赫鲁不赞成这样做。这证明了印度非印地语民族保存自己语言和文化的强烈愿望，以及印度仍然作为一个多语言社会的必要性。

正如著名的语言学家乔舒亚·菲什曼所观察到的，如果人们认为一种语言不与某一特殊的种族群体、宗教或意识形态相一致，那它就更可能被当作共同语言或LWC来接受。过去，英语有许多这样的特点。更晚近些，英语已“非民族化了”（或最小程度地民族化了），正如以往阿卡德语、阿拉米语（古代西亚的通用语言——译者注）、希腊语和拉丁语所经历的那样。下述情况是“英语作为一种例外的语言相对较好的运气的一部分：在过去的大约四分之一世纪里，人们并没有把英语的英国本源或美国本源放到一个种族的或意识形态的背景下加以广泛的或深入的考察”。使用英语来作知识交流因而有助于维持民族相互分离的文化认同，并且确实加强了这种认同。正是由于人们想要保存他们自己的文化，他们才使用英语来同具有其他文化的民族交流。

表3．2讲主要的汉语和西方语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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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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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百万）世界百分比人数百分比

普通话444 15．6 907 15．2

广东话43 1．5651．1

吴语39 1．4641．1

闽语36 1．3500．8

客家话19 0．7330．6

汉语 58120．51，119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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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 2789．84567．6

西班牙语 1425．03626．1

葡萄牙语 74 2.6 1773．0

德语120 4．21192．0

法语 70 2．51232．1

西方语言 684 24．11，237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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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比例数是从设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心理学系的西格尼·卡伯特教授所汇编的数据，根据讲100万以上的人口所使用的各种语言的人数和逐年发表在（世界年鉴和事实）（World Aimanac and Books of FactS）上的报告中的数据计算出来的。他的估计包括讲“母语”者和讲“非母语”者，其来源是全国人口统计、人口抽样调查、无线电和电视广播调查，人口增长数据，第二手研究和其他来源。

全世界讲英语的人也在日益讲不同的英语。英语已经被非本土化了，而且它吸收了使它区别于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的地方色彩。在极端的情况下，这使得那些英语几乎彼此不可理解，就像是汉语的各种变种所遇到的情况那样。尼日利亚皮钦英语、印度英语和其他形式的英语正在被并入它们各自的本土文化，而且可以假定，它们将继续保持自己的区别，以便成为既有联系而又独特的语言，甚至会像各种罗曼语从拉丁语演变出来那样。然而，与意大利语、法语和西班牙语不同，这些从英语中产生出来的语言或者将只是社会一小部分人所使用的语言，或者将主要被用于特殊语言群体之间的交流。

可以在印度看到所有这些过程。例如，1983年印度73，300万人口中有1，800万讲英语，1991年86，700万人口中有2，000万讲英语。这样，印度人口中讲英语的比例相对稳定在大约2％－4％。在范围相当狭窄的精英之外，英语甚至不是通用语言。两位新德里大学的英语教授宣称，“基本的现实是，当一个人从克什米尔南下旅行到坎尼亚库马里的最南端时，最好的交流手段是某种形式的印地语，而不是英语。”此外，印度英语正在吸收许多自己的独特特点：它正在被印度化，或者毋宁说，随着带不同地方口音的各种讲英语者之间差异的发展，它正在变得地方化。英语之被吸收进印度文化，正如梵语和波斯语从前之被吸收进印度文化一样。

历史上，语言在世界上的分布反映了世界权力的分配。使用得最广泛的语言——英语、汉语普通话、西班牙语、法语、阿拉伯语和俄语，都是或曾是帝国的语言，这些帝国曾积极促进其他民族使用它们的语言。权力分配的变化产生了语言使用的变化。在全世界，“两个世纪以来英国和美国殖民的、商业的、工业的、科学的和财政的权力在高等教育、政府、贸易和技术方面留下了相当大的遗产”。英国和法国坚持在其殖民地使用自己的语言。然而，大多数前殖民地在独立之后，都在不同程度上努力用本土语言来代替帝国语言，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在苏联的全盛期，俄语是从布拉格到河内的通用语言，由于俄罗斯权力的衰落，把俄语作为第二语言来使用者相应减少了。像在其他形式的文化中一样，日益增长的权力既引起人民对本国语言的维护，又刺激其他人学习该语言。在柏林墙倒塌后的令人兴奋的日子里，统一了的德国仿佛是个新的庞然大物，一个引人注目的趋势是，那些英语拥熟的德国人在国际会议上说德语。日本的经济力量刺激了非日本人学日语，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在产生类似的汉语热。汉语正在迅速取代英语成为香港的主导语言，而且鉴于海外华人在东南亚的作用，汉语已经成为这一地区许多国际商业交易中使用的语言。随着西方实力相对于其他文明逐渐衰落，其他社会中使用英语和其他西方语言，以及用它们来进行各社会间交流的情况，也将缓慢减少。假如在遥远未来的某一天，中国取代了西方成为世界占优势的文明，英语作为世界的共同语言就将让位于汉语普通话。

前殖民地走向独立并获得独立时，宣扬或使用本土语言、压制帝国语言，是民族主义精英使自己区别于西方殖民主义者和确定自己认同的一种方式。然而，独立以后，这些社会中的精英又需要使自己区别于其社会的普通人民。掌握熟练的英语、法语或其他西方语言使他们做到了这一点。结果，非西方社会的精英与西方人之间和彼此之间交流的能力常常胜于他们与自己社会的人民交流的能力（这种局面像是在17和18世纪的西方国家，其时来自不同国家的贵族能够轻易地用法语相互交流，但他们却不会说自己语言的方言）。非西方国家中似乎正在出现两个相反的趋势。一方面，在大学层次上英语日益被用来装备大学生，以便他们在全球资本和市场的竞争中有效地发挥作用。另一方面，社会和政治压力使得本土语言的使用更加普遍，阿拉伯语在北非代替了法语，乌尔都语在巴基斯坦取代了英语作为官方语言和教育语言，本土语言的媒体在印度代替了英语媒体。1948年印度教育委员会预见了这一发展，当时它指出：“使用英语……把人民分裂成两个民族，少数统治者和多数被统治者，一个民族不能讲另一民族的语言，而且相互不理解。”40年后，坚持把英语作为精英语言的做法证实了这一预测，并在“一个建立在成年人选举权基础上的、运作着的民主制中，制造了一个反常现象……讲英语的印度和有政治意识的印度越来越分道扬键”，这刺激了“懂英语的少数上层人士和那些不懂英语却享有选举权的数百万民众之间的紧张状态”。随着非西方社会建立起民主体制和这些社会中的人民更广泛地参与行政管理，对西方语言的使用下降了，本土语言变得更为流行。

苏联帝国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促进了原先被压制和遗忘了的语言的传播及其活力的恢复。在大多数前苏联共和国中，人们做出了重大的努力来使其传统语言复苏。爱沙尼亚语、拉脱维亚语。立陶宛语、乌克兰语、格鲁吉亚语和亚美尼亚语现在是这些独立国家的国语。在穆斯林共和国中发生着类似的对本国语言的维护，阿塞拜疆人、吉尔吉斯斯坦人、土库曼斯坦人、乌兹别克斯坦人的书写方式从其前俄罗斯主人的西里尔书写方式改变为其土耳其亲族的西方书写方式，而讲波斯语的塔吉克斯坦则采用了阿拉伯的书写方式。另一方面，塞尔维亚人现在把他们的语言称作塞尔维亚语，而不是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并从他们天主教敌人的西方书写方式改变为他们俄罗斯亲族的西里尔书写方式。并行的现象是，克罗地亚人现在把他们的语言称为克罗地亚语，并正试图从中清洗土耳其语词汇和其他外来词汇，而在波斯尼亚，‘咽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半岛各国统治450年而遗留下来的语言沉淀”——同样的“土耳其语和阿拉伯语的外来语，却重新流行”。语言正在被重新组合和重建，以使之与文明认同和文明界线相一致。随着权力的分散，使用本土语言而引起的混乱蔓延开来。

宗教。一种普遍宗教出现的可能性比一种普遍语言出现的可能性大不了多少。20世纪末宗教在世界各地出现了全球性的复兴（见本书第四章最后一节），这一复兴包含了宗教意识的加强和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兴起，它因此扩大了宗教之间的差异。宗教复兴不一定包含信奉不同宗教的人口的重大变化。关于信教者的数据甚至比关于讲某种语言者的数据更不完整，也更不可靠。表3．3的数据引自一份被广泛使用的资料，这些数据和其他一些数据表明，全世界信奉各种宗教者的相对数量在本世纪没有发生急剧的变化。这一资料所记录的最大的变化是被划分为“非教徒”和“无神论者”的人数比例从1900年的0．2％增加到1980年的20．9％。可以确信，这可能反映了脱离宗教的重大变化和1980年的宗教复兴尚在积蓄力量。然而，这一 20．7％的非信徒的增长比例几乎可以同被划分为“中国民间宗教”的信奉者的下降比例相比，后者从1900年的 23．5％下降到1980年的4．5％。这些实际上相等的增长和下降表明，随着共产主义的来临，中国的大量人口从民族宗教的信徒被重新划分为非信徒。

这些数据确实显示出信奉两个主要的具有改宗力的宗教，即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世界人口比例在这80年中有所增长。西方基督教徒1900年估计占世界人口的26．9％，1980年占30％。穆斯林增加得更快，从1900年的12．4％增加到1980年的16．5％，或者依另一个估计为18％。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信徒人数在非洲有很大的增长，在南朝鲜也发生了人们皈依基督教的重大变化。在迅速实现现代化的社会里，如果传统宗教不能适应现代化的需要，西方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就会有传播的潜力。在这些社会中，西方文化最成功的主角不是新古典经济学家、富有使命感的民主主义者或多国公司的行政人员。他们是而且很可能继续是基督教的传教士。无论是亚当·斯密，还是托马斯·杰斐逊，都不能满足城市移居者和第一代中学毕业生的心理、感情、道德和社会需要。虽然耶稣基督可能也满足不了他们，但他可能有更好的机会。

然而，从长期来说，穆罕默德会占上风。基督教主要是通过使人皈依来传布，而伊斯兰教则通过使人皈依和人口繁殖来传布。20世纪80年代基督徒在世界上的增长比例在达到大约30％后稳定下来，现在开始下降，到2025年可能占世界人口的将近25％。世界上穆斯林人口由于极高的人口增长率（见第五章），将继续急剧增长，大约在世纪之交将达到世界人口的20％，再过若干年后将超过基督徒的人数，而到2025年可能占到世界人口的大约30％。

表3．3世界人口信奉主要宗技传统的比例（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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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年代1900197019801985（估计） 2000（估计）

西方基督教26．9 30．6 30．0 29．729．9

东正教 7．53．1 2.82．7 2．4

穆斯林12．4 15．3 16．5 17．119．2

非信徒 0．2 15．0 16．4 16．9 17.1

印度教12．5 12．8 13．3 13．513．7

佛教7.8 6．4 6．3 6．25．7

中国民间宗教23．5 5．94．5 3．92．5

部落宗教 6．62．42．1 1．91．6

无神论者 0．04．64．5 4．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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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戴维·巴雷特主编：《世界基督教百科：公元1900－2000年现代世界各教会和各宗教比较研究》（牛津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普世文明：来源

普世文明的概念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19世纪，“白人的责任”的思想有助于为西方扩大对非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统治作辩护。20世纪末，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于为西方对其他社会的文化统治和那些社会模仿西方的实践和体制的需要作辩护。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在那些单一文明思想的最狂热的支持者中，像边缘者和皈依者中常有的情况一样，有移居西方的知识分子，如亲保尔和福阿德·阿扎米，对于他们来说，普世文明的概念对于“我是谁”的问题提供了一个非常令人满意的解答。然而，“白种黑鬼”是一个阿拉伯知识分子用来称呼这些移民的词，普世文明的思想在其他文明中几乎得不到支持。非西方把西方视为普遍的东西视为西方的。西方人宣布为有益的全球一体化先兆的东西，如世界范围媒体的扩散，却被非西方人宣布为邪恶的西方帝国主义。非西方人若是把世界看作是单一的，他们就感到它是一个威胁。

存在着三种说明普世文明为什么会出现的假设，某种普世文明正在出现的论点就建立在三个假设之中的一个之上。首先，是在第一章中讨论过的假设，即：苏联共产主义的垮台意味着历史的终结和自由民主制在全世界的普遍胜利。这一论点的谬见是认为只存在唯一的选择。它建立在冷战的视角之上，认为共产主义的唯一替代物是自由民主制，前者的死亡导致了后者的普遍出现。然而，显然存在着许多形式的独裁主义、民族主义、社团主义和市场共产主义（如在中国），它们在当今世界存活得很好。更重要的是，存在着许多位于世俗意识形态世界之外的宗教选择。在现代世界，宗教是主要的，可能是唯一主要的促动和动员人民的力量。下述想法是十足傲慢的表现：由于苏联共产主义垮台了，西方就永久赢得了世界，穆斯林、中国人、印度人和其他人将仓促地把西方自由主义当作唯一的选择来接受。冷战所造成的人类分裂已经结束，但种族、宗教和文明所造成的人类更根本的分裂依然存在，而且产生着大量新的冲突。

第二个假设是，民族之间的相互作用——一般来说包括贸易。投资、旅游、媒体和电子通讯——的增长正在产生一个共同的世界文化。交通和通讯技术的改善确实使得资金、商品、人员。知识、思想和影象在全世界的流动变得更加容易和费用低廉。毫无疑问上述一些方面的国际流动增长了。然而，人们对于这些流动的增长会产生什么影响，却存在着许多疑问。贸易会增加或减少冲突的可能性吗？它会减少民族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的假设至少没有得到证实，而且还存在着大量相反的证据。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国际贸易大大扩展，在接下来的10年中冷战宣告结束。然而，1913年，国际贸易达到了创记录的水平，但是在其后的几年中，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屠杀却规模空前。如果那种程度的国际商业尚不足以阻止战争，那么何种程度可能？这一证据不能支持商业会促进和平的自由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假设。90年代所作的分析进一步对这一假设提出了疑问。一项研究得出结论说：“对于国际政治来说，贸易的增长水平可以是很大的分裂力量……”“国际制度中日益增长的贸易本身不可能缓解国际紧张状态或促进更大的国际稳定。”另一项研究论证说，高水平的经济相互依赖“可能导致和平，也可以导致战争，这取决于对未来贸易的预期”。经济相互依赖只是“在各国预期高水平的贸易在可预见的将来将持续下去时”，才会促进和平。如果各国预期高水平的相互依赖不会持续，战争就可能出现。

贸易和通讯未能产生和平和认同感，这与社会科学的发现是一致的。在社会心理学上，差异性理论认为，人们根据在特定的背景下用把自己区别于其他人的东西来界定自己：“一个人根据把他自己区别于其他人的特性，特别是区别于他通常所处的社会环境中的人的特性……来看待自己。在一个有12名妇女从事其他职业的公司里，一个女心理学家把她自己看作是心理学家；当她同12名男心理学家在一起时，她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女人”。人们根据他们与别人的不同之处来确定自己的身份。随着通讯、贸易和旅游的增长扩大了文明之间的相互作用，人们日益赋予其文明认同以更大的重要性。两个相互交往的欧洲人，一个德国人和一个法国人，会把彼此认作是德国人和法国人。而两个欧洲人，一个德国人和一个法国人，在同两个阿拉伯人，一个沙特阿拉伯人和一个埃及人交往时，会把自己和对方看作是欧洲人和阿拉伯人。移居法国的北非移民在法国人中引起故意，但却日益被信仰天主教的欧洲波兰人所接纳。加拿大和欧洲国家对美国的投资超过日本，但美国对后者的反感却远远超过前者。同样，正如唐纳德·霍罗威茨所指出的，“一个艾比欧人在尼日利亚东北地区可以是……澳韦里艾比欧人或是奥尼查艾比欧人；在拉各斯，他不过是一个艾比欧人；在伦敦，他是一个尼日利亚人；在纽约，他则是一个非洲人。”从心理学的角度讲，全球化理论产生了类似的结论：“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里（其特征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文明的、社会的和其他模式的相互依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这些模式的广泛意识），文明的、社会的和种族的自我意识加剧了。”全球宗教的复兴，“向上帝回归”，是对人们把世界看作是一个“单一场所”的回应。

西方与现代化

为普世文明正在出现作辩护的第三个，也是最常用的论据，是把它看作自18世纪以来持续进行的广泛的现代化进程的结果。现代化包括工业化、城市化，以及识字率、教育水平、富裕程度、社会动员程度的提高和更复杂的、更多样化的职业结构。它是始于18世纪的科学知识和工程知识惊人扩张的产物，这一扩张使得人类可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来控制和营造他们的环境。现代化是一个革命进程，唯一能与之相比的是从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转变，即文明本身的出现，它发端于大约公元前5000年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现代社会中的人的态度、价值、知识和文化极大地不同于传统社会。作为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文明，西方首先获得了具有现代性的文化。上述论证提出，当其他社会获得类似的教育、工作、财富和阶级结构的模式时，这一现代西方文化将成为世界的普遍文化。

勿庸置疑，现代文明和传统文明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别。然而，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具有现代文化的各社会比具有传统文化的各社会彼此更加相似。显然，一个在其中一些社会非常现代，而另一些则仍然很传统的世界，与另一个在其中所有社会都具有彼此相差无几的高水平的现代性的世界相比，较少同质性。那么一个在其中所有的社会都是传统社会的世界又是如何呢？这样的世界存在于几百年以前。它的同质性会少于一个具有普遍现代性的未来世界吗？或许不会。布罗代尔认为，“明朝时期……的中国同瓦鲁瓦王朝时期的法国的相似程度肯定超过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同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相似程度。”

然而，现代社会可能由于两个原因比传统社会彼此更加相似。现代社会之间相互作用的日益增多虽然可能不会产生一个共同文化，但它确实促进了技术、发明和实践从一个社会向另一个社会的转移，其速度和程度在传统世界中是不可没想的。第二，传统社会以农业为基础；现代社会以工业为基础，其工业可能从手工业演变为传统重工业再到以知识为基础的工业。农业模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结构比工业模式更加依赖于自然环境。它们因土壤和气候的差异而不同，因此可能造成不同形式的土地所有制、社会结构和政府。无论威特福格尔的水利文明的论点具有什么样的全面优点，依赖于大规模灌溉系统的建造和操作的农业，确实促进了中央集权的和官僚的政治权威的产生。很难作其他的解释。富饶的土壤和适宜的气候可能促进大规模的种植业及其所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发展，这个社会结构包括人数不多的富裕的地主阶级和从事种植劳动的广大的农民、奴隶或农奴阶级。不利于大规模农业的条件可能鼓励独立的农场主社会的出现。简而言之，在农业社会中，地理塑造了社会结构。相反，工业社会较少依赖于地方的自然环境。工业组织的差别可能产生于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差别，而不是地理差别。可以设想，前者能够趋同，后者则不能。

现代社会因此有很多共同性，但是它们必然融为同质性的吗？那种认为它们必然如此的论点建立在下述假设之上：现代社会一定接近于某种单一的类型，即西方类型，现代文明即西方文明，西方文明即现代文明。然而，这是完全虚假的同一。西方文明出现于8世纪和9世纪，其独特的特征在以后的世纪中得到了发展，它直到17和18世纪才开始实现现代化。西方远在现代化之前就是西方，使西方区别于其他文明的主要特征产生于西方现代化之前。

在现代化之前的几百年间西方社会的这些独特特征是什么？各类学者已对此作出了回答，这些答案在一些细节上有所不同，但在可以被合理地看作西方文明核心的体制、实践和信念方面却意见一致。包括下述方面：

古典遗产。作为第三代文明，西方从以前的文明中继承了许多东西，包括最引人注目的古典文明。西方从古典文明中得到很多遗产，包括希腊哲学和理性主义、罗马法、拉丁语和基督教。伊斯兰文明和东正教文明也对古典文明有所继承，但是在任何方面其程度都远不及西方。

天主教和新教。西方的基督教，先是天主教，尔后是天主教和新教，从历史上说是西方文明唯一最重要的特征。确实，在它诞生后的第一个一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把现在认作西方文明的东西称为西方基督教世界；在西方信仰基督教的各民族中，存在着成熟的社会群体感，这使它们区别于土耳其人、摩尔人、拜占庭人以及其他民族；正是为了上帝和黄金，西方人在16世纪向外征服世界。宗教改革与反改革和西方基督教世界之分裂为北方的新教和南方的天主教，也是西方历史的独特特征，而这在东正教中是全然不存在的，很大程度上也与拉丁美洲的经历相距甚远。

欧洲语言。语言是仅次于宗教的、使一种文化的人民区别于另一种文化的人民的要素。西方在其语言的多样性方面不同于大多数其他文明。日语、印地语、汉语普通话、俄语，甚至阿拉伯语都被认为是它们文明的核心语言。西方继承了拉丁语，但是出现了各种民族和与之相伴随的民族语言，这些语言被宽泛地划分为范围广泛的罗曼语系和日耳曼语系。到16世纪，这些语言一般已呈现出它们的当代形式。

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的分离。在整个西方的历史上，先是唯一的教会然后是许多教会与国家并存。上帝与皇帝，教会与国家，精神权威与世俗权威，在西方文化中始终普遍地是二元的。除西方文明之外，只是在印度文明中也才有宗教与政治如此明显的分离。在伊斯兰教中，上帝即皇帝；在中国和日本，皇帝即上帝；在东正教中，上帝是皇帝的小伙伴。作为西方文明象征的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分离和一再出现的冲突，在其他文明中并不存在。这种权威的分裂极大地有利于西方自由的发展。

法治。法治是一个文明社会的核心观念，是从罗马继承来的。中世纪的思想家曾详细阐述过自然法的思想，君主应当根据自然法来行使他们的权利，而普通法的传统则在英国得到了发展。在16和17世纪的绝对君主制阶段，法制在现实中遭到的破坏多于被遵守，但是人类的权力应受某种外部力量制约的思想仍然延续了下来，这就是拉丁文名言“Non sub hoine sed sub Deo et lege”的意思。法治的传统为宪政和人权保护奠定了基础，包括保护财产权不受专制权力的侵犯。在大多数其他文明中，法治在影响思想和行为方面是一个较不重要的因素。

社会多元主义。历史上，西方社会一直是非常多元化的。正如多伊奇所注意到的，西方的独特性是“多样化的自主集团的兴起和延续，它们并非建立在血缘关系或婚姻基础之上”。从6世纪和7世纪开始，这些集团最初包括修道院、修士会、行会，但以后在欧洲的许多地区扩大到包括各种其他协会和社团。协会的多元性又得到阶级多元性的补充。大多数西欧社会包括相对强大和自主的贵族、大量农民和虽然为数不多但很重要的商贾阶级。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封建贵族的力量在限制绝对君主制稳固扎根的能力方面特别重要。欧洲的多元性与同时存在于俄国、中国、奥斯曼帝国和其他非西方社会中的市民社会的贫困、贵族的虚弱和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代议机构。社会的多元性最初导致了等级、议会和其他代表贵族、教士、商人和其他集团的利益的机构。这些机构提供了在现代化过程中演变为现代民主体制的代议制形式。在一些例子中，这些机构在绝对君主制期间被废除，或者受到很大的限制。然而甚至当这种情况发生之后，如在法国，它们仍然得以复活，并成为扩大政治参与的工具。没有任何其他的当代文明具有可与之相比的可以追溯到一干年前的代议机构的传统。在地方层面上，也发生了大约始于19世纪的自治运动，它们先是在意大利的各城市中发展，然后向北蔓延。这些运动“迫使主教、地方贵族和其他显贵与市民分享权力，而且最终常常完全屈从于他们”。这样，全国层次上的代议制就得到了地方层次上的自治措施的补充，后者在世界的其他地区是不存在的。

个人主义。上述许多西方文明的特征促进了文明社会中所独有的个人主义意识及个人权利传统和自由传统的出现。自由主义产生于14和15世纪，被多伊奇称为“罗密欧与朱丽叶革命”的个人选择权利到17世纪在西方被普遍接受。对所有个人平等权利的要求——“英格兰最贫穷的人生活得像最富有的人一样”——即使没有被普遍接受，也得到了清楚的表达。在20世纪的各文明中，个人主义仍然是西方的显著标志。在一位学者对包括50个国家的类似例子的分析中，在个人主义指标方面得分最高的20个国家包括了除葡萄牙之外的所有西方国家，再加上以色列。另十个对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作跨文化研究的作者同样强调，与其他集体主义盛行的地方相比，在西方，个人主义占统治地位，该作者得出如下结论：“在西方被视为最重要的价值，在世界范围内最由重要。”西方人和非西方人一再把自由主义认作西方主要的区分标志

上述条目并不意味着穷尽了西方文明的独特特征，也不意味着那些特征总是普遍地存在于西方社会中。显然它们不总是普遍存在，因为在西方历史上经常有许多暴君忽视法制和中止代议机构。它也不意味着所有这些特征都没有出现在其他文明中，显然其他社会也有这些特征，例如古兰经和伊斯兰教法构成了伊斯兰社会的基本法律旧本和印度曾有过在西方流行的阶级制度（也许由于此，它们是仅有的两个维持了一定时间民主政府的重要的非西方社会）。这些因素单独来说几乎没有一个是西方独有的。然而，所有这些因素的结合却是西方独有的，是它们赋予了西方独特性。这些概念、实践和体制在西方不过是比在其他文明中更普遍。它们至少形成西方文明必不可少的持续不变的核心的一部分。它们是西方之为西方的东西，但不是西方之为现代的东西。它们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使西方能够在实现自身和世界的现代化中起带头作用的因素。

对西方和现代化的回应

西方的扩张促进了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和西方化。这些社会的政治领袖和知识领袖用以下三种方式中的一种或一种以上对西方的影响作出了回应：拒绝现代化和西方化；接受两者；接受前者，拒绝后者。

拒绝主义。日本从1542年第一次同西方交往到19世纪中时，实质上遵循了拒绝主义的路线。它只允许有限的现代化形式，如获得火器，但严格禁止引进西方文化，包括最引人注目的基督教。西方人在17世纪中叶全部被驱逐。这一拒绝主义立场由于日本1854年在美国海军准将柏利的压力下被迫开放门户和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全力学习西方而告终。几个世纪中，中国也试图阻止任何重要的现代化或西方化。虽然中国于1602年允许基督教传教士进入中国，但以后又在1722年把他们驱逐出境。与日本不同，中国的拒绝主义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植根于中国作为中央帝国的自我形象和坚信中国的文化优越于所有其他文化的信念。像日本的闭关自守一样，中国的闭关自守也是被西方的武力打破的，那是在1839－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英国之所为。正如这些例子所表明的，19世纪期间，西方的权力使得非西方社会越来越难以坚持，而且最终不可能坚持纯粹的排斥主义战略。

20世纪交通和通讯的改善以及全球范围的相互依赖，极大地提高了排斥的代价。除了一些想要维持基本生计的小而孤立的农村社区外，在一个现代性开始占压倒优势和高度相互依赖的世界里，完全拒绝现代化和西方化几乎是不可能的。丹尼尔·派普斯写道：“只有最极端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拒绝现代化和西方化。他们把电视机扔到河里，禁止带手表，拒绝使用内燃机。然而，他们的纲领的不可实践性严重地限制了这些集团的吸引力；在一些情况下，例如尼日利亚卡诺城的延·依扎拉（Yen Izala）集团、暗杀埃及总统萨达特的阴谋集团、袭击麦加清真寺的集团以及马来西亚的一些达克瓦（Dakwah）集团，在他们与当局的武力遭遇中失败后便也销声匿迹了。”销声匿迹总结了到20世纪末纯粹的拒绝主义政策的命运。用场因比的话来说，狂热不是一个可靠的选择。

基马尔主义（凯末尔主义）。对西方的第二个可能的回应是汤因比所说的希律党人的主张（Herodianism），即拥护现代化和西方化。这一回应建立在下述假设的基础上：现代化是可望的和必要的，本土的文化与现代化不相容，必须抛弃或废除；为了成功地实现现代化，社会必须完全西方化。现代化和西方化相互加强，而且必须相辅相成。这一方法以19世纪末一些日本和中国的知识分子的论点为典型，他们认为，为了实现现代化，他们的社会必须放弃其传统语言，而采用英语作为国语。毫不令人惊异的是，这一观点在西方人中甚至比在非西方精英中更加流行。它提供的信息是：“要想成功，你必须像我们一样。我们的方法是唯一的方法。”论据是，“这些（非西方）社会的宗教价值、道德设想和社会结构至少同工业主义的价值和实践相异化，有时还相敌对。”因此，经济发展要求“根本地和建设性地重建生活和社会，而且，正如生活在这些文明中的人所理解的那样，常常要求重新解释生存本身的含义”。派普斯在明确提到伊斯兰教时提出了同样的观点：

为了逃避社会的反常状态，穆斯林只有一个选择，因为现代化要求西方化……伊斯兰教没有提供可供选择的实现现代化的方法……世俗主义不可避免。现代科技要求吸收伴随着它们的思想进程；政治体制也要求如此。由于对内容的模仿必须不亚于形式，所以必须承认西方文明的主导地位以便能够学习它。欧洲语言和西方教育体制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后者鼓励自由地思考和随意地生活。只有当穆斯林明确接受西方模式时，他们才可能实现技术化，尔后才可能发展。

在派普斯写这些话60年之前，穆斯塔法·基马尔（凯末尔卜阿塔蒂尔克已经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并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创建了一个新土耳其，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使它既西方化也现代化。在从事这项事业和抛弃伊斯兰的历史时，基马尔使土耳其成了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一个在其宗教、遗产、习俗和体制方面是伊斯兰的社会，但是其统治精英却决心使它成为现代的、西方的和与西方一致的。20世纪末，一些国家正在追求基马尔主义的选择，并试图用西方的认同来代替非西方的认同。它们的努力将在第六章中进行分析。

改良主义。拒绝意昧着把一个社会孤立于一个正在缩小的现代世界之外的一种无望做法。基马尔主义意味着一个困难的和痛苦的做法：摧毁已经存在了许多世纪之久的文化，用从另一个文明中引入的全新的文化来取代它。第三种选择是试图把现代化同社会本土文化的主要价值、实践和体制结合起来。可以理解，在非西方的精英中，这种选择一直是最流行的。在中国的晚清时期，人们提出了一个口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日本，口号是“日本的精神，西方的技术”。在19世纪30年代的埃及，穆罕默德·阿里“尝试过不使文化过分西方化的技术现代化”。然而，这一努力失败了。结果，阿里注意到，“埃及的命运不是日本的没有文化西方化的技术现代化的命运，也不是通过文化西方化来实现技术现代化的基马尔的命运。”然而，19世纪后半叶，贾迈勒·阿富汗尼、穆罕默德·阿布杜和其他改良者进行了新的尝试来协调伊斯兰教和现代性，论证了“伊斯兰与现代科学和西方思想精髓的相容性”，“并为接受现代思想和体制，无论是科学、技术体制，还是政治体制（宪政和代议制政府）”，提供了一个“伊斯兰教的理论基础”。这是一个范围广泛的改良主义，倾向于基马尔主义，它不仅接受现代性，而且接受西方的体制。这种类型的改良主义是自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的50年中穆斯林精英对西方的占优势的回应，其时它先是受到基马尔主义兴起的挑战，然后又受到以原教旨主义为形式的更纯粹的改良主义兴起的挑战。

拒绝主义、基马尔主义和改良主义对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可取的问题的解答，建立在不同的假设基础之上。对于拒绝主义来说，现代化和西方化是不可取的，有可能同时拒绝两者。对于基马尔主义来说，现代化和西方化都是可取的，由于后者对于获得前者是必不可少的，所以两者都是可能的。对于改良主义来说，现代化在没有实质上的西方化的情况下是可取的也是可能的，而西方化则不是可取的。因此，拒绝主义和基马尔主义在现代化和西方化功可取性方面存在着冲突，基马尔主义和改良主义在是否可以在没有西方化的前提下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上存在着冲突。

图3．1用图解法表示了三种行动路线。拒绝主义可能停留在A点上；基马尔主义可能沿着对角线移向B点，改良主义可能水平地移向C点。然而，社会实际上沿着哪条路线前进呢？显然，每一个非西方社会都循着自己的路线，它们可能相当不同于这三条原型路线。马兹鲁伊甚至认为埃及和非洲已经沿着“没有技术现代化的文化西方化的痛苦过程走向 D点”。在非西方社会对西方的回应中存在着现代化和西方化的任何一般模式，在其程度上，它可能显示出沿着 A到 E的曲线。原先，西方化和现代化密切相联，非西方社会吸收了西方文化相当多的因素，并在走向现代化中取得了缓慢的进展。然而，当现代化进度加快时，西方化的比率下降了，本土文化获得了复兴。于是进一步的现代化改变了西方社会和非西方社会之间的文化均势，加强了对本土文化的信奉。

因此，在变化的早期阶段，西方化促进了现代化。在后期阶段，现代化以两种方式促进了非西方化和本土文化的复兴。在社会层面上，现代化提高了社会的总体经济、军事和政治实力，鼓励这个社会的人民具有对自己文化的倩心，从而成为文化的伸张者。在个人层面上，当传统纽带和社会关系断裂时，现代化便造成了异化感和反常感，并导致了需要从宗教中寻求答案的认同危机。表3．2的简单形式指出了这一变动的过程。

这一假设的一般模式与社会科学理论和历史经验都是一致的。雷纳·鲍姆检验了一系列可以得到的关于“不变性的假设”的证据后，得出如下结论：“人们不断地寻求有意义的权威和有意义的个人自主的情况，发生在各种独特的文化模式中。在这些方面不存在走向跨文化的同质化世界的趋同。相反，在发展的历史阶段和早期现代阶段以独特形式发展的模式中似乎存在着不变性。”正如弗罗本纽斯、斯宾格勒和博兹曼和其他人所详细阐述的，借鉴理论强调接受者的文明在多大程度上有选择地借鉴其他文明的内容，接受、改变和吸收它们，以便加强和确保自身文化的核心价值的延续。几乎世界上所有非西方文明都至少存在了一千年，有些是几千年。有记录证明，它们都借鉴过其他文明来增强自己的延续。学者们认为，中国从印度吸收的佛教并没有导致中国的“印度化”，中国吸收佛教是为了中国的目的和需要，中国的文化仍然是中国的。中国人至今仍在不断挫败西方使他们基督教化的强大努力。假如在未来某一天，中国确实引入了基督教，那么也只能期望它在与中国文化的主要要素相容的前提下被吸收和改造。同样，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实质上为了功利主义的目的”，而接受、估价和利用他们的“希腊遗产”。由于对借鉴某些外部形式或技术非常感兴趣，他们知道如何忽略希腊思想体系中可能同‘真理’相冲突的所有要素，这些真理已被确立在他们奉若神明的古兰经的规范和戒律中。日本遵循了同样的模式。公元7世纪，日本引入了中国文化，“在没有经济和军事压力的情况下，主动转变为”高级的文明。“在其后的几个世纪里，相对孤立于大陆影响的时期（在此期间，他们对以前的借鉴作了挑选，吸收了有用的东西）和重新开始交往和文化借鉴的时期交替出现。”在所有这些阶段，日本文化保留了其独特性。

基尔马主义论点的温和形式——非西方社会可以通过西方化而现代化，仍然没有得到证实。基马尔主义论点的极端形式斗西方社会为了现代化必须西方化，并没有作为一个普遍的命题而成在。然而它确实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否存在一些非西方社会．其中本土文化为现代化所造成的障碍如此之大．以致于如果要客现规代化，该文化必须实质上为西方文化所取代。从理论上讲，就终极文化而言而不是就工具文化而言可能更是如此。工具文化的“特点是有很大部分的中间目标，它们分离于并独立于最终目标”。这些系统“可以轻易地通过用！日瓶装新酒的方式来革新自身……这样一些系统的革新可以显得没有根本改变它们的社会体制。确切地说，革新为恒久性服务”。相反，终极系统的“特点是中间目标和最终目标之间有密切的关系……社会、国家、权威和诸如此类的事物都是一个煞费苦心支撑的、高度统一的系统的一部分，在其中，宗教作为认识的指导无所不在。这样一些系统一直敌视革新”。阿普特尔使用这些范畴来分析非洲部落的变化，艾森施塔特把类似的分析运用于一些伟大的亚洲文明，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社会、文化和政治体制的自主极大地促进了”内部变化。由于这些原因，更具有工具性的日本社会和印度社会比儒教社会和伊斯兰社会更早也更容易地进入了现代化。它们更有能力引进西方技术和运用它来支持自己的现存文化。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社会和伊斯兰社会必须同时放弃现代化和西方化，或同时接受两者？选择似乎并非仅限于此。除日本之外，新加坡、台湾、沙特阿拉伯，在较小的程度上还有伊朗，已成为现代社会而没有变为西方化。伊朗国王确实曾试图遵循基马尔主义路线，实行现代化和西方化，但引起了强烈的反西方反应，而不是反现代的反应。中国显然开始走上了改良道路。

伊斯兰社会在实现现代化方面一直存在着困难，派普斯用下述论据来支持其西方化是现代化的前提条件的观点：伊斯兰教与经济事务方面的现代性在诸如利润、禁食、遗产法和妇女参加工作等方面相冲突。然而甚至他也赞同地引用了马克辛·罗丁森的话：“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穆斯林宗教曾阻碍穆斯林社会沿着通向现代资本主义的道路发展”，他还认为，在除经济以外的其他大多数方面

伊斯兰教与现代化并不冲突。虔诚的穆斯林能够研习科学，在工厂中有效率地工作，或利用先进武器。现代化并不要求有一个政治意识形态，或一套体制，因为选举、国家边界、市民联合以及西方生活的其他标志，对于经济的发展并不是必需的。伊斯兰教作为一个信条可以满足管理顾问和农民的需要。伊斯兰教法没有就伴随着现代化的转变说任何话，诸如从农业向工业的转变，从乡村向城市的转变，或从社会静止向社会流动的转变；也没有冲击诸如大众教育、高速通讯、新形式的运输工具或医疗照顾这样一些事物。

同样，甚至反西方主义和复兴本土文化的极端支持者，也并不拒绝使用电子函件、录音录像磁带和电视等现代技术来促进他们的事业。

简言之，现代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化。非西方社会在没有放弃它们自己的文化和全盘采用西方价值、体制和实践的前提下，能够实现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西方化确实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无论非西方文化对现代化造成了什么障碍，与它们对西方化造成的障碍相比都相形见细。正如布罗代尔所说，持下述看法几乎“是幼稚的”：现代化或“单一”文明的胜利，将导致许多世纪以来体现在世界各伟大文明中的历史文化的多元性的终结。湘反，现代化加强了那些文化，并减弱了西方的相对权力。世界正在从根本上变得更加现代化和更少西方化。

谢选骏指出：亨廷顿所谓的“普世文明”其实就是“全球文明”，也就是现在世界上唯一存在的国际秩序。但是他却不老老实实地说“全球”，却要说“普世”——这是在暗示“普世价值”或曰“普适价值”。其实他就是要搞乱人们的头脑，把文明与文化混为一谈。再来捏造出来一个“现代化与西方化普世文明”和“其他文明”之间本不存在的所谓冲突。因为如前所述，其他文明全都死了，如何可能起来冲突呢？难道是共产主义的僵尸复活吗？

“文明冲突论”其实就是殖民者对于“后殖民时代”的抗拒。

【第四章 西方的衰落：权力、文化和本土化】

西方的权力：支配和衰落

相对于其他文明而言，西方的权力呈现出两幅画面。第一幅是西方处于压倒一切的、成功的、几乎是完全的支配地位。苏联的瓦解消除了西方唯一最强劲的挑战者，其结果是在日本可能会偶然给予的支持下，世界正在并将继续被西方主要国家的目标、优先考虑和利益所塑造。作为一个仅存的超级大国，美国会同英国和法国一道在政治和安全事务上作关键性的决策，会同德国和日本一道在经济问题上作关键性的决策。西方是唯一在其他各个文明或地区拥有实质利益的文明，也是唯一能够影响其他文明或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安全的文明。其他文明中的社会通常需要西方的帮助来达到其目的和保护其利益。正如一位作者所概括的，西方

●拥有和操纵着国际金融系统

●控制着所有的硬通货

●是世界上主要的消费品主顾

●提供了世界上绝大部分制成品

●主宰着国际资本市场

●对许多社会发挥着相当大的道义领导作用

●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干预

●控制着海上航线

●进行着最先进技术的研究和开发

●控制着尖端技术教育

●控制着宇航技术

●控制着航天工业

●控制着国际通讯系统

●控制着高科技武器工业

关于西方的第二幅图画与这第一幅画面大不相同。那是一个衰落的文明，相对于其他文明而言，西方在世界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的权力正在下降。西方在冷战中获胜带来的不是胜利，而是衰竭。西方越来越关注其内部问题和需求，因为它面临着经济增长缓慢、人口停滞、失业、巨大的政府赤字、职业道德下降、储蓄率低等问题；此外在许多国家，包括美国，面临着社会解体、吸毒、犯罪等问题。经济权力正在迅速转移到东亚，军事权力和政治影响开始向东亚转移。印度处于经济起飞的边缘，伊斯兰世界日益敌视西方。其他社会很快不情愿接受西方旨意和容忍其说教，西方的自信和支配意志也随之消失。80年代末，人们就美国衰落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90年代中期，一项力量对比分析得出了某种相似的结论：

在许多重要方面，它（指美国）的相对权力将加速下降。就其纯经济能力而言，美国的地位相对于日本、最终相对于中国可能会进一步动摇。在军事领域，美国与许多日益壮大的地区力量（可能包括伊朗、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实力对比的天平将由中心向外围倾斜。美国的一些组织积将转移到其他国家，另一些权力（其中一些是软权力）将落到诸如跨国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的手中。

这两幅关于西方世界地位的相反画面，究竟哪一幅描绘了现实？答案当然是：它们描绘的都是现实。西方现在占绝对优势，并在进入21世纪时仍将在权力和影响力方面保持世界第一。然而文明间的均势也发生了一些逐步的、无情的、也是根本的变化。西方的权力相对于其他文明将继续衰落。随着西方老大的地位被侵蚀，它将丧失很多权力，其余的权力将在地区基础上分散给几个主要文明及其核心国家。最重要的权力增长正在并将继续发生在亚洲文明之中，中国正逐渐成为最有可能在全球影响方面向西方挑战的国家。这种文明间的权力转移正在并将继续导致非西方社会的复兴和日益伸张其自身文化，并摒弃西方文化。

西方的衰落有如下三个特征：

首先，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西方权力的上升历时400年之久，它的衰退可能也需要同样长的时间。SO年代，著名英国学者海德里·布尔论证说，“欧洲或西方对广大国际社会的控制可以说在1900年左右达到了顶点”。斯宾格勒文集的首卷于1918年问世，自那时以来“西方的衰落”一直是20世纪历史的主题。衰落过程在这个世纪的大部分时期一直在延续。然而，可以设想的是，它可能会加速。在一国的能力中，经济增长及其他方面的增长通常呈S形曲线：起步缓慢然后急剧加速，接着是增长速度降低，再到停滞。国家的衰落也可能沿倒S形曲线发展，正如前苏联的情形一样：起先是中速下降，然后迅速加速，最后到达谷底。西方的衰落仍处于缓慢的第一阶段，但在未来的某一天，它可能会急剧加速。

第二，衰落并不是呈直线型的。它极不规则，并带有间歇和反复，在西方的弱点暴露出后，它会再次坚持自己的权力。西方开放的民主社会具有巨大的更新能力。此外，与许多文明不同，西方有两个主要的力量中心。布尔所看到的始于1900年左右的衰落，实质上是西方文明中欧洲部分的衰落。从1910年到1945年，欧洲发生了不利于自己的分裂，被其内部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所困扰。然而，在20世纪40年代，西方主导地位中的美国阶段开始了，而且1945年，美国短暂地支配了世界，其地位几乎可以与1918年的同盟国相比。战后的非殖民化运动进一步削弱了欧洲的影响，但并没有削弱以新的跨国帝国主义代替传统殖民帝国的美国的影响。然而在冷战时期，苏联的军事权力可以与美国相抗衡，而且美国的经济权力相对日本来说下降了。尽管如此，美国仍为恢复军事和经济权力作了不懈的努力。1991年，另一位英国著名学者巴利·布赞认为“更深刻的现实是，现在的中心变得比非殖民化以来任何时期都更处于支配地位，而边缘更处于从属地位”。然而这种看法的准确性随着引起它的军事胜利在历史上被淡忘而消失了。

第三，权力是一个人或群体改变另一个人或群体行为的能力。行为可以通过指导、强制或告诫加以改变，这需要行使权力者具有经济、军事、制度、人口、政治、技术、社会或其他方面的资源。因而，一个国家或群体的权力通常通过衡量它所支配的资源同其试图影响的其他国家或群体所支配的资源的对比来估价。西方对大部分（虽然不是全部）重要的权力资源的占有在20世纪达到顶峰，然后相对于其他文明开始下降。

领土和人口。149O年，西方社会控制了巴尔干之外的大部分欧洲半岛，即5，250万平方英里的全球陆地面积（南极洲除外）中的大约150万平方英里。1920年其领土扩张达到顶峰之际，西方直接统治了大约2，55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将近地球陆地面积的一半。至1993年，西方控制的领土减少了一半，大约还有1，270万平方英里。西方的领土恢复到其原先欧洲核心部分，再加上其在北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移民聚居的广衰土地。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独立后的伊斯兰国家的领土由1920年的180万平方英里扩大到1993年的1，100万平方英里。类似的变化也发生在对人口的控制上。1900年西方人口大约占世界人口的30％，西方政府统治着几乎45％的世界人口， 1920年达到 48％。1993年，除几个小的帝国残余如香港外，西方政府只统治着西方人。西方人口占人类总人口的比例略多于13％，预计下一世纪将下降到大约11％，2025年下降到10％。就西方总人口而言，1993年它排在中国、伊斯兰和印度文明之后，名列第四。

 表4．1各文明政治控制下的领土．1900－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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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控制的总领土估算（单位：万平方英里）

年份 西方 非洲 中华印度伊斯兰日本 拉丁美 东正教其他

 文明 文明 文明文明文明文明 洲文明文明

19002029 16.4 431.7 5.4 359.216.1772.1 873.3746.8

1920 2544.740 391.3 5.4181.1 26.1809.81025.8225.8

1971 1280.6463.6393.6 131.6918.3 14.2783.31034.6230.2

1993 1271.1568.2392.3 127.9 1105.4 14.5781.9 716.9271.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占世界领土的百分比估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900 38.7 0.38.2 0.1  6.8 0.314.716.614.3

1920 48 5 0.87.5 0.13.5 0.5  15.419.5 4.3

1971 24.4 8.87.5 2.5 17.5 0.3  14.919.7 4.4

1993 24.210.87.5 2.4 21.1 0.314.913.7 5.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占世界领土的相对份额根据当年通行的国界估算。

◎世界领土估计为5250万平方英里，不包括南极洲。

资料来源：（政治家年鉴）（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01－1927年）；（世界书籍图册）（芝加哥：领域企业教育公司，1970年）；《大不列颠年鉴》（芝加哥：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1992－1994年）

表4.2 世界主各文明所属国家的人口，1993年（单位：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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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 134，090拉丁美洲文明 50，750

伊斯兰文明 92，760 非洲文明 39，210

印度文明 91，580东正教文明26，130

西方文明 80，540日本文明12，47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资料来源：据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数字统计，《1994年年鉴》（芝加哥：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 1994年），第764－769页

 表4．3在各文明政治控制下的世界人口份额

 1900－2025年（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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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西方非洲 中华 印度伊斯兰日本 拉丁美 东正教其他

 文明文明 文明 文明文明文明 洲文明文明

世界总数

190O[1.6]44.3 0.4 19.3 0.34.23.53.2 8.516.3

1920[1.9]48.1 0.7 17.3 0.32.44.14.6 13.9 8.6

1971[37] 14.4 5.6 22.815.2 13.02.88.4 10.0 5.5

1990[5.3]14.7 8.2 24.316.3 13.42.39.26.5 5.1

1995[5.8]13.1 9.5 24.016.4 15.9+2.29.3 6.1++3.5

2010[7.2]11.511.7 22.317.1 17.9+ 1.8 10.35.4++2.0

2025[8.5]10.114.4 21.016.9 19.2+ 1.59.24.9++2.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占世界人口的相对份额根据当年通行的国界估算。1995年至2025年的人口估算根据1994年边界。

◎世界人口估算以亿为单位。

+估算不包括独联体或波斯尼亚的人口。

++估算包括独联体、格鲁吉亚和前南斯拉夫的人口。

资料来源：联合国人口署经济和社会信息及政策分析部：《世界人口预测，1992年修订本》（纽约：联合国，1993年）；《政治家年鉴》（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01—1927年）；《世界年历和事实书籍》（纽约：新闻出版公司，1970－1993年）。因此，在数量上，西方人构成世界人口中持续下降的少数。在质量上，西方和其他人口之间的对比也在发生变化。非西方人民正在变得更健康，更城市化，有更高的识字率和更良好的教育。到本世纪90年代初，拉丁美洲、非洲、中东、南亚、东亚和东南亚的婴儿死亡率只是其30年前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这些地区人口的预期寿命显著增长，增加值从非洲的11年到东亚的23年不等。20世纪60年代初，第三世界的大部分国家中仅有不足三分之一的成年人识字。90年代初，除非洲外几乎所有国家的人口识字率都高于二分之一。50％的印度人和75％的中国人能够读和写。1970年发展中国家的识字率平均是发达国家的41％； 1992年平均是71％。90年代初，除非洲外的所有地区的学龄人口几乎都接受了小学教育。最重要的是，60年代初，亚洲、拉丁美洲、中东和非洲不到三分之一的适龄人口接受中等教育；到90年代初，除非洲外，一半的适龄人口接受了中等教育。1960年城市居民占不发达国家全部人口的比例不到四分之一。然而1960年至1992年间，城市人口所占的百分比在拉丁美洲从49％增加到73％，在阿拉伯国家从34％增加到55％，在非洲从14％增加到29％，在中国从18％增加到27％，在印度从19％增加到26％。

表4．4 各文明或国家在世界制造业产值中所占份额，1750－1980年

(百分比，世界总量=100％)

┌─────────────────────────────────────────┐

│国家 1750 1800 1830 1860 1880 1900 1913 1928 1938 1953 1963 1973 1980 │

├─────────────────────────────────────────┤

│西方 18.2 23.3 31.1 53.7 68.8 77.4 81.6 84.2 78.6 74.6 65.4 61.2 57.8 │

│中国 32.8 33.3 29.8 19.7 12.56.23.6 3.4 3.12.33.53.9 5.0│

│日本3.83.52.82.62.42.42.7 3.3 5.22.95.18.8 9.1│

│印度／巴基斯坦 24.5 19.7 17.68.62.81.71.4 1.9 2.41.71.82.1 2.3│

│俄罗斯／苏联* 5.05.65.67.07.68.88.25.39.O 16.0 20.9 20.1 21.1 │

│巴西和墨西哥- -- 0.8O.60.70.80.80.80.91.21.62.2 │

│其他 15.7 14.6 13.17.65.32.81.71.10.91.62.12.32.5 │

└─────────────────────────────────────────┘

◎包括冷战期间华约组织国家。

资料来源：保罗·贝罗克：《1750年至1980年的国际工业化水平》，（欧洲经济史杂志｝，第11期（1982年秋季号），第269－334页。

在识字率、教育和城市化方面的这些变化造成了被社会动员起来的人口，这些人口的能力加强了，期望值更高了，他们可能积极参与政治活动，而这是不识字的人所做不到的。被动员起来的社会是更强有力的社会。1953年，伊朗只有不到15％的人识字，不到17％的人是城市居民，科米特·罗斯福以及少数中央情报局的特务轻而易举地镇压了一次暴动，使伊朗国王重登宝座。而到1979年，当50％的伊朗人识字和47％的人口居住在城市时，多大的美国军事力量都不可能再保住国王的王位了。一道明显的鸿沟仍把中国人、印度人、阿拉伯人和非洲人与西方人、日本人和俄罗斯人分离开来。但这道鸿沟正迅速变窄。同时，又出现了另外一道鸿沟。西方、日本和俄罗斯人的平均年龄日趋稳定，在人口中占比例更大的那部分退休者给那些仍然受雇的生产者增添了沉重的负担。其他文明的负担是大量的儿童，但儿童是未来的工人和士兵。

经济产值。西方在全球经济产值中所占的份额可能在20世纪20年代达到了顶峰，但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明显下降。1750年中国在世界制造业产值中占了几乎三分之一，印度占将近四分之一，西方则占不到五分之一。至1830年西方已略微超过中国。在后来的几十年里，正如保罗·贝罗克所指出的，西方的工业化导致了世界其他地区的非工业化。1913年非西方国家的制造业产值大约是其1800年的三分之二。从19世纪中期开始，西方所占份额急剧增加，1928年达到其最高点，占世界制造业产值的84 2％。此后由于其增长率不高，以及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国家二战后制造业产值的迅速增加，西方所占份额有所下降。至1980年，西方占全球制造业产值的57． 8％，大致相当于其120年前即19世纪60年代所占的份额。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经济总产值的可靠数据无法找到。然而1950年，西方占世界总产值的大约64％；80年代这个比例降至49％。（见表4．5。）据估计，到2O13年，西方将仅占世界产值的30％。据1991年的另一项估计，世界上7个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中有4个是非西方国家：日本（第二位），中国（第三位），俄罗斯（第六位）和印度（第七位）。1992年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国，在十大经济国中包括5个西方国家，还有其他5个文明的带头国家：中国、日本、印度、俄罗斯和巴西。一些似乎言之成理的预测表明2020年排名前五位的经济强国将是5个不同文明的国家，经济占前十位的国家中将只有3个是西方国家。当然，西方的相对衰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东亚的迅速崛起。

表4．5各文明在世界经济总产值中所占份额，1950－1992年（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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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西方非洲 中华 印度伊斯兰日本 拉丁美 东正教

其他

 文明文明 文明 文明文明文明 洲文明文明

1950 64.1 0.2 3.33.8 2.93.1 5.6 16.0

1.0

1970 53.41.74.83.0 4.67.86.217.4

1.1

1980 48.62.06.42.7 6.38.57.716.4

1.4

1992 48.92.1 10.03.511.08.08.3 6.2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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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东正教文明的估算包括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

＋“其他”包括其他文明和四舍五入造成的误差。

资料来源：1950、1970、1980年的百分比由荷伯特·布洛克按不变美元价格计算出，见《1980年全球总产值：创造性的停顿？》（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美国国务院公共事务局，1981年），第30－45页。1992年的百分比根据《1994年世界发展报告》（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中的关于世界银行购买力平价估算表30计算出。经济生产总值部分地掩盖了西方在质量上的优势。西方和日本几乎垄断了先进技术工业。然而技术正在传播，如果西方希望维持优势，它将竭力把传播减小到最低限度。然而多亏西方创造了相互联系的世界，它使减缓技术向其他文明的扩散变得日益困难。由于不存在冷战时期的那种单一的、压倒一切的、公认的威胁，加之技术控制措施效力有限，情况便更是如此。

表面上看似乎中国经济在历史上大部分时期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20世纪后半叶技术的扩散和非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正在使历史上的格局再现。这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是即使不是在ZI世纪中叶之前，那么到21世纪中叶，经济生产和制造业产值在主要文明之间的分布也可能与1800年的情况类似。西方对世界经济为时200年的“垄断”行将结束。

军事能力。军事能力包括四个方面的因素：数量——兵力、武器、装备和资源：技术——武器和装备的效能和尖端性；组织——凝聚力、纪律性、训练和军队土气以及指挥和控制关系的有效性；社会——社会有效地使用军队的能力和愿望。20年代西方在所有这些方面都遥遥领先。在以后的几年里，西方的军事权力相对于其他文明下降了，这种下降反映在军事人员对比的变动上，尽管很明显这不是军事能力最重要的衡量标准，但也是标准之一。现代化和经济发展引发了国家发展其军事能力的愿望并为其提供了资源，很少有国家不是这样。30年代，日本和苏联建立了非常强大的军队，这一点在二战中得到显示。冷战期间苏联拥有世界上两支最强大的军队之一。目前西方垄断了在世界任何地区部署大量常规军事力量的能力，至于它是否将保持这种能力尚不得而知。然而答案似乎是肯定的，因为没有一个非西方国家或国家集团在未来几十年内可能具有与之相当的能力。

表4.6 各文明在世界军事人员总数中所占份额《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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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西方非洲 中华印度伊斯兰日本 拉丁美 东正教其他

 文明文明 文明文明文明文明 洲文明文明

世界总数

1900[1，008.6]43.71.610.00.416.71.89.4 16.6 0.1

1920[864.5]48.53.817.40.4 3.62.9 10.2 12.8* 0.5

1970[2，399.1]26.82.124.76.610.40.34.0 25.1 2.3

1991[2，579.7]21.13.425.74.820.01.06.3 14.3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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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以该年度通行国界为基础估算。

世界武装部队总人数（现役）以万为单位。

。其中的苏联军队人数，系G·M·麦金托什所估算的1924年数字，见D·H·利德尔一哈特：《红军：1918－1945年的红军及1946年迄今的苏军》一书（纽约：哈考特，布雷斯，1956年）。

资料来源：美国军备控制和裁军署：《世界军费和武器转让》（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该署，1971－1994年）；《政治家年鉴》（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01－1927年）。

总的来说，冷战后几年中全球军事能力的演变由五大趋势所主导。

第一，苏联武装部队在苏联解体之后迅即不复存在。除俄罗斯外，只有乌克兰从苏联脱离之后，继承了重要的军事能力。俄国军队在规模上大大缩小，并已从中欧和波罗的海沿岸三国撤出。华约组织解散了。向美国海军挑战的目标被放弃。军事装备要么被处理要么任其损坏，以致无法使用。国防预算锐减，官兵土气普遍低落。同时，俄罗斯军队正重新确定其使命和学说，并为其在保护俄罗斯人和对付近邻的地区冲突中所起的新作用而进行重建。

第二，俄国军事能力的急剧减弱引起了西方军费开支、兵力和能力较为缓慢但明显的下降。根据布什政府和克林顿政府的计划，美国军费开支将减少35％，即从1990年的3， 423亿美元（按1994年美元价格计算）减至1998年的2 223亿美元。当年的军队建制将减至冷战结束时的一半到三分之二。军队总人数将从210万减至140万。许多重要的武器研制项目已经或正在被取消。1985年至1995年期间主要武器的年度采购从29艘舰只减至6艘，943架飞机减至127架，720辆坦克减至八战略导弹从48枚减至18枚。80年代末开始，英国、德国，在较小的程度上还有法国，在国防开支和军事能力方面也进行了类似的削减。90年代中期，德国武装部队预计将从37万人减至34万人，也可能减至32万人；法国军队将从1990年的29万人减至1997年的22．5万人。英国军队从1985年的37．71万人减至1993年的27．48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欧洲大陆成员国也缩短了服兵役期限，并讨论了放弃征兵制的可能性。

第三，东亚的趋势与俄罗斯和西方有很大的不同。增加军费和改善军队被列入日程，在这方面中国是样板。在自身经济财富增长和中国扩充军备的刺激下，其他东亚国家也开始实行军事现代化和扩大军队。日本继续完善其高度先进的军事能力。台湾。韩国、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都纷纷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军队，从俄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其他国家购买飞机、坦克和舰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防务开支在1985至1993年期间大约降低了10％（从 5，396亿美元减至 4， 850亿美元，按1993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而在同一时期，东亚的军费开支增加了50％，从898亿美元增加到1，348亿美元。

第四，包括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在内的军事能力正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扩散。随着一些国家经济上的发展，它们获得了生产武器的能力。例如，60年代至80年代，能够生产战斗机的第三世界国家从一个增加到8个，生产坦克的国家从一个增加到6个，生产直升飞机的国家从一个增加到6个，生产战术导弹的国家从无增加到7个。90年代的主要趋势是军火工业的全球化，这可能进一步削弱西方的军事优势。（注1。游多非西方社会或拥有核武器（俄罗斯、中国、以色列、印度、巴基斯坦，或许还有北朝鲜），或竭尽全力获得核武器（伊朗、伊拉克、利比亚，可能还有阿尔及利亚），或者使自己达到这样的地位：当它们认为必要时，便能够很快获得核武器（日本）。

最后，这些发展使区域化成为冷战后世界军事战略和军事权力的主要趋势。区域化为俄罗斯和西方裁减军队和其他国家增加军队提供了理论依据。俄罗斯不再拥有全球军事能力，而是把其战略和兵力集中于防范近邻国家。中国已重新调整了其战略和军队，把重点放在了地区兵力投放和保护中国在东亚的利益上。同样，欧洲国家也在通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西欧联盟来进行军事调整，以应付西欧周边地区的不稳定局势。美国明确地把其军事计划由在全球遏制苏联并与其作战，改变为准备同时对付波斯湾和东北亚发生的地区性紧急情况。然而美国不可能具备达到这些目的的军事能力。为击败伊拉克，美国在波斯湾部署了其 75％的现役战术飞机、42％的现代化作战坦克、46%的航空母舰、 37％的陆军兵力和46％海军陆战队人员。由于未来将进行大幅度裁军，美国若进行一场针对西半球之外一些地区强国的干涉都很困难，更不用说两场了。全世界军事安全日益不依赖于全球的权力分配和超级大国的行动，而是依赖于世界各区域内的权力分配和各文明核心国家的行动。

总而言之，从整体来说西方在21世纪的前几十年仍将是最强大的文明，在此之后，它可能继续在科技人才、科学研究和开发能力，以及民用和军用技术革新方面处于实际领先地位。然而，其他权力资源的控制正日益分散到非西方文明的核心国家和主要国家。西方对这些资源的控制在20年代达到顶峰，尔后便无规则地但显著地下降。到21世纪ZO年代，即距达到该顶峰IO0年之后，西方将可能控制世界版图的约 24％（顶峰时曾达到49％），世界人口的10％（顶峰时为48％）和社会动员人口的15％－20％，世界经济产值的大约30％（顶峰时可能为70％），制造业产值的25％（顶峰时为 84％），以及全球兵力的不到10％（顶峰时为45％）。

1919年，伍德罗·威尔逊、劳合·乔治和乔治斯·克里孟梭实际上一起控制着整个世界。他们坐在巴黎，决定着哪些国家将存在，哪些将不存在，将创造哪些新的国家，它们的边界应如何划分，谁将统治它们，以及中东和世界其他地区在战胜国之间应如何分配。他们还决定如何对俄国进行军事干预，从中国榨取经济让步。100年之后，将不会再有能够行使类似权力的政治家小集团；任何这样的集团将不是由3个西方人组成，而是由世界7个或8个主要文明的核心国家的领导人所组成。邓小平、中曾根、英迪拉·甘地、叶利钦、霍梅尼和苏哈托的继承者将对抗里根、撒切尔夫人、密特朗和科尔的继承者。西方主宰天下的时代正在终结。与此同时，西方的衰落和其他权力中心的兴起正在促进全球本土化和非西方文化的复兴进程。

本土化：非西方文化的复兴

文化在世界上的分布反映了权力的分布。贸易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跟着国旗走，但文化几乎总是追随着权力。历史上，一个文明权力的扩张通常总是同时伴随着其文化的繁荣，而且这一文明几乎总是运用它的这种权力向其他社会推行其价值观、实践和体制。一个普世文明需要普世的权力。罗马的权力在古典世界的有限范围内创造出了一个近乎普世的文明。19世纪以欧洲殖民主义为表现形式的西方权力和20世纪美国的霸权把西方文化推广到了当代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欧洲殖民主义已经结束，美国的霸权正在衰落。随着本土的、植根于历史的习俗、语言、信仰及体制的自我伸张，西方文化也受到侵蚀。现代化所带来的非西方社会权力的日益增长，正导致非西方文化在全世界的复兴。*

*那些认为一个普世文明正在并且一定会出现的人们，以及那些认为西方化是现代化的前提条件的人们，几乎普遍忽略了权力和文化之间的联系。他们拒绝承认．其论点的逻辑需要他们支持西方扩大和巩固其对世界的控制，而且如果其他社会能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命运，它们就会恢复旧的信条、习俗和实践，而这对于普世主义者说来是有碍进步的。然而，那些为普世文明的优点辩护的人，通常不为世界帝国的优点辩护。——原书脚注

约瑟夫·奈曾论证说，在以经济和军事力量为基础的指挥权，即“硬权力”，与一个国家通过其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使“其他国家想要它所想要的东西”的“软权力”之间，存在一个差别。正如奈意识到的那样，世界上正在发生硬权力的广泛分散，主要国家“已不能像过去那样运用它们的传统权力资源来达到其目的”。奈继续说，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具有吸引力，其他国家会更愿追随”其领导，因此软权力“与硬的指挥权力同样重要”。然而是什么使文化和意识形态具有吸引力呢？当它们被看作是根植于物质上的胜利与影响时，它们就是有吸引力的。软权力只有建立在硬权力的基础上才成其为权力。硬的经济和军事权力的增长会提高自信心、自负感，以及更加相信与其他民族相比，自己的文化或软权力更优越，并大大增强该文化和意识形态对其他民族的吸引力。经济和军事权力的下降会导致自我怀疑、认同危机，并导致努力在其他文化中寻求经济、军事和政治成功的要诀。当非西方社会经济、军事和政治能力增长时，它们就会日益鼓吹自己的价值、体制和文化的优点。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50年代和60年代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民，当时它是与苏联的经济成功和军事权力联系在一起的。当苏联发生经济萧条且不能维持其军事力量时，这种吸引力也就随之消失了。西方的价值观和体制已吸引了其他文化的人民，因为它们被看作是西方权力和财富的源泉。这个进程已持续了几个世纪。正如威廉·麦克尼尔所指出的，1000年至1300年期间，基督教、罗马法和西方文化的其他要素被匈牙利人、波兰人和立陶宛人所采用，“对西方君主军事才能的畏惧和钦佩的混合，刺激了人们去接受西方文明”。随着西方权力的削弱，西方向其他文明强加其人权、自由主义和民主等概念的能力降低了，那些价值对其他文明的吸引力也随之减小。

这种情况已经发生。几个世纪内，非西方民族曾一直羡慕西方社会的经济繁荣、先进技术、军事实力和政治凝聚力。他们在西方的价值和体制中寻求成功的秘诀，如果发现自认为可能的答案，他们就尝试在自己的社会中加以运用。为了变得富有和强大，他们不得不效仿西方。然而现在这种基马尔主义的态度在东亚已经消失。东亚没有将其经济的迅速发展归因于对西方文化的引进，而是归因于对自身文化的伸张。他们论证说，他们之所以正在取得成功，就是因为他们与西方不同。同样，如果非西方社会感到与西方相比自己相对弱小，他们就援引西方的价值观，如自决、自由主义、民主和独立，来为其反对西方的控制辩护。现在他们不再弱小而是日益强大，于是他们便毫不犹豫地攻击起那些他们先前曾用来维护自己利益的价值观。对西方的反叛最初是通过宣称西方价值的普遍性来证明其合理性的，现在则是通过宣称非西方价值的优越性来加以证明。

这些态度的抬头是罗纳德·多尔所称的“第二代本土化现象”的表现。在西方的前殖民地和像日本和中国这样的独立国家，“第一个‘推行现代化的人’或‘独立后’的一代人常常是在外国（西方）的大学里接受用西方广为传播的语言进行的教育。部分是由于他们第一次出国时是易受影响的青少年，因而他们从根本上吸收了西方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相比之下，为数众多的第二代人大多数在国内由第一代人创立的大学里接受教育，授课越来越多地是使用当地语言而不是殖民语言。这些大学“与大都市世界文化的联系更加淡薄”，“知识通过翻译而变为本国化的，这些知识通常范围有限，水平也很低”。这些大学的毕业生不满于早些时候受过西方训练的那一代人的控制，因此经常“经不起排外主义反对运动的鼓动”。（注；到随着西方影响的减弱，那些年轻的、雄心勃勃的领导人不能指望西方为他们提供权力和财富。他们不得不在自己社会内部寻找成功的手段，因此他们必须适应该社会的价值和文化。

本土化并不需要等待第二代来进行。能干的、有洞察力和有适应性的第一代领导进行了自我本土化，其中三个著名的例子是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哈里·李和所罗门·班达拉奈克。他们分别是牛津、剑桥和林肯律师学院的优秀毕业生，是卓越的法学家，是其社会中彻底西方化的精英。真纳是一个坚定的世俗主义者。李，用一个英国内阁成员的话说，是“苏伊土运河以东好得没治的英国人”。班达拉奈克从小就是个基督教徒。然而在领导他们的国家走向独立和独立之后，他们不得不实行本土化。他们回到自己祖先的文化中，在此过程中不时改变自己的认同、姓名、装束和信仰。英国律师真纳成为巴基斯坦的“伟大领袖”，哈里·李则成为李光耀。世俗主义者真纳成为把伊斯兰教作为巴基斯坦国基础的热情倡导者。盎格鲁化的李光耀学会了汉语普通话，并成为一个能言善辩的儒教促进者。信仰基督教的班达拉奈克皈依了佛教并求助于僧伽罗民族主义。

80年代和90年代，本土化已成为整个非西方世界的发展日程。伊斯兰教的复兴和“重新伊斯兰化”是穆斯林社会的主题。在印度，普遍的趋势是拒绝西方的形式和价值观，以及使政治和社会“印度化”。在东亚，政府正在提倡儒家学说，政治和知识界领袖都在谈论其国家的“亚洲化”。80年代中期日本充斥着“日本和日本人理论”。随后一位重要的日本知识分子提出：日本在历史上经历了“这样一种循环：引进外来文化，通过复制和提纯而使那些文化‘本土化’，然后是引进的和有创造性的推动力被耗竭，从而导致了不可避免的动乱，最终再向外部世界开放”。目前日本正在“着手进行这个循环的第二阶段”。冷战结束后，随着西方化主张者和斯拉夫文化优越论者之间传统冲突的再度出现，俄罗斯重新变成了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然而在10年里，当西方化的戈尔巴乔夫被具有俄罗斯风格和西方信仰的叶利钦所取代时，趋势也随之从西方化转为斯拉夫化，而后者又受到集中体现了俄罗斯东正教本土化的民族主义者的威胁。

民主的矛盾进一步推动了本土化：非西方社会对西方民主体制的采用鼓励了本土主义的和反西方的政治运动，并使它们获得了权力。60和70年代，发展中国家西方化的和亲西方的政府受到了政变和革命的威胁；80和90年代它们日益面临被选举下台的危险。民主化与西方化相冲突，民主本来就是一个地区化而并非世界化的进程。非西方社会的政治家并非通过显示自己有多么西方化来赢得选票。相反，选举竞争刺激他们把自己的信仰说成是最能吸引大众的东西，那些东西通常具有种族的、民族主义的和宗教的特征。

结果是大众动员起来反对受过西方教育和西方取向的精英。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集团在穆斯林国家为数不多的几次选举中表现出色，如果不是军队取消了1992年的选举，它有可能在阿尔及利亚掌握国家政权。在印度争取选民支持的竞争可能鼓励了向社会群体发出呼吁和社会群体间的暴力。斯里兰卡的民主使得斯里兰卡自由党于1956年击败了西方取向的、具有精英观念的统一国民党，为80年代津达那亚僧伽罗民族主义运动的崛起提供了机会。1949年之前南非和西方精英都把南非看作是一个西方国家。种族隔离政权建立后，西方精英们逐渐把南非开除出了西方国家阵营，而南非白人仍然把自己当成是西方人。然而为了恢复他们在西方国际秩序中的地位，他们不得不引进西方民主制度，这导致了高度西方化的黑人精英掌权。然而如果第二代本土化因素起作用的话，他们的继承人将会有更多的科萨人、祖鲁人和非洲人观念，南非将日益把自己看作是一个非洲国家。

在19世纪以前的各个时期，拜占庭人、阿拉伯人、中国人、土耳其人、蒙古人、俄罗斯人对自己的力量和成就非常自信。那时，他们也蔑视西方文化的低劣、体制的落后、腐化和衰败。现在，随着西方的成功相对减弱，这种态度重新出现了。人们感到“他们不必再接受它”。伊朗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正如一位观察家所说的，“西方的价值观遭到不同方式的反对，但在其他地方都没有像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中国和日本那样坚决。”我们正在目睹“由西方意识形态主宰的进步时代的结束”，正在跨入一个多种不同文明相互影响、相互竞争、和平共处、相互适应的时代。这一本土化的全球进程通过世界众多地区出现的宗教复兴广泛地表现出来，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亚洲和伊斯兰国家的文化复兴，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所推动的。

上帝的报复

20世纪上半叶，知识精英们普遍假定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正导致作为人类存在的一个重要因素的宗教的衰亡。无论是欢迎还是痛惜这种趋势的人都接受这一观点。现代世俗主义者为科学。理性主义和实用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构成现存宗教核心的迷信、神话、非理性和宗教仪式而欢呼。正在出现的社会将是宽容的、理性的、重实效的、进步的、人道主义的和世俗的。另一方面，忧心忡忡的保守主义者警告说：宗教信仰、宗教体制以及宗教对人类个人和集体行为所起的道德指导作用的消失将导致可怕后果，最终结果将是无政府状态、堕落及文明生活的破坏。艾略特说，“如果你不信上帝（他是一位嫉妒的上帝），你就应当尊敬希特勒或斯大林。

2O世纪下半叶证明这些希望和恐惧是毫无根据的。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在全球展开，同时也发生了一场全球性的宗教复兴。吉利斯·凯伯尔称这次复兴为“上帝的报复”，它遍及所有大陆、所有文明，实际上所有的国家。70年代中期，如凯伯尔所说的那样，世俗化和宗教与世俗主义相适应的趋势“发生了逆转。一种新的宗教方法开始形成，它不再旨在适应世俗价值，而是旨在为社会组织重建一个神圣的基础——如果必要的话，通过改变社会来达到目的。这种方法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它提倡从失败的现代主义中摆脱出来，将挫折和穷途末路归因于脱离了上帝。它的主题不再是使教义现代化，而是‘第二次向欧洲宣讲福音’，其目标不再是使伊斯兰教现代化，而是‘使现代性伊斯兰化’”。这种宗教复兴部分地涉及到一些宗教的扩张，这些宗教增添了一些原先没有的新成员。然而在更大范围内，宗教的复兴包括人们回归和振兴他们社会的传统宗教，并赋予它新的含义。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印度教、佛教、东正教都经历了原先的因某种原因皈依宗教的信徒掀起的信奉、传播教义和举行仪式的新浪潮。在所有这些宗教中原教旨主义运动都专注于对宗教教义、体制的净化，其方式是好战的，并根据宗教信条来重塑个人、社会和公共行为。原教旨主义运动是剧烈的，并可能产生巨大的政治影响。然而它们仅仅是在20世纪末给人类生活带来不同特色的更广阔和更深刻的宗教大潮的表面波浪而已。世界范围内的宗教复兴远远超过原教旨主义极端主义分子的活动。在各个社会这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政府的关注和计划中。世俗的儒家文化的文化复兴采取了肯定亚洲价值观的形式，但在世界其他地方，宗教文化复兴却表现为对宗教价值观的肯定。正如乔治·威格尔所评论的，“世界的非世俗化是20世纪末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事实之一。在前共产主义国家，宗教的普遍存在和现实意义一直是不言而喻的。宗教复兴席卷了从阿尔巴尼亚到越南的许多国家，填补了意识形态崩溃后所留下的空缺。在俄罗斯，东正教经历了一场重大的复兴。1994年，俄罗斯30％的25岁以下的人称自己从无神论者转变为信仰上帝。莫斯科地区使用中的教堂数目由1988年的50所增加到1993年的250所。宗教得到政治领袖一致的尊重和政府的支持。在俄罗斯的城市里，正如一位敏锐的观察家于1993年所报道的：“教堂的钟声再次回荡在空中。新镀金的圆顶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不久前还是废墟的教堂重新回响起美妙的歌声。教堂是城市里最繁忙的地方。”与东正教在斯拉夫共和国复兴的同时，一场伊斯兰复兴运动席卷了中亚。1989年，中亚有160座启用的清真寺和一所伊斯兰教神学院；到1993年初有大约1万座清真寺和10所神学院。尽管这场复兴涉及到一些原教旨主义的政治运动，并得到来自沙特阿拉伯、伊朗和巴基斯坦的外界鼓励．但它基本是一场基础极其广泛的、主流的文化运动。如何解释这场全球性的宗教复兴？显然，各个国家和文明有其不同的特殊原因。然而，大量不同的原因不可能同时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引起类似的发展。全球性的现象需要一个全球性的解释。无论在一些特殊国家发生的大量事件可能受到什么独特因素的影响，一些一般的原因一定在起作用。它们是什么呢？全球性宗教复兴最明显、最突出也是最强有力的原因，恰恰是那些被认为会引起宗教消亡的东西：20世纪后半叶席卷世界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现代化进程。认同和权力体系长期存在的根源瓦解了。人们从农村移居到城市，脱离了他们的根基，从事新的工作或没有工作。他们与大批陌生人相互作用，面对着一套新的关系。他们需要新认同根源、新形式的稳定社会，以及一套新的道德规范来赋予他们意义感和目的感。不论是主流的，还是原教旨主义的宗教，都满足了这些需要。正如李光耀对东亚的情况所解释的：我们是在一代或两代人的时间内进行了工业化的农业社会。在西方用了200年或更长时间才做到的事情，在这里只用了大约50年或更少的时间。所有的一切都被挤压进一个非常短的时间框架内，因而注定会有脱节和失误。如果你看一眼那些迅速发展的国家和地区——韩国、泰国、香港和新加坡，就会发现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宗教的兴起……旧的风俗和宗教——祖先崇拜、萨满教，已不再完全令人满意。人们在寻求关于人类目的和为什么我们会如此的更深层的解释。这与社会中存在巨大压力的阶段是联系在一起的。人们并不只靠理性活着。只有在界定了自我之后，他们在追求自身利益时才能理性地筹划和行动。利益政治以认同为先决条件。在社会飞速变革的时期，已确立的认同消失了，必须重新界定自我，确立新的认凤对于那些面临需要决定我是谁、我属于哪里的人们，宗教给予了令人信服的答案，宗教群体提供了小的社会群体来替代那些由于城市化而失去的东西。正如哈桑·图拉比所说的，所有宗教都赋予“人们认同感和生活方向”。在此进程中，人们重新发现或确立了新的历史认同。无论人们有什么样的普世主义目标，宗教都能在信徒和非信徒之间、群体内的优等人和与之不同的群体外的劣等人之间设置一道基本界线，从而赋予人们认同感。伯纳德·刘易斯认为，穆斯林世界正“再次出现一种趋势，在紧急时刻，穆斯林需要在宗教社会中，也就是说，在一个由伊斯兰教而不是由种族或区域标准来定义的实体中，寻找他们的基本认同和忠诚”。吉利斯·凯伯尔也同样强调了寻求认同所占的中心地位：“‘从底部’重新伊斯兰化是在一个已经失去意义并变得乱七八糟和异化的世界里，重新确立认同的第一个和最重要的方法。”在印度，“一种新的印度教认同正在确立”，它是对现代化所造成的紧张状态和异化状态的反应。在俄罗斯，宗教复兴是“对认同的狂热渴望的结果，而这种认同只有东正教会能够提供，因为它是唯一未被破坏的与10O0年前的俄罗斯相联系的纽带”。而在伊斯兰各共和国，宗教复兴同样源自“中亚人民最强烈的渴望：重申已被莫斯科压制了几十年之久的认同”。特别是原教旨主义运动，是“应付混乱、失去认同、失去意义和安全的社会结构的一种方法，而这些都是由于迅速引进现代社会和政治模式、世俗化、科学文化及经济发展而造成的”。威廉·麦尼尔赞同说，重要的原教旨主义运动，“……是那些从社会上广泛吸收成员的运动，因为它们回答了，或似乎回答了人们新近感到的人类需要……这些运动毫无例外地发生在这样的国家，在那里人口对土地的压力使古老的乡村生活方式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已不可能，而以城市为基础的大众传播通过对乡村的渗透，已开始侵蚀农民生活的古老框架”。更广义地说，遍及世界的宗教复兴是针对世俗化、道德相对主义和自我放纵的反应，也是对秩序、纪律、工作、互相帮助和人类团结的价值的重新肯定。宗教团体满足了被国家官僚所忽视的需要，包括提供医疗及医院服务设施、幼儿园和学校、对老人的照顾。自然灾害或其他灾难之后的紧急救援，以及经济遭受损失时给予福利和社会援助。因秩序和市民社会的破坏而造成的空白，被宗教团体，常常是原教旨主义宗教团体所填补。如果传统上占主导地位的宗教没有满足无根基者的感情和社会需要，那么其他宗教团体就会来这样做，并在此过程中大量扩大其成员，并扩大宗教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影响。韩国在历史上是一个佛教徒占绝大多数的国家，1950年基督教徒的人数可能占人口的1％－3％。当韩国进入经济迅速发展阶段，随着大规模的城市化和职业分工，佛教就变得不再适用。“对于涌入城市的几百万人，以及许多留在已发生变化的农村的人们来说，韩国农业时代不活跃的佛教已失去了吸引力。宣扬个人拯救和个人命运的基督教在混乱和变化的时期则给人以更可信的安慰。”到 80年代基督徒在韩人口中至少占3O％，其中大部分是基督教长老会教友及天主教徒。类似的变化也发生在拉丁美洲。拉丁美洲的新教徒数目由1960年的大约700万增加到1990年的5，000万。拉丁美洲的天主教主教们1989年承认，新教成功的原因在于“天主教会不能迅速适应城市生活的技术性”和“教会结构有时也使它不能对现代人们的心理需要作出反应”。据一位巴西牧师说，与天主教会不同，新教教会满足了“个人的基本需要——人情温暖、治疗、深刻的精神体验”。新教在拉丁美洲穷人中的传播主要不是一种宗教代替另一种宗教，而是宗教信奉和参与的巨大净增，即由名义上的消极的天主教徒变成积极而虔诚的福音派信徒。例如在巴西，90年代初20％的人口称自己是新教徒， 73％的人称自己是天主教徒，然而礼拜日时新教教堂里聚集了2，000万人，天主教堂里约有1，200万人。像世界其他宗教一样，基督教正经历着一场与现代化相关联的复兴，在拉丁美洲它采取了新教而不是天主教的形式。

韩国和拉丁美洲发生的这些变化反映了佛教和既定的天主教已不能满足在现代化中遭受精神创伤的人们的心理、感情和社会需要。其他地方是否也发生宗教信奉的重大转变，取决于流行的宗教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这些需求。鉴于儒教在感情上缺乏生气，它在失去信徒方面显得首当其冲。在儒教国家，基督新教和天主教可能具有与福音新教对于拉丁美洲人、基督教对于韩国人以及原教旨主义对于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同样的吸引力。在中国，80年代末当经济增长达到高峰时，基督教也得到传播，“尤其在年轻人中”，可能有5，000万中国人是基督徒。政府企图阻止其增长，1994年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外国人劝诱改变宗教信仰、设立宗教学校或其他宗教组织，并禁止宗教团体从事独立的或由国外资助的活动。在新加坡，正如在中国一样，有大约5％的人口是基督教徒，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政府部长们警告福音传道者不要打破国家“微妙的宗教平衡”，拘留了包括天主教组织官员在内的宗教工作者，并以不同方式骚扰基督教团体和个人。随着冷战的结束和随之而来的政治开放，西方教会也进入了东正教的前苏联各共和国，与复兴的东正教会相竞争。在那里也和在中国一样，政府极力限制人们改变宗教信仰。1993年，在东正教会的强烈要求下，俄罗斯议会通过立法，要求外国宗教团体在从事传教或教育工作时需经国家许可，或从属于某一俄罗斯宗教组织。然而叶利钦总统拒绝签署该法案，使之未能生效。总的来说，这件事表明，在“上帝的报复”与本土化发生冲突的地方，前者会获胜，因为如果人们的传统信仰不能满足他们在现代化中对宗教的需要，他们就会转向能够满足其感情需要的外来宗教。

除了在现代化中遭受的心理、感情及社会创伤外，刺激宗教复兴的因素还包括西方的退却和冷战的结束。从19世纪开始，非西方文明对西方作出的反应一般来说是从西方引进一系列意识形态。19世纪，非西方精英们吸收了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他们最初采取自由民族主义的形式对西方表示反对。20世纪，俄国、亚洲、阿拉伯、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精英们引进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并把它们与民族主义相结合，以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和西方帝国主义。共产主义在苏联的垮台，以及社会主义经济不能获得持续发展，现在已造成一个意识形态的真空。西方政府、集团和国际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试图用新古典经济学和民主政治学来填补这个真空。这些学说将在非西方文化中产生多大的持续影响还很难说。然而人们同时看到共产主义作为唯一最新的世俗上帝失败了，由于缺少令人信服的新的世俗上帝，他们带着信仰和热情转向了真正的上帝。宗教代替了意识形态，宗教民族主义取代了世俗民族主义。

宗教复兴运动是反世俗的，反普世的，而且，除了在基督教中的表现，也是反西方的。它们也反对与布鲁斯·劳伦斯所称的有别于“现代性”的“现代主义”相关联的相对主义、本我主义和消费主义。总的来说，它们并没有摒弃城市化、工业化、发展、资本主义、科学和技术，以及这些因素对社会组织所造成的影响。从这一意义上说，它们不是反现代的。正如李光耀所评论的，它们接受现代化，以及“科学和技术的不可避免性及它们所带来的生活方式的转变”，但它们“不能接受它们已被西方化的观点”。图拉比认为，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没有促进伊斯兰世界的发展。“宗教是发展的动力”，经过净化的伊斯兰教在当代将起与新教伦理在西方历史上所起的类似作用。宗教与现代国家的发展也不相矛盾。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在更先进且似乎更世俗的穆斯林社会中势力强大，如阿尔及利亚、伊朗、埃及、黎巴嫩和突尼斯。宗教运动，尤其是原教旨主义运动，非常善于运用现代通讯和组织技术传播其信息，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中美洲新教福音派成功的空中传教。

参与宗教复兴运动的人来自各界，但绝大多数来自两个组成部分，这两部分是城市人口和流动人口。新移居到城市的人是第一个组成部分，他们一般需要感情上、社会上以及物质上的支持和引导，在这方面宗教团体比其他任何机构都做得多。正如拉吉斯·德布里所说，宗教对于这些人来说，不是“人民的鸦片，而是弱者的维他命”。另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是体现多尔所说的“第二代本土化现象”的新中间阶级。正如凯伯尔所指出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团体中的积极分子并不是年迈的保守主义者或目不识丁的农民。”对于穆斯林和其他人来说，宗教复兴是一个城市现象，它吸引了那些现代取向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在专业部门、政府和商界中追求事业的人。在穆斯林中，一些年轻人信仰宗教，而他们的父母却是世俗的。印度教的情况也与此大致相同，其复兴运动的领袖也来自本土化的第二代人，而且常常是“成功的商人和官员”，印度新闻界称他们为“穿藏红色衣服的雅皮土”。90年代初其支持者越来越多地来自“印度稳健的中间阶级印度教徒——商人和会计师，律师和工程师”，以及来自“高级文官、知识分子和新闻记者”。在韩国，60至70年代期间，天主教和基督教长老会教堂越来越多地汇集了同样类型的人。

土生土长的宗教或外来宗教给现代化社会中的新兴的精英们指出了意义和方向。罗纳德·多尔注意到，“传统宗教的价值属性”“是主张相互尊重，反对控制其他国家，而且常常同时更接近于反对当地统治阶级，因为后者接受那些控制其他国家的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据威廉·麦尼尔指出，“无论对伊斯兰教的重新肯定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教派形式，它都更多地意味着否认欧洲和美国对当地社会、政治和道德的影响”。从这种意义上来说，非西方宗教的复兴是非西方社会中反对西方化的最强有力的表现。这种复兴并非拒绝现代性，而是拒绝西方，以及与西方相关的世俗的、相对主义的、颓废的文化。它是非西方社会对所谓的“西方毒化（Westoxification）”的抵制。它是对西方文化独立的宣言，是一个骄傲的声明：“我们将是现代的，但我们不会是你们。”

谢选骏指出：“西方毒化（Westoxification）”就是唯物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毒害。而亨廷顿把“殖民主义的崩溃”叫做“西方的衰落：权力、文化和本土化”——这说明他作为一个欧洲殖民者有其既得利益，因而刻意回避后殖民时代的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文明冲突论”其实就是殖民者对于“后殖民时代”的论述——他们忧虑的是“逆向殖民主义”。

【第五章 经济、人口和挑战者文明】

本土化和宗教的复兴是全球现象。然而，它们在亚洲和伊斯兰世界的文化自我伸张及其文化对西方的挑战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它们是20世纪最后25年中充满生机的文明。伊斯兰的挑战表现为穆斯林世界普遍出现的伊斯兰文化、社会和政治复兴，[万卷书酷ｗｗｗ．Ｊａrtxｔ．ｃOM]以及与此相伴随的对西方价值观和体制的抵制。亚洲的挑战表现在所有的东亚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佛教文明和穆斯林文明——都强调自己与西方的文化差异，有时也强调它们之间的共性，这些共性常常认同于儒教。亚洲人和穆斯林都强调他们的文化优越于西方文化。相比之下，其他非西方文明的人民——印度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可能肯定自己文化的独特性，但在90年代中期却踌躇于宣称自己的文化优越于西方文化。亚洲和伊斯兰有时单独地，有时携手对西方国家表现出日益自信的自我伸张。

在这些挑战的背后存在着相互关联但又不同的原因。亚洲的自信植根于经济的增长；穆斯林的自我伸张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源于社会流动和人口增长。这些挑战中的每一个都正在，并将在进入21世纪后继续对全球政治产生冲击，造成全球政治的极大不稳定。然而这些冲击又有很大区别。中国和其他亚洲社会的经济发展为其政府提供了动力和资源，使其在同其他国家打交道时更苛求。穆斯林国家人口的增长，尤其是15至20岁年龄段人口的膨胀，为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暴动和移民提供了生力军。经济增长增强了亚洲政府的力量；人口增长威胁了穆斯林政府和非穆斯林社会。

亚洲的自我肯定

东亚经济的发展一直是20世纪后半叶世界上最重要的发展。之一。这一进程50年代始于日本，日本曾一度被看成是很大的例外，即一个非西方国家成功地进行了现代化，并成为经济发达的国家。然而经济发展的进程蔓延到了四小虎（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然后到中国、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并正对菲律宾、印度和越南产生影响。这些国家多数保持了川年或10年以上的8％－ 10％或更高的年平均增长率。亚洲同世界之间的贸易也同样持续高速增长，然后是亚洲内部贸易的急剧扩大。亚洲的经济成就与欧洲和美国经济的中速增长以及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的普遍萧条形成了鲜明对比。

例外的不再只是日本，整个亚洲都在成为例外。西方以富有为特征和非西方以欠发达为特征的状况将不会持续到超出20世纪。这种转变的速度是势不可挡的。正如奇索·马赫布巴尼所指出的，英国和美国分别花了58年和47年的时间才使其人均产值翻了一番，而日本做到这一点用了33年时间，印度尼西亚用了17年，韩国用了11年，中国用了10年。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叶中国经济以年平均增长率8％的速度递增，四小虎紧跟其后。（见图5．1）。世界银行1993年宣布，“中华经济区”已成为继美国、日本和德国之后的世界“第四增长极”。根据大多数估计，中国将于21世纪初成为世界上经济最强大的国家。90年代已拥有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国的亚洲，可能到2020年将拥有世界五大经济国中的四个，世界十大经济国中的七个。到那时，亚洲国家可能占全球经济产值的40％以上。大多数经济竞争力强的国家可能都是亚洲国家。即使亚洲经济增长比预期的更早、更突然地放慢速度，已经发生的增长对于亚洲及世界的影响仍是巨大的。

东亚的经济发展正改变着亚洲与西方的均势，具体讲是与美国之间的均势。成功的经济发展给创造出和受益于这一发展的国家带来了自信和自我伸张。财富像权力一样也被看作是优点的证明及道德和文化优越性的显示。当东亚人在经济上获得更大成功时，他们便毫不犹豫地强调自己文化的独特性，鼓吹他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优越于西方和其他社会。亚洲社会越来越无视美国的要求和利益，越来越有能力抵制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的压力。

汤米·高大使1993年注意到，“文化复兴正席卷”亚洲。它包括“自信心日益增长”，这意味着亚洲人“不再把西方或美国的一切看作必然是最好的”。这一复兴表现在亚洲国家日益强调各国独特的文化认同和使亚洲文化区别于西方文化的共性。这种文化复兴的意义体现在东亚两个主要国家与西方文化相互作用的变化上。

当19世纪中叶西方把自己强加于中国和日本时，经过短暂的对基马尔主义的迷恋之后，大多数精英采取了改良主义的战略。随着明治维新，一个有生气的改革家集团在日本掌握了政权，他们学习并借鉴了西方的技术、实践和体制，开始了日本的现代化进程。然而，他们在这样做时采取了保持传统日本文化精髓的方式，它既在许多方面有助于现代化，又使日本有可能于30－40年代求助于、重新阐述和依赖于该文化的要素，以此来唤起对其帝国主义行为的支持和辩护。另一方面，在中国，腐朽的清王朝已无法成功地适应来自西方的冲击。中国被日本和欧洲列强所击败、剥夺和羞辱。1910年清政府垮台，随之而来的是分裂、内战，以及相互竞争的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领袖求助于西方各种相互竞争的观点：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政策、梁启超的自由主义。毛泽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40年代末，那些从苏联引进的观点战胜了从西方舶来的观点——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民主制、基督教，中国被确定为社会主义社会。

在日本，二战中的彻底失败导致了文化的彻底破坏。一位曾深深涉身于日本事务的西方人于1994年评论说，“现在我们非常难以意识到所有的一切——宗教、文化，这个国家精神生活的所有各个方面曾在多大程度上被用来为战争服务。战败是对制度的彻底打击。在他们的头脑中一切都变得没有价值并被抛弃了。”在这个国家，所有与西方有关联的东西，尤其是战胜国美国的东西，都开始被看作是好的和理想的。因此，就在中国效仿苏联时，日本也试图效仿美国。

70年代末，共产主义未能推动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在日本的成功和在其他亚洲社会的日益成功，导致新的中国领导人脱离了苏联模式。10年后苏联的瓦解进一步突出了引进苏联模式的失败。中国人由此面！陆着转向西方还是转向国内的问题。许多知识分子和其他一些人提倡全盘西化，这一趋势在电视系列片（河殇）和竖立在天安门广场的自由女神像上达到了其文化上和流行上的顶峰。然而这种西方取向既没有获得北京几百名决策者的支持，也没有获得生活在农村的8亿农民的支持。全盘西化在20世纪末已不如它在19世纪末那么可行。领导人于是选择了一种新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版本：一方面是实行资本主义和融入世界经济，另一方面是实行政治权威主义和重新推崇传统中国文化，把两者结合起来。这个政权用蓬勃发展的经济提供的行为合法性和中国文化独特性提供的民族主义的合法性，来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的合法性。一位评论家评述说，“天安门事件后的政权热切地接受把中国的民族主义作为合法性的新源泉”，并有意识地激起反美情绪来为自己的权力和行为辩护。一种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就这样产生了，用一位香港领导人1994年的话说就是：“我们中国人有了前所未有的民族感。我们是中国人并为此感到自豪。”在中国，90年代初出现了一种“回复到属于真正的中国东西的普遍愿望，这些东西常常是家长式的、排外的和专制的。在这种历史的重现中，民主就像列宁主义一样不被信任，因为它不过是另一个外国人强加的东西。

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独立地得出了与韦伯类似的结论，把儒教看作是中国落后的根源。20世纪末中国的政治领袖像西方的社会学家一样，赞美儒教是中国进步的根源。80年代中国政府开始提倡对儒教的兴趣，党的领导人宣称它是中国文化的“主流”。当然儒教也为李光耀所热衷，他把儒教看作是新加坡成功的原因，并积极地向世界的其他地方宣扬儒教的价值观。90年代台湾政府宣布自己是“儒教思想的继承者”，李登辉将台湾的民主化归因于中国的“文化遗产”，它可以追溯到唐尧（公元前21世纪）、孔子（公元前5世纪）和孟子（公元前3世纪）。华人领导人无论想要为专制主义还是为民主制辩护，他们都从其共同的中华文化而不是从引进的西方观念中寻求合法性。

与此同时，日本80年代成功的经济发展与人们所察觉到的美国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失败和“衰落”形成了对照，这使日本人日益摆脱了对西方模式的幻想，并越来越相信他们成功的根源一定存在于自己的文化之中。导致了1945年的军事灾难并因此不得不被摒弃的日本文化，至1985年已产生了经济成就，并因此可以被接受了。日本人对西方社会的日益熟悉使他们“认识到作为西方的一员对其本身来说并非那样理想。他们是从自己的制度中得出这一结论的”。尽管明治维新时的日本人采取了“脱离亚洲加入欧洲”的政策，20世纪末文化复兴时的日本人却赞成“疏远美国加入亚洲”的政策。这一趋势首先包括对日本文化传统的重新认同，以及重新伸张那些传统的价值观；其次，也是存在更大疑问的，是努力使日本“亚洲化”。并认同于一般的亚洲文化，尽管日本有其独特的文明。鉴于二次大战后日本与中国相比更认同于西方，又鉴于无论西方怎样衰落，它也不会像苏联那样完全垮台，日本完全摒弃西方的动力远不及中国脱离苏联和西方模式的动力那么大。另一方面，日本文明的独特性、其他国家对日本帝国主义历史的记忆，以及中国在其他亚洲国家中的经济中心地位，对于日本来说也意味着，疏远西方将比与亚洲混合在一起更容易。日本通过重申自己的文化认同，强调了其独特性及与西方文化和其他亚洲文化的差异。

虽然中国和日本在自己的文化中发现了新价值，但它们也共同地更广泛地重申亚洲文化相对于西方而言的一般价值。工业化以及与之伴随着N经济增长导致东亚人别和肌年代清楚地表达了可以被恰当地称作“亚洲的自我肯定”的东西。这个态度总的来说有四个组成部分。

第一，亚洲人相信东亚将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并很快将在经济产值上超过西方，因此与西方相比它在世界事务中将越来越强有力。经济增长在亚洲社会中刺激了一种权力意识以及对自己抵抗西方的能力的肯定。一位日本著名记者于1993年宣称，“美国打喷嚏，亚洲就感冒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一位马来西亚官员补充了这个隐喻：“即使美国发高烧亚洲也不会咳嗽。”另一位亚洲领袖说，亚洲与美国的关系正处于“畏惧时期的结束和反驳时期的开始”。马来西亚副总理断言道：“亚洲的日益繁荣意味着它现在已处于为全球主要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安排提供需认真对待的其他选择的地位了。”东亚人认为，这还意味着西方正迅速失去使亚洲社会在人权和其他价值观上遵循西方标准的能力。

第二，亚洲人相信这种经济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亚洲文化的产物，亚洲文化优越于文化上和社会上颓废的西方文化。在80年代那些令人兴奋的日子里，当时日本人的经济、出口、贸易盈余和外汇储备都在激增，日本人像先于他们的沙特人一样，吹嘘他们的新经济实力，轻蔑地谈起西方的衰落，并把他们的成功和西方的衰落归因于自己文化的优越和西方文化的颓废。90年代初，亚洲胜利论在只能称其为“新加坡文化攻势”的表现中再次清楚地表达出来。从李光耀开始，历届新加坡领导人都鼓吹亚洲相对于西方的崛起，他们还将两者进行对比，并把亚洲成功的原因归于从根本上来讲是儒家文化的亚洲文化的优点——秩序、纪律、家庭责任感。勤奋工作、集体主义、节俭等，而把西方衰落的原因归于自我纵容。懒惰、个人主义、犯罪、教育差、不尊重权威，以及“思想僵化”等，他们认为，为了与东方竞争，美国“需要检讨其社会和政治安排的基本设想，并在此过程中从东亚社会中学习一点东西”。

对东亚人来说，东亚的成功主要是由于东亚文化更强调集体而不是个人。李光耀说，“东亚人（日本人、韩国人、台湾人、香港人和新加坡人）的带有更强群体意识的价值观和实践，在赶超进程中表明是明显宝贵的东西。东亚文化所持的价值观，如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支持了团体的努力，而这对于迅速发展是必要的。”马来西亚总理赞同道，“日本人和韩国人的工作伦理，包括守纪律、忠诚和勤勉，成了他们各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动力。这种工作伦理产生于集体和国家比个人更重要的哲学。”

第三，尽管东亚人意识到亚洲各社会和文明之间的差异，但他们仍认为存在着重要的共性。中国的一位持不同政见者说，其核心是“儒教的价值体系，历史使它增光，该地区的大多数国家都接受它”，特别是它强调节俭、家庭、工作和纪律。同样重要的是它们都摒弃个人主义，盛行“软”独裁或非常有限的民主形式。亚洲社会在面对西方维护这些独特的价值观、促进它们各自的经济利益中，有着共同的利益。亚洲人认为这需要发展新形式的亚洲内部的合作，如扩大东盟和建立东亚经济会议。虽然东亚社会的直接经济利益是继续进入西方市场，但在更长的时期内经济区域主义可能会流行，因此东亚必须日益加强亚洲内部的贸易和投资。特别是日本作为亚洲发展的领导，必须放弃其历史上“非亚洲化和亲西方化”的政策，遵循“再亚洲化的道路”，或更广义地说，促进“亚洲的亚洲化”，这是新加坡的官员们所赞同的道路。

第四，东亚认为，亚洲的发展和亚洲价值观是其他非西方社会在努力赶超西方时应效仿的模式，西方也应采用它以自我更新。东亚人宣称，“盎格鲁一撒克逊发展模式在过去40年里如此受到尊崇，被当作使发展中国家经济现代化和建立一种可行的政洽体系的最好手段。现在它已不起作用了。”东亚模式正在取而代之，从墨西哥、智利到伊朗、土耳其以及前苏联各共和国都在试图学习它的成功经验，正如前几代人试图学习西方的成功经验一样。亚洲必须“把那些具有普遍价值的亚洲价值观传给世界的其他部分……传播这一理想意味着输出亚洲尤其是东亚社会体系”。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有必要促进“太平洋全球主义”，“使亚洲全球化”，并由此“决定性地塑造新世界秩序”。

强大的社会是普世的；弱小的社会是狭隘的。东亚日益增长的自信导致了亚洲普世主义的出现，而普世主义一直是西方的特征。马哈蒂尔总理于1996年对欧洲国家的政府首脑宣称“亚洲价值是普遍的价值，欧洲价值是欧洲的价值”。与亚洲普世主义伴随而来的是亚洲人的“西方学”，它几乎是用西方的东方学曾用来描绘东方时所持的同样的否定态度来描绘西方的。对于东亚人来说，经济繁荣是其道德优越的证明。如果未来某一天印度取代东亚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迅速的地区，那么世界就应当准备对印度文化的优越、种性制度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以及印度如何通过回归本源和克服英帝国主义留下的失去光泽的西方遗产而最终取得文明中名列前茅的位置，进行广泛的专门的研究。物质的成功带来了对文化的伸张；硬权力衍生出软权力。

伊斯兰教的复兴

当经济发展使亚洲变得日益自我伸张时，大批穆斯林却同时转向了伊斯兰教，把它作为认同、意义、稳定、合法性、发展、权力和希望的本源，“伊斯兰教是解决方法”的口号是这种希望的集中体现。伊斯兰复兴运动就其广度和深度来说是伊斯兰文明向西方作调整的最新阶段，它是在伊斯兰教而不是西方的意识形态中寻求“解决方法”的努力。它体现了对现代性的接受，对西方文化的摒弃，以及重新把伊斯兰教作为现代世界中生活的指导来信奉。正如抄特的一位高级官员于 1994年所解释的，“‘引进外国的东西’是好的，如闪光的或高科技的‘东西’。但从其他地方引进的不可捉摸的社会和政治体制可能是有害的——伊朗国王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伊斯兰教对我们来说不只是一种宗教，而且还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们沙特人想要现代化，但不一定要西方化。”

伊斯兰复兴运动是穆斯林为达到此目标所作的努力。它是遍及伊斯兰世界的广泛的知识、文化、社会和政治运动。伊斯兰教的“原教旨主义”通常被视为政治的伊斯兰教，它只是范围更加广泛的伊斯兰教观念、实践和辞藻的复兴，以及穆斯林对伊斯兰教再作贡献的一个组成部分。复兴运动是主流而不是极端的，是普遍的而不是孤立的。

复兴运动影响到了所有国家的穆斯林以及大多数穆斯林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的大多数方面。约翰·艾斯波西多曾写道，

伊斯兰教在个人生活中觉醒的标志有许多：对宗教仪式日益浓厚的兴趣（参加清真寺礼拜、祈祷、斋戒），宗教节目和刊物的广泛传播，更加强调伊斯兰教的装束和价值观，苏菲派（神秘主义）的复苏。这种建立在更广泛基础上的复兴也伴随着在公众生活中重新坚持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取向的政府、组织、法律、银行、社会福利部门和教育机构日益增多。政府和反对派都转向伊斯兰教来提高自己的权威和赢得公众的支持……大多数统治者和政府，包括轻世俗的国家，如土耳其和突尼斯，都开始意识到伊斯兰教的潜在力量，对伊斯兰问题显示出了越来越多的敏感和担忧。

另一位伊斯兰教著名学者阿里·希罗·迪斯苏基也发表了类似的看法，他认为复兴运动包括：重新制定伊斯兰教法以代替西方法律，越来越多地使用宗教语言和标志，扩大伊斯兰教教育（表现在伊斯兰教学校的大量增多和国立学校课程的伊斯兰化），日益遵守伊斯兰教关于社会行为的法规（例如，妇女必须蒙面、禁酒），更多地参加宗教仪式，伊斯兰教组织控制了穆斯林社会中反世俗政府的活动，以及广泛地加强伊斯兰教国家和社会的国际团结。上帝的报复虽然是一种全球现象，但上帝，即安拉，已经在伊斯兰群体中进行了最普遍和最彻底的报复。

就政治表现而言，伊斯兰复兴运动与马克思主义有某种相似之处，它有其经文，是对理想社会的描述，执著于根本的变革，拒绝现行政权和民族国家，以及有从温和的改良主义到暴力革命的不同主张。然而另一个更有用的类比是基督教新教改革。它们都是对现存体制僵化和腐朽的反应；都提倡回复到其更纯正和更苛求的宗教形式；都鼓吹工作、秩序和纪律；都对正在形成的、有生气的中间阶级有吸引力。两者都是复杂的运动，有许多不同的分支，但其中有两支是主要的，即路德教和加尔文主义，什叶派和逊尼派原教旨主义，甚至约翰动D尔文和霍梅尼之间以及他们试图强加于其社会的禁欲纪律都相似。基督教改革和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核心精神都是根本的改革。一位清教牧师宣称，“改革必须是普遍的……改革所有的地方、所有的人和职业；改革法官、低劣的执法者……改革大学，改革城市，改革国家，改革劣质学校，改革斋日，改革宗教仪式、对上帝的礼拜。”图拉比也作了类似的断言：“这种觉醒是全面的——它不仅是关于个人虔诚；它不仅是知识的和文化的，也不仅是政治的，它是这些的总和，是对社会从上到下的全面重建。”忽视20世纪末伊斯兰教复兴运动对东半球的政治影响，就等于忽视16世纪末新教改革对欧洲的政治影响。

伊斯兰教复兴运动在一个关键方面与基督教改革不同。后者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北欧；总的来说，它在西班牙、意大利。东欧和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土上几乎没有取得进展。相比之下，复兴运动遍及了几乎所有穆斯林社会，从70年代开始，伊斯兰教的标志、信仰、习俗、体制、政策和组织就赢得了从摩洛哥到印度尼西亚，从尼日利亚到哈萨克斯坦的全世界1亿穆斯林越来越多的信奉和支持。伊斯兰化倾向首先发生在文化领域，然后继续扩展到社会和政治领域。知识分子和政治领袖，无论是否喜欢它，都不能忽视它，或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避免适应它。彻底的大一统总是危险的且常常是错误的，然而，有一点似乎被证明是合理的。1995年，除伊朗外，每个穆斯林人口占优势的国家在文化、社会和政治上都比15年前更伊斯兰化和伊斯兰主义化。

在大多数国家，伊斯兰化的核心要素是伊斯兰社会组织的发展以及伊斯兰教团体对现存组织的控制。伊斯兰主义者特别关注建立伊斯兰教学校和在国立学校中扩大伊斯兰教的影响。实际上伊斯兰教团体造就了伊斯兰的“市民社会”，它在范围和活跃性上相当于、超过、而且常常取代世俗文明社会中常见的脆弱体制。在埃及，1990年初伊斯兰教组织建立了一个广泛的组织网络，它填补了政府留下的空白，给大量埃及穷苦人民提供了卫生、福利、教育和其他服务。1992年开罗地震后，这些组织“几小时之内就出现在街头，分发食品和毛毯，而政府的救援工作却延迟了”。在约旦，穆斯林兄弟会自觉地遵循发展“伊斯兰共和国的社会和文化基础设施”的政策，至90年代初，在这个仅有400万人口的小国家，开设了1所大医院、20个诊所、40所伊斯兰教学校、120个古兰经学习中心。在相邻的西岸和加沙地带，伊斯兰教组织建立和经管了“学生会、青年组织，以及宗教、社会和教育协会”，包括从幼儿园到一所伊斯兰教大学的各类学校，诊所、孤儿院、养老院，以及一个伊斯兰司法和仲裁系统。70和80年代，伊斯兰教组织扩展到整个印度尼西亚。到80年代初，最大的一个名叫穆罕默迪亚（Muhhammadijah）的拥有6O0万名成员的组织，组成了一个“世俗国家内部的宗教福利国家”，并通过一个精心建立的包括学校、诊所、医院和大专院校的网络，为全国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服务。在这些以及其他穆斯林社会里，伊斯兰主义组织虽然被法令禁止从事政治活动，但却提供着堪与20世纪初美国的政治机构相比的社会服务。

伊斯兰复兴运动在政治上的表现不如其在社会和文化上的表现普遍，但它们仍然是20世纪最后25年穆斯林社会中唯一最重要的政治事态发展。对伊斯兰教运动的政治支持的程度和构成，因国家而不同。然而存在着某种广泛的趋势。总的说来，这些运动没有得到农村的精英、农民和年长者的支持。像其他宗教中的原教旨主义者一样，伊斯兰主义者的绝大多数是现代化进程的参与者和这一进程的产物。他们是流动的、现代取向的较年轻的人口，大部分来自三个群体。

如大多数革命运动一样，伊斯兰主义运动的核心成分是学生和知识分子。在大多数国家，原教旨主义者控制学生会和其他类似组织，是政治伊斯兰化进程的第一阶段。70年代，在埃及、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大学里出现了伊斯兰主义的“突破”，然后转到了其他穆斯林国家。伊斯兰主义的吸引力在技术院校、工程人员和科研人员中尤其强大。90年代在沙特阿拉伯、阿尔及利亚和其他地方，“第二代本土化”表现在使用本国语言受教育的大学生的比例越来越高，他们因此日益受到伊斯兰主义的影响。（注。。）伊斯兰主义者对妇女也常常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如在土耳其，老一代的世俗主义妇女和她们伊斯兰教取向的女儿和孙女、外孙女之间就存在着明显的界线。一项对埃及伊斯兰教团体的好战领导人的研究发现他们有五大特征，这些看起来也是其他国家伊斯兰主义者的典型特征。他们年轻，大多数是 20和30多岁；80％的人是大学生或研究生；半数以上来自精英院校或来自智力要求最高的技术专业领域，如医学和工程领域；70％以上的人来自下层中间阶级，即“中等而不贫穷的背景”，是他们家庭中第一代受到高等教育的人；他们在小城镇或农村度过童年，但成了大城市的居民。

学生和知识分子组成了伊斯兰运动中好战的骨干和突击队，城市中间阶级构成了大多数活跃分子。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人来自通常被称作“传统的”中向阶级的群体：商人、经纪人、小业主、小贩。他们在伊朗革命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并为阿尔及利亚、土耳其和印度尼西亚的原教旨主义运动提供了重大支持。然而原教旨主义者在更大程度上属于中间阶级中更“现代”的部分。伊斯兰主义积极分子“可能包括受过最好教育的、最聪明的各类年轻人中多得不成比例的数量”，包括医生、律师、工程师、科学家、教师和文官。

伊斯兰运动拥护者的第三个主要成分是新近移居城市的人。刀至80年代整个伊斯兰世界城市人口的比例急剧增长。涌入正在衰败的常常是原来的贫民区的城市移民，需要伊斯兰组织提供的社会服务，并成为其受益者。此外，欧内斯特·格尔纳指出，伊斯兰教为这些“新迁移的民众”提供了“体面的身分”。在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开罗和艾斯尤特，阿尔及尔和非斯，以及在加沙地带，伊斯兰主义党派成功地组织并吸引了“被踩确和被剥夺的人们”。奥利弗·罗伊说，“革命的伊斯兰大众”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是新来到城市的几百万农民，他们使穆斯林大都市的人口增加了3倍”。

至90年代中期只有伊朗和苏丹是明确的伊斯兰政府掌权。少数几个穆斯林国家，如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存在着主张某种民主合法性的政权。其他40个穆斯林国家的政府绝大多数是非民主的：君主政体、一党制、军事政权、个人独裁或上述这几种情况的综合，通常建立在一个有限的家族、部族或部落的基础之上，在一些情况下严重依赖于外国的支持。摩洛哥和沙特阿拉伯的政权试图援引某种形式的伊斯兰合法性。然而这些政府大多数缺少根据伊斯兰的、民主的或民族主义的价值观来为其统治辩护的任何基础。用克莱门特·亨利·莫尔的话来说，它们是“地堡式的政权”，是压制性的、腐败的、脱离其社会的需要和渴望的政权。这样的政权可能会维持长久，它们不一定会垮台。然而在现代世界，它们改变或垮台的可能性很大。因而90年代中期的一个中心问题便涉及到可能的替代性选择：它们的继任者将是谁或什么？ 90年代中期在几乎所有国家，最有可能的继任政权是伊斯兰政权。

70和80年代，一股民主化浪潮席卷了整个世界，包括几十个国家。这股浪潮对穆斯林社会有所冲击，但是冲击有限。当民主运动获得力量并在南欧、拉丁美洲、东亚外围和中欧取得政权时，伊斯兰运动同时也在穆斯林国家获得了力量。伊斯兰主义在职能上代替了基督教社会中反独裁主义的民主运动，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相似的原因所造成的：社会动员，独裁政权失去了行动的合法性，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包括原油价格上涨，它在穆斯林世界鼓励的不是民主潮流而是伊斯兰主义。教士、牧师和一般信徒的宗教团体在基督教社会里的反对独裁政权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伊斯兰群体、以清真寺为基础的宗教团体以及伊斯兰主义者在穆斯林社会中也起了类似的反对作用。教皇是结束波兰共产主义政权的主要力量，阿亚图拉则是推翻伊朗国王政权的主要力量。

80和90年代，伊斯兰主义运动主导并常常垄断穆斯林社会中政府的反对派。它们的力量部分是因反对派缺乏选择余地造成的。左派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失去了信誉，然后又受到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瓦解的严重削弱。自由、民主的反对集团存在于大多数穆斯林社会，但它们通常仅限于数量有限的知识分子和其他有西方根基或联系的人。除个别例外，自由民主主义者无法在穆斯林社会中取得持久而广泛的支持。甚至伊斯兰自由主义也不能站稳脚跟。福弟·阿加米评论道，“在一个又一个的穆斯林社会里，撰写关于自由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传统，就是在写承担了成功可能性很小的责任后便失败了的人的讣告。”自由民主制在穆斯林社会的普遍失败，是从19世纪末以来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反复出现的现象。这种失败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社会对西方自由观念的冷淡态度所致。

伊斯兰运动成功地主导了反对派，并成功地使自己成为现存政权唯一可行的替代物，这种成功也得到那些政权政策的很大帮助。冷战期间时而有许多政府，包括阿尔及利亚、土耳其、约旦、埃及和以色列，鼓励和支持伊斯兰主义者抵制共产主义或敌对的民族主义运动。至少直到海湾战争之前，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海湾国家向各类国家的穆斯林兄弟会和伊斯兰主义集团提供了巨额资助。伊斯兰集团主导反对运动的能力也由于政府对世俗反对运动的镇压而增强了。原教旨主义的力量一般与世俗的民主政党或民族主义政党的力量成反比，而其力量在诸如摩洛哥和土耳其那样的允许某种程度多党竞争的国家比在那些镇压所有反对派的国家要弱。然而世俗反对派比宗教反对派更容易受到镇压。后者可以在清真寺、福利组织、基金会和其他政府感到不能镇压的穆斯林机构组成的网络内部或背后活动。自由民主主义者没有这样的保护层，因此更容易被政府控制或清除。

为了预先控制伊斯兰主义趋势的增长，一些国家的政府扩大了在国家所控制的学校里的宗教教育，而这种教育常常受到伊斯兰主义教师或观点的支配，政府还扩大了对宗教机构和宗教教育机构的支持。这些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政府信奉伊斯兰教的证据，而且政府通过对它们的资助，扩大了对伊斯兰教机构和教育的控制。然而这些也导致了大量学生和人们接受伊斯兰价值观的教育，使他们更容易接受伊斯兰主义的号召和受为伊斯兰主义目标而奋斗的好战的毕业生的吸引。

复兴运动的力量和伊斯兰主义运动的号召力导致政府提倡伊斯兰制度和习俗，并把伊斯兰的象征和习俗纳入了其政权。在最广泛的层次，这意味着确认或再确认它们国家和社会的伊斯兰特征。70和80年代，政治领袖急于使其政权和自己认同于伊斯兰教。约旦国王侯赛因确信世俗政府在阿拉伯世界几乎没有前途，他谈到建立“伊斯兰民主”和“使伊斯兰教现代化”的必要。摩洛哥国王哈桑强调他是穆罕默德的子孙和他作为“信徒的指挥官”的角色。文莱的苏丹先前并不因推崇伊斯兰习俗而知名，后来却变得“日益虔诚”，并把他的政权确定为“马来人的穆斯林君主政体”。突尼斯的本·阿里开始经常地在演讲中祈求安拉保佑，并“把自己包裹在伊斯兰的长袍下”，以制约伊斯兰教集团日益增长的吸引力。90年代初苏哈托明确采取了“更加穆斯林化”的政策。在孟加拉国，“世俗主义”原则于70年代中期被从宪法中删除；到90年代初，土耳其世俗的、基马尔主义的认同首次面；临严重挑战。向了突出自己对伊斯兰教的信奉，政府领袖如奥扎尔，苏哈托，卡里莫夫，都急于去朝圣。

穆斯林国家的政府也按照伊斯兰化的法律行事。在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法律概念和习俗被纳入了世俗法律体系。相比之下，马来西亚由于拥有大量非穆斯林人口，因而实行了两套相互独立的法律体系，一套是伊斯兰教的，另一套是世俗的。在巴基斯坦，齐亚·哈克将军执政期间，政府进行了广泛的努力以使法律和经济伊斯兰化。它引入了伊斯兰教的刑罚制度，建立了伊斯兰教教法法庭体系，伊斯兰教教法被宣布为该国的最高法律。

像其他全球宗教复兴的表现一样，伊斯兰教的复兴既是现代化的产物，也是把握现代化的努力。其潜在原因是那些造成非西方社会的本土化趋势的一般因素：城市化，社会动员，识字率和教育水平的提高，通讯和媒体应用的加强，与西方和其他文化的相互作用的扩大。这些发展破坏了传统的乡村和氏族纽带，造成了异化和认同危机。伊斯兰教的象征、信奉和信仰满足了这些心理需要，伊斯兰福利组织满足了穆斯林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文化和经济需要。穆斯林感到需要回复到伊斯兰教的观点、习俗和体制，为现代化提供指导方向和动力。

人们认为，伊斯兰教的复兴也是“西方权力和特权衰落的产物……当西方放弃了其全盘支配地位后，它的理想和体制也失去了光彩”。更具体地说，复兴运动为7O年代的石油繁荣所刺激和推动，它大大地增加了许多穆斯林国家的财富和权力，并改变了它们与西方之间存在的支配和从属关系。正如约翰·凯利当时所评论的，“对沙特人来说，使西方人遭受屈辱的惩罚无疑使其倍感满意；因为这些惩罚不仅是沙特阿拉伯权力和独立的表现，而且也正像他们想要显示的那样，显示了他们对基督教的轻蔑和伊斯兰教的杰出。石油资源丰富的穆斯林国家的行为“如果放在其历史的、宗教的、种族的和文化的环境里，就不过是使基督教的西方屈从于穆斯林的东方的大胆尝试”。沙特、利比亚和其他国家的政府用它们的石油财富来刺激和资助穆斯林的复兴，穆斯林的财富导致它们由对西方文化的狂热转向倾心于自己的文化，并愿意在非伊斯兰社会中坚持伊斯兰教的地位和重要性。正如西方的财富以前被看作西方文化优越的证据一样，现在石油财富也被看作是伊斯兰教优越的证据。

石油涨价所提供的动力80年代开始消失，但人口增长是一个持续的动力。东亚的崛起被惊人的经济增长率所推动，而伊斯兰教的复兴是被同样惊人的人口增长率所推动。伊斯兰国家人口的膨胀，尤其是在巴尔干、北非、中亚，大大超过了其邻近国家和世界的一般水平。1965至1990年，全球总人口从33亿增加到53亿，年增长率为1.85％。穆斯林社会的增长率几乎总是在2.0％以上，常常超过2． 5％，有时达3． 0％以上。例如，1965至1990年，马格里布地区人口的年增长率为2．65％，从2，980万人增加到5，900万人，阿尔及利亚人口以每年3．0％的比率递增。同一时期，埃及人口的增长率为2．3％，由2，940万增加到5，240万。在中亚，1970－1993年间，塔吉克斯坦的人口增长率为2．9％，乌兹别克斯坦为26％，土库曼斯坦为25％，吉尔吉斯斯坦为1．9％，但人口几乎有一半是俄罗斯人的哈萨克斯坦增长率仅为1．1％。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年人口增长率超过2．5％，而印度尼西亚年增长率是2．0％以上。总之，正如我们所提到的， 1980年穆斯林可能构成世界人口的18％，而在2O00年可能将超过20％，在2025年达到30％。

马格里布地区和其他地方的人口增长率已达到顶峰并正开始下降，但人口增长的绝对数仍将很大，在整个21世纪上半叶人们都将感觉到这一增长的影响。未来若干年里，穆斯林人口中年轻人口多得将不成比例，十几岁和二十几岁的人口出现了引人注目的激增（图5．2）。此外，这个年龄组的人将大部分是城市人口，并且至少受过中等教育。人口规模与社会动员的这一结合具有三个重大的政治后果。

首先，青年人是反抗、不稳定、改革和革命的主角。历史上，存在着大批年轻人的时期往往与发生这类运动的时期重合。据说，“基督教新教改革是历史上杰出的青年运动的范例之一。”杰克·戈德斯通曾令人信服地论证说，人口增长是17世纪中叶和18世纪末发生在欧亚大陆的两次革命浪潮中的主要因素。（注。。）西方国家青年人口引人注目的扩大与18世纪最后几十年的“民主革命时代”在时间上相吻合，19世纪成功的工业化和向外移民减轻了欧洲社会青年人。对政治的冲击。然而 20世纪 20年代年轻人的比例再度增长，为法西斯和其他极端主义运动提供了生力军。40年之后，二次大战后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一代人在60年代的示威和反抗中发挥了政治影响。

伊斯兰青年在伊斯兰教复兴中打上了自己的印记。随着70年代复兴运动的发端及其在SO年代的加强，主要穆斯林国家的青年人比例（即15－24岁的人）大大增长，并开始超过总人口的20％。在许多穆斯林国家，青年人口的激增在70年代和80年代达到了顶峰；在其他国家将于下世纪初达到顶峰（表5．1）。所有这些国家实际的或预测的高峰，除了一个例外，均在20％以上；预计沙特阿拉伯青年人口的增长在21世纪头10年达到高峰之前不会停止。这些青年人为伊斯兰教组织和政治运动提供了生力军。或许并非完全巧合的是伊朗人口中年轻人的比例在70年代急剧增长，在70年代后半期达到20％，而1979年恰好发生了伊朗革命；90年代初阿尔及利亚的这一数字也达到了这个高度，此时正值伊斯兰主义的伊斯兰拯救阵线赢得公众支持取得了选举的胜利。穆斯林青年人口的膨胀也出现了潜在的重大的地区差异（图5．3）。尽管必须谨慎地对待数据，但预计波斯尼亚和阿尔巴尼亚青年人口的比例在世纪之交将急剧下降。另一方面，青年人口的激增在海湾国家将仍然会很高。1988年沙特阿拉伯王储阿卜杜拉说，对他的国家构成最大威胁的是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在青年人中的兴起。）根据这些预测，这种威胁将持续到21世纪。

表5.1 穆斯林国家青年人口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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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 80年代 90年代2000－2009年2010－2019年

皮斯尼亚 叙利亚阿尔及利亚塔吉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巴林 阿尔巴尼亚伊拉克土库曼斯坦 马来西亚

阿联酋 也门约旦埃及 巴基斯坦

伊朗 土耳其摩洛哥伊朗 叙利亚

埃及 突尼斯孟加拉国沙特阿拉伯 也门

哈萨克斯坦 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科威特 约旦

马来西亚 苏丹 伊拉克

吉尔吉斯斯坦

阿曼

塔吉克斯坦

利比亚

土库曼斯坦

阿富汗

阿塞拜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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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4岁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达到高峰或预计达到高峰（几乎总是大于20％）的10年。在一些国家这个比例的高峰出现两次。

资料来源：见图5.2。

在一些主要的阿拉伯国家（阿尔及利亚、埃及、摩洛哥、叙利亚、突尼斯）20岁出头、寻找工作的青年人数量的扩大将持续到2010年左右。与1990年相比，在突尼斯，进入就业市场的就业者将增加30％；在阿尔及利亚、埃及和摩洛哥增长约50％；在叙利亚将超过100％。阿拉伯社会识字人口的迅速增多造成了有文化的年轻一代和很大程度上没文化的老一代之间的鸿沟，因此“知识和力量之间的分离”可能“会使政治系统处于紧张状态”。

更多的人口需要更多的资源，因此来自人口密集和人口迅猛增长的社会的人们倾向于向外扩张，占领领土，向其他人口变动较小的民族施加压力。伊斯兰人口增长于是成为造成沿伊斯兰世界边境的穆斯林和其他民族之间冲突的主要因素。人口压力与经济萧条交织在一起，促进了穆斯林向西方和其他非穆斯林社会移民，使移民问题成为那些社会的突出问题。一个文化中人口的迅速增长与另一文化中人口的缓慢增长或停滞同时出现，会对双方社会的经济和政治调整产生压力。例如，70年代，前苏联的人口比例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穆斯林人口增长了24％，而俄罗斯人口仅增长了6．5％，这在中亚共产党领导人中引起了极大的关注。（注。幻同样，阿尔巴尼亚人的数量迅速增长也难以让塞尔维亚人、希腊人或意大利人放心。以色列人关注巴勒斯坦人的高增长率；西班牙本身的人口年增长率不到0．2％，它感到不安的是，它的马格里布邻国的人口增长速度是西班牙的10倍以上，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是西班牙的大约十分之一。

挑战的变化

任何社会都不能无限期地维持两位数的经济增长，亚洲经济的繁荣将于21世纪初的某个时间稳定下来。日本经济增长率于70年代中期大大下降，此后也没有明显地高出美国和欧洲国家。其他出现亚洲“经济奇迹”国家的增长率也会下降，接近于综合经济中保持的“正常水平”。同样，任何宗教复兴或文化运动都不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在某一时刻伊斯兰复兴运动将平息或消失在历史中，如果为其提供人力的人口推动力在ZI世纪的前20和30年减弱，那它就极有可能发生。到那时，好战者、老战士和移居者的队伍将缩小，伊斯兰世界内部的和穆斯林同其他民族（见第十章）之间的大规模冲突可能会减少。伊斯兰世界和西方的关系虽不会变得密切，但冲突会减少，准战争（见第九章）可能会让位于冷战，甚至可能是冷和平。

亚洲的经济发展将留下一份遗产，即更富有、更综合的经济，对国际事务相当多的参与，成功的资产阶级和富裕的中间阶级。这些可能导致更多元化的和可能更民主的政治，然而这种民主政治未必更亲西方。相反，力量的增强将促使亚洲在国际事务中继续维护自己的权力，并努力以与西方不同的方式指导全球趋势，脱离西方的模式和规则而重塑国际体制。伊斯兰教的复兴像包括基督教改革的同类运动一样，也将留下重要的遗产。穆斯林将更深刻地意识到他们所共有的东西和把他们区分于非穆斯林的东西。新一代的领导人不一定是原教旨主义者，但将比他们的前辈更信奉伊斯兰教。本土化将加强。复兴运动将在社会内外留下一个伊斯兰主义的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组织构成的网络。复兴运动也将表明伊斯兰教是对道德、认同、意义和信仰问题的“解决方法”，但并不是对社会公正、政治压制、经济落后和军事弱小问题的解决方法。这些失败可能会产生对充当政治角色的伊斯兰教的广泛的幻想破灭，产生对其不利的反应并导致寻求对这些问题的替代的“解决方法”。可以想见，甚至可能出现更强烈的反西方的民族主义，为伊斯兰的失败而谴责西方。或者，如果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经济继续发展，它们可能会在发展方面提供一个“伊斯兰模式”，以此与西方和亚洲的模式相竞争。

无论如何，未来几十年亚洲经济的增长将产生使西方所支配的现存国际秩序不稳定的深刻影响，如果中国经济继续发展，还将使各文明的均势发生巨大变化。此外，印度可能开始实现经济的迅速发展，并作为影响世界事务的一大竞争者而出现。同时，穆斯林人口的增长将成为使穆斯林社会及其邻国不稳定的因素。大量受过中等教育的青年人将继续为伊斯兰教的复兴提供人力，并助长穆斯林的好战性、军国主义和移民。结果，在21世纪最初几年可能会发生非西方力量和文化的持续复兴，以及非西方文明的各民族与西方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冲突。

谢选骏指出：在“经济、人口和挑战者文明”这样的标题之下，亨廷顿又从刚刚冒头的“文化”清醒之中昏庸过去了，再次重蹈进入了他自己臆造的“文明”。

他的“文明冲突论”其实就是殖民者对于“后殖民时代”的论述——他们忧虑“逆向殖民主义”的反攻倒算。

【第六章 全球政治的文化重构】

寻求结盟：认同的政治

由于现代化的激励，全球政治正沿着文化的界线重构。文化相似的民族和国家走到一起，文化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则分道扬镳。似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确定的结盟让位于以文化和文明确定的结盟，重新划分的政治界线越来越与种族、宗教、文明等文化的界线趋于一致，文化共同体正在取代冷战阵营，文明间的断层线正在成为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界线。

冷战时期，一个国家可以不结盟，许多国家是这样；也可以改变结盟，从一方倒向另一方，有些国家是这样。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可以根据他们对安全利益的认识、对均势的估计及意识形态的优先考虑来作出选择。然而，在新的世界中，文化认同是一个国家结盟或对抗的主要因素。尽管一个国家在冷战中可以避免结盟，但它现在不可能没有认同。“你站在哪一方？”的问题被更基本的“你是谁？”的问题所取代，每个国家都必须作出回答。文化认同的答案确定了该国在世界政治中的位置、它的朋友和它的敌人。

90年代爆发了全球的认同危机，人们看到，几乎在每一个地方，人们都在问“我们是谁？”“我们属于哪儿？”以及“谁跟我们不是一伙儿？”这些问题不仅对那些努力创建新的民族国家的人民来说是中心问题，例如在前南斯拉夫，对更一般的国家来说也是中心问题。90年代中期，激烈讨论民族认同问题的国家还有：阿尔及利亚、加拿大、中国、德国、英国、印度、伊朗、日本、墨西哥、摩洛哥、俄罗斯、南非、叙利亚、突尼斯、土耳其、乌克兰和美国。当然，认同问题在由大量不同文明背景的人组成的分裂国家中尤其突出。

在处理认同危机时，对人们来说，重要的是血缘、信仰、忠诚和家庭。人们与那些拥有相似的祖先、宗教、语言、价值观、体制的人聚集在一起，而疏远在这些方面的不同者。冷战时期，在欧洲，文化上属于西方一部分的奥地利、芬兰和瑞典曾不得不离开西方，成为中立国家；现在它们则能够加入在文化上有亲缘关系的欧洲联盟。前华沙条约组织的天主教和新教国家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将逐渐成为欧洲联盟和北约的成员国，波罗的海各共和国排在它们后面。欧洲大国明确表示，它们不想让作为一个穆斯林国家的土耳其加入欧洲联盟，对欧洲大陆上出现第二个穆斯林国家波斯尼亚也很不高兴。在北方，苏联的完结刺激了波罗的海诸国家间以及波罗的海国家、瑞典和芬兰之间新式的（或旧式的）结盟的出现。瑞典首相直截了当地提醒俄罗斯，波罗的海各共和国是瑞典的“近邻”，如果俄罗斯进攻它们，瑞典不能恰守中立。

在巴尔干地区也出现了类似的结盟。冷战期间，希腊和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是华沙条约成员国，而南斯拉夫是不结盟国家，阿尔巴尼亚是时而乍中国结盟的孤立国家。现在，冷战中的结盟让位于植根于伊斯兰教和东正教的文化结盟。巴尔干的一些领导人要确立希腊一塞尔维亚一保加利亚的东正教联盟。希腊总理声称，“巴尔干战争使东正教联盟的纽带显现出来……这是一种联结纽带，过去它潜伏着，随着巴尔干事态的发展，它具有了一些实际意义。在一个流动性很大的世界里，人们正在寻求认同和安全。人们在寻找根和联系以防御未知的危险。”这些观点反映在塞尔维亚的主要反对党领导人的言辞中：“东南欧的局势不久将要求形成一个包括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希腊在内的东正教国家的新的巴尔干联盟，以反抗伊斯兰的侵犯。”环顾北边，东正教的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在处理与天主教匈牙利关系的共同问题上紧密合作。随着苏联威胁的消失，当希腊和土耳其在爱琴海和塞浦路斯、在它们的军事均势、它们在北约和欧洲联盟中的作用以及与美国的关系等问题上的冲突加剧的时候，这两个国家的“不自然”的联盟实质上变得毫无意义了。土耳其重申了它作为巴尔干穆斯林保护人的角色，并对波斯尼亚提供支持。在前南斯拉夫，俄罗斯支持东正教的塞尔维亚，德国鼓励天主教的克罗地亚，穆斯林国家联合支持波斯尼亚政府，塞尔维亚人与克罗地亚人、波斯尼亚穆斯林及阿尔巴尼亚穆斯林交战。总的说来，所有的巴尔干人又一次沿着宗教的界线而巴尔干化。正如米沙·格伦尼所说：“正在形成两个轴心，一个穿着东正教的长袍，另一个戴着伊斯兰的面纱”，而且“在贝尔格莱德-雅典轴心与阿尔巴尼亚-土耳其轴心之间”可能存在着“越来越尖锐的争夺影响力的斗争”。

与此同时，在前苏联境内，东正教的白俄罗斯、摩尔多瓦和乌克兰倾向于俄罗斯，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彼此开战，而它们各自的俄罗斯亲族与土耳其亲族则试图一面支持它们，一面抑制冲突。俄罗斯军队在塔吉克斯坦与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开战，在车臣与穆斯林的民族主义者交火。前苏联的各穆斯林共和国正竭力发展它们之间的各种形式的经济政治合作，并扩大它们与穆斯林邻国的联系；而土耳其、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为发展与这些新国家的关系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在南亚次大陆，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问题及它们之间的军事均势问题上仍然是死对头，它们在克什米尔的战斗加剧了，而在印度内部，又出现了穆斯林和印度教原教旨主义者之间的新冲突。

东亚是六种不同文明的人民的家园，在那里出现了扩充军备的势头，区域争端突出起来。三个较小的华人地区和国家——台湾、香港、新加坡，以及东南亚的海外华人团体越来越倾向于、介入或依赖于大陆中国。朝鲜和韩国虽然犹犹豫豫但还是有意走向统一。在东南亚国家中，以穆斯林为一方，华人和基督徒为另一方的双方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有时甚至发展成暴力冲突。

在拉丁美洲，经济联盟——南方共同市场、安第斯条约集团。三国集团（墨西哥、哥伦比亚、委内瑞拉）、中美洲共同市场——获得了新生，重新证明了欧洲联盟已极其生动地揭示的一点：当经济一体化建立在共同文化基础上时，它就走得更快更远。同时，美国与加拿大力图把墨西哥拉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一协定的长期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墨西哥是否能够在文化上重新确认它属于北美而不是属于拉丁美洲。

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各国开始建立新的并重新恢复了旧的对抗和联盟关系。它们一直在寻求结成集团，并在寻找那些具有相似文化和相同文明的国家集团。政治家呼唤，公众认同那些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大”文化共同体，包括“大塞尔维亚”、“大中华”、“大土耳其”、“大匈牙利”、‘二大克罗地亚”、“大阿塞拜疆”、“大俄罗斯”、“大阿尔巴尼亚”、“大伊朗”和“大乌兹别克斯坦”。

政治和经济联盟会与文化和文明的联盟永远相一致吗？当然不会。均势的考虑有时会导致跨文明的结盟，例如，当法国国王弗兰西斯一世联合奥斯曼土耳其人对抗哈布斯堡王朝的时候，情况就是这样。此外，在一个时代形成的服务于国家目的的联盟形式会在新时代延续下去。然而，它们可能会变得更虚弱、更没有意义，因而必须调整以适应新时代的需要。毫无疑矿希腊和土耳其仍将是北约成员国，但它们与其他北约国家的关系可能会削弱。美国与日本、韩国的联盟，它与以色列事实上的联盟以及与巴基斯坦的安全关系也是这样。像东盟那样的多文化的国际组织在保持一致性方面，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困难。像印度和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在冷战时期分别是不同超级大国的伙伴，现在则重新确定它们的利益，寻求反映它们文化政治现实的新的合作。曾依赖西方支援以对抗苏联影响的非洲国家，正日益转向南非，寻求它的领导和援助。

为什么文化共性促进人们之间的合作和凝聚力，而文化的差异却加剧分裂和冲突？

首先，每个人都有多种认同，它们可能会互相竞争或彼此强化，如亲缘关系的、职业的、文化的、体制的、地域的、教育的、党派的、意识形态的及其他的认同。一个方面的认同可能与另一个方面的认同发生冲突：一个经典性的例子是，1914年德国工人不得不在认同国际无产阶级还是认同德意志人民和帝国之间作出选择。在当代世界，文化认同与其他方面的认同相比，其重要性显著增强。

单一方面的认同通常在直接的面对面的层面上最有意义。然而，狭隘的认同不一定与广泛的认同发生冲突。一个军官可以从体制上认同他的连队、团、师和军种。同样，一个人可以从文化上认同他或她的部族、种族、民族、宗教和文明。较低层面的文化认同的日益凸显可能会使其在较高层面也更加凸显。正如伯克所说：“对整体的爱不会因对一排人次要的偏爱而消失……，爱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所属于的这一小排人，是博爱的第一原则（正如过去一样，它是博爱的幼芽）。”在一个文化有其重要性的世界里，排就是部族和种族群体，团就是民族，兵种就是文明。全世界的人在更大程度上根据文化界线来区分自己，意味着文化集团之间的冲突越来越重要；文明是最广泛的文化实体；因此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冲突就成为全球政治的中心。

其次，正如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中所论证的，文化认同的日益凸显很大程度是个人层面上社会经济现代化的结果，这一层面上的混乱和异化造成了对更有意义的认同的需要；在社会层面上，非西方社会能力和力量的提高刺激了本土认同和文化的复兴。

第三，任何层面上的认同（个人的、部族的、种族的和文明的）只能在与“其他”——与其他的人、部族、种族或文明——的关系中来界定。历史上，相同文明的国家或其他实体之间的关系有异于不同文明的国家或实体之间的关系。对待“像我们”的人的指导原则与对待不同于我们的“野蛮人”的指导原则是截然不同的。基督教国家彼此打交道的原则不同于它们与土耳其人和其他“异教徒”打交道的原则。穆斯林对待伊斯兰国家的人与对待敌对国家的人的态度也不相同。中国人对待华裔的外国人与对待非华裔的外国人的方式大不一样。人类历史上始终存在着文明的“我们”与文明之外的“他们”。文明之内的行为与文明之外的行为的差别来源于：

1、对被看作与我们大相径庭的人的优越感（和偶尔的自卑感）；

2、对这种人的恐惧和不信任；

3、由于语言和文明行为的不同而产生的与他们交流的困难；

4、不熟悉其他民族的设想、动机、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

在当今世界，交通和通讯的改善导致了不同文明的人民之间更频繁、更强烈、更对称、更全面的相互作用，结果是他们的文明认同越来越显著。法国人、德国人、比利时人和荷兰人越来越把自己看作是欧洲人。中东的穆斯林认同并联合支持波斯尼亚人和车臣人。整个东亚的华人都认为他们的利益与中国大陆的利益一致。俄罗斯人认同并支持塞尔维亚人和其他东正教的民族。这些更广泛的文明认同意味着更深刻地意识到文明之间的差异以及必须保护把“我们”区别于“他们”的那些特性。

第四，不同文明国家和集团之间的冲突的根源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总是产生集团之间冲突的东西：对人民、领土、财富、资源和相对权力的控制，也就是相对于另一个集团对自己所能做的而言，将自己的价值、文化和体制强加于另一个集团的能力。然而，文化集团之间的冲突也可能涉及文化问题。马列主义和自由民主之间的世俗的意识形态分歧即使不能解决，至少也可以加以讨论。物质利益的分歧可以谈判，并常常可以通过妥协来解决，而这种方式却无法解决文化问题。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木可能通过双方都各自建一个自己的寺庙和清真寺或都不建，或建一个既是清真寺又是寺庙的调和信仰的建筑，来解决是否应当在阿约提亚建一个清真寺或寺庙的问题。阿尔巴尼亚的穆斯林和东正教塞尔维亚人之间关于科索沃的争端，或以色列人与阿拉伯人之间关于耶路撒冷的争端，可能看来是一个直接的领土问题，但它们也都不可能轻易得到解决，因为对于双方来说，那些地方都有深刻的历史、文化、感情的意义。同样，法国当局或穆斯林学生家长都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妥协，即：允许女生在校期间每隔一天穿戴一次穆斯林服饰。像这类的文化问题答案只有是或不是。

第五点也是最后一点，是冲突的普遍性。憎恨是人之常情。为了确定自我和找到动力，人们需要敌人：商业上的竞争者、取得成功的对手、政治上的反对派。对那些与自己不同并有能力伤害自己的人，人们自然地抱有不信任，并把他们视为威胁。一个冲突的解决和一个敌人的消失造成了带来新冲突和新敌人的个人的。社会的及政治的力量。正如阿里·马兹鲁伊所说：“在政坛上，‘我们’与‘他们’相对立的趋势几乎无所不在。”在当代世界，“他们”越来越可能是不同文明的人。冷战的结束并未结束冲突，反而产生了基于文化的新认同以及不同文化集团（在最广的层面上是不同的文明）之间冲突的新模式。与此同时，共同的文化也促进了共有那种文化的国家或集团的合作，这可以从正在出现的国家间区域联盟的模式中看出，特别是在经济领域。

文化与经济合作

90年代初期人们耳闻了许多区域主义或世界政治区域化的高谈阔论，在世界安全日程上区域冲突取代了全球冲突。主要大国，如俄罗斯、中国、美国；以及次要大国，如瑞典和土耳其，明确从区域的角度重新界定它们的安全利益。区域内部的贸易比区域之间的贸易的增长速度要快，许多人预言，欧洲、北美、东亚可能还有其他区域会出现区域性的经济集团。

然而，用“区域主义”这个词来描绘正在发生的事并不恰当，区域是地理的而不是政治的或文化的实体。像在巴尔干区域或中东区域的情况一样，它们可能被文明内部或文明之间的冲突所割裂。只有在地理与文化一致时，区域才可能作为国家之间合作的基础。离开了文化，地理上的邻近不会产生共同性，而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军事同盟和经济联盟要求成员国之间进行合作，而合作有赖于信任，信任最容易从共同的价值观和文化中产生。结果，尽管时代和目的也起作用，但区域组织的整体效果一般说来与成员国之间文明的多样性成反向变化。一般地说，单一文明组织比多文明组织做的事更多，也更为成功，无论是政治和安全组织还是经济组织莫不是如此。

北约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它是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和哲学思想的西方国家的主要安全组织。西欧联盟是欧洲共同文化的产物。另一方面，欧洲安全和合作组织包括了至少具有三种相当不同的价值观和利益的国家，这些不同的价值观和利益已成为其实现重要的体制认同及开展广泛的重要活动的主要障碍。由13个讲英语的前英国殖民地组成的单一文明的加勒比共同体，进行了多种多样的合作，特别是在某些小团体之间有更密切的合作。然而，建立更广泛的组织以便在加勒比区域英语一西班牙语的断层线上架设桥梁的努力不断失败。与此类似，成立于1985年的包括7个由印度教徒、穆斯林和佛教徒构成的国家的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几乎完全失效，甚至连会议都无法召开。

在涉及经济一体化时，文化与区域主义的关系更是一目了然。从最低层次到最高层次，公认的国家之间经济联盟的四个层次是：

1、自由贸易区；

2、关税同盟；

3、共同市场；

4、经济联盟。

拥有共同市场和经济联盟众多因素的欧洲联盟在一体化道路上走得最远。相对同质的南方共同市场和安第斯条约国家1994年已处于建立关税同盟的阶段。在亚洲，多文明的东盟1992年才开始迈出成立自由贸易区的步伐，其他多种文明构成的经济组织甚至更远地落在后面。1995年，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一组织有点例外外，这样的组织都未建立起自由贸易区，更不用说更广泛形式的经济一体化了。

在西欧和拉丁美洲，文明的共性促进了合作和区域组织的发展。西欧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知道它们拥有许多共同点。东亚存在着五种（如把俄罗斯包括进去，就是六种）文明，结果它成为能否在非共同文明基础上建立有意义的组织的试验场。至90年代初期，东亚没有可与北约相比的安全组织或多边军事联盟。成立于1967年的多文明区域组织东盟，其成员国包括一个中华文明国家、一个佛教国家、一个基督教国家和两个穆斯林国家，所有这些国家都曾面临着共产党的暴动的积极挑战及来自北越和中国的潜在挑战。

东盟常常被援引为有效的多文化组织的例子，然而它也是一个这类组织的局限性的例子。它不是一个军事联盟，尽管成员国之间有时在双边的基础上进行军事合作，但它们也全都在扩大军事预算，增强军备，这与西欧和拉丁美洲正在进行的军备削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经济方面，东盟从一开始就计划实行“经济合作而不是一体化”，结果区域主义仅以“缓慢的步伐”发展，甚至自由贸易区也要到 21世纪才能被认真考虑。1978年，东盟设立了部长级会议，在这一会议上，它的外交部长们可以会见来自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及欧洲共同体等“对话伙伴”的外交部长们。然而，部长级会议主要是一个双边对话论坛，它不能处理“任何重要的安全问题”。1993年，东盟设立了一个更广泛的活动场所，即东盟区域论坛，它包括东盟成员国和对话伙伴，加上俄罗斯、中国、越南、老挝、巴布亚新几内亚。然而，正如它的名称所暗示的那样，这是一个集体讨论而不是集体行动的场所。1994年7月东盟区域论坛第一次开会，“就区域安全展开了讨论”，但回避了有争议的问题，因为，正如一位官员所评论的，如果提出那些有争议的问题，“有关参加者势必开始互相攻击”。东盟及附属机构证明了多文明的区域组织固有的局限性。

只有得到足够的东亚文化共性的支持，有意义的东亚区域组织才会出现。东亚社会无疑共同拥有使它们区别于西方的东西，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认为，这些共同性提供了合作的基础，并促进了在此基础之上的东亚经济核心论坛的形成。这个核心论坛将包括东盟国家、缅甸、台湾、香港、韩国，最重要的是中国和日本。马哈蒂尔论证说，东亚经济核心论坛植根于共同的文化，它不应因设在东亚“就被仅仅看作是一个地缘性集团，它也应被看作一个文化集团。尽管东亚人可能是日本人、朝鲜人或印度尼西亚人，但他们在文化上有某种相似性。……欧洲人聚集在一起，美洲人聚集在一起，我们亚洲人也应当聚集在一起”。正如他的一位同事所说，它的目的是增加“亚洲具有共性的国家之间的区域贸易”。

因此，东亚经济核心论坛的一个潜在前提就是经济跟随着文化。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被排除在外，因为它们在文化上不属于亚洲。然而，东亚经济核心论坛的成功主要博赖于日本和中国的参与。马哈蒂尔曾呼吁日本参与进来，他对日本听众如是说：“日本是亚洲的，日本是东亚的，你们不能无视地缘文化的事实，你们属于这里。”然而日本政府不愿加入东亚经济核心论坛，部分原因是怕得罪美国，部分原因是其国内在是否应认同亚洲这一点上有分歧。如果日本加入东亚经济核心论坛，它就将主导这个论坛，这可能引起中国方面的激烈对抗，同时在成员国中引起恐惧和不安。几年来，盛传日本要建立一个“日元集团”以平衡欧洲联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然而，日本是一个孤独的国家，在文化上与其邻国联系很少，因此到1995年，日元集团尚未实现。

尽管东盟进展缓慢，日元集团仍然是一个梦想，日本动摇不定，东亚经济核心论坛原地踏步，但是，东亚的经济相互作用却急剧增强。这一增加是基于东亚华人社会之间的文化联系。这些联系导致了以华人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的“持续的非正式一体化”，它在许多方面可与汉萨同盟相媲美，“也许还会导致事实上的中华共同市场”。在东亚，正如在其他地方一样，文化的共性已成为有意义的经济一体化的前提。

冷战的结束刺激了建立新的和复兴旧的区域性经济组织的努力，这些努力能否成功最主要依赖于有关国家是否具有文化同质性。西蒙·佩雷斯于1994年计划建立一个中东共同市场，它可能仍然是一个不会马上到来的“沙漠幻景”。一位阿拉伯官员评论道：“阿拉伯世界不需要一个以色列参加的机构或发展银行。”成立于1994年的加勒比国家联盟把加勒比共同体与海地及该区域讲西班牙语的国家联系起来，很少有迹象表明它克服了不同成员国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以及前英国殖民地的偏狭和它们强烈的亲美倾向。另一方面，建立文化上更同质组织的努力取得了进展。尽管被亚文明的界线分开，巴基斯坦、伊朗和土耳其在1985年恢复了成立于1977年的濒于死亡的“区域合作发展组织”，更名为“经济合作组织”，接着，在削减关税和采取其他各种措施方面达成协议，1992年，该组织的成员国扩展到了包括阿富汗及前苏联的六个穆斯林共和国。同时，前苏联的五个中亚共和国于1991年原则上同意建立共同市场，1994年，其中两个最大的国家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签订了一个协定，允许“商品、服务及资本的自由流通”，并协调两国的财政、货币及关税政策。1991年，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和巴拉圭一起加入南方共同市场，目标是越过经济一体化的正常阶段，并在1995年前部分实现关税同盟。1990年，以前停滞不前的中美洲共同市场建立了一个自由贸易区，而以前同样消极被动的安第斯集团1994年建立了关税同盟。1992年，维谢格拉德国家（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一致同意建立一个中欧自由贸易区，并在1994年加快了实现的时间表。

经济一体化的结果是贸易增长，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区域内部的贸易相对于区域之间的贸易来说越来越重要。1980年欧洲共同体内部的贸易占共同体贸易总额的50．6％，而1989年增长到58.9％。北美和东亚的区域贸易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90年代初，在拉丁美洲，南方共同市场的建立和安第斯条约的复兴促进了拉丁美洲内部贸易的急剧增长，1990至1993年，巴西与阿根廷之间的贸易增加了两倍，哥伦比亚与委内瑞拉之间的贸易增加了3倍。1994年，巴西取代了美国，成为阿根廷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同样，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建立，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贸易有了重要的增长。同样，东亚内部贸易的扩大也远比与外部贸易要迅速，但它的扩大因日本倾向于关闭市场而受到阻碍。另一方面，中华文化圈（东盟、台湾、香港、韩国和中国）内部的贸易占其贸易总额的比例，从1970年的不足20％增加到1992年的将近3O％，而日本占中华文化圈贸易总额的比例从23％下降到13％。1992年，中华文化圈对圈内的出口超过了其对美国的出口，也超过了其对日本和对欧洲共同体出口的总和。

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和文明，日本在发展与东亚国家的经济联系及处理与美国和欧洲的经济摩擦时面临着困难。无论贸易和投资如何牢固地把日本与东亚国家联系在一起，它与这些国家的文化差异，尤其是与中华经济精英的差异，仍然妨碍了它创立一个日本领导的、类似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或欧洲联盟的区域经济集团；同时，日本与西方的文化差异加剧了它与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关系上的误解和对抗。假如经济一体化依赖于文化的共性——情况看来正是如此——那么，作为一个文化上孤独的国家，日本未来在经济上可能也是孤独的。

过去，国家间的贸易样式依国家间的联盟样式而定，并与之相类似。在正在形成的世界中，文化样式将对贸易样式起决定性的影响。商人与他们了解和信任的人做生意，国家把主权交给由他们所了解、信任的看法相同的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经济合作的根源在于文化的共性。

文明的结构

在冷战时代，各国作为盟国、卫星国、仆从国、中立国或不结盟国家，而与两个超级大国相联系。在冷战后的世界，各国作为成员国、核心国家、孤独国家、分裂国家或无所适从的国家，而与各文明相联系。像部族和民族一样，文明也有政治结构，文明的成员国是一个在文化上完全认同一种文明的国家，例如，埃及认同阿拉伯一伊斯兰文明，意大利认同西欧文明。一种文明也可以包括共有和认同其文化、但生活在由另一种文明的成员所支配的国家中的人。各文明通常有一个或几个地方被其成员视为该文明文化的主要源泉或源泉。它们常常位于文明的一个或一些核心国家中，也就是说，位于该文明最强大的、文化上居中心的一个或一些国家中。

核心国家的数目和作用因文明不同而不同，并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日本文明实际上与单一的日本核心国家相等同。中华文明、东正教文明、印度文明各有一个主导核心国家、若干个成员国及生活在受另一种不同文明支配的国家中的人（海外华人、“近邻”的俄罗斯人、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历史上，西方通常有几个核心国家，现在它有两个核心，即美国和欧洲的法德核心，英国则作为另一个权力中心游离于它们之间。伊斯兰、拉丁美洲和非洲缺乏核心国家，这部分地要归因于西方列强的帝国主义，它们瓜分了非洲和中东，在更早的世纪里还不那么明确地瓜分了拉丁美洲。

缺少一个伊斯兰核心国家，给伊斯兰社会和非伊斯兰社会都构成了重大的问题，这在第七章中将要讨论。至于拉丁美洲，西班牙本可以成为一个讲西班牙语的文明或者甚至伊比利亚文明的核心国家，但它的领导人有意识地选择成为欧洲文明的成员国，尽管同时与其前殖民地保持着文化上的联系。巴西就疆域、资源、人口、军事和经济能力来说有资格成为拉丁美洲的领袖，可以设想它能够做到。然而，巴西之于拉丁美洲犹如伊朗之于伊斯兰教。亚文明的差异（与伊朗的宗教差异，与巴西的语言差异）使它们很难担当这个角色。如果没有这些差异，它们完全有资格成为核心国家。因此，拉丁美洲有几个既相互合作又相互竞争领袖地位的国家，它们是巴西、墨西哥、委内瑞拉和阿根廷。鉴于墨西哥试图重新确定自己的认同，从拉丁美洲转向北美，智利和其他国家可能紧随其后，拉丁美洲的情况也因此而复杂化。拉丁美洲文明最终可能融入西方文明并成为分成三支的西方文明的一个亚文明。

任何一个潜在的核心国家承担撒哈拉以南非洲领导的能力，都受到了该地区分为英语国家和法语国家现状的限制。科特迪瓦一度是讲法语的非洲的核心国家，然而，在很大程度上，法语非洲的核心国家是法国，它在非洲国家独立后，与其前殖民地保持着密切的经济、军事、政治的联系。最有资格成为核心国家的两个非洲国家都是讲英语的国家，疆域资源和地理位置使尼日利亚成为潜在的核心国家，但其文明内部的不团结、严重腐败、政治动荡、压制性政府以及经济问题，极大地限制了它扮演这一角色的能力，尽管它偶尔也能这么做。南非通过协商和平地实现了从种族隔离体制的过渡，其工业能力、与其他非洲国家相比高水平的经济发展，其军事能力、自然资源，以及黑人和白人共同担任政治领导的周密体制，都明显地使南非成为南部非洲的领导，也许还是英语非洲的领导，并有可能成为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领导。

一个孤独的国家在文化上缺乏与其他社会的共同性。例如，埃塞俄比亚在文化上是被孤立的，原因在于它占主导地位的语言阿姆哈拉语、它的占主导地位的宗教科普特（基督一性论）东正教、它的帝国历史，以及它与周围民族（其中大部分是穆斯林）的宗教差别。海地的精英传统上津津乐道于与法国的文化联系，海地的克里奥耳语、伏都教、革命奴隶的出身以及野蛮的历史综合起来，使它成为一个孤独的国家，西德尼·明茨注意到，“每一个国家都有独特的一面，但海地独自归入一类。”’结果，在1994年海地发生危机时，拉丁美洲的国家不把海地看成是一个拉丁美洲国家，因而不愿意接受海地的难民，尽管它们接受古巴的难民。正如巴拿马经选举上台的总统所说，“在拉丁美洲，海地不被看作是一个拉丁美洲国家，海地人讲一种不同的语言，他们有不同的道德基础和不同的文化。总的说来他们（与拉丁美洲）格格不入。”海地与讲英语的加勒比黑人国家同样存在着隔阂，一位评论者注意到，“格林纳达人或牙买加人对海地人的陌生程度，就像艾阿华州的人或蒙大拿州的人对海地人的陌生程度一样”，海地“这个无人要的邻居”真正是一个没有亲族的国家。

最重要的孤独国家是日本，没有其他国家具有与之相同的独特文化，在其他国家中，日本移民要么在数量上不重要，要么被那些国家的文化所同化（如日裔美国人）。日本文化极其特殊，而且它没有包含一种可以输出到其他社会并因此与其他社会的人民建立文化联系的潜在的普世宗教（基督教或伊斯兰教）或意识形态（自由主义或共产主义），这些都加强了其孤独性。

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是异质性的，因为它们包括了两个或更多的种族和宗教集团。许多国家处于分裂状态，在这些国家中，这些集团的差异或冲突在这个国家的政治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这种分裂的程度通常随时间而变化。一个国家的深刻分裂可能导致大规模的暴力或者威胁到这个国家的生存，当文化的差异与地理位置的差异重合时，可能就会出现后一种威胁和自治或分离运动。如果文化的差异与地理位置的差异不一致，人们可能会通过种族灭绝或强制移民来使之一致。

属于同一种文明但拥有不同文化集团的国家，可能会因已发生的分离（捷克斯洛伐克）或可能发生的分离（加拿大）而产生深刻的分裂。然而，深刻的分裂更可能在这样一个分裂国家中出现，在其中，大的集团分别属于不同文明。当属于某种文明的一个大集团企图把这个国家作为其政治工具，使它的语言、宗教和象征成为这个国家的语言、宗教和象征时，这种分裂及随之而来的紧张常常会有所发展，如印度、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的印度教徒、僧伽罗人和穆斯林曾试图做的那样。

其领土横跨文明断层统的分裂国家，面临着维护统一的特殊问题。在苏丹，穆斯林的北方和主要是基督教的南方之间打了几十年的内战。同一种文明中的分裂几十年来一直纠缠着尼日利亚政治，并引发了一场大规模分离战争以及政变、暴乱和其他暴力行为；在坦桑尼亚，信奉基督教泛灵论的大除和阿拉伯穆斯林的桑给巴尔已经疏远，它们在许多方面，已成为两个相互分离的国家。1992年，桑给巴尔偷偷地加入了伊斯兰会议组织，然后在坦桑尼亚的诱导下，又于第二年退出了该组织。同样，基督教徒和穆斯林的分裂在肯尼亚造成了紧张状态和冲突。在非洲之角，主要是基督教的埃塞俄比亚和穆斯林占多数的厄立特里亚于1993年相互分离，然而，埃塞俄比亚的奥罗莫人中留下了大量的穆斯林少数民族。被文明断层线分裂的其他国家有：印度（穆斯林和印度教徒）、斯里兰卡（僧伽罗佛教徒和泰米尔印度教徒）、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华人和马来穆斯林）、中国（汉族、藏传佛教徒、突厥穆斯林）。菲律宾（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以及印度尼西亚（穆斯林和帝汉岛的基督教徒）。

在冷战时期，那些被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合法化了的共产党集权政府强行结合在一起的分裂国家中，文明断层线的分裂后果最为明显。随着共产主义的崩溃，文化取代了意识形态，成为吸引和排斥的磁石。南斯拉夫和苏联解体了，并沿着文明的断层线分裂成一些新的实体：在前苏联有波罗的海共和国（新教和天主教）、东正教共和国以及穆斯林共和国；在前南斯拉夫，有天主教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部分是穆斯林的波斯尼亚一黑塞哥维那，以及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一黑山和马其顿，而这些承继的实体仍然包括多文明的集团，第二阶段的分裂表明了这一点。波黑被战争分成塞族区、穆斯林区和克族区，而塞族人和克族人在克罗地亚相互开战。在位于斯拉夫东正教的塞尔维亚内的、阿尔巴尼亚穆斯林居多的科索沃，极难维持持久和平，在马其顿，阿尔巴尼亚族穆斯林少数与斯拉夫东正教多数之间出现了紧张局面。许多前苏联共和国也横跨文明断层线，部分是由于苏联政府在划界时故意造成一些分裂的共和国，俄罗斯的克里米亚被并入了乌克兰，亚美尼亚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被并入阿塞拜疆。俄罗斯有几个相对较小的穆斯林群体，最明显的是在北高加索地区和伏尔加地区。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哈萨克斯坦有相当多的俄罗斯少数民族，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苏联的政策造成的。乌克兰被分成讲乌克兰语的东仪天主教民族主义的西部和讲俄语的东正教的东部。

在一个分裂的国家中，来自两种或更多文明的主要集团事实上在说：“我们是不同的民族，我们属于不同的地方”，排斥力使它们分开，而另一社会的文明的磁石又将它们吸引。相比之下，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则是具有一种将其置于某个单一文明中的占支配地位的文化，而它的领导人却想要将它转到另一个文明。这些领导人实际上在说：“我们是一个民族，并共同属于一个地方，但我们想换个地方。”与分裂国家的人民不同，无所适从的国家的人民在他们是谁这一点上没有分歧，但在哪一个文明是他们的文明的问题上有不同意见。最典型的是，土耳其的一部分重要领导人抱有基马尔主义战略，决定他们的社会应当摒弃非西方的文化和体制，应当加入西方，应当既现代化也西方化。俄国自彼得大帝起就一直是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在它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还是独特的欧亚东正教文明核心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当然，穆斯塔法·基马尔的土耳其是一个典型的无所适从的国家，自20年代以来，它一直试图实现现代化和西方化，并成为西方的一部分。墨西哥把自己定位为与美国相对立的拉丁美洲国家差不多有两个世纪之久。20世纪80年代，由于其领导人试图把它重新定位为北美社会的一个成员，这个国家成了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与此形成对照的是，90年代，澳大利亚的领导人试图使他们的国家脱离西方并使之成为亚洲的一部分，因而从相反的方向造成了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这两个现象证明了无所适从的国家是可以识别的，它们的领导人自称为两种文化之间的“桥梁”，而观察家则把它们说成是“两面人”。“俄国人面向西方——也向东方”；“土耳其：东方，西方，哪一个最好？”“澳大利亚的民族主义：分裂的忠诚”；这些都是强调无所适从的国家认同问题的最典型的文章标题。

无所适从的国家：文明转变的失败

无所适从的国家要成功地重新确立文明认同，至少要具备三个前提条件：首先，该国的政界和经济界精英必须普遍支持这一行动，并对此抱有热情。其次，公众必须至少愿意默认这一认同的重新确立。第三，它们所认同的文明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这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西方，必须愿意接受这种转变。重新确立认同将是一个在政治、社会、体制和文化诸方面长期的、间断的和痛苦的转变过程。迄今还没有获得过成功。

俄国。90年代以来的几年中，墨西哥一直是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而土耳其几十年来就是这样一个国家。相比之下，俄国几个世纪以来就是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而且与墨西哥和土耳其共和国不同，它还是一种主要文明的核心国家。如果土耳其或墨西哥成功地把自己重新定位为西方文明的成员，这对于伊斯兰文明或拉美文明的影响可能会很小或者比较有限。而如果俄国成为一个西方国家，东正教文明将不复存在。苏联的崩溃又在俄国人中点燃了关于俄国与西方这一中心问题的争论。

俄国与西方文明关系的演变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一直持续到彼得大帝统治时期（1689－1725年），当时基辅罗斯公国和莫斯科公国独自存在于西方之外，与西欧社会几乎没有联系。俄罗斯文明作为拜占庭文明的一个后代发展着，然后在两百年里，从13世纪中叶到15世纪中叶，俄罗斯是处于蒙古的宗主权力之下。俄罗斯没有或很少经历过那些界定西方文明的历史现象：罗马天主教、封建主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海外扩张和殖民化、启蒙运动以及民族国家的出现。以前被认为是西方文明八个特征之中的七个——宗教、语言、政教分离、法治、社会多元化、代议机构。个人主义——几乎完全与俄罗斯的经历无缘。然而，唯一可能的例外是希腊、罗马古典遗产，它是经过拜占庭传到俄罗斯的，因而与从罗马直接传到西方的有相当大的不同。俄罗斯文明是基辅和莫斯科的本土根源、拜占庭的强大影响和蒙古长期统治的产物，这些影响造成了一种社会和一种文化，它们与在极为不同的力量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西欧社会和文化几乎没有相似之处。

17世纪末，彼得大帝在其1697－1698年的欧洲之行中发现，俄罗斯不仅不同于欧洲，而且与欧洲相比也很落后。他决心使他的国家现代化和西方化，为了使他的人民看起来像欧洲人，他回到莫斯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剃掉贵族们的胡须，并禁止他们穿长袍。戴尖顶帽。尽管彼得没有废除西里尔字母表，但确实对它进行了改革和简化，并引进了西方的单词和短语，然而，他将俄国军队的发展和现代化置于首位：创建了一支海军，引进了征兵制，建立了国防工业，设立了技术学校，并派人到西方学习，从西方引进了最新的有关武器、轮船、造船、航海、管理体制及其他对于军事效率必不可少的知识。为了进行这些革新，他大力改革和扩大了税收体制，而且在其统治的晚年，改组了政府结构。彼得大帝决心使俄国不仅成为一个欧洲国家，而且成为一个欧洲大国，他放弃了莫斯科，在圣彼得堡建立新的都城，并发动了对瑞典的“北方大战”，目的是使俄国在波罗的海处于执牛耳的地位，确立自己在欧洲的存在。

然而，在使他的国家现代化和西方化的同时，彼得大帝还通过完善专制体制、消除任何一种社会或政治多元化的潜在根源，来强化俄罗斯的亚洲特性。俄国贵族的势力从未强大过，彼得扩大了贵族的服役，建立了一个基于功劳而不是出生或社会地位的等级体制，进一步削弱了他们的地位。贵族像农民一样地服兵役，形成了一种后来激怒屈斯蒂纳侯爵的“卑躬屈膝的贵族制”。农奴的自主进一步受到限制，因为他们被更紧地束缚于土地和主人。东正教会过去一直处于国家的广泛控制之下，这时则直接由沙皇任命的宗教会议来改组和控制。沙皇还获得了指定其继承人的权力，而不论流行的继承惯例如何。由于这些变革，彼得一方面在俄国开创了现代化与西方化之间的密切联系，另一方面又开创了专制体制，并为两者都树立了典范。列宁、斯大林，在较小的程度上还有叶卡捷琳娜二世和亚历山大二世，都遵循着彼得的模式，尝试用各种不同的方法使俄国西方化和现代化，同时加强独裁权力。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在俄国，主张民主化者通常是主张西方化者，但主张西方化者却不是主张民主化者。俄国的历史教训在于中央集权成为社会和经济改革的前提条件。20世纪80年代末，戈尔巴乔夫的合作者为他们在反对公开性给经济自由化制造的障碍时未能认识到这个事实而感到痛惜。

彼得在使俄国成为欧洲的一部分，而不是使欧洲成为俄国的一部分方面，更为成功。与奥斯曼帝国形成对照的是，俄罗斯帝国逐渐被看作是欧洲国际体系的一个主要的和合法的参与者。在国内，彼得的改革带来了一些变化，但他的社会仍然是混合的，除了一小部分精英外，亚洲和拜占庭的方式、体制和信仰在俄国社会仍居主导地位，对此，欧洲人和俄国人均这样认为。德·迈斯特注意到：“抓伤了一个俄国人，就是伤害了一个鞑靼人。”彼得建立了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19世纪，斯拉夫主义者和主张西方化者都为这个不幸的国家而痛惜，并在究竟是通过彻底欧洲化，还是通过消除欧洲的影响，恢复俄罗斯的精粹来结束这种局面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像恰达耶夫这样的主张西方化者争辩道：“太阳是西方的太阳”，俄国人要用它来照明和改变其继承的制度；而像丹尼列夫斯基一样的斯拉夫主义者的言论直到20世纪90年代还能听得到，他谴责欧洲化的努力是“扭曲人们的生活，用陌生的外国形式来取代自己的形式”，“借用外国的体制并将它们移植到俄国的土壤里”，“用一种外来的欧洲观点来看待俄国国内和国外的关系以及俄国生活的问题，像过去一样，用适合于欧洲的折射镜来观察它们”。在其后的俄国历史中，彼得成了主张西方化者心目中的英雄和反对者的撒旦，后者的极端代表是20世纪20年代的欧亚主义者，他们谴责彼得为叛徒，并为布尔什维克放弃西方化。向欧洲挑战以及重新迁都莫斯科而欢呼。

布尔什维克革命开创了俄国与西方关系的第三阶段，它与存在了两个世纪的含糊不清的前一阶段大不相同。它以一种在西方创立的、但不能存在于西方的意识形态的名义建立起政治经济制度。斯拉夫主义者和西方化论者曾经争论，如果与西方相比俄国不落后，那么俄国是否可能不同于西方；共产党人出色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俄国不同于西方而且根本反对西方，因为它比西方更先进，它要在最终将席卷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中起领导作用，俄国体现的不是落后的亚洲的过去，而是进步的苏维埃的未来。事实上，革命使俄国越过了西方，并使它自己与西方区分开来，正如一位斯拉夫主义者所论证的，不是因为“你们是不同的，所以我们不会变得像你们一样”，而是像共产国际的宣传所言，因为“我们是不相同的，所以你们最终会变得像我们一样”。

然而，共产主义在使苏联领导人把自己与西方区分开来的同时，也使他们与西方建立了强有力的联系。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德国人，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他们的观点的大多数主要阐释者都是西欧人；到1910年，西欧社会的许多工会组织、社会民主党和工党都信奉他们的意识形态，并在西欧政治中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布尔什维克革命后，欧洲左翼政党分裂成为共产党和社会党，两者常常都是欧洲社会中的强大力量。在大部分西方国家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很流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被视为未来的趋势，并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得到了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广泛拥护。因此，俄国的斯拉夫主义者和主张西方化者之间关于俄国未来的争论，就被欧洲的左翼和右翼关于西方的未来，以及苏联是否集中体现了这种未来的争论所代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的力量加强了共产主义在西方的吸引力，更重要的是，加强了在那些正在反对西方的非西方文明国家中的吸引力。在西方所支配的非西方社会中，想诱惑西方的精英们谈论著自决和民主；而那些想对抗西方的精英们则发动了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

通过采用西方的意识形态和运用它来向西方挑战，俄国人在某种意义上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西方，并更加密切地与西方缠绕在一起。尽管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差别很大，但在某种意义上，双方讲的是同一种语言。共产主义和苏联的崩溃结束了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这种政治一意识形态的相互作用。西方希望并认为，结果将会是自由民主在整个前苏联帝国的胜利。然而，那并不是注定的。到1995年为止，自由民主在俄罗斯及其他东正教共和国的未来尚不明朗。此外，俄罗斯人不再表现得像马克思主义者，而开始表现得像俄罗斯人，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鸿沟扩大了。自由民主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之间的冲突是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尽管它们之间有重大的差别，但它们都是现代的、世俗的，并公开地赞同最终要实现自由、平等和物质富裕的目标。一个西方的民主主义者可以与一个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思想上的争论，但他不可能与一个俄罗斯的东正教民族主义者这么做。

在苏联时代，由于索尔仁尼琴之辈和萨哈罗夫之辈向共产主义学说提出了挑战，斯拉夫主义者和主张西方化者的斗争更然而止。随着共产主义学说的崩溃，关于俄罗斯的真正认同的争论又热烈起来。俄罗斯是否应当采用西方的价值观、体制、实践并试图成为西方的一部分？抑或俄罗斯要体现把欧洲和亚洲联系起来的一种独特的东正教和欧亚文明？它由于负有联接欧洲和亚洲的独一无二的使命，而与西方文明调异。在这些问题上，知识界和政界精英及一般公众之中都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一方是主张西方化者、“世界主义者”或“大西洋主义者”。另一方是斯拉夫主义者的继承人，对他们人们有各种称呼，如“民族主义者”、“欧亚主义者”或“强大国家的支持者。

这些群体之间的基本分歧是在对外政策上，在较小的程度上也有关于经济改革和国家结构的分歧。舆论继续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争论的一方是那些宣扬戈尔巴乔夫所拥护和集中体现在其“共同的欧洲家园”目标中的“新思维”的人，以及叶利钦的许多高级顾问，他们表达了这样的愿望：俄罗斯要变成一个“正常的国家”，并被主要工业化民主国家的七国集团接纳为第八个成员国。像谢尔盖·斯坦凯维奇这样的较温和的民族主义者则认为，俄罗斯应当摒弃“大西洋主义”的道路，应当把保护生活在其他国家的俄罗斯人作为优先考虑，强调它与土耳其人和穆斯林的联系，促进“本著有利于亚洲或东方的原则，适当地重新分配我们的资源。选择、联系和利益”。具有这种主张的人批评叶利钦使俄罗斯的利益服从于西方的利益，削减俄国的军事力量，未能支持诸如塞尔维亚这样的传统朋友，推行对俄国人有害的经济和政治改革。这种趋势的标志是彼得·萨维茨基的思想的重新流行，他曾于20年代论证说，俄罗斯是一种独一无二的欧亚文明。

较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分为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和帝国主义民族主义者，前者如索尔仁尼琴，他们提倡建立一个俄罗斯：包括所有俄罗斯人，加上紧密相联的斯拉夫东正教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除此以外，别无其他民族；后者如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他们想重建苏联帝国和俄罗斯的军事力量。后一群人有时既反对犹太人，也反对西方，他们想要把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方向调整到东方和南方，或者控制穆斯林的南方（如日里诺夫斯基所极力主张的），或者与穆斯林国家和中国合作反对西方。民族主义者还赞同更广泛地支持塞尔维亚人对穆斯林的战争。世界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的分歧在机构上反映在外交部与军方的观点分歧上，也反映在叶利钦的对外政策和安全政策从一个方向另一个方向的变化上。

俄国公众也像精英一样产生了分歧。1992年对2，069名欧洲俄国人所作的抽样调查发现，40％的被调查者“支持对西方开放”，36％的人“不接受西方”，24％的人“未决定”。在1993年的议会选举中，支持改革的政党赢得了34．2％的选票，反对改革的政党和民族主义政党赢得43．3％的选票，而中间派的政党赢得13．7％的选票。同样，在1996年6月的总统选举中，俄国公众再一次发生分裂，约有 43％的人拥护西方看中的候选人叶利钦和赞同改革的其他候选人，而 52％的人投了民族主义者和共产党候选人的票。在俄罗斯的认同这一中心问题上，90年代的俄罗斯显然仍然是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西方一斯拉夫主义的两重性“是俄罗斯民族特征中一个不可分割的特点”。

土耳其。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经过精心筹划的一系列改革中，穆斯塔法·基马尔·阿塔蒂尔克（又译凯末尔）试图使他的人民摆脱奥斯曼和穆斯林的过去，基马尔主义的基本原则或“六个标志”是：民粹主义、共和主义、民族主义、世俗主义、国家主义和改良主义。基马尔抛弃了多民族帝国的思想，目的是建立一个同质的民族国家，在这一过程中亚美尼亚族和希腊族遭到了驱逐和屠杀。然后，他废黜了苏丹，建立了西方式的政治权威的共和体制。他还废除了哈里发的职位（哈里发是宗教权威的主要来源），撤消了传统的教育部和宗教部，废除了独立的宗教学校及学院，建立了统一的世俗公共教育制度，中止了采用伊斯兰法律的宗教法院，代之以建立在瑞土民法基础上的新的法律制度。他还用格里高利历法（公历）代替了传统的历法，并正式废止伊斯兰教的国教地位。他仿效彼得大帝禁止人们戴土耳其帽，因为它是宗教的传统象征，并鼓励人们戴有边的帽子（土耳其帽子没有边——译者注）。他还明文规定，土耳其文要用罗马字母而不是阿拉伯字母书写。后一项改革至关重要，“它使在罗马书写方式下受教育的新一代人实际上不可能使用大量的传统文献；它鼓励人们学习欧洲语言；它大大缓解了越来越突出的扫盲问题”。30年代，基马尔在重新确立了土耳其人民的民族的、政治的、宗教的和文化的认同之后，积极促进土耳其的经济发展。西方化与现代化携手并进，并预定将成为实现现代化的工具。

在西方1939－1945年的内战中，土耳其仍然保持中立。然而战后，迅速地认同了西方。为了明确表示追随西方模式，它从一党制转变为具有竞争性的多党制。它通过游说最终于1952年成为北约的成员国，由此进一步证明它是自由世界的一个成员。它接受了西方几十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和安全援助，它的军队由西方来训练和装备，并被纳入了北约的指挥系统，它还在本土设有美国的军事基地。土耳其开始被西方看作是遏制、阻止苏联向地中海、中东和波斯湾扩张的东方堡垒。土耳其与西方的这种联系与它对西方的认同，在1955年召开的万隆会议上遭到了非西方国家和不结盟国家的谴责，并被伊斯兰国家攻击为亵渎神明。

冷战结束后，土耳其的精英仍然大都支持土耳其成为西方和欧洲的一员，对于他们来说，继续保持北约成员国的地位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提供了与西方的一种密切的组织联系，对于平衡希腊的力量也是必要的。然而，土耳其与西方结盟，体现在其北约成员国的地位上，它是冷战的产物。冷战的结束消除了两者结盟的基本理由，并导致这种联系的减弱和被重新界定。对西方来说，土耳其不再是一个阻止北方主要威胁的有用的堡垒，而是一个对付南方次一级威胁的可能的伙伴，就像在海湾战争中一样。在那场战争中，土耳其通过关闭伊拉克石油到达地中海必经的土耳其境内的输油管，以及允许攻击伊拉克的美国飞机从土耳其的军事基地起飞，为反萨达姆·侯赛因的联盟提供了关键的帮助。然而，由奥扎尔总统作出的这些决定在土耳其国内激起了轩然大波，并导致土耳其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的辞职，以及抗议奥扎尔与美国的密切合作的大规模示威游行、随后，德米雷尔总统和奇莱尔总理敦促尽快结束联合国对伊拉克的制裁，这种制裁同时给土耳其造成了相当大的经济负担。土耳其与西方合作对付来自南方的伊斯兰威胁的意愿，与其与西方一起抵抗苏联的威胁的意愿相比，不那么肯定。在海湾危机中，土耳其的一个传统盟友德国，反对将伊拉克对土耳其的导弹攻击视为对北约的攻击，此事也表明，土耳其在对付来自南方的威胁时不能指望西方的支持。冷战中与苏联对抗没有引起土耳其的文明认同问题，而冷战后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却引出了这个问题。

80年代开始，倾向西方的土耳其精英在外交政策上的一个主要目标，可能也是唯一的主要目标，就是获得欧洲联盟的成员国资格。1987年4月，土耳其正式提出申请，1989年12月土耳其被告知，它的申请在1993年以前不会被考虑。1994年欧洲联盟批准了奥地利、芬兰、瑞典和挪威的申请。人们广泛预测，在未来几年中，欧盟可能会接纳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然后可能是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和波罗的海诸共和国。尤其令土耳其人失望的是，欧洲联盟最有影响的成员国德国再一次不积极支持土耳其加入欧洲联盟，反而把促成中欧国家成为欧盟的成员国作为优先考虑。在美国的压力下，欧洲联盟确实与土耳其一起协商了建立关税同盟的事宜，然而，完全的成员国资格看来仍遥遥无期，其可能性还值得怀疑。

土耳其为什么被忽略？而且为什么它似乎总是排在最后？在公开场合，欧洲官员提出这是因为土耳其的经济发展的水平低，不如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尊重人权。私下里，欧洲人和土耳其人都承认，真正的理由是由于希腊人的强烈反对，更重要的是，土耳其是一个穆斯林国家。欧洲国家不想面对自己开放边境后可能从一个拥有6千万穆斯林和大量失业人口的国家涌入移民的景象。尤其重要的是，他们感到在文化上，土耳其不属于欧洲。正如奥扎尔总统在1992年所说的，“土耳其的人权纪录是土耳其无法加入欧洲联盟的虚构的理由，真正的理由是，我们是穆斯林，他们是基督徒”，但他补充说，“他们并不这么说”。欧洲官员也赞同欧洲联盟是一个“基督徒的俱乐部”，“土耳其太贫穷，人口太多，太穆斯林化，太强硬，文化上太不相同，一切都太格格不入”。一个观察家评论道，欧洲人的一个“隐秘的梦原”是对“撒拉逊人（即阿拉伯人）入侵西欧和土耳其人直叩维也纳城门”的历史记忆。反过来，这种态度导致了“土耳其人的一个共识”，即：“西方没有在欧洲为穆斯林的土耳其留下一席之地。

在抛弃麦加又被布鲁塞尔抛弃后，土耳其抓住了苏联解体的机会，转向塔什干。奥扎尔总统和其他土耳其领导人提出建立讲突厥语的各民族共同体的设想，并作了极大的努力发展土耳其与从“亚得里亚海到中国边界”的“近邻”的“外部土耳其人”的联系，并特别注意与阿塞拜疆及四个讲突厥语的中亚共和国——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关系。1991年和1992年，土耳其开展了一系列的广泛活动旨在加强它与这些新共和国的关系及维持它在这些国家中的影响，其中包括15亿美元的长期低息贷款、7，900万美元的直接紧急援助、卫星电视（以取代俄语频道）、电话通讯、航空服务，以及为数千名来土耳其学习的学生提供奖学金，在土耳其为中亚和阿塞拜疆的银行家、商人。外交官及几百名军官提供训练。土耳其的教师被派往那些新共和国教授土耳其语，并开办了大约2，000家合资企业。文化的共性促进了这些经济关系。正如一位土耳其商人所评论的：“在阿塞拜疆或土库曼斯坦，成功的关键是找到合适的伙伴，对土耳其人来说这并非难事，我们拥有相同的文化，或多或少相同的语言，饮食习惯也相同。

土耳其重新倾向高加索和中亚，不仅是被充当突厥语族各国共同体的领袖的梦想所激发，也是出于抗衡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在这些区域扩大的影响、防止鼓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需要。土耳其人认为自己为其他国家提供了一种“土耳其模式”或“土耳其思想”作为另一种选择，即一个世俗的、民主的、市场经济的穆斯林国家。此外，土耳其人希望遏制俄国影响的抬头。土耳其也可能通过提供俄罗斯和伊斯兰之外的另一种选择，从欧洲联盟那里得到对其要求的支持并最终成为欧洲联盟的成员国。

土耳其与突厥语族各共和国的活动的最初浪潮在1993年受到了较大的抑制，原因在于土耳其的资源有限，苏莱曼·德米雷尔在奥扎尔去世后继任总统，以及俄国在它认为是其“近邻”的国家重新确立了影响。前苏联的突厥语共和国刚刚独立时，它们的领导人曾涌向安卡拉，向土耳其献殷勤。随后，在俄国的软硬兼施下，它们又转变过来，普遍强调需要“平衡”它们与文化亲缘国家和与前帝国主人的关系。然而，土耳其人继续努力用文化亲缘关系来扩大他们之间的经济和政治联系，在他们最重要的活动中，他们与有关政府的石油公司达成了协议，修建一条把中亚和阿塞拜疆的石油通过土耳其境内运到地中海的输油管道。

当土耳其致力于发展其与前苏联突厥语共和国的联系时，其世俗的基马尔主义认同在国内受到了挑战。首先，对土耳其来说，正如对许多国家一样，冷战的结束和社会经济发展导致的混乱引发了“民族认同和种族认同”的重大问题，对此，宗教提供了现成的答案。三分之二个世纪之久的阿塔蒂尔克和土耳其精英的世俗遗产越来越受到猛烈攻击，海外土耳其人的经历倾向于刺激国内的伊斯兰情绪；从西德回来的土耳其人“求助于他们所熟悉的东西，来回击西德对土耳其人的敌意，那就是伊斯兰教”。主流舆论和实践越来越伊斯兰化。据报道，1993年，在土耳其，“留伊斯兰式的胡须和戴面纱的妇女激增，清真寺吸引了更多的人，一些书店里充斥着颂扬伊斯兰历史、戒律和生活方式以及吹捧奥斯曼帝国在维护穆罕默德先知的价值观中所起的作用的书刊、磁带、光盘和录相带”。据说，有“290多家出版社和印刷厂，包括4种日报在内的300多种出版物，大约1O0个未经注册的广播电台和大约30个同样未经注册的电视频道，全都在宣传伊斯兰教思想”。

面对伊斯兰情绪的增长，土耳其统治者试图采纳原教旨主义的做法并接受原教旨主义者的支持。据推测，80年代和90年代，土耳其的世俗政府维持着一个预算大于其他某些部门的宗教事务处，它还资助修建清真寺，要求所有公立学校进行宗教教育，并为伊斯兰学校提供资金。80年代，伊斯兰教学校的数量增长了4倍，注册就读的学生占中学生的15％，这些学校讲授伊斯兰教教义并且有数干名毕业生，他们中的许多人进入政府部门工作。与法国禁止穆斯林女学生戴面纱一事形成象征性的也是鲜明对比的是，在阿塔蒂尔克禁止戴土耳其帽70年后，土耳其政府实际上允许女生戴传统的伊斯兰头巾。（注33）政府的这些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想要在与伊斯兰主义者的斗争中占上风，它证实了80年代和90年代初伊斯兰主义者掀起的旋风是多么强劲。

其次，伊斯兰教的复兴改变了土耳其政治。政治领导人，最引人注目的是奥扎尔，公开认同穆斯林的象征和政策。在土耳其，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样，民主加强了本土化和向宗教的回归，“由于急切地想讨好民众并赢得选票，政治家，甚至军队——世俗主义的堡垒和卫士——不得不考虑民众的宗教热望：他们作出的许多让步都带有蛊惑人心的味道。”民众运动具有宗教倾向。尽管精英和官僚集团，特别是军队，倾向于世俗化，伊斯兰情绪也在军队内部表现出来。1987年军事院校的几百名学员因被怀疑有伊斯兰情绪而受到清洗。主要政党越来越感到在选举时需要寻求某些复兴的穆斯林团体的支持，它们在过去曾被阿塔蒂尔克所禁止。在1994年的地方选举中，在5个主要政党中，只有原教旨主义的繁荣党获得选票的份额有所增加，它获得了大约19％的选票，而相比之下奇莱尔总理的正确道路党只得到了 21％的选票，已故的奥扎尔的祖国党得到了20％。繁荣党控制了土耳其的两个主要城市——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并在土耳其南部地区日益壮大。在1995年12月的选举中，繁荣党赢得了超过其他任何一个政党的选票和议席，并在6个月后与一个世俗党联合接管了政府。像在其他国家一样，对原教旨主义者的支持来自年轻人、从国外归来的移民、“被压制和被剥夺者”以及“新的城市移民和大城市中的无套裤党人”。

第三，伊斯兰教的复兴影响了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在奥扎尔的领导下，土耳其在海湾战争中坚定地与西方站在一边，期望这一行动能促进欧洲共同体接纳其为成员国。然而，这一结果并未实现。而北约在一旦土耳其在战争期间受到伊拉克攻击时北约应作何反应的问题上却犹豫不决，这使得土耳其人无法确信，当他们的国家受到并非来自俄国的威胁时，北约将会作何反应。土耳其领导人试图扩大土耳其与以色列的军事联系，但遭到本国伊斯兰教徒的激烈批评。更重要的是，80年代，土耳其扩大了它与阿拉伯国家和其他穆斯林国家的联系，90年代它通过向阿塞拜疆和波斯尼亚的穆斯林提供重要的支持来积极促进伊斯兰的利益。在巴尔干、中亚和中东方面，土耳其的外交政策越来越伊斯兰化。

多年来，土耳其具备了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转变文明认同的三个最起码条件中的两个，土耳其的精英大都支持这一行动，公众也默认了这一行动。然而，接受者，即西方文明的精英们，却不接纳土耳其。当这一问题悬而未决时，土耳其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在公众中激起了反西方的情绪，并开始损害土耳其精英的世俗的、亲西方的倾向。土耳其在完全成为欧洲国家的道路上所遇到的障碍，它在前苏联突厥语共和国中起支配作用的能力受到的限制，以及侵蚀阿塔蒂尔克遗产的伊斯兰倾向的兴起，所有这些都使人确信土耳其似乎仍将是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

土耳其领导人通常把他们的国家描述为不同文化之间的一座“桥梁”，这反映了这些互相矛盾的拉力。土耳其总理奇莱尔在1993年争辩说，土耳其既是“西方民主”国家，又是“中东的一部分”，并“在物质上和思想上成为两种文明的桥梁”，奇莱尔在国内公开场合中常常以一个穆斯林的形象出现，也反映了这种矛盾；然而她在北约讲话时坚持说，“地理和政治的事实是，土耳其是一个欧洲国家。”苏莱曼·德米雷尔总统同样将土耳其称为“一个从西方延伸到东方，即从欧洲延伸到中国的地区中的一座非常重要的桥梁”。然而，联接两个牢固实体的桥梁只是一种人工的架设，而不是两者中任何一个的一部分。当土耳其的领导人把他们的国家说成是一座桥梁时，亦委婉地证实了它是无所适从的。

墨西哥。土耳其20年代就成为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墨西哥则直到80年代才成为这样的国家。然而，它们与西方的历史关系有着某种类似之处。与土耳其一样，墨西哥具有一种独特的非西方的文化，正如奥克塔维奥·帕斯所指出的，“墨西哥的核心还是印第安文化，它是非欧洲的。”像奥斯曼帝国一样，墨西哥在19世纪也被西方列强瓜分。也像土耳其一样，墨西哥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通过革命建立了民族认同的新基础和新的一党政治制度。然而，在土耳其，革命既包含了抛弃传统的伊斯兰文化和奥斯曼帝国文化，也包含了努力引进西方文化和加入西方；而在墨西哥，像在俄国一样，革命包含了融合和采纳西方文化的一些要素，这造成了一种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和民主体制的新民族主义。因此，60年中，土耳其试图把自己确定为欧洲国家，而墨西哥则试图把自己确定为与美国对立的国家。从30年代到80年代，墨西哥领导人一直执行向美国利益挑战的经济和外交政策。

80年代，一切都发生了变化。米格尔·德拉马德里总统和他的继任者卡洛斯·萨利纳斯总统对墨西哥的目标、实践和认同重新进行了全面的界定，这是1910年革命以来最广泛的变革努力。萨利纳斯事实上成为墨西哥的穆斯塔法·基马尔·阿塔蒂尔克。阿塔蒂尔克促进了世俗主义和民族主义，它们在他那个时代是西方占主导地位的主题；萨利纳斯则促进了经济自由主义，这是他那个时代西方的两个主题之一（另一个是政治民主，他没有接受）。像阿塔蒂尔克所处的状况一样，这些观点为政治和经济精英所赞同，他们中的许多人和萨利纳斯及德拉马德里一样曾在美国接受教育。萨利纳斯大幅度地降低了通货膨胀，使大量公有企业私有化，他促进外国投资，降低关税，削减补贴，调整了外债，向工会势力挑战，提高了生产率，并使墨西哥与美国、加拿大一起组成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正如阿塔蒂尔克的改革旨在把土耳其从一个中东的穆斯林国家转变为一个世俗的欧洲国家一样，萨利纳斯的改革旨在将墨西哥从一个拉丁美洲国家变为一个北美国家。

对于墨西哥来说，这并非是不可避免的选择。可以设想，墨西哥的精英们本来可以继续沿着先辈们在本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所遵循的反美的第三世界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的路线前进。另一种选择是，正如某些墨西哥人所极力主张的，墨西哥可以努力与西班牙、葡萄牙及南美洲国家建立一个伊比利亚国家联盟。

墨西哥成为北美国家的追求能否成功？政治、经济、知识界的绝大多数精英都赞成这条道路。同样与土耳其的情况不同的是，接受方的政治、经济和知识界的绝大多数人都赞成墨西哥的文化重组。文明之间的关键问题——移民问题，突出了这一差别。对土耳其大规模移民的恐惧使得欧洲精英和公众反对接纳土耳其；对比之下，美国拥有大量合法和非法的墨西哥移民的事实，是萨利纳斯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辩护的一部分：“你们要么接受我们的商品，要么接受我们的人民”。此外，墨西哥与美国之间的文化差距远远小于土耳其与欧洲之间的差距。墨西哥的宗教是天主教，它的语言是西班牙语，它的精英历史上倾向于欧洲（他们把子女送到欧洲上学），最近则倾向美国（现在，他们把子女送到美国受教育）；盎格鲁-美国的北美与西班牙一印第安的墨西哥相互适应，应当比基督教的欧洲与穆斯林的土耳其相互适应容易得多。尽管有这些共同点，在批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后，美国出现了反对更密切地与墨西哥发展关系的呼声，并要求限制移民，抱怨工厂南移，对墨西哥遵守北美自由概念和法治概念的能力也提出了质疑。

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成功地改变其认同的第三个前提条件是普遍的默认，尽管不一定要得到普遍的支持。在某种程度上，这一因素的重要性取决于，公众的观点在那个国家的决策过程中有多大的分量。至1995年，墨西哥亲西方的立场还没有受到民主化的考验。这年元旦几千名组织良好的、并得到外部支持的游击队在恰帕斯发动了起义，这一行动本身并不表明有很多人反对北美化。然而，它在墨西哥知识分子、记者及其他制造舆论者中引起了同情的反应，这种反应暗示着，一般来说北美化，尤其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可能遭到墨西哥精英和公众越来越强烈的反对。萨利纳斯总统非常有意识地把经济改革和西方化置于政治改革和民主化之先。然而，经济的发展以及与美国越来越多的联系，将加强要求墨西哥政治真正民主化的力量。墨西哥未来的关键问题是，现代化和民主化将会在多大程度上刺激非西方化，使它退出或急剧地削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并使80年代和90年代倾向西方的精英强加给墨西哥的政策发生相应的变化？墨西哥的北美化是否与其民主化相适应？

澳大利亚。与俄国、土耳其、墨西哥相比，澳大利亚本来就是西方社会。在20世纪中，它举是与英国、尔后与美国结成了紧密的联盟。在冷战期间，它不仅是西方的成员，而且也是西方的美国一英国一加拿大一澳大利亚军事和情报核心的成员。然而，90年代初，澳大利亚的领导人实际上决定，澳大利亚应当脱离西方，把自己重新确定为亚洲社会，并与它的地缘上的邻国建立紧密的联系。保罗·基廷总理宣布，澳大利亚不再是“帝国的一个分部”，它必须成为一个共和国，其目标必须是“融入”亚洲，他认为，为确立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认同，这是必要的。“澳大利亚不能既作为一个多文化社会出现在世界上，与亚洲交往，建立与亚洲的联系，使这种联系有说服力，而同时又依然作为一个派生的社会，至少在宪法上如此。”基廷宣称，多年来澳大利亚遭受了“亲英症和麻痹症”的折磨，继续与英国保持联系将“使我们的民族文化、经济前途以及在取洲和太平洋的命运受到不良影响。”外交部长加雷思·埃文斯也有同感。

把澳大利亚重新确定为亚洲国家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在塑造民族命运的过程中，经济压倒了文化，其主要的动力是亚洲经济的蓬勃发展，它反过来促进了澳大利亚与亚洲之间贸易的迅速扩大。1971年，澳大利亚对东亚与东南亚的出口占其总出口的39％，从这些地区的进口占其进口的21％；至1994年，澳大利亚对东亚与东南亚的出口占其总出口的62％，从这些地区的进口占其进口的 41％。与此形成对照的是， 1991年，澳大利亚对欧洲的出口只占11．8％，对美国的出口只占10．1％。与亚洲经济联系的日益加深使澳大利亚人更加坚信，世界正在向形成三大经济集团的方向发展，而澳大利亚的位置是在东亚集团中。

尽管有这些经济联系，澳大利亚的亚洲策略看来不可能满足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成功地改变其文明的任何条件。首先，90年代中期，澳大利亚精英还不是非常热衷于这条道路。在某种程度上它还是一个党派争论的问题，自由党对此态度暧昧或者反对；工党政府也遭到了各类知识分子和记者的大量批评。在选择亚洲的问题上，不存在明显的精英共识。其次，舆论也模棱两可，从1987年至1993年，支持结束君主制的澳大利亚公众的比率从21％增至46％，然而，在达到这一点之后，支持开始动摇和减退，支持把英国国旗图案从澳大利亚国旗上去掉的公众从1992年5月的42％下降到1993年8月的35％。正如一位澳大利亚官员1992年所说，“公众很难接受它。我时常说，澳大利亚应当成为亚洲的一部分，但我无法告诉你，为此我收到了多少表示憎恨的信。”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亚洲国家的精英对澳大利亚友好表示的接受程度甚至不及欧洲国家的精英对土耳其的接受程度。他们说得很清楚，如果澳大利亚想成为亚洲的一部分，那它必须真正成为亚洲的，而在他们看来，即便有这种可能，可能性也不大。一位印度尼西亚官员说：“澳大利亚能否成功地与亚洲成为一体，取决于一件事——亚洲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欢迎澳大利亚的意图，而澳大利亚在亚洲的被接受程度取决于其政府和人民在多大程度上了解亚洲文化和社会。”亚洲人看到了澳大利亚关于亚洲的言论与其相反的西方现实之间的差距，据澳大利亚的一位外交官说，泰国以一种亚洲人的“茫然的宽容”对待澳大利亚坚持它是亚洲国家的态度。只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于1994年10月宣布：“在文化上澳大利亚仍然是个欧洲国家，……我们认为它是欧洲国家，因此，澳大利亚不应当是东亚经济核心论坛的成员。我们亚洲人不惯于直言不讳地批评其他国家或对它们评头论足，而澳大利亚由于文化上属于欧洲，便感到有权告诉别国该做什么或不做什么，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样，它当然与我们这个集团格格不入。这就是我反对（它成为东亚经济核心论坛成员）的理由。这不是由于肤色，而是由于文化。”简而言之，亚洲人决心以欧洲人把土耳其排除在外的同样理由把澳大利亚排除在他们的俱乐部之外：他们与我们不同。基廷总理喜欢说，他要把澳大利亚从一个亚洲的“古怪的局外人变成古怪的局内人”，然而，这是一种矛盾的说法，因为古怪者不能入内。

恰如马哈蒂尔所说，文化和价值观是澳大利亚加入亚洲的根本障碍，冲突经常发生在下述问题上：澳大利亚信奉民主、人权、新闻自由，并且还抗议实际上它所有的邻国政府对那些权利的侵犯。澳大利亚的一位资深外交官评论道：“澳大利亚在这个地区的真正问题，不是我们的旗帜，而是我们根本的价值观。我怀疑是否能找到一个为了被那个地区接受而放弃这些价值观的澳大利亚人。”人们指出的差异还有特性、作风和行为举止。正如马哈蒂尔所暗示的，亚洲人一般是以微妙的、间接的、调解的、迂回曲折的、非评判的、非道德的、非对抗的方式与其他人一起来追求他们的目标。而澳大利亚人是英语世界中最直截了当、开门见山、毫不隐讳的民族，有人可能会说他们是一个不敏感的民族。这种文化冲突在保罗·基廷本人与亚洲人的交往中表露无遗，基廷把澳大利亚人的民族性体现得淋漓尽致，人们把他描绘成一个“本质上具有挑衅和好斗”风格的“强有力政治家”，他毫不犹豫地把政敌谴责为“渣滓袋”、“涂着香水的舞男”、“脑袋坏了的大傻瓜”。当论证澳大利亚必须成为亚洲国家时，基廷常常以其惊人的坦率使亚洲领导人愤怒和震惊，并与他们发生对抗。文化的鸿沟是如此之大，它使赞成文化趋同的人一叶障目，以致于他自己的行为举止使那些他称之为文化兄弟的人感到反感。

基廷-埃文斯的选择可以看作是过分强调经济因素，忽视而不是更新这个国家文化的短视的结果，亦可视为一种转移对澳大利亚经济问题注意力的政治手段。也可以说，这是一种旨在使澳大利亚融入和认同东亚正在崛起的经济、政治，最终是军事力量中心的富有远见的倡议。在这方面，澳大利亚是试图背离西方，追随正在崛起的非西方文明的许多可能的西方国家中的第一个。到22世纪初，当历史学家回首往事时，可能会把基廷一埃文斯的选择看作是西方衰落的一个主要标志。然而，假如实现了这一选择，它将不会消除澳大利亚人的西方遗产，并且这个“幸运的国家”将永远是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既是基廷谴责的“帝国的一个分部”，又是李光耀轻蔑地提到的“亚洲的新的白色垃圾”。

这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澳大利亚不可避免的命运。澳大利亚领导人在实现脱离英国的愿望的同时，可以把澳大利亚确定为一个太平洋国家，而不是一个亚洲国家，正如基廷的前任罗伯特·霍克总理曾试图做的那样。如果澳大利亚愿脱去英国王冠而成为共和国，它可以与世界上第一个这样做的国家结盟，这个国家像澳大利亚一样，也具有英国的本源，是一个移民国家，并且也拥有大陆规模，也讲英语，曾是三次战争中的盟国，其人口中也是欧洲人占绝大多数，而且像澳大利亚一样，亚洲人越来越多；文化上，在1776年7月4日的《独立宣言》中确立的价值观比任何一个亚洲国家的价值观更符合澳大利亚。经济上，澳大利亚不应竭力挤入一个文化上相异的集团，并因这一差异而遭到后者的排斥，它的领导人可以建议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扩大成北美一南太平洋联盟，包括美国伽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样一个集团可以协调文化和经济，并为澳大利亚提供一个坚定而持久的认同，这种认同从它旨在融入亚洲的徒劳无功的努力中是得不到的。

西方病毒和文化精神分裂症。当澳大利亚踏上追随亚洲的征途时，其他无所适从的国家——土耳其、墨西哥和俄国——正试图把西方融入它们的社会，并把它们的社会融入西方。然而，它们的经历强烈地昭示了本土文化的力量、复原力和凝聚力，以及它们自我更新和抵制、遏制、适应西方输入的能力。尽管对西方的拒绝主义回应是不可行的，但基马尔主义的回应并不成功。如果非西方社会要想实现现代化，它们必须走自己的道路，而不是西方的道路，并仿效日本，充分利用自己的传统、体制和价值观，在此基础上实现现代化。

政治领导人傲慢地认为，他们可以从根本上重构他们社会的文化，这是注定要失败的。尽管他们能够引入西方文化的要素，他们却不能永远压制或消除本国文化的核心要素。反之，西方的病毒一旦植入另一个社会，便很难根除。病毒会继续存在但并不致命，病人能活下去，但永远不会是个完好的人。政治领导人能够创造历史，但他们不能逃避历史。他们造就了无所适从的国家，但却不能创造出西方社会。他们使国家染上了一种文化精神分裂症，这成为那个国家持久和确定的特征。

谢选骏指出：亨廷顿总算明白了“全球政治的文化重构”——不是“文明的冲突”，而仅仅是“政治、经济、种族、文化……的冲突”。这是在一个全球文明结构以内的争霸过程，不仅是各国之间的角力，而且是各国内部的角力——“全世界资产者联合起来”，才是“走向罗马帝国的过程”的现代版。

而“文明冲突论”，不过是些垂死的殖民者，对于“后殖民时代”的论述——他们忧虑年轻野蛮的“逆向殖民主义”的入侵。

【第七章 核心国家、同心圆和文明秩序】

文明和秩序

在正在形成的全球政治中，主要文明的核心国家正取代冷战期间的两个超级大国，成为吸引和排斥其他国家的几个基本的极。这些变化在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和中华文明方面表现得最为清晰可见。在这些情况下，文明的集团正在形成，它包括核心国家。成员国、毗邻国家中文化上相似的少数民族人口，以及较有争议的核心国因安全考虑而希望控制的邻国中其他文化的民族。这些文明集团中的国家往往围绕着一个核心国家或几个核心国家分散在同心圆中，反映了与那种文明的认同程度以及融入那种文明集团的程度。伊斯兰世界没有一个公认的核心国家，它正在强化共同意识，但迄今为止只形成了一个初级的共同政治结构。

国家都倾向于追随文化相似的国家，抵制与它们没有文化共性的国家。就核心国家而言，尤其是如此。它们的力量吸引了文化上相似的国家，并排斥文化上与它们不同的国家。由于安全的缘故，核心国家可能企图融合或支配其他文明的某些民族（中国对藏族、维吾尔族，俄国对挺靶族、车臣和中亚穆斯林就是这样）。历史关系及均势的考虑也使一些国家抵制其核心国家的影响，格鲁吉亚和俄国都是东正教国家，但格鲁吉亚历史上反对俄国的控制，却与俄国有密切联系。越南和中国都是儒教国家，但它们之间历史上也相互为敌。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的共性以及一种更广泛、更强大的文明意识的形成可能把这些国家维系在一起，像西欧国家已经走到一起一样。

在冷战期间，任何秩序都是超级大国支配两大阵营和影响第三世界的产物。在正在形成的世界中，全球性大国已经过时，全球共同体只不过是一个遥远的梦想。没有一个国家，包括美国在内，有重大的全球安全利益。在今天更为复杂和异质的世界中，秩序的组成部分存在于文明内部和文明之间。世界秩序要么将建立在文明的基础上，要么将成为空中楼阁。在这个世界上，文明的核心国家是文明内部秩序的源泉，而核心国家之间的谈判则是文明之间秩序的源泉。

核心国家起领导作用或支配作用的世界是一个势力范围的世界，但它同时也是一个核心国家发挥的影响被与其拥有共同文化的文明成员国减轻或缓和的世界。文化的共性使核心国家对成员国及外部国家和机构的领导和强加秩序的作用合法化。但是，联合国秘书长1994年颁布了一条“维持势力范围”的规则，即：占主导地位的区域性大国向联合国提供的维和部队人数应不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这样一项要求无视地缘政治的现实，因为在任何一个存在着占主导地位的大国的地区，只有通过该国的领导才能获得和平与维持和平。联合国不能代替区域性权力，当核心国家在与本文明其他的成员国的关系中行使区域性权力时，这种权力就成为可靠的和合法的了。

核心国家能够行使维持秩序功能，是因为成员国把它看作文化亲族。文明就像是一个扩大了的家庭，而核心国家就像是家庭里一个年长的成员，为其他亲属提供支持和制定纪律。如果没有那种亲缘关系，一个更为强大的国家解决其区域冲突和把秩序强加到该区域的能力就会受到限制。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甚至斯里兰卡都不接受印度作为南亚秩序的维护者，没有任何一个东亚国家会接受日本发挥那方面的作用。

当文明缺少核心国家时，在文明内部建立秩序或者在文明之间通过谈判建立秩序的问题就变得更加棘手。由于缺乏一个可以合法地、权威地同波斯尼亚发生联系的伊斯兰核心国家，就像是俄罗斯之于塞尔维亚人、德国之于克罗地亚人一样，美国便迫不得已地尝试充当这一角色。由于美国在那个区域没有战略利益，该区域的国家边界是在前南斯拉夫时期划定的，美国又与波斯尼亚没有任何文化联系，而欧洲国家又反对在欧洲建立一个穆斯林国家，因此美国这样做效果不大。非洲和阿拉伯世界没有核心国家，已使正在苏丹进行的解决内战的努力极大地复杂化。另一方面，凡是有核心国家存在的地方，它们就成为在文明基础上建立新的国际秩序的主要因素。

西方边界的形成

在冷战期间，美国是一个巨大的、分散的、多文明国家集团的中心，这些国家有阻止苏联进一步扩张的共同目标。这个集团有多种称呼：“自由世界”、“西方”或“盟国”，它包括了许多国家，但并非全是西方社会，如土耳其、希腊、日本、韩国、菲律宾、以色列，以及在更宽泛的意义上，也包括其他国家和区域，如台湾、泰国、巴基斯坦。与之相对的是一个异质性略小的国家集团，它包括所有的东正教国家（希腊除外），几个历史上属于西方的国家，越南和古巴，在更小程度上还有印度，有时还有一个或多个非洲国家。随着冷战的结束，这两个多文明的、跨文化的集团四分五裂了。苏联体系的瓦解，特别是华沙条约的解体是急剧的。冷战期间多文明的“自由世界”正在更缓慢地但与此类似地重组为一个新的或多或少与西方文明范围相一致的集团。一个边界形成的过程正在进行之中，它涉及到如何定义西方国际组织成员的问题。

欧洲联盟的核心国家法国和德国首先被一个由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组成的内部集团所环绕。这些国家全都同意取消货物和人员往来的一切障碍；然后是其他成员国，如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丹麦、英国、爱尔兰和希腊；1995年成为其成员国的奥地利、芬兰和瑞典；以及当时的联系国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为反映这一现实，1994年秋天，德国的执政党和法国的高级官员各自提出了建立一个有区别的联盟的建议。德国的计划是，由最初的成员国减去意大利组成“硬核心’，由“德国和法国组成硬核心之中的核心’。硬核心国家将努力迅速建立一个货币联盟，并使它们的外交政策和防务政策一体化。几乎与此同时，法国总理爱德华·巴拉迪尔提出建立一个三重联盟：五个赞同一体化的国家形成核心，其余的成员国形成第二环，而正在通往成员国路上的新国家构成外环。随后，法国外交部长阿兰·朱佩详细阐述了这个概念，提出“‘伙伴’国家的外环由东欧和中欧国家组成；中环由同意接受某些领域的共同规则（单一市场、关税同盟等）的成员国组成；内环由那些愿意并能够在防务、货币一体化。外交政策等方面比其他成员国走得更快的国家结合而成”。（注1）其他政治领导人也提出其他类型的安排，然而，所有这些安排都涉及到一个由联系更紧密的国家组成的内部集团，由与核心国家一体化程度较低的国家组成的外部集团，直到达到把成员国与非成员国分离开来的界线。

在欧洲划定那样一条界线是在冷战后的世界里西方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冷战期间，作为一个整体的欧洲并不存在。然而随着共产主义的崩溃，人们必须面对和需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欧洲是什么？欧洲的北部、西部和南部的边界都被大片水域所确定，南部的边界与文化上的明显差异相一致。但是，欧洲东部的边界在哪里呢？谁应当被视为欧洲国家，并因此成为欧洲联盟、北约和类似组织的潜在成员？

几个世纪以来，将西方基督教各民族同穆斯林和东正教各民族分开的这条伟大的历史界线，为这些问题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和最有普遍性的回答。这条界线可以追溯到4世纪罗马帝国分裂和10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的建立，至少500年来它一直基本上处于它现在的这个位置。它由北开始，沿着现在芬兰与俄罗斯的边界以及波罗的海各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与俄罗斯的边界，穿过西白俄罗斯，再穿过乌克兰，把东仪天主教的西部与东正教的东部分离开来，接着穿过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把它的天主教匈牙利人同该国的其他部分分离开来，再沿着把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同其他共和国分离开来的边界穿过前南斯拉夫。当然，在巴尔干地区，这条界线与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分界线重合。这是欧洲文化的边界，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它也是欧洲和西方政治经济的边界。

因此文明的范式为西欧国家面临的欧洲的范围在哪里结束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清晰的、不容置疑的答案：欧洲的范围结束于基督教的范围终止、伊斯兰教和东正教的范围开始的地方。这是西欧人想听到的答案，他们私下里大都支持这个答案，各种知识分子和政治领导人也明确赞同这个答案。正如迈克尔·霍华德指出的，承认中欧与严格意义上的东欧之间的区别是必要的，这一区别在苏联存在的年代曾经变得模糊不清。中欧包括“那些曾经是西方基督教世界一部分的国家；曾属于哈布斯堡帝国的奥地利、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以及波兰和德国的东部边境地区。‘东欧’这个词应当指在东正教庇护下的那些地区：在19世纪奥斯曼统治结束时才出现的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黑海社区，以及苏联的‘欧洲’部分”。他论证说，西欧的首要任务就是，“重新把中欧各国人民吸收到他们本应属于的我们的文化和经济共同体中来，在伦敦、巴黎、罗马、慕尼黑和莱比锡、华沙、布拉格和布达佩斯之间重新编织起纽带”。两年后，皮埃尔·贝阿尔评论道：“一条新的断层线”正在出现，它基本上是一个文化的分界，以西方基督教（罗马天主教或新教）为标志的欧洲为一方，以东方的基督教和伊斯兰传统为标志的欧洲为另一方。类似地，一位重要的芬兰人把在欧洲取代铁幕的关键分界线看作是“东方和西方之间古老的文化分界线”，它位于西部欧洲内的波兰、波罗的海诸国、前奥匈帝国的土地和西欧之外的其他东欧和巴尔干国家之间。一位著名的英国人同意，这是“东方教会与西方教会之间……一个巨大的宗教分界线：广义上说，这是那些从罗马直接接受或通过凯尔特人或德国人的中介接受基督教的民族，与那些东方或东南方的从君士坦丁堡（拜占庭）接受基督教的民族之间的一个巨大的宗教分界线”。

中欧人也强调这条分界线的意义。这些国家在摆脱共产主义遗产、走向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它们不同于那些没有按照天主教和新教为一方、东正教为另一方的分界线划分开来的国家。立陶宛总统认为，几个世纪前，立陶宛人不得不在“两种文明”之间作出选择，并“选择了拉丁世界，皈依了罗马天主教，选择了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国家组织形式”。波兰人用类似的话声称，自从10世纪，他们在拉丁基督教对拜占庭的斗争中选择了前者后，他们就一直是西方的一部分。相比之下，东欧东正教国家的人民则以矛盾的心情来看待人们现今对这条文化界线的重新强调。保加利亚人和罗马尼亚人看到了作为西方一部分并融入它的体制的巨大的好处，但他们同时也认同于自己的东正教传统，就保加利亚人而言，他们历史上与俄国和拜占庭有着紧密的联系。

欧洲对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认同，为接纳西欧组织新成员国提供了明确的标准。欧洲联盟是西方在欧洲的基本实体，1994年，随着文化上属于西方的奥地利、芬兰和瑞典的加入，欧洲联盟成员国再次扩大了。1994年春，欧洲联盟明文规定，除波罗的海诸国以外，排除所有前苏联共和国加入欧洲联盟的可能性。同时它与四个中欧国家（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两个东欧国家（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签署了“联系协定”。然而，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有可能在21世纪之前成为欧洲联盟的正式成员国，而中欧国家毫无疑问要比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先获得那种资格，假如后者确实能加入的话。与此同时，波罗的海诸国和斯洛文尼亚最终成为成员国看来大有希望，而穆斯林国家土耳其、小国马耳他以及东正教的塞浦路斯的申请在1995年还悬而未决。在欧洲联盟扩大成员国的过程中，优先考虑的是文化上属于西方的国家和经济上也往往更发达的国家。如果采用这条标准，那么，维谢格拉德国家（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以及波罗的海国家、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马耳他最终将成为欧洲联盟的成员国，联盟将与西方文明范围相重合，正如在欧洲历史上曾发生过的那样。

文明的逻辑可以就北约的扩大推出类似的后果。冷战开始于苏联把其政治和军事控制扩大到中欧，美国与西方国家建立了北约以遏制，如果必要的话，击败苏联的进一步侵略。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北约是西方文明的一个安全组织。随着冷战的结束，北约有一个中心的、必须遵循的目标：通过阻止俄国重新把政治和军事统治强加给中欧来确保冷战不再出现。作为西方的安全组织，北约适当地向那些愿意加入北约的、在军事能力、政治民主和由文职人员控制军队等方面符合基本条件的西方国家开放，吸收它们为成员国。

美国冷战后的欧洲安全政策最初体现了一个更普遍化的方针，它体现在“和平伙伴”关系中，它对欧洲国家，实际上对欧亚国家普遍开放。这一方针也强调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作用，它反映在克林顿总统1994年1月访问欧洲的讲话中：“现在自由世界的边界应当根据新的行为而不是根据老黄历来确定。我要对所有想在欧洲划定一条新界线的人说，我们不应当排除欧洲拥有最美好前途的可能性——到处都是民主，到处都是市场经济，到处都是为相互的安全而进行合作的国家。我们必须阻止较差的结果出现。”然而，一年后美国政府开始认识到根据“老黄历”来确定边界的重要性，并开始接受反映文明差别现实的“较差的结果”。该政府积极行动为北约成员的扩大提出标准和日程，首批是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然后是斯洛文尼亚，以后有可能是波罗的海三国。

俄罗斯激烈地反对北约东扩的任何行动，那些被认为是较开明和较倾向西方的俄罗斯人争辩说，东扩将大大加强俄罗斯国内民族主义和反西方的政治力量。然而，北约东扩仅限于历史上是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一部分的国家，并向俄国作出保证，它将不包括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摩尔多瓦、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只要乌克兰继续保持统一）。北约东扩只限于西方国家，也强调了俄国作为一个独立的、东正教文明的核心国家的作用；以及因此它应对东正教边界内和沿边界的秩序负责。

根据文明来区分国家的有用性在波罗的海诸共和国方面表现得很明显。它们是根据历史、文化、宗教来判断明显属于西方的仅有的几个前苏联共和国，它们的命运始终受到西方的重大关注。美国从未正式承认它们与苏联的合并，苏联解体时，美国支持它们的独立，并坚持俄罗斯人应当遵守它所同意从这些共和国撤军的时间表。对俄罗斯人来说，这个信息的含义是，他们必须承认，波罗的海诸国不在他们可能想在其他前苏联共和国建立的势力范围之内。正如瑞典首相所说：克林顿政府的这一成就是“对欧洲安全和稳定所作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它证实了，由于西方对波罗的海诸国明确负有的责任，俄罗斯极端民族主义者的任何复仇企图都无望实现，以此帮助了俄罗斯的民主人土。

当人们普遍关注欧洲联盟和北约的扩大时，这两个组织的文化重构亦引起了它们可能引起的缩小问题。一个非西方国家希腊，是这两个组织的成员国；另一个非西方国家土耳其是北约的成员国，它正在申请加入欧洲联盟。这些关系是冷战的产物，它们在冷战后的文明世界里还站得住脚吗？

土耳其在欧洲联盟获得正式成员资格很成问题，并且它在北约的成员资格已受到本国繁荣党的攻击；然而土耳其可能仍留在北约，除非繁荣党在选举中大获全胜，或者土耳其有意识地摒弃阿塔蒂尔克的遗产，重新把自己确定为伊斯兰国家的领袖。对于土耳其来说，这是可以设想的，也可能是可取的，但在最近的将来却不可能实现。无论土耳其在北约中的作用如何，土耳其在关于巴尔干地区、阿拉伯世界和中亚的问题上，将越来越追求自己的独特利益。

希腊不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但它是古典文明的家园，这里是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源泉。历史上，希腊人在反对土耳其人时，把自己看作基督教的先锋；与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或保加利亚人不同，希腊的历史与西方的历史紧密交织在一起，然而希腊也是一个异常的国家，是西方组织中的东正教局外者。它从来不是欧洲联盟和北约的一个轻松成员，它在使自己适应这两个组织的原则和道德观念时遇到了很大困难。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希腊处于军政府统治之下，直到它转变为民主制以后才得以参加欧洲共同体。它的领导人似乎常常故意背离西方的原则，并与西方政府作对。希腊较之其他共同体和北约的成员国要贫穷，还常常执行一些轻视布鲁塞尔通行标准的经济政策。它1994年担任欧洲联盟理事会主席时的行为激怒了其他成员国，西欧官员私下称让它加盟是一个错误。

在冷战后的世界里，希腊的政策越来越背离西方的政策。它对马其顿的封锁遭到西方政府的强烈抨击，结果导致欧洲委员会向欧洲法院寻求反对希腊的禁令。在前南斯拉夫的冲突中，希腊采取的政策与西方主要大国不同，它积极支持塞尔维亚人，并公然违反联合国对他们的制裁决议。随着苏联的终结和共产主义威胁的消失，希腊和俄罗斯在反对它们共同的敌人土耳其上有了共同的利益，它允许俄罗斯在希腊族人控制的南塞浦路斯建立重要的军事存在，由于“他们共同信奉东正教”，希腊族人既欢迎俄罗斯人又欢迎塞尔维亚人到他们的岛上来。1995年，俄罗斯人在塞浦路斯大约开设了2，000家公司；在那里出版俄语和塞尔维亚语一克罗地亚语的报纸；而且塞浦路斯的希腊族政府主要从俄罗斯购买军火物资。希腊也在与俄罗斯探索把高加索和中亚的石油，通过土耳其和其他穆斯林国家境内的保加利亚一希腊输油管道运到地中海的可能性。希腊的整个外交政策都带有浓厚的东正教倾向。毫无疑问，希腊将仍然是欧洲联盟和北约的一个正式成员。然而，随着文化重构过程的加强，它的这些成员资格无疑将变得更加脆弱，意义更小，给有关方面带来更大的困难。冷战时期苏联的敌对者正在演变成为冷战后俄罗斯的盟国。

俄罗斯与其近邻

沙皇帝国和共产党帝国的继承者是一个文明集团，它在许多方面与欧洲的西方相类似。俄罗斯处于核心地位，相当于西方的法国和德国；它与一个内环密切相联，这个内环包括两个主要是信奉东正教的斯拉夫共和国——白俄罗斯和摩尔多瓦，还包括哈萨克斯坦（其人口中有40％是俄罗斯人）和亚美尼亚（历史上它是俄国的亲密盟国）。90年代中期，所有这些国家的政府一般都是通过选举而掌权的亲俄政府。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其绝大多数人口信奉东正教）和乌克兰（其大部分人口信奉东正教）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但较为脆弱的联系；这两个国家都有强烈的民族认同和以往独立的经历。在东正教的巴尔干地区，俄罗斯与保加利亚、希腊。塞尔维亚和塞浦路斯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与罗马尼亚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不太密切。前苏联的穆斯林共和国在经济和安全领域仍然极大地依赖俄罗斯。相比之下，波罗的海诸共和国对欧洲吸引力的回应实际上已使它们脱离了俄罗斯的势力范围。

总体上，俄罗斯正在建立一个在它领导下的以东正教为核心的集团，以及一个环绕它的相对软弱的由伊斯兰国家组成的缓冲带，它将在不同程度上支配这些国家，并试图把其他国家的影响排除在外。俄罗斯亦希望世界接受和支持这个体系。正如叶利钦在1993年2月所说，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有必要“给予俄罗斯在前苏联领土上确保和平和稳定的特殊权力”。苏联是一个有全球利益的超级大国，而俄罗斯则是一个有区域利益和文明利益的主要大国。

前苏联的东正教国家对于建立一个在欧亚事务和世界事务中具有凝聚力的俄罗斯集团来说至关重要。在苏联解体期间，所有这五个国家最初都向高度民族主义的方向前进，强调它们新的独立并与莫斯科拉开距离。随后，对经济、地缘政治和文化现实的认识使这些国家中的四个国家的选民选出亲俄政府，并支持亲俄政策。这些国家指望从俄罗斯得到支持和保护。在第五个国家——格鲁吉亚，俄罗斯的军事干涉迫使政府的立场发生了类似的转变。

亚美尼亚历史上把它的利益认同于俄国的利益，而俄国也以保护亚美尼亚免受穆斯林邻国的骚扰而感到骄傲。在苏联解体后的时代，这一关系恢复了生机，亚美尼亚人一直依赖俄罗斯的经济和军事支持，并在有关前苏联各共和国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支持俄罗斯。这两个国家具有共同的战略利益。

与亚美尼亚不同，白俄罗斯几乎没有民族认同感，它也更依赖于俄罗斯的支持。该国的许多居民对俄罗斯的认同不亚于对自己国家的认同。1994年1月，立法机关用一个保守的亲俄分子取代了掌权的中间派和温和民族主义者。1994年7月，80％的选民选出了一位极亲俄的总统，他是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的盟友。白俄罗斯早就加入了独联体，并且与俄罗斯和乌克兰一起是1993年成立的经济联盟的创始成员国，它还同意与俄罗斯建立货币联盟，把它的核武器交给俄罗斯，允许俄罗斯军队在本世纪的剩余时间里驻扎在它的领土上。除国名外，到1995年，白俄罗斯事实上已经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

随着苏联的解体，摩尔多瓦成为一个独立国家，许多人预料它最终将与罗马尼亚融为一体。对发生这一情况的担忧，在俄罗斯化的东部地区激起了分离主义运动。这一运动得到了莫斯科的暗中支持，俄罗斯第十四集团军的支持导致了“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的成立。然而，摩尔多瓦要求与罗马尼亚统一的情绪由于两国经济问题和来自俄罗斯的经济压力而减弱。摩尔多瓦加入了独联体，扩大了与俄国的贸易。1994年2月，亲俄的各政党在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

在这三个国家中，倡议将战略和经济利益结合起来的舆论导致政府赞同与俄罗斯紧密结盟。在乌克兰最终也发生了某种类似的变化。在格鲁吉亚，这一过程要艰难得多。格鲁吉亚在1801年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那年其统治者国王乔治十三请求俄国人保护，以防范土耳其人。1918－1921年在俄国革命的三年里，格鲁吉亚又获得了独立，但布尔什维克强行把它并入了苏联。当苏联完结时，格鲁吉亚再一次宣布独立。一个民族主义的联盟赢得了选举，但它的领导人实施自我毁灭的镇压并被暴力所推翻。曾任苏联外交部长的谢瓦尔德纳泽回来领导这个国家，并在1992年和1995年两次总统选举中巩固了权力。然而他面临着得到俄罗斯大量支持的阿布哈兹的分离主义运动以及被驱逐的加姆萨胡尔季阿领导的起义。他模仿乔治国王得出结论说，“我们没有更大的选择”，然后转向莫斯科寻求帮助。俄罗斯军队进行了干涉来支持他，代价是格鲁吉亚加入独联体。1994年，格鲁吉亚同意无限期保留其领土上的三个俄罗斯军事基地。俄军的干涉首先削弱了格鲁吉亚政府，然后又支持它，从而把一心想独立的格鲁吉亚纳入了俄罗斯阵营。

除了俄罗斯外，人口最多和最重要的前苏联共和国是乌克兰。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里，乌克兰都曾经独立过，然而在近代大部分时间里，它是莫斯科统治的政治实体的一部分。决定性的事件发生在1654年，当时反抗波兰统治的哥萨克起义领袖博赫丹·赫麦尔尼茨基同意向沙皇效忠以换取俄国帮助哥萨克反对波兰人。从那时到1991年，除1917年至1920年的短暂独立外，乌克兰在政治上一直受莫斯科控制。然而乌克兰是一个具有两种文化的分裂的国家，西方与东正教之间的文明断层线贯穿了它的中心地带，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如此。过去，西乌克兰有时是波兰、立陶宛和奥匈帝国的一部分。它的绝大部分人口是东仪教的信徒，他们实行东正教礼拜式，但承认教皇的权威。历史上，西乌克兰人讲乌克兰语，他们的观念中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另一方面，东乌克兰人绝大多数信奉东正教，而且大部分人讲俄语。ZO世纪初，俄罗斯人在乌克兰全部人口中占22％，土生土长的讲俄语的乌克兰人占引％。大部分小学和中学都用俄语授课。克里米亚人口的绝大多数是俄罗斯人，直到1954年克里米亚一直是俄罗斯联邦的一部分，那一年，赫鲁晓夫把它并入乌克兰，其借口是承认 300年前赫麦尔尼茨基的决定。

东乌克兰和西乌克兰的区别明显地反映在这两部分人所持的态度上。例如，1992年底，西乌克兰三分之一的俄罗斯人说，他们深受那些反俄罗斯的人的敌意之苦。而持这种态度的人在基辅只占10％。东西两部分的分裂在1994年7月的总统选举中非常引人注目，在职总统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尽管与俄罗斯领导人有密切的工作关系，但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获得了西乌克兰13个省的多数选票，最高的超过90％。他的对手列昂尼德·库奇马在竞选中吸取了用乌克兰语演说的教训，以类似的多数赢得了东部13个省。结果库奇马以52％的选票获胜。事实上，1994年乌克兰公众以微弱多弹确认了1654年赫麦尔尼茨基的选择。正如一个美国专家所说，这次选举“反映、甚至集中体现了西乌克兰欧洲化的斯拉夫人与俄罗斯一斯拉夫人之间在乌克兰应当成为什么样的国家这个问题上的分歧。这与其说是种族的分化，不如说是不同文化的分化”。

由于这一分裂，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关系可能沿着三条道路中的一条发展。90年代初期，在有关核武器、克里米亚、在乌克兰境内的俄罗斯人的权利、黑海舰队和经济关系方面，两国之间存在着重大的争议。许多人认为可能会发生军事冲突，因而一些西方的分析家论证说，西方应当支持乌克兰拥有核武器以威慑俄罗斯的侵略。然而，如果文明起作用的话，乌克兰和俄罗斯发生冲突的可能就很小。这两个国家都是斯拉夫国家，它们的人民主要信仰东正教，几个世纪以来两国人民之间有亲密的联系，相互通婚非常普遍。尽管存在着极大争议以及双方都受到来自极端民族主义的压力，两国领导人还是作了很大的努力，并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这些争端。1994年中期，乌克兰选出了明显倾向俄罗斯的总统，减少了两国之间爆发严重冲突的可能性。尽管前苏联其他地方发生了穆斯林和基督教徒的严重冲突，俄罗斯人和波罗的海诸国人民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并有一些战斗，但是至1995年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实际上没有发生任何暴力事件。

第二种可能性，在某种程度上也许更为可能的是，乌克兰沿着文明断层线分裂成两个相互独立的实体，其东部可能与俄罗斯融合。分离问题首先始于克里米亚。克里米亚人口中的70％是俄罗斯人，在1991年12月的全民公决中，相当多的克里米亚公众支持乌克兰从苏联独立。1992年5月，克里米亚议会经投票宣布克里米亚从乌克兰独立，但其后又在乌克兰的压力下取消了投票结果。然而俄罗斯议会通过投票取消了1954年把克里米亚割让给乌克兰的决议。1994年1月，克里米亚人选举以“与俄罗斯统一”为竞选纲领的人作为总统，这使得一些人提出疑问：“克里米亚是否将是下一个纳戈尔诺一卡拉巴赫或阿布哈兹？”当克里米亚新任总统从就独立问题举行全民公决的承诺后退，代之以与基辅政府谈判时，答案是响亮的“不”。1994年5月，当克里米亚议会投票恢复1992年宪法（该宪法实际上使它独立于乌克兰）时，局势又一次白热化。然而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领导人又一次采取了克制态度，从而避免了这场争论引发暴力，两个月后，亲俄罗斯的库奇马当选为乌克兰总统，减弱了克里米亚向分离方向的推进。

然而，那次大选展示了乌克兰的西部与越来越向俄罗斯靠拢的乌克兰部分分离的可能性。一些俄罗斯人可能会对此表示欢迎，正如一位俄罗斯将军指出的，“乌克兰或东乌克兰在未来5年。ic年或15年将会回归，让西乌克兰见鬼去吧！”然而，这样一个残余的信仰东仪教和倾向西方的乌克兰只有得到西方强大和有效的支持才能生存，而这种支持只有在西方与俄罗斯的关系严重恶化，变成像冷战时的那种关系时，才有可能出现。

第三种、也更有可能出现的局面是，乌克兰仍将是一个统一的、充满裂痕的、独立的国家，并且总体上与俄罗斯密切合作。一旦有关核武器和军事力量的过渡问题得到解决，最严重的较长期的问题将是经济问题，这个问题部分地要靠共同的文化和密切的私人关系来解决。约翰·莫里森指出，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关系之于东欧，犹如法德关系之于西欧。正如后者构成了欧洲联盟的核心一样，前者对东正教世界的统一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核心。

大中华及其共荣圈

历史上，中国自认为是兼容并蓄的：一个“中华圈”包括朝鲜、越南、琉球群岛，有时还包括日本；一个非汉人的“亚洲内陆地带”包括满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突厥人和藏族，出于安全的原因，他们必须受到控制；此外还有一个蛮夷的“外层地带”，“他们只需要朝贡，并承认中国的优越地位”。当代的中华文明正以类似的方式来建构：以汉族中国为核心，包括中国所属的但享有相当自治权的边远省份；法律上属于中国但很大一部分人口是由其他文明的非汉族人所构成的省份（西藏、新疆）；在一定条件下将要成为或者可能成为以北京为中心的中国之一部分的华人社会（香港、台湾）；一个由华人占人口多数、越来越倾向于北京的国家（新加坡）；在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有重大影响的华人居民；以及受中国儒教文化颇大影响的非华人社会（南北朝鲜、越南）。

5O年代，中国将自己确定为苏联的一个盟友。然后，在中苏分裂后，它把自己看作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第三世界的领袖，这使它付出了高昂代价，而获利却甚少。在尼克松政府作出政策调整后，中国开始寻求在两个超级大国的均势游戏中充当第三方，70年代当美国似乎虚弱之时，它与美国结成了联盟，然后在80年代当美国军事力量增强，而苏联经济上衰弱并陷入阿富汗战争时，它转向与美苏保持等距离。然而，随着超级大国竞争的结束，“中国牌”变得毫无价值，中国又一次被迫重新确定自己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它确立了两个目标：成为中华文化的倡导者，即吸引其他所有华人社会的文明的核心国家；以及恢复它在19世纪丧失的作为东亚霸权国家的历史地位。

中国正在发挥的作用可以从以下方面看出：首先，中国描述它在世界事务中的立场的方式；其次，海外华人在经济上介入中国的程度；第三，其他三个主要的华人实体香港、台湾、新加坡与中国的经济、政治、外交联系的不断发展，以及华人有着重要政治影响的东南亚国家更加倾向于中国。

中国政府把大陆中国看作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国家，所有其他华人社会都应倾向于它。自从放弃通过当地的共产党来促进它的海外利益后很长时间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寻求“自己作为世界华人的代表地位”。对中国政府来说，所有的炎黄子孙，即便是另一个国家的公民，都是中华共同体的成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应服从中国政府的权威。中国人的认同开始根据种族来确定，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位学者所提出的，中国人是具有同样“种族、血液和文化”的人。90年代中期，这一论调在官方和民间越来越流行。对于中国人和那些生活在非中国社会的华裔来说，“镜子检验”就成了对他们是谁的检验，“去照照镜子”是倾向于北京的中国人对那些试图与外国社会同化的华裔的告诫。散居在各地的华人，即具有中国血统的人（以此区别于“中国人”即生活在中国的人），越来越明确地使用“文化中国”这一概念来表明他们的共识。2O世纪曾是西方众矢之的的中国认同，现在正根据中国文化这一持续要素来被重新阐述。

历史上，这种认同与华人国家同中国国家的中央权威的关系之变化是一致的，这种文化认同感既有助于几个华人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的扩展，又为这种关系的扩展所加强；这些华人国家反过来又成为促进大陆中国和其他地方的经济迅速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其结果又为中国文化认同的增强提供了物质和心理上的动力。

因此，“大中华”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一个迅速发展的文化和经济的现实，并开始变为一个政治的现实。对80年代和90年代的大陆、“小老虎”（4只小老虎中有3只是华人社会）和经济上为华人控制的东南亚目队注目的经济增长，华人功不可没。东亚的经济越来越以中国为中心，以华人为主导。90年代，香港。台湾和新加坡的华人为大陆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大量资金。东南亚其他地方的海外华人主导了所在国的经济。90年代初，占菲律宾人口1％的华人却占了国内公司销售总额的35％。80年代中期，华人占印度尼西亚总人口的2％－3％，但大约拥有国内私人资本的70％。在印度尼西亚最大的25家企业中华人控制了17家，据报道，一家华人联合大企业的产值占印度尼西亚国民生产总值的5％。90年代初，华人占泰国总人口的10％，但拥有10家最大商业集团中的9家，并且创造了该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华人大约占马来西亚人口的三分之一，但几乎完全主宰了该国的经济。除了日本和韩国外，东亚经济基本上是华人经济。

家庭和个人关系所形成的“竹网”（即关系网）和共同的文化，大大有助于大中华共荣圈的形成。海外华人在中国做生意比西方人和日本人都能干。在中国，信任和承诺取决于私交，而不是契约或法律和其他法律文件。西方商人发现在印度做生意比在中国做生意要容易，因为在中国协议的可靠性依赖双方的私人关系。一位著名的日本人在1993年妒忌地说，中国得益于“香港、台湾和东南亚没有边界的华人商人网”。一位美国商人同意这种说法：海外华人“有商业技巧，懂语言，他们把来源于家庭关系的关系网带到了契约中，相对于那些必须向阿克伦或费城的董事会请示的人，这就是一个巨大优势”。李光耀也精辟地指出了非大陆华人在与大陆打交道时的优势：“我们都是华人，我们共有某些由共同的祖先和文化而产生的特性……人们自然地移情于那些与自己有共同生理特征的人。当人们又拥有相同的文化和语言基础时，这种亲密感得到了加强。这使得他们很容易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和信任，而这是一切商业关系的基础。”80年代末和90年代，海外华人能够“向持怀疑态度的世界显示，由同一种语言和文化产生的关系可以弥补法治的缺乏以及规则和法规缺少透明度”。基础经济发展所依赖的共同文化根基突出地显示在1993年11月于香港举行的“第二届世界华人企业家大会”上，这次大会被描述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华商为华人必胜信念举行的一次庆典”。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华人世界的文化共性促进了经济参与。

中国经济迅速增长10年后，西方对中国的经济介入曾由于天安门事件而减少，这为海外华人创造了一个利用共同文化和私人交往在中国大量投资的机会和动力，结果是各华人群体之间的整个经济联系明显扩大。1992年，在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113亿美元）中有80％来自海外华人，主要是来自香港（占68．3％），还有台湾（占9．3％）、新加坡、澳门及其他地方。相比之下，日本提供的资本只占总额的6．6％，美国占4．6％。在累计为500亿美元的外资总额中，67％的资本来源于华人。贸易的增长同样引人注目。台湾对（大陆）中国的出口从1986年的几近于零提高到1992年占台湾出口总额的8％，仅1992年就比上一年增长了35％。1992年新加坡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22％，与其全部出口的增长还不到2％形成了鲜明对比。正如默里·魏登鲍姆1993年所评论的，“尽管当前日本主导了这一地区，但以华人为基础的亚洲经济正迅速成为一个新的工业、商业和金融中心，这个战略地区包括相当大的技术和制造能力（台湾）；杰出的企业、营销和服务人才（香港）；一个优良的通讯网络（新加坡）；大量金融资本的聚集地（以上三个地区）；大量的土地资源和劳力供应地（大陆中国）”。当然，此外，大陆中国还是所有正在扩大的市场中最大的潜在市场，截至90年代中期，在中国的投资越来越以在当地市场销售和出口为导向。

东南亚国家的华人已在不同程度上与当地人同化，而后者常常持有反华情绪，这种情况有时还会酿成暴力事件，如1994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的棉兰发生的暴乱。一些马来西亚人和印度尼西亚人将华人资本流向大陆批评为“资本外逃”，为此以苏哈托总统为首的政治领导人不得不向他们的公众再三保证，这不会损害他们的经济。东南亚的华人则坚持认为，他们始终不渝地忠于他们的出生国而不是祖先的国家。90年代初，东南亚的华人资本向大陆的外流被台湾向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大量投资所抵消。

经济力量的增长和共同的中国文化的结合导致了香港、台湾和新加坡与华人的“祖国”中国关系越来越密切。为使他们适应即将到来的权力转移，香港的华人开始适应北京的统治而不是伦敦的统治，商人和其他领袖不愿意批评中国政府或做可能会触怒中国的事。当他们确实触怒了中国时，中国政府便毫不犹豫地立即进行报复。到1994年，几百个商人已与北京合作，成为“港事顾问”，实际上组成了影子政府。90年代初，中国在香港的经济影响也急剧扩大，据报道，至1993年，大陆对香港的投资超过了日本和美国在香港投资的总和。至go年代中期，由于香港与大陆的政治一体化将于1997年完成，香港与大陆的经济一体化实际上已经完成。

台湾与大陆联系的扩大落后于香港。然而，80年代开始发生了重要变化。在1949年后的30年里，双方曾拒绝承认彼此的存在和合法性，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往来，而且处于实际的战争状态，这表现在它们不时向沿海岛屿开炮。然而，在邓小平稳固了权力并开始经济改革进程以后，大除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和解行动，1981年，台湾政府作出了回应，并开始调整以前与大陆的“三不政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1986年5月，双方代表第一次接触，就归还台湾的一架被劫持到大陆的飞机进行了谈判，翌年，台湾撤消了到中国大陆旅游的禁令。

“同是中国人”以及由此产生的相互信赖极大地促进了随后台湾与中国大陆的经济关系的迅速扩大。正如台湾的一位谈判代表所说，台湾人和大陆人有“血浓于水的亲情”，并为彼此的成就而感到自豪。到1993年底，台湾赴大陆旅游者超过420万人次，大陆赴台湾访问者为4万人次；双方每天的往来信函有4万件，电话有13，000次。据报道，1993年，大陆与台湾之间的贸易额达到了144亿美元，2万家台湾企业在大陆的投资约在150亿-300亿美元之间。台湾越来越把注意力集中于大陆，其成功也日益依赖于大陆。一位台湾官员于1993年说：“1980年以前，台湾最重要的市场是美国，但到90年代，我们认识到，台湾经济成功的最关键因素是大陆。”大陆的廉价劳动力对面临着岛内劳动力短缺的台湾投资者来说是一个主要的吸引力。1994年，旨在调整大陆和台湾之间资本和劳动力不平衡的一个反向过程开始出现，台湾的一些渔业公司雇用了1万名大陆人。

经济关系的发展导致了两个政府之间的谈判。1991年，台湾成立了“海峡交流基金会”，大陆成立了“台湾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以便相互进行交流。1993年4月，双方的第一次会谈在新加坡举行，随后在大陆和台湾又进行了一些会谈。1994年8月，双方在许多关键问题上达成了“突破”性协议，人们开始推测双方政府最高领导人之间举行会谈的可能性。

90年代中期，在北京和台北之间仍存在一些重大问题，包括主权问题、台湾参加国际组织以及台湾把自己确定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可能性问题。后者发生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因为倡导独立的主要政党民进党发现，台湾选民并不想破坏与大陆的现存关系，在这个问题上过分努力会损害它的选举前景。民进党领导人因此强调，如果他们赢得了权力，独立将不被列入他们的近期日程。双方政府在坚持中国对南中国海的南沙群岛和其他岛屿的主权，以及确保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方面，有着共同利益。90年代中期，北京和台北在缓慢地、可察觉地并且不可避免地互相靠拢，并在扩大经济关系和共同的文化认同中发展着共同利益。

双方走向和解的行动在1995年戛然而止，因为台湾政府积极谋求外交承认及获得国际组织的准入券。李登辉“总统”对美国进行了“私人”访问，台湾于1995年12月进行了国大选举，随后于1996年3月举行了总统选举。中国政府作出的反应是，在台湾主要港口附近的水域进行导弹试验，并在台湾控制的滨海岛屿附近进行军事演习。这些事态的发展引出了两个关键问题：目前台湾在不正式独立的情况下，能否保持民主？未来台湾如果不保持事实上的独立，能否保持民主？

事实上，台湾与大陆的关系已经历了两个阶段，并可能进入第三个阶段。几十年来，国民党政府宣称自己是整个中国的政府；这个说法显然意味着与事实上除台湾外的整个中国的政府相冲突。80年代，台湾政府放弃了这一主张，并把自己确定为台湾的政府，这就提供了与大陆“一国两制”概念相适应的基础。然而，台湾形形色色的人和集团越来越强调台湾独立的文化认同，强调它处于中国人统治下的时间相对短暂，它的方言不被讲普通话的人所理解。事实上，他们正试图把台湾确定为一个非中国的社会，从而合法地独立于中国。此外，当台湾政府在国际上越来越积极地活动时，它似乎也是在暗示它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不是中国的一部分。简而言之，台湾政府的自我确定看来经历了一个演变：从整个中国的政府到中国的一部分的政府，再到不是中国的政府。这后一个使其事实上的独立正式化的立场是北京政府完全不能接受的，北京政府反复强调它不惜使用武力来阻止台湾独立。中国政府领导人还声明，在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和1999年收回澳门后，他们将着手进行大陆与台湾的重新统一工作。此事将如何进行大概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台湾支持正式独立的力量的增长程度；北京的权力继承斗争能否有结果，这一斗争促使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变成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使封锁台湾和入侵台湾成为可能的中国军事能力的发展。21世纪初，通过强迫和调解或双管齐下，台湾似乎将会与中国大陆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直至70年代末，顽固反共的新加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还是冷淡的，李光耀和其他新加坡领导人对中国的落后满怀蔑视。然而当中国经济在80年代开始起飞时，新加坡依照传统的搭车模式开始倾向于大陆。至1992年。新加坡在中国的投资为19亿美元，次年它宣布要在上海附近建立一个“新加坡第二”的工业园区的计划，这将涉及几十亿美元的投资。李光耀成为一位看好中国经济前景的热情支持者及其力量的钦佩者。他于1993年说，“中国就是行动的地方”。1993年新加坡政府的海外援助

项目有一半是放在中国的。以前新加坡的对外投资大量集中于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现在已开始转向中国。据说，70年代当李光耀第一次访问北京时，他坚持与中国领导人谈话时讲英语而不是汉语。20年后，他不可能再那样做了。

伊斯兰：没有凝聚力的意识

在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中，政治忠诚的结构一般与现代西方正好相反。对于后者来说，民族国家是政治忠诚的顶点，狭义的忠诚从属于它并被归于对民族国家的忠诚。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群体——语言或宗教社会群体，或者文化，对忠诚和义务的要求则不那么强烈。沿着从范围较窄到范围较大的实体的连续曲线，西方忠诚往往是在中间达到最高点，而忠诚强度的曲线则在某种程度上呈倒U字形。在伊斯兰世界中，忠诚的结构差不多恰恰相反，在伊斯兰的忠诚曲线中，中段是个空缺。恰如艾拉·拉皮德斯所说：有“两种基本的、原始的、持久的忠诚结构”，一方面是对家庭、部族和部落的忠诚，另一方面是对“在更大规模上的文化、宗教和帝国的统一体”的忠诚。一位利比亚的学者亦持类似观点：“在阿拉伯社会和政治体制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的发展中，部落主义和宗教（伊斯兰教）曾起过并仍然起着重要的和决定性的作用。确实，它们如此交织在一起，以致它们被看作是形成和决定阿拉伯政治文化和阿拉伯政治思想的最重要的因素。”部落一直是阿拉伯国家的政治中心，正如塔赫辛·贝希尔所指出的，许多国家不过是“有旗帜的部落”。沙特阿拉伯的奠基者的成功主要是由于他巧妙地通过联姻和其他手段建立了一个部落联盟，沙特的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部落政治，它使苏德里斯反对沙马斯和其他部落。在利比亚的发展中，至少有18个部落起着重要的作用，据说在苏丹生活着大约500个部落，最大的部落占全国人口的12％。

在中亚，历史上国家认同并不存在。“忠诚是对部落、部族和扩大的家庭而言，而不是对国家”。在另一个极端，人们确实有共同的“语言、宗教、文化和生活方式”，“伊斯兰教是人们中间最强大的统一力量，比埃米尔（酋长）的权力还要大”。在车臣人和相关的北高加索人中间，存在着100个“山区”部族和70个“平原”部族，它们如此紧密地控制着政治和经济，以致于与苏联的计划经济形成对照的是，据说车臣有“部族”经济。

在整个伊斯兰世界，小集团和大信仰，即部落和伊斯兰信仰，一直是忠诚和义务的中心，而民族国家则一直不太重要。在阿拉伯世界中，现存国家的合法性颇成问题，因为它们大多数是欧洲帝国主义任意（即便不是反复无常地）制成的，它们的边界甚至常常与种族集团的界线不一致，如柏柏尔人和库尔德人。这些国家把阿拉伯民族分隔开来，而另一方面，一个泛阿拉伯国家从未实现过。此外，民族国家的主权思想与安拉具有最高权力和伊斯兰信仰至上的思想不相容。作为一种革命运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摒弃了民族国家，而赞成伊斯兰的团结，正像马克思主义摒弃了民族国家，而赞成国际无产者的团结一样。伊斯兰民族国家的虚弱也反映在这样一个事实中，在二战后的岁月中，尽管穆斯林集团之间发生了无数的冲突，但穆斯林国家之间的重大战争却很罕见，其中两场重要的战争就是伊拉克对邻国的侵略了。

70年代和80年代，在各国造成伊斯兰复兴的同样因素也加强了对伊斯兰信仰或整个伊斯兰文明的认同。一位学者在80年代中期评论道：

非殖民化、人口增长、工业化、城市化，以及与穆斯林国家下面的石油财富和其他因素相关的正在变化的国际经济秩序，进一步刺激了对穆斯林认同和团结的严重关注……现代通讯加强并发展了穆斯林各族人民之间的关系。到麦加朝圣的人数急剧增长，在远至中国、塞内加尔、也门和孟加拉国的穆斯林中产生了更强烈的共同认同感。在中东的大学读书的来自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南部的和非洲的学生逐渐增多，他们传播思想，建立跨国界的私人关系。在诸如德黑兰、麦加和吉隆坡这样的中心，穆斯林知识分子和乌理玛经常性地越来越频繁地举行会议和磋商……磁带（录音带和现在的录相带）把清真寺的阿訇布道跨国界传播开来。因此，有影响的布道者现在的听众远远超越自己的本地社区。

穆斯林的团结意识也反映在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行动中，并受到这些行动的鼓励。1969年，沙特阿拉伯领导人和巴基斯坦、摩洛哥、伊朗、突尼斯、土耳其领导人一起，在（摩洛哥的）拉巴特举行了第一次伊斯兰首脑会议，这次会议的成果是产生了“伊斯兰会议组织”，它于1972年正式成立，总部设在吉达。实际上，所有拥有大量穆斯林人口的国家现在都属于该组织，它是伊斯兰唯一的国家间组织。基督教、东正教、佛教和印度教的各国政府都没有基于宗教的国家间组织，而穆斯林各国政府却有。此外，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伊朗和利比亚政府发起并支持了一些非政府组织，如世界穆斯林大会（巴基斯坦成立的）和世界穆斯林联盟（沙特成立的），以及“被认为具有同它们相同的意识形态取向的、大量的常常是相距很远的政权、政党、运动和事业”，这些组织又“增进了信息和资源在穆斯林之间的流动”。

然而，伊斯兰意识能否发展为伊斯兰凝聚力涉及到两个矛盾。首先，伊斯兰世界围几个权力中心的相互竞争而发生了分裂，它们之中的每一个都试图利用对穆斯林伊斯兰信仰的认同来促进其领导下的伊斯兰世界的凝聚力。这种竞争在现政权及其组织与伊斯兰主义政权及其组织两者之间展开。沙特阿拉伯领头创建了伊斯兰会议组织，部分是为了与阿拉伯联盟相抗衡，后者当时受（埃及的）纳赛尔的控制。1991年，在海湾战争后，苏丹领导人哈桑·图拉比成立了“阿拉伯和伊斯兰人民会议”，以便与沙特阿拉伯控制的伊斯兰会议组织相抗衡。“阿拉伯和伊斯兰人民会议”第三次会议于1995年初在喀土穆召开，来自80个国家的伊斯兰组织和伊斯兰运动的几百名代表出席了会议。除了这些正式组织以外，阿富汗战争还产生了一个老战士的非正式的、地下集团的广泛网络，这些老战士为穆斯林或伊斯兰主义事业，曾经在阿尔及利亚、车臣、埃及、突尼斯、波斯尼亚、巴勒斯坦、菲律宾和其他地方久经沙场。战争后，由于又有一些战士在白纱瓦外的达瓦圣战大学，以及阿富汗各种派别和外国支持者主办的军营里受到训练，他们的队伍得到了更新。激进派政权和运动的共同利益偶尔也会克服更传统的对抗，在伊朗的支持下，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原教旨主义组织之间建立了联系。苏丹和伊朗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军事合作，伊朗的空军和海军使用苏丹的设施，而且两国政府联合支持阿尔及利亚和其他地方的原教旨主义组织。据说，哈桑·图拉比与萨达姆·侯赛因于1994年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伊朗和伊拉克也走向和解。

其次，伊斯兰世界这个概念预先假定了民族国家的非法性，然而伊斯兰世界只能通过一个或几个强大的核心国家来统一，而当前正缺少这样的国家。作为一个统一的政治一宗教共同体，伊斯兰这个概念一直意味着，过去，核心国家通常只有当宗教和政治领导人——哈里发和苏丹——在一个单一的统治机构中合二为一时才能形成。7世纪阿拉伯人对北非和中东的迅速征服，在倭马亚王朝的哈里发定都大马士革时达到了顶峰。随后是8世纪以巴格达为基础的、受波斯人影响的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10世纪在开罗和科尔多瓦还出现了次一级的哈里发。400年后，奥斯曼土耳其人横扫中东，于1453年侵占了君士坦丁堡，并于1517年确立了新的哈里发。大约与此同时，另一些土耳其人侵入印度，并建立了莫卧儿帝国。奥斯曼帝国的灭亡使伊斯兰世界失去了核心国家。它的领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西方列强瓜分，列强撤退时，在这些领土上留下了一些脆弱的国家，它们建立在不同于伊斯兰传统的西方模式之上。因此，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没有一个穆斯林国家有足够的力量和足够的宗教、文化的合法性来担当这个角色，并被其他伊斯兰国家和非伊斯兰国家接受为伊斯兰世界的领导。

缺少核心国家是伊斯兰内部和外部普遍发生冲突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它的一个特征。没有凝聚力的意识是伊斯兰虚弱的一个根源，也是它对其他文明构成威胁的根源。这种状况可能持续下去吗？

一个伊斯兰核心国家必须拥有经济资源、军事实力、组织能力和伊斯兰认同，还必须承担充当伊斯兰世界政治领导和宗教领导的伊斯兰义务。人们时而提到的可能成为伊斯兰领导的国家有六个，然而，目前它们当中没有一个具备成为有效的核心国家的全部条件。印度尼西亚是最大的穆斯林国家，经济发展迅速，然而它处于伊斯兰世界的外围，远离阿拉伯中心；它的伊斯兰教具有宽松的东南亚的特点，是伊斯兰教的东南亚变种；它的人民和文化是本土的、穆斯林的、印度教的、中国的和基督教影响的混合体。埃及是一个阿拉伯国家，人口众多，地理上处于中东中心的战略位置，拥有讲授伊斯兰学问的最高学府——爱资哈尔大学。然而它又是一个穷国，经济上依赖于美国、由西方控制的国际组织和石油丰富的阿拉伯国家。

伊朗、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全都明确地把自己确定为穆斯林国家，并且一直积极努力在伊斯兰世界中发挥影响并充当其领导。为此，它们在创立组织、资助伊斯兰团体、向阿富汗战争提供支持、向中亚穆斯林献殷勤等方面，相互竞争。伊朗的面积、中心位置、人口、历史传统、石油资源和中等的经济发展水平，使得它有资格成为核心国家。然而穆斯林中90％是逊尼派，而伊朗是什叶派；作为伊斯兰的语言，波斯语的地位远逊于阿拉伯语；况且，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历史上一直势不两立。

巴基斯坦具有面积、人口和军事技术的条件，它的领导人不断试图扮演伊斯兰国家合作促进者的角色，并充当伊斯兰世界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发言人。然而，巴基斯坦相对贫穷，深受内部严重的种族和宗教分裂的困扰，有政治不稳定的纪录，关注与印度的安全问题。这最后一点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巴基斯坦为什么要发展与其他伊斯兰国家和非穆斯林国家，如中国和美国的关系。

沙特阿拉伯是伊斯兰教最初的家园，伊斯兰教最神圣的圣地都在那儿，它的语言是伊斯兰的语言；它有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量和随之而来的金融影响；它的政府严格按伊斯兰原则塑造了沙特社会。70和80年代期间，沙特阿拉伯是伊斯兰世界最有影响的国家，它花费了数十亿美元来支持全世界的穆斯林事业，从清真寺、教科书到政党、伊斯兰组织和恐怖主义运动，它这样做时相对来说是一视同仁的。另一方面，由于它的人口相对较少，地理上易受攻击，因而在安全上依赖于西方。

最后，土耳其拥有成为核心国家的历史、人口、中等水平的经济发展、民族凝聚力、军事传统和军事技术等条件。然而，它明确地把自己确定为一个世俗社会。阿塔蒂尔克阻止土耳其共和国继承奥斯曼帝国所扮演的那种角色。土耳其甚至不能成为伊斯兰会议组织的创始成员国，因为它在宪法中规定信奉世俗主义。只要土耳其继续把自己确定为世俗社会，伊斯兰世界的领导地位就与它无缘。

那么，假如土耳其重新确认自己呢？在未来的某一时刻，土耳其可能乐于放弃它像乞丐一样恳求加入西方的令人沮丧和羞辱的角色，恢复它作为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主要对话者和对抗者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更高雅的历史角色。原教旨主义已在土耳其兴起；在奥扎尔的领导下，土耳其作了广泛的努力来认同阿拉伯世界；它利用种族和语言的联系在中亚扮演了温和的角色；它对波斯尼亚的穆斯林给予了鼓励和支持。在穆斯林国家中，土耳其与巴尔干、中东、北非和中亚的广泛历史联系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设想，土耳其实际上可以“充当（伊斯兰世界的）南非”：放弃与其现状相悼的世俗主义，就像南非放弃种族隔离制度一样，从而把自己从一个伊斯兰文明的贱民变为该文明的首要国家。南非在体验了西方基督教和种族隔离制度中好的和坏的东西之后，特别有资格领导非洲；在体验了西方的世俗主义和民主制中好的和坏的东西之后，土耳其可能同样有资格领导伊斯兰。但是，要这样做，它就必须摒弃阿塔蒂尔克的传统，甚至要比俄罗斯摒弃列宁的传统还要彻底。它还需要一位具有阿塔蒂尔克的能力的领导人，以及这样一位领导人：他将把宗教的和政治的合法性结合起来，把土耳其从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重新塑造为一个核心国家。

谢选骏指出：亨廷顿白日做梦，梦见了一个“核心国家、同心圆和文明秩序”……然后，又把这个白日梦，套现在世界地图上了——“1、在未来的某一时刻，土耳其……恢复它作为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主要对话者和对抗者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更高雅的历史角色。2、南非在体验了西方基督教和种族隔离制度中好的和坏的东西之后，特别有资格领导非洲。3、把土耳其从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重新塑造为一个核心国家。……现在三十年过去了，大家可以知道了，这位哈佛大学的教授错得多么离谱！

而“文明冲突论”，不过这位垂死的殖民者，对于“后殖民时代”的论述——他忧虑拉丁美洲“逆向殖民主义”的反攻倒算。

【第八章 西方和非西方：文明间的问题】

西方的普世主义

在正在显现的世界中，属于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的关系不仅不会是紧密的，反而常常会是对抗性的。但是，某些文明之间的关系比其他文明更具有产生冲突的倾向。在微观层面上，最强烈的断层线是在伊斯兰国家与其东正教、印度、非洲和西方基督教邻国之间。在宏观层面上，最主要的分裂是在西方和非西方之间，在以穆斯林和亚洲社会为一方，以西方为另一方之间，存在着最为严重的冲突。未来的危险冲突可能会在西方的傲慢、伊斯兰国家的不宽容和中国的武断的相互作用下发生。

在所有的文明之中，唯独西方文明对其他文明产生过重大的。有时是压倒一切的影响。因此，西方的力量和文化与所有其他文明的力量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就成为文明世界最为普遍的特征。当其他文明的力量相对增强、西方文化的感召力消退之时，非西方国家的人民对其本土文化的自信心和责任感也随之增强。因此，西方与非西方关系的中心问题是：西方，特别是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西方文化的努力与其推广能力的下降这两者之间的不协调。

共产主义的崩溃使西方人更加相信其民主自由主义思想取得了全球性胜利，因而它是普遍适用的，并因此加剧了这种木协调。西方，特别是一贯富有使命感的美国，认为非西方国家的人民应当认同西方的民主、自由市场、权利有限的政府、人权、个人主义和法制的价值观念，并将这些价值观念纳入他们的体制。然而，在其他文明中，赞同和提倡这些价值的人只是少数，大部分非西方国家的人民对于它们的占主导地位的态度或是普遍怀疑，或是强烈反对。西方人眼中的普世主义，对非西方来说就是帝国主义。

西方正在、并将继续试图通过将自己的利益确定为“世界共同体”的利益来保持其主导地位和维护自己的利益。这个词已成为一个委婉的集合名词（代替了“自由世界”），它赋予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为维护其利益而采取的行动以全球合法性。例如，西方正试图把非西方国家的经济纳入一个由自己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西方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国际经济机构来扩大自己的经济利益，并且将自认为恰当的经济政策强加给其他国家。然而，任何非西方国家的民意测验都显示出，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无疑会得到财政部长们和少数其他人的支持，但除此之外几乎所有人对它的评价都是不利的。他们会赞同阿尔巴托夫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的描述：“一群热衷于夺取他人钱财、将不民主和相异的经济政治行动规则强加于人、压制经济自由的新型布尔什维克。

非西方人还会毫不犹豫地指出西方的原则与其行为之间的差距。坚持普世主义的代价，就是被指责为伪善、实行双重标准和“例外”原则。民主要提倡，但如果这将使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上台执政，就该另当别论；防止核扩散的说教是针对伊朗和伊拉克的，而不是针对以色列的；自由贸易是促进经济增长的灵丹妙药，但不适用于农业；人权对中国是个问题，对沙特阿拉伯则不然；对石油拥有国科威特的入侵被大规模地粉碎，但对没有石油的波斯尼亚的入侵则不予理睬。实践中的双重标准是推行原则的普遍标准所无法避免的代价。

取得政治独立之后，非西方国家便希望摆脱西方对其经济、军事和文化的控制。东亚社会在争取与西方经济平等的道路上进展顺利，亚洲和伊斯兰国家正在寻求与西方取得军事平衡的捷径。西方文明在全球的传播、西方实力的相对削弱和其他文明对自身文化的日益伸张这几个因素一道，决定了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关系总体说来是一种困难的关系。然而，这些关系的性质及其对抗的程度却有着相当大的差别，它们可以归为三类。西方与属于挑战者文明的伊斯兰国家和中国的关系可能会持续紧张，并经常出现严重的对抗；与属于较弱文明（部分地依赖于西方）的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的冲突程度则要轻得多，特别是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俄罗斯、日本和印度与西方的关系可能介乎于上述两类之间，同时具有合作和冲突的因素，因为这三个核心国家时而与挑战者文明站在一起，时而又与西方站在一边，“摇摆”于以西方为一方。以伊斯兰和中华文明为另一方的两者之间。

伊斯兰国家和中国拥有与西方极为不同的伟大的文化传统，并自认其传统远较西方的优越。在与西方的关系中，随着其权力和自我伸张性的增强，它们与西方在价值观念和利益方面的冲突日益增多和加剧。由于伊斯兰世界缺少一个核心国家，因而其各个国家与西方的关系有着极大的差异。然而自7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个持续的反西方浪潮，其标志就是原教旨主义的兴起，穆斯林国家的政权从亲西方向反西方的人手中的转移，一些伊斯兰集团和西方之间的准战争，以及冷战期间一些穆斯林国家与美国之间存在过的安全纽带的削弱。造成一些特定问题上差异的，是这样一个根本的问题，即：在塑造世界的未来之时，相对于西方而言，这些文明将起什么样的作用？ 21世纪的全球体制、权力分配以及各国的政治和经济，将主要反映西方的价值和利益，还是这一切将主要由伊斯兰国家和中国的价值和利益来决定？

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理论预测，非西方文明的核心国家将携起手来抵制西方的支配权。在一些地区，这一现象确已发生。然而在最近的将来，反西方的全面联盟似乎还不会形成。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在宗教、文化、社会结构、传统、政治和植根于其生活方式的基本观念上，存在着根本的不同。从根本上来说，这两者之间具有的共性可能还不及它们各自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共性。但是在政治上，共同的敌人将产生共同的利益。伊斯兰社会和华人社会都视西方为对手，因此它们有理由彼此合作来反对西方，甚至会像同盟国和斯大林联手对付希特勒一般行事。它们可能在一些不同的问题上进行合作，包括人权和经济问题，但最值得注意的还是从属于这两个文明的国家携手发展其军事能力，特别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火箭，以此来抗衡西方在常规武器方面的优势。到9O年代初，出现了以中国和北朝鲜为一方，在不同程度上以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为另一方的“儒教-伊斯兰教联系”，它们在上述问题上联合起来对抗西方。

这些使西方和上述其他社会产生分歧的问题在国际日程上变得日益重要，其中有三个问题关系到西方的努力：1、通过不扩散和反对核武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及其运载手段扩散政策保持其军事优势；2、施加压力要其他社会像西方一样尊重人权并实行民主制度，以此来推广西方的政治价值和体制；3、限制非西方国家移民或难民的入境人数，以保护西方社会的文化、社会和种族的完整。在所有这三个领域里，西方在反对非西方社会以保护自身利益时已经并可能继续遇到困难。

武器扩散

军事能力的扩散是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结果。当日本、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经济更为富裕之时，其军事实力也变得更加强大，伊斯兰国家最终也将出现这种情况。如果俄罗斯经济改革获得成功，它也会是如此。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许多非西方国家从西方各国、俄罗斯、以色列和中国得到了先进的武器，并建立了自己的精密武器生产设施。21世纪初期，这些进程还将继续下去并可能加速。然而，在进入21世纪后相当一段时期之内，将唯有西方——主要是指得到英国和法国帮助的美国——具备在世界几乎所有地区进行军事干预的能力，也只有美国具备有效地轰炸世界任何地区的空中力量。这些是决定作为世界强国的美国的军事地位的主要因素，也是决定西方作为世界主导文明的主要因素。在近期内，西方与非西方常规军事力量的对比将是西方占压倒优势。

发展一流的常规军事能力需要时间、努力和资金，这就强有力地促使非西方国家寻求以其他方式来对抗西方的常规军事力量。它们认为捷径就是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各文明的核心国家，以及已经成为或渴望成为在区域中起支配作用的国家，特别强烈地希望得到这些武器。这些武器首先可以使它们在本文明内和地区内控制其他国家，其次可以使它们具有威慑美国或其他外部国家对本文明或区域干涉的手段。如果萨达姆·侯赛因对科威特的入侵推迟两三年，直至伊拉克拥有了核武器，那么他就很可能占领科威特，并极有可能占领沙特的油田。非西方国家从海湾战争中汲取了明显的教训。对北朝鲜的军人来说，这教训即是：“不要让美国人集结他们的军队，不要让他们动用空军，不要让他们获得主动权，不要让他们打一场伤亡极小的战争。”对一位印度高级将领来说，这个教训甚至更为明确：“不要和美国人打仗，除非你拥有核武器。”整个非西方世界的政治领袖和军事将领们都牢牢地记住了这一教训，因为他们有一个似乎合理的推论：“如果你拥有核武器，美国就不会与你开战。”

劳伦斯·弗里德曼指出：“与通常的强势政治不同，核武器事实上加强了国际体系四分五裂的趋势。在这个体系中，以往的大国所起的作用正在减弱。”因此，对于西方来说，核武器在冷战后的世界所起的作用与冷战期间的作用正相反。正如美国国防部长莱斯·阿斯平所指出的，核武器在当年弥补了西方与苏联相比在常规武器方面所处的劣势。它们是“平衡器”。然而，在冷战后的世界，美国拥有“无与匹敌的常规军事力量，我们的潜在对手则可能拥有核武器。结果被平衡的是我们自己”。

因此，俄罗斯在其防务计划中强调核武器的作用，并于1995年计划从乌克兰购买洲际导弹和轰炸机，便不值得大惊小怪了。美国的一位武器专家评论道：“现在我们听到的正是自己在50年代指责俄国人的那些话。现在是俄国人在说‘我们需要核武器来弥补我们在常规武器方面的劣势’。”另一个反过来的相关事例是，冷战期间美国出于威慑目的而拒绝宣布放弃首先使用核武器。为了使核武器在冷战后的世界具有新的威慑作用，1993年俄罗斯宣布放弃前苏联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与此同时，冷战后的中国在发展其有限核威慑战略时，对它于1964年宣布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提出了疑问，并开始降调。当其他核心国家和地区强国获得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也可能效仿它们的举动，尽量扩大其武器对西方针对其常规军事行动的威慑效果。

核武器还可能更直接地威胁西方。中国和俄罗斯都拥有可达到欧洲和北美的装有核弹头的弹道导弹。北朝鲜、巴基斯坦和印度也在扩大其导弹的射程，在将来的某一时刻，也可能拥有直接打击西方的能力。此外，核武器还可以用其他方式运载。军事分析家对诸如恐怖主义、零星游击战这类强度很低的战争，到有限战争、动用大规模常规武器的更大的战争，直至核战争的暴力范围作了界定。历史上，恐怖主义是弱者的武器，即那些不拥有常规军事力量者的武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核武器也成了弱者弥补常规力量劣势的手段。过去，恐怖主义者所能进行的只是有限的暴力活动，在这里杀几个人，在那里摧毁一个设施。进行大规模的暴力活动需具备大规模的军事力量。然而，在未来的某一时刻，少数恐怖主义者将可能进行大规模的暴力活动并造成大规模的破坏。恐怖主义和核武器分别是非西方的弱国手中的武器。一旦这两者结合在一起，非西方的弱国就会变得强大起来。

在冷战后的世界，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努力主要集中在伊斯兰教和儒教国家。巴基斯坦，也许还有北朝鲜，拥有少量的核武器，或者至少是快速装配核武器的能力，它们还在研制或购置能够运载核武器的射程更远的导弹。伊拉克曾具有不可忽视的进行化学战的能力，并为获得生物武器和核武器作过巨大的努力。伊朗制定了一个研制核武器的庞大计划，并一直在扩大其运载核武器的能力。1988年，伊朗总统拉夫桑贾尼宣称：伊朗“必须用进攻性和防御性及化学武器、细菌武器和放射性武器全面武装自己”。3年后，伊朗副总统在一次伊斯兰会议上说：“既然以色列继续拥有核武器，我们穆斯林就必须合作生产原子弹，而不顾联合国防止核扩散的努力。”1992年和1993年，美国高级情报官员说，伊朗正在寻求获得核武器；1995年美国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明确地指出：“今天伊朗正在不顾一切地研制核武器。”其他穆斯林国家据说对研制核武器也有兴趣，其中包括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和沙特阿拉伯。依照阿里·马兹瑞富有诗意的说法，“新月悬挂在蘑菇云之上”，除西方之外它还会威胁到其他国家。伊斯兰最终会“与其他两个文明——南亚的印度教文明和中东的犹太复国主义及政治化了的犹太教文明——一起玩核轮盘赌”。

武器扩散一直是儒教-伊斯兰教联系的最为密切和具体之处。中国在向伊斯兰国家转让常规武器和非常规武器方面起了主要作用，这些转让包括：在阿尔及利亚沙漠中建造一座防备严密的秘密核反应堆，表面上它是用于研究的，但西方专家们普遍认为它具备生产钚的能力；向利比亚出售化学武器原料；向沙特阿拉伯提供CSS- 2中程导弹；向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和北朝鲜提供核技术或原料；向伊拉克提供大量的常规武器。除此之外，北朝鲜在90年代初经由伊朗向叙利亚提供了“飞毛腿C导弹”，此后又提供了这些导弹的机动发射架。

儒教-伊斯兰教军事联系的中心环节是以中国和在较小程度上还有北朝鲜为一方，以巴基斯坦和伊朗为另一方之间的关系。1980—1991年，中国武器的两个主要接受国是伊朗和巴基斯坦，其次是伊拉克。自70年代起，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发展了异常密切的军事关系。1989年，两国签署了在“购买、联合研制和开发。共同生产、技术转让以及通过双边协议向第三国出口方面进行合作”的10年谅解备忘录。1993年又签署了一个由中国为巴基斯坦购买武器提供信贷的补充协议。结果中国成为“巴基斯坦最可靠的和最大的武器供应者，为巴基斯坦提供了几乎所有种类和用于各军种的武器”。中国还帮助巴基斯坦建造了生产喷气式飞机。坦克、装甲车和导弹的设施。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为巴基斯坦研制自己的核武器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帮助：据说向巴基斯坦提供了供浓缩用的铀，为设计导弹提供咨询，还可能允许巴基斯坦在中国的试验场上爆炸核装置。中国此后又向巴基斯坦提供了能够运载核武器的射程为300公里的M－11弹道导弹，从而违背了对美国作出的承诺。作为回报，中国从巴基斯坦得到了空中加油技术和毒剌式导弹。

到9O年代，中国和伊朗之间的武器联系也变得紧密起来。在80年代的两伊战争中，中国向伊朗提供了其武器的22％，并在1989年成为伊朗最大的武器供应者。中国还对伊朗公开声明的获取核武器的努力给予了积极的合作。“中国-伊朗合作协议草案”签署之后，两国于1990年正月达成了一个关于科学合作和军事技术转让的10年谅解协议。1992年9月，拉夫桑贾尼总统在伊朗核专家的陪同下访问了巴基斯坦，然后去中国签署了另一个核合作协议。1993年2月，中国同意在伊朗建设两个300兆瓦的核反应堆。在执行这些协议时，中国向伊朗提供了核技术和核情报，帮助伊朗培训科学家和工程师，并向伊朗提供卡留管（calutron）浓缩装置。1995年，在美国的持续压力下、中国同意“终止”（根据美国的说法），或“中止”（根据中国的说法）出售这两个300兆瓦反应堆。中国还是伊朗导弹和导弹技术的主要供应国，包括80年代后期通过北朝鲜提供的蚕式导弹，1994－1995年提供的“几十或者几百个导弹制导系统和电脑化机械装置”。中国还许可伊朗生产中国式的地对地导弹。北朝鲜也协助援助，向伊朗运送了飞毛腿导弹，帮助伊朗发展自己的生产设施，1993年又同意向伊朗提供射程为600英里的诺冬I型导弹。作为这个三角关系的第三个边，伊朗和巴基斯坦在核领域中也进行了广泛的合作。巴基斯坦为伊朗培训科学家，巴基斯坦、伊朗和中国于1992年11月达成了联合进行核项目的协议。中国为巴基斯坦和伊朗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提供了广泛援助，这证明这些国家相互承担的义务和合作达到了异乎寻常的水平。

表8.1中国在1980－1991年间的部分武器转让

┌────────┬─────┬────┬───┐

││伊朗│巴基斯坦│伊拉克│

├────────┼─────┼────┼───┤

│主战坦克│540 │ 1，100 │1，300│

│装甲运兵车│300 │- │650 │

│反坦克导弹│7， 500 │100 │- │

│火炮／火箭发射器│1，200* │50│720 │

│战斗机│140 │212 │- │

│反舰导弹│332 │32│- │

│地对空导弹│788*│222*│- │

└────────┴─────┴────┴───┘

*数字未全部核实。

资料来源：卡尔·艾肯伯里：《解释与影响中国的武器转让》（华盛顿：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麦克尼尔文件第36期，1995年2月），第12页。

这些事态发展和它们对西方利益构成的潜在威胁，使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问题成为西方安全议程的首要问题。例如，1990年， 59％的美国公众认为防止核武器扩散是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1994年，82％的公众和90％的对外政策制定者持上述看法。1993年9月，克林顿总统强调了核不扩散的首要性；1994年秋天又宣布了“全国紧急动员”，来对付“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及其运载手段扩散”对“美国国家安全、对外政策和经济造成的异常巨大的威胁”。1991年，美国中央情报局成立了拥有100名工作人员的核不扩散中心；1993年12月，美国国防部长阿斯平宣布了一个新的国防部反扩散动议，并新设了一个负责核安全和核不扩散事务的助理部长职位。

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进行了一场古典式的军备竞赛，研制了技术上越来越先进的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这是以增强军事能力对抗增强军事能力。在冷战后的世界，主要的军备竞赛却是另一种类型。西方的对手试图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西方则试图阻止它们。这不是以增强军事能力对抗增强军事能力，而是以增强军事能力对抗抑制增强军事能力。除了口头上的争辩以外，西方核武库的规模和能力并非是竞争的一部分。以增强军事能力对抗增强军事能力的武器竞赛的结果取决于双方在资源、义务和技术上的竞争，它不是预先注定的。但以增强军事能力对抗抑制增强军事能力的竞赛结果却更容易预测。西方的抑制努力可以减缓其他社会增强军事能力，却不能阻止它们。非西方社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所有西方社会和非西方社会通过出售武器、技术和专业知识获取利润的商业刺激，以及核心国家和区域强国保护其地区霸权的政治企图，都削弱了美国为抑制所作的努力。

西方提倡核不扩散符合世界所有国家维护国际秩序和国际稳定的利益。然而，其他国家却认为，核不扩散是为了维护西方的霸权利益。这一情况反映了西方，特别是美国，与安全利益可能受到核扩散影响的地区强国之间在核扩散问题上的分歧。朝鲜的情况明显是如此。1993年和1994年，美国在北朝鲜核武器发展问题上使自己陷入了一场心理危机。1993年11月，克林顿总统明确声明：“不能允许北朝鲜发展核弹，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态度必须非常坚决。”参议员、众议员和前布什政府的官员们讨论了对北朝鲜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袭击的可能必要性。美国对北朝鲜核计划的关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出于它对全球核扩散的考虑。北朝鲜的核力量不仅会使美国在东亚可能采取的行动受到遏制和复杂化，而且，如果北朝鲜出售核技术和武器，还会影响美国在南亚和中东的行动。

另一方面，南朝鲜将核弹与其地区利益联系在一起。许多南朝鲜人将北朝鲜的核弹视为“朝鲜的”核弹，也就是说它永远不会被用来攻击其他的朝鲜人，而可能用来保卫朝鲜的独立和利益以对抗日本和其他的潜在威胁。南朝鲜的文武官员们明确地希望组成一个具备核能力的统一的朝鲜。这样，南朝鲜的利益将万无一失，因为北朝鲜花费了资金并为发展核弹而遭到国际谴责，而南朝鲜最终会继承它；北朝鲜的核武器和南朝鲜的工业力量结合在一起，可以使一个统一的朝鲜在东亚舞台上作为一个重要角色而发挥与其身份相称的作用。结果，美国和南朝鲜之间的明显重大分歧达到了这一程度：1994年，华盛顿认为朝鲜半岛出现了严重危机，但汉城却没有任何严重危机感，这造成了两个首都之间的“惊人差异”。一位记者在1994年6月“危机”达到高潮时评论说：“始于几年前的北朝鲜核武器怪现象之一，是危机感加剧了来自朝鲜的更大的危机”。美国的安全利益和南亚国家的利益之间也存在着同样的差距，美国对那里核武器扩散的关切更甚于该地区的居民。印度和巴基斯坦更容易接受彼此的核威胁，而难以接受美国遏制、减轻或消除来自这两个国家核威胁的建议。

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一“平衡器”扩散的努力成效甚微，并且可能继续是如此。就在美国总统克林顿宣布不能允许北朝鲜拥有核武器一个月之后，美国的情报机构向他报告说，北朝鲜可能已拥有了一、两件核武器。美国随之转而对北朝鲜采取胡萝卜政策，引诱它不要扩大核武库。同样，美国无法扭转或阻止印度和巴基斯坦发展核武器，亦无法使伊朗停止发展。

1995年4月召开的关于核不扩散条约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该条约的期限是否应续定为无限期或者定为25年。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赞成无限期地延长，但其他许多国家反对作这样的延长，除非五个公认的核大国更大幅度地削减核武器。此外，埃及反对延长，除非以色列签署该条约并接受安全核查。最后，美国非常成功地通过耍手腕、贿赂和威胁并用，在无限期延长的问题上赢得了压倒多数国家的同意。例如，埃及和墨西哥都曾反对无限期地延长该条约，但由于它们在经济上依赖美国，因而无法坚持自己的立场。尽管该条约的延长得到了一致的赞同，但七个穆斯林国家（叙利亚、约旦、伊朗、伊拉克、利比亚、埃及、马来西亚）和一个非洲国家（尼日利亚）在最后辩论时仍提出了反对意见。

1993年，西方的主要目标正如美国的政策所表现出的那样；从核不扩散转向了反核扩散。这种转变是对现实的承认，即某些核扩散已无法避免。在适当的时候，美国的政策将会从反对扩散转向接受扩散，如果美国政府能够跳出冷战思维定式，转而去促进扩散、使其服务于美国和西方利益的话。然而，美国和西方至1995年止仍然坚持奉行抑制政策，而这一政策最终注定要失败。在一个多文明的世界中，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是权力缓慢地但不可避免地分散的一个主要表现。

人权和民主

在70和80年代，有三十多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从独裁转向了民主。一些原因造成了这种转变浪潮，经济发展无疑是促成这些政治变化的主要根本因素。此外，美国、西欧主要国家和国际机构的政策和行动，也对西班牙、葡萄牙、许多拉丁美洲国家、菲律宾。南朝鲜和东欧民主制度的建立起了帮助作用。民主化在基督教和西方影响强大的国家最为成功。新的民主政权在主要信奉天主教和新教的南欧和中欧最可能保持稳定，在拉丁美洲稳定性较差。在东亚，信奉天主教和受到美国极大影响的菲律宾于80年代回到了民主国家的行列。同时，南朝鲜和台湾的基督教领袖们也在推动民主化运动的发展。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稳定的民主制度在前苏联，波罗的海港共和国取得了成功；在东正教诸共和国中，民主制度的稳定程度彼此有相当大的差别，并且难以预测；穆斯林国家的民主前景则很暗淡。至90年代，除了古巴，其他大多数信奉西方基督教和基督教影响强大的国家都开始了向民主制的转变，但非洲是例外。

这些转变和苏联的崩溃使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相信全世界正在进行着一场民主革命，用不了多长时间，西方的人权观念和政治民主形式将在全球盛行，因此，促进民主的传播便成为西方人首要的目标。布什政府也赞同这一看法。1990年4月，国务卿詹姆斯·贝克说：“在遏制之后等待着的是民主制。”谈到冷战后的世界，他说：“布什总统指出，我们的新任务是促进和巩固民主制度。”在1992年大选中，比尔·克林顿反复强调推进民主是该政府的首要考虑，在一次重要的竞选演说中谈到对外政策时，他用整个篇幅谈论民主化问题。克林顿上台之后，他建议将拨给全国民主基金会的资金增加三分之二；他的国家安全助理将克林顿对外政策的主题表述为“扩大民主”；他的国防部长确认促进民主是该部的四个主要目标之一，并试图在国防部设立一个高级职位来促进这一目标的实现。促进人权和民主在较小的程度上、以较不明显的方式，在欧洲国家的对外政策中占据了突出的地位，由西方控制的国际经济机构也将此作为给予发展中国家贷款和援助的标准。

到1995年，欧洲和美国为达到上述目标所作的努力相同。几乎所有的非西方文明都对来自西方的压力采取了抵制态度，包括印度教、东正教和非洲国家，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还包括拉丁美洲国家。但是对西方民主化努力抵制得最强烈的还是伊斯兰和亚洲。这种抵制植根于伸张自身文化的更广泛的运动之中，具体表现为伊斯兰复兴运动和亚洲的自我肯定。

美国在亚洲的失败，主要源于亚洲经济财富的增长和亚洲国家政府自信心的增长。亚洲的国际法专家反复地提醒西方，亚洲依赖和从属于西方的旧时代已经过去，40年代西方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一半、控制联合国、起草世界人权宣言的局面已经成为历史。一位新加坡官员说：“在亚洲促进人权的努力，必须考虑到冷战后世界权力分配的变化……西方对东亚和东南亚的影响已经极大地减弱。

他言之有理。美国和北朝鲜就核问题达成的协议可被恰当地称为“有条件的投降”，而美国在人权问题上向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屈服，则是无条件的投降。美国曾威胁说，如果中国不在人权问题上采取更积极的态度，便不给予它最惠国待遇，但结果是克林顿政府的国务卿在北京受到了甚至不给面子的冷遇。美国对此事作出的反应是放弃原先的政策，将最惠国待遇和人权问题脱钩。中国对美国软弱表现的回应是继续并强化克林顿政府所反对的做法。美国政府在与新加坡就一位美国公民遭鞭答、与印度尼西亚就其在东帝议施行暴力镇压的问题打交道时，也采取了退缩的态度。

亚洲国家政权抵抗西方在人权问题上施压的能力，还由于其他一些因素而增强。美国和欧洲国家的企业急切地想要与亚洲国家发展贸易、到经济迅速增长的国家投资，因而对政府施加了极大的压力，要求政府不干扰它们与这些国家的经济关系。此外，亚洲国家将西方的压力视为对其主权的侵犯。当出现这些问题时便会团结在一起相互支持。中国是否获得美国的最惠国待遇，关系到在中国投资的台湾、日本和香港商人的重大利益。日本政府通常与美国的人权政策保持距离。在天安门事件发生后不久，日本首相宫泽喜一说：我们不会让“抽象的人权观念”影响日本与中国的关系。东盟国家不愿意对缅甸施加压力，而且于1994年欢迎它的军人政府参加会议；而欧洲联盟，正如其发言人所说的，不得不承认它的政策“一直不很成功”，因为它不得不与东盟对缅甸的态度保持一致。此外，经济实力的增强使得诸如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能够对批评它们或者参与它们认为令人不愉快行动的国家和公司实行“反条件限制”。

亚洲国家总体经济实力的增强，使得它们对西方在人权和民主问题上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可以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理查德·尼克松于1994年说：“今天，中国的经济实力使美国关于人权的说教显得轻率；10年之内，会显得不着边际；20年之内，会显得可笑。”然而，到那时中国的经济发展将使西方没有必要再作任何说教。经济增长会加强亚洲国家政府相对于西方国家政府的权力；从长远看，它又会加强亚洲社会相对于亚洲国家政府的权力。民主制会由于日益强大的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希望它到来而在更多的亚洲国家实现。

与无限期延长核不扩散条约相比较，西方在联合国机构中促进人权和民主的努力总的说来是一无所获。除个别例外，比如对伊拉克的谴责，有关人权的决议在联合国的投票中总是被否决。除了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其他国家政府总是不情愿支持被许多人视为“人权帝国主义”的努力。一比如，1990年瑞典代表20个西方国家提出谴责缅甸军人政府的提案，但由于亚洲和其他国家的反对而被否决。谴责伊朗践踏入权的决议亦被否决，而且90年代在连续5年的时间里，中国都能够动员亚洲国家的支持，否决由西方发起的对其侵犯人权表示关注的提案。1994年，巴基斯坦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出议案，谴责印度在克什米尔侵犯人权的行为，但遭到与印度友好的国家的联合反对，而巴基斯坦的两个最亲密的朋友，同样曾是攻击目标的中国和伊朗也表示反对，并且劝巴基斯坦撤消提案。（经济学家）杂志评论道：由于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未能对印度在克什米尔的残暴行为进行谴责，它便“因失职而认可了印度的行为。其他国家也正在逍遥法外：土耳其、印度尼西亚、哥伦比亚和阿尔及利亚都逃脱了谴责。人权委员会就是这样支持了施行屠杀和酷刑的政府，这与其创建者的初衷完全相反”。

西方和其他文明在人权观念上的差异，以及西方实现其目标的有限能力，在1993年6月的维也纳联合国世界人权大会上被明确地揭示出来。欧洲和北美国家形成一方，由大约50个非西方国家组成的集团形成为另一方，后者中最活跃的15个成员国包括1个拉丁美洲国家（古巴），1个佛教国家（缅甸），4个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制度和发展水平差异极大的儒教国家（新加坡、越南、北朝鲜和中国），9个穆斯林国家（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叙利亚、也门、苏丹和利比亚）的政府。这个亚洲-伊斯兰集团的领袖是中国、叙利亚和伊朗。处于这两个集团之间的是除古巴以外的拉丁美洲国家，它们经常支持西方；还有非洲和东正教国家，它们有时支持西方，但更经常的是持反对西方的立场。

使各国沿着文明线划分开来的问题包括：关于人权的普遍性与文化相对主义；是经济和社会权利，包括发展权利优先，还是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相对优先的争执；是否应对经济援助提出政治限制条件；是否应设立联合国人权专员；应在何等程度上允许同时在维也纳集会的非政府人权组织参加政府会议；应当得到大会认可的特殊权利；以及一些更为具体的问题，例如，是否允许达赖喇嘛在会上发言，是否明确谴责波斯尼亚践踏入权的行为。

西方国家和亚洲-伊斯兰集团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着重大分歧。维也纳会议召开两个月之前，亚洲国家在曼谷聚会并通过了一份宣言。宣言强调：人权必须“置于国家和地区特性，以及各种历史上形成的宗教和文化背景下”来考虑；人权状况监督侵犯了国家主权；将人权状况作为经济援助的条件有悖于发展权。在上述和其他问题上的分歧如此之大，以致维也纳大会最后预备会议（5月初于日内瓦召开）产生的几乎全部文件都不得不加上括号，以标明一个或更多国家不同意。

西方国家没有为维也纳会议的召开做好准备，它们在数量上处于劣势，而且在会议中比其对手作出了更大的让步。结果，除了对维护妇女权利表示强烈支持外，大会通过的宣言只是个最低限度文件。一位人权支持者评论道：这是一份充满“分歧和矛盾”的文件，代表了亚洲一伊斯兰联盟的胜利和西方的失败。维也纳宣言没有明确地表示对言论、新闻、集会和宗教自由的赞同。因而，它在许多方面的立场比1948年通过的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软弱。这一变化反映了西方权力的衰落。一位美国人权支持者指出：“1945年的国际人权制度已不复存在。美国的霸权已经衰落。即使有1992年发生的一些事件，欧洲也不过是个半岛。现在的世界是阿拉伯人、亚洲人和非洲人的世界，正像它是西方人的世界一样。如今，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人权公约对于世界已不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那样重要。”一位对西方持批判态度的亚洲评论家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自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通过以来，没有完全进入犹太-基督教和自然法传统的国家第一次跨入了一流国家的行列。这一前所未有的形势将决定新的国际人权政治，并将带来更多的冲突机会。另一位观察家评论道：维也纳会议的“大赢家显然是中国，至少如果以告诉他人不要管闲事为成功标准的话是如此。在整个会议期间，中国不断取得胜利，其方法就是到处显示它的重量”。然而，在维也纳会议上票数处于劣势和失去调动权的西方，却在几个月之后获得了反对中国的一个不小的胜利。争取在北京举办2000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中国政府的一个重要目标，它为得到举办权投入了巨大的资金。在中国，要求举办奥运会的呼声很高，公众的期望也很高；中国政府还游说其他国家政府对本国的奥林匹克委员会施加压力；台湾和香港也来助威。另一方面，美国国会、欧洲议会和人权组织都强烈地反对选择北京。尽管国标奥林匹克委员会的投票是秘密进行的，但各国的态度很明显是以文明划分的。在第一轮投票中，北京据说赢得了非洲国家的广泛支持，所得票数居首位，悉尼次之。在随后几轮的投票中，当伊斯坦布尔被排除之后，绝大多数儒教-伊斯兰教国家将其选票投给了北京；在柏林和曼彻斯特退出之后，这两个城市原先得到的绝大部分选票又转给了悉尼，使它在第四轮中获得了胜利，使中国遭到惨败。中国则把这笔账都记在了美国身上* 。李光耀说：“美国和英国成功地降低了中国的威望……它们反对中国的表面原因是‘人权’、真正的原因却是政治，为的是显示西方的政治影响。”毫无疑问，世界上更多的人关心的是体育而不是人权。但是，鉴于西方在维也纳和其他地方在人权问题上遭到的失败，这一显示西方“影响”的孤立事件仍会令人想到西方的虚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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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轮投票情况如下：

┌────────────────────┐

│ 第一轮 第二轮 第三轮 第四轮│

│北京 32 374043│

│悉尼 30 303745│

│曼彻斯特 11 1311│

│柏林 99 │

│伊斯坦布尔 7│

│弃权 11 │

│总数89 89 8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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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西方的影响被削弱了，而且西方在民主问题上的自相矛盾还减弱了它在冷战后的世界促进民主的愿望。冷战时期，西方，特别是美国面临着“友好的暴君”的问题：在那一时期，反共的军人政府和独裁者是冷战中的有用伙伴，这使得若与它们合作，便会面临进退两难。当这些政权粗暴地践踏入权时，这种合作会令人不安，有时会令人尴尬。然而，西方辩解说，这种合作是较少有害的，因为这些政府通常不像共产主义政权那样完全是压制性的，而且它们维持的时间可能不会长久，也更容易接受美国和其他的外部影响。为什么不接受一个较为不野蛮的友好的暴君，如果另一个选择是更野蛮的不友好的暴君？在冷战后的世界，在一个友好的暴君和一个不友好的民主制之间作选择可能更为困难。西方自然而然的假设是，民主选举的政府是可以合作的，但非西方社会的政府不一定亲西方，因为在那里，竞选可能导致反西方的民族主义者和原教旨主义者上台执政。1992年，阿尔及利亚军人干涉并取消了明显地将导致原教旨主义政党伊斯兰拯救阵线获胜的选举，令西方人如释重负。1995年和1996年，土耳其的原教旨主义政党繁荣党、印度的民族主义政党印度人民党在选举失败后被赶下了台，亦令西方各国政府放下心来。另一方面，伊朗政府在其革命进程中，就某些方面而言是伊斯兰世界中最民主的政权之一；而在包括沙特阿拉伯和埃及在内的许多阿拉伯国家中，竞争几乎肯定会导致远不及其不民主的前任同情西方利益的政府上台。在中国，通过公民选举上台的政府，很可能会是一个高度民族主义的政府。西方国家的领导人认识到，非西方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常常产生对西方不友好的政府，因此它们在试图影响这些选举的同时，丧失了在这些社会中促进民主的热情。

移民

如果人口分布是天定的，那么人口流动便是历史的发动机。在过去的几世纪里，不同的增长率、经济状况和政府政策导致了希腊人、犹太人、日耳曼部落、斯堪的纳维亚人、土耳其人、俄罗斯人。华人等的大量外移。在一些情况下，这些迁移是相对平和的，在另一些情况下却充满了暴力。然而在19世纪，欧洲人是人口向外扩张的主要种族。1821至1924年间，大约有5，500万欧洲人移居海外，其中3，400万到了美国。西方人征服、有时甚至消灭了其他民族，开发了人口密度较低的土地并定居下来。人口输出可能是16—20世纪西方崛起的唯一最重要的衡量标准。

20世纪末出现了一个不同以往但规模更大的移民浪潮。1990年，合法的国际移民有将近1亿人，难民约1，900万，而非法移民至少达到了1，000多万。这个新移民浪潮部分是非殖民化。新国家的建立，以及鼓励或强迫人民迁移的国家政策的产物，但同时它也是现代化和技术发展的结果。运输工具的改进使迁移更简便、省时和省钱；通讯的改善则增强了寻求经济机会的刺激，并密切了移民与其留在祖国的家庭之间的联系。此外，正如西方的经济增长刺激了19世纪的向外移民一样，非西方社会的经济发展同样刺激了20世纪的向外移民。移民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进程。迈伦·韦纳认为：“如果存在一个统一的移民‘法则’的话，那便是移民潮一旦开始，它便会自我促进。移民们会为家乡的亲戚朋友提供信息和经费使他们能够移民，并帮助他们寻找工作和住房。”其结果，按照他的话说，就是一个“全球移民危机”。

西方人一贯和强烈地反对核扩散，支持民主和人权。与此相反，他们对移民问题的看法却是矛盾的，并随着2O世纪最后20年均势的重大变化而改变。直至70年代，欧洲国家普遍赞同移民，有些国家，特别是德国和瑞士，还鼓励移民以弥补劳动力的短缺。1965年，美国取消了20年代制定的偏向于欧洲的移民限额，并彻底修改了法律，使得70和SO年代移民流入的大量增加成为可能，并造成了新的移民来源。然而在80年代末，高失业率、移民人数的增长和移民占压倒优势的“非西方”特性，使得欧洲人的态度和政策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几年之后，出于同样的考虑，美国人的态度也出现了类似的变化。

20世纪末，大多数移民和难民是从一个非西方国家迁往另一个非西方国家，但是进入西方国家的移民人数已接近了19世纪西方外移人口的绝对数字。1990年，估计有2，000万第一代移民生活在美国， 1，550万人生活在欧洲，800万人生活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在欧洲主要国家中，移民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了7％－8％。1994年，美国的移民人数占其全部人口的8．7％，为1970年的两倍；占加利福尼亚州人口的25％，纽约州人口的16％。80年代，大约有830万人进入了美国，在90年代的前4年这一数字大约是450万。

新移民绝大部分来自非西方国家。在德国，1990年有土耳其移民167．5万人，其次最大的移民群来自南斯拉夫、意大利和希腊。在意大利，主要的移民来自摩洛哥、美国（据信大量的意大利籍美国人返回了家园）、突尼斯和菲律宾。90年代中期，大约有400万穆斯林居住在法国，在整个西欧，穆斯林人口达到了1，300万。50年代，进入美国的移民有三分之二来自欧洲和加拿大；80年代，移民人数大量增加，其中大约35％来自亚洲、45％来自拉丁美洲，来自欧洲和加拿大的移民则不足15％。美国人口的自然增长很低，欧洲的自然人口增长实际上为零。由于移民的生殖率高，因而他们将占西方国家未来增长人口的大部分。结果是，西方人日益担心，“他们现在不是在遭到军队和坦克的入侵，而是遭到了讲着其他语言、信奉其他神和属于其他文化的移民的入侵。他们还担心，移民会抢走他们的工作，占据他们的土地，享受他们的福利制度，并且威胁他们的生活方式。”斯坦利·霍夫曼认为，这些因西方国家人口相对减少而造成的恐惧，“是基于真正的文化冲突和对丧失民族特性的担忧”。

90年代初，在欧洲的移民中有三分之二是穆斯林。在移民问题中，欧洲人最为关切的是穆斯林移民。挑战来自人口——移民占西欧出生人口的10％，阿拉伯人占布鲁塞尔出生人口的50％——和文化。穆斯林社区，不论是德国的土耳其人还是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人，都没有融入所在国的文化，而且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将来会如此。让-玛丽·多姆纳克1991年说：“在整个欧洲，人们越来越担忧横跨欧洲文化线的穆斯林会形成欧洲共同体的第十三个国家。”一位美国记者这样评论移民问题：

奇怪的是，欧洲人的故意是有选择的。在法国，很少有人担心来自东方的入侵——波兰人毕竟是欧洲人和天主教徒。绝大部分人既不惧怕也不轻视非阿拉伯的非洲移民，故意大部分是针对穆斯林的。“移民”事实上是伊斯兰的同义词，而伊斯兰教目前是法国的第二大宗教。这一现象反映了深深植根于法国历史的文化歧视和种族歧视。

然而，从任何严格意义上说，法国人更是文化主义者，而不是种族主义者。他们的立法接受了可以讲完美法语的黑非洲人，但是他们不能接受在校园里蒙着头盖的穆斯林姑娘。1990年，76％的法国公众认为在法国有太多的阿拉伯人， 46％认为黑人太多，40％认为亚洲人太多，24％认为犹太人太多。1994年，47％的德国人不愿意有阿拉伯人生活在他们的街区， 39％不愿意有波兰人，36％不愿意有土耳其人，20％不愿意有犹太人作他们的邻居。在西欧，指向阿拉伯人的排外主义，已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指向犹太人的反犹太主义。

公众反对移民和对移民的敌意表现在针对移民社区和个人的极端暴力行动上，90年代初它已成为德国的一个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右翼、民族主义者和反移民政党的选票在增加，尽管为数不多。德国共和党在198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获得了超过7％的选票，但在199O年的全国大选中却只得到2．1％。在法国，国民阵线在1981年时仅获得微不足道的选票，而1988年选票升至9．6％，此后在地区和议会选举中的得票率稳定在12％和15％。1995年，两个民族主义的总统候选人获得了19．9％的选票，国民阵线赢得了几个城市的市长职位，包括土伦和尼斯。在意大利，社会运动-国民联盟的得票率同样从 80年代的约5％升至gO年代初的10％-15％。在比利时，佛兰芒集团国民阵线的选票在1994年的地方选举中增加到9％，该集团在安特卫普得到28％的选票。在奥地利的大选中，自由党的得票率从1986年的不足10％上升到1990年的15％以上，在1994年达到将近23％。

在很大程度上，欧洲反对穆斯林移民的政党正是穆斯林国家中伊斯兰政党的影像。它们都是在野党，都谴责权力机构和政党的腐败，都利用经济困境，特别是失业问题，向种族集团和宗教集团发出呼吁，都攻击外国人在其社会中的影响，而且两者的极端主义分子都参与了恐怖主义和暴力活动。在大多数情况下，伊斯兰政党和欧洲民族主义政党在地方选举中往往都取得比全国大选更好的结果。穆斯林国家和欧洲国家的权势集团对这些事态发展作出了类似的反应。在穆斯林国家，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政府的取向、象征、政策和实践普遍变得更伊斯兰化。欧洲的主流政党则采用了右翼的、反移民政党的辞藻，并推行它们的措施。在民主政治有效发挥作用，而且存在着另外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可供选择的政党的地方，伊斯兰主义政党或民族主义政党的选票可望达到大约20％。只有当不存在可能代替执政党或执政联盟的政党时，反对党才能打破这个比率，正如阿尔及利亚、奥地利，以及在相当程度上意大利的情况那样。

90年代初，欧洲的政治领袖竞相对反移民情绪作出反应。在法国，希拉克于1990年宣布“必须完全停止移民”；内政部长帕斯卡于 1993年提出“零移民”；密特朗、克拉松和德斯坦，以及其他主流政治家也都采取了反对移民的立场。移民是 1993年议会选举中的主要问题，并明显地有助于保守政党的胜利。 90年代初，法国政府改变了政策，使外国人子女入法国国籍、外国人家属移民。申请避难，以及阿尔及利亚人获得法国签证变得更为困难。非法移民被驱除出境，警察和其他负责移民问题的政府当局的权力得到了加强。

在德国，科尔和其他政治领导人也对移民问题表示了关切，政府最重要的举动是修订了德国宪法第 16条（该条规定“为受到政治迫害的人”提供避难），并削减了寻求避难者的福利。 1992年到德国避难的人数达 43．8万人，而 1994年只有 12．7万人。1980年，英国大幅度地削减了允许移民入境的人数，每年控制在 5万人左右，因而移民问题没有像在欧洲大陆那样引起严重的紧张情绪和反对。然而，1992－ 1994年，英国再次将批准避难人数从 2万多人减至1万人以下。由于欧盟国家实现了边境开放，英国最为担心的就是非欧洲移民从大陆进入英国。在整个9O年代中期，所有欧洲国家都愈益坚决地将移民人数减少到最低限度，如果不是完全禁止非欧洲移民的话。

在美国，移民问题成为一个紧要的问题稍晚于欧洲，且未引起那样紧张的情绪。美国从来就是一个移民的国家，并自认为如此，它在历史上曾发展了同化新移民的非常成功的手段。此外，在 80和90年代，美国的失业问题远不及欧洲国家严重，害怕失业不是形成对待移民态度的一个决定因素。美国的移民来源也比欧洲更为多样化，所以担心被一个单一的外国群体所湮没的恐惧亦没有那样遍及全国，尽管在一些特殊地区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两个最大的移民群体与美国的文化差距也不似欧洲的那样大：墨西哥人信奉天主教，讲西班牙语；而菲律宾人信奉天主教，讲英语。

尽管存在着上述因素，在1965年允许大量增加亚洲和拉丁美洲移民的法案通过后的四分之一世纪里，美国的公众舆论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1965年，希望减少移民的人只占美国人口的33％；1977年占42％；1986年占49％；在1990年和1993年占61％。90年代的民意测验持续表明60％或以上的美国公众赞同减少移民人数。尽管对经济的关切和经济状况影响了公众对移民的态度，但不论经济状况好坏，反对移民的人数都在持续增长，这说明了文化、犯罪和生活方式是使公众改变观点的更为重要的原因。一位评论家在1994年说道：“很多美国人，也许是大多数美国人，仍然将他们的国家视为欧洲人定居的国家，因为他们继承了英国的法律，语言是（并将继续是）英语，他们的体制和公共建筑从西方的古典形式中获得了启发，他们的宗教具有犹太教一基督教本源，他们的伟大源于新教的伦理原则。”在被抽样调查的人中，有 55％的人认为移民是对美国文化的威胁，使反映了这些担忧。欧洲人认为移民威胁来自穆斯林或阿拉伯国家，美国人则认为他们的威胁来自拉丁美洲和亚洲，但主要还是来自墨西哥。在1990年的抽样调查中，当被问及美国来自哪个国家的移民太多时，认为是墨西哥的人常常是其他人的两倍，其次是古巴、东方（没有特指）、南美洲和拉丁美洲（没有特指）、日本、越南、中国和朝鲜。

90年代初，美国公众反对移民情绪的日益高涨引起了类似在欧洲发生的政治反应。鉴于美国政治制度的性质，右翼政党和反移民的政党虽未赢得选票，但反对移民的国际法专家和利益集团却越来越多，越来越活跃而且畅言无忌。人们的不满主要集中在350万-400万非法移民上，对此政治家们作出了反应。如同在欧洲一样，反应最强烈的是承担移民大部分费用的州和地方政府一级。结果，佛罗里达州1994年向联邦政府提出每年8．84亿美元的拨款要求，以支付教育、福利、执法以及其他由非法移民引起的开支，此后又有6个州提出同样的要求。加利福尼亚州的移民无论在绝对人数还是比例上都居首位。该州州长彼得·威尔逊极力主张不允许非法移民子女享受公共教育，拒绝给予非法移民在美国出生的子女公民权，停止由州为非法移民支付紧急医疗费用，从而赢得了广泛的支持。1994年10月，加利福尼亚州以压倒多数通过了187法案，拒绝给予非法移民及其子女医疗、教育和福利待遇。

同样是在1994年，克林顿政府改变了其早期的立场，开始对移民实行严格控制：严格了政治避难管理制度，扩大了移民局，加强了边境巡逻，并沿墨西哥边界修筑了障碍物。1990年由国会授权的移民改革委员会于1995年建议将每年的合法移民人数从80万减至55万，给予现有公民和居民的子女、配偶而不是其他亲属以优先权，这一规定“激怒了亚裔和拉美裔美国家庭”。1995年至1996年，包括许多委员会的建议和其他严格限制移民措施的立法进入了国会立法程序。至90年代中期，移民已成为美国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1996年，帕特里克·布坎南在总统竞选中将反对移民作为其主要政纲。美国紧随欧洲之后大幅度地削减了非西方人的入境数量。

欧洲或美国能够制止移民潮吗？法国曾陷入人口悲观论的严重困境，从刀年代让·拉斯帕伊枯燥的小说，90年代让·克洛德·谢耐所作的学术分析，至皮埃尔·勒鲁什在其评论中所作的总结：“历史、亲缘关系和贫困使法国和欧洲注定要挤满来自南方不成功国家的人民。欧洲过去是白人的和犹太教- 基督教的欧洲，将来却不是。*但是未来并非不可改变，任何事物都不是永久的。问题并不在于欧洲是否伊斯兰化，或者美国是否拉美化，而在于欧洲和美国是否会成为分裂的社会，拥有来自两种不同文明的两个截然不同的、在很大程度上相互分离的社会。这将取决于移民的数量和他们融入在欧洲和美国占优势的现有西方文化的程度。

* 拉斯帕伊所著《圣贤营》一书1973年首次出版（巴黎：罗伯特·拉夫兰特版）。在法国对移民问题的关切日增之际，又于1985年发行了新版本。1994年，当马修·康奈利和保罗·肯尼迪在（大西洋月刊）第274期（199年12月）上发表的题为《一定是非西方反对西方吗？》的文章加强了美国人对移民问题的关注时，这部小说也极大地吸引了美国人的注意力。拉斯帕伊为1985年法文版所写的序言后又在《社会交往》第4期（1993－1994年冬季号，第115－117页）上用英文发表。——原书脚注

总的说来，欧洲社会并不愿同化移民，这样做亦存在极大的困难，而且穆斯林移民和他们的子女愿意被同化的程度也不得而知。因此，持续的大量移民很可能使国家分裂成基督教和穆斯林两个群体。这个结果是可以避免的，只要欧洲国家的政府和人民愿意承受限制移民的代价，包括反移民措施的直接财政支出、使现存移民社区进一步疏远的社会代价，以及由于劳动力短缺和低出生率造成的潜在的长期经济代价。

然而，穆斯林人口入侵的问题可能会减轻，因为北非和中东社会的人口增长率已达到了顶峰并开始下降，正像在一些国家已经出现的那样。就刺激移民的人口压力而言，至2025年，穆斯林移民可能会大大减少。不过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情况并非如此，如果其经济得到发展并促进了西非和中非的社会流动，那么对移民的刺激和进行移民的能力也将增强，于是欧洲“伊斯兰化”威胁就将为“非洲化”威胁所取代。这种威胁在何等程度上能够实现，也将极大地取决于非洲人口因艾滋病和其他疾病而减少的程度，以及南非从非洲其他国家吸引移民的能力。

穆斯林给欧洲造成了直接的问题，墨西哥人则给美国造成了问题。假设当前的趋势和政策继续下去，美国的人口构成将如表8．2所显示的那样发生巨大的变化，在21世纪上半叶将拥有大约50％的白人和25％的拉美裔人。如同在欧洲一样，美国移民政策的变化和反移民措施的有效实施可能改变这些预测，但即便如此，中心问题将仍然是拉美育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像以前的移民群体一样被美国社会所同化。第二和第三代拉美裔移民面临着被同化的广泛刺激和压力。另一方面，墨西哥与其他移民有着潜在的重要不同。首先，来自欧洲或者亚洲的移民需要漂洋过海，墨西哥人却只需步行穿过边界或者渡过一条河。交通和通讯的日益便利更使得他们能够与家乡保持紧密的联系并仍然认同于家乡的社会群体。第二，墨西哥移民集中在美国的西南部，构成了自尤卡坦至科罗拉多连成一片的墨西哥社会。第三，有证据显示，墨西哥移民对同化的抵制要比其他移民群体更为强烈，他们倾向于保持自己的墨西哥认同，正如1994年加利福尼亚州围绕着187法案的斗争所明确显示的那样。第四，墨西哥移民定居的地区是19世纪中叶在美国打败墨西哥后为美国所吞并的。墨西哥的经济发展几乎必然地会激起墨西哥人的复仇主义情绪。到一定时候，美国19世纪军事扩张的结果可能会受到21世纪墨西哥人口扩张的威胁，并为它所改变。

文明之间均势的变化使得西方在武器扩散、人权、移民和其他问题上实现其目标变得越来越困难。在这一形势下，西方若想尽量减少损失，就必须在与其他社会打交道时巧妙地将其经济资源作为胡萝卜和大棒来应用，同时促进西方联盟，协调兵政策八五八书房，以便使其他社会挑动一个西方国家反对另一个西方国家的手段难以实现，并促进和利用非西方国家之间的差别。西方推行这些战略的能力，一方面取决于它与挑战者文明之间冲突的性质和强度；另一方面，取决于它们认同于摇摆文明的程度和与之发展共同利益的程度。

表8．2按种族和民族计算的美国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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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2020（预测）2050（预测）

非拉丁美洲白人 74 6453

拉丁美洲裔人 10 1625

黑人 12 1314

亚洲人和太平洋岛屿人36 8

美国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土著人〈1〈1 1

总数（万） 26，300 3230039，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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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美国人口调查局：《美国人口按年龄、性别、种族及拉丁美洲裔区分的预测：1995－2050年》（华盛顿：美国政府出版署，1996年），第12－13页。

谢选骏指出：亨廷顿不仅白日做梦，而且白昼见鬼，人还活着他就说胡话，念念有词地“西方和非西方”之间的关系是“文明间的问题”——这等于说西方在交鬼，和死去的文明发生关系！我再说一遍——我一直认为，西方和非西方之间的问题，是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军事问题甚至种族问题……但唯独没有“文明冲突”的问题——相反，非西方世界，还特别热爱西方文明！否则，他们的权贵怎么会把赃款和家人都安排到西方去生活并且接受教育呢？

而“文明冲突论”，是衰败吸毒的殖民者，对于“后殖民时代”的论述——因为他们忧虑“逆向殖民主义”的暴发户们，正在收购西方。

【第九章 多文明的全球政治】

核心国家与断层线冲突

文明是终极的人类部落，文明的冲突则是世界范围内的部落冲突。在正在显现的世界中，属于两个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为了对抗来自第三个文明的实体或者为了其他的共同目标，可能形成有限的、临时的、策略上的联系和联盟，以推进它们的利益。然而，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关系几乎从来就不是紧密的，它们通常是冷淡的并且常常是充满敌意的。不同文明国家之间从历史上继承的联系，例如冷战时期的军事联盟，可能减弱或消失。建立紧密的文明间“伙伴关系”的愿望，如俄罗斯和美国领导人曾经明确表达的那种愿望，是不会实现的。正在形成的文明间的关系通常有从淡漠到强烈之不同，大多数则可能是处于两者之间。在很多情况下，它们可能接近鲍里斯·叶利钦所警告的：俄罗斯和西方未来的关系可能出现“冷和平”。其他文明间的关系可能接近一种“冷战”状态。13世纪的西班牙人在形容他们与地中海区域穆斯林的“不安宁共处”状态时，创造出 la guerra fria（即“冷战”）一词。 9O年代，许多人看到，在伊斯兰和西方之间又在形成一种“文明冷战”。在各种文明组成的世界里，这种关系并不是唯一的关系。冷和平、冷战、贸易战、准战争、不稳定的和平、困难的关系、紧张的对抗、竞争共存、军备竞赛所有这些说法，或许最恰当地描述了不同文明实体之间的关系。信任和友谊将是罕见的。

文明间的冲突有两种形式。在地区或微观层面上，断层线冲突发生在属于不同文明的邻近国家之间、一个国家中属于不同文明的集团之间，或者想在残骸之上建立起新国家的集团之间，如在前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断层线冲突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国家或集团之间特别普遍，本书第十章和第十一章中将探讨这些冲突的原因、性质和动力。在全球或宏观层面上，核心国家的冲突发生在不同文明的主要国家之间。这些冲突中的问题是国际政治的典型问题，包括：

1、对全球发展的相对影响力，以及对诸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全球性国际组织行动的影响力；

2‘相对军事权力，体现在核不扩散、军备控制和军备竞赛中；

3、经济权力和福利，体现在贸易、投资和其他争端中；

4、人民，包括一个文明的国家为保护其生活在另一文明中的亲族所作的努力，歧视另一文明的人民，或者将属于另一文明的人民赶出自己的领土；

5、价值观念和文化冲突，当一个国家试图推行自己的价值观或将其强加给另一文明的国家时展开的冲突；

6、偶然还有领土问题，在断层线冲突中，核心国家成为第一层次的参与者。

当然，上述问题在整个历史中都是人类之间冲突的根源。在其中，当属于不同文明的国家卷入冲突时，文化差异就会加剧冲突。在相互竞争中，各核心国家会团结本文明的同伴，争取属于第三种文明的国家的支持，促进对立文明的国家的分裂和背叛，恰当地综合利用外交、政治、经济手段，以及秘密行动、宣传诱导和强制，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然而，核心国家不大可能相互直接使用武力，除非在诸如中东和南亚次大陆的情况下，各核心国家在文明断层线上相互毗邻。否则，核心国家之间的战争只可能在这两种情况下发生：第一，地区集团间的断层线冲突不断升级，包括核心国家在内的亲缘集团集结起来支持参战者。然而，这一可能性会强有力地促使对立文明的核心国家设法遏制和解决断层线冲突。

第二，文明间全球均势的变化可能导致核心国家的战争。正如修昔底德所指出的，在希腊文明中，雅典力量的增强导致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同样，西方的文明史是一部兴起和衰落的国家之间的“霸权战争”史。相同因素助长不同文明中正在兴起和衰落的核心国家间冲突的程度，部分地取决于属于该文明的国家是以均势还是以搭车的办法来适应一个新的力量的兴起。搭车可能更是亚洲文明的特点，但中国的崛起可能引起其他文明的国家，诸如美国、印度和俄罗斯，采取均势行动。在西方历史中，英国和美国之间没有发生过霸权战争，从英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到美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的和平转移大概归功于两个社会紧密的文化亲缘关系。在西方和中国之间缺少这种亲缘关系的权力转移中，武装冲突并非一定会发生，但可能性会较大。伊斯兰的推动力，是造成许多相对较小的断层线战争的原因；中国的崛起则是核心国家大规模文明间战争的潜在根源。

伊斯兰与西方

一些西方人，包括比尔·克林顿总统在内，认为西方只是与伊斯兰极端主义暴力分子之间存在问题，而不是与伊斯兰世界之间存在问题。但是1，400年的历史却提出了相反的证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不论是东正教，还是天主教和新教）的关系经常充满风暴，彼此将对方视为外人。自由民主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在20世纪的冲突，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持续的、深刻的冲突关系相比较，不过是一种短暂和表面的历史现象。有时，和平共处占上风；但在更多情况下，它们的关系是一种激烈竞争的、发生不同程度热战的关系。约翰·埃斯波西托评论道：“历史的变化常常使这两个群体处于竞争之中，有时陷于争夺权力、土地和灵魂的殊死搏斗之中。”多少世纪来，两个宗教的命运在一波接一波时而停息、时而高涨、时而反冲过来的浪潮中沉浮。

从7世纪初到8世纪中叶，阿拉伯一伊斯兰教通过最初的向外扩张，在北非、伊比利亚半岛、中东、波斯和北印度建立了穆斯林的统治。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分界线稳定了两个世纪左右。至11世纪末，基督教恢复了对地中海西部地区的控制，征服了西西里，占领了托莱多。1095年，基督教世界发起了十字军东征。在此后的一个半世纪里，基督教徒试图在圣地和近东的毗邻地区建立起基督教的统治，但后来却节节败退，并于1291年失去了他们在那里的最后落脚点阿卡城。与此同时，奥斯曼土耳其人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他们首先削弱了拜占庭，然后征服了巴尔干和北非的大部分地区，并于1453年占领了君士坦丁堡，1529年包围了维也纳。伯纳德·刘易斯说道：“在将近一千年的时间里，从摩尔人首次在西班牙登陆到土耳其人第二次围攻维也纳，欧洲不断处于伊斯兰威胁之中。”伊斯兰文明是唯一使西方的存在受到过威胁的文明，而且这种情况至少发生过两次。

然而到15世纪，潮流开始转向。基督教徒逐步地收复了伊比利亚，于1492年在格拉纳达最后完成了这项使命。与此同时，欧洲航海技术的革新使得葡萄牙人和其他人先后绕过了穆斯林的中心地带，深入到印度洋和以远地区。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俄罗斯人结束了鞑靼人持续了两个世纪的统治。接着，奥斯曼人作出了最后的努力，于1683年再次包围了维也纳。他们在那里的失败标志着一个长时间退却的开端，包括巴尔干东正教徒摆脱奥斯曼统治的斗争、哈布斯堡帝国的扩张，以及俄罗斯人向黑海和高加索的急剧推进。在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带来灾难的基督教徒”变成了“欧洲病夫”。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发动了致命的攻击，在奥斯曼帝国残存的土地上建立起了直接和间接的统治，只有土耳其共和国除外。至1920年，只有四个穆斯林国家——土耳其、沙特阿拉伯、伊朗和阿富汗——保持了非穆斯林统治年代下的某种形式的独立。

西方殖民主义的退却缓慢地始于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急剧加速。苏联的瓦解使更多的穆斯林社会获得了独立。根据一项统计，在1757－1919年间，大约有92个穆斯林地区由非穆斯林政府统治；到1995年，在这些地区中有69个恢复了穆斯林的统治，穆斯林人口在其中45个独立国家中占绝对多数。1820-1929年间，50％涉及不同宗教的国家间战争是在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之间进行的，这一事实说明了这些变化中的关系的冲突性质。

造成这一发展中的冲突模式的原因，不在于诸如12世纪的基督教狂热和20世纪的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这些暂时的现象，而在于这两种宗教的本性和基于其上的文明。一方面，冲突是差异的产物，特别是穆斯林的伊斯兰教观念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超越并结合了宗教和政治，而西方基督教则持有政教分离的观念。然而，冲突也产生于它们的相似性。这两种宗教都是一神教，与多神教不同，它们不容易接受其他的神；它们都用二元的、非我即彼的眼光看待世界；它们又都是普世主义的，声称自己是全人类都应追随的唯一真正信仰；它们都是负有使命感的宗教，认为其教徒有义务说服非教徒皈依这唯一的真正信仰。自创始起，伊斯兰教就依靠征服进行扩张，只要有机会，基督教也是如此行事。“圣战”和“十字军东征”这两个类似的概念不仅令它们彼此相像，而且将这两种信仰与世界其他主要宗教区别开来。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还持有一种目的论的历史观，与其他文明普遍持有的轮转或静态观完全不同。

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暴力冲突的程度在历史上受到了人口增减、经济发展、技术变化和宗教义务强度的影响。伴随着7世纪伊斯兰教的传播，阿拉伯人向拜占庭和萨桑帝国大规模迁移，其规模和速度是前所未有的。几个世纪后的十字军东征在很大程度上是11世纪欧洲经济增长、人口扩张和“克吕尼复兴”“的结果，这一切使得动员大批骑士和农民向圣地进军成为可能。当第一次东征的十字军到达君士坦丁堡时，一位拜占庭人写道：就好像“整个西方，包括生活在亚得里亚海以远直至海格力斯灯塔的所有野蛮人部落都开始了大规模迁移，他们踏上远征之路，带着所有的一切挺进到了亚洲”。19世纪的人口巨增再次使欧洲出现了人口爆炸，导致了历史上最大的人口迁移，移民涌入了穆斯林地区和世界其他地区。

一些类似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加剧了20世纪末伊斯兰教和西方之间的冲突。首先，穆斯林人口的增长造成了大量的失业，使得新近投身伊斯兰事业的年轻人大为不满，给邻近的社会造成了压力，并导致了向西方的移民。其次，当伊斯兰复兴运动使穆斯林将其文明和价值观与西方相比较之时，对它们的独特性与重要性重新建立了信心。第三，西方同时向全世界推广其价值观和体制、维持军事和经济优势的努力，以及对穆斯林世界内部冲突进行的干预，引起了穆斯林强烈的不满。第四．共产卞义的崩溃消除了西方人和穆斯林共同的敌人，使它们彼此将对方视为主要威胁。第五，穆斯林与西方人之间的接触和混居日益扩大，激发了他们各自的新的认同感，并认识到他们的认同有何不同，对各自的民族特性以及不同于他人之处有了新的认识。两者的相互作用和混居还加剧了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即：一个文明的成员在由另一个文明成员所控制的国家中的权利问题。80年代和90年代，穆斯林和基督教社会的相互容忍程度都急剧下降。

伊斯兰和西方之间冲突再起的原因，在于权力和文化的根本的问题。谁统治淮？谁是统治者？谁被统治？列宁所界定的政治中心问题，是造成伊斯兰和西方较量的根源。然而，还存在着列宁或许会认为毫无意义的另一种冲突，即：由是与非的分歧而导致的孰是孰非的冲突。只要伊斯兰仍是伊斯兰（它肯定是），西方仍是西方（这一点存在较多的疑问），这两个伟大文明和生活方式之间的根本冲突在未来将继续决定它们之间的关系，甚至像在过去的1，400年中一直决定着那样。

两者在大量实质性问题上的立场分歧或冲突，进一步激化了它们的关系。历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对领土的控制，但是这个问题现在已相对不重要了。90年代中期，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发生的28次断层线冲突中，有19次发生在穆斯林与基督教徒之间；与东正教徒的冲突为11次，与非洲及东南亚国家的西方基督教信徒之间的冲突为7次。在这些暴力或者潜在的暴力冲突之中，只有一次是直接沿着西方和伊斯兰之间的断层线发生的，即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之间的冲突。西方领土帝国主义的实际终结和穆斯林的领土扩张迄今为止尚未重新开始，这造成了一个地理上的隔离带，使西方和穆斯林群体仅在巴尔干的少数地区直接接壤。因此，西方和穆斯林之间的冲突将更多地集中于广泛的文明间问题，诸如武器扩散、人权和民主、石油控制、移民、伊斯兰恐怖主义和西方干涉等，而不是领土问题。

冷战期间，这两个群体的成员都广泛地认识到这一历史性对抗正在日益加剧。例如，1991年巴里·布赞看到了社会冷战正在“西方和伊斯兰之间”形成的众多原因，并指出，“在其中，欧洲可能处于前线。”

这一事态发展部分是由于延续了几个世纪的世俗价值观与宗教价值观的对抗，部分是由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历史上的敌对；部分是由于对西方力量的嫉妒；部分是由于对西方主导后殖民主义时代中东政治建构的仇恨；还部分地由于，在把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过去二百年间取得的成就作令人反感的比较时，所感到切痛苦和屈辱。

此外，他还指出：“在欧洲联合进程的关键时刻，与伊斯兰的社会冷战，有助于加强欧洲的全面认同。”因此，“西方应当拥有一个坚实的共同体，它不仅能够支持与伊斯兰的社会冷战，而且还能够对其采取鼓励政策。”1990年，西方有重要影响的伊斯兰学者伯纳德·刘易斯分析了“穆斯林愤怒的根源”，并作出了这样的结论：

现在应当清楚的是，我们正面临着一种情绪和一个运动，它们远远超出了问题和政策，以及推行它们的政府的层面。除了文明的冲突，它不会是别的——它或许是不理智的，然而却肯定是一个古老对手对我们的犹太教-基督教传统、我们世俗的现在，以及这两者在世界范围的扩张所作出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反应。

在伊斯兰社会群体中也产生了类似的看法。一位很有影响的埃及记者穆罕默德·锡德一艾哈迈德1994年说道：“明确无误的迹象表明，犹太教一基督教的西方伦理和伊斯兰复兴运动之间的冲突正在加剧，它正从西方的大西洋伸展到东方的中国。”一位杰出的印度穆斯林在1992年预言：西方“下一步面临的无疑是来自穆斯林世界的对抗。从马格里布到巴基斯坦，一场席卷伊斯兰国家的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斗争即将开始”。一位突尼斯著名律师则认为，这场斗争已经开始：“殖民主义试图破坏伊斯兰的所有文化传统。我不是一个伊斯兰教徒。我认为不是在宗教之间，而是在文明之间存在着冲突。

80年代和90年代，伊斯兰国家的整个趋势是反西方的。这部分地是伊斯兰复兴运动，以及对所谓的“gharbzadegi”即西方毒化穆斯林社会作出反应的自然结果。“无论其具体的宗派形式是什么，再次确认伊斯兰教意味着摈弃欧洲和美国对当地社会、政治和道德的影响。”穆斯林领袖们过去的确告诉过他们的人民：“我们必须西方化。”然而，如果他们是在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间内讲这番话，一定会受到孤立。确实，我们难以找到任何一个赞扬西方价值观和体制的穆斯林，不论是政治家、官员、学者、商人还是记者。相反，他们会强调其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差异，其文化优越性，抵制西方的猛烈进攻以保持其文化完整的必要性。穆斯林害怕和憎恨西方的力量及其他对他们的社会和信仰构成的威胁。他们认为西方文化是物质主义的、腐败的、颓废的和不道德的。他们也认为西方文化具有诱惑力，因而强调抵制西方文化对其生活方式的影响。穆斯林攻击西方的，不再是信仰有缺陷的、错误的宗教——至少还算是“书本上的宗教”，而是越来越激烈地攻击西方根本不信仰任何宗教。在穆斯林眼中，西方是世俗主义的和无宗教信仰的，因而也是不道德的，与产生这些现象的西方基督教相比这些是更大的罪恶。冷战期间，西方将其对手视为“不信神的共产主义”；在冷战后的文明冲突中，穆斯林则将对手视为“不信神的西方”。

认为西方骄傲自大、物质主义、压制他人、残忍、颓废的，不仅有原教旨主义的伊玛目们，还有很多被西方视为天然盟友和支持者的人。穆斯林作者在90年代出版的著作中，没有哪部像法蒂玛·默尼斯所著的《伊斯兰教与民主》那样在西方受到过如此的赞扬。西方人普遍称赞该书是一个现代自由穆斯林女性的勇敢言论。然而，在这部书中，西方的形象并未得到恭维，她指出：西方是“军国主义的”和“帝国主义的”，而且通过“殖民恐怖”伤害了其他国家（第3、9页）。作为西方文化标志的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第8页）。西方的力量是可怕的，只有“西方才能够决定卫星是用来教育阿拉伯人，还是用来向他们投放炸弹……西方摧残我们的潜力，用它的产品和充斥所有频道的电视剧和电影干扰我们的生活……（它）是摧残我们，抢占我们的市场，控制我们的宝贵资源、首创性和潜力的力量。这是我们对形势的看法，海湾战争则证实了我们的感觉”（第146、147页）。西方“通过军事科研构建自己的力量，然后把研究成果卖给不发达国家”，这些国家是“被动的消费者”。为了使自己摆脱这种依附地位，伊斯兰必须培养自己的工程和科技人员，生产自己的武器（她没有指明是核武器还是常规武器），“摆脱对西方的军事依赖”（第43、44页）。再重复一遍，这些并不是一个留着长胡子、穿着长袍的阿亚图拉的看法。

不论政治或宗教观点如何，穆斯林一致认为在他们的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异。正如赛伊克·卡诺什所说的：“根本问题在于我们的社会是建立在与西方不同的价值观念之上的。”一位埃及政府官员说：美国人“来到这里，希望我们变得与他们一样。他们对我们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一无所知”。一个埃及记者也持这样的看法：“（我们）是不同的，我们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历史。因此，我们有权利有不同的未来。”不论是流行刊物，还是严肃的穆斯林学术出版物都反复描述所谓的西方阴谋，以及西方支配、羞辱和颠覆伊斯兰体制和文化的企图。

反对西方的反应，不仅可从伊斯兰复兴运动智囊人物的攻击中，而且可从穆斯林国家政府对西方态度的变化中看出。后殖民时期初始，穆斯林国家政府的政治、经济思想体系和政策一般是西方式的，其对外政策是亲西方的，只有阿尔及利亚和印度尼西亚几个例外，因为它们的独立是民族主义革命的结果。然而，伊拉克、利比亚、也门、叙利亚、伊朗、苏丹、黎巴嫩和阿富汗的亲西方政府，一个接一个地被较少认同西方或者明确反对西方的政府所取代。其他国家的取向和结盟关系也在朝这一方向发展，但变化没有如此剧烈，这些国家包括突尼斯、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美国在冷战中的两个最坚定的军事盟友——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在国内受到了来自伊斯兰主义的政治压力，它们与西方的关系经受着日益增大的压力。

在穆斯林国家中，1995年时比10年前明显地更亲西方的国家唯有科威特。西方在穆斯林世界的亲密朋友，不是像科威特、沙特阿拉伯以及海湾酋长国那样在军事上依赖西方，便是像埃及和阿尔及利亚那样在经济上依赖西方。80年代末，当苏联很明显已不再可能或者不愿意向东欧提供经济和军事支持时，东欧的共产党政权纷纷垮台。如果西方明显地不再可能维持其穆斯林卫星国政权，那么它们很可能遭到同样的命运。

在穆斯林反西方情绪增长的同时，西方对“伊斯兰威胁”的关切也在增强，特别是担心穆斯林极端主义造成的威胁。伊斯兰被视为核扩散和恐怖主义的一个根源，而且在欧洲被视为不受欢迎的移民的来源。这些是公众和领导人共同的关切。例如，在1994年11月的一次抽样调查中，当被问到“伊斯兰复兴”是否对美国在中东的利益构成了威胁之时，在35，000个对外交政策感兴趣的美国公众中，有60％的人回答“是”，只有28％的人回答“不是”。在一年以前的随意抽样调查中，当被问及哪个国家对美国来说最危险时，在答案中名列前三位的是伊朗、中国和伊拉克。同样，在1994年所作的一项调查中，当要求确认什么是对美国的“最大的威胁”时，72％的公众和61％的对外政策领导人认为是核扩散，69％的公众和33％的领导人认为是国际恐怖主义——这两个问题与伊斯兰都有着广泛的联系。此外，33％的公众和39％的领导人认为是有可能扩张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欧洲人的态度也大体如此。例如，在 1991年春， 51％的法国公众认为对法国的主要威胁来自南方，只有8％的公众认为来自东方。法国公众最担心的4个国家都是穆斯林国家：伊拉克52％；伊朗35％；利比亚26％；阿尔及利亚22％。西方的政治领袖，包括德国总理和法国总理也表示了同样的关切。北约秘书长于1995年宣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西方来说“至少像以前的共产主义一样危险”，克林顿政府的一位“资深官员”则指出，伊斯兰是西方在全球的对手。

在来自东方的威胁实际上消失之后，北约的计划便日益针对来自南方的潜在威胁。一位美国军事分析家1992年说：“南方的防线”正在取代中央防线，“而且很快会成为北约的新前线’‘。为了对付来自南方的威胁，北约的南方成员国——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开始了联合军事计划和军事演习，同时向马格里布各国政府请教对付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办法。这些假想的威胁也为大量美军在欧洲的存在提供了理由。美国的一位前高级官员说：“尽管美国在欧洲的部队不是解决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所造成问题的灵丹妙药，但是这些部队确实对这一整个地区的军事计划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还记得1990年至1991年美国和来自欧洲的法。英部队在海湾战争中的成功部署吗？海湾地区的人都记得。他或许还应加上一句，他们带着恐惧、愤怒和仇恨记得这一切。

鉴于穆斯林和西方相互的普遍看法，以及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兴起，伊斯兰和西方在1979年伊朗革命之后展开文明间的准战争便不足为怪了。称其为准战争有三个原因。首先，它不是整个伊斯兰与整个西方争斗，而是两个原教旨主义国家（伊朗、苏丹），三个非原教旨主义国家（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和各类伊斯兰主义组织，在沙特阿拉伯等其他穆斯林国家的财政支持下，与美国，有时还与英国、法国、其他西方国家和集团，以及与以色列和一般犹太人之间的争斗。第二，称其为准战争，是因为除1990－1991年的海湾战争外，它们之间的争斗是靠有限的手段进行的：一方采取恐怖主义，另一方采取空中打击、秘密行动和经济制裁。第三，暴力冲突虽在继续，但并非是连续不断的，它包括一方引起另一方反应的断断续续的行动。然而，准战争仍然是战争。即使不将1991年1－2月在西方轰炸中丧生的成千上万的士兵和平民计算在内，伤亡人数也达到了数千人，而且在1979年之后实际上每年都有伤亡。在准战争中死亡的西方人比在海湾的“真正”的战争中死亡的人数还要多。

此外，双方实际上都将这种冲突视为战争。霍梅尼早先曾非常准确地说过：“伊朗实际上是在与美国打仗。”（注15）卡扎菲则定期宣布对西方进行圣战。其他极端主义组织和国家的穆斯林领袖也持同一腔调。在西方阵营，美国将7个国家列为“恐怖主义国家”，其中有5个是穆斯林国家（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苏丹），另外2个是古巴和北朝鲜。这等于将它们视为敌人，因为这些国家正在用它们所能支配的最有效的武器攻击美国及其盟国，因而这也就是承认与这些国家处于战争状态。美国官员反复指责这些国家“违法”、“反动”、“无赖”——从而将其置于文明的国际秩序之外，使其成为多边或双边对抗措施的合法目标。美国政府指责国际贸易中心爆炸案的制造者企图“对美国发动一场城市恐怖主义战争”，指责计划在曼哈顿进一步制造爆炸案的密谋者是“卷入一场反对美国的战争”的“战士”。如果穆斯林宣称西方对伊斯兰开战，如果西方人宣称伊斯兰集团对西方开战，那么就似乎有理由认为某种非常类似于战争的活动正在进行。

在这场准战争中，双方都在利用自己的实力和对方的弱点。从军事角度看，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恐怖主义对空军的战争。奋勇的伊斯兰斗士利用西方的开放社会，向所选择的目标放置汽车炸弹；西方的职业军人则利用伊斯兰国家的开放天空，向所选择的目标投放高精确度的炸弹。伊斯兰参战者阴谋暗杀杰出的西方领导人；美国则谋划推翻极端主义的伊斯兰政权。在1980－1995年的15年中，根据美国国防部的说法，美国在中东参与了17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全部是穆斯林。美国没有对任何属于其他文明的人民采取过类似形式的军事行动。

除海湾战争外，双方迄今都将暴力程度控制在适当的低水平，以避免其暴力行动引起全面的战争。（经济学家》杂志评论说：“如果利比亚命令它的一艘潜艇炸沉美国的客船，美国将视其为政府的战争行动，而不会要求引渡潜艇指挥员。原则上说，利比亚特工人员爆炸客机的行动也是如此。”然而，这场战争的参与者相互使用的暴力手段，均超过了美国和苏联在冷战中相互直接使用的手段。除个别例外，冷战期间双方都不曾有目的地杀害对方的平民，甚至军事人员，但这种情况在准战争中屡屡发生。

美国领导人声称，卷入准战争的只是少数穆斯林，而且他们的暴力行动遭到了大多数持温和态度的穆斯林的反对。这可能是真实的，但是缺乏证据。在穆斯林国家从未发生过对反西方暴力行动的抗议。穆斯林国家的政府，甚至与西方友好、依赖西方并陷入了困境的政府，在谴责反西方的恐怖行动时也作了令人惊讶的保留。另一方面，欧洲国家政府和公众大多支持而极少批评美国对其穆斯林对手采取的行动，这与冷战时期他们时常竭力反对美国针对苏联和共产主义采取的行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文明冲突中，与意识形态的冲突不同，亲缘关系决定立场。

西方面临的根本问题不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而是一个不同的文明——伊斯兰，它的人民坚信自身文化的优越性，并担心自己的力量处于劣势。伊斯兰面临的问题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而是一个不同的文明——西方，它的人民确信自身文化的普遍性，而且确信，尽管他们的优势正在下降，但这一优势仍然使他们有义务把他们的文化扩展到全世界。这些是造成伊斯兰和西方冲突的根本因素。

亚洲：中国和美国

多文明的大杂烩。亚洲，特别是东亚的经济变化是20。世纪后半叶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态发展之一。至90年代，东亚经济的发展令很多人感到欣喜，他们认为东亚和整个环太平洋地区在持续扩大的商业网络中已经联系在一起，它将确保国家间的和平与协调。这种乐观态度是基于一种非常可疑的假设，即：商业来往从来都是维持和平的力量。但情况并非如此。经济增长改变了国家和地区间的均势，造成了国家内部和国家间的政治不稳定。经济交往可以使人们相互接触，但不能使他们达成协议。在历史上，它往往使各国人民更深地认识到他们之间的不同，令他们彼此害怕。国家之间的贸易不仅带来了好处，而且也造成了冲突。如果过去的经验靠得住，那么亚洲的经济成就将为其带来政治阴影，即不稳定和冲突。

亚洲的经济发展和亚洲社会日益增长的自信，至少从三个方面扰乱了国际政治。首先，经济发展使得亚洲国家能够增强其军事能力，给这些国家未来的关系带来不稳定性，使冷战中被抑制的问题和矛盾显现出来，从而增加在这一地区出现冲突和不稳定局面的可能性。第二，经济发展加深了亚洲社会和西方之间，主要是与美国之间的冲突的强度，并增强了亚洲社会在斗争中取胜的能力。第三，中国这个亚洲最大国家的经济增长会扩大其在该地区的影响，以及恢复其在东亚传统霸权的可能性，迫使其他国家要么“搭车”和适应这一发展，要么“用均势来平衡”和试图遏制中国的影响。

在过去西方占支配地位的几个世纪中，能够称为国际关系的不过是在西方主要国家间进行的西方游戏，在某种程度上另一些国家也加入其中，首先是俄罗斯于18世纪加入进来，后来是日本于20世纪加入进来。欧洲是大国冲突和合作的主要场所，即使在冷战期间，超级大国对抗的主要战线也是在欧洲的中心地带。冷战后的所谓国际关系也会有一个主要区域，那便是亚洲，尤其是东亚。亚洲是多种文明的大杂烩。仅东亚就包含属于六种文明的不同社会——日本文明、中华文明、东正教文明、佛教文明、穆斯林文明和西方文明——南亚还增加了印度教文明。四种文明的核心国家——日本、中国、俄罗斯和美国——是东亚舞台上的主角；南亚还要加上印度；印度尼西亚是一个正在兴起的穆斯林国家。此外，东亚还包括几个经济影响日益增强的中等国家和地区，如南朝鲜、台湾、马来西亚和有巨大潜力的越南。上述因素造成了国际关系模式的高度复杂化，它在很多方面可与18－19世纪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相比，充满了标志着多极化形势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

东亚多种力量、多种文明并存的特点使其不同于西欧，经济和政治差异又扩大了它们之间的差别。西欧所有的国家都有稳定的民主制，它们实行市场经济，经济发展处于高水平。90年代中期，东亚包含一个稳定的民主国家，几个新的不稳定的民主国家，以及世界上尚存的五个共产党国家中的四个，此外还有军人政府、个人专制和一党独裁制。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从日本和新加坡到越南和北朝鲜各不相同。尽管东亚总的发展趋势是市场化和经济开放，但仍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经济制度，既有北朝鲜的指令性经济，有国家控制和私有企业并存的混合经济，也有香港地区的自由放任经济。

除了中国的霸权有时曾给该地区带来暂时的秩序外，在东亚从未存在过西欧有过的国际社会（按照英国人的概念）。20世纪末，欧洲被一个高度密集的国际机构的复合体联系在了一起，这些机构有：欧洲联盟、北约、西欧联盟、欧洲理事会、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等等。除了东南亚国家联盟外，东亚并没有类似的组织，而该联盟不包括任何主要国家，它一般避免涉及安全问题，而且刚刚开始向经济一体化的初始形式发展。90年代，出现了将大多数环太平洋国家纳入其中的、更为广泛的组织——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但它是一个比东盟更松散的论坛。此外便没有把亚洲主要国家联系在一起的其他重要多边机构了。

同样与西欧形成对照的是，在东亚国家中存在着许多孕育着冲突的种子。两个被广泛确认的危险点包括两个朝鲜和“两个中国”，它们均是冷战的遗产。然而，意识形态分歧的重要性正在下降，至1995年，“两个中国”之间的关系有了重大进展，两个朝鲜之间的关系也开始发展。朝鲜人打朝鲜人的可能性尽管存在，但是不大；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可能性稍大，但也有限，除非台湾人放弃自己的中国身份，正式成立独立的台湾共和国。正如一份中国军方文件赞同地引用的一句俗语所说：“自家人不打自家人。”虽然在两个朝鲜或者“两个中国”之间发生暴力冲突仍然是可能的，但是它们之间的文化共性最终大概会消除这种可能性。

在东亚，反映了往日敌对关系和新经济关系的其他可能的冲突，补充和取代了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冲突。gO年代初对东亚安全关系所作的分析，通常把东亚说成“危险的邻居”、“准备就绪的对手”、一个“进行着几场冷战”的地区，正“倒退着”走向充满战争和动荡的“未来”。与西欧不同，go年代的东亚有着未解决的领土争端，其中最重要的有俄罗斯和日本的北方岛屿争端；中国。越南和菲律宾，潜在地还有东南亚的其他国家，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争端。以中国为一方，以俄罗斯和印度为另一方的边境分歧在90年代中期有所缓解，但如果中国对蒙古提出主权要求，争端会再次出现。暴动和脱离主义运动在棉兰老、东帝波、西藏、南泰国和缅甸都存在着，并且大多得到了外国的支持。此外，尽管90年代中期在东亚存在着国家间的和平，但是在此之前的50年间在朝鲜和越南发生了重大战争，而且亚洲的主要大国中国，曾经同美国人和它几乎所有的邻居，包括（南）朝鲜人、越南人、国民党中国人和俄罗斯人打过仗。1993年，中国军方在一份分析报告中确认了八个威胁到中国军事安全的地区热点，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将东亚安全的形势总结为“非常严峻”。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冲突之后，西欧获得了和平，战争已变得不可设想。但东亚的情况却不是如此，正如艾伦·弗里德伯格所指出的，欧洲的过去可能就是亚洲的未来。

经济的推动、领土争端、复活了的对抗以及政治动荡，使东亚的军费预算和军事能力在80年代和90年代大幅度上升。利用新近获得的财富，以及在多数情况下，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口，东亚国家得以用规模较小但更专业化、技术更先进的军队取代了人数众多、装备落后的“农民”军队。由于对美国在东亚承担义务的范围日益担忧，各国的目标是在军事上依靠自己的力量。尽管东亚国家继续从欧洲、美国和前苏联进口大量武器，但它们更倾向于进口技术以便使自己能够在国内生产先进飞机、导弹和电子设备。日本和中华文明范围内的一些国家及地区——中国、台湾、新加坡和南朝鲜——拥有日益先进的军事工业。鉴于东亚沿海的地理状况，它们将重点放在发展远距离投放兵力的能力和空军、海军能力上。结果是，以前不具备相互作战军事能力的国家，越来越能够这样做了。这些国家的军事建设透明度极低，因而造成了更多的猜疑和不确定性。在权力关系不断变化的形势下，各国政府都有必要并且有理由自问：“十年之后谁将是我的敌人，谁（如果有的话）将是我的朋友？”

亚洲-美国冷战。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除越南外，美国和亚洲国家的关系越来越变为对抗性的，美国在这些争执中取胜的能力日益下降。这一倾向在东亚主要国家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美国与中国、日本的关系都朝着这一方向发展。美国人为一方，中国人和日本人为另一方，都声称在他们之间进行着冷战。这些同时发展的趋势始于布什执政时期，在克林顿任内速度加快。至90年代中期，美国与亚洲两个主要国家的关系，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表述为“紧张”，而且似乎看不到变得更好的前景*。

* 应当指出，关于国家间关系的表述，至少在美国存在着用词上的混乱。人们以为，关系“好”是指关系友好、合作，关系“坏”是指关系敌对、对抗。这种表述混淆了两个很不相同的方面：友好还是敌对；可取还是不可取。它反映出美国人特有的想法：在国际关系中，和谐总是好的，冲突总是坏的。然而，把关系好等同于关系友好，只有在冲突永远不可取时，才站得住。当布什政府为了科威特而向伊拉克开战，使关系变“坏”时，大多数美国人却认为这是“好”。为了避免“好”究竟是指可取还是指和谐，“坏”究竟是指不可取还是指敌对这一点上的混乱，我在本书中说“好”和“坏”，只是指可取和不可取而言。有趣而又令人不解的是，既然美国人赞成美国社会中不同意见。集团、党派、政府部门和企业之间的竞争，那么为什么美国人会认为自己社会中的冲突是好事，而不同社会之间的冲突却是坏事呢？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我所知，尚无人认真研究过。——原书脚注

90年代初，日美关系由于在许多问题上的争议而变得日益紧张，这些问题包括：日本在海湾战争中的作用、美国在日本的驻军、日本对美国针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人权政策的态度、日本参与维和行动，以及最重要的经济关系，特别是贸易问题。贸易战已成为平常的话题。美国官员，特别是克林顿政府的官员，要求日本作出越来越多的让步旧本官员则日益强硬地抵制这些要求。与以往的争端相比较，当前的每一个贸易争端都更尖锐，也更难以解决。如1994年3月，克林顿总统签署了一项使自己有权对日本实行更严厉的贸易制裁的命令，这一举动不仅遭到了日本的抗议，而且遭到了世界主要贸易组织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负责人的反对。不久，日本作出了反应，对美国的政策进行了“恶毒的”攻击。此后，美国很快“正式谴责日本”在提供政府合同时歧视美国公司。1995年春，克林顿政府威胁要对日本的豪华轿车征收100％的关税，其后仅仅在制裁生效之前才达成了扭转这一局面的协议。在美日两国之间，显然发生了非常类似贸易战的行动。至90年代中期，相互的恶毒攻击达到了顶点，致使日本政界要人开始对美国在日本的驻军提出质疑。

在这些年中，两国公众彼此都变得越来越不满。1985年，87％的美国公众表示他们对日本的态度总体上是友好的。1990年，这一数字下降到67％；至1993年，只有50％的美国人表示喜欢日本，几乎三分之二的人说他们避免购买日本产品。1985年，73％的日本人认为日美关系是友好的；1993年，64％的人认为日美关系是不友好的。1991年是公众舆论跳出冷战模式而变化的关键转折点。该年，两国在看待对方时都排除了苏联的因素。美国人第一次将日本排在苏联之前作为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的国家，日本也第一次将美国排在苏联之前作为对日本安全构成威胁的国家。

公众态度的变化与精英观念的变化是一致的。在美国，出现了一个由学术界、知识分子和政治修正主义者组成的重要集团，他们强调美日两国在文化和结构上存在着差异，美国在处理与日本的经济问题时需要采取更强硬的态度。日本在美国传播媒介、非小说文学出版物和流行小说中的形象变得越来越坏。在日本，情况也是如此。日本的新一代政治领导人，没有体验过美国在二战中的力量和它在二战后的善行，他们为日本的经济成就感到骄傲，非常愿意以前辈未曾使用过的方式来抵制美国的要求。日本的“抵制派”与美国的“修正派”是对等的，两个国家的候选人都发现，在影响日美关系的问题上提倡强硬路线能够得到选民的支持。

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具对抗性。邓小平于1991年9月说，两个国家的冲突构成了“一场新的冷战”，这句话曾被中国新闻界反复引用。1995年8月，政府新闻机构宣称：中美关系处于1979年两国建交以来的最低点。中国官员经常谴责所谓的美国对中国事务的干涉。1992年，中国政府的一份内部文件说：“我们必须指出，美国自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以来，为了建立新的霸权和强权政治，一直在到处插手，但是它的力量在相对削弱，因而力不从心。”江泽民主席于1995年8月说：“西方的敌对势力，一刻也没有放弃西化和‘分裂’我们国家的阴谋企图。”至1995年，据说在中国领导人和学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广泛的看法：美国正企图“在领土上分裂中国，在政治上颠覆中国，在战略上遏制中国，在经济上挫败中国”。

所有这些指控都是有证据的。美国允许台湾的李登辉“总统”访问美国，向台湾出售了150架F－16战斗机，称西藏为“被占领的主权领土”，谴责中国侵犯人权，否决北京举办2000年奥运会，与越南关系正常化，指责中国向伊朗出售化学武器部件，因中国向巴基斯坦出售导弹装置而对它进行贸易制裁，威胁在经济问题上对中国实行进一步制裁，同时阻止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双方都指责对方不守信用：在美国人看来，中国违反了就导弹出口、知识产权和使用劳改犯达成的协议；在中国看来，美国允许李登辉“总统”访问美国，向台湾出售先进战斗机，是违反了中美协议。

在中国，对美国持对抗观点的最重要的集团是军人。很明显，他们经常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政府对美国采取强硬立场。1993年6月，据说有100位中国将军联名给邓小平写信，抱怨政府对美国采取“被动”的政策，未能抵制美国“讹诈”中国的行为。同年秋天，一份中国政府的绝密文件概括了军方对抗美国的理由：“由于存在中国和美国长期以来因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的不同而导致的冲突，根本改善中美关系是不可能的。”既然美国人认为，东亚将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美国就不可能容忍在东亚存在一个强有力的对手。”至90年代中期，中国的官员和各机构都照例把美国描述为敌对势力。

中美的日益对抗，部分是受两国国内政治的驱使。如同与日本的关系一样，美国国内的观点是有分歧的。很多重要人物认为，应当与中国发展建设性的接触，扩大经济往来，将中国纳入所谓的国际社会；另外一些人则强调中国对美国利益的潜在威胁，认为同中国的和解举动产生了负面后果，主张采取强硬的遏制政策。1993年，美国公众将中国列为仅次于伊朗的对美国构成最大威胁的国家。美国政界经常作出象征性的姿态，诸如允许李登辉访问康奈尔大学、克林顿会见达赖喇嘛。这些举动激怒了中国，并致使美国政府为了经济利益而牺牲对人权问题的考虑，比如在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上的做法。在中国方面，政府需要树立一个新的敌人，以提高它对国内民族主义的吸引力和使其政权合法化。

在10年里，美国与日本和中国的关系就这样“恶化”了。亚洲和美国关系的这一变化是如此广泛，包含了如此众多不同的问题领域，似乎不可能把其原因仅仅归结于个别的利益冲突，例如一方面的汽车零件、照相机销售或者军事基地问题，另一方面的关押持不同政见者、武器销售、知识产权问题。此外，美国如果任其与亚洲两个主要国家的关系变得更紧张，显然于其国家利益不利。按照外交和强权政治的基本原则，美国应当利用两者中的一方去反对另一方，或者至少在与一方的冲突加剧之时，设法改善与另一方的关系。但是美国并没有这样做。还有更多的因素在起作用，它们加剧了亚洲和美国之间的冲突，使得解决这些关系中的单个问题变得更为困难。造成这一普遍现象的是一些普遍的原因。

首先，亚洲社会和美国的相互作用在加强，其形式是扩大交流、贸易、投资和相互了解，这增加了它们之间可能和已经发生的利益冲突的问题和项目。相互作用的增强使双方社会都感到对方的行为和信仰对自己构成了威胁，而以前由于距离遥远似乎是无害的。其次，50年代，为了应付来自苏联的威胁，美日签订了共同安全条约。70年代，苏联力量的增长导致美国和中国于1979年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为促进其共同利益建立了特殊的合作关系，以抵消来自苏联的威胁。冷战的结束消除了美国和亚洲国家之间压倒一切的共同利益，结果使得存在重大利益冲突的其他问题凸显出来。第三，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全面改变了它们和美国之间的均势。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亚洲国家越来越坚信其价值观和体制的效力，并自认其文化比西方的文化优越。另一方面，美国人倾向于认为，特别是在他们取得冷战的胜利后认为，他们的价值观和体制是普遍适用的，他们仍有力量左右亚洲社会的内外政策。

国际环境的变化使亚洲文明和美国文明之间根本的文化差异显现出来。在最广泛的层面上，盛行于众多亚洲社会的儒家精神强调这样一些价值观：权威，等级制度，个人权利和利益居次要地位，一致的重要性，避免正面冲突，“保全面子”，以及总的说来，国家高于社会，社会高于个人。此外，亚洲人倾向于以百年和千年为单位来计算其社会的演进，把扩大长远利益放在首位。这些态度与美国人信念的首要内容形成了对照，即自由、平等、民主和个人主义，以及美国人倾向于不信任政府，反对权威，赞成制衡，鼓励竞争，崇尚人权，倾向于忘记过去，忽视未来，集中精力尽可能扩大眼前的利益。冲突的根源是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根本差异。

这些差异给美国与亚洲主要国家的关系带来了特殊的后果。外交家们竭力解决美国和日本在经济问题上的冲突，尤其是日本的贸易顺差以及对美国产品和投资的抵制问题。美日贸易谈判具有冷战时期美苏武器控制谈判的许多特点。至1995年止，美日贸易谈判取得的结果比后者还要少，原因在于这些冲突是源于两国的根本差异，特别是日本经济在主要工业化国家中的独特性。日本的制成品进口只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3－1％，而在其他主要工业化国家中平均占7．4％。外国直接投资占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不足 0．7％，相比之下却占美国的28．6％，欧洲的38．5％。90年代初，在工业化大国中只有日本的预算出现盈余。

总体说来，日本经济并未按照西方经济学指示的普遍规律发展。8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简单地认为美元贬值能减少日本的贸易顺差，但此法并不灵验。1985年的广场饭店协议调整了美国对欧洲的贸易逆差，然而在解决对日本贸易逆差问题上却收效甚微。当日元增值到与美元的比率低于100：1时，日本贸易仍保持着高顺差，甚至还有所增长。因此，日本同时保持了货币坚挺和贸易顺差。西方经济思想假定在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当失业率大大低于5％时，就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压力。然而，日本多年来的平均失业率不足3％，其平均通货膨胀率仅为1．5％。至90年代，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学家都开始认识到两国经济制度的基本差异，并使之理论化。一份谨慎的研究报告总结道：日本制成品进口水平低的特有现象，“不能用标准的经济因素来解释”。另一位分析家说：“不论西方人作何预测，日本的经济发展没有遵循西方的逻辑，原因很简单，因为它不是西方自由市场经济。日本人……创造了一种经济类型，它的运行方式超出了西方观察家的预测能力。

那么，怎样解释日本经济的独特性呢？在主要工业化国家中，日本经济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日本社会是独一无二的非西方社会。日本的社会和文化与西方的，特别是美国的社会和文化不同。这些差异在所有严肃的日美比较分析中都被突出出来。日美经济问题的解决，取决于一方或双方经济性质的根本变化，而这一变化又取决于一国或两国社会和文化的根本变化。这样的变化不是不可能的。社会和文化是会发生变化的。它可能是重大破坏性事件的结果：德国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彻底失败，使得世界上两个军国主义最严重的国家变成了两个最提倡和平主义的国家。但是，不论美国还是日本似乎都不可能在经济上彻底打垮对方。经济发展也能深刻地改变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如同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在西班牙所发生的那样。经济上的富裕或许能够使日本变成一个更像美国的消费取向的社会。80年代末，日本和美国的人民都认为自己的国家应当更像对方。美日“结构性障碍协议”的签订就是为了以有限的方式促进这种趋同。这一尝试和类似的努力都失败了，这就证明经济上的差异是深深植根于两个社会的文化之中的。

美国和亚洲的冲突源于文化差异，冲突的结果则反映了美国和亚洲权力关系的变化。美国在这些争执中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发展趋势是于亚洲有利的，同时力量的变化又进一步加剧了冲突。美国希望亚洲国家政府承认它是“国际社会”的领袖，并默许在其社会中采取西方的原则和价值观。而另一方面，正如美国助理国务卿温斯顿·洛德所言：“亚洲国家日益认识到其取得的成就并为之骄傲”，它们希望被平等对待，倾向于把美国看作“一个国际保姆，如果还算不上恶霸的话”。然而，美国文化的内在律令迫使它在国际事务中至少扮演一个保姆的角色，如果不是一个恶霸的话。结果是美国与亚洲的期望变得越来越不一致。在广泛的问题上，日本和其他亚洲领袖学会了对其美国对手说“不”，有时还会用彬彬有礼的亚洲方式说“滚蛋”。亚美关系象征性的转折点，可能是一位日本高级官员所说的美日关系的“第一次大撞车”，即1994年2月，日本首相细川护熙坚决地拒绝了克林顿总统提出的规定日本进口美国制成品指标的要求。另一位日本官员评论说：“即使是在一年前，我们都不可能想象会发生这种事情。”一年之后，日本外相强调了这一变化，指出在国家和地区展开经济竞争的时代，日本的国家利益远比作为西方成员的“身份”重要。

美国90年代的亚洲政策，反映了美国对均势变化的逐渐适应。首先，美国在事实上承认它缺乏对亚洲国家施加压力的意志或者能力的情况下，将遇到冲突的问题领域和它可能具有影响力的其他领域分离开来。尽管克林顿曾宣称人权是美国对华外交政策中优先考虑的问题，但是1994年他在美国商界、台湾和来自其他方面的压力下，使人权问题和经济问题脱钩，放弃了把延长最惠国待遇作为手段来影响中国对持不同政见者做法的努力。同样，美国政府把它可能施加影响的对日安全政策，明确地同它与日本冲突最激烈的贸易和其他经济问题分离开来。就这样，美国放弃了它能够用来促进中国人权和促使日本作出贸易让步的武器。

第二，美国一贯追求与亚洲国家实行预期互惠的方针，它在作出让步时，期望这些让步能够导致亚洲国家作出类似让步，并经常以有必要同亚洲国家保持“建设性接触”或“对话”为由为此方针辩护。但是，亚洲国家往往将这种让步视为美国软弱的迹象，因此可能进一步拒绝美国的要求。这一模式在与中国的交往中尤为明显。由于美国人喜欢将“友好”关系等同于“好”关系，因而在与亚洲社会的竞争中处于相当的劣势，因为后者把“好”关系等同于能为它们带来胜利的关系。对于亚洲人来说，美国的让步不应给予回报，而应当加以利用。

第三，在反复出现的美日贸易冲突中形成了一种模式：美国在贸易问题上对日本提出要求，并威胁说，如果要求得不到满足就实行制裁。接着就是无休止的谈判，然后双方在制裁生效之前的最后一刻宣布达成协议。协议的措辞通常是模棱两可的，因而美国可以宣布在原则上取得了胜利，日本则可根据自己的意愿执行或者不执行协议。于是一切照旧进行。与中国的冲突也大体如此。中国勉强地同意了在人权、知识产权和核扩散问题上的广泛的原则声明，但是对声明的解释却与美国极为不同，并且继续执行它以往的政策。

这些文化上的差异，以及亚洲和美国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促使亚洲社会在与美国发生冲突时互相支持。例如，在1994年，“从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到南朝鲜”，实际上所有的亚洲国家都站在日本一边，抵制美国规定日本进口数额指标的要求。与此同时，在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问题上，也出现了亚洲国家团结起来支持中国的情况。日本首相细川护熙带头争辩说，西方的人权观念不能“盲目地”照搬到亚洲；新加坡的李光耀则警告道：如果美国对中国施加压力，“美国将发现自己在太平洋地区受到孤立”。团结的另一个表现是：亚洲、非洲和其他国家不顾西方的反对而站在日本一边，支持日本在任官员重新当选世界卫生组织的领导，而日本则反对美国提出的候选人——墨西哥前总统卡洛斯·萨利纳斯，而推举一位南朝鲜人做世界贸易组织的领导。记录无可争议地表明，到90年代，在泛太平洋的问题上，所有东亚国家都认为，它们与其他东亚国家要比与美国有更多的共同点。

冷战的结束、亚洲和美国之间日益扩大的相互作用，以及美国权力的相对下降，使美国和日本及其他亚洲社会之间的文化冲突凸显出来；并使后者有能力抵制美国的压力。中国的崛起对美国形成了更根本的挑战。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冲突较之美日冲突范围更广泛，包括经济、人权、西藏、台湾、南中国海和武器扩散问题。美国和中国几乎在所有重大政策问题上都没有共同的目标，两国的分歧是全面的。与同日本的冲突一样，美中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两个社会的文化差异，但也涉及到权力的根本问题。中国不愿接受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或霸权；美国也不愿接受中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或霸权。二百多年来，美国一直试图阻止在欧洲出现一个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大国。在中国开始实行“门户开放”政策的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美国在东亚也试图这样做。为了达到以上目的，美国同德意志帝国、纳粹德国、日本帝国、苏联和共产党中国打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场冷战。美国的这一利益仍然存在，并得到里根和布什总统的重申。中国作为东亚占主导地位的地区大国的状况如果继续下去，将对美国的核心利益构成威胁。美国与中国冲突的潜在原因，是两国在东亚未来均势问题上的根本分歧。

中国霸权：均势还是搭车。由于东亚拥有6种文明，18个国家，经济快速增长，各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里存在着重大的差异，它可能在21世纪初出现几种类型的国际关系中的任何一种。可以设想，在该地区大多数主要和中等水平的国家中，可能出现一组非常复杂的合作和冲突关系；或者在中国、日本、美国和俄罗斯，可能还有印度之间形成相互平衡和竞争的一强多极的国际体系。另一种可能性是，东亚政治为中国和日本或中国和美国两极之间持久的对抗所主宰，其他国家或者与一方结盟，或者采取不结盟政策。还可以设想，东亚政治可能回到传统的单极模式，以中国为中心形成权力等级。如果中国在21世纪能保持高速的经济增长，在邓小平以后的时代保持统一，不因争夺继承权的斗争而瘫痪，那么它可能争取实现这最后一种可能。中国是否能够成功，将取决于其他国家在东亚权力政治斗争中的反应。

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规模、经济活力和自我形象，都驱使它在东亚寻求一种霸权地位。这个目标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自然结果。所有其他大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美国和苏联，在经历高速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同时或在紧随其后的年代里，都进行了对外扩张伯我伸张和实行帝国主义。没有理由认为，中国在经济和军事实力增强后不会采取同样的做法。两干年来，中国曾一直是东亚的杰出大国。现在，中国人越来越明确地表示他们想恢复这个历史地位，结束屈辱与屈从于西方和日本的漫长世纪，这个世纪是以1842年英国强加给中国的南京条约为开端的。

80年代末，中国开始将其不断增长的经济资源转化为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如果它的经济发展持续下去，这种转化将会具有很大的规模。根据官方数字，中国的军事开支在8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都在下降。然而，在1988至1993年间，中国的军事开支按当前价格计算翻了一番，按不变价格计算实际增加了50％，并计划于1995年增长21％。按官方汇率估算，中国1993年的军费开支约为220亿- 370亿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则达到了900亿美元。80年代末，中国重新设计了它的军事战略，从打防御苏联入侵的大仗转变为以远距离投放兵力为重点的区域性战略。与这种转变相适应，中国开始发展海军力量，购置现代化的远程战斗机，发展空中加油能力，并决定购买一艘航空母舰。中国还与俄罗斯建立了互惠的武器购买关系。

中国正在成为东亚的支配国家。东亚的经济发展变得越来越面向中国，得到了大陆和其他三个华语国家和地区经济高速发展的支持，以及海外华人在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中心作用的支持。中国对南中国海提出越来越强烈的主权要求：在帕拉塞尔群岛（西沙群岛）建设军事基地，1988年与越南为争夺几个岛屿的归属权而开战，在菲律宾近旁的米斯奇夫礁（美济礁）驻军，对毗连印度尼西亚纳图纳岛的天然气田提出主权要求。中国还结束了对美国在东亚驻军的低调支持，开始积极地加以反对。同样，虽然冷战期间中国曾暗地里主张日本加强军事力量，但冷战后却对日本的军事建设表示了日益严重的关切。在按照传统的区域霸权方式行事时，中国在尽量减少其获得地区军事优势的障碍。

除个别例外（如在南中国海），中国在东亚的霸权不大可能以直接付诸武力的方式扩大其对领土的控制。然而这可能意味着，中国希望其他东亚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做以下某些或者全部事情：

●支持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中国对西藏和新疆的控制，以及香港和台湾回归中国；

●默认中国对南中国海，或许还有蒙古的领土主权；

●当中国与西方在经济、人权、武器扩散和其他问题上发生冲突时普遍支持中国；

●接受中国在该地区的军事优势地位，不发展可能对这种优势地位构成威胁的核武器或常规力量；

●采取与中国利益一致的和有益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贸易和投资政策；

●在处理地区问题时服从中国的领导；

●对来自中国的移民普遍开放；

●制止或镇压其国内反对中国和反对中国人的运动；

●尊重华人在其社会中的权利，包括保持与其亲属和中国故乡紧密联系的权利；

●不与其他大国建立军事联盟或进行反对中国的合作；

●提倡使用汉语普通话，将其作为在东亚进行广泛交流的语言工具，补充并最终取代英语的作用。

分析家们将中国的崛起和威廉一世的德国作为支配国家在19世纪末欧洲的崛起作了比较。新的大国的崛起通常会造成极度的不稳定，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中国作为一个重要大国的崛起，在第二个千年的后半期将会令任何一个可比的现象相形见细。李光耀于1994年说：“中国参与世界地位重组的规模，使得世界必须在3O或40年的时间内找到一种新的平衡。假装中国不过是另一个大的参与者是不可能的，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参与者。”如果中国的经济发展再持续IO年（似乎是可能的），如果中国在权力交接期能够保持统一（似乎是可能的），那么东亚国家和整个世界，就必须对人类历史上这个最大参与者越来越强的自我伸张作出反应。

广义地讲，对于新的大国的崛起，各国可作出一种方法或者两种方法相结合的反应。它们可以独自或与其他国家结成联盟，通过用均势来平衡和遏制中国，以及在必要的情况下通过战争打败它来保证自身的安全。另一种反应是，各国可以尝试搭乘这个新崛起的大国的车应它，在与它的关系中处于次要的或从属的地位，以期它们的核心利益得到保护。或者，各国可以尝试某种均势和搭车相结合的方法，但是，这将导致它与新兴大国对抗和无以自保的双重危险。根据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用均势来平衡通常是更理想的选择，而且事实上也比搭车被更频繁地采用。正如斯蒂芬·沃尔特所言：

一般说来，各国在对自己的目的深思熟虑之后都倾向于采取均势策略。搭车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它需要信任；一国支持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大国，往往寄希望于它能保持善意。如果主导大国是一个侵略性国家，用均势来平衡更保险。此外，与较弱的一方结盟，能够增进一个国家在合作中的影响，因为较弱的一方更需要支持。

沃尔特对西南亚联盟形成的分析表明，各国几乎总是采取均势策略来反对外来威胁。人们也普遍假定，在欧洲现代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均势是一种标准的行为方式。一些国家重组联盟以用均势来平衡和遏制它们所看到的（西班牙国王）胖力二世、（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普鲁士）腓特烈大帝、拿破仑、德意志皇帝和希特勒构成的威胁。然而沃尔特又承认，在“某些情况下”，各国可能选择搭车，而且正如兰德尔·施韦勒所指出的，持修正态度的国家可能采取搭车的策略对待兴起中的国家，因为它们不满现状，希望从现状改变中得到好处。此外，正如沃尔特所言，搭车确实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相信这个力量更强大的国家不怀恶意。

在用均势来平衡一个国家的力量时，各国可以扮演主要的角色，也可扮演次要的角色。首先，国家A可以与国家C和国家D结成联盟，用均势来平衡它确认的潜在对手国家B的力量，或者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和其他力量（这有可能导致军备竞赛），或者结合使用这些手段。在此情况下，国家A和国家B互为主要平衡力量。其次，国家A并未将任何国家视为直接的对手，但是它可能从促进国家B和国家C的均势中得到好处，因为，如果这两者中的任何一个变得过于强大都会对国家A构成威胁。在此情况下，国家A对国家B和国家C都是次要的平衡力量，而后两者可能互为主要的平衡力量。

如果中国作为一个霸权国家开始在东亚出现，各国会作何反应？毫无疑问，反应将会是极不相同的。既然中国已将美国确定为主要敌人，美国的主要倾向将是作为一个主要平衡者来防止中国的霸权。扮演这样的角色可能与美国防止任何一个国家在欧洲或亚洲占主导地位的传统关切是一致的。这个目标在欧洲已不再适用，但是它可能仍适用于亚洲。一个在文化、政治和经济上与美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松散的西欧联盟，不会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但是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和自我伸张的中国可能构成这种威胁。在必要时进行战争以阻止中国在东亚的霸权，是否符合美国的利益？如果中国的经济继续发展，这可能是21世纪初美国政策制定者面临的唯一最严峻的安全问题。如果美国确实想阻止中国在亚洲占主导地位，它就需要根据这一目标改变与日本的结盟方向，与其他亚洲国家发展紧密的军事联系，加强在亚洲的驻军及能够用于亚洲的军事力量。如果美国不想与中国的霸权抗衡，它就需要放弃自己的普世主义，学会与中国的霸权相处，心甘情愿地眼见自己决定太平洋遥远的另一端的事务的能力显著下降。但这两种做法都会有巨大的代价和危险。然而，最大的危险乃是美国将不作明确的选择，在未经认真考虑它的做法是否符合自己的国家利益，并在没有做好有效地发动战争准备的情况下，便卷入一场与中国的战争。

从理论上讲，美国可以采取扮演次要平衡角色的办法来遏制中国，如果其他大国能够起用均势来平衡中国的主要作用。可以想象的唯一可能就是日本，而且需要日本的政策发生重大的变化：加紧重新武装，获得核武器，在争取亚洲其他国家的支持方面与中国展开积极的竞争。日本可能愿意参加美国领导下的反华联盟，尽管连这一点也不能肯定，但它不大可能成为中国的主要平衡者。此外，美国并未表现出扮演次要平衡角色的兴趣和能力。在拿破仑时代，作为一个新的小国家，美国曾试图扮演这样的角色，结果是与英国和法国都打了仗。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只做了微不足道的努力来促进欧洲和亚洲各国之间的均势，结果参与了为恢复被打破的均势而进行的世界大战。冷战期间，美国别无选择地成为苏联的主要平衡者。作为一个大国，美国从此再也没有成为一个次要的平衡者。充当一个次要的平衡者意味着扮演一个微妙的、灵活的、模棱两可的甚至是不真诚的角色。它可能意味着从支持一方变为支持另一方，拒绝支持或反对根据美国的价值观念在道义上是正确的国家，或者支持一个在道义上是错误的国家。即使日本确实成为中国在亚洲的主要平衡者，美国是否有能力支持这种平衡仍然是个问题。美国更有能力动员起来直接对付一个现存的威胁，而不是去用均势来平衡两个潜在的威胁。最后，亚洲国家中存在的搭车倾向可能阻碍美国作为次要平衡力量所做的一切努力。

搭车取决于信任的程度，这要看以下的三个方面。第一，搭车更有可能发生在属于同一文明或者拥有文化共性的国家之间，而不是在缺乏任何文化共性的国家之间。第二，信任的程度可能根据背景而不同。当与其他男孩子对抗时，一个小男孩往往服从哥哥的旨意；但是当他们独自在家时，他就不那么信任他的哥哥。因此，不同文明的国家之间更为频繁的相互作用，会进一步促进同一文明内部的搭车现象。第三，搭车和制衡倾向会由于文明的不同而各异，因为其成员之间的信任程度有所不同。例如，在中东普遍采用均势方法可能反映了阿拉伯文化和其他中东文化中众所周知的低信任度。

除了这些影响外，对于权力分配的期望和偏好也会影响搭车或均势倾向。欧洲各社会经历了一个绝对君主制的阶段，但避免了亚洲国家历史上特有的持续的官僚帝国或“东方专制国家”的出现。封建主义为多元论以及某种权力分散是自然的和令人向往的假设提供了基础。于是，在国际层次上，均势也被认为是自然的和令人向往的，政治家的责任就是维护和保持它。因此，当均衡受到威胁之时，就需要用平衡行动去恢复它。简而言之，国际社会的欧洲模式反映了欧洲国家内部的社会模式。

与此相反，亚洲的官僚帝国没有给社会或政治多元化和分权留有余地。与欧洲的情况相比，在中国，搭车似乎远比均势重要。卢西恩·佩伊注意到，20年代，“军阀们首先想要了解与强者站在一起能够得到什么，只有这时他们才可能探讨与弱者结盟可能得到的回报……对于中国的军阀来说，自治并不像传统的欧洲均势理论所认为的那样是终极价值，确切地说，他们的决定是基于与实力相联系的考虑。”艾弗里·戈尔茨坦指出：1949－1966年，当权威结构相对明确之时，搭车便成为共产党中国的政治特点。然而，当文化革命造成近乎无政府状态和权威变化无常并威胁到政治家的生存时，均势行为便开始占上风。1978年以后较明确的权威结构的恢复，大概又使搭车成为占上风的政治行为模式。

历史上，中国人并未明确地区分国内和国外事务。他们“头脑中的世界秩序不过是中国国内秩序的必然结果，因此是中国文明认同的一种延伸”，他们假定这种认同“能够在正常的宇宙秩序这个更大的可扩展的同心圆中再现自身”。或者，像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所表述的：“中国传统的世界观是儒家严谨而清晰地表达的等级社会观的反映。外国的君主和著邦应当向中央帝国朝贡：‘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因此，中国人从来没有“多极，甚至也没有多边的安全观念”。在国家关系中，亚洲人一般“接受等级制”，在东亚历史上没有发生过欧洲类型的霸权战争。欧洲历史上典型的有效均势体系对于亚洲来说是陌生的。在19世纪中叶西方国家到来之前，东亚的国际关系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其他国家要么从属于北京，要么与之合作，或者不受北京控制而自治”。当然，儒家的世界秩序理想从来没有完全实现过。然而，亚洲的国际政治等级制模式与欧洲的均势模式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由于对世界秩序持此看法，中国人在国际关系中也存在着其国内政治中的搭车倾向。这种倾向影响各国对外政策的程度，依它们的儒教文化和在历史上与中国关系的深浅而不同。朝鲜与中国在文化上有很多共同之处，而且历史上一直倾向于中国。冷战期间新加坡视共产党中国为敌人，但是在80年代，新加坡开始改变立场，其领导人积极主张美国和其他国家承认中国权力的现实。拥有大量华人人口和反西方倾向领导人的马来西亚，也强烈地倾向于中国。19和20世纪，泰国通过适应欧洲和日本帝国主义保持了自己的独立，现在它对中国也表现出同样的态度，这种倾向由于它看到它的安全受到越南的潜在威胁而得到了加强。

印度尼西亚和越南是两个最倾向于用均势来平衡和遏制中国的国家。印度尼西亚是一个远离中国的穆斯林大国，但是没有其他国家的帮助，它不可能阻止中国控制南中国海的权利要求。1995年秋，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签署了一项安全协议，双方决定在安全遇到“敌对挑战”时相互磋商。尽管双方都否认这是一个针对中国的安排，但是它们都将中国视为敌对挑战最可能的来源。越南大体上是一个拥有儒教文化的国家，但历史上它与中国的关系极为敌对，并于1979年与中国进行了一场短暂的战争。越南和中国都宣称对全部斯普拉特群岛（南沙群岛）拥有主权，70年代和80年代，双方的海军时有交火。90年代初，越南的军事力量相对于中国有所下降。越南比其他任何一个东亚国家都更经常地有寻求伙伴以平衡中国的动机，加入东南亚国家联盟。1995年与美国关系正常化，便是朝这个方向迈出的两步。然而，东盟内部的分歧和该组织不情愿向中国挑战的态度，使东盟极不可能成为一个反对中国的联盟，或者为越南对抗中国提供重大支持。美国可能更愿意遏制中国，但是在90年代中，它在反对中国控制南中国海的权利要求上能走多远尚不明朗。因此，对于越南来说，“害处最小的选择’”可能是顺应中国并接受“芬兰化”，那将“伤害越南的自尊心……但是能保证生存”。

在90年代，除中国和北朝鲜外，实际上所有的东亚国家都对美国继续在该地区驻军表示了支持。然而在实践中，除越南外，这些国家都倾向于顺应中国。菲律宾关闭了美国在那里的主要的空军和海军基地，冲绳岛反对美国大量驻军的斗争也日趋激烈。1994年，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拒绝了美国在其水域停泊6艘供给舰的要求（在美国对东南亚或者西南亚进行军事干预时，这些舰只将作为提供给养的浮动基地）。顺应态度的另一个表现是，在东盟地区论坛的首次会议上，中国不把南沙群岛问题列入议事日程的要求得到了默认，中国1995年占领菲律宾附近米斯奇夫礁（美济礁）的举动并没有引起其他东盟国家的抗议。1995－1996年，亚洲国家政府对中国口头上和军事上对台湾的威胁再次保持绝对的沉默。迈克尔·奥克森伯格对这些国家的搭车倾向作了简要的概括：“在预测未来之时，亚洲国家的领导人确实对均势可能发生对中国有利的变化感到担忧，但他们现在不想与北京对抗。”而且，“他们不会参加美国讨伐中国的行动”。

中国的崛起将对日本构成重大的挑战，日本人在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应付战略上将产生严重分歧。它是否应顺应中国，以承认中国的政治-军事支配地位来换取中国对日本在经济事务方面首要地位的承认？或应当赋予美日联盟新的意义和活力，把它作为用均势来平衡和遏制中国的合作核心？还是应当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以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中国的侵犯？日本或许会尽可能长时间地避免明确地回答这些问题。

用均势来平衡和遏制中国的任何有意义的努力，其核心必定是美日军事联盟。可以设想，日本可能会缓慢地默认该联盟根据这一目的所作的调整。这样做取决于日本对以下几方面的信心：1、美国保持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和在世界事务中维持其积极领导作用的全面能力；2‘美国承担维持在亚洲驻军和积极阻止中国扩大影响的义务；3、美国和日本能在不付出很高的资源代价、不冒很大的战争风险的前提下遏制中国。

如果美国不承担主要义务或未表现出重大决心，日本很可能会顺应中国。历史上，日本往往与有关的支配力量结盟以寻求自身的安全，仅有30年代和40年代是例外，当时它在东亚推行单边的征服政策，结果遭到惨败。即使是在30年代参加轴心国之时，日本也是与当时在世界政治中显得最具活力的军事一意识形态力量结盟。本世纪更早些时候，日本相当有意识地加入了英日联盟，因为当时英国是世界事务中的领导力量。50年代，日本同样与世界上最强大并能够确保日本安全的美国结成了联盟。像中国一样，日本把国际政治看作是等级制的，因为其国内政治是如此。正如一位著名日本学者所指出的：

日本人思考本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时，往往根据其国内模式来类推。他们倾向于把国际秩序看作日本社会内部的文化模式的外部表现，而这种模式是以垂直组织结构的相关性为特征的。日本对国际秩序的这种看法，受到了它在现代以前与中国关系（进贡制度）的长期经验的影响。

因此，日本的结盟行为“基本上是搭车而不是均势”，并且总是“与支配力量结盟”。一位在日本居住多年的西方学者说：日本人“比大多数人都会更快地向不可抗拒的力量卑躬屈膝，并与被认为在道德上占有优势者合作……也会最快地怨恨道德上软弱和正在退却的霸主滥用权力”。随着美国在亚洲作用的下降，中国成为最强大者，日本的政策也会作出相应的调整。事实上它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基肖尔·马赫布巴尼指出，中日关系中的关键问题在于“谁是老大？”答案正在变得明朗。“尽管不会有明确的声明或协议，但日本天皇选择了在1992年访问中国，当时北京在国际上仍受到相对的孤立，这是意味深长的。”

毫无疑问，日本领导人和人民心目中最理想的仍是过去几十年的模式，即处于占优势的美国的庇护之下。但是，随着美国对亚洲事务参与的减少，日本国内敦促日本‘重新亚洲化”的势力将得到加强，日本将承认中国在东亚舞台上重新占据优势是不可避免的。例如，在1994年，当被问及哪个国家是21世纪亚洲影响最大的国家时， 44％的日本公众认为是中国； 30％认为是美国；认为是日本的仅有16 ％。正如1995年日本的一位高级官员所预测的，日本将有一套顺应中国崛起的“做法”，接着他又提出了美国是否会这样做的问题。他的前一个看法似乎有理，但他对后一个问题的回答却是不明确的。

中国的霸权将减少东亚的不稳定性和冲突。它也会削弱美国和西方在那里的影响，迫使美国接受它在历史上曾经试图防止的事情：世界上的一个关键地区由另一个大国所主宰。然而，是谁，又在何种程度上对亚洲其他国家或美国的利益构成威胁，部分地取决于中国将发生的事情。经济增长会扩大军事权力和政治影响，但也会促进政治的发展和走向更开放的、多元的、可能是民主的政治形式。可以说它在南朝鲜和台湾起到了这个作用，然而，在那里最积极地推动民主的政治领袖都是基督教徒。

强调权威、秩序、等级制和集体高于个人的中国儒教传统，对民主化形成了障碍。但是，中国南方的经济增长，正产生出日益增大的财富、具有活力的资产阶级、政府控制之外的经济力量的积累以及迅速扩大的中产阶级。此外，中国人在贸易、投资和教育方面已深深地融入外部世界。所有这一切正在为中国走向政治多元化提供社会基础。

政治开放的先决条件通常是独裁制度中的改革分子上台执政。中国会发生这种情况吗？在新的世纪里，人们将会看到中国南方出现一些拥有政治计划的集团，如果不是在名义上，那么它们在事实上也将是政党的胚胎，而且可能会与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的华人建立密切的联系并得到他们的支持。如果中国南方出现了这种运动，如果改革派在北京获得了权力，那么就可能出现某种形式的政治转变。民主化可能促使政治家发出民族主义的呼吁并扩大战争的可能性，但从长远看，在中国建立一个稳定的多元制度会缓解它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或许正像弗里德伯格所说的那样，欧洲的过去就是亚洲的未来。但更为可能的是，亚洲的过去将是亚洲的未来。亚洲要在以冲突为代价的均势或以霸权为代价的和平之间作出选择。西方社会可能会选择冲突和均势。历史、文化和力量的现实却强烈地显示，亚洲会选择和平和霸权。以19世纪40－50年代西方入侵为开端的时代正在结束，中国正在恢复其地区霸主的地位，东方正在进入自己的时代。

文明与核心国家：正在形成的联盟

在冷战后多极、多文明的世界里，缺少一个在冷战期间曾占主导地位的分界线。然而，只要穆斯林人口增长和亚洲经济增长的浪潮持续下去，西方与挑战者文明之间的冲突就将超过其他任何分界线而成为全球政治的中心。穆斯林国家的政府可能对西方变得更为不友好，在穆斯林集团和西方社会之间将出现间歇性的低强度、有时可能是高强度的暴力冲突。以美国为一方和以中国、日本及亚洲其他国家为另一方之间的关系将具有极大的冲突性；如果美国对中国作为亚洲霸权力量的崛起进行挑战，就可能发生一场大战。

在这样的形势下，儒教一伊斯兰教国家之间的联系将会继续，或许还会扩大和加深。这一联系的中心是穆斯林和华人社会在武器扩散、人权和其他问题上反对西方的合作。巴基斯坦、伊朗和中国的密切关系是合作的核心，90年代初杨尚昆主席对伊朗和巴基斯坦的访问、拉夫桑贾尼对巴基斯坦和中国的访问使这一点明朗化了。这些举动“表明了巴基斯坦、伊朗和中国之间联盟胚胎的形成”。在去中国的路上，拉夫桑贾尼在伊斯兰堡宣称，在伊朗和巴基斯坦之间存在“一个战略联盟”，对巴基斯坦的攻击将被视为对伊朗的攻击。为了加强这一模式，贝娜齐尔·布托在1993年IO月就任总理后立即访问了伊朗和中国。这三个国家之间的合作包括政治、军事、政府官员定期互访，以及在各种民用和军事领域的合作，包括军工生产合作，加上中国向另两个国家出售武器。这种关系的发展得到了巴基斯坦对外政策思想中的“独立”派和“穆斯林”派的强有力支持，这些人希望建立一个“德黑兰-伊斯兰堡-北京轴心’。在德黑兰，人们认为，“当代世界的独特性”要求伊朗、中国、巴基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进行“紧密和持续的合作”。至90年代中期，一个近乎于事实上的联盟已经在这三个国家中间存在，该联盟的基础是反对西方、在安全问题上对印度的关注以及抗衡土耳其和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

这三个国家能成为涉及到其他穆斯林和亚洲国家的更为广泛的集团的核心吗？格雷厄姆·富勒认为：一个非正式的“儒-伊联盟得以实现，并非因为穆罕默德和孔夫子是反西方的，而是因为这些文化提供了一个能够表达部分是由西方——一个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上占统治地位，并越来越为世界人民所痛恨的西方——造成的痛苦的载体，一些国家感到‘它们没有必要再忍受”’。最强烈地呼吁这种合作的是卡扎菲，他在1994年3月宣布：

新的世界秩序意味着犹太人和基督教徒控制穆斯林，如果他们能够，随后他们将控制印度、中国和日本的儒教和其他宗教。

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在说：我们曾决心摧毁共产主义，而西方现在必须摧毁伊斯兰教和儒教。

现在我们希望看到，以中国为首的儒教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基督教十字军阵营之间的对抗。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十字军的参加者持有偏见。我们和儒教站在一起，与它结盟，和它在一条国际战线上并肩作战，我们将一同消灭我们共同的敌人。

因此，作为穆斯林，我们将支持中国反对我们共同敌人的斗争……

我们希望中国取得胜利……

然而，中国方面对反西方的儒教和伊斯兰教国蒙联盟的热情一直相当低落。江泽民主席1995年宣称，中国不会与任何国家结盟。这个立场或许反映了传统的中国观念，作为一个中央帝国，即中心国家，中国不需要正式盟友，而其他国家会发现与中国结盟符合它们的利益。另一方面，中国与西方的冲突意味着它将重视与其他反西方国家的伙伴关系，其中伊斯兰国家占最大部分，而且是最有影响的成员。此外，中国石油需求的日益增长可能会驱使它加强与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以及哈萨克斯坦和阿塞拜疆的关系。一位能源专家1994年评论道：这样一个以武器换取石油的轴心，“再也不需要听从伦敦、巴黎或华盛顿的旨意了”。

其他文明及其核心国家与西方及其挑战者之间的关系将会有极大的不同。缺少核心国家的南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一直依赖于西方，而且军事和经济力量相对软弱（尽管拉丁美洲在迅速改变这一状况）。它们与西方的关系或许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拉丁美洲与西方有着紧密的文化联系。80年代和90年代，它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越来越接近于西方。两个曾经试图获得核武器的拉丁美洲国家放弃了这一打算。整体军事力量在所有文明中处于最低水平的拉丁美洲国家，可能会不满于美国的军事优势，但却无意对它进行挑战。在不少拉丁美洲社会中，新教的迅速兴起不但使它们更像西方天主教一新教混合的国家，而且正在扩大拉丁美洲与西方之间的宗教联系，使之超出原先仅通过罗马教廷保持的联系。反过来，涌入美国的墨西哥人、中美洲人和加勒比人，以及由此带来的拉丁美洲对美国社会的影响，也促进了文化的趋同。在拉丁美洲与西方之间，实际上就是与美国之间，主要的冲突问题是移民、毒品以及与毒品有关的恐怖主义，以及经济一体化（例如，把拉丁美洲国家纳入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对抗诸如南方共同市场和安第斯条约这样的拉丁美洲集团的扩张）。像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引发的问题所表明的那样，拉丁美洲和西方文明的结合并非易事，它或许会在ZI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缓慢地形成，但也可能永远不会形成。尽管如此，西方和拉丁美洲之间的差异仍小于西方与其他文明之间的差异。

西方与非洲国家的关系仅包括略微严重一些的冲突（主要原因是非洲的软弱），也存在一些重要的问题。南非没有像巴西和阿根廷那样放弃发展核武器的计划，尽管它销毁了已拥有的核武器。这些核武器是白人政府制造的，旨在威慑外国对其种族隔离政策的攻击，该政府不愿意把它们馈赠给黑人政府用于其他目的。但是，制造核武器的能力是不能销毁的。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政府可能会建造新的核武库以确保其非洲核心国家的地位，并遏制西方对非洲的干涉。人权、移民、经济问题和恐怖主义也被提上了非洲和西方的议事日程。尽管法国政府努力维持与其前殖民地国家的紧密联系，但非洲国家似乎正在经历一个非西方化的长期过程，西方国家的利益和影响正在缩小，本土文化正在被重新倡导，南非最终会将其文化中的非洲一英国因素置于非洲因素之下。在拉丁美洲变得更西方化的同时，非洲却变得更非西方化。然而，二者都在以不同的方式继续依赖西方，除了在联合国的投票外，都无法对西方和其挑战者之间的均势产生决定性影响。

很明显，三个“摇摆”文明的情况并非如此，其核心国家是世界舞台上的主角，它们与西方及其挑战者的关系可能是混合的、矛盾的和变幻不定的。它们彼此的关系也会极为不同。正如以上提到过的，日本经过一段时间可能带着极大的痛苦和自我反省而背离美国向中国靠拢。与冷战期间跨文明的其他盟友一样，日本与美国的安全纽带将削弱，尽管可能永远不会正式挑明这一点。日本与俄罗斯的关系仍然会是困难的，只要俄罗斯在它1945年占领的干岛群岛的问题上拒绝妥协。冷战结束时出现过可能解决这一问题的时机，但由于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兴起而稍纵即逝。在未来，美国没有理由像它过去所做的那样支持日本的领土要求。

在冷战的最后二三十年里，中国成功地与苏联和美国打“中国牌”。在冷战后的世界里，俄罗斯也可以打“俄国牌”。俄罗斯和中国的联合将使欧亚与西方之间的均势决定性地向前者倾斜，引起人们像对50年代的中苏关系那样的关切。与西方紧密配合的俄罗斯会为抗衡在全球问题上的儒一伊联盟增添力量，并重新引起冷战时期中国对来自北方的侵略的恐惧。然而，俄罗斯与这两个邻近文明之间也存在着问题。在与西方的关系中，俄罗斯更倾向于短期行为，这是冷战结束的后果，是出于重新确立俄罗斯与西方的均势的需要，以及双方就基本的平等和各自的势力范围达成协议的需要。在实际中这意味着：

1、俄罗斯同意欧洲联盟和北约扩大到把中欧和东欧的西方基督教国家包括进去，西方则承诺北约组织不继续扩张，除非乌克兰分裂成两个国家；

2、俄罗斯和北约组织签订伙伴关系条约，保证互不侵犯，定期磋商安全问题，共同努力避免军备竞赛，为达成符合双方冷战后安全需要的武器控制协议进行谈判；

3、西方承认俄罗斯对维护东正教国家及东正教人口占多数地区的安全负有主要责任；

4、西方承认俄罗斯在与南面穆斯林民族关系中面临的实际的和潜在的安全问题，西方愿意修改欧洲常规力量条约，并支持俄罗斯为应付这些威胁采取的必要措施；

5、俄罗斯和西方同意在处理一些同时涉及到西方和东正教利益的问题，如波斯尼亚问题时，进行平等的合作。

如果按照上述或类似路线进行安排，俄罗斯和西方便不大可能对对方的安全构成长期的挑战。欧洲和俄罗斯是出生率低、人口老化的人口成熟社会，这样的社会不具有可能成为扩张和进攻取向的年青力量。

冷战刚刚结束时，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变得较具有合作性：解决了边界争端，双方都削减了边境驻军；扩大了贸易；双方都停止将对方作为核导弹的攻击目标；两国外长探讨了对付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国家的共同利益。更为重要的是，俄罗斯发现中国是渴望得到坦克、战斗机、远程轰炸机和地对空导弹等军事装备和技术的大客户。从俄罗斯的观点来看，俄中关系的升温表明，在俄日关系持续冷淡的情况下，它有意识地决定将中国作为其亚洲的合作“伙伴”，同时这也是针对它在北约东扩、经济改革、军备控制。经济援助，以及加入西方国际机构等问题上同西方之间的冲突作出的反应。就中国而言，中国得以向西方证明，它在世界上不是孤立的，而且它可以得到必要的军事能力来执行远距离投放兵力的地区性战略。对两国来说，俄中联系如同儒一伊联系一样，是抗衡西方力量和普世主义的一种手段。

这种联系能否延续下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第一，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在双方满意的基础上保持稳定的程度；第二，中国作为东亚霸主的崛起从经济、人口和军事上威胁俄罗斯利益的程度。中国的经济推动力已经扩展到西伯利亚，中国和韩国、日本的商人一道正在开发和利用那里的机会。西伯利亚的俄罗斯人日益认识到，未来他们的经济更多地是与东亚而不是与俄罗斯的欧洲部分联系在一起。对俄罗斯来说更大的威胁是进入西伯利亚的中国移民。据报道，中国在那里的非法移民人数1995年达到300万- 500万，而东西伯利亚的俄罗斯人口大约是700万。俄罗斯国防部长格拉乔夫警告说：“中国人正在和平地征服俄罗斯远东地区。”俄罗斯高级移民官员也赞同地说：“我们必须反对中国的扩张主义。”此外，中国与前苏联各中亚共和国发展经济关系的举动，可能激化它与俄罗斯的关系。中国的扩张也可能变成军事扩张，如果它决定重新提出对蒙古的主权要求。蒙古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俄罗斯人从中国分离出去的，几十年中它曾一直是苏联的卫星国。自蒙古人入侵以来一直萦绕在俄罗斯人脑海中的“黄祸”，有一天可能会再次成为现实。

俄罗斯与伊斯兰的关系，是几个世纪以来它通过对土耳其人、北高加索人和中亚部落民族进行扩张战争的历史产物。当前，俄罗斯正与其东正教盟友塞尔维亚和希腊联合起来以均势平衡土耳其在巴尔干的影响，并与其东正教盟友亚美尼亚起来以均势来平衡土耳其在外高加索的影响。俄罗斯一直积极地维护其在中亚各共和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影响，将它们纳入了独联体，并在所有这些国家部署了军队。俄罗斯关心的中心问题是里海的石油和天然气储藏，以及将这些资源运往西方和东亚的通道。俄罗斯还一直在北高加索进行着一场反对车臣穆斯林的战争，并在塔吉克斯坦进行着另一场战争，支持塔吉克斯坦政府镇压包括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分子在内的暴乱。这些安全考虑进一步刺激了俄国同中国在遏制中亚的“伊斯兰威胁”上的合作，也是俄罗斯同伊朗恢复友好关系的一个重要动机。俄罗斯向伊朗出售潜艇、新式战斗机、战斗轰炸机和地对空导弹，以及侦察和电子战军事装备。此外，俄罗斯已同意在伊朗建立轻水核反应堆，并向伊朗提供铀浓缩设备。作为回报，俄罗斯非常明确地希望伊朗遏制原教旨主义在中亚的扩散，并暗示希望它与俄罗斯合作共同起来以均势来平衡土耳其在中亚和高加索的影响。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俄罗斯与伊斯兰的关系，将决定性地取决于它对沿其南方边界上的穆斯林人口爆炸所构成的威胁的看法。

第三个“摇摆”的核心国家是印度，冷战期间它是苏联的盟国，与中国进行过一场战争，与巴基斯坦进行过几场战争。它与西方，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即使不是龄龋相加，也是保持着一定距离。冷战结束后，印度与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核武器、南亚次大陆全面军事平衡问题上都可能继续存在严重冲突。如果巴基斯坦能够赢得其他穆斯林国家的支持，印度与穆斯林的关系总的来说将会很困难。为了应付这一局面，印度可能会进行特别的努力，像以往那样逐个劝说穆斯林国家疏远巴基斯坦。随着冷战的结束，中国与邻国建立友好关系的努力扩大到了印度，两国之间的紧张状态因而得到了缓解。但是，这一趋势不可能长期维持，因为中国积极地卷入了南亚政治，而且可能会继续这样做：同巴基斯坦保持紧密的关系，加强巴基斯坦的核武器和常规军事能力，以经济援助、投资和军事援助讨好缅甸，还可能在那里发展海军设施。‘目前中国的力量正在扩张，在21世纪初，印度的力量也会得到很大的发展。两者之间发生冲突是极为可能的。一位分析家指出：“两个亚洲巨人之间潜在的力量竞争，以及自认为是当然的大国、文明和文化的中心，会继续促使它们支持不同的国家和事业。印度将努力崛起，不仅是作为多极世界中的一个独立的权力中心，而且是作为中国权力和影响的抗衡国家。

至少为了对抗中-巴联盟，即使不是为了对抗更广泛的儒- 伊联系，而与俄罗斯保持密切的联系、继续大量购买俄罗斯的军事装备，也明显地符合印度的利益。9O年代中期，印度从俄罗斯得到了几乎所有主要类型的武器，包括一艘航空母舰和低温火箭技术，由此导致了美国的制裁。除了武器扩散外，印度和美国之间还存在其他问题，包括人权问题、克什米尔问题和经济自由化问题。然而，美国-巴基斯坦关系的疏远和在遏制中国上的共同利益，最终可能使印度和美国建立起更密切的关系。印度在南亚的力量扩张不会伤害美国的利益，反而于其有利。

文明之间及其核心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常常是自相矛盾的，而且会发生变化。任何一个文明的大多数国家在形成与另一个文明中的国家的关系时，通常追随核心国家的领导。但是情况将不会总是如此。很明显，一个文明中的所有国家不会与第二个文明中的所有国家都拥有相同的关系。共同的利益，通常是来自第三个文明的共同的敌人，导致了不同文明国家间的合作。显然，文明内部也会出现冲突，特别是在伊斯兰文明内部。此外，沿断层线边缘的集团间的关系，可能与它们各自文明中的核心国家之间的关系有极大的差别。然而，总的趋势是明显的，可以就文明间和核心国家间似乎正呈现出的结盟和对抗作一些合理的归纳。冷战期间相对简单的两极关系已为多极。多文明世界的远为复杂的关系所取代。

谢选骏指出：亨廷顿就像个手脚失灵的疯子，乱挥“文明棍”一气——他所说的“多文明的全球政治”，其实只是“多语言多宗教多文化多种族的全球政治”的夸张……但实际上这些杂货全都落在了“全球文明”这口大锅之中，而且都被一锅煮了！

而亨廷顿捏造夸张渲染的“文明冲突论”，不过是殖民者的痉挛，他们自己因为呼吸困难而有眼无珠，就只能信口开河了。

【第十章 从过渡战争到断层线战争】

过渡战争：阿富汗战争和海湾战争

“第一场文明之间的战争”，摩洛哥著名学者马哈迪·埃尔曼扎拉在海湾战争正在进行时这样称呼它。事实上，这是第二场文明之间的战争，第一场是1979－1989年的苏联-阿富汗战争。这两场战争都是以一个国家直接入侵另一个国家为开端，然后转变为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重新定义为文明的战争。事实上，它们是走向以不同文明集团间的民族冲突和断层线战争为主的时代的过渡战争。

阿富汗战争是因苏联想维持一个卫星国的政权而发动的。由于美国作出了积极的反应，组织、资助和装备了阿富汗抵抗苏联军队的起义者，而变成了一场冷战式战争。对于美国人来说，苏联的失败证明了里根主义推动对共产主义政权武装抵抗的正确，并使他们为苏联遭到可与美国在越南的遭遇相比的屈辱而感到安慰。这场战争的失败对整个苏联社会及其政治制度都产生了影响，并极大地促进了苏联帝国的瓦解。美国人和西方人普遍认为，阿富汗战争是冷战最后的、决定性的胜利，是滑铁卢之役。

然而，对那些与苏联作战的人来说，阿富汗战争却是另外一回事。一位西方学者评论道：它是“第一场不以民族主义或者社会主义原则为基础的胜利”，而是以伊斯兰原则为基础的抵抗外来侵略的胜利。这场战争是作为圣战而发动的，它极大地增强了伊斯兰的自信心和权力。事实上，它对于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可以与1905年日本在东方世界击败俄罗斯人的胜利相比。这场被西方人视为自由世界的胜利的战争，却被穆斯林视为伊斯兰的胜利。

美元和导弹是为击败苏联所不可或缺的，然而伊斯兰的集体努力同样不可缺少。伊斯兰各国政府和各种集团，竞相努力击败苏联以取得对自己有利的胜利。穆斯林获得的战时财政援助主要来自沙特阿拉伯。1984－1986年，沙特阿拉伯为抵抗力量提供了5．25亿美元；1989年，它同意提供总数为7．15亿美元援助中的61％，即 4．36亿美元，其他部分则来自美国。1993年，它向阿富汗政府提供了1．93亿美元。在整个战争期间，沙特阿拉伯提供援助的总数至少与美国提供的30亿至33亿美元相等，甚至可能超过了它。战争期间，大约有来自其他伊斯兰国家的25，000名志愿兵参战，其中主要是阿拉伯人。招募主要是在约旦进行的，这些志愿兵受到了巴基斯坦军种间情报局的训练。巴基斯坦为抵抗运动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外部基地，以及后勤和其他支援。此外，巴基斯坦还是美国财政援助的代理人和输送渠道，它有目的地将援助资金的75％给予了较强烈的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集团，其中有 50％交到了以希克马蒂亚尔为首的最极端的逊尼派原教旨主义者手中。尽管在对苏作战，但是大部分阿拉伯参战者是强烈反对西方的，它们谴责西方人道主义援助机构不道德和企图颠覆伊斯兰。苏联人最后被其不能有效地相比和抵消的三个因素所击败：美国的技术，沙特阿拉伯的金钱，以及穆斯林的人口和狂热。

这场战争遗留下了一个不稳定的伊斯兰组织的联盟，其目的在于促进伊斯兰反对一切非伊斯兰力量。战争的遗产还包括：训练有素和有经验的战士，军营、训练场地和后勤设施，一个复杂的个人和组织之间的泛伊斯兰关系网，以及包括300－500枚未付账的毒刺式导弹在内的大量军事装备。最为重要的是，伊斯兰从胜利中获得了实在的力量感和自信，以及取得其他胜利的愿望。一位美国官员1994年说：阿富汗志愿兵的“圣战者资格从宗教和政治上看是无懈可击的。他们击败了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中的一个，现在正在对付第二个”。

阿富汗战争成为一场文明间的战争，是因为世界各地的穆斯林都如此认为，并为了反对苏联而团结起来。海湾战争成为一场文明间战争，是因为西方在军事上干预了穆斯林的冲突，而绝大多数西方人又支持这种干预。这是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将这种干预视为对他们发动的战争，因而联合起来反对他们所认为的西方帝国主义的又一例证。

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政府自战争伊始就产生了分歧。由于萨达姆·侯赛因越过了神圣的边界，1990年8月，阿拉伯联盟以绝对多数（14票赞成，2票反对，5票弃权）通过了谴责其行径的决议。埃及和叙利亚向美国组织的反伊拉克联合部队提供了大批人员，巴基斯坦、摩洛哥和孟加拉国提供的略少。土耳其关闭了穿过其境内的从伊拉克通向地中海的输油管道，并允许盟国使用它的空军基地。作为对这些行动的回应，土耳其更强烈地要求加入欧洲；巴基斯坦和摩洛哥重申了它们与沙特阿拉伯的紧密关系；埃及的债务被取消；叙利亚得到了黎巴嫩。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尽管伊朗、约旦、利比亚、毛里塔尼亚、也门、苏丹和突尼斯，以及诸如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哈马斯运动和伊斯兰拯救阵线等组织中的不少国家和组织都从沙特阿拉伯得到过财政援助，但它们仍然支持伊拉克而谴责西方的干涉。其他穆斯林国家政府，如印度尼西亚政府，则采取了妥协立场或者试图避免采取任何立场。

虽然穆斯林国家政府之间最初就存在分歧，但绝大多数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观点从一开始就是反西方的。一位在科威特被入侵3周后访问了也门、叙利亚、埃及、约旦和沙特阿拉伯的美国观察家报告说：“阿拉伯世界由于对美国的愤怒而热血沸腾，看到一个勇敢的阿拉伯领袖公然反抗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简直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从摩洛哥到中国，成千上万的穆斯林站在萨达姆·侯赛因一边，“欢呼他是穆斯林的英雄。”“这场冲突的一大悖论”就是民主的悖论：在那些政治更开放、言论更自由的阿拉伯国家里，对萨达姆·侯赛因的支持也“最强烈和最广泛”。在摩洛哥、巴基斯坦、约旦、印度尼西亚和其他国家，一些大规模示威游行谴责西方以及诸如哈桑国王、贝娜齐尔·布托、苏哈托这样的政治领袖，将他们称为西方的走狗。甚至在叙利亚也出现了反对盟国的行动——“在那里广大市民反对外国军队进驻海湾”。印度的1亿穆斯林中有75％谴责美国发动战争，印度尼西亚的1． 71亿穆斯林“几乎普遍地”反对美国在海湾的军事行动。阿拉伯国家的知识分子以类似的方式集合到同一个营垒之中，并为无视萨达姆的野蛮行径和谴责西方干涉提供了复杂的理论基础。

阿拉伯人和其他穆斯林普遍承认萨达姆·侯赛因可能是一个残忍的暴君，但是与当年罗斯福总统的看法相似，认为“他是我们的残忍暴君”。在他们看来，这次入侵是家庭事务，应当在家庭内部解决，而那些以夸夸其谈的世界正义的名义进行干涉的国家，不过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私利，使阿拉伯国家继续从属于西方。据一份报告说：“阿拉伯国家的知识分子鄙视伊拉克政权，不满于它的残暴和独裁，但认为它是抵抗阿拉伯世界的大敌西方的中心。”他们“将阿拉伯世界与西方对立起来”。一位巴勒斯坦教授说：“萨达姆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但是我们不能因伊拉克挺身而出反对西方的军事干涉而谴责他。”西方和其他地方的穆斯林则谴责非穆斯林部队进驻沙特阿拉伯“亵渎”了穆斯林圣地。简言之，普遍的观点认为：萨达姆侵略是错误的，西方干涉更是错误的，因此萨达姆与西方作战是正确的，我们支持他也是正确的。

萨达姆·侯赛因像其他断层线战争的主要参与者一样，将以前的世俗政权与可能具有最广泛号召力的事业联系在一起，那就是：伊斯兰。鉴于穆斯林世界认同的U形分布，萨达姆并无其他的真正选择。一位埃及评论家指出，伊斯兰在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不明确的第三世界反西方主义之间的选择，“证实了伊斯兰作为动员支持力量的政治意识形态的价值”。尽管沙特阿拉伯在实践和制度方面比除伊朗和苏丹之外的其他所有穆斯林国家都更为穆斯林化，尽管它为全世界的穆斯林集团提供了财政援助，但是任何一个国家的伊斯兰运动都不支持它与西方联盟反对伊拉克，而且它们本质上都是反对西方干涉的。

对于穆斯林来说，这场战争很快就成为了一场文明之间的战争，因为伊斯兰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受到了威胁。从埃及、叙利亚、约旦、巴基斯坦、马来西亚、阿富汗、苏丹到其他地方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集团，都谴责这场战争是“十字军战士和犹太人”联合反对“伊斯兰及其文明”的战争，声称它们是在面临“对伊拉克人民的军事和经济侵略”的情况下支持伊拉克的。1980年秋，坐落在麦加的伊斯兰大学校长萨法·哈瓦利在一盒于沙特阿拉伯广泛流传的录音带中说：这场战争“不是世界对伊拉克，而是西方对伊斯兰”的战争。约旦国王侯赛因也用同样的腔调说：这是“一场不仅针对伊拉克，而且针对所有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战争”。此外，正如法蒂马·莫尼斯所指出的，布什总统经常以美国的名义祈祷上帝，更加强了阿拉伯人的这是“一场宗教战争”的看法，因为布什的话散发着“7世纪伊斯兰教创教前游牧部落唯利是图的雇佣兵和后来的基督教十字军战士的臭味”。他们争辩说，这场战争是西方和犹太人阴谋策划的十字军东征，因此，不仅发动圣战作为回报是正当的，而且必须这样做。

穆斯林将这场战争视为西方对伊斯兰的战争，因而减弱或缓解了穆斯林世界内部的矛盾。与伊斯兰和西方之间压倒一切的差异相比，穆斯林之间原有差异的重要性减弱了。战争期间，穆斯林各国政府和团体不断地使自己疏远西方。像以前的阿富汗战争一样，海湾战争使过去常常想将对方置于死地的穆斯林们走到了一起，其中包括：阿拉伯世俗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原教旨主义者；约旦政府和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哈马斯运动；伊朗和伊拉克；总体说来，还有反对党和政府。正如萨法·哈瓦利所说：“那些伊拉克复兴党徒只是我们几个小时的敌人，而罗马直至世界末日一直是我们的敌人。”战争还使伊拉克和伊朗开始相互妥协。伊朗什叶派宗教领袖谴责西方的干涉，号召对西方发动圣战。伊朗政府减少了针对伊拉克这个前敌人采取的措施，随着战争的开始，两个政权间的关系逐步改善了。

外部敌人同样也减弱了国家内部的冲突。例如在1991年，有报告说，巴基斯坦“沉浸在反对西方的言论之中”，至少是暂时地团结在了一起。“巴基斯坦从来没有如此团结过。在南方省份信德，当地人和印度移民在过去的5年里一直互相残杀，可是现在却肩并肩地示威游行反对美国。在西北边境极端保守的部落地区，在除了周五祈祷日人们从不聚会的地方，甚至连妇女都走上街头示威。”

随着公众的反战态度日益坚定，原来与盟国有联系的政府退缩了、分裂了，或者竭力证明自己行为的合理性。像哈菲兹·阿萨德这样的曾经为盟国提供过军队的领导人，现在却争辩说有必要抵制并最终取代西方派驻在沙特阿拉伯的军队，而这些军队在任何情况下都只应用于防御目的和保护圣地。在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奉级军事领导人公开谴责其政府与盟国结盟。为盟军提供了大多数军队的埃及和叙利亚政府，有效地控制了它们的社会，因而能够压制或无视反西方的压力。稍微开放一些的穆斯林国家的政府被劝导疏远西方，并采取了越来越反西方的立场。在马格里布“爆发的对伊拉克的支持”是“这场战争最出乎意料的结果之一”。突尼斯公众舆论强烈地反对西方，总统本·阿里迅速地谴责了西方的干涉。摩洛哥政府起初向盟军提供了1，500人的军队，但是在反西方集团动员起来后也站在伊拉克的立场上攻击西方。在阿尔及利亚， 40万人举行示威支持伊拉克，促使本来倾向于西方的总统转而谴责西方，并宣称：“阿尔及利亚将站在伊拉克兄弟一边”。1990年8月、三个马格里布国家政府在阿拉伯联盟中投票谴责伊拉克，但是到当年秋天，为了迎合人民强烈的情绪，又投票赞成谴责美国干涉的动议。

西方的军事努力也未得到非西方、非穆斯林文明的人民的支持。在1991年1月的民意测验中，53％的日本人反对这场战争，25％表示支持。在印度，谴责萨达姆·侯赛因和谴责乔治·布什发动战争的人各占一半。（印度时报》为此警告说，这场战争可能导致“强大、自傲的犹太教-基督教世界和弱小的伊斯兰世界之间由宗教狂热燃起的更为广泛的对抗”。于是，一场以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间的战争为开端的海湾战争，变成了伊拉克和西方之间，然后是伊斯兰和西方之间的战争，并最终被许多非西方人视为东方对西方的战争，“一场白人的战争，旧式帝国王义的新发作”。（注15）

除科威特人以外，其他穆斯林对战争并无热情，而且几乎是清一色地反对西方的干涉。战争结束时，伦敦和纽约举行了胜利庆祝会，但在其他地方却无此种情景。苏海尔·哈什米指出：“对阿拉伯人来说，战争的结局并不值得欢庆。”相反，他们充满了强烈的失望、沮丧、屈辱和愤恨。西方再次获胜了。曾激起阿拉伯人希望的最后一位萨拉丁式的英雄，在武装进犯伊斯兰社会的强大的西方力量面前不堪一击。法蒂玛·莫尼斯问道：“对阿拉伯人来说，还有什么比这场战争的结局更坏的吗？用全部技术武装起来的整个西方向我们扔炸弹。这是极端的恐怖。”

战争之后，除科威特外，阿拉伯国家的舆论越来越不满于美国在海湾的军事存在。科威特的解放消除了任何反对萨达姆·侯赛因的理由，也使得美军在海湾的继续存在失去了理由。因此，甚至在像埃及这样的国家里，舆论也变得越来越同情伊拉克。参加了联盟的阿拉伯国家政府也改变了立场。1992年8月，埃及和叙利亚也同其他国家一样反对在伊拉克南部建立禁飞区。1993年1月，阿拉伯国家政府加上土耳其反对空袭伊拉克。如果西方的空军力量可以用来反击逊尼派穆斯林对什叶派穆斯林和库尔德人的进攻，为什么它不能用来反击东正教塞尔维亚人对波斯尼亚穆斯林的进攻呢？1993年6月，当克林顿总统为了报复伊拉克人企图暗杀前总统布什的行动，命令轰炸巴格达时，国际上的反应是严格按照文明线来划分的。以色列和西欧国家政府强烈支持轰炸；俄罗斯将其视为“正当的”自我防卫；中国表示“严重关切”；抄特阿拉伯和海湾酋长国保持沉默；其他穆斯林国家政府，包括埃及政府，谴责它是西方双重标准的又一例证，用伊朗的话说，是美国在“新扩张主义和利己主义”趋动下的“公然侵略”。下述问题被反复提出：为什么美国和国际社会（即西方）不对以色列的暴行及其违反联合国决议的行动作出同样的反应？

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场资源战争。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所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并扩大了和平时期在海湾的军事存在。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

断层线战争的特性

部族、部落、种族集团、宗教群体和国家之间的战争之所以盛行于各时代和各文明，是因为它们植根于人民的认同。这些冲突具有特殊的性质，它们并不涉及那些与未参战者直接利益有关的更广泛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问题，尽管它们可能引起外部集团的人道主义关切。当认同的根本问题受到威胁时，这些冲突往往变成激烈而血腥的冲突。此外，这些冲突往往是长期的，尽管会被停战协议或协定暂时中断，但冲突往往会因违反协议而再起。另一方面，在为维护认同而爆发的内战中，如果一方取得了决定性的军事胜利，种族灭绝的可能性就会增加。

断层线冲突是属于不同文明的国家或集团间的社会群体的冲突。断层线战争是发展成暴力的冲突。这样的战争可能发生于国家间，非政府集团间，以及国家和非政府集团之间。国家内部的断层线冲突可能涉及在独特地理区域内占优势地位的集团，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没有控制政府的集团往往为独立而战，它们可能愿意也可能不愿意接受低于独立的条件。国家内部的断层线冲突也可能涉及混居地区的集团，在这种情况下，持续紧张的关系会不时引发冲突，正如印度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马来西亚的穆斯林和华人之间的情况那样；也可能发展成为全面的战斗，特别是在确立新的国家及其疆界时；这样的战斗可能导致使用武力残忍地将人民分离开来。

断层线冲突有时是为控制人民而进行的斗争，在更多的情况下，是为了控制领土。至少有一个参与者的目的是要征服领土，通过驱逐或屠杀其他民族或二者兼用，即“种族清洗”，来从这片土地上清除其他民族。这种冲突可能充满了暴力和邪恶，双方都参与屠杀、恐怖主义、奸淫和酷刑。争夺的关键地区往往是强烈地象征着一方或双方历史和民族认同的地区，是它们拥有不容侵犯的权利的圣地，如西岸、克什米尔、纳戈尔诺一卡拉巴赫、德里纳河谷和科索沃。

一般说来，断层线战争具有一般社会群体的战争的某些但不是全部的特性。它们是持久的冲突。当它们发生在国家内部时，平均时间可能会比国家间的战争长6倍。由于涉及到集团认同和权力的根本问题，它们难以通过谈判和妥协来解决。所达成的协议常常不能为各方所有的派别认可，而且通常不能长久。断层线战争是一种时起时伏的战争，它们可能演变成大规模的暴力冲突，然后又减弱为低强度的战争，或者转化成压抑着的敌意，然后再度爆发。对立的认同和仇恨之火很少能够完全熄灭，除非通过种族灭绝。由于具有持久性，断层线战争像其他社会群体的战争一样，往往造成大量死伤和难民。这两个数字必须谨慎对待，人们普遍接受的90年代初在断层线战争中的死亡人数为：菲律宾5万，斯里兰卡5万-10万，克什米尔2万，苏丹5O万-150万，塔吉克斯坦10万，克罗地亚5万，波斯尼亚5万-20万，车臣3万-5万，西藏10万，东帝汶20万。所有这些冲突实际上还造成了为数更多的难民。

在这些当代战争中，有许多不过是历史上持久的血腥冲突的最新一轮。20世纪末的暴力冲突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例如，1956年在苏丹爆发的战斗一直持续到1972年，虽于当年达成了给予苏丹南部某些自治权的协议，但是1983年又战火重燃。斯里兰卡的泰米尔叛乱始于1983年，为结束叛乱而举行的和平谈判于1991年中断，1994年又重开谈判，至1995年1月达成了停火协议。然而，4个月之后，暴动的猛虎组织违反了停火协议并撤出了和谈，随后又开始了更为激烈的战争。菲律宾的摩洛人起义始于70年代初，在1976年达成允许棉兰老某些区域自治的协议后开始减弱。但是到了1993年，由于持不同政见的反叛集团抵制争取和平的努力，又连续不断地发生了暴力冲突，其规模也日益扩大。俄罗斯和车臣领导人于1995年7月达成了非军事化协议，旨在结束于1994年12月爆发的暴力冲突。这场战争一度沉寂下来，但不久又重新爆发。车臣人袭击了俄罗斯人或亲俄罗斯的领导人，俄罗斯对此进行了报复，车臣人于1996年1月入侵达吉斯坦，1996年初俄罗斯开始大举进攻。

虽然断层线战争与其他社会群体的战争同样具有旷日持久。暴力程度高和意识形态含混不清的特性，但二者在以下两方面有所不同。首先，社会群体的战争可能在民族、宗教、种族或语言群体之间发生。然而，由于宗教信仰是区分文明的主要特征，因此断层线战争几乎总是在具有不同宗教信仰的民族之间展开。一些分析家有意贬低这种因素的重要性。例如，他们指出，波斯尼亚的塞族人和穆斯林拥有共同的种族特性和语言，在历史上曾和平相处并广泛通婚，而对宗教因素却用弗洛伊德的“小差异自恋情结”加以解释。这是一个基于世俗之见的判断。人类几千年的历史证明，宗教不是一个“小差异”，而可能是人与人之间存在的最根本的差异。断层线战争的频率、强度和暴力程度皆因信仰不同的上帝而极大地增强。

第二，其他的社会群体的战争往往具有特定性，因此，相对地说，不会扩散或卷进更多的参与者。相比之下，断层统战争根据定义，是在作为更大的文化实体的一部分的集团之间进行的战争。在一般的社会群体的冲突中，A集团与B集团作战，C、D和E集团没有理由卷入其中，除非A集团或B集团直接威胁到它们的利益。但在断层线战争中，AI集团与Bl集团作战，它们双方都试图扩大战争，并动员本文明的亲缘集团A2、A3、A4和B2、B3、B4给予支持，而那些集团将认同于它们正在作战的亲缘集团。现代世界交通运输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为这种联系的建立提供了方便，因此，断层线冲突便“国际化了”。移民在第三个文明的地区内建起了聚居区。通信技术使得对抗的各方更容易寻求帮助，也使其亲缘集团更容易迅速了解它们的状况。世界总体上的缩小使得亲缘集团能够为冲突各方提供道义汐胶、财政和物质支持，并且更难以不这样做。格林韦所说的“亲缘国综合征”，是20世纪末断层线战争最重要的特征。更为普遍的是，不同文明人民之间即使是小规模的冲突，也可能造成文明内部冲突所不具有的严重后果。1995年2月，在卡拉奇一座清真寺中做礼拜的18名什叶派教徒被逊尼派枪手杀害，该事件进一步破坏了这座城市的和平，给巴基斯坦造成了问题。恰好一年以前，一名犹太定居者杀害了在希伯伦清真寺做祈祷的29名穆斯林，结果破坏了中东和平的进程，给世界造成了问题。

发生频率：血腥的伊斯兰边界

社会群体的冲突和断层线战争是历史的内容。根据一项统计，冷战期间共发生了约32欢种族冲突，包括阿拉伯和以色列、印度和巴基斯坦、苏丹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徒、斯里兰卡的佛教徒和泰米尔人、黎巴嫩什叶派和马龙派之间的断层线战争。在40年代和50年代，约有一半的内战是认同战争，但是在其后的三十来年中有将近四分之三的内战属于认同战争，在50年代初至80年代末期间涉及种族集团的对抗增加了3倍。然而，由于超级大国的对抗无所木至，除了个别明显的例外，这些冲突只引起了相对来说极小的注意，而且人们常常从冷战的角度来看待它们。随着冷战的结束，社会群体的冲突变得更为突出，可以说，也比以往更为普遍。种族冲突事实上出现了某种“高潮”。

这些种族冲突和断层线战争并不是均匀地分布在世界各文明中间。重大的断层线战争发生在前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斯里兰卡的佛教徒和印度教徒之间，而在少数其他地方，非穆斯林集团之间只发生了暴力程度较低的冲突。然而，绝大多数的断层线冲突是沿着将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区分开的环绕着欧亚和非洲的边界发生的。尽管在世界政治的宏观层面或全球层面上，文明的主要冲突是在西方和非西方之间展开的，但在微观层面和地区层面上，它却是在伊斯兰和非伊斯兰之间展开的。

激烈的对抗和暴力冲突在同一地区的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极为普遍，在波斯尼亚，穆斯林和信奉东正教的塞族人进行了一场流血的、破坏性极大的战争，还与信奉天主教的克族人发生了冲突。在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穆斯林不满于塞尔维亚人的统治，保持着自己的地下政府，在这两个集团之间也极有可能发生激烈的冲突。阿尔巴尼亚政府和希借政府为坚持本民族在对方国家居住者的权利而争吵不休。土耳其人和希腊人在历史上就互不相容。在塞浦路斯，相邻的穆斯林土耳其族人和信奉东正教的希腊族人一直关系敌对，各自为政。在高加索，土耳其人和亚美尼亚人是宿敌，阿塞拜疆人和亚美尼亚人为控制纳戈尔诺一卡拉巴赫而战。在北高加索，200年来车臣人、印古什人和其他穆斯林为了摆脱俄罗斯的统治进行了断断续续的战争。残酷的战争于1994年在俄罗斯人和车臣人之间再次展开，在印古什人和信奉东正教的奥塞梯人之间也发生了战争。在伏尔加盆地，穆斯林勒勒人在过去以及在90年代初与俄罗斯人展开了斗争，最后就有限的主权达成了不稳定的妥协。

在整个19世纪，俄罗斯人使用武力逐渐控制了中亚的穆斯林各民族。朋年代期间，阿富汗人和俄罗斯人之间打了一场大战，俄罗斯撤退后，战争余波仍在塔吉克斯坦蔓延，一方是俄罗斯军队支持的现政府，另一方在很大程度上是伊斯兰主义反叛分子。在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集团反对汉化，并且正在发展与前苏联各共和国内的同族人和共同宗教信仰者的关系。在南亚次大陆，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曾发生过三次战争，此外还有克什米尔穆斯林反抗印度统治的起义，阿萨姆穆斯林移民与部落民族之间的战争，以及遍及全印度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间的骚乱和暴力冲突，这些都是由两个宗教社会群体中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兴起所引发的。在孟加拉，佛教徒抗议占人口多数的穆斯林对他们的歧视；在缅甸，则是穆斯林抗议占多数的佛教徒对他们的歧视。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穆斯林不时地发起反对华人的骚乱，抗议他们对经济的控制。在泰国南部，穆斯林集团断断续续地参与了反抗佛教政府的起义。在菲律宾南部，曾发生过一次穆斯林摆脱天主教国家和政府的统治、争取独立的起义。另一方面，在印度尼西亚，信奉天主教的东帝汶人则为反抗穆斯林政府的镇压而斗争。

在中东，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冲突可以追溯到犹太人建立家园。在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发生了四次战争，巴勒斯坦人为反抗以色列人的统治发动了起义。在黎巴嫩，马龙派基督教徒与什叶派伊斯兰教徒进行了一场战斗，结果以失败告终。在埃塞俄比亚，信奉东正教的阿姆哈拉人在历史上一直压制穆斯林种族集团，并遭遇过穆斯林奥罗莫人的暴动。在非洲之角，北部的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与南部的唯灵论基督教黑人发生着各种类型的冲突。在苏丹，发生过穆斯林与基督教徒之间最血腥的战争，战争持续了几十年，造成了成千上万的伤亡。尼日利亚的政治一直为北部的穆斯林富拉尼人一豪萨人和南部的基督教部落之间的冲突所主导，暴动和军事政变频繁不断，还发生了一场大战。在乍得、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穆斯林和基督教集团之间也发生了类似的斗争。

在所有这些地区，穆斯林和属于其他文明的入——天主教徒。新教徒、东正教徒、印度教徒、华人、佛教徒和犹太人——之间的关系总体上是对抗性的，他们之间大部分在历史上的某一时刻曾发生暴力冲突，很多在90年代仍处于暴力冲突中。沿着伊斯兰国家的周边看去，穆斯林总是难以与其邻居和平相处。于是人们自然会问，20世纪末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集团之间的这种冲突模式，是否也存在于其他文明的集团之间。事实并非如此。穆斯林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但是在90年代，他们比其他任何文明的人都更多地卷入了集团间的暴力冲突。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

1、1993-1994年，穆斯林参与了泰德·罗伯特·格尔进行深入分析的55次种族-政治冲突中的26次（表10．1）。这些冲突中有20次是不同文明集团间的冲突，其中15次是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的冲突。简而言之，涉及到穆斯林的文明间冲突是所有非穆斯林文明冲突的三倍。伊斯兰内部的冲突也远远超过其他任何文明中的冲突，包括非洲的部落冲突。与伊斯兰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方只卷入了两次文明内部的冲突和两次文明之间的冲突。涉及到穆斯林的冲突往往死伤惨重。在格尔分析的6次战争中，估计有20万或者更多的人被杀害，其中3次战争（苏丹、波斯尼亚、东帝汶）发生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2次（索马里、伊拉克-库尔德）是在穆斯林之间，仅有1次（安哥拉）涉及到非穆斯林。

 表10．1种族政治冲突：1993－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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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明内部冲突文明间冲突总数│

 │伊斯兰 111526 │

 │其他 19*524 │

 │总数 3020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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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10次是非洲的部落冲突。

资料来源：泰德·罗伯特·格尔；《人民反对国家：种族政治冲突及变化中的世界体系》，载于（国际研究季刊）第38期（1994年9月），第347－378页。我应用了格尔的冲突分类法，只是将中国-西藏冲突作了改动；他将这个冲突作为非文明间冲突而纳入了文明内部的冲突，但它显然是儒教的汉人和喇嘛教的藏族佛教徒之间的冲突。

2、《纽约时报》确认，1993年在48个地方发生了约59次种族冲突，其中一半地方发生的是穆斯林之间或者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冲突。59次冲突中有31次是不同文明集团间的冲突；与格尔的数据类似的是，在这些文明间的冲突中，有三分之二（21次）是穆斯林和其他文明间的冲突（表1O．2）。

3、在另一项分析中，鲁思·莱格·希瓦德确认1992年发生了29次战争（1年间死亡人数达到1，000人或以上的冲突定为战争）。在12次文明间的冲突中，有9次是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的冲突，同样，穆斯林比属于任何其他文明的人都进行了更多的战争。

表10．2种族冲突：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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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明内部冲突文明间冲突总数│

 │伊斯兰 7 21 28│

 │其他21*10 31│

 │总数28 31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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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10次是非洲的部落冲突。

资料来源：1993年2月7日，（纽约时报）第1版和第14版。

这样三个不同的数据得出了同样的结论：90年代初期，穆斯林较之非穆斯林参与了更多的集团间暴力冲突，文明间战争有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是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的战争。穆斯林的边界是血腥的，其内部也是如此*。

* 在我于（外交）季刊上发表的文章中，没有一句话比“血腥的伊斯兰边界”招致更多的批评了。我的判断是基于一份有关文明间冲突原因的调查报告，大量不带偏见的资料完全证明了它的正确。——原书脚注

穆斯林偏好暴力冲突的倾向亦通过穆斯林社会的军事化程度表现出来。80年代，穆斯林国家拥有军队的比率（即在每1，000人口中军人所占的比率）和军费投入比率（军费按一国财富计算的比率）大大高于其他国家的同类比率。相比之下，基督教国家军队的比率和军事投入指数大大低于其他国家同类比率。穆斯林国家的这两项平均比率大约相当于基督教国家的两倍（表10．3）。詹姆斯·佩恩得出结论说：“很明显，在穆斯林与军国主义之间存在着联系。

穆斯林国家在国际危机中还具有强烈的诉诸暴力的倾向。在1928年至1979年期间穆斯林介入的总计为142起的危机中，利用暴力来解决的占76起。在25起危机中，暴力是对付危机的基本手段；在51起危机中，穆斯林国家在使用其他手段的同时还使用了暴力。穆斯林国家使用暴力，不用则已，一用便是高强度的暴力，在使用暴力的情况下，有41％诉诸了全面战争，38％为重大冲突。穆斯林国家在其53．5％的危机中诉诸了暴力；而在其他国家介入的危机中，英国动用暴力的比率仅为11．5％，美国为17．9％，苏联为28．5 ％。在诸大国中，只有中国的暴力倾向超过了穆斯林国家：它在其76．9％的危机中使用了暴力。穆斯林的好战性和暴力倾向是20世纪末的事实，无论穆斯林或非穆斯林都不能否认。

表10．3穆斯林国家与基督教国家军事化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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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军队比率 平均军费投入比率 │

│穆斯林国家（n＝25）11.817．7│

│其他国家（n＝112）7．1 12．3  │

│基督教国家（n＝57） 5.8 8．2│

│其他国家（n＝80） 9.5  1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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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詹姆斯·佩思：（国家为何武装）（牛津：贝西尔·布莱克威尔出版公司，1990年）穆斯林和基督教国家是指那些其、80％以上的人口信奉该宗教的国家。

原因：历史、人口和政治

促成20世纪末断层线战争高潮，以及穆斯林在这些冲突中起主要作用的原因是什么？首先，这些战争有其历史根源。不同文明集团间过去发生的断断续续的断层线暴力冲突，仍然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之中，这些记忆反过来又引起了双方的恐惧和不安全感。南亚次大陆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北高加索的俄罗斯人和高加索人，外高加索的亚美尼亚人和土耳其人，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巴尔干的天主教徒、穆斯林和东正教徒，从巴尔干到中亚的俄罗斯人和土耳其人，斯里兰卡的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遍布非洲大陆的阿拉伯人和黑人，几个世纪以来，他们之间的全部关系要么是不信任地共处，要么是发生激烈的暴力冲突。历史遗留的冲突会被那些认为有理由这样做的人利用和使用。在这些关系中，历史是活生生的，完整的，并且是可怕的。

然而，历史上断断续续发生的屠杀本身并无法解释，为什么20世纪末暴力冲突又再次出现。正如很多人所指出的，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毕竟非常和平地共同生活了几十年。印度的穆斯林教徒和印度教徒也是如此。除由政府造成的少数明显例外，苏联的许多民族和宗教集团都曾和平共处。泰米尔人和僧伽罗人在一个常常被称为热带乐园的岛屿上也曾平静地共同生活着。历史并未阻止这种相对和平的关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占优势，因此，它本身并不能解释和平被打破的原因。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一定是出现了其他一些因素。

人口对比的变化就是这样的因素之一。一个集团人口的扩张给其他集团造成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压力，并引起了抵制。更为重要的是，它给人口增长较少的集团造成了军事压力。70年代初，黎巴嫩历时30年的法律秩序的崩溃，在很大程度上是什叶派人口相对于马龙派基督教人口急剧增长所致。加里·富勒指出，在斯里兰卡，1970年僧伽罗民族主义分子暴动的高峰和80年代末泰米尔人暴动的高峰，与这些集团中15－24岁的“青年人口膨胀”超过斯里兰卡全部人口20％的年份完全吻合（见图10．1）。一位美国驻斯里兰卡外交官注意到，僧伽罗暴动分子事实上都是24岁以下的年轻人。据报道，泰米尔猛虎组织“在依靠娃娃兵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它招募“甚至才11岁的男孩和女孩”，在战斗中被杀害者“有的死时尚不足10岁，仅有少数人超过18岁”。《经济学家》杂志评论道：猛虎组织正在发动一场“未成年人的战争”。同样，俄罗斯人与其南面的穆斯林之间的断层线战争，也是由于人口增长的重大差异造成的。90年代初，俄罗斯联邦的人口出生率是1．5％，而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主要为穆斯林的中亚地区的人口出生率为 4．4％， 80年代末后者的人口净增长率（出生率减死亡率）是俄罗斯的5－6倍。80年代，车臣的人口增长了26％，而车臣地区是俄罗斯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它的高出生率导致了向外移民，并为战争提供了兵源。穆斯林的高出生率，以及从巴基斯坦向克什米尔的移民，再次刺激了对印度统治的抵抗。

导致前南斯拉夫文明间战争的复杂过程有许多原因和爆发点。然而，导致这些冲突的最为重要的因素，可能是在科索沃发生的人口变化。科索沃是塞尔维亚共和国的一个自治省，除了脱离权外，它拥有6个南斯拉夫共和国事实上拥有的各项权利。1961年，科索沃人口中的67％为阿尔巴尼亚族穆斯林， 24％为东正教塞尔维亚人。然而，阿尔巴尼亚族的出生率是欧洲国家中最高的，因此，科索沃便成为南斯拉夫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至80年代，将近50％的阿尔巴尼亚族人的年龄在20岁以下。在人口问题的压力下，塞尔维亚人从科索沃流向贝尔格莱德和其他地方以寻求经济机会。结果，至1991年，在科索沃的人口中90％为穆斯林；10％为塞尔维亚人。尽管如此，塞尔维亚人仍将科索沃视为他们的“圣地”或“耶路撒冷”，它是一些历史事件的遗址，其中包括于1389年6月28日发生的一场大战。在那场战争中，塞尔维亚人被奥斯曼土耳其人击败，并在其后将近500年的时间里处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

至80年代末，人口对比的变化导致了阿尔巴尼亚族提出科索沃享有南斯拉夫共和国地位的要求。塞尔维亚和南斯拉夫政府抵制了这一要求，担心科索沃一旦拥有脱离权便会如此实行，或者与阿尔巴尼亚合并。1981年3月，阿尔巴尼亚族人中爆发了抗议和骚乱以支持获得共和国地位的要求。按照塞尔维亚人的说法，阿尔巴尼亚族针对塞尔维亚人的歧视、迫害和暴力的活动不断增加。一位克罗地亚新教徒说：“70年代末以来发生了无数起暴力事件，包括毁坏财产、使人丧失工作、骚扰、好淫、打斗和屠杀。”这一事态的后果是，“塞尔维亚人宣称他们面临的威胁具有种族灭绝的性质，这是他们再也无法忍受的。”科索沃塞尔维亚人的誓言得到了塞尔维亚境内其他地方的响应，其结果是1986年发表了由200人签名的声明，签名者有著名的塞尔维亚知识分子、政治家、宗教领袖、军官，还包括自由反对派杂志《实践》的编辑。声明要求政府采取强有力措施制止在科索沃发生的对塞尔维亚人的种族灭绝行为。根据对种族灭绝所作的任何合理定义，塞尔维亚人的指控应当说是极度地夸大其辞，然而一位同情阿尔巴尼亚族的外国观察家说：“在80年代，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分子应当对大量针对塞尔维亚人的暴力攻击，以及对一些塞尔维亚人的财产破坏负责。”

所有这一切激起了塞尔维亚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而米洛舍维奇则看到了他的机会。1987年，他在科索沃发表了一个重要讲活，呼吁塞尔维亚人对自己的土地和历史提出权利要求。“紧接着，大批的塞尔维亚人——共产主义者，非共产主义者，甚至反共产主义者——开始聚集在他的周围，决心不仅保护科索沃的塞尔维亚少数民族，而且要镇压那里的阿尔巴尼亚族，将他们变为二等公民。米洛舍维奇很快地被公认为民族领袖。”两年之后，于1989年6月28日，米洛舍维奇带领着100万一2O0万塞尔维亚人回到科索沃，参加历史上那场标志着他们与穆斯林之间要不断进行战争的伟大战役60O周年纪念活动。

阿尔巴尼亚族人口和力量的增长在塞尔维亚人中引起的恐慌和民族主义情绪，由于波斯尼亚的人口变化而进一步加剧了。1961年，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的人口中，43％为塞尔维亚族，26％为穆斯林；至1991年，那里的人口比率几乎完全相反：塞尔维亚族人口所占比率降至31％，而穆斯林人口升至44％。在这30年中，克罗地亚族人口所占比率从22％降至17％。一个种族集团人口的扩张导致了另一个集团的种族清洗。“我们为什么要杀害儿童？”，一个塞尔维亚族战士在1992年自问自答道：“因为总有一天他们会长大，到那时我们还得去杀他们。”不那么残忍的波斯尼亚克罗地亚族当局，则采取了行动阻止它们的地域被穆斯林“人口占领”。

人口对比的变化和青年人以20％或更高比率的增长，是导致20世纪末许多文明间冲突的原因。然而，它并不能解释所有的冲突。例如，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之间的战斗就不能归结为人口。这个问题只有一部分可以归因于历史，因为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克罗地亚乌斯塔什分子屠杀塞尔维亚人之前，两个民族一直相对和平地生活在一起。在这里以及在其他地方，政治也是造成冲突的一个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崩溃，引致了各后继民族和国家之间的种族和文明冲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法国和荷兰帝国的崩溃也造成了同样的后果。冷战结束时，共产主义政权在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垮台所造成的后果亦不例外。当人们已不再可能自认为是共产主义者、苏联公民或者南斯拉夫人之时，便迫切地需要寻求一种新的认同。他们在旧有的族性和宗教中找到了这种认同。压制的然而是和平的国家秩序在这样的前提下才能实现：信奉不同上帝的民族不以暴力取代他人的上帝。

正在形成的政治实体推行民主的需要加速了这一进程。当苏联和南斯拉夫已开始分裂时，权力精英们便不再组织全国大选。如果他们这样做了，政治领袖们就会为夺取中央权力而展开竞争，向选民呼吁建立多民族和多文明的政权，并在议会中建立类似的多数联盟。但是，苏联和南斯拉夫的选举首先是以共和国为基础的，这就不可抗拒地刺激了政治领袖们去进行反对中央的运动，调动本族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促进自身所在的共和国的独立。甚至在波斯尼亚199O年的大选中，民众的选票也是严格地按照种族来划分的。多民族的改革党和前共产党各自所得的选票都不足10％。穆斯林民主行动党的得票率为34％，塞尔维亚民主党为30％，克罗地亚民主联盟为18％。这个比例大致接近于穆斯林。塞族和克族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在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所有共和国进行的第一次公平竞争的选举中，得胜者几乎都是能够调动起民族情绪，并许诺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反对其他种族集团、捍卫本民族特性的政治领袖们。竞选提高了民族主义的号召力，并促使断层统冲突激化为断层线战争。用博格丹·戴尼奇的话来说，当“种族成为民众的构成成分时”，其最初的结果就是论战或战争。现在的问题仍然是，为什么在20世纪结束时，穆斯林远比其他文明的人卷入了更多的集团间暴力冲突？情况是否总是如此？过去，基督教徒曾杀害其基督教兄弟和大量其他人民。评价整个历史中各文明的暴力倾向需要广泛的研究，而在这里是做不到的。这里所能做的，就是确认造成当前穆斯林集团暴力活动的可能原因，包括伊斯兰内部和外部的暴力活动，并将在整个历史中造成集团冲突更大倾向的那些原因，如果这种倾向存在的话，与仅仅造成20世纪末暴力倾向的原因区分开来。可能的原因共有六个，其中三个仅能解释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的暴力冲突，另外三种则既能解释前者又能解释伊斯兰教内部的暴力冲突。同样，其中三个仅解释了当代穆斯林的暴力倾向，另外三个则既能解释当代又能解释历史上穆斯林的暴力倾向，如果它存在的话。然而，如果这种倾向在历史上并不存在，那么，其假定原因就不能解释不存在的历史倾向，因而大概也不能解释已被证明的当代穆斯林集团的暴力倾向。后一种倾向，只能用在过去几百年里不曾存在的20世纪的原因来加以解释。

 （表10．4）穆斯林的冲突倾向的可能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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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斯林的外部冲突 内部和外部冲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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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和当代冲突 地理邻近互不相容好战 │

 │当代冲突 受害者地位人口膨胀 │

 │

缺少核心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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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有人论证说，伊斯兰教从创始起就是一个尚武的宗教。伊斯兰教起源于“好战的贝都因游牧部落”，伊斯兰教的基础深深地打上了“这种暴力起源的烙印。穆罕默德本人就是作为一位坚强的战士和高超的军事指挥家留在人们记忆之中的”（没有人会这样形容基督或者释迦牟尼）。据说，伊斯兰教的教义指示教徒向非教徒发动战争。然而，当伊斯兰教最初的扩张逐渐停止之后，穆斯林集团违背了教义，在自己人中间展开了战争。内部冲突相对于圣战的比率急剧上升。古兰经和其他有关穆斯林信仰的陈述几乎都不禁止使用暴力，在穆斯林的教义和实践中没有非暴力的概念。

第二，伊斯兰教从其发源地阿拉伯半岛传播到北非和中东的大部分地区，以后又传播到中亚、南亚次大陆和巴尔干，这使得穆斯林直接接触了许多不同的民族，他们被征服并皈依了伊斯兰教。这一进程的遗产现在仍然存在。随着奥斯曼帝国对巴尔干的征服，城市里的南斯拉夫人往往皈依了伊斯兰教，而居住在乡村的农民却没有，因此产生了穆斯林波斯尼亚人和东正教塞尔维亚人之间的差异。与此相反，俄罗斯帝国向黑海、高加索和中亚的扩张，使得它与各穆斯林民族发生了几百年间持续不断的冲突。西方在其权力相对于穆斯林达到顶点之时提出让犹太人在中东建立家园，则奠定了阿拉伯一以色列持续对抗的基础。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在陆地上的扩张，导致两者在整个欧亚大陆紧密相邻地生活在一起。相反，西方在海上的扩张通常没有导致西方人与非西方民族毗邻而居，因为除了在南非，这些非西方民族要么已臣眼于欧洲的统治，要么已事实上被西方殖民者大批杀害了。

造成穆斯林-非穆斯林冲突的第三个可能原因，是一位政治家在谈论自己的国家时所说的：穆斯林的“不相容”。但是，这种不相容是两方面的，穆斯林国家和非穆斯林少数民族之间存在的问题，与非穆斯林国家和穆斯林少数民族之间存在的问题类似。伊斯兰教是一个绝对的信仰，而且在这一点上更甚于基督教。它把宗教和政治结合在一起，将信仰伊斯兰教者和非信仰者明确地区分开来。其结果是，儒教徒、佛教徒、印度教徒、西方基督教徒和东正教徒彼此相互适应和生活在一起，较之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与穆斯林相互适应和生活在一起，要更为容易。例如，华人在大多数东南亚国家都是在经济上处于优势地位的少数民族，他们已成功地融入了信仰佛教的泰国社会和信仰基督教的菲律宾社会。事实上，在这两个国家里并没有出现多数民族集团反对华人的暴力活动的重要例证。与此相反，在穆斯林的印度尼西亚和穆斯林的马来西亚，发生了反对华人的暴乱和（或者）暴力活动，华人在那些社会里的作用仍然是非常敏感的、可能爆发的潜在问题，而在泰国和菲律宾的情况就并非如此。

好战，不相容，以及与非穆斯林群体相邻，仍然是穆斯林持续存在的特点，而且是造成整个历史过程中穆斯林具有冲突倾向的原因，如果这种倾向存在的话。另外三个暂时而有限的因素，则造成了20世纪末穆斯林的冲突倾向。穆斯林的解释是，西方推行帝国主义和穆斯林社会在19世纪、20世纪的屈从地位，使人们产生了穆斯林在军事和经济上软弱无能的印象，因而促使非穆斯林集团将穆斯林视为进攻目标。根据这个观点，穆斯林是广泛传播的歧视穆斯林思想的受害者，正如历史上曾在西方出现的歧视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现象一样。阿克巴·艾哈迈德断言：诸如巴勒斯坦人、波斯尼亚人、克什米尔人和车臣人这样的穆斯林群体，像“印第安红种人一样，是受压迫的群体，他们被剥夺尊严，被困在用祖先遗留下的土地改建成的居住区内”。但是，穆斯林是受害者的观点无法解释在诸如苏丹、埃及、伊朗和印度尼西亚穆斯林多数民族和非穆斯林少数民族之间发生的冲突。

一个更具说服力的因素或许能够解释伊斯兰内部和外部冲突的原因，那就是在伊斯兰社会中缺少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核心国家。为伊斯兰辩护的人常常宣称，西方批评伊斯兰的人相信在伊斯兰集团中存在一个中心的、搞阴谋的指导力量，它动员和协调伊斯兰反对西方和其他民族的行动。如果批评家们相信这一点，那他们就错了。伊斯兰之所以成为世界上一个不稳定的根源，就在于它缺少一个起主导作用的中心。那些渴望成为伊斯兰世界领袖的国家。如沙特阿拉伯、伊朗、巴基斯坦、土耳其，潜在的还有印度尼西亚，都竞相在穆斯林世界发挥影响。但是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未处于能够调解伊斯兰内部冲突的强有力地位；也没有一个能够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集团发生冲突时，作为代表伊斯兰的权威出面讲话。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伊斯兰社会的人口爆炸，此外，15－30岁年龄段中常常存在的大量男性失业者，也是造成不稳定，以及伊斯兰内部和反对非穆斯林暴力活动的自然原因。不论还有其他什么原因在起作用，单是这一因素就足以解释80和90年代穆斯林暴力行动的原因。到21世纪30年代，随着“生育高峰期”的一代人步入老年和穆斯林社会经济的发展，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穆斯林的暴力倾向可能会随之减弱，断层线战争的频率和强度也会普遍下降。

谢选骏指出：这个“从过渡战争到断层线战争”的论述，完全是为了谬说“文明的冲突”而定制的伪证！为此，才要区分出来“过渡战争”和“断层线战争”这两个“不同的概念”。面对这样的胡搅蛮缠，我看，最好把“塞缪尔”翻译成为“塞谬尔”，那样就更能凸显亨廷顿的理论功底，他竟然能使无中生有的“文明冲突论”煞有介事了！

而“断层线论”，不过是说出了点殖民者的心理落差。他们实际经历的，可能比这痛苦百倍，所以，他们后来疯狂攻占了代表自己的美国国会、卯足力气挤进了审判自己的最高法院……

【第十一章 断层线战争的动力】

认同：文明意识的增强

断层线战争都经历加剧、扩大、遏制和中断的过程，然而却极少得到解决。这些过程通常是相继发生的，但也常常是重合的，并可能重复出现。断层线战争一旦发生，就像其他社会群体的冲突一样，趋于呈现出自己的生命力，并按照行动一反应模式发展。以往曾经是多重的、随意的认同，现在变得集中和强化了。社会群体的冲突被恰当地称为“认同战争”。随着暴力冲突的扩大，最初的关键问题往往被笼统地重新定义为“我们”对抗“他们”，集团的内聚力和责任感也得到了增强。政治领袖扩大和深化了他们对种族和宗教忠诚的号召力。相对于其他认同，文明的认同增强了。一种类似于国际关系中“安全困境”的“仇恨动力”出现了，在其中，双方的恐惧、不信任和仇恨彼此助长。双方都把善与恶之间的差别戏剧化和夸大了，并最终试图将这种差别转化为生者与死者的根本差别。

随着革命的演进，温和派、吉伦特派和孟什维克败在了激进派、雅各宾党人和布尔什维克手下。在断层线战争中往往出现类似的过程。抱着如自治而不是独立这样的较有限的目标的温和派，不可能通过几乎总是从一开始就失败的谈判来达到这些目标，并为想通过暴力达到更极端目标的激进派所补充或者取代。在摩洛人与菲律宾人的冲突中，最主要的暴动组织——摩洛民族解放阵线，首先得到了立场更极端的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的支持，然后又得到了立场甚至更为极端、反对其他组织与菲律宾政府达成停火协议的阿布·赛义夫组织的支持。苏丹政府在80年代采取了日益极端的伊斯兰主义立场。90年代初，暴动的基督教组织分裂了，产生了一个新的组织——南苏丹独立运动，它提倡的是独立而不仅仅是自治。在以色列入同阿拉伯人之间正在进行的冲突中，当主流派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开始与以色列政府谈判之时，穆斯林兄弟会的哈马斯组织便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发动了挑战，谴责它背叛了巴勒斯坦人。与此同时，以色列政府参加谈判招致了以色列极端主义宗教组织的抗议甚至暴力反对。1992－1993年，随着车臣与俄罗斯冲突的加剧，杜达耶夫政府开始为“车臣民族主义分子中最激进的派别”所支配，“该派反对任何迁就莫斯科的行为，于是较为温和的力量被推到在野派的地位”。在塔吉克斯坦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随着1992年冲突的升级，塔吉克民族主义一民主集团的影响逐渐为伊斯兰主义集团所取代，后者在动员贫苦农民和城市不满青年方面更为成功。随着较为年轻的领导人开始向传统的、较实用的宗教上层提出挑战，伊斯兰教徒的言论也变得日益激进。”一位塔吉克领袖说：“我不再使用外交辞令，而是开始使用战斗的语言，面对俄罗斯人在我家乡造成的形势，它是唯一适用的语言。”（往引在波斯尼亚穆斯林民主行动党内，以阿利亚·伊泽特贝戈维奇为首的更极端的民族主义派别，变得比哈里斯·西拉季奇领导的较宽容的、具有多元文化倾向的派别更有影响。

极端主义者的胜利并不一定是持久的。他们的暴力行动并不比温和的妥协更有可能结束断层线战争。当死亡和破坏造成的代价日益增长而令人们看不到前景时，双方内部的温和派就可能站出来，再次指出所有暴力行动是“无意义”的，并敦促人们再次尝试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

在战争过程中，多样的认同隐退了，与冲突相关的认同开始占上风。这种认同几乎总是以宗教来定义的。在心理上，宗教为反对“不信仰上帝”的力量的斗争提供了最令人放心的和最坚实的理由，而那种力量往往被视为一种威胁。在现实中，宗教的或文明的群体，是卷入冲突的地方集团能够寻求支持的最为广泛的群体。如果两个非洲部落之间发生了地区战争，一个部落可以将自己定义为穆斯林，另一个部落则可自称为基督教徒；于是前者可望获得沙特的金钱、阿富汗圣战者组织的支持以及伊朗的武器和军事顾问；后者则有可能寻求西方的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以及西方各国政府的政治和外交支持。除非一个集团能够像波斯尼亚穆斯林那样，让人相信自己是种族灭绝行为的受害者，从而唤起西方的同情，否则它只能指望从本文明亲族中得到重要的支持。除了波斯尼亚穆斯林外，情况通常是如此。断层线战争就其定义而言，是具有广泛联系的地区集团间的区域战争，因此这种战争促进了参与者的文明认同。

尽管在其他文明的断层线战争参与者中，文明的认同也得到了加强，但在穆斯林之中尤为普遍。断层线战争可能会源于家族。部族或部落冲突，但由于穆斯林世界认同的U型分布，随着斗争的发展，穆斯林参与者很快就会寻求扩大他们的认同，并向整个伊斯兰世界发出呼吁，甚至反原教旨主义的世俗主义者萨达姆·侯赛因也是如此行事。一位西方人指出，阿塞拜疆政府也照样在打“伊斯兰牌”。在塔吉克斯坦，在一场由塔吉克斯坦内部的地区冲突演化而成的战争中，反叛者逐步地将其事业定义为穆斯林的事业。在19世纪北高加索人和俄罗斯人的战争中，穆斯林领袖沙米尔自称为伊斯兰教徒，并“在伊斯兰教和抵抗俄罗斯征服的基础上”团结了十几个民族集团和语言集团。本世纪90年代，杜达耶夫利用80年代在高加索发生的伊斯兰复兴运动推行同样的战略。他得到了穆斯林教士和伊斯兰政党的支持，并手持古兰经宣誓就职（甚至像叶利钦一样得到了东正教主教的祝福）。1994年，杜达耶夫建议车臣成为按照伊斯兰教教法管理的伊斯兰国家。车臣军人佩带着饰有“车臣圣战”的绿色围巾，在进入战斗时高呼着“真主保佑”。同样，克什米尔穆斯林的自我认同，从包括穆斯林、印度教徒。佛教徒在内的区域认同，或印度世俗主义者的认同，而转到第三种认同，反映为“穆斯林民族主义在克什米尔的兴起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价值的跨国传播”，它“使得克什米尔穆斯林感到自己既是伊斯兰巴基斯坦的一部分，又是穆斯杯世界的一部分”。1989年反对印度的暴动，最初是由一个“相对世俗”并得到巴基斯坦政府支持的组织领导的。后来巴基斯坦的支持转向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集团，于是这些集团便成了主角。这些集团包括“铁杆暴动者”，这些人似乎“要为圣战而继续进行圣战，不论希望和结果是什么”。另一位观察家报告说：“民族主义情感由于宗教的差异而高涨，伊斯兰战斗精神在全球的崛起鼓舞了克什米尔暴动者，破坏了克什米尔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相互容忍的传统。”

对文明的认同在波斯尼亚急剧加强，特别是在穆斯林社区中。历史上，社区认同在波斯尼亚并不强烈，塞尔维亚族、克罗地亚族和穆斯林作为邻居和平地生活在一起，相互通婚很普遍，宗教认同也很弱。穆斯林被称为不去清真寺的波斯尼亚人，克罗地亚族是不去天主教堂的波斯尼亚人，而塞尔维亚族则是不去东正教堂的波斯尼亚人。然而，一旦广泛的南斯拉夫认同被破坏，这些随意的宗教认同便具有了新的意义，在斗争开始后又得到了加强。多元社会群体主义消失之后，各集团便越来越认同于更广泛的文化共同体，并根据宗教来自我界定。波斯尼亚塞族变成了极端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认同于“大塞尔维亚”、“塞尔维亚东正教会”和更为广泛的东正教共同体。波斯尼亚克族是强烈的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自视为克罗地亚公民，强调天主教信仰，并和克罗地亚的克族一道强调他们认同于基督教的西方。

穆斯林向伊斯兰文明意识的转变甚至更为明显。直至战争开始前，波斯尼亚穆斯林的世界观是非常世俗的，他们将自己视为欧洲人，是多元文化的波斯尼亚社会和国家最强有力的支持者。然而，在南斯拉夫分裂之后，这一点便开始发生变化。像克族和塞族一样，在1990年的选举中，穆斯林反对赞同多元社区的政党，绝对拥护由伊泽特贝戈维奇领导的穆斯林民主行动党。伊泽特贝戈维奇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曾由于积极倡导伊斯兰教而被共产党政府监禁。在1970年出版的《伊斯兰宣言》一书中，他论证了“伊斯兰教与各非伊斯兰教制度的不相容性。在伊斯兰宗教与非伊斯兰社会和政治制度之间，既不会有和平，也不会有共存”，当伊斯兰运劫足够强大之时，它必须夺取政权并创建一个伊斯兰共和国。在这个新的国家里，特别重要的是教育和新闻媒介“应当掌握在具有无可争议的伊斯兰道德权威和知识权威的人手中”。

波斯尼亚独立之后，伊泽特贝戈维奇曾倡导建立一个多种族的国家，在其中穆斯林将成为起主导作用的集团，尽管它不是多数。然而，他并不反对自己在战争中建立的国家伊斯兰化。他不愿公开明确摒弃“伊斯兰宣言”的态度，在非穆斯林中引起了恐慌。随着战争的继续，一些塞族人和克族人退出了波斯尼亚政府的控制区域，而留下的塞族和克族人发现自已逐渐被排除在理想工作和社会机构之外。“伊斯兰教在穆斯林民族社区中变得更为重要，而且……强烈的穆斯林民族认同成为了政治和宗教的一部分。”与波斯尼亚的多元文化民族主义相对立的穆斯林民族主义，在传媒中越来越多地得到表达。学校里增加了宗教课程，新的教科书强调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好处。波斯尼亚语被作为与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截然不同的语言来推广，而且收入了越来越多的土耳其语和阿拉伯语词汇。政府官员攻击异族通婚，反对广播“侵略者”的节目或塞尔维亚音乐；政府则鼓励信仰伊斯兰教，在雇用和提升时优先考虑穆斯林。最为重要的是波斯尼亚军队的伊斯兰化。至1995年，穆斯林在波斯尼亚军队中所占的比率超过了90％。越来越多的军人认同于伊斯兰教，参加伊斯兰教的活动并佩带穆斯林标志，其中精锐部队是伊斯兰教化最彻底的，且人数日益增加。这一趋势导致了波斯尼亚政府主席团中的五名成员（包括两个克族人和两个塞族人）向伊泽特贝戈维奇提出抗议，但遭到了他的否决，还导致了具有多元文化倾向的总理西拉季奇于1995年辞职。

在政治上，伊泽特贝戈维奇的穆斯林民主行动党扩大了对波斯尼亚国家和社会的控制。至1995年，它已主宰了“军队、民政机构和公共企业”。据报道：“不属于这个党的穆斯林，更不用说非穆斯林，发现他们已难以找到像样的工作。”对它持批评态度的人谴责道：这个党“已成为以共产党政府习性为标志的伊斯兰独裁主义的工具”。另一位观察家报道说：

穆斯林的民族主义变得更加极端。它现在毫不顾及其他民族的情绪，它是新近占据优势地位的穆斯林国家的财产、特权和政治工具……

新穆斯林民族主义的主要结果就是趋向民族同质化。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决定穆斯林的国家利益时也日益获得了主导权。

由战争和种族清洗造成的宗教认同的强化，其领导人的偏好，以及来自其他穆斯林国家的支持和压力，缓慢但明显地将波斯尼亚从巴尔干的瑞士变为巴尔干的伊朗。

在断层线战争中，受到刺激的各方不仅强调本文明的认同，而且强调对方的文明认同。在区域战争中，各方都认为自己不仅是在与另一个区域的种族集团作战，而且是在与另一个文明作战。这个威胁由于一个主要文明的各种资源扩大和增强了，于是失败就不仅是它本身的失败，而且是它所属文明的失败。因此它所属的文明最迫切的需要就是在冲突中团结起来支持它。区域战争被界定为宗教战争、文明的冲突，将对人类相当大的部分产生影响。90年代初，东正教和东正教会“排挤了俄罗斯的其他教派，其中最主要的是伊斯兰教”，再次成为俄罗斯民族认同的核心因素。俄罗斯人发现，把在塔吉克斯坦发生的部族和宗教间的战争、俄罗斯与车臣之间的战争定义为可以上溯到几个世纪前东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更广泛冲突的一部分，是符合自己利益的。因为它的区域对手们信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承担圣战义务，并且正在成为伊斯兰堡、德黑兰、利雅得和安卡拉的代理人。

在前南斯拉夫，克罗地亚人把自己视为保卫西方不受东正教和伊斯兰教进攻的勇敢的前卫。塞尔维亚人不仅把波斯尼亚克族和穆斯林视为敌人，而且把“梵蒂冈”、“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分子”和几百年来一直对基督教构成威胁的“声名狼藉的土耳其人”视为敌人。“卡拉季奇”，一位西方外交官在谈论这位波斯尼亚塞族领导人时说，“将此视为欧洲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他宣称有义务根除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欧洲的最后遗迹。”反过来，波斯尼亚穆斯林把自己看作是种族灭绝行为的受害者，由于西方人的宗教信仰而受到他们的忽视，因此应当得到穆斯林世界的支持。这样，南斯拉夫战争的所有参战方和大部分旁观者，都将这场战争视为宗教的或者种族宗教的战争。米沙·格伦尼指出，这场冲突“愈益具有了宗教斗争的特点，这些宗教是欧洲的三大信仰——罗马天主教、东正教和伊斯兰教，它们是一些边界与波斯尼亚相交的帝国的信仰遗产”。

视断层线战争为文明的冲突的看法，也为冷战时期的多米诺骨牌理论注入了新的生命。然而，如今各文明的主要国家都认为有必要防止自己在区域冲突中被击败，因为它可能引发一系列逐步升级的失败并最终导致灾难。印度政府对克什米尔问题采取的强硬立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担心它的失败会刺激其他少数种族和宗教少数派提出独立的要求，因而导致印度的分裂。俄罗斯外交部长科济列夫警告说，如果俄罗斯不制止塔吉克斯坦的政治暴力行动，它可能会蔓延到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因而推动俄联邦内的穆斯林共和国的脱离主义运动，有人甚至指出，其最终结果可能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出现在红场上。因此，叶利钦说：阿富汗-塔吉克边界“事实上是俄罗斯的边界”。欧洲人则对在前南斯拉夫建立穆斯林国家表示了关切，担心它成为穆斯林移民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扩散的基地，加强雅克·希拉克提到的欧洲的“伊斯兰化”。克罗地亚的边界，事实上是欧洲的边界。

随着断层线战争的加剧，双方都尽量低毁对方，常常把对方形容成非人的恶魔，以证明杀害他们是合法的。叶利钦在谈到车臣游击队时说：“疯狗必须处死”。印度尼西亚将军苏特里斯诺提到1991年在东帝汶发生的大屠杀时说：“这些劣种人必须处决……我们将处决他们。”现在历史上的恶魔又复活了：克族人变成了“乌斯塔什分子”；穆斯林成了“土耳其人”；塞族人则成了“切特尼克分子”。相互的仇恨由于复仇的行动而加强，屠杀、折磨、奸淫和残忍地驱逐居民都被视为理所应当的行为。对立文化的中心象征和产品都成了攻击目标。塞族人有计划地摧毁了清真寺和方济各会的修道院，克族人则炸毁了东正教的修道院。作为文化保护所的博物馆和图书馆也未幸免于难，僧伽罗警卫部队烧毁了贾夫纳公共图书馆，销毁了与泰米尔文化有关的“无法复得的文献和历史文件”。塞族士兵则炮轰和毁坏了萨拉热窝的国家博物馆。塞族人还清洗了波斯尼亚城镇兹沃尔尼克的4万名穆斯林，并在刚刚被他们炸毁的奥斯曼塔遗址上竖起了一座十字架，这座塔是土耳其人在1463年铲平东正教堂后修建的。在文化间的战争中，受到损失的是文化。

文明的集结：亲缘国家和在外散居者

在冷战的4O年中，超级大国试图聚集盟友和伙伴，颠覆、改变另一个超级大国的盟友和伙伴或使其中立化的行动深化了冲突。当然，这种竞争在第三世界中最为激烈，新建立的、弱小的国家在超级大国的压力下被迫加入了大规模的全球竞争。在冷战后的世界里，多极的相互冲突取代了单一的超级大国冲突。当这些相互冲突涉及不同文明的集团时，往往会扩大和升级。随着冲突的日益加剧，各方都试图获得属于本文明的国家和集团的支持。不论何种形式的支持，官方的或非官方的，公开的或隐蔽的，物质的、人员的砂V交的、财政的、象征性的或者军事的支持，总是来自一个或多个亲缘国家或集团。断层线冲突持续的时间越长，参与支持、强制和调解角色的亲缘国家就越多。作为这种“亲缘国综合征”的一个后果，断层线冲突比文明内部冲突具有了更大的升级潜力，通常需要文明间的合作才能得到遏制和结束。与冷战不同，这种冲突不是自上而下，而是自下而上爆发的。

国家和集团介入断层线战争的程度有所不同。在第一层次上的是那些实际上彼此战斗和残杀的各方，它们可能是国家，像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以色列和其邻国之间的战争；但它们也可能是地方集团而不是国家，或者至多是雏形国家，像波斯尼亚人之间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阿塞拜疆人和亚美尼亚人之间的情况那样。这些冲突也可能包含第二层次的参与者，它们通常是与主要参战方直接相关的国家，诸如前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政府和克罗地亚政府，高加索的亚美尼亚政府和阿塞拜疆政府。与冲突关系更远一些的是第三层次的国家，它们更远离实际战斗，但是与参与者有着文明上的联系，诸如与前南斯拉夫有联系的德国、俄罗斯和伊斯兰国家，以及在亚美尼亚一阿塞拜疆争端中的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这些第三层次的参与者往往是该文明的核心国家。如果第一层次参与者有在外散居的人，他们也会在断层线战争中发挥作用。鉴于在第一层次上通常只有少量的人员和武器介入战争，而且只有相对较少的外援，无论是以财政、武器还是以志愿者形式提供的，它常常可能对战争的结果产生重要的影响。

冲突的其他参与方的利害关系并不等同于第一层次参与者的利害关系。对第一层次参与者给予最忠诚和最全心全意支持的，通常是在外散居者。他们强烈地认同于自己亲族的事业，变得“比教皇还要笃信天主教”。第二层次和第三层次国家的政府的利益却要复杂得多。它们通常也为第一层次参与者提供支持，即使它们不那样做，对立集团也会怀疑它们提供了援助，因而使对立集团支持自己的亲族变得合情合理。然而，遏制战斗和避免直接卷入，对第二和第三层次的参与者是有利的。因此在支持的同时，它们也试图限制第一层次的参与者，并诱导它们降低自己的目标。第二、第三层次的参与者还常常试图与断层线另一方处于同样层次的参与者进行谈判，以便阻止区域战争升级为卷入了核心国家的更广泛的战争。图11．1概括了断层线战争潜在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并非任何断层线战争都具有所有这些特性，但其中有一些是如此，包括在前南斯拉夫和高加索的战争，此外，几乎行有断层线战争都具有将各层次参与者全部卷入其中的潜力。

在外散居者和亲缘国家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卷入了90年代的每一场断层线战争。鉴于穆斯林集团在这类战争中所起的广泛作用，穆斯林国家的政府和组织最频繁地成为第二和第三层次的参与者，其中最为活跃的是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利比亚政府。它们有时还与其他穆斯林国家一起，为在巴勒斯坦。黎巴嫩、波斯尼亚库臣、北高加索、塔吉克斯坦、克什米尔、苏丹和菲律宾与非穆斯林作战的穆斯林提供了不同程度的支持。除政府支持外，很多第一层次参与者中的穆斯林集团，还得到了从阿富汗战争退下来的伊斯兰主义国际流动战士的支持，这些人参与了从阿尔及利亚、车臣到菲律宾内战的各种冲突。一位分析家注意到，这些伊斯兰国际纵队参加了“派遣志愿军支持在阿富汗、克什米尔和波斯尼亚建立伊斯兰政权，开展针对反伊斯兰国家政府的宣传战，以及在在外散居者中建立伊斯兰中心的活动。这些中心成了参战各方的政治总部”。阿拉伯联盟和伊斯兰会议组织也为其成员国提供了支持，并试图协调成员国在跨文明冲突中支援穆斯林集团的努力。

苏联曾是阿富汗战争的第一层次参与者。冷战后，俄罗斯一直是车臣战争的第一层次参与者，塔吉克斯坦冲突的第二层次参与者，前南斯拉夫战争的第三层次参与者。印度是克什米尔战争的第一层次参与者，并且是斯里兰卡冲突的第二层次参与者。西方主要国家是南斯拉夫冲突的第三层次参与者。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旷日持久的斗争中，在亚美尼亚、克罗地亚和车臣的冲突中，双方的在外散居者都起了重要作用。由于通过电视、电传和电子函件“与其前祖国保持着不断的联系，在外散居者更有力地承担起了义务，有时还发生了两极分化。‘前祖国’的含义已不同于以往”。

在克什米尔战争中，巴基斯坦为暴动者提供了明确的外交和政治支持。据巴基斯坦军方消息，它还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武器，以及培训、后勤支援和一个避难所，而且还替暴动者游说其他穆斯林国家政府。至1995年，据说暴动分子至少补充了1，200名来自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和苏丹圣战者组织的士兵，他们配备着在进行反对苏联的战争时由美国提供的毒刺式导弹和其他武器。菲律宾的摩洛暴动分子曾经得到了马来西亚提供的资金和装备，阿拉伯国家政府还为其提供了额外的资金；几千名暴动分子在利比亚接受了训练；极端的反叛集团阿布·赛义夫组织则是由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原教旨主义者组织的。在非洲，苏丹曾定期地援助与埃塞俄比亚作战的厄立特里亚穆斯林反叛者，为了进行报复，埃塞俄比亚则为与苏丹作战的“基督教反叛者”提供了“后勤和避难援助”。后者还得到了来自乌干达的类似援助，这部分地反映了乌干达与苏丹反叛者在“宗教、种族和民族上的紧密联系”。另一方面，苏丹政府从伊朗得到了价值3亿美元的中国造武器，伊朗的军事顾问还为其训练部队，这一切使得它能够于1992年向反叛者发动一场大规模的进攻。据苏丹政府说，西方的各种基督教组织为基督教反叛者提供了食品、医药、补给和武器。

在斯里兰卡的印度教泰米尔暴动分子和佛教僧伽罗政府之间的战争中，印度政府最初为暴动分子提供了巨大的支持，在南印度训练暴动分子并为其提供武器和资金。1987年，在斯里兰卡政府军几乎消灭泰米尔猛虎组织之际，印度的公众舆论齐声谴责这一“种族灭绝行动”，于是印度政府向泰米尔人空投了食品，“实际上是向斯里兰卡总理贾亚瓦德纳表示，印度打算阻止他用武力消灭泰米尔猛虎组织”。此后，印度和斯里兰卡政府达成了一项协议：斯里兰卡给予泰米尔地区相当程度的自治权，暴动者则向印度军队上缴武器。印度出动了5万名士兵到该岛去确保协议的执行，但是猛虎组织拒绝上缴武器，结果印度军队很快发现自己卷入了一场与游击队的战争，而这些游击队正是它先前所支持的。1988年，印度军队开始撤离。1991年，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被暗杀，印度人相信这是一名泰米尔暴动支持者所为，此后印度政府对这次暴动的态度越来越充满敌意。然而，印度政府不可能在南印度5千万泰米尔人中制止对斯里兰卡暴动分子的同情和支持。下述情况反映了这一点：泰米尔纳德邦政府官员违反新德里的旨意，允许泰米尔猛虎组织在其境内活动，“实际上自由地利用”其500英里的海岸，并穿越狭长的保克海峡为斯里兰卡暴动分子运送给养和武器。

自1979年起，苏联和后来的俄罗斯与其南面的穆斯林邻居进行了三场重要的断层线战争：1979－1989年的阿富汗战争、继之而来的始于1992年的塔吉克斯坦战争，以及始于1994年的车臣战争。苏联解体后，其继承者共产党政府开始在塔吉克斯坦执政。1992年春，这个政府遇到了包括世俗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在内的敌对地区集团和少数民族集团的挑战。从阿富汗得到武器支持的反对派于1992年9月将亲俄罗斯的政府赶出了首都杜尚别。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对此作出了强烈反应，发出了警惕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蔓延的警告。留在塔吉克斯坦境内的俄罗斯第201机动化步兵师为亲政府力量提供了武器，俄罗斯还加派部队驻守塔吉克斯坦与阿富汗之间的边界。1992年11月，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达成了协议，由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同出兵干预，这一行动表面上是为了维护和平，实际上是参战。在军事干预和俄罗斯的武器及财政援助下，前政府的军队收复了杜尚别，并控制了该国的大部分地区。随之而来的是一场种族清洗，反对派的难民和部队撤退到了阿富汗。

中东穆斯林国家政府强烈抗议俄罗斯的军事干预，伊朗、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为日益伊斯兰化的反对派提供了财政、武器和培训援助。据报道，1993年有成千上万名士兵接受了阿富汗圣战者组织的训练，1993年春夏两季，塔吉克反叛者从阿富汗越过边界发动了几次进攻，杀死了不少俄罗斯边境卫兵。俄罗斯的反应是向塔吉克斯坦增派部队，用“重炮和迫击炮”密集攻击阿富汗境内目标，还对这些目标进行了空袭。阿拉伯国家政府则为反叛者提供了购买毒刺式导弹的资金以对付空中袭击。至1995年，俄罗斯向塔吉克斯坦派驻了将近2．5万名士兵，并提供了支持该国政府所需的一半以上的资金，反叛者一方则得到了阿富汗政府和其他穆斯林国家的积极支持。正如巴尼特·鲁宾所指出的，国际机构或西方未能给予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重要的帮助，因而使得前者完全依赖于俄罗斯，后者则完全依赖于其穆斯林文明的亲族。“每一个希望得到外国援助的阿富汗指挥官，今天都不得不迎合阿拉伯国家和希望在中亚推动‘圣战’的巴基斯坦经费提供者，或者去参加毒品交易。

俄罗斯在北高加索与车臣人进行的第三场反穆斯林的战争，是以1992－1993年相邻的东正教奥塞梯人和穆斯林印古什人之间的战斗拉开序幕的。印古什人和车臣人及其他穆斯林民族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驱逐到中亚的。奥塞梯人留了下来，并占有了印古什人的土地。1956－1957年，在二战中被驱逐的人民获准返回，因而出现了围绕土地所有权和地区控制权的纷争。1992年11月，印古什人为了收复普里格罗德尼地区而发动了进攻（该地区是苏联政府划给奥塞梯人的）。俄罗斯人对此进行了大规模的干预，包括派遣哥萨克部队支持信奉东正教的奥塞梯人。一位旁观者这样评论道：“1992年11月，奥塞梯境内的印古什人的村庄被包围并遭到了俄罗斯坦克的轰击，那些在炮火中幸免于难的人或被枪杀、或被带走。”这场大屠杀是由奥塞梯特种警察部队执行的，但俄罗斯派往该地区“维持和平”的部队却为其提供了掩护。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报道说：“在不足一周的时间内造成如此之大的破坏，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这是俄罗斯联邦内的“第一次种族清洗行动”。接着，俄罗斯利用这一冲突恐吓印古什人的车臣同盟者，“结果导致了车臣人以及成员绝大部分是穆斯林的高加索人民联盟的迅速动员。该联盟威胁要派50万名志愿兵对抗俄罗斯军队，如果它不从车臣领土撤离。在一段紧张的相持之后，为了避免北面的奥塞梯一印古什冲突升级为整个地区的冲突，莫斯科作出了让步。

1994年12月，俄罗斯对车臣发动了全面的军事进攻，引发了更激烈、更广泛的冲突。两个东正教共和国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的领导人支持俄罗斯的行动，乌克兰总统则“在外交上含糊其辞，仅仅号召和平解决危机”。俄罗斯的行动亦得到了东正教北奥塞梯政府和 55％－60％的北奥塞梯人民的支持。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俄罗斯联邦内外的绝大部分穆斯林站在车臣人一边。伊斯兰国际纵队立即从阿塞拜疆、阿富汗、巴基斯坦、苏丹等地开来支援。穆斯林国家支持车臣的事业，而且据说土耳其和伊朗提供了物质援助，这一举动进一步刺激了俄罗斯与伊朗和解的愿望。为车臣提供的武器开始源源不断地从阿塞拜疆进入俄罗斯联邦，迫使俄罗斯封闭了它与阿塞拜疆的边境，从而也切断了运往车臣的医药和其他物资。

俄罗斯联邦境内的穆斯林团结一致支持车臣的行动。尽管号召全高加索的穆斯林发动反俄罗斯的圣战没有产生效果，但伏尔加-乌拉尔地区六个共和国的领导人要求俄罗斯停止其军事行动，高加索各穆斯林共和国的代表则呼吁民众进行反对俄罗斯统治的不服从运动。楚瓦什共和国总统则同意楚瓦什的应征入伍者不参加反对其穆斯林同胞的军事行动。“对战争最强烈的抗议”发生在车臣的两个邻近共和国——印古什共和国和达吉斯坦共和国。印古什人在俄罗斯军队开往车臣的途中袭击了它，致使俄罗斯国防部长宣布印古什政府“事实上已对俄罗斯宣战”。在达吉斯坦也发生了攻击俄罗斯军队的事件。俄罗斯人以炮轰印古什和达吉斯坦村庄作为反击。车臣人袭击基兹利亚尔市之后，俄罗斯军队在1996年1月将佩尔沃马伊斯科伊村夷为平地，进一步激起了达吉斯坦人对俄罗斯人的仇视。

车臣的事业也得到了在外散居的车臣人的帮助，他们当年的出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19世纪俄罗斯对高加索山区的入侵造成的。在外散居者筹集资金、采办武器，并为车臣提供志愿兵。为数众多的车臣族在外散居者居住在约旦和土耳其，因而导致约旦对俄罗斯采取了强硬立场，并使土耳其更情愿支持车臣人。1996年1月，当战火蔓延到土耳其之时，土耳其公众舆论对车臣族在外散居者扣押渡船和俄罗斯人质的行动表示了同情。在车臣领导人的帮助下，土耳其政府与俄罗斯谈判达成了一项解决危机的协议，然而却使双方已经很紧张的关系更为恶化。

车臣冲突蔓延到达吉斯坦、俄罗斯作出的反应，以及1996年初的扣押渡船事件，凸显了这一冲突升级为俄罗斯同高加索山区人民之间沿着19世纪持续了几十年的斗争线而展开的冲突扩大为全面冲突的可能性。菲奥纳·希尔1995年警告说：“北高加索是一堆干柴，在那里，任何一个共和国发生的冲突都可能点燃一场地区性大火，这场大火将越过边界蔓延到俄罗斯联邦的其他地区，并将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土耳其、伊朗和北高加索的在外散居者牵连进去。正如车臣的情况所显示的那样，控制该地区的冲突并非易事……那里的战火已经蔓延到与车臣毗邻的共和国的领土之上。”一位同意这一看法的俄罗斯分析家指出：“非正式联盟”正沿着文明线发展。“基督教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人和北奥塞梯人正团结起来对抗穆斯林阿塞拜疆人、阿布哈兹人、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在塔吉克斯坦参战的俄罗斯人“正冒着被卷入与穆斯林世界持久对抗的风险”。

在另一场东正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断层线战争中，第一层次的参与者是纳戈尔诺一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政府及人民，前者是为从后者中独立而战。第二层次参与者是亚美尼亚政府，第三层次参与者是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此外，在西欧和北美的大量亚美尼亚族在外散居者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战争始于苏联解体前的1988年，于1992－1993年加剧，1994年达成停火协议后平息下来。土耳其和其他穆斯林国家支持阿塞拜疆，俄罗斯则支持亚美尼亚人，并利用它对亚美尼亚人的影响抵制土耳其在阿塞拜疆的势力。这场战争是新近的一幕，就其斗争而言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俄罗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为争夺黑海地区和高加索控制权的斗争，而就亚美尼亚人和土耳其人之间强烈的对抗而言，则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后者对前者的大屠杀。

在这场战争中，土耳其始终如一地支持阿塞拜疆人和反对亚美尼亚人。土耳其是首先承认非波罗的海的苏联共和国阿塞拜疆独立的国家。在整个冲突中，土耳其都为阿塞拜疆提供了财政和物质援助，并为其训练军队。随着1991－1992年暴力冲突的加剧，以及亚美尼亚人挺进阿塞拜疆领土，土耳其人群情激奋，受到压力的土耳其政府开始支持其种族一宗教兄弟。但土耳其也担心这将突出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之间的差异，导致西方对亚美尼亚的全力支持，并激怒其〕爆盟友。因此，土耳其受到了断层线战争第二层次参与者传统上面临的多重压力。然而，土耳其政府发现，支持阿塞拜疆和对抗亚美尼亚是对自己有利的。一位土耳其官员说：“当你的兄弟遭受杀害之时，你不可能无动于衷”；另一位官员补充道：“我们感到了压力。我们的报纸上充满了这些暴行的照片……我们或许应当让亚美尼亚人看看，这个地区还有一个强大的土耳其。”土耳其总统奥扎尔则说：土耳其“应当吓唬吓唬亚美尼亚人”。土耳其和伊朗一道警告亚美尼亚人，它将不赞同边界的任何改动。奥扎尔拦截了经过土耳其运往亚美尼亚的粮食和其他物资，结果使亚美尼亚人在1992－1993年冬天濒于饥荒。对此，俄罗斯元帅叶夫根尼·沙波什尼科夫警告说：“如果另一方（即土耳其）卷入”了战争，“那我们就将处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一年之后，奥扎尔仍然是一副好战面孔。他嘲笑道：“亚美尼亚人能怎么样，如果打起来了……他们能打进土耳其吗？”土耳其“将给他们点厉害尝尝。

1993年夏季和秋季，进攻的亚美尼亚人接近了伊朗边界，这进一步引起了土耳其和伊朗的反应，这两个国家正彼此争夺在阿塞拜疆和中亚穆斯林国家内的影响。土耳其宣称：进攻威胁了土耳其的安全，要求亚美尼亚部队“立即无条件地”撤出阿塞拜疆领土，并向土耳其与亚美尼亚的边界增派了军队。据报道，俄罗斯和土耳其军队在边界上交了火。土耳其总理奇莱尔宣布，如果亚美尼亚军队进入邻近土耳其的阿塞拜疆飞地纳希切万，她将要求宣战。伊朗也向阿塞拜疆调遣军队并进入了该地区，据说是为因亚美尼亚入侵而造成的难民建立避难所。伊朗的行动据说使得土耳其人相信，他们可以进一步采取行动而不会招致俄罗斯的报复，同时也进一步刺激了土耳其在为阿塞拜疆人提供保护方面与伊朗展开竞争。这场危机最终通过土耳其、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领导人在莫斯科举行的谈判，以及美国政府对亚美尼亚政府施加压力，亚美尼亚政府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人施加压力，而得以平息。

生活在地域狭小、资源贫乏且与充满敌意的土耳其接壤的内陆国家里的亚美尼亚人，历史上就不断寻求其东正教亲族格鲁吉亚和俄罗斯的保护，特别是将俄罗斯视为老大哥。然而随着苏联的解体，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人开始发起独立运动，戈尔巴乔夫的政权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并派兵支持该地区被认为是忠于共产党政权的巴库政府。苏联解体后，上述考虑让位于更为久远的历史和文化方面的考虑，俄罗斯开始积极地支持基督教亚美尼亚人，对此阿塞拜疆指责说：“俄罗斯政府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实际上，俄罗斯军人对亚美尼亚人的支持早就存在于苏联军队中。军队中的亚美尼亚人比穆斯林更经常地得到提升并被派往战斗部队。战争开始后，俄罗斯军队以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为基地的第366机动化步兵团在亚美尼亚人对科德扎利镇的进攻中起了主要作用。在那次行动中，据说有1，0O0名阿塞拜疆人被屠杀。此后，俄罗斯的特种部队也参加了战斗。1992－1993年冬，当亚美尼亚遭到土耳其禁运时，它“由于从俄罗斯得到了几十亿卢布的贷款而免于全面的经济崩溃”。那年冬天，俄罗斯军队参加了亚美尼亚军队开辟连接亚美尼亚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之间走廊的行动。据报道，俄罗斯一支拥有40辆坦克的装甲部队参加了1993年夏季在卡拉巴赫的进攻。而亚美尼亚，正如希尔和朱厄特所指出的，“除了与俄罗斯紧密结盟外，别无选择。它在原材料、能源、食品供应，以及在边界防范像阿塞拜疆和土耳其这样的历史宿敌上，都依赖于俄罗斯。亚美尼亚签署了独联体所有的经济和军事协议，并允许俄罗斯在其领土上驻军，为了让俄罗斯满意，还放弃了对前苏联财产权利的全部要求”。

俄罗斯对亚美尼亚人的支持扩大了它对阿塞拜疆人的影响。1993年6月，阿塞拜疆民族主义领导人埃尔奇贝伊在一场政变中被赶了下台，被据信是亲俄的前共产党领导人盖达尔·阿利耶夫所取代。阿利耶夫认识到，为了制约亚美尼亚人，有必要讨好俄国人。他改变了阿塞拜疆拒绝加入独联体的态度，并允许俄罗斯在其领土上驻军。他还同意俄罗斯参加开发阿塞拜疆油田的国际合作。作为回报，俄罗斯开始为阿塞拜疆训练部队，向亚美尼亚人施加压力要其停止支持卡拉巴赫武装力量，并劝说他们从阿塞拜疆撤军。通过把支持的重心从一方转向另一方，俄罗斯也得以对阿塞拜疆施加影响，并得以在该国对抗伊朗和土耳其的影响。因此，俄罗斯对亚美尼亚的支持，不仅加强了它在高加索关系最密切的盟友的力量，而且削弱了它在该地区的主要穆斯林对手。

除俄罗斯外，亚美尼亚获得的主要支持来自其生活在西欧和北美的为数众多、富有和颇具影响力的在外散居者，包括在美国的约100万亚美尼亚裔人和在法国的约45万亚美尼亚裔人。他们为帮助亚美尼亚人渡过由于土耳其封锁而造成的危机提供了资金和生活用品，还为亚美尼亚政府提供了官员，为军队提供了志愿兵。来自美国亚美尼亚群体的援助，在90年代中期每年达5，000万至7，500万美元。亚美尼亚族的在外散居者还对其居住国的政府施加了相当大的政治影响。亚美尼亚裔人在美国最大的社会群体是居住在像加利福尼亚、马萨诸塞和新泽西这样的重要州内，他们的影响致使美国国会禁止向阿塞拜疆提供任何外援，并使亚美尼亚成为人均接受美国援助额占第三位的国家。从外国获得的支援对于亚美尼亚的生存是必不可少的，它还因此获得了一个非常贴切的绰号——“高加索的以色列”。正如19世纪俄罗斯对北高加索的占领造成了那些现今支持车臣人反抗俄罗斯的在外散居者一样，20世纪初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造成了那些现今使亚美尼亚人得以抵抗土耳其人、击败阿塞拜疆人的在外散居者。

前南斯拉夫地区是90年代初发生最复杂、最混乱和最全面的断层统战争的场所。在第一层次上，克罗地亚政府和克族与克罗地亚塞族在克罗地亚交火；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波斯尼亚政府与波斯尼亚塞族和波斯尼亚克族开战，而且后两者还相互开战。在第二层次上，塞尔维亚政府通过帮助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塞族的方式来推行“大塞尔维亚”；而渴望建立“大克罗地亚”的克罗地亚政府则支持波斯尼亚克族。在第三层次上，是各个文明的大集结：德国、奥地利、梵蒂冈、其他欧洲基督教国家和集团，以及后来的美国，站在克罗地亚人一边；俄罗斯、希腊、其他东正教国家和集团，支持塞尔维亚人；伊朗、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利比亚、伊斯兰国际和伊斯兰国家则普遍支持波斯尼亚穆斯林，后者亦同时得到了美国的支持，这是亲缘国家支持亲缘国家普遍模式的一个破例现象。克罗地亚在德国、波斯尼亚在土耳其的在外散居者都行动起来支持其母国。在对这三方面的支持中，教会和宗教团体都非常活跃。至少德国、土耳其、俄罗斯和美国政府的行动受到了其社会中压力集团和公众舆论的重大影响。

第二和第三层次参与者提供的支持对于战争的进行至关重要，它们的制约对于制止战争也是至关重要的。克罗地亚政府和塞尔维亚政府为它们在其他共和国参战的本族人提供了武器、供给品、资金和庇护所，有时还提供武装部队。塞族、克族和穆斯林都从前南斯拉夫之外的本文明亲族那里得到了以资金、武器、供给品、志愿兵和军事训练形式提供的帮助，以及政治和外交支持。第一层次上的非政府塞族人和克族人通常都是最极端的民族主义分子，他们对自己提出的要求决不退让，为达目的不惜使用武力。第二层次上的克罗地亚政府和塞尔维亚政府，最初虽积极支持其在第一层次上作战的亲族，但其更多重的利益后来导致它们发挥了调解和制约作用。同样，第三层次上的俄罗斯、德国和美国政府，也推动了一直得到它们支持的第二层次上的政府采取制约和妥协的态度。

南斯拉夫的分裂始于1991年，当时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正在争取独立并寻求西欧国家的支持。西方的反应取决于德国，而德国的反应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天主教联系。波恩政府在来自德国天主教集团、执政伙伴巴伐利亚基督教社会联盟、（法兰克福汇杨和其他媒介的压力下采取了行动。特别是巴伐利亚新闻媒介，在激发公众赞同承认克罗地亚独立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弗洛拉·刘易斯指出：“巴伐利亚电视台，受到非常保守的巴伐利亚政府，以及与克罗地亚教会有密切联系的、强大的和态度坚决的巴伐利亚天主教教会的巨大压力，战争开始后便热切地向全国作了报道，而且报道是非常片面的。”德国政府在承认两国独立的问题上犹豫不决，但在德国社会的压力下并无选择余地。“在德国，支持承认克罗地亚是由于舆论的推动，而不是政府的推动。”德国首先向欧洲联盟施加压力，要它承认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独立，在确保了这一点之后又先于欧盟在1991年12月独自承认了这两个国家。一位德国学者在1995年评论说：“在整个冲突中，波恩都将克罗地亚及其领导人弗拉尼奥·图季曼作为德国对外政策的某种保护对象，尽管克罗地亚反复无常的举动令人愤怒，它却依然得到了德国的坚决支持。

奥地利和意大利紧接着承认了这两个新的国家，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西方国家紧随其后。梵蒂冈在对这两个国家的承认中也起了主要的作用。教皇宣称克罗地亚是”（西方）基督教的防护堤”，并抢在欧盟之前承认了这两个国家。于是梵蒂冈也成为冲突一方的支持者，由此1994年教皇访问这三个共和国的计划受到了影响。由于塞尔维亚东正教会的反对，教皇未能前往贝尔格莱德，而塞尔维亚不愿保障他的安全又致使他取消了对萨拉热窝的访问。不过，他访问了萨格勒布，并在那里向斯特皮纳茨红衣主教致意。这位红衣主教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迫害和屠杀塞尔维亚人、吉卜赛人和犹太人的克罗地亚法西斯政权曾有过联系。

克罗地亚在西方承认其独立之后，便开始发展军事力量。尽管联合国在1991年9月宣布对所有前南斯拉夫共和国实行武器禁运，武器还是通过德国、波兰和匈牙利等欧洲天主教国家，以及巴拿马、智利、玻利维亚等拉丁美洲国家流入了克罗地亚。1991年战争升级后，西班牙的武器出口在短短的时间内增长了6倍，据说这些武器出口“大部分为奥普斯·戴所控制”，其中大部分可能进入了卢布尔雅那和萨格勒布。据报道，1993年克罗地亚从德国和波兰购买了一些米格-21型飞机，并且得到了两国政府的认可。克罗地亚国防军得到了成百上千名“来自西欧、克罗地亚在外散居者以及东正教东欧国家”志愿兵的支持。他们迫切地要参加“反对塞尔维亚共产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基督教十字军”的战斗。西方国家的军事专家还为其提供了技术援助。部分是由于这些亲缘国家的帮助，克罗地亚加强了军事力量，因而能够与塞族控制的南斯拉夫军队相抗衡。

西方对克罗地亚人的支持，还包括无视其种族清洗、侵犯人权和违反战争法的行为，而塞尔维亚人恰恰是在这些方面经常遭到谴责。1995年当休整后的克罗地亚军队对克拉伊纳地区的塞族人发动进攻，把在那里居住了几个世纪的成千上万的塞族人驱逐到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时，西方保持了沉默。克罗地亚还从它为数众多的在外散居者那里得到了好处。居住在西欧和北美的富有的克罗地亚裔人为购买武器和装备而捐款。在美国的各类克罗地亚裔人协会则代表其母国游说国会和总统。特别重要和有影响的是居住在德国的60万克罗地亚裔人。“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和德国的克罗地亚社会群体动员起来捍卫其新近独立的母国”，他们提供了几百名志愿兵。

1994年，美国也加入了支持克罗地亚军队建设的行列。美国无视克罗地亚人严重违反联合国武器禁运决议的状况，为克罗地亚人进行军事训练，还派遣退役的高级将领作顾问。1995年，美国和德国政府还为克罗地亚军队进攻克拉伊纳大开绿灯。美国军事顾问参与计划了这次美国式的进攻。据克罗地亚人说，这次进攻还得益于美国间谍卫星提供的情报。一位美国国务院官员称，克罗地亚已成为“我们事实上的战略盟友”。据称，这一事态发展表明了“一个深谋远虑的打算，即估计到世界的这一部分最终将由两个地区国家主导，一个在萨格勒布，另一个在贝尔格莱德；前者与美国相联系，后者则加入了一直扩展到莫斯科的斯拉夫集团。

南斯拉夫战争事实上使得东正教世界在塞尔维亚身后紧密地团结起来。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军人、议员和东正教领袖都毫不掩饰他们对塞尔维亚的支持，对波斯尼亚“土耳其人”的蔑视，以及对西方和北约帝国主义的批评。俄罗斯和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分子一道在两国国内掀起了反对西方“新世界秩序”的浪潮。俄罗斯公众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怀有同样的情绪，例如，60％以上的莫斯科人反对北约1995年夏天发动的空袭。俄罗斯民族主义集团在几个大城市里成功地召募年青的俄罗斯人加入“斯拉夫兄弟的事业”。据报道，有1，000名或更多的俄罗斯人与来自罗马尼亚、希腊的志愿者一道加入了塞尔维亚人的军队，与他们所谓的“天主教法西斯”和“伊斯兰好战分子”作战。1992年，据报道，一支“穿着哥萨克军装”的俄罗斯部队活跃在波斯尼亚。1995年，有俄罗斯人在塞族精锐部队中服役，而且，据联合国的一份报告称，俄罗斯和希腊的士兵参加了塞族对联合国泽帕安全区的进攻。

尽管有武器禁运决议，塞尔维亚的东正教朋友还是向它提供了所需的武器和装备。1993年初，俄罗斯军事和情报机构显然向塞尔维亚人出售了价值3亿美元的T－55型坦克、反导弹导弹和防空导弹。据报道，俄罗斯的军事技术人员被派往塞尔维亚操作这些装置，并训练塞尔维亚人如何使用它们。塞尔维亚还从其他东正教国家购买武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是其“最积极的”供应者，乌克兰也是其武器来源之一。此外，俄罗斯在东斯洛文尼亚的维和部队将联合国的物资转手给塞尔维亚人，为塞尔维亚的军事行动提供设施，并帮助塞尔维亚军队获得武器。

尽管受到了经济制裁，塞尔维亚人依然较好地维持了生存，这是因为罗马尼亚政府官员从蒂米什瓦拉组织偷运了大量燃料和其他物资，以及在希腊政府的默许之下，先是意大利公司，然后是希腊的公司从阿尔巴尼亚组织了偷运。从希腊运来的食品、化学药品、电脑和其他物资通过马其顿进入了塞尔维亚，还有相应数量的塞尔维亚产品被运了出来。金钱的诱惑和对文化亲族的同情加在一起，使联合国对塞尔维亚实行的经济制裁成为笑柄，正如这两者的结合使联合国对所有前南斯拉夫共和国实行的武器禁运成为笑柄一样。

在整个南斯拉夫战争中，希腊政府一直同北约西方成员国支持的措施保持距离，反对北约在波斯尼亚采取的军事行动，在联合国投票支持塞尔维亚，并游说美国政府解除对塞尔维亚的经济制裁。1994年，希腊总理安德雷亚斯·帕潘德里欧强调希腊与塞尔维亚之间的东正教联系的重要性，公开谴责梵蒂冈、德国和欧盟在1991年底草率地给予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外交承认。

鲍里斯·叶利钦作为第三层次参与者的领导人受到了两种愿望的双重压力，他一方面想要保持、发展与西方的关系，并从中得到好处；另一方面想要帮助塞尔维亚人，以借此使那些经常谴责他屈服于西方的政治对手解除武装。总体说来，他的后一种愿望占了上风，因而俄罗斯持续不断地给予塞尔维亚人外交支持。1993和1995年，俄罗斯政府坚决抵制对塞尔维亚实行更严厉的经济制裁，俄议会几乎是全票通过了解除现行的对塞尔维亚制裁的决议。俄罗斯还推动加紧对波黑穆斯林的武器禁运，以及对克罗地亚实行的经济制裁。1993年12月，俄罗斯极力主张放松对塞尔维亚的经济制裁，以便允许它为塞尔维亚提供越冬取暖用的天然气，但俄的提议遭到了美国和英国的阻挠。1994年和1995年，俄罗斯强硬地反对北约轰炸波斯尼亚塞族。1995年，俄罗斯国家杜马几乎全票通过了谴责北约轰炸的决议，并要求外交部长安德烈·科济列夫辞职，因为他捍卫俄罗斯在巴尔干的国家利益不力。同样是在1995年，俄罗斯谴责北约对塞尔维亚人的“种族灭绝行为”。叶利钦总统警告说：继续轰炸将严重影响俄罗斯与西方的合作，包括俄罗斯参加北约的和平伙伴计划。他质问道：“当北约在轰炸塞尔维亚人的时候，我们怎能和它达成协议？”西方明显地采取了双重标准：“穆斯林进攻之时，为什么不对其采取行动？还有克罗地亚进攻之时？”俄罗斯还一贯反对中止对前南斯拉夫各共和国的武器禁运（这一禁运已对波斯尼亚穆斯林产生了重要影响），并经常试图加强禁运措施。

俄罗斯还以其他各种方式利用它在联合国和其他一些机构中的地位保护塞尔维亚人的利益。1994年12月，俄否决了穆斯林国家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的一项决议，该决议禁止从塞尔维亚向波斯尼亚塞族和克罗地亚塞族转运燃料。1994年4月，俄罗斯阻止了联合国通过一项谴责塞尔维亚人种族清洗行为的决议。它还阻止任命来自任何一个北约国家的人担任联合国战争罪行公诉人，因为这样的人可能有反塞尔维亚的倾向，而且反对国际战争罪行法庭起诉波斯尼亚塞族司令官姆拉迪奇，并允许他在俄罗斯避难。1993年9月，俄罗斯阻止联合国延长派驻前南斯拉夫2．2万人维和部队的授权。1995年夏，俄罗斯反对不过未否决联合国安理会增派1．2万维和人员的决议，并谴责克罗地亚人对克拉伊纳塞族的进攻，以及西方国家政府未能对这次进攻采取行动。

最广泛而有效的文明集结，是穆斯杯世界支持波斯尼亚穆斯林所作的努力。波斯尼亚的事业在穆斯林国家深得人心；对波斯尼亚的援助来自各个方面，包括公开的或私下的援助；穆斯林国家政府，特别是伊朗和沙特阿拉伯政府，在提供援助上相互竞争，试图通过援助扩大影响。从摩洛哥到马来西亚，逊尼派和什叶派，原教旨主义者和世俗主义者，阿拉伯和非阿拉伯穆斯林社会，都加入了援助的行列。穆斯林对波斯尼亚人的援助有不同的形式，既有人道主义援助（包括1995年由沙特阿拉伯提供的9，0O0万美元），也有对暴力行动的外交支持和大规模军事援助。例如1993年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在阿尔及利亚杀害12名克罗地亚人的事件，就是“为报复在波斯尼亚屠杀我们穆斯林兄弟的罪行”。这种集结对战争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对于波斯尼亚国家的生存，以及在塞尔维亚人最初横扫一切的胜利之后成功地收复领土是必不可少的；它强烈地刺激了波斯尼亚社会的伊斯兰化，以及波斯尼亚穆斯林对全世界伊斯兰社会的认同；它还使得美国对波斯尼亚人的要求产生了同情心。

穆斯林国家政府单独地或集体地反复重申它们与波斯尼亚的教友休戚与共。1992年，伊朗率先将这场战争称为反对信仰基督的塞尔维亚族对波斯尼亚穆斯林进行种族灭绝的宗教冲突。阿贾米指出，伊朗为得到“波斯尼亚的感谢预付了定金”，而且为土耳其、沙特阿拉伯等穆斯林国家树立了榜样，刺激它们也照此行事。在伊朗的鼓动下，伊斯兰会议组织讨论了波斯尼亚问题，并成立了一个小组在联合国为波斯尼亚人的事业游说。1992年8月，伊斯兰国家的代表在联合国大会上谴责了所谓的种族灭绝行为，土耳其代表伊斯兰会议组织提出了一个决议案，号召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条对该地区进行军事干预。1993年初，穆斯林国家为西方采取行动保护波斯尼亚人规定了最后期限，期限过后它们将不受限制地为波斯尼亚提供武器。1993年5月，伊斯兰会议组织谴责西方国家和俄罗斯制定的为穆斯林提供避难所、监视塞尔维亚边境但放弃任何军事干预的计划。它提出如下要求：结束武器禁运，使用武力对抗塞尔维亚的重型武器，在塞尔维亚边境巡逻，以及将穆斯林国家的军队纳入维和部队。同年6月，尽管遭到西方和俄罗斯的反对，伊斯兰会议组织还是使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侵略行为，并呼吁解除武器禁运。1993年7月，令西方感到有些尴尬的是，伊斯兰会议组织提出由它向联合国提供1．8万人的维和部队，而这些土兵来自伊朗。土耳其、马来西亚、突尼斯、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美国否决了伊朗，塞尔维亚人则坚决反对让土耳其人加入维和部队。然而土耳其军队还是于1994年夏进入了波斯尼亚。至1995年，在联合国2．5万人的保护部队中，有7，000名士兵来自土耳其、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孟加拉。1993年8月，由土耳其外交部长率领的伊斯兰会议组织代表团游说（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和（美国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要求支持北约立即进行空袭，保护波斯尼亚人不受塞尔维亚人的进攻。据报道说，由于西方未能采取这一行动，土耳其和北约盟国的关系曾处于严重紧张状态。

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总理先后大张旗鼓地访问了萨拉热窝，以表示对穆斯林的关切，伊斯兰会议组织则再次要求向波斯尼亚提供军事援助。1995年夏，西方未能使安全区免遭塞族的进攻，因而导致了下述后果：土耳其向波斯尼亚提供军事援助，并为其训练军队，马来西亚违反联合国的禁运决议，向波斯尼亚人出售武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同意为军事目的和人道目的提供资金。1995年8月，9个伊斯兰会议组织国家的外交部长宣布联合国武器禁运无效，9月，伊斯兰会议组织的52个成员国同意向波斯尼亚提供武器和经济援助。

波斯尼亚穆斯林的困境在土耳其引起了特殊的反响，而在整个伊斯兰世界，没有哪个问题得到过如此一致的支持。事实上直至1878年，从理论上说则直至1908年，波斯尼亚一直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现今，波斯尼亚移民和难民占土耳其人口的将近5％。对波斯尼亚人事业的同情，以及对西方未能保护波斯尼亚人的义愤，在土耳其人中极为普遍。反对党伊斯兰繁荣党利用这个问题来反对政府。政府官员则强调土耳其对所有巴尔干穆斯林负有特殊的责任，并不断地推动联合国进行军事干预，保护波斯尼亚的穆斯林。

伊斯兰世界给予波斯尼亚穆斯林的最为重要的帮助是军事援助：武器、购买武器的资金、军事训练和志愿兵。战争开始后，波斯尼亚政府立即请来了阿富汗圣战者组织志愿兵，据说志愿兵的总人数达到了将近4，000人，多于为塞族或者克族作战的外国人。他们包括来自伊朗共和国卫队和曾经在阿富汗作战的士兵，其中有巴基斯坦、土耳其、伊朗、阿尔及利亚、沙特阿拉伯、埃及和苏丹的国民，也有来自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的阿尔巴尼亚籍和土耳其籍工人。沙特宗教组织招募了许多志愿兵。20多名沙特人在1992年战争刚开始的头几个月中阵亡，世界穆斯林青年大会将受伤的士兵运回吉达治疗。1992年秋天，什叶派黎巴嫩真主党游击队赶来训练波斯尼亚军队，此后训练主要由伊朗共和国卫队接替。1994年春，西方情报机构报告说，一支400人的伊朗共和国卫队分队正在组织极端主义游击队和恐怖分子的队伍。一位美国官员说：“伊朗将此作为进入欧洲薄弱地区的一种方法。”根据联合国的消息，阿富汗圣战者组织为伊斯兰特种旅训练了3，O00－5，000名波斯尼亚士兵。波斯尼亚政府利用阿富汗圣战者组织从事“恐怖主义的、非法的行动和突击行动”，尽管这些部队常常骚扰当地居民，并给政府带来了其他问题。代顿协议要求所有的外国土兵撤离波斯尼亚，但波斯尼亚政府通过给予一些士兵波斯尼亚国籍和招收一些伊朗共和国卫队人员作为救援人员，帮助他们留了下来。一位美国官员在1996年初警告说：“波斯尼亚政府多亏了这些集团，特别是伊朗人。但政府已表现出没有能力对付这些人。12个月之后我们将撤离，但阿富汗圣战者组织执意留下。”

以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为首的富有的伊斯兰国家，为波斯尼亚发展军事实力提供了大量资金。1992年在战争初始的几个月里，沙特政府和个人为波斯尼亚提供了1．5亿美元的援助，这笔钱表面上是用于人道主义目的，但人们普遍认为，其中大部分被用于了军事目的。据报道，在战争开始的头两年，波斯尼亚就得到了价值1．6亿美元的武器。1993—1995年，波斯尼亚又从沙特获得了3亿美元的军火援助，还有5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伊朗也是军事援助的主要提供者，据美国官员称，它每年向波斯尼亚提供几亿美元用于购置武器。根据另一份报告，在战争头几年进入波黑的总价值为20亿美元的武器中，有5O％－90％交到了穆斯林手中。由于这些财政援助，波斯尼亚人得以购置成千上万吨的武器。这些武器中被拦截的第一批武器包括4，000支步枪和百万发子弹，第二批中有11， 000支步枪、30门迫击炮万5万发子弹和炮弹，第三批中有地对地火箭、弹药、吉普车和手枪。所有这些都是从武器的主要来源伊朗运出的，此外土耳其和马来西亚也是重要的武器提供者。有些武器是直接运往波斯尼亚的，但其中大多数是经过克罗地亚转运的，先空运至萨格勒布再转陆路，或者从海上运至斯普利特和克罗地亚其他港口再转陆路。作为准许运输的回报，据说克罗地亚得到了这些武器中的三分之一。克罗地亚人考虑到他们在今后很可能也要跟波斯尼亚打仗，因而禁止经其领土运送坦克和重炮。

从伊朗、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其他穆斯林国家得到的资金。人员、训练和武器，使得人们所说的波斯尼亚“杂牌”军变成了一支相对来说装备精良、具有实力的军队。1994年冬，外国观察员报告说，波斯尼亚军队在凝聚力和战斗力方面有了巨大的改观。为了将新的军事实力用于实践，波斯尼亚人撕毁了停火协议，首先成功地发动了对克族民兵的攻击，随后又在1994年春攻击了塞族。1994年秋，波斯尼亚第五军从比哈奇联合国安全区出动，击败了塞族军队，获得了波斯尼亚自战争开始以来的最大胜利，从塞族手中收复了大片领土，而后者的实力则由于米洛舍维奇总统禁止对其提供援助而下降。1995年3月，波斯尼亚军队再次破坏了停战协议，开始向图兹拉附近地区大举推进，随后于6月份向萨拉热窝周围地区进攻。穆斯林亲族的支持，对于波斯尼亚政府得以造成波斯尼亚军事力量对比方面的变化，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决定性的因素。

波斯尼亚战争是文明之间的战争。三个主要参与者来自不同的文明，信仰不同的宗教。除了一个例外，第二层次和第三层次的参与者都严格地按文明模式行事。穆斯林国家和组织集结起来支持波斯尼亚穆斯林，反对克族和塞族。东正教国家和组织普遍支持塞族而反对克族和穆斯林。西方国家政府和精英们则支持克族，谴责塞族，对穆斯林普遍表示出冷漠或担忧。随着战争的继续，各集团间的仇恨和分歧加深了，其宗教的和文明的认同加强了，特别是在穆斯林当中。总体说来，波斯尼亚战争的教训是：首先，断层线战争的主要参与者能够指望从本文明亲族那里得到大量的帮助；其次，这种帮助能够极大地影响战争的进程；第三，一个文明的政府和人民不会用鲜血和财富去帮助属于另一个文明的人民进行断层线战争。

这个文明模式的唯一例外就是美国，其领导人在言辞上支持穆斯林，然而在实践中，美国的支持是有限的。克林顿政府同意使用美国空军而不是地面部队保护联合国安全区，并倡议结束武器禁运。美国没有认真地向盟国施加压力，要它们支持结束武器禁运，却容忍了伊朗向波斯尼亚运送武器和沙特阿拉伯为波斯尼亚提供购买武器的资金，并于1994年停止执行禁运。美国的这些行为引起了盟国的反感，导致了被普遍视为北约内部重大危机的后果。代顿协议签定后，美国同意在训练和装备波斯尼亚军队方面与沙特阿拉伯和其他穆斯林国家合作。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在战争期间和战后，美国会打破文明模式，成为促进波斯尼亚穆斯林的利益、并与穆斯林国家合作的唯一的非穆斯林国家？美国这种反常行为的原因何在？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这并非是一种反常行为，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文明现实政治。美国试图通过站在波斯尼亚人一边和建议（尽管不成功）结束禁运，来削弱像伊朗和沙特阿拉伯这样的原教旨主义国家对原来是世俗的、倾向欧洲的波斯尼亚人的影响。八五八书房然而，如果这便是动机，那么美国为什么默许伊朗和沙特进行援助，为什么不更积极地推动取消禁运以使西方的援助合法化？美国官员为什么不公开警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可能在巴尔干造成危险？对美国行为的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美国受到了来自穆斯林世界朋友的压力，特别是来自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的压力，为了与它们保持良好关系而按照它们的愿望行事。然而，这些关系本是基于同波斯尼亚无关的综合利益，它们并不会因美国未能帮助波斯尼亚而受到严重伤害。此外，这一解释也不能说明，为什么美国在其他方面经常向伊朗提出挑战，并在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竞相扩大在波斯尼亚的影响之时，默许大量伊朗武器进入波斯尼亚。

文明现实政治的考虑可能对美国的态度产生了某些影响，但其他因素似乎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在对待外国的冲突时，美国人总想将善的力量和恶的力量区分开来，并与前者结盟。塞族人在战争初期的残暴行为，使美国人将其视为杀害无辜、进行种族灭绝的“坏家伙”，而波斯尼亚人却为自己树立了孤立无助的受害者的形象。整个战争期间，美国新闻界忽视了克族和穆斯林的种族清洗行为和战争罪行，以及波斯尼亚军队对联合国安全区和停火协议的破坏。按照丽贝卡·韦斯特的话说，在美国人眼中，波斯尼亚人成了“他们心目中无辜受难、被他人屠杀却从不屠杀他人的可怜的巴尔干人。

美国的精英也倾向于波斯尼亚人，因为他们偏好多文化国家的观念，而在战争初始阶段，波斯尼亚政府恰恰成功地塑造了这一形象。在整个战争期间，美国奉行维护一个多民族的波斯尼亚的政策，而不顾绝大多数波斯尼亚塞族和克族的反对。既然他们相信一个民族正在对另一个民族进行种族灭绝，那么建立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就显然是不可能的，但美国精英仍将这两个相互矛盾的景象结合在一起，因而对波斯尼亚人的事业产生了广泛的同情。美国人的理想主义、道德主义、人道主义本能、天真和对巴尔干的无知，导致了他们亲波反塞的立场。与此同时，美国在波斯尼亚既无重要的安全利益，也无任何文化联系，因而美国政府没有理由去大力帮助波斯尼亚人，而只是默许伊朗人和沙特人去武装他们。由于美国政府拒绝认识战争的真相，它便疏远了自己的盟友，延长了战争，并协助在巴尔干建立了一个受到伊朗极大影响的穆斯林国家。到头来，波斯尼亚人对美国深怀不满，认为它说得多而做得少，但对其穆斯林兄弟则感激不尽，因为他们提供了维持生存和打胜仗所需的资金和武器。

伯纳德-亨利·利维说：“波斯尼亚是我们的西班牙”；一位沙特编辑也同意他的看法：“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发生的这场战争，从感情上说已经成了在西班牙内战中反对法西斯主义战斗的同义语。在战争中阵亡的人被当作为拯救穆斯林兄弟而牺牲的烈士。”这个比喻是贴切的。在各种文明共存的时代，波斯尼亚是所有人的西班牙。西班牙内战是一场不同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战争，波斯尼亚战争则是不同文明和宗教之间的战争。民主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法西斯分子都到西班牙去与他们各自的意识形态兄弟并肩作战，而民主的、共产党的，以及最为积极的法西斯政府则分别对之提供援助。南斯拉夫战争同样得到了外界的巨大支持，西方基督教徒、东正教徒和穆斯林都为了本文明亲族的利益加入了支持者的行列。东正教、伊斯兰教和西方主要国家都深深地卷入了这场战争。四年之后，西班牙战争由于佛朗哥军队的胜利而最后结束。巴尔干不同宗教群体之间的战争可能会平息甚至暂时停止，但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没有胜利就意味着没有结束。西班牙内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而波斯尼亚战争则是不断进行中的文明冲突的又一流血插曲。终止断层线战争

“任何战争都有终结”，这是常规。断层线战争也是如此吗？是，也不是。断层线暴力冲突在一个时期内可能完全停止，但很少永久终结。断层线战争的特征是：不断地休战、停火和停战，而不是达成解决主要政治问题的全面和平条约。它们之所以具有时起时伏的性质，是因为断层线战争是深深基于涉及不同文明集团间持久对立关系的断层线冲突，这些冲突又源于地理上的相邻、不同的宗教和文化、彼此各异的社会结构和双方社会的历史记忆。在几百年的历史进程中，这一切都可能演化，潜在的冲突也可能消散。或者，如果一个集团消灭了另一个集团，这种冲突也可能迅速、突然地消失。然而，如果上述两种情况并未出现，冲突就会继续下去，暴力阶段就会周而复始。断层线战争是断断续续的，断层线冲突则是漫无止境的。

断层线战争哪怕是暂时的停止，通常也有赖于两个因素。首先，是主要参与者精力耗尽。当伤亡人数达到数以万计、难民人数达到几十万人，城市——贝鲁特、格罗兹尼、武科瓦尔——变成一片废墟，人们高喊着“疯狂啊，疯狂，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之时，双方的激进分子就不再能够煽动起公众的狂怒，停歇了几年的无成效的谈判会开始恢复，温和派会重新坚持自己的主张，并最终会达成停止残杀的某种协议。至1994年春，就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争端展开的持续了六年的战争，已使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精疲力尽”，因而双方都同意停战。1995年秋，同样有报告说，波斯尼亚的“参战各方都已精疲力尽”，因而代顿协议便应运而生。然而，如此停战只是一种自我限制，它使双方都得到了休整和补充给养的机会。当一方看到有机可趁之时，战争便会重新开始。

战争暂时停止所需的第二个因素是：非第一层次的参与者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通过其影响将交战各方拉到一起。断层线战争几乎从来不是通过第一层次参与者之间的直接谈判而停止，也极少通过利益不相关者的调解而停止。文化差异、强烈的仇恨和相互使用暴力，使第一层次的参与方极难坐下来进行有成效的讨论，寻求某种形式的停火。由谁、在何种条件下控制领土和人民的基本政治问题，此时就会凸显出来，并阻止它们就更为有限的问题达成协议。

拥有共同文化的国家和集团之间的冲突，有时可能通过拥有共同文化且无相关利益的第三方的调停得以解决，因为在该文化之内，人们承认这个第三方的合法性，所以双方都能信任它去寻求基于共同文化价值的解决方案。教皇能够成功地调解阿根廷-智利之间的边界纠纷。但是，在不同文明集团间的冲突中并不存在非相关利益方，因此寻找一个双方都能够信赖的个人、机构或国家极为困难。任何一个潜在的调解者都会是属于相互冲突的文明中的一方，或属于另一种文化和其他利益的第三种文明，无法获取双方的信任。车臣人和俄罗斯人，或泰米尔和僧伽罗人都不会寻求教皇的帮助。国际组织在调解时也经常失败，原因在于它们缺乏使双方付出重大代价或满足它们重大利益的能力。

断层线战争不会由不具有相关利益的个人、集团或组织的调解，而只能由具有相关利益的第二和第三层次参与者的调解而结束。一方面，第二和第三层次的参与者集结起来为其亲族提供支持，而且能够与其对等者谈判协议，另一方面，它们能够说服自己的亲族接受达成的协议。虽然第二和第三层次参与者的集结会加剧和拖延战争，但它通常也是限制和终止战争的必要条件，尽管不是充分的条件。在一般的情况下，第二和第三层次的支持者并不想转变成第一层次的直接参战方，因而希望将战争置于控制之下。与第一层次全力以赴的参与者相比，它们的利益是更多方面的，并要考虑双方关系中的其他问题。因此，在某一时刻，它们可能认为停止战争是对自己有利的。由于它们集结起来支持自己的亲族，它们便对其具有了影响力。支持者因此成为战争的制约者和终止者。

没有第二和第三层次参与者的战争比起其他战争来说扩大的可能性要小，但也更难终止，属于缺少核心国家的文明的集团间战争也是如此。涉及到一个已经建立的国家的内部暴动和缺少重要集结的断层线战争，也同样构成了特殊的问题。如果战争延续一定时间，反叛者的要求往往从某种形式的自治升级为要求完全独立，而这正是政府所反对的。政府通常要求反叛者放下武器，以此作为停止战斗的第一步，但反叛者往往不接受。同样非常自然的是，政府反对外来者介入它认为涉及到“犯罪分子”的纯内政事务。将此定义为内政事务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不介入的理由，如西方国家与车臣的关系就是这样。

对于缺少核心国家的有关文明来说，这些问题便成了综合性问题。例如，始于1956年的苏丹战争于1972年停止，当时交战双方都已精疲力尽，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和全非基督教协进会成功地促使双方经过谈判达成了亚的斯亚贝巴协议，使南苏丹获得了自治。这事实上是非政府国际组织取得的唯一胜利。然而，10年之后，苏丹政府撕毁了协议，战争再起，此时反叛分子的要求提高了，政府的立场也更为强硬，另一次停战谈判以失败而告终。阿拉伯世界和非洲都没有既有相关利益、又有能力向参战方施加压力的核心国家。吉米·卡特和几位非洲国家领导人的调解都未获成功，一个由肯尼亚、厄立特里亚、乌干达和埃塞俄比亚组成的东非国家委员会的努力也无成效。与苏丹有深刻对立关系的美国不能直接采取行动，亦不能请与苏丹关系密切的伊朗、伊拉克或利比亚出面斡旋，因此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沙特阿拉伯，但是它对苏丹的影响也有限。

一般说来，停火谈判参加者的范围会扩大到双方的第二和第三层次参与者相对平行和平等地参与其中的程度。但是，在某种情况下，一个强有力的核心国家可能足以使双方停战。1992年，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试图调解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争端，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明斯克集团。该委员会包括冲突的第一、第二和第三层次参与者（纳戈尔诺一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人、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俄罗斯和土耳其），外加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典、捷克共和国、白俄罗斯和美国。除了拥有大量亚美尼亚在外散居者的美国和法国外，后几个国家既无相关利益亦无能力制止战争。这样得到第三层次参与者俄罗斯、土耳其以及美国同意的方案，却遭到纳-卡亚美尼亚族人的反对。然而，俄罗斯单独在莫斯科组织了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一系列谈判，它‘利造了替代明斯克集团的另一种选择……抵消了国际社会的努力”。最后，在第一层次参与者变得精疲力尽、俄罗斯确保得到伊朗对谈判支持的情况下，停火协议终于在俄罗斯的努力下达成。作为第二层次的参与者，俄罗斯和伊朗还就安排塔吉克斯坦停火进行了合作，并断断续续地获得了成功。

俄罗斯的影响将继续存在于外高加索，而且它具有强制实行其倡议的停火的能力，只要它认为这样做对自己有利。这与美国在波斯尼亚的境况形成了对照。代顿协议是基于利益相关的核心国家（德国、英国、法国、俄罗斯和美国）组成的联络小组的建议，其他第三层次的参与国并未积极参与最后协议的起草，三个主要参战方中有两个对谈判持保留态度。协议的执行依赖于美国起主导作用的北约部队，如果美国撤出它在波斯尼亚的军队，那么，不论是欧洲国家还是俄罗斯都不会有继续执行协议的动力，波斯尼亚政府、塞族人和克族人一旦恢复了精力，都会重燃战火，塞尔维亚政府和克罗地亚政府也会寻求机会实现其建立“大塞尔维亚”和“大克罗地亚”的梦想。

罗伯特·普特南强调，各国之间的谈判是一种“双层次游戏”，外交家们同时与其国内选民和来自另一方的对等者谈判。在一个类似的分析中，亨廷顿展示了一个独裁国家的改革者如何既要就向民主制过渡的问题与温和的反对派谈判，又要与政府中的强硬派谈判或作斗争，而那些温和的反对派也要与激进的反对派谈判或斗争。这种双层次游戏至少包括四个方面的参与者，它们之间至少有三种，而且常常有四种关系。然而，一场复杂的断层线战争是一种三层次游戏，至少有六个方面的参与者，而且它们之间至少存在着六种关系（见图11．1）。跨断层线的平行关系存在于第一、第二和第三层次的两边参与者之间。垂直关系则存在于各文明之内不同层次的参与者之间。因而，终止一场“完整模式”的战争可能需要：

●第二和第三层次参与者的积极介入；

●第三层次的参与者就终止战争的广泛条件进行谈判；

●第三层次的参与者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段使第二层次的参与者接受这些条件，并施加压力使第一层次的参与者接受；

●第二层次的参与者撤消支持，事实上是背弃第一层次的参与者；

●上述压力的结果是，第一层次的参与者接受那些条件，当然在它们认为破坏这些条件有利于自己时还会破坏它什1。

波斯尼亚和平进程涉及所有这些因素。个人活动者，美国、俄国和欧盟，为谈判协议所做的努力收效甚微。西方国家不情愿将俄罗斯作为全面参与这一进程的伙伴。俄罗斯则坚决抗议自已被排除在外，强调它与塞尔维亚人有着历史上的联系，而且在巴尔干比其他任何主要国家都有着更为直接的利益。俄罗斯坚持自己应作为解决冲突的全面参与者，并严厉谴责“美国按照自己的意愿制定条件的倾向”。1994年，将俄罗斯包括进去的必要性已变得很明显。在未与俄罗斯商议的情况下，北约向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发出了最后通蝶，要他们撤除在萨拉热窝周围部署的重型武器，否则就对他们进行轰炸。塞尔维亚人拒绝了这一要求，因此很可能与北约发生暴力对抗。叶利钦警告说：“有些人试图在没有俄罗斯参与的情况下解决波斯尼亚问题，我们决不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接着俄罗斯政府掌握了主动，劝说塞族在俄罗斯向萨拉热窝地区派驻维和部队的情况下撤出重型武器。这一外交行动阻止了暴力的升级，向西方证明了俄罗斯对塞族的影响力，并使俄罗斯军队进入了波斯尼亚穆斯林和塞族争议地区的心脏。（注。。）通过这一措施，俄罗斯使自己作为西方的“平等伙伴”处理波斯尼亚问题的权利要求得到了实际承认。

然而4月份，北约再次未与俄罗斯商量便授权轰炸塞族阵地。这一举动在整个俄国政坛引起了严重的负面反应，加强了民族主义分子对叶利钦和科济列夫的反对。紧接着，第三层次的相关国家英国、法国、德国、俄国和美国，组成了设计解决方案的“联络小组”。1994年 6月，该小组提出一个计划，将波斯尼亚 51％的领土划归穆斯林一克罗地亚族联邦，49％的领土划归波斯尼亚塞族，这一计划成为后来的代顿协议的基础。次年，安排俄国部队参与代顿协议的执行便成为必需。

第三层次参与者之间达成的协议必须得到第一和第二层次参与者的认可。正如俄罗斯外交官丘尔金所言，美国人必须依靠波斯尼亚人，德国人必须依靠克罗地亚人，而俄罗斯人则必须依靠塞尔维亚人。在南斯拉夫战争的初始阶段，俄罗斯曾作出重大的让步，同意对塞族进行经济制裁。作为塞族可以信赖的亲缘国家，俄罗斯有时也能对塞族施加强制力和压力，迫使他们接受他们原本可能拒绝的妥协方案。例如在1995年，俄罗斯和希腊一起要求波斯尼亚塞族确保释放其扣押的荷兰维和人员。然而，波斯尼亚塞族有时亦会违反其在俄罗斯压力下签署的协议，从而使俄罗斯因无能力为其亲缘国家代言而感到难堪。举例说，1994年4月，波斯尼亚塞族曾答应俄罗斯停止对戈拉日代的进攻，然后又撕毁了协议。俄罗斯为此大发雷霆，一位俄罗斯外交官就此说，波斯尼亚塞族“成了战争狂”，叶利钦则坚持“塞尔维亚领导人必须履行向俄罗斯保证承担的义务”，而且俄罗斯还撤回了对北约轰炸的反对。

通过支持和加强克罗地亚的实力，德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也得以制约克罗地亚人的行动。图季曼总统急切地希望他的天主教国家能够为欧洲国家所接受，并获准加入欧洲的组织。西方国家利用它们为克罗地亚提供的外交、经济和军事援助，以及克罗地亚想要加入“俱乐部”的愿望，诱使图季曼在许多问题上作出让步。1995年3月，西方国家向图季曼提出，如果克罗地亚想成为西方的一员，就必须同意联合国保护部队驻扎在克拉伊纳。一位欧洲外交官说：“加入西方对于图季曼来说非常重要。他不愿意被留下来单独对付塞尔维亚人和俄罗斯人。”西方国家警告图季曼说，他的部队在征服克拉伊纳和塞族人居住的其他领土时不得进行种族清洗，不得将进攻区域扩大到东斯洛文尼亚。在另一个问题上，西方国家警告克罗地亚人，正如一位美国官员说的，如果他们不与穆斯林组成联邦，“西方的大门将永远向他们关闭”。作为克罗地亚外部财政援助的主要提供者，德国处于影响克罗地亚人行为的特别强有力的地位。美国与克罗地亚发展的密切关系，也有助于阻止图季曼追求其经常表现出来的由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瓜分波斯尼亚一黑塞哥维那的愿望，至少在整个1995年是如此。

与俄罗斯和德国不同，美国与其波斯尼亚受援者之间没有文化共性，因而在迫使穆斯林妥协方面处于软弱地位。此外，除了在口头上说说外，美国对波斯尼亚人的帮助，不过是对伊朗和其他穆斯林国家违反武器禁运视而不见，结果使得波斯尼亚穆斯林对更广泛的伊斯兰社会群体的感激之情和认同感日益增长。同时，他们指责美国采取“双重标准”，没有打击对他们的入侵，就像美国打击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那样。他们将自己装扮成受害者，因而使美国更难以迫使他们接受和解。这样，波斯尼亚穆斯林便得以拒绝和平建议，在其穆斯林朋友的帮助下增强了军事实力，最终采取主动收复了失去的相当一部分领土。

在第一层次的参与者中，抵制妥协的情绪十分强烈。在外高加索战争中，得到亚美尼亚族在外散居者坚决拥护的极端民族主义者组织——亚美尼亚革命联盟党，控制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拒绝了由土耳其、俄罗斯和美国于1993年5月提出的、已为亚美尼亚政府和阿塞拜疆政府接受的和平建议，发动了被指控为种族清洗的军事进攻，使战争出现了有可能扩大的前景，并使它与较为温和的亚美尼亚政府的关系发生了恶化。进攻纳一卡的成功给亚美尼亚带来了问题，因为它正急于改善与土耳其和伊朗的关系，以便缓解因战争和土耳其的封锁而造成的食品和能源短缺。一位西方外交官评论说：“卡拉巴赫的战况越好，埃里温遇到的困难就越大。”亚美尼亚总统彼得罗相同叶利钦总统一样，不得不在来自立法机构内的民族主义分子的压力与同其他国家和解的更大外交政策利益之间搞平衡。1994年末，他的政府开始禁止亚美尼亚革命联盟党在亚美尼亚活动。

波斯尼亚塞族和克族也像纳-卡的亚美尼亚族人一样，采取了强硬立场。结果，当克罗地亚政府和塞尔维亚政府受到压力去推动和平进程时，它们与其波斯尼亚亲族的关系便出现了一些问题。在克罗地亚人中这些问题不甚严重，因为波斯尼亚克族至少在形式上，如果不是在实践中，同意加入穆克联邦。由米洛舍维奇和波斯尼亚塞族领导人卡拉季奇之间对立的个人关系而引发的冲突则日益紧张和公开化。1994年8月，卡拉季奇拒绝了米洛舍维奇赞同的和平计划。急于让西方结束制裁的塞尔维亚政府，宣布中断与波斯尼亚塞族除食品和药品以外的一切贸易往来。作为回报，联合国放松了对塞尔维亚的制裁。第二年，米洛舍维奇允许克罗地亚军队将塞族人从克拉伊纳驱逐出境，允许克罗地亚和穆斯林武装力量将塞族人赶回到波斯尼亚西北地区。他还与图季曼达成协议，答应逐步归还被塞尔维亚人占领的东斯洛文尼亚，交由克罗地亚控制。在几个大国的支持下，当时他事实上在代顿协议的谈判中为波斯尼亚塞族“代言”，并把波斯尼亚塞族代表并入了自己的代表团。

米洛舍维奇的行动使联合国解除了对塞尔维亚的制裁，并使他得到了在某种程度上感到意外的国际社会的谨慎认可。1992年时的民族主义者、侵略者、种族清洗分子和大塞尔维亚战争贩子，于1995年摇身一变而成了和平缔造者。然而，对许多塞尔维亚人来说，米洛舍维奇已成为叛徒。在贝尔格莱德，他遭到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和东正教会领袖的谴责，克拉伊纳和波斯尼亚塞族人则严厉地指控他犯有判国罪、他们的这一做法，无疑是与约旦河西岸犹太居民对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签订协议的以色列政府的指控如出一辙。在断层线战争中，和平的代价便是对亲族的背叛。

被战争耗尽了精力、受到第三层次参与者刺激和压力的第二和第一层次的参与者改变了它们的态度，不论是由于温和派取代了极端主义者的权力，还是像米洛舍维奇这样的极端主义者发现成为温和派对自己有利。但是，他们的改变要冒一定风险。那些被视为叛徒的人会激起比对敌人还强烈的仇恨。克什米尔穆斯林、车臣人和斯里兰卡僧伽罗人的领袖也遭到了与萨达特和拉宾同样的命运，他们被指控为背叛事业，企图与头号敌人妥协。1914年，一个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分子暗杀了一名奥地利公爵。在代顿协议之后，米洛舍维奇最可能成为民族主义分子的攻击目标。

如果一项结束断层线战争的协议反映了该地区第一层次参与者之间的地区均势，以及第二和第三层次参与者的利益，那么它即使是暂时的，也是一个成功之举。把波斯尼亚按卫％与49％的比例划分开来的做法，在1994年塞族控制这个国家70％的领土时是不可行的；它只有在克族和穆斯林的进攻使塞族控制的领土减少了几乎一半之时才是可能的。已经发生的种族清洗也有助于和平进程，它使塞族在克罗地亚人口中所占比例减至不足3％，并使波斯尼亚所有三个集团的成员被暴力或者自愿地分离开来。此外，第二和第三层次的参与者（后者往往是文明的核心国家）只有获得真正的安全或在战争中有共同的利益，才会提出可行的解决办法。第一层次的参与者不能单独结束断层线战争。能否结束这些战争和防止它们升级为全球战争，主要取决于世界各主要文明的核心国家的利益和行动。断层线战争自下而上地爆发，断层线上的和平却要自上而下地慢慢推动。

谢选骏指出：关于“断层线战争”（Fault line war），人说这是发生在两个或多个来自不同宗教或种族之间的战争。其来自于不同的国家与团体之间的社群冲突，并逐渐变得暴力。这些战争通常发生在国家之间、非政府组织之间，以及国家与非政府组织之间。最常见的是，断层线战争的问题往往是关于领土问题，也可能是对人的控制方面。这种国家内部的战争可能涉及主要位于不同领土上的群体或混杂在一起的群体。后者更容易发生定期的暴力事件。

人说断层线战争的实例，有车臣战争、苏丹内战、南斯拉夫战争、斯里兰卡战争、克什米尔战争。

——我看这些都是种族冲突与文化之间的冲突，而不是什么文明的冲突。这些参与者双方其实都向往现代文明，恨只恨自己达不到标的罢了。而且，从根本上说，断层线战争还是由于冷战的冰山崩溃所撕裂造成的，断层线不仅并非一成不变的，反而是会迅速消融的早春现象。

但是“文明冲突论”却把它固化了，以此作为“殖民主义的最后防线”。

【第十二章 西方、各种文明和全球文明】

西方的复兴？

在任何文明的历史中，历史都曾经有过一次终结，有时还不止一次。随着一种文明的普遍国家的出现，它的人民由于场因比所说的“不朽的幻想”而变得盲目，确信他们的文明就是人类社会的最终形态。人们对于罗马帝国、阿拔斯哈里发王朝、莫卧儿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就曾抱有这样的想法。这些普遍国家的公民“不顾显而易见的事实……倾向于将其视为希望之乡、人类奋斗的目标，而不是夜幕下荒野中的蔽身之地”。当英国统治下的和平达到顶峰之际，也出现了同样的情景。对于1897年时的英国中产阶级来说，“正如他们所看到的，历史已经终结……他们完全有理由为这一历史终结给他们带来的永久的幸福国家而庆幸”。然而，凡是认为历史已经终结的社会，通常是其历史即将衰微的社会。

西方是这个模式的例外吗？梅尔科提出了两个关键性的问题：

第一，西方文明是否是一个自成体系的新类型，与曾经存在过的所有其他文明都截然不同？

第二，它在全世界的扩张是否会断送（或者可能断送）所有其他文明发展的可能性？

大部分西方人相当自然地倾向于给予这两个问题以肯定的回答。他们或许是正确的。然而，在过去，其他文明中持类似看法的人却是错误的。

西方与所有已经存在过的文明显然是不同的，因为它已经对公元1500年以来存在着的所有文明都产生了势不可挡的影响。它开创了在世界范围内展开的现代化和工业化的进程，其结果是，所有其他文明的社会都一直试图在财富和现代化方面赶上西方。然而，西方的这些特点是否意味着，它作为一种文明的演进和变动根本不同于所有其他文明中普遍存在的模式？历史的证据和比较文明史学者的判断却表明并非如此。迄今为止，西方的发展与历史上诸文明共同的演进模式和动力并无重大的不同。伊斯兰复兴运动和亚洲经济的发展势头表明，其他文明是生机勃勃的，而且至少潜在地对西方构成了威胁。一场涉及西方和其他文明核心国家的大战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有可能发生。而西方始于ZO世纪初的逐渐且无规律的衰落，可能会持续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或者，西方可能经历一个复兴阶段，扭转它对世界事务影响力下降的局面，再次确立它作为其他文明追随和仿效的领袖的地位。

在对文明史演进所作的或许是最有用的分期中，卡罗尔·奎格利发现了可分为七个阶段的共同模式。（见上文第二章）他认为，西方文明在公元370－750年间通过融合古典的、闪米特的、撒拉逊的和野蛮的文化因素而开始形成。西方文明的孕育阶段从8世纪中期一直延续到10世纪末，随后便出现了在其他文明中不多见的扩张阶段和冲突阶段的拉锯运动。根据西方和其他文明中的学者的观点，西方目前似乎已走出了冲突阶段。西方文明已经成为一个安全区，除了偶然发生的鳄鱼战外，西方内部的战争事实上是不可设想的。正如我在第二章中所论述的，西方正在发展一个相当于世界帝国的体系，其表现形式为邦联、联邦、政权和其他形式的合作机构的复合体系，它在文明的层面上推行民主和多元政治。简而言之，西方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社会，正进入这样的一个时代．当后人回顾以往时，将会按照历史上反复重现的文明演进模式称其为“黄金时代”。用奎格利的话说，就是一个“由于这个文明本身的区域内不存在任何竞争对手，以及远离其他外部社会的竞争，甚至不存在这样的竞争”而产生的和平时期。它也是一个“结束了内部战争破坏，减少了内部贸易壁垒，建立起共同的度量衡制度和货币制度，以及由于广泛实行了与建立世界帝国相关的政府开支制度”而产生的一个繁荣时期。

在以往的各文明中，这样一个怀着文明可以不朽的幻想的极乐黄金时代，不是由于一个外部社会取得的急剧胜利，就是由于内部缓慢但同样痛苦的解体而终结。文明内部发生的事件，对于其抵御外部摧毁力量的能力与对于阻止内部的衰败来说，同样至关重要。奎格利于1961年指出，文明之所以能够发展，是因为它具有一个“扩张的工具”，即一个军事的、宗教的、政治的或经济的组织，它将盈余积累起来，并将其投入建设性的创新。当文明停止“将盈余用于创新，用现代的说法就是投资率下降”之时，文明便衰败了。这种情况的发生，是由于控制了盈余的社会集团为满足“非生产性的、个人享受的既得利益……将盈余用于消费而不是提供更有效的生产方法”。当人们依靠资本生活之时，文明便从普遍国家走向衰败阶段。它是这样一个阶段：

经济急剧衰退，生活水平下降，各种既得利益集团之 间发生内战，文盲增加，社会日益虚弱。人们徒劳地进行努力通过立法来制止浪费。但衰退在继续。社会在宗教、知识、社会和政治层面的大范围内失去了人民群众的忠诚。新的宗教运动开始遍及社会。人民越来越不情愿为这个社会而战，甚至不愿意通过纳税来支持它。伴随衰败而来的是入侵阶段，“当一个文明不再能够捍卫自己，因为它不再愿意捍卫自己之时，它便向野蛮的入侵者敞开了大门”，他们常常来自“另一个年青的、更强有力的文明”。

然而，文明史中压倒一切的教训是，很多事情都是可能的，但任何事情都不是不可避免的。文明能够，并且已经自我改革和更新。西方的中心问题是，除了任何外部挑战之外，它能否制止和扭转内部的衰败进程。西方是进行自我更新，还是任凭内部持续的腐败加速其终结和（或者）屈服于其他在经济和人口方面更充满活力的文明？*

* 奎格利在一个可能是正确的，但未得到理论分析和经验分析有力支持的预测中总结道：“西方文明于大约公元500年时尚不存在；在将近公元1500年时达到鼎盛时期，它在未来的某一时刻肯定会消亡，或许是在公元2500年之前。”他指出．那时，中国和印度的新的文明将取代被西方破坏了的文明并进入扩张阶段，对西方和东正教文明构成威胁。见奎格利著《文明的演变：历史分析导论》（印第安那波利斯：自由出版社，1979年版；该书由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初版于1961年），第127页，164－166页。——原书脚注90年代中期，在西方出现了许多被奎格利确认为一个成熟文明濒于衰败的特征。在经济方面，西方远比其他任何文明都更富裕，但其经济增长率、储蓄率和投资率很低，特别是与东亚社会相比较。在西方，个人和集体消费优先于未来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建设。人口自然增长率很低，特别是与伊斯兰国家相比。但是这些问题并不会不可避免地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西方的经济仍在增长；西方人基本上仍过着富裕的生活；此外，西方在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方面仍处于领先地位。低出生率的问题不可能由政府来解决，这方面的努力一般要比降低人口增长更不成功。然而，在具备下述两个先决条件时，移民会成为新的充满活力的人口资本的潜在来源：首先，接收国给予它所需要的有能力、有资格和精力充沛的人才和专业人员以优先权；其次，新移民及其子女能够融入接收国和西方的文化。美国可能在满足第一个条件上存在问题，欧洲则可能在满足第二个条件上存在问题。但是，以西方国家政府的经验和能力。完全能够制定出管理移民人数、来源、特性和同化移民的政策。

在西方，比经济和人口选为重要的问题是道德衰落、文化自绝和政治分裂。经常被提及的道德衰落表现包括：

1、反社会行为的增长，诸如普遍的犯罪、吸毒和暴力行为；

2、家庭的衰败，包括离婚、私生、未成年人怀孕和单亲家庭的增加；

3、至少是在美国出现了“社会资本”的下降，即志愿组织成员的减少，以及与此相关的人与人之间信任程度的下降；

4、“职业道德”的普遍下降和自我放纵现象的增加；

5、对知识和学术活动投入的减少，在美国表现为学术成果水平降低。

西方未来的健康及其对于其他社会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能否成功地应付上述趋势。当然，这一趋势增强了穆斯林和亚洲人对其道德力量的优越感。

西方文化受到了来自西方社会内部集团的挑战。其中一种挑战来自其他文明的移民，他们拒绝融入西方社会，继续坚持和宣扬他们原有社会的价值观、习俗和文化。这一现象在欧洲的穆斯林中最为显著，不过他们人数不多。它在美国为数众多的拉美青少数民族中也很显著，尽管程度较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同化移民的努力归于失败，美国便会成为一个分裂的国家，并存在内部冲突和由此造成分裂的潜在可能。在欧洲，西方文明也会由于其主要组成部分基督教的衰弱而遭到破坏。欧洲人崇尚宗教信仰、遵守宗教习俗和参加宗教活动的人数比率正在下降。这一趋势反映出的不是对宗教的敌视，而是对宗教的冷漠。然而在欧洲文明中仍然渗透着基督教的思想、价值观和实践。一位瑞典人说：“瑞典人的宗教信仰在欧洲大概是最薄弱的，但是，如果你没有认识到我们的体制、社会实践、家庭、政治和生活方式受到了路德宗的根本影响，你就无法理解这个国家。”与欧洲人不同，绝大部分美国人都信仰上帝，自认为是宗教民族，许多人去教堂作礼拜。有证据显示，尽管在美国直到80年代中期没有出现宗教复兴，但是在其后的10年中，宗教活动似乎在加强。基督教在西方人心目中地位的下降，最多只会对西方文明的健康构成一种非常长远的威胁。

美国面临着一个更为直接和危险的挑战。在历史上，美国的民族认同在文化上是由西方文明的遗产所界定的，在政治上则是由美国信条的原则所界定的，即绝大多数美国人都赞同的自由、民主、个人主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宪政和私人财产权。20世纪末，美国认同的这两个组成部分受到了为数不多但极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国际法专家集中而持久的攻击。他们以多元文化主义的名义攻击美国对西方文明的认同，否认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美国文化，提倡种族的、民族的和亚民族的文化认同和分类。他们谴责，用其报告中的一段话来说，在教育中“有系统地倾向于欧洲文化及其分支”，以及“欧一美单一文化观点的统治地位”。正如小阿瑟·施莱辛格所言：“多元文化主义者常常是坚持种族中心的分裂主义者，在西方的遗产中，他们除了西方的罪行外几乎看不到任何东西。”他们的“态度是抛弃不道德的欧洲遗产，而从非西方文化中寻求补充”。

60年代民权法案通过后制定的各项立法也表现了多元文化的趋势，而在90年代，克林顿政府把鼓励多样性作为其主要目标之一。这些做法与以往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美国的创始者将多样性视为一个现实和一个问题，因而有了国家的座右铭“合众为一”。这是大陆会议的一个由包括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杰弗逊和约翰·亚当斯组成的委员会制定的。后来的政治领袖们也担心种族的、地方的、民族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多样性构成的威胁（事实上它们在1815－1914年间导致了美国的最大的战争），并响应“让我们团结起来”的号召，视促进国家的统一为其主要责任。西奥多·罗斯福警告说：“有一种情况绝对会导致国家的崩溃并阻碍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继续存在的一切可能，那就是听任美国成为一个充满民族纠纷的国家。”然而，go年代的美国领导人却不仅允许并且努力促进多样性的发展，而不是促进他们所管理的人民的团结。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有时企图摈弃本国的文化遗产，使自己国家的认同从一种文明转向另一种文明。然而迄今为止，他们非但没有成功，反而使自己的国家成为精神分裂的无所适从的国家。美国的多元文化主义者同样拒绝接受本国的文化遗产。然而，他们并非要美国认同另一种文明，而是要建立一个拥有众多文明的国家，即一个不属于任何文明的、缺少一个文化核心的国家。历史表明，如此构成的国家不可能作为一个具有内聚力的社会而长期存在。一个多文明的美国将不再是美利坚合众国，而是联合国。

多元文化主义者还通过以集体权利代替个人权利来对美国信条的中心内容提出挑战，而集体权利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种族、民族、性别和性别偏好来界定的。冈纳·迈尔戴尔在4O年代指出，美国信条是“这个伟大的、无可比拟的国家的聚合剂”，此话进一步证实了自赫克托·圣约翰·德·克雷夫科尔和阿利克斯·德·托克维尔以来的外国观察家的论点。理查德·霍夫施塔德赞同道：“作为一个国家，我们的命运依赖于一种而不是多种意识形态。”如果这种意识形态被其相当一部分公民所摈弃，那么在美国会出现什么情况？与美国相比较，另一个大国苏联更是以意识形态形式来界定其统一，它的命运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令人清醒的实例。日本哲学家梅原猛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彻底失败……苏联的急剧解体，仅仅是西方自由主义这一现代主流思潮失败的先兆。自由主义远不是取代马克思主义和在历史终结之时占统治地位的一种意识形态，它将成为另一块倒坍的多米诺骨牌。”在一个世界各国人民都以文化来界定自己的时代，一个没有文化核心而仅仅以政洽信条来界定自己的社会哪里会有立足之地？政治原则对于一个持久的共同体来说只是一个易变的基础。在一个讲求文化的多文明的世界里，美国可能不过是一个正在消失的讲求意识形态的西方世界中残留下来的最后一个不合时宜者。

摈弃美国信条和西方文明，就意味着我们所认识的美利坚合众国的终结。实际上这也意味着西方文明的终结。如果美国非西方化了，那么西方就缩小到只剩下欧洲和几个欧洲移民人口不多的国家。没有美国，西方便会成为世界人口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和衰落的部分，居住在欧亚大陆一端的一个小而无关紧要的半岛之上。

多元文化主义者与西方文明和美国信条维护者之间的冲突，用詹姆斯·科斯的话来说，是西方文明美国部分之中的“一场真正的冲突”。美国人无法回避这样的问题：我们是西方人，还是其他什么人？美国和西方的未来取决于美国人再次确认他们对西方文明的责任。在美国国内，这意昧着拒绝造成分裂的多元文化主义的诱人号召。在国际上，则意味着拒绝要求美国认同亚洲的令人难以理解的、虚幻的号召。不论亚洲和美国社会之间存在着怎样的经济联系，根本的文化差异将使二者无法同居一室。在文化上，美国是西方大家庭的一员；多元文化主义者可能损害甚至破坏这种关系，但却不能替换它。美国人如果要寻找其文化根基，他们会在欧洲找到。

90年代中期，人们就西方的性质和未来展开了新的讨论，再次认识到这是一个现实存在的问题，对如何确保其继续存在也更为关切。这部分是由于认识到了扩大西方的重要机构北约、将东面的西方国家包括进来的必要性，部分是由于西方内部在如何对南斯拉夫的分裂作出反应的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它也更广泛地反映了，在苏联威胁已不复存在的情况下，人们对西方未来的统一，特别是它对于美国对欧洲承担的义务意味着什么，感到忧虑。随着西方国家与日益强大的非西方社会的相互作用日益增强，西方人越来越意识到将它们联结在一起的共同的西方文化核心。大西洋两岸的领导人都强调恢复大西洋共同体活力的必要性。1994年末和1995年，德国国防部长、英国国防大臣、法国外交部长和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以及各类其他重要人物都对这一目标表示了拥护。英国国防大臣马尔科姆·里夫金德对他们的观点作了总结，他于1994年12月论证了建立“大西洋共同体”的必要，并指出它将建立在四个支柱上：“北约框架内的防务和安全”；“对法治和议会民主的共同信仰”；“自由资本主义和自由贸易”；“从通过文艺复兴而继承的希腊和罗马的共同欧洲文化遗产，到我们本世纪的共同价值观、信仰和文明。”1995年欧洲委员会启动了一个“更新”跨大西洋关系的计划，使得欧盟和美国签署了一个内容广泛的协议。同时，许多欧洲政要和商界领袖都支持建立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尽管美国的劳联-产联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区和其他贸易自由化的措施，但是其领导人却热情地支持建立一个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的协议，认为它不会使美国的就业机会受到来自低工资国家的竞争。它还得到了欧洲保守派（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美国保守派（纽特·金里奇）以及加拿大和其他英国领导人的支持。

正如第二章所论述的，西方的发展和扩张经历了持续几个世纪之久的第一个阶段欧洲阶段，接着在20世纪又经历了第二个阶段美国阶段。如果北美和欧洲能够更新建立在文化共性基础上的道德生活，并发展紧密的经济和政治一体化形式来补充其在北约内的安全合作，它们便能够创造出西方经济富裕和政治影响扩大的第三个阶段欧美阶段。富有意义的政治一体化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抵消西方在世界人口、经济生产和军事能力中所占比率的相对下降，并使其他文明的领导人看到西方力量的恢复。马哈蒂尔总理警告亚洲人说：“由于其贸易影响，联合起来的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可能对世界其他地区发号施令。”但是，西方能否在政治和经济上走到一起，主要取决于美国是否再次确认自己的西方认同，并把自己的全球作用确定为西方文明的领袖。

世界之中的西方

一个以文化认同——种族的、民族的、宗教的、文明的认同——为中心，按照文化的相似和差异来塑造联盟、对抗关系和国家政策的世界，对于整个西方，特别是对于美国来说，有三个广泛的含义。

首先，政治家能够建设性地改变现实，只要他们承认并理解它。文化政治正在形成，非西方文明的力量正在上升，这些社会日益伸张自己的文化，已得到非西方世界的公认。欧洲领导人曾指出，文化的力量既可以使人团结，又可以使人分离。相反，美国的精英们在接受和把握这些正在形成的现实时却反应迟纯。布什和克林顿政府支持多种文明共存的苏联、南斯拉夫、波斯尼亚和俄国的统一，却无力制止造成分裂的强大的种族和文化力量。他们推动多文明的经济一体化，然而这种一体化要么像亚洲太平洋经济共同体那样没有意义，要么就像与墨西哥搞在一起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那样带来未曾预料的巨大经济和政治代价。它们试图与其他文明的核心国家发展紧密关系，与俄罗斯建立“全球伙伴关系”，与中国建立“建设性接触关系”，即使在美国和这些国家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利益冲突。与此同时，克林顿政府并未全心全意地让俄罗斯参与在波斯尼亚寻求和平的努力，尽管作为东正教的核心国家，俄罗斯在那场战争中有重大的利益。为了实现波斯尼亚多文明国家的幻想，克林顿政府拒绝给予塞族和克族这两个少数民族自决的权利，却在巴尔干扶持了一个伊朗的一党专政的伊斯兰伙伴。同样，美国政府还支持穆斯林服从东正教国家的统治，坚持认为“毫无疑问，车臣是俄罗斯联邦的一部分”。

虽然欧洲人普遍承认，在以西方基督教为一方、以东正教和伊斯兰教为另一方之间的分界线有根本的重要性，但是美国国务卿却说：美国“不承认欧洲的天主教、东正教和欧洲伊斯兰教之间的根本差异”。然而，正是那些不承认这些根本差异的人，注定要为这些差异而灰心丧气。克林顿政府起初好像没有看到美国和东亚社会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因而一再提出有关贸易、人权、核扩散和其他根本无法实现的目标。总体说来，美国政府在适应受文化和文明潮流影响的全球政治的时代时遇到了非同一般的困难。

其次，美国的对外政策思考也因不情愿放弃、改变，有时甚至是重新思考适应冷战需要的政策，而深受困扰。在一些情况下这表现为，仍然将苏联的复活视为潜在的威胁。在更多的情况下，人们倾向于认为：应尊重冷战时的盟友和武器控制协议；北约应保持其冷战期间的状态旧美安全条约对东亚安全至关重要；反弹道导弹条约不可违反；欧洲常规力量协议必须遵守。显然，所有这些和其他冷战遗产都不应轻易抛弃。但是，继续保持它们在冷战期间的形式，也不一定符合美国或者西方的利益。多文明世界的现实表明，北约应当扩大，将愿意加入的其他西方社会包括进去，还应当承认，让两个互为最坏的敌人、而且都与其他成员国缺少文化共性的国家作为成员国，实质上毫无意义。反弹道导弹条约的签定是为了满足冷战的需要，确保苏联和美国互不伤害，从而阻止苏美核战争，但它也会极大地削弱美国和其他社会保护自己不受预想不到的核威胁、恐怖分子和无理性的独裁者攻击的能力。日美安全条约是为了威慑苏联对日本的进攻。那么在冷战后时代，它的目的又是什么？遏制和威慑中国？推迟日本对崛起的中国的顺应？阻止日本进一步军事化？日本人对于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存在，以及美国人对其为防卫日本而承担的非互惠义务的必要性，都产生了越来越大的疑问。欧洲常规力量协议的签定是为了缓解北约和华约组织在中欧的对抗，但这种对抗已不复存在。目前这一协议的主要影响，是给俄罗斯在对付来自南面穆斯林国家造成的安全威胁时造成了困难。

第三，文化和文明的多样性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的西方文化普世信念形成了挑战。这一信念是以诠释和规范的方式来表达的。用诠释的方式说，它认为所有社会的所有人民都想接受西方的价值观、体制和实践。如果他们没有这种愿望并坚持自己的传统文化，那他们便会成为“错误意识”的牺牲品，这与马克思主义者在那些支持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中发现的“错误意识”相类似。用规范方式说，西方的普世主义信念断定全世界人民都应当信奉西方的价值观、体制和文化，因为它们包含了人类最高级、最进步、最自由、最理性、最现代和最文明的思想。

在当今正在呈现的存在民族冲突和文明冲突的世界中，西方文化的普世观念遇到了三个问题：它是错误的；它是不道德的；它是危险的。它是错误的，是本书的中心论题，迈克尔·霍华德爵士对此作了很好的总结：“西方的一种假设是，文化多样性是一个特殊的历史现象，它正在迅速地受到一个共同的、西方取向的、以英语为基础的世界文化的侵蚀，这种文化造就了我们的基本价值观……这一假设是根本不真实的。”如果一个读者迄今尚不能信服包含在迈克尔爵士这番话中的智慧，那他一定是生活在一个远离本书所描绘的世界里。

认为非西方国家的人民应当接受西方的价值观、体制和文化，是不道德的，因为实现这一目标是不道德的。19世纪末欧洲国家几乎遍及世界的扩张和20世纪末美国在全球的主导地位，使得西方文明传播到世界的大部分地区。然而，欧洲人在全世界的扩张已经结束。美国的霸权也正在后撤，因为它仅仅是为了在冷战期间保护美国不受来自苏联的威胁，而这种需要已不复存在。正如我们所论证的，权力的扩大带来文化的传播。如果非西方社会再次受到西方文化的塑造，那只能是西方权力扩大、部署和影响的结果。帝国主义是普世主义的必然逻辑结果。此外，作为一个成熟的文明，西方已不再具有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干其他社会所需的经济动力或者人口动力，而且，以此为目的的任何努力都有悻于西方的自决和民主价值观。随着亚洲文明和穆斯林文明开始越来越坚信其文化的普遍适用性，西方人将日益认识到普世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联系。

西方的普世主义对于世界来说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导致核心国家之间的重大文明间战争；它对于西方来说也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导致西方的失败。苏联的崩溃使西方人认为自己的文明处于空前的统治地位，而与此同时，较弱的亚洲、穆斯林和其他社会正开始积聚力量。西方人可能被引导去应验布鲁图”众所周知的有力逻辑：

时机已熟我兵强，

敌势日增需谨防，

纵处高峰防滑落，

潮涨潮落有文章。

随潮进取操胜券，

错过机缘引恨长，

而今正是适航日，

抓紧时机旌旗扬。

然而正是这一逻辑导致了布鲁图在腓利皮的失败。对于西方来说，明智之举不是试图制止权力的转移，而是学会在浅水中航行，忍受痛苦、减少冒险和捍卫自己的文化。

所有的文明都经历了形成、上升和衰落的类似过程。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不同之处，不在于发展方式的不同，而在于它的价值观和体制的独特性。这些特性包括最为显著的基督教、多元主义、个人主义和法制，它们使得西方能够创造现代性，在全球范围内扩张，并成为其他社会羡慕的目标。这些特性作为一个整体是西方所独有的。正如小阿瑟·施莱辛格所言，欧洲是“个人自由、政治民主、法制、人权和文化自由思想的发源地，是唯一的源泉”，“这些思想是欧洲的思想，而不是亚洲、非洲或者中东的思想，除非被它们所接受。”这些特性使得西方文明成为独一无二的文明。西方文明的价值不在于它是普遍的，而在于它是独特的。因此，西方领导人的主要责任，不是试图按照西方的形象重塑其他文明，这是西方正在衰弱的力量所不能及的，而是保存、维护和复兴西方文明独一无二的特性。由于美国是最强大的西方国家，这个责任就不可推卸地落在了美利坚合众国的肩上。

面对西方力量的衰落，保护西方文明对于美国和欧洲国家是有利的，为达到这个目的，它们需要：

加强政治、经济和军事一体化，协调政策，以防止属于其他文明的国家利用它们之间的分歧；

把中欧的西方国家，即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波罗的海各共和国、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纳入欧洲联盟和北约；

鼓励拉丁美洲的“西方化”，并尽可能地使拉丁美洲国家与西方紧密结盟；

抑制伊斯兰和华人国家常规和非常规军事力量的发展；

延缓日本脱离西方而顺应中国；

承认俄罗斯是东正教的核心国家和一个区域大国，承认确保南部边界的安全是俄罗斯的合法利益；

保持西方技术和军事力量相对于其他文明的优势；

最为重要的是，认识到西方对其他文明事务的干预，可能是造成多文明世界中的不稳定和潜在全球冲突的唯一最危险的因素。

冷战后，美国就正确的对外政策展开了大规模的辨论。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美国既不能统治也无法逃避世界。不论是国际主义还是孤立主义，不论是多边主义还是单边主义，都不能很好地为美国的利益服务。只有避免这些极端的做法，采取与其欧洲伙伴紧密合作的大西洋主义政策，保护和促进它们共同拥有的、独一无二的文明的利益和价值观，才能够最有力地促进美国的利益。

文明间战争与秩序

涉及世界主要文明核心国家的全球战争很可能不会发生，但不是不可能发生。前面已经提及，这样的战争可能由不同文明集团间的断层线战争升级而引发，特别是当一方为穆斯林而另一方为非穆斯林之时。如果推心勃勃的穆斯林核心国家竞相为其参战的宗教亲族提供援助，战争就更可能升级。如果第二和第三层次的亲缘国家认为不深入地卷入战争符合自己的利益，战争升级的可能性就小一些。引发文明间全球战争的一个更为危险的因素，就是各文明之间及其核心国家之间均势的变化。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下去，中国的崛起和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竞争者”的日益自我伸张，就将在21世纪初给世界的稳定造成巨大的压力。中国作为东亚和东南亚支配力量的出现，与历史已经证明的美国利益相悖。

鉴于美国的利益，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战争将如何发展？假设在2010年，美国军队撤出了已经统一的朝鲜，在日本的驻军也极大地减少。台湾和中国大陆已和解，台湾继续保持它事实上拥有的大部分独立，但明确承认北京的宗主权，而且依照1946年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模式，在中国的倡议下进入了联合国。南中国海石油资源的开发进展迅速，大部分区域是在中国的保护之下，而越南控制的一些区域则由美国公司开发。中国因拥有新的兵力投放能力而信心大增，宣布它将建立对整个南中国海的控制，中国对整个海区一直宣称拥有主权。越南开始抵抗，中越之间随之发生海战。急于雪1979年之耻的中国人入侵了越南，越南求助于美国。中国人警告美国不要插手，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则惊恐万状。美国人表示不能容忍中国对越南的入侵，呼吁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并将少数仅存的航空母舰特混舰队中的一支派往南中国海。中国谴责美国的行动侵犯了中国的领海，于是对特混舰队发动空袭。联合国秘书长和日本首相为推动停火协议所作的努力失败，战火蔓延到东亚的其他地区。日本禁止美国使用美军在日本的基地从事反对中国的活动，美国无视禁令，日本宣布保持中立并封锁美军基地。中国人从台湾和大陆派出的潜艇和陆基飞机重创美军舰队和在东亚的军事设施。与此同时，中国的地面部队挺进河内，占领了越南的大片领土。

由于中国和美国都拥有向对方领土发射核弹的能力，因此双方心照不宣地采取了克制态度，在战争初始阶段没有使用核武器。然而，两国国内都存在对核袭击的恐惧，在美国尤为强烈。于是，很多美国人开始发问：为什么我们要面对这种危险？即使中国控制了南中国海、越南甚至整个东南亚，对于我们又会有什么不同？反战情绪在美国西南部拉美裔控制的州内最为强烈，那里的人民和州政府宣布“这不是我们的战争”，并效仿1812年战争期间新英格兰的模式，选择退出战争。在中国人巩固了它在东亚的最初战果之后，美国的公众舆论开始向日本人在1942年时曾希望的那个方向转变，他们认为。击败这个新近宣称霸权的国家代价太大，还是让我们满足于通过谈判来结束目前在西太平洋进行的零星战斗或“假战争”吧。

然而，与此同时，这场战争对其他文明的主要国家产生了影响。印度抓住中国的精力被牵制在东亚的机会，对巴基斯坦发动了致命的攻击，旨在彻底摧毁该国的核武器和常规军事力量。印度取得了最初的胜利，但是巴基斯坦、伊朗和中国之间的军事联盟因此正式建立，伊朗派遣现代化和装备精良的军队前去支援巴基斯坦。与伊朗军队和由不同民族集团组成的巴基斯坦游击队作战的印度陷入了困境。巴基斯坦和印度都呼吁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印度警告说伊朗可能控制西南亚。但是，中国对抗美国的最初胜利在穆斯林社会中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西方运动，剩下的几个阿拉伯国家和土耳其的亲西方政府一个接一个地被伊斯兰主义运动推翻。这个运动的主力军来自穆斯林人口暴增的最后一代青年人。由西方的软弱而引发的反西方浪潮导致了阿拉伯人对以色列的大举进攻，对此，已被大大缩编的美国第六舰队无力制止。

中国和美国都试图在其他重要国家中寻求支持。由于中国在军事上得手，日本开始紧张不安地追随中国，变以前的正式中立立场为亲中国的积极中立，随后又按中国的旨意行事而成为参战方。日本军队占领了存留下来的日本美军基地，美国匆忙撤出。美国宣布对日本实行封锁，美日舰队在西太平洋展开了零星战斗。战争伊始，中国提议与俄罗斯签署一个共同安全条约（令人隐约地联想起希特勒一斯大林条约）。然而，中国的战果对俄罗斯产生了与日本相反的效果。中国赢取胜利和全面控制东亚的前景吓坏了莫斯科。俄罗斯向反对中国的方向发展，开始向西伯利亚增派军队，居住在西伯利亚的无数中国人干预了这些行动。中国进行军事干预来保护自己的同胞，并占领了海参威、黑龙江流域和东西伯利亚的其他重要地区。随着俄罗斯和中国的战斗在中西伯利亚蔓延，在原先被中国置于“保护”之下的蒙古出现了暴动。

控制和获取石油对于所有参战方都是至关重要的。日本尽管对核能源进行了巨额投资，但仍然严重地依赖于石油进口，这进一步加强了日本顺应中国的倾向，以及它确保波斯湾、印度尼西亚和南中国海石油渠道畅通的倾向。战争期间，随着阿拉伯国家被伊斯兰好战分子所控制，波斯湾对西方石油的供应已减少到杯水车薪，于是西方日益依赖于俄罗斯、高加索和中亚的石油。这导致西方加紧了把俄罗斯纳入自己一方的努力，并支持俄罗斯加强对其南面石油蕴藏丰富的穆斯林国家的控制。

与此同时，美国急切地动员欧洲盟国给予全面支持。欧洲国家虽然扩大了对美国的外交和经济援助，但不情愿在军事上卷入。然而，中国和伊朗担心西方国家最终会集结起来支持美国，甚至像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最终支持了英国和法国那样。为了防止这一情况的出现，它们秘密地在波斯尼亚和阿尔及利亚部署中程核导弹，警告欧洲国家不要介入战争。除日本外，中国对其他国家的恐吓几乎总是产生与中国预期相反的效果，此次亦不例外。美国情报机构发现并报告了这一部署行动，北约理事会声明必须立即撤出这些导弹。然而，在北约未及采取行动之前，一直想重新扮演反对土耳其的基督教卫士之历史角色的塞尔维亚，入侵了波斯尼亚。克罗地亚也参加了进去，于是两个国家占领和分割了波斯尼亚，缴获了导弹并继续进行它们在90年代被迫终止的种族清洗。阿尔巴尼亚和土耳其试图帮助波斯尼亚人；希腊和保加利亚发动了对土耳其欧洲地区的入侵，土耳其人纷纷逃过博斯普鲁斯海峡，伊斯坦布尔市内一片恐慌。同时，阿尔及利亚发射的装有核弹头的导弹在马赛附近爆炸，北约以对北非目标进行毁灭性轰炸来进行报复。

就这样，美国、欧洲、俄罗斯和印度展开了一场反对中国、日本和大多数伊斯兰国家的真正的全球战争。这样的战争将如何终止呢？双方都拥有大量的核武器，很明显，只要对它们的使用超过最低限度，双方的主要国家都将被严重摧毁。如果相互威慑能够起作用，筋疲力尽的双方就有可能达成停战协议，但这并不能解决中国在东亚的霸权这一根本问题。另一种可能是，西方企图使用常规军事力量来击败中国。然而，由于日本已与中国结盟，日本岛便成为中国的防护体，这使得美国无法使用海军攻击中国沿海的人口和工业中心。替代办法便是从西面对付中国。中俄之间的战斗促使北约接纳俄罗斯为成员国，与它合作抵御中国对西伯利亚的入侵，并维持俄罗斯对中亚富有石油和天然气的穆斯林国家的控制，同时还促进藏族、维吾尔族和蒙族人反对中国统治的起义，逐步调动和部署西方和俄罗斯军队东进西伯利亚，旨在越过长城向北京、满洲和汉族中心地带发起最后的攻击。

不论这场全球文明之战的直接后果如何，是在相互核摧毁、双方都精力耗尽之后通过谈判而停战，还是俄罗斯和西方军队最终进入天安门广场，更大范围的长期后果几乎不可避免地是，所有主要参战方的经济、人口和军事权力的急剧下降。其结果是，几个世纪来全球权力先是从东向西，然后又反过来从西向东转移，现在变为从北向南转移。文明间战争的最大受益者是那些免于参战的文明。西方、俄罗斯、中国和日本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如果印度逃避了这场劫难，即使它也是参战方，那也将为印度沿着印度路线重塑世界敞开大门。大批美国公众指责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精英以其狭隘的西方取向导致了美国的严重衰弱。拉美裔领导人通过允诺可从置身战争之外的繁荣的拉丁美洲国家得到马歇尔计划式的广泛援助，得以上台执政。另一方面，非洲不仅对欧洲的重建没有帮助，被社会动员起来的民众反而出动掠夺欧洲残存的财富。在亚洲，既然中国、日本和朝鲜遭到了严重的战争破坏，权力也向南转移，在战争中保持中立的印度尼西亚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并在澳大利亚顾问的指导下，开始对东起新西兰、西至缅甸和斯里兰卡、北到越南的事务指手画脚。所有这一切都预示着，在未来，印度尼西亚将与印度和复兴了的中国发生冲突。无论如何，世界政治的中心都在向南转移。

如果读者认为这一场景似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离奇幻想，那倒是幸事。还是让我们希望，不会出现比它更看似可信的其他全球文明间的战争场景吧。然而，这一场景最看似可信、因而也最令人担忧的一点是战争的起因：一个文明的核心国家（美国）干预另一个文明的核心国家（中国）与该文明成员国（越南）之间的争端。对于美国来说，为了维护国际法、抵抗侵略、保卫海洋自由、保证获取南中国海的石油，以及阻止东亚为一个国家所控制，这样的干预是必要的。但是对于中国来说，美国的干预是完全不能忍受的。中国认为，这是西方大国羞辱、恐吓中国的典型狂妄企图，是在中国合法的势力范围内挑动其他国家反对中国，是否认中国在世界事务中应起的作用。

简而言之，在即将到来的时代，要避免文明间大战，各核心国家就应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冲突。但事实是，一些国家，特别是美国，毫无疑问会认为这一点是难以接受的。“避免原则”，即核心国家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冲突，是在多文明、多极世界中维持和平的首要条件。第二个条件是“共同调解原则”，即核心国家相互谈判遏制或制止这些文明的国家间或集团间的断层线战争。

对于西方以及那些旨在补充或取代西方主导作用的文明来说，接受这些原则和一个文明之间更加平等相待的世界，并非易事。例如，在这样的世界里，核心国家可能会把拥有核武器视为它们的特权，而不允许为本文明的其他国家所拥有。祖尔菲卡尔·阿里·布托在回顾他为发展巴基斯坦的“全面核能力”所作的努力时曾辩护道：“我们知道以色列和南非具备全面核能力，基督教、犹太和印度教文明也具备这种能力，唯独伊斯兰文明不具备，但是这一状况即将改变。”在缺少核心国家的文明中，为争夺领导地位展开的竞争亦会激发为拥有核武器而展开的竞争。伊朗尽管与巴基斯坦有着紧密的合作关系，但显然仍认为它与巴基斯坦同样需要核武器。另一方面，巴西和阿根廷放弃了朝这一方向发展的计划，南非也销毁了它的核武器，但如果尼日利亚开始发展其核能力，南非可能重新希望获得核武器。核扩散显然具有危险性，正如斯科特·萨根和其他人所指出的，各主要文明的一个或两个核心国家拥有核武器而其他国家不拥有核武器的世界，可能是个适度稳定的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成立的大部分主要国际机构，都是依据西方的利益、价值观和实践建立的。当西方的权力相对于其他文明衰落之时，这些国际机构将在压力之下进行重组，以适应其他文明的利益。最明显、最重要或许也是争议最大的问题，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问题。常任理事国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胜国组成的，但是这一状况与世界的权力现实日益不符。为此，在今后的长时间内将发生两种变化，一是改变成员国的构成，二是可能发展一些不那么正式的程序来处理安全问题，甚至像七国首脑会议处理全球经济问题那样。在多文明的世界里，理想的状况是每个主要文明都在安理会至少拥有一个永久席位，但目前仅有三个文明拥有。美国赞成给予日本和德国常任理事国地位，但显然只有在其他国家进入的情况下，这两个国家才可能成为常任理事国。巴西提出增加五个不拥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它们是德国、日本、印度、尼日利亚和巴西。然而，这样便使世界上的10亿穆斯林没有代表，除非尼日利亚能够担当起这一责任。从文明的角度看，日本和印度显然应当是常任理事国，非洲、拉丁美洲和穆斯杯世界也应当拥有常任理事国席位，这些席位可由这些文明的主要国家轮流担任，由伊斯兰会议组织、非洲统一组织、美洲国家组织（美国弃权）作出选择。将英国和法国的席位合并为一个欧洲联盟的席位，由欧盟决定轮流担任，也是恰当的。这样，七个文明可各自拥有一个常任理事国席位，西方则拥有两个。此分配方案广泛地体现了世界人口、财富和权力的分布。

文明的共性

一些美国人在国内推行多元文化主义，一些美国人在国外推行普世主义，另一些美国人则两者都推行。美国国内的多元文化主义对美国和西方构成了威胁，在国外推行普世主义则对西方和世界构成了威胁。它们都否认西方文化的独特性。全球单一文化论者想把世界变成像美国一样。美国国内的多元文化论者则想把美国变成像世界一样。一个多元文化的美国是不可能的，因为非西方的美国便不成其为美国。多元文化的世界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建立全球帝国是不可能的。维护美国和西方需要重建西方认同，维护世界安全则需要接受全球的多元文化性。

西方普世主义者的幻想和全球文化多样性的现实，是否会不可避免和无法改变地导致道德和文化的相对主义？如果普世主义使帝国主义合法化，那么相对主义是否会使压制合法化？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再次是肯定和否定兼而有之。文化是相对的，道德是绝对的。正如迈克尔·沃尔泽所指出的，文化是“深厚”的，它们规定体制和行为模式以引导人们走上一条对某一特定社会来说是正确的道路。然而，高于、超出和产生于这一最高标准道德的，是“浅显”的最低标准道德，它体现了“得到重申的最深厚的或最高标准道德的特性”。关于真理和正义的最低道德观念存在于一切深厚的道德之中，与其不可分离。也存在着最低道德的“否定性戒律，最可能的就是反对谋杀、欺诈、酷刑、压迫和暴政的规则”。人们共有的“更多的是共同的敌人（或罪恶），而不是对共同文化的责任感”。人类社会是“普遍的，因为它是人类的，特别是因为它是一个社会”。“有时候我们与他人一同前进，但更多的时候我们是独自行进”。然而，“浅显”的最低道德的确产生于人类共同的状况，而且“普遍趋向”存在于一切文化之中。文化的共存需要寻求大多数文明的共同点，而不是促进假设中的某个文明的普遍特征。在多文明的世界里，建设性的道路是弃绝普世主义，接受多样性和寻求共同性。

90年代初，新加坡这个小国为确认共性作出了努力。新加坡的人口构成大约是，76％为华人，15％为马来人和穆斯林，以及6％为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过去，新加坡政府在人民中倡导“儒教价值观”的同时，坚持所有人必须接受英语教育并能够讲流利的英语。1989年1月，黄金辉总统在议会开场演讲中指出，270万新加坡人对来自西方的外部文化影响是极为开放的，这使得他们“与国外的新思想、新技术有着密切的接触”，但也使他们向“外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开放。他指出：“以往支撑我们发展的传统的亚洲道德、责任和社会观念，正让位于更为西方化的、个人主义的和自我中心的生活观”。他认为有必要确立新加坡各民族和宗教群体所共有的核心价值观，“它们应体现作为一个新加坡人的最基本点”。

黄金辉总统提出了四个基本的价值观：“将社会置于个人之上，将家庭作为社会的基石，通过共识而不是斗争来解决重大争议问题，强调种族和宗教的相互容忍与和谐。”他的讲话引起了关于新加坡价值观的广泛讨论。两年后，一本白皮书提出了政府的立场。白皮书赞同总统提出的所有四个价值观，但又补充了一条，即尊重个人，目的在于强调个人价值在新加坡社会中的优先地位，以抗衡可能导致裙带关系的儒教等级观念和家庭观念。白皮书将新加坡人的“共同价值观”确定为：

国家先于（民族）群体，社会高于个人；家庭是社会的基础单位；个人应受到重视和得到群体的支持；重视共识而不是斗争；种族和宗教和谐。

在列举新加坡人对议会民主的信奉和政府美德之时，“共同价值观”声明却只字不提政治价值观。政府强调新加坡“在关键方面是一个亚洲社会”，并且仍将如此。“尽管我们讲英语、穿西装，但新加坡人不是美国人或盎格鲁-撒克逊人。如果在更长的时间里新加坡人变得与美国人、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难以区别，或者更坏，成为他们可怜的仿制品（即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那我们就丧失了与西方社会的区别，而正是这些区别使我们能够在国际上保持自我。

新加坡计划界定各民族和宗教社会群体共同的、区别于西方的文化认同，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和有见识的努力。当然，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价值观声明，会更强调相对于社会群体权利而言的个人权利、言论自由、真理源于思想争论、政治参与和竞争，强调法治而不是由专家、智者和负责任的统治者治国。然而，尽管西方人会补充新加坡所没有的一些价值观，降低新加坡某些价值观的优先位置，但几乎没有西方人会把这些价值观当作没有价值的东西加以拒绝。至少在基本的“浅显”道德层面上，亚洲和西方之间存在着某些共性二此外，正如很多人已经指出的，不论世界上的几大宗教——西方基督教、东正教、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儒教、道教和犹太教——在何种程度上把人类区分开来，它们都共有一些重要的价值观。如果人类有朝一日会发展一种世界文明，它将通过开拓和发展这些共性而逐渐形成。因而，除了“避免原则”和“共同调解原则”外，在多文明的世界里维护和平还需要第三个原则，即“共同性原则”：各文明的人民应寻求和扩大与其他文明共有的价值观、制度和实践。

这样的努力不仅有助于减少各文明的冲突，而且有助于加强单一的全球文明。这样的文明可能是更高层次的道德、宗教、知识、艺术、哲学、技术、物质福祉等等的混合体。显然，这一切并不一定要同时改变。然而学者们从文明史中很容易确认文明发展水，平的高低。那么问题是，人们如何标示出人类文明发展的起伏？是否存在着一个世俗的、超越个别文明的、向更高水平的文明发展的总趋向？如果这一趋向确实存在，它是否是现代化进程的产物（这一进程增强了人类对生存环境的控制能力，因而产生出水平越来越高的先进技术和富裕的物质生活）？在当今时代，更高水平的现代化是否是更高水平的文明的先决条件？抑或是，文明水平的升降主要存在于各别文明的历史之中？

这个问题是关于历史发展是直线式的还是循环式的辩论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可以设想，加强教育和自觉性，以及提高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的理解水平所导致的现代化和人类道德的发展，会使文明向越来越高的水平持续发展。另一种可能是，文明的水平‘不过反映了各文明的演进阶段。一个文明形成之初，其人民往往生气勃勃，充满活力，粗悍，具有流动性和扩张性。他们相对来说是不文明的。随着文明的演进，人们日益定居下来，并发展了使其变得更为文明的技术和工艺。随着其主要组成部分之间竞争的减少和普遍国家的出现，该文明便达到了文明的最高水平，即它的“黄金时代”，道德、艺术、文学、哲学、技术以及军事、经济和政治能力均达到鼎盛时期。当它作为一个文明开始衰落时，其文明的水平亦开始下降，直至它在另一个水平较低但蓬勃发展的文明的进攻下消失。

总体说来，现代化在全世界提高了文明的物质水平。但是，它是否也提高了文明的道德和文化水平呢？在某些方面似乎是如此。在当代世界，奴役、酷刑和对个人的恶意侮辱越来越不为人们所接受。然而，这是否仅仅是西方文明对其他文明影响的结果，如果是如此那么在西方文明衰落之时是否会出现道德的回复？ 90年代，在世界事务中存在着众多可以说明“大混乱”现象的相关证据：在世界的许多地方法律和秩序崩溃，国家管理不力，无政府状态日益蔓延；在许多社会中，出现了全球性犯罪浪潮；跨国犯罪集团和贩毒集团猖猛，吸毒现象泛滥；在许多国家中家庭普遍削弱，信任感和社会团结下降；在世界的很大一部分地区，民族、宗教和文明间的暴力活动以及武力统治盛行。在一座又一座城市里——莫斯科、里约热内卢、曼谷、上海、伦敦、罗马、华沙、东京、约翰内斯堡、德里、卡拉奇、开罗、波哥大和华盛顿，犯罪现象几乎直线上升，文明的一些基本因素正在消失。人们在谈论全球性的政府危机。跨国犯罪组织、贩毒集团以及以暴力打击文明的恐怖主义组织的兴起，越来越可与跨国公司生产的经济产品的增长相比。法律和秩序是文明首要的先决条件，然而在世界的许多地区——非洲、拉丁美洲、前苏联、南亚和中东，它似乎正在消失，而它在中国、日本和西方也在遭到严重破坏。在世界范围内，文明似乎在许多方面都正在让位于野蛮状态，它导致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现象，一个全球的“黑暗时代”也许正在降临人类。

50年代，莱斯特·皮尔逊曾警告说：人类正在进入“一个不同文明必须学会在和平交往中共同生活的时代，相互学习，研究彼此的历史、理想、艺术和文化，丰富彼此的生活。否则，在这个拥挤不堪的窄小世界里，便会出现误解、紧张、冲突和灾难”。和平与文明的未来都取决于世界各大文明的政治、精神和知识领袖之间的理解和合作。在文明的冲突中，欧洲和美国将彼此携手或彼此分离。在文明和野蛮之间的更大的冲突，即全球性的“真正的冲突”中，已经在宗教、艺术、文学、哲学、科学、技术、道德和情感上取得了丰硕成果的世界各伟大文明也将彼此携手或彼此分离。在正在来临的时代，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而建立在多文明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保障。

谢选骏指出：也许有人还会想到，奇怪的不是行将就木的亨廷顿，而且是美国政府怎么会相信他的这套胡话。难道这么多官员和智囊、媒体们都不知道，“文明”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体系，而这样的“文明体系”在当今的全球社会里，一个也没有了——除了“全球文明”之外！

但是“文明冲突论”的胡搅蛮缠还是有用的——从功能主义的角度看，它可以让瘾君子们觉得自己还是文明人！不过其实，他们手中的文明棍，已经变成了满洲人的大烟枪。从明星到乞丐，纷纷倒毙命如丧尸。

（另起一页）

【后记 亨廷顿废话蠢话言不由衷的话太多】

网文《塞缪尔·P·亨廷顿》报道：

塞缪尔·菲利普斯·亨廷顿（英语：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1927年4月18日—2008年12月24日[1]）是美国的一个政治学家、顾问和学者，他在哈佛大学度过了半个多世纪，曾任国际事务中心主任，和艾伯特·J·韦瑟黑德三世一起担任大学教授。

在吉米·卡特担任美国总统期间，亨廷顿担任白宫国安会的安全规划协调员，在80年代的南非种族隔离时代，他还担任当时南非总统彼得·威廉·波塔的国家安全部门顾问，与莫里斯·简诺维茨一起成为20世纪晚期美国政军关系的先驱研究者。

亨廷顿最闻名于世的是他在1993年所写的《文明冲突论》一书，用以解释冷战后的世界格局，亨廷顿认为21世纪的战争将不会发生在国家之间，而会发生在文明之间。在这本著作里，他认为伊斯兰极端主义将成为西方世界的最大威胁，为了遏抑伊斯兰恐怖组织，亨廷顿不断帮助美国重塑和谐的军民关系，这种有利于增加政府威望的做法在美国国内受到广泛赞誉。根据开放教学大纲的统计，亨廷顿的文章是美国政治学课程中被引用次数第二多的作者。

他在政治立场上较为亲近民主党，但在意识形态上属于保守派中非常右翼的一员，近来他对移民问题的论调也广受美国社会的关注。

人物生平

亨廷顿于1927年在纽约市出生。他高中毕业后进入耶鲁大学，曾在美国陆军中短暂服役。退役后在芝加哥大学获硕士学位，在哈佛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50年起，亨廷顿在哈佛大学政治学系获得教职，直到他去世。1959年至1962年期间他曾出任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2008年12月24日，亨廷顿逝世于马萨诸塞州马萨葡萄园岛。

主要作品

《军人与国家：军民关系的理论与政治》（1957年）。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1968年）。

《民主的危机：论民主国家的治理能力》（1975年），与米歇尔·克罗泽、绵贯让治合著。

《美国政治：对不和谐的承诺》（1981年）。

《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1991年）：指出从1974年葡萄牙康乃馨革命开始，就出现了第三波民主化潮流，描绘了一个包括欧洲60多个国家， 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全球趋势。亨廷顿因为这本书赢得了1992年路易斯维尔大学的格文美尔大奖。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年）。

《我们是谁：对美国国家认同的挑战》（2004年）：亨廷顿的最后一本书。该书主要讨论了美国的国家认同问题，以及大规模拉丁裔移民对美国可能构成的文化威胁。亨廷顿警告说：“（拉丁裔移民）会将美国割裂为两种人、两种文化、两种语言”。

谢选骏指出：亨廷顿说“文明的冲突”，我看他废话太多——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延续至今的国际秩序，其实就是一个完整的统一的文明系统，它的内部包括了200多个国家和几千个民族，具有各自不同的多元文化；但是文明系统却只有一个。所以，“文化的冲突”是有的，“文明的冲突”却子虚乌有，属于废话。

至于亨廷顿所说的“民主化”，其实就是“非殖民化”——这是从美国革命开始的，到苏联瓦解，一以贯之！但是亨廷顿不懂这个，却说这是“民主化”——这就是亨廷顿的蠢话了。

至于亨廷顿言不由衷的话，那就更多了——这个人既然把马基雅维利当作了自己的楷模，“言不由衷”、见风转舵就是实现这个“胸怀大志”所必须的了。

（另起一页）

书名

溃败者的掩饰——乌合之众与文明的冲突

The Cover-up of the Defeated—The Crowd and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Lulu Press, Inc.

3101 Hillsborough

St.Raleigh, NC 27607—5436 USA

免费电话1—888—265—2129

国际统一书号ISBN:

定价US$

2024年2月第一版

February 2024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274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274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