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全集第251卷 税吏眼中的历史 History Through the Eyes of the Tax Collector

 税吏眼中的历史

History Through the Eyes of the Tax Collector

2023年10月第一版

October 2023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251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251

（另起一页）

内容提要

这里搜罗了四本网络书籍，1、《万历十五年》，2、《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3、《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4、《中国大历史》以及一本书的概要《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结构梳理》——并对它们逐一点评，揭开作者黄仁宇所谓的“大历史”，原来是“税吏眼中的历史”。在我看来，这种“税吏的史观”所折射的，是一种为了迎合马列主义的宣传而刻意营造出来的低级趣味，类似于人造的“大理石”。

Executive summary

Four online books have been collected here, 1. "The Fifteenth Year of Wanli", 2. "Talk about Chinese History on the banks of the Hudson River", 3. "Capitalism and the 21st Century", 4. "The Great History of China" and a The summary of the book is "Structure Review of Huang Renyu's "Finance and Taxation in Sixteenth-Century Ming Dynasty China" - and comments on them one by one, revealing that what the author Huang Renyu calls "big history" turns out to be "history in the eyes of the tax collector". In my opinion, what this "tax collector's view of history" reflects is a kind of low-level taste deliberately created to cater to the propaganda of Marxism-Leninism, similar to artificial "marble."

（另起一页）

【第一部分】

【万历十五年】

【第二部分】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第三部分】

【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

【第四部分】

【中国大历史】

（另起一页）

【导论之一、“资本主义”是一个伪概念】

《为何说明朝的资本主义萌芽是一个伪概念？真实情况如何？》（你敢信吗 2021-03-15）报道：

真的是明朝晚期才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吗？在谈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谈两个概念。

什么叫资本主义？简单来说就是由资本家控制生产资料和上层权力的社会，就叫资本主义。

什么叫资本主义萌芽？说的是在一些手工工场中，拥有资金、原料的工场主雇佣具有自由身份的雇工，为市场需求所产生的现象。

聪明的读者会发现，资本主义萌芽和资本主义简直就是天地之别。

如果按资本主义萌芽的定义来算，明朝之前的元朝、宋朝、唐朝，甚至在汉朝就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但光萌芽有什么用呢？

而且，想产生资本主义必须拥有如下几个条件，明朝真的具备吗？

一、资本家掌握权力

在一些“明XIAO ZI”眼里，似乎明朝是所有王朝中最伟大的一个，没有之一。

其实，打死他们，他们也不愿意承认，明朝和秦汉，唐宋元清一样，都是帝制时代的一份子，他们的本质是一样的。

帝制时代的共性有哪些？有如下几点：

1、所有帝制时代的军队都屠城并抢劫本国的百姓（无一例外）；

2、所有帝制时代都是贵族和地主阶层的天下（老百姓都是“羔羊”）；

3、所有帝制王朝灭亡的主要原因都是土地兼并（贵族贪婪的结果）；

4、所有王朝的更替都是大地主阶级之间的内部斗争；

5、帝制时代的王朝都推崇“儒家治国”，并都喜欢《商君书》；

6、帝制时代的贵族都要求“羔羊”讲道和德，他们自己却荒淫无耻；

7、所有帝制时代都有文字狱，而且越往近现代皇权的力量就越大；

8、所有帝制时代都是小农经济（重农抑商的观念在元朝也不例外）；

9、所有帝制时代的皇帝和贵族眼里的“民”指的都是地主阶层；

10、所有帝制时代几乎都是家族世袭式的权力继承；

当读者看完封建帝制时代的这十大共性之后，有没有发现明朝和其他王朝一样呢？

想在明朝产生资本主义，必须要做到如下几点，就算明朝不灭亡（让明朝活到1840），明朝能做到如下几点吗？

1、像德国、法国、英国、日本一样，皇帝被吊死或架空，帝制时代彻底结束，资本家掌握帝国的实权；

2、从小农经济的封建保守思维中解放出来，大力发展工商业，放弃“天朝上国”的概念，对外建立相对平等的外交关系；

3、放弃孔子和孔子之后所发展的一系列“养羊技术”，以教育和科技来开启民智，并提倡社会达尔文主义；

4、放弃“家天下”和“贵族特权”，所有人都在一定的规律相对公平地竞争；

5、打破现有的阶级利益，皇帝和王侯将相自断手脚，将蛋糕分得相对公平一点，给与底层一点权限参与的权利；

二、为何说明朝即便不亡也不具备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

明朝的前期，以朱元璋和朱棣为代表的明朝皇室强硬派就是新时代的“秦始皇”。

在朱元璋的设计里，除了他们老朱家，其他人的命（包括大臣的）都不值钱，所有人都是为他们老朱家服务的“奴隶”。

但是，在封建王朝那个“读得万卷书货于帝王家”的时代，文人做官为的是什么？真的是为了报效朝廷吗？

不，大臣和朱元璋的想法一样，都是为了光宗耀祖和封妻荫子，说白了，他们就是一群帝国之内智商最高的“贪婪鬼”。

既然这样，在朱元璋和朱棣这样的政治强人死后，大臣们自然不甘心再继续任由老朱家宰割，于是他们制造了“土木堡之变”。在“土木堡事变”之后，明朝和其他王朝一样，也实现了“王与士大夫共天下”的局面。

在皇权和文官集团的博弈中，有时文官集团占上风（例如朱元璋、朱棣和嘉靖时期），有时文官集团占上风（例如被文官集团害惨了的朱祁镇、朱厚照和天启皇帝）。但无论是皇帝掌权还是文官集团掌权，他们所代表的都是大地主阶级的利益。

看看在明朝闹了近百年的倭寇之乱（海禁的结果）和明朝大大小小的几百起的农民起义，这些人如果不是因为饿，他们会冒着被诛杀九族的危险起来造反吗？在我们的小学课本之《李闯王过黄河》这篇课文中，李自成是正义的，也是英雄的，在这里，李自成不是明朝眼里的反贼，他所代表的是穷苦大众对腐败明朝的反抗，不是吗？

在这样一个封建帝制时代中，贵族和皇帝会允许资本家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吗？

仅仅是明朝这样吗？看看历朝历代，有几个帝制时代的皇帝不对民间大商人进行迫害的？

这些皇帝在抑制商业和商人的时候真的是为老百姓着想，还是为了他们自己的龙椅着想呢？当您读完这篇文章之后，您认为，明朝能逃得过帝制王朝300年寿命的魔咒吗？

进一步而言，即便让明朝拥有了像奥斯曼帝国一样600多年的寿命，只要明朝的皇帝和大地主阶级不放弃自己的利益，明朝能发展出资本主义来吗？

谢选骏指出：上文居然还有“大地主阶级”等马列迷思，但按照上说推论下来，别说“明朝的资本主义萌芽是一个伪概念”，就连“资本主义”本身也是一个伪概念。因为在我看来，“资本家控制生产资料和上层权力的社会”纯属子虚乌有，实际存在的不过是“法治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个人权利及其积累的财富获得了保护。仅此而已。

《“资本主义”：一个基本概念的生成及其使用》（《世界历史》2017年第3期曹龙虎）报道：

内容提要：虽然各类工具书在介绍“资本主义”概念时都直接将其表征的经济生产方式至少追溯到15、16世纪，但事实上，该词直到19世纪后半叶才零星出现在一些学者的著作和论述中间。20世纪以后，该词在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广泛兴起的背景下，作为“社会主义”的对立词汇得以广泛传播，成为人们普遍使用的基本概念。作为一个政治色彩浓厚的基本概念，“资本主义”最主要的使用领域是“政治—社会”领域。除此之外，“资本主义”概念还在学术界被广为使用。极强的知识生产功能是这一基本概念的重要特性，通过储存或者统摄其他概念和其诸多的衍生形式，以及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频繁使用，“资本主义”概念的基本含义不仅得以明确，也真正转化为一个人们不假思索便可脱口而出的词汇。

在人类近代史上，“资本主义”一词可谓最为人所耳熟能详的概念之一。按照历史教科书的流行叙事，人类大约从15、16世纪开始进入“资本主义”大发展的时代，并在英国“光荣革命”、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后建立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人类进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相对抗的时期。很多学者在著书、立说时都直接用“资本主义”一词总体概括今天依然在世界上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政治、经济、文化模式。总之，“资本主义”一词是我们描述人类近代历史发展的关键词汇之一。

长期以来，学界关于“资本主义”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不过，既有研究的着力点主要在于挖掘“资本主义”的思想内涵，对“资本主义”概念问题的探讨比较少。近年来，随着关键词、观念史、概念史等方法的引入，一些学者开始有意识地从概念溯源的角度来梳理“资本主义”一词，试图厘清这一重要概念的使用情况。大体来说，已有研究为我们明晰了“资本主义”一词的生成路径，尤其是马克思等人对“资本主义”一词的使用，但是对“资本主义”一词在使用过程中的诸多特性，如领域划分、知识生产功能等的挖掘显得不够。笔者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概念在近代的生成和使用状况重新作一梳理。除了“资本主义”概念词源学的详细考证外，笔者还希望对“资本主义”使用的基本领域和这一概念的知识生产功能略作探讨，以增进人们对这一人类政治、社会生活中基本概念的认识。

一、 “资本主义”的词源学考证

作为一个含义无比丰富的概念，如果仅仅着眼于“capitalism”这个概念的词语本身，可能很难厘清这个概念在词源上的来龙去脉。例如，布罗代尔在讨论“资本主义”一词的词源时就说：“‘资本’和‘资本家’是‘资本主义’的支架并赋予其含义。若仅仅用于历史探索，只有当你把‘资本主义’一词认真地用‘资本’和‘资本家’两个词套起来的时候，你才能界定其含义。”按照这样的思路，笔者将在既有文献的基础之上，依次梳理“capital”、“capitalist”和“capitalism”在西方语境的使用及语义变化情况，以明晰这一概念形成的语义变化脉络。

（一）“capital”的语义变化及使用

在现代英语中，当“capital”作为名词使用时，有资本、本钱、本金、首都、都城、大写、会议等含义；作为形容词使用时，有资本的、首都的等含义。根据《柯林斯拉丁语——英语双向词典》，“capital”的拉丁文书写形式“capitālis”的词源来源于拉丁词汇“caput”，含义有头部（head）、顶部（top）等，其词根是“capiō”，意思有抓住（take）、捕捉（seize）、攫取（catch）、占有（capture）等，而“capitālis”有致命的（mortal）、极端的（deadly）、危险的（dangerous）等意涵。大约从13世纪初开始，“capital”一词开始进入中古英语。

坎南和理查兹等学者考察了“capital”一词在英语中的早期使用历史，他们发现在英语中具有经济意涵的“capital（或者是capitall）”一词最早出现在那些教授英国商人怎样用高级方法进行记账的书籍中。他们都举了一个名叫杰姆斯·皮尔（James Peele）的会计的例子。其中，坎南发现，1569年这名会计在教授一门名为“意大利商人记账的艺术”（the art of Italian merchants accounts）课程时，使用了“capitall”，并将“capitall”与表示资金等含义的“stocke”连用。显然，这里的“capitall”有经济意涵。而理查兹则发现1569年杰姆斯·皮尔（James Peele）在一篇名为《通往完美之路》（The Pathe waye to perfectnes）的会计论文著作中使用了“capitall”一词。其中，“capitall”与“stocke”、“money”、“debts”等连用，显然也在经济意义上被使用。

大约从17世纪开始，表示经济意涵的“capital”一词开始在英语世界被广泛使用。1611年，英国人兰德尔·科特格雷夫（Randle Cotgrave）在其编纂的《法英词典》中，就收录“capital”一词，并把它的意思界定为“wealth，worth; a stocke or chiefe，substance”。法语中“capital”一词的使用和德语中“Kapital”一词的使用与英语中“capital”一词的历史和逻辑非常相似。约从17世纪开始，表示经济意涵的“capital/Kapital”开始在法语和德语中流行开来。

通过上述梳理可以看出，早期英语中的“capital”、法语中的“capital”以及德语中的“Kapital”的都是在一种具体含义上使用的，用来指一笔钱、一笔债款或者一笔商业资金。不过，这么简单明了的意涵似乎很难得到今天各种辞典、工具书的佐证。以《不列颠百科全书》为例，在该词典的界定中，“capital”一词虽然也有上述含义，但其更多是作为专业术语用于经济学领域，“广义的资本可以包括生产系统中一切物质的、非物质的和人力的投入；不过一般来说，更加有用的定义是将此术语限制为指生产企业所掌握的物质性生产。按照这种意思，有两种形式的资本。货币或金融资本是一种用于投资的、流动的、无形的资本。货物资本——即实际或物质资本——是在生产中产出的或用以生产其他货物和服务而使用的有形项目，诸如建筑物、机械、设备等。货币资本是为融资获得实际资本或货物资本而销售股票和债券来筹集的资本。货物资本和储蓄相类似，为了供应将来生产和消费的物品，二者都需要延迟当前的消费。”1776年，亚当·斯密将能够创造收入的财产称为“资本（capital）”。

马克思不仅将“资本”作为专业术语使用，还赋予其一定的政治意涵。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的本质是“生产资料”，“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资本是已经转化为资本的生产资料（Kapital verwandelten Produktionsmittel），这种生产资料本身不是资本，就像金或银本身不是货币一样。”按照这样的思路，马克思在著作中为我们区分了各种类型的资本，包括货币资本、现实资本、生息资本、不变资本、可变资本等，并为我们厘定了一个把货币转化为资本的特定过程。

如是，我们大体可以这样描述现代西方语境中的“capital”一词的语义变化情况及现代含义：作为“capitalism”概念的一个重要支撑，“capital”在15、16世纪以前，只是一个混杂在若干表示金钱、财物词汇中的一员；从17世纪开始，其使用程度开始日趋频繁，并开始从其他表示金钱的词汇中分离出来，“capital”开始作为一种经济学的专业术语和政治术语被使用。

（二）“capitalist”的语义变化及其使用

在英语中，“capitalist”的出现时间比“capital”要晚，但比“capitalism”要早。根据《牛津英语词典》对“capitalist”一词的解释：1792年，英国农业经济学家亚瑟·杨格（Arthur Young）在其创办的期刊《法国旅游》（Travels in France）中使用这个词，“解决这两个弊端的唯一措施是禁止低于支付责任的土地所有权划分；或者，干脆取消土地税。这些措施的一个总的弊端是导致那些有钱人（moneyed men）或资本家（capitalists）逃税。只有消费税才能影响他们。”在这里，“capitalist”的含义比较表面，被当作有钱人的同义词。而1823年，英国湖畔诗人塞缪尔·科勒律治在其谈话性著作《茶话》（Table-Talk）中讨论济贫法的颁布缘由时，也使用了这个词，“济贫法(Poor-laws)是一个全面商业和制造业系统的不可避免的补充。……将伊丽莎白女王的法案说成为这个国家创造了济贫法无疑是大谬不然。贫困费（the poor-rates）乃是由资本家们（capitalists）由于雇佣劳工而支付的体恤费，或者说是代表他们所支付的。它就是劳动价格，而不是其他什么东西。”从文中可以看出，这里面的“capitalist”的含义已经不仅仅指有钱人，而是开始与劳动力（labor）、需求（demand）等联系在一起。

雷蒙·威廉斯在其《关键词：文化与社会词汇》中除了引述《牛津英语词典》中的上述两个例子去说明“capitalist”的含义变化之外，还引用了英国社会主义作家托马斯·霍奇金（Thomas Hodgkin）在《劳方对资方主张之辩驳》（Labour Defended against the Claims of Capital）中对“capitalist”一词的使用，“在生产食物和制造服装、生产工具和使用工具的人们之间，横亘着资本家（capitalist），他既不生产也不使用它们，还将自己视为两者的生产者。”托马斯·霍奇金将“capitalist”描述为既不制造也不使用工具、却将这些生产挪为己用的人。这里面对“capitalist”的界定与后来马克思著作中的相关描述和批评已经比较接近了。

法语中“capitaliste”一词在大概出现于17世纪中叶。根据布罗代尔的说法，《荷兰信使报》（Hollandlsche Mercurius）在1633年曾使用过一次，1654年又使用了一次。而且在1699年，联合省（Provinces-Unies）三级会议制定的新税也把“capitaliste”与其他的群体区别开来。而德语中的“Kapitalist”概念流行则要到17世纪最后三十多年。最初的“Kapitalist”，部分指代商人（Kaufleute），部分指代能借出金钱的银行家（Bankiers）和纯年金收入者（Reine Rentiers）；另外，富裕的农民按照占有的土地面积也可以被归入小型（kleinen）、大型（groen）或者超大型资本家的行列。

（三）“capitalism”的早期使用

一般认为，在英语中最早使用“capitalism”一词的文献是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长篇小说家威廉·萨克雷于1854年出版的著作《新来者：一个最值得尊敬的家庭的传记》。该书在描述一个名叫德·蒙孔图尔（de Moncontour）的王子在巴黎的经历时，使用了“The sense of capitalism”这一用法，翻译成中文即“资本主义的意识”。这里的“capitalism”与“sense”联系在一起，表示一种“capitalism”的情感、感觉或者意识。

法语里面最早使用“capitalisme”一词的例子可追溯到路易·勃朗等无政府主义者的著作。1848年，路易·勃朗在其《劳动组织》（Organisation de travail）一书中写道：“我们可以审视一下作为巴师夏先生所有推论基础的诡辩是由何构成的，这种诡辩就在于无休止地混淆了资本（capital）的和我以后将之称为资本主义（capitalisme）的用法。也就是说，资本被一些事物的占据也就意味着对其他东西的排除。正是这样，事物使用的结果是它的独占而非它的本质。”在路易·勃朗这里，“资本主义”是对“资本”的一种超越状态，表示一种资本对事物进行排他性占有的特征。

在德语中，根据《历史的基本概念：德国政治—社会语言辞典》的考证，1815年在德国南部出现“C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资本主义生产）概念，与现代的“资本主义”概念有相似之处，表示一种制造剩余价值和储备物的生产活动，但使用较少。该词典认为“Kapitalismus”（资本主义）概念可能是从当时的法国引入的，并且从18世纪中期开始“Kapitalistischer Betrieb”（资本主义生产）和“Kapitalistische Hilfsmittel”（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两个概念在德国自由主义人士中已经被广为使用。1869年，当时著名的经济学家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Rodbertus-Jagetzow）在其著作《解释和纠正目前涉及土地所有权的信贷》（Zur Erkl?rung und Abhülfe der heutigen Credit noth des Grundbesitzes）中，开始独立使用“Kapitalismus”这一概念。

从上述梳理可以看出，“capitalism/capitalisme/Kapitalismus”（资本主义）的最早使用是从19世纪上半叶开始的，不过，当时该词只是零星出现，并未大规模流行。以马克思（1818—1883）为例。马克思生活的年代正好横跨19世纪，但根据重田澄南、徐洋等学者的考辨工作，马克思很少使用“资本主义”的名词形式——“capitalismus/capitalism/Kapitalismus”，在绝大部分场合，马克思都是使用“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资本主义生产）和“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sweise”（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术语来表达他所分析的、在今天被我们称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或者社会形态。

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capitalism/capitalisme/Kapitalismus”（资本主义）一词开始渐渐流行开来。1870年，即马克思发表《资本论》第一卷三年后，德国学者阿尔伯特·谢夫莱（Albert Schffle）就在其著作《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Kapitalismus und Socialismus）的标题中出现了“Kapitalismus”（资本主义）这一词，并且在著作中反复使用这一概念。1894年，英国学者J.霍布森出版了著作《现代资本主义的演化：机器生产研究》。在这本书中，霍布森不仅使用了“capitalism”这一概念，还界定了这一概念的基本要素；1902年，桑巴特出版了著作《现代资本主义》（Der moderne Kapitalismus）……这样，最早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最晚甚至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capitalism/capitalisme/Kapitalismus”（资本主义）一词开始广为流行开来。如今，基本上所有重要的词典、社会科学工具书都收录了“capitalism/capitalisme/Kapitalismus”的词条，并对之进行了或严格、或宽泛、或具体、或抽象的定义，“capitalism/capitalisme/Kapitalismus”（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人们平时生活中最为常用的基本概念之一。

（四）“资本主义”概念确立过程的回顾和补充说明

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曾断言，“capitalism”一词不可能在1848年以前出现，也不可能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广泛流传。笔者通过相关词汇在西方语境的使用及语义变化情况的梳理，大体印证了这一结论。从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很多学者在用“资本主义”概念来阐述观点、表达见解时，都至少将其追溯到15、16世纪，但实际上，西方“capitalism/capitalisme/Kapitalismus”（资本主义）一词的出现是非常晚近的事情。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资本主义”概念的确立过程呢？

作为“capitalism/capitalisme/Kapitalismus”（资本主义）一词更高阶的词语范畴，“ism/isme/ismus”（主义）这一用法是在16世纪以后才变得流行起来，而且其在早期主要用来指称教派。在今天表示某种学说、理论、思想体系等意涵的用法，形成于17—19世纪各种近代哲学思想发展起来之后。“capitalism/capitalisme/Kapitalismus”（资本主义）一词显然就是“ism/isme/ismus”（主义）这一用法扩大后的产物。但是，正如诸多辞典、工具书所揭示的，我们今天称之为“资本主义”的产生非常早。如此，在“资本主义”书写形式，即“capitalism/capitalisme/Kapitalismus”形成之前，人们只能借助其他的词汇来表达相关思想了，虽然这种表达在理论层次尚在浅表。

从“capital/Kapital”（资本）、“capitalist/capitaliste/Kapitalist”（资本家）两个词汇的形成时间和使用情况我们就可以看出，比“capitalism/capitalisme/Kapitalismus”（资本主义）形成更早的“capital/Kapital”（资本）、“capitalist/capitaliste/Kapitalist”（资本家）两个词应该在早期人们表达对“资本主义”的理解过程中充当了重要作用。从时间上来说，“capital/Kapital”（资本）一词最早，在15、16世纪就被广为使用，而在17世纪以后则日趋频繁。马克思对其的阐释确立了“capital/Kapital”（资本）的经济术语和政治术语地位。“capitalist/capitaliste/Kapitalist”（资本家）一词则自广泛使用起，就与人们基于某种价值理念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联系在一起了。而在很长的时间里，此类表达经由文学作品、理论著述而变得广为人知。

宽泛言之，人们对“capital/Kapital”（资本）、“capitalist/capitaliste/Kapitalist”（资本家）等词语的使用，属于我们理解“capitalism/capitalisme/Kapitalismus”（资本主义）的一部分。据笔者查考，没有任何资料显示“capitalism/capitalisme/Kapitalismus”（资本主义）一词出现时，人们对这一词汇的使用有陌生感或者突兀感，无论是阿尔伯特·谢夫莱，还是约翰·霍布森，抑或是桑巴特，大家都在一种不言自明的状况下使用该术语。笔者以为，这一现象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capital/Kapital”（资本）、“capitalist/capitaliste/Kapitalist”（资本家）等术语的使用。当然，前文提及的马克思频繁使用的“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资本主义生产）、“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sweise”（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术语也功不可没。原因很简单，由于之前人们借助“capital/Kapital”（资本）、“capitalist/capitaliste/Kapitalist”（资本家）、“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资本主义生产）、“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sweise”（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术语来积累了丰富的关于“资本主义”所表征的经济制度、组织形式等问题的认知，所以当“capitalism/capitalisme/Kapitalismus”（资本主义）一词出现时，人们对其的容受就不会有什么特别的障碍了。

二、 “资本主义”概念使用的两个基本领域

英国学者毛里斯·多布（Maurice Dobb）将当代资本主义研究类型归纳为三类：第一种从生产方式这个特定的角度出发，进而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结构和发展规律，并预测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研究取向；第二种从文化的视角出发，重点研究资本主义形成过程以及继续发展过程中的文化、精神内涵；第三种将资本主义视为自然经济或者传统农业经济之后的一种具有现代特征的经济形态，着重分析这种经济形态的形成历史、内部组成要素及现实影响等。在毛里斯·多布区分的基础上，笔者将第一种研究取向（马克思主义学派）单列出来，将其使用的领域命名为“政治—社会”领域；并把第二、三种研究取向统一纳入学术领域进行讨论。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毛里斯·多布的区分，还是笔者的区分，都并非严格意义的截然划分，而只是在考虑研究问题内在属性的基础上，为了叙述的便利进行的适度区隔。

（一）“政治—社会”领域中的“资本主义”概念

这一领域的“资本主义”概念的意涵主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其后继发展则与20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密切相关。所以，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领域的“资本主义”概念，我们首先要对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资本主义”的基本意涵进行阐述。一般认为，虽然在1844年之前，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已经从批判普鲁士封建国家开始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探索，但此时并未形成对资本主义的完整认识；直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时候，马克思通过对“需要”的讨论，开始对作为一种历史进程的“资本主义”有所体认；继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一批政治作品中，马克思开始确立理解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整个社会历史的一般方法；最终，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剩余价值理论的分析，揭示了一种资本的生产关系在社会生活中的运作形态。囿于篇幅所限，本文不拟从时间的角度来详述马克思、恩格斯“资本主义”观的形成过程，而只是对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资本主义”最重要的两重含义，即作为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和作为历史分期的“资本主义”进行分别说明。

1.作为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对作为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阐述得最为经典的著作无疑就是《资本论》一书了。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即言：“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sweise）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Produktions-und Verkehrsverh?ltnisse）。”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对劳动的二重性、商品的二重性、剩余价值的产生过程、资本循环过程等的分析，为我们揭开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并最终从生产关系入手，通过对现代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的揭示，宣判了资本主义的死刑。“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kapitalistischen Produktionsweise）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kapitalistische Aneignungsweise），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kapitalistischen ?ra）的成就的基础上，即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在“资本主义”概念的现代使用中，作为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是诸多义项中最重要的意涵。近乎所有的辞典在界定“资本主义”一词的意涵时都从生产方式入手来说明这一概念。例如，由英国学者汤姆·博托莫尔编著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A Dictionary of Marxist Thought），就是从“生产方式”这一角度首先阐述“资本主义”一词。书中写道：“资本主义（capitalism）一词是指一种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中，以其各种形态出现的资本是主要的生产资料。”同样，由国内学者赵德水编著的《马克思主义知识辞典》也突出了“作为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这一条线索，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封建社会内部因小生产的分化而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两个前提条件是：（1）出现大批获得人身自由但失去生产资料的劳动者，他们只能依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2）大量的货币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从而使他们具备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剥削雇佣劳动的能力。”

2.作为历史阶段的“资本主义”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开始确立“从物质生产出发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一般方法；而在《共产党宣言》中则勘定了“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发展序列位置和代替关系；最终，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了“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这样的论断。

前文提及的日本学者重田澄男曾这样总结“资本主义”概念的起源和传播。他认为，马克思虽没有直接使用“capitalism/capitalisme/Kapitalismus”（资本主义）一词，但正是由于马克思的卓越贡献，“资本主义”概念开始成为一个解释力极强、并且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此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的后继者们关于“资本主义”的认识和理解有了很多新进展。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展开，马克思学说与政治社会斗争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马克思主义视野中“资本主义”概念开始越来越渗透“政治—社会”领域。这也是本文将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资本主义”视为“政治—社会”概念的缘由。

总的来说，在本文总结的“政治—社会”领域中，“资本主义”既是一种生产方式，也是一种社会形态。作为一种革命学说，马克思主义以颠覆“资本主义”的经济运作方式、推翻“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为目的。由于“资本主义”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重要地位，后世的很多学者多少受到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相关论述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相关政治活动或者革命运动在全世界范围的展开，“资本主义”概念也一次次地以政治口号或者宣言的形式进入人们的视野，成为人们文字论述甚至口头表达中频繁使用的基本术语。

（二）学术领域中“资本主义”概念的使用及其争议

前文提及的阿尔伯特·谢夫莱、约翰·霍布森、维尔纳·桑巴特等学者对于“资本主义”一词的使用，都可以被视为“资本主义”一词在学术领域使用的案例。由此可以看出，“资本主义”概念很早就被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所使用了。不过，要想让那些对专业属性有极高要求的学者们毫无障碍地接受语义复杂、具有政治色彩的“资本主义”一词，肯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事实上，在学术领域中使用“资本主义”概念一直饱受争议，很多学者都拒绝在学术著作、论文中使用这一词汇。作为一个在“政治—社会”领域广泛使用，并且与诸多政治运动、革命运动联系紧密的概念，“资本主义”概念的政治色彩显然与专业领域研究时的“价值中立”要求相悖离。布罗代尔就认为，“自从本世纪初和1917年俄国革命以来，该词（资本主义）不断在增加新的含义，因而它使太多的人感到为难”，并转述历史学家郝伯特·希顿的观点说道：“在所有以主义结尾的词中，资本主义一词最容易招惹是非”。黄仁宇也持类似的看法，“要给这名词（资本主义）适当的定义，则非常困难。……即使我们引用到‘资本主义’这四个字，也可能前后用意不同，更害怕别人顿生误会。”不过，布罗代尔、黄仁宇等人都是在声明了“资本主义”一词的含混和政治色彩浓烈之后，继续使用了这一概念。就像布罗代尔说的，“继续使用该词的一个很好的理由是，任何人都没有提出一个更好的词来代替它，包括对它批评最严厉的人在内。”但是，抵制这一概念的学者也非常多。法国学者米歇尔·于松在《资本主义十讲》就提到，很多经济学家，诸如夏尔·吉德（Charles Gide）、坎瓦斯(Canwas)、马歇尔(Marhshall)、塞利格曼(Seligman)、卡塞尔(Cassel)，都拒绝使用这一概念。甚至到20世纪60年代，雷蒙·巴尔（Raymond Barre）在他的著作《政治经济学》（économie politique）中还是刻意回避这一概念，而是使用“分权经济”（économie décentraliée）这一说法。

（三）“政治—社会”领域和学术领域之间的区隔与交错

为了方便讨论，笔者将“资本主义”概念的使用领域分为“政治—社会”领域和学术领域，并分别叙述了这两个领域“资本主义”概念的基本意涵和使用情况。客观而言，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的诸多论述中，除了《共产党宣言》明显的政治纲领色彩之外，其他著作如《资本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都是严肃的政治经济学作品。笔者将其纳入“政治—社会”领域中加以考察，主要是考虑到马克思学说与后来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运动之间的密切关联。笔者以为，在“资本主义”概念使用的两个基本领域中，“政治—社会”领域与学术领域虽有区隔，但更多的是交错，并且“政治—社会”领域的“资本主义”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术领域“资本主义”概念的独立性。不少工具书在阐述“资本主义”概念时，都尤为突出其政治意涵。例如，安德鲁·海伍德在《政治学核心概念》中讨论“资本主义”概念时，开篇即陈“很少有什么问题能像资本主义那样使政治争论分化为两极。……左∕右意识形态的分歧一般都被理解为是反资本主义和亲资本主义两种立场之间的论战。”如此，我们也就更能明白为什么倡导“价值中立”的学者们在使用“资本主义”概念时的犹豫不决了。

三、 “资本主义”概念的知识生产功能

根据当代西方著名话语分析学者诺曼·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的观点，“话语”具有建构世界的知识生产功能，“话语在社会意义上是建构性的……话语不仅是表现世界的实践，而且是在意义方面说明世界、组成世界、建构世界。”显然，作为“话语”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表现形态的“概念”肯定也是具有这一特征。例如，科塞雷克在为著名历史学家斯特凡·约尔丹主编的《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辞典》撰写的“概念史”词条中，就认为：“对于概念史而言，语言一方面是此前已被发现的‘事实’的指示器，另一方面又是发现这种事实的因素。……概念史斡旋于语言史和事件史之间。它的任务之一就是分析历史进程中所产生的概念与实情之间关系的一致性、偏移性或差异性”。

作为“话语/概念”在社会实践层面功能发挥的一种概括，“知识生产功能”的涵盖面甚广，很难面面俱到地呈现。一个恰当的选择可能是对其外化出来的表现形式进行总结，继而探析其与政治实践的密切关系。显然，“话语/概念”知识生产功能的直接外化形式就是一个概念对其他概念的储存或者统摄和概念的衍生性这两个方面。这两个特性在“资本主义”概念的使用过程中反映得特别明显。就“资本主义”概念对其他概念的储存或者统摄特征来说，“资本主义”概念经常与“封建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资产阶级”、“生产”、“消费”、“交换”等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甚至“资本主义”概念本身也必须借助这些词语/概念才能得到清晰界定。而就“资本主义”概念的衍生性特征而言，“资本主义”概念也体现得很清楚。在笔者查阅的诸多工具书中，有很多都是在收入“资本主义”词条的同时，对“资本主义”概念的诸多衍生形式进行了收录，并加以解释。有些甚至囿于“资本主义”概念的复杂性，只是对“资本主义”概念的诸多衍生形式进行了收录和解释。例如，1918年，理夏德·帕索夫（Richard Passow）在《资本主义：概念与术语的研究》一书中，为我们列举了“早期资本主义”、“高度资本主义”、“贸易资本主义”、“将来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效果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乡镇资本主义”、“卡特尔资本主义”、“信任资本主义”、“出口资本主义”、“老资本主义”、“封建资本主义”、“组织资本主义”、“社会化的资本主义”（Vergesellschaftungskapitalismus）、“社会资本主义”（Soziakapitalismus）等16种“资本主义”概念的衍生形式。值得一提的是，很多“资本主义”概念的衍生概念，例如“垄断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实质上也已经有了越来越强地成为“自主”概念或者“独立”概念的倾向。

当然，“资本主义”概念知识生产功能更真切的体现应该是在具体的政治、社会实践过程中。关于这一点，无论是近代以来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革命浪潮，还是前几年发生的“占领华尔街”运动都可以佐证。从概念生成的角度来说，概念之所以成为概念，正在于其通常不会被刻意地单独拿出来作为一个词汇专门使用，而是与很多相关概念、词汇混合、交织在一起，形成一幅复杂的概念图景，这是一个术语或者词汇转化为基本概念的标志。通过储存或者统摄其他概念和其诸多的衍生形式，以及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频繁使用，“资本主义”概念的基本含义不仅得以明确，也真正转化为一个人们不假思索便可以脱口而出的词汇。

本文根据概念史的相关问题意识对“资本主义”概念进行了词源学考证，并分析了其在“政治—社会”领域和学术领域的相关使用情况以及这一概念的知识生产功能。囿于“资本主义”概念本身的含混性以及其所涉及问题的复杂性，下面为了更好地阐述本文的主题，兹再做以下几点说明。

首先，与“democracy/民主”、“republic/共和”等很多近代政治概念在历史变化发展中不断获得并丰富其含义的过程不同，我们可以用“事实在先，概念在后”这一句话来总结资本主义概念的形成过程。具体来说，虽然各类工具书在介绍“资本主义”概念时都直接把其表征的经济生产方式至少追溯到15、16世纪，但事实上，该词直到19世纪后半叶才零星出现在一些学者的著作和论述中。直到20世纪以后，该词才在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广泛兴起的背景下，作为“社会主义”的对立词汇得以广泛传播，成为人们普遍使用的基本概念。不过，虽然“资本主义”（capitalism/capitalisme/Kapitalismus）一词出现的时间非常晚，但可能由于之前人们早已借助“capital/Kapital”（资本）、“capitalist/capitaliste/Kapitalist”（资本家）、“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资本主义生产）、“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sweise”（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术语来积累了丰富的关于“资本主义”所表征的经济制度、组织形式等问题的认知，所以当作为词汇的“capitalism/capitalisme/Kapitalismus”（资本主义）一经产生并流传开来以后，就迅速聚集了人们的相关知识，而成为人们频繁使用的基本概念。

其次，“资本主义”概念的最大特征就是其作为“社会主义”概念的对立面被频繁用到“政治—社会斗争”领域。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中，“资本主义”既是一种生产方式，又是一种社会形态。正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相关政治活动或者革命运动在全世界范围的展开，“资本主义”概念也一次次地以政治口号或者宣言的形式进入人们的视野，成为人们文字论述甚至口头表达中频繁使用的基本术语。就“资本主义”概念而言，虽然除了“政治—社会”这一范畴之外，“资本主义”还长期作为一个“学术概念”被很多学者使用，但由于“资本主义”概念的政治色彩，也让其在学术领域使用时充满争议。

最后，作为典型的政治概念，“资本主义”概念不仅直接作用于政治、社会运动，还在其中拓展意涵。具体来说，“资本主义”概念一经生成，就与其周边概念或者其他政治概念结合在一起，派生出诸多子概念，形成一幅复杂的概念图景。这一概念图景的生成在让“资本主义”一词从一个术语演变为人们常用的基本概念，在不同阶段和有不同追求的人们中间，有不同的使用方法和不同的含义。

谢选骏指出：“资本”就是“本钱”，“资本主义”就是“本钱主义”——本钱主义的说法是什么意思？显然有点莫名其妙。同样，资本主义的说法也是如此莫名其妙。那么，实际流通的“资本主义”一词，其所指究竟为何？我认为，“资本主义”指的就是，在一个法治社会中，经济活动的特征。那么“社会主义”所指为何呢？很显然，那就是“在人治社会中经济活动的特征”了。请问一下，在法治社会里，可能存在不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吗？在人治社会里，可能存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吗？显然，两者都是不可能的。因此我说，“资本主义”是一个伪概念，它所指代的，无非就是“法治社会”罢了。欧洲人愚蠢，不懂得这一点，中国人也要追随欧洲人的愚蠢吗？

（另起一页）

【导论之二、税吏的史观】

《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结构梳理》（经济史 2022-11-24）报道：

目录

第一章 财政组织与通行的做法

第一节 政府机构

第二节 农村组织和税收基础

第二章 16世纪的现实和主要财政问题

第一节：国家的收入水平和变动因素

第二节：土地和人口数据（十年上报一次）

第三节：军队的维护

第四节：货币问题

第三章 田赋（一）——税收结构

第一节 税收结构的复杂性

第二节 区域性的差异

第三节 役及其部分地摊入田赋之中

第四节 税收结构进一步调整

第四章 田赋（二）——税收管理

第一节 地方政府的税收管理

第二节 影响一般税收管理的因素

第三节 征收水平

第四节 税收收入的支出（钱都花到哪了？花了多少？如何分配？）

第五节 田赋制度最后分析

第五章 盐的专卖

第一节 专卖机构

第二节 政府管控

第四节 国家收入、盐价和消费者关系

第五节 专卖制度为啥失败

第六章 杂色收入

第七章 财政管理

第八章 结语

第一节 过分简化的风险

第二节 明代财政管理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花了两周时间看完啦这本书，老师说这是明代财政比较详细和全面的一本，边看边记了一些关键点，比较零散，故在此整理。明朝的财政问题十分庞杂，税收问题尤其复杂，黄仁宇是从病理性的视角去分析明朝财政出现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有相应的源头。例如田赋定额制度问题，朱元璋的勤劳肯干、事必躬亲从某方面看就好像他只信任他自己，整个天下就是他布置的棋局，只要按照他设计的方案来执行就好了，里甲、编户也反映了这一点，但是事实情况远非那么简单，现实情况并不是非黑即白的，因此黄仁宇说田赋定额是非常僵化的制度。再者就是明朝的货币制度有非常大的问题，这一点黄仁宇的书中没有展开来讲，但是也提及了很多内容。包括宝钞、白银、铜钱等问题，明朝在货币的制度上是非常失败的，明朝并没有在宋朝纸币成功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纸币在明朝完全崩坏了；白银一方面明朝禁用金银，另一方面又允许大量的税收折银，这是源于大量实物税收产生（当时需要的就是实物税收）；铜钱在明朝停铸了70年，再铸时屡屡失败（私铸、挑拣现象严重）……

读完了以后我对明朝的整体财政状况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但是很多细节上的问题还有待进一步了解。也有许多人对黄仁宇的研究提出了反对和批评，但我认为这本书对于整体把握明代财政很有帮助。（以上个人解读，请批评指正……）

第一章 财政组织与通行的做法

明代财政组织的主要特征：

大体沿用前朝经验，但农村经济观念起步

巨大地理差异存在，追求各地平均发展，忽视经济部门的落后。

在落后的情况下，上层制定的财政方案无法与下层具体情况相适应。

第一节 政府机构

皇帝：财政没有中枢机构管理，皇权至上（始于开国皇帝“劳模”朱元璋，事必躬亲）

宦官：不具备财政管理职能，是财务主管是皇帝。

“明朝皇帝基本职责是在一个豪华的地方履行无休无止的朝廷典礼。”

病理一：宫廷开支与公共资金混淆不清，后勤体系管理软弱无力，明朝一直缺乏彻底深入的税收改革。

户部和户部尚书：

户部尚书风险极高，1380年以后明朝共任命了89名户部尚书，多数不得善终，其命运受控于专制君主反复无常的性格和对宠臣近侍的喜好。

角色：财政顾问，大型会计管理部门，不是执行机构。

其他各部

吏部：关注开纳事例

刑部：关注脏罚收入

礼部：关心给外国朝贡使团的赏赐和僧侣的度牒纳银

工部：在许多地方设局，截取渔课，从各地征用物资和资金。

一般土木建筑：普通劳动力从民众中征发，需要技巧的劳动力从匠户中征发。随着这些义务被折纳成银两，工部逐渐成了一个税收机构，与户部竞争。

京师特供：“坐办”要求与原材料产地的各省直官员来完成征税。早期是办事机构，后逐渐关心财政管理

地方政府的财政管理机构（省、府、州、县）

基本指导方针：县是基本的税粮征收单位，府是一个基本会计单位，省是一个中转运输单位

县：由知县（下属是县丞、主簿、典史）统一管理，没有分权。财政责任最重。——京师的两个县需要为每3年一次的会试提供食物、金钱和笔墨。

府：知府负责稽核各项事务，拨正钱粮正常解运、保存得当。对税收额度可以有影响。

州：知州——类似于管理一个较小区域的知府，或是一个大县知县。

省：缺乏统一性

按察使司：有权检查治水计划、漕粮、屯田、盐务、驿传，有监察职能，有时会越权。按察使司还有自己的银库，收入来自于罚赎、徭役等。负责检察和矫正在税收管理中的权力滥用。——税收立法者（潘季驯、庞尚鹏对一条鞭法都有贡献）

布政使司：掌管统计数据，调整预算、税收，管理银库、粮储、仓库。布政使司是例行公事，对财政失职行为负责。

巡抚：设立动机不清晰。刚开始代表中央巡行各省，后来地位在省。直接奏请皇帝（特殊事宜）。

军队的财政管理：早期积极，晚期影响缩小（名义职责还在），表现：1425洪熙皇帝和1435正统皇帝两次让文官取代武官的位置，削弱了武官财政权利

贵族阶层：不能干预政府工作，仅仅拥有贵族头衔领取俸禄。（藩王等，早期被禁止供职文武禁止参加科考，禁止从事商业贸易。但后来王氏宗亲数量庞大，16世纪晚期，这些限制被废止。）

第二节 农村组织和税收基础

黄册

1381年开始攒造黄册，编订里甲制度。

一式四份：县、府、布政使司、中央政府各一份。

四类人户：民户、军户、匠户、灶户（商人没有专籍，另有乐户等属于杂户，无偿为国家服务）

职业按户分累——子承父业

目的：确保军队补给和政府差役完成

里甲制度和役法

在乡村中，人户被编成里甲。每110户为1里，摊丁粮多者10户为长，余下百户为10甲，每甲有10户。同样，每年“现年里长”带领十甲中的一甲应役，催征钱粮，勾摄公事。其他各甲则要完纳钱粮，但不承应那年职役。在10年时 间里，所有各户都要轮应一年职役。10 年一周期之后要进行新的人口登记，依照10年间发生的变化重新编审里甲。城市也以同样的原则编成坊、厢，但略有不同。

里甲承担的服务性义务——役（不仅是劳役，还有物资贡纳和管理）

笔墨纸、弓箭剑、药材、食材等物品定额供应，一年一供，“岁办”。不定额的称为“杂办”。地方政府的采购称为“坐办”

意义：适应农村经济，管理闲散劳动力，解决政府后勤问题和管理费用。

结果：中期以后职责复杂，役法负担过重，难以调整。

民户的其他差役：解运——粮长类似于镇长，管理10、20、30个里（梁方仲）

田赋评估的主要特点

沿袭前朝“两税法”，夏税（麦）、秋粮（米）

粮食一石，可以折纳

因为土地贫瘠、肥沃不同，所以不以标准亩为标准来征收税粮，而以“税亩”（产量低的土地则以1亩半、2亩、3亩甚至8亩为1税亩）

病理二：庞大的帝国强制征收单一的田赋，这种中央集权的做法超出了当时的技术能力。复杂多半的地形也为税收部门增加了障碍。

第二章 16世纪的现实和主要财政问题

主旨：王朝建立之初朱元璋把权利握在自己手中，回避了建立合理有效的行政机构以提高行政效率的可能性，过分依赖于君主自己不断调整和监督。认为技术困难可以通过暴力来克服。明朝财政结构一开始就没有建立在一个合理的原则基础上。导致明朝晚期财政问题越发不可收拾。

第一节：国家的收入水平和变动因素

黄仁宇提出明代的税收定额制度使税收与耕地面积相脱离，十分僵硬。

病理三：财政收入过低（最终收到国家的收入）预算不足

造成的问题：税收过低会导致政府不能最充分地管理帝国资源，对纳税人反而不利。还会导致官员俸禄低得可怜，造成腐败。 定额制度和税收收入不足，导致上级政府总是将责任推给下一级政府，下一级政府为了弥补赤字尽其所能，转嫁给民间税收代理人。

病理四：缺乏服务保障

大运河管理：水路经费由征发徭役来维持，得不到政府资助。运输费用也从纳粮户中分散征收，政府不但不负责，反而还抽取管理收入。军官们难以维持生计自杀、出家者甚众。私人夹运出现。

原因：

国家收入匮乏

京军冗员严重

宫廷开支巨大：1369年宦官60名*，明朝结束时，宦官70,000人。宫廷开支巨大，税收负担更多落到穷人身上，被征召无偿服役。

第二节：土地和人口数据（十年上报一次）

土地：田土总数修正后接近5亿亩。

人口：受腐败的影响，人口少报是趋向。有些地区常年上报人口不变。与黄册相对的“白册”是世纪的税收管理手册。

第三节：军队的维护

军队自给的传说：完全是夸大说法。事实是由文职政府来供应军队。

卫所制度衰落：补给短缺，士兵减少，粮饷被折成棉布、胡椒等。皇帝的1528年一额诏令“卫所军士粮多有经年累月不得关支”，大量军士逃亡。逃亡士兵需要亲属和邻居顶冲，但办法迟缓，还没来得及实施，一些逃亡又发生了。

政府并无专项收入用于军队开支，而军队自给这种不切实际的神话却还在继续。这样不仅它的财务出现了问题，而且卫所制度本身也成为16世纪管理者的一项负担。虽然这一制度的效率已经降到最低，但它既没有被废除，也不进行改革。对于后代的管理者来说它虽然是国家的一项基本制度，但已经没有什么财力供其支配，也不敢冒风险对其进行改革。仅仅在1643年，明朝灭亡的前一年，户部尚书倪元璐大胆地建议彻底免除军籍，但是他的建议被崇祯皇帝拒绝了。

第四节：货币问题

宝钞

影响：明初滥发纸币导致宝钞破产，进一步引起铜钱以及后来的税收管理中用银的失败

作用：最初以赏赐名目授予给皇子、官员，作为外国朝贡使团回礼，也购买粮食、赈灾。

发行量：仅在1390年就发行了7500万贯新钞，造成通胀。

贬值：1425年，宝钞价值只有最初的1/4到1/7

限制私下交易（为了保证宝钞的价值）：私下交易1两白银罚钞10000贯。但没效果，因为白银相对充足，切私下交易分散。

● 如何保持宝钞价值？

在民众中找到市场：15世纪早期允许用钞缴纳税课和脏罚，但是严格限制宝钞纳税额度。官员们对宝钞信心不足，不敢收大量宝钞，这要承担金融风险。因为政府没有预算盈余来保证宝钞稳定。

创造新税收专门收纳宝钞（市肆门摊税）

存在相关改革方案，但明朝无能力做到。后来仅作为财政单位、礼仪性货币存在下来。

铜钱

地位：行政职能超过其公共服务职能

1两=10钱=10个硬币 160个硬币=1斤

铸造：以模子压铸，为方便修磨锉治，掺杂锡、铅，引发盗铸。——资金不足，生产标准下降。

1433年以后铜钱铸造中断70年。铜钱大量流出国外（郑和远洋、日本使团），但在国内铜钱流通没有合法化。

1450年取消禁用铜钱和白银的禁令，产生“铜荒”，政府对此无所作为。——私铸现象更多，掺杂铅、铁、沙子。

1527嘉靖皇帝下令重新铸钱，改造工艺。但缺乏质量管理。

白银

用于税收管理和作为公共交换的媒介

彭信威：元代中国白银持续流入中亚。到了明代，进行官方交易时，白银供应不足，一直到明结束，民众手中只有25000万两白银。

16世纪晚期税收的解运基本上都是向北方运银锭。

对此更详细的研究是一般经济史学家的任务。但是站在财政史的角度，可以认为16世纪税收管理中白银的利用由于没有有效依托铜钱，产生了很多问题。提高白银(unminted silver)的地位实际上会阻碍投资。很清楚，个拥有10亿文铜钱财产的人不可能持有这么多铜钱，但是，明朝末年一个大财主可能会在其家中窖藏100万两白银。1580年的一份上奏透露出在长江以南的许多家庭确实贮藏有成千上万两白银。通常为了安全，都是将这些银条、银锭埋入地下。可以理解，白银广泛用于制车珠宝、首饰、器皿，它们在理论上可以看成是一种现实际上却减少了流通中货币的数量。不过，这一体系也有一个好处，它减轻了通货膨胀。

第三章 田赋（一）——税收结构

特点：明朝的田赋十分复杂

16世纪晚期的田赋结构

第一节 税收结构的复杂性

现象：土地的使用和占有变得混乱，官租很难与民田正赋区分开来。税收标准低。

明代任何时候都没有把白银宣布作为官方标准。！！！仍然以粮食石数作为财政单位。

复杂的原因：1.农耕方式，农地被分成小块；2.田赋的评估单位亩很小，但支付单位过大。与唐宋以铜钱为财政单位不同明代没有发展一套有效的货币体系。

结果：到16世纪晚期，明王朝的基本田赋结构变得过于复杂，已经无法再进行彻底的简化。任何深层次的改革都不可避免地会引发管理的完全崩溃。

● 总结：税收结构的复杂性是多种不同原因的产物。水稻耕种的方式，货体系的特性，税制原则的差异。地方政府制定法律必须符合中央法规，没有运用银行手段来管理公共资金，某些临时性调整却成为定例，中央政府不能进行普遍性的改革，地方政府权力有限，地方官员不能自由采取行动，所有这些都导致了税收结构的复杂。明代的田赋，在折衷了如此多的矛盾之后，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财政体制问题，它必须同时也被视为一个政治和社会的制度性问题。

第二节 区域性的差异

长江三角洲

地形由于被冲击而多，土地占有和使用混乱

王朝之初，这一地区籍没的土地和其他的官田占了绝大部分，民田所剩无几。——但洪武皇帝没有建立一套机构来管理没收的财产，导致登记田产没有实效。

1547年庞大官田取消，所有纳税田都被确认为民田。

官田的创设和取消都没有正式法令。

北部中国：马政——在中国以外地区获得马匹。马屁太多，只能民牧。马户的田赋和其他差役负担可以减免。马户要交马、马驹。但是1466年起军马之役逐渐折银，1528年本应交25000匹马上供，结果只有3000匹马，其余折银。

第三节 役及其部分地摊入田赋之中

1500年以前的役：王朝早期，计丁派役、计田定赋，役和正赋分开来。后逐渐合并。

里甲体系重大调整：均徭法-将十年一循环分成五年一循环，十年服两次役，一年服劳役，叫均徭；一年提供物资、解运税收，叫里甲。原来九年间歇，变成四年。

役的四种类型

(a)里甲:税收征纳和各种物资征用，包括涉及解运的短期差役。

(b)均徭:全职的、全年的差役。

(c)驿传：维护驿站，提供服务。

(d)民壮：军役。

● 均徭法到一条鞭法改革

各地对物资需求增加，均徭制度不足以提供足够的税收。

驿传转变最快（特定财产资格，账目简单）：福建漳州府的驿传转化为田赋的附加税，1520年完成，七估算标准按每石粮食附加0.12两白银用于驿传。税收负担完全并入土地。

里甲组织、十年轮役实际上阻碍了征税。依理而言，下一步骤应该是从所有的项目中解放均徭项目，按统一比例，将十年的支付分成平均的十等份，并且每年把它们均摊于每甲所有的丁及全部纳税田土之中，这种做法似乎更简单一些。当税收管理进入这最后的阶段，我们就能说，地方已经为进行一条鞭法改革做了很好的铺垫。各式各样的银差已经每年按照相同的比例确定，现在对于每个纳税人而言，已经合并为单一的支付额。合并的支付额能够进一步与正赋中折纳的部分合并。由于税粮不能也像这样折纳，因此余下的力差项目当然也就从这一文册上删除了。

一条鞭法改革和局限性

● 一条鞭法：起源1531，只是一个笼统的术语，没有明确的定义（于慎行）

丁不分上下，一体出银

粮不分仓口总收分解

差不分户，则以丁为准

粮差合而为一，皆出于地

● 黄仁宇定义

一条鞭法代表了16世纪明代管理者试图获得一种理想状态的各种努力：役被完全取消；里甲体系，不管在形式上，还是实质含义上，都不再存在；任何残留的人头税，都将并入田赋之中。而纳税人可以通过分期支付单一的、固定的白银来履行对国家的义务。

最终为何没完成：明代财政结构不能适应如此次彻底的重组。

京师宫廷坚决反对全面的税收改折。

力差涉及了纳税人亲自应役，虽然减少，但没有完全取消。

北方改革比南方晚

一条鞭法改革只修改了税收征收的方法，没有简化基本的税收结构，反而更复杂化了。

进步：

在乡村公布统一的税率，以代替非正式税收摊派。

减轻了中户的困难和生活的不稳定。

役摊入田赋的方式

以正赋税粮的石数作为基本单位，添加一个附加费用，类似于附加税。“随带税”

将役直接添加到每亩纳税土地中，实际上创造了总量增加。在北方广泛运用

以上两种混合。

● 丁四田六

役银接近或超过正赋——役银在北方省份可能很少，北方的役银通常比正赋低。

黄仁宇认为一条鞭法并不是一个经济公平的法令。

● 并没有将绝大部分差徭转移到大土地所有者身上，反而是将其扩展到大多数纳税人身上，包括可能只有5亩地的小户身上。

● 尽管表面上税收的基础很广泛，但实质上它的范围很狭窄，因为此后税收水平的进一步增长要受制于纳税人的支付能力，这些纳税人的支付能力很差。换句话说，链条的强有力性被它最弱的一环损害了。

第四节 税收结构进一步调整

兵饷（非永久性项目）

起因：东南倭寇

征收方法：对现有赋税收入普遍加征额外的费用。

对分割田赋结构的影响：提编产生的双重附加税

提编：本应下年服役的在当年应役，实际上是提供银山，上交战争金库，第二年的役由本应在第三年轮应之户来完成。多地丁银已经摊入地亩，相当于附加税的附加税。

附属附加税

农桑丝绢，影响不大

马草，负担更重，影响较大

杂税和无法征收项目的并入

这些项目早期被固定到宝钞，宝钞失败后摊入田赋，折成白银

第四章 田赋（二）——税收管理

主旨：明朝政府并没有保证平等征收税，造成了虽然上层的税收管理比较稳定，但下层摇摇欲坠。腐败现象根本产生于制度。

第一节 地方政府的税收管理

征税准备：次数、税额、折纳比率、钱粮文册（账面与实际相符才能防止受贿，保证纳税人利益）

一条鞭法的改革实际上就是想永久地固定这些税收账目。当税额被固定为一条鞭银以后多数地方官员反对修改钱粮文册，唯恐会破坏税收稳定。

税收代理人分派和职能：

政府管文书，民间代理人实际运作。

收兑：运粮食

听解：远距离解运和税银征收

柜头：当每个纳税户包封银两投入木柜中，他就履行了对政府的义务。大量银两随后由柜头保管，进行重铸，补足短缺。

总书：没有财政责任，更多是协调作用

催办人：有权为地方政府征收杂税，被指责奸巧--私侵纳税户钱粮入己——木柜制度不可靠。

税收支付

白银：耗银，在16世纪后期，部分留存于县的称做“常例”，供纳上级部门的叫“羡余”。

第二节 影响一般税收管理的因素

税粮定额产生的问题：

田土面积数据缺乏容易产生逃税问题

税收的重新分派问题——中央和地方册籍不同

地区差异大，税收制度陈旧

病理五：货币制度弊病百出。主要以粮食为计算标准，是一种倒退。无法进行统一的田赋折银。

因此，只要定额税粮作为全国性账目的唯一财政标准，粮食“石”就没有绝对的价值。银两有普遍价值，但却不是账目标准。同时又缺乏对全国田土数量的准确掌握，所以在京师的朝廷并不了解各地的实际纳税能力，也不清楚当前的税收征集水平。这使得正税税率的增加变得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增加税收的办法通常是重新调整额外的里甲征索或者重新调整加耗。但这些办 法只会使税收结构更加复杂，而且增加的收入零星分散，数额不大。

由土地占有、租佃等引起的复杂情况：极少数富有大地主相对好管理，但是大量的次于巨富的一般地主最难管理，不仅自己逋欠赋税，而且包庇亲友。小户存在使得税率调整非常困难，易受农产品价格影响。农业缺乏保障，小户无法应对来自农产品价格下降和税率提高的双重挤压。

● 阻挠管理：“一田三主”：业主——大租主——佃户（粪主）“暴露了税收管理的无能”？

第三节 征收水平

● 各省税率（粮食石）--可靠程度有限--湖广和南直隶土地总数过多，云南贵州税率最高，都是反常的。

● 地方记载所表现的税收水平

其他资料税收水平（10个事例）：

湖广安化县，粮价每石0.3两白银，税收占农田收入的3.9%

南直隶溧阳县，粮价每石0.5两，税收最高不到农田收入的5.4%，最低不到1%（最低税率）

山东汶上县，粮价每石0.37-0.52两，税收占农作物产量最高12.2%，最低5.8%。

福建漳州府，粮价石米0.5两，税额占粮食收益12%（税额高是因为同倭寇作战，提高了附加税。

山东曹州，粮价0.37时，纳税人税额占收入的12.6%

广东顺德，0.3，6.1%

浙江开化县，收益每亩1.5两，税额为每亩0.047两白银，小于农田收入的6%。

长三角地区税率比其他地区高五六倍，税额高二三倍，但由于折收金花银和官布，民众的负担却更轻松了。

● 总结：地方政府新部门的增加，宗藩人口的膨胀，都导致各种役的负担的增加，并使纳税土地减少，这些因素成为税收增加的重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地方志的作者也认为税收折银导致了普通民众的贫困。为了纳银，纳税户不得不在很低价格时卖掉他们的粮食。此外，“火耗”的征收也使实际税率高于所看到的税率。

● 税收的全面估计

● 到16世纪初，税收一般不超过粮食产量的10%，处于低水平。实际征收额很少超过甚至会低于计划收入的80%。

第四节 税收收入的支出（钱都花到哪了？花了多少？如何分配？）

● 公共建设，工资发放，食物需求，应对灾荒

● 山西临汾：军镇接受了最大份额的税收收入，管理费用很少，宗藩禄廪成为最大项目

● 南直隶苏州府吴县

● 总结

第五节 田赋制度最后分析p331

税率是否过高？

● 黄仁宇：一个依靠土地收入的大国，整个税收水平仅为农业产量的10%，这是很低的。

税收制度：由于税收定额（铁板税），税收被看成一种生产收入的工具，而不是将其当成一个可以调节的装置。当税收不能进行调节时，各地的土地所有、土地租佃以及利息率等情况合在一起就会将税收限制在通行范围之内,税收的任何增长都会让最低层的纳税人感到不可忍受。因此税收水平总是被认为是很高的。

皇帝内库和公共资金混淆不清

● 地方政府运作费用：非正式税收

● 低税的结果：地方工作人员收入低，得不到有效激励，人数也少。

● 地方政府运作费用来源：役银（看起来够，实际上不够！）

关于藏富于民

● 观点一：应该增加税收改进水利工程，才能保证农业灌溉，获得好收成。

● 观点二：正是税收制度让剥削成为可能。低税收只能保证土地所有者收入，但并不能直接惠及劳动者。

第五章 盐的专卖

主旨：盐的专卖最嗯那个表现出明朝政府府在商业管理的无力。出于管理目的，把单一产品划分为七八个不同类别。也属于僵化财政制度的一部分分。

第一节 专卖机构

● 国家层面：户部尚书。没有专门的中央机构。

● 都转运盐使司：分司（五个以上）扮演地方政府角色，维持法律秩序，保持水道通畅，兴修水利等。

● 专卖工作要依靠于对生产者的控制，灶籍保留，王朝早期要求每个灶丁每年上缴3200禁言灶户被免除日常的徭役。

● 分配方法：开中法（宋），商人必须获得盐引，去盐场取得食盐。

第二节 政府管控

灶户：世代产盐，多数贫困，却也有豪灶，他们雇佣员工，成为势力集团，或会截取政府潜在收入。

生产控制：官方为了保护盐等专卖会毫无迟疑地采取限制性手段。锅，盘铁。

盐商：受到不公正待遇时，寻求政府保护

15世纪盐的管理不健全因素

缺乏对灶丁的资助

管理部门分散、低效

分配设施不足

要求商人承担强制性义务政府资金和服务不足

由于常股盐越来越少和存积盐越来越多。渐渐地常股盐无利可图，官盐价格下降，国家收入减少。p368

不同部门缺乏合作

16世纪20年代危机

● 盐引壅积

主要在于资金供给问题。管理者们认为盐场中的食盐事实上远远超过了官方定额，多余部分以走私形式流通。然而把食盐控制在政府手中的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提供经费给生产者。盐务官员不时试图在常规定额之外增加新的食盐种类，由其他方法提供经费。官方销售的食盐被分成了不同的种类，这必然在专卖制度中产生差异。维持新种类的资金与常规定额争夺更有吸引力的供给和市场,使后者趋于消亡。新种类更大的利润空间也吸引了势要权贵。所有这些导致了权力滥用和制度崩溃。

16世纪60年代危机

● 简而言之，专卖制度，由于政府投资不足和接连的管理失误而受到妨碍，完全不能有效地利用可获得的全部资源。尽管这些资源十分丰富，可以想象其有无限的发展潜力，但是专卖制度无力去开发这些资源。管理者不切实际，他们被表面上的可能性所诱惑，有时试图强迫专卖制度创造出更多的国家收人，这些尝试仅仅能在短期内获得成功，然而从长远来看，将会导致专卖制度的完全崩溃。这成为食盐专卖管理危机周期性爆发的最根本原因。

第四节 国家收入、盐价和消费者关系

● 分配的计划性收入

● 较高的盐价和较低的国家收入

总之,食盐专卖使少数奸商和贪宵获得好处，而成千上万的人却备尝艰辛，国家从中所得收入也为数不多,甚省实际收入要比官方统计更少。国家赤字财政主要负担大都落到普通民众身上。政府在食盐交易中占用大量资金事实，鼓励了其他领域的高利息率，这又更加造成资金匮乏

第五节 专卖制度为啥失败

官员腐败

国家从来不向盐务官员提供必要的财力来管理这项工作

改革建议被忽视

第六章 杂色收入

主旨：每项收入性质含糊不清，进一步模糊了管理工作

杂色收入一览表

开纳事例：出售官衔；僧道度牒：购买者希望豁免徭役；脏罚：盗用20两罚款1000两。桩朋银，军队武器装备损坏赔偿。香税：朝拜者。轻赍银（容易地移交）：作为漕粮的田赋要加征很重的路费米耗，支付路费。

● 收入估计

● 评价：虽然税收项目多，但金额不多。

第七章 财政管理

● 16世纪财政管理5个阶段

1501-1521:没有有力的领导力量 1521-1541:嘉靖皇帝即位，释放多余人员，加强宦官管理。但没有制度性改革 1541-1570:军事失败，一连串财政危机出现（1557年，北京三大殿联通正门被烧光，重建工作开始） 1570-1587:张居正时代，财政加强管理，仓库充实起来 1587-1600：军事行动又导致国库空虚。万历皇帝绕过文官系统派遣宦官充当各省的税使而恶化了。

● 应对：危机靠紧急措施应付过去，带来周期性财政压力，每次都是暂时性缓解，没有彻底的改革。

● 影响：不过，无可否认，16世纪的税收中白银使用量的增加是一一个重要的发展。尽管理论上它应该使政府的财源更加灵活多变，并因而有利于财政预算，可是实际上这种情形并没有发生。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相当详细地证明了明王朝体制的僵化阻止了它认识到这种变化中的许多潜在的好处。一条鞭法没有推进到它的逻辑终端即单一的土地税。纳税人的劳役不能彻底废除，税收项目也不能合成体。

● 16世纪的户部：表面膨胀，但实际职能没有变大，问题出在户部没有在各省建立地方的分支机构，户部成为了供给线的中断，本应该作为总的会计部门而不是执行部门的户部，在需要额外的资金时，本应该从任何一个收入机构中拨款专用，而通常是从各种税源中抽出小额资金，导致所有限行分配额普遍降低，节余的资金可专用于新的财政需要。显然这种方法不利于积聚大笔资金。

● 各省的管理（拆东补西，腐败严重）；大规模水利计划（资金缺乏，地方官员缺乏组织才能）；宫殿营建；军事开支不断上升（边境防守镇地的建立、修筑长城、火器的使用）

● 张居正的财政节流

张居正在位时的盛况：在他死去前不久，北京的仓库储存的粮食足支十年①。除紧急情况外并不动用分毫的太仓库旧库的储积已达到白银600万两以上②。太仆寺又存银400万两。南京的仓库同样也存有250万两②。省库也储满了谷物和现银。王士性(1546--1598年)根据他同地方官员的谈话，记述了在16世纪70至80年代，广西浙江与四川的省库和府库平均存有150000至800000两的白银③。这种情形似乎与16世纪政府财政的普遍状况自相矛盾。 为什么能够实现节流：1.当时同蒙古的俺答汗较好，倭寇劫掠活动页渐渐减少。大力减少政府开支，不必要不紧急的事务停止或推迟。领取补助的书目减少，宦官采办收到监督。2.严查财政账目。不依靠监察御史，对六部官员稽核。最大工程《万历会计录》3.重点在于行政纪律和税法严格执行，而不包括革新。 评价：万历皇帝从来没有充分地动员起帝国的财政资源。张居正的节流政策不过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消极方法。因为他们没有作出任何努力来加强财政机构，所以积累起来的库藏的好处只能是暂时性的。

第八章 结语

● 主旨：明朝缺乏与其他国家和民族进行军事和经济竞争的意识，因而并不关心行政管理效率。

第一节 过分简化的风险

王朝周期循环理论（不能充分说明制度的弱点）

王毓铨认为，明朝向农民征收过重的田赋榨干了中国的农业经济。

● 明朝后期有人提出加税，但实际上税收拖欠严重。这表明明朝的税收征纳由于历史原因，又一个明确的最高限度，一旦收入的要求明显的超过了这个限度，将会导致整个财政体系的崩溃。

● 评价明代财政管理：组织管理无力，方法僵化

● 制度缺陷在明代后期已经变得日益严重，道德重建已无力回天。

第二节 明代财政管理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中央集权优先于技术能力

● 仅仅是财政职权的集中，而不是责任的集中。物资、商品、人力管理还停留在最底层次。

● 整个税收水平和地方税额应当是有弹性的，但却变成铁板一块不可更改。明代财政管理越来越缺乏条理，变得艺术化，不是解决技术问题，而是逃避问题。

理论和实践分离

● 定额税收制度虽然减轻人们负担，但没有考虑之后的影响。应该配套一系列保护措施后，建立起健全的货币体系。确保国家控制信用和利率、监督土地的典当、租佃等。

● 朱元璋所创立的组织机构不切实际、运转不力，而且流毒之深，回天乏术，只能有待于一个新的王朝的建立。这种制度明显地不能处理当时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在明代财政管理中，思想偏见，责任感僵化，行动范围分割，官吏俸给过低，政府工作人员不足，对于实际情况缺乏了解，中层后勤保障能力不力，公共投人不足(这些情况都是导因于低税政策)，所有这些原因使得国家根本无力动员帝国的全部财力，其所能控制的资源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诸如盐课、海关税(番舶抽分)、内陆关税(钞关)、林木出产税(竹木抽分)以及矿银等都面临这样的情况。最终，纳税人不得不交纳更多，特别，是那些无法抵制的额外派征更是如此。当时绝大多数的学者都从未认识到正是官定税率的低下造成了民众税收负担的不断上升，能够认识到低税政策危害的人寥寥无几(见第四章第四节)。

衰落和迟滞

● 财政管理水平与唐宋比起来相去甚远。王安石的财政改革将民众的役折成现钱征收。国家逐步提高铜钱生产这样税收中不断增加的对货币要求抵消了潜在的通货膨胀的影响。元朝的田赋最初也是按铜钱估算，有助于保证财政账目的完整统一。而明朝完全摒弃了这些策略和手段。

主要特点

大而不变：皇帝拥有不可分割的财政权利，留给下层的只是财政责任

被动性：几乎没有中央计划

谢选骏指出：这篇论文是黄仁宇历史写作的出发点，因此我把他的著作称为“税吏的史观”。

《读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探讨明之税制》（子木 2023-05-30）报道：

本文尝试对明朝繁复的税制做一个简单的探讨。

如唐太宗所言：“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明朝作为封建中国历史上商业氛围最为浓厚的一个朝代，明明在手工业等行业已经孕育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最终却未能像英美国家一样快速发展，与中央财政的混乱、民众的不堪重负密不可分。虽然从本书中能够获得的仅是对封建中国中央和地方财政制度和实施上的史实和看法，但其中所反映的经验教训，也不失为检验当今财政制度的一个历史视角。

明代的财政税收积弊深重是明朝经济当中非常突出的一个问题，如今回顾历史，不免想要探寻其积弊深重的原因。是税法本身具有极强的不合理性，是征税执行机构的效率低下，还是执行者的不合规？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曾对中国古代历史上税制的变革做过一个简略的概括：“何谓积累莫返之害？三代之贡、助、彻，止税田土而已，魏晋有户调之名，有田者出租赋，有户者出布帛，田之外复有户矣。唐初立租庸调之法，有田则有租，有户则有调，有身则有庸，租出榖，庸出绢，调出缯纩布麻，户之外复有丁矣。杨炎变为两税，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虽租庸调之名浑然不见，其实并庸调而入于租也。相传至宋，未尝减庸调于租内，而复敛丁身钱米，后世安之，谓两税租也，丁身庸调也，岂知其为重出之赋乎？使庸调之名不去，何至是耶？故杨炎之利于一时者少，而害于后世者大矣！有明两税、丁口而外，有力差，有银差，盖十年而一值。嘉靖末行一条鞭法，通府州县，十岁中夏税秋粮存留起运之额、均徭里甲土贡顾募加银之例，一条总征之，使一年而出者，分为十年，及至所值之年，一如余年，是银力二差又并入于两税也。未几而里甲之值年者杂役仍复纷然，其后又安之，谓条鞭两税也，杂役值年之差也，岂知其为重出之差乎？使银差力差之名不去，何至是耶！故条鞭之利于一时者少，而害于后世者大矣。万历间旧饷五百万，其末年加新饷九百万，崇祯间又增练饷七百三十万。倪元璐为户部，合三饷为一，是新饷、练饷又并入于两税也，至今日以为两税固然，岂知其所以亡天下者之在斯乎？使练饷、新饷之名不改，或者顾名而思义，未可知也，此又元璐不学无术之过也。嗟乎！税额之积累至此，民之得有其生也，亦无几矣，今欲定税，须反积累以前而为之制，授田于民，以什一为则，未授之田，以二十一为则，其户口则以为出兵养兵之赋，国用自无不足，又何事于暴税乎？”

分析黄宗羲这段话的主要脉络，其对历代赋役制度演变的基本看法是：历代赋税制度的演变，是赋税层层累计增加而不减少。三代时只有田土税，到了魏晋时有了户调，除了田赋之外还有户赋。唐朝实行租庸调制，在田赋、户赋外又添丁赋。杨炎的两税法，是将庸和调并入租中。宋代没有减掉租中庸和调的成分，反而又征收钱米作为丁身税赋。后世认为两税是租赋，丁身税赋是庸调，然而这其实是重复的赋税。明代除了丁赋之外，有力差、银差，一条鞭法把银差力差并入两税，此外征收杂役，又是重复的赋税。万历年间加旧饷，万历末年加新饷，崇祯年间加练饷。倪元璐把三饷合而为一，于是新饷练饷也被加到两税里面。赋税累加至此，实在是百害而无一利。

从这短短的一段话中能够比较容易的提炼出几点信息：一是时至明代，加诸于百姓头上的赋税名目是五花八门，但其实质又多有重复征税之嫌，百姓的税收负担非常重；二是明代几乎囊括了古代中国可能有的所有税收名目，以明代为基础来探究古代中国的税收制度，能够对封建中国的中央和地方财政有一个全局的概念。

在本书中，黄仁宇对黄宗羲的“暴税”说法是持一定的肯定态度的。究其根本，黄仁宇认为，明太祖朱元璋的定额财政政策，是明代财政混乱无力的万恶之源，“国家根本无力动员帝国的全部财力，其所能控制的资源只是其中一部分” 。我也从我理解的角度，主要总结了明朝税制的诸多弊病：

弊病其首，是谓税收定额。在《明太祖实录》中，洪武十八年，太祖规定，“命户部以天下税粮课程，一岁收用之数，刊石于厅事”，这当然可以归结到朱元璋的“布衣情结”，但是同时，他也将复杂的动态财政问题化为了定制，这就使得明代的税收体制十分僵化，根本无法跟上瞬息万变的形式。事实上，由于中国国土本身的农耕土地就具有小块、分散的特点，加上当时存在有一些鼓励农户大力垦荒的官方政策，导致事实上的农耕面积在这百年间是在发生着巨大变化的。加之随着王朝的发展，农垦技术不断更新，单亩田地的产出也在不断变化。后期不断变化的土地面积、生产能力等动态因素与不变的定制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化，直至到了官府束手无策的地步。更糟糕的是，后世皇帝将朱元璋所定的数额奉为祖制，不加更改，甚至到了晚期的万历时期，还固执地认为“原额制田者，洪武之定数，不容增损”，认为自己是体恤民情的好皇帝、仁君。本就僵化的体制加上后期皇帝的不懂变通，使得国家机器已经被耗到了十分危险疲惫的地步，地方政府不得不通过许多非常态手段来攫取资源。

弊病其二，是谓明朝各级政府的相对自给自足的现象。明朝中央财政运转困难，地方财政同样寸步难行。明代县财政的基本特点，可以总结为“包干体制”，即县官在完成中央下达的财税征收任务的前提下，对本县财政实行包干，盈余部分灵活支配，亏空则由县官自行包赔，中央只关注地方最终呈上来的数额是否达到定额。然而这其中其实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地方在缴纳完中央的定额后，财政钱粮支付完官员俸禄，仅有极少部分可用于进行少量福利开支，其余的行政管理经费，公共设施营建经费，加耗等等，虽然占了地方财政支出的主体，却要由地方政府自行筹措。尤其是明朝的解运规定，南方的漕粮解运的加耗（正兑、改兑）可高达总值的55%。因此，地方官不得不五花八门地增派各种名目的税收以补贴公用，同时，为了应付各种公共事业建设，地方官让地方的富民富豪出钱承包以减轻财政压力，总是如此还是十分紧张。第二，由于朱元璋对官员的“清贫官”的偏好，导致明朝官员的俸禄非常之低，连最基本的温饱和家仆的供养都难以满足，因此（尤其是地方）官员会从非正规渠道来获取利益，以维持其世家大族的威严。由于税收的相对自制，导致地方官员在向田户征收税粮的过程中存在着大量勒索现象，从而极大程度上加剧了普通农户的税收负担。

弊病其三，是谓名实不符。所谓“名实不符”，说的是明朝五花八门的税收名目的征收与它本身定义相差甚远。随着时间的推移，税收名目与实际征收性质、内容存在较大出入。比如曾经的里甲、均徭、驿传、民壮，本身都属于“役”的范畴，在性质上与“赋”存在根本上的区别。但实际上在明朝后期，只有在倭寇肆虐的南方还保留着一定的民壮，征召部分乡民直接参军，作为官府军的弥补，而事实上在北方地区基本上所有的里甲、均徭、驿传、民壮这些“役”都以白银的形式由官府直接支付，实际上是采取了“赋”的征收方式。再比如“金花银”这个名目，其实际上是征收白银来直供皇帝个人的开销。地方官员在“官米”的征收当中加入了这一部分白银的征收但没有另分名目，而又在向上递交的时候特地分出部分税收来扩充皇帝个人的私人腰包，通过灵活运用一些已不存在的税收名目来巧妙的服务于特定的目的，税收的征收又显得无序且随意了。

弊病其四，是谓税制与税收管理的整体性的缺乏，导致征税过程极其混乱。①部分税收名目只在少数地区征收，比如长三角粮食高产地区加征的漕粮、南粮、白粮等等，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税收存在着较大的税目差异；②由于官吏与官吏之间实际上缺乏明确的权责划分，导致农户每隔几天就会碰到征租索钱的官吏，各个官吏中饱私囊，而农户在这日复一日的征索过程中，生活愈发艰难。并且由于官员的这种加征并不具有文书依据，很大程度上是随心而定，这就导致了这种加征可能并不存在一个明确的上限；③由于明朝的税目实在是过于五花八门、琳琅满目，导致后续一些有益的税制改革都很难推行，最终不了了之了。明朝初年还是较为单一的税收政策（比如官米、民米），在后期发展出了多达14项附加税（官米3项，民米7项，还有3种户丁计税和一些小的役银）。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周忱的“平米”制度，这些都是明朝官员为了改变明朝沉重的税收包袱所进行的税制改革，其核心思想就是尽量简化明朝当时的税收制度，以图在后续能够建立起章法严明，简单高效的税收制度，改变拖沓、臃肿、模糊不清的现状。很可惜的是，由于当时明朝的许多名目都有着自身的独特性，所以在比如抽象出“丁”来合并税目的过程中，所要撰写的例外条例与一本税法的条例都相当，那这种合并也就没有特别突出的意义，最终也只是流于表面，或是在某几个县推行了一番，最终还是不了了之；④明朝征税过程中还存在一个特殊的形式——“折色”，即将本身按照xx石米来计算的税收换算成白银的方式。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个折合方式它并不是固定的，同一地区的不同的税种、不同的地方同一税种，都可能存在不同的折合方式，导致原本可能相同的基数（比如0.3石米）在折合之后所征收的白银数有着天壤之别。当时的政府官员也具有相当的聪明才智，他们能够有效利用这其中的精妙差别来给不同的征税对象分派不同的税收压力，这大致也能算作是积弊下地方官员的一点有益的小想法吧。

弊病其五，是谓军费压力。与定额的财政相对，明代的军费却逐年飞速增长，这对本来就捉襟见肘的财政提出了更大的挑战。根据数据统计，以万历六年（1578）为例，太仓岁出银两4224730，其中3223051被挪用至军费，占比76.29%，到了万历四十年，占比甚至到达惊人的97.25%。在这种畸形的财政支出下，政府几乎无力拨款用于农业，手工业的建设发展和公共设施的兴建，而不定期战事不断爆发，又对财政收入提出新要求，于是，人民交税越来越多，生活水平却不见好转。

总结来说，明朝后期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税收弊病，其祸因在朱元璋开元之时就已经埋下。积年不变的定额和少得可怜的中央拨款，活络了地方官员的心思，拖垮了贫苦的农户，中央与地方财政对富余产品的混乱剥夺，导致民众从未有足够的私人资本来进行交易、发展商业，光是温饱就已不易，更不用说积累原始资本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不难理解为什么资本主义的萌芽在明朝像那孱弱的幼芽，最终也未能汲取足够的养分蓬勃发展。

谢选骏指出：上文受到税吏史观的误导，把“资本主义的萌芽在明朝像那孱弱的幼芽”作为观察的前提，只能得到歪曲的观察、错误的结论了。

《新约圣经中税吏是什么意思》（2019-08-29）报道：

税吏就是税务人员，负责收税。

税吏就是收税的官员。在当时那个时代，是个贬义。

当时的犹太人，被罗马帝国殖民，收税都交给罗马国。这受到了犹太人的强烈反感。

当时的犹太国，是现在的以色列。

当时的罗马国，是现在的意大利。

回到圣经背景， 那个时候以色列被罗马统治，税吏是为罗马人向以色列人收税的以色列人。 比较拗口，通俗理解就是帮着敌人欺负自己人的人。 但是他们既不被罗马人高看也不被本族人尊敬，所以地位很是不高。 甚至以色列人是仇恨敌视税吏的。

谢选骏指出：税吏也许不全是坏人，但是用税吏的观点写历史，那产出的就不是历史，而是税吏的史观了。由此出现的“大历史”，也就是没有生命的“大理石”了。

《蒙召的马太： 罗马税吏为何成为 众矢之的》（关怀版 2020-08-28）报道：

税负加重，人民生活日益贫困，消费市场日渐萎缩，农业衰落又使工商业生产原料减少，而手工业和商业的衰落进一步影响到帝国的税收收入，最终帝国的税收与财政到了崩盘的边缘。

人们或许听说过《马太福音》，也听说过“马太效应”。但是，关于马太这个人，却知之寥寥。在成为耶稣的门徒之前，犹太人马太是迦百农的一名税吏，他终日坐在罗马税关之上，招呼着过往的人们缴税。而“马太效应”则出自《新约·马太福音》中的一句话：凡有的，还要加倍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而马太受耶稣感召的场景成为后世艺术家们津津乐道的题材。其中最负盛名的，便是由意大利著名画家卡拉瓦乔绘制的教堂宗教画《圣马太蒙召》。

在绘制这幅画时，卡拉瓦乔并没有沿用圣经中所描述的地点，而是创造性地把场景设置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我们很难分辨这是室内还是室外，或许是破旧的酒馆，甚至可能是赌场的一隅。画面左侧，马太和几个税官以及佩剑协助收税的士兵围坐在桌前，桌上随意散落着金币，他们似乎刚刚还在享受金钱带来的喜悦。

正当马太一伙人还在数钱的时候，耶稣和圣彼得突然从画面右侧出现。与桌边衣冠楚楚的人们不同，耶稣与圣彼得身着古旧的袍子，赤裸双脚，这是卡拉瓦乔为了表现出圣人的与众不同。耶稣伸出手指向马太，很多评论家认为，这弯曲的手势与米开朗基罗的作品中亚当诞生后接受上帝的点引有异曲同工之妙。

画中，一束光顺着耶稣手指的方向射进来，照在马太的脸上。画面就定格在那个瞬间——马太用手指着自己，似乎在说：“谁？我吗？”圣彼得也指向马太，同时转身对着耶稣，似乎在问：“是他吗？”“对，就是你，马太！”这三个人的手势让画面上的故事顿时生动起来，也将马太从世俗生活中剥离出来，从此税吏马太成为圣徒。

为什么画面中的马太一脸讶异，为什么圣彼得要反复追问？原来，税吏这一职业在当时人们心目中是十分罪恶的，税吏马太无疑会被人当作罪人。而圣人耶稣竟然愿意感召一名罪人，就连马太自己也感到诚惶诚恐。税吏为何会成为罪大恶极的职业，这要从罗马的税制说起。

罗马共和国时期，一方面，国土不断扩张，大量的财富与人口涌入罗马，财政事务复杂；另一方面，系统完备的财政管理机构和制度始终没有形成，管理水平低下。大量的财富资源得不到有效合理的安排与利用，严重阻碍了罗马经济的健康发展。

到了罗马帝国时代，各地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经济财政领域矛盾重重。在征税方式上采用的包税制，就是其中最受诟病的制度之一。所谓包税制，指的是执政者将捐税包给商人或团体征收，这些包税商再雇佣一些税吏向当地纳税人征税的机制。这样层层盘剥，一方面政府不清楚收了多少，另一方面百姓也不知道该交多少。

而在以色列，这样的情况尤其严重。对犹太人而言，罗马人是践踏家园的侵略者，而马太这样的犹太税吏，在犹太人眼里，就是罗马入侵者压榨同胞的“帮凶”，无异于卖国贼。而且包税商通常一次性缴足他们所承包的税款，税吏则会以较高的数额向纳税人征收，赚取征收额与包缴额之间的巨大差额。就这样，中饱私囊的犹太税吏个个成为腰缠万贯的暴发户。正因如此，平民百姓们对税吏充满仇恨，路上若迎面遇到税吏，他们甚至还会往地上吐唾沫泄愤。

罗马帝国的税制，也为帝国经济政治的全面崩溃埋下了隐患。

首先，对城市元老的苛捐杂税严重动摇了帝国的统治根基。作为罗马帝国统治阶级基础的城市元老，大多是各自城市中的大商人和手工业主。他们通过“自愿捐赠”的方式为地方修筑公共工程，如道路、引水渠、神庙、公共浴场和剧场等。到了公元3世纪，帝国统治者为了维持国库的正常收入，制定一系列新的法律，将城市元老的“自愿捐赠”变成了强制性捐赠。很多城市元老为了躲避强制捐赠的沉重剥削，抵抗帝国的压榨，纷纷想方设法降低自己的社会地位，甚至不惜放弃元老的名号。针对城市元老的这些做法，罗马政府制定法令迫使城市元老的职位成为世袭，而城市元老也以逃亡的方式反抗。这严重损害了帝国的统治基础，帝国失去了最忠诚支持它的那一群人。

其次，对平民的征税和劳役也在日渐加强。征税官将居民召集到公共广场进行严刑逼供，迫使子女揭发父母，妻子揭发丈夫，仆从揭发主人，这些居民在棍棒之下只得凭空多说些土地的数目。而征税官还要变本加厉，把老人和小孩也算作纳税人。帝国还制定法律开始实行对粮食、原料、手工业品、钱币、船舶、牲畜等的征发制度。地方豪强也趁机变相课税。到帝国末期，沉重的赋税使农民纷纷破产逃亡，帝国的农业遭受重创。政府再也无法通过继续加重税负的手段来增加财政收入。

此外，由于纳税负担不断加重，人民日益穷困，消费市场日渐萎缩，农业衰落又使工商业生产原料减少，而手工业和商业的衰落进一步影响到帝国的税收收入，最终，帝国的税收与财政到达了崩盘的边缘。

了解这一段历史后，我们再回到这幅《圣马太蒙召》，就更能明白为何圣彼得如此惊讶和不满。税吏不但是犹太人之敌，还是罗马帝国衰败的助推者。作为税吏的马太是世俗贪婪的代名词，无论如何不该与“圣徒”二字有关。但耶稣却不这样想，他说：“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生病的人才需要。我不是来召叫义人，而是来让罪人悔改。”

此后，马太不但终身追随耶稣，而且在耶稣升天后仍传教三十年，直到在埃塞俄比亚被杀害殉道为止。巧合的是，1597年，当卡拉瓦乔受邀为罗马市中心圣路易教堂内的康塔热里礼拜堂绘制祭坛画时，他同时绘制了《圣马太蒙召》与《圣马太殉难》。今天，这两幅光影对比强烈的画作依然静静悬挂在康塔热里礼拜堂内。一左一右，一得道一消亡，无言诉说着这位税吏波澜壮阔的一生。有意思的是，在圣马太撰写的《马太福音》中，他不但自谦地将自己的排名挪到圣多默之后，在提到自己时，还称自己为“税吏马太”，永远背负着众人唾弃之名——而这也成为他被后世颂扬的美德。 

谢选骏指出：税吏改邪归正就可以出奇制胜了。可惜黄仁宇死前没有机会像税吏马太一样认识到自己追随耶稣基督以前的错误，也就失去了认罪悔改“税吏史观”的机会之窗了。否则的话，他或许可以写出更好的东西。

（另起一页）

【第一部分】

【万历十五年】

（另起一页）

【目录】

自序

第一章 万历皇帝

第二章 首辅申时行

第三章 世间已无张居正

第四章 活着的祖宗

第五章 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

第六章 戚继光——孤独的将领

第七章 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

附录一

《神宗实录》一

《神宗实录》二

附录二

《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黄仁宇

【自序】

本书的英文版书名为“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作者的署名为Ray Huang，1981年美国耶鲁大学出版。初稿是用英文写的，写成后，出于向国内读者求教之忱，乃由笔者本人译为中文，并作某些修改润色。

我对明史感觉兴趣，说来话长。1959年，我在密支根大学历史系读书，选定了“明代的漕运”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这一研究过程花了5年。论文完成后，算是对明代的财政税收制度有了一知半解，然而遗留的问题仍然不少。为了解决自己的困惑，并图对明代的财政与税收窥其全豹，乃开始收集材料，撰写“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16thCentury Ming-China”一书。当时正值台北影印出版了《明实录》，此书为明代史料的渊薮，自然在所必读。全书133册，又无索引可资利用，所以只好硬着头皮，在教书之余每周阅读一册。这一走马观花式的阅览就花去了两年半。除此而外，参考奏疏笔记、各地方志，搜寻国内外有关的新旧著作，费时更多。此书从计划撰写到杀青定稿，历时7年，1974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

结论从材料中来。多年以来摸索于材料之中，我对明史中的若干方面形成了自己的初步看法，开始摆脱了人云亦云的束缚。这些看法容或有所不当，但多少总可以有助于学术界的探讨。

比如，过去关于明史的叙述，几乎无不有“税重民穷”的说法。如果意在说明当日的官僚贪污百出，无力的百姓被摊派的赋役过重，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这可以言之成理。要是认为全国税收总额过高而导致百姓贫困，则与事实有所出入。16世纪末，全国田赋额最重的为南直隶苏州府，约占农村收入的20%。此外各府县一般都在10%以下，其中又有轻重的不同，山东曹县全县的赋役约占农村收入的9%，去苏州不远的溧阳县，情形就更为奇怪，约在1～5%之间。以总额而言，17世纪末期的英国，人口为500万，税收每年竟达700万英镑，折合约银2000余万两，和人口为30倍的中国大体相埒。据此而作进一步探索，可知“民穷”的根本原因不在国家的赋税过重，而端在法律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国家的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大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

中国幅员广大，情形复杂。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这种情形，在世界史中实属罕见，在中国历史中也以明代为甚，而其始作俑者厥为明太祖朱元璋。下面一例可以作为管中窥豹。洪武二十一年（1388），朱元璋亲自指示，让人民纳税实物不入仓库，直接供应于军士的家庭，军士则不再发给军饷，并规定先在应天府抽派若干税民，和金吾卫的五千军士对口。试验一年以后，朱元璋认为成绩良好，乃通令全国一体施行。这一办法之脱离实际，窒碍难通，自不待言而自明，于是只好虎头蛇尾，销声匿迹。这种安排虽然不再执行，但与之相适应的其他经济措施，则依然危害极大。如果军需税收总收总发，国内的交通通讯必然相应而有较大的进步，次之则银行业、保险业就会应客观的需要而产生，商业组织和法律也会有所发展。各地区既互通有无，以后就可以分工合作，各按其本地的特殊情况而发展其生产技术。西欧各国在14世纪已经朝着这一方向前进，日本在德川幕府末期，亦复如是。而明代的财政税收制度则和民间经济的发展相脱节。万历二十年（1592），北京的宛平县知县沈榜声称，他每年要向27个不同的机构交款，总数则不出白银2000两。与此相似，全国布满了这短距离的补给线，此来彼往，侧面收受，既无架构，而提出的统计数字，经常为一纸具文，以致发生了上述税率参差不一的现象。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1972年，我去英国剑桥，参加李约瑟博士主持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工作，历时一年，兹后我又几次有机会旧地重游，向李公学习。上述看法，我们已写为“The Nature ofChinese Society:A Technical Interpretation”一文，曾在罗马和香港两处发表。李公1974年4月30日在香港演讲，也以此文为讲稿，后节译为中文，刊载于香港的《七十年代》杂志。

我们也很难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在明代万历年间，中国的封建经济已向资本主义经济进展。资本主义是一种组织，一种系统。即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论述资本主义的流通方式，其公式亦为C-M-C，即商品（Commodity）交换为货币（Money），货币又再交换为商品，川流不息。但是货币是一种公众的制度，它把原来属于公众的权力授予私人。私人资本积累愈多，它操纵公众生活的权力也愈大。同时，商业资本又是工业资本的先驱，商业有了充分的发展，工业的发展才能同样地增进。这是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中国的传统政治既无此组织能力，也决不愿私人财富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为王朝的安全之累。

明代张瀚所著的《松窗梦语》中，记载了他的家庭以机杼起家。中外治明史的学者，对这段文字多加引用，以说明当时工商业的进步及资本主义的萌芽。其实细阅全文，即知张瀚所叙其祖先夜梦神人授银一锭、因以购机织布云云，乃在于宣扬因果报应及富贵由命的思想。姑不论神人授银的荒诞不经，即以一锭银而论，也不足以购买织机，所以此说显然不能作为信史。同时代的书法家王世懋，在《二酉委谈》中提到江西景德镇烧造瓷器，火光烛天，因而称之为“四时雷电镇”。当代好几位学者据此而认为此即工业超时代发展的征象。实则王世懋的本意，是在于从堪舆家的眼光出发，不满当地居民穿凿地脉，以致没有人登科中举；而后来时局不靖，停窑三月，即立竿见影，有一名秀才乡试中试。

如是等等的问题，其症结到底何在，这是研治明史者所不能不认真考虑的。笔者以为，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这一看法，在拙著《财政史》中已肇其端。本书力图使历史专题的研究大众化，因而采取了传记体的铺叙方式。书中所叙，不妨称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因为叙及的主要人物，有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分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即使是侧面提及的人物，如冯保、高拱、张鲸、郑贵妃、福王常洵、俞大猷、卢镗、刘（纟廷），也统统没有好结果。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在上述前提之下，对具体历史人物的具体评论，就难免有与国内外明史研究专家有出入之处。例如万历皇帝，历来均以为昏庸，读者在读毕本书以后，也许会认为笔者同情这位皇帝。如果真有这样的批评，笔者将不拟多作无益的辩解。因为本书论述万历，本在于说明皇帝的职位是一种应社会需要而产生的机构，而每一个皇帝又都是一个个人。又比如海瑞，这也是一个容易惹起是非的题目，15年前的一段公案，至今人们记忆犹新。在本书中专设海瑞一章，并不是要在这段已经了结的公案再来画蛇添足，而意在向读者介绍当日地方政府的一些形态。有关16世纪地方行政的资料不多，沈榜的《宛署杂记》所载，为京师的情形而非一般概况，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过于琐碎，唐鹤征的叙南直隶、归有光的叙浙江长兴县，也都有欠完整。相形之下，海瑞的遗墨，涉及当日地方政府的各个方面，最具参考价值。研究海瑞其人其文，可以使我们对当日的情形有更具体的了解。当然，问题还远不止此，比如何以万历的立储问题业已解决而争执却绵延不断？何以岛国日本可以侵犯中国而中国却不能远征日本？何以当日的西欧已经用火器改进战术而中国还在修筑万里长城？何以人人都说海瑞是好官而他偏偏屡遭排挤？这些具体问题，无疑和上述总的症结密不可分，然而却各有其特殊的原因。笔者写作此书时，虽已不同于过去的暗中摸索，但下笔时仍然颇费踌躇。书中所提出的答案，均属一得之见，敬请读者批语指正。

中国的过去，禁忌特多，所以说话作文时有隐晦，或指彼而喻此，或借古以讽今，这在明朝人更为惯技。本书论述明朝时事，举凡有所议论臧否，都是针对16世纪的历史而发的。如果我要对今人今事有所议论，自当秉笔直书，决不愿学明朝人的办法，否则就是违反了自己写书的目的。当然，另一方面，以古为鉴，今人也未尝不能得到若干启示。这本《万历十五年》，意在说明16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时的侧面形态。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就可以保证冲突既开，恢复故态决无可能，因之而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

本书由英文译为中文，因为国内外情况的差别，加之所译又是自己的著作，所以这一翻译实际上是一种译写。笔者离祖国已逾30年，很少阅读中文和使用中文写作的机会，而30年来的祖国语言又有了不少发展，隔膜更多。幸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沈玉成先生将中文稿仔细阅读一过，作了文字上的润色，又承中华书局编辑部傅璇琮先生关注，经常就各种技术问题与笔者书函磋商。所以，本书与读者见面时，文字方面已较原稿流畅远甚。其有创意遣辞方面根本性的不妥，当然仍应由笔者负责。又，廖沫沙史为笔者年轻时的患难之交，蒙他在百忙中挥翰题签，为本书生色不少。谨此一并致衷心的谢意。

黄仁宇

1981年1月于美国

谢选骏指出：这七篇传记文章所组成的《万历十五年》，与其说是一本专著，不如说是一些读书笔记的凑合——而且相当随意浅陋错谬——

1、作者说，“这本《万历十五年》，意在说明16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时的侧面形态。”他似乎不懂，1557年葡萄牙已经租借了澳门，同时耶稣会成员开始深入中国内地。

2、作者把明朝这个庞然大物与西欧各国以及日本等中等国家相提并论，而责怪明朝没有推行类似它们的行政措施，这是缺乏常识的，因为那些国家的规模不过相当于明朝的一省。更重要的，明朝是高度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绝非西欧日本的动辄数百诸侯的封建国家。

3、作者在如此缺乏基本功力的条件下构建其“大历史”，情况可以说要有多糟糕就有多糟糕了，最终形成的是一堆胡乱堆砌的“大理石”罢了。

【第一章　万历皇帝】

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纵是气候有点反常，夏季北京缺雨，五六月间时疫流行，旱情延及山东，南直隶却又因降雨过多而患水，入秋之后山西又有地震，但这种小灾小患，以我国幅员之大，似乎年年在所不免。只要小事未曾酿成大灾，也就无关宏旨。总之，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

既然如此，著者又何以把《万历十五年》题作书名来写这样一本专著呢？

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当年，在我国的朝廷上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仲。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由于表面看来是末端小节，我们的论述也无妨从小事开始。

这一年阳历的3月2日，北京城内街道两边的冰雪尚未解冻。天气虽然不算酷寒，但树枝还没有发芽，不是户外活动的良好季节。然而在当日的午餐时分，大街上却熙熙攘攘。原来是消息传来，皇帝陛下要举行午朝大典，文武百官不敢怠慢，立即奔赴皇城。乘轿的高级官员，还有机会在轿中整理冠带；徒步的低级官员，从六部衙门到皇城，路程逾一里有半，抵达时喘息未定，也就顾不得再在外表上细加整饰了。

站在大明门前守卫的禁卫军，事先也没有接到有关的命令，但看到大批盛装的官员来临，也就以为确系举行大典，因而未加询问。进大明门即为皇城。文武百官看到端门午门之前气氛平静，城楼上下也无朝会的迹象，既无几案，站队点名的御史和御前侍卫"大汉将军"也不见踪影，不免心中揣测，互相询问：所谓午朝是否讹传？

近待宦官宣布了确切消息，皇帝陛下并未召集午前，官员们也就相继退散。惊魂既定，这空穴来风的午朝事件不免成为交谈议论的话题：这谣传从何而来，全体官员数以千计而均受骗上当，实在令人大惑不解。

对于这一颇带戏剧性的事件，万历皇帝本来大可付诸一笑。但一经考虑到此事有损朝廷体统，他就决定不能等闲视之。就在官员们交谈议论之际，一道圣旨已由执掌文书的宦官传到内阁，大意是；今日午间之事，实与利部及鸿肿寺职责攸关。利部掌拟具仅注，鸿肿寺掌领督演习。该二衙门明知午朝大典已经多年未曾举行，决无在仪注未备之时，仓卒传唤百官之理。是以其他衙门既已以讹传误，该二衙门自当立即阻止。既未阻止，即系玩忽职守，着从尚书、寺卿以下官员各罚俸两月，并仍须查明究系何人首先讹传具奏。

礼部的调查毫无结果，于是只能回奏：当时众口相传，首先讹传者无法查明。为了使这些昏昏然的官员知所做戒，皇帝把罚俸的范围由利部、鸿肿寺扩大到了全部在京供职的官员。

由于工作不能尽职或者奏事言辞不妥，触怒圣心，对几个官员作罚俸的处分，本来是极为平常的事。但这次处罚竟及于全部京官，实在是前所未有的严峻。本朝官俸微薄，京城中高级官员的豪华生活，决非区区法定的俸银所能维持。如各部尚书的官阶为正二品，全年的俸银只有152两。他们的收入主要依靠地方官的馈赠，各省的总督巡抚所送的礼金或礼品，往往一次即可相当于10倍的年俸。这种情况自然早在圣明的洞鉴之中，传旨罚俸，或许正是考虑到此辈并不赖官俸为生而以示薄惩。但对多数低级官员来说，被罚俸两月，就会感到拮据，甚至付不出必要的家庭开支了。

按照传统观念，皇帝的意旨总是绝对公允的，圣旨既下，就不再允许有任何的非议。这一事件，也难怪万历皇帝圣心震怒。因为从皇帝的臣僚都彼此心照，朝廷上的政事千头万绪，而其要点则不出于礼仪和人事两项。仅以礼仪而言，它体现了尊卑等级并维护了国家体制。我们的帝国，以文人管理为数至千万、万万的农民，如果对全部实际问题都要在朝廷上和盘托出，拿来检讨分析，自然是办不到的。所以我们的祖先就抓住了礼仪这个要点，要求大小官员按部就班，上下有序，以此作为全国的榜样。现在全体京官自相惊扰，狼奔泵突，实在是不成体统。

万历皇帝是熟悉各种礼仪的君主。1587年3月，他已年满23，进入24，登上皇帝的宝座也快有15年了。他自然会清楚记得，在他8岁那一年的冬天，他的父亲隆庆皇帝为他举行了象征成为成人的冠礼。他被引导进入殿前特设的帷帐里，按照礼仪的规定更换衣冠服饰，前后三次都以不同的装束出现于大庭广众之中。既出帷帐，他就手持玉圭，被引导行礼，并用特设的酒杯饮酒。全部节目都有礼官的唱导和音乐伴奏，所需的时间接近半天。第二天，他又被引导出来坐在殿前，以最庄重的姿态接受了百官的庆贺。

几个月之后，隆庆皇帝龙驭上宾。这位刚刚9岁的皇太子，就穿着丧服接见了臣僚。按照传统的"劝进"程式，全部官员以最恳切的辞藻请求皇太子即皇帝位。头两次的请求都被皇太子所拒绝因为父皇刚刚驾崩，自己的哀恸无法节制，哪里有心情去想到个人名位？到第三次，他才以群臣所说的应当以社稷为重作为理由，勉如所请。这一番推辞和接受的过程，有条不紊，有如经过预习。

既然登上皇帝的宝座，他就必须对各种礼仪照章办理。在过去的15年，他曾经祭天地、把祖庙、庆元旦、赏端阳。他接见外国使臣、解职退休和著有勋劳的官员替老。他还曾检阅军队，颁发战旗，并在一次战役获得胜利以后接受"献俘"。这种献俘仪式极为严肃而令人恐惧。皇帝的御座设在午门城楼上，他端坐其中，瞰视着下面花岗石广场上发生的一切。他的两旁站立着授有爵位的高级军官，还有许多被称为大汉将军的身材魁伟的御前侍卫。在广场上大批官员的注视下，俘虏被牵着进来，手脚戴有镣铐，一块开有圆孔的红布穿过头颅，遮胸盖背，被吆喝着正对午门下跪。这时，刑部尚书趋步向前，站定，然后大声朗读各个俘虏触犯天地、危害人类的罪行。读毕他又宣布，这些罪人法无可逆，请皇上批准依律押赴市曹斩首示众。皇帝答复说："拿去！"他的无语纶音为近旁的高级武官2人传达下来，2人传4人，而后8人、16人、犯人相次联声传喝，最后大汉将军320人以最大的肺活量齐声高喝"拿去"，声震屋瓦，旁观者无不为之动容。

每年阴历的十一月，皇帝要接受下一年的日历，并正式颁行于全国。它的颁行，使所有臣民得到了天文和节令的根据，知道何时可以播种谷物，何田宜于探访亲友。翰林院官员们的集体著作，例如《实录》之类，也在香烟、乐队的簇拥下，恭呈于皇帝之前。书籍既经皇帝接受并加批览，就成为"钦定"，也就是全国的唯一标准。

在同样庄严的仪式下，万历皇帝授予他的兄弟叔侄辈中的一些人以"王"的称号，封他们的妻子为"王妃"，批准他们子女的婚姻。而最隆重的仪式，却是把"仁圣皇太后"的尊号上赠给他的嫡母隆庆的皇后陈氏，把"慈圣皇太后"的尊号上赠给他的生母隆庆的皇贵妃李氏。

慈圣皇太后对万历皇帝有极大的影响，因为除了她，没有第二个人再能给他以真正的天性之爱。但是在万历登极以后，根据皇家的习俗，一种无形的距离就存在于太后和皇帝之间，使母子之间的天性交流变得极为不便。例如前此不久万历曾下令修尊装满慈圣所居住的宫室，竣工之后，她的感谢不是用亲切的口吻加以表达，而是请学士写成一篇文章，赞赏皇帝的纯孝，在他下跪时逐句诵读。这篇文章，因为能对全国臣民起表率和感化的作用，所以就成为本朝的重要文献。有时，万历用宫内的傀儡戏来讨取太后的欢心，在她下轿之前，他也必须跪在庭前恭候想驾。但是母爱毕竟是一种最深刻的感情，在多年之后，尽管万历皇帝临朝的机会越来越稀少，每当十一月慈圣的生辰，他却仍然亲临皇极门接受百官的庆贺。

也就是在此之前不久，万历册封他的爱妃郑氏为皇贵妃，并预先公市礼仪以便各有关衙门作必要的准备。消息传来，就有一位给事中上疏提出异议，其理由为：按照伦理和习惯，这种尊荣应该首先授予皇长子的母亲恭妃王氏，德妃郑氏仅为皇三子的母亲，后来居上，实在是本末颠倒。这一异议虽然引起万历的一时不快，但册封典礼仍按原计划进行。但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小小的插曲，竟是一场影响深远的政治斗争的契机，导致了今后数十年皇帝与臣僚的对立，而且涉及到了整个帝国。

参加各项礼仪，皇帝需要频繁地更换冠服，有时达一日数次。服饰中的皇冠有一种为金丝所制作，精美绝伦，而又不同于欧洲式的全金属皇冠。皇帝在最隆重的典礼上使用的皇冠是"冕"，形状像欧洲学者所戴的"一片瓦"，不过冕上布板是长方形而非正方形，前后两端各级珍珠12串。这种珠帘是一种有趣的道具，它们在皇帝的眼前脑后来回晃动，使他极不舒服，其目的就在于提醒他必须具有端庄的仪态，不能轻浮造次。和冕相配的服装是饰有豪华刺绣的黑色上衣和黄色下裙，裙前有织锦一片，悬于腰带之上而会于两腿之间，靴袜则均为红色。

在次一级隆重的典礼上，皇帝眼用全部红色的"皮养眼"，实际上也是他的军装。其中的帽子，和今天体育家所用的瓜形圆盔极为相似，有带，系在脖子上。这种帽子和当时武将军士所用的头盔也并没有多大区别，不过将士的盔是布质内藏铁片，外装铁钉；皇帝的皮共则以皮条折缀而成，外缀宝石以代铁钉。

黄色的龙袍，常常被看作中国皇帝的标准服装。其实在本朝，这种服装只在一般性的仪式上服用。在不举行仪式的时候，皇帝的常服则是青色或黑色的龙袍，上缀绿色的滚边。［8）

皇帝是全国臣民无上权威的象征，他的许多行动也带有象征性，每年在先农坛附近举行"亲耕"就是一个代表性的事例。这一事例如同演戏，在"亲讲"之前，官方在教坊司中选取代传扮演风雷云雨各神，并召集大兴、宛平两县的农民约200人作为群众演员。这幕戏开场时有官员2人牵牛，着老2人扶犁，其他被指定的农民则携带各种农具，包括类箕净桶，作务农之状，又有优伶粉为村里村妇，高唱太平歌。至于皇帝本人当然不会使用一般的农具。他所使用的犁雕有行龙，全部漆金。他左手执鞭，右手持犁，在两名老老的搀扶下在田里步行3次，就完成了亲耕的任务。耕毕后，他安坐在帐幕下观看以户部尚书为首的各官如法炮制。顺天府尹是北京的最高地方长官，他的任务则是播种。播种覆土完毕，教坊司的优伶立即向皇帝进献五谷，表示陛下的一番辛劳已经收到卓越的效果，以至五谷丰登。此时，百官就向他山呼万岁，致以热烈祝贺。

但是皇帝所参与的各项礼仪并不总是这样轻松有趣的，相反，有时还很需要付出精神力气。譬如每天的早前，即在精力充沛的政治家，也会觉得持之以恒足一件困难的事情，以致视为畏途。万历皇帝的前几代，已经对它感到厌倦，虽说早朝仪式到这时已大为精简，但对他来说，仍然是一副职务上的重视下面的叙述就是这一结论的证明。

在参加早朝之前，凡有资格参加的所有京官和北京地区的地方官，在天色未明之际就要在富门前守候。宫门在钟鼓声中徐徐打开，百官进入宫门，在殿前广场整队，文官位东面西，武官位西面东。负责纠察的御史开始点名，并且记下咳嗽、吐痰等以至牙饬坠地、步履不稳重等等属于"失仪"范围的官员姓名，听候参处。一切就绪以后，皇帝驾到，鸣鞭，百官在赞礼官的口令下转身，向皇帝叩头如仪。鸿护寺官员高唱退休及派赴各省任职的官员姓名，被唱到的人又另行对皇帝行礼谢恩。然后四品以上的官员鱼贯进入大殿，各有关部门的负责官员向皇帝报告政务并请求指示，皇帝则提出问题或作必要的答复。这一套早朝节目在日出对开始，而在日出不久之后结束，每天如此，极少例外。

本朝初年，皇帝创业伊始，励精图治，在早朝之外还有午朝和晚朝，规定政府各部有185种事件必须面奏皇帝。只是在第六代的正统皇帝登极时，由于他也只有9岁，所以朝中才另作新规定，早期以呈报8件事情为限，而且要求在前一天以书面的方式送达御前。此例一开，早朝即渐成具文。可是直到地世纪末期，早朝这一仪式仍然很少间断，即使下雨下雪也还是要坚持不辍，仅仅是由于皇恩浩荡，准许官员可以在朝服上加被雨衣，1477年又下诏规定各官的张伞随从可以一并入官。有时皇帝体恤老臣，准许年老的大臣免朝，但这又是属于不轻易授予的额外恩典了。

这种繁重的、日复一日的仪式，不仅百官深以为苦，就是皇帝也无法规避，因为没有他的出现，这一仪式就不能存在。1498年，当时在位的弘治皇帝简直是用央告的口气要求大学土同意免朝一日，因为当夜宫中失火，弘治皇帝彻夜未眠，神思恍惚经过大学士们的商议，同意了辍朝一日。除此而外，皇帝的近亲或大臣去世，也得照例辍朝一日至三日以志哀悼。然而这种性质的辍朝，得以休息的仅是皇帝一人，百官仍须亲赴午门，对着大殿行礼如仪。

首先打破这一传统的是第十代的正德皇帝，即万历的叔祖。正德的个性极强，对于皇帝的职责，他拒绝群臣所代表的传统观念而有他自己的看法和做法。他在位时，常常离开北京，一走就是几个月甚至长达一年。而住在北京期间，他又打破陈规，开创新例，有时竟在深夜举行晚朝，朝罢后又大开宴席，弄到通宵达旦。面对这些越轨的举动，臣僚们自然难于和他合作，他也就撇开正式的负责官员而大加宠用亲信的军官和宦官。对负主要行政责任的内阁，在他眼里不过是一个传递消息的机构而已。凡此种种，多数文臣认为迹近荒唐，长此以往，后果将不堪设想。

幸而正德于1521年去世，又未有子嗣。大臣们和皇太后商议的结果，迎接万历皇帝的祖父入承大统，是为嘉靖皇帝。作为皇室的旁支子孙而居帝位，在本朝尚无前例。大臣们乘此机会，肃清了正德的亲信，其劣迹尤著的几个人被处死刑。嘉靖登极的前20年可以算得上尽职。他喜欢读书，并且亲自裁定修改礼仪。可是到了中年以后，他又使臣僚大失所望。他对举行各种礼仪逐渐失去兴趣，转而专心致志于修坛炼丹，企求长生不死，同时又迁出紫禁城，住在离宫别苑。尤其不幸的是，这个皇帝统治了帝国达45年之久，时间之长在本朝仅次于万历。

万历的父亲隆庆，在本朝历史上是一个平淡而庸碌的皇帝。在他御字的五年半时间里，开始还常常举行早朝，但是他本人却对国政毫无所知，临朝时如同木偶，常常让大学士代答其他官员的呈奏。后期的几年里，则索性把这如同具文的早朝也加以免除。

1572年，万历皇帝即位，关于早朝这一仪式有了折中的变通办法。根据大学士张居正的安排，一旬之中，逢三、六、九日早朝，其他日子则不朝，以便年轻的皇帝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攻读圣贤经传。这一规定执行以来已近15年，越到后来，圣旨免朝的日子也越来越多。与此同时，其他的礼仪，如各种祭扫，皇帝也经常不能亲临而是派遣官员代祭。实际上，万历皇帝的早朝，即使按规定举行，较之前代，已经要省简多了。首先是早朝的地点很少再在正殿，而且在一般情况下早朝人员都不经午门而集结于宣治门，所有骏马驯象的仪仗也全部减免不用。其次，御前陈奏也已流于形式，因为所有陈奏的内容都已经用书面形式上达，只有必须让全体官员所知悉的事才在早朝时重新朗诵一过。

万历登极之初，就以他高贵的仪表给了臣僚们以深刻的印象。他的声音发自丹田，深沉有力，并有余音袅袅。从各种迹象看来，他确实是一个早熟的君主。他自己说过他在5岁时就能够读书，按中国旧时的计算方法，那时他的实足年龄仅在3岁至4岁之间。巴力尽管如此，在他御字之初，由于年龄太小，临朝时还需要在衣袖里抽出一张别人事先为他书写好的纸片，边看边答复各个官员的呈奏请示。他自然不能完全明白纸片上所写答语的含义，而只是一个尚未成年的儿童在简单地履行皇帝的职责。

他既为皇帝，在他的世界里没有人和他平等。在两位皇太后之外，他所需要尊敬的人只有两个：一个是张居正张先生，另一个是"大伴"冯保。这种观念，不消说是来自皇太后那里。张、冯两人结合在一起，对今后的政治形势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这一点，自然也不是当时不满10岁的万历皇帝所能理解的。

张居正似乎永远是智慧的象征。他眉目轩朗，长须，而且注意修饰，袍服每天都像崭新的一样折痕分明。他的心智也完全和仪表相一致。他不开口则已，一开口就能揭出事情的要害，言辞简短准确，使人无可置疑，颇合于中国古语所谓"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万历和他的两位母亲对张居正有特殊的尊重，并称之为"元铺张先生"，其原因说来话长。在隆庆皇帝去世的时候，高拱是当时的"首接"，即首席内阁大学土。高棋自以为是先皇的元老重臣，不把新皇帝放在眼里。新皇帝有事派人询问高拱的意见，他竟敢肆无忌惮地对使者说："你自称奉了圣旨，我说这是一个不满10岁的小孩的话。你难道能让我相信他真能管理天下大事吗？"在他的眼里，天子不过是小孩子，太后不过是妇道人家，这种狂妄跋扈是和人臣的身分决不能相容的。幸而上天保佑，还有忠臣张居正在，他立即献上奇计，建议采取断然措施解决高拱。1572年夏，有一天百官奉召在宫门前集合。一个宦官手执黄纸文书，这是两位太后的鼓旨，也是新皇帝的圣旨。黄纸文书一经宣读完毕，跪在前列的高拱不禁神色大变。他已经被极去官衔职位，并被勒令即日出京，遣返原籍。按照惯例，他从此就在原籍地方官的监视之下，终身不得离境。张居正在艰危之际保障了皇室的安全，建立了如此的殊勋，其取高棋而代之自属理所当然。

除了首接以外，张居正又兼管万历的教育事务。小皇帝的五个主讲经史的老师、两个教书法的老师和一个侍读，都是他一手任命的。他还编订了讲章作为万历的教科书，有机会还亲自讲授。

万历皇帝学习的地方是文华殿。1572年秋天以后，他每天的功课有三项内容：经书、书法、历史。学习完经书以后，授课老师可以到休息室小憩，但皇帝本人却并不能那么清闲。这时候就出现了大伴冯保和其他宦官，他们把当天臣僚主奏的本章进呈御览。这些本章已经由各位大学士看过，用墨笔作了"票拟"。在冯保和其他宦官的协助下，皇帝用朱笔作出批示。

中午功课完毕，小皇帝在文华殿进午餐。下半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可以自由支配，不过他仍然被嘱咐要复习功课，练习书法，默记经史。小皇帝对这种嘱咐丝毫不敢忽视，因为第二天必须背诵今天为他所讲授的经书和历史。如果准备充分，背书如银瓶泻水，张先生就会颂扬天子的圣明；但如果背得结结巴巴或者读出别字，张先生也立即会拿出严师的身分加以质问，使他无地自容。

在1578年大婚之前，万历和慈圣太后同住在乾清宫。太后对皇帝能否克尽厥职和勤奋学习均极为关怀，皇帝的其他行动也经常得到她的指导。至于冯保，当万历还是皇子的时候就是他的伴侣，提携捧抱，兢兢业业地细心照护，所以后来才被称为"大伴"。到这时候，冯保已经摆升为司礼监太监，也就是宫内职位最高的宦官。他经常向慈圣太后报告宫内外、包括皇帝本人的各种情况，慈圣因此而能耳目灵通，万历却因此而渐生畏惧。因为慈圣太后教子极为严格，如果大伴作出对皇帝不利的报告，太后一怒之下，皇帝就会受到长跪的处罚，有时竟可达几个小时之久。

在这样严厉的督导之下，万历的学习不断取得进步。他被教导说，做皇帝的最为重要的任务是敬天法祖，也就是敬重天道，效法祖宗。这种谆谆的教导在万历身上起到的作用很快就为一件事情所证明。当他登极还不满4个月，有客星出于阁道旁；其大如盏，光芒烛地。这颗被今天的天文学家称为Super－nova或Anno的出现，在当时被人们看成是上天将要降灾的警告。按照张先生的教导，万历赶紧检讨自己的思想、语言和行动，加以改正，以期消除天心的不快。这次"星变"延续了两年之久，皇帝的"修省"也就相应地历时两年，并且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他不得不注意节俭，勤勉诚恳地处理政务和待人接物，力求通过自己的努力化凶为吉。

学习的进步更加突出地体现在书法上。慈圣太后和大伴冯保都是书法爱好者，他们对皇帝在这方面的进步时时加以鼓励。万历年方10岁，就能书写径尺以上的大字。有一次，他让张居正和其他大学士观看他秉笔挥毫，写完以后就赏赐给了这些大臣。张居正谢恩领受，但在第二天他就启奏皇帝：陛下的书法已经取得很大的成就，现在已经不宜在这上面花费过多的精力，因为书法总是末节小技。自古以来的圣君明主以德行治理天下，艺术的精湛，对苍生并无补益。像汉成帝、梁元帝、陈后主、隋炀帝和宋徽宗、宁宗，他们都是大音乐家、画家、诗人和词人，只因为他们沉湎在艺术之中，以致朝政不修，有的还身受亡国的惨祸。对于这忠心耿耿的进谏，小皇帝自然只能听从。在1578年之后，他的日课之中就取消了书法而只留下了经史。

物力的节约也在宫内开始。过去一个世纪，每逢正月十五上元佳节，各宫院都有鳌山烟火和新样宫灯，辉煌如同白昼。在张居正的提议之下，这一铺张浪费的项目遂被废止。万历曾想为他母亲修理装演宫宝以表示孝思，张居正却认为各官院已经十分富丽完美，毋须再加修饰。他又针对万历关心宫内妇女喜欢珠玉玩好一事，指出为人主者，应当随时注意天下臣民的衣食，至于珠玉玩好，饥不能食，寒不能衣，不值得陛下亲垂关注。

和以前的各个朝代相比，本朝的宫廷开支最为浩大。紫禁城占地四分之三方里，各个宫殿上盖琉璃瓦，前后左右有无数的朱门和回廊，宫殿下面的台阶都用汉白玉石砌筑，真是极尽豪华。皇城环绕紫禁城，占地三万里有余。皇城内有驰道和人工开凿的湖泊，以备驰马划船和其他游览之用。建筑物除去皇家别墅之外，还有寺院、高级宦官的住宅。为皇室服务的机构，例如烤讲访、造酒坊、甜食访、兵胄坊、马房以至印书藏书的厂库也都集中在这里，使皇室所需的百物，都不必假手于外。各个厂库、寺庙、坊舍均由专任的宦官掌握，共有24个机构，习称十四监。直到万历初年，宦官的总数已逾二万，而且还在不断膨胀。最高级的宦官，地位可与最高级的文武官员相符。宫女的数字，至少也在三千以上。为这些人的死亡所准备的棺木，一次即达加口之多。

从本朝创业之君开始，就形成了如下的一种观念，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士，不需要有专门的皇室庄园的收入，以供宫廷开支之用。宫廷所需的物品，来自全国税收中划出来的一大部分实物，包括木材、金属等各种原料，也包括绸缎、瓷器等制成品。皇家的开支可以不受限制，官员们却只能在极度节俭的原则下生活，更不必说这些宦官宫女。所以，本朝的官员、宦官的法定薪给都十分微薄。

这种不公平的现象当然不能持久。到14世纪初，大部分的高级官员和宦官都已经过着十分奢侈的生活。尤其是高级宦官更为人所艳羡，他们不但在皇城内筑有精美的住宅，而且根据传统习惯，他们也有相好的宫女，同居如同夫妇。他们没有子女，但不乏大批干儿、侄子、外甥的趋奉，因而也颇不寂寞。至于招权纳贿，则更是题内的应有文章。

一般的宦官也有他们的额外收入。掌管皇家的各个仓库，就是他们的生财之道。各省上缴给皇室专用的实物，必须经过检验，认为质量合乎标准才能入库，否则就拒绝接受，解送实物的人员就会长期滞留在北京而不能回家。实际上，所谓质量并无一定的规格，可以由宦官及其中介入随心所欲地决定。如果解送实物的人员懂得其中的奥妙，赠送中介人以相当款项，中介人扣除佣金后再转手送给宦官，所缴实物就可以被接纳入库。

既然纳贿可以使劣质物品变为优质，所以，除了皇室成员自用的物品以外，以次充好的现象就不断发生。其中受到损害最大的是京军。因为按规定，他们的服装也是由宦官掌管的，以次充好的结果使他们获得的军服质量极为低劣。当时最有权威的仓库中介人名叫李伟，爵封武清伯，他是慈圣太后的父亲，当今皇帝的外祖父。劣质的棉布通过他而进入仓库，再发给军士，就势所必至地引起了无数的怨言和指责。万历皇帝接到臣僚们对此事的控告，亲自拿了一匹这种劣质棉布呈进于慈圣太后之前。太后既愧且怒，表示要按国法处置。这时，大学士张居正施展了他的政治才能，他出面调解，达成了一个保全太后一家面子的协议：李伟毋须向法庭报到，他所受的惩罚是被召唤到宫门外申饬一顿，保证不得再犯。事情告一段落以后，张居正又在冯保的合作下乘机大批撤换管理仓库的宦官，并很自信地向别人表示，这种需索"铺垫费"的陋习业已禁绝。

总的来说，万历即位以后的第一个10年，即从1572年到1582年，为本朝百事转苏、欣欣向荣的10年。北方的"虏患"已不再发生，东南的倭思也已绝迹。承平日久，国家的府库随之而日见充实。这些超出预计的成就，自不能不归功于内阁大学士张居正。这就怪不得张先生偶感腹疼，皇帝要亲手调制椒汤面给先生食用。慈圣太后对张先生也是言听计从。她一向是一个虔诚的信神奉佛的女人，有一次曾准备用自己的私蓄修筑豚州娘娘庙，后来听从了张居正的劝告，把这笔钱改用于修筑北京城外的桥梁。万历皇帝出疹子痊愈以后，太后本来打算在宫内设坛拜谢菩萨的保佑，也由于张居正的反对而作罢。还有好几次，慈圣太后想在秋决前举行大赦，但是张居正坚持以为不可，太后也只能被迫放弃原来的意图。在这些事例中，张居正的主张无疑都很正确，但是这种铁面无私的态度，在以后也并不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

在平日，皇帝一天要批阅20至30件本章。这些本章都写在一张长纸上，由左向右折为四叶、八叶、十二叶不等，因而也简称为"折"。本章的种类很多，式样、字体大小、每叶字数以及行文口气等都因之而各不相同。但概括说来则可分为两种：其一，各衙门以本衙门名义呈送的称为"题本"。题本由通政司送达官中，其副本则送给给事中办事处，即六科廊房。题本中的内容大都属于例行公事，很少会引起争执。其二，京官以个人名义呈送的称为"奏水'。奏本所呈奏的事项十九在呈奏者的本职之外，例如利部官员议论军政，军政官员批评礼仪。因为属于个人的批评或建议，所以事先不必通知自己的上级，也不必另备副本。奏本由呈奏者自己送到会极门，由管门太监接受。由于这样，奏本的内容，在皇帝批示并送交六科廊房抄写公布以前，别人是无从知悉的。在全体臣僚中引起震动的本章，往往属于这一类奏本。

万历登极之初批阅本章，只是按照大伴冯保的指导，把张先生或其他大学士的"票拟"改用朱笔批写就算完成了职责。其中有些本章的批示极为简易，例如"如拟"、"知道了"，简直和练习书法一样。而且按照惯例，皇帝仅仅亲自批写几本，其他的批写，就由司礼监秉笔太监用朱笔代劳。这朱笔所代表的是皇帝的权威，如果没有皇帝的许可而擅用朱笔，就是'骄诏"，依律应判处死刑。

但即使是这些倒行的批语，不到10岁的万历皇帝恐怕还是无法理解它的全部含义的。例如"知道了"，实际的意义是对本章内的建议并未接受，但也不必对建议者给予斥责。这些深微奥妙之处也只有随着他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加深理解。

重要官员的任命，即人事大权，也是决不容许由旁人代理的。作出这一类决定，总是先由张居正和吏部提出几个人的候选名单，而由皇帝圈定其中之一。万历皇帝虽然年幼，他已经懂得排在第一的是最为称职的人选，只要拿起朱笔在此人的名字上画上一圈就可以体现他的无上权威。他从即位以来就不断受到这样的教育：他之所以能贵为天子乃是天意，天意能否长久保持不变则在于人和。要使百姓安居乐业，他应当审慎地选择称职的官吏；而要选择称职的官吏，他又必须信任张先生。

上述情况表明，张居正在人事任免中起着实际上的决定作用，这就理所当然地招致了不满。在万历12岁的那一年，他几次接到弹劾张居正的本章。有人说他擅作威福，升降官员不是以国家的利益为前提而是出于个人的好恶。有人更为尖锐，竟直说皇帝本人应对这种情况负责，说他御宁三年，听信阿谀之臣，为其蒙蔽，对尽忠办事的人只有苛求而没有优待，这不是以忽道待人，长此以往，必将导致天意的不再保佑。

本朝有一个习惯，以气节目诩的大臣，如果遭到议论攻击，在皇帝正式表明态度之前，自己应该请求解职归田，以示决不模棱两可，尸位素餐。张居正既然受到直接间接的攻击，他就立即向皇帝提出辞呈，说他本人的是非姑且不论，但有人说他成了皇帝陛下和舆情之间的障碍，他在御前所能起到的作用已被这种议论一扫而光。既然如此，留亦无益。

万历当然不会同意张先生的请求。他向张先生和大伴冯保表示，奏事的人必须受到惩处。张居正于是面奏说，任何人替陛下做事，都免不了作威作福。因为误事的官员必须降黜，尽职的官员必须提升，所以不是威就是福。二者之外，难道还有其他？张居正的慷慨陈辞和冯保的支持加强了皇帝的决心。他于是决定，第一个攻击张居正的官员颁夺官阶，降为庶人。第二个攻击者已经明知朕意，仍然执迷倔强，即是蔑视君上，应该押至午门外，脱去袍服，受廷杖一百下。延权是本朝处罚文臣的标准刑具，很多人在受刑时被立毙杖下，幸而得存者也在臀部留下了永久性的伤痕。

这时张居正显示了他的宽容。他恳请对犯官免加体罚，改为流放到边远省份，受当地官吏的监视。这种雅量使万历极为感动，无端遭受别人的攻击，还要代这个人说情，可见他确实是不计个人恩怨，有古大臣之风。然而万历所不会理解的是，权倾朝野的张居正，他的作威作福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凡是他所不满的人，已经用不着他亲自出面而自有其他的内外官员对此人投井下石，以此来讨好首辅。果然，在几年之后，万历皇帝获悉当日免受杖刑的这位官员，竟在流放的地方死去，其死情极端可疑。

经过这种种争论，加上年事日长，每天攻读史书也可以从中借鉴前代的教训，万历皇帝终于逐渐理解了问题的症结。

本朝的君主制度有一点与历朝不同。以前各个王朝，凡君主年幼，必定有他的叔父、堂兄这样的人物代为摄政，而这恰恰为本前所不能容许。按照规定，所有皇室的支系，包括皇帝的叔父、兄弟以至除皇太子以外的儿子，一到成年就应当离开京城到自己的封地，谓之"之国"。之国也就是就藩，其居于各省，有极为富丽闽大的王府和丰厚的赡养，但不得干预地方政事，而且非经皇帝同意，不得离开他的所在地。这种类似放逐和圈禁的制度，目的在于避免皇室受到支系的牵制和干涉。

与此相类似的制度是防止母后引用家人干政。后妃选自良家，但多非出自有声望的巨家大族。以万历的外祖家族为例，李伟家境贫寒，直到女儿被封为皇妃，他才得到了伯爵的封号。但所谓伯爵，不过是军队中的一个名誉军官，除了朝廷举行各项礼仪时位居前列以外，并没有任何特殊的权利，而且俸给甚低，甚至不敷家用。李伟在京城中大做揽纳物资于仓库的经纪，原因之一即在于此。他还有一个儿子，即慈圣太后的弟弟，身份却是宦官。

本朝在开国之初曾经设立过丞相的职位，但前后三人都为太祖洪武皇帝所杀，并下令从此不再设置，以后有敢于建议复设丞相者，全家处死。经过一个时期，内阁大学士在某种程度上就行使了丞相的职权。但从制度上来说，这种做法实有暧昧不明之处。

大学土原来属于文学侍从之臣。由于殿试时文理出众，名列前茅，就可以进入翰林院，给予博览群书的深造机会。翰林几经升转，其中最突出的人物就可以被任命为大学士，供职于文渊阁，其职责为替皇帝撰拟诏浩，润色御批公文的辞句。由于文渊阁是皇帝的文书机构，和皇帝最为接近，在不设丞相的情况下，这个机构的职权就由于处理政事的需要而越来越大，大学土一职也变成了皇帝的秘书而兼顾问，虽然他们并不负有名义上的行政责任。

在万历的祖父嘉靖皇帝以前，内阁大学士为3至6人，皇帝可能对其中的一人咨询较为频繁，但从名义上说，他和另外的几位大学士仍然处于平等的地位。这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张居正名为首辅或称元辅，其他大学士的任命则出于他的推荐，皇帝在圣旨中也明确规定他们的职责是辅助元辅办事。大学土之中有了主次之分，造成了今后朝臣之间的更加复杂的纠纷局面。

本朝这种以阁臣代行相职的制度，来源于开国之君为了巩固政权而做出的苦心设计，目的是使皇权不被分割，也不致为旁人取代。这种皇帝个人高度集权的制度在有明一代贯彻始终。从理论上讲，皇帝的大权不应旁落，但这种理论并不总是能和实际相一致的。万历皇帝9岁临朝，又如何能指望他乾纲独断，对国家大事亲自来做出决定？多年之后，万历皇帝回顾当时的情形，也会清楚地记得他不过是把大伴冯保的指示告诉元辅张先生，又把元辅张先生的票拟按照大伴冯保的建议写成朱批。对于年幼的万历皇帝，张、冯两人都不可或缺。但在他冲龄之际，自然也决不可能预见到内阁大学土和司礼太监的密切合作，会给今后的朝政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

一般人往往以为明代的宦官不过是宫中的普通贱役，干预政治只是由于后期皇帝的昏庸造成的反常现象，这是一种误解。诚然，有不少宦官出自贫家，因为生活困难或秉性无赖而自宫，进入内廷。但如果把所有的宦官统统看成无能之辈，不过以阿谀见宠，因宠弄权，则不符事实。从创业之君洪武皇帝开始，就让宦官参预政治，经常派遣他们作为自己的代表到外国诏谕其国王，派遣宦官到国内各地考察税收的事情也屡见不鲜。自己中叶以后，宦官作为皇帝的私人秘书已经是不可避免的趋势。皇帝每天需要阅读几十件奏章，这些奏章文字冗长，其中所谈的问题又总是使用儒家的传统观念和语言来加以表达，很不容易弄清其中问题的主次和它的真正含义，更不用说还夹杂了极多的专门名词和人名地名。所以皇帝必须委派五六名司礼监中的太监作为"秉笔太监"，由他们仔细研究各种题本奏本，向自己作扼要的口头汇报。秉笔太监阅读研究这些奏章需要付出很大的耐心和花费很多的时间，他们轮流值班，有时要看到夜半，才能第二天在御前对奏章的内容作出准确的解释。经过他们的解释，皇帝对大多数的奏章就只需抽看其中的重要段落、注意人名地名就足够了。（对俊帝阅读过的奏章，通常都要送到文渊阁由内阁大学土票拟批答。从道理上说，皇帝可以把大学士的票拟全部推翻而自拟批答。但这并不是常见的现象，因为这种做法表示了他对大学土的不信任，后者在众目股股之下会被迫辞职。按本朝的传统原则，为了保持政局的稳定，如果没有特殊事故，大学士决不轻易撤调，所以上述情况是必须尽量加以避免的。一个精明的皇帝能够做到让大学士的票拟永远体现自己的意图而不发生争执，这种微妙的关系又少不了秉笔太监的从中协调。

仅凭皇帝的宠信，目不识丁的宦官被摆升为御前的司礼太监，在本朝的历史上虽非绝无仅有，但也屈指可数。一般来说，秉笔太监部受过良好的教育。当他们在10岁之前，就因为他们的天赋聪明而被送入宫内的"内书堂"，也就是特设的宦官学校。内书堂的教师都是翰林院翰林，宦官在这里所受的教育和外边的世家子弟几乎没有不同；毕业之后的逐步升迁，所根据的标准也和文官的仕途相似。有些特别优秀的秉笔太监，其文字水平竞可以修饰出于大学士之手的文章辞藻。所以他们被称为秉笔，在彻前具有如上述的重要地位，决非等闲侥幸。

他们和高级文官一样服用啡色袍服，以有别于低级宦官的青色服装。有的人还可以得到特赐蟒袍和飞鱼服、斗牛服的荣宠。他们可以在皇城大路上乘马，在宫内乘肩舆，这都是为人臣者所能得到的最高待遇。他们的威风权势超过了六部尚书。但是这种显赫的威权又为另一项规定所限制：他们不能走出皇城，他们与文官永远隔绝，其任免决定于皇帝一个人的意志，他们也只对皇帝直接负责。

这种秉笔太监的制度及其有关限制，如果执行得当，皇帝可以成为文臣和太监之间的平衡者，左提右挚，收相互制约之效。然而情况并不能经常如此。前几十年就曾出现过刘道这样权倾朝野、劣迹昭著的太监，到此时，冯保既与张居正关系密切，而推一足以驾驭他的皇帝又正值冲龄，因时际会，他就得以成为一个不同于过去"无名英雄"式的宦官。当然，在小皇帝万历的心目中，绝不会想到他的大伴正在玩弄权力，贻害朝廷。冯保给人的印象是平和谨慎，虽然算不了学者，但是喜爱读书写字，弹琴下棋，有君子之风。他之得以被任为司礼太监，也有过一段曲折。原来的嘉靖时期，他已经是秉笔太监之一。隆庆时期，他被派掌管东厂。东厂是管理锦衣卫的特务机构，乃是皇帝的耳目，根据过去的成例，管厂者必升司利太监。而由于他和大学士高拱不睦，没有能够升任这个太监中的最高职位。直到万历即位，高拱被逐，他才被太后授予此职。

1577年秋天，朝廷上又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事件。大学士张居正的父亲在湖广江陵去世，按规定，张居正应当停职，回原籍守制，以符合"四书"中所说的父母三年之丧这一原则。张居正照例报告丁忧，这使得万历大为不安。皇帝当时虽然已经历岁，但是国家大事和御前教育仍然需要元辅的不可缺少的襄助。再说过去由于地位重要而不能离职的官员，由皇帝指令"夺清'而不丁忧守制，也不是没有先例。于是皇帝在和两位皇太后商量之后，决定照此先例慰留张先生。在大伴冯保的协助之下，皇帝以半恳请半命令的语气要求张先生在职后丧。张居正出于孝思，继续提出第二次和第三次申请，但都没有被批准。最后一次的批示上，皇帝还说明慰留张先生是出于太后的鼓旨。这些文书从文渊阁到宫内来回传递，距离不过1000米内外，但是有意思的是不论是秦章或者未批还都要送到午门的六科廊房发钞，使大小官员得以阅读原文，了解事情的全部真相。

然而官员们的反映并不全如理想。他们不相信张居正请求离职丁忧的诚意，进而怀疑夺情一议是否出自皇室的主动。翰林院中负责记述本朝历史的各位编修均深感自身具有重大的责任。因为他们的职责就是要在记述中体现本朝按照圣经贤传的教导办事的精神，如果没有这种精神，朝廷就一定不能管理好天下的苍生赤子。统治我们这个庞大帝国，专靠严刑峻法是不可能的，其秘诀在于运用伦理道德的力量使卑下者服从尊上，女人听男人的吩咐，而未受教育的愚民则以读书识字的人作为楷模。而这一切都需要朝廷以自身的行动为天下作出表率。很多翰林来自民间，他们知道法治的力量有一定的限度，但一个人只要懂得忠孝六节，他就自然地会正直而守法。现在要是皇帝的老师不能遵守这些原则，把三年的父母之丧看成无足轻重，这如何能使亿万小民小说诚服？

在万历并未与闻的情况下，翰林院的几十名官员请求吏部尚书张瀚和他们一起去到张居正的私邻向他当面提出劝告，想让张居正放弃伪装，离职丁优。他们还认为，即使为张居正个人的前途着想，他也应当同意大家的意见居丧对个月，以挽回官员们对他失去的信心。但是劝说不得结果。张居正告诉他们，是皇帝的圣旨命令本人留在北京，你们要强迫本人离职，莫非是为了想加害于本人？

吏部尚书张瀚，一向被认为是张居正的私人。他在张居正的破格提拔下身居要职，在任内也惟有文渊阁的指示是听。当他参加了这次私础劝告以后，他就立即被人参奏，参奏中一字不提他和元辅的这次冲突，而是假借别的小事迫使他下台。这一参奏引起了官员们更大的愤怒，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朝廷的纠察官员即110名监察御史和52名给事中，都属于张居正夹袋中的人物，他们从来只纠察对张居正不利的人而不顾舆论。

官员们的愤怒使他们下定决心采取另一种方式，他们直接向万历参奏张居正。严格地说来，翰林编修上本是一种超越职权的行为，遭到反击的机会极大。但是他们熟读孔孟之书，研究历史兴亡之道，面对这种违反伦常的虚伪矫情，如果不力加净谏而听之任之，必然会影响到本朝的安危。而且，本朝历史上集体上书的成例具在，最先往往由职位较低的人用委婉的文字上奏，以后接踵而来的奏章，辞句也会越来越激烈。皇帝因此震怒，当然会处分这些上奏的人，但其他的高级官员会感到这是公意之所在，就要请求皇帝的有免，同时又不得不对问题发表公正的意见。这样就迫使整个朝廷卷入了这场争端，即使抗议失败，鼓动舆论，发扬士气，揭发纠举的目的已经达到。哪怕有少数人由此牺牲，也可以因为坚持了正义而流芳百世。

纠举张居正的事件按照这一程序开始。最先由两名翰林以平静的语调在奏章中提出：因为父丧而带来的悲痛，使张居正的思想已不能如以前的绵密。强迫他夺请留任，既有背于人子的天性，国家大事也很难期望再能像从前那样处理得有条不紊，所以不如准许他回籍丁忧，庶几公私两便。在两名翰林之后，接着有两个刑部官员以激烈的语气上书，内称张居正贪恋禄位，不肯丁忧，置父母之恩于个人名利之下。如果皇上为其所惑，将带给朝廷以不良的观感，因此恳请皇上勒令他回籍，闭门思过，只有如此，才能对人心土气有所挽回。

张居正既被参奏，就按照惯例停止一切公私往来，在家静候处置。但是暗中的活动并没有停止，他的意图会及时传达到冯保和代理阁务的二辅那里。个中详情，当然没有人可以确切叙述。我们所能知道的就是严厉的朱笔御批，参张的官员一律受到严惩。他们的罪名不在于触犯首铺而在于藐视皇帝。

圣旨一下，锦衣卫把4个犯官逮到午门之外。两个翰林各受廷杖60下，并予以"削籍"，即拥夺了文官的身分而降为庶民。另外两个官员因为言辞更加益很，多打20下。打完以后再充军边省，终身不赦。掌刑人员十分了然于犯官的罪恶，打来也特别用力。十几下以后，犯官的臀部即皮开肉绽，继之而血肉狼藉。受责者有一人昏死，嗣后的复苏，也被公认为是一个奇迹；另一人受刑痊愈之后，臀部变成了一边大一边小。刑罢以后，锦衣卫把半死半活的犯官裹以厚布，拽出宫门之外，听凭家属领回治疗。有一些官员向犯官致以慰问，被东厂的侦缉人员-一记下姓名，其中的某些人且在以后被传讯是否同谋。

皇帝的行动如此坚决而且迅速，无疑大出于反张派的意料之外。皇帝紧接着又降下敕书，内称，参奏张居正的人假借忠孝之名掩盖一个大逆不道的目的，即欺负朕躬年幼，妄图赶走辅粥，使朕躬孤立无援而得遂其私。此次给予杖责，不过是小示做戒，如果有人胆放继续顽抗，当然要给予更严厉的处罚。这样严肃的语气，等于为再敢以行动倒张的官员预定了叛逆罪，使人已无抗辩的余地。这一恐吓立即收到应有的效果。除了一名办、事进土名叫邹元标的又继续上疏弹劾以外，没有别人再提起张居正的不忠不孝。事情就此结束。最低限度在今后5年之内不再有人参劾元辅，非议夺情。至于那个邹元标，由于奏章呈送在敕书传遍百官之前，因此加思只予廷杖并充军贵州。此人在以后还要兴风作浪，这里暂时不表。

张居正用布袍代替锦袍，以牛角腰带代替玉带，穿着这样的丧服在文渊阁照常办事。皇帝批准了他的请求，停发他的官俸，但同时命令官中按时致送柴火油盐等日用品，光禄寺致送酒宴，以示关怀优待。倒张不遂的官员大批桂冠离职，他们推托说身体衰弱或家人有故，所以请求给假或退休。此时北京城内还发现传单，内容是揭露张居正谋逆不轨。东厂人员追查传单的印制者没有结果，只好把它们销毁，不再呈报给皇帝，以免另生枝节。

次年，即1578年，张居正服用红袍玉带参与了皇帝的大婚典礼。礼毕后又换上市袍角带回籍葬父。他从阳历4月中旬离京，7月中旬返京，时间长达3个月。即使在离京期间，他仍然处理重要政务。因为凡属重要文件，皇帝还要特派飞骑传送到离京1000里的江陵张宅请张先生区处。

张居正这一次的旅行，排场之浩大，气势之炬赫，当然都在锦衣卫人员的耳目之中。但锦衣卫的主管者是冯保，他必然会合乎分寸地呈报于御前。直到后来，人们才知道元辅的坐轿要32个轿优扛抬，内分卧室及客室，还有小撞两名在内伺候。随从的侍卫中，引人注目的是一队鸟镜手，乃是总兵戚继光所委派，而乌铁在当日尚属时髦的火器。张居正行经各地，不仅地方官一律郊迎，而且当地的藩王也打破传统出府迎送，和元辅张先生行宾主之礼。

队伍行抵河南新郑县，张居正见到了被废乡居的故友高拱。两人相见，恍如梦寐。张居正尽力弃嫌修好，指着自己的鬓边白发，对高拱感慨不已。高拱当时已经治病，两人见面后仅仅几个月，他就与世长辞了。张居正绝对没有预料到，他和高拱之间的嫌隙，不仅役有随着这次会面而消研，而且还在他们身后别生枝节，引出了可悲的结果。

1578年前后，年轻的皇帝对张居正的信任达到最高点。这种罕见的情谊在张居正离京以前的一次君臣谈话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张先生启奏说，他前番的被攻击，原因在于一心为朝廷办事，不顾其他，以致怨访交集；万历则表示他非常明白，张先生的忠忱的确义薄云天。说完以后，君臣感极而泣。张居正回籍葬父，这3个月的陵违离别，是他们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所以更显得特别长久。待至元辅返京，万历在欣慰之余，更增加了对张先生的倚重。这年秋天，张居正的母亲赵氏，经由大运河到达北京。不久她就被宣召进宫与两位太后相见，加思免行国礼而行家人之利，并赠给她以各项珍贵的礼品。在接受这些信任和荣宠之际，张居正母子不明白也不可能明白这样一个事实：皇室的情谊不同于世俗，它不具有世俗友谊的那种由于互相关怀而产生的永久性。

1578年皇帝的大婚，并不是什么震撼人心的重大事件、当时皇帝年仅14，皇后年仅12.太皇后王氏是平民的女儿，万历和她结婚，完全是依从母后慈圣的愿望。她望孙心切，而且是越早越好，越多越好。皇后一经册立，皇帝再册上其他妃嫔即为合法，她们都可以为皇帝生儿育女。

王皇后是一个不幸的女性，后来被滥为孝端皇后。她享有宫廷内的一切尊荣，但是缺乏一个普通妻子可以得到的快乐。在实际上，她只展一种制度的附件。按照传统的习惯，她有义务或者说是权利侍候皇帝的嫡母仁圣太后，譬如扶持太后下轿；皇帝另娶妃嫔，她又要率领这些女人拜告祖庙。这种种礼节，她都能按部就班地照办不误，所以被称为孝端。但是，她也留给人们以另一种记忆，即经常拷打宫女，并有很多人死于杖下。

万历并不只是对皇后没有兴趣，他对其他妃嫔也同样没有兴趣。在他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女人还要在几年之后才与他邂逅相遇。这时，他感到空虚和烦躁。宫廷固然伟大，但是单调。即使有宫室的画栋雕梁和其他豪华装饰，紫禁城也无非是同一模式的再三再四的重复。每至一定的节令，成百成千的宦官宫女，把身上的皮裘换成绸缎，又换成轻纱；又按照时间表把花卉从暖房中取出，或者是把落叶打扫，御沟疏通，这一切都不能改变精神世界中的空虚和寂寞。在按着固定节奏流逝的时光之中，既缺乏动人心魄的事件，也缺乏令人艳羡的奇遇。这种冷酷的气氛笼罩一切，即使贵为天子，也很难有所改变。

大婚之后，年轻的皇帝脱离了太后的日夜监视。不久，他就发觉大婚这件事，在给予他以无聊的同时，也带给了他打破这单调和空虚的绝好机会。他完全可能获得一种比较有趣的生活。事情是这样开始的。有一个名叫孙海的宦官，引导皇帝在皇城的别墅"西内"举行了一次极尽欢乐的夜宴。这里有湖泊、石桥、宝塔，风景宜人，喇嘛寺旁所蓄养的上千只白鹤点缀其间，使得在圣贤经传的教条之中和太后的严格管教之下长大的皇帝恍如置身于蓬莱仙境。新的生活天地既经打开，万历皇帝更加厌倦紫禁城里的日月。在西内的夜游成了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他身穿紧袖衣衫，腰悬宝刀，在群阔的簇拥之下，经常带着酒意在园中横冲直间。1580年，万历已经17岁，在一次夜宴上，他兴高采烈地传旨要两个宫女歌唱新曲。宫女自称不会，皇帝立即龙颜大怒，说她们违抗圣旨，理应斩首。结果是截去了这两名宫女的长发以象征斩首。当时还有随从人员对皇帝的行动作了劝谏，此人也被拖出来黄打一顿。全部经过有如一场闹剧。

这一场闹剧通过大伴冯保而为太后所知悉。太后以异常的悲痛责备自己没有尽到对皇帝的督导教育，她脱去管环，准备祭告祖庙，废掉这个失德之君而代之以皇弟潞王。年轻的皇帝跪下恳请母后开恩。直至他跪了很久以后，太后才答应给他以自新的机会，并且吩咐他和张先生商量，订出切实的改过方案。

元辅良师责令皇帝自己检查过失。引导皇帝走上邪路的宦官被勒令向军队报到，听候处理。经和局保商议之后，张居正又大批斥退皇帝的近待，特别是那些年轻的活跃分子。他还自告奋勇承担了对皇帝私生活的照料，每天派遣四名翰林，在皇帝燕居时以经史文墨娱悦至清。

但是不论张居正如何精明干练，皇帝私生活中有一条他是永远无法干预的，这就是女色。皇宫里的几千名宫女都归是帝一人私有，皇帝与她们中的任何一个发生关系都合理合法。作为法定的妻子，天子有皇后一人，经常有皇贵妃一人，还有数量更多的妃和嫔。有鉴于正德皇帝死而无后，朝廷内外部一致认为皇帝应该拥有许多妃嫔，以厂子嗣。万历一天而册封九嫔，就得到过张居正的赞助。

大量的宫女都出身于北京及附近郊区的清白之家。经过多次的甄别与淘汰，入选者被女轿夫抬进宫门，从此就很难跨出宫门一角。这些女孩子的年龄在9岁至14岁之间，她们的容貌和生活经常成为骚人墨客笔下的题材。其实以容貌而论，一般来说仅仅端正，惊人的美丽并不是选择的标准。至于她们的生活，那确实是值得同情的。皇宫里真正的男人只有皇帝一个，得到皇帝垂青因而风云际会，像慈至太后的经历一样，这种机会不是没有，但毕竟是极为罕见的。绝大多数的宫女在使婢生涯中度过了青春，中年以后也许配给某个宦官作伴，即所谓"答应"，也可能送到紫禁城的西北部养老打杂。经历过这可悲可感的一生，最后老病而死，还不许家属领取尸体。她们的尸体经过火化后，埋葬在没有标记的坟墓里。

极为罕见的机会居然在1581年来到。这一年冬天，慈圣太后跟前的一个宫女偶然地被皇帝看中。这个年轻的宫女就是后来所称的孝靖三娘娘，万所称之为禁妃王氏。她在和万历发生关系以后不久就有了身孕。万历起初还不敢让母后知道这件事，所以到1582年阳历3月，他一日而娶九嫔的时候，她还不在其选。等到后来太后发现了这件事，不仅没有发怒，反而因有了抱孙的机会而大为高兴。王氏在7月被封为恭妃，8月生子，就完全合法。此子被命名为常洛，是万历的长子。当时宫廷内外喜气洋洋，诏告全国减税免刑，而且特派使节通知和本朝关系友好的朝鲜国王。但在各种正式文书之中，常洛的头衔只是皇长子而不是太子。太子或任何"王"的头衔必须经过正式的仪式郑重册封。

1582年可谓多事之秋。朝廷上另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接着发生，元辅张居正没有来得及参与这次大庆，竟猛然长逝。开始得病，据说只是腹疾，有的医生建议用凉药下泄即可痊愈。但不久即病情转剧而至不治，这实非意料之所及。张先生一心想整理全国赋税，曾于1580年终以万历名义实施全国耕地丈量。量后统计还未开始，而他竟然资志以没，抱恨终天。像他这样具有充沛精力的活动人物享年仅57岁，使报多人为之惊悼，但也有很多人在私下额手相庆。在他去世前9天，万历加封他以太师街，这是文臣中至高无上的官衔，在本朝二百年的历史中从未有人在生前得到这个荣誉。但是由于疾病很快夺去了他的生命，他已经无法利用这个新的荣誉再来增加自己的权威。

在这里，我们暂且放下万历皇帝失去了张先生的悲痛而接着叙述他和女人的关系。在九嫔之中，有一位后来被封为是贵妃、当时被称为淑嫔的郑氏。万历时年已经18岁，但对这一个14岁的小女孩一往情深。当她一经介入万历的生活之中，就使皇帝把恭妃王氏置于脑后。更不寻常的是，他们的热恋竟终生不渝，而且还由此埋伏下了本朝的一个极重的政治危机。

但是热恋并不等于独占皇帝的枕席。万历共有八子十女，为8个不同的女人所生。郑氏之所以能赢得万岁的欢心，并不是具有闭月羞花的美貌，而是由于聪明机警，意志坚决，喜欢读书，因而符合皇帝感情上的需要。如果专恃色相，则宠爱决不能如此的历久不衰。

自从张居正去世以后，万历脱出了翰林学士的仅绊；而自从他成为父亲以来，慈圣太后也不再干预他的生活。但是，我们的皇帝在这个时候确实已经成年了，他已经不再有兴趣和小宦官去胡闹，他变成了一个喜欢读书的人。他命令大学士把本朝祖宗的"实录"抄出副本供他阅读，又命令宦官在北京城内收买新出版的各种书籍，包括诗歌、论议、医药、剧本、小说等各个方面。

据说，淑嫔郑氏和万历具有共同的读书兴趣，同时又能给万历以无微不至的照顾。这种精神上的一致，使这个年轻女人成了皇帝身边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可以说，她是在最适当的时机来到了他的生活里，填补了他精神上的缺陷。凭着机智和聪明，她很快就理解了命运为她所作的安排，因而抓住现实，发挥了最大的能动性，从而达到自己预期的目的。他看透了他虽然资为天子，富有四海，但在实质上却既柔且弱，也没有人给他同情和保障。即使是他的母亲，也常常有意无意地把他看成一具执行任务的机械，而忽视了他毕竟是一个有血有肉、既会冲动又会感伤的"人"。基于这种了解，她就能透彻地认清了作为一个妻子所能够起到的作用。别的妃嫔对皇帝百依百顺，但是心灵深处却保持着距离和警惕，惟独她毫无顾忌，敢于挑逗和嘲笑皇帝，同时又倾听皇帝的诉苦，鼓励皇帝增加信心。在名分上，她属于姬妾，但是在精神上，她已经常常不把自己当作姬妾肴待，而万历也真正感到了这种精神交流的力量。据宦官们私下谈论，皇上和娘娘曾经俪影双双，在西内的寺院拜谒神佛，有时还一起作怫前的祈祷。她对万历优柔寡断的性格感到不快，并且敢于用一种撒娇讥讽的态度对他说："陛下，您真是一位老太太！"

万历决心破除他带给别人的这一柔弱的印象。在这忙碌的1582年，他励精图治，一连串重要的国家大事，尤其是有关人事的安排，都由他亲自作出决定。可能就在这个时候，他观看了宫廷内戏班演出的《华岳赐环记》入戏里的国君慨叹地唱着《左传》中的"政由宁氏，祭则寡人"，意思是说重要的政事都由宁氏处理，作为国君，他只能主持祭扫一类的仪式。当日伺候万历看戏的人都会看到他的反应，戏台下的皇帝和戏台上的国君同样地不舒服。

但是如何才能成为大权独揽的名副其实的君主？对万历来说，第一件事情是使他的朝廷摆脱张居正的影响。那张居正的躯体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他的影子仍然笼罩着这个朝廷。朝中的文武百官根据对张居正的态度而分为两派，要就是拥护张居正，要就是反对张居正。拥张派的官员过去依靠张太师的提拔，他们主张夺情留职，在张太师得病期间公开出面为他祈祷；反张派则认定张居正是巨奸大猾、伪君子、独裁者。在1582年，当皇帝本人还没有对过去的种种彻底了解的时候，朝廷里的钟摆已经摆到了有利于反张派的一边。皇帝也还没有明白，继张居正而为首辅的大学士张四维，他虽然也出于"大张"的提拔，但和自己的外祖父武清伯李伟相善而与大伴冯保有隙。他更没有想到，这时的张四维还正在利用反张的情绪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故太师张居正的被参是从一件事情开始的。皇帝下了一道诏书，内称，过去丈量全国的土地，出现过许多不法行为，主要是各地强迫田主多报耕地，或者虚增面积，或者竟把房屋、坟地也列人耕地，两地方富则以此争功。鉴于弊端如此严重，那一次丈量不能作为实事求是的税收依据。年轻的皇帝认为由于自己敏锐的洞察力而实施了一大仁政，给了天下苍生以苏息的机会。他没有想到，这道诏书虽然没有提到张居正的名字，但一经颁布天下，过去按照张居正的指示而严格办理丈量的地方官，已一机被指斥为佞臣；没有彻底执行丈量的地方官，却被田主颂扬为真正的民之父母。反张的运动由此揭开了序幕。大批严格办理丈量的官员被参劾，他们都直接或间接与故太师张居正有关。他们劣迹多端，而细加推宪，其所以胆大妄为，后边盖有张居正的支持。这一运动慢慢地、但是有进无退地蔓延开去，而参与者也清楚地知道现在和当年劝谏夺情的时候，政治形势已经大不相同，他们揭发事实，制造舆论，使张居正的形象逐步变得虚伪和毒辣。到1582年年底，张居正去世仅仅半年，他已经被盖棺论定，罪状有欺君毒民、接受贿赂、卖官囹爵、任用私人、放纵奴仆凌辱绍绅，等等，归结到最后，就是结党营私，妄图把持朝廷大权，居心叵测云云。

这一切使年轻的皇帝感到他对张居正的信任是一种不幸的历史错误。张先生言行不一，他满四节俭，但事实证明他的私生活极其奢侈。他积聚了许多珠玉玩好和书画名应，还蓄养了许多绝色佳人，这些都是由趋奉化的佞幸呈送的。得悉了此项新闻，万历又感到十分伤心。这10年来，他身居九五之尊，但是被限制到没有钱赏赐宫女，以致不得不记录在册子上等待有钱以后再行兑现；他的外祖父因为收入不足，被迫以揽纳公家物品年利而被当众申饬。但是，这位节俭的倡导者、以圣贤自居的张居正，竟如此口是心非地占尽了实利！

从1582年的冬天到1583年的春天的几个月之间，皇帝的情绪陷于紊乱。大学士张四维提议建造寿宫，即预筑皇帝的陵墓，以此来分散皇帝对张居正事件的不快。l583年春，适逢三年一度的会试。按照传统，皇帝以自己的名义亲自主持殿试，策文的题目长达500字。他询问这些与试举人，为什么他越想励精图治，但后果却是官僚的更加腐化和法令的更加松懈？这原因，是在于他缺乏仁民爱物的精神，还是在于他的优柔寡断？毫无疑问，这样尖锐的试题，如果不是出于皇帝自己的指示，臣下是决不敢擅拟的。

如果说万历确有优柔寡断的缺点，他的廷臣却正在勇往直前。清算张居正的运动继续发展，事情一定要弄到水落石出。这几个月之中，几乎所有因触犯故太师而得罪的官员一律得到起复，降为庶民的复职，充军边地的召回。至于这些人所受的处分是否咎由应得，则不在考虑之列。但是清算运动还有一大障碍，就是司礼监太监冯保。他和张居正串通一气，至今还掌握着东厂的锦衣卫特务，如果不加葡除，毕竟后患无穷。于是又由冯保的下属，两个司礼监宦官出头直接向皇帝检举：万岁爷的亲信之中，以冯保最为狡猾。他假装清廉，但前后接受的贿赂数以亿万计。甚至在张居正去世之日，他还亲自到张家取出珠帘五副，夜明珠九颗，都是无价之宝。则万岁爷理应把他的罪状公布于天下，并籍役其家产。他们的说辞娓娓动听，除了冯保的遗缺司利监太监和东厂应由他们两人分别接替以外，所有想说的话都已说尽。但是皇帝还在犹豫：

"要是大伴上殿吵闹争辩，又当如何应付？"

宦官启奏："万岁爷，冯保纵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如此妄为！"

于是依计而行，下诏宣布冯保有十二大罪，欺君合国，本应叛处极刑，姑念尚有微功，从宽发往南京闭住。这位大伴从此终身被软禁于南京孝陵，死后也葬在孝陵附近。他的财产全部被没收。因为从法律观念上来说，皇帝拥有天下的一切，私人之所以得以拥有财产，这是出于皇帝的恩典和赏赐。皇家的恩典在冯保身上一经撤去，抄家即为应有的文章，无须多作解释。没收所得的财产，虽然不能像别人所说的那样骇人听闻，但也极为可观。万历皇帝对此既喜且怒：当时皇弟潞王成婚在即，这批珠玉珍异正好用得其所；而一个宦官居然拥有如许家财，可见天子的大权旁落到了什么程度！

依此类推，还应该没收张居正的财产，因为他比冯保罪恶更大而且更富。但是万历一时下不了这个决心。一提到张居正，各种复杂的记忆就会在他的心头涌集。所以，在冯保被摈斥后，有一位御史继续上本参奏张居正十四大罪，皇帝用朱批回答说，张居正蔽主殃民，殊负恩眷，但是"待朕冲龄，有十年辅理之功，今已殁，姑贷不究，以全始终"。

然而在两年之后，即1584年，万历就改变态度而籍没了张居正的家。这一改变的因素可能有二。其一为郑氏的作用，其二为慈圣太后的干预。郑氏在1583年由淑嫔升为德妃，1584年又进为贵妃，这几年间已经成为皇帝生活中的重心。在朝臣的心目中，她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妇女，万历的种种重大措施，很难说她未曾与闻，因为对皇帝，在当时没有人比她有更大的影响。也许正是在她的影响之下，皇帝的心肠才陡然变硬。至于慈圣太后家族和张居正之间的嫌隙，已如上文所述。张居正在世之日，武清伯自己曾被申饬，受到监视，对自己的言行不得不十分谨慎检点。等到张居正一死，情况就急转直下。三个月之后，武清伯被提升为武清侯，整个朝廷的倾向，由于对张居正的怨毒而转到了对他有利的方面。他如何利用这种有利的形势而向慈圣示意，这同样也非外人能获悉。

在上述两个因素之外，高拱遗著的出现，在彻底解决张居正问题中起了重要的作用。高拱生前，曾经暗中和李伟结钢，希望通过李伟向皇室婉转陈辞，说明加在他身上的罪状属于"莫须有"，全系张、冯两人所诬陷。当时李伟自身难保，高拱这一愿望因此无由实现。现在张居正已经死后倒台，但皇帝还没有下组情辣手，这时高拱的遗著《病榻遗言》就及时地刊刻问世。书中历数张、冯的罪恶而为自己洗刷，主要有两大问题。

第一，高拱坚持他在隆庆皇帝驾崩以前就已看出了冯保的不端并决意把他摈斥。冯保一贯卖官盟爵，但最为不可忍受的是，当1572年皇太子接见百官时，他竟利用扶持之便，站在宝座旁边不肯退走。百官向皇太子叩头行礼，也等于向阉人冯保叩头行礼。这种做法充分暴露了他的狼子野心。书中接着说，当著者摈斥冯保的行动尚未具体化之前，冯保抢先下了毒手，和张居正同谋，骗得了皇太后的御旨，把自己逐出朝廷。著者承认，他当时确实说过皇上只有9岁，但并没有任何不敬的话，而只是说新皇帝年轻，怕为宦官所误，有如正德皇帝14岁登极后的情况一样。张、冯二人却把他的话故意歪曲，以作为诬陷的根据。第二，即所谓王大臣的案件。1573年阳历2月20日，也就是万历登极、高拱被逐以后半年，当日清晨有一个人乔装宦官在宫门前为卫土拘留。经讯问，此人供称名王大臣，以前在别人家里充当仆役，现在没有雇主。这种闲杂分子在禁卫森严的富门口出现而被拘留询问，过去也不止一起地发生过，但这个王大臣究竟目的何在，则始终没有弄清楚。

《病榻遗言》的作者高拱，坚决声称王大臣来自总兵戚继光的麾下。戚继光当时正在张居正的提拔下飞黄腾达，要是这个莫名其妙的王大臣果如高拱所说，岂不要招来极大的麻烦？经过一番策划，冯保等人定下了反守为攻之计，决定借用王大臣作为把高拱置于死地的工具。于是而深就将两把精致的短剑放在王大臣衣服内，要他招认是受高拱派遣，前来谋害当今皇帝。如果王大臣的口供得以成立，他可以无罪并得到一大笔报酬。张居正则运动朝讯此案的文官，要他们迅速结案，以便处死高拱灭口。

冯、张的计划没有实现。负责审讯的文官不愿参与这项阴谋。王大臣也觉悟到如果供认谋利皇帝，下场决不能美妙到不仅无罪，而且领赏，于是在东厂主持的初步审讯中翻供，暴露了冯保的教唆和陷害。这时冯保陷入困境，乃以毒药放在酒内，通令五大臣喝下去，破坏了他的声带。两天之后公开密问，由于犯人已经不能言语，无法查出真正的结果。王大臣仍然被判死刑，立时处决，以免牵累这项阴谋的参与者。

皇帝听到这一故事，距离发生的时候已有10年。他虽不能判断这一切是否全系真实情况，但至少也不会毫无根据。因为他还模糊地记得，10年以前，宦官告诉他有坏人闯进宫内，而且张先生叮嘱皇帝要谨慎地防备这种图谋不轨的报告，还仍在文书档案之内。他满腹狐疑，立即命令有关官员把审讯王大臣的档案进脚前查阅。查阅并无结果。因为审讯记录上只写着王大臣胁下藏有短剑两把，别无详情，此案的结果则是王大臣经过审讯后在1573年阳历3月25日处决。这一重案竟如此不了了之，使已经成年的皇帝大力不满。他一度下旨派员彻底追查全案，后来由大学上申时行的劝告而中止。申对行说，事情已经过去周年，除了冯保以外，所有与本案有关的重要人物都已去世，如果再作清查，不仅水落石出的可能性甚少，于事无补，反而会有不少人无端被牵连，引起不安。

高拱在生前就以权术闻名于朝官之间。这一《病榻遗言》是否出自他的手笔还大可研究。即使确系他的手笔或系他的口述，其中情节的真实性也难于判断。但当日确有许多人坚信书中所述真实不虚，许多证据十分可靠。遗憾的是此书问世之时，差不多所有能够成为见证的人都已离开了尘世。

此书内容的可靠程度可以另作别论，但至少，它的出版在朝野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成为最后处理张居正一案的强烈催化剂。在这以后，在万历皇帝时张先生回忆之中，连勉强保留下来的一部分敬爱也化为乌有。他发现，他和他的母后曾误信张居正的所作所为是出于保障是位的忠诚，而现在看来，张居正不过是出于卑鄙的动机而卖友求荣，他纯粹是一个玩弄阴谋与权术的人。

更加严重的问题还在继续被揭发。有一种说法是张居正生前竟有谋反篡位的野心，总兵戚继光的精锐部队是政变的后盾。持这种说法的人举出两件事实作为根据。其一，一次应天府乡试，试官所出的题目竟是"舜亦以命禹"，就是说皇位属于有德者，应当像舜、禹之间那样，实行禅让。这样居心险恶的题目，对张居正为劝进，对天下为舆论的准备。其二，张居正经常处于佞幸者的包围之中，他们奉承张居正有人主之风，而张居正竟敢含笑不语。对于前者，即使真像旁人所说，过错也并不能直接归于张居正；对于后者，不妨目之为骄奢惜罔，这些都还可以容忍。最使万历感到不可饶恕的是张居正对别人奉承他为当今的伊尹居然安之若素。伊尹是商代的贤相，辅佐成场取得天下。成汤去世，又辅佐他的孙子太甲。太甲无道，伊尹就废之而自代。经过三年，直到太甲海过，伊尹才允许他继续做两朝的君主。由于十年来的朝夕相处，万历对张居正毕竟有所了解，他并不相信张居正具有谋逆篡位的野心，然而张居正以师尊和元辅的身分经常对皇帝施加压力，难道不正是当年伊尹的翻版吗？张居正成了伊尹，皇帝自己又岂非无道的太甲？

对于张居正及其遗属的处理，在1583年夏季以前，万历已经褫夺了张居正三个儿子的官职，撤销了张居正本人生前所得到的太师头衔。尽管情况仍在进展，但是他仍想适可而止，以全始终。又过了一年，即1584年阳历5月，辽王的王妃控诉张居正生前出于个人恩怨，又为了褫夺府邻而蒙蔽圣聪，废黜辽王，理应籍没。这时万历觉得张居正竟敢侵犯皇室以自肥，实属罪无可道，因此下决心同意了这一请求。对张居正死后两年再被抄役家财，在技术上还造成了一些更加复杂的情况。按本朝的习惯，所抄役的家财，应该是张居正死后的全部家财，这两年之内被家属花费、转移的物资钱财必须全部追补，即所谓"追赃"。而应该追补的数字又无法有确切的根据，所以只能根据"情理"的估计。张居正生前毫无俭约的名声，负责"追赃"的官员即使意存袒护，也决不敢把这个数字估计过低。张居正的弟弟和儿子在原籍江陵被拘留，凑缴的各种财物约值白银10万两以上。这个数字远不能符合估计，于是执行"追赃"的官员对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严刑拷打。张敬修供称，确实还有白银30万两寄存在各处，但招供的当晚他即自缢身死，几天之后，张家的一个仆人也继而自杀。

抄役后的财物110台被抬进宫门，其中包括御笔四纸，也就是当年皇帝赏赐的、称颂张先生为忠臣的大字。财物中并没有值得注意的珍品。万历皇帝是否亲自看过这些东西或者他看过以后有无反应，全都不见于史书的记载。当日唯一可能阻止这一抄家措施的人是慈圣太后，但是她并没有这样做，也许她正在为她父亲武清侯李伟的去世伤掉不已而无心置问。李伟死后被封为国公，并允许长子袭爵。要是张居正还在，这种本朝未所有的殊荣旷典是决不可能被授予的，他一定会用爱惜朝廷名器这一大题目出而作梗。仅凭这一点，慈圣太后也不可能再对张居正有任何好感。

在抄家之后，有两个人呈请皇帝对张居正的老母额外加恩。万历一面批准以空宅一所和田地1000亩作为赡养，一面又指责了这两个呈请者。大学土申时行遭到了温和的申诫，刑部尚书潘季驯则由于夸大张氏家人的惨状而被革职为民。

事态既然发展到这一地步，万历已经无法后退。对这两年的一切措施，也有必要向天下臣民作出交代。要说张居正谋逆篡位，一则缺乏证据，二则对皇室也并无裨益，所以，在抄家4个月之后，即1584年阳历9月，才正式宣布了总结性的罪状："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宿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本当剖棺戮尸，仅仅因为他多年效劳，姑且加恩宽免。他的弟弟和两个儿子被送到烟瘴地面充军。

元辅张居正死后被清算，大伴冯保被驱逐出京，皇帝至此已经实际掌握了政府的大权。但是不久以后，他就会发觉他摆脱了张、冯之后所得到的自主之权仍然受到种种约束，即使贵为天子，也不过是一种制度所需要产物。他逐渐明白，倒掉张居正，真正的受益者并不是他自己。在倒张的人物中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人物强硬而坚决，同时又顽固而拘泥。张居正的案件一经结束，他们立即把攻击的目标转向皇帝。在劝谏的名义下，他们批评皇帝奢侈懒惰，个人享乐至上，宠爱德妃郑氏而冷落恭妃王氏，如此等等。总而言之，他们要把他强迫纳入他们所设置的规范，而不让他的个性自由发展。另一类人物则干脆是为了争权夺利。他们利用道德上的辞藻作为装饰，声称只有他们才能具有如此的眼光及力量来暴露张冯集团的本质。而张冯被劾之后在朝廷上空出来的大批职务，他们就当仁不让，安排亲友。

现在到了1587年，万历皇帝还只有24岁，但登上天子的宝座却已经15年了。对他来说，这15年似乎显得特别漫长，因为有许多重复的事件和不变的礼仪要他去应付，即使是一年以前，他的爱妃郑氏生下量子常询，也并不能给他多少安慰。接近他的人可以看出，皇帝陛下正在越来越感到生活的单调和疲劳。上一年，他主持殿试，试题的内容是"无为而清"，他对生活的厌倦已经越出了内心世界而要开始见诸行动了。

然而万历陛下的一朝，是本朝历时最长的一朝。此后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在他当政的年代里发生，1587年不过刚刚是一个契机。这一年阳历7月，正当元辅张居正先生去世5周年，皇帝端坐深宫，往事又重新在心头涌现。他降谕工部，要工部如实查报，张居正在京内的住宅没收归官以后作何区处：是卖掉了，还是租给别人了？如果租给别人，又是租给谁了？工部的答复役有见于记录。司巨大约史官认为记载了这道上偷，已经可以表明皇帝当时微妙复杂的思绪，至于房屋或卖或租，对国家大事则无关紧要，就不必琐碎地加以记录了。

谢选骏指出：公允地说，黄仁宇只能算作“文献学者”，实在不能算作“历史学家”——他严重依赖《明实录》这样掩耳盗铃的官方记录来研究历史实况，可谓捕风捉影了。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他在1981年发表的《万历十五年》，七分之一的篇幅在谈万历皇帝，却没有提及1958年就被“考古”盗挖的十三陵定陵中埋葬的明神宗万历尸骨，表明万历皇帝是一个严重畸形的瘸子！这才是万历将近三十年“不见大臣不上朝”的根本原因！

【第二章　首辅申时行】

每当大学士申时行走到文华殿附近，他就自然而然的感到一种沉重的负担。这是一种道德观念的负担。

文华殿坐落紫禁城东部，皇帝在此就读。1574年，万历髦龄10岁的时候，他就能挥笔写作径尺大字。写下了"责难陈善"四个字当场赐给申先生，意思是希望他的老师能规劝他的过失，提出有益的建议。这四个字的含义是这样深透，书法的笔力也很劲拔，申时行接受这样的赏赐不能不感到极大的荣幸。13年之后，申时行所深感不安的乃是他所尽的心力，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一个"万历之治"的灿烂理想，也许至今已成泡影。

申时行不是皇帝五个蒙师之一，但他所担任的功课最多，任课时间也至久。现在身为首辅，他仍然担负着规划皇帝就读和经筵的责任。因之皇帝总是称他为"优生"而不称为"卿"，而且很少有哪一个月忘记了对申先生钦赐礼物。这些礼物有时没有什么经济价值，而纯系出于关怀，诸如鲤鱼二尾，批把一篮，折扇一把，更蒲数支之类；但有些礼物则含有金钱报酬的意义，例如白银数十两，彩缎若干匹。不论属于哪一类，这都足以视为至高的荣誉，史官也必郑重其事，载于史册。

得任为皇帝的老师是一种难得的际通，也是"位极人臣"的一个重要阶梯。固然并不是既为老师就可以获得最高的职位，但最高的职位却经常在老师中选任。在皇帝经筵上值讲，必然是因为在政治、学术、道德诸方面有出类拔萃的表现。值讲者即使还不是卓有成就的实行者，至少也是众所推服、彻底了解国事的思想家。

根据传统习惯，皇帝为皇太子时即应就读，受傅于翰林院诸学士，称为东宫出阁讲学。登极之后，除继续就读而外，他还要出席另一种形式的讲学，即所谓经筵。经筵于春秋两季气候温和之时举行，每月三次。每次经筵，所有六部尚书、左右都御史、内阁大学士和有爵位的朝臣勋戚都要一体参加，还有给事中，御史多人也在听讲的行列中出现。

经筵举行的时间一般在早朝之后，皇帝在大汉将军20人的保卫下首先驾到。在这文质彬彬的场合中，大汉将军也免除甲胃而穿上袍服，但仍携带金瓜等等必不可少的武器。皇帝在文华殿面南坐定，传谕百官进入，行礼如仪。至此，鸿肿寺官员将书案一张摆在御座之前，专供圣鉴；另一张摆设在数步之外，为讲官所用。参加听讲的官员鱼贯而入，分列书案左右。

经筵和其他所有的仪式一样，必有其目视耳听的对称均衡。先一日用楷书恭缮的讲义此时已经陈列于案几之上。在赞礼官呼唱之下，两员身穿红袍的讲官和两员身穿蓝袍的展书官出列。他们都是翰林院中的优秀人员。讲官面对皇帝，展书官在书案两侧东西对立。接着是讲官叩头，叩头毕，左边的展书官膝行接近书案，打开御用书本讲义，用钢尺压平。此时左边的讲书官也已经超前，站在中央的位置上，开始演讲。讲完后，书本盖覆如前，讲官及展书官退列原位，以便右边的同僚履行任务。左边讲官所讲授的是"四书"，右边讲官所讲授的则为历史。此种节目，历时大半天只有讲官可以口讲指划，其他全部人员都要凝神静听，即在皇帝亦不能例外。如果当今天子偶然失去了庄重的仪态，把一条腿放在另一条腿之上，讲官就会停止讲授而朗诵："为太君者，可不敬哉？"这样的责难不断重复，决无宽贷，一直到这个为人君者突然发现自己的不当而加以改正，恢复端坐的形态为止。

这种繁文缛节乃是当日国家中一种重要制度。经筵的着眼点在发挥经传的精义，指出历史的鉴戒，但仍然经常归结到现实，以期古为今用。称职的讲官务必完成这一任务，如果只据章句敷衍塞责或以佞辞逢迎恭维，无疑均属失职，过去好几个讲官就曾因此而被罢免。

在正面阐述圣贤之道的时候，讲官可用极委婉的言辞，在不妨碍尊严的条件下对皇帝作必要的规劝。皇帝在经筵上可以提出问题，甚至说明他不同的观点，但是资问或指斥讲官，则属于失利。即讲官准备不充分，讲辞前言不对后语，皇帝感到不快，也不能当场流露，而只能在事后间接提出。执行任务时讲官所受的优礼乃是长期历史的产物；即在正德皇帝，那位大有离经叛道意味的人君，也没有废止这种优礼。这位不平常的皇帝，他对讲宫接二连三地影射批评自己，另有报复的妙法，即"一脚踢到楼上"——这些尽忠的讲官经常被升迁；其所任新职，则十九又在边区远省。

申时行现在不是讲官，而是经筵负责人，执掌全盘的计划。他的办公地点是文渊阁，坐落在午门之内。在办公时间内，皇帝和他的首辅相去不过1000米。但是这1000米，也是全世界距离最长的1000米。这种距离不在于官寝和文渊阁之间有重重叠叠的门墙和上上下下的台阶，而在于除了早朝和讲读外，皇帝已极少接见大学士。他们之间的交往差不多全部出于纸头书面。偶而皇帝也派宦官口传圣旨；直接宣召大学士面两国事，但在申时行任首辅期内，已属绝无仅有，平均一年不过一次。至于皇帝亲临文渊阁，在本朝历史上则已经是160年前的事情了。

文渊阁的正厅供奉孔子像。两侧有官舍四间，另有阁楼，乃是保存书籍档案的地方。阁前不远有东西两排平房，是为书记人员抄缮文件的办公室。以这些房屋作为我们庞大帝国的神经中枢，似乎过于朴素；但是和国初相比，则已有了长足的发展。当年草创伊始，文渊阁真的是一间亭阁，为皇帝职掌御前文墨各官等候召见时歇足之处。以后扩充官舍，增加图籍，又辅之以吏员，才规模大备，可是它的性质仍非片言只语所能概述。它既像皇帝与文官集团间的联络处，也像各部院以上的办公厅；有时又像皇帝的顾问室，或是调解纠纷的超级机构。总而言之，它所做的事，就是以抽象的原则，施用于实际问题，或者说把实际问题抽象化。例如经过皇帝批准，人事有所任免，文渊阁公布其原因，总是用道德的名义去掩饰实际的利害。因为本朝法令缺乏对具体问题评断是非的准则，即令有时对争执加以裁处，也只能引用经典中抽象道德的名目作为依据。

在文渊阁办公的首辅申时行的内心深处，不可能对经筵产生与众不同的兴趣。讲书的时间既长，典礼也过于呆板。参加这种仪式，他要在天色未明之前起床，熬过一段悠长枯燥的时间，等到经史讲完，书案依次撤去，参加的人员鱼贯下殿，在丹城上向御座叩头如仪，然后才能盼来这经筵之"筵"。此即在左顺门暖房内所设的酒食。这酒食为光禄寺所备，各官按照品级职务就座；其中的讲官、展书宫及抄写讲义的人员，则又就座于同阶官员之上。

身为首席大学士，经筵监督者，申时行有责任使全部程序和谐地演出。要是皇帝出现倦容，或是讲官失言以至其他官员失利，他都要引咎自责。有时候他自己也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一个人要继续坚持经筵必须不断举行？难道他不像其他人一样憎恨这令人折骨伤筋的节目？按理说，他对经筵的反感，不可能在旁人之下。因为他就任今上讲官之前，早就担任过先是隆庆的讲官。在文华殿前的花岗石上，他匍匐了这么多次，以至熟悉了每一石块的特点。经筵的令人厌倦之处，他比别人有更多的体会。然而首输申先生忠于职守，仍然在兢兢业业地维护这个传统节目。在对待早朝的问题上，他也持同样的态度，坚持不应断辍。导朝本是苦事，而在寒风凛冽的严冬为尤甚。前一年冬天，申时行就听到过官员在导朝时互相讪笑，说是某人的白脸已冻成大红，另一人的红脸又变为漆黑。申阁老深知他在这种情形下，坚持早朝的不断举行，必将使自己成为朝廷上不受欢迎的人物。

公历1587年，时为万历十五年，申时行52岁，他已感到未老先衰。几年之前，他即已鬓发苍苍，现在身为首转，位被人臣，又有张居正前车之鉴，为什么他对一切还要那么认真而不听其自然呢？

这又是说来话长。

本朝治理天下，礼仪所起巨大的作用，已略如前述。皇帝以一人而君临天下，具有最高的权威，实因天意之所归。天意必须通过亿万臣民的信念而体现出来。皇帝和他的大臣，经常以庄严美观的形式举行各式各样的礼仪，又为巩固这种信念不可或缺。无数次的磕头加强了皇帝神圣不可侵犯的意义；而他亲自主持各种礼仪，更表明他也同样受上天的节制，即受传统的道德所节制。儒家经典的教条愈简单平淡，就愈要加强学习，接二连三地听来讲去，借此加强我们理智的主宰。越是地冻天寒，酷暑蒸人，我们的早朝也更可以收到锻炼身心之效。就是皇帝的亲耕，看来有很明显的象征成份，但象征不一定就是虚伪。如果所有参加典礼的人都相信这种象征，而决心以行动促其成为现实，这又是何等壮大的力量！一月三次的经筵，其目的更直截了当，它表现了皇帝和大臣们坚决地在经典和史籍中寻觅最有效的方法，以达到大同之治。

正是对上述意义有了深切的理解，申时行更不能无愧于中。因为他所尽的心力，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这有事实为证：1586年的新秋，23岁的皇帝降下谕旨，说他早晨起床后突然感觉头晕脑胀，需要停止早朝和出席经筵、日讲；而且所谓停止，又无时日的限制。12个月以后，这头晕脑胀，又奇妙地重复出现。更令人感到不安的是皇帝刚刚说完精力不支，宦官却传出了万岁爷在紫禁城内骑马驰骋的消息；接着又有人说他试马伤额，不想让廷臣看见，消息传开，礼部的一位官员就奏上一本，规劝皇帝保重玉体，并注意他身为天子的职责。不想一波方息，皇帝又来一套不能临朝的谕旨，据他自己说，其原因乃是心中火气过旺，服用凉药，凉药压火抵于足部，发生奇痒，因之搔破皮肤，行走不便。然而与此同时，宫内却又传出皇上饮酒过多，夜间游乐过度，与妃嫔交往过切如此等等的消息。

这自然会使申时行感到伤心。他曾写信给朋友诉苦，说他处于无可奈何的境地。他还写诗责备自己的无能："王师未奏康居捷，农扈谁占大有年？袁职自惭无寸补，谁应投老赋归田！"意思说军队没有打胜仗，农民没有享丰年之福，可见他自己位居高官，对国事毫无贡献，自应退休，返里归乡。然则申时行并不真是一个容易灰心的人。在发完牢骚之后，他仍然抖擞精神，继续执行他首辅的职责，摊开赛本，用楷书端端正正地写上，请求陛下以社稷为重，保养玉体，但是经筵决不可长期停止，太相洪武皇帝，经筵讲到叩岁仍然坚持不息。他同时又和朋友通信，指出局势很难，"上下否足，中外腰携，自古国家未有如此而能长治久安者"。

申时行是一个富有现实感的人，他懂得为臣之道。如果皇帝说他的问题在脚痒，首席大学士就一定要相信这问题在脚痒。更应该欣幸的是皇帝陛下竟用了这么多的语句细诉他的困难，这就不失为可喜的现象。所以看来皇帝的病源不深，早朝和经筵不致耽搁太久。好在新的讲官和展书官都已派定，只要皇帝能够出席，经筵可以立即继续举行。而且他还考虑，如果皇帝觉得早起困难，则不妨把早朝和经筵的时间稍稍推迟。这些问题都属于可以通融之列。

申时行之被任为首辅，似为一串意料之外的机缘所促成。

1582年张居正逝世之后，继任者为张四维。但是不出一年，第二位张阁老的父亲也不幸去世。当时自然不能再来一次"夺情"，张四维只能离职丁忧。在此离职期间，申时行代理首轨但是张四维本人在居丧将要满朝的时候又突然患病，而且一病不起。以前较申时行资深望重的大学士马自强和吕调阳也已病死，这样，命运就把资格最浅的大学士申时行推到了最前面。

1587年，申时行官居首辅已4年。他自称未老先衰，其实精力正旺。他的父母去世多年，所以没有丁忧的顾虑。他为人温和谦让，没有几位前任那种趾高气扬的姿态。王世贞所作《内阁首辅传》称他"蕴藉不立崖异"，就是说他胸中富有积蓄，但是不近悬崖，不树异帜。这一评价在恭维之中寓有轻视的意味。而申时行的温和谦让，却也始终投有能使他能在政治风浪之中置身事外。他以后被卷入争端，进退维谷，直到提出解呈11次之多，才能奉准退休。

申时行由张居正的推荐而入阁，表面看来，这一点对他关碍不深，因为1582年前后，在中枢出任要职的几乎全部为张居正的私人。申时行和张四维不同，他以才干取得张居正的信任，而不是以诌媚见用。在张居正死后，他承认张居正的过错，但并不借此夸大前任的过失，作为自己执政的资本。其间差异既为同僚所深知，也为皇帝所了解。

申时行和其他绝大多数的大学士一样，出身于政府中执掌教育和文墨的部门。1562年，他在299名殿试及第的进土中名列第一，即得中状元，并按例授翰林院修撰。此后他在翰林院任职达15年，官至待读，并升转兵部及利部侍郎，在职仅7个月，即被命为大学士。他和张居正、高拱一样，未曾就任北京以外的官职。

难道一个人熟读经史，文笔华美，就具备了在御前为皇帝作顾问的条件？难道学术上造诣深厚，就能成为大政治家？25年前，翰林院修撰徐时行（当时他尚未姓申，仍袭用外祖徐姓）也曾对这些问题发生疑惑。但是今天的大学士申时行对此早已涣然冰释，理解了其中的精微奥妙。因为我们的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陵。

多年的翰林生活更使申时行对这些问题的理解逐渐加深。翰林院的官员替皇帝撰写浩敕，浩敕的接受者总是孝子贤孙，同时也是眼光远大的父母或是能够周济邻里领导地方的正人君子。执掌文墨与教育的官员也向皇帝反复说明，为人君的职责是在使人民在丰年得以温饱，凶年不致填于沟壑。他们也要阐明三代以来的王道至今依然适用，即一个良好的政府务必选贤任能，同时在社会上提倡诚信与和谐。总而言之，道德至高无上，它不仅可以指导行政，而且可以代替行政。至于具体的技术问题，例如一个蛮夷酋长当抚当剿的得失，使黄河水道南移或北迁的利弊，边区条马交易折换率的调整，等等，自然也很重要，但这是属于各地总督巡抚的范围，他们理应提出建议。按本朝传统，所有的建议仍当奏请皇帝批准。然则用人适当，各地总督巡抚都是众望所归，他们的建议，也必为上策佳计，所有奏请，必然会得到批准。所以归根结底，技术问题仍与道德问题不可分离。

翰林学士在执行职务期间，既已接受道德伦理的熏陶，而有条件精研各种档案，则为增进技术能力的捷径。在1578年被任为大学士之前，申时行参与修撰嘉靖和隆庆两朝实录和《大明会典》这种编撰工作，必须要把历年所有因革的文件逐月逐日地排比整理并加检讨，正是训练培养内阁大学士的最好方法。现在的首辅申时行，被同僚一致誉为"老成"。这种概念与实际年龄无关。他52岁，比次辅许国小8岁，也比三辅王锡爵小一岁。他的老成来自长期处理各种人事经验；这种经验，使他深知我们这个帝国有一个特点；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靠看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扰，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这一帝国既无崇尚武功的趋向，也没有改造社会、提高生活程度的宏愿，它的宗旨，只是在于使大批人民不为饥荒所窘迫，即在"四书"所谓"黎民不饥不寒"的低标准下以维持长治久安。这种宗旨如何推行？直接与农民合作是不可能的，他们是被统治者，不读书，不明理，缺乏共同的语言。和各地绅士合作，也不会收到很大的效果，因为他们的分布地区过广，局部利害不同，即使用文字为联系的工具，其接触也极为有限。剩下唯一可行的就是与全体文官的合作，如果没有取得他们的同意，办任何事情都将此路不通。例如就在这1587年，山东省的三千农民，由于饥荒诞而走险，丛聚为盗；各地白莲教的信徒也大有增加。局势令人惊骇。但仅是惊骇于事无补，解决问题的关键仍在于全体文官的互相合作，互相信赖，以致于精诚团结，众志成城。如果不是这样，则全国1100多个县，其中万别千差，又何能由朝廷训令，使得多个县个个个做事符合机宜？所以说来说去，施政的要诀，仍不外以抽象的方针为主，以道德为一切事业的根基。朝廷最大的任务是促进文官之间的互相信赖与和谐。此亦即鼓舞土气，发挥精神上的力量。

在首辅申时行看来，纵使国步艰难，政府的办、事能否收效，仍可以常识判断。如果各部院寺的文官几个月都见不到皇帝一面，他们就很难维持信心，认为皇帝陛下对各种事情仍能充分掌握。此念一开，他们即会怀疑他对是非善恶可能已经置之度外。信念既失，疑窦即生，他们就很难再尽忠竭力。这也就是"四书"劈头所述的"诚意"至此已经不能维持。这种情况，就是所谓"上下否后，中外腰携"，如果继续下去，挺而走险的农民决不会止于三千，白莲教徒也一定会越来越多了。

要影响全体文官，申时行必须首先提供自己的诚意。他宁可被目为大和事佬，甚至被批评为牺牲原则的政客，但他坚持他调济折衷的原则。他确实看透了国家为解决问题而设立文官，但国家的最大问题也就是文官。而奇怪的是，以张居正的精明练达，竟忽视了这样基本而简单的事实。

在本朝历史上除草创时期的洪武永乐两朝外，文官凌驾于武官之上，已成为绝对趋势。多数的武官不通文墨，缺乏政治意识，他们属于纯技术人员。即使是高级武官，在决定政策时，也缺乏表示意见的能力，偶或有所陈献，也绝不会受到文官的重视。

在申时行充当首辅的年代，全国文官的总数约为20000人，其中京官约占1／100。当他们朝会集合时，就出现一片令人眼目昏眩的现象。他们的朝服为红丝罗绢所制，四品以上为红色，五品以下为蓝色。朝冠系纱制，侧带两翅；朝靴黑色，靴底边上涂以白色的胶漆。腰带并不紧束而是轻松地是在腰间，上镶玉、犀角以及金银等方块，所以在阳光之下闪烁不已。

官员们的品级由"文官花样"表示。此亦即西方人所称Mandarin Square。文官的花样总是绣着两只鸟，鸟的品格和姿态则因级别的高低而异。如一品官的花样为仙鹤翱翔于人中；三品官的为孔雀，一只着地，一只冲天；至九品官则为鹤鸩二只，彼此都在草丛中觅食。武官的袍服形色和文官相似，但品级不用乌而用猛兽来表示，依次为狮子、虎豹、熊务等等。监察官员虽然也是文官，但是花样却不标品级而绣以"倾基"。这是传说中的一种猛兽，能辨善恶。它对好人完全无害，但当坏人接近，它就一跃而前将其撕为碎块。还有极少数的文武官员，包括宦官在内，可以由是帝特增绣有蟒、飞鱼、斗牛等形象的袍服，其尊贵又在其他花样之上，这是一种特殊的荣誉。对峙时行于1585年即由万历赐予蟒施。

文官绝大多数由科举出身。最低级的考试合格者称为生员。生员应三年一度的乡武，合格者称为举人；举人参加在北京的会试殿试，合格者称为进士。举人得授九品官职；进士得授七品官职。此处尚有鉴生、贡生等名称，也都可以经过一定的途径得到官职。总之，科举制度以各种考试的办法选拔人才，考来考去，全国的读书人被网罗而应试的总数当在百万以上，其中文理通达的即可由此而登仕途。

科举制度的重要性又在社会风气中得到反外一个读书人如果不入仕途，则极少有机会表现他的特长，发挥他的创造能力；也极少有机会带给一家、一族以荣誉。所以一个人的进学中举，表面上似乎只是个人的聪明和努力的结果，实则父祖的节衣缩食，寡母的自我牺牲，贤委的茹苦含辛，经常是这些成功的背景。无数的条文和墓碑，可为例证。这些文章多有出自儿子或丈夫的手笔，其中歌颂母亲或妻子给他们的赞助扶持，文句悱恻动人，情节也真实可信。皇帝赐给臣下的浩命，也针对这种感情上的需要，恩赐荣典，大多包括妻子以及祖宗三代。此外还有规定：本人可以辞去浩命而转封他们的妻子和祖宗三代。即使获得浩命的先辈早离人世，也无碍于授予。旧的墓碑可以取去，而代之以镌刻着新的荣誉的墓碑；画师可以根据生者的口述画出死者的遗容，画上的袍服，像主可能一生未曾经眼。这样对祖先表扬，也是对子孙的策励。这些浩命又可以传之百世，作为后人楷模。所以辞去自身的思命而转封于先辈，实为一举两得。首辅申时行深深了解其内情，他在不久之前就替二辅许国代呈，辞去他本人应得的升迁，而以相等的荣誉表扬他的亡妻及父母。

基于这些社会背景，文官们自应形成一个具有共同思想的集团。京官为文官中的优秀分子，自然更不必说。他们无例外地从小熟读"四书"。宋代大儒朱意的注释，既为官方确定，奉为正宗，则他们也早全盘接受，因之对一切事物的看法，也更为一致。他们都知道施政出于仁民爱物之心亦即同情和怜恤之心。一个有教养的人知道他自己有生活上的需要，又对家人父子具有感情，推己及人，就不能不想到其他人也有这些需要和感情，那么他也不得不尽力使其他人能获得他们的需要和发挥他们的情感了。

天下的大道理都可以用常情来度量。即便是最为严格的教条，也承认因情理而发生的例外。譬如说一个人对自己的嫂嫂应当敬爱而又经常保持距离，但是当嫂嫂掉进水里，那就不是再保持距离的时候，而一定要用手拉她。这种原则和例外，亦即古人所说经和权。这些关系，文官们也无疑地了如指掌。

因为他们都是读书明理之人，他们也具有无背于圣贤之道的幽默感。这种爱好幽默的情趣，尤其在他们谈论挪揄鸿肿寺礼官时表现无遗。他们所谓'无哭王晚姜辣李苦"，对于这几位赞礼宫古怪的声调作了很准确的描写。虽然有行礼时候，他们个个一本正经，散班之后却总是有很多令人捧腹的故事在他们中间流传，譬如说礼官自己忘了转弯，唱转而不转，武臣不等赞礼官唱疏而先行下跪等等。

这些为数两千的京官，是否都能具备上述的品德，因而形成一个巩固的集团呢？如果事情真是这样，则他们身为文官中的优秀分子，自应感化其他文官，而后者也就应该具有移风易俗的能力，使全国1100多个县的民风杜绝刁顽而日臻淳厚；本朝刑法中所有骇人听闻的处罚如凌迟处死，也应当早已废止了。如果事情真是这样，这么多身穿懈秀服饰的文官监视其他百官也就毫无必要，皇帝也无须乎赫然震怒，廷杖百富了。可见理想与事实，常常不能相符。否则申时行在执行职务时一定会大感轻松，而以下所叙的事情也不至发生了。

首辅申时行虽然提倡诚意，他对理想与事实的聪节，却有一番深切的认识。他把人们口头上公认的理想称为"阳"，而把人们不能告人的私欲称为"阴"。调和阴阳是一件复杂的工作，所以他公开表示，他所期望的不外是"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依归"。达到这个低标准，已经需要一番奋斗，如果把目标定得更高，那就不是实事求是了。

要消除文官中不愿公开的私欲是不可能的。因为整个社会都认为做官是一种发财的机会，不少的小说和笔记都写到，一个人得中进士，立即有人前来出谋划策，如何买田放债，如何影响诉讼，如何利用权势作额外收入的资本。二北京的一些放债人，经常借钱给穷困的京官，一俟后者派任地方官，这些债主就随同任所，除了取回借款之外，还可以本外加利，利又成衣地方官兜揽民政与财政，致富的机会至多。至于官员本身，向这种社会风气投降的程度则各有不同。大多数人觉得在似合法又似＊法之间取得一部分额外收入，补助官俸的不足，以保持他们土大夫阶级的生活水难，与情操无损。另有相当数量的官员，则声名狼藉，其搜刮自肥的劣迹令人愤慨。再有一部分极端人物，则属清高自负，一介不苟取于人，这绝对的道德观念，可以由古怪的南京都御史海瑞作为代表。这三者的差别，也就是文官之间不能和谐的一大原因。

中枢的管理又被官僚习气所掣肘，这是中央集权很难避免的结果。中央对很多边远县份的实际情形无法直接获知，只能依赖地方官的报告。这种文书从地方送达中枢就常常需要一个月。执笔者铺陈请事，动辄使用自古以来最为华丽的辞藻，可是他们却足不出户，所引用的统计资料也许已经一百年没有修订过。自己中枢的大厦坐落在无数含糊暧昧所叠砌的基础之上，于是就必须找出自己的行政管理刃、法。

这种办法，即以"责任"二字为交代。一个地区发生了问题，府县官自然责无旁贷。例如三千亡命之徒，丛聚为盗，当地地方官必受检举。他可以被指责为因循贻误，缺乏胆识，以致事态不可收拾；有时被检举的罪名，也可以完全相反，而被论为浮躁轻率，以致迫使亡命之徒铤而走险。这样，凡是发生事故，中枢之是否能作深入的调查研究已无关宏旨，上级总可以归罪于下级地方官。周密的调查既费周折，而如果受罚者又提出证据为自己辩护，如所出事情，在他到任之前滋生，或者其差错在于邻府邻县，或者由于上级指示错误，则法庭也无法结案。案悬不结，责任不明，必将破坏全部文官机构的规律，失去以后赏罚的标准。

因之我们的政事，注重体制的安定，而不计较对一人一事的绝对公允。牺牲少数人，正是维持大局的办法。人事考察条例，也就从这里着眼。按照规定，四品以下的地方官三年任满应当入京朝觐述职，由皇帝及有关部门核定他们政绩的优劣。但是全国有1100多个县，任何精明强干的人事官员也无法详细知道他们的具体成绩，而只能在大节目上斟酌一二。如果一个地方官所统辖的地区安静无事，税收没有多大亏欠，该地区的民风就是"淳厚"而并非"刁顽"，这一位地方官必为好官而非"浮躁'域"寸力不及"。京官六年一考核，名为'徐察"，考察也很难根据实际能力和成绩，而大抵是视其人事应付能否得宜而有其上下高低。一对京官对这种考核总是战战兢兢，因为一旦得到一两个不良的评语，则一生事业可能立即付诸东流。本朝历史上最严格的数次考察，曾使两千多文官停职降级。在当政者来说，没有这样的办法，朝廷上就无法去旧迎新；在被考核的文官来说，这样大批的斥退的确令人寒心，于是他们更要互相照顾，以作为保护安全的必要手段。

各式各样的社会关系也使他们结成小集团。出生于一省一县，是为'乡谊"。同一年考中举人或进土，是为"年谊"；同年的举人或进士就像学校里的同班一样，在原则上有彼此关照的义务，他们的考官则不消说是终身的恩师。婚姻关系，包括男女双方的远亲近属，是为"姻谊"。这多种的"谊"堤形成文官派系的一个主要原因。各派系的主要人物亦即后台老板就有提拔新进的义务；私人的困难，可以协助解决，错误也可以掩饰。被提拔的和被帮助的当然会对后台老板效忠卖力，终身不渝。

申时行既然身居首辅，他不能不感到这种局势的危险。文官名义上任职于各部院寺，各有其官方的组织，但是背后又有他们私人派系。他有一次在给朋友的信内提到这个问题，深深感叹这种公私"阴阳"的区别。可是他有什么办法？他自己还不是依靠张居正的栽培才有今天的地位？申时行不是理想家，他深知人类的弱点不能完全避免。张居正一案已成过去，他现在的任务是要竭诚帮助年轻的皇帝治理国家大事，当务之急是增加文官之间的互相信赖。与其暴露各人的阴，毋宁提倡他们的阳。正因为如此，他被报多人目为放弃理想以妥协为前提的政客。然而还有人比他更为务实，认为所有伦理道德全是空中楼阁，最多也不过是一种理想和一种装饰。对这种看法，申时行也不能同意。理想与装饰究竟不同于虚伪，一个人仍能以此作为起点去推行他的诚意。

即算本朝推行伦理道德以作为治国的标准，收效不如理想，可是也别无更好的办法。假如没有这些观念和原则，我们政府靠什么而存在？如果放弃"四书"上说的真心诚意，仁民爱物，嫂溺则手援，如何能使2000名京官对事情有一致的看法？又如何能使18000名地方官和衷共济，或者无端受罚而仍然歌颂"皇恩浩荡"了我们还有什么更好的标准去教育全国约1肋万的读书人，还有什么更好的标准去表彰他们的祖先、寡母、贤妻？个人的私心会随时随地变迁，只有伦理道德永恒不变。古代的圣贤写作"四书"的时候如此，朱是注解"四书"的时候如此，今日仍然如此。正因为如此，它才可以在经筵上被讲解者发挥，也可以在墓志上被镌刻，以为后人的典范。

这种伦理教育所收到的效果，可以用前面提到的邹元标为例。邹元标在1577年得中进士，时年26岁。当时他还没有任何官职，然而根据圣贤的教导，他竟上书指出张居正的不肯丁忧的可耻可恶。这一封奏章使他在午门外受到廷杖，进士的头衔革去，降为士兵，流放于贵州的穷乡僻壤。一去5年，直到1583年冤案昭雪，他才被召回北京，任命为给事中，职司监察，穿上了绣有懈劣的饱服。到任不久，他又上书直接批评万历不能清心寡欲。皇帝用朱笔在奏章上批"知道了"三个字，给他面子，免予追究文句的唐突。然而邹元标不识抬举，过不多久，他二次上书，奏章上的用语更无忌讳，竟说万历扯谎，有过不改，而且引用"欲人匆闻，英若勿为"的谚语，揭穿皇帝的装腔作势，说他没有人君风度。这就不能不使万历勃然震怒，准备把这个不知感恩的谏宫再次廷杖。

一个从七品的下级文官，过去对朝廷的惟一贡献只是检举了张居正，今天居然具有这种道德上的权威，敢于直接指斥皇帝，其凭借者安在？万历的看法是，邹元标和其他冷谏者并非对他尽忠，而是出于自私自利，即所谓"讪君卖直"。这些人把正直当作商品，甚至不惜用诽谤讪议人君的方法作本钱，然后招摇贩卖他正直的声望。

这种看法不无事实上的根据。有些文官熟读诗书，深知百世流芳之说。他们可以找到一个题目，宁可在御前犯不敬之罪，今日受刑，明日名扬史册。这样的做法，说明了忠臣烈士的名誉，确乎是一种高贵的商品。否则，何以有许多人愿意付出这样昂贵的代价，放弃经过千辛万苦挣来的进士出身，继之以血肉甚至生命去追求？

既有这种人物具有这样看法，则内阁首辅虽然承认现实，却又不能放弃理想。

申时行决心做和事佬，他的诚意得到了某些文官的尊重，但并不能为全部人土所谅解。他有时被批评为张居正的循吏，有时则被指责为"首尾两端"，即遇事左顾右盼，缺乏决心。但是申时行却并不因这些批评而改变作风。旁人处在他地位上，可能采取比较直截了当的硬性办法。申时行之"蕴藉"，半由天赋，另一半则因为在前任和后台那里得到的教训。张居正死后被参，家产籍没，子弟流放，如果他仍然按照张的作风办事，至少也是没有头脑。今日他端坐在文渊阁中张居正留下的公案后边，当然不能忘怀张居正当年的神情气概。这位炬赫一时的首辅，确乎把他申时行当作门生和属吏。但也正因他申时行能够虚心下气，才有进步成长的机会，而终于成为张居正的继任人。

他的前任和后台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物，能够记忆千头万绪的详情末节，同时又极能了解各种人事的机微。在隆庆皇帝去世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廷臣都厌恶高拱，而对张居正却表示好感。甚至他为了获取首辅的地位，不惜与大伴冯保周旋，并以此得到慈圣太后的垂青种种情节，也得到同撩的谅解。1572年他开始为文渊阁主人，确实是一帆风顺。然而在10年之后竟身败名裂，成为历史上一大悲剧的主角。申时行对这一悲剧的内容十分了然，张居正的根本错误在自信过度，不能谦虚谨慎，不肯对事实作必要的让步。申时行生平不愿宣扬别人的缺点，对于提拔自己的人，更不会妄加批判。他只是从这悲剧的内幕中得到了教益。

张居正的10年新政，其重点在改变文官机构的作风。这一文官制度受各种环境之累，做事缺乏条理。张居正力图振作，要求过于严厉，以至抗拒横生。在他有生之日，他犹可利用权势压制他的批评者，可是一旦身放，他的心血事业也随之付诸流水。

加强行政效率乃是一种手段，张居正的目的，在于国富兵强。理财本来也是他的专长，但就是在此专长之中，伏下了失败的种子。这其中有很多复杂情况，是为外人所未能深悉的。

这种复杂性首先见于税收。本朝1100多个县，表面上看来都是相等的行政单位，但实际每县税粮总数不仅不同，而且相去极远。在多种情形下，总数一经规定，就因袭而不加修改。一个富裕的县份，其税粮总数可以是一个穷僻县的300倍到500倍之间。

当一个县官详细察看他的辖区时，他更可以发现很多难于置信的事实。这足以证明我们所称为制度，往往只是一个理想。比如说，官方所用度量衡和民间所用的就有大小的不同。又比如，很多县份的耕地几个世纪都没有作过系统的丈量，其间有的增加，有的减少，甚至该地区的地形都有了改变，过去所定税粮数额，可能已与现在实际情形大相径庭。至于土地的所有权，经过几易其手的典押，有时也难以认清谁是真正的地主。

有些县份的税额很低，粗粗一看，似乎必须提高税额，至少这样的县份再也不应该有税粮的积欠。但实际情形是，由于原来税额低，不少农民已升为地主，而这些小地主，多系自耕农或半自耕农，仍去饥饿线不远，他们的生活与农村富裕的地主和居住在城市的地主当然不可同日而语。这也就是说，低税的实惠，早已为当地人视作当然，成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因素，欠税欠粮的事情，不能因全县税低而遏止。

有些县份的税粮比较高，这就更不可能如数进入仓库。在一般情况下，收税达到一定的税额，例如某县已征收了税额的60％，则再催征其余的40％极端困难。即使富裕的地主也会仿效贫穷的自耕农拒不细粮。他们根据多年经验，知道一个县官无法长期和成百成千以拖拉方式拒不纳粮的户主抗衡。旧税未清常常是新税之累，所以官方只好用种种名义把未收的部分减免，其后果就等于鼓励拖欠而拒不纳税。县官对欠税的户主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拘押一些人在官衙前拷打，以为其他欠税者戒。然而这些欠税人也另有对付的办法，他们可以贿赂衙役，雇佣一批乞丐代他们挨打，称为"请人代杖"。南直隶苏州府向称鱼米之乡，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地区。申时行生长于苏州吴县，对这些情况已司空见惯。张居正自然也深知此中积弊，所以他给别人的一封信说苏州以赖粮著名，"其乡人最无赖"，此地可称"鬼国"。

百姓缴纳税粮，在规定数字外尚有所谓"常例"，即各地方官按照习惯收入私囊的附加，县官如此，以下村长里长甲长也无不如此。地方官向上缴纳税金税粮，总是先扣常例，至于税额是否如数，则是另一回事。

张居正担任首辅的时候，他用皇帝的名义责令各府各县把税收按照规定全部缴足，这一空前巨大的压力为全部文官所终身不忘。批评张居正的人说，他对京城和各地库房中积存的大批现银视而不见，而还要用这样的方式去敛财，必然会通致地方官敲扑小民，甚至鞭挞致死。这种批评也许过于夸大，但是张居正的做法和政府一贯所标榜的仁厚精神相背，却也是事实，同时也和平素利用乡村看老级外所行"间接管制"的形式不符。这种间接管制虽然行政效率极低，实际上却为事势所需，它在成万成千农民之间解决了官方鞭长莫及的难题。

张居正还有一个错误，则是他忽视了文官集团的双重性格。固然有很多官僚凭借特权，引用私人，扶植地主和高利贷者的利益。但是"四书"所揭案的、为文官集团所标榜的宗旨，也并不全是口头禅。如导之以诚意，一些有责任感的年轻人如邹元标辈，又真能不顾一己安危荣辱，为仁民爱物的宗旨拼命。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能在存亡于肤发之间击退北方游牧民族的内犯，也能在万苦千辛中修复黄河的决堤。他们经常批评万历皇帝，其用心也未必真是"沽名卖直"，而是他们深知自我牺牲，必须得到皇帝的肯定和合作，才能使亿万百姓沾惠受益。他们之所以攻击张居正，也正因为在他们心目中，张居正的措施放弃了古圣先贤的宗旨，而是急功好利，企图以世俗的行政效率来代替这种伟大的精神，最终必然窒碍难行，落一个引用私人的下场。

从客观条件来看，张居正之弓佣私人，是无法避免的。以我国幅员之六，交通通信又极落后，任何有能力的内阁，也不能对各种地方官有周密的了解和实际的控制。张居正一心改弦更张，10年'专政"之后，各地税额并没有调整；地方政府仍然无法管理农村，官吏薪给之低，依然如故。总之，这种维新不过是局部的整顿，而非体制上的变革。张居正本人认真办事，一丝不苟，他亲自审核政府的账目，查究边防人马的数额，下令逮捕犯法的官吏，甚至设计各种报表的格式，规定报告的限期。他所派遣的总督和任命的尚书个个精明能干，然而他们的诚信仍有问题。因为撇开他们本身不说，他们属下的低级机构，依然处于各种各样不合理条件之下，离开了权术，这些高级官员也无精明能干之可言，而权术又总是和诚信背道而驰的。

在名义上张居正是皇帝的顾问，并无决策和任免的权力。为了贯彻自己的意图，他经常以私人函件的形式，授意于他亲信的总督巡抚，要他们如此如此地呈奏皇帝，然后他以内阁大学士的身份票拟批准他自己的建议。为了鼓舞亲信，他有时还在函件上对他们的升迁作出暗示。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以他自己作中心，另外形成一个特殊的行政机构，以补助正常行政机构之不及。这在旁人看来，就是上下其手；以气节自负的人，自更不愿向他低头，以免于趋附权势的讥讪。

张居正的全套措施，彻底暴露了这一大帝国中央集权过度的不良后果。在下层行政单位间许多实际问题尚未解决以前，行政效率的增进，必然是缓慢的、有限度的。强求效率增高，超过这种限度，只会造成行政系统的内部不安，整个文官集团会因压力过高而分裂；而纠纷一起，实际问题又会升级成为道德问题。

张居正既不能撇开文官集团而自起炉灶，他的所作所为也就无法避免矛盾。举一个例子说，他个人物质生活的奢华惹人议论至多。数年之前，小皇帝万历听说张先生要改建住宅，增修一座阁楼以便悬挂御笔，于是就亲自下令由内库拨发白银一千两以为资助。因为在小皇帝的心目中，他的老师官俸并不丰厚。但是张居正去世之后，万历皇帝才听说北京张宅的增修费用，竟为白银一万两。更令人惊讶的是北京张宅刚刚修造完毕，湖广的江陵立即出现了一座规模相同的张宅，主其事者是锦衣卫的一个庞姓军官，建造的费用不消说来自官库。张居正获悉此事，自称于心不安，但并没有毅然拒绝这些小人的阿泱奉献。接通而来的就是湖广的地方官动用公款先后建造三座石坊以颂扬张居正的功业。次之则张居正以整理驿传作为他自己的一大政绩：当时政府设立的各个驿站，照例对来往官员供应车马食宿，他花费了很大的心血，务使真正有公事的人，才受驿站接待。几家属旅行，或以私籍公，需索驿站者，查出后立加严惩。但是张家的仆人甚至亲友的仆人却可以任意向地方官需索车马船只，并及于扛格行李的夫役。张居正要求其他官员励行节俭，但是他却不能以身作则，这当然不能不贻人以口实。上述情形，也许可以推说为下人蒙蔽；然而他在私人函件中屡次提到他亲信的文官曾向他赠送贵重的"礼物"，包括现金和田地，这就不仅使他无法自解，也使对他同情的人不能置辩。也许在他看来，他自己的奢华和别人的节俭不过是因地位不同因而各有本分。但是在他的政敌的心目中，这就是言行不一的一大证据；即在一般人看来，这至少也是道德上的疵暇。这些地方也使万历丧失对元辅老师的一番尊敬，因为事实具在，不像"谋逆篡位"一套罪状，虽然严重，却令人难于置信。

张居正的最后几年里，对他的批评者非常敏感，而对有名的文士尤甚。这些名士生平只知用华美的文章大言欺人，决不会对他崇实的作风起好感；因之他也就视此种人为寇仇。如果申时行有机会对他前任和后台老板发牢骚，他一定会指出张居正对待这般人的态度未免过分，而且由此而牵累了自己。因为在这些人眼中，他总是张居正的私人。平心而论，张居正对待一般文人，确乎过于偏激而有失宽厚。这些撰写文章的专家根据"学而优则仕"的原则，认为他们的诗词歌赋是赢得厚禄高官的资本。张居正纵使因为他们没有济世之才而加以摈斥，也不妨采用比较温和的方法敬而远之，不去触怒他们。例如王世贞，是本朝数一数二的散文大家，又和张居正同年得中进士，按理说应该情谊深厚，然而清形却不是这样。王世贞一心想做尚书，多次主动向张居正表示亲近，替他的父母作寿序，又赠送了许多礼物，包括一件极为名贵的古人法书。但是张居正却无动于衷，反而写信给王世贞，说什么"才人见忌，自古已然。吴干越钩，轻用必折；匣而藏之，其精乃全"。前两句恭维，其后则把王比作脆弱而不湛使用的武器看待，只能摆在盒子里让人赞赏他雕铸之美，却不能用以斩将夺旗。王世贞当然不曾忘记这段羞辱，他日后为他的同年作《张公居正传》时，也就以牙还牙，行间字里，酸辣兼备；其中提及申时行，也多轻蔑之语。

还有一个文坛健将汪道昆，凑巧也是张居正的同年，他官至兵部侍郎，有一笔由他经手的边防公款，经监察官查核认为账目中有不实之处；而汪提供的报销，却用华丽动人的散文写成。张居正对此事极感不满，他铁面无私地在一封信上指出"芝兰当路，不得不锄"。汪侍郎虽有芝兰之美，然而却开放在众人行经的道路上，管理公路的员工张居正也不得不把这名花异卉一锄所去。这封信刚刚写完，汪道昆就被迫退休。

张居正开罪于文人有如上述二例。这也表现他虽为首辅，却没有认清文官集团还有另一种双重性格。在他执政的时代，在名义上说，文官还是人民的公仆，实际上则已包罗了本朝的出色人物，成为权力的源泉，也是这一大帝国的实际主人。张居正按照过去的眼光仍然把文官集团当作行政工具，对其中最率众望的人物不加尊敬，就使自己陷于孤立的地位。直到危机四伏之际，他才发现了这一点，并且引用怫家经义，作为自己精神上的解脱，说是："如火火聚，得清凉门。'既能在狂燎烈焰之中有冰凝水静的感觉，则他虽尚在人间身居首辅，却已经把自己当作烈士看待了。

申时行没有做烈土的决心。他坐在前任的书案之后，认为张居正当年如能避免各种错误，他就没有自我牺牲的必要。申时行记得清楚：在万历初年大家对张居正还心存钦慕，他们没有责成这个首辅舍弃旧章，创造一个新的行政系统。他们心目中的大政治家，应当以个人的声望来调和各种极端。在一般情形之下，他需要用明确而坚定的态度处理公务；但这标准只能维持到一定的限度。事态的发展逾于限度之外，则就要用想道来原谅各人的过失。首辅的最大贡献，则在于使各种人才都能在政府中发挥长处。大才小才，庸才劣才，全部如是。对他们起感化和领导的作用，即为申时行所称的"诚意"。

除非把全部文官罢免，而代之以不同的组织和不同的原则，身为首辅的人只能和文官合作，按照他们的共同意志办事。申时行没有忽略文官的双重性格：即虽称公仆，实系主人；有限则有阴。他必须恰如其分地处理此中矛盾。时势要求申时行充当和事佬，他就担任这样角色，至于别人的评论如"首尾两端"之类，就只能付诸一笑。

申时行下决心当和事佬，固有以上的理论及经验作背景，但也与个人利害有关。

他在初任首辅的两年内，曾一再感到风雨飘摇。当日见被目为张居正的私人，都要费一番心力，为自己洗刷。申时行固然有忠厚长者的声名，但是他与张的密切关系，也早为人所共知。纵是他是当今皇上老师，亦于事无补。这时候万历皇帝年已19岁左右，嘴唇上和颔下已长出了稀疏的短须，伊然一个成年人了。他声称过去被人愚弄，今后当彻底地独立自主。皇上要振作，当然是好事；然则他的动机却出于疑忌。这又增加了左右大臣职务上的危险性。申时行也很清楚地看到，在他前任8个首辅中，只有李春芳和张四维可谓能全始终，其他翟銮、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和张居正6人，或遭软禁，或受刑事处分，或死后仍被追究。表面看来，所有处分出自皇帝的旨意，其实所有案件，无一不产生于文官集团中的矛盾。首辅或是在政策上遭到多数人的反对，或是个性太强而引起嫉妒和仇视。技术上的争端，一经发展，就可以升级扩大而成道德问题，胜利者及失败者也就相应地被认为至善或极恶。

在1583年的夏天到1585的夏天，申时行似乎感觉到有一个政治上的黑箍套在自己脑袋上，而且一天比一天加紧。反对他的以年轻的京官居多，只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完全摸清皇帝对申先生的真实态度，一时不敢造次，但是攻击已经逐渐展开。他们首先质问：张居正的四个儿子，三个得中进士，其中两个人翰林院，申时行当日为会试时主试官之一，难道和他没有关系？这一质问没有动摇申时行的地位，他们接着又建议，今后大学士的儿子一律不得参加会试，这矛头显然是针对申时行的长子申用撤。再接着他们又弹劾吏部尚书杨巍，说他用人办事都逢迎内阁旨意，言外之意乃是首辅专权跋扈。这两次攻击依然无效，但是他们参劾礼部尚书徐学漠却取得成功，徐被迫去职。参劾者表面上的理由是他在选择皇帝陵墓的地址时，没有广泛地听取港舆专家的意见，以致没有选到一个真正的吉穴，但真正原因乃是徐学漠已被视为张居正的私人，而他在最近又把女儿嫁给了申时行的次子申用嘉。

这种攻击是经过深思熟虑，按照预定步骤进行的。整个方式可以称为"去皮见骨"。攻击者常常从一些小事开始，诸如一句经书的解释，一种谐音的讽刺，一张不署名传单的内容，一个考题的不当等等，有时也可以在奏章上提出一个冤案，参劾一个不知名小富的家庭琐事，或者以论水利和研究马尾巴发难引出本题。利用这些小事可以促使公众注意，引起文官参加，假以时日，使小事积累而成大事，细微末节的局部问题转化而成为整个道德问题。在程序上讲，发展中的步伐则须前后衔接，第一步没有收到效果之前决不轻率采取第二步。而且出场交锋的人物起先总是无名小卒，直到时机成熟才有大将出马。这种方式，大凡久在政治圈子里的人物，都已看透，他们可以从青萍之末，预测大风暴的来临。

而对着这布置周详的攻击，申时行险些垮台；再加以高启愚一案，他更是被拖到了悬崖边上。然而出人意料之外的乃是他顶住了这种攻击。在这危机中摇而不坠，以后重又站稳了脚跟。这是申时行生活史上的一大胜利，使他的政治地位更趋巩固。

高启愚出身翰林院，曾任南京和北京的国子监祭酒，相当于国立大学校长。由于申时行的推荐，他以礼都右侍郎的身份充任皇帝的经筵讲官。按照过去成例，他之被任为大学士已是指日间事。和申时行一样，他还很可能为来日之首辅。只是高启愚命运乖违，正在官运亨通之际，忽然被人检举。几年之前他主持应天府乡试所出试题"舜亦以命禹"，这时被认为宣扬掸让，即是恭维张居正有神禹疏凿之功；在有德者则君临天下的前提内，这也就是向张劝进。这一攻击既阴险又毒辣，因为它正中了皇帝心理上的要害。攻击者预料，高启愚为申时行提拔，在这严重罪状面前，申必然要出面为高辩护，于是就可以）顺水推舟地搞垮申时行。

果然计出如神，案件一发动，申时行出而为高启愚辩护。攻击者按照原定部署参劾申时行，又如预料申被参离职家居待勘，二辅许国代理阁务。许国又为申时行辩护，过几天也被参劾，也同样在家听候处理。

只是攻击者没有预料的，乃是这一场大风浪，使万历皇帝作了长时间上的考虑。他把种种迹象联系起来，逐渐明白了这些检举参劾的真实用意。何以这群"保皇党"当初在高启愚出题劝进的时候一言不发，今日张居正已经倒台则又振振有辞？可见他们也另有其"阴"。他们好几个组织者都是三辅王锡爵主持会试的门生，如果搞垮申时行和许国，即可以拥护王锡爵担任首辅。事不凑巧，王锡爵责示了充分的明智和冷静，他不接受这样的拥戴，反而向万历皇帝上书称赞首辅申时行"泊然处中，重国体，惜人才"。

于是圣意乃决，申时行和许国都被挽留。皇帝特遣的宦官到两位阁老家里央请他们出来视事。攻击者因之不能再加置像。但是为了保持文官间的平衡，也为了继续鼓励监察官尽忠报国，对攻击首辅的人也不便过重处罚。直到数月之后风波平息，万历才把其中最激烈的分子各降三级，首先参劾高启愚的御史，也调到外省；至于高启愚为生事之端，即便从轻处理，也不能认为全无过失，可以令之置身事外，乃以"出题谬妄"的罪名，被颁夺文官身份和以前恩赐的祖先浩命。

张居正一案的余波，到此才完全结束。故太师的头衔既然被俄家产也已没收，儿子进士翰林的名称又经一笔勾销，今后即再暴露他所培植的私人亦不能使皇帝激动，自此朝廷内的文官还要互相攻击，则必须另找新的题目来做文章，而不能再在张居正的骄奢无道或者窥窃神器上大加发挥了。

等到这一案完全结束之后，申时行才有机会平心静气地研究事情的真象。在所有反对他的人中，真正关心张居正的儿子如何进入翰林院以及皇帝陵墓风水好坏的恐怕很少，甚至借这个题目可以拥戴首辅以便自己升官的也不能太多。应当注意的仍是张居正本身是一个令人感情激动的题目。只要一提起他的名字，就立刻引起很多人气愤，因此反对者不一定要费很大的气力，即可以利用各文官间对故太师的反感，排斥他所接近的人，如侍郎表讲官高启愚、利部尚书徐学漠和他申时行自己。

为什么张居正这样令人痛恨？原因在于他把所有的文官摆在他个人的严格监视之下，并且凭个人的标准加以升迁或贬黜，因此严重地威胁了他们的安全感。这些官员之间关系复杂，各有他们的后合老板以及提拔的后进。他们又无一不有千丝万缕的家族与社会关系，因之得罪了一个人，就得罪了一批人；得罪了一批人，也就得罪了全国。这正如他同年王世贞所说，张居正一套偏激的办、法，是和全国的读书人作对。

张居正又错误地使用了懈复这一动物。监察官是征集舆论、平衡阴阳、在公益和私利中找到折衷的工具，元铺张先生却用它来推动自己的政策。御史和绘事中只检举对他不利的人物，不纠察他的行政，这种情况使他们与特务警察无异。因之张居正虽没有独裁者的权位，却有了独裁者的神通。要不是在他执政之日有这种普遍被压抑的恐惧和怨恨，以后的反张运动就不会引起这么多的同情，动员这么多的力量，产生这么多的枝节。

1585年，万历皇帝决心将张居正一案作为历史看待。申时行也决心防止这样的政治波澜再来掀动本朝的上下机构，他呈请皇帝停止张居正所制定的考成法。为了有效地管制全国各府县，这一考成法规定各科给事中按年月记载各地方官的政绩，其标准为欠税是否能够追缴，盗匪是否能够擒获。官员前案未结，就不许升迁离职，甚至有些已经退休或正在养病的官员还要被传询答复问题。现任首辅申时行认为这种方法有欠公允。因为税收能否如额征足，有其多方面的原因，而不完全决定于县令府尹的能力和办事精神；匪盗就擒或漏网，更多出于偶然的机会，如果上官不顾困难，一味逼迫下属，下属又逼迫兵丁捕快，就会促成许多嫌疑犯屈打成招，这也不是清明宽厚的本朝所宜有。万历听罢首肯。这样，张居正时代惟一有组织性的条例也就此撤销。

为了表示胸襟开阔，申时行对参劾过自己的官员概不追究，甚至还建议其中的几位官员晋级。另一件出人意外之事则是他替邹元标说好话。这一位邻元标，除了上书触怒圣颜之外，还帮助反对申时行的一派逐走了他的儿女亲家徐学漠。万历本来想重办邹元标，申时行出来讨价还价，终于使邹没有受到廷杖，仅以除籍了事，而在邹元标离职以后，申时行还在设法使他能第二次被召复职。

1587年又值京察之年，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可以宣扬他作为大政治家的诚意。京察每六年举行一次，全部京官都将被考核。各地巡抚由于带有都察院御史的头衔，所以也同于京官在考核之列。与他前任1581年的原则相反，申时行力主人事上的稳定。随即消息传来，政府让大小官员各安其位。于是众心欣慰。京察的结果，凡由进士出身的职官只有33人降级或罢免，而且这33人，没有一个出于吏部、都察院或翰林院这些传统上最富敏感的机关。这种想道稳定了文官集团的情绪，也稳定了首辅自己的地位，他被众口交誉为老成持重，有古君子之风。

他和万历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好，概言之，即已经由协调进而为亲密。册封万历的宠妃郑氏为皇贵妃时，他被委为正使之一。申时行又奉派为总揽大峪山今上陵寝的建筑工程，并已到施工之处巡视多次，一次在严寒，一次在酷暑。1587年，他报告一切进行都很顺利。万历龙颜大悦，特赏首辅申先生织有双喜字的锦缎一匹，让他制成新衣，以供阅陵时服用。

在皇帝的心目中既已取得了很高的信用，申先生又能以他高超的劝说能力，委婉地请求今上放弃他禁中内操，即在皇城中训练以宦官编成的军队，并同意不再随便出城巡阅，管束职掌特务的宦官张鲸。这些事情，如果不是申时行采用恰当的方式调停，很可能造成皇帝与百官间的冲突。因为在这些地方文官们有他们坚定强硬的看法，要是他们一定要以道德的名义在御前海谏，言语冲突之余，万历一动反感，很可能导致一意孤行。申阁老防患于未然，确已尽到从中调济的职责。

反对申时行的则仍称他为妥协，一味只顾目前适用，放弃原则。申时行当然有他的办法答辩。他表示，要是不恢复百官间的彼此信赖，怎么可以使他们大有作为，为皇上推行开明的政治？

管理我们这样一个大帝国，在许多问题上一定是要生间隙的。张居正以整饬纪律自居，而实际上他是强迫要求各人保证不生牌隙。申时行用恕道待人，又鼓励城信，就是期望各人自动地各尽其能地补救够隙。申时行的立论并非没有理由，但是从他四年内在文渊阁执政的纪录上看，其成功的希望至为微小。

推广诚意的方式是经常不断地举行礼仪，讲解"四书"和其他经史，然而最近以来，申时行已经不能劝说万历皇帝出席他应该主持的礼仪，经筵也久被搁置。申先生内心明白，经过张居正事件之后，皇帝对各种告汗、争论和答辩已经不感兴趣，他对一切都取怀疑的态度。因为他从小束发受教，就听说"王者无戏言"，天子应对一切事物认真，更要在一句一语之间，相信亲信人的话。而现在看来，每个人都是说管说，做管做，两不相干，这又何怪乎他怀疑一切？他之所谓"讪君卖直"，就表示他已经知道凡事都有其明暗阴阳。他对廷臣要求他为尧舜之君的说法不加反对，因为这是"四书"中的准则，又是祖先的训示，不容置辩。可是以他的聪明敏感，谁又能够保证他在内心深处，没有把这种要求当成臣下为他设置的羁绊？

皇帝放弃诚意，使申时行至为不安。然而他没有更好的办法，只好自己坚持信心，静待时机的好转。可是无情的时光，究竟还有多少让申时行来安排和等待呢？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的秋天，他作为首辅已四年有半，今后还有四年，他仍为文渊阁的首长。在他不知不觉的用尽了命运为他安排作首辅的全段时间，那么太傅兼太子太师左柱国中极殿大学士申时行即想在文渊阁再多留一天，也是不能为时势所容许的了。

谢选骏指出：黄仁宇的人物传记虽然充满了芝麻绿豆，但却语焉而不详，因为他的讲述没有主线情节。更可悲的，是他的大历史却缺乏历史感，例如他讲到明朝的"文官花样"，却胡扯“此亦即西方人所称Mandarin Square”——把明朝混淆到了清朝，演出了“关公战秦琼”的桥段。

【第三章　世间已无张居正】

张居正的不在人间，使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失去重心步伐不稳，最终失足而坠入深渊。它正在慢慢地陷于一个"宪法危机"之中。在开始的时候这种危机还令人难于理解，随着岁月的流逝，政事的每况愈下，才真相大白，但是恢复正常步伐的机会却已经一去而不复返了。

以皇帝的身分向臣僚作长期的消极怠工，万历皇帝在历史上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例子。其动机是出于一种报复的意念，因为他的文官不容许他康长立幼，以皇三子常抱代替是长子常洛为太子。这一愿望不能实现，遂使他心爱的女人郑贵妃为之慢郁寡欢。另外一个原因，则是他在张居正事件以后，他明白了别人也和他一样，一身而具有"阴"、"阳"的两重性。有"阳则有"阴"，既有道德伦理，就有私心贪欲。这种"阴"也决非人世间的力量所能加以消灭的。于是，他既不强迫臣僚接受他的主张，也不反对臣僚的意见，而是对这一切漠然置之。他的这种消极怠工自然没有公然以圣旨的形式宣布，但在别人看来则已洞若观火。

皇帝决心以顽强的意志和臣僚们作持久的对抗，臣僚不让他立常河为太子，他也不正常治为太子，甚至不让常洛举行冠利以便向翰林院的官员就读。像这样双方坚持达10年之久。

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打算。但是他的屈服是带着仇恨的。皇长子被封为太子，皇三子被封为福工到河南之国，从此皇帝的心灵上就留下了永久的伤痕，他的臣撩也再没有机会能使他按照他们的意志执行他的任务了。皇帝仍然是皇帝，但是再也不愿意做任何事情使他的文官快意。像这样又20年。

各种法定的礼仪在照常举行，但是皇帝已经不再出席。高级的职位出缺，他宁可让它空着而不派人递补，使那些文官们除了极少数的人以外已不再有升迁到最上层的希望。臣僚们抗议的奏章不断向他提出，他也不加答辩。因为他知道，只要在麦本上一加未批，不论是激烈的驳斥还是冷静的辩说，这些朱批和原来的奏折都要送到给事中的办公室里传抄公布，这就正好中了那批抗议者的下怀，使他们达到了沽名买直的目的而暴露了自己缺乏雍容的气度。最合适的办法就是把这些可恶的奏本留中，即扣押在宫内不加批示。

于是有良心的官员觉得无法执行他们的任务，只好提出辞呈。万历以同样的态度对付这些辞呈，既不接例慰留，也不准离职。有的官员在盛怒之余径自挂冠而去，吏部建议对他们追捕而加以究问，万历同样还是置之不理。到他临朝的后期，一个文官自动离职就意味着一个名位已被废革，因为不再有人补缺。

皇帝和他的臣僚熟读诗书，知道经典史籍赞成臣下向无道之君造反。但这无道必须到达维、纣的程度，即以极端的残暴加之于臣僚和百姓。现在的万历皇帝却并非如此，而且除了不理上述性质的文件以外，他照常批阅其他奏章。也就是说，他的消极怠工，放弃自己的职责，是有所选择的，他自己可以理直气壮地表示，他是在奉行道家"无为而治"的宗旨。对于这种情况，臣僚们是找不到任何经典中的训示来造反的。所以，不满甚至愤激的情绪尽管不断滋长，却始终没有发展成为"诛独夫"或者"清君侧"的内战。

皇帝的放弃职责并没有使政府陷于瘫痪。文官集团有它多年来形成的自动控制程序。每到属牛、龙、羊、狗之年，北京的会试、殿试照旧举行；地方官和京官按时的考核也没有废止。派遣和升迁中下级文官，用抽签的方法来决定。交部把候补人员的名单全部开列，一个官员除了不得出任原籍的地方官或其父子兄弟的上下级以外，他将要出任什么官职，决定的因素不是他的道德或才智，而是出于与事实无关的一根竹签。对于这些例行公事，皇帝照例批准，大多数情况下则由司礼监秉笔太监代作朱批。

在彻字据年之后，万历皇帝平静地离开了人间。他被安葬在他亲自参与设计的定陵里，安放在孝端皇后和孝靖皇后即恭妃王氏的相谅之间。他所宠爱的贵妃郑氏比他多活了10年。由于她被认定是国家的妖孽，她得不到任何人的同情。这10年，她住在紫禁城里一座寂寞的冷宫中，和她的爱子福王永远旺离。福王本人也是一个祸患，据说万历生前赠给他的庄田共达400万亩。由于成为众人怨望之所集，也没有人敢为他作任何辩解，说这个数字已经被极度地夸大，而且大部田土已折银每年未逾20000两。

奇怪的问题是，皇位的继承问题早已解决，万历皇帝又龙驭上宾，而关于当年延搁立嗣的责任之争，反较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更加严重。每当提及往事，就有许多廷臣被卷入，而且舌战之后继以笔战。这时朝廷中的文臣已经分裂为若干派别，彼此间无数的旧恨新仇需要清算，激烈的争论则常常肇始于微不足道的衅隙。万历皇帝几十年的统治，至此已经造成了文官集团中不可收拾的损伤。

皇帝是一国之主，他应当尽心竭力以保持文官集团的平衡。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除了公正和不辞劳瘁以此还需要超出寻常的精明能干。针对文官的双重性格，需要给予物质上的报酬使他们乐于效劳，也要动员他们的精神力量，使他们根据伦理道德的观念尽忠国事。这两项目标的出发点已有分歧，而皇帝能用来达到目标的手段也极为有限，概言之，不出于人事的升降和礼仪的举行。而万历皇帝的所作所为，正与此背道而驰。他有意地与文官不合作，不补官的做法等于革除了最高名位。他们鞠躬尽瘁，理应得到物质上的酬报，升官发财、光宗耀祖，此时都成泡影。使他们的毕生心力付之东流。再者，他又把伦理道德看做虚伪的装饰，自然就不在这方面用功夫。很多把孔孟之道奉为天经地义的文官，至此也觉得他们的一片丹心已经成了毫无意义的愚忠。

表面上的宁静通常是虚幻的。文官集团缺乏应有的和衷共济，反而集中了无数的利害冲突，形成了一个带有爆炸性的团体。在万历皇帝御字的48年中，特别到了后期，大臣们已经看透了中枢无复具有领导全局的能力，也就不得不以消极敷衍的态度来应付局面。此类态度类似疫气，很快就在文官中流传，使忠于职守者缺乏信心，贪污腐败者更加有机可乘。这种不景气的趋势愈演愈烈，使整个王朝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其所以能勉强维持，实在是因为替代的办法尚未找到。而像我们这样庞大而历史悠久的帝国，即使在不利的条件之下，仅凭惯性的作用也可以使这个王朝继续存在若干年月。

这种气氛，不消说令人悲观。有一部分文官，即以后被称为东林党的人，发愤要力挽狂澜。他们的理想是，精神上的领导力量可以在皇帝的宝座之外建树。他们从小熟读《四书》和朱高的注释，确认一个有教养的君子决无消极退让和放弃职责的可能，需要的是自强不息的奋斗。这些以君子自诩的人物，不论在朝在野，总是标榜自己的品德，而指斥和他们不合的为小人。其后，这一派中的若干人被任命为吏部和都察院的官员，职司百官的考察和弹劾。在定期的考核中，他们大刀阔斧地斥退他们心目中认为萎靡不振的官员。

这种重振道德的运动，其标榜的宗旨固然极为堂皇，但是缺少了皇帝的主持，其不能成功已在预料之内。皇帝也是人而并非神，即使他的意志被称为"圣旨"，也并不是他的判断真正高于常人。他的高于一切的、神秘的力量是传统所赋予，超过理智的范围，带有宗教性的色彩，这才使成为他的决断人间最大的权威。如果官员们承认他的决断确乎出于他自己而非出于佞幸的操纵，那么即使有欠公允，也可以使大家绝对服从。东林党当然不能具备这样的绝对权威，更何况当日两万名身穿锦袍的文官，作为一个整体，已经丧失了评定善恶的标准，仅凭这几十个自诩为品德优秀的官员，反倒能订出一个大家所承认的标准？这几十个官员尽了很大的力量，要重新建立一种能为别人所承认的道德伦理，结果却事与愿违。反对他们的，也同样地使用了他们治人之道，即用道德伦理的名义组织他们的集团以资对抗。

万历的去世，失去了最后的缓冲因素。互相猜忌的小团体至此公开地互相责难。一连串的问题被提出来了：当初先皇对继承人的问题犹豫不决，在中枢任要职的人何以不慷慨直言？王锡爵身为首辅，居然同意先皇提出的三王并封的主张，即皇长子常洛、皇三子常询、皇五子常治同时不分高下地并封为王，这是何居心？要不是大臣们缺乏骨气而作迁就，先皇何至把"国本"问题拖延得如此之久，致使后果难于收拾？据说郑贵妃还有谋害皇长子的阴谋，何以不作彻底的调查追究？这些问题，没有法律上的程序可供参照以找到答案，但是在感情上则带有强烈的煽动性。提出问题的人自己也未必有寻根究底的决心，而只是利用这些问题作为控诉的口实，把食指指向反对者的鼻子，借此在党争中取得主动。

本朝的制度，应当说是不能听任这种党争发展的。我们的司法制度极为简单，缺乏判决争端的根据。即使是技术上的问题送交御前请求决定，也要翻译成为道德问题，以至善或极恶的名义作出断语。在这种具体情况下，只有使全部文官按照"四书"的教导，以忠厚之道待人接物，约束自己的私心，尊重别人的利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朝廷才能上下一心，和衷共济。要是官员们口诵经典中的词句，称自己为君子，别人为小人，在道德的掩盖下夺利争权，这就是把原则整个颠倒了。这种做法会导致文官集团的涣散，进而导致我们的帝国无法治理。这不必等到1620年万历的灵柩抬到大峪山下葬的时候才能明白，1587年申时行说的"自古国家未有如此而能长治久安者"，已经把这个道理说得十分清楚了。

但是当日的申时行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影响舆论，此后的影响则更为微弱。皇位的继承问题发生在他担任首辅的时候，所以很多人都感慨在这紧张的几个年头之内偏偏碰上了这样一个软弱无能的人做了文渊阁的首脑。

1591年申时行被迫去职的时候，舆论对他已经丧失了同情。这原因需要追溯到上一年，即1590年。这一年之初，皇长子常洛只有足岁七岁半，但按中国传统的计算方法，他已经9岁。这时他还没有出阁讲学，给很多廷臣造成了不安，担心他长大以后不能和文官作正常的交往。但是出阁讲学，他又必须具有太子的名义，否则就是名不正言不顺。问题迫在眉睫，所有的京官集体向文渊阁的四个大学士施加压力，要求他们运用自己的声望，促使万历册立常治为太子。于是，以由时行为首的四个大学士向皇帝提出了辞呈，理由是他们无法向百官交代。对皇帝当然也不能接受他们的辞呈，因为他们一去，就不再有人敢接受这个首当其冲的职位。

于是皇帝宣布，他无意于废长立幼，但是他不能接受臣下的要挟。他说，如果一年之内廷臣不再以立储一事打扰他，他可以在15年立常治为太子。如果再有人以此纠缠，立储就要延后。在这一妥协的条件下，各位大学土才回到文渊阁继续办公。

在这一年里，群臣遵照万历的意见不再以立储相催促，但却都感到了气氛的沉重。也有很多人怀疑申时行已经为皇帝所利诱，而在运用他的声望引导京官，使他们拥护常询。1591年春天，万历打算授予申时行以太师，这是文官的最高职衔，即使是张居正，也只是在临死前才得到了这样的荣誉。申时行坚决辞谢，万历又提议赐给申时行以伯爵的俸禄，这也是没有前例的。申时行又一次极其惶恐地声称他没有功德可以接受这样的恩赐。以上的提议虽然都没有成为事实，但是已经使申时行感到窘迫。这种特殊的宠信使别人因羡生妒，给他执行皇帝和百官的联络职务增添了困难。申时行纵然以长厚著称，但官员们决不会愿意这个位极人臣的首辅再立下拥立太子的新功。就在这时候，他又成为舆论攻击的对象。那一年的阳历9月，福建企事李馆参劾首辅，说申时行主持的大峪山陵寝工程出了问题，按照他的情报，地基内已有水涌出。这位远在数千里外的地方官，冒着丢掉前程的危险来参劾首辅，其目的不外乎公开警告申时行：你虽然深得皇帝的信任，但是文官集团仍然有足够的力量动摇你的地位，如果你不对全体文官负责的话。这位上书言事的官员在事后被革职为民，但在文官们看来，这种牺牲决不会是没有意义的。此人既已博得了忠臣的名声，而他的计算如果正确，他回复职加官，也是意中之事。

阳历10月，工部的一位官员因为皇帝允诺的册立太子的期限在即，立储大典的各项开销理应由他负责筹备，他就编造预算，呈请皇帝批准。皇帝的未批使全体文官为之瞠目咋舌。未批说，他早已声明不难臣下在一年之内催促他立储，这个工部官员借编造预算为名而行催促之实，这就是违反了他的命令，而他也就必须按照声明中所说的那样，把立储延后。这种故意的节外生枝不禁使群臣深感忧虑，太君如此缺乏诚意，他将用什么来维持威信，统治国家？于是他们联名奏请皇帝收回这一朱批，并希望他亲口许诺的明春立储一事能付诸实现。因为申时行正在病中，内阁大学士的联名呈请，由二辅许国执笔。但这份奏章仍然由申时行领衔。

这一大规模的抗议使龙心赫然震怒。申时行获知皇帝的反应，立即呈上一份揭帖，说明内阁的联名奏章虽然列上他的名字，他事先却并未与闻。被孤立的皇帝亲自在朱批中感谢申先生对他的忠爱之忱。事情本来可以在这里结束，因为大学土的揭帖系秘密文书，经过御览以后向例是退回本人而不公布的。但是这一揭帖偏偏为许国所截获，他就毫不客气地送交给事中办公室抄录公布。申时行立刻向给事中索回原件不准公布，但其内容已经在文官中传遍，而且这种索取已发科抄写的文件也属违背成宪。

这样重大的事件逼得当时值目的绘事中参劾申时行，参劾的措辞还十分严厉，说他"遁其辞以卖友，秘其语以误君。阳附群众清立之议，明缀其事以为内交之计"，"陛下尚宽而不诛，高庙神灵必阴硬之'。这意思说，申时行是一个十足的两面派和卖友误君的小人，即使皇上不加处罚，洪武皇帝的神灵也会对他加以珠戮的。

万历皇帝开始并没有体会事情的严重性。他降旨勒令这个给事中降级调往外省，并命令申时行照常供职。申时行准备遵旨回到内阁，然而文官们的情绪已经如火如荼，不可遏止，一个接着一个递上了参劾申时行的本章。很明显，申时行无法抵御这些道德上的控诉，他的威信已经扫地以尽，再也无法取得同燎的信任。这种局势一经明朗，他除了辞职以外，别无他途可供选择。在这种情况下，皇帝的慰留也无济于事。要是再恋栈不去，他就必然成为张居正第二。

在听任申先生离职之前，皇帝不能没有必要的措施以重振自己的权威。那个发难参劾申时行的给事中由降级外调而加重为革职为民。这是因为他受到了文官的表扬，而要皇帝收回处罚他的成命；而在皇帝那里，虽然无法挽留群臣所不齿的大官，却必须表示有能力斥退他们所欣赏的小官。其次轮到了二辅许国。多年来他和申时行在表面上似乎同心协力，这一事件暴露了他对申时行的嫉忌，而他故意公开申时行的秘密揭帖，说明了他的秉性并非忠厚，这种人自也不应在御前担任要职。由此，许国也被参劾，皇帝批准他"回籍调养"。两天以后，皇帝才接受了申先生的辞呈。

在这一场悲剧性的冲突之中，没有人取得胜利。立储一事竟惹起了如许风波，使两个大学土相继离职。既然如此，即使是最激烈的人也不便立即再提起此事，因为怕把事情弄僵而不可收拾。万历也很清楚，无论他多么宠爱郑贵妃和常询，这废长立幼一举决不会被廷臣所接受，如果公开坚持自己的主张，最后势必引起大规模的流血，这是与他所崇奉的佛教宗旨相违背的，而且流血之后也未必就能如愿以偿。基于双方的这种考虑，就形成了暂时的僵持局面。

在处理立储这个问题上，万历犯了很多错误。他的第一步是册封郑氏为皇贵妃，位于皇后之下而在其他妃嫔之上。子以母贵，常询超越常格而立为皇储，就可以顺理成章。然而在绝大部分文臣看来，这是以幼苗长，自然不合于伦常之道。

万历本人也同样找不到充分的理由以公开自己的意图，他只能找出种种借口来拖延。第一个借口是常洛年纪太小，经不起各种典礼的折磨，第二个借口就是上面所说的立储大计属于皇帝的职权，不容许任何人加以干扰逼迫。在和廷臣往来争辩之际，他又突然别作心裁，同日册封三个儿子为王而不册封太子。臣僚们不接受这个办法，他又找出了第三个借口，即皇后年纪尚轻，仍有生育的可能；如果皇后生下儿子，那就是当然的太子而用不着任何争议了。这种种借口既表明了他缺乏信用，也暴露了他没有气魄，因而官员们的抗议也决不会就此偃旗息鼓。

这种僵持的局面，应该看做本章一开始所说的"宪法危机"。因为僵局之不能打破，原因不在于法律。法律的问题始终没有被人提起，即皇帝如果一定要废长立幼，他并不是找不到理论上的依据。假如我们的帝国真正能够实行法治，而继承皇位这个问题又由一个具有独立性的法庭来作出判决，那么皇帝委托律师根据成文法和不成文法来作辩护，他是很有胜诉的可能的。

第一，常洛并不天生即具有继承大统的权利，他的几个弟弟也同样没有这种权利。因为皇帝的儿子在被册封以前统统没有名义，否则就用不着特别举行封太子或封王的规定了。第二，立长而不立幼，只是传统的习惯而不是强制性的法规，这在永乐登极之后更为明显。他以太祖洪武皇帝第四子的身分，用"清君侧"的名义，从他的侄子建文皇帝手中夺得了皇位而根本不考虑他的二哥和三哥两房的优先继承权。所以在20之后还要坚持继承皇位必须按出生次序，就等于否定了永乐皇帝的合法性。第三，根据太祖供武皇帝的规定，嫡子有继承皇位的优先权，可见皇子的地位决定于其母亲的地位，而出生年月乃属次要。常洛之母为恭妃，常询之母则为是贵妃，前述子以母贵的原则在祖训前仍然大可商酌。第四，如果万历非立常询不可，他还可以废去孝端皇后而立郑氏，使常询成为名正言顺的嫡子。在本朝历史上，宣德、景泰、成化、嘉靖四朝都有废后之举而并未因此发生政治波澜。

为什么万历在这个问题上没有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例如坚决地公开宣布他的主张，而且一口咬定计属于他的权力范围，不容旁人置晚而且进一步以意图不能实现即自动退位作为威胁，这都已经无法找到答案了。也许有一条理由可以作为解释，即本朝不是以法律治理天下臣民，而是以"四书"中的伦理作为主宰。皇帝和全国臣民都懂得父亲对儿子不能偏爱，哥哥对弟弟负有教导及爱护的义务，男人不能因为宠爱女人而改变长幼之序。正因为这些原则为天下人所普遍承认，我们的帝国才在精神上有一套共同的纲领，才可以上下一心，臻于长治久安。如果仅仅凭法律的条文作为治国的依据，则我们立国的根本就成了问题，一千多个县令也很难以父母官的身分领导他治下成千成万的庶民。所以，万历要弃长立幼的企图，纵使在法律上有可以左右迁就之处，但在坚持传统观念的臣僚心目之中，却早已不直于钢常伦理。臣僚们从来没有听说法律的施用可以与圣贤的教导相违，即使是皇帝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在这样强大的道德和舆论的压力之下，他在公开场合不得不发表违心之论，否认他有弃长立幼的企图。

心里的愿望难于实现而且无法明言，同时又缺乏可以密商的智囊人物，从此他就成了一个孤独的君主。他很想把内阁大学士拉到自己这一方面来，但也不敢公然出口。而事与愿违，历届的首辅都以群臣的发言人自居，不断地催促皇帝按长助之序册立常在为太子。催促无效，首辅只能引咎自责，桂冠而去。这样一来，做皇帝的不得不应付几个个性完全不同的首辅，应付几种不同方式的催促，因而搜索出来的理由就前后不能一致，从而使人更清楚地感觉到他确实缺乏诚意。

虽然形势对他十分不利，他仍然不放弃他的愿望。臣僚们纷纷猜测，究竟是皇帝受到了郑氏的逼迫，以致一意孤行，还是他想用拖延的办法，等待皇后自然地死去？孝端皇后的健康情况据说极有问题，如果一旦不讳，皇贵妃郑氏递补而为皇后，就足以使任何人找不到根据加以反对。但是孝端皇后偏偏不肯合作，她带病延年，仅仅比皇帝早死4个月。而这时由于众意难违，万历早已屈服，常洛被封为太子已经20年了。

分析上述问题，还有一个因素不能排除，就是在万历登极以后，虽然坐在他祖先坐过的宝座之上，但他的职责和权限已经和他的前代有所不同。他的祖先，一言一行都被臣下恭维为绝对的道德标准，而他却是在他的臣僚教育之下长大的。他的责任范围乃是这群文臣们所安排的。他的感情更需作绝对的抑制。这前后不同之处尽管在形式上含蓄，实质上却毫不含糊。原因是开国之君主创建了本朝，同时也设立了作为行政工具的文官制度，而今天的文官却早已成熟，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个性平淡的君主作为天命的代表，其任务就是在他们的争端无法解决时作出强制性的仲裁。他们要求这位守成之主与日常的生活隔绝，在仲裁争端中不挟带个人的嗜好和偏爱以引起更多的纠纷。坦率地说，就是皇帝最好毫无主见，因此更足以代表天命。这种关系，已经由万历的曾叔祖弘治作出了榜样。弘治皇帝愈是谦抑温和，听凭文臣们的摆布，文臣们就愈是称颂他为有道明君。

这样的一个皇帝，实际上已经不是国事的处置者，而是处置国事的一个权威性的象征。他应该做到寓至善于无形。如果他能够保持感情与个性的真空，经常演习各种礼仪，以增强抽象的伦理观念，他就和上述要求恰相符合。

多少年来，文官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强迫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在处理政务时摈斥他个人的意志。皇帝没有办法抵御这种力量，因为他的权威产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他实际上所能控制的则至为微薄。名义上他是天子，实际上他受制于廷臣。万历皇帝以他的聪明接触到了事情的真相，明白了自己立常询的计划不能成功，就心灰意懒，对这个操纵实际的官僚集团日益疏远，采取了长期怠工的消极对抗。

1587年以后的内外形势并不平静，杨应龙在西南叛变，脖拜在宁夏造反，日本的关白丰臣秀吉侵占朝鲜，东北的努尔哈赤在白山黑水间发难，但内外兵事都没有像建储一事能在廷臣中引起这么多的纷纷扰扰。两万名身穿锦袍的文官所最关心的，乃是今上皇帝一旦官车宴驾，谁将继他登上宝座。即使在常洛封为太子、常询去河南之国之后，事情仍然没有结束。那位掩袖工谗的郑氏日夜挨在皇帝身旁，谁敢担保情况不起变化？因之有的忠耿之臣就慷慨陈词，请求皇帝不要好色，自古以来，美人就是引诱人做坏事的一种因素。跟着就是谣言蜂起。有的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官闹中已产生了各种阴谋。有人说，在宫中发现了木刻的偶像。人们普遍相信，如果一个精于巫术的人每过七天给这个偶像插上一根针，偶像所摹拟的人就会病入骨髓，百药罔效。难道贵妃郑氏真想用这种方法置常洛于死命？更令人不安的是据说还发现了皇帝和皇后的偶像。

在惶惶不安的气氛中，又出现了一件奇特的事情。有一个大学土沈鲤，在文渊阁的大门旁边竖立了一块木板，上面写着十项做官的戒律。每天上班的时候，他就站在牌前低声诵读，念念有词。不久，宫中就传遍了沈阁老的谣言，据说他在一块写有怪字的木牌前面施法诅咒。皇帝十分惊奇，叫人把木牌取来过目，看过之后随即斥责宦官胡说八道，无事生非。

有些谣言还记录于史书。比如说恭妃王氏是一个年长的女人，在和万历邂逅相遇的时候就已经消失了青春。此后她又一目失明，所以不能继续得到皇帝的宠爱。另外一个故事则说是万历病重，自度即将不起，有一天一觉醒来，发现恭妃王氏的胳臂正枕在他的脑袋下，脸上的泪痕未干，而贵妃郑氏则无影无踪。还有一个故事提到了常洛的祖母慈圣太后。她反对皇帝弃长立幼的企图，为此和他作了一次专门的谈话：

皇太后："如果你真要这样做，你将何以向天下臣民交代？"

皇帝："这容易。我只要说他是一个宫女的儿子就可以了。"

皇太后："你不要忘了，你自己也是一个宫女的儿子！"

这些捕风捉影的故事在当日不仅日耳相传，而且刊诸枣梨，印成书籍。关于王氏和万历相遇时的年龄问题，在4个多世纪以后定陵的发掘中才得到澄清胭为墓志上清楚地记载着她的出生年月，据此，她和万历相遇的那一年刚刚16岁，万历则是18岁。

木板印刷的发达不仅使这些书籍大为流行，而且还使一些不署名的传单和署假名的小册子不断出现。这些传单和小册子增加了北京城内的紧张气氛，使每一个人都程度不同地卷进了这个继承大统的漩涡里。有一张传单，即所谓"妖书"，竟公然声称太子不久就要被废，福王将奉召回京正位东宫，并且指出这一阴谋的参预者及其全部计划。皇帝命令东厂锦衣卫严密侦缉妖书的作者，致使整个京城为之震动，不仅名列书中的人惊恐万状，其他无关的人也不免惴惴不安。

对文官集团而言，常洛和常询的争执，不过是把他们早已存在的冲突更加带上了感情色彩而已。就算是没有郑贵妃，也没有东林党，文官集团中的彼此隔阂和对立，已经达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要探究七的根本，可以追溯到本朝创建之初。

历史学家似乎很少注意到，本朝以诗书作为立政的根本，其程度之深超过了以往的朝代。这在开国之初有其客观上的可能。洪武皇帝大规模地打击各省的大地主和大家族，整个帝国形成了一个以中小地主及自耕农为主的社会。朝廷又三令五申，力崇俭朴，要求文官成为人民的公仆。在这种风气之下，人们心里的物质欲望和嘴上的道德标准，两者的距离还不致相差过远，充其量也不足以成为立政上的障碍。

当张居正出任首辅的时候，本朝已经有了两百年的历史。开国时的理想和所提倡的风气与今天的实际距离已经愈来愈远了。很多问题，按理说应该运用组织上的原则予以解决，但事实上无法办到，只能代之以局部的人事调整。

这种积弊的根源在于财政的安排。在开国之初，政府厘定各种制度，其依据的原则是"四书"上的教条，认为官员们应当过简单朴素的生活是万古不磨的真理。从这种观念出发而组成的文官集团，是一个庞大无比的组织，在中央控制下既没有重点，也没有弹性，更谈不上具有随着形势发展而作调整的能力。各种技术力量，诸如交通通讯、分析统计、调查研究、控制金融、发展生产等等则更为缺乏。一个必然的后果，即政府对民间的经济发展或衰退，往往感到隔膜，因之税收和预算不能随之而增加或减缩。

财政上死板、混乱与缺乏控制，给予官员的俸禄又微薄到不合实际，因此相员们要求取得额外收入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上面说过的地方官的"常例'堤一种普遍的不成文制度。亦在规定的税额以外抽取附加税：征收白银，每两附加几分几厘，称为"火耗"；征收实物，也要加征几匹几斗，称为"耗米"、"样绢"。除此之外，一个地方官例如县令，其家中的生活费用、招待客人的酒食、馈送上司的礼物，也都在地方上摊派。对这种似合法非合法的收入，中央听之任之而又不公开承认。在各地区之间，这种收入则漫无标准，因为一个富裕的县分，税收上稍加几分，县令就可以宦囊充裕，而一个贫穷的县分要征收同样的数字，则已是极为暴虐的苛政了。这些情形使得所谓操守变成毫无实际意义。

更难于判断的是京官的操守。他们没有征收常例的机会，而全靠各省地方官以礼仪为名所赠送的津贴。银两源源不断地流入北京，尤其是在考核地方官的那一年为数更多，这就无怪乎那位独立特行的海瑞要称这种年头为京官的"收租"之年了。考核者既然接受了被考核者的津贴，还哪里谈得上一切秉公办理呢？

财政上的情况既是如此，在文官体制上，普遍使人感到困难的是各级地方官都没有实际力量足以应付环境的变化。他们没有完全驾驭下级的能力，因为各人自抽"常例"，即下级也拥有财政权；人事权则集中于北京，对下级的升降奖罚上级只能建议而无法直接处理。

体制上有欠周全，文官集团更需要用精神力量来补助组织之上的不足。这有本朝的历史记载为证。那些孔孟的信徒，在一旦需要的时候，可以不惜牺牲以完成任务。有的文官从来没有受过军事训练，却可以领导仓粹集合的民兵固守孤城，最后杀身成仁；有的文官不顾况暑疫疾，和民夫同饮食、共起居，在洪水的威胁下抢救危险的河堤。这些好处当然不应抹杀，然则它们带有冲动性质，也多个人成分，而且常常和紧急情况一起出现。一个具有高度行政效率的政府，具备体制上技术上的周密，则不致接二连三地在紧急情况下依赖于道德观念作救命的符家。说得严重一点，后者已不是一种好现象，而是组织机构违反时代，不能在复杂的社会中推陈出新的结果。

这种局面不打破，文官的双重性格发展得越来越明显，这也是精神与物质的分离。一方面，这些熟读经史的人以仁义道德相标榜，以发挥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为国家服务，以自我牺牲自诩；一方面，体制上又存在那么多的斡隙，给这些人以那么强烈的引诱。阴与阳的距离越来越远，找出一个大家都同意的折衷办法也越来越困难。

以张居正的精明干练，他没有能解决这个问题。他的十年首辅生涯，仅仅刚把问题看清楚。他的一套改革办法使文官们感受到极大的压力而不能成功，而且招致了死后的被清算。申时行不得不把目标降低。他所说的"使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依归"，就表现了他调和这阴阳两极的方针。他无意于鼓励不法，但也不能对操守过于认真。1587年京察之放宽尺度就是这种宗旨的具体说明。在他看来，嫂子已经掉进水里，决不能再像平常一样保持远距离的尊敬，而需要"援之以手"了。

就算是降低了标准，申时行也没有能达到目的。有一些自命为体现正气的年少新进，坚持"四书"中所教导的伦理观念，对1587年京察的做法表示了极大的不满。其中有一个顾宪成，所提出的抨击尤为尖锐。他和他的志同道合者决心要检举缺乏能力和操守的官员，而不惜重新撕破申时行所苦心缝补的破绽。申时行的对付办法就是把他调往外省。

所以，在立储问题还没有对京官形成普遍压力的时候，他们的内部关系已经十分紧张了。张居正的强迫命令固然失败，申时行的调和折衷也同样没有成功。在北京的两千多名文官中间，存在着对伦理道德和对现实生活的不同态度，互相顾忌而又互相蔑视。有的人出身寒微，把做官看做发财致富的机会；有的人家境丰饶，用不着靠做官的收入维持生活，自然就不会同意和允许其他人这样做。"四书'冲的原则，有的人仅仅视为具文，拿来做职业上的口头禅，有些人却一丝不苟，身体力行。另外有一些人格但于上述两者之间；也有一些人由于人事的牵涉参与了对立的阵营。

文官之间的冲突，即使起因于抽象的原则，也并不能减轻情绪的激动。一个人可以把他旁边的另一个人看成毫无人格，他的对方也同样会认为他是在装腔作势地用圣贤之道掩饰他的无能。而眼前更为重要的是，立储一事绝不是抽象的原则，而是关系到文官们荣辱生死的现实问题。因为，凡是皇帝的继承权发生争执并通过一场残酷的冲突以后，胜利者登上皇帝的宝座．接着而来的就是指斥对方伪造先帝的旨意或是暴戾无道；因为九五之尊必有天命和道德做背景。如果不经过这一番左右舆论的工作，自己的胜利就不能名正言顺。而他手下的拥戴者，也总是要请求新皇帝以各种凶狠的手段加之于他们的对方，才能顺逆分明；自己流芳百世，政敌则遗臭万年，各有分晓。这种情形，在本朝的历史上至少已经发生过两次。

第三个登上皇位的永乐皇帝，如所周知，是用武力夺取了侄子建文皇帝的江山。在起兵的时候，他就大肆制造了洪武皇帝本来要传位于他、建文皇帝只是矫诏嗣位的说法。功成之后，他又大批杀戮了拒绝拥戴他的廷臣和他们的家属。对嘴六代正统皇帝，在和蒙古瓦刺部落作战的时候被对方俘虏。廷臣和皇太后商量之后，拥立他的异母弟登极，是为景泰皇帝，件使瓦利不能以当今天子被其拘禁而作为谈判的要挟。最后瓦刺由于无利可图，只好把正统皇帝送回北京。一个国家不能同时存在两个皇帝，于是正统被称为太上皇，表面上在南宫优游岁月，实则乃系软禁。7年之后，拥戴太上皇的夺门复辟成功，改称天脱功成之后，拥立是泰的臣僚受到了残酷的对待。被戮于西市的，就有功劳卓著的兵部尚书于谦。

1587年表面上平静无事，可是很多文官已经预感到如果皇储问题得不到合理解决，历史的惨痛教训必然会在他们身上重演。今天无意中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将来都可以拿来当做犯罪的证据。就算他们谨慎小心，缄口不言，也可能日后被视为附逆，未必一定能明哲保身。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害怕这样的危险，有的人却正好把这危险看成表现自己刚毅正直的大好机会。即使因此而牺牲，也可以博得舍生取义的美名而流芳百世。因此，除了接二连三地递上奏章以外，他们还刻印了富有煽动性的小册子和传单，闹得北京城沸沸扬扬。

万历在他御字的后期，已经清楚地看到自己不能避免历史的指责。他与臣僚不和，同时又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君主，这已成为定案。既然无意于做积极有为的君主，现实又无可逃遁，他只能消极无为。然而由于他的聪明敏感，他又不能甘心充当臣僚的工具，所以即使消极，他仍然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性格。

身为天子的万历，在另一种意义上讲，他不过是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他的权力大多带有被动性。他可以把他不喜欢的官员革职查办，但是很难升迁拔摇他所喜欢的官员，以致没有一个人足以成为他的心腹。他对大臣们的奏折作出决断，可以超出法律的规定，但是他没有制订法律的力量，官僚之间发生冲突，理所当然地由他加以裁夺，但是他不能改造制度以避免冲突的发生，而且他裁夺的权威性正在日益微弱，因为他被臣下视为燕安怠情。各边区的军事问题必须奏报皇帝，但是皇帝自己不能统率兵将，在平日也没有整顿军备的可能。他很难跨出宫门一步，自然更谈不上离开京城巡视各省。连这一点选择的自由都没有，居于九五之尊还有什么趣味？

大小臣僚期望他以自己的德行而不是权力对国家作出贡献。但是德行意味着什么呢？张居正在世之日，皇帝在首辅及老师的控制下作为抽象的道德和智慧的代表，所谓德行大部分体现于各种礼仪之中。他要忍受各种礼仪的苦闷与单调，这也许是人们所能够理解的。但几乎很少有人理解的乃是他最深沉的苦闷尚在无情的礼仪之外。皇位是一种社会制度，他采翊钧却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人。一登皇位，他的全部言行都要符合道德的规范，但是道德规范的解释却分属于文官。他不被允许能和他的臣僚一样，在阳之外另外存在着阴。他之被拘束是无限的，任何个性的表露都有可能被指责为逾越道德规范。

在他的母亲慈圣皇太后去世以后，礼部立即郑重制定了丧仪，宣布全国居丧27日，臣民全部服丧，帽子上缠以白布。全部京官一律披麻带孝，不许穿着朝靴而代之以草鞋，摘去纱帽的两翅而代之以两条下垂至肩的白布。大小寺院鸣钟3万响，昼夜不息。三日之内，四品以上的官员及其夫人分批整队前去慈宁宫举行礼仪上的号哭，号哭15次，全部人员的动作协调，一哭皆哭，一止皆止，有如交响曲。

人们看得很清楚，慈圣太后之被隆重追悼，并不是因为她个人引起了如此广泛而深沉的哀思。她不过是一个形式上的代表，她的丧仪象征了全国臣民怀念慈母的养育之恩，也表现了他们对皇室的忠诚。不难想象这些官员和夫人在号哭完毕以后回到家里，由于为这隆重的丧仪所感染，势必要对长者更为孝敬，而全国的风俗乃能更为淳厚。然而万历皇帝却早已丧失了这样的信心。他已经把一切看透，仪式典礼只会产生更多的仪式典礼，作为全国的表率，他又必须在每一种仪式中使用全部精力去表现他的诚意。他在过去的生活里付出的精力已经太多了，他已经不再有周旋应付的兴趣，所以他以近日偶患湿毒，敷药未愈，行走不便作为理由，免除了自己应该在众目瞪陵之下参加的繁文缛节。但这并不等于说皇帝有亏孝道，根据当日居留在北京的外国教士记载，皇太后入殓时的一切细节，都出于万历的亲手安排。

把传统上规定的天子职责置之不顾，时日一久，万历懒惰之名大著。有的历史学家认为他的惰性来自光天，也有历史学家则怀疑他已经染上了抽鸦片的嗜好。这些历史学家所忽略的是下面这样的琐事：万历既已免去了自己参加典礼的麻烦，却在用一些更为无聊的方法在消磨时光。每当天气晴和，他一高兴，就和宦官们掷银为戏。他自己做庄家，宦官把银叶投向地上画出的方形或圆形之中，得中者取得加倍或三倍的偿还，不中者即被没收。这种细碎的事情表现了一个喜欢活动的人物具备着充沛的精力，但又无法用之于作出积极的创造。皇帝的这种苦闷乃是历史的悲剧。

难道说守成之君就无法改造这些凝固了的制度、改造皇帝的职权进而改造他的帝国？似乎也不尽然。在万历之前，他的叔祖正德皇帝曾经试图这样做过。两人之间相隔约有半个世纪，正德的所作所为，对万历自然不是没有影响的。

正德在1505年即位的时候还不满14岁。他有超人的胆量、充分的好奇心、丰富的想象力。这样的人作为守成之君，可谓命运的错误安排。正德没有对传统屈服，他有他自己寻欢作乐的办法，而且我行我素，毫不为臣僚的批评所动摇。与书呆子作对，也许正是他引以自娱的办法。

正德登极未逾两年，他就搬出紫禁城，不再受宫廷内部清规峻律的限制。他新建的住宅名叫"豹房"，坐落于皇城中空旷之处，中有精舍、猎房及俱乐部。从此，他就在宦官、倡优、喇嘛以及异域术上的包围之中。如果兴之所至，他也偶然临朝或出席经筵，但更多的兴趣则在于游猎。有一次，他亲自训练老虎，为虎所伤，幸赖亲信江彬的救援才得免于难。

江彬之见信于正德，也在于他的大胆和机警。他身上有箭痕H处，其中有一处穿过面颊直到耳根。1512年，经过皇帝的面试，他就受到宠信，甚至和皇帝形影不离。过去正德已经在皇城里练兵，自从得到了江彬这样英勇的军官作为侍从，操练就更形频繁与正规化。士兵们被分成两营，皇帝自率领宦官组成的士兵为一营，江彬率领从边镇中精选的将士另为一营。部队的服装也与众不同，鲜明的错甲上系以黄色的围巾，遮阳帽上插天鹅的翎毛，这些都增加了士兵们威武飒爽的气概。

正德皇帝整天忙于练兵，夜间则在豹房和各式各样的人物玩乐。对朝廷上文臣和宦官的冲突，他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在他看来，这种争端是无可避免的，更何况处理这些事情并不是他的专长。

最富有冒险性的事迹发生在1517年。当时勒较小王子伯颜猛可屡屡犯边，这一年又率领五万骑兵入寇，围困了本朝一营官兵。皇帝准备御驾亲征，借此体会战争的实况，并且检验几年来练兵的成效。文官们对这一惊人之举竭力阻挠，首先是一个视察长城的御史不让他出关。这样的事情很容易解决，他随即下令解除这个御史的职务而代之以一个宦官。他出关之后采取了同样的办法，即不让任何文官出关。前后四个月，北京的臣僚几乎和皇帝完全失去联络。送信的专使送去极多的奏本，但只带回极少的御批。

当皇帝得胜回朝，一个戏剧性的场面出现了。他在事前命令宦官打开仓库，取出各种绸缎遍赏百官，要求他们尽一昼夜之力制成新的朝服接驾。由于过于仓碎，文武官员胸前的标志弄得混乱不堪。原来颁赏给有功的大臣的飞鱼、蟒施等特种朝服，这时也随便分发。官员们所戴的帽子，式样古怪，由于皇帝的亲自设计。接驾的仪式也来不及订出详细的规定并事先演习。陈列在大道两旁、歌颂御驾亲征取得伟大胜利的标语布慢，因为皇帝自称"威武大将军朱春'，官员们只能照写上款，并且不敢在下款称臣。偏偏上天不肯作美，那一天雨雪零零，百官颔立直至夜晚，才看到皇帝在无数火把簇拥之下骑在栗色马上安然驾到。皇帝在城门口下马，接过首辅奉上的酒杯一饮而尽，然后驰马赴豹房休息，百官则依旧狼狈地跳增于泥泞的街头。

皇帝把俘获的武器装备陈列于官门之前作为战胜的实证。宫中的银作局特制了纪念这次不世之功的银牌，上附各色彩带。但是他的兴致丝毫也没有带给廷臣以鼓舞。翰林院全体官员拒绝向他祝贺，有的监察官自己责备自己失职而要求解职归田。虽然前方官军的围困因为御驾亲征而得以解除，而且终正德一朝，小王子也没有继续入侵，但是持怀疑态度的文官却坚决不承认这次胜利。他们强调说，我军伤亡达600人，而勒担却仅仅有16人战死。

1518年秋天，正德皇帝要求大学士草拟敕旨，命令"威武大将军朱寿"再次到北方边区巡视。对这项命令，四位大学土都不肯接受。其中有一位匍匐在地，泪流满面，说是宁可任凭皇上赐死，也不能做这种不忠不义的事情。正德对大学士的抗议置之不理，一切仍然按照原来的安排进行。在征途中，他又降下敕旨，封自己为镇国公，岁支俸米五千五。五个月之后，他又再次加封自己为太师。至此，他就成了他自己手下最高级的文官，位居大学土之上。

第二次的御驾亲征，由于渤规始终避免接触，虽然大肆搜索仍然找不到敌人的踪影，只能无功而返，在1519年春天回到京城。这9个月之中，廷臣的抗议先是数以十计，然后是数以百计。廷臣别切地陈奏，京城无主，随时可能发生变乱。两位大学士提出质问说，陛下放着好好的皇帝不做，而自我降级为公爵，追封三代，岂非要使先皇三代同样地降级？首辅的抗议更为直率，他质问说，所谓威武大将军朱寿究竟是何人？如果并无此人，就是伪造圣旨，依法当处死刑。

对这些谏幼与抗议，正德依然不加理睬。他的性格过于放纵而又具有充分的自信，他的不抱小节已经和这些书呆子的观念距离得过分遥远，以致再也无法调和。他喜欢和臣下混在一起饮酒玩乐。一个女人如有情趣，那么不论她过去是娼妓、已经结婚或正在怀孕都毫无妨碍。在他的巡视途中，他和臣僚上下不分，以致巡抚在设宴时，他的席位竟没有筷子。事情发觉以后，臣僚们惶恐不已，他却认为不过是个笑话。有多少次他扔下饰有皇帝标志的专车专用不坐，而去和别人挤在一部民用大车上。在他为祖母举行丧礼的时候，他看到地上满是泥水，就下令臣僚们免予磕头。但是他的好心肠并没有使所有的廷臣感激，有一位翰林院修撰因为没有机会在泥水中挣扎以表示对皇室的忠诚，就在事后写了一封奏折，引用孔子盘子的教训和皇帝辩论孝道。这篇奏折立即传开，执笔者舒芬乃得以名扬史册。

正德皇帝是否具有大将的才略，现在已经无法判断，因为他没有让文官参与他的亲征队伍，而武官又不会记录战况。可以确知的是，他在1517年的那次战役中曾经亲临前线。1518年冬天，他再度亲；旧西北边疆，正好遇上大风雪，从者瑟缩委顿，他却精神焕发，始终自持武器，端乘坐马，坚持不用舒适的乘舆。这些应该认为是难得的长处，在文臣的心目中却变得完全不可理解：为什么一个皇帝会放弃九五之尊而把自己降格到一个不识字的武并的地位？这种惶惑以至愤慨，真正的原因是皇帝挖空了他们苦心构筑的政治体系。这个体系以仙鹤、鸭鹅、懈的等等标志、无数的礼仪磕头和"四书"中的词句堆砌而成。正德更嫖没有用明确的语言，但却用实际的行动对它作了全部的否定。

所以，当正德在1519年又准备以威武大将军的名义到南方各省巡视的时候，文官们就再也不能忍受了。全体监察官员联着涂腺功沮。它帝前倒置不作答，他们就列队跪在午门外要求答复。这件事还没有了结，其他官员已经跟着递上了奏本，名为迫回团实则颇有论辩并含有集体示威的味道。皇帝大为震怒，在江彬的建议之下，所有跪动不去的14t4官员每人受到廷杖30下，其中11人当场被打死或事后伤发而死。大学士全部引咎辞职，则为皇帝温旨慰留。

发生了这些纠葛，南巡的筹备工作拖延了好几个月，到秋间才得以成行。这次旅行与巡视北方不同，并无军事上的意义而专为游乐。在南的秀丽风光便羁毯乐而忘返。然而乐极生悲，在一破捕鱼活动中，皇帝须追僵国投资倾覆，虽然获救，但已使圣躬不豫。1520年年底他回到北京，1521年年初就在豹房病死。由于他没有子嗣，于是群臣和皇太后商议，决定迎接今上万历的祖父入继大统，是为嘉靖皇帝。

正德毫不费力地作弄了他的臣僚，显出了他比臣僚确乎要高出一手。其原因，表面看来在于皇帝具有传统赋予的权威，他想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其实，事情并不如此简单。

百官之所以绝对服从皇帝，即使不说是有条件的，但也决不是无目的的。君主专制本来与文官制度相辅相成，在这庞大的组织中，下层的官员把无数不能尽合事实的书面报告逐级递送到中枢，以其数量之多和情况之复杂而要期望中枢事事处置得直，自然是不可能的。端坐在宝座上的皇帝，他的力量带有宗教色彩，其神秘之处，就在于可以使不合理的处置合理化。换言之，皇帝的处置纵然不能事事合理，但只要百官都能俯首座心地接受，则不合理也就成为合理。正德皇帝不去培养这种神秘力量，反而偏要去表现自己的将才帅略，岂不是破坏了臣僚们对他绝对服从的大前提？

正德自称威武大将军，企图把皇帝和作为、个富于活力的年轻人的自己分为两事。不消说，他的臣下钟能控受这些看法的。以本朝幅员之大，人口之多，仅仅为了打假烟势温可，动员部队的力量就可能达到这个目的。问题在于，要不是威武大将军朱寿就是正德皇帝，他怎么能出入几个边镇，指挥所有的军队而且有足够的给养补充？反过来说，要是被任命为前敌指挥的将领都能有这样的行动自由，即使战胜外敌，我们的内政岂不大受影响？

事实上，我们的机构设计就不允许高级将领具有这样的自由。各边镇的总兵官一定要受该地区文官的监督，在指定的地区活动。如果不是这样，唐朝的藩镇可能重新出现，成为重大的祸患。而如上面所一再说明的，本朝的立国以伦理道德为根本，以文官集团为支柱，一切行政技术完全在平衡的状态里维持现状而产生。且不用说旁的武官，即使皇帝亲统大军，以动态作前提，迟早也会使国家的人事、行政、税收、补给各项制度发生问题。

正德的一生，一意孤行到这种程度，也有其特殊的原因。他的一生几乎谈不上家庭关系。他的母亲给他的影响微乎其微，它中的错误也没有一个人对他具有笼络的力量。在他登极的时候，三个大学士都以文章道德著称而缺乏解决实际政治问题的能力。一个天生喜欢活动的年轻人，看到一方面是他的朝廷逐日在按部就班、调和折衷的原则下办事，另一方面则是那么富有刺激性的班鼓泛旗、金戈铁马，他自然会不假思索地选择了后者。正德要求实现个性的发展，而帝国的制度则注意于个性的收缩。不论是出于自尊心还是虚荣心，正德利用他皇帝的地位和传统对抗。协助他在对抗中取得上风的，是过去引诱他注意体育、军事的宦官和军官，他们掌握了京城的军队和特务，大量排斥反对他们的文官。他们鼓励皇帝任性放纵，他们自己也因而得以有所作为。

正德的所作所为并没有使以后的皇帝受益。相反的，他使以后的皇帝得到了更多的拘束。他的宠用佞臣，私出宫廷、自任将领，其来势之迅猛竟使想要反对的文官措手不及。文官们虽然认为他有失太君的尊严，但都无可奈何。天子就是夫子，这种神秘的力量出诸天赋。但是说到底，他们的绝对服从也不是完全盲目和没有限度的。正德一朝，前后有两个亲王造反，其号召天下的理由，则是皇帝无道，违背了祖宗的成宪。用现代的水请来说，就是破坏了宪法。这两次造反都没有成功，其原因一方面是军事准备不够充分，另一方面是他们对正德业已众叛亲离的估计超过了当时的现实。然则他们作出这样的估计，不错把身家性命押上而作孤注一掷的赌博，一次失败之后又有第二次，这也未尝不可说明正德的违背成宪已经使他的皇帝资格发生动摇。要不是他在不到30岁的时候就结束了生命，而是更加长期地继续他的所作所为，其后果究竟会怎么样，也确实未可逆料。

他去世以后被滥为"武宗"。从传统的意义上讲，这是一个明褒实贬的溢号。这时候他的亲信江彬仍然掌管京城的军队文官们以召集开会的名义骗他进宫，一举而将他拿获。他的下场是凌迟处死，家属被没收为奴婢。宣布的罪状，除了引诱大行皇帝做坏事而外，还有勒索私人财产、奸污处女和寡妇等等，无疑是恶贯满盈。

当今上万历皇帝在正犯年登极，似那位富有情趣的叔祖已经去世51年了。虽然如此，正德的一生所为仍然没有被人忘记。如果说过去由于文官们没有防备而让正德任意妄为，那么这一教训正好成了历史的殷鉴。他们决心不再让朝廷的大权放在一个年轻人手里，听凭他任意使用，而是要设法把皇帝引进他们所崇奉的规范里。文官们让他从小接受翰林的教育，注意他的家庭生活和私人活动，尤其防止他接受武官和宦官的不良影响在后来闹得满城风雨的立储问题，其实也是把他纳入规范的一种节目，其目的在于使他懂得皇位的继承乃是国本，必须取得众人的公认而不能凭一己的好恶作出不会传统的决定。

万历皇帝缺乏他叔祖的勇气、积极性和寻找快乐的情趣。他从小开始就没有一天体会到自由的意义，也不是凭借自己的能力而获得臣下的尊敬，所以就难怪乎他不能向臣下提出明确的主张了。他读过有关他叔祖的记录，深知文臣集团只要意见一纸就是一种很强大的力量。既然缺乏坚强的毅力，这个孤立无援的皇帝只好一再向臣下屈服。然而他又不是一个胸襟开阔足以容物、并以恕道待人的皇帝，他的自尊心受到损伤，他就设法报复。报复的目的不是在于恢复皇帝的权威而纯系发泄。发泄的对象也不一定是冒犯他的人，而是无辜的第三者。积多年之经验，他发现了最有效的武器乃是消极抵抗，即老子所谓"无为"。

这样一来，皇帝找不到更合适的事情可以消磨时光，只好看宦官掷银为戏。他的消极怠工使帝国陷于深渊。现在危机已如此之严重，不论皇位的继承问题如何解决，文官集团失去的平衡已经难于恢或

只有少数最接近皇帝的人，包括首辅申时行，才了解到不同的环境可以为万历的性格和行为带来多大的差别。他从小早熟，在皇太后和张居正的教育之下，他的生活已经有了一定的目的。当初他对于臣燎的腐化感到忧虑，自己草拟手诏，禁止官员之间互相馈赠礼物。他对于各种典礼也颇为注重，早朝的官员缺席过多，他会提出质问；掌利官的动作有欠娴雅，他会表示不悦其后他的做名一着，臣僚们就谁也记不起他当初的励精图治：命令大学士把各朝实录抄送给他阅览，经常和内阁学士讨论历史上治乱兴亡之迹，甚至在炎热的夏天亲临观看官兵的射箭比赛而使陪同他的宦官有好几个人因为温暑而晕虬但目前既已如此，过去的一切就统统不在话下了。

他身上的巨大变化发生在什么时候，没有人可以做出确切的答复。但是追溯皇位继承问题的发生，以及一连串使皇帝感到大为不快的问题的出现，那么1587年丁亥，亦即万历十五年，可以作为一条界线。现在要回到本书一开头所说的，这一年表面上并无重大的动荡，但是对本朝的历史却有它特别重要之处。

谢选骏指出：黄仁宇写道——“张居正的不在人间，使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失去重心步伐不稳，最终失足而坠入深渊。它正在慢慢地陷于一个"宪法危机"之中。在开始的时候这种危机还令人难于理解，随着岁月的流逝，政事的每况愈下，才真相大白，但是恢复正常步伐的机会却已经一去而不复返了。”——我看黄仁宇不仅胡搅“关公战秦琼”的时间穿越，还会蛮缠“中西比附”的空间错乱。这可能因为他的书，本来是想在美国叫卖给洋人的，翻译过来之后就牛头不对马嘴了。

【第四章　活着的祖宗】

解职归田23年以后，申时行在原籍苏州度过了他按中国习惯计算的80寿辰。万历皇帝已多年不见他的老师和首辅申先生，他特派专使赴苏州祝贺存问，随带纹银50两、绣蟒彩缎一匹、其他绸缎4匹作为贺仪。当时申时行的健康情况已经不佳，但仍然挣扎着北向行礼如仪。他在奏本里表示感谢说，祝贺寿辰的圣旨已经供奉保存，以为子孙传家之宝，银缎则全部璧还，因为他无颜接受这样隆重的礼物。他身为皇帝的蒙师和首辅，但是未能克尽自己的职责。如果不是这样，何至理应继承大统的皇长子到现在还没有在翰林院的官员那里就读？又何至京内外大量的缺官无人递补？据说，万历读完奏章以后感到怅惘，但仍然无意于接受这含蓄的劝谏。

申时行把他的书房命名为"赐闲党'。上天已经赐给他闲暇，他就用来游山玩水，写字吟诗。可是很显然，不论是站在太湖之滨看着无情的浪涛拍击已被港蚀的崖岸，还是坐在书房里用典雅的韵文描写着烟雨零零的江南暮春，他都没有能忘情于世事。这23年中，他留下了一大批作品，在身后由家人结集镌版，是为《赐闲堂集》书中诗文内容涉及的各方面很广泛；但是一有机会，对往事的回忆和感慨总是很自然地在笔下流露。诗文中有不少暧昧、隐晦甚至前后矛盾的地方，然而我们并不能草率地认为他的著作有意欺人。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对他的一生功过有自己的看法，并且对这种看法具有信心。生当末世而身居首辅，他的困难带有时代性，其中情形特别，不是从组织上和技术上可以解决的。他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可资遵循，他只能依靠道德习惯和人事的手腕来应付一切。其中有内外参差之处，已不待言。在退职闲居以后，这位昔日的首辅对自己的过去毫无忏悔之意。他的思想平静，他的良心没有遗憾，因为形格势禁，他只能用调和折衷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他自信他在执政期间的所有措施均出自诚意，这一大前提使他们心无愧，至于成败利钝，那又并非他个人的力量所能左右。

他当然听到过别人的批评。有人说张居正虽然刚愎自用，毕竟还有所成就；而忠厚长者申时行的记录却如同一张白纸。对这些抹杀事实的意见，申时行自然不为所动。在他看来，以道德力量作为施政的根本，关键在于防止坏事发生，而不在于琐屑地去解决问题。如果真像批评者所说他的施政记录是一张白纸，这反倒证明了一切都已纳入规范，机构运转正常，因此无事可记。然则申时行自己明白，他没有能达到这个最高目的。至少，他这个皇帝的最高顾问，没有能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去解决继承问题。他竟为此而去职。对于这个问题，如果说有些人犯了错误，那他申时行的差失，也不会比旁人更严重，最低限度不会与二辅许国的错误相提并论。他身居首辅，处心积虑地想在幕后不动声色地解决这个难题，而许国偏偏不能体恤时艰，将折冲于博温之间的底细，全盘托底公布，以致弄到不可收拾。

申时行虽然号称谦虚抑让，但毕竟没有达到唾面自干的境界。他无意于接受那些在他看来是不中肯的批评，否则，他又何必把过去的事实和自己的看法来回反复地写入自己的诗文里，而且嘱咐儿子们在他身后结集刻印？显然，他期里后来的读者稍一思索，就能理解他施政措施的真正意义，并且承认他的成就超过了表面上的平凡。

今天重读《赐闲堂集》入恐怕多数读者可以承认，申时行在文渊阁的八年半时间里并非完全尸位素餐。他在行政上的成就，往往得力于微妙的人事安排。这样的方式本来就带有间接性，而他在执行时既不采取大刀阔斧的方式，也不多加渲染，这样，他的成绩就很少为人所理解，也更少为人所仰慕。举一事即可为证：假如他真是除了忠厚和平以外就一无可取，那么在他执政时期发生的黄河泛滥问题，一定比实际情形要严重得多。

自古以来，治理黄河就是我们帝国的一大难民由于河水流经黄土高原，疏松的黄土随着河水顺流而下，沉积于河床；河床过高，一旦遇到洪水，就极易冲决河堤，造成严重的水灾。每次决口，生命财产的损失均不可胜记。

可是对于这一问题，中枢的唯一办法，就是责成总理河道的御史妥善处置；其中技术上的问题和人力物力的动员，都需要这位钦差大臣在他职责范围之内就地解决。根据过去的经验，大规模整理河道，地区往往涉及数省，有时填高凿低，等于改造地形。在这样巨大的规划之中，自然会有意见纷纷，莫衷一是。有时尚未开工，争执已起。所以中枢虽不直接领导工程的设计和进行，但是它所采取的立场，却必然对全盘形势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如果一个总理河道的御史执行他的规划尚未及半，突然被参免职，而他的继任者又采取完全相反的主张办事，则百万生灵，就可能牺牲在这种官僚政治之下。

首辅申时行所赏识的治河专家是潘季驯。这位专家提倡"河道紧缩说"。黄河所以为害，原因是河沙淤集，河道不通。对于这一点专家们都无异说，但在解决的方案上则有截然不同的主张。有人建议加宽河道，他们认为河道宽则水流畅。潘季驯则以为河道宽则流速小，流速愈小则泥沙沉淀的机会愈多，经过若干年月之后，河床就会愈积愈高。他主张，应该选择重要的地段把河道收紧，同时把附近的清水河流用人工疏凿引入黄河，以增加黄河的流速，照这样的办、法，可以不需要经常疏浚而可以"自浚"。"建堤束水，以水攻沙"，就是他归纳上述方针而概括成的八字箴言。他又建议，河堤不能几十里、几百里相连不绝，应该预先在河水汹涌的地方留出缺口，而在缺口之后筑成第二、第三道的"遥堤"，和第一线的河堤之间构成"含水湖"。大量河水在缺处突破第一线，流至造堤，流速已经降低而储蓄在这些人工含水湖中，就不致扩大其危害。

在河堤合龙和迫使河水改道的工程中，潘季驯使用"柳银"作为有力的工具。这种柳辊通常长150尺，圆周20尺，制作的方法是先用植物和泥土像织地毯一样构成长块，再用大树和绳索造成中心卷架，然后把这块"地毯"卷在架上，用大树枝和大绳索四周捆紧。这一用泥土、树枝制造的大圆柱体遇水可以膨胀，因而不致被急流冲走。每一柳辊由成百上千的民工拖运到选定的地点，当地尚有上装大石块的舢板，早已准备停当。柳辊就位，舢板凿祝。随着一声号令，大批的民工，把他们已经摆在肩上的泥土以最快的速度堆放在这仓促抢护而成的士堤上。待到决口堵塞，再逐步把堤坝加固。很多地段日后还加砌花岗石，远望一线白色，颇为美观。

对这样规模浩大的工程，中央政府无力支付所有的费用。通常发给的款项，仅能在初步设计时作筹组全局的办公费。兹后总理河道的御史被派为当地的总督，有的还带有尚书、侍郎的头衔，以便于他在许多府县征用人力物力。所有的民夫、工具、粮食、医药和交通、通讯等等都要就地通盘筹措。所以，这一位总理河工的大臣除了工程经验之外，还必须要具有操行无可疵议的记录，这才能深受众望，动员这许多府县的地方官，指挥如意。

潘季驯过去治河多年，无论经验或者声望都符合上述条件。他在1584年已官至刑部尚书，当时为了代张居正的家属求情，触犯圣怒，因而被革职为民1587年黄河几处决堤，开始的时候委派了一个没有多大声名的官员采取了若干紧急处置。1588年，在讨论总理河道大臣一职人选的时候，潘季驯的名字有人提到，但没有人敢向皇帝作坚决请求。正好这时候皇帝自己提出这一职务应当由"老成才望"的人充任，所以申时行才示意给事中荐举起复潘季驯，事情得以顺利通过。申时行还怕有人议论，又正好万历召见他面询其他政务，他就在谈话中插进了"皇上留意河道，拔用旧人，一时在任，皆称措练"这些话。这谈话纪录一经给事中办公室抄写公布，潘季驯之出任"总督河道兼理军务"一职，也就等于出自皇帝自己的主意，反对他的就不能随便议论了。自此在申时行任首辅的年月中，潘季驯一直负责治河，成绩卓著。而到申时行离开文渊阁以后不久，他也被参劾而再度罢官。

在文渊阁的八年半中间，北方边防没有发生重大事件，也是申时行引以自豪的政绩。其实当时危机并未消失，只是依靠他处理得当，才未酿成大变。

1590年，本朝的一员副总兵李联芳在甘肃、青海交界的地方陷于蒙古军队的埋伏，力战身亡。北京的文官大部分主张应当兴兵讨伐。这时候万历皇帝已很少在公开的场合之下露面，由于这一重大事件，他破例举行早朝，朝罢以后继续和各位大学土讨论对付的办法。万历同意多数廷臣的意见，认为应当采取强硬态度，然而申时行则持有不同见解。

申时行的看法是这样的：50年前，北方蒙古各部落在俺答的号召下组织成一个同盟，势力所及，东西连亘两千里，与本朝军队屡屡作战，杀伤军民不计其数。到了1570一1571年冬天，俺答改变宗旨，愿意约束各部不再犯边，而以赏赐给他的津贴和互市的权利作为交换条件。廷臣讨论之后鉴于和平的局面对本朝有利，所以接受了他的提议，还封俺答为顺义王，其他部落首领也分别给予不同的名义。

俺答对这修好的条约忠实履行不渝。他去世以后，儿子黄吉台尚能维持现状，到了孙子接力克，就已经没有约束各部落的能力，全蒙同盟名存实亡。在甘肃、青海间活动的卜失免和火落赤两部，尤其不受节制，经常向西南方向骚扰。一旦被质问他们就声称是"抢番"，即抢劫这一带的回、藏诺部，而并非侵犯天朝。这种做法使他们既保持了赏赐和互市的利益，又保持了行动的自由。

1590年，本朝的一个被称为"方大醉"的下级军官，听到军士报称蒙古骑兵侵掠边境，他就单人独马冲到出事的地方。蒙古人准备答话，此人乃一介武夫，一言不发，举刀就砍。蒙古人在退走时拔箭射中了这位莽汉，致使他第二天疮发身死。于是军中群情激愤，坚决要为他报仇。洗泥副总兵李联芳追逐敌军，遇伏阵亡。报告送到北京，议论就哄然而起，大都主张停止互市，出兵作战。顺义王褡力克也作了战争的准备，渡过黄河，即将陷洗河，入临巩。情势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然而在申时行看来，情况并非没有缓和的可能。他不能相信格力克已经下定了全面战争的决心，因为他的同盟并不团结，并不是每个部落都愿意放弃互市的利益而与本朝作战。如果和平的希望没有断绝就决心接受全面战争，这不能说是明智的办法。边境上发生这样的事件，确实暴露了本朝的弱点，增加了蒙古人的野心。但补救的办法不在于发动战争而在于巩固内部的力量。如果边防军的空额都已补足，各边镇的仓库充实，以游牧民族耳目之灵通，他们是断乎不敢轻易挑衅的。如果边防的情况依然故我而本朝与蒙古人贸然交兵，纵使在局部地区取得胜利，这联绵几千里的边防线，终归是要被对方冲破的。说到底，即使本朝的军队获捷一百次，也不能宣布占领了大沙漠；而对方取得一次决定性的胜利，则可以使本朝彻底垮台。

这一次处理边境危机的经过，更清楚地阐释了我们帝国的特质，从此中看出：军事机构受文盲控制不是没有理由的。边防需要作出全面计划和长久打算，动员的程度则既不可过低也不可过高。一般说来，全国的情况有千差万别，不容许中枢见事过问。因之皇帝的领导多少带有抽象性，应当集中全力鼓舞臣工，而不必在每时每事上加以处处干预。然则在紧要关头，皇帝左右全局决定和战的领导力量，却又千万不能等闲视之。就在这燥热的1590年夏天，申时行因为有了万历皇帝的支持，终于避免了一场以国运为赌注的战争。对这使他更进一步地体会到了本朝传统的优越性：让年轻的太子受傅于翰林学士，实在是高瞻远瞩。日后太子登极，翰林学士也被摆升，初为内阁中的副手，再遇机缘遂成首辅，这不仅保持了中枢人事的连续性，而且凭着老师和学生的亲切关系，可以使许多棘手的事情轻易而圆满地得到解决。

首辅和万历在1590年阳历8月25日的谈话，是记录中的最后一次。表面上看来，师生君臣问的讨论似乎散漫无重点，而实际上申时行以极为谦卑的语调，达到了当面禀奏的目的。磋商的结果，所有的总督巡抚都供职如故，没有人因为这次边境出事而被撤职或受到其他处罚，这表明皇帝对边区各地方官的信任并未动摇；同时与俺答所订立的和平条约至此已20年仍然有效，不因局部冲突而废止。首辅又提出，所有官军的防御不可松懈，并应对卜失兔和火落赤两部特别戒备。再之则建议派遣一个重要的文臣去各边区协调全部战略处置。这次在御前的谈话既经送交午门传抄公布，则中枢的决心已定，不容置像。因之磨拳擦掌的主战派乃不得不稍事收敛。

之天之后，原来掌管京军训练、带有兵部尚书衔的郑雅被派为北方各镇的经略。这时甘肃、青海边境的形势已经稳定，本朝的军队没有发动攻击，蒙古铁马大举内犯的可能性也没有成为现实。1591年初，郑雄乘卜失免企图与大落赤会合的时候，突然袭击其侧翼，截获了大批牛羊和其他给养，同时又按照申时行"清野'的指示，让青海的很多回藏部落他移，并把蒙古人所建造的喇嘛庙和最近运来的木材付之一炬。很多草地也以"烧荒"的方式加以破坏。格力克看到继续往西南移动没有前途，也就率领主力返回黄河东北。此后蒙古人还将与本朝的将士在各处作小规模的交锋，但是，合并长城以外各部并征服回藏以构成一个游牧民族大集团的计划，就只能永远放弃了。

首辅申时行的执政纪录相当复杂。他对边境问题的处理是否全部合适，即令时至今日，也不是易于判断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总应该提到，就在这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辽东巡抚注意到一个建州酋长正在逐渐开拓疆土，吞并附近的部落。他觉察到养虎将要贻患，就派兵征讨，但是师出不利。他认为失败的原因，在其部下开原道参政不照命令行事，而坚持其个人改剿为抚的主张。巡抚参劾这参政的奏折一到北京，被参者反而取得到了京中监察官的同情，他们又出来参劾这位主剿的巡抚。申时行认为这完全是一件小事，不值得引起内外文官的不睦；所以他又以和事佬的身份出面调停，建议皇帝视双方的互相参劾业已彼此对消，也不再作是非可否的追究。于是这位酋长今后得以为所欲为，而且还能够继续利用本朝内外官员的不和来发展他自己的千秋大业，此是后情，也不在本书叙述范围之内。这位酋长并非别人，据当日记录称，他名叫努尔哈赤。若干年之后，他的庙号则为清太祖。

很多历史学家没有提到申时行和持力克之间的这段纠葛，更想不到他和下一个王朝的创业人还有过这一段因缘。在历史学家看来，申时行一生做官执政的最大功罪都应以万历年间的立储问题为始终。

多数文官对申时行深感不满。最初万历皇帝起下了废长立幼的念头，就已经是不德不义了。申时行身居首辅，他自应以去职力争，不得已就应当以生死力争。他是第一个可以在御前说话的人。如果采取了这样坚决的态度，即使因此而去职甚至牺牲，他的继任者也会不得不仿效他的做法，加上廷臣的舆论又是如此一致，皇帝就会被迫接受公议，以后的僵局也就不会发生了。

作这样评论的人完全忽略了申时行的性格和他的处世方针。正由于态度温和，申时行才获得皇帝的信任并建立了亲切的关系。多年来，这位首辅正是巧妙地利用这种关系，促使皇帝的一举一动接近于文官集团的期望。天子既要使用他人间的绝对权威而又不能掺进他个人的爱憎，这本来就不容易恰到好处，而要申时行采取硬性办法督促，事实上也是无法做到的。

指斥申时行有意让皇帝拖延立储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官方记录所载，还在常询刚刚出生的时候，他就曾呈请皇帝早立常治为太子。在问题刚刚露头的时候就以明确的方式提了出来，见微而知著，不可以不谓为远见卓识。

立储问题会成为万历朝中的一大难关，申时行在受命册封郑氏为皇贵妃的时候可能就有所预感。他当时位居文臣之首，这隆重的册封仪式自然需要他的参加和领导。他和定国公徐文堂在御前接受了象征权力的"节"，在礼官乐师的簇拥之中向右顺门进发。主管的宦官在门口恭迎。他们两人以在严稳重的态度把"货'、余印以及制册交付给宦官，然后再由宦官捧入宫中接与贵妃本人。这一套安排等于宣告于全国臣民，封妃的典礼既由朝廷中最高的文武官员主持，则被封的郑氏已非仅闺房之宠幸而实为国家机构中的一个正式成员。以对连带而及的则是皇贵妃的地位仅次于皇后而在其他妃嫔之上，那么来日她的儿子常相可能继承皇位，就不能说是全在廷臣预闻之外了。

但是万历皇帝却坚决地否认这种关系。他说册妃与立储是两不相干的事。申时行在册妃之地曾奉万历之命，作诗歌咏其事。诗中有云："汉殿俱矜宠，秦台早得他，今朝橄李赋，参和《小星》篇。"他深感天子虽为天子，仍不免有闺房儿女之情，因之万历提及他和郑贵妃的关系，申先生不置一辞。他还理解，皇帝仍然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也有他理智和感情的交战。关于立储一事，申时行自始至终主张忍耐，等待万历改变主意，他的是上兼学生不是一个没有理智的人，假以时日，他自己必然会对这问题找到合理的解决，而施加压力则于事无补。

日后事态的发展证明首辅的估计并不正确。时间并没有成为有利因素。他在文渊阁八年半的任期中，接触过各种复杂的人和事。他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办事方针，并不能永远做到弥息补照，相反，有时造成的严重后果，竟会大大超出他的始料所及。

申时行在1583年担任首辅。开头的两年，他的前任张居正一案得到解决。这个问题一天不弄得水落石出，万历和他的老师就一天不知道彼此的真正意图。到了1585年，这一大案件才被彻底了结。于是此后有好几个月太平无事。到了1586年初，常询出生，郑氏被册为皇贵妃，立储的争执已经肇始。但就在这前后，万历已经发现他想做的事情统统不能做到，于是他想励精图治的念头就一天天减退。随之而来的是臣下的奏疏中指斥他荒怠的字眼也越来越无忌讳。有一本奏折上说，如果皇帝不接受他的意见，天下臣民必将视之为无道，而列祖列宗也必将痛哭于九泉。皇帝刚刚批示说此人语无伦次，应当降级外调，另一个人跟着奏上一本，内称皇上的未批不甚合适，那位进谏的人乃是忠臣，不但不应降级，而且应当表扬奖励，以表现虚怀纳谏的人君风度。这种"上下否隔"的情形既已开端，至1587年就更加恶化。

申时行是一个敏感的人，他具有窥测旁人心情的能力。他办事的原则基于对本朝政治制度的深刻了解。在这种特殊的制度之下，人君和人臣务必互相迁就互相让步。倘不如是，一方面坚持大义所在，丝毫不放松，则只有逼使对方采取消极态度。臣僚可以请求辞职，首先由个人"乞骸骨"而延及集体，如果被革职，反倒被视为荣誉；皇帝不能让位推贤，他所能采取的方式是怠工，即不出面主持礼仪，不见群臣。1587年，当首辅申时行还只是顾虑到有这种可能性时，万历的朝廷已经朝这个方向迈进了。

在这一年还未到岁暮之际，皇帝所使用监视内外的秘密警察遭到了攻击。东厂直属于司礼监，下辖锦衣卫，其秘密情报为皇帝处理政务所不可或缺。情报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市场上重要商品的价格、各个城门的进出人员和交通工具、北京市内火灾的情形等等，其中又万不可少的一部分，乃是从各处窃听得来的谈话。这种情报机关在本朝已有两百年的历史，早已成了政治体系中之一环。平心而论，在本朝历史上，万历皇帝不能算是过分地运用厂卫钳制臣燎的君主。然则对百官来说，特务机构总是无形的枷锁；政治上的迫害先不说，即使"家中米盐琐事，官中或传为笑谁"，巴山也大大地损害了他们的自尊心。他们早想动手制裁厂卫而苦于没有找到恰当的机会。

其后冲突的导火线出人意外。北京城在本朝为大兴、宛平两县所辑。是年任职的大兴县县令，因为一件小事责打了太常寺供奉祭祖的乐舞生，而乐舞生有其不可侵犯的地方，责打他们，也就是蔑视祭扫大典。因之这个大兴县令被发交三法司审问。所谓三法司，即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三个官署混合组成的法庭，通常只受理复审。这次所以破例，是由于太常寺提出了冒犯宗庙的重大罪状。文官们虽然觉得这罪状近于小题大做，但如果经过三法司这一机构审问，事情可以早日了结。

事情又牵涉到了东厂。东厂下设镇抚司，凡属触犯皇帝的案件和牵涉到官员们的刑事案件，这个镇抚司同样具有讯问以至拷打之权。当得知三法司已经受理大兴县令这一案，他们表示不再争执审讯权，只要求派出两名锦衣卫校尉出席旁听，以便把经过情况向皇帝报告。

刑部尚书李世达认为这一案件属于文官内部的纠纷，用不着东厂锦衣卫的干预。但是东厂提出要派两个校尉参加旁听，他又没有严辞拒绝，而只是托辞推倭，说什么人犯未齐，尚未审问。及至开庭审问之日，这两个校尉则给维持秩序的文官所阻挡，不得入内参与分听。

如是情状据实报告到皇帝跟前，致使龙颜大怒。万历对于大常寺和大兴县的冲突并无兴趣，他所以震怒，乃是文官们拒绝校尉旁听，明明是故意和他过不去，因之已不能对此表示沉默。于是他一面让宦官口传圣旨向文渊阁提出质问，一面声称他要把这一案件移交东厂镇抚司审问。这时，首辅申时行又以和事佬的身分出现，劝说李世达向皇帝赔礼道歉。李世达照此办理，皇帝因而得以保全面子，取得了精神胜利。可惜的是这精神上的胜利维持的时间未免过短，几个月之后，文臣们又找到了管理东厂宦官张鲸的差错，群起而攻之。

检举张鲸的奏章中指斥他与某些文官勾结，并且接受贿赂。其所列举的罪状看来都凿凿有据，只是当时勾结为奸，纳贿贪财的一段罪状也可以加之于许多高级廷臣身上，写奏呈的人似乎全米计及。张鲸事后感慨，由于他的嘴巴说话太多，所以才招致了那么多的攻击，不能算是事出无困。只是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机构本身，其职务与文臣的利害相违。万历一朝的冲突，文臣占优势，与天启朝厂卫跋扈、提骑气焰冲天的情形恰为尖刻的对照。

起初，万历皇帝还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他以为对张鲸作一番口头申斥就足以了事。廷臣见参劾无效，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准备参劾全部的大学士。以造成张鲸不除、内阁也别想安生的舆论压力。由于群情鼎沸，万历只好承认失败，把张鲸免职。据当时接近皇帝的人透露，这件事曾使皇帝大为伤心。但就在张鲸将去未去之时，尚有一个下级官员不知道皇帝已经屈服，竟然又上了一个奏本，说张鲸如此难去，想必是皇帝陛下也接受了他的贿赂。这种无礼的奚落使这位官员挨了六十廷杖，但是年轻的皇帝却为此而更加心灰意懒。他本来已经对早朝和经筵感到极度厌倦，至此他拿定主意，今后再也不愿意公开接见这些不诚实的、口是心非的臣僚了。他隐居在深宫里，唯一能和他呼吸相通、忧患与共的就是贵妃郑氏。

多年之后，申时行辞职家居，追思往事，他既不埋怨皇上，也不指责自己。他在著作中只是提到了年轻人不知世务，轻举妄动，以致弄得事情不可收拾。他回忆起在他担任首辅八年半的时间中，曾经有过一个绝好的机会禁助皇帝成为尧舜之君。此即1585年张居正一案落实之后、1586年初常询尚未出生之前的几个月。然而这机缘却又这样地短暂，他稍一忽视，就一去而不可再得。

当时的万历皇帝真是精神焕发、励精图治；对申先生提出的要求也全力以赴，极为难得。在我们形式化的政府中，表面即是实质。皇帝既能热心参与各种典礼，就充分表示了他的诚意，足以策励臣工趋向勤俭笃实。申时行只要闭起眼睛，就立刻会在记忆中浮起当年皇上步行折雨的一幕情景。这件事发生于1585年，岁次乙酉，即当日"万历之治"可能成为现实的短时间内。

这次祈雨与往常不同。在经过的仪式中，万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向普天之下表示了他关心民痪的诚意。1584年入冬以来，北京一带就缺少雨雪。次年春夏之间亢导更甚，河流见底，并中无水可汲。御前对此极为焦虑，在命令各个地方官求雨无效之后，他决定亲自向上天祈祷。所采用的祈祷的仪式，一部分由礼部在档案中参考成例草拟，但具体细节却出于皇帝御制，比如要求全体人员徒步走赴天坛围丘而置轿马于不用，就完全是他自己的主意。

仪式举行的前三天，皇帝已经斋戒、前一天，他又在宫中奉先殿默告祖宗，随后又面禀慈圣太后。致上天的表文则亲笔称臣签上朱翊钧的名字，先一日送至南郊神库。

阳历5月16日黎明，皇帝驾到皇极门，他的卫士和随从排开成为一个长方形的队伍。此时礼官报告，各官在大明门整队已毕，皇帝就开始步行出发。

北京的居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在严而朴素的仪式。所有的人员，包括皇帝、文武百官和宦官，一律穿蓝色布袍，颈部和下缘以黑布镶边，平日的金银玉带此时全部不用而代之以牛角带。旗帜和乐队也概行免去。大街左边是两千名文官，右边是两千名武官，都列成单行两相对称，浩浩荡荡，和皇帝一起步行前往天坛。

这些幸运的居民得到了一生中唯一的机会亲眼看到了当今天子。祈雨的队伍经过大街，一切交通当然需要暂停。但是天子平时出行时采取的"除道"措施，即要求全部店铺关门、行人敛迹的规定，这次却免予执行。这也是皇恩浩荡，允许小民有一睹天颜的机会。居民们所看到的万历皇帝是一个相貌端正的年轻人，脸圆须短，身材稍胖。他以如此虔诚的姿态迈着稳重的步伐，使看到的人无不为之感动。

对万历皇帝来说，这十里之遥的长途步行当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因为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的如此跋涉，而且当时的天气已愈来愈热。

天坛回丘在北京城南部，为今上的祖父嘉靖皇帝在1530年所建。万历皇帝在这同心圆的最下一层石阶上跪下祈祷，上香之后，又向上天叩头4次。文武百官列队站立在南墙之外，当皇帝跪拜时，赞礼官在暗亨门传赞，百官也依样跪拜如仪。

行礼既毕，皇帝召集大学士、六部尚书和其他高级官员在左权星门外所设的帐篷内发表训辞。万历声称，天时亢旱固然是由于他本人缺乏德行，但同样也是贪官污吏克剥小民、上干天和的结果。现在务必要改弦更张，斥退坏人，引用好人。申时行即席代表全体官员致答辞，声称臣等奉职无状，以致天降抗旱。皇上代表全体臣民祈祷，当然会上格天心。如果还有官吏不能抑体皇上的诚意，臣等一定要严加申饬。万历当即指示把这种要旨公之于天下。1585年5月16目的敕文就体现了这个指示。被文告诫贪赃枉法、酷害百姓的官吏必须痛加改悔，绝不能再把中枢的命令示为具文，如有违不奉行者，定当严惩不贷。同时万历又命令户都在灾害严重的地区免征赋税一年。

仪式结束，准备起驾回它，宦官们让御轿抬到万历跟前，但他坚决不坐，仍和百官步行回宫。这支队伍人数众多，起止需时，到达大明门已经是下午最炎热的时候。队伍刚刚解散，兵部的一个主事就迫不及待地从袖子里抽出一把折扇使劲地挥动。负责纠察的御史发现这一情状，认为其时虽然已经散队，但此人如此不能忍耐，仍然属于失仪。为此这位主事被罚停半年。

申时行侍奉皇帝到皇极门，然后叩头退下。临行时他向万历致以慰问，万历则答"先生劳苦"。这时候首辅固然既饥且渴，极度疲惫，但是相比之下皇帝的任务要更为劳累，他还要到奉先殿去向列祖列宗汇报，汇报完毕还要参见慈圣太后。

申时行不能算是一个迷信的人，从各种记录上都看不出他相信通过占卜祈祷的方式就可以和宇宙的神秘的力量有所来往。他在一次给万历的奏章上说，"臣等不习占书，不知事验"，足以清楚地说明了他的态度。同时，也不能认为万历是一个过度迷信的人。在选择皇帝陵寝的过程中，廷臣曾因风水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辩，最后万历表示"当日秦始皇在俪山筑陵，何尝不讲究风水"。从这一达观的态度来看，他对风水的信仰，也只能在若有若无之间。

但是迷信与非迷信，其间的分野也可能极为模糊。例如，当一个人强迫自己对一件事情、一种前途建立信念，则其与宗教式的皈依就相去极微。因为凡是一个人处于困境，他就不愿放弃任何足以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即使这种可能性极为渺茫，没有根据，他也要把它作为自己精神上的寄托。在这1585年亢旱的初夏，朝廷上下的情形就和此种情况极为接近。当时一天过去又是一天而仍然是骄阳酷日，人们的焦虑也就达到了最大限度。因为每一个人都知道，皇帝的宫廷不能永远建立在一个土地干得发裂的京城里。皇帝亲自出动，以最虔诚的态度和最庄严的仪式向上天求雨，不论是出于迷信，或者其动机是维系人心，最低限度表示了事情并未绝望。希望就产生于这种人为的奋斗之中。他的挣扎，他的自我责备，以及他对臣僚所作的爱民的训示，都可以安慰困窘中的人心，有如一眼清凉剂。他的政府一向认为精神的力量超过实际，因此他这次求雨即是做皇帝克尽厥职的最高表现。

最后，一场甘霖有如千军万马，突然降临到人间。最初是雨中带雹，旋即转为骤雨，稍停以后又是一阵骤雨，雨势一直延续到第二天。这场雨发生在阳历6月12日，距离皇帝徒步天坛求雨已将近一月，但是任何人也不敢妄议这不是圣心感动上苍的结果。皇帝自己也当仁不让，兴高采烈地命令百官感谢上苍的恩典。首席大学士也为他感到高兴，因为在这时候，万历皇帝可以在精神上引以为自慰和自满的机会已经不是很多了。

申时行理解万历的感情，同情他的处境，但是他和其他文臣一样，仍认定皇帝的职分应当在宫殿之内，除了行礼如仪之外，他不应当置身于其他事情之中，以生轻妄的观感。比如说万历想亲自操练兵马，申时行就会和其他文官合作，竭力阻止。朱翊钧是否有军事天才？这一问题没有历史家能够解答，我们所知道的，则是他即使有任何创造的能力，也因为他身着龙袍，贵为天子，而无法施展表现。而在阻止他发挥个性的群臣中，首席大学士申时行的力量虽不显著，却极为重要。

文官们阻止万历亲自操练兵马，他们自认有历史上的先例，因为本朝除了开基创业的祖宗以外，御驾亲征的事例极少。最近一百年内仅仅有一个正德皇帝做过这样的事情，而正德的行动，又被公认为离开了传统的轨道。为人君者，就应该安居垂裳，所以不仅练兵要遭到反对，就是外出旅行也应该在限制之列。今上的祖父嘉靖皇帝一生，仅在1539年一度回到湖广承天府巡视过他的出生之地，此后的27年中就没有离开北京一步。父是隆庆在位5年余，仅仅到京郊谒陵一次，而且为时只有4日。而万历在1583年春天到1585年夏天却已谒陵4次，这毫无疑问是过于频繁了。

尤其使群臣为之不安的是，谒陵这个庄严的典礼竟成了皇帝督视内操的借口。谒陵的随从武装是御林军。这支军队当年经过张居正的同意而在1581年建立，驻在京城东北角，受御马监太监的节制。近年来，这支部队的兵员倍增，训练加紧，每天黎明以前，马队在街上的铁蹄声每每把居民的好梦惊醒。1584年夏天，一个酷暑蒸人的日子，皇帝亲自在皇城内观看御林军的射箭比赛，比赛延续到傍晚才宣告结束。好几个宦官因为受不了酷日的煎炙而晕倒，而皇帝却依旧神清体健。文官们对皇帝过人的精力毫不欣慰，反而接二连三地送上奏本，指责内操的不当。劝说无效，他们就对申时行施加压力，希望首辅运用他的影响使这种操练停止。

从法制上讲，廷臣所提出的冷谏是否具有成宪的根据则很难概说。本朝从没有宣布过皇帝不能亲率禁军。永乐皇帝所用过的长矛一直供奉在午门楼上，就是皇帝带兵的实证。自力正德皇帝的行动虽然大于物议，然而他始终没有向舆论低头。而且以前皇帝的御林军都属于宦官管辖，就此一点，今上的措施也就无法直接批判。因此，文官们只能举出一些道德上的理由，例如兵凶战危，皇上舞剑弄枪有损承平气象等等，其所用辞语显然不能中肯。

然而文官们的意见又岂能完全忽视？他们是本朝政府的支柱。全部文臣既以伦理哲学作为基础推行了现今的统治方式，当然讨厌皇帝亲率禁军，造成文武均衡甚至武高于文的局面。只因为他们又个个都是忠臣，不便站在对等的地位去和皇帝谈判，更不能借势要挟。然则这些不便不能之处却役有使他们放弃初衷，即作净谏时，他们胸中有数，意志坚决，目的不达，决不甘休。

老成练达的申时行善于洞察事情的阴和阳。他知道，道德不过是借口，问题的症结是廷臣的安全感。真相既明，他就采取最有效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他不事张扬，悄悄地和宦官们谈判。他后来写下的文章，阐述了此中奥妙。申阁老此时质问御马监的诸宦官：几千个官兵带着武器在皇帝身旁，谁能保证他们中间没有人参与做坏事的阴谋？万一有变，其他警卫人员救护不及，谁负得起这样重大的责任？诸位身为将领，又岂能置身事外？首辅还可能在此时提出江彬的先例，用本朝的历史，引证凡是和文官集团公开作对的人，没有一个能得到善终。即使是皇帝最亲信的人，迟早也会被大众清算。这一番危言耸听的游说取得了预期的效果，用申时行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诸档辣然"。

带兵的宦官既已为申时行的言辞所震慑，他们不再愿意参与内操，转而劝说皇帝放弃亲率禁军。这种釜底抽薪的对、法，为效极显；而且皇帝不是一个没有理智的人，他知道如果坚执己意，他和臣下的冲突势必与他叔祖正德一朝的情况相类似。他既不愿意走此极端，迟早就得让步，所以从这时起他就对禁军逐渐不加过问。1585年之后，御马监勇士相次为人遗忘，禁军这一组织也就逐渐于无形中瓦解。

申时行以办理外交的方式来主持内政，御林军事件的顺利结束，更证明了这种方式确实卓有成效。他欣赏自己"从中调剂，就事匡维"这一处世和执政的原则，对待皇帝的办法则是"显谏者不若潜移为妙"。因为这种办法既对皇帝的权威无损，而臣下的目的又可以达到，这比之于臣下在奏章上奚落昏庸的皇帝，而皇帝用荆条痛打犯上的群臣总要高明得多。申时行所始料未及的，就是万历皇帝比他申先生又更高一手，他看透了这种斗争的真情实相，知道自己生气都属无效，莫若用"无为"的办法，对付所有的纠缠，因之他的消极也越来越彻底了。

自从1585年以后，万历除了仅仅于1588年对自己的定陵再度视察过一次以外，30多年，他没有走出过紫禁城一步，创造了自古至今的最高纪录。

皇帝离开京城不到百十里竟然会成为一个严重问题，也是当日国家组织的特别现象。万历于1583年至1585年之间的四次谒陵，其真正的目的是在寻觅及视察他自己的葬身之地。然则既要经过祖墓的附近，渴祭即不可免。既为谒陵，种种仪式自然应当周到齐备。因之每次出发以前，利部必须斟酌成例，拟订各种详情细节，有的陵墓由皇帝亲自祭谒，有的则由驸马等人代为行礼。御驾每次出动，京城立刻戒严，每一座城门都由一位高级文臣和武将共同把守。皇弟潞王当时尚未成年，他的任务是把铺盖搬到德胜门的城楼上居住，密切监视御驾必经之路。这支谒陵队伍声势十分浩荡显赫，其中有陪同皇帝的两位皇太后和皇后皇妃，加上随从的宦官宫女、文官武将、大汉将军、御马监勇士、京军等等，人数多达几千。到了郊外，皇帝及其家属住在佛寺里，对其他随从人员则临时搭盖帐篷以供休息住宿，这一切要先期准备周详，不能少有差错。

在这几十里的道途上，一些地方官、青老以及学校的教官被引导在御前行礼。皇帝对他们慰勉有加，并宣布他所经过的地区免税一年，以酬答当地居民对他这一行所作的供奉。

这样的队伍和排场，两年半之内要组织四次，延臣就感到是过于频繁了。于是，使皇帝扫兴的事情就纷至沓来。北方边镇驰报蒙古部落颇有蠢动的征象，叩清御驾谨慎小心；利部的官员据此坚请皇帝缩短出行的时日。有一次，皇帝的侍卫旁边发生逸马狂奔的非常事件，又有一次有若干文官误入禁地，这些都由御史据实奏报御前，以期引起应有的警惕。经过这些周折，本来应该是很愉快的小事游想已全无乐趣之可言。1589年万历曾经表示还想出巡一次，监察官听到以后立刻上书净谏。他们说，皇上已经感到自己火气过旺，必须放弃早朝以事休养，那么就更不应该出城游玩而使火气增加。皇帝读完这些奏章，从此就没有再提出巡一事。

万历所巡视的为自己领筑的陵墓动土于1584年的夏季。这项巨大的工程微妙地体现了把皇帝不当作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把他当作一种机构的看法。万历皇帝缺乏坚强的意志和决心，但并不缺乏清醒和机灵的头脑，然而他竟欣然接受了这种精神上的活埋。

陵墓内的葬室筑有停放样官的石床。石床上留出来的位置共有三个，除了皇帝和皇后以外，还有一个位置留给下一代皇帝的生母。万历目睹之余，不禁感慨系之。他所心爱的女人即使不能在生前成为皇后，在死后也应当陪伴在他的身旁。否则，他和世界上唯一能够合相印的女人在皇城的寺院里双双桥涛又所为何来呢？朱翊钧在生之日有妃嫔数十，宫女无数，可是与皇贵妃郑氏始终形影不离。可见生死同心，是他们的宿愿。这样美好的宿愿又是否能成为现实呢？当日皇帝想到这些，这大峪山的工程，就又和立储一事相始终而不可分割了。

皇帝在世之日预筑陵寝，在本朝有洪武、永乐、嘉靖三朝的成例可援。其不同之处，在于定陵竟然预筑于万历皇帝的青年时代。据申时行后来说，这一建议始创于1583年张四维做首辅的时候，当时皇帝还不足20岁。但这建议一经提出，他立即欣然同意，并亲自参与地址的选择和工程的设计。他当然不是认为自己去死不远，而是踌躇满志地感到他已经不折不扣地取得了列祖列宗的地位，足以让千秋万岁之后的人们崇敬。同时，他虽然年未二十，但是已为人父，而且御宇已经10年，具有足够的资格承当这一光荣。

这次预筑陵寝的工程和别项工程不同，差不多完全没有廷臣劝谏。惟一的争执在于风水问题，已如上文所述。最后由于皇帝定衷独断，才平息了这场纠纷。争论者没有想到，平日他们以道德的名义解决技术问题，现在却要用技术的名义去解决道德问题，只是皇帝以秦始皇和骊山为例，不肯过于讲究，以致坚持风水的人，不能继续用这个名目作党争的根据。

筑陵是本朝大事，有司职责所系，于是组成了一个类似于委员会的机构，成员有尚书三人、司利监太监和高级军官数人，总其成的是定国公徐文壁和首辅申时行。军官之所以参加这个机构，是由于大量的土木工程需要兵士的体力。徐文壁是开国勋臣徐达之后，各种重要的礼仪都少不了由他领衔，而全部的掌划经营无疑还要由申时行一力承担。到1587年，申时行已亲赴大峪山督工多次，其尽瘁王事的忠忱，当然会被年轻的皇帝所体会并因此增加对于申先生的信任。

定陵的建筑经过详见于当日工部的记录报告之中，其建筑结构则因1956年的发掘而为400年后的人们所了解。整个看来，玄宫的宗教色彩浓厚。其石制椅案缀饰以帝后的标志如龙凤，其下缘则为莲瓣，乃是佛家传统。其懵懂于下世超生的观念，实际上是一种希望，一种幻想。内中埋藏的金银和资质的面盆固然予人以现实化的感觉；可是木雕的人涌马匹却又只有玩具一样大小，显示着筑陵的人将"长生不死"的观感，认作一种心理状态，只能于半信半疑问得之。

今天，有思想的观光者，走进这座地下宫殿的玄官，感触最深的大约不会是这建筑的壮丽豪奢，而是那一个躺在石床中间、面部虽然腐烂而头发却仍然保存完好的骷髅。它如果还有知觉，一定不能瞑目，因为他心爱的女人，这唯一把他当成一个"人"的女人，并没有能长眠在他的身旁。同时，走近这悲剧性的骸骨，也不能不令人为这整个帝国扼腕。由于成宪的不可更改，一个年轻皇帝没有能把自己创造能力在政治生活中充分使用，他的个性也无从发挥，反而被半信半疑地引导进这乌有之乡，充当了活着的祖宗。张居正不让他习字，申时行不让他练兵，那么他贵为天子并且在年轻时取得了祖宗的身份，对事实又有什么补益？富有诗意的哲学家说，生命不过是一种想象，这种想象可以突破人世间的任何阻隔。这里的地下玄宫，加上潮湿霉烂的丝织品和胶结的油灯所给人的感觉，却是无法冲破的凝固和窒息。他朱翊钧生前有九五之尊，死后被称为神宗显皇帝，而几百年之后他带给人们最强烈的印象，仍然是命运的残酷。

至于首辅申时行，他在监督定陵工程的时候究竟产生过多少感想，又产生过多少感慨，在留传到今天的官方文件上自然是查不到的。我们所能看到的是申时行在参与了破土典礼以后给皇帝的祝辞："永绥列圣之神灵，预卜万年之兆域。"我们还能看到的是他在1586年举行正殿上梁典礼以后给皇帝的祝辞："爱厮升栋之辰，适应小春之候。先期则风和日暖，临时则月朗星辉。臣工妹舞以扬体，民庶欢呼而趋事。"这些辞藻上的对偶和华丽表现了想象中的至美至善，但是皇帝和他的老师彼此也都明白，对这样的文字不能过于认真。因为其时陵墓工程已延续多年，其耗用的财力已使国库受到影响，而征用的军民人力，也应当使"欢呼而趋务"者感到了难以解脱的痛苦。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国史上记有这么一条："赔寿宫工人汤药及老弱饥号难以回乡者路费。"这条通令不可能未经皇帝和总揽工程的首席大学上过目，但是所谓赏赐是否确实发下，发下的数字又是否足敷使用，则无从证实了。

谢选骏指出：万历皇帝的陵墓就像慈禧太后的颐和园，吞噬了过多的资源，可能削弱了国防的力量……但是大历史黄仁宇似乎不懂，“三百年大限”的宿命才是他们共同的历史难题。“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是一件衣服的命运；“起、承、转、合，各自七十年”——这是明朝和清朝这俩帝国的宿命。

【第五章　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

1587年阳历11月13日，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海瑞在任所与世长辞。他是一个富有传奇性的人物，对他的生平行事应该如何评论，人们曾经发生过尖锐的争执。这争执一直延续到多少年以后还会成为问题的焦点。

和很多同僚不同，海瑞不能相信治国的根本大计是在上层悬挂一个抽象的、至美至善的道德标准，而责成下面的人在可能范围内照办，行不通就打折扣。而他的尊重法律，乃是按照规定的最高限度执行。如果政府发给官吏的薪给微薄到不够吃饭，那也应该毫无怨言地接受。这种信念有他自己的行动作为证明：他官至二品，死的时候仅仅留下白银20两，不够殓葬之资。

然则在法律教条文字不及之处，海瑞则又主张要忠实地体会法律的精神，不能因为条文的缺漏含糊就加以忽略。例如他在南直隶巡抚任内，就曾命令把高利贷典当而当死的田产物归原主，因而形成了一个引起全国注意的争端。

海瑞从政20多年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纠纷。他的信条和个性使他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遗弃。这就是说，他虽然被人仰慕，但没有人按照他的榜样办事，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但这种精神的实际作用却至为微薄。他可以和舞台上的英雄人物一样，在情绪上激动大多数的观众；但是，当人们评论他的政治措施，却不仅会意见分歧，而且分歧的程度极大。在各种争执之中最容易找出的一个共通的结论，就是他的所作所为无法被接受为全体文官们办事的准则。

海瑞充分重视法律的作用并且执法不阿，但是作为一个在圣经贤传培养下成长的文官，他又始终重视伦理道德的指导作用。他在著作中表示，人类的日常行为乃至一举一动，都可以根据直觉归纳于善、恶两个道德范畴之内。他说，他充当地方的行政官而兼司法官，所有诉讼，十之六七，其是非可以立即判定。只有少数的案件，是非尚有待斟酌，这斟酌的标准是：

"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用这样的精神来执行法律，确实与"四书"的训示相符合。可是他出任文官并在公庭判案，上距"四书"的写作已经两千年，距本朝的开国也已近两百年。与海瑞同时的人所不能看清楚的是，这一段有关司法的建议恰恰暴露了我们这个帝国在制度上长期存在的困难：以熟读诗书的文人治理农民，他们不可能改进这个司法制度，更谈不上保障人权。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离不开传统的伦理，组织上也没有对付复杂的因素和多元关系的能力。

海瑞的一生经历，就是这种制度的产物。其结果是，个人道德之长，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

海瑞以举人出身而进入仕途，开始被委任为福建一个县的儒学教授，任期4年。到1558年升任浙江淳安知县的时候，他已经45岁。

这淳安县，乃是往来三省的孔道。交通发达，本县人民的负担也随之加重。原因是按照本朝立国时所订立的财政制度，政府中的预算并无旅费一项，全国1040个驿站，名义上由兵部掌管，实际上一切费用，即过境官员本人及其随从所需的食物、马匹和船轿挑夫，全部由该地方负责。兵部只发给旅行人员一纸勘合：驿站所在之处，即须按照规定供应。七品官海瑞的声名开始为人所知，就是因为他能够严厉而巧妙地拒绝了官员滥用这种权力而增加地方上的负担。

这一段故事说，当日以文官而出任总督的胡宗宪，兼负防御倭寇的职责，居官风厉，境内的官民无不凛然畏惧。一次，他的儿子道经淳安，随带大批人员和行李，作威作福，对驿站的款待百般挑剔，并且凌辱驿丞。县令海瑞立即命令衙役皂隶拘捕这位公子押解至总督衙门，并且没收了他携带的大量现银。他在呈报总督的公文内声称，这个胡公子必系假冒，因为总督大人节望清高，不可能有这样的不肖之子，也不可能拥有这么多的金银财物。

如果这段故事夹杂了夸张和渲染，那么，海瑞对付都想卿的经过则属确凿无疑，因为有他收入文集中的缄版可以为证。

1560年，左副都御史鄙想卿被任命清理盐法，南北各省的食盐征收专卖都归他节制，以期增加政府收入，加强抗击倭寇的财力。对于这位钦差大臣，地方官自然毕恭毕敬，不敢有丝毫怠慢。而饮差大臣本人也不能避免标榜俭朴以沽名钓誉的时尚，先期发出通令，内称本院'素性简朴，不喜承迎。凡饮食供帐惧宜简朴为尚，毋得过为华奢，靡费里甲"。这样的官样文章早已为人所司空见惯，不过视作一纸具文，即在钦差大人本身也不会想到会有人认真对待。

淳安县县令海瑞对这一通令可是毫不含糊。当鄙都院的节使尚未到达淳安，他已经接到一个禀帖。桌帖的一开头规规矩矩地写着"严州府淳安县知县海谨禀"，紧接着就把通令的原文节录于后，再接着就说台下奉命南下，浙之前路探听者皆日，各处皆有酒席，每席费银三四百两，并有金花金缎在席间连续奉献，其他供帐也极为华丽，虽溺器亦以银为之云云。最后要求钦差大人摒弃奢华的排场和搜刮，并且说，如果不能拒绝地方官这样的阿波恭维，将来势必无法做到公事公办，完成皇上委托的任务。据说，都憋卿接到禀帖以后，就没有敢进入淳安，而是绕道他去。

这种直言抗命的精神，可能使海瑞失掉了一个升官的机会。他于1562年调任江西兴国，官职仍是知县，不升不降。以他这样的性格和作风，上司当然衔恨在心，如果不是他本人言行如一，清廉正直，十个海瑞也早已罢官免职。他的节俭的名声还选皆知，据说有一次总督胡宗宪竟然以传播特别消息的口吻告诉别人，说海瑞替母亲做寿，大开宴席，竟然买了两斤猪肉。此事的真实性无法得到证明，但海瑞饭桌上的蔬菜出自他亲自督率别人在衙后栽种，则属毫无疑问。

基于道德观念的驱使，下级官员反抗上级，历来也并不罕见，但大多引不起特别的注意，事情发生后不久，随即为人遗忘。然而海瑞却属例外，他得到命运的帮助，历史站到了他这一边。1562年，历任首辅几达20年的大学士严嵩为嘉靖皇帝免职，他所扶植的私人也不免相继倒台，其中包括胡宗宪和鄙意卿。他们既被确定为坏人，海瑞在他们当权的时候敢于和他们作对，当然可以算得特行卓识。为此他的声望大增。这49岁的海瑞，虽然不是进士出身，官阶也仅为正七品，可是已经获得了在大众心目中成为英雄的可能性，只须再加以机缘，就可以把这一地位巩固下来。

1565年，海瑞再次表现了他直言的胆略。当时他已经升任户部主事，官阶为正六品，这是一个接近于中级官员的职位。当时的北京，并没有出现什么令人振奋的气象。相反的，南北两方都连连告警，急待增加收入以备军需。然而政府别无新的途径筹款，可行的办法还是不外挪借和增加附加税。前者并不增加收入，也没有紧缩支出，而仅仅是此款被用；后者则使税收制度更加复杂和实际执行更加困难。户都是国家的财政机关，但是主事一类的官儿却无事可做。大政方针出自堂它尚书侍郎，技术上的细节则为吏员所操纵。像海瑞这样的主事，根本不必每日到部办公，不过是日渐一日增积做官的资历而且。

嘉靖皇帝当日已御字40年。他的主要兴趣在于向神仙祈祷和觅取道家的秘方以期长生不死。他住在皇城中的别墅里，然而又不能以一般的荒精目之，因为他除去不在公开场合露面以外，对于国家大事仍然乾织独断，有时还干涉到细节。这位皇帝的喜爱虚荣和不能接受批评世无其匹，只接近少数佞臣，听到的是各种虚假的情况。当地发现大事已被败坏，就把昔日的一个亲信正法斩首，以推卸责任而平息舆论。这种做法使得廷臣但求自保而更加不去关心国家的利益。1565年，严嵩去职虽已3年，但人们对嘉靖的批评依然是"心慈"、"苛断"和"情愉"。然而他对这些意见置若罔闻，明明是为俟臣所蒙蔽，他还自以为圣明如同尧舜。

经过慎重的考虑，阳历11月，海瑞向嘉靖递上了著名的奏疏。奏疏中指出，他是一个虚荣、残忍、自私、多疑和愚蠢的君主，举凡官吏贪污、役重税多、宫廷的无限浪费和各地的资匪浅炽，皇帝本人都应该直接负责。皇帝陛下天天和方士混在一起，但上天毕竟不会说话，长生也不可求致，这些迷信统统不过是"捉风捕影"。然而奏疏中最具有刺激性的一句话，还是"盖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就是说普天下的官员百姓，很久以来就认为你是不正确的了。

这一奏疏的措辞虽然极端尖辣，但又谨守着人臣的本分。海瑞所要求于皇帝的不过是改变自己的作为，而这改变又非常容易，只需要"翻然悔悟"，由乱致治，也不过"一振作间而已"。言下之急是，如果皇帝能够真正振作，选择合宜的道路，赴之以决心，他还是有机会成为尧舜之君的。

这样的奏疏确乎是史无前例的。往常臣下向皇帝作净谏，只是批评一种或几种政策或措施，这种指斥皇帝的性格和否定他所做的一切，等于说他这几十年的天子生涯完全是尸位素餐，而且连为人夫及人父的责任也没有尽到，其唐突之处，真的是古今罕有。

嘉靖皇帝读罢奏疏，其震怒的情状自然可想而知。传说他当时把奏折往地上一摔，嘴里喊叫："抓住这个人，不要让他跑了！"旁边一个宦官为了平息皇帝的怒气，就不慌不忙地跪奏："万岁不必动怒。这个人向来就有痴名，听说他已自知必死无疑，所以他在递上奏本以前就买好一口棺材，召集家人诀别，仆从已经吓得统统逃散。这个人是不会逃跑的"。〔143嘉靖听完，长叹一声，又从地上捡起奏本一读再读。

嘉靖没有给予海瑞任何惩罚，但是把奏章留中不发。他不能忘记这一奏疏，其中有那么多的事实无可回避，可是就从来没有人敢在他面前那怕是提到其中的一丁点！皇帝的情绪显得很矛盾，他有时把海瑞比做古代的忠臣比干，有时又痛骂他为"那个咒骂我的畜物"。有时他责打官女，宫女就会在背后偷偷地说："他自己给海瑞骂了，就找咱们出气！"

此时嘉靖的健康已经欠佳，他曾经动过退位为太上皇的念头，可是这种放弃天下职责的做法，在本朝又并无先例。在1566年阳历2月底，他左思右想，气愤难平，终于下令锦衣卫把海瑞逮捕到东厂禁锢。刑部议决对海瑞按儿子诅咒父亲的律例处以绞刑，然而嘉靖皇帝在以前虽然批准过许多人的死刑，在这时候却没有在刑部的建议上作任何的批复，因此，海瑞就在狱中住了10个月。

有一天，狱中忽然没酒肴相待。海瑞以为这是临死前的最后一餐，他神色不变，饮食如常。提牢主事悄悄告诉他，皇帝业已升通，新君不日即位，你老先生乃是忠臣，一定会得到重用，海瑞听罢，立刻放声号哭；号哭之余，继以呕吐。

1567年年初隆庆皇帝登极，海瑞被释出狱。对他的安排立即成了文渊阁大学士和吏部尚书的一个难题。他的声望已为整个帝国所公认。他当然是极端的廉洁，极端的诚实，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可能就是极端的粗线条，极端的喜欢吹毛求疵。这样的人不会相信为人处世应该有阴阳的分别，他肯定会用他自己古怪的标准要求部下和上司。对他应该怎么分派呢？看来比较稳妥的办法是让他升官而不让他负实际的责任。于是，在不长的时期内，他历任尚宝司丞、大理寺右寺丞、左寺丞、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官至正四品。这样一个闲营自然不能令海瑞满意，因为他是伦理道德的坚决信奉者和实行者，对国家和人民具有高度的责任感。

1569年年初的京察，按照惯例，凡属四品以上身眼红袍的官员都应当作出自我鉴定。于是海瑞在奏折中说：陛下既然赦免了我的死罪，又对我破格把升，在所有的文臣之中，没有一个人会比我更加迫切地要求报答陛下的恩典。接着，他谦虚地声称自己才浅识疏；又接着，他表示自己现任的职务只是专管查看呈奏给皇帝的文书，看罢以后原封发送，既无财政责任，又用不着下左右全局的决心，但是连这样的一个位置还不称所职，所以不如干脆把我革退！"

这样看来，海瑞并不是完全不懂得阴阳之道的精微深奥。他阳求罢免，阴向管理人事的官员要挟：如果你们真的敢于罢黜我这样一个有声里的、以令谏而名著天下的忠臣，你们必然不容于舆论；如果不敢罢黜我，那就请你们分派给我能够实际负责的官职。

文渊阁和交部终于向他低头。当年夏天，海瑞被任命为南直隶巡抚，驻扎苏州。且不说这里是全国最富庶的地区，即使是一般地区，任命这样一位不由进士出身的人担任巡抚，也已属于罕见。但是这一地区历来号为难治，以海瑞的性格而就任斯职，有识见的人早就料到必然引起不良的后果。事实不出所料，8个月之后，他遇到劾参而被迫退年。

海瑞的新职一经发表，南直隶的很多地方官就自己估计到将会不能见容于这位古怪的上司，因而自动离职或请求他调。缓绅之家纷纷把朱漆大门改漆黑色，以免炫人眼目而求韬光养晦。驻在苏州的一个宦官把他的轿夫由8人减至4人。举出这些琐事，就可以证明新巡抚大人声势之迅猛，足以使人震慑。

海瑞下车伊始，就把他的"督抚条约"三十六款在所治各府县公布。条约规定：境内成年男子一律从速结婚成家，不愿守节的寡妇应立即改嫁，溺杀婴孩一律停止。巡抚出巡各地，府县官不得出城迎接，但巡抚可以传询台老听取他们的控诉。巡抚在各府县逗留，地方官供给的饮食标准为每天纹银二钱至三钱，鸡鱼肉均可供应，但不得供应鹅及黄酒。境内的公文，今后一律使用廉价纸张；过去的公文习惯上在文后都留有空白，今后也一律废止。自条约公布之日起，境内的若干奢侈品要停止制造，包括特殊的纺织品、头饰、纸张文具以及甜食。

这些规定，有的不免失之琐碎苛细，本来就会生问题的。而他最后的垮台，则是因为他于预了境内的农田所有权所致。

本朝开国之初，太祖洪武皇帝使用严厉的手段打击豪绅窗户，两千年来社会的根本问题即土地问题因而得以暂时缓和。中叶以来，这一问题又趋尖锐。高利贷者利用地方上的光棍青皮大量放款于自耕农，利率极高，被迫借款者大多不能偿还。一旦放款的期限已到而又无力偿还，其所抵押的土地即为放款者所占有。虽然它方曾规定利率不得超过三分，而且不论借款时间之长短，利息总数不得这本金之半，但这种规定从来未能认真执行。与上述规定同时，官方还规定土地因不能还货而被放款者占有，5年之内，仍可以用原价赎回，这也就在书面上更增加了事情的复杂性。

海瑞之下决心改变这种状况，不仅是出于保持法律的尊严，而且是为了维护道德的神圣。从他的文集中可以看出，他有限制富户过多地占有土地、缩小贫富差别的愿望。这种冲动使他一往直前，又无反顾。因此，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大批要求退田的申请。

南直隶境内的豪绅富户，最为小户百姓所痛心疾首的是徐阶一家。此人曾任首辅，后为高拱排斥而退休闲住。他的家庭成员，据称多达几千，其所占有的土地，有人说是八万亩，有人说是40万亩。上述数字无疑地有所夸大，但徐家为一大家庭，几代没有分家，放高利贷的时间也已颇为长久。海瑞把有关徐家的诉状封送徐阶，责成他设法解决，最低限度要退田一半。从他们往来的城读中可以看到，徐阶被迫接受了海瑞的带有强迫性的要求。

徐阶于海瑞有救命之恩。在他任首辅期间，海瑞因为上书而被系狱中，刑部主张判处绞刑，徐阶将此事压置。他退职家居以后，听任家里人横行不法，根据当时的法令，他可以受到刑事处分。海瑞强迫他退田，并且逮捕了他的弟弟徐院，一方面显示了他的执法不阿，另一方面也多少可以减缓百姓的不满，体现了爱人以德的君子之风。这种兼顾公谊私情的做法大大地增加了海瑞的威信。

如果海瑞采用惩一儆百的方式，把徐家或其他几家有代表性的案件广事宣传，以使藉富欺贫者知所戒惧，而不是对类似的案件-一追究，那么，他也许会在一种外张内弛的气氛中取得成功。然而他的热情不可收敛。他指定每月有两天专门收受这一类案件。据他自己的文章中说，他每天要收到三千至四千件禀帖。牵涉面如此之广，自然一发而不可收拾。

南方的农村大多种植水稻。整片田地由于地形和灌溉的原因划为无数小块，以便适应当日的劳动条件。这样，因为各小块间肥瘠不同，买卖典当又经常不断，是以极少出现一个地主拥有连绵不断的耕地。王世贞和何良俊都记载过当时的实况是，豪绅富户和小户的自耕农的土地互相错杂，"漠知所辨析"。海瑞自己在海南岛的田产，据估计不到40亩，却分成了93块，相去几里。这些复杂的情况，使解决农田所有权的问题变得更加困难。

除此以外，利用高利贷以侵蚀获取他人的产业，还并不限于富户及其代理人青皮光棍。因为信用借贷的机构并不存在，一个自耕农如果稍有积蓄，他就会设法把积蓄贷之于亲戚邻舍以取得利息，借方即以其田产的一部分作为抵押品。在开始的时候借贷双方的贫富程度往往相去无几，然而当借方由于急需而以这种利率极高的贷款来饮鸩止渴，在多数的情况下就难于自拔，所抵押的田产也随即为贷方接管。这种情形在当时已经成为社会风气。（24）海瑞卷入了大量这样的纷争之中，孤军奋斗，遂使自己陷于不能自主之境。

以个人而对抗强大的社会力量，加之在具体处理这些诉讼的时候又过于自信，师心自用，既没有对地方上的情形作过周密的考察，也没有宣布法律的准则，更没有建立专门的机构去调查案情、听取申辩以作出公正的裁决，海瑞的不能成功已不待言而自明。除此以外，他虽然承认明文规定5年以上不得赎还的条文，但却要求有书面契约作为依据，否则这一条文就不能适用。这个理由表面上似乎并无不妥，然而按诸实际，农民间的借贷，通常却很少有书面契约。据他自己说，对这样的案件，他所批准减还的仅占二十分之一，但正如上面所说的，他不是依靠一个强有力的机构而只凭个人的判断去裁决为数众多、头绪纷繁的争执，其是否能-一做到合情合理，无疑是一个极大的疑问。

还在海瑞受理田产纷争之前，他已经受到了监察官的参劾。参劾的理由是他不识大体，仅仅注意于节的纸张等细枝末节，有失巡抚的体统。随后，给事中戴凤翔以更严厉的措辞参数海瑞，说他但凭一己的冲动随意对百姓的产业作出判决，在他的治下，佃户不敢向业主交租，借方不敢向货方还款。这种明显的夸大之辞不免使人怀疑这位给事中是否已经和高利贷者抗温一气。更为耸人听闻的是，戴凤翔竟说，7个月之前，海瑞的一妻一妾在一个晚上一起死去，很可能出于谋杀。尽管海瑞答辩说他的妻妾在阳历8月14日自缢，而妻子则在8月25日病死，但是给事中的参劾已经起到了预期的效果，不论真相如何，许多人已经怀疑海瑞确系怪僻而不近人情，所以才会发生这样的家庭悲剧。

事情极为分明，戴凤翔所代表的不仅是他自己。要求罢免海瑞的奏流继续送达御前。支部根据各种参劾的奏流提出意见，说南直隶巡抚海瑞实为"志大才疏"，应该调任闲曹。这情形是如此微妙，一年之前没有人敢于非议这位朝廷上最正直的忠臣，一年之后他却成了众矢之的；一年之前文渊阁和吏部还因为海瑞的抗议，对他另眼相看，一年之后他们却建议皇帝让他去重新担任不负实际责任的官职。愤愤不平的海瑞终于在1570年春天被迫辞职回乡，在提出辞职的奏疏中，他痛斥"举朝之土，皆妇人也"。这种一概骂倒的猖厥之气，使他在文官集团中失去了普遍的同情。

两年之后，万历皇帝登极，张居正出任首辅。这位文渊阁的首脑和海瑞一样，尊重法纪而讨厌苏松地区的地主。由此，海瑞曾经和张居正作过接触，希望他主持公道。张居正给他的复信中说：

"三尺之法不行于吴久矣。公骤而矫以绳墨，宜其不堪也。讹言沸腾，听者惶惑。仆谬声钧轴，得参与庙堂之末议，而不能为朝廷奖奉法之臣，摧浮淫之议，有深愧焉。"这种以委婉的语句阳作同情、阴为责备的修辞方式，正是我们的文人所擅长的技巧。张居正认为海瑞轻率躁进而拒绝援之以手，使海瑞赋闲家后达15年之久，一直要到1585年，他才'被重新起用为南京右金都御史。

对于张居正，批评者认为他尖刻、矫饰而自奉奢侈；对于海瑞，则称之为奇特、怪僻而执拗。批评者没有看到他们那种上下而求索的精神，即希望寻找出一种适当的方式，使帝国能纳入他们所设计的政治规范之内。尤其重要的是，如果张居正的措施多少带有变法的意味，那么海瑞的做法却是力图恢复供武皇帝拟定的制度，这些看来似乎是古怪的政令都有成宪和理论的依据。

洪武皇帝两百年以前创建本朝，并确立了整套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其主要的着眼点在于保存一个农业社会的俭朴风气。当时全国的文官仅有8000人。所有办理文读和事务的技术人员称之为"史'，和文盲属于两个不同的阶层，如经谓之分明。官可以罚降为吏，吏却很少能上升为官。这些吏的新给极为微薄，仅足以供一家糊口。

即使对于官员，立法上的限制也十分严格。比如有一条最为奇特的规定是，所有的官员如果未经一定的手续批准，则不能越出城门一步，违者以扰民论，按律处死。他们和百姓接触的方式是派皂隶票传当事人前来官衙，三传不到，才能下令拘捕。洪武皇帝还亲自著成一本名为《大法》的小册子，通过具体的案例以阐述他实行严刑峻法的原因。百姓中每家每户都必需置备一册，如果遭受官府欺压而沉冤不能昭雪，有必要叩降鸣冤，这本《大浩》可以代替通行证。

农村的组织方式是以每一乡村为单位，构成一个近于自治的集团，按照中央政府的规定订立自己的乡组一村内设"申明亭"和"摆善条'各一座，前者为村中替老仲裁产业、婚姻、争斗等纠纷的场所，后者则用以表杨村民中为人所钦佩的善行。一年两度，在阴历的正月和十月，各村都要举行全体村民大宴，名曰"乡饮"。在分配饮食之前，与会者必须恭听年高德助者的训辞和选读的朝廷法令，主持者在这一场合还要申饬行为不检的村民。如果此人既无改悔的决心而又规避不到，那就要被大众称为"顽民"，并呈请政府把他充军到边疆。

在为全国农村规划这样一张蓝图的同时，洪武皇帝又连兴大狱，打击官僚、纪绑、地方等高级人士，从朝廷内的高级官员直到民间的殷实富户，株连极广。据有的历史学家估计，因之丧生者有逾十万。没收了案犯的家产并把其中的土地重新分配，加上建国以来大批的移民龙田开荒，就使全国成了一个以自耕农为基础的农业社会。1397年，据户部统计，全国仍能保有田产700亩以上的地主计有14341户。他们的名单被备案呈报御前，洪武皇帝批难他们保持自己的产业，但同时加之以很多服役的义务，件使其家产不致无限地扩大。

洪武皇帝所推行的农村政策及一整套的措施，对本朝今后的历史，影响至为深远。其最显著的后果是，在全国的广大农村中遏止了法制的成长发育，而以抽象的道德取代了法律。上自官僚下至村民，其判断是非的标准是'售"和"恶"，而不是"合法"或"非法"。

在财政制度上，政府规定了按面积征收田赋，除浙西（当时的浙西包括今日的苏南）而外，其他地区的税率都比较低。征收不分贫富，其限制富户的办法即上述的服役。这种服役名目繁多，而且按累进税的原则分派，即家室愈是殷富，其负担也愈是繁重。比如各地驿站所需的马匹、船轿和饮食，完全出自大户供给，一年中的供应量又没有限额，旅行的官员越多，他们的负担也越重。

地方支出中数字最难固定的项目，即来往官员的旅费。这笔费用既由各大户分摊，所以大部分的地方政府，其财政开支大都根据固定的数字。同时又因为开支涉及的范围很小，多数地区均可自给自足。其有特殊情况不能自给的，按规定应由距离最近而有赢余的地区直接补贴。这种地方自给的财政制度推行到这样的程度，即在洪武末年5000名金吾卫军士的军饷不是由国库支出，而是指定应天府内5000个纳税人把他们应交的税米直接送到这5000名军士的家里。这种以赢补亏而不由上级机关总揽收支以节约交通、通讯、簿记、仓库管理等各项后勤支出的财政制度贯彻于本朝的始终。全国满布着无数的短途运输线，缺乏统一的组织和管理。到后来税收已由实物折为现银。这种原始的方式也由于积重难返，而且中级机构又缺乏组织，而无法完全改变。

显而易见，这种财政制度的弊病在于缺乏弹性，不能适应环境而调整。各府县的税率、税额长期凝固，即使耕地的收获量增加，其利益也为业主和高利贷者分润，于国库则无所研益。在传统经济中的主要成分农业的税收情形尚且如此，对视为本生的工商业，自然也是照此办的。

造成这种财政经济上凝固化的主要原因，是为了维持文官制度的统一和协调。各个地方官既已根据洪武皇帝所制定的原则，以农村的简朴为行政的着眼点，那么少数文官想要刺激较为活跃的经济部门例如商业，或者是想改革供应制度以总收专发，保持收入和支出的合理弹性，则势必在整个文官集团中另起炉灶，培养一批技术人员。其甄别，训练，管理，考核，升洲也都要和一般行政人员不同。这样，势必演变而为两套不同的法令和两个不同的组织。而在事实上，文官集团只能有一种传统的性格，而由于这个集团是本朝实际上的统治者，它就必然会以自己的性格作为标榜，而资成全社会向它看齐。俭朴本来是一种美德，然而在这种条件下提倡俭朴，充其量也不外是一种手段，意在使行政问题简化，以适应政府本身的低能。

现在又要回到海瑞。他把洪武皇帝提倡的原则奉为金科玉律，不准民间制造奢侈品，诸如怎靖凌云、宛红撒金纸、斗糖斗缠、大定胜饼桌席等等，都在严禁之列。他一意重农，力追往古，强调"两汉力田孝弟并科之意，隆礼相爱，惟上意向，唯民趋之，一归本业，力返真纯"。希冀以个人的力量，领导社会回复到历史上和理想中的单纯。但是他和洪武皇帝都没有想到，政府不用技术和经济的力量扶植民众，而单纯依靠政治上的压力和道德上的宣传，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政府的绝大部分收入出自农民，而在海瑞出任巡抚的时候，大部分农民又都身受高利贷的压迫和威胁。政府缺乏资金，农民无法从政府机构获得低利率的贷款。当时民间的借贷机构是当铺，明喷款利率之高自不待言；即便是亲戚邻右的贷款，也决不会温情脉脉地降低利率。既然如此，政府所规定的限制高利贷的条文就只能是一纸空文。

自洪武开国到海瑞出任巡抚，其间已历200年。很多的变化已经在这200年间发生。当年送达御前以备御览的14000多家富户，已经为新的富户所代替。这些新兴的富户，绝大多数属于官僚、土绅或在学生员而得以享受"优免"，不再承担"役"的责任。政府中的吏员，也越来越多地获得了上下其手的机会。因为全国的现金和实物不是总收集发，财政制度无从以严密的会计制度加以考察，从间隙中漏出来的钱物就落于这些人的手里。更为重要的是，文官集团已经成熟。洪武时代的8000官员，现在已经扩大为两万人。当年不准下乡的禁令早已废止，但事实上他们也极少再有下乡的需要，因为很多的人对民生疾苦早已视而不见，而是更多地关心于保持职位以取得合法与非法的收入。

然则像大地主徐阶那样无限地扩充家产，巧取豪夺，则不能不与文官集团的整体利益发生冲突。他的所作所为已经激起民愤，威胁了整个的官僚政治。无论出于阴还是出于阳，文官集团都不能允许他如是地独占利益，为所欲为。案情一经揭发公开，立即为全部舆论所不容，而使徐阶失去了防御的能力。文官们可以用皇帝和法律的名义加给他以种种罪名，使他无法置辩。他在海瑞罢官之后仍然遭到清算。他家里的全部土地最后据说落实为6万亩，全部被没收。他的一个大儿子远戍边省，两个小儿子降为庶民。如果不是张居正的援手，徐阶本人都会难于幸免。

然而对于农民的剥削，绝非限于这种突出的案件。剥削是一种社会现象，绵延数千载，代代相传，在当日则为文官集团家庭经济的基础。官僚家庭用做官的收入放债买田，为构成农村经济的一个重要环节。"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富家的没落和贫家的兴起，其间的盛衰迭代，消替流转乃是常见的现象。但这种个别成员之间的转变无碍于整个阶级的面貌，社会依然稳定地保持着剥削和被剥削这两个集团。海瑞的干预土地所有权，其伦理上的根据和法律上的是非姑且置之不论，只说他以个人的力量，只凭以不怕死的个谏得来的声名作为资本，而要使整个社会机器停止转动，也就无怪乎不能避免"志大才疏"的评语了。

使这位好心的巡抚所更加无法理解的，则是农村的信用贷款不能合理解决的症结。我们的帝国缺乏有效的货币制度和商业法律。这两个问题不解决，高利贷就无法避免。

币制的问题肇始于两百年前。开国之初，洪武皇帝下令发行的大明宝钞，既不能兑现，也不能用以交纳田赋。其发行的方式也不是通过商业机构，而是通过发放官俸、赏赐官军和赈济灾民等方式流通于社会。而且，最根本的问题是在这种通行票据发放的时候，政府并没有任何准备金。如果这种发行货币的办法能够成功，那确乎是重新分配财富的最简便的办法了。然而事实上其中的奥妙在一开始就被识破，虽然政府严令禁止以金银物货交易，违者治以重罪，民间却置若罔闻。宝钞在最初就没有能按照面额使用，数十年后即等于废纸。

洪武即位以后，政府曾经铸造过洪武通宝钢钱。由于铜钱使用不便，洪武八年乃发行宝钞作为法币。这一生财之道既经开辟，政府就不再愿意继续铸钱，以免和法币发生竞争。其后由于形格势禁，再度感到铸钱的必要，但许多问题又随之而产电官方没有充分的现金收入，只能少量鼓铸，而所铸成的铜钱又有欠美观和整饬，其后果就只能为私铸大开方便之门。各种杂有铅锡、形制滥恶的劣质铜钱充斥于人民的经济生活之中，用者怨声载道，有些人就拒绝使用。这种情形造成了通货紧缩，致使商业萧条，失业者不断增加。面对这一严重的社会危机，政府不得不承认失败。于是无需鼓铸的碎银乃不可遏止地成为公私交易中通用的货币。

碎银通货君临于全国人民的经济生活之中，其"政绩'赫然也不能完美无缺。首先，碎银没有足够数量的铜币作为辅助，零售业极受限制。其次，这种货币既非政府的财政机构所统一发行，主管当局就无法作必要的调节，以伸缩全国货币的流通量。更为普遍的情况乃是一般富裕的家庭如不放债买田，必将金银埋于地下，或是制成金银器皿首饰（其方便之处，乃是随时可以复原为货币）。可是这种趋势，必更促使通货紧缩，使农民借款更加不易。以上种种因素刺激了高利贷者的活跃，而追本溯源，却依然要归之于政府的无能。好心的巡抚想要用一时的政治力量去解决这些财政和经济政策上的问题，无疑是舍本逐末，其结果必然是事与愿违。

如果存在有效的商业法律，在信用贷款中还可以使用商业票据，以补足货币的流通量。但是本朝法律的重点在于对农民的治理，是以很少有涉及商业的条文。合资贸易、违背契约、负债、破产等等，都被看成私人之间的事情而与公众福利无关。立法精神既然如此，法律中对于这一方面的规定自然会出现很大的趋漏，因而不可避免地使商业不能得到应有的发展。

本朝的官僚政治把这种情形视为当然。因为立国以来的财政制度规定了财政收入由低级单位侧面收受为原则，无需乎商业机构来作技术上的辅助。地方官所关心的是他们的考成，而考成的主要标准乃是田赋之能否按时如额缴解、社会秩序之能否清平安定。扶植私人商业的发展，则照例不在他们的职责范围之内。何况商业的发展，如照资本主义的产权法，必须承认私人财产的绝对性。这绝对性超过传统的道德观念。就这一点，即与"四书"所倡导的宗旨相背。海瑞在判决疑案时所持的"与其屈兄，宁同其弟"等等标准，也显示了他轻视私人财产的绝对性，而坚持维系伦理纲常的前提。

可是我们传统经济也另有它的特点。财产所有权的维护和遵守契约的义务，不能在大量商业中彻底维持，却最有效地体现于农村中的租伯及抵押上。这些契约所涉范围虽小，其不可违背已经成为社会习惯，农村中的士绅替老就可以保证它们的执行，只有极少数的情况才需要惊动官府。因为如果不是这样，整个帝国的农村经济就无从维持。所以，海瑞无视于这些成约在经济生活中的权威意义，单凭一己的是非标准行事，如果不遭到传统势力的反对，那反倒是不可设想的事了。所以戴凤翔参劾他的奏疏中说，在海瑞的辖区内佃户不敢向业主交租，借方不敢向资方还款，虽然是站在高利贷一方的片面之辞，然而如果把这种现象说成一种必然的趋势，则也不失为一种合理的推断。而这种现象一旦发生并蔓延于全国，则势所必然地可以危及全帝国的安全。戴凤翔的危言耸听所以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原因即在于此。

在被迫退休之后，海瑞编印了他从政期间的记录，其中包括各种公私文件。流传到今天的这部文集，反映了海瑞确实是一个公正而廉洁的官员，具有把事情办好的强烈愿望，同时还能鞠躬尽瘁地去处理各种琐碎的问题。

使读者首先注意到的，是他处理财政问题的篇章。在洪武时代制定的赋役制度，流弊已如上述。其最为百姓所苦的，颜为名目繁多而数额无限的"役"。大户人家可由官僚的身分而阈免，这些沉重的负担就不可避免地落在中小地主身上，并往往使他们倾家荡产。在推行了近二百年之后，帝国政府已深深感到窒碍难通而不得不加改革。改革的办法是把各种名目的赋役折合成银两，以附加税的形式遍加于全境的土地上，不分贫富，许商征银。这种新的税制称为"一条鞭法"。地方政府就用这些附加收入以支付各种力役。

一条鞭法有其简明易行的优点，也多少限制了花样百出的舞弊营私。但过去按田亩数量而以累进税方式而分派的各种赋役，此时以平均的方式摊派，本来属于富户的一部分负担从此slJ转嫁于贫家小户。这也就是放弃了理想上的公允，而迁就事实。出于对农民的同情，海瑞废除了自己应收的常例，并以种种方法限制吏前的舞弊。但是这些改革，仍然收效甚微。因为本朝的财政制度虽然技术简陋，牵涉面却十分复杂，如果加以彻底改革，必须厘定会计制度，在中上级机构中，实行银行管制的方式，亦即无异于彻底改组文官集团，这当然是无法办到的。再则海瑞的着眼点也过于琐屑，他被政敌攻击为不识大体，也不尽是凿空构陷之辞。比如说，他的节约到了这种程度，除非交员送上一张缮正的公文，他决不另发一张空白的文书纸。

海瑞文集中有关司法的部分，虽然易于被读者忽略，但它的历史价值却至为重要，因为它所阐述的这一庞大帝国的社会背景，较之任何论文都为简捷明白。从这些文件可以看出，地万官纵使具有好心，他也决没有可能对有关人权和产权的诉讼逐一做出公正的判决。因为在农村里，两兄弟隔年轮流使用一个养鱼池，或者水沟上一块用以过路的石板，都可以成为涉讼的内容。如此等等的细节，法律如果以保护人权和产权作为基础，则一次诉讼所需的详尽审查和参考成例，必致使用众多的人力和消耗大量的费用，这不仅为县令一人所不能胜任，也为收入有限的地方政府所不能负担。而立法和司法必须全国统一，又不能允许各个地方政府各行其是。既然如此，本朝的法律就不外是行政的一种工具，而不是被统治者的保障。作为行政长官而兼司法长官的地方官，其注意力也只是集中在使乡民安分守己，对于他们职责范围外没有多大影响的争端则拒不受理。这一类案件照例由族长村长或替老士绅调解仲裁。为了鼓励并加强这种仲裁的权力，我们帝国的圣经"四书"就为读书人所必须诵习，而其中亘古不变的观念又通过读书人而渗透于不识字的乡民之中，即幼者必须追随长者，女人必须服从男人，没有知识的人必须听命于有教养的人。帝国的政府以古代的理想社会作基础，而依赖文化的传统而生存。这也是洪武皇帝强调复古的原因。

为替老士绅所不能解决而必须由官方处置的，绝大多数为刑事案件。判决这类案件，政府的态度常常坚定而明确。如果发生人命损失，则尤其不能有丝毫的玩忽，一定要求水落石出。"杀人者死"这一古老的立法原则在当时仍被沿用，过失杀人和谋杀之间区别极微。这种一方面认为人命关天，一方面又主张以眼还眼的原则自然具有相当大的原始性，但对于本朝的政治经济制度来说，其间的互相配合则极为恰当。这样的立法意在避免技术上的复杂，简化案情中的疑难，而在大众之中造成一种清官万能的印象，即在有识见的司法官之前，无不能决断的案件。换言之，这种设施也仍不离以道德代替法律的途径。其方便之处则是一个地方官虽然缺乏法律上的专练，但是在幕僚和吏员的协助下仍然可以应付裕如地兼任司法官。司法从属于行政，则政府的统治得以保持一元化而使文官集团的思想行动趋于一致。

这种制度的原始性和简单性，在大众之中造成了很多不幸的后果。官府衙门除了对刑事案件必须作出断然处置外，很少能注意到对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纠纷维持公允。乡村中的士绅替老，虽然被赋予了这方面的仲裁权，然而他们更关心的是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社交活动，对这些琐碎乏味的纠纷大多缺乏热情和耐心。至于开发民智这一类概念，在他们心目中更不占有任何地位。在我们这个古老的礼义之邦里，绝大多数的农民实际上早被列为硕民愚氓，不在文化教养之内，即使在模范官员海瑞的笔下，这些乡民也似乎只是一群动物，既浑浑噩噩，又狠毒狡诈，易于冲动。日常生活中为小事而发生口角已属司空见惯，打架斗殴以致死伤也时有发生。纠纷的一方有时还愤而自杀以倾陷仇家；即或由于病死，家属也总要千方百计归之于被殴打致死。海瑞在做县令的时候，有一次下乡验尸，发现村民竟以颜料涂在死者的身上来冒充血迹。这些残酷的做法，除了泄愤以外，还因为诉讼一旦获胜，死者的家属就可以取得一部分仇家的产业。

刑事案件需要作出断然处置，不论案情多么复杂，判决必须毫不含糊，否则地方官就将被视为无能。于是他们有时只能依靠情理上的推断来代替证据的不足，草菅人命的情形也不乏其例。下面是海瑞亲身经历的一件案子。

有夫妇二人在家中置酒招待一位因事过境的朋友并留他住宿。正好在这个时候，妻子的哥哥即丈夫的烟兄前来索取欠款白银三两。烟兄弟一言不合，遂由口角而致殴斗。烟兄在扭打之中不慎失手，把丈夫推入水塘淹死。人命关天，误杀也必须偿命，所以妻子和住宿的朋友都不敢声张，丈夫的尸体，则由姻兄加系巨石而沉入水底。

一个人突然失踪，当然会引起邻里的注意，事情就不可避免地被揭露。审案的县官以洞悉一切的姿态断定此案乃是因奸而致谋杀。死者的妻子与这位朋友必有奸情，不然，何以偏偏在这位随带仆从、远道而来的客人到达的那天，丈夫突然丧命？又何以兴高采烈地置酒相庆？理由既已如此充分，女人就被判凌迟处死，朋友作为好夫理应斩决，烟兄参与密谋应被绞死。这件案子送交杭州府复审，审判官的结论中否定了好情，认为确系殴斗致死，动手的人应按律处绞。本朝政府在法律技术上虽然远不能誉为精密周到，但在精神上却对这类人命案件颇为重视。按照规定，这一案件要由北京的都察院、大理寺作出复核。审判者细核府、县两级审讯记录，发现了根本上的出入，乃再度发交邻近3个县的县令会审。这3位县令维持初审的判决。当这一批人犯送抵本省巡按使的公堂，被判凌迟罪的女人当堂哭诉喊冤。于是案件又送到海瑞那里作第六次的讯问。

海瑞的结论和杭州府审判官的结论完全相同。他的理由是这位妻子和他的丈夫生有二子一女，决不会如此忍心。而这位朋友家境并非富有，并且早已娶妻，假令女人确系谋死亲夫而企图再嫁，也只能成为此人的一名小妾。所以从情理而论，谋杀的动机是不能成立的。再则，既属伤天害理的谋杀，参与密谋的人自然是越少越好，又何必牵扯上这位朋友所携带的仆从？

淳安县县令海瑞如何解释初审时的供辞？答案是："皆是畏刑捏招，恍。德成狱，殊非情实。"

被迫退休回到原籍闲居，对海瑞来说，是一种难于忍受的痛苦。这位正直的官员，他毕生精神之所寄，在于按照往圣先贤的训示，以全部的精力为国尽忠和为公众服务。现在，他已经面临着事业的终点，就再也没有任何东西足以填补他心灵上的缺陷。

他的故乡在南海之滨，和大陆上一些人文基本的城市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环境。在那些城市里，退职的官员可以寄情山水，以吟咏自娱，并且有诗人墨客时相过从。有的人可以出任书院的山长，以弘扬圣贤之道，造就下一代的人才来继续他的未竟之业。而在这天涯海角的琼凡没有小桥流水、蒋藻游鱼的诗情画意，收入眼底的是单调一色的棕桐树和汹涌的海涛，吞噬人畜的鳄鱼是水中的霸主。海峡中时有海盗出没，五指山中的黎人则和汉人经常仇杀。

退隐在荒凉瘴病之区，如果有一个美好的家庭生活，也许还多少能排遣这空虚和寂寞。然而海瑞没有能在这方面得到任何安慰。他曾经结过三次婚，又有两个小妾。他的第一位夫人在生了两个女儿以后因为和婆婆不和而被休。第二位夫人刚刚结婚一月，也由于同样的原因而逐出家门。第三位夫人则于1569年在极为可疑的情况下死去。第三位夫人和小妾一人先后生过三个儿子，但都不幸夭折。按照传统观念，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是海瑞抱恨终天的憾事之一。

海瑞是忠臣，又是孝子。他3岁丧父，寡居的母亲忍受着极大的困难把他教养成人。她是他的抚养者，也是他的启蒙者。在海瑞没有投师就读以前，她就对他口授经书。所以，历史学家们认为海瑞的刚毅正直，其中就有着他母亲的影子。然而，同样为人所承认的是，海太夫人又是造成这个家庭中种种不幸事故的重要因素。当海瑞离开南直隶的时候，她已经度过了80寿辰。而出人意外的是，海瑞的上司只是呈请皇帝给予她以四品夫人的头衔，而始终没有答应给她以另外一种应得的荣誉，即族表为节妇，是不是因为她的个性过强，以致使他的儿子两破出妻？又是不是她需要对1569年的家庭悲剧承担责任？尽管今天已经缺乏实证的材料，但却有足够的迹象可以推想，由于海大夫人而引起的家庭纠纷，不仅已经成为政敌所攻汗的口实，也已为时论所不满。海瑞可以极容易地从伦常纲纪中找出为他母亲和他自己辩护的根据，然而这些根据却不会丝毫增加他家庭中的和睦与愉快。

离职的巡抚已经走到了生命中退无可退的最后据点。他必须忘却别人加之于他的侮辱，克服自己的寂寞和悲伤。他失望，然而没有绝望。他从孔子的训示中深深懂得，一个有教养的人必须抱有任重道远的决心。老骁伏仇志在千里，他虽然闲居在贫瘠的乡村，屋子里挂着的立轴上，却仍然是"忠孝"二字。这是儒家伦理道德的核心，在他从小读书的时候已经深深地印刻在他的灵魂里，至今仍然用它来警惕自己，务使自己晚节保持完美。他的政治生涯，已经充分表示了为人臣者尽忠之不易；而他的家庭经历，也恰恰说明了为人子者尽孝的艰难。但是除此以外，他没有别的道路可走，我们的先儒从来就把人类分成君子和小人，前者具有高尚的道德教养，后者则近似于禽兽。这种单纯的思想，固然可以造成许多个人生活中的悲剧，可是也使我们的传统文化增添了永久的光辉。从海瑞家族的这个姓氏来看，很可能带有北方少数民族的血统，然则这位孔孟的真实信徒，在今天却以身体力行的榜样，把儒家的伟大显标于这南海的尽头！

安贫乐道是君子的特征。家境的困窘过去既没有损害海瑞的节操，今天也决不再会因之而改变他的人生观。他有祖传的四十亩土地足供糊口，在乡居期间，他也接受过他的崇敬者的馈赠。他把这些馈赠用来周济清寒的族人和刊印书籍泊己的家庭生活则保持一贯的俭朴。

散文作家海瑞的作品表明，他单纯的思想不是得之于天赋，而是来自经常的、艰苦的自我修养。既已受到灵感的启发，他就加重了自我的道德责任；而这种道德责任，又需要更多的灵感才能承担肩负。如果不是这样，他坚持不懈的读书著作就会变得毫无意义。

他的作品中再三地阐明这种道德上的责任。一个君子何以有志于做官，海瑞的回答是无非出于恻隐和义愤。他看到别人的饥寒疾苦而引起同情，同时也看到别人被损害欺压而产生不平。在君子的精神世界里，出仕做官仅仅是取得了为国家尽忠、为百姓办事的机会。一个人如果出于牟利，他可以选择别的职业，或为农，成为工，或为商。如果为士做官，则应当排除一切利己的动机。在这一点上，海瑞和创建本朝的洪武皇帝看法完全一致。

海瑞在1585年被重新起用。他不加思索地接受这一任命，无疑是一个不幸的选择。这一次，他就真的走到了生命的终点和事业的最低点。当时张居正已经死后被清算，朝廷中的人事发生了一次大幅度的调整。海瑞虽然不是当面反对张居正的人，却为张居正所不喜，因而得以在反张的风潮中东山复起开6J然而，这位模范官僚的政治主张在15年前尚且窒碍难行，在这15年后又如何能畅通无阻？文渊阁大学土申时行以他的明智和通达，自然不难理解这一点。所以他在致海瑞的书信中说到"维公祖久居山林，于圣朝为闭典"，就含蓄地表示了这次起用只是偏顺舆情，需要这位享有声誉的直臣作为朝廷的点缀。t57）这个时候的海瑞已经72岁，虽说锐气并没有消减，但多年的阅历却使他不再像当年那样乐观。当嘉靖年间他犯颜直谏的时候，曾经充满信心地鼓励皇帝，说朝政的革新，不过是"一振作间而已"。而现在，在他离开家乡以前，他给朋友的信上却忧心忡忡地说："汉魏桓调宫女千数，其可报吹厩马万匹，其可减沙，'借古喻今，明显地影射当今的万历皇帝喜欢女色和驰射，而且对皇帝的是否能够改过毫无信心。

在起复之初，他的职务是南京右金都御史，不久升任南京交部右侍郎。自从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以后，这个名义上称为陪都的南京，除了正德皇帝一度在此驻晔以此从来没有举行过全国性的大典。这里的各种中央机构，实际上等于官员俱乐部。他们的官俸微薄，公务又十分清闲，于是就殚精竭虑地设法增加额外收入。最常见的方法是利用职权，向市井商人勒索，其公行无忌有如抢劫。这种种怵田惊心的情形，使稍有良心的官员无不为之忧虑。

海瑞在1586年升任南京右都御史。在命令发布之前，他已经向万历提出了一个惹是生非的条陈。他提议，要杜绝官吏的贪污，除了采用重典以外别无他途。条陈中提到太祖皇帝当年的严刑峻法，凡贪赃在八十贯以上的官员都要处以剥皮实革的极刑。这一大干众怒的提议在文官中造成了一阵震动。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有一位御史在家里招了一班伶人排戏，海瑞得悉此事，就宣称按照洪武的祖制，这位御史理应受到杖责。其实这类事情在南京已属司空见惯，海瑞却以为有坏风俗人心而加以反对，结果只能被大众看成胶柱鼓瑟，不合乎时代的潮流。

海瑞的再度出山以及一如既往的言行，对当时的南京地区来说，有如一块巨石投进了一地死水。对他的批评和赞扬同时出现。不久，就有一位巡按南直隶的监察御史上流参劾右都御史海瑞。下级监察官参劾上级监察官，虽不能说背于法制，毕竟是有逾常情。即此一端，就不难窥见反对者的愤慨。这位御史的奏疏一开始就对海瑞作了全盘否定："莅官无一善状，推务诈诞，矜已夸人，一言一论无不为士论所笑。"接着就采用莫须有的老办法，说海瑞以圣人自诩，奚落孔孟，蔑视天子。最后又用海瑞自己的话来说明他既骄且伪，说他被召复官，居然丝毫不作礼貌上的辞让，反而强调说他还要变卖产业，才能置备朝服官带。这位御史负有视察官学的职责，他在奏流中说，如果学校中任何生员敢于按照海瑞的方式为人处事，他将立即停发此人的禀膳并加责打。

这种接近人身攻击的批评，立刻遭到无数青年学生和下级官僚的激烈反对。拥护者和反对者互相争辩，几乎一发而不可收拾。万历皇帝于是亲自作出结论："海瑞屡经荐举，故特旨简用。近日条陈重刑之说，有乖政体，且指切联躬，词多迁怒，联已优容。'主管人事的吏部，对这一场争论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说海瑞节操可风，只是近日关于剥皮食草的主张过于偏执，"不协于公论"，所以不宜让他出任要职，但可以继续保留都御史的职位。皇帝的未批同意吏部的建议："虽当局任事，恐非所长，而用以镇雅俗、励颓风，未为无补，会令本官照旧供职。"

这些文件由给事中宜署抄录公布，就等于政府公开承认了自己的本身矛盾。为什么可以镇雅俗、励颓风的节操偏偏成为当局任事的障碍？可见我们帝国的政治措施至此已和立法精神脱节，道德伦理是道德伦理，做事时则另有妙法。再要在阴阳之间找出一个折衷之点而为公众所接受，也就越来越困难了。

海瑞虽然被挽留供职，然而这些公开发表的文件却把他所能发挥的全部影响一扫而光。一位堂堂的台谏之臣被皇帝称为"还愁"，只是由于圣度包容而未被去职，那他纵有真知卓见，他说的话哪里还能算数？由失望而终于绝望，都御史海瑞提出了7次辞呈，但每次都为御批所请不难。这一使各方面感到为难的纠结最终在上天的安排下得到解脱。接近1587年年底亦即万历十五年丁亥的岁暮，海瑞的死讯传出，无疑使北京负责人事的官员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再也用不着去为这位大众心目中的英雄——到处惹是生非的人物去操心作安排了。

谢选骏指出：黄仁宇之所以不无挖苦意味地称呼海瑞是“古怪的模范官僚”，又把敢于骂皇帝的大众心目中的英雄贬低为“到处惹是生非的人物”——显然是受了毛泽东文革批判《海瑞罢官》的影响。因为，黄仁宇很可能具有一段隐藏着的“红色历史”——历史记载，“1949年5月黄仁宇调为中华民国政府驻日本军事代表团团长朱世明将军的副官。1950年朱世明因涉嫌与中共来往而遭到解职，黄仁宇随之退出军政界，远赴美国。”

【第六章　戚继光——孤独的将领】

一代名将戚继光在阳历1588年1月17日离开了人间，按照阴历计算，为万历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如果这消息已为皇帝所获悉，则多半是出于东厂中秘密警察的劳绩，因为政府的正式档案中并没有提到这件事情。

三个月以前，戚继光的名字最后一次在御前提出。一位监察御史上疏建议起用这位已被罢免的将领。这一建议使皇帝深感不悦，建议者被罚俸三月，以示薄惩。戚继光是本朝最有才能的将领，其被劾罢官三年以后仍不能见谅于万历，原因全在于他和张居正的关系过于密切。

但是通观本朝武将的经历，其不幸似乎又不仅止于戚继光一人。甚至可以说，戚继光的谢世纵然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荣誉，然而他在生前所受到的重视，仍然大大超过了其他将领。他的朋友，另一位名将俞大献，和戚继光一样，具有再造本朝军事力量的宏图，但却屡被参劾并受到申斥，难酬壮志。另外几位高级将领，卢锋先被拘禁，后遭斥革；汤克宽被拘释放，命令他戴罪立功，最终在塞外为国捐躯。戚继光部下的将领胡守仁、王如龙、朱任、金科等人也受到革职或戍边的处分。惟一的例外则是与他同时的刘显，虽然屡被参劾，却能岿然不动。这并不是朝廷对他特别垂青，而是他负有征剿四川"士蛮"的重任，这一战争旷日持久，也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取代他的指挥权。刘显去世以后，他的儿子刘组被誉为跨灶之儿，继之而成为万历一朝的名将，但也迭经革调，1619年和努尔哈赤作战，在仓碎进兵的情况下力战而死。

这些令人同情的遭际，在本朝带有普遍和必然的性质。探本溯源，还必须从本朝文官和武将之间的关系说起。

概括说来，武将领兵作战，和文官集团的施政原则在根本上是不能相容的。当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不能平衡，冲突激化，以政治手段调剂无效，通常就会导致战争。有时候严重的天灾造成大面积的饥荒，百姓面对死亡的威胁，也会铤而走险，诉诸武力。但是我们帝国的文官，则一贯以保持各方面的平衡作为施政的前提，如果事情弄到动用武力，对他们来说就是失败的象征。他们具有一种牢不可破的观念，即上自国家，下至个人，不能把力量作为权威。如果一个地区有什么特殊的经济利益，那么就应当加以压抑而不是提倡。至于天灾足以引起战争，则尤为无知妄说，因为从道德观念来说，天下的事物无不可以共同分配，灾民的暴动，乃是小人犯上作乱的劣根性使然。

但是就武将来说，他们所受到的训练和战争的经历却养成了和文官截然不同的气质。他们需要具备难确的选择能力和决心，着眼点在于取得实效而不避极端：冲锋陷阵，要求集中全力，对敌人的重点作猛烈打击；退守防御，考虑的是地形的险要和工事的完善，如不可守就要断然放弃；战斗胜利，就一心扩张战果，而不为其他问题而犹豫。在一般情况之下，他们把自己和部下的生命视为赌博场中的筹码，必要的时候可以孤注一掷。而大多数文官则以中庸之道为处世的原则，标榜稳健和平。武人在刀剑夫石之中立下的汗马功劳，在文官的心目中不过是血气之勇，即使克敌制胜，也不过是短暂和局部的成功而已。

在维持军队给养的问题上，同样表现了帝国政府重文轻武的风气。让军人自己组织和管理后方勤务，根本不能考虑；即使是在文官管辖之下，把仓库的地点按照战略需要来作适当的配置，也被看作有悖于平衡施政的原则。这种风气还使军人退伍以后不能得到正常的社会地位。本朝治理农民的根本方针是保持他们的淳朴无知，一个士兵退伍还乡，就等于增加J 个无业游民，因为他在军队里所学到的技术和养成的起居习惯，已经难于再度适应农村的生活，事情的复杂性就会因之而增加。军官退伍以后所引起的问题更为严重。在别的国家里，一个退伍军官通常都受到应有的尊敬，如果担任民政职务，他的管理经验也能保证他胜任愉快。然而事情适得其反，我们的军官在长期训练中所培养的严格和精确，退伍以后竟毫无用武之地。他会发现在军队以外，人们所重视的是安详的仪表、华丽的文辞、口若悬河的辩才以及圆通无碍的机智。——总而言之，和他已经取得的能力恰恰相反。

这种观念上的南辕北辙，使文官不仅在精神上对武官加以轻视，而且在实际作战中，他们也常常对高级将领提出无理的指责。如果将领当机立断，指挥部队迅速投入战斗，那是贪功轻进，好勇嗜杀；要是他们暂时按兵不动，等待有利的战机，那又是畏总不前，玩敌养寇。兵士抄掠百姓，该管的长官自然要受到处分，然而事情的背景却常常是军切积欠过久。军切由文官控制，然而一旦发生事故，他们却可以毫不承担责任而由将领们代人受过。

也许是有鉴于唐朝藩镇的跋扈，本朝从洪武开始，就具有这重文轻武的趋向。大约经过了一百年，文官集团进入了成熟的阶段，对他们的社会地位上升到历史上的最高点；换句话说，也就是武官的社会地位下降到历史上的最低点。这种畸形的出现，原因在于本朝的政治组织为一元化，一元化的思想基础则是两千年来的孔孟之道。如果让军队保持独立的、严格的组织，和文官集团分庭抗礼，这一元化的统治就不可能如所预期的成长、发展，以至于登峰造极。这种制度既经固定，将领们即使出生入死，屡建奇功，其社会影响，也未必抵得上一篇精彩的大块文章。死。这种制度和风气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早已被事实所证明。本朝的军事蔬败尽人皆知，但其败坏的程度却出人意外。北方的边境每年都为俺答所入侵，被掳走的人民和劫去的财物不可胜计。1555年戚继光调赴浙江新任的时候，东南沿海也迭经倭寇的蹂躏。正当悲观和惶惑遍布于滨海各省，一股50至70人的海寇竟创造了一个奇迹。他们登陆后深入腹地，到处杀人越货，如入无人之境，竟超过杭州北新关，经淳安入安徽朗县，迫近芜湖，围绕南京兜了一个大圈子，然后趋袜陵关至宜兴，退回至武进。以后虽然被歼，但是被他们杀伤的据称竟有四千之多。而南京为本朝陪都，据记载有驻军12万人。这样的军事行动，在世界战争史上亦当称为罕见。

面对这样令人焦虑的局面，戚继光的任务决不仅止于单纯地击败倭寇。他首先要组织一支新型的军队。从他的军事著作《纪效新书》中可以看到如何有条不紊地实施他的建军方案：宣布招兵的办法，规定月值的数字，拟订分配列兵职务的原则，明确官兵的职责，设计队、哨、局的组织，统一武器的规格，颁发旗帜金鼓这一类通讯器材，等等。建军方案的核心部分是确立铁一般的军法。军法的精神在于"集体负责"，即所谓"连坐法"，一队和一哨的官兵要互相保证在作战中勇往直前，不得退却。一人退却则一人被斩首，全队退却则队长被斩首，队长殉职而全队退却则全队被斩首。

《纪效新书》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甚至还记载了一种制作干粮的方法。然则这部著作的出现，也正好在另一个角度上反映出了当时的军训军令都没有固定的准则，专门研究军事技术的学校从未成立。如果部队手册、战斗纲要、编制表、后勤补给图解和军法条文等为军中必需的文字材料曾经存在，那么，它们不是没有付诸实施，就是早已不合现状，所以戚继光才会在他的书里不厌其详地作出规定和阐述。

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戚继光个人的意向如何，他所组织的新军就不可能不带上个人的色彩，所以人们就恰如其分地称之为"成家军"。值得注意的是，这支新军在建立30年之后，仍然还是成继光的个人部队。这自然又和文官集团的平衡原则大相凿辆。在文官们的心目中，戚继光的军队不是社稷的干城而是国家的威胁，加之他又和张居正关系极为密切，所以必须对他作严厉的弹劾。

在16世纪中叶，日本这一个岛国能够严重威胁本朝东海沿岸各省的安全，这种现象是很难理解的。合乎逻辑的倒是本朝的士兵应该超海进攻日本。因为当时的日本不仅地狭人稀，而且几十年来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权，内战频仍，法律和纪纲可谓荡然无存。本朝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被一个极有组织的文官集团所统治，中央指挥地方如身之使臂，极少发生抗命的事情。同时我们这个帝国在名义上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常备军，人数多达200万。

但是这种假想的逻辑并不适用于现实。本朝的军制规定，常备军由200万"军户"提供，每户出丁男一人，代代相因不变。设立军户的目的，既在于保证官兵的来源，又在于保障"民户"不致因战争动员而受征兵的骚扰。这制度开创伊始，流弊即随之而来。民户被编入军户，大部出于强迫；即或出于自愿，也常常是基于权宜之计，时过境迁，当初的应带就不能矢守不渝。所以各个驻兵的卫所刚刚成立，士兵逃亡和换籍的事件即已层出不穷。时经一百多年，各卫所的土地，不少都为各军户抵押和出卖。长年以来，除了西北边境，绝大部分地区都承平无事，所以，一个卫所的实际兵员往往远较规定的编制为少，在退化最严重的卫所中，竟仅为规定编制的百分之二或三。对而且这些有限的士兵还常常被军官当作营造和运输的劳工，再不然就是留在家里充当仆役。

和这种每况愈下的情形相始终的是补给制度。本朝的军事供应和政事参合为一元。军队的粗钢补给，来源于地方政府的侧面供应。按理说，户部是国家财政的中枢，应该统筹全局，但实际上却类同于一个大型的会计机构，只是在账目上监督各个机关和各个地方政府的出纳。各个地方政府按照规定的数额把给养直接运交附近的军事单位，军区和中级以上的后勤机构。一个府县，可能输送食粮及银两于十几个不同的小单位；一个卫所，也可能接受十几个府县送来的粮食和银两。这种方法一经成为定制，就如盘根错节，任何高级单位也无法把补给点和补给线作合理的通盘改组，以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于是供应不能足额的情况就时有发生。试想，由十几个单位分别按固定的数量供应，总难免有个别单位由于意外的情况而不能如额缴纳；而其他单位则并不负有补足缺额的义务，即或有这样的义务，也不见得就有这样的能力。所以在开国一百余年以后，书面的规定早已和实际的详情格格不入。纵使有局部的调整，充其量也不过见效于暂时而终于不免捉襟见肘。

如果查阅官方的史籍，书上都明确无误地记载了全国的补给已由中央统筹分配，而实际的执行却全赖直不相属的下级机构。地方政府和地方军队之间的补给关系已如上述，即使是运往北京的治粮，其运输的情况也十分奇特。所谓港粮，就是从南方大多数府县中征收田赋所得的，通过大运河而运往北京的粮食。按明文规定，清运由专业化的军上负责运送，运送的军士即称之为运军。全部运军有官兵12万人，分驾运粮船12000艘。但是这个庞大的队伍却没有一个统筹后勤的机构来做周密的安排，以使其秩序井然地运转。粮船直接在江南的水滨接受纳税者所缴纳的谷米，然后解线北运。一艘粮船由一个下级军官管理，并直接对中央政府负责。在所运的粮食送达北京附近的张家湾仓库以前，粮船上全体官兵的人身自由、生命财产甚至妻子儿女，都等同于保证这次运输安全的抵押品。因为除此而外，别无更好的方法可以作有效的管理。至于粮船的制造，也同样表现了散漫和缺乏组织的特性。这些粮船的法定使用期限为10年，过期就需要重新建造。在淮河沿岸设有"船厂"一处，是全国最大的造船场所，其产量的高峰为年产700股以上。然而这个所谓船厂实际上由82个小型船厂拼合凑拢，各厂之间各自经理。虽有一个类似于总管理处的机构，它却无统一调度人力和物资的权能，自然也更谈不上有效的技术分工。

不消多说，组织上的低能必然造成装备上的落后。本朝并不完全缺乏这方面的能工巧匠，但是他们都被集中到皇城里，专门为皇帝的禁卫军制造精美的甲胄。一般的野战军只能服用树以小铁片的棉布袄，或者由纸筋搪塞而成的"纸甲"。至于士兵们使用的武器，也大多是由各地府县作为赋的一个部分制造缴送，质量既有欠精良，规格也谈不上标准化。

以上种种落后的情况，使本朝野战军的战斗力几乎与农村的民兵相去无几。与这种情况相一致的，是对于将领的选拔。在当权者看来，一个将领所应该具备的素质是勇敢粗豪而不在于头脑清晰。上文所提到的刘挺，外号人称"刘大刀"，根据夸大了的描写，他所用的按铁大刀重120斤，可以在马上"轮转如飞"。和刘级同在辽东战役中牺牲的杜松更为粗蛮卤莽。他在作战时身先士卒，可是一旦战败，就会毁坏自己的兵器甲胄以发泄怒气，而且不断声称必须自杀或者落发为僧，毫无镇定从容的大将风度。因之，此人被努尔哈赤称为"杜疯子'。

军官的任命多数以"世荫"的形式而继承父业。任命的程序相当复杂，大致是高级将领的子孙需要降几级继承，下级军官则无须降级。从本朝中期开始，情况稍有改变，自兵部尚书刘大夏奏难推行武试，任何有志于成为军官的人只要考试及格就可以取得进身之阶。但事实上由考试及格充当军官并上升为高级将领的，可谓绝无仅有。而且这种武生的考试又重在刀枪弓马的是否拥熟，由文官主持的笔试，其要求不过是粗通文字而从未涉及军事科学。各处所开办的"武学"，也以儒家经典作为主要的讲授内容，其教学进度，以"每日总授不过二百字"为原则。

用这种方法培养出来的高级将领，几乎很少有人具备运筹帷幄的谋略。其实这也正是文官集团所预期的目的。将领既然大多属于一勇之夫，当然就有必要任用文官作为总督巡抚，让他们来指挥各级武官。在总督巡抚之下还有"兵备使"或"海防道"，他们名为监察，实则握有调度攻防的权力。在军政方面，人事的任免以及补给、交通各项也统统由文官主持。

这种军事体制的设计，显而易见，其重点不在于对付敌国的全面入侵，同时也不打算全面进攻敌国。发生在1449年号称"土木之变"的战役，正统皇帝为瓦刺所俘虏，已经暴露了军事体制中致命的弱点。然而这样震惊全国的事件仍然没有能够引起应有的重视与改革。武备继续废弛，军事组织不断衰退。文官们只要在他们的任期中保持平静无事，则一切有关军队改造的计划大可束之高阁。一直到16世纪中叶，倭寇的势力大张，不仅屡次攻破了被视为固若金汤的东南海防，而且长驱直入，视守军为无物，这才使中枢的文官惊醒，发现这低能的军事制度将要危及整个帝国以及他们个人的安全。穷则思变，改革已成为势所必然，而改革的初步，仍在于选择有创造精神的高级将领，他必须在战略上深谋远虑，而又精通各种战术。

踩阳东南沿海的倭寇不同于普通的海盗。海盗大多是乌合之众，只要抄掠财物的目的一经达到，随即呼啸而去。而倭寇则不然。他们登陆以后通常要建立根据地，有时还围攻城池。其中的成员也并非全部来自日本，而常常混有不少的中国人。在一般情况下，中国人还在其中占有多数，而且可以担任高级头目。

倭寇入侵的原因，与国际贸易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本朝禁止民间的海运通商，虽然律有明文，但是实际上却无法彻底执行。东南沿海的走私贸易，由来已久，好多不同国籍的冒险家纷至沓来。这些冒险家所使用的船只，最大的长达100尺，宽达30尺，船壳厚达7寸，超过了中国战舰的规模。据记载，在这些冒险家出没的极盛时期，每天有大小船只1200余艘在中国海岸活动，数字似属夸大，但是利之所在，熙来攘往，已不在话下。其贸易的区域从日本各岛至遇逻湾，状如一弯新月。在中国政府海上巡逻力量所不能达到的近陆岛屿上，他们指定了走私贸易的港口。由于没有一个法庭可以解决买卖双方间合同和债权的种种纠纷，十多个有力量的中国船主以武力作为后盾充当了仲裁者，并因而逐渐被认为海上权威，成了海盗的头目。

这些海盗头目声威赫赫，和当地的士绅互相勾结，甚至结为婚姻之好。他们公然在沿海修理船只，而且勒令村民接受他们的传讯。这种海上权威虽然尚属萌芽，但任之滋长发育，则必然会威胁我们这个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政府。

海盗肆无忌惮的活动，迫使政府不得不采取强硬的对策。然而冲突一开，我们在政治和军事上的虚弱即暴忍无遗。高级指挥官无法确知部下战士的实际数额，也弄不清究竟有多少战船可以调配使用。下级军官在部队出发之前先要向地方富户勒索兵切给养。而一旦发生战斗，有的部队干脆望风而逃，有的部队虽然敢于迎战，但由于墨守密集队形的战术，往往造成"一人失利，万人崩溃"的后果。而可歌可泣的作战，却反而出现于仓粹集合的民兵以及各地生员所组织的保卫家乡之情景中。

在日本方面，充当海寇的武士，来自山口、丰后、大隅、萨摩、博多湾、对马和五岛列岛。他们既无统一的领导，也无长远的作战目的。起初，他们有一个空中楼阁式的希望，以为和中国海盗的联合军事行动可以迫使中国政府开放对外贸易，而他们中的领导人也可以受到招安而荣获海陆军将领的官衔。这些希望在总督胡宗宪发动的一次行动之后终于成为泡影。胡宗宪以把安为诱饵，使这些海盗头目束手就擒，而后又把他们的头颅送到北京邀功。这种措置只能激起日本的侵犯者更大规模的来犯，并且使今后的屡次入侵更缺乏政治意义，其惟一的目的只在于劫夺财货。

这些日本海寇虽然在上层缺乏统一的领导，但下层的组织力量则不可忽视。虽然是杀人越货，也表现了日本下层社会结构的严密性。据目击者记载，不论作战或宿营，倭寇的小头目对下级战士能施以极严格的纪律管制。门对各个小股部队战法一致，也表示了他们并非仓促招募而来的雇佣兵。他们不断地以寡敌众，击败了数量上占优势的中国官军，而中国的农民造反，却大抵缺乏这种能允

这些海寇乘坐可以装载百人左右的船只登陆。大举入侵时，常常集结30一50艘船只，人数多达几千。在他们的凶焰最为高炽之际，可以有两万人据守占领区内的军事要地。本地的居民在威逼利诱之下也有不少人参与他们的行列，其中有的人在以后被押送至日本作为奴隶。他们劫掠的物品不限于金银珠宝，根据需要和可能，他们也夺取内河船只和其他商品。有一段记载提到他们曾大批搜集蚕茧并勒令妇女们抽丝。这种情况业已与占领军在当地组织生产没有多少差别。

在入侵的初期，他们几乎战无不胜，主要原因在于战术的优势和武器的精良。他们能极其拥熟地使用双刀，并且和近旁的伙伴保持密切的联系，互为呼应，协同作战。颇为特异的是，他们的指挥信号乃是班排长手中的折扇。当双方开始接触，班长排长把折扇往上一挥，他们的部下就以刀锋向上。当对方的注意力为这种动作所吸引，他们就突然倒转刀锋迎头砍下。这种双刀的长度不过5尺，但在一个熟练的使用者手中挥舞，一片刀光，使"上下四方尽自，不见其人"，可以在一文八尺的方圆之内杀伤对方。其他常见的武器还有弓箭和标枪。据记载，"倭竹弓长八尺，以弓蹈其悄，立而发矢。......链宽二寸，......近身而发，无不中者"，所掷的标枪"不露竿，突忽而掷，故不测"。至于火器，似乎并没有为他们所重视。虽然戚继光说过乌铁由日本传来，但在记录上却看不到倭寇曾有效地使用这种武器。他们偶而使用的火炮，看来也是在中国俘获的战利品。

倭寇的基本战术是派遣用人以下的小部队进入村落，这些小部队的进止必在严密的互相照顾之下。协同的信号是令人战栗的海螺声。这些入侵者善于使用当地的向导，并熟练地派遣尖兵和斥候，有层次地展开兵力，并以佯攻、驱使难民在队伍的前面等等方式，造成中国官军的扰乱和疑惑。中国官军根本无法对付这一套战术，即使是士气最为高昂的部队，他们的对策也不过是仅凭血气之勇猛冲敌阵，既无有效的队形，又缺乏侧翼和后续部队的接应，其经常遭到失败就为势所必然。南直隶和浙江两省，河流湖泊极多，官军溃退时有如狼奔累突，被践踏或被挤落水致死者也为数累累。有一次总督胡宗宪也在败退之中被推落水，几乎淹死。

除此以外，倭寇在和大部队官军遭遇时，还采取另一种战术，即先取守势以减杀官军的锐气，或者制造恐怖气氛使官军陷入心理上的劣势，然后待机出击。戚继光下面的一段记载可以作为说明："余数年百战，但见诸贼据高临险，坐待我师，只至日暮，乘我精气冲出；或于收兵错杂，乘而追之。又能用乘锐气，盛以初锋。又其盔上饰以金银牛角之状，五色长丝，类如神鬼，以骇土气。多执明镜，善磨刀枪，日中闪闪，以夺士目。故我兵持久，便为所怯。

所以，总结以上的情况，不论官方文件如何强调这一战争是政府的官军围剿海贼，实际上却是中国的外行对付职业化的日本军人。

戚继光着手组织他的新军，兵源不是来自军户和卫所，而是另行在浙江省内地招募的志愿兵。政府已深切理解事态的严重性，所以不得不批准他的组织新军的计划，并且加征新税作为招募和训练的费用。对于这种支持，戚继光在对士兵所作的训活中就告诫他们应该知所感激。他说："你们当兵之日，虽刮风下雨，袖手高坐，也少不得你一日三分。这很分毫都是官府征派你地方百姓办纳来的。你在家那个不是耕种的百姓？你思量在家种田时办纳的苦楚艰难，即当思想今日食银容易。又不用你耕种担作，养了一年，不过望你一二阵杀胜。你不肯杀贼保障他，养你何用？就是军法漏网，天也假手于人杀你！"

道德义务的劝说加上群众固有的宗教信仰，使戚继光得以在所招募的新兵中建立铁一般的纪律。上文所说的"连坐法"虽然不可能经常被不折不扣地执行，但其杀一儆百的恐吓力量已足以使部队在强敌之前不易击溃。他所制定的赏罚原则并不完全决定于战斗的胜负。即使大败，有功者仍然要给予奖赏；相反，即使大胜，作战不力和临阵脱逃者仍然要受到处罚。在他的一本奏折里提到1562年的一次战役：他命令部队夺取一座倭寇占领的石桥，第一次进攻失败，一哨军官36人全部阵亡。第二哨继之而上，又损失了一半的人员。这时剩下的官兵企图后退。在现场督战的戚继光手刃哨长，才使攻势得以继续不衰，最终击破敌阵，大获全胜。而这次胜利，也就成了他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事件之一。

这种严格的纪律固然是取得胜利的必要保证，但是它的残酷性也实在使人不寒而栗。士兵离队小便就会受到割去耳朵的处罚，而且据传说，戚继光的第二个儿子由于违犯军法而被他毫不犹豫地处死。这样的严刑峻法也许已经离开了通常的人情，但是，戚继光的这一治军方针终于造成了一支坚强的部队，后来他调任蓟辽总兵，有一次在大雨中向全军训话，唯独他从南方带来的3000名军士能几个小时屹立不动，如同没有下雨一样。

然则严峻的纪律，仅是治军方针的一面；另一方面则必需鼓舞士气。士兵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在这里起着重要的作用。一支经常被敌人打得落花流水的部队谈不上自尊和自信，必胜的信念有赖于能力和技术，而能力和技术又来自平时的刻苦训练。

戚继光的训练方法得自专家的口授。这些宝贵的经验过去由于不为人所重视而没有见诸文字。到俞大献才作了扼要的阐述，而戚继光则把所有的细节写成了一部操典式的书本。

操练技术的主要着眼之点，可以说是用"辩证法"的原理来分解动作。每一个动作都有相对的两个方面：身体有防盖和没有防盖的两个部分：一种姿式有动有静、正面和侧面的两种因素；有攻击则同时有防御。总而言之，既有明便有阳，有阳亦必有阴。例如操练近身武器，也和拳术或舞蹈的原则相似，任何一个姿式都可以作三段式分解，也就是开始一稍为休总而转变一继续进行又迄于静止，用戚继光的术语来说，就是"起一当一止"。这些姿势又按其不同的形态而有各种离奇的名目，例如骑龙式、仙人指路式、铁牛耕田式、太公钓鱼式等等。运用这些动作，要求"左右来俱有柏拉"，"后发先至"。至于在实战中和敌人决斗，除了熟练地掌握以上各种基本姿势和原则以外，最重要的乃是佯攻，亦即声东台西，出其不意。

在戚继光以前，在军队中受到重视的是个人的武艺，能把武器挥舞如飞的士兵是大众心目中的英雄好汉。各地的拳师、打手、盐果以至和尚和苗人都被招聘入伍。等到他们被有组织的倭寇屡屡击溃以后，当局者才觉悟到一次战斗的成败并非完全决定于个人武艺。戚继光在训练这支新军的时候，除了要求士兵拥熟技术以外，就充分注意到了小部队中各种武器的协同配合，每一个步兵班同时配置长兵器和短兵器。在接战的时候，全长12尺有余的长枪是有效的攻击武器，它的局限性则是必须和敌人保持相当的距离。如果不能刺中敌人而让他进入枪杆的距离之内，则这一武器立即等于废物。所以，戚继光对一个步兵班作了如下的配置：队长1名、火决1名，战士10名。这10名战士有《名手操长枪作为攻击的主力。其前面又有4名士兵：右方的士兵持大型的长方五角形藤牌，左方的士兵持小型的圆形藤牌，都以藤条制成。之后则有两名士兵手执"狼究"，即连枝带叶的大毛竹，长一丈三尺左右。长枪手之后，则有两名士兵携带"税把"。"钱扔'为山字形，铁制，长七八尺，顶端的凹下处放置火箭，即系有爆仗的箭，点燃后可以直冲敌阵。

这种的配置由于左右对称而名为"鸳鸯阵"。右边持方形藤牌的士兵，其主要的任务在于保持既得的位置，稳定本队的阵脚。左边持圆形藤牌的士兵，则要匍匐前进，并在牌后掷出标枪，引诱敌兵离开有利的防御的位置。引诱如果成功，后面的两个士兵则以狼笑把敌人扫倒于地，然后让手持长枪的伙伴一跃而上把敌人刺死戳伤。最后两个手持税把的士兵则负责保护本队的后方，警戒侧翼，必要时还可以支援前面的伙伴，构成第二线的攻击力量。

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个12人的步兵班乃是一个有机的集体，预定的战术取得成功，全靠各个士兵分工合作，很少有个人突出的机会。正由于如此，主将戚继光才不惮其烦地再三申明全队人员密切配合的重要性，并以一体赏罚来作纪律上的保证。这种战术规定当然也并非一成不变，在敌情和地形许可的时候，全队可以一分为二，成为两个横队和敌人拼杀；也可以把两个税把手照旧配置在后面，前面8个士兵排成横列，长枪手则分列于藤牌手与狼完手之间。

以藤牌、毛竹、铁叉作为标准武器质现了戚继光的部队仍然没有脱离农民气息。但如果认为他不了解火器的功效，那是不符合实际的。他在实战中运用过火器，和将领讲解火器的利弊，并在麦折中提到了火器的重要性。然刚终戚继光的一生，他仍然以上述的鸳鸯阵法作为主要的战术。这倒不是由于他因循守旧，而是牵涉到很多不易解决的复杂因素。

让战术全面现代化的建议，曾经被名将俞大欧提出过。他准确地指出，倭寇的特长是拥习陆战，水战的技术反而低劣。俞大诚主张，以有效的战船和火炮歼灭倭寇于海上，根本不让他们有登陆的机会。在战术原则上，在他所著的书里也明白指出："海上之战无他术，大船胜小船，大铁胜小铁，多船胜寡船，多镜胜寡统而已。"，他给总督的禀帖中，曾经请求把陆军军费的一半用来配备水师。但纵使俞大欧的声望和战绩都十分卓著，这些有益的建议却始终没有被采纳，因而壮志未酬，贺恨以殁。

然则俞大就本人也不可能理解，他的建议，所牵涉的问题和将要引起的后果已经超出军备问题而及于政治。他要求亲自率领"闽广大船数百艘，兵数万"，如果一旦成为事实，有关各省的财政就要从原来小单位之间的收支而被集中管理。与之相应，这些后勤机构的人员必须增加，而且必须一扫苟且拖沓的办事作风，保证规格和数字的准确，才能取得预期的行政效率以与现代化的军事技术相配合。而且和他们往来的各个机构，也必须同样地注重实际。然而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在本质上无非是数不清的农村合并成的一个集合体，礼仪和道德代替了法律，对于违法的行为作掩饰则被认为忠厚识大体。各个机构之间的联系，从来也没有可资遵守的成文条例。俞大献当然更不可能预见到，在未来的好几个世纪之内，上面这些情况在我们这个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国家里竟不能发生根本的改变。现代化的技术和古老的社会组织断然不能相容，要不是新的技术推动社会组织趋于精确和严密，那就是松散的社会组织扼杀新的技术，二者必居其一。

这种为个人力量所不可抗拒的社会因素，使俞大欧的计划毫无实现的希望。相形之下，戚继光的方案就比较现实。他没有去触动整个的国家体制，而只是脚踏实地，做他职责范围内力所能及的事。他从1559年开始招募了3000名士兵。两年之后，兵员增加一倍，1562年更扩大为10000人。可是他的部队从来也没有一个后勤司令，也没有一个固定的军需处和兵工署。在整个国家机构之中，也没有委派过向他的部队作后勤供应的专职人员。他部队中的装备和武器，来源于各府县的分散供应。这种情况自然不能保持武器的质量。在戚继光的著作中，就明确提到各地所造的鸟钦锐管常有炸裂的危险，以致使士兵提心吊胆，不敢双手握镜以作精确的瞄准。有的火炮，铅弹与口径的尺寸不合；有的火炮，则导火线无法燃点。有鉴于俞大欧的壮志难伸和火器的实际情况，戚继光所拟订的战术仅仅把火器的应用限制在有限的范围内。他说："火器为接敌之前用，不能简为主要战具。"在练兵的后期，他规定12个人的步兵队配备鸟镜2枝，一局（相当于一连）的鸟统手，必定要有一局的步兵"杀手"协同作战。

按照俞大献使军队现代化的计划，要求兵精械利，把原来两个士兵的军购供应一个士兵，以部队的质量来代替数量。戚继光的看法则不同。我们帝国的军队是一支全能性的军队，也是一支长久性的军队。它经常的任务是面对内部的叛逆而非外部的侵略者，具体地说，就是镇压内地农民和边区的少数民族。地区间的人口过剩、灾害频仍、农民的流离失所、官吏的苛刻暴虐，都可以迫使暴动随时发生，而以我国幅员之大，这种所谓造反作乱的地点也极难预测，所以这个任务就不是一支高效率的机动部队所得以完成的。在多数'情况下，官军会被造反者死死吸住，造反者熟悉当地的地理民风，官军往往会因之陷入被动而使质量的优势无从发挥。因此，数量的多寡就成为决定胜负的因素。除此以外，俞大献计划中所创建的精锐部队，他们领取优厚的军饷，又不能和社会上的其他部门对流，那么这样一个浮游在社会上的军事团体非但不能解决上述的社会问题，相反还会引起新的社会问题。再往下推求，俞大献要求建立现代化的海军以拒敌于国门之外，作战的目的，则在消灭国际贸易，也和世界历史趋势相反。

戚继光的募兵原则是只收农民而不收城市居民。他认为来自市井的人都属于狡猾无赖之徒。这种观点，虽然有它的片面性，但投诸实际，在城市中有固定职业的人是极少自愿从军的。士兵为社会所普遍轻视，其军饷也相当微薄，城市中的应募者绝大多数只是把兵营当作解决食宿的救济所，一有机会就想另谋高就。这样的士兵如何能指望其奋勇杀敌以至效死疆场？所以戚继光订立了一条甄别应募者的奇特标准，凡属脸色白皙、眼神轻灵、动作轻快的人一概按诸门外。因为这种人几乎全是来自城市的无业游民，实属害群之马，一旦交锋，不仅自己会临阵脱逃，还会唆使周围的人一起逃跑，以便一旦受到审判时可以嫁祸于这些言辞钝拙的伙伴。在这个标准下招收来的兵员，都属于淳朴可靠的青年农民，而"鸳鸯阵"的战术，也是针对这些土兵的特点而设计的。他曾明确地指出，两个手持狼宪的士兵不需要特别的技术，曹力过人就足以胜任。而这种狼宪除了扫倒敌人以外，还有隐蔽的作用而可以便士兵壮胆。

戚继光的求实精神还表现于使革新不与传统距离过远，更不大事声张。他的部队保留了古老而朴素的农村作风，有时也和卫所内来自军户的部队并肩作战。他们日常的军铜，大体和在农村中充当短工的收入相等，但另设重赏以鼓励士气，一个敌军的头颅，赏额高达白银30两。

戚家军的胜利记录无出其右。从1559年开始，这支部队曾屡说攻坚、解围、迎战、追击，而从未在战斗中被倭寇击溃。除了部队的素质以外，主帅戚继光卓越的指挥才能是决定胜利的唯一因素。

戚继光周密而细致。在他指挥部队投入战斗以前，他习惯于把各种条件以及可能发生的情况反复斟酌。一些事情看来细小，却都在他的多方思量考虑之内，例如士兵在遇到敌人之前以小便为名企图脱队，或是情绪紧张而喉干色变。他还为火器规定了一个保险系数，有多少不能着火，又有多少虽能着火而不能给敌人以损害。他认为一个士兵如果在作战时把平日所学的武艺用上10％，可以在格斗中取胜；用上20％，可以以一敌五；要是用上50％，就可以纵横无敌。这种考虑丝毫也不是出于悲观怯懦，而是战场上白刃交加的残酷现实，迫使一位高级将领决不能姑息部下，也决不能姑息自己：在乎日，他要求士兵作一丝不苟的训练，那怕伤筋断骨也在所不措；在临战前，他就要求自己绞尽脑汁，以期准确地判断形势。

在临阵前的两三天，戚继光就要求侦察连每隔两小时报告一次敌情。他使用的地图用红黑两色绘制，一目了然；如果有可能，他还让人用泥土塑成地形的模型。他的部队中备有每月每日日出和日没的时间表，当时虽然还没有钟表，但他用一串740个珠子的捻珠作为代用品，按标准步伐的时间一步移动一珠，作为计算时间的根据。能够作这样精密的考虑，就几乎没有任何因素不在他的掌握之中。

戚继光在1563年被任命为福建总兵，这是武官中的最高职衔。虽然如此，现实环境却很少允许他去制订整体的战略方针。可以说，他的部队始终只是一个战术单位。火器既不能起决定性的作用，南方的水田也使骑兵不能往来驰骋，所以无法创造出各兵种协同作战的复杂战术。就是在步兵战术的范围内，他也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他所常用的战术是使用精锐突破敌人防御线中突出的一角。这些地方是敌人防御的重点，地形有利，极难攻破。但是他的部队总是以出敌意外的方式迅速接近敌阵，迫使对方在慌乱中仓摔应战，而使巴方从不利转为有利。获得这样的战果，端赖于平日严格训练下所养成的坚毅精神和适应各种地形的能力。此外，以伏兵制胜敌人也为戚家军所独擅胜场，因为士兵的装备较便，可以灵活地移动和隐蔽。

在作战中，总兵戚继光不惜初期接战的损失。经验告诉他，战斗无非是击破敌方的军事组织。如果以雷霆万钧之力，加于对方组织重点之上，则其配转运活的枢纽既被消灭，其全局必迅速瓦解。而对付倭寇这样的敌人，只要日本人就击败，中国方面的胁从者大多就会放下武器投降。

戚家军多次取得的胜利使他们威名远播，这种威名又促使士兵更加斗志昂扬，他们可以在几小时之内攻克其他官军几个月之内无法解决的倭寇据点，歼灭敌人。

戚继光作战的方针，一向主张占有数量的优势，速战速决。唯一的例外，则为仙游之役。当时仙游被围已一月，戚家军驰赴救援，血战于城外，双方坚持又逾二旬。至1564年1月倭寇大败而逃，戚继光穷追不舍，肃清了他们的根据地。这是一次决定性的战役，使整个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日本各岛的来犯者，至此才承认在中国的冒险没有便宜可占，因而逐渐放弃了继续骚扰的念头。剩下的海盗绝大多数已属中国人，他们在浙江福建一带也难于存身，之后就流窜到广东境内。用不着多说，本朝的抗倭战争业已大功告成，剩下的残余海盗当然有待于继续荡乎，不过这已经属于中国的内部问题而不是国际间的战争了。

在抗倭战争中功绩最为卓著的戚继光不是在理想上把事情做得至善至美的将领，而是最能适应环境以发挥他的天才的将领。他所以获得成功的要点，在于他清醒的现实感。他看清并适应了当时的政治，而把军事技术作为必要的辅助，这是在当时的环境里唯一可以被允许的方案。至于在一个以文人治国的农业国家之内，谁想要极端强调军事效率，提倡技术的发展，而导致军人和文官的并驾齐驱，哪怕他能举出无数动听的理由，在事实上也是绝对办不到的。

戚继光的功成名遂，在16世纪中叶的本朝可以算是特殊的例外。他之能够一帆风顺，固然是由于本身的卓越才能，但是得到一位有力者的支持也是必不可少的因素。这位有力者就是谭纶。此人在文官集团中是一个特殊的人物，进士出身，长期在东南滨海地区任职，累迁至福建巡抚。由于职务上的需要和个人的爱好，用兵之道竟然成了这位高级文官的专长。他常常以视察为名，随同部队亲临前线，有时会乘别人没有注意的时候突然出现于队伍的最前列。据说他有一次还实际参加战斗，弄得两肘沾满了鲜血。按照当时的规定，一个军事领导人的军功标准是部下斩获敌人首级的数字，而谭纶一生中所获得的总数则达21500。戚继光提出的募兵训练计划，得到谭纶的热烈赞赏和实际支持，源源供给戚继光的部队以足够的军需装备。戚继光之得任福建总兵，也主要出于他的推荐。1567年，谭纶升任蓟辽保定总督，负有防御京微的重任。不久他就提议把戚继光调到他的辖区中担任最高将领，当然也不会出于人们的意料之外。

戚继光于1568年年初履新，在前州任职达15年之久。之后谭纶虽然因为内调兵部尚书而离开蓟辽并又死在尚书任内，但这已是在他和戚继光合作，把蓟州的武备大加整顿以后的事了。

本朝的军人长期处于文官的压制之下，即使是一位卓越的高级将领也无法展布其统筹全局的能力。他们的部属在各自的防区内同时接受知府、知县等地方官的指挥，而且不让他们经季供应给养。于是这些武将们唯一所能做到的事就是带领士兵亲身参与战斗。虽说得到谭纶的一力支持，因袭的各种成例也不断给戚继光增加棘手的问题。即以他的官职来说，在调任之初准备接他为"总理蓟州军务"。以一介武夫而总揽全区部队的指挥调度之权，当然会大干物议。

北方的边镇和南方的军区情况截然不同，其威胁来自边外的游牧民族。每当天时亢旱，蒙古的骑兵部队就会按照他们的成例犯边掠夺。他们的军事特点在于流动性和迅疾猛烈的冲击力量。在集中来犯的时候，一次可以动员10万名骑兵，当时俺答曾经把各部落联成一个大同盟，东西连亘2000里，使官军束手无策。

蓟州为华北九镇之一，防区为北京东北一带，按照规定的编制应有士兵8万人，战马22000匹。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人能够确切知道现存的数字。在役的士兵，有的属于本镇所属卫所的"主兵"，也有从其他地方调来的"客兵"。后者的调防虽然带有永久性，但供应的义务却仍属原来的地区。还有一部分从内地卫所调来的士兵，他们的服役期只限于蒙古人犯边可能性最大的几个月。实际上他们也很少亲身服役，只要缴纳一定的银两可以雇人替代，而所缴的银数又和雇代实际所需的们银不同。总而言之，全镇的人员和粗钢从不同的来源和以不同的方法获得，有的还只在账本上存在。这样，不仅他们的数量难以弄清，他们的质量也是一个疑问号。

这种松散的组织和军需上的缺乏统一，看来不全是出于无意识的安排。一个办事效率极高的将领常常会以自己的意见作为各种问题的总答案，用我们古人的话来说，就是跋扈专擅；而这样一个将领手握重兵在京骰据守，也常常造成一个朝代的终结。所以戚继光改进武备的一切努力，都必然遇到重重的阻碍，其中的绝大部分来自文官集团的意志，而这种意志又有历史传统的成树作为背景。

但是很幸运，谭纶和戚继光的意图受到一位中枢重臣的赏识。此人就是张居正。

张居正在戚继光北调的前几个月才出任内阁大学士，之后还要经过一番周折，才成了本朝第一位政治家。然而他在入阁之初就有重整军备的雄心，蓟州是最能吸引他注意力的一个军区。戚继光莅任不久，就发觉他自己只需要专心于军备而不必参与政治。因为凡是应当安排的事，都已经由总督和大学士安排妥帖；如果事情连他们都无法安排，当然也不必多费唇舌。

以大学土的身分，张居正不仅没有权力公然颁发指令，甚至不能公开讨论制度的改组。他所采用的方式是用私人函件授意亲信如此如此地向皇帝提出建议。这些建议送到内阁票拟，他就得以名正言顺地代替皇帝作出同意的批复。进入文渊阁以后的第一个皇帝是一个昏庸的君主，对国事既不理解也不关心；第二个皇帝则是小孩子和他的学生。环境和才能加在一起，造成了张居正的权威。但是他还是需要小心从事。帝国的官僚政治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成千成万的官僚，在维护成宪的名义下保持各方面的平衡，掩盖自己不可告人的私利。要公然宣布改组军事制度，就等于邀请别人对自己攻击。因此张居正不得不采取这种迂回的方式。反正皇帝站在他这一边，不论别人是否识破真相，只要举不出违背成宪的理由，则公开的攻汗和私下的流言都可以不在话下。

蓟州军镇的军全改革，按照这样的程序顺利地进行。最初，戚继光建议把北方各镇w万名士兵交给他训练3年工n，由于计划过大，在政治上和技术上都有许多不易解决的问题，因而未能实现。但是中枢政府批准了他的另一项建议，即把他在浙江所训练的一部分士兵调至蓟州，最初员额为脱叫人，以后扩充为2万人F823张居正对戚继光极度信任，企图赋予他以这一军区统筹全局的权力，所以才拟议设立"总理蓟州军务"的官衔，以和其他各军区的"总共湖区别。无奈这一官衔在本朝史无前例，各种议论就纷至沓来，乃不得已而作罢。这一计划不能实现，张居正找出了另一种办法，即把蓟州辖境内的其他高级将领调往别镇，以免遇事掣肘。这时谭纶又建议该区的文官不得干预军事训练，并且主张戚继光在3年的练兵期内可以不受监察官的批评。后者显然又为文官们制造了违反成宪的口实，引起猛烈反对。皇帝的朱笔批示接受了兵部和都察院的建议，要求监察官明白练兵的重要，责成他们"和衷共济"，并把他们对蓟州防区的巡视限为每年一次；对谭纶和戚继光则希望他们"稍宽以文法，乃得自展"。事实上，凡是故意和戚继光为难的文官，后来都被张居正不动声色地陆续迁调。

蓟州军开始训练，就接受了优厚的财政接济以购买军马、制造火器及战车。这种和其他军镇的不平等待遇，惹来了大量的反感。接着又有一连串的矛盾跟着产生，诸如北兵和南兵的磨擦、军职的继承者和其他出身者的争执、因循守旧和锐意革新的冲突。张居正了然于这些情况，在他写给谭、戚两个人的私人信件里，再三叮咛他们务必谦恭退让，不要居功自傲。他警告戚继光说，"北人积愤于南兵久矣"，他们"多方罗致，务在挫辱之"，所以"务从谦抑，毋自启海"。有一次蒙古部队打算犯边，就在战事一触即发之际，俺答却放弃了原来的企图，下令掉头北撤。这一出人意外的事件，在张居正看来完全是由于谭、戚二人部署有方，才使俺答踌躇不前；然而邻近的两镇却把功劳据为已有。张居正虽然认为这种冒功邀赏可笑而且可耻，但是他却通知谭纶，他已经以皇帝的名义承认了这两镇的自我吹嘘，他也不让兵部查清事情的真相，以免纠缠争辩。他要求谭纶在奏折中不仅不要争功，反而要把功劳归于其他二镇，使他们"届青使死"。

张居正这种做法，表面上是损三益人，具有大政治家的风度；但是仔细研究，却仍是有阴有阳，无助于矛盾的根本解决。那怕是试成二人表现出无以复加的谦抑，各镇之间的利害关系也决不能因此冰消瓦解。因之内阁愈想公正平衡，旁人看来则在一明一暗之间有亲有疏，按担更多。以后反对张居正的人认为蓟州练兵是他培植私人的政治资本，也就毫不足怪了。

1577年谭纶病死，从此张居正和戚继光的关系更为密切。第二年张居正返江陵葬父，他还生怕这短期的离职引起成继光的不安，所以特地私下通知戚继光，接任蓟辽总督的将是梁梦龙。信上说；"孤之此行，甚非获巴。......到家事完，即星夜赴阔突。蓟事已托之鸣泉公，渠乃孤之门生，最厚；该不相负。"梁梦龙字鸣泉，在翰林院与张居正有师生之谊。他在万历一朝的事业，也赖张居正的提拔为多。张居正这样倾肠相告，自然使戚继光更加感恩戴德。是以首席大学土的江陵之行，戚继光派出了一整连的鸟镜手作为护卫，张居正选择了其中6名随行，作为象征式的仪仗，同时也表示了首辅和蓟州戚帅关系之密切。兹事前后，蓟州总兵官的传骑携带各种文件和信件不断来往于首辅私巩这更使他们的反对者在日后清算张居正的时候，有所借口，甚至指斥他们图谋不轨了。

戚继光在前州创造的战术，可以称之为"步兵军官的各兵种协同"。要对这种战术作出评论，必须顾及他所受到的各种条件的限制。当时，现代化的武器传入不久，而北方士兵的素质又极不理想，他所依靠的主要力量仍然是来自南方的旧部，为数约一个旅左右。他把这一个旅的兵力作了适当的配置，并以此为全军的核心，以防御蒙古的10万铁骑突然来袭。

抗倭战争中使用的"鸳鸯阵"，是一种以小股步兵为主的战术，目的在于对付海寇并适应南方的地形特点。而蓟州军镇的任务是防御蒙古的大部队骑兵，因而这种在"鸳鸯阵"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新技术也就初具了各兵种协同作战的规模。

战车的使用成为这种战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战车的性能以防御为主。形状和民间的大车相似。所不同之处，在于民间的大车的车箱两侧各有箱板，而这种战车只有8片可以折叠的屏风，共长15尺，平时平放在车辕上，作战时打开树立在一边车轮之后以代车箱，所以又称"偏箱车"。几十辆战车可以并肩衔接，摆成圆形或方形的防御据点。屏风最靠边的两扇可以前后摇摆，有如门叶，以供步兵出入。

一辆战车装载"佛朗机"轻炮两门。用今天的标准来看，这种欧洲式的火器只能算做大口径的火枪而不能算做炮。它以青铜或铸铁铸成，长度自3尺至7尺不等，口径则小于2寸，从炮口装入铅弹。最大型的佛朗机，射程为2000尺。通常这种火炮以及辅助火炮的乌铁都在战车上屏风后发射铅弹，屏风开洞以为铝弹的出口。

士兵20人配属于战车一辆。其中10人直接附属于战车，任务为施放怫朗机。另外10人就是戚继光所强调的"杀手"，任务为以藤牌、钱把和长柄单刀迎敌。杀手班的距离和战车保持在25尺以内，他们如果前进，战车也随之而推进。

其他步兵部队仍然使用鸳鸯阵的战术，稍有差异的是藤牌手应当匍匐前进砍析敌人的马蹄，长枪手则主要在于挑刺敌军使之落马，竹制的狼究有一部分已易为铁制。

这一混成旅有骑兵3000人，步兵4000人，重战车128辆，轻战车216辆。迎敌时骑兵在前阻挡敌人，使战车得以有充裕的时间构成战斗队形。当敌军逼近，骑兵就退人战车阵内。敌骑数在一百以下，没成族拒不接战，只有来犯的大批敌验进入火器的射程中约250尺时，佛朗机、乌铁和火箭等才同时施放。

混成旅也可能携带重炮，其中之一俗称"大将军"。这种重炮重1000斤，以骡车装运，点放时则需使用大木楔入地面使本身固定。他筒内不用弹丸，而以小铁球和石块紧紧填实，作用是在零距离大量杀伤敌军人马，炮手在点烧火药以后也要跳进附近的工事里以避免受伤。

当火器的威力发挥以后，步兵就从战车之后冲出，形成几道攻击波和敌人格斗而以喇叭的声音指挥动作的协同。等到敌人攻势被挫，队形散乱，骑兵也从车后整队出击。这种骑兵实际上是马上步兵，他们同样以鸳鸯阵的队形带着不同的白刃作就蒙古人利用骑兵结队冲锋，以迅猛的力量和气势压倒对手，戚继光未曾仿效。

这样一种经过精心研究而形成的战术，由于不久以后本前即与蒙古人和解，所以并没有经过实战的严格考验，也没有在军事历史上发生决定性的影响，从纯粹军事的角度来说，这个结果多少是有所遗憾的。

戚继光出任前州总兵不到3年，俺答就放弃了骚扰政策，立誓不再入犯，而且约束所有的部落，以作为接受津贴和互市的条件。其时只有东部土变各部落不受约束，仍然和辽东的李成梁部队不时交锋，偶然也有小股部队和前州军发生接触，但已与大局无关。

俺答虽称"封贡"，其和局能否持久，廷臣谁也没有把握。因之及时仍有主战派。如谭纶即主张积蓄力量，作大规模的主动出击，以彻底消灭蒙古人的攻击力量。这样大规模的总体行动，却需要举朝文武真正的协同一致，而且要承担可能发生的风险。因之张居正就无意于采纳谭纶的建议。他给戚继光的信上说："我不得入，即为上功。蓟门无事，则足下之事已毕。'

张居正并不是没有雄心壮志，但是他看得到自己的弱点。即如戚继光在蓟州最大的困难就是北兵与南兵的掺杂。他对南兵可以绳以纪律，并能指挥如意，而对北兵则无法作这样严格的要求。他曾经打算以经过他训练的官兵作教导队，去训练其他部队，此事未能如愿。他又要求再调两万名浙兵，也未被批准，而此时仍有南北兵间极不相容的情况，可见他的处境不佳。

边境的战争既然暂时平息，练兵活动也不再像在南方的时候那么紧张，戚继光于是提议派遣北兵修筑长城。北京一带的"边墙"原为明初大将徐达等所筑。戚继光建议增造"空心堡垒"，以增加防御功能。他最初计划以250人组成一个工兵营，每营在一年内建造堡垒70座。蓟州全境内建造的堡垒总数原定为3000座，后来批准施工的为1200座，同时修造的时间也未如原议，竟绵延十载才全部竣工。这种筑成的堡垒，其标准规格为3层，台预见方12尺，可驻守班一50名士兵。建筑材料砖石灰泥等等大部由从事修筑的北兵自制，政府只发给少数款项作为接济。筑成以后，经常驻守的任务由南兵担任，北兵由于购项不足，只能以各种方式营生自给。全部提案遭到北方军官强烈反对，只是由于张居正的全力支持才开工修筑如议。张居正去世以后，他一生的经营大部付之流水，惟有在这边墙上林立的堡垒才是他留下的永久性的贡献。

这种营造和防御政策，把兵力分散配备在这样长的防御线上，归根结底仍由当时的供应制度所迫致。假使没有这种情形，而戚继光有选择的自由，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采取攻势，创造流动性的战术。他在留下的诗文中曾再三表示过这种愿望。

戚继光任蓟州总兵前后达15年，等于他前任10人任期的总和。他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人，喜爱操练、阅兵、举行各种典礼和向部下训活。这些活动使他有机会在全军将士面前显示他体格强壮，动作敏捷。在对部下将领讲解各种近战武器的利弊时，他有一次当场命令一个下级军官用军刀对他作攻击，而他则持长枪防御。他经常巡视各部，一次驰马到长城以外20里，周围没有一个侍卫。他还亲自攀着是绍登上设在绝壁上的观察所。身为高级将领还具备这样的体力与作风足使他引以自豪。

在繁忙的军务之中，他还抽空写作他的军事著作和诗文。他的第二部军事著作题为《练兵实纪》刊印于1571年。9年之后又刊印了他的诗文集《止止堂集》。

中国的古典诗歌，如果用冲淡自然的语言表现出深切或激动的情绪，就谓之含蓄；如果用棱角分明的粗线条勾画出不受拘束的气概，则谓之豪放。戚继光的诗歌达不到这样的境界，带给读者的感觉只是拘束和平庸。好在也没有人用上述的标准来权量诗人戚继光。一般看来，出身于武举的将领，大半生都在戎马位饱之中，能够写出这样的作品也就是出类拔萃。即在当代高级将领之中，除了"少好读书"的俞大献之外，戚继光的文章造诣已无与伦比。在平常的谈话中，他可以随口引用儒家的经典和史书上的教训，以此，文官们对他刮目相看，认为他不是樊哈式的武人。等到他的官阶越来越高，就有更多的文官把他引为同类，在一起饮酒赋诗，往来酬对。当时的文苑班头王世贞和戚继光的交情就非同泛泛，在他的文集中有两篇赠送给戚帅的寿序，并且还为《纪效新书》和《止止堂集》作序。

和戚继光同时代的武人，没有人能够建立如此辉煌的功业。他从来不做不可能做到的事，但是在可能的范围内，他已经做到至矣尽矣。为此，他得到了武官所能得到的各种荣誉。即以官位而论，身居总兵，也已登峰造极。因为本朝的成例不允许一个武人握有一省以上的兵权，即使再有升迁，也不过是增加官俸和官衔。如果说还有遗憾，乃是他没有被封为伯爵。而这一高位，除了照例授予皇帝的岳父以外，只有建立了匡危扶倾的不世殊勋才能获得。

但是，戚继光在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坠入了寂寞和凄凉。张居正死后7个月，他被调任为广东总兵，官职虽然依旧，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拱卫帝都的重要地位。再过一年，清算张居正的运动达到最高潮，戚继光的精神更加消沉郁闷，于是呈请退休。可是当时的环境已经不允许他保持令名，据官方文件的记载，他和辽东总兵李成梁同时作为前首辅的党羽而被参劾。万历皇帝原谅了李成梁而把戚继光革职。

戚继光罢官家居以后，只有很少几个朋友仍然和他保持来往，文豪王世贞也是其中之一。戚继光去世之前一年，王世贞还写了一篇祝贺戚帅的寿序，赞扬他的生平功业。只是不久之后王世贞所写的《张公居正传》涉及了他的好友戚继光时，则。另有一番情调。

这篇《张公居正传》是在史籍中很值得注意的文章。它出于传主的同年而兼为散文家的手笔，而且记录极为详尽，包括了很多传闻逸事，细微末节。当然，文中也有对张居正的称誉，例如提到他知人善任，就举出了戚继光、李成梁之能够成为名将，就是因为得到了这位首辅的支持才得以充分发挥他们的才略。可是传中重点则指张公虚伪矫饰而天性刻薄。而且作者也不隐瞒他和张居正个人之间的嫌隙。文章中叙述到自己的地方不用第一人称而直书"王世贞"。

传记又说，张居正的去世，原因是好色过度。兵部尚书谭纶曾把房中术传授给首辅，戚继光则用重金购买称为"千金姬"的美女作为礼品奉进。这样一来，在蓟州重整军备这一番作为，似乎又和饮食男女的本能发生了关系。这一段无法考证的逸事，记录在这样一篇文辞华美的传记之内，成了一大公案，使以后写作戚继光传记的人都不知道应当如何处理，就只好装作没有看见。

戚继光死去以前，他的妻子已经遗弃了他。他以前统率10万大军，素以慷慨著称，对朋友尤为豪爽。他不事私蓄，在被斥退以后，竟至一贫如洗，甚至医药不备。英雄本路，使当时和后世的同情者无不扼腕叹息。戚继光本人的功业固然值得表彰，同时又加上这些感情的色彩，所以，不论是正式的传记还是非正式的纪事、评论，总是对他备加称颂，有时竟把他描写成一个完人。

但是真正的历史学家应当有超越当时的看法。戚继光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不能把他强行安放在用传统道德构成的标准像框里。他的一生中有许多难于解释的事情。譬如说，这位高级将领生前娶妾3人，生子5人，可是直到他的儿子长大成人，他却能全部隐瞒了他们的存在，他泼悍的夫人竟不知将门有子。他在部下面前提到士兵生活的痛苦，可以洒下同情的眼泪。他废止了让士兵采伐柴薪以供他家用的成例，有一年除夕，总兵府中竟因为缺乏炊米之薪而不能及时辞岁。可是北京著名餐馆的名菜，如妙手胡同华家的煮猪头，却由百十里外走马传致。又譬如他在蓟州练兵时采用过献血为盟的仪式，与将士共饮血酒并对天起誓："或怀二心，不爱军力，不抚念军贫，或屡禁而肆科索，或虚冒而充资缘，......即如俞景龙立死，以膺显报。"如果"恣意科敛以供馈送"，就会遭到"天灾人祸，瘟疫水火，使全家立死"，甚至"男盗女娼，十代不止"。然而从一些迹象看来，戚继光并没有完全遵守他自己的誓言。他以重金购买美女送给张居正一事固然无法证实，但是他让他的兄弟给张家"馈送"礼物，却见于张居正的书读。而张居正只象征性地收受其中的一小部分，把其余的"壁诸来使"，也可以隐约看出礼物的贵重。《明史》本传把他和俞大献比较，说他"操行不如而果毅过人"，也是用委婉的措辞证明了一个英勇的军人不一定同时就是廉洁的将领。1584年戚继光被参劾的理由之中，有一条就是他在蓟州的账薄业已不知去向。更直接地说，就是没有帐单可资交代。

除了献血为盟为外，戚继光还在他的麾下创造了很多宗教式的做法。比如，他亲自设计制作各营连的军旗，在军旗上绘绣天上的星星或者传说中鸟首人身的图象，以象征他们的指挥官。他重视黄道吉日和生辰八字，而在向部下训话的时候，又常常提到善恶的因果报应。难道本朝最为出色的军人竟沉沦于迷信之中？这连四库总目提要油编者都感到别扭，不知应当如何评论他著作中的这些内容。

但是用视而不见的态度抹去遮盖这些事实，就是不忠实于历史；对一个英雄人物隐恶扬善，也并不是真正的推崇。戚继光的复杂来自环境的复杂，如果指望他简单得如同海瑞，无疑是不近清理。写历史的人既知道戚继光是一代卓越的将领，一位极端刚毅果敢的军人，也是一位第一流的经理、组织家、工程建筑师和操典的作者，则自然应当联想到假如他不精通政治间的奥妙，就决不可能同时做好这么多的事情。戚继光所生活的时代，落后陈旧的卫所和军户制度早应该全盘放弃，而代之以先进的募兵制度；零碎的补给，也早就应该集中管理。然而我们的帝国不允许也没有能力作全面的改革，只好寻找出一种妥协的力、法来作部分的修补。戚继光的天才，在于他看准了妥协之无法避免；而他的成功，也在于他善于在技术上调和各式各样的矛盾。妥协的原则，是让先进的部门后退，使之与落后的部（不至相距过远。在组织制度上没有办法，就在私人关系上寻找出路。具体来说，没有文渊阁和张居正的全力支持，就没有强有力的蓟州军区和戚继光。他的部队和他本人充满了矛盾，在火器已经在欧洲普遍使用的时候，他动员大批士兵修建碉堡；在他的混成旅里面，枪炮手和藤牌手并肩作战。他一方面是这样精细，仔细计算口出日没的时间；一方面又这样野蛮，把违反军纪的士兵割去耳朵。这些极端矛盾的事实，在其他国家内，可能彼此相隔几个世纪，而我们的帝国则在一个军区内同时出现。

戚继光是否是一个超自然的崇拜者？从某些方面来说，他和很多同时代的人物一样，确实有这样的倾向。但是在有些时候，超自然的信仰却只是一种治军的手段。在一次向皇帝陈述意见的奏折里，总兵戚继光坦率地指出，北方的军官，"自将领而下，十无一二能辨鲁鱼"。将领如此，士兵的文化水准更可以想见。要是主将不用宗教迷信的因果报应作为规劝，还有什么其他办法辅助军事教育？

面对另外的对象，戚继光可以立即改变语气。比如说，他在军区中建造的私宅命名为"止止堂"，运用《庄子》中"虚室生白，吉祥止止"的典故，表示他谦抑自持，愿意在虚静之间得到吉祥。他的文集，起初称为《愚愚稿》，也就是向所有的文人表明他本人愚鲁而作品笨拙，不敢和别人媲美。

戚继光的长处，在于他没有把这些人事上的才能当成投机取巧和升官发财的本钱，而只是作为建立新军和保卫国家的手段。他深知一个将领只能在社会情况的允许之下才能使军事科学和军事技术在现实生活里发挥作用。他接受这样的现实，以尽其在我的精神把事情办好，同时也在可能的情况下使自己得到适当的享受。至于合法或者不合法，从他的政治的眼光看来已无关宏旨。

他和谭纶和张居正的关系如此密切，虽说他精通政治但是最后仍不能逃避政治中的现实。张居正死后，廷臣提醒万历：戚继光是伏在富门之外的一头猛兽，只听张居正的操纵，别人无法节制。这也正是控诉张居正意图谋逆的理由：张居正和戚继光没有造反的证据，却有造反的能力。所以，在清算张居正的运动中，法官追问张的儿子插修，为什么他父亲在日，要在夜间派人与成帅书面联络？

戚继光的不幸遭遇是因为他在一镇中推行的整套措施业已在事实上打破了文官集团所力图保持的平衡。既然如此，他就必须付出代价。

他在贫病交迫中死去。在少数几个没有遗弃他的朋友之中，有一位就是为他写作墓志铭的汪道昆。当他写到"口码三号，将星殒矣"，显然有无限凄怆的感触。汪道昆自然不会知道，当地润笔作书的时候，西班牙的舰队，已整备出征英国。这事情的意义，即是军备的张弛，立即影响一国国运的盛衰。世界局势如是，而这阳历1588年1月17日清晨，将星西殒之际，我们一个古老的帝国业已失去重整军备的最好良机。30年后，本朝的官兵和努尔哈赤的部队交锋，缺乏威南塘将军苦心孤诣拟订的战术和强调的组织纪律，结果是众不敌寡。兹后八旗军作为一股新生力量崛起于白人黑水之间，其取本朝而代之，也只是迟早的问题了。

谢选骏指出：历史比较的想象——戚继光和西班牙无敌舰队，都在1588年凋亡。他所面对的倭寇，其实是蒙古扩张的副产品，正如西方的扩张也是蒙古人和土耳其人的前赴后继的扩张所赐。倭寇对于明朝的凌厉攻势，后来被满清所承袭，也预示了二十世纪“大东亚共荣圈”的崛起。至于八旗军的传统，则得到了各国红军“解放军”的继承，展开了社会主义阵营的不伦之恋。

【第七章　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

1602年，李贽在狱中以剃刀自刎，死后，被称为牺牲自我。这一评论不能不使人感到怀疑。李贽的著作不时屡被官方禁止，但是仰慕他的人则不顾禁令而不断加以重印。这些著作，虽然篇幅浩瀚，然而并没有在历史上开拓出一条新路。李贽并不缺乏勇气，但是通常来说，这样类型的作家如果发现了崇高的真理而愿意为之牺牲自己，他的文字中间就会表现一种燃烧性的自我满足和欣快。这些特点不能在李贽的著作中见到。

少数的评论者，竟说李贽站到了下层民众的立场上，批判了剥削农民的地主阶级。这种论调自然更属于无稽。他在1580年离开姚安知府的职务以后，一直倚靠朋友中地主的周济以维持生活，而他从也不觉得接受这些周济有任何不妥。这个社会容许他不耕而食，但是他从来没有提出应当改组。如果在某些地方批判了他的地主官僚朋友，那也只是着眼在私人的性格和品德，而从没有提到经济立场，同时他也明确指出这种评语可以同样适用于自己。在若干场合，他一方面自我批评，一方面又自我怜惜。在给侍郎周思敬的信里，他说："今年不死，明年不死，年年等死，等不出死，反等出祸。然而祸来又不即来，等死又不即死，真令人叹尘世苦海之难逃也。可如何！"在这种语调中看不出丝毫自我牺牲的意味，也就是说，写信的人并没有能以燃犀烛照的锐利眼光看透社会的病弊，立下"与汝偕亡"的决心。

但是李贽对这个社会具有理智上的关心，则属毫无疑义。这种关心和信仰自由有其相通之处，在它的后面有社会经济的背景，也有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有特别的关联，而其个人的心理上和哲学上的特点尤其不能忽视。这些条件只能更把李贽构成为一位特色鲜明的中国学者，而不是一位在类似条件下的欧洲式的人物。

李贽是儒家的信徒。1587年以前，他已经按照儒家的伦理原则完成了对家庭应尽的一切义务。次年，他即制发为僧，时年六十一。剃发的原因是他的环境已经允许他抛却呆板、拘束的生活，得以寻求个性的自由发展。这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遁世，不论从理智上看还是从社会关系上看，他此后的言行实际上代表了全国文人的良心。当被捕后接受讯问，他回答说："罪人著书甚多具在，于圣教有益无损。"这种精神和路德的倔强相似。他认为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见解释经典，这也和宗教革命的宗旨，即见信徒即为长老的态度相似。但李贽没有路德的自恃，也缺乏伊拉斯漠斯的自信。在他自裁以后气绝以前，他用手指写了王维的一句诗以解释他的死因："七十老翁何所求！"其消极悲观的情绪已显然可见。

李贽的悲观不仅属于个人，也属于他所生活的时代。传统的政治已经凝固，类似宗教改革或者文艺复兴的新生命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孕育。社会环境把个人理智上的自由压缩在极小的限度之内，人的廉洁和诚信，也只能长为灌木，不能形成丛林。都御史耿定向是李贽的朋友、居停和论辩的对手，李贽曾屡屡对他作过不留情面的抨击，批评他缺乏诚信。然而，李贽还以同样不留情面的态度解剖自己，指责自己缺乏诚信："志在温饱，而自谓伯夷叔齐：质本齐人，而自谓饱道沃德。分明一介不与，而以有等借口；分明毫毛不拔，而谓杨朱贼仁。动与物免心与回违。"他还怀疑自己用佛门的袈裟遮掩了"商贾之行之心'，"以欺世盗名"。这种奇怪现象的症结，在于内心矛盾的剧烈交战而无法自解。

李贽于1527年生于福建泉州。他的家族原姓林，后来改姓李。六世祖林写是泉州的巨商，以贸易往来于波斯湾，娶"色目女"，可能就是印度欧罗巴种的女人。在其后相当的时间内，他的祖先仍然和混血的家庭和伊斯兰教的信仰者往来，一直到曾祖父一代，他家庭中的国际色彩才归于消失，李贽本人则从小就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长大成人。

到李贽这一代，他的家道早已中落。1552年，他得中举人。中举后因为经济困难，不能再耐心拼得进土及第的资格，即要求循例在政府中任职。之后，他多年沉浮于下僚，位卑俸微，郁郁不得志。1559年，又因为父亲死去而停职丁优。服满后入京求职，等待了一年零八个月，才得到了一个国子监教官的职位。候补期间，以教书糊口。他生有4个儿子3个女儿，但除了大女儿以外，其他都不幸夭殇。据李贽自己说，有一次他有7天没有吃到多少东西，最后甚至饥不择食，不能分辨"稻粱"和"黍稷"的差别。

1563年，他的祖父去世。上司和朋友根据当时的习惯，送给了他相当丰厚的蹲仪。至此，他下了一个重要的决心。他把全部款项的一半在他做过教官的河南购置地产一处，以为妻女衣食之资，让她们留在河南，余下的一半则由他自己携回福建。他所需要安葬的不仅是新去世的祖父，而且还有祖先三代的灵柩五口。按照一般的风俗，安葬先人，必须讲求风水，选择吉地，以期后人的飞黄腾达，否则宁可把灵柩长期停放。当时，李贽还在文官的下层中挣扎，虽然祖父刚刚去世，但是曾祖父的灵柩已经停放了50年，环境逼迫他迁就现实，在可能的条件下一起埋葬，但求入土为安而不再作过高的奢望。这一问题的解决，多年之后还使李贽感到已经格尽了自己的职责。

然而这一个决定却增加了他妻子的负担。她不愿意在去家数千里之外无依无靠地独撑门户，而且她也有自己的学思。她的母亲年轻时居捐，历经辛苦，把她抚育成人，这时由于思念女儿，朝夕哭泣至于"双眼盲矣"。但是李贽手头的款项毕竟有限，不可能在丧葬之外再携家往返，所以只能忍心拒绝了她一起返回泉州的请求。他们一别三年，等到重新聚首，她才告诉他两个女儿因为当地饥道，营养不良而死。这一不幸的消息当然使他伤痛不已，当晚与妻子"秉烛相对，真如梦寐"。

李贽在河南共城任儒学教谕3年，在南京和北京国子监任教官各数月，在礼部任司务5年，又调任南京刑部员外郎又近5年，最后才被任为云南姚安府知府，时在1577年。在就任知府以前，他的官俸极为微薄，甚至不足糊口。只有在知府任上，才有了各项"常例"和其他收入，逐渐有所积蓄。

这种似合法又似非法的收入并没有使李贽感到不安。他并不像海瑞一样，以为官俸定额以外的一丝一毫收入都属于贪污。他以特行卓识而见称于当代和后世，但在这个问题上却和常人有相同的看法，即做官的目的本来就是名利。他的诚实在于能够坦白承认这一目的，而不打出去绝私欲、为国为民等等高尚的幌子。这就接触到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我们是否应该让每个人公开承认自己的私心也就是自己的个人打算，以免口是心非而阴阳混淆？

使李贽感到不安的倒是他的妻子。她是一位标准的贤妻良母，只要对丈夫的事业有利，她能够忍受一切乃至牺牲一切，但是她不能理解丈夫的精神世界。他一心想要创造独立的思想和人格，离开了独立，他的内心就得不到满足。也是基于这种精神，在1580年姚安府任满以后他决定退休。当时他年方53岁，正值官运亨通，一帆风顺，这种出乎意外的决定对她也不能不是一种打击。然而她依然是顺从，和丈夫一起迁到湖广黄安，寄居在耿氏兄弟家里。可是李贽后来又和耿定向闹翻，又决意搬到附近麻城的佛堂中去居住，她这才不得不独自回到离别了20年的故乡泉州。直到1587年，她临死以前，她曾多少破向他呼吁，要他回到泉州。当她的死讯传来，李贽曾写了6首诗表达当时的伤感。诗中称赞她的贤淑，说"慈心能割有，约已善治家"，夫妻40年来未曾反目，只是由于不能理解"丈夫志四海"的宏献，在给女婿的信里，李贽提到在听到噩耗以后，没有一夜不梦见她，文字的凄怆，令人不忍卒读。好几年以后，他还劝告朋友不要轻易削发为僧，尤其是有近亲的人更要三思而后行。这种劝告，不妨看成这位充满矛盾的哲学家的一次自我忏悔。

李贽的一意孤行，一定要和两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家族观念联系起来观察，才能使人理解。因为按照当时的习惯，他一旦回到泉州，他所需要照顾的决不能仅止于自己的家庭。他是族中有名望的人物，又做过知府，那就一定会陷入无数的邀劝纠缠之中而不可自拔。

早在二三十年前，在丧父家居的时候，李贽就已经有了这种经验。当时倭寇犯境，城市中食物奇缺。他虽然只是一个最低级的文官，也不得不接受亲族的拥戴，负起了为30多人的大家庭寻找饮食的义务。和他同时的何良俊，《四友斋丛说》的作者，就提到过他在南京为避难的亲族所包围，要求解决吃饭问题。另一位著名的散文家归有光则在信上向朋友诉苦，说他不能避难他迁。因为如果离开昆山，他必须随带"百余口"的族人同行。

这种对宗族的照顾，不是暂时性的责任，也不仅是道德上的义务，而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和历史的背景。

我们的帝国不是一个纯粹的"关闭着的社会"，——在那样的社会里，各种职业基本上出于世代相承。——然而它所给予人们选择职业的自由仍然是不多的。一个农民家庭如果企图生活稳定并且获得社会声望，惟一的道路是读书做官。然而这条道路漫漫修远，很难只由一个人或一代人的努力就能达到目的。通常的方式是一家之内创业的祖先不断地劳作，自奉俭的，积殊累寸，首先巩固自己耕地的所有权，然后获得别人耕地的抵押权，由此而逐步上升为他主。这一过程常常需要几代的时间。经济条件初步具备，子孙就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这其中，母亲和妻子的自我牺牲，在多数情形之下也为必不可少。所以表面看来，考场内的笔墨，可以使一代清贫立即成为显达，其实幕后的惨淡经营则历时至久。这种经过多年的奋斗而取得的荣誉，接受者只是一个人或至多几个人，但其基础则为全体家庭。因此，荣誉的获得者必须对家庭负有道义上的全部责任，保持休戚与共的集体观念。

这种集体观念还不止限于一个小家庭的范围之内。一个人读书中举而后成为官员，如果认识到他的成功和几代祖先息息相关，他就不能对他家族中其他成员的福利完全漠视。何况这种关心和帮助也不会全是无偿的支付，因为没有人能够预测自己的子孙在今后不受他们的提携。这种经济上的利害关系被抽象而升华为道德。固然，这种道德观念并不能为全体民众所奉行，从海瑞的文集中可以看到兄弟叔侄间争夺产业以至斗殴致死的事情所在多有。但这种情形正好从反面说明了教养的重要，有教养的人则决不能以利害义。

在整个社会没有为它的成员开放其他门径的时候，多数像李贽一样的人物，已经不加思考地接受了这种生活方式。如果李贽回泉州，他必定受到多少族人的期望和逼迫。然而当时的李贽，已历经生活的折磨，同时又研究过佛家和道家的思想。他在重新考虑生命的意义，重建人生观之余不能再墨守成规。也就是说，他不能把读书、做官、买田这条生活道路视为当然，也亟待摆脱由于血缘关系而产生的集体观念。

对于这样背离传统的行为，他的亲族自然不能善罢甘休。但是亲族的压力越大，他的反抗也越强烈。在给曾继泉的一封信里，李贽说到他所以落发，"则因家中闲杂人等时时望我归去，又时时不远千里来迫我，以俗事强我，故我剃发以示不归，俗事亦决然不肯与理也"。所谓闲杂人等，是他的弟兄还是叔侄；俗事，是买田还是建立宗调宗塾，或者竟是利用势力干预词讼，虽然语焉不详，大体上当不出这些范畴。最有趣的是，他的家族不顾他的愿望，仍然指定一个侄子作为他的继承人。这件事引起的反抗方式也同样有趣，他有一封遗书，题名为《豫约》，其中就提到他的这个侄子"李四官若来，叫他匆假哭作好看，汝等亦决不可遣人报我死"。这封遗书草于1596年，上去他削发为僧已有8年。

李贽所居住的僧院坐落在麻城城外的一座山上，称为"芝怫院'。它不是正式的寺庙而仅仅是私人的佛堂，但规模却颇为宏大。院中有正殿、左右厢房，还有和尚的宿舍和客人的招待所。李贽自己居住的精舍位于全院的最后山巅之处，极目四望，水光山色尽收眼底。在芝佛院的鼎盛时期，全院有僧侣叙余人，统率众增的方丈则是李贽的朋友。僧众中有人还带着徒弟、徒孙。

芝佛院始终没有向政府登记，没有领到正式执照，因之也没有向政府纳税。它不属于任何宗派，也没有董事会的管制。李贽是全院唯一的长老及信托老。其创建和维持的经费，绝大部分来自他一人向外界的捐募。他常常写信给朋友，要求得到"半俸"的援助，或者以"三品之禄，助我一年'。有的朋友，周济他的生活前后达20年。他过去没有经历过富裕的生活，但在创建佛院之后，却没有再出现过穷困的迹象。

在李贽被任为姚安知府之前，他已经享有思想家的声望，受到不少文人学者的崇拜。这些崇拜者之中有人后来飞黄腾达，或任尚书侍郎，或任总督巡抚。李贽得到他们的接济，即使不算经常，但也决非绝无仅有。而且这种金钱上的关系还不是单方面的。他的朋友焦域也是一位著名的学者，不善理财，据说穷得"家徒四壁"。当焦放的父亲80寿辰，朋辈称临聚会，有的竟不远千里而来。李贽是这次盛会的襄助者，他写信告诉与会的人，嘱咐他们"舟中多带柴米"。

这种方式的金钱周济和往来之不同于一般，在于接受者之间具有共同的思想，或者说共同的目的。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这种关系还是以道德作为施政方针的副产。因为这种施政方针的思想根据，乃是认为宇宙间的任何事物都息息相关。一个人或一种事物，其所以具有特性或功能，全靠和其他人或其他事物的相互关系。一个人的品质高尚，就因为他的志趣和行为得到别人的赞赏；他的识见深远，就因为他分析理解其他事物的正确。所以人的生活目的，就不能不是合作互助与共同享有。但是，在现实中，为什么所有的人身上都存在或多或少的自私？这个问题使读书明理之人为之不安，而高级官员由于负有治国平天下的重任，其不安尤为严重。按理说，他们所受到的教养，都要求发扬为公众服务的精神；然而一旦接触实际，这种精神常常只是海上神山，或者干脆销声匿迹。自幼有时他们身上的自私苟且，还远过于不识字的愚氓。这种不安，或者由此发展而来的内心交战，需要有一种适当的方式来缓解排除。志趣相投的研究讨论，可以触发彼此的灵感，深入探索人生的真谛，件使内心的不安涣然冰释。所以他们来往密切，集会商谈之余，还互相通信，刊印文集。、李贽落发为僧以后，仍然经常外出旅行，参加这些活动。在当时，还谈不上旅费必须报销，或者演讲应当收入费用，这些问题，都可以根据习惯，在往来交际之间安排妥帖。以李贽的名望，加上化线和尚的姿态，他已经用不着再为经济问题而踌躇。

他和耿定向的辩论，促成和巩固了他要求个人自由的信念。多年之后，他仍把这次辩论视为生命中一个重要的转拆点。

1580年，李贽在姚安辞官离任后，就搬到湖广黄安，在耿家充当门客而兼教师。这时耿定向的父亲去世不久，兄弟4个都在家里丁优守制。这4个人中，李贽和二兄耿定理的交往特别密切。有人误以为他们两人在思想上比较一致，其实不然。他们之间的差异，较之李贽和长兄耿定向之间的差异还要大得多。耿定理天资聪颖，同时也是一个诚实的人。如果他发现"四书""五经"中的理论和他自己的思想有所冲突，他就不能轻易放过，人云亦云。这种矛盾带给他苦恼，也促使他思索，有时候会独自一人在深山穷谷之中徘徊。最后，他终于"豁然贯通"，确认儒家的仁就是无我主义，一个人成为圣人，则是把自我之有化而为无，进入了寂灭的境界，以致"无声无臭"。这种高悬在空中的理想主义，只能深藏于内心，不能应用于现实，并发展而成为伦理和道德的标准。所以在实际生活中，耿定理从来没有应考，也从来没有做官。然而李贽则认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这无疑和耿定理的思想判若水火。他们之所以能和睦相处，不在于耿定理学术理论上的弹性，而在于他性格的柔和轻松。他经常以排宗式的机锋，避开辩论中的正面冲突，而以表面上毫不相关的语言，来表示自己的意见，使辩论的对手在思索之后被迫折服。因为他认为自己所掌握的真理，基于识见渊博；如果坚持片面的执拗，就等于放弃了宽阔的胸襟。因此，当耿定理在世之日，总是能够用他特有的方式调解他长兄和李贽之间的冲突。

在思想史上，长兄耿定向最易为历史学家所误解。他的朋友和论敌李贽，把他说成一个伪君子；而黄宗费的《明儒学案》人也指出他思想上前后不符。然则很少有人能看到，这位哲学家同样是在竭力地探求一种既有形而上的根据，又能融合于日常生活的真理。他接受佛家和道家的哲理，认为至善至美属于虚无，但另一方面，却又认为任何信条如果不能在愚夫愚妇面前宣讲明白，则不成其为信条。经过多方考虑，他提出，人的理智有深有线，有粗有细，有的集中，有的分散；在社会生活中，政治与农业不同，农业又与商业不同。基于这样的分析，他已经开始指出了伦理道德的理，应当与物理、地理的理有所区别，因此施政的标准也应当与哲学思想有所区别。这种理论，为当时持一元论的宇宙观者所不能接受。他和李贽的冲突也无可避免，因为两个人都准备把自己的理论体现于行动之中。于是李贽指斥耿定向为不诚实，言行不一；耿定向则指斥李贽以立异为标榜，立异的目的还是立异，所谓放浪形骸，无非是为了博取超凡脱俗的美名。

耿定理在1584年去世。同年耿定向被召回北京任左金都御史。他在信里提出李贽迷误耿氏子弟，这种指责促使李贽迁居麻城。多年以后，他还认为这是耿定向有意识地给他以个人侮辱。

李贽好强善辩，不肯在言辞上为人所授，在做官的时候也经常与上司对抗。和耿定向闹翻之后，他更为重视自己的独立不羁。按本朝的习惯，退休的官员被称为"乡富"，也就是意味着他仍然具有官员的身分，要受地方官的节制。地方官可以邀请他协助处理有关的事务，也可以邀请他参与重要的典礼。这种权利和义务，在别人或许会引以为荣，而在李贽则是精神上的压力。他说："弃官回家，即属本府本县公祖父母管矣。来而迎，去而送；出分金，摆酒席；出轴金，贺寿旦。一毫不谨，失其欢心，则祸患立至。"剃发为僧，除了避免亲旅的纠缠以外，摆脱这些牵制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李贽虽然身入空门，却没有受戒，也不参加僧众的学经祈祷。他喜爱清洁成为癖好，衣服一尘不染，经常扫地，以至"数人缚帚不给"。在很多方面，李贽保持着官僚学者的生活方式。例如，即使是短距离的外出，他仍然乘轿；对于书本不愿亲自阅读，而是让助手朗诵以省目力。

退休以后的十几年，李贽主要的工作是著述。他的著作大部分都在生前刊刻印行，芝佛院中有一间屋子专门堆放书板。著作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儒家经典的阐释、历史资料的观察、文学作品的评论以及伦理哲学的发挥，形式则有论文、杂税、诗歌、书信等等。但是涉及面虽然广泛，却并不等于具有多方面的精深造诣。他写作的历史，对史实没有精确的考辨，也没有自成体系的征象。大段文章照史书抄录，所不同的只是按照自己的意见改换章节，编排次序，再加进若干评论。在接触小说的时候，他所着眼的不是作品的艺术价值和创作方法，也就是说，他不去注意作品的主题意义以及故事结构、人物描写、铺陈穿插等等技巧。他离开了文学创作的特点，而专门研究小说中的人物道德是否高尚，行事是否恰当，如同评论真人实事。再则，即使是阐述哲学理论，也往往只从片段下手，写成类似小品文，而缺乏有系统的推敲，作为结构谨严的长篇大论。惟其如此，当日的士人，对于"李氏《藏柳》、《焚抑人》一册，以为奇货，就大多感到难于理解。

要正确认识此中关系，务需探求李贽的写作目的。他的各式各样的著作，无非异途同归，其着眼在把读书人的私人利益与公众的道德相融合。从这点出发，他的写作，有如使用各种乐器演奏同一支交响曲。公私冲突之中能否设法调和？如果他还没有做出恰当的答案，至少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迫切的问题，对读书人来说，足以影响他们良心与理智的完整性。李贽自身的经历，使他对问题的认识更为深刻，表达更为有力。所以，他的著作仍能获得读者的欣赏。其中衷曲，在一封写给耿定向的信里发挥得淋漓尽致：

"试观公之行事，殊无甚异于人者。人尽如此，我亦如此，公亦如此。自朝至暮，自有知识以至今日，均以耕田而求食，买地而求种，架屋而求安，读书而求科第，居官而求尊显，博风水以求福荫子孙。种种日用，皆为自己身家计虑，无一厘为人谋者。及乎开口谈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我怜东家之饥矣，又思西家之寒难可忍也；某等肯上门教人矣，是孔孟之志也；某等不肯会人，是自私自利之徒也；某行虽不谨，而肯与人为善；某等行虽端谨，而好以佛法害人。以此而观，所讲者未必公之所行，所行者又公之所不讲，算与言顾行、行顾言何异乎？以是谓孔圣之训可乎？翻思此等，反不如市井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便说生意，力田者便说力田，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令人听之忘厌倦怠。"

李贽的难言之隐在于他强烈地抨击了这些人物以后，他还是不得不依赖这些被抨击者的接济而生活。他们的言行不一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耿定向不过是比较显著的例子而已。李贽本人也没有与此绝缘，这就常常使他在对别人作了无情的指责以后，自己感到内疚而稍敛辞锋。对供有当他被别人截击，已经无法退避，他的感情才如长江大河，一发而不可收拾。

在同辈的人物中，李贽虽然享有比别人更多的自由，但是他终究没有找到他最企盼的独立地位。这种困难和冲突迫使他继续写作，笔下内容仍然不能越出这一问题的范畴。这种情况，连同情他的袁中道也为之不解：既然由于对官僚政治不满而绝意仕进，那就理当息机忘世，以文墨自娱；可是写来写去，还总是和官僚政治有关，加之名望越来越大，"祸逐名起"。这就无怪乎招致杀身之祸了。

李贽和耿定向的争论，基于人性的善恶。这个问题所涉及的方面非常广泛，需要从中国哲学史中找出全面的解答。

问题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的春秋时代。孔子没有提到性善或者性恶。他学说中的核心是"仁"。"仁"可以为善，一个君子的生活目的就在合于"仁"的要求。

究竟是哪些成分构成了六，孔子没有明确直接的答复。《论语》一书中，仁宇凡六十六见，但从来没有两处的解释相同。一般来说，仁与慈爱、温和、恻隐、以天下为己任等等观念相通。然而在不同的场合，孔子又赋予仁以不同的概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自我克制，言辞谨慎、按照礼仪行事，都可以算作仁或者接近于仁；出于环境的需要，一个人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叫做"杀身以成仁"。仁是最容易获得的品质，任何人有志于仁，就可以得到仁。但是仁也是最难保持的品质，即在圣贤，例如孔子自己，也难能始终不断地不违反仁。

后世的读者，必须把这些互不关连的语录再三诵读，再三思索，才有可能理解它的真实内涵。综合来说，温和有利，慷慨大方是仁的初级阶段。在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过程中，又必须把自己的思想与言行统统纳入它的规范之内，经过不断的积累而可以到达去私，最终到达无我。这样，仁就是一种强迫性的力量、行动的最高准则、超越人世间的品质，也是生活唯一意义之所在，简直和道家的"道"殊途而同归。

《论语》中这66条有关仁的语录，为孔子的学说安排了形而上的根据，成为儒家一元论宇宙观的基础。这种学说虽然没有直接指责自私的不合理，但已属不言而喻。因为所谓"自己"，不过是一种观念，不能作为一种物质，可以囤积保存。生命的意义，也无非是用来表示对他人的关心。只有做到这一点，它才有永久的价值。这种理想与印度的婆罗门教和佛教的教义相近。印度的思想家认为"自己"是一种幻影，真正存在于人世间的，只有无数的因果循环。儒家的学说指出，一个人必须不断地和外界接触，离开了这接触，这个人就等于一张白纸。在接触中间，他可能表现自私，也可能去组自私而克臻于仁。

按照孔子的看法，一个人虽为圣贤，仍然要经常警惕防范不仁的念头，可见性恶来自先天。然而另一方面，既然每个人都有其发扬保持仁的本能，则同样可以认为性善出于天赋。

孔子去世以后约150年，性善说才首次被明确提出。孟子曾经斩钉截铁地说："人之性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孔孟之间的不同论调，反映了社会环境的变化。孔子的目标，在于期望由像他一样的哲学家和教育家来代替当时诸侯小国中世袭的卿大夫。孟子却生活在一个更加动荡的时代里，其时齐楚之间的王国，采取了全民动员的方式互相争战。这种情形不再允许哲学家以悠闲的情调去研究个人生活的舒畅和美。孟子的迫切任务，在于找到一个强者，这个强者应当具有统一全国的条件，并且能接受儒家学说作为这一大业的基础。他企图以雄辩的言辞说服他的对象，引导他和他的廷臣回到善良的天性之中，有如引导泛滥的洪水归于大海，以避免一场杀人盈野的浩劫。

孔孟之道战胜了诸子百家的理论，从汉朝开始，就成为统治全国的指导思想。时代愈是往前发展，统治者对它的依赖程度也愈大。到10世纪以后，也就是唐宋两代，中国经历了一次巨大的变化：经济的重心，由华北旱田地带移至华中和华南的水田地带。随之产生的显著后果，则是内部的复杂性相继增加。官僚阶层过去为豪门大族所垄断，至此改变而为与绅士阶层相表里。军队中的将领逐渐失去了左右政治的力量，文官政治确立为统治帝国的原则。这种多方的改变，使集权的中央政府不得不创立新的哲学理论，以维系社会上成千成万的优秀分子，即读书的土人。这些土人就是绅士阶层，和以前的门阀士族比较，人数多，流动性大，生活面和知识面也远为广阔。以此，儒家单独的伦理性格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时代的需要，而必须掺和理智上的新因素，才能适应于新的环境。

针对这种需要，很多学者不断把孔孟的著述加以新的注释，而把这些注释综合调和以构成一种思想系统的，则是宋代的大儒朱直。他是孔孟以后儒家学派中最有影响的思想家，死后被尊为贤人。他对儒家经典的论述具有权威性，他的《四书集注入是明朝、清朝两代士人规定的教科书，也是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

他的治学方法被称为"理智化"、"客观"、"归纳法"，有时甚至被认为有"科学"的根据。未亮对过去的历史和哲学著作熟读深思，进行整理。他的结论是，历史上各个朝代的盛衰兴亡，以及宇宙中的各种自然现象，都有共通的原则，而且彼此印证。其学说的基础，乃是宇宙和人间的各种事物都由"气"构成，通过"理"的不同形式而成为不同的"物"。这所谓"物"，包括具体的事物如日月星辰，也包括抽象的伦理如孝梯忠信。这种把具体和抽象混为一谈的方法，是中国思想家的传统习惯，也合于他们一无论的宇宙观。因为他们认为，一个人看到一件事物，这种事物就不是孤立的，不可能与环境隔离。他们着重于事物的功能。一件事物具有特性，就是因为它和其他事物发生了关系。白色的东西有白色的特质，是因为有光线的反射，见于人眼。这也就是说，凡"物"皆有动作，光线的反射见于人眼是一种动作，为人忠孝也是一种动作。运用这样的观点，未竟把雷霆和鞭炮看成相似之物，因为两者都是"郁积之气"企图发散。

孔子的仁，孟子的性善论，乃至中国社会传统的组织和习惯，都被朱熹视为"天理"。但是人可能违反天理，因为各人秉气不同，有清有浊。如果浊气抬头，天理就被"人欲"所取代。补救的办法是"格物"，也就是接受事物和观察、研究事物。他说："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通过格物，可以使人发现天理。

事实上，朱熹所使用的方法并不是归纳法，也很难说得上科学性。用类比以说明主题，是战国时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常常使用的方法。孟子以水之就下比喻人之性善，其实人性与水性并没有联系，所谓相似，不过是存在于孟子的主观之中。朱熹的格物，在方法上也与之相同。在很多场合之下，他假借现实的形态以描写一种抽象的观念。他认为一草一木都包涵了"理"，因此他所格的"物"包括自然界。在他看来，传统的社会习惯，乃是人的天赋性格。但是他在作出结论时，却总是用自然界之"理"去支持孔孟伦理之"理"。这也就是以类似之处代替逻辑。

对未合的思想系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批判。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假如人之愚顽不肖，如他所说在于气浊，则这种生理性的缺点就应当采取机械性的方式补救，例如着眼于遗传，或者如道家的注重吐纳。然而朱莲反对这样的办法。他认为这些气浊的人应该接受教育，经过不断的努力，才可能接近真理。这样一来，朱熹之一个全体的、有组织的宇宙，已成问题，即伦理之理有别于物理之理。

大凡高度的概括，总带有想象的成分。尤其是在现代科学尚未发达的时代，哲学家不可能说明宇宙就是这样，而只能假定宇宙就是这样。在这一点上，朱熹和其他哲学家并无区别。既然如此，他所使用的方法就是一种浪费。他的植物，要求别人接触植物、地质、历史和地理等各个学科，但目的不在这些学科的本身上追求真理。因为对任何问题，他的结论已作出于观察之先，而且作出这些结论的也不是他自己，而是孔子和孟子。既然如此，人们就不能不产生疑问：这种博学多闻是否有确切的需要，也就是说，朱景的成就，是否能和他付出的精力相当？

朱熹治学的方法可谓"支离"。避免这样支离，另有捷径。此即以每一个人自己的心理，作为结构宇宙的工具，而所谓心理，即包括视觉和听觉，也包括直觉和灵感。宇宙的自然法则和社会的伦理道德合为一体，很难获得实证，但在心理上却可以不言自明。宇宙的伟大与完美，无须有赖分析，就可以在个人的心理上引起合群为善的精神，从而自然而然地领悟到社会道德的真谛。其最高境界，可以使人摆脱日常生活的忧虑，心灵上达到澄澈超然。持这种看法的人，常说"将发未发之际"也就是杂念冰消、情绪宁静之际，此时视觉、听觉、触觉还没有全部开动，而是凭个人的直觉可以领会到宇宙间一种无可形容的美感。

以这种方法治学是为"心学"，和朱熹的"理学"相对。心学派反对理学派累赘的格物致知，提倡直接追求心理的"自然自在"；理学派则认为心学派也大有可以非议之处：宇宙的真实性如果存在于人的心中，任何人都可以由于心的开闭而承认或者拒绝这一真实性。这样，世间的真理就失去了客观的价值，儒家所提倡的宇宙的一元化和道家的"道"、释家的"无'电很难再有区别。一个人可以用参梯的方式寻求顿悟，顿悟之后，所获得澄澈超然的乐趣仅止于一身，而对社会的道德伦理则不再负有责任。耿定理的终身不士就是一例。再则，儒家的经典一贯是土大夫行动的标准和议论的根据，而心学一经风行，各人以直觉为主宰，全部经典就可以弃置不顾。李贽全凭个人的直觉和见解解释经典又是一例。

如果知识分子放弃了正统的儒家观念，则王朝的安全会立即受到威胁。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是政府中的各级官员，在经济上是中等以上的地主，因而也是这个社会的真正主人。而正统的儒家观念又是维系他们的纽带，除此而外，再无别的因素足以使他们相聚一堂，和衷共济。所以李贽在晚年被捕入狱，虽然也被指控为行为不检，但审判官在审讯的时候对此并不斤斤计筑所注意的乃是他"惑世诬民"的著作。李贽本人也早就预感到了这一点。他把他的一部著作题为《焚书人》意思是早晚必将付之一炬；另一部著作题为《藏书人》意思是有干时议，必须藏之名山，等待适当的时机再行传播。

李贽与耿定向决裂以后，随即公布了他写给耿定向的函件，指斥他的虚伪。耿定向以眼还眼，如法炮制，也把他写给另一位朋友的信广为抄传，信上说："昔颜山农（颜钧）于讲学会中忽起就地打滚，曰："试看我良知！"士友至今传为笑柄。"在这一似乎是漫不经意的开场之后，他跟着就指出，李贽的种种古怪行为，无非是就地打滚之意，目的在于不受拘检，参会禅机。但是耿定向又不无恶意地提到，李贽曾经强迫他的幼弟押妓，还提到李贽有一次率领僧众，跑到一个寡妇的卧室里化缘。在耿定向看来，这些放荡的行为，也是李贽以良知为主宰，寻求顿悟的方法，与颜山农的就地打滚无异。

李贽在1587年对这种攻击作出答辩。除了关于寡妇的事件以外，他对自己的不拘形迹毫不掩饰。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就地打滚"的评论。他说，他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一故事，如果真有这件事，只能证明颜山农确实参透了"良知真趣"。他又说："世间打滚人何限？日夜无休时。大庭广众之中，渔事权贵人以保一日之荣；暗室屋漏之内，为奴颜婢膝事以幸一时之宠。无人不滚，无时不然，无一刻不打滚。"当一个人真能领悟到打滚的真趣，则另有境界，此即"当打滚时，内不见已，外不见人，无美于中，无丑于外，不背而身不获，行庭而人不见，内外两忘，身心如一。难矣，难矣！"他认为耿定向的耻笑无损于颜山农，"即千笑万笑、百年笑千年笑，山农不理也。何也？佛法原不为庸众说也，原不为不可语上者说也，原不以恐人笑不敢说而止也"。

以上一段公案，可以看作当时心学派反对理学派的一个事例。李贽与耿定向的个性不同，但是他们之间互相嘲讽侮弄，已经超出了个性的冲突。其中的微妙之处，乃是耿定向并不属于正统的理学派，而是和李贽同属心学派中的泰州学派。仅仅在攻击李贽"未信先抗'这个问题上，他的立场近似于理学派。

心学的发展在明代进入高潮。由于王阳明的创造发挥，这种思想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王阳明原来也属于朱熹的信徒，据他自己说，他曾经按照朱熹的方法格物，坐在竹子之前冥思苦想。但是格来格去，始终没有格出一个所以然，自己反而为此病倒。这个故事反映了他相信物质之理和道德之理相通，但是他没有接受理学的类比方法。既然此路不通，他就另辟蹊径，最后终于悟出一个道理，即宇宙间各种事物的"有"，完全出于个人心理上的反映，比如花开花落，如果不被人所看见，花就与心"同归于寂"。所谓天理，就是先天存在于各人心中的、最高尚的原则。忠孝是天理，也是心中自然而然产生的观念。

王阳明受过佛家思想的影响，他的宇宙观也属于一无论。他的所谓"良知"，是自然赋予每一个人的不可缺少的力量。它近似于我们常说的良心。但是良知并不能详尽知悉各种事物的形态功用，具有这种知悉作用的是"意念"。良知只是近似于意念的主宰者，可以立即对意念作出是非善恶的评判。他的思想系统中还有一个主要方面，就是对因果关系的重视。在他看来，一件白的物体的白色乃是因，在观察者的心中产生了白色的感觉才是果。这种对因果关系的理解推导出了他的"知行合一"说。他认为，知识是一种决断，必定引起一种行动。一个人见到美色就发生爱慕，闻到臭味就发生厌恶，见和闻是"知"，爱慕和厌恶则为行，前者立即产生后者。所以，在王阳明看来，"致良知"是很简单的，人可以立时而且自然地"致良知"，但是不断地按照良知行事就很困难。这和孔子关于"仁"的学说颇为相似：凡人立志于七就可以得到仁，但是每日每时都不违背仁，即在圣贤也不易做到。

王阳明并没有为真理而真理的倾向。和朱熹一样，他的目的也在于利用他的思想系统，去证实他从小接受的儒家教条，以求经世致用。他的方法较之朱熹更为直接，然而这里也埋伏着危险。如果一个人把王阳明的学说看成一种单纯的方法，施用于孔孟教条之前，就很可能发生耿定向所说的"朱信先横"，以为自己的灵感可以为真理的主宰。其后果，则可以由于各人的个性和背景而趋向于泛神主义、浪漫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这也就是王学的危险之所在。它存在着鼓励各人以自己的良心指导行动，而不顾习惯的道德标准这一趋向。1587年，李贽就走到了这条道路的交叉点。

几个世纪以后，对李贽的缺点，很少有人指斥为过激，而是被认为缺乏前后一致的完整性。他的学说破坏性强而建设性弱。他没有能创造一种思想体系去代替正统的教条，原因不在于他缺乏决心和能力，而在于当时的社会不具备接受改造的条件。和别的思想家一样，当他发现自己的学说没有付诸实施的可能，他就只好把它美术化或神秘化。

李贽的学说一半唯物，一半唯心，这在当时儒家的思想家中并非罕见。这种情形的产生，又可以追究到王阳明。

王阳明所使用的方法简单明白，不像来直那样的烦琐累赘。但是在他的体系里，还存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例如良知的内涵是什么？良知与意念的关系，是从属还是并行，是调和还是排斥？他应该直接的说良知是一种无法分析的灵感，有如人类为善的可能性属于生命中的奥妙。但是王阳明不如此直截了当。他又含糊地说，良知无善无恶，意念则有善有恶。这些问题，为他的入室弟子王毅作出断然的解答：一个人企图致良知，就应当摈绝意念。理由是，人的肉体和思想，都处于一种流动的状态之下，等于一种幻影，没有绝对的真实性。所以，意念乃是技节性的牵缠，良知则是永恒的、不借外力的存在。良知超越于各种性格，它的存在寓于无形，有如灵魂，既无年龄性别，也无籍贯个性，更不受生老病死的限制。按照王酷的解释，良知已不再是工具而成了目的，这在实际上已经越出了儒家伦理的范围，而跨进了释家神学的领域。李贽在北京担任和部司务的时候，经常阅读王阳明和王回的书，之后他又两度拜访王回，面聆教益。他对王银备加推崇，自称无岁不读王回之书，亦无岁不谈王殿之学，后来又主持翻刻了王银的《文抄录入》并且为之作序。

按照王前的学说，一个人就理应集中他的意志，放弃或简化物质生活，避免环境的干扰，以达到无善无恶的至高境界。然则一切的真实性既然只存在于心中，则所谓放弃、简化与避免，也无须见诸行动，而只是存在于精神之中。一个人不存在恶念，他就不会见恶闻恶，更彻底地说，就是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恶。基于这种的立场和信念，李贽对耿定向的攻击不屑一顾。耿定向说他拥妓，李贽就承认他确实在麻城"出入于花街柳市之间"。但是这种世俗所认为不对的行为在无善无恶的领域中，不足成为指责的根本。在李贽看来，他的行为不过是佛家的"游戏三床'，道家的"和光同尘"。他以"无善无恶"作为标帜，硬是不肯认错示弱，另一方面李贽则并不认为这种自由系每个人都能具有，而只是进入了无善无恶境界的优秀分子的特权。这种优越感，在他的著作中经常流露。

李贽又有他的另一面。当他说到"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他又站到了王良这一边。王良是泰州学派的创始人，也是王阳明的信徒。很多历史学家认为，王良把王阳明的学说推广而成为"群众运动"，这可以算得是一种历史的误会。因为在明代社会里，并不存在以哲学领导群众运动的可能；如果存在这种可能，与之相联系的历史因素势必引起剧烈的变化，但事实上毫无这种迹象。然则王良确实在比较广泛的范围里传播了王学，他所说的"百姓日用即道"、"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又正是王学的发挥。因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其宗旨在于知圣人之道，行圣人之志。李贽虽然渴望自由，然而他不能超然物外，对这样堂皇的旗号无动于衷。因此，以学术的流派而论，他始终被认为属于泰州学派。

在第三位姓王的影响之下，李贽重视物质，也重视功利。他仍然不断地提到"心"，但是这已经不是就地打滚、无美于中无丑于外的心，而是考虑到日常需要的心。因为自己有所需要，就谁知别人也有同样的需要，这就是孟子所谓"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在这些场合中，他的思想已经脱离了形而上学的挂碍，而是以日用常识作为基础。这种态度在他评论历史时尤为明显。

李贽的历史观大多符合于传统的看法，比如他确认王莽为"篡试盗贼"，指斥张角为"妖贼"。在他看来，历史的治乱，既循环不断，又与"文""质'相关联。一代人君如果专注于"文"而使之臻于极致，则已经开了祸乱之基；反之，息乱创业之君，则专注于"质"，只求使百姓免于饥寒而不去顾及是否粗析。这种认为文化与生活水平和国家安全不能相容的看法，是中国传统历史的产物，也是官僚政治的特点。李贽自然无法理解，用中央集权的方式，以为数众多的官僚治理亿万农民，就要求整齐划一、按部就班，不能鼓励特殊分子或特殊成分发展新的技术或创造新的法则。在他所处的时代，文官集团业已丧失了发展技术的可能，也没有对付新的历史问题的能力。社会物质文明（即李贽所谓"文"）往前发展，而国家的法律和组织机构不能随之而改进，势必发生动乱。受到时代的限制，李贽认为历史循环之无法避免，乃是命运的安排，几乎带有神秘的力量，所以也不必再白费心力去寻找任何新的解决方案。这样来看，李贽的唯心论并不彻底，因为他承认了客观的真实性，治乱兴亡并不决定于人的主观，当然更不承认，所谓人心不在，治乱就不成其为治乱这样的理论了。

君主一生事业的成败既为历史循环的后果，李贽对于历代君主的评论，也只是着重在他们适应时代的识见和气魄。对于"天下之重"的责任，李贽则认为应该由宰辅大臣来承担。他所期望于大臣的，是他们的执政的功绩而不是道德的言辞。一个奇才卓识的人，在为公众的福利作出贡献的过程中，决不能过于爱惜声名，因而瞻前顾后，拘束了自己的行动。他可以忍辱负重，也可以不择手段以取得事业上的成功。这种舍小节而顾大局的做法被视为正当，其前提是以公众的利益为归依，而在伦理上的解释则是公众道德不同于私人道德，目的纯正则不妨手段不纯。李贽在这些方面的看法，和欧洲哲学家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极其相似。

李贽重视历史上对财政经济问题有创造性的执政者。他推崇战国的李俚、汉代的桑弘羊、唐代的杨炎，但是对宋代的王安石却缺乏好感。这当然并非因为王安石在道德上遭到非议，而是因为他的才力不逮他的宏愿，"不知富强之术而必欲富强"。与上述的论点相联系，李贽更为大胆的结论是一个贪官可以为害至小，一个清官却可以危害至大。他尊重海瑞，但是也指出海瑞过于拘泥于传统的道德，只是"万年青草"，"可以傲霜雪而不可以任栋梁者"。对于俞大欧和戚继光，李贽极为倾倒，赞扬说："此二老者，固嘉、隆间赫赫著闻，而为千百世之人物者也。"在同时代的人物中，他最崇拜张居正，称之为"宰相之杰"，"胆如天六"。张居正死后遭到清算，李贽感到愤愤不平，写信给周思敬责备他不能主持公道，仗义执言，但求保全声名而有负于张居正对他的知遇。

李贽和耿定向的冲突，许多当代的哲学史家把原因归之于他们经济地位的不同。李贽属于地主阶级的下层，所以他对传统有反抗的倾向；耿定向是大地主，所以偏于保守。

这种论点缺乏事实的根据。耿家在黄安确实是有声望的家族，但是李贽的后半生，却一直依附于这样的家族而得以维持相当优裕的生活。他与耿定向决裂以后，随即投奔麻城周家，依靠周思敏和周思久。这周家作为地主望族，较之耿家毫无逊色，何况两家又是姻家世好。另外还有梅家，其社会地位也与耿、周二家相评。当年麻城（黄安初属麻城，1563年始分治）土人进学中举，几乎为这三家包办。在麻城的时候，李贽还和梅国恢过从甚密，梅国恢后来为《焚书》写作了序言。在晚年，李贽又和清运总督刘东星有极深的交往。刘东星为沁水人，不仅自己身居高位，而且把女儿嫁给山西阳城的大族王家，成了户部尚书王国光的姻亲。在盛名之下，甚至连亲藩沈正也对李挚感觉兴趣，邀请他去作客。李贽托言严冬不便就道，辞谢未赴。他的最后一位居停为马经纶。此人官居御史，家住通州，发财富有。他特意为李整修造了一所"假年别馆"，并且拨出果园菜圃和另一块土地，雇人耕种，以收入作为其客居的供应之资。在李贽的朋辈之中，惟有焦坡家道清贫，但却无妨于这一家在上层社会中的地位。总之，李贽所交往的人都属于社会的上层，而且是这个阶层中的优秀分子。

李贽本人的著作以及有关他的传记资料，从来没有表示出他有参加任何群众运动的痕迹或者企图。他对于工业农业的技术改进和商业的经营管理都毫无兴趣。他的所谓"吃饭穿衣即是人伦物理"，不过是要求高级的官僚以其实际的政绩使百姓受惠，而不是去高谈虚伪的道德，崇尚烦琐的礼仪。但这并不表示李贽自己有意于实践，而只能表示他是一个提倡实践的理论家。至于他对女性的看法，也常常被后人误解。他不承认女性的天赋低劣，在他看来，历史上有一些特殊的女性甚至比男人还要能干，比如他就屡次称颂武则天为"好后"。但是赞扬有成就的女性，并不等于提倡男女平权，宣传妇女解放。一个明显的证据是李贽对寡妇的守节，其褒扬仍然不遗余力。

十分显然，李贽没有创造出一种自成体系的理论，他的片段式的言论，也常有前后矛盾的地方。读者很容易看出他所反对的事物，但不容易看出他所提倡的宗旨。

但是这种前后不一并不能算做李贽最大的缺点。有创造力的思想家，在以大刀阔斧的姿态立论的时候，也不是不能见到自相矛盾的地方。卢梭倡导的个人自由，在他的铺张解说之下，反而成了带有强迫性的为公众服务的精神。李贽的这种矛盾，在古今中外并非罕见。

如果把李贽的优越感和矫饰剔除不计，那么，他的思想面貌还不是难于认识的。他攻击虚伪的伦理道德，也拒绝以传统的历史观作为自己的历史观，但是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他仍然是儒家的信徒。芝佛院内供有孔子像，他途经山东，也到曲阜拜谒孔庙。在李贽看来，儒家的"仁"、道家的"道"和佛家的"无"彼此相通，他攻击虚伪的道德，但同样不是背弃道德。

在一种社会形态之中，道德的标准可以历久不变，但把这些标准在生活中付诸实践，则需要与不同的时代、环境相适应而有所通变。李贽和他同时代的人物所遇到的困难，则是当时政府的施政方针和个人的行动完全凭借道德的指导，而它的标准又过于僵化，过于保守，过于简单，过于肤浅，和社会的实际发展不能适应。本朝开国二百年，始终以"四书"所确定的道德规范作为法律裁判的根据，淹没有使用立法的手段，在伦理道德和日常生活之间建立一个"合法"的缓冲地带。因为谁有这种缓冲地带才能为整个社会带来开放的机能，使政府的政治措施得以适合时代的需要，个人独创精神也得以发挥。

这种情况的后果是使社会越来越趋于凝固。两千年前的孔孟之道，在过去曾经是领导和改造社会的力量，至此已成为限制创造的牢笼。在道德的旗旗下，拘谨和雷同被视为高尚的教养，虚伪和欺诈成为官僚生活中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无怪乎李贽要慨乎言之："其流弊至于今日，阳为道学，阴为富贵！"

如果李贽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了言行的一致，那么唯一合理的解释也只是他在追求个性与行动的自由，而不是叛离他衷心皈依的儒家宗旨。李贽弃官不仕，别妇抛雏，创建佛院，从事著作，依赖官僚绅士的资助而生活，一直到他在法官面前坚持说他的著述于圣教有益无损，都不出于这样的原则。

对现状既然如此反感，李贽就对张居正产生了特别的同情。我们无法确知李贽和张居正是否见过面，但是至少也有共同的朋友。李贽的前后居停，耿定向和周思敬，都是张居正的亲信。耿定向尤为张居正所器重，1578年出任福建巡抚，主持全省的土地丈量，乃是张居正发动全国丈量的试探和先声。两年之后，张居正以皇帝的名义发布了核实全国耕地的诏书，意图改革赋税，整理财政。这是张居正执政以来最有胆识的尝试，以他当时的权力和威望，如果不是因为突然去世，这一重大措施很可能获得成功。

张居正少年时代的课业，曾经得到当地一位官员的赏识。此人名李元阳，字中级。他的一生与李贽极为相似：在中年任职知府以后即告退休，退休以后也以释门弟子而兼儒家学者的姿态出现。据记载，他和李贽曾经见过面。

由于李元阳的影响，张居正早就对禅宗感到兴趣。这种兴趣促使他在翰林院供职期间就和泰州学派接近，并且阅读过王良的著作，考虑过这种学术在政治上实用的可能性。也许，他得出的最后结论是，这一派学说对于政治并不能产生领导作用。也有人指斥张居正因为要避免学术上的歧异而施用政治上的迫害，最显著的例子是把泰州学派中的核伎者何心隐置于死地，但李贽则力为辩护，认为何心隐之死与张居正无关。

然则，张居正用什么样的理论来支持自己的胆识和行动？他的施政方针，即便不算偏激，但是要把它付之实现，必须在组织上作部分的调整和改革。而文官集团所奉行的原则，却是严守成宪和社会习惯，遏制个人的特长，以保持政府和社会的整体均衡。张居正在理论上找不到更好的学说，就只能以自己的一身挺立于合理和合法之间，经受来自两方面的压力。他声称己身不复为己有，愿意充当铺地的席子，任人践踏以至尿溺，这正和李贽所说不顾凡夫俗子的浅薄批评相似。张居正写给李元阳的信，引用了《华严悲智揭》中的"如火火聚，得清凉门"两句们语，也就是说一当自己把名誉的全毁置之度外，就如同在烈火之中找到了清凉的门径。这显然又是心学派的解释：对于客观环境，把它看成烈焰则为烈焰，看成清凉则为清凉。

张居正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其情形类似于李贽在哲学上找不到出路。创造一种哲学思想比较容易，因为它是哲学家个人意识活动的产物。但是宣布一种政治思想，以之作为治国的原则，其后果财为立竿见影，它必须在技术上符合现状，才能推行无碍。在本杜的社会中，儒家的仁，类似于宪法的理论基础。全国的读书人相信性善，则他们首先就应该抑制个人的欲望，不去强调个人的权利。扩而大之，他们一旦位列封疆或者职居显要，也就不能强调本地区、本部门的特权。例如东南各省本来可以由海外贸易而获大利，但由于顾全大体，没有坚持这种特别的经济利益，就得以保持全国政治的均衡。在这种以公众利益为前提的条件下，政府中枢才有可能统一管理全国，而无须考虑各地区、各部门以及各个人的特殊需要。这是一种笼统的办法，也是一种技术上简陋和没有出息的办法。

在本书的前面几章中曾不止一处的提到，我们的帝国是由几百万个农村聚合而成的社会。数以千万计的农民不能读书识字，全赖乎士绅的领导，村长里甲的督促，他们才会按照规定纳税服役。在法律面前，他们享有名义上的平等，而实际上，他们的得失甚至生死，却常常不决定于真凭实据而决定于审判官的一念之间。本朝的法律也没有维持商业信用、保障商业合同的规定，以此国际贸易无法开放，否则就会引起无法解决的纠纷。各地区按照其特殊需要而立法，更不能受到鼓励，因为会酿成分裂的局面。至于在文官集团内部，也无法通过组织系统集中这两万人的意见，必须假借谐音讽喻、匿名揭帖以及讨论马尾巴等等离奇的方法，混合阴阳，使大家在半信半疑之间渐趋统一。以上种种情况，在长时期里造成了法律和道德的脱节。治理如此庞大的帝国，不依靠公正而周详的法律，就势必依靠道德的信条。而当信条僵化而越来越失去它的实用价值，沦于半瘫痪状态中的法律也当然无法填补这种缺陷。

如果本朝的统治者感到了此路不通，企图改弦易辙，则必然会导致社会成员以自存自利为目的，天赋人权的学说又必然如影随形地兴起，整个社会就将遭到根本性的冲击。但是这种局面，在欧洲的小国里，也要在几百年之后，等市民阶级的力量成熟，才会出现，张居正和李贽正不必为此而焦虑。事实上，他们也不可能看得如此长远，他们企盼的自由，只是优秀分子或者是杰出的大政治家不受习俗限制的自由。

张居正是政治家，李贽是哲学家，他们同样追求自由，有志于改革和创造，又同样为时代所扼止。李贽近于马基雅弗利，但是他的环境不容许他像霍布斯洛克一样，从个人主义和唯物主义出发构成一个新的理论体系。他察觉到自己有自私自利的一面，别人也是如此，但他不能放弃孔子所提倡的仁。这样，他只好在形而上学中找到安慰——世间的矛盾，在"道"的范畴中得到调和而且消失。这在心学中也有类似的理论，即至善则无形，至善之境就是无善无不氨

这样的唯心主义已经带上了神秘的色彩，很难成为分析历史现象的有效工具。而另一方面，他思想中唯物主义的部分也并不彻底。这使李贽不可能从根本放弃以伦理道德为标准的历史观，因之自相矛盾的评论随时会在他笔下出现。比如他赞成寡妇守节殉夫，但对卓文君的私奔，又说是'它风求民，安可诬也"。他斥责王莽、张角，但又原谅了很多历史人物，有如五代史中的冯道。这些人物的所作所为和当时的道德规范不相符合，李贽认为情有可原。因为，从长远来看，他们为国家人民带来了更多的利益。这些以远见卓识指导自己行动的人物，足以称为"上人'，而李贽自己能作出这种评论，则成了"上人"之上的"上上人"。

这些在理论上缺乏系统性的观点，集中在他编订的《藏书》之中。李贽对这部书自视甚高，称之为"万世治平之书，经筵当以过读，科场当以选士，非漫然也"，并且预言"千百世后"，此书必行。他认识到，他的观点不能见容于他所处的社会，然而这个社会需要如何改造才能承认他的观点，在书中却不着一字。在今天的读者看来，他心目中的"千百世后"，皇帝仍然出席经筵，科场仍然根据官方所接受的历史观取士，则仍为一个矫饰的社会。

1601年初春，芝佛院被一场人为的火灾烧得四大皆空。据说纵火者乃是当地官吏和援绅所指使的无赖。这一案情的真相始终未能水落石出，但却肯定与下面的一个重要情节有所关联。

李贽在麻城的支持者梅家，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大户，家族中的代表人物梅国极又正掌理西北军事。梅国侦有一个媒居的女儿梅请然曾拜李贽为师，梅家的其他女眷也和李贽有所接触。这种超越习俗的行动，在当时男女授受不亲的上层社会里，自然引起了众人的侧目而视。但是李贽对舆论不加理睬，反而毫无顾忌地对糖然和她的抽程大加称赞。他和她们往来通信，探讨学问。他著作中所提到的"据然大师"、"澄然"、"明因"、"善因菩萨"等等，就是这几位女士。他说："梅塘然是出世丈夫，虽是女身，男子未易及之。"又说："此间据然固奇，善团、明因等又奇，真出世丈夫也。他在著作中，理直气壮地辩解自己和她们的交往完全合于利法，毫无"男女混杂"之嫌，但是又不伦不类地写下了"山居野处，鹿系犹以为姐，何况人乎"这些情。他把浩然比为观世音，并把和这几位女士谈论佛学的文稿刊刻，题为《观音问入他还有一首题"绣佛精舍"的诗："闻说情然此日生，据然此日却为僧。僧宝世间犹时有，佛宝今春绣佛灯。可笑成男月上女，大惊小怪称奇事。陡然不见舍利佛，男身衰隐知谁是？我劝世人莫很清，绣佛精会是天台。天欲散花愁汝着，龙女成佛今又来！"

写作这些诗文函件的时候，李贽已年近七十，而且不断声称自己正直无邪，但是这些文字中所流露的挑战性，无疑为流俗和舆论所不能容忍。反对者举出十余年前李贽那妓和出入于寡妇卧室的情节，证明他的行止不端具有一贯性；对这种伤风败俗的举动，圣人之徒都应该鸣鼓而攻之。

事情还有更为深刻和错综的内容。李贽的这种行动，在当时的高级官僚看来，可以视为怪僻而不必和公共道德相联系。但下级地方官则不能漠然置之。因为他们负责基层的行政机构，和当地绅士密切配合，以传统思想作为社会风气的准则，教化子民。他们的考成也以此为根据。李贽的言行既然有关风化，也就是和官僚绅士的切身利益有关。然而如果把问题仅仅停留在这一点上，也还是皮相之谈。因为对官僚绅士自己来说，行为不检甚至涉及淫乱，本来是所在多有，毫不足怪。如果他们本人不事声张，旁人也可以心照不宣。李贽究竟无邪还是有邪，可以放在一边不管，关键在于他那毫无忌惮的态度。他公然把这些可以惹是生非的情节著为文字，而且刊刻流传，这就等于对社会公开挑战，其遭到还击也为必然。而且，他的声名愈大，挑战性就愈强烈；地方官和绅士也愈不能容忍，对他进行惩罚已属责无旁贷。这些人雇佣地痞打手焚烧芝佛院，行为可谓卑劣怯弱，但在他们自己看来，则属于卫道。

这次事件已经早有前兆。5年之前，即1596年，有一位姓史的道台就想驱逐李贽。仅仅因为李贽的朋友很多，而且大多是上层人物，这位道台才不敢造次，只是放出风声要对他依法处理。李贽对这种恐吓置若罔闻，于是史道台又声称芝佛院的创建设有经过官方批准，理应拆毁，李贽答辩说，芝佛院的性质属于私人佛堂，其创建"又是十方尊贵大人布施俸金，盖以供佛，为国祈福者"。答辩既合情合理，再加上知名人士从中疏通，这位道台没有再别生枝节，而李贽则自动作了一次长途旅行，离开麻城前后约计4年。他在山西访刘东星，登长城，然后买舟由大运河南返，在南京刊刻《焚书》，1600年又回到芝佛院。这次招摇的旅行使当地官外更为痛心疾首，而尤其糟糕的是，他居然在给梅情然的信上说麻城是他的葬身之地。是可忍，孰不可忍，富绅们既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只好一把火烧了他的栖身之地。

事变发生以后，马经纶闻讯从通州赶来迎接李贽北上，并且慷慨地供应地和随从增众的生活所需，使李炎的生活得以保持原状。在通州，也经常有朋友和仲嘉者的拜访和请益，因此生活并不寂寞。

在生命中的最后一年里，他致力于《易经》的研究。因为这部书历来被认为精微奥妙，在习惯上也是儒家学者一生最后的工作，其传统肇始于孔子。李贽既已削发为僧，他已经了解到，所谓"自己"只是无数因果循环中间的一个幻影；同时，根深蒂固的儒家历史观，又使他深信天道好还，文极必开动乱之机，由乱复归于治，有待于下一代创业之君弃文就质。在1601年，李费提出这一理论，真可以说切合时宜，也可以说不幸而言中。就在这一年，努尔哈赤创立了他的八旗制度，把他所属的各部落的生产、管理、动员、作战归并为一元，改造为半现代化的军事组织。而也是仅仅两年之前，这个民族才开始有了自己的文字。就凭这些成就，努尔哈赤和他的儿子征服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实质上是一个单纯的新生力量接替了一个"文权"的王朝。所谓"文极"，就是国家社会经济在某些方面的发展，超过了文官制度呆板的管制力量，以致"上下否隔，中外联携"。努尔哈赤的部落文化水平低下，但同时也就在"质"上保持着纯真。舍此就波，泰否剥复，也似乎合于《易经》的原则。

然而在这易代的前夕，李贽又如何为自己打算呢？即使其对李贽还不是古稀的高龄，他也用不着考虑这个问题了。因为问题已经为利科绘事中张问达所解决。张问达递上了一本赛疏，参劾李贽邪说惑众，罪大恶极。其罗织的罪状，有的属于事实，有的出于风传，有的有李贽的著作可以作证，有的则纯出于想当然。其中最为耸人听闻的一段话是："尤可根者，寄居麻城，律行不简，与无良辈游庵院。挟妓女白昼同浴，勾引土人妻女入庵讲法，至有携装枕而宿庵观者，一境如狂。又作《观音问》一书，所谓观音者，皆土人妻女也。"接着，给事中提醒万历皇帝，这种使人放荡的邪说必将带来严重的后果："后生小子喜其猖狂放肆，相率煽惑，至于明劫人财，强搂人妇，同于禽兽而不足恤。"此外，由于李贽妄言欺世，以致佛教流传，儒学被排挤，其情已形极为可怕："选来缓绅大夫，亦有学咒念佛，奉僧膜拜，手持数珠，以为律戒，室悬妙像，以为皈依，不知遵孔子家法而溺意于禅教沙门者，往往出矣。"而最为现实的危险，还是在于李贽已经"移至通州。通州距都下仅四十里，倘一入都门，招致蛊惑，又为麻城之续"。

皇帝看罢奏流之后批示：李贽应由锦衣卫捉拿治罪，他的著作应一律销毁。

在多数文官看来，李贽自然是罪有应得，然而又不免暗中别扭。本朝以儒学治天下，排斥异端固然是应有的宗旨，但这一宗旨并没有经常地付诸实施。李贽被捕之日，天主教传教土、意大利人利玛窦（此人和李贽也有交往）早已在朝廷中活动，以后他还要继续传教，使一些大学上尚书乃至皇帝的妃嫔成为上帝的信徒。而万历皇帝和母亲想圣太后则对佛教感觉兴趣。虽说在1587年曾经因为利部的奏请，皇帝下令禁止士人在科举考试的试卷中引用怫经，但是在1599年，即李贽被捕前3年，他却告诉文渊阁的各位大学土，他正在精研'位藏"和"佛藏"。这还有行动可以作为证明：皇帝经常对京城内外的佛寺捐款施舍，又屡次派出宦官到各处名山巨刹进香求福，而好几次大赦的诏书中，更充满了佛家慈悲为本的语气。所以，要把提倡异端的罪魁祸首加之于李贽，毕竟不能算做理直气壮。

但是另一方面，李贽之所以罪有应得，则在于张问达的奏流具有煽动的力量，而他使用的'罗织"方法，也把一些单独看来不成其为罪状的过失贯穿一气，使人觉得头头是道。何况把可能的后果作为现实的罪行，也是本朝司法中由来已久的习惯。而全部问题，说到底，还在于它牵涉到了道德的根本。

从各种有关的文字记载来看，李贽在监狱里没有受到折磨，照样能读书写字。审讯完毕以后，镇抚司建议不必判处重刑，只需要押解回淹了事。根据成例，这种处罚实际上就是假释，犯人应当终身受到地方官的监视。但不知何故，这项建议送达御前，皇帝却久久不作批示。

一天，李贽要侍者为他剃头。乘侍者离开的间隙，他用剃刀自机但是一时并没有断气。侍者看到他鲜血淋漓，还和李贽作了一次简单的对话。当时李贽已不能出声，他用手指在侍者掌心中写字作了回答：

问："和尚痛否？"

答："不痛。"

问："和尚何自割？"

答："七十老翁何所药！"

据说，袁中道的记载，在自刎两天以后，李贽才脱离苦海。然而东厂锦衣卫写给皇帝的报告，则称李贽"不食而死"。

从个人的角度来讲，李贽的不幸，在于他活的时间太长。如果他在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也就是在他剃度为僧的前一年离开人世，四百年以后，很少再会有人知道还有一个姚安知府名叫李贽，一名李载蛰，字宏父，号卓吾，别号百泉居上，又被人尊称为李温陵者其事其人。在历史上默默无闻，在自身则可以省却了多少苦恼。李贽生命中的最后两天，是在和创伤血污的挣扎中度过的。这也许可以看成是他15年余生的一个缩影。他挣扎，奋斗，却并没有得到实际的成果。虽然他的《焚书》和《藏书》一印再印，然而作者意在把这些书作为经筵的讲章，取土的标准，则无疑是一个永远的幻梦。

我们再三考虑，则又觉得当日李贽的不幸，又未必不是今天研究者的幸运。他给我们留下了一份详尽的记录，使我们有机会充分地了解当时思想界的苦闷。没有这些著作，我们无法揣测这苦闷的深度。此外，孔孟思想的影响，朱高和王阳明的是非长短，由于李贽的剖析争辩而更加明显；即使是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和戚继光，他们的生活和理想，也因为有李贽的著作，使我们得到从另一个角度观察的机会。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盲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谢选骏指出：人说“1602年，李贽在狱中以剃刀自刎，死后，被称为牺牲自我。这一评论不能不使人感到怀疑。李贽的著作不时屡被官方禁止，但是仰慕他的人则不顾禁令而不断加以重印。这些著作，虽然篇幅浩瀚，然而并没有在历史上开拓出一条新路。李贽并不缺乏勇气，但是通常来说，这样类型的作家如果发现了崇高的真理而愿意为之牺牲自己，他的文字中间就会表现一种燃烧性的自我满足和欣快。这些特点不能在李贽的著作中见到。少数的评论者，竟说李贽站到了下层民众的立场上，批判了剥削农民的地主阶级。这种论调自然更属于无稽。他在1580年离开姚安知府的职务以后，一直倚靠朋友中地主的周济以维持生活，而他从也不觉得接受这些周济有任何不妥。这个社会容许他不耕而食，但是他从来没有提出应当改组。如果在某些地方批判了他的地主官僚朋友，那也只是着眼在私人的性格和品德，而从没有提到经济立场，同时他也明确指出这种评语可以同样适用于自己。”——我看黄仁宇对于李贽的批判，完全脱离了时代和社会，很像文革流行的“革命大批判”。黄仁宇对于李贽的要求，很像共产党特务组织对于一个共产党徒和“革命烈士”的要求——“如果发现了崇高的真理而愿意为之牺牲自己，他的文字中间就会表现一种燃烧性的自我满足和欣快。这些特点不能在李贽的著作中见到。……并没有能以燃犀烛照的锐利眼光看透社会的病弊，立下"与汝偕亡"的决心。”也就是说，仅仅不怕死还是不行的，还要积极的欢乐地去死！例如瞿秋白就是因为死得不够快乐，所以就变成了共产党的叛徒了。

【附录一】

（万历皇帝于1590年8月25日与申时行等召对纪录。全文照《神宗实录》卷225印。）

是日，上御门毕，召辅臣时行等见于皇极门接阁。上出陕西巡抚赵可怀奏报虏骑本手接时行日："朕近览陕西总督抚梅友松等所奏。说虏王引兵过河，侵犯内地，这事情如何？对行等改"近日优州失事，杀将报军，臣等正切忧虑，伏蒙圣问，臣等敢以略节具陈：沈河边外，都是番族。番族有两样。中条纳马的是熟番，其余的是生番。光年虏骑不到，只是防备番贼，所以武备单虚，仓泞不能堵遏。如今虏骑过河，是被火落赤勾引，多为抢番，又恐中国救护，放声言内犯。然虏骑狡诈，不可不防。"上日："番人也是朕之赤子。番人地方都是祖宗开拓的封疆。督抚官奉有敕书，受朝廷委托，平日所于何事？既不能预先防范，到虏骑过河，才来秦报。可见军备废弛。是祖对各边失事，督抚官都拿来重处。朝廷自有法度。"对行等对："是上责备督抚不能修举过务，仰见圣明英断，边臣亦当心服。如今正要责成他选将练兵，及时整理。"上回："近时督抚等官平日把将官凌虐牵制，不得展市，有事却才用他。且如各边，但有功劳，督抚有升有赏，认做己功。及失事便推与将官，虚文搪塞。"时行等对；"各边文武将束，各有职掌，如总督巡抚，只是督率调度。若临战阵定用武官，自总兵以下，有副总兵、有参将、游击、守备各分信地，如有失事，自当论罪。"上回："古文臣如杜预，身不跨鞍，射不穿札。诸葛亮纶巾羽扇，都能将兵立功，何必定是武臣？"时行等对："此两名臣古来绝少，人才难得。臣等即当传与兵部，转谕督抚话是，尽心经理，以料皇上宵吁之忧。"上日："将官必要谋勇兼全，曾经战阵方好。"时行等对："将材难得。自款贡以来，边将经战者亦少。"上回："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只是不善用之，虽有关张之勇，亦不济事。"时行等对："近日科道建言，要推举将材，臣等曾语兵部，及早题复。今九卿科道会同推举。"上回："前日有御史荐两将官。"时行等对："所荐将官一是王化熙，曾提督巡捕，臣等亲见，亦是中才，只宜腹里总兵。一是尹秉衡，曾称良将，今老矣。"上回："不论年老。赵充国岂非老将？只要有谋。"时行等对："将在谋不在勇。圣见高明，非臣等所及。"上又回："朕在九重之内，边事不能悉知。卿等为朕股股，宜用心分理。如今边各废弛，不止陕西。或差有风力的科道或九卿大臣前去。如军伍有该补足，钱粮有该设处着-一整顿。书云：事事有备无患。须趁如今收舍，往后太坏愈难。"时行等对：'当初许虏款贡，原为内修守备，外示羁康。只为人情偷安，日渐废弛。所以三年阅视，或差科臣，或差彼处巡按御史。"上日："三年阅视是常差。如今要特差。"时行等对："臣等在阁中商议，要推大臣一员前去经略，且重其事权，使各边声势联络，庶便行事。容臣等撰拟传帖恭请圣裁。"上日："还拟两人来行。"已复言款有事。上称："皇考圣断者再。"时行等言："自俺答献逆求封，赖皇考神漠独断，许通款贡，已二十年，各边保全生灵何止百万。"上回："款贡亦不可久传。来事可鉴。"时行等对："我朝与宋事不同。宋时中国弱，夷狄强，原是敌国。今北虏称臣纳款，中国之体自尊，但不可因而忘备耳。"上日："虽是不同，然亦不可媚虏。虏心骄意大，岂有厌足？须自家修整武备，保守封疆。"时行等对："今日边事既未可轻于决战，又不可步于主抚。只是保守封疆、据险守隘、坚壁清野、使虏不得律掠，乃是万全之策。皇上庙漠弘远，边臣庶有所持循。至于失事有大小，清事有轻重。若失事本小而论罪过罪，则边臣观望退缩。虏骑反得挟以为重。又非所以激励人心。自今尤望皇上宽文法核功服"上日："如今失事却也不轻。'对行等球"圣思从宽处分，容臣传示边臣，使感恩图机"上复问次辅病安否何如。时行等对："臣锡爵实病，屡疏求去，情非得已。"上日："如今有事时正宜竭忠赞襄，如何要去？"时行等对："皇上注念锡爵是优厚辅臣至愈，臣等亦知感激。但锡爵病势果系缠绵。臣等亲至其卧内，见其形体赢瘦，神思愁苦，亦不能强留。"上日；"着从容调理，痊可即出。"时行等唯唯。因叩头奏；"臣等半月不睹天颜，今日视朝，仰知圣体万安，不胜欣慰。"上日："朕尚头眩臂痛，步履不便。今日特为边事，出与卿等商议。"时行等叩头奏："伏望皇上万分宝或"上又回："闻山西五台一路多有矿贼，啸聚劫掠，地方官如何隐匿不报？"时行等奏："近闻河南嵩县等处，策有矿贼，巡抚官发兵驱逐，业已解散。"上日："是山西地方五台，因释氏故知之。"上恐时行等课以为失事也。复日："释氏是佛家，曾遣人进香环。"时行等对："地方既有盗贼啸聚，地方官隐匿不报，其罪不止流玩而已。" 

【附录二】

（万历皇帝于1590年2月5日与申时行等召对纪录。全文照《神宗实录》卷219排印。）

上御流德宫，召辅臣申时行、许国、王锡爵、王家屏入见于西室。御榻东向，时行等西向跪，致词贺元旦新春。又以不瞻睹无颜，叩头候起居。

上日："朕之疾已病矣。'对行等对日："皇上春秋鼎盛，神气充盈，但能加意调摄，自然勿药有喜，不必过虑。"上日："朕昨年为心肝二经之火，时常举发，头目眩晕，胃隔胀满，近调理稍叱又为雄于仁奏本，肆口妄言，触起朕怒，以致肝火复发，至今未愈。"时行等奏："圣躬关系最重，无知小臣狂朝轻率，不足以动圣意。"上以滩于仁本手授申时行云："先生每看这本，说朕酒色财气，试为朕一评。"时行方展疏，未及对。上遭云："他说朕好酒。谁人不饮酒？若酒后持刀舞剑，非帝王举动，岂有是事！又说朕好色，偏宠贵妃郑氏。联只因郑氏勤劳，朕每至一官，他必相随，朝夕间小心侍奉勤劳。如恭妃王氏，他有长子，联着他调护照管，母子相依，所以不能朝夕侍奉，何尝有偏？他说朕贪财，因受张鲸贿赂，所以用他。昨年李沂也这等说。朕为天子，富有四海，天下之财，皆朕之财，朕若贪张鲸之财，何不抄没了他？又说朕尚气。古云少时戒之在色，壮时戒之在斗，斗即是气。朕岂不知？但人孰无气？且如先生每也有童仆家人。难道更不责治？如今内待宜人等或有触犯及失误差使的，也曾杖责。然亦有疾疫死者。如何说都是杖死？先生每将这本去票拟重处！"时行等对日："此无知小臣，误听道路之言，轻率读奏。"上日："他还是出位沽名！"时行等对日："他既沽名，皇上若重处之，适成其名，反损皇上圣德。唯宽容不较，乃见圣德之盛。"复以其疏缴置御前。上沉吟答日："这也说的是。到不事损了朕德，却损了朕度。"时行等对日："圣上圣度如天地，何所不容。"上复取其流再授时行，使详阅之。时行稍阅大意。上连语日："联气他不过，必须重处！"时行云："此本原是轻信讹传，若票拟处分，传之四方，反以为实。臣等愚见，皇上宜照旧留中为是。容臣等载之史书，传之万世。使万世领皇上为尧舜之君。'复以其流送御前。上复云："如何设法处他？"时行等云："此本既不可发出，亦无他法处之。还望皇上宽育。臣等传语本寺堂官，使之去任可也。"上首肯，天颜稍和："因先生每是亲近之臣。朕有举动，先生每还知道些。安有是事片时行对日："九重深送，它闹秘密。臣等也不能详知。何况疏远小臣。"上日："人臣事君，该知道理。如今没个尊卑上下，信口胡说。先年御史党杰，也曾奚落我。我也容了。如今雄于仁亦然。因不曾惩创，所以如此。"时行等日："人臣进言，虽出忠爱，然须从容和婉。臣等常时推事体不得不言者，方敢陈奏。臣等岂敢不与皇上同心？如此小臣，臣等亦岂敢回护？只是以圣德圣躬为重。"上回："先生每尚知尊卑上下。他每小臣却这等放肆。近来只见议论纷纷，以正为邪，以邪为正。一本论的还未及览，又有一本辩的，使联应接不暇。朕如今张灯后看字，不甚分明。如何能-一遍览？这等殊不成个朝纲！先生每为朕股肽，也要做个主张。"时行等对日："臣等才薄望轻。因鉴人前覆辙，一应事体，上则禀皇上之独断，下则付外廷之公论。所以不敢擅自主张。"上日："不然。朕就是心，先生每是股航心非股肽，安能运动？朕既委任先生每，有何畏避？还要替朕主张，任劳任怨，不要推倭！"时行等叩头谢日："皇上以腹心股肽，优待臣等。臣等敢不尽心图报？任劳任怨四字，臣等当书之座右，朝夕眼膺。"语毕时行复进日："皇上近来进药否介上日："日每进药二次。"时行等云："皇上须慎重拣选良药。"上日："医书朕也常看，脉理朕都知道。"时行等云："皇上宜以保养圣躬为重，清心寡欲，戒怒平情，圣体自然康豫矣。"时行等又云："臣等久不瞻睹天颜。今日幸蒙宣召，刍美之见，敢不-一倾吐？近来是上朝讲稀疏，外廷日切悬望。今圣体常欲静摄，臣等亦不敢数数烦劳起居。但一月之间，或三四次，间一临朝，亦足以慰群情之瞻仰。"上日："朕疾愈岂不欲出？即如祖宗庙把大典，也要亲行。圣母生身大思，也要时常定省。只是腰痛脚软，行走不便。'对行等又云：'粉立东宫，系宗社火计，望皇上早定。"上日：'朕知之。朕无嫡子，长幼自有定序。郑妃再三陈请，恐外间有疑，但长子犹弱，欲俟其壮健使出就外才放心。"时行等又云："皇长子年已九龄，蒙养豫教正在今日。宜令出阁读书。"上日："人资性不同，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也要生来自然聪明。安能一一教训广时行等对日："资禀赋于天，学问成于人，虽有睿哲之资，未有不教而能成者，须及时豫教，乃能成德。"上日："朕已知之，先生每回阁去罢。"仍命各赐酒饭。时行等叩头谢，遂出去宫门数千武。上复命司礼监内臣追止之。云："且少俟。皇上已令人宣长哥来着先生每一见。"时行等复还至宫门内，立待良久。上令内臣观视申阁老等。闻召长哥亦喜否？时行等语内臣云："我等得见睿容，便如睹景星庆云。真是不胜之喜。"内臣人奏，上微晒颔之。有顷上命司礼监二太监谓时行等："可唤张鲸来，先生每责训他。"时行等云："张鲸乃左右近臣。皇上既已责训，何须臣等广司礼监入秦。上复令传谕云："此朕命，不可不见"有顷张鲸至。向上跪。时行等传上意云："尔受上厚恩，宜尽心国报，奉公守法。"鲸自称："以多言得罪。"时行等云："臣事君犹子事父。子不可不孝，臣不可不忠。"鲸呼万岁者三，乃退。司利入奏。上日："这才是不辱君命。"久之，司礼监太监传言："皇长子至矣。"皇三子亦至。但不能离乳保。遂复引入西室，至御榻前。则呈长子在榻右，上手携之。皇三子旁立，一乳母拥其后。时行等既见，因贺上云："皇长子龙姿凤目，歧家非凡。仰见皇上昌后之六，齐天之福！"上欣然回："此祖宗德泽，圣母恩庇，朕何敢当？"时行等奏："呈长子春秋渐长，正当读书进学。"上日："已令内侍授书诵读矣。"时行云："皇上正位东宫时年方九龄，即已读书。皇长子读书已晚矣。"上日："朕五岁即能读书。"复指皇三子："是儿亦五岁尚不能离乳母，且数病。"时行等稍前熟视皇长子。上手引皇长子，向明正立。时行等注视良久。因奏云："皇上有此美玉，何不早加琢磨，使之成器？愿皇上早定大计，宗社幸甚！"乃叩头出，随具疏谢。是日时行等以传免朝贺，特诣会极门行礼。忽闻宣召，急趋而入，历禁门数重，乃至破德宫。从来阁臣召见未有至此者，且无语谆复，圣容和啤，蔼然如家人父子，累朝以来所未有也。

【《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

黄仁宇

《万历十五年》英文版书名为《15 A Year of No Sign－cance》。此外，尚有德文版、日文版及中文繁体字版，均筹备已久，都可望于今年夏秋间成书。

此书初稿完成于1976年夏季，仍在"四人帮"执政时代，当然不能盼望在中国出版。即使是英文版，也经过无数挫折。美国出版界，对商业性和学术性的分野极为严格。商业性的出版，以电视及广告作开路先锋，以短期大量行销，迅速结束为原则，否则书籍堆积于库房，妨碍资金的流通，迟滞今后业务。学术界的出版，由各大学的出版社负责，对经济方面的顾虑比较达观，可是又要顾虑学校的信誉与地位。况且美国之研究汉学，也有他们独到的地方。一般风格，注重分析，不注重综合。各大学执教的，都是专家，因为他们分工详尽，所以培养了无数青年学者，都戴上了显微镜的目光，对望远镜的观点，倒很少人注意；而且对学术的名目及形式，非常尊重。《万历十五年》各方面讲，都在两者之间。所以商业性质的书局说，你的文章提及宫廷生活，妃嫔间恩怨，虽有一定兴趣，但是又因海瑞，牵涉明朝财政；因为李贽，提到中国思想，应属学术著作。大学出版社则认为这书既不像断代史，也不像专题论文，又缺乏分析与解剖，实在是不伦不类，也不愿承印。所以兹后于1979年耶鲁大学出版社毅然排除成见，答应出版。北京中华书局在"四人帮"虽倒而国内情况仍在青黄不接的期间接受中文版，都要有相当的识见与度量，值得作者钦仰。

现在《万历十五年》既有这样多的版本，英文本又在美国若干大学采用为教科书，已出三版，并且经过当代文坛巨子欧蒲台（John Updike）在著名杂志上作文推荐。中文本初版近3万册，也已售罄，并且准备再版，而且出精装本。这都是使作者感奋的事。

但是这本书仍只代表作者一部分意见，不是全部历史的观点。作者在中文版《自序》中提及：此书"说明16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的侧面形态。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就可以保证冲突既开，恢复故态决无可能，因之而给中国留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很显然，《万历十五年》虽有这样积极的表示，书中所写仍以暴露中国传统的弱点为主。即欧蒲台的书评，也觉得指斥中国不好的地方，应和指斥西方和美国不好的地方相提并论。而且中文版的读者，还看不到的则是英法文版有富路特（Dr．L．Carrin．gton Goodrich）先生作序。此公父母在中国传教，葬在通州。他自己曾在中国青年会工作，注重提倡儿童体育，又在第一次大战时，领导中国在法的劳工。后来又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多年。去年尚与其夫人打网球。其胸襟开阔，当代少有。他常常提醒我们，不要因为目前，忽视中国伟大的地方。《万历十五年》英文本《自序》有下面一段：

Historians may re－examine the mistakes of the pastIn the hope ofproviding warnings for the futur民but at thesame time caution their readersto preserve what Is ofvalue Presumably，for China the experiences of bothEastand West must be drawn upon It Is essential that thehistorian layeverything on the table.法文则称：

Les hlstorlens peuvent soumettre ies erreurs dw passeun nouvel examendansl'espolr d'y trouver desavertls－sements pourl'avenlr，inals ifspeuvent en m me tempsrecommander a leurs lecteurs de conserver ce qui a delavaleur．La Chlne a sans doute beaucoup tirer desexp rlences del'Orientcoil：11：Tle del'Occident．11est es－sentlel quel'hlstorlen ne cache rlende ce qu'11salt．

译为中文则为：历史学家检讨过去的错误，以作将来的警戒。但同时也要忠告读者，保全有价值的事物。据此猜想，今后中国极需采取东西两方的经验。因之作历史的人，务必将所有资料，全盘托出。

序内又说明："检察中国的官僚制度，不是否认中国全部文化。"可见作者、序者、书评都表示谈论有不尽的地方，应留作日后交代。可是一本书，到底也有它的范围。况且《万历十五年》的初步立意，至今十年，世界局势已有相当变化。也就是我们在写作历史及欣赏历史的时候，身处其境的历史事物，也有了更动。十年以前尚不能全盘托出的资料，而令则能。有了这种机缘，作者才能不顾忌讳，更不拘形式地与编者及读者作漫谈。

《万历十五年》中文本作者姓名前，有一［美］字，表示我现在为美国公民。这在表彰事实之余，也很符合目前需要。因我之所谓"大历史"（macro－history）观，必须有国际性，我很希望以四海为家的精神，增进东方与西方的了解，化除成见。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即使在海外，也仍是一个容易范起是非的题目。

中国以道德代替法律，我已经批评得很透彻。但是现下仍有很多的西方人士，以为西方的法律，即是道德的根源。这种误解，也待指摘。比如西方所谓"自由"及"民主"，都是抽象的观念。务必造过每一个国家的地理及历史上的因素，才行得通。英国之民主，即不可能与日本之民主相同，而法国的自由也和美国的自由有差别。现在我虽作这种论调，仍是个人见解，不足代表美国时下的趋向。以这种见解看中国，更要胸襟开阔才能容纳。所以我一方面坚信美国立国精神有伟大的正义感，只待将两者之间的差别解释明白，很多谈会即会冰释。另一方面在中国发表文章，尤其要强调道德非万能。大历史的观点，亦即是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technical interpretation ofhistory人至于将道德放在什么地方，这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容我渐次论及。

首先要解释明白的则是大历史观不是单独在书本上可以看到的。尤其不仅是个人的聪明才智可以领悟获得的。我的经验，是几十年遍游各地，听到不同的解说，再因为生活的折磨和效逼，才体现出来的。我小时候读书，很受太史公司马迁的影响，满头脑充满着传奇性的希望和想法。抗战第二年，即辍学从军。所从的乃是国民党办的成都军校，毕业后在驻云南边境的国军十四师当过排长。后来也去过驻印军，在郑洞国将军麾下当过参谋，曾随此公由缅甸前线去上海而入东北。也目击社孝明将军指挥作战的情形。我自己没有卷入内战，实系侥幸。乃团在东北三个月即被送来美国人陆军参谋大学。以后在东京驻日代表团随朱世明将军解职而退伍。可是在抗战初期国共合作时代又认识了很多左倾名流，如作国歌的田汉先生寿昌，在我则为田伯伯。他曾告诉我年轻时无数吃苦奋斗的经过。他的长子田海男，在我则为海南弟，也同我去成都，也同在十四师服务，也同去过日军占领的越北作过斥候，也同在驻印军工作。我也和他有过一度的竞争，所争的不是党派问题，也不是名位，而是到步兵前线作观察员的机会。事载1944年6月12日重庆《大公报》。人也真料不到，他抗战一结束，即自动加入人民解放军，对装甲兵及炮兵的训练作过实质上的贡献，又去过朝鲜前线。而当日同我们一同起居办报的廖沫沙兄，则为日后三家村硕果仅存的元老。在武汉时代范长江兄则是无党无派，任《大公报》记者。他原名希天，北伐时从军，部队被打散。他曾亲自告诉我，一时贫病交迫，跳水自杀，被救后改名长江。曾几何时，他又做了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负责人，以后在文革期间，在确山身故。这些事情今日回顾有如梦寐。

因为我有了这些经验，开始立场就复杂，乃不能对一般人所作的近代史的观点雷同。况且二次来美后，囊空如洗，在餐店洗碗碟，在堆践作小工。整日劳动后退居斗室，无人对谈，耳内嗡嗡有声。深感风卷云消后，我自己已入中年，自此学历史已有探询人生意义的趋向。这还不过是初步。以后更结识了诸多的名流，遍阅诸家著作，泛游各地。受过被裁失业、与家人一起感受经济危机和被人歧视的景况，才越来越把眼光放大，才知道个人能力有限，生命的真意义，要在历史上获得，而历史的规律性，有时在短时间尚不能看清，而须要在长时间内大开眼界，才看得出来。

中国的革命，好像一个长隧道，须要101年才可以通过。我们的生命纵长也难过99岁。以短衡长，只是我们个人对历史的反应，不足为大历史。将历史的基点准后三五百年才能摄入大历史的轮廓。《万历十五年》已经初步采取这种作法。所以叙事不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例如郑贵妃是否掩袖工谗，她到底是否国家妖孽，和今人的关系至微。明代人之所以要在这些地方做文章，可见他们道德的观念过于窄狭，技术无法开展。我的书也已给欧美学生作教本，那些教师，当然不会在考试时要求学生在试卷上说明明代衰亡乃因泰昌皇帝朱常洛，并非郑妃所生，而系恭妃王氏所出。他们从大历史的眼光观察，应该在读我书时看出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的结构，有如今日美国的"潜水艇夹肉面包"（submarine sandwich），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乃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也没有有效的组织，此乃成千上万的农民。其中三个基本的组织原则，此即尊卑男女老幼，没有一个涉及经济及法治和人权，也没有一个可以改造利用。万历十五年公元为1587年，去鸦片战争尚有253年，但是中央集权，技术不能展开，财政无法核实，军备只能以效能最低的因素作标准，则前后相同。如我们今日读英人魏黎所作《中国人眼里的鸦片战争》（The Opium War Through the Chinese Eye）可见1840年，其情形仍与1587年相去无几。而我自己所作的《1619年的辽东战役》也有小历史的情节。例如刘挺，中国方面的资料说他战死；满洲档案说他被俘后处死；朝鲜方面的资料则说他点燃火药自爆身死。文载联邦德国《远东杂志》（Orient Extremus）。从大历史的观点看，则方从哲、杨镐当年丧师折将，有其背后政治、经济、社会多方的原因，和1894－1895年的中日战争情形极相似。是以痛责于事无补，即咒骂光绪帝、李鸿章、丁汝昌也只能与咒骂郑贵妃和福王常询相同，都仍不出长隧道内的观感。

从大历史的观点看来，即这潜水艇夹肉面包的结构，也有其根源。由明朝可以向后倒推到其他各朝。主要原因还是受亚洲大陆天候地理关系的影响。在这方面，我曾和英国的汉学家李约瑟博士（Dr．Joseph Needham）作文阐述。现在我仍在做个别方面的研究工作。其主要重点，则系历史上有长期性的重要发展，牵涉很多事物的时候，很难是少数人的贤愚得失所能概括。必有其背面、侧面，即我们自己还没有看清楚的因素，此是后话。现在即从明朝末年，贯穿有清268年到民国初年，也可以从潜水艇夹肉面包的基点看到：

＊中国传统社会无法局部改造，过去政府与民间的联系着重于尊卑男女长幼，纯靠科举制度做主。1905年停止科举之后，上层机构（superstructure）与下层机构（infrastructure）更为脱节，满清之覆亡，更无可避免。民国肇造后，军阀割据，也是当然趋势。因为新的力量还没有产生，过渡期间，只能由私人军事势力撑持。这私人军事势力，限于交通通信等等条件的束缚，也只能在一两个省区里有效。省区外的竞争，更酿成混战局面。

＊国民党专政期间，创造了一个高层机构，总算结束了军阀混战，但是全靠城市经济维持。

共产党的土地革命，在农村中创造了一个新的低层机构。现在中国当前的任务，则是在高层机构和低层机构间敷设有制度性的联系才能从上至下，能够以经济及法治的方法管理，脱离官僚政治的垄断。

这不是说整个一个世纪所有的人物，毫无贤愚得失，只是他们的贤愚得失不足以更改上述历史发展的程序。大历史的着眼注重群众运动对社会上的长期贡献。要不是有这些积极的因素，中国1980年间也仍会和1910年间一样，不可能生存至今。我这样解释历史，超过党派的分别，也超过国际的界限，即对重洋远隔的师长同学，以及在内战期间丧生的亡友灵前，才都讲得过去。

我们小时候读历史，常有中国不如别人之感，何以日本明治维新，几十年内就见事做得头头是道，而中国似乎越做越糟。现在才看得明白，中国文化是亚洲大陆地理的产物，欧美和日本的物质文明，有他们海洋性国家的经验，况且每个国家发展，也有他们先后程序，而其中最大的差别，则是现代先进的国家，以商业的法律作高层机构及低层机构的联系。落后的国家以旧式农村的习惯及结构作为行政的基眈。

我们今日一提到这问题，首先还没有把问题掌握清楚，就先要被质问，作者是否站在资本主义的立场。可是最近根据法国历史学家鲍德尔（Fernand Braudel）考证，"资本主义"（Cap－talis）这一名词还是19世纪后期的产物，而仅在20世纪内广泛使用。马克思虽称'贺本家"（capitalists）及"资本家的时代"（caPitalist era），并未引用"资本主义"这一名词。今日我们公认为最先的资本主义思想家，实为亚当·斯密（Adam Smith）。他自己也不知道资本主义为何物，他著的《原富》在民国初年即在中国行销。而他在18世纪著书时仅称商业的管制办法优胜于农业的管制办法。在研究大历史的立场，这种分析方法最能表现每个国家先后发展的程序。也才不会用抽象的道德观念，抹杀了实际上技术的作用及成效。今日中国主张实事求是，我觉得更应当收集未曾被滥用的资料，将历史的基点推后好几个世纪，以原始的眼光重新检讨很多国家由落后到先进的程序。

这样看来，以"资本主义"形态在欧洲作先锋者，实为意大利的自由城市，其中骁首则为威尼斯，这城市在大陆所占有的农业地区经济力量有限，而市内碱水也不便制造，在教皇及神圣罗马帝国（其本身不在意大利而在德奥）争权，两不相让之间，取得独立地位。其最大的方便则是地方小，内部组织简单。13世纪之后，其全部国家有如一个大城市，也如一个大公司，所有民法即全部为商法，所以也不顾天主教的教义，建设海军，竭力经商，为欧洲最先进的国家。

继威尼斯而兴起，则为荷兰，荷兰正式国名为"尼德兰王国"（Koninkrijk derNederlanden）。历史上也称The DutChRepublic，或United Netherlands。荷兰（Holland）不过为联邦内七个省之一省。但是这个国家厂世纪初独立时，荷兰人口占全国2／3。又供应联邦经费3／4。尼德兰因抵抗西班牙政府及参加宗教革命才联合全体荷民成为独立国家。过去无统一国家及社会的经验，经济发展尤参差不齐。显然荷兰虽工商业先进，尼德兰境内也有很多省份保持中世纪形态，为落后的农村机构。不能以同一的法律在全境施行，于是乃行联邦制，大事由联邦决定，其他各省自理。开现代国家双层政治的先河。初时荷兰还坚持它有独立外交的主权。联邦的海军也是由5个海军单位拼成。虽然全国皈依新教的卡尔文派（Calvinists），初独立时很多教徒对这派教义所谓"定命论"（Predestination）者作特殊的解释，以便支持他们各别的政治活动。但尼德兰国终因对外经济的激烈竞争及本身高度经济的发展下，使其内部矛盾逐渐解除而成为世界富强国家之一。

在荷兰之后商业资本高速发展的则为英国。英吉利及苏格兰称"联合王国"，大于荷兰5倍至6倍之间。我们今日看来面积小，在18世纪之前的欧洲则为大国，也有坚强的农业基础。这国家商业组织没有展开之前，常为各先进国家掣肘。如银行业，即为意大利人垄断，以后保险业也为荷兰人操纵。意大利人在伦敦的市街称为仑巴德街（Lombard Street）他们也享有领事裁判权。英国输出以羊毛为主。意大利人即先垫款于畜牧的农村，将羊毛预先收买，又掌握其海外市场。

英国的整个17世纪可称多难之秋。起光英皇与议会冲突，财政税收成为争执的焦点，又有宗教问题的扰壤，司法权也成问题，对外关系又发生疑忌，也有内战、武君，革新为民国，政治独裁制、复辟，行第二次革命的大变化，又产生了暗杀，排斥异教徒，发传单及英皇受外国津贴的情节，而其人口又不过400－600万，其与本世纪初中国之不能治理，情形也大同小异。当然这段历史可以产生很多不同的解释。不仅不同的历史家著书争执，有时同一的作者所著书也前后解释不同。

我极想向中国读者提及的，则是对中国的大历史而言，英国1689年的经验，深足借镜。这年代之前，英国为一个"不能在数目上管理的国家"（mathematicallyunmanagea'le），法律即有不同的见解，法庭也有三四种不同的种类。所谓普通法（common law）者，乃中世纪遗物，绝对的尊重成例，凡以前没有做的事都不能做；对地产注重使用权。对所有权倒弄不清楚；缺乏适当的辞章，足以解释动产的继承权；不动产的押当，也不符合社会需现款的情况，也没有将地租按时价调整的办法；农作物只能推销于本地，限于历史上有基础的市场。其他如组织公司，宣告破产等全未提及。简言之，这种法律以旧时代的习惯作倚衬，无意改革。一到17世纪初期，大批白银由西半球输入，物价陡涨，英国内地也受国际贸易及国际战争的影响，整个社会动摇。地主则不能保持自己的产业，商人则不愿付额外之税，皇室则因军备增加而无法筹切，一般贫民及小市民也为生活所通，有时感情冲动。宗教上教义中抽象之处更给他们火上加油，其所谓君权、民权的争执，两方都有理由，其困难之处则是问题的范围已经超过成例。

1689年不流血的革命之后，即无此征象。以前的问题掀动了半个世纪，到此渐渐销声敛迹。宗教之派别的冲突也好像被遗忘了。其中最大关键，则是兵戈扰攘之后，农村组织已有变化。英国17世纪，当然谈不上平均地权，所改革的是内部规律化。以前他主不知道自己产业在何处，种田的人不知道自己是贷户还是半个业主的糊涂情形也慢慢地被肃清。以前地界不明的情形至此渐渐规律化。而普通法的法庭能接受公平法（equity）也是一种进步的征象。公平法本身非法律，而不过是一种法律观念，等于习俗所说"照天理良心力、事"。在英国初行时，只限于英是所控制的若干法庭，有额外开恩之急。17世纪中叶后，普通法的法庭处于时势的需要，对这种观念让步一二，也是逼于事实。结果是积少成多，妥协的办法也认为成树。1689年革命后，普通法的法庭，更受首席法官的指示。以后与商人有关的案子，照商业习惯办理。这样一来，英国的内地及滨海、农村与工商业中心距离缩短，资金对究实物经济变为金融经济，可以交换的条件增多，分工较前繁复，所以整个国家可以以数目字管理。同时英国传统上又有司法独立及议会政治的沿革。这样一来，其高层机构及低层之间可以以最灵活的商业原则作联系。一时控制经济力量之雄厚及其效率之高大，世无其匹。大英帝国因之称霸世界到好几个世纪。

所以，商业资本作国家组织的基础，都是由小而大，从没有农业根底的国家逐渐传播到小有农业基础的国家，而更波及农业基础甚高的国家。由易至难都有历史上一定的法则。这程序今日不容易看清，因为美国及日本已经发生过两个例外的情形。

美国独立时，已距英国的1689年革命87年。所以一开始，法律上就没有农业社会和工商业社会的隔阂，又能够以新社会的组织在一个空旷地区上展开，其人口也随着领域扩大而增加。迟1862年国会通过'咱耕农屋地法案"（homesteadact）还能够让普通公民以最廉价购买耕地160英亩，等于明买暗送。这种情形实为特殊但是还是因为南北社会组织不同，发生内战，经过四年之久。此外又因为银行、货币，联邦内之商业、工会组织，防止独霸市场筹谋劳工福利及退休金等等情事，发生很多争执。美国的好处是这些问题在国富继续增进的情形下容易用数目字的方式解决。这样一来，美国政治社会经济都有它的特色，不能以"资本主义"四个字轻率代表，更不能用他表彰的民主与自由当作是资本主义之所赐予。前面轻轻提及每一个国家所标榜的道德观念，都要透过他的历史地理才行得通，这在美国的情形为尤然。

传统日本好像很受中国儒学家说及佛教的影响，但是因为他国家地处重洋，对外安全，无须中央集权，与中国的结构相差至大。它在德川幕府的末期，国内组织已经商业化。例如各大名都有替他们在城市里贩卖农作物的"藏元"，所谓"回船"也等于定期航线，也有他们互相保险的办法。商会的组织则称"诸仲问"，批发商则称"间屋"。明治维新只要给它加一个新的高层机构，则所有商业管制的办法都行得通。所以表面上好像是短期突进，其实则是长时间的演变，最后出头露面而已。况且明治维新专注重工商业的发达，将农民的生活置诸脑后，一般学者都认为这是第二次大战以前日本政局受"军阀"及"财阀"互相垄断的主因。这农村问题还要等到战后，在麦克阿瑟的政令下解失所以也不是没有付出严重的代价。

从以上情形观察，以中国历史一百年或两百年的立场作基点，不能和世界历史衔合。如果要坚持短期历史的观点，则不仅威斯件及（Respighi）的音乐不能听，即孔子的仁民爱物也是反动。假使我们把中西历史都推后三五百年，才可以看到，因为世界工商业技术的退步，所有国家都要从以前闭关自守的形势，将社会生活方法作彻底的改造，以期适应新的世界金融经济，中外无可避免。西方的民主与自由，以"市民特权"（municipalfranchise）为基点，和日本的六名政权，授权于藏元的情形类似，所以改造比较容易。中国立国向来以贫农及小自耕农的经济立场作基础，农村内部复杂的情形不可爬梳。所以要经过很多流血惨剧，才能造成可以在数目字管理的形势。据我揣测，只能用这样的解释，才能渐渐促使当日曾受内战影响的两方同胞，今日处于台湾海峡两岸客观的接受。

今日中国所称"一国两制"骤看起来，好像是一种宣传工具，但是荷兰初成的联邦制也实际上是"一国两制"的表现。英国以两种完全不同的法律思想作和法的基础，利用司法制度不声不响地使社会融合，也是渐渐由"一国两制"造成一国一制。但是"一国两制"不是没有危险的，美国开国时以保障人权为前提，却又因为联邦制在南方姑息奴隶制度，终发生内战。日本在19世纪尽量学西欧，对农民生活则不顾及，也可以算作一国两制，而引起滔天战祸的悲剧。一国两制的精神需要彼此将眼光看远，在长久的历史中，找到合作的逻辑，而且今后也只有使两方更为接近，不致起来越远。

在技术方面讲，这一国两制的实行在今日中国必有很多困难，但是不是不可践的。六七十年前孙中山先生著三民主义就提到一方面即要限制私人资本，一方面又要扶植私人资本，骤看起来，也是自相矛盾，孙先生也被批评为不着实际，今日看来，实在是世界一般趋势。况且美国虽称资本主义国家，也并没有放弃限制私人资本的立场，而最令我们存信心的，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以任何"主义"解决问题都不可能是依样画葫芦，都是要处在绝境于"柳暗花明"之中突过难关，创造出一种新环境。英国实行民主，还保存一千年来一脉相承的皇室，日本的美浓部博士在第二次大战前作"天皇机关说"，大有离经叛道的意思。今日其学说即已为事实印证。中国过去在汉朝以儒家笼括法家、道家及阴阳家的思想。在隋唐时代又笼括了怫家的思想，都是在矛盾中得到统一。可见时势需要，即不可能亦成为可能。

这样解释历史，和很多人所说的"历史主义"（historicism）相近。粗看起来好像应该发生的事情都会发生，不应该发生的事情不能发生，伦理道德没有真实的意义，再强调说优胜劣败，"力量即是正义"（Might is right），但是这种社会天演论（Social Darwinism），乃前世纪遗物，也不是我读书的经验。

《万历十五年》指出道德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不可代替法律，但是从没有说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道德的观点应当远大。凡能先用法律及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先就扯上了一个道德问题。因为道德是一切意义的根源，不能分割，也不便妥协。如果道德上的争执持久不能解决，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远，则迟早必导致于战争。今日全世界处于原子武器的威胁下，我们讲学不得不特别谨慎。

在这种情形下看来，一国两制不仅是上天给中国人的一种难题，也是给中国的一种测验。道德虽高于法律及技术，但是要提出作争论的根据时，则要在法律及技术之后提出。不能经常提出，也不能在细微末节内提出。我写《万历十五年》的时候，和富路特先生作序的时候，还没有听到一国两制的说法，所以富先生还只说"极需要采取东西两方的经验"。而今日中国立即准备在十多年后收回香港，势必为大陆文化及海洋文化中的居间人。我在书中自序里说及"给中国留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至此已经更现实化，其期待也更迫切。

我离开中国已经36年，于1974年入美国籍，在个人讲，能在有生之日看到中国能在国际场合中发扬传统的"继绝世，举废国，柔远人，来百工"的精神。并且我自己能够在文字之间，稍尽绵力，增进各方的了解，也是以前没有料到的好事。写《万历十五年》的目的，当然不是以让中国"丢丑"为目的，反对狭义的道德观念也是对中外一体而言。因为我自己生活的经验觉得中外两方不是没有正义感，但是正义感放在局部的场合下使用，可能与初心相违。人世间很多残酷的事都用道德的名义去施行，也是中外古今一律。这篇文章以发扬积极性的精神为主，也用不着再一一举例驳正。

我这几十年在海外得到的一个重要经验，则是西方文化有一个重要长处，即是在犹太教及基督教传统里面承认人类有经常做错事的根源，其称为（original sin），也不能说它就是"性恶论"，和儒家的"性善说"相反。孔子说："观过，斯知仁。"孟子说："羞恶之心人皆有之。"也都是不待外间逼迫，自己承认过失。有这种认错的精神，也就表示人类有向善的趋向。这中外共通之点，我觉得今日很可以做广义道德观念的基础，也可以做世界历史的中心思想。狭义的道德观念基于狭义的宇宙观，就是武断地说出世界的根源如是，它的结局也必如是。这往往明为真理，实际带有自私的见解，并且预先摆下了一个变不认错的想法，其容易走极端，可以以希特勒的人种学说窥见之。我现在所说大历史的观点，一方面从小历史方面积结而来，一方面也受了德国思想家康德（lmmanuJKant）的影响，已经在1982年于上海出版的李约瑟博士脱寿辰论文集稍稍提及。如果用图解，则下面图中实线部分代表我们可以以经验证实的知识，即我自己所称大历史，虽包括中国商周到人民共和国已三千多年，在人类历史上讲，仍不过长弧线上的一个小段落。我们所认为的真理，也是在这小范围切身直觉而成。我们也还不能够知道宇宙结构的真原因和真目的，也很难预知今后的真结局与真趋势。用虚线表示这弧线的过去和未来，也仅仅是凭实线作根据，揣测而成。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样，都只能假定自然法规（natu－ral law）会要逐渐展开。下一代的人证实我们的发现，也可能检讨我们的错误，也就等于我们看到前一代的错误一样。

图上向外的箭头表示我们的道德观念，都有突出环境，创造新环境的征象。可是我们又无法脱离站住脚跟的基点。况且我们自己也有继续做错事的根性。这根性以向内的箭头表示之。所以我们所走的路线也只能在内外之间，亦即希望与现实之中的弧形路线，半出于我们的志愿，半由于其他条件推演而成。只是因为今日科技发展之故，旅行于弧线形的速率越来越快。我们只好把向外的箭头画长。这也是本文的宗旨，所以不惮再三解说，要把道德的范畴放得远大，历史观点代表人生哲学，不能受短时间的政策所掩蔽，尤其不能闭户造车，不顾外间情势的单独决定。

这一篇已经写得很长，我感谢编者及读者的耐性，知道我所谓大历史包涵一种大而化之的精神，作者无意自高自大，或是大而无当，或是尾大不掉。这文章今日能在中国发表，即是中国革命业已成功，全国已经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如果中国历史过去全靠自辟门径，今后则可以像太空的人造卫星一样，和其他人造卫星在空间联系，虽有所谓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的差别，也无妨大局。

我个人方面，不但希望中国与西方各国家有这样的联系，也仍希望把中国历史开诚布公的写好，可以促进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了解。据中猜想，今日很多国家外间称之为独裁或极权，其实其内部都还有很多不能在数目上管理的原因，历史家虽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从侧面分析，至少可以逐渐窥测这些问题的真貌。我因为有了这些宏愿，才胆敢自称为大历史观。"登高自卑"，《万历十五年》英文版书名中译则为《无关紧要的一五八七年》，也可以说是实行愚志的第一步。

谢选骏指出：人说“《万历十五年》虽有这样积极的表示，书中所写仍以暴露中国传统的弱点为主。即欧蒲台的书评，也觉得指斥中国不好的地方，应和指斥西方和美国不好的地方相提并论。”——我看这是皇帝不急太监急、假洋鬼子要比真洋鬼子更像鬼子。至于黄仁宇的以下说法更是缺乏常识——“民国肇造后，军阀割据，也是当然趋势。因为新的力量还没有产生，过渡期间，只能由私人军事势力撑持。这私人军事势力，限于交通通信等等条件的束缚，也只能在一两个省区里有效。省区外的竞争，更酿成混战局面。”——黄仁宇这个红色分子似乎完全不懂，秦末隋末的交通通信等等条件，难道要比二十世纪更为发达？否则，它们如何完成迅速统一？由此可见，所谓“黄仁宇的大历史”，类似老一辈无产阶级吹牛家的吐沫横飞。黄仁宇的目的仅仅是——“我这样解释历史，超过党派的分别，也超过国际的界限，即对重洋远隔的师长同学，以及在内战期间丧生的亡友灵前，才都讲得过去。”——他就是这么“面面光”的老滑头。所以他最后也来凑凑“一国两制”的热闹，终于做成了帮凶的文人。

（另起一页）

【第二部分】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人说——这是一部有关中国自先秦至元末历史的漫笔集。《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一书，列举了从春秋战国到元顺帝北撤约2000年历史中的几十个重要人物，细致入微的分析了中国历史进程因果。以人物为中心，通过其人其事及在历史关键处的作为，探究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特点，并以今天的立场加以分析。作者治史，每每从常人不经意的细节处入手，挖掘出极富启发性的新见，娓娓叙来，发人深省。《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所包括的内容自先秦至元末。其重点则在用“大历史观”论述中国历史，及表彰中国历史有它的特色，经过各朝代及政治上分裂的阶段，前后连贯。各篇虽大致以人物传记之体裁为主，所叙事之影响，已远逾当时人之人身经验。本书和黄仁宇的其他作品一样也较好地体现作者深厚的知识底蕴及其对中国历史的深刻领悟，亦深刻表现了作者的“大历史观”。

我看——这是一部“税吏眼中的历史”。

（另起一页）

【目录】

01、孔孟

02、秦始皇

03、李悝

04、司马迁和班固

05、文景之治

06、汉武帝

07、从霍光到王莽

08、何以改革者又是书呆子

09、西汉与东汉

10、光武中兴

11、宦官，女后，外戚和朋党

12、魏晋南北朝和浪漫主义

13、长期分裂时的悲剧

14、淝水之战

15、北魏拓跋氏

16、从分裂到统一

17、隋炀帝

18、贞观之治

19、武则天

20、渔阳鼙鼓动地来

21、九重城阙烟尘生

22、“藩镇之祸”的真面目

23、黄巢

24、五代十国

25、宋太祖赵匡胤

26、澶渊之盟

27、王安石变法

28、靖康耻

29、贾似道买公田

30、道学家

31、成吉思汗和忽必烈

32、忽必烈留下的传统

33、元顺帝

【01、孔孟】

　　

在儒家的传统中，孔孟总是形影相随，既有大成至圣，则有亚圣。既有《论语》，则有《孟子》。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他们的宗旨也始终相配合。《史记》说：“孟子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今人冯友兰，也把孔子比做苏格拉底，孟子却可以比做柏拉图。

但是我们仔细比较他们，却也发现很多不同的地方。最明显的，《论语》中所叙述的孔子，有一种轻松愉快的感觉，不如孟子凡事紧张。所以大成至圣能够以“君子坦荡荡”的风格，避免“小人常戚戚”的态度去保持他的悠闲。孔子令门人言志，只有曾皙最得他的赞许。而曾皙所说的，大致等于我们今天的郊游和野餐，“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月，咏而归”。与这种态度截然相对的是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主张。孔子还说饭菜不做好，这样不吃那样不吃，衣服也要色彩裁剪都合式。孟子却毫不忌讳地提出“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而且“老羸转乎沟壑，壮者散之四方”等辞句也经常出现在他的嘴中。

孔没有直接的提到人之性善或性恶。《论语》之中，“仁” 之一字，出现了６６次，没有两个地方解释完全相同。但是他既说出虽为圣贤，仍要经常警惕才能防范不仁的话，可见他认为性恶来自先天。他又说“观过，斯知仁矣”，好像这纠正错误，促使自己为善的能力，虽系主动的，但仍要由内外观察而产生。孟子则没有这样犹疑。他曾斩钉截铁的说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孔子自己承认，他一生学习，到７０岁才能随心所欲不逾矩。孟子的自信，则可以由他自己所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一句话里看出。这种道德力量，经他解释，纯系内在的由自我产生。所以他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也就是宣示人人都能做圣贤。

孔子对“礼” 非常尊重。孔子虽然称赞管仲对国事有贡献，但仍毫不迟疑地攻击他器用排场超过人臣的限度。颜渊是孔子的得意门徒，他死时孔子痛哭流涕，然而孔子却根据 “礼”的原则反对颜渊厚葬；又因为“礼”的需要，孔子见南子，使子路感到很不高兴。孔子虽不值阳货的为人，但为了礼尚往来，他仍想趁着阳货不在家的时候去回拜他。孟子就没有这样的耐性。齐宣王称病，他也称病。他见了梁襄王，出来就说：“望之不似人君。”鲁平公没有来拜访他，他也不去见鲁平公。他对各国国君的赠仪，或受或不受，全出己意。他做了齐国的吊丧正使，出使滕国，却始终不对副使谈及出使一事。

这中间的不同，不能说与孔孟二人的个性无关。或许《论语》与《孟子》两部书的取材记载不同，也有影响。但是至圣和亚圣，相去约两百年，中国的局势，已起了很大的变化。孟子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这八个字正好可以用来说明他们之间的距离。

孔子生于公元前５５１年，卒于公元前４７９年，是春秋时代的末期。孟子的生卒年月，虽不能确定，但是他最活跃的时间，也是战国时代的前中段。《孟子》一书开场即提到他见梁惠王，那是公元前３３６年的事，距离战国开始已６７年，又１１５年之后秦才灭六国统一中国。在春秋的时候，周朝的封建制度，已不能维持，但是还没有完全败坏。以前各小国各自为政，里面主持国政的卿和大夫以及担任下级军官的士，全部世袭，一切都按成规，也就是说，一切都接受“礼”的约束之原则已不再适用。但是公侯伯子男的互相征伐，仍以道德的名义出之。纵使叛逆篡位也还要邀请与自己利害相关的各方支持。但最最重要的是，这时的战事还未波及全民，不致使父母兄弟妻子离散。

春秋时代的车战，是一种贵族式的战争，有时彼此都以竞技的方式看待，布阵有一定的程序，交点也有公认的原则，也就是仍不离开“礼” 的约束。“不为己甚”是当日的一般趋势。根据原则，在某种情形之下，不追击敌人。在某种情形之下，不向主敌射击，不设险以谲诈取胜。既已给敌兵第一下的创伤，不乘势作第二次的戳刺。头发斑白的人，不拘为俘虏。这些态度与欧洲中古的骑士精神很相仿佛，虽然这些原则并不可能全部遵守，但是接战时间短促，参战的人数受车数的限制。总之，春秋时代的战事，显示了社会的不稳性。但战事本身，却不足以造成社会的全面性动荡。

针对这些条件，孔子对当日情形，还没有完全失望。他的闲雅代表着当日的社会，相对于战国的暴乱而言，还相当的宁静。所以他仍提倡“克己复礼”，显示着过去的社会秩序仍可以恢复。他有时也发牢骚，说什么“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和“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可是要他表示方针的时候，他的办法端在“正名”，也就是恢复一切事物原有的名分。“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更表现一腔复古的热忱。

孟子有时候被人称为有“革命性”，这是因为战国时代的动乱，使他知道，只是恢复故态而不改弦更张是不能济事的。齐人准备伐燕，他说燕可伐。齐宣王问他贵戚之卿应做的本分，他说： “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也就是容许废君而另立族中贤人。梁襄王问他：“天下恶乎定？”他答道：“定于一。”襄王又追着问：“孰能一之？” 孟子就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他又曾和梁惠王说过“地方百里，而可以王”。这已经不是孔子所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严格规矩了。

孟子开始游说的时候，也正是商鞅受刑，苏秦，张仪提倡合纵连横之季。战国七雄，已经准备长期间的大厮杀。虽然这时候的战事还没有像战国末季的那样剧烈—— 凡是年龄十五岁以上的都要向防地报到，降卒四十万或四十五万一起坑埋，所以这时已不再是春秋时代竞技式的战争了。商鞅相秦，第一件事就是“令民为什伍”，即是以一种军事组织的原则，加之全民。在战场上骑兵既登场，步兵人数也大量增加。“斩首六万”，“斩首七万”，已经开始见于各国的记录。孟子说“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这段话可能反映着当日各国备战的情节，也可以说是他对当日国君草菅人命的一种控诉。他所说的“民有饥色，野有饿莩”不可能是无的放矢。

在宋朝以后，《孟子》成为《四书》之一，实际上它占《四书》一半以上的篇幅，既为各朝经筵讲解之用，也为科举取士的标准。对中国思想史有无可形容的影响。而亚圣以慈悲为怀的心肠，为民请命，他讲的话有时也富有感情性，有时尤任直觉，例如“见牛未见羊”，“君子远庖厨”。他的性善论必定带着一种强迫性的推论。因人既生性为善，那么强迫人们保持这种天性也不算过分了。这关键处有如卢梭之论自由。他的低水准平等思想——例如“乐岁终身饱，凶年不免于死亡”，以及“省刑罚，薄税敛”，在一个简单的农业社会里，被奉作经典，同时也符合事实的需要。可是今日我们读《孟子》和《四书》全部，却不能一体视之为政治哲学，一定也要考究他们的历史背景，有时也要和孟子自己所说的一样，“尽信书不如无书”。

为什么孔子和孟子之间会有这样一股距离？为什么春秋阶段与战国阶段会有这样巨大的差别？为什么中国会如此早熟——在纸张都未发明，文书尚用竹简木片传抄之际，即出现至圣亚圣，而且与孟子同一世纪即出现了秦始皇，且对此后的中国有决定性的影响？

对于上述诸问题的背景，前人已经说过：是因为华北黄土地带，耕耘容易，农业既盛，人口增加，交通又便利，商业开始通有无，社会的流动性大。加以铸铁技术出现于春秋战国之间，影响到农具和兵器等等。这些解答都有根据，但是却没有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历史地理的特点。春秋战国间剧烈的变化，百家争鸣，最后又以暴力完成统一，在世界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现象。其经过应在下节提到秦始皇的时候追论之。

谢选骏指出：黄仁宇说，“春秋战国间剧烈的变化，百家争鸣，最后又以暴力完成统一，在世界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现象。”——我看作者缺乏世界历史的基本知识，否则不会说出这样没有常识的话。因为“剧烈变化、百家争鸣、最后又以暴力完成统一”——这明明是世界历史上普遍现象，两河流域、希腊罗马、印度波斯……都是如此。

【02、秦始皇】

在中国历史上秦始皇是一个令人寻思的人物，他在公元之前，就经过贾谊的责难。迄至近代，既受过章炳麟和萧一山的恭维，也受过顾颉刚和郭沫若的批判。可是我们的好奇心不能因这样的“褒贬”而满足。假使我们撇开嬴政的个性与作为，单说中国在公元前２２１年，也就是基督尚未诞生前约两百年，即已完成政治上的统一；并且此后以统一为常情，分裂为变态（纵使长期分裂，人心仍趋向统一，即使是流亡的朝廷，仍以统一为职志），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现象。我们也可以问，以欧洲人才之多，何以不曾在公元前后，同样由一个地方较偏僻，交通也不是顶便利的国家（有如波兰或保加利亚）作主，以几代的经营，打败英，德，法，意，奥和西班牙的联军，并吞他们的领土，断绝他们各国皇室的继承，并且将各国文字划一为一种共通的书写系统？这事不但在两千年前不可能，即使两千年后的拿破仑和希特勒都不敢存此念头。由此可知，中外历史之不同，不光是人才和个性的问题。

１９７４年之后，“秦俑”出土，这更增加我们思考的机会。这批陶器塑像据估计约为六到七千个，个个不同。从脸上的表情，还可以看出各人的年龄和性格。有时一人面目紧张，贴邻一人则轻松而微笑，士兵的头发，好像根据“规定”剃束，但发辫之间，既大同又有小异之处。他们所着靴鞋的鞋底有圆钉。所穿的甲，铁片以皮带穿贯，都根据实物丝毫不苟的模制，步兵和骑兵的制服也不同。并且这几千个塑像带着战车和兵器构成战斗队形，又能大概一致保存艺术和技术上的同一标准。这些地方，也使我们对秦始皇的为人，另有超过以往历史评价的感想。

比如说，以今日科技之发达，我们要重新塑制这几千个（也可能几万个，因为现在出土之秦俑，尚只有骊山陵墓东部带北的一角）陶俑，也势必要组成委员会，由军官，艺术家，科学家，工程师集思广益的研究设计，才制造得出来。秦始皇既为一个“焚书坑儒”的专制魔王，为何有这样的耐性？他为什么不以军事形式的雷同划一为原则，将几千个人像以模型翻砂式的套制，有如波斯大流士宫殿前的装潢，又有如罗马的康斯坦丁上在的侧面人像，成排结队的出现，既不必讲究生动，也毋须在艺术角度上斟酌？又很多人指摘秦始皇的迷信。像在陵墓附近配置陶俑就有迷信的嫌疑。可是他如果信神权的话，为什么不采取埃及的办法，将人像塑成几丈高，又设计为鸟头人身，或照印度的办法，造成三头六臂？而偏偏像希腊雅典一样，保存了集体作品之个别的美感？

这些问题，尚待研究。可是从新发现的资料来看，我们也敢确定中国初期早熟的政治统一，造成“书同文，车同轨”的局面，是一种有历史地理性的组织和一种带群众性质的运动，有如陶希圣和沈任远的提议，我们应从秦始皇的后面，看清战国时代的社会经济因素，认识农业技术的进步，商业的兴起，客卿在各国政治的地位，以及游侠的活动情形。这些因素，促使中国在秦的领导之下统一。

最近几十年来地质学，气象学和考古学的发现，也可以连贯到中国初期早熟的统一。中国文化发扬于黄河流域。黄河通过黄土地带。黄土铺盖着华北几省的广大地区，土质松疏，经常有１００尺到３００尺的深度，因之黄河夹带大量泥沙，随时有阻塞河床，冲破河堤，淹没人畜，损坏耕作物的可能，局部治理无济于事。本来世界主要河流夹带泥土４％或５％，已算很高，南美的亚马逊河夏季能带砂１０－１２％。然而１９４０年间在陕县附近的观测发现，黄河夹砂以重量计达４６％。夏季其中三个支流的夹砂量从４２．９－６３％。由此也可以看出这问题的严重和庞大了。

因为人口增加，农业技术之进步，所以即使是春秋时代，各小国在黄河附近筑堤也已经妨碍了彼此的安全。但有些国家，还恶意的将灾害加诸邻国。公元前６５１年齐桓公会诸侯于葵丘，其中有一段盟誓，在各种古籍之中记载略有不同，有的是“无曲防”，“毋曲堤”，有的是“毋雍泉”或“无障谷”。到战国期间，这问题加紧，公元前３３２年，赵国与齐魏作战即曾将黄河河堤决溃以浸淹对方（见诸《史记》）。又《孟子》一书中，提到治水十一次之多。亚圣自己就对白圭说：“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壑．．．吾子过矣！”足见光是治水一事，中国之中央集权，已无法避免。秦始皇并非不知道这事，他统一和国后碣石颂秦德，自称“决通川防”。他又改名黄河为“德水”，更称秦为“水德之始”，这都是确切的证据。

季候风与农业的关系，也促使中国在公元前趋向统一。中国农产区的雨量，８０％出现于夏季三个月内。季候风由菲律宾海循西北方向吹来，有赖于由新疆方向自西至东的旋风将这气流升高，才能将温度降低，使其中水分凝结为雨。这样一来，下雨或不下雨，全靠两种气流适时适地的聚会。要是它们经常在一处碰头，其地必有水灾；反之即有旱灾。《史记·货殖列传》里说：“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大饥”，已经表现出中国初期农业的艰难。姚善友从《图书集成》及其他资料统计，中国在民国前２２７０年，有旱灾１３９２次，水灾１６２１次，见于官方的报告（此外尚有虫灾，如“蜚”如 “螟”，经常见诸《春秋》）。到灾荒时，邻国如不加接济，是为“阻籴”，即可能发生战事。各诸侯可能因婚姻细故，个人恩怨及扩大地盘的野心而动兵戈，参与的人民则更因饥荒所迫而活跃从事。上述的葵丘之会，也有“无遏籴”的彼此保证。《左传》里记载因粮食问题发生的争执其著得有如公元前７２０年，郑国取温之麦，又取成周之禾。公元前６４７年晋国发生饥荒，秦国予以接济。次年秦国发生饥荒，晋国不感恩图报，反而阻籴。因此两国发生战争。叙事的时候，《左传》也提到“天灾流行，国家代有”。这次战争，秦国胜利，俘虏晋候。恰巧次年晋国“又饥”，秦伯再加以接济，并且说：“吾怨其君，而矜其民。”还有很多战事，书中未叙明原因，根据我们现在推想，类似争执必然不少。

从春秋到战国，上述背景，只能增加国与国间的冲突。根据周朝以前的规定，各国不能随便筑城设防。但这几百年长期扰攘，却大开各国违“礼” 筑城之门。有关的邻国，则因对方设防而备感威胁，更要先发制人。凡此种种设施，都增加中央集权的趋向。过去通过贵族的间接管制，像欧洲骑士样的职业军人都成往迹。现今则只有全面动员，履亩征赋。而且大国控制资源愈多，对赈灾恤邻更有效，参附的更多，是以有自然的因素支持兼并。春秋时楚国和随国冲突，一大一小即有“随民馁，楚之赢”的说法，战国的时候，梁惠王语孟子，“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经过如此的措施，他就觉得他的地盘应当扩大，人口应当增多。梁惠王个人的希望没有达到，他的想法却有长期历史上的合理性。

所以，全面竞争之后，小国无法生存，因而有趋向整个统一的趋势。始皇灭六国的期间，公元前２４３年“蝗蔽天下”，２３５年“天下大旱”，前２３０年和２２８年均是“大饥”，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嬴政又称自己的功劳为“堕坏城郭”和“夷去险阻”，也就是全国对内不设防，食粮全部流通。这样才能“振救黔首（老百姓），周定四极”。由此看来，再参阅战国以降战事的惨烈，和《孟子》经常提出的“若大旱之望云霓”，“途有饿莩”，以及“凶年饥岁．．．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之四方”，更感到我们无法责骂秦始皇，虽然我们无从赞同他焚书钳制思想，而他的坑儒（所坑的也未必都是儒），其行动残虐，更不是令人所能同意。无从“褒贬”之余，我们只好强调中国在公元之前统一，而且自嬴秦之后，以统一为正轨，实有天候和地理的力量支撑着。

还有一件事，我们无法忘记，即秦始皇是历史上“万里长城”的首创者。这是嬴政统一中国之后命蒙恬率兵三十万，收河南，伐匈奴，在团结对外的条件下，全面筑城。此举更表示他的极权政治，有实际的需要。这一事可以留着下面再说。

谢选骏指出：作者不懂，中国的统一，非秦始皇之功也，而是汉字使然。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可谓汉字乎！

【03、李悝】

　　

李悝（音魁）又名李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不常被提见的人。《汉书·食货志》有段记载：

陵夷至于战国，贵诈力而贱仁谊，先富有而后礼让。是时，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以为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参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石矣。又日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毋伤而农益劝。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岁终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

魏文侯在位于公元前４２４至３８７年，所以李悝是孔子和孟子间的人物，他的政策也表现着中国封建制度业已崩溃，各地域间的诸侯组织全民，发动生产的情形。《汉书·食货志》里这一段提到以小自耕农作纳税人，注重高度精密耕作，各农家仅有极少的收入，甚或不足，政府切身感到它的命运与上述小自耕农的生存有密切的关系。这些因素，一经透过历史，成为中国以后两千四百年立国的经常状态。

李悝的设施，也创造了一种计划经济的原始风格。社会的发展，不由它自身作主摸索而成；乃是由政治家以鸟瞰的态度裁夺。为什么中国的历史，在先秦就有这样的特色？我们追究当日背景，至少可以提出片面的解答。

中国的农业，开始于黄河中流的黄土地带。黄土的土壤能够垂直的堆砌，内中保留着很多由下至上的细管，因之地下的水分能够向上浸淫，不待灌溉，加以土质疏松，在农业初兴的时候，即用最原始的工具，也能在这地区耕耘。在公元前一千多年，同时在这地区出现无数的初期农业部落。将他们予以有系统的组织者，乃是周朝创业之主的文王之子，武王之弟的周公旦。他的设计，以“礼”为依归。所以有一部《周礼》的著作，至今仍传说作者为周公。

《周礼》的现今版本，在公元前后出现时即被斥为伪书。例如铜质货币出现于东周，较周公要迟好几百年，而《周礼》已经提及铸币的衙门，还解说政府要经常巡视市场，以纠察物价是否公平，商品是否符合标准。这书里也提及中央政府所直接控制的领土方千里，是谓“王畿千里”。此外每五百里见方为一“服”，共有九服。各服内的诸侯因距王都的距离不同，他们向中央政府应尽的义务也有差别。其实周都镐，在今日西安附近，并未向外每边等距离的拓地五千里。以当日技术之简陋，既不能在地图上精密的确定其疆界，也无从于实地立桩勒石。

《周礼》也提到井田制度，那更是中外学者争论的渊薮。有些人说每八家各有地一百亩是为私田，其中一百亩是为公田，有《诗经》为证。又有些人称井田之井为长方形而不是正方形，有些人更说井田整个不可能，全部系杜撰。

我们今日以长时间远距离的姿态观测，《周礼》确在很多地方表现当日行政的精髓，其实际作者是谁无关宏旨。倒是王畿千里外有九服的一种观念，却只用书中的一两句话，就已解释得明白。其症结则是中国的中央权力，在技术尚未展开之际，就先要组织千万军民，所以只好先造成理想的数学公式，向下笼罩着过去，很多地方依赖理解能力，不待详细的实地经验。我自己曾考唐朝均田制度遗下的资料，也看过宋朝财政的数字，以及明朝的统计，回来对井田制度的结论，则是在平地分田割土如切豆腐干，非不可能，如果确有此种机会，中国的官僚就会按文字行事。可是实际上最理想的办法，通常也不过将假设几何画案迁就于实地，按情形打折扣，再次之，正方形之井妥协而成长方形，甚至百亩变成七十亩五十亩，八家以七家六家顶着算数，都无不可。总之，有如王畿和九服，其用几何图案作理想的标准，不出“间架性的设计”，这是立法的基点，不是实际考成的尺度。

周朝人之所谓“礼”，也有一种广泛的解释。传统所谓“礼者理也又履也”，若以“背籴”（即邻国有饥荒，吝不加以粮食接济）一事解释，就是所谓“非礼也”，不仅不礼貌，而且不合情理，违反处世的基本原则。

利用这些条件，更通过宗法社会的组织，周朝创造了中国的封建制度。它和欧洲中世纪的feudal system以及日本迄至近世纪的“幕藩制”有若干相似的地方。原则上王室不直接编制全民，财政收入也按“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的间接交纳，层层节制，那土地当然不能买卖，要是土地易主，则根据遗传的金字塔，如“诸侯立家，大夫有二宗，士有隶，子弟”的组织，就会整个垮台了。

公元前６世纪以后，这种制度即无法维持，因为人口激增，货币通行，客卿活跃，战事动员波及全民，鲁国和郑国开始“履亩”“作赋”，也就是逾越过去间接管制的办法，国君开始向全民抽税。郑国和晋国又颁布刑法，更是摒弃礼的成规，去普遍的管制全民。上述李悝的“计划经济” 行于公元前５世纪和４世纪之间，其“尽地力之教”，也就是不受封建的约束。商鞅在秦国变法，行于公元前３５０年，更是全面扫除封建，而整个的代之以“郡县制”。此门一开，国君统制全民，土地可以买卖，官僚不再世袭。所以顾炎武说“封建之废，自周衰之日，而不自于秦也”。

从李悝的计算我们更可以看出一个重要的历史环节。当日天灾频仍，食粮价格极不稳定。《史记· 货殖列传》也说“夫籴，二十病农，九十病末”，“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因此可以看出米贵时石值铜币九十钱，贱时低至石二十钱，相差四倍半，即算平价仍有两倍半以上的出入。因之政府的方针，总在“平准”，也就是要做到“民毋伤而农益劝”。然则粮食生产，到底重要，所以种田的为“本业”，其他都成为“末业”。传统的重农政策以及低水准平等思想，由来如此。再则货币的流通，也以供食粮流通为第一使命。彭信威作《中国货币史》，称世界上历史中的货币只有两大系统，一是希腊罗马以贵金属作商人整批贸易的工具，一则是中国的贱金属货币，最初即已普遍的行使于民间。又因食粮价格波动之大，商人不一定能有无，也可以“背籴居奇”，这样又顺便解释了传统中国对商人歧视的由来。

从以上情形看来，中国立国最初即与西方迥异，其重点是技术上的着眼不同。先秦从封建到郡县，政治家依赖人类的智力，造成庞大的组织，是以美国法学家herrlee g. greel 即坚称中国在公元之前，已拥有２０世纪超级国家的姿态。可是郡县制也开官僚政治之先河。在公元之前即由皇帝遣派官僚向几千万人民征兵抽税受理诉讼及刑事案件，是超时代的政治早熟。因之更难放弃间架性的设计，以至于一般政令上面冠冕堂皇，下面有名无实，官僚间的逻辑被重视，其程度超过实际行政效能，又仪礼也可以代替行政，种种流弊，到二十世纪不止。而最大的毛病，则是西欧和日本都已以商业组织的精神一切按实情主持国政的时候，中国仍然是亿万军民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今日我们重读李悝“尽地力之教”的一段，也只能说他的视界宽，不能说他的眼光深。其以简单的数字，笼罩着大量农民，以现代眼光批判，虽早熟仍是原始式的组织。

谢选骏指出：黄仁宇把李悝列为要人，实为游击战的逃兵猫择洞（毛泽东）所发动的“批儒评法”运动之遗毒。

【04、司马迁和班固】

司马迁作《史记》，完成于汉武帝末年。班固作《汉书》，书未成而作者因过去与外戚窦宪的关系，死于狱中，事在和帝永元四年。一属西汉，一属东汉，相去公元前及公元后各约９０年。我们今日看来，这两部书好像联袂而出。其实它们间隔了１８０年的距离，等于我们之去前清嘉庆年代。

《史记》和《汉书》一为私人著作，另一书稿则经皇帝看过，有国史的色彩。司马迁自称“成一家之言”和“藏之名山”，已经和班固作书的宗旨不同。况且《史记》是通史，《汉书》是断代史。两位作家的个性癖好不同，也使他们取材行文之间，有相当的出入。然则公元前９０年和公元后９０年，中国的作家和思想家所处的环境已有大幅度的变化。其中一个重要的关键，在于汉武帝用董仲舒之建议，罢斥百家，独尊儒术。其实汉朝立国行杂霸之制，有法家思想，文景之际，施政又有道家精神，董仲舒自己的著作，还参和着阴阳五行的成分涉及灾异。总之整个汉代思想，是一种有选择性的大综合，早经中外学者阐释。我们在这里要特别强调指出的，董仲舒之尊儒，并不是以尊儒为目的，而是树立一种统一帝国的正规思想，这有他自己的言辞为证。他曾对汉武帝说：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异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纪统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这段话否定学术的独立性，坦白的承认提倡学术，旨在支持当今政权。武帝之置五经博士，立学校之官，举贤良，都根据这宗旨着眼，从此中国庞大的文官集团，有了他们施政的正统逻辑。司马迁和董仲舒同时，他读书不受这政策的影响。而班固年轻时“正规的”儒家思想，已有一百多年的基础。况且后汉创业之主光武帝刘秀自己就曾为大学生。第二个皇帝明帝刘庄更以学者自居，曾在辟雍（大礼堂）讲尚书。第三个皇帝章帝刘坦亲自在白虎观制定五经异同，班固也在列。在这种政权领导下的环境里著书，就难脱离国家所定标准的束缚了。

司马迁和班固一样，自称是周公和孔子的信徒。可是今日我们一打开《史记》，随意翻阅三五处，即可以体会到作者带着一种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作风，爽快淋漓，不拘形迹，无腐儒气息。他自称“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应当是一种真实的写照。他所崇奉的“士为知己用，女为悦己容”也可以说是归源于儒家道德，可是这立场就已经和经过正统限制的所谓儒家不同了。

《史记》里写荆轲和高渐离饮酒击筑，又歌又泣，旁若无人，已近于董仲舒所说的“邪辟”。并且项羽是汉高祖刘邦的死对头，而《史记》里的〈项羽本纪〉排列在〈高祖本纪〉之前（若在后代必称“项酋”“伪楚”，而“本纪”只能降格为“载记”）。文中又把项羽写成一个虽暴躁却又浑憨可爱的角色，其英雄末路，令人怜惜。与之相较，刘邦反像一个伪君子。而司马迁形容吕后残虐戚夫人，以致她亲生的儿子孝惠帝指斥她“此非人所为”。班固作“汉书”时，有关刘邦的一段，还大致采取司马迁的材料。但是他的〈高后记〉则隐恶扬善，对戚夫人事一字不提，而只在书末〈外戚传〉内叙及。

《史记》除了〈刺客列传〉之外，还有〈滑稽列传〉，〈日者列传〉和〈龟策列传〉可谓涉及九流三教，有呈现整个社会之剖面的样子。班固书里虽有〈东方朔传〉，却不再缕列非正派或下流的文化资料。

司马迁借着〈货殖列传〉发挥他个人的私利观。“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他又说：“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而且从他看来，贫穷是耻。“若至家贫亲老，妻子软弱，岁时无以祭祀进食，饮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惭耻，则无所比矣！”迟至今日两千多年之后，很多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或敢心里如此想，恐怕不会有很多人嘴里能如此说。

也因其如此，司马迁就受到班固的指责。《汉书》里就有〈司马迁传〉，内中批评他“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这些地方还不足十分的表现班固的正统思想，最使我们看出他的作品在历史上是属于“罢斥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产物者，乃是《汉书》里的卷二十〈古今人表〉。这表里列有古人１９３１人，包括传奇式的人物如女娲氏有巢氏，《论语》中有名的孔门弟子，《春秋》中的国君等，至于秦亡为止。而由作史者“显善昭恶”的按上上至下下区分为三等九则。内中得“上上圣人”者十四人，包括三皇五帝；而以周公孔子殿后。仲尼之外即再无圣人，虽孟子只与颜渊，管仲同属“上中仁人”。老子与商鞅，申子，墨翟，韩非都属“中上”，与孙膑白起一流。刺客荆轲则为中中和孟尝君吕不韦同品。而“下下愚人”里既有蚩尤，共工，三苗，也有倾国倾城的褒姒和妲己。秦始皇虽焚书坑儒，班固只贬之为中下，因为他下面还有二世胡亥列入 “下中”，宦官赵高列入“下下”。

从我个人的眼光看来，除非作者束发受教以来，就先培养了一段“常经”和“异道”的观念，决难如此只凭古书里一句一段的叙述即能将这么多的人物列表区分其品格，有如衡量其材之长短。

因此我们也可以推想世俗观念中的儒家的拘泥，并不一定是孔子和他门徒的真性格。多方面那些呆板的型式，还是后人之所造作，其目的在维持文官集团的紧凑。总算还是中国读书人的运气好，得有太史公司马迁在兰台令班固之前写作，否则没有《史记》，径由《汉书》开二十三史之端，中国史学的传统，必更趋向“文以载道”的方针，更缺乏“百家殊方”的真实性和生动活泼了。

谢选骏指出：把司马迁和班固放在文景之治之前加以论述，毫无历史的脉络可循；比把李悝放在秦始皇之后论述，更加无厘头。这算是什么“数字管理”啊。

【05、文景之治】

汉朝于公元前２０２年统一全国，分封异姓功臣为王者七国，同姓子弟为王者九国。又有侯国一百余。封侯只食邑，不理民政。王国则俨然独立，“宫室百官同制京师”。这只算是中央权力还没有稳定之前，“不为假王填之，其势不定”的临时办法。所以帝业一确定，刘邦和吕后，就用种种方法，去消灭异姓功臣。内中只有长沙王吴芮被封四月之后病故，可算善终，又四传之后无嗣才除国。其他或遭擒杀，或被逼而亡命于匈奴，统统没有好结果。

而吕后以女主专政，以吕产为相国，吕禄为上将军。吕氏封有三王，引起朝内大臣和朝外诸王嫉妒，酿成“诸吕之乱”。直到吕家势力被扑灭，文帝刘恒被拥戴登极，汉朝帝业，才算稳定。文帝在位２３年，传位于儿子刘启，是为景帝，在位１６年。这３９年，从公元前１７９年到１４１年，汉朝的政局，开始正规化。根据传统谥法，“道德博闻曰文”，“由义而济曰景”。文与景都是上好称呼。而刘恒与刘启间轻刑法，减赋税，亲儒臣，求贤良，年岁收成不好就下诏责己，又不大更张，一意与民休息。其恭俭无为，在中国历史上造成“文景之治”，是中国统一以来第一次经历史家称羡的时期。

可是今日我们从长时期远距离的立场看来，这一段历史，也要赋予一种新的解释。

中国因赈灾治水及防“虏” 需要，在公元之前就完成了统一，在政治上成为一种超时期的早熟。汉高祖刘邦还沛县时，作歌鸣志自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可见得他在不经意的时候已经把个人功业和国家安危看作一体。创业既艰难，守成也不容易。因此他与吕后总以巩固新朝代为前提，甚至屠杀功臣，不择手段。从个人的立场，我们不能对他们同情。其残酷少恩，至少和“闻一不义杀一不辜虽得天下不为”的宗旨相违。可是从公众利益着想，我们却又感觉到因当日情况，他们只身负责天下一统的局面之棘手，诚有如１７００年后西方的马基维利著《威权皇子》时所说，执政者的恩怨与个人恩怨不同。司马迁记刘邦听说吕后已将他得意功臣韩

信处死时，“且喜且怜之”，班固亦称“且喜且哀之”。这样的记述和其他文字上描写汉高祖的情形一致，应当是基于事实。

在纸张还未出现文书还靠木简传递之际，中国已经在一个广大的领域上完成统一，不能说不是一大成就。可是今后中国两千年仍要对这成就付出相当代价。各地区间经济因素的成长，是这些地区特殊社会与特殊文化的张本，也就是地方分权的根据。在此种因素及其广泛实施和有关习惯法制都没有发展之际，就先笼头套上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以后地方分权，就无凭藉。各地方连自治的能力都没有，又何遑论及民权？因此就只有皇权的膨胀与巩固。

文景之治，表面上人民受惠，然则其施政不出于“开明专制”的典型。我们也知道：在一个广大的领域之上行专制，必自命开明。因为它执掌绝对的皇权，除了以“受天命”和“替百姓服务”之外，找不出一个更好支持它本身存在及其作为的逻辑。其真伪不论，即算它做得最好，顶多亦不过“民享”，而不是“民治”，长期如此，其权力必凝固而为官僚政治。

在文景之治的阶段里，最重要的一个变动，乃是公元前１５４年“七国之乱”，吴王刘濞是汉高祖的侄子。他的长子刘贤在文帝时侍从皇太子即是后来的景帝饮酒博弈，两人发生争执，刘贤被景帝打死，皇室将他的尸体送还吴国归葬，而吴王坚持送他回长安埋葬，有让文帝景帝受道德责谴的样子，并且兹后即称病不朝。因此这纠葛及人命案可以视作以后吴楚叛变私下里的一个原因。

实际上还有一个原因，则是吴国处于长江下游，煎矿得铜，煮水为盐，吴王即利用这商业的财富，减轻并替代人民的赋税，因之得民心。他又收容人才，接纳各地“豪杰”。根据当日的观念，造反不一定要有存心叛变的证据，只要有叛变的能力也可以算数。所以御史大夫（皇帝的机要秘书长）晁错就说：“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已指出一个地方政治经济和法制因素不能任之自由发展的道理。

果然因削藩一事吴王刘濞反，其他楚，赵，济南，留川，胶东，胶西也反，以诛晁错为名。景帝起先倚错为先朝重臣图吴，这时又受袁盎之计杀错。晁错奉皇帝之召议事，他穿朝衣晋谒，不料被骗，临头碰上一个离间君臣大逆不道的罪名被车载东市而斩首。这样七王就失去了称兵所凭藉的理由。

七国的叛变，也因先朝宿将周亚夫的指挥得当，不出三月而事平，七王皆死，首事者妻子入宫为奴。又１１年景帝又以条侯太尉周亚夫“此央央非少主臣也”，也就是看出他经常带有不高兴和不服气的态度，很难在继位皇帝下做社稷之臣的样子，找着细故将他下狱死。这时汉朝同姓子弟的王国，或国除改为郡县，或被分裂为小王国，其官僚亦由朝廷遣派，一到汉武帝初年，残存的王国更有名无实，汉朝实际已恢复秦朝全面郡县的体制。司马迁作〈景帝纪〉时，注重刘启一朝，为“安危之机”。只有班彪班固父子作《汉书》时才强调文帝“宽忍”，景帝“遵业”。又提出“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的歌颂。

中国官僚制度之下，皇帝是一切争端和是非的最高裁判者，即使对付技术问题，也必予以道德名义。很多事情其解决办法又要迅速确断，因此通常惨酷少恩。汉朝的皇帝中，只有第七位宣帝刘询对此情节了解最深，而且直言不讳。他的太子见他因大臣稍出不逊之辞，即将他们处死作诤谏，宣帝即作色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并且叹说：“乱我家者，必太子也！”

这些事迹使我们知道历史资料，不仅是“真人实事”，里面经常有很多牵涉入了有待我们重新考虑的情节。我们读史，尤其要注意古今环境之不同，及我们的立场与作者立场的差异。

谢选骏指出：由于上面的叙述，不难发现，黄仁宇深受1960、1970年代流行于中国大陆的毛泽东“影射史学”的影响。他由于身在美国而不是身在台湾，使得这种影响成为可能。

【06、汉武帝】

在中国历史书内“秦皇汉武”经常互相衔接。而且一提到汉武帝，又离不开“好大喜功”的评价。今天我们看他的纪录，不能否定他是一个特出的人物；但他的功业，仍要在长期的历史上评判。最重要的一点，则是他所开创的局面，后人无法继续。所以我们读他的传记，一定要上与“文景之治”相陪联袂，而下面“从霍光到王莽”，更与他一生有不可分离的关系。

汉武帝刘彻，出身离奇。他的母亲王氏进宫前已婚，曾嫁作金家妇，生有一女。她的母亲亦即是未来皇帝的外祖母，强将她从金家夺回，进与皇太子，是为景帝。刘彻生于公元前１５６年，至１４１年登基，实足年龄当不过１５岁。兹后他在位５４年，在中国历史上两千多年来是享国最长的君主。这纪录直到１８世纪才为清朝的康熙打破。

从各种资料看来，刘彻的胆子大，也富有想象力，如他常化装微行，几遇不测。他打算进攻西南夷，就在长安附近凿地作“昆明池”，以便习练水军。在其他范围之内他也不拘形迹。例如他母亲曾再婚，又有金氏女，人家都隐匿不敢提及，他听到此事，就公然亲自寻访他的半姊，并赐她名号田宅。他的皇后卫子夫曾为歌伎，他宠爱的李夫人，曾为娼女。汉武帝也不是一介蛮夫，没有文华辞藻的雅致。他的宫廷里，既有正派的儒生如董仲舒，也有恢谐人物如东方朔，更有名士如司马相如。我们再看他悼李夫人的赋（班固称武帝自作），“秋气潜以凄泪兮，桂枝落而销亡”。而且他又似乎看见李夫人的形影，作诗：“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来迟！”则又可以想象他不是没有情感的人物。

刘彻未曾在战场里实际指挥作战，但是每有重要战事的部署，今人所谓“战斗序列”的安排都是由他自己作主。而且他也知人善用。卫青是卫子夫的弟弟，霍去病又是卫青的侄子，都以外戚创立不世军功。霍光与霍去病为异母兄弟，兹后更成为汉朝宫廷里的中枢人物。只有李夫人之兄李广利被任为贰师将军，作战不利降于匈奴才算是武帝任人的最大失策。武帝对待臣属，也视人而定。他可以在厕所里见大将军卫青，也可以平常燕居的服装接见大臣，只有右内史（助理机要秘书）汲黯老是据事直言，皇帝偏偏怕他，非戴冠整容，否则宁退避帐中，不去见他。后来因淮阳地方难治，召拜汲黯为太守，汲黯辞不肯就，皇帝就说：“顾淮阳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他也就知道仅以此直言忠臣的名气，就不须特别振作，也可以把这地方处理得很好。后来汲黯在淮阳１０年，死在任所。

可是汉武帝也有一般专制魔王的毛病。他一巡视各地区，当地太守或因供应不周，或因境内配置不如法，纷纷避罪自杀。到他在位后期，朝中也为恐怖政治所笼罩。亲信的大臣如丞相及御史大夫也因小事互相倾轧，失败的只能以身死解脱。皇帝自身即相信神仙，亟求长生不死。他偶一卧病，就相信有人以巫蛊害他。“蛊” 音古，以三个虫字摆在一个“皿”字之上，乃是根据民间传说，巫者将毒虫毒蛇，放在一个器皿之中，让它们互相吞并淘汰，最后一个硕果仅存的怪物，是为蛊。巫者即操纵着这精灵，用咒诅符录削制木人埋蛊地下诸等方式谋害敌对。公元前９１年，刘彻生病，左右传说宫中有巫蛊牵涉皇后及太子刘据。原来武帝严刑峻法，太子仁慈，常有平反。执法大臣深怕刘据一日嗣位，对他们不利。而水衡都尉（管宫殿附近林园）江充，又是“直指绣衣使者”（特务头目）更加离间。刘彻在别宫养病，即皇后皇太子请问皇帝，也不得达。皇太子忿怒之余擒住江充将他处死，于是长安纷称太子谋反。因之两方都召集军队，保皇党与皇太子党在京城大战五日， “死者数万”。结果皇太子兵败自杀，皇后卫子夫也自杀，卫青则已前死。武帝后来悔悟，建“思子宫”，又作“归来望思之台”。

４年之后，武帝临危，才立一个８岁孩子刘弗陵为太子，是为昭帝，而皇帝也将太子的亲母弋夫人赐死，其原因是“往古国家所以乱由主少母壮也”。而霍光等即被托“行周公之事”。

为什么一个如此精明强干万机独断的君主，到处置立嗣继统的时候，如此愚暗而没有主张？甚至父子以兵戈相见，贻祸军民？这断不是刘彻和刘据两从间单独的问题，而与武帝所一手布置的西汉帝国有关。

武帝刘彻承文景之后，继续中央集权。公元前１２７年饬诸侯推恩分子弟邑，令各条上。１２２年又由削藩引起淮南王和江都王反叛，削平之后，“列侯豪杰死数万”。公元前１１２年又因诸侯供奉皇室的酬金成色不合及不如额，夺爵者１０６人。自高祖以来封侯者至此罢免殆尽。而武帝用桑弘羊，东郭咸阳，孔仅理财，不能被我们轻率地视作“商人参政”。他们并没有利用商业组织及商人资本去增进政府的功能，也没有利用政府威权去扶助商业之发展，以便扩大兹后的财源。而鹿币算缗平准均输等无一不是临时筹款的办法，用作军需的消耗。这样一来，皇帝高高在上统制约五千万到六千万的人民，当中没有一个有效的中层机构或根据地方沿革，或倚赖经济利害，作上下间的枢纽。即太守刺史也无非皇帝的代表，各地选举孝廉，也仍只能承奉中枢的意旨，因此皇帝的作为，更只能扩充及保障自身的权威。这种情形，表现着中国传统君主专制的一个最大弱点。

钱穆曾说：“中央恭俭无为之治，不能再掩塞社会各方之活气。”汉武的办法，那是利用一种运动，代替组织之不足。如果各地参差不齐，又无法扶植他们作不均衡的发展，则全面动员，经常活动，也可以算作一种出路。有人就说他“鹰击为治”。他自己也曾对卫青说：“一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等如今人所谓“将问题外界化”。

只是汉武平定南越，进兵朝鲜，加兵于西南夷，用张骞通西域，凡是本于历史地理上中国传统威力能及之处，都已到达，或已超过。而他八次攻匈奴，也已用尽人武部兵力。游牧民族与汉民族作战，有中国不能企及之处，在于他们平时战时，都是骑兵，无须动员。他们进攻或剽窃，经常获得战果。中国之征匈奴，有如御史成进所云，“从之如搏影”。公元前１１９年刘彻之攻匈奴，可算是汉军一大胜利，但是如时人所说，“千里负担馈馕，率十余钟致一石”。以致出塞官私马１４万匹，辎重不计，入塞不满３万。到武帝末年，“兵革数动，民多买复，及五大夫，千夫，征发之士益鲜”。也就是很多百姓早已出钱免役，到征兵时连下级军官军士级以下的人员都不容易凑数了。

武帝的力量全靠这对内中央集权对外经常征伐支持。他治下之道不拾遗，乃是在严格捕盗法令下，一次株连几百人以至近千人的威势下逼成，如此已半个世纪。一到他的运动发生困难，他的组织上的弱点也容易给人看穿。在这时候发生继承问题，不仅他自己感到为难，他的臣下左右，也都在私下窃议自身祸福。迷信与误会，以及刘彻刘据个性之不同，再加以官僚间动辄人事僵化的趋向，只更助成其家庭悲剧。

然则中国政治上的初期早熟，不待经济与法制的组织力量之展开，已如前述。汉武帝登极之三年，即公元前１３８年，“河水溢于平原，大饥，人相食”的事实，已出现于官方记录。也就是表现着自然的力量无可推避，因治水与救荒，中国即须组织大帝国对付，武帝本纪内也常有忧水患忧灾荒的叙述。而北方绵亘两千多里的国防线与“１５英寸雨量线”吻合。线之西北，经年雨量不及１５英寸，无法经营农业，只是游牧民族出入之处，这威胁也强迫中国统一对付。刘彻用卫青霍去病“度幕”（贯穿沙漠地带），不失为军事史上的壮举，只是他想消灭匈奴的希望，却无法实现。兹后１５英寸雨量线间两方的厮杀，还要继续约２０００年，直到康熙帝以新式火炮打败噶尔丹迫他自杀，才解除了游牧民族骑兵的优势，可见得历史并非全是人为，我们２２００年后叙及秦皇汉武更无法忽视天候地理因素之重要。

谢选骏指出：人说“汉武帝刘彻，出身离奇。他的母亲王氏进宫前已婚，曾嫁作金家妇，生有一女。她的母亲亦即是后来的汉武帝的外祖母，强将她从金家夺回，进与当时的皇太子、后来的景帝。”

我看汉武帝分明是庶出身份，其母的出身还特卑微，这家伙为何依旧能够登上皇位？这可能是一场宫廷阴谋的结果，所以“刘彻生于公元前１５６年，至１４１年登基，实足年龄当不过１５岁。……而后来的卫青和汉武帝互娶对方的姐姐，一开始是汉武帝的小舅子，然后又成了汉武帝的姐夫”——人们惊讶汉武大帝重用的霍去病竟是私生子，那是因为他们不懂汉武帝也有这个嫌疑——他的妈妈和秦始皇的妈妈都是“二锅头”，不是原装的；偷梁换柱的可能性太大了，而秦皇汉武的名义上先皇，又偏巧是爱喝二锅头的窝囊废。中国史书为何“秦皇汉武”经常相提并论？因为这俩“雄才大略”可能都是私生子——例如，这俩活宝的“母亲偷人”都是板上钉钉的！毛泽东不懂这个，所以说“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他要是多读点历史，再多点脑浆，就会写到“惜秦皇汉武，都是私生……不识弯弓射大屌”了。纵观汉武帝的一生，种种折腾，都不像正常人所为，尤其他割掉司马迁生殖器一事，完全是“性变态分子”的犯罪行为——有理由严重怀疑，这是出于他的私生子情结。

【07、从霍光到王莽】

霍光于公元前８７年受汉武帝遗命以大将军的身分辅助８岁的昭帝，事昭帝１３年。昭帝无后，霍光迎昌邑王刘贺继位，不出一月，因他“昏乱”，夺去他的皇帝玺绶，另迎武帝曾孙刘询登极，是为宣帝。再６年而霍光去世，事在公元前６８年。

王莽于公元前一年为大司马（根据习惯至此已有摄政王的声望），也因为哀帝无嗣，迎中山王９岁儿子刘街为嗣，是为平帝。他在位５年，相传为王莽毒死。兹后王莽又立了一个两岁孩子孺子婴继位，他自己以大司马的身分进为安汉公，先“居摄”，次为“假皇帝”，至公元９年以“新”代“汉”，“即真天子位”。他篡位之后也做了１４年多的皇帝，于公元２３年为民兵所杀。

他们两人间相去约七八十年。传统历史家把霍光比作伊尹周公。他受命时，已“出入禁闼二十余年，出则奉车，入侍左右，小心谨慎，未尝有过，为人沈静详审”。王莽则像貌类禽兽，“侈口厥逊，露眼赤精，大声而嘶”。他起先谦恭下士，后来以丹书符契，证明他天授践祚。到他登极时，又亲执孺子之物而泣曰：“昔周公摄位，终得复子明辟，今予独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

总而言之，这两人一真一假，传统的作史者，务必要强调他们间的差别，以作后人殷鉴。今日我们读史，就算承认其间的真伪，已不是重点之所在，以现在的眼光看来，从霍光到王莽，即是西汉后半期自武帝后一百年不到的时间内，中央政权已无从合理化。

这时间有皇帝６人，即昭帝刘弗陵，宣帝刘询，元帝刘爽，成帝刘骜，哀帝刘欣与平帝刘街。他们御宇的期间，综合不算过短。其中宣帝在位２５年，元帝在位１６年，成帝也在位２６年，而他们三人又是父子孙一脉相承，如果他们要创立一种制度，当然有充分的时间。

然而，因为中国在公元前统一为政治上的初期早熟，既无各地确实统计数字，也不能区划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在囫囵情形之下，凡事靠在位者及摄政者随时摆布。真理总是由上至下，施政的名义为道德，执法时只有至善与极恶，其生杀予夺，只引起朝中官员不安。恰巧昭，成，哀，平都无嗣，又要在皇室支裔里找继承人。每次人选二三十人，或多至四五十人，又不照出生顺序选长，通常取幼辈以便于操纵，这样就增加女主的重要。汉朝皇后平日无实权，也任皇帝弃废。只是皇帝一死，皇后成为皇太后，收玺绶，对择嗣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一安排，就更使外戚的地位突显。

霍光也是外戚，他与武帝卫皇后家里过去的情形不说，武帝之后又有新关系，恰巧他的儿女又多，他与夫人显共有七女一男。霍光与金日弹及上官桀同受武帝托孤，乃以二人分嫁金之子金赏及上官之子上官安。金日弹不久病死，不涉及下述纠葛。上官安及霍光之女生女才６岁，即立为昭帝的皇后。她１６岁成为皇太后，以后霍光的废立由这外甥女上官皇太后出面作主。

事情还不止如此简单。公元前８０年，也还是昭帝时代，上官桀，上官安及御史大夫（机要秘书长）桑弘羊被告阴谋废昭帝而迎燕王刘旦为帝，各人都以谋反判死刑，燕王自杀，霍光才成为朝中唯一首要，“威震海内”。《汉书》说：“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迄十三年，百姓充实，四夷宾服。”

可是公元前８１年，也就是上官家谋反的前一年，昭帝朝中由各地选举之“贤良”及“文学”和政府官员辩论盐铁专利及最近颁布的沽酒公卖是否应当继续。其记录即为有名的《盐铁论》。单从这文件看来，我们也可以想象霍光做为独裁者的地位，并不十分巩固。就当时制度而言，除非环境逼迫，他断难有兴致将已行政策，招集大批事不干己的书生评论。事实上贤良和文学虽想废除政府专卖，但争辩时却不着实际的憧憬于一种泛称“教化”的政治哲学，政府方面除桑弘羊外，还有丞相田千秋，他们均能缕举实情反驳。结果只将沽酒公卖停止，盐铁仍由政府专利。《汉书·食货志》就针对此事说：“弘羊自以为国兴大利，伐其功，欲为子弟得官，怨望大将军霍光，遂与上官桀等谋反，诛灭。”

所谓谋反的真相无法证实，其背景则是昭帝时代，霍光权势还未十分肯定的时候，有赖桑弘羊“舌战群儒”的替他维持盐铁专利，但又不愿和他分权，才又因事牵涉到上官一家，其目的在继续巩固他独头政治的力量，已有端倪。

昭帝既没，昌邑王召后被废，霍光才立宣帝。这时候皇后人选又成了问题，群臣有意霍光之少女霍成君，但是宣帝已有许平君，并已生子即未来之元帝，在他坚持之下许后得立，其后霍夫人显，也不与霍光商量，径遣人入宫以药鸩杀许后，这样霍成君才继之为皇后。如是又４年，直到公元前６６年，时霍光已逝世２年，霍家鸩杀许后的情节才被暴露，起先皇帝的态度改变，接着霍家人事也更动，诸女婿的执兵权者一一他派。霍光之子霍禹知道旧事必被追究，想要造反未遂，密报已达御前，于是皇后被废，霍夫人显以下及诸婿，又霍去病（霍光异母兄）之后人等除自杀外都以大逆罪处死。霍家二十年来的声势宣赫，至此和他们相连坐被诛灭的数十家。

传统的史料里有很多类此的资料，我们对当中纷乱的情形还难能溯本归源的看得清楚，更无法确切判断其间是非真伪。然则皇座前后左右的暧昧游离，只是暴露寡头政治的弱点。也不一定是当事人的旨趣所在。霍光未曾统兵作战，但是他为大将军，儿子亲戚都拥重兵，拱卫朝廷。昭帝对他“虚己敛容”。宣帝则因“大将军光从骖乘，上内严惮之，若有芒刺在背”。《汉书》引茂陵徐福说：“霍氏秉权日久，害之者多矣”。这“害”字乃是指以他为害，亦即是痛恨他们的人多极了。

宣帝实际控制大权之后，减赋税，降低盐价，增加下级官吏的待遇。好在匈奴也分作数支，呼韩邪单于来朝，西汉帝国可以减少边戍。西部藏族的羌人蠢动，也能够以赵充国之屯田对付，因之历史上宣帝获得“中兴”的名称。其实亲儒生，倡仁政，也是从武帝以来的扩充政策改变为收缩政策。武帝于公元前１１２年将袭侯爵的１０６人革除为平民，宣帝又到处招寻他们的后裔，加以慰问及赏赐，其主旨在收揽人心。武帝的过度中央集权，固然不能继续，但是中兴之帝王没有加强其组织，先采取消极手段，也只是放弃其控制的力量，况且，宣帝也没有正心诚意的行仁政。京兆尹赵广汉，左冯翔（等于京城郊区市长），韩延寿之被判死刑，千年以后司马光还为他们抱不平。司马迁之外孙杨恽曾与友人书称“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不过私下里讽议朝廷糊涂，竟因之以“大逆不道”被腰斩。宣帝的儿子元帝向他谏劝，他就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即是自认以威势向下制压，造成片面的恐怖政治，在他已是既定方针。

元帝反其道而行，却又被历史家称为“柔仁好儒”。他也是音乐家，能吹奏各种乐器，又能被歌声度曲。成帝嗜酒，好微行，宠爱赵飞燕姊妹。这两个女人都以美善著名。成帝则立其姊为后，妹为昭仪，以至无嗣。一天早上从昭仪床上起来，突然言语失灵行动僵仆的死去。各情形都符合传统亡国之君的尺度。

而元帝之后王政君的父亲则有八男四女，她以成帝生母之资格做皇太后，于是王家十侯五大司马，“外戚莫盛焉”，终构成王莽篡位的条件。

其实这时的大司马，只能加威于朝廷百官，王家兄弟，也并不相得。王凤和王商就互相竞争，王音和王谭，也不和谐。王莽由侄辈突出，大部靠自己贤能的名誉作本钱，因之能获得作赋名手扬雄以及宗室刘歆等的支持。西汉帝国的问题，则是中央政府逐渐失去对下层的控制，黄河决堤，流民无法周济，也有其他水旱疫疾之灾。当日的观念，总以为种田的太少，作其他事的太多，总是“舍本逐末”。朝廷能提出的办法，又无非吏治，即提拨好人，惩罚坏人。据 michael loewe 的研究，西汉皇帝从公元前１７８年到公元前２年因天文及各种阴阳五行的奇异现象发诏书５７次。迄至公元前７２年，亦即是迄至霍光主政中期，这种诏书下得少，即下时也多指奇异现象为好兆。以后则下此类诏书４４次，又动辄称灾异非国家之福。我们若翻阅《汉书》里面的帝纪，内中摘录的文件可称“罪己诏”的，宣帝有８次，元帝有１３次，成帝又有１２次，这样接二连三承认中枢领导无力，希望以精诚感动军民，即是在传统中国，也不常见。公元前１９年成帝诏称“黎民娄困于饥寒”，以及“帝王之道日以陵夷”，不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所以王莽纵矫诈，他所处的背景，则是当日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西汉的朝廷就产生不了一个强有力的领袖。从他的立场看来，除了篡位之处，也没有办法打开出路了。

谢选骏指出：古人虽然不懂遗传学，误以为男人是种子，女人只是田地，所以男孩都是男人的后代……但是凭借动物本能，外戚还是获得了分庭抗礼的非法地位，并且能够时时作乱——这都是中央集权的宫廷弊害所致。

【08、何以改革者又是书呆子】

王莽何以会失败，曾引起中外学者的争论。５０年前，还有人张扬他为“初期社会主义者”。其实这个比拟不合实际，而且王莽的败亡，有他亲身实历的前后史迹足以解释，用不着我们提供没有发生的情事作假说。

王莽新政涉及虽多，其要点不难缕列。其一是称天下之田为王田，亦即土地国有，各家室占领的面积及使用奴隶人数都有限制，也不得自行买卖。其二则为作“五均”“六管”，也就是政府经商，也用金银布匹大钱五铢钱下至龟贝造成一个彼此能互相更换的货币制度。一为农业政策，一为商业政策，也符合传统所谓“食货”的范畴。其理想则是农民都有田种，货物既流通，价格也公平，高利贷则绝迹。

这种理想，牵涉国家社会的根本，目标远大。可是根据这改革者自己所发诏书的揭示，汉初以来假设全民平等的赋税制度，因为“豪民侵凌，分田劫假”已经名不副实。新莽由于财政困难，公卿以下月禄才得帛一匹，“课计不可理，吏终不得禄”，这时候还以为所要的改革可以一纸文书颁布，则天下怡然景从，也未免太乐观了。

西汉与东汉之交，两件事情值得注意：一是政府管制力量降低，民间士族大姓兴起。二是官僚机构膨胀，据估计中央地方官吏逾１３万人。光武帝刘秀崛起于民间，他利用前者的力量，而不为后者所羁绊；王莽则反是。他不能与巨家大姓抗衡，偏要下诏书和他们作对。他虽改长安为新安，仍是与积习难返的官僚机构结不解缘。均田则应在农村着手，政府经商也要组织普通商人作第二线及第三线的支持。他对这些事全未着意。

今日我们读《汉书》里面的王莽传，不能忽视此人书呆子的“气派”。比如他用“五威将”巡行各处，乘“乾文车”，驾“坤六马”，各人“背负莺鸟之毛”。他又分大郡为五，郡县以亭为名者三百六十，以应符命。匈奴单于被他改为“降伏单于”，所辖国土人民也被分为十五部。高句骊则降为“下句骊”。

王莽可能精神失常，他做皇帝时总是接受外间至大的压力，也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然则，他也有很多我们在今日视作离奇的办法，例如事前造成理想上的数学公式都须用在真人实事上，以一种象征性的指示当作实际的设施，注重视觉听觉上的对称均衡，不注重组织的具体联系，这些都与传统中国思想史有关。这也是初期政治早熟，技术供应不及时的产物。因为统治这庞大帝国，包罗万象，即使博士顾问，也必须保证对万绪千头的事物，都有知能上的掌握，才能表彰皇权之万能。于是只有将原始片面的见解牵扯着笼罩着去推衍出来一个内中凡事都能互相关联而有规律性的宇宙。

在汉朝提倡“天人合一”的著名人物，首推董仲舒。他对武帝策问时就已提出“为政而宜于民者，固当受禄于天”的解说。他的《春秋繁露》，更是阴阳五行的渊薮。凡是春夏秋冬，东西南北中也都与木火土金水有关，也与五官五味天地父子“各如其序”。董仲舒自己言灾异，几乎闯下大祸，幸经武帝赦免。可是阴阳五行的假科学经此一代大儒的提倡，成为众所周知的真理。因为“火居南方而主夏气”，又与军事相配，所以《汉书》五行志指出汉武帝几次伐匈奴都在春夏之间有大旱之年施行，只是书里没有讲明究系因天旱而动干戈，或是因为起兵戎而有旱灾，或者两者都因“夏气”旺盛之故。同书天文志也指明“经常星宿”（常见的星和星的集团）“皆有州国官宫物类之象”。从西汉到东汉，这种信仰只有变本加厉。《后汉书》的仪礼志更记载冬至日来临之前夜，京城百官都于夜漏未尽五刻时（约等于现在晨六时）穿黑衣服，迎气于“黑郊”，行礼毕，改穿红色袍服。乃是因为冬至那天昼最短夜最长，以后白昼渐长，黑夜趋短，也就是阴去阳来，朝廷也要集体的相时而动，才能 “承天理物”。也还要在那一天权量水之轻重，确定晷影之长短，并且调整乐器。这也就是乘着“节气”之气，对凡与数目字有关的工具，给予一番饬备。

凡是一种动作，都有阴阳的关系在内，凡是数种事物，既有自然赋予的一定序列，则可以用数目字解释，并不与现代科学冲突。就是拥护王莽的刘歆，解释下雨为阴气不能上达，阳气又无可下透，也可以说是用一种美感的方式阐述一种物理现象。所以李约瑟说中国哲学家猜测自然的奥妙与希腊思想家不相上下。我们则觉得希腊思想家还只认为自然法规须待断的发现，才能不断的展开。汉代的思想家如董仲舒等则以为人类应有的知识都已在掌握中，并且自然的现象，正常与非正常，都与人事有关，凡人一眼即可看穿。这当中已有一段很大的区别。而中国思想家最大的负担，则是他们所揭开的知识很难与朝政分离。

光武帝刘秀也重图谶。他和郑兴讨论郊祀，有下面这段记载：

曰：“吾欲以谶断之，何如？”对曰：“臣不为谶。”帝怒曰：“卿不为谶，非之邪？”兴惶恐曰：“臣于书有所未学，而无所非也。”帝意乃解。

这也证明专制君主需要一种意识形态做他的张本，臣下很难抗拒，因为不支持它，就是反对他。郑兴只好服输，自己承认学术浅陋，不如圣见高明，才得脱身。

在同样的情形下，我们也可猜想以当日文字传递的艰难（纸张仅于公元１０５年前后出现），加以政府收揽读书人之广泛，凡与当局意识形态格不相与的知识就很难普及。东汉之张衡作浑天仪，又于公元１３２年作地动仪，能不待各处报告，预知何方地震。他的浑天说，称天如鸡卵，地如卵黄，日行一度，共３６５又４分之一度，他又算出圆周率为３．１６２２。可是他为宦官所谗，自己也不如意，还不敢向皇帝直说，“及后之著作，多不详典，时人追恨之。”这和董仲舒所著“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有霄壤之别。比张衡还要早约５０年的王充，对当日迷信作有系统的批判，所著《论衡》二十余万言，但是他人为“异人”，书为“异书”。《后汉书》里写他的传记，只聊聊数十行，除了说他所著书，“始若诡异，终有实理”之外，无一字一句抄录。可见得以知识本身为目的的知识，总有与时尚不合的趋势。

从这些观点出发，我们回头看王莽：《隋书》经籍志说：“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图谶兴，遂盛行于世。”从此也看出新莽与光武帝刘秀同以原始型的信仰带有神秘性的色彩，去支持他们的帝业，并无基本的差别。可是除此之外，刘秀注重实际的组织，有步骤的达到他的目的。王莽则眼高手低，只能宣扬天下大局应当如是，做事经常文不对题，可能被他自己的宣传所蒙蔽。作他的传记者只要把他的诏书书前后摘录，也可以给人看出这位改革专家，实际上仍是一个大书呆子。

谢选骏指出：作者不懂，外戚表面上风光，骨子里都是“吃‘扶弟魔女人’的软饭”，所以他们建立的权力基础都很脆弱——最强的杨坚父子，也是昙花一现，还不如篡位的将军赵匡胤。尽管，宋朝只是一个大号的分裂国家，并非大一统帝国。

【09、西汉与东汉】

西汉与东汉，究竟应当在历史上视为两个不同的帝国，或者看作一个整体的朝代，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两汉在公元前及公元后各历时约两百年，中间经过新莽的中断１５年，如果视为一个朝代，则它连亘４个多世纪，为上承秦始皇下迄满清两千年来帝祚最长的一个朝代。

中国的人口，据称经过王莽后有大量的损耗，可是后来经过东汉的休养生息，也渐渐恢复原状。官方的统计，常有讹漏，至汉亡时仲长统的估计，应逾千万户。则两汉在正常状态下，人口总数应当是５０００万到６０００万之间，公元前及公元后并无显著的差别。

以疆域及兵力威势之所及而言，则两汉间的变动亦少。汉武帝在朝鲜半岛开拓的立足点，东汉也能大概维持。交趾反叛，有马援平定。汉武帝还要竭全国之力伐匈奴。这游牧民族在王莽后永远的分为南北，给东汉窦宪一个绝好的机会。他在公元８９年的北征，出塞三千里，各部降者２０万人，他的部下更追逐五千里，以至于北单于“不知所终”。西汉既有张骞之通西域，东汉则有班超打破他的纪录。班超筹划“兵可不费中国而粮食自足”。他由中土率领出塞的不过志愿军千多人，后来接济他的也不过兵士八百人，他竟能“以夷制夷”。攻莎车时发兵２５０００。公元９４年更合西域八国兵７万人讨焉耆。

只是东汉有一个边疆问题，其棘手的程度，为西汉所无，此即是青海草原地区的羌人。这些藏族游牧民族，没有统一的组织，各部落时合时分。有时汉人也欺凌他们，引起双方的仇杀，战事经常发生，每次双方的死伤各逾数千。草原地带既无法占领，东汉的移民实边也极耗费。即招羌人内属不仅无实效且有后患，汉亡之前董卓的拥兵自重，即靠羌人编成的部队撑腰。这种部队，只有他能指挥，旁人无法管驭。

可是事虽如此，在当时人看来，纵算西汉都长安，承土运，所以一切都以黄色为尚，东汉都洛阳，交火运，所以旌旗衣饰概以红色为主，实际上只有一个朝代。光武帝刘秀，出自汉文景帝的苗裔，也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他在洛阳重建太庙之后，只奉祀西汉的君主到元帝为止。因为对光武讲，元帝仍属父辈，成帝则为兄弟，哀帝已属侄辈，平帝更算是侄孙，都不在太庙奉祀之内。光武更因吕后不遵高祖遗嘱，引起诸吕之患，虽然事隔两百年，仍将她的灵位撤去，而代之以文帝生母薄太后的灵主。因之他自己更是公元前建国以来从父系母系上讲都是名正言顺一脉相传的继承人。于是刘秀在历史上称为“中兴之主”。

最近几十年来从考古所得，已给我们一个体会汉朝日常生活的机会。这些资料也给以上的问题，赋予部分的解答。出土的文物，包括衣食住行的各项资料，如无实物，即有模型图解。因之小至文具印章，大至仑厕炉灶，更大至于楼台榭阁，都可以一目了然。汉朝一般人的思想，认为生与死没有绝大的差别。阴冥虽有蛇鬼妖孽，生人也要对死者祭祀供献，却用不着洗罪感恩皈依超度。因为如此，所以汉代坟墓里缺乏我们今日认为有宗教性的标帜与装潢，却有以日常生活为题材的镌刻。这些碑画，内向对棺椁，好像专供死者欣赏，其中有的引用历史故事，例如荆轲刺秦王，汉武汾上得宝鼎，有的则镌刻车马宫室，庭院厨厩，农田作业，市廛买卖，甚至方伎杂耍。其广泛真切可以给研究历史的人一开眼界。

从这些资料看来，再加历史的证明，我们可以说汉朝四百多年内，文化生活已有很长足的进步。在多方面讲，中等以上住户的生活，较之近世纪，已无显著差别。中外学者一致将这成就归功于两汉的重农政策。政府既竭力培植小自耕农，而冶铁公卖，则西汉全国统筹，东汉各地作主，也使标准农具普遍的及于一般农户。而且地方官员经常兴水利，论穑稼，有如《汉书》及《后汉书》循吏传之所叙。从这些方面看来，中国的初期统一，以淳朴雷同的法制加于广大的地区，不是完全没有好处。同时在这种原始的重农政策之下，东汉与西汉，也确实有承前接后的联系。若非如此，则其人口与版图，就甚难如此互相凑合。

但是这问题仍可倒转来看：要是两汉确是一脉相传，何以两个时期的历史学会有这样大的差异？今日我们展读西汉的历史，不期而然的会感觉到内中有很多令人兴奋，令人竦惧，令人嗟叹，令人惊讶的地方。这种特点，很难在东汉史里看到。即使现今《剑桥中国史》的主编人denis twitchett 也曾经对我说找不出一部读来令人觉得满意的后汉史。这原因又在什么地方？

从现代的眼光看来，西汉帝国仍在草创时代，即是文景之治，武帝之用董仲舒的思想管制，霍光的专权，宣帝的称杂霸，都离不开一种试验性质，所以能勾动读者的好奇心。东汉的君主，就没有这种创作的机会。其中主要的原因则是帝国的粗胚胎稳定之后，立法不能展开。君权既要保持各地方的对称与均衡，就无从分割，也不能根据实况合理化。这情形曾引起仲长统说，三公都是虚设，到头仍是寡头政治。同时官僚机构的组织，由上至下，只用刑法做主宰，没有民法的支持。法律既不能相次展开，民间经济发达到某种程度，政府在技能上无力处理社会所产生之各种繁复问题。朝中的权力斗争，却仍以道德名义作张本，其中女后，外戚，宦官，朋党搅作一堆，公事与私事混淆。今日之读史者，除了觉得资料重复，纠缠罗索之外，也很难分析其后面问题的真面目，更难判断谁是谁非。

严格讲来，东汉或后汉只有起首的三个君主能有所作为；此即光武帝刘秀之“中兴”，明帝刘庄的用严刑峻法巩固其帝国，并用各种建筑及仪礼使君权神秘化和美术化，与章帝刘坦之重申儒家宗旨，以加强施政时道德力量的支持。

而其实也只有“中兴”是创举。承认“中兴”，则西汉与东汉是为一元。

这样看来，东汉的历史没有写得好，也不足为怪。一个国家的法制逾４００年没有实质的改进，其行政不能表现活跃与生机，只好说是时势所必然。纪西汉的《汉书》提供刑法志，食货志和沟洫志等材料，纪东汉的《后汉书》则全部付诸阙如，而代以很多列女，蛇孽，法冠，赤绶的叙述。这和作史者的眼光手法不无关系（《后汉书》也和《汉书》一样，并非出于一人手笔），而当中仍有一个关键，则是从长期的历史眼光看来，后汉因袭前代过甚，只能继续充实一个原始型以小自耕农作基干的大帝国，不能替中国找开新局面。

谢选骏指出：黄仁宇说，“东汉的历史没有写得好，也不足为怪。一个国家的法制逾４００年没有实质的改进，其行政不能表现活跃与生机，只好说是时势所必然。”——我看他不懂东汉并非一个“国家”，而是一个“天下”。任何国家都是存在于多国社会中的，如果只有一个文明社会只剩一个国家了，那也就不是国家了，也就不可能改进了——看看罗马帝国的情况也是如此，这个“最后的国家”只有越来越坏，不会越来越好；只有颓败，不会进步。

【10、光武中兴】

光武帝刘秀，是中国历史上典型的成功人物。但是要说他“内圣外王”，则甚为牵强。况且我们今日评议他，也不是以评议人物为目的，而是因为原始材料缺乏叙述社会剖面的文章，我们只能从上层人物之作为，顺带看出当日社会中层与下层的一般概况。

刘秀的六世祖为长沙定王，是西汉景帝的１４个儿子封王者之一。以后他的祖先历经侯，太守，都尉，县令，叠次由贵族下降，经过上层中层官僚的身分而至一般平民。王莽时代，刘秀曾在长安上学，因为资用不给，他和同学集钱买驴，而由从仆牵着替人载物取值。他也曾出过面经理他叔父的诉讼，也曾在灾荒的年代出卖谷物，所以为人精于计算，在社会上讲则属于中下级的绅商。

以后和他起事之任将帅者，大概与他背景相似，也代表着一个富于流动性的社会阶层。吴汉则曾为马贩，邓晨为官绅子，“大树将军”冯异为五县郡椽（等于近代道台的科长或书），王霸为狱吏，李通为富商，只有王常从绿林出身，才真是亡命之徒。这些条件也使我们想象王莽末年，“寇盗蜂起”由于民变波及到中层社会，才引起全国反叛，到这时候刘秀与他的哥哥刘演才纠集“宾客”，举大事。大概王莽以居摄身分，做过多年“假皇帝”，也做过十多年“真皇帝”，所以揭竿而起的仍是造反，而不一定即被认为“起义”。刘演发难，各家子弟都还避匿，后来听说刘秀也已参加，才说：“谨厚者亦复为之”，于是打破了造反与起义间的隔膜。但是也还赖刘演之说服王常，拉拢来属于绿林的“下江诸将”，刘家的“汉军”，才掌握了最初基本的军事实力。而且这些人物也多是年轻人。光武起事时２８岁；在最初不愿参加，直到光武安集河北时，方始参与的邓禹，２４岁；另一个在北方投效的将领耿龠，才２１岁。

刘家兄弟虽在这次运动里起了领导作用，代表刘汉光复的却不只他们二人。族兄刘玄更拥有绿林所属“新市兵”的拥戴，于公元２３年被立为皇帝，是为“更始帝”。他因为嫉妒刘演的声望，因故将他处死。刘秀不但不为兄报仇，也不哭泣服丧，反亲见刘玄，表示并无芥蒂。他可能在这时候，就已策定了今后的长久计划。在当日全国独立称王的有十多个集团。王莽拥有从洛阳到长安的地盘。更始帝及所属绿林，由今日之湖北西北透过河南西南向这地区前进。山东之赤眉，也自青州，徐州向西觊觎同一地区，他们迟早必杀得你死我活。并且这整个大区域，汉人称为“关东”，是连年遭受天灾损失最重的地方。所收拾的流寇也不见得可以整顿得好。所以他在王莽授首的一个月内，获得更始帝的任命以破虏将军的名义和刘家宗室的身分到北方绥靖各处，这才给他造成一个独立自主，不在羽翼未全的时候给人打垮的机会。他北行之前，以寇恂为河内太守，防制其他部队渡河追其后尾。兹后寇恂“伐淇园之竹，为矢百余万”。刘秀北行抵邯郸，此地即有王郎称帝，他也自顾力尚未丰，只采取迂回战略，径向极北定县蓟州各处，一路以劝服征伐等方式，集合几万人的兵力，于次年春夏之交，才回头拔邯郸诛王郎。这是用南北轴心作军事行动的方针，以边区的新兴力量问鼎中原，超过其他军事集团的战略。

公元２５年王莽前所立的孺子婴又被人拥立为帝。此人也确实较其他任何人更有名分能继承汉朝社稷，所以更始帝刘玄也要去讨伐他，使他身首异处。刘秀则仅须在侧观望。到这年６月，他才在“诸将固请”又有“赤符天命”的情形下即皇帝位。尔后几个月内赤眉入长安，刘玄降赤眉，又被赤眉所杀。光武则先收复洛阳，次收复长安，皆可算水到渠成。自此他在洛阳长安间的根据地就再未受任何严重的威胁。虽说各方的征伐仍旷日持久，一直到公元３６年最后一个对头公孙述战死于成都，光武帝刘秀才算削平群雄。

刘秀要统率驾驭很多不容易领导的人物，而都能够补短截长，互相牵制，除了他的宗室身分，谨厚的声名和天命的心理准备之外，他具有领导能力的天才不能否定。同时他对大小事宜，都亲身督察经营，毫不松懈。他经常在局势艰危的时候，冒生命危险亲临前线。有人说他平生“见小敌怯，见大敌勇”。我们也可以想象大敌已居他预料之中，若不规避，一定是准备好一决雌雄，所以能临危不惧。反而是小敌会出其不意的出现，需要警惕，否则处置不当，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此看来，光武帝刘秀不仅有军事头脑，而且有作大将的才干。

《后汉书》〈耿龠传〉说耿为将，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公孙述传〉说成都已降，吴汉仍族灭公孙氏家属，并纵兵大掠三日。〈光武帝纪〉也说建武十二年冬十一月辛巳“吴汉都成都”。可见得当日作战时的残酷，而中兴仁义之师尚如是，其他“贼匪叛逆”可想而知。公元３０年（建武六年），光武也曾下诏称：“今百姓遭难，户口耗少，而县官吏职，所置尚繁。”于是大批裁员，“并省四百余县，吏职减损，十置其一。”可见得自公元１７年绿林起兵以来，中原鼎沸，加以蝗灾迭见，内战频仍，全国人口减少，无可置疑（只恐怕不会由近６０００万突降至２１００万）。同时各起兵的都有“宾客家室”参加，有时这些附属人员也参入野战军之内。而一座大城市的被围，经常逾月。各军的辎重车辆，动辄几千。这些史料，也使我们联想到军事组织之中必用社会中层人物为此设计并筹办联络后勤等事项。在“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条件下，巨家大姓的受战事淘汰，又可能较一般住户程度更深。

公元２８年东汉的官方记录中有下面一段的记载：

王莽末天下大乱，临淮大尹河南侯霸，独能保全其郡。帝征霸寿春，拜尚书令。时朝廷无典故，又少旧臣，霸明习故事，收录遗文条奏前世善政法度施行之。

而且公孙述败后，才由成都传送郊庙乐器，葆车，舆车辇于洛阳。与之相连的文字称：“时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书周役，务存简寡，乃至十存一焉。”

综合上面各项资料，可见得刘秀并没有解决当日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经过大量流血之后，相次缓和，不仅人口剧降，中层阶级也受打击，文官集团，有待重建，各种作朝廷装潢的文物，尚不齐备。所以他一面“与民更始”，将田赋恢复到文帝时三十分之一，一方面严刑峻法的稽考文册。公元４０年“河南尹张汲及郡守十余人，坐度田不实，皆下狱死”。这种外柔内刚的办法，再加以符谶的意识形态，就使他完成了中兴大业。

当日君权世袭，中央集权又无法放弃，我们企盼刘秀改弦更张，可能有些过分。但是我们读到酷吏列传中的雒阳令董宣（雒即是洛，因东汉自称以火德兴，避水加佳作雒）拼得自己的性命才能将公主家的杀人犯置之于法。当日又称“货轻钱薄”，则是民间需要有力量的货币制度，使物资流通。凡此多端光武帝刘秀连问题都没有考虑得到，也可以说他虽是超级政客，军事天才，仍不是大思想家。

谢选骏指出：东汉基本是西汉的复制品，就像清朝基本是明朝的复制品——除了用八旗取代了太监制度，用满汉双料进行杂烩；但我认为，这是由偶然的外来征服所造成的特例。我毫不怀疑，如果没有满洲入侵，李自成或张献忠也会建立一个差不多的复制品——“后明”。

【11、宦官，女后，外戚和朋党】

东汉的１３个皇帝，只有光武刘秀和明帝刘庄是成年人践祚，其他要不是弱冠登基，就是在襁褓孩提中拉来算数。而且除了最后一个禅位于曹丕的献帝享年５４岁之外，其他没有一个活到４０岁。桓帝去世时年３６，灵帝３４，也算得长寿。殇帝，少帝，冲帝，质帝都没有机会庆祝他们的１０岁生辰。因此洛阳的政局，总是受宦官，女后和外戚的操纵。

公元１５９年桓帝图大将军梁冀。他与宦官商量，派近卫军一千多人突然包围梁的府第，“收大将军印绶”，迫得梁冀夫妇自杀。自此外戚的声势稍弛，宦官的气焰又张。

然而梁冀是创国功臣梁统之后，他家里已有三皇后，六贵人，七侯和二大将军，好几个立幼帝的摆布，都是他的安排。桓帝也是他立的，桓帝的第一个皇后，就是梁冀之妹。此人之为“跋扈将军”，威震中外已２０年。只是这时梁后也已去世，桓帝刘志，做了１２年的傀儡皇帝，终究不甘心，才发动这次政变。只是他想独立自主这一希望，却始终没有实现。在他做皇帝期间，又来了一个“党锢之祸”。很多人以为东汉覆亡之机，出于“桓灵之间”，诸葛亮就将这关系，写在他的《前出师表》里面。

今日我们想确定汉代覆亡的原因，不是从原始资料的表面上就可以看得出来的。《后汉书》荟录了很多当时文件，内中有无数坏人压抑好人，和好人反抗坏人的说法。我们也可以发问：既有坏人为朝中的独裁者，如何又有这么多的好人做大官？并且朝中长期间的斗争不出道德的力量与恶势力的抗衡，为什么汉亡之后，这种对峙的局势不能继续，而引起了一个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局面？

《后汉书》里的〈梁冀传〉说此人骄侈淫逸，无所不为，但是文内除提出他因立嗣与政敌李固意见分歧之外，竟滑说到他政策之好坏。可是传里又提出了梁的妻子孙寿，据称她也有淫行。其原文为“寿色美而善为妖态，作悉眉，唬妆，堕马发，折腰步，龋齿笑，以为媚惑”。

这几句话无法直接译为今日的文字。与之针锋相对，我们只好仿效古典小说的口气如此说：“那娘子倒也生得标致，她有时悉眉深锁，有时又笑脸频开，脸上薄施脂粉，两眼水汪汪的望人。她回眸一笑时，个中消息直到皓齿的骨根深处。好一头乌丝，挽成一个大包，轻松的斜挂发边，走起路来，又是足不胜体。总而言之，有了千般百样妖娆轻荡的模样。”

原文利用作赋的秘诀，采取了几个新创而语意双关的字眼，用最经济的手法去描叙复杂的情事，却又将重复的部门，平行列入，越是意态游离，越符合作者的需要。然则孙寿妖冶与否，和梁冀的跋扈毫不相干，和我们今日想探询东汉政局主旨之所在，相去更远。

我们想追究汉朝覆亡的原因，则还要参考以下的背景：

东汉之提倡学术，很有成效。洛阳的太学，有２４０房，１８５０室。至桓帝时太学生称３００００人。而私人传授学业的，动辄聚集门徒数百或逾千。可是讲授的题材极为窄狭，通常既不出人文，而尤专重传统政治思想。在“学而优则仕”的条件下，这些学人除了当官之外，缺少发展抱负的门径。有时读书也确是升官发财的梯阶，做得好的数代公卿，创立门第。只是这种机缘难得，有的则跌跺仕途，有的为人“宾客”，还有很多自负清高，在读圣贤书之余，养成一种仗义轻生的风气，不仅自己被窄狭的伦理观念所支配，还要强迫他人一体以个人道德代替社会秩序，这许多条件都构成党祸的根源。

而民法之不能展开，也是汉代一个深重的弱点。汉法承秦法之后，条文复杂，内容简陋。尤其对于农村社会中层所集累的资本，始终无适当的处置，又怕小自耕农失田而为游民，因之视“兼并”为畏途。《后汉书》的百官志提及刺史，后版有引证蔡质〈汉仪〉一段作注释，内中提到西汉武帝遣派刺史的诏书，内中首要的任务即是纠察各处“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而东汉的“司隶校尉”有同监察院长，也是京城附近地区的刺史，更是带有荣誉性质的官位。很显然的虽前后３００年，在汉末之被任为司隶校尉的，仍有人认为在奉前诏行事。可是以武帝战时动员的方案，意义模棱，加于经济相当发达的承平社会，则必引起纠葛。

当桓帝置梁冀于死地之日，东汉还有６１年的寿命。可是梁冀没有被攻击颁行不当的法则，则因为当日洛阳朝廷已谈不上创造制度或推行政策。纵使边防发生问题，或有天灾民变，也只能临时对付，有如头痛医头，足痛医足。朝廷之经常业务，无非礼仪及人事，而人事也不过任免赏罚。梁冀的对头李固，也是世家出身，官至太尉（军政部长），他曾建议“权去外戚，政归国家”。梁冀的党羽也相对的指摘他门下“或富室财赂，或子婿婚属，在官牒者凡四十九人”。可见两方已有党争的趋势，而重点在个人恩怨利害。

汉朝之没有立时垮台者，乃是朝廷之下，很多地方官，还在竭忠办事。《后汉书》的循吏列传举出循吏１４人，或以兴革农田或以提倡教化获得称誉，有好几个一直做到汉亡。和他们相似而没有在青史留名的必多。即是酷吏列传的酷吏，以“猛”为“能”，虽说个人的良心和德行有亏，在他们讲仍是替公众服务。只是他们各行其是，这些资料也显示统一的政府，不能以妥当的法制控制全国的危机。

公元１６５年李膺的第二次被任为司隶校尉，使很多潜在的冲突尖锐化。其背景则是很多人在乡间放债买田，通常以宾客行之。地方官若加干涉，则发觉这些人的后台老板都是朝中显要。而最有威权的，则是中常侍张让，他就是宦官头子。《后汉书》的宦者列传说：“宾客求谒让者，车恒数百千辆。”李膺到任方十日，就抓着张家开刀。张让之弟张朔，也是野王县的县令，被控为“贪残无道”。李膺亲率吏卒在张让家里将他擒获，刚一讯问，立即处死。桓帝还责问他没有请求即行诛杀。李的辩护，不依照法律，完全根据经史，并且强调孔子作鲁司寇七日即诛少正卿，他任司隶校尉已十日，实在是行事愆迟。他这一辩因此脱身，以后也迭有浮沉，终于灵帝朝宦官与名士斗争时被拘入狱被拷死，他的门生千余，也受禁锢。事在公元１６９年。

对这期间发生的争端，我们决定谁是谁非。党锢列传里也提出很多名士对宦官实用性宾客集团的诛杀，甚至遇赦的也杀，老母也杀，而一次屠杀好几百人。当时的人还说“纪纲败废”，我们则只能强调这是社会进化，法制不能跟着调整只好以道德代替法律的结果。况且宦官，女后，外戚和朋党并不是促成汉朝瓦解的真原因，他们不过是千百万事实的工具。张让是宦官领袖，后来与外戚出身为大将军者何进作对。可是何进还不过是太后的异母弟，张让则有一干媳妇，乃是何太后的胞妹。所以很多朝政的纠纷，还在家庭里产生。

传统历史家写汉亡，或归根于桓灵之间的宠用宦官，或归咎于黄巾贼造反，或归咎于召董卓的番兵入卫。而其实大规模内战开始于宦官已被整肃，黄巾已平，而董卓身故之后。公元２００年官渡之战，则在汉亡之前，已经展开了长期分裂的局面。一方面代表新兴地方势力者袁绍，此人七世祖袁良以学《易经》起家，在西汉时曾为太子舍人，他将学术传于孙子袁安。袁安举孝廉，为郡太守，为司空（工部大臣）司徒（民政大臣）。自此没有一个袁家子孙不是东汉显官。袁绍自己曾任虎贲中郎将（近卫军司令）和司隶校尉。袁氏四氏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袁绍进军官渡，率众十万，给养自河北以大车万余辆供应。抵抗他的乃是曹操。这时他尚想维持东汉的中央政府。他的义祖曹腾乃是宦官，由黄门从官侍从皇太子（即顺帝刘保）读书。曹操之父曹嵩乃是曹腾养子，而曹操自己也举孝廉。他的军队大都以黄巾降人编成，给养则得于屯田。也就是人员与物资都产生于现存体系之外。

以学阀而为军阀，这在世界史里是创举。汉代的覆亡，则证明一个政治体系，对各人私利观完全否定，只能控制一个简单的社会，一到情态繁复，各人口是心非，就无法和衷共济。今日我们读汉末群雄所作的“檄”，和民国初年军阀的“通电”无异。这时纵使他们想合作，也找不到一个合作的逻辑。

谢选骏指出：皇帝短命可能和外戚专政有关——看看慈禧太后如何像母老虎一样先后操纵吞食三个幼主、直接导致了清朝灭亡，就是这方面最鲜活的例子了。年幼的皇帝容易操纵，所以千万不能让他们长大；而谋杀皇帝的最好办法就是从小训练他们荒淫无耻，采纳最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12、魏晋南北朝和浪漫主义】

浪漫主义在欧洲是法国大革命前后的产物。严格言之，它是文艺和美术在时代上的趋向，我们不妨用“到自然去”四个字概括它的精神。欧洲大陆在１８及１９世纪之交，深感自中古以来残留的宗教及文化的影响，不合时代，令人感到窒息。浪漫主义的作家脱离古典主义的羁绊，由各人自寻出路，以自己的情绪，作他们写作吟咏描画的引导线，因为如此，他们全也有一种将世事传奇化和美术化的趋向。

中国自公元２２０年曹丕强迫汉献帝禅位，到５８９年隋文帝灭陈而重新统一中国，在历史上统称魏晋南北朝。这三个半以上的世纪之内，能够称为统一的时间，不过约３０年。这并不是文人能自寻解放的时代，只是时局动荡，好多人觉得过去苦心孤诣学来的规矩方圆，到时全无用场，如此不如放浪形骸自求真趣。不仅当时人物如此，即后代作者，追慕流风遗韵，也把当时事物，描画得带浪漫色彩。有唐朝刘禹锡年作《西塞山怀古》一诗为证。刘诗云：

王睿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暗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旗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这原来是纪公元２８０年晋朝暂时统一中国的事迹，这背景则是先有魏蜀吴之三足鼎立。魏亡之前二年，魏将邓艾在成都北的万山丛岭中进军，出敌不意的袭蜀，蜀亡。后来，司马氏的晋代曹魏之后用王睿为巴郡太守，后为益州刺史。此人一生做事，离不开“大刀阔斧”的胸襟和抱负。他在四川造船，费时七载，待得准备停当，王睿已７０岁。于是攻吴的舟筏顺江而下，真是“旌旗器甲，属天满江”。吴主只有束手就降。

根据《晋书》的纪载，王睿的大船“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我们也可以想象，以４０尺宽７５尺长的船板，可以符合上述面积。但是即使有四层舱，每舱要载兵五百多名，也未免过多。况且“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来往”，就有些难以置信了。书内又说吴人在江险碛要害之处，以铁锁横截，王睿乃作火炬，长十余丈，大数十围，灌以麻油，烧起来的时候，“须谀，溶液断绝，于是船无所碍”，这些话实近于神奇。我们既无法指驳，也无法证实，只好说委可能作者在文笔之间夸大其辞，其影响之远，从刘禹锡诗可以看了，浪漫主义的色彩超过纪事之精密。我们除非获得其他资料证实，不能以这简单的辞句当作技术史上的根据。

然则浪漫主义的出现，也不在此时开端。京剧脸谱曹操，因为在剧中的角色是一大奸雄，所以全部面孔敷白如涂墙，眼细如丝，颊间肌肉折皱，表现一派险谲气象，大有“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感觉。而关羽，因为他“义重如山”，所以脸谱以赤色为底，其他眉目以及鼻茎都以黑线画成，由中央向四方辐射，大有热情似火，不可抑制的状态。下边的黑痣，可能为现实写真。他的长须，则又是绛红色与面上的枣底相映，象征血气旺盛。吕蒙的脸谱，脸上黑白相次，图案上的结构，表现胸中有丘壑，也稍带神秘色彩，而剧中的角色也以机智称。

将这三位人物摆在一起，也有一段文章：原来曹操为魏公，与蜀刘备，吴孙权相对立。以前刘备新败，孙权收容他，让他暂驻荆州，共拒曹公，才有赤壁的胜利。可曾几何时，刘备既据荆湘，又拓土于西蜀，荆州又只借不还，所以孙权老觉得他居长江之上，到底于己不利，乃趁着刘备在四川北部规划，南郡只有关羽留镇，而关的部队又与曹兵交锋之际，致牒于曹公，以讨关羽自效。这个军事计划由部下吕蒙执行。果然吕蒙于公元２１９年年底袭击关羽，使他两线作战，截获他之后，将之斩首传报曹公。然而吕蒙奏功不久，尚未得到封奖，即病发身死。而曹公也不久物故，距关羽授首前后不出一月。次年曹丕受汉禅，刘备和孙权得到借口，也仿效称皇帝，于是才全面展开三国鼎立的局面。

这与浪漫主义有何相干？

整个三国时代，是英雄豪杰风流人物浮沉起伏的期间。因为战事连亘不断，皇帝威信又名实俱亡，很多舞台上的角色，已不受道德上的约束，于是趋利赴势。他们自述胸襟怀抱，慷慨真切，全无腐儒气味。做起事来，也是畅快淋漓。这当中还有很多奇人奇事。譬如蜀之诸葛亮（等于现代的参谋总长），他的哥哥诸葛瑾仕吴，也做到战区司令长官的地位，并曾以特使的身分访问蜀汉。又如孙权当初将他的妹妹嫁与刘备，后来又与刘备成了对头等都是。纪这６０年事者，为《三国志》。陈寿之原稿，分为《魏书》，《蜀书》和《吴书》。因为缺乏一统的政治中心，所以作者就不须迁就某个固定官僚集团的逻辑。而这书又在南北朝时经裴松之集注，采取了很多当时公私著作，逐章逐节补陈著之不及，还提出不少纠正及置疑之处。因为其中资料五花八门，常有我们在正史里不容易见到的传闻。由于选材不致全部为儒家思想所支配，所以作史者可以有将之传奇化和美术化的机会。在我们而言，反而可以借此得到一个特殊的角度，去窥见中国历史运转之奥妙。

《三国志》里的曹操，不见得比他同时人物如刘备，孙权更为谲诈。而且他有敢说敢做，豪迈磊落，放浪不羁的浪漫色彩。譬如说他不顾家人生产，那是因为他志在天下，用不着瞻前顾后的去忧虑衣食和积蓄了。而他的放浪不羁，可以在“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以至头没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帻”的形容中看出来。这也可与他的诗“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相印证。

“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令”实际是曹操流传中外的一篇自传，内中说及他自己是一个非常人物，有志“建立名誉”，不愿作“凡愚”。但是参加讨董卓之后，事实逼他东征西伐，兵权也因此越做越大。以曹操的希望，还是想保存一个完整的中央政权，所以他虽向外讨伐，却屡陷于内线作战的地位，又因为他挟天子以令诸侯，所以他成了众矢之的，他自己也知道“慕虚名而处实祸”的危机。从这些地方，我们不必怀疑他不是坦白直言。

而最被道统人士攻击的，则是“魏武三诏令”。此令是曹操于公元２１０年，２１４年，和２１７年以丞相的地位下令求才，内中提及有品行的人不一定有才能，有才能的不一定有品行。所以他征求的不在“实行”和“守信”之士，即使“不仁不孝”，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他都会提拔录用。这诏令虽然不是表示人人做坏事，但是影响汉末问题之大，不是传统道德所能解决的。

曹操能够出类拔萃，是由于他的不拘小节，眼光远大。然则他虽看清传统道德不能拯救当日毛病，但他也不知放弃传统道德亦不见得能拯救当日毛病。至于他是否真说过“若天命在吾，吾其为周文王矣”我们不得而知，即使我们相信他曾如此说，他的儿子曹丕也不是真的周武王，亦即魏代汉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有如晋代魏也仍不能解决当日问题。即以王睿的大刀阔斧造楼船在上面驰马，仍未解决魏晋南北朝的问题。司马炎刚一统中国，十年之后即有贾后之乱与八王之乱，因此引起“五胡乱华”。公元３１１年洛阳沦陷，３１７年长安又失守，东晋偏安江左，嬗替而为南北朝之宋齐梁陈。北方之“酋领”如刘曜，石勒，苻坚不能解决问题，南方的军事领袖如桓温，刘裕与萧道成也仍不能解决问题。现在看来，东汉覆亡之后的３６９年酝酿着一个大问题，牵涉整个国家从头到尾的重新组织，不仅曹操不可能预测，即作史者如陈寿及裴松之也仍没看到演变之全豹。

让我们回头再说《三国志》：书内提及吕蒙原是一介武夫，孙权只间便的劝他读书，不料此人不读则已，他一读起来就“立志不倦，其所览见，旧儒不胜”，因之他的谈吐见识，与以前豁然不同。谚语之“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看”，出自此处。只有此书之叙关羽，则想象与现实参半。此人武艺必有独到地方，譬如他与颜良对阵，“羽望见良麻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文中又没有提及两方随从将士之行动以及对阵之地形及距离，类似侥幸，又若有神授。他之不受曹公优渥，一意投奔先主，应系实情，也与他的习性符合。可是书中叙述他的英雄末路，则毫不恭维。关云长对部下不能开怀推恩的掌握，对于敌情判断，侧卫警备也全部马虎，又破口骂人，缺乏外交手腕，造成两面受敌的危境而不自知，最后他的部队毫无斗志，不战自溃，他自己只能率领数十余骑落荒而走，也再没有表现斩颜良时之英勇。以这样的记载，出之标准的文献，而中国民间仍奉之为战神，秘密结社团体也祀为盟主，实在令人费解。

西方的社会学家，树立了一个“大传统”与“小传统”对立的观念。他们认为一个社会的大传统，有正规的组织，结构和形式化，但只能适应于高层人物。小传统则比较通俗化，适应于大众。它采取大传统的精义，融会简化而有时稍微歪曲之，只要不南辕北辙则可。而且两者之交流也是相对的，小传统在长期日常生活中凝聚若干信仰和观点以后也可以被大传统吸收。

中国之忠孝观念由四书五经阐述开来应属大传统。《三国志》为二十四史之一，也算是这传统所笼罩的一部分。但是因其中资料分歧，离奇的事物荟集，很容易为小说家抽取裁剪补缀而成半创作性的大众读物。事实上它也就是宋元话本的基础，后来又经过元明之间罗贯中等整理，便成为《三国志传通俗演义》。既称“通俗演义”，则照社会学家看来已属小传统之范畴。所以周瑜见杏黄旗而大叫一声，孔明祭东风，孙权与刘备剑砍石块成文字等等更离奇的遭遇与真人实事混合以提高读者的兴趣，都可以信口呵成。其方法则是将信史更浪漫化。《三国演义》英译本标题为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doms（三个王国的浪漫史）不为无因。而京剧跟随着以白脸表示曹操之阴险，枣红面表示关羽之不可泯灭的忠厚，蝴蝶式的脸谱表示吕蒙之有心计，也是将历史传奇化和美术化。

我们今日提论这些观念，其目的不在凿穿小传统之虚枉。相反的“民俗”也可成史。中国的君主制度，以皇帝和天命直接统领万亿军民，中层脆弱，法制简单，政府力量之不及，半靠社会力量支持。可见精神动员的功效是无可否认。大传统也好小传统也好，民间的忠孝观念实为撑持宋，元，明，清以来大帝国之有力支柱，这也不是我们学历史的人所敢于忽略。然则话本及剧台上的曹操与关羽及其影响只是魏晋南北朝以后历史上的侧面情景。现在我所谈的是历史本题，涉及公元２２０年后长期分裂的主因。前人与事实相处过近，也只看到演变的一片段，所以仍待我们曾亲身经历一个类似的大变动之后，将视界看宽看深，才能将资料重新编排，彻底检讨。

谢选骏指出：税吏的眼里为何只有浪漫主义而没有白骨盈城、赤地千里……这太奇怪了不是？难道因为他只从数字管理的角度分析历史？

【13、长期分裂时的悲剧】

公元２９０年晋武帝司马炎去世。他是晋朝的第一个皇帝，２５年之前他令魏主曹奂向他禅位，有如２２０年曹丕之迫汉献帝称：“率我唐典，敬逊尔位。”其逻辑是有德者君临天下，唐尧虞舜都以此“历数有在”有规律行事。而实际上曹丕确比汉献帝强，而司马炎更比１５岁的曹奂强。可是这些篡位者没有看到的是，他们自己是世代权臣手执兵符，当然声震朝宇。可是一做了皇帝传之子孙，又变成了宫殿中的傀儡。皇帝原来是文官集团的首脑，他以天命统御群臣，开口则为圣旨。如果做得好，经过他的指示，则不合理的事体亦公认为合理，受不公平处理的人臣也只能自怨命苦，而仍歌颂“皇恩浩荡”。因之下层机构统计不实，行政乘违的情形亦可以就此掩饰。只是公元３世纪之末至４世纪之初，中国有很多大问题没有解决，已经掩饰不起来。天子的圣旨，也很少被人认真算数。况且与外间隔绝，废立出诸权臣，其不能有所作为，也是势所必然的。

可是司马炎在位２５年，好像已突破这种环境。公元２８０年“王睿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暗然收”，就此结束了过去三国鼎立，而重创天下一统的局面。并且他又于公元２７７年大封宗室子侄为王公，郡公，郡侯，县王，“更制户邑，皆中尉领兵”，也就是管理境内的民政财政和军政。全国３９郡之外，另有２１“国”，盆置于今日之山东，山西，河北，河南及辽宁，以拱卫京师，同时又有一部分亲王参与朝政，如此也不会被权臣宰割了。

偏偏在２９０年继位者为惠帝司马衷。他在历史上最有名的事迹，乃是臣下报告他，百姓饿死，他就反问：“何以不食肉糜？”。我们听过法国大革命时，皇后 arie antoinette 闻及百姓没有面包吃曾叫他们吃糕饼的故事，对于此类传闻，不能认真。只是司马衷在晋室皇位极端艰难之际，庸懦无能，必然属实。否则也不会有如此的传闻编派到他头上，并且记入信史了。

法国革命时皇后以貌美而轻率称，司马衷的贾后，则以丑陋著名。据说她又矮又黑。其实这也与以后的事体无关，只是内外多故的时候，历史纪录不针对重点发挥，而加入这些不干大局的细节，更容易渗入带偏见的资料。

据说贾后缺乏母教，不守妇道，行动淫虐，因干政与皇太后杨氏冲突。太后之父杨骏则为“太傅，大都督，假黄越，录朝政，百官总己以听”。于是贾后也组织一个与她自己接近的集团。因为她父亲贾充也是权臣。她不仅把族兄从舅拉过来，也笼络了皇室司马家的一部分亲王，如汝南王司马亮，此人曾被司马炎封为“宗师”，有率领宗室子弟的威望。又因为他们联络了朝中一部分名士，所谓“二十四友”的官僚集团。这权力斗争的重点始终没有在传统的史料里说得清楚，我们翻阅《晋书》帝纪，列传，食货志，职官志，感觉到晋朝始终不是一个正规的朝代，武帝和惠帝之交，方才以军政府的姿态企图创立一种民政制度，组织未遂，即变生肘腋。譬如刘毅传里说及刘把武帝司马炎比喻为汉之桓灵。他说：“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可见晋的财政始终未上轨道，否则开国之君，四海为家，当不致卖官鬻爵。而且武帝纪内说及“贾充凶竖”，“杨骏豺狼”，更可以窥见其朝廷并没有设官分职好好摆布，权臣仍是虎视鹰眈，后一代太后与皇后的冲突，也非仅出自宫闱。我们一般的观念，晋朝已树立一种“封建制度”，现在看来，其中一半是纸上具文。刘颂传里评当初设计即说：“法同郡县，无成国之制也。”而职官志针对公元２７７年令诸王之国（即是到指定的疆域履任）的时候说：“而诸公皆恋京师，涕泣而去。”地理志则与之相冲突的说：“王不之国，官于京师。”。这时候朝廷想做的一件大事，即是所谓“占田法”，凡士庶人等所领耕地佃户都按品级有所限制，即王公在京师附近的地产亦然。这些条例无全部奉行的迹象，只是在这草创期间诸事不定的季节，朝廷一有变故，就使很多人感到不安。不仅财产与名望受影响，而当日习惯，政争失败，则被判以极恶的罪名，有身家性命的危险，凡此都是构成贾后之祸及八王之祸的原因。

公元２９１年的冲突，贾后胜利。杨骏以造反被讨，死于马厩，太后被废。但是不旋踵间，后又与汝南王冲突，乃指使楚王司马玮杀之，这才除去八王之一。再之楚王又以矫诏罪被诛，太后也被弑。又近十年，公元３００年，贾后杀太子，赵王伦起兵反，诛后，并且废司马衷而称帝。至此则有淮南王允讨赵王伦不克身死。继之又引起齐王同，成都王颖和河间王遇的联合军事行动。他们的复辟成功，赵王被赐死。３０２年齐王同又有擅权模样，由河间王遇指使长沙王义杀之。以后战事由洛阳波及长安，成都王颖自缢死，河间王遇为南阳王模所杀，长沙王义为东海王越所杀，东海王越则为讨喝人石勒时战死。自贾后参政起，至惠帝３０６年中毒身故，前后１６年，战事波及今日之山东，河北，河南，陕西，各王动员时，有称二十万者，有称七万者。每次战役死者以万计，其详细经过，无法综合梗概叙述。而五胡十六国开始于此时。３０４年匈奴之刘渊初从成都王司马颖起兵，不久就自称汉王。一时从他的，“二旬之间，余已五万”。至３１１年他的族子刘曜陷洛阳 “害诸王公及百官已下三万余人”。

这些史迹已经不能以短时间片面的解释，也不能以历史舞台人物的贤愚不肖去概括全部经过。有如五胡十六国的“蛮酋”，如刘渊，“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万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刘曜则“善属文，工草隶”。又立太学及小学，“选朝贤宿儒明经实学以教之。”，石勒令僚属“典胡人出内，重其禁法，不得侮易衣冠华族”。石季龙“颇慕经学，遣国子博士诣洛阳写石经”。慕容光对“贫者全无资产，不能自存，各赐牧牛一头”。苻坚“起明堂”，“亲耕藉田，妻苟氏亲蚕于近郊。”又“发其王侯已下及豪望富室僮隶三万人，开泾水上源，凿山起堤，通渠引渎，以溉冈卤之田，及春而成，百姓赖其利”。并且他们讨论国计民生时都以经史诗书作注脚，就算全部由文臣缀饰而成，也不能算是“乱华”，反而表现他们想利用传统办法，收拾残局，可惜后来也都统统失败。

我们从长时期大眼光看来，秦汉的大帝国（从大历史的观点看来也可称为“第一帝国”）在公元２２０年后已无可改组修正，只能重起炉灶的再造。问题不仅在朝廷的高层机构，而在民间的低层机构。过去以小自耕农作基础而组成的农村经济，适合于官僚机构的统治，因为彼此都是简单而雷同，不致偏畸繁复。一到人文进步，郡县的官僚即无从措手，也不知道要尊重财产权，以保持社会秩序，或是以道德名义法外抑制豪强。地产归并之后最重要的问题尚不是所谓“剥削”，而是产生 “流民”，一遇饥荒，更无法赈济。所以曹操平河北，也“重豪强兼并之法”，重申“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只是这时中原鼎沸，已无法恢复原状，魏蜀吴三国之首创者曹操，刘备，孙坚，都以在扬州淮泗下邳一带募兵起家，也就是在中原的边际，还没有被灾荒损害至大的地方吸收过剩人口，投入战斗，这样更使民政部不可收拾。《晋书》食货志里所说“袁绍军人皆资椹枣，袁术战士取给嬴蒲”，也就是说驱饥民作战，他们只能采树上桑实捉田里蜃蛤之类果腹。即使有眼光的军事领袖，其补救的办法，也不过是“屯田”，也就是“出战入耕”，谈不上规复民间经济，使吏治和税收都上轨道。三国纷争的期间，很多军事首领的家属也随军进出，可见得全国流动性之大。刘备之至当阳，“今虽拥大众，被甲者少”，也就表示大量难民，混入行列。司马懿对曹操说：“荆楚轻脱，易动难安”，则指出中枢地带的人民，南北奔波，不容易固定。

这种情形至晋朝未止，有如３世纪之末关西饥民“流移就谷”，自汉中而入蜀，他们设栅作壁，推戴巴人李特为主，就屡败“八王”之一的河间王遇所指挥的部队。

这时候晋武帝司马炎以裴秀原来的设计行“五等封建之旨”，也待解释。中国商周之间的封建，西欧中世纪的feudal system 以及日本之“幕藩”和“大名”，并不是由中央政府设计，全盘指令下属照办。而是低层机构里的农业社会，已渐具以各地方为主，自给自足的平衡趋势，此时高级权威以分疆祚土的方针，赋与上层组织，则彼此各得其所，其军备之限制，也容易做到，并无对一个极端流动的社会强迫其固定的道理。晋朝甫行封建，就将各王调来调去，又给他们以不同的头衔，加派军事任务。八王之乱时称“带甲百万”。其虚实不论，我们也可以想象其封建无实，各地流民甚多，诸王也适逢其会，只要他们予以口实与组织，就不怕没有参加厮杀的人员了。

我们再看贾后之乱和八王之乱时的天灾：贾后于公元２９１年专政。２９４年，大饥。２９５年，荆扬兖豫青徐大水。２９６年，关中饥，大疫，荆扬二州大水。２９７年，雍秦二州大旱疫疾，关中饥。２９８年，荆豫作扬冀大水。３０１年郡国十二旱六蝗。３０２年兖豫徐冀四州大水。３０９年全国大旱，江汉河洛皆竭可涉（最后一段有夸大的趋向）。这种纪录即在多灾多难的中国，也不平常。

至于“五胡”，则“关中百余万，戎狄居半”，已开始于马援时，即东汉初年。匈奴则“五部之众，户至数万”，“依阻塞下，委质柔服”。也难怪他们不在动乱之中乘要投入了。

所以从这些迹象看来，“贾家种妒而少子，丑而短黑”，不能真正解答历史问题，仅仅提醒我们，当时人的眼光被他们的时代所拘束，才在这些细节上做文章。今日我们检讨长期分裂的悲剧，在展开视野之余，必须创设新的理论，才能将这段历史，和以后隋唐宋的第二大帝国衔接。

谢选骏指出：税吏史家不懂，“长期分裂时的悲剧”才是文明孕育和成长的温床。佛教就是在蛮族入侵之后才成长起来的，因为汉人的政府是不许汉人出家的，只有阴险的少数民族才会鼓励汉人出家当和尚，以便削弱汉人的优势。

【14、淝水之战】

公元３８３年的冬天，有藏人血统的“前秦”皇帝苻坚大举伐晋。他刚统一北方不久，长安附近的居民尚是五花八门，所谓“鲜卑羌羯布满畿甸”。晋朝虽偏安江左，但是仍能保持西部的防线，如今日之湖北西北汉水一带以及更西的四川。即在最接近的战场，也能在江翼寿阳附近发动攻势。从各种迹象看来，苻坚并没有在东线与晋人决一死战的决心，而是统率了很多杂眚部队，无法统御，只能以军事行动，维持他的组织。同时又过度自信数量上的优势，所谓“投鞭足以断流”。他总希望以凉州蜀汉幽冀之兵，号称八十七万的力量，“犹疾风之扫秋叶”，不怕晋人不投降。所以他在出师之前，就宣言要让东晋皇帝司马昌明做他的下任尚书左仆射（等于副首相兼军政部长），晋朝的文武大臣谢安或桓冲，也为未来的吏部尚书和侍中。都预先替他们在长安建造官邸。

如果现存的资料全部可信，则此人受过中国传统教育，也有几分书呆子的习性。他与晋人交战之前，也让以前俘获的晋臣朱序作使臣，访问晋军。后来朱序却将秦之虚实告诉对方，替他们定下了速战速决的方针，并且在战场上，采取对苻坚不利的行动。

晋朝的总司令谢安，正式官名为“尚书仆射领吏部加后将军”。他也有书呆子的脾气，年轻时无意仕进，只是与名士来往，有声望。到四十岁才正式做官，仍是玩水游山，满口清谈。人家规劝他，他就反问：“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

淝水之战的前夕，他又受任都督十五州军事。儿子谢琰，侄子谢玄，谢石都是部下重要的将领。对付苻坚号称百万的军队，他只有八万人抵御。但是他“镇以和静，御以长算”又“不存小察，弘以大纲”。他对亲信将领个别的指示，以使他们“各当其任”为原则。部署既毕，即不再多言，并且招集亲朋，下围棋游山水以表示“夷然无惧色”。

北方混成的秦军和南方紧凑的晋军对峙的时候，谢安的前锋招致北军司令：“君悬军深入，置阵逼水，此持久之计，岂欲战者乎？若小退师，令将士周旋，仆从与君公缓辔而观之，不亦美乎？”这文辞只改动数字，在《晋书》里出现两次，其以作战当作竞技看待，有《左传》作风，可能是修史者揣想写成，但是征之两方将领风度，也可能是据实记载，因为率北军的将领苻融，也以文学称著，既能“下笔成章”，也能“谈玄论道”，他作的赋尚是“壮丽清赡，世咸珍之”，并非一介武夫，尤不带戎狄气派。

他这次可算是上当。秦军刚一后撤，朱序即在阵后流布谣言，说是北军已被南军打败。这时仓皇集结的部队，劳师远入，人地生疏，又无坚强的斗志，也就信以为真。如是一溃就不可收拾，苻坚自己也中流矢，是以晋军大获全胜。前线战报刚到总司令部，谢安正与朋友下围棋，他看后将文书置在几案之上，对棋如故。只是胸中喜气到底无法全部抑制，下棋完毕，他步入户内，脚上筋肉紧张，一时伸展不尽如意，用力过猛，竟将木屐之底，在门限上踏损，俗语“不觉屐齿之折”，由来如此。

淝水之战确定了南北朝的长期分裂。以后南朝的刘裕于公元４１７年入长安，不能久驻。北朝的侯景反复叛变，也曾于公元５４８年陷建康，不久即为部下所杀，都去统一全国的目标甚远。

直到公元５８９年才有隋文帝杨坚的“天下大同”“区宇一家”。至此已去淝水之战２０６年。

在这两百多年内常成为南北两方拉锯战的地区，除了淮南以外，还有湖北的襄阳一带。这也可以说是北人所擅长的骑兵战术，至此已无法做有效的发挥。南人所长为水军，不仅兵力以舟楫输送，能够争取战场的主动，而且将士无行军之劳，粮草有速达之效。只是这种长处，也不能向北延伸使用。淝水之战时，双方受地形限制的情形，已见其端倪。如《晋书》说苻坚有“骑二十七万”，只因一水所隔，不能冲锋陷阵。而晋军虽获空前大胜，也不能扩大战果，仍是偏安江左。可是这长期的分裂，还有它更重要的原因存在。

自从东汉覆亡，中国人口因天灾与战争的影响，长期由北向南而由西向东的迁移。即魏晋间的战事，也带着武装移民的情调，有如２８０年之平吴，西晋发动了２０万人的兵力，至建邺收版籍，则只有男女２６３万，其南征兵力已占当地人口很大的一个比例。如是华北与华中的空隙，势必由“１５英寸同雨量线”以外的少数民族填补，其背景则是他们所受亢旱的打击，又必较华北为甚。虽然资料不全，历史上已有甚多的例证：公元３３３年石虎自长安徙秦雍民氐羌十余万户于关东，使居枋头（今河南浚县附近），又以羌师率其众数万徙居清河之滠头（河北枣县）。石季龙则徙辽西，北平，渔阳万户于兖豫雍洛。淝水之战前夕，长安附近的人口又以鲜卑羌羯为多。有如上述，则南朝的北伐，与这种半由自然力量发动的移民方向冲突，不易彻底执行。淝水战前，东晋之桓温，曾克服洛阳，又于３６９年入长安，终在枋头挫败。

就因为这种人口移动的压力，南方的水田，才能普遍的开发。《晋书》食货志所称“河滨海岸，三丘八薮，耒耨之所不至者，人皆受焉”，就表现出了这种开拓处女地的一般趋向。只是“火耕水耨”，先用烧荒的方式，次用水灌溉，并且以大量的人力用以除芟，才能逐渐将粗疏耕作方式进而为精密耕作。

北方的种族复杂，也不容易使政局稳定。“五胡乱华”时的少数民族领袖，率多汉化，并且很多带有汉人血统。因为汉朝除武帝时代之外，“和亲政策”总在若断若续的进行，匈奴刘渊之姓刘，不无根据。汉末袁绍即以家人子为己女妻乌丸豪酋。魏晋以降，越种通婚的更为普遍。安北将军都督幽州诸军事王浚以一女妻鲜卑段务勿尘，一女妻素怒延。后将军韩据女为段匹弹 “儿妾”。刘琨为晋朝的司空，他与段匹弹的关系虽没有言明，但是弹“与琨结婚，约为兄弟”。晋惠帝除贾后外，又立羊后，她也是名门女，后来刘曜陷洛阳，也立她为后，“有殊宠，颇与政事。”她生有曜子三人，长子熙为刘曜的继承人。羯人石季龙“大发百姓子二十以下十三以上万余，以三等之第以分配之”。这种趋势不断的继续。到后来北魏拓跋氏的皇室实为汉人，而隋文帝唐高祖等人物也有混血背景。只是上层的通婚不算，下层一般人民也需要在这大熔炉里混合，并且游牧民族，也要放弃他们的生活习惯成为安土重迁的农民，这“同化”的程度，才算贯彻，因之过渡期间必费时许久。

东汉之覆亡，“兼并”占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当日征兵纳税，以“户”为对象。“口”以户为转移。兼并一行，失田的农民若不成为流民，即为富家大室之“奴”之“客”，甚至整个大家庭成为“部曲”，地方官员对其豪宗大户无法应付。魏晋南北朝之世族也由来于此。我们翻开《晋书》卷３０至卷８６，其中列有５４２人之传记，除其中段匹弹为鲜卑酋长不计外，晋朝重要人物，几乎一网打尽，其传记中叙及祖先曾为显官我们可以断定其为世族者１５９人，其子弟又在朝中显著的２１５人，司马皇家的宗室１０５人，而不属于以上，我们概称之为出身贫寒的只６２人，可见得大家巨室的力量雄厚，其社会状况必与中国传统的理想——由皇帝直接向大批小自耕农征兵抽税，不受豪强干预情形大有出入。

当日商业财富尚未展开，商人资产，也无保障。例如西晋以显官而成巨富的石崇，则因其为荆州刺史，“劫远使客商，致富不赀”，有家奴八百人。农业上的财富，则无非出于地产及劳动力，兼并一行，即枯竭政府的财源与兵员。最显著的一个例子，则是在淝水之战立功的谢玄，三传而至孙子谢灵运，为诗赋名家。《宋书》说及他“因父祖之资，生业甚厚，奴僮既众，义故门生数百，凿山浚湖，功役无已”，于公元４３３年为宋帝所诛。这一方面表示传统社会里财政税收全在“周礼式”及“李悝式”的办法支配下，私人财产无从合法的积累，一方面则又表示官僚机构的行政效率受兼并的限制。流亡政府的小朝廷，更受巨家大室的垄断，虽然迭换朝代，也仍无中兴迹象。

华北除了游牧民族的酝酿外，也有类似的情形，他们尚有自动设防不受节制情事。例如公元３５０年左右，山西太原迄北有设防的村落三百余，包括“胡，晋”人口十余万户。４００年前后，关中有堡壁三千余所，他们推戴统主，相率结盟，《魏书》食货志则说在北魏４８６年立“三长”以前“禁网疏阔，民多逃隐”，并且“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这样下层机构没有改变，中国无统一的可能。

所以３８３年谢安谢玄与苻坚苻融的对峙，纵加上朱序的穿插，只确定了南北朝的长期分裂，这次战役却不是构成分裂的主因。以后的发展也证明中国的重新统一必待人口相次固定，胡汉种族的界线逐渐漠减，巨家大室的力量也被压制，才能成为事实。

谢选骏指出：南北朝的长期分裂，类似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但是汉唐之间的南北朝仅仅维持了四百年，而从西部罗马帝国灭亡到文艺复兴和东部罗马帝国的灭亡，却跨越了千年——所以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深度，远远不及西方文明。

【15、北魏拓跋氏】

公元５世纪之末北魏孝文帝元宏的汉化运动，举措奇特，为中外历史所罕见。他于公元４９３年决意迁都洛阳，翌年颁诏施行。他又禁胡服断鲜卑语，若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者”，免官。他自己本姓拓跋，至此改姓为元。其他鲜卑慕容尉迟等姓氏，也一律改为单音汉姓。元宏生于公元４６７年，４岁登极。他从小由文明太皇太后抚养，所以做皇帝的前２０年，朝事也由她掌权，这位太皇太后，照头衔看应当是老态龙钟，而实际上她开始临朝听政时，似乎未满３０岁。她的家世可追溯到北燕冯家，也是“五胡十六国”期中汉人创立的朝廷之一。后来元宏的两位皇后也是冯家女，他又以“绝同姓之娶”为名，令他的六位皇弟一体与他朝中汉人显官联婚，其配偶也由皇帝御前指派，有如“次弟始平王勰，可娉廷尉卿陇西李冲女；季弟北海王详，可娉吏部郎中荥阳郑懿女”。这半打皇弟以前所娶，则一律降为妾媵。

从长远历史观点看来：这段史迹只是北魏拓跋民族在中国活动的尾声，公元２２０年秦汉之“第一帝国”崩溃而隋唐宋之“第二帝国”尚未兴起时，这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再度统一做了一段基本的工作。而且在微妙的阶段内，又由一位有神秘性的女人作主。可见得历史的演进，有时令人莫测高深。只是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也不是当时人所能亲身预测。还待千百年后，由我们把一些表面看来不相关的事迹前后联贯，才得剀切。

汉亡之后３６９年，中国无法统一。当日人口总是由北向南，由西向东的移动，汉人的多数民族，不能与这自然所主持的力量抗衡。北方的少数民族虽擅长骑兵战术，却无法越渡淮水及汉水等处的水泽地区。并且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也不能作为统一中国的表率。秦汉型的大帝国以官僚机构统治大量小自耕农，但分裂期间汉人的巨家大室和夷狄的酋领都自起炉灶，妨碍政府向全民征兵抽税的职权。加上各民族语言之不同，更造成了统一的障碍。

拓跋氏打破了这种僵局。他们之所以能如此，不是文化程度高，而是由于人文条件简单，可以从最基本的事业着手，并能以原始作风来解决问题，所以不期然的做了中国再统一的工具。

拓跋属鲜卑种，他们在公元３世纪在内蒙古移动。在世纪末叶开始在和林格尔附近集结，当时既无文字，更谈不上成文法律，也还没有私人财产。他们在４世纪之初因晋大将军刘琨之邀，参与中国的内战，其部落即进驻山西北部长城以南一百里的地带。他们虽称“控弦上马二十余万”，但全部人口看来也不逾百万，甚且远低于此数。

公元４世纪，是“五胡乱华”的最高潮，拓跋氏虽然投入，却始终没有取得主动地位，苻坚强盛时，他们尚“避于阴山之北”。直到苻坚淝水之战不利，北方大联盟瓦解，他们才重新露面。公元３８６年拓跋圭自称代王，开始有了独立国家模样。当时他们的政策，是先在长城内外建造一个农业的基础，其农民由被征服的民族强迫编成。这时候全部落经常与其他少数民族作战，每次将对方人员马匹牛羊一网打尽。对俘获的部落酋领，即很残酷一律处死，如公元３９１年之破铁弗（即匈奴与鲜卑之混合种）刘卫辰部“收卫辰子弟宗党无少长五千余人，尽杀之”。对其他人则“各给耕牛，计口授田”。《魏书》食货志称，其有畿内之田，并于“其外四方四维置八部帅以监之，劝课农耕，量校收入，以为殿最”。公元３９６年以平城（山西大同）为国都，拓跋氏又以征服者的姿态，“徙山东六州民及徙可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余万口，以实京师。”有的书本也作三十六“署”。如将大量人民区分为署，则有国家的农奴的征象。这样的征服和改造，至５世纪初期未止。如公元４１３年，破 “越勤倍泥部落”，也“给农器，计口受田”。其他叙及“来降”及“内附”的前后不绝。《魏书》太祖纪及太宗纪提及这样的事例３１起，内中有户口数的１３起，共为户１１万。可见得拓跋氏创立了一个新生的农业基地，以之为根柢。时间不成熟不问鼎中原，才能用这经济力量做本钱，先巩固北方。

如果前述被征服的人口曾一度为农奴，则从食货志看来，４２６年后渐已取得小自耕农身分。迄至当日，“杂营户帅遍于天下，不隶守宰，赋役不周，户口错乱”，是年这些带着军事性的监视人员全部裁撤，“一切罢之，以属郡县。”是为进入官僚管制阶段的明证。

拓跋氏何时汉化，不容易找到一个固定的答案。从现存文字看来，他们起先得到汉人的顾问，是从降人及俘虏中提拔，而且仅倚靠他们天文占象的才能。以平城为国都之后，兴建筑，定律令，食社稷，就一步引导另一步。以至置五经博士，设太学，也都不能避免了。其徙各地“守宰豪杰吏民”实京师，势必又要借重他们的管理组织能力。只是北魏（４２４年才称魏，历史书中称北魏以避与曹操之魏重复）的农业社会由人工孵育而成，又好像在试验管里造化学液汁，各种因素预有层次的投入，因之才保全了一个体制完整，不受私人力量垄断的政权。

直到４２４年，才在拓跋焘的称皇帝，他即位不久，即颁布了一千多个汉字，并称以前篆隶草楷并行，因之没有标准，这次所颁布的，则“永为楷球”。可见得新朝廷不仅注重文物，也开始以多民族的语言文字作统一的工具了。

拓跋焘统一了华北，结束了五胡十六国的局面。在多数民族的汉人地区，总是因为世族作崇，不容易被绝对皇权有效的掌握。公元４２８年，拓跋焘“以天下守令多行非法，精选忠良悉代之”，已有针对这问题彻底解决的模样。４年以后又以“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颖，渤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皆贤俊之胄，冠冕州邦”指名征调。名为慕才，实则强迫好几百人到平城无薪给的当差并兼人质。４５０年更有崔浩的事。司徒崔浩，作“国纪”，过于具实直书，对鲜卑民族和皇室有叙述得不妥当的地方，还把文字以石碑刊于郊坛。皇帝一震怒，族灭崔浩，还及于崔之姻亲，包括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也 “夷其族”。拓跋焘更声称他要做得更厉害一点，所以多杀了好几千人。无论世祖太武皇帝拓跋焘是有计划或无计划，他的征用人才和文字狱已给华北汉人的巨家大室一个重大打击。即未波及的家户，也充分的接受了这处置的警戒，绝不敢再阻挠中央政府的行政。这中间的一个机妙则是皇帝统御千万军民，不容许另有民间机构作梗，世族华裔也和蛮夷酋领没有区别。

这件事情发生不久，北魏开始南征，想要以华北的力量，席卷南朝之宋（也就是宋齐梁陈之宋）。征兵时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富民家财在四十万和僧尼二十万的“四分借一，事息即还”。但是拓跋焘的大军，以少数民族的骑兵驱逐汉人的步兵作先锋，仍旧没有善良的补给制度，仍是就地征发。他攻江苏北部各城不下，仍进军长江北岸，最后则临水徘徊，仍无可施展，只好北撤。南朝也因这一战疮痍满目，无法追击，因之全国统一还要摆下一个多世纪。

拓跋焘于公元４５２年初被宦官谋杀，他的太子也死得蹊跷，只剩得一位１２岁的孙子继位。以鲜卑人之早婚，再加上这几代北魏君主之命短，到４７１年２０年还不到竟有四位皇帝代表祖孙五代。而最后一位也是本文开首即提及的拓跋宏。他的亲生母亲及祖母都因拓跋家引用汉武帝“立其子杀其母”的办法“依旧例薨”，这时朝中也只有一位带有汉人血统的“文成文明太皇太后”，实足年龄２９岁到３０岁之间，历史上简称“文明皇太后”的冯氏了。

《魏书》说她“多智略猜忌，能得大事，生杀赏罚，决人多俄顷”。拓跋宏不仅为她抚养教育，而且“迄后之崩”，“不知所生”，也就是迄至２３还不知自己身世。所以“事无巨细，一禀于太后”。她又制作了几百首歌辞教育他，只是“文多不传”，其内容永成历史之迹。《魏书》传中又说及她“行不正”。“王睿出入卧内，数年便为宰辅”“李冲虽以器受任，亦由见宠帷幄”。大凡中国历史上有才干的女人，私生活总受非议。上文语意双关，我们无法考证。只是冯氏引用有气魄的汉人文臣，则是事实。王睿还可以算作“恩幸”，他在一天老虎脱笼而出，侍卫惊靡的危机中以吏部尚书的身分执戟驱虎保驾，后来也与李冲家联姻，可是临死仍上疏“慎刑罚”，始终提倡“与其杀不辜，宁赦有罪”的文治办法。李冲则将拓跋政权的民政“周礼化”，并将其财政的处理赋予“李悝式”的体制，因之给中国以后几百年的政治制度留下了长远的后果。

这一串“太和诏令”包括４８４年的百官俸禄，只是这时的赋税，仍是家族包办，也就是“宗主督让，所以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于是４８５年诏令天下均田，原则上土地国有，定立了每一家按人口应有田地的标准。４８６年则立三长，“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里长，五里立一党长，长取乡人强谨者”。这样才实际进入 “租庸调”制。亦即以自耕农的小家庭作为征兵纳税的单位，农村组织以政府颁布之理想上的数学公式作准则，不承认各地私人体系，所以称“混天下一法”。

这一段措施在当日颁布时有冒险性质。它到底实行到如何程度，无从考察。只是４９０年逝世，朝中并未发生变故。元宏的汉化政策，也能再接再励，而李冲也更得信用。４９３年之重建洛阳，他实际担任了总工程师的职务。只是元宏的规划，无人接班。他重视水军，而鲜卑贵族，尚掌握着长城内外的养马地区，也不能遽尔摈斥。一到６世纪，洛阳才又产生政变。北魏分为东西，东魏为北齐高家所代，西魏为北周宇文氏所代。然则历史的演进，并不为这分裂运动而停滞。中国之统一，需要一个以小自耕农社会作统御经理的趋向，也愈为明显。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混合也从未中断。北朝原以游牧民族为骨干，至６世纪，他们也行府兵制，用以动员农民，也开始修筑长城，以防制其他少数民族内犯，可为明证。

隋文帝杨坚，自己是胡汉混血。先以北周的力量吞并北齐，回头解决北周，更挟动员长江以北的力量，席卷南朝，发展方向也是由西向东，由北至南，以经济人文简单的地区去征服繁荣富有的地区。这也是承继北魏拓跋氏在历史上活动的逻辑。杨坚的军事行动以水军为主，这也可以说是受元宏迁都洛阳所赐。北朝需要这一段过渡期间，才能作体制上的整备，并吸收南方的长处。

谢选骏指出：黄仁宇说“公元５世纪之末北魏孝文帝元宏的汉化运动，举措奇特，为中外历史所罕见。”——他似乎没有看到俄国的彼得大帝、日本的明治天皇，都是这么干的。至于后来隋唐皇室所推行的汉化运动，就更加明显了——隋炀帝还死在前往江南朝圣的“文明开化”的旅程之中。

【16、从分裂到统一】

至今还有些读历史的人，仍认为魏晋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一段尴尬的局面。这３６９年，缺乏一个上承秦汉下启隋唐的大帝国。要把它当作一个过渡时期看待，又未免牵扯得过长。这当中的人物事迹，叙来也难得有头绪可循。所以有些历史书，就把这３６９年轻率的穿插过去，以便迅速提引到隋炀帝和唐太宗等前后关系比较完整也更容易检讨的题材。

可是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分裂，在中国历史里只发生过这么一次。它给我们一个机会去了解中国民族演进的历史，并不一定就是各朝代历史的总和。虽说统一的政治中心不存在，中国很多人文上的因素还是不断的发展。举一个例：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于公元４９６年改姓元。其他如步六孤氏改姓为陆，独孤氏改姓为刘，鲜卑民族改姓的一百多，这当然引起很多尊重民族传统的鲜卑人士的不满，６世纪洛阳的政变，和北魏朝廷的分裂，不能与此无关。

北周的创始者为宇文泰，他也是鲜卑种。他于公元５５４年以为“魏氏之初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后多绝灭，至是以诸将功高者为三十六国后，次功者为九十九姓后”。表面看来，这是对元宏汉化政策的一种反动，也强调鲜卑民族各部落在历史上的传统。而实际上他盘踞的关中，并没有很多鲜卑苗裔。他的胡姓，也只能赐予汉人及胡汉混血的将领。他日作隋朝开国之主杨坚，这时候就因功勋被赐姓为“普六茹”。这样只更提高汉人在朝中的地位，而更使胡汉的界限磨灭。其背景则是长期分裂的局面下，北方成为融合各民族的一大熔炉。少数民族之逐渐被多数民族吸收同化，也就不可遏止。

元宏的政策，还有一种贵族化的趋向，他尊重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和太原王氏的社会地位，也让鲜卑系的望族穆，陆，贺，刘，楼，于，稽，尉八姓和他们同列。而当日时尚的趋向，则是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全部平民化，所以元宏的亲信李冲和韩显宗都反对他的作法。

我们已经提及，当时人认为秦汉以来大帝国之崩溃，在于“兼并”。土地一集中，则地方官无法处理境内行政，并且由于地方的争执，影响到朝政。这样之事能够发生，则是“选举制”之不良，以致汉末所推荐的孝廉都是豪门子弟。曹魏想改革这种毛病，实行所谓“九品中正”之制，也就是径由中央政府派考察官到地方任所去品评人物，以作吏部任命的凭藉。其结果又如《晋书》刘毅传里说及“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这种士族力量的膨胀，也影响到军事行动。在政治秩序崩溃的时候，立坛设盟，只有靠世家大族的领导。根据《晋书》王戎传，八王之乱时，河间王与成都王“带甲百万”。晋朝的封建，并没有历史的基础，这两王能在短时间内纠集这样大的兵力，也还是因为地方武力早已在后组织就绪，只要上面有人领导，就有几十百万的士兵在旗下应命了。

这种种妨碍统一的情形都要在长期分裂，兵革常起的局面下逐渐淘汰澄清，有些历史家每提到中国的重新统一时，总要强调中国传统思想的伟大。但是传统思想能够发生功效则是因为社会组织已经和它接近。宇文泰在文治方面最闻名的措施乃是任命苏绰为度支尚书，让他规划新政府的各种设计，此人“博览群书，尤善算术”，而他的设计，也总以《周礼》为依规，也就是预先创造一个数目字的公式，向真人实事上笼罩着过去。北魏以来的三长制和均田制，都有这种 “间架性设计”的趋向。其所以能如此，则是在社会中层可能与朝廷及民间作梗的巨家大室或被淘汰或受约束，中央政府因此又可以掌握大量的农民了。

这种趋势也可以在考试制度演进的历程中看出。汉朝之对策，并未正规化，只有隋唐之后“士皆怀牒自列于有司”，才算有了固定的程序，也才算全部公开，这固然是制度上的进步，然则若没有社会进化的背景，则不致有这么多布衣学人应试，就有他们也仍会被宗党和豪强所抑制。

只是由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统治无数小自耕农的体制，并不是因为全国统一而立即成为事实。这中间仍有很多的周折。又举一个例为证：

隋文帝于公元５８９年灭陈。可是翌年今日的江苏，浙江，福建，安徽，江西的巨家大室全部叛变，“大者有众数万，小者数千，共相影响。”其起源则是据《资治通鉴》所云：“江表自东晋以来刑法疏缓，世族陵驾寒门，平陈之后，牧民者尽更变之。苏威复作五教使民无长幼悉诵之。士民嗟怨，民间复讹言隋欲徙之入关。”这文字记载简单，也只显露官方见解。但是也表示在南北分裂局面下北方已经归纳于一个以小自耕农为主体的单纯社会，南方则仍受巨家大室操纵。这些巨家大室的弱点，则是不能构成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体系。因之他们虽然拥有船舰，能和隋朝派来的杨素作殊死战，终被各个击破。上述苏威则为北周政体设计者度支尚书苏绰之子，这关系也象征着全国的统一，要经过长期间的惨淡经营。

佛教在南北朝期间鼎盛。中国学者提到这题目时，经常毁誉参半，一方面称赞佛教自力入世的观念和戒杀的动机，一方面又皱眉于沙门浮屠的劳民伤财。近代人物之摈击佛教者，则无如胡适，他有时的立场，也好像是今之韩愈。外国作者则多强调佛教在中国分裂期间产生一种融合胡汉，贯通上下的力量。我们也可以引arth -ur wright 作代表。

其实佛教是一个极广泛的称呼，也可以说是印度带来的文化，渗透到中国的思想，文学，美术，建筑，科技和民俗各方面的一个概称。它一方面需要与中国固有的信仰不发生根本的冲突，才能两者相折衷的互相融合。另一方面则是在这条件下，它也就无孔不入。就以云岗和龙门石窟的佛像为证：我们骤看上去从断岩上造石窟，既没有全盘的设计，今日又经过千多年来的风雨浸蚀，满目荒凉，也就看不出美在什么地方，直到阅及关于这些石窟的详细纪录，才知道有些石穴的来源其来有自。并且最大的佛像，耳长九尺，最小的高不逾寸，各处佛像数目都以万计，不仅其塑像表现着印度和希腊的雕刻作风，有些石窟里还有壁画，其衣饰装潢设计也保存了社会史和经济史上的真迹。龙门的一个石窟里竟保存了当日所用的全部医药单方。所以这石窟既供美术展览，也是通俗的博物馆。要不是这石窟在荒野中替中国中世纪保存这一份文物，而将金碧辉煌的佛像置之通都大邑的话，恐怕也就像中国古代的建筑一样早经兵祸而荡然无存了。

而针对这南北朝的时期上说，佛教不是一种带强迫性的宗教，因之它才发生了一种广泛的和普遍的功效。它没有把云岗龙门造成“圣地”，或被方丈国师所掌握，因之转变而为一种政治上的势力，所以纵有华夷之界伦理之争等波折，它仍能够长久的与中国固有文化共存。因为如此，我们也可以认为它是一种构成团结力量的因素。所以小民接受真言与净土宗的仪式和念佛乐及往生的粗浅解释与缙绅先生的欣赏于天台华严的悟观与禅定，同为佛教。在这种条件下，佛教也可以算做已经发生了融合胡汉贯通上下的作用。

话再说回头，中国之能重新统一，到底也仍与周秦汉以来一脉相传的文化系统相衔接。我们不把它当作首屈一指的因素，并不是漠视它的存在。汉魏晋至宋齐梁陈之“禅让”未曾中断，而北朝之东魏与西魏，也同样的“逊位”于北齐与北周。可见得一个正统的观念始终没有泯灭。中国人的入世观念和乐观与积极的思想，也是一种很雄厚的力量，它们并没有因为长期分裂而全部沦亡。

我们通常一提到魏晋南北朝，脑内可能立即浮上一个“清谈误国”的印象。但是从领导淝水之战的谢安看来，则清谈并不一定误国，也等于我们今日虽在天文学上了解５０亿年之后，太阳上的燃料用完，最后太阳系统的生命必同归于尽，因这了解又使我们产生一种不同的人生观，但并不因此，就要放弃日常生活的兴致与一切志趣与希望。西晋的“竹林七贤”，固然包括“不与世事，酣饮为常”的阮籍，但是也包括了大树下打铁的嵇康，更包括了“好兴利”的王戎。可见得他们共同的达观，并不就是消极。

并且有阴则有阳。时人尚“无”，晋朝则有裴顾作〈崇有论〉与之抗衡。他说：“是以生而可寻，所谓理也。理之所体，所谓有也。有之所须，所谓资也。”这几句话已经说明没有物质就没有生命，没有生命也不能创造逻辑。可以算是世界上最早的唯物论哲学家之一。即在“六朝金粉”的建康，也有南齐的范缜作〈神灭论〉。他说“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也。神之于形，犹利之于刀。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哉！”这比裴顾的唯物论又更进一步。这种议论于公元五世纪时提出，也是不同凡响。我们根据他们自己的理论和立场，也可以想象中国人要应付天候地理所赋予的难题，必须保存一种坚毅的力量，这种共通的信心，也必在重新统一的过程中，发生过无可衡量的作用。也只从这坚毅的立场，我们才能领略韩愈和胡适对佛教反感之所由来。

南北朝有时也被一般作家写成一段士气消沉，人心不古的时代。宋前废帝刘子业为姊山阴公主置面首３０人。齐东昏侯萧宝卷凿金为莲花贴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莲花也”，同样被斥为无道，也同样被称为这纷乱时期的代表。还没有提及的则是他们都是２０岁不到的年轻人，生长在深宫，事实上又无从发挥传统帝王的功能，而两人又相继被弑后在历史上担待千古罪名。有正则必有反，这样看来，他们既已永远的称为废帝昏侯，可见得传统道德观念并没有因为长期的政治分裂而全部淹没，如果真的是士气消沉人心不古，这一段历史就不会如此写来，这事实的背景则是汉代虽亡，过去多年来中国已经产生了一个独一无二文教式的体系，足以支持一个以小自耕农作基础的大帝国，一到客观环境许可，这样一个大帝国可以重新摆布登场的时候，这文教上的体系用不着重新创设，也可以随着弹冠而起了。

谢选骏指出：黄仁宇相当陈腐，眼里只有“从分裂到统一”的“三国演义”，却不懂这个汉唐之间的“四百年分裂”（220年—618年）是第一期中国文明灭亡、第二期中国文明诞生的“新生时代”，就像“黑暗的欧洲中世纪”一样孕育了全新的生命。

【17、隋炀帝】

今日我们要写隋炀帝的传记，事实上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对这题目曾下过一段功夫的arthur wright 就说过：“（他）既被视为典型的亡国昏君，在一大团歪曲的历史记载和传奇性道听途说之下，今人即想窥测此人的真实性格，至多也只能瞥见其一二。”

然则隋炀帝杨广，天赋甚高，文笔华美，胸襟抱负不凡，也带有创造性格。这些长处，虽批判他的人也无法否认。又譬如他于公元６０８年，令天下鹰师集长安，一来就有一万多人，６１０年他又在洛阳端门街盛陈百戏，天下奇伎异艺毕集，一月方散，他自己也好几次微服去观赏。他又听说吐谷浑（鲜卑之流入青海部落）行波斯马，放在青海草原，能生龙驹，一日千里，他就入雌马两千匹于川谷以求“龙种”，后因无效而罢。如此作为，纵是为传统作史者视为荒诞不经，今日我们却从此可以揣测他富有想象力，也愿意试验，并且能在各种琐事间表现其个人风趣。

另一方面，从各种迹象看来，炀帝缺乏做为统帅的周密与慎重，也不能御将。这种弱点，也可能由于隋文帝的骄纵之故。如他年才十三，即封晋王，为并州总管（山西省省长）。公元５８９年伐陈之役，他２０岁未满竟被任为行军元帅，指挥由六合一方面的军队不算，还节制其他各方面军事长官，如宿将杨素。这５１．８万人不出月余，平定江南，重新统一中国，由弱冠的晋王作书报告父皇，达成任务。这一战役，固然增长其威望，也纵养其骄骞，使他以为天下事，俱是如此容易。他以后筑长城，造运河，派刘方击败林邑（今日越南境内），听斐矩设计破吐谷浑，羁住突厥，西巡燕支山都是以中国人力物力，随意摆布，只居顺境，未受挫折。以后他一处逆境，即意懒心灰，逃避现实，所以他的悲剧情结，也有长期积养的前因后果。

隋炀帝之伐高丽，据称动员１１３３８００人，其馈运者倍之。这数目字可靠的程度，无从确定。只是杨广迷信军事上数量的优势，已无庸置疑。其实当日之攻城战，野战军数量过大，无法摆布。除非以此数量先声夺人，使对方丧失斗志，才有效用。否则展开兵力过多，已先在自己阵容里产生统御经理的困难，成为日后战场上的弱点。果然公元６１２年之役，隋军在鸭绿江以北辽河以东的地区遭遇到高丽的坚强抗拒，来护儿的水军在朝鲜半岛登陆成功，却没有发生奇袭的效用，也不能与陆军策应，陆军则补给接应未及，统帅权又控制过严，再加以隋皇没有作殊死战的决心，一到战事有利，高丽诈降，高级将领不敢作主，因此亦无法扩张战果。最后因秋季潦雨来临，在平壤北三十里开始撤退，士卒既无实际的训练，一受高丽兵的追击，就崩溃而不可收拾，以致九军尽陷，丧失资储器械以巨万计。６１３年炀帝卷土重来，并且亲临前线。隋军已薄辽东城，也用飞梯地道环攻，并且有少数隋兵登城与敌兵短刀相接，只是这时在中原督运粮秣的杨玄感知道各处盗贼蜂起，炀帝不能持久，在黎阳（河南浚县附近，南北运输的中点）以兵反，兵部侍郎角斯政则投奔高丽，以中国虚实告之。隋炀帝夜半召集诸将领决心放弃攻城。再引兵还，所有军资器械堆积如山，也全部委弃。总算这次行动机密，退军后两天，高丽虽发觉仍不敢追击。

两月以后，杨玄感虽被剿灭，但是隋炀帝的威信已被戳穿，南北各处的人民，不堪征调，群起为盗，动辄以万数以千计。６１４年炀帝又召百僚议伐高丽，并下诏称“黄帝五十二战，成汤二十七征”，只是臣下无敢应者，各处叛兵攻陷城邑也不能每一处平剿。虽然这时候来护儿的水军又迫平壤，高丽王遣使请降，囚送角斯政，使炀帝能借此班师，却已经徘徊歧路。６１５年间巡视北边，又为突厥围困，几乎不免，守令前来赴难，才使他脱围。翌年他即幸江都（扬州），再无意北返，对他诤谏的则获罪，最后甚至不愿听大局不堪收拾的报告。如此又一年多。６１７年冬天，唐国公李渊（也就是后来的唐高祖）入长安，立他孙子杨侑为帝，尊他为太上皇，炀帝也无行动反应。６１８年的春天，这遭众叛亲离的皇帝才被弑。弑他的并非疆场叛将，也不是造反民兵，而是以前宠幸随从，以及近卫军。所以传统作史者对隋炀帝杨广的种种斥责，虽说可能被一再渲染夸张，但也不是全部窜改事实，因为杨广有他被人攻击的弱点。

然则我们今日仍因袭传统作史者“褒贬”的方针写历史，却忽视了历史上时间与环境的因素。公元７世纪的初叶隋唐之交，是中国历史上突出的一段时期。今日２０世纪末叶，又是中国历史上突出的一段时期。二十四史里的《隋书》，修撰于唐初，作者动称“殷鉴不远”。他们绝想不到隋朝不是一个普通的朝代，更想不到春秋时代周人之泛称中国，会推衍而成今日之中国。因为瞻前顾后立场不同，我们即写隋炀帝的传记，也要将很多长时间远距离的因素一并加入考虑，才赶得上时代。

从“大历史”的眼光看来，隋、唐、宋可称中国的“第二帝国”，以与秦汉之“第一帝国”区别。汉虽称中央集权，其郡县组织，到底还是由周朝的封建制度改组而成。隋唐所承袭的原始机构，则由北齐北周追溯到北魏拓跋氏，始于游牧民族的汉化，通过“三长制”及均田，可谓整个社会，在国家政令下人工孵育而成，以小自耕农为主体，注重低层机构的水平。秦汉的文书，还用竹木；隋唐之间不仅纸张已行使五百余年，而且木板印刷，也于公元６００年前后出现。这些因素，使教育较前普遍，也使整个文官集团能向这小自耕农的社会看齐，彼此都能保持同一水准的淳朴。

《新唐书》的选举志，一开始就提及“唐制取士之科多由隋旧”。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程序，则是“学者皆怀牒自列于州县”，也就是不用荐举，全面公开的考试制度业已发端，兹后历经宋元明清直到本世纪的１９０５年才停止。

因为如此，隋朝的铨叙也开始由中枢总揽。炀帝时修律令的牛弘与刘炫对谈，曾提出下面一段：“往者州唯置纲纪，郡置守丞县置令而已，其余具僚，长官自辟。受诏赴任，每州不过数十。今则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纤介之迹，皆属考功。”

这样的人事制度固然使官僚的成分更平民化，但是也使国家的中层组织更为空洞。因为上下之间没有权力与义务互为牵制，由皇帝直接统御全民的趋势也愈为明显。隋朝创业之主文帝以北周的根柢起家，吞并北齐之后才席卷南朝。也是由地形均一，人文因素简单的地区拓展到人文繁复的地区。他灭陈之后制定五百家为乡，百家为里，正在以他间架性的组织推行于江南，即受到巨家大室的全面反抗。这叛乱既被削平，他的统治愈要加紧，此后他的处心设计，无一不以保持统一的帝国为前提。于是又１５年。而在此原始的农业的社会里，达到其目的捷径不是在中层增加其结构的繁复，而是保持下端的均衡。隋文帝杨坚于５９４年令各府州县各给公廨田，做官的不得治生与人争利。５９５年所制工商者不得进仕。５９８年诏禁民间大船，凡船三丈以上悉入官。都是从保持农村社会的单纯划一着眼。他的提倡佛教，也并不是出于信仰上的虔诚，而是以统一思想为宗旨。其大量裁减国子学，废州县学，也是因为儒学之道，不外“识父子君臣之义，知尊卑长幼之序”，高级人员则需要“德为代范，才任国用”，所以也不必大量储备。他自己布衣粗食，也无非与低级标准看齐。

这以上种种设施，也与当时税收政策吻合。隋唐继承前朝的“租庸调”制，其重点在国家财政迁就于简单的农村经济，与均田并行，原则上避免纳税人贫富的差别，以极低的税率全面征收，才发生广泛的效果。虽如此，仍有技术上的困难。《隋书》食货志提及北齐定一夫一妇纳税额为一“床”，独身者缴“半床”，如是“阳翟一郡，户至数万，籍多无妻”。只因为皇权凝聚于上，纳税的义务则遍及于匹夫匹妇，当中缺乏各种有权力能裁判折衷调整或甚至带服务性质的机构，于是制度能否遂行，全靠皇帝自己出面，向下加压力。文帝杨坚的晚年，就尽瘁于此事。他又嫉视属下官吏贪赃，凡受者必死。他又自己在朝堂讯问臣下，召对不如意，立时诛杀之。所以《隋书》说他“天性沉猜，素无学术，好为小数，不识大体”。

可是经过他的高压政策，隋朝的府库各物山积，甚至窖藏还不能容纳。所以钱穆曾说西汉要经过四帝七十年之休养至武帝而盛，“隋则文帝初一天下，即已富足”。这也表示中国传统重农政策下的一种特殊现象。因为全面生产，完全不讲究交换分配及使国家经济多元化，又不作质量上的改进，短时间的全国动员，即可以使农业的财富（因其无组织结构与商业的财富不同）丰溢超过预期。炀帝于公元６０４年即位，也算是继承着第二帝国创国以来的经济基础，只是这样的富裕倒也成为国家的赘累，当日政治思想又要防止“兼并”，那么已经在农村动员的劳动力作何区处，难道令大批人民失业不成？

这样看来隋炀帝之耗用中国人力物力，有其历史上的背景，即他集天下鹰师于长安，聚乐工于洛阳，也还是受客观环境的诱导。至于开掘运河，则北魏孝文帝元宏时引洛入谷作漕运已有之。建造宫殿则已在隋文帝筑仁寿宫时开始，据说“死者以万数”。甚至伐高丽，也始自文帝。公元５９８年之役，动员三十万众，既遇潦雨，又遭疫病，舟师则船多漂没，传统作史者称其“死者十八九”。所以炀帝的种种作为也还是随着文帝的步骤，是当日全面运员的一种产物，初时也有文武百官的支持，否则隋炀帝杨广纵是独夫，也不可能以一人之力强夺民意如此之久。

所以我们今日检讨炀帝的成败，不能专以他杨广一人功罪作最后的解答。即在杨隋之前，各北朝已经相交实行均田制。这样以理想上数学的公式向下笼罩，功效如何，全靠租庸调的税收作实际考核的标准，这方案一经发动为一种群众运动，也不容易适时收束。于是矫枉必过正。因之只有上面需要的数字，没有下层着实的统计，以致男丁抽完，力役及于女人，并且“征役繁兴，民不堪命，有司临时迫胁，以求济事，不复用律令矣”。不到征高丽失败，全国反叛，不知已极。隋炀帝虽有想象力，到底不是大思想家，他也不像我们能看到古今中外的历史纵深。他最后退居江都一年多，竟想不出一种主意，也可见得他始终没有透彻的了解他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传说他曾顾镜自照对萧后说：“好头颈谁当斫之？”是否真实可靠，殊成疑问。但是其无可奈何的语气，已与他悲剧性的结局符合。

谢选骏指出：隋炀帝善于进行宫廷阴谋，不善于治国理政——因为他缺乏基层的历练，不知民间疾苦，因此不会像后来的唐太宗善于在众人面前伪装自己。杨广他志大才疏，但我觉得他的失败其实是他父亲杨坚的“外戚篡位”的后遗症，他们父子二人实际上分摊了汉朝王莽“外戚篡位”的命运。

【18、贞观之治】

公元７世纪的初唐，可算得是中国历史上令人振奋的一段时期。６３０年李靖破突厥，唐太宗李世民被四夷君长推戴为“天可汗”。当日高祖李渊已退位为太上皇，仍在凌烟阁置洒庆贺。上皇自弹琵琶，皇帝则当众起舞，这种场面，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兹后唐军又攻占西域诸国，使中国威势达到葱岭以西，与波斯及印度接触。在唐初只有高丽能对中国作坚强的抵抗，但是高宗朝终克平壤，置安东都督府。

并且唐朝武功之外，继以文治。国都长安东西６英里，南北５英里。现代西安市的城缘，还只有其面积１／８。而且整个城市按计划兴筑，全城分为１１０个方格，南北驰道竟有５００尺宽，无疑的在当日已经打破世界诸种纪录。

因为各国朝贡使节众多，各种服装离奇，中书侍郎颜师古即于贞观三年（公元６２９年）请以画师作“王会图”纪念盛况。兹后终唐之世，波斯来使十次。日本的“遣唐使”，更是规模宏大。起先每次还只遣派三五百人，后来每次两千人，除了正副使外，还有大批留学生和“学问僧”。其中有些人员，在中国一住就是几十年。他们回国之后，仿照唐朝的法令制度，至今在日本历史中仍称“委令政治”。唐朝的均田制，在日本则为 “班田”。奈良和平安（现在的京都）则是照长安设计兴建，只是范围远远不如，而且还没有依计划完成。长安有朱雀门街，奈良和平安的南北驰道，也称“朱雀大路”。邓之诚根据《新唐书》《旧唐书》的记述列表分析和唐朝接触的“诸族”，共有四十八“国”。内中“朝贡”的二十九，“纳士”的六，“归附”者五，“和战不常”及“畔附不常”的四，“聘问”的二，“来留学”者一，“和亲”者一。这样也可以表示胜朝的盛事了。

因此唐朝在中国历史中，最属“外向”。并且初唐时，朝廷信心坚强，也能对各宗教一体扶植，不加阻挠。玄奘往印度取经归，太宗亲自诏见，并且以政府的人力物力，资助他的翻译工作。兹后印度及西域的高僧在唐时来华翻译经典的不下数十人。其他景教、袄教、摩尼教也都在长安设有寺院，其教正长老，也由政府不分轸域，授以官位品职。 l. carrington goodrich 之《中国人民简史》引一现代学者的观察称：“长安不仅是一个传教的地方，并且是一个有国际性格的都会，内中叙利亚人、阿拉伯人、波斯人、达旦人、西藏人、朝鲜人、日本人、安南人和其他种族与信仰不同的人都能在此和衷共处，这与当日欧洲因人种及宗教而发生凶狠的争端相较，成为一个显然的对照。”

打开这局面的，当以太宗李世民的一人的力量为多。或许因为他本身带有少数民族血统之故，因此无论胡汉，他一视同仁。这作风对有唐一代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李世民自己对侍臣说：“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原，有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则过之。所以能及此者，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因之唐代番将特多，也经过赵翼的《陔余丛考》书内提及。

李世民１８岁怂恿父亲李渊发难，他手下“智囊”又多，唐高祖的事业，大部由他策划。并且他自己作战时身先士卒，弱冠时已经能指挥十万人以上的部队，担任独当一面的军事政治工作。说他毫无差错，未免过当，但是从各种资料看来，他筹算周密，并且自己经常在最危险的地方出现，例如以数骑在阵前与敌将答话，因之树立了他个人的威望，能够高度发挥他的领导力量。

７世纪初期是帝王将相树立功业的黄金时代。“第二帝国”的粗胚胎，胡汉混血，从小自耕农作基础的范畴业已创建就绪。即算杨隋将之滥用，从技术的角度看来其高压政策仍在长期的历史上有组织的功效。况且经过炀帝末年及唐高祖初年的厮杀，人心望治，有如魏征所说：“譬如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也。”李世民在这时候勤于听政，勇于就谏，是以彻底的运用了机缘，而达成历史上的“贞观之治”。据称“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最为历史家艳称。西方的汉学家对中国的皇帝向来批评的多，但对于唐太宗李世民，几乎一致的恭维。公元６２８年，李世民出宫女三千余，令之“任求伉俪”。６３３年纵狱囚应死者３９０人归家，命令他们秋后自来就死，至期皆至，如是全部赦免。白居易有诗，歌颂太宗德政：

怨女三千出后宫，死囚四百来归狱。

然则李世民被人恭维，并不是完全一致。“死囚归狱”早就被传统历史家指责不近人情，似乎有意安排，制造名誉。近人吕思勉则更指斥太宗“其人究系武夫，且家世渐染北俗，故骄暴之习，亦难尽免。”明朝的万历皇帝，被指责为昏君，却对臣下称：“唐太宗胁父弑兄，家法不正，岂为令主？”于是在经筵（文学之臣在皇帝面前讲解经史，事后设宴的节目）时不许进讲《贞观政要》；也就是将唐太宗李世民２２年御宇的事迹，全部剔出于历史之外。

以今日眼光看来，公元７世纪，欧洲进入中世纪旧称“黑暗时代”的期间不远，日本也刚受大陆文化的影响，贞观之治牵涉一套政治上的组织力量，当日在世界上无出其右。然则这种组织，没有确切的法治根柢，到底不能持久，其与唐代的影响，容以下各节述及。

现在就从太宗以道德成就为标榜这一点看来，可以窥见李世民的真实性格；并且这史实也使我们看清中国政治体系，虽然初期早熟，但它本身有它的弱点，因此一千多年后不能保持它的领导地位，而为西方及日本占先。

李世民是李渊的次子，他与长兄建成、三弟元霸、四弟元吉同为正室太穆皇后所生。元霸早死，建成和元吉也参加唐初讨伐群雄戡定中原的战事，只是功劳与人望，都不及世民。李渊称帝后，立建成为太子，元吉和他接近，这样就造成两方的隔阂与猜忌。中国传统寡头政治的弱点，基于统计无法著实，将民间无数的争执公平处理，尤其不是行政系统技术能力之所及。于是只能使皇权极端化，事实上的青红皂白不问，只要裁判的力量出诸“圣旨”，又有“天命”作背景，则不公平亦为公平，不合理亦为合理。这样操生杀予夺的大权，并且动辄以至善及极恶的名义奖惩臣下，使皇帝的宝座成为一个极危险的位置。一到继承发生问题，更是变乱的渊薮。本书已经前后叙述父子叔侄姻亲自相残杀的事例多起，有时候当事人为从属党羽把持，即想置身事外，亦不可得。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历史重演的悲剧。

李世民与长兄建成、四弟元吉的构隙，牵涉到这样的背景。他自己交结朝士，后来又控告他兄弟“外结小人，内连嬖幸”谋害他，见诸《旧唐书》（《旧唐书》在五代时根据唐朝文献编撰，近于官方历史。《新唐书》成于宋时比较客观）。事实上他与他的僚属在玄武门设伏，谋杀建成及元吉。建成由世民亲自张弓发箭射死，元吉则死于他部下手中。但是葬日“太宗于宜秋门，哭之甚哀”。建成与元吉各有子５人，也“并坐诛”。这事发生的时候太宗自己才２８岁，他的１０位侄子，很可能多少尚在孩提之中，如何被叔父揽获一并处死，则没有在史书内详细叙述。两个月后李渊退位为太上皇，李世民即位于东宫。

用传统道德观念阐解这段历史，常有不著肯紧之感。例如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时，就指斥李渊不对，李建成不对，而李世民也不对。并非他的见解谬误，只是这种意见今日看来，已算卑之无甚高论，用不着历史家著书辩说。而且这“玄武门之变”业已发生，太宗李世民自己尚不整个掩盖事实，１０００年后万历要避免贞观一朝的往事，也是不着实际。况且又４００年后，万历皇帝在历史上的地位更不能与唐太宗相比拟。

近代心理分析学者，认为一个人的性格，可以分作三部分：所谓id 者，可称为“生理之自我”，在这种原始的条件下，不较分寸，也无忌讳。只是这中国人所谓之“禽兽行”不能在群众生活中适用。所谓 super-ego 者，也可称为“社会之自我”。凡人在孩提时受父母这教养，就范于社会的习惯，对本身欲望加以各种自知的及不自知的束缚，这种控制的力量出自社会自我。所谓 ego者，则可译为“心理之自我”，也就是生理之自我受外界接触感化的成果，一方面尚有某些原始的欲望，一方面则对自己赋予一种社会价值。这种种构成各人个性的程序复杂，包括压制、转变目标，自然其说，品性升华等等离奇的方式，多时其本人虽经过种各机械作用而不自知，或虽知而不愿剀切承认。

唐太宗及贞观之治，最便于用这种心理分析的方法解释，李世民是一个容易性情冲动的人物。他曾要卢祖尚任交趾镇抚，卢已答应就任，回头又向皇帝推辞，李世民邀请再三，卢坚不受。世民一怒之下谓，我对你还不能驱使，如何能够驾驭天下，当时斩卢于朝堂。所以吕思勉说他“骄暴之习，卒难尽免”，不是没有根据。可是他既有弑兄胁父的行为，又曾读圣贤书，不能无愧于中，且受良心谴责，因之更要表彰他种种行为，无非自卫。至于他和兄弟间要走此极端，则是他总戎律，“惟以抚接贤才为务”。既登九五之尊，则更要表彰他之不得已卷入悲剧的漩涡，只因为他有作尧舜之君的才华和能力。是以魏征系前太子洗马（秘书及顾问）据说有教唆李建成图世民的策划，他也将魏征接收过来，倚为顾问，才表示他始终宽宏量大。以后魏征在贞观一朝向皇帝诤谏二百余事，多时违犯太宗意旨，反被优容。《资治通鉴》有这样一段记载：

上尝罢朝，怒曰：“会须杀死田舍翁！”后问为谁，上曰：“魏征每庭辱我。”后退具朝服，曰：“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贺！”上乃悦。

可见得太宗之受谏，不一定是以受谏为目的，而是表扬自己虚心明察作好皇帝的门面。而魏征也说太宗“贞观之初恐人不谏，常导之使言”，也与这追逐名誉的动机有关。魏征也自知处境的危险，他曾对太宗说：“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因为忠臣没有好结果，良臣则“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彼此共存共荣。

将唐太宗李世民放在神经病医生的卧榻上，不是本书的目的，叙事过于琐碎，尤与纵谈“大历史”的宗旨相违。只要有了这些背景上的分析，使我们知道唐朝之设尚书、中书、门下三省，仍去三权分立之理想至远。太宗仍是大权独揽。而且下层机构不能构成选民区，皇权凝聚于上，中国亦无分权之可能。唐太宗洽遇时会，７世纪初第二帝国组成时，既有北魏以来之均田、租庸调、府兵，又有隋朝开设的南北运河和考试制度，上下都草创，内外的威胁既除，皇帝的行动比较自由，太宗将他执行专制皇权时，稍微参酌众议，因之其皇权比较合理化，对唐宋间保持其继续开放继续增长的趋势，有真切的贡献。但是他的作为，不能做机构上的固定。

这些事迹也使我们了解以道德作执政标准的危险。这也不是说道德本身不好，可以不要。中介人类性情复杂，道德名义后面的真象不可捉摸。民国初年的军阀发通电时，无不以拯国救民为职志，其重点则是“我”为其拯救者，要是反对“我”，则是叛国殃民。也等于罗兰夫人在法国革命时上断头台前给历史留下一段见证：天下很多犯罪的事，都以自由名义行之。也等于五四运动时所要打倒的并非孔子，而系“孔家店”。西方的政治思想，坦白的承认性恶，反能造成政治体系的“制止与平衡”，使一个现代的国家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尤其值得我们反省。

谢选骏指出：上皇李渊自弹琵琶，皇帝李世民则当众起舞——人说“这种场面，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我看这是因为他们唐朝的李家和隋朝的杨家都不是汉人，而是鲜卑——汉人与鲜卑最后同化为唐人，成为第二期中国文明的主力军。也是基于鲜卑的习俗，武媚娘才能号称则天，并且登基称帝。其实隋炀帝的老妈独孤氏，就是这样一个凶狠的母狗。

【19、武则天】

我开始在美国教书的时候，常感到一类题材，不易处置，武则天也是其中之一。要是从传统的道德立场攻击她，则明知所谓“杀子屠兄弑君鸩母”半系牵强虚构。并且她在不同名义之下主持中国的政局半个世纪，其影响之所及与历代帝王最有流风余韵的相比，并无逊色。所以事实决不会如此简单，可以由我们以“好”“坏”概括之。而我所讲授的，则又是中国史的纲要，也要与今人有关，因此更难。

武则天的父亲武士获隋末从唐高祖发难，曾官至工部尚书，荆州都督，所以她也算出身名门，并非“寒微”。只是她在十三四岁之间入宫为太宗才人。所谓才人半为侍女，半为皇帝宫中没有实际名分的姬妾。太宗去世之后，她就发付感业寺为尼，在这里她邂逅了高宗李治。兹后她由高宗的昭仪进为宸妃，于公元６５５年立为皇后，据算应当已在３０岁左右。

她自与高宗见面之后即有控制他的力量，无可置疑。高宗有子８人，前４子出自后宫其他妃嫔，后４子则全系武后所生。以唐朝皇帝姬妾子孙之多，如太宗有子１２人，玄宗有子３０人，宪宗有子２０人，武则天必曾专宠于李治之后宫。

高宗于６８３年去世，武则天初立她的儿子李显为皇帝，她自己仍临朝称制，不出两月，她又废李显为庐陵王，而另立儿子李旦为帝，皇太后称制如故。公元６９０年她更“革唐命”，改国号为“周”，自称“圣神皇帝”。如此以女主称帝约１５年。到７０５年的春天她生病才由李显复辟，是为中宗。那年年底武则天才与世长辞，官方称她享年八十一，有些人说她实际年龄为八十三。中宗复辟后５年据说为他的韦后所弑，但是韦氏想照样以女主临朝称制的计划则为李旦之部属所推翻。李旦于公元７０９年复位，是为睿宗。只是如此一来，李显与李旦，中宗与睿宗，俱是武则天的儿子，而且兹后唐朝其他１５个皇帝也全是她的孙辈和后裔。所以纵是武后的头衔一改再改，她仍是唐朝的祖先和国母。以一个篡位而颠倒朝代的人物，又在太庙里千秋享配，也令修撰国史的为难。他们既不敢褒也无法多贬，因此也更造成机会使好多人可以以传闻混为史实了。

武则天还有二处引人注意的地方：一是她的恐怖政治。她在６８６年在各处设铜轨接受密告。又任来俊臣为御史中丞（监察院副院长），他和他的特务人员拷讯的工具，惨极人寰，等于逼人自诬而就死地，经来审问的“百不全一”。

此外武则天的私生活据传说可以与俄国的女少皇凯撒琳相埒。她在六十多岁时因宠爱薛怀义，教他入寺为僧，以出家人的名义入幸禁中。她到七十多岁的时候又以美少年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傅粉施朱衣锦绣服”和她及女儿太平公主燕居作乐。司刑少卿桓彦范上疏弹劾他们，指出“陛下以履恩久，不忍先刑；昌宗以逆乱罪多，自招其咎”。自谓履恩即系鬃发与趾泽间的情爱。武则天置而不问也不追究进谏人。还有一位右补阙朱敬则的疏则更是唐突，引用外间传闻对武后的批评更为猥亵，她则批答：“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赏上疏人彩缎百。

有了这些不仁不正的行径，武则天仍被德宗朝贤相陆贽称誉。明朝以“非正规”态度评史的李贽和清朝以正规而又客观态度评史的赵翼，都对武则天留有好评。

仅从短距离侧视界观察武则天，我们很难看出她对中国历史的贡献。她在有些地方，也象王莽，即系根据《周礼》及其他原因和个人爱好，将政府机构和各种事物更换其外观及名称。洛阳实际是她的首都，她一大权独揽之后又将之从“东都”改称“神都”。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则成天、地、春、夏、秋、冬六官。门下省为鸾台，中书省为凤阁。旗帜金色，她所御的紫宸殿则施以浅紫色的帐幔，八品以下官员过去服青者此时服碧。如果这时候有人骤到洛阳，很可能被这金碧辉煌的神都所炫耀，也可能因为鸾台凤阁把一个大帝国的政府错认为一个动物园。

可是任何人以为唐朝的太后变成了大周皇帝，仅在装饰门面，在各种事物上加入比较鲜明的女性色彩和美术情调，则是绝对低估了武则天的“革命”。

中国史学者通常以为唐高宗李治软弱无能，才引起这段“女患”。《旧唐书》云“帝自显庆以后，多苦风疾：百司表奏，皆委天后详决”。现在看来，他所患的好像是高血压，也妨碍其视力，有多年历史。所以依赖武则天判断书牍，又让她“垂帘听政”，在皇帝宝座之后得悉召对臣下的谈吐，已分别开始于６５０及６６０年间施行，除此之外现存史料不能证实他在长期做傀儡皇帝，况且他的好动与好改变，与武后不相上下。武后执政期间改年号１６次，高宗就改了１４次。最后在位５年间每年年号不同，为从所未有。他曾决定率后御驾亲征高丽，因武后苦谏而罢。他又与武后相随幸东都游曲阜，封泰山。到临死的那一天还准备登则天楼门，只因气喘不能上马而止，但仍在殿前完成宣读大赦仪式。他又建造蓬莱宫、合璧宫、九成宫和镜殿，都具有打破传统的作风。他之准备封皇太孙，既无前例，他就称“自我作古”，也就是说让我来创造这段历史成例。李治又曾说 “炀帝拒谏而亡，朕常以为戒”。通常历史家以武后之殿试是中国考试制之里程碑，其实公元６５９年高宗李治“亲策试举人凡九百人”。有了这么多的事迹，可见得他纵听任武则天，让她专擅，不能就算庸碌。而且高宗在位３４年，已经一再在臣下面前标榜他的皇后就是他的分身，他们两人自称“天皇天后”，时人谓之“二圣”。所以他生前已经替武则天留下了一个合法的地位。他一去世，遗诏所称，太子即位，“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已经有了皇帝一般敕旨的力量。所以有些高宗朝官，如大理丞（最高法院法官）狄仁杰以后就仕武则天好几十年，并未被视作为变节。

可是这种安排，到底不是举朝上下所能称心如意的接受。况且过去高宗自己被立为太宗李世民之嗣，就曾费过番周折。只因长孙无忌的竭力支持才能在困难中通过。长孙无忌是太宗文德皇后之兄，高宗之舅。唐朝初年曾策动玄武门之变，帮助李世民夺取皇位，再度支持高宗嗣位后已是三代功臣，两朝元老，为宰相３０年，又兼太尉，也俨然有汉朝外戚之任大司马大将军的声望。只是他反对立武则天为后，被高宗臣下诬构，流放黔州，后来又被逼自杀。有了诸如此类的事情作背景，武则天也知道自己过去几十年的擅权，“黯陟杀生，决于其口”，现在要只身对付满朝的明争暗斗，不能不采取主动的地位。

高宗去世之后不久，首先发生问题的，为儿子李显。他虽被立为皇帝，未有实权。在这时候他封皇后（即后来生事的韦后）之父韦玄贞为侍中（侍从室主任）。但管重要任免的中书令不肯与。这不仅是官衔禄位问题，而是因为侍中是举足轻重的官职，又派于另外一位皇后的父亲，势必与太后冲突。这也基于中国传统政治，真理由上而下，皇权既无法合理化，也不便分割之故。这事也确引起武则天对李显不满，而成为谪废他为卢陵王的主因。不久即有徐敬业在扬州以兵反。敬业是攻高丽宿将徐茂功之孙，他这时被谪降，意态怏怏，也纠合一群对朝政不满意的人在东部举事，看样子他没有真正“勤王”的诚意，他的叛变不出三月而平。但是他的讨武则天檄，为骆宾王所作，是骈文中的名著，经过广泛的传诵。内中提及“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贼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已经把正反顺逆的李唐和“伪武”之阵容划分得清楚，很有宣传的功效。文中又激劝唐朝旧臣用对主宗李治的君臣父子之情，去清算武则天。文称：“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一掊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更有煽动性。如此就更使武则天只有更走极端。

她的政权，既为她本人及她亲信的安全的唯一保障，亲生儿子也是敌方争取的对象，则她也只有一步逼一步。李显与韦后既被流放而受拘禁，一有来使出自武后，则很惶恐的以为是母后要赐他自尽。另一个儿子所谓章怀太子贤的，可能被她亲信所杀，出自武则天的旨意与否无从查证。还有一个儿子早死，剩下一个儿子李旦，纵要他做皇帝他也不敢出面了。以后她之清算唐朝宗室，越做越紧，也逼得很多李家亲王造反，因之才将他们诛杀殆尽，只有一些年轻的孩子流窜岭南才被幸免。这类事情固然可以表示她的凶狠性格，另方面却也是很多复杂因素一时猥集之所致。她的特务政治恐怖政治也是此时的产物，其目的也是要让朝中人物于逆顺之间分别去留，甚至对她尽忠为国的狄仁杰也一度被判死刑。如此的发展，很难在她武则天和唐朝的“顺圣皇后”的人身经验中找到前后一致的逻辑，而只能在这政治环境里看出为一种超过人身经验的运动，有其来龙去脉。

所以武则天也要去制造她的逻辑。她发觉自己之为唐朝的皇太后已经不能控制眼下局面，即令儿子作傀儡皇帝也仍不能解决问题，只有一身挺当，“革唐命”，自称武家源出于周文王，本身为“圣神皇帝”。好在《周礼》这样一部有假历史的经典，充分的表扬着中国传统里国家之为王者禀承自然法规一手创制的乌托邦等等思想可以全部利用（例如吏部与天对，户部与地齐，礼为春，兵为夏，刑为秋，工为冬等等间架性的设计和一种美术化的趋向）。而被她推崇的佛教，又无形中倡导众生平等，男女也没有基本的区别（但是她仍提倡孝顺父母，在高宗时已经禁止父母向僧侣行礼，龙门石窟的佛像了是替她父母祈福）。既有《大云经》，则可见得大周皇帝虽为女身仍可能为弥勒复生。

武则天引起历史家好奇心的地方，在于虽出于很不利的条件之下，但她的作为仍能成功。她做皇后２８年，皇太后７后，兹后又以本人名义做皇帝１５年，除了因她自己而产生的问题之外，国家也未遭受过重大的变故。她在６９７年诛来俊臣之后，统治已比较和缓。中宗的复辟，仅有极少量的流血。所称“社稷宗庙陵寝郊祀行军旗帜服色天地日月寺宇台阁官名并依永淳以前（公元６８２年）故事”，就轻而易举，可见这些名义和外表上的事物，只是武则天作大独裁者的工具，并不是她施政的真髓。

武则天是否丽质天生，今日已无法分辨，一个简捷的说法，则是她的才貌识见都不能为中庸。她即有“掩袖工谗，狐媚惑主”的能力，那也只能算是当初夺取权位的一种手段，其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早被她以后的作为所压倒。我们要确定她在历史上的地位，还是要考虑到她的时代和环境。而她的长寿，则比她的相貌及胆识还要重要。

公元７世纪的下半期，可以视作以隋唐宋为门面的“第二帝国”的一段调整与重新配备的时期。第二帝国由拓跋民族强迫的将一些游牧民族的部落改造为农业社会，先组成一个北魏政权的核心，由山西扩大至河南，更贯穿至陕西。其前身经过北魏北齐北周各阶段，都离不开胡人汉人的政权，采取“周礼式”的书面设计控制着极大数量的小自耕农的姿态。所以三长制、均田制、租庸调制及府兵制的着眼，都不外以一种极简单的数学公式管制经理成千万的人口。第二帝国之隋唐，承袭了这体制。它们遇到了最大的问题，一是因为国土扩张，需要将这种原始组织由黄土区域及华北平原，推而用之于地形复杂，土地所有错乱，物产和交通迥异的地区，其行政原则过于简单，而其企图操纵的对象则过于繁复。

其二则是少数民族之酋领与有门第的汉人联姻，经过北朝各阶段，成为一种新型贵族，也有垄断朝政的趋向。旁的人不说，李唐王朝本身，即受这遗传因素的影响。如太宗李世民之文德皇后长孙氏，即高宗之母。她的祖先即是北魏献文帝拓跋弘之兄。他家人历经西魏北周公大人的身分，才改姓为长孙。高宗未立之前，李世民之另一位太子李承乾，也是长孙皇后所生。他就喜欢作突厥语，用突厥服服饰，行突厥风俗。武则天自己的母亲杨氏，也与隋杨为一家。隋炀帝尚有一个女儿为李世民之妃。而隋炀帝即出自独孤氏，也是鲜卑大姓。当时朝中人物类此极多。高宗之舅长孙无忌已如上述。这种新型贵族不仅与下面以文官组织编制大量小自耕农的体制格格不入，而且牵涉少数民族因素，更有分化的力量，长孙无忌未倒之前即有人说他是“王莽司马懿之流也”，其原因已非只一端。

又魏晋南北朝以来汉人之世族，“既不能令又不受命”，在各地区造成一种超过政治威权的社会力量，至唐初仍未收声敛迹。太宗令人作《世族志》就希望以他所授官爵压倒“其子孙才行衰薄，官爵陵替，而犹昂然以门第自负”的世族。但是他自己手下的大官如魏征、房玄龄和徐茂功仍与这些世族联姻，因之他们“旧望不减”。因之高宗又于６５９年降诏不许１１个世族子弟自为婚姻。

这些条件，概括武则天登场前后的背景，所以她执政５０年，也包括为高宗之后的一段，实在是和亟需调整与重新配备的第二帝国相始终。

如此看来，我们更要体味到 denis twitchett 在《剑桥中国史》里所说，太宗李世民的经营实系人身政治，而非体制型的政治。李治与武则天，自称“天皇天后”，才将一个暂时体制，改变而为永久体制。高宗在立武后前已颁布《五经正义》，又于公元６５１年颁布新订的律令格式（根据太宗遗诏，以永徽代贞观律），他和武后又以洛阳为东都，已经有与民更始的姿态。以后更次曲阜，幸孔子庙，诏各州县修建孔子庙，又同时继续南北朝以来的趋势，大规模而有系统的提倡佛教，崇奉老子，造成“三教归一”的体制，在当日算是创造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只是时日久远，我们现在已不容易想象其深切的影响（此点与近代中国受西洋文化影响相似，所注入的新见解，也使一般人士扩大其视界）。

唐朝政治与以前不同之处，则为地方政府亦由中央督导组织，除黔中岭南闽中之外，州县官亦由吏部补授。钱穆提及东汉士人，则说他们道德观念窄狭，讲到唐朝则说“政权之无限止的解放”。虽然一是思想，一是官制，而两者之间不能没有共通的关系，否则就不会在前后之间产生这样一个大的差别。佛教已为少数民族所崇奉，而且既能以智度禅定迎合知识分子，也能以净土往生引导俗众，就容易在“官倍于古，士少于官”的条件下，发生上下混同的功效。道教的虚寂自然，也有大而化之的用意。这许多思想信仰上的因素，都为政府宣扬而普及化才能在雕版印书、教育比较普遍、水上交通展开、士绅阶层活跃的时代内，作为新社会的一种精神上的支持。我们无从“证明”如果没有唐高宗李治与武后的一番安排，唐朝不能继续遣派下级官僚到广泛的地区去上任。只是反过来说，要是这些官僚又都像东汉名士一样，个个以窄狭的道德观念当作社会秩序的根本，并且以私人的意气当作法律执行，则整个组织也就会老早垮台了。

高宗之清除“谋反”株连到自己亲属，又继以武后大批残杀帝裔及大臣，即不论公平与否，也不论与他们当时行事的动机是否相关，因而产生的一段结果则是给朝廷贵族阶级一个大打击。有如 richard guisso 所述涉及的有好几百家，官僚中则一般都是京官五品以上，并且子孙又不许参加考试，则在武后主持国政的５０年，中国的上层社会必有一个剧烈的变化。

设铜轨告密，不是我们今日所能称羡的事。只是当日一般官僚，确也是需要整肃。譬如高宗时，刘仁轨言，州县每发百姓为兵，富者行钱则免，贫者则征至老弱，有些就逃亡自残（也可以见得府兵制只有在一个极短的时间内一度有效）。武后初立时广州都督路元睿为南洋来的外商所杀，中国的纪录也都说是因为路的僚属侵渔番舶，向官厅告状的番商反被枷系。又经过武后的一段严厉的惩治，到她末年，还有文昌左丞（内阁总理）宗楚客兄弟犯赃。他们住宅的崇丽使武后的女儿太平公主都叹说：“吾辈乃虚生耳。”而最令人发指的则是河北官军不能抵抗契丹保护人民，一到寇退官厅又抓着百姓以通敌论，动加杀戮，只有狄仁杰才能将这些事情报达武后。所以从各种事迹看来，唐初大规模的组织一种官僚制度，遇到无数技术上的困难，其症结则是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更需要纪律。环境和事实都企盼一个大独裁者出现，武则天适逢其会。

武则天虽不是首创殿试的人，但是她首先自己出面经常策士，不较门第。她精力又强，很多官僚既被诛杀流放，则必要人补抵，通常也由她自己作主。有人说她在位时代，“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可见得新进人员之多。即以高宗时代的情形而论，官员之入流者１３４００多人，每年吸收新进人员约十分之一。如此给她操纵经营好几十年。则单只人事安排一项，也可见得她力量之大影响之深。

武则天是传统政治非常时期的一个特别人物。我们很容易从她的事迹中看到当日中国之形貌，却不容易在同样情形之下窥测到她的真性格。譬如我们从现存资料就不容易断言她的性生活（与之相反，凯撒琳的性生活则非止传闻，有医生的证据见诸书端）。武之引用张家兄弟，给他们的名义为“控鹤监”和“奉宸令”，有将唐朝典闱女史的官职翻一个面的形势。她甚至可能以为自己以女身为皇帝，又何不置男妾？然则这类事只能由我们揣想。她对朱敬则的反应，也有一种倔强的神气，好像说对这些批评，她早已全不在乎。只是她和男性侍从一起时，“嘲笑公卿以为笑乐”，则看出她应付官僚人物半个世纪，已把他们的弱点完全看穿。

武则天制造了一个新的官僚集团。她在成功半由于在高宗时做天后所集下的威势，但是也归功于她实际了解到官僚机构的真正性格。皇帝是文官集团的主席，他（或她）以理想上的至美至善造成神话的传说，用为操纵大权的根据。既为神话则没有人能对之十分认真追究。只是百官都以假为真，或在半假半真之间捧承这出发点，即给绝对皇权以公通的支持，则已使之无可疵求，不能侵犯。在这条件之下，甚至以后为帝以唐为周亦无不可。她以“河图洛书”的神秘安排，“万岁通天”等响亮的年号，再加以“齿落复生”等不会老的奇迹，去培养前述神话。另一方面她也坦白承认归根到底传统政治的真面目，则不外实力。她对吉项说出制马有三物：一铁鞭、二铁过、三匕首。鞭之不服则过其首，过之不服则断其喉。就此她也承认她自己对付不易掌握的臣下也仍不出这套蛮办法。不过那时她已快八十岁。一方面她已感觉地位安全，可以慷慨直言。另一方面也是她经营的新文官集团已经奠定了相当坚固的根基，只要常用铁鞭，间用铁过，不必再多用匕首了。

谢选骏指出：作者显然不懂，这个武媚娘显然性欲亢进，所以民间传说她是“马阴”，也就是长着母马一样的阴道，所以武媚娘很可能不是汉人，而是高加索种族——这使得武媚娘不同于其他的历朝太后，不仅垂帘听政，而且直接称帝了。

【20、渔阳鼙鼓动地来】

公元７５５年安禄山叛唐，自渔阳（今日蓟县附近）以十五万之众南下攻占洛阳，继之于次年取长安，迫得玄宗李隆基（即唐明皇）奔蜀，是唐朝由盛而衰的一段分水岭。有些历史家以为这事去６１８年唐之代隋为１３５年，距唐祚之终（公元９０６年）则为１５１年。这一盛一衰的阶段，其长度也大致相等。

小时候上学，还没读到安禄山的身世和他的反叛事迹，却先听到杨贵妃的故事。主要的原因是国文课本中选了白居易的《长恨歌》。当老师吟诵“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时，抑扬宛转，纵使是铁石心肠，怕也会为之同情落泪。再加上历来文人的渲染，如与白诗并行的《长恨歌传》即称“天宝十载（７５１年），避暑骊山宫，秋七月，牵牛织女相见之夕，夜始半，妃独侍上，凭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愿世世为夫妇，言毕，执手各呜咽”，情节哀艳离奇。又再有五年之后，“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娥眉马前死”的惨剧，更增加故事的情感分量，怪不得其人其事传诵千古。甚至在抗战期间的重庆，也有１９４２年国立音乐院排演黄自所作《长恨歌》一事。作者也就是《焦土抗战》的作者——这时完全置敌机轰炸战火蔓延的情形于度外了。在两小时内台上音乐院的师生和台下的听众重新体会一千两百年前一个“英断多艺，尤知音律”的君主和他“姿质丰艳，善歌舞”的妃子当初恩爱与以后生离死别忧恨缠绵的情节。毕竟任何的金科玉律，也要容许一二例外吧！这次演唱，倒也没有被人攻击说是逃避大敌当前国运如丝的现实，放弃各人战时的岗位，而去同情一个只顾本身安乐不计生灵涂炭的独夫和一个颠倒社稷的国家妖孽。

其实“人本主义”是人类一种共通的性格，白居易的诗既具有这性格，则不论其所叙故事与目前政策有无依违，总之不能禁断。纵有传统中国专制政府的庄严与道学家之刻板，《长恨歌》仍是千古传诵，也能通过抗战而流传至今。

然则白居易到底不是严肃的历史家。即陈鸿的《长恨歌传》也承认白“诗多于情”逡诗的目的就是要让这故事经过他笔下“润色”而不至于“与时消灭”。所以《长恨歌》只能作国文教材，不当引入历史课目。虽说白诗作于８０６年，去“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才五十年，与所叙事相去并不远。

白居易没有提及当马嵬坡悲剧发生时，唐玄宗已将近七十一岁（中国传统或称七十二岁），杨贵妃也三十八岁。在今日驻颜有术的条件下，一个女人三十八岁不能算是年龄太大，但是在中世纪就很难能有“芙蓉如面柳如眉”的吸引力量了，可见得白诗听任感情奔放有浪漫主义色彩。至于诗中人两方年龄有这样大的差别，则是因她于７４５年封为贵妃之前为“太真妃”，更前则为“寿王妃”。原来寿王李瑁，不仅是玄宗的亲生子，而且是他所宠爱的武惠妃所生，曾一度被提出有被立为太了作玄宗的继承人之可能。所以杨玉环被玄宗李隆基宠爱之前确是他自己名正言顺的儿媳妇。《旧唐书》没有提到这重关系。只说：“二十四年（公元７３６年）惠妃薨，帝悼惜久之，后庭数千，无可意者，或奏玄琰女姿色冠代，宜蒙召见，时妃衣道士服，号曰太真。既进见，玄宗大悦，不期岁，礼遇如惠妃。”直到宋朝欧阳修等作《新唐书》才提出“始为寿王妃”。《资治通鉴》则记入开元二十三年（７３５至７３６年间）“十二月乙亥故蜀州司户杨玄琰女为寿王妃”。据算当时她十七岁左右，与李瑁为夫妇后至少已一年才被玄宗召见（因为武惠妃也是在年底去世）。《长恨歌传》则称“诏高力士（宦官）潜搜外宫，得杨玄琰女于寿邸”。如果此事发生于武妃去世后不久，则杨玉环可能以“女道士”的身分和“太真妃”的名义与玄宗保持暧昧关系至少达七、八年之久。因为直到天宝四载（７４５年）官方纪录才称“册太真妃杨氏为贵妃”。

可是玄宗之“乱伦”始终不是问题的焦点，寿王李瑁以后也未再产生任何周折。龙武军（侍驾的御林军）在马嵬坡逼着皇帝将他的爱妃交高力士缢死，一是因她之故，玄宗生活糜烂，到流连荒亡的地步。二则朝廷又因她用其从兄杨国忠为相，安禄山的问题，大部由他激成，以后不可收拾，自应由他负责。关于后者，牵涉唐代国防，因素较多，容下一节“九重城阙烟尘生”再谈，现在说宫廷生活。

《新唐书》说：“天宝（玄宗的第二个年号，始自７４２年，以前则为“开元”）外奉军兴，内蛊艳妃，所费愈不赀。”因为《新唐书》成于北宋，作者的道德立场又较作《旧唐书》者为坚强，对杨贵妃一家更是指责不遗余力。书内说及天子每年十月赴华清宫过冬时，妃之从兄及诸姊幸从，“遗钿堕舄，瑟瑟玑排，狼藉于道，香闻数十里”。也就是珠玉首饰鞋袜一路乱丢乱甩，不可收拾，显然是夸大其辞。

这种指责也牵涉到中国历史上经常发生的一种问题：真的皇室生活奢侈，就是“腐化”的征象，而必至国破家亡？我们知道八世纪的长安，确是有一种升平气象，高级仕女，穿着印花的绸衣，头发挽髻，眼眶之外则施以各种色彩，有如今日之 eye-shadow，即女性亦打马球（polo），吹奏小型乐曲，一到各种季节，宫女之作拔河戏者一次总有好几千人，较之明清已现代化得多。难道这些人文的因素统是不该有，一定要退步到茅茨土阶，天子穿浣衣，食不兼味，后妃也衣不曳地，甚至上下都穷才人心舒畅？要是今日我们讲历史也仍因袭传统的立场，如何能迎合时下的现代化？又如何能使中国史与世界史衔接？

可见得这中间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环节未被提出：前人以为一切都是道德问题，而玄宗唐明皇李隆基一朝，则已产生了一个极为严重的技术问题。

公元７５４年，也就是安禄山反叛之前一年，户部统计全国共９６０多万户。这和初唐的三百多万比较，当然有了显著的进步，其原因也不是人口突然增了三倍。而是七世纪初期，开始均田制，原则上加入版册上的户口，就国授田。不管是采登记的户口原来已经领有的田土来算数也好，或者真是政府重新分配而授与的田土也好，下级政府向人民抽税时就要保障他们有田，所以除了最初登记的三百多万户之外，以后的增加，就非常的吃力。例如高宗朝６５２年，在安禄山叛变前约一百年，全年只增加户十五万，约占当时登记户数百分之四。另一方面讲，则均田制、租庸调制和府兵制纵有很多的缺陷，仍维持了一个相当容易掌握的下层机构。我们也可以想象从武后到玄宗初年，第二帝国倚赖着以这简单数学公式作主的间架性设计，将它的实际威权从一个基本核心的关陇区域和东部洛阳推广到全国各地是一种经年累月缓而持重的运动。选举制度提拔新人不计门户，也要长时间之内才有功效，而唐朝创行所谓“铨叙”，有所谓“三铨三叙三唱而后拟官”的办法，要自春至夏，才能完毕。这尤其需要下层的民政和财政的事项简单雷同，中枢才能将官职成批分派。所以与前述间架性设计配合适当。

公元７２３年玄宗任用宇文融为“劝农使”，执行所谓“括户政策”。其原则是现下版籍无名的户口，若不是逃户，就是客户，也不究既往，一律着令自首。登记之后免六年赋调，只是轻税入官。这办法成功，“诸道括得客户凡八十余万，田亦称是”。只是就遇到很多官僚的反对。难道规避赋役的人户应当让他们违法？以免罚轻税而鼓励他们自首则是苛政？这问题要根据当日官僚组织的特点解释。传统的官僚政治表面管辖广泛，实际掌握不深，其行政效率靠由上至下加压力，并非循照经济原则，所以只能铺摆场面，对数目字无法精密核算。各官僚居留于城市之中，胥吏短少，也不能经常体会到乡村各种情形，而最怕变态，此时谁系主户，谁系客户，谁应照原来的租庸调征课，谁可以在六年免征，可能产生无数的纠缠。简言之，这种结构与现代化组织基本不同之处，则是缺乏民间商业的组织在旁督责襄助，担负其一部行政费用，而责成其照法律条文不折不扣的施行。这也是管制大量的农民，只能以集体的办法和预定的数学公式对付之一大主因。唐代的租庸调制，至此已发生问题，兼并盛行，人民迁移，版籍紊乱，宇文融的办法为不得已，但是执行时仍在各地产生不同的困难。

可是玄宗后期三十年，户口登记从七百多万增至九百六十万，已经给官僚机构相当的困难，各处文牍山积，很多事项除非高级长官亲身受理，无法定夺。而赋税既增加，则有韦坚的增加督运效率。韦坚是太子妃之兄，此人若生在近代的欧洲，必为商业经理能手。他在７４１年任水陆转运使，于是修改水道，在长安城外凿成一座人造湖，又集中船舶将江淮南海一带物产分别陈列，驾船入则大笠芒屡，妇女则鲜服靓妆，又歌唱助兴，俨如现代之商业展览会。只是这样一来，他造成了一个半官半商又不官不商的组织，在现存政治体系之外，也将既有的会计制度弄得文不对题，所输入的物资则一般为消费品。

这还不算，传统作史者所指摘“剥下益上”言利之臣，尚有杨慎矜和王拱。杨慎矜是隋炀帝的玄孙，他于７３８年以侍御史知太府出纳。他认为各地方政府缴纳的实物常有水渍伤破，不如“轻赉”，即是改折珍贵量少的物品交纳。即是剥下益上，则其折算价格只利于长安，而不利于交纳的地方。而且物资既由常用实物改为珍贵物品，实际已将政府之收入在预算内改作宫阙消耗和赏赐大臣近戚之用。王拱于７５０年以御史大夫兼京兆尹，领二十余使。他也继续杨慎矜的办法，并且某项赋税已经被蠲，他又独断的征取脚费，结果他在长安控制了大量的物资。唐制虽内宫妃嫔也有官阶，她们的脂粉费也同于薪水，经过王拱的经理“岁进钱巨万”，“供天子私帑”，就不再经过政府过目了。

同时我们还要注意的则是此时大批商业没有展开也无法展开。水道交通既为政府垄断，币制也未上轨道，各处发生“钱荒”，私铸滥铸的铜币又禁不胜禁，执行商业的法律则更谈不上。以上各人能建奇功又大部由于这商业真空状态之所致。所以他们都要在长安和各地方引用私人。宇文融即有十九个“劝农判官”巡行各地，韦坚的“纲典船夫”也牵扯到纠纷里面，王拱既兼各项“采访使”“户口色役使”“和市和籴使”和“黜陟使”，实际已并司法立法行政政权于一身，等于刻下西方所谓“经济沙皇”（但是欧美的经济沙皇只管到一时一事）。所以他衙门内“文书丛委，吏争入示署一字，累数日不得者”。他们既另制造体系，凡事靠己意决定，又在皇帝面前邀功，则必与一般官僚冲突。

在玄宗后期任宰相达十九年之久的为李林甫，此人被称为“口蜜腹剑”，只是他作事按照条理又体顺玄宗旨意，所以得到皇帝信用。唐朝的宰相不止一人，侍中、中书令和左右仆射都是宰相，原来有委员会的形态。但是李林甫以右相总权，有垄断朝政的趋势。于是在公私上下之间和诸人发生嫌隙。当玄宗流连荒亡之际，朝中产生了无数离奇的案件，涉及术士、私婢、外戚、边将，更因韦坚牵涉到太子，有立太子而摈弃玄宗之意，引起太子与韦妃离婚以明心迹。因杨慎矜则提到有恢复隋朝的阴谋。结果则除宇文融早死之外，韦坚被谪而在流放的地方被杀。杨慎矜和他兄弟都赐死，王拱也因为他兄弟造反而赐死。以上各案都在幕后牵涉到李林甫。

只是李林甫以私人恩怨与诸人冲突，却不能重新创造一种官僚集团的体系。唐朝的财富，在民间经济系统之外，去勉强的支持一种以皇室为主体的城市文化，虽有大量资源却无合理征集分配的体系，其结局仍非国家之福。玄宗有子女五十九人，他又在长安西北角建立“十王宅”和“百孙院”。李林甫也有子女五十人。《旧唐书》说他“京邸第田园水硐尽上品”。《新唐书》也说他“车马衣服侈靡”，又“养君欲”，使“主德衷”，更把他列入“奸臣列传”，可算是尽道德上批判的能事。只是除此以外却始终没有指出中国传统社会里的一个技术问题：此即是政治系统早熟，缺乏结构之纵深与应付事态的灵活，只能从一个低水准的环境内使国家进展到小康。一至人文发达，经济突破某种限度，则无所措手，只好说“言利”之臣都是坏人。而且“聚敛”之所得也确是胡乱花费，珠玉乱撒固然是夸大，但是据说宫女多至四万也是骇人听闻。

杨国忠继李林甫为相，也承袭到这一局面，也与皇太子即后来的肃宗有嫌隙。在马嵬驿的龙武将军为陈玄礼，他则与太子有交往，希望玄宗退位为上皇，让太子创造一个新的局面，而不愿皇帝入蜀受杨国忠的摆布。只是他纵容军士造反却不能说及这许多周折。另一方面则安禄山的反叛由杨国忠激成，而杨国忠之居高位，则是杨贵妃的裙带关系，事实显然，而皇帝的荒怠，更无非“内蛊艳妃”。所以连白居易的诗也要说渔阳鼙鼓所惊破的不是军事计划和财政预算，而是霓裳羽衣曲了。

谢选骏指出：安禄山一介胡儿鬼子，为何可以得宠唐朝宫廷？以我看来，这与武媚娘开辟的胡种秽乱的传统很有因果关系——自从武则天登基以后，“狐狸精”就从在野的变成了执政的。

【21、九重城阙烟尘生】

安禄山之叛唐及其余波，扰攘达七年之久，不是当时发难的人和对方所能预测。从短时期和近距离的资料看来，这事件应当可以防范，既已发生则应迅速解决。

安在中国史书里称为“营州杂种胡”。实际他父系祖先出自苏定安（sogdiana，中亚腹地今属苏联），母系则为突厥，在当日中国的边区，他的背景并不算特殊，营州则为今日之热河。当他在范阳（今日北京附近）发难的时候，已有很多中国文臣帮他策划。他统率的部队十五万人，以一日十里的行军速率南下取洛阳。唐朝各库房的兵器多腐朽不堪用，民兵也没有训练，此时的“府兵”也多数已成具文，不仅各处没有“勤王”的行动，安的部队还有向淮河和汉水发展的趋势。所以安在公元７５６年的年初自称“大燕皇帝”，已有将唐朝推翻的模样。

可是叛军没有立即西进，给唐军一个在潼关地区增强防御的机会。这时候郭子仪和李光弼又从山西进兵河北，重新光复很多州县，忠于唐室的各地方官也乘机策反，有占领整个“敌后”的可能。只是玄宗朝也没有利用这种机缘，皇帝的敕旨首先就将守潼关的两个将领——封常清和高仙芝——以由陕县退却的罪名判死刑，次之又将一个老病而无心战斗的哥舒翰推上前线，又不让他坚守潼关，以待河北官军扩张战果，使安禄山腹背受敌，而强迫哥舒翰仓卒出战，以致一败则不可收拾，安禄山因此入长安，郭子仪和李光弼的侧翼行动也不能生效用，只好由河北经晋陕向甘肃撤退。

倘使这时候皇太子忠王李亨也随着玄宗李隆基入蜀，以后的发展，还可更不能逆料。实际上经过马嵬驿的兵变，杨国忠被军士胡乱的杀死，杨贵妃在众人威胁之下由玄宗命令缢死，史书上留下一段“父老共拥太子，马不得行”的情节，于是玄宗南奔，不久就被“尊”为太上皇。太子则北上，一路收拾败兵流卒至甘肃之灵武，文武臣不及三十人，也通过群臣劝进， “六上笺，上不得已，乃从”的公式，即皇帝位，等于宣告玄宗已经没有用场，他就取而代之，因此他就成为兹后历史上的肃宗。灵武的新朝廷收容了郭子仪和李光弼的部队，又以和亲政策，得到回纥的襄助，以一年三个月而收复长安，又一月而收复洛阳。

安禄山已在肃宗发动攻势之前被他自己儿子安庆绪的手下人谋杀，安庆绪则在由洛阳退返河北之后给安禄山手下名将史思明所杀。

史思明也是“营州突厥杂种胡”，他在７５７年杀安庆绪之前，曾率手下八万众降唐。肃宗明受他降，暗派人刺杀他，被他发觉。所以他又自称“大圣燕王”，又再陷洛阳。以后在与官军作战不利时为他的养子史朝义所杀。史朝义则被部下李怀仙所杀，事在７６３年，自此，安史之乱，才算结束。当时玄宗和肃宗都已相继去世，史朝义传首京师之日已是代宗李预的一朝，他也是唐代面临这次变乱的第三位君主。

我们今日在二十世纪末期重新检讨这八世纪中期的一段史实，很难在仓卒之间，得到确切的结论。前人留下了很多论说，有如《旧唐书》责备杨国忠，说他以便佞成为宰相，颐指气使，等于逼着安禄山造反。“由是禄山惶惧，遂举兵以诛国忠为名”，也说及玄宗任人不当。安禄山“性巧黠”，又“厚赂往来者”，玄宗就让他为卢阳、范阳、河东三节度使，又让他兼闲厩陇右群牧使，楼烦牧监，以致将边区蓄养战马的权力都断送到他手里去了，再听任他以蕃将代汉将，一步一步的鼓励他造反。更让安禄山拜自己为父，杨贵妃为母。《资治通鉴》还提及“贵妃以锦绣为大襁褓裹禄山，使宫女以彩舆舁之”，玄宗为之赐贵妃洗儿钱，于是弄得宫庭内外和朝堂上下不成体统，好像这些事也是安史之乱的原因之一。也有些史家认为任用蕃将是一种失策，其咎在李林甫。因为李恐怕文臣入相出将，与他争权，所以怂恿玄宗任用蕃将，好在他们缺乏中国文人的涵养不能在朝廷里做大官，不料将国防重任交给他们，反为他们所制。

以上各种解说，都有牵强附会的嫌疑。真与失真不说，其提出的见解往往是以人事上的片面传闻来解释很多组织上与制度上的大问题。

玄宗于天宝年（７４２年）置十节度经略使，规定十个国防区，共有镇兵四十九万人，马八万余匹，是个在纸面上讲来非常宏大的计划。以前各边镇的兵力游离不定，这时候人力资源的分配有如现代军语之所谓“建制”，已赋予固定性质。可是我们仔细看来，则又知道这种堂皇的计划，仍犯着“官僚主义”的毛病，不能离开“金字塔倒砌”的“间架性设计”，以理想上的数学公式去笼罩真人真事。如以言人员，则此时府兵制度大致已成具文，却又没有完全放弃，边区士兵大部由于招募，称为“健儿”与“旷骑”，自７３７年之后一律长期服役，其中多数则是蕃人，有些还带私马。有如７４７年高仙芝出葱岭，“是时步兵皆有私马自随”。安禄山防区最成问题的则为契丹及“匈奴别种”之奚，他们经常与安所属的官军作战。而安禄山叛变时其南下部队却有大量的契丹兵和奚兵，后者即在长安出现。他既曾邀准玄宗以蕃将三十余人代汉将，可见得他组织的杂牌部队，以蕃兵为主体已非一日。如言马匹，则除私马之外，政府并未如若干历史资料之所称，控制大量之战骑。《新唐书》“兵志”说：“开元初，国马益耗，太常少卿姜晦乃以空名告身市马于六胡州，率三十匹雠一游击将军”。也就是以卖官鬻爵的方式揽络少数民族控制的马匹。王忠嗣也是与安禄山大概同时的节度使，他的传记里也提及，“至互市，辙高偿马直，诸蕃争来市”。他在兼任河西陇右（宁夏甘肃）节度使的时候，就将原任河东朔方（山西陕西）区域的马九千匹调到兼任区域，也可见得政府所牧马匹有限。再谈到给养，则边军所用大多得之于屯田。长安附近一带在玄宗初年常受天灾，食粮供应不及，甚至朝廷也要迁往洛阳就食，这时候谷物的供应，大都出于华北平原，北至河北一带。玄宗中期以后，情况好转，北方的税粮改用绢布交纳，但是物资仍是由各地汇集到京畿地带。虽然我们无法确悉当日补给情形，各项纪录却没有一个由中枢作主，统筹支配这十个国防区补给的记载。至安禄山之叛变已成事实，《旧唐书》“食货志”云：“两京仓库盈溢而不可名。杨国忠设计，称不可耗正库之物，乃使御史崔众于河东纳钱度僧尼道士，旬日间得钱百万。”更可见得平日两京物资不用以供应边防，如果经常支用，战时只会加强其出纳，而不致另出主意，以令人民买僧道度牒，即是出资捐买免除赋役的执照，以作筹款的方法。

所以从各种迹象看来，边防司令官之称节度使者，兼管民政，靠自己的机智和统御经理的能力买马招兵，屯粮制械。除了少数情形之下由中央政府津贴外，一般以防区自给自足为原则。越像安禄山这样的人物，“解六蕃语，为互市牙郎”，越能看透地方的详情，洞悉人力和物资之所在及征集方法。玄宗也不是糊涂虫，他早知道安禄山能干，足以独当东北军事之一面。只是他的功效愈高，也愈不容易替代。皇帝愈是屈折自己去奉承他，更被人家看出安禄山必反。

这当中也产生一个国防组织与文官官僚组织性格上互不相容的形势：边防着重实际情形，以唐代北方游牧民族之盛，防区以疆域大、资源活用为有利（安禄山外其他节度使也是一个统辖数区）。司令官以职业化，长久留任，与当地民情风土融洽才有功效。简而言之，这是一种需要组织重点，能够发挥迅速确实的功效的一种结构。全国官僚机构的组织则先以仁义道德的立场，造成行政的逻辑，一意保全大体，愿意牺牲局部。在这种前提之下，人事关系之合宜，超过对工作效率的需要，又要注意淳朴雷同各种职位互相转让互相交换，不容许任何一方面突飞猛进。即在安禄山叛变之前，这两种组织精神相反，已经有了不能并存的趋向。例如王忠嗣和牛仙客都在边区表现才干，回头到长安却被贬屈或不如意。张守圭在幽州掩饰战败。鲜于仲通讨南诏大败也有杨国忠为他掩饰，反叙战功。即使前述抵抗安禄山的战略失宜，也仍因军事方面的部署，先要满足政治需要之故。所以安史之乱可以看作这两种体系的冲突所引起的一场变乱。

长安的政府也早洞悉这中间的蹊跷。李林甫为相的时代，就开始以文人在京“遥领”节度使，而在当地另由武臣实际掌握一切。只是这种办法，只能装饰门面，不能消释内在的冲突。至于“蕃将”，则不是问题的重心。他们的出现无非显示官僚机构与军事组织格不相入。以外国人任高级将领，反可以缓和政治上的摩擦。高仙芝为高丽人，李光弼为契丹人，哥舒翰为突厥人，并没有因此滋事。

至于安史之乱经过七年多，则可见得拥蕃兵造反，易放难收，当日作战的方式是纵容士兵掠夺，一经开始，也不可能由高级的意旨结束。虽然原始资料没有适当的记述，我们也可以想像安庆绪著人谋杀安禄山，史思明之杀安庆绪，史朝义之杀史思明和李怀仕杀史朝义不仅是信人恩怨，而是叛军的组织中必包含着多少的矛盾。这也和李唐皇朝内种种黑幕相似。肃宗作太子时，就受玄宗猜忌。他虽在光复长安之后，迎太上皇还都，但是后来听任宦官李辅国之议，迁太上皇于西内。《新唐书》的“宦者列传”即说“玄宗以迁崩”。官方的纪载则是玄宗与肃宗几乎同时去世，相去只十二日。这还不算，代宗李预之即位也要杀张皇后除宦官李辅国。此类事情既重叠不断的发生，我们也不能仅是埋怨人心不好。而必须指出中国传统政治，所想控制的过于庞大，引用的原则过于简单，当中笼罩着很多不尽不实之处，真有人事冲突时无法圜转，而只有起极端，甚至亲属也成世仇。

我们在一千两百多年之后，也可以看出安禄山的叛变，表面是被剿灭，实际上是两败俱伤。唐朝的文官制度，经过武后和玄宗间的惨淡经营，渐有头绪，东南的物资，至此也能供应朝廷所在的地区，但是企图组织北方的国防线的计划，却经过此次变乱而永远无法实现。安禄山叛变的根据地，有如《新唐书》所说：“付授叛将，护养孽萌”，“讫唐亡百余年，卒不为王土”。有了这段事实，再加上以后五百余年的历史纪录，我们也可以相像安史之乱不仅是当日“九重城阙烟尘生”，而是随着这次事变呈现了一串严重的问题：中国的后方，有如裴耀卿对玄宗所说：“江南户口多，而无征防之役。”而北方的国防组织，则因为战马的需要，光是“精密耕作”不能保证其供应，而必须配入“广泛农业”，也就是要包含畜牧。因其范围之大，也不能不以少数民族作为组织上主要成分之一。这两种体制，是否能够共存？是否能受同一中枢掌握？而这同一的中枢是否即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组成？“大历史”所提及的“第二帝国”，包括隋唐五代和宋。其历史的重心所在则是解答这一类大问题。

谢选骏指出：黄仁宇心中只有“帝国”，没有“文明”——他只知“第二帝国”，却不懂“第二期中国文明”；还说“第二帝国”包括隋唐五代和宋！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而正确的看法呢？“第二帝国”只能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帝国时代“，也就是元明清。恰恰不包括隋唐五代和宋！例如，五代和两宋，连中国都未能统一，就像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同类项，怎么可能算作帝国呢？

【22、“藩镇之祸”的真面目】

我们从小学历史，都知道唐朝有“藩镇之祸”。但是对其实际情形则又茫然。我想今日一般读者的观感，大致仍如此。其原因则是大批读物缺乏紧凑的综合叙述，只是提出一大堆人名地名，使读者无所适从。而且很多古籍上的观点，已不符合现代的眼光。现在让我作一段简单的介绍：

所谓藩镇之患，开始于安禄山叛变之后。起先只有“河朔三镇”，此即是庐龙（今日北京及沿长城一带）、成德（稍南与山西毗邻的地区）和魏博（渤海湾迄黄河以北）。每一个镇（有时也混称为“道”）辖五、六州或十余州，约占今日三分之一个行省的面积。每一个镇的首长即是“节度使”，也就是军事首长，兼理税收民政。安史之乱既平，朝廷无力追究其组织系统，只让一批降将，统率这些地区。于是这些地盘，都成世袭。各使在境内自派州县官，自行征兵抽税。他们一离开任所，就自派“留后”，也等于副长官和继承人。有时他们也用进贡的方式，向朝廷呈献一部物资，但是税收及其军制，则自行勘定。其中也有军士驱逐他们的领导人物自立首长的情事，唐朝皇帝也只好事后追认。而这种独立及分化的运动，延布到今日之山东、河南及安徽边境，甚至长江以南的浙江和四川也有节度使乘朝廷软弱而效尤。

这藩镇之患成为历史上的一段事迹，则以德宗李适和宪宗李纯两朝最为显著，他们之前朝廷对这些藩镇无力过问，德宗开始不承认各藩镇的世袭；宪宗则有系统的用军事力量削平藩镇。他们是祖孙，中间一代为顺宗李诵。但是顺宗即位之前，即因风疾不能发言，在位只八个月即传位于宪宗，与所叙无关。所以这段历史事迹发生于李适与李纯两帝之间，在公元８００年之前后约各二十年，共历时约四十年。

中枢企图削平各藩镇的计划不容易生效，是由于皇朝本身没有兵力对付，只能借此削彼，让各藩镇看清他们除非联合抗命，否则只有被各个击破。于是他们互相提倡“合纵”和“连横”的政略和战略，以对付长安的皇室。这种分裂运动于公元７８２年达到最高潮。反抗朝廷的节度使推极北的朱滔为盟主，称大冀王，其他各称赵、魏、齐王。至此他们也还是只有宣告独立，尚无向唐室进兵的准备。直到李希烈于７８３年从淮西（今日河南之东南角）攻占襄阳和开封威胁洛阳，称楚帝，才使朝廷震动。朱滔之兄朱此，过去曾自动的提倡尊王攘夷率领唐兵与土蕃作战，这时闲居在长安。德宗也相信他与各人的叛变无关。不料有一支从西北调来戡乱的军队在长安叛变，他们与朱此有旧，也推戴朱此为他们的首领。于是德宗仓皇出走，避难长安西约二百里的奉天。朱此在长安称秦帝，且曾一度围攻奉天。

德宗接受了陆贽的建议，对造反各臣除朱此暴犯陵寝不赦之外，其他全部赦免。他在７８４年所下制称：“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咸以勋旧，各守藩维，朕抚御乖方，致其疑惧；皆由上失其道，下罹其灾。朕实不君，人则何罪？宜并所管将吏一切待之如初。朱滔虽缘朱此连坐，路远必不同谋。念其旧勋，务在弘贷，如能效顺，亦与维新”。不久李希烈被部下毒毙，朱此兵败之后落荒而走被杀，朱滔亦气绥而死。只是他们的失败，并不能算是德宗的成功。各藩或子孙替代；或为自己的部属取而代之，其独立与分化的情形如故。有的一家割据一镇达十世以上，历时数十年之久。德宗则 “自经忧患，服为姑息”。

宪宗实际上继德宗登极。他在祖父行退让政策二十年后又发动削藩。西川节度使刘辟骄骞，宪宗派兵讨伐后将他削职。夏绥留后和镇海节度使拒命反都被斩首。只是宪宗鉴于德宗之失，行动比较稳健。不在两线作战，不令意存观望的藩镇事先发生疑惧。他之平淮西，费时五年，最后指挥战局的司令官于雪夜行军出敌不意将对方一鼓成擒。８１９年平卢（今日山东）之李师道反，其部下叛变将之槛送京师，至此为唐代削藩事业之最高峰。元和一朝（宪宗年号）唐室号称中兴。然则好景不长，翌年宪宗李纯即为宦官所弑。原来德宗想要加强中枢的军事力量，组织“神策军”，以宦官统领之，初时不过保卫宫廷，只因神策军的给养补给远较其他部队为优，于是很多边军，自愿“遥隶”神策。朝廷又常派宦官为“监军使”去视察其他部队，如此都增加宦官的力量，宪宗末年据说常服金丹性情暴躁，才有这样的结局。

藩镇的问题，牵涉到很多因素，不是全靠人事的处置所能解决。宪宗死后才几个月朝廷派往成德与幽州的节度使，或被叛军谋杀或被拘禁，朝廷的戡乱也无成效。于是长安的政府再度承认现实，让河朔三镇自行其是。至此全国划分为四十个到五十个“道”，其疆域数目也经常变更。各地节度使实际自主的情形，因人而不同，因地而异。所以藩镇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只是长安的朝廷内宦官废立君主，朋党混淆政局，兹后还要面临流寇之如黄巢者，本身就不能作主，也不能视藩镇为“患”为“祸”了。

现存有关藩镇之患或藩镇之祸的资料，大抵根据“朝代历史”的眼光写成。我们在一千两百年后，如果将过去的限制全部推翻，首先质问唐朝中叶之后是否应当继续存在，甚至中国在第九世纪是否应当保全统一的局面，不以成例视作当然，对于藩镇问题必有不同的看法。

公元７８０年德宗用杨炎之计，行“两税制”，等于放弃以往均田、租、庸、调、府兵等等“间架性设计”的组织与制度。唐朝初年的兴旺，由于起先地广人稀，下层结构紧凑简单。于是继太宗李世民之后，武后则天及玄宗李隆基初年大规模的组成新官僚体系，摈斥巨家大室的力量，将地方官的职权推得到广泛的区域。其执行时全靠由上向下派定的一套数学公式。其宗旨与传统的君主制度，真理由上至下的习惯符合（唐朝的皇帝都称圣人），也和官僚制度所提倡的不相出入。

只是经济蒸蒸日上，人口移动，各地区条件参差不齐，技术管制的因素也趋繁复。这种种变态，也正是以间架性相始终的文官组织力不能及之处。玄宗一代宇文融的括户政策已经使官僚集团的团结动摇，东南的物资由水运至长安，便开争斗之门，边军用募兵，购战马又要切实顾及各地的情形，更容易使军事配备脱离中央掌握，其基本的原因，则是在极权政治之下，统计数字与真理由上作主。如果以农村组织为单位，其所控制的即有不尽不实之处，易为一村一地容纳遮蔽，不致牵一发而动全身。一到人员与物资丛集，各种因素互为关联则其权利与义务无法交代时，必在组织中发生分裂作用。

两税制出于当时的需要，在新体系之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互相磋商，决定地方每年向中央的贡献。既是承包制度，则节度使必须有自行立法及控制管区内部人事的权力。可是这种种以地方作主的办法，在中国历史内向无成例，而且民智未开，商业组织幼稚，又谈不上代议政治，于此就造成一种尴尬的局面，引起职业军人之抬头。

这当中的冲突不仅在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之争，更因传统的统筹办理，注意全面的均一雷同，与新型财政的重点主义冲突。这也就是说，一方是平衡式的管制，注重形式；另一方面则是不平衡的支配，注重实际。杨炎虽作两税，仍着重前者。他的宗旨，以“尚书度支总统焉”一句话包罗殆尽。后者则可以刘晏作代表。他以公款造船，将财政片面商业化，将货物买卖的盈利，增加政府的收入。以两人着眼之不同，虽同在中央服务，终造成两个水火不容的体系，以致刘晏被杨炎谗杀。当日藩镇之自主，也有趋向财政实用主义和重点主义的模样。怪不得很多节度使对刘晏之死提出抗议。九世纪的国防也有了相当的变化。威胁北方的突厥，业已中衰。吐蕃之为患，端在蚕食疆土，很少大规模的内犯。回纥则既在边区经商也间行剽窃，李唐王朝也用和亲及互市的方法笼络之。只是这些部落逼近长安，中枢责无旁贷，西南的南诏不足成为严重的问题。东北角之奚及契丹，则是鞭长莫及。过去的经验，以官僚机构的方式对付这少数民族的问题，不仅经常坐失机宜，而且其政策易被中枢的责任观念与形式主义所蒙蔽，有时逼着少数民族造反。

《旧唐书》和《新唐书》的“北狄传”都说安禄山事变后，奚及契丹，就没有在河北地区发生大规模的骚扰。两史都说各藩镇本身利益之所在，他们既勤派斥候与巡逻，也不无端寻衅去觅军功。所以从这角度看来，各藩之独立自主，也融合于以上将边防问题合理化解决的趋势。所以牛僧孺就说，只要这些藩镇能捍御北边，他们对朝廷的逆顺，已不是重点之所在。

我们从各种迹象看来，河北在九世纪好像已成为农业与畜牧混合的经济区域。确定的证据尚待继续搜集，但是《新唐书》卷二百一十至二百十三列举割据河朔三镇及山东平卢的世家二十家，内二家出自奚，二家出自回纥，更有契丹、胡及高丽各一家，他们都有中国姓名。奚兵则已在安禄山叛变时在长安出现。朱此手下的骁将李日月也是奚人。

历来中国与北方民族作战时一个重大的弱点，是战马不继。因为农业倚赖精细耕作，务必人烟稠密，村舍鳞比，在此环境内既缺水草，又将牲畜驮载重物，其马必至驽下。可是九世纪的各项纪录提到河北各镇，则显示其骑兵占优势。而韩愈文称“冀北马多天下”，其马匹之出现为“群”。庐龙节度使刘总于公元８２１年弃官为僧之前曾供奉朝廷马一万五千匹。８２２年幽州节度使朱克融也称进马一万匹羊十万口，虽说后者未必确曾奉行，但是这些迹象，表示当地社会经济情形非常特殊，已无可置疑。有些历史家就认为当日河北是一个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混同的社会。

综合以上各种情形看来，唐朝后期之有藩镇问题，已不足怪。而令人感到惊讶的则是在此情形之下李唐王朝尚能继续达百年之久。陈寅恪的解释，则是朝廷能继续以东南的物资支持西北的边防，只要这历史上的任务继续存在，李唐王朝也能继续存在。我们也可以说一定要到中国的国防重点由西北移至东北，以前为边患的游牧民族被新兴的外患所替代，而这新兴的外患有如契丹之辽，其本身除游牧之外，也具备有农业的基础，中国才会出现一个有竞争性的体制，与之周旋，北宋就在这条件下诞生。在过渡期间，“藩镇之祸”只是新旧交替之中发生的一种特殊现象。

再笼括叙述一次：这期间最大的变化为土地占有变质，以小自耕农为主体的国家经济不能继续，税制也放弃以前按人口水平征取的原则，而渗入累进税，征取的范围包括间架（房屋地产）、除陌（在预算里强迫扣除）及征商等等名目，其详细办法由各地自理，军备则一般上涨，这种种情形，是社会经济进化的必然现象，只是已与初唐有很大的差别。对朝代言，藩镇诚然为患为祸，然则他们在历史的长期发展过程中，也仍产生了相当积极的功用。因为新兵制和新税制必要一个新的行政机构主持。藩镇之职位世袭，他们的继承人（留用）不要部下推戴。其为地方政权则不能完全漠视其地盘内特殊的利害，凡此都与文官制度的统筹均一雷同的原则相反，不能由中央通令构成。而他们组织一种精锐的部队称为“牙军”，将他们统御的权力从节度使所驻在州辐射的布及于一镇一道，虽说其税收私自处理，大致仍采取“两税”的原则，这样无形之中在技术上解决了很多极权政治不能解决的问题，也成为一种新体系，以后通过五代的局面为北宋所接收，所以，我们不能否认他们在“第二帝国”的历史的演进中，曾产生推陈出新的功用。

谢选骏指出：作者不懂，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唐朝藩镇相当于第一期中国文明的春秋诸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安史之乱和唐明皇丧家，犹如第一期中国文明的犬戎之乱和周平王东迁。

【23、黄巢】

中国的民变，通常在开始时，带有几分离奇和神秘的色彩。其原因则是一般农民安土重迁，除非有剧烈的天灾人祸，很少机会能促使大量的人口铤而走险。并且纵使他们被投入变乱的大熔炉，也仍要通俗的宗教思想，有如苍天代黄天，弥勒再生等等传说与观念，发动精神上的力量，去支持其大规模的暴动。又要待这两种因素牵连在一起，酝酿到一段时期之后，这民变才引导出来某种有迹象可循的社会运动，使人们能考究其在历史上的真意义。

公元九世纪末叶黄巢所领导的变乱，不尽符合上述程序。虽说８７０年间，“仍岁凶荒人饥为盗”，曾构成变乱的背景，黄巢和他的身前领导王仙芝却不能在蝗灾所及的山东、河南与陕西奠立反叛的基础。黄巢曾一度称“冲天大将军”，也散放过一些谣言与谚语，去助长他的运动，但是宗教上的牵涉引用，却始终不是他运动之中值得注意的因素，也没有全民动员，促使女人和小孩子一并参与的征象。

关于黄巢的出身，《旧唐书》只称“本以贩盐为业”，还带着一种轻蔑的语气。《新唐书》则说“世鬻盐，富于赀”，已非一般贫贩脚商。《资治通鉴》更提出他“屡举进士不第”的背景。而且新旧唐书都把他与朱此并列，《新唐书》更标明其为“逆臣传”，可见得传统的作史者没有把他当作一般流寇看待。

《新唐书》又再说及：“巢之起也，人士从而附之。或巢弛檄四方，章凑论列，皆指目朝政之弊，盖士不遑者之辞也。”只是其文字过于单简，我们无法确定其“人士从而附之”的实际情形。但是他手下大将朱温，以后为梁太祖的朱全忠，其背景最近经王赓武的研究，证明其并非十分寒微。即此一端，也可以看出《新唐书》所说不虚。

黄巢造反的事业，通过广泛的区域，除在赣闽之间“形山开道七百里”之外，一般都不避通都大邑，也沿着巨流大川来往，所以他部下农民军的成分，并不十分浓厚。看样子他曾吸引一大部城市人口，而且他的部队一经打散又能迅速恢复，所以他必经常收纳讨伐他之官军的兵员。

公元８７８年王仙芝在湖北黄梅附近授首，所有流寇逼至长江以南，才使黄巢的运动彻底的展开。他于这年由浙江江西入福建，是年冬或翌年春得福州，又再于８７９年的夏天攻占广州。在这时候他还希望朝廷招安让他做广州节度使。只是此计未酬又加以疫疾，军中病死的很多，他在广州大肆屠杀之后，决心北返，路中不费力的取得潭州（长沙）。８８０年初他曾被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所属的沙陀（突厥语系）骑兵在湖北挫败，但是黄巢仍沿长江中游再寇江西安徽浙江，终在采石渡江北去，兵力称六十万，实际上其数目无法确定。又经过几度迂回之后，先占洛阳次攻陷潼关，至此长安不战而得。唐室的僖宗李俨，早已仓皇奔蜀。

黄巢占领长安两年半，称大齐皇帝。是他事业的最高峰，也是自投陷阱。他与长安人民的关系，一直没有弄好，自己则放弃流动性，也无法开疆拓土，以致都城内的供应也渐成问题。８８２年朱温降唐。８８３年沙陀之“黑衣军”被召勤唐王事，克服长安。但是黄巢即东奔仍与唐军麈战达一年，终在８８４年在夏天在山东兵败自刎，离他十年前起事的地方不远。

黄巢的部队渡过黄河两次，渡过长江四次。可是他的南北驰骋，也并不是“如入无人之境”。他初期在长江以北，避免攻坚，只是掠地胁迫人民参与他的行动。他的战术，似得自王仙芝。《新唐书》说及王死之前，曾劫掠安庆南昌岳州长沙一带（唐时为和、洪、岳、潭各州）。其战法着重保持坚强的中枢指挥系统，同时向数处派出搜索部队，如果某处敌方决心固守或准备迎头痛击即放弃这方面而之他。所以地有所不攻，城有所不取。只是南方各大都会一般防御松懈，才给他有机会放肆。他在北方唯一的例外为８８０年年底之攻潼关。然则这时防御军的主体之神策军，为唐室宦官掌握。神策平日的军籍为长安富家子弟占有，他们借军马和制服装威风，一到作战临时出钱雇贫羸之人替代。而且潼关的防御也着重城楼，而忽视附近地形，因之也让黄巢未战先胜。

长安本身政治之混乱，也与这些流寇的故事不能分割。唐朝的中央政府自九世纪初期以来，有“北司”与“南司”的轩轾。北司为宦官的衙门，他们有四五千人，自德宗李适成立神策军，宦官取得兵权，又废立君主，有逐渐组成一个军政府，与宰相所率领的南司抗衡的趋势。

南司的文官也有它自身的毛病。在公元８５０年以前约四十年，最重要的争执为“牛李党”。牛僧孺与李宗闵是同年进士出身，声气相投。李吉甫和李德裕是父子，其政治力量更是一脉相传。李吉甫为宰相时牛僧孺和李宗闵曾在皇帝面前攻击他。后来牛和李德裕同是朝中重臣，先后任宰相，也将父子以来的冤仇，牵扯到一起。除了他们个性与背景之外，其政策与立场也有显明的差异。以现代术语称之，李德裕可称“古典型”、“保守派”。他认为对藩镇不可放松，一定要坚持中央的威信，在国防上也要对回纥和吐蕃采取主动，并且排斥新进文官看不起由科举出身的进士。牛僧孺可称“现实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他看清朝廷力量有限，不愿在内政外交上另生枝节，牛李两方既无合作与妥协之可能，也影响到彼此的门生子弟。

牛僧孺和李德裕在８５０年前后相继去世，他们的争执已成了往迹。但是朝中分裂如故。早在８１３年李绛即对宪宗李纯说及：“朋党言之则可恶，寻之则无迹。”迄至黄巢占领长安，僖宗在成都的流亡政府也仍是门户派别，各不相让。

这样一个分裂的政府赋予战局的影响则是所有的军事长官都觉得安全没有保障，于是意存观望，不愿有功，但求无过。在湖北击败黄巢军的刘巨容就是一个典型。传说有人劝他乘胜追击黄巢，流寇可望全部歼灭。他即说：“国家喜负人，有急则抚有将士不爱官赏。事宁则弃之或更得罪，不若留敌以为富贵之资。”他是否真如此直言，无法证实，但是这种态度则极普遍。即派往剿伐黄巢的大员如高骈与王铎，亦无不如此。所以战场上谎报敌情，各路缺乏协同，预为流寇留出路，不令他们作困兽斗，有战果不扩张，有时不战先溃成为官军一派普遍现象。因之政府阵容中留下了很多空隙。黄巢行动叵测，他的眼光不受局部形势限制，他能够协定大部队的行动，不可能没有纪律及军事天才，但是他的成功也还是归功于对方的弱点为多。

以上各种因素前后重叠互相印证，使我们看出黄巢的造反与一般民变的情形不同。唐代的覆亡，也与汉朝的覆亡有很大的差异。农村问题与土地占有，当然与大问题有关，可是不是最重要的环节。九世纪的中国社会，经过黄巢的骚扰，并没有完全崩溃，有如魏晋南北朝的阶段。以后宋朝的重新统一，也全赖都市里的经营，不需要在农村里改组。

可是黄巢的暴动却彻底的暴露了政府机构间各种事物无法协定的真象。这种弱点也还是要追溯于税收与财政。唐初的租庸调制，有如《新唐书》“食货志”之所云，“以人丁为本”。这样的设计，假使人口极少流动，各地情形一般均一雷同，管理他们的文官组织，也是一个庞大的扁平体，其中各种因素，都可以互相交换。中唐之后，这种情形已经有彻底的改变。杨炎的“两税”符合当时的需要，可是新制度出诸一纸文书。这时候如何按亩抽税，如何行累进税制，如何征收商人的资产税，全靠州级以下地方官作主。地方分权的门径一开，即再无法统筹归并，各道对朝廷的进奉也称“税外方圆”，也有“日进月进”。北方的藩镇既独立自主，一到九世纪初期，全国只有东南地区约占唐帝国四分之一的地方还向中央按时缴纳税务收入，北方约有四分之一地方则全不缴纳，其他约占一半的地方则缴纳无定。地方政府的收支更无从复核。８３７年李德裕代牛僧孺为淮南节度使，两方的交代则称有钱四十万不对数。中央政府自身的收入也有采取承包制的模样。８２１年盐铁使王播即一次进“羡余”绢百万匹。这样当然谈不上吏治的澄清，也难怪文臣之中有党派之争，在这环境下皇帝也只有依赖宦官。

而且唐朝末期的军费，大部靠盐税收入开支，时人就说“天下之赋盐利居半”。除了东南沿海之外，其他的盐池盐井都给各地驻军专利。

财政与税收缺乏规律性与统一性，其结果一方面是科敛重，容易激起民变，王仙芝作乱时其檄则称“吏贪沓，赋重，赏罚不平”。黄巢与他同业盐。在五代十国间为吴王的徐温，创立前蜀的王建和割据浙江的钱镠也都一度以贩盐曾经为盗。可见得政府之专卖食盐与人民生计攸关，其间处置失当就可以使这一项利源成为变乱的渊薮。另一方面的影响则是在这财政混淆的局面里，国计也受限制。李德裕企图裁减官吏两千，其原因也是“财日寡而受禄多”。僖宗朝宦官田令孜为神策中尉（禁卫军司令），《新唐书》“食货志”也归结他的行动为“怙权用事，督赋益急，王仙芝黄巢等起，天下遂乱，公私困竭”。并且黄巢乱后，他又和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争两池盐利。两池的收入向来为王所掌握，他只每年向朝廷岁贡盐三千车。这时田募新兵，希望收回盐利给饷。王重荣一怒之下，又进兵长安，引起僖宗李俨再度出奔。

从以上各节综合看来，黄巢的变乱，证明内地的集体安全，需要一种新的体制，也与财政税收息息相关。这时候长安的唐帝国无力出面领导。而且全国缺乏适宜的币制，富户居奇造成钱荒，通货收缩之余有些税民所付赋为原额三倍。而全国省级单位有五十个道，也亟应收纳归并。凡此都要待五代十国之军政府的一番调整，才能走上赵宋王朝的正规体制。在这种情势之下，黄巢及其招讨，只是推进历史的工具，而不是历史发展重要节目。有识者早已看穿个中奥妙。钱镠与镇将董昌都是临安人，他们在高骈指挥之下与黄巢作战，可是钱对董说：“观高公无讨贼心，不若以捍御乡里为名而去之”。这样看清大局，钱镠才能节省力量，以后他一手创立的吴越，统治浙江几一百年，在五代十国间历时最久，也可以说是在大时代变乱之中已先向历史伸展一步。

谢选骏指出：钱镠是个钱串子，一个金字还不够，还要两个金字，黄仁宇是个税吏，猩猩惜猩猩，猴子爱猴子，恨不能跨越时空，前往投奔。钱镠家族出身私盐贩子，唯利是图，其投降主义，影响深远，宋朝、明朝、中华民国，都是它的传人。

 

【24、五代十国】

五代史中的冯道，是一位相当离奇的人物。他历事四朝，三入中书。不管主子是沙陀人、西夷人或汉人，也不管他们是创业或守成之主，他都能够怡然作首相，左右如意。他也能出使契丹，与“戎王”论道而使之心折。冯道所作《长乐老自叙》，一篇简短的自传，内中列举他的官衔，倒占满一面。他被封公爵五次。既为鲁国公，也被封为梁国公、燕国公、秦国公和齐国公。可是保全原始史料的人都一致承认冯道并非因谀见宠，而他在朝野生活之中，先已造成了一种贤良的名誉。《旧五代史》说他“在相位二十余年，以持镇俗为己任”。《新五代史》也说“道既卒，时人皆共称之，以谓与孔子同寿，其喜为称誉如此”。而且新旧两史一致认为契丹之没有夷灭中国人，冯道之力为多。

这故事赋予我们一种印象：传统历史家以“褒贬”为己任。也就是认为盈天地的事迹都可以用同一道德的尺度衡量。可是在其窄狭的历史观里也终产生例外之情事有如冯道者。今日我们企图放宽历史的眼界，更应当避免随便作道德的评议。因为道德是真理最后的环节，人世间最高的权威，一经提出，就再无商讨斟酌之余地，故事只好就此结束。传统历史家忽视技术因素的重要，也不能体会历史在长时间上之合理性，这都是引用道德解释历史，操切过急将牵引的事实过于简化所造成的。

公元９０７年唐朝最后的一位君主昭宣帝李祝禅位于朱温，自此展开了梁、唐、晋、汉、周的五个短朝代，到９６０年赵匡胤在陈桥驿被军士推戴，成为日后的宋太祖，当中只有五十四年，这期间在历史上则称为“五代十国”。现有的历史纲要，大部分没有叙述到故事的重点；新刊行的研究文字，则又过于繁碎，都不是一般读者亟于领略又能掌握的资料。

我们应当先看清：在悠久的中国历史里，五十四年不为过长。况且五代十国上接李唐下承赵宋，彼此都是连亘约三百年的大帝国，可见中国社会在这过程中虽经颠簸，并没有完全垮台；并且这五十四年内，尚可能产生若干积极的因素，这样才能让自北魏拓跋氏所创的“第二帝国”继续在历史进程中迈进。

五代十国之产生，由于唐朝的衰亡。但是李唐王朝之崩溃，并非由于社会之退化，而是由于社会之进化。一到八世纪，全国人文因素愈趋繁复，各地区的进展层次却又参差不齐，其整个的毛病是一般情况与唐初行政设计的扁平组织发生距离。两税制一行，各地区又自行斟酌处理其财政，其数目字既加不拢来，于是文官组织之各种事务都能按品位职级互相交换互相策应的原则都行不通。政府的措施也难得公平合理，于是朝臣分为党派，皇帝则无可奈何，只好挪用一笔公款组织禁军，信任宦官。一到内忧外患加剧，其分化的情势也更明显。

朱温经唐朝赐名朱全忠，他后来又改名朱晃，是从黄巢阵容里降唐的将领，他究竟是狼子野心，老早蓄意篡唐，或事到临头，不得不如此，已无关宏旨。即使他是否如有些历史家所说“自为天子执辔，且泣且行，行十余里”（有些人则说他不过策马先行替天子开道），又是否全部矫饰，也与今人关系至微。这时他的目标则是重组一个统一的大帝国，于是让自己被封为梁王，以掌握开封一带的南北孔道。又诛宦官，强迫昭宗李敏迁都洛阳，以逼近自己的势力范围和中原物资。９０４年他更取得诸道兵马元帅的位置。昭宣帝任命他总判盐铁度支户部三司的事务则辞不就。但是至此他取唐而代之的企图已无法包瞒也无从遏止。因为传统的中国政治就不容在皇帝之外再产生一个如此大权独揽的独裁者。

这时候唯一能与朱温对抗的为李克用，他是沙陀人，他的父亲朱邪赤心因勤王赐姓李。在收复长安的军事行动中，李克用建功不在朱温之下。兹后他以晋王的地位，取得太原以北的地盘（河东）作为沙陀骑兵的根据地。五代十国期间，这由太原与开封间造成一项敌对之轴心的情势未曾中断。即使昔日之战友，如今分处两地即为世仇。继朱梁之后李存勖（李克用子）之唐，石敬瑭之晋，刘知远之汉，和郭威之周，其创始人都先后出自李克用的军事系统，虽然在血缘上说，他们和他们的继承人属于几个不同的民族。

实际上五代不过是五个希望成为正规的朝代，且一直在北方。除了极短的时间之外，都定都于开封（汴）。十国则系这五代统御不及的王国，也有前后重叠的情事，大都在南方，也是五代政府鞭长莫及时一般草莽英雄割地据土的产物。唯一的例外则系梁唐晋汉周之周在开封成立时，刘知远之弟也仍在太原称帝，国号也为汉，历史家则称之为“北汉”，算作十国之一。唐朝的二百六十八个州，五代所谓中央政府所控制的不及半数。

当太原与开封展开斗争的时候，有一种侧面的发展，在历史上留下深远的影响。此即是公元９３６年石敬瑭在太原与开封作战的时候向契丹乞援。后者的耶律德光和他见面之后石敬瑭承认割幽燕十六州予契丹，这十六州包括今日河北的北端，北京也在内，又及于察哈尔的一部和山西省雁门关以北。并石敬瑭称耶律德光为父，每年又进奉绢三十万匹。传统历史家都以为让异族割据长城以南的地带，又称臣纳款，造成历史上至大错误。迄后中国不知费了多少力气，也收不回幽燕十六州。直到１３６８年明太祖朱元璋令大将军徐达北伐，才算还我河山，至此距石敬瑭的割让已四百三十年。

然则事实却并不如此简单。契丹发源于东北之辽宁吉林，中国古籍称他们为“东胡”，实际则属于蒙古语系。他们在隋朝即见诸典籍，在七世纪武则天时代即已蹂躏河北。唐朝末年，他们的首领阿保机（生于公元８７２年），开始引用汉人，建造城郭，奠定了农业基础，又创造文字，开盐铁之利。在朱温称帝的同年（９０７年）称帝，虽说还要待四十年后才正式立国为辽，但此时已有适当的典章制度和南朝抗衡。

同时我们还要看清：当日华北沿长城一带是一个汉人的多数民族的农业社会与少数民族游牧社会互为出入的地区，终唐之世没有一方取得绝对优势。《新唐书》的“北狄传”还说最后的一个庐龙节度使刘仁恭，曾和契丹订约，以牧地换战马。而且９３６年之前，契丹之侵略山西北部也见诸形迹。所以这一套的发展，并不完全由于石敬瑭之开门揖盗，契丹立国后进出华北，已是迟早间事，只是阿保机和耶律德光父子利用中国国内的间隙作拓土的根据手腕灵活而已。

从长时间远距离的观点看来，则是中国的政治中心由长安东移，其国防重点也同时东移，以后不仅契丹之辽，而且女真之金、满洲之清都发源于东北，即蒙古部落发迹的克鲁伦河也仍是正北偏东。这中间的一段没有被人注意的发展则是当日河东地区的沙陀势力虽有分化作用，可是经过五代十国的阶段，已渐为次要，以后北宋之征北汉，并不费力。而侧面的契丹问题，则又成为主要。同时宋朝对付这种问题，开始采取一种竞争性的体制。敌方既已成为一个死对头，则不能再以蛮夷戎狄的名义一味轻视，这种态度为汉唐之大帝国之所无，也不是兹后明清两朝所能承袭。

按其实则一个国家和一个社会采取军事体制，即已经不期而然的采取了竞争性的态度。中国之如此，也不始自北宋，也不始自五代，而是在唐末藩镇跋扈的时候，已具其端倪。当时各节度使，割地自守，都在他们掌管的城市里，创设“牙军”。牙军原系衙内之军，不过是节度使的随身卫队。便是一经各藩镇提倡变成掌管者的亲军，如田承嗣在魏博时，“重加税率，修缮兵甲，计户口之众寡，而老弱事耕稼，丁壮从征役，故数年之间，其众十万，仍选其魁伟强力者万人。以自卫，谓之衙兵”。

其他各地不一定能进展到这程度，但是牙军，成为优秀部队，有特殊的饷项给养。内中的将校，又成为节度使的“假子”和“养子”，不仅职位世袭，而且队伍一扩充时，他们就升任高级指挥官。其他的“外军”和“团练”，则作为第二线和第三线的军备。这样造成一个全国皆兵的姿态。藩镇的军事力量也由所在之镇辐射而达于全道，要不是完全代替了州县的文官组织，至少也构成一种平行的机构，干预或独断民政。

这些藩镇内的节度使对于“长史属官任情补署”，则其经理税收，已无一定的法则。不过照现存的史料看来，他们并没有全部创设制度，而是按“两税”的原则大规模的扩充修正。田赋则一般的提高，房屋也有地产税，盐樊专利惩罚严峻，酒醋官卖，及于曲蘖，货物的进出则在各地设有转口税，通常由军人掌握，即所谓“部曲主场院”。唐制节度使和副使各有判官之外，各道另有“军事判官”，这时候各牙军也有“押牙”，掌管经理与后勤。这些人员于是利用军事组织，造成财政税收的系统。五代时承袭这种体制，一般将税收增加到最高限度，为传统中国历史所无，经过赵翼在《廿二史札记》里指出，也见于各地方志的记载（有如１５６６年的《徽州府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只是因为藩镇官员一般世袭，他们与所割据的地方，有相同的利害关系，他们也能够窥测到财源的所在，又能负责作主，不致因征敛而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为官僚制度一切由中央遥制，只顾系统之完整，漠视各处实情之所不及。

五代对这种军事财政体制，一方面给予承认，一方面也在逐渐加强中央的管制。唐朝的中叶以后，常备兵以名称作番号，有如“威武军”、“长兴军”。五代时因袭这种办法，节度使所管辖者为军，也各有指定的防区。于是全国构成几十个军管区。《五代会要》列举三十六个州改隶于各军节度使的经过，证实其整个组织，实系一个庞大的军政府。而枢密使的设置，则表示着中央集权的趋向。枢密使原为小官，在唐朝以宦官典禁军的时代设置。五代时枢密使则显然的成为一个直接报告于皇帝的军政部长，不受宰相的统御。与之相对的则是三司使。“三司”为盐铁、户部和度支。一般说来盐铁所管为新型商业收入，户部则掌握传统的农业收入，度支则管辖交通和物品的转运。把这些职责归并于一个掌握，也表现着中央政府财政集中，有策应其军事行动的准备。此外后唐于公元９２６年设官为“三川搜访图籍使”，９５８年后周派三十四人于诸州检定民租，更显得各地区各自为政的趋向已成过去。这一切措施对奠立宋朝的基础都有相当的贡献。

传统的历史家对于五代十国没有多少好话可说。要不是“僭窃交兴，称号纷杂”，则是“峻法以剥下，厚敛以奉上”。他们不知道在唐宋之间，不能没有这样的一重过渡时期，将军事与财政的管理权放在地方政府头上，使一切更趋紧凑和实际，然后再集中归并。否则就不能构成北宋这样一个带竞争性的体制去和北方少数民族用骑兵为骨干有农业为支援的新型外患周旋。

况且军备和税收提高，交通与货币的使用活跃，是中古时代刺激经济成长的不二法门。“十国”在南方之“国”，经常在同一时期只有四个或五个。这样的疆域与面积也比较便于管理，而以发扬各地区经济的潜势力，则较统一的大帝国凡事都要着重均一雷同的办法有效得多。一般的情形，各国间经过初期分裂的争斗，开始承认及尊重邻国的现状。人质则经退回，各世家又约为婚姻，增进友谊，在收成不好的年份又能互相通融周济。要不是因为北方的外患关系，这样的安排不见得比统一的大帝国为低劣。

钱镠在浙江筑海塘兴水利；王审知在福建开甘棠港，提倡国际贸易；马殷在湖南种茶，又令民自造茶以通商旅，使茗茶行销于华中各地，又铸铅铁钱，以贱值的货币促进民间的商业。这种种作为也不是统一大帝国的官僚组织所能随意创制而能胜任愉快的。只是武人抬头，文士揠蹇。这五十四年不是大政治家建功立业的际会，甚至也不是忠臣烈士青史留名的机缘，所以在这非常时期，产生了一个冯道，他替一般人民请命，保存了传统统一政府行政的逻辑。一般的作史者，对付这样一位“视丧君亡国亦未尝以屑意”的“无才无德痴顽老子”，又不能随便褒贬，也只好把他当作一位例外的人物看待，让他去自命为“长乐老”了。

谢选骏指出：黄仁宇只知赞叹“五代史中的冯道，是一位相当离奇的人物。”仅仅因为冯道他“历事四朝，三入中书。不管主子是沙陀人、西夷人或汉人，也不管他们是创业或守成之主，他都能够怡然作首相，左右如意。他也能出使契丹，与‘戎王’论道而使之心折。冯道所作《长乐老自叙》，一篇简短的自传，内中列举他的官衔，倒占满一面。他被封公爵五次。既为鲁国公，也被封为梁国公、燕国公、秦国公和齐国公。可是保全原始史料的人都一致承认冯道并非因谀见宠，而他在朝野生活之中，先已造成了一种贤良的名誉。”——我看黄仁宇人云亦云、有眼无珠，也不看看自己供奉的国父，也是这样一个日苏俩国、国共两党共同拥护了一百多年的玩意——孙中山比冯道更能来回折腾、翻云覆雨。

【25、宋太祖赵匡胤】

中国历史中主要的朝代，每个不同，而尤以赵宋为显著。说也奇怪，各朝代创业之主，虽凭军事力量夺取江山，只有赵匡胤是个职业军人。其他如汉高祖为亭长，唐高祖和隋文帝是贵族，元太祖和清太祖是少数民族的领袖，明太祖是农民，他们的政治背景在创立帝业时先声夺人。只有宋太祖赵匡胤以军功起家，即创立朝代之日，仍是现役的高级将领，这与北宋之注重技术，企图在中国历史里打开出路，不因袭前朝作风的趋向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我们从《宋史》的本纪里看到赵匡胤幸造船务、观制造战舰、观水矶、阅炮车、视察练习水战、亲授医官黜其艺之不精者，前后不绝。他自己也武艺高强，骑马射箭均是第一流能手，未做皇帝前曾以大将的身分亲自参加战斗，所以宋朝人也称之为“艺祖”。

既作皇帝则他不能搬出智力德行均高人一筹的表现。可是赵匡胤不以抽象的观念笼罩事务。他作圣贤之君的观念，能拿出来对真人实事发挥，在各代帝王之中可算是最能说实话的一位。他要石守信等交出兵权，曾说：“人生如白驹过隙，所以好富贵者，不过欲各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卿等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好便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不可动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夕饮酒相欢，以终天年，朕且与卿等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因为他的直爽，宋太祖不用汉高祖和明太祖的伎俩去屠杀功臣。在统一期间被他征服的小朝廷的首长，也受优待，无历朝的疑忌杀戮情事，据说他自己曾立有“誓约”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这一方面表示他的宽怀，一方面也由于他的自信。

赵匡胤受母亲杜氏的吩咐，传位于弟赵光义（太宗），终其身没有因为继承问题而在他左右产生各项阴谋。虽然这种记录在赵光义一朝就不能保持，宋朝宫闱间的纠纷究竟比各朝为少。这三百一十九年内（包括北宋及南宋自公元９６０年至１２７９年）也有太后主政的情事，但是未构成女患，宋朝也没有宦官专政的情形。

对个人作褒贬，不是本书的目的。况且宋太祖赵匡胤没有一般帝王的毒辣，也还不是完人。他饮酒常醉，有一次他所乘马蹶坠地，他站起来就解佩刀刺马杀之。还有一次他举行露天宴会的时候下雨，他就盛怒，弄得很多臣下惶竦，可见他也有粗蛮性格，他也会冲动而有时不能掌握自己。只是赵宋一朝不以恐怖政治作为它帝业的基础，由来已久。虽然这不能与赵匡胤的个人性格无关，却也仍是历史时势使然。在这三百多年里，中国有了一定的国家之目标，朝廷成为一个带竞争性的机构。在这些条件之下，态势显然，用不着多番矫揉造作，所以其朝政也较其他各代为开明。

赵匡胤在公元９６０年奉后周周恭帝之命去讨伐契丹，兵次陈桥驿，距开封不及一日的距离，被部下以黄袍加身推戴而为皇帝。这种情形，与西方罗马帝国的情形相似，在中国的五代也已数见。即是后周本身，也是在这情形之下产生，恭帝郭宗川，则是一个七岁的孩子，因之９６０年之政变创立北宋，没有遇到抵抗，在中国历史上也创立了一种不经过流血而诞生一个主要的朝代之奇迹。

出征的军队既还回国都，宋太祖放弃了征伐契丹的计划，这计划也终身搁置。他到晚年才重新展开开封与太原（北汉）轴心间的战事，也因对方的顽强抵抗而罢，他在位十七年之中着重以军事力量，削平南方独立或半独立的国家。在他有自觉中，完成了一项“大历史”的任务：公元第二千年的上半期，中国南方的多数民族与北方少数民族有了一段长时间大规模的斗争，双方都要作长远的准备。因为赵匡胤的长远打算，北宋没有继五代而为第六个短朝代。但是赵匡胤并没有完全忘记北方的顽敌。他曾对赵普说有朝一日他要能恢复幽燕十六州，他就要在北方山地上古北口一带设防。这计划到四百年后才由朱元璋指导下遂行。

赵匡胤所灭之国，有荆南（湖北）、湖南（即今日湖南）、蜀（四川和陕西一部）、南汉（广东和广西）和南唐（江苏、江西及安徽之一部）。钱镠所掌握的吴越（浙江及福建之一部）则仅纳贡，钱也和他约定“三年一朝”到开封来拜访他，但是其疆域仍未入宋朝的统治，福建的厦门和汀漳也仍在化外，要待太宗朝北宋才能席卷长江以南。

赵匡胤完成他局部统一之后，曾派官员到各处度民田，但是未曾下令重新分配民间的土地。他也著令“均赋税”，但是一般看来，他仍因袭五代的体制，只在局部的调整，没有大规模的改组。他之没有征兵制，尤为各朝所仅见。他治下国家的力役，也尽量避免征派于民间，而由“厢军”（详下）服行。宋朝创业之主用刑罚较前代温和，但是对官吏的贪污则不假情面。然则他也说到“奉禄薄鲜，未可责廉”。于是他对各级工作人员一体加薪。宋朝的官俸也较其他各代为高。他所设国家储备军，中作封桩库。他曾说：“俟满五百万缗，当向契丹赎燕蓟。”他又曾向左右说：“我以二十四绢购一契丹人首。其精兵不过十万人止费二百万绢，则敌尽矣。”很少的中国君主，会这样坦率的承认人的私利观，而且赵匡胤很明显的知道国家经济的力量庞大。他的积绢计划，曾给第六个皇帝神宗赵琐一种启发的作用。约在一百年之后，神宗在库房上题自制诗：“五季失图，俨狁孔炽，艺祖造邦，思有惩艾，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保之，敢忘厥志？”以上三十二字，以每字作一库的名号。三十二库积满后又成立二十库。但是其祖先与曾孙都没有看出：经济力量固然可以翻变为军事力量，但是其中又有组织结构的各项原则，并不仅是二百万匹绢，则可以敌对方十万的精兵。这题目关系整个宋朝的历史，当在以下各节分析之。

宋朝号称中央集权。赵匡胤的作法，首重军制与财政。在军备上中央所统制的为“禁军”，诸州之镇兵曰“厢军”；各地方的防守则为“乡兵”。这办法也沿袭于五代之“牙军”体制。中央经常向各州镇抽调其强壮兵卒，而将老弱淘汰。起先以“样兵”召诸州选所部兵至阙下，以后则代以木梃，各州镇有照身材招募训练的责任，一到训练成熟其后员就补入禁旅。禁军虽为中央军也按时派遣驻屯于各地，川流不息。财政方面各地方的收入，同样的分为“上供”、“送使”、及“留州”三个部门。“使”为转运使，其职责是将各地财物，输送于中央。在朝代草创时又在各阶段征服江南诸国时，这些资源竭尽其力的输送于汴京，以致仓库盈溢。有如《宋史》“食货志”有云：“于是外权始削，而利归公上”。北宋政府也因袭五代体制，以枢密院主军事，三司（盐铁、户部、度支）管财政，彼此都是中央政府里最紧要的官署。又以文知州军事，并且打破了唐末以来地方首长派遣县级官的习惯，重新整个的任命州县官，因之又要着重选举，是以宋朝的考试制度，采取三年循环制，已确实正规化。

以上各种设施都有刺激国家经济的趋势。宋朝在商业方面的收入，如茶樊盐酒超过以前各代。政府又大量铸钱，货币之扩充，在太祖时已开始，以后叠增到年五百万贯的数量，如是两年的铸钱数，就要超过四百年后朱明全朝代二百七十六年所铸之总和。如此一来，宋朝的矿产也打破以前的纪录。北宋以开封为国都，南宋以临安（杭州）为国都，专着重水陆交通的便利，在这一点没有多方考虑到军事上和国防的需要，也是各主要朝代之所无（但是赵匡胤主张定都于长安或洛阳，因赵光义反对而罢）。

以上所述与一般历史书并无出入。这又和“大历史”有何关系？

从远距离的观点看来，第二帝国经过北魏的孕育，隋及初唐间继承着间架性的组织和体制，使这个扁平体的社会发育滋长。经过中唐之后，质量上的进步，使各地区参差不齐，其繁复的情形，超过初唐租庸调的系统所能概括。又在安禄山叛变前后，李唐王朝企图重新掌握局势的诸种办法，如“括户政策”，用募兵创设十个国防区，削藩镇，成立神策军，以宦官作监军，都只有局部的功效，与其官僚制度和立国精神相反，而两税制只有一纸通令，更促进分化的作用，如此只有使唐朝瓦解，及五代十国的出现。

五代十国是一种分裂的局面，概言之，也可以称为军阀割据。然则军人注重实际，以部曲管理场院，固然将税收增高，但是以地方分权的精神主持之，针对各处状况，也能造成政府与民间的一种联系。又有唐朝留下来的一套法令，所以赵匡胤虽武人而能自制，又得了赵普这样的一位贤相，定立了先安内而后攘外的宗旨，就能将一个分裂的帝国，重新凑并拢来。其注重军事技术与财政组织也成为北宋一贯的作风。

可是在诸事发展顺利，统一依计划完成之际，赵宋王朝也预先替自己埋伏了一些日后的困难。以中央集权代替地方分权，又重新归返到官僚体制，截断了治理者与被治理者在各地区中一种自然的联系，并且各处数字幅度上的相差更大，技术上更不容易掌握。上面已经说及，中国已展开一种在南方以水运占优势的经济体制与社会和一个在北方以畜牧为主的体制与社会。前者过于自信本身外表上和数量上的优势，没有设想到两者在历史上长期的抗衡，可能决定于彼此在时间上和组织上坚韧性的差异。而且补给线的长短，也与战场上的进出有很大的影响。

这些因素不可能由当事人一眼看得透彻，即使几十百年之后，整理历史原始资料的历史家仍没有看清。赵匡胤在公元９７６年去世之日即算按照传统“盖棺论定”的立场看来，也算得是一位非常成功的人物。而注意事业上的成功，也是宋太祖赵匡胤自己的一生宗旨。他曾在武成王庙观两廊所陈历代名将的画像，当场指示应当“功业始终无瑕”的才配享。因之班超、秦叔宝等二十三人进升；张飞关羽等二十二人被退，管仲则特制塑像奉祀。这也与传统的习惯，总是要哼吟着“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沉湎于一种悲剧的情调才算得有见识的态度完全相反。只是个人的传记可以盖棺论定，历史却无法盖棺论定，也没有功业无瑕的朝代。经过太祖的创业，宋朝的历史留下了不少似是而非的现象：一个以军人为首脑而组成的国家，自始注意国防，偏在军事上的作为，不及其他任何主要的朝代。它的民间经济，也有突出的现象，它却不能掌握这种优势。它企图注意实际，不受抽象的观念所蒙蔽，而这三百一十九年在它领导之下，所产生的特出人物，偏是哲学家为多。而“学究”首先出现为一种官衔，其成为一种被讥讽的对象，也始自宋朝。我们如何解释这些矛盾？

以下各节当提出我们初步的见解。但是即从以上的现象，也可以断言以短距离近视界的眼光解释中国历史，有它能力所及的限度。

谢选骏指出：黄仁宇说“赵匡胤受母亲杜氏的吩咐，传位于弟赵光义（太宗），终其身没有因为继承问题而在他左右产生各项阴谋。虽然这种记录在赵光义一朝就不能保持，宋朝宫闱间的纠纷究竟比各朝为少。这三百一十九年内（包括北宋及南宋自公元９６０年至１２７９年）也有太后主政的情事，但是未构成女患，宋朝也没有宦官专政的情形。”——他把宋朝描写得一派祥和，好像完全不知道赵光义杀兄篡位自立，也不知道北宋和南宋的分际肇因于此，更不知道北宋根本不是统一帝国——不仅在直属汉地缺了北方的云燕十六州和朝鲜，还丢了南方的越南，更加遑论广大的边疆地带了。

【26、澶渊之盟】

１９８７年夏天我去哈尔滨参加一个国际明史会议，在我个人讲，这也满足了一段心头夙愿。１９４６年我去东北，曾到长春，只以未能抵达迄北为憾。这次到黑龙江省，也算是幸运。过去从各种读物遇到“松花江”和“黄龙府”的名辞，都已经感慨系之。而我们这一代的生活，也始终因９１８沈阳事变而开始其颠簸与折磨。既能在有生之日，还能看到这地区的安稳和奠定，已经有了一种快慰。而且从铁路线看下去，很多地区的景物，以大型的耕作地作背景，杂以各种行树，带着烟囱的红色砖房则结构成各式村落，其形态在粗条的模式下有似于欧洲一些国家的情调。哈尔滨到飞机场汽车道二十多里两旁行树的绝对整齐划一，更是我旅行中外之所仅见。据说黑龙江的人口，在抗战结束时不满一千万，今日则已三千三百万。其中汉民族占百分之九十六，所以少数民族纵可能产生局部问题，在比重上已不属重要，这种种发展，都证实我说的长期中历史的合理性。

我作这种议论，其要旨也非提倡大汉“沙文主义”。国家主义种族主义和沙文主义之成为一种坚定和普及的信仰，是现代社会的现象。英法的百年战争初起时，纯系一种朝代国家间的冲突，直到战事末期，民族国家的情绪才开始抬头；德意两国则迟至十九世纪才成为现代的国家。中国人之不重视国家主义更是由来有素。《孟子》一书中提到舜是“东夷之人”，文王是 “西夷之人”，为参加科举考试的学者所必读。传统的作史者有如《魏书》的执笔者，更指出“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处分荒服。”也就是利用一种传奇式的根据，去强调中外一家，间接支持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之合理与合法。而《魏书》也是廿四史之一。

在这种传统之下，今日中国之所谓汉人，本身已是一种历史上的混成体，除了与少数民族对比，能够借着他们的特殊性格而显示其不同外，不能说是自始至终即已保持其血缘上的独特性。也等于今日之英国人为最先拓殖之土著与意大利人、丹麦人、德国人、法国人的混血民族。

而且中国过去一千年的历史中最重要的一段发展，则是汉多数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在华北长期的武装冲突。这种冲突并非等闲，对很多人讲这不仅是生死存亡之所系，也是成仁取义与放弃节操的分歧点，其中也产生了文天祥和史可法等等可歌可泣的事迹。他们的奋斗，绝非由于一时感情冲动，不容后人一笔勾销。只是站在今日的立场，我们却不能完全保持过去多数民族的观点，抹杀少数民族对中国历史的影响（迄今哈尔滨还有一个中国民族史学会和中国辽金契丹女真研究会）。这原因很简单，中国境内各民族普遍的通婚由来以久，即本文作者及绝大多数读者也无从有把握的证实自己在血缘上讲，其为汉人实系公元二世纪以前之汉，或称唐人为九世纪以前之唐。其为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混成的继承人，则难于辩驳。

根据以上的立场，我们认为中国国家主义的思想，确定于鸦片战争之后。直到外强不把中国当作一个国家看待，中国人才感觉到有组织一个现代国家的必要。我们写历史，也要基于这种着想。

这篇文字开始所说及的长期中历史的合理性，则在农业社会与游牧社会的冲突的时候，初期游牧民族容易占优势，大概由于他们的部落组织与军事动员接近。可是他们战胜多数民族之后，就容易被汉人同化。因为他们不能以一个流动的组织，去经常管制一个固定的社会。所以契丹之辽与女真之金，每一克服中国的国都之后即掠取图籍、历象、石经、铜人、明堂刻漏、太常乐谱、法物铠仗以及宫嫔宦官北去，也就是存心模仿以颁布历日统筹农业生产，以各种仪礼维持官僚集团的体系，以宫廷的富丽繁华去支持一种都市文化。也就是有意与无意之中自动“汉化”。同时在同一面积之下，农业的精密工作能支持大量的人口，非游牧的生产方式可比。今日黑龙江有三十四个少数民族，其人口总数却只有一百二十五万，也是由于这种自然趋势的发展之所至。

本书以时间上的连续进展为线索，提到北宋，迎头就有“澶渊之盟”的一个题目。我写的既为“大历史”，而刻下截前断后的局势既已明朗，又何必提出一般读者很少听见的一个名辞？在这里我也要指出：以长时间远距离的姿态重新检讨历史，并不是完全忽视历史中的细微末节。有时这些细微末节间的层次与程序，可以影响到以后的发展至大，不过要经过细密的选择与斟酌。蒋复璁曾说及宋辽澶渊之盟“影响了中国思想界及中国整个历史”。我们这一代在抗战前后受教育，当日国运如丝最怕中途退让，有“言和即是汉奸”的说法，对于历史上的和谈也一味支吾规避。在这种情形之下，更使我们不能忘记，直到西方势力东渐，中国历史的主题是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间的冲突。因动员即影响双方的财政与税收，因此又影响到国家体制与社会状态。凡此也都可以自澶渊之盟谈起。

澶渊在今日河南省濮阳县附近，在北宋时和今日距黄河北岸都只有一日行程，去宋都开封，也不过二百多里。北宋的第三个皇帝真宗赵桓于公元１００４年在此与契丹之辽议和。结果辽兵北撤，恢复战前状态。北宋则承认每年输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其名义则是“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双方又交换“誓书”，彼此以平等的地位相待，并且约同“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守存，淘濠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拔河道”。这条约也永久有效，所以共同声明“质于天地神祗，告于宗庙社稷，子孙共守，传之无穷。有渝此盟，不克享国，昭昭天鉴，当共殛之”。书中两方都称赵桓为“大宋皇帝”，辽主耶律隆绪则为“大契丹皇帝”，不称辽。一般历史家均盛传盟时两方约为兄弟，宋主称辽太后为叔母，但此种称呼不见诸誓书。

澶渊之盟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迭经争论的题目，有些读史的人认为宋朝不能在开国之初，一鼓作气先攻下契丹，既承认辽政权的存在，又开“岁币”之滥觞，以后两宋之“积弱”，只有使局面江河日下。强调澶渊之盟的得计者则指出，当日兵已攻澶渊（州）城，去开封仅在咫尺，有些朝臣已建议迁都，劝真宗或征金陵，或奔成都，只有主张强硬政策的寇准得到筹划中枢的毕世安的支持，簇拥皇帝亲临澶渊，才能订下这一段和约，兹后宋辽不加兵者一百二十年。况且以绢银与契丹打交道是宋太祖赵匡胤历来的政策，１００４年和约未订之前，真宗已打算承担岁币百万之数，后来能以三十万了事，出于意料之外。而盟约最重要的一段收获则是没有割地。石敬瑭于公元９３６年割“幽燕十六州”与契丹，内中也包括瀛莫两州，辖今日之河间任丘等地，赵匡胤之前身周世宗北伐时已收复这块地区，历经赵宋保持，契丹称之为“关南”，在和谈时曾一度索还，被宋朝拒绝。因之后来真宗的岁币每年向雄州交付，是为两国国界，如此在和约的交涉中，南朝并不是毫无所得。

从大历史的眼光看来，则这种争辩，只有局部的意义，若从长时期远距离着眼，则是从十世纪到十一世纪初年的发展，揭开了今后一段长时间的竞争。契丹之辽与女真之金以同一种由畜牧业所产生的政权，配合以新兴的农业基础，以今日的东北及热河为根据地与南朝争夺华北的地盘。赵宋的南朝则自信以南方的经济和资源能战胜对方，这种态度以赵匡胤所称“以二十匹绢购一契丹人首，其精兵不过十万”表现无遗。这长期间争夺战，不仅影响各朝代的进程，也与以后元明清各朝的登场有密切的关系，即使日本人之制造“满洲国”，仍是企图在几千百年之历史的旧题材中觅得一个新的借口，作他们向大陆发展的工具。

同是这几千百年历史的运转，也不是如一般人所说的只有文化程度低的少数民族被文化高的多数民族所融化。在双方全面动员之余，中国的“第二帝国”在隋唐宋以来所展开的竞争性和外向的性格没有找到出路，而被迫放弃。代之而起的是“第三帝国”明清的内向和非竞争性，此是后话。

刻下还待检讨的，则是何以十一世纪初年契丹与北宋会达到一种势均力敌的局面。也只有这力量的平衡才能使澶渊之盟可能。

在叙述宋太祖赵匡胤的经历时，我已经提及他虽希望收复北方的疆土，却终其身以先统一南方为前提。对北方的规划，始于太宗赵光义。他于公元９７９年征北汉（山西太原迄北），这也是“五代十国”之最后一国。作战时契丹之辽曾派兵助北汉。所以北汉一平，宋主就移师攻契丹，一直进兵到今日北京的西直门外。双方大战之后宋军崩溃。《宋史》称 “败绩”，《辽史》则称“宋主仅以身免，至涿州窃乘驴车遁去”。次年宋军卷土重来，又在莫州（今日之任丘）战败。太宗的第三次攻契丹是在公元９８６年，除在正面进攻之外也在山西方面大规模发动侧面的攻势，也终没有成功。

这三次战役都有共同的特点：宋军总是先胜后败。在外围和侧翼作战时，契丹虽败仍然没有放弃他们的镇静姿态。一支宋军主力移师深入，辽军才给他们迎头痛击，战事非常惨剧，双方高级将领阵亡重伤被俘之事经常有之。多次宋军战败由于食粮与饮水不继，有时补给线也被辽军截断。既获全胜之后，契丹却没有组织大规模的反攻。在恢复失地之后只以少数部队骚扰敌方。

若干非官方的历史资料指出三次失败之后宋太宗赵光义即决定不再攻契丹，而趋向和谈。加之他在公元９９７年逝世，据说乃是以前作战所负箭创发作之所至。而且官方的记载也称女真一度上书请征契丹，北宋朝廷不许，是为以后女真附辽的根据。而且西夏也与辽联婚，对南朝叛顺不定，终至成为赵宋之劲敌。

原来中国在唐宋之间对西方经济的开发，有很大的进步，北方的少数民族在北方的经营也有类似的进步。阿保机（后为辽人称为辽太祖）称帝时（事在公元９０７年也即是朱温代唐之日）已有高丽回鹘以及中国之吴越进贡，并且在９２０年制契丹文字。他不仅置城郭，并且多次俘虏汉人，充实他后方的根据地（掠夺人口是当日作战时的常态，亦行于赵宋），以至市肆教坊都渐仿中国风制。太宗耶律德光得幽燕十六州后又将太祖所置的南北两院大为扩充，也就是根据《辽史》的百官志所说“北衙不理民”的原则，对北方袭用部落的组织结构去统辖以下州县。而“南衙不主兵”，则是在长城以南的地带，以中国式的官僚机构，主持丁赋，但是民政与军事分离。又允许在南部的契丹人“授汉官者从汉仪，听与汉人婚姻”。他们的军备，也以契丹及奚人的“帐族”编为 “宫卫”及“行营”。汉人则称“转户”，每一县都有一定的丁额，配属于各“斡鲁朵”（宫）。

在这种体系之下，辽国全国皆兵。“凡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隶兵籍”。契丹兵马强盛，大半由于他们平时编制和战时编制接近，有如《辽史》兵卫志所说“始闻诏，攒户丁，推户力，核籍齐众以待”，惟其内部简单均一，执行起来才捷劲有效。并且他们的下层组织，“每正军一名，马三匹，打草谷，守营铺家丁各一人”。其马匹弓箭皆自备。又称“人马不给粮草，日遣打草谷骑四出抄掠以供之”。辽军在耶律德光时即称有骑兵五十万，以上办法恐怕不能经常维持。但是其组织粗朴，能适应于简单的农村社会则无可置疑。与之相较赵宋采取募兵制，其后勤统筹，大部物资由江南运来。其外表新式时髦，可是推行于一个农村社会构成的国家里究竟有很多不合实际之处。赵光义时开封的仓库堆积的雨衣和帐幕有“数万段”破损，可见得其军事补给制度过于繁冗，不是当日社会条件足能支应。从各种迹象看来，与契丹作战北宋已感到民间的负担不易支持。《宋史》称９８６年北伐失败之后，朝廷于翌年“遣使市诸道民马”。当日契丹不放马匹入宋，政府方面缺马，其民间之困窘可知。１００４年澶渊之盟既成事实，朝廷在收瘗战殁遗骸之余，也同时停江南所增榷酤钱，罢民间飞挽。

可是契丹采取战略上的防势，内线作战，累败宋军，远征敌境也究非所长。《辽史》兵卫志就早留下了一段“不许深入，不攻城池，不伐材木，但于界外三百里内，耗荡生聚不令种养而已”的原则。１００４年的作战，由所称睿智萧太后主持（契丹后族都以萧为姓）。她专政多年，能驾驭契丹皇族将领，也重用降人，所以才能冒至大之险。但是当日辽军由遂城取安国经冀县永年展开于清丰及观城（以上均用今日地名以便查考）深入敌境七百里，后方的重镇如任丘保定河间沧州却都没有攻下，看样子只有先声夺人的姿态，没有与北宋作生死斗的决心。况且指挥作战的萧挞凛又阵亡，则和议已是求之不得了。

所以澶渊之盟是一种地缘政治的产物，表示着两种带竞争性的体制在地域上一度保持到力量的平衡。也只有在这种地缘政治的影响之下，我们今日旅行于沈阳长春与哈尔滨，仍感觉得几百千年历史的阴影，仍不时出现于我们的脚跟后面。

谢选骏指出：黄仁宇的“大历史”其实属于一种逃亡者的恐惧，所以他哀鸣——“我们今日旅行于沈阳长春与哈尔滨，仍感觉得几百千年历史的阴影，仍不时出现于我们的脚跟后面。”他哪里懂得，契丹和北宋一样，都是中国文明的分裂王朝，明清之间的嬗替，也是如此。在我看来，日本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

【27、王安石变法】

公元十一世纪后期宋朝的第六个皇帝神宗赵顼引用王安石，置三司条例司（财政税收设计委员会），创行新法，是中国历史上一桩大事。这事情的真意义，也只有我们今日在二十世纪末期，有了中国近代史的纵深，再加以西欧国家现代化的经验，才比以前的人看得更清楚。

基于这种观点，我们可以把这段历史题材整个的拿出来重新商榷检讨。

王安石没被神宗重用之前，已有才名。《宋史》说他“属文动笔如飞”，又“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辨是分析的能力，博是见闻的广泛。其人既有如此才华，因之虽只做得中下级地方官，已得到文彦博和欧阳修的推荐，也有了司马光、韩绛和吕公著的宣扬（后来除了韩绛之外，他们都成了王安石的对头）。神宗于１０６７年嗣位，初以王安石为江宁府知府，六个月后调他为翰林学士，已有了御前顾问的姿态。一年之后又任他参知政事（在宋朝可比拟为副首相），专务“经画邦计”。然而神宗是一个有雄心的君主，一意要收复契丹和西夏占领的国土（其实其占领已在宋前）。他曾对文彦博说：“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备边府库不可不丰”。然则这富国强兵的着眼，一般儒士已把它当作法家宗旨。一代文豪苏轼就说他“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两朝元老富弼更毫不容情的说他“陛下临御未久，当布德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皇帝之重用王安石新法，引起满朝重臣的反对。以后这批“反改革派”或被贬派为地方官、或退休。王安石于１０７０年同平章事（任宰相），朝中大官能与他合作的只有韩绛、吕惠卿等，兹后被称为“熙丰小人”（熙宁与元丰都是赵顼的年号）。１０７４年皇帝迫于众议，也可能因太皇太后曹氏的干预，王安石免相，可是不出一年又调回开封平章如故。王安石再相一年九个月，终被罢免，皇帝给了他一个公爵和节度使的头衔，而实际的职位，则是“判江宁府”，也就是归返到他起先在神宗手下第一个官职。

神宗于１０８５年初去世，继任皇帝哲宗赵煦实足的年龄九岁不到，他未成年时由神宗之母太皇太后高氏（庙号宣仁圣烈）听政。她逐退了王安石的改革派，起用反改革派的先朝重臣如司马光、文彦博和吕公著，一时新法罢免殆尽。可是八年之后太后去世，皇帝亲政，他赵煦又来一次翻案。他不仅重用改革派，并且夺司马光谥，又重修“神宗实录”，以便支持新法，一时反改革派人物被称为“元祜党人”（元祜是哲宗于太后听政时期的年号）。

公元１１００年赵煦去世时无子嗣，皇位由神宗第十一子接替，此人赵佶，即是后来被金人俘虏死在五国城（在今日吉林东北）的宋徽宗。他早有“轻佻”之名，要不是朝议和命运的错安排，他倒很可以以画家和文物收集家的身分在历史上留名，作皇帝确非所长。他在位期间对新法也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他最初支持反改革派，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等也都身后复官。可是仅一年余，前被放逐的章淳和蔡京又被召回京师居要职。他们也可算得寺臣兼改革派，章淳曾任王安石的助手，蔡京则以修史在御前被器重。这时候徽宗赵佶也说“朕欲上述父兄之志”。于是朝中权要以“绍述”的名义，恢复了二十五年前王安石所行新法，如方田、如榷茶等等。并且又怂恿徽宗将司马光以下一百二十人列为“元祜奸党”，以后更扩大其名单为３０９人，镌石于全国州县，以便分辨“忠邪”，皇室不能与他们通婚姻，他们的子孙也不许来开封。王安石则配享孔庙，成为孔孟之外的第三个圣人。

于是“宋人议论未定，金人兵已过河”。这还不算，即偏安江左，南宋人仍没有放弃由于王安石新法所引起的争执。最近何湘妃发表的一篇文章，即指出宋高宗赵构朝又在修改“神宗实录”和“哲宗实录”，也还是向王安石重新批判。

今日九百年后我们从长时间远距离的姿态读历史，已无从确定以上各人的忠邪，同时也无此必要。如章淳和蔡京确系能干，而前者跋扈，后者谀幸，但是《宋史》把他们两人一体列入“奸臣传”里，又未免太简化历史，并且苏洵斥王安石等“囚首丧面”以论诗书，宣仁圣烈高后在《续资治通鉴》里被赞扬为“女中尧舜”，也都是一面之辞，只能融合中国传统以粗浅的道德观念批评历史人物的办法，这中间只有至善及极恶。我们如被这些观念蒙蔽就容易忽视我们自身读史目的之所在。

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中外学者的兴趣，端在他的经济思想和我们的眼光接近。他的所谓“新法”，要不外将财政税收大规模的商业化。他与司马光争论时，提出“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理论，其方针乃是先用官僚资本刺激商品的生产与流通。如果经济的额量扩大，则税率不变，国库的总收入仍可以增加。这也是刻下现代国家理财者所共信的原则，只是执行于十一世纪的北宋，则不合实际。

和这问题有密切关系而待澄清的，则是有些历史家把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君主专制，解释成为一个“封建社会”，极不合理，与宋朝的情形尤其是文不对题。封建着重地方分权，皇室只责成诸侯对中央有一定的贡献，其采邑内部的处理，由他们自行裁夺，中国的传统则是皇帝派遣官僚到各处向全民抽税，我们称之为“官僚主义”，这是一种中央集权的特殊办法，迄今还没有一部专书，缕列其中各种特征。

我个人长期研究其财政与税收的情形，则发觉这种体系，包括过广，下面的单位过于琐碎，在传统的交通通信条件之下，官方无法确悉每一纳税人的资产，尤其无法追究其转买顶当。至于抽累进税，更是技术上为难的问题。于是只在鼓励小自耕农各安本业，又竭力防制兼并，更以极低的税率，扁平的向全国征收。而且小民收入浅薄，也不能供应法庭审判的费用，于是民法长期间没有进展，政府则提倡各人自我约束和对人谦让。在行政方面说也就是不注意真切，不讲究效率。好在这些个人的美德，出自儒家经典，也为官僚集团成员所诵悉，因此以道德代替法律，也有长时间历史的根据。纵算理想与事实不符，只要全体官员将这些原则当作口头禅，着重其内部之淳朴雷同，也仍可以保存这官僚集团的完整。

可是北宋开国以来，其朝代本身的特征，已经和上述的情况发生距离。第一，赵宋王朝之为一个朝代国家，在中国历史时最富于竞争性，因此其行政效率非常重要。第二，其收入以银绢和缗钱作基础，也就是其经理倚赖于民间经济比较前进而灵活的部门，而把人力及食粮当作次要。第三，其税收底账根据五代十国间的数目字，比一般的将税率提高，同时政府大规模开矿铸钱，更使其数目字无法固定，也违反上述简单均一的原则。

综合这些条件，我们也可以说中国在公元十一世纪已经在某些方面感受需要现代化的压力。前面已经说过，宋太宗赵光义时代军用雨衣和帐篷已经有“好几万段”在库房里霉烂。《宋史》食货志又提出神宗赵顼时内殿库房所积绢三十二库都已积满，更再积羡赢为二十库。如此庞大的物资，实在有以用商业方式管理处置之必要。最低限度也要让它和民间的市场交流。而民间商业的组织也可以藉此发展成熟，因之能对政府的财政经理和军需工业作第二线和第三线的支持。西欧各国和日本的现代化，也都经过如此的阶段。那么王安石岂不是独具只眼，可以把中国历史一口气提前一千年，为甚么他事实上会遇到这么多的阻折？

在答复这问题之前，我们先要知道所谓现代化，以商业的方式管理，或者说是推行金融经济，在数目字上管理，都先要具备若干基本条件。简言之，则是先要承认私人财产权之坚定性，如此其下层机构内才有能确切加减乘除的公数。这说来容易，可是实行起来等于推行一种新的宗教思想，因为所牵涉的不仅是千万人的生活，而是他们生活的宗旨。以西欧言，则经过宗教革命、政教分离才能达到目的。次之私人财产之享用转让，也要脱离专制皇权和宗法社会的限制与垄断，不仅司法要独立，而且民法也要彻底展开，诸凡婚姻、遗传、负债、签定合同的信用，宣告破产的程序都要有合理的处置，不仅法律条文具在，而且与民间生活习惯也不发生轩轾。北宋期间中书管民，枢密管兵，三司主财，所有重要的数字已经不能对照，而下面则是亿万不识字的农民，社会上又普遍缺乏中层机构，所以我们也用不着追问他荆国公王安石介甫是否贞忠谋国，已先可断言他的筹划不合实际了。

仔细参考《宋史》里的叙述，我们也可以窥见新法失败的情形。譬如“方田法”以东、西、南、北各一千步为一方，内按土地肥瘠分五等抽税。可是即在畿国的开封府，其测量就产生技术上的问题，有谓“时方时止”，县内有山林，即无从着手。“免役钱”令百姓一体出钱，以代替“衙前”等向民间征发的义务差役，可是乡民无钱，也等于在农村推行金融经济，而此时金融在城市里反不能展开。 “市易法”不能集中于批发业务，以致执行者自己成为零售商，到街上去卖果卖冰，甚至“卖梳朴即梳朴贵，卖脂麻则脂麻贵”，为神宗亲谴责。“青苗钱”以常平籴本一千四百万作本钱，等于农村贷款，春散秋敛，收息二分。但是无银行主持，缺乏法庭处理贷款的权利义务。有些县官就将整数交给若干农民，也不问他们愿借与否，只责成他们彼此保证，秋后一体带利归还。甚至在执行时，若干县份被指摘并未贷款而向农民一体索息。以上各种措施都有广泛的利用金钱的趋势，但是以集体负责的方式主持，实际上也是和前述各法作对。

说到这里我们也可以再索问：新法既然如此缺乏成效，为什么王安石这一“问题”会在三个皇帝两个太皇太后之间酝酿得这么久？原始的资料不能供给解答。我们只能据理猜想：当时人没有我们眼光之纵深，却也没有我们这种宿命论的看法，会认为当日新法必不行。十一世纪环境的压力，已经逼着他们找出路。同时新法中有些项目，要是根据各地特殊情形有选择的局部施行，也并不是完全虚枉。王安石的传记里说他在见神宗前，曾为鄞县（宁波）县令，就曾试得过青苗钱，最低限度在短期间内确有效果。如此可能引起热心的皇帝相信反改革派必是有意从中作梗。并且每次朝廷改变宗旨，也确是权臣扩张势力扶植私人的机会。可是我们仍不当忘记，在中国官僚主义的体系内，政府局部的经商，通常没有好结果的。王莽、桑弘羊、韦坚和刘晏已是一串好例子。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两方面的距离都相去过远。

王安石新法失败的后果，超过过去一般读者之所想像。三百年后明太祖朱元璋放弃第二帝国开放性的财政设施，而采取一种保守性和收敛性的体制，与他个人对王安石的反感有关，这种反感见诸文字。

涉猎于大历史，我们也觉得这王安石的故事深有耐人寻味之处：试想九百年之前，中国即企图作现代性的改革，而当日欧洲，尚停滞于中世纪的黑洞内。这和本世纪两方的悬殊相比，前后相差何远！然则在这关头我们要摆脱宿命论之看法的话，则更要认识地缘政治之重要。中国的官僚主义，是亚洲大陆主体的产物。其政治体系既要管束亿万农民，又要对付森林地带和草原地带的少数民族，就只能注重数量无法提高效率，不容易改变而成为一种轻而驾巧带商业性的组织。要是王安石真能把中国历史提前九百年到一千年的话，则我们这样一个大历史观念都不能存在了。

谢选骏指出：把王安石看做“九百年之前中国即企图作现代性的改革”，完全是“中国也有资本主义的萌芽”一类的胡言乱语。实际上，王安石和王莽类似，都是复古主义者，企图落实《周礼》的文字。在我看来，《周礼》是僵化的东西，不如《月令》激励人心。王安石以后，洪秀全、毛泽东也有类似的僵尸倾向。

【28、靖康耻】

宋朝第八个皇帝徽宗赵佶于公元１１２５年金人进逼汴京之际仓皇传位于皇太子赵桓，翌年改元靖康，徽宗南奔，赵桓成为历史上的钦宗。这位苦命的皇帝，做皇帝只一年多，被金人掳去，终身监禁达三十年之久。

其实徽宗也未漏网。１１２６年，也是靖康元年，钦宗搜括开封市内的金银贡献于金军，承认割让北方太原等三镇，敌方后撤，京师解严，太上皇徽宗为群臣谏劝表示团结一致的局面下回汴京开封。不料朝庭尚在和战未决间金人卷土重来，这次他们不再与赵宋交涉，竟掳获当今皇上、太上皇、后妃、皇子、公主等三千多人北去，虽然这事发生于１１２７年初，通常历史家公认北宋亡于１１２６年。此后徽钦二宗先后死于五国城（今日中国之东北角）已不在话下。

只有在这纷乱期间徽宗之子钦宗之弟康王赵构能够举兵脱逃，在南京称帝，是为南宋的高宗。他即位未久也被金人追逐于江浙沿海一带，有一个时期亡命于海舟之上。后来总算定都（只称“行在”）于临安（杭州）。又直到１１４１年秦桧的和议成功，赵构向金主称臣，每纳岁币银绢各二十万，又认定淮河为界，南宋的局面才算比较安全，如此保持半壁江山至１２７９年亡于忽必烈之元，先后延宋祚又１５３年。

靖康这悲剧性的年号千古普遍的流传，大概是由于岳飞所填词《满江红》有“靖康耻，犹未雪”字句之故。既称之为“耻”，则是不应当发生的事迹，竟让之发生。１１２６年斡离不进军开封之际，兵力不过六万，北宋各方召集勤王之师，号称二十余万。只是和战之计仓皇未决，以致人心瓦解。当时如果持以恒静，何至如此凌受羞辱？这样子的分析与辩驳，已经有很多历史学家先后为之。并且追究责任，既有靖康不可收拾局面则徽宗之任用蔡京，因蔡京更可以追究到神宗之任用王安石。

历史家铺陈往事，其主要的任务是检讨已经发生的事情之前因后果，不能过度着重并未发生的事情，如遇不同的机缘也可能发生，并且可以产生理想上的衍变（除非这样的揣测提出侧面的及反面的因素，可以补正面观察之不足）。并且金人入主中原，“废”北宋皇帝为“庶人”，至今已八百多年。今日我们亟要找得众所公认的原因，专门相信当时人个别追究责任维持己见的说法，很难与今日的理解符合。

从这种立场，我们可以看清：赵宋王朝３１９年与边区少数民族所树政权的周旋，经常站在被动地位，因其不能战，也难能邀得对方的同意言和。太宗攻辽既已三度失败（详“澶渊之盟”），１０４１年契丹又准备南犯，富弼的交涉，总算不辱使命，但是还是以增岁币了事，到头仍是军事力量不够。北宋不仅对契丹之辽及女真之金如此，他们对以西羌为主体组成的夏国也不能采取主动。其军事行动，经常旷日废功，败兵折将。神宗朝的战事，连亘１４年，竟留下一段“官军、羯羌、义保死者六十万人”的纪录，赵顼一闻前线受挫折的战报终夜绕榻而旋，其衷心痛苦可知。议和时宋朝仍承认岁“赐”银绮绢茶。

南宋的军事与外交，也无起色。“靖康耻”之后，岳飞父子即成为１１４１年和议时的牺牲品。只有１１６５年宋金又交兵，胜负未决之际和议成功，金人让宋君称皇帝，称金主为“叔”，自称“侄” 而不称臣，岁币也不称“贡”，且减十万，宋人以为这是“正敌国礼”，如此收获已经值得骄傲。也只有在这战事期间，岳飞才复官改葬。可是１２０７年韩佗胄北伐失败，金人要他的头颅，南宋朝廷也真剖棺割尸，将他的首级封函畀金。同时岁币也增至六十万，而且还要予六十多年以前主和议的秦桧“复爵谥”。又直到蒙古败金时才接受真德秀的建议绝金岁币，但是以后南宋之联蒙古伐金也和北宋之联金伐辽如出一辙，其情形可以一言以蔽之，就是无法争取主动。

这前后一连串的事实聚看起来，实在是违反情理。北宋的人口即是极粗率的估计也应当在一亿以上（１０８８年有“丁” 三千二百余万。１０７９年籍保甲及民兵７１８万），而常备兵兵数在１１世纪中期之后，经常在百万以上。即南宋快要覆亡之前夕汪立信陈贾似道三策，仍称江南之兵抽之过江“可得六十万矣”。契丹女真与蒙古，无此庞大的人力。赵匡胤谓契丹精兵不过十万，靖康元年金军围汴京时，其人数也只六万。据中外学者的研究，蒙古势力最高潮时，其人口亦不过一二百万之间，可能近于百万。即算女真迁都开封其版籍达到最高点时曾称管辖人口达４５００万，按照两方控制的地区，其人口仍应低于南宋，而且内中绝大多数仍为汉人。

如言文化程度及经济力量，少数民族不能与多数民族相提并论。１２世纪及１３世纪中国将南方的水利丝茶瓷器漆器的生产发展到最高程度，开封与临安一般的生活程度较之世界各处并无逊色，至今西方及日本之若干学者仍盛称宋朝之中国经过一段“文艺复兴”与“商业革命”。虽然历史上的辽阳和北京，已于此时创建，因其非商业上的城市，仍无法与南方之大都会比拟。即算南宋需经年向北提供岁币，其银绢五十万两匹之数仍只占国家收入之一小部分（专家估计岁币达到一百五十万时仍只值南方政府收入之２％）。并且两方的榷市时，虽然铜币流入北方，银两仍流入南方。即在战事失利时，宋朝并无物资缺乏的征象。《宋史》“食货志”提及神宗用王安石变法期间各仓库实际丰溢超过储藏的量限。哲宗时苏轼言：“元丰及内库财物山委，皆先帝多方蓄藏，以备缓急。若积而不用，与东汉西园钱，唐之琼林大盈二库何异？”即在徽宗时，“蔡京传”里仍指出“时承平既久，帑庚盈溢，京倡为丰、亨、豫、大之说（金钱物资既已积蓄丰富，则要经常流通，经济的幅度才能宽裕扩大，彼此有循环性）。所以他对徽宗说：“今泉币所积赢五千万，和足以广乐、富足以备礼。”所以宋朝的富裕超过以前各朝代。

宋朝的人口与物资，不能有效的动员，以致军事与外交，一蹶不振，成为历史上一大悲剧，迄今尚缺乏一部综合性的著作，详细检讨其始末。大概西方的研究，分工过细，忽视传统中国以“经济”为官僚主义管制的办法。包括国计民生之种种切切。传统中国学人之治史，则先以道德观念阻塞技术上的检讨。如果我们将眼光放宽，即以《宋史》“食货志” 及“兵志”参考对照，也可以产生一种概念，知道现代金融经济，需要详确的法制维持，先要确定政府征兵抽税的权责之界限，才能保障私人财产之不可侵犯，然后国民经济，足以构成服务性质的部门，包括交通通信保险及雇用律师等等也能作侧面的监视。征之西方现代国家之经验，如此政府大规模的举措，才有民间组织作第二线、第三线的支持，成为一种健全的机构。宋朝最前进的部门如货币及物资之流通，已有此需要。但是其落后的部门，如以小自耕农作生产的基础，衙前及胥吏的知识与能力，游民及失业者之维持，又谈不上追求这样的效率。如此上端的人力资财愈积愈大，中层的服务愈为松懈空洞，终演成一个数目字上的膨胀，其症结是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传统儒家与法家的争执不能暴露此问题之真象，其情节特殊，也是中外历史所仅见。

传统的官僚主义，真理既由上至下，皇帝的命令既为“圣旨”，则实际上征兵抽税的权力毫无限制。《宋史》“食货志”里说及“既以绢折钱，又以钱折麦，钱倍于绢；以钱较麦，麦倍于钱。辗转增加，民无所诉”。就表现缺乏独立的司法机构，税收权力无限制，其成算纯靠上端向下端加压力。政府经商，财政部门的商业化，更无从合法合理。“食货志”又云：“自熙宁以来（神宗用王安石的时代），和籴入中之外，又有坐仓、博籴、结籴，表籴、兑籴、寄籴、劝籴、均籴等名。”如此其立法也缺乏系统，全根据一时一地的需要，甚至其立法权尚可以落入地方官及军人掌握之中，宋朝开国时用募兵制，但是至神宗行保甲，征弓箭手（当日“弓箭社”是华北民间自卫的组织），责义勇上番，已兼用征兵。 “兵志”里也说及甚至神宗赵顼自己就觉得不妥。他曾提出府兵应与租庸调“相须”。亦即是要征兵，则要坚持小自耕农的经济体制，计户口抽税，以低税率实物征取（这也是当初辽及金的原则）。所以司马光就说：“今既赋敛农民粟帛以给正军，又借其身以为军，是一家而给二家之事也”，也是同一论调。以后迫于需要，只好重复并用。连皇帝也妥协的说出：“须豫立定条法，不要宣布，以渐推行可也。”这也是兵员与税额即民间义务由上级提示增加，其下层组织，更缺乏条理的明证。

官僚主义的办法，既无客观的条件考成，只有向下级一体追究责任，于是强迫臣僚谎报掩饰。一般情形向军政机构报兵少，以减轻责任，向财政机构报兵多，以争取粮饷，校阅时则请人替代。至此“西路既已冒受厚赏，于是东路宪司前后论列，诞谩滋甚”。甚至“兵数十万者，虚数也”。“食货志”里就提出早在神宗之前，谏官范缜已上疏，揭露“今中书主民，枢密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宋朝的冗官尚可以一眼看出来，如“留后观察下及遥郡刺史多至数千员”，显然的没有这样多的官位，容纳如许的人员。但是军队的“冗兵”，就不容易查察。加以募闾里恶少为奇兵，正军反担任后勤的工作，更无法追究。“靖康耻”之前夕，山东的臣僚指出梁扬祖在山东所报民兵“所奏二十四万与十一万，殆虚有名”。童贯手下的“河北将兵，十无一二，往往多招阙额，以其封桩（预算下的节省）为上供之用。”。如是北宋时造成一种离奇的现象：各府库所蓄皆为“聚敛”，民间反有“钱荒”。政府铸钱造币原为信用的筹码，其税收既无限制，行政效率又专恃政治压力，则整个的违反了金融经济的原则，只逼着自己的信用筹码，回到自己的府库，既通货膨胀又通货紧缩。全汉升研究北宋汴京的商业，一般进多出少，其收支不平衡，就靠官员的放债收租以及政府的随从如生员术士游客的生活费抵偿，严格说来，也是用税收支持一个大规模的消费市场，在物价高涨的情形下，对全盘的经济害多利少。

因之军队的兵员素质、士气及战斗力都只有每况愈下。宋太祖曾以“样兵”作标准，责成各镇供给中央的禁军，后来代以木梃。至１０３５年发饷还以兵士的身材分等级。以后就缺乏这样的选择性，以难民为兵，以囚徒为兵，在兵士的面上黥字臂上刺字以防止逃亡的事情都已发生。其人员的素质既如是，器械也是滥竽充数。１０７３年神宗设军器监，原望提高并标准化兵器质量。其所制“神臂弓”，实为强弩，以两种木材并合制成，絮弦也用丝麻兼用，据说对付骑兵有实效。但是各方请样件，军器监就说运输不便只以样图交付算数。

我们不能说宋朝的军威不振全是官僚主义作祟，如宋都汴京，对山西的山地没有有效的控制，北方的防御失去地利之效。辽以两院统制，金以猛安及谋克户（女真人之地方首长）与汉人杂居，兼有游牧民族及农业生产之长，都是以前匈奴突厥之所无。《辽史》“食货志”称“马羊不许入宋”，虽不能完全禁止，但是张择端所作的《清明上河图》即画出汴京的大车以水牛骈拉。显然的宋军马匹之供用，已受限制。并且赵宋强迫作战区域的人民南迁，放弃的地带则为“禁地”，南方的税收也高，在靖康之前，已有方腊宋江的反叛。然则综合各种因素，我们仍认为政府组织与作风最妨碍军事机构发生力量。反到北宋南宋之交，情况混乱，各处盗贼与独立自主的军队不可区分，倒出现了能战的将领如岳飞及韩世忠。他们不受官僚主义的羁绊，以战养战，才彻底发生力量。也因为如此他们终为秦桧所不能容。

这种官僚主义为一种历史的产生，简单说来，也是一种以小自耕农为主体的政治组织，缺乏适应性去掌握一种多元的而经常成长改变的城市经济。不仅赵宋如是，以后契丹与女真也蹈此覆辙。陈述研究前者，盛称辽之“封建因素成长”。陶晋生研究后者，则称金南进之后女真民族腐化及其衰弱的情形与北宋相似。其实在会得之间最显明的趋势则是一种极简单的中央极权体制无法支配一个逐渐带近代型的经济。怪不得《辽史》食货志说及“及至末年经费浩穰，鼓铸如旧，国用不及”。而金的纪录更低一筹。彭信威的研究，其通货膨胀达６０００万倍。

谢选骏指出：黄仁宇读史不精，不知“靖康耻”来源于赵宋的“皇族慰安妇”的缘故，更不知靖康耻的强行掳掠妇女儿童，造成了宋元明清的裹脚传统。黄仁宇也想象不到，皇族慰安妇则是赵光义强奸小周后的历史报应——宋朝对待李后主态度十分野蛮粗暴，结果就被金兵加以模仿了。这种历史的力学，竟被“大历史”的黄仁宇视而不见或避而不谈。

【29、贾似道买公田】

《宋史》“奸臣传”一共四章，列举奸臣１５人，又包括他们的子弟等７人，一共２２人。内中既有行新法的蔡确、章淳，也有怂恿徽宗挥霍的蔡京，和李纲为难的黄潜善和汪伯彦，置岳飞于死地的秦桧，一意北伐的韩佗胄。而以南宋覆亡前夕以太师平章军国重事兼都督的贾似道殿后。我们今日重新检阅他们的事迹，很难证实各人的“忠奸”，确如作史者之所论列。但是以上１５人为当时人及作史者认为是舆论之所不容，则是事实。而且将他们摆在一朝国史之后，显然的已认为朝代之覆亡，应由这些奸臣负道义上的责任。

贾似道，“少落魄，为游博，不事操行”，已具备了传统坏人的典型。并且他的姊姊贾妃有宠于理宗赵昀，又是靠裙带关系升官。后来就入相出将，成为了一代权臣。他个人爱声色，年轻时常在西湖上张灯作宴，晚年尚起楼阁亭榭与诸妾斗蟋蟀为戏。他在国事上最重大的失策起于１２５９年。当时他以右丞相兼枢密使的身分到汉阳指挥军事。他密遣使向敌方以皇弟身分攻鄂州的忽必烈求和，答应南宋皇帝称臣纳币，忽必烈起先不允。恰巧那年秋天蒙古主后来称宪宗的蒙哥去世。忽必烈要回本国争皇位，才仓皇许之。等到蒙古兵北撤，贾似道虚张大捷，回朝进少师，封公爵。明年忽必烈称帝建元中统，派人向南宋征岁币，来使反被贾似道拘禁。兹后忽必烈再也不接受南宋乞和的要求。

可是贾似道也真有粉饰太平的本领，于是又十多年，１２６４年度宗赵基嗣位，这已经是一个３岁不到的小皇帝。贾似道以三朝元老的身分上表出师。１２７５年的春天，元军（１２７１年蒙古才称元朝）已取得长江中游，伯颜的大军已向下游进逼，贾似道自己的女婿范文虎也在安庆降元（此人后来率宋军参加忽必烈之征日本），他还整备船舰向芜湖进发，可是他向伯颜求和既被拒绝，江上大军又不战而溃，于是只好遁居扬州。这时候临安的朝廷已是朝不保夕，大臣纷纷请诛杀贾似道谢罪，执政的谢太后才将他贬官为高州团练使。传统政治里的贬官逐放，常埋伏着狱禁之中暗杀的动机。本来写贾似道传记的作者，很可以“至漳州故”结束。只因为贾似道是一个如此的奸臣，倒要写出来私自将他处死的乃是志愿械送他的县尉郑虎臣。此人能在青史留名，也表彰一奸一忠，彼此为千古读史者所传诵。

替奸臣说公道话，不是本书的目的，即暴露传统政治中道德的真相，也不是今日我们重新检讨历史之主题所在。我们提出贾似道的一段故事，乃是此中包涵了中国财政史和经济史里一段重要的环节，不能为贾个人的行为操守嗜好及生死所能概括。

从各种迹象看来，传统中国的物质文明，至宋朝已达到极高峰。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作于北宋覆亡之前夕。从图上看来，当日汴京商业发展的情形和中等以上人户的生活程度，以至房舍建筑舟车桥梁较之２０世纪之中国任何内地的都会，并无逊色。即以船舶之来往，货物之上卸，各种匠铺之作业情形，至少也可能与当日西欧之任何城市相埒。而一个半世纪之后，马可波罗在南宋覆亡之后３２年内抵达当日之临安，今日之杭州（宋人称为“行在”，马可波罗则译为 quinsai ）他曾说：“毫无疑问的， quinsai 是世界上最优美和最高贵的城市。”。杭州的街道宽敞，有运河交通，又有石砌的沟渠排水，已经给这威尼斯（也是当日世界上第一流城市）的观光者以良好的印象。而他赞不离口的则是中国的富庶表现于数量之庞大。不仅都会里市廛栉经，而且乡间里也有无数的市镇，为欧洲所无。

马可波罗的叙述，有煽动性，一般读者怀疑他的浮夸。可是最近法国学者 jac -ques gernet 将他的回忆和同时的中国文献如《都城纪胜》、《梦粱录》和《武林旧事》比较，又发觉其中很多细节，可以彼此印证。他整理后，所缀成的１３世纪杭州，确是生动活跃，富丽繁华。迄今我们还能查悉当日通衢街道桥梁的名称，和巷弄里发售最优等纸扇的店铺之所在。杭州的人口，由１２世纪初年不到二十万逐渐增加，突破百万大关。而当日欧洲最大的城市，能有人口数万，已经不得了。所以gernet 发问：当日中国是世界上最富裕和最前进的国家，即算南宋只保存半壁河山仍有人口６０００万，占地有今日法国面积之４倍，文化已到达最光辉的阶段，何以遭蒙古人的侵犯而会在历史上表现一种剧烈的挫折？

而其实adam smith著《原富》，距今已逾２００年。他作书时也去马可波罗赞羡中国时约５００年。《原富》就已提出中国虽然在５００年前出人头地，兹后就无从继续其优势。 smith 并没有讲出当中的原因，只是他已经指出中国的法制，必有阻碍人民继续增加财富的症结之所在。

我们今日提出贾似道的故事，即是指出这症结由于传统中国的官僚制度，着重于掌握大量的农民，缺乏现代组织与技术的能力，尤缺乏适当的意识形态去主持商业化的财政。上述两章已就北宋的情形，逐渐提及。南宋末年，财政与税收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不仅杭州市内的繁荣于国事无补，即长江三角洲里的农业财富也无法动员。贾似道之犯众怒，并不是单独的由于他合计敌情错误，也不是因为他骄奢淫佚，而大部是由于他在理宗赵昀的最后两年，倡议“买公田”，等于没收一部分富人的资产去充军食。并且又由他主持发行最后一次的信用货币，引起物价再度上涨。《宋史》“奸臣传”说到最后与他同有元老名望的王钥向临朝称制的谢太后责他应死，称：“缙绅草茅不知几疏，陛下皆抑之而不行。”可见得在野人士包括中等以上的门户都已痛恨他入骨。

要提到这事态之背景，我们又要从康王赵构南渡做皇帝说起。

赵构之成为日后的高宗，初时并没有法制或公意的支持。他原应到金军里去为人质，只因父兄被掳，才自立为帝。除了哲宗遗孀所谓元祜皇后孟氏的承认外，他的帝业并没有任何合法的根据，在南方也没有权臣拥戴。他手下人既主战主和不定，他自己也无钱无兵，这也可以认为是宋朝过度中央集权的后果。所以他刚从扬州巡幸回杭州，即有担任宫卫警戒的军官叛变，逼他退位，而立他一岁多的小儿子为帝。等到韩世忠勤王，他才能复辟。并且喘息未定，又被金人追逐得觅海舟逃命，直到公元１１３５年在临安建太庙，才算替南宋立都。当日南方各省也都在叛兵剧盗的手里，高宗的军队大都由这些部队改编，当时戡乱及求和扰攘约十余之久。因之南宋自始就没有一个机会将财政税收重新组织得合理化。

《宋史》“食货志”内中抽出的“经制钱”、“总制钱”、“月桩钱”和“板账钱”为历史教科书前后提及。其实这代表朝代草创时筹款的办法。一般从既有的税额，增派附加。初时为千文增二十三文，以后增至五十六文。又全面征收官厅办事的手续费，与赃罚并在一起。再指令各地方政府向附近驻军提出定期的供应，“每月桩发”。这些名目给南宋政府一个立足的机会，却不是财政史内重点之所在。至李心传作《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的时候，已是１３世纪，也是南宋的末叶。他还提及北宋初年，东南只向汴京每年供应２００万缗。到他的时候，四川不计，东南的经制钱和总制钱已共达１４４０万。可是他没有指出的则是南宋政府初期曾出卖公地，以后则靠印行纸币，及向民间强买物资（和籴）维持，迄至最后，１０００万缗只能买米一万多石，而政府也无从以税收及专利于盐酒矾茶平衡其开支。

南宋的纸币已经全汉升详细研究。即以会子（尚有川引、湖会和淮交分别行使于其他地区）而言，大概从高宗后一百年（公元１１６３－１２６３年）流通量增加３２．５倍。但是会子原应３年一“界”，届期以旧币换新币，其中有以二换一和以五换一的情事，所以其贬值也应当积累的计算。可是有时政府也出卖金银使法币回笼，有时又新旧两界同时使用，所以其法定价值亦无法计算。从全氏提供的资料看来，则在南宋初年米一石值３缗为常情，１００年之后有提到３４０缗，７００缗及１０００缗一石的文字，其货币贬值已超过３００倍。我们今日经过货币恶性膨胀的经验之人士或者不会对这情况认为是了不得，但是在中世纪市场狭小，交通壅塞的条件下，则已是一个极端的威胁。米一石要值钱一百万，就足够骇人听闻。况且货币贬值，等于变相加税，其负担常转嫁于贫民。政府既捉襟见肘，对应支付的项目也只有克扣。全汉升就指出一个例子：１２３５年有一个朝官辞督视军马的差遣，他指出的原因即是货币贬值，军费短绌，因之督视与不督视，其情形已不言而喻。《宋史》“兵志”里提到募兵，又有这样的一段：“所司莫能体上意，执民为兵，或甘言诳诱，或诈言贾舟，候负贩者群至辙载之去；或购航船人，全船疾趋所隶；或令军女冶容诱于路，尽涅刺之。由是野无耕人，途无商旅，往往聚丁壮数十，而后敢入市。”这段文字作于朝代覆亡之前夕，作者还说“官降钱甚优厚”，读者可以根据前后情形推断通货膨胀的一般后果。

贾似道买田的方案行于１２６３年，去高宗退位为太上皇整一百年，距元军入临安也还有１３年。买田的地区限于平江（苏州）到嘉兴的六郡，也就是今日江浙间长江三角洲最富庶的地区。所买的田地为每户二百亩之外的１／３（即８００亩须卖官２００亩，１４００亩须卖４００亩）。付价根据一个复杂的公式以纸币以金银僧道度牒（可免税也可转卖）及告身（荣誉头衔的文凭）。买田的目的则是免除以后之造楮（即纸币）与和籴，预计所收租已能解决当日的财政问题。贾似道以他自己家产一万亩先倡。其执行的成果，经过无数的抨议。今日只有周密所著的《齐东野语》内载的一段，使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计划以一段极短的时间施行（半年之后即已买进３５０万亩）。技术上最大的困难，尚不只于买田，而是买得这些田土之后，官僚机构无确切的方法掌握管理，以坐收成果。一到贾似道倒台，各方已有退还原主的要求。也有人建议就将官田赏与佃农而向他们征兵。

但是这些官田始终没有退回，元朝即以之作赏赐功臣皇室之用。甚至再１００年后，朱明王朝也没有对之作合理的处理，仍成为日后苏松地区的官田与重赋问题，见于顾炎武之《日知录》，也见于今人周良霄所作论文。

有了北宋与南宋两重经验，我们就知道当一个农业国家的行政系统发展成熟，尚不能充分管理及发挥其所辖的经济方面最前进部门之功效的时候，只有改用商业管制的办法，才有出路。此时政府的功能渐趋繁复，引用特殊技能的需要增高，其经费也必须扩充。因其超过旧式农业的范畴，也不能以现有税收对付，又只好发行公债，因之则引起代议政治司法独立和其他跟随着一串的组织与运动。

征之先进国家的成例，这种发展必待市民经济成熟，其组织结构能产生领导力量，成为政治的重心，才有可能。以欧洲的事例言之，这也就是资本主义的抬头。所以法国历史家fernand braudel 曾说：“资本主义之成功在它与国家串通一气，它本身即成为国家。”。中国在２０世纪尚未达到这阶段，遑论１３世纪之南宋。至于旧式官僚机构，又与所掌握的农村缺乏经济上严密的联系（有如封建或 feudal）则很难确切的掌握其资源。最近英国历史家之研究，则发现都铎王朝及斯图亚特王朝时封建业已崩溃，资本主义尚未登场，皇室以一种官僚机构管理地产，发生无数的技术问题，也不是贪污无能四字所可概括。如此贾似道身死家毁，已不置论，将他认作南宋覆亡的主因，则又是以道德的名义简化历史。

今日我们重新检讨这段历史，其本身不足以使中国人扬眉吐气，但是也应当令人感到颓丧。我们要记着蒙古人于１２７９年灭宋，可是不出百年，元顺帝在徐达兵临城下时，集三宫妃嫔奔漠北，成为一个被驱逐出境的朝代，也是以前史迹之所无。只是有了这些经验，明太祖朱元璋才拼命复古。他的财政税收政策，都以经济上最落后的部门为基础，和赵宋立新的精神大相径庭。这和我在“开场白”所说的今日中国已是“雨过天青”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不过这些环节都能够前后连贯。如果我们以这种眼光读史，则更能体会中国大历史的特点。贾似道也是其中重要环节之一，非穷究则难能了解历史中的纵深和曲折，因之也难看透中国历史长期的合理性。

谢选骏指出：“贾似道买公田”，也能扯到“中国历史长期的合理性”——大概这是黄仁宇在为毛泽东“土地改革杀地主”进行文过饰非的干活。

【30、道学家】

１２７９年元军与南宋的残余舰队海战于广东新会南之崖山。最后元军合围，宋左丞相陆秀夫负着他所立的帝丙—— 一个７岁的孩子——赴海死，宋亡。这不仅是一个令很多孤臣孽子痛哭流涕的日子，这划时代的１２７９年也给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伤心的一页。一般讲来，中国都市物质文化在宋朝时达到突飞猛进的最高潮，兹后就再没有表现这种杰出的姿态。在科技方面讲，中国的拱桥、建筑之用托架、造船之用舱壁以造成不透水的船舱、航海之用指南针、踏水轮之船舰、火药、三弓床弩、占仪、水钟和深度钻地的技术，而极可能的炼钢炉及水力纺织机都已出现于宋代（后二者之图片，见于１３１３年之《农书》，去宋亡只３４年）。抚今追昔，我觉得胡适所译拜仑之《哀希腊歌》两句，很相近的表达了我们对赵宋王朝的一种类似的情绪。此即是：

我徘徊以忧伤兮，哀旧烈之无余！

为什么这一般好形势，不能继续？我们不能将责任完全推到少数民族身上去。辽、金、元战时对中国的破坏，程度不深。战争一停止，也们也致力建设。如果说他们没有打开局面，则在他们后面明清两朝也不能保持唐宋以来的高度进展。

这样一个庞大的问题，本身已抽象，当然各有诸子百家的解释。譬如英国的汉学家 mark elvin就认为传统中国农业生产，在技术上原有很多可以增进的地方，但是到了某种程度之后，劳动力投入多，而增进的成果不成比例的上升，到后来劳力增加，收获只供食用，同时中国的经济过于庞大，也不容易作质量上的改进。这样的解释，不能说他不对，可是很难令人相信这已经全部解答了这一个庞大的问题。

我的解释也只能跟随着本书纵谈大历史的立场，提出和前后文衔接的两大因素。一则中国的财政无法商业化，因之传统社会，不能进入以商业法制管理的阶段。另一则是思想上的内向，以理学或称道学为南针，先造成一种收敛性的社会风气，这两者互为因果，也都在北宋末年开始显示登场。

关于财政不容商业化，已在“王安石变法”一章论及。其最重要的关键，还是官僚政治，无从个别的而且确切的保障私人财产权益。其背景则是以大量小自耕农作当兵纳税的体制不能废除，中层缺乏有效的联系。既无财力遍设法庭，也不容各地依地方习惯自创系统，同是小民也不能聘用律师。如是司法与行政不分，县级官僚万能，他们所能掌握的也是简陋的刑法。政府管制之所不及，则靠宗法社会的家族首长支撑。不仅宋朝如此，明朝１６世纪的好官海瑞尚在他的文集里明写出：“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这样一个法官，尚未开堂审案，就已将他自己的偏见明白写出，也只能在中国出现。其结果则是真理与威权，全是由上至下。负担最重的人们，也是最无力负担的人们。而且这种体制，也靠均一雷同的环境作主，一有变态则毛病与问题更不可爬梳。前面我们已经检讨过宋朝的折税与和籴产生“以钱较绢，钱倍于绢；以钱较麦，麦倍于钱”的情形。传统中国又从未开设商业特别的法庭，商业资本不可能在这种环境里继续集累。因其缺乏组织与结构的纵深，商业也只能大体保持原始的农村内的企业形态。

于是相对于现代西方社会的长处有如经济多元化，中国则以普遍的种米麦备饥荒为着眼。长期如此，其生活程度不能增高，也无普遍的制造高级商品之可能。工资既无法增高，也无发明节省劳力的机械之必要。这种种原因，限制高度的分工。最后担任科技之设计者一般为匠役，而不是有学识的专家。

我这一段仍在谈宋史，更要着重理学之兴起。可是刚一扯上这题目，中外学者都认为这属于哲理分析的课程，很少人注重它是一种历史产物。

宋元理学，原称道学，《宋史》即有“道学传”。但是道学这一名词为时人取用，似在南宋。１１８３年吏部尚书郑丙上疏，提及“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监察御史陈贾也对孝宗赵春说及：“臣伏见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其说以谨独为能，以践履为高，以正心诚意克己复礼为事，若此之类皆学者所共学也，而其徒及谓己独能之。”他们攻击得最严苟的对象，乃是朱熹。

然而朱熹继承北宋程颐之学。“道学传”就说：“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传。”而程氏兄弟又曾向周敦颐受学，周敦颐所作的《太极图说》则间接的得自五代至北宋初年一位神秘人物，世称 “华山道士”的陈抟。所以以上诸人，而更有张载，因为他也极端的崇仰二程，都受有陈抟的影响。《宋史》“隐逸传”则说及“抟好读易，手不释卷”。所以理学以儒为表，以释道为里，在正心诚意之间加上了一段神秘的色彩，又归根于一种宇宙一元论，更提倡有一则有二，有阴则有阳，有正即有邪，都与这受学的源流有关。

朱熹是一个容易惹是非的人物。《朱子大全》里面有很多他自己做地方官的文件，里面看出他为人精细，处置事件也有条理，所以孝宗曾说：“朱熹政事却有可观”。可是他一列于庙堂，就品评是非。朱熹初年秉承他父亲的遗志，主张拒绝向金言和。后来他却反对韩佗胄的北伐。可是他又不像孟子一样的说 “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而标榜“言规恢于绍兴之间（１１６２年前）者为正；言规恢于乾道以后（１１７３年）者为邪”，这已经将一个技术问题当作一个道德问题。他在１１８８年谏孝宗：“陛下即位２７年，因循荏苒，无尺寸之效可以仰酬圣志。”这已经相当唐突。而他接着以解释皇帝之无成就乃是修养的功夫不够。 “无乃燕闲蠖蠖之中（退朝无事的暇时），虚明应物之地（心灵与外办接触时），天理有所未纯，人欲有所未尽”。以致“一念之顷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机，交战于其中”。他的建议则是“愿自今以往，一念之顷，必谨而察之，此天理耶？人欲耶？”

这段文字充分的表现着一般理学主静主敬的态度，也强调着个人心情凝静时，在思想与行动“将发未发”之际，不可错过机缘立即求善的重要。其宗旨与周敦颐所说“寂然不动者诚也，感而遂通者神也”接近。这类似宗教经验的虔诚感应，在朱子看来，与大学所说的“正心诚意”可以融会贯通；也和孟子所谓“养气”互相发挥。但是朱熹不以为这种方法出自个人经验；他也不以之对皇帝作私人的忠告；而认为这是天经地义，为一辈子及以下所有读书作官的人必所遵循。

１２世纪至１３世纪之交，中国面临着一段艰苦的局面：一个庞大而没有特长的官僚机构，无从掌握一个日趋繁复而多变动的社会，在全面动员长期预算膨胀下，南宋已经险象环生。而以财政上的紊乱为尤著。朱熹指出这些弱点非不真切。同时他做地方官的记录，也证明环境需要破除陈规，以便对专门问题，找到合适的解决。他不强调这些技术上的因素，而偏在半神学半哲学的领域里做文章，因此产生很多不良的影响。

周密说到宋亡前夕，一般崇拜道学的人物之作风：“其徒有假其名以欺世者，真可以嘘枯吹生。凡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开阃杆边者则为鹿材；读书作文者则为玩物丧志；留心政事则为俗吏。其所读止四书、近思录、通书、太极图说、东西铭、语录之类。”，这些人的功业则是“其为太守为监司必须建立书院立诸贤之祠，或刊注四书衍辑语录．．．稍有议及其党，必讥之为小人。”，最后则“其后至淳祜年间（度宗咸淳，恭帝德祜，包括元军入临安前十年）每见所谓达官朝士者，必愦愦冬烘，弊衣菲食，高巾破履，人望之知为道学君子也。”

又加以传统政治制度的设计，采取间架性，真理由上而下，皇帝的面目为“天颜”，他的命令则为“圣旨”。朱熹之所提出，事关整个儒家经典所综合之枢纽。既见于他的奏疏，也闻于他主讲的经筵（皇帝座前的读释经史）。朝廷无法等闲视之。要不是全部支持它，就要全部否定它，因之也给朋党斗争留下了一种工具。朱子历仕高宗赵构、孝宗赵春、光宗赵淳和宁宗赵扩四朝。每朝之间他都产生了大小的纠纷，要不是得罪皇帝，就是冒渎重臣。所以他被召之后又外派，刚作殿前文学之臣又作宫观的主持人。最后他在宁宗朝得罪韩佗胄，落职罢祠，于１２００年逝世。道学也一度被赵宋政府斥为“伪学”。可是１２２４年赵昀继宁宗为帝，是为日后之理宗。韩佗胄已早死，理宗自己又崇拜朱熹的著作，他曾说：“恨不与之同时。”于是追赠朱熹太师，又和周敦颐二程张载同从祀孔子庙。兹后朱熹所注的四书，也为历代开科取士的标准，他也可以说是继儒家的正统。

理学迭经现代学者研钻。周程朱张的学说出入于形而上和形而下，而以张载所谓太虚无形，气有聚散，朱熹综合前人学说，阐扬气与理之构成各物最为中外学者称道。因为所叙牵涉哲学，也近于各个人的人生观，我们不能遽尔说它对与不对。而且它在好几个世纪使中国大多数学人相信儒家的伦理观念不仅有自然法规的支持，而且本身就是自然法规，我们不能不赞赏它力量之庞大。可是我们在２０世纪末期，正在清算传统的政治设计，亦即一种主为法制与经济的体系，必先以抽象的公式造成，由上层机构赋予下层的办法，不能不对和这种设计互为表里的思想系统彻底批判。

理学或道学将伦理与物理之理、心理之理混为一体，在１２００年前后仍与欧洲思想界不分轩轾。可是欧洲在１６００年前后已将有关于伦理之理与物理之理划分清楚（此亦即 joseph needham 所谓 natural law 与law of nature 不同），而在中国则二者依然混同。以朱熹作总代表的理学或道学不承认宇宙间各种事物有他们力所不能及，无从解释的地方。冯友兰之《中国哲学史》内１１至１３章，摘录以上诸人语录１９８则，每则都出于肯定的口气，似乎人类应有的知识，都在他们确切掌握之中。这种态度无疑的已受当日皇权万能的影响（参阅“何以改革者又是书呆子”一章），即此一点已与科学精神背驰。如是理学家或道学家所谈及的很多事物（抽象之事与具体之物混为一谈），只能美术化的彼此印证，不能用数目字证明。其结果则有如needham 之所说，朱熹在没有产生一个牛顿型的宇宙观之前，先已产生了一个爱因斯坦型的宇宙观。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推广 francis bacon 所说认为现代科学实为不断的怀疑 per -sistent disbelif 之成果。）

而本书曾指出中国的第二帝国（隋唐宋）表现一种开放性格，第三帝国（明清）表现一种收敛性，同时文化的风尚，已开始内向，其实后者思想上的根据，已在理学或道学肇始。

周敦颐曾在北宋神宗时代作中下级地方官，与吕公著、赵汴接近，又受他们推荐。二程兄弟都曾任朝列，程颢与王安石口头冲突而被逐。程颐与苏轼不合而被流放，死后被夺官。张载也先得罪王安石，后又与有司议礼不合以疾归。朱熹之不见容于南宋朝廷，已如上述。即与他同时的陆九渊（时人不以他是道学家，在《宋史》里他的传记独载于“儒林传”），也因事被给事中所劾。骤看起来，他们的思想应当在政治上代表一种在野派的倾向，可能掀动一段新思潮。可是实际正因为赵宋在政治经济与法制之间找不到一个具体的方案，打开出路，这些思想界的领导人物才反而求诸己，希望增强道德。如他们之所谓主静、主敬、慎独，以及上述“一念之顷，必谨而察之”，都不外传统“克己复礼”之方式，首先则内向，次之则以他们注释的经典为万能，于是造成一种正统的风气。即是朱子之道学问，仍不外以外界的事物，“证明”他自己过去诵习诗书的信念，并无追求真理之决心，与陆九渊所谓“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并无实质上的区别。他们虽崇奉孔孟，但是孔孟，尤其是孔子注重身体力行，并没有将他们的言行造成一种思想上的系统，认为这是一切真理的渊薮等情事。

周程朱张的学术思想，长于纪律，短于创造性。因其目的则是韩愈所提倡的“卫道”，所以不能不取防势。张载所说：“吾道自足，何作旁求”已经表示其保守性格，程颢所害怕的也是“正路之榛芜，圣明之蔽塞”，仍表示其不能采取主动。所以他们虽构成思想上的一大罗网，其中却缺乏新门径和新线索，可以供人发扬。朱熹集诸家之大成，他将人欲构成与天理相对的一个负因素，最值得注意。严格言之，则是人类的欲求与自然法规是对立的（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有毛病，所以他对“食色性也”一段添注：“甘食悦色固非性，而其‘天则’，则食色固天理之自然，此说亦是。告子却不知有所谓‘天则’，但见其甘食悦色，即谓之性也。”这种解释牵强犹疑，已与他以上作说对立的观念相冲突）。我们姑不论其正确与否，将人欲与天理对立，即表示意识型态之粗线条，也还是揭橥著至善与极恶、君子与小人的分野。如此也难怪当日法制不能展开。朱熹作地方官，就执行“人子不蓄私财”的原则，这也难怪程颐于１０８６年差判登闻鼓院，辞不就。他的理由是：“入谈道德出领诉讼，非用人之礼。”，于此已不经意的表示任司法较讲学的为卑下，而两者也有互相冲突的可能。

我们不能认为周程朱张应对宋朝的覆亡负责，他们的思想狭义的强调君子与小人之分，抹杀个人的私利观，却替以后专制皇权加强编制的基础，其影响所及，达几百年。今日中国之民法未尽展开，仍有以道德观念代替法律的趋向，也不能与宋儒无关。

谢选骏指出：黄仁宇说“１２７９年元军与南宋的残余舰队海战于广东新会南之崖山。最后元军合围，宋左丞相陆秀夫负着他所立的帝丙—— 一个７岁的孩子——赴海死，宋亡。这不仅是一个令很多孤臣孽子痛哭流涕的日子，这划时代的１２７９年也给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伤心的一页。”——我看说这话的他完全不像中国人，所以他看不到千百万人头被蒙古鬼子斩杀落地的惨剧。我真很怀疑，这样一个人怎么可能参加抗日战争？除非，他是……卧底。

【31、成吉思汗和忽必烈】

我们教学历史的人想给初学者若干指点，使他们能看清今日中国的兴衰与过去两千年来特出的人物与事迹，有前后贯穿的关系，可是一提起元朝就不容易着手。刚说原始资料，则《元史》、《元典章》和《元史类编》等等，已经给我们志不在作元史专家的透不过气来。此外蒙古的《黄金史》（已有汉译）也要与中国方面的资料对看。而现代学者的专题研究，尚不尽见于中英文，多数读物仍为俄法德日文，也不是专家以外如我等敢于随意涉猎的域境。

过去历史教学的办法，或是强调元朝之缺乏文治；或者着重成吉思汗的武功。例如提到前说，我们常听见蒙古人以马上得天下马上治之的论调。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即有蒙古皇帝不识汉文，他们自己也由权臣推戴各条。况且他们又分全民为四等，一为蒙古，二为色目（即各色诸目，以中亚腹地突厥回纥党项各种为主），三为汉人（北方人，包括女真人高丽人），四为南人。还有按职业分，僧道高于官吏，儒生低于娼妓的说法。而番僧则尊为国师，理财者则又都为聚敛之臣。这样的说法不是完全不对，但是过于简化历史，过于倾向笔记资料，容易由事实而遍近传闻，终至于失诸谩骂。元朝人之种族观念，事诚有之。可是刘秉忠、姚枢、许衡以文学侍从之臣替世祖忽必烈创设典章制度，史天泽、董文炳为元朝开国打江山前后数十年，范文虎以宋朝降将征日本又失败之后仍以中书右丞商议枢密院事（行政院秘书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可见得汉人并未完全被歧视。即到后期汉人难于在朝中执掌大权，可是在御史台以监察官的身分纠举蒙古色目大臣，仍毫不假借，也有实效。而贺惟一做到御史大夫和左丞相也算是位极人臣（他末年不得善终是元朝朝廷的政治问题，与种族无关）。

如提到蒙古人之武功，诚然也有脍灸人口的故事。成吉思汗和他子孙征服的地区横跨欧亚，世界历史里还没有第二个如此的帝国足以望其项背。这方面固然是由于１３世纪欧亚之间没有一个有力量的军事政治组织，足以号召抵御蒙古人从草原地带发动的大规模攻势；一方面也由于他铁木真的组织天才。当时蒙古人人口，不到两百万，但是分成无数的部落，动辄自相厮杀。铁木真以联婚拜盟袭击征服的不同方法将他们归并成为一个民族国家型的庞大军事机构，于１２０６年得到各酋领的公认，被加上一个成吉思汗的头衔，较之希特勒之为日耳曼民族的“领袖”，要早七百多年。

成吉思汗领导之下蒙古全国皆兵。他的兵制，以十为单位成百成千组成，无薪给。各部队领导官只要有能力，升迁极快，不按年资。兵士极能刻苦耐劳，马可波罗说：“他们之能接受艰苦，世间无匹。他们能够一而再的几个月没有食物全靠牝马的乳汁和弓箭所猎取的禽兽为生。”又说：“如果在特殊环境之下，他们可以一次驰骋十天不食人间烟火。”如果我们觉得这段文字夸大的话，则《元史》“太祖本纪”里记另一酋长的故事，也有“中道粮绝，捋羊乳为饮，刺橐驼血为食”的叙述。通常情形之下蒙古部队无大小行李，兵士只带皮囊盛水，也利用之为渡河的浮囊。他们能在马背上假眠，必要时昼夜行军，环境许可就换马继续前进。

这样的兵员组成的部队，骑术又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再加以严格的军事纪律，更因为当日科技尚没有产生应付骑兵以密集队形冲锋陷阵的对策，也就难怪成吉思汗兵威所至，锐不可当了。他们惯用高速度进军，以数纵队协调的战术将敌方包围。如果敌方坚强抵抗则开始佯退，而乘敌方行动警戒疏忽的时候反攻。成吉思汗不盲目的施行残暴政策，但是他在攻城战之后不惜烧杀以为兹后藉着城垣抵抗的敌人作鉴戒，有时极度的残忍。他也利用“第五纵队”在敌后散放谣言，并且驱送难民于敌境，使他们先造成恐怖的空气。但是一到常态恢复，所有残暴手段立时停止，士兵有犯者处以死刑。

这个１３世纪的征服者不着眼于奢侈物品，不留恋于豪华的生活，所以他能够终其生以征伐为能事。成吉思汗的动机使后人不易猜测。西方的书籍一致传说他曾对人称：“人生最大的快慰在于战胜，在克服敌人，在追逐他们，在夺取他们的财产，使他们所爱者哭泣，骑他们的马，搂抱他们的妻女。”可是这种恣意的态度与他严格的纪律，能放能收的御下办法很难并存，也和他建立４个汗国的宗旨相违，中国方面的资料无此种记载。

成吉思汗首征西夏次攻占燕京之后，移麾西向灭西辽，再进兵陷花刺子模（一个突厥人种的王国，在今日苏联属下的中亚），他自己曾到印度河上游。他的王子及将领进出于里海及高加索山以北，已经将战事带到欧洲。可是成吉思汗席卷河北、山东及山西北部，并没有消灭迁都于汴京（开封）之金。《元史》说他临死时遗言假道于宋以伐金。他在１２２７年再度攻西夏时身故。

他去世之后他的子孙灭金，进兵于伏耳加河，毁莫斯科城，占领基辅（乌克兰首都），侵入波兰、德国东部、匈牙利。正要向西欧发展的时候，１２４１年年终大可汗窝阔台在蒙古去世，根据成吉思汗的家法，他的子孙都要东返选举继任的大可汗。西欧于是才松一口气。而蒙古人之西侵也在１２４１年达到最高潮，以后再未卷土重来，当时认为奇迹。现在从各种迹象看来，则是蒙古人发展过快，占地过广，成吉思汗的子孙繁衍过盛，他们的大帝国无法固定的统一，各汗国也受本地风俗习惯政治经济力量的影响，各王子与军官已经失去无目的的不断征伐之兴趣。

可是我们讲到这里，也会遇到技术上不少的困难。以上到底是中国史还是世界史？抑还是中国史与世界史上相衔接的一部分？成吉思汗虽然采用辽裔金臣耶律楚材的劝阻，没有将华北“悉空其人以为牧地”，他到底没有对中原的文物感到兴趣，燕京则被他破坏。即算今日我们应当尊重少数民族对历史的贡献，也到底有限度。我们是否能把这样一个草莽间的人物以征伐为能事，又未曾履中土，当作民族英雄看待？

铁木真或成吉思汗之为元太祖，只因为他孙子忽必烈在中国开创了一个元朝，是为日后的世祖。他也尊奉祖父为“圣武皇帝”，又直到建立太庙之后，才援例称成吉思汗为太祖。可是《元史》的作者，就索性把他写成一个中国史创业之主。以“夜梦白光自天窗中入”形容他母系祖先之怀妊，也用“功德日盛”、“有人君之度”的形容辞，修正他的个人性格。此外，成吉思汗所立家法，称为yasa也音译为jasagh。波斯的史官曾说这法律“涉及任何情况，在每一种情形之下，都有处置的条例”。《元史》虽提及“扎撒”，始终没有解释是何物，倒又盛称“至元新格”和“风宪宏纲”等中国式的法律。成吉思汗又制定大可汗不仅是东方之主，也是西方３个汗国（即在中亚之察克台汗国，波斯之伊尔汗国，和俄罗斯之金帐汗）的元首，其产生由皇室会议之称 “忽烈而台”者选举，《元史》也未说及。１２６０年忽必烈在开平即帝位，显系违反家法，因为当日皇室会议已公推他的胞弟阿里不哥为大可汗，兹后兄弟还用兵４年之久，而《元史》里面的“世祖本纪”只描画上一段“诸王与大臣劝进，帝三让，诸大臣固请”的传统公式。可见得明朝人之修“元史”，崇奉忽必烈为世祖，成吉思汗为太祖，其目的仍在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完整性，甚至抹杀史实，削足就履，硬把蒙古人写为中原的汉人。

而且今日提到成吉思汗还可产生一个现实的国际问题：蒙古人不仅分居于内外蒙古，也仍在苏联境内保持了buryat 和kalmyk两个自治共和国。一般说来，这四个地区的人民都奉成吉思汗为民族英雄。苏联一方面好像在替外蒙撑腰，一方面却又不准许外蒙颂扬成吉思汗。美国作家harrison salisbury 说：“爱国的俄国人恨着成吉思汗，好像他的入侵，还是昨日情事。”还有一些苏联人骂起１３世纪的蒙古人来，索性把２０世纪的中国骂在一起，还憧憬着一个 “黄祸”的面貌，在欧美各处宣传。其原因则是成吉思汗所建四个汗国两个在今日苏联境内，而尤以金账汗国辖莫斯科及基辅，盘踞了这个地区近两个半世纪（１２４０－１４８０），很多苏联人不仅以为羞辱，而且因此历史的发展阻碍了俄罗斯向西方的接触，成为日后文化上落伍的一大主因。

可是本书站在今日中国局势业已明朗，在一种雨过天青的情形下讲解历史（见“开场白”及“澶渊之盟”的首段），则用不着窜改史实，也无须回避。成吉思汗的故事可以列入世界史，也可以列入中国史。如列入世界史，我们可以揣想：虽在１３世纪，大戈壁沙漠的四周干旱的地区就已达到了当日生活方式所能供应人口的限度，因之产生内外的不平衡，才鼓励蒙古人以他们原始而粗蛮的谋生方式向外发展。只是成吉思汗一经发动这种运动，则不知如何住手。如果这题材列入中国史，则成吉思汗的故事只是元朝登场的背景，不是其实质。

至于我们想确定元朝在中国历史里的地位，则我们所知道的粗浅知识，也能供我们钩画一个大轮廓（历史是继续不断的，专家的准备工作也永无止期，我们也不能等候材料之全备）。

从本书以上各节看来，隋唐宋组成的第二帝国带开放性（财政税收与军备越做越大，经济也随着扩充），相对之下，明清组成的第三帝国则带收敛性。元朝是一个短朝代，处于二者之间，只能在历史上完成一种过渡期间的任务。所以在很多地方，元朝表现其双重性格。另方面它也能继续引用技术上的长处，维持造船业，提倡海运，促进国际贸易，修筑经过山东高地的运河，使用火器，以互相交换的方式利用中国和波斯的工程师去设计炮弩，以驿马传递消息，加强东西文化的交流，用郭守敬和贾鲁讲求水利、测验日食、改订新历；一方面已开始显示其保守性，有如开始第三帝国之重农政策，禁蒙古人航海经商，在华北组织管理人民之“社”，将人民区分为“军户”与“民户”，注重职业之遗传，提倡道学（详本书“道学家”一章），文官考试时以“朱注”为主（朱熹所注解的经典，只有《春秋》得用左传等解释，《礼记》得用古疏注），如此都替朱明王朝的保守性奠立了基础。

要追究这双重性格的由来，我们仍要从忽必烈说起，他是元朝真正的创业之主。

成吉思汗逝世之后，大可汗为忽必烈之伯父窝阔台。窝阔台在位１３年，继位的大可汗为他的儿子贵由。贵由在位３年，后继之大可汗为忽必烈之长兄蒙哥。以上均经过“忽烈而台”的选举程序，前两次在蒙古国都卡拉科伦（汉名和林）举行。最后一次虽在金帐汗国的区域举行，事后各王子贵族仍在卡拉科伦聚集，以表示其选举之合法。忽必烈不仅不依此程序，而且卡拉科伦被他永久的放弃，他日后称开平（今日内蒙古之多伦）为上都，燕京经他重建之后则为大都。皇帝每年春夏在上都，秋冬在大都，其他元朝的皇帝也都如此，为成吉思汗制度内之所无。

原来蒙哥为大可汗时，即有将南方领域整个支解的企图。１２５７年蒙哥自领军入川攻重庆，皇帝忽必烈则攻鄂州（武昌），另一支军起先也由忽必烈出名统帅，实际率领者则为兀良合带，他曾于１２５３年由甘肃经西康入云南，当日则为南诏。忽必烈北返之后，这支军队留置南方，由兀指挥，此时也可以弟支应。如此可以将南宋西部截成数段。不料１２５９年军中疫疾流行，蒙哥死于合州（四川合江）城下，蒙古军将整个攻势放弃，宋朝才延长寿命十多年。

原来蒙哥的布置，以幼弟阿里不哥在国都镇摄。此人与皇室诸王权臣接近，也有西部汗国的支持。忽必烈则多年在华北主持民政，信用中国儒臣，与蒙古主流相去至远，不算能得人心。所以“忽烈而台”推阿里不哥为大可汗，忽必烈尚在开平，他就自立为帝。所称“俯徇舆情，勉登大宝”，并且以阿里不哥“反”，诏谕天下，只有在中国方面有宣传的功效，不能得到蒙古人的同情。而且蒙哥的遗孀——忽必烈的长嫂，尚站在阿里不哥的一边。

忽必烈的政策是南守北攻。他一面派人与南宋的贾似道接触，企图讲和，一面送高丽世子王典回国立他为高丽王以加强侧翼，对蒙古的贵族与军人则竭力拉拢，以金帛相遗。《元史》里有赐各王及先朝皇后的文绮银两的数目，并称“自是岁以为常”。因之当日的措施，也成为日后的永久政策。

忽必烈的贬抑汉人，让蒙古色目抬头，可以说都在此时不久肇始，禁人民携带兵器，则在即帝位后宣布，他的财政税收政策尤受着北方牵制的影响。这种个人种族与国策穿拖一起的关系，迄忽必烈之余生，从未终断。阿里不哥于１２６４年兵败被擒，忽必烈免幼弟一死，西部汗国有些从弟侄辈也向他表示名义上的归顺，但是侄子海都始终不承认忽必烈的地位，他在中亚纠集蒙古王子五十余人，与元军作战前后几四十年。１２８７年还有一个成吉思汗兄弟的四世孙中做乃颜的，也与他结合，在今日中国之东北向上都东西夹攻，一时情势严重。忽必烈已年七十四，仍御驾亲征，有些将士尚从南方调来。１２８９年海都又犯边，皇帝又亲征。所以我们议论元世祖及元朝的创立，也要把这因素一并加入计算。

谢选骏指出：黄仁宇为蒙古鬼子说了不少好话，一个可能是他的家族为蒙古杂种，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和现代屠夫毛泽东相比，古代屠夫忽必烈也算是一个仁慈的杀人犯了——毕竟，懦夫毛泽东是用枪炮杀人，猛鬼忽必烈是用刀剑杀人。

【32、忽必烈留下的传统】

　　

蒙古人以少数民族统一中国，非多数民族之福。只是如果他们真能以“无本身利害”及“不无端干预”的立场，扫除辽金南宋以来的积弊与苛政，却也不失为在中国历史上的一种贡献。我们仔细读忽必烈的传记，无法断言他没有这样的心肠。他作的《下江南檄》就指责南宋的通货膨胀为苛政，他也曾下令，禁止买卖滥估价格，也曾将赋税降低。他之禁止军队滥杀戮，废止辽金以来的酷刑，革除了宋朝黥面的粗蛮办法，都具有改革者的作风。而且南宋以来有些地主收流民为客户，既把他们当作佃农，也把他们视为农奴买卖，忽必烈也下令禁止。马可波罗亲眼所及，也盛称元世祖注重农事体恤贫民储备饥荒等等善政。我们再看在他手下任要职的一批汉人的经历，也可以看出他们都有扶助明主的抱负。明太祖朱元璋对蒙古人无好感，他手制《大诰》就道德指斥“胡元制主”的不当，但是他的帝王庙，仍以元世祖的神位与他选定的其他４个帝王，即汉高祖、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一起配享，他自己也到他们灵前行礼（他之崇拜这些人，并不是盲目的。他以前也享祀隋文帝，后来却又将其灵位撤去）。

但是忽必烈的志趣，不一定是他的成就；他的作为也不一定是他留下的传统。

忽必烈登皇位后对于军事上的指挥已有重要的改变。他以军事行动为政治上的手段，不像成吉思汗一样，以为征伐的本身就是一种目的。元世祖起先南守北攻，亲自率兵包围卡拉科伦。然则即使在阿里不哥这问题解决之后，他就未曾再亲临南方前线。攻宋以水军为主，军事也大多用汉人，船只则大部造于汴梁。他原来拟用史天泽为统帅，但是史以年老辞，改用伯颜，是因为伯颜不嗜杀人。蒙哥所用战法，至此都已放弃。忽必烈不冒险攻坚，不轻举急进，不专事破坏。他之围困襄樊，费时四年半（１２６８年夏迄１２７３年初），不到这汉水之上的重镇攻陷，他不以大部队冒险深入。在这些地方，忽必烈总表示他筹谋全局时以南方的办法对付南方；北方的办法对付北方。因之他自己也成为了一座挡箭牌，防制了蒙古人对南方的荼毒。他对能知政事高达的诏谕里明确指出：“使百姓安业力农，蒙古人未之知也。”，即此已经很明显的表示了他自己的立场。不过他自己为蒙古人，又要保持蒙古的语言，提倡蒙古新字，不愿像拓跋宏那样的汉化（详本书“北魏拓跋氏”一章），在军事方面蒙古人的服务又不可或缺，而他在维持大可汗的地位（最少要防制一个竞争者使用如此的名号），更不得不拉拢蒙古人。他所赐“先朝皇后”以下各王子贵族的金帛，数目丰厚，终生未除，也都是这种妥协政策下的产物。关于用人一事，他在１２８５年谕右丞相安童：“此事当蒙古人不知，朕左右复无汉人，可否皆朕自决。”而安童本人尚是蒙古人中较开放者，受汉人儒臣尊敬。皇帝还要如此向他开说，可见忽必烈想要巩固自己的地位，同是遂行自己的政策，经常左右

为难，不如我们所想像的得意称心。马可波罗已经提及蒙古皇帝统治下的大多数汉人对他的种族政策不满。现在的美国作者 john dardess 在说他用人时，按种族分为四级，实在是“超国籍”的办法，虽然他也有事实上的根据，这种说法不容易为中国一般读者接受。

不过有了这些矛盾，我们即要以领略到历史上两个民族具有不同的背景，而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上讲，其进度也不相同，要在同一的体制下存在，是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

色目人之被引入事端之中，则因为他们大都是中亚腹地土著，如过去之苏定安种及刻下的回纥，都以经商著名，也成为蒙古人的经纪。然而游牧民族所掌握的产品无非牲口马匹皮毛。这些产品要能有利的推销于市场，纯靠专门的商人批发垫借，代他们主持。很多色目人即长期与蒙古人交往，也供应他们所需要的物品与兵器，在蒙古人占领中亚之后，很多尚成为各地的承包纳税人，他们也随着蒙古军事政治力量之扩张进入中土。

以上如许复杂的因素，很容易使元朝的财政税收处于不利的状态。我们还不能忘记，蒙古人在１２３４年才灭金，忽必烈在１２６０年才称帝，１２７１年才称他的政治组织为元朝，１２７６年元军才入临安，１２７９年才消灭了南宋最后一重抵抗，统一中国。这从华北进展到华南中间也近于半个世纪。而且我们前面讲过，金与南宋之覆灭，也都与它们的财政破产有关。所以忽必烈始终没有接收过一套有系统和有成效的财政税收组织。

严格的讲来，元朝的财政税收，也就是没有组织与系统。《元史》“食货志”说：“其取于内郡者，曰丁税，曰地税，此仿唐之租庸调也。其取于江南者，曰夏税，曰秋税，此仿唐之两税也。”

所说内郡即是华北，其原则即是按户或按丁抽税，同等税率，不计内部详细家资之上下。虽然其户又析为“丝银全科户”及“减半科户”等四类，后又划分为八等，其基本原则不变，即每类每等仍按一定的数额纳税，骤看起来，其税率甚高，如“包银”每户四两，后减为二两。而实际则所登记之户并非一户。董文炳为县令时即“使民众聚口而居，少为户数”。因之世祖统一全国时，登记的户数逾１４００万。而整个长江以北不及２００万，其中约一半为“五户丝户”，他们所缴的赋税，已配给于蒙古的贵族。

然则情形尚不如是简单，herbet franz schurmann的研究，华北在元世祖忽必烈掌握之前，并无有效的中央政府，而是全民被分为很多的“封禄”，元时称为“投下”，隶于蒙古贵族之下，中央政府成立之后，才逐渐的将财政税收集中。可是内中有很多特殊的户专对某某贵族履行种种不同的义务，迄未革除。例如朝代中期，还有贵族领有“采珠户”３万户的例子，看样子也不是真有这么多的户口采办珍珠，而是他们有集体供奉珠宝的义务。又如很多漏于登记的户口，查出后编为“淘金户”，也不是实际上强迫他们去当矿工，而是课以一种高税率的财政义务。

华南的税收则是计亩抽税，宋朝的底账在临安接收之后，都已送到北方。可是在宋朝时其数目字即已模糊。元朝除在长江三角洲一带征实物外，一般按底账纳钞。忽必烈在几年之内骤得江南，又要笼络人心，所以一般折换率都对纳税人有利。其受实惠者则为地主而非贫民，而南方人所纳赋税较北方人为低，也迭经有正义感的官员提出。

在元世祖忽必烈的领导之下，有一批色目人，一再提倡“核算钱谷”。有如回纥人阿合马替世祖理财２０年，他增加新税收，核实发现隐匿，为皇帝信用，做到中书平章政事，也一手掌握宰相的实权，有派遣手下官僚到各处勘察的权力，为正规的廷臣所不满，直到他为人谋杀之后忽必烈还将凶手明正典刑。又等到阿合马及其手下人贪污枉法的情事为众口一辞的揭举，皇帝才命令发墓戮尸。又有汉人世荣和西番人桑哥也企图替忽必烈加强财政的管制，也遇到类似的命运。桑哥得意之日，各处替他立“德政碑”，后来他为众人攻击，一个近臣尚且向忽必烈进言：“今日百姓失业，盗贼蜂起，召乱在旦夕，非亟诛之，恐为陛下忧。”，元世祖才先后判两人死刑，他们的手下亲信也被惩处，连以前作桑哥德政碑的翰林也被波及。所以赵翼指斥“嗜利”的实为世祖本人，因为他“在位三十余年，几与此三人者相为始终”。《元史》的编者则把三人列入“奸臣传”内。我读中国历史尤其留心财政史几十年的经验，则觉得元朝财政税收亟应整理，同时其国家的收入也大可增加。只是在当日专制皇权之下，由二三悻臣主持，必无好结局。而这时候“天下骚然江淮尤甚”，以至“民有附郭美田，辄取为己有，内通货贿，外示威刑”，也不能说全是诬陷之辞，没有事实上的根据。不过归根结柢，这种种情形还是由于当日无法产生一个确切核实的会计制度，所以“宽仁”则一切马虎，“务实”则下端的残虐无法遏止，很难说得是个人的错误，只是忽必烈是一个手段灵活的大政治家，他又亟于要在各方讨好，才不惜归罪于少数的臣下以保全自己的名誉。

这件事情也终忽必烈之世尚没有着落。１２９１年御史台奏言：“钩考钱谷自中统初至今余三十年（应作三十余年）更阿合马、桑哥当国，设法已拯，而其余党公取贿赂，民不堪命，不如罢之。”皇帝的旨意则是“议拟以闻”，可是以后也没有确切的下文。

所以忽必烈遗留的一套财政机构，既不副实，也很紊乱。耗费于王公贵族之私囊的既多，国库的收入就受影响。所以除了上述３个“奸臣”以游击战的方式增加财源以外，还要靠以战时姿态于法外征集人员与物资。中统正元间他发的钞票还不算过多，继位的皇帝就不能再保持这种纪录，终演成元末的恶性通货膨胀。这种情形也解释了元朝不能成为一个有主体性的朝代之原因，同时也留下了朱元璋必须以铁腕开创他的系统之背景。

忽必烈的宗教政策，也经后人议论，现在看来，他不相信任何宗教掌握着绝对的真理。各种宗教都可以当作行政的工具。如果僧侣方丈修道士之流任为官吏，与他们同信条的人民就容易治理。所以他早年求“闻学才识”的读书人，也遣人在各处寻访“医、儒、僧、道”。刘秉忠已出家为僧，他又叫他还俗，给他复姓赐名，参加枢密院（一个军事机构）的会议。他在１２６５年接见马可波罗的父亲和伯父的时候，还央请他们转告教皇，派一百个天主教的长老僧侣，帮助他管理一个日形壮大的帝国。南宋覆亡时在临安降元的是幼帝赵□，当时５岁不到，以后定居大都，也承忽必烈照顾。当时赵□１７岁，世祖命他到吐蕃学佛，可惜的是我们也不知道此人的下落。

迄至晚年忽必烈改变了他对各宗教一视同仁的态度。喇嘛教的声望逐渐抬头。其实吐蕃喇嘛僧八思巴之尊为国师，事在中统元年（１２６０年），即忽必烈开始做皇帝的时候。他曾替忽必烈创制蒙文字母，得到皇帝的信用，他以后辞职回国。我们还不能确切的断定，为什么喇嘛教初时并不显赫以后地位越来越重要的原因。《元史》释老传说：“及得西域，世祖以其地广而险远、民犷而好斗，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县吐蕃之地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可能说是因其有实效而见重。但是攻占临安之后，儒士不能抬头，也可能有关。此时可注意的则是以前在他身边占重要地位的汉人如姚枢、许衡、史天泽、刘秉忠和董文炳都在此时前后去世，以后世祖虽说往江南揽访人才，他却再也没有延纳汉人有如款待以上诸臣者。他还再三说江南官太滥，终忽必烈之身，他未曾开科取士。元朝的吏治，吏重于官，这也经明太祖朱元璋在他的御制《大诰》中提及。

元世祖还有一段事迹，在历史这发展上相当的重要，此即是他的两次攻日本。

第一次的远征，事在１２７４年，当时南宋尚未完全崩溃，元军以朝鲜为基地，参加战役的蒙古及高丽兵２５０００人，用大小船８００只。他们占领沿海的几个岛屿之后于十一月廿日在九州北岸之博多湾登陆。日军已在当地准备停当等候援兵。当日作战胜负未决，夜中台风来袭，联军决定撤退，一时秩序紊乱，结果淹没海中者达１３０００人。

第二次远征，事在１２８１年，南宋已被消灭，远征军的数量大为增加。蒙古与高丽军四万人乘船９００只，由北循第一次路线进发，南军由宋降将范文虎率领，共十万人，都系中国人。其船只３５００艘，由舟山群岛起航，是迄至近代世界史登场以前最庞大的渡海部队。两军在九州西北角汇合。沿海的岛屿毫无抵抗的被占领，远征军就在博多湾上陆。但是在第一次战役及第二次战役之间，日本的镰仓幕府已动员在元军登陆处建筑了一座长堤，限制了上陆部队人马的活动，战事由六月延至七月，胜负未分，八月初又有台风来袭，船舶倾覆者不计其数，远征军的将领数日后乘巨舰逃回，被遗弃的士兵被日军在滩头围剿，被俘的蒙古人、汉人和高丽人不分畛域的被斩首，迄今博多湾今津及志贺岛尚有所谓“元冠冢”，南人之余存者约二三万则被发配为奴。《元史》 “日本传”称“盖行省官（忽必烈已预先立日本行省，其长官包括蒙古高丽汉人南人）议事不相下，故皆弃军归”。朝鲜方面的史料称丧失的兵员在一半以上。《元史》则说中国方面参加的１０万人，只有３人逃归，连这３人的姓名也记入《元史》中。日本方面的资料则称蒙古的轻骑兵不能与日本装甲的士兵对比，同时中国方面的队伍士气低落。这两次战役也创造了日本人“神风”的传说。

日本人两次将忽必烈派去的使节斩首，又两次使元军远征惨败，他不得不准备第三次远征。一时中国和朝鲜的海岸忙着造船，水手被征集，海盗受招安，囚徒出狱投效，军队发遣分配。１２８５年冬，政府预备由长江出口米１００万石往朝鲜囤集，好像第三次攻势已箭在弦上。可是“世祖本纪”在翌年年初的纪载称：“帝以日本孤远岛夷，重困民力，罢征日本，召阿八赤赴阙，仍散所顾民船。”在下这决心的时候忽必烈不能没有道义上的勇气。然则他在中国领域以外的发展，如在安南和缅甸，以及最后的攻爪哇，也都没有显著的成效和结果。在这当中，我们也可以看清：在现代社会出现之前，很难能有一个陆上强国也可以同时成为一个海上霸王。其动员既如是的耗费，而人民也要被强迫在他们生活领域不能习惯的方向进展，所以很难能持久。

我们检讨这段历史之余，就觉得虽在７００年后，今日想写一部详尽的传记包括忽必烈之一生，仍有相当困难，他的心理因素复杂，有些不见于原始资料。可是要概括元世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则不难。他和其他创造中国朝代的人物一样解决了当日一大部分问题，可是也制造一部分新问题（这也是大历史着眼之处，不然中国的历史就不会贯穿各朝代的前后联系）。他不仅统一了从五代十国后期就已分裂的南北，而且以一个征服者的姿态出现，也比较稳健温和。和他作对的侄子海都就曾和其他王子立誓不改变成吉思汗的传统。如此我们也可以说忽必烈至少缓和了蒙古向外发展的残暴。只是蒙古人认为他的汉化过度，中国人则认为尚不够。这也是历史上找不出一个同时管理草原文化与中国精密耕作而产生的文化之共通体制，因之忽必烈到处妥协，他留下的传统也没有真实的力量。

谢选骏指出：作者把忽必烈的对日罢兵说成是“道德勇气”——我估计是被他自己经历过的对日逃难给“古为今用”了。吓破了胆的黄仁宇后来到了日本都不敢久留，一溜烟逃到了美国“读书”去了。

【33、元顺帝】

元顺帝值得我们在这里特别提出讨论，不是因为他之个性和作为，有特长之处，倒是由于他处境之特殊。元朝一共有１１个皇帝，第一个皇帝世祖忽必烈从他称帝之日算起，在位３４年（之先的１２年不称元朝）。兹后的９个皇帝一共只经历了３８年。而最后的一个顺帝却又在位３５年。这３５年内，元帝国由一个无可奈何的局面终至土崩瓦解。最后明军之北伐，如摧枯拉朽。元朝的覆亡，与其他几个朝代类似。只是通常我们看到异族入主，北方的游牧民族以强悍的骑兵南侵，所向无敌。这次却以多数民族为主，以长江以南为根据地席卷华北。元将或死或降。最后顺帝直到通州失守，才夜半开大都（北京）的建德门北奔，时为１３６８年，也是明洪武元年。两年后顺帝因痢疾死在内蒙古之应昌（多伦北），他的后妃皇孙全部被明军俘虏，只有太子率十余骑遁去。明朝认为妥欢帖睦尔在国破家亡之前夕，不背城一战，而决心逃窜漠北，是为“顺天命”，所以称他为元顺帝。

传统历史家以“朝代历史”为着眼，顺帝御宇的３５年元朝的统治力量与威望都已江河日下，总不外“马上得天下马上治之”的必然后果，那么也就没有如何值得琢磨、切磋之处了。

我们不以为每一朝历史尽是他朝之殷鉴。在前述特殊情形这下，倒也有机会看出中国传统政治的真髓。而且失败也不一定是由于错误，有时某种人文因素在某种环境之下，注定的无法顺利的展开。我们看到一个少数民族虽获得政治领导权而不愿迁就于多数民族政治体系之需要，其统治不能长久。我们虽一面以今日的眼光批评这种体制（因为这是今日读史的首要目的，也就是要把今人的地位解释得合理化），一方面却也领悟到当时限于组织上技术的能力，选择的机会至少（不然我们就不能了解何以历史不能缩短，何以中国不能超次越级立即进入现代）。

接着元朝的是朱明王朝。洪武帝朱元璋很多的设施，今日看来是极不合时宜的，而当日他偏要那样做。也只有将隋唐宋元的历史一口气的看下去，才能体会到他的处境和我们不同，而此中的背景，元顺帝的一段也不可少。

从顺帝的本纪我们不容易看出他的个人性格。传统的作史者，也有把他写作一个典型的亡国之君的情势。比如说：他喜欢田猎，有一次猎于柳林，凡三十五日。他也有西僧教他“行房中运气之术”或称“善秘密法”。若干私人留下的笔记说他和喇嘛僧有公众的淫行，甚至牵涉官员妻女。他也在国事蜩螗之际，于内苑造龙船，“帝自制其样，船首尾长一百二十尺。”又造宫漏，“其精巧绝出，人谓前代所罕有”。此外他教宫女使用各种乐器，在赞佛前舞蹈，都是他“怠于政事，荒于游宴”的证据。这种说法，与记载其他很多亡国之君的行止，如出一辙，其真假不论，只是要将元代之覆亡，归咎于最后一个皇帝之缺乏道德责任感，就有歪曲事实的嫌疑了。

妥欢帖睦尔原来是元朝宫廷政治的牺牲者。他以先朝皇帝的长子被流放，首先住在朝鲜北部的一个岛上，次安置于今日之广西桂林，他曾读少量的汉文书，但根柢不深。１３３３年他１３岁突交好运，被几个权臣迎接出来做皇帝。但是起先７年他完全受制于立他的伯颜（很多蒙古人用这名字，此非灭宋之伯颜）以及当时的太后婶母不答失里的势焰之下。１３４０年他才利用伯颜之侄脱脱（也有不少的蒙古人用这名字，详下）策动政变，将伯颜及不答失里流放，自主的做皇帝。从他的形迹看来，顺帝是有权能的政客，适于生存，富于弹性，愿意将就妥协，擅长利用一个人物或一种机构去平衡另一人物或因素。例如他自己好佛而主持佛教的各种仪节，却又经常出席经筵听儒臣讲解诗书。在他手下蒙古人和色目人占上风，他却援引一个汉人贺惟一做御史大夫和左丞相。贺说这些职位依成例只有蒙古人能任就，皇帝则赐贺蒙古姓名太平，一定要他居此职位，并且诏省台官兼用南人。他的本纪里也看不出任何偏激的言辞。他对臣下的谏劝接纳与否，也不追究进谏人，我们想象以当时宫廷处境之艰难，妥欢帖睦尔只能将就现实。他固然没有领导能力，可是不是他的机警圆滑，也决难在位如是之久。

顺帝的处境，简略言之，即在元世祖的时代就已排定妥。忽必烈一心要保全蒙古人血统与语言的完整，这在中国以小自耕农为社会主体，实行官僚政治，利用教化作为行政工具的条件下，就已经格不相入，即算忽必烈没有种族主义的心肠，他的政策已经有了种族主义的后果。并且在无形之中，已经将蒙古人的部落思想，带入大都的政治里去。甚至成吉思汗的家法，以“忽烈而台”的选举方式产生大可汗，也给元朝政治留下了一种不良的影响。忽必烈自己的称帝，已经违法，以后皇位的继承人也预先立为太子（甚至弟兄互为皇帝与太子）。可是新皇帝在上都登基，蒙古的宗藩诸王具在，并且每年春夏要驻留上都，要是某一派系的坚决反对，即侥幸在位亦难长久。这也和专制时代天子出诸天命是人间最高的权威观念相冲突。况且元朝的皇后，依成例有她掌握的户口钱粮，有下属的职官，更足以代表她出身的门系之利益。这些条件都促成宫廷政治的不稳。顺帝以前的９个皇帝之内，英宗和明宗被弑，顺帝只９岁，在兵变时不知所终，宁宗只６岁，在位两月逝世，至今历史家还怀疑他死于非命。以上还没有算到成宗与武宗间的安西王阿难答。他也和顺帝一样被簇拥到大都，只是刚称摄政，还没有做皇帝，就被执押解到上都见杀。

自从世祖忽必烈之后，元朝只有一个皇帝，有带兵作战的经验，此即是顺帝的祖父后来称武宗的海山，他在１２９９年率领元军到中亚细亚与窝阔台的孙子海都作战。后者始终不承认忽必烈的元朝为合法，甚至元帝纵是中国的天子，也不是蒙古人的大可汗（详本书“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末段）。他纠集了很多成吉思汗的后裔，一度将两方之间７０万的人口驱逐到中国境内。海山镇漠北之后两年海都去世，他的联盟瓦解，海山又继续执行五年的扫荡工作，永远解除了元帝国在西北部所受的威胁，才回上都做皇帝。因之在他手下立战功者，产生了三位权臣。一是燕帖木儿，一是康里脱脱，而最后一位则是上述的伯颜，燕帖木儿和康里脱脱都是色目人，属于中亚的突厥语系，而伯颜属于蔑儿吉角氏，虽是蒙古人，不属于元朝皇室的正统。在１３３３年武宗早已去世，元朝的皇位也经过很多的周折，可是这时康里脱脱已经早死，燕帖木儿虽然也参与拥戴顺帝，而且将女儿立为顺帝的第一任皇后，他自己却在顺帝正式登极前二月去世，再二年之后，他一家全被清算，其中伯颜的力量为多，因此伯颜成为顺帝朝中惟一的跋扈权臣。

顺帝登极不久，伯颜以太师为右丞相，封秦王（据说那天秦州地震），以后更废左丞相，自此独揽相权。德国汉学家 herbert franke 说：“他确定的是反对中国人的，因此他就与年轻的皇帝冲突，而皇帝倒倾向于臣下对中国传统多少有些关心的蒙古官员。”

可是妥欢帖睦尔１３岁做皇帝，１５岁亲眼看到他的皇后被伯颜牵去处死，他的同情和倾向，在他登极首七年之内，也不会发生任何实质上的作用了。

在伯颜的主持之下，元朝废科举。这种公开的考试制度在元朝本来发轫已迟，直到１３１５年才第一次举行，去开国已５５年，并且其条制将蒙古色目人分为一科，汉人南人另分一科，因此前二者人口，只有全国３％，其分配名额倒有总数５０％。并且朝中的大官除少数例外，一向都是蒙古与色目人包办。至此连这种考试刚行２０年，也一并停止，以后入仕禄除了少数由学校生员出身之外，就靠父祖的勋绩荫官，或以吏员补官、或以卫士久侍近闼升官了。

伯颜又以汉人造反，重申汉人高丽人及南人不得执兵器之禁。《元史》说他曾提议杀张、王、刘、李、赵五姓人，读来好像不近情理。可是他又确曾以顺帝名义下诏：“汝宁棒胡、广东朱光卿、聂秀卿皆系汉人。汉人有官于省、台、院及翰林集贤者可讲求拘捕之法以闻。”而更不合情理的，则是他又禁汉人学习蒙古文及色目文。一方面元朝法律有明文规定：凡五品官以上所进表章都要以蒙古文为正本，汉文为副本。

伯颜于１３４０年败后，他好多措施都被放弃，譬如科举又已恢复。只是有些原有种族上不平等的法令，依然存在，例如“诸蒙古人与汉人争，殴汉人，汉人勿还报，许诉于有司”。又如“诸蒙古人因争及乘醉殴汉人死者，断罚出征，并全征烧埋银”。这类条文与元朝及顺帝全始终。我们今日提出这些文件，也不专在替汉人鸣不平，（因为鸣不平没有浓厚的历史意义），而是指出元朝人不明了中国官僚组织的真性格，因此也不明了他们自己所作所为的真实意义。

从长远看来，要是蒙古人决定了他们自己统治者的地位和色目人的次要地位，都应长久的保持，有如世袭的阶级，则他们的政治体系也应当构成“封建”形态。这也就是说，自始就以地方分权的办法，听任宗室王子主持他们采邑内部各种民事刑事，王室只要求他们供应军事上的人员马匹，并且按时进贡，然后各采邑才能彻底的举行次层的封建，这样才能将全社会构成一个金字塔的模样，全民都有尊卑长幼的序次，而且通过遗传，永不更动。更之地产也要与政权不相划分，经理人员则为武士，如此才能防制社会的流动性摇撼全部体制。同是享有特权者，也各有他们在社会里固定的功能。日耳曼之部落在中世纪以前征服西欧时，就用这种体制，产生了西方的封建制度，而且维持好几百年。可是事实上忽必烈的组织系统，又采取中央集权制，不仅地方政府分为路、府、州、县，官员由大都委任，而且再由中央派出行中书省、行枢密院和行御史台。《元史》里面的“百官志”，名目浩繁，共有文散官四十二阶武散官三十四阶，依原则各官按品级都能互相交替，甚至“投下”（贵族的食邑）也由中央政府设官分职的看管，佛教的寺院成了贵族出纳款项的银行。于是食禄的贵族全无责任，反因他们利薮之所在，开倾轧争夺之门。

蒙古人倾向实际，不耐心于中国传统政治的道德观念和抽象原则。殊不知官僚政治虽有无数矫揉伪饰的地方，其提倡对自身的约束和对人的揖让却并不是全部做作。并且这种道德观念确是各人衷心奉行，或者只成为社会上的一种压力没有实际的区别。在当日无法将亿万军民个别的管理得全无差错的时候，这些抽象原则之精神上的力量仍不可忽视。最低限度它们维持官僚体制上逻辑的完整，间接培植着民间对朝代的信心。一般说来，蒙古人不能体会到这种文化上的因素是一种行政工具；语言上的隔阂，无疑的有决定性的影响。即算对儒家思想最为崇重的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一朝也不过由皇帝的命令将《大学衍义》、《贞观政要》和《资治通鉴》译为蒙古文。以双方心理上和社会习惯上的距离之大，其隔阂不能因此弥补，当时汉人留下很多蒙古人不通文墨、他们不屑与之为伍的纪录。其实官僚不能朗诵诗书，皇帝的圣旨以俚语抄传，本身不一定成为行政上的差错，但是集体的讲则是这些因素在中国特殊的环境里，构成统治者不能赢得被统治者自动合作的关键之所在，伯颜不过将这鸿沟更加显明的公诸众览而已。

中国的好几个朝代，都有“中兴”一事。大概朝代初年的军制和财政税收，到中期已失时效，中兴需要一番挣扎，一般新的安排或是改组，或是局部的修正，都要通过社会的中层（中国作家强调 “士大夫”，外国作家则指名为“绅士阶级”）才能透入到基层机构的民间里去，这时候不是朝廷的一纸通令可以达到目的，也不是全靠军事行动所能生效，民间对朝代的信心，常有左右全局的可能。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断言蒙古人的元朝没有通这一磁。要不是过去的纪录太坏，人心离散的话，顺帝这一朝，有脱脱（此是伯颜之侄非康里脱脱）的领导力量，修辽金宋三史，修贾鲁河，使黄河入故道，又有扩廓帖木儿的军事领导力量，朝廷又一度使方国珍降伏，恢复海运，看样子并不是全无中兴的希望。

顺帝朝覆亡的近因，由于财政破产，政府所发的纸币贬值，灾荒时无法适时救济。１３５１年农民叛变，延及今日的安徽河南湖北各处，将南北的交通截断，于是盐徒张士诚乘机占领东南产米的地区，海盗方国珍则阻止了向北的海运。元军能作战的只有孛罗帖木儿和扩廓帖木儿。后者原名为王保保，因他姑父察罕帖木儿作义子才取蒙古姓名。这时候元军也就是就地招罗人马、饷馈士卒、收纳叛军。孛罗和察罕又因争山西的地盘内讧而动干戈。那原来以强悍称的蒙古骑兵和探马赤军（蒙古以外的人种所组织）这时何在？一个最简捷的答复，则是几十年来，他们只有特权，没有经常的功用，大部人员脱籍改行，所存在队伍也多虚籍，而且饷项也没有经常的供应，不仅中国的腹地如此，内外蒙古的根据地也一时动员不起来。一个显著的例子，则是农民军有一支其领导人称为“关先生”者，以游击的方式，先攻保定不下，就西向取大同，又出塞占领上都，“焚官阙，留七日”，后来更入东北，至辽阳涉高丽，再折回又威胁上都，最后才给孛罗帖木尔南击降，可是如入无人之境已６年。

元朝的最后十年内，宫廷多阴谋，能作战的将领则被处死，也和多数民族所主持之朝代覆亡如出一辙，最后只剩了一个扩廓帖木儿（他的名字意为青铁），朱元璋也称他为“奇男子”，可是为时已晚，只能随着“北元”的流亡政府，效忠于塞外。

中国的“第二帝国”经过北魏北齐北周和隋的经营，有了唐朝的发扬光大，又经过五代十国的地方分权，和宋之再统一。元朝的试验，又没有产生任何积极性的结果。等到朱元璋组织明朝时，他一方面好像行动自由，全帝国由他摆布；一方面他的视界，也仍受近千年来历史衍进的限制，因之他的作为，也仍无法超时代的发展了。

谢选骏指出：元顺帝虽然是个蒙古鞑子，但比明太祖猪猿獐（朱元璋），还算仁慈。由此可见，“反动阶级”往往还比“革命阶级”更有人性，并且因为还有人性而无法继续统治了！对于一个“统一帝国”来说，尤其如此——因为维持一个统一帝国，需要超强的压力和抗压能力。再说一遍——作者对“第二帝国”的理解完全错误；在我看来，只有“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帝国时代”，才算一个入门的说法，而那，就是元—明—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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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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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一章  问题的重心

第二章  威尼斯

第三章  荷兰

第四章  英国

第五章  资本主义思想体系之形成

第六章  美国、日本和德国

第七章  法国大革命、俄国的十月革命和中国的长期革命

第八章  总结

【第一章  问题的重心】

“资本主义”是一个常用的名词，不时出现于众人笔下和口语之中。可是要给这名词适当的定义，则非常困难。不仅各种书刊作者坚持己见，即使我们引用到“资本主义”这四个字，也可能前后用意不同，更害怕旁人顿生误解。这问题若不得澄清，则可能成为社会上思想冲突的根源，亦可能影响到各个人的人生观，使我们对世事惶惑而觉得没有主宰。

以一个常用名词而会产生如此多问题，大概因为资本主义在世界上牵涉的地区广泛，历时久远，迄今尚未停顿，且又与现代生活发生了密切的关系。近世纪中主要的战争与大规模的动乱，通常都与它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资本主义，既可以当作快乐与新生命之原动力，也可以视为许多失望与灾害的渊薮，因而我们无法在理智上或情绪上漠然视之。

虽然一般作家认为资本主义形成一种经济生活的现象，首先在13至14世纪之间出现于意大利半岛，可是资本主义（capitalism）这一名词却产生在几百年后。纵然如此，从开始使用至今已有100多年了，以今日世事变化之剧之速，也可以算得“曾经沧海”。对西方而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因为1929年经济恐慌的记忆犹新，各界批评资本主义的文字很多，组织工会，防制托拉斯，提出社会福利的立法，亦与当日提倡资本主义者的立场相反。直到东西冷战之后，才有人以在资本主义的旗帜下自豪，才有人倡说它与西方社会中之自由不可分割。可见得历史上的资本主义，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

资本主义——名目之由来

法国历史家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研究资本主义多年，他的考证如下：

资本主义为这三个名词[其他两个名词为“资本”（Cap－ita）及“资本家”（capitalist）]之中最带激动性的一个，曾经促使历史学家及辞典专家拚命追究而尚无定论。据陶查特（Dauzat）说，此字眼曾见于1753年之《百科全书》，它并赋予奇特的意义：“富裕之人的景况。”这种说法可能不正确；因为此一文句迄今未为后人觅得，仅见于1842年黎察（J．B．Richard）所著《新法文广义》）（Enrichissements de la languefrancaise）一书中。可能是由于布兰（Louis Blanc）与巴斯夏（Bastiat）的争辩；才赋予这名词新意义。他在1850年写着：“我所谓之资本主义乃是有些人拨用资本，不让旁人介入。”当时“资本主义”这字眼仍不常见。普鲁东（Proud-hon）间或使用。他的说法亦算正确：“土地仍是资本主义之堡垒。”这也是他的主要论题之一。普鲁东给这个名词下了很好的定义：“一种经济与社会之体制，当中劳工以劳力使资本产生作用，使之成为收入之来源，而此资本并不隶属于这些劳工。”可是六年之后（1867）马克思仍不知有此名目。

事实上要到20世纪之初，“资本主义”这个名词才在政治论坛的争辩中，轰轰烈烈的被视为社会主义的反面。宋巴特（Werner Sombart）爆炸性的著作《现代资本主义》（Der moderne Kopitalismus，初版，1902），更将之引进学术界。在很自然的情况下，这个马克思从未使用的名词，却被归并于马氏的规范之中。自此，奴隶社会、封建制度与资本主义，被视为《资本论》作者的三阶段之演进。

这名词在出现过程中的含糊不清，可能是由于它成为一种政治上的名目。20世纪初年，经济学家长期的拒绝使用，如纪德（Charles Gide）、康瓦斯（Canwas）、马歇尔（Marshall）、西利格门（Seligman）、卡萨尔（Cassel）。直到第二次大战之后，才在《政治学辞典》（Dictionair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中出现；《大英百科全书》迟至1926年版才赋予一篇解释。《法国研究院辞典》则迟至1936年才加以介绍并给它一个啼笑皆非的定义：“资本主义：资本家之整体。”这书至1958年仍未有显著的改进：“一种经济体制，内中生产的品物属于私人或私家行店。”——为什么不径称“生产工具”？

事实上自20世纪初年以来，资本主义即被重重推压着不同的意义，而尤以1917年俄国革命之后更盛，曾使很多人感到尴尬。有声望之历史家如希亚通（Herbert Heaton）曾提议将之废弃不用。他曾说：“在各种主义之中，最扰乱听闻的乃是资本主义。这字眼有了如此五花八门的解释与定义，任何人都可以说，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相似。”费伯微（Lucien Febvre）认为它既然被过度滥用，实应自此放弃。可是如果我们真的放弃，又必立刻感到怅然若失。南非德（Andrew Shonfield）说得好：“还在继续使用资本主义这个名词的原因之一，是没有人，最严峻的批评者在内，得提出个较好的字来代替。”由此我们可以窥见这名词之发生问题，其来有自。

陶蒲的三种学派

前剑桥大学讲师陶蒲（Maurice Dobb）分析当代有关资本主义之论文，归纳为三派。一种注重生产关系之转变。资本主义一行，生产者开始出卖劳动力，此后对制成品无法过问。这也就是马克思学派。陶蒲自称属于此掀。第二派着重资本主义的精神，亦即新时代的资本家将存积资本当作一种高尚的事业，并且赋予以虔诚的宗教性。还有一派则重视自然经济蜕变为金融经济的过程。资本主义之特征，组织上本就预备对付遥远的市场，于是批发商出资垫买商品，因之也干预着零售商及生产者的业务。

但在现有的著作中，没有一派的理论可供我们全部观摩借用。因为许多理论并不合于我们所处的时间及地点，对一般读者说来，沉缅于这些理论可能始终不得要领，至少也是事倍功半。

例如陶蒲提及工业资本之形成时，承袭马克思的说法，指出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匠工扩大了本身行业的制造。他们阶手胝足挣积了资本成为资本家，开始雇用劳工，创造新局面，通常是前进的。另一种方式则是将商业资本投入制造，压制生产，使物以稀为贵，而大规模的赚钱。他们也不愿意高度的分工合作，于是避免了大量的投资，总之就是反动。作者根据英国在16、17世纪间不同的行业，提出无数例证。但是在初期存积资本的过程中，工可以为商，商也可以为工。即算作者所举例证全部确凿，在数百年后的今日，前进的工匠与顽固反动的商人皆经过市场的测验和时代的淘汰，有的歇业破产，有的臻荣日上。今日尚待开发的国家，百事待举，亟需将廉价的劳工投入国际市场以便存积资本。资金的辗转则已国际化，不借贷则眼看着旁人占先，并使自己坐失机宜。虽说任何国家都要尽量保护本身和劳动者的利益，可是现在已不是计量企业家的家庭环境背景和阶级出身的时候了。对已开发的国家来说，刻下的问题早已逾越多个世纪以前的范畴。今天各大公司除需面对同业的竞争外，更需防备的是职业性的“公司突击者”（corporation raiders）。他们靠游说为资，先向银行家和证券交易人取得“垃圾证券”（junk bonds），将若干大公司的股票成批买去，然后接收对方，裁道其经理人员，再将其经营的事业撤离合并，有的出卖，有的加强，只顾刻下的效率，忽视长期惨淡经营的需要。先进国家的工商业人士既要对付诸如此类的大问题，因为所牵涉的资金动辄十亿、百亿，被接收的公司的雇员也以万计，使整个社会已无力去顾及初期存积资本时其成员的积极性与消极性了。就像一个商店今日之盈亏每年逾百万，已无暇去考证几十年前账簿上一个小数点后面之数字是否确实可靠了。

韦伯（Max Weber）是第一个积极宣扬资本主义精神的学者。他的著作将新教伦理（protestant ethic）与现代资本主义并为一谈。作者一方面提出路德提倡的上帝之召唤（calling，亦即天命，对每个人不同）与加尔文之命定论（predestina－tion），一样有个人主义的趋向，因为天主教徒过去崇信带有集体性格之良心，经过宗教改革以后，已代之以匹夫匹妇个人为主义之良心。自此也不能全恃寺院修道作为获救的阶梯，各人之生计行业仍不能与信仰无关。路德尚只消极的以各尽所能乃系上天谛命。加尔文则鼓励各信徒设想本身已被选拔获救，于是事业上的成功乃系得到恩惠之象征，因之更积极进取。另一方面韦伯也根据富兰克林及英国非国教（non－comformist）牧师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的言行证实英美资本主义之兴起与清教徒之间有密切关系。中国读者特别有兴趣的则是韦伯在他的《宗教社会学论文集》里有一卷专论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的原因。他述及中国社会受儒家统治，只有父系的官僚组织，缺乏有法律保障的社会结构。下层的组织既靠父系权威（patriarchial authority）的氏族（sib）作主，科举制度又将一切名利交付文人，使其他各种行业缺乏适当的诱导力量。道教则被中国社会看作一种魔术，它本身也逐渐减轻入世的行动。佛教在中国也同样被排斥。韦伯指出佛教因对女人情绪有特别感召的力量，以致成为宫闱之中被重视之信条，经常有宦官为其赞助人，而缺乏领导社会之力量。

韦伯引用中国资料常有错误及误解之处，可是整体来说，他这种比较式的观察尚称得体。他批评中国旧社会教条森严无法活用的地方，通常一针见血。但韦伯只是一个社会学家，其作品可视为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的论文，一般心理上的分析细腻，很适合用为评议文艺和美术的根据，而用以解释人类的某种经济行为有如资本主义者，则不免流于用抽象的论断来衡量具体的事物，当中的联系，只在或有或无之间，读者纵无从驳斥其非，却也很难完全相信。

十六七世纪以荷兰及英国为首的西欧国家，趁着宗教改革之发难，将封建制度的残余社会力量一扫而光，代之以新社会的国家组织与经济体系。这种组织与体系，以“资本主义”称之。其中又以加尔文教派为盛，并以其战斗力量与旧有力量周旋。所以历史上提到“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必有其互相衔接之处。但是若以为两者之间的联系即可概括全部除旧布新的运动，或可以推测以后社会新组织的全貌，则不免过度将问题简化。

资本主义首先出现于威尼斯时并无新教渗入。以后相继推及于法国及比利时，这些国家至今皈依天主教。荷兰独立战争之领导者“威廉寡言”（William the Silent）原奉天主教，在革命过程中先入路德教派，后又改信加尔文派（详第三章），所以到底是新教伦理发生了领导的力量？抑或它不过是革命战争中被利用而为一种工具？这种种问题，就使韦伯的理论发生了罅隙。

韦伯也体会到新教伦理不能凭空存在。资本主义能推行，法治的维持为首要工作，若无法治，则商业资本即无法预为筹谋，无从计算，亦即不能发生一个现代经济的体系。可是作者亦以为现代商业法律也是由新教思想体系孕育而成，则不免张冠李戴。事实上现代商法虽可以追溯到罗马法的根源上，但主要的仍是在中世纪经由意大利的自由城市实用而产生。要等到西欧各国商业展开，法治基础成熟，逐渐抄袭沿用。是故民法、商法和法治理论并不会因某种精神而产生，却会因物质生活的推广而增进。由此也可以看出韦伯等过度强调理想主义的弊病。

韦伯亦了解他自己的理论施用起来必有限度。他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基于新教伦理即使在金钱堆中仍有硬干苦干，顶天立地，道德升华的观感。在他看来只有如是才算合理（rational）。他也提到：“当然这种观念不仅曾在资本主义之条件下存在。我们也可以在资本主义发生之前追溯到它的根源。我们更不能说现代资本主义企业中各个人包括企业家及劳工仍在自信的保持着这些伦理信条。今日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是一个庞大的宇宙，各个人出生于其中，它将许多不能更变的事物交付给他，他只能与之共存。当各个人牵涉到市场关系的时候，他只能就范于资本主义的条规。要是制造者长久违反着这些成例，他必在经济生活之中被淘汰，有如工人不使自己迁就于这些成例，则必会失业而踯躅于街头。”

这样看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作者所谓资本主义的精神全是两回事，它们虽可以在某种条件下异途而同归，却不见得会共存亡。我们企图以最经济的眼光来了解资本主义在现代社会中展开的全貌时，若跟随韦伯则很难找到适切的途径，很可能因为他的唯心主义而被带入歧途。

与韦伯同时而同出于德国唯心主义之门下者，有前述之宋巴特。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的精神出自基督教的新教伦理，宋巴特则认为出自犹太教，与韦伯所述清教徒相轩轾。他说及犹太人在15世纪末叶被逐出西班牙后，于16世纪初来到荷兰，凭着他们的资本及信用证据扶助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且通过安特卫普（Antwerp，今属比利时）将这精神带到英国。“可是犹太教自始至终没有产生一种固穷的理想（poverty ideal）”。宋巴特总认为在资本主义之前，人类是比较纯洁的，各人以自己为标准，去衡量外界的事物。一旦接受资本主义就本末颠倒，采取一种数量上的计算（quantitative calculation），所有精力用于算计如何获得财物，“用武力、用魔术、用计谋、用新发明和用金钱去获得财物”。可是另一方面，他也说及每一个欧洲的国家都有产生资本主义的能力，只有程度上的不同。自从罗马帝国崩溃后，每一个国家都有两种力量出现，一是对金子的贪婪，一是创设企业的精神，不久这两种力量凝结一气。可是宋巴特讲资本主义的弱点，没有时间的程序，也没有空间的限制。甚至穿绸、吃糖、生活带色情都可以归咎于资本主义。

唯心主义者有时将本人之爱憎当作善恶，更将这种标准施用到历史中重大的事故上，结果可能相当危险。韦伯在《新教伦理》说到西方之特长时，已有种族主义（racism）的趋向（详第五章）。可是他提及纵使个人相信生理及遗传的关系，刻下的科学发展尚不容他作定论。宋巴特则将“英雄性格”与“贸易民族”等称号，分派到不同的民族头上去。他又提出一个“血缘资本主义”（germ－capitalism）的名目（详第五章）。这也难怪宋巴特末年会参加希特勒的纳粹运动。但这些枝节更使我们不得不在学理研究时存有戒心。

说到这里，我也要顺带提及一位也用宗教思想作线索去追究资本主义之形成的陶尼教授（R．H．Tawney）。不过他并不高度夸张意识形态，他将思想的成分与土地占有、银行业务之展开，相提并论，互为表里。他又说：“中古时代的思想，以为一切价值都可以排列在一种有次序的层级上去，经济事宜也包括在内，而其最上端则为宗教。”这样一来，作者的态度比较客观，本书也在不少的地方，尤以考虑到资本主义在英国展开的时候，多次参考着陶尼的论说。

在陶蒲的三种学派分类中，凡不属于马充思学派和德国唯心主义学派之作者，都有被归纳于第三派之可能。我们对这种说法，基本上是同意的。本书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也可算作陶蒲所谓的第三派之一。可是作者所谓自然经济蜕变而为金融经济，则解释过于松懈，而且用于了解中国的情形，极易生误解。原来中国近代经济史内缺乏西方那种规模宏大结构健全的体制而足以称为资本主义者。可是另一方面，在近代之前中国的商业组织及内河商业之范围却曾多次突出于西方；主要的原因乃系在西方封建制度（feudal system）之下，土地不得买卖，社会上的分工合作在极小圈范内根据成例施行，金钱之用处极为有限，而中国自先秦之后即无此历史经验。所以中国之商业长期在西方两个极端（即封建制度下的极端封闭和资本主义下之极端展开）之间。如果说商业以远距离之姿态行之，批发商能干预零售及制造即能算资本主义，则中国有许多这样的例子，例如外放分工办、法（Putting－out system）即曾在明末清初出现，可是这样的发展没有普及成一般现象，其间不上不下的情形只赢得一个“资本主义萌芽”的名目，因而局面更为尴尬。世界上竟有何种名花异卉，会“萌芽”达三四百年，还不曾开花结果？可见得两方社会组织有根本不同之处，作者没有将资本主义之定义规划清楚，于是削足适履，产生一个非驴非马之称呼，此点下节将再论及之。

由于对这样一个极关重要的历史阶段缺乏实切的定义，故成为研究西方历史的累赘。以布罗代尔教授为例：他的《世界文明与资本主义》（此书原名《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出版了中译本——编注）有三巨册，洋洋百万多字，引证举例之丰富可谓空前。只是其著书之宗旨，乃“撰写一部一般的经济史”，呈现其“品类、模型和规范”。在此前提之下，他将材料纵横曲折容纳于一炉。例如说及初期的证券市场则伦敦、阿姆斯特丹、巴黎一齐叙述，通过跨世纪的沿革，不仅交易所在的建筑物和地图了如指掌，而且喊卖股票的口语和零售咖啡童子的插嘴也记入书中。于是丛碎杂芜，莫衷一是，可以供闲暇时翻阅，却难能在研究资本主义时提出南针。毛病在什么地方呢？但是所谓的资本主义者真有如马克思及恩格斯所言，出现于一个“资本家的时代”（capital－ist era），与封建社会相埒，当中无所不包，不能仅以“经济史”名目概括之。今日我们首要知道的，是其组织形成的经过，注重其动态，而不在其已成定规后之品类及模型。

当然布教授并不是不知道此事。他自己曾说：“实际上，每个根据旧式组织之社会一开货币之门，迟早必失去其需要之平衡，从没有适当控制的力量中放出来。新的交换方式产生动摇的力量，是对少数人有利，而对其他人不利，每一个社会受此冲击，都会出现‘历史性的’新页。”他也说：“资本主义之成功端在它与国家互为一体，它本身即成为国家。”若是如此，则其不单仅为经济史，更兼为军事史、政治史、社会史和思想史。当中“翻出新页”的情形，有过于新系统的规范。

本书著稿之前，作者亦曾翻阅时下流行以资本主义为衔面之书籍20余种。虽说开卷有益，总有启发借用之处，但是对我们刻下应当注意的问题，关系却不深。一般的通病，只对刻下资本主义的“好”“坏”提出意见，缺乏历史之纵深。根据上述布罗代尔之意见，资本主义之展开既在各国产生剧烈变化，则研究资本主义之专书应当根据其冲突的情形分国论列。可是迄今这样的书籍被吾人触目者尚只一部，而其出版至今已60年。又布氏见解，我们无法认为不正确，但马克思著作之整体也可以算是对布罗代尔教授提出之冲突的一种指责。如何才可以成为资本主义的生理家？除了以上韦伯在他书中偶然提及法制之重要外，其他重视法律与资本主义展开关系的专书，也只有一部而且叙述简单，只有理论的大纲，缺乏事例之引证。

所以在20世纪之末期，我们希望对资本主义作一个概略的回顾与前瞻。这个重要的工作，仍落我们自己手中。

以中国为本位的考虑

今日中国的读者面临资本主义这一名目，还必须考虑到：

所谓资本主义体制是否曾在中国产生？如果未曾在中国产生，是否现在仍可及时添制，又，万一与中国的国情不合，是否有可以充塞的代替物品？

答复第一问题之前，我们必须考虑到资本主义是一种划时代的组织与运动，牵涉范围极为广泛，所以其定义必相当狭窄（看来这也是一种似非而是的说法。因为其牵涉极广，所以在人类历史中亘世纪而跨海洋的产生，只此一次。其定义也必包括其专一独特的情形，而不能广泛笼统的与寻常所见的事体并论，才能表现其为一种知识和一种运动）。资本主义对世界文明之贡献，可以从产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的成效来看。一位专家的研究，迄至19世纪中叶，世界上只有五个国家（英、美、加拿大、瑞士及荷兰）平均每人一年收入达美金200元（1952至1954年间的价值）或略高的程度。又全欧洲及全北美洲合计，其平均不可能比150美元超过甚多，亦即与今日一般穷国相去不远。今昔相比，何等悬殊！马克思虽未用“资本主义”这名词，他和恩格斯亦承认“资本家时代”之来临对欧洲封建社会带有革命成分。并且他在《资本论》第三卷里说起，在“资本家生产方式”之下，资本家继续存积资本，必导致生产时投入厂房机器之成本比例较工资部分为多，长期以后必导致利润下跌，工人实际工资增加。这种情形也与前述工商业先进国家人民生活程度提高的情形符合，可见得资本主义使人类生活的质量发生改变，它必曾在历史上产生大规模环境之突破，而且不可逆转，亦即突破之后，至今尚未能主动的或被动的卷回到以前的形势里去。

从这种特殊的情形看来，资本主义不可谓曾在中国生根，追论萌芽，更谈不上开花结果了。

第一，称中国尚未与西方大规模接触前之体制为“封建”，即与事实不符。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指出西方市民阶级社会（bourgeois society）是由封建社会中萌芽（sprout－ed from the ruins of feudal society）。将feudal译作中文的“封建”，并不能完全吻合，但大致无碍，并不是此间争论的症结。根据专家考订，西方的feudal system确与中国之封建共有以下特点：（一）威权粉碎（fragmentation of authority）。既为封建则必裂土封茅，而公仆不能将大块疆域全部控制于本人手中，势必执行“次层封建”（subinfeudation），使被封者长久为藩篱，结果是地方上的警察权与财政权日渐雄厚，终集地方分权之大成。（二）公众事务变成私人产业（public affair becomingprivate domains）。因为封邑透过遗传永为子孙承继，势不能买卖。否则一任金钱接触，流动性大，则封建体制瓦解。同时这组织也只能任行政系统托身于私人之从属关系，如此一来，政府无异私人法庭，抽税与纳租相提并论，地方向中央的缴解即为进贡。欧洲封建领主所辖之碉堡即为其政府，地下层即为监狱。（三）武士传统（warrior tradition）：在这种局面下不能文武分途，整个政府势必为世袭之军政府。

可是像明清这样的大帝国重文轻武、中央集权，所有的法制全国一律，皇帝向全民抽税，凡有职能的官位不能遗传，除了皇位之外，能遗传之爵级则无实权。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社会流动性大，这种种特色正与上列封建情形完全相反。欧洲的封建起于日耳曼民族之南侵，以其特有的部落组织与罗马帝国残余的传统合并而成为一种实用的系统。惟其组织结构简单，缺乏弹性及可折冲之处，故无法担承变态，才在人口增加、交通发达、货币流通的条件下，被新潮流扫荡无余。中国的专制政府官僚系统自有它的缺点，然而在不开司法独立之门，不让商人过度抬头的条件下，应付内部之变态，仍绰有余裕。即使遇着大规模之民变及异族入侵，最差的结果不过是改换朝代，一切重来，用不着经常在社会上作本质的更革。由此可见东西体制之不同有如霄壤，无从并为一途。

第二，《共产党宣言》里面说及“交换工具与商品的增加”（the increase in means of exchange and in commodities）也算是促成市民阶级社会的条件之一。站在欧洲的立场，其所谓“交换工具”势必包括信用证件如汇票、提货单、保险单、取款凭据等，也势必待到信用高度展开，海上的贸易与海事法庭的组织已有条理，才能普遍有效。中国社会既没有将私人财产权固定（详下节），就不能与马恩所叙相提并论。

不少中国作家将“商品经济”和“金融经济”对调使用，并且在使用这些名目时，强调中国在同一时期内国民经济已现代化。可是读者务必认清：中国之使用货币，历来较西欧为先。但其货币是以贱金属为之，不以大宗商业及远距离的商业作经营之对象，与欧洲贵金属的货币实为两大系统。中国之行使纸币尤较西欧为前。但是经过政府历代之滥发（亦即不顾私人财产权利，也为阻塞资本主义之展开的一种障碍），以致信用紧缩，不能鼓励其普及化。中国在明末以来普遍使用碎银，但白银供应有限，一般人复用以造器皿，作装饰，因之商业上的银根极紧，加以法制未备，已存积之资本亦无从继续开放与扩充。又受血缘关系的累赘（详下节），其情形也未可乐观。在这种种限制之下，所谓中国的“商品经济”及“金融经济”，与“实物经济”与“自然经济”实在分画不出明显界限，也无从与欧洲现代经济史里产生此种名目时相提并论。彼方一般农业的比重小，“交换工具与商品之增加”有如马思所言，已开始运转乾坤，而能在相当于中国明清之际的一段时间里产生变动，中国则因特殊背景，迄19世纪尚未感受到此种经济压力。

第三，“萌芽”一词也出现于马恩笔下，前已言及。但资本主义确已在西方落地生根开花结实，这暗喻（metaphor）才讲得通。中国在最近几十年内尚未能展开高度的商品经济，一般国民的收入也还停留在几个世纪以前的情形，若要勉强赋予一个“资本主义萌芽”的名目，只能逼着中国一般的学者到处寻觅历史证据。英国与低地国家（Low Countries，今日之比利时、荷兰和法国北部若干小市镇）在16世纪前后已有所谓“外放分工办法”（参考上节），由企业家将毛织品原料挨门逐户的去分配予各织工，在家庭内制造，不设工厂，到时再挨户收集制成品。这可以视为西欧资本主义萌芽的一种象征。最近几十年，已有不少学者搜寻中国明清之间棉织业发展的资料，尤以纺纱所有类似的安排，即认为这正是中国资本主义早在西方力量凌驾之前，已有“萌芽”趋向的证据。殊不知西欧在中世纪以来各城镇都组织有同业公会，其商品完全照“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制造，一切都依成例而一成不变。同业公会厘定店主和工人的资格、学徒的限制，于是每一行业的成员尽入其规划。公会也确定制造的程序和标准，其所定的价格，为一般认为的“公平”，亦即除了原料之成本和必需之工资及经理费用之外，并无例外之盈亏。各行业人员不得额外的制造、闭卖居奇，或者在货物行销时加工，不景气时歇业。至于扩大门面、加强资本、介绍新产品等作法，更不可能出现。所以现在资本主义所谓“利润挂帅”，令供求关系决定市场行情，由企业家的冒险精神打开局面，在中世纪都不曾发生。外放分工办法为同业公会统治所不及，构成旧式门面及新式企业间的一个过渡阶段，这才符合所谓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也在历史学上发生前后衔接的意义。中国工商业的发展未有如此严格的限制，其所遭遇的最大阻碍乃私人财产权缺乏司法的保障，因之纵有外放分工办法，也不能在历史上发生同样的作用。

第四，说不待西方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也会缓慢的树立本身独创的资本主义，纯系臆度之辞。这尚未发生的情况，是无法预知的。若参照布罗代尔观察所得，即可知资本主义之成为一种体制，必经过某种突破（breakthrough）。亦即国民经济生活承受内外压力，曾经作过空前的调整，以致不可逆转。本书以下各章所述，无不如此，总之，与所说资本主义不受外界影响、自然发生、缓慢的进展程序相反。

布罗代尔所说资本主义之成功，端在它与国家互为一体，更凸显法治的重要。资本家或其代言人务必取得立法权，于是法律上的条文才能保障所存积的资本。也要有司法的协助，才能根据立法精神将企业继续展开扩大。以上诸项使资本主义的发展成为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倘非如此，纵然在特殊情形下，某人“田连郡县”，某家“积资钜万”，孤立之财富无从引导群众参加，更不可能改造社会。而称此等例外及昙花一现之事迹为资本主义，只有淆乱听闻，纵收宣传之功效，亦不能在历史上长期站得住脚。

中国未能产生资本主义之原委

我们既说资本主义不曾在中国产生，但我们也无法全部缕列不能产生的原因。一走兽有别于一飞禽，其间关系着两方的组织与结构，不能仅以“没有翅膀”作一切之解释。以下提到两方法制之不同，与其说是概括了不能产生的原因，勿宁说是在其重点上暴露着双方组织与结构的差异，作为不能产生的证据。

诺兹及汤姆斯著有《西方世界之兴起》（详上注释 ），书中说及资本主义的推行，必使债务被尊重，合同必须强迫执行。他们也说：“不论主权谁属，只能在安全、有秩序和在法律保护的商业路线、交易市场和契约关系之下，利润才能增值。”他们不仅一再声明私人财产权之重要，而且财产权还要“有效率”（effi－cient）。即是行使起来费力少而收效大，不致到处被留难，到处被阻滞而增加额外费用。

这样一个条件如何能够成为事实？光是立法详尽还不够。因为一项法律行得通，必有“社会上之强迫力量”（social com-pulsion）为之作张本。也就是十之八九的情形，人民能够而且愿意照立法的条文行事。其条文不是合法（legal）（即一直有成例可援），就是公平（equitable）（中国人常说合乎情理）。所以法官若开庭指正一二，甚或派法警，发出传票，贴封条，强制执行，才没有困难。倘使立法与社会情形及人民向背全部相违，理想与现实在思想上和生活上产生距离，一般民众读其条文有如念外国文，则行不通（inoperative）。如英国剑桥的街道依中世纪的规模，既窄狭又曲折，至今一般行车只能每小时15英里。纵有一位维新的市政专家，要在街头竖立一种时速70英里的限制，吾人可谓之自欺欺人。反过来说，要在美国高速公路上树立一个时速15英里的限制，哪怕有天大的本领，也确实的掌握着了警察权，亦不见得能将如此不顾客观背景的法令推行到底。

这与以上所说资本主义的组成有何相干？

诺兹和汤姆斯所说“有效率的私人财产权”，隐约指出社会的下层机构里有各种经济因素，已到达了一个能公平而自由交换的程度，因之这样的一个国家才能全部用数字管理，我们也可以想象这国家已进入了资本主义的境界。这一方面有如两位作家所说，是私人资本能继续不断增集，从另方面说来，其所以如此，不仅法律之条文如是，人民一般的思想以及生活习惯也已接受这公平而自由交换的原则。此种情形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迄未发生。分析内中原委，属于本书结论之范围。现在我们开卷时即要说明，这种“有效率的私人财产权”之原则，历来不为中国法制所支持。

宋朝的朱熹乃一代大儒，他注释的《四书》，是为以后各朝代开科取士的标准。他在江西任地方官时曾发布“晓谕兄弟争取产事”的一篇公告。内中提及“照对礼经，凡人子不蓄私财，而律文亦有别籍异财之禁”。表面看来，此不过是一位模范官僚不接受亲戚家人争产的诉讼，而责成父兄族长调解以保全“风俗之淳厚”。但骨子里即暴露了传统官僚组织以道德代替法律，不承认私人财产权的特色。我们再看明末模范官僚海瑞，他也曾留下一段文字，提出他审问民事案件的方针：“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两人之间相去约400年，彼此都不顾及内在的公平（intrinsic justice）。亦即在官僚面前，原告与被告本来在人身上的不平等，因血缘关系、社会身份及道德品质而互有上下。官僚重要的是保存这梯级的社会价值，而可忽视诉讼之性质及提出诉讼之动机。换言之，法庭审案原不是为民服务，可以置案情的经济性格于不顾，而只着意保全中国传统的社会组织。朱熹与海瑞同为传统的好官，可见得他们看来离奇的态度，出于一种千百年以来已成为风俗的思想与信仰，不是单纯的司法问题。

归根结底，西方的封建社会，下端缘始于部落组织，法治（jurisprudence）之传统注重实事之需要，在细微末节之中造成成例，积之而为传统私人财产权自始即受重视。中国则在公元以前，即因防洪救灾及对付北方游牧民族之需要，构成庞大的官僚组织，注重意识形态的一致，各种职掌也强调其一般性，成员才能互相对调。而下层组织又历来由官厅指令造成，如北魏之三长制（邻、里、党）、北宋时之保甲。加上中央政府向全民直接抽税，历来各朝代都有“均田”办法，造成大数量的小自耕农，作为当兵纳税之基础。政府不顾坐视财富之集中，遂致生产单位分割至小，税收杂碎零星，如此一来，小民固然请不起律师，官僚组织也无力创制复杂之法制理论。所以中国社会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由来已久，其以道德代替法律，更以息争的名义，责成里长甲长乡绅族长将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一方面将衙门的工作分量减轻，一方面则阻塞低层社会里各种经济因素公平而自由的交换（因为只有最原始型的交换才能被众目公认，稍带现代型的分工合作，及于较繁复的契约关系，即无社会之保证）。这和诺兹及汤姆斯所说有效率的私人财产权，直是南辕北辙。

有了以上历史之背景，我们再回头提出这问题，“为什么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就不难解释了。本来资本主义就是一种出奇的体制，应特殊需要而产生。即是西欧的国家亦要通过一段艰苦的改造，才能成熟而成为今日公认的资本主义国家（见第四章）。亚当·斯密曾谓有两种“系统”，可以增进人民的财富，一是农业的系统，另一则是商业的系统。他接着又说，商业的系统乃是现代的系统。此即资本主义，因为别无他物符合其所形容。克拉克指出，用资本主义这一名词概括现代经济制度是19世纪社会主义者发明的办法。由此可见资本主义虽为一种经济制度，在社会里造成一种系统，促成政治外交法律科技多方面的改革。新宗教思想固然可以视为推进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因，亦可当作在它羽翼下，这种新社会组织的意识形态。因为它无所不包，牵连甚广，诚如马克思与恩格斯所言，它有革命性格，也有创造新时代的气魄（他们未直接用“资本主义”这一名词，但提到“资本家时代”已是异途同归）。我们再问：为什么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其答复则是“一只走兽，除非脱胎换骨，否则不能兼任飞禽”。

中国是大陆型的国家，重农抑商已久，是传统政策，重生产而不重分配。不仅整个领域自给自足，而且各府县也要遍种桑稻。加以中央集权，长期实行科举取士，使中国这个国家与社会表现出它独特的性格，所有知识分子的人生观也要根据这高层机构之需要而调整。

为什么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因为她志不在此。她不仅不能产生，而且一向无意于产生。到鸦片战争战败后她仍不愿放弃中国本位。此种观点要到康梁百日维新之后才有剧烈更变。所以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谓韩子至淮南王时代为“子学时化”。自董仲舒至康有为，其间约2000年，则全为“经学时代”。

三种学派之令人失望

中国在20世纪亟须将国家和社会的组织重新彻底改造，已不待争辩。这当中也需要使整个组织进入数目字的管理。

这问题无疑的牵涉到资本主义。抗日战争展开前夕，日本由广田弘毅提出中国必须接受三个条件：一为经济提携，二为共同防共，三为承认满洲国。前两个条件是要求中国生存于日本资本主义呼吸之下。其实日本占领东北，制造傀儡满洲国的目的也在掌握大陆之资源，因此所谓广田三原则全有浓重之经济意义。而强邻压境逼入堂奥，即幸有国际正义的支持，亦无法拯救中国于极端危窘的境界。其症结仍在中国农业社会的架构不能与新型商业社会的组织相抗衡，不仅军备与后勤瞠乎其后，人事组织亦捉襟见肘。仓卒之间动员一个军令统一为数几百万的大军，和强敌作战数年，不仅为中国历史之空前未有，而且官方与民间至少尚需准备一个世纪以上的时间来面对这种状况。总而言之，中国下层各种经济因素尚未造成一种可以公平而自由交换的情势。所以征兵筹饷全靠由上向下施加压力，里长、甲长、乡绅、族长则不能脱离垄断、包办、奉承、哄骗各种旧社会恶习（因为过去经理问题简单，只较注重妥协迁就，并未向全民交代，社会之结构如是，无法突然改向）。最下层的数字既不能复实，中上层之经理亦受影响，所谓各种黑暗与腐败，并非全系道德问题，而是有这样一个基本的技术问题存在。

今日中国趋向现代化，必须彻底解决此根本技术问题。前段已经提及陶蒲所谓研究资本主义的三种学派。此时我们若根据刻下中国之需要，再度在三种学说中寻觅可资引用之处，则只有更感到失望。

马克思对中国之出路并无具体指示，《共产党宣言》内提及中国市场之开放，为促进欧洲资本家时代来临的条件之一。《资本论》三卷之中，提及中国10次，可是每一次都以欧美为主体，无一次以中国为讨论之对象。而且内中7次是将中国与印度并列，即针对殖民地性格的市场而言。不仅如此，陶蒲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作家，他的专书洋洋400多页，也仅提到中国3次，前后只是表彰中国次殖民地的地位。一个尚待开发的国家徘徊于资本主义及现代社会之外，应当如何决策？马克思始终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

韦伯所著《中国之宗教》包括广泛，书名如是，其内容亦涉及法律、税收、货币、乡村组织等。可是作者每次都将具体事物概括成抽象的观念和心理状态。读者如果仔细揣摩其结论，则可看出作者认为中国之儒家因为有对传统道德的许托，已参与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集体工作，所以虽是个人，其人格已带有集体性格，所以不像现代的西方人，用不着罪愆（sin）观念，并将“获救”这一观念惹起的紧张性降低，换言之，因其修养上不会“心猿意马”，而到了一种“知足常乐”的境界。清教徒则以为个人对“超世俗之神”各有义务，必须照神之安排，不断的在伦理的纪律下尽力将所被支配的工作做好，使神之光荣现实化。这种义务超过人世间任何关系，也容纳着一个“进步”的观念。站在宗教中立的地位来看，我们只能说以上两种心理状态都有其吸引力。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们很难决定何去何从，或可兼取，也可能同一人因心境不同，而出入两者之间。如是看来，东西两方信仰之不同，很不可能是由于个人自行其是而来。集体心理状态之不同是由于政治经济体系之不同使社会上分工合作的程度发生差异所导致。并非先有不同的信仰而使一方只能产生官僚组织的一元经理，另一方则产生资本主义之多元社会。于是韦伯的理论有倒果为因的嫌疑。况且一个待开发的国家要进入资本主义体制，也势必牵动群众。韦伯铺陈叙说以精英分子（elite）为前提，也更减低其书在今日的用场。

前已道及布罗代尔教授的著作，简单而直接的观察，胜于大幅连篇之铺陈。这一点他的立场可谓与韦伯相反。布氏对中国的了解不深，才将湖南误认为一个滨海的省份，又以为中国曾在1644年被“蒙古征服”。虽说技术上的错误不一定会推翻整个观察结果，可是从此也可窥见，布氏提倡“全面历史”（totalhistory）的观念，即先将材料无限制的收入，以缺乏可供证实的假说为主宰作领导，仍是值得批判的。

布罗代尔提到中国商业，他剀切的指出，其欧洲的分析并不适用于西方以外的体系。他说：“其中最离开正道的乃是中国，其帝国的管制阻碍着一种创立商业统治集团之企图。只有最下层的商业，（包括）市镇间的店铺和集场（能够）有功效的作业。”

布氏对中国经济史的了解，大部得自前匈牙利汉学家白乐日（Etienne Balasz）及最近曾将中日两国传统组织作过一段比较的杰可浦斯（Norman Jacobs），两人均强调中国的官僚制度妨碍商业展开。布教授就此指出中国在分裂时，两大部分需要对方的物产，于是大型商业从此出现，有如宋朝。可是一旦统一，有如明清之大帝国，其“窗户及瞭望台”（windows andlookout pists）只存在于边疆，旨在对付夷人，而且或开或闭。即广州十三行之贸易，也在如斯条件下举行，于是贸易有季节性的变化，而不是经常开放。因此中国有效率和有组织的商场与市集，在统一帝国主持之下不复存在。

商业虽与资本主义有密切联系，但二者并非一物。本章前已提及中国官僚组织阻塞了两者的展开，但这仍不是一切的解答，只能算是一个多面体的一面。事实证明，科举制度在1905年废止，大清帝国也于1911年垮台，而中国并未能因此种障碍废除而可以根据资本主义的原则改组。布罗代尔著作中最大的缺陷，是他详尽搜集资料时未能将他自己所发现有关资本主义的原则容纳进去。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最重大的意义，在于每一个国家进入资本主义体制时的动态，亦即经过某种突破，而使情势不可逆转（详上注释[14]）。只有这类经验，才能对中国目前面临的各种问题获得更切实的解释。

与现代化不可区分

检讨旁人的错误，通常比察觉自己的容易。以上说及诸子百家对资本主义的解释，一般视界太窄，注意力只及于局部。针对20世纪末期的世界，尤其要附带解决中国组织上的问题，我们势必对这名词赋予新的看法。首先必需承认它有超越国界的技术性格（详上注释[18]），更要看清它的展开在世界各国有不同的时间表，于是它才能慢慢累积其成果。如此一来，资本主义才可视为一种绵延好几个世纪，至今尚未中断的全球性庞大组织与运动。

所谓技术性格可以归纳于下列三点：

1．资金广泛的流通（wide extension of credit），剩余之资本透过私人贷款方式，彼此往来。

2．经理人才不顾人身关系的雇用（impersonal manage－ment），因而企业扩大超过所有者本人耳目能监视之程度。

3．技术上之支持因素通盘使用（pooling of service facil－ities），如交通通信、律师事务及保险业务等，因此各企业活动范围又超过本身力之能及。

以上三个条件全靠信用，而信用必赖法治维持。所以资本主义之成立必受政治体系的约束，行之于国界之外则赖治外法权。反面言之，资本家的地位亦必在政治体系中占特殊比重。

以上三个条件的开展必赖社会内低层组织内各类经济因素的配合，盖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换，然后所有权（ownership）及雇佣关系（employment）才能重重相因，构成一个大罗网。因为生产及分配都以契约关系为主，当中若有一个自由选择的机缘，相对的也鼓励了自由竞争。各人的私利观既为这组织力量的来源，于是利润成为一切事业的试金石。在这种大前提之下，资本主义也有将一切道德标准纳入体制之中的趋势。它在初期存积资本时常带侵略和剥削的性格。这种体制一经展开，不可逆转，只有越做越大，因此资本主义也有纠正本身错误，树立在历史上长期合理性的可能（研究韦伯的学者应从此点着手）。

这样看来，资本主义诚如亚当·斯密所言，是一种“商业的系统”，必在当初各国都在“农业的系统”管制的局面里发生冲击作用（布罗代尔已经指出）。站在资本主义生理学立场，我们也可以说每一个国家经过一段奋斗之后必须将其上层结构（super-structure）改组，以便迎合新法制，通常也要翻转其低层结构（infrastructure），以便产生能够互相交换（interchan－geability）的局面，更要经过一段司法与立法之改革，才能使上下之间密切联系，也才能使以上三个原则顺利发展，通过财政税收币制诸种政策，使公私互为一体，也就是使整个国家能在数目字上管理。

这样说来，一个国家进入资本主义体制和这个国家的“维新”和“现代化”有何区别？在实用的角度说来，如果两种运动凝聚为一，将无法分拆。这也缘于资本主义体制与传统农业体制相去过远，非经过内外煎逼，不会平白的被采用。即使在涉及维新与现代化的运动时，最初总以民权问题、民族成见、国家利益等争端发难，经过一段剧烈冲突迄至和平重现后，经济因素的影响还不一定会十分明显。可是有了历史的纵深，吾人即可领悟：既有全面的动乱，不可能与财富问题无关。而且最后解决的方案，亦必具有处置经济事宜的能力。我们纵不能说法国大革命和德国的统一旨在提倡资本主义，但资本主义在这些国家内实因以上变动而有眉目。

本书为历史读物，叙事时大致根据这些国家产生以上大变动时着手。作者从事搜集资料之前，尚不敢确定这种方法必无舛误。之后看到一位法国名历史家在书中写出，“旧体制已将法国农业史搁置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大革命突然将此工作完成”（见第七章注[1]），又看到一位德国历史家描写俾斯麦敢作敢为的情形，归究于“资本主义推拥他上马”（第六章注[101]）。可见类似的看法早已卷入先进作者之眼帘，本书不过将此类资料前后连缀订正而已。又以下三章，分别包括威尼斯、荷兰及英国，亦在布局之后发觉马克思曾在《资本论》内提及，最初国际资本之转借与开发，确曾通过上述威、荷、英而至美国之次序。更可见资本主义在国际间之发展前后连贯已早被人注意。

倘是如此，我们注重资本主义在一个国家内展开，取得立法权，将资本主义之组织方针通行全国，而至于不可逆转。在此种枢纽之前，如果还有若干资本主义因素，如法国大革命之前巴黎证券交易所已有60多年的历史，苏俄在第一次大战期间军需工业尚由私人主持，军火的购集尚要注意资本家的利润，又如何处置？难道排斥之以为不算数？我们的答案则是它们仍是资本主义因素，只是，注意这些零星情事，和我们企图综合资本主义为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的着眼不同。希望不因此中的混淆，颠倒黑白或无中生有。除此之外，我们并无意做字典后面的名学家去计量当中的是非。

谢选骏指出：“资本主义”是一个伪概念——“资本”就是“本钱”，“资本主义”就是“本钱主义”——本钱主义的说法是什么意思？显然有点莫名其妙。同样，资本主义的说法也是如此莫名其妙。那么，实际流通的“资本主义”一词，其所指究竟为何？我认为，“资本主义”指的就是，在一个法治社会中，经济活动的特征。那么“社会主义”所指为何呢？很显然，那就是“在非法社会中经济活动的特征”了。请问一下，在法治社会里，可能存在不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吗？换言之，在人治社会里，可能存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吗？显然，两者都是不可能的。因此我说，“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伪概念，它所指代的，无非就是“法治社会”罢了。

【第二章  威尼斯】

我读书和教书的一段经验，是在成人教育的范围中，要提出有关历史的新题材时，与其循规蹈矩的从疆域沿革世系制度说起，不如先引导出一件非常的事迹。在叙述这事迹时，自然会牵涉到相关的背景。表面看来，这种作法好像缺乏系统。实际这才是将读者或听众亟要知道的情事直接盘出，既有示范功用，追叙也有重点。所牺牲的是表面上的名目和程序，所获得的则是时间上的经济与活用的功效。

我在小学、中学以至大学读书的时候，在西洋史里只注重英国、法国、德国和帝俄的发展，很少提及意大利。只知道威尼斯是一座水中的城市，却没听过她曾攻占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管理这城市内3／8的面积，又据克里特岛（Crete）为殖民地，而且她的海军不仅在地中海，在世界上也占数一数二的地位，达几个世纪之久。过去我们对这些事迹漠不关心，今日则应广为宣扬，这是因为世界的历史业已改变，中国的历史也在改变。抚今追昔，我们对过去的看法已和前人不同。从前在学校里认为世界史里屈指可数的大事，如彼得大帝、拿破仑、俾斯麦的功业，固已失去煊赫的地位。民族国家（nation states），有别于朝代的国家（dynastic states）的兴起，也难再于20世纪的末期被视为令人胸怀激动的历史新闻。而今天一般读者亟要知道的，则是何以其中有些国家富强，有些贫弱，有些由盛而衰，有些则成为后起之秀。

威尼斯称霸于地中海之日，大略为西元1000年至1500年之500年间，和中国之宋（960-1279）、元（1271－1368）两朝及明朝（1368－1644）的前期同时。在这500年的前端，欧洲所有的民族国家全未登场。即到后端，英国与法国虽有现代国家的雏形，也未成熟。而德国与意国之出现，尚在中国清朝之咸丰同治年间，还是几个世纪以后之事。这也是我们不能把历史上每一个国家当作和其他国家相类似的单位，从它的疆域沿革上着手分析的一大主因。

现在我要提出的一段非常事迹发生于西元1355年。这年4月，威尼斯的统领华立罗（Marino Faliero）被36人组成的法庭裁决犯有叛国罪，处以死刑。这事情不仅成为历史家反复研究不能完全定夺的一件疑案，也是以后文学家和艺术家籍以发挥自己情绪的一种题材。19世纪初年，欧洲“浪漫主义”（romanti－cism）大兴。画家德拉克洛瓦（Delacroix）以油画渲染历史上的惊险情事著名。他有一幅“华立罗之死刑”证实被枭首的统领阴谋发动政变，企图做独裁者，实系国民公敌。所以画上犯人的尸体僵仆在统领官邸的石梯之前。监刑的十人委员会（Council of Ten，即威城的公安委员会）委员之一站在阳台上，一手抓着行刑所用的剑，上面尚是鲜血淋漓，当众宣布，统领叛国依然罪有应得，很有孟子所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的意涵。

可是浪漫派诗人拜伦（Lord Byron）与德拉克洛瓦同时，对此事有完全不同的解释。拜伦费时三个月，作成一部五幕剧，据他自己说，他考虑作此剧已有数年，内中情节以尽量接近历史为原则。他笔下的华立罗不仅是英明的国家领袖，也是大众英雄。他替威城作战，历经几十年，在血泪星霜中，战功赫赫，而且他又关心民瘼。和当时威城的贵族骄奢淫佚，不把小民看在眼里，极尽盘剥凌辱之事，明显对比。华立罗希望唤起下层民众，尤以政府管辖的造船厂（在威尼斯称arsenal）的员工，推翻现在的统治阶级，组织民主化的政府。事虽不成，这悲剧式的英雄在临刑前慷慨的宣扬他高尚的宗旨，仍使残害他的人为之低头。

为什么这两人的借题发挥会如此南辕北辙？我们且看历史的记载：

华立罗事件开始于1355年的Giovedi Grasso节日，圣马可广场内有各项竞技和杂耍。事后统领依成例在官邸（即在圣马可教堂和广场之侧，今日仍在）设宴。一时威城权要麇集。有一个年轻人叫做斯东诺（Michele Steno）半疯半醉地对与会的一位女宾表示热情，超出常情之所能容，华立罗命令将他逐出邸外。但是不知如何斯东诺竟又跑到邸内的会议室，在统领所常坐的椅背上涂写了两句韵文，意思是华立罗的妻子，貌美年轻，不幸已有外遇。

在华立罗控告之下，斯东诺被四十人委员会（Council ofForty，有司法权，详下）审判，但是只被判禁足两月。以他冒犯统领情节之重，而处罚如此之轻，华立罗已在冒火。事有凑巧，当时又有一个管造船厂的平民管理员，叫做伊沙内罗（Bertuc－cio Isarello），来向统领诉苦：只为拒绝雇用一位贵族引荐来的船工，被这贵族殴打。统领回答，这城市里的特权阶级跋扈，他自己尚受制于人，也无能为力。伊沙内罗就说只要统领有决心，现况不难改变，如是他们已经有了发生政变的机谋。

造船厂的工人早已对现状不满，他们又依成例间常充任统领的卫队，所以组织他们造反，是合于逻辑的。经过华立罗的同意，伊沙内罗协通了20个同谋者，每人又召集40个下属。对这些下属却没有讲明白阴谋的动机和目的。当年威尼斯正和热那亚（Genoa）作战，鸣钟即是传告敌舰已入海沼内侵，根据规定，城中的贵族也要到广场集合。华立罗预定4月15日晚上，在圣马可广场鸣警报，趁这慌乱之中，参与阴谋的800人即不难将这些贵族或杀或擒，可望一网打尽。然后华立罗宣布改组政府。

可是事机不密，参加的员工中有人透露出消息，亲友开始互相警告，不要在此时此刻进入广场，以免祸及。十人委员会闻讯开始调查，首先他们在一座寺院里秘密开会，以决定统领本人是否与闻阴谋。既获悉华立罗确系主犯，即开始在统领官邸，实际也是威城的政府衙门内公开审讯。十人委员会依成例扩大为36人的特别法庭。华立罗被判有罪。4月16日黄昏，伊沙内罗被绞死。17日清晨华立罗受刑。刑毕官邸的大门开放，让群众观视，当晚尸体送到一个荒岛上埋葬，不设墓碑。

在官方的记录里，这案件只用两个字写出（non scribtur），可译为“不书”，意谓：“我们就不要再提及此事了吧！”官邸的会议室，向来有历任统领的画像。在华立罗的位置处，则用黑纱盖着，上书“在此者为华立罗，因犯罪而被斩首”。直到1520年，也就是165年之后，还有人看到4月16日威尼斯举行纪念仪式，在游行的队伍中，有人捧出带血污的花缎，仍称是1355行刑的遗迹。

经过历史家的考证，以上所说华立罗之妻的艳闻外遇，没有实际的根据。大概因为官方记录不提及华立罗谋反的详情，其中出诸道听途说的细节也渗入正式历史之内。譬如说华立罗受刑之日，他已76岁，他的妻子才45岁。她的名字也在各书之中写成两样。扰事的斯东诺则确有其人，他后来也成为威尼斯的统领，在位期间自1400年至他逝世的1413年，为历史上有能力的领袖之一。在1355年，他还太年轻，很难被邀请到统领一年一度的宴会里去。如果他真有在华立罗面前放肆闯下大祸的轻佻情节，照理也不该再有各种机缘，循威尼斯的正规途径，由海军军官，而后任省长，最后被推举为统领。

只是华立罗阴谋之动机，还是引人注意。他年事高，又无子嗣（拜伦的剧本里替他添了一个侄子，但是没有历史上的根据），自己出身于威尼斯最有声望的贵族家庭，又曾在政府的许多部门服务，也曾带兵作战，现任的统领一职，是终身制，他半年之前当选时，获得41票中的35票，他自己尚在亚威农（Avignon，法国境内，是教皇驻跸之处）作外交上的交涉。据他向朋友道说，他从未企求或运动这职位。然则何以几月之后，冒此大险，以致身败名裂？

斯东诺的导火线虽没有根据，华立罗与造船厂头目伊沙内罗及其他员工的来往却是证据确凿，所以后来判死刑的不只他们两人，而有10余人之多。这些情形引起拜伦将他自己在19世纪初期的阶级斗争思想写进华立罗的头脑与口中。可是华立罗从未表示他要领导工人运动，同时这种运动放在14世纪中叶的威尼斯，也是不合情理。1355年去黑死病不远，欧洲人口一时大减，劳动力缺乏，已经引起工资普遍增高，因此也用不着促成暴动去提高工人的地位。

德拉克洛瓦的油画，代表着法国大革命前后一般市民阶级企求自由的精神。他们所反抗的暴君乃是旧体制（ancienregime）的遗物，亦即是贵族、僧侣的领导人。以这种题材，加之于华立罗和威尼斯，则又不免张冠李戴。华立罗很可能的有做威权皇子（authoritative prince）的决心。他很可能认为威尼斯的统领应有实权，不当受城中贵族层层节制。有些历史家认为他是主战派，他之发动政变乃是希望与热那亚作战到底，不为和议派的压力所转移。果真如此，他的悲剧并没有浪漫画家笔下牵涉之深。只能当作一种政治上和技术上的问题，也只有片面的历史意义。

今日我们检阅陈迹，去华立罗企图发动政变已600多年，去浪漫派诗人与画家的笔下宣扬也超过一个半世纪。我们与其跟着拜伦和德拉克洛瓦去猜测这悲剧人物的心清，倒不如质问何以他的心情会引起后人如斯的注意。这题材既为舞台上的脚本，又是沙龙中的名画，则作剧作画的已经准备将此情此景永远保留，吟咏观摩。难道这1355年4月17日的一段往事真有如是魅力？

我的答案则是引人入胜的不仅在于当时一段事实，而是牵涉着这事实的背景。拜伦说得好：“统领华立罗的阴谋，是现代历史中一个最奇特的政府、城市和人民的年鉴中最值得注意的事件之一。”接着他又说：“凡事涉及威尼斯就是不平凡。她的容貌像一个梦，她的历史像一段传奇。”

关于威尼斯的外形和面貌，已有两位现今的作家指出：“威尼斯世间无匹。有理智的人不会在这地方建造一座城市。”时至今日，这城市内历史上有名的建筑物，都有继续沉浸在水中的危险。国际间援救的组织，正设法将软泥注入这些建筑的地基内，希望将之抬高。

其所以如此，乃因威尼斯向来就不是计划中的城市。西元500年前后，几批日耳曼民族的部落侵入意大利半岛，此城乃在仓卒之中创设。一部19世纪的历史如是说：“他们都是难民，为数四万余，在5世纪被蛮族逐出他们的故乡，在这海沼之中避难。此处土地经常移动，处于咸水的沼泽之中，难民发现无土可耕，无石可采，无铁可铸，无木材可作房舍，甚至无清水可饮。他们（仍然）在此创立了黎多（Rialto）的港口。”

所谓黎多原来泛指威尼斯各岛，今日则为两个主岛之一，在西边，与东边的圣马可（San Marco）毗邻，中间只有一条大运河分隔。历来的安排，商场都在黎多，政府官邸及群众的广场则在圣马可。此外尚有环绕的诸岛，已属次要。这威尼斯城处亚德里亚（Adriatic）海之北端，也算是东西海岸的分歧点。两岛去大陆只有2．5英里的距离，其中大部分可以徒涉，可是内中却又有很多深水的水道，非本地人莫识，所以易于防御。在她1000多年的历史中，威尼斯曾数度濒于被侵犯的危险，可是直到1797年拿破仑将她拨给奥国之前，未曾为外国军队占领，其受大陆农业的影响也至微。

拜伦所说，威尼斯的历史可以当作一段传奇看待，虽然容易体会，却无法直接的形容，现在容我作如是的解释：

过去约2000年来，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的政府，大体都是君权政府。君权的根据，总是“君权神授”。既有宗教上的意义，也有道德上的附带条件。要是神启示于人，作之君，当然责成他率领臣民为善，否则就没有逻辑上的意义了。我们尚在它阴影之下，不容易遽尔体会到这种观念的源远流长。中国到20世纪的初年，才取消帝制。即英国在17世纪初年詹姆士一世也还在提倡君权神授，他自己著书不算，还一再口授政教合一的宗旨，曾亲自说：“没有主教就没有国王。”（no bishop，no King）其要义也就是要不让他派出僧侣管制臣民的心灵生活，就用不着由他出面做国家之首长。

在这时候如果有人出面说：我偏不信你这一套。人生的目的，最初无非丰衣足食，既能温饱，则求繁富。然后得陇望蜀，更憧憬于权力与幻想间的各种欲念，只要我能达到目的，也不关你事。至于我的善恶，也有我自己的良心作主。我与神的关系，更非你与你的主教所能干预。

这种意见，也可以算是资本主义的原始思想。说来容易，做去却行不通。即杨朱为我（第一章）也有这种倾向，已经被孟子与墨翟一并骂为“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显示历史上的既成因素阻塞着“自由的构造”（free construction）。然在西元之前，东西的哲学家能够提出上述意见时，各种权力的组织早已画疆分土把世界分割得干净。社会制度也与这权力的系统为表里。又直到最近代，经济的展开也非常的迟缓，更不容各个人或者一个集团的人设想他们的私人财富可以继续扩充，终身没有限制。

威尼斯则在这不可能的条件内产生了一段例外，无须将上述意见特别标榜，却已经在事实上证明，“自由的构造”事属可行。她最起初的历史，约略的概述如上，有如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威尼斯对意大利大陆上的政争，不涉足加入，也真有“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态度。可是当初的40000难民经过几个世纪的移民和繁殖达到10万左右，早已超过“不足为外人道”的打算。威尼斯首先以鱼盐之利在波河（Po River）及亚德里亚近海立下了一个商业上的基础，以后向东发展，执地中海商业之牛耳，可以说是在缺乏政治、宗教、社会上的各种限制与障碍，得以将其组织，全部适用于经济上最合理的规范上去，以资金之活用（wide extension of credit）、经理雇用（impersonal manage-ment）和技术上的支持因素共通使用（pooling of servicefacilities）的原则，使所有权（ownership）与雇佣（employ－ment）结为一元（详第一章）。其国家势力既膨胀，个人活动的范围也扩大，有野心和志气的年轻人，起先在蜈蚣船（galley）上作弓箭手，参加海外旅行，开始带货，次之参加股份贸易（col-leganza），将资本愈积愈大，以后在海外建农场，在大陆造别墅，和在大运河河岸盖房舍都不是不可能的事。

固然威尼斯的重要位置，包括海军将领的地位，常为贵族垄断。但是13世纪之前社会流动性大。直到1323年后，才规定贵族及其家属（经常1000至2000人，代表200家以上）代表“大会议”（Grand Council）的会员，而威尼斯的贵族仍只有少数拥有地产，大多数还是城中绅商。同时贵族只是一种身份，不一定富裕；富裕的绅商却也不一定是贵族。

从一个历史家的眼光来看，赚钱不是唯一的要事，只是这个城市国家人口一经固定在10万左右，经商给了他们一个共通的目的，而且紧凑的居住在海岛上，他们也感到休戚相关。再加以威尼斯有了好几个世纪不断的发展，在这经济生活中，经常产生一种生活上的动态，富于打破环境的经验，与众不同。和欧洲中世纪大部分尚在一成不变的情形下比较，愈显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动活泼。所以拜伦一方面嫉视威尼斯的贵族，一方面仍觉得威尼斯传奇性的不平凡，有令人寻味之处。

布罗代尔说：“资本主义之发展中，一个重要的因素乃是愿意冒险，愿意投机。”他又认为“欺骗”也是因素之一。“这竞赛的规则乃是发明一种新规则——去针对市场的现行规律和手段，使它做不同的运转。”为什么另外一位经济学家，在他的书里强调“浮士德眼界”（Faustian outlook）（浮士德是一位传奇人物，可算作不安本分，一心要打开现局的代表），是现代经济的哲学基础？得陇望蜀乃人之常情。目前的问题既已解决，则企图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单调的目的既已达成，则开始制造繁复的问题。以前不合法不敢尝试的事项现在则使之合法且毅然尝试。这种突出环境进入新领域的精神使威尼斯的历史成为一段传奇。人家能如是想，只有此城能如此做。

威尼斯和她10万左右人口，有似中国明朝的偏僻小县。她在1000多年的历史中，也做过一些不仁不义之事。可是她的成功并不是使全部公民都成市侩。她曾防止土耳其人势力西侵，成为文艺复兴的中流砥柱。她的建筑和几个世纪以来收集的美术品，至今仍是传世之宝。她的印刷业，也一度是西欧文物的先驱。而她在商业组织与造船业的成就，当然更在世界历史里树立了一座里程碑。

威尼斯之成为一座自由城市，大部分由于历史上各种因素的不期汇集。她紧靠着意大利半岛，原属西罗马帝国。自从日耳曼民族在5世纪席卷意大利半岛之后，东罗马帝国（国都在君士坦丁堡，也称拜占庭帝国，实系希腊人经营的一个王朝）的查士丁尼（Justinian）皇帝曾于6世纪中叶一度派兵恢复半岛上的大部疆土。可是日耳曼民族的问题还未解决，回教徒的势力又伸张，查士丁尼死后，拜占庭帝国仅能保持意大利半岛靴形的疆域中的靴尖及足跟的小部分。威尼斯及今日之南斯拉夫海岸，名义上仍为拜占庭帝国的领土，实际上则为独立。

意大利半岛也迭经其他民族与王朝的侵占。西元800年教皇李奥三世（Leo III）加冕于查理曼，使他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也是在名义上恢复西方帝国的办法。其实查理曼所控制的土地在北方，其居民以操德法语的为多。此例一开，只引起以后近1000年教皇与查理曼之继承人在各处争权。神圣罗马帝国始终在今日之德奥，但是她的势力又侵入意大利。威尼斯除了极少数情形之下，对各方都不得罪，只保持她实质上的独立。同时她以外交手腕，获得各处通商和免税减税的权利。

威尼斯扩张的经过，可以最简单的几个整数日期概况之：西元1000年前，她的经营大致不出波河两岸及附近沿海。1000年后才伸张到亚德里亚海里去，并且参加近东（Levent）的贸易。1200年后经过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威城大为扩张海外殖民地，连接一连串的领土、港湾和重要城市里的居留地造成一座商业王国。1400年后，才在意大利大陆拓土，可是这“朝西的发展”也象征着朝东及海外的发展已趋尽头。1500年后她虽然以精力和财富对文艺复兴有实质上的贡献，在其他方面的成就则大不如前，虽想保持几百年来经营的海上王国，事实上已不可能。如此粗线条的纲要不免为专家所笑，在此却符合我们的需要。

初期资本主义的成功，端在专利，专利则要消灭竞争者。威尼斯首先制盐，她又有船只，通行附近各口岸，于是早期即为波河各处食盐的供给者。但是威城自己所产的食盐不够供应，即由政府出面，定购其他产盐处的全部生产，同时也向消费的城镇订约，供应他们全部需要。虽然有时也通融产盐的市镇，少量的直接供给邻近的地区，但是一般的原则，不让买方和卖方直接碰头，威尼斯做中间人。这种办法也为其他市镇所乐于接受，因为这些城镇也有他们自己的食盐专利，批发的来源和出路一固定，这些市镇也可以对民间专买或专卖。同时威尼斯也派有警卫和船只巡行波河。

从食盐的供应推广到食粮。小麦的供应不能全部管制，无法专利。但是威尼斯首先鼓励各处剩余的食粮发送到她城中发卖。在一定时间之内，她担保最低价格，如果找不到主顾，由本地政府承包收买，逐渐的指定威尼斯为亚德里亚海的特定市场（staple city）。她派船只将亚德里亚海的海盗肃清，勒令所有的运粮船一律都要到威尼斯卸货。威尼斯商人私自将粮食直接运往其他港口将遭严罚。各处来港购粮的船只当然也不是全部空舱而来，于是木材、蔬菜、猪肉、薪炭，都集中于威城海沼之中。在今日之南斯拉夫沿岸的两个港口城市，一为查拉（Zara），一为拉固沙（Ragusa），也有相当多的船舶，想在商业上出头。威尼斯派兵占领这地区，于是土人不服，叛变的情事在历史连亘的发生。可见得自始至终威尼斯的政府要不是商人的发言人和主持人，就是他们的武装和后盾。

地理位置上的优势，对威尼斯历史的发展有决定性的影响。近代作家汤普森说：“只要看地图，我们也可一目了然，威尼斯是距欧洲中心点最近的港口。日耳曼的商人在此地先与海岸接触，中东的商人也是由此地将他们的货物资运到距市场最近的地方。”其实此优势还不限于直线上的短距离。意大利半岛的北端与大陆的主体相接之处，只有几个为数不多的要隘。在东部与德奥相通的为布仑纳隘道（Brenner Pass），从这高地到海上是一段没有障碍的大斜坡，直达威尼斯。西部则以圣伯纳隘道（St．Bernard Pass）通日内瓦及法国之香槟省（Cham-pagne），后者在中世纪的市集经常引起国际商人注意。而当地的货物一经圣伯纳南运之后，也可以循波河东流而入海，与威尼斯也是近在咫尺。

威尼斯在亚德里亚海的另外一个好处，则是避免了海上的侵犯者。意大利曾被称为“世界上被外人侵占最厉害的国家”。我们剔除陆上的来犯者不说，海上的来犯者，通常来自西南海岸，如法国之诺曼人（Normans）、西班牙之亚拉冈（Aragons）、北非之撒拉生（Saracens）等是，而不及于北岸。这样威尼斯将达尔马希亚（Dalmatia）（即前述之南斯拉夫海岸）控制之后，比其他自由城市有了最初几百年没有被间断发展的优势。而达尔马希亚之森林，也成为威尼斯日后造船不可少的材料。

威尼斯的船只向地中海东部发展之际，十字军东征应时而发生。初期的东征采取陆路，但是不能缺乏海运的支援，同时十字军既在中东获得立足之地，跟随着军人的各色商人也向圣地进发，而天主教徒对圣地的膜拜，更支持一种新生的旅游业。而这些事情的背景则有西欧的经济，经过漫长迟缓的发展，在11世纪后表现突然开朗起来。于是对威尼斯经商有利的条件一时汇集。她向东方输出之货品有毛巾、木材、金属，内中尤以铜、银在中东最受欢迎。从东方输入的物资包括丝绸、食糖、香水、木棉和调味香料。后者包括胡椒、肉桂、豆蔻等，来自远东，通常容积小，不多占船舱位置，所以每一容积内价格高，为冷冻尚未发明之前储制肉食之必需品，西方又无其他来源，所以最为重要。

谷物的供应也是威尼斯商业中重要的一环。迄至15世纪之前，威尼斯无意作食物之生产者。她的食粮来自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甚至远至小亚细亚及黑海之滨。威尼斯宁愿做食粮的转口商，乘着各处气候不同、收成有盈短、粮价有波动时赢利，而不愿自己经营农业。这和中国官僚处处筹谋食物之自给自足，不鼓励各地专业发展其所长，忽视分配与运输的组织有绝大的不同。威尼斯的态度影响西方的社会心理至大。

贩卖奴隶是初期商业链条的一个重要环节，威尼斯参与其事，视作当然，也没有在各种记录中留下在良心上责备的痕迹。基督教徒的一个观念，则是信徒不使同教人做奴隶（因为根据他们的信念，一个人要受洗礼，才真是神前的苍生赤子，否则仍是野蛮人，让他们服役于无酬给的劳动，也不为过）。即算这种信条，也是规避的办法，例如拜占庭帝国的人民属于希腊正教，名义上属于天主教之威尼斯即可以强辞的说他们都是异教徒。俘虏只是奴隶来源之一，大部分奴隶出于本地人之绑架，在希腊境内尚有特别组织的公司专营此业，他们将捕获的人口贩卖与他种人。再有则中世纪以来，海军、海商与海盗，难有实质上的区别。有些武装商船突然出现于无防备的海岸，掳获女人和幼童亦常有之。非洲的黑人可以北运，斯拉夫人可以南运，希腊人和鞑靼人可以西运，并没有一定的型式，也没有一贯的主持人。奴隶在意大利多为家中仆婢，有的也为妾媵。在中东有的为宦官，在埃及收入军队里。土耳其各部落的习惯则专门收集年幼的奴隶，训练成为特种干部，储备为日后的高级将领。看样子也是当时奴隶来源充裕，于是土耳其人利用这种环境，使这些没有家庭关系的年轻人为他们舍死亡命，日后也收到种族通婚的成效。不过，大多数的奴隶则被发放于克里特及塞浦路斯（Cyprus）岛种田割甘蔗。迄至1000年左右，威尼斯是欧洲最大的奴隶市场。至1366年威城才禁止公开拍卖人口。不过零星贩卖奴隶之事，仍常有之。这类事情以及威尼斯在亚德里亚海发展之经过，只显示资本主义国家之初兴起时其积存资本不择手段，有时难以避免中国人所谓“为富不仁为仁不富”之说法。

十字军一开始就把资本主义的冒险精神与宗教上的虔诚混为一谈。参与者固然是和回教徒作战奋不顾身，一方面也在趁火打劫，顺便侵略拜占庭帝国，觊觎希腊人在中东的属地，包括今日在叙利亚及以色列沿海各城镇。意大利沿海的三个城市国家，即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Pisa），又经常内哄。他们的争执，尚牵涉到爱琴海及黑海各处之发展与在拜占庭帝国经商的优先权。简略言之，即是在地中海制海权这题目上争霸。

这些事迹已经很复杂。而内中情节之传奇性接近荒唐者，无过于十字军之第四次东征。其荒诞不经，一位历史学家称之为“可耻的光荣”（shameful glory） 。

第四次东征之领导者为香槟之元帅威哈陶因（Geoffrey deVillehardouin）。香槟省的伯爵，同时为英国、法国两国王之侄子，所以由他发动组织第四次东征，欧洲各地的武士响应热烈。威哈陶因与威尼斯的统领丹多罗（Enrico Dandolo）签定合同，预定参与东征的有骑士4500人，侍骑9000人及所有的马匹、步卒20000人，于1202年6月24日在威尼斯集合，后者供备船只筹备给养一年，为价84000银马克。威尼斯本身再配备武装船只50艘，无代价，但是东征获得领士，威城得分享其一半。

在预定集合之前，这种协定已有相当的蹊跷。参加十字军的人物鉴于前次的经验，认为要彻底解决回教徒的势力，只有继续南进，彻底打击埃及。而威尼斯则因为商业的利益，和埃及订有密约，不打算南犯。威尼斯的眼光针对北方，并且怀疑拜占庭帝国和回教徒也有秘密的协议，而事实也确如此，他们已经在背面接头。

可是在表面上讲威尼斯已经履行了她的合约，在1202年各事都已准备妥当。运输船舰200多艘，有的尚系特别新造，船头有舱门专供马匹上下。此外武装船只之蜈蚣船，因一船有100多名划桨手，当船桨伸出时状似多足的爬虫，其所谓武装，则系近敌时，此100多名桨手都可以投入战斗。威尼斯整备蜈蚣船50只，最低限度即需划桨手6000人，虽说部分可以在亚德里亚海北岸斯拉夫人的地区招募，以一座只有10万人口的城市国家，如时完成这样的整奋，也可谓已经竭尽其力。

可是威哈陶因不能履行他的合约。东征人马预定33500，届时只有10000人凑集停当，同时他们没有办法筹集84000银马克之供应费。领导人再三请赞助人捐输，也只凑得50000银马克。威尼斯则坚持合同里的条款，不能减半的或部分的执行。这10000远征军驻扎于威尼斯一座外围岛上，进退不得。

统领丹多罗年已80多岁，双目失明，在各种记录之中，也是一位传奇人物，有些历史家臆度他早已预料威哈陶因无法履约，于是胸有成竹。然而这时的查拉，在匈牙利国王援助与怂恿之下，又叛变威尼斯，势为一个新对头，也可能为亚德里亚海商业间的竞争者。况且地处于威尼斯船舰往东途中，也是今后安全的威胁。

丹多罗即建议，如果东征的武士会同他剿灭查拉的叛变，获得的战利品不难抵作合同内的供应费计算。西欧的武士无意将对土耳其人及埃及人作战的计划用在斯拉夫人身上，同时这一改变计划要他们攻击基督教徒的同教人，只是船只与供养都在威尼斯人手里，他们驻地和威尼斯也有海沼之隔，总之无可奈何，只好听丹多罗摆布。

十字军不费气力的攻占查拉，已是1202年的11月，而且这地方一被占领，拉丁的武士即与威尼斯海军队伍因争夺战利品发生冲突，双方经过制压之下，没有酿成大变，但是严冬快要降临，于是决定在查拉过冬，明春再向圣地进发。

此时即有所谓阿鲁修士皇子（Young Alexius）出现。阿鲁修士皇子是现下拜占庭皇帝阿鲁修士三世的侄子。据他称叔父篡位，并且又对十字军的运动毫无贡献。如果威哈陶因的10000人和威尼斯的海军帮他进军君士坦丁堡，赶走篡位的叔父，他自己登上拜占庭大宝之后，当立即打开国库，尽量的支援东征，甚至还派兵10000人参加战役。十字军的武士既已在查拉有了一次的改变路线，再迂回一次，也无碍大局，况且他们也早闻名于君士坦丁堡之富裕，所以除少数的武士不同意而中途退出，大部分船舰人马，放弃了东征的路线，而移戈北向。

经过一场战斗，君士坦丁堡被十字军占领，但是在纷乱期间阿鲁修士三世出走之前，已将国库金银及珍宝携走一空。阿鲁修士皇子虽登极为阿鲁修士四世，他的政令还不能奉行，他颁布的新税也为人民反抗。他自己率兵企图擒获在逃的叔父，也没有结果。此时十字军已退出城外驻扎，他们向阿鲁修士四世讨账，从夏至冬毫无结果，有一次还几乎为拜占庭人设伏所害。

1204年年初拜占庭帝国里的希腊人发生政变，他们将阿鲁修士四世处死，又立了一个新皇帝，称阿鲁修士五世。新皇帝对西方联军毫无负担债务的表示，却一心着手修理君士坦丁堡的防御工事，于是丹多罗和威哈陶因商量，决心推翻整个拜占庭希腊人的政府，另推选西方来的一个贵族作皇帝，也另派一个威尼斯人做君士坦丁堡的主教。事成之后新皇帝管辖国都与国境1／4的地方，其余3／4，由威尼斯和十字军的统率人对分。这就是日后威尼斯占领君士坦丁堡3／8面积的由来。

第二次攻城战发动于1204年4月，以威尼斯战舰出力最多，这些战舰上面装设着攻城工具如掷石机和云梯。其桅杆上则装有平台，当船舰行驶至靠海的城墙边上时，平台上的战士缘着绳索跳上女墙，又再援引其他的战士登城。第一座碉堡被占领，其他的工事也望风瓦解。城破之后战胜者执行传统的奸淫掳掠三日。联军统帅命令所有的物品缴纳集中均分，据称财物值40万银马克，又有甲胄一万副。十字军人的回忆录都认为威尼斯统领丹多罗为全部经过之主宰。他的筹谋不见诸文字。很可能他认为契约与债务必须严格信守，如果国家的首长不负责，可以责成全民负责。

可是如此一来，十字军恢复圣地的目的全部置之脑后。将希腊瓜分只能在纸面上为之，然则事实上除了君士坦丁堡之外，西方的武士也在重要区域及据点布置了不少的藩属地带。而以威城占领的地区最为广泛。在君士坦丁堡，所辖包括码头和港口。她又付出一部分现金，获得克里特岛全岛的所有权。在爱琴海则取得一座叫黑桥（Negroponte）的港口，在希腊半岛的东南则又控制了莫登（Modon）及柯仑（Coron）。这些据点再加以威尼斯原已控制的查拉和拉固沙，和中东海岸基督教徒原已据有的亚魁（Acre），内中也有威尼斯的居留地，就造成了地中海上商业王国的立足点，与近代英国之控制直布罗陀、马尔他岛、亚力山大港及苏伊士的情形类似，只是威尼斯先动手了600年。同时她又与拜占庭的拉丁皇帝订有条约，凡与威尼斯作战国之人民不得来帝国经商。直到1261年拉丁皇帝被推翻，威尼斯实际上独霸着东地中海的领海权56年。但是东罗马帝国成为一个被分割的殖民地，有些历史家认为是不出200年后土耳其人占领君士坦丁堡的先声。

读者看到这里也可充分的了解威尼斯的政府不是我们平常心目中的政府。它凡事都以威城商业兴趣为转移。有人曾说历史上的威尼斯是“一个没有领域的城市”和“一个商人共和国”。“它的政府即是一个股份公司。它的统领就是它的总经理。而参议院，就是它的董事会。它的人口，就是它的股份持有人。”虽过于简化事实，却给一般读者一段直接的概念。

从丹多罗的事迹看来，威尼斯的统领出将入相，可能掌握相当的权力，不过这权力逐渐地被检束，否则一个半世纪之后，华立罗就用不着采取兵变方式夺取政权了。这后面的背景，也是人文发达，商业组织趋繁复，大凡有技术性的问题，委员会的处置比寡头政治来得有效。在此条件下，威尼斯的贵族逐渐抬头，他们一方面凌驾于一般平民之上，一方面也就减缩统领的职权。

威尼斯的统领系终身制。最初的统领由拜占庭帝国任命，从11世纪以来，都由本地人士选举产生。自西元726年至威尼斯1797年灭亡，全部统领的名单仍在，共119人，所以在1071年的历史里，平均任期为九年。这统领的职务也是世界上依选举制而产生之最久者。

统领名单也表现威尼斯初期政治中大家巨阀的力量显著。例如西元811年至942年之131年中，帕底西巴扎（Participazio）家任统领的7人，西元887年至979年之92年中堪定诺（Can－diano）家任统领者5人。自1096年至1172年之76年间，有62年之内统领的职务不出于麦其尔（Michiel）及其女婿之家里。以后遗传的力量仍是雄厚，例如康大黎尼（Contarini）家有统领8人，摩洛西尼（Morosini）家出统领4人，即丹多罗家也有4人任统领。不过同一家的统领，不集中于一段紧凑的时间内，表示威尼斯这些有声望的家庭始终在岛上保持他们的门第，只是最高的权力不为任何一家垄断而已。

统领虽为终身制，但被弹劾的情事亦经常有之，像华立罗被判死刑虽算特殊，但是威尼斯的统领被暗杀、被罢免和被流放者重见叠出，不足为奇。吊诡（paradox）的是在此种情形之下，威尼斯政局只历经极短时间的颠簸，仍能保持长期的稳定。像华立罗事件之迅速而有决定性的处理，即未产生任何余波，其后面之背景是：威尼斯之贵族（大约200家），代表着1000多人的大会议，始终不放弃对局势之掌握。

防制统领大权独揽，威尼斯采取种种办法，有些甚为离奇。

统领之选择以秘密投票方式由41个选举人决定之。但是这41个选举人自身却经过一个极为复杂而又琐碎的办法产生。自1268年之后，首先在扩大会议有资格的会员内抽签而产生30人，次在此30人内抽签淘汰而为9人，此9人即开始选举40人。此40人又不是选举人，再用抽签的方法淘汰为12人，此12人又选举25人。再用抽签的方法淘汰至9人，此9人再选举45人。此45人经过第三次抽签淘汰为11人，这11人才选举出来上述的41个统领选举人。全部程序一共抽签5次，提名投票4次，有如“三跪九叩首”，还只产生了41个选举人。

另外一个防制统领擅权的办法，叫做“统领的誓辞”（promissione）。这种誓辞由来已久。最初不过是一种形式，由就职的统领自己拟稿，表示他愿意尽力履行他的职责。可是后来越来越复杂，11世纪之后，新统领就职前，由一个特别委员会草拟誓辞，另外一个委员会检阅前任统领的记录，如果发现以前没有防范得周到，使前任统领得以自由行动的地方，可以在此时提醒草拟委员会注意，将防制的办法添入誓辞之内。于是誓辞等于一件合同。在1229年威尼斯责成统领翟波罗（GiacomoTiepolo）的誓辞，新统领除了他的薪水和附近城市所进贡他份下所得苹果、樱桃和螃蟹之外不得在职务内有法外之收入，他主持自由捐款，尊重国家秘密。不能单独与教皇、东西罗马帝国的皇帝或其他国王有私人文书来往。他接收的礼物有极严格的限制。他不能提出统领的继承人。1275年统领康大黎尼（JacopoContarini）的誓辞，则禁止新统领（时年81岁）未得扩大会议同意与外国人结婚、他和他的儿辈不能在威尼斯所辖地域之外购买地产、不得承购政府的公债、他们在威尼斯殖民地内的地产限于统领就职一年内转让与人。他的儿辈除任驻外大使或船长外不得在政府内接受任何职务。

威尼斯之成为一个城市国家，初时接受希腊罗马传统，最低限度在外表上，政府的权力由全民大会（general assembly）产生。全民大会本来就没有严格的形式，不过在产生新统领和宣布重要国策时，群众聚集于圣马可广场，有些则栖身船上。通常一声叱喝，算是在民意上获得表决。在社会进化、政府组织越趋向技术化的条件之下，扩大会议（great council，Maggior Con－siglio）在13世纪成为真正权力的基础。这会议囊括威尼斯所有重要的家庭，当初也包含着在大陆上领有土地，可追溯到以前家世的贵族和城中重要的绅商。可是其间的界限，越来越含糊。1297年后，扩大会议固定其会员资格，限于以前曾任会员。1323年会员之资格可以世袭。不久之后所有会员及其婚姻子孙记入“金谱”（Golden Book）。其中男性之成年人，通常1200人至2000余人，为扩大会议之会员，凡是威城政府之重要职务，无不被他们揽纳。因为扩大会议最重要的职务为选举，通过选举权，此机构也是全市权力的基础。我们所说威城的贵族，在13世纪之后，也纯粹指金谱上有名之人士，很多专靠祖先经商起家。不过这并没有完全截斩社会的流动性，金谱之世袭由父系决定，没有不能与平民结婚的限制。平民也仍能经商致富，超过金谱有名的人士。以后少数的贵族，有些沦落到极为穷困，目不识丁，靠救济金生活。亦间有平民也被升迁为贵族。例如1381年威尼斯击败热那亚来犯之后，有平民30家包括一些小商人和工匠因军功升为贵族。

大会议人数太多，不能主持经常性的事务，于是授权于参议院（senate）及四十人委员会（council of forty）。这两个机构有司法及立法权，有时也合并开会，四十人委员会对刑事案件有复审权，有时像最高法院，有时又起草重要的法案，也像一个委员会。此外统领也有统领委员会，似同内阁。前述的十人委员会，则完全是一个公安机构，所辖如国家保密局。不过威尼斯1000多年的历史内，这些机构的性质常有变动，并且很多政治上的问题以幕后征集意见解决。各种临时委员会（zonta）也多得不可胜数，如判决华立罗死刑之法庭，即系一个临时委员会。通常一个带活动性的政客，同时兼摄好几处的职务，如海军高级将领也出席参议院的会议，舰队的司令官则由统领和四十人委员会的头目商询后委派。总之各种任务互相牵连重叠，没有一个机构能独行其是。一般各机构的任职为一年，连选得连任，被选人一定要服务，不许推辞。

以今日看来，我们可以觉得威尼斯的体制，让人口内6％至7％的贵族去垄断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活动，无乃专制之甚。可是这在中世纪即算役有十分的民主，也已算开明。因为全民自治事实上不可想象。在几个小岛上，以一两千人主持国政，也包括了大致上应该缕列的人物。欧洲在中世纪趋向近代时，占有土地之贵族（landed nobility）和新兴的绅商常发生冲突。威尼斯没有封建的传统，也不设陆军，在大陆上作战通常以雇佣军（condottieri）为之，抽税则以间接税（如关税、货物转口税、食盐公卖等）为主。在这种条件之下，避免了上述的冲突，即在15世纪之后，在大陆上拥有相当多的领土，威城人士经营的农场仍只以收入为主，其财富不特别造成一种政治上的势力。

威尼斯名义上信奉天主教，但是她不受教皇约束，是另外一种独特的现象。威城有60个到70个教区，每个教区的神父由区内房产所有人推举，然后由主教任命。主教及其他高级的僧侣，由参议院提名后由统领通知教皇，教皇可以不同意，但不能自推候选人。威尼斯有她的圣主（patron saint），此人即是圣马可，其意义有如中国之城隍。威尼斯圣马可教堂与统领之官邸毗连，等于统领的附属教堂。于是全城的宗教事宜也带有独立的气派，一般僧侣受贵族监视，有如各种文官组织。于是引起一位现代学者说：“威尼斯之处置教会事宜，好像罗马简直就不存在。”

当神圣罗马帝国与教廷长期斗争之际，威尼斯能够在两方之间左右逢源，由来已久。1177年她曾以和事佬的身份邀请神圣罗马皇帝及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在城中会面。中世纪以来，教廷与各处侯王及国王冲突时，教皇执有一种可怕的武器，即是“开除教籍”，此处分加于国家首领及于全国全城。当施行时，对被处分者之从属关系及所作誓辞与契约及义务，一律取消无效。天主教的神父也不得为他们主持养生送死的仪式。凡婚姻关系遗产转让等之受教规决定者，也失去凭籍。被开除教籍的人旅行于异域，即可以被本地人拘捕，他们的船只和货物也可以听由掠取没收。历史上有名的事例，曾牵涉到神圣罗马帝国之亨利四世及英王约翰，均在这种处分下不得已向教廷屈服。威尼斯受开除教籍的处分不只一次，前已述及。1308年威城干涉费瓦瓦（Ferrara）王子之继承，而后者是教廷利益所在，因此被开除教籍。一时费瓦瓦附近的城镇联合抵抗威尼斯。威城不支，最后向教皇道歉赔款了事。但是如此事情只产生外界的困难，没有引发内部真正的危机，也仍归功于威尼斯之有力管制域内长老僧侣。

自12世纪以来，在今日德国境内之王室贵族，分为两个党派，其影响所及也波及于意大利。保皇党（Ghibellines）支持神圣罗马帝国之中央集权，其幕后多为各地之大地主及有历史地位的贵族。亲教廷派（Guelphs）多数赞成本地公民自治，通常代表新兴之社会经济势力（32）。这种争执酝酿至13及14世纪，使无数的意大利城市陷于分裂的局面，而威尼斯始终没有介入，这也仍是由于此地地主型的贵族不足构成独特的政治势力，而宗教方面之人员都已归并于城市中薪水阶级之故。

威尼斯之属于资本主义的体制，大部分由于商业资本垄断了政府的功能，有如“提供资本的人操纵了工业的很多部门，而主要提供资本的人则是经商的贵族”。而这体制，也是由于此城市特殊环境及特别机缘而产生。韦伯所谓资本主义的精神出诸清教徒，宋巴特谓之出诸犹太教（详第一章），与威尼斯的情形都不符合。说到宗教，我们还可以提出自中世纪以来，天主教对于“高利贷”（usury）有极广泛的解释，甚至一般的贷款收息，也属于usury，不仅禁之于僧侣，也及于一般信徒。威尼斯首先不顾这种禁例，后来教堂的申饬比较严格，威城表面服从，也颁布了一些防制高利贷的法令，实际则留下技术上的漏洞，放贷收息进行如故。

这城市国家的人民，曾被称为“文艺复兴期间最唯利是图、顶贪婪而特别注重物质生活的人民”。不论其公平与否，只是这种气氛与其追究于任何宗派，不如说是人类的共通性格。通过一种特殊的机缘，才表现发挥无余，也更显示其卑劣的一面而已。威尼斯的犹太人，划住在大陆的禁区，只准业医，他们放贷给一般市民，禁不胜禁，这城市国家对付他们也有左右不定的形势。有时候让他们来岛上居住，过一时候又全部驱逐。后来又让他们来城中，更定下规则，每次逗留不过15天，胸前要缝缀黄色的圆圈，而且他们不得在岛上置地产开学校。所以犹太人纵在不同的时间内给了这城市不同的影响，却始终无法取得主动的地位。威尼斯社会上的商业性格，还是要追究于本身的历史与地理。

只是其社会的上层已有清一色的形态，而且统治阶级的经济力量又和他们的经理能力互为表里，其管制下层的条件也比较容易得心应手。在此条件下，她处于海沼之特殊地位仍属重要，否则即不能确切的掌握人口。这城市曾经历传染病严重的灾害，1348年全城约一半人口死于黑死病。以后经移民填补，大部分来自意大利大陆。这些移民既为威城的工资吸引而来，初来时一定小心翼翼的希望被接受，就没有蠢动生事的趋向与动机了。

威城本身没有农业人口，这城市里的工业生产也比较简单。除了造船之外，她不能算作一座重要的工业中心。她出口的毛织品大部分来自西欧及意大利之路卡（Lucca）及米兰。16世纪之后她的纺织业曾一度抬头，以漂染丝织品为盛，其生产方式大部分依赖“外放分工办法”（putting－out  system），经理人将工作分派于海沼内外及大陆边缘各地，并无集中之工厂。其他如玻璃、镜子、肥皂、金属装饰品之制造，当日半属奢侈品，也无从大量的生产。造船和制币用人较多，则经过政府人员密切的监视。

各种作业，另有他们的同业公会。威尼斯一共有百余家同业公会。同业公会除了维持制造的标准，厘定学徒的经历出身外，还有周济本行孤寡穷困的义务，会长由同业推举，并向政府特派的三位法官负责。威尼斯最大的行业是海员，但是海员不许组织公会。此外我们认为是自由职业者（profes－sionals），如律师及公证人（notaries），也没有公会。对外贸易的商人更无需组织公会，因为整个威尼斯的政府就像他们的一个大公会。

威尼斯被历史家一致认为效率高、长期稳定的主要原因，还是内部的结构，自然而然的近于一元化。商业并没有被少数人全部把持，平民仍可参与。即匠工寡妇，稍有储蓄，也可以参加股份（colleganza）的投资。此城市行征兵制。征兵的方法为预先将壮龄男子组成12人的集团，各人派有自1至12的次序，有需要时按次序征召入伍。但是征兵不作陆战之用（陆战用雇佣兵，前已提及），而全部用于海军。在长期间内，威尼斯又常采取战时体制，商船组织护航队，有些尚为政府所有，因此商业舰队与海军之间，出入甚微。总之，他们的活动即为全城安全与生计之所在。这些条件都足以养成上下人心团结。专政的贵族，既没有留给一般平民必须生事造反之动机，又能确切的管制各公会，因之能造成一个长期稳定的局面。但是这方面的成功不能掩饰威城强调特务政治的缺点。密探活动频繁，对劳工谋反的处置过度的严厉。也不能掩饰她的强硬对外政策引起反感的另二缺点，局势不利的时候，便使自己陷于困窘。而特别在这种尴尬的局面之下，统治阶级猜疑满腹，也就在这种时期之中，可能发生华立罗事件之类疑案与阴谋。

从上面的缕叙看来，我们认为威尼斯属于资本主义的体制，已经不容疑义。可是这种论断，仍不能推翻当前的一个问题：资本主义是19世纪创用的名词，我们将之施用于13世纪和14世纪的局面上去，是否在一出一进之间，还没有把疑难之处解释得很清楚，却又产生了新的疑难和误解？

这也就是缕叙至此，我们还不能决定何者是资本主义的共通性格，何者则是威尼斯岛国特殊的情形。除非将其他带有资本主义体制的国家或其代表作过一番类似详尽的缕叙，我们无法用归纳法将以往的事迹归并于现用名词之下，使之解答现有问题。资本主义首先出现于意大利，可以算为多数的学者和作家所公认。以威尼斯作意大利城市的代表，因为她的记录最详尽，局势最显然，发展不仅不遭挫折而且历时最长久。至于其他意大利城市国家的情形也应该有一两段的概述，才能使读者相信威尼斯的发展已经一马当先，在初期资本主义形成时，确是个中翘楚。

先说佛罗伦萨（Florence）：这城市跨越亚诺（Arno）河上，曾先后被日耳曼民族和拜占庭帝国占领，在12世纪成为一座自治的市镇。此间商人力量之雄厚，早有历史根据。有些历史家相信最早的同业公会可能远在1100年或稍后的期间已开始活动，虽说现存文献只能推证到1182年。佛罗伦萨以纺织业和银行业著名。这城市起先输入英国及法兰德斯（Flanders，比利时及法国荷兰之一部分）之毛织品，加工染色之后卖出，以后径自输入羊毛，自织自造。在14世纪初期，年产毛布80000匹，雇用劳工30000人，是世界上最大工业中心之一。佛罗伦萨的银行业与路卡及塞纳（Siena）齐名。他们一部分的业务，是将各国的基督教徒什一捐汇给教会。其实各地早有包税人（tax farmers）包办，银行家接收他们的汇款后并不直接缴解。如英国各寺院的承包人，各银行即通过他们大批收买羊毛，再转送欧洲大陆其他国家或意大利本国发卖。银行之总行则先垫款与教廷销账。于是出进之间获收大利。佛罗伦萨的银行以高利贷著名。普通借款年利30％至40％，有特别风险之利息可至每年266％，所以也有借款倒账，银行关闭影响全城生计之事情。

前述保皇党和亲教皇派的冲突，由德国传入意大利，也使佛罗伦萨大受影响。1282年亲教皇派得势，立刻引起城中7个高级同业公会专政。这7个公会有两个代表毛织业（一个主持进口昵织品之加工，一个主持本地之织造），一个主持丝织品，一个主持银行业，一个主持医药及制肉香料之进口，一个代表法庭之裁判官及公证人，一个主持皮货之贩卖。其中前4个同业公会最为重要，他们挟有雄厚的资本，重要的公会，有私人组织的军队护送商业交往，在沿途设有栈居，能与外国当局协定关税，解决彼此争执，也备有法庭法警和监狱。

原来前述保皇党和亲教皇派的冲突，所谓保皇党代表乡镇封建制度里遗下的贵族（欧洲的封建制度本来就是一种农业社会的组织），亲教皇派代表城市中的重要绅商，此为一种粗枝大叶的解释，实际情形各时各地不同。佛罗伦萨在遭日耳曼民族和希腊的拜占庭帝国进攻后，神圣罗马帝国及教皇企图掌握这地方，两方都从封建制度的组织着手。当日风气败坏，主要的僧侣都私自成婚生子，于是也可能在各处拥有地产，遗传子孙。城市中的贵族则也多在封建制度之下获得不同的附属位置，所以也不算是白手起家。他们力量充实之后，就强迫近郊的骑士在城中备置房舍，最低限度一年之内，必有一部分时间居住于城市之内。这种低级贵族与城中绅商通婚的情形相当多。况且意大利人的家族都用大公司（corporation）的原则组成。有势力之豪族则在城中建立高塔，俯视下面的房舍。于是一段街市成为一座特别的塔垒社区（tower association）。

1282年佛罗伦萨人口有45000。过去同业公会的情形很少提及，我们只知道她于西元1000年前后，随着沿海城市如比萨及路卡发展商业，只因为据在亚诺河中游，又是陆路上的南北孔道，所以不久即成为工业中心。如果她的社会组织也算是资本主义体制，则此种体制也和封建制度结下不解缘，绅商与贵族不分。她的同业公会力量最充裕时，代表着“工业资本主义最紧张也最无忌惮的形式”。他们派出大批探员，对少数与他们作对的劳工，动辄拘捕，轻则不发工资、不给工作，稍重则放逐。而且工人常被这些公会私自鞭笞，甚至被砍手和丧失生命，这时候政府对各公会的处置则一味支持。

这7个高级同业公会觉得他们过于孤立，以后也曾邀请5个中级同业公会及其余的9个下级同业参加政府。其实这中下之间没有严格的区别，他们都是小商店的老板，和工匠自己经营业务的小门户，包括屠户、泥水匠、面包烤户等等。有时候他们对无产阶级的，即对大多数纺织劳工，刻毒超过高级同业公会，并且他们自己蒙高级同业公会的青睐，也不便辜负他们的好意。参加政府的方式，通常只有象征的意义。佛罗伦萨的政府由几个市政代表叫做prior的主持，中下级公会可以好几个合推一个市政代表，或者轮流交接一个市政代表的职位。这些中下级的公会也参加市区里的民兵。佛罗伦萨的民兵组织为20个连。每个连有它一定的地区，各有不同的旗帜，后面都由同业公会主持。无产阶级则不准组织公会。凡是10个以上的工人集会就算违法。1345年，已经算是佛罗伦萨的民主时代（详下段），有一个纺织工人叫做白兰定尼（Cinto Brandini）的企图组织工会，半夜从床上被抓出来，虽然激起同行工人罢工，此人终被判吊刑，不久绞死。

资产阶级纵掌握全局，他们自己也不能和衷共济。读者务必明了佛罗伦萨之公会，所辖并非个人的会员，而是很多小单位。从这些小单位里又影响到很多家族间的恩怨。1301年后这城市里的亲教皇派又分成“黑”“白”两系，而且两方都从甘塞利黎（Cancellieri）的家族中首先出现，很少人能了解黑白争执的原委，只知牵涉极为广泛，甚至同一家庭之内兄弟也为之生隙。

从西元1343年到1382年约40年的时间，佛罗伦萨进入一段称为“民主化”的时期。原因是佛罗伦萨的银行借贷给英国国王，被爱德华三世赖债，引起经济危机，同时黑死病使城中人口减少一半以上，使得民意有了一段伸张的机会。但出头者仍是小资产阶级。城中的9个市政代表，高级公会只占2个，中级公会倒占了3个，下级公会也占了3个，其他一个则在三个等级里轮流充派。1378年佛罗伦萨城发生前所未有的市民运动，工人示威，政府为之垮台，以前不许组织公会之无产者，至此又组织了3个公会，将佛罗伦萨长期历史上的21个公会扩充为24个。他们并且对市政府的财政税收政策提出了很多过激的要求。这城市里的高层人士，也虚与周旋。直到下层民众的组织者以为目的已达而开始松懈时，资产阶级才开始全面反攻，以后反革命的潮流继续扩张，1378年的群众领袖被囚禁放逐，有些也被判死刑。三年之后，连原本已有的民主化也被反革命的势力淹没无余，佛罗伦萨恢复以前资本家专政的形态。

叙述如是之事迹时，历史家曾说佛罗伦萨是一个“政治上的试验管”。她经体验过“贵族主政、暴权政治、中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冲突、有限制与无限制的民主、假民主、一家专政、沙弗那罗拉（Savonarola）的政教合一、混合政府，终至于麦迪奇（Medici）的独裁”。

沙弗那罗拉是15世纪末期的一个神秘主义者，他一面攻击教皇及佛罗伦萨上级人士的靡烂生活，一方面以预言和自创的奇迹吸引下层民众，一时整个城市被他领导，成为实际上的政治主导者。不过他对信徒的要求过于严格，由于群众对他的激情支援不能持久，最后于1498年为他的政敌所乘，被控倡导邪说，受绞刑后尸体焚毁。

麦迪奇一家也是由银行业致富，他们在16世纪提倡自由主义，不明显地控制政府内任何固定的位置，只是用他们的财力和权势操纵佛罗伦萨的政治。在他们领导之下，佛罗伦萨的领域大为扩张，1569年后称突斯坎大公国（Grand Duchy of Tus- cany），麦迪奇其家人相继为大公爵。

米兰有很多地方与佛罗伦萨相似，也是纺织中心，所出锦缎及天鹅绒，驰名内外，也是国际贸易来往的孔道，与附近农业地域毗连，也是冶铁和制造兵器的重镇，因此受大陆政治的影响也愈浓厚。前述城中筑塔，公会与贵族相通的情形也发生于米兰。12世纪的城市自治运动传遍于意大利北部，不仅城市如此，即乡镇与村庄也纷纷出面组织类似地方自治的机构。米兰则因为利害冲突，出兵吞并邻近的地方，引起神圣罗马帝国的腓特烈一世干涉。1162年腓特烈围城9个月，攻陷米兰，将全城纵火焚毁。这城市重建之后又经过12世纪之后半期，及13世纪之前半期继续抵抗腓特烈二世，才真正取得独立的地位，同时成为北意大利许多市镇之盟主。

米兰的小商人及工匠以地下组织的方式构成一种宗教式的会社，在13世纪开始露面，渐有能力推举城内的重要官吏，后来被少数贵族支持，成为亲教皇派。和他们相抗的，大概以低级贵族和大商人为主体，受城中大主教的支持，成为保皇党。其中情节之复杂，虽专家不敢作确切的论断。只是政争结果，保皇党获胜。曾任大主教之威斯康堤（Visconti）一家即以此为本钱，起先取得米兰主政的地位，其次将之固定于家内世袭，在14世纪末期更得到神圣罗马帝国的承诺，称米兰公爵（Duke of Milan）。15世纪威斯康堤一家断嗣，他家一位私生女的丈夫史伏查（Sforza）又接着为米兰公爵。1535年此城及所辖地区为西班牙吞并。西班牙治理米兰几近200年，终在国际战争中转割与奥地利。

热那亚与威尼斯有很多相像的地方，她也是一座海上的港口，人口也保持在10万左右，也以造船业和对外贸易著称。并且因为经营近东商业，和威尼斯长时间作对。她于1298年海战打败威尼斯，1380年又几乎大获全胜，舰队已经逼近威尼斯的海沼，直到最后威尼斯东巡的舰队回航，才将她打败，热那亚自此一蹶不振。

威尼斯由一个海沼与大陆悬隔，热那亚背海的部分则三面环山。后者的权贵多在大陆接置地产，因之热那亚的政治不能脱离意大利大陆上保皇党及亲教皇派的纠纷。拥有地产的贵族在城中竞争失败被放逐，纵避居林下，仍近在咫尺，也可以随时卷土重来。因此热那亚的政治经常不稳定。商业的政治力量需要农业势力扶植，政争时两方都向外界乞援，成为长期以来的习惯。1396年乞援于法国，兹后法国在此地派有总督，热那亚实际上失去了她独立的地位，再也不能在意大利或海上成为第一流的城市国家。

意大利历史向来以繁琐令人视为畏途，其中无数的末枝细节，无从一一缕列，也无法整理。可是从研究资本主义起源的立场，对其中的夹杂啰嗦却不难给予一个笼统的概说。当资本主义的一些因素在意大利初现时，和封建制度没有一个可以一刀两断的界限（但是我仍主张不用资本主义萌芽等字样，以免发生误解）。封建制度的三个基本条件，即威权粉碎、公众事务变成私人产业和武士传统（详第一章），在前述佛罗伦萨和米兰的情形下，都可以被新兴的城市国家和同业公会相沿引用。不过封建制度发展的地盘在乡村，以农业为基础，新兴的工商业出现于大城市之间，以金钱为媒介而已。原来封建制度的地方分权精神，对经济的发展有很大的裨益。资本主义旨在存积资本，不能与利润分离，而利润的由来，则是各地区间经济条件的不平衡。地方分权，才能使各地区充分发挥他们个别的优势条件。所以意大利的自由城市对进入资本主义的体制，在这一方面讲，具备有利的背景。

可是城市国家像佛罗伦萨、米兰和热内亚不能摒弃封建制度中内在的因素，因她不能维持一个社会中各种事物都可以公平的互相交换（interchangeable）之原则。资本主义的商业体制，其功能通过金钱，使各种事物都能在数目字上管理（mathe－matically manageable）。另一方面，封建制度里的从属关系不便押赎转卖，土地不能自由易手，其中的义务与特权尤不能按时价调整。布罗代尔曾说：“任何一个依古代结构组成的社会一开金钱使用之门，就会失去已经获得的平衡。没有合适掌握着力量就会被放纵，新的交换方式对少数人有利，对其他人则否，使各种事物处于淆乱状态。”这些城市里起先出现君主专制（despotism），其次央请外强干涉，都是由于这种情形发生，内外的专制皇权以强硬手段使不能合理管理的事物勉强就范。

所以在这些城市国家内出现的新兴工业，虽有由“外放分工办法”转进到工厂制的趋势，其资本主义的体制不能算已成熟。马克思说及这些地区的“资本家生产方式”，只“或断或续的出现”（详注[42]），不为无因。

给劳工低于生活费的工资，迫害劳工，值得有正义感的人士口诛笔伐，但是这种种不仁不义之事，只要它们没有使整个组织垮台，或其运动停滞，就不能算是初期资本主义发展中的致命伤。资本主义之成为一种理性的系统（rational system），端在其能继续发展。在这需要的条件之下，不能没有国家法治的维持。意大利大陆上各城市国家的经验，则是无从产生一种政治体系，来继续培养资本主义之成长。米兰在西班牙统治时代，政府组织抄袭西班牙的贵族型式，工业衰退，人口外移。在奥国统治期间的最后一段时期，经济已有复兴的趋向。政府收入增加，于是将以前典卖承包与人的税收及产业赎回，资本家及商人得到大批现金回笼，但是这批资金多用于购买公债及土地，投资于国际贸易。城中虽有纺织及冶金的基础，却没有得到投资和扩张的机会。针对这种情形，布罗代尔特别指出，存积资本不仅是个数量上的问题，而且需要继续成长的机会和环境。

有了以上各种背景，使我们觉得研究初期资本主义的形成时，专门注重工业资本是不够的。即算考察得彻底，仍只成为资本主义的病理家。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可以回头再检阅威尼斯的情形。她既没有农业基础又缺乏雄厚的工业，反能保持在商业资本上不断的成长，而且在海外开拓殖民地，在内部造成有限制性的代议政治（parliamentarianism of limited franchise）（不过，用“议会”[parlamento]这个字称呼立法机构，始自米兰），都替以后较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创设了新例。

检讨威尼斯的资本主义体制，我们还是从资金流通、经理雇聘、和服务性质的事业一体使用的三个原则（详第一章）比较容易着手。

在构成资本主义的体制时，威尼斯常不是各种方法与工具的首创者，但是她能使各种方法与技术适用于本身的环境。即如在银行业开始活动的时间和活动地区的范围上讲，威尼斯远不如佛罗伦萨，即较小的市镇如路卡和塞纳也较威城占先。可是威尼斯的资金用于本地的商业，不在外国做投资生意，尤其不借款与外国王室，在财政上支持他们的对外战争。这种稳健政策也与威城外交政策相始终。迄至15世纪初年，威尼斯仍避免在大陆拓士，她只以各种方式保障商业道路的安全，向有关各国获得贸易的特权和最惠待遇，与她在海上发展的侵略性和积极性截然不同。

欧洲中世纪以来，国王私人对国家财政负责，一到紧要关头，需要押当珍宝首饰，向臣民借债又常有借无还，最妨碍信用之展开，威城无此种毛病。1171年因为准备与拜占庭帝国交战，威尼斯曾向人民强迫借款，但是所欠15万银马克，代之以公债、证券得以买卖。1262年又将所有公债归并整理，对证券付年利5％，这利息虽低，但是百余年未曾间断。

威尼斯没有产生过巴底（Bardi）、帕露齐（Peruzzi）和麦迪奇式的银行家兼财阀。她的新式银行如黎多银行（Banco diRialto）和信用通汇银行（Banco Giro of Venice）出现时，已分别是1587年和1619年，比之银行界先进，已经算迟。其他小银行之产生，有如中国之钱庄，起先在黎多桥畔摆摊子，主要的业务不是放债，而是转账。银行家持有大型的账薄，主顾口头传示，将存款转拨给交易的账户，免于现款出进。照理主顾不能透支，银行不得记浮账，发空头借款，可是事实上如此圆通周转的情事经常有之。威尼斯的好处是地方小，重要批发商和银行家也屈指可数，所以很多事能以非正式的办法对付。如果有人做得过分，只要法庭禁止他到黎多岛，就等于叫他歇业。

并且威尼斯的信用贷款不集中，更可以使私人借贷普遍展开。天主教不许高利贷的禁令，也可以用汇票规避，如果银行或钱铺将应该接受汇款的日期提前或推后，也可以同时将应付的数目减低或增高，次之则汇票可以买卖转让，因之也可以利用为一种短期贷款的工具，通常为120天。一般威尼斯的借款，年利20％，有风险的借款利息更高，但是由贷方承受风险。

合伙经商之称colleganza者开始最早，以后虽不重要，也没有完全断绝。其原则是各投资者将货物信托与一个随船旅行的经纪，此人也可能是船员，凡获利他都抽取1／4。一次的商运经常代表100以上的投资人，他们的股份可大可小。随船的经纪也可能在10个以上。富裕的商人，也可以同时投资于很多个如此的合同，于是足不出户，坐收多方辗转牟利之效。1255年威尼斯颁行的航海法规定，凡是商船总要有一个货主或其代表为全船首长。熟悉航海技术的船长反成为首长的大副。船上又有一个书记，带有公务人员的身份，对政府的商务委员会（Consoli dei Mer－canti）负责。他对船上货物有极详尽的记载，必要时能拿出作证，凡是船上有违例的情事，即使涉及船长也要提出报告。

随着时代的进展，这些组织也有不同的改革。以前合伙经商多是家人兄弟，通常一个驻屯海外，掌管近东埃及希腊和黑海间的买卖，一个留守在威尼斯。1300年后，商人已经无须随船来往，无亲属关系的人合伙经商的情形渐多，海外经纪也多用雇聘，或者以抽佣金报酬，或付固定的薪水。合伙经商组织似有限公司者，所订合同有时间限制，通常有效期为3年至5年。亦有组织一个集团包船或承包整个护航队的船舱，接受其他商客的运费者。威尼斯政府在一般情形下不支持独占，总希望商业的利益让全体公民均沾，但在特殊情形之下，尤其是对方的外国已有政府专利，例如在埃及购买香料，或在亚魁来办棉花，威尼斯商人遵今必须组织经营的财团（cartels），集体和对方讲价钱。

复式簿记起先以为为威尼斯首创，现在看来热那亚出现更早。但是威尼斯商人作了很多改进，如用阿拉伯字记账，将借方列在左端，贷方列在右端互相平行的格式。14世纪威尼斯已经开始有海上保险，并及于船货。大概十字军东征之后，朝圣的船只经常带信，威尼斯与各地商业消息之来往已无问题。14世纪以来威尼斯商人又经常得到大批关于海外贸易的消息与价格。大概在15世纪之初，威城与西欧国家密切接触之后，参议院每月派一个邮差由陆路传送公文，商人也可以付费托带信件。

威尼斯参议院有监督造船厂工作之职权，即使船只在厂外建造的，也规定它们的尺寸，因为有时候政府需要出价收买。在多数情形下，参议院组织商船护航队。各船出航入港有一定的季节。护航队的海军提督由统领会同四十人委员会委派。因为其中有些商船尚为政府所有（货舱则已租赁与一般商人），所有船上的划桨手又战时即参加战斗，所以商船队与海军船并没有实质上的区别。1300年前后威尼斯的造船技术有了显著的进步，有杆之船尾舵代替了舷舵，蜈蚣船上的划桨手，三人成为一个小单位，行动较前更为便利。威尼斯的护航队，一般官有民用，开始进出于英伦海峡，往来于伦敦、南开普顿和布鲁兹（Bruges）等处。这些船只带来生丝、棉花、樟脑、硼砂、麝香、食糖等物，而从西欧运回地中海则为羊毛、皮革、锡、白蜡、钵碟、纺织品、黄铜器等等。史料显示，从北欧到南欧，水运费用和陆运费用的比较，是1：20，可以想见这种航行利润之富，不过后来受英法百年战争的扰乱而长期停顿。

威尼斯对其公民的管制可算严格，可是其种种规定无一不是替她的商业繁荣和前途着想。和其他政治组织比较，她制度里官僚主义的作风不能算浓厚。这也就是说，她不以创造程序、注重形式、满足官僚自尊心为目的。参议院以下各种执行机构，大部分以委员会主持，也有很多政府方面的律师从中协助解答各种问题。

威尼斯的民法和航海法是狄波罗（Giacomo Tiepolo）为统领时，在13世纪前期编纂的，后来根据商业习惯和社会环境的改变，又经过多次修正。从时间上看，这创始仍在很多意大利大小城市之后。

西方近代的商法和航海法虽说可以溯源于罗马法，其中大多数条文是由于在意大利大小城市中经过实际的运用，于11、12和13世纪之后成为各地的习惯法，又透过法国，才被北欧各国接受。我们现在看来，这些法律对树立现代商业的信用制度有极大贡献。汇票、提货单和信用状能够协商、转让、流通，在法律面前生效，已经用不着说了。像“海损”（averaging loss），“海难救助之求酬权”（salvage claims），“以船作抵押的借款”（bottomry，借方承担船的海上损失）和“船货一起抵押的借款”（respondentia）等等条例，迟至17世纪在英国仍认为是“神秘”，可是在意大利已经通行好几百年了。这后面几项措施在12世纪以来即成为“间接保险”的工具。如此商人、船主、银行家和保险家都能预先计算损失，对于借钱与贷款，既能衡量自己的能力，也能估计对方冒险的程度，于是经商成为一种有结构、能协定的活动。在这种情形之下信用才能展开，于是剩余的资金此来彼往，互相活用。皮永恩说欧洲信用制度起先完全是西南欧罗曼司语言国家的功劳，看样子也是在意大利构造成功之后，才传到法国的香槟省。

不仅是中国的作家，连很多西方学者，直到最近才能彻底体会到，商业大规模展开，所依赖的不是货币，而是信用。很多大宗商业之进出，不一定要货币亲自登场。而最初信用之能遂行，有赖于以农起家的资本家和商人间的鸿沟逐渐消失，社会之间产生一种“架构上通贯的力量”（structural coherence）。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中之内在物资都能公平合理的交换，于是可以开始在数目字上管理。韦伯所说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必须是一种“能供计算的法治系统”（calculable legalsystem）。虽说这系统也可以通过立法的程序在纸面上产生，它到底要与社会体系符合，不能完全闭门造车。我们看到中世纪结束时英国尚且瞠乎其后的情形，也可以推想几百年后，像中国这样一个大陆型国家，要树立一个类似的体系之艰难了。

我们纵不能和其他城市比较，去衡量威尼斯对信用制度所作技术上贡献之程度，其成为此间中流砥柱，应毋庸置疑。因为意大利的城市国家中没有一个如威尼斯牵动如此多的商人，经营如此之久，而其组织设备如此之完善。威城被称为“科学统计之出生地”。政府对稍重要商人的资本都加以调查，见于官方记录。接受商业诉讼之法庭为curia di Petizion。即是外来的商人与本地人订有合同，发生争执，也可以提交此商业法庭判断。律师由官方指派，但是当事人自雇律师的也各听其便，所有账簿和通讯都可以传送到法庭核阅。威尼斯旅外的商人则享有治外法权。

一个衡量威尼斯富裕的尺度，则是15世纪初年她的财政收入，已超过每年150万金达卡（ducats，每达卡含纯金3．55格兰姆，近于1／8盎司）之数。以现代的价值计，约近于美金8500万元。当时中国的人口，为威尼斯的500倍到1000倍之间。明朝人所谓“天下税粮二千七百余石”，虽然无法折成今日的价格，也和150万金达卡处于一个相类似的范畴之内。

关于威尼斯之衰亡，历史家至今还有各种不同的争执。传统的解释是1453年土耳其攻陷君士坦丁堡，使基督徒在地中海东部失去了凭籍。1488年葡萄牙人又通航经过好望角，兹后截断红海间制肉香料的交通，使远东的产品环绕非洲进入西欧。也有些历史家认为这种过于简化事实的说法都有毛病。地中海的贸易并没有因这两件事情而枯竭。葡萄牙人也没有完全截断红海间的来往。16世纪末期，威尼斯的商业有一段回光返照的局面，与埃及之间的贸易只有增加，没有减退。中欧的矿产也增加生产，通过威尼斯去换取东南的物资。威城的银行也替北欧及意大利各城市转账。威尼斯的商人更出现于很多前未履足的地方，如瑞典及波兰。

还有些人埋怨威尼斯不应当于1400年之后在大陆拓地，陆上的发展就是海上的撤退，顾西则不能顾东。还有作家认为亚德里亚海岸的森林砍伐过度，影响以后威尼斯的造船业。也有人认为威尼斯不应当让雇佣军作战。16世纪之后威尼斯的工业虽有片面的发展，其主权则在外国人手里，威尼斯则因公债和军费累积过多，文艺复兴期间，大量资金用于建筑，没有在产业上投资。也还有人责备威尼斯不能远瞻整个欧洲和整个世界改变的局面，没有用她的力量作未来统一意大利的打算。

这些情形都有所称叙的理由，也代表见作历史，必有个别的见解。但是我们今日在20世纪的末期，以长时间、远距离的姿态，重新检阅威城发展之经过，以考察资本主义的形成重心，则认为关于威尼斯的衰退很可以用地缘政治（geopolitics）的观念解释。威尼斯之效率高是由于内部和谐，其能如此，也是由于地方小，结构简单，所以她用商业组织的方式将10多万人的财产所有权（ownership）和雇佣（employment）结成一个罗网，将公私各部门一并笼罩，于是私人资本能继续增积，政府也成为资本家的代言人和经理，在这种情形下，威尼斯完成资本主义制度。

可是她的特殊优势，用不着等到1500年，即在1400年前后，已发挥尽致。以后纵能扩展疆域，即使富庶的程度仍能在数目字上增进，又在文艺复兴的时代里有过实质上的贡献，威尼斯的想象力、冒险精神和组织能力——这些因素，为有些学者称为资本主义精神——都已经历过最高峰时代的改变，是其衰落的主因。昔日人口少，商法即民法，海军与商业舰队不分，转口的利润超过制造，在新世界里或不适用，或陷于不利。很多新兴国家赶上时代，今昔之不同越加显然。在十字军东征时代，威尼斯成为东西之间的枢纽。可是在远洋探险的时代，她即被东西的新兴海上势力所阻塞。纵使16世纪和17世纪间常仍有片面的繁荣，也还是由于其他海上国家有了特别的发展，暂时将红海与直布罗陀间的一段事业搁置，并非长久的趋势。很显然的，1571年西欧天主教的联合舰队在勒潘托（Lepanto，希腊西部）打败土耳其舰队，威尼斯虽然参加，已不能采取领导的地位，她的船只也分割配置于各分队。这和几个世纪之前称霸地中海的情形，真不可同日而语。

为什么威尼斯不积极开拓远洋，在科技上突破环境？16世纪的造船业又有了继续的改进，勒潘托海战已有火器出现（虽然战事仍由白刃决定），威尼斯尚是发明戴眼镜的地方和出版业的中心。如果这些条件与她的财富结合起来，发为一种积极的运动，威尼斯似乎应当能突破环境，继续为西方文化的杰出城市，在文治和武功上站在历史的前端。为什么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

如此的问题永远不会有一个为众所公认的完美解答。只是提出类似的问题时，我们即逼近于地缘政治内对付同一问题，各地区必会呈现不同之效率或无效率（comparative efficiencyor deficiency）的一个原则。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并不是威尼斯必不能如此，而是其他国家以远洋为近邻，又有更多人力和资源，必定要较一个人口只10多万，蹙居于堂奥里的城市容易做得成功。威尼斯失去行动自由之后，她的保守性格愈为明显。我们的目的，在研究资本主义之展开，在此可以看出威尼斯之衰亡并非前述三个技术上的条件逆转，而是这座自由城市不能加速维持其所创造的一种运动。除此之外，我们与其绞尽脑汁去猜测何以没有发生的事情竟没有发生，不如节省精力，去观测已经发生的事情在何种情况之下发生。所以我们叙述威尼斯的情形，就此结束。下面两章介绍资本主义在荷兰和英国展开的经过，当中也不乏这些国家打破现状创造新局面的经验。

谢选骏指出：作者虽然自称善于抓住重点，但却只知威尼斯是个水上城市，并且据此建立了海上霸权；却不知威尼斯起源于难民组织，与美国的起源十分相似。所以我看威尼斯的成就并非偶然，而是历史大势与国际环境的错综复杂使然。但与美国不同的是，威尼斯是由当地人为了抵御外来的蛮族入侵而建立在岛屿上的难民据点，而后扩张为海上帝国；美国却是由外来的殖民者建立在当地人土地上的大陆据点，而后扩张成为大陆帝国，然后再扩张为海上霸权。

【第三章 荷兰】

我住的地方，隔赫德逊河不到10英里。大家都知道这条河流因17世纪探险家亨利·赫德逊（Henry Hudson）而得名，可是很少人知道当日赫德逊受荷兰东印度公司之聘，来纽约探险，其目的不是在北美洲拓土，而是希望找到一条“西北路线”进入远东与中国通商。原来17世纪初年，欧洲人的地理知识简陋，也不知道加拿大和太平洋的宽度与纵深，满以为循着西北路线不断前进，不久即可以到达中国。而当日中国也是众所传闻世界上最富庶的国家之一。17世纪初年，荷兰正为了独立而发动独立战争。此时南方的海洋又为很多国家竞争的区域，若反其道而行，可能会有意外的收获。荷兰已经发现不少富国强兵的秘诀，如果此道一通，定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用不着说，这个梦想没有成为事实。荷兰虽在赫德逊河畔开拓了一些土地，著名的荷兰人如罗斯福一家也在此落地生根。但在第二次英荷战争之后，这一地区割予英国，新阿姆斯特丹改名纽约，亦即新约克，以向约克公爵示敬（约克公爵以后承袭皇位，为英王詹姆士二世，因为不孚人望，被驱逐失国，此是后话。在与荷兰作战时则为海上英雄，得到议会褒谢，是以今日世界最大的港口仍以约克名号，纪念其战功）。

荷兰在西半球的发展，没有得到实际的效果。但是荷兰人绕非洲海岸进航远东，却收获甚丰，也曾一度占据台湾。了解中国并不如传闻中富庶，以后西欧国家宰割中国，荷人参与不深。荷兰在南洋开拓的殖民地，则为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洲等地，也是世界上资源盈溢的地方。17世纪初年，荷兰人口不过150万，竟将这一个广大的地区占据了好几百年。这殖民大帝国在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后被重整，固然是新时代民族自决潮流的影响，而促进这潮流展开的一主要因素，则是中国抵抗日本之成功。所以荷兰之向外拓土，直接间接的仍与中国有相当关联。

以上一段文字，概括了好几个世纪的事迹，提及了不少国家，也把本书编者、作者和读者所在的地区，牵扯在一起。骤看起来，好像这故事缺乏结构，内中各事的发生，全凭机遇，其过程既无从逆睹，当事人也只好各听命运之安排。可是我们把这些事迹重新综合起来，再度考虑，则可以看出因为交通通信的进步，东西两半球、新旧两世界业已结合为一。开始时，各方不平衡的因素必有一段冲突与摩擦，同时以强凌弱的形态也不可避免。长期发展之后，局面则趋于平衡。而最先使这庞大运动发轫的则是所谓的资本主义。

本书以上两章，已断断续续的提及资本主义的精神。荷兰人向外发展，即不能与这种精神分离。“唯利是图”的野心促使荷兰人敢作敢为。一方面也倚靠这精神，荷兰才胆敢以蕞尔小国，前后与西班牙、英国、法国和瑞典交战。荷兰人甩脱君权和神权的束缚，趋利务实，因之整个国家在资本主义领导下发展成为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这时候其主政者随着社会与经济之潮流，必多少倾向于唯物主义、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否则无从产生上述的一种赌博与冒险性格。这种不受约束的性格，也终必与种族主义与帝国主义结不解缘。以前荷兰人企图独占治肉香料的生产，不惜戕害东南亚土人，又在西半球大规模贩卖人口，亦仍就追随“唯利是图”的宗旨，不受人道主义约束之故。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研究资本主义，就无法划出一定的界限，将资本主义说成一种孤立的和抽象的因素。也不能因为资本主义之成为一种组织与一种运动的过程中产生了某些好与坏的事迹，就凭着这些事迹来臧否资本主义。

站在20世纪的末期，我们承认资本主义是推进现代社会的一种工具，在这种发展之中，荷兰曾提供实质上的贡献。除非先站在技术的立场，将荷兰独立的沿革和背景作较详尽的叙述，我们无法确定哪些因素可以在长期历史之发展中算作资本主义之特质，而哪些因素只能算作个别和偶然的背景。

我们今日泛称的荷兰，正式的国名应为尼德兰王国（Koninkrijk der Nederlanden），她在16世纪独立时，则为尼德兰联邦（United Provinces），或称荷兰共和国（DutchRepublic），荷兰（Holland）不过是7个省（今则11省）当中之一。

这个国家与比利时、卢森堡在中世纪统称“低地国家”（Low Countries）。其全部地区里虽有民族语言之不同，在荷兰独立之前却未曾在历史上以如上三个单位的政治体系出现。荷民过去也缺乏组织自主国家的经验。或因欧洲中世纪封建影响浓厚，各处地域成为公爵、伯爵世袭的产业及公主、郡主的嫁妆。其有效的政府，总在最下端。即在1500年前后，西欧之民族国家（national states）只有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算是粗具胚胎。以上各国疆域完整，界限明显，境内人民语言一致，历史上又为强有力的王室控制，才能规模粗具的表现一些现代国家的形态。但这种表现仍极有限度，因为过去政府功能简单，财政权与警察权多为下级威权所操纵（详第一章）。今后由于新时代的需要，王室准备向全国国民抽税，成立常备军，创设文官组织（bureaucracy），厘定司法制度，势必与新兴的和旧有的势力发生龃龉。又因主教（bishop）权责涉及宗教与信仰，更容易引起全国的骚动。西欧近代史里的好几个世纪，都在这种冲突中度过。英国的内战、法国大革命，即是这种改组的高潮及尾声。本章要指出的是：低地国家历史上缺乏一个有力的王室，不能参照以上各国的情形，进入中央集权体制。此地刻不容缓地需要一个有效率的政府，在这种双重条件之下，才有荷兰共和国之登场。

另外还有一个妨碍低地国家实行中央集权的因素，则是其中市镇林立。根据中世纪的习惯，每个市镇，获得封建诸侯的特许状（charter）而有豁免权（immunity），封建法律只行于乡间，城墙之内概不适用。自治的市民（burgher）有权自行立法，各诸侯不能直接向市民全面抽税，即使情势需要，封建诸侯向各市镇有所需求时，也要以磋商及自动捐助的名义承办。大批的市民当初多是穑夫（serf或villein，一般译为“农奴”易生误解，本书统称为穑夫），或是穑夫之子孙。西欧一般的习惯法，只要在城市里居留一年零一天，即成为市民，有些地方只要101天。但是在低地国家里，有时只要40天即可以算数。

地产的贬值，也是市民力量抬头、封建力量江河日下的一种象征及推动的力量。城镇之内虽然市民自治，其地产仍为封建领主所有，当初按裂土分茅（subinfeudation）的方式，由下层掌管不得买卖（如果可以自由买卖，则整个封建制度无法维持）。可是市民在地产上筑有房舍，他们向封建领主所付地租不能因时价而调整。所有房屋，根据习惯法为动产。所以在新时代货币流通物价大涨之际，地租已不复成为一个值得考虑的因素，房租则随着物价而高涨，市民拥有房屋者，逐渐漠视地主之存在，有喧宾夺主之势。

低地国家经济的发展，也拜地利之赐。阿姆斯特丹已北通波罗的海（其中通过丹麦与瑞典间之海峡路线为荷兰人首先创用），这整个地区之内又有三条主要河流来自德、法之腹地，经此而入北海。内中斯克尔特河（Scheldt）与英国之泰晤士河隔英伦海峡正对，总管这河流入海之安特卫普（Antwerp）与布鲁日（Bruges）（今日同属比利时）同时成为中世纪以来欧洲之重要港口。低地国家内之法兰德斯（Flanders，今日大部分属比利时，各有一部分属于法国及荷兰），13世纪以来已成为毛织品生产中心，其中无数市镇随着这种手工业之发展而繁荣。本地羊毛供应不及，则向英国输入，织成的毛布输出远近各地，南至地中海。同时传统的鱼盐之利也没有被忽视。14世纪以来，随时脑制鲱鱼的方法有了改进，能使北海的水产维持较长的时间，推销到远地。鱼船和鱼网的设计也全面革新，引起采捕运销之集中。低地国家北部今日称为荷兰地区的整个经济结构为之改观。

此时整个低地国家分成10个内外的政治单位，布拉班特（Brabant）、格德司（Guelders）为公国（dukedoms）；荷兰与法兰德斯则为郡（counties）；尤特列克特（Utrecht）为主教区（bishopric）。因为社会经济的变化，各诸侯亲王提升一些贵族，使他们主持内部的经理，由此打破了封建的平衡，使贵族间发生纠葛，而使低地国家内部的政治复杂化。各诸侯最大的困难是入不敷出，所以又只好向各市镇让步，以便扩展财源。即如尤特列克特的主教，一方面在尤城加紧管制，一方面又在四郊支持新兴的市镇。此时各城镇所获得的特权，可以阿姆斯特丹

1400年的新特许状作代表。这特许状承认市政理事会的理事可以各以选举选出他们的继任，如此当然增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

本书根据欧洲历史学家的作法，概称以上各政治单位为“省”（provincial states）。14世纪一个重要的发展则是省议会（State assemblies）的抬头。这些省议会的来源仍是专家们争辩的一个题目，似乎无人能作定论，只是在各省享国的诸侯王子，因财政的需要，不得不时或召集下属的首长，自己的幕僚，和各市镇内炙手可热的人士，检讨内政外交政策，已成为13世纪以来的一种趋势。

低地国家的经济发展当然引起四周王国觊觎。英、法、德（德国这时没有统一，但神圣罗马帝国实质上代表德奥，成为一个较为松疏的组织，而且低地地区很多省名义上尚是帝国一部分）都曾有吞并这地区的野心。一则由于彼此间的嫉视，二则由于无人能满足低地国家内部的需要，此谋无法实现。其另外一种手段，则是这些王室支商经常与低地国家境内10余个省之诸侯亲王联姻。但所缔婚姻立有合同，清楚规定承继的各种情事。各省的有力人士，即在此时强调他们无意参加诸侯亲王间的朝代战争，也没有捐输支持这种战争的义务。这种局外中立的立场见诸文字。

15世纪初年，低地国家之10余省，除了东北角之外，全部为勃艮第（Burgundy）所得，其发展极为曲折，也有浪漫史及传奇性的情调，至今尚有历史家称之为命运的安排。勃艮策公爵原为法国王室的支裔，所辖之勃艮给在今日法国东北。其获得低地国家的办法，首先由菲力普公爵与法兰德斯的继承人（后来成为女伯爵的玛伽莉达）联婚。他遗有三子一女，也透过联姻与这区域内的诸侯亲王结为姻亲。这些诸侯亲王本来就有不少借婚

姻来维持彼此关系，而布拉班特的女公爵也是玛伽莉达的姑母，女公爵无后，故将所属地传于侄女，因之此地区也落入勃艮第手中。若照正常关系发展，此三子一女各立门户，以后也各有千秋，数代之后，与宗主的关系必日趋淡漠，各支裔与地方的关系加深。但勃艮第这四个房系之中有三个支裔各自向外发展，其继承人或死于英法百年战争，或死于法国内战，或在低地国家之内争中参与败方而被放逐，多绝嗣而无后，他们所承继的省份，透过兄终弟及的办法汇归勃艮第之正宗。

所以菲力普之长子绰号为“约翰无畏”（John the Fear－less）及孙子并号为“菲力普好人”（Philip the Good）继承大统时，勃艮第已将低地国家内各诸侯亲王一扫而光（其中仍有一些统治不及的地区则在政治上并不重要），尤特列克特及列日（Liege）主教区之主教则派亲戚家人充任（尤城主教大卫为菲力普好人之私生子）。这样一来，勃艮第的领域在瑞士至北海之间连成一片，有在今日德法之间造成第三个大王国的形势。

菲力普好人之子“查理冒失”（Charles the Bold）于1466年嗣位。他们祖孙三代统治低地国家约50年，极力支持这地区经济的发展。14及15世纪，德国北部的自由城市联结而成汉撒同盟（Hanseatic League），有垄断波罗的海至英伦海峡商业的趋势，并且以武力作商业的后盾。勃艮第的公爵支持荷兰及齐兰（Zeeland，与荷兰为邻的另一滨海省）的海员，鼓励他们向汉撒同盟的城市作战。勃艮第也竭力使安特卫普成为世界上第一流的港口与国际城市。如此一来低地国家国民实受其惠，也乐于有这样一个保障其安全的王室。

勃艮第既开拓了一个纵长500英里横宽300英里的王国，即必须对全境的统御经理作筹谋一致的打算。于是在每一个省，派出总督（stadhouder或stadtholder），以代替原来的诸侯皇子（后来荷兰独立时，其主政者仍用这官衔发难）。召开一个全国议会（states－general），决定低地国家内的税收，以便支持勃艮策公爵的军费。这已经是超过前例，因为过去每省自为一单位，要募兵筹饷时也只临时磋商于各省。而查理冒失所创设的司法，与当地人提倡的地方自治有很大的抵触。在他督导之下，低地国家开设了一所最高法院，规定以后各地的公文全要用拉

丁文或法文，而且法律是以罗马法为根据（因为低地国家的人民，尤其荷兰人，向来使用习惯法和不成文法）。这种政策一公布就引起普遍反对，列日农民反叛，打死境内的法官律师。荷兰的一个乡镇更自行创造一个条例，“凡有引用外国或冷僻法律名词而不译为通用荷兰文者”，一律罚款两镑。1476年全国议会否决了查理征税筹饷的要求。

要是这种僵局继续下去，以后的发展将无法逆料，但是翌年（1477）查理冒失战死，继承者为20岁的女公爵玛丽。勃艮第公园在战后失掉了勃艮第（此地从此成为法国领土），只成为低地国家的王室。一时各省重要人士聚会于更特（Ghent），草拟一份文件叫做“大特权”（Groot  Privilegie）。内中说明最高法院不能复核各地法庭本身足能解决的案件，各地产业所有人及市镇不能被传答复他们境域之外的问题，所有公文一律用低地国家内之语言；除非产业所有人同意，女公爵不得对外宣战、在境内抽税或铸币。所有官员都要由本地人充任，即是女公爵本人的婚姻，也要经过各市镇同意。

当时低地国家正遭逢内部叛乱及法国入侵的威胁，玛丽迫于无奈，只好接受。“大特权”有如入宪章，本身无强迫执行的力量，只是彰显低地国家构成时的内向性格。此后1579年的尤特列克特联盟（Union of Utrecht）是荷兰独立的先声。盟内宣言即申明各省城镇原有的特权不因同盟而失效，同盟对重要事件的行动，必须获得所有各省全体一致同意。

玛丽之婚姻使低地国家刚脱离勃艮策的掌握，又陷入哈布斯堡（Hapsburg）皇室彀中。玛丽与奥国大公爵麦西米林（Maximilian）联婚，原有低地国家人士赞助。15世纪末年法国强邻压境，有了一个德奥血统的皇子作驸马，也可以借此将力量稍微平衡。不料哈布斯堡朝也在利用联姻扩展地盘，较勃艮第更胜一筹。所并吞的不止是公国、郡国的小地盘，一来就并吞一个现代型欧洲国家。麦西米林本人则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当日神圣罗马皇帝还由七个国王主教等推举，16世纪以后就由哈布斯堡家世袭），至他孙子查理五世时，低地国家的首长不仅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而且拥有奥地利。又通过奥地利掌握匈牙利和波希米亚（今日捷克），同时还兼西班牙国王，更因后者的关系，控制了意大利半岛和美洲一些领域。哈布斯堡家族囊括半个欧洲，引起英国和法国的反应。尤以法国眼看自己的领域被哈布斯堡王朝三面包围，亟思抵制。于是以远交近攻的办法，纠结欧洲更外围的盟友如土耳其、苏格兰及瑞典、丹麦进行一种更大规模的反包围。

低地国家包括今日之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原来希望在一个国王之下，有一点安全保障，其立国之政策则为局外中立、地方分权，以便各城镇各自发展本身的经济利益。而此时（16世纪）眼看局势之发展与他们的愿望愈来愈远。

16世纪也是宗教改革的时期。

马丁·路德于1517年10月31日公布他的“九十五条论题”，原来不过是由他自己良心的驱使，从神学的角度对当日宗教的设施发表一些意见。（他将95条论题钉在威腾堡[Wittemberg]教堂门上，符合当时行事的办法。因为他虽身为僧侣，仍在威腾堡大学拥有教授的职位，教堂大门则是神学系的公告牌。）此一行动在历史上掀动的大波澜，为其本人始料未及。欧洲社会经济条件本来已和中世纪所定制度相去甚远，宗教改革的呼声在这时候被提出，只有使其他各种需要改革的运动更能借题发挥，其范围也更扩大、趋向也更显明。事后看来，这也是必然之事。

新教的宗旨在信教自由，“凡信徒即可以做长老”（priest－hood of believers）风气的倡导之下，西欧和北欧产生了很多宗派。其中路德派尚是其中较保守者，马丁·路德主张革除罗马教廷若干陋习，可是他对社会秩序仍保持传统的看法。因此路德派容易在德国被接收。很多诸侯亲王在支持路德后，就脱离罗马和维也纳的束缚，而他们在自己领域里的威权并未受减损。（德国这时为约300个单位组成，诸侯亲王和各主教的属区各百余，自由城市也约百余。）新教的“左翼”则可以再洗礼派（Anabaptists）为代表。此派无意在神学上和哲学上钻研。他们只希望将圣经上所叙述的基督教原始性格重现于人间。他们的教堂是一种受苦受难的组织。因之他们也创出一种不务家人生产事业，只在情绪上求发泄的趋向。以此作为标榜，他们容易打进下层社会，如荷兰的缝工和面包烤匠即成为再洗礼派的领袖。法兰德斯的织工也组织不少小单位。其中有些人走上无政府主义和原始共产主义道路。他们的弱点则是不能在体制上作为新社会制度的精神支柱。最后在低地国家内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仍是保守派与过激派之间的加尔文派（Calvinists）。

加尔文，法国人，他的神学立场以“命定论”（predestina－tion）为核心。简单的来说则是人不论贤愚不肖，将来或入天堂，或入地狱，早为神所预定。然则如此，命定论仍有各种问题，如：这种命定是一种绝对的、或相对的因素？难道人之为恶真是神之主谋，而不仅是他自己违背神的意旨？如果真有命定，则一个人要在是非可否之间下决心，又如何能确定他之选择即是神的安排？诸如此类问题，固可以逻辑答复，也可视作人类经验以外，非逻辑所能解释的一种神秘现象，本书以下各节还有机会叙及。其不坠入一个机械式的解说之中，反可以被多方接受，也使新时代高层社会的领袖及思想家对之感到兴趣。当赋命定论以坚定的解释时，则有“我个人之命运非人间其他威权可以左右”的气概，而抱持此种观念的人也有倾心于事业成功的趋向，如此才能证明他自己确有神佑。这些气概与趋向使命定论被公认为有助长唯物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功效，为推进资本主义的有力工具。

16世纪低地国家的经济又有了新的发展，毛织工业以外放分工办法（详第一、二章）进出于今日比利时南部和法国北部各小市镇和村庄，由于脱离了城市同业公会的束缚，范围日益广大，也更具有资本主义的性格。同时荷兰与齐兰的船舶也在扩充，至16世纪中期之后通过丹麦、瑞典海峡，出入波罗的海之船只1／2到2／3为低地国家所有，每年超过2000艘，其中大部分属于荷兰。这些船只每年以一半的时间捕鱼，其他时间为商船载货，北至波罗的海，南及于西班牙和葡萄牙。他们虽然仅出入于沿海无数的市镇与村庄，可是经营的资本浩大，背后财务之支持者多为大城市的商人，而以阿姆斯特丹的商人为主。

低地国家之内，本已产生各种利害冲突，如经外放分工办法织成的毛布的价格低于城镇里同业公会所公订。有些地方寺院林立，僧侣持有某些商业税收的特权，又不免与信民冲突。乡间的士绅在城市势力发展后，否定僧侣有对他们抽税的权力，这些市镇出钱收买附郭封建领主的特权，包括路税、渔猎特权等，而用这些特权作基础，支持他们在经济上管制的力量。

低地国家南北不同，也引起猜忌。北方荷语通行地区，不承认哈布斯堡属于日耳曼系统，此王朝与勃艮第的渊源，加上以布鲁塞尔（今日比利时首都）为政府中心，及引用很多律师法官造成官僚政治，使其“法国势力”和“外来因素”色彩较浓。低地国家的东北角，曾多年联合反抗查理五世，他们所用的东荷兰语和低地德语接近，再洗礼派因着语言的接近，很容易从德国渗透入这地区。至1543年查理五世将这地区全部占领，从此统率了低地国家的17个省区，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但低地国家内的很多省区仍不承认他是国王，只不过是一个身兼领17个区域首长职务的亲王而已。所以他必须依照成例，以个别不同的方式在各该省区执行其权责。如果变更体制，各省区仍可拒绝承应。

所以16世纪中期，低地国家享受短时间的和平和统一，各自享有境内五花八门的各种既得权益（vested interests）。查理五世本来可以实际领有这块领域，但因又分身做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忙于在德国应付马丁·路德，又要主持抵抗土耳其人及在意大利半岛的战事。他忙碌了半生，总希望创造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帝国，削平各种异端邪说而重新以天主教广布于他所管辖的领域与人民之间，但事与愿违，于1556年自愿退位。治下的帝国分为两部分：德奥与神圣罗马帝国之部分，传于皇弟斐迪南；西班牙王位及意大利半岛之领域及低地国家则传予其子菲力普二世。后者在位60年，也是低地国家变乱的开始，以后终于演发至荷兰独立。其中原因甚多，但是中世纪以来欧洲人所崇奉的价值以宗教为首要（最低限度在表面上要超过民族国家和社会经济地位），所以1566年，约有300多个低级贵族在布鲁塞尔提出要求，请终止对宗教异端的迫害，荷兰独立战争因此而展开。

荷兰之独立，肇始于1566年的请愿活动，其实哈布斯堡王室惩办异教徒，历来已久。1550年查理五世曾颁发严峻的命令。内称：凡印刷、抄写和传播路德、加尔文、兹文利（Zwingli）等离经叛道文件的人，一律处死。未经批准私阅圣经或在公开及私人场合下讲解圣经的也处死。如果触犯这罪条的表示忏悔，则男子斩首，女子活埋，不忏悔的即绑在木桩上烧死。在查理五世退位之前，低地国家内因新教异端被处死者，数目已多，有人曾说以万计，最低限度也以千计。

各教派的发展也有不同的命运，如再洗礼派在哈布斯堡王朝时曾受迫害，在独立战争时却很少被提起，而战事几乎完全由加尔文派来领导。加尔文派原由法国北部渗入低地国家，盛行于法兰德斯，而今日比利时南部经过80年战争，这些地区则仍为天主教盛行地区，又仍属西班牙统治（而成为日后之比利时）。加尔文派盛行北方，成为昔日之荷兰共和国（今日之尼德兰国）全国通行的信仰。可见得宗教触及人类之生活与思想，两者间之关系非常微妙。所以信民在膜拜时固然可以无限虔诚，也可以混入不少俗念，多时尚非当事人所可洞悉。莫特里（JohnLothrop Motley）研究荷兰独立运动及独立战争多年，他曾写出：“关于对上天问题之解释，很多人可能因威迫利诱而放弃了他们的宗旨。宗教上的事，人性经常是可以揉转混合的。一到物质上财政上的事，抵抗强权，才会众心一致。”这说法即指出当日宗教之争端实为其表，而其他很多社会经济特权等问题则为其里。倘非后者，也不会有前者。

现在历史家已经公认查理五世生长于低地国家，深悉民情，他虽惩办异教徒，仍不愿惊动这区域内其他的复杂因素。其子菲力普二世，则被认是西班牙人。他排斥异端，借着宗教问题整饬低地国家内部管理权之情事。他一方面计划在全境创设新主教区（bishoprics），一方面又维持常备军。以宗教驯服信民，带着一种政教合一的趋势，而以武力作后盾，其军费亦取给于当地人民，间接又多了一个增税之威胁。1566年初的请愿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各地示威运动蜂起。有些城市将各天主教堂里的圣像等标帜捣毁，同时也有不少下层民众，对几次大洪水没有适当的救济而使食物价格高涨，表示愤慨。对征收什一税的教堂及蛮横的法庭不满。低地国家的高层社会，则看穿菲力普的种种做法是在克制他们历史上的特权。

菲力普此时人在西班牙，于1567年派阿尔瓦（Duke ofAlva）带领10000精兵越过阿尔卑斯山而来，这些队伍穿着精良的甲胄，携带前所未有的滑膛枪，并且决定以战养战。1569年菲力普根据阿尔瓦的建议，公布了低地国家的新税制，内中以营业税值百抽十最为苛刻。当日民间经济不像今日社会，每样物品转手一次就要增价10％，是全民一个极重的负担，于是市民停止交易，各地骚动不可收拾。

低地国家的武装抵抗开始于1569年左右，到1648年三十年战争（Thirty Years War）（是役欧洲多数国家都被卷入）和会时，各国（包括西班牙）承认荷兰共和国之独立。其中尤特列克特联盟订于1579年，已于上述。荷兰共和国宣布独立，则在1581年，其实1609年共和国与西班牙曾签订12年的休战公约，这时荷兰已在事实上被承认，但是历史家综合前后，统称荷兰的独立运动历时80年之久。此中发展之详情非本书所能或应缕述，以下只对与我们之题材有切要的地方扼要提及：

领导独立战争的奥伦治皇子（Prince of Orange此人又名“威廉寡言” [William the Silent]）承袭了法国南部奥伦治和德国西部纳绍（Nassau）的采邑，又在荷兰、齐兰、布拉班特和格德司拥有庄园，是低地国家首富之一，也是高级贵族，向来与哈布斯堡王室接近，但到举兵造反前夕，仍未显露意图，所以有此名号。他原来为天主教徒，后改为路德派，又于战事期间成为加尔文派信徒。作战16年，后于1584年被西班牙主使刺死。荷兰独立之后，他的子孙继嗣。但是他们只用总督（stadtholder）名号，其职务虽世袭，仍称通过各省之选举，其中虽有间断，但如此直至拿破仑时为止。也可以说是替立宪君主制（constitutionalmonarchy）打开了一条出路。（拿破仑败后奥伦治家的继承人则复辟为王，也是现今荷兰的王室。）

战争期间，控制城镇成为两方的主要战略，所以攻城战极为重要，1578年帕玛公爵（Duke of Parma，Alexander Farnese西班牙国王菲力普之侄）取得军权后，改变战略，重点在截断斯克尔特河下游的交通，使依赖此河与内外交通的城镇不战而降（也有实效），所以其目的仍是掌握人口中心，而非消灭对方的野战军。作战方式趋向职业化，火炮与筑城同属重要。除了被围时全城人民因为生命财产攸关而集体加入外，通常两方交战员都是外籍募兵，西班牙的兵员曾到60000至80000人，使军费与财政成为决定战事发展的主要的因素。独立军除在各地派捐之外，初期高级贵族如威廉寡言等人毁家纾难，没收天主教堂资产，以及邻国如英、法、德各处之接济，都属重要。其长期的影响，则是战后低地国家内之贵族更形没落，荷兰城镇中之资产阶级愈加抬头。

菲力普以战养战的计划完全失败，营业税值百抽十无法达到预期之目的，反要从马德里以大量金银（首先来自南美洲）输送到低地国家。如此长期以现款使用于这个狭小的地区，促使此间金融经济加速展开。即在战时的荷兰，其港口的贸易也大增。变乱开始时，南方各地新教徒及反西班牙人士包括不少技术员工。犹太人和资本家，纷纷避地他邦，直到1588年英国女王出面援荷，各界人士重返大陆庭集于北部，助长荷兰工商业之发展。菲力普不能有效处置低地国家，与西班牙全面战略有密切关系。他这时要防备土耳其西侵（勒潘托[Lepanto]之海战，已于第二章言及，即发生于1571年，西方之联军由西班牙领导），又要干预法国之内争，且要制止英国介入低地国家之事。最后，则有大舰队（Armada）之征英，都是极为浩费，很多行动没有成功，反而重重牵制菲力普的发展。对荷战事旷日持久，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当初一个宗教问题演变为荷兰人的民族战争，西班牙只能控制低地国家的南部，而此地日后也终于演变为今日之比利时。

威廉寡言又以“海上乞丐”（Sea Beggars）为机动部队。原来1566年低级贵族请愿时，一位权臣曾轻蔑的称他们为“叫化子”（gueux），造反的人偏以此名号自荣，曾编制叫化子歌谣传颂，设计叫化子的图样自相标榜。所以经威廉发给特许状（let－ters of marque）的武装民船有交战员之身份，通称“海上乞丐”。他们出没无常，也给独立军助威不少。不过他们肆无忌惮，有时趁火打劫，杀人掠货之际，不严格区分敌友。就历史发展而言，他们助长了荷兰人日后在海上的发展，而他们所表现“海上无骑士精神”的侵略性格也成为16、17世纪的一般风气。

从以上各种发展综合看来，新时代的趋向符合克拉克所说的“战争是一种国营事业”（War became a business of thestate）。荷兰立国之后，没有更好的逻辑去支持她的存在，只好纵容此种趋向继续发展，而在其过程中表现出一种资本主义的性格。

荷兰共和国之立国可以说是发挥了自由的精神，但仍不能算作民主。而所谓的自由，也只是容许了社会上能说话的人物继续保全他们的权益，并不鼓励所有人各抒所见。在1600年前后，7个省的省议会约有代表2000人，称为“摄政阶级”（regentclass），是一切威权与财富之精萃，因之每一个城镇里的政治可能为极少的特殊阶级垄断，有些家族彼此照顾，他们的地方势力也等于世袭 。

独立之初，全国的加尔文派只占1/10人口，至1619年后，已有未皈依此派的新教信徒不能在市政府里任职之规定。只是这种限制并未强制执行，随着时间之进展，其要求反更松懈。为此，有所谓控诉派（Remonstrants）及反控诉派（Contra－remonstrants）的争执。这两派同称为加尔文信徒，也同时有神学威权的支持。他们的争执在于对命定论的解释。前者要求对命定论不作过于严格的定法。有人批评他们根本不承认命定论。这时荷兰省（荷兰共和国内7省之一省）的权要，以奥登巴内佛（Johan Van Oldenbarneveldt）为领袖，坚决提倡荷兰联邦，为一种邦联，权在各省，本身可以编组军队，军士效忠于本省。他在全国会议里有多数支持的力量，1609年与西班牙停战的协定12年，大部分应归功于奥登巴内佛。

他站在控诉派的一边，和他们的发言人接近，又把宗教问题与政治问题甚至宪法问题混在一起。控诉派站在人本主义的立场，把命定论解释得比较自由化，但因他们要求荷兰省政府的保护，又重启政权阐释教义之门，使政府有决定教义的权力。

于是反控诉派（由大多数牧师组成，也算是加尔文的正规派），站在慕黎斯王子（Maurice of Nassau）之后，举他为领导。慕黎斯王子乃威廉寡言之子，此时为7个省中5个省之总督（另外二省则推他的从兄弟为总督）。他对宗教问题并无兴趣，他本人的政策，则和奥登巴内佛格格不入。因为他兼联邦陆海军总司令，当然不乐意各省在他麾下之外自组军队。这时荷兰一省占全国之大半，可能多至2／3，又是首富，如果再提倡更强化的地方分权，也等于以一省的力量凌驾于全国之上了。总之，他认为新共和国如果不继续向西班牙抗战，就不能维持内部之统一，因此更不赞成奥登巴内佛所谈判的12年停战。除此之外，他对奥伦治一家朝代之利益也相当有兴趣。

在此冲突之中，奥登巴内佛与阿姆斯特丹的商人及莱登（Leiden）大学的智囊团接近。慕黎斯则代表当时各省的贵族，也有下级的支持，他本人则为有力量的军事领袖。他对付奥登巴内佛的办法半系合法的部署，半系政变。首先解散各省组织的军队，又将奥登巴内佛及其亲信拘捕，更将控诉派之人士逐出各省议会之外，然后组织特别法庭以叛国罪名义于1619年将政敌奥登巴内佛处死刑。一方面全国改革教堂集会，六个月后，于1619年闭幕，正式宣布控诉派为异端，自此确定了狭义加尔文派之立场。

局势急转直下，以奥伦治家为核心，组织皇室，中央集权，注重军事力量，为必然趋势，况且后面又有一个带保守性标榜正规的教廷。但这些现象正是几十年独立运动要扫荡的对象，战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和这些条件背道而驰，加之荷兰一省担负联邦大量经费，有时多至3／4，历史与现实都不容许如此全面开倒车。慕黎斯将以前的盟友以罪犯处死，已是骇人听闻。奥登巴内佛死后，慕黎斯自己也只有6年寿命，以后他的继承人被称为奥伦治派（Orangists），有时对共和国体制是一种威胁，然则他们代表了内地各省的利益，与荷兰省之水上及外向的发展相对，又不可少，历史上两者因冲突产生危机的情况并不常见，即使有，也仍能在最后关头化干戈为玉帛。各省曾主张不设总督，只是不久又因为事实之需要，仍请奥伦治家出马，可见得威廉寡言及其后人对荷兰之实行资本主义，虽不直接参与，仍有一种支持的效用，他们保持着荷兰共和国为一个民族国家，若非如此，鹿特丹及阿姆斯特丹之经营仍是一两个自由城市的体制，其发展必受限制。

荷兰改革教会（Dutch Reformed Church）也没有成为一个排斥异己的团体，正规派虽被承认是正宗，可是控诉派的异端不过对命定论有不同的解释，也禁无可禁，全国会议后之10年，他们已经公开露面。改革教会自1618－1619的全国会议之后，也未再召开。自此天主教、犹太教及再洗礼派也在荷兰共和国中活动，当日之信教自由在欧洲国家之中尚属首见。其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是加尔文派的教会，其每一个单位由本身的牧师、教士、长老和执事组成，本来就带着一种地方自治的性格，也与荷兰共和国的政治体系平行，不复在政争中增加纠葛。

在这些条件之下，全国的组织集地方分权之大成，原则上承袭了封建时代的体制，不过时代的进步，交通通信发达，金钱的使用展开，以摄政阶级为主体组成的城镇，只有随着他们本身的性格去发展工商业，尽量存积资本。我们也可以说荷兰共和国在1600年前后已整个的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如此一个新型的民族国家，在此时有了这样的一段表现，为世界史中的创举。

17世纪的旅游者一进入荷兰，就发觉这个国家不仅上端是7个各自保有独立主权的小国家拼合而成，而且下面每一个小单位之内仍有不少市镇保留着若干独立自主的性格。所以这新国家的体制曾被批评为“胡乱”、“陈旧”和“复杂”。她的海军由5个不同的海军枢密院（admiralty colleges）掌握，阿姆斯特丹城自组邮局，向海外通邮，直到1752年才由全国邮政接收。共和国无外交部或外务首长。国家如有全国性的事件，只能向全国议会接洽。1654年荷兰省竟宣称她在某种范围之内有单独与外国定约之权，不待联邦政府批准。

在组织方面讲，荷兰共和国纵横分割，成为无数小单位。横向分割的界限为宗教及社会阶级，纵的方面则是各省镇地区。如此的体制，可以说是和传统中国的衙门政治完全相反。传统中国注重外表上的整齐划一，下层机构根据上层机构的政令组成，其不合实际的地方存积在下端，由官僚粉饰掩盖。尼德兰的新国家，由下层机构自己作主，所以能够全部存真。国家的政策只有一种从属的关系，而不是主宰。其重点在保护私人的及商业上的利益。在此前提之下，提倡自由，成为一时风气，而所谓自由，也仍以商业上的放任政策（laissez faire）为主。并且荷兰共和国的对外战争如1652及1665之对英战争及1672年之对法战争，虽说牵涉了很多其他原因，其中商业上和经济上的冲突总是一个带决定性的因素。

当日四周邻国仍保持以农业为主的经济体制，既有工业的制造，也以本地的资源为主，而荷兰独特地采取了商业体制。于是阿姆斯特丹不仅是船舶进出的中心，也是国际银行业与保险业的中心。阿姆斯特丹的银行创始于1609年，亦即与西班牙停战的初年。它不发行货币，而以存款为主要业务。当日各地不同的货币良莠不齐，商人无法找到大量又合标准的货币汇票，为国际贸易中的一大缺陷，阿姆斯特丹银行接受各种成色不同的货币存款后，给存款人以它自身所定的一种等于荷币的信用货币，登记于账簿之上，存款人即以此信用与人交易，因为所存货币储蓄于保险库内，查核稽严，又由阿姆斯特丹的市政府出面作保障，所以这银行信用昭著。而且阿姆斯特丹立法，凡转手在600荷兰盾（guilders）以上的交易，一律用这银行的信用货币支付。不久之后，这银行的信用货币价值高于外间通行的货币。于是得款人也不要求兑现，安心长期的倚靠银行掌管其收支，使阿姆斯特丹银行的业务越做越大。

之后，这银行又展开接受金银条块存款的业务。银行给予存款人之信用货币的数目，低于存入金银之市价的5％，存款人在所得信用货币之外，银行也另给存入金银之收据，在6个月之内存款人或其利益转让人，若能将银行所给予之信用货币数目还清，并付少许手续费，仍可凭收据取回其存入之金银，所以银行之信用货币及储存金银之收据，同时可以在市场买卖，只是赎取金银时两者都不可缺。而用荷币购买信用货币之贴水（agio）通常也是5％，因之赎回金银无利可图，反要付手续费，故在一般情形下，收据无转让价值，通常令其逾期作废，存入之金银归银行所有，其发行的信用货币，等于支票存户之存款。如此积年累月的经营，银行的资本愈积愈多。同时贵金属被银行收买，不复为使市价大幅波动的工具，它们所代表的信用，也经常被使用着，不像传统中国，财主以金银窖藏，或者制成首饰器皿，消极地和闭门自守地保存其购买力。

以上的情形，显示着欧洲初期信用货币开创前后的情形，也呈现着当日所谓“重商主义”（mercantilism）以确实掌握金银为保持国家财富之根源。此时若非直接控制金银，则无法展开其信用（今日则以外汇存储数为衡量经济力度之尺度）。

阿姆斯特丹的交易所据说创始于1530年。这不是交易所之最先发初者。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很多城市里的交易所都比这时期早，有的竟早了几百年。不过阿姆斯特丹的交易所首先将现代商业的组织与技术渗入，也可以说是首先带有资本主义特性。现在看来，至17世纪中期，阿姆斯特丹的交易所仍不过是一般商人汇集之处，通过交易所可以买卖转手的物品达300多种，包括农产、矿产及制成品，胡椒则有五种。可是有组织的将政府公债以价转手和将公司股票公开竞争的出卖，要到17世纪后期方才成熟。征之以上阿姆斯特丹银行业务展开情形，也可以见得货币市场有赖于长时间的经营，才能使资金愈为集中，运转也愈显定型，而世纪后期之买空卖空（荷语为windhandel直译为“风中成交”），其所谓“出卖尚未捕获之鲱鱼，发售尚未开采之矿产”都出此门径），起先有了“预期交货”（futurity）的型态，次之则公司股票也可以“抛空”（selling short，卖者先以借来之公司股票高价卖出，以后趁跌价时购进弥补以从中牟利），都由阿姆斯特丹首创，于1689年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后传入伦敦。

买空卖空的投机事业为人以道德的名义垢病。可是行之几百年之后，在今日有条理之市场中，被认为有其社会功能与效用。出卖尚未捕获之鲱鱼及发售尚未开采之矿产，也可以说是让资本家投资于待展开之事业，也向推销商保证货物来源及可以预为筹备之价格。买方也通知了卖方，即使生产过剩预定出卖之商品已有被指定的市场和被保证的价格。大凡投机商将各种风险事业及吸收大幅盈亏作为他们的专长，则一般商人更能作较安稳的经营。甚至生产者也可以付少数之价款，以购买权（option，涨价时卖方仍有照预定价格出售之义务，跌价时则买方只放弃定款，不被强迫购买）的方式预定本人生产之商品，作为一种间接局部的保险，因此更可以大量投资，冒更大之险，去采用以前未曾采用之生产方式，而涉猎于以前未曾涉猎的地区使生产成本愈低、利润愈高。本书前已说及，资本主义带有试验与赌博的性格，而不安于按部就班的平淡经营。买空卖空使这种放宽领域的行动为可能。这中间可能发生的弊端极多，也可能影响公众的安全。一个为政府监督的商场能使如此种种经营有秩序地继续下去，无疑的这国家已进入资本主义体制。

布罗代尔曾说，资本主义端在它与国家互为一体，它“本身”即成了国家（第一章）。荷兰共和国透过司法和立法，使各种冒险与赌博的行动合理化，当初必迁就于资本家，否则不可能突破传统道德观念之约束。事实上共和国初成立时，传统的道德观念并未消失。改革教会仍有不许放高利贷者参加圣餐的情事，各大学也不发给他们学位，尤特列克特大学神学系更以传单制止之。后来由荷兰省及菲斯兰省（Friesland）出面申明教堂不能干预银行之事，这些阻拦才告平息。能如此急转直下，实因荷兰地方小，历史情形特殊；阿姆斯特丹占着商业战略重要的位置，而加尔文派也始终没有一个机会坚持其立场，才使地方分权政教分离的精神排除众议。发挥得尽致。因此我们考虑到资本主义之形成，不能忽略这许多因素错综的关系，也更能体会到地理因素在历史上的重要。

经济史学家熊彼德说及荷兰共和国成立之前一般利息之高，是基于三个条件：一是朝代国家向商人强迫借贷而通常有借无还，二是货币市场缺乏组织，三是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因为美洲之金银尚在不断的输入，无法扼止。荷兰共和国本身已将前两个条件消除，第三条件虽没有完全逆转，到17世纪下半期金银的输入已降低。于是阿姆斯特丹的商业利息由12％跌至10％而更跌至6％，有一段时间内更低至4％，已低于一般新教领袖认为非高利贷的数额。利率既低，以前无利可图的事业此时转为有利。由于荷兰的利率经常低于英国约2％及3％，阿姆斯特丹银行家与保险业的经营，遂得以超过国界，向英国和其他国家发展，而表现一种国际性质。

荷兰共和国此时还有一种较西欧其他国家占优势的条件，为造船业之突出。其标准之商船称“弗罗伊德”（fluyd），它的特点不在设计之复杂，而是简单。通常船长125英尺，载重300吨，因此与战舰及大型商船分为两途。“弗罗伊德”船长为其宽之5倍至6倍，船头直截下水，船尾为圆形，没有一般战舰及大型商船之重楼叠阁，脱离了中世纪以来的设计，开始表现近代船只之直线型。由于桅杆之间距离大，又节省船员舱房，因此载货多，可节省脚水30％至50％。其他各国商船不仅难望其项背，即制造技术亦不及荷兰之价廉工精。“弗罗伊德”只用于西欧地区，其他远洋航船另有其设计。

16世纪末，荷兰船开始航行于远洋，1590年后航行于西印度群岛，1595年进入远东，也在这同时进入地中海，1601年各国船只进入伦敦的共714艘，英船为207艘，荷船则有360艘。此时据估计，荷兰共和国共有各式商船2000艘，总吨数在50万吨以上。其国民经常有20000人捕鱼，20000人参与西葡贸易。这在一个人口只100多万的国家是一个很大的比例。

17世纪初期，荷兰共和国实际掌握着瑞典的经济，又因三十年战争，汉撒同盟的力量衰微，英国则因内争而引发内战，荷兰经营之航海业及国际贸易一时世无其匹。远东运来的治肉香料，仍为大宗。此外瑞典之铜、铁、柏油及沥青，波兰及俄国之麻及亚麻绳索（均用于造船），挪威之木材，波罗的海各处所产之谷物，全部西南运。西班牙与葡萄牙经常感到食粮短缺，全赖北方剩余的国家供应，此时又全赖荷兰的船运解决交通问题，即在独立战争，荷兰共和国与菲力普交战之际，亦未停止。法国食盐为腌制鱼类之必需品，为北运物产之大宗。法国之酒大批由荷兰人预先购买，荷兰共和国商人在法国派有长驻经纪，专营此业。此时欧洲的毛织品有几个生产中心，各有专长的产品也由荷兰商人作中间交换人。此外，德国出产的兵器推销至远东，英国与法国的食粮不足或过剩时，亦是由荷兰人为之截长补短。至17世纪，荷兰人已发明一面捕鱼，一面在船上腌制装桶的办法，所以其水产能以较低廉的价格行销各国，甚至在英国附近水上所捕之鱼行销英伦，此最为英国人指责。此外经荷船转运的货物尚有皮毛、皮革和钾碱。总之，欧洲经过长时间的人口增加，城市兴起，产生了一种国际市场物资全面供应的形势。以上所述大都是国家经济及一般市民之必需品。荷兰人的经营，瑞在“以低廉的价格造船，而将之彻底使用尽致” （build ShipsCheaply and drive them to death）。其能运载不同而又笨重的货物，而无其他国家能与之竞争，所以前述市场投机的事业，也要有如此下层的坚韧耐久的工作支持，否则无从有组织的展开一种有秩序的商业经济。

中外学者有时提及，中国北宋期间、明清之际，有商业资本活跃的情形，并提出一个全国市场的形貌。乍看起来，好像与欧洲的国际市场不相上下。但是仔细比较以后，则可以指出中国从未产生一个如此各地区各就所长，分工合作到如此程度的局面。同时荷兰人已经在西欧和北欧有了相当的制海权，中国历史里更无此事例。至于阿姆斯特丹，10万人口中特权阶级执国家经济各前进部门之牛耳，又通过共和国之特殊体制，左右其内政与外交的情形，更不是山西商人或徽州商人可以梦想之事，即本书最粗浅的解释，也可以说明两方有天渊之别。

过去有很多学者强调荷兰商人是靠剥削掠夺殖民地来累积资本。20世纪后一般的看法则重视历史上的小商人刻苦成家，如莫特里所说的，“渔人和河上的筏夫成为海上的冒险家和商业的皇子”，以及“穷困的法兰德斯织工变成雄厚的制造家”。这种情形诚然有之，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的绅商，并非在17世纪初期突然发富。即如我们列举以上银行、股票市场、造船和国际贸易的展开，也隐约可以推断其后面必有一段艰难创造的背景。但这也不是说剥削掠夺并未发生，这一点即荷兰本国的历史家也不隐讳。

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02年，资本650万荷币（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00年，只有资本30000镑）。这公司由不同之“厅”（chambers）组成，阿姆斯特丹厅即承担公司一半的债务。在10年之内，公司只发放一次红利，然其数额为股本之162％。世纪中期，这公司在东印度积存储币金即达2000万荷币，为当初投资之三倍。原来东印度公司经过全国议会立案的时候，荷兰尚在战时，这公司被赋予在它武力能克服的地区执行国家最高权力的任命，所以公司的海外执行人等于大帝国殖民地的开拓者，早有立法的根据。

荷兰人独霸远东治肉香料专利权的经过，早经以前的作家一再详细叙述。过去葡萄牙人首先进入东方，只控制着印度至红海间的水道，使印度洋运来的香料都落入他们手中（详第二章）。荷兰人的办法是摈弃所有中间人，直接进入产地，故舍亚洲大陆而进入印尼。在当地的政策，也非常的简单，凡出产香料的主要岛屿，即以武力占领，不能占领或其他出产较少的地方则将其作物破坏，甚至将其岛上人口杀戮迁移。荷兰人能较葡萄牙人及英、法人占优势者，端在其资本组织雄厚，如每三四年即装备能战斗之商船50艘进入此地区，所以有足够的力量将对方封锁困住，或使用武力，在某些场合，不待交涉即开火。1619年以巴达维亚（Batavia）为设防的根据地，禁止他国商人履足香料群岛（spice islands，西塞蒲斯与新几内亚间的岛屿），几乎完全垄断了肉豆蔻和丁香的生产，也掌握了胡椒与肉桂的供应，欧洲香料市场的价格可以一次陡涨二倍半，即是此故。印尼的土人也受他们统制，酋领被任为摄政阶级（regents），以封建方式受荷兰东印度公司管制。荷兰人控制的生产以后也延伸到其他物质，如咖啡、靛青、奎宁。土著的供应某时候甚至成为一种上贡制度。荷属东印度的农业自此世纪后受国际市场支配。

西印度公司组织于1621年，当时与西班牙的停战协定已失效。西印度公司也以拦截西、葡越洋的商业，夺取他们在美洲的殖民地（如巴西）和贩卖人口为要事。宋巴特曾指出，此公司在1623到1636年间制造船只800余艘，可是同时期却截得敌船540艘，其船货价格已两倍于造船时投入的资本。1628年一次截获

西班牙船只上的白银总值荷币800万元。种种的发展使我们只好相信克拉克所说：“资本主义不仅是一种商业的事体，一半是征服占领，也可以说一半是对缺乏抵抗能力的土著所加的一种抢劫。”阿姆斯特丹保险公司本身拥有战舰60艘巡游各地，也只有在这情形下获得确切的解释。

荷兰独立战争期间，很多企业家与技术人员和工匠北移，其影响以纺织业和金属与机件的制作最为显著。一般来说，提及荷兰共和国的书籍大多会提及莱登的毛织品。其生产额在1584至1619的35年之内增加了四倍。还有一件脍炙人口的事，则是阿姆斯特丹的资本家基尔（Louis de Geer）原来有低地国家南部的背景，17世纪上半期又在瑞典置有地产，从此掌瑞典矿产之牛耳。又在荷兰替瑞典承造整队的战舰，全部装配妥当才开往瑞典交货。独立战争之前，低地国家北部之工商业远不如南部。阿尔瓦征营业税时，曾组织委员会估计各省工业出产品的总价格，这数字至今独在，从中可以看出迟至1570年，荷兰省及尤特列克特尚不能与法兰德斯及布拉班特相比。战后形势全殊，原因并不是工业本身条件改进，而是由于政府体制和社会条件全面支持重商政策。在此种商业的组织系统之下，工业资本也得到特殊待遇和鼓励。荷兰在17世纪之初的工业制造仍受同业公会过去习惯的束缚，随着时代进展，这种种束缚才逐渐解除，使我们体会到资本主义之形成，牵涉千头万绪。在荷兰的历史中，连上述外交海战及殖民地政策，都有直接与间接的关系。工厂与工厂制度实为其果，而非其因。也就是说，物品的分配交换超过其制造，为构成这国家资本主义体制的导因。

在资本主义展开为一种组织与一种运动之际，荷兰的农业始终只居被动。还好荷兰共和国的农业、畜牧发展较谷物生产

重要。人口增加商业交往频繁之际，由外输入谷物，使农业无法像其他国家一样维持经济和社会上的主导地位。这也可以算作资本主义比较容易在荷兰落地生根的一大主因，而且荷兰的经济和财政情况继续增进。剩余的商业资本立即投资于农业。海堤和河堤的修筑、风力抽水机的放置、牲畜的种育、人工培植的草场、精密的工作和沼泽地排水等等新设施和新技术，也确使乡村受惠，使农业与国家经济最前进的部门不致脱节。而这国家内部的交通也得水运之利，不致和一般大陆国家一样产生一国内地与滨海间无可弥补的大距离。

荷兰共和国不设职业警察，由陆军和城市里的自卫队协助维持秩序。城市里的陪审员（jurors）由市政会推举，乡村间各地区的行政官和司法官由省议会派遣。所以摄政阶级将他们在城市里的权力延伸至乡村；政府里的司法立法和行政权也由同一阶级包办。低地国家过去的经验是刑法处分严厉，民法对私人财产的处置详尽周密。荷兰共和国独立之后，甚至各省的法庭也无权复审各市镇裁定的刑事案件，但有权接受民事上诉。此中更可以看出资本家和私人财产权的力量巩固。

17世纪的通货膨胀，使工资降低，荷兰的资本主义体制也使劳动阶级的生活更为苦楚，再加上失业成为周期性的现象，所以一般民众的生活反有倒退趋势。当日的旅游者指出阿姆斯特丹乞丐触目皆是。童工6岁开始工作，夜以继日，终年累月，既无假期也无星期日的休息。工人的集会则有严禁，1692年的禁令甚至以死刑相威胁。改革的要求虽见诸文字，但还没有人能提出具体可行的方案。

在以上各种情形之下，荷兰共和国成为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之先进。她在国际间的地位，以历日上（chronological）的17世纪为最高，亦即1600年到1700年间。此后她的领导地位为英国取代。以今日之眼光，我们可以很容易指出这国家所开创的财富无从流通到下层社会里去，因此无法使生产与消费同时作超时代的扩大。此外，还有诸种问题，如科技之待展开、教育之待普及、交通通信之待继续增进等。此类问题若得不到满足，任何国家也无法创造一个合理的社会体制来支持这个理想。（伊朗在20世纪尚不能如此，遑论及17世纪之荷兰。）

荷兰之成就，端在重新组织民族国家之关头，摆脱了朝代政治及宗教的束缚，又吸收了大量有企划能力的移民，使其能将历史上市镇自治的特色充分发挥到货币银行、水上交通和远洋冒险诸方面去。可是如此特创体制，也在国际关系中产生了一个不平衡的局面。17世纪很多国际战事的发生，多少和这不平衡的局面有关。荷兰已经在陆战时证明她攻虽不足，防则有余，所以尚不致在欧洲大陆产生大问题。她在海上的发展，却是历史上的一种新因素。当时所产生的反响，在英国超过西葡。英国本身为海上国家，对外输出以羊毛为大宗，经常占总数75％至90％之间，如此农业又与国际贸易不可分割。17世纪英国之内战及混乱，大体由于欧洲局势剧烈的变化影响到军事政治社会经济宗教各种问题。一时诸事纷至沓来，其处置也谈不上合理。一到17世纪后期，则有如若干英国历史家所提及，这国家已“看穿了本身之陈旧落伍”，而“有意识的模仿荷兰”。英国之改造，却比荷兰更彻底，因此也把资本主义的体制向前更推进一步。这里我们可以引用很多历史家所说，一到1700年，欧洲最重要的商业城市已是伦敦，而不是阿姆斯特丹了。

谢选骏指出：国民党员黄仁宇在意识形态上完全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才会说出这样的话——“英国之改造，却比荷兰更彻底，因此也把资本主义的体制向前更推进一步。这里我们可以引用很多历史家所说，一到1700年，欧洲最重要的商业城市已是伦敦，而不是阿姆斯特丹了。”——我不知道是国民党这样教育他的呢？还是他为了投靠共产党而把自己变色为一个共产党的呢？如果是前者，就可以理解为何国民党会在内战中战败的了；如果是后者，就可以理解为何大量台胞云集大陆去了。

【第四章 英国】

英国17世纪的内战，是历史上一个令人百读不厌的题目。也因其事迹牵涉广泛，各种机遇错综重叠，多方面的记载细腻详尽，所以极不容易分析处理。譬如说变乱前后各种扰攘与清教徒所提倡的教义有密切关系，清教徒的思想和行动早已被公认为推进资本主义的一种力量。既然如此，我们是否可以直接说内战的起因是由于英国资本主义之勃兴，而圆头党人也在直接或间接中成了资本家的工具？

查理一世上断头台前夕，和他两个年轻的儿女诀别（王后和两个年长的王子已避难他邦）。我们至今还能想象他10岁小儿在哭泣中对他的答辞。1649年1月30日伦敦溶浴在冬日的阳光里，断头台上的准备却延迟了一段时间。因为查理在特别法庭审判的时候，不承认法庭有此威权。执行死刑的人也怕他最后抗拒，于是在断头台上加钉卡钉，内穿绳索，准备必要时将国王绑缚。而这种准备全属多虑，临刑前查理表现相当合作，他甚至拿出一顶丝织睡帽，将自己的长发拢括进去。他又对刽子手说，他头伏在木块上的时候不要立即动手，他还要默祷。一到祈祷完毕，他会将两手伸出，这才是用斧的时候。于是过程全照其安排，于午后二时零四分完成。

这个被命运遗弃的国王，临刑还说了宽恕他仇人的话，希望英国国民享有他们的自由，并且嘱咐生者，应当召开一个全国宗教会议，这些情节，即是300多年之后读来，还不免令人心折。

查理·斯图亚特极为刚愎，在政治上缺乏诚信，又受法国王后的影响。他曾在内战时战败被俘，看穿了反对党人不能团结。希望在议会被长老会的一派操纵，而圆头党军为独立教派（in- dependents，后为公理会派［congregationalists］）掌握的这种敌对阵容中造成分裂，坐收渔人之利。其王后则在外国买马招兵，他自己也对爱尔兰的保皇党另有安排。这种伎俩被克伦威尔识破，查理因此下台。

可是另一方面查理一世也是标准丈夫、好父亲，他信仰虔诚，他的君权神接观念也使他坚持己念，最后关头也不乞一死，只有以身殉教才能上报天神，下无负臣民。历史人物和行迹就有这些令人感动又矛盾冲突之处，也可以使以后的历史家随着感情上的取舍而左右其文笔。而读史之人又因所处的环境而有取舍，如有时提倡自由，有时又尊重传统与纪律，也可以使对同一史迹的看法发生差异。我现在举的一个例子，是当今英国历史家艾诗立（Maurice Ashley），研究克伦威尔的权威。他年轻时曾著《克伦威尔：保守的独裁者》（Oliver Cromwell：TheConservative Dictator），内中对克伦威尔全无好话，甚至他的私生活也在书中被批评，譬如说他嫁女用费奢靡，其他行止政策也有类似严苛的批评。20年后，艾诗立又著一新传记，书题为《克伦威尔之伟大》（The Greatness of Oliver Gromwell）。前书是在墨索里尼、希特勒的阴影下写成，不免把自己憎恨独裁政治的心情推及到历史人物身上。我们钦慕艾诗立坦白之余，不免在今后读史时更存戒心。

英国历史材料汗牛充栋，容易使外行的我们望而却步。各种公告记录早有图书馆档案室保全，私人的日记、信札又可以大批托出，于是信史、野史、回忆录、地方史可以个别的或整套的出版。近百年来，又分析为思想史、经济史、法制史等等类目。而新资料仍不断发现，例如纳米亚（Lewis B Namier）从过去政客的文件中寻出家庭开支败单等，而从这批资料中根据其数字及交往的关系，断定其党同利害，自成一家之言，也引起很多年轻学者争起效法。古奇（G．P．Gooch）作《英国17世纪的民主观念》（English Democratic Ideas in the SeventeenthCentury）一书，即在一处参阅当日发行的政治传单，多至30000件。

因为有了以上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英国历史家多注重分析而不注重综合。在学术上因专长而产生门派，古今中外一律，也无足怪。英国作家既已考证精微，不耐烦旁人作粗浅的解释更是常情。可是今日我们研究资本主义，却不能不将英国的17世纪历史作一种高度的压缩，才能看出今日公认的资本主义在国际上的一般性格，以及新旧交替之际英格兰王国及不列颠民族所表现的特征。资本主义在17世纪的英国有长足的发展；这种发展不彰显于当中任何特别的事迹，而显现于世纪前端（以1603年詹姆士一世从苏格兰来英兼英王为始）和世纪后端（可以用1689年作最高点）之间的大幅度差异。这个国家的组织在世纪的前端还没有赶上时代，未有一个众所公信的方案，各种争执多集中在一种原则和一种抽象的观念上，而以宗教为表里。世纪之后期，以上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但已逐渐澄清。所以英格兰教会（Church of England）以主教管辖圣公会（episco－Pacy）体制，对其他各种宗派不加取缔，已成为公认的原则，现代政党之雏形也于此时产生。如果资本主义在此中有所贡献，其本身必为通过全社会之很多体与面，成为一种带有综合性的改革，而不是“资本主义的精神”，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一种粗枝大叶的观念可能交代得清楚。

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非英国史专家，反能旁观者清。况且中国20世纪也面临一个大幅度的转变。英国17世纪的人口，据估计约增加50％，大约从400万进到600万。有宗教上的争执，但仍保全为一个基督教徒的国家。表面看来，这不能与中国在20世纪的变化相比。可是两方的改变都牵涉到思想、信仰、内政、外交、社会、经济与法制——总而言之，彼此都包括整体彻头彻尾的脱胎换骨，在历史中都无前例可循。又因为经历时间长久，虽局内人也无法将全部经历详细叙述。在这些方面，两者的经验应当可以互相映证。

中国100多年来的颠簸始自鸦片战争。历史家溯本归源追究西方给予中国的影响，很可能对英国史有不同的看法。这也就是说，彼方的改革与设施，短处和长处大凡能对中国此后发展有长期性推进的功效之处，已应视作中国历史之一部分，不妨编辑采用，研究中国的历史家（不一定是中国人）或能继续朝这方面进展。并且中国历史规模之大，其赋予历史家之广幅胸襟，最能与西方历史家注重精微相平衡。本人不过以客观的立场在既定题材内重新安排众所周知的事迹，以适合于本书之体制，并融出前后一贯的看法，还谈不上重写历史。

1603年英女王伊莉莎白一世去世，都铎（Tudor）王朝断嗣，王位由詹姆士一世接继，是为斯图亚特（Stuart）王朝之始。詹姆士系伊莉莎白之侄孙，依西方习惯通称堂表弟（cousin），自兼苏格兰国王。这也是朝代国家的办法，英、苏两国此时尚未合并，各有其司法立法行政机构。

詹姆士以学者自居，曾御制《自由君主之真正法律》（TrueLaw of Free Monarchies），极度的宣扬君权神授。书中阐释君权产生于尊卑上下的等级之前，也高于私人财产，所以自由君主不受外界帝王之干预，也不受臣下的要挟约束。他这专制独裁的作风，与很多希望自由与解放的国民冲突，使斯图亚特王朝在大众关系之中陷于不利的地位。

概略说来，以后内战诚君和成立民国之各种远因，在詹姆士一朝都已埋下伏笔，有些因素，尚可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英国

社会本来是一种混合性的封建体制（全国划分为县〔shire〕，也有民兵[militia]）。这种封建是中国历史里所没有的。有些欧洲学者认为这是日耳曼民族侵入欧洲西南时，与罗马帝国的残骸重叠组合而成。所以其下端显示着部落组织的型态，其上端却又隐约表现着若干全国性的中央结构。这种制度的最大特征，为带有契约性质的从属关系，例如陪臣（vassal）之对领主（lord）的骑士勤务（knight service），每年有40日的义役。13世纪的大宪章（Magna Carta）又将国王的权利详细规定，也是基于这种契约关系之精神。

可是到詹姆士嗣位时，以上情形早已改变。骑士勤务原来是因为陪臣有采邑（fief或fee），可以以土养士。这也只能行于中古战事带着竞技性质，动员简单后勤的马虎条件下，最迟在英法百年战争之前已失去作用，否则爱德华三世用不着向意大利人大量借债（详第二章佛罗伦萨部分）支持他的军事。

大宪章自1215年公布之后曾经同位的君主稍加修正，依例颁布，不下40次，可是一到都铎王朝，即未再提起。原来都铎王朝两位有力量之君主，亨利八世及伊莉莎白一世，父女在位83年，占16世纪之大部分，他们深得民心，亨利在宗教改革时没收了很多寺院的田产，在位时已卖出一部分，伊莉莎白又继续卖出。她个人采取稳健的政策，以机智圆滑的态度对付议会，因此都铎王朝从未发生皇冠与立法机关的冲突，延至斯图亚特王朝冲突才爆发，而伊莉莎白死时尚负债40万镑。

英国的议会，本来不能算是立法机关。中世纪的习惯，法律统有过去之成例，凡是以前未曾做过之事，现在有人提出质问，则不能做，也无需立法机关。国王召集议会，全系由于特殊问题发生，需要各界代表参与磋商，有时也倚之判决特殊案件。召集也不定期，议员到会也只算是一种义务。上议院为贵族院，为有爵位及高级僧侣之集会。过去全国土地大部分在他们名下，所以地位重要，现在则爵禄名位由国王颁赐，也可以出钱购买，总之上院控制的财富日削，其威望也因之陵夷。下院为平民院，成员为各县乡绅，每县二人，称为县之骑士（knights of the shire）及各自治市之市民（burgesses）。他们地位日高，是因为全国财富逐渐落入他们手中。内战前夕，传说下议院的议员论及上议院曾说：“我们可以拿三倍的价格把他们买过来！”所以以后国王与议会的冲突多起于下议院。

既为封建制度，其政权与裂土分茅的形式及土地占有平行存在，地产也不能随意变卖。但在中世纪，很多人利用技术上的漏洞，脱离此种束缚。名义上不出售，卖方仍自称领主，而将土地“封”给买方，约为陪臣，得价之后，只责成他供奉一点名义上的义务，就完成了应有的契约关系，甚至“每个夏天采办一朵蔷薇花”，也可以算数。一位法制家曾说，英国习惯法比（commonlaw）的法庭“用虚构的事体堆在虚构的事体之上，以规避历史上的负担”，由来已久。

一到16世纪，封邑（manor也可以译为庄园，可是与中国庄园的性质截然不同）已可自由典买抵当，可是内中又有无限的复杂情形，其症结则是封建制度虽早崩溃，但很多封建习惯并未消除。所谓“终身产业持有人”（freeholder），情形尚属简单，直率说来他们即是占有土地之业主，得以自由买卖，也可以自由继承（按理如直系亲属死尽，应将土地退回封邑之主人，但是事实上无法执行）。即使如此，土地仍配有对封邑应纳之地租，但为数之微已不值得过问。最成问题的是“副本产业持有人”（copyholder），他们大都是穑夫（villein，本书不称农奴，而从serf音译，详第三章）的子孙，因为过去封邑记录内有他们的名字，他们持有抄本，或称某人某处有此抄本，即以为根据，占用土地。封邑所有人可能否定其根据，将之驱逐，或科之以佃费，称为“罚款”（entry|fine），要不则强迫他们径改为佃赁，又将佃赁期间缩短，到期加租或不再续佃。可是在封建时代，穑夫虽没有领有土地，但他们祖孙有耕耘斯土的权力，亦非改成佃赁即可驱逐之。虽然他们对封邑承派有义务，这种义务有大有小，各处千差万别，即在封邑之中，也可能不同。他们一般缺乏安全感，是内战前后一个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

这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英国农作物价格自1500年至1600年上涨4倍至6倍，而且上涨趋势尚未遏止。加以上述土地主权与租赁关系复杂，此时地产之经营产生极大差别，有些农场百年之内佃金增加了10倍，有些则全未增加。总而言之，在封建社会里，农业生产除了耕作人食用之外，大部分维持了有关人物各别的社会地位，很少的人用商业交换的方式谋利。这种情形在都铎王朝已经改变，至斯图亚特王朝变化更大。因为这国家已逐渐从自然经济进展为金融经济。

圈地（enclosure）在过去被认为是使小农流离失所，成为社会骚动的主因。因为圈地取消公地（common），小民失去牧场，而分得的私地小而不便经营，只好低价卖与大地主，所圈之地全部改为牧场，又减少劳力之需要，引起失业问题。但据最近的研究，则事不尽然，圈地有利有害，各地情形不一，有些圈地尚为农民自动发起，从农场改为牧场和从牧场改为农场的情形都有。还有圈地之后，用灌木构成树篱，增加排水沟，改变地形，并不减少工作，还需要更多劳力。总之圈地开始于16世纪之前，经过17、18、19世纪，到本世纪初期才完成，为人口增加，土地使用合理化必须之步骤。17世纪的问题大都由于封邑拆散分割买卖，所买卖的特权含糊不清，佃户又将土地分割遗传，而习惯法庭只承认现今占有人的使用权（seizin），无法澄清所有权。这样一来，一般农民惶惶不可终日，有些也被退佃。有些封邑之主人则不知地产究在何处，也找不到承佃人。按固定收入生活之地主早已入不敷出。此时尚有投机的地主和做官经商的地主在混乱之中得利，成为新的乡绅阶级（gentry）。

农村经济不能与新兴商业合流，也是社会陷于混乱的一个原因。习惯法的成例，农作物只能通过设定的市场以“公平价格”出卖，不得私自交易，市场的组织不能重复。此时城市人口激增，如伦敦自1500年至1600年自60000增至20余万，40年后再增一倍，其供应关系与以前已大不相同，16、17世纪的流动商人（wayward merchants）对各地区间经济的沟通有相当贡献，只是他们的生活极不安定，生活也没有保障。习惯法原为封建社会的产物，没有应付现代商业的经验。没有适当的程序处置动产，在继承人典当后则将产业交付贷方（mortgagee），借方（mortgagor）即失去使用权。破产与保险当然都谈不上，即是控诉对方违约，也须证明本身实际亏本，因违约而丧失的机缘则不能算数，而且诉讼的时期往往很长，动辄10年。另外，社会对流动商人仍相当歧视。

以上各种迹象显示，英国在17世纪初期所遇的困难固然可以视作一种法制问题，也就是说，社会已进化，法制未能赶上，引起脱序现象。可是实际上的发展，早已经超过这样的概说。其牵涉的不仅是法律和制度，而且是法律和制度所辖社会体型的本质。在这种情形之下，英国之16、17世纪与中国之19、20世纪有其相似之处。上层人物尚在争辩如何对付这问题，下层组织早已脱颖而出，其发展超出当事人之历史经验，才有内战之爆发，而且其争端还掺杂着很多宗教色彩。

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因财政困难而召开议会，待议会批准新的税法。根据中世纪的习惯，平时国王以他自身的收入支付费用。历来英王皆是全国最大的地主，直接操纵1／6的地产，都铎王朝没收寺院产业时，尚可能多至1／5。但经过近百年的变卖、损耗，加以残存的土田多分散，此时复难发生租赁之功效，大概国王传统性质之收入，每年不过20万镑，再加上关税，即所谓的“吨税和磅税”（tonnage and poundage），亦即船钞以吨计，进口货物以磅计，每年约可征收20万镑之数。但国王之开销，在17世纪初年之平时，也需50至60万镑。如果爆发国际战争，则军费一项动辄100万镑。英国此时仍无常备军，海军之组织才刚有头绪，所以王室的财政主管捉襟见肘，经常负债100万镑以上。也有人说国王生活奢侈，对宠信的人赏赐过度，不过这些指责不能否定其背后的一个事实，即：财政组织过于陈旧，无法融合于政府的功能亟待展开的时势。

伊莉莎白在位之日，只授权议会讨论财政税收，大凡宗教与外交事宜由其全权处理。一到斯图亚特王朝，国王权力大减，国王因财政问题召开会议时，议会往往在答复国王财政需要之前，质问其行政方针，而在争辩时提出宗教与外交事宜。这一方面固然是詹姆士父子不得人缘，一方面也显示时代已变，17世纪英国已处于一个内忧外患的环境里，其臣民已不再漠视这关系全国人民生活的事体。

17世纪也是清教徒活动的时代，世纪一开始，英国的国王、英格兰教会和各大学站在一边，议会与清教徒在另一边形成对立。可是一提到这题目，历史家就感到困难，因为清教（puritanism）本身是一个不容易捉摸的名词，即专家亦称其“靠不住，无从证实”，有些人又认为它是“高利贷的资本主义与企业的泉源，其潮流则可以领导进步之民主及社会之骚乱”。诚然以上情形都在英国之17世纪发生，可是说者却不知如何将这些互不牵连的因素综合在一起。陶尼曾说，欧洲中世纪的思想是以人类各种活动与利害构成一种价值上的层级系统（hierar-Chy of values），经济只是当中的一个因素，而在这系统之最高瑞，则为宗教。读者仍不免感到茫然。

在这情形之下，最好把视界放宽，首先承认人类是一种宗教的动物。这里所说的宗教，是广义的宗教，包括有形与无形的组织，入世与出世的思想，只要它笼括着人生最后之目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导引出来一个与旁人关系之要领，不妨以宗教视之。即是一种高尚的革命思想或一种显而易见的迷信，只要它凝聚于一个“最高的”和“最后的”宗旨，有吸引一部分民众的力量，即不失其为广义之宗教。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忽视中国人的宗教性格，后来读书做事的时候和西方的宗教生活接近，反求诸己，才领略中国的儒家思想和习惯也是一种宗教。我也记起中国内地，民间在房屋阶檐上供奉着“天地君亲师之神位”，即已是民国二十多年，祀奉未绝。成婚时男方仍用红纸大书“文王典礼”，丧事虽用佛教仪节，其“披麻带孝”，仍是按专制时代的规定。这时候我再读明史里面考察地方官的条例，就轻易地察觉他们注重各官移风易俗的能力。嘉靖帝朱厚熜因不承认自己承继于弘治，尊奉本身亲生父母，而引起群臣反对，几乎酿成宪法危机。而明清的刑法仍沿袭汉唐，以“五服”之亲疏，作判断的标准。民国初年军阀通电全国，其文辞仍以“全国各父老”开始，鲁迅和陈独秀反对的即是儒家思想的滥用。即使新加坡李光耀政府与西方新闻界发生冲突时，也仍有儒家的“来百工柔远人”的集体观念和基督教所表彰的个人主义两不相让的形势。即是西方人描写中国人的小说如《大地》（Good Earth）及《夏威夷》（Hawaii），也仍以子承父业的习惯在血缘关系之中得到永生的不朽作题材。曾子所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就在以上各种事迹中不断重现。尼克松曾说：中国人动辄设想千多年，西方人只顾及几十年，实有其道理。

这后面的一个原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不能全凭铁掌操纵。即算兴文字狱、主持特务政治，也要主持裁判的法官和特务的爪牙相信他们自己的工作具有社会价值。大部分人民的日常生活也不可能随时鞭策、到处监视。其所遵循的法则，必有幕后之协调。这种力量，即是我们所述的广义宗教。

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严格言之，不外各分等级之士地占有人因袭其社会地位，长期保持其经理的体制。下层政府与各封邑领主之家室不可区分。而朝代国家的办法，是领士可以远隔而不相关联，其人民包括不同种族，使用不同语言（百年战争即是由于英王爱德华三世企图掌握法国之诺曼底；迄拿破仑崛起时，英王仍自称兼法国国王）。于是宗教更形重要。当时全民属于教区（parish），向教堂付什一税，教堂有养生送死、登记各人之出生与婚姻、遗产继承及其他民事之凭藉，也可以惩戒信民。礼拜缺席的信民尤要被罚。所以教堂不仅为变相的政府，其功效尚超过一般之政府。

17世纪英国之内忧外患，宗教事宜没有着落，也是其中因素之一。一个世纪之前路德提出宗教改革，已经将罗马教廷之信用戳穿。可是路德所提信民即是长者说以及加尔文之命定论破坏了整个基督教1000多年来的组织系统。基督教凭的不是中国人在血缘关系里获得永生，而注重个人的赎身超度（redemp－tion）。也可以说是通过一种神秘解释，在个人与神的关系中获得精神上之永生。可是良心之自由（freedom of conscience）全系个人之事，没有外形的协定，是故宗教失去其一般性和社会性，也难成为协定全民生活习惯的一种力量。比如圣餐（thelord’s supper）是基督教中一个重要的赡拜仪式。历史上的基督曾与他的门徒举行最后一次晚餐，他曾将面包与酒给予门徒，又说：“吃吧，这是我的身体！”和“喝吧！这是我的血！”中世纪的神学家曾创“变质说”（transubstantiation）。此中trans为改变，substance则是物质。变质说认为僧侣将面包与酒给予信徒，这些物质实际是基督之血肉。路德不承认这种说法，可是仍相信举行圣餐时基督确实来临，所以信民必须有信心（faith），也就是要打开自己的心怀，接受神之恩惠。可是圣餐也可以完全当作一种纪念仪式，不涉及基督之来临。因为这些观点之不同，礼拜时产生仪式上的差别。甚至面包与酒应由神父亲自一一授与信徒，或由长老传递；餐桌应横摆或直放，都能产生严重争执。

一个世纪之前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更将复杂的因素加入微妙的关系中。亨利曾有志做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此志未遂，又想以亲信红衣主教伍尔西（Thomas Wolsey）做教皇，亦失败，才以离婚为理由和罗马决裂。他又在事前停缴教皇之年例，事后没收教堂之财产。凡此财政算盘和民族主义之考虑超过神学领域中之取舍。亨利又自称是英格兰教会之首长，更把他自己和继位人视为半个教皇。以后英国的国王即是想不干预教堂之事，亦不可得。

亨利身后都铎王朝之宗教政策经过激烈而反复的波动，不少信徒被杀或亡命海外。1588年西班牙舰队之来犯，与宗教问题有关（另一方面则由于伊莉莎白出兵援助荷兰，详第三章）。最后伊莉莎白朝的妥协，也仍是不了了之。英格兰教会颁布的三十九信条（Thirty－nine Articles）和祈祷书（Book of Com－on Prayer），仍是在命定论及自由意志之间模棱两可。仍希望在天主教及加尔文派之间采取中立。只是宗教上的事体很难中立，并且各人对神学解释之反应往往不可预知。如果一个人能否被拯救，全系预定，则信仰之事确系个人之事，主教也是多余。反之如随自由意志而转移，则教会纪律仍极重要，僧侣也有他们的用途。詹姆士一世所说“没有主教也无需国王”即针对后说着眼。

以后这教会组织问题由三种派系交互作主：（一）主教团（episcopacy）保持现制，承袭罗马传统，旧主教传位于新主教一脉相承，主教对国王负责，有如詹姆士之期望。（二）长老会（presbytery）采取加尔文派组织，教堂由长老及执事等构成，各人由信民推举，也仍有全国机构，却不受国王干涉。（三）独立派（independents，日后发展为公理会[congregationalists]）将命定论之作风更推进一步，各教堂主持人由各地信民推举，不设全国组织，各地都有独立的小教堂。克伦威尔即为此派，其军队将士以此派为多。

清教徒不限于以上各派。独立派固为其中坚，即较温和之英格兰教会僧侣，不坚持取消主教团，只运动在其他方面求改革，仍是清教徒的一支。此外教友会（Ouakers）、浸礼派（Baptists）等各宗派更是清教徒。总而言之，清教运动开始于伊莉莎白时代，又传入美洲，至17世纪内战时达到最高峰。他们大体相信命定论，但清教徒却不能以神学而成为一个独特的集团，他们注重净化教堂，革除各种伪饰，不相信圣餐可能产生奇迹，尽量保存圣经上所述的体制，也严格禁止星期天内的娱乐（詹姆士倒在此时提倡信民在行礼拜之后，应使他们以各种竞技自娱）。

以上各种经验均为中国历史所缺乏。今日我们批阅其记录，在某些方面不免说其小题大做。举一个反面的例子：一般西洋人士读中国历史，也惊讶于明朝嘉靖帝之“大礼仪”。嘉靖不称弘治为“皇考”而称之为“皇伯考”，引起群臣力争，翰林院官员前往请愿时尚说“国家养士之用端在今日”，以致百多人被廷杖，十余人死于非命。这件事虽未如清教运动之长期抗攘，却也争论了好几年，在外人眼里，也是小题大做。其原因则是宗教包括了各种最高的价值和最后的观点，这些因素无法分割，也无分大小，总之就是不能妥协。

克伦威尔早先并不同意内战起于宗教问题的说法，以后才逐渐接受。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想见17世纪英国的宗教是一个牵涉广泛而又不可捉摸之事物。倘非如此，一位主要的领导人决不会轻率的加入战斗，更不会在几年之后，还要由旁人告诉他其动作之真意义。此时另一个说法是，“任何物品一经霉烂，总因主教之脚牵扯在内”。可是有正则有反，如果宗教的范围广，也可以说当日人文因素单纯，所以稍微调整安排就牵涉上一个宗教问题。清教徒的作为虽多，不外保持他们自己与神之直接联系。所以他们始终反对国王和主教插足其间，也不容任何人将雕刻物、美术品替代称数，如果此时他们反应激烈，则是因为过去假借威权，各种赞拜之仪节早已歪曲滥用。

在这情形之下，可以预见日后的发展：即清教运动对詹姆士一世的君权神授说一再驳斥，所以内战尚未爆发之前，英王已处于被动的地位，甚至在精神动员的成算上已经未战先败。

外交关系也与宗教问题牵连在一起。

17世纪西欧三个主要国家——荷兰、法国和西班牙——彼此之间长期处于敌对和作战之气氛下。英国此时和他们的交往，更处于一个奇特的境域之内，任何时间都要找上一个或两个为敌国，也可以随时攀为盟友。此中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王朝国家的习俗不合时宜，而民族国家之组织又未就绪。王朝国家的办法是各王室之间约为婚姻，其间经济的援助以嫁妆方式承办，纠纷也以家事方式调解，亲戚间的关系代替同盟，亦可在国际场合中影响第三者。而民族国家的外交，以国家之利害为前提，以金钱与武力为后盾，使节及间谍的活动频繁，全民参加，用费至多。斯图亚特王朝与议会冲突之日，虽未明言，国王可以说议会责成他办事，却又吝于付费。议会亦可言说王室以国事为家事，在国际场合中的措施动违众意，反要百姓出钱。

17世纪很多英国人不仅怕国王坚持由英格兰教会派设主教的体制，还怕恢复天主教。16世纪末期，天主教人士发动了不少改革，曾替罗马教廷收复不少失地，在历史中称为“反宗教改革”（Counter－Reformation）。英王在此时提倡君权神授，有将英国重新归纳于天主教羽翼下的趋向。根据过去的经验，这种运动如果成功，很多人的身家性命资财都将受影响，因此17世纪谣言纷起。而英王詹姆士停止对西班牙的战事，为查理向西班牙王室征婚未能成功，又替查理娶了一位法国公主，都是不孚众望、引起怀疑的行动。他的德国女婿以新教徒身份被推戴为波希米亚国王，虽有瑞典和荷兰精神上的支持，却敌不过神圣罗马帝国实力干涉，导致三十年战争。但英王詹姆士并未出兵救援。英国与荷兰的关系则更为特殊。虽然彼此都属新教，但在渔业和航海业以及海外殖民地的经营上却是敌手，终17世纪，英国也与荷兰大战了三次。在这情形之下，任何主持国政的都难免遭遇尴尬的局面，而斯图亚特王朝之不得人望，使这种局面更加恶化。

查理在1625年继位，声望更为低下，他虽与法国联姻，却因支持西格诺派（Huguenots，法国的新教徒），在法国两方都不能讨好，使其联法抗西的政策无法实行，只好于1630年结束对西班牙的战争。当时议会里的反对派，也算是清教宗，很多人在西印度群岛投有重资，西班牙军队在此登陆，等于打击了他们苦心经营的成果。他们在查理不召集议会的11年间，经常借公司营业会商的机会讨论政治，于是又把各人在商业上的损失与国王迫害清教徒的事实连成一气。

这几十年英国为向大陆进军，在各地强迫征调兵员，而其衣服粮秣未备，政府又长期欠饷，以致作战时缺乏纪律，有时将士抗命，在国内又驻扎于民间，百般骚扰，与中国军阀时代的情形有很多相似之处。

如果与苏格兰及爱尔兰之间的问题可以算作外交，则英国的内战也可以说是终因外交上的问题而发难。詹姆士一世在位22年，他和议会的冲突已经快要决裂。查理一世又因为议会不合作，一味评议他的政策，而于1629年解散议会，之后11年间未召集议会。他用罚款方式，向各人单独的“劝捐”及收取“造船费”等等办法搜集经费。这些办法虽犯众论，但只要他不借议会之助而能应付财政上的需求，大家痛恨他却又无可奈何。最后这种局面则为苏格兰的问题所打破。

查理受大主教劳德（Willam Land）主使，对苏格兰教会加紧管制。因为国王既相信君权神授，“作之君，作之师”，而且兼为两国之国王，不能在两国作法不同。可是苏格兰教会向来以长老会的形式存在，詹姆士虽派有主教，也未变更其实质。查理的改革则牵动了很多仪式及组织，也间接妨碍了不少苏格兰地主的利益。这种行动所引起的反抗，演成一种签“誓约”（Covenant）的运动，参加的人立誓保全苏格兰教会及长老会的组织，一时如火燎原。查理派兵讨伐，反被苏格兰军队打入英格兰境内。苏格兰人对国王的要求为每日军费850镑，直到这“主教战争”（bishop’s War）获得解决之日为止。因此查理在1640年召集两次议会。5月初的议会称短期议会（Short Par- liament）。国王原来希望议会为他筹饷，批准战费，但事与愿违，议会反攻击查理对国事的措施，所以查理将之解散。11月再召集之议会，则称长期议会（Long Parliament）。因为苏格兰的问题未能解决，国王只能再度召开议会。长期议会经过不少波折，可是概言之即是日后与国王对立发生内战、弑君，被克伦威尔整肃解散，却又在1660年再度召开，宣告本身应当解散，而召集下一届（复辟议会）之议会，前后经过20年。

就在长期议会召集之次年，即1641年，爱尔兰发生变乱，查理一世准备征讨。1642年议会通过“民兵法案”（Militia Ordi－nance），军事权完全掌握在国王手中。于是查理北行，在诺丁汉（Nottingham）成立行营，内战由此展开。

英国内战前夕，各种事迹穿插曲折，牵涉的人物，脾气性格复杂，容易引起读者猜想，是否事实之展开一定要如历史所决定之程序。其中也好像千头万绪，稍微安排之不同，即可以使以后之结果发生至大之差异。

可是300多年以后的今天，我们回头检阅这些事迹，就会领会到历史之戏剧性与历史逻辑不同。也就是革命之浪漫史不一定与革命之结局相符合。放在个人经历的立场，其事实千变万化。可是从长时间、远距离、大视界的眼光看来，虽然各事时机仍不可预测，也有其神秘性，可是其中瞻前至后贯穿纵深的因果关系，则又似乎可以一目了然。

查理一世在苏格兰接受誓约时曾说：要是此事他尚不能干预，则英国国王之地位将与威尼斯之统领无异。而以后之发展也确实如此。立宪君主制，国王只是仪式上的领袖。而且政教分离，也是宗教独立派之始祖布朗（Robert Browne）所提倡的宗旨。可是很难想象17世纪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家可以像一个自由城市一样的管理。英格兰国王成为英格兰教会之首长，至查理也已100年，要是此时说他应当置祈祷膜拜之事于不顾，只要安心做富贵闲人，也未免不近人情。同时英国又极端的羡慕荷兰共和国，书刊常叙述荷兰的富丽繁华、人民勤奋、自由风气弥漫，甚至霍布斯（Thomas Hobbes）也认为英国人艳羡荷兰城市是英国革命的原因之一。然则荷兰由于过去无统一之政府及法制，向来各省自主，才可能由城市领导乡村。而英国企图效法，反有无处着手之感。

这种种不可能之事日后逐渐成真，当中经过内战、弑君、革新为民国、复辟和第二次革命彼此牵连的各种大事，英国社会之本质也在动荡中改组，这种改组，不能说与资本主义无关。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无法以个人之贤愚不肖解释历史。只能将英国17世纪的经验看作一种极大规模的组织与运动，而在其发展中窥见历史长期的合理性。

查理·斯图亚特缺乏诚信，可是他对民瘼之关心又很难否定。同时，不少为他尽忠的人士虽冤死而不辞，如前爱尔兰总督斯椎夫德伯爵（Earl of Strafford），更可见得国王之作为，也不是毫无原则。查理的宗教政策大都受大主教劳德影响。劳德关心小民之生计，反对圈地。对宗教之事，注重纪律，认为英格兰教会应保持其全国一致之仪式，并且主教的组织万不可缺。从这些条件上讲，我们纵然评判他们不合潮流，也不能遽尔说他们的保守立场即是居心叵测。

法律不能畅行，实是内战无法避免的最大原因。英国的法律和中国的不同，他们没有每个朝代各自立法的习惯；法律是自古至今一脉相承的。但是他们也没有将社会各部门统一归并的法庭，而是教会有教规法庭，封建有领主法庭，商人有市长法庭，国际贸易有海事法庭等。迄至16世纪已有不少整顿，都铎王朝将司法权集中。可是一般来说，全国性之法庭仍分两大类，执行习惯法之法庭有民事法庭（Court of Common Pleas）、王座法庭（King’s Bench）（这两者之间区别微妙，也在长时间不断改变，有时同一案件可能由当事人挑选其一投入诉讼），和财政大臣的法庭（Court of Exchequer，专受理与国王收入有关之案件）。习惯法根据封建组织里的农村习惯，成例较僵化，各法庭动作较为迟缓。补救的办法，是在国王名下另设几个职责不同的法庭。内有皇廷大臣的法庭（Court of Chancery，皇廷大臣（Chancellor主持国王的礼拜，他掌握此法庭，表示以国王之良心作主，接受特殊的案件），高级委员会的法庭（Court ofHigh Commission，专管宗教上的事宜），和星房法庭（StarChamber，专管政治犯）等，以及其他几个关系较轻的法庭。

这群组织统称特权法庭（prerogative courts）。它们审判案件，一般脱离习惯法而根据平衡法（equity）。平衡法本身非法律，只代表一种法律观念，简概的可以“以天理良心行事”综括其宗旨。这中间的分野则是习惯法根据过去成例堆砌而成，凡事都要合法（legal，合法则是有过去之事例可援，合理与否，不再计较），平衡法则须要合理（equitable）。

表面看来习惯法的程序与内容已不合时宜，特权法庭乃为弥补其缺失而设。在斯图亚特王朝之前，皇廷大臣之法庭已邀请习惯法之律师参加合作，财政大臣的法庭也有接受平衡法的趋向。可是17世纪的纠纷一开，只因“特权”这个字，也可以使两方分手对立。星房和高级委员会也可以说是平衡法的刑事法庭。它们之成立，是由于习惯法缺乏对付煽动变乱（sedition）和惩戒诽谤（libel）等处置。可是在查理一世的时代，这些法庭惩罚政治犯及宗教犯，尤其是惩罚擅印挑拨性的传单之作者，惨极人寰。判无期徒刑的不说，带枷和鞭挞割耳黥面等刑的大有人在。虽说这些刑法也曾行于都铎王朝（所以它们并非不合法），但时代已变，至此引起极大的反感。所以争端一展开，很多习惯法的律师（包括法官书记等）站在议会派的一边，与清教徒为盟友。况且他们长期受着习惯法的影响，认为法律不能在政治的压力下低头，也使他们易于同情反对派。

这样一来，议会派和国王争执尖锐化的时候，一方企图酝酿在多方求改革时打开局面，却因袭了一种过了时的法制系统。另一方掌握了能修正法制的工具，却用这工具维持君权神授说，又用以保障赞助极权政治之宗教仪式。而且它之施用肉刑，更是在英国文化史里开倒车。

17世纪初期的经济恐慌，当然只增加了内战的可能性。西欧大陆国际战争之展开，在羊毛没有出路。荷兰商船业兴起，英国倍感压力，英伦海峡之间又多海盗出没。在失业威胁之下，很少人能对国王表示感激。长期议会开会之日，裁决斯椎夫德死刑，伦敦和西敏寺群众麇集，各行业的学徒乘机鼓噪，空气更加紧张。加以谣言纷起，这时候纵有一分将两方冲突性和缓化的可能，也在这动乱的气氛中一扫而光了。

长期议会在这种环境之下开会，对立的形态已成定局，于是反对派以一连串行动通过很多法规，以过去国王之抽吨税与磅税为违法，将好几个特权法庭取消，星房和高级委员会的法庭更不用说，连皇廷大臣法庭亦被提及讨论。只因为这法庭仍有它的用途，才被幸免。前爱尔兰总督斯椎夫德之判死刑，则是长期议会反对国王调爱尔兰军队前来英国镇压反对派，算是给国王及其亲信一个严重的警告。一般刑事程序既不能达到目的，斯椎夫德之死刑采用了“褫穿公民权法案”（Bill of Attain-der）来执行，也就是他的叛国罪只要议会多数同意，毋须缕列证据。此举曾有前例，也算合法。大主教劳德则被监禁5年，终在内战时期处死。议会还怕国王下令终止他们集议，于是通过法案，非经本身同意不能解散议会。

综合这些行动，长期议会已经走上革命的途径。它已经无法利用它目前的威权继续以前的议事程序，也就是以前的议事程序无法容纳现在议会给自己揽纳的威权。爱尔兰变乱再起，议会只有再通过法案将全国的军事性城楼仓库以及军官的派任权收归自身掌管。国王只好离开伦敦，在北边招兵买马，内战于是揭幕。

300多年之后的今日，有关英国之内战可综述如下：

大凡一个国家，必定要有一个上层结构（superstructure）和一个下层结构（infrastructure），当中的联系，有关宗教信仰、社会习惯和经济利害，统以法律贯穿之。总要做得上下合节，首尾一致。要是当中联系不应命，政局必不稳定。补救的办法或改组上层结构，或修正下层结构，再次之则调中层组织，如重订税制，颁行新法律。只是英国17世纪有如中国之20世纪，上层结构（国王、议会和英格兰教会以及军事外交等机构）与下层结构（土地占有、农业生产与分配、商人之权利义务等）同时与时代脱节，中层的社会、宗教、经济、法律各种因素都要重新改组。内战只是这长期改造中颠簸得最厉害的一个阶段。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重新考虑以上曾提出的一个问题：什么是清教徒？

中文“清”字，很容易产生误解。英文的purify，实为纯洁化。清教徒有一种将教会洗刷干净的宏愿，他们的运动是一种带着战斗性的群众运动。所以当初因宗教信仰被迫害的清教徒，宁可离开家乡，在北美洲披荆斩棘，另开天地，表现一种双手万能的气概。因之这清教运动必然是一种以“成功”为宗旨的道门（cult of success），也有一种独立的性格。尤其坚信加尔文命定论的人士，他们既划分世人为预先被选得获拯救和被遗弃而遭谴罚的两类，逻辑上他们只能相信自己属于前者，而与他们作对的属于后者。只要他们自己在神前忏悔接受神的慈悲，即为已被选获救的象征。他们自己身后之事既已无庸顾虑，可以专心一致的去证实自己确已获救。严格的来讲，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另外一种更高尚的目的。清教徒既有了如此心理上的准备，作战时必一鼓作气，做生意也必表彰其赤手致富的精神。离开基督教神学的立场，我们也可以说，在需要强化民族国家，开拓殖民地，成立资本主义社会的17世纪，清教运动适时而生。清教徒摆脱了中古以来一般人在养生送死的程序中，没有选择性的成为教徒的习惯，而在这有机转性的时期中各人经过一段宗教上的灵感和经验，容易将他们的一股信心主动的放在正在他们眼前展开的新世界潮流之中，将各人的冒险性格和独立精神发扬无遗。他们所要求的自由，大致也就是这主动权。

英国内战，不能用阶级斗争的笼统观念概述。照理推论，有家世声望的贵族大地主必较趋向保皇党，新兴的绅士阶级，尤其中级地主和商人，则有倾向于议会派的理由。可是实际的发展不尽如是，长期议会会员站在两方的，并不显示就带着以上不同的社会色彩。有些家庭的成员甚至参与敌对的阵容。虽说英国东南沿海一带，尤其接近伦敦的地区，以同情议会派者居多，西北与新型商业接触少的地方则大致同情国王，这样的对立仍只是一般印象，内中还有无数例外的情事。即是在其中某一方面控制的地区，内中也有不少敌对的人士。所以以后野战和攻城战同时展开。长期议会集会初时一般反抗国王的情绪高涨，可是后来过激派做得太过分，引起反感，也激得不少初时同情议会派的人反而支持国王。所以其取舍并不全由经济利害。

战事初起时双方都无常备军，彼此都以“召列状”（Com-missions of Array）召募军队。一般的情形是地主将他们邻舍佃农武装，给养与马匹也由召集人捐助，议会军则另有统筹的津贴。双方都不缺乏军官，因为很多人曾在大陆参与战事。勤王军最大的损失则是海军不发一矢，全部投效议会军。国王靠外界接济的机缘本来已很渺茫，失去海军之后更为无望。勤王军受英国地主生活影响，善于驰骋狩猎，因此在骑兵战术上占优势。但是他们的资源不充分。战事持久，议会军又逐渐占上风。

战事展开两年仍胜败不分，双方开始寻觅外援。查理一世从爱尔兰人获得的援助至为有限，而且他与天主教人士周旋，引起国内英格兰人的反感。议会则和苏格兰接洽，苏格兰的条件是议会派的人士签字于誓约，承认长老会的宗教组织。协议成功后苏军入境，使北部的勤王军两面受敌，极收牵制之效。但是南部的勤王军仍能采取攻势，也曾数次击败敌军。兵饷没有着落、部队缺乏纪律是两方的通病。很多部队只愿保护家乡，不愿远征，还有很多为部队长一手招募经营，一旦部队长战死，部队即瓦解。

直到1644年冬尽，议会才组织新模范军（New ModelArmy）。以后，兵饷的发给比较正规化。后勤部队也渐有头绪。普通的士兵都穿制服，严禁向民间劫掠。议会的会员不得兼军职。克伦威尔时则例外。他以中将统率新模范军的骑兵，部下大率由剑桥一带称为“东镇集团”（Eastern Association）之地区募来，将士历经征战，宗教上的信仰则属独立派。因此，他们日后尚要在英国历史上留名。此时则因他们以清教徒的精神施用于战场，获得成果。1645年纳士比（Naseby）一役，他们将查理一世亲自指挥的主力击溃，战后又追奔逐北十多英里，以至对方全部辎重以及国王之书信文件均被俘获。勤王军自此解体。新模范军之出现，显示军队已非私人构成之组织。英国高层机构已有蜕变之势，只是内中仍有问题。

纳士比之后，议会军只从事肃清勤王军残存的城市和碉堡，但是战事仍延至1646年夏天。5月，大势已去，查理化装出走。先南向伦敦行，半途又折向东北，至此他还想觅船航海，未果，最后北行，自投于参加内战的苏格兰军。这时他还以为苏格兰人对他的处置会比较契合。但是苏人留他半年，因为谈判不得要领，将他交给英国议会以换取40万镑之欠饷，然后撤退回国。

国王成为俘虏之后，和他敌对的苏格兰人、英格兰议会和新模范军也开始彼此之间的斗争，前二者在宗教上为长老会所左右；后者则为独立派之中坚。这时候绝大多数英国人仍相信国王是不可或缺的，问题只是立宪君主制的详细内容。查理曾说：“平时治理国家不在刀剑，而在讲道坛。”可见得他深信当日宗教在政治上的重要。他的书牍和行动，也显示他一直没有放弃以主教治国的希望，唯迫于环境，不得不与对方周旋。一到时机好转，他仍准备以主教团支持他的君权神授说。议会里的多数派属于长老会。他们既签有誓约，也觉得虽不用主教，到底也要有一个全国性的宗教组织，如此英格兰与苏格兰教会的事才有彼此交融的可能。

在独立派看来，实行誓约，采取长老会的制度，对他们一样不利。要是因此禁锢他们的教坛和活动，或让他们在全国体制之外自行瞻拜，都是难以接受的。此时全国仍有供奉教会的什一捐。独立派被迫以1／10的收入供全国教会，还要另外自费组织教会，另外出钱请牧师。既有全国教会，则有教区，因此人民之行动也仍受其管制。英国议会虽有一部分由于信仰自由而对国王作战，此时仍下令不许普通人讲解圣经；怀疑基督神性的人，仍会被判死刑。听以宗教的独立派对长老会的多数派也是心存戒惧，也相信他们是想干预人与神之关系。

当这些纠纷尚未解决时，议会提出裁军。各部队开始集中悉听遣散，但对欠饷并没有适当的处置，应募前往爱尔兰服役的士兵少，以独立派为主的军中将士决定自行其是。1647年5月他们派兵强行接收国王查理一世。其次，他们组织军人参政会（Council of the Army），以将级军官及每团其他军官二人士兵二人组成。他们声称除了出入锋镝，既为自由的公民，最低也有对国事说话的权力。于是推克伦威尔为领袖。他们既和议会做到两不相容的地步，回头想与国王交涉可能较为容易。查理则认为陆军与议会意见分歧正是他得利的机缘，果然为其料中，所谓第二次内战于1648年展开。

但是在1647年年终之前，国王查理一世又做了两件失却民心之事。11月间，他从被扣押的地方逃出，出奔威特岛（Isle ofWight），他满以为岛上总督会听其摆布，不料后者仍将之拘禁。12月，他又与苏格兰人签定密约，同意全国实行长老会制3年，且积极压制独立派的信仰。在签订此约之前，他曾致书议会，要他们考虑陆军提出的方案。他不仅出尔反尔，而且暗中央结苏格兰人进兵，对和他交涉的人讲，则是阳用缓兵之计，阴图克害。所以查理日后之被弑，既有历史家誉之为烈士，也有的说他是自食苦果。

然则查理在历史上的地位还算固定。他的一生以君权神授始终。从这出发点，他以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的方式（详第五章）和人身关系（personal）的方式维护一种非人身关系的制度（impersonal institution），因之他既为烈士，也系自招其咎。最难的还是阐释克伦威尔的历史地位。他和圆头党以及宗教上的独立派提倡良心自由，在历史上成为一种过渡时期的产物。从长期历史上讲，信教自由开启政治自由之门，而政治上的自由也开经济上放任政策之门，因后者才能实现资本主义，可是这连串的关系，却只能理解，而无法在一人一时一事上找着痕迹。个人的经历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克伦威尔本人行事，有时候尚在前述关系之中表现矛盾状态。

所以克伦威尔对西方物质文明的贡献，还是以间接的在精神方面发生启发作用为主。他的共和（Commonweaith）和护国（Protectorate）都是由环境造成，也不能在历史上长久立足。但是他以自由（liberty）的名义参战，战胜论功，总是归于神之光荣。圆头党军队在战场上唱赞美诗。此中即包涵了一个宗旨：只要各人认为良心无亏，任何应做的事都可以做。但是克伦威尔又不像当日的均平主义者（Levellers）那样完全以理想支配现实。17世纪人文因素尚属简单，在中世纪凡事一成不变的习惯尚未革除之际，他的断然处置和大刀阔斧的胸襟打破了历史上的一个死结。经过他的试验，英国决不能再回复都铎王朝的旧局面了。

如果这种说法过于抽象和空洞，我们不妨在相反方向找出一两个例子，作为较实际的证据。劳德任大主教时，约克大主教曾写信给他：“我发现各处的牧师都在砍伐、更变、修正、节略和增添。”有些荷兰员工受雇在剑桥以北的沼泽地（the fens）做排水的工作。大主教看到这些工人用他们习用的仪式做礼拜，立刻命令他们参加附近的英格兰教会。在这新旧交替之际所谓宗教仪式，代表着不同的社会习惯，也代表着不同的人生观。英格兰教会更怕变更，自己也拒绝对新时代作调整。又根据可靠的来源，克伦威尔于1647年和查理谈判的时候，他曾说出要是荷兰的政治体系能移植于英国，英国人民必蒙其惠。这种话里表示他念念不忘良心自由，而非关怀一种抽象和空洞的观念。尤其与英格兰教会大主教之态度相比，克伦威尔的信仰是他思想的主宰。它既可渗透到政治里，也可以贯穿到商业政策和经济生活中。他和其他的清教徒一样，都以为自己的积极性格概系神赐。在同时代一切都在转变之际，这种信仰也可以发挥于其他的地方。韦伯（Max Weber）说出清教徒之成为资本家，他们不复以赚钱为坏事，而认为是好事。积蓄财富不复受传统道德观念束缚，也不按现今的生活程度适可而止，因为赚钱已成为目的，而不是达到其他目的的一种手段。如此看来，克伦威尔虽没有出面推行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却在他的领导下发育成长，而不在国王及劳德大主教领导下一成不变的环境里发育成长。

现在再追叙1648年的事迹。第二次内战较前次单纯得多。当时国王还被拘禁，虽说议会派、苏格兰人和过去的保皇党联合与圆头党对敌，但他们没有统一的军队，起事时也只像没有协定的反叛，此触彼发。新模范军不费气力就将他们一一削平。只有苏格兰军队，曾与敌军进行战斗。可是苏军的行军状态，队伍前后缺乏联系，就给克伦威尔打得落花流水，整个二次内战前后未逾半年，圆头党战无不胜。战局一结束，克伦威尔等人即以“流不应流之血”的罪名，清算国王和议会。

整肃议会很容易执行。长期议会的下议院此时大概还有200名议员。圆头党军人派兵站驻门口，属于长老会的议员约140人不许入内，只剩下50到60个议员，史称“尾间议会”（RumpParliament）。他们任命了一个150人的特别法庭审问查理一世。国王不承认他们有此权力，并且认为自己所代表的不仅是本身，也是全国臣民和他们的自由。但是法庭由过激派为首，仍判他死刑。直到最后仍有很多陪审官不愿在“死刑执行书”（death warrant）上签名，克伦威尔威胁之后，才有59人在行刑书上签名。将国王处死是极不得民心的行动，只是这时以武力为主，反对克伦威尔的力量又都被镇压，英国的公民国家，自此开始。但是昙花一现，1660年查理二世复辟之后（称当年为查理二世之第11年）克伦威尔被剖棺割尸示众，斯图亚特王朝否定公民国家和护国的合法性。

内战前后，英国完成了无数政治文献，有的由议会提出，有些由新模范军的军人提出，有的似临时约法，有时又像议和的条件，内中有限制主教的权力、国王颁布重要任免时议会的同意权。有些文件还提及王室子弟的教育问题。总而言之，都有成文宪法的意义。为什么当中没有一件为众所公信？为什么当中没有一件行得通？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以英国人的公平守法，竟没有人能提出一个周详的折衷方案，为众人遵循？

这问题似乎可在中国民国初年的无政府形态中找到一个类似的解答：中国军阀时代，也有很多人发出无数通电和宣言，也前后写过不少约法和宪法，而这中间最大的问题，则是撰写者以一种理想的境界为标准，没有认清自己的立场，也就忽略了这时候政府本身是一个社会上的游体（foreign body）。所以问题的症结不在权力如何分配或执权者应受何种监视，而是在上层的理念如何有效的传达于下层。此时除非社会整个改组，否则财政与税收无法合理化，表面上的公平守信并没有实际上的意义。英国之在17世纪，也和中国在20世纪一样，正由一个旧式农业体制转入一个新式的商业体制。除非农村里最基层的结构也能适应商业管理之法制，否则实在无法可遵循，也非单指责执法人员不守法就能解决问题。

克伦威尔在1658年9月去世之前，担任英国之独裁者达9年余，最后5年称“护国公”（Lord Protector）。拥戴他的军人也让他自立继承人，他以自己的儿子理察（Richard）为第二个亦即最后一个护国公。英国有史以来为共和国的时间一共只有11年。其中为护国之5年，实际为变相之君主制。

克伦威尔取得政权之后，找不到一个适当的宪法基础。“尾间议会”不合作，他亲自率兵去解散议会，他自己召集的议会，也发生查理一世同样的困难。他取消上议院，后来又重新组织了一个上院。克伦威尔也重颁爵禄，很多受封荣衔的人是他的亲戚家人，部曲徒从。护国实质上是军事统治。全国划为11个军区，每个军区派一位少将监理，综揽境内治安收税以及监督民间日常生活之事。均平主义者为提倡全民平等，到处散发传单，克伦威尔将他们逮捕入狱。克伦威尔是有为人诟病处。他的儿子理察未曾建军功，更缺乏威望和驾驭将领的能力，继任为护国公后才8个月就被迫辞职。护国群龙无首，给斯图亚特王朝复辟的机会。查理一世的长子查理二世流亡海外多年，终被央请回国，恢复大统。

可是如前所叙，强调个人之贤愚不肖，很难将这段历史解释得合理。骤看起来，英国之共和和护国在历史上都没有存在的必要。克伦威尔之良心自由，普及于教友会和犹太人，却不及于英格兰教会及天主教徒，看来也是不合理。可是历史家平心静气的考虑，则又觉得后者之没有列入一视同仁之内，只因为在独立派看来他们自己坚持为国教或唯一之真理，蔑视其他人为邪教，自己起先就不赞成一视同仁。有了克伦威尔的宗教政策，再加上他的军事统制，17世纪的英国才能自一个中世纪的国家，凡事概以抽象的教条主义统治之方式，进入对真人实事负责之形态。历史家无法替护国公或篡位者克伦威尔一一解说，况且他之所行，不一定是他之所知（所以他动称天命）。只是在研究资本主义在17世纪英国展开的程序上讲，以陆军少将代替主教和大主教，唯物主义的气氛浓厚，即算军事统治不符人望，也没有产生反动的效果，仍不失为一种大胆的尝试。   克伦威尔专政时期，有将一个新兴现代国家的侵略性格向外发扬到极端的形势。这9年之间，英国几乎无时不在征战之中。克伦威尔自己带兵讨伐爱尔兰和苏格兰。海军则因搜查荷兰的船只与荷兰交战，又攻占西班牙在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地，另外复与瑞典、法国和葡萄牙作战，每次都以签订有利之条约才作罢。1651年的航海法案（Navigation Act）规定英国的对外贸易货物必用英国或对方的船舶载运之原则，不许第三国之商船从中谋利，也是与荷兰交战的原因之一。在共和与护国将英国海军的地位推到极峰。

读者必须注意马克思、恩格斯、宋巴特和陶尼都视远洋贸易为推进资本主义的条件之一（马、恩称“资本家时代” [capi-talist era]）。在初期聚集资本的时候，商业资本必较工业资本为优先。而迄至克伦威尔时代，英国仍是一个农重于商的国家，这些条件奠定了克伦威尔在划时代的转变中创造突破环境（breakthrough）的功绩，也使日后英国的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结合在一起。克伦威尔与荷兰作战时，他仍以上帝之使命作他行动和思想的根据，而有意将两国合并为一。

从表面上看，1660年查理二世之复辟，是对清教徒革命的一种反动。斯图亚特王朝既恢复它的政治威权，英格兰教会也重新掌握了宗教上的独一地位。可是实际上的发展并未如此顺利。查理二世恢复的不是伊莉莎白式的王位，而是立宪君主制的王位，并且对教会也“不能完全革除清教运动的潜在意识”。查理二世在位的25年，也可以视作一段“司法改革”的时期。

查理尚在荷兰等待回国之际，即发布所谓“白雷达宣言”（Declaration of Breda），说明他登基之后人民仍将享有良心上之自由。他也表示将不念旧恶，除了议会提出内战弑君的罪犯之外，他准备一切赦免。后来约50人被检举，只有13人判死刑。地产在动乱期间易手的复原办法，也由议会制定。原则上前保皇党之地产由原有人申诉取回。但是因筹备罚款不及，仓皇出卖的，则其成交依然算数。所以查理实际上仍承袭不少克伦威尔时期的作为。

查理二世热衷娱乐与竞技，尤其喜爱赛马，曾自任骑师参与竞赛，也拥有不少情妇，以风流出名，称“快活国王”（merrymonarch）。宗教上他属于自然神派（deism），相信上帝创造宇宙之后即不再过问世事。但他从未表明这种态度，世人也无从了解。只因他饱经忧患，养成若干玩世不恭的态度，也能守口如瓶，因此除了一个花花公子之外表，历史家还无法确断他的真性格。他对信教自由的承诺并未兑现。议会仍通过法案，惩罚不照英格兰教会的方式做礼拜的教徒。以后又禁止不奉国教的人士就任各种公私职务，牧师的行止也受检束。又规定伦敦、牛津与剑桥三处之外，不能印刷书籍文件。

国王与议会之融合，只维持了短时间，以后即因对教会的事宜、外交政策和财政问题发生冲突。国王也屡次解散议会。可是查理二世遭遇与查理一世遭遇的困难表面相似，内中有实质上的差别。例如，国王不同意英格兰教会歧视其他宗派。颁发“信教自由令”（indulgence），赦免不奉国教的教徒，包括天主教徒。议会则于国王对外作战而需要征税筹饷之际，强迫国王收回前令，还通过“宣誓法案”（Test Act），强迫文武官员宣誓信奉英格兰教会及其崇拜仪式，不遵行的即行革职。

查理在位期间与荷兰作战两次（史称第二次及第三次英荷战役，以区别于克伦威尔之第一次英荷战役）。这些战事愈发显现欧洲近代国家的真性格。第二次英荷战役发生于1664年底，持续两年半。英国派出战船160艘，装炮5000尊，海军23000人。交战时双方死伤损失严重。英国议会批准战费250万镑，是前所未闻的大数目，原拟作三年开销，而实际上一年即已用罄。再加以作战期间英国瘟疫流行，1666年9月伦敦又发生大火，延烧五日。在这种情形之下，商业萎缩，而截获荷兰船货的目的也未能如愿，人民之失望可知。战后荷兰割其在北美洲据有的新尼德兰（New Netherlands）给英国，包括今日之纽约市及纽约州，当时的观察者很难预料此举在以后历史上的重大影响。经过这番战役，两方在国际上的地位从此固定。第三次英荷战役虽也有剧烈战斗，却无第二次战役的深远历史意义。

查理二世认为外交纯系国王之特权。而实际上，议会代表的意见五花八门，也无从采择众议。这时候他的表弟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正向北扩张领域，左右如意，掌握的钱财又多，查理和他订立密约。英国国王首先答应对荷作战（第三次英荷战役），次之更将英国改为天主教国，一俟时机成熟，就公布执行。在这种条件之下，他前后私自接受法国国王的馈赠。其实他所得至微（每年10多万镑），所冒风险则至大。此时想把英国改成天主教的国家，实在不可思议，所以至今历史家仍在猜测查理的真动机。

快活国王于1685年2月去世。他这时已秘密接受了天主教，临终时也由神父施行天主教徐油膏的仪节。王位则传给三弟詹姆士二世。詹姆士是众所周知的天主教徒。过去好几年，不少政客和社会上领导的人物想阻止他来继承王位，希望查理的新教信徒私生子（有人说查理逃难时曾和此子的母亲结婚，否认他系私生）蒙茅兹公爵（Duke of Monmouth）继承大统。为了这一争端，还曾发生一连串阴谋与命案，好几位知名之士在疑案中牺牲。查理去世前夕，舆情发觉继承争夺一事已被渲染过度而应当稍为收敛，所以詹姆士在1685年登基时没有受到阻碍，泰半由政治风气好转之故。

詹姆士过去曾率领舰队对荷兰作战，以英勇著名，这时候他申明无意于专制威权而决心遵守现行法律，于是众心欢悦，议会也通过他需要的经费。蒙茅兹的叛变亦迅速削平。詹姆士踌躇满志的时候，刚愎自用，缺乏耐性的真性格至此表现出来。防制政府任意逮捕人民的人身保护法案（Habeas Corpus Act），在查理二世末年通过成为法律，新国王则有意将之废除。议会不合作，他则将之解散。最大的问题则是詹姆士滥用豁免权（dispensing power）废除宣誓法案。国王本来有豁免权，可以施用于一人一时一事。詹姆士则将此权力置于信教自由令内颁布，广泛的使不奉英格兰教会膜拜仪式的人，立时释去法律上的限制。在我们今日看来，这种举动良堪钦佩。可是在17世纪，清教徒与主教团争斗的记忆犹新，国王这种举动只使才稍平静的波澜再被掀起。并且他用这种办法来提高天主教徒的地位，更使新教教徒在彼此龃龉冲突之中产生一种外来威胁之感。詹姆士以天主教徒为爱尔兰总督和海军总司令。另外一个不奉英格兰教会崇拜仪式之人物则任伦敦塔（Tower of London）总管，掌握着监狱和兵器。因为商业之展开，国王之税收也有扩充。詹姆士即用这笔财源支持常备军30000人。对反对派来说，这更是一重威胁。

詹姆士有女二人，都信奉新教，长女玛丽嫁于荷兰国家总督（详第三章）威廉三世，威廉的母亲则是被弑英国国王查理一世之女。因之威廉与玛丽都有继承英国王位之可能。1588年英国反对国王之人士邀请威廉来此邦干政。所以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即始于女婿推翻岳翁，也是外甥清算舅父。威廉率兵15000在英国西南端登陆，英军无意抵抗，詹姆士在年底之前仓皇出走，从此流寓海外。1689年初，议会公布国王自动退位，威廉与玛丽为继任之国王与王后。

詹姆士出走之前，众叛亲离。邱吉尔之祖先约翰·邱吉尔年幼时为詹姆士的侍从，因国王一手提拔，壮年建立军功，这时候也归附威廉。国王之次女，则从父亲的势力范围内自动逃入姊夫所占领的地区。国王之出走，经过两次，第一次他已化装乘小船准备出海，但是潮水不济，被沿海渔人拥送登岸回伦敦。他再次出走前夕，宫殿已在威廉之荷兰部队看管之下。最后他乘小渔船出海，曾在港口逗留6日，却没有人留难他。

这些琐碎情事，与资本主义之发展有何关系？

它们没有直接的关系。可是这些事迹证明英国已无法滞留为一个朝代国家，詹姆士在两次出走之间回伦敦，使效忠于他的义务人士感到窘迫。如果国王不决心自动退位，而准备决最后之一战，则他们也不能置身事外，因为非如此则对传统的忠君观念无所交代。但这些人却又无意于国王回宫之日置身家性命于不顾，效命勤王。原因是英国已慢慢成为一个民族国家，他们在情绪上和伦理上都已丧失仿效46年前他们的祖先毁家纾难去追随查理一世的壮志与赤心。这当中的不同，并不是全由资本主义之展开，却又不能与资本主义之展开无关。

事实上，查理二世和詹姆士二世在位期间，英国的政党已开始崭露头角。初时并没有明确的政党宗旨，也没有确定党员的资格与出身，或者表扬他们的权力与义务，而且最初“党”之一字，也真像在中国传统政治里一样，“小人有党”，纯粹是骂人的名词。当时既有一些朝臣政客社会名流经常聚首，对一人一时一事有了逐渐较规律的看法，反对他们的人则以党称之。起先，查理末年准备在议会通过法案，不让詹姆士嗣位者，称为辉格党（Whigs）。而维护詹姆士支持国王及教会传统体制者为托利党（Tories）。1688年之革命固然以辉格党为主体，也有托利党人士支持，才能产生一种不流血的革命。1689年以后辉格党更采取主动，在各地区市镇分别增强其实力。时间愈进展，两党的性格愈趋显明。辉格党代表大地主及新兴商业之利益，托利党代表各处乡绅及英格兰教会之利益。前者以伦敦为中心，后者较具内地色彩。再经过几度沧桑，前者成为自由党，后者演化而成保守党。

为什么半个世纪之前类似之争执会演成兵戈相见，而且参加战役的主要人物如克伦威尔最初还不知所为何来，而半个世纪之后，则可以化干戈为玉帛，虽说最先仍掺杂了不少暗杀和疑案的成分，以后才能奠定而为政党政治？

本书已前后约略的讲到社会在大动乱之后变质，现在我们提出历史上的事例作为证据之前，先勾画一个理论上的轮廓：

大凡任何宗教，对个人的经济生活都有一种收束紧缩的作用，如摩西十诫。社会愈单纯，其警戒检束的作用愈直接而有效。陶尼曾说：

一个以农民组成的社会，其宗教可能单纯一致，因为它的经济安排简单雷同，它已经有了一个单纯一致的形态。一个多面的商业社会则需要能向不同的源流之中吸收各种因素。这些不同的因素同时也需要自由的朝它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发展——在这时期之中（他说的是17世纪的英国）其发展也就是维持它们的宗教方式。倘非如此，这社会就无法避免经常的摩擦与障碍。

既然如此，大主教劳德等早应该适应潮流，对信教自由让步。为什么又有他们的阻挠，使历史的展开延迟了约近50年？

这一方面固然由于劳德等缺乏眼光，另一方面，则是当时社会环境的客观条件使他们仍旧坚持旧时代的体制。我们再看布罗代尔所说的话：“任何一个古代结构组成的社会一开金钱使用之门，就会失去已经获得的平衡。迄今没有合适掌握着的力量就会被放纵，新的交换方式，对少数的人有利，对其他的否定，使各种事物处于混淆状态。”

我们综合这两种观点，即可以看出旧社会拒绝改造，大部分是由于内部之因素不能公平而合理的与外界新因素自由互动（金钱总是交换之媒介）。这种缺乏互动（interchangeability）。的弱点迫使它用宗教的名义，施展一种对经济生活紧束性的限制，构成对本身的掩护。因为它借道德上最高的和最后的名义作主，不容辩驳。只要能达到抗拒新经济力量于门外之目的，这种自卫的手段不一定要彰明较著。对命定论作不同的解释，或强迫荷兰工人到英国教堂做礼拜，又像荷兰的教堂一度拒绝供给放贷者圣餐，或不给予他们大学学位（详第三章），都可收同样的功效。总之，这些因素与趋向出入于是非黑白之间，心理与现实成分参半，虽当事人也不一定能彻底了解其间奥妙。只有靠时日及事迹的累积，其前后之痕迹才容易在历史上呈现出来。

前面已经说过，经过内战而有复辟，教会已不能完全去陈清教运动的潜在意识，查理二世在位25年，英国也经过一段司法改革。这也就是说，当其上层机构还只以为复辟是不承认克伦威尔者的一切作为，以为1660年可以上与1649年衔接之际，其下层机构却因这11年之打开局面而在不断继续调整。

查理二世和詹姆士二世因为他们切身的经验，羡慕表弟路易十四的作风，也无可厚非。法国在17世纪以红衣主教为宰相，把天主教当作辅助国家行政的一种工具，国富兵强，用不着开议会，凡尔赛宫阙的规模与仪表为欧洲名国之冠，不到下一个世纪，其弱点尚不致暴露。与之相较，英国呈现的只是长期的吵闹，内部永远纠缠不清，看来提倡天主教为国教未尝不是一种出路。查理已向这路途试探前进，詹姆士则更无忌惮的做。结果，他所标榜的宗教自由以倡导天主教为前提，与这政策相表里的专制皇权也得罪了辉格党。另一方面，托利党人尊重英格兰教会的正规体制，对他以豁免权变更法度也不能同意。而查理与詹姆士都未注意到，在他们统治的30几年内，英国内部基层已变质。

英国至17世纪内在的冲突，亦可追究于农业与商业方面的利益不能协调。当日很多政治传单大肆渲染这种利害冲突。可是在复辟前后，这些条件已在转变。克伦威尔之航海法案，使他执政时的第一次英荷战役不及查理二世在位时的第二次英荷战役，相继确定了英国是世界上第一流的海上威权商业国家。1660年及1689年之间，英国农业的组织和生产技术都有显著的改进，于是农业已经开始和商业对流，当中很多因素可以开始互相交换。各种利害冲突并不能完全消除，但是可以开始在数目字上折冲。举一个例子：17世纪末期，英国不仅向外输出谷物，而且由政府津贴出口，限于船上大副及2／3水手为英国人的船只。这样一来，这国家的“政治自由和宗教自由已经开始和通商保护政策发生联系”。因为问题由抽象变为实际，国事才可以由政党政治解决，君权神授再没有提出来的必要。所以威廉与玛丽象征着英国在本质上变成一个现代国家，下面我们就可以说明这种体制之构成经过及其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

英国内战前土地换主的情形，是迭经学者争辩的一个题目。不过他们都承认，迄至1640年间，买卖频繁显示有些地主日趋衰落，有些臻荣日上，日居月储，有些人乘着金融经济展开的局面而发达，有些人则不能适应环境，以至江河日下。

所以有此种局势混淆之机缘，还是由于封建土地之占有未做有系统的现代化。有些土地之占有者，只依昔日成例每个夏天采办一朵蔷薇花，或者贡献一磅胡椒，就完成了对领主的义务。而且副本产业持有人是否对所耕种的土地享有特权，或者即是一般的佃农（前者称customary tenants，后者则称ten－ants at will）也含糊不清，还有的义务及于洗领主之羊、为领主养狗等等离奇古怪之规定。至詹姆士一世出卖国王所领的土地时，尚有账簿上之田土在实际地方找不到，总佃户（tenants－in－chief）不知何往。此外尚有提议的买价为100年租金（可见得租金之低）的情事，也有让副本产业持有人以7年租金买下，而后者仍不愿承受的情事。这些情形可算特殊，但是社会下层既有此种种现象，其上层无法以数目字管理，当为不争之事实。

内战当然也不是一种公平而合理的处置。首先议会查封勤王人士之资产，其次要他们自己出首接受罚款，罚款为土地1／6到1／2或2／3的价格，实际则又有各种折算办法，所以有不少业主只付了一年或两年的租金，即可以销案作数。也有土地确被没收拍卖而业主自行买回之事。而事实仍不如是单纯。战时税率特高，房地产经过破坏，田园也缺乏整顿。还有些佃户趁着业主不在，自行圈地，使以后的产业无从查考。总之，有了各样变态，即专家也说无从将其中详情清查出来作有系统的研究。

可是仔细的分析困难，初步的观察仍是可能。整个17世纪的演化，无从产生个别的公平合理，而在技术的角度上来看，则有将土地占有正规化和系统化的趋势。即在内战爆发之前夕，有心计的地主已将手中的产业收束整备。以上所说封押、罚款、没收、拍卖、还赎诸程序，加以地主率领佃农在战场上使用武力，只利于强者，不利于弱者。利于在现地经营之地主，而不利于离乡背井之地主。利于资源丰富，有现款周转，能与金融界人士交往，能赊借之地主；而不利于手头拮据，孤立无援之地主。于是各项安排等于将土地所有权加以一种约束。过去很多支离破碎的所有权和含糊暧昧的主佃关系，虽不能一扫而光，也已有相当的改进。一般庄园的数目减少，每一单位的面积增多，所辖田地结构较前致密。副本产业并没有全部肃清，但也已显著减少。查理二世复辟时，副本产业引起的争执已不再是重要问题。我们只能想象这些穑夫之子孙，少数运气好的，因为不同的机缘，变成了自由产业人，也就是实际的业主。多数的则成租赁的佃户，还有些则被挤出农业之外，兹后成为城市之劳动阶级。陶尼说内战是一座大熔炉（melting pot），“地归业主，以扣仗的方式执行要比法庭告状便宜得多”（foreclosure wascheaper by war than by litigation）。他又说及内战前后各种宗教上的冲突，实有各种非人身的原因，总之就是将农业组织商业化。这种种说法，无非解释从技术的角度（所以非人身关系）来看，以上各种因素汇合而成时代之一大潮流，无可阻挡。内战既为一大熔炉，则经过重整的私人财产权，必较前坚韧。照商业的方式处理，也就符合实际，能够广泛的公平交换。过去以宗教的名义冲突，不外各人坚持己见，动辄引用道德上最高的与最后的观念，拒绝调解与妥协。战后则经济的结构商业化，既能引用数目字管理，也用不着再以一种抽象的观念去支持各项争执。

1600年查理二世复辟时，已经正式放弃土地领主应有的骑士服务，土地领有的规律化也使土地税合理化。可是当时并无人能了解。光荣革命之后的1692年，新颁布的土地税以全国均一的税率征收，也不用包税人（tax farmers），收入即逾200万镑，解入国库，为前所未有的情形。翌年则有皇家矿产法案（Mines Royal Act of 1693）之公布。过去，民间矿产内发现之金银归属国王。其实贵重金属发现的情形不多，只是有了这种规定之牵制，地产交易即受限制。此法案通过，皇室放弃前述权利。于是矿业大兴，英国矿产开拓公司（Mines Adventurersof England）在短时间内募足资本125000镑，在当日是一个很大的企业，也刺激其他工商业的全面增长。

有了土地占有之合理化和圈地之继续推行，内地的交通才能展开。关于17世纪英国道路修筑的情形，迄今尚缺乏可靠记录，其零星的记述也无法综合。原因是始终没有一个管理全国公路的组织。迄至都铎王朝，英国的内陆交通仍承袭罗马时代的系统。有局部的增添，没有全盘的改进。迟至1555年才有全国各教区负责维持境内道路之规定。最初的一条付费公路（turnpike）修筑于1663年，因当时剑桥的三个教区无力维持南北孔道之畅通，于是呈请议会向通行的车辆收费作为补助，不料此例一开，日后付费公路成为全国之规模，而在18世纪下期构成一个全国性的交通网。

光荣革命之后，各处公路已有增进，驿车与运货马车已将伦敦与各地区中心联系起来。再助之以内河航行与沿海交通之增进，报载价格之出现，农产品的市场因而整体化，并使农业技术之改进及产品专业化成为可能。18世纪，英国大量向外输出谷物，农业和商业间的距离缩短，更加强了全国经济一元化的趋向。

与道路交通密切相关的是邮政的展开。英国在亨利八世时已经有一个初具胚胎的邮政组织。此后到1657年克伦威尔任命第一位邮务总长，而有了全国性的邮政，并且开始与海外大城市经常通邮。复辟之后，邮信用途大增。1661年夏天的两个星期之内，英国从荷兰收到的信件各为1435封和1545封。到1681年，一便士一封的信件成为常规。到17世纪末，任何城市都有一星期三次的邮信投递。东部和西南部则每日投递。

前面已经说过，英国的习惯法，是中世纪的遗物，内中有很多程序不适于新时代与商业发展。例如典当时其产业即交贷方（mortgagee）保管，没有赎当时借方权利（equity of redemp－tion）的处置，对动产缺乏律定遗传的次序（entail）规定，违约时之处罪限于定约人实际之损失，其失误之机缘不能算数，况且尚有一个极长的等待期间，动辄7年，保险与破产当然都谈不上。

在以上纷乱的时代，全靠皇廷大臣的法庭（Court of Chan-cery）以平衡法判断了一些案件，打破了当中一些僵局。到1660年查理二世复辟之后，这法庭更加紧工作，更有以平衡的原则补救习惯法之不足的趋势。此时牵入的案件涉及典当时死当时借方之权利、女子财产权之保障、破产、合同、股份和船舶所有的支配，以及欺诈内涉及“过分的施用诱导力”（undue influ-ence）的原则。而且引用的原则积少成多。当初平衡法之有弹性，纯在其不顾成例，至此，所判的案件也自创成例，于是平衡法与习惯法对流。1689年光荣革命成功，贺尔特（Sir JohnHolt）任高等法庭首席法官。他上承柯克（Edward Coke），下为曼斯菲（William Murray Mansfield）铺路，是英国司法史里有名的人物之一。他反对奴隶制度，支持光荣革命的精神，在法律上则看清了习惯法不适于现代商业，于是规定今后高等法庭（King’s Bench仍是习惯法庭）受理与商人有关的案子概依商业习惯处理。此中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上必有相似的变化，否则他这种改革即不遭激烈的反对，也不见得行得通。

光荣革命前后，政治制度已改革，不以立法和行政作主宰，而以司法为主。克拉克爵士综合前后情形，曾作下面的一段观察：

司法衙门和法庭不断的工作，除了几个月之外，用法庭的裁判去树立法规的情形总是在进展之中。相反的，法律改革的呼声虽高，但是危机一发生，纵在最革命的关头，有关土地［的买卖典当占用等）及商业合同各事，却连一桩立法也未完成。

立法和行政总不免“通令”的格式，有立即强迫下面照上级命令办事的意味。资本主义牵涉里，凡私人财产权的，务必在真人实事之间批判明白。所以司法权为更有效的评判工具。审判案件虽只对一人一事着眼，其成例积少成多，也能创造制度。

威廉与玛丽虽有承继斯图亚特王朝之资格，他们被邀来英国，还是要经过一个选举的程序。君权既非神授而实由于民授，则国王之权利与义务势必需要新的调整。

过去英国国王以人身对财政负责，公私不分。王后之嫁妆，当作国库收入，国王之情妇，也由公款开销。一到支费短绌，王室即典卖珍宝，或借债不还，有如查理一世提用商人存于铸钱局待铸的金银，查理二世停付借款的利息，甚至克伦威尔也要向东印度公司强迫借款。这种种作风，使朝代国家的本质无法革新。私人财产权之没有保障，尤其是争论之渊薮。1694年英伦银行（Bank of England）成立，对以上各事有了彻底的解决，今后国家财政数字之短绌，属于国债（national debt），并且预先将国债定为一种制度，开“赤字财政”（deficit financing）之门。资本家既成了国家的债权人，则他们直接与间接之间必增加了操纵国事的力量。布罗代尔所说“资本主义之成功，端在它与国家互为一体，它（本身）即成为了国家”（见第一章），也在这地方产生效验。

英伦银行成立时有股东1267人，由国王威廉和王后为首（因此也更划分了国王及王后与国事间的界限）。其原始资料指出，这股东的成分，“毫无例外”都是伦敦商人，他们的宗教剖面则是“彻底的新教徒”。所凑集的资本不是现金，而是由他们预垫供给政府军需和存在银匠店里的金银，有财政部之筹码（tally）及银匠所发的收据为凭，这批账目，一共120万镑，就算是资本，由股东组织的董事会出面贷与政府，年利八分。只要利息照付，本金可以永远借下去。而且有了这样的保障，英伦银行也可以发行钞票达120万镑之数，政府即以酒税及关税作担保。于是银行将钞票流通于市间时，也以借款的方式施行，至此一举两得，两头生息。这也是信用膨胀（credit inflation）的开始。

1694年9月，银行刚成立不久，政府要它汇款20万镑到法兰德斯对法作战的英军阵营。这不是开一张支票，立即可由约翰·邱吉尔在比利时兑现。当时尚无分行，国际信用也未组织就绪。其办法，是银行的董事会全部到英军里面去，筹款的职员也分往西、葡、荷、瑞士和意大利各处，尤其没有忽略了威尼斯和阿姆斯特丹。欧洲商人听说伦敦商人都已站在英军一边，于是也把他们能控制的资源拨给邱吉尔，这样才完成了所谓的汇款。英国打败法国，实由于南欧及北欧在财政上之支持。邱吉尔所领导的战事，也使国际信用之组织更具体化。而且英国又掌握了主动的地位。两者都对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信用膨胀持续发展，一方面由于大陆之战事，英国之支出由1702年每年500万镑增到1714年每年800万镑。英国的国债也由1300万镑增至3600万镑，英伦银行的资本也同样在扩充。

农业资本使用现代方式划汇，却经过一段波折。光荣革命之后，英国的土地权已大致固定，又因为平衡法已能与习惯法并行，商业性的法律可以引用到农业社会，引起两种资金的对流。17世纪末期，土地银行（land banks）纷纷组成。很多地主希望一方面保有地产，一方面以其信用作商业上的交易。只是组织不健全，发展过于迅速，尤其是不能协定彼此扩张业务的程序，所以纷纷失败，要等到18世纪后期才逐渐成形。此时土地流动性更大，于是英格兰与苏格兰的地方银行和乡村银行才如雨后春笋一样的出现。至此不仅信用膨胀，农业间与商业间的隔阂更为消失，其资金更能互相支持。全国资源结成了一个庞大的信用网。

保险业之展开只比英伦银行之成立稍迟一步。17世纪末期，很多较小的公司已经出现。1710年则有太阳火险公司（SunFire Company）开始营业。10年之后，更有伦敦保险公司（London Assurance）和皇家交换保险公司（Royal ExchangeAssurance）。他们的业务象征了英国金融财政组织的成熟。此后英国的经济组织不仅超过荷兰，而且成为世界之最先进，而且执全世界牛耳达好几个世纪之久。

资本主义能在英国成为一种组织与一种运动，而且在17世纪末叶落地生根，是世界史里一桩大事。英国的改造，经过时间之长久，情形之复杂，无可形容。很多当事人都以宗教这一名词解释他们所作所为的动机。这也等于说，在这新旧交替之间，他们伦理上最高的与最后的宗旨发生了根本的冲突。我们虽不能在事前说这种冲突无非经济利益作祟，却可以在事后说因为内战与革命的几度颠覆，社会已经重新改造，一种新的经济组织已经成为众所公认的事实。在新组织与新社会之下，君权神授说已失去其凭藉，良心上之自由不复成为问题，所以威廉与玛丽之后，因宗教冲突而产生的政治纠纷愈发减少。王后安妮（Anne）曾指派两个保皇党的主教，引起辉格党人不满，沙史威尔（Dr．Henry Sacheverell）用讲坛评议政治，被罚三年不得讲教。这已经不能和查理一世和劳德主教或甚至克伦威尔当权时以宗教问题发难引起如火如荼的反应相较了，而禁止擅印书籍传单的法案也早已解除。

这百年的历史虽然复杂，从最初不能由数目字管理到用数目字管理的趋势则非常的明显。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其中趋向能用数目字管理的方式仍不外从我们前述的三个条件下造成：此即资金广泛的流通，产业所有人雇用经理，和技术上的支持因素共通使用（详第一章）。这三个条件之行得通，全靠信任（trust），而信任不能没有法律在后面作保障。所以防制欺骗（fraud）假冒（forgery）和侵吞挪用钱物（embezzlement）的各种措施，在这时期被重视。

我们再检阅这一章历史，即可以看出像英国这样一个农业基础巩固的国家要进入以严密的商业组织作规范的体制，首先必须重新安排其低层机构。在事实上这已经做到将土地所有权规律化及农场扩大（农场若不扩大，农业生产技术必不易展开，所有人也请不起律师，不能承担法律上的权利与义务）。次之则要重新厘定高层机构与低层机构间之联系。新税制之展开以及平衡法的原则在习惯法庭内施用，可算采取了这种步骤。有了如是的准备，其下端各种经济因素即可以自由交换。以后要更革其上层机构就轻而易举。因为一切都可以从数目字上排布，神权已丧失其权威地位。从此政教分离成了公认的原则。光荣革命算是承先启后的一大分水岭。18世纪的英国已不同于17世纪的英国。

可是本书的主题为资本主义，却不能只将斯图亚特王朝100多年的历史拿出来交卷。如何将这一朝断代史与研究的专题分隔，仍是主要问题。

我们必须看清：资本主义以一个现今的名词去囊括相当长时间的历史产物（即算英国资本主义奠定于光荣革命，至今也有300年），它繁复众多的内涵（connotation）我们不能不加解释即赋予一个简单明晰的意义（denotation）。比如说17世纪英国为立宪君主制、两党政治和内阁制度都在光荣革命前后产生，也与以上所述有密切的关系，却不能一并归纳于资本主义。另一方面，贩卖人口是初期存积资本的方式之一，既实行于威尼斯与荷兰，也为英国所采用（英国以the Asiento的名义有向南美洲输入奴隶的专利）。可是今日我们即不能随便将奴隶之买卖牵扯过去。以上国家都曾将国家权力授与开拓殖民地之私人资本和它们的经纪人。荷兰与英国授与海外公司的专利权，是因为这些公司不仅自备战舰，也在各处筑有炮台，如何处置这类问题，也待斟酌。

将各种条件综合融和之后，我建议给资本主义以下的定义：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的组织与制度，内中物品之生产与分配，以私人资本出面主持。大凡一个国家采取这种制度以扩充国民资本为当前主要任务之一，所以私人资本也在其政治生活中占有特殊的比重。

这样一个定义，已经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联成一气。其中各种因素相连结而发展到最高潮时，势必又涉及宗教。在我看来，资本主义必须有法制维持，因为如此一个庞大的机构不可能凭空存在。英国国王与清教徒冲突最激烈的时候，双方即开始争夺立法权。如果说资本主义纯粹是一种民间的组织，与政治无关，就忽视了历史发展之程序。所以我也相信研究资本主义必先从每一国界内着手。

有些学者注重资本家的生产方式。他们认为资本家首先进入制造，次又垄断制造，自外放分工办法开始设置工厂。本章一字未提，却已替这程序安摆上了一段历史的背景。也就是说，这不过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后果之一。有些作家过度重视劳工出卖劳动力，实在是站在人本主义的立场。其中较极端的，甚至认为凡人一被人雇佣即为被剥削，即为受凌辱。带现实性的历史家无从对如此的绝对平等观念关说。

从中国历史看来，雇用劳工从未在经济史上产生划时代的后果。在这里我也更要申明：历史家铺陈往事，注重将已经发生的事体带着因果关系敷说，间常提到将来的趋势。他不能放弃这项主要的任务，而沉湎于他自己认为应当发生却在历史上从未发生之事物，或甚至从这应当的一个观念将主题牵扯到现实之外。

还有些学者注重资本主义的精神，我认为这不过是构成资本主义的因素之一。本章已约略提及，现在不妨再重复的解说一次。所谓资本主义的精神，可以说是凝集于两个思想上的重点，两者也是互为关联。一为成功，一为赌博与冒险（参照第二章注。前者可以从清教徒的态度看出。他们认为人类不因丰功伟业而得救，但得救者必有功业。克伦威尔在第一次英荷战役之后，对荷兰的议和使者说：“你们诉诸上天，现在神已经给你们不利的判断。”如此将一个商业战争的成果归因于上天，可见经济上的经营也必带着宗教式之虔诚，因此力量庞大。凡是资本主义之展开，首先必有赌博与冒险性质，这东西在克伦威尔之弑君表现无遗。中世纪以来欧洲之君权神授说是一种强有力的信仰。很多人相信国王是神在人世间的经纪。他的决心，表现着神之旨意。所以后来查理一世虽战败而坚决不接受立宪君主制，克伦威尔觉得只能以弑君这办法打开僵局，这行动带着极大的冒险性格。对英国而言，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赌博。克伦威尔纵无意提倡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在英国潜在的因素却因这个环境突破而发扬。一个海上的国家在国际竞争激烈的场合中既已将神权推翻，并且将朝代国家的性格革除，她还靠什么作她存在之理由（raison d’etre）？岂不只有在经济上发展，在内加紧商业性质的组织，在外增强国际贸易，开拓殖民地？17世纪前期因为经济组织缺乏条理，失业者多，有些人以为英国人口业已过剩。17世纪后半期局势打开，其追求经济合理性的动量只有继续加强。于是“政治自由和宗教自由开始和通商保护政策发生联系”（详上注[53]）。当初国王强迫向人民借款，最后则资本家自动要求作为国家之债权人。这一串事迹，也都汇集于上述提议的定义之内。

只是国家既进入资本家时代，资本家则为国家之主人，一切以他们为本位。贩卖人口还只是此间不仁不义的事件之一，此外还有以救济穷困的名目，揽截着失业的小民禁闭窄室，强迫工作，处之如罪犯（英国自伊莉莎白朝的法律，规定每一教区有救济境内穷人的义务）。幼童每天工作10多小时以上，有的在煤坑里拖煤。法律上只有最高工资的上限规定，没有最低工资的保障。工人集会讨论他们的福利，即触犯刑法。保护私人财产做到如此程度，偷窃一两件零星的物品即可以判死刑，妇女幼童亦无可幸免，而加之以绞吊。这些事实，都因建立一个民族国家之经济体系而产生，也都出现于英国，也都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已经详载于书刊，至今摘录于一般大学教科书内，无庸详加释注。我们又岂能在提及资本主义，将之忽略不提？

我们不能为资本主义掩饰，也用不着替资本主义辩护。只是从一个历史家的眼光看来，这些事迹既产生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也揭举暴露于资本主义社会之书刊。但最后，将如此不仁不义的行动革除，仍是由资本主义的政府执行。这只表现我们在定义中所说私人资本在政治生活中占有特殊的比重，其目的在扩充国民资本而已。倘非如此，这种组织与制度即不能在历史上的长期合理性之条件下存在。也就是说资本主义能够亘世纪的存在，端在它能在发育成长时，及时更正本身之错误。要是我们不承认这种事实，则只好说资本主义自始至终代表一种卖贵买贱狭窄的利己主义，因此它已在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前发展到最高度。可是很少历史家愿意接受如此一种说法。

从英国17世纪的历史看来，因为清教运动的关系，资本主义之发展牵涉到一个良心（conscience）上的主题。过去什么是“合于良心”（conscionable），只有国王能作最后决定，这也就是特权法庭理论上的根据。经过弑君、复辟与光荣革命之后，习惯法庭广泛接受了一个平衡的原则。起先是否合于良心的观念，至此代之以是否公平（equitable）的考虑。一个绝对的道德问题，可以蜕变而为相对的技术因素。在我看来，这社会素质上的进化，超过其他一切特征。

 

【第五章   资本主义思想体系之形成】

从以上各章节来看，资本主义在一个国家展开时，人文因素势必经过一段剧烈的变化，然后过去农业社会管制的方式才能代以新型商业管制的方式。换句话说，这也就是全国进入以数目字管理的阶段，自此内部各种因素大体受金融操纵。

有了这些例证，我们在赋予资本主义的定义（第四章）之外，仍可以回顾以前（第一章）所作的假说，将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演进的必有条件，列举于下：

资本主义在历史上展开时，表现为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它要存在于一个国家，务必做到资金广泛的流通，经理人才不分畛域的雇用，和技术上的支持因素（如交通、通讯、保险、律师的聘用等）全盘活用。既打开如是局面，则信用之通行必受法制保障，然后所有权和雇佣才能结成一张大网，而且越编越大，终至民间的社会经济体系与国家互为表里。

这样的一种看法，包括着一个“整体”的观念，资本主义带着整体性，它能在一个国家内畅行而且成为不可改变（irreversible），乃是由于得到司法权的承认，其下层机构里各种因素概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换。

实际的发展固然如此，思想理论的形成则未必如此。读者务必领略历史上很多大事超过当时人的人身经验，不可能由时人将全局看清，预为筹谋，构成蓝图然后依计划完成。大部分的时候，是个人仅面对局部产生的问题，因时就势，顺水推舟。只到局势明朗化，才由后人以局外的眼光推断前人之作为，在历史上连缀而成一种庞大的组织与运动。资本主义之形成，绵延持续，在每一个国家内之展开，甚且跨越世纪，又与其他人文因素错综重叠，如此更不容易预先构成一种思想的体系。

所以，探究资本主义思想系统之构成，只能从当时人的文字中寻觅各种原始观念，将它们结联补缀而成。我建议本章从以下的方针着手：

（一）将重点放在17世纪的英国。17世纪英国是西欧最重要国家之一。它已经有了很好的农业基础（为当时威尼斯所无），并有全国性的法制系统（为荷兰共和国所无），因此它进入资本主义的体制，造成一个原型（prototype），此后给其他国家的影响至为深长。即是在侧面造成思想上的根据，也以英国作家最为活跃。不论内战前后或是散发政治传单，或是著作专论，他们的文字都与时局有关。当日并没有被认为是推行资本主义的根据。可是连缀起来，则痕迹显然，可见得这种历史上的组织及运动之称为资本主义者，是有思想界的支持，而且前人领导后人，后人又扩充前人的见解，一脉相承。所以本章以17世纪英国思想界的文字当作主流，以便和这国家的行动配合，但并不摈斥其他言论，其有重要性者仍摘要录入。

（二）将18世纪及以后的理论另行列入，不与主题混淆。根据事实分析，英国在光荣革命前后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详上第四章）。支持这种组织与运动的思想也已成熟，在人身方面可以以洛克为代表，这是本章之主题。18世纪以降的评论出于资本主义已成熟之后，如亚当·斯密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强调自由放任政策之重要，抨击英国当日对殖民地的处置。马克思揭露产业革命之后资本主义所留劣迹，又用唯物辩证法重新评判资本主义，已经属于上述主题之外。又因20世纪之初社会学被重视，更引来韦伯及宋巴特等引用新方法检阅资本主义。虽说以上各人的见解可能使我们对资本主义产生与前不同的看法，但他们仅为评议者而非创造者及推进者，这当中有很大的区别。至于东西冷战之后，西方国家内产生了一些维护资本主义的言论，本书开卷时业已提及，以后还要在结论时检讨，更不属于本章之范围。

（三）站在技术的立场将17世纪以前的资料照时间的程序安排，并着重三个阶段。大凡资本主义社会之产生，必先创造一个国家的高层结构和社会上新的低层结构，次之则要重建或改组当中制度性的联系（institutional links）。实际推行资本主义之组织及运动时，其程序不一定如此。谈理论的各种文字也有出入，可是它们对以上三个题目分别发挥的趋向，却极为明显。我们也要注意这三个阶段，作为我们分析检讨之凭藉。

马基雅弗利和《君王论》

在上述前提下，我们提到历史上的资本主义，不能不先自16世纪初佛罗伦萨的作者马基雅弗利说起。此人著书立说时，西欧尚未完全脱离中世纪的色彩，马丁·路德还未展开宗教改革的运动，如果我们径说马基雅弗利是资本主义的开山老祖，不免贻笑大方。但他在文艺复兴进入高潮时强调唯物论，并且在他的名著《君王论》（The Prince）中以譬喻法，再三指出一个国家的首脑有维护属下人民安全的义务，而人民所注重的安全无非身家性命财产，则他的用意已与上述在新旧交替之际重创高层结构的宗旨相符合。只是这样的一个高层结构的造成，又要维护人民之生命财产，其所产生的社会形象，不可能是16世纪初期人士包括马基雅弗利所能预料。

我们有了今日的历史眼光，则可以看出此高层结构对外独立，对内保障自由（liberty），更经过一段长时间之演进，不可能与日后之代议政治及资本主义无关。

从历史上来看，马基雅弗利是一个惹是生非的人物，批评他的人认为他公开的提倡政治上阴险毒辣不顾天良。现代社会里有一种说法，叫做“为了目的不择手段”（end justifies means），也可以谓由马基雅弗利开其先河。

马基雅弗利生于1469年，当日的意大利正“四分五裂”。西北角为威尼斯及其大陆之领域，正北为米兰，中西部为佛罗伦萨，横跨中央将半岛截为南北两部则教皇之领域。更南为西西里王国（Kingdom of the Two Sicilies），包括西西里岛，也包括意大利半岛之南部。但是这五个单位仍未将意大利分割至尽，每一单位内仍有许多小单位。由于政局不稳定，所以常引起德（由神圣罗马帝国出名）、法、西各国及瑞士之雇佣军侵入参与内战，人民深受荼毒。马基雅弗利出身名门，至他已家道中落，但仍以本身能力做到佛罗伦萨的保安秘书，并以外交官的身份出使各国及罗马教廷，1512年佛罗伦萨又再度政变，马基雅弗利因此去职，并曾一度被拘禁，出狱后乡居著书，《君王论》及《李维十书讲解》（Discourses of the First Ten Booke of Livy）均于1513年成书。

所谓“君王”系意大利当中各政治区域之首脑人物，包括教皇在内。马基雅弗利认为他们除了以保障自身之利益外，也应当使治下人民各安所业，同时都能够在行业上各有增进。但是，君主使人爱戴不如使人畏惧。“因为爱戴是由各种义务之链条来维持。人类是自私的，一到合于他们打算的时候，这链条可以随时断坏，但恐惧由于害怕惩罚而存在，永无一失。”

所以此书作者认为上位者在获得并巩固政权时，应当不择手段，如谋杀、欺骗、无德而称功、嫁罪于部属，只要合于时宜，都无所不可。君主应尊重的不是道德，而是谨慎（prudence）；不是光荣，而是权力。重点是君主不要专心一志做好事，应当准备做坏事。“因为不做坏事甚难救护国家。他可能发现有些看来道德上的事，做来只会使他垮台；有些看来是坏事，做来却可以大大的增加他的安全，使他得福。”

马基雅弗利《君王论》之中，很少提及宗教之事，只有一处他说及有些人相信各人的祸福概由上帝安排，人类无法改变处境。他承认“有时候我也局部的趋向这种想法”。但他又认为命运可以决定一半，人类的处境，自由意志决定其另一半。在这方面他表现一种无神论的趋向。他也认为人类无法脱离其劣根性，如将犹太教与基督教所讲人类的“原罪”加以一种宿命论（fatalist）的论断。其症结则由于人类的贪婪。“人容易忘记他父亲之死，而不容易忘记他没拿到的遗产。”这可以说是把唯物论发展至极，也替日后的功利主义（如好坏由利与害而决定）铺路。

《君王论》至今仍为美国有些大学学生必读书之一，其流传之广，不言而喻。可是自莎士比亚（16至17世纪之交）后，很少人再攻击此书作者的隐善扬恶。大多数读者能站在技术的角度，看出《君王论》的积极意义。他们获悉，作者著书时并未预期此书能成为畅销书供大众阅鉴，而是私下写出，准备呈献佛罗伦萨的新首脑，世称“伟大的罗伦佐”（Lorenzo the Magnif－icent）。进书的目的，则是希望能求得一官半职。从以后的发展看来，马基雅弗利的希望始终没有达成，罗伦佐可能没有看到此书。《君王论》私下被人抄传，1532年出版，作者已去世5年。

马基雅弗利著书的私下目的既成泡影，后人反赏识他在不经意之间真实写出了人类的性格，暴露了政治生活的真意义，有如作者说的，他写的不是“应当”如此，而是实际如此。而且《君王论》与《李维十书讲解》相比较，更可以看出马基雅弗利是一个爱国人士。他痛恨意大利被人宰割，将之归咎于基督教之提倡谦虚、教人为弱、不注重入世的事物。这些言论，也代表宗教改革前夕（马基雅弗利两书完成后4年，即1517年，路德才公布其九十五条论题[Ninety-five Theses]）西欧不少知识分子的怨望。

此人是好是坏，在学术上讲已无关宏旨。马基雅弗利影响后人之深，可以从最近一个美国学者的看法窥见。他强调即使在20世纪末期，500年后的今天，马基雅弗利还是“生存”于人间，“他表现着一种活力，迄今很少其他的政治思想家可以望及”。其所以如此，大部分由于这位佛罗伦萨思想家认为政治生活即人类生活之整体。其实其他学者用不同的言辞，也表达了类似的意见，例如另一位学者盛称马基雅弗利笔下所书凝聚于一个“人同此心的利己主义”（universal egoism）。以前作家动辄以道德的名义压抑个人的私利观，可是现代社会不可能只称公德而不重私利。并且随着社会进化，更不可能在理论上将公德放在私利之前。（即孟子尚称王如好色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可见得百姓之欲望产生于王者的标准之前。）

马基雅弗利描写的政治生活羼有很多感情成分，如爱与恨、恐惧与安全感，又如野心与嫉妒、光荣和轻蔑。这些因素已在《君王论》书中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出。虽说在政治生活的内涵中这些感情的成分有集体性（如罗马人民素恨安东尼，米兰人民看不起他们的公爵），但并不能突然集体的产生，即算有领导人物提倡和宣传工具诱导，也终必透过多数人之启迪，才能成为社会上的动机和政治上的力量。17世纪英国的思想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追究人类所有政治思想，乃得自于感觉（sense），由外间物品刺激而产生（详下）。稍后的洛克则更进一步否定与生俱来的观念（innate ideas）。彼此都认为所谓社会者，是由单独的个人聚集而成。虽说两人的理论之后的发展有很大差别，但二者的理论都带有一种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初衷。也可以说都是继承于马基雅弗利之创见，亦即所有政治生活之原理全部根源于个人对事物的反应。其最初之推动力（first cause）与《君王论》所叙无异。

当然，这样的政治哲学，其出发点来自个人，而个人的政治反应也相同或相似（霍布斯与洛克笔下的初民，都是一般平等，并没有配上一个贵族与平民、君子与小人的分野）。如是则与《君王论》的作者同有一种尊重民权的趋向。我们再仔细阅读《君王论》，更可以看透作者提倡不仁不义之事，乃针对当日的军阀与政客，而未涉及绑架平民、蹂躏百姓的作法。即算政治首领有时利用心理上之权术，获得被治理者的敬畏，其主要目的仍是希望收拾人心。洛克在17世纪提出：若政府是由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产生的，则其人民至少也要默认（tacit con．sent）。用意相同，都着重一个国家的高层组织无法高高在上，单独的存在。

总之，马基雅弗利纵有若干值得评议的地方，他的立场仍着重保卫一般人，尤其中产阶级的生命财产，应当毋庸疑义。《君王论》说：“德国的城市是绝对的自由，它们只有很少的乡土环绕着，它们要服从（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时就服从他，也不害怕他或害怕其他在旁的封建领主。它们如此这般的设防，任何人都知道要征服它们，必是相当麻烦而困难的事。它们都有必要的堡垒与壕沟，足够的炮兵，并且在库房里经常储藏足够一年的食物、饮料和燃料。此外它们也使低层阶级满足。在不让社会受损失的条件下，它们经常能让这些人有一年的工作，所作之工又是市镇里的生活及中枢要害之所在，也是低层阶级居处附近的工业。”

虽说作者的主题仍在君主，他写这一段时，指出当地的皇子，亦即各公园侯国的首脑，如在境内有这样的城市即应与这样的城市相依为命，因为敌方和他作对，务必暴师攻坚。他未及说明的，则是未来的军事、政治力量不在教廷，也不在封建领主所控制的乡村，而在城市。中世纪的自由城市不受封建领主直接控制，市民有自治权，内部的管理以工商业的规条作基础，已经具有资本主义的趋向，马基雅弗利强调这些自由城市的理想城市的理想状态，已经替日后资本主义奠立基础，只是他没有料到，这样自由城市的规模日后甚至扩大而为现代国家的组织上的基本原则，不仅发展而行于乡村，更推广而行于神圣罗马帝国的领域中。

将马基雅弗利的思想直接引用于资本主义，有令人之麦克佛逊（C．B．MacPherson）。他的书指出《君王论》的作者已经接受意大利之城市资产阶级为资本主义之主要分子，他们的本钱为动产。麦氏更指出，一到17世纪英国之哈灵顿（JamesHarrington）（详下），则认为封建体制之外领有土地的乡绅（gentry）也是资本主义的支持者，他们更将不动产带入资本主义体制之内。

前面已经说过，我们认为资本主义在一个国家里行得通，必待其信用制度受到司法权之保障，然后其低层结构里各种事物自由交换的情形才不受影响，所以麦氏之说法仍值得商榷。站在历史学的角度，我们深怕这名词广泛的使用，不能保全其为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之特性。如果这名词失去其整体性，势必在中外古今间牵扯上更多不相关联之事物，既不容易在其本身上检讨，也难能与中国历史作有意义的衔接。但是诚有如麦克佛逊所提示，马基雅弗利和哈灵顿的著作都有归纳于资本主义的趋向，前者着重于工商业之财富，后者将农业上之财富一并牵入。

十七世纪的英国——百家争鸣之背景

哈灵顿所著《海洋国家》（The Commonwealth ofOceana）出现于1656年，较《君王论》晚134年，其间西欧的封建制度早已崩溃，而资本主义的社会体制尚未组织就绪。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两者之间对私人财产的处置完全相反。前者盛时，土地完全不能买卖，后者则人类所有足以称为资产者（包括动产与不动产）及劳动者（包括劳心及劳力），都可以金钱为媒介互相交换。其社会之组织既如此，则其国家之高层机构也必有剧烈的改变。在英国，国王及议会和法庭掌握这些原则，则他们不可能不受冲击。同时，宗教改革之前，天主教堂掌握大批地产，又向人民收什一税。都铎王朝甚至没收寺院之财产，又将之出卖，国王仍掌握国家大部分财富，也仍由他以个人关系，对财政负责。至此这些现象仍存在，也无人能够保证这个国家的全部财富都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换。逮至斯图亚特王朝时，国王的收入已靡不足道，英国进入资本主义的客观条件才算成熟。可是这时候仍必须等到对国王名分（kingship）这一问题作法制性的检讨后，才谈得上“实行新体制”。

考诸史实，西欧的国君在中世纪之前都可以算是由日耳曼酋领蜕变而成，也都经过选举程序，所以理论上也受各部落习惯法限制。可是当中经过无数征战与世袭，以上的程序只能算做民俗的传统（folk custom）。封建制度展开之初，国王与其他领主并没有实质上的区别，不过他们辖区四周有边区（marches）为衬托，所以地形较为固定，其独立的性格也较为明显。他们和手下陪臣仍保有契约关系。可是在封建后期，他们的领域已缩小许多。如11世纪法国国王之领域不及今日法国1／10。西班牙亚拉冈（Aragon）国王之领域不及今日西班牙1／5。英国国王领域虽较为广阔，在名义上又是法国国王之陪臣，但也缩减许多。今日德国境内则有五个公爵乘神圣罗马帝国衰退之际自立为王，其辖境至此亦更为窄隘。在这四分五裂的局面之下，基督教成为团结西方的一种外在力量。难怪教皇和教皇派的理论家大力提倡教堂也掌握着一部分世俗权力，甚至鼓吹上帝将一切权力授予教皇，教堂的法律高于世俗的法律。人世间的权威，因为他们都是基督教徒，也应当受教廷的整饬。

这种理论虽在中世纪后期可以在短时间内使教皇占上风，却无法构成永远的体制。以后货币之使用广泛展开，职业军人替代传统武士，巡回审案的法官与其随员都成了有薪给的官僚，各国国王拓土愈大，朝代国家反而逐渐转型为民族国家。14世纪意大利人马西里奥（Marsillio of Padua）已经在他所著的小册子里勾画一个全能现代国家的轮廓。他所谓的政教分离，是提倡一种新体制，推翻中世纪的作风。他以为，僧侣只有传教的功用，只算是国家内的成员，各种权力之根源则为人民。马丁·路德之宗教改革，也带着一些民族主义的性格。如他在1520年印发的小册子，称《致日耳曼贵族书》（英译为Address to theChristian Nobility of the German Nation），呼吁德国境内宗教之事应由德国人作主。16世纪末季，更有法国理论家波丹（Jean Bodin）。他所想象的现代民族国家是以国家元首的力量作基础，在不违背自然法规和不侵犯私人财产的条件下，可以立法改变社会风俗，以往成例则不足以桎梏新规模。这样，国家元首统率的臣民可以奉不同之宗教，使用不同之语言（迄至路易十四时，法国人不能谓之均操今日之法语）。

从以上的资料来看，在17世纪初年詹姆士一世从苏格兰到英格兰出任英格兰国王的时候，这国王名位的观念已经陷于一个危险的分歧点。理论家可以追溯到约1000年前日耳曼民族的传统，也可以站在中世纪的立场，认为皇权经过教会的庇护，或可效法现代作家的理论，从文艺复兴以后对自然法规的新看法认为民族国家的元首可以本身能力打开局面。詹姆士还享有另一特权，同时也担负着一种特殊负担：他是英格兰王，同时也兼任英格兰教会的最高首长。

在清教徒酝酿生变之际，詹姆士尚在提倡君权神授说，自称“国王是神在人世间带着呼吸的翻版”，可谓不识时宜。他自己虽得天寿而终，他儿子查理一世终至身首异处。可是17世纪的时代背景使詹姆士相信如此才是克尽厥职。因为他的王位得自祖先的努力和自己的世袭。在当时战胜取得的或血统上的继承都是神授。可是查理战败被俘受审的时候，克伦威尔的特别法庭援引一种完全不同的理论：被告查理·斯图亚特，仍称英格兰王，他的罪名则为叛国，因为他只被“赋以有限的权威”，而径自扩大为“无限制的权威”。看样子，仍是以封建制度的契约关系（contractual relationship）作为理论之根本。

如果完全不理会英国人尊重法制的传统，我们可以说这种判决无非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即算同情特别法庭，读史者也会觉得，弑君派（regicides）采取革命行动时应当公布其革命的立场。有了这样的一段背景，我们再读霍布斯之书，比较能够看出思想界的来龙去脉。

霍布斯《巨灵》

霍布斯生于1588年，亦即西班牙舰队征英失利之年。进入牛津大学后，被聘为贵族家庭子弟的私人教师，因此有机会长期去欧洲大陆旅行，结识了天文学家伽俐略（Galileo）。内战爆发前夕，他经常在伦敦与当时的文人和哲学家讨论政治。他著的小册子以抄本的方式流行，内容与国王派及议会派的意见都不相同。内战期间他避祸法国，担任查理二世的数学教师。在流亡政府之中，霍市斯已因他的观点而惹了不少是非。1651年，他的名著《巨灵》（Leviathan）在伦敦出版，查理二世的随从认为此书在替克伦威尔平反，于是他又从巴黎逃回伦敦。此外，霍布斯更因他的无神论，得罪不少保守人士。

回英之后，霍布斯的兴趣趋向于科学及心理学，在这时候，他认识了发现血液循环的哈维（Harvey）。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查理二世亦恢复他的地位。传说查理二世首先在伦敦街头瞥见霍布斯，曾脱帽为礼，以后霍布斯得以自由出入宫廷，每年并得津贴100镑。终查理之世，霍布斯常受攻击，但国王始终护卫他，一面也劝阻他再出版惹是非的著作。霍布斯1679年去世时已逾91岁，但死前数月仍出版一部关于英国内战的书籍，内中对国王派及议会派都有批评。

霍布斯之书虽多，但无一留传久远如《巨灵》。此书所指的巨灵即是国家，它是一个“虚构之人”（artificial man）。作者从人之生理、心理状态说起。自感觉、想象、判断讲到激情；又从思想、决心、举止讲到宗教。骤看起来，这与中国政治哲学家所标榜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层次相似。可是中国哲学家自始就揭扬一个“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的“伦理人”的观念，霍布斯则诉诸现实。他说：“一件物品运转于人之耳目，产生形态，如果运转是多方的，即产生多方的形态。”又说：“好坏出于人之爱憎，相对于使用此等字眼之人而变，并没有它们本身的绝对性。”其实爱与憎也是不同的运动，爱则向之亲近，憎则离避。这样说来，世间没有伦理之好坏，只有接近或远离的运动。如此一来，人类之感觉情绪与思想都产生于物体之移转位置（displacement of bodies relative to oneanother）。因此政治基于心理，心理基于物理，物理基于几何。这观点表示霍布斯对科学的兴趣，所有的原理都有先一步的原理作基础。另一方面也表示他已看透17世纪中叶的英国，所有过去的政治理论都不合时宜。与其搜索历史的根据，削足适履地自圆其说，不如改弦更张另创天地，先把人当做一个机械。他采取的立场是科学的唯物论，也全用演绎法。

霍布斯认为人都是机械造成的，所以品格相同，容量上也相等。所谓容量相等，乃是适应环境时，其高低上下不足以发生致命伤。他说：“自然把人的身体与头脑构造得如此的相等，那么纵使有时候某个人的身体比另一个人明显地较强健，或者头脑比另一人较敏捷，可是瞻望全局，这差异并不如是的了不得。这不是一个人即可以倚着特殊地位自居，另一个人则无可何如。即算体格不同，其最弱者或用秘密之巧计，或结合其他弱者——他们也同处危境——仍可置最强者于死地。”

这种品格相同、容量相等之人，替日后资本主义社会下层结构中各因素可以自由交换的原则奠立基础。当中没有封建威权独霸，以武装作陪衬，也没有如唯心论者先用人之贤愚不肖作背景。有些历史家认为霍布斯的政治思想适用于“中产阶级自由主义之目的”。

资本主义既要将所有权与雇佣构成一张大网，而且越做越大，势必鼓励一般人在企业上进取的精神。霍布斯书中已经预先设下了这样一种可能性。他说：“在我看来，人类有一种共通的趋向，他们总在无止境而不休歇地追求权力，至死方休。这也不仅是在现有之外，一定要找到更高度的愉快，或是中庸之度的权力必不能使之满足。而是一个人除非掌握更多，就不能确信现有丰衣足食的条件与能力已在自己掌握之中。”

《巨灵》用物理学上“动者恒动静者恒静”的原则解释人类的心理。“寡人有疾，寡人好货”的趋向既已成为一种运动，就不可遏止。霍布斯的理论主动而不主静，这已经和中世纪以来的经济思想认为所有数目字都应当一成不变有巨大的差距。所以霍布斯纵不知资本主义为何物，他笔下已先得资本主义的精神。

因为如此，这样的初民经常处于一个危险不安的状态中。既然所有人都有同等的力量，势必抱着同样的希望，也在追求同样的事物，而都不打算适可而止，如是只能彼此竞争、互相猜忌，有时引起虚荣作祟。他们首先就打算侵犯劳人、使用暴力，达到夺取的目的，使自己成为旁人之主宰，驱使旁人人身、妻子儿女、牲畜。又要掌握既得，又要保卫自己之声名，常因一言不合，一笑不当，一句轻蔑的话触犯他们亲戚朋友，伤害他们的自尊心，而成为死对头。写到这里，霍布斯还不肯指斥以上所述之人为坏人，所做之事为坏事。他还在轻描淡写地提出：“如此以统治权凌驾于旁人之上的作法，既为人继续生存之所必需，那就应当听任之” 。

可是这侵略性的后果，也临到侵略者自己头上。“如此，人类发现与旁人交结毫无好处，只有无端的苦恼，因为没有什么权力能使所有人驯服畏惧。”

这种想象中的无政府状态，“所有人和所有人作战”，仍谈不上公平与不公平，因为在这种初民的状态里，公众的权力还没有产生，既无政府，则无法律，既无法治，即谈不上公平。在作战的情形下，只有力量和欺诈才能算数。可是其后果是：“在此条件之下不能产生工业，因为成果无保障，于是世界上也没有文化，也没有航海交通，也没有海运货品，更没有宽敞的建筑物，也没有运输工具，因为这些东西需要大规模的武力支持。因此也无法产生关于地球上的知识，没有计时的才能，无美术、无文学、无社会。最可怕的则是无边际的恐惧，和凶死的危险，人类的生命只有孤独、穷困、卑龊、粗暴又短暂。”

人类的历史真的经过如此的一个阶段？为什么没有如此的记载？我们如果提出这样的问题，可谓没有掌握霍布斯的用意。他的全盘设计，可以说就是要否定历史经验。17世纪英国的纷乱，归根究底出于社会之进展突出于历史之外，以致无成例可援。国王之作风固然违法，议会里的长老会派和克伦威尔军中的独立派提出的种种办法也缺乏传统习惯之支持。既要再造政治体系之理论，则不妨针对时间，模仿自然科学作社会科学之蓝本。其书之名称为巨灵，虚构之人，可见得他一直以自己的想象力和逻辑作论说的根据。霍布斯写作的最大长处，不在其人本主义（humanist）的情景，而是在其提出改造时要求的贯彻到底。他既以人类的自私作政治生活之基点，其负因素也先要负到极端，然后其积极性才明显而有力量。

《巨灵》中提及人民因要避免惨死和无边的恐惧，才以一种社会契约的方式组织国家与政府。每个公民放弃部分原本的无限自由，所谓国家因此而产生。国家最高主权授予一人或一群人，此即“巨灵”。他（或他们，下同）不是国民公约的签字人，而是执行者。他接受全体人民（只要过半数同意即可）的嘱托，代表他们以集体之性格对付个人。他享受了最高荣誉的头衔，也有无可分割的立法权。他的旨意成为法律，而本身不受法律限制。因为他的任务在于维持治安，所以必须具有判断各事之能力及解释各事之权威。这样的安排一经定妥，即不能更改，而且永远有效 。

表面看来，这种说法似乎前后矛盾。这一方面是由于著书人之古怪性格。霍布斯不顾人之出尔反尔、瞬息变化的个性，而在一个局势飘摇国事没有着落之际硬要把国家社会之组织写成科学，所以《巨灵》每字每句都是坚定的毫不妥协。可是仔细看英文sovereign一字，原来是最高主权人，经他一说起倒成了一个总经理。“他不可能伤害下属之任何人，下属也不当指斥他为不公平，因为他受兹人之命行事，不可能又伤害兹人。”这样的一个最高主权人要不是像日后之英皇、英后，在处理公众之事时丝毫不表现各人个性及本身利益，即像代议政治成熟时之议会，它本身即系一切生命财产之集团，于理也不能侵犯其生命财产。作者虽强调国家主权人之意志即成为法律，这却不是说立法可以仓卒为之或恣意为之。他的书中又有一节提及：“民法与自然法（natural law）并非二物，它们不外为同一法律之两个部分。其为成文法者为民法，其不成文者为自然法。”他又写出：“法律颁布于人间，没有旁的用意，只不过限制某些人原始之自由，使他们不伤害旁人，而能互相合作，对付共同的敌人。”这句话表示立法总是将一个负因素加诸一个负因素之上，是不得已而为之。如筑堤原为防止河水之泛滥，当然不能随处乱筑。国家最高主权人在人民，授权委托他办事时必早已明了此宗旨。所以他既要防止过度的使用自由，又不能过度的防止。他本人在立法上之自由，乃技术上之自由，他可以在很多细微末节上把规章订好。

国家体制订定之后，不得任意改变，也是基于既称宪法则不得朝令夕改之意。人民有服从最高主权人之义务，后者相对而有保护他们之义务。这保护力量失效之时，也是服从终止之日。如果最高主权人放弃他的政府，也不留下继承人，则国家解散，全民恢复到以前的绝对自由或无政府状态。这样不正常之事当然不能令之经常发生。除了这些条件之外，霍布斯也提出有野心的英雄人物、庞大的专业市镇，和专利铸币也都是国家之虑。所以纵使他书中写下很多绝对而肯定的字语，他政治哲学上的重点仍是放任政策。这一点早经不少有识之士指出。一个现代学者写着：“霍布斯轮廓鲜明的个人主义使他的学说成为当日最有革命性的哲学，他之赞成君主制度，不过是表面文章。”

《巨灵》的作者不容许教皇和僧侣与国家最高主权人分权，他指出神权由于人类的迷信，但宗教也不能完全不要，它可以导人为善。只是崇拜的仪式由国家指定，国民在形式上都要依样奉行，他们心目中信与不信，是自己的事。“信心系神之所赐，凡人也无法以赏罚而增益之。”所以霍布斯论宗教时属于“伊拉斯图派”（Erastian），亦即宗教没有本身之价值，教会只替国家服务。

霍布斯是否为资本主义的急先锋和创始者？这也要看我们给资本主义的定义而定。如果我们认为资本主义纯系一种思想上的系统，其范围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甚至像有些学者的主张，资本主义以存积资本为人生之目的，则霍布斯不能为之。因为他认为，人类的意图乃根据动者恒动的原则，已有一种得陇望蜀之趋势，虽已丰衣足食，仍怕明日衣食之未周，因之才拚命努力，由互相竞争而动手厮杀，以至造成一个“所有人和所有人作战”的局面。则他的学说分明在防止这不合理之趋向，而不是鼓励其继续发展。这也就是说他的立场仍是道德和伦理，而非纯粹之经济。

可是我们认为，历史上的资本主义既有思想，也包括一种组织与运动，而且要通过法制，所存资本才能累积。同时私人资本经过如此之安排，在社会产生服务性质（这也是本书采取之观点），则霍布斯有极大的贡献。只是在确定这观点之前，我们务必看清他著书时英国社会的情势，而且把他时人的见解拿来一并分析。

极端派的理论

表面看来，霍布斯之著作包括《巨灵》及《政府论》（DeCive），纯系私人意见。内中虽提及若干历史例证，也是随性所至，其引用心理学部分，也是初次尝试。倘使当日之人未能重视他的才华，霍布斯即无从树立他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而实际上霍氏并未被忽视。一方面《巨灵》一书中，坚持国王的名位在原始时代已是由人民选举，国家最高主权人不会做错事，纵使犯错也只是对神负责而不对臣下负责。所以在议会派看来，他实在是替专制皇权张目。而另一方面他也说及，最高主权可以属于一人，也可以属于一群人，而最高主权人不能保护人民之日，也是人民离弃他之时，又像是赞成清教徒的革命，替克伦威尔捧场，因此也不能讨好保皇党。如此一来他两头生事，倒替自己造成一个在学术上孤独的地位。

按其实，当查理一世被弑，克伦威尔不由自主地做了一个独裁者，而查理二世虽然主持了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却发觉王位的意义已非昔比。这些情形表现英国国家体制正在激变，没有人能阻止这种改变，甚至没有人能掌握这大规模的更革。霍布斯在这国家没有主宰，人情惶惑的时代创造新论，其功用不在当日，而在未来。他在书中制造了一个全能的大怪物，不仅满足个人的幻想，巨灵更可以解释为一个具有经济性格的现代政府。

据估计，17世纪英国半数以上的男子以当佣工度日，如果将半佣工一并算入，被雇的人可能为全体男子数之2／3。因此社会上对市场经济的变化至为敏感。斯图亚特王朝对工资及物价的干涉，主旨在防止失业。只是当日法制未备，全国性的商业组织尚未就绪，政府所能控制者尤其有限，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而且更可能因干涉而使局势更坏，以致到处失却人心。时人没有历史上的经验，总以为问题可以局部解决。第一次及第二次内战之间，克伦威尔军中已有所谓“均平主义者”（Level－lers）出现。他们散布传单提倡自由平等，着重英国人之人身权利（Englishman’s birthright），要求开放选举。他们的理论则是一个人纵没有身外的财产，他的人身既为生产者，则此人也应当被当作资产者看待。有些均平主义者着重劳动力也是一种商品，与现代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相同。不过他们又是个人主义者，在政治上主张除了仆役乞丐依人而生存者外，凡人都应有选举权。克伦威尔则以为这种说法和做法，已威胁一般人所谓之资产而严格取缔。全民选举（universal suffrage或universal manhood suffrage）是近世纪的一般趋势。它根据一种民主的原则：大凡一个政府统辖全民，虽被辖者为一夫一妇，也应当由这匹夫匹妇出面承认这统辖之体制。可是在17世纪的英国，经济基层的组织尚未就绪，存积资本尚待展开，民智仍为闭塞，交通通信条件又不具备。此时即倡言一个赤裸裸的人体在社会上应享有某种权利，纵在哲学上和人道主义上言之合理，其在代议政治的程序中却难融洽。所以也难怪克伦威尔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同时我们亦可看出，一种政治思想能否被接受，其本身好坏不说，时机（timing）也是值得注意的因素。

较均平主义者更激进者为“掘地者”（Diggers）。这名词起于1649年，当时有主张全部废止私人财产者，其人数不多，大概只数十或百人，聚集在伦敦之南的塞瑞（Surrey）擅自发掘公地，播种作物，准备经营一年，以收获接济贫民，并且声称，这运动一展开，必会将全部英国土地做得无法私有。掘地者不久即为当地军警和地主人众驱逐，以后也未再生事端，只是他们的文字已广泛流传。其中有一小册子称：“不应当有领主或地主站在旁人之头上。世间应为全人类之男儿女儿而存在，使他们自由而生存。”因之掘地者被称为共产主义者（communists）。他们的思想来源不出自现代经济，而出自圣经。他们的宗旨不仅过激，而且带着乌托邦思想。个人财产权固然足以造成贫富悬殊的现象，也足以沦为弱肉强食的工具，可是国家与社会之管制又无所凭籍来否定它。英国在17世纪中期已有如是过激派出现，并非此等人士带有远见，而只表现封建制度崩溃已久，当中一个青黄不接之时代延续了两三个世纪，至此已山穷水尽。英国之输出大宗为羊毛，与农业攸关，有时也由外输入谷物，因之更受国际性的经济力量激荡，如此不安的局面迫使当日知识分子四处寻觅新途径。可是右派加强宗教力量和提倡君权神授等等说法既已搁浅，而左派之全民平等废止私人财产又不切实际，则历史上之资本主义的来临，已经在客观上具备了一个无可避免的趋势。除非国家与社会都采取一种较坚韧之组织，否则不能产生适时应变的能力，去对付一个千变万化的国际经济力量。这种组织基于内中各种因素，都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换，前已言之。要使其如此，则不能再放弃私人财产权，只有更加强私人财产权。

《巨灵》出书之日，距查理一世受刑及掘地者滋事才两年。这书中已有这样的倾向。霍布斯提议创造一个在立法上全能的高层机构。以下我要指出这高层机构的功能带着浓厚的经济性格。这两者在当时都是推陈出新，彼此都算是打开局面。

《巨灵》的经济性格

霍布斯书中论及经济的部分，没有他论述政治组织的一部分之爽快利落，而且有前后矛盾之处。这一方面固然表现作者主要兴趣不在此，一方面也由于他过于注重他思想体系之完整，有时将他自己的主见与学理上的必然趋势混为一谈。比如说他早已提到法律只在必要时制订，旨在防止人民彼此侵犯，法律不及处则仍为人民之自由。他在论人民之自由的一章里也写出：“下属之自由限于以下各种事物，亦即最高主权人规定他们之行动时预为留下的事物，如买卖、互定合同、选择自己的居处、自己的饮食、自己的职业和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教育子女等。”他在下文又说人民之自由尚包括防卫自己人身之手段。

照字面看来，人民既能自由买卖、互立契约，则必先有财产所有权。可是霍布斯的看法并非如此，财产之所有权也仍是国家所制定。这也就是说在初民时期，尚未产生最高主权人时，并无所谓私人财产。“在没有选出一个强制执行的权力之前，既没有国家，也没有财产，即所有的人都有权领取盈天下的事物。”（原文中propriety系中古英文，与property同，此处称财产。）

这样一来，则前后文发生互相牵制的作用了。人民可以自由买卖、互定契约，只是一种抽象的权力，他们原则上可以以所有易所无，但是何者为其所有，何者为其所无，仍由政府决定。

古今中外学者提到所有权之最初来源，都有一个“天生万物以养人”的说法，霍布斯也不例外。他先把这万物解释为人类的“营养”（nourishment）。“上帝通常或无代价地赐给人类，或收取劳力卖与人类。”所谓上帝收取劳力，将营养卖与人类，显然的即是“劳力价值论”（labor theory of value），这理论为中古以来学者间常提及，也是以后古典派经济学家（classicaieconomists）常用之辞。我们在下节讲到洛克时还要说到。这里要指出的，是霍布斯并没有承认服行劳力之人有立即取得成品的所有权。以上所说人类都是集体性格，也还是初民状态，亦即国家成立之前。此后社会契约一行，最高主权人有一桩首要任务，即为分配资源（distribution of material）。霍布斯认为全民可以三种不同方式分得资源。有些人获得“一部分土地”，有的则以“少数的商品”或“在某种技能上的自然财产”（natural property in some useful art）取代，最后一项无非劳动力。但是用以与上帝做生意，耕耘则得麦粟，锻炼则收取铜铁，所以也算“分”得一部分“自然财产”。他在另一段提出：“一个人的劳力也是一种商品，可以和旁的东西一样换取有用之事物。有些国家除了居住地之外再无领土，却不仅能保持其权威，而且扩而大之，一方面由于它们使用劳力在各处贸易，一方面由于将他处资源输入制为成品发卖。”

从这些文字看来，作者有意保持现状，而在现状下固定私人财产权。在提及土地之分配的一段，霍布斯的态度更明显。他说：“最高主权人分配土地时每人一分，他不以任何下属的意见或任何数目之下属的意见认为公平与否而左右。他（自己）决定是否公平，以及是否合于全体的利益。”关于英国之土地，他认为“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1066年由法国征服英国）曾作此分配。

看到这里，读者已不免发问：霍布斯的立案无非“士农工商各安本业”，土地所有权则追溯到11世纪的根源上去，他为何不照此直说，兜一个大圈子，最后并没有提出任何开创性见解？这一方面固然由于作者拘泥于他的“科学”体裁。他坚持每一项历史事迹都可以用他的公式去“证明”。另一方面则征服者威廉划分的土地原为封建格式，一般不能买卖，执有者为陪臣，对领主服有无偿的义务，至此已近600年，当中经过无数合法与不合法的易手，内战前后又有退佃改业没收赎还等等情节（详第四章），所有权在法律上早成问题，很多人已指出当中的不公平为一切问题之渊薮。他们指出威廉夺取人民的耕地赏给他的陪臣，所形成的地主几百年后仍用佃租奴役农夫。内战即为一种革命，则应该在此时将此桎梏除去。霍布斯站在保障私人财产的立场，力争所有权之合法。他提出威廉以征服者的地位，原有权将地产全部没收，他让不少业主保持他们的家庭，也可以算为一种分配。至于公平与否由他作主，也不容旁人置喙。全国所到之处，即产生营养的功效。至此他也引用哈维血液循环之原理，说明国家收入解缴于国库，已由国库外放，经过大动脉，使全身各部分活跃，其功效与血液之循环于人体相似。

英国在光荣革命前后已大致符合上述条件。土地所有权，一般已规律化。土地税虽不能说是“无限制”，但是以面积征收，按国家需要而定，不受过去成例之束缚，是为今后的一般法则。关于财产转手，则采用平衡法补正习惯法之不及，也有成效。1694年英伦银行成立之后，国家赋税之收入也与民间经济相通。而最重要的，此后农业上的财富可以与工商业的财富交流。叙述这一串的情形时，我们不能夸显霍布斯的预言正确，只能说17世纪的英国极需将国家机构合理化（rationalize）。霍布斯是一个“唯理论者”（rationalist），所以他在世纪中叶已掌握这个重点。他虽没有构造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但他所想象的国家高层结构已接近其需要。

资本主义的社会亦待司法权来维持。在这一方面的解释，霍布斯着重个人之差异（individual differences）。乍看起来，这和他以前所说所有人品格容量大体相同之说完全相反。其实前面说的是触及人类互相争斗的品性及在生死关头的拼命精神，这样才不相上下。若在平常，人与人之间还是有高低长短之不同。其基本原因，在于个人对外界反应的不同。想象力或敏捷，或迟钝，注视方向可以经恒，也可以短促。这仍是认为人类是一种机械。他对外界事物的关系无非是一种运动。运动则有缓、速，又有久、暂。在不同程度的反应中，产生了圣贤、才智、平庸、愚劣。于是个人有不同的权力。什么是权力？权力无非是现有的媒介和工具，用以获取未来的好处。霍布斯在此处提及过去之成功、名誉、言辞之流利，以及形式之美好（此处他用form，所指为容貌，因为他说这种品质能使男人得到女人及陌生人偏爱），都是权力。他在另一处又问什么是权力？权力乃是获得所欲物品之工具。但是一个人之权力常为另一个人的权力所阻碍，所以究其实，权力之能算数的是超越于旁人权力之外的一部分。又因为各人的好恶不同，社会上有分工合作的办法，于是每个人都有他的价值（worth）。这价值也不是一个绝对的因素，而是旁人要利用他的权力时愿付之代价，所以由旁人之需要及判断而决定。

有了以上各种观念，霍布斯区分司法权之行动为“交换的公平”（commutative justice）及“分配的公平”（distributive jus- tice）。前者以同等的价值交换，其“比例是算术的”，后者将同等的好处分配于有同等功绩的人，其“比例是几何式的”。他又继续解释，分配的公平，亦即是均平（equity）。这样一来，在他所想象的社会，所有价值都是“市场的价值”，全部法庭和民法所谓的公平都离不开一个“市场观念”。

哈灵顿和海洋国家

霍布斯的世界没有中庸之道，要不是完全没有秩序，只有人与人互相残杀，就是一体驯服，听命于巨灵，虚构之人。有些作者批评他过于夸大人类的坏性格，未顾及彼此间相互合作相互提携也是一种天性。也有些作家指责他没有看清17世纪社会里的经济冲突并不是一般性的全面冲突，而是社会上某一特殊阶级和另一特殊阶级间之冲突，因之压平这种冲突的全能政权也要在这特殊阶级之间做公正人，而不能笼统地说成是在一个全部纷乱的社会中建立秩序。因为《巨灵》之中有了这些毛病，才引起后人之修正。最先修正者为哈灵顿，他的《海洋国家》出书于1656年，当时克伦威尔尚在人间。

哈灵顿出生于英国贵胄之家，祖先和部铎王朝及斯图亚特王朝都有密切的关系。詹姆士·哈灵顿生于1611年，壮年时遇到内战爆发，英国乾坤颠倒，他之未被卷入漩涡，一方面固然由于他不走极端的个性，一方面也出于命运安排。他在牛津大学未得学位，即决心前往欧洲大陆旅行。初驻足于荷兰，目的在吸收新时代的军事技术，并且一度加入英国人在欧洲的志愿军，而因为英国始终没有在三十年战争中遇到出头的机缘，他从军的目的未遂，倒以空闲之身前往意大利。以后他对威尼斯有相当的景仰，也基于当日旅行的经验。

哈灵顿也曾涉足德、法及丹麦，但是印象不深。他在1638年左右回英国。因为家世背景，被推为英王查理一世之随从，与国王相处极亲密。哈灵顿也曾在英王拟用军事力量削平苏格兰反叛时（详第四章“主教战争”）替查理筹款。可是他在国王与议会冲突时却同情议会，曾两次将款项贷予议会。也有人说他曾希望被提名为议会会员，只是此志未酬。

查理战败，被苏格兰人交给议会派之后，哈灵顿经各方同意，出任被拘禁国王之随从。这样他要经过双方之信任。他很想以这地位在两者之间找到一种妥协方案，却总是事与愿违。哈灵顿虽不在局势暧昧游离之时投机取巧，仍为议会所忌，而且因为他拒绝宣誓不资助国王逃亡，曾被监禁。

虽然他对国王多所维护，而且觉得很多攻击查理之辞与事实不符，可是他自己终身为民国派，无论在何种情形之下，此志不渝。1649年查理被处死之日，哈灵顿一直陪他走到断头台畔诀别，他还说此情此景给他精神上很大打击。可是他亦前后发行不少小册子，其中毫无勤王论调。《海洋国家》未出版时，一度被克伦威尔的政府查禁，由作者往谒独裁者的女儿请她疏通，才与世见面。查理二世复辟，哈灵顿一度入狱，被释之后健康已不如前，虽然晚年结婚，却未再发出任何政治言论。他于1677年逝世。

哈灵顿对马基雅弗利和霍布斯都有批评。比如说马基雅弗利在一个政局运转不周时，动辄斥之为“腐化”。哈灵顿经过一番思考，却指当中之组织可能未如所说。其弊不在一时人事，而可能在整个结构。又如霍布斯所叙，还可以说是替君主专制张目，哈灵顿则张扬共和优于君主。霍布斯所叙之权力牵涉到容貌、语言、过去之成功以及今日之谨慎，总之出入于个人品格之境界。哈灵顿则指出权力出诸刀枪，军事力量又要经济力量支持，因为“军队是一只猛兽，它有硕大无朋的肠胃，经常需要喂养”。他又说：“人依赖富庶之家，不出于选择……而是由于牙齿的需要。人需要面包时，立即成为推食于他们之人的仆从；一个人能如此喂养全民，则他们都为他帝国内之臣属。”

这样看来，他并不是与马基雅弗利及霍布斯对立，而是延长及强化他们的见解。哈灵顿曾谓马基雅弗利为“近代唯一政治家”；霍布斯则是“迄今全世界最优秀的作家”。大概马基雅弗利写作时比较注重当事人之权宜，较未考虑到社会经济的力量。霍布斯则大规模地勾画全体人类之政治生活，作文时气概之磅礴，世无其匹，可是也只注意到各个人之行止，而忽略了他们的集体性格。所以在考究资本主义之思想体系的形成过程中，应该看出一个前人开路，指示大概的方向，后人继续前进，脚踏实地，其立论愈为精密，其现实主义更为露骨的一般趋向。前面已经说过，霍布斯通过《巨灵》之笔画，建议创设一个新的社会高层结构。哈灵顿不主张这高层结构全凭理想，最低限度，要切应于下层的一般需要。

他们两人都未能预料以后有所谓资本主义的名目出现。站在17世纪中叶，他们却有澄清当日局势之宏愿。霍布斯讨论一般原则，对现实还只是若即若离。哈灵顿则毫不犹疑地对克伦威尔治下的英国对症下药。只因恐文字犯忌，他的书也以虚构的体裁写成，但“海洋国家”（Commonwealth of Oceana）是不折不扣的英国，无异纪实，并且内中有些建议，作者还期望克伦威尔能采纳。

《海洋国家》之要旨，是政府之权威必与民间之经济力量互为表里。以英国而言，土地之占有为决定性之因素。如果社会上某一阶级占有土地为全国一半（他称之为“平衡力”[bal-ancd）或一半以上（他称之为“超平衡力”[overbalance]），则政治力量必落在这阶级手中。英国已经有了一段这样的变化。蔷薇战争（Wars of Roses）以来，亨利七世将大桩地产强制分裂，亨利八世又没收寺产，也在拍卖赏赐时化整为零，于是追至17世纪，英国已产生不少中级地主和小自耕农（yeomanfarmers）。本来控制于政府的权力也早应落入他们手中，只因伊莉莎白以她的手腕延迟这种发展。可是这种趋势终不可免，于是17世纪掀动全国内战。

在哈灵顿看来，一个国家的体制可以是绝对皇权，也可为封建皇权，或共和制，依土地在一人掌握之中，少数人掌握之中或多数人领有之中而定。在他的时代，英国已走上了第三途径。并且政局之妥定，也不是完全被动的视经济条件而转移。大势既决，执政者仍可以从中调节，力求均衡。他建议英国行土地法，限制地产，使每一个家庭由地产所得收入每年不逾2000镑。超过此数，即须分配给各个子孙。

哈灵顿的书中仍包含若干乌托邦的性格，例如作者主张重新安排社会的下层结构，将全民组成教区（parishes）、百家集团（hundreds）及部落（tribes），以为选举立法代表之凭藉，再按他们的贫富编成步兵及骑兵。这些建议虽然没有付诸实施，可是组织选举区及普遍征兵，则是现代国家之一般原则。《海洋国家》也主张草拟成文宪法，政府分权，执权者周流轮转（rotationof office）与秘密投票。这当中有很多特点显然受到威尼斯的影响，经过他的传介，这些影响以后也及于美国。

中国的读者务必看清，《海洋国家》虽然主张限制土地所有之最高额，但与中国的均田有天壤之别。中国之均田、占田或限田，使每家分得50亩至百亩之士地，全国之小自耕农不下数百万至数千万户。英国之土地集中于贵族手中时，领有爵衔之贵族通常不出一二百人。即在17世纪土地已一再分散，但是与中国土地之零星分割使用仍不能相提并论。例如在斯图亚特王朝下领有200至250英亩之地主，还只被称为小乡绅（lesser gentry）及中产阶级。计1英亩约等于6华亩，上开数字在中国已被认为庞大，一班文人即可用“膏腴万顷，田连郡县”的名目随便指责矣。哈灵顿的方案，最高限额每人只能有2000镑之收入，然则据估计，当日英国全国之士地收入也只有1000万镑，所以只有5000个如此之大地主，即可以将整个国家之土地全部霸占，使其他的人户全部成为他们的佃农（英国17世纪人口在400万至600万之间）。从这些条件看来，哈灵顿的建议只是预防唐朝“藩镇之祸”形态的巨家大室危害国家安全，他没有以纯粹经济上的理由禁锢自由的发展。

除了这2000镑年收入的限制之外，哈灵顿愿意让现有土地占有维持现状，不加干涉。纵使他提倡平等，也不是数目字上的平等，而是享有平等的经济机缘。他说：“勤奋为存积（资本）最有效的办法；存积则忌均平。”同时，他理想中的社会是一个流动性的社会，从工商业存积的资本也可以与农业资本对流，以至农村经济与都市经济合为一元。

这种说法，今日的读者不容易产生深刻的印象，因为以后事实既已如此展开，则观察者也觉得不足为奇。所以本书不惮再三提醒读者，务必要想象17世纪之英国，封建制度早已崩溃，而资本主义尚未登场，在这青黄不接时期，最后阶段的情景。当日右派之君权神授说，无异提议将历史倒推，回到中世纪。左派之喧嚷自由则没有体会到自由并不是令各人自生自灭，而是要有耕地、有工作、有市场、有交通道路、有生活保障，凡此各事都要代价，并且不能超脱历史的环境，凭空产生。内战之爆发，也可以说是各种不着实际的想法各走极端所至。哈灵顿的著作，继霍布斯学说之后，说明英国面临急遽的变化。这变化却有200年的背景。乡绅兴起，代替了昔日贵族地主，为社会领导的力量，并且已在各人出生数代之前构成了一种澎湃的力量。那么如何应付这局面？这种组织与运动既由金钱发动，则整个社会也只好接受现实，用私人财产作新组织的根本。哈灵顿主张依贫富将人民组成步兵及骑兵，也就是在军备上及社会分工合作上照此原则安排。提倡成文宪法，亦即脱离旧日之习惯法，别开生面。我们今日司空见惯，在当日却为创见，有革命意义。而且《海洋国家》以英格兰的现实情况作背景，与历史衔接，和一般乌托邦的建议不同。

为什么上述社会之蜕化既已经历一两个世纪之久，其间征象要等哈灵顿著书才一语道破？在这里我们要重申，所谓“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都是后人创拟的名词，用以概括历史上广泛的组织与运动（虽说资本主义尚未全部成为历史），其本身不可能按计划，有预定进度地依时产生。在英国，这时候农业技术还追随荷兰之后，如引用荷兰式之犁，招用荷兰员工，构成剑桥以北沼地的排水系统。若非圈地运动继续发展，私人土地所有权还不成定局。总而言之，其低层机构中仍有千百头绪，不能由一种体制立即跃入另一种体制。只等到如此庞大的运动临迫到发展之最后阶段，思想家才能领悟到整个的幅度和纵深。而且霍布斯及哈灵顿也由于他们和自然科学家接近，才能产生一种近似社会科学家的眼光。

近代学者常批评哈灵顿的写作富于说教意味，可能由于其中带有阶级斗争意味。查理二世复位前夕，《海洋国家》一度极被伦敦有识之士重视。似此，他在历史上的影响甚可能超过后人之认识。

还有一点，哈灵顿之言论，足为其盛誉之累。17世纪英国作家涉及政治经济情事，通常提到海外殖民地。《海洋国家》更对邻岛爱尔兰有一段建议，主张将之征服后，招募犹太人移民，责成他们在岛上开发农业，除了军事开销之外，其收入尚可以向英国每年进贡200万镑。

光荣革命及洛克

英国1689年光荣革命成功，可以说是在各种主张之间取得妥协。威廉为荷兰人，而由英伦政客邀请入主，实质上是一个被选举的君主。他与玛丽同为斯图亚特王室之直系苗裔，所以又维持了王位世袭的原则。其后在1701年，更由议会通过“继承法案”（Act of Settlement），预定王位属于詹姆士一世之外甥女苏菲亚（Sophia）及她的继承人。同时又表决以后国王或王后必为英格兰教会之一员，国王如为外国人，出国必须经过议会同意。此外，1689年通过“权利清单”（Bill of Rights），1694年成立英伦银行，奠定了国债的地位，使国王不再以人身对国家财政负责，都是宪法史上的大事。经过这些历史上重要的里程之后，光荣革命前之英国已和1689年后之英国截然不同。只是这一串重要的改革，不用宪法会议的程序揭扬铺张，仍保持传统程序。这也表现时人不务虚名，只求实效的性格。约翰·洛克在历史上被称为光荣革命的发言人。他的学说融和常情，缺乏逻辑上之完整，看来也符合时尚风气。

17世纪英国的政治思想家如霍布斯及哈灵顿都曾在牛津上学，到大陆旅行，对新兴的科学感到兴趣，也都在中年之后才发表他们重要的论文。洛克也在这些方面步武他们。他生于1632年，父亲出任地方律师，内战时加入议会派军队。因此洛克有中产家庭的背景。此后在牛津居住约30年，受过希腊拉丁文和古典教育训练。他本身又对医药有兴趣，获有医学博士学位。只是他健康条件欠佳，有时需要长期调养。

在当学生和教师的时代，洛克已与政治结下不解缘，曾参加英国访问布兰登堡（Brandenburg，德国王室前身）之使节团。他在1666年结识了古柏（Anthony Ashley Cooper），和古柏一家发生密切的联系，对他后半生的生活有很大影响。古柏在内战时首先参加勤王军，后改入议会军，最初支持克伦威尔，以后又反对他的独裁，支持查理二世复辟。复辟成功后，古柏被封为男爵，又进封谢夫兹伯里伯爵（Earl of Shaftesbury），曾在查理二世朝中担任要职，也聘洛克为秘书、顾问及家庭教师。古柏最后的政治行动，则是反对詹姆士二世嗣继王位，这活动不成功，他被控叛国，只好遁迹海外，死在荷兰。洛克也被控支持蒙茅兹公爵的叛变（详第四章），不久也亡命荷兰，直到光荣革命成功之后才回英国。他以前虽曾发表过各种文字，重要的著作都在威廉及玛丽时代刊载。洛克晚年曾在威廉朝中担任商业及海外农场公署督办，年薪1000镑，4年之后因健康原因辞职。期间，他继续著作并且修改以前的书刊，1704年逝世。

洛克的文集，排印达9册之多，当中只有三种影响后人最深，都在1690年初次出版。其中一种题为《人类悟性论》（An Essay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其主旨在否定所谓与生俱来的观念。如果人类都有与生俱来的观念，那么为什么小孩子不具有这样的观念？洛克并不坚持任何的了解都待人类的感觉而产生，他承认也有外界的事物，其存在并非我们的感觉所能目领耳受，然则也不出于天生的观念。例如5＋7＝12，并不由于一种先天的观念预藏在人的脑里，而是出于经验之推断。而且很多抽象原则出于感觉之后，例如我们必先能辨别红色非白色，以后才能领略色彩相对之理。以这种辩论的方法，洛克替当日的经验主义（empiricism）打开出路，而有意推翻伦理上及宗教上的武断。

其他两种小册子，通常称为《政府论二讲》（Two Treatisesof Government）。第一篇为驳斥菲尔玛（Sir Robert Filmer）的论调而作。菲尔玛的著作在身后出版，仍是替君权神授说张目。他从圣经里人类祖先亚当说起。亚当既以祖考的地位管制他的子孙，以后的君权也都产生于同样的方式。国王不用与人民订合约，等于父亲无需与儿辈订立合约。（本书作者按：这与中国传统的君权观念极为接近。）国王加冕的誓辞已经说明他只采用好的法律。至于法律是好是坏，由他作主。人类的自然状态不是平等，而是君主制。所谓天赋人权，人民有选择地组织政府，只是犯上作乱之阶。洛克的驳斥，今日很少被提起。大概由于他著书时，一个国王已因坚持己见而被弑，菲尔玛书出不久，另一国王又因国民拥戴外来的王子而被驱逐，至此君权神授和以宗教领导政治的主张都已不攻自破，也毋须再三辩驳。几个世纪之后的今日，仍旧传颂不绝的乃是洛克的《政府论二讲下编》（Second Treatise of Government），因为这篇文字较有积极性，而且把著者多方面的见解汇集于一处。

洛克的小册子也根据圣经，把《创世纪》当作历史看待。书中说及亚当和夏娃有养教儿女的天职，可是他们管制的力量是暂时的，只适用于儿女助弱之时，且仍要合于理性。儿女既已成长，则这种管制的力量已无必要，幼辈可能尊敬长辈，不一定要服从父母。至于父母有时候以遗产为饵希望儿女继续服从他们，则已是生意，有如合同关系，不能谓为天赋父母如此之权力。

在另一段，洛克也把婚姻关系定在主要为繁殖之用。人类的婚姻关系较其他的动物为长，也较坚定，乃因人类之婴孩需要长时间的教养。前儿尚未成年，次子又已出世。自然法则之需要夫妇关系长期继续，无非这种原故。如果其目的达成，只要夫妇间有适当的经济安排，没有理由不能中断其婚姻。法官判案，只能根据这原则。

虽说洛克所述，纯站在研究政府的立场否定父母和男人有绝对和永久的权力，有时他也说儿女是因感激父母养育之恩而自动扶助他们，或者因为习惯的关系，在小事上对父亲让步，夫妇因一同养育儿女，可能培养共通的兴趣，这些情形纯系私人和个别的感情，已与他所说的权力与义务无关。这些议论在今日看来，已属司空见惯。但在17世纪则已将唯物主义和个人主义推上最高峰。其与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制相比，两方之距离更为明显。即在本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根据“三纲五常”的教条，认为服从长上、孝顺父母、举案齐眉不仅是风气所关，而且也是个人人生的目的（换言之，亦即认为这都属于自然法则）。政府和社会提倡之馀，并以实力强制执行之。我们在评判是好是坏之前，先要看出当中一个绝大的距离。

洛克的宇宙，既不用以支持君臣、父子、夫妇永恒不变的秩序，那么人生目的何在？

他的答案是保持“人身财产”，包括生命、自由和资产。

洛克虽然反对霍布斯，但也引用《巨灵》里的“自然状态”和“社会契约”两个观念。但是他的自然状态不是一个吃人的社会。即在初民时期，人类已经遵照自然法则，各人享有绝对的自由，彼此平等，以己之所欲，施之于人，也完全出于一种互惠的局面。组织政府的目的，无非保持这样的状态。因为人类纵善良，总有不守法的人侵犯劳人，自然法则容许被侵犯者予以膺惩。可是个人自己作主，难免褊袒，所以引用政府为公正人。此时政府所有的职权，纯系一种被信任的职权，无异于人民聘用之经理。

从这出发点，《政府论二讲下编》强调君主专制是一种曲解理论、出卖信任的作法。书中提到百姓有权反抗暴君时，带着一种“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者也”的语调，作者不怕人民见异思迁，动辄颠倒政府，他只怕他们积习相安，见恶而不除。这种宗旨对光荣革命产生了肯定的作用。此外洛克也用社会契约的名义引入他自己的设计。例如政府必有人民之认可，如无彰名较著的认可，则有含默之认可。民主体制，总是少数服从多数。如果一个公民不满意公众的决议，他有权脱离这国家，另寻出处。政府则三权分立，立法、行政之外，另有“中央政府权力”（fed- eral power，或直译则为联邦权）专管外交。内中立法权及立法机构最为重要。这些建议及所标榜的精神，经过提倡，成为很多民主国家的一般原则，也为不少研究政府的学者所注目。固然资本主义容易在这些条件下产生，可是这些条件与思想的关系不深。我们注重思想体系之转变，还是要认清洛克对私人财产权的阐释。

《政府论二讲下编》接受了欧洲中古以来的观念，认为上帝将世界的资源赐予人类（霍布斯也从这点出发）。这赐予出于一种集体性格，即盈天下之人，享有天下之事物。有待某一个人将他的劳力与物资混合，这物资才成为此人的人身财产，土地草木亦复如此。一个人既于此地耕耘，则有权将所耕之地圈为私地。他若放马吃草，则这草地也成为了他的牧场。在这化公为私的情况下，各人不能过取，亦即必使旁人还有同等机会，也不能浪费，所植苹果、所种小麦必供食用，不能让之霉烂。

在叙述人之劳力时，洛克也步霍布斯之后，认为各人之人身财产包括他自己的身体。他说：“虽然地球及所有低级生物属于全人类，但是每个人有他自己，是为其人身财产，除他自己之外旁人无权过问。我们可以说他的体力和他双手的工作都是他自己的。他从自然所供应及遗留下的条件内取出的任何物品，则已将自己的劳力混合在内，亦即是混入了全属他的私产，所以这物品也成了他的人身财产，于是排除了其他人享有这物品之权利。”在这拾取占领的时候，无需旁人同意，因为到处征求同意，势必人人挨饿。

以上所说不能过取、不能使物品霉烂的条件不久即被打破。一到货币开始流通，则物品都可以在市场流通，所植苹果、所种小麦，都不至于霉烂。这种安排中，也有公众意识之作用。当众人都承认货币的价值，他们也默认了各人领取物品之范围自此扩大。

洛克更褒扬勤奋之人对社会的贡献。他说：“一个人用他的劳力将土地隶属他自己，并不减低人类之所有。反之，他增加人类之所有。因为一英亩私圈之熟地所产生供应人类之物品——让我在现实的范围之内说吧——十倍于同样肥沃而尚未开荒的公地。那么这圈地之人在10英亩里所产生的供应人类方便之处，有等于100英亩尚未开荒之公地。如此，他实际给人类增加了90英亩土地。”

货币更加速土地占有之展开。洛克信口说来，当日之土地至少可供一倍以上的人口使用。只是在货币尚未流通的地方，其土地尚待开发的情形依然如故。在已经开始使用金钱的地方，则很“难如此”。以上的叙述，完成了洛克对现下土地使用之解释的准备。质而言之，以下他的论调总不离“资本家的生产方式”。

土地既已为各人圈画占有，没有土地的人何以为生？洛克的答案则是出卖劳力。在《政府论二讲下编》他已预先写下人类之自由，包括处置本人人身之自由。只要不违犯自然法，各人对本人人身之安排，非旁人可越俎过问。前面已经说过，他认为劳力也是各人人身财产之一部分，如此则没有不能通过金钱当作商品出卖的道理。购买旁人之劳力，不仅可用于生产，而且可用以扩充生产工具。洛克的解释，可以从下面一段看得清楚。他说：“我的马所嚼之草，我的仆人所刈之草地，以及我在任何地方，任何与众共有之土地内开出的矿产，都是我的人身财产，用不着任何人授权或同意。”这当中值得注意的乃是“我的仆人所刈之草地”。可见得仆人出卖劳力，除了工资之外，别无收获，主人则可以坐待其领域之扩大。

初民之平等，至是变为不平等。土地之占用如是，货币之领有亦复如是。“货币根据合约将利润，亦即某人劳力之报酬，运送到他人的口袋里去。其所以如此，乃是货币分配之不平等，其作用与土地占有之不平等相同——因为土地占有之不平等（你可以占有超过你力能施肥之面积，旁人则少有），于是你弄来了一个佃农耕作你的土地；同理，货币之不平等（我拥有的货币超过我能使用的范围，旁人则少有），于是我拉拢来了一个佃家，使用我的金钱。”

以上括号及内中字句都照原文。洛克说我拥有的货币超过我能使用的范围，则是我的购买力远过于刻下衣食之所需，于是我可以投资。使用金钱之佃家无非雇来的劳工。他的工资由我预垫。亦即不待制成品之发货出售，已由“我”这资本家先付。因之地使用我的金钱。可是因为今日之方便，必需放弃明日之利润。有如佃农使用东家之土地，必须放弃来日之收获或收获之一部分。

从这不平等的占有土地和不平等的拥有货币，资本家和劳动阶级的区分，只有越来越明显。洛克说及劳工“一般从手到口，除了工资之外，没有旁的资源”。资产阶级则“勤奋而有理智”，使用金钱，给他们一个机会扩大他们的所有。在这些方面，洛克反映着17世纪清教徒的思想。上帝虽然将世界的资源给予人类，“他给予勤奋而有理智者之用，而不给予幻想贪婪争夺好斗之人”。在这种条件之下，资本家之资源不立即用于消费，而继续存积。不仅个人如是，全国亦如此。他说：“商业之着眼在财富及权威，两者互为滋长。财富包括大批可以移动之财货，可以向外国人要价，而不在国内消耗，尤其要注重大批之金银。”

洛克既在威廉朝中被任为商业及海外农地公署的督办，他当然知道商业尤其是国际贸易之重要。他在《政府论二讲下编》里曾提出一个问题：“假使一个人有10000英亩或者10万英亩之优等土地，既经开发，又储备了各种牲口，只是处于美洲之腹地，毫无希望与外界贸易获取金钱，那他又如何判断这产业之价值？那就不值得圈地占为己有，他就会放弃（这地产）而任之复归于原始状态了。”

事实上洛克自己成为英伦银行组织时原始股东之一，认股500镑。后来也被认为是重商主义者（mercantilist）的中坚。重商主义者注重对外输出，以获取金银为国家商业政策之宗旨，其本身不能即认为是资本主义之变称。可是当日信用尚未展开，机器尚未发明，现金为存储资本之媒介，在这条件下提倡重商，获取金银，主旨在增强国家资本。但这国家资本又几乎全由私人资本组成，则重商之过程及其后果，都有由政府授权并鼓励商业资本主持生产及分配之趋向，并且也有将农业组织商业化，促成两种资金对流的效用，所以又无异于提倡资本主义。同时重商主义加速了国际的竞争，增强了殖民地的重要。这些特征在日后也被认为是历史上的资本主义之性格。洛克用不着对这些原则及趋向作有系统的介说（他写作的重点在提倡天赋人权），因为他的地位特殊，只要在这一串发展中抒发己见，他已经表现其为资本主义的发言人了。

洛克的传记说明他是一个性急、容易冲动的人，他也富于友情，性情慷慨，愿意资助有志之士，却不愿施舍于无赖。穷困之人成为社会负担，他主张以最严厉的手段处置，甚至在一处写出，“三岁以上的小儿”都要教之以工作，使他们不成为赘疣。这一方面固然反映着当时一般人对失业者不耐烦的态度，可是这种态度也十足表现资产阶级的心理状态。

他所处的世界里使用货币，虽有社会之不均等，虽有赤贫之人胼手眼足以为生，其长处则是一般生活程度仍较未开发之地域为高。针对这一点洛克写着：“有些国家土壤富饶，却贫于生活中的舒适，最明显的例子莫如美洲若干国家。自然已给予富饶的资源，不下于给与任何人民。此即是肥沃的土壤，足以产生丰衣美食和百般娱快的资料。只因为没有用劳力开发，［这些国家］没有我们所享方便的1％。那里一个广大而肥沃地区之国王，其衣食住不及英国一个劳工。”

资本主义思想之成熟

经过洛克，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已告成熟。从这一章简短的叙述，也可以看到马基雅弗利首倡唯物论，人民所依赖于政府者为安全保障，而不是所谓天堂获救。世间只有能生存的才算数，否则纵使道德高尚，仍是镜花水月。霍布斯的《巨灵》初看奇特，又好像不近人情，实际却勾画出一个新时代全能政府的轮廓。哈灵顿则指出政府的威权出自经济力量。英国的土地既已为乡绅及中级地主所得，这个政府也要由他们作主。洛克则将霍布斯的立论翻了一个面。政府首要的任务固为保护人民的财产，但是这社会契约可以“文”成，而用不着“武”闯。他也指出人类经济上的道德可以分为两大阶段。他虽没有明言，然其衍化符合欧洲从封建社会进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之层次。前者不用货币，所以每人财物都受限制。后者用货币，则土地之占有及金钱之持有都不平等。但是资本家所操者重；其积蓄资本，开发资源，对社会有实质的贡献。他主张政府的首要任务在于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就是在实质上接受了哈灵顿的建议。这思想体系之构成与光荣革命同时。可见得资本主义已于1689年前后在英国立足。这种情形也证实资本主义成为一种体制，必与国家和政府互为表里。否则所谓“资本主义的萌芽”即出于无结构之冲动；或者资本主义的理想没有行动支持，都属于泛言，既难能捉摸，也无法论断。

以上除了哈灵顿比较含蓄之外，他们的学说都注重自我心理学（ego psychology），也都着重个人主义，这些成分也与资本主义结不解缘。

从《君王论》之问世至《政府论二讲下编》之印行，中间经过158年，资本主义成为一种有效的社会力量，而且奠立基础，必先提升一个国家的下层机构，虽费日持久，事势必然。陶尼所著书，大致与这段时间符合，其标题为宗教，可是他已说明，中世纪社会上的一切价值按层次摆成一个金字塔，而以宗教为首。所以提到宗教，也牵涉到全国各种事物。他也说，在这时期内，中世纪的社会理论被商业文化之狂澜冲击得不能立足，“传统的界标，一个继一个的都被淹没了”。海蒲洛纳（Robert L．Heil－broner）论资本主义之逻辑，也说资本主义一行，全国人都要采取“求最大的行为”（maximizing behavior），上自资本家，下至劳工，都要体认同业和同等地位的人之强迫性的竞争，无人得以置身事外。彼此都表示随着资本主义之来临，整个社会从上至下都要经过一番洗刷，非如此，其最下层之人员与物资无法公平而自动地互相交换，亦即无从构成一种商业体制。这种准备牵涉广泛，不能突然产生，迅速结束。

洛克的社会契约理论属于非历史性（unhistorical）。譬如说在什么时候、什么国家，其人民曾订立如此一个契约（只有威尼斯的全民大会与之近似，详第二章），全无交代。说及货币开始流通，各人土地之占有因此不受限制，也仍是一种理想观念，并无事实之例证。他没有提及征服者威廉区分英国土地的情形、都铎王朝没收寺产的经过，以及最近若干地主以各种不同的办法将残余的封建领有方式强迫改为现代的租赁方式。甚至内战期间地产易手的纠葛也撇开不谈。先树立一个原始社会的状态，半据圣经，半由想象，次将之牵扯到17世纪后期的英国。又以自然法，各人“默认”的程序，将现下的土地占有讲得合理合法。他又动辄提及美洲拓荒的情形，有似寓言。

纵使其方法非历史性，大半采用自我心理学，洛克已创造了历史。《政府论二讲下编》虽非衙门公告，没有法律的力量，但是它在光荣革命前后产生了有似官方宣言的作用。洛克不是深入透彻的思想家，他的理论根基也半由霍布斯造成，但洛克是广博的思想家。他论说没有霍布斯之唐突，也符合时下绅商及新兴地主之胃口。他更以哲学家、心理学家、政治家的地位提倡宗教上的容忍异端，注重儿童教育之德智体兼长，又讲究修辞学。总之，他以社会科学的方法，重新将当日的各种人文因素拿出来检讨。他因不紧随历史车轮的痕迹，而更有将人文因素中不合时的事物一扫而光的气概。因此他的言论带着革命性格。他的社会契约观念大大影响未来的美国和法国。

事既如此，为什么今日一般人论及资本主义之思想体系，多首先提到18世纪的亚当·斯密，而很少人会追溯到17世纪的洛克？

这当中原因很多，最重要的乃因“资本主义”这一名词是后人创拟的字语，初在19世纪间常的使用，在本世纪才普遍使用（详第一章）。也可以说，这一名词刚才提出，资本主义之为刻下的一种社会组织，即已被批判攻击。很多作家将其后端拿出与社会主义相比较。因之这些作家的立场通常带有资本主义的病理家之色彩。本书站在技术的立场，主张以长时间远距离的姿态来看历史，提到历史上之资本主义，因其为中国之所无，不论在其组织程序上或思想结构上，都要把历史倒推回去，追究其前端在西欧封建社会崩溃之后出现的情形。因此我们不能因为马克思（他也没有引用资本主义这一名词，详第一章）经常批驳与他时间上更为接近的斯密而不论及更前之洛克，而仿效他的办法。也不能因为洛克既是倡导民权之圣贤人物，而必须否定他之为资本主义发言人之地位。

况且霍布斯及洛克之劳力价值论经由亚当·斯密承受，马克思一方面修正，也在一方面继承，早经历史家指出。而我们根据历史，更要说明凡在17、18世纪之间提倡民权，都有支持中产以上阶级之趋向，亦即都有推动资本主义之可能性。

人世间常有很多重大情事，好像由领导人物下决心作主，实际上则有其背景存在，成与不成，不能由各个人单方定夺。也有不少发展非当事人良心之向背所能取舍。例如洛克接受当日一般观念，认为奴隶出自战俘，此等人既由战胜者贷之以不死，则供奉无代价工作，也不算过分。可是他呼吁这种处置只应加诸其本人之一身，其子女则应为良民。此种奴隶及于一身说在中国旧社会里行得通，反在欧美近世纪内行不通，因为西方将奴隶投入生产事业，牵涉过大，除非社会下决心彻底废止奴隶制度，否则无改革之可能。洛克这一建议有如废纸。反言之，他的其他建议打动人心，被社会人士奉为经典，并非由于他玲珑心巧，异想天开，而是有客观的社会条件支持。

英国17世纪之人口，一般估计由400万增加至600万，但是失业严重时，通常有100万人需要全面的或短时间的接济，一般已觉得人口过剩。而自伊莉莎白以来的法律，各教区有负责救济本地穷困人口的义务。因之加强生产效率，增进出口，在当日情况之下只能由私人企业家主持，法制上也只好加强私人财产权。凡此有系统的做法，其成果迟早与资本主义契合。洛克在此时倡导天赋人权，如果他不顾及刻下这种需要，或者甚至违反这时代的潮流，则他先已辜负了权力的用处。我们也决无在300年后传颂他的书刊的可能。

事实上洛克被称为“辉格党之亚里斯多德”（Whig Aristo－tle）。辉格党起源于谢夫兹伯里伯爵（详上“古柏”）之反对詹姆士二世嗣继王位，以后也在光荣革命中产生了领导力量，又为英伦银行成立时之主持者，在17世纪末年及18世纪代表贵族地主及商界利益，在宗教上则主张不干涉各人之自由。1714年汉诺威（Hanover）王朝入主英国，也就是1701年继承法案所推选的斯图亚特王朝支裔。最初两个国王乔治一世及二世在位46年，时称“辉格臻荣时代”（Whig Supremacy）。乔治一世不谙英语，乔治二世乐于亲自带兵在大陆作战，都不干预政治。政党政治和内阁制度至此都有发展的机会。一位叙述这时代的专家写出：“用不着夸大地说，洛克的政治思想无争论的控制着政治圈，是当时团结力量最明显的线索。”同时，付费公路的修筑正广泛展开，商业信用的发展则扩充到地方银行及小规模的商业银行，显然英国的农村经济已开始与对外贸易并结为一元，全国可以有如一个城市国家样的以数目字管理，因为其一切因素均由市场力量支配，其状况符合本章开始说及资本主义体制下必有之条件。

如果再有任何疑问的话，我们也可以从英国在海外的发展，看出其十足资本主义的性格。也在这所谓辉格臻荣时代，英国与法国展开了海外争夺战。17世纪后期以来，英国看待海外殖民地的眼光，大致以其主要商品决定其重要性。其一为西印度群岛，所产为蔗糖。二为纽芬兰，所产为鱼类。三为印度，所产为靛青及印花布。四为北美洲，所产为加拿大之木材皮毛及南方之烟草。五为非洲海岸，所贩卖者为人口。向海外进出的时候，英国避免了西、葡等国家所创设的中央机构，而批准组织了很多公司，授予他们在各地区的专利权，而以军事外交的力量为后盾。这些公司在海外建立堆栈，创设炮台。1756年开始的七年战争之中，战费即由伦敦商人垫借，和约则依商人之意向而转移，而东印度公司更组织军队，与印度的王子订立攻守条约，参与征伐。

亚当·斯密：私利可以融合

亚当·斯密之专著《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在1776年出版，去光荣革命，亦即本书称为资本主义已在英国法制上奠立根基之日，将近百年，去上述七年战争爆发之日，也已整20年。亚当·斯密之被尊奉为资本主义发言人，大概由于一般传闻他是“私利观之使徒”（Apostle of self-interest）（《大英百科全书》作如是说法）。其实亚当·斯密和以上所叙述的人士不同，他不是哲学家，也无意创造一种“坚白同异”的理论，推根究源的对各种事物赋予定义。他倒是决心从现局里，站在技术的立场上，推敲各种问题的由来，而考究不同对策之利害。

而且他重视的私利观也是开明的私利观。大概重商主义推行时，政府采取保护政策，商人获得专利。他认为这种种人为的与做作的办法害多利少，不如全面开放，令其自然，则各个人凭己意卖出买进之间，公平的竞争之际，商业才能合理地进展，全国受其裨益。他也认为金钱只是一种交换的工具，不是囤集的对象或是商业之目的。在这些方面，他保持着自由主义和放任政策的态度。此外他对狭义的私利观不仅不维护，而且攻击不遗余力。例如，他对当日英国处置殖民地的办法，有很严厉的批评。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种植鸦片，与荷兰人在香料群岛之政策，同属于“毁灭”的性格。英国不许北美洲人民在殖民地内炼钢，“明显地侵犯了人类最神圣的权利”。这时候，议会通过最高工资的法律，亚当·斯密指斥其为不公平，这样将“最能干及最勤奋的工人，与平庸的工人一般看待”。他也抗议法庭对工人集会决议不接受最低工资时科以严格的惩罚，而让雇主集议讨论最高工资，显然是对同一事类采取双重标准。

当日资本主义这一名词尚未发明，英国社会却已成为一个实质的资本主义社会。亚当·斯密在他的书中反复检讨这社会的合理性，并提出建议，则他已不期而然地成了一个实质的资本主义发言人。

《原富》在很多地方用比较的方法来写作。他常说荷兰比英国强，英国又比法国强，所有欧洲国家又都比中国强。此中所谓富强和贫弱，有似于我们今日所谓已开发国家及开发中国家之别。从作者的叙述看来，前者所有的各种经济因素都已组织妥当，高速的和广泛的互相交换，后者则无此情景。

亚当·斯密接受了霍布斯及洛克的自然法则和劳力价值论（《原富》书中多次提到霍布斯），认为劳力决定了商品的交换价值，也承认了劳力可以当作商品交换。劳工必须牺牲生活中一部分的“安适、自由和快乐”（ease，liberty，happiness）去换取“生活中之必需品和方便处”。亚当·斯密也相信，在原始状态，劳工控制他自己全部的制成品。以后土地既为地主占有，可以作为工资，先期垫借的制成品又在资本家（他书中称“主人”[master]）手中，所以商品的价格由三个因素组成，此即地租、利润和工资。以后提到制造，作者不再提及地租，而代之以利息。

这决定物价的三个或四个因素，与其他的几个因素如分工之程度、货币数量及流通状态、法制（决定国家的经济系前进、后退或滞留）、人口、国民的总收入（revenue）及全部存货（Stock）等条件互为循环。譬如说劳工希望增加工资，资本家则希望压低工资争取利润。但是总收入充裕、存货增集时，也是做生意最好之时，资本家增加制造，人手供不应求，工资随之增高，劳工既有额外之收入，即生儿育女，引起人口增加，有北美洲的情形作例证。人口过剩时，则失业者增多，这时候社会上的高级人士也屈尊降贵的与劳动阶级争饭碗，只有把工资减低，最后终必引起天灾人祸灭杀人口，一到死亡相继时，人口终必返归于其国富所仅能支持的程度，有印度之孟加拉省的情形为例。

写到这里，亚当·斯密将工资与人口的消长树立而为一种定理，指出工资必与维持生活之最低标准接近，不能更低，也不应过高。否则人口的激增与剧阵又把局势恢复到以前的状态。可是这样又把国家经济说成一个滞留的状态（这也是中国几百年内的实情），也与《原富》的一个观念相反。亚当·斯密没有朝这方向发挥。他提到18世纪之英国迄至他的时代，工资只有继续上升，如言实际工资（real recompense of labor），亦即货币工资（例如每年30镑，或每日1先令）所能购买之“生活之必需品及方便处”只有较前更多。也就是说，以今较昔，英国一般之生活程度有显然的进步，而且惠及于一般民众，作者深以为幸。

英国凭什么打开这局面？作者支吾其辞。他在下文说及英国工资因季节而异，也因地区而异，所以工资不必与食粮之价格结成一体。然则这仍没有答覆上面的问题。《原富》也再三说到分工合作的重要。分工愈精，生产愈有效率。分工又与市场之大小有关。他指出苏格兰之高地，每个农夫都是屠夫、烤饼夫兼酿酒夫。大凡市场扩大，分工的程度精密，固然可以增加生产效率，但终必待到一个较大的资本为之出面主持，为什么这时候英国能聚集资本，而其他国家不能？

18世纪英国之整饬军备，开发殖民地，不能与资本主义无关。《原富》列举17世纪后期以来，伦敦经过大火与瘟疫，英国又有两次对荷战争、光荣革命的骚乱、对爱尔兰的战争，又有1688、1702、1742及1756年四次对法战争（最后一次即七年战争），又有1715及1745年的叛变（詹姆士二世之后人企图复辟），国家发行的公债多至145000000镑（17世纪国家之收支出入仅以百万计，未有及千万者），再加上各时期非常的费用，耗于以上事故的必逾2亿。亚当·斯密是和平主义者、反战派，他不能出面讲战争对积集资本之贡献。相反的，他伤叹着这样一笔国家之大财富用于不事生产的事业、豢养不事生产的人手，要是全部投资于建设，其裨益何堪计料。

但是像亚当·斯密这样一个精明又见闻广博的作家当然知道，英国除接受荷兰之投资外，以上债务大部在国内招募。战事多在海外举行，英国又屡次获胜。克拉克根据当日一般情形说：“战争成为国家的一种产业。”当初对经济的刺激起于战争，其效果则见于平时，以后维持一种新型的海陆军，举凡被服粮秣之供应、船舰之配备、军火之制造，无不对国民经济有积极的效用。即大火后之伦敦，其兴建情形亦是如此。国家既要付公债之利息，只有扩大税收，于是增加生产，又将付税人收入之一部转交于政府债权人手中。财富分配不公平，资金之大规模积聚则有目共睹。一位现代经济史学家针对当日情形写出：“庞大安全而新型的投资门径，支持了城市中多拥地产而生活裕如的中产阶级。”亚当·斯密自己缕列以上的动乱，也接着说，他的时代与复辟及光荣革命时相比，英国用于继续开发土地支持劳工之资本必已大为增加。他说：“在政府榨取的过程中，很多个人以私人节俭和优良的行为挣聚。他们普遍的、继续而无间断的增进自己的地位，使这聚积资本成为可能。”

亚当·斯密是否有意替当日的资本家关说，置投机及战时发财的种种门径于一边而只说其节俭之美德，值得注意。经过他的圆通，英国自光荣革命以来之积存资金成为既成事实，作者已经将当日之英国经济体制（我们之称为资本主义者），从以上所说之循环式改而说成一种螺旋式。亦即工资不复与人口纠结，永远的在“吃不饱又饿不死”的程度上下兜圈子，而是环境能打破，资金能聚积，工资能增高，一般生活程度也能改进——只要让私人资本为主宰。

印度孟加拉的经济与中国的国民经济之成为滞留状态者，也是因为缺乏新生的购买力，其整个社会的雇佣（employ－ment）有限制。一方面固然缺乏资本来增加生产或提高生产，一方面也缺乏市场。英国既有政府及出口商购买各种物资，也因为经济繁荣，增加了社会内部的购买力。亚当·斯密写着：“不到多少时间，富人的房屋、家具和衣饰，低层及中等阶级也派上用场。当高级人士对这套东西发生厌倦的时候，他们就买得起。当有钱的人全部在如此花费的心情状态之中时，迁就全民的办法就有了增进。”亚当·斯密一生提倡节俭，在这一段却特别提出支持生产的消费与自私卑劣的浪费不同。

生活程度增进的时候，工资之增高最为显著，在荷兰如此，在英国也如此。亚当·斯密写道：“仆人、劳工（包括农夫）和工人占着任何庞大政治社会之最大部分。对这大部分的境遇作任何增进，不可能对全体反为不便。没有一个社会可能繁荣而快乐，要是其中最大部分的人尚凄惨贫困。”在这些方面亚当·斯密可视为资本主义之生理家。这需要大部分人得到最大快乐之说旨，也是不久之后边沁（Jeremy Bentham）学说的要义。

当国富增高，即国民总收入及存货增多的时候，利息必降低。英国从亨利八世到17世纪初年，利息由超过10％降至5％。荷兰的政府能以2％的利息举债，高级人士信用卓著的付3％的利息。法国企图以政府的命令强迫将利息降低，并无功效，只有使金融市场更混乱。中国则一般利息为12％。利润经常与利息同进退。但是富强的国家，工资高而利润低仍能与落后的国家竞争。只要本钱大，利润虽低，仍能与本钱小而利润高的竞争，并且其成长也较快。勤奋之个人如此，国家亦复如此。

斯氏没有直接讲明此中原因，但是说到资本使用的展开时，其中列有四个步骤，此即掌握原料、制造、交通和零售业。这样看来，经济之扩张不仅在上端活跃，也要透入下端。因之利息与利润俱低，并不是迟滞于一个本小利微的局面，而是以前不能做的生意现在都能做，如此全国的经济因素构成一个大单元。

亚当·斯密的《原富》集25年教学及研究工作写成，当中涉及各国社会政治经济情形，千头万绪极不容易概述。有些学者因他旅行法国，与所谓“重农主义者”（physiocrats）接近，称他受后者影响。重农主义者认为经济之发展有其自然之法则，不应牵强干涉，而只有农业才能产生富裕。亚当·斯密虽大致有这样的趋向，但是他没有倾倒于任何一方面的表现。他说明某一个国家根据“自然的程序”，总是先将资本用在农业，次以用在制造，再次之用在对外贸易。可是，他亦说到在现代欧洲有些国家已将这程序完全改变。海外贸易引进了优良的制造，因为工商业的发展，农业也随着增进。他又说，每一个国家可以用“农业的系统”或“商业的系统”去增进人民财富，后者为现代化的系统。

亚当·斯密根据洛克的说法，认为地租之由来，无非地主已投资增进土地之生产力，所以他在投资成果上收利息。这样他已经替李嘉图（David Ricardo）之地租说奠定了基础。可是他也说付地租是对一种“专利权”所付的使用价格。如果由专利而向使用者索取地租，则无须根据任何标准，只要佃农愿意承当，则最高的地租，只要靠市场近，农产品能就近卖出，也会被接受。亚当·斯密类此自相矛盾之处也常为人指责。

总而言之，亚当·斯密出入于社会科学及人本主义（human－ism）之间。他从长远的眼光看，这种顾虑属于经济的范畴。譬如他讲到增加工资的好处：“充裕之给养增加了劳工的体力，给他以能够增进自己的地位之希望，使他知道一日终结，他会享到丰富和安适，［这些条件〕鼓励着他把他的精力用到最大限度。”。日后在反对资本主义的作家，尤其在带有教条主义的作家看来，这种态度只是替资本家盘算。

熊彼德说亚当·斯密注重实际，将各种不同的数字与因素一并考虑，对以后作为抽象的理论奠立了基础。在我们看来，亚当·斯密并没有奠定资本主义理论之基础，这项工作已由霍布斯及洛克完成。他倒是给后人留下一个详尽的报道，使我们知道18世纪后期经济体系之被称为资本主义者的运转方式。因为他的乐观，《原富》说各种不同的私利观终能融合，无疑替资本主义产生了新的希望，培植了新的信心。但是他的书完成时，美国的独立战争尚未爆发，产业革命刚才开始，荷兰与英国的发育成长确是史无前例，这些客观条件，可以当作他的乐观侧面之陪衬。曾几何时，法国大革命爆发，其走极端和拿破仑战争带来的扰乱，再加以产业革命所发生的社会问题，使各人对世界局势的看法渗入了阴沉的暗影，所谓自由主义的思想家虽然仍承袭亚当·斯密，有些对经济方面的理论，态度已趋悲观。

古典派经济学家：科学立场和意识形态

亚当·斯密被称为古典派经济学之领导人，约50年后，李嘉图和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也被称为古典派经济学家，及自由主义的作者。他们的立场和亚当·斯密有显然的不同。

马尔萨斯生于1766年，《原富》出书时他才10岁。早年受着准备当传教士的教育，他后来却成为历史上的第一位经济学家。他的《人口论》（Essays on the Principles Population as itAffects the Future Improvement of Society）初在1798年不具名地出版，内中表示对人类前途悲观。比如他说：“人口的力量将无限制的超过世界上能供应给养的力量。”又说：“人口不受阻折时，以几何级数（即1、2、4、8、16、32）的方式增值，给养则按算术级数（1、2、3、4、5、6……）的方式增值。”

以上的理论并无科学根据，所谓算术级数及几何级数也无从证实。单从这样的立场，不能即说马尔萨斯带有资本主义色彩。但是提到人口威胁时，他跟着说：“工资尚难维持两个孩子的时候，这人结婚生子，带下来五个或六个孩子。他当然只使自己陷入困境。他控诉工资不足以维持家用，……他抱怨社会上偏袒而不公平的制度，世界上的产品分给他的一份老是不够用。可能他在谴责命运将他摆在现社会里，使他无法逃避穷困与依赖于人的境界。寻觅谴责的对象时，他不曾提及不幸原因之所在。事实上他自己是全部问题之症结，他却尽怪旁人而不责自己。”

这段叙述，其理论之中心不是两个孩子或六个孩子，而是社会制度，及工资之分配。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物资之生产与支配由私人资本作主（详第四章），马尔萨斯的立场已强烈支持这种制度。事实上马尔萨斯反对社会对穷困之人的救济。公私慈善事业都不是办法，因为不能解决穷困之人无远虑而给自己带来的悲惨境界。《人口论》初版时，作者提及只有死亡率之提高及战争与饥荒可以减少人口。1803年马尔萨斯将此书修订出版。熊彼德评说，这实际是另一本新书。内中加入很多统计数字，而且也加入晚婚、道德上的节制生育等。可是其结论仍是尽量保存原书宗旨。例如，作者预计人口每25年增加一倍，200年后（即公元2003年）人口与给养资源的比例将是256：9，亦即27倍于此书发行时（1803年）的1：1之基数。

与马尔萨斯齐名为古典派经济学家的李嘉图，一家原为荷兰之犹太人。李嘉图的父亲为证券交易所的经理人，旅英而入英国籍。李嘉图曾在阿姆斯特丹上学，以后随父亲在伦敦证券市场工作，只因与英国女人结婚，放弃犹太教，一时为家庭所不容。李嘉图自创门户，也在证券市场投机起家，拿破仑战争时更因经手公债而致巨富，以后置买大批田产，并以赀财成为议会会员。他生于1772年，比挚友马尔萨斯小6岁。他的名著《政治经济与税收之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Taxation）于1817年初版，四年之内三版，在当日可算是畅销书。他去世时只51岁，全集却有9册之多。

李嘉图曾写信给马尔萨斯说明他著书之目的在“研究社会阶级共同生产时每一阶级应得分配之规律”。他虽步亚当·斯密之后，却不因感情和直觉等因素动摇他以数学解决问题的方式。也不因历史上不规律之事情，改变他的信心。他先造成几个极简单的抽象观念，而视之为上天诰命、自然法则。以后的议论全用演绎法，从这些抽象概念推断而成。过去霍布斯也曾如此著书，可是《巨灵》涉及心理及生理，又是上下古今。洛克及亚当·斯密用之尚未彻底。李嘉图在资本主义已成熟，产业革命之功效毕现，社会上贫富悬殊的情况完全暴露，法国大革命的反响犹新之局面下，更彻底地运用此法，而且他所讨论全属经济范围。他个人之家庭关系、社会背景则不着痕迹。以他本身经验，他当然知道资本为用之妙。因此李嘉图所著书不仅成一家之言，也在学术界将政治经济展开为一个新的领域。以后的学者，站在相同或反对的立场，都可以沿用其布局，重履其门径，或甚至抄袭其辞汇。马克思即受他影响至深。

李嘉图继斯密之后，认为土地上的收入，按社会组成可以分作三部：地主所得者为地租、资本家所得为利润、工人所得为工资。地租由于土地之生产率不同及交通情形而异。当人口增加，荒瘠之地被开拓使用的时候，最荒瘠之土地无地租，较之高一级的土地则有少量地租，更肥沃而更方便的田产地租更高。再有更荒瘠之土地投入生产的时候，则原先无地租的土地也升级有地租，其他各处耕耘的熟地的租价也随着增加。总之，劳工之净收入必会如此的牵扯互相拖平。

《政治经济及税收之原理》提到工资部分，最值得注意。作者说：“劳力像其他能出售和能购买的物品一样，也像其他有消长的物品一样，有它的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劳力的自然价格乃是能让劳工维持生计，绵延苗裔的代价，刚好够额，既不能多，也不会少。食物和其他必需品涨价的时候，劳力的自然价格随着增高；跌价的时候，劳力的自然价格也随着下跌。”

劳力的市场价格则依供求关系而定：少则价昂，多则价廉。像其他的商品一样，劳力的市场价格纵有与自然价格相背离的可能，迟早它仍有与之趋于一致的倾向。说到这里，李嘉图也像亚当·斯密一样解释：劳力的市场价格超过自然价格的时候，工人得其所哉。可是这种“鼓励”，只有使劳动者繁衍生殖，必至人口增加，劳工人浮于事，工资回跌到它的自然价格，有时尚低于自然价格，亦即胼手胝足，仍不得一家温饱。“这时候劳工的情况最为悲惨。直到匮乏减杀了他们的人数，或者需要劳动力增加的时候，劳力的市场价格才会回到它的自然价格，使他们有生活上低度的慰藉。”

事实上李嘉图承认工资的市场价格可能长期地高于自然价格。但是这要待资本增多，所以第一次对劳工的需要之增加还没有完成的时候，所增多之资本又产生了第二次的需要，也超过以前数额。如是一波逐一波的，“假使资本的增加是经常而逐渐的，其对劳力的需要可能产生一种增加人口的激励。”这样，他已经把资本主义社会里无限制的存积资本之性格写出。可是这种不断的方式经常很难继续。

接着李嘉图又对资本这一名词下定义：“资本乃是某一国家里可能用之于生产的那一部分财富，包括食品、衣物、工具、原料、机械可能产生之劳作等等。”如此看来，资本主义有国界，同时它把所有权和雇佣结合为一。所以凡是提到劳工福利之前，就先要注意私人资本之存积。李嘉图写作，总注重私人资本之安全及其出路。在他看来，假使没有如此的考虑，则无国民生计与社会福利可言。

他的经济分析，利用农业作剖面，也用一种出产品——小麦——作示例。不少批评者说他对地主抱有成见，骤看起来，这很奇怪，因为李嘉图自己也广置地产。但是他书中的地主不参加生产，坐享其成。经营农产企业的另有其他资本家（这是作者如此设想，也可能为两种人身性格，不一定为两人）。作者著书的时候，英国所临的困难即是所谓“报酬递减律”（law ofdiminishing returns）。也就是说，在一个国家内，将更多劳力投入农业生产的时候，起初收成成比例地上升，还可能比过去之成额高。可是一到饱和点的时候，因所开垦者为荒瘠之地，所在场所又为偏僻之处，以后则不成比例地上升，而且这种费力不讨好的情形愈来愈厉害。在李嘉图的分析系统里，谷物的自然价格，乃是瘠薄之地不付地租农场所产谷物单位容量所付劳力之数。收成逐渐减少的时候，每一容量之谷物必需投入之劳力增多，即是谷物涨价。根据前说，劳力的自然价格根据日用必需品的价格而定，则工资也因之提高。又因为荒瘠之地也开垦，其他各处的地租都全部上升。至此，资本家一方面要付较高的工资，一方面又要顶较高的地租（如地主自营则他不劳而获的部分多，经营企划的报酬少。总之，使他无意增加投资，也引起资本收缩。此系本书作者根据李嘉图纲领式的解释加注，地主自营的情形不见于原书）。劳工可能在货币工资增加的名目上占便宜，实际上他的收入赶不上付出劳力之自然价格。等于做生意的人继续亏本，越做越穷。

面对这种情形，李嘉图主张开放谷禁、自由贸易，让海外粮食大量输入，以减低物价，一方面加强货币，严格执行金本位制。作者又在一般原则上反对增税，即所得税也会引起资本收缩。他也以同一原因反对遗产税。他对机器的看法，则认为新发明对劳工不利。因为固定资本（fixed capital）增加，即为流动资本（circulating capotal）之减少，只有后者才能遣放工资，聘雇人手。

马尔萨斯与李嘉图之被称为“自由主义者”（liberals），当然与前述均平主义者及掘地者所称自由迎然不同（一方面由于英文freedom和liberty两字有差别）。17世纪的过激派提倡自由乃是人各为业，不负债纳租，有无政府趋势。19世纪资本主义发言人所提倡的自由，是主张政府采取放任政策，让私人的资本家雇用劳工，各按供求关系，从全面竞争之中自识指归。可是他们仍倚赖政府保障并扶助他们的私人财产。前者至左，后者极右，马、李二人用科学方法解释社会现象，为文时则趋于悲观，使读者感到窒息，所以时人称之为“沉闷的科学” （the dismal sci-ence）。

熊彼德称誉李嘉图，是赞扬他能干。李嘉图对经济之分析，有如在解剖学尚未发明之前，预先讲出人体之运动无非骨骼的各部更换位置。他的示范纵有错误，他的阐释纵举一而略三四，有如提到骨骼，而不顾及血液、肌肉筋腱及神经系统，在当日经济学尚为草昧初开之际，他的原始勾画仍有启蒙之功效。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至今仍有它有用的地方，例如他曾说，一个国家工资过高，则在国际贸易中处劣势。因为外国商人只能前来贩卖，而无法购买，这种差额的情形，至今仍为经济先进国家之虞。可是本书主旨不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内每一个经济学家之成就（这样的学者无虑千百，即我们提及半打十个，也不及专家叙述的内行恰当，同时也仍不能向本书的主题作交代）。我们对李嘉图之重视，乃是他的思想极端右倾，在不经意之间已将资本主义之理论以最保守的线条画出。有了这条界线，我们容易了解社会主义作家攻击资本主义时攻击目标的所在，马克思采取攻势时尤然。

《政治经济及税收之原理》曾提出：“人口紧逼着生活资源的时候，解决的办法总不外减少人口和高度加速存积资本。富裕的国家，所有肥沃的土地都已开拓耕耘，后一办法既不合实际，也不理想，因为这办法操之过急，只有使各阶级都同样穷困。”当日英国最符合他的叙述，而李嘉图也和马尔萨斯一样，主张紧缩人口，第一步办法就是废止社会上对穷困及失业者的救济。英国的“济贫法”（poor laws）开始于伊莉莎白时代，责成每一教区在境内向民间收取捐税，救济本地穷困户口，李嘉图认为这种法律“不能使穷人富，只能使富人穷”，因此主张将这200多年来的制度废除。他没有担心受接济之人的困窘；倒是顾虑到这政策之下行政的“安全”，于是指出，必以“小心而技巧的办法处理”。

李嘉图有兄弟姊妹16人，他自己也有子女8人。他脱离股票市场后每年收入28000镑，超过10000劳工之总收入，而他书中一再说到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未提到怜悯之心与人道。他在书中埋怨地写着：“在一个慈善机构里，工人受捐助，有资金接济的工作，其制成品不照这优待的环境计价，而系根据一般的、正常的，而困难的环境计价；这种困难的局面，却由其他制造者担当。”其主旨在责备慈善事业津贴穷困劳工，扰乱了正常的竞争。他觉得机器之使用对劳工不利，思索之后却又说，如果资本家收入增多，他们身旁之仆侍的需要也必增加，在这情形之下，对劳工却仍有好处，他们也可以因此沾光。至于自食其力之劳工降格的寄人篱下，服侍当差，心境如何，则全不言及。提到税收时，李嘉图为富人说项，他解说他们虽缴税，但不可使他们降低他们的生活，“因为保持每个人的社会地位，乃人之常情。”有些读者遇到诸如此类的说法，不觉忿怒，也有人在字里行间，将对此人轻蔑的态度以谩骂的方式写出。

可是李嘉图著书时已说明自己带有阶级立场。他的目的是在想象的形式中勾画出经济运转的轮廓。他既觉得“天下熙熙皆为利趋”，也只好如此据实直书。他的题材既如此广泛，则读者纵不齿其为人，也无从将他私人生活牵扯进去。

然则话虽如此，李嘉图仍不能避免有识者的责难。本章已提到不少非常之人，如马基雅弗利和霍布斯也都背离了世俗的道德观念，但是他们在社会进化之中将历史引入新境界。李嘉图之所叙和提倡无此征象，他所支持的资本家，不满意于地主，却又替他们收租。他们对社会唯一的贡献是给劳动阶级工作，可是却使劳工生活毫无保障。资本家不能赚钱的时候，也是劳工失业的时候。而作者又主张放弃社会救济的政策。于是任何有思想的读者即会在此发问：留着这样的一个资本阶级有何用处？为什么国家和政府不能取而代之？李嘉图之极右思想已替共产主义开道。

《政治经济及税收之原理》已指出英国耕地面积不宜再继续扩充，可是作者没有想象到现有面积内因技术增进而可能产生的效果。作者已看出英国前途在对外贸易和国际战争，却没有像19世纪后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一样，索性把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联成一体。李嘉图并未完全脱离重农主义的立场，他提到国际贸易对国民经济有更动的地方，一再以英国“每年土地和劳工生产数”去平衡它。更重要的，李嘉图没有想象信用可以人为的产生，他的货币离不开“纯金货币论”（bulliontheory of money）（这倒是有钱人的保守态度）。因之他之立场较为窄狭。

英国的人口在19世纪由900万增至3200万，李嘉图在世之日，已感到这人口的压力，他既不愿开垦荒地，降低生活程度，又打不开新局面，因之他的学说不是没有良心，而是没有希望。这种态度也代表当日一般风气。天赋人权说既经法国大革命试验，把一般人吓坏，理性（reason）和自然法又被否定，而自由主义及功利主义尚待达尔文将《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Species 1859）写成，更待哲学家把自然的现象与人类的行为吹搓一起，造成一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气氛，才能继续发挥。在这当中的一段时间，思想界找不到一种适当的理论去处置人类的物质生活。在研究资本主义形成的过程中，事后看来，当日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高层机构与低层机构尚属全套可以保留，但是当中的联系亟待调整，才能适应国家经济中农业比重降低，工商比重抬头的趋势。

马克思——资本主义的病理家

马克思在李嘉图《政治经济及税收之原理》问世后一年出生。凡是李嘉图所说，他都将之讲成一个反面的对照。事实上李嘉图首先强调社会阶级，我们读李嘉图之《政治经济及税收之原理》，也能更了解马克思。例如李嘉图一再提到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马克思则继普鲁东（Pierre Proudhon）之后，认为“财产即是盗窃”。在《政治经济及税收之原理》序文，李嘉图一开头就说，关于地租、利润和工资之“自然的进程”，前人语焉不详。马克思在《资本论》“原始聚积资本之秘密”，则说最初资本之产生，乃由于“征服、奴役、抢劫和谋杀，简言之，以武力行之”。李嘉图在书里面提到工资与利润相克，可是即在“报酬递减律”展开时，劳工与资本家两个阶级仍然继续存在，作者没有提出突破现况的建议。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却直言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实为经常状态，因之才可以打破僵局，与中国人所谓“穷则变，变则通”的立论相同。李嘉图的地租，说明与世俗所称之地租不同，而是每年付与地主为使用“土地原始且不可消灭的力量”之代价，半带抽象的性格，似我们所说的“收成”，所以和工资与利润相对，就无从免除。同时《政治经济及税收之原理》里面用的地租又是相对的价格（此处收成高于最低收成之数）而不是绝对的价格，为理解之用，也不便罢免，否则他的经济学系统都将不存在。《共产党宣言》提倡，在经济最先进的国家内，第一个步骤要“废除地产，将地租之施用，行于公众之宗旨”。李嘉图认为税收总有减少投资于生产的趋势，即抽遗产税亦如是。

马克思和恩格斯则主张抽累进的所得税，所有产业一律不准遗传。

尚不止此，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英文surplus Value，德文Mehrwert，二者均经马克思写入书中），也是从李嘉图的劳力价值论推演而成。李嘉图认为凡物都可能有使用价值（use val－ue）和交换价值（exchange value），二者不必相等，例如空气与水有使用价值而无交换价值，金银有交换价值而无使用价值。他又根据亚当·斯密之说，认为交换价值由劳力而定。一件物品的交换价值，在它为耕耘收获觅取制造的过程中，所使用劳力之多寡而有上下。即使用工厂的建筑及制造的机器，也不改变这关系，因为建筑及机器等等也无非由劳力制成，它们存储着的一部分劳力，也在制造时渗入了新商品里。而劳力也可以当作商品出卖，它有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除了市场价格系临时按供求关系而定外，劳力的自然价格乃是操作劳动时，劳工需要  维持生活扶养家庭的必需品之代价。这样也讲得通，因为既是分工合作，公平交易，则这个劳工既已参加劳动，付出代价，那他所获得的报酬，以生活必需品的方式交换，也是其他劳工胼手胝足之成果。他得的一份不能过多，也不能少。一种商品在制造过程中使用许多劳力，产生了许多价值，这价值也相当于放在其他地方或尚未使用的同量劳力。这也就是说劳力的自然价格即是它的交换价值。

这样的解释只能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以前的生产关系，而不能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内之情况。长时间内平均计算，资本家以自然价格购买劳力制成商品，他不可能经常以这商品的交换价值出卖，因为交换价值等于他付出之工资时，则经营无利润之可言。如果以制成品为工资，尤为不合理。例如劳工每日能制鞋一双。早上资本家以鞋一双付劳工，算作他的工资，晚上劳工也以鞋一双缴厂主，算是他一日工作之成果，这岂不是双方白费心力？这是李嘉图著书时未能瞻前顾后之处。“他创立了一种价值论，却在最重要的实用场合之中行不通，李嘉图的对方，不久即发现了这当中的矛盾，而用之以打破其整个学说。”

马克思不承认劳力（labor）为一种有交换价值之商品，因为它本身为衡量事物价值之尺度，不能又有价值，等于我们通常无法计算磅中之重量，和尺中之长度。资本家向劳工购买的并非劳力，而是“劳动”（德文Arbeitskraft，英文译为laborpower；中文译为劳动力都不中肯），此字有服务性质，有如“我替他当差”之“差”。

马克思又认为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交换，以货币（M）交换商品（C），分作两种形式：一为C－M－C，亦即先从商品交换货币，再由货币交换商品，其目的在获取后者之使用价值。有如一个工厂将存货批发，得到现金，再购入原料；或者一个皮匠将皮靴卖出，购得食物，这当中的货币只是交易之媒介，无资本之性格。这两种商品的交换价值相等。（事实上也有不相等的，但是以上说法，带集体性，也是无数交易之典型。因所述有高度抽象的性格，可以忽视日常生活中之例外，即卖贵买贱，背粜居奇，都可以闭目不计，马克思即称此等事为“偶然”。）

还有一种交换则为M－C－M，即货币换成商品，再换成货币，这第一个M有资本性格，因为第二个M总比第一个M大，所以这公式也可写为M－C－M‘。其中的C乃是劳动，亦即服务之“服”，当差之“差”。所谓资本家购买“劳动”，取得其使用价值，亦即出钱雇人佣工，他所付工资亦即是劳工生活必需之资源（仿李嘉图），两者仍是相等。可是“劳动”的使用价值在做工时消耗化为交换价值（由血汗变成制成品），其间过程可能相当的漫长，这也就是说雇人作工，总可以令他多做，劳工答应着为当差之差，无时间限制。资本家如令他工作10小时，预定7小时之劳力所产生之交换价值已抵得所付工资之数，其他3小时所产生之交换价值则为剩余价值，根据前列公式可以写作M1＝M＋△M此中△M即为剩余价值（也可以超过10小时，马克思则指出伦敦烤面包的工人每日作工16小时）。利用厂房使用机器不改变上述关系（仿李嘉图），因为它们囤集劳力所产生之价值，在制造时因折旧之故，已逐渐将此价值移交到制成品。

李嘉图之后，继之以马克思，很少人在提到资本主义这一题目时，不会联想到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这对中国的读者至为不利。我们瞻顾西方的现代社会，亟想知道他们整个国家进入商业体系，全国都能以数目字管理的情况，这情况乃中国历史中所无，可是还未入门径，已被自然价格和交换价值等等名目混淆其实这些理论上的技巧（theoretical technique），既非一般读者所能掌握，尤非治学之至要。至于雇人作工，多做少给，在中国已早司空见惯，我们可以在史料中找出无数例证，即要改革也用不着从读《资本论》开始。

在西方的历史过程中，经过古典派经济学家之后，资本主义显然已进入一个新阶段。我们也可以说原始式的，完全采取放任政策，不顾人本主义之资本主义，亦即李嘉图所提倡的资本主义，已成为历史陈迹。布罗代尔曾说：“资本主义之成功，端在它与国家互为一体，它[本身]即成了国家。”这句话可以从两方面解释：一方面是资本家掌握政府，一切以他们的利害为依归，这种方法，不能持久。另一方面的解释，则是为资本主义的体制长远着想，私人资本虽仍在政治中占有特殊之比重，这种体制已自动改革，将产业革命以来所发生的各种社会问题逐渐缓和，继之次第消除。英国在《政治经济及税收之原理》出版后两年，已经朝这方向走。1819年的工厂法案虽然为效极为有限，可是在保障童工、限制工作时间各方面已开立法之先河。1833年的法案则已非纸上文章，继之以1844、1847和1850年的法案，其大要已列入《资本论》。虽然马克思仍在说：“这还是不够”，他仍在抗议，但情形已不能和改革之前相比。所以1848年的革命发生时，惊动了欧洲大陆无数国家，英国则屹然未动。因为在英国“即穷人也分享着这财富，虽说他们在工厂制度里是可怕的牺牲者”。

站在纯粹技术的观点来看（也就是低估意识形态），马克思和《资本论》不失对资本主义为当头棒喝，喻世警钟。这洋洋三巨册的经济论文，再加以另外洋洋三巨册的《剩余价值论》（Theoriem uber den Mehrwret），可以说是把反资本主义的理论写得无可复加，再加以《共产党宣言》指斥小资产阶级不仁不义，对社会人心的影响无可衡量。除了马克思主义者的直接行动外，我们无法否认，以上这些著作总带有挑战性的威胁，对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自发的改革仍有激励的功效。

19世纪后期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只有理论上极端的对立，没有真正行动上可能确切分割的界线。责骂资本家剥削劳工的言论依然存在，可是所谓“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观念，却也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下产生。纵使我们承认剩余价值这一观念，在工作时间缩短，和最低工资经过立法限制的情形之下，工人所获得的早已打破马克思著书时绝对的公式。况且20世纪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劳工又为消费者，他们所产生的消费市场也可以引起新的企业家另行制造新产品。这与李嘉图所坚持增强现有资本家利润才能保障雇佣的看法，有很大的区别。而且在信用扩大，专业经理人才增进，和交通通信条件愈为完备的情形下，资本主义的创造性格更为明显。

19世纪和20世纪初年的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不可划分。英国是最好的例子。她一方面在内部改革，一方面在国外发动侵略，如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之役、取得苏伊士运河的主权，由维多利亚称印度皇后，进入中东。迄至第一次世界大战，这种帝国主义的作风愈为明显，引起列宁说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竞争都已停止，每一个国家内的资本家都已取得专利权，部分劳工已和资本家站在一起，去剥削其余的贫苦大众，所以国际战争也是占有专利的各国资本家间竞争所引起的冲突。他的理论，部分得自恩格斯启示。

这种情形，只表现着用“资本主义”这四个字（capitalism或Kapitalismus）去包括贯穿好几个世纪牵连无数国家的一种政治社会经济组织，因其范围之广，引起视界分歧错叠。本章一方面检讨资本主义思想体系的完成，一方面又要顾及我们给资本主义的定义，不能跟随着所有作家以水银泻地的方式去追究资本主义，漫无限制。如果资本主义是先由威尼斯传入荷兰，次递至英，再由英国及北美洲，而迄今尚未停顿的一种组织和运动，则只能以这种长时间在各国发展时的共通性格作为资本主义的性格。为什么以上国家组织资本主义的体制时，都有贩卖人口的事情，而以后的德国和日本却未沾手？何以英国和日本都在资本主义体制之下表现着积极的侵略性，而美国虽然在“命定扩张论”（Manifest Destiny）呼声最高的时候，也一度有走上帝国主义道路的趋势，此后却在各种国际会议中坚强主张民族自决，做为反帝国主义的重要发言人？这些问题使我们理解，资本主义因为引涉之广，无法在其过程中完全避免人类的坏性格。我们无意替资本主义辩护，也不能否认马克思所说，在初期聚集资本时，各先进国家常有使用暴力之情势，可是却不能把这病理家之诊断当作刻下题材的正常生理。今当“强凌弱众暴寡”的作风已逐渐检束之际，我们更应当在积极方面搜索私人资本可能对社会的贡献。也就是说，我们应当能在李嘉图与马克思之间，找到一种折衷的方案。

二十世纪的批判：韦伯与宋巴特

宋巴特与韦伯，或者韦伯与宋巴特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他们都是德国人，也都在第一次大战之前完成了他们的主要的研究工作，他们的写作，多在“资本主义”这一名词成立之后。事实上自宋巴特著书，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对立的观念才广为传布。他们两人都与闻德国政治。韦伯早岁仰慕俾斯麦，后来改变了心意，希望德国采取美国式民主。他参加了1919年德国代表团出席凡尔塞和会，次年去世。宋巴特年轻时负有盛名，只因他的思想在普鲁士当局的眼中属于过激思想，多年来只能在二流学校里教书，升不到教授的名位，到1917年才被柏林大学聘为教授。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反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才较明显，言论也愈为激烈，以后接受了希特勒的国社主义。他于1941年逝世时，第二次大战已进入决战阶段。

魏纳·宋巴特（Werner Sombart）生于1863年，麦克司·韦伯（Max Weber）只比他小一岁。他们两人算是出于同一学派，也经常被一起提起，可是个性方面有很大差异。韦伯的工作比较脚踏实地，曾对罗马帝国的农业作过实切的研究，他对中国的见解，也曾根据当日翻译的资料作过字面上的认识。宋巴特阅读并非不广泛，但是他的立论不能说是透过某一方面的精密考察作成，经常有天南地北，或是天马行空的气概。韦伯的著作原来有一个庞大的计划，他承认除非对欧洲经济史有更深度的了解，他此刻所说不能成为定论。可是他56岁去逝，这计划无从实现。宋巴特则在他的三册《现代资本主义》（Der ModerneKapitalismus）出版，又经修订后，再继续以不同的专辑将他的意见接二连三发挥，所以他笔下的铺陈应当被视为斯人最后之见解。

《现代资本主义》初版发行于1902年，两年之后，韦伯之《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才以杂志论文的方式连续刊出。两人相同之处则是他们都不同意英国经济学家以唯物的方式看待资本主义（在这立场上马克思也可以算作英国作家），而希望从德国传统的唯心主义，构成一种“资本主义之精神”，以之批判资本主义。

韦伯认为资本主义之精神出自新教。首先即有路德所谓上帝之“呼唤”（calling，也可以译为“天命”）。自此之后，“唯一能使上帝接受的生活方式，不是进入寺院，接受戒规，以超过人世的道德标准，而是在现今的社会里将各人按地位完成个别之义务，这才是天命”。次之又有加尔文之命定论，被选获救之人与被谴罚的人，外表并无区别。信徒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相信自己之被选，以信心拒绝旁的引诱。“所以有时候人家说，一个加尔文的信徒，创造了他自己的救赎。”他不能像天主教徒那样经常在犯罪、忏悔、被赦和重新犯过之中打转，因之“一个通常人之道德行为剔除了没有系统、没有计划的性格，而接受一种经常一致的方式”。韦伯在他书上的“作者自序”不断重复提到“合理化”，他用这个字眼，着重其中肃清了“不合理性”（ir-rational）的成分，等于说在宗教上各人自存信心，在行动上则不应当再受迷信及各种传统之限制。这已和本书一再说及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低层机构里，各事物都要能自由而公平的互相交换（interchangeable）之原则极为接近。惟其如此，信用之展开、经理之雇用、技术之合作，才能透穿整个社会，进入以数目字管理的方式。韦伯则强调资本主义之秘诀在“合理化的组织劳力”（rational organization of labor）。他更强调这是“自由劳力”及“合法的自由劳力”。论中国社会时，他指责宗法社会造成父母威权，宗祠放债收租，各村镇自成一经济单位，都有阻碍自由交换的趋势，也都是“不合理”，都妨碍“合理化的组织劳力”。

然则所谓自由并不是人人各行其是，更不是每人自私自利，毫无心肠，不知忌惮。资本主义之精神认为赚钱不是坏事，务必有如富兰克林所示模范，有诚恳的态度，以各人良心作主宰，每个人站在本身的岗位上克尽厥职，又不好吃懒做，于是这种精神才能发挥成一种群众现象（mass phenomenon），打破传统，取得最高的地位（supremacy）。简言之，韦伯以为资本主义曾通过“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阶段。不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新教之伦理，则在物质方面的成功。因为这种功业固然不能使各人因此得救，却可以增加上帝之光荣，也是各人自具信心的象征。

所以陶尼写着：“资本主义被解释为各个人大规模的行动，控制着大量资源，由投机、贷款、商业企划、海盗行为与战争，使主持人收到丰润的收获，这是旧事，与人类历史一样的久远。资本主义被视为一种经济系统，以法律上自由的工资收入者的组织为基础。由资本家及其经理人组成，以赚钱为目的，并且使社会上任何一部分都受它的影响，这是现代新现象。”如此也印证着本章开场白所说，所有权与雇佣凝结为一，在社会里带整体性的一种情景。

韦伯并没有如他人之猜想，认为资本主义进入了“经济发展之福地，进步之最后阶段”。他知道人类的弱点，他也知道禁欲主义没有前途。清教徒的勤俭寡欲没有别的出路，必至发财。一旦钱多，则骄奢淫逸也跟着来，如是“宗教之面目犹在，其精神则丧失殆尽”。事实上这种因果循环的现象，已因英国卫理公会派（Methodists）之出现而坐实，表现着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个腐化，另一个取而代之，可是在他著书的时候，则连下一个替身也找不到，美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最盛，内中却全无宗教伦理之意义。韦伯怀疑，在“最后一吨煤烧完的时候”（等于我们今日说及最后一加仑汽油用尽的时候），是否会有预言者出，指示新途径，或是过去的理想和观念又有一度翻新，去迎合新的局面，不然则不能磨洗既往，也不能开拓将来，只有全世界沦为机械式之僵化（mechanized petrification）。在种种未知数之间，作者无从预断。

宋巴特的书中也有类似的结论。他的论文既发行于韦伯之前，而且韦伯批评他的文字多，他却很少提及比他小一岁的同道。照理讲，他是两人中之较富独创性者。可是他于1913年著《资产阶级》（Der Bourgeois，英译为The Quintessence ofCapitialism，即《资本主义之精萃》）时，说此书为他以前著作的一段总结，书中也隐约提到韦伯。我们摘要介绍两人论点时，不妨将他摆在韦伯之后。

宋巴特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是由两种精神混合而成。先必有企业精神（spirit of enterprise），次则有资产阶级精神（bourgeois spirit），大致与上述陶尼解释资本主义可分为新旧两段相仿。前者使用暴力，渗入各种投机及技巧，利用各种发明及货币之力量，造成庄园制度、国家、文官组织及海外探险与商业公司。后者出于中产阶级品德之发挥，主要的成分为勤苦、节俭、精于计算。分析资本主义之根源时，宋巴特采取种族主义（racism）立场。本来韦伯已有此趋向，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曾说：人类生活分工合作之合理化经常出现于西方，而不出现于他处，“自然地使人怀疑遗传之差异，是其中最重要原因”。接着他又说，他承认自己“倾向着相信生理上之遗传甚为重要”。可是他仍保留的说，以当日人类学研究的成果，尚不容许他在数量上或质量上下结论。宋巴特之种族主义则极端明显。在他看来，所有欧洲民族都有产生资本主义的必要性格，可是程度不同。因为资本主义之企业精神首先来自战胜攻取，所以最初以罗马民族成员（ethnic element）及日耳曼民族最为重要，他们同属于“英雄式”民族（Heroic Peoples）。资产阶级的精神则是“贸易民族”（Trading Peoples）的贡献，当中主要是佛罗伦萨人、苏格兰人及犹太人。

佛罗伦萨人可以列为一种特殊民族，因为他们带有“希腊及埃楚斯卡（Etruscan）血统”。苏格兰虽带有资本家的血缘，但苏格兰高地的人民相反，因为他们属于盖尔特人种（Celts）。这人种只有低度倾向的（under－inclined）的资本主义性格。因为同一种族的原因，爱尔兰人也不会做生意。法国人有盖尔特人的混血，这也可以解释资本主义不能高度在法国展开之故。

无可否认，宋巴特深受当时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他的研究，只要能稍微放弃主见，着重各国地理环境之不同，如强调某种国家的农业社会性格，安土重迁，存积着很多传统的习惯，不容易抛弃去参加韦伯所谓“合理化的组织劳力”，即言之成理，可以作为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的根据。又如他论人类迁殖，提出犹太人之迁徙，基督教异端之被逐放，和欧洲人之移植美洲，都有促进资本主义之功效。此中亟应加入的是这些人脱离了土地的约束，他们又有较高的教育水准，迁徒时也必带着相当的资本与技能，更在新环境内保持了各成员间的互通有无之必要，就已接近资本主义之性格，而用不着混入无法证明的“血缘资本主义”（germ－capitalism）。

以上资本主义精神的解释，今日是否仍有其存在的价值？简单来说，其观点已过时，现在虽有若干用途，已出两位作者及20世纪初期读者意料之外。。

宋巴特作品除上述不受处外，其他方面的理论有逐渐修正的趋势。一个作家的学问不能因其人品而动摇，但是如果其见解之本身亦带机会主义成分，则另当别论。

资本主义原为物质生活突飞猛进间的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皇权既因之改变性质，社会阶级与国家观念也受有类似程度的影响。它在17世纪冲击英国时，人类史里无此前例，宗教之教义亦无能避其锋芒。虽说在这种庞大的改组中，重要的因素必有互为因果的可能，可是也免不了正反分合的形势，此时用加尔文的教义来解释这庞大的变化，韦伯即难免“所欲迁移者重，手中掌握者轻”的批判了。加尔文主义在16、17世纪带有流动性质，在荷兰即分裂为控诉派及反控诉派（详第三章），英国也有加尔文教徒之称亚敏林派（Arminians）者，被控与大主教劳德（详第四章）为虎作伥，与议会派作对，也不可能与资本主义同流。韦伯以新教伦理解释资本主义之勃兴，对天主教的国家之进入资本主义，远者如威尼斯，近者如比利时，无所置辞。

总之，韦伯的理论出入于神学及哲学之间，又有心理学与社会学的成分。可是资本主义见诸行动，事实多于理想，其展开又非任何人可能筹谋。陶尼说，不论是荷兰或苏格兰，不论是美洲或日内瓦，加尔文派总是开始于专制与独裁，而终于功利主义及个人主义。提到荷兰，一位历史家也曾写着：“关于对上天问题的解释，很多人可能因胁迫利诱而放弃了他们的宗旨。关于宗教的事，人性总是可以操转的。一到物质财政上的事，才会众心一致抵抗强权，毫无异议。”这样看来，我们纵然无法证明韦伯所说的不正确，也很难坚信一定是新教伦理产生资本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产生新教伦理了。

韦伯是社会学家，他勾画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里，尤其在初组成时，必定要有一种共通的思想和伦理的系统，才能协定全体成员之行动，作为立法的基础，否则每个人各行其是，则纵使有优良的立法也无从强迫执行。他又在书中特别指出这是中国和印度的弱点。值得我们深思。最近一二十年来，日本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加强神道的精神，新加坡在贯彻资本主义的行动中极力支持儒家思想，尤其不可忽视。

为什么韦伯和宋巴特都企图用一个单独的因素——资本主义的精神——去解释资本主义？这固然是由于当日社会史和经济史的研究还没有登堂入室，他们又不满意马克思的唯物论，才回头寻找德国传统的唯心主义所致。可是另一方面，英国之进入资本主义是经过200年以上的挣扎，德国却在19世纪后半期的50年内完成。德国的作家不期而然地简化历史，有意将历史一元化。话虽如此，韦伯在他书中仍希望以资本主义精神这项名目总揽整个社会，及于家庭关系、生活习惯、国家法制等。宋巴特的种族思想虽不合时，他书中仍创立了一个各国自为单元的观念，可见得资本主义不能被视作一个混沌不清的大体物。

20世纪末期，资本主义在不同国家展开时，时间上和空间上必有至大差异，这牵涉到每一个国家内外人文因素。只因诸事纷至沓来，叙述时极不容易掌握，所以本书以三个先进国家为基础，各找出一段有戏剧性的例子，以“危机近接”（crisisapproach）的方式着手，以期与事实吻合。有了以上三个例子，再加以本章对思想体系的交代，我们自信对这问题之本质已有一段较明晰的认识与理解。以下第六章提出三个国家——美国、德国和日本——因为客观条件有利，比较容易进入资本主义的情形。第七章更举出三个国家——法国、俄国和中国——因客观环境困难，而必须经过重重奋斗的情形。就不再将人物与机遇的细节一一扯入，希望以较短的比较与分析，而达成同样的任务。

至于以上两位作家及马克思都带着资本主义已“大限将届”的仓迫情怀，而事实之发展并非如此。由于他们的研究写作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前，他们的眼光必受时代之限制。在我们对历史做了纵面剖析后，看来自不相同。以下各章解释得明白，即用不着作理论上的辩驳了。

谢选骏指出：黄仁宇是个国民党干部，他卖力宣传“资本主义思想体系之形成”一类的马列主义垃圾，可谓“湖南的骡子学马叫——与时俱进了”。以上一章对于马克思的无耻吹捧，估计是为了回报从北京洋奴政权获得的赏金，不言而喻还是为了进一步领赏之用。否则完全无法理解这个狡猾的大理石，为何要在马列主义已经完全破产之后，还要如此不遗余力地捧起犹太人的臭脚。

【第六章  美国、日本和德国】

自从1689年英国进入资本主义体制之后，世界形势起了很大变化。英国的新体制，使农业上的经济因素与工商业并为一元，公私组织也凝结为一，彼此都受金钱的管制。这是一种优势的组织。于是在公私场合之中、有心与无心的情况下、在平时及战时，英国都以这种优势凌驾邻国未曾改组的体制。首当其冲的是法国。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时，1704年布仑翰（Blenheim）一役，约翰·邱吉尔（John Churchill）即赖英伦银行的经济动员，打败路易十四的部队（第四章）。此后亘18世纪，英法两国又因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七年战争和美国独立战争，兵戎相见。在财政压力下，法国终于爆发大革命。而法国内部情形复杂，更不容易进入数目字管理的方式，其经过容后（第七章）论及。

长时间内，这样的压力也及于殖民地与尚未构成民族国家的地区。这些地方企图独立创设民族国家的时候，其领袖人物通常以民主自由解放、维新等名目为号召。然则在各人人身经验之外，这些口号及运动要不外在政治体系中树立一个各种经济因素都能公平而自由交换的原则，于是新型的法律，不倚赖人事关系、不低头于社会阶级的权威，即能广泛地推行。在资金全面的流通、人才不分畛域的雇聘，和技术的支持因素全盘活用的三个条件之下，范围只有越做越大，资本也愈积愈多。其间虽有程度之不同，任何一个“维新”的国家，无法完全脱离上述我们认为资本主义这一套技术的安排。倘非如此，其社会的下层结构即无从全面自治，更谈不上自主的成长。苏联与中国的革命，好像已经脱离这种程序。可是因其下层无法固定，只好藉教条的禁锢和警察权的督责加强管制。且其下端既为牵强组织而成，由上向下的压力也始终不能放松，其数目字也始终无法累积。现在看来，这种办法仍不外是过渡期间的体制，主要的目的是以战时的姿态存积资本。如欲恢复经常持久的体制，仍要引用以上一般原则，虽说其强调国家资本和社会资本，有社会主义性格，但组织上并没有别开生面另起炉灶。这些情形也待下章缕列。

法国的旧体制（ancien regime）、帝俄和传统中国改造困难，乃因其过去有中央集权的体制，其组织上向来不按上述的安排。反之，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过去愈缺乏中央集权的经验，愈有以数目字管理的潜力，改造比较容易，常能捷足先入资本主义体制。其造成内部各因素能自由交换的情形也不一致，而各按其本身在历史上发展的程度为转移。以下是美国、日本和德国不同的例子：

美国——自然地进入资本主义？

美国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似乎比较容易解释。简而言之，不外将一个在英国试验成功的体制推行于一个空旷的地区。因其缺少既成因素的阻碍，所以这运动不受挫折，又富于资源，所以环境上更利于创造。

但事实之发展并不如此简单。第一，北美洲并非英国独占之殖民地，17世纪法国已拥有加拿大，西班牙也占领了佛罗里达（Florida），纽约和赫德逊河畔一带则是荷兰人移殖地，更西南则有瑞典人创立的“新瑞典”。第二，美国独立前的13个州并没有共通的体制，弗吉尼亚（Virginia）和马萨诸塞（Massa-chusetts）是由已立案的商业公司开拓的殖民地，纽约则是第一次英荷战役后的战利品，为约克公爵的私产。宾夕法尼亚（Pennsylvania）和马里兰（Maryland）虽然也由私人出名领有，却分别用以扶助教友会及天主教徒的被迫害者。乔治亚（Georgia）在18世纪由慈善事业者创建，收容在英国负债而被监禁及其他类似之人，使其有自新之道。如此，不容易使这13个地区共同推行某种体制。

说到资源，大陆领土尚待开辟，需要的资本多而获利遥不可期，不如西印度群岛有蔗糖，新西兰有水产，加拿大有木材，这才是投资者的近途。北美洲也没有南美洲发现的大量金银，更减少了这地区的吸引力。

可是从长远来看，以上条件反使以后的美利坚合众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台柱。所谓资本主义国家固然需要一个新型商业管制的方式，可是本质上的实力仍有赖于生产，所以农业与工矿仍不可少。其要点则是农业生产组织也能使当中各种因素公平而自由地交换，与商业社会的习惯相通。工矿则不只注重贵金属，首先以煤铁为主，其次则注重煤油。英国在北美洲的殖民地从这些条件上发展，先在低层结构里打下一个稳固的基础，日后飞黄腾达，事半功倍。只是南部以奴隶服劳役，和这公平与自由交换的原则冲突，终要待南北战争来解决，不过这已是19世纪的事了。

最初以商业性质争取急利的拓殖，都遭惨败。以普利茅斯（Plymouth）商人为中心的股份公司，希望在缅因（Maine）觅取金银，忽略了农业的生产，又和印第安人发生冲突，生存者放弃拓殖事业悄然回国，公司失去了特许状。伦敦商人拓殖于弗吉尼亚，3年之内，派往的900人只有450人残存，以后虽再招募股份，终鲜成效，1624年该公司的特许状也被宣布作废。

以后英国在北美洲拓殖成功，而且各处都能各按情形进入资本主义体制，是有几个条件作背景：一是宗教上的宽容。当日英国殖民地对宗教的处置不是绝对的自由，有些地方还有零星排斥非本地正教异端的事情。但是既缺乏一种全国的教会在后主持，则各种不同的信仰都有立足的机会。当时人以他们自己习惯的方式礼拜，以他们自己崇信的教条教育儿女，符合各人人生之宗旨。新大陆的自由使他们感觉宾至如归，各村镇教友的联系也增加了地方自治的力量和地方的各别性格，都与个人主义及民主习惯互为表里。这些因素有助于资本主义之发展。二是社会上的向上流动性（upward social mobility）大。北美洲初开拓时，劳力供不应求，有人曾估计，美国独立之前，一半移民以“契约劳工”（indentured laborer）的方式入境。这期间横渡大西洋的船费大约每人6镑到10镑，是一笔很大的费用，很少人能负担。航行从10星期到12星期，途中病死的机率极高。在特殊情形之下，有时一半到90％的旅客，一入船舱之后，即没有机会再见到陆地。一般劳工男女都有，以自己人身为质，冒险渡洋，抵达美洲之后，由船长将他或她的契约转卖与人，被卖者即为买主无值的做工，通常5年至7年。经过如此艰苦奋斗，这种有期奴隶之契约劳工一朝获释，其勤奋可知。而北美洲也给他们以“英雄不怕出身低”的向上机会，有的成为著名的律师，有的成为大地主。在美国独立宣言上签字的61人中，有两人原来是契约劳工。学徒的成分也与契约劳工相仿，一般由东家供给食宿，学徒无值服务7年。穷苦人家子弟藉此得到学习生计之门径。其中也有三人日后成名，签字于独立宣言。三人之一为富兰克林，他的言行已被韦伯及宋巴特视为资本主义之表率（详第五章）。

土地领有权容易取得，可以算为第三个条件。北美各殖民地原无一定之土地政策。各处非商业之殖民地，一般由领主以封建方式，将整个区域裂土分茅的转让与人。原则是所有土地不得买卖，受领者付“代役租金”（quitrent），遗传则经过“长子继承权”（primogeniture）的安排，使地产不致分裂。次之则受“遗传顺序”（entail）的限制，使产业不致落于劳枝侧裔之手，致原有上层领主失去掌握。总之仍想维持社会上一成不变的形态。北卡罗来纳（North Carolina）的宪法由洛克草拟，即写下了一些领主的贵族头衔。马里兰的特许状，也授权领主颁发头衔。可是这种种安排都没有效果。美洲社会的动态不符合封建体制。下一代的年轻人不服从长辈，新来的移民无意迁就原来的定居者，都使传统无法保持。代役租金收集困难。一般土地容易取得，契约劳工合同期满，主人亦有授让田土50英亩（约300华亩）的例规，时人谓之“人头权利”（headright）。虽说综合100多年来横跨千余英里的土地所有，势必挂一漏万，我们不妨根据一位专家之理论，他说：

我们可以从这体系内最重要的地方得出相当明确的结论。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则是移民取得土地相当容易而不耗费。我们甚至可以说土地等于白送。最低限度，一个农夫只花一笔极小的费用，可以获得足够土地维持生计。而且还有新垦的边地，司法权尚未确立，他至少可以擅自占用，给自己来个开场，等到法律赶上来提到所有权的时候再说。很多情形之下，他日后即因此取得所有权，也用不着再付费。这和西欧人口稠密，土地价昂，所有权又集中于少数人的手里之情况是一个很大的差别。在那边，地主总是要从佃农身上抽取高量的佃金或其他费用和服务。

土地容易获得或主权不明，并不足以构成资本主义。以上情形之有利于日后资本主义展开者，乃是大多数移民以全部劳力施用于土地耕耘，加以又有剩余，利于初期资本之累积，等到资本凑成，却不受封建体系之限制，又有欧洲移民继续输入，遂利于资本主义之展开。

在美洲领有土地的“贵族”，纵然不是白手起家，也是有心计的企划者，富有竞争性。以弗吉尼亚的卡特（Robert Carter）为例：他在18世纪初期拥有土地30万英亩。“卡特经过不同的试验。烟草无利可图时，他改种谷物，特别是小麦，也种麻、亚麻，甚至棉花。他觉得奴工太耗费的时候，则改用雇工和佃农。他不以农业的收入为满足，大量买卖小麦。又自开磨坊，贩卖面粉，自烤面包，做到商业上的程度。他在农场里制造纺织品，投资于巴尔的摩（Baltimore）的纺织厂，执有巴尔的摩铁厂的股份，又经营一个制盐厂好几年，都获利不浅。”弗吉尼亚还有一个比较保守的地区，北部纽约州一带，地主兼营商业与律师业务的情形更普遍。李文斯顿（Robert Livingston），苏格兰人，在荷兰长大，19岁来美洲，1674年（20岁）在奥本尼（Albany）市镇里当秘书。他以这地位反婚姻关系，和印第安人交易，而拥有赫德逊河畔土地16万英亩。所以“纽约的大地主对农业的注意力少，对土地投资的兴致高”。

北美洲殖民地之农业，不久即因商业组织的关系，在各地区间树立专业。水运费用低，航海法案（Navigation Act，详第四章）亦增强殖民地与母国间的交通关系，对专业农产品的出现都有促进的功效。南方各殖民地最重要的产品为烟草，其生产使大规模的农场普遍展开，开始兼并小自耕农的产业（不过，失地的小自耕农仍可向腹地发展），又普遍使用白人契约劳工及黑人奴工。次之为稻米，其种植不照中国精耕的办法，而是普遍地种在沼泽地带（有些地区至今仍如此，惟已用飞机撒种）。获利高时可得成本的40％，但有不少奴隶死在沼泽中。再次为靛青，迄至化学染料登场之日，仍为纺织业的必需品，以上各物均为英国所无，也大受英国欢迎。它们的生产需要大规模农场和大量劳工，如此使奴隶制度在南方扩大，也加紧从非洲输入。棉花在南北战争前成为南方的经济命脉，可是在分离棉子的技术尚未发明之前，尚无大规模的生产，到独立战争之后才崭露头角。

中部的殖民地以宾州为盛，以小自耕农为多，主要生产食物。一般传说，迄至独立战争爆发时，宾州粮产可以供应全北美殖民地所需。磨面坑及锯木厂也遍设于中部。因为这区域缺乏其他特产，于是大多从事小规模之制造。起先从修理整补家具农器着手，逐渐制造木器、织机、铁钉、犁耙、链条等，妇女则从事织造，凡麻、亚麻织品及毛织品都以家庭工业的方式生产。

东北之称为“新英格兰”者，玉蜀黍为主要农产品，小麦及麦片只占辅助的地位。于是集中于森林木材的输出，擅氏于造船业及渔业，也以酿酒著名。纽约之奥本尼则是与印第安人交易中心，出产皮毛。

英国在北美洲殖民地的布置，自始即与法国和西班牙在殖民地之组织有很大的差别。后二者由国王派遣总督，在海外有绝对的威权。英国的殖民地则根据特许状发给情形，分别由领主、拓殖公司和国王派遣的总督管理。虽然前两种的土地都有趋向于后者的趋势，即变成“皇家属地”（royal province），由总督统辖，但是每一个殖民地都有一个由当地民意选举的州议会，一般选举权都有财产所有数额的限制。这一方面扶植了民主和自治的精神，一方面也支持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这样的体制让私人财产在决定公众事宜的时候占了一个特殊的比重。

威廉和玛丽入统英国之后，曾将殖民地改组。1696年商业及海外农场公署成立，以洛克为督办（详第五章）。议会通过法案，在北美殖民地设立邮政，开设海事法庭，并且给予殖民地生产的某些物品津贴。殖民地州议会通过的法案，则送到枢密院（Privy Council）审核，审核时先由农场公署检阅签议，枢密院有否决权。不过被否决的案件不多，以后母国与殖民地间的冲突，不是由于法案没有通过，而是因前者要以自身之意旨强迫加于后者。

18世纪上半期，北美殖民地一度经济繁荣。这时候大西洋的国际贸易，通过法属西印度群岛，形成了一种三角形交换的方式。西印度所产的蔗糖、糖浆和水果，在欧美都极畅销，北美殖民地则向之输出面粉、鱼类、牲畜和木材。新英格兰的殖民地，则以糖浆酿成甘蔗酒（rum）向欧洲倾销，包括英国。此外北美洲仍以烟草、稻米、靛青、木材、皮毛、粗铁、鱼油等输入英国，换取纺织品和各种铁器。1733年英国议会通过法案，对法属殖民地向英属殖民地输入的蔗糖与糖浆，课以极重的关税。这种征取，所牵涉的不仅为糖与酒，又间接涉及整个大西洋的贸易，结果法令不行，各船长伪造提单，海关人员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英国又鼓励殖民地制造生铁，但不许炼钢，这种禁令亦同具文。两方如此之坚持，使美国终因要脱离英国在经济上的统治而宣告独立。

北美洲殖民地的人口，从1700年的30万到1770年的250万，70年之间增加了8倍有余。这二三百万的人口很多集中在城市。独立战争前夕，费城有4万人，是英帝国内仅次于伦敦的城市。波士顿有2万人，纽约可能有3万人，纽波特（Newport）有12000人，查尔斯顿（Charleston）有1万人。以上可以算作第一流城市。此外还有较小的第二流城市，更次则有内河交通枢纽的三等城市。这些市镇构成一个大罗网，不仅是农产品吞吐的场所，也是造船业、磨坊、炼铁厂及其他制造的中心。而且这些殖民地城市的市政不由官方督导，大部分靠绅商自动组织维持。例如街道两旁之设行人道、阴沟之安置、救火器械之采办、街灯之装备，全由市民出面解决。甚至在雇用警察之前，所有及龄男子都有轮流值班、白日巡逻、晚间守夜之义务，否则即需雇用替身，再不然即被罚款。所以美国的城市自治不待封建领主授予特权，而在一开始即受有私人资本的浓重影响，因此国家也容易具备资本主义的性格。

城市中有酒店型的客栈（tavern），不仅是坐商与客商接头的地方，也是律师出入之处。法律公告、选举结果、定期马车行车表，都张贴在这些地方。美洲殖民地起先对律师采取疑惧的态度，但是商业合同、运货单据和产业凭证的处理，又非他们不可。18世纪后期不少在英国学法律的学生回美，加上律师公会设立，这种成见才慢慢消除，迄至独立战争，律师在社会上的地位才告巩固，如此也算资本主义社会不可或缺的一个条件。城市生活逐渐展开的时候，除了律师之外，其他很多的行业也靠商人维持生计，如店主、工匠、机工、劳工、运货人、堆栈小工、水手等。一位美国历史学家写着：“自殖民地开始以来，商业即与农业结合为一元。”另一位学者只用了稍微不同的字句。他说：“商业和船运移动了社会的福利轮轴。”

18世纪初期，各州及各地区之间固然表现了不同的特色，同时也显示了若干共通一致的地方。各地区的特殊产品，更截长补短地与西印度群岛及欧洲的远洋贸易间利害一致。也是在18世纪初期，报纸出现，迄至独立战争爆发之前夕，北美洲共有期刊32种。各殖民地间之通邮在17世纪末期由民间承办，18世纪初年由英政府接收。经过富兰克林的主持，费城与波士顿之间的交换消息，从3星期缩短到6天。初期的邮信大抵用于商业，很少为私人家务之用。

殖民地初创，少不得要母国军备的保护。英国的重商政策，尤以航海法案的公布，使殖民地获益匪浅，北美洲的造船业因之突飞猛进。可是经过100多年来的组织与成长，两方利害冲突暴露而尖锐化。我们不能忘记英国也是在光荣革命之后，才全面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18世纪的议会当然着重母国资本家的利益，从他们的眼光来看，殖民地的功用无非是为农业产品和工业原料及英国制成品提供市场，无需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单元。

这种漠视殖民地人民之希望与需要的态度，可以从金融货币的政策上看出。北美洲的成长过程中，极企盼有一种较宽容的信用制度与货币政策。对一般农人而言，通货继续膨胀的时候，还债总比借款容易，殖民地的政府税额增加，也不难收回自己发行的公债或信用票据。可是缺乏一个统一的机构，就不免混乱。又像罗德岛（Rhode Island）只有1200平方英里，三面与邻州相接，一面临海，无从扩展，加以各州发行的纸币或票据不能用以向英国的商人抵账，于是海港里的进口商及各地的批发商纷纷请求议会斡旋。母国的执政者总是顺从他们的希望，对殖民地政府发行信用票据，由总督或枢密院否决。这时候殖民地与母国间的贸易经常入超，而英国既不在北美洲铸造货币，又不许英国货币出口。美洲十三州则不出产金银，各殖民地无力，也不为母国允许输入贵金属以铸货币。所以除了麻省不合法地私铸了一批所谓“松树钱”之外，只有靠西班牙在墨西哥铸的货币，部分货币靠与西印度群岛贸易时赚得。各殖民地又将西班牙的货币按英国货币的比例增值，可是英国商人也把他们的货品同样增价，使西班牙货币的购买力仍与前同。除此之外，殖民地的商人只好以商品如烟草当作货币，在交易中常遭各样损失 。

七年战争（1756－1763）决定了美国独立的途径。战争起于两项主要的冲突。一是普鲁士和奥地利争夺在德国的领导权，一是英国与法国争夺海外殖民地。英国的战略，是以津贴支持普鲁士的斐特烈大帝，让他对付欧洲大陆的敌国，英国则注重海外战事。1763年战事结束，巴黎和会中，英国取得加拿大，西班牙也割让佛罗里达，法国在北美洲中部，今日美国称为“中西部”（Middle West）的权利，也尽为英国所有。战争期间固然有母国军队支持，北美殖民地也担负了很大的牺牲。战后英国的领土扩张一倍以上，如何保卫这庞大的帝国，成为一个有争执性的问题。英国方面认为，这军备既为殖民地而设，则十三州也应当接受其财政上的负担，所以印花税、糖税、铅与颜料的进口专税、茶叶交予东印度公司专卖，派海关监督各殖民地；各种法令纷沓而来，其目的是由殖民地养兵。而1776年美洲宣布独立，采取的是历史上的一个口号：依英国的传统，没有纳税人参与磋商，国王不能单方面下令收税。

事实尚不只此。七年战争结束，英国下令阿里干尼山（Al－leghenies）以西之地尽为国王所有，各殖民地不得指染。这项处置在北美洲引起极大反弹。殖民地的成长与繁荣大部分依靠向西拓土，通常以波状的形态前进。开路先锋赤手空拳，或只有一牛一马，带着家人向荒野前进，其所开拓的田园，谈不上法律上的所有权，可是他的地产刚一组织就绪，即让与人，自己又继续前进。第二个移民只付出少数代价，但是他修筑道路、架设桥梁、在木房上加玻璃窗、添砖制之烟囱，然后他也将这房地产卖与后来者，这才是“有资本的企业人”。不久这第二人也成为有资本的企业人。1726年宾州无主权而占地者达10万人。这样“原始式的存积资本”，必刺激后方店铺与市镇的发展，而更及于后方的通都大邑、海港与市舶。因为人口增加，出产增多，生活程度日渐提高，必有利于各种供应及服务性质之企业，而以是类推，则必更波及东部及大西洋海岸。所以乔治三世企图掌握中西部之土地，等于阻碍了一种正在发展的经济运动，得罪的不仅是开荒的移民，而是殖民地的全部民众。

在这初期西向移动之中，有好几个未来美国总统之祖先参与其间。七年战争前，杰佛逊之父彼德，华盛顿之长兄，都参加了向中西部开拓土地公司的业务。华盛顿22岁被任为民兵的中校，曾参加对中西部法军之军事行动。这更可见得殖民地之向西扩展具有其群众运动的力量，也与独立战事有密切的关系。

美国独立可以视为民权主义发展的一种现象，也可以视为资本主义伸张过程中的一种产物。美洲殖民地的组织，自始就与资本主义精神相合。除了纽约的地产还保有若干封建的性格，南方的奴隶制度仍与一般体制龃龉之外，十三州低层机构中各种事物都已经能够公平而自由的交换。等到地产权固定，所有权与雇佣也结构成为一个大罗网，经济体制也越来越大。事后看来，其脱离英国而独立，只是迟早的事，因为如此一个较大的经济组织，不能长期受一个幅度小的组织牵制，而牺牲它发展的合理性，迁就后者之利益。何况两者之间尚有一段距离。如果自由与民权是美国宣布独立的理由，则这理由所支持的目的，乃是美利坚合众国的经济体制。如何形容这种经济体制？现用词汇中尚无一个比“资本主义”更切合的字眼。

而且由于美国的诞生，资本主义在世界历史中更向前跨进一步。本书以前各章已提及，威尼斯全城在海岛之上，容易进入资本主义的体制。荷兰城市里人口与商业的比重远过于农村社会，又大量吸收了各种工商业技术和商业资本，才在独立时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在光荣革命前后进入资本主义体制，环境上需要将这国家的农业经济与商业经济归并为一元。美国之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则先有资本主义之性格，次构成国家。她的农业早已与工商业配合，经济的展开也与“劳力价值论”（一切价值由劳力产生，详第五章）极为接近。初成立时，还有在各方面构成一个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的趋向。可是革命成功之日，虽然3／4的白人人口属于英格兰、苏格兰及爱尔兰的苗裔，已经有了近80万的人口为德国、荷兰、瑞典、法国的后代，另有70万黑人。以后两个世纪又接受了不同国家的移民，招纳华工，终至成为一个多民族和多文化（multi－culture andmulti-nationality）的国家。

可是1776年7月4日的宣告独立，并没有立即开创日后的美国。1781年的“邦联法案”（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只成立了一个立法议会，并无执行的机构及司法的组织，议会不能征税，邦联的开销全靠各州乐捐，邦联的军队也靠各州供应人员与给养。发行货币的权力亦在各州手里。这种种问题，都待1789年的联邦宪法（federal constitution）才得以修正。

但这国家的最高主权是在联邦（各州有似行省）或各州（如是则联邦大致有如今日之联合国），仍缺乏公意之决断。含糊之处曾引起1832年南卡罗来纳州否认联邦法案（nullification）。联邦增加的保护关税政策，有利于工业制造之州，而不利于以输出农产购买制成品为主之州。南卡罗来纳州认为承担这种关税损害人民利益，与本身参加联邦之宗旨相违，于是宣布此关税法则在本州无效，以致联邦政府准备强制执行，几乎动武。最后妥协了事，南州撤销否认法案，联邦也让步，减低关税。可是最高主权问题仍未解决。主张“州权”（state rights）者仍大有人在。1861年内战前夕，南方各州宣布退盟（secession），即坚持联邦为自愿组织，各州有意见相合则留，不合则去的权利。经过4年余的内战后，联邦才被肯定为不可拆散的组织，各州成立联邦时，已经将最高主权之一部分交付联邦政府。

南北战争无疑是美国历史的一大分水岭。奴隶制度不仅是人道与宗教上的问题，也是社会与经济问题，1789年的联邦宪法既不给奴隶选举权，又在选举众议院代表时将他们的人数按3／5计算，无异增加了奴主的政治权力，超过一般公民之上。本来联邦初立之时，已经不合理。中西部继续开辟为州的时候，南部各州容许奴隶制度，北部则只有自由劳动力，两方距离更大，终使这问题诉诸武力，以后奴隶全部解放，但仍未离资本主义体制，低层机构各事物都要能平等自由交换之原则。

今日有不少作者评议美国，不着重合众国历史特殊的背景，或歌颂过度，或责备过苛。

所谓歌颂过度者，他们强调美国社会的自由似乎全系设计精明与公众道德普遍高尚所致，还有些美国内外人士，主张其他国家也应提倡美国式自由。其实美国法律大部分乃根据英国传统。习惯法设立之前，各地区自行立法，即部落法律。习惯法接受了其一般原则，审案时积累了一大堆事例，此后又渗入公平（equity）的原则（详第四章），使各地区间之经济因素，以及商业和农业间的资本与财富，能够公平而自由地交换。北美洲殖民地设立之后，英国政府也让各州自行立法，只要其内容不完全与传统冲突，即不追究其中的差异。合众国联邦之产生，在殖民地开始约200年之后。独立战争之后，各州仍以英国法庭传统为司法的基础，惟一般将沿用成例的范围限于1776年7月4日以前所审判的案件。因此有些习惯法的原则日后在英国反而不适用。例如，美国1890年反托拉斯之立法，即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的传统，及于16、17世纪之英国，甚至远及于大宪章。于是认为凡以“私交阻滞交易”（combination in restraint oftrade）都违反习惯法精神，也违反英美的传统，可以立法取缔。

这种法治精神诚然可佩，可是也必须有历史及地理优势之条件撑持。简而言之，日后美国的自由，乃因几百年前，海洋国家之社会平日受外界军事的威胁浅，而感受商业的影响程度深，早已将内部各种因素摆在各尽其能互相竞争的体制之下，妨碍自由竞争的潜在力量已在司法立法的行动中尽量铲除。

美国并非得天独厚、毫无阻碍地实行资本主义。否认联邦法案一事，可见行政上的问题仍不可避免，而南北战争更让全国精英献身于疆场，捐躯于原野（很多南方人士参战，志不在保全奴隶制度，而在抵抗高压政治［coericon〕）。其他的纠纷，如涉及余家事变（Shays’Rebellion）、威士吉叛变（Whiskey Rebel- lion）、取缔托拉斯、组织工会、处理货币及银行、协定跨州商业等等，亦是历尽辛苦才换得实行资本主义的基础。只是北美洲空间上较为自由，而且时间发展合宜，如人口之增殖，与科技成长配合。又如1862年之“宅地法案”（Homestead Act），让一般人在公地耕作5年之后购买土地，每家160英亩，价格低廉。日后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效率，有赖低层机构内类似的因素为基础。而今日美国人行动自由，也赖经济展开，各种事业有高度分工，个人有很多选择的机会，非其他国家与社会所能仿效。

所谓苛责过度者，是一批左翼作家不顾美洲优厚条件及特长，只因与他们理想的条件不合，动辄谩骂。亚当·斯密曾指出，大凡一个新式的经济机构，与一个落后的经济机构相抗衡的时候，前者必有利用其组织上之优厚条件凌驾后者的趋向。白种人开拓殖民地时，对印第安人之侵害即属于此种性质。美国在19世纪末叶及本世纪初年向外发展之际，某些政策施行已带有帝国主义作风。可是在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上，这种趋向与作风未曾成为一种固定的性格。而且美国因其本身的历史经验，对提倡人权、扶助弱者、保持国际道义，较世界史上任何国家并不逊色。本书之宗旨不在歌颂与谴责，而在说明资本主义可以脱离意识形态的解释，它虽让私人财产权在公众事业中占重要地位，仍可能在开明的私利观条件下，于技术上代表一种紧凑的组织与运动。从这种观点看来，美国之取缔托拉斯、限制使用童工、推行累进税制、提倡义务教育、厘定每周40小时之工作制、规定最低工资、设置失业救济社会福利和养老金等等措施，其后面的推动力量，仍为资本主义。美国之参与第一次及第二次世界大战，虽左翼作家也无法否定其行动带着正义感，后面支持的力量，也是资本主义。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不一定和社会主义、世界主义或人道主义对抗，如果给予适当的调整，它所代表的开明的私利观可以在多方面适应时代的需要。

日本的例子：创造？模仿？

日本给外界的观感在最近几十年曾经数度变化。抗战之前，我们对日本有一种陈规旧套的看法：日本人不外“短小精悍，长于模仿，勇于进取”。这种偏见当然引起对方反感。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的地位一落千丈，即日本人也批评他们自己只注重行动，不顾及思考，有如袭击珍珠港，只抱着一个“长期不至战败”的观念，谈不上久远的计划，于是也责备自己眼光短浅。失去自信心之余，1945年以降，在重要之节日，扶桑三岛的城市里很少张扬国旗。民意测验显示，一般年轻人爱慕瑞士及美国。这情况在最近10多年来有激剧的改变。虽说国家主义的重新抬头不失为恢复自信心的一种象征，可是重要行政长官致祭于靖国神社，修改教科书，领袖人物公开谈话提及日本人种优于美国人种，不免使外间对日本战前记忆犹新的人们闻之心悸。

对历史题材重新检讨，可以改正观感，澄清视听，提供一个比较客观而实际的看法。

第一，我们应当承认日本人有他们独特的精神，不能用“长于模仿”四字代之。研究日本的专家指出，史前的日本民族即已表现很多独特的性格，如好洁成癖，宗教信仰缺乏罪咎观念，无意对创世作猜测或崇拜一个滋生万物之神，注重自然现象，甚至敬畏出类拔萃的山川鸟兽。这种种专注于刻下环境之事物，有意受自然力量之感召（亦即在日常生活之中尽量接受自然法则[law of nature]），不沉湎于抽象观念的习惯，不可能与日本人经常在技术工作中表现精研独到的能力及各人行动易于协调没有关系。第二，日本因为受外界的军事威胁少，无需中国型的中央集权及庞大无比的官僚组织，而能让封建制度绵延至19世纪后期。一般观念认为几封建必落后。殊不知封建体制之内，最有效之政府为地方政府。经过长期人文演进之后（如交通通信进步、印刷术广泛推行、识字率增高），日本下层结构之组织日趋绵密紧凑，私人事业中渗入公众道德的精神，这种潜在的力量，与中国官僚主义之注重外表冠冕堂皇，完全相反。第三，吸收外界之专长，为所有民族国家应有之共通性格。中国曾不断地吸收外界宗教思想、建筑设计、食物乐器、战法工具，而最近一个世纪尚及于法律政府、科学技术、服饰言语。即欧美各国何尝不如此。以此类推，我们无法断言模仿是日本人独有之专长。只因日本为重洋遮隔，吸收外界文物时有突然性、有全面性、有时发展而为举国一致的运动，容易被指责而已。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整个国家与社会进入资本主义体制。其快速的成功，在东亚地区产生了一种组织上及实力上高度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终于导致太平洋战争。凡被波及之国家，连日本在内，都已付出相当代价。历史的教训，使我们觉得自负种族优越或无端予人以自卑感，同有导致战祸的危险。而且从日本进入资本主义体制的史实看来，上段所述的三种发展，同有对这运动赋予有利条件的趋势。确实能掌握此种有利的条件而将之发扬光大，是日本人民之成就。但这不足以支持人种优越说。我们与其赞扬日本人生理上之特长，不如归功于日本之地理环境。在检讨日本之进入资本主义体制时，本书采取如是立场。

日本进入资本主义体制，可以1868年作分水岭。可是形成现代资本主义的因素已在几百年前产生。日本三井财系的原始组织，开始于17世纪初期，事在中国明朝末年，最初以酿酒起家，于德川时代开始“吴服店”（绸缎铺），1680年间开始经营银行业，早于英伦银行之成立（1694）约10年。兹后专替幕府担任出纳汇款事务，维新时参加倒幕运动，放贷于帝国之新政府，与三菱、住友、安田同为“财阀”中的台柱。如果我们认为资本主义使私人资本在公众事业中占有特殊比重，则日本财阀在明治维新前后已将这种特性充分发挥；而且源远流长，不待外间示范，早已在历史上长期立足。如果我们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则日本财团如三井者不能说没有在幕后产生牵制的作用，而且维新志士中的佼佼者，如伊藤博文和井上馨，同出于长州藩，日后被指责代表三井利益。如此说来，要是资本主义可以“萌芽”，则理想上培植嫩苗之暖房不在西欧，尤其不可能在官僚主义充塞的中国，而只有在“锁国”江户时代的日本，才算最为适切。

日本的封建时代，经过三个阶段：镰仓时代、室町时代和江户时代。这三个段落之间也各有过渡时期，每一段落由一家系继承“征夷大将军”的名号。其所辖“幕府”，为实际中央政府。幕府之组织，在各世纪中大同小异，只是这三个阶段日本的社会却有大距离之差别。每一阶段历时约两个半世纪，有似中国之朝代。此时日本天皇驻跸于京都，不仅毫无实权，而且与其公卿同样生活艰苦。一位现代学者曾指出：“天皇实在是一个贫弱的小大名。”（大名的意义下详。）中国明朝接受室町幕府进贡时，即称其将军足利义满为“日本国王”。后来万历帝拟与丰臣秀吉言和时，也准备封之为“日本国王”（可是秀吉只称“关白”，有摄政之意，而未就将军职），因其为实际的政治首脑。

江户即今日之东京，其幕府创始人及第一任将军为德川家康。他继织田信长及丰臣秀吉之后，以武力统一日本，于1603年任征夷大将军之职，及至明治维新，第15任将军庆喜“大政奉还”，德川一家统治日本达265年。

德川氏之封建组织以幕府直接掌握日本中心地带，占全国约1／5的地区，是为“天领”，包括所有重要城市如江户、京都、大贩、长崎。其他地区，划分为“藩”，配给封建诸侯，其爵禄以境内产米计，凡10000石以上者称为“大名”，最大之大名前田氏，领地逾100万石。江户幕府初创时，共有大名295人，（以后减至265），各大名之职位世袭。幕府在其能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可以削藩、新增大名、增减领地，也可以命令大名迁徙，但是这种情形只及于中枢之藩。德川家康统一全国时，有一部分大名早已存在，他们迫于环境，称臣纳贡，但是意态犹离，这些持观望态度之藩主，被认为有敌视态度，多配于边区远处。日后倒幕运动展开时，出力最多之藩为长州、萨摩、肥前、土佐，均在西南。

江户幕府对日本历史最大的贡献，为其保持长期和平。自1636年施行“锁国政策”后，日本人不许航海外渡，在海外之日本人不许回国，违者判死刑。外来船只仅限中国及荷兰籍（日本此时禁基督教，荷兰人承允不作传教工作），交易限于长崎，日人在港内筑有人造岛屿，称为“出岛”，荷兰人只许居留岛上。葡萄牙人曾两次派员与幕府交涉，希望稍宽成命，但是使节团61人随即被拘禁斩首，只有少数人被遣返报告经过。

幕府成立之后，各藩不得擅自筑城。自1635年实行所谓“参勤交代”。所有藩主都要亲至江户，参加将军近旁的各种仪节，并且在名义上担任防卫工作。基本上各大名分为两批，每年轮流驻扎于江户，并自备府寓，凡随从人员、经行道路、器具装备，都有极详细的规定，而且期满藩主回藩，其家属仍留江户，所以有些历史家指之为一种人质制度。此外也有一批大名，被派半年轮值，而远处之藩主稍有例外，轮值较稀。以经济方面而言，参勤交代制在日后之东京造成大规模的消费市场，使财富集中，刺激金融经济的发展。加以幕府规定各藩剩余之谷米，只许在江户及大皈发卖，更促成都市之繁荣。

江户政权既为封建制，则诸藩财政上自给自足，各大名除有不定期及不定量之“献金”外，不向幕府缴纳赋税，其内部之开支亦由诸藩自理。幕府军事行动或大兴土木时，诸藩供应人员，并且担任后勤。平时则各藩自理其境内治安，自理其诉讼事件。德川幕府只颁布一般法治之原则，如“武家诸法度”，各藩各自颁行“家法”，大概仿效江户之饬令，法律带有儒家伦理之气息，如奖励向学，严禁骄奢淫佚等等。

“幕藩之关系”至今未有定论。理论上有高度的中央集权，而事实上有相当程度的地方分权。世界史中无相似事例能与之相互印证。又如堵藩内部之管理，亦非全国一律。大凡封建（feudalism）则有“次层封建”（subinfeudation），大名之下，各陪臣（real vassal）本应层层节制，并且各有采邑（fi6f，日人称为“知行”），土地也不能买卖，封建才与庄园制度（manorialsystem）互为表里。日本封建制度初创立时，大体也都保持这种形态。武士称“侍”（中国字之“侍”，读音samurai，日本人也企图将之与“士农工商”之“士”等量齐观），传统习惯，其髡发与旁人不同，身带二刀，长刀战斗，短刀准备战败自裁，上自将军属下之大名及“大老”（正副首相）、“年寄”（高级顾问）、各种“奉行”（特派经理人员），下至“御家人”（下士官）同属于待，不得与一般平民通婚，对一般平民有无限权威，可以“斩舍御免”（kirisute gomun，对抗命之平民可以宰割，虽杀人无罪），也都配有土地。

但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种一成不变的制度难于维持。即在德川氏统一全国之前，封建制实已变质，逐渐带有官僚组织成分。江户幕府又将各大名移植。各大名率领所辖陪臣履新，所在之藩常有前代遗留之侍，因之武士阶级人员重叠，造成藩内侍之成员与全人口的比例高低不等。有如隆摩及土佐，其侍之人数特高。是以经理上也无法采取同一方式，而只能迁就于各地之习惯法。

17世纪的趋向，则是各大名将藩内陪臣之采邑废除，将他们调至藩主之守城，付以俸米，派以流动之任务。兹后迄1800年，90％之藩已将下属全部采邑废除。然则这也并不是全面现代化，推演而成一个流动性的社会。不少中古以来的武士阶级以“乡士”身份出现，他们既是大地主，也是地方上的特殊威权，可能通过继承，亘世纪地掌握着乡村中政治经济的力量。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土地税与中国税制迥然不同。幕府及大名均不向全民直接课税，其税额是集体地课予每一村庄，因之地方威权之力量不可忽视。日本土地税额之高，为历史家经常提及。正规之土地税（“年贡”）通常为收成之40％至50％（“四公六民”或“五公五民”），又有其他附加及杂税（“口米”、“欠米”、“小物成”、“助乡役”），而且德川中期有土地主权集中之形势，多数小自耕农已沦为佃农，向地主纳租。种田人如何能直接地、间接地承当如此繁重的负担？

实际情形可能与上面粗浅的描绘稍有出入。17世纪中，日本全国耕地增加约80％，稻米生产自1800万石（每石通常为一人一年之消费量，较中国之石为大）增至2500万石，也约近40％。可是一般税额的增高并未照此比例。1700年之后，土地定期测量即未再举行。农业技术却日日增进。只是一般农民生活之艰难痛苦似已无可复加，加以天灾饥谨在德川时代经常有之，农民暴动（“百姓一揆”）在此时期曾前后发生1600起。日本全国人口，例如1721年，近3000万。以后近一个半世纪，即迄明治维新前夕，仍在3200万左右。有些学者认为赋税与地租多重过取，下层人民生计艰难与此人口总数之消长有关。是以日本进入资本主义体制的过程，一般人民曾付出极大代价。

有了上述背景，我们可以想象明治维新前，商业资本之累积及商业组织之展开，事出必然。德川幕府已经制造了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又安排了一个庞大的生产力量。其政治与社会之体制又在极紧凑的组织之中留下可资活动之处，使物资在两者之间的交纳不仅合理化，而且带着强迫性。留下来的问题不外分配，亦即收集、交换与运输。其中要通过幕府之直辖地区，又事关200多个表面上合作，实际上竞争的地方单位，也只能由商人出面经手。其经手的组织成立后，必然会在内部调整，以求增进效率。于是资金流通，剩余之利润投资于生产，服务性质之事业也共同活用。日本既无外界力量之侵扰干涉，又有便利的海上交通，于是愈做越大。

江户的封建体制，将全民按农、工、商的次序排列。法制上的不平等，对资本主义之滋生成长起了负作用。侍可能赖债不还，商人行止阔绰，却可能无端受罚，尚有少数的事例，记载商人欠债到期不能偿还被判死刑的情节。可是另一方面这些苛刻的待遇也强迫商人苦心经营，成为社会上不可或缺的一种服务。三井一家的成功，包含着这样的因素，可以顺便说及：

三井原出于藤原家系，藤原本是日本首屈一指的贵族。至16世纪末期，三井家仍在京都附近以小型封建领主的姿态出现，只因抵抗织田信长的统一运动，兵败之后流落在伊势酿酒为业。日本初期之累积资本，只能从农业产品着手，最初主要的两项商品为日本酒及酱油。家业三传至三井八郎兵卫，此人是经营能手、商业天才。他广泛地使用三井商标，利用广告宣传，提倡不讲价还价，不赊欠只求实。他也告诫子弟，不放债于侍，免除了因高利贷而产生的政治纠纷。三井兄弟间之联系，也替日后日本资本主义的体制别开门面，其中浓厚的血缘关系及家传祖训，被继承人当作世法与宗旨。佣用之经理则忠顺如家臣。

八郎兵卫开的“吴服店”，以丝棉织品为主，迎合日本农业产品专业化的趋势。其京都江户二店，开现代百货公司之先河。最重要的则是他所设的“两替屋”，经营汇兑银行业务。三井各店在江户收得之现款，经常运至京都大阪采购货物，而江户幕府又在西部收集税款东运，彼此徒劳。于是三井八郎兵卫建议幕府，表示他可以在大皈接受款项，担保于60日内将金银在江户交纳。而实际上他店中的货物只需15日到20日由西东运。因为他信用昭著，幕府允许三井汇兑款项的期间自60日延伸到150日。至此他尚可以将流通的款项作选择性的放债，他所组织传递信息的机构则替官方传递文书。这样的成功，大体由于八郎兵卫做事精确谨慎，而且他活到73岁，有机会把他的事业系统化。

企业与政府一体合作，也使它们立于不败的地位。欧洲的王室在现代法制展开之前，经常对商人赖债。日本之封建政权则惯常以“德政”的名义，一笔勾销侍级人士向商人之借款。只是在江户时代，各种企业既已与政府结不解缘，在体制上不可或缺，因之幕府为了本身利益计，也不愿商业遭受打击。所以德川时代“德政”令只颁布过两次，范围都极窄狭。非如此，初期资本之累积必受挫折。

以上三井企业只是一个特出而显明的例子，当然其业务之展开还待客商友店代理铺户和批发零售各种组织互相支援，才能构成一种运动。其实，这种组织在三井业务发展过程中也已组织就绪。1721年人口调查初举行时，江户已超过50万口，再加幕府各大名府第及其他侍之家属，总数当逾80万，至18世纪末叶，甚可能已突过100万大关。在这尚未现代化的城市，既没有工业基础，其本身也不是海港，缺乏国际贸易的支持，何以生存？所以其背后必有一个庞大的经营机构，牵连着全国政治经济的因素，担任后勤业务。

江户时代承乎既久，各大名实际上已成为各地区农业生产的首脑。他们一般在大阪指派商业经理，称为“藏元”，其堆栈则称为“藏屋敷”，最盛时期藏屋敷超过500处，每年经手出卖之米粮达400万石，其他各地产品如木材、纸张、砂糖、麻布亦是。除供应江户、京都各处之需要外，一部分物产也送至长崎，供应对外贸易。大体上，日本已成了一个全国一体的大市场。

批发商所开店铺称“问屋”，通常为一家所有，亲身经营。最初问屋只替卖主代售物品，抽取佣金。经营既久，他们也承购大批货物，主动经营。同业公会的组织则称“仲间”，也称“株仲间”，因为每一会员单位为一“株”，这种权益为一家所有，可以世袭，不能私人转让。株仲间与传统之“座”不同。座为半官方组织，及于重要的商业，如金座、银座。仲间系在幕府禁止专利时，以秘密会社的方式发起组成，即洗澡堂、街头兜卖之负贩，也有其仲间。以后官方逐渐承认其存在，也由他们向幕府交纳年例（“冥加金”）作为代价。株仲间除了执行一般同业公会的功用，还有互助的义务。商业性的仲间，可以授权会员之间陈欠预买预卖，并且调停彼此之纠纷。幕府更使问屋及仲间构成“组”。江户即有十组间屋，大版有二十四组问屋。

银行业务并不自三井始。大皈商人鸿池新六也以酿酒起家，后来成为幕府在大贩的经纪人，同时经理32家大名的财务。鸿池于1663年为幕府指派管束大阪之“十人两替”时，其银行团已有22家，经营金银兑换及贷款业务，汇票早在彼此间流传。约20年之后，三井开始在远距离承兑幕府公款时，幕府为之另组“三人组”。各大名之物产既已储备于藏屋敷，税米又源流不断进出，藏元本人又为商人，并且与银行家来往，则买空卖空，投机生意为幕府严禁，仍照常运行。一般商人贷款于大名及侍则是普遍现象。因此除却贷款立时消耗之外，其资金进入各藩，扩大生产，也为必然趋势。鸿池新六即投资于拓殖土地。此外商业资本投资于渔业、工矿业、手工业及家庭工业，均促进日本经济逐渐多元化。

日本之道路交通网称为“五街道”，包括京都、江户之间的山道，及沿海道路，迄北至仙台、青森，支线达于甲府和日光，是主要藩主参勤交代和瞻拜神祇的孔道。只是幕府着眼于军事，不愿使战略要点摆在四通八达宽敞的道路网上，而有意的将其路线延长到悬崖津渡易守难攻的地方。加以陆运费用高，所以车运在日本难于展开。一般少量的货品用驮运，大宗货品用海运。早在1624年，菱垣回船即在江户及大阪之间举行定期的商运．但是由于海上漂没的损失，效率不高。1694年后，大阪及江户需要海运的间屋各构成“组”，实行包船，并且将漂没损失分摊于组员之间，等于一种海上保险。17世纪，船运载量也由200至400石增至1000石。1772年菱垣回船与其竞争之樽回船（以载酒樽为专长）合并，共有船266艘，并且每年公布其标准的脚费。至此，正规的海上运输已有近于150年的历史。至于“东回航线”之及于荒滨及平泻，“西回航线”通周下关包括北海岸之大部分，则在幕府指导之下，于17世纪后期由河村瑞贤规划而成。此人苦力出身，终成为日本历史上少数运输专家之一。

日本历史上之“元禄时代”（1688－1703）与威廉三世为英国国王期间（1689－1702）大致重叠，期间上述商业组织均已成熟，幕府也铸造金银货币、开采矿产。人民生活程度已有明显增进。可是从进入资本主义的程序上讲，日本面临着一种尴尬的局面。从现代西方的眼光看来，以上的表现无疑是莫大的成功，可是日本没有欧洲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在精神生活上陪衬物质生活的进展。法制上也没有私人财产权与人身自由同样不能侵犯的观念。更缺乏与西方国家接触的机会，无法体会经济结构之紧凑立即可以增加国家实力。从儒家的观点来看，生活奢侈，则必糜烂。商高于农、僧重于仕也是本末颠倒。有了这样的离奇背景，使其无法看清新体制之来临，只认为是现有组织之腐化及政策之失控，无法以封建社会的道德观念完全代替金融经济中法制之不足。而这时候江户最大弱点则是缺乏全面性的对外贸易。专靠幕府大名及其陪臣的消费市场，生产技术无法有突破性的增进，而使发展不能继续。

此后150年，江户幕府治下的日本为政治体制与经济发展拉锯战的时期。大名及侍负债于商人，动摇了封建体制的根本。物价涨跌，也影响一般人民的生活。一意复古的人士，也无从全面推翻商业活动，恢复到理想稳定的社会。另一方面，商业资本虽得势，却没有“取而代之”的野心。于是只能在两个极端中反复。传统历史学家根据儒家思想着笔，通常称“文治”之后又有“恶政”。大概所谓文治总离不开褒扬传统道德，提倡节约，励行财政及通货紧缩，使物价下跌，而恶政通常反是。新时代历史学家对此有一种相反的看法。他们指出：所谓文治并不能解决当前问题；而所谓恶政对日本国民经济的发展可能在长期间尚有裨益。这当中有历史眼光长短之不同，也表示着两种不同的政治哲学。

1769－1786年主持“恶政”的田沼意次，经过很多学者的研究。他的生活与政策，反映着18世纪后期（相当于中国的乾隆年间）的江户幕府状态。田沼并没有放弃传统的重农政策，他也主持开垦新地。不过他的企划注重扩大幕府工商业的收入。在他主持之下，政府控制的矿业大为扩充。他尤其着重铜产的增加，以便连同海味的出产，增强对中国的国际贸易。他发行新银币，大量加铸铜币铁币，促成通货贬值。在他督导之下，株仲间得到政府的承认，只要向幕府交纳年例。田沼也大规模批准商人专利。他希望利用商人的资本，透过幕府，放债于缺乏现款之大名。

田沼的经历表现着“侍”这个社会阶级仍有很大的流动性。他以低级之侍（600石）风云际会成为大名，擢升为老中，取得首相的地位，结果又在政治场合中失败，几乎失掉全部所有。可见江户时代之封建，本身已无从保持一成不变的姿态。田沼政策所及，更显示他在对付城市经济时充满活跃性，已非中国传统经济所可比拟。中国清政府也无从控制幕府所能掌握之财政工具。但是封建体制一日未除，低层机构中各种事物就无法公平而自由地交换。私人财产权也不能有确切的保障。而且私人资本在公众事业之中占有特殊比重，也只是若隐若现，根本缺乏法制之支持。这种长时间的昧旦局面，也是世界历史中之所仅有。

至19世纪，此中矛盾仍然无法消除，城市经济继续发展，只有使幕府和大名的地位更感到困难，以农村及稻米为本位的组织，在财政上无从应付金融经济所掌握的社会。1830年到1843年中国已领受到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的经验，在日本则称“天保时代”。天灾叠出、饥谨流行、不仅乡民暴动，城市间的穷人也在捣毁居奇商人的库房，政府除了镇压之外，也在经济方面寻求对策，首先巩固本身的财政地位，这连串的政策，世称“天保改革”。

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则是天保改革之中，“幕”与“藩”采取的态度截然不同，江户由水野忠邦任“老中首座”，他主持的改革大致不离传统“文治”的风格，例如奖励勤俭、遣返进入城市中之农民、取缔奢侈品及娱乐、强迫降低物价、限制工资、厘定金及铜币之兑换率、执行货币改铸、解散株仲间。由大名作主在各藩颁布的政策，也同称天保改革，则采取比较积极的步骤，有些政策顺着经济发展的自然趋势，不和潮流作对，如执行均田、减轻赋税、整理债务、扩充公卖。长州将赋税作较公平的调整，将藩之债务作长期借款的安排。水户将某些专卖改由藩之会所经营，萨摩广植甘蔗，以砂糖库存为保证，发行票据，得以买卖借垫，藩债则改为250年之无利债款，另筹储备金付息。结果因其政策不合时宜，组织也缺乏灵活弹性，而致“幕”之改革缺乏成效。各藩之改革则大抵成功。经过此番改革，日本之中央政府更为软弱，“雄藩抬头”。政治体系之需要改组更为迫切。

以上的发展容易引起读者揣想，要是没有外界的压力，日本前途如何？是否再产生长期的内战，有如16世纪织田与丰臣出现之前，最后产生一个与城市经济互为表里的军政府？或者像中国一样，从农民之间出现一个明太祖式的领导人物，将国民经济的组织向后推，以适应他的政治体系？这样的猜想虽有趣，却不是研究历史的正途。当日事实之发展，是中国鸦片战争的失败给日本有识之士一个很大的教训。所谓雄藩已在提倡“富国强兵”。而且佩里（Commodore Matthew Perry）要求开国之前，英法舰队已开至琉球，荷舰已入长崎。北面则早在田沼意次时代，已提议与俄国通商。世界历史的发展已要求日本历史与西洋文化汇合。

将明治维新讲成马克思式阶级斗争，是日本史学历来争辩的题目。本书无意在意识形态中揣测，只从技术的角度来看日本在德川幕府后期构成资本主义体制之原则，如资金流通、经理雇用和支持企业带服务性质之因素，都已大致俱在。而且城市经济的继续发展有利于将以上原则更具体化，使整个国家能在数目字上管理。此时最大之缺陷，即是缺乏一种法律上的系统，合理地支持此种组织与运动。幕府既不愿放弃本身存在之价值，也无力作180度大转变，则将天皇推拥出来主持这样的组织与运动，不失为一种理想的解决方案。皇室过去无权无势，反能因之不受羁绊，符合新体制之需要。何况天皇也有蛰伏的威信。（“天皇”本为唐朝皇帝的尊号，高宗李治与武则天即称天皇天后。）所以即称“王政复古”，“明治维新”，或者“尊王攘夷”，同有促成这样转变的功效。

明治维新可以算作日本进入资本主义的转捩点，因为流动性之私人财产权由此更日趋巩固。

我们今日追叙100多年前明治时代改革之成功，诚是将历史简化，把一个艰苦的局面易化。1860年及1870年间，维新志士应付的问题，是要取消占全国人口6％之特权阶级的特权，包括他们自己本身在内，废除200多个地方政权，放弃传统习惯，创造一个现代化、中央集权的体制。而工作尚未开始，新国家已受外强不平等条约之束缚。日本除了煤及铜之外，又缺乏工业原料，以致开国后对外贸易产生巨额入超。上文一再提及的财阀也并非自始即拥有雄厚财力，能立即应付新政府之需要。三井在德川末期已濒于破产，其冒险参加倒幕运动，有孤注一掷的情势。三菱的创始人岩崎弥太郎，维新前夕才在土佐开始露面。所以日本之进入资本主义体制，并非财阀挟持政府，而系政府竭力扶植私人资本。新政府不愿意接受外间的投资，于是只有加紧对农村的索取。一时农民负担之重，引起若干历史家强调，他们所付的土地税供应了政府的国家资本；他们所付的地租，又供应了企业家的私人资本。

我们所谓日本较容易地进入资本主义体制，乃是与别的国家比较，其历史背景内已有很多因素有利于此种体制之展开。即使其功用不一定能与新时代之需要衔合，其组织上之一般原则仍能迁就适用。即农村能承受“原始累积资本”之负担，也系维新紧接着长时间的封建体制，一般农民同样地被威逼，并不觉得上端的改头换面对他们的生活应当产生剧烈变化。甚至外界的压力也发生了积极的作用。不平等条约无非关税不能自主，和治外法权的羁绊。在企图脱离这些束缚的时候，日本只有竭心尽力地使民法和刑法现代化，因此更加速接受了西方的法律观念和法庭程序。以这些新制度之组织，加诸传统的习惯与纪律，于是明治维新在历史上造成奇迹。

日本进入资本主义时期，也是外间军国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流行之日。新体制因外界压力而诞生，自此无法避免强度的功利主义和国家主义影响。很多当事人看不清历史上的因果关系，总以为明治维新的成就出于领导人物的行止优越与道德高尚。况且资本主义的效率也容易与日本人传统的长处相混糅。所以不少人物总以为以日本的领导能力加诸近邻各国，不难造成共存共荣的局面。这也就是大东亚主义和大东亚共荣圈种种设想动机之所在。因此从长远来看，江户开户、明治维新、甲午中日战争以迄太平洋战事，都有密切关系。

德国——国家主义支持资本主义，还是新资本支撑国家？

欧洲的民族国家每个历史背景不同，符合着“各有千秋”的概说。当中最奇特之处，无逾日耳曼民族和新兴德国之关系。此二者既非两位一体，又不能分割。虽然互相重叠，可是又不能首尾一致。历史上之日耳曼民族由东向西南迁徙，在意大利则成伦巴底人（Lombards），在法国则为诺曼（Normans）及勃艮第（Burgandians）人，在英国则称盎格鲁萨克逊人（Anglo－saxons）。此外瑞典、挪威、丹麦、荷兰的土著也算日耳曼民族。这些在德国以外之人民，各自树立了他们个别的民族性格，事实显然不在话下。可是迄至1871年，留居在今日德国的道地日耳曼人既操德语，又在历史上长期地表现了他们显著的民族性格，并且在文学哲学音乐与艺术各方面树立了他们的专长，却尚没有自己的国家。在地理上提到德国，说的人和听的人都不难臆度其大概境域之所在。可是要画一条确切的国界，则在东西南北都有困难。而且神圣罗马帝国之存在，增加了此中混淆，这帝国之皇帝名义上由德国境内重要之王子主教选举上任。实际上除了一次例外，亘四个世纪全由哈布斯堡家以遗传方式蝉联王位。哈布斯堡为奥地利王室。本来奥地利人也是道地耳曼人，也算道地德国人，而哈布斯堡王室经常与外国王室联姻，自己倒带上了外国色彩。被他们视为家产的领域跨地极广，包含着不同的民族，也牵涉到不少的国家。因之神圣罗马帝国也摊上了若干国际性格。

如此古怪的局面终在1871年打破。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宫即德国皇帝位，幕后全由俾斯麦操纵主持，他在1864年一战而胜丹麦，自此北方疆域成定局。1866年第二战胜奥地利，“大德国”的观念被推翻，奥匈帝国跨地过广，成分过于复杂，自此被摈弃于藩篱之外。“小德国”以普鲁士为盟主，因之南方疆界也成定局。东部的国界则已在瓜分波兰时成定局。因此待俾斯麦之第三战于1870年打败拿破仑三世，获得阿尔萨斯（Alsace）和洛林（Lorraine），才又将西部的疆界划分妥当。统一的工作在10年之内完成。俾斯麦的外交手段曲折圆滑，军事行动则靠事前准备周到，到头爽快利落，诚为19世纪之奇人。伊藤博文和李鸿章都拜见访问过他，希望从“铁血宰相”的口头之间获得若干兴邦的秘诀。今日之教学欧洲史者一律犹盛道此人满腹经纶、眼光远大、手段谲辣，才能成此奇事。

可是过去100多年来历史所增加之纵深，使我们产生不同的看法。第二帝国（即威廉之德国，有别于神圣罗马帝国之第一帝国及希特勒所倡导的第三帝国）之成立，与德国社会之进入资本主义的体制这一运动相重叠。俾斯麦展开了马基雅弗利的作风，因时就势造成了他个人的丰功伟业，事诚有之。然则在他后面的社会运动与经济力量早已蓬勃进展，无从抑止，其范围超过奇人奇事的尺度。

德国在19世纪初期便于改造，主要由于土地面积与人口数目大小适中，宜于组成一个和英法相埒的民族国家。这时其社会及经济条件虽落后，其中也有性质上之不同，但无剧烈程度上之参差。这国家既无过去之中央集权体制，也不像中国过去之体制在地方上遗留的因素足以成为新组织的障碍。另一方面则新兴民族国家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已有英法的历史事例，大势所趋，很少人会在这时候打算从中阻挠，一般人心趋向改革，只有温和派与过激派之不同。即宗教亦未曾在统一过程中产生问题。对外战争不仅使人民同仇敌忾，而且就此发挥了新国家的功能。

缺乏一个有效率的中央政府，在德国已有数百年之历史。自宗教改革期间算起，德国的疆域即由王子、公子的国土，主教区与大主教区以及自由城市的辖境并合组成。历来三等不同性质之单位，各在100左右。即在19世纪初年，总数仍为314。此外尚有1475个帝国武士（Reichstritter）也各有封邑。今日之旅游者溯莱茵河而上，仍可以看到两岸的山头留存着断壁颓垣的城堡，每隔5英里、10英里必有一座。河上交通之枢纽则有昔时之关卡。其政权既如此粉碎，其体制必须属于封建，因非如此不能保持如此互不相属之小单位的对称与均衡也（中国只春秋之前有之）。

自17世纪以来，德国又多次成为国际战争之战场。三十年战争（1618－1648）时德国经过高度的破坏，人口与牲畜都曾剧减。汉撒同盟（Hanseatic League）一度执北欧商业之牛耳，有不少德国自由城市加入。可是17世纪以后英荷为海上之威权，早已取而代之，即德境最享盛名之银行家富格氏（Fuggers），也在此期间因西班牙王室赖债（1607）而破产。总之，德国初期经济早熟，各部分早因各种原因而偃旗息鼓。又经过18世纪奥地利皇位继承战争、七年战争与法国大革命战争和接下来的拿破仑战争，外国军队不断进出德境。拿破仑扬威之日，法军占领德国重要城市与海港。普鲁士既被摊赔款154000000法郎，还要供应占领军。而最给德国经济打击的无过于拿破仑之“大陆系统”（continental system），此举原为法国报复英国海上封锁而设，而德国向外输出谷物价格大跌，传统上之亚麻布工业失去海外市场，船舶与运输当然也为之锐减。

迄至19世纪初年，德国显然是一个农业国家。其经济一般落后的情形大概可以概述于次：除了莱茵河西岸之外，土地所有大概仍保持封建体制。穑夫缺乏行动自由。地主之产业也受遗传顺序之限制。一般的说来，即是私人财产权缺乏现代化的规定，各人都生活于村落之公社中，受习惯法支配，因此土地亦无法有效使用。工业生产受同业公会管制，物品只供应本地的狭窄市场。拿破仑战争之前，对英输出只有输入的1／6。本国所出的丝织品、天鹅绒、金银器具、五金用品及工具与兵器，则限于高级人士之用，数量有限。行政区域分划过小，是其基本弱点。德国虽有自然赋予之优良水道系统，只因为关卡林立，阻挠物品流通，无从发挥最大功能。此外“很多道路不过森林中开辟的小径”。在日后德国2000万至2500万人口中， 70％住在乡村。全国只有5个城市人口超过6万。其中以柏林为最大，在1820年有人口20万，其他“都会里的人口”也只以居留于数千人至一两万人的市镇为主。一般人民的生活程度较英法为低。主要食品为马铃薯，盐渍鲱鱼已属珍品。19世纪初期机器已由外间输入，但是大都只有示范作用，“有如实验室和博物馆内之品目”。

可是德国地理环境优越，物产矿藏丰富，文化人士及知识分子思想成熟，纵使工商业没有赶上时代，商业枢纽和制造中心都已存在，可容日后增进与展开。1806年普鲁士军队被拿破仑败于耶拿（Jena），在多方面讲可谓因祸得福。拿破仑首即“修正地图”，使“巴黎成为德国之地产公司”。此不外指其削除帝国武士之封邑、取消僧侣的掌辖、利用迁移归并等办法，大为减少了德国境内行政单位的数目。原有34个宗教人物主持之主教区，经他裁减，只有两个余存。原有51个自由城市经他指划，只有6个余存。112个与时代脱节的亲王公侯藩邑也一并取消。这归并统一的运动打破了传统的惰性，一经发动以后，只进无退，不可遏止。他又废除了神圣罗马帝国。虽说他企图在德国西部树立亲法傀儡政权，可是经过他的主持，凡他控制力量所达之处，到处施行拿破仑法典，原则上全民平等，私人财产权获得保障。即算大陆政策阻碍了国际贸易，也仍扶助了若干工业发展，如日后德国有名的甜菜制糖及其他化学工业，又如萨克逊尼（Sat-ony）之纺织工业，因为不受英国之竞争，才有了发展的机会。此外两端大军进出，当然引起交通开发，法国工程师在德国修筑公路，尤有实质贡献。

而且不止此也。普鲁士战败之后，面临法国颁布的改革，也趁机会大事更张。即向拿破仑缴纳军费赔款和承应参加征俄之役，也不得不对内有一番体制上的整顿，凡此都替19世纪下半期的德国培植了组织上的条件。所以多难兴邦，有时强邻压境，反是除旧布新的一种机会，可能产生积极效用。

普鲁士原为布兰登堡（Brandenburg）领主，在波兰兼有采邑，也曾一度臣属于波兰。其都城在波茨坦（Potsdam）而不在柏林。只因1701年布兰登堡国王自称普鲁士国王，才产生了如斯一个国家名目。亘18世纪，他和他的继承人又在德国内外沿着波罗的海更西向莱茵河拓土，所创的普鲁士领域，东西左右不相衔接，分割而成半打以上之单位，总面积已达全德1／3，已有抗衡奥地利，自命为德国盟主之势。

普鲁士的传统，国家与社会之间勾连至深，历来的国王开明专制，政府有保全社会体制之义务，同时绝对地注重纪律，军队的数目在人口上占大比例，又有一个坚强的文官集团组织。因之王室竭力支持地主，让他们作为国家之中坚。只是辖地之在奥得河（Oder）及维斯杜拉河（Vistula）之间的一部分（今属波兰），历来以向波罗的海输出谷物出名，因之也受金融经济的影响。斐特烈大帝（1712-1786）在位时，还创立贷款机构，周济地主。以后这些机构以及政府之津贴使不少大地主在农作物价格陡跌时渡过难关，不致被绅商廉价接收。有了这样的一段背景。德国之进入资本主义体制，在有些条件上与以前的封建体制遗绪衔接，而无剧烈冲突。旧的力量能在新社会里适应生存，并且保持其领导地位。

加以普鲁士国王本身拥有领域内1／4土地，享有全国收入之1／3，又以此数约80％供应军需，军国主义与政府之存在不受资本主义影响，相反地，这些因素在德国进入资本主义时发生了领导的力量。普鲁士官营之国际贸易机构Seehandelung，大部分股份为国王所有，在东普鲁士持有海外贸易之特权，掌握食盐专利，经营木材及铁产。此公司在1820年改组，以后更全力主持工商事业，至19世纪中期，国营煤矿年产煤400万吨，其他五金的产额也相埒，并且制造丝织品和瓷器出口，1840年间尚扩充到纺织业。国家资本在后作主，是德国进入资本主义之一大特征，与以后之国营铁道，俾斯麦手下德国之带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性格，甚至20世纪希特勒之称国家社会主义，都有连带关系，此系后话。

现在再说拿破仑的改革在西部确为一般平民造福。但他的影响甚难及于东部。1807年普鲁士主持的改革在上端造成了一个内阁式的组织，在下端也让各市政府的市长及市政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可是其所谓废除穑夫制，只对地主阶级有利。10万以上穑夫只得放弃原有耕地成为都市里的劳工，其余又须将原有耕地1／3至一半交领主，才能解除封建义务。很多贵族领主成为新型地主，在新社会里产生了投资的功用。今后数十年内，东普鲁士地价一般上涨三四倍，可是农村内劳工的工资不因生产增加而成比例地上升，因此便于农业范围内之存集资本。

拿破仑被放逐之后，维也纳会议对德国之处置有划时代的决定。德国境内各色各样的政治单位组织一个大邦联（German Confederation）。普鲁士和奥地利虽为成员，他们所属非德国之领土（如奥国所辖匈牙利及意大利之领土，及普鲁士所辖波兰之一部分）则不归并在内，如是当中仍有很多不合情理之处。独立自主的单位仍有39个之多，虽彼此保证不同外国联盟、不向邦联成员作战，与一个民族国家有一贯军事外交政策的宗旨仍相去甚远。而且邦联内大的王国大于小的公国数十倍，后者可能成为一个孤岛，四境为前者包围，前者也可能在其他区域有飞地。再则英国国王、丹麦国王及荷兰国王各因其祖传在德境之领域，也算是邦联成员。邦联之总理为奥国国王，但是仍没有国旗、国徽，缺乏内阁式行政机构，更没有邦联的军队。其议会并非立法机关，只似今日联合国的安全理事会及会员大会。

这样的局面仍使各单位藉此在低层机构中促成经济之发育成长。普鲁士废除庄园制度不利于一般农民，引起暴动，亦未酿成剧变。在长期间内，业主的数目仍在增加。又不论他们是过去之封建领主或穑夫或城市内的绅商，自此私人财产权被确定，遗传与典当有着落，而且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其低层机构里非经过如此一段改革，谈不上进入资本主义。新体制之下，土地之使用较前合理化，耕地集中，过去的公地可以圈为私有，也有农田改为牧场，种植甜菜及马铃薯尤为普遍。普鲁士既如此，也引起各处效尤。如此改革之成果不能立现眼前，只在1820及1830年间，各种物产有了大量增进。而且利润也能反馈投资于农场，引起肥料与种子之增进、牲口之繁殖、建筑物之更新，亦即整个农业水准提高。

而再促成19世纪前期德国之经济突破者，莫如1834年开始的“关税同盟”（Zollverein）。

这运动也由普鲁士发起。这王国自废除内地之关卡以后，影响所及，吸引小国申请参加。同盟成熟之日，德国只向进口货物抽一重关税，一般税率，大率为值百抽十。以后内地转口税全部废止，关税所入则照联盟各小国之人口数目分摊，也算得公平合理，于是引起货物大量交流。铁道之修筑，一般由国家作主，也在此时展开。德国初期所筑铁路可谓大部分在1840年到1850年间10年之内完成。迄1840年，全境铁道不过300英里，1850年已超过5000英里”。在一个横宽与纵长均只有500英里的国家，这样的里程是一个很大的数目。而且尚不止此也，普鲁士除了修筑铁路，尚通过其他小国遍修公路。内地要镇如法兰克福（Frankfurt-am－Main）及莱比锡（Leipzig）能与重要海港大规模通商的时候，普鲁士主动的经济改革已有无可抵挡的号召力量。纵有中部若干小王国企图阻挠，众望之所趋，很难发生功效。

经济之展开和现代化过速，不能毫不付出代价。手工业及家庭工业突然被摒弃．同业公会失去社会地位及本地的领导力量，新兴工业不能立即与国外商品在质量上抗衡，从技术到管理各部门需要的教育与训练不能立即完善满足。穷困和失业的人群亟需救济。一般人民生活水准尚低，无力购买新兴工业制成品如肥皂、染料和玻璃器皿。此外如工资问题、工作时间、女工和童工的问题在英国已有法律上的安排，在德国尚无着落。各种问题纷至沓来之际，没有空间与时间上的转圜，此为当日德国最大之困难。1848年革命因之发生。

这一年的革命在国际场合有传染性。2月间巴黎市民发生暴动，3月柏林群众随着发难。由学生领导的工人与普军在街头巷战，死者230人，军方亦死20人。有些学者指出这种事变并非偶然，只表现当日社会问题之严重。

1848年的革命至今近一个半世纪，可是当日事实之发展在原始资料中遗下不少疑问。3月巷战之后，普王斐特烈·威廉四世已立即表示遗憾，他被德国的爱国人士和自由主义者推戴，他自己也出名提倡召集宪法会议，并且宣扬普鲁士即将“汇合入德国”。随后即有法兰克福的宪法会议，由全德选举而产生，公推斐特烈·威廉为德国皇帝，他却拒不接受，并且轻蔑地说法兰克福宪法为“私生子”，而且倡言皇权神授不能由民意产生。果真只因此人性情飘忽好变，如有些历史家所指责？抑或他内心恐怕奥地利作梗可能引起普奥之战，如另一些历史家之猜测？又有些历史家称法兰克福的代表缺乏经验。然则参加这会议之代表586人，内中104人为大学教授、95人为律师、100人为法官、124人为官僚，“差不多知识界知名之士都已罗列在内”。为什么他们决策如此之糊涂，通过的法案无人理睬，甚至只能被普王一顿臭骂之后唾面自干？

有了过去一个半世纪历史之纵深，我们对以上的事迹已可作大刀阔斧的解释。19世纪初期一般人的想法，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之抬头必与自由主义同进出，在德国尤有如此之企望。原来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德国思想界之领导人物多倾心于世界主义，很少着重于狭义的民族国家利益。历史学家也一致承认国家主义及民族思想以及民主自由等观念在19世纪初期的德国勃兴，深受法国大革命及拿破仑战争影响。这一串突如其来的事迹使德国人既艳羡景慕，也猜忌疑惧，终于仿效对抗。西方国家如英、法、荷的现代化，都有一个中产阶级脱颖而出的姿态。况且19世纪初期不仅铁道的修筑普遍展开，更有电报的立即传递消息，报纸期刊成为市民每日精神食粮（法兰克福会议时，马克思即任《新莱茵时报》Neue RheinischeZeitung编辑）。这种种条件，使当日的知识分子满以为自由民主即可以诱导一个富强康乐的国家，因之忽视了“现实政治”（Realpolitik）之存在。

我们也可以看出，历史上之大规模变动，当时好像是千头万绪，事后以远视界看来，则其整个经历仍在采取最为直截了当之途径。英法进入资本主义体制时，其高层结构妨碍下层经济因素自由交换，所以必藉暴力将之推翻。资本家既得势，市民阶级也因之抬头。在这种程序之下，自由主义在事前事后都已发生了号召力量。德国之进入资本主义体制，则以普鲁士王权作领导力量，其军队与文官组织都可以作为推进此种运动之工具，经过1807年及1816年之土地改革，低层的经济因素已可自由交换，而且倒期存积资本，已由政府及“容克”（Junker）地主着手进行，开明专制已能运转乾坤而有余，市民阶级与知识分子只站在附属的地位。而后者在此时提出自由主义，虽未明言，实有效法英、法、荷成例，主张以商业资本作领导力量的趋向，如果必改弦更张另起炉灶，说来就有书生造反的情调。

今日我们提出这种说法，犹怕被人指责。只是150年前历史之发展若是，即没有理由凭我们的好恶，径自指斥历史“应当”如此演进，而且“不该”若是之发展。其实当日明眼人早已看出其中的究竟与关键。马克思终身离开德国，俾斯麦一心做铁血宰相，两人所取途径相反，其基于自由主义无法在德国展开的观点则彼此一致。

很显然的，德境此时使用不同的货币，民法与商法各地也有很大的差异，除非统一，资本主义的发展必受限制。反面说来，资本主义促进生产、集中生产与分配、加强社会生活之标准化及高度的分工合作，无一不有助于柏林政权之实力。况且煤矿、铁矿之展开，铁路与电讯之敷设，亦始终与军备不可分割。所以此时资本主义的抬头与国家主义并肩而行，也不愿民主的呼声在当中另生枝节。

我们也尚可以用霍布斯之“巨灵”的观念（第五章）解释这一段历史。德国运至9世纪中期是谓“只有灵魂，没有躯壳”，想创造躯壳，务必倚赖一个全能的政权，兼有经济性格。此即霍氏所谓巨灵（Leviathan）。环顾内外，也只有普鲁士王室符此条件。当日虎视眈眈足以防止德国统一者东有沙俄，西有法国。普鲁士处于二者之间，差有力量足资应付。它也不像奥地利。后者皈依天主教，对工厂制度尚不能融洽，又因在意大利拥有属地，注重南方发展，对外贸易采取保护政策。普鲁士则主张自由贸易，对英法荷开放。基于这些条件，德境多数小国拥普而不附奥，因之也怪不得腓特烈·威廉自命“天实德予”，而不耐烦于前进人士之“劝进”。

可是1848年的革命也不是全无着落。事平之后，以普鲁士为首各公国王国纷纷采取君主立宪制。只有奥地利始终例外。然则所需宪法不由民意产生，而出于御制。普鲁士的宪法将选民按纳税数分作三级，以担保富人在议会的发言权，也护卫了国家之砥柱。并且国王对所有法案保留否决权。政府对工商业的管制有了明显的放松。1848年的法案让全境组织商会。1851年的法案更让私人厘定他们的制造与贩买标准。对被威胁的手工业也仍给以保护。所以1848年的革命在德国产生两种反响：一如中国的五四运动，掀动了民主自由的呼声。全德的知识界都觉得他们与全德的问题利害攸关。一则与五四运动的成果相反。法兰克福会议虎头蛇尾，中产阶级和市民阶级并所属的知识分子也见风转舵，从此臣服于普鲁士军人贵族地主的领导之下，产生一类似日本明治维新（虽说比1848年的革命迟20年）时尊王攘夷的气氛。

1851年至1857年，德国境内（尤其普鲁士地域内）经历着空前的繁荣。这一方面由于“全德证券交易法案”（Allgemeinedeutsche Weckselordnung）开始在关税同盟的地域内通行，银行得以发行信用票据，西方的资本进入德境，股份公司纷纷成立，柏林证券交易所应接不暇，法兰克福成了国际交换公债的市场，工厂制度普遍展开，重工业、化学工业及电气工业不待轻工业之完成而提前着手（与英荷等国的开发程序不同）。经济发展之成果反馈于农业，前已言之。此时只有使初期之成果更为增高。简言之，1848年前的经济发展由王权及地主领导，1848年后则有资本家企业家积极参加。彼此都不脱离民族意识与国家主义的线索。“人民觉得有责任维持国家与社会表里一致的观念”。“中产阶级除了赚钱，对旁的问题很少有兴趣，而匍匐于现有政权所定军事外交政策之下。”著书者措辞不同，基本事实则一。

德国之初期存积资本固然得力于传统的勤俭，一般人民之奉公守法，注重服从，也仍不能避免克扣无产阶级情事。人口之迁移，缓和了阶级冲突。1830年至1860年间，100万以上德国人移民美国，其他迁往巴西、智利。1880至1885五年间又有大量人口外移。同时德国本身也在同时吸收外来移民。国内的移民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有了以上思想史与经济史的轮廓，我们可以想象以后军事史与政治史之展开，不能脱离所叙之基点。俾斯麦大言不惭，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他曾说：“我是一个容克，我将因此而占便宜。”他也说：“我只容许我悦耳的音乐，否则即所有音乐全部不要。”他在1862年任首相时对国会的预算委员会说：“德国不注重普鲁士之自由主义而重视她的实力。普鲁士必专注她的实力，以等待有利的机缘。因为她的边疆对政治体系发展不利，有好几个如此机缘已被放弃。当今的问题不由演讲和多数来定夺，只能决定于铁与血。”当日很多人对他的态度感到惊讶，直到近来学者的研究，才肯定地说出，“资本主义已拥他上马”。他之所谓“占便宜”，也是事实。他和他的经纪人即利用政治上的独家消息在证券市场中发财。

铁血宰相的手段与智慧已有无数文献详述，也在各种教科书里面占着相当的篇幅。可是今日看来这些资料只代表历史上的一段转换点。它由背景上的很多因素凑集而成，等到机缘成熟，一旦展开，好像足以分割时代。然则我们企图真实的了解历史，不能专注重1861至1871十年间之突破，而必须考虑到背后各项组织与运动的来龙去脉。在这样的大前提之下，我们可以一眼看出德国之统一，由于军国主义与资本主义互为表里。当中非人身因素（impersonal factors）的重要性超过人身因素。

1871年德国成立，仍继续着过去几十年的发展。至此商业管制的规条才能通行全国。铁道与邮政用协定的方式全国化（当中亦有例外情形），通行全国之民法（Allgemeines Burger－liches Gesetzbuch）尚要待到本世纪初年才普遍通行。可是新国家刚一成立，即立即颁行十进位度量衡制。过去全国有7个货币区，33个发行货币的银行各不相干。1871年后即以统一的金币通行全国，普鲁士银行升级为中央银行。从法国取来之赔款50亿金法郎内，除273000000为纯金，作为新货币之准备金并作未来战事之储备外，其他很少的保留，立即发散，足以将普鲁士及其他不少国家之公债偿清，也给文武官员丰厚的奖赏，并且大兴土木，因此新德国游资充塞，足为战后投机事业之工具。又因为从法国取得阿尔萨斯及洛林（一部分），煤铁之产量也大增。纺织业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形态。也因为帝国陡然富强可以尽力于社会上之服务事业，如注重教育、提倡公共卫生、筹谋社会福利等等。

可是自始至终黩武主义（militarism）与第二帝国不可区分。普鲁士解放穑夫后，不出10年即已全面实行征兵制。统一之后，各小国成立之部队，除萨克逊尼外，均由普鲁士军官率领，属于德皇麾下，各国已不能过问。俾斯麦当权时军费占帝国预算90％。我们也可以想见军需工业和支持军备的交通通信各种事业和民间经济交流而互相倚赖了。

19世纪后期物质主义、帝国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甚嚣之际，表面看来德国不过融合一般之潮流。然则所谓世界潮流，大部分亦由第二帝国之磨拳擦掌而产生。俾斯麦既已表彰铁血。其他思想界领导人物，以特莱希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为代表。他以大学教授兼国会议员的资格，著书演讲赞扬侵略性之成就。民间很多团体也在提倡种族主义。况且德意志为资本主义国家后起之秀。资本主义本来即有向外积极发展之势，此时用之以建设海军、开拓殖民地、扶植大日耳曼主义，不免带来打破国际间平衡的威胁，于是也只有一步逼一步，导致几千万德国人在20世纪两次卷入世界大战漩涡。虽说我们不能过度简化历史，将因果关系全凭抽象观念树立，可是也难否认以上事迹前后连贯数世纪。总之，几百年来德国人缺乏一个民族国家，一朝将这缺陷更正，行动起来又做得迅速确实，爽快利落，不免使躬逢其事的人引以为荣，进而骄倨傲慢，以极窄狭的国家观念，代替传统的世界观。

殊不知第二帝国本身就包括着不少矛盾：北部奉新教，南方仍为天主教的势力范围，东普鲁士容充军人之势力以农业为基础，而西方之自由主义却站在工商业的立场。统一的工作已有将问题“外部化”（externalize the problem）的趋向，此指一项组织发现内部的因素无法凝聚时，也可以发起另一种运动，以便在行动之中掩饰内部之缺乏向心力。对外同仇敌忾，对新德国即有如斯之效果。

俾斯麦任第二帝国宰相20年，他的政策，前后分为二段。大致在1878年前，他赞助自由贸易、与自由主义者合作、提倡“文化战斗”（Kulturkampf）以压制天主教会。1878年后，他有180度转变，从此对关税采取保护政策，与奥地利结盟、和天主教合作、反对自由主义、钳制报纸舆论、取缔社会民主党。这前后的出尔反尔，显然也载在各教科书之中。

其中意义何在？

原来，组织一个民族国家，在法制上有助于国民经济成长，这也是资本主义的积极用意，亦即一般国民因国家之富强而得到康乐。可是此中关系也可以本末颠倒：人民之康乐可以视作次要或全不重要，而以保全国家之体制为重。这也等于既造成躯壳，即倚此躯壳为重，不必再顾虑灵魂。所有的组织全可以为之迁就；各式各样的原则也都可以为之牺牲。我们写历史和读历史，进入如此阶段，不免掩卷长思：是国家主义扶植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是以新资本支撑国家？

新时代的德国史很难规避这样的疑问。

谢选骏指出：写到这里，黄仁宇只能装聋作哑了，否则就会触及共产党中国“不得不改革开放以求救亡图存”的狼狈处境了。因为“国家主义扶植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以新资本支撑国家”，这两个说法都是诡辩。首先，国家主义不可能扶植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国家主义就是人治，而资本主义就是法治，两者绝不兼容。所以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国家社会主义。其次，“以新资本支撑国家”无非是大举外债、苟延残喘——但债务经济难以为继，奈何？只有掩卷了。

【第七章  法国大革命、俄国的十月革命和中国的长期革命】

法国大革命发生于18世纪末叶，俄国的十月革命继二月革命之后，同时发生于1917年，中国的长期革命，迄今则已逾一个世纪，这200年来的事迹，及于远东与泰西，当中地理环境各不相同，社会背景也千头万绪，其成果当然极不一致。可是从长时间远视界来看，以上三种运动，皆发生于具有大陆性格的国家，也都被强迫放弃过去以农业为国民经济本位的体制，而采取以数目字管理的趋向。

这三个国家在改革的过程中遭遇重重困难，由于过去农业体制积习过深，政治上中央集权牵涉过广，所以不容易脱胎换骨。新社会需以商业习惯为前提，其活动以低层结构的功能为准据。法国的旧体制（ancien regime）、沙皇统治下的俄国和传统中国，不能立刻顺应环境，也实由于其现存体系中无法产生各项经济因素完成自由交换之公式和法则，以适应此需要。

这三个国家所遭的境遇，不能完全归咎于过去组织过于简陋。他们都曾回光反照，表现出官僚组织（bureaucracy）的特长。法国的路易十四（1643－1715在位）自称“朕即国家”，可见其享国时之叱咤如意。沙俄之凯撒琳二世（1762-1796在位）和亚历山大一世（1801－1825在位），同为“开明专制”期间的明主，其文治武功也和盛清时的康熙（1662－1722）、雍正（1723－1735）、乾隆（1736－1795）三朝异曲同工。然其号召力量之雄伟，有赖于18世纪及以前的环境与背景。一到资本主义与重商主义，不仅这些国家的组织与结构不能与之抗衡，连其本身之存在都发生问题。甚至过去的行动与设施，反成为今朝的阻扼与障碍。

阶级斗争都曾在以上三种运动中被提出。列宁提倡“所有权力交付苏维埃”，显然在仿效法国大革命时“山岳党”（Montagnards）利用“无裤党”（sans－culottes）（详下）的战略。中国在文革期间组织所谓“造反总司令部”，亦非独出心裁，因为“造反委员会”（insurrection comite）也曾在18世纪末年的巴黎出现。可是法、俄、中所遭遇的艰难困苦，实由于社会上与经济上的不平等，而阶级利益的冲突，是一切问题的重心？反过来说，是否由于法国、俄国和中国的经验，今后全世界的决策只有朝资本主义的道路上走，因为它才是“真金不怕火”？

问题尚不只此。资本主义之为一类组织和一种运动，固然发生于法国大革命之前，但是资本主义这一名词却因法国大革命及其过程而产生（详第一章），所以至今也有近两百年的历史。以后的发展，尤以最近在中国大陆和苏联的发展，这名词与社会主义对立的一个观念，是否仍能原封不动，至此也成疑问。本书引用归纳法，主张先将法国、苏联与中国进入数目字管理的程序，或企图进入这境界的经验提出。我们从技术的观点出发，如果能将上述三种运动作切实的解剖，再参照以前各章的资料，应能在下章作结论时，对以上各问题提出一个较客观却更具体的答复。

法国的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是一个极容易产生争执是非的题目。史学家勒费弗（Georges Lefebvre）曾于1932年写出：“旧体制已将法国农业史搁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大革命突然将此工作完成。”这种说法不能获得其他作家的同意，而勒费弗又在另一书里提及：“资本主义的进展，并没有在这十年之内加速。相反的，环境只使它减低。”其实勒氏的两种说法虽有矛盾，但仍可同时立脚。因为前者所言系指资本主义为一种制度，所涉及的为组织；后者则系实际存积资本的数量和动员人力与物力之程度。一种是长期间的看法，一种是近距离的论断。可是这当中的差别极容易引起误会。

从人身经验写历史，纠缠更多。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是巴黎大学第一位任法国大革命专题教授的奥拉德（AlphonseAulard）和他的门徒马迪兹（Albert Mathiez）在本世纪初年的辩论。法国大革命的后期，过激派以丹东（Danton）、马拉（Marat）及罗伯斯比尔（Robespierre）为领导人物，马拉被女刺客刺杀之后，只剩着丹东及罗伯斯比尔。在奥拉德看来，丹东是英雄好汉，罗伯斯比尔则既虚荣又是书呆子，于是以他个人之好恶，决定革命之途径。马迪兹则强调罗伯斯比尔和他的同志真是真心诚意地为小民谋福利，丹东倒是贪污好货，随时可以出卖革命。他们所著的专书不说，又任教职、编辑专刊各数十年。此外撰写大革命的各种专题著作，也近数千百部，动辄十余册，而琐碎的期刊文字，更是汗牛充栋。本书脱稿之日，恰逢路易十六召开“三级会议”（Estates－General）及巴士底（Bastille）监狱暴动200周年，法国人士正筹备在纪念之中提供新感想，预料此时写大革命的文字，必琳琅满目。我们读他们著作的千百分之一已是精力不继，又如何能抽集其精髓，作短文评论？

可是历史是一个非常广泛的境域，我们涉猪其间，各人的目标不同。在我们看来，法国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共通的题目，影响到其他国家的发展。如果我们放弃这段题材不顾，则本书以前各章的事迹无从交代，以后的发展也不便阐扬。在这种国际性的注意力之下，我们所企知的法国大革命，有其示范作用。上章说到美国、日本和德国过去缺乏中央体制，所以新体制之创造，阻拦较少，已给我们预先安排一种假说之中的借镜，所以我们的观察集中于18世纪末期，法国突然改组时，技术上所遇到的困难，而不着重人身方面之情节。兹举一例于次：

路易十六在1791年6月企图出奔，是大革命史中带传奇性的一段插曲。本来计划周密，初步突破难关。只是一离开巴黎，一行人放松戒备，国王两次被识破，车行亦不能保持预定的速率，以致途中预备接应的人员不得不撤离岗位，马匹也已遣散。国王抵达华伦内（Varennes）时已黑夜，在此的迟滞是被截获的一大主因。华伦内已去边境不远，也有奥军准备接应。事之不成，诚然令替国王、王后同情的人扼腕不已，即历史家内心也不免忖测：若是天假其缘，使路易平安抵达边境，以后局势将起何种变化？可是这种空想不仅无益，反而可能产生错觉。以后的事实证明，当日法国的问题，已不是加强或甚至改革国家之高层机构所能解决，在这情形之下，国王之力量已是微乎其微。

法国大革命有其幕后之基本原因，其成分既复杂又磅礴，当时无人能掌握局面。倘非如此，决不会有如此众多的革命人士与所谓反革命派先后被送上断头台。而且这些酝酿的因素出现既突然，在每一阶段逗留的时间又不算不久，因此也不鼓励各人立即争取主动。勒费弗在叙述1789年10月，巴黎妇人强迫路易自凡尔赛宫迁居巴黎时，写出：“没有人能够梦想到，革命至此，方才伊始。”可见得时人总以为当日的细雨微风已如未来的巨浪与狂飙。

路易十六曾被历史家指摘为意态游离。最初他有机会出走而不愿脱逃，因为逃避责任非王老气概。巴黎不稳定时，他调兵入防，也有压制议员的情势，可是他被乱民威胁时，又不肯动武。他多次谋算王后，临时又改变主意，只有最后丧身于断头台，才算死得光明磊落。仔细分析后，我们认为，其缺乏决断，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局势不能明朗化。而他对各方的责任观念，互相冲突，亦不可谓之不真。当革命初开始时，各人无法预知其牵涉之广，即有少数人作大刀阔斧的看法，日后证明其眼光仍过于狭窄。大革命由政策的改进而至君主立宪，又前进一步而成立民国，再进一步修改整个人类的文化，上至伦理宗教，下运历法及度量衡，最后改变而军事独裁，又受国际干涉，其余波振荡几十年。在这情形之下，我们更只能体会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绰号“老虎总理”之克里蒙梭（Clemenceau）所说，“革命是一个整体，一个大方块”。因为其中非人身因素（impersonal factors）比人身因素重要，这也等于说集体的责任（corporate responsibil－ity）比单独各人的责任重要。也因为非人身因素，大革命才能与法国无直接关系的国家（如中国）之历史衔接。

责备路易国王之不智不勇，等于责备罗伯斯比尔之不义不仁，更等于责备拿破仑之不忠不信。罗伯斯比尔穿浅蓝色外衣，着贵族型马裤，头发敷粉。他的亲信同党圣约斯特（Saint－Just）戴耳环，丹东和外国交涉时渗入个人利害，至少是不诚恳的。可是拿破仑也曾被指责与一个声名狼藉的女性结婚，靠裙带关系升官。至于说到以革命起家发财，则有波拿巴一家姊妹弟兄统统裂土称王，或带贵族头衔。而拿破仑在国外的掠夺也不曾公开交代。总之，道德是真理最后之环节，人世间最高品质，一经提出，即无回转余地，故事只好因之结束。以上之评论与指摘，都没有接近我们企图审察的主题。大革命企图重订人类道德的标准，其记录不应当先被道德问题分割。我们再引用勒费弗的言辞：他说：“道德主义者必赞扬英勇，谴责残酷，可是他不能解释事故。”

以下是我们对大革命的看法，注重技术的立场，并在议论中追述革命过程中最基本的事实：大革命之发生，一般认为开始于1789年。其实前一年巴黎的议会（parlement）否定国王抽税及修改司法程序的通令，逼着国王召开三级会议，已在序幕之前，发出了一个贵族及特权阶级不受节制的先声。此中关系非常重要，因为大革命之发生，并不是某一阶级与另一阶级发生致命冲突，而是各阶层间、各地区间、各种利害错综重复。以后革命者倒能看清阶级斗争实为解决问题的一种工具。以后这样的作法，也见于俄国与中国。

法国之议会与英国之议会（Parliament）不同，它按地区设立，不是立法机关，而像高级法庭，也保持类似中国唐朝“门下省主封驳”的作风。所有法令一定要经过议会“登记”，才能生效，于是各行政机关不能置之不顾。而且承封建制度遗绪，司法独立，非特别强有力之君主无法左右。1788年巴黎的议会与路易十六的行政机构对立，即酿成政治上的僵局。

此时国家的财政也陷入低潮，原来，18世纪法国的军事政治力量虚有其表，国家靠借债度日，军队也靠德国与瑞士之雇佣军充实行伍。以前几次的国际战争不是惨败，即是胜负未分；参加美国的独立战争，也算战胜国，却又兜上一笔蚀本生意。同时，财政的困难也不能由内部解决，因为宫廷的开销不及预算6％，而公债摊付的利息即超过预算之半。

当日法国的人口，据估计约在2300万至2500万之间，巴黎即超过60万，以法国资源之富，如果经济组织有条理，其国计民生较之邻国，如英国、荷兰，不应相形见绌。而且法国的国民经济已有起步的基础。重商政策自17世纪以来，经过名臣黎希流（Richelieu）、柯贝特（Colbert）锐意提倡，法国的造船、海外贸易、纺织、玻璃工业和奢侈品的制造，都有长足的进展，股份公司的组织也和其他先进国家大致同时，巴黎的证券交易所经手投机生意，则一直做到大革命的高潮，1793年的“恐怖时期”被停封为止。可是在法制上，这些新经济因素未能结合成一个自行调节的结构（在我们的眼光内亦即是资本主义尚未成熟），而只能奉承于官僚组织的呼吸之间。后者可以将各种经营特权公开贩卖。现在看来，“贪污”二字已不能形容这情形。主要原因是工商业不能与农业归并为一元，其财富基层脆弱，利益只泽润于一部分人口，与德国落后的情形（详第六章）相比，过犹不及。

1789年所召集之三级会议，说明法国实有三种体制。其原则有似中国汉初吴楚之乱以前的封建与郡县并行，复杂则远过之。第一级（First Estate）为僧侣，天主教方丈及一般僧尼，为数不逾10万。他们有其本身的行政系统、宗教法庭，又向信民普遍收取什一捐，尚有寺院所有的地产，很多主教方丈实际上是各村庄的领主。僧侣既视察全部信民的养生送死，也管辖到他们的婚姻与遗传，兼及教育与慈善事业。第一级不向国王付税，但是传统上经过磋商自愿地向国库捐助，有时担付国债利息之一部分，唯无成例数目。

第二级为贵族。总数也不过40万人。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原来的武士阶级，有些追溯到中世纪前的德国血统，有些则是后来加封。另一种是各级法庭的法官、地方经理的首长，大体出资捐官购买。18世纪末年法国的贵族极为混淆，有些极富，有些极贫。一般爵位由长子继袭，可是也有新贵族头衔，只及于受者本身。海陆军军官由贵族领先，有时身份即包括特权。过去的观念凡贵族即为庄园的领主，这种情形已不存在。因为法国土地可以自由买卖，有时候整个庄园落入平民买主手中。可是封建体制没有全部取消，有些贵族仍为领主，仍开设庄园法庭。据估计大革命前夕，法国约1／5的士地仍在贵族手中。他们除了向农民收集封建常例之外，尚且坚持其水利权、矿产权与种树权和狩猎权等。

贵族无集体组织的机构，向他们抽直接税极为困难。一方面这也由于法国地方政府的组织。历史的发展使法国领土的中央区域早期就属国王，中央政府派驻的行政官一般不受限制。可是边疆的各单位，在归隶时与国王定有契约，内中也各有世袭性质的地方首长和代议性质的地方机构从中主持，税收还待磋商。而且庄园制度的继续存在，更是调查统计难以精密的原因。欧洲封建的成规，从不说明何种产业为何人所有，而只有多数人在同一的土地上此来彼往的享有特权，种地也只好按成规，如此更妨碍农业的增进。此外还有整个一市一镇享有不同的特权。

第三级为平民，据称占全国人口94％，其中大多数为农民。法国穑夫制早已废除，除了东北角少数地区之外，穑夫已不存在。一般农民可以自由购置产业。自耕农与佃农的比例各地千差万别。一般的困难为耕地分割过小，农业技术无法增进。过去几十年来人口大量增加，大多数农民感到生活压迫。每值天灾流行，即有食物匮乏之虞，也影响到市民生活。又据研究，大革命前夕与18世纪初期比较，地租增加98％，物价增加65％，工资只增加22％。所以一般小民的生活只有每况愈下。1788年收成欠佳，入冬严寒，河水冰冻，食粮既短缺又无法输送。翌年，城市里市民失业多至半数，为助长革命声势的主因。夏间巴黎的骚动引起各种谣传，惊扰进入乡村，而遍及全国。

城市里的资产阶级是革命之领导人。他们争取本身权利，事诚有之，痛恨贵族享有特权，亦是当然。但是单纯的阶级利益之冲突，并不是使他们忘身舍命发动政潮的主要动机。因为他们事业成功，也可以与贵族通婚，也可以买爵捐官。只是他们在旧体制之下，感到精神上的苦闷。启蒙运动以来，种种天赋人权、国民公约的观念透入人心。思想和知识与社会环境及生活习惯发生距离，是现代社会里驱使中产阶级参加革命最有力之条件，法兰西此时已具备此背景。以后银行家和富商出资捐助市民暴动，律师以辩才参与组织，赛亚司（Sieyes）以教团成员参加革命，米哈波（Mirabeau）以贵族降为平民代表，丹东与罗伯斯比尔和大多数革命家一样以律师出身。马拉由医生改作新闻记者。以上都不易以他们本身阶级利害，解释他们的心境与行动。同时资产阶级（bollfg60isi）是一个极为广泛而不着边际的称呼，上自至富的巨商，近乎特权阶级，下至小本经营的工匠，都可称为资产阶级或市民阶级，大革命固然使资产阶级抬头，也使不少资产阶级成员被清算。

现在让我们再追叙路易十六召开三级会议时的情形：这种会议自1614年以来，未曾开过。因为过去他的祖先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一共在位131年，他们注重人身政治，缺乏一个健全的组织系统。此时国王召集三级议会的目的，无非筹划税收方案，解决财政问题。可是下层阶级已被重重剥削，既担任封建常例，也付直接税（taille）之全部，更提供劳役（corvee），又要负担盐税（gabelle）之绝大部分，早已喘息不定，无法向他们增税。而新负担也不便直接的配予其他二级。过去公私财政事宜的叠床架屋，久未改组，何处可增税、何处应加租，也无从获悉，所以税收与租金的收集多来承包制。只有职业上的收集人熟悉地方和个别间的情形，才能执行任务，而且从中牟利。如果其情形仍能用数目字管理，则早已用不着劳驾他们了。同时这时候还有很多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例如以后风潮加紧，贵族出奔国外，下层阶级里有很多人因之失业。提高粮食的价格，应当对农民有利，可是中西部种葡萄酿酒的农夫叫苦连天。改进农业生产，首重圈地，才能将可耕地一起投入耕种，但是首先反对即是农民；他们失去了在公地采樵和牧放牲口的权利，立即无以为生。诸如此类的问题，无从规划，找出对策。

所以从各种非人身的因素看来，法国已经无法和平磋商，公平改组。只有将一切投入一个大熔炉之内，听候历史之安排，只是这情形当时没有人看穿。

当三级会议在1789年召集的时候，各级与地方的单位，依前例条列他们向国王请愿的要求，称为。ahi6y，我们不妨径呼之为“陈情表”。当中第二级的要求，有一段要国王固定贵族的地位。各人的勋级要仔细勘明，让他们如僧侣一般自成一财团与系统，今后朝廷不得再以卖官鬻爵的办法混淆名位，国王的近臣务必由贵族中遴选，他们的子弟则由王室负责教育。今日我们看来不免惊讶，此类要求可谓不识时务。大革命志在清算贵族，以后步伐一经展开，尚有不少贵族未经审问，即送上断头台。那么当初何以如此跋扈嚣张，在应当要求谅解的时候不虚心求愿，反而大吹大擂，要求增强他们的特权？

这种举动也可以引用非人身关系的情形解释：

提出陈情表，也是合法程序。三级会议原来是国王与臣民的一段对话。国王固然要各级代表协同决策抽税，后者趁此机会将下情上达。既有权力则有义务，既有义务则有权力，以上都符合于封建体制。只是会议既分三级，召集会议即已伏下了一个阶级斗争之阴影。

各级代表由各地方单位选出，其程序不同，一般都经过初选与复选三四次。所以各代表只能算是被各地方单位授权参加，而不是以个人的见解，参加国事的磋商。经过如此的安排，各地方单位的选举人也觉得他们已成为一种民意上的机构，除非他们阶层里和地方上的陈情表获得答复，他们责无旁贷。于是以巴黎为首，此地既为国都，又有沙龙为时尚人士讨论政治之处，产生了不少期刊和小册子煽动革命情绪。此后，巴黎的407个“选举人”，在选出三级大会的代表之后，经常集会，巴黎公社及国民军（National Guard）由此选举人的会议而产生。这些机构与组织，和巴黎政客经常聚会的俱乐部，成为策动革命的基本力量，以后他们既维持秩序，也策动暴民。其他各地区的情形也大同小异，1789年巴黎的骚动一开始，旧体制派往各处的省长（intendants）逃避一空，政府的组织已经瓦解，各市镇大致仿效巴黎的办法，除了传达国民大会（National Assembly，详下）的法案外，已不接受国王所辖行政系统指挥。

所以旧体制力量脆弱，是局势脱离掌握之一大主因。这种情形，也使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接近，而不能与德国的统一运动相比。1789年7月14日，巴黎群众首先冲入伤病军人大厦，取得滑膛枪32000支，随后进攻巴士底监狱，其目的在于取得兵器与火药，解除这要塞对巴黎市民的威胁，并非所谓解放囚人。消息传到各处，很多市镇与乡村群起响应，农民进攻贵族的堡垒。

为简便起见，大革命可以分作两个阶段叙述：前期自1789年5月三级会议开幕到1792年8月，历时3年多，其目的在制定君主立宪。1792年8月，路易失去所有职权，革命由温和走向极端，终至恐怖时期（reign of terror，简称恐怖Terror），后因“热月反动”（Thermidorian Reaction）才得结束，时为1794年7月，后期也历时近两年。此后迄拿破仑于1799年11月兵变夺取政权为止，其间5年多，只算是收束整顿的时期。

三级会议召开时，第三级代表约600人，第一二两级各约300人。起先国王和议会坚持按照1614年的成例，三级分开讨论表决，如果某一议案获得两级的同意即算通过。显然的，这样无法对国家体制作任何更革，即想改变方针与政策也必困难重重。所以第三级的代表主张所有代表一堂磋商，集体表决，在这主张之下，三级会议变成了“国民大会”（National  Assembly，这组织后来自称“宪法制定会议”[Constituent Assembly]，由宪法制定会议参加产生的代议政治机构称为“立法会议”[Legisla- tive Assembly），于1791年集会。以上都与革命后期的“国民会议”[National Convention]不同）。因为国王封锁议会的场所，这些代表聚集于凡尔赛宫室内网球场，也鼓动一部分代表下级僧侣和前进派的贵族参与，又怕国王以武力压制，与会的人签名誓约之上，内称除非达到目的，决不分散。其中提到国民大会之召开，其目的在“草拟宪法，给国家以新生，并且厘定君主制之正确原则”。

这样展开革命的程序。路易十六看到局势已无法掌握，就指令第一级和第二级的代表一体参与。他的让步并非出于开明主见，而是于内外的威胁，而巴黎既感到粮食恐慌，又不知道国王意向所在。他集中军队于巴黎内外以防止暴民蠢动，保护国民大会的安全。但是所谓暴民既经组织，实际已是革命的群众力量，和国民大会里一部分代表之护身符。

三级会议于5月5日集会讨论，6月20日有网球场誓辞，6月25日巴黎公社组织就绪，7月14日巴士底监狱被攻陷，7月17日路易十六前往巴黎巡视，希望抚慰众情，10月5日仍有巴黎街头妇女6000多人冒雨手执标枪，又挽两门炮，跋涉12英里，到凡尔赛宫向国民大会和国王请愿，提出“要面包”的要求。由于她们后面还有国民军两万人的支持，国王与王后被迫由凡尔赛迁往巴黎的特拉里兹官（Tuileries）。两周之后，国民大会在巴黎开会，从此彼此都在巴黎群众阴影之下，巴黎公社所指挥之群众或暴民，对以后国事的进展有了左右全局的力量。

时至今日，这些事迹还找不到确切的解释。即如巴黎的暴动与妇女的示威，显然有人策划主持。他们是谁？当初目的何在？虽说历史家各有猜测，最可能从中获利的乃是奥尔良公爵（ducde Orleans），当今国王的远房叔父，他自己想做立宪君主，也可能是赛亚司和米哈波预闻其事，甚至有人怀疑，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成名，今被公推为国民军司令的拉法叶（LaFayette）。还有几个办报纸的主笔，也被指责唆使主动，却没有人提出可靠的证据。总之从人身方面的观察，很难写出此中确定的历史。

并且1789年收成良好，粮食问题也一度解决，紧张的空气业已和缓。那么何以以后翻天覆地的情事尚待展开，而且内战与断头台上之不断流血，仍在3年以后产生？

国民大会决议接收寺院的地产，废除什一捐，将各种封建义务解除，人身的义务亦无条件废止，土地的义务则以代价赎取。又通过了“人权及公民权利宣言”，其第一款即宣扬“凡人自出生及至今统享有自由及平等的权力，仅在共同的功利之条件下产生社会上的差别”。此外又列举这些权利为“自由、财产权及抵抗压迫的权利”。公民一体在法律之前平等。新法律尚待公布，新宪法则将公民分为“现役公民”及“非现役公民”二种，前者有最低限度的赋税，享有选举权。1791年召开的立法会议，即依这样的程序产生，其组织为一院制，所以没有贵族平民的区别，僧侣更不在话下。国王对立法会议通过的法案保持有限度的否决权（立法会议两年一届，国王对同一法案可以在两届否决，所以否决有效期间共为4年）。应付当前的财政问题，则决议发行一种纸币，称为“交付券”（assignats），以没收寺院之地产作担保。

看来这些条款所包括的改革极为广泛，其步骤则和缓而带妥协性，为什么如此的方案不能化干戈为玉帛？其中必有蹊跷。

废除封建特权，并非在国民大会里经过详细审查与考虑而通过，而是少数预谋的人决定在傍晚5时开会（1789年8月4日），会议延长到清晨两点而获得表决，其辩论的程序也预有布置。像这样一种重要的改革，务须有关的人大部分承认这是众望所归，积极进行，才能希望克服技术上的困难。可是事实上立法时，就希望其行动有如“魔术”，所以宣传的成分多，实际的功效少。这时候，法国残余的封建因素并非整体的可以耳闻目见，而是在农村中渗入各种经济生活之中，如“声望”即附带着特权；在很多情形之下，人身义务与土地义务不可区分；不少封建特权出于霸占，又有一些出于契约。即让农民付20年及25年的代价赎清，技术上也困难重重，况且有些土地又经受领人佃让与人，更不知何人可以占得便宜，领主则借口除非收有赎金，特权仍保持如旧，并且东西南北，各地情形不一。所以国民大会一纸法案，只产生了千般万样的纠纷。有些农民争取法案给他们的利益，一直纠缠到1793年，其情节即是一种“道地的内战”。

没收寺院地产、废除什一捐好像轻而易举，可是后来牵涉更广。各主教方丈既失去了他们手下的收入，国会就决定对他们发薪水，所以全部宗教人员成了政府雇员。又因为此时整理全国的行政区域（参照上节法国行省有中央及边区的分别），全国领土各按境内山河划为大致面积相等之行政区（depart－ments），于是旧的主教区裁撤，新的主教区与行政区重叠。在政教合一的方针之下，国民会议于1791年通过“宗教人员民事组织法案”（Civil Constitution of the Clergy），规定主教由选民推举，不再由教皇认可，并且所有僧侣要宣誓尽忠于国家。一位现代作家认为这一举“中断了全国的团结，内战于是开始”。

一般非信徒甚难掌握此中奥妙。罗马教会由基督授命于保罗而产生，主教千百年来衣钵相传有天神降命于人的意义。很多宗教人员已经觉得裁减主教人数、更改他们辖区之不当。因为在神学的立场上讲，这些措施已经污亵了他们的神圣使命之根源。至于向人间政府宣誓，等于将所有的主教方丈改业为政治指导员。一部分僧侣比较达观，觉得为主服务和民事管理可以视作两途，但是赞成宣誓的少。160个主教之中，只有7人宣誓。后来教皇斥责“组织法案”，更加深了法国内部的分裂。爱国人士责问，何以堂堂法国人要受命于意大利。抗拒宣誓的神父叮嘱信民，不要被这种犯天渎神的政府误入歧途，甚至主张他们不要买卖寺院之地产，不向政府付税，自此法国之天主教会分裂为二。路易十六之企图出奔，近因在宗教。出奔前两个月，他曾想参与一位正规神父所主持的弥撒，被巴黎的市民阻挠而作罢。最后他更因否决惩罚违命的僧侣之法案，与大批革命人士不相容。

路易在华伦内被截获，送回巴黎之后，国民大会企图避免内战，仍让他担任消极的国王，声称他被绑票，处决计划逃亡的人物了事。但是法国高层社会人士纷纷避难他邦，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1789年情势不稳时，两个月之内政府批发了20万件护照，虽说有些持有者只在国内旅行，但多数流亡国外。这种情形迄未停止。1792年正规军内2／3的军官都已离职。因为这些领导人物之离散，社会更不安定。流亡者（emigres）集中于比利时、意大利各处，但是以在德国莱茵河上的科布伦次（Koblenz）的一个集团最带威胁性质，他们也和不受命的僧侣联系，有引导德奥的王室侵入法国，推翻革命的趋势。在这情形之下，路易的奥国王后成为他在中外观感间的一种负担。旁的问题不说，单是在宗教和流亡者两种关系之下，路易十六想做消极性的国王也不可得。

1792年巴黎群众的蠢动，不是由于年岁的收成不好，而是因法币贬值，一般农民宁可背粜，不愿接受不值钱的交付券。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出，法国自1789年以来的基本问题并没有解决，即如类似纸面上的法案也和“人权及公民权利宣言”一样，只能算是一种计划和一种企图，不可能立即实现理想。这种未曾受定的局面，一遇局部危机，就会江河日下而不可收拾。

法国大革命曾被解释有它本身的逻辑，内中群众与权力和崇高的理想不可分割。即革命者不容易从他们的人身经验一眼看出，而只能够在事势逐渐展开时，理解体会。本书接受这种观点，并且将之扩大。大革命发生时新闻报纸初出茅庐的煽动群众，即作者和主编也不免为他们自己的辞藻所蒙蔽。最近100多年来的进展，却使我们在社会心理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看法，远胜于18世纪末期。而且像法国大革命这样伟大的事迹，其包涵既多，内中不少的因果关系可以前后倒置。这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以后业已发生的情事和业已证明的史实追溯回去，追究当日酝酿的情形，分析各种行动的动机。

可以简要地说，1789年法国所遇到的困难，乃是环境需要立即采取一个用数目字管理的方式，首先则低层机构中各种经济因素要能公平而自由地交换。而此时法国却分为无数大小圆圈，错综重叠。各种人文因素也彼此牵制。经济改革牵涉到政治体制；僧侣的组织也涉及群众的安全。表面看来一个简单的要求，实际有等于一只动物之脱胎换骨。而这动物在改造期间又仍要穿衣吃饭，以致更难。

从法国革命之前后看来，这当中产生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涉及政治、经济、法律、外交、文化及宗教信仰。因其范围大、时间短，当中无法避免暴力。革命初期希望凡事妥协，有意效法英国之光荣革命（详第四章），后期则凡事不妥协。如果国王暧昧不明，其存在足为国事之累，则将国王送上断头台。如果外国有干涉之意图，则索性由法国作主，向奥地利、英国和西班牙宣战，并转守为攻地进兵比利时、荷兰、瑞士、意大利和德国。如果封建余存的因素纠缠不清，则将政权特权一律无代价的废止，直接实行耕者有其田。如果僧侣不肯宣誓，以致法国的天主教会分裂，则索性不承认耶稣基督，而另崇拜一个自然神论之“最高存有”（Supreme Being）。如果反革命的人物可能滋事，不守经济法规的人物可能影响社会秩序，即宣布“嫌疑犯法案”（Law of Suspects），一连拘禁30万人，很多不经审判而送上断头台。写到这里，本书也要仿效西方的历史家附带声明，叙述这些事之因果，并不是赞扬提倡。只是这一串事迹之逻辑与因果，非常明显。法兰西要给自己创造一段新生命。

将旧有体制全部解散一切重来，其胆量值得钦佩，可是也在心理和行动上沾染着极端可怕的景象。所以小说家狄更斯（Charles Dickens）会用一两页针锋相对的词语，重复地叙述当日矛盾。我们试设想：旧的组织制度既已推翻，此时既无尊卑长上，也无合法与否，其合理与否，由各人作主，这是浪漫史的最高潮。同时把人类退化至原始时代，是一个令人心栗令人惶惑的境界。

预示此种情况，有卢梭（Rousseau）所谓“高贵之野人”（Noble Savage）。其为高贵，则是不染世俗上奴役旁人和剥削旁人之恶习，其为野人，是不受假惺惺的文教所拘束。恐怖时期巴黎不少妇女边在编织绒线衣物，边在观赏断头台上的流血，甚至投井下石，对受刑的人加以凌辱、嘲笑，有近于所叙解放中人物。再叙述得彻底一点，这时候法国已近于霍布斯的初民状态（详第五章），亦即所有人与所有人作战。除非有“巨灵”（Levia- than）出现，由一个全能的政府作仲裁，否则每个人都有死在暴力之下的可能。1792年9月巴黎暴民到各监狱行凶，将1000多囚人当场打死，事后到巴黎公社领取酬金。引申霍布斯之学说，则当时联军攻下凡尔登（Verdun），法国国都看来危在旦夕，群情恐惶，一般人都相信囚犯将为联军内应，于是对他们行凶，也算是自卫。

根据这样的逻辑，我们可以追述革命进入第二阶段的情形：巨灵既为国家主权人，不能没有发号施令的权力，但这种权力已无从由旧体制承袭，有待创造。所以其组织不能循理合法（要是合法就无需革命了）。以上各种条件注定其组织者为少数人物，首先以阴谋发难。

1792的革命，由雅各宾派（Jacobins）领导，他们经常聚会于雅各宾俱乐部，内中又以从吉伦德选出之代表所谓吉伦德派（Girondists）为表率。兹后又有所谓山岳党者，大部也属于雅各宾俱乐部，又参杂其他俱乐部之成员，总因为他们在国民会议席位占高，又为过激派，所以有此名号。这两个集团间的来往交流，相当复杂，初非径渭分明。只是以后斗争展开，吉伦德派主张温和的改革，贷路易十六以不死，也主张地方分权。山岳党则和巴黎的市民结合，主张对法国予以一个彻底的大改革，将卢梭所提倡的“社会契约”推化为事实，在过渡期间，当然只有中央集权。他们不仅主动地将吉伦德党逐出雅各宾俱乐部之外，还在政治上清算他们，引起恐怖之展开。

大革命分为前后两阶段，固然以1792年8月国王之失去职权为分水岭。但是其阴谋和酝酿已在几个星期之前开始。巴黎城市分为48个区。雅各宾的组织人员无疑受未来的山岳党指挥（此时国民会议尚未集会，所以不能径称之为山岳党），他们将这些区公所一个一个争取组织妥当，其计划隐匿周详，始终无一人单独露面。他们自称已经消除了“现役公民”和“非现役公民”的区别，也不承认路易十六为国王。8月9日夜，由这些区公所组成的造反新巴黎公社侵入公社的会议厅，将原有的公社组织驱逐。国民军的司令准备干涉，则由新公社代之以新司令。其所以如此得意称心，乃因组织者早已将巴黎市井间能持武器者全部笼络。合法的巴黎公社和国民军至此已失去招架的能力。

迄此，巴黎公社还保持着资产阶级的风格，国民军也限“现役公民”参加，主要的任务为维持秩序。雅各宾所动员之群众称为sans culottes，直译为“不穿马裤之人”，以别于18世纪中等以上的装束。我们无妨称之为“无裤党”。巴黎之无裤党，以小商店老板及独立营业之技工领头。但是他们动辄在街头聚集数万人，而巴黎人口以户计半数为拥工，所以当中不可能没有长期的佣工与短期的雇工参与行列。他们手执标枪，使迄今地方自治之武力为之改换色彩，也使整个大革命为之改观。

凡革命则需要群众武力。革命期望于他们的是行动多于思想，团结的力量超过个人的色彩。无裤党提出的要求，首重粮食的价格能与工资配合，即后来提倡限制私人资本，主张任何人不得有一家店面以上的铺场，没有任何高深的见解。因为其简单，所以能构成革命之大洪流。等到内部生出歧见，各有是非，革命已近尾声了。这时候，即1792年的夏天，他们都相信生活之不愉快责任全在路易十六。

雅各宾人士与无裤党结合，曾两次向国王提出问罪之师。6月20日冲入特拉里兹宫时，路易应付灵敏未生事故，对革命者说来，也算是失败。8月9日夜他们占领巴黎公社的官署之后，即马不停蹄，说服国民军，于翌日再向特拉里兹进兵。于是“一大堆爱国者、无业游民和冒险家，总之就是攻巴士底监狱的同样色彩之人群”，一共集结了2万人，向保护国王的瑞士雇佣军作战。国王一行逃避于立法会议的会场，请求议会保护，并且命令卫队停止抵抗，可是武装冲突依然展开，双方死伤约1200人。国王王后一行从此失去自由，以后搜出一铁匣的公文，证明路易对革命实为不利，这证件成为1793年初将他判死刑的张本。1792年9月国民会议开幕时，国王已失去职权，“9月残杀”即无裤党到牢狱里残杀囚人（详上。其中不少被害者为不肯宣誓的僧侣和政治犯，也有一般罪犯和娼妓同样的在枪捧之下牺牲），这样的事已发生，而且法国军队在瓦尔米（Valmy）又打了一个胜仗，在短期时间之内，战事已稳定，民国在此时成立。最初吉伦德派还在国民会议里占优势，只是为着革命至此是否应当缓和，采纳众议，还是随着巴黎公社激烈到底等等问题，展开了和山岳党的斗争。此中谁是谁非，经过很多历史家的争辩，只因为内中涉及个人动机，迄无定论。

今日去当时已近200年，我们有了历史的了解，就可以说，当事人不一定能明了他们自己的行动在历史上的真正意义。法国大革命早已展开，机构上各种基础都已具备，于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这时候只有化复杂的情势为简单。现实超过抽象，决断胜于犹豫，于是很少有个人之间的是非曲直，只有革命的逻辑，它亟需随着实力找到着落。

所以国民会议以366票对361票判国王死刑，此后党争展开，山岳党整肃吉伦德派，将他们推上断头台，发动了恐怖政治，各种政敌消失之后，过激派又展开了内部的斗争。罗伯斯比尔首先将最激进的赫伯（Hebert）处死，回头又将主张较温和的丹东处死，等到“热月反动”展开，罗伯斯比尔也被前在各省执行恐怖政策的议会代表处死，同出于以上逻辑。在宽阔的眼光看来，法国已面临着一个“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局面，巨灵尚未长成，只有煽动性的报纸动摇人心，无裤党满街捉人。不问他们的动机如何，都成为助长革命炽热的燃料。我们与其追究个人品德，不如认识他们的时代。

恐怖政治在“大敌当前国贼未除”的气氛之下产生。法兰西已有两个总司令自动投奔敌国，在国内则征兵30万，又发生了温底（Vendee）和里昂（Lyons）的内乱，土伦（Toulon）则降英，影响了地中海沿岸的安全。这时候国民会议欲藉着内外军事政治的危机来创造一种新的社会经济体系，其中牵涉到千缕百条人与人的关系，于是只好以暴力和威胁通成。1793年9月5日，国民会议提出“当今的程序（order of the day）为恐怖” ，只不过公开承认业已展开的一种运动，增加其强度，加快其速率而已。

但在最黯淡的时候，新的组织业已开始。丹东发起组织的公众安全委员会（Committee of Public Sefety）集司法行政大权于一身，又通过国民会议，也操纵了立法权。它既像战时内阁有任免将官、总揽军事外交的能力，也藉着特务人员，监视社会人士，指挥革命法庭。它之诞生，证明非常时期实施三权分立之不合实际，也证实了柏克（Edmund Burke）所预言，法国过激运动必导引一种军事独裁。经过公众安全委员会掌握的权力，由丹东而至罗伯斯比尔，又更通过巴拉（Barras）和赛亚司而至拿破仑，无疑是新法国高层结构之根源。

革命者此时还有一个有利之条件，是全国各行政区域的组织也大致仿效巴黎体制。1789年旧体制瓦解之后，各城市也组织了他们的公社，也有地方性的雅各宾俱乐部，大都会里也有无裤党，他们从城市里将力量延伸到附近村镇里去。革命后期，各城市也以不同的名义组织，有似于公众安全委员会的机构，总揽动员治安事宜。当各地呈现分化趋势之时候，国民会议决定派它自己的代表到各地去督导。反对山岳党的吉伦德派，认为这是分化政敌的好机会，于是推举山岳党的代表出任。殊不知这些督导员到任之后大权在握，积极增加各个人的声望，当中半打左右的强人，日后成为“热月反动”之后法国的台柱。此时，他们整肃各地方组织、加强恐怖政治、执行物价管制、征集人员物资、组织工厂、设立济贫所、将税额配于富人，无裤党则承命协助他们按户搜索。用不着说，当中必有无数违规犯法之情事，但是这种种作为，加强了中央管制，也就是将新高层结构的权力施展到低层结构里去。因此产生的行动，合乎“山岳党的风格”。也有历史家谓这些中央派出之督导员，有黎希流和柯贝特（详上）所遣派的省长之才干，其中有些日后成为拿破仑官僚机构里的能臣。

新体制的低层结构，可谓全民平等。大革命后期既已废除“现役公民”和“非现役公民”的区别（但是1795年的宪法规定选举权仍受资产限制），又革除了贵族与平民的差异，更取消了封建特权、什一捐、买官的办法，和以前只派予平民的赋税和国内内地的关卡，新体制开始脱胎换骨，形成一个庞大的扁平体。但这种平等乃是法律前之平等，诚可谓之为理想之机会均等，而不是均分财产或中国“均田”式的平等。劫富济贫式的平等，曾经圣约斯特提及，可是未能付诸实施。总而言之，大革命只创造了一个低层机构里各种经济因素都能公平而自由交换的原则，奠定了日后以数目字管理的基础。即山岳党人物，有时抱有社会主义之趋向，也无从将这种思想构成一种系统。共产主义只有一次被提出，但是随即被制压。历史家也承认以当日法国生产组织之程度，谈不上废除私人资本。

这样一来，法国只有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热月反动”之后，“五人执政”（Directory）期间，“一个新国家经济慢慢登场，经济放任政策，[只]受国家缓和节制”。这时候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结为一元，批发事业开始统辖零售生意，专制政府虽策定大纲，从旁监视，其中各处接头的情形仍待私人展开。新组织和运动既脱离封建特权的束缚，又不因宗教的禁忌而支吾，还靠什么作其掌握之南针？那么也只有机会均等的竞争，一切以金钱为标准了。并且它所造成的结构也只有越做越大。广泛地展开信用，不受人身关系束缚地雇用经理，和通盘活用的服务——即是我们所认为资本主义的技术上之条件——都因之而日益显著。设立工厂、集中生产，使独立工匠经营的小店铺关门，扩大了城市中的无产阶级，也只是迟早之事。以上所述可以经过几十年和几百年的进程，而私人资本在社会上和政治上力量之比重越来越大。我们从大历史的眼光看来，以上事情可以用1799年7月（即热月反动之日）算作法兰西的出发点。以同样的眼光看来，事到当日，丹东、马拉和罗伯斯比尔都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任务。他们是好人或坏人，与后人的关系不深，即算他们都不具备做独裁者的条件，他们所创造的一种高层机构却是以后组织与制度的基始。

这样的说法，好像近乎宿命论（fatalist）；也好像是说，将要发生的事情都会发生，与各人的存心没有关系，甚至与人力无涉。其实也并不尽然。虽说18世纪末的法国人无从确悉今日我们所谓资本主义者所包括的了解（所以资本主义者这名称产生于19世纪而不产生于18世纪），他们对近身之事，也并不是完全盲目地全以冲动处置。例如罗伯斯比尔倒台之前，巴黎的无裤党已先失势。起先山岳党限制最高工资对无裤党一部分人有利，对其他人不利，已经产生了分化作用。以后这种工资与物价的管制又没有着实地维持到底，则起先受惠的也日渐不满。罗伯斯比尔在清算丹东之前抑制左派，更使一部分无裤党的领袖失去凭藉，其他的则藉着机会在政府里做官，由革命者摇身一变而为职业性的官僚。所以“热月反动”固然是由于恐怖政治做得太过头，人心思变，一方面也是革命的力量本身已在分化，事实上各人都在计算本人切身的利害。我们所谓非人身因素和集体责任，也不是说世事之演化全由冥冥之中神秘的力量作主宰，只是事涉群众运动和群众心理，我们无法从各个人留下的记录挂一漏万地勘判，只好看清全盘局势，以逻辑上之推论，补文献之不足。

同时这样看来，卢梭之所谓“高贵野人”，仍系理想上的一种极端。事实上，革命分子亦要穿衣吃饭，无法完全放弃个人之私利观。一到对外战争转败为胜，内外的军事威胁消除，恐怖政治已无必要时，所标榜的革命道德也是多余，而且天主教会既已放弃它的地产和政治力量，人民信仰天主教也不足为虚。这些条件就已在邀请“热月反动”出现，五年之后拿破仑因时就势，只将既成事实确定。总而言之，世间既有经济则有组织。法国既已否定巴贝夫（Babeuf）所提倡的共产社会，则新组织只能从现状内个人的获得与占有参差不齐的条件下展开，其基本原则为各个人自识指归，则就不期而然地造成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了。

可是在短时间内急遽改造，法兰西付出的代价不算不高。恐怖期间据说牺牲了17000人性命，而且这数字只是革命法庭正式判死刑的案件，其他不经审判，草率推上断头台的，又何止此数。里昂在清算反革命之日，将囚徒200人一批，排放在壕沟之间，予以炮轰，南特（Nantes）之牢狱被传染病侵患，也无法给被监禁者食物，实为人间地狱，于是将逾2000囚犯，置在漏水之船上让他们在罗尔（Loire）河中淹沉。专家估计在1793年9月到1794年7月间，因之丧生人数达35000至40000之间，而间接受害者尚不计，所拘禁之嫌疑犯则可能为30万。因革命而引起的对外及以后长期的拿破仑战争，死伤更多。勒费弗提到革命期间陆军的死亡失踪人数达60万，而另一估计又提及1800年到1815年间战死及因创伤而死的也近4O万，在一个人口不到3000万的国家，实为一个极大的数目。

然则全面动员，驱使法兰西7％的人口执干戈以卫社稷，其力量不可谓不雄伟，也不可能全为浪费。团结士气人心的成效不说，经济动员也是组织新国家的一种步骤。庞大的军队极需食粮、被服、兵器、马匹和交通工具，更需要民间组织的第二线和第三线的支持。国民会议期间（1792年至1795年）经济政策着重出卖没收的地产，管制物价与工资，一部分兵工事业由国家直接经营。但是大体上国民经济仍保持商业性格，直接向民间争取物资，限于事势上的需要，着重将剩余的粮食输至前线，若干村镇亦有地方政府配给食物之情事。总之除非无法避免，政府不愿自己动手主持，当中一个主因即是当日经济消息尚不灵通，局势难于掌握。因此政府仍对商人作各种让步，即对外贸易算是国营，政府也仍给商人各种回扣及暗盘，即限制物价时，原则上也将批发商及零售商之正当利润计入。

“五人执政”期间（1795年至1799年），政府放弃物价与工资的管制，曾引起物价陡涨，造成通货膨胀，各级官僚在混乱期间贪污自肥。1797至1798间一年和大陆各国大致保持和平（只与英国仍在战时状态），加以收成良好，物价回跌。执政政府曾致力制定经济对策，例如加强税收效率、削减预算、增加关税、继续征用军事物资。1796年的币制改革，以纸币换纸币没有功效，翌年改用硬币，从荷兰、德国和意大利搜括的金银，与对外贸易的入超，解决了货币来源的问题，并且趁此机会收回公债。法国大革命期间的一段奇遇则是政权叠次易手，政府始终没有正式赖债。只有1797年宣布公债之2／3不付息，这2／3的兑换券在市场上无人问，等于被宣布作废。另1／3也随着跌价，从此政府对利息之负担大为减轻。虽说收支仍不平衡，情形大有改进。只是对外不能保持和平，1798年后战事又再失利，才有拿破仑的登场。

拿破仑加强对占领各国的榨取，将国内的税收归并在中央政府收入中，拒绝采取动摇人心的短视政策，又向国外借款及于热那亚和汉堡，在1802年使收支平衡。巴黎的通利银行（Caissedes Comptes Courants）有了波拿巴一家人及其他政府显要为股东，虽为私营，也替政府担任出纳，又为公债付息，法兰西的资本主义体制至此更浓厚了。于是索波尔在叙述大革命的结论时写出：

中小规模之制造分工日详；农人与都市技工之区别日益明显，资产阶级之重心因而转移。商人及企业家取得过去遗传之财富，领有重要地位。投机生意及供应军需和搜括军事占领的土地，给他们以更大的利润机会。经济的自由，展开了企业集中的道路。此后这些人以他们敢冒风险和采取主动的精神投资于制造，放弃了投机生意，于是对资本主义之工业化有贡献。

叙述到这里，本书的作者也和不少的读者一样感到惑然。国王王后及贵族政治家、虔诚的传教士和带煽动性的革命者，当中固然不乏投机分子，可是也有不少忠臣烈士同样地在断头台抛头颅洒鲜血，玉石俱焚，其最后目的无非让资本家赚钱？难道所谓社会契约真的不过是做生意的一种契约，有如柏克所指斥，有如“买卖咖啡与胡椒、印花布和烟草”？虽说本书在以上章节中一再主张不要因为道德问题而阻碍技术之讨论，可是也并不是说道德只是做事时之赘尤，可以完全不理。一到技术之研讨告一段落，仍有将整个问题提出再检讨之必要。

我们所谓资本主义，只是新社会这个多面体之一面，法国大革命扫清了内部各种障壁，在新体制之下，行政系统的功能有了一种看来似是而非的矛盾性格，一方面政府变成一个全能性的政府，有如勒费弗所说：“自今之后，除了长距离和通讯技术上的困难以外，国家的意志力不再遇到任何障碍。”但是他接着又说：“资产阶级宣扬人权，以自由为始他们在维护这些条件时防止国家（的克制），所以他们将国家改造，以群众的最高主权人代替威权皇子，他们于是肃清了人身的权力。”

在了解这矛盾的时候，我们只能佩服霍布斯（第五章）的远见，他所谓“巨灵，虚构之人”，实在是一个全能性的政府，它本身即是一切生命财产之集团，于理也不能侵害本身之生命财产。同时这种情况也有如孙文所说政府有能，人民有权。如果人民能控制政府，则不怕政府的能力强、效率高。把以上一切说成一个绝对的形式，仍是一个理想。拿破仑的政权既称“开明专制”，可见得只是心朝这方向走，不可能水到渠成，功德圆满。可是在拿破仑兵变之前，“热月事变”之后，社会已开始变化，有如两位法国史学家之研究说：“即‘五人执政’期间，只要恐怖期间的大量流血成为往事，法兰西开始呈现着大革命带来的深远改革，这些改革基本上给社会一个现代性格。”

他们接着又解释这现代性格首先表示于人口生殖率之降低。虽说当日还不能立即体会，当生活程度提高的时候，人们开始注重他们生活之质量，于是节制生育。社会里学术家和军人抬头，启蒙运动的哲学家受重视。金钱成为首要，享乐主义少受检束，漂亮的女人不仅“以人身标示着奢侈与享乐，也表现着金钱与成功”。

当社会上产生一种长期间大规模运动的时候，其因果常可以前后倒置。对法国而言，资本主义可以说是创造这社会之因，也同时是这社会所赐予之果。首先即因消除了旧体制的各种拘束和障碍，人身财产权被固定及标准化，于是所有权和雇佣在民间先构成一个大罗网。严格说来，国家与社会不过是这种结构的一种外部，有如布罗代尔所说：“资本主义之成功，端在它与国家互为一体，它本身即成为国家。”（详第一章）

反过来说：这种体制也给新社会各种鼓励和保障，更促进资本主义。如拿破仑在1804年公布拿破仑法典，兹后他将这法典及其精神推行到他占领军所及的其他国家里去，亦有促成其他国家现代化的力量，而使资本主义更为抬头。为什么与旧社会比较，一般人会感觉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较前自由？人类的社会生活不能没有管制与约束。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一般人感到警察的监视较少，因为人民已受一种流动性的经济力量所把持，这种接受金钱管制，有如洛克所说“含默的认可”（tacit con-sent），出于自愿。这样说来，“国计”不能不与“民生”共为一体，所以法国人也不能因为其社会基层的组织与“买卖咖啡与胡椒、印花布和烟草”的原则相似为可耻，只有在这种商业组织的条件下，国民经济才能高速展开，因为生活程度提高，一种高度的现代文化才能因之而产生。柏克早应知道，文化即是生活。

在这种社会体制里，当然只有资产阶级占优势。全民平等之不可能，已为当时人公开提出，因此以上的发展也是自然趋势。法国大革命之后的资产阶级并非革命以前的资产阶级。以前的资产阶级不少已在这大洪流中牺牲，有些持有公债，却因政府赖债而破产，另外，不少农民及下层社会人士因投机买得政府急于脱手的产业而致富，其他趁着税收还没有规律，军需工业极需供应者的时候起家。革命期间诚有不少阴谋，但是整个革命的过程错综复杂，其牵涉范围之大，更早超过阴谋者所预期。

而且，法国大革命展开，随着有民族主义抬头。路易十六的法国还只能算做一个朝代国家，拿破仑治下的法国才是一个道地的民族国家。很多法国人跟随着波拿巴，因为他们每个人都自认是组织中之一部分，生命荣辱与共。大革命口号“自由、平等、博爱”所产生的道德精神，“与佛菩萨、基督和苏格拉底的，没有重要的区别”。即算劫富济贫的观念无法实现，而且大革命好像愚弄了一般贫民，这样的经验必定打扰着很多法国人的良心，所以现代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不开始于马克思，而始于巴贝夫。而且法兰西除经过拿破仑的战争外，以后还接着有1830、1848和1871年的革命。时至今日仍有很多过激的思想，不出于苏联，而出于法国。

总之，法国大革命极端戏剧性地表现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寻觅现代组织的过程，它在迫不及待的期间，表扬了人类崇高的理想，也暴露了很多人类共通的弱点。它给人类史展开了新的一页，同时也留下一个阴影。大革命将国家世俗化，从此，良心上的事，人自己作主。但是有些革命者企图以人类的理智代替宗教，始终没有成功。今日法兰西仍是一个以天主教为主的国家。本书作者于1987年经过里昂，此地曾经赤色恐怖和白色恐怖两度浩劫，可是今日这城市只表现资本主义大都会升平的景象，市中心的广场上仍有路易十六纪念碑，索恩河的大桥也仍称为波拉巴大桥，而且富菲亚（Fourviere）山顶上的教堂里仍供奉着百十盏信男信女所供奉的明烛，表示时过境迁，人类发觉他们的生活中不能没有理智，但理智不是一切世事的最后主宰。我们的知识愈提高，我们对旁人的容忍也要愈宽，我们道德上的责任也愈大。

俄国的十月革命

1969年3月，中苏的武装部队在乌苏里江珍宝岛上冲突，苏方自称死数十人，不久战事延至新疆边境。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物，有向中国使用原子武器的企图。9月16日由国家安全委员会（K．G．B．）的情报人员路易士（Victor Louis），以新闻记者的名义在《伦敦晚报》发表文章，声称苏联有向新疆使用原子武器的可能，主旨在探询各国的反应。翌年，苏方外交人员又在维也纳歌剧院递交美国外交人员一张未签名的草约，内中声称缔约国如遇第三者原爆的挑衅，可以采取报复行动，并且通知各缔约国家，互相协商。尼克松及国务卿基辛格认为这样一纸条约，等于要美国事前承认苏联有权对中国使用原子武器。基辛格认为，10亿中国人陷于无政府状态，决非世界之福。而且新疆接近苏联铁道的终点，边境去中国铁道的终点则有好几百里，如果中国欲向苏联寻衅，也绝不会找到如此一个对本身战略不利的地方。所以美国虽与中共没有外交关系，而且技术上尚处于敌对状态，仍竭力设法与之接触。

如果这还是一面之词，则前苏联籍联合国助理秘书斯维琴科投美，他所著书称《与莫斯科决绝》，更叙述到幕后详情。珍宝岛事件出乎苏联高级人员意料之外，一时人情惶惑。有些人恐怕中共会动员几百万入侵，所以反而真确地讨论使用原子武器。国防部长还主张使用最大氢弹。如果成为事实，不仅几百万中国人性命立成齑粉，苏联境内的安全也成问题。只有参谋总长认为不妥，因为大规模的使用原子武器，必引起世界大战，小规模的则不能解决问题。据斯维琴科的报道，最后使主战派悬崖勒马的仍是美方的警告。

这些发展当然与苏联于1978年与越南宣布订定攻守同盟条约有关，也引起中共于1979年初，出兵老街与谅山。经此，勃列日涅夫（Brezhnev）才转换口气要和中国改善关系，甚至以充满情绪的言词讲出：“我们还记得昔日为盟友，以同志地位互相合作的日子。”而且本书脱稿之日，正值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举行高峰会议之时，可见国际间外交局面千变万化，有识之士决不可以几十年成见，衡量今日之事端。然则将眼光现今化，则又须从历史的基点观察着手。

俄国之二月革命，实际发生于3月，十月革命则发生于11月。因为教皇在1582年改革历法，将当年删短10天（也就是以历日计提前10日），俄国在革命前尚未取效，迄1917年则有13天的差距。

这两重革命发生于1917年，也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严重后果。沙皇尼古拉二世缺乏想象力，为人软弱，皇后则为德国人，不得人缘，又刚愎自用，如此与法国大革命前夕某些情形类似。而且沙皇亲自前往前线主持军事，皇后在后宫干政，引用妖人拉斯普丁（Rasputin），近似中国宫闱的黑幕。可是这些人身上之因素，既像法国也像中国，无非专制政治常有的现象。虽然替二月革命增加了不少背景色彩，可是不能受历史家过度重视。沙皇被迫退位之日，曾令皇弟嗣位，可是大公爵麦克坚辞不就，因为局势已不可收拾。二月革命之后，又有十月革命，更加之以内战及斯大林之整肃，可见得人事问题并非一切问题之核心。

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动员兵力1550万，占全人口（不同的估计，低至1亿3千万，高至1亿8千万）约10％，在无数的村庄里至少已占壮丁半数。又征用民间马200万匹。三年之内死伤及被俘人数，在600万到800万之间。单是1915年加拉西（Galacia）一役，俄军就死伤141万，被俘者也近百万。这对社会是一种极大的扰动。迄至1917年，俄军在前线尚有兵员650万，当中可能有80万人以各种代表之名义经常活动于后方。

俄国的工业基础与交通运输不能负担这样的军事行动和负担这样的损耗，已是众所周知之事实。战时俄国驱赶徒手赤足之士兵上阵，均已数见不鲜。又因为大战刚起时西方都以为不会超过几个月至一年，一切准备都从短时期着眼。根据日俄战争的经验，野战炮一门一年只用炮弹1000发，而大战时一次战役几天之内就可能耗用这样的数目，而且大规模的战役通常使用炮1000门以上。然则人员装备供应之不济，还只是问题之一面。以后的研究，发现战时经济之发展已产生绝大不平衡。譬如农村间的手工业及辅助工业即因之萎缩，最低限度城市的建筑业和工矿抬头，银行业务日益扩大，证券交易所更较前活跃，利润增值。如此只使社会阶层的冲突更尖锐化。

帝俄时代的陆军，多以贵族子弟为军官，所以军队为王朝之拱卫。战事经年累月，军官团的性格变质，中级以下的人士参与愈多，行伍之间则尽是农民。以后苏维埃（Soviet）组成时，他们由反沙皇而反朝代，继而极端的左倾，主要乃由于农村问题，再加以长期战争的影响。

据估计，俄国的工人在战时由220万增加至300万，尚有100万服役于交通部门。总而言之，他们在庞大的人口中，只占一个很小的比例（要是比例大，则整个下述之运动必会采取不同的途径了）。只是迄至革命前夕，俄国工会运动一直未曾充分展开，劳资向来缺乏和衷共济的习惯。况且工人集中，在彼得格勒一城即有40万。促成他们参加革命的近因，乃是粮食恐慌。以后他们截断铁路的交通，掌握邮政电话，参加赤卫队，将兵工厂的武器交给革命队伍，对革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类似的情形也及于波罗的海舰队的海军士兵，他们距首都近，敌视贵族军官（海军军官与陆军军官不同，一直保持着贵族气息），也容易受革命者策动。

可是以上之因素尚只触及革命之表面；倘要包括革命之全部发展，势必将俄国本世纪初期的农村问题一并摄入。

俄国的土地问题本身就有跨世纪的复杂沿革。原来俄国的穑夫确实有“农奴”身分，领主可以将之买卖，可以对他们加诸任何体刑，可以写一纸文书，叫他们自己拿着到附近警察所报到，由警察鞭挞，也可以遣送他们于西伯利亚。除非领主书面许可，穑夫不能领有财产。沙皇亚历山大二世1861年的解放令，确实是人道主义上的一件大事，只是太迟，虽然在法律上免除了奴隶身份，在土地分配上却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增加问题之复杂。

解放令之前，一部分穑夫的生活已较前改善。在南部农业商品化的区域，一般穑夫每周在领主的土地上工作3日，也有不少人是付代役金，只是需要附近市镇工厂展开，穑夫才能获得额外收入。农奴生产只能替领主保持过去封建社会之场面，事实上效率低，也不经济，只是自由劳工不易获得，尤以腹地为甚。1861年俄国人口1／3为穑夫。于是其间有如一段死结；农业生产的方式不改变则不易产生新型的工商业；没有新型的工商业则无法改革农业的生产方式。俄罗斯领域上的大陆性格值得学者注意。

解放令原则上由国家价卖领主之士地，但并不直接赐予穑夫，而是责成他们于49年内以工作或付代价偿还。因为各地情形不同，有些地区准备时期即花了20年，并且解放后穑夫付息高，得地少，大多数情形之下，所谓价接为业始终没有成为事实。“农民生活极少改善。在俄国中部，耕地相当完好，他们因解放反而丧失土地，如此也难能称之为解放。”

又因为穑夫虽被解放，而财政责任未除，从地主买到的土地也并不交与个人，而系组织公社（obshchina）集体保管。如是也如中国隋唐之均田一样，公社不时将零星之土地各依人口之消长配与已解放之穑夫。受领土地者只有使用权，所掌握之地产不得买卖，也不能径自世袭，而且使用者不得径自挑选。这样一来，昔日穑夫无异于政府公地之租赁人，迄1917年，所述公社之管制仍在广大的地区内有效。农民也不可能有行动自由。

斯托雷平（Stolypin）为首相时，曾于1906年提出改革。自此各公社可以将土地卖与农民，各农户也可将手下管业之土地出卖，以便迁往城市改业。斯氏之设计无非制造一批小自耕农，因为他们领有土地，身家财产所系，势必与王朝同利害，而不致动辄参加广泛之农民运动。可是这种法令无法于短时间内生效。事实上斯氏计划行之不及十载，欧战即已爆发，只有200万农户接受这样的处置。大抵俄国的亚400万农户之中，只有1／10因此成为小自耕农，其他多因身处腹地，不便弃业他迁。这些新获得土地的邻居，称为“分离者”（otrubniki），从此不受公社管制，引起其他农民极端的嫉妒与仇恨。

所以二月革命前夕，全俄土地之占有情况确是五花八门。贵族由于封建制度承袭之土地，仍占全体耕地约1／5，一般称地主者为数13万人。又有数百万自耕农，绝大多数则为名义上已解放，实际仍被公社管理之穑夫。因此很难断定俄国此时属于何种体制。

战时政府从农村中征得壮丁1200万，马200万匹，当然减低各地耕作之效率。影响所及，一方面农民渴望获得土地，一方面耕地被废置。即算政府已将大批战俘分发于农村，仍无法弥补因征兵所减少之人力，而且利用战俘者以大地主之门户为多。此外，缺乏牲畜亦为极严重之问题。大概在俄属欧洲部分减少8．4％，南部之北高加索一带减少23.8％。

时人所谓“和平与土地”（land and peace），即代表一般民众之要求。企求和平，是他们无力承当长期战争之负担，并且沙皇与德奥在中欧利害之冲突与他们不相关。其渴望取得土地固然由于生活所迫，也由于他们觉得受了不公平的待遇。这种观念也受着几十年来俄国虚无主义者及民粹主义者（populist）熏陶的影响（以上人士受有高等教育，经常志愿前往乡村担任教师、医生、客栈经理等）。并且这两种要求连结一起，因为前方的士兵即是后方的农民，再不然则在书信之间彼此受亲戚家人生活之遭遇和情绪上交流的影响。而且帝国内部的少数民族或者要求独立，或者渴望自治并且保存独立的文化。这些民众间的愿望起先看来虚远不着实际，以后都在革命期间发生了决定性的力量。

二月革命爆发于1917年3月8日（以下除了“二月革命”及“十月革命”两个既成语之外，所用日期均据新闻）。彼得格勒城内食粮不足，准备实行配给制，尚未施行，消息外传，引起人民抢购面包，经过好几天骚动，一般市民，尤其工人阶级，怨恨通货膨胀，生活艰难。3月8日妇女节，工厂里的女工举行游行。恰巧一座铁片工厂里的工人因为劳资纠纷被厂方关闭，也加入行列。工会的组织和政党的活跃分子就此也鼓励其他工人参加。示威游行持续第二天，据说有50多个工厂关闭，参加游行示威的近20万人。

这时候杜马（Duma，是俄国的议会，经过窄狭的选举权产生，也只有有限的权力）正在集会，会员也发表指责政府的议论。

游行示威持续到第三天，警察已和示威者发生冲突，数处有了零星的死伤。只是派往支援的军队始终拒绝向人民动武。在这3月10日，沙皇尼古拉二世由前方大本营致电彼得格勒卫戍司令，称游行示威在与德奥决战期间绝不容许，又称“我命令你于明日停止首都内的不法行动”。以后卫戍司令说他接着这电报别无话说，也只能命令军队向群众开火。

11日为星期日，游行继续举行，卫戍军队执行镇压，据一个参与其事的士兵称，兵士都希望部队临场，工人即时分散，纵是奉令开火，也只是对上空发射。但是军官上前即逼迫部队直射。也有军官自行操纵机关枪，当时工人死伤各约40人，游行的队伍被驱散。又因为杜马要求改组政府，设立“负责任之内阁”，沙皇当日接受首相建议，指令杜马即日停会。

当夜彼得格勒的卫戍部队开始哗变，他们杀死驱散军官，由推戴的军士指挥，迄至12日晨从一连到另一连，一团到另一团，士兵开始聚集于街头，将武器交与罢工的群众，又率领他们到兵工厂，取出步枪40000支，从此工人武装与哗变的士兵同流，他们占领重要的建筑，释放被监禁的政治犯，并且向杜马请示，要求活跃的议员领导。

杜马在这时候处于一种非常为难的地位。彼得格勒有工人40万人，卫戍部队也有16万人，虽无从分晓有多少人员积极参与政变，只是卫戍司令派着“可信任”的部队去弹压哗变的群众，不久这可靠的部队也瓦解。最后他自己统率不到2000人，退逃到海军总署，自身难保，遑论发号施令、维持市内治安。沙皇则在500英里之外，杜马议长的告急电报被他搁置不理。首都的面包只能供三四日之需。街上的散兵三五成群，自愿将武器施舍与人。无疑的卫戍部队早经左派分子感化，他们行动时唱马赛歌、张红旗。可是这二月革命也和中国的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一样，事到临头又群龙无首。杜马没有发动革命，而是“革命来临”到杜马跟前。于是议员决定不接受沙皇停会的指示，并且组织临时委员会，除了最右派议员拒绝参加，流放于西伯利亚的布尔什维克议员不能参加外，有了各党派的合作，当时对外宣布集会的目的，不外保全治安，维持各机构间之联系。

俄国此时最大之革命政党为社会革命党（Social Revolu-tionaries，简称SR）。社革过去主张土地国有，满足农民的要求，主张以暗杀作为遂行革命的手段。刻下党员增多，组织上缺乏以前的一贯性，也包括了不少温和派的民主运动者。二月革命时开始露锋芒的克伦斯基（Aleksandr Kerensky）即在革命后由工党改隶社革，以后从这立场主持较温和的政策。马克思主义者，则以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简称SD）为表率。马克思和恩格斯将人类社会的进化分为自奴隶社会至封建社会，再进而为资产阶级的社会（马克思始终未用“资本主义”[capitalism]这一名词），然后才能进入社会主义体制，当然引起社会民主党员反省。俄国工业落后，民智未开，尚不够资格称为资本主义社会，工人则胼手胝足之不继，又如何叫他们接受革命之重担？因此种种问题，社民党分裂为两派。孟什维克（Mensheviks）意译为“少数派”。他们虽奉马克思的思想为正宗，可是认为俄国客观条件不足以实行社会主义，所以他们目前只能联络资产阶级，促成自由化的改革，争取言论集会之自由，组织工会，推翻专制皇权，以便作下一步的改革。二月革命符合这些宗旨，他们也乐于为之奔命。布尔什维克（Bolsheviks）意译为“多数派”，以列宁为领导人物，他也认为俄国先应经过一段“民主革命”（democratic revolution）。但这所谓“民主”，乃是“无产阶级与农民的民主专政’。而且列宁对革命党员的成分，更有他独特不同的看法。他心目中的革命者乃是社会上之先知先觉，舍己亡命，以革命为职业。所以其组织不能太广泛，而能够以秘密的方式和“越阴谋越好”（列宁自己的字眼）的手段达成任务。二月革命初发生时，他们没有热烈投入，即至其他党派召开组织苏维埃的时候，他们也仍犹疑了几个小时。一方面因为他们的领导人物多在流亡，如列宁自己尚逗留于瑞士。另一方面因兵变是工厂工人与士兵临时仓卒酿成，难免与他们的革命方针相违。孰料日后他们坐享其成，成为苏联唯一政党。布尔什维克于1918年3月8日，即二月革命之一周年，由列宁建议改名共产党。

宪政民主党（Constitutional Democrats，简称Cadets）主张君主立宪，土地改革，但仍尊重私人财产，也赞成言论集会之自由，此时担任了革命期间不少的任务。他们参加杜马之抗命于沙皇，而仍希望保全皇室。因为当日很多人以为尼古拉二世不得不退位，以后皇位仍可由大公爵麦克继承。

3月12日晚间已有两种革命体制出现：

首先工人及叛军蜂涌到杜马议事厅，要求议会领导，由左派议员接见，当时决定成立一个“苏维埃”。苏维埃为俄语“协会”之意，1905年革命时，工人苏维埃曾一度出现，这次则包括兵工两个部门。当时最大顾虑为粮食问题，所以苏维埃之下设有粮食委员会。又怕反革命军进攻，所以也设军事委员会，此外再成立执行委员会。更有文告委员会担任新闻报道。虽说工厂军队派代表参加，主持各委员会的人物大致为有政党关系的军官、代表工人之律师、新闻从业员，有些尚是杜马议员。譬如前述的克伦斯基，此人还要在革命史内留名，过去他曾以律师身分代表工运，现任杜马议员，当场被推为苏维埃副主席兼军事委员会委员。苏维埃仓卒成立时，旨在维持地方秩序，所以其会址即在议会厅13号室，过去预算委员会集会之所。以后又几历沧桑，今日之苏维埃则为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治组织之骨干。

夜半时分，杜马的议员决定自行掌握政权。杜马议员前军事医学院教授密柳克夫（Pavel Miliukov）出力最多，此人过去为宪政民主党发起人之一，以后他出任临时政府外交部长，因为主张继续作战，不孚人望，此时与克伦斯基同为自杜马出面操纵群众掌握二月革命的出色人物。克伦斯基则在临时政府担任司法部长。据说当工人士兵来杜马请示时，他曾指使后者夺取邮政电报局，占领火车站、拘禁沙皇政府里的各部长。

最初这双重体制就已发生轩轾。苏维埃站在“民主”体制的立场，主张推翻皇朝。杜马议员意见分歧，有些出面维持秩序，既想保持会议合法的立场，还怕尼古拉军事镇压成功，惩罚叛兵，对他们自己不利。苏维埃既成立了一个军事委员会，杜马也有了一个同样的组织。以后还是克伦斯基出力调停，将两个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合并，执行命令时以杜马的军事委员会为领导。但是3月14日革命军逐渐掌管全城，部队归顺更多，苏维埃通过全体大会，发布“通令第一号”，成为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通令第一号授权各部队组织委员会，各部队得听令于杜马之军事委员会，但以获得苏维埃之同意为限。又规定士兵在值勤外享有公民权利，免除向军官敬礼。所有兵器弹药由组成之委员会保管，“在任何情形下不得交付军官”。虽说通令乃针对当日沙皇下令弹压游行而来，在军事组织上实为破天荒。一位参与革命的杜马议员事后说：“看着它的时候，我的血液变成了冷水，这是军队的终结。”

迄至3月12日夜晚尼古拉二世仍以为叛乱可以用军事力量削平，任命了一位将领为彼得格勒的“总裁”，抽调前方部队向首都集结。有些资料强调这将领与杜马的议员接触后，逗留于都城郊外，有些资料则强调铁路工人将运兵的列车停压，破坏了戡乱的计划。彼此又都同意前方的军队也有向革命者靠拢的趋向。总而言之，总裁始终没有履土于国都，最后，他接到沙皇和大本营的电令，终止一切军事计划。

沙皇除了任命总裁之外，于3月13日决定亲返首都，他一直没有抵达彼得格勒。一路上他的火车也受到铁路员工阻碍，并且谣言叠出，或称前一站已被叛军占领，或称桥梁已被爆破。他于14日夜晚改道而达浦斯可夫（Pskov），此地在彼得格勒西南约200英里，也是俄国北方军总司令部之所在。翌日他在此地接见杜马的代表，后者劝他退位，同时大本营的参谋长已与七个高级将领接触，他们一致劝皇上禅让。沙皇与杜马见面时，据称态度镇静，他自称前一日已下决心，至此让位于大公爵麦克。一切文告安排完好后，他仍回大本营。5天之后，临时政府半由顾及他们之安全，将尼古拉一家软禁，当时的计划为遣放他们于英国，可是这计划一直没有遂行。明年（1918）内战期间，沙皇等被拘禁在乌拉尔山下欧亚交界处的城市，有陷入白军手中的可能，本地苏维埃获得中央的批准，就地解决。尼古拉夫妇、儿子、四个女儿、一个医生和三个仆人，于7月16日夜间同时遇害，此是后话。

3月16日杜马领袖聚集于大公爵麦克的寓所内，有人劝进，也有如克伦斯基者严辞警告麦克接受皇位之危险。大公爵与杜马议长商量之后，决定逊位不就。麦克此时手下既无钱无兵，又有铁道被工人掌握而行动不得自由的经验，于是下了一道手令，在没有登基之前，先行退位，只承认了临时政府为合法。事实上俄罗斯在这一天成为民国，只是各界协议之下国体问题留待以后立宪会议解决。于是各地纷纷组织苏维埃。军士独立自主，成立委员会，工人掌握铁道交通、邮政电讯，成为一般现象。以农民为主体组成的村镇委员会，更不受约束。帝俄罗曼洛夫皇朝一向靠传统与纪律存在，这两种力量在10天之内，荡然无存，那么临时政府合法与否，也无从掌握大局，事实上它尚须仰承彼得格勒苏维埃之鼻息。

以上的情形已替十月革命铺路。可是俄罗斯究竟是一个横跨欧亚，包含着亿万人民的大国，与德国的战争尚未停止，因之3月至11月之间也还有一连串意外发展。

历史资料提到1917年两次革命之间俄国的社会情形，至今读来仍令人心寒。简括说来，就是传统维系社会稳定的系带，此时全被割断。农民认为与地主所订各项合约至此全部无效。地主的产业被他们擅自“各取所需”地分割。即不受公社管制之独立小目耕农的产业也无可幸免。7月间临时政府曾下令禁止非法没收财产，可是禁令自禁令，到头总是无法执行。传教士与大学教授的地位一落千丈，他们与官僚和法官一样被卑视。大学里的会议经常有外界分子渗入。学生决议有权修改课程，干预行政，辞退教员。而尤以军队失去指挥系统之掌握问题最为严重。陆军近卫第二师的士兵被控在前线违抗命令，留下了一段史实，可以视作当时军令纵弛的极端情形。

经过二月革命后，该师各部队组织委员会，德兹瓦洛夫斯基（Dzevaltovsky）中尉被推为主席和团代表。他过去是标准军官，4月至彼得格勒开会回团之后态度大变，官兵也唯他马首是瞻。团长除非得到德中尉的谅解，不能下命令管驭部属。德中尉检查官兵的邮件，他主张与敌兵亲善。他自己已加入布尔什维克，经常与士兵接触组织党支部，却不让其他军官参加。在他看来，俄国与德奥的战争为资产阶级的战争，与无产阶级毫不相干。5月，该师奉令攻击。德中尉与士兵集会，决定逗留不前。事后军事当局认为，攻击失败，系布尔什维克在阵线中破坏之故。可是另一方面，参加是役之五零六团有官兵3000人，阵亡及受伤的达2513人，虽说死伤之多，不由于将士之英勇，而系由于被敌炮集中射击。此外各部队逃兵数目之多也骇人听闻。有人估计80万，大概他们将官兵赴后方参加苏维埃的代表算入，另一个估计竟说逃兵有200万。

马克思主义者常说二月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可是俄国工厂里的工人只有300万，资本家不能出面成为稳定社会之因素。况且俄国各种工矿企业，近乎一半的所有权在外人手中。劳资双方既缺乏集体谈判的经验，二月革命之后，有关增资问题及八小时工作制（资方认为俄国工人效率低，八小时工作不能与国外竞争），只产生了一串罢工闭厂的纠纷。政府和苏维埃委员会的调解也鲜有成效。为了生活问题及战时生产的需要，只有由工人强制接收工厂自营，或交给国家管理。纵使如此，资本家仍能与银行接触，影响订货单，则接管亦无实际用场。再进一步，则只有没收私人企业，褫夺资本家经济活动的权力，作体制上的改革了。况且铁道运输负担过重，连年缺乏整备，效率显然降低，供应不及，生产因之减少，资本紧缩，也非接收和取缔所能弥补。1917年谷物的生产只有5000万吨，比一年之前减少了1200万吨，而且农民大多背粜。彼得格勒与莫斯科的面包配给，自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之间，自每人每日一磅减至每人每日半磅。卢布之购买力贬至以前的1／4。

这八个月之间，至少有一打左右的人物，影响了历史的过程，其重要者无逾克伦斯基及列宁。

克伦斯基由临时政府的司法部长而军政部长，而内阁总理，为人慷慨，善于辞令，一时极得群众仰慕。他希望和衷共济地领导民主俄国，合法地且不流血地完成革命，也有人说他有拿破仑的风度。攻击他的人则说他向资本家靠齐，终必放弃革命的社会色彩。他虽参加苏维埃，但对这种运动不存信心。列宁17岁时，长兄因参加革命而被判死刑，对他产生绝大的影响。也可以说他之一生从上学、旅行、结婚、著书、办报及被逐放，其中积年屡月无不与革命有关（虽说这不是否认他也爱好棋琴及各种运动与户外生活）。他成为一个成功的革命家，半由他始终一致，半由他绝对愿意走极端，而且极端地武断。这种态度在当日沙星与希腊正教统治之下的俄国，知识界人士正感到政治气氛令人窒息，群众运动也无从展开的情形下，引起了一部分过激分子的支持。列宁对资产阶级也像对沙皇极权政治一样的痛恨。欧战一开始，他就认为帝国主义间的战争应当立即导引改向为阶级战争。并且他将这种宗旨写成宣言，准备叫同志在杜马会场宣读，计划仍在讨论之中，已被警察查悉。政府将布尔什维克议员一并拘捕放逐于西伯利亚。列宁本人此时逗留奥国，也一度被捕，出狱后留居瑞士。

在列宁看来，帝国主义乃是资本主义最后之阶段。所以他不仅相信俄国之解放不远，而且西欧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覆没在即。可是也只有极权政治能代替极权政治。俄国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之前仍需经过一段“无产阶级专政”的阶段。他说：“有国家则无自由；有自由即无国家。”他也说现今人类的性格不可缺乏服从。除非人民开始相安于一个没有暴力及服从的社会条件之下，当前只有“臣服于一个武装的先锋队”。

克伦斯基为人不念旧恶，他帮助过去拘禁他的政敌，他以其力之所及保护被推翻的权要，及于沙皇。并且提倡民权，男女平等，也是提到和平停战的第一人。列宁则在二月革命爆发之后接受德国援助返俄。依法律而言，此为通敌。20世纪末期的中国读者看到这些事迹，很可能钦慕克伦斯基的风度。但是何以在十月革命时克伦斯基一蹶不振，只能终身流寓海外（详下），另一方面列宁被称为“革命的天才”，而且至今他的名字仍是家传户晓？其间之奥妙值得今人深思。

俄国革命事出突然，即革命者也感到措手不及。时人只有两种方式可以对现局作历史之解释。一是借用法国大革命之经验，一是引用马克思的历史观。克伦斯基被称为波拿已。革命的队伍不时唱马赛歌，被称为“无裤党”（sans culottes）（详上书），又有些参与的人士，自称为吉伦德派（详上节），克伦斯基的内阁也有不少实业家与企业家加入。可见得不少俄国人士在1917年仍在想念巴黎之1789年或1848年（拿破仑三世自此出头），初看起来，当中不无相似之处。

可是俄国和100多年前或70年前的法国相较，有很大的差别。法国是一个纵宽均约500英里、同一文化的民族国家。俄国的纵长即逾六千英里，当中有不同的民族和语言。法国大革命扰乱十年之后，基层组织业已就绪，才有拿破仑者将革命精神人身化。当时产业革命正待展开，第一帝国（拿破仑）和第二帝国（拿破仑三世）才能藉着资本主义作国家的陪衬。俄国在1917年正受到产业革命不平衡成果的煎逼。亦即农奴制度的残余尚未连根拔去，已有铁道电信等等现代设备，所以落后的社会部门更赶不上前进部门。而事实上也表现着沙皇之专制皇权，不可能在全民动员之现代战争中成为有效的指导力量。况且法国籍着革命产生的新兴力量去应付对外战争，俄国则因为对外战争无法结束，才有革命。在后者的情况下，无法由专制皇权突然改为政党政治。基本原因如是，与克伦斯基个人品德无关。

利用马克思的历史观解释当时情形，非独列宁。而且平心而论，前述孟什维克的见解尚比列宁的观点更近于马克思及恩格斯的理论。列宁是否革命天才，仍系历史家个人之意见。但是他与其他同时人物比较，确是视界较宽。但其所见也不一定正确（如他预期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也崩溃在即），我们可以从他传记中看出，他间常也难免悲观消极。而若从他的整个言论看来，即可以体会他的革命哲学等于一个无神论者的宗教思想。他的宇宙观有一个“目的沦”（teleological）的布局。因为其理想的全民平等，无侵略剥削与奴役，有如天堂获救，标榜着道德力量，使他感觉到只要目的纯正，可不论手段。而且列宁的行动非常实际。俄国农民希望得到土地，少数民族久已不满于帝俄的统治，这两点群众意识之所在，他都尽量掌握。他曾说：

我们是民主的政府，因此纵是所见不同，我们也不能忽视群众的意向。当农民将法律付诸实施的时候，他们会发现真理之所在。生活是它自己最好的导师，它会表彰谁是正确。让农民在那一端解决此问题，我们在这一端解决此问题吧。此问题由我们之志趣而解决或是因社会革命党所订计划之志趣而解决，无关宏旨。农民必须坚决的被保证村庄里不再有地主，这才是重点所在。让农民解决所有问题，让他们策划他们的生活吧。

今日已事去70年，历史有了更长的发展，我们可以离开政坛意识，站在纯技术之立场，将全局重新检讨。

俄国在1917年，近于霍布斯（详第五章）所说，国体解散，全民恢复到初民之绝对自由和无政府状态。虽说实际并无“所有人和所有人作战”的状态，但群众各行所是，不听约束。在很多情形之下，群众之激进，尚超过布尔什维克之意料。在这种情形之下，环境所需要的不是宽大温和的政治家，而是“巨灵”，一个带全能性且具有经济性格的现代政府。列宁毫不谦逊地公开说这是他和党员的着眼。在十月革命之前他早已承认，志在夺取一切权力。不过在这计划实现之前，他先要获得群众之支持。

可是在另一方面，克伦斯基和其他人士，并没有因为事后看来他们的举措不合时宜即预先销声敛迹。他们仍展开了一连串奋斗。1917年3月至11月8个月之间，因为他们之措施，有时尚是无可奈何，引导着列宁和共产党登台。

二月革命成功之后，彼得格勒的苏维埃即和临时政府意见相左，各党派之间也有无数争执。经过一段纷乱之后，5月间协议成功，由苏维埃的领袖人物加入政府，克伦斯基为军政部长，也是主要的领导人物。

当时即决定在前线准备总攻击。因为不如此则不足以防止军队之继续瓦解，并且不能战者也不能言和，更不能获得盟国同情。所以政府派特别指导员下达各部队，军队里官兵成立的委员会也开始受检束，克伦斯基本人也巡视前线鼓舞士气，炮兵更给予特别的准备。攻击发动于7月，最初进展顺利，第七军及第十一军俘敌18000人。第八军又再突破奥军防线宽20英里，两天之内也获俘万余。就在此时，德国的精锐部队投入战斗，俄国部队撤退，溃不成军。7月底前线再度胶着，但俄国已失去原有阵地，士气更为不振。

7月间彼得格勒亦遭到空前的骚扰，最初各部队抽调兵员参加总攻击，军士不满，组织示威游行，引起海军士兵和工厂里的赤卫队参加。政党政治不能产生有效的领导力量，则显示出临时政府之无力。7月，宪政民主党因为意见不合，退出政府。一般军民还不知道其中的原委与曲折，看来总是资产阶级的诡诈阴谋。布尔什维克一向标榜“所有权力交付苏维埃”（其实苏维埃也有各政党参与之成分，但是代表工厂里的工人与部队中的士兵，临时政府则继承沙皇统治下杜马之传统），于是游行示威的群众要求“全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Vtsik）代替临时政府。也只有“土地、和平与面包”的要求，才能为他们深切了解。可是当暴民暴兵失去控制的时候，连布尔什维克的鼓动者亦无法掌握，即苏维埃负责人也感到棘手。“全城为游行示威者所宰割”。当克朗士德特（Kronstadt）水兵示威时，在街头突然遭人袭击。水兵还手时也不问青红皂白，就对着街头群众和若干建筑物开火。7月16、17两日，街头死伤200人。7月18日恢复风平浪静，兵士还营，街头恢复秩序，然而司法部这时公布一份文件，强调列宁是德国间谍，接受德国津贴，有“人证物证”。

事后经过各界的分析，所控诉之事并无确切证据；作证之人，也是来历不明令人怀疑的分子。可是大众都信以为真，于是这一纸文书也就达到预期的功效。布尔什维克的报纸《真理报》被查封，列宁恐怕被拘捕，只好潜入地下，躲在芬兰边境。另一位革命人物托洛茨基，昔日为孟什维克，又一度为独立派，最近才从美国回俄，今后也是布尔什维克台柱，亦被监禁。局势平定之后，克伦斯基由军政部长出任内阁总理。他在8月下旬于莫斯科召开一个“全国政协会议”，到会的人有2400多，包括士农工商各业，左至苏维埃，右至银行家和沙皇麾下立功的军人。中有大学教授、市政委员等各色各样人物，看来克伦斯基欲给俄国一个再造的机会，但9月上旬即发生“柯恩尼洛夫事件”。

柯恩尼洛夫（Lavr Kornilov）将军多年活动于俄属中亚腹地，擅长亚洲语言，可能有蒙古血统，曾任彼得格勒的防守司令，7月总攻击时，曾在前线立功，克伦斯基拔擢他为俄军总司令。此人缺乏政治头脑，倒是有志从一个职业军人之立场，重整军中风纪。他的主张，譬如将铁道交付军事管理，重新准许在后方执行死刑等，不可能在当日气氛内行得通。他的态度逐渐明显，总司令与总理间的摩擦也逐日公开化，于是柯恩尼洛夫成为反革命派的英雄，莫斯科的国是会议给他一个崭露头角的机会。9月初他开始调动部队，向首都彼得格勒集结，有肃清苏维埃，强制执行改组临时政府的企图。可是等到他的行动暴露，反叛成为事实的时候，铁路不为他运兵，电报局不为他通信，即士兵也表示无意跟随着他推翻政府。一个星期之内，克伦斯基下令在他的总司令部将他拘捕。此人侥幸事后脱身。以后在内战期间领导白军在俄国南部战死。

9月经过柯恩尼洛夫事件之后，克伦斯基除旧布新，重组内阁，自己由总理兼总司令，正式宣布俄罗斯为民国。9月底，在彼得格勒召开一个“民主会议”，民主会议与全国政协会议不同，会场代表只有政协会议之半，约1200人。资产阶级的分子全部被拒于门外。苏维埃的代表最多。也有各乡镇工会和宗教团体、少数民族的代表。可是讨论如何组织联合政府之时候，始终无法找到一个公意所在的方案，以后组织“民国参议会”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即决定退出，托洛茨基业已恢复自由，为当时之发言人，列宁仍在藏匿之中，不断以信件教导他的同志拒绝合作，强调时间业已成熟，可以并且亟须以暴力夺取政权。

为什么我们研究资本主义，要牵扯这些事情？

历史上的资本主义，未曾出面自我宣扬其为一种组织与运动。有几个国家早已进入资本主义体制几百年，还没有为人称道。资本主义这名词之出现，最初纯由于反对者的攻击。经过俄国的十月革命，不仅在言辞上反对的声浪达到最高潮，而且行动也到达最剧烈的阶段。可是从以上事迹看来，难道我们真能相信资产阶级的阴谋和资本家的剥削是逼着革命左转的唯一原因，或甚至这是最重要的原因或次要的原因？我们无从作肯定的答复。

和以上各节所述其他国家比较，20世纪初年的俄国与彼等唯一相似之处乃是内外煎逼，亟须将一个旧式农业体制改换为一个新型的商业体制。此外不仅其背景和制度上的因素不能和其他国家相提并论，并且时间上之汇集尤为特殊。以沙皇之绝对政权，引发一个全民战争，不得不下台，是一切问题的焦点。因此所产生之后果称为十月革命者，其范围必广泛，时间也紧迫。于是暴力必不可免。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思想，与法家所谓“天地不为尧舜而存，也不为桀纣而亡”的宗旨相似。时至今日，我们不敢说同情或赞成，只有反复参照当日图片，看到农村妇女到战场上认尸，肠断魂移，才能在无言之中了解，布尔什维克之成功，不在他们理论之真切正确，而是由于他们在行动中认识整个历史转动大方向之所在，而敢于接受此中的挑战。

以上所述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间之事迹，很少历史上的积极意义，况且我们所勾画的也挂一漏万。可是即使将当中细微末节全部缕举，也只能阐明当日俄国之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维新人士和自由主义者数目稀少，力量低微，意见分歧。所以，从协商会议到军事行动，始终找不到出路，于是只有如列宁者，自认带有阴谋性的职业革命家之登场，于是也有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说，在技术上讲，俄罗斯需要一个强人与一群法家死士。

有了以上的了解，我们可以想象布尔什维克在11月7日夺取冬宫（Winter Palace）时并不费事的理由。托洛茨基退出民国参议会时，痛骂临时政府，既责备它在帝国主义资本家指使之下延长无意义的战争，又怪它卖国，有意将彼得格勒送给敌人，还高呼一切权力交付苏维埃，土地则给予人民，已等于一通宣战的文告。事实上自柯恩尼洛夫事变之后，群情有了大幅度的转变，在各种选举时，布尔什维克多占优势，在彼得格勒及莫斯科的苏维埃中都成为多数党。又有列宁的鼓吹，暴动已是箭在弦上。最后几日，克伦斯基认为责任所在，只得和政府要员在冬宫日夜镇守。而保卫这地方的不过是女兵营、军校学生和少数哥萨克部队，总共不过千余人。布尔什维克部队由水兵及工厂内的赤卫队及芬兰调来的军队组成。水上则由一艘巡洋舰和水雷艇数艘策应。11月6日深夜和7日凌晨，他们占领火车站、邮政局、电话公司和电报局，“一般的情形等于门卫接班”，“克伦斯基可以在这时赤手擒获”，“当日电影院和戏院仍照常营业”，冬宫的墙上有好几千颗机关枪子弹的痕迹，但近距离放射的炮弹没有一颗命中。这一连串的报道，只证明战事并不十分激烈。“有时候尚呈现着喜剧之性质”。莫斯科的巷战反倒继续了一个星期，布尔什维克方面死了500多人，集体葬在红场。陆海军于圣诞节夜里被正式接收，旧的军队已在解体，兵士各自返乡。新组织的红军则在次年出现。所谓十月革命，当日流血不多，大规模的战事还待以后展开。以上事迹证实克劳塞维兹之论战争：有时战局十分剧烈尚可能缺乏真正意义，有时打得并不凶猛，反而关系深远。俄国十月革命近似后者。

克伦斯基在冬宫被攻击之前脱走，企图至前线纠集部队光复首都，可是只有700个哥萨克骑兵听命。其他成千成万部队中立。在彼得格勒郊外，他率领的小部队也被布尔什维克策反。自此克伦斯基亡命海外，由法而美，终身未再履俄境。

列宁在11月7日开始露面。新政府一切都在草创。“财政部”所有的1000万卢布，事实上是由革命者以枪杆劫持银行在金库里取出的，即时放在列宁的衣柜间中，但是11月7日无线电广播时，新政府仍称国体问题有待立宪会议解决，兹后不久宣告立即与交战国讲和。土地问题则如前述，废止土地所有权，地产不得买卖，地主也无价偿，只有种地之人准许持有土地，一概不许雇人耕种。这是社会革命党的宗旨，也是各地农民协会之决策。列宁心中并不同意全民平等，小块的耕种，此时为迁就局势，而予以认可。实际上这也是让厌战的士兵解队回乡，任农民分割地产。至此沙皇体制才算全部解除。过去8个月临时政府之无效，乃因高层人物经常讨论方针与政策，抽象而不实际，下级的希望全未兑现。并且军队已无战斗能力，农民分割土地已是既成事实。列宁此时所能掌握的，也不外官衙公署和若干交通机构，他们如不大刀阔斧将旧账滥账痛快地报销作废，则无法展开新局面。

可是这是俄罗斯的悲剧，也是人类的悲剧。人类的历史无法因为革面洗心即可重来，很多背景因素无法避免。在中国抗战及革命之最高潮时，犹看到农民拖泥带水地耕田，学龄儿童用毛边纸一笔一画地习字。多少英雄人物抛头颅洒鲜血，仍无法革除社会上的习惯与传统。十月革命之前6年，中国之辛亥革命费力少而光复迅速，可是事后看来，推翻专制皇权，只完成了革命序幕的初步而已。俄国既为横跨欧亚，包含亿万生灵之泱泱大国，也绝不能因赤卫队占领了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若干建筑物，即算完成了革命，而其所完成的也是序幕中的初步。俄国社会组织原则既已宣告全部作废，在所有人都能与他人作战的条件下，也只有促成一个巨灵型政府之出现。

1918年3月苏维埃政府（Sovnarcom）迁都莫斯科，布尔什维克改名共产党。从此以迄最近戈尔巴乔夫提倡重建（perstroika）及开放（glasnost），仍表现着十月革命之尾声在70年后仍未完全结束。检讨此中事迹，似属本书题材之外。可是我们如不挂一漏万地作一段极简单的分析，则无法交代何以列宁及托洛茨基一等人，在70多年前即谓资本主义已至穷途末路，覆亡在即，而70年后，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之冲突仍未获得定局。也只有在检阅这段史迹之余，我们才能体会到这些名词在实践上的意义。

列宁的宪法会议于1918年初召开，选出的议员以反对党的为多，可是刚一开会，即由全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下令解散，理由为宪法会议“掩饰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实际上俄国此时尚谈不上代议政治，我们有民国初年的立宪与约法的经验，可以想见此中状况。

新政府刻下的工作为与德奥缔和，只是不能战也不能和。德军就趁着这机会以大军压境，一路势如破竹。苏维埃政府原希望不割地不赔款，最后逼得无可奈何，也只好在3月签定“布列斯特（Brest-Litovsk）和约”。俄罗斯退出波罗的海，放弃波兰及白俄罗斯，承认芬兰与乌克兰独立，事实上任之为德国的保护国。又割让了高加索一部分与土耳其。以上地域内有沙皇所辖人口的1／3，帝国所产铁80％、煤90％，丧权辱国之程度为现代史中所未有。事实上这时德将鲁登道夫（Ludendorff）有意摧毁苏维埃政府，柏林则以为任之存在可使俄国力量衰弱，反为德国之福。因之布尔什维克才有喘息的机会。8个月之后，德国亦告垮台，和约无效。

俄国的革命也受到同盟国干涉。他们都以防备援俄军火落入德国手中为由，派兵占领重要港口。英国驻兵于白海及黑海沿岸，日本登陆海参威。美国和法国也步两国后尘，苏维埃政府已有和他们发生冲突的情势，随着内战也因之展开。

白军之组成主要有两个地域：南方在黑海之滨及顿河（Don）流域，原有不少沙皇及克伦斯基治下之高级将领，在乌克兰独立时逃至此间。其部队以哥萨克骑兵为主（哥萨克并非人种的称呼，而是沙皇治下一种特殊制度的产物。他们在国防前线组织屯田狩猎的部落，各自推举首领，以兵员勤王事代替纳税，政府也不问其内部事）。另一个白军区域在西伯利亚。1918年初有捷克战俘约35000人拟由西伯利亚铁路通过远东及海道，参加欧洲西线的战事，这些战俘在途中发难，以后更陆续招引其他反共部队加入。其他两个白军次要地区为白海沿岸，英军占领之处，和西部迄波罗的海之沿岸。以上除了白海区域之外，东南西三方面的白军防线可以连成一线，红军始终采取中央作战的方式。

苏维埃政府虽系一党专政，最初仍承认其他党派的存在。内战期间，后者在白军防线内组织反共政府，自是苏维埃政府除容许极少数他党人士公开只有宣传性质之活动外，实际已封禁其他党派。

红军最初由沙皇统治下的拉脱维亚（波罗的海沿岸三个小国家之一）部队为核心组成。当日托洛茨基将各种败将残兵收编并合，使之成为劲旅，也可以说整个红军出于他的苦心孤诣，一手造成。本篇以上说及尼古拉二世迄克伦斯基主政的几个月，人人厌战，布尔什维克更积极从事各种反战宣传，又签订对德和约，可是又能使怯于御侮边疆的军人勇于内战，初看甚为矛盾。这当中有好几个被忽略的因素。

红军的组成及苏维埃政府的军事行动，出于被动，最初由防备德奥军进犯而发起，所以吸引不少沙皇军队里的军官自动加入。他们参加时以为新军只用于对外，可是一旦加入，只能被调遣而无法自主。以后托洛茨基也强迫征调，以家属为人质及派遣政治指导员下部队的各种办法来管束。职业军人又无其他技艺自存，也只好就范。因此红军在指挥系统上保全了帝俄的军事传统。初创的几个月内，即有8000前朝的军官，至1918年年底，增加至22000人，两年内战期间共引用了48000人。同期间内红军也征用沙皇军队里的下士官215000人，内中朱可夫（Geor- gi Zhukov）即由此出头而在二次大战中因战功而升元帅。至于列兵，当初也纯用募兵。十月革命既已遣散近700万兵员，此时重新招募仅5％或甚至只3％的人数，当然不至过于困难。征兵开始于1918年5月，当中也有无数反抗叛变逃亡及归顺于白军的事情，有人甚至说红军是一只漏水之篮筐。可是1918年初部队刚成立时，只招兵10万人，迄至年底，其总数仍不过50万至70万之间。内战结束前夕，据称总兵力近乎300万。与之相较，白军因所在地区供应困难，行李辎重特多，战斗兵员总数始终未逾25万。

第一次大战期间，沙皇曾供应900万人以上的军需，内战期间工厂矿场大致都在红军和苏维埃政府手中，因之供应问题更今非昔比。帝俄时代曾制造及掌握步枪1100万支、机关枪76000挺、野炮17000门。据估计当中5％至10％流入苏维埃政府手中。白军所在区域一般无军需工业，因之只有接受外援，其结局有如今日很多类似场合下的情形。供给者埋怨资财白耗；受者谓言辞上的慷慨多于实际上的恩施。即如在南方战场，英国称曾供给白军步枪198000支、机关枪6200挺、野炮1100余门、战车60辆、飞机168架，又有大量服装。而实际上除了战车飞机由英军驾驶外，其他供应一来太迟，也未及时教导俄人使用。因之外援之于白军，“只有心理功效”。

内战的作战方法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同，骑兵较炮兵重要，双方火力低，部队流动性大，因之逃兵多，较第一次大战之死伤率低。又因是本国作战，引起后方无数非正规行动。一般白军素质较高，曾发动五次大规模攻势。当日之观念，以为苏维埃政府不能承受至大压力，所以加之以兵威，彼方必闻风瓦解。其实列宁之政府占据俄罗斯腹心地带，地广人多，战线暂时后撤，无关大局，只要保障内部不生问题，终可以一再突破难关。反面则白军各路战线相去太远，无法协同动作。同盟军虽干预战事，各方目的不同。英国着眼于与俄罗斯在中亚的竞争，虽援助白军，而无意使俄方成为强大的军事力量。法国则希望一个强大的俄国出现，足以牵制德国。日本觊觎东亚领土，美国旨在监视日本。是以列强既无共通的作战目的，也难发生干预的实际功效。

布尔什维克之反战宗旨和土地政策只能在初期收拾民心。大约至1918年初之后，其征兵征粮已逐渐引起反感。可是红军方面如是，白军亦无更好的对策。而且社会革命党及立宪民主，除了反对布尔什维克之外，缺乏鲜明的政治目标，更没有有力的领导人物。苏维埃利用特务政治及恐怖政策，是一个引起注意的话题。专家承认其对防止反叛与内乱确有功效。但俄国为此也付出了代价，兹后成了苏共之传统，这一点下节还要提及。

1919年秋季，白军之进展达到最高潮。此后红军的攻势开始展开，白军一蹶不振，最高指挥官或束手就擒或遁迹海外。除了俄军在1920年春夏与波兰军在国界一度作拉锯战外，内战已至尾声。1920年年底，扫荡战结束之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主人额手称庆，全国底定。

俄国投入欧战两年半而有二月革命，八个月之后有十月革命，十月革命之后继续三年内战，这当中的意义还没有为中外读者透彻了解。只有从最近的发展来看，才能体会到苏联的胚胎，不是十月革命产生，而系由三年内战而产生。二月革命算是否定了沙皇体制；十月革命也仍只否定了西方现代的代议政治，代之以一党专政。然则这一党专政的模型与尺度全无着落。列宁于1918年初迁居克里姆林宫的时候，他不可能有明确合理的蓝图，预筹日后的局面；多方面还是东扯西凑，因时就势。而且严格言之，斯大林之所经营，还是承袭上述7年的战时体制。否则今日70年后的改组开放就无法自圆其说。

列宁于1921年3月8日在第十届共产代表大会宣布“新经济政策”（NEP），此时距二月革命正好4周年。他称这制度为“国家资本主义”（National Capitalism）。新的经济政策放弃了“战时共产主义”（War Communism），将农业生产和小规模工业生产交由私人经营。大规模工业、运输事业及对外贸易，仍由国家掌握。他又在1922年年底第二次中风前教导共产党员，去“学习贸易”。他说：“我们在集体农场上做了很多愚蠢的事，集体农场不是今日之决策。”

列宁去世之前，留下遗言，指斥斯大林为人粗暴，集权于一身，应当迫使去职。这些证据可以明了日后斯大林之种种政策都与列宁之旨意相违。

其实列宁一生之行止，只表示斯大林是他最合适的继承人。据称列宁曾说：“他（斯大林）抄袭了我的毛病。”举凡斯大林日后所作所为，如特务政治，残杀政治犯，和敌人打交道，“民主集中”式的独裁，都有列宁之先例在前。列宁早已讲明，他所谓国家资本主义，为进入共产主义前之一个“转变阶段”，需要“很多年”、“很长久”，可是始终没有标明确切时间。况且他又鼓吹“社会主义不复为一个遥远时间的问题”。那么资产阶级的革命既能在八个月内完成其在历史上的任务（即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间的八个月。布尔什维克的理论有时将历史的发展作“望远镜的缩短”），则一个转变阶段经过七年（1921至1927）也不能算。是过短了。斯大林在列宁去世之后，即于1924年放弃国际共产的重点，提倡“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实现”，表面上似乎与列宁的思想相反。可是专家细读列宁的文件，则觉得这种趋向，列宁早已有之，斯大林不过在局势明朗后，确切的付诸实施而已。

还有一个在以上理论之间容易被忽视的事实，则是苏共因内战才能决定它本身的模型与尺度。这也非列宁或斯大林等人可以预见的。一位哈佛大学的专家曾说：

我们已经看出布尔什维克因为夺取政权及保持政权，让他们的民主原则和一般的顾忌逐渐消失。在现下三年和内外强敌作战之余，这种发展不仅持续，而且只有增强，更扩张到政治之外，及于社会生活之任何部门。那被包围的心理状态，那种“不和我们合伙就是和我们作对”的情绪，成为了共产主义的精神状态。

尚不止此。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二月革命时共有24000人，至1922年内战结束后驻留于共产党内的只有此中半数，至1927年斯大林停止新经济政策，组织集体农场之前夕，据称只有8000人。而共产党在内战后期1919至1921年间，党员数目即由30万增至70万，其中大多数为红军军人。至1928年初，党员数目已逾130万。可见得在革命的过程中，其上级所操纵的机构业已变质。当初一个反战、反侵略、带国际性格、具有优秀分子之气魄和理想主义的集团，至此已和以上所述条件完全相左。

前已提及，迄至十月革命成功，列宁等所控制的不过是官街公署、交通通信机构。新政府之权力，还是要经过内战，才有效地下达于各村镇。只有争取粮食、抽派兵丁，乡村的人口才切实地感觉到苏维埃政权力量之所在。“军队之成功，通常倚靠于他们进出于出产食品丰富之边区时，自身之作为。”恐怖政策无疑的使人们对苏维埃印象更为深刻。1919年苏维埃政府设立了7500个集中营，另有21700所监狱。经过内战，各地方下层苏维埃的权力，由集议政体的单位移到行政单位，而且渐与上层的机构结成一个行政网，失去过去独立自主的性格，这种发展务必要和十月革命时全部纪律消散的情形比较，才可以看出布尔什维克在松紧政策中制造日后苏联体制的经过。哥萨克区域及其享有特权的事实，已历几个世纪，经过内战，终告解散取消。内战期间，苏维埃政府所处的心腹地带，也正是“大俄罗斯”（Great Russia）所辖区域。主要的会战既有下落，其他边区远处少数民族的地区就等于瓜熟蒂落，所谓自决，也只不过是口头禅，实际上中央的威力迅速向外辐射，红军成为各地组织苏维埃的主宰。

总之，共产党之编成与发韧与军事行动相始终。它继续了沙皇统治下的军事传统，也掌握了中枢的地盘。三年之内党员也曾遭到无数险阻艰辛，他们各人的事业成功也无不与内战有关，因此算是与列宁的革命哲学吻合，因为彼此都沉潜于军事思想与军事纪律之间。

反面而言，所谓战时共产主义，并不是任何人都能供奉的一种“主义”。它没有预定的计划，只不过是仓皇应付非常状态的各种措施。它如果有任何中心思想，也不过是起于动员时的群众心理，由痛恨资本家，推广至于前后左右的富人，它的方针则是由国家主持所有生产，并由中枢分配。因此大至工厂、矿场，小至房舍、金银、首饰、器皿，无不可以征收。“自制造火车头至开公众浴室”、“自供应面包至蘑菇”，企图全部由国家主持。积习既久，则索性由武装部队进入村庄，挨户搜索，除了农家本身食用之外，多余粮食一概拿走，并且主张停用货币。

战时共产主义引起生产剧烈降低及停顿和经济脱节，不足为奇。这时候大城市的人口减少1／3，工人的生产率只有欧战爆发前的1／4。农业生产也降低约40％。而奇迹是，在各种饥寒交迫情形下，苏维埃政府尚能供应红军，并且使之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由国家所征集的烟草，全部交与红军，大批肉食也是如此。在最后两年内，每年由政府分发红军靴鞋，约500万双，而只有200万双给约6000万人民。由内战引导出来的军需问题固然产生了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即在战时已经由共产党发动对本身的各种整肃，可是共产党铁石心肠的纪律仍是不可抹杀，即批评者也不加以否认。

有了以上的认识，我们觉得以之作背景，不难用以解释日后苏联之体制。自帝俄1914年参加欧战，全部发展都是空前的特殊。这当中只有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既然如是，我们看不出还有什么理由要继续跟着苏维埃的理论家把以上情形削足适履的解释来与马克思的一般原则符合。并且从一个政治学家的眼光来看，即辩论实况与马克思的理论不相衔接也是多余。因为我们可以完全放弃两者之间的理论，另从17世纪霍布斯的学说和20世纪凯恩斯（Lord John Maynard Keynes）的学说，更容易将苏联的问题解释为一个数学上的问题。

俄国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之间，可谓将沙皇体制彻底推翻。如果此时这国家还没有进入一个“所有人和所有人作战”的阶段，事实上也相去不远。当克朗士德特水兵向彼得格勒的市民开火，大城市里面包供应不及的时候，已经象征法制完全解散，除旧布新，一切都待重来。根据霍布斯的观察，在这关头亟要推举一个“国家最高主权”，列宁所谓“无产阶级与农民的民主专政”，也就符合所说的宗旨。

我们务必看清楚：霍布斯书中很多辞语都以集体性（collec-tive）和象征式（figurative）的方法着笔。他的国家最高主权人（sovereign）可为一人，也可以为很多人，或是一个团体。他所谓推举，也不必由公民投票的方式选出，国家最高主权人亦可由武力征服上台。而且推举这最高主权人的用场，不外使人民很多的意见“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凝结为单一的意向” 。

列宁所揭橥的无产阶级与农民，当然占俄国人口之绝大多数。但是他们的意向不容易征集。俄国民智未开，人民浑浑噩噩。农民以分得地主的几亩田为满足。即是工厂里的工人，如果让他们各行所是，他们也未必衷心于工会运动，只要增加工资，改善工作条件，即已达到目的，不会在制度上要求改革。所以只有共产党员，眼光远大，又不计较本身利害，才能成为革命的先锋，不致陷革命于沼泽（列宁实际使用marsh这个字）。本来中国古代的政治家觉得治下人民只顾目下利害，无长远打算，已经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说法，也有同样的优越感。这种情况也有似卢梭（Rousseau）所说，社会必有其“共同意志”（general will）。共同意志并不是各人私人意向之总和，它有集体性，也有高度的道德价值，所以又必待贤哲如卢梭者才能从中发现。这些旁证说法，可以解释列宁的“民主集中”的真髓所在。其民主是以人民为主体，而必须集中，则只有优秀分子能了解，只有共产党由上致下的纪律才能掌握。这些说法都不曾出现于马克思的思想系统中。

而霍布斯也在他的书中说起国家最高主权人有权宣战讲和，只有他（他们）明了怎样才符合公众利益。所以谁是友国、谁是敌国、军队如何编组、如何补给，全由国家最高主权人决定。这种说法施用于20世纪，可以推而广之，支持布尔什维克夺权以来一切作为，也可使列宁和斯大林摆脱生前死后的任何批判。霍布斯认为国家主权人不可能做坏事，前已言之（见第五章，他唯一失职之处，乃是不能保护人民）。《巨灵》曾说起：“他不可能伤害任何下属，下属的人也不当指斥他不公平，因为他受兹人之命行事，不可能又伤害兹人。”在此我们可以想象霍布斯有时候将他笔下的国家最高主权人形容成有如列宁笔下之职业的革命家，说成一个一尘不染的透明体。他（他们）都只照顾公众之利害，没有本身之是非。另一方面，俄国在20世纪初期和英国在17世纪中期一样，高层的高尚理想无法灌输到下层社会里，于是只好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列宁之施行特务政治与恐怖政策，亦与霍布斯的意见相似。《巨灵》里有言，最高主权人以赏罚作为推进政策的工具，可以执行体罚，可以在现行成文法不及之处施恩处刑，由他自订办法。这种说法与英国传统里“内在的公平”（intrinsic justice）的观念也不相违。所以当列宁等人尚为“巨灵”的时候，倒也与中国更换朝代的情形相似，而且其想法与作风可以上溯韩非与李斯。

可是苏联之体制及其登场，符合霍布斯之理想及其所著书之要点，至此而止。霍布斯认为人之富贵贫贱由于天命，所以有赞助资本主义的趋向。他虽接近无神论，仍主张以基督教为国家笼络人心的工具。列宁是共产党，他对国家没有真实的信念。我们企望认识苏联的现代性格时，尤其了解斯大林的筹谋时，还是先看清凯恩斯男爵的一段说明为宜。

斯大林这个“现象”，曾给历史家不少麻烦。他在1924年列宁死后，以朋党勾结的方式夺权，放逐托洛茨基。新经济政策已使经济复苏，他反其道而行，强迫将民间田地归并为集体农场，无数富农（Kulaks）被枪杀，家属被放逐。有些村庄内15％的农民被称为富农。村民因不甘心家产被夺，于是焚烧谷物，宰杀牲口，捣毁农具。1928年苏联原有马3200万匹，至1934年只剩1150万匹。集体农场之改组于该年底完成。可是人民每年消耗肉食量，目每人47公斤降至17公斤。

斯大林在1930年间的清党运动，更是骇人听闻。他曾使高级布尔什维克在公开讯问时承认通敌卖国，有些外国新闻记者怀疑被告被注射麻醉剂。也有人怀疑被告在秘密审讯时，已受精神挫伤使他们自愿与审判官合作，以保证家属安全。列宁所创的政治局（Politburo）是党政最高机关，其中所有委员被斯大林一网打尽。初期共产党之中央委员71人中，有50人被清算。凡曾任大使的外交官，很少能幸免。托洛茨基则在墨西哥被谋杀。红军元帅5人中之3人，上将4人中之3人，中将全部12人均处死。至于中级人物、民间领袖，被清算者更无法确定。见于文件的则经常有一万人或数千人成批被屠杀。据此估计其全数，当在70万至百万人之间。监禁于牢狱及各集中营者，可能逾700万或甚至超过1000万。当时苏联人口据估计为1亿7000万或1亿8000万，也就是说可能有5％陷于缧绁。

清算“人民公敌”运动，发起于第二次大战前数年。德国撕毁凡尔赛和约，重整军备，进占莱茵。第三国际（Comintern）的各项活动毫无用场，苏联五年计划虽有成就，但基础未稳，斯大林提倡社会主义在一国之内创建，树敌多而缺乏安全感。这种解释好像为斯大林脱罪，难能澄清视听。可是另一方面，我们如前人一样写下一些“人神共愤，罄竹难书”的字句，也不见得于事实有补。而且如此交代，历史家亦未尽到他自己阐释事迹之职责。

英国之卡尔（E．H．Carr）教授，是研究共产主义及运动的专家。他的《苏联史》（History of Soviet Russia）筹备着笔30年，不仅篇幅浩繁，而且公认为英文中对此题目发挥最淋漓之著作。他即视斯大林为一种现象，不为之感情冲动，甚至不追究其人身关系。作者指出一个落伍的国家发动革命后的举止艰难（因为背景上凡事落伍，军事行动之后，一切规划就要立即赶上时代）。卡尔说：“很少大人物有如斯大林那样明显地是他们生存之时间与地点的产物。”这样的看法，可以把十月革命看成一个有机体，它既为巨灵，业已打开局面，则要继续求生存。它的经验不是每个人的人身经验．而是在一次大战甲丧失三四百万人命，以后又经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件，四国干涉，和三年内战的集体经验。斯大林一再说，“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五十年到一百年。我们必须在十年之内迎头赶上．否则只有被他们压碎。”从这观点出发，苏联一直没有脱离战斗经验，她不是备战，就是实际在作战。

斯大林尚不止于清党及强迫构成集体农场。他在第二次大战爆发前夕，纳粹德国针锋毕露的时候，尚与希特勒签定互不侵犯条约，协议瓜分波兰。战事始开，他继续以物资援德，将摩尔曼斯克（Murmansk）的海军基地供德国潜水艇使用。德军每一胜利，他都致电向希特勒庆贺。甚至有一说他愿意参加三国（防共？）协定。邱吉尔是一个长期防俄反共的台柱，为什么他会在1940年遣派亲苏的工党人物克利浦斯（Cripps）出任驻俄大使，并且在苏联被德军侵犯的时候立即主动援苏？他的答案可以在他幽默的文字与言谈看出。邱吉尔说：“俄国是一个神秘的谜语，包在一个迷惑中。但是此中可能有一个解答，这解答即是俄国国家之利益。”邱吉尔能了解苏联，因为他自己也一直记挂着大英帝国的利益，在这大前提之下，可以不计小嫌。这些资料使我们看清，凡事包含一种群众运动，是好是坏不说，其中必有逻辑。读者不必同情它的看法，可是在赞成与反对之前，先必看清其逻辑在历史上的来龙去脉。

有了这样的了解，我们回头再看斯大林的“一国之内实行社会主义”，在逻辑上为合理。本书一再提及，资本主义一行，一定要资金流通，经理人才不分畛域的聘雇，而且交通通信保险等等服务性质之事业共通使用。这当中即有一个基层机构之中各种人力、物力都能公平而自由交换的原则，然后所有权与雇佣才能自分并离合的程序中构成一个大罗网，而且越做越大。经济的组织，也是国家军备后勤的组织。其实社会主义的措施大致亦复如是，只是所有权可能属于公众，各人之职责可由官僚机构调派，公平而自由的交换则可换成由上级指令出纳受授，应垮台破产的事业可予以津贴而继续维持，而且由分配原料、厘定价格、管制交通等等办法，使国民经济受政府干预。即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其公平而自由的交换也有赖于信用，而信用不能没有法律支持，执行法制者则为国家机构。在实行社会主义时，政府之干预愈深，只有使官僚机构的活动范围日益庞大。在这情形之下，如何能说“工人无祖国”？可见得正规之马克思主义者，包括不少布尔什维克在内，以为现代国家纯系资本家剥削劳工之工具，因之对国家与军备存有轻视态度。斯大林无此幻想，他的规划有实际的功效。虽说他主持对希特勒的战事时的领导力量受到无数学者指责，苏联在第二次大战时之作为与帝俄在第一次大战时之作为不同，有目共睹，而且当中相距只20年，斯大林能实际建设的时间更短。所以新体制有它的作用，无法一笔勾销。只是下层之义务全由上级指派，上级只能出现为一种专制独裁的体制。而中层的官僚机构作风也与原始共产主义理想的自由与解放相去甚远。

卡尔教授1946年在牛津大学演讲时，特别提出凯恩斯的经济思想已在斯大林之系统下实施。他提纲挚领地说凯恩斯的设计也是一种干预的政策。因为由私人个人之节省，不一定能扩充资本，有时反会损坏国民经济。我们体会传统中国之富家，将金银制成器皿，又埋窖于地下，实际将一部财富不用于投资，反而逐放于流通和消耗之外，不难了解此中意义。凯恩斯主张除了私人自动节省，单独牟利之外，也可以透过国家机构，以财政政策造成“社团之节省”。再之则是“投资全面社会化”。这种种办法之主旨在使所有人民就业。

演讲者之目的，在阐述英国在第二次大战后若干经济措施亦包含不少社会主义色彩，与苏联之计划经济没有基本的区别。他的言论我们无法全盘接受。英国战时和复员政策已由卡尔教授解释，我们无妨称之为“双重预算”。政府除编制传统预算规划本身开支外，又用分配资源、调整货币、管制物价等等办法，使民间经济之人力物力在它领导下，以量入为出的方式达成有计划的交接收受，总之使之在大范围中成为一种较为疏松、较为非正式的预算。唯政府接收掌管民间经济单位不是重点，即工党政策如此．也只是暂时政策。苏联之五年计划，可谓在字面上符合了“投资全面社会化”，可是苏联政治领导力量与经济管制力量凝合为一，管制的衙门也兼有执行的权力，所有生产和分配纵使不全由政府领辖，也通过税收和强迫价买的办法受其掌握。当然，造成这种制度，俄国人民付出了绝大代价。五年计划实施之日，半数以上农户在五个月内归并于集体农场，有些地方因此而产生饥谨。因此，才造成广大的农场、农业机械化、劳动者领工资、政府全年以低价收买粮食，而以这节省下来的财富和剩余的人力扩展工业。

然而卡尔教授的分析也给我们另一种了解。苏联的体制，由战时处理及战时状态造成。这种经济结构的主要目的在使全民动员，强迫少吃多做，造成投资的全面社会化，高速地使苏联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

这种体制迄今没有重大变更。二次世界大战苏联死难2000万，占其人口10％弱。而战争破坏程度之深，则甚于战败国。战后复兴未已，即致力于冷战，一意扩张势力范围，与美国作正面的军备竞争，又花费很多财政预算与经济的力量作提高声望的事业，如太空探索。最近这种过度集中，由中央管制带战时意味的经济组织不能持续，才逐渐暴露。起先有西方学者之研究，如今克里姆林宫亦自发检讨。

溯本归源，当日斯大林建造现有体制的时候，包含着三个重点：一、不惜人民付出代价，二、飞速完成，三、与国防密切联系。所以极力地投资于能源、钢铁与机床。发电也注重大型的水力站，集体农场平均6万英亩至8万英亩，最大的至48万英亩。所以自始就造成一个庞大而粗线条的结构。其重点如是显明，其低层机构必被忽视，更无从使之绵密细致。最近与戈尔巴乔夫接近的一位经济学家著书声称，根据他本身经验，迟至1953年，一座距莫斯科不到百英里的村庄，无电器、交通工具、道路，邻村才有一家商店，每周开门两次，所售唯糖与盐，所以村民除了以物易物之外，实在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参加集体农场所得工资不敷劳动力成本（即所得不能糊口），而纯靠私田为生。作者并未提及最近情形，但是农产品供应不继的报道仍然甚嚣尘上，往来于西伯利亚铁路间的旅客，抱怨沿途无物可购，而且最近描述苏联经济危机的书刊也指出政府财政上的赤字，缺乏消费品，人民有钱无处花，只好存于银行，于是信用才为政府挪用，则可见纵有改善，仍只修正枝节，尚未动摇根本。我们可以想见，钢铁厂继续增加其钢铁生产，能源又用以增强其能源，机床又用以产生机床，最后则制造大批战车飞弹、火箭太空船，字面上苏联刻下生产量超过1950年全世界生产量总和，究其实，俄国人民并未受其实惠。

难道所有苏联领袖都坐视如此的成果为当然，而不知改弦更张？专家公认过去曾有好几次尝试，赫鲁晓夫即是一例，而且改革也在短时间生效，使人民的生活有实质上的增进，可是这样的改进有周期性，不久，功效达到某种程度，改革也停顿，于是又恢复原状。这当中也有些特殊的技术原因，例如在中亚腹地开垦耕地，无法克服天候地理的限制，将拖拉机交集体农场接收，不曾将保养修理的单位同时下放，不久就损害频仍。然则最大的障碍，还是出于人事与制度。总而言之，就是与苏联之体制有关。

这些体制上的障碍，如政治上中央集权过甚，缺乏民主精神（苏联学者Aganbegyan已一再提及），生产者和经理者缺乏适当的鼓励，头重脚轻，积刁难改，官僚营私舞弊等（Goldman即指出勃列日涅夫之女儿为例），早已经常被提及，还有一位美国作家批评一般俄国人只畏强权，不顾法律。其指责既如是层出不穷，则后面必有技术上之原因。以上所有弊病，可以综结乃由于私人财产权缺乏法律保障。如果人民普遍不守法，成文法只在装饰门面，“真正的法律”就是强权。

本书无意以“褒贬”亦即以道德上的名义互相标榜。况且中国传统的朝代，向来为官僚主义之渊薮，我们即要攻击官僚主义，也无需顾左右而言他。研究资本主义，可以看出十月革命在历史上和非人身关系上的动机旨在将俄国现代化，与各国之维新与所谓进入资本主义之体制无异。这种组织与运动纯靠将低层机构里各种因素，造成一种统统能互相交换的局面，于是农业的生产与分配才能与工商业交流，然后全国的经济力量才能作最有效的通盘使用。列宁与斯大林并未全部违背这些原则，否则他们无从使俄国除旧布新抵抗强敌，获得英美支持。但是他们以战时动员之作风所定互相交换的方针，以大单位在短期间对国家之贡献为准则，不以个人的私人财产，包括其劳动力之价值为依归，沿用至今，工资与价格全由官僚按他们的业务方便决定，无需通过内在的公平。况且“民主集中”，真理总是由上至下，因之只能做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局面。前段所述中央集权，缺乏民主，无适当之鼓励，头重脚轻、积习难移、营私舞弊，虽说变态多端，而其后面的总原因无法脱离由官方指派之交换方式，这种交换方式限制了生产，因为工资抵不过农工所付出的劳力，所以劳动者只有越做越穷，于是索性不做。俄国大量的人力与资源不能作最高度的发挥，肇因于此。

以上苏联体制，在学理上无法被承认为实施共产主义，甚至称之为社会主义，也需附带加入保留的条件。历史上的社会主义，无非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修正。亦即在私人财产权已在原则上固定之后，针对其原则上的罅隙和不及之处，加以补助和加强。卡尔教授所解释的凯恩斯经济，因其能导致全部人民就业，即符合此种方式。如果最低度的私人财产权，包括工人劳动之保障，尚未固定，即谓已实行社会主义，也容易产生误会。本书成稿之日，适值报载苏共中央委员会接受戈尔巴乔夫方案，准许农民获得私有土地使用权，延长其使用时间，并可以世袭。而且计划中其他改革将容许农民组织小规模农场独立经营，自行发卖其产品，至此也算逐渐走上确定私人财产权之初步。我们与其说苏联之改组与开放为成熟之社会主义，不如说他是将战时体制改为平时体制，开始正规地进入社会主义（现代资本主义的作家与马克思主义的作家同样承认各人之劳力为其最基本的人身财产，详第五章。要是连这样的财产权也缺乏保障，我们无法称之为何种主义，只好视其为战时体制）。

很多专家刻下正在议论这种重建与开放前途仍是障碍重重。对西方的国家，这样的发展包括绝好的机缘，也潜伏着实际的危机。揣测未来事项，不是历史家的本分。况且苏联的发展是一个深奥复杂的问题，除非学有专长，不当随便置喙。我们站在研究历史的立场，只能指出，要了解苏联今日的重建与开放，至少需将其背景前推约70年，包括十月革命。我们只能在接受尼克松及基辛格之仲裁，顾虑着核子战争的危险时，才有道义上的力量，主张东西两方都不含旧恶，才可以在群众运动的积极性中，和本节所叙曲折之事迹中寻求历史长期的合理性。总之将一个横跨欧亚，纵长逾6000英里，包含不同的人种语言与文化的国家，从旧型农业管制之方式进为新型商业管制之方式，不可能轻而易举，如以暴力主持，仓卒为之，必更增加当中的苦难，只有使人民更为遭殃。无论苏联今后的出处如何，我们刻下能掌握的历史资料，包括列宁、斯大林、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的行止在内，已使我们对很多常用语辞，如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国家主义，有了与前人不同的看法。是否一种组织的变态和一种运动之畸形即表示另一种体制为正宗？其间牵涉过多，容下一章作结论时道及。此时我们检阅这一段历史，当前的收获即是以上的经验，可以辅助我们对中国长期革命的观察和了解。

中国的长期革命

鸦片战争迄今已一个半世纪，即是光绪帝的百日维新，转瞬间也近百年。如果以人物和事实为讨论的重心，则虽十部本书篇幅的巨著，也难将其中关键交代清楚。然则当我们考虑中国命运荆棘改造艰难的总原因，则本书以上各章已提出不少资料。与之相较，显而易见的可以看出传统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结构与西方现代型国家的经济组织相去甚远，而且自思想理论至生活经验，中国文化中可以改造利用者相当少。从这主题上发挥，不难将百年来的历史高度压缩成一般读者与专家通能共同研讨的一种大纲。

过去的中国近百年史，过于注重上层结构，很少涉及低层。譬如说，民国初年的立宪运动与政党，他们本身对社会是一种外来异物（foreign body）。领导人物不乏高尚的理想，他们后面却无支持的选民（constituency），满腹经纶也无从化为具体方案，以透入民间，所以一遇军阀逞凶，就无能为力，而他们在历史上的意义也因而消失了。在有意简化历史的情况下，纵然将这段事迹大力删略，也不会产生实质的差异。军阀混战的情形亦复如是，他们所代表的不外私人的军事力量，唯其如此，他们在行动时一定通电全国，表明心迹。实际上各军人就地以不同的方式派饷招兵，甚至营私和贩卖鸦片，其下层结构中不能造成一种公平而互相交换的局面，例如孙传芳的一个团长不能与张宗昌的团长对调。此外其士兵既是雇佣而来，军官间的团结也全靠各人的私人情感，所以不能承受内外的绝大压力。若能掌握此中因果关系，则能瑞想当时的社会状态。纵使不知道有第二次直奉战争，纵使遗忘了岑春煊、倪嗣冲诸人的名字，也无妨于大范围内了解历史的目的。甚至即使未提到曹锟贿选或张勋复辟，仍不会对历史的了解发生无可补救的缺陷。若忽略传统中国社会之形貌，闭目而不加思索地以为其功能与结构必与西方社会无异，则可能在讨论上层结构时造成严重误解。不久之前有一个例子：伊朗国王巴列维（Reza Shah Pahlevi）有意将卖石油赚得的钱支持国家现代化。他曾不断创办学校、开设医院、建造飞机场、规划现代军队，甚至因而产生了城市中的新中产阶级。只是种种设施未能与内地乡间的经济交流，而他的行动亦与传统习惯相违，引起人民反对，他只好加强特务政治，以后更发展到全国造反，曾受他裨益的军队与年轻人也随着众叛亲离，情愿回归到传统的社会价值体系中去。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John K．Fairbank）在他的回忆录里，提及他的业师蒋廷黻曾说：现代中国人物对西方外在的事物了解得明白，而对本国内地的情形反倒瞠目茫然，也是类似情形。亦即当时拥有羡慕的对象，而看不清自己在低层结构的位置。在同样眼光下，不少写历史的人尚未抓住此中要点，气愤满胸，也随着外界的作家将前清的君臣一律指为“故步自封”，在铺陈现代政治时，不分畛域的以贪污、腐化、无能，作一切问题的解释。殊不知一个国家之现代化，或如我们刻下所述进入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之体制，无不需要在低层结构中创造一种各因素统能互相交换的局面。除非客观的条件已成熟，除非其财政措施已近于商业化趋向，否则改造必相当艰难。旧体制已解散新体制尚未登场之际，必有前后矛盾，本末颠倒的事态。有了这样的一种了解，我们在分析中国长期革命的时候，即可事半功倍。

中国社会的功能组织与结构，与上述各国情形自威尼斯至帝俄全不相同。总之，就是不容易容纳一种商业体制。这种特性由来已久，至少也有1000年以上的历史。我们不妨把历史往回推1000年，追溯到北宋时期。

宋朝在中国历史中可算是一个特殊的朝代。创业者赵匡胤是一位高级将领。他即位后，较少与儒臣讲解经典，反倒经常临幸造船务、督导水战、观炮车碾碨、亲黜医官艺之不精者，各项活动前后不绝。可见他较重视科技，而不重视抽象的理论。他又谓以绢24匹购一契丹首，绢200万即可以消灭对方的精兵。这也无非说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力量可以展开而为军事力量。因之朝代开创以来，即治坑矿、铸缗钱、组织茶盐开中，酒曲官卖，民间经济受到刺激，也随着突飞猛进。《宋史》称，宋太宗时（976－997年）“油衣峦幕损破者数万段”，可见当时军需规划者及于军士之雨衣、行军之帐幕。欧洲几个世纪之后尚无此等体制。张择端画“清明上河图”时已入12世纪，开封在不久之后沦陷于金。可是画中所示的都市繁荣景象，在当日的世界里无出其右，即较之20世纪中国内地的口岸，也无逊色。

而在科技方面，中国之拱桥、建筑物所用的托架、造船之用舱壁以造成不漏水之船舱、航海所用的指南针、船舰之装踏水轮、使用的火药、三弓床弩、占仪、水钟和深度钻地之技术，和极可能存在的炼钢炉和水力纺织机（此二者之图解见于1313年之《农书》，去宋亡只34年），都在宋代出现。自此之后，中国再无如此杰出表现。

可是出人意外的是宋朝在中国历史里号为“积弱”。一个注重军事的朝代，作战时却常失败。一个以南方水利为根据地的国家，却敌不过北方人文简单、水准远逊的国家。创业者赵匡胤本身不注重抽象理论，宋朝却产生了一大群理学家。即和他们同时代的人也称他们“其徒有假其名以欺世者，真可以嘘枯吹生，凡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开阃捍边者则为粗材，读书作文者则为玩玻物丧志，留心政事者则为俗吏。其读止《四书》、《近思录》、《通书》、《太极图说》、《东西铭》、语录之类”。我们如何能够解释看来不可能之事（Paradox）？

只有王安石变法的一段记录，才使我们确切的了解，中国在11世纪后期（王安石的新法行于1070年间），以农业为组织原则的财富，已在结构和质量上达到了它的最高峰。此后只能在数量上膨胀，使全国经济成为一个庞大的扁平体，或者产生少数特殊之情形，使观察者产生错觉，而不能在提高人民一般生活程度和增强生产与分配的效率上作实质的改进。其原因诚有如亚当·斯密所说，中国的法律及制度早于马可波罗莅临中国之前，在聚集财富的用途上已使用至极限。

究其原因，症结仍在中国中央政府直接向全民抽税，这样的设施，开始于产业革命尚未展开，国民经济尚未现代化之前，为本书所提及的任何其他国家所未有。于是传统政策一直培养成千上万的小自耕农，而以防制兼并、压制豪强的名目，防止土地集中。可是这样的法制只能以道德标榜，而不能在技术上进步，亦即无从固定私人财产权的绝对性，衙门无从判断如何获得财产为合法，何种方式的佃赁典当为有效，如何可以分析归并与遗传。这类情事在成文法里只有极简陋的原则，更谈不上商业习惯里对特殊风险中各人责任及破产的区处。况且拥有十几、二十亩地的小自耕农也请不起律师，政府里的官僚来自科举，一向以熟习诗书为调派考成之原则，也无法了解现代法律的曲折深奥，尤其不能因物产气候不同，使不同地区的治理更具地方性。于是只有一方面责成乡里宗族培养一种淳厚息争的风气，减轻衙门的工作分量，如韦伯所谓增强了“父系威权”（patriarchial authority）。另一方面，官僚本身以清官万能的宗旨，凭己意来判断，又有如汉学家顾理雅（Herrlee G．Creel）所谓“诗的公平”（poetic justice）。两者都使政治体系下层结构无法严格地以数目字管理。

于是传统中国之衙门与现代型的政府不同。它只能维持习俗上安定的社会，其本身无组织的稳固（structural firmness），来发挥功能上操纵时的灵活（functional maneuverability）。王安石行新法，即忽视了这些内在的弱点。他的设计主旨在使财政部分商业化。可是他不能在下端造成各种财物统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换局面，基本的数字就加不起来，而上端的法令也只靠高级权威强迫指使执行，既不自然，迟早必会破裂。

我们参考《宋史》的叙述，可以窥见新法失败的情形。譬如说“方田法”以东西南北各一千步为一方，内按土地肥瘠分五等抽税。可是在京畿的开封府，其测量就产生技术上的问题，有谓“时方时止”，县内有山林即无从丈量分配。“免役钱”令百姓一体出钱以代替“衙前”等民间征发的义务差役，可是乡民无钱，也等于在农村推行金融经济，而此时金融在城市里反不能展开。“市易法”不能集中于批发业务，商人也怕与官府来往而被连累，裹足不前，以致执行者自己成为零售商，到街上去叫卖，甚至“卖梳朴即梳朴贵，卖脂麻则脂麻贵”，而为皇帝所谴责。“青苗钱”以常平籴本1，400作本钱，春散秋敛，收息二分，等于农村贷款，但是没有银行主持，又缺乏法庭处理贷款的权力义务。有些县官将整数交与若干农户，也不问他们愿借与否，只责成他们彼此互保，秋后连本带利归还，甚至在执行时，若干县分被指责并未贷款即向农民索息。以上各种措施都有广泛利用货币的趋势；但是新法内的“保甲”及“保马”又是反其道而行，即科徭役于纳税人，而以集体互责（group responsibility）的方式主持，等于和上述诸法相逆。

这样看来，宋朝虽有比较现代化的经济支撑，却不能在讨伐契丹和西夏时争取主动，与女真对峙、与蒙古交兵时，又常失败。虽然原因很多，其中无法将全部资源有效的运用，是最显著的弱点。经济力量在原则上固然可以转变为军事力量，可是当中也必须有组织与结构，并不是240万匹绢即可和对方10万精兵对比。如果雨衣和帐幕集中到万计，其后勤设备必须同样的繁复，而且要有民间组织作第二线和第三线的支持。倘不如此，只有头重脚轻，在战场上成为行动的赘疣。反不如契丹之辽、西羌之夏和女真之金，他们以部落的组织供应兵员与马匹，就地取粮，其内在的成分愈简单，人员与补给愈易一元化，其平时体制与战时体制愈为接近，则补给线亦越短，动员更容易，兵力更能充分发挥。

所以王安石的失败，象征中国历史发展的一种悲剧。本来在1000年以前，中国的文物已凌驾西欧之上，更较日本刚在各处成立武士团，“源平合战”尚未展开之前突出远甚。只是农业上的盈余无从有系统的积累，进而有秩序地发挥到工商业上，再伸展到服务性质的事业，有如保险及律师之雇用等。因之整个社会无法脱离山林文化之简陋气息。

王安石提倡新法之前，宋太宗赵光义攻击契丹已遭三次失败，至真宗赵恒，则订下向契丹纳岁币的先例。神宗赵顼变法图强，仍敌不过西夏，至徽宗赵佶有“靖康耻”，国都失陷，太上皇及皇帝同被金人俘虏，北宋亡。可是宋朝的财政设计仍一直维持由上端统筹支配而不在下端固定私人财产权，又缺乏独立的司法机构，以致抽税时“既以绢折钱，又以钱折麦，以绢较钱，钱倍于绢；以钱较麦，麦倍于钱，辗转增加民无所诉”。这种方式固然对一般人民不利，长时间内也使政府陷入困局，因为抽税全靠由上向下施加压力，负担最重的人常为无力抗拒之人，以致不久财源宕尽，各处发生虚冒的现象，一方面只有数字的膨胀，一方面到处发生短缺，南宋纸币贬值，士气颓废，也都基于同样原因。

本书以上数章曾提到，西欧的国王在社会变化时无力抽税，产生财政上的危机。彼方人士很难想象，中国皇帝抽税的权力过强过厚，也非他个人之福。从这些事迹上我们看出，现代之金融经济，有如自来水和煤气，一定要严密地封闭，保存其一定的压力，才能在开闭出纳之间操纵目如。私人财产权在法律面前暧昧不明，等于水压或气压过低，其流转必至不畅，于是无从使国家现代化，进入以数目字管理的阶段。

宋人不可能看透这些技术上的原因。他们也无从放弃以熟读诗书的官僚，及星罗密布管理亿万农民之体制。商人和金融经济也始终未掌握庞大实力，强迫政府接受适合他们事业的法规。于是他们总以为王安石是坏人，新法之不行，总可以解释为一个道德问题。宋代理学兴起，以上的情形构成背景条件之一。周敦颐曾在北宋神宗时代出任地方官，与吕公著、赵抃接近，受其推荐。二程兄弟也都曾任朝官。程颢因与王安石冲突而被逐放，程颐则系与苏轼意见不合亦遭外放，死后甚至被夺官。张载则先得罪王安石，后又与有司议礼不合，而称疾归。朱熹综合诸人见解，见称于南宋。他首先主张北伐，与朝议不合，以后又反对北伐，更与韩侘胄的政策相违，落职罢祠。陆九渊也被监察官弹劾。他们在传统的官僚政府里，表现出一种反对派的姿态。我们可以说宋人是在提倡唯物没有出路，才主张唯心。政府既无法在政治、军事、外交、经济各方面，找到一个新方案打开出路，这些思想界的人物才主张反求诸己，本身内向，著重主静、主敬和慎独，提倡“人欲”与“无理”相违。这种拘谨闭塞的作风，与今后700年中国社会之保守与桎梏的性格有密切关系。

1279年宋亡，继起的元朝始终没有提出一个合适的方案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元世祖忽必烈除了在海外的军事行动之外，又要对付中亚腹地和东北地区的蒙古人，以保全一个中国式“天子”的职位。他一方面确有将属下人民予以“超国籍”（super- national）处置的抱负，可是在实际政治上存在各项对人种的歧视。他的财政税收也缺之系统，尤以南北之不同最为显著，如《元史·食贷志》所说：“其取于内郡者曰丁税，曰地税，此仿唐之租庸调也。其取于江南者曰夏税，曰秋税，此仿唐之两税也。”也就是南北采取不同制度。忽必烈和他的继承人缺乏对国事的全盘决策，可以视作元朝虽入主中原而不能持久的一大主因。

直到1368年明太祖重新统一中国，才将整个制度重新规定。可是这时的决策不再是扩张和开放性，而是全面的收敛。朱元璋自己是贫农出身，他彻底看穿宋朝以经济最前进的部门作为财政税收的基础，整个国家追随不及的毛病，于是大规模改制。他的制度仍和宋儒的理论符合，是以最落后的经济部门为全国标准，注重均平。他又实行恐怖政治，打击高级官僚巨家大族，确定全国小自耕农为主的本位。1397年，户部报告全国有田700亩以上的只有14，341户，他们的名单可以抄呈“御览”。在朱元璋之法令下，商贾之家不许穿绸纱，全国军民不许泛海。政府官员的薪给极尽刻薄，一部分吏员的征派是采无给制。其他衙门里的斗级皂隶，在王安石时即已以钱代役，这时又恢复由民间差派。军队所用弓箭，政府里所有器皿、文具、纸张，也无偿地由农村各单位供应。全国的赋税因之大为降低，但是各地有愈来愈多名目繁复的无代价劳役，原则上是由较富裕的家户轮流承担。宋朝采用的募兵制至此又代之以征兵。但是兵员不由一般民间差派，政府另组“卫所”，下级有“军户”，亦即世袭不纳税而只服兵役的特殊户口。朱元璋又手订永不征伐的国家15个，包括海外的琉球、日本，近及朝鲜、安南。对外贸易则全部以进贡的名目，由礼部掌管。这全部措施既表彰平等，又提倡节俭。毫无疑问，明太祖朱元璋的政策可视为他对宋朝失败的一种反动。他训谕户部官员时特别强调王安石是坏人，又以“圣谕”概述：“我国家赋税已有定制，撙节用度，自有余饶。”

仅是以上的举措，明太祖尚不足以他个人之作风长久影响中国社会体制。在他规划之下，明政府又减轻本身所应管辖有关服务性质的事业。如各省剩余之食粮应配于边军或纳于京师一事，不由政府接办，也不让商人承包，而是指令各地纳税人千里运送，国家并不居中统筹，当中不设中继所，没有仓库、银行及接运站，也缺乏医药卫生等各项设备。通常一州一县要承当十多个单位的需要，边区一个军事单位的粮食来源可能来自十来个或二十个不同的县份。因此全国布满了如此错踪重复的输送线。虽说15世纪沟通南北的大运河通航使实物交纳有了一部分的集中，可是当中的会计责任仍落在下级单位。在16世纪很多收支已经用银，至17世纪之后清取明代之，这样的补给制度仍没有改变，仍是“洪武型”。政府的中层缺乏后勤的能力与责任，是明清体制最显著的特色，不仅为世界各国所无，即中国历史里也罕见。其所以能如此，是因明清帝国与唐宋帝国不同，它采取“非竞争性”的国际性格，因此可以不在效率上求增进，单凭均同而配合着中央集权的制度，就可以用数量上的优势压制外夷。而且国家的财富与资源如此分割支配，也使兴师造反、背叛朝廷者极不容易发难，总之最符合当日中国的特殊环境。可是从商业之发展，交通通讯、银行事业、司法制度之展开，和整个社会之进步各方面而言，洪武型的财产制度产生了巨大的负作用。而且这样的补给制度，计入锱铢，使每项供应的收入有如布匹中之一纱一缕，一经制定，极难摆脱。事实上，其基本设计沿用到本世纪。

明清之间一脉相承的组织与结构，已有不少学者指出。其行政精神的最大特色为极度的中央集权，但是朝廷不直接控制兵员与物资，而依赖一种半永久性的预算，保持各省区与地方单位间的对称与均衡。又注重以科举制度及文教的力量维持社会的流动性和向心的力量，一般而言，刑法之使用多于民法。这样的社会环境只能使人口增加，而不能在人民生活上作质量的改进。政府用不着以特殊的手段歧视商人和商业利益。基于以上各章所得的经验，我们知道商业资本之存积必须有合适的司法制度积极维持，否则信用无法展开，服务性质的事业无从着手，纵有特殊例外的情形，一个人的富裕与一家的兴旺不能构成任何社会制度。一个商行缺乏与他交易的对手，资金无法周转，经理人才依赖血缘关系，则其经营将无从展开扩大。

自列强在中国通商口岸开设租界执行领事裁判权以来，影响所及，尤其对中国社会经济之伤害，至今还是一个专家争论的题目。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广泛的题目。仅将西方文化和西方的法律观念有系统地输入中国，这种运动就不可能对中国没有裨益。要是没有它的启蒙功效，中国铁道之兴建、电信之敷设、实业如汉冶萍公司及轮船招商局之开创，必难在短期间成为事实，更用不着提及现代都市科技知识和学校制度。而经由商业交易的接触，存积资本可能只是外人专利，中国人丝毫不能分羹。可是另一方面西方法制与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格格不入，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因之其润泽必有限制，而不是十分普遍。租界与治外法权，即是在当中设立绝缘地带的一种办法。如果双方的体制经过一段接触之后可能融合，则中国之革命实无必要，而租界与治外法权也必早已废除，如英国及日本之先例（英国在宗教改革之前，银行业受意大利人垄断，他们也在伦敦享有领事裁判权；日本与西方诸国所订不平等条约于1899年解除），而不必待到第二次大战。更且西方所挟持的不仅是雄厚的资本，也代表一种现代的优势组织。双方的交往不可能完全基于一个平等互惠的原则。费孝通的攻击可能过火，只是中国排外的反应有其体制上的原因，并非全系感情作用。一个明显的例子，青岛经过德国和日本几十年经营，隔着海湾边上不到20英里的一座村庄却依然如故。除了新建的基督教堂与传统的神祇并肩存在和花生壳被城市新工业收买之外，当地人民的生活几乎与近在咫尺的大城市毫不相干。农作的方法与工具仍是千百年的旧习，商业也限于赶集及流动小贩往来。人民的生活与社会习惯也全未感受新时代的好处，反先感觉动乱的威胁。这种情形说明中国不能因为西方文化的渗入就如日本般迅速现代化，而必须经历相当的折磨，其低层结构必须经过一段重整。一位出生于青岛近郊而且熟悉当地情形的作家，曾于抗战结束时预言：彼间土地占有，必须经过一番改革，即是采取较和缓的方案，也很难避免暴力。

有了这一段的了解，再加上面各章资料的对照，我们开始觉悟到中国需要在历史上通过一次长期的革命，并非偶然。同时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对外界刺激的反应，不能统以“迟钝”和“漠不关心”等语词指斥。总之，以中国幅员之大，人口之众，过去社会组织之根深蒂固，有如一个走兽不能令之立即变为飞禽。

从上表来看，除了鸦片战争结束时朝廷犹以“筹办夷务”的方针对待西方各国，可算迟钝外（但仍有有识者如魏源），以后经过较深的刺激，已作梯度式的反应。造船制械，力求争取现代科技的改进既无实效，则企图从法制方面革新，如修改宪法、编列预算。这样的计划可能动摇传统以“圣谕”及“皇恩”统治全国的根本，于是索性推翻2000多年来的君主制度（异于日本作法）。如此再无实效，则发动五四运动，知识分子主张本身的革新，及于生活习惯语言文字（只有法国大革命前之启蒙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前之民粹主义行动与之稍微类似）。

此中很多事迹只因时过境迁，今日有了更长久的历史发展，使我们能将其中因果关系一语道破。如太平天国初起时，容纳了若干基督教的新教宗旨。可是良心自由（freedom of con．science）摆在中国的农村里，就不免张冠李戴，其尴尬局面反给曾国藩一个机会去增强传统的“尊卑，男女，长幼”体制。过去曾有不少读史者，以光绪帝不能毅然下决心清算慈德太后为憾。殊不知皇帝之存在，并非因籍之以富国强兵；而是君临天下，作忠臣孝子的表率。要是他放弃了传统的使命，也等于否定了本身所扮演的角色。所以问题不在皇帝之决心，而在君主制度。谭嗣同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自愿牺牲，他已经看清中国需要改造的地方范围极广，历时必久，流血必多，因之不惜以一身去标榜其必然性。这些事迹都只表彰着新旧之间距离之大，以上各人的行止与摆布尚未涉及大问题的本身，看来也只算展开序幕。

如果我们以短距离近视界的眼光重新检阅这段历史，固然可以觉察当中无数值得批评攻击的举动。例如鸦片战争时，道光帝曾令扬威将军奕经收复宁波。当日主将去前线90英里，奕经之幕僚大部分无军事概念。反攻之前十日，这群文人以竞赛的方式，预草胜利之露布，却不作敌情判断，以至进兵时主力驱入英军铺设的地雷区，部队伤亡近千人，而英军只损折20余人。半个世纪之后的黄海战役，中国舰队违反了最基本的战法，以一弯新月的阵容迎敌。战事最激烈时也不知道这舰队是由提督指挥，或系外国顾问指挥，抑或旗舰管带指挥，主力炮则只有炮弹3发。战后残余的船只退避于威海卫海湾，反在日军取得炮台时遭海防炮轰击。类似荒诞离奇的事情不断发生，我们不能以“用人不当”、“战术错误”作完满的解答。甚至指斥其贪污腐化，也是没有掌握问题要点。

事实上，奕经的军费是由各处截挪而来，非出于一般预算。扬威将军也是临时设置之官衔，既无固定幕僚，更没有经常的军需处，只好在苏州、杭州、绍兴之间设立四个银柜，接受各处的拨款。来银或四处均分或一处总揽，总不敷使用。中日战争也可以称为李鸿章的战争，各方将责任推置于李氏。他的舰队曾接受各省接济，李却没有掌握到这些省区的财政职权。而且各省自购船舰器械，由来已久。这不仅影响到战时的指挥系统及作战效率，也反映平时部队的编制、人事训练、装备后勤的全盘状态。所以武装部队只能在他们军令、军政和军需的范围内表现已赋有之功能。以上两次战役并非中国官兵不够勇猛，可是组织上之背景如此，除了各尽其力，无法在战场上制造组织与制度不能及的奇迹。

既有这么多踩跷，为什么我们还说中国对外来刺激的反应并非不积极？此时读者务必将过去三五百年历史一并对比。如果事关财政，则必涉及税收，因之也与前述“洪武型”之处置不可区分，并且尚可追溯到培植大量小自耕农、全面税收的社会体制上。说到法制，则须想象朱熹所谓“凡人子不蓄私财，而律文亦有别籍异财之禁”的境界（详第一章）。提到军备，则更要顾及朱元璋之设卫所，采取“非竞争性”的制度，不许人民泛海，并且称琉球与日本为永不征伐之国的影响。总之海陆军有如胶翼，必须骨骼、筋腱、肌肉、血液和神经系统与全身联络。如果他们的存在即和社会与国家之组成原则不相衔接，没有民间机构作后勤供应之支援，纯靠官僚勉强组成，行动时将留下很多贻笑各方的事迹。前人缺乏我们的历史经验，他们暗中摸索，自信已竭忠尽智，我们看来总不如人意，错误因循。然则当中的时间也没有完全白费。中国若非采取如此一波推一浪的方式，则不能走入全面改革。一次失败，就加添下一层之压力。光绪帝和康梁之百日维新，无疑是在仿效日本，企图以发行公债作为新政的开销，亦有进入资本主义体制之模样。只是清末中国的低层结构仍与王安石时代没有基本区别，也仍是由上至下指定的保甲制度。维新方案既不能在下端展布，则在慈禧太后专政期间，更暴露了上端的不合时宜，如此只有加速清朝之覆亡。民国初年的志士更发觉以手枪和炸弹发难，实行革命、推翻专制，还是不够因为亟需改革的不仅是官衔名目，更是下层社会的结构，只能从改革者自己的思想着手。于是激进分子如鲁迅，不止以宋儒和道学家的拘泥束缚为攻击目标，更提倡全部传统文化都是“吃人”的礼教。

以上或粗枝大叶地处理历史，或精磨细琢地钻研历史，可能得到同样的结论。读史著提高警觉，就可以体会到中国长期革命之无法避免。上表所列自南京条约到五四运动已77年，当中多数问题，仍不能局部地找到圆满解释；只有通过历史的长期合理性（long－term rationality of history），我们才能在大范围内树立他们的因果关系。而且这77年的各项活动尚未对中国的社会提出实质上的改革；最多也不过是完成了革命的准备。日后中国开始改革时，其间乾坤颠倒的不仅是法律与政治，也牵涉到经济与生产，更及于思想、语言、社会组织和生活习惯。自1919年至今又转瞬已70年，在这70年中，中国的武装部队参与大小内争不算，也曾以各种不同的姿态，与世界各强国及左右邻邦作战。所以称中国在20世纪的革命为人类历史中最庞大的一次革命，并不为过。此间经过事迹的背景及发展，已非平常尺度所能衡量，也超过各人的人身经验。

这种大变动的起因，可追溯于资本主义的世界化。19世纪中叶，英、法等国以商业之原则完成了他们国家与社会构成的基础。于是挟着这样的优势组织，向海外发展。鸦片战争及英法联军之役，都在这背景下展开。中国承受了外界的压力，才提出各种维新方案。只是维新未成，世纪之末年，已有日本入侵，因此需要改革的范围更为扩大，时间也更为迫切。20世纪初年，更有苏联介入，中国的问题更国际化，也更沾染各种主义的名目。可是我们不能忘记，以上各种方案与主义，都不外是解决问题的工具。潜伏在他们后面的一个大问题，仍是中国必须放弃过去以农业条件为本位所产生的特殊体制，代之以商业条理作主的一般体制，增强她在国际间竞争的地位。

从最近的各种迹象看来，这种问题已将解决，整个的改组也近完成。我们作这样的论断，并不是说时下的局面令人感到满意，而是指出中国在1980年间和1920年间已有显著的不同。例如财政上已摆脱向多数小自耕农全面抽税为基础的体制，因之规模初具，下层的经济因素也已可以自由交换，即将进入以数目字管理的规范。至于用何种数目字，则尚无定夺。也因为中国问题范围大，牵涉深，在她改革的过程中，已使19世纪所创原拟适用于西欧的名词有不合时宜之感。这一点我们还有机会论及。

自五四运动至今70年的历史，不能全用中国历史的经验解释，因为这种发展在中国尚无先例。我们引用本书以上各章资料，包括意大利的自由城市、荷兰、英国、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和苏联，进入以数目字管理的程序，也参考十多个思想家的意见（见第五章），可以想象民国初年的无政府状态，近于霍布斯所说“所有人和所有人作战”的趋向。中国在1905年停止科举考试。实际上已截断了高层结构与低层结构间的联系。因为传统所谓“选举”，以四书五经作取士的标准，既是庙堂里统制全国的逻辑，也是农村里维持社会秩序的根本，有如宪法。现在这种使上下交流的方式既被放弃，君主制度既被否定，而内地的情形还有如蒋廷黻所言于费正清，尚无从获悉其究竟，那么中国还靠什么原则存在呢？剩下来的唯有传统中待人忠恕之道，和一班知识分子的爱国精神，更其次的则只有各强人之私人和军事力量，在历史上称为“军阀混战”的局面了。这简短的一段叙述，也可以包括五四运动前后之一般状态。

霍布斯认为，现有的国家体制解散时，人类将恢复到初民状态。初民状态中，公众的权力尚未展开，既无政府亦无法律；既无法治，也谈不上公平与不公平。在作战的条件之下，只有强权与欺诈算数。他说：“在此条件之下将不能产生工业，因为其成果毫无保障，于是世界里也没有文化，也没有航海交通、海运货品，更没有宽敞的建筑物及运输的工具，因为这些东西需要大规模的武力支持，因此也无从产生地球上的知识，没有计时的才能、美术、文学、社会。而最可怕的是生活在无边的恐惧、暴力和死亡的危险中。人类的生命只有孤独、穷困、卑劣、粗暴而又短暂。”（这段前已提及见第五章注[24]）

作者著书时着重文字结构的紧凑，叙述不免过激。他未能预料中国就因为传统的忠恕之道和新时代的爱国精神，仍旧在一个时间内勉强存在，并没有完全土崩瓦解，沦陷到太平洋的深洼里。但五四运动前后，鲁迅既否定中国传统的伦理，称之为“吃人”的礼教，连孙文也称中国人为“一盘散沙”，则已去霍氏所想象的初民状态不远。同时在军阀割据之下，一般人民之生命财产没有保障，也是难以否定的事实。如果我们有了这样的了解，则在检讨中国现代史时，必先看清当中的大轮廓。在社会全面解体又需要全部重造的时候，一件事情的意义可能前后牵涉几十年或甚至几百年。即是亲历其境的人物，如克伦威尔、丹东和托洛茨基，本身反成了推进历史的工具，也难看清他们自己在历史中的真实意义。在这种情形之下，无目的的分析而不综合，难能尽到历史家的任务。我们纵把郭松龄和殷汝耕的事迹写得不失毫厘，又牵涉到本庄繁和冈村宁次的秘幕，在当中更投入梅兰芳和阮玲玉的琐闻轶事，也只是增长历史的篇幅，仍未掌握中国长期革命的真实性格。

何以中国在1980年和1920年间有此巨大的区别？因为“巨灵”已在我们眼前出现。蒋介石和国民党创造了一个高层结构，使中国当时能在世界里立足，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改革了中国的农村，创造出一个新的低层结构，使农业上的剩余能转用到工商业。

中国今后的趋向，也能从这基础上发展。其目的是根据各地区的条件，使全民就业。自宋太祖赵匡胤企图集绢以拒契丹至今已逾千年。即是西洋史里包括威尼斯一心要保持她的商业体制，将统领华立罗判死刑，迄至最近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实施改革的一段，也有600多年。我们可以在当中看到很多国家与朝代的成败兴亡，可是他们最后趋向以数目字管理的方式则始终如一。即是有些大陈性格的国家将互相交换的原则由战时体制粗率组成，局势既正常化，也仍需要改造，也仍将最基本的私人财产权予以固定。除非中国仍然拒绝与外界的潮流汇合，我们就揣想不出另外一种方案足以代替上面的论断。

谢选骏指出：此章虽论法国大革命、俄国的十月革命和中国的长期革命，但由于写在1991年苏联解体之前，后来又因为年老而未经修改重写，所以已经陈旧过时了。难怪人说“《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存在三项贯穿性缺陷：其一，篇幅分配本末倒置；其二，摘述二手著作再加上评论，而非依据第一手史料展开论证；其三，是局部的静态述说，而非宽广层面的动态分析。简言之，‘广度大于深度’，‘热度大于亮度’。”我看黄仁宇连二十世纪的事情（共产主义崩溃）都没讲完，就去冒充二十一世纪的预言家，结果却死于2000年1月8日，离开二十一世纪还差一年。

【第八章  总结】

本书叙述至此，可以概括地说，14世纪以来，世界史中的大变动多数与资本主义有关。虽说资本主义不是引起战争、造成新旧国家分离并合的总原因，但是它牵涉广泛，在各种大规模事件中总有直接与间接的介入。

资本主义虽说是一种经济体系，但它亦与政治不可划分。因为统治大众的方法，基本上不出三途：一、是精神上和道德上的激励，以宗教或党义主持之；二、是警察权逼迫就范，以军事力量和法庭为后盾；三、是在法制上依循各人私利观，使公私利害凝合为一，各人在争取本身名利时，即在无形中增强了国家社会的组织与结构。固然这些条件全待客观环境而展开，同时任何政体也希望折衷混合，并用三者之长。可是资本主义无可否认的是将最后一种方案作最高度和最有效的发挥。从简单的定义到复杂的内涵

基于上述的原因，资本主义这个名目，在不同作家笔下会有不同解释。一个历史家所看到的资本主义，可能与一个经济学家所看到的资本主义迥然不同。资本主义生理家与病理家的观感比较，一定也有很大区别。本书为历史著作，也从资本主义的生理着眼，所以主张赋予这个名词一个有限的定义，使大家都能接受。然后各人就个别的研究，去扩充这名词的内涵（connota－tions）。

从我们的立场来看，资本主义是一种纯经济体制之功能。它使资本广泛流通，经理人员量才适用，技术上的支持因素全盘支配。这三个条件说来简单，可是一个国家要让其充分发挥，势必将社会低层结构里各种障碍打开，然后当中各种经济因素才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换。不少国家即因此一着，已发生内战。例如美国以奴工种植棉花，与自由的劳工竞争，终待南北战争而解决。而且当社会下层各因素概能公平而自由交换时，其上端也要有凭公判断的能力，于是教会的干涉和警察权的使用才可以逐渐减轻。这样一来，这个国家的政体必须又有显著的变化。再则将劳动力和生产工具以及资本，都按它们的交换价值，化为美金、英镑、日圆等单位，这些单位在分舍离合之间，更必增加社会的流动性，提高科技使用程度，产生一个多元社会（pluralsociety）。一方面固然使触及的国家生活程度增高（见第一章注[18]），一方面也使私人资本在政治生活中产生特殊吸引力，占特殊比重。因之大至国际冲突，小至一个特殊城市之社会问题，都可以在各种条件之下归咎于私人资本主义。

总之资本主义社会与欧洲的封建社会和中国的旧社会比较，已经产生了一个“动”的款式，与昔日主静的姿态不同，因此资本主义几乎与“现代”同质而异名，所以可以互相交换（第一章）。可是实际上资本主义所供给者通常只是动之冲量（momentum），而不是动的成果。譬如马克思提及“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指出其通常使用暴力、征服、奴役等等方式，已经本书证实（见第一章注[20]，第三章注[49]、[50]，第四章注[77]）。可是那些人类的劣行早已存在，资本主义之兴起，打破国际间力量之均衡，于是初期资本主义的国家利用其优势力量，使上述劣行更为彰著。但并不是因为有资本主义，才产生使用暴力从事征服与奴役。同时，在20世纪末期，资本主义能否继续存在，尚有赖它能制止上述劣行（近年西方各国对南非之制裁可为例证）。因英国而功用显然

资本主义之为一种经济体制之功能，不由先觉者设计产生，而系在技术上积累经验形成。当初威尼斯人避难于海岛，兼鱼盐之利，并未有创造独特行政系统之企图。又，要经过好几个世纪，值教皇与神圣罗马帝国争权，意大利半岛四分五裂，威尼斯才乘机在各自由城市之前，获得独特地位。于是她从实验之中造成单纯有效的商业系统。从华立罗事件的反应来看，14世纪的威城虽有成熟独特的政治组织，但并未产生相应的意识形态。所以华立罗始终以一般的叛国罪受刑，威城记录之中也缺乏额外的渲染，毫无类似莎士比亚铺张布鲁特斯（Brutus）刺凯撒大帝时之慷慨陈辞，涉及保卫自由传统公民权利等语。如果当时人自觉的有类似的观念，何以威尼斯保持记录与档案之完整，当中又一字不提。

以今日眼光来看，威城的组织包容私人财产的这一因素，比同时其他国家和类似组织来得现代化。可是这长处并未为时人称颂。例如与路德同时的加斯帕罗·康大黎尼（GasparoContarini，康大黎尼为威尼斯世家，曾有8人任统领，详第一章）曾著有论文，宣扬威尼斯的组织长期保持集体的安全，已接近至善的标准，因为她已如亚里士多德所提示，将“君主制”、“多数”及“少数”三种原则平衡采用，互相融合。可是文中并未涉及私人财富的重要；作者没有和哈灵顿一样（详第五章）说政局之安定在乎拥有财产者同时控制政权。康大黎尼将一般劳工摈斥于政权之外，因在他看来，此为举世公认的原则，并非威城独创。

当资本主义在荷兰独立期间出现时，一般人士也不可能想象他们是在创试一种新体制。新国家的摄政阶级（详第三章），还只以为他们自己不过坚持中世纪以来各城市的自由特权。然而特权由封建诸侯颁给，用意在让绅商支配本身业务。经过独立战争，各公国郡国的贵族既已被时代淘汰，中产阶级的市民成为新体制之主人翁，他们由坚持特权而执行特权而更光大其特权，要不是展开资本主义，还在做什么？只是这种倾向也没有被时人看穿，否则宗教上的领袖和学术界的领袖不会对新体制之实行提出问难。

资本主义被视为一种具有形象的组织，似在英国内战之后。当日既有霍布斯及哈灵顿之著作问世，而且至此荷兰之成就使英国自愧不如，而急起直追，虽说此时仍没有资本主义这种名目，英格兰有心仿效的乃是一种经济组织和一种政治运动，则资本主义之体制必已具备其轮廓，从组织银行、发行公债、筹备保险、增强法治，种种因素已开始互相衔接，于是经过光荣革命终在英国成为一种体系，既具实质，也有思想线索（思想线索[line of thought]和下文所说意识形态[ideology]不同）。孙文说：“主义是一种思想，一种信仰和一种力量。”资本主义至此成为一种主义，无可置疑。

为什么以前的书刊都没有这样的确定？因为资本主义这一名词在19世纪中叶才出现（详第一章），去英国资本主义之发动成长已有150年的距离。而且这名词一提出，即被法国社会主义者引用，作为一种批判的对象，亦即是从病理学的眼光着手，于是很少人注意到其生理之发育成长。

资本主义经过1688-1689年的光荣革命而在英国立足，是人类史中的一件大事。过去威尼斯以城市国家的姿态实行资本主义，由于她地方小，缺乏以农业体制为管理方式的背景，无生产制造之基础（在大陆上之领土对岛上之影响小），因此民法即为商法，商船队也与海军不可分离，所以政府即等于一个大公司，不足为奇。荷兰过去也缺乏组成民族国家的经验，也未曾接受过中央集权管制，各市镇历来各自为政，独立战争后因时就势，任阿姆斯特丹及鹿特丹（Rotterdam）各行其是，不顾全国体制之完整，这样的实行资本主义，也是避难就易，顺应既成事实。

只有英国向来是一个农业体制坚强的国家，在封建时代已有若干中央统治的因素存在，王室地位显赫，英格兰教会举足轻重，又有法制系统层层节制；凡此都和现代商业社会的流动性相径庭。因此，非面临内外煎逼，不至改弦更张。经过长时期大规模动乱之后，其体制有空前绝后的改变。

因为如此，英国之进入资本主义体制，在历史上创造了一段公式，供历史家在其他国家的经验中参考印证（可是这并不是说其他国家即可自觉的模仿照抄。各处背景因素不同，时间上的汇集有异，况且如此的改革经过革命阶段，历史家欲考察其经过，既要平心静气，又要大刀阔斧。下节当再叙及）。其程序包括：

改组高层机构：放弃君权神授说、保持英格兰教会权威，但是要执行政教分离，宽容异教徒。从此议会上以公债代替国王对财政之人身责任，国王从此也有职无权。这种措施促成政党政治及内阁制度之抬头。

整顿低层机构：将土地所有合理化，逐渐取消“副本产业”，因而土地所有较前集中，同时所有权租佃关系及地租收入都较前固定而有共同的标准，放弃归并乡镇之市场。

重订上下之联系：公布权利清单（Bill of Rights），保障司法独立，习惯法庭接受平衡法（equity），自此法律更现代化，也更融合于商业体制。此外更增设邮政，建造付费公路。

以上都有促进资产与人力加速交换的作用，于是人尽其财，地尽其利，物尽其用，符合前段所说，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体制之功能的说法。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则以上的安排使一切数目字化，这国家也进入以数目字管理的阶段。意识形态通常失之偏激

我们这样解释资本主义，是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历史，并着重其积极性。此种立场，和以意识形态为主的观点不同。我们不能说以意识形态作主的看法全部不对，只是一般失之偏激。譬如说，西方不少理论家过于强调资本主义的优点，好像天赋人权及个人自由全赖它支持，在它掌握之下，一切公平合理，所以在任何社会推行资本主义即是颁布福音。殊不知在很多国家，将过去的经济基础推翻，经常是以暴力方式行之，既为革命，即缺乏个人内在的公平，只是经过长期的厮杀与破坏，余存的力量再度取得平衡，才能开始公平而自由的竞争，而有时仍不能符合理想的节奏。以英国为例，内战即是一座大熔炉，土地经过没收、标卖赎还各种步骤，也在复辟后，片面的接受了物归原主的指令，只是下令的人也知无法做到，才赋予保留的条件。而尤以内战前后，使副本农业失去法律的凭藉，最乏公平，只有强者占先弱者受屈。诸如此类的事例，我们只能说人口增加，社会上交接繁复，新组织需将局面简化，才以快刀斩乱麻的办法豁清局面。今日事过境迁，读史的人已不觉得当时人的痛苦，才承认此举在历史上之长期合理性，有如北魏及隋朝的均田也是大刀阔斧，重定社会秩序，终造唐宋大帝国。我们欣赏其技术之成功，并不一定要歌颂其道德之伟大。

但是，人类既有经济体制，则必有组织。既有组织则必有高低上下品级间之不平等（即法国大革命时之“人权及公民权利宣言”，亦表彰在共同功利条件下，在社会产生等级之差别）。这些高低上下之不平等，或系因袭或由新创，积之则成社会阶级。我们纵不满意此中毛病，也当设法救济，例如限制过度的利润、增加社会流动性、使弱者及环境上不利之人仍有社会之保障及突破环境之机缘。

说到这里我们也要再度提及，韦伯等以理想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理论，只能算社会心理的一段分析，不能算作历史作品。从路德而加尔文而清教徒，由巴克斯特而迄至富兰克林，亦即自16世纪之初，亘18世纪之末，当中经过最少有250年，也难怪宗教思想不能在其中产生巨大的变化。在这250年，查理一世自 信为主受难，威廉劳德坚持宗教纪律，他们不可能想象自己违背了经济改革的潮流而终必身首异处。在相反的一方面，普林（William Prynne）带枷被黥之日，以及克伦威尔在韩丁屯（Huntingdon）招兵买马之时，他们只以民主和良心上之自由相期许，也料不到他们的奋斗与日后资本主义之发展互有连带关系。至今还有不少历史家以狭窄的眼光分析此中各种情节，或只能在一时一事间指出直截了当的因果。再不然，则在大范围内将因果关系解释得抽象，而难予置信。其实，一个国家挣扎着进入资本主义体制，动辄经过数十年或近百年的长距离，其演进必超过各人之人身经验。也只有今日历史之纵深，我们缕列其结局，如上段所述，高层结构低层结构和上下联系中各事项，才发觉它们已自然的造成一个系统。当中之逻辑，即在便于数目字上管理。可是始终无人策划其全部程序，至今历史家也无法充分解释当中的步骤是经何人协定。总之，就是群众运动长期动乱之后，已经过用进废退的方法，产生了上述有经济性格的现代体制。

这样的解释脱离了韦伯和宋巴特以资本主义精神归功于人种及遗传的说法。新教伦理固然可以辅助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亦复可以在天主教之下展开。本书虽在开卷时指出儒家伦理与资本主义冲突之事例，但朱熹为12世纪人物，海瑞为16世纪人物。如果我们把历史的根源倒推回去，则不仅“杨朱为我”，有了充分的个人与现实主义立场，而且斥责他的孟子也在与齐宣王对话时，因着这位君主“寡人有疾，寡人好货”的说法，即反问“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孔子也仍提到“欲而不贪”的说法，而只有在“不义而富且贵”的条件之下，才视“富贵于我如浮云”。他尚对冉有说，卫国既已“庶矣”（人口众多），则当“富之”，然后才“教之”。下迄西汉司马迁更写出：“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也。”并且“若至家贫亲老，妻子软弱，岁时无以祭祀进醵，饮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惭耻，则无所比矣！”可见增聚财富，是人类共通的性格（也即是符合“自然法则”）。余英时教授搜集16世纪到18世纪中国思想界对商人及商业的看法，带着肯定的态度。他也引证儒家学者的伦理观点，说明他们并无韦伯所谓中国人缺乏清教徒紧张精神的迹象。

因此我们批判中国传统之意识形态，针对其政教合一。亦即是将伦理思想写入法律条文里，未顾及个人及内在的公平，先已用道德名义阻塞社会分工合作，所引用技术上的安排。可是这样并不是说道德可以不要，传统精神之长处必须放弃，才能实行资本主义。最近日本人用神道精神及儒家伦理支持资本主义，新加坡和台湾推行资本主义也未放弃传统精神，值得注意。中国人兄终弟及父死子继的习惯与观念，固然妨碍社会流动性及高度分工合作，可是在一种血缘关系之中，获得永存的观念，大而化之，接近杰佛逊（Thomas Jefferson）所谓“世界属于生存者”（Earth Belongs to the Living），也仍能在时下国际情势紧张危机四伏的世界里提出实际的贡献，也可以补助西方个人主义及现实主义之不足。总而言之，我们把资本主义当作一种技术上的工作，打破“为富不仁”的死板观念，却也用不着把资本主义当作另一种宗教。所以不必坚持一个“道地实足”和“十全十美”的资本主义，而且这样的坚持，事实上也做不到。循着海洋上的国际路线发展

从本书的叙述看资本主义的展开，由威尼斯而荷兰，而英国。自英国之后，不出百年，而至法国及美国，至此有普遍被及全球的趋势。不仅各主要国家的开创与维新产生一个前后互相关联的时间表，而且和资本主义不可划分之技术因素，如复式簿记、商业法律、保险业务、造船技术等都随着海洋上的国际路线而普及各处。即剩余资本主义之投资也循着这先后的程序从先进国家至落后的国家。现代很多民族国家，如荷兰、德国与美国，其产生都与它有密切关系。而日本之现代化，印度与印尼之沦为殖民地，亦与之有关。这也是我们必须将资本主义在狭义上固定其为一种技术上之名词的原因。倘不如是，我们随着它的内涵将之扩大，则不知极底。

可见资本主义技术上的功能固为一事，它在历史上的影响又为一事。和旧式农业组织比较，新兴商业的结构是一种优势的组织，它将雇佣（employment）与所有权（ownership）互相联结，成为一大罗网。它仍不免常有内在的利害冲突，可是和别的国家产生敌对关系的时候，不论在平时与战时，这优势的组织一切能用数目字管理，即容易将公私的利害结成一元，农业和工商业的因素也能互相交流，即不难动员，将民间的力量发挥在军事外交各方面去。13、14世纪威尼斯和热那亚的战争（详第二章），与17世纪英荷间的战争（详第三章），都有商业成分在内，所有交战国都受资本主义支持。而在陆战时将两方因组织差异所导致的力量分出高低，作为明显对照，则以1704年之布仑翰（Blenheim）一役（见第四章注[74]前二段）最引人注意。当时英国已进入资本主义之体制，法国则尚未入流。

从历史事迹看来，大凡海岸线长的国家，农业生产常带商业性质（如英国之出产羊毛，荷兰之畜牧重于谷物生产），面积比较小，过去又缺乏中央集权之体制，常在组织资本主义的过程中较大陆性格的国家占优势。而且不仅其民法易受商法的诱导而调节，即存积资本时，商业的财富由于国际贸易之展开，也不难超过农业上的财富。因为前者可谓经常出于变态，后者即企望增进，仍多受天候地理的限制。

国际公法（International Law）之展开也与资本主义之兴起有密切关系。葛洛休斯（Hugo Grotius）所著《战时与平时之法律》（De jure belli ac pacis），被公认为现代国际法先驱，书成于1625年（订正本出现于1631年），时值荷兰独立运动成功之际，而其本人也在荷兰之政治中产生纠纷。虽说书中引证圣经及古典历史，可是他心目中的自然法则是以几何作蓝图（因之也影响到霍布斯及洛克）。他也著重私人财产权的重要。葛洛休斯又提倡克制专制皇权，尊重协议（covenant）和市镇法（municipal law）。这种种着眼，都以资本主义为本位，也都助成资本主义的滋长。

可是17世纪的国际公法，在以后的世纪里成为西欧国家间的习惯法，资本主义国家也挟它对其他国家强制执行。例如鸦片战争时巴默斯顿（Palmerston）并不觉得英国人在中国贩卖鸦片有何罪咎，反只觉得中国虽颁布严峻的禁烟条例，向来并未依法照办，一朝突然雷厉风行，还设陷阶惩罚英国绅商，是不合法的。本来法律应当明确的公布，全面执行毫无偏差，如此也可以算作与自然法则中之公平（fairness）的观念符合。可是19世纪的中国在社会习惯上并未进展到这程度，而传统上的官僚组织也没有技术上的能力将广泛的法律无偏差的执行，因之常以道德为前提，在执法时上下其手。这两方之差异，固然可以表示文化进展程度之不同，也在实质上表现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的基本差别。我们应当注意的是，时至今日，这种差别并没有完全扫除。

19世纪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对远东的国家施用压力，不仅仗着船坚炮利物质上之优势，也感觉本身精神与道德的优越。所谓命定扩张论（manifest destiny）及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Darwinism），都随着这些条件而展开。这种观感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有显著改变。只是前已言之，资本主义是一种优势的组织，因之在自觉或不自觉的情形下都有将压力加诸劣势组织的趋势。从被压迫的一方看来，资本主义也好像始终与帝国主义并肩携手。这样的观感至今尚存在不少人心目之中。本书虽然主张将两者的界限严格区分，豁除误会，可是仍不能否认上述关连印象之存在。

法西斯主义可算因着资本主义而产生的一种变态。本来资本主义提倡各种经济因素公平而自由的交换，是以各人的私利观作主宰。法西斯则以政治力量强迫将民间经济组成集团，干预所有权与雇佣的关系。资本主义的长处则是，在它影响之下，整个社会可以用数目字管理，法西斯即将其整个接收过来，一意造成其独断的数目公式，用以支持狭义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帝国主义。在它统制之下，自由交换已不复存在，例如劳工就不能脱离现有职位。如果资本主义的架构依旧存在的话，则各企业也早失去其独立自主之性格而承息于国家指定之集团（cor－poration或syndicate）之下。企业家亦被政府征召，为其意识形态服务。主流之外的经验：丹麦与西班牙

我们看到资本主义为一种组织上的力量，循着海洋路线发展，好像已在国际间造成一种时间表，随着交通通讯的进步，自西至东，又通过北美洲而再度进入远东。可是当中没有两个国家的反应可能前后完全一致。本书已经提到9个主要国家的经验，即各个不同。可见接受资本主义最基本的三个原则——资金广泛的流通、经理人才不分畛域的雇用及技术上支持的因素全盘分配——和所需要的各种经济因素都能公平而自由交换的条件，势必渗透过每一个国家的历史和地理，而通常也有外界的干涉和诱导。因为这种种因素在时间上的汇集无从标准化，也就在进程之中展开了千变万化的局面，也发生了前后不同的结果。只是资本主义是一种空前的体制，不可能自然而然、慢慢的造成（参照第一章注[28]后之三段），务必经有内外压力，是故也很难在急遽之阶段避免暴力介入。只有人类集体的经济性格，总在各种急遽变乱之间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则无庸置疑，所在皆然。

即在本书“主流”之外的国家，一般也可以根据上开的原则简述：丹麦原可算是欧洲北方一雄。丹麦国王曾长期兼掌挪威与瑞典（瑞典在乃世纪与丹麦分治，挪威的隶属关系则延至19世纪）。这国家也曾分别在印度、西印度群岛和非洲占有据点，开拓殖民地。也因为丹麦王室的关系，领有今日德国本部之石勒苏益格（Schleswig）与荷欠斯泰因（Holstein）。可是这国家的财富，大部分靠渔业及在波罗的海收取过口税而来，用以招募雇佣军，长期在大陆作战，则常得不偿失。而且远洋的发展不如英国与荷兰之近捷。

荷石两个地域间的关系，可谓集封建时代统治阶级人身及家庭纠缠之大成。石勒苏益格原为公国，却是荷尔斯泰因郡主之附庸，历史上两个区域不能分割。荷尔斯泰因原为神圣罗马帝国一部分，后升为公国，石勒苏益格则始终在化外。15世纪之后，丹麦国王兼为两公园之公爵，可是因为境内德国贵族的关系，定立了只有人身上的兼理，而不能在地域上吞并的原则。拿破仑战争后，维也纳会议将荷尔斯泰因划入新成立之日耳曼邦联（German Confederation），石勒苏益格仍在邦联之外。

而且丹麦本土的政治也牵连不少社会复杂的因素。穑夫制虽在18世纪末叶即已废止，但是迟至1830年间，若干封建因素，例如农民无代价之劳力服务，仍不能废止，土地也区分为特权的及非特权的两种，前者付税低。如此都与资本主义的系统之内，下层各因素都能公平而自由交换之主旨相违。并且一般农民的生活极为穷困。

1848年之革命传遍西欧大陆，丹麦采取君主立宪制，正在朝自由主义发展，即与荷石两个地区之社会人士冲突。因为社会进步，经济多元化，两个区域内以德语为主，新兴的小资产阶级倾向于以“关税同盟”（Zollverein，详第六章）为主之新德国。1864年丹麦被普奥联军打败，割让荷石两公国，丧失国土约2／5，人口约1／3，一时可算创巨痛深，可是日后看来仍未为非福。

过去丹麦农产品以汉堡（Hamburg）为吞吐港，该地银行家预垫资金，与丹麦主要港口哥本哈根（Copenhagen）竞争，而经常占优势。割土之后，丹麦才有机会竭力经营本身之港口，加以波罗的海之过口税已终止，丹麦更需要在经济上找新出路。时值美国及俄国之小麦大量出现于西欧市场，各处人民生活程度也有一般之提高，丹麦在19世纪最后30年之改革，针对上述情势，一般将农业由主食之生产转移至副食猪、牛、乳酪、鸡蛋、大麦及麦片（后二者亦为饲养之用）和甜菜（用于榨糖）之生产，从此整个改变国民经济与农村社会形貌。丹麦境内水道交通便利，使上述生产之转变极端有利，即小农亦组织合作社，加入农产之商品化。剩余之人力，除一部迁徙于美洲外，与存积之资金，促进城市工业化。因为农村内劳动者减少，大地主亦须对劳工让步，而自动的授与各人赡养家室之土地。迄至20世纪，丹麦的政体不仅更趋民主化，殖民地既经放弃，这国家也更添上了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色彩，如津贴健康保险，以便减轻保险费而增加抚恤，和各种救济失业恤贫养老的措施。

至此我们很难确定丹麦何时进入资本主义体制，但是1864年战败割土，却在她的历史上成为一个显然的分水岭。自是她也经过一段改组上下机构重订当中联系的程序。经过这些改革，丹麦内部的各因素都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换的情势，才极为明显。于是全国的组织才商业化，亦即进入以数目字管理之形态。

欧洲之西南，西班牙表现着一个更独特的例子。16世纪，这国家好像有天下第一等强国的气派。可是几度沧桑，在19世纪初年竟受拿破仑之宰割，至20世纪，她还在西欧其他国家后面，挣扎着现代化。可见资本主义在更换世界形貌的时候，在当中因着能适应的状况和不能适应的状况，留下了不少特殊的后果。

与西欧其他国家比较，西班牙现代历史中缺乏一种将农村经济全盘改组以配合工商业发展的阶段。宗教改革期间西班牙向外发展之际，其组织上纯然采用朝代国家体制，所以上端表现着国际性格，下端则各王室贵族的结构全未放弃。简概言之，即未曾全然脱离封建色彩。其经济力量大部分靠由南美洲搜括之金银作根底，并未构成西班牙之商业组织。所以一遇到其他国家逐渐改组而为民族国家，西班牙金银也耗费殆尽之际，其国际地位即随之衰落，只能走上一段江河日下的道路。今日我们即很难回想到，不出百年之前，西班牙尚在东半球拥有菲律宾群岛，在西半球也掌握着古巴，而200年前更奄有南北美洲及中美大部分的盛况。

西班牙的地理环境，也始终与历史发展有前后连贯之关系。照地图看来，西班牙位居伊比利半岛，除与法国及葡萄牙一线毗连外，四面环海，又有初期航海探险之经验，应当为一个商业先进国家。可是其国境内部山脉由西向东妨碍地区间之交通，因此以农业为基础的地方权势极难推翻。更大的问题则是土地贫瘠，又使用过度，农产歉收，人民生活艰难。中世纪以来回教势力由北非侵入半岛，13至15世纪，西班牙之反击，以天主教会作号召。即1492年之驱逐犹太人出境，也是以信仰为由。有些历史家指出，此为资本主义不能在西班牙展开之一大主因。宗教改革期间，西班牙王室也以保卫教会自居，执行其大审判，是以教会地位巩固，僧侣也能利用他们的力量作为保守势力之屏藩。可是西班牙又地处欧洲大陆一隅，非交通孔道，虽内部组织松懈而接受外界之压力不大。一度被拿破仑占领，为时不长。直布罗陀之海港在18世纪属英，也给西班牙人自尊心很大的刺激，可是又与西班牙的内政关系至微（而甚可能因此战略要点不在该国掌握之中，才能使之避免卷入二次世界大战漩涡）。总之西班牙在近世纪的国际场合之中，攻则不足，防则有余，所以能长期处于落后状态，也能长期保持其非竞争（non－competitive）的性格，影响所及，社会上缺乏有架构之联系，一般国家观念淡薄。

19与20世纪外界之发展，终使西班牙政局产生现代性的不稳定状态，曾两度为共和国，又两度复辟（现今之君主制开始于1975年）。可是西班牙各种问题综合之背景显示其社会及国民经济间需要一个全盘的协定，才能融合于现代之潮流，并非君主制或共和制所能解决。

19世纪以来，西班牙有所谓“卡尔派”（Carlists）者，最初不过坚持王位由男性继承（拥戴王子Don Carlos而反对公主Isabella，所以有此名号），可是这正统的作风及组织延续而至20世纪，卡尔派成为思想上及行动上之极端保守集团，甚至认为铁道电讯全属淫技，而主张恢复历史上之宗教裁判。站在左派的则有无政府主义的工联派（Anarchosyndicalists，由无政府[anarchy]及工联（syndicate二字拼成），他们径自组织工人，在内战前夕有会员150万人，他们既不参加政府，也对所有的政府组织，不论其为前进或保守，一律反对（他们唯一参加投票是在1936年即内战前夕），并且他们痛恨天主教，不时焚烧教堂、刺杀传教士。而更有社会主义者也组织工人，策动罢工。所谓共产党员，反而人数较少，不极端张扬，只是受托洛茨基的影响。西班牙的教会则一向与大地主和军官勾结。此外还有加泰隆尼亚（Catalonia，东北角，工业比较发达），及巴斯克（Basques北部，乃人种语言的称呼）等等独立运动的组织。整个看来即是离心的力量强，缺乏统一互助的基础。

以上的阵容本来已经具备了1936年至1939年内战的条件。而当时又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及北非殖民地一般不稳定的情形，局面更难维持。国王亚尔丰索十三世（Alfonso X III）曾于1923年暂时停止宪法，令黎越拉（Primo de Rivera）专政七年，结果既不孚人望，且陷于全世界经济恐慌之窘局中，于1930年被迫辞职，国王亦于翌日出走，局势愈难收拾。加泰隆尼亚宣告独立，北部煤矿工人大罢工，勘乱时死3000人。左派人士则要清算教会，而最后左派各政党团体组织“人民阵线”（PopularFront），显然受苏联鼓励，于是佛朗哥（Franscisco Franco）以兵变而展开内战，他的部队称为共和军，得到希特勒及墨索里尼援助，两国派正规部队参战，德国并借此试验新武器。政府军获得苏联接济，远逊于法西斯集团之外援，但有不少国际左派及共党人士以个人身份参与。拥护佛朗哥者为天主教会、地主、工业家、卡尔派、军官、保皇党，和西班牙的法西斯组织长枪党（Falange）。内中以中产阶级及下层中产阶级为主体，自此佛朗哥的运动也称长枪党运动。自他夺取政权至1975年去世，佛朗哥为西班牙之独裁者37年。

长枪党运动，最初显系法西斯性质。党之标帜为一束箭，以牛轭套之。党的活动带有宗教式排场，佛朗哥除着军服外，亦着长枪制服。他夺得政权后，发还教会财产，提倡传统道德，钳制新闻与舆论，禁断其他政党，都不在话下。1939年，西班牙之监狱囚禁27万人。佛朗哥的政敌称他屠杀政治犯20万人，此数字可能高度的夸张，但是较正确的计算亦称内战结束后6年有28000人被处死。

法西斯并非无条件的接受资本主义，佛朗哥之言词，可能带宣传性质，可是他在内战期间即已发表他的运动目的并非庇荫资本主义，而系保卫西班牙的经济利益。他曾自称：“我们出自中产及下层阶级。”他甚至提出让贫农获得土地不算完全解决问题，还要以金钱支持，使他们充分有能力经营，所以他主张宽泛的贷款，分散庞大的农产，造成中产农户。

事实上长枪党运动尊重私人财产所有权，除了过去左翼团体及工会之财产外，很少有没收征发之情事。但是它使全国的雇主与劳工都配属于国家主办的工联之下，各行业在各地区组织有分联。控制方式着重人事上的拘束，凡大小负责任之职位概由上至下指派，于是整个生产与支配全受官僚组织节制，罢工闭厂全不可能。工资亦有一定的标准，若干社会主义性格的劳工福利亦在全国通行。生产与投资不复由私人企业家各自作主。长枪党最盛时有党员近百万，从旁有鼓动监视和宣传的功效。

佛朗哥之运动，着重经济组织与经济纪律，他企望使西班牙自给自足，但是他缺乏强有力的政策来改组社会。他个人独裁的成分强，但他的体制不能算是极权主义，因为虽系法西斯，它仍容许若干多元社会（plural society）的成分，如1942年恢复西班牙传统里的议会（cortes）。一方面也是他运气好，刚一得到军事之成功，适逢第二次大战在欧洲爆发，西班牙虽没有卷入战事（但西班牙的志愿军称“蓝色师团”曾参加德军攻苏），而整个世界都在军事行动之中。而且内外都预期西班牙随时有参战可能的当儿，他的严格管制也就可视为当然。

西班牙经济之自给自足，始终没有做到。但是经过佛朗哥统治，已经成了一个有结构的组织，而尤以大战结束后，乘着欧洲的复兴，1948年至1958年之间有长足的进展，可以作为今日与欧洲其他先进国家分工合作的基础。佛朗哥事业中最值得称道的，是他能抵御希特勒的压力，没有参加轴心国的战事。这是否因为他要求北非的殖民地不得而下此决心，已无关宏旨，事实上西班牙能保守中立，战后才能和西方民主国合作，终于1953年以军事基地换得美援，从此进入西方民主国家的阵容。

不为意识形态包围，可算佛朗哥一生的长处。长枪党成立时，本有极浓厚的国家主义与帝国主义色彩。可是以后世界局势之发展使佛朗哥看穿无法实现开拓殖民地之美梦，他即主动放弃海外属地，不像荷兰与葡萄牙不识时宜。60年代各种罢工示威运动蜂起，他也决心在1966年将政权的硬度减轻，例如开后言论自由，以议会1／4的席次交由直接选举，使已婚妇女有选举权，法律上承认信教自由，停止长枪党控制工会。最后则指定卡洛斯（Juan Carlos）为储君及他本人之继承人。后者乃于1977年下令停止长枪党运动，自是才全面结束了西班牙的法西斯历史阶段。以一个法西斯的首脑，能在第二次大战后继续存在，已属不易，而且佛朗哥的专制政体不经暴动即进入民主体制，尤为历史上罕有。

然则赞赏独裁者非本书之宗旨。况且佛朗哥的政权在经济管制期间产生黑市，官僚机构中出现贪污狼藉的情事。虽有1966年的改革，西班牙的工人、学生，甚至教会，仍在批判、反对他的政权。佛朗哥放在口头上的救济贫农政策很少兑现。长枪党执政初十年很少有规划农村之事，以后经济情形好转，才逐渐施惠于农民。其重点不在重新分配土地，而是由国家投资于灌溉及筑林、开拓荒地，放宽信用贷款、维持最低工资。虽有些贫农分得一些田地，但为数不多。而最有效的农村政策，并非将大地产分割为小块，而是组织贫农，将分割得至小此来彼往不便经营之土地（minifundia）集中。西班牙一般农民的生活，确在最近一二十年内有了相当的增进。可是其原因不在于政府之农业政策，而是一般生活水准提高（此又由于西欧普遍的经济繁荣），农作物价格提升，同时乡村人口流动到城市及国外，减少内地压力所致。

佛朗哥的事迹，使我们更觉得有将历史视界放宽放大的必要。在现今国际场合中，西班牙实为小国（面积不逾20万平方英里，不及中国1/15，人口在1936年为2500万，在1975年为3500万，亦不过中国一省）。加以内战以前已经有相当的工矿及商业基础，土地上增进开发的程度则有限。所以整个的改组与其从最下端和最落后的部门着手，完全放弃私人财产权一切重来（这也是当日人民阵线的计划，内战期间他们已在没收地产组织集体农场），不如从中层强制干预生产关系，来得迅速有效。只是两者都束缚人身自由，也都有残酷暴虐的趋向，很难使人事前判断谁是谁非，如是才有内战之展开。

内战期间双方战死及伤重而死和在敌后被屠杀者27万人。又经过大变动，战后因各种原因陆续殒身超过寻常死亡率者，与前数合计可能共达90万人。所以西班牙所付代价不为不巨且深。如果这样的牺牲在历史上不是全无意义的话，我们只能说这是改造期间难能避免的痛苦。也像其他内战一样，志士仁人之血与投机分子之血纵横交流。所幸长枪党法西斯体制只为过渡期间的恶毒工具，从未被历史安排作为长远之寄托。今日西班牙汽车制造工业与化学工业不强，而以旅游为各种企业的最大宗，以全国40％的就业人员从事于服务性质之工作。也因为西班牙之历史与古迹及气候暨地理环境，才有此机缘。这一方面表示现今世界经济已超速的国际化，另一方面也显示人类集体适应于经济趋向的能力，所在皆然，诚有如司马迁所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综合看来，改组旧式国家以适应资本主义有不同途径，而内中的基本法则只有一个，此即将下层结构里各种因素弄得概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换。丹麦以割让国土而达此目的，西班牙则被法西斯体制统治40年而达此目的。重建一个北非殖民地作台柱的大帝国，不可能解决西班牙内在的问题（从以后法国在北非的经验看来，恐怕只会增加问题）。而只有使农产品与农村剩余的劳动力与都市经济对流，才使今日之西班牙进入一个小康局面。世事之发展如是，我们只有更注重从技术角度看资本主义，而不以意识形态看资本主义。具体的叙述与抽象的分析

本书以资本主义为主题，而内中缺乏将“资本”这一因素的功能与效用仔细琢磨的阶段，恐不免为批评者所指责。可是各章节早已讲明，“资本主义”这一名词最初就没有取好，才有今日之暧昧游离。如果我们在当日有机缘插足的话，必会有不同的建议，即像“重商主义”（mercantilism）或“商业主义”（com-mercialism）亦较资本主义为佳（前者即见于亚当·斯密笔下。不幸的是今日此二名词又都已被赋予不同的意义）。因为资本主义是一种社会现象，资本虽为其必要因素，但非其重点（资本主义之重点在其成为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牵涉到全社会）。

同时，将“资本”这一因素仔细琢磨考察，属于经济学的范围，有如从“价值论”（theory of value）延伸到剥削论（theoryof exploitation）。这个办法将千变万化的世事，极端简化为几个能被作者笔下充分掌握的因素，又更进一步将许多具体的事物高度的抽象化，然后作者才能将笔下的题材纵横解剖，左右逢源。这种办法固然有它启蒙的功效，也可以作经济研究的线索，不过过于接近哲学，不足为历史家的凭借。如近身之事，“婚姻”可为历史题材，因为一夫一妻和一夫多妻、离婚、重婚的程序、重婚的习惯、嫁妆及媒妁之出现都有事实上之根据可供搜索分析。今若舍此不图而另创一种原始的、最初的和理想的婚姻典范作为一切婚姻之始祖，再将已经证实的事项交与这抽象的观念去权衡，则其作用全在支持意识形态，已和历史研究相去至远。

这本书的叙述，在每一事例之中，动辄包括数十年，也属于“大历史”的畸范。大凡将人类历史从长时间远视界的立场检讨，不期而然会在思量想象之中接近神学的领域。作者已在其他著作中引用下图阐释白己的态度．现在不妨重述一遍：

图上实线部分，代表人类之历史，它不过是自创世以来，和下接未来世界当中之一部分，符合康德（Immanuel Kant）所谓“现象”（phenomena），两方之虚线部分则符合康氏所谓“超现象”（noumena）（康德之区分由于因果作用[causality]，而不由于前后排列次序。所以我们不能说以上之引证恰“等于”康德所用名词。然则在历史学眼光看来，时间亦可以算作一种原因作用，所以称“符合”，不算完全顶冒）。向外之长箭头代表人类之理想，经常有脱离现状的趋势，实际上这种向外扩充的力量仍被内向的和保守的力量牵制，图上以较短之箭头表示之。结果人类采取的路线不外这两种力量凑合而成的总和。只是我们永远无法脱离历史与地理之赋予，纵有突破性的进步，仍只在这弧线范围之内。实线前后的两段虚线，既属“超现象”，我们无法证实，也只能根据已有的史料推断。人类的理解力有此限度，我们不能强不知以为知。这样写历史，避免落入一个目的论（teleology）圈套。

谢选骏指出：这本“大理石”所写的大历史《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实在是文不对题——它明明是本粗浅的大学课本，而且写的都是二十世纪及其以前的过往历史，却“丧心病狂”地使用了“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这样一个似是而非的未来学的题目，简直是匪夷所思，这是在兜售假货啊。大约是他成了共产党的畅销书作家，但是出产的文字却供不应求，为了完成类似于国营企业的五年计划，只能草草成章了吧。

（另起一页）

【第四部分】

【中国大历史】

（另起一页）

【目录】

为什么称为“中国大历史”？

第一章 西安与黄土地带

第二章 亚圣与始皇

第三章 土壤、风向和雨量

第四章 兵马俑的幕后

第五章 第一帝国：树立楷模

第六章 名士成为军阀

第七章 长期分裂的局面

第八章 历史向侧面进出

第九章 统一的途径

第十章 第二帝国：已有突破，但未竟事功

第十一章 北宋：大胆的试验

第十二章 西湖与南宋

第十三章 蒙古人的插曲

第十四章 明朝：一个内向和非竞争性的国家

第十五章 晚明：一个停滞但注重内省的时代

第十六章 满洲人的作为

第十七章 1800年：一个瞻前顾后的基点

第十八章 从鸦片战争到自强运动

第十九章 百日维新、民国成立和五四运动

第二十章 现代中国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

第二十一章 台湾、香港与澳门

【为什么称为“中国大历史”？】

——中文版自序

macro-history这名词刻下看来由我创用。如果有前人用过，则恕我查访未周。

其实此间之出处与是非已无关宏旨，因为这名词纵是新颖，已乏创意。经济学家以货币之流通影响到物质与雇佣之最基本的原则统称之为‘宏观经济学“（macroeco nomics），而以内部较精密之观察有如涉及物价指数与商业周期等详情称为”微视经济学“（microeconomics）由来已久。亦从未有人出面自称为始作佣者。宏观与微观亦不过放宽视界与计及精微之不同。改称大小，转用于历史，显系模仿而非发明。

至于我自己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导引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倒确经过一段长期间的周折。

大部原因出自命运之安排。我年轻时从军10年。解甲退伍之后，负笈于海外，可谓“学书未成先习剑，用剑无功再读书”。有了这样一段颠簸之经验。自己尚在憧憬于近身所见闻的事迹之真意义，而一旦授有学位，作为人师，在美国学子之前讲解中国历史，深觉得不能照教科书朗诵，尤其每次复习与考试之后，不免扪心自问；他们或她们须要理解井田制度到何程度？与他们日后立身处世有何用场？难道他们或她们必须知道与hanfei tzu（韩非子）同受业者有li ssu（李斯）其人；他曾鼓励shih-huang-ti（秦始皇）焚书，后又为宦官chao kao（赵高）所构杀？emp ress wu（女皇武则天）的一生事迹仅是“秽乱春宫”？对我的学生讲，除了用她与沙俄的catherine the great（凯瑟琳二世）比较；或与清朝的empress dowager（慈禧太后）比较，这段知识尚有何实用之处？

当然我无从将数千年的历史内凡一人一时一事提出与今日之西方处处衔接，讲到午前之用场与黄昏之用处，提供建筑师与会计师应参考的地方，这样一来更感到综合的重要。

在1960年代，我就觉得我们应当广泛的利用归纳法将现有的史料高度的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和西欧史与美国史有了互相比较的幅度与层次，才谈得上进一步的研究。

其实我们自己对中国现代史的看法，亦复如此。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蒋介石、毛泽东与邓小平的看法亦无非出自个人之爱憎。可是他们代表广大的群众运动，所得的成果又大都已成为既成事实，不可逆转，那我们就应当考虑这些群众运动之积极性格及其前后连贯的出处，不能全以本人之恩怨当作历史之转折点了。

1970年，我得到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的一笔研究费，前往麻省剑桥研究明代的财政税收，受费正清教授的督导。费教授对我个人和我家庭的善意照顾，我已在其他书刊里叙及。可是在治学方法上，我们却也有根本不能融洽之处。他重分析，我主张综合；他坚持以20年为研究的范围，我动辄牵涉一个世纪或一个朝代；他用演绎法，我用归纳法。后来《明代十六世纪之财政与税收》书成，未交哈佛出版，而送至英国剑桥付梓，不得已也。

此中有一个明显的例子，作《财政与税收》时，我曾用明代方志39种，内中无不包括当日徭役税收的标准名词，有如“里甲”。“均徭”、“驿传”与“民壮”。

如果用以分析，读者可以—眼看出当中毫无体系，可算杂乱丛芜，互相矛盾，我们可以斥之为官僚制度之无能。也可能责之为腐化。可是经过一段综合之后，所见又不同了。明代税收章程一方面包括着一种中央体制，一方面又顾及地方实况，内中有永久法则，亦有临时条款，总之即不明白区分，而系囫囵的套入，所以外表全国一致，实际当中则万别干差。因为如此，全朝代避免整体的改组而能支持276年。但是如此之中央管制产生一种负面作用：此体系不鼓励各地发展其特长，而制造一种人为的平衡。这种作用，是好是坏与我们今日所面临的问题仍然有关。所以历史学不专恃记忆，它本身也成为一种思维的方法。

日后我作《万历十五年》时注重官僚系统里以仪礼代替行政，维持各品级文官的协同和谐，不顾及各区内经济因素之公平而自由的交换，大致得益于研究明代财政与税收之心得。

1972年我去英国剑桥襄助李约瑟博士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史》当中一段的研究工作，有机会和这位“魁梧长者”接近。有人批评他古怪孤僻，在某些情形之下也确是如此。他的书籍与笔记就摆在学院里四五处不同的地方，分类的方法也全在他自己脑内，如果要寻觅某种资料，他不待说完就走，学院中的草地向来就禁人通行，他在此时常用做院长之特权，不顾禁忌，以最直线的途径大步跨线而去，使我紧随在后也只好跟着犯规。

我和他讨论辩论多次之后，发觉他治学的方法，也以综合为主，尤以他和我说及：“在我看来，欧洲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成立民族国家，进行资本主义是一成套的行动，一有都有。”那么就有一种归纳重于分析的趋向了。他又和我说起：“即算阴阳五行，大家都认为是假科学。我们不要不加审问，劈头就说它错了。我们先要检阅此中逻辑，如果是错，我们也要追究错在什么地方。我和李公相处一年，以后又在1974、1975和1978年重去剑桥。我受他启发的力量非一言可尽，事后想来，我写《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采用一种综合的幅面，不随着别人去走牛角尖，其设计已肇始于1970年代与李博士在剑河河畔闲步纵论古今时。

迄至70年代的后期，我已将自己在课堂上的讲稿逐节修正，一步一步接近于现有布局。中国通史的原始资料不能脱离《二十四史》。可是这丛书篇幅浩繁。以北京中华书局所出标点本言之，虽醒目易读，也有76000余页，即一个学者不务他事专心每日读50页，也要四五年，井且当中很多天文地理孝子节妇的记录与今人甚少关系。《资治通鉴》也用《二十四史》作蓝本，只是将分列在本纪、列传、志各处的节目再加以不见于上篇幅之资料剪裁连缀成书，其弊也仍是过于支持传统社会的价值。《资治通鉴》英译为comprehensive mirror for aid in government，再直译回来即是：“用以资助于行政的一面完全的镜子”，这当然不放弃传统道德的立场，而司马光本人就卷入了王安石改革中的游涡，他的观念免不了一个历史“应当如是”

演进的偏见，而不及于我们亟欲知道“何以如是”展开的因果关系。

我已经迭次在各处发表，我写的历史是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这井不是说道德不重要，而是新社会的道德要靠社会的结构而决定其内涵，不如过去农业社会里人与人之关系为单元，所有道德观念及其尺度可以亘世纪而不变，放大眼光说来，这也是说司马光等的道德观念有等于欧洲文艺复兴前之标准，尚未进人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之境界。

作此书时我当然引用《二十四史》及《资治通鉴》等基本资料，也仍借重过去写中国通史诸大师如钱穆，邓之诚、周谷城各先生的见解，更参考西方的次级资料。

但在多少情形下仍不免挂一漏万。我自已了解现代中国的基点仍在晚明。1960年间我曾在教书之余读过《明实录》一遍。全书133册费时二年半，至今受益。至于本书特出之处则来自《二十四史》内之《食货志》。二十四史内有食货志12篇。虽然内中繁简不同，作者的见解尤不能与今人相较，但其中6篇巳有西方及日本学者详细译注，构成了今日治经济史者最好的线索。迄今我最大的困难仍是无法提供一种既适切而又不浮夸“参考书目”。如果要广泛的张罗则虽四书五经西洋经典著作都应列入（文中即已提及《易经》三次，《孟子》九次），如要简短则虽费正清与李约瑟的基本著作也应舍弃不提。总之，既为一种大历史，又因综合归纳而成，则自作者束发受教以来所诵习之文件均有影响，旁及于文理哲学报纸杂志。

1980年我脱离教职，自此花了一段时间整理撰写修订此书之英文本。当中若干资料不易压缩，曾使我一度踌躇，有如北魏亘北齐、北周至隋唐之“均田令”也前后不同，“五胡十六国‘之种姓也极混乱，即南宋与金之和战亦是前后反复，我在稿中只介绍此为一种观念或一种现象，因为我自己曾经整理明末财政，知道很多技术上之变数在长期历史上之衍进无决定性之影响，不愿以之烦劳我的读者。反之则袁绍一家父祖经历、黄巢行军路线，因其情形特殊，引起作者与读者共同的好奇心，其琐屑之处也代表一种罕有的现象，则又据实写出。此中差异乃是本书注重想像，不注重机械式的记忆。有了这样的剪裁，我才能腾出篇幅介绍敦煌龙门石窟的外观与内景，又在记南宋之一章得有幽闲叙至西湖景色并及”白蛇传“。

我认为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最大一个问题乃是传统社会不容产生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在综叙背景时我称唐末帝国带扩展性，明清帝国带收敛性。虽然这线索摆在很多小故事之后，明眼人一看就看透了。我刚将书寄往剑桥，不久之后就接李约瑟博士来函：“哎呀，”他写着，“一切靠抽税而转移！”最近香港行政局议员钱果丰博士（私人方面我们是世交）也在香港电台接受访问时推荐此书，提到盛唐之后中国再无有效的税收制度打开局面。可见得他们已先有和我相同的共识，所以一经说破，引起共鸣。

可是不久之前也有—位书评者在报刊里写出：不论我写的历史是否谈及古今中外，我总在把中国写成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

这个说法使我想起一段故事：数年之前尼克松讲到他见毛泽东时，他恭维毛：“主席，你写了几本小册子，竟使整个中国改观。”

毛立即抗议：“我怎么能使中国改现，我不过使北京一二十里的地方，这边那里稍微扭转一下罢了！

毛泽东犹且如是，我怎敢想望由我的文字使中国改变？况且历史从业员的工作只是报导已经发生的情事之前因后果，不及于筹划未来，事实倒是这样的：我刚将《中国大历史》整顿组织就绪，时值1981年间，正不知如何收篇，而中国领导人正在提倡“摸石头过河”，关于他们改革的新闻，经常在美国报纸杂志里出现。这种趋势和征象与我私下想像中国历史和西洋文化汇合，以商业组织代替过去农业组织之体系，逐渐进入以数目字管理的诸条件符合。这种种条件不由我创意，而源于英国研究17世纪的专家克拉克（sir george n.clark），他认为英国在光荣革命后进入这境界。将一个农业国家蜕变而为一个工商业国家不是一件容易事，我常用的一个隐喻：有等于一只走兽蜕化而为飞禽。以英国的农业基础、社会习惯和法规传统而能使银行开设于乡镇之间，土地能随意典买抵当，各地创建付费公路（turn－pi ke），人口能自由移动，17世纪之前已是不可思议。只因为日子久了，我们以为英国历来如此。想像不到要将这样一个国家当作一个城市国家那样的处理，以货币作管制全民的工具，不可能避免一段奋斗。本书有10页左右的篇幅介绍西欧国家进入这境界的程序。中国是否已进入这境界，读者一望可知，至于中国应称目下的体制为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我主张让摩登学究去争辩。

话说回头，80年代最初的几年，我虽有以上的愚见，还不敢申张，直到大陆上‘承包到户“的政策普遍施行，使人民公杜不复成为生产的单位，情势确是不能逆转，才将本书结论作较肯定的说法写出，再加以背景上有几十年的筹谋思虑，那也就不能说我和出版者没有慎重将事了。

为什么称为“中国大历史”？

中国过去150年内经过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革命，从一个闭关自守中世纪的国家蜕变而为一个现代国家，影响到10亿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与衣食住行，其情形不容许我们用寻常尺度衡量。本书作者不是哥伦布，他没有发现新大陆。可是他像一个普通船员一样随着哥伦布航行4次，亲历牙买加、洪都拉斯诸地，回到西班牙，说及确有一个新大陆的存在，听的人还说他在胡讲瞎吹，那也就怪不得他不耐烦了。

黄仁宇1993年8月18日 纽普兹

谢选骏指出：黄仁宇没有明白“中国文明的周期”，就只能胡子眉毛一把抓了，把三个不同的文明周期，浑浑噩噩地称为“中国大历史”。

【第一章 西安与黄土地带】

前言

西安是中国历史的一座重要舞台，许多人物事件在此牵连、搬演。作者经由它，引领我们进入时光，看看历史是怎么发生的。在现今考古仍旧无法证明夏代以前的历史记载是否确实时，有甲骨文和殷墟遗址佐证的商朝，便成为叙述中国历史的起点。

西安的位置接近中国的地理中心，现在已成了旅游者注目的焦点。撇开其他的条件不说，它是中国历史上11个朝代的都城所在，最早的还可以追溯到秦朝统一中国之前。它在历史上所享有的盛名，远超过任何其他政治中心。不过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内忧外患，古老的建筑早已荡然无存，只有废墟还保留了一些昔日的雄伟气象。

在现今西安市的东边，也有好几处有名的历史遗迹。距离西安城不到五英里的地方是半坡村，它至少有6000年之久，是目前中国境内所发现的最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从墓葬的形象看来，半坡村的社会当属母系社会。

西安是十一个朝代的都城所在

西安城东北不及20英里的地方有华清池。据说8世纪的一位唐代皇帝（玄宗，7 13—755在位）所宠爱的妃子（杨贵妃）曾在池中沐浴。唐玄宗本身就是一位艺术气息浓厚的人物，据说中国的戏剧是他创始的，而他所爱的女人，更是“资质丰艳，善歌舞”。华清池也因她在此一濯芳泽而享名千载，但是他们的故事却以悲剧结束。西元755年（天宝十四年），一位镇守边关的将领（安禄山）以“清君侧”为名，起兵造反。叛军逼近京城，皇帝一行往西逃向四川，到了马嵬驿的地方，护卫的将士要求皇帝对杨贵妃作出断然处置，否则不肯用命。在这情形之下，即令是天子，也只好让他宠爱的妃子当场被缢死。一位向来沉湎于欢乐的君主，从此意懒心灰，自逃亡至退位之后，他的残年，充满着寂寞和悔恨的情调。一位时代去他不远的诗人——白居易，以极带想像力的笔调，描写唐明皇（后人给他的称呼）终夜不眠，看着宫前萤虫飞来飞去，阶下落叶也无心找人打扫的心情。这样的忧恨缠绵只有越陷越深，非人世间任何因素可能稍一舒慰。这首《长恨歌》，也随着流传千古，直到1920年和1930年间，仍旧为小学生所习诵。也可见得即使是君主制度下的教育，在开口闭口不离道德之余，并没有完全忽视情绪和抒情主义。要是全然的不近人情，则不会让这样的一首诗歌，传教学习，直到民国时代，还去打扰年少公民的未成熟心情了。有了华清池和杨贵妃的故事，我们也可以存着信心，不论经过任何意识形态之熏陶。也不论古今中外，人类共同的情绪，有如一座大水库，永不会枯竭。

去华清池的温泉不远，有1936年西安事变蒋介石蒙难的地方。当年12月12日，“少帅”张学良的部队冲入委员长行营，要求他停止对共产党的“围剿”；以便一致对日抗战。这兵变的目的既达。中国的政治从此改观，间接也影响到全世界的历史。时至今日，在某些方面讲，我们仍然感觉得到这五十几年前的事变之后果。当年“双十二日”枪声既息，国府的最高统帅被一个下士班长和一个士兵发现。他孑然一身，未被伤害，躲在附近骊山的一个山洞里。今日该处有一座亭子，纪念当年历史之展开竟让这两个藉藉无名的角色，去完成如此一段带戏剧性而具有如此庞大后果之任务。

越是接近骊山，我们也更感觉到和历史接近。它的影响愈浓厚，它的展开也愈合时宜。本来我们也已经知道秦始皇帝葬在骊山，去西安约40英里。此人被称为世界上最可怕的专制魔王之一。他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之后，用焚烧诗书和活埋反对者的办法去巩固他的统制。他的“陶器兵马”在1974年发现。内中包括塑制的兵俑，和实物的兵器与战车。美国的三位总统曾来此观光，一些兵俑器物也曾送到国外去巡回展览。

但是秦始皇不是中国历史的起点，秦始皇统一全中国，距离中国文化的开始已有好几千年了。按照一般的顺序。我们应当先处理其他的几个题目，当中首要者无过于地理背景。当旅游者乘火车或汽车前担临潼县参观骊山及华清池时，应先注意四周黄褐色的泥土，这种泥土与美国田纳西州一带耕地的土壤相似，它是中国历史开展中的重要因素。当地周围景物通常较路基为高，所以这黄土不难观察。

中国文化有多种源头

本书成稿之日，我们没有绝对的证据，能够斩钉截铁地说，中国文化完全是在本地萌生，或者说当中至少一部分受到地中海文化的影响。20世纪初期，学者多崇尚后说，主张中国文化之起源，不仅较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为迟，其使用青铜与铁器尚比这两处至少要迟1000年。有些学者甚至认为中国文字可能也是埃及象形文字之变体。中国史前陶器上的文饰就和中亚及近东所发现的类似。目前这“世界文化一源说”已被中外无数学者指摘。中国的文字被认为特创一格，即数目字亦与众不同，陶器上肤浅的相似之处敌不过基本的差异。中国的冶金术即使在原始的阶段也表现出技术上之特色，而无模仿的迹象。中国的栽培作物更显示出中国的农业与近东出于两源。最近人种学家和考古学家甚至指出，即使在中国境内，文化的起源也不是一元的，从东北到珠江流域，都可找到文化起源的遗迹。

虽说钟摆现在已经摇转过来，中国文化独立自创的理论显然比较站得住脚，我们却不能武断地说再也没有争辩的余地。我们可以作的结论是，不管它是本地独创或是外间传，中国文化受地理条件的因果关系极深。不论中国当初受外间发明的影响或浅或深都不足改变这观点。当初期农作物受东亚大陆的土壤和气候影响的时候，中国文化的因素就开始与当地居民结下不解缘（详第二、第三两章），以后也始终如此。基于这个原因，西安附近之黄土，也就更值得注意。

夏代的存在仍然存疑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考古学家用碳14放射性的技术，断定中国新石器时代之遗址最初出现于公元前4000年，或者还要早。可是以文字记载的历史，却不能追溯到这么久远。根据史书的记载，最早的“朝代”为夏，它的出现若能证实无讹，也只能把中国历史的前端摆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可是关于“夏朝”的传说虽多，也仍没有考古的实证确断它的存在。怀疑的人提出，要是这朝代确曾出现，至少应当在古物附近有文字出现。相信夏朝实有其事的人则辩说，中国文字出现于公元前2000年，只是最初的文字写在竹简和丝织品之上，年久月深业已腐朽。现存关于夏代的事迹，出自口传，再由记事者写在竹简之上，辗转抄传，所以较迟。两方所说都有理由也仍不能成定论。

现在能确切证明之中国历史，始自公元前约1600年的商代，这朝代的两座都城和约十处国王埋葬之陵寝业经发掘。不仅它的文字确切的存在。而且其字体镂刻在兽骨之上。出土的这种“甲骨文”碎片，数以十万计。

商代遗址在今日的河南省，历史上称为“关东”，我们也可称它为“东部平原”。

它和西部西安一带的“黄士高地”构成一种东西轴心。“商”之成为一“朝代”也是名正言顺。它的王室谱系全部保存无缺。国王传位一般采兄终弟及，偶尔父死子继。此外商人也可以视作“商民族”，因为他们垄断冶制青铜的技术，在军事上占优势，也保持着宗教上的向心力，所以能凌驾其他民族之上。他们的青铜器皿，不是兵器，就是祭器，只有极少数例外，其制造采取集中的方式由国家监督。

商文化的内容丰富

商文化表现着它和同一时期其他文化等量齐观，却并不一定就能代表传统中国的特色。例如商代社会虽属父系，但是它的贵族妇女却享有相当自由，几百年后，甚至几千年后，中国妇女仍不能望其项背。商人好酒，兴致高而活力充沛，他们杀人作祭祀，毫不感到罪恶，而且在甲骨文上不断的留下人祭的纪录。他们能派遣30 00人的军队，作百日行军的远征，这样的军队尚可以由附庸国家的部队支援。有时候作战的目的在于掠夺取利。国王的陵寝由上至下掘土而成，上端的坑大，越至下端愈小。国王的陪葬品有战车与马匹，殉葬的人被斩首，头颅和躯体整齐地排列着。

而由上至下以泥土敲打而成的梯级，则显示出殡时必有繁缛之仪节。

商民族虽已从事农业，却仍保持着渔猎的传统。他们在500多年的历史内，迁都的次数在6次以上，而且甲骨文上经常有狩猎的记载。商代最后的一座都城，临近现代的安阳，考古学家在当地发现极多兽骨。农业的操作似由奴工执行，在一处坑内所置放的石制镰刀有好几千把。

甲骨文上的记载表现着商朝的国王对于天侯极度关心。编订历日，也是王室重要的职能。在这些方面，商朝与此后以农立国的中国已保持着传统之联系。而甲骨文的书法，更是与中国文化一脉相传。

甲骨文的书法

当初甲骨为巫卜之用，现存的甲骨，则是商代的史官根据原件复制作为一种永久的纪录。甲骨的大量出土，使当时事物逐步可考，给后人看出此间一个初具规模的国家即将发展成为一套令人心折的文化。根据专家统计，甲骨上所记载的不同文字，为数共约3000，其中1000字已可以辨识。这种古代书法，乍看起来变化万千，可是因为其由原始的天才人物设计，引用永恒不变的意义为根柢，当中之一部分今日可能为熟悉东亚文物的人士一眼看出。下图所列，其最基本的原则可谓出人意外的简单：

左端为象形，日圆月弯，一经画出，不待解释。会意由象形稍加引申而成，例如日在树后上升。是为东。双手执鸡放在樽俎之内，是为祭。还有不能图解之观念则可以同音字代表，如“亦”字发音与“腋”同，所以画人之两腋为亦。“来”与高粱之“来”同，所以画“来”而得来。其他“转注”、“假借”等也不外将这些基本原则重叠而扩大的使用。值得注意的则是青铜时代的书写方式和今日报纸杂志的铅字一脉相传。

这些原则一经推广，今日之汉字为数2万，又经日文与韩文采用，无疑的已是世界上最具有影响力的文字之一。它的美术性格也带有诗意，使书写者和观察者同一的运用某种想像力，下至最基本之单位。上海人的沪语发音软如法语，广东人的粤语发音便如德语，也能用同一文字互相会意。所以这种书写的方式促成中国人文化上的团结，其力量不可权衡。只是既有长处也有短处，其引用起来，不管是一条吊慰的短柬或是一张实验室的报告，同样要从摆方块的形式作起点。中文的前置辞和联系辞少，抽象的意义只能重楼叠架构成（如本书文句中之“的”后带“之”，“之”后又“的”）。也要将可以眼见耳闻的事物极度的延伸，才能成为可以理解的观念（有如“抽象”即系抽出其相，与“具体”之具有其体相对）。其为单音字，又要写上10个字才能代表10个音节。文人用笔，通常省略当中某些环节（例如“一将功成万骨枯”，只有两个子句，当中无联系辞，也不知道所说系理论抑是事实），虽说言简意赅，却不是严谨、正确的通信工具。

公元前1000年左右。甲骨文的字汇，饱和到大约1000个字（专家认为其他的2000字大致为专有名词），青铜技术也达到最高峰的时候，这两文化为周所替代。周发源于西安附近，为后起之强国，此后数千载，这黄土地带上的一雄给中国的影响，远超过东部平原的商。这地区自中古至近代并非中国最富庶地区，更不是最容易接近的地区。西安总揽这地带却注定要在中国历史里产生决定性的作用。以一个天马行空的比喻来说，就如同让得克萨斯州和俄克拉何马州在历史上的功效，超过东部的麻州或宾州。这种比喻别无他意，不过强调地理因素在历史上的重要。中国文化为亚洲大陆产物，美国文化则离不开大西洋的传统，此中有一个深刻的差异。

谢选骏指出：从这个第一章的叙述来看，这本《中国大历史》大概并无新意，没有提出任何总体观念，只能做成一部“有关中国历史的高中课本”。

【第二章 亚圣与始皇】

前言

武王伐纣，建立周朝，以封建方式制定了一种合乎当时农业扩张的统治形态，又以宗法制度使封建统治更加稳固。800年的统治中，影响之深远，常使历史学家难于区分，究竟某些特色是周朝的还是中国人的性格？

说来也难于相信，从个人说辩的能力和长久的功效两方面讲，孟子在传统政治上的地位要超过孔子，虽说他受业于孔子孙子的门人，因之被中国的皇帝和文人尊为“亚圣”，亦即第二个圣人。威利（arthur waley）在他的杰作《中国古代的三种思想》中即以孟子代表儒家，和道家与法家对立。

孟子的生卒日期不详，我们只知道他活跃于公元前300年左右。《孟子》一书，是亚圣言行的纪录，其中最后一章，缕叙周朝立国后700年的事迹。他出生于山东之邹，在西安之东约700英里。

孟子的政治观念

孟子生在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动乱的时代。周朝的王室既已衰微，诸侯开始互相攻伐吞并，到最后只剩下一个秦国。当孟子在政坛活动的时候还有12国。他访问了当中的一国——齐。齐国的国王刚在军事上大获全胜，打败了北方的敌国——燕。

他企图井吞燕国，又怕其他国家干涉。孟子没有在战略上或外交行动上给齐王任何吞并或是撤退的劝告。可是他倒主张尊重民意，因此他给读者的印象则是，可能时，他会让燕国国民自决。他在政治上不能接受现实也不能得到齐王朝廷的欢迎，于是只好前往其他国家，希望有机会效力，得以宣扬“王道”，可是毫无成果。

然则最崇慕孟子的人也不能说他在提倡现代的民主。他所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乃是针对以世袭贵族治理为数以百万计的农民的政治体系而言。

即算盂子有时候好像提及人民有一种“公意”，如果把这观念稍微延伸，好像可以视作“公众的权力”，可是他所谓的自决，绝不是毫无条件的自决。严格说来，其范围不外生存的权利。他在“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的文句里已经勾画着一个最低限度的保障。其提及生活程度，则以“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为标准。换言之，孟子之为政治思想家，着重“君子”对多数“小人”抱着恻隐之心，而不坚持本身之私利。他的哲学以慈悲为怀，甚至以为这种悲夭悯人的心情出自人类的天性。

值得注意的，乃是孟子和孔子一样，认为这种施政方针始自700年前的周文王。

《孟子》一书与孔门子弟的《论语》同为君主时代的神圣经典，直到1905年文官考试制度停止之日，同为皇帝开科取士的不二法门，构成中国历史中持久不变的“茎干”。

以人心维持政府这一观念，并无特别了不起之处，这观念也非中国人所独有，可是不论付诸实施与否，却被中国的统治者当作口头禅，前后宣唱达3000年，甚至成为公众生活理论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有似其他国家的宪法情义。这样一来，这才值得注意了。如果说这是中国人的特征，也还未说尽此中的奥妙，因为其中尚有天候地理之因素在内。我们读《孟子》时，挑选某些章节和周朝立国后700年的事迹对照，则当中的关系更为明显。

周民族的发展

现存的资料不能使我们确定周民族的来源。他们留下来的一段简短传说，也和其他原始民族的传统一样充满着神话与幻想，可是这传说不断地提及农业。周人之始祖契据说自幼就熟悉栽种食物和麻，成年之后成为商朝的农官。直到商朝末年有关周人的历史才有相当的可靠性。这时候周民族是商所节制的部落国家之一，以西安为中心，在渭水流域拥有农业基地。到商代最后的一个国王期间，周王不是因为他的威势，就是由于他的仲裁力量，巳开始打破局面。不少名义上受商节制的小国家，已开始向周臣服。周之势力东渐，及于汉水，尤其威胁商在东部平原的侧翼。

商周武力冲突一开，周王西伯曾一度为商之阶下囚，以付赔得脱。

西伯的一个儿子终能纠集多数叛商的部落国家东征，于是以周代商，事在公元前1027年或1122年。这不同的日期，由于不同的专家据史迹考证而有此差异。读者必须知道：中国古代史里的日期只在公元前841年之后才能确定无误。因为自此以后。

古书里提及天候星象的变化，可以和外间的纪录对照。841年前的日期带有推算性质，不能视作绝对的可靠。

叛商的领袖，成了一代英雄。他所创建的朝代，兹后连亘约八百载，可是他未曾自称为朝代的创始者，而以此名位加在他父亲西伯头上。西伯被溢称“文王”。

其为“文”，则是温和谦让，有大政治家的风度。他的儿子名发，以后被溢为“武王”，以表彰其战功，有此先例从此子孙不能在祖先面前逾越，文治胜过武功，成为中国政治上的传统。只不过口头如此歌颂，事实发展却不尽然。

周代的文化

我们可以相信周的青铜技术不及于商。从出土实物看来，自周代商之后，青铜的制造设计大不如前。但是这黄土地带的统治者入主中国后，随着就产生许多文学作品，有些至今还传颂不绝。父位传子的原则从此代替了商的兄终弟及。两个民族或国家间宗教上的差异也极为明显，商人尚鬼，大凡一切事情之成败，从战争或利或不利，到牙痛发炎，都有特殊的祖宗作祟。这种万物有灵的信念（animism）自周而中断，代之则为周代的祖先崇拜。周人认为绵延宗嗣是后代的义务。有些学者怀疑商与周具有种族的差异，可是其间的区别不可能极深，因为文字上未因更换朝代而产生剧烈的差异。此外，我们可以相信黄土地带很可能是中国农业的发源地。早期周人流传的民歌，就提及很多不同种类的耕作物。

整个看来周人实为中国初期各种制度的创始者，其中最具创造性的人物为周公，他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时至今日，历史家对他的规划，没有一致的看法。不过我们综合古籍的叙述，无妨称之为“间架性的设计”（schematic design）。这种设计以极简单的口语道出，用一种数学的观念，夹带着一种几何图案，向真人实事笼罩过去。主要在使人口统计和土地测量的技术尚未准备妥当之际，即在一个区域广大的国家内，造成了一种人为的政治区分。

假使以同样的设计组织美国，则密歇根湖岸所有不规则之处即可以全部忽略不计。我们可以假设它之整饬有如怀俄明州的州界般整齐。在那种理想的方式里，纵使实际上国都偏东，我们仍可以将它与哥伦比亚区同置于地理的中心，很方便的与缅因、佛罗里达、俄勒冈、得克萨斯及亚利桑那各州等距离，就算它各为1500英里吧。国都又务必有近接的各州环绕，那么也可以让马里兰州直接与俄亥俄州接壤。

这还不算，各州内的县、乡、镇，也算全部方整。实际上如此砖砌的设计不可能全部认真的付诸实施，只是当日地广人稀，有些矛盾的地方也可以马虎不计。上层领导人只凭一种抽象观念即可以将全部人众组织起来。

封建与宗法

周朝的制度，向称“封建”，英文总是译为feudal，其实封建制度与欧洲的fe udalism（封建制度）只有某些方面相似，而且其相似处在精神方面，而不一定在实质。大致说来两方都是以世袭贵族掌握地方政府。周代的诸侯。有王室的家属、商之子孙，和现有各部落国家的首长。他们按国之大小，理论上以五等面积，封为五级。这些诸侯各按所封地距国王都城的距离而有不同的功能和义务。理论上封地都处在九条大型方格的地带里，各与国都同心。事实上这种方格在地图上也画不出来，况且当时西安也不是全国的中心。可是这间架性的观念则不难领会。

虽说有如此大刀阔斧而不合实际的观念，周公很多的创设还是可以在事实上证明，而且下及纤细之处。其中奥妙不难解释：他所有组织国家的方案着重在至美至善，符合自然法规（natural law）。虽说迁就融通之处所在必有，其下级则务必先竭心尽力做到理想上的境界，同时上级也不时向下级施加压力。及至最后真是力不从心只好任其不了了之。中国政治思想家受官僚主义影响，经常重视形式，超过实质，可算其来有自了。年久月深，当初技术上的需要，日后也就被认为是自然法规之一部。

周公另一创制是将封建与宗法关系结为一体。每个诸侯的疆域内，必有宗庙，它成为地区上神圣之殿宇，其始祖被全疆域大众供奉，保持着一种准亲属的关系（所以时至今日，很多中国人的姓氏，源出于当日部落国家的名号）。在领域内不仅公侯伯于男的名位世袭，即主持国政的卿及大夫也仍由指定的世系所把持，他们在周朝成立时，即各在领地内拥有地产。他们也兼有军事领导权。在周朝的前期，世袭的武士兼统治阶层，与一般人众有别。

周朝全国的耕地据说构成一种“井田制度。一”井“，包括约40英亩方整的土地，每边各以三分，割成9个等方块，每块约45英亩。八家农户各耕耘外围的8块方地，并共同耕种当中一块”公地“，亦即公侯所领之地。这样的安排，不必全照规定一成不变的办到，却好像已在广大的区域内施行。显然当日农民认为在中央地区无代价的工作，有如一种公众的义务。流传所及，今日中文字里公众之”公“也与公侯之”公“无别。

说是周朝创造了封建制度，井不言过其实。事实上周人借着封建，广泛地推行了农业。因为封建又与宗法相连，才保持了全局的稳定性。这后来被称为“儒教”

的和平共存的原则，日后被孔子一再称颂，而将它归功于文王和周公。以上一再提及的注重形式超过实际，又尽力于仪节的种种特性也与以农立国的中国结下几千年的不解之缘。这也就是说周朝统治中国达800年，不可能没有留下永久的影响。有时即使历史家也很难区分究竟某种特色是周之性格抑是中国人之性格。

春秋与战国

可是周朝王室在一个广大的疆域内作为多数农业小国家的宗主，实际上保持着发号施令的力量，不过约250年。最初的世纪内，新耕地不断开拓，“蛮夷戎狄”逐渐自渔猎生活改为耕耘，周朝责成他们进贡，朝廷对各种争端的仲裁也颇有力量。

只是在公元前8世纪或甚至还要早时，以上种种积极因素逐渐失效。公元前771年，国都西安被入侵的戎人毁灭，国王被杀。王子东迁，以后的周朝在历史上称为东周，从此政治上长期衰退，直到周的领域全被秦国吞并，而秦最初也是向周臣服之国。

传统上东周又被分为两个阶段。可是两段之间，并不衔接。自公元前722年至公元前481年为“春秋时代”。公元前403年至公元前221年为“战国时代”。如此称呼，纯系根据两部历史书籍而来。《春秋》是鲁国的史书，以春去秋来的方式记载前一阶段的重要事迹。《战国策》是一部不具作者姓名的著作，片段叙述秦统一之前约182年各国间的军事与外交，两书各有独到精采之处。

在这两阶段间，中国社会产生了一种革命性的变化，衍进了好几世纪才成定局。

周朝的组织是使一切事物按照固定的方式维持一成不变的关系，可是人口激增之后，环境更变，这种安排已无法维持。原来各国间的无人地带，此时已不存在，各国当面接触之后冲突时起。外交问题，也影响到内政。周王本身靠自有的地盘继持他的军事实力，丧失了这领域之后，对诸侯的仲裁也鲜有成效，更使王室窘迫的则是各国的进贡也告终止。

可是全部经过，并不是只有衰退和今不如昔。很显然的，社会的流动性起先使贵族间的等级不容易保持，继之则连贵族与平民间的界限也被冲破。生产增加，铜钱开始流行，教育普及。迄至东周末叶，以平民出身的学者也周游列国，说辩于诸侯之间，而尤其是进入战国这一段历史上号称“百家争鸣”的时代，各种政治哲学兴起，既富有内容，又多品目，兹后2000年的中国历史中再也无此精到之处。所谓百家争鸣的百家，实际不过约20家。除了儒家之外，最值得注意的是道家和法家。

道家对世俗的权威无好感，认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他们崇信宇宙间的一元组织，愿意回归到原始的简朴，抵抗各种侵害自由的措施，不管其为威迫或是利诱。

所以道家有支持泛神主义、抒情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趋向。这些思潮对当日政治之狂澜不能挽救，只能使明达的人退而为隐士。以后道家以一种“到自然去”的指向，策励艺术家和诗人。他们主张的极有限度的政府，也在不少农民造反的场台里赋予大众性的意识，成为他们解放的宗旨。法家和欧洲18世纪实证主义（positivist）的法理学家很相像。他们认为法律表彰着统治者的意志，不受习惯的羁绊，也不受世俗的道德所约束。但是中国的法家在整个社会需要团结与凝固的时候展开，因此不免留下了极坏的印象。通常他们支持独裁者，以赏罚为不二要义，而这些独裁者心目中的法律则不外军法和戒严法。

我们该如何说明周朝末年的大混乱？我们该如何解释此中矛盾；一方面有人在劝说所有的王侯与政治家要具有恻隐之心，要和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o n）一样的慈悲为怀，另一方面却有人提倡只要目的纯正，便不怕手段不纯正，以致施行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式的政治现实主义，弄到焚书坑儒，而这些事迹都发生于基督降世之前百年。

秦始皇统一全国

如果中国历史和其他各国文化有唯一最重要的歧异，那就是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的统一全国。随着青铜时代的终止，全国立即展开政治的统一，这种政治上初期的早熟，创造了一个惊人的纪录，在此后千百年间树立了一个中央集权的传统。

传说周武王渡黄河灭商的时候，有800个商的附庸，参加他的征伐。虽说我们无从证明每一个都是一个部落国家，只以数目之众，即表示当日自主之单位为数必多。

在春秋时代，纪录留下了170个国家的名目。当诸侯互相吞并的时候，其中之一——楚，就独自吞并了百余国中之40个。迄至孟子之日，只有12个可以在地图上画出，其中也只有7国可以实际算数。这样的兼并不断的继续下去，一直发展到周之封建所划分的各国疆域全部作废，最后，所有土地归一人管辖，治下延伸到东亚大陆的一大部分。

在东周的550年内，战争的方式也有很大的改变。春秋时代军队人数少，战斗不出一日，交战时保持骑上风度。交战者按仪节行事使战斗艺术化，符合封建时代的道德标准。一到战国时代，这样文明的作风已荡然无存，强国已有今日欧洲各国的疆域规模。作战起来其凶残也不下于现代人物。一到战国末年，每方投入战斗的兵员近50万，实为常事。野战之后又包围城市，可以连亘数月。有好几个国家已做到全民动员的地步。至少有一次，有一个国君命国内15岁以上的男子全部到一个前线的重镇集结。当时战死的人数和加于俘虏的残酷事例，不论是否经过夸传，足以使现代的读者战栗。在这样鲜血淋漓的纪录中，不免令人怀疑许多作家提及中国人的和平性格是否名副其实。

中国因秦而统一也是世界史上的一桩大事。如此大规模螺旋式的发展，其程度愈加深，速率也愈加快，在世界其他各地无此事例。很多背景上的因素无从全部缕列。可是有了现代科学的知识，我们自信可以将此中主要的原因概述有如下章。由此也可以看出为什么盂子提倡全国慈悲为怀这种平平之论，足以在如此的长时间内，得到如此热烈的支持。亚圣与始皇，恐怕他们自身还没有体会到的时候，某些客观因素已经把他们生平事业牵连在一起了。

谢选骏指出：“亚圣与始皇”的说法，不伦不类。因为孟子称为“亚圣”，是从蒙古人开始的（是佛教的影响所致，其阴险犹如胡人石勒推崇佛教，意在瓦解汉人社会），这和“始皇”的称号出现相距将近一千五百年。换言之，亚圣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产物，始皇是第一期中国文明的产物，两者风马牛不相及也。而黄仁宇竟然如此张口就来“关公战秦琼”的剧目，我看简直连初中课本也不宜列入了。

【第三章 土壤、风向和雨量】

前言

易于耕种的纤细黄土、能带来丰沛雨量的季候风，和时而润泽大地、时而泛滥成灾的黄河，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它们直接或间接地促使中国要采取中央集权式的、农业形态的官职体系。而纷扰的战国能为秦所统一，无疑的，它们也是幕后的重要功臣。

旅游者从西安到骊山所看到黄褐色的土壤是黄土地带的东南边际。这土壤纤细有如面粉，令人设想几百万年前经过风力的转运，堆积在一个广大的地区。它的深度自50英尺到700英尺，它的下层可能是在冰河时期结束时受到极大的压力所粉碎而成。当初一部分土壤也可能被水力冲刷而沉淀于东部，又经过长期间的堆积，才聚成今日之深度。这种现象给中国历史的展开，有好几重影响：因为黄土之纤细，可以供原始的工具耕耘，如木制之犁及锄。周朝的开国，与推广农业互为表里，显然是得到这种土壤特性的裨益。于是在公元前1000年，中国社会即已在文化上表现出均匀一致。它的基层细胞的组织与小块耕地的操作结下不解缘，也表现出家族的团结。凡此都经过无数成文资料的证实，井非某一种资料强作此说。

黄土与中央集权

黄土还给中国另一种影响：黄河中游由北至南将黄土地区割成两半，其纵长50 0英里。它也在内地接受几条支流的汇入，其结果是黄河的流水中夹带着大量的泥沙。

通常河流的水内夹带着5％的泥沙已算相当的多，南美洲的亚马孙河夏季里可能高至12％，而黄河的流水曾经有过46％的纪录。其中一条支流曾在一个夏天达到了难于相信的含沙量63％。所以黄河经常有淤塞河床，引起堤防溃决泛滥，造成大量生命与财产损失的可能。这河流的水量在洪水期间和枯水期间幅度的变化又大，更使潜在的危机经常恶化。按理说来，有一个最好坐落于上游的中央集权，又有威望动员所有的资源，也能指挥有关的人众，才可以在黄河经常的威胁之下，给予应有的安全。当周王不能达成这种任务时，环境上即产生极大的压力，务使中枢权力再度出现。所以中国的团结出于自然力量的驱使。

《春秋》中有一段记载，提及公元前651年。周王力不能及，齐侯乃召集有关诸侯互相盟誓，不得修筑有碍邻国的水利，不在天灾时阻碍谷米的流通。这“葵丘之盟”在约350年后经孟子提及，可是他也指出，盟誓自盟誓，会后各国仍自行其是。

《孟子》一书中提到治水的有11次之多，可见其重要性。其中一段更直接指责当时人以洪水冲刷邻国的不道。我们不难从中看出洪水与黄河暨黄土地带牵连一贯的关系。孟子所说天下之“定于一”，也就是只有一统，才有安定。由此看来，地理条件和历史的发展极有关系，尤其是当我们把地理的范围放宽，历史的眼光延长时，更是如此。

上述谷米之流通尤其值得考虑。中国地区的降雨量极有季候性，大致全年雨量的80％出现于夏季3个月内，在此时期风向改变。并且中国的季节风所带来之雨与旋风有关，从菲律宾海吹来含着湿气的热风需要由西向东及东北之低压圈将之升高才能冷凝为雨。于是以百万千万计之众生常因这两种变数之适时遭遇与否而影响到他们的生计。如果这两种气流不断的在某一地区上空碰头，当地可能雷雨为灾，而且有洪水之患。反之，假使它们一再的避开另一地区，当地又必干旱。前人缺乏这种气象的知识，只在历史书里提及六岁必有灾荒，12年必有大饥谨。其实在1911年民国成立前之2117年内，共有水灾1621次和旱灾1392次，其严重经过官方提出。亦即无间断的平均每年有灾荒1.392次。

在《春秋》里经常有邻国的军队越界夺取收成的记载。饥荒时拒绝粮食之接济尤其可以成为战争的导火线。《孟子》书中提到饥荒17次之多。在一段章句里提及公元前320年，魏国的国君因为他的辖地跨黄河两岸，曾告诉亚圣当灾荒严重时他须命令大批人民渡河迁地就食。在这时候鲁国已扩充其疆域5倍，齐国已扩充其疆域1 0倍。不难想像，当日各大国要较小国家占有显明的优势。它们所控制的资源能够在赈灾时发生确切的功效，所以在吞并的战争中也得到广泛的支持。当诸侯为了好大喜功而作战的时候，一般民众则随之争取生存。如是的竞争只有像螺旋式的使两种因素的加入越来越多、越大。

农业与游牧

此外另有一种气象上的因素也促成中央集权的发展。虽说在某一地各年的雨量可以相差极大，但是全中国的平均雨量却有定型。这现象不难解释，带着湿气的热风，愈吹入内地，被蒸发的程度也愈为增高。而且沿海下雨就已减少了空中的湿气。

此中值得注意的是所谓“15英寸等雨线”。这线从中国东北向西南，当中的一段与长城大致符合，更西而南则使青海与西藏和中国本部分隔。这等雨线之东南，平均每年至少15英寸的雨量是常态，符合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所说，“中原农业茂盛，人口繁殖”。提及线之西及北，他则说：“几千英里内人类全然不事农桑，他们不直接的倚赖土地上的植物为生，而在他们自己及植物之间加入一种机械作用。”

这也就是巧妙地说出这群人为游牧民族，他们与牲口来往于干燥的地区，让牛羊自觅水草。牧人的生计不能转变为种稻人的生计。

中国的农民和塞外的牧人连亘了两千年的斗争纪录，回顾起来，欣喜的成分少，仇恨的成分多。尤其是气候不利的时候，马背上的剽窃者就不由自主地打算袭取种田人，后者通常有半年的积蓄。零星的侵略可能扩大为战事，防守者则企图报复，有时也全面出击以图先发制人。

在时间上讲，亚述人的壁画在公元前9世纪即描画着骑马的弓箭手，可是全部游牧成为一种部落习惯和随着而来的骑兵战术则出现较迟，并且经过一段长时间，才传及东亚。到公元前3世纪游牧民族的威胁已相当严重，这时已有将北方几个小国家所筑土壁结合起来构成一座相连的城塞之必要，这项工程终使秦始皇在历史上名传千古。所以这种局势的展开也指出中国即使在国防上也要中央集权。全国的国防线大致与15英寸的等雨线符合，这是世界上最长的国防线，不仅为无数战士留下了辛酸的记忆，也是中国妇女流泪的渊薮。总之它在地理上构成第三个因素，注定着中国农业社会的官僚机构必须置身于一个强有力的中央体系之下。

孟子去秦始皇统一只50年，他已经和法家一样，赞成中国需要一个中央的权威。

只不过始皇以残暴的力量完成帝国的统一，而亚圣还在以好意劝说，着重道德上的移风易俗。在历史上他们所掌握的是同一类的问题。在近距离之内，孟子好像失败，当他劝说战国的君主行周文王之政时，周之封建已衰退到不可认识。井田制度早被放弃，世袭的卿大夫阶级已为官僚所替代。因为国君能直接派遣官僚治理属下地区，他们可以直接向人民课税，也将他们征发为兵，数以万千计。而且这种竞争风气更受商业的影响。当时所谓商业仍在婴儿时代，只是因为有好几位特殊人物超越国界的政治活动，才使之活跃而显著。这样的环境已不复是凡物都有一定位置和场所，或者凡事都可以用仪礼及恻隐之心对付。实际上，吞并的战争仍继续进行，以至最后只有一个胜利者。

儒家与农村组织

然则从长期上讲，亚圣孟子与大成至圣孔子，都已看清中国命运上注定必然为一个庞大的农村组织，虽然要根据某些数学原则行事，但仍需人本主义（humanism）

的调节。所谓儒教是以崇高的情感组成，在这种背景内自有它存在的价值。《孟子》一书中提及亚圣与他年齿稍幼的两个哲学家意见不合。杨朱主张各人循着自己的私利观行事，若以道德激劝，强人违反自已的意志行事，只有增加混乱，所以他说虽拔一毛以利天下不为也。他的逻辑认为每个人都应当按照自己的趋向，去接近欢乐，避免苦楚，这和近来西方时尚之“占有性的个人主义”（possessive individuali sm）非常接近。和他观点相反的是墨翟，墨子强调上天命令每一个人不分畛域又不待仪节约束地去兼爱他人。既有如此的强迫性存在，则任何要求也不算过分。在行动上墨翟和他的门徒冒着性命的危险，企图避免当日的兼并战争。

孟子对两人都没有好话可说。他指斥杨朱之纵容个人的私利观，等于承认君主为不需要。另一方面墨子之兼爱，等于否定父亲的特殊地位。他以绝对的态度丝毫不通融地警告着：“无父无君，禽兽也。”如此不容忍的态度可能使现代读者感到惊讶。所以务必投以历史的眼光，才能了解个中究竟。

战国末期铁器业已出现，因此上层社会的繁复程度更增加。可是几百年后中国仍是一个农业国家，下层仍保持着均一雷同的基础。文笔之吏仍以竹片作书柬，纸张之发明尚在公元后1世纪。但需要整个帝国一体行动的诸条件，却已迫不及待。如此一来，要在农民大众之中构成基层组织，无过于提倡家族团结。当中的一个推论则是让世袭君主按照父亲的榜样行事。对待其他人的好意，也务必有亲疏之分，有如血缘关系之远近。所以认为个人或凭私利观行事，或对旁人一视同仁，可能对现代读者富有吸引力，但在古代中国却不合实际，首先在法律上即会产生纠纷。迄至20世纪，中国仍缺乏对个人作人权保障的能力，遑论在基督降生之前。事实上整个君主时代中国始终维持着一部大体不变的刑法，这套刑法也按社会组织，亦即家人亲疏之分责成各人安分守己，至于各人尚有何种权利，也只能由这社会体制而定。

家族组织与社会秩序

现代的法理学是长时间推衍而成的。在西方直到中世纪结束，封建公侯无力控制城市，才让市民不受庄园法庭的管制。之后又从这城市特权，产生了公民的自由权利，自始至终这发展不待人谋。而等到最近的两个世纪，才产生了一种自觉运动，将所有公民的自由权推广及于全民。又直到最近几十年来，我们才看到这种运动逐渐地达到目的。事实上也是命中注定，中国历史上未曾产生此项运动，并非有反对这趋向的因素和它作对，而是城中绅商与官僚的冲突从未发生。欧洲汉学家白乐日（etienne balazs）说。中国的官僚从未失去城市的掌握。事实上中国官吏在城墙之内，权力最盛。

显而易见的，儒家的统治者在立法时确定男人的地位高于女人，年长的高于幼辈，并且有学识地位之人高于无知之人，他们自以为凡此都与自然法规吻合。有一段长时期，这系统听产生的秩序及稳定，还曾赢得外间的赞赏。直到19世纪初西方的商业利益挟着实力在中国沿海各处立足，才在相形之下使儒家体制的弱点彻底暴露。它自恃为十全十美的理想，毕竟假设多于实际。况且它以满足民间最低的期望为目的，而不及最高的标准，看来乃是组织简单、效能低下的政体。既缺弹性，也欠实力。当这些弱点暴露之际，其缺乏效率之处，尚可视作非道德。

将杨朱、墨翟和孟轲参差拼合，可以看出中国历史里长久的茎干。当然，尚不止此，此后这面目及趋势，还有相当长的发展，牵涉到许多惊异曲折，上文不过指出，任何值得提及的事体在中国展开，通常都是以极大规模的方式展开。中国历史上戏剧性和出人意料的地方，当然也离不开这种特性，如果当中有任何差池与过失，通常也是非同小可的差池和过失。

谢选骏指出：“黄土与中央集权”的公式，完全照抄“亚细亚生产方式”、“东方专制主义”的马列论调，以此作为敲门砖，可以作为进入共产党中国的出版市场。

【第四章 兵马俑的幕后】

前言

秦兵马俑的逼真、庞大，反映了要构思和完成如此的工程，非有创意上丰富的沟通和技术上充分的合作，否则绝对无法达成的；同时也印证了史书上所说战国时代高度的动员水平，和百家争鸣的景况。它的出土，正为秦帝国之所以能统一天下，提供若干重要线索。

中外学者应当对临潼县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表示谢意。也算是运气好，1974的春天，他们将埋在黄土地下20尺达2200年保卫秦始皇陵寝的陶制军队开掘出土。纵使这一发现不能解答历史学家关于中国天下统一的一动问题，至少在极关重要之处，提供了线索。最重要的乃是这些证据显示中国的历史性格与世界其他各处之初期文明迥然不同。

秦始皇的崛起

在成文的历史记载里，秦王室的祖先按照“谁生谁”的程序一连串的记载着，有如《圣经》中的“旧约”。及至战国之际，这些记载开始引入新奇的事迹。他的“肖像”也好像出自讽刺画家之下，作者必先有一种“鹰眈”的观念，才把上唇画如鸟嘴。大历史家司马迁在始皇后约10o年著书，他所提供始皇的出身如下：在公元前约250年有秦国公子按照当日的习惯，到赵王的宫廷内为人质，以保证两国停战协定不被侵犯。虽然如此，两国边界的军事冲突却仍断续发生。因之公子缺乏安全感，他不过是秦国太子20多个儿子中之一人，也就无从被本国重视。富商吕不韦发现这情形可以从中使耍伎俩，恰巧这时候秦太子将他宠爱的姬妾升为太子妃，她虽有权势而膝下无子。吕不韦首先以恭维的言辞和贵重的礼物交结于作为人质的公子。接着以公子私人代表的身份，游历秦廷，更大肆张罗，轻辞重币地打开门面。他说服了太子妃，她要是需要保障来日之安全，不如以在赵国作人质的公子为己子，他既为人忠厚，又不预闻秦廷的政治纠纷。这谋划成功后，为人忽视的公子日后回国恰逢秦王去世，秦太子立为秦王，昔之人质终成为了太子。

故事的当中，尚有一段奥妙：王子在赵国时邂逅了吕不韦一位貌美善舞的姬妾。

吕慷慨地将她奉送，王子惊喜之余没有发觉她已经怀孕。一年之内她为王子生子，又十三年之后，这来历不明的王子立为秦王。又二十五年之后他成为统一中国的秦始皇。他的亲父富商吕不韦也在朝中为相，直到以后失势身败而止。

中国在公元前221年的统一，是历史上重要的里程碑。毫无疑问的，此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可是以上人物在特殊环境里出现，也不过是风云际会。本书以上几章业已提及，幕后天侯、地理、人事的因素早已酝酿了好几个世纪。将周朝的封建革新而由一个国王通过官僚机构直接统率全民，井非秦所特创，况且赢秦尚不是改制的先锋。可是其他国家尚在片面改革之际，秦国则实行全面的翻新。其方案不容通融假借，其执行步骤包括贵族被废为平民，官吏按能力任职，井田制度一体取消，土地得以自由买卖，土地税按亩征收，士兵按征兵的程序入伍。国家又提倡农桑而贬斥其他各业，以求全国普遍的丰衣足食。从史书里看来秦始皇即位之前约100年，以上的政策都已付诸实施。这种体制着重中央集权，能使境内人民保持一种集体性格，称之为“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并不为过。

秦国的集权体制

秦国是一个以警察权为主的国家。它与现代集权国家的重要区别是后者将一个业已多元化的社会扭转回去以遂行其狭义之目的。赢秦则不待社会多元化，先已构成集权体制，此外秦之集权亦无国家主义的征象。虽说这个国家以征服其他国家为职志，其所拟之消灭者仅是对方的王室与贵族，秦王本身的重要卿相。却全属客籍，即统一天下之后亦然。秦之记录里看不出人民因原有国籍而受亲疏歧视的待遇。

秦之体制既成流线型，法家思想即构成其意识形态。虽然它站在人性为恶的立场。可是也认为人类的可以集体为善。这种信条与19世纪德国历史家特莱澈克（he nrch von treitschke）的理论，极为接近。也因它的“现代”色彩，中国法家有时令西方读者倾折。他们的法治观念不为传统习惯、古代特权、流行的道德观念、家人亲疏，或甚至恻隐之心所左右。法律代表君主的意志，必为成文法，必须详尽而无疑义地写出，而且不打折扣、不分畛域地强制实施。因为他们站在唯物的立场，又以国家之富强为不二法门，因之无从创制西方式的民法。只是在基督尚未出生之前数百年，他们即在鼓吹王子犯法与民同罪，这必在当日人士之心目中造成一种平等的观感。法家也自认为承奉自然法规，他们以为法律一经公布，从此君王有如车轴，不动而能行，百官则如车之辐条，随着车轮运转。以今后两千年中国官僚政治的作风看来，这样的拟寓不能算是全不正确。

概括言之，中国政治体系的早熟在当日不失为一种成就，可是中国人也必须为此付出代价。从外表形式看来，在基督之前有了这些设施，国家的机构便形成流线型，可是其下端粗率而无从成长发展，以日后标准看来尤其如此。直到最近中国仍缺乏一种司法体系，具有实力及独立性格一如西方，其原因可以一直追溯到上古。

儒家的法律使法律不离家族观念，将法律与情感及纪律混淆，法家之法实为最方便的行政工具，但在其他方面则一无可取。

古代历史家更指出，秦国与他国竟争统治中国时得到地理之便。它的东方为山川所阻塞，秦人可以开关迎敌，对方却无法来去自由地出入秦境。秦之西南的土著文化程度低，可以任意吸收吞并。战国之争雄，以统一为最后目标，外围之雄着重长久之计，必较中央诸国占优势，因中央诸国不断的为彼此间的纠纷、龃龉、阴谋、伎俩所眩惑也。直到最后几十年内各国要对付秦的攻势，才图谋互相结盟。一般很少提及，秦国实际上得到经济落后的好处。经济落后才能强调农业一元，动员起来，专一雷同，内部的凝聚力也强。这时期仍是以数量取胜的时期，军事技术大致在平衡状态，没有一个交战国因为质量上的优势而使战局改观。

秦始皇的统一大业

秦始皇帝的功业与他的先驱者所采取的策略相同。标准战法为不断地蚕食敌土，继之以武装移民。秦国的战略家要求有潜势之对方将边界上重要的防御工事和堡垒销毁。有时毫不犹疑地屠杀敌境壮丁，以减低其作战能力。外交攻势着重于摧毁敌国间的联络，使他们的抵抗软化。多数情形下，秦军多在敌境作战，而保持秦地的完整。我们相信秦军经常让部队就地征发以取粮于敌。秦始皇登极之后，好几次天灾流行，而秦军也趁机发展。公元前244年曾有饥谨，次年蝗虫为患于中国西部。公元前235年旱灾，公元前230年及228年饥荒又见于纪录。然则始皇的战功也算显赫，统一之前10年内，敌对的6个国王中有5个成为战俘，另一个投降。所有国都全被占领，最后秦军入燕以威胁齐国北方的侧翼。这一场战役结束，秦王才自称皇帝。

统一之后又采取各种巩固步骤。六国边界既废，全国划为36郡。所有六国王室和贵族全部被废，每一个郡有守（等于省长）、尉（等于防区司令〕和监（等于监察专员）各一。中国的文字在战国时代已有分歧的趋势，自此以篆为标准。度量衡的单位也标准化，车轴的长度也随着划一。全国有声望的家室12万户，一律迁居于国都附近，以防止地方力量再起。除了秦军所用的兵器外，其他一律没收销毁，铸成12尊庞大的金人，放置在皇宫之前，以贯彻皇帝的决心，从此中土将永远不见兵革。

公元前213年秦皇下令焚毁若干书籍。有一位文学之臣建议仍须尊重传统的政治，始皇将建议交臣下商讨时，法家丞相李斯提出反驳，要是臣下以古论今，只有陷国家于不利。他更主张

凡私人教学一律禁上，以杜绝“诽谤”。由于这次的检讨才下焚书令，同时也诏令凡在日常语言之中引证古典，或是以古代成例评议刻下的时事，都判死刑。所焚毁的书籍包括秦以外之历史、古典作品和诸子百家的哲学，只有秦廷所载和医药、占卜、农桑等书籍不在焚烧之列。

翌年又有所谓“坑儒”之事。秦始皇在一般文学之臣以外，也收养了许多占星学家和炼丹的术士，在当日眼光看来，这类人物也算是半吊子的科学家。当中有两人由始皇聘任寻求长生药物，他们没有觅到药物，反而散布流言，指斥始皇性情躁急，不符合长寿的条件。始皇大怒之下令卫士在都城里挨户搜索。上述两个人物迄未寻获，可是被捕者有460人，他们或是与这两人有交往，或是在卖弄相似的方术。

最后这400多人全被活埋。

秦始皇的评价

传统的中国历史家一向在褒贬品评人物。在临到秦始皇头上时则觉得题材之大，牵涉之多，不容易随便处置。他的残酷无道达到离奇之境界，如何可以不受谴责？

可是他统一中国的工作，用这样长远的眼光设计。又用这样精到的手腕完成，又何能不加仰慕？一个思想周密的读者可能因秦始皇和他的随从的野蛮行径而感到困恼，可是在另一段文字里，又为他不断地努力企图实现他超过匹夫匹妇所敢于想像的计谋，甚至冒着无限的危险，不折不挠地执行而感动。

历史记载中的始皇，显示他虚荣心重，有时尚且行止古怪。在当日一般情形之下，所述迷信的趋向很可能是事实。史书中提及他有一次因风受阻而不能渡湘水，归罪湘君女神作祟，于是遣发3000囚徒，去砍伐山上的树木以资报复，可见得他在和超自然的力量作对，而不是震惑于超自然的力量。他以黑色代表帝国之色彩也是超时代的独创。从他所树碑文看来，他除了重视域内长久的和平之外，也极端注重性道德，认为与全民的休戚有关。他有20多个儿子和至少10个女儿。史籍上除了提及他多夫的母亲之外，对他一生有关的女子只字未提。始皇帝游历极为广泛，他不仅履足于市尘，而且遍历名山大川，他曾在夜间微服巡行国都之内。虽说始皇爱征伐，他却从未统帅三军。此外他是一个不畏疲劳的工作者，他预定每天必须过目的竹简，以重量作进度，不到目标不得休息。在有关国家大计的场合他总先咨询下属，可是最后的决策，始终出于他本身。可能最值得注意的是秦始皇铁腕统治全国12年的时间，从未发生重大的事变。这是一个泱泱大国，前后遭兵燹几十载，而且追溯到以往的震荡局面，尚可以包括几百年。

他遗留下的位置，没有人能接替。他刚一去世，丞相宦官和皇子以阴谋和政变彼此残害。一年之内，全国各郡里揭竿而起的叛变不知凡几。又3年后秦亡，始皇帝的亲人和重要的随从也全部丧生。

兵马俑的规模

1974年的考古成果无从断定秦始皇的出身系合法还是私生，也不能用来争辩他是好人或坏人。迄今所出土的还不过是他埋葬之外围的一部分，但其结果业已确定其规模之大，设计之宏伟，足以眩人眼目。

发掘的场所共为3英亩。据估计有7000个陶塑的兵士用实用的兵器与战车和陶塑的马匹防卫始皇的陵寝。全部结构一方面表现设计之大气魄，一方面也表现着细微之处的精到认真。所塑士兵好像是根据活人为模型仿制，没有两个一模一样。他们脸上的表情更是千百个各具特色。他们的头发好像根据同一的规定修剃，可是梳时之线型，须髭之剪饰。发髻之缠束仍有无限的变化，他们所穿戴的甲胄塑成时显示是由金属板片以皮条穿缀而成。所着之靴底上有铁钉。兵士所用之甲，骑兵与步兵不同。显而易见的骑兵不用防肩，以保持马上之运转自如。军官所用之盔也比一般士兵用的精细，其铁工较雅致，甲片较小，而用装饰性的设计构成。所有塑像的姿势也按战斗的需要而定：有些严肃地立正，有的下跪在操强弩，有的在挽战车，有的在准备肉搏。总之，全部正好是秦步兵一师，侧翼有战车及骑兵掩护，准备随时与敌军一决雌雄。目前出土的资料已够令人赞叹，但是专家预断更多的陶制士兵、马匹和战车可能在这师的南端。更足以令人叹为观止的则是始皇葬身之处的另三边也可能有同式的整师兵马，如此则现在所出土的只不过是全数的1／4.

据历史家司马迁说，始皇的陵寝，经营了36年，役用工匠70万人。在地下的建筑，还有宫庭的模型，全国的山川则用流沙水银复制。紧要之处以机械的强弩保护，以防制盗墓者，不少匠役，因为熟悉内情过多，而被活埋于陵寝之内。

这些传说可能永远无法证实。可是仅以现今的资料，参观者也可以凭他们所见，在历史上作一肯切的断定。如果秦始皇完全相信超自然的力量，那么他为何不以大规模的人像代替数目众多的兵俑？为何不用超人的神像，每座几丈高，有如今日犹俯视阿斯旺水坝（aswan darm）的努比亚（nubian）大神像？或者制造出来三头六臂，有如印度教的传统？实际上陶塑兵俑大可以成批用翻砂的模式依样制成，有如大流士之听政所（darius‘hall of audience）前的浮雕像，甚至如康士坦丁大帝凯旋门（arch of constantine）上个个千篇一律、生气全无的人像群。

如果观察者稍用想像力，即可以闭目看出在制造这些陶塑兵俑时，哲学家、艺术家、匠人曾与成批的占卜者以及数以百千计的军官在集思广益，摩肩抵掌的研磋情景。这地下人像的工程，自设计至施行不可能没有全面交换意见，然后在技术上不断协商所能侥幸而成。从这方面讲，陶制兵涌可以视作一种历史文件，它证实了历史书里所说战国时全面动员的事迹，它也指出当日百家争鸣之所述非虚。它也表明中国2200年的历史，确有垂直的茎干存在，很多带有中国性格的特征在当日即已出现。这种系统在上端必有设想而成的成分在内，而介于合理化及非理性之间。

虽说我们不能崇信法家学说，认为个人必须受团体的强迫去为善去恶，但这一大群以窑火烤成的雕像群却证明了一个公众的目的，可由国家的意志创成。马基雅弗利所提倡的普遍的利己主义（universal egoism）不能因其为恶即否定它之存在。

威利（详第二章）以“现实主义者”的名目概括所有的法家自有其深意。

可是观光者看到这大批窑火烤成的像群也可能发生怀疑：既有如此的聪明才智、庞大的眼光和组织能力、详尽的企划工作，何以中国不能彻底利用这些长处作科技的大突破，有如文艺复兴之于西欧？这些艺术与技巧之所以不能持续，可以用缺乏社会的推动力来解释。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需要教廷雇用，才能发展他的天才。鲁本斯（rubens）靠替各国国王画画像而生活优裕。秦国的无名艺术家不幸之处在于他们的作品是集体完成的，只能贡献于一个君主之前，而他自己的肖像尚且把他的上唇画如鹰嘴，而他的纪念馆竟是埋在地下之陵寝。然而这批无名艺术家的遭遇，到底不是全部不幸。他们的作品，并未全部丧于尘埃，约2200年之后，他们的杰作出土，也有人将之修刷整理，使之重见天日，表现一个历史上重要转变之际的感觉和现实。

谢选骏指出：“ 兵马俑的幕后”——看起来像是一部谍战小说的题目，哪里有什么“大历史”的影子呢。

【第五章 第一帝国：树立楷模】

前言

汉武帝继承了汉高祖以来，数十年休养生息所累积的国家资源，对内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奠下中央集权官僚体制运作的理论与方法，对外则连年发兵征讨匈奴，开拓四裔，使大汉声威远播，国势达于顶峰。而在一片繁华景象中，财政短绌、外戚干政的乱源却悄然伏下。

从现实的角度看来，始皇一死，秦帝国荡然无存。可是他统一中国的功绩并不因之而湮灭。不出10年之内一个新朝代继之勃兴。兹后延续达400年。汉朝在公元前后各经历约200年，全盛时管辖的人口约6000万，足可与罗马帝国相比拟。就是从所控制地域和存在的时间上讲，两个帝国也可以相提并论。只是中国方面内在的凝聚力，非西方所能望其项背。

这个新朝代被中国作家极度的恭维，因为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由平民所创造的功业。汉朝创业之主刘邦是秦帝国里位卑职微的地方巡警官。他的两个丞相，萧何和曹参，曾任县级的小官僚。樊哙日后为大将，当日不过是屠夫。另一大将韩信寒微时曾一度乞食，黥布与彭越曾为盗。从新朝廷布衣卿相的局面看来，以前各领域内的贵族统治力量必已全部摧毁。组织新政权时，既不能追随旧世族的踪迹，也无须凭借他们大张旗鼓。这可不是说中国社会革命的条件业已成熟，即使几千年后中国也还没有树立一种民主体制。能够确切地代表庞大而又均匀的农村基层组织。在这时候更不足论。

汉朝的组织者承袭了秦朝所遗下宽阔而又均匀的基层，而且以灵活的手腕避免前代的过于极端。他们所采取的政策，基本上是“进三步，退两步”。以几十年的经营，构成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而成为中国整个帝制时期的楷模。

汉帝国的统治政策

新朝代首先遇到的第一个大问题是帝国跨地过广，不能全部由中央集体管制，于是采取一种“斑马式”的省级组织。有些地区秦前所设郡县仍原封不动地任其存在，其他地区则派遣新任命的王侯，世守为业。帝裔里的近亲，亦即刘家的叔伯、兄弟、从兄弟等封为王，功臣中之卿相则封为侯。他们的领域和直隶于中央的郡县犬牙根错。这种互相监督的局面避免了秦朝的过度集权，可是这也不是全面退却，有意在长期间内再构成战国期间的纷争局面。这样的安排纯系一时权宜之计，从未预计长久保持。即使在创业人刘邦去世之前，已有不少侯国，因有心和无心的差错，被削被除。刘邦的吕后及以后袭位的皇帝，遵循着这政策而且变本加厉。公元前15 4年，去帝国的创始已半个世纪，朝廷的举措更是向各王国施加压力，因而激起全面的叛变。叛乱勘平后，很多王国即被撤销，余存的不仅面积减缩，而且内部的行政权也被中央政府接收。这种加强中央统治的政策，至第5个皇帝刘彻在位期间达到极点。刘彻溢号汉武，他在位于公元前141年至公元前87年。这54年的御宇期间，在全汉朝是最长久的，对以后的影响也最深远。

刘彻首先公布了帝制意识形态的立场。其宗旨经过综合，则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他和他的近臣将所谓“儒术”扩展之后又延长，以至包括了有利于中央集权官僚政治所必需的种种理论与实践的步骤。孔子所提倡的自身之约束，待人之宽厚，人本主义之精神，家人亲族的团结，和礼仪上之周到等等全部构成官僚集团行动上的规范。孟子所倡导的人民生计与国本攸关也毫无疑问地被尊重。往重农桑贬斥商业原为法家宗旨，也一并拿来构成武帝御制意识形态之一部。其他法家的措施，如官方专利盐铁，以严峻刑法维持人民纪律也同样被袭用。

宇宙观与政治

更有很多信条，既不出于孔子之主张也不见于孔子语录仍被收纳于这体系之内。

武帝以皇帝身分登高山，以神秘之祭礼祈祷，企求与神祗直接接触。他朝中博士认为五行（木、火、土、金、水）和东西南北中之五方、五种基本之色彩、五声之音阶、五种个人之德性，甚至五项施政之功能都互相配合而融会贯通。例如火，色赤，见于夏季，与用兵有关。这种观念源于一种信仰，它认定人世间任何‘物“，不管是实际物品，或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和交往，都出自某种类谱上的相关价值，所以可用数学方法操纵之。其根源出于《易经》，它是一种来历不明的古老经典。

这种利用假科学说真问题的方式，迹近于迷信。暴露了当日读书人承受了至大的压力，他们急不得暇地务必将天地的现象予以直截的解释，包括可以获知之事物。汉代的朝臣不断以这种带着诗意的方式去贯彻他们的主张，强调良好的政府是基于伦理的和谐，甚至将天候与政治混为一谈。只是如此一来，他们也将专制皇权合理化了，使之比较温和，同时鼓舞百官的自信。他们因此觉得盈天地之道（我们称之为自然律，natural law），都已在掌握之中。纵使天子之职位世袭，臣僚则以文笔见长，但因为彼此有了共通的认识，也能在行动中俨如一体。如此将宇宙观及政治学混为—谈。笼统地称之为儒教，固然符合了某种目的，但其流弊则是一经摆布，今后两千年则再难以摇撼之。诚然，它所遗下之影响时至今日犹未衰竭。

匈奴问题

西方人士认为中国人之保守性缘出于环境上有一成不变之因素在。只要这些因素一日存在，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则须维持其一定结构。今日很少有旅游者履足中国而不将八达岭的长城列入行踪之中。秦始皇首先构造的长城，位于15英寸等雨线之北，今日早已颓废。现存之砖墙系15世纪所建，上面之楼，系16世纪新添。当日火药之使用早使类似的设防在世界其他各处失去时效。当这绵延几千英里的城壁展现眼前时，观光者只要知道它曾不断的修补翻新，就不待解说而了解中国边防问题与中国文化之源起几乎同一长远。它与汉武帝刘彻的关系乃是这位不同于常人的君主，16岁登极，享国54年，正值汉朝威势达到最南峰时，曾企图一举而永远解决游牧民族的问题。可是纵使他的军事行动一再获胜，他的目的却迄未获得。他在公元前87年去世时，他的匈奴战争使国库大为亏损，这也是西汉（亦称前汉）衰退之一大主因。

匈奴是一种操阿尔泰（altaic）语的民族的名称，他们在中国历史初期为患北边，此后千百年间，至少还有一打以上人种上或同或异的游牧民族接踵而来。匈奴组织上的初期早熟对中国的帝制一统有连带关系。这也就是说当中国全境一统时，游牧民族也必具有类似的结构，反之亦然。汉时匈奴已有24个部落的结盟，他们力之所及绵亘1500英里，自东北至于青海。公元前200年，他们曾号称以30万骑兵围汉代创始者刘邦于今日之山西。上述数字可能夸大，但是无疑的，在重要战役里他们不难以10万之众，投人战斗，并且不必全数集结，而是在战场上协定，分成若干纵队。因为他们以游牧为生，在环境上占优势，此即军事理论家所谓“战斗条件与生活条件一致”。当中国人尚要组织动员、装备、征调、训练之际，北方之劲敌则可以省略上面的步骤。他们的及龄壮丁早已在马背上，他们的武器就是他们的谋生工具。他们从来不缺乏流动性。

两方交战时其程序极为残酷，因为战场就是沙漠及其周边的草原地带，环境本来就萧条。当两方交锋之际，绝无后撤退却之可能，而以汉军尤然。战败者固然难幸存，即战胜者亦死伤惨重，逃脱几全不可能。俘虏数少，而交换之俘虏尤少。投降的则依例改换身份，从此终身夷狄。汉军战胜时则对部落之牛羊一网打尽，视作战利品。反之游牧民族要能伸手抓住南方汉人，其惨酷少恩，也少幸免之地。汉代的征伐无非展开一种序幕，以后这两种文化尚要长久地在历史中胶结，没有一方能以永久的胜利或全面的失败改变局面。影响所及在中国的文艺作品里留下一大堆抒情的作品，有些爱国心长，摩拳擦掌地发出好战喜功的声调。也有很多在吟咏间，表现着厌战而盼望和平的衷曲。

汉武帝只在公元前110年巡视前方一周，此外再未履足于战场。但是在征伐匈奴时他亲自作全盘谋划。他决定用兵的战斗序列，分配每一路军的人员马匹。每一战役结束，武帝也亲定赏罚。

每一次典型的战役有10万骑兵参加。支援的步兵及后勤部队又多出数倍，所以每次用兵，以牵涉到50万人为常态。汉军通常分三路及五路展开，以搜索接近敌方，并预先订好集结会师的时日与地点。他们通常在本军外围500英里的范围内活动。始终不遇敌军的情况常有之，通俗情形是两军迎战，争斗惨烈。公元前99年的战役，中国方面之死伤率达60％一70％，很少生还。公元前119年的战役，汉军虽获胜，但是14万马匹出塞，不到3万南归。武帝长久的御宇期间，前后执行这样的战役8次。

除此之外他也出兵朝鲜，其平西南夷，已深入今日之越南，并且也在青海与藏人交兵。

政府征发与农民生计

全部战费为数几何？司马迁略称内地输送64石的粮食只有1石运达前方的说法，虽然不能在事实上认作确切无讹，但他这句话至少暴露后勤问题的艰巨。并且武帝之战略在于巩固边防，当敌方威胁既除，便大规模移民实边，因之耗费更多。很多筹款的办法因而产生，包括向商人抽资产税，抽舟车许可证税，以赎锾代刑罚，政府专利于盐、酒及铁，又直接参与经商。这种种征发，以及战事本身都使中央集权之趋势有进无退。以下尚待说明，皇帝亲自与闻军政，与汉朝宫廷之政治有极大的关系。

汉武帝是否因他的军事行动而折断了帝国的脊椎骨？历史证据不容我作这样简单的结论。即在匈奴战事最高潮之际，中国境内的繁荣并未受影响。此中矛盾也给关心中国历史之人士一个机缘检讨一个具有恒久性的问题：从纪录着来，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从公元前迄20世纪始终直接向各个农户抽税的国家。这税收的基础极为广泛而又非常脆弱，为西方经验所无。其中情形以战国时代魏国之李悝所叙最为剀切。

及至班固在公元第一世纪作《汉书》时，犹觉得这故事中有关税收及财政一节在当日仍息息相关。他所说李悝的计算，有如下述：

一个农夫，带家室共五口，治田一百亩。每亩出粟一石半。全年收获为一百五十石。土地税十分之一，除去十五石，尚有一百三十五石。每口食粮每月一石半，五口全年食用共消耗九十石。一百三十五石除去九十石，尚存四十五石。每石值钱三十文，剩余四十五石共值一千三百五十文。除去地方举办祭祀等公益三百文，可以作为家室用度的为一千零五十文。衣服每人应费三百文，五口共为一千五百文，不足四百五十文。此外治病与丧葬之费不计，而因军事动员之额外赋税又不计。

李俚补救之策是由政府襄助出粜谷物。当粮食在市场剩余时由官方收购，不足则官方抛售。在武帝时代此项政策由治粟都尉领大农（粮食部长兼代财政部长）桑弘羊主持。桑从商人出身，在此时兼替公家牟利，以筹措一部分收入，补足军费。

这办法一经他起用，以后在很多的朝代里，还一再的被仿效。

上述李悝的计算成为中国专制时代的一般准则，与长城同样恒久不灭。其数目字可以因时期而不同，但是这公式与原则即罄历史家记忆也莫不如此。在这种政策下，农民总是被迫去开发生田，一到耕地经营成熟，总是用精密之工作去增加生产。

所以中国农民虽不受庄园管制，享有理想上之自由，每家农户也是自耕农身份，也算得是一个小本的生意人。只是由于本地市场之窄狭，他们也经常受高利贷及各种盘剥之苦。当政府收购或出卖粮食时，其业务非一班文学之士的官僚所能胜任，也缺乏适当之法律足以保障程序之圆满。简而言之，政府经商涉及变动的数字，而农业之管制方式，则视一切为定型。此中之缺乏协调，经常不断地在中国历史中产生悲剧。当中得注意的是，以后有些朝代企图部分地使其财政商业化时，总遇到强烈的反抗，没有一次能有长久及圆满的结果。以汉代来说，桑弘羊即死于非命，由此也可揣想，其规划无成功的希望。

中央集权的程度既已如是，中国之官僚对于佃农之出现不得不重视。政府的实力，以其能否向大批小自耕农征取粮食及人力为准则。大凡地主一出现总有威胁这税收基层之趋势。以上述例子看来，小自耕农亦无力再供应一个地主。只是中国的作法通常忽视这全般情势，仍受中央集权的影响。他们倡导小自耕农而不满于地主，已半将他们自己管制的方便，混杂在人道的立场内。固然，只有均平主义而无经理上之纵深，在经济思想上不能算是圆满周到。可是另一方面，既有全部集中筹谋之必要（如对付匈奴来犯），我们也不能指斥全部措施为“错误”。可以断言的则是，税收与土地占有有密切的关系，二者也需要与中枢行政配合。如是之牵扯构成中国宏观历史中之一大固定特色。

武帝期间之征发，民不堪命是对以上情形而言，这已由司马迁和班固提及。汉代尚赋予省级（郡）官僚相当的权力，他们可以选用手下的官僚，但是下端亲民之官，则始终缺乏封建体制里领主与封域的密切关系。它的税收为土地上之收获的1／15（不及7％），人头税为每个成人每年120钱。再有兵役，可以令每个及龄壮丁赴前方征戍3日，或付代役金300钱。对汉代国富而言，此税率不能算是极苛，但是征收时系全面的课予全民，不管农户是否仅有田5亩。到了农村，税则全部有条理的执行。武帝期间已有人指责，实付税数超过法定“数倍”。此中有一蹊跷，例如公元前108年皇帝巡视各地时，很多郡守因筹备供应不及而被责，两个郡守甚至自杀谢罪。

可见得在后勤方面讲，上级已用最大的压力加予下级，不仅到头仍有不如意之处，而且理想与事实之间差距极大。

武帝去世后他的积极筹边政策已被放弃。所幸不久之后匈奴也不能维持他们的团结。中国方面于公元前72年再遣发远征军及于草原地带。到了公元前55年，匈奴分裂为五部自相征伐。南匈奴随后降汉，接受了中国的名号，使汉廷再将边防的卫戍减少。

外戚专权

可是在这些军事行动中已产生了一个皇帝外戚得权的成例。刘彻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他也深恐自己的权力落入他人之手。在他的私生活里，他不能忘情于女色，因此而发生不少周折。在军事行动中他对自己所宠信的将领赏赐过厚，而对其他人则处分过厉。总之，在征匈奴诸役的过程中他集结了庞大的权力，既不能使之制度化，也不便让人代理。李广为能将，得人心，汉军及匈奴对他有同样的敬畏，可是始终不得封赏。在最后一次征战之中，他被逼迂回，终在行军时失道。大将军卫青，是皇后卫子夫之异母弟，扬言要报告皇帝听候御前处分，李广羞愤之余，引刀自裁。

但另一面，卫青的三个儿子尚在孩提之中，巳因父亲的军功封侯。另外一个将军霍去病是皇后的外甥，也始终受皇帝恩宠。各方传闻前线将土饥不得食，霍去病行军之厨车南归时犹有剩余之珍品，皇帝也置之不问。只因霍去病英年早逝，不及封上大将军名号。后来此名号落在他异母弟霍光头上，而霍光终生未帅兵出塞，可是却成为朝政纠纷的中心。

武帝既殁，霍光为摄政，辅助一个八岁的小皇帝，如此13年，这髻龄的皇帝也未有子网而先殁。霍光与皇后商议之后迎立一位皇子为帝，才27天，他认为这皇嗣不符合他理想的尺度，废之而更在武帝的另一个后裔。他才18岁，旁人指出他和霍光乘坐同车之时表现着极度不安的形色。

可是霍光也并没有成就无人敢与之争的权威。公元前80年他执行了一次整肃，反对他的一派多人被处死，包括前述执行武帝财政的桑弘羊。现存的史料根据当日朝廷纪录写成，内中指出这些人意在谋反，企图罢废皇帝，而另立其他一位皇子。

可见他们与霍光之冲突，可以追溯到很多小心眼的争执和家室间的纠纷上去。

但是霍光的行政措施，在当时儒家思想的熏陶之下，可谓深得人心。他在执政期间对武帝好大喜功的边防政策有了明显的收敛。在他主持国务的20年间，赋税已经豁免和降低，和匈奴的淡判也在开始。公元前8l年朝廷主持了一伙有关盐铁专利政策的公开辩论。之后政府放弃了酤酿的专利。

皇权的性质

综合说来，汉武帝刘彻和霍光不可能一眼看穿他们自己在历史上的作为的真意。

即使千百年后，想要全部洞悉，仍至为不易。在讨论他们的行为与个性之余，很少人曾想及的则是，中国的皇位乃是世间无从合理维持的一种制度。皇帝非神，而兼二者之性格。他不合理而又非全不合理，也是脚踏两条船。他不能如儒家之采取人本主义，也不能加法实之全部铁面无私，而又要兼顾两家之长。即在专制时代的初期，皇帝已任用13万个官僚去治理6000万的人民，他所能凭借的手段极少，而他解决问题的方法，一面须通过无数的矛盾与暖昧，一面又要有威权和气魄。

一个带有同情心的读者可以领悟到天子之责为“天子”，乃是不意之间被命运派去处理一个局面。如果我们借彼观此，可以想见密西西比河会更换河道而趋向弗罗里达入海；一次旱灾、蝗灾会使爱荷华及堪萨斯全部颗粒无收；而北方与加拿大为邻的国界大部为沙漠，当中只有很少的几个绿洲。汉朝的皇帝以天下第一的农夫自居，不时发出通告，表示对人民生计的关怀。我们无从指斥其余部为矫揉造作。

因为他们向小自耕农抽税而倚之生存，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只是从一种比喻看来，他们所设计的制度和行政的方式，也还是倒金字塔式，上重下轻。越去权威愈远，与原来没想之间的差误愈多，所以权力务必凝聚在上。有时理想中的至美至善和实际情形的差异可以大得惊人。

西安朝廷中。半宗教性的安排增强了皇帝的地位。他是人世间最后的威权，他的仲裁带着神权的判断力量。在这种作风下，制造了一种权力政治的传统，视一切技术问题为道德中的是非。即在今日，此种习惯仍在不少事例中出现。要是站在上端的人物不能摆脱人的弱点时，当朝中换班或政策改变之际，各项阴谋与诡汁可能泛滥到无可收拾，及于宦廷内外。

霍光于公元前68年在平静的情况下去世。但是两年后的一次政变使他的妻儿及多数的亲眷丧生。但一连串事件仍方兴未艾，外戚仍在宫廷之内的政治内幕里扮演重要的角色。大将军仅为朝中名号，已不参与边境之征讨。传统上这一职位总是为皇帝的姻兄或舅父把持，实际上居其职者总是一个政客，而不复为高级将领。总之他倚此名位声势使朝臣失色，并且威震不离宫闱之间的人主。这传统上之成例一经树立，以后只有继续展开，终至王莽篡位。

王莽的改革

王莽是中国历史中最离奇的角色之一。他一方面被指斥为翼位者、伪君子和操纵言论的好手，可是另一面也被恭维为理想主义者，甚至是一个带革命性的人物。

环境上显示他可能有些性格接近上述评断，可是没有一个简单的称号足以将他一生行止归纳无余。好在我们以长时间、远视界的立场研究历史，用不着将他详尽的传记搬出。

王莽是汉朝皇太后的侄子，他也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另一个皇帝，因而又成了皇后的父亲。他自己于公元前一年为摄政之前，她的三个叔父和一个从兄已相继以大司马、大将军的名号辅政达28年。当时汉代宫廷陈腐无生气，如果王莽能在此时振衰去弊，他的功业可能使历史家刮目相看。只是他夸大不实，因此他以华美的言辞所作的各种公告更带着盲人瞎马的成分，他的矫揉造作也更不可宽恕。

他所对付的问题不难阐释：汉朝以庞大的农村经济为基础，因为这样的结构，朝廷也只能以公众的精神作为施政方针。只是这时候汉朝的存在已两百年，宫殿和外戚因恩泽封侯者谓之“内廷”，和其他百官公卿之“外廷”对立。后者一般由资历晋升，多数成员对儒家仁民爱物的观念颇为重视。也在这同一时期之内，一般农村内的人力与田地，向来构成向帝国当兵纳税之基础者，有逐渐落入私人手中的趋势，时人称之为“兼并”。这现象一出现，日后这些资源即逃出政府的掌握。这一问题也与2000年的帝制政府结下不解缘。

由于土地税系从每一亩之田地抽纳，人头税也以每个人为单位，照理他的易主（包括为奴隶的贩买）不应当影响到税收的多寡。可是这种情形却出现于古代的农村之中，税收的底册不可能随时修正反映到实际的情况，即同时的罗马帝国也有类似的情形。不管当初的底册是用何种精密的方法调查而得，以后各地都只存在一种硬性的定额。中国以户口为单位，每每因人口迁移、财产易主而造成税收短绌。地方政府解决这问题的捷径，乃将应收数额转嫁在其他户口头上让他们补足原数。可是如此一来只会引起人户逃亡，亏额更大，坏影响之所及也成螺旋式增大。原来税率轻，处理不得法，可能令纳税人民不堪命。税重，甚至可以逼迫良民为盗匪。除此之外只有减除税额，只是这办法也会在官僚机构之中造成士气的降低。

我们无从确定王莽接手以前的情形，只是他曾说及见税什伍，亦即所抽税已及于生产品之—半。虽说不无夸大之辞，也可见得局势之严重。

但是不论他的动机如何，王莽提出改革时未曾作任何细密的准备。他尽信中国古典，真以为金字塔可以倒砌。他满以为自己在西安执行天子之职权，其圣旨即可以在边区远处全部奉行。等到事与愿违，他又慌忙的全面退却。这个篡位的改革者夜以继日地工作，他的经济政策牵涉到耕地和奴婢的使用，二者都归国有，不得私相买卖。他的金融政策将布匹龟壳全当作货币通行，与金银与铜元保持一种复杂的兑换率。在他主持之下政府专利之物品增加，政府经商的范围也相次扩大，还包括银行业务。当环境要求他在名目和实质上都以天子自居的时候，他也不再矫饰，于公元9年即皇帝位。官僚组织的上层经过他成批的更换，可是基层组织除名号外，大致如故。有时候他整个变更政府机构的名目，而自以为已作实质上之改革，并依赖特务政治强制执行他的政策。

王莽的故事触动了西方作家的好奇心。他们以为中国在这样洪荒之古代，竟有如此“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不免叹为奇迹。倾慕之余，他们也和王莽自己一样，忽略了当中一个重要的历史环节：近代西方可以用数目字管理，中国传统的官僚组织不能用数目字管理。

用不着多说，王莽的改革陷于失败。当他的经济政策毫无成果时，农民开始反叛。后来武装部队逐渐崇秦汉代创始者刘邦的九世孙刘秀。王莽于公元23年被杀，两年之后刘秀称帝，至此汉代“中兴”。当时西安仍在农民军手中，刘秀以洛阳为国都，他的旗帜全用红色，以与“前汉”之黄色有别。是以，前汉为西汉，后汉为东汉。

谢选骏指出：“第一帝国”、“第二帝国”、“第三帝国”这些欧洲名目，都被黄仁宇搬到中国的舞台上来演出了。可见其观点还是属于欧洲中心论的，就像马列主义一样。

【第六章 名士成为军阀】

前言

经过王莽篡位的短暂混乱，东汉光武帝刘秀在农民作乱与地方军阀割据的局面下中兴了汉帝国。为了调和各方的利害冲突，使彼此都能和谐并存，他极力鼓吹天人合一自然和谐等观念，使东汉弥漫着一股维持现状的政治哲学，然而豪强兼并的事实终究不是意识型态所能消弭的。终于，在党锢之祸后，冲突的各方将汉帝国推向败亡的命运。

写宏观历史，有一点不妙的地方，则是作者总是经常与战争结不解缘。如果笔下的题材是近千年欧洲，则作者只好在哈斯了（hastings）战役之后，立即接下来讲十字军东征，随后又有百年战争、蔷薇花战争，而且宗教战争之后还未松气，又有现代民族战争的登场。大概人类天性如是，历史上重要的转圜之点，总是避免不了武装冲突，于是史家也别无选择余地。中国的历史自不能例外，可是这当中也有不同之处。有如中国变乱时人民被茶毒的程度深，可是四海升平之日也比其他各处来得长久。例如汉朝之前汉及后汉，各为时约200年，几乎与美国全部历史等量齐观。

因之我们大可以在提到流血争斗之后，环顾其他的各方面。

社会繁荣教育普及

在这一段偃武修文时代里，文化上和物质生活的进步极为可观。首先可以提及的是教育日趋普遍。中国以国家为主提倡教育，始自汉朝。所谓大学，实为国立大学，为武帝所创立。迄至基督出生的年间业已有学生3000人。当王莽为摄政时，据说所建的太学有宿舍万间，足以容纳同数的学生，这一数字或许有些夸大。后汉创业之主光武帝刘秀和他的智囊邓禹都是当时太学生。他们另一位同学张充早逝，皇帝访问不遇，即聘他的孙子张浦为太子教师。而且刘秀帐下高级将领有六七人在当时都具有学术的名望，可见得教育的普及。公元59年，后汉第二位君主明帝刘庄在洛阳的明堂讲解《尚书》，据说“万人空巷”，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听众。公元2世纪内，太学已拥有240栋建筑物，内有房舍1850间。而到这个世纪中期，大学生总数共达3万人。不过史籍没有说明这些学生是否全部在学，或者当中有些可能只领有如此的头衔。同时私人讲学的风气也很盛。有名望的学者普遍有学生500人；其中最著名的甚至有学生3000人。

学生人数的规模或可做为天下太平的一项指标。据说纸张在公元105年已经出现，可是其后很长一段时间，经典仍以丝绸抄写，其用费必多。而如此众多的读书人，他们游学的旅费和生活费也必赖财富集中才能支持。西历的公元前后，西安已是个拥有25万居民的大城市，洛阳居其次，也有近20万人。

诚然令人感到遗憾，当日这些大都会的雄伟建筑，至今已荡然无存。中国缺乏像雅典的帕特农神殿或罗马的竞技场足以在观光客面前炫耀。也没有哥特式的教堂或中世纪欧洲的同业公会建筑。中国古代的建筑多是木造的，早经焚毁。所幸最近考古的发现可以提供当日大都市宏伟设计的梗概。例如西安城墙上之城门，每个有3个涵洞平行排列。车轮之痕迹证明每个涵洞宽足以容4辆马车同时通行。一所举行仪典之礼堂的基础，显示着当时的建筑师并不特别强调高度，却在平面的尺度上用功夫，以对称与均衡来达到设计之雍容。其注重几何图案上的调和，可见得他们之崇信自然法规，基本上和英国索尔兹伯里（salis－bury）平原上大石群（stonehe nge）之观念相同，而在其他方面则显示文明的程度已大大超前。中国方面的建筑，经常以不同的房舍成为一个集团，中有阶梯，而以一个圆沟环绕着。

从画像砖看汉代社会

汉代的青铜器、漆器和留下的泥土模型已可补成文史之不足，刻下研究汉代的学者更因坟墓内浮雕之出土而大开眼界。这些砖石上之雕刻原为供死者欣赏之用，它们埋在葬穴，面对棺椁。令人惊讶的是，画像内容缺乏有如天使、救主和赎罪等宗教性题材。而是以历史事迹、奇异的传说、传奇人物或日常生活作题材。当中日常生活一项对我们最有价值，它提供了最确切可靠的汉代社会史资料，使我们对汉代的社会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由画像砖上可以看到，当时高层人士穿着长袖的袍服，普遍穿戴头巾。无论举行宴会、演奏乐器，或是作案上游戏和讲解经史，都是席地而坐。来往时通常用一种双座马车。渔猎仍为高级人士消遣的场合，剧院不曾出现，可是以歌舞取乐却又所在多有，富裕之家以杂耍者和魔术家相娱。有些当日之演出在今日仍令人感到兴味盎然。

一般常人工作时则穿着类似睡衣的宽松褐杉和犊鼻裤（短裤），偶尔还加一件及膝之短袍。一般以小家庭（户）为最基本的经济组织，但是种田时需要邻里的合作。主要的农作物为米麦及稷黍。妇女以蚕桑为常业。尽管东汉时政府已取销盐铁专卖制度，盐铁生产仍为汉代公营事业之大宗。商业活动主要是由独立家户经营的零售业，与20世纪内地之情形相同。浮雕上没有提及的，则是贫穷的迹象仍极普遍。

汉代君主不时发出诏令，提到水旱灾荒。穷困之家不免将家人出卖为奴。多数奴隶只在家中操持家事，所以对国家经济无特殊贡献。现代学者一般认为汉代奴隶不及全人口1％。

通西域与中西文化交流

随着汉帝国的军事行动，中国文化渡过鸭绿江而入韩国，最南则入于越南之东京湾。可是在中国本部之沿海，却仍有化外之地。200年前日本九州发现一颗金印，证明汉朝曾认当地酋领为附庸。类似的金印引用同样的设计和同样的篆文已有不少在中国本部出土。约50年前，在韩国的一座坟墓中有一件漆器出土，上面有两个艺术家的签名，并注有年份，相当于公元4年。而外蒙古国都乌兰巴托也有这两位工匠署名的漆器出土，所署年份相当于公元前2年。

到了后汉，匈奴已不足为中国严重之威胁。事实上，中国在公元73年和89年两次的征伐，据说已凌加压力于游牧民族头上，使他们一波接一波的向西迁徙。有些历史家以为日后欧洲历史中提及之huns，即可能与匈奴有关。对后汉财政发生剧烈影响的乃是长期与羌人（藏民族）作战。只是羌民族无统一的指挥系统，他们入侵的程度不深，所以不像对匈奴战事般引人注意。同时汉军对羌人出击的范围亦较小。

中国向西北域外之扩充，由受汉符节的大冒险家展开。公元前139年，时属西汉，武帝刘彻派张骞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虽说这目的并没有充分达到，但中国与中亚各印欧语系的国家开始有了接触。后汉则有班超，他是历史家班固之弟。公元73年和公元102年，班超领着少数的随从去西域。其人数最多时亦不过约1000名志愿人员。班超之秘诀，在于以中国之威望作本钱。大概与中土贸易利润优渥，使不毛地带里的绿洲国家心向往之。班超以他高明的外交手腕，借近国之兵征服远国，如是一波冲一浪，将大汉声威推抵里海。有时他纠集的兵力达25000人，有次竟号称7万，全由葱岭以西的国家组成。从长期的历史上看来，班超在文化上和商业上的贡献，超过他在政治上的成就。他所拓展的疆土无法永远把持，可是通商的驼马队一经组织，它们的足迹长期在历史上留驻。由于大陆商队贸易之活跃，包括果蔬和乐器（如“胡瓜”、“胡琴”）等域外文明源源由西域传入，丰富了中国的文化内涵。

从以上所述看来，自后流传于华夏之帝国几千百年的基本要素，在公元2世纪便已存在。同时帝国国力之所及，也已尽量的向边荒远处发展。既然如此，为什么此后又有这么多的变迁，牵涉到周期性的盛衰起伏？从宏观的角度看来，这问题不难解答。中国自汉以来累积的财富，一旦达到某种程度，便无法阻止，也不能在制度上予以集中巩固。这绝不是可以及早发觉并加以补救的问题。只因今日我们站在历史的后端，有了另外的1800年，包括西方的经验，才能对汉朝的覆亡，提出较为合适的解释。

后汉创业之主刘秀符合时下所谓“士绅阶级”之称谓。他虽出于帝裔，只因年代长久，他的家庭已和皇室疏远。他的先祖也自王侯而郡守都尉，传到他的父亲已不过县令。刘秀年轻时以长于农业上之经营著称。他曾代他的叔父和地方官交涉，以索还佃家所欠田租；他也曾在青黄不接时贩卖谷米。有了这样的背景，又加上他起事僚属的身份，后汉的朝廷曾被称为豪族集团组成的政府。这固然是事实，但我们却不能以今日的眼光凭空武断的说他们一意维护士绅阶级之利益。当时并无这样的法制，足以支持这类的政策，也缺乏意识形态的主张，可以鼓舞执事的官僚，参与这样的一种运动。将私人财产权彻底明确的划出，并且给予法制上的支持，乃是现代西方所独创。

刘秀鼓吹天人合一观念

想对中国初期专制时代有更确切的了解，我们务必对后汉作更精细的观察。

虽说两百年的思想史无法在一篇文章里概括说明，但我们可以说“自然宗教‘（natural religion）在汉代思想史里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尤其是以后汉，更为明显。它的核心观念是天人合一、阴阳之交替既及于人事，也见于自然现象。由于自然现象与人事变化都是根据相同的内在律动，所以两者是同一的。既然是天人合一，那么宗教与政治间便不再是对立，而神圣与世俗间也不再有所区别。照这样的逻辑推衍，则生与死便不再有明显界线。所谓长生不过继续着现世界之经验而无其痛苦，那么以浮雕来愉悦死者也已恰到好处，而用不着赎身超度的那一套了。天人合一的观念，也使建筑师设计时尽心竭力的构成理想上的完美，美观务必包括一个整体的轮廓。

从《后汉书》里我们可以知道，冬至是一年中白昼最短而黑夜最长的一天，自此以后即阴气渐消而阳气渐长。因此，每逢这一天，汉代的官僚，包括中央政府及地方官，便都按时换着红色袍服，所有的乐器也在那天经过一番调整。又将水与炭的重量量出来，以验证季节对物重变化之影响。日晷仪上的影长，也在当日量出。

只是我们无从确定如此这般的活动，仅在表彰阴阳交替之际，其影响及于各种事物，或是因为实践的参与可以促成其阴去而阳来。在当时人的眼光里，可能认为因参与而有推进之功效。

在汉代，尤其是后汉的国家祭典中包含以上种种复杂的成分，可见他们认为朝廷并不仅是人间的组织，如果再用它去维护某一社会阶层的利益与特权，更是不成体统。这并不是基于现世界利害的考量，而是他们认为，天子务必对上苍负责，而使治下的亿万生灵满足愉快。刘秀的朝臣曾于公元54年劝他到泰山封禅，以便确定他受有昊天之明命。他当时以天下苍生尚未能安居乐业为理由，拒绝了这项建议。

不出两年，他却改变初衷，举行了封禅礼。这当中自然有可疑之处。什么是安居乐业的标准？由谁来做判断？答案虽然暖昧不明，而更有其功能。以今日的眼光看来，后汉之意识形态着重一切保持原状，朝廷则冀望向各方一致讨好。刘秀与王莽之斗争至为短暂。他的帝国实际上是从造反的农民及各地军阀手中夺来，征伐的时间超过10多年。当初是因为自卫和保持自己的人身与财产才举兵，刘秀与他的将领当然从未忘怀于本身之利益。但是他也熟读经典，更加上在农村的实地经验，知道社稷之安定，在于大多数农民之要求得到满足。此中不同的利害不容易调和。因此，他鼓吹天人合一、自然和谐等观念，更可以在行动上保持自由，不被拘束于一定的主张与政策，而以微妙的手段，遂行其妥协与不走极端的用心设计。所以刘秀注重公众建筑之风水，他也以学者的姿态讨论符谶吉凶。他所追求的并非个人来生的幸福，而是帝国在现世界之福祉。这种种举措与言行，都载于典籍。由此看来，前述“自然宗教”、“国家祭典”都与妥协和保持原状的宗旨相表里。这种汉代的思想体系，刘秀和他的儿子刘庄都竭力提倡。

豪强兼并是农村社会乱源

刘秀和刘庄在财政税收上的表现也相当成功。他们的方针是将税率极度抑低，可是在规定的范围内亳不通融地执行。根据官方的资料，土地税只有收成的1／30.前汉的盐铁专卖，在后汉业已累除。刘秀的诏令也一再提到解放奴隶为平民。全面确定税则是在公元39年。翌年即有十个郡守因所报不实而死于监狱。他们父子严峻而有心计。全国纳税户数在王莽时代一度急剧减少，但在刘秀父子的主持下，至公元1世纪末，其数目不断回升，自此可见新朝代的举措合宜。公元2世纪情况略不如前。虽然不断的与羌人作战，宫廷内的生活也日趋奢华，可是国库仍然没有大量的短绌。但是在对付私人财产时，后汉朝廷暴露出它在制度与组织上的缺陷，终而造成朝代之覆亡。

在任何条件之，私人财产之膨胀总会产生问题。这私人财富可以立即变为政治权力，有时这些财富也避免不了在政治场合之中角逐。司马迁曾提出，公元前154年很多王国全面叛变之际，西安的一个商人在3个月之内所贷之款获利10倍。在这情形下，他所贷之款在支持朝廷之中央军，可是不同情况之下，私人之财也可用以支持叛军。在更为特殊情形之下，乡村间之财富更可以促成变乱。

中国农村在历史之发展上系以小自耕农为主体，可是因之也构成组织上的弱点。

小自耕农各自经营，每家每户也是小本的生意人。如果在这关头又出现了一批大生意人，必因当中的不平衡而产生紧张局面，外表看来向妥协和谐，实际已是小大之间的竞争。其演变所及，无法避免富强者得势、贫弱者受逼。政府既无从以累进税率油税，通常的情形便是税收短绌，再则又要对贫弱无靠的人民周济，也连带受牵累。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是，中国自秦汉以来的统一，可谓政治上之初期早熟，很多地方上的习惯，在其他国家可能造成法制之基础者，在中国则缺乏发育成长的机会。农户耕地既小。也无从雇请律师，觅取技术上解决争端之原则。凡是有关借债、押当、失去取赎权（fore-closure）和强迫接收（dispossession）各种纠纷，很少能在中国通过法庭有秩序的解决。一般情形之下乃是当地富绅本人不出面，由地方上之流棍执行。而犹不止此，如果某一问题村民不能和平的解决，地方官更是无法合理的解决。儒家教养使他们不能不顾及穷人的困难，可是在维持秩序的原则之下，他们又不能将富家的利益置之脑后。他们的出路只有两条，要不是勾结幕后有权势之人物以自保，便是反抗他们以博得不畏豪强的声名。下级官僚既因司法上缺乏确切的规律而踌躇，其上级之处境也大概类是。以上简单所述，因着螺旋式发展，成为中国农村史内纷见沓至的老题目。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拯救法律的失当之处：也就是所有的官僚与平民都确实遵守纪律。

后汉因“中兴”而起，也就不容易对付这类问题。其契机已成，在维持现状和不事更革的状态之下，又加以当日半似宗教性的信仰，只在此生此世取得满足，那么整个朝廷也无从廓然更张向某一方向迈进了。有了它的放任政策，汉帝国因为王莽篡位所引起的波动，经过一段休养生息才得以复元。可是财富继续集中于私人的手中，且除了放债收租之外，缺乏其他的出处，至此只有打扰乡村间的安宁。地方政府原来长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言辞，而短于经理上的能力，如此一来更不知如何措手了。

儒术成了做官的阶梯

两汉的提倡儒术固然使官僚组织间思想一致，但也产生一种不良的影响——读书人除了做官之外别无他业可从。以知识为本身为目的，从未为政府提倡。公元2世纪张衡提出一种高妙的想法，称天为鸡卵，地似卵黄。他在132年监制的地震仪，据说圆径8尺，今日则只有后人挑出的一纸图解作为见证。与他大致同时代的王充不断的指出，自然现象和人事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两位思想家都缺乏后起者继承他们的学说，其著书也不传。反之，公元175年政府在太学之前树立石碑，上镌六经文句，据说每日来临摹经文的学者聚车千辆。

以儒学为做官的阶梯，始自武帝。其所谓“察举”和“征辟”乃是一种强迫的推荐制度。起先所举者谓之“贤良方正之士”。公元前134年又令每一郡国举“孝廉”

一人。在后汉这制度推行稳定之时，大概每20万人口举孝廉一人。这样的“选举”，无从全部公正无私。被举者又非如代议政治下的议员那样参与议事，却各授官职。

其影响所及只有使被举而得官者终生与举者、辟者保持恩泽的关系，而将公事视为次要。在这关头，儒家习惯上重人身关系，而不严格的尊重法治，更能产生不正规的影响。城里多数的太学生造成舆论的标准，只是他们专注于个人道德，经常感情用事，只能使以客观标准解决问题的机缘更无从展开。

以上种种因素终于在朝代的末期造成无可挽救的局面。经常每项争端总是起源于乡间，而终至惊动国都。当地方官有心惩处当地恶棍之际，经常发现他们后面有本地富绅作主，后者又与朝官勾连，有时尚倚恃宫中宦官作后台。郡守县令不得不强制执行。他们以道德的名义审讯，仓促的执法。即判人死罪，对方也予以报复。

这一来两方都走极端，有名分的官僚和他们家属受害的程度与家强之被惩同样深刻。

自公元153年至184年，很多事件在其他各处原本只能于现代社会发生，但在当日的中国却已发生。成千上万的学生游街示威，向洛阳的政府请愿。大规模的拘捕被执行；黑名单也编成。数以百计的政治犯死于监狱，其中不少人的详情从未公开交代。

宦官与名士的对决

在最后的一段冲突中，所谓党锢之祸，一方面有宦官的干预。另一方面则有为太学生所支持的名士，一般人的印象乃是好人与恶势力之斗争。虽说以短视界看来，这种说法不算不正确，在长久的局面里则这样的结论却使背景混淆不清。无疑的，汉朝覆亡之前夕，最大的问题乃是地方政府之权力日渐凌夷。当日之边疆完整无缺，及至局势不可收拾时，朝中无政策上之争执。都城内之分裂是由于宦官受到乡村中新兴地主的支持，而为旧有士绅排斥，其实两方与官僚皆穿通一气。公元135年的诏令，让宦官之义子继承他们的头衔与家产，因此牵涉到各郡县之地产，只有使问题更为复杂。指责宦官上下其手，不是没有根据的。可是要说倘非如此原来已有合理合法的安排则与事实不符。如果当初确有有效处理办法，则违法之处必已处理要当，可以防患于未然，而不致日后惊动朝廷。事实上，号称公正严明之名士，也置已获赦免令的人犯于死刑；有些则惩罚对方，杀害其亲属与宾客。在这样无视于法律的情况下，终于造成整个政体之瓦解。

公元189年两方之决战，宦官张让质问大将军问进：“卿言省内秽浊，公卿以下忠清者为谁？”当时何进与反宦官的名士站在一起。

张让之玩世不恭的态度我们不说，可是他这一句话却提出一段真理，仍不为当时人所洞悉。法律与纪律不同，它是社会上之强制力。要是下层对之已然漠视，上端也不会更为认真。如果希望法律生效，立法必须以一般现行生活状态为蓝本。倘使反其道而行，其执行必极端的困难。

汉代末年情形有如上述，其覆亡已不足为奇。这朝代创始时循秦制而采取一种三分政权的体制。丞相总揽百官，御史大夫管监察，大司马主军政。以后名号间虽常更变（如御史大夫为大司空，大司马为大将军大司马），其基本组织则不变。可是公元2世纪末期，原来设官分职的观念已与事实上发生了很大的距离。监察的职责已由一个次层的官僚称为“司隶校尉”者担承。此人具有现代国家内“反对党首领”

之形象。随着西汉之传统习惯，大将军一职，总是由帝之舅父姻兄充当，亦即是官在外戚。再因着霍光的一段穿插大将军大司马通声势，显赫到有废立权。后汉中叶之后一连串地产生了好几个未成年的皇帝甚至婴儿皇帝，好像出于机遇，然则也是由于居大将军职者从中摆布。宦官之弄权，有好几个原因。他们是宫内参与机密之近臣，为皇帝手下不可或缺者。要是皇帝未成年，则必为皇太后倚重。有好几个有力量的宦官，树立了维护皇室的声名。他们也有权指挥京军，后者就算大将军大司马也不一定能掌握摆布。

公元189年两方的主力冲突，把一切的做作全部放弃。当公元184年，称为“黄巾贼”的农民造反威胁国都洛阳时，何进以太后的异母弟之身份晋封大将军；他讨伐黄巾有功，更增加了他的威信。日后他即与司隶校尉袁绍互通声气。他们密谋召集一支边军入都诛除宦官。但是宦官张让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办法先下手。张让之弟张朔，过去在争执中为另一位司隶校尉李膺所诛，而他媳妇又是何太后之胞妹。他矫传旨令诱何进入宫，当场将他谋杀。袁绍为何进报仇时，将皇宫焚毁，将可能拘捕的宦官全部斩尽杀绝，也遇得张让投水自尽。

文士自卫成了武将

至此汉朝可说气数已尽。被召人京的边军来不及参加这次政变，到达之后也无意维持秩序，其将领跋扈难以驾驭，其士兵目无纪律。很多官僚已知中枢的领导力量无法挽回，乃纷纷回乡筑坞，组织私人的军队自卫。根据最初所谓“上天浩命”。

皇帝纵不能一手管制社会上利害不同的各阶层，有如地主与农民、旧有和新兴的士绅阶级、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至少也要在他们发生争执时作有力量之仲裁。事实上之发展则以皇室家庭内冲突作导火线，扩张了权力斗争，将所有有关的社会问题一齐掀动。此后，汉代名存实亡，又苟延了30年。皇帝此时实为囚人，国都则被焚，全帝国之臣民尚要目睹身受长期的内战，自此席卷乡野，不少的文臣，虽有些志与愿违，也因时势变为武将。有些人士更在事前预料天下将乱。可是没有人能料想到中国会因此失去其对称与平衡状况达300多年。

公元200年的官渡之战在历史上是一段有趣的插曲。这场战役并没有解决问题，只是因为两方主将之背景使读者能独具慧眼的看出他们冲突之范围。进军来犯的乃是袁绍，亦即以前企图一网打尽所有宦官的司隶校尉。在这关头他希望做由各地所组成的地方部队的领袖。他的六代祖袁良曾以《易经》起家。袁良以他所学传授于孙袁安。袁安因学术上的声名才干，从县令郡守一直官至司空（监察院长）、司徒（文教部长）。从此之后袁家再无一代未曾做到朝廷里的高官，有所谓“四世三公”、“门生故吏满天下”的称号，当袁绍举旗而起的时候，他的附从者据说纠集了10万兵众在他麾下候命；又称其食粮曾以大车万辆自河北运来。抵挡他的乃是曹操，他的背景更为复杂。曹操之义祖父曾腾乃是宦官，以黄门从官的名义为太子待读。曹操之父曹嵩乃是曹腾养子。可是曹操自己也举孝廉，在朝廷政变之初，他与官僚集团之名士站在一起，以具有才能称著。他的军队大部以黄巾降人编成，给养则得自军屯。他自称这时候仍在维持汉代的朝纲与体系，这样的说法也不能为人所尽信。

曹操在官渡得胜，但是汉代终究缺乏起死回生之术。直到公元6世纪末期隋朝兴起之前，中国经历过很多局部的帝国与小朝廷的时代，同时也遭受不少异族的入侵。

谢选骏指出：根据我对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名士成不了军阀，名士只能成为军阀的牺牲品。现代南北朝也是如此。

【第七章 长期分裂的局面】

汉帝国崩解后，中国陷入一段黯淡无望的长期动乱时代。豪强兼并所引起的社会不安仍未获解决；甚且在一连串政治斗争激化下，导致战事连绵不绝，胡人入侵，使社会秩序彻底瓦解。于是，一个个“坞堡”地方自卫组织相继建立，中国俨然进人另一个新形态的战国时代。

中国历史家认为，自公元220年汉代覆亡至581年隋朝兴起，当中是一段长期混乱和令人失望的时代。从某些角度看来，这也确是事实。我们甚至可以说，这等于30年战争给德国的灾害加10倍。中国北部不少地方人口为之减少；古代的五铢钱从周朝的后期即已流通，至汉朝更为普遍，通过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局面，在许多地方因之绝迹。既然缺乏有效的中央政府，每遇灾荒，人民呼吁无门，其痛苦的情形不言而喻。在这期间内有公元309年的大旱灾，大河流都可徒步通过；而又有公元369年的疫疾，长江下游北岸的广大地区人民因之相继死亡。

新形态的战国时期

然则，称这时期为“黑暗时代”则不正确。虽说在这段长时期内战事若断若续，但大规模的征伐和有决定性的战役不多。若非如此，则以后的统一亦必采取不同的步骡。很显然的，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局面与战国时代截然不同。经过四个半世纪皇权政治的掌握，中国已与封建体制解散之后所产生多数带竞争性的王国的情况大有差异。士绅阶级的广泛分布也使全面动员困难。从纪录上看来，这次分裂期间军队里的兵员大致都由招募而来。

少数民族在动乱的场合早出现，增加了局面的复杂性。传统上称为“五胡乱华”，其实这些少数民族包括藏族及阿尔泰语系（altaic）的民族，后者又有原始蒙古人和初期的突厥语系人种。可是在多半的场台之内，即使专家也不能断定其人种语系了无差错，更不用说当中的混合部队了。他们与某些汉人冒险家在公元304年至公元439年在华北建立了16个王国，有些在短期间内前后重叠，有些彼起此伏。在初起时。他们既称为“蛮夷戎狄”，少不得带毁灭性。一待到他们将所创的朝代布置妥当，他们也建孔庙、立太学开始注重文物，提倡农桑。当中有两种入侵的民族竟开始修筑长城，以防其他游牧民族紧随着他们的来路，打扰他们新建的王国，可见得其改变程度之深。

在这分裂期间的后期，汉化的胡人在北方所建国家与汉人在江南的“流亡政府”

不时进行拉锯战，互有胜负。但商业上倒有了来往，南北的使节也互相访问。可是始终没有人提出这种分裂的局面应当视作当然，听任其存在，各小王国也应当保持现在所能控制的地域。在南方或在北方。组织政府的原则仍是政治哲学，而不是地缘政治（geopolitics）。这广大地区称为“中国”者，内部之文化既混同一致，即没有其他的逻辑，或甚至适当的国界，可以支持分裂的局面了。只有天下一统这一观念，才能在意识形态上使文官集团有了思想的团结，这种趋向可以在当日的文件中看出。

后汉末季曹操企图重建强而有力的中央政权。他的成功仅及于魏。他再想兴师讨伐南方，却惨遭失败，他的子孙继业也无一功成，此中原委可能为今日之旅游者及历史学者所感兴趣，因为当中有地缘政治的关键在。

三国鼎立时期

当时的蜀汉以今日的四川及邻近区域作地盘。因具有充分的人力及资源，足以支持长期之战事，已有国家之内另一国家的姿态。其跨地既广，四周仍有适当的山川作屏障。近年来不少的旅游者已经在其东部看到长江的三峡。其实游客从下游溯江西行，费时虽多但印象更深。两岸的绝壁既已垂直的掉入水中，其下一段景物本来也是别有洞天，经过一段耽搁，越是在意料之外，出其不意的展开，越能令人寻味。不仅刻下提及的公元3世纪内战中，无人敢于攻入三峡，即是第二次大战期间，日军已逼近峡谷之东，也同样感到束手无策。

魏与蜀之外，第三个国家为吴，所在为水乡。吴国既拥有水师，也沿着长江将各城市设防。今日的南京（过去曾称建康及金陵）创建于吴。当初创时城居水滨，沿岸之石壁与城垣构成一体，作为防御战时坚强的凭藉。据说今日这石壁之一部仍可在市内看出，只是因为长江改道，这痕迹现在离江滨巳有相当距离了。

公元3世纪魏蜀吴三国长期鼎立的局面已成。当中魏长于骑兵，似占优势。迄至公元263年，距曹操首先伐吴及蜀已半个世纪，魏将司马昭终于打破此中僵局，他在万山之中，人迹不到之处行军，以奇袭方式突出蜀汉之后门。此计既成，收拾残局，只是指顾间事。只是他翌年去世，子司马炎乃抄袭曹家办法，倡言天命已由曹家转移到司马家，他在公元265年成立晋朝，让曹魏的最后一个皇帝行禅让札，全部有如以前之曹魏逼着刘家的汉朝禅让。这种象征着天命转移的仪式，也在分裂的期间为以后四个短命朝代（宋、齐、梁、陈）所模仿。

短暂的统一

晋帝国之征服吴国，以长远的计划遂行。首先以军屯担保食粮之充足；其制造船舶，地处蜀境也费时7年；统帅王濬向来做事以大刀阔斧具称，当一切准备停当时，他年已70，他所造大船据称有600尺长，可载两千兵马。吴国也不马虎将事，他们建造了水中障碍，还在江面窄处以铁索横贯。王濬乃利用大型竹筏清除障碍；针对横江的铁索，他制造了100尺长的火把，以干树枝及容易燃烧的物料捆成，上淋麻油，据说烧起来的高热使铁索熔断。这障碍既除，王濬的楼船即顺流而下，于公元280年在南京受吴降。

以上事迹见于官方正式的历史中，其传奇的成分我们既不能证明也无从否定，只不过因着这些事迹我们还可以观察到一些重大演变。司马家之晋，因禅让而合法，是这三个半世纪唯一的朝代，曾一度将带有竞争性的敌国全部肃清。当它在280年攻占南京之日，好像重建了一个统一大帝国的局面，只是才10年，北方的新发展又将其好梦惊破。公元291年，司马皇家的一段家庭冲突，因为各皇子的关系而牵连到各地域。内战既开，长城内的少数民族也借机起事。公元317年，西安与洛阳两座国都先后被洗劫，一个驻在南京的晋王子在这关头称帝以维持朝代的名号，可是自此以后他和他的继承者除了控制长江以南之外，很少机会能涉足于其他地区。公元383年，这流亡政府的弱势军队出人意外地打败了前秦领袖苻坚所统率的绝对优势的北方联军（淝水之战）。可是纵然如此，东晋仍无力北伐，仅能保持南方的半壁江山，以后四个继之而起的短命朝廷也无不如此，它们都自称统领全国，实际上不过盘踞着华南，坐待着第二帝国隋朝之勃兴。

当我们检讨这段期间的历史时，发现当中浪漫的事迹多，逻辑之成分少。不少出色的男女人物，因为他们贤愚不肖的事业而在青史留名，可是我们很难综合其反映什么实际意义。

重新诠释八王之乱

这段历史可以从汉代的覆亡叙起。其原因曾被追究于宦官掌权、黄巾叛民的暴动，和无纪律之边军被召入京，然而实际上，全面内战展开时，宦官已被整肃，黄巾贼已被剿平，而边军亦已不再成为问题。晋朝情形亦复如是。最初问题之发生，咎在皇后贾氏，据说她心肠毒辣，又爱虚荣，有些历史家尚且说她黑而奇丑。因为她与皇太后争权又要废太子（非贾后所生）才引起皇室各王的干涉。晋朝的习惯，各皇子称王，内为朝臣，外拿兵符。不过当争端延及各地区时，皇后已被弑，以前各种冤屈都已平反，而战事依然方兴未艾，动则使几十万的官兵卷入，这就很难再称其为宫闱间纠纷的后果，而认为咎在女人的虚荣与嫉妒了。

现代学者引用“经济枢纽区域”（key economic areas）的说法，企图将长期分裂的局面，作比较深切的解释。他们认为好几个出产粮食的大地区，内部的交往深，需要外界的接触少，于是地方政府因此逐渐脱离中央的掌握。这种说法，有它的优点。从曹操之不能征服南方的两个国家看来，和东晋在淝水一战足以击退来犯之优势敌军的事迹看来，经济枢纽区域好像确有其事。可是这和晋朝一度统一的情形对证，就不相符合了。即算地缘政治里有阻碍统一的因素，仍可以军事行动克服。

以后晋朝的内战更使这个说法文不对题。当时战事波及的地方全在国都附近，南方照理应当鞭长莫及，此刻却反而平静无事。

在找不到更好的解说之际，我们不能不对传统所谓兼并之说再加斟酌。土地的占有，在中国历史上确实影响极深。大多数的小自耕农作为当兵纳税的基础，其公平的因素不说，确是在中国乡村中，先摆下了简单和均匀的基础，便利于官僚组织的管制。当时汉朝提倡孝与廉（不仅是做官的廉洁，而且是在对人处世时对财物一体谦让），显见得朝廷借重文教上的凝聚力而无意增进经理上的繁复。这种组织与结构极容易被土地集中所破坏。读者此时必须体会到，在农村之中应付税的户数极难隐匿，可是户内所领土地亩数和人口的口数包括雇工和奴工，则可以出入。如果实际上户数减少，税收必随着短绌。以后政府所能供应的服务，有如济贫、地方自卫和水利等等，也必为之减缩。并且地方士绅力量的伸张亦必影响到地方政府的性格。专制政府的体制，皇权由上而下，全国一致，要是地方士绅开始自作主张，即带有一种修正性质。从以上各长所述，可知后汉地方政府的凌夷，巳产生各种不稳状况。

当曹家取汉而代之和司马家取魏而代之的关头，立即崩溃的危机暂时平安度过，可是其基本原因并未排除。当日不平稳的局势可自各种诏令上看出：有名的“魏武三诏令”（曹操为丞相时所颁发）求才，内中称有才的不必有德，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即算不仁不孝仍当拨用（地方士绅通常以仁义自居）。晋朝则颁布占田法，企图限制各家室拥用土地数额。两种方案都在企图脱离士绅的羁绊。可是魏去晋来，两方都没有达到重建中央集权体系的目的，当日华北表面的平静，全靠强而有力的创业之主暂时压制，始能一时维持原状，他们一不在位，宫廷里稍有纠纷，即引起地方上各种无从管制之因素乘机蠢动。皇子之称王者更将事体扩大，以致武装冲突绵延各州，历时16年（公元291一306年）。其作战无秩序，阵容纷乱，无确切之目标，凡此均显示社会组织已大规模的全面崩坏。

文化融合无功引起五胡乱华

在这16年的后段，有了所谓蛮夷戎狄的投入，这也需要一段解释。首先参加的是刘渊，他是汉人和匈奴混血。他在公元304年于长城之内起事，20天之内即聚众5万。刘渊曾任晋朝五部大都督（匈奴有五部），亦即奉命督导匈奴人众。这背景使他容易号召国防线的匈奴部落，而有些匈奴兵马早已编入边军之内。其他异民族分子，包括汉人家中佃农和奴工，较刘渊迟12年称帝的石勒，年轻时即被贩为奴。整个游牧民族的部落入寇也起于此时。可是综合起来看，仍是汉朝制度注重文化上的融合以代替有力量的政府，这种制度解体，才引起少数民族参加其中的混战。若说夷人主动的汹涌而入主中国则与事实相左。

可是少数民族擅长的是骑兵战术，在内战时，其影响非不严重。当骚扰普遍化时，各处村落组织自卫武力，筑坞壁自保，其成例已在黄巾叛变时开始，及至公元4世纪，已构成华北的普通现象。大概在公元350年左右，山西北边有设防的村落三百余，包括“胡、晋”人口十余万户。公元400年前后，关中有堡壁3000所，他们推戴统主，相率结盟。其下层基本组织或许只有少数村落，可是一个大单位能包括10万户，胡汉人口混杂在内。有力之宗族为这种地方自卫组织骨干，他们拥有精兵，显然有贵族的气派。假使这种趋势任之发展，新型封建可在中国出现，中国此后几百年的历史也可能与日本之中古史相类似。只是在一个广大的地区执行流动的战术，作战时又有大部队参与，终使局势朝不同的方向发展。

在这期间内，主要的战斗通常牵涉到25万人以上，步兵与骑兵的比率不少于3比l.因为需要人员，当日胡人君临的短命朝代，经常侵凌地方土绅所组织的自卫团体：或者派遣监督取得其行政权，或者指令其盟主强索人员与补给。两种方式同样的侵犯其地方自治的权益。

中国在公元4世纪及5世纪因此陷于历史上的最低点。皇室着重于各人自我约束、对人谦让的文治，至此已无法施展。另外一种出处则是地方自治，以资产作基础，将士绅所掌握的地主威权合理化而成庄园制度（manorialism），而这出路也被阻绝。

且当小朝廷派遣监督到各结壁为盟的单位里去时，又不改组其下层组织，所以以小自耕农为主体以便于官僚组织统治的中央集权也无法恢复。当时人失望之余。只好以“五胡”配上一个“十六国”，强调其负面因素，殊不知破镜终能重圆，假以时日，中国残破的帝国仍能恢复原状，而且发扬光大，不过需要一段长时间而已。

谢选骏指出：“长期分裂的局面”这个说法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他的潜台词是“统一才是对的”，否则，为何没有出现相对应的说法——“长期统一的局面”？所以我认为，中性的说法应该是“长期多元分治的局面”，或“长期多元自治的局面”。

【第八章 历史向侧面进出】

在传统史家笔下，魏晋南北朝时期无道昏君之多，可说是空前绝后。然而与其说这是皇室品质恶化的结果，毋宁说是反映了这时代国家体制的脆弱。面对如此长期的动乱不安，历来做为社会纲纪的儒家思想，已无法满足人心的需求；而新近传入的佛教，却适时提供了饱受苦难的人们精神慰藉，使佛教一时大为盛行，深深影响此后千百年的中国。

大多数的中国人相信宇宙经常处在一种和谐的状态中。要是当中有何差错，一定有负咎的人在。在魏晋南北朝的分裂期间，其坏人则为曹操。即钱穆先生——可能是将中国写历史的传统承前接后带到现代的首屈一指的大师，也仍然没有宽恕曹操的篡窃。其理由不难理解：在君主专制时代，自然法规总是由上至下的通行，如果君主称自己承昊天之明命，即只有他能表彰宇宙至高的道德与智慧。但事实上，下层的详情无法得知。而在广大的国土内，很多相冲突的利害也不见得可以调和。

可是皇帝有了御殿里龙椅上的神秘色彩，就成为一个说话算数的仲裁者，他所期待于读书明理之百官的，不过是一种带强迫的信仰，要是他们都保持着自我抑制和对人谦让的信条，那么不怕任何冲突不得解决，也没有技术上的困难不能排除。曹操的罪过，不仅在于他以粗蛮的办法去解决实际的问题，井且在于他公开道说，有意凿穿众所公信的神话。据说他曾称：“若天命在吾，吾其为周文王矣。”所称文王即为西伯，他虽拥有广大的地区仍继续向商君称臣，待他的儿子武王才正式取商而代之。当曹操于公元220年去世时，他的儿子曹丕也不再耽搁，立即贯彻父志宣布魏朝的成立，而强迫汉朝的最后一个皇帝行禅让礼，于是天命有了正式的接收交代。

45年之后司马家如法炮制。司马昭有了皇帝的权威而无其名目，儿子司马炎则取魏而代之，国号为晋。

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内称：“国家本是精神产物。”从实际眼光看来，我们今日甚难接受这样的说法。可是他所提倡的宗旨大意：任何政权都需要若干理论上基础，则不容辩驳。中国古代因为技术上的困难，在管理千百万生灵的时候不得不假借遗传的帝统，代表社会价值的总和，有它的道理。曹操口中所说、手下所做都像马基雅弗利，怪不得他要承受千古的唾骂了。在中国的戏曲里，曹操的面谱全部涂白，状如墙壁，以显示其谲诈，只有眼角稍沾墨笔，表现着他机警应变的能力。

从脸谱论人物

中国的戏曲始于唐，而取得市井间娱乐的地位则于宋，其衍变而为今日之“京剧”，至少距魏晋南北朝分裂的时代又已一千年。虽如此，今日曹操及其同时期人物仍为舞台上最被经常排出之角色。在这群人物之中最为人钦仰的乃是关羽，他是一个带兵的将领，面谱上特具枣红色。在真实生活里，关羽刚傲而缺乏处世的谨慎周详，他不顾利害让自己两面受敌，弄到战败授首，比曹操早死一个月。可是千百年之后关公仍被中国人奉为战神，民间崇拜的不是他的指挥若定，而是他的道德力量。关羽“义重如山”，至今秘密结社的团体仍有些奉之为师祖。

戏台上好像又要在走极端的关系中保持某种平衡，因之也搬出另一型的英雄人物吕蒙。此人无疑是在战场上计害关公，而将他的头颅交与曹操邀功的吴将，其脸谱也将其个性夸大的表现，即与实际的面貌相违，也无伤大雅。吕蒙初为纯粹武人，有不屑于文墨的态度。只因为上级督促，他才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开始读书。可是如此一来，书中文句使他神往，这从他手不释卷，在极短时间之内，在理智上有了截然不同的改变中可以看出。他的同僚也惊异着此人从不学无术的武人，一变而为有心计的战略家，因之“士别三日，便当刮目相看”。他的脸谱上以蝴蝶式的设计陪衬着两只灵活的眼睛，表征着一个复杂人格内心的机动力。很显然的吕蒙之所特有，是为关羽之所独无。

这样的轶闻琐事虽有趣，读史者如何受其裨益？本书作者建议我们注意社会学家区分大传统（great tradition）与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的办法。这也就是说，大凡文化上非正式，而结构上稍松懈的部门，虽然大致上依据“高级文化”

吹搓而成，却又在细微末节之间穿插交凿。这种非正式而带娱乐性的安排，使哲学家和大政治家的见解下达于一般民众。京剧将这段历史极尽其能事的渲染，也得到16世纪一本大众化书籍之助。《三国志传通俗演义》富于传奇性，这书将当日事迹极端地小说化且浪漫化。因其向小传统的方向歪曲，足使大多数的群众欣赏到的一段论说，与前述大历史家钱穆所提出者，没有根本的差别，亦即是“国家本是精神产物”。既如此，则愈在危急存亡之秋，个人的品格，更需要严格的评判。很显然的，此中戏剧家与传统历史家具备同样的信心，他们觉得道德上一成不变的尺度，足以衡量个人的品格。他们的立场既然如此全部一致，那么他们综合的见解，也可以简单明了地以脸谱上的红白黑色表示了。

官方的历史家代表着大传统，其任务为“褒贬”，当然也尽力在使白者愈白，黑者愈黑，由他们烘托出来，这一时期“无道昏君”之多，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请注意钱穆在《国史大纲》里所提出的：“荒荡不经。其事几平令人难信。”）

刘子业为南朝之宋的“前废帝”，他17岁登基，在位18个月。历史纪录上记载着他的异母姐山阴公主曾对他提出，“妾与陛下男女虽殊，俱托体先帝，陛下六宫万数，妾惟驸马一人，事大不均！”废帝于是替姐置男妾之称“面首”者30人。司马衷乃是普朝的悲剧性皇帝，当他在位时，内战爆发，戎狄交兵。据说随从报告他：“天下荒漠，百姓饿死”，他闻之而说：“何不食肉糜？”另外一位皇帝乃是南朝齐主“东昏侯”萧宝卷，也是弱冠践祚。他凿金为莲花贴地（莲花乃佛教圣品），令他心爱的潘妃行其上，称“此步步生莲花也”。

这三位昏君都被弑。刘子业如果真替姐设男妾，在男重于女的社会里当然不能逃避谴责，可是暴露他举动之荒谬，乃是在他被轼之后提出，并且文中还讲到他写的字不工整，这也算作他无德君临天下的表现。山阴公主提到的两性平等，不论其是否真确，看来其主张已远逾5世纪中国习惯的尺度。我们既曾听闻到法国大革命时，皇后玛丽安东尼“没有面包何以不食糕饼”的故事，则难能不怀疑晋惠帝司马衷之何不食肉糜。这两段故事距离1500年，只是内容太过于相似了。另外我们也很难认为第三个被弑的萧宝卷以莲花在室内地上设计为不道。如果他的创作确如史书之所描写，我们只能欣赏其独具慧眼的风格有如波提切利（b0tticelli）所画的美人—一她在《爱神的诞生》（the birth of venus）中的姿态，只是富于中国情调罢了。

总之，艺术家的创造力和专制魔王的狂妄，当然是风马牛不相及。

在这种种故事中，作史者的态度，较诸他们笔下之题材还要值得考虑。有了以上的轶闻琐事，这些历史家提出一点令人特别注意之处，中国的专制皇权具有双轨性格。皇帝以圣旨号召，固然从上而下有了自然法规的至美至善，可是生灵涂炭时，他也真要切身地负责。除非百姓安居乐业，为人君的不能安逸——这点早经孟子不断地强调。

失望中孕育希望

分裂期间并非皇室的血统退化，而只是表现出当时组织的脆弱。朝代的统率力量，原来基于文教上的感化，现在全靠宫殿里的纪律。其行动的范围愈小，其上层所感受的压力也愈大。这种道德上的压力尤以南朝所感受的尤甚。流亡政府既称受昊天明命，那么它也要较北方夷狄高出一筹了。

我们把环境上的情形全部托出时，即可以看出当日的发展实有前后贯通之处。

既企图恢复北土，则南方应有由强人领导的军政府，可是其下层的支持尚付阙如。

西安与洛阳失陷时，南渡的望族早已在丛山之中、滨水之处开发产业，自给自足。

他们有相对的安全，于是对建康的流亡政府意存观望。这南朝也效法晋成例，派遣皇室子弟到各重要州县为太守刺史。可是他们缺乏爪牙下达乡里，其本身反为地方上有实力之人士支配，于是各州县所出现的阴谋，较之官中府中更为邋遢。如此一来，建都建康的短命朝廷较之北方也无甚出入。彼此都无力恢复由官僚组织作主的帝国体制，而彼此也没有因全局之平衡构成一种封建的地方分权。

建康即今日之南京，以后又称金陵，其名字虽辉煌，实际上则为一种失望和堕落的气氛笼罩。上层阶级的富裕者，觉得无从发展其抱负甚至无从有效地利用其财富，只能带着势利眼光，把钱花在自己身上。此时家族的声望很被重视，有些甚至追溯到华北的几代之前，于是修族谱成为一时的风尚。男人也涂朱饰粉。文人在骈文上用功夫，更是一时流行，其文句间的对称和均衡极尽技巧之能事，反缺乏全篇的要旨和段落间的逻辑。于是建康成为“六朝金粉”的金陵，也就是中国的丝箔城市（chinas tinsel town）。

可是失望的阶段，也是复兴再造的机缘。当然，儒教未曾完全断气，假使孔孟的影响全不存在，那么这几百年的历史如何会写得尽以严格的道德为标准，极尽其褒贬之能事？那么写历史的人从何处找到原始的资料，又如何构成其下笔之宗旨？

出人意料的，对重造中国帝制体系最有实质贡献的，却是所谓的胡人夷人。为对他们表示敬意，我们应称之为“非汉民族”或“少数民族”。其详情待下章论述。

此间应当提及的则是，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里再造帝国的关头扮演重要的角色并不只这一次。中国专制朝代的构成，多少倚靠一种间架性的设计，并且其国家必须容纳农民大众。草原地带入侵的部落，因为其无牵挂，反能因为他们的简单淳朴而建事功。只是要使他们习惯于农业的环境及中原文物则需要时日罢了。

佛教的普遍影响

当时人对道教再度感到兴趣与对佛教之沉醉，有扩大中国知识视野的功效，其影响所及，历时几百年，只是没有为人注意罢了。儒教乃是一种社会的纪律，在纷乱的时代其用处很小，文士乃寻觅另外的途径。公元3世纪之后半期，当时所谓的“竹林七贤”表彰着一时风气。此七贤为一叔一侄，和他们的五个挚友。刘伶以驴车载酒，随从的一个仆人则荷锄随之，他叮嘱仆人，“死便埋我”。放荡不羁并不是他们的全部宗旨。事实上，他们也在晋朝做官，阮籍尚为步兵校尉，嵇康为中散大大，被司马昭所杀。他们所反对的乃是当日的仪饰和做作，而希望在道家的纯真和浑然一体的观念里得到解放。

中国之接受佛教，当中有一段周折。从其多方面广被接受和招致反对派的攻击，可以想见其影响之深远。在现代以保卫中国的“理性”与“真实”自居者中，包括胡适先生，他觉得这种由外输入的宗教，注重来生再世，把上天说成三十三级，而地狱也有十八层、实在是可叹。可是另有欣赏佛教思想对中国人士有引导之功效者，则又指出：即便是“因果”（羯磨，karma）这一观念，也要求中国人多在自然法规的范畴里再三思维，注重每一种事物的前因后果，不要都像汉代思想家一样，完全沉湎于对称与均衡，把各种道德行为硬比作音符与波长。总而言之，派遣僧徒到异域取经与大开门庭欢迎远方来访之沙门大师，其裨益远逾于“拯救灵魂”。这是一种文化上的接触，其用途及于哲学、文学、教育、科学、音乐、雕刻、油画和建筑。

有些学者尚指出，在翻译梵文经典时，中国学者自此掌握了音韵上的原则，有助于此后唐诗发扬光大。其影响之所及如此广泛，最近若干中国之刊物乃指出“佛教是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历史学家雷海宗甚至提出：自公元383年亦即淝水之战后，中国文化便进入了“鞑靼佛教”的阶段。

佛教之于中国，无孔不入，影响到生活的各个层面，旅游者可以自云冈、龙门和敦煌各处石窟参观时得到这种印象。初看起来，这些窟洞在沙岩壁上以蜂窝式凿成，不容易令人产生好感，其感动观者之处尚待进入石窟之后。每处佛像之多，均以万计。其最高大者在云冈，耳长即9英尺；其小者全部身长则不逾1英寸。不大不小之间有如人身长短者亦不计其数。室内尚有壁画：彩色像画在石窟顶上、柱上之浮雕和壁穴的全身雕像。以上三处之经营，均开始于魏晋南北朝中国分裂之际。可是敦煌在丝绸之路上，在以后各代的继续发展较其他两处完整。观光者可以看出千多年来佛教美术的进展。龙门的经营有唐代的工程，即使是云冈初创于5世纪的云冈石窟，内中一项工程即前后经营达40年。宗教题材之外，也有通俗故事和历史故事。

经过艺术家安排之后，出现而为脸上的狞笑、手指尖的战栗和紧张的筋肉。学历史者周游之后，可从此得知古代的衣饰、纺织品的设计、乐器式样，甚至人种学上的面目。龙门有一窟构成于公元575年，壁上有当日全部的草药单方。

可是这些石窟看似各随己意的构成，而无全面的设计，也缺乏统一的尺寸。虽说有些设计，有皇帝皇后的资助，以替父母祈福而替本身争光，然其构造却摆在风吹雨打的壁上，所以令人屏息的壮观同时也是满目疮扉的，有如梦吃。这和法国亚眠（amiens）和沙特儿（chartes）教堂门前“石刻圣经”之整饬成为一种尖刻的对照。虽然如此，露天博物馆也真能表现佛教的性格，此乃一种在野之人的宗教，不借宗派的力量而能及于细民。它的神学宗旨，不必有待于苦修，可以立即发生顿悟之功效。同时它也可以为知识分子作为形而上思考的一种题材。它之五花八门也确曾使中国历代帝王在长时间内感到棘手。他们都希望利用佛教对全民的吸引力作为自己行政之工具，又怕它针对于来生再世的重点，如果经过一度提倡，足为社会的纪律而成为儒教者的一种牵制。

失落的三个多世纪

这分裂的期间是否成了中国历史里“失落的三个多世纪”？其答案因各人观点而定。此时历史的成分，缺乏向心的综合，却向侧翼大幅度地进出。自公元220年后汉之覆亡至589年隋朝的统一，当中的史迹并未缺乏逻辑，其衍变也绝非少数人物的贤愚不肖，有如过去的历史家之尽情褒贬，以及戏剧家之将他们的面孔涂白敷黑等所能概括。

以上我们已将历史上之负面因素指出，下一章则讲到重新统一的过程。只是到此让我再提及公元280年晋朝之入南京，当时的统一，不过昙花一现，无乃一种幻觉。

至9世纪刘禹锡所作的诗，提及此事，才能因为有了历史的纵深，将当日的情景看得更真切。刘诗抄录于次：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遍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谢选骏指出：黄仁宇只懂重复钱穆一类的新儒家或曰国学大师，却不懂他所说的“失落的三个多世纪”却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孕育时期。正因为如此，他们也无法理解我们正在经历的第三期中国文明——这可能也需要“名为失落·实为重构”的三个多世纪，从十九世纪算起，现在已经过去了两个世纪。

【第九章 统一的途径】

正当五胡乱华，中原鼎沸之际，鲜卑拓跋氏也乘机进入长城以南，建立农业基地。淝水战后，拓跋珪成立北魏政权，这一新兴王朝，利用作战所俘虏的人口，拓展农业基础；并解除胡汉豪族的威权，直接向农户征税，扭转后汉以来地方割据的趋势，而逐渐推广其统治权，开启了中国长期分裂后再统一的契机。

拓跋氏是一种鲜卑民族，他们在中国中世纪的统一过程中提供了重要的贡献。

今日的学者尚不能完全确悉他们这一人种的源来。他们好像操初期的突厥语，可是其中也仍有初期的蒙文字语和初期的通古斯字语。有些中国历史家指出，他们在公元3世纪之末来到中国北边的时候，拓跋的部落才刚脱离原始的公社组织，他们仍旧没有居室，没有文字，没有法典，很可能在和中国商人接触之前，尚没有私人财产。

拓跋民族和其他民族在公元2世纪由今日之东北向西南移动。公元258年，结盟的各部落在今日绥远的和林格尔集会，拓跋氏至此号称统率三十六部。在4世纪初期，他们夸称马上控弦之土20万，可是看来全部人口只60万，而很难能超过百万。310年，他们和晋朝的一位将领刘琨有了协定，后者需要他们的助力驱逐其他的部落，于是拓跋民族才开始拥有农业基地。

拓跋氏建立北魏政权

这胡汉的合作并没有成果，拓跋氏也暂时不见于经传。4世纪末，是氐、羌族出头的日子，他们征服了其他少数民族，拓跋氏亦在内。直到383年前秦领袖南攻东晋失败（淝水之战），拓跋民族才卷土重来，表彰其独立地位。386年，他们的领袖拓跋珪自称代王，以后又改为魏。魏乃周前初期的国名，这样的国名千百年后还要被很多此起彼伏的朝代抄袭沿用，主要是他们之所在承袭着昔日国家的地盘。有些类似的朝代袭用同一国名尚且前后重复。照着传统中国历史家的办法，我们即称这魏朝为“北魏”或“拓跋魏”。公元399年拓跋珪又径自升级称帝。他所创造的帝国共有12帝而连亘148年，直到534年分裂为东西两部为止。在这长期纷乱的期间，其影响所及尚且打破纪录。在历史上，这北魏或拓跋魏也不算在五胡十六国的十六国内。

在初期建立帝国的时候，拓跋民族以其为少数民族而无悠长的文化传统，注重以俘获的人口加强其农业基础。公元391年，拓跋珪与匈奴一部作战大获全胜，北魏纪录称：获马30万匹，羊400万头。匈奴的领导人物及家属共5000人全部被处死，余剩的部落民众一律发配到黄河河曲今日之包头附近，强迫改作农民，土地和农具由国家配给。迄至5世纪，同样的办法也照样施于其他的部落。公元398年，拓跋氏又强迫迁徙高丽和慕容（也属鲜卑系）民众10万，以充实他们的京师（在今日山西大同），各人也配给耕牛农具。413年开拓大宁时，拓跋魏皇帝亲自督导。

在京师附近，拓跋魏的领导阶层分为八部监督农业，其农场由国家经营。404年的官方文件称：当时的八部已无原有种族的界限；而440年的诏令，更指定有耕牛之户口，须将牛供无牛之家户利用，政府尚且规定后者以劳力偿付前者的办法。由此看来，如果其耕田人首先以国家农奴身份开始，不久即可逐渐取得小自耕农的身份。

有些拓跋领袖之可成为大地主，并非不可能；只是证据具在，他们没有将国家地产之大部据为己有，也未将大量人口擅自改作佃农。

事实上拓跋魏因能直接征税于农户，才逐渐将其统治权推及于一个广大的地区。

最初其朝廷派遣军官登记归附的人口，暂时收取布匹以代替正规之赋税；至公元42 6年才通令所有赋税全由州县官经手，其他的经理人众一律撤回。若不是那些可能从中作梗的人物，例如汉人之家族缙绅的势力及少数民族间之王公大臣，均已被解除威权，此项直接征税办法不可能付之实施。北魏5世纪的帝纪也记载着归附的户口，三千一处，五千三处，前后不绝。很显然的，后汉末年以来地方分权的趋势至此已被扭转。凡北魏不能以武力征服之处则从外加压力，使之归化。拓跋朝廷又能外御其他游牧民族如蠕蠕（柔然）的侵犯，内具恤灾救荒的资源，凡此都增加其本身之威信。然而前后看来，他们最初的决策：制造一个供应之基地，直接控制农业的劳动力，既残酷却又特出心裁，是其转换点。

迄至它本身崩溃之日，北魏朝廷所登记的纳税人户达500万户，更有人口2500万，这在一个动乱的时代，可算作绝大的成功。

这异族入主的朝廷在5世纪末颁布了它最重要的法令。所有官僚的薪给数额公布于公元484年，这表示着在此以前北魏的财政仍脱离不了地方分权。同一通令也规定纳税以户计。每户按其家产及口数，分别列入三等九则之内。中等之户纳米20石，布2匹，附带生丝及丝织品。事实上这只是一般标准，实际征收数额有很大的出入，纳税之户也未必与分炊的户数全部符合。当日的文书即指出，有时50户登记为1户。

中央政府只要求最上三则的户口之所纳缴送京师，其他的定额由大略的估计而得，执行时有待地方官之机动。这通令只表示从此以后管制加紧。

均田与府兵

一年之后，北魏又颁布其均田令。其原则乃所有的田土为皇帝所有，各人只因钦许而有使用权：每一男丁15岁以上受田40亩，妇人减半，奴婢及丁牛又有附加，以上系供耕种米麦之用，老免及身没归还政府。其他种植桑麻蔬果之田土另为一畴，可以继承且在限制之内得以买卖。

485年之均田令，在中国历史上是划时代的里程碑，以后只有详细数目字的出入，其原则经后继各朝代所抄袭，下及隋唐，施行迄至8世纪下半期，连亘约300年。同时北魏的民兵称为府兵制者，也成为以后各朝类似组织的初创规模。

不少读者看到上述诏令时通常会问起：以上的诏令所述，均田是一种限制还是一种保证？是一种希望之目标还是立即兑现的规则？其施行之程度如何？地方官是否动手分田，而将逾额数没收？即使是最具才能的历史家，也无法斩钉截铁毫无犹豫地回答。我们仅能从侧面的资料，再依据猜想，才能回答这一类的问题。基本上，任何有关全帝国之诏令只能广泛地措辞，当官僚将其在乡村间付诸实施的时候，文中一致的标准，通常要超过实际上能施行的程度。当然，对皇帝的诏令，所有从事者必须尽其全力照办。可是一项要求不能实际做到时，其数字可能遭到窜改，其条文可能因权宜解释而打折扣。换言之，全国一致的要求在下层组织必遇阻碍，即最有效的警察权亦对之无可如何。而运用金钱管制以保障政策执行的方法，又不能在这时代开始。一个具有同情心的读者，也可从此看出，这样的传统对现代中国的经理成为一种严重的负担。

根据前后事迹看来，5世纪以来的均田不能算作失败；因其目的在于创造一种基层组织，使大多数的小自耕农纳税当兵，从这方面看来，此设施尚且可以认为是绝大的成功。均田又不像王莽的纸上文章，其执行者为一个新兴的军事力量，其环境为长期战后之复原，各方面都视之为一种解脱。事实上公元485年的均田令，从未认为“应有”系保障其“必有”。令内指出，如果地域内土地不敷分配时，其亩数可能减缩，受田者也可请求离“狭乡”而去“宽乡”。所以耕地国有不过具备法律上的基础，授权于官僚组织，作为他们强迫实施政令的凭藉，至于详细的情形，则无法作全国一致的论断。土地之为国家所有，并不是立案的原始目的。

现存的文件证实了以上的推论。大地主在这时代仍存在着，不过那是例外，而不是一般的情形。逃避税役也仍无法严格地对付。例如赋税对独身者有利而对已婚者不利，则绝大多数纳税人全报未婚。可是这纪录却也表示一般增加纳税人登录的目的已达到。8世纪两个边防区域留下的文件，在本世纪后出土，其所载也与上述情形相符。

重建社会组织

拓跋魏在公元486年颁布的另一诏令，更有打破豪宗大姓之垄断，而构成本身所主持的地方组织的功效。这诏令以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五里为党。由地方官指派邻里党长，于是政府有其指挥系统可下达于细民。同时新税则也以一夫一妇为一“床”，而责成其出米2石，布1区。很显然的，上述地方组织，赋税和土地所有制都彼此联系。这些法规以一种人为的观念从下至上地将整个帝国组织起来。

传统中国作者在处理这节历史的时候，通常着重中国文化的功效，认为中国的文物终能感化异族，使他们效法华夏的长处。当然，以官僚组织治理农村大众是有其内在的沿革，不可能自游牧民族创始，这说明了何以拓跋民族要经这么长的期间，才能掌握当中的技术去治理一个华化的大帝国。

当486年的诏令生效之日，正是拓跋珪称代王后的100年，同时拓跋魏在大同设太学祭孔子也有好几十年了。当中的胡汉联姻，已使拓跋皇室汉化的程度远超过鲜卑的色彩。在480年间主要的改革，其决心出于一个汉族女人，她在历史上被称为文明太皇太后冯氏，乃是当今皇帝名义上的祖母。她的顾问李冲也是一个熟读诗书的天才人物，因太后的提拔，从书算手之微职做到御前大官。至公元489年太后去世，皇帝拓跋宏才开始亲政。他一开始总揽国务，执行汉化政策时，竭尽全力地督促，毫不通融，使当时人和后世的学者同感惊异。484年北魏国都由今日的大同迁往洛阳。

这城市由于战事的破坏，至此重新建造。此后御旨禁鲜卑服装，次禁鲜卑语，凡30岁以下的官吏必操华语，年纪较长的才给予一段过渡期间，令之从事学习。违犯这条例的可能被贬官失职。胡汉联姻总是令龙颜欣慰，于是拓跋宏自作月下老，在御座上指派各皇弟应聘各汉族臣僚的女儿之姻缘。最后一个胡人的标记——鲜卑的复音姓——也被认为是化外之物。于是皇帝自己由拓跋宏改称“元宏”。他也指派一个委员会共同研究，将118个复音性根据音节改作单音汉姓。

锦上添花的汉化

元宏之政令是否算做划时代之举？其实只是表面上看来如此。他的作为不过承认已有的趋向，或是锦上添花，对现有的行动予以装饰而已。拓跋民族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贡献为：重新创造一个均匀的农村组织，非如此则大帝国的基础无法立足。

在这组织的过程中，元宏的祖先既有忍耐性，也前后一贯。只因为他们不求急功不计小利，才能避免蹈苻坚的覆辙，也没有在五胡十六国之后成为其第十七国（十六国之后四个为拓跋魏所灭）。文明太后冯氏和李冲的作为能生实效，也因有以前所做的推备工作。元宏好像是锦上添花，更进一层，而实际则反减损其功效。

重建洛阳，只是虚有其表地添上了一段富丽繁华罢了。皇帝对汉人的一面倒，也增加了鲜卑上层阶级的憎恨。同时也与既有政策企图抑制乡村间的华族相左。元宏在公元499年去世，享年32.不久北方边境的不稳，非汉族军事领袖的怅怨和宫廷内外的阴谋事变，使北魏朝廷处处棘手，如此经过约20年才分裂为二。

倘从微观的历史着手，即使写成专书，也不能将此中的细微末节全部容纳而一览无余。另一方面，1500年后我们以事后的眼光看来，其大致的趋向则不难道出。

及至6世纪中期，重造大帝国的低层机构业已在位，大量的农业资源和人力业已组织就绪，可供建造大帝国之用。所缺乏的是上端有纪律的官僚组织，亦即是同样均匀的结构，不为既有的权益（vested interest）所腐化。只是在舞台上活动的人物，此时此刻不可能明白他们本身所扮演的角色的真切意义。

公元534年的分裂，由于一位北魏皇帝惧怕部下将领造反，可能逼他退让或者对他本身不利，于是避难西安，希望当地另一位将领保护他，殊不料反为此人所弑。

北魏或拓跋魏本来可能亡在此日，只是东西两方的军人尚在装饰门面，分别扶植两个傀儡皇帝出头。东魏自此又残存了16年，西魏23年；彼此都无实质所获。最后东魏为高家所挟持，他们终取而代之，称为北齐（古代的齐国在东部）；西魏为宇文家所得，他们所建的短命朝代为北周（周发于西部）。高家为汉族与鲜卑的混血，他们希望驯伏少数民族里的王公大人而又不得罪中土的士绅。宇文家兼匈奴和鲜卑的血统，他们也反对元宏的过度汉化，希望得到少数民族中之领导力量的支撑。

实际上这种种举措已缺乏决定性的影响。当上端仍在酝酿之际，下层由拓跋民族造成的户口登记和税收政策已开始收效。于是全面征兵可付之实施。少数民族中的贵族原挟持着部落中的遗传力量，汉人世家乃集结多数的户口，也尽其力之所及，驾凌于地方。至此两方都失去了他们所能凭藉的力量，而无法左右全局。以上两种势力，应对过去三个半世纪的分裂局面负大部分责任。当他们的声势日渐凌夷之际，再造大帝国以官僚组织开管制之门，已为时不远。

迈向统一的模式

在这情形之下，西半部及较东半部占优势。宇文家族入据西安一带，仅始自公元530年，这地区向来容易接受草原地带的影响，其族以混血称。宇文氏乃称恢复元宏所取消鲜卑之复姓，但这地区本就缺乏如此姓氏，北周皇室乃以之赐于汉人，作为他们尽忠的酬报，也算一种光荣。只因为这一地区缺乏权势的集结，给北周相当的行动自由。此政权尚在西魏时，即已开始形成一种官僚组织，由一个学者苏绰主持。他的蓝本即为《周礼》，也就是利用间架性的设计自由创造。这也就是说，西部较少既有之权益足为中国再度统一之累。

从拓跋国家的全部历史看来，我们也可以看出事势的发展具有某种定型：在统一的过程中，其决定性的力量由北至南，由西至东，亦即是从内陆经济较落后的地区吞并接近水道交通，内中人文因素较为复杂的地区。因其重点在均匀一致，组织上又要宽阔，于是鲜卑民族得以取得领导地位。只是一入洛阳，他们也建造高巍的楼台和富丽的花园。以我们今日的眼光看，我们用不着抄袭前人所言，认为骄奢淫佚必败人品德，只是从6世纪中国之再统一的立场上讲，元宏之汉化，使原有组织中的简单一致脱离掌握，而此时拓跋的领导集团仍应保持这种特色。

杨坚掌握时势结束分裂

6世纪中叶，无数的宫阙之变使上端来历纷坛的贵族整肃洁化。这和中国开始分裂的局面相较，可算是与以前的方针恰好相反。后汉覆亡前夕，地方政府失去掌握，影响到宫廷的不稳。此时趋向统一，地方的情形已相当的整体化，而要求上端的政府也采取流线型的一致，以便对帝国的统治具有实质作用。

洞悉此中奥妙的人物乃是杨坚，他此时为隋国公，日后为隋朝创业之主。杨坚承袭父业，在北周朝中为有威权的武将，他的女儿已和宇文家里的继承人成婚。公元577年，他随着北周宇文家里的皇帝攻取北齐。一年之后皇帝驾崩，杨坚之婿以太子嗣位，此人也只活了两年。无人能够确定的说出此三年之内西安宫廷内的实况。

是否杨坚因自卫而行动？或者是他的阴谋，志在将宇文家室斩断杀绝？事实上，他于公元581年宣布隋朝成立之前，北周宇文家59个王子皇孙均遭惨死。

杨坚道地十足的有马基雅弗利的作风。他能因看到百姓的食物内杂糠渣而流泪：他的百官穿布制的袍服。他命令亲信以贿赂引诱自己手下的官僚，其中计者必死，如是在行动上有如今日美国所谓的“敲诈行动”（sting operations）。过去的历史家曾对此隋朝创业之主既褒且贬。他的残酷而兼带着道德的名分，在我们看来已不足为奇。此间我们将之提出，旨在揭示中国的再统一，需要重新制造出一种以纪律自重的官僚体制，其道路是多么的遥远。

只有明白如此的背景我们才可看穿：一待基础具备，以军事行动达到统一的目的，并不十分难为。一种文官组织熟练于乡村的情况，可能在组织以农民为骨干的大部队时，尽其征集兵员筹备粮饷之能事。具备了如此的条件，再加以数目上的优势，胜利已在掌握中。公元577年年，北周动员15万人，逼诱齐军出战，双方交锋于今日山西临汾附近。虽说其间也穿插着部署与攻城情事，但其具决定性的战斗不过半日。当日近黄昏，东方的帝国已成往迹。杨坚之攻陈（此即南方宋齐梁陈四个朝代的最后一个）费时两个半月，时在588及589两年交会之间，据说用兵51.8万人。

陈国始终只在建康（今日之南京）国都附近作象征式的抵抗，如此这般就结束了中国过去三个半世纪的分裂局面，恐怕连当日参战的人士，也不能看清幕后的各种玄机。

谢选骏指出：作者似乎不知马基雅维利何许人也，竟说“杨坚道地十足的有马基雅弗利的作风”！马基雅维利不过是韩非子一类的理论家；其命运不过是察言观色，结果不是流放就是关押甚至遭到谋杀。而隋文帝杨坚，显然不是马基雅维利不过是韩非一类的著书立说的人，而是一个他们巴结的当权派。

【第十章 第二帝国：已有突破，但未竟事功】

唐初以均田、租庸调等制，奠下立国根基，又以无比的自信包容异族文化，融铸出多彩多姿的大唐风采。然而随着人口增加及流动频仍，上述制度渐渐无法应付日趋繁复的地方事务，结果促使地方自行摸索治理之道，而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则日渐削弱。在中央与地方权力消长的情势下，迸发了中唐安禄山的反叛，此一叛举又加速此一情势的恶化，最后黄巢得以聚众流窜于帝国内部十余年，终至掏空唐朝的威权体制。

7世纪的初唐，是中国专制时代历史上最为灿烂光辉的一页。当帝国对外威信蒸蒸日上之际，其内部组织，按照当时的标准看来，也近于至善，是以其自信心也日积月深。

这也是一段创造系统的时期。拓跋魏所开始的均田制重新颁布，原则上耕地继续归于国有。按照唐律令，凡成年男子给田100亩，其中80亩为口分田，年老时退还政府；20亩为世业，可由家人承继，每3年编造一次户籍。随着均田制也有整齐划一的税收制度，纳税义务包含租、庸、调三项，租为每丁粟2石，调为绫绢2丈，庸则岁役2旬。以100亩的田土为基数，以上赋役的比重算是很轻的，所以在最初100年内，人户的登记不断增长，国家仓廪库藏也愈为充实，上下之间呈现一片和谐融洽的景象。

初唐的繁荣壮盛

府兵制即紧接着户口登记而设，其原则是选农为兵，服役的时间内地与边防不同，根据一种复杂却又有规律的办法调整。既然每一中等之折冲府能出兵1000人，那么634府在短时间内征集兵员50万应当不成问题了。

匈奴与柔然（蠕蠕）寇边的情形已成往事，刻下强有力的游牧民族为突厥，其名号据说在北魏时期已出现，至隋而见于史传，以后还要与西文之turks等量齐观，成为整个语系内诸民族的通称。但在公元630年，唐将李靖大败突厥以后，突厥就推戴唐朝皇帝（本身也有突厥血统）为“天可汗”。回纥为另一种突厥语系的民族，则不战而降。吐蕃为藏民族，其王因文成公主下嫁而和亲。只有高丽不服唐帝国的节制而长期抗命，至公元668年，平壤始为唐军占领。

唐中央政府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此时尚谈不上内阁制，只是其设官分职已有相当的组织与秩序。隋唐以来——本书以之与宋联系称之为第二帝国——与汉代官制有一基本不同之处，即是中央政府派遣地方官，除少数地域例外，下达州县。汉朝的征辟，至此不用。隋朝已开始公开的文官考试制度，唐接着予以斟酌地采行，只是三年一度的会试至宋始成为定规。这种公开的考试足以打破过去的世族垄断。因着准备考试的读物标准化，雕版印刷出现于公元600年前后，即可能受此影响。只是如此一来，中国人民今后受官僚管制的程度也愈深。唐朝的文官集团有18，805个建制的职位，加上其他辅助人员，案牍之士与军官一并计算凡受薪者共368，668人，这在中世纪是一个极可观的数目。当日中国全人口可能为5000万。

初唐的扩展也及于中国的内部（照现有疆域称）。开发南方已因魏晋南北朝而推进，以后这事业更要吸收第二帝国之一部活力。隋朝在历史上以不顾民命开创大运河著称。每当一种工程开始之际，其动员及于妇女与幼童。有时数百英里长之运河以数百万的员工投入，不出一年即完成。原有的城市可能被放弃。而另筑城于新运河之滨，沟通长江与黄河的运河终延伸而及于华北平原。这种不体恤民间痛苦的工程，加诸征伐高丽的失败，使隋朝的覆亡有如其勃兴的遽速。隋朝的第二个皇帝杨广才能盖世，做事却不加思索。他所经营的水道交通网稗益于其后之朝代，既深且远。虽说初唐时由南方供应之收入尚不及全国大部，但因移民也减少了当日人口过剩地区的压力。开发南方更含着一种进步与有指望的意思，因而今日的广州与泉州，在唐朝就已成为国际通商的港口。中国人之开拓台湾则始于7世纪。

中国最具世界主义色彩的朝代

隋唐之重建西安以一种宏大的眼光，构成一座计划城市。东西6英里而南北五英里，这座1000年以前建造的长安城，其面积为今日西安市的8倍，其南北驰道宽500尺。当日本于8世纪经营奈良及京都时，他们不仅仿效于长安设计而以较小的规模构成；他们也认为朱雀门及朱雀大道的名称（原系金陵街名）幽雅可颂，也照样的采用。

唐朝带着世界主义的色彩。皇室李家自称为中国贵族华裔，可是在魏晋南北朝时代，他们的先祖历仕异族，也经常与少数民族的家庭通婚，而且这种透过民族界限通婚的习惯直到后世登九五之尊犹未终止。也可能因此混血的因素，使皇帝可名正言顺地称为天可汗。当中国皇帝威望最高的时候，恒河边上的印度王子接受了他的宗主权：一个阿萨密（assarm）的篡位者被押赴西安受审；使节来自高丽和日本；中国的都城有叙利亚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吐蕃人与安南人来定居。国子监亦即国立大学中，有这些国家的留学生，其中最具热忱的是日本人，其中有些像今日大使馆的文化参赞，在中国即曾居留达几十年。他们回国之后，对日本的文化有了具体的贡献，很多方面即仿照唐制—一自铜币的设计到妇女的发髻，自室内的布置到围棋——从今之后，日本文物深具大陆色彩。高丽与越南也有同样的趋向，但不像日本这么热切。

唐朝具有自信及安全感的时候，对信教自由极端地保障。公元645年，高僧玄奘离中土16年之后由印度回国，第二个唐朝皇帝李世民亲予接见。当日龙颜大悦，御前传旨，使玄奘有了各样的助手和各种方便，将梵文经典657件译为华文。创业之主李渊则于624年兴建一座道教的宇观。另外一种法令于638年准许景教（nestorian christianity）的传播。至于拜火教的介入较少为人提及，可是他们在西安寺庙里的僧侣也受到同文官五品和七品的待遇。

这一段充满着光辉和满足的时期如何下场？最简捷地说，这理想的国家因为领导集团的逐渐骄惰而不负责，无从继续。宫廷里的伺候人众增加到不能管驭的程度。

及至8世纪中叶，即以宫内参与音乐和娱乐的人众而言，便多至一万余，宫女可能加倍。文官集团不仅人数增加而且薪俸膨胀，皇帝与群臣的品质则降低。以上述的各个情况而言，至此已朝相反的方向进行。公元751年，中国的军队在中亚被阿拉伯联军击败，即使西南的少数民族部队也逼着唐军仓皇后撤，吐蕃也叛变。9世纪更有边防将领坐大而成为军阀的趋势；内地则有农民暴动。唐代宦官此时还无声无闻，今后则在宫廷之内专权，甚至废立君主。同时佛教寺院的集中财富，也使国家难安。

公元840年代连续发生了一连串的排佛行动，845年的诏书，下令捣毁了4600所寺院，强迫26.05万僧尼还俗。

这种开倒车的情形，范围广而程度深。有些历史家认为唐代可以分作前后两段观察。看来公元755年安禄山的叛变，近于全朝代时间上的中点，可以视作由盛而衰的分水岭。这样一来，前面一段有了137年的伟大与繁荣，而接着则有151年的破坏和混乱。

当然，一个有作为的大帝国不可能一昼夜之间由盛而衰；也不至于因一段突然的事变即无法立足。8世纪的中期，一连串的事迹好像摧折了朝代的连续性，可见得幕后还有若干因素尚未提及。在此，从宏观的眼光，我们权且把755年安禄山的叛变搁置不提，回头再从公元618年的唐朝创立说起，以保持历史眼光的纵深。

李世民创建的典章制度

在中国帝王之中，李世民可算是最具有人身上的吸引力。隋朝末年群盗蜂起，世民怂恿父亲李渊（时为唐国公）乘机称帝，当时他才16岁。迄至24岁时，他在巩固朝廷削平群雄的关头最著战功。他有恻隐之心而又好奇心重，不惧危难也不辞劳瘁。他常直接指挥战斗，有时以数骑在前锋之外与敌方将领谈判。在作为一个政治人物的立场上讲，他以一群智囊人物（多数为具有眼光的读书人）追随其左右。虽说唐朝制度大致循服隋朝的前例，内中实施的细则乃由于李世民的经理而产生。他在位共23年，本章一开始就提到，唐朝制度从当时的眼光看来近于至善，其中大部之功绩应属于此位青年君主。除了名义之外，李世民实为朝代的创始人。

唐朝中央政府的一大特色为“三省分工”。尚书省总揽六部，执行经常业务；中书省可视为设计厅，主持重要的敕诏起草，及有关于制度的更革；门下省则可以视作一种复核机关，其官员审查各种公文，更正错误，有时提议政务上的调查。唐朝帝国政府所公布的各种规定，以律、令、格、式四大项目区分，大概律指刑法，令为行政上的指示，格为衙门内的规章，式为执行时的细则（因为当时的思想及习惯不同，以上只略示今日看来的大要）。这种纺织上的区别，适合于重造帝国时的秩序安排。当日本人将此体系施行于他们国内时，即称之为“律令政治”。

只是机警的读者不难一眼看出，这体系与时下西洋所谓“互相制衡”（checks and balallces）截然不同。李唐政府体制之内，没有任何构成的因素代表选区（constituency）的利益；因此一种独立的司法机关不可能在这样的根基上出现。

不论唐太宗李世民如何的开明，他的政府无可避免为一种专制体制。只不过因为儒教的纪律，促使当今天子在内部制造了些许监督方式来警惕他本身。史籍里曾记载李世民有一次与臣下商议之后怒气冲冲的自营自语：“有朝一日我要杀掉这老农夫！”

他的皇后问他何所指，原来心直口快的魏征，因为皇上的宽容，经常在大庭广众之下揭举御前的错误。这次皇后机灵应变，趁换着朝服时，庆贺至等有此不怕死的忠臣，实为社稷之福。可是这故事也暴露李唐政体的合理化，其立场至为窄狭。它代表着皇帝之意志力，乃是一种人身上的品德，而非组织结构上之力量。

然则，我们也不能说中国人天性不容于代议政治。前一章我们曾谈到，汉朝以一种推荐制度使百官来自各地区，可是代议政治无从下手，因为下端的小自耕农每人只有小块耕地，而全国如是之农户以百万千万计，如果以资产作选举的标准，则等于承认兼并，亦即促成小自耕农为佃农。过去的经验，让这种趋势发展下去的话，各世族必攫取大帝国的税收来源，使官僚组织僵化，因之而使全国瓦解。唐朝已推行科举取士，也控制着政府基层的人事权，只是让人更觉得儒家的道德观念为它施政之不可或缺。

可是以道德施政总离不开独断专制。如果皇帝以道德无亏作门面，其登临宝座必至为不易。反过来说，如果要与它作对，则更是极端的危险。此中种种强调道德是一种绝对的品质，既不能分割，也无法讨价还价，将它以人世间最高的官职搬托出来，则天无二日亦不能容许其他人效尤。这硬性的裁定还要在唐朝接二连三地接受考验。

很多现代的读者既佩服唐太宗李世民的人本主义，但在读到他谋杀同胞兄弟以登极的故事，则又不免感到毛骨悚然。虽然李世民奋身打下江山，但他是唐太祖李渊之次子，一到唐朝的地位安定巩固之后，他和长兄太子李建成之间产生了极度紧张的局面。两人间的倾轧传至百官，而更使兄弟间宾客的关系恶化。世民的随从坚持地说，他如不采取行动必被谋害。事实上，在公元626年，李世民设计埋伏掩杀建成，自己张弓将胞兄一箭射死。胞弟李元吉一向袒护长兄，也死于李世民随从手下。

这场变乱之后，李世民又把建成和元吉两人的10个儿子全部处死，然后才逼着父亲退位，自已登极。

这位英明的君主一再以各种名义将自己残忍的行动解释得合理化，但是他始终不将之掩饰。这场骨肉相残经过，见于唐朝的历史，与李世民很多成功的事迹并列，历史家对其功业不能怀疑。我们如果将这故事忽略不写，或仅是不着痕迹地轻描淡写，都可能使中国君主制度的真相含糊，而不能了解其本身的矛盾，因之抹杀了历史的连续性。而下面武后的一段故事也不能以客观的态度讲出。本书不少读者想必至少听到过武则天的名字，她在俄罗斯凯瑟琳二世的1100年前，以女主的姿态君临中国。

一代女皇武则天

武则天出身名门，她的父亲早年参加唐太宗李世民的军事行动，后来官至工部尚书、荆州都督。她年轻时被选为“才人”，其实等于宫女，也是没有名分的姬妾。

历史家称她容颜出众，这不能在现有图版上看出。可是毫无疑问的，她的天资极高，读书极多，而尤以意志力极强称。

公元649年李世民去世之后，武则天入寺为尼；李世民的儿子李治（后称高宗者）

巡经该地，之后她被纳为昭仪，即下级之妃嫔，一年之后皇后被废，武则天立为皇后，看来此时她在30岁左右。所以唐朝开国的三个皇帝之中，有两个即是她的丈夫，以下的17个皇帝无一例外，全是她的儿孙。

武后能获取实权乃因高宗李治御宇34年，史籍中称他“苦风疾”，看来是高血压妨碍了他的视力。武后不仅对国事有兴趣，而且因她读书多，有干政的能力。公元674年她与李治称为“天皇天后”，又称“二圣”，已有了“同等的国家主权最高人”（co－sovereign）的名位。10年之后李治去世，她实际君临天下。她第一个儿子早死；第二个儿子显然不与她合作，被她命令自杀；第三个儿子李显被立为皇帝，只一个月即被废，从此被幽禁了14年；第四个儿子李旦百端忧惧之余，再三辞皇帝位。武则天也下令杀她女儿太平公主的驸马，可是她又认为女儿像自己而特加恩爱。

头6年武则天以唐朝太后的名位治国。公元690年她称“革唐命”而开创一个“周朝”（她称武家源出于周文王），她自己已不是皇太后而是“皇帝”。迄至公元705年她以81岁高龄去世之前（有人说她年83），曾为皇帝15年。此时不少唐皇子企图举兵造反。当她报复的时候，也将李唐后裔几十人和他们从者几百人处死刑。

她的特务人员拥有广大的权力可处置政治犯，造反的名目也随着展开以扩大罗网，直到她年老生病临危之际，恢复唐朝的计谋才得以成功。皇位由她的第三子李显所继承，以后为四子李旦所接替。她在唐朝历史中的“本纪”地位无法删除，全部中国历史之中也再无其他例子近于武则天的经历和作为。

自8世纪到今日，尚无一部武后的真传出现。很明显地，要将她的故事讲得令人相信，讲的人也要多方揣测。一个女子在男性社会里的报复行动，不可忽略不说。

可是武后也崇拜男子的决断作风。她曾对一个朝臣吉琐说起，制马有三物，一铁鞭，一铁挝，一匕首。鞭之不服则挝其首，挝之不服则断其喉。接着她又说，她制人如制马。直到老年，她讲到唐太宗李世民，还带着敬爱的语气。狄仁杰任刺史，后任平章事，已是朝中重臣，也屡因事关原则，冒死直言，赢得武后几分的尊敬。武则天常让美少年“傅粉施朱，衣锦绣服”和她燕居作乐。但是她的言官胆敢弹劾他们，指出“陛下以簪履恩久，不忍加刑”，所谓“簪履思”即鬓发与趾泽间的恩爱。另外有一个嬖幸薛怀义，武后使之剃度为僧出入禁中。此人曾被文昌左相苏良嗣令左右批其颊。以后怀义诉于武后，后戒其出入北门，毋走南门触宰相。

武则天的“革命”

这些故事本来也可以让小说家和浪漫派作家来处理，可是若将这些轶事遗漏，则7世纪到8世纪初年中国史的完整性也必受影响。换言之，李世民和武则天当时不少欢乐与恐怖的情事都与唐朝的制度有关，从迂回的路线追溯回去，则可见这些章节仍与公元755年安禄山的叛变，一脉相承。

从武后的纪录里，我们可以看出吐蕃、突厥和契丹的蠢动，但这种种边境上的外患终被平定。严重的旱灾曾发生数起。武后的一项创举则为殿试，应考的人被领带到御座之前，由她亲自策问。特务政治是她御宇期间的特征，不过受其威胁的乃是达官贵人而不是一般人民。她也以铜匦摆在公众场所令人告密。公元697年，她的特务头目来俊臣自身被处死刑，恐怖政策稍为疏纵。可是除了以上几项，我们很难举出在她专政期间，政策上和组织上的设施有哪些算是具有创造性的地方。武则天所谓革命带来一种女性之选择，她喜欢金色、碧色和白色，于是她朝中的旗帜眼色带着一种新鲜的情调。她也根据《周礼》将不少官衙重新命名，例如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她称之为天、地、春、夏、秋、冬各官；也用鸾台凤阁的号目作为中枢机构的名称。

可是仅只以上的各项举止，足以使一个主要的朝代几至倾覆吗？甚至使太后自己的家庭分裂？历史有何凭藉会让如此一个身份可疑的老妇人，在名义上与实质上，成为当日世界上最有名望而拥有最多人口的国家的统治者达21年之久？假使武则天真有传统的标准所指责的狼藉声名，她如何会为背景不同的人所共同称赞，有如8世纪末唐朝正规谨慎的首相陆贽，明朝离经叛道的思想家李贽和清朝以札记方式论史的赵翼，都异口同声地恭维她？

在答复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务必看清儒家传统之政府，不仅为一种组织，事实上也是一种纪律，所以它不以绵密紧凑的方式构成。在唐朝讲，均田制之能推行，一部分归功于它有化几个世纪的震荡而为宁静之功效。这计划付之实施，固然不能将丁田的分配尽如理想上的数目字，但却在乡村中产生了好几百万户小自耕农。只是如此这般的安排一经凝聚而固定化，则无法大规模调整。不仅提倡某一阶层或某一地域的经济利益无从下手，政府也缺乏督导私人从事这种工作的组织能力。更为难的是，政府面对的问题，很少能有明确的方案。游牧民族这一问题，无从一刀截断。水旱诸灾也只能等事到临头才能筹划对策。除开水利及开荒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的经营足以使治理者和被治者在行动之中互有裨益。而且承平既久，政府更无实质。

唐朝在取得地方官的任命权后，公文的数量增多。一般说来其内容愈来愈形式化。即在隋时已有所谓“老吏抱犊死”的说法。和西方现代的政府比较，则后者有具有组织的私人利益，与政府平行；这些利益足以向政府挑战，要求政府供给服务，它们也承担一部分行政费用（可是即在西方这些情事至少也须待到1000年后出现）。

唐朝的官僚机构缺乏与之平行的私人组织，它的执行全靠官僚之以名誉自重。经常下端的问题颇为重要，可是总是散乱，其上端的行政工具则又经常形式化而敷衍塞责。要使这体系生效，只能从上向下加压力。

唐朝官员本身提出：朝廷治理全国的工具，无非刑法和人事权。到武后时，从已揭露的案件看来，舞弊与欺诈的情事必已相当普遍。例如河北的官军不能抵御契丹的入侵。事后各官员又以通敌罪惩罚民众，动辙处以死刑，这种种情形需要中枢具有机警性，且能作有力的干预，始能防范。

总而言之，专制政府不出于专制者的选择。中国的悲剧乃是其在地方组织及技术上的设备尚未具有规模之际，先已有大帝国之统一，因之上下之间当中缺乏一段有效的中间阶层，全靠专制君主以他们人身上的机断弥补。

武则天之取得独裁者的地位，有很多原因之汇合。现在看来，当她替高宗李治下决策的时候，她就已经走到一个不能逆转的地位。在公元675年，以她作摄政之提议因群臣的反对而作罢。以后她所表现出来的残忍政策，只反映着她自己一度面临的险境。儒家基本的教条为本身的克制，对人的揖让，可是最后的裁判权出自龙椅，则又倚靠当今天子自持的程度而定。当中互相矛盾之处足使超级政治家得有无限的机缘，在进退之间，作攻防的决策。这也是中国政治史的中心主题。在这关头李世民和武则天具有相同之处：他们都知道如何采取主动，先下手为强。历史家如果认为他们牺牲家人去完成一种超级的伟业或者是言过其实，可是最低限度看来，唐朝真正创业人——李世民和以母后称帝的武则天都知道极权之真髓，既系最高之名位，则不能又有任何条件的限制与约束。

武后的革命不能与我们今日所谓的革命相比拟。因为技术能力的限制，武则天并未放弃中国传统国家的作为。可是她一手经营仍是一种实质改革，其成果见于以后之数代。她清算唐朝皇子王孙以及重要朝臣，使贵族之影响绝迹，要不然他们将已把持朝廷。她纵未改造行政机构，这机构之新生力量因她而涌出。她以新代旧，让一群年轻而有能力的官僚入仕，不少经她提拔的新人，日后成熟升迁，还要在下面几位君主的在位期间显露锋芒。迄至武则天御驾归西之日，她的帝国没有面临到任何真实的危机，这样看来，她的反叛可算作一番成功。

衰亡的开端

当安禄山率部自今日之北京附近攻向西安，唐朝已近于它注定的命途之中点，武后也已辞世50年。外表看来唐朝登记户口数已经自7世纪中期的约300余万户增加至8世纪中期的9，619，254户。虽说我们不能确定这些数字的实在意义，至少已能断言，当日唐朝财政的管理和统计的编算都已面临到江河日下的境界。贪污腐化并不是一切问题的重心。私人庄园的扩大和寺院田产的膨胀也不是改革仅有的障碍。

最基本的原因，乃是均田的授田法不能与人口相提并论。大凡经济的发育成长，充满着动力而又带地域性，超过当日国家可能统计过问的能力。在多种情形之下，李唐政府尚未尝过问，直到实情远逾于当初的间架性设计时，政府才派员到各处搜查未登记的户口，通常令这些户口自首，最初准予免税一段时期，以后也只付应付额之一部分。新税也在原有租庸调的组合之外颁布。不同的官吏则到各处将一种不能继续的制度一再修缮整补，因之也愈无系统。一言以蔽之，中国历史内一种经常继续出现的奇事在唐朝中期出现。

这朝廷已将一个被战争破坏的帝国扶植复苏而又欣欣向荣，可是这朝廷反不能与它本身一手培植的繁荣状态相始终。此中尴尬情形在唐朝更为彰著。当初创时，它的乡村人口以极简单的公式组织而成，因其单简，官僚机构得有充分之自由处理。

等到日后繁复的情形出现，更正也愈困难，因此时官僚机构之经理早已成了定型。

传统历史家责难宫廷之生活侈糜。当安禄山南驱而进之日，西安与洛阳间各仓库物资充实。皇宫之浮华更为人指责。我们批阅当日资料，看到西安每逢节日，宫女拔河多至数千人。虽在公元8世纪，生活优越的女性，眼眶上着色有如今日所谓眼影。各种画幅及模型证实她们穿着印花的丝织品，作马球戏，演奏室内音乐。无可怀疑的，她们是都市生活的一部分。理想主义者不难指出，如此之花费早应用于国防。可是在我们听来这样的建议等于令纽约交响乐团和大都会歌剧封闭，以便使越南战事获胜。纵使这样的建议得以通过，亦无适当之交纳系统，足以遂行其人力物资之再分配。

公元755年，在位之国君为李隆基，武后之孙。当时他已近72岁，在位43年。他所宠爱的杨贵妃年38，已在皇帝跟前十余年，两人都好音乐也彼此容易感情激动。

他们的故事有一段传奇而间常为激动所冲破。他们每年一度往华清地过冬，自此之后给了当处旅游之地增加了一种魅力的色彩。使此中情节更为复杂者，乃是玄宗李隆基又用贵妃之从兄杨国忠为相，他始终说安禄山有反叛的趋向，传统史家称安禄山之反叛正是被他激怒的。

安禄山之叛

安禄山系边防一位混血的将领。他生长于今日之热河，在唐时属于国防边境。

他初在番人互市的场合之中任翻译，后来加入边防军的杂牌部队而以才能获得迅速的升迁。一位巡视的钦差将他的经历报告皇帝，公元743年他来到西安，为皇帝所召见。自此之后他有了将领的身份，一身而兼三个地方节度使，总揽境内文武诸事。

过去的史书攻击当日政策之错误，均竭尽能事地指出如此令大权倒置之患昧。可是从历史上的证据仔细检讨，我们已可看出，当同边区之经营需要在当地各处不断的调整，已不能由中枢一种官僚组织监督。

公元8世纪草原地带出现无数好战的部落，简概说来，符合拉铁摩尔所谓草原地带的循环性乃是中国内地循环性的副产物。亦即唐朝由盛而衰，中国自统一趋向分裂，草原地带诸部落则反其道而行。可是从我们所考虑的史迹看来，则表现着当唐朝一心开展水上交通和稻米之文化的时候，北方边境的情形更对武装的游牧者有利。

自武则天太后至玄宗李隆基，唐帝国对边境的政策大致上出于被动。偶尔中国之武力有突然的表现，战胜取功，恢复了业已失陷的上地，保障了商业路线之安全。吐蕃、突厥和契丹之猖獗，可以暂时平压下来。然则这段期间中国方面也有严重的失败。况且每次交锋之后，仍用和亲纳贡的方式结束。这几十年内未曾有过一次歼灭战的出击，又没有大规模全面攻势，也缺乏永久性的规划。只是我们也要承认，在这时代采取以上诸步骤并不适合于大局。

李隆基长期御宇的时间内，边防有了改组。表面上看来，全国防线有兵员近50万人，马8万匹。向前方供应的谷米和布匹也有了增进。但是从文件上互相矛盾的情形看来，前方实情与送达国都西安的报告已产生了很大的出入，因此以上数字是否确实至为可疑。当中更令人怀疑的则是：纵使上述人力物力全照所述分派，其防御线上各点分割而固结，在很多地方，仍难于对付游牧民族机动的骑兵。

当安禄山成为问题的时候，国防线之东北角成为高丽人、契丹人和另一种突厥语系的奚人（tatabi）进出的场所，当地人口五花八门，情况则带流动性。经济发展的情形尚缺乏官方的调查，遑论由政府管制。各地方的将领只能相机地使其麾下得到必要的供应，通常与附近的部落民族打交道以达到目的。像安禄山这样的人物，既通数种语言而又机警，实为宫里亟待借重管理边区的人才。事实上安也不是唯一的蕃将。并且在安禄山叛变敉平之后，唐朝仍继续使用这样少数民族的将领。有了这些事实作背景，我们不难断言安禄山白手起家。以对朝廷之忠顺作代价鬻得节度使的官职。他对西安的孝顺包括对皇帝本身的奉献，可以证明此语非虚。

当然这和朝代初年相比，不是一种令人振奋的气象。试想当初均田制已实施有时，府兵也能达成任务，全国表现一种粗线条，却又实在的派头。当大唐帝国的威信为远近慑服之际，只要让所征之兵开赴前方边镇，已足使好战的部落不敢不三思而后行。

于今则除了庞大的军事预算之外，边防将领又从佣兵出身，他们的任务职业化，如此一来，全部发展和文官组织大相径庭。而后者仍是坚决的站在平衡与对称的立场，虽说因着局势之变化，文官组织内的成员也早已经有了各色各样的冲突与倾轧。

朝代的弱点全部暴露

安禄山的兴起只能掀动两方的矛盾。因为他被视为有才干，更被赋予独断的权力，至此他也就更无可取代，于是一切发展成螺旋型。当他的辖区与权力相继扩充时。皇帝也给安各种恩遇，又让他在西安建立一座堂皇的邸寓。史家称玄宗李隆基甚至要安称自己为父，杨贵妃为母。可是后者之从兄杨国忠一口咬定安禄山迟早必反。逻辑上这不能说是估计得不正确；然则既无适当的对策，只是这样说来说去，也将逼得安禄山不得不反。最后他采取这步骤时，即以“清君侧”为名。结果则是朝代所隐蓄的各种弱点一朝暴露。所谓内陆的商业繁华，实际上，南方向西安所输出无非消耗品，只因此而使该地区赚回分纳于国都赋税的一部分。货物之流通从未两方来往，因此军事行动之打扰商业，就无从引起群众之反动（要是商业之进出影响到大批人民之生计，则激动之余，他们也不会对这样的军事行动等闲视之了。所谓京军不过宫廷里的仪仗部队。临时雇兵，只招募得一些市井无业游民，无意于战斗。对付反叛的军队，政府方面更因着政治之需，牺牲战略上的考虑。第二个夏天，西安被威胁，于是皇帝、他所宠爱的妃子，及她任宰相的从兄和一大群皇子王孙所谓六宫者，仆仆道途向四川方向避难。出部门不及百英里，护驾的军士叛变，他们先杀死杨国忠，次要将杨贵妃赐死，玄宗李隆基别无他法。只好让她被缢死。这位忧虑满怀的君王到四川的伤心旅程，表现着国都与农村两端之间缺乏实质的联系。

玄宗和护驾军士的对话，证实了我们的观点：唐朝的帝制，可算是一种极权的产物，只是它的基础无非儒教之纪律。当这纪律败坏时，此极权也无法维持。

安禄山的叛变被敉平，他的儿子安庆绪和其他番将的变乱也终被解决。可是唐代朝廷从此未再重新掌握到过去所把持的中央威势。在剿荡以上叛变的时候，政府不能不倚重边区的杂牌队伍，有的算是中国人，有的则属于少数民族。实际这也是在小处一再隐忍妥协，而将问题延搁。只是安禄山和他的效尤者也无能力，甚至缺乏组织上的逻辑去推翻李唐政权，或者统一北方。唐代的后期可说生存在一种不稳的平衡之中。

唐朝组织的基本法包括均田制，跟随着而来的租庸调税制和府兵并未明令废止，只是任之用进而废退。公元780年总算产生了一项新法规。所谓“两税”从现有的土地持有人手上征收，而放弃了有名无实的均田人户。这办法没有全国标准，中央政府不过将数额分配于各道（较以后之省为小，较州为大），责成地方官作内部分配。

实际上全国三分之一的道，大多数在北方，从未缴税于中央。即是南方，缴纳的品物也采取一种进贡的形式，主要在使地方首长得到中枢的借重，而算不上执行国家权责。

不稳定的平衡

地方上各自为政的情形与以后150年共始终。可是这与第二帝国成立之前的分裂局面不同。华族大姓与上述的发展全不相关，舞台上主要的人物为军人，可是也没有继续不断的战事。叙述这段历史时，我们可以参考赖孝和（edwin reischauer）

教授所说：“此中的情节必有相对性。”唐初的壮丽繁华经过夸张的铺陈；说到后期的凋零和败坏也可能说得过度。事实上地方分权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譬如说成德镇下辖4州，在今日河北之东南，即始终由同一个王家掌握超过100年，这就不是不稳定的征象了。魏博镇的何进滔于公元829年由军人推戴才由中央承认任节度使，下辖7州跨于今日河北河南之间。传统历史也说他深得民心，是以能将职位传至子孙。这种发展证实了一个亘古不变的一般原则：谁有能力征税，谁就能掌握税收所及的地区。这时候管理注重地方上的特殊情形，以代替由一种抽象观念组成的大帝国，其管制的范围缩小，行政的效率必较前提高。

可是一个孱弱的中央，也有它的缺点。公元763年吐蕃入寇，在西安市掠夺；7 65年他们又和回纥在郊外集结，准备再来一次洗劫。唐将郭子仪时年70，不顾本身危险，单骑无武装地来到回纥阵营之前。过去他曾率领唐帝国的少数民族部队，这次他也获得成功，他以口语重申中国天子“天可汗”的地位，使回纥首领再度罗拜称臣。回纥既已归服，吐蕃被孤立，只好拔营离去。在这情形之下，郭子仪个人的英勇受到崇拜，可是他的壮举与盛唐的情形比较已是今不如昔。试想初唐帝国借着一个异民族的力量压倒另一个，把自己的权威扩充到一千英里以上的国界边境外去，这已是无可比拟了。事实上自安禄山叛变之后，黄河上游以西的地区已永远被吐蕃占据，边境冲突也经常发生。787年的谈判失败之后，吐蕃部队俘获了一万多中国人交付与其部落为奴。当通过一段峡谷之前，这些吐蕃人让俘虏东向父母之乡辞别，史籍上提及有好几百人哭昏过去，也有不少人跳崖。唐朝又以和亲政策让家公主嫁与回纥酋领（如肃宗李亨之女宁国公主，宪宗李纯之女太和公主）。这几位年轻女人在胡人毳幔之下别唐使“悲啼眷慕”的事迹，至今读来令人心折。

黄巢与民变

9世纪内大规模的民变出现，当中最著名的乃是黄巢。虽说他的故事经过再三的讨论，我们对他的身世仍无定论。《旧唐书》和《新唐书》里面的两篇“黄巢传”，就有很大的出入。两传同叙他以贩盐为业，一传把他说得声望低微，好像走私负贩的模样；另一传则说他家里世代经营，颇雄于赀。这中间的差异，显示其中详情可能永为读者之谜。公元875年，黄巢响应另一个流寇运动，从此被人注意。当日中央的力量衰弱，地方政权又缺乏各单位间协定才使他坐大。虽然一再受创，他也仍然能够卷土重来。他从华中向东南移动时，揭橥打破官僚的贪污无能为标榜，一面收容匪盗；一面感化官兵。公元879年他入广州，至此已集结50万人。可是他也在此间遇挫。他原希望朝廷招安，让他为广州节度使，此计未成，加以军中疫疾流行。一种阿拉伯文的资料说他在广州屠杀12万回教徒、犹太人、基督徒和被斯人，可是中国方面的资料无此记载。

黄集被迫北撤之后，他于公元880年入西安，据说他拥有兵众60万人，西安也被他占领了两年多。起先他还企图争取一般市民，可是一入国都，黄巢被自己所设的陷讲困住，从此失去流动性，于是被忠于唐室的几个部队集中攻击，对方也有突厥语系的部队。黄的给养既成问题，他就更大开杀戒，因之他和居民的关系日益恶化。

883年的年初，黄巢离西安东去。884年夏天，这流寇的领袖和他几个随从在今日山东境内授首，于是这场在中国历史上影响长远的民变至此才得结束。

黄巢的故事暴露了中国长期左右为难的地方。一个有效的中央政府财政开支极高；可是若没有负责的中枢，其结果也不堪设想。如果摆在美国的地图上，黄巢流窜的路线有如从美国的中西部进军佐治亚，又西南行而入新奥尔良，北去入田纳西，又再度自西向东，经过维吉尼亚、马里兰和肯德基之各部，最后还以曲折之行道通过伊利诺而入爱荷华的德蒙因。换言之，超过南北战争时谢尔曼突入南方的好几倍。

黄巢渡过长江4次、黄河两次。这位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流寇发现唐帝国中有无数的罅隙可供他自由来去。各处地方官员只顾得本区的安全，从未构成一种有效的战略将他网罗。可是黄巢在各处来往，不应当认作土匪行径的最高纪录。他之能统率大军纵横南北，表现出构成一个大帝国的纪律依然存在，所需要的是构成大帝国的新逻辑将各种因素组合起来。当黄巢揭竿而起的时候，距安禄山之反叛又已130年。唐帝国的低层机构已经发育成长，超过当初的设计很多，已不是现有的高级权威所能管制。

虽说黄巢没有只手摧毁唐朝，这朝代也在他造反之后崩溃。兹后各州向宫廷所缴纳的税收愈来愈少，这朝代只挣扎着约20年。公元904年朱全忠——过去是黄巢手下的将领后来降唐，至此命令唐朝皇帝和他同去洛阳，此乃朱自已以军阀的姿态可能确实控制的地盘。于是距他篡唐而代之的行动只差一步。两年之后，他终采取了这步骤，正式结束了288年前李渊和李世民所建立的王朝。

历史重心向东移

公元906年之后，西安再未曾成为中国的国都。当中国即将进入本千年之际，情况愈为明显，国都必须接近经济条件方便之处。中国的重心已移至东边。东南区域尤以土地肥沃水道交通便利而有吸引力。即使化外的游牧民族，也以当中获有农业经验者占优势。自然之选择已使东北为他们理想的基地，远超过干旱的西北，那是吐蕃、突厥繁盛之区。所以中国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在今后400年的争斗中，采取一种南北为轴心的战线，与西安渐渐远隔。这座古老的国都，也已在历史中充分的表现过它上下浮沉的经历了。

谢选骏指出：作者不懂中国历史，所以才会写出这样的句子——“7世纪的初唐，是中国专制时代历史上最为灿烂光辉的一页。当帝国对外威信蒸蒸日上之际，其内部组织，按照当时的标准看来，也近于至善，是以其自信心也日积月深。”——请问按照这样的标准，中国历史上还有不是“专制时代”的吗？既然没有，如何区分何为“专制时代”？难道作者意欲拍马的共产党专政，就真的可以算作“不是专制的人民民主”了吗？或是台湾在美军卵翼之下的偏安一隅，就可以算是“中国民主时代”了吗？

【第十一章 北宋：大胆的试验】

北宋时期，中国仿佛进入现代，物质文化蓬勃发展。开国君主赵匡胤打破传统中国作风，以务实的态度从事各项政经改革：神宗时王安石提倡新法，企图以现代金融管制方式管理国事，其目的无非都是想借由经济力量支援国防军备，以应付来自辽和西夏的威胁。但当时社会发展尚未达到足以支持这项改革试验成功的程度，新法未能成功施行，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软弱的一个朝代。

公元960年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货币之流通，较前普及。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不漏水舱壁等，都于宋代出现。在11、12世纪内，中国大城市里的生活程度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比较而无逊色。

赵宋王朝的新气象

宋代的创业之主赵匡胤是军人出身，他没有打算重新分配农业田地；也没有设计征兵，宋朝可说是中国唯一以募兵解决军事人员需要的主要朝代。赵匡胤登极之后，就在国都开封之城南开掘了一座人造湖（这开封也只为宋代国都，自后即未再为中国其他之主要朝代选作京城）。他并未经常地向部下训辞或者听儒臣讲解经史，倒是花了很多时间在这人造湖上视察水师和陆战的演习。他也常大船坞视察战舰制造。赵匡胤深悉军事上的力量需要经济力量的支撑，他决心在库房里积绢200万匹当作自己财政上的储蓄，以便和北边半汉化的朝代交兵。

此一行政之重点从传统之抽象原则到脚踏实地，从重农政策到留意商业，从一种被动的形势到争取主动，如是给赵宋王朝产生了一种新观感。在许多方面这新气象打破了传统中国的沉闷作风而别开生面。这新趋向从政府的组织上来看，为保持门面上之前后一致，宋朝几乎恢复了唐朝所有衙门职司，同时也创立了许多新机构，这些新机构功能上更具弹性，在业务上超越旧有组织，而当中最重要的无逾于枢密院（主军事）和三司（总揽财政）。有了这些新机构，朝廷打算以实际的做法去处理各种业务，而不是仅在仪式上装门面了。且皇座既毋须全部以道德的名义自居，也就可以比较站在人本主义的立场。创业之主赵匡胤就曾立志不因臣下与他意见不合而置人于死地，并将此信誓纳于太庙，传及子孙。同时为防止皇位的继承成问题，赵也在生前安排传位于弟赵光义。在这方面他较约350年前的李世民要高明得多了。

可是这一套设施只获得局部成功。从经济方面讲，宋朝面临中国有史以来最为显著的进步：城市勃兴，内陆河流舟楫繁密，造船业也突飞猛进。中国内地与国际贸易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峰。铜钱之流通也创造了新纪录，之后再未为任问朝代所打破。另外因政府提倡开矿与炼矿的进展极速，纺织业和酿酒业的情形也相埒。在行政方面，赵匡胤一心要想防止的情事大致已被禁断，即使宫廷里有阴谋也无过去之深度与范围。从历史上讲宋朝，扶植中国经济之发展逾300年，不可能说对中国之福利毫无贡献。可是在这段期间文官中的争执较前加剧，且其演出不再循照传统的方式了。起先政策上不同的意见以公事公办的态度提出辩论，但在两方坚持不下时便有投机分子钻入，使争执蒙上恶名，以后的结局也更为恶劣化。

此外也尚有其他不合情理之处。一方面创业之主赵匡胤对意识形态全不关心，结果宋代之理学与政治哲学不能分割，使意识形态的影响更为庞大。另一方面自创立朝代之日，国君与朝臣都希望对军事外交与财政采取比以前实际的态度，而结果在军事外交及财政三方面，宋朝之作为却远不如其他朝代。

这种种不可思议之处只因有了现代的历史经验才能适当地解释。赵宋王朝以亚洲大陆之大块土地作背景，在社会准备未及之时，就先企图以金融管制的技术作行政工具，以致产生了以上种种矛盾之事。

军阀割据的岁月

上章业已说过，唐代之覆亡不由于道德之败坏，也不是纪律的全部废弛，而是立国之初的组织结构未能因时变化，官僚以形式为主的管制无法作适当的调整，以致朝代末年彻底的地方分权只引起军阀割据。一个节度使，亦即地方军事首长，可能将一州一道的土地据为己有，在境内行动完全自由。他自己若要率兵征讨的话，则任命一个部下为“留后”，所以权力之基础屹然不动。年久月深，他和部下的位置全可遗传。加上在州内道内税收也由军官管制，他们定旧税之税率，也公布新税名目，是所谓“以部由主场院”。此所以朱全忠在公元907年取李唐王朝而代之时不足以惊师动众，乃因李渊与李世民所创立之制度，经过288年，早已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

可是朱全忠也无法使破瓮重圆。中间自公元906年起之54年，中国史家称为“五代十国”的阶段，好像将隋唐以前的分裂局面翻一个面（但这次五个短朝代是在北方而不在南方嬗替。而所谓十国除了一个例外，则有些同时，有些前后交替，出现于南方）。简单地说，北方称帝的朝代有心制造统一的大帝国而力不从心的时候，南方的将领也乘机称王，采取行动上的独立。

全部分裂的局面既不出54年，可见得唐朝遗留下的局面并非完全不可收拾。简概说来，中国主要仍是一个以小自耕农为主体的国家，只是各人所掌握的产业大小不同，地域上生产率也有差异——有时同一地域内尚有极大的悬殊。新的财富可从商业、农产物、酿造、工矿和内陆商业中取得，甚至铸钱亦可以获利。这已不是昔日那种概念计划即可经营管理或是豪宗大姓可以把握小地区，构成独立门面的情形。

在这种条件下军阀割据实为历史对当前问题所提供的答案。

事实之发展如是，地方上之军事首长以各种名义倡导他们合法的地位，且在境内全部征兵。可是实际上兵员仍由招募而来，不过所有费用是由境内人户分摊。在很多地区正如若干地方志所述，赋税达到空前的高度。只是这和一个由中央作主全国一致的税收制度不同。主持人既为本地权威，职位又是世袭，与各地区自然休戚相关，赋税自也能按照各处之实情，根据付税人的能力分摊了。

在这时期，这些地域上之首长采用抽调精兵的技术，他们不断地从下级部队挑选优良的官兵组成亲军，让下级部队仅能保有劣势人员与补给，高级军官则成为首长的拜把兄弟或义子。这样一来上下之间便有了固定联系，只要各地域互相竞争的状态不酿成长期大规模之战事，此种平衡的局面可以使整个的安排保持原状。中国在五代十国期间和日本中世纪的情形确有若干相似之处。

这样的情形是好还是不好？传统的历史家一致以“僭窃交兴，称号纷杂”的评语概括综叙这一时期，亦即以其缺乏可资尊敬的中枢权威为可耻，以致“犯人、匪盗与负贩”也能称王称帝，而笃行谨慎之士反倒没有出路。当时赋税之高也常被指摘。然而这些作家却没有看出，当政府之重心移到省级单位之后，行政上便更能注重到地方实情。且就财政上说，免除了两层政府的开销，可以使费用大为节省。因此获得最大裨益者，即为长江以南地区。当时此区大致保持了和平，称王的各地区首长于是约为婚姻，在地方有灾荒时他们也互相接济。同时本地的开发，也次第展开，有如马家在今日之湖南，便使茗茶成为一种输出品，钱家在浙江大开水利；王家在福建充分提倡国际贸易。这些成就不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组织可能胜任愉快的。他们免不了要将注意力放在经济上效能最落后的方面去，以保持全面的均衡，由是免除了地区间的摩擦。

面对半游牧民族的挑战

可是尽管如此，一个分裂的中国也使北方的国防没有保障。公元936年，仍在此间所述之分裂阶段内，这五个短朝代中的一个帝王和契丹定约。这契丹乃是一种半游牧民族，发源于中国之东北。石敬瑭向外乞援之情事没有长久的历史意义，可是他付出的代价则意义深远。936年的协定割燕云十六州予契丹，包括了长城以南一线的领土，连今日的北京在内。从此北方门户洞开，影响中国400年。中国人这才领会到游牧民族与以前的不同，他们已有相当的农业经验。今后他们将所割爱之地当作一种训练场所，使从正北及东北而来的经理者熟练于管制大量从事农业的人口，而造成了继续向南发展的态势。

宋朝之兴起可视为对这挑战的一种反应。以前实际上各自为政的地区首长已不断地提高他们军队的素质，也不断加强地区上财政的统治，但直至宋朝，才将他们归并统一起来。赵家王朝虽说在名义上仍号召大一统的帝国，但在某些方面却具有民族国家作风。尤其在团结南方以对付北方时，它是站在一种带竞争性的立场上。

公元960年之春，当时赵匡胤是五代十国中最后一个短朝代——周的统军之将，他的军队宿营于陈桥驿（这地方是一座小市镇，距国都开封只有一段很短的距离）。

某一天凌晨他被部下将士惊醒，他们以黄袍加在赵匡胤身上就拥立为天子。军士拥立的情事曾发生亍五代十国的时期，也曾在西方发生于罗马帝国，可是赵匡胤与众不同。自唐代衰乱以来各地区强人所发动的种种运动，当中非无联系与协定，有了赵匡胤才使其集结起来，最后使之构成一种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全中国历史中再无另一朝代是在相似的情形下出生。

当赵率军回开封时，取周而代之的工作毫不费力地完成。新朝代之主，了解分裂的中国不能与北方的强邻作对，放弃了当初北伐契丹的计划。此后赵匡胤即以收并南方自主之国为职志。长江中游于公元963年取得，今日之四川于965年取得，广州于971年取得。今日之浙江与福建则不在他统一的疆域之内，直到他的弟弟赵光义嗣位之后才接收过来。

赵匡胤力所能及的地方，中央集权的措施执行得既轻快也彻底。新皇帝的机警，不走极端，对钱财上的大方，使他的筹谋容易兑现。登极之后才一年半，赵匡胤和拥他为帝的起事诸将谈判，让他们自请退役，皇帝则赐给他们丰厚的报酬与名誉官衔，于是足以动摇皇位的“黄袍加身”喜剧不致另觅主角而重演了。

宋朝的军队分为三级。最高为“禁军”，次为“厢兵”，再次则为“乡兵”。

上层的队伍经常吸收下层之优秀人员而将本身不及格之人员淘汰给他们。过去军阀割据的重点改为文官镇守，并且规划了每三年一巡调的例规。

税收也改由文官接收管理，以前的账目收据经过极详细的审核。公元965年的诏令：凡诸州支度经费外，所有金帛都送中央。于是所有的金柜库房的积蓄，不时发送开封，使该处成为全世界最显著的内陆港口之一。为了遣送这些物资，全国划为6个财政区域，每区称为一“路”。由一个“转运使”掌管。他们“岁行所部，检察储积，稽考账籍，凡吏蠹民瘼，悉条以上达”。赵光义在位期间（在公元976－997年），据说仓库内存雨衣和帐幕的材料“数万段”损破，显示当日财富集中，开封所控制的物资之丰富，可能全世界无出其右。

宋代不振的原因

可是纵有以上的准备，赵宋在中国历史上还是成为一软弱的朝代，它的军旗从未在北方草原地带展开过，更用不着说向东北或西北角延伸到中亚的腹地里去了。

它也从没有像汉、唐一样，占领今日越南之一角。要是不怕说得过于简单的话，我们可以概括的指出，全宋朝319年的记录，无非是军事的挫败和退却，所有的例外则是以“岁币”为名向北方少数民族购得的和平。这种看来离奇的情形并不难解释，只是我们务必要将古代历史家忽略未提的若干情节，一并提出检讨。

北宋之东北是契丹所成立的朝代——辽。契丹属蒙古语系，他们活跃于图上之地区已逾300年，即使仿效中国朝代所成立的辽，也比宋早出现53年。辽之国君通文墨，他们的文字在公元920年即已出现，并曾接受过高丽、回纥、吐蕃的朝贡。在宋代出现之前，甚至在浙江称为吴越王的钱家也曾向契丹之辽朝贡。不仅契丹所占的中原领土有汉人的官僚治理，而且辽境后方，据目击者的报告，无数之官吏、文人、工匠、优怜、武术家和僧尼也来自中土，由是也可见得其汉化程度之深。这半汉化国家的组织能力，比汉和唐对抗的单纯游牧民族要厉害多了。那些单纯的游牧民族所恃，不过疾风迅雷的冲锋力量。

西夏也不是单纯的野蛮人。他们组织的半汉化国家在初唐时即曾活跃于它日后占领的地区，当它在400年后与宋人抗衡时，一个汉化的政府早已存在。西夏文以藏语为基础，重要的儒家经典早已翻译成书。羌人则属藏族。此时多数已操农业。

所以在公元10世纪，这些少数民族显然得到汉人指点，业已将他们的文化程度提高，以致宋朝所面临的边防问题与它以前的朝代不同。这些游牧民族已有农业基地，他们已筑城为防御战。北方地势之艰难对他们有利，同时他们也保存着动员的迅速和在战场上的机动性，这些优势与他们草原上的生活习惯息息相通。契丹人与羌人虽然常有冲突，但在对抗宋的时候却彼此一致。

中国人缺乏坚强的民族观念也构成赵宋王朝的一大弱点。很明显的，所有汉人决心从外人束缚下求解放，这种解放战争当然会有利于宋的军事行动。可是实际上双方之竞争只在大体上被视为一种朝代之间的冲突。

这种现象是1000多年来世界主义发展的后果。中国人自己提倡一种神话，认为亚洲所有的民族都是黄帝的子孙，只因地域之阻隔才有了人种的区别。古典文学重“文化主义”（culturism）而轻国家主义。被称为亚圣的孟子，曾经强调要是能使一般群众生活有助益的活，则向外来的主子臣服，既非不择手段，也算不得卑躬屈节。他的书中有一段提及舜为东方之夷人，周文王为西方之夷人。这文句被所有有学识的汉人熟读而构成了与异族合并的根据。受有教育的人士态度如是，一般人民与在位天子的种族出身便毫不重要了，当然也用不着对民族观念发生顾虑。而契丹之国主也已看透当日情势，不给治下汉人反对他的凭籍。

补给上的弱点

迄至今日较少为人了解的，则是赵家王朝尚有它补给供应上的弱点。表面上看来似乎不可能。因为整个说来，南方地域大，物产多，人口众，在技术上也较进步，且有水道的便利。但是要取得以上各种优势务需一个彻底现代化的组织才能办到，这在公元11世纪是不可能的，即是数百年后也仍没有着落。

宋朝的供应物资多，可是供应的路线也长。在军事部署上讲，将多数物品同列于军需之内违反了简单雷同的原则。当日记账的能力不能保证有完满的协调，即使最基本的数字，在管军政的枢密院与管财政的三司也互不相符。现代的读者务必在此看清：赵宋的试验要能在这关头实现而有成果，财政上各种端倪必须全部用商业习惯管制，各种度量衡的单位必须标准化，可能互相交换的品物与程度也需要公认，且要能由独立的机构监督；官僚必须以技术作主，不能以意识形态和人事关系变更初衷。其行动范围之大，包括支援百万大军，不可能没有民间事业之参与。因此看来，则大多数民间事业从旁在侧的襄助，也须公司化，采取法人的地位才能对公众负责。统而言之，一切要能在数目上管理。

事实上宋朝主动发起了一种军事部署，它的成功全靠后勤的支持，而这种支持，直到20世纪初期，中国仍无力充分的供应。所以这尝试可谓过早提出而逾越了当时的能耐。除了内地河流和运河上有相当船舶的交通之外，宋朝政府的功能及民间事业全无以商业作主之征象，是以赵家王朝无可避免地须承担其本身过早突出的后果。

如果这么说还不够清楚，那么在宋朝第6个皇帝赵顼期间，王安石的变法最能将此中情节一览无余地揭露。

宋朝很早就企图铲除辽之盘踞。可是公元979和986年两次战役部一败涂地。第一次战役宋主赵光义几乎被俘，第二次战役他亲自指挥战斗时曾受箭创。随后当契丹采取报复行动时，发动了无数次的边境冲突。公元1004年他们全面入侵。因为开封位于一个平原地区上，契丹直逼国都，第三个皇帝赵恒因之仓皇地批准了一段和议。和议中虽然宋辽彼此以兄弟之邦的地位同等对待，但宋朝从此被迫每年供给绢20万疋银10万两。

从历史的后端看来，这1004年的协定有它的作用。这“岁币”只占宋朝政府收入之一小部分，可以当作是给比较穷困的邻邦一种援助，以弥补双方贸易之赤字。

这种为和平付出之代价无疑要比战费来得低廉。可是这种看法必须全部放弃当事人的观感，而接受地缘政治的仲裁，当日宋朝君臣不可能有此置身事外的反应；他们无法承认这种妥协为事理之当然。中国历史之中，从无一个统一天下的大帝国卑躬屈节地向一个文化程度低的边区国家进贡。同时契丹也认为岁币为战败国之赔款，也不可能觉得这是一种慷慨的赐予而表示感激。因之，公元1042年他们要求增加岁币时即以武力为后盾。

宋朝之中国更未将西夏放在眼里。理论上西夏占领着中原领土之一部，向宋称臣。当公元1038年西夏独立自称皇帝时，宋廷立即称之为“反”，并且停止互市。

可是中国派兵征剿，连战皆北。宋朝一再派兵，却连失城寨，而且死伤惨重，迁延到1044年，中国所能获得的下场不过是使西夏之主在文书上自称“男”，上书于“父大宋皇帝”，而在其本国内称帝如故，因之中国也年“赐”绢银茶时共25.5万疋两。

王安石与新法

在这背景下赵顼于1067年登极。当时他年方十八，但已有了励精图治的声名。

他一生的志愿乃是洗刷国耻，扫除北方边境的蛮夷之邦，光复中国的疆域。步宋朝首创者赵匡胤之后尘，赵顼也觉得中国的资源足以发动达到这目的。他在宫廷大内建造了一批库房，又自作诗一首，以每个字为库房之名号。念来则如：

五季失图，猃狁孔炽。艺祖造邦，思有惩艾。

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保之，敢忘厥志。

译成白话文，则为“五代十国之间缺乏计谋，以致蛮夷戎狄猖獗。有创造天才的祖先创立朝代，企图挽回这种颓局，所以开设内殿中的府库，作为募兵筹饷的基础。我做曾孙的继承此业，岂敢忘记他的遗志？”当他与文学之臣王安石对谈时（后者已有卓越的声名），因为两者都有以经济力量充实军备与国防之着眼，因之一见如故。

王安石改造财政的一套规划称为“新法”。当中一项创制称为“青苗钱”，即政府在栽种禾苗的季节贷款于农民，秋收之后还款时附加20％利息，此在当日不算过分。另外一种办法叫做“免役钱”，此因宋朝衙门里有些差使如衙前（典府库或为外班皂隶）、书手、弓手、散从等不由招募而得，系不给值地由民间差派，并由其担负财政责任，如有差失须由服役之人出资赔补。王安石主张由民间普遍地输钱助役，其人员则公开招募。政府仓禀里物品存积不能生利，王之“市易法”则将之贷与商人，在出卖完毕结账时连本带息归还，或事先以金银地产作保障金。同样的，“均输法”让各转运使将应当送往开封的物品在当地出卖，而买得在京城不易到手的货品年利。在整理土地税时王安石用“方田法”。这办法基于全面的土地测量，以每边5000尺为一方，内中又按土地之肥瘠分作五等以便按出产量征税。另外，为保障兵员之来源，王安石作“保甲”，亦即民兵制度。

自新法公布之日，王安石即遭遇同僚的反对，各种不同的批评一时甚嚣尘上。

新法中无一项目得到确切的效验，它只使官僚机构分裂，而这位改革者则在罢黜后，又召而复用，又再度罢免，最后被贬回南京（当日称江宁），派给无关宏旨的官衔，赐以公爵的名义而退休。

这一连串情事之发生使皇帝赵顼终生不快。新法之目的在富国强兵，然后对付北方之强敌，但这种目的始终无法实现。朝中一位敢言的大臣甚至上书，希望他一心保持和平，最好20年不谈兵。在赵顼为帝期间，尚再割地给契丹。虽在西北宋军终击败羌人，可是这胜利之前已有一连串的失败。当前方军事不利的情报到达宫廷的时候，赵顼夜不成寐，只是绕榻而行。公元1081年的攻势据说投入战场的有32万人，遭到空前大量的死伤之后，宋军只攻占了四座堡寨。当赵顼在公元1085年36岁去世时，主和的朝臣决定将这四处得地奉还西夏，以克兵连浩劫。他们知道在长期战事中，宋军无法取胜。

新政的起落转折

接赵顼皇位的为太子赵煦，其时尚未10岁，由祖母太皇太后高氏主政，这期间王安石所作新法一律停罢，他所用之人也一律辞退，以便迎纳反对派的朝臣（当中最有名望的乃是任宰相的历史家司马光）。公元1093年高氏去世，赵煦年17岁，实际期政，他再来一次转变。他又重行新法而罢免反对派人物。他的改革牵涉了很多朝臣，有时已去世多年者仍被波及，连科学考试的内容也大不相同，除了褫夺太皇太后的头衔一项提议未被采纳，甚至大行皇帝赵顼一朝的实录也整个重写，以便支持朝政之大转变。

这还没完。公元1110年赵煦辞世，年方23岁，定位由异母弟赵佶接替。此为宋朝第8个皇帝也是有名的画家。他对新法采取了两种不同的处置：最初的两年他站在反对派的一边，兹后他转变方向支持改革派。此时王安石逝世已将近20年，他的声名也随着朝政的改变而上下。公元1104年他的声望达到最高峰，一道诏书颁称他为孔门的第三个圣人，位在孔子、孟子之下，同样在孔庙享配。同时反对他的309个朝臣，以司马光为首，贬为奸党，他们的名字被镌石立碑，使他们的奸邪千秋彰著。

王安石的故事是中国历史里的一大题目，几世纪以来对他作褒贬者不知凡几，迄至现代仍左右国际的视听。记载他作为的书文，也有不同文字的刊出。显然的，他的功业是一值得争辩的题目。可是很多类似之出版物，对一般读者毫无用处。

在20世纪末叶提及王安石，我们只更感到惊异：在我们之前900年，中国即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其范围与深度不曾在当日世界里任何其他地方提出。

当王安石对神宗赵顼说“不加税而国用足”，他无疑的已知道可以信用借款的办法刺激经济之成长。当生产增加货物流通时，即使用同一税率也能在高额的流通状态里收到增税之成果。这种扩张性的眼界与传统的看法不同，当时人的眼光将一切视为不能改变的定数。因此王安石与现代读者近，而反与他同时人物远。

改革的盲点与障碍

可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始终没有被王安石看穿，也很少被他日后的崇拜者顾及，即现代金融经济是一种无所不至的全能性组织力量，它之统治所及既要全部包涵，又要不容与它类似的其他因素分庭抗札。显而易见的财产权之被尊重和分工合作的交换率所根据之客观价值，不能在某些方面有效而在其他的地方无效。如果这当中产生两种条例和不同的习惯，则必生出罅隙，不仅引起争辩，而目将鼓励经济因素逃脱管制。大凡金融经济生效，有关货币与信用的事物必须取得随时随地都可公平而自由交换的法定地位，此有如液体被封锁于油管或水管之内而仍保持其赋有之压力。揆诸世界历史，迄今尚无一个国家可以不经过一段艰苦奋斗，而能构成此种组织之体系。旧有之系统，包括其中的既有利益必须铲除，然后所有的物资与所有的服务才能全面的交换，新的体系才能成立。王安石的变法没有引起所述的社会冲突，是因为宋朝的社会还未发展到这一程度，足以纠结新旧两派，作这场决斗。他的改革，只是政治上的一种冲动，而不是一种经济上的发展，所以其争执只出现于官僚组织之中。

有了今日的历史眼光，我们才能断言要将这帝国之财政商业化，金融之管制方式必须就位。有关汇票、提货单、保险单、共同海损、以船作抵押之借款、冒险借款、股份、打捞权利等等都要经过立法才能执行无碍。更重要的是法律上有关遗产继承、破产、丧失赎取权、假冒、欺骗、监守自盗等之规定也要与商业社会里的流动状态相符，且一切都用金钱统治，这一点才做得通。宋代内陆商业组织之实况与这种要求相去至远。

中国社会的低层机构之内，有更多不相符合之处。王安石之改革影响到全国农民，其最后之目的在将改革成果带到华北战场。如此的一种商业组织是不能缺乏农村内最低阶层的支持。可是宋朝和以前的朝代一样，土地之占有分割为无数小块，这种情况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农民弃地逃荒的情形经常发生。除了特殊情况之外，一般不由农业存积资本的情形，在当日和现在没有基本的差别。当这种种条件继续的过程中有关服务性质事业即不能建立而展开。付费公路既未曾修建，一种正规之邮政也付之阙如。法庭的费用无力支付，则迟滞新式民法之展开。地方官发现，农民只能集体的指挥对付。所以来帝国全国一致的局面，是由于文化凝集的力量，构成了社会的纪律，而不是金钱的力量和因之共存的凡有事物都能共通交换的因素。

因为他们缺乏我们今日的认知，所以宋朝官僚只在道德的立场上争辩，而在言辞之中暴露了当日社会的情形。例如青苗钱即未曾如现代之标准以法定的方式主持。

所有申请贷款、调查申请者之情形、提供借款之保证、到期不能还款之处置，及没收其担保之财产等，全无着落。县令只将款项整数交给农民而责成他们集体负责，按时连本带利的归还，丝毫没有顾虑到村民的意愿和他们各人间的关系与责任。放债的资金来自仓储，原为筹备赈荒之用。而各县实际的储存，甚有出入，有些县分即缺乏仓存，在一体贷款追息的要求之下，这些县分虽未贷款，其县令也不得不在田赋上附加，以抵作应向上级缴付的利息。市易法也无从吸引太多商人与政府做生意；他们大多数害怕与衙门牵连。于是官员亲自督卖，使批发商绝迹，货物价格也只好由这些官员自定。有一次甚至有官衙人员在街上卖冰块与果品，被皇帝谴责。

至于征收免役钱等于责成在乡村中实现金融经济，实际上政府早应组织银行，提倡保险，扩大批发业务，凡此都应当在城市之中着手。

而保甲法却又与王安石其他新法背道而驰。向全体农民征兵有如以前各朝，必以均田作基础，因为当兵的义务时以视作每户都纳同等之税，而税率又轻的情形下的附带条件。宋朝既已将税率提高，又促进金钱的流通，则全面征兵必使穷困之家更为不堪。而以方田法整理田赋也遇到技术上的困难。例如公元1082年，开封府报告每年测量只及于两县，全府之19县须10年才能测量完毕。当这报告提出时，当中已经蹉跎10年了，因方田法案最初是在1072年提出的。

新法的失败

新法既然遇到如此不能克服之障碍，不免使人怀疑，当初有何凭借使其得以被提出？而且既已失败，为何又一再被挽回重用？在答复这问题时，我们必须知道，宋代官僚固然缺乏今日之眼光，无从洞悉金融经济之管制有待于各种预备工作之就位，而此种条件，超越了他们所处的时代。然则缺乏这样的眼光，也使他们不敢站在我们的立场，武断地认为新法必不可行。新法是一种试验，也是一种奋斗。这是他们的试验与他们的奋斗。

倘使新法不作为全国一致的法令颁布，而由若干地方官或若干带特殊性质之官僚将其局部提出实行，其成败则未可知。但倘使如此，没有上级的督责，也无固定之目标，这些措施，亦不足以称为以金融管制操纵国事。可是在较小规模之内，政府之活动渗入私人贸易之中，并非全不可行。例如唐朝之刘晏即曾将手下所管理之商品买入卖出，因而获利。在王安石将新法推行于全国之前，他任鄞县县令，他亦曾将公款贷与农民生利，而得到彼此满意的成果。类似的事迹使赵顼和他的儿子们满以为反对新法者是有意阻挠。而使局势更为复杂的，则是不论新法适合实况与否，它一经颁布通行，收回亦至为不易，将其废弃也会产生甚多不良后果，所以主持的人不得不踌躇。总之，王安石之进退，扰攘北宋半个世纪，牵涉到力不从心的君主，也确实引入用心可疑的臣僚。只是我们看到主要人物之实力和风格，而他们也卷入漩涡之内，则可以断言这段事迹，只是时代的矛盾。中国政治统一的程度远超过国内的经济组织，继续发展的结果，只有使两者都受挫折。

谢选骏指出：作者深受马列主义的毒害，所以才会胡说——“中国政治统一的程度远超过国内的经济组织，继续发展的结果，只有使两者都受挫折。”他哪里知道，独立于政治的经济组织，可谓西欧社会近代才有的特殊现象，并非人类社会的通则。

【第十二章 西湖与南宋】

历经“靖康之难”的剧变，宋高宗群臣于风雨飘摇中，在临安（杭州）重续宋朝命脉。这一身兼制造业中心的南宋国都，繁华不下于《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的汴京景象。然而，尽管帝国掌握了丰富的资源，但缺乏适当的服务性事业为之周转，使得经济上未能突破，影响所及，军事也积弱不振。因此，在金和蒙古人的连番侵迫下，只有走上灭亡一途。

杭州（临安）在隋朝已负胜名。南北大运河开创后，它是南端终点。它与开封不同，后者大体上是一座消费城市，购买力操在政府官员及其家属和随从手里。

南宋的国都——杭州，则是制造业中心。造船业、丝织业、瓷器与纸张的制造在南宋尤其突飞猛进。

西湖胜景

对现代的旅游者而言，离杭州近在咫尺的西湖，是观光者必往的胜地，当初该处是杭州湾的一部分，迄至公元7世纪前期尚且如是，后来靠钱塘江的一面被阻塞，年久月深，湖中的盐水也就变成淡水而成了今日的西湖。

西湖在面积上只比杭州市略小。两座大堤将西方及西北方曲折的湖岸距离缩短。白堤以白居易而得名，直通孤山。苏堤则始于苏东坡，他是诗人、画家和散文作家，在11世纪曾剧烈反抗王安石的改革。虽说他和白居易两人之间相隔近300年，但他们前后都曾在杭州一带任地方官，也曾前后疏浚此湖。两座长堤即他们的工程所留下的遗迹。如此看来，中国传统政府以具有美术观念的人才为官僚，有其用心设计之奥妙，虽说两人同在西湖留名也算事出偶然，但其注重环境之保养与生态学则已胜过一般官吏。

中国一本歌剧称为“白蛇传”者，以西湖为背景，最近在美国风靡一时。揭幕时观众即面临湖岸。两只蛇之精灵，一白一青，已变成两个姣好的女子，名叫“白素贞”和“小青”。她们在白堤上邂逅一个年轻男子许仙。素贞与之一见钟情，结缡为夫妇之后，生有一子，小青即在他们家里伺候。可是金山寺里的方丈法海，发现了素贞的妖孽来历，即用一只法碗将她罩住，并且在碗上造雷峰塔。根据这段神话，只要雷峰塔在，白素贞免不了埋在万千吨的砖头之下。幸亏小青在当日大祸临头时逃脱，再回来时已率领着大批虾兵蟹将，而许仙与素贞所生子也已成年，加入战斗。他们的解放战终于使白素贞恢复自由。以后下文如何无人道及，只是雷峰塔则名不虚传确有此塔，而且在1924年崩溃，今日只有其痕迹残存。

即使是民间传说，中国人也保持传统观念，认为由浪漫邂逅而来的婚姻必大为不祥。不是蛇在引诱女子，而是女人本身即为蛇蝎。可是这篇故事之结局则表示着充溢生命之活力终能战胜权威，因为后者只能牺牲人本主义去迎合一般习惯，观众自此亦可看出大传统与小传统不同。高级文化离不开知识分子，小传统则以农民渔夫为标榜，如果那还不够，即搬出虾兵蟹将作为陪衬。

失势的英雄——岳飞

旅游者经过西冷桥畔，引入苏堤，附近有岳坟。葬在坟中的岳飞，也是宋朝的一位出色人物，从行伍出身，升为下级军官终成为宋朝最有名的大将。公元1141年他为宰相秦桧所诬构，以抗命罪死于狱中。当时秦桧与皇帝赵构密切合作准备与来犯的女真人议和。女真人已组织了一个汉化的朝代称为金，正长驱直入，迫着宋朝南退。岳飞的罪过乃是在这内外混乱之际还能约束部下，得到人民的支持，剿平盗匪，并且以步兵战术击破了来犯的金兵。他那时候只39岁，如若让他生存，则不仅几费周折谈判刚有头绪之和议可能变卦，而且这朝代南北奔波喘息未定，本身也会因为能将在旁而感到威胁。

岳飞死后20年，被南宋朝廷平反，中国人因崇拜失势英雄的习惯，将他崇敬得仅次于关羽。可是岳飞与关羽不同，他精通文墨，他将传统之忠孝观念与所受教养同时发挥。今日岳飞墓旁已建有庙宇，高14英尺，内中供奉他的神像及全部盔甲，上有匾额，据说“还我河山”四字系根据他本人书法描绘。事实上岳飞在最近几十年来，有鼓舞中国人民族思想功效。在他神像前有四个铸像向他跪列，此即宰相秦桧夫妇和两个同谋者。在30年代本地巡警很不容易才禁止游客溲溺于秦桧像上。也有人以粗硬之物包括枪柄去捣秦桧之像首。只有在二次大战时投降日本的汪精卫，才敢说岳飞是一个不能节制的军阀。

岳飞不是军阀，事实上他可以节制。要不然在华中大胜金人之后，不会因秦桧以皇帝的名义召他南归，即停止了与女真的战役而就死地。其实与敌人对抗时，在战与和两途徘徊乃宋代朝廷的一种惯习，这种举棋不定的态度可以追溯到北宋时代（那时国都仍在开封）。宋朝不能在战与和的途径上长期保持其政策之前后一致，对本身造成的损害，远超过秦桧的奸计。

和与战的彷徨

这和战歧途，始于宋朝的第8个皇帝赵佶。他要不是被命运安排而有九五之尊的话，大可以在书上绘插图或专心收藏艺术品而生活得比较妙曼，做皇帝实非所长。

他御宇期间不仅有王安石的纠纷，而且有女真人的勃兴。女真发源于东北松花江上流，语言属通古斯（tungusic）系，也与以后之满洲人相联。在公元1113年他们叛离宗主辽而独立，一年之后即自称“金”，当时北宋已向辽纳岁币110年。公元111 8年的赵佶朝廷，炫惑于金人的成功，与之结盟攻辽，希望借军事行动的成功，而得以收复燕云十六州，完成朝代的宿愿。金之攻辽，如摧枯折朽，全不费力。1125年不待宋朝援助而灭辽。翌年这些远在北方之战士，觉得他们可以乘新胜之余威，对付北宋，于是大举南侵。赵佶在最后关头，传位于长子。金人旋即攻入开封，将宋朝当今皇帝与太上皇一并俘虏，送往东北，他们父子终身未得南还，同年（1126年）

北宋灭亡。

赵佶的第9个儿子赵构自立为帝，也成了岳飞秦桧的主子，历史上称为南宋。

可是赵构刚一行礼登极，立即就要逃命。往后4年之内，他从华中被金人追逐到长江之南，又从杭州逃到宁波，有一段时间内甚至寄身于沙船之上，沿着海岸线来往，以避免成擒，直到公元1132年金人北去，他才回到杭州（当日称临安）。1138年杭州成为国都，可是仍称“行在”，因为开封为赵宋王室历代祖先陵寝所在，不能名正言顺地放弃。

公元1141年的和议使赵构之母（以前也被金人俘获）南下母子团圆，南宋及金以淮河为界，宋承认金为宗主国，宋主所着之冠服由金供给，金即定都于今日之北京。南宋既为附庸，每年向金纳岁币50万，半为银两，半为绢疋。

女真之金，既称业已因封贡而成为高丽人、回纥人及西夏人之宗主，于是因循中国传统，宣告其为区宇一家之大帝国。在宋使呈纳贡品之前，金朝已开始科举取士，文官之品级也已颁布，其君主着中国式之冕服，孔子之四十九世孙也被封为公爵，在祭祀孔子时，金主亲自行礼。

当日宋廷反对和议一派最有力之辩辞为：国君须向异族行臣下之礼乃大失体统之事。然则反对和议也使国君之母无法南归，此又不免与传统之忠孝观念相违。此处不少历史家尚且忽视了一段事实：此时长江中游一带大部为盗匪占领，金朝正准备在当中设立缓冲国，并且已派遣投降之汉人渗透入宋朝之前方。更难于应付的则是与金交兵的时候，南方的财政尚在混乱状态，招兵也感到困难，即算各军仓卒组成，临安的流亡政府对本身之存在并无信心。

公元1161年，即岳飞被平反那年，金人又准备南下攻宋，但战斗无定局，双方之和谈迁延了4年之久。几经冲折，金人容许南宋自此不称臣，每年岁币也减少10万。

韩佗胄的悲剧下场

12世纪最后几年，韩佗胄为南宋权臣，再企图推翻和局。他的父亲与皇帝赵构为姻兄弟，韩本人又娶皇后侄女为妻，当太皇太后秉政时，韩势倾内外，有权废立天子。他既为宰相又掌枢密院事，更领有太师头衔，自是能单独决定和战。只是他在南宋朝中极不孚人望，在私生活方面也有骄奢之名。所以他在公元1206年定计北伐却出师不利时，很少人同情他。况且这1206年又是多难之秋，更北的蒙古，铁木真在此时自称“成吉思汗”，在蒙古语内，这已相当于中国之天子，他的千秋功业正待展开，此是后话。刻下则金人在战场得势，胆敢向南宋要求韩tuo胄之头颅，却也真能如愿以偿（由一个礼部侍郎谋杀太师，事成之后才由朝廷公布其罪状，剖棺割尸将头颅送金）。不过事虽如此，也有作史者为韩抱不平，谓攻击他的罪名太多虚构，况且他的贤愚不肖也改变不了一个事实：即韩tuo胄为了一项宗旨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总之，这次和议成功，宋之岁币又增至60万，宋主也在文书中自称“侄皇帝”而称金主为“叔皇帝”。

不出数年局势又大变。公元1214年宋廷乘着女真之金被蒙古攻逼得无暇他顾之际，终止交纳岁币。1232年再有一个更好之机会使南宋朝廷得报宿怨，此乃蒙古遣使向杭州，建议夹攻金人。这时候有些朝臣尚记得114年皇帝赵佶在类似情况下约金攻辽，几陷朝廷于覆亡的惨况。可是宋人对金仇恨之深，历时之久，已容不得谨慎之告诫，于是结盟成功。不料蒙古之灭金，亦似以前金之灭辽，只费时两年，也丝毫不借宋之助力。由于他们已于1227年灭西夏，自此成吉思汗的子孙便可以专心一致地对付中土内仅存的朝代。在这一点上，南宋的作为较金人略胜一筹，兹后他们仍在风雨飘摇的局面里支撑了45年。

从宏观的立场上讲，南宋之和战问题与北宋王安石之新法有前后连贯之关系。

这朝代不能在经济上突破，影响所及，其军事才积弱不振。

公元960年赵匡胤初登极时，地方税收的权力仍在军人手中，国家的高层机构与低层机构尚能保持适切之联系。开封行中央集权后，使此纽带逐渐消失。这帝国所能掌握之资源固然庞大，却缺乏适当的服务性质事业，使之合法合理周转。此中弱点所及，其损害超过全朝代319年和战关头之失策与犹疑。

况且提到这段史实，尚要顾虑到一种历史名词的问题。我们无法忽略在赵宋王朝期间，中国展开了一种“商业革命”和“文艺复兴”的说法。这些名目初由少数日本学者发起，渐有西方及中国历史家效尤。革命为一种社会运动，一经发起见效，即不能逆转。西方产生商业革命时，影响到很多公众组织，法律上之系统此后即以商业习惯为依归，而中国近代史初期并未有这种体制上的改变。

可是宋朝也确能用它的统计数字和它留下来的水彩画，使以后的观者读者领略到它炫人耳目的灿烂光辉。在绘画方面，当中首屈一指的无过于张择端所画的《清明上河图》。这图描画开封极盛时期，可能是金人于1126年进攻之前数年。全画幅长18英尺，表现出一种乡村到城镇的全景，各节各段时间不同。它的右端有乡人赶着上载蔬菜的驴子上市，朝雾还在树顶。画之左端表现着黄昏到临，行人已有倦态，他们折着遮阳伞，收拾各物，带着一片懒洋洋的神情。这两端之间有城门、十字街头、大街小巷、汴河河畔，又有一座拱桥位于市中心，上有各色人物五百余，身长不过1英寸；又有各色船舶二十余，有的船舱门窗之上加有凉篷，显系私人闲游之用；在街上有小贩发卖点心及刀剪，供应食物之处所高低上下不等，自街头之摊担至三层楼客房都有，所有售酒之处皆张挂着一种旗帜，上有三条直线，好像现代的商标，甚可能因为当日酿造是由国家专利，此旗帜即为店铺之特许证。船舶、驮兽、骆驼、车辆以及水牛拖曳之大车上所载各种筐袋圆桶等，证实当日京城拥有大量之商业。

各店铺之门招像是依实物描画，船舶与建筑物之构造全部逼真。各种物品之机械设计可以与时人文字之叙述互为印证。

《清明上河图》之为一种历史文件，举世无双。西方可与之比拟之图景，只有贝叶挂毯制作（bayeux tapestry）差可算数。在物质生活上讲，12世纪的中国无疑的已领先世界各国。张择端的杰作证实了宋人所述“行在”（南宋国都）的繁华现象。开封并非制造场所，即已有如是之商业，则南方大城市地理上更为适宜，又有更多之资源，经济发展之最高点且在张图之一个半世纪之后，实际上其繁华可能超过图上之描绘远甚。由于绘图者之耐性，凡物一概不厌其详，由此也证实了马可。波罗所记载的情况（虽说这游客有他大肆夸张的性格）。

只是纵然如此，还有待学历史的指出：这城市生活只替一个庞大的，并且以文辞见长的官僚机构服务。此和以后的现代欧洲不同，宋代中国之商业并不能产生一种品物的全能交换性（只有这种性格才能产生新的管制方式）。张择端图上显然缺乏信用机关、保险业经纪及律师事务所——凡此都未在当日出现。而《清明上河图》上有一所医生的住宅，门上标明其受有官衙之顾主，同时在文官系统中占重要位置之人物亦在图上显明之处出现，这表示在宋朝较进步的经济部门不能成为一般人民日常生活的领导力量。朝代之富庶根据当日的标准，只是使一个庞大无朋的行政机构之管理人员生活舒适。它是一种被动性的事物，而不是一种筹谋协定的主宰，因之它不能成为国家高层机构和低层机构间的纽带。

数字管理还没成熟

现有的书籍每说到宋朝，总离不了提及公元1021年的国家收入总数为15000万，每一单位代表铜钱1000文。其原文出自《宋史。食货志》会计部分，但文内并未提到此统计之性质。然而根据当日折换率，以上总值黄金1500万两至1800万两之间，粗率地以今日美金400元值黄金一两计算，则上数相当于美金60亿至70亿。当时全世界没有其他场所，国富曾如此大数量地流通。

虽说没有确凿的证据使我们对上述数字提出质问，我们也知道当时谎报数字和实际上通货膨胀都曾前后发生。但最低限度，我们可以说，宋代的经理者面临着一种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局面。当中足使情况混淆上下脱节的原因甚多，有时候，有些仓库储藏逾量而其他地区则短缺。在宋朝的财政报告里，谷米之石，铜钱之缗，绢帛之疋认作可以互相交换。实际上物品的价格则各地悬殊，有时同一地尚因时间与季节而有不同。官方的历史即承认，所有兑换率通常由抽税人片面断定，致使“民无所诉”。当包税者与抽税人相持不下时，也不能断定税收应各依每处的预定数量或者根据实情而伸缩。有些抽税人本身也将款项分配开支。有时候应收数与实际已接收解库的名目混淆，遗失漂没免除的钱物也不除帐。在复式簿记没有广泛使用之前，此情形也曾出现于西方，只是没有宋朝如此骇人听闻罢了。

因为上层的压力，以少报多乃是一般现象。同样的情形，军队各单位也虚报人数以便获得更多的粮饷，他们明知道发下来的时候还是要打折扣，因此也不得不虚报。这一单位如此，另一单位也一样，否则只好吃亏。本千年的初叶，宋军总数即超过百万，朝廷屡次派员查“冗兵”，却都没有明显的效果。

宋朝军队起先还经过甄选，在公元1035年兵士之薪饷还依据身长而有不同。那年之后这标准即被放弃，募兵入伍已无选择性，军队分为三级也成往事，只剩一些名目还照样保持。有时候募兵给安家费，因之收容入伍之新兵包括难民、乞丐和罪犯。如此一方面使得军费膨胀得不可开交，一方面能战之士日益短缺，在公元1126年金人来犯前夕，宋之军士甚至须在右臂刺字，以防止逃亡。

军队的情形也是国家财政的反映，而后者也应当与人民一般生活情形相协调。宋朝制度，虽说没有存心如此，却违反了这组织上的基本原则。它主要的问题乃是一方面有农民之纳税人，由它管制，一方面有农民的兵士，经它招募，两者之间的距离务须缩短。它的收入一度宣称出自“商业之来源”——主要为食盐、茶叶、香料、钾碱、酵母、酒醋（生丝列入土地税之内，有时代替货币），其实仍是农产品及乡间工业的产物。而中央集权的管制，并没有缩短上述距离，相反的，它延长了两者间的距离，并且由于官僚主义之滥用职权，使得关系更为恶化。

少数民族的军事优势

一般人之了解：宋之强敌借着半游牧的背景，有了牧人凌驾于农夫之上的优势。

然而较少为人注意的则是，华北一落入他们的掌握，他们也向境内汉人全面征兵。

辽将多数的汉人编成“转户”，配属在各“干鲁朵”（宫）之下，如此一来每一部落，即宫卫及优秀部队都有汉人人力充实作数，以支持契丹之兵员。金则将因世袭而参与军事之女真人杂居在汉人户口之内。各地居民自50户至300户编成一“谋克”，8至10个谋克构成一个“猛安”（实际户数编法各地大有出入），原则上谋克与猛安之首长只能由女真人充当。因之税收与征发经过他们的职业武士密切监视，达到行政上最高之效率。而其动员时所具有之伸缩性，更是必须经常维持一个庞大常备军的宋朝所不能比拟。所以异族或少数民族之军事优势由来有自。

操纵牧马的场所也与双方战力之盛衰有决定性的关系。《辽史》说得很清楚，与宋互市时，马与羊不许出境。同书也说及辽与金决战时不失去战马之来源关系极为重大。这限制马匹南下的禁令，也可以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上看出，画幅上开封之大车都用黄牛水牛拖拉，可见马匹短少情景迫切。马匹原来也可以在华中繁殖，只是受当地农业经济的限制，其耗费极难维持，而且在精密耕作地区所育马匹一般较为瘠劣。

所以我们揭开中国历史近代篇之初年，所谓“经济枢纽区域”之解说，不见得与事实相符，但倒是可以看出中国地区因纬度不同可以分作几段地带：最北为畜牧地带；华北与之接壤，为农业地带，只是其内容仍相当的简单。与之成对照的则为华南，此乃茶叶谷米与水上交通之乡，却在工业化之前，此地带已相当复杂。综合本章所述，以上地理环境之不同，构成操农业之汉人与半游牧性的蒙古族人及通古斯族人长期角逐之背景。从长距离以不分畛域的眼光看来，则可发现，几经和战，当中一段地带终使少数民族与汉人混合。很显然的越是发展到现代，“汉人”这一名词文化内涵愈多，而不复如以前由血缘作主。

宋代向南后撤至少使朝廷赢得短暂的喘息机会。这地带的湖泊河流与运河，使来自北方的战士不能彻底发挥其长处。金人于公元1129至1130年间入侵江南，宋军以战舰遮断其退路，使其几乎遇到没顶的灾难。在局势淆乱时军事首长之自由行动也使作战之部署比较容易。譬如说岳飞的军队即以农民军、招降的盗匪和女真人征发之民兵编成，他有机会选择兵员并扩大部队。

可是皇帝赵构与宰相秦桧所经营的中央集权体制排除了军人拥兵自重的趋向。

开封既已陷敌，南宋朝廷的军需问题极为紧迫。如果此时杭州拥有具实际力量的商业组织，毫无问题的，即会被接收过来，以作军队补给之后勤机构。而事实上朝廷只能以增税和临时挪用的办法解决刻下问题，此类权宜之计在短时间内一再出现：所谓“经制钱”者，即为经理节制一路财物之官经手的公费：“月账钱”为每月公费内强迫节省的余款，“板账钱”可以说是一种特别帐目，以各种附加混合编成。

而事实上这些名目很少实质上的区别，凡是现有的各种税收，一律按成数另增附加，总数由各地方分摊。行政之收入，例如输款赎罪，也提高征收；其他有如告状时之状贴费和许免证费也类似。这些办法仍不能供应时，只能以增发纸币对付。

马可。波罗眼中看来新奇之纸币，唐代即已出现。最初称为“飞钱”，乃是政府特许之汇票，使商人能在四川发售物品，而在其他地区收兑物价，以免携带大批铜钱来往之烦劳。北宋于公元1024年开始印刷此种可以划账之票据。其施用虽愈来愈广泛，但其制造发行仍只不过偶一为之。此种纸币有如公债，每种都有其兑现日期，通常为三年，收兑后此“界”即作废。南宋则以内地所征关税为担保；至1247年即任此种纸币永久通行，不再收兑。而因其缺乏适当之存积金，其贬值愈来愈甚，因之使民间蹙额，而货币贬值也增加政府本身之困难。这也是促成宋朝衰亡的一大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少数民族一经统治中原，也模仿宋朝的中央财政，也以金融管制为时髦。如此一来他们即丧失了农业社会之单纯性而同样遇到技术上的困难。女真建立的金，外表上是赵宋王朝的死仇，内心却深切地仰慕南朝。自天文占测至编制历日和宫廷音乐，他们一意模仿。而当他们印制纸币时，甚至创下了一种空前的纪录：其贬值为6000万比1.

科技的进步

宋朝是一个科技进步的时代。活字排版在公元1086年有了文字上的证明；天文时钟在公元1088至1092年之间装设于开封；以磁针决定航海方位曾在一部书中提及，书上之序注明为1119年；宋代之海船有四本至六本之桅杆，上装风帆12张，船上有甲板4层；火焰投掷器上装唧筒在1044年之前出现；以人力脚踏发动之轮船开始于匪徒杨泰，他在公元1135年用之和岳飞作战。岳乃用腐朽之木材和野草投入其轮中，防碍其机制作用；公元1161年则有了投掷榴弹的弩机出现。

宋朝的经济不能用以改革社会，无法否认的，是导致以上发明不能作有系统增进的一大主因。从西方的经验看来，必须商业的影响力远超过农业生产的影响时，上述的突破才能发现。中国在现代历史初期，谈不上符合所需要的准备程度。宋朝的商业虽说从当时世界的标准看来数量庞大，可是平铺在亿万农民头上，就为效至微了。军事行动既由边疆推至腹地，双方都要控制农地和操农业人口，于是数量重于质量，均匀一致超过不同的名目花样，而持久性比昙花一现的智能要有用得多了。

这种种条件都无助于开展各种发明以推广其成果之用心设计。

大多数的小自耕农使中国长期保守着传统的性格。这在有关王安石新法的争执时，即已揭露无遗，因为即使小本经营，农业工资也被限制而压至最低度。再因频年的战事产生了一批游民，免不了有的为奴为仆，于是以上的局势更不能打开。即由张择端图上也可以看出有大量廉价的劳动力。所以宋人有解决技术问题的能力，却无寻觅节省人力的动机。

儒学复兴不是文艺复兴

既然如此，他们的智能则朝另一方向发展，哲学上的检讨成为宋人精神上最大之出路。他们构成一种共同的趋势，将儒家的伦理搁置在佛家及道家的宇宙观之上，而称为“理学”。与汉代从美术化的眼光看世界不同，宋儒认为宇宙之构成包含无数之因果关系，而人之能为善，与自然法规（他们称为天理）相符。这种说法造成一种新的社会心理：一方面这批哲学家畅谈个人观感之性与命，另一方面却又在集体生活中并不感到被拘束。当然宋朝的国事与这种立场有关。从知识上的“宗谱”

看来，宋代的理学家都受到一个称为华山道士陈搏的影响；以个人来讲，他们却都曾卷入当时的政治纠纷之中。在北宋时，程颢程颐与周敦颐要不是直接反对王安石就是间接地与反对新法的人士接近；在南宋朝中，朱熹首先反对与女真人议和，后来又改变立场与主战的韩tuo胄作对；陆象山因为一本向皇帝的奏书大言不惭而被参劾。因此无一例外，他们都因对时局的意见而受到检举，他们所提倡之个人道德性格包含着一种“反对派”的意义，只是他们以含蓄的态度表现，不公开活动罢了。

分析比较以上各思想家的理论属于哲学的范围，这方面已有不少中国、日本和西方的学者从事，其研究结果也已载入各种书刊。历史家无从否定理学家增强了以后中国儒生的正直观念和坚决的态度。可是他们讨论的范围纵使渊博，彼此间的不同纵然多途，今日看来，他们的立场仍是过于单纯，他们仍无法脱离一种被安排的环境，即一种大而无当的官僚组织治理一个大而无当的农民集团。在这前提之下，他们的主静与主敬，和西方文艺复兴时的人物观感不同。后者自由思想之展开，与当日趋向商业化的运动同时。但丁（dante）抛弃了衰落贵族身份而参加了富豪政治圈；乔叟（chaucer）为伦敦一位关税监督所雇用；从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至伦勃朗（rembrandt），他们的赞助人或为教皇或为大绅商。与之相较，上述5位宋朝的哲学家和他们无数的僚友全穿着中国官员之袍服，他们是官僚的教师。

然则中国缺乏商业革命，不能产生文艺复兴，乃是因为地理环境与技术因素，而不由于意识形态。宋朝亘319年的奋斗，只证明了中国的南方虽富庶，仍不能在组织上做到整体化，因此敌不过以简单与粗枝大叶精神所组成的北方国家。

宋朝的覆亡

蒙古人最后一次对宋战争采取一种大迂回的战略。最初向今日四川南下的攻势贯穿至越南，次期的战斗指向襄阳樊城，围城之战即历经4年多的时间，从公元1268年的秋天到1273年的年初。这隔汉水对峙的双城陷落之后，忽必烈的元朝即未再遇到实质上困难，他的军队一路顺着长江而下。

南宋最后一个重要的宰相为贾似道，他是一个雍容大度而显有心计的人物，可是他既无力作战，也缺乏实力讲和，只好以一切如常的态度使人民不致恐慌。在朝代最终阶段，军需问题恶化，因为抽税与印钞两种办法都用到极端，贾最后采取了一个方法，即由政府强迫购买民间私田，所收购的以每户超过200至300亩之外土地的三分之一，实行的地区在长江三角洲上之六府，此处既为全国最富庶的地区，又近在咫尺，仍受宋廷的确实掌握，所付代价只需少数现金，其他杂以各种不同的价券，这恐怕与征用没收区别不大。虽说为公意所不直，有了皇帝的竭力支持，所有购田的计划仍如案完成。而这田土收入使南宋朝廷又撑持了约12年。但最后贾似道仍向忽必烈求和，只是没有反应。在1275年他亲往长江督师，因战局不利被撤职，最后被谋杀。次年元军入临安。再三年之后，元水师与宋之水师交战于广东崖山海上，此时宋主为一个幼童，因战局不利由臣下背负跳海而死。所以赵宋王朝亡于公元1279年。

当时人多不明了技术上复杂之处，也有人对贾似道尽极口诛笔伐之能事，好像宋朝之覆亡全是他奸险及政策错误的后果。贾似道确曾在主持国计时有支吾之处，事在1259年忽必烈之兄蒙古主蒙哥死于四川合州，蒙军后撤，忽必烈北返筹措选举大可汗事。贾似道在此时虚张声势宣称宋军大胜而居功。传统的历史家借着这错误和其他小事指斥他为奸臣。其次，其为人可鄙之处，也被提出。贾似道年轻时喜欢享乐，不时在西湖上张灯设宴。有一次皇帝看到湖上灯烛辉煌，便说，看来贾似道必在潇洒自如。事实上也果真如此，不过这是他被派任为中国最富庶朝代之最高品位官职之前。

谢选骏指出：黄仁宇可谓典型的不懂装懂，他好像比宋朝的人还要了解宋朝的事。虽说“尽信书不如无书”，但毕竟不能丢开书本乱说一通。

【第十三章 蒙古人的插曲】

从成吉思汗率领蒙古骑兵东征西讨，到忽必烈征服南宋，建立元朝，蒙古军队几乎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但是如何经营这个雄跨欧亚的大帝国，忽必烈及其继承者仍是以“马上”得天下的精神治理这个国家，重武功而轻文治，以至于制度无法上轨道，改革也无法落实。90年后，这个中国史上空前的大帝国被明朝取代，中国历史开始新的阶段——第三帝国。

在旅游尚未成为一种有组织的事业之前，马可。波罗就已成了超级的旅游者。

他前往中国既没有作买卖营利的打算，也缺乏传教士拯救众生的虔诚。只因好奇心发动，就使文艺复兴以前的欧洲大井眼界。根据当日的标准看来，他所留下的一段不平常纪录，已经牵涉到全世界的任何角落。纵是他轻易地接受传说，本人又喜欢夸张，可是他以亲身经验道出，就自然地打动了其他人的兴致，而使他们也欣然欲住了。他经常在书中提到：“你不亲眼看到无法置信”，这样不断地挑逗读者，也使他们必须将想像力一再延伸，去欣赏远方异域的各种离奇古怪的事物。

忽必烈与马可·波罗

他书中的一代伟人乃是忽必烈，也就是成吉思汗的孙子。年轻的马可进出忽必烈朝廷之际，元朝的水师正集结准备于公元1279年歼灭南宋的残余舰队。此战役结束，“大可汗‘成为全中国唯一的统治者，这是以前异族入主的事迹中所未有的。

从此元朝创业之主和威尼斯之来客彼此以礼相待，建立了一段互相慕好的关系。马可波罗从此仕元，他承应了大可汗之各种差使，也向他提供有意义之情报。

马可·波罗称中国为cathay；南方的中国人为“蛮子”（manzi）。北京则成了“堪巴禄克”（cambaluc），即蒙古人所谓可汗之大都（khanbaliq）。中国人通称杭州为“行在”，马可。波罗稍一调整则成quinsay.

这位欧洲来访者视中国之纸币为一大奇闻。石绵则出自高山之间，可以捶碎分裂“有如树木之纤维”，然后“用作布巾”。煤则为“一种石块，燃烧时有如木材”，从山上采出，烧之生热。

从马可·波罗的纪录中，我们可以从另一角度观察忽必烈这个人。显然的，他作为一个领袖人物，既有慧眼，也相当机警。其志在战胜攻取，可是却也真心有意使他治下的人民在最基本的需要中得到满足。他多少将宗教当作一种工具看待。信仰既可以利用作为他统治帝国的凝固力，以增进团结；也可以被反利用为一种颠覆破坏的号召力，足以使之解体。所以他对各宗派的容忍，视其对自己施政方略的影响而有差异。马可。波罗对忽必烈的开明专制具有好感；可是应当批评时他也从不含糊。他有一次曾说：“很多心存不轨的人，经常有谋反的趋向。”在另一处他又提出：“所有的中国人都厌恶大可汗的政体，因为他所派的地方政府首长多为鞑靼人，尚有更多的色目人，他们视中国人如奴隶，使他们无法容忍。”读者自此也可以看出，大可汗以遗传的权利凌驾于中国之上的办法没有成功，只好以征服的力量来控制。于是他对本土之人不能信任，也只好将权力摆在鞑靼人、色目人和基督教徒的手里。这些人附属于他皇室之中，忠于职守地对他服务，（其他的）外国人也是如此。

蒙古大帝国

蒙古人能掌握到世界局势中的优越地位，在历史中可算独一无二。其人口只有100万左右，他们的武功却使欧亚大陆几乎全在他们操纵之中，以至东西极端所幸存的地方极为有限。由于家族间的团结，又有牧人的刻苦耐劳性格，于是蒙古人有极优异的兵员。以前契丹之辽和女真之金已经将骑兵大兵团的战术充分发挥。可是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者更将其扩张至极致而所向披靡。他们的部队极守纪律，并以风驰电掣的速率行动，作战计划也周详完备。各骑士必要时可以倚赖他们牝马的乳汁为生，支持上好几天，甚至几星期。心理作战被广泛利用，例如让难民经行于队伍之前，散布谣言：如果被侵犯之城市胆敢抵抗，攻城之日就给以残忍的暴行和放纵的破坏。被征服的民众中若有军事和技术才能的人经常尽量地拔用。公元1258年蒙古人攻巴格达这个回教国时，有一中国将领参加，中国工兵1000人即操用攻城的炮弩投掷燃烧弹。10年之后他进攻襄阳樊城时，忽必烈召用两个波斯工兵设计能投掷150磅大石块的重炮弩。

成吉思汗于公元1227年攻西夏时身故。他的帝国分作四部分：金帐汗国（gold en horde）包括俄罗斯之大部疆域、莫斯科和基辅（kiev）在内；波斯汗国所辖自阿富汗边疆及于伊拉克边疆；另一汗国在两者之间而向东延伸，概括今日苏联中亚地带与中国新疆，只有大可汗有权统辖以上三个汗国。他自己的领域北至蒙古沙漠地带，南达中国海之海滨。当日这不过是一个憧憬中的远景，直到这世界上最伟大的征服者死后50年，才成为事实。

根据成吉思汗的家法，大可汗由选举产生。忽必烈取得这地位并未经过这一程序。他在公元1260年自称大可汗，在争夺名位时和他弟弟阿里不哥（arik-buga，元人将此名译为阿里不哥有循儒家思想指斥其对兄长不忠顺之意）兵戎相见。获胜后，他仍须对付中亚地区蒙古领袖所组织的联盟，他们是由从兄海都（kaidu）率领，坚称维持成吉思汗家法。迄至忽必烈在公元1294年逝世之日，两方冲突仍未停息。虽说他本人征服南宋，可是也向西北用兵阻挡了游牧民族，使中国不受其蹂躏。只是如此大可汗统领各汗国的权力也就名实俱亡了。在这方面忽必烈井不介意，他一心专注于中国，企图垄断东亚。公元1271年，他在汉臣怂恿之下，创建了元朝。上章已说及又八年，即1279年南宋的抵抗才全部摧毁，至此他才成为中国式天子。

远征日本

很多历史家一提到忽必烈，就想到他曾远征日本出师不利，因为这战役也产生了日本“神风”的传说。元朝对日用兵两次。1274年的远征（当时南宋尚未完全灭亡），朝鲜被用作跳板，联合舰队里利用了800艘大小船只，上载蒙古与朝鲜兵员2 5000人。在占领了沿岸几个小岛之后，他们在11月20日于九州博多湾登陆。日本军在完成防御工事之后等展援军的来临。当天战事胜负未决，是夜会风扫境；当蒙古人决心后撤时秩序大乱，据朝鲜方面的纪录所载，淹没于海中者达13000人。

公元1281年的远征已在南宋覆亡之后，兵力增大数倍。北方的进攻部队有蒙古和朝鲜部队40000人，船只900艘，仍循第一次路线前进；南方军由宋降将范文虎率领，有大小船只3500艘，载兵10万，由浙江舟山岛起航。规模之大，是当时历史上所仅有，这纪录直到最后才被打破。

也和第一次远征一样，沿海的岛屿，不费力地占领，部队在博多湾登陆成功。

只是在两次战役之间，日本人已在海滩一带构筑了一线石墙，阻碍蒙古骑兵的行动，于是远征军少有进展。战斗自6月持续到7月，仍无决定性的突破。8月间又有台风来临，船舶覆没数百艘。海陆军将领连范文虎在内率领巨舰逃脱，淹没的军士难以计数。陆上残存部队则被日军在滩头拘捕集体斩首。今日国多湾的“元冠冢”即显示了“神风”的裁判。朝鲜方面称，损失数在参加者半数以上而略强，中国与蒙古的死亡人数无纪录。日本方面的记载指出：蒙古轻骑兵不能发生力量，而中国军则装备低劣，士气消沉。

日本人两次将忽必烈的来使斩首，又两次使其远征惨败，忽必烈极度的愤怒，于是准备第三次远征，维持其声望。各项准备在二次失败之后不久开始进行，造船的工作及于全中国沿海，北至朝鲜半岛，中经渤海湾及今日中国之东北，商船也被征用，供应物品则大量地屯集，海上水手全被召募，甚至海盗囚犯也被宥免而予以官职以便往日本戴罪图功。公元1285年由长江下游运往朝鲜之米100万石，表示大军的出动在即，可是1286年初，一道出人意表之外的语令，将所有的准备全部放弃。

《元史》称“帝以日本孤远岛夷，重困民力，罢征日本，召阿八赤赴阙，仍散所顾民船。”虽说所称符合情理，可是如此声张又自承以前之错误和目下弱点，忽必烈发出这种指令时不能没有道义上的勇气。

蒙古武功的极致

从历史的眼光看来，蒙古人的挫败证明了在现代科技发展之前，极难使一陆上强国同时也成为海上强国。要维持一个大舰队又要承当其损失，使付出之代价过于庞大。因为海上冒险要强迫大量人民往与他们日常生活相反的方向进出。当准备第三次远征时，忽必烈已感到绥靖安南和缅甸的棘手。公元1293年他再派兵渡海攻爪哇，也没有达到期望的效果，远征军虽然登陆成功却在土人反攻时，受挫折死伤惨重。这样看来在忽必烈的晚年，这世界历史中最伟大的陆上强国已到了它发展扩充的极限。

中国人常说蒙古人在马背上得天下，也企图在马背上治理天下，这种批评有事实的根据。可是要是说成吉思汗之子孙完全忽略经理上的问题，则与情况相左了。

比如说忽必烈就花费一生不少的时间。研究如何管理他辖下跨地极为广泛的大帝国。

他不仅受地缘政治的限制，也被当时代的情形拘束，以前各朝代留下来的碎片，无法接收过来作为一个整体新秩序的零件。而他当时的间题又不容他好整以暇地创造新系统，使它有持久的功效。

忽必烈晚年逐渐与中国儒臣疏远也是事实，此间有几个原因：宋朝覆亡之后遗臣不降元，不时仍有谣传光复的情事；蒙古人阵容中也发生彼此勾心斗角的状态，即可汗本人也要向臣下解释他所下的决心是出自本意，并未受中国人的摇布。除此之外我们更要体会到蒙古之征服，确是以力伏人；而后面仍有地缘政治的问题，无法仅以军事方案解决。

蒙古的统治

蒙古人人数过少，文化程度又低，除了保持着他们的军事精神与军事组织之外，他们无法维持种族的面目。可是他们强悍的马术和日常生活的粗扩状态互为一体，一有都有。所以在元军之中，他们构成一种优秀部队，在多种战役之中，发生决定性的影响。其他非蒙古的游牧民族又为一系统，他们的部队称为“探马赤”，通常发生第二层的功用。华北经过几百年契丹及女真人统治之后，其人民带混合性格，虽说不能与蒙古军匹敌，但却较南宋人民坚强，元朝也将他们征集服役，在平服南宋时发生了效用。蒙古人称之为“汉人”的，其实包括朝鲜人和其他各色人种。最后南宋投降的军队井未解散，而依原建制收编在元军之内。元朝井且命令属于“军籍”的户口通过遗传世代都属军籍，这样一来也就俨如社会上带遗传性的等级（caste）了。

忽必烈本人没有种族主义者的征象，他只希望造成一种通过诸族之间的统治，而不使蒙古人因人数过少而吃亏。可是他统治的期间未曾设法创造一种以文墨为主中国式的文官官僚制度，他也未曾主持过一次文官考试。在他的教育系统内，蒙古文的字母至少与汉字均等。而几无例外的，元政府里各单位的首长总是蒙古人。

元主对儒家学者以空洞的名目左右辩论深感厌倦，但他坚持各级官僚务必熟悉文牍，可见得他注重技术上的细节，本人也身体力行。这样的着眼不仅只在忽必烈在任期间如此，以后的继承人也同样注重。粗率看来，和以前各朝比较，这着眼应当是一种主要的改革，同时蒙古人提出这样的改革也算得合于情理，因为他们的战胜取功全凭武力，并没有任何道义上的成分在。

可是如此一来，他们便忽略了儒家政府潜在的基本原理。中国官僚政府诚然牵累多而功效少，有时尚且有马虎塞责，又有以伪善作口头禅的倾向，可是它必须应付成千上万的农民（他们是纳税人），所以政府必须清廉。传统中国对本人谦逊对人礼让的作风，足使很多争端无法启齿，且社会体制基于血缘关系构成，又有法律支撑，就用不着法理学上很多高深奥妙的原理，而牵涉到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了。

政府授权于各家族，让他们教训管束自己的子弟，于是衙门减轻了本身的任务；各官僚在诗歌和哲学上才力充沛，也明知道他们的工作无须全部确凿切实，即司法也离不开相对的成分。由于他们不对各地区特殊的情形认真，所以他们总是可以用最低度的共通因素作为适用于全国的标准，因此整个文官组织的官位差不多都可以互相交换，而一个大帝国即可以用抽象的观念和意识形态治理。除了施政的风向得考虑，其他特殊的情事已无关宏旨。这种体制不好的地方容易被看穿，然则要改弦更张，既要对付中国广泛的疆域和内中各种复杂的情形，又受限于当日技术上能支持的程度（有如交通通讯），也就不合实际亦没有初看起来的容易了。

中国在蒙古人统治时期又在技术上有了进展：造船技术达到了最高峰，直到15世纪中叶明朝时才开始衰退；中国很多桥梁，尤以在长江之南的，在碑镌上皆提及系元代所造；元朝开始由北京通南方的大运河，其河道中途通过高峰；日本的书刊与马可。波罗同样对元军所用的抛射榴弹和纵火炸弹表示印象深刻；郭守敬是天文学家、数学家和水力工程师，曾在忽必烈朝中服务，今日仍有人认为他是当时世界上科学家的最先驱，而元朝创业之主，也钦定编修《农桑辑要》，以后出版多次，公元1315年的印数更达一万部。书中有很多农具图解，看来与本世纪上半期在中国使用的仍是一般无二，而这中间已有了600多年的距离。此间也值得提出：元朝时的两种农作物——棉花与高粱，此时开始输入中国，它们对亿万中国人之衣食影响深切，至今已有好几个世纪。

可是忽必烈和他的继承者，并没有创造一种社会环境去持续这种发展。他不愿接受儒教的首一地位，因为由他看来，儒教的出头等于中国人的出头；他治下人民不仅种族的来源不同，即生活方式也各不相同，他企图找到一种精神上的信仰力量，足以全国通行。在他为中国之主以前，他曾央请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替他召集“一百个精通基督之法的明哲之士”，只是我们无法确悉他是否一度考虑让全民都信基督教。但他接受喇嘛教，则无疑的有政治动机在。除了任命八思巴为“国师”

之外，他也命令南宋在杭州降元的小皇帝和他的母亲同去西藏进修喇嘛教。虽说以后下落如何不见于经传，历史家却因这段记载推动了好奇心：要是这年幼的先朝旧主，虽退位仍有亡宋遗臣的爱戴，从此成了宗教领袖，回头又向异族入主之天子保佑祈福，这是何等高妙的如意算盘！可是我们也无法知悉这故事的下文了。

八思巴虽为国师，他和喇嘛教给中国人的影响也和儒教给蒙古人西藏人的影响相似——鲜有功效。初浅看来，因果报应的观念，又纠缠着重生转世，足以将精神上的力量兑现而成为来生再世的威权，加上巫术式仪节，应当对不识字的中国农民极具魅力。可是要有政治上的功效，则必须政教合一，同时也要将中层的知识分子铲除。历史证明，这套作法只有在一个原始的经济圈内有效。中国的13世纪，已不适用于此种体制。

忽必烈有意不让中国人的影响过于浓厚，于是向各方求才。聘任于政府的有波斯人、回纥人、东欧人等。一这些人统称“色目”。大概有“各色诸目”之意。不过整个说来他们影响并不过大。当中有好几个成为忽必烈的亲信，以后也遭杀身之祸。当左丞相阿合马（ahmed benaketi）被一个中国军官刺死时，元主将利客处死，可是后来为息众怒，他也以剖棺戮尸的办法对付阿合马。桑哥（sangha）以平章政事（副丞相）仓库财物，因为群臣参劾，也被处死。两人都被控有罪，然则事后真相则是他们两人都企图扩充税收，增广财政范围，所以极不孚人望。因为元政府具有国际色彩，其组织极难控制。因此这两人的部属在都城之外“贪饕邀利”，事当有之。不过根据《元史》里面的纪载，文化上的隔阂，才是他们产生悲剧的原因。

即使我们今日遇到书中此类事迹，也要将原文反复阅读、才了解传统政体之中，宁失于松懈，不能求效过功。如果领导者放弃了雍容大方的宽恕态度，其下属则无所不用其极。阿合马和桑哥看来都没有掌握到此中情节的微妙之处。他们在企图提高行政效率时，可能脱离了传统忠恕的范畴，他们的对头即可因为他们技术上的错误，扩大而成为道德上的问题，谓之死有应得。

财政问题

经过很多改革的失败，元朝财政一直没有成为定型的机会。华北的税收即与华南不同，在华北租庸调成为一种体系的制度，亦就是税收以户为单位，虽说内中仍有差别，但足其可能地使各户所出相等。这是契丹与女真留下来的遗物，他们需要同等简单的税制支持他们的军事动员。可是在华南，元朝仍如宋朝按亩收税。

再则忽必烈和他的父兄一样，将一部付税人户分割为“封禄”或“投下”以作为15 0个皇亲公主及文武功臣的私人收入。被封人派经纪去地方政府监接收纳，但不得以各人户的地产作为自己的庄园，或是将他们当作农奴看待。“投下”最大的包括十万户，小的不过数十户。他们的存在也产生了无数的纠纷。

从表面上着来，元朝课税程度较以前各朝为低，而以江南尤甚。在兴师灭宋前夕，忽必烈称凡南宋所征之苛捐杂税一律除免，只依正赋作主。事实上他无法说话算数，他出兵海外即用各种非常之征发支应，只是这些征发停止之日，扩充税收的办法又无成果，但至少在表面上和法制上，税收的程度低。因之忽必烈也为以前的历史家所歌颂，而实际上他既未作全面改革，也未将现有制度固定化，使他的接位人日后为难。他们既不能以正规收入应付支出，只好大量印钞，造成通货膨胀。

从宏观的角度看来，蒙古人这一阶段是中国第二帝国和第三帝国间的过渡阶段。

元朝承接了唐宋的成长与扩充，在科技方面尚有继续之增进，可是它没有投入新的燃料使这运动不断地进步。当它在财政上无法突破，让税收数迟滞于低层，又强调“农业第一”的情形下，它实际上已将第三帝国的收敛态势预先提出。后者只要加入内向和不带竞争性的格调，即可以完成这历史上的大转变。而这情形也就出现于明朝。

帝国末路

中国历代创业之主乃是创制法律的人物。他们可以在各种情况尚未稳定，一切有如流水之际，独自以武力作主，指挥仲裁，以强制执行其意愿，因之在历史上作大规模的调整。这情形在蒙古入主的时期最为显著，因为蒙古人的武功有排山倒海的趋势。再则元朝一切作为被忽必烈一手垄断，他的后人只能随着他的规划，很少有所调整。虽说如此，我们仍不能忘记这一切大致上还是地理环境所赐。马鞍上驰骋自如的骑士借着自然的力量征服了大多数在小块土地上种田的农夫，却缺乏组织上的技能，使两方同时受益而前进，而彼此结合，却又无法保存这征服者文化上的本来面目。

忽必烈晚年被痛风病纠缠，他从未在南方强热的地区感到舒适。当他即皇帝位之前，每年暮春及初秋之间都去上都（今察哈尔之多伦）避暑，极少间断。以后的继位者也因循着这春去秋还的办法。然而传统帝制，经常需要天子作人身上的仲裁，皇帝久离大都（即北京，详前）不是增加互信的好办法，皇位之继承也因之发生了大问题。忽必烈于公元1294年去世时，皇位由孙子铁木耳（temur）所得，在位13年。

此后26年之内，出现了8个皇帝。如同传统一样，新旧交替很少不生阴谋及宫闱之变，给人看来，情形极不稳定。随着这八个皇帝之后，又有元朝的第11个皇帝，他倒在位35年，可是他也是元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在明军入大都时奔回漠北，使元朝在中国历史里成为一个被驱逐出境的朝代。

忽必烈的继承者所做唯—一桩不因袭朝代创始者规划的大事，乃是公元1313年恢复了中国传统的科举取士。自此之后，会试举行过13次。可是其目的并不在构成中国式的文官组织。当考试时蒙古人及色国人另为一科，有不同的试牒，录取的人员也不任重要职守，只在低层组织中授受不重要的官位。中国不少读书人因此郁郁不得志，只好将才能向其他方面发展，写刻本即是其中之一，从此元曲既包含着优雅的文句，又带着日用俗语，更添上戏台上技术名词，使中国文学另开别径，这也使中国之舞台进入一段黄金时代。

既有元朝之蒙古阶段，中国需要宏观历史愈为明显。人类中常有很多事迹，其历史上的长期合理性不能从短浅的眼光窥测，即使当时人物所作的判断，也可能尚有因果因素，超过他们的人身经验。或者这也是马可。波罗笔下提及忽必烈时心头带着矛盾的原因。同样的，这也可能是明太祖朱元璋心中矛盾的由来，他在1368年推翻元朝，以后提及“胡元制主”的时候，深带着汉人民族主义的情绪，可是却又将元世祖忽必烈的牌位，供奉在列代帝王庙内，与汉唐宋创业之主并列，一同祭祀。

谢选骏指出：黄仁宇为何喜欢蒙古人？因为蒙古人和共产党一样，都以“政府”出面公然盗墓。在黄仁宇看来，这些古今盗墓贼具有“历史上的长期合理性不能从短浅的眼光窥测”，因为他们的胡作非为充满了邪恶，十分合乎黑格尔、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有关“恶推动历史前进”的人面兽心。

【第十四章 明朝：一个内向和非竞争性的国家】

明朝，居中国历史上一个即将转型的关键时代，先有朱棣（明成祖）派遣郑和下西洋，主动与海外诸邦交流沟通，后有西方传教士东来叩启闭关自守的大门；同时，明代又是一个极中央集权的朝代，中国历代各朝无出其右者，而明太祖建立的庞大农村集团，又导向往后主政者不得不一次次采取内向、紧缩的政策，以应付从内、从外纷至沓来的问题。这些发生在有明一代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使明朝历史具备了极纵横曲折的多面性格，致令学史者必须谨慎细心地厘清，才能洞见真相。

中国历代创业主中，只有朱元璋的出身最为微贱。公元1344年，旱灾与饥荒降临到他的故乡时，数星期之内父母和长兄相继去世。当时其既无资财购置棺椁，朱元璋和他另一位弟兄只好自已动手将他们草草掩埋，自此各奔前程。这位明朝的始祖，初时在一所庙宇内作徒弟，任杂役，当时尚未满16岁。不久之后，他成为一个行脚僧，在淮河流域中靠乞食为生，在这情形之下，他和当日暴动的农民与秘密会社有了接触，这些人物后来对改造朝代深有影响。原来元朝末年，朝廷对各地水旱的灾荒缺乏适当的处置：经营水利的大工程则纠集了多数的劳工，其待遇也没有保障；元军的各将领则钩心斗角，各不相让。于是各种条件都使当日胸怀大志的草莽英雄满觉得时间业已成熟，乃是兴兵发难的最好机会。朱元璋无师自通，又善于玩弄人物，于是仗着自己的组织才干，将各种因素收集综合起来。他花了12年的功夫，既经过忘命的战斗又靠胸中的计谋，终将其他诸人所掌握的地盘接收归并，从今之后他的名位已无可抗衡。公元1368年他所控制的长江流域已是固若金汤，于是正式宣布明朝的诞生。蒙古人的元朝毫不费力地被除逐，他们的末代皇帝也采取了一段前无先例的行动：他既不死于社稷，也不留着行禅让礼，却开宫门北奔，回到他祖先所来的草原中去。

高度中央集权

朱元璋奠都于南京（过去曾称建康或金陵），在不少人的眼里看来，这是一座“不吉样”的国都，没有一个朝代定都于此而能在史上站得长久，即使到近代的太平天国和蒋介石亦未能幸免。

可是孙逸仙称南京“高山深水与平原钟毓于一处”，这伟大的背景和他的眼光却互相衔接。算来也与他的志趣相符合，今日他的陵墓以花冈石和大理石筑成，即位于紫金山之阳，俯视南京城，视界远眺无碍。

朱元璋在14世纪成为中国的国君。其既从极为卑贱的地位而登九五之尊，他也只有大刀阔斧的行事。他的都城城墙长近30英里（今日这砖砌的大架构依然存在），使南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砖墙环绕的城市，飞机可在城内起飞降落，城中又有竹林水塘，甚至大块的蔬菜园，南京用不着郊外，它本身即是郊荒。

同时朱元璋在中国政治史经济史和社会史上留下来的痕迹，也同样的带着戏剧性，其影响所及，至今未衰。当中最大的特色无乃极度的中央集权，如果今日美国也依法炮制，则不仅加利福尼亚和得克萨斯的州长要由华盛顿派充，即使各州的市长与警察局长也要由华府任免，甚至他们薪给和衙门里的预算也同样要经过中央核准才能算数。世界历史中并无这样的例子，以一个如此庞大的国家由中枢管束严格到如是之程度。

这严紧的管制是鉴于前代之覆辙所产生。当蒙古政权被驱逐出境之日，元朝当然的被否定，即使是以前的赵宋也因为管理松懈而被指摘，抚今追昔，中国的官僚组织及人民如果整个地确守纪律保持团结，此泱泱大国决不会受制于外来之少数民族。大凡专制政体总离不开道德作护符，以明朝的事例而言，朱元璋本身即是他的发言人，他曾御制书刊数种，内中提到他的严刑峻法，仍是受昊天明命，非如此即不能使纪纲整肃。

事实上，维持高度的中央集权仅有纪律仍是不够，当中大部分的成效，实因恐怖政治而获得。朱元璋在历史上曾主持政治整肃4次，时在公元1376年至l393年之间，被检举的对象有政府高级官员、高级将领、公费学生、寻常百姓、各处地主，以及家族首长。其检举之程序似有定型，起先首犯人物以贪污谋反的名目造成刑狱，是否有真情实据不说，只是刑狱的范围只有越做越大，与谋的同犯及嫌疑犯也愈罗致愈多，和主犯曾有来往也是有罪之凭据，一种含糊的道德上之罪名即可置人犯于死地（专家曾作估计，因这样的检举而丧生的不下10万人）。当案情结束之际，皇帝也以各项罪名将各审判官处死。

经过这4次整肃之后，这国家与社会即使以中国的标准看来，也算是极度均匀，从此中枢不设宰相，迄至明亡，这体制不变。国事不论大小，全由皇帝出面主持。

所谓“言官”，即监察人员，有权检举施政不法之处或官僚机构中不循常规之处，必要时也可以向皇帝诤谏。他们若含默不言，算是疏忽职责，然则言官并不因为建言，即可无罪而置身于刑罚之外。有明一代曾有不少言官因为执行职务时冒犯了皇帝，御前不赦，而死于监狱。

俾斯麦曾认为德国经他经营，至19世纪末年已达到饱和点，因之此后不再拓土。

而500年前朱元璋也有类似的看法。他决心固守中国“内地”，不再向外发展以避免额外之枝节。他以朝代创业人的地位，传示于他的子孙，声称明军“永不征伐”的国家凡15个，这15个以朝鲜与日本及安南（越南）领先，及至南海各小国。当倭寇侵扰海岸的时候，朱元璋为着息事宁人，将沿岸一带之中国居民后撤，明令明朝臣民一律不许泛海。不过与外间各国接触并未完全放弃，有限度的商业，一般借着外夷进贡的名目进行，仍继续不断，只是监视得严密罢了。面对北方的防线，修筑“边墙”成为一种值得专注之事业，今日外间旅游者所欣赏的中国长城，大部都是明代遗物，由朱元璋手下的将领徐达所建，上面的碉楼则系16世纪由另外一位明将戚继光新添。对于此时尚留在中国境内的蒙古人和色目人，明朝新皇帝另有指令处置：他们不得同种互婚，亦即是婚嫁必以汉人为对象，违反此令的查出受鞭挞八十次后发放为奴。

明朝的军事设计仿效元朝，但是不以种族区分为社会的阶层，而是全民分作“军户”及“民户”。一般军户不纳税或仅纳少量之税，尽可能时还分配有困地耕种，且是子孙相继，但他们有向国家服兵役的义务。所谓各“卫”及“千户所”，即等于各团营之司令部，既配置于边防线上，也零星搁置于内地。各“所”有指定的“军户”，永远保持兵员不会欠缺。作战动员时，等于师旅之战斗序列即由以上各单位抽调编合而成，视需要的情形而定。在朱元璋御宇期间，全国有170万至200万的军户。在这组织系统的有效期间，征用军事人员的工作因之简化，而最重要的是，使—般农民不至受征兵的打扰。

明朝的财政

朱元璋另有—套设施，是关于财政与税收，其关系更为重大。经过他4次政治上的检肃之后，全国确实散布着无数的小自耕农。一般土地税的税则至轻（虽说地区间的差异仍是很大），征收时多以收取谷米及布匹为主。不过税率虽低，纳税人由各乡村里甲的领导人监督之下，有向国家指定之仓库交纳之义务，这些仓库有时在边区远处，而且政府衙门所需要的诸般服务也不长久地隶属于各单位，而是以无给制向民间征用，例如衙门内的传令、狱工，都由各乡村轮派，即使文具纸张，甚至桌椅板凳公廨之修理也是同样零星杂碎的向村民征取。官方旅行，也由民间支应，全国有上千的驿站亦即是招待所和中继所，内有交通工具及食宿的诸项设备，只要有兵部（军政部）颁发的勘合（公事旅行证券），则各驿站有招待的义务，而被指派的民户也有供应的负担，但各地区以接送其官员自某一驿站至另一驿站为原则。

每一县份都将它向民间征取的人力与物资列成账目。全民编成班排轮流供应服役。当朝代创始于14世纪时，每一民户只在10年之内有一年轮到服役，只是当中有些应差的名目，夹带着不定的财政义务：管理仓库的收账人要负责每一石谷米到每一枝蜡烛的交代；各地方首长派向远处交付粮食者还必须赔补途中的损耗；所有的驿站必须供应所有的旅客。兵部所发勘合愈多，其民间的支应也愈大，因为需用的饮食车船马轿和人伕全系向民间无价征来。原则上这种有财政责任的服役指定由富裕之家承当，公元1397年户部报告全国有700亩土地（约120英亩）的人户共为14，341户，其名单送呈皇帝御览。显然的，在朱元璋亲身切眼的监管之下，这14000多人卢必在各地区担任有财政义务较为沉重的服役。如是也好像采用了一些累进税制精神。

朱元璋的擘画

600多年之后我们翻阅这段纪录，深有感触的不是当中节目的详尽，而是如此一部计划在事实上竟可以付诸实施。很显然的，朱元璋的明朝带着不少乌托邦的色彩，它看来好像一座大村庄而不像一个国家。中央集权能够到达如此程度乃因全部组织与结构都已简化，一个地跨数百万英亩土地的国家已被整肃成为一个严密而又均匀的体制，在特殊情形下，则由民间经济作主，形成人力与物资可以互相交换的公式，而厘定分工合作的程序，其过程虽复杂，但在朱元璋督导之下，则可以借行政上的管制付之实施了。

仅是对朱元津的褒贬还不能全部解释此中的奥妙。不管说设计人确实是具有天才的创造人或是极毒辣的阴谋家，还是不能解答当中最紧要的问题：何以这古怪的设计竟能在事实上通行？这样看来，元朝因蒙古人的军事占领而留下的复杂情形，必已超过我们一般的了解程序。同时我们也可想见，由于宋朝以经济方面最前进的部门使财政上的资源整体化，遇到惨痛的结果，才有以后退却与保守调整之必要。

明朝在中国历史之中，为唯一借着农民暴动而成功的朝代，它在创始时，因借着农村中最落后的部门为基础，以之为全国的标准，又引用各人亲身服役为原则，看来也是合乎当日的需要了。朱元璋并非不通文墨，他自已即曾著书数种，身边也有不少文臣替他策划，此人思想上的见解不能吸引今日一般读者，可是他的设计，最低限度在短期间内确实有现。他牺牲了质量以争取到数量，于是才将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统一起来。

可是他所规划的长久影响则只有令人扼腕，这等于向中外宣布：中国为世界上最大的农村集团，它大可以不需要商业而得意称心，政府本身既不对服务性质之组织与事业感到兴趣，也无意于使国民经济多元化，至于整备司法和立法的组织足以使经济多元化成为可能，更不在它企划之内了。

所以明朝官僚主义程度之坚强与缺乏弹性，举世无比。其依借社会价值作行政工具的程度也较前加深：男人强于女人，年老的优于少壮，读书明理之士高于目不识丁的无知细民，就像自然法规一样不待解释，也是昊天明命。以上三个条件既与经济无关，又不受地区间的阻隔，即可以促进全国之团结，通行南北无阻。只是传靠着文化上的凝聚力，也使明朝主静而不主动。各处少变化，这种形态阻碍了任何方向的进展。及至朝代之末，事实上的利益冲突无从用实际的言语道出，有些权力上的斗争，原来因技术问题而产生，也要假装为道德问题，好几次皇帝宫闱间的纠纷也被衣着锦绣的朝臣用作出发点去支持他们的争论了。

15世纪初，朱元璋的一切规划好像全被他的第4个儿子朱棣所否决。

明成祖朱棣改弦更张

当朱元璋于公元1398年逝世时，南京的皇位依照传位于长裔的办法，由皇太孙朱允炆继承。不到一年，朱棣反叛，内战3年之后，叔父打败了侄儿（后者可能在宫殿里失火时丧生）。夺位之后，朱棣采取了几项行动使他父亲朱元璋所有的方针政策被推翻：首先他即不顾朱元津的遗命，进兵安南。最初明军之行进极为顺利，朱棣乃将今日越南北部划置为中国的行省，只是后来越南人采取游击战术，中国远征军进退失所，加以交通通讯困难，补给不继，迄朱棣于1424年逝世时，此问题仍未解决。

在北方，朱棣也不相信不介入政策。他自己即亲率大军讨蒙古5次，两次渡过克鲁伦（kerulen）河（今日在蒙古共和国境）。在此之前，中国的君主未曾亲率大军如此劳师远征，朱棣的部队每次大概有25万人左右。当最后一次远征南返途中，他因病而死在今日内蒙的多伦诺尔附近。

重建北京的宫庭与城垣，在他督导之下经营了12年，使用的匠人达10万，劳工达百万，城垣高40英尺，周围14英里，直到1962年因为疏畅市区的交通，这城墙才被拆除，今日只有前门和地安门，两座像堡垒式的建筑依然存在，上有碉楼数层，好像表彰着中国在历史上的生命活力，自15世纪迄至今日，已在各种变乱之中经历了不少的风霜。此外紫禁城里的故宫则全部保全完整，宫殿内有房舍9000间，当初由朱棣下令建造，以后又续有新添，更因清朝的大规模翻新，现有的故宫成了中国传统建筑最大规模的现物陈列。有了这些，经营明朝的第三个皇帝又修正朱元璋的设计：他于公元1421年移都北京，将南京称为“留都”；由蒙古人创建的南北大运河，朱棣也将之重造，既将河道掘深，又加筑闸坝以增进其效率。

郑和下南洋

在这一切纷至沓来之际，朱棣更命令宦官郑和屡次下南洋。第一次航行发动于1405年，计有大船62只，小船225艘，上载军民27800人，最大的船，长440英尺，宽186英尺，即次级之船亦有370英尺长，横宽150英尺。这样的巨船只见于书刊不见于实物，可是1957年考古学家在当日船厂附近发现有船舶舵等一桩，经过估计，其舵叶之高宽都应当在20英尺以上。

郑和曾前后下南洋7次，最后一次航行于1432年间，已在朱棣之身后。在后面主持此次派遣的乃是朱棣之孙朱瞻基，明朝的第5个皇帝。平均计算起来，这7次航行中每次费时20个月。这舰队曾在马六甲海峡（malacca straight）与海盗作战，干预爪哇（java）之内政，擒获锡兰（ceylon）国王（今日之斯里兰卡sri lanaka，企图劫夺郑和之船只），发解南京听讯，又劝说了好几十个国王与酋领向中国进贡，有些国王还亲来中国观光。这舰队巡弋于印度洋，派遣分队前往主要航线之外的地方，从波斯湾到荷姆兹（hormuz），非洲海岸之桑吉巴尔（zanzibar），红海之入口处亚丁（aden）。舰队之中有7人还曾往回教圣地麦加（mecca）。

郑和之后再未有遣派舰队之事，船员被遣散，船只任之搁置废烂，航海图被兵部尚书（军政部长）刘大夏焚毁。现代中国学者，对于郑和之下一辈在上述灿烂光辉的创举之后不事继续，既感惊讶也觉得愤恨。看到不过百多年后，中国东南沿海即要受日本来犯的倭寇蹂躏，澳门且落入葡萄牙之手，不免令读者切齿。中国从此之后，迄至19世纪无海军之可言。而19世纪向外购办之铁甲船，也在1895年的中日战争被日本海军或击沉或拖去。

这问题迄今仍没有确切的解答。不过朱棣的经历，在历史上确有离奇巧遇之处：1045年坦麦能（tamerlane）正准备侵犯我国，但却在举兵前夕逝世。中国的幸运君主因之避免了与世间最伟大的军事领袖之一周旋；西欧之海上威权，则待到朱棣舰队耀武于南海纵横无敌之后，又经过若干年才开始出现；他之攻安南并交趾所留下来的不利后果，不在他生前暴露出来，却遗患他的子孙。为什么这些事在时间上如此巧合？我们不能置答。可是在已经发生的情事内，我们倒可以提出若干解释：即朱棣之作为已超过他可以支付的能力，他的帝国接受了极度的负担，已近乎破裂点，他的继承人必须全面地紧缩，才能避免朝代之沦亡。

在此关头需要特别提出的则是，朱棣的征敛只能因循他父亲的规划，得自农村经济。而农村经济既缺乏省区间的联系，又无各行业间的经营，于是筹措的办法，要不是直接科敛，就是引用足以产生反效果的手段，有如将朱元璋辛苦存积的贮藏抽用，加紧添发纸币，再不然就是平面地向下层加压力，勤派额外捐输，增添不给酬的工役。朱棣为人机警而有城府，也带着几分魅力，他经常在身边役使着一群文学之士，他们将他的年鉴和施政的号令一再修饰，也算写得令人动听，只是皇帝的苛政既已施用广泛，已不能全部掩饰了。例如各地的方志即提及国都北移，多种赋税之附加，平空地派上了800英里的脚费；工部的报告提及，工匠原应服不给酬的工役，每人每年只30天，而修建北京时，却有整年不返情事；一个知府因反对额外科征，被置放在一辆槛车之上押解赴京，由皇帝亲自审讯；户部尚书（财政部长）夏元吉任官20年，只因为反对漠北用兵，被朱棣监禁3年，直到皇帝去世才重获自由。

现存的资料证实，郑和准备航海时有权向沿海地区直接征用人力与物资。这舰队之出动虽也有商人参加，可是其被抨击，仍是由于其缺乏利润。郑和最大船舶有甲板4层，内有家属用之船舱及公用厅房，有些船舱内设衣柜，亦有私人厕所，使用者持有钥匙。随行家属包括妇女及孩童。虽有商人夹杂其间，他们并非个别出资经商。海船的往返，找不到一种不可缺少的商品作大规模的载运，因之其劳师动众，更为人指摘。这些船舶所载出口商品为绸缎、铜钱、瓷器和樟脑，回程的入口商品有香料、珍宝、刀剪、油膏、药料及奇禽异兽，此类物品可以增加宫庭生活之色彩，却不适用于大众化市场。即使胡椒与苏木被政府使用当作文武官员薪俸的一部分，其价格仍不值得建造和维持如此巨大舰队。郑和所率领的军队虽在海陆战役里获胜，可是一次战役也可能死伤数千。另外南京之龙江船厂曾造大小船只数千，所有的人力和物料全系向民间征用，此更招民怨。

明宣宗朱瞻基

当朱棣于1424年逝世时，皇位由太子朱高炽袭承。不到一年，后者也相继驾崩，接位者为第5个皇帝朱瞻基，当日不过26岁，他曾受极好的儒家教育，御前也有好顾问，在个人讲，朱瞻基不乏对国事判断的能力，在明朝皇帝之中可算难得。他的艺术天才与宋朝皇帝赵佶相比，尚可能较赵佶为优。今日他的作品可见于美国麻省剑桥的福格博物馆（fogg museum）、堪萨斯城的勒尔生美术馆（nelson gallery of art）和纽约之大都会美术博物馆等处。朱瞻基与宋朝优柔寡断的君主不同，要是事势需要的话，他既可以极端的强硬，也可能极具决心。

他登极不久，北方边境的情形已相当的和缓，原因乃蒙古人分作东西两支忙于内衅，已无暇问鼎中原。而困难的问题来自南方：朱棣之征安南，至此用兵将近20年，休战之日尚不可期，中国的资源与人力好像投入一个无底洞里。朱瞻基登极时越南人又以游击战术大败明军，新皇帝派遣他手下能将带着援军前往，而战局只有更恶化，援军司令只能与越南人谈判，让中国文官和残余部队撤回明境，而他在公元1427年回国即被拘押而判死刑。

国内全面叛变情形尚未展开，可是征象已相当的明显，长江三角洲为全帝国最富庶的地区，看来也最是当日危机四伏的地区。此中尚牵涉到一段法律上的问题，因为南宋强迫购买这地区内的民田，迄至朝代覆亡，所应付之价款并未付清，元朝有据之为公田，且更扩大了这地产的范围。朱元璋创建明朝时，同样的规避了法律与主权上的纠纷，他只称此间人民在他登极之前曾支持过一个和他作对的地方首领，因之他以战胜者的地位没收了全部有问题的产业。可是他也未设局司掌管这带田地，所谓租金也混同在一般士地税之内，而在久历沧桑之后，地形也有了变化，人民田产分割的买卖因之含糊不清。及至此时，问题已不在产业的主权，而是管业人每年向政府所付费用，称为田租也好，称为土地税也好，超过其他各处纳税人所付远甚，使很多小自耕农无法支应。朱棣的额外征收更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

在朱棣最后几年内，此地区的税收，已开始累欠。中国人民的欠税一般有传染性，很多纳税人看到邻居不付税也依着照办，他们也知道如果欠税的人多，衙门别无他法，只有将一部豁免，于是无论有力摊付与否，他们都同样地拖欠。公元1430年苏州府一府即欠税达800万石，是为此地三年应缴的额数。所以朱瞻基登极之日，井没有继承到一个舒适的皇位。

安南的问题与长江三角洲欠税的问题一时俱至，年轻的皇帝不得不采取果断的行动：他提议从安南撤退，立时使朝廷意见分裂，因为这地区名义上已构成中国之一行省达20年，当然是全帝国之信用和威望所攸关，所以朱瞻基不得不利用本人权势去堵住主战派之嘴。当全部撤退付诸实施时，他也赦免了已判死刑的司令官。对付长江三角洲的问题，他则任命周忱为当地巡抚，此人无官僚习气，而勤于任事，兹后他任巡抚达20年，远超过朱瞻基的在位期间。他的办法是将减税的方案不彰明昭著的施行，因之避免了向时下压力屈服的窘困。他也经常巡视各乡村，与农民展开对话，调查收税纳税之程序，研究拖欠付税的远近原因，同时将过程中各项罅隙填实，将零星的错误纠正。关于货币问题，皇帝接受了户部尚书的建议，此人即是祖父朱棣囚禁了3年的夏元吉，其建设新辟一些商业税，所收全用纸币，以和缓通货膨胀。朱瞻基井未全部停止郑和的航行，但减少了举行的次数，他御宇十年之内只批准了一次。此外，他也延缓了无数的建筑事业。

他的政策全站在消极方面，因之不能扩大帝国的威权，也不能增加其声望。假使没有采用这些更正的步骤，以后的结局如何殊难断言，可是从需要撤退和紧缩的程度看来，我们至少可以说，如果环境的开展与事实上的情形稍有差异，朱棣在历史上的声名很可能和隋朝的第二个皇帝杨广等量齐观。

缙绅成为社会的中坚

当朱瞻基在公元1435年去世时，大明帝国已不复可能由上端随意地操纵把持。

中国的朝代以一种权利的架构筑放在一个大规模的社会基础之上（纵使我们并不把经济因素介入），所以它不能随意创造，或随意的颠覆去适用于短时间的目的，即使根本上的改组也不能避免某种程度的暴力出现。当朱元璋主持国政时，当日的社会尚在一种游动状态，可以由他以勤苦节俭的情调组织摆布。他的农村政策，主要仍是地方自治，尽量的避免干涉，所以其精神为简单节俭。他的文官组织充其量也不过8000人，薪给之低，即依中国的标准看来，也算特殊，因为朱元璋自己以农民而为天子，在他的心目中，官僚之为人民公仆，就必定要照字义上成为公仆。

在类似情形之下所有称为“吏”者，也另成一系统，尚且是官僚组织之下层。多数的吏员系奉召服务，一般不给酬，如果他们有薪给的话，最多亦不过维持家室的食来而已。

这时候每一个村庄沿照朝廷的指示制定它的“乡约”。又构筑“申明亭”和“旌善亭”各一座，村民之有善行及劣迹者，其姓名由父老查明公布。此外，村民因为遗传、婚姻、财产交割，及殴斗而发生纠纷者，也由父老在这两座建筑物前评判分解。

每当农历正月及十月，一年两次，各地方主贷“乡饮”，所有的人户都要参加。

在分配饮食之前，有唱礼、演讲，宣布朝廷法令和批评乡民不守规则行为之各种节目，如果有劣行的乡民规避被指责的程序，则由全体与会者指摘其为“顽民”，按情节可呈明政府，充军边疆。这样一来，所有地方政府按部就班的职责都已经在乡村中实施兑现，于是官僚即可以在城垣内执行他们的任务。在朱元璋的时代，所有官僚除非特准，否则不许下乡，如有擅自下乡的，可以以“扰民”论罪，判处死刑。

经过70年之后，以上各种法制规章大致已被时代淘汰而不复生效。文官组织已经一再扩大，其员额超过当日2倍而成长至3倍。一般官僚生活舒适，即使名义上的薪给如旧。他们已有各项半合法的额外收入。当初的14，341殷实的户口此时已无人提及。他们已被“缙绅”阶级替代，西方的学者照英国习俗称之为gentry.这缙绅阶级包括所有文职官员和他们家庭中的成员，并及于监生贡生和捐资纳监的人物，他们由政府准予“冠带荣身”，人数远较朝代草创期间为多，可是最多时仍不及全国人口百分之二。并且也只在朝代末年，土地已有相当的集中，捐资纳监的泛滥，才有这程度。切实的数字无法获得，只是我翻阅过一大堆各地方志、传记、官方文件等等，约略估计可能有25万户各拥有田地在200亩（约强于30英亩）至2500亩（稍强于400英亩）之间，而且下端的户数远较上端的为多。超过以上资产之户数则极稀少。

这缙绅阶级要不是与文官集团通声气，即是当中的成员，所以他们是全国中等地主和大地主，既为朝廷的执事人物也是乡村间的地方领袖，因之构成了高层机构和低层机构间的联系。他们公认，良好之政府植基于保持传统的社会价值，并且这一个优秀分子集团的成员又因为社会之向上及向下的流动性不时更换。一般因为科学考试的成败，影响到一家一室之兴衰，如此也替这集团觅得新人物而淘汰旧户室。

明朝之后又继之以清朝，这种组织及其功能在中国近代史里发挥而为一种稳定局面之因素。可是积习所至，也在20世纪的中国需要改造社会时，成为一种切实的障碍。

明代历史的特性

官僚阶级既将他们心目中的政府当作一种文化上的凝聚力作用，其目光又离不开小自耕农用精密耕作的方式去维持生计，自是不能欣赏现代经济的蓬勃力量。后者从不平衡的情形而产生动力，而中国的官僚与缙绅阶级则预先制造一种平衡的局面，使各地区勉强地凑合一致，因此他们背世界的潮流而行，与宋朝变法的人士立场相左，而整个地表现内向。

明朝的税收制度也是一大阻碍力量。简单说来，明朝的第一个皇帝不顾世界潮流，制造出来的一种财政体系，过于简陋；第三个皇帝又不顾其设计之目的，只拉过来将之滥用，第五个皇帝采收缩退后政策，使之不致全面崩溃。可是演变至此，要想改造这制度的机会业已一去而不复返，如果要构成经济上更为有效的组织，则必须采用一种不同的会计制度，如是则整个文官集团都要重新训练，更用不着说要组织银行培养带服务性质的事业了。可是事实上，这时候明朝政府手中所掌握到货币工具，即令维持现状，仍属牵强。虽有朱瞻基和夏元吉的方案，纸币还是因为印刷过多，逐渐被人拒绝使用。这弊病还要追究到元朝上面去，自先朝滥发纸币，即忽略了制造银钱，这五铢钱是中国传统上民间交易下至乡村的媒介，及至白银大量输入于中国，民间即用碎银作为交换工具，流通既久，明政府不仅无法禁止私人交易之用银，连它自己的财政单位也逐渐地以银为本位，于是政府对货币整个的失控，既不知道使用货币的数量，更谈不上接济操纵其流通了。

明政府与自然经济的力量分离，是它行政上的特色之一。其衙门机关既缺乏在业务上增加活动范围的力量，也只好强调儒教的意识形态，而且其施用政治上的威权也愈来愈过火了。在许多情形之下，这政治威权带着负性格，而甚至影响到皇帝之使用特权。皇帝可以处罚任何官僚或一群的官僚，可是他极难提拔一个亲信或者令之任要职，他可以在现行法令之中批准例外情事，可是他没有权力推行新法影响到全国。如果在皇帝的龙椅上宣布御旨，要不是一种仪礼上之做作，即是追认某项既成事实。

这可不是说明朝的历史读来只是干燥无味，相反的，这相持不下的局面内产生无数的纵横曲折，包括了各种阴谋巧计。只是读者如不具备若干基本知识，则可能在这各种花样之中迷惑，也不能分辨何者为重要，何者不重要，何者为离奇古怪的矫情造作，何者为真精神好汉性格。读者不要忘记当本世纪60年代文化大革命在人民共和国兴起时，明代史即曾被用作一种武器，为宣传专家抛掷来去。

谢选骏指出：作者不懂，第二期中国文明的统一帝国明朝和第一期中国文明的汉朝都是接续了一个外来的短暂征服——在秦和元的军事贵族灭尽之后，由平民社会组成的本土统一帝国。

【第十五章 晚明：一个停滞但注重内省的时代】

明朝自宣宗以后，很少皇帝能专注于国事，朝廷作为主要操在官僚手中，而皇帝则被赋予浓厚的神秘性格，仲裁百官间的争执，强迫性地执行开明专制。当时的士绅宫僚，习于一切维持原状，而在这种永恒不变的环境中，形成注重内思的宇宙观，使今人看来，晚明时期显得停滞而无生气。

明朝有16个皇帝。第一个皇帝葬在南京，第二个皇帝的遗骸迄未发现，下面要提到的第七个皇帝朱祁钰，则单独埋在北京西郊，另外13个皇帝全葬在今日国都北方约25英里处，这13个陵寝大致以马蹄的形状环绕着一座储水池。今日很少旅游者去过北京市错过了明陵，原因之一，第13个皇帝朱翊钧（中外人士都称之为万历皇帝）的陵寝于1958年被发掘，兹后几百万人曾往他的地下停柩室参观。

我们参阅历史纪录反而可以看出这些皇帝有一种奇特之处：自朱瞻基之后，他们很少有机会在重要关头定决策而影响到全帝国，只有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可算例外，可是为时已晚。所谓奇特之处乃是他们在和战的关头，君主与臣僚通常意见一致，很少有争辩的地方，反而他们的私生活倒成为公众的问题，百官争吵不清，通常牵扯着皇帝御前的行止和他家庭中的纠纷，好像人世间最重要的事体不发生于他们祖庙之内，即发生于宫闱之中。

皇帝的更替

第6个皇帝朱祁镇不到8岁登极。自小他就受着宦官的影响。公元1449年他年近22岁，有一个宦官劝他巡视北方边境，在行程之中他遭蒙古人瓦刺（oirat）部落的酋领也先（esen）奇袭被掳北去，群臣与皇太后商议之后决定立朱祁镇之异母弟朱祁钰为帝，以免也先挟制当今皇帝而在谈判时逞上风。这计策成功，次年也先恭送朱祁镇返京，自后他称太上皇，居住在宫廷之内的偏僻之处，在中国“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的传统，其被监视有如囚禁。公元1457年，在这样的安排六年半之后，朱祁钰因病不能临朝，太上皇的手下人趁机兵变而使朱祁镇复辟。他们始终不承认朱祁钰有登九五之尊的资格，也不算作名正言顺的皇帝，所以他身后遗骸也不能占用北郊千秋享配的地区。历史家自此承认公元1449年可算明代的一段分水岭，象征着这朝代的军事力量由盛而衰，可是这与朱祁镇的关系不深。此外他两次御宇的期间并无其他大事值得渲染，即算1457年的兵变也仍不过是弟兄间的私事。

第9个皇帝朱祐樘的母亲是广西土酋的女儿。因为当地土人叛变，她被明军俘虏，带至京师分派在宫廷内管理储藏杂事。她和第8个皇帝的邂逅生子先保持着为宫用间的一段秘密，迄至他5岁，其出身尚在隐匿之中。不久他的母亲去世，他被立为太子，公元1487年，朱祐樘17岁得登大宝。传统的历史家一致恭维他为好皇帝，既明智而又体贴人情，可是他们翻阅全部纪录之后，看不出此人有何值得夸异之处，看来也不过是一位胆怯而缺乏安全感的年轻人，风云际会一朝得为天子，被安排成为一个业已整体化之文官集团名义上的首长，在位18年。当时唯一的事变为1494年黄河改道，这灾难有兵部尚书刘大夏适时对付，此人即是当初焚毁郑和的航海纪录，以免以后再耗费国家财力和人力的模范官僚。

在个性方面讲，第10个皇帝朱厚照，是明代君主之中最具风味的人物（虽说不是每个人都觉得他是最值得同情的人物）。也因为命运的安排，他在公元1505年承继皇位之前很少受到传统父母的管束，其时尚未满14岁。不久之后他即迁出内宫，而在皇城之内他自已营造的“豹房”内居住，与他交往的多是宦官和喇嘛僧，有时也与声名狼藉的女性厮姘，更有异方术士加人他随从之行列。他的寻乐与冒险，了无止境，有一次朱厚煦亲身出面驯虎，险遭叵测。

他不举行早朝，而在傍晚和群臣聚会，当朝臣中文学之士和他的教师对其一再现劝时，朱厚照即给各人升迁并派遣他们至远方的职位。公元1517年蒙古领袖小王子怕颜猛可（batumengku）自长城之北侵犯明方的边镇，年轻的皇帝接受了这挑战。

他将防军拨归自己指挥，亲往前线规划，两军接触之后蒙军被击退，可是所有的文官都没有参加这次征役，他们强调明军的损伤超过杀伤对方的人数。

1518年皇帝又出边搜索敌军，这次经过沙漠边际，始终没有和蒙古人相遇。当群里诤谏，天子以九五之尊不应冒如是之险时，朱厚照即下令任命自己为明军之将领，接着他又封自己为公爵，以后他更以命令发表自己为太师，自此他自己的官阶都超过所有文武官员之上。1519年消息传来，皇帝又将以公爵、太师，和大将军的资格往江南游历时，146个文官赴阙啼泣，哀求收回成命。请愿者的心目中以为皇帝的举止乖谬，朱厚照大为震怒，他指令凡抗命不离宫门的官员每人受廷杖30下，其中11人或当场打死或以后伤重而死。

皇帝将他的南行日期延后到秋天，他逗留于南方迄至1520年年终。在一次钓鱼的行程之中，朱厚照所亲写的小舟倾覆，虽说被救不死，据说他从此不愈，一直没有完全复元。次年他身故于豹房，未有子嗣。廷臣与皇太后秘密商议，决定召皇帝之从弟朱厚熜自南方入京，他因此成为明朝的第11个皇帝。

当日廷臣的想法是，这年轻的皇子不仅继承皇位，他更应当视自己熜祧承为伯父之子，因之皇室之遗传才能一脉不断地出自正裔，在祭祀时，也不生枝节，可是朱厚熜拒绝这样的作法，他登极之后，表明他仍旧以亲身父母为父母，并且给他业巳身故的父亲皇帝的名位，他的母亲也取得皇太后的地位。廷臣因皇帝的举动而意见分歧，这一纠纷也经年不得解决。公元1524年又有一大堆的官僚赴阙啼泣，皇帝震怒之下将其中134人囚禁，其中16人死于廷杖。而且很不幸地，朱厚熜亦即嘉靖皇帝，御宇期间长达45年之久。

第13十皇帝的行止更令人扼腕。朱翊钧又称万历皇帝，刻下他的陵寝供众观鉴。

他在位48年，在历史上颇得荒怠和浪费的声名。传统的历史家认为他最大的过失，乃是让他自己的私生活阻碍公众事务。他的长子常洛出生之后不久，他热恋着他第三子常洵的母亲。当他企图传位于洵而置常洛于不顾时，整个朝廷为之震动。群臣要求他立长子为太子，他一再将建议延搁。各方指斥他度长立幼，违背了传统的习惯。他又一再否认，可是痕迹俱在，虽否认也不能令人置信。在常治四岁时、7岁时、10多岁时，至近20岁时，廷臣不断地催促，皇帝仍是接二连三地推诿。直到公元16 01年，实在无可再推。朱翊钧逼于众议，才意态泱泱地立朱常洛为太子。可是这还不算，宫闱之间传出，有人企图谋杀太子，此消息或假或真，或者应当据实查究，或者应当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总之就使百官站在不同的立场，掀动了他们本来原有的各种明争暗斗。公元1620年朱翊钧逝世。常洛以38岁的成年人即位，是为明朝的第14个也是在位最短的皇帝，刚一个月之后他即随父亲而驾崩。群臣听说其死因在于用药不当，又要追究责任，将这疑案和以前的争论纠缠在一起，如是者24年，直到明朝覆亡方止。

官僚体系成为决策的中心

当我们企图将中国历史之纲要向初学者及西方人士介绍时，不论是口讲或笔写，以上纠缠不清的人事问题，都使我们感到为难。一方面我们固然不应当规避这些情节，本来各项轶闻与秘史，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我们提到英国的宗教改革时也不能抛开亨利第八因为热恋着安妮（anne boleyn），想离婚而不遂，引起和教皇的冲突，在说及俄国女皇凯瑟琳的开明专制时，也免不了要提到谋杀彼得三世才使她获得政权之由来。以此看来，中国历史也就避免不了类似的情节，即算这些事故轻佻琐屑，只要时人视作重要，也不便由我们于几百年后另自作主，将之摒斥不提了。只是此间我们所说困窘之处，无非明代史里此种故事接二连三地整幅出现，有时翻阅十年的纪录几乎无其他的事可说，全部历史尽是轻佻琐屑的故事。

几经思量之后，我们觉得后面还有一点待提的地方，这是当时人既未提及也无法提及的。当明朝经过创造的阶段而固定下来时，朝廷的主动部分实为百官臣僚之集团而不是君主。文官因为科举取士，也就是甄别选择的所有程序都有定规可循，即一般的考核升黜亦复如是。即算朱元璋罢宰相这一官位而终明代未曾复置，以后之各“大学士”实际上亦填补了此缺陷。大学士为文笔之士，起先参加皇帝各项诏书之起草，逐渐因拟稿而有了决定方针与政策的能力，到后来官阶和声望与日俱增，实际上成为统合文官组织的主持人和他们的发言人，只不过他们的行动与决策还是要通过皇帝的正式批准而已。

这实际上是一种表面奇特而内中有理的安排。当一个国家尚不能用数目字管理时，君主立宪不可能成为事实。可是独裁制也有它力之所不能及的地方。当日北京的朝廷自认将无数的村庄集结，而在其管制之下维持一种难得之平衡，绝不可让皇帝尽量地发展其人身的权力。虽说在理论上讲，这种权力并无限制，最后的办法仍是以人本主义调和这天授皇权，或者说是强迫的执行开明专制。皇帝登位之前既为太子，则有管文学及教育之臣僚任太子的师傅，讲授自我抑制、对人谦让的大道利。

从15世纪末叶的情形看来，恐怕此时的君主已经了解，他们惟一的实权用过在惩罚方面，但其施用自然有限度。另一方面则朝廷之中毫不含糊，也从不间断的举行各种仪节以强调皇帝宝座的神秘性格，以致构成一种弄假成真的信仰。这样一来，如果有任何争执找不到确切的解决办法时，有了以上的安排，则皇帝的仲裁自然有效，他既本身不介入，也无个人之利害在其争执内，他的判断就具有夭子所赋予的威权了。

从此我们也可以窥见，为什么顽皮的朱厚照要给自己官衔与职位，以便将他自己和皇位分离，可是其臣僚却不能将这轻浮的举动一笑置之。他们既不便公开的反叛，只有采取消极的不合作办法。而另外的一个极端：朱祐樘为人中庸，也无个性上的表现，正是做好皇帝的材料，也算是无才就算有德了。

其他的故事中可以看出百官对皇位之继承极端地注意，他们坚持立长不立幼的原则几乎带着宗教性的虔诚。这问题容易产生敏感，乃因其关系臣僚本身的安全。

如果皇位可以由人为的力量给与或褫夺，则其神秘性已不存在，百官的信仰也成问题，以后的结果极难逆料。有了这样的理解，我们可以看出上面各段轶闻并不全是无关宏旨的小事，既有这么多有识之士以生死争，这也是在尴尬时期内，以一种笨拙的办法对付可以谓之为宪法危机的诸项问题。

财政紊乱的原因

明朝有两个主要的原因使它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它历代沿用的军户制度很快地衰退；它的财政税收过于迁就农村经济之习惯，而不易作全面的改组。

军制的衰退不难解释：最初奉命以军户登记的户口并非全部出于本愿，很多是被强迫“垛”入。如果他们分配有耕地的话，则其地产并非集纳于一处，而系和其他私人产业相错综。被分配田地的户口，将地产买卖转当无从查悉禁止，经过数代之后，有的一口死绝，有的逃亡，军户只有不断地减少，总之就是去多来少。在边区屯田，其情形稍优，在16世纪初叶，大概很多屯区尚能维持到百分之四十的人户数，在内地的卫所则所存通常不及什一。

税收当然较朱元璋时代已有增加，可是其增加从未有系统的制定，基本的税收数以谷米之石计算，整个朝代很少变更，历276年，其基数大致如故，所增加的是基数外的附加、加耗，和盘运的脚费等等。一般情形下，因为上层要求下级政府作主，自行斟酌地添增，所以毫无管制。朝代初年以责任繁重之役加在富户头上的办法已不复施用，接着的是将其负担配予中等人户，最后只有摊及全民。不给偿的工役很少例外的，已改为出钱代役。服役的年限最初每户10年一轮，中间改作5年一轮，最后则每年出钱代役。这样的调整有将全部义务按年征取全部用银，也有将土地税和服役之役钱互相归井之势。其详细办法各州各县不同，大概视其经济发展的情形而定，只是其趋势则全面一致。在16世纪这样的调整归并通称“一条鞭法”。

可是事实上没有一个县份做到理想的境界，将所有的“赋”与“役”全部归井而整个地一次以白银征收。让有些纳税人担任财政上职责的办法迄未完全革除。因为它自身没有带服务性质的机构，中央政府只能将收税机关与经手开销的机关成对地配合。对中央政府讲，收入和支出如是已一款一项地彼此对销。当税收以实物缴纳时，全国充满了交错的短距离补给线，又因为缺乏银行及中继机构，其收支用银的出纳方法大体上仍是如此。一个边防的军事机构可能接到收一打以上县份的款项，同样的一州一府也可能向数以十计的仓库库房缴纳。这种办法除了极少的调整之外，以后也为清朝袭用。政府之中层缺乏经理能力是第三帝国一个极为显明的特征。

从现代的眼光看来，虽说税率增高，但一般所抽仍低，情形也每州各县不同。

因为税率是水平地施行于全体纳税人，及于每家仅有3亩或5亩极为单薄之下户，其税收极容易达到饱和点，亦即逾此一步，纳税人已无力负担。将下户免税或以累进税制增额于大地主的办法迄未曾提及，大概交通、通信困难，民智未开，无法在乡村之中确切地监视，即使用简单的现制执行，各地方政府已感到棘手，再要将税收的程序繁复化，恐怕技术上的困难足以使整个制度解体。很少人注意到，此中尴尬之处乃中国在近代史里所遇到的最大难关。因为如此，这帝国的资源才不易收集作有效使用，地方政府的效率也无法增进。另外户所积存之剩余很少用在投资的用途上，要不是用作高利贷的本钱，即供无谓的消费。因为财政之本身紧贴在农村之上，它也无力扶助村镇工业和地方上之商业作更进一步的发展。

其弊端尚不止如此，财政之实施既缺乏强迫性的管制工具，其账目数字错综，无从标准化，因之随处都有错漏，某种程度的不尽不实，只好任之听之。虽然中央政府在上端以严格的标准行事，其所加压力因有技术上的困难在，愈至下端只有愈松懈，在执行上，效率也愈低。这样令人扼腕的种种情形，有如痼疾。

倭寇的侵扰与蒙古犯边

在16世纪的中期，大明帝国的雍容安静气氛被“倭寇”犯境而打破。倭寇在西方文件中称为“日本之海盗”，他们以波浪式的行动在中国沿海骚扰。按其实，他们的领袖为中国人，也有中国人参加其队伍。不过在作战方面讲，本地人效用浅。

其进攻的根据地在日本，所有的战法和装具全由日本人供应。严格说来倭寇亦非海盗，他们从未在海上作战，只是登陆之后包围攻取城市。

明帝国因为组织上的特殊情形，务必保持一种与外间绝缘的状态。倭寇之起与走私贸易有关，这样的不法活动业已进行一段相当的时期，政府官员既被沾染，地方上之士绅也杂身其间。中国向无海事法庭，当中有力量的船主在参加这贸易的人士中，便有了武力仲裁者的声望地位，一切以自然之态势形成，这些人终为倭寇之头目。

当这些强人愈无忌惮地上陆修船，并且私出“传票”，指令村民在他们“判案”

的程序中出“庭”作证时，明政府猛然省悟此风不可长。这海上之威权虽说尚在新生状态，如不及时对付，迟早会向以农立国之朝代挑战。可是问题愈严重化，明政府愈暴露了本身之弱点。有的卫所早已在历史之中被疏忽遗忘，此时无从动员，临时募集的士兵则不愿战，也不知战法，更缺乏款项足以供非常状态之开销。因之自公元1553年开始，倭寇流毒于东南沿海达20年之久。

只是坚持到最后终有想象力丰富之戚继光将之剿平。他凭空创造了一支军队，从召募、训练、给予补充装备几乎全部从头做起。他的军官由他一手提拔，所以保持着袍泽间密切的情谊。他的士兵全部由内地农村中招募而来，其选择之重点在于坚韧性而不在于灵活。他给队伍具有折磨性的操练，他要部队间生死与共，而以连坐法相胁迫。士兵的饷给只比农业的工资略高，他的武器全在本地制造。从政治的角度看来，他的戚家军完全符合明朝之农村气息，并无优秀部队之形影。军费之由来乃自现有各种税收内统添上一种“兵饷”的附加税，所征收限于为倭寇侵扰的地区，只因为附加率低，收集时尚不发生太大的困难。只是有些县份之内原有税额已近于最高限度，再经过此番之附加，则所有可以征收的税源至此用罄，以后再想增税，即无能为力矣。

在北方蒙古酋领俺答（altan khan）自1540年间即已从各部落间构成一种力量庞大的同盟，起自今日中国之东北，西迄青海，所以他能在一次战役中投入10万战士。自1550年代以来，每到秋天即来犯边，无岁无之，有时甚至逼至北京郊外。所幸俺答无农业基础，为他眼务的汉人，人数稀少。1570年俺答之孙投奔明军阵内，中国防区将领乘着这机会与俺答媾和，授之以顺义王的名号，允许他每年互市，又予以津贴，自此之后，终明代，蒙古人未再为边防之患。简概言之，倭寇及俺答之侵犯，虽说一时局势紧张，其为患仍不深，未能逼使明帝国改组。

我们今日看来明朝末季停滞而无生气，可是当时人的观感很可以与我们的不同，特别是身兼地方上绅士的官僚，他们习于一切维持原状，在这种永恒不变的环境之中，个人生活不是没有令人心悦之地，大凡个人在科举场中得意即有社会上之名望，而做了中等以上的地主，其优秀阶级的地位已有了相当的保障。这一时代地产换主的情形经常有之，反映着社会上的流动性依旧存在。大概一家一户之盛衰与科场之成败互为表里。此外不论做清官或贪官，只要像我们现代人物一样被逼着至死方休地求长进，那么只要做了几年的官便可以退居林下，虽然不足以过奢侈的生括，至少也可以舒适地享受清闲了。

明代的文艺

这种种条件构成一个注重内思的宇宙，在散文、诗词和绘画诸方面表现无遗，在哲理谈论上也可看出。明代的艺术家极少例外，都属于缙外阶层，这批优闲人物逃避了世俗间的繁忙，他们目光所及的世界，表现着他们自己心境上的灵感。明人所写小说至今犹为人欣赏，其题材有历史与社会背景，又及于色情与幻想，可是最流通的小说，每篇都各有天地自成一系统。作者有把握地将人物和事物以极大规模的结构盘托出来，但通常其组织不脱离对称与均衡，在其衍进之间造成一段大循环。

即使是现实的描写，也被笼罩于一原先具有轮廓的宇宙之内。如果还不算，小说家又在每章段之间以韵文和故事穿插，表现出作者的智慧，超过日常生活的畴范。这样看来，这种小说家的艺术可以与日本之石铺庭院相比。

明代最大的哲学家王阳明。他将佛家顿悟之说施用于中国儒家的思想体系之内。

只是迄至明末，王之借重于自然的倾向，被极泛滥地引用，因之也产生了不少的王学支派，这和王阳明的注重纪律有了很大的区别。

从缙绅官僚阶级的立场上讲，教养在先，富庶在后。学术上之精到，文质上之选择和举止上的合乎大体超过一切。所以利玛窦（matteo ricci）于公元1583年来到中国时，他赞美这国家是由一大群的“哲学家”管理。可是向人炫耀为人之常情，尤以暴发户为甚。一个缙绅家庭可能在门前树立几桩旗竿，以表示子弟进学中举以及捐输为监生的人数，地方上显赫人物也有在轿前摆布着一大堆的随从；修筑花园和精制桌椅使富庶之家的屋内外更为讲究，这在明末风靡一时；收藏艺术品也成为风尚，古物尤被珍视，有时一块古砚可以值银30至40两，足为农家全年用度。

经济制度仍难突破

可是所谓资本家在这时代产生的说法并无根据，虽说间有商人成为巨富，但数目极少。农业商品化也只有间或一见的例子，并且缺乏继续经营的证据。制造棉布仍是一种家庭工业，妇女纺纱可以补助家庭的收入，在贫困佃农的户内尤不可少。

虽说这与欧洲同时的“外放分工制”（putting-out system）有若干相似之处，单独的有这样的安排却不足以使社会经济改观。总而言之，提倡晚明中国经济有突破的说法，有它基本的弱点在。与当日带服务性质之事业无从展开的情形相较，这种说法不攻自破。这时候无银行，无发放信用之机构，保险业始终未被提起，相反以高利贷为主的当铺倒以千计。此时也没有适当的法律和法庭组织足以提倡现代型的商业，而促进资本之存积。何况支持现代商业的法律程序以私人财产权作基础，首先即与孟子道德观念相反，而后者正是官僚体系奉为天经地义的。本书前面也曾提及，明政府自15世纪中以来已无从制定有效的货币政策，当这么多必要的因素全付之阙如，现代商业如何能在中国发展？

科技的进展经过宋代之最高峰后，明朝缺乏继续之进展。从丝绸之纺织至陶瓷之焙烤，特殊之机械设计及处理，似乎都端赖技工的眼光。水力工程及药物学因具有实际需要之价值，明人在这两方面颇有作为。可是无意于节省劳动力和不注重以探索知识为其本身之目的，可能为停滞的原因。因为中国人既已有了现阶段的成就，如果继续研钻，似乎不难引至利用更高深的数学工具，获悉宇宙内更奥妙的神秘。

在农业方面，明代特别值得提出之处为烟叶、玉蜀黍、甜薯及花生自新大陆输入。后面两种农作物因其可以栽种于前未耕耘之山地，对于解决食物问题更具有特殊之价值。可是在农业技术方面说，明代甚少进展。元代忽必烈所颁发之《农桑辑要》内中图释之农具，几个世纪之后再无增进，可见得传统的农业技术在相当时间之前即已达到其最高限度。

然则明朝尽力使中国内部均匀一致则超过以前任何朝代。中期之后华北即无异族逗留的痕迹，华南有了省区之间的移民，使人口更能疏散到广大的地区，也使西南之少数民族更感到压力。历史上估计中国的人口，总多少带有冒险性。可是中外学者已有共同的观念，认为公元1600年前后，中国人口巳接近15000万，这是历史上的最高点。虽说明律不许人民泛海，事实上向东南亚各国移民好像未曾间断。公元1567年明政府已片面开放福建之月港，当地接近厦门。以后国际贸易相次展开于广州及澳门似从1578年始。

利玛窦于公元1595年来到南京，1598年到了北京，留下了一段有趣的晚明纪录。

我们今日看来，可以想见中国在16世纪末叶，颇像一种玉制的装饰品：从美术的角度看来有它本身之完满，可是在结构的方面看来实为脆弱。因为受着法律和制度的限制，内部的增进已至极限。用不着说，这样一个国家不容易动员，对外界的压力亦缺乏抵御的实力。

张居正与万历皇帝

实际上在利玛窦行经大运河北上之前，大明帝国已经尝试着穷最后之力作一番振作。这运动是由张居正一手经营，他这时是首席大学士，同时也是朱翊钧（即万历皇帝）的导师。当万历在公元1572年以9岁登极之日，张居正因皇太后之信托，成为皇帝的保护人。他和宫内的首席宦官有了默契，于是行使职权时具有相当的威望，有如宰相，只是没有宰相之名目。他将自己的亲信布置在内外机要之处，也将自己权势推广至朝臣之监察弹劾部门和文书教育部门，同时亲身管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

张居正不辞劳瘁，经常以个人之书牍和各地巡抚总督谈论国事中之各种问题，所以各种方针与政策事前已有了默契，当各臣僚建议于御前。而张居正以大学士的资格代皇帝批答时，不过将经过协定的谋略具体化。张居正既有人事权，便常引用各人的升迁为饵来笼络部属，张居正以这种方法独揽国事达10年之久，迄至1582年他刚57岁却出人意外的溘然长逝。

张居正具有智谋，精力充沛，也会使用手段，而且经恒持久。他遇到最大的困难乃是明太祖朱元璋一手造成的大帝国自创立之始即不容改革。它不像一个国家，而像由一种文化塑成的形体。在某些地区，卫所制度无法废止而找到接替的办法，而国家的财政资源则过于分离散漫。

张之运动不能算是整体的改革或局部的改革，它不过重整纪律而严格地奉行节俭。在他策划之下，所有不紧急的支出全部从缓。预算之紧缩及于各部门，所有账目均严格地核查。各地方政府必须强迫达成节余，毫无宽贷。所有官员都要将任内税收数额如预定的征足，非如此则不能升迁，即已退休的官员也可能召回追究责任。

此时刚值倭寇荡平和俺答和议成功之际，这一套部署使明帝国在10年内，国库里存积银1250万两。兹后在公元1592年及1597年明军两次被遣往朝鲜阻挡丰臣秀吉的入侵，作战时两方都犯有战术及战略上的错误，经年胜负未决，只是明军能支持到15 98年秀吉之去世，因此虽无决定性的胜利却已达到战果。造成这结局的一个主要因素，即是支用张居正揽政时代之库存，使军费有了着落。

可是张居正从未企图改组政府或重新创制文官组织。除了加紧边防之外，他唯一可能导引到主要改革的步骤乃是1580年的全国士地测量。不过在测量结果尚待审核之际张本人先已去世，以后无人主持，其数字未得继任者的切实注意。

张居正的筹措虽有限度却已使百官踧踖不安，一到这运动的主持者身故，反对派及被他逐放的人物也乘机卷土重来。而另一批人则认为张逾越了他的权限，他们联合起来进行一场平反，而此时拥张人物及其所提拔的官员则被排斥，他所主持的各事也为之停顿。

万历皇帝到此已成年，他接受了反对派的指摘，认为张居正确实蒙蔽了御前的视听，而下令褫除张居正生前的各种荣衔。他没有看清臣下本有各种小集团，也各怀不能公开的利害关系，倒因借着拥张与倒张，整肃和平反，更分成派别。再加以万历自己对于传位的问题处置乖方，使情形更为恶化。这两件事原不相关联，只是彼此都与明帝国的基本组织有关。自当时人的眼光看来也彼此都与道德有关，于是各种问题一起时汇集，都助成党派间的辩驳。1587年前后，臣僚又开始因对皇帝之诤谏而指责御前的过失，称万历奢侈荒殆，偏爱于皇三子的母亲。

起先万历赫然震怒，可是他领悟到，惩罚向他攻击的人，只使他们在其他诤谏者心目中成了大众英雄，于是他也采取消极抵制的办法，他将各项呈奏搁置不批，重要的官位出缺他也不补，同时住在深宫之内，停止了各项仪节，不在公众之前露面。

当他向臣下罢工，使百官缺少绝对仲裁的权威时，皇帝已不能加于他们头上更大的灾害。后来臣僚又集中攻击各大学士，使有为的人无法安于这职位。在这情势愈来愈不对之际，一群较年轻的官僚组织一种重整道德的运动以期挽回颓局，因为当中有好几个利用无锡的东林书院作为议论朝政的讲坛，他们的运动也被后人（尤其是今日西方的汉学家）称为东林运动。可是要拯救明朝，除此而外，他们不能采取更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手段。在我们看来，明朝的上层官僚组织已将道德的名义一再滥用，因着意识形态造成派别，其争执愈为笼统抽象，愈使他们无从看清当日的技术问题已超过他们所能对付的程度，其中又以我们所谓“宪法危机”尤然。

当东林人士自称君子而指责其他的人为小人时，和他们作对的人也与他们一样，使用窄狭的眼光，随便评议人物，只不过将君子与小人的名义倒置，而应当作仲裁的皇帝却高高在上，不闻不问。

朝代的殒落

经过这段蹉跎之后，万历之孙朱由校亦即明朝的第十五个皇帝（他即位时紧接万历，因为第十四个皇帝朱常洛在位只一个月），在位期间有一个“宦官独裁者”魏忠贤出现。他用特务人员迫害文职官员，使各方愤怒。可是今日研究历史的人将所有纪录仔细检讨，只看出当时的官僚组织已不堪管制，文官吵闹之中却无一定的目标，也所不能自辞其咎。

万历时代还发生一些事没有被人察觉。白银由海外流入，使东南受益却未及于西北，西北诸省倚靠中央政府向边防军的津贴，才能维持平衡，而且流通于全国的银两总数也有限。例如张居正存积库银时立即引起通货紧缩，重要的商品价格因之下跌。当明帝国用兵于东北，与满洲人作战时，朝代的资源重新安排，实陷西北区域于不利。我们不能忽视此中关系和以后流寇横行于西北的影响，他们终使朝代倾覆。还有一点则是北京政府处在各种争论而且僵化之际，全国各处地方政府之行政效率也都有衰退的情势。

这些隐性因素必须与明朝覆亡的显著因素相提并论，例如万历的懒惰与奢侈。

而最值得注意的：此时缺乏任何值得振奋的因素。张居正身后被谪，等于昭告中外明朝已无从改革。

玩世不恭的万历无法逃脱应有的后果。公元1619年4月，去他死期不远，他的1 0万大军在今日东北被日后庙号称清太祖的努尔哈赤击破，后者最多亦不过率兵6万，却胆敢以骑兵向拥有火器的明军冲锋。现存的文件证实，清朝的创始人将明朝之天命夺取过来之前。已看清对方的各种弱点。

努尔哈赤自己将于下一次的战役中殒身，万历皇帝朱翊钧的生命尚有一年有余。

他的皇位终于传给他不愿由之接替的儿子。一个月后他的一个孙子又接替为继承人，也在位不过7年。另外一个孙子再接替而在位17年，终于在朝代覆亡时自缢殉国。可是自1619年战败，朝代的命运已被注定，此后的四分之一世纪只有令人感到颓丧。

战场上一时的胜败不足以左右一个基本方向：明帝国今后要两面受敌，西北有农民暴动的流寇，东北有满洲的骑兵，而帝国的财政资源大致在南方，无从有效动员利用，去支持这两面的战争。最后，亦即第16个皇帝朱由检，为人急躁而带不妥协的性格，只向各方表现出命中注定他轮上了一个悲剧性格的角色，却又罄其所有地挣扎，结果，成为一段实足道地的悲剧。

谢选骏指出：上面所说的“战场上一时的胜败不足以左右一个基本方向”，完全违背了历史的实况。据我观察，战场上的胜败不仅足以左右历史的基本方向，甚至决定了历史的细节！甚至连文学的风格和样式，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战场所决定的。更不用说哲学、宗教这些更为相关的事情了。战场决定了风花雪月！这不是一个历史的玩笑，而是残酷的事实。“满洲人的作为”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第十六章 满洲人的作为】

面对流寇及满洲人的内外侵扰，财政早已破产的明朝迅速崩解，清朝大军随即在吴三桂等开关延领下，入主中国。尽管他们是来自长城外的异族，尽管他们曾因实施薙发令和文字狱，而大肆屠戮汉人，但在他们刻意弭平满汉间歧异的努力下并未引发大规模民族冲突。相反的，历经清初四帝的治世，清朝成为满洲人和汉人共同的帝国。

满清入关之后，地方上之抵抗首先在长江下游零星展开，以后又在湖广与广西持续进行。看来要是有合适的领导，各地方人士不是没有牺牲的决心。那么他们何以当初又如此的短视不慷慨捐囊，筹募适当的人力与物力拒敌于千里之外，及至清兵犯境才仓促举兵？

这一类的问题没有简单直捷的答案。

此悲剧牵涉之广泛，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检讨当中主要的几段发展。历史家似有公议，认为明代之覆亡由于财政之破产。迄至1644年明军欠饷达白银数百万两，很多士兵已经年累月领不到饷。一般看法则又称，自军兴加饷以来，各地税收过高，可是实际上并不是赋税有附加，超过全国纳税人力之能及，而是现有的财政机构本身，力量脆弱，经不起动员的压力，在执行任务时先已拖垮。

其崩溃有好几个原因在。第一，当明帝国两面作战的时候，军费应由比较丰裕的地区担当，可是既无适当的统计数字，又缺乏执行时的威权，户部只好将额外征收数平均分摊在全国各州县上，其计算则根据各省的耕地。这数字既不正确，且早已过时，结果使某些原来应受接济的县份更为不堪。早在1632年各处缴解中央政府的欠税数即达百分之五十以上，以县计即已为全国县数的四分之一，当中有134县分文未缴。第二，即在各县之内，新增税也是以同等税率加于所有纳税人头上。过去捐资纳捐可以使某些纳税人一次向政府整数贡献，之后就得到了忧免的特权。迄至朝代覆亡前夕，有些县份一县即有如此的特权一数1000户以上，所以付税的责任只有被转嫁到低门下户间去，而他们最无力应命。第三，所有军费，极少例外，概用白银支付，而大部分出自长江以南。每年北运数预计约为2000万两。当日全国民间所有之银，据时人估计，可能为15000万两，所以其赉付之数量过于庞大。第四，即使此庞大数目之银两如计划北运，其运转也缺乏民间经济的支持。在16世纪末期，原来南方各省每年向北京及北方边镇输银500万两，接收之地区即用此数购买棉花、棉布以及其他产自南方的物品，使银两回笼。可是因军需而北运银两突增的时候，却没有另作安排，保证此数目之南还。向从来罕用银两之处抛散大批银两只有使物价昂贵。即在公元1619年，总督熊廷弼已提出在辽阳纵有银两亦无法买得所需之衣服装具，因他亲见士兵裸体穿甲，无内衣可言。兹后监察官员报告，发付之银两并未正常使用而为将领所中饱，并随即将银两送回内地。

满洲人和造反之农民军与货币经济不相关联，完全避免了上述的问题。

改造帝国

对满洲人讲，1644年6月6日进占北京，开始了朝代的接替，为使清朝的权威下达民间永久有效，他们必须在组织期间提出一套办法。加上汉人的合作，他们可以如计划执行。由此也可以看出他们有心改造一个大帝国，使之复苏。所以以清代明，并非等闲。

当他们站住脚跟之后，他们即将八旗制度行于华北。一“旗”并非一个战斗单位，而像一个军管区，它下辖若干军屯单位，在作战军需要兵员之际，各按预定之额数供应。公元1646年及1647年，华北地区被指定承担加此之组织。“圈地”开始之日，被圈入的人户强迫另迁他处，于是留下来的农地房舍，拔为来自东北的八旗人户之用。前朝所严重感觉到的兵员与军需等问题，至此大为和缓。旗兵以前蹂躏的中国边区，兹后反成为当地的保护人。

在南方作战，满清以明降人作先驱，压制了所有的抵抗。亡明的三个皇子，在这时候前后称帝，但都被各个击破。当大局抵定之日，满洲军驻扎在中部的省份，将部队集中于重要的城市。福建、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与云南则划为三位明朝降将的防区，此三人之中吴三桂当然也不可少。

所以这占领的部署表现出梯次配备的原则。满洲人发祥之地东北原封不动，华北则以预备战斗人员盘据，占领军分置于长城流域的重要城镇。更南的地区，明朝遗民的力量依然存在，则以汉人对付之。这样的布置使满军不至过度地分散，也无各方受敌之虞。迄至公元1681年“削三藩”（即逼着三位明将造反而将他们讨平）

之日，此部署维持了30多年。1683年清军又占领台湾，自此全中国才被全部占领。

在财政上讲，清胜于明的一个因素，乃是用银的输送至此改变方向，从此白银不向边区投散，而集中在内地周转。前朝的贡生、监生捐资免税的人物至此也失去特权，使地方政府松一口气，同时也开新朝鬻爵之门。将来这捐资免税的办法虽构成满清之累，不过那已是很久以后的事了。当时满清的另一长处，乃是它有实力执行税收政策。公元1661年对长江下游欠税人的惩罚，列举了13，517个犯者，实际上也将同地区内缙绅阶级几乎一网打尽，内中甚至包括欠税额白银千分之一两的，所以看来其雷厉风行带有恐吓作用。明朝对铸造银元历来疏忽，清朝则殷勤将事，起初10年之内所铸钱数已超过前朝276年所铸造总和，于是民间得有廉价的货币流通。

民族主义在此时期的中国牵涉到报复杂的因素。在本能上讲，没有人会志愿拥戴异族为他们的主子，何况在他们入主之前10年，满洲人还迂回于内蒙古，越长城而入华北平原，攻略城市、蹂躏居民。在1644年以前，汉人之任职满洲者，大概为被俘之后被迫降清。当日的习惯法，俘虏若不称臣换主即罹杀戮，而本国惩罚降人则不仅严厉也及于家属，处在两者之间，实在没有自身作主的机会。

从另一方面讲，满清人与华北汉人在容貌上很难区别，同时他们有心汉化。除了强迫执行外表上及仪礼上对新朝廷之臣服外，他们也不另外生事，构成种族间的轩轾。满汉通婚被禁止，但是两族没有法律上的不平等。满洲人以八旗军籍世袭，可是汉人和蒙古人也能在旗下入籍。当满洲人在1644年入北京时，他们命令所有明代官员全部在职，次年即继续举行科举取士。语言文字上由满人沾染华风，而不是由汉人接承满习。一般说来，满清的君主之符合中国传统，更超过于前朝本土出生的帝王。

从历史家的眼光看来，满人成功，端在他们肃清了一个宪法上的死结。他们在17世纪给中国人提供了一种皇帝所具有的仲裁力量，此时的汉人反而一筹莫展。朱明王朝业已失去信用。李自成入北京之前，数度劝诱崇祯帝禅让，而由新朝廷给他封王，可是始终没有成功。如果诰天之明命，除旧布新，传到民变的首领头上，有了前朝退位之帝的承诺，则事实显然；可是朱由检宁死而不屈，他的遗嘱在群众心里上有如致命武器，它给李自成的打击力量不亚于他自己投缳的绳索。他自杀之后，再也没有一个明代遗民能够臣仕于李自成，而能不感觉廉耻丧尽，良心有亏。

在实用的方面，清朝不待财政上的改组，即已使帝国的府库充实，这也无非是严格执行明朝留下来的法律，有如张居正执政时。李自成既使称为贼，即很难不用暴力而能获得同样的成果。

这样一来，明朝亡国遗老就进退两难了。传统上孟子的原则，只要民情欢悦，国君的出处不成为问题。在这条件之下，他们没有抗清的凭借。可是依照当日习惯，消极的承受就是变节，于是也免不了内心的矛盾。很可能在如此紧张的心境里，名士吴梅村才写下了一首抒情诗，指出当日混淆的局面，咎在一个漂亮的女人。

有了这些复杂的穿插，反满情绪也不能一时平息。抗命于新朝的人士感觉到一生的名誉与对朝代的忠忱已不能区分。有些觉得做人的大节在此时受到考验，有些在故居本地举兵的，可能觉得保卫乡土事关自已的身家财产，这也与做烈士的动机有关。

在长江下游立即引起反抗的近因出于薙发令。对男子的理发作规定，原来是中国的老传统，明代即规定头发挽辔，以针插在脑后；满洲人则将头发之前部及于脑顶剃去。1645年新朝代命令全国男子一律照办，限10天之内办毕，如不照办则是违抗天命。汉人越觉得薙发为一种被奴辱的处置，而满洲人执行命令的态度也越强硬，好像大帝国的出处全靠臣民遵命与否，而一切存亡去就之间全靠剃头刀作主宰。一位翰林学士私下里议论这政策，立即被判杀头罪，只因他与皇室接近沾恩以绞死执行。究竟有多少人决定宁死不愿在这命令之前屈服，无从什算，因为这薙发的问题也和其他抗清的原因混为一体。

满清另一个不荣誉的政策，为大兴文字狱。任何印刷文件如有谋反的嫌疑立即被官衙追究，通常并将情节奏呈御前。极少数例子，撰文者会直率地提出他们忠于朱明王朝，多数情形，只在文字之中提及史事，从侧面后面看来则似有对新朝廷不满的嫌疑，例如有讽刺性的诗句、被禁止的字体、非正规的辞语、谐音的文句等等。

如果一项文件被认为有谋反的罪名，不仅作者和出资赞助者被惩罚，也连累到读者、刻板者、印刷者和售书者。在最严承的案情中，犯者被凌迟处死，家属被判死刑，或流放，或发放为奴。即犯者虽已身故也剖棺割尸。当皇帝震怒的，一件案件可以株连好几百人，可是也有不少案情被告判为无罪而开释。这类文字狱断断续续地执行到清镇的前半期间，直到18世纪末年才停止。

然则所有残酷生事的地方，抵不过各处近代史里提及的民族间的紧张。因着汉满两方缺乏永久的仇恨，使我们想到现在所谓的民族主义其实是近代社会的产物。

在现代社会里，文化上的影响，再加上经济上的利害，使每个人切身感到集体之间在对外态度上有其独特之处，如因外界的干预而使这些社会价值有剧烈的改变，必招致强烈的大规模反动。在17、18世纪时，满清无意将中国传统作大规模更动，汉人也未曾觉得他们的文物制度整个地被威胁，所以受激动的仍在全人口中占极少数。

清初盛世

对大多数的民众讲，这一个半世纪（大概自清朝入关迄至1800年）是一段和平与繁荣的时代，满清最初的4个皇帝因之享有盛名。

顺治（本名为福临，在位于1644年至1661年）幼年登极，初时由叔父多尔衮执政。顺治宗教思想浓厚，他既受耶稣会教士汤若望的影响，也对佛教极感兴趣。康熙（本名玄烨，在位于1662年至1722年）在各项标准上，符合了传统中国所谓内圣外王的尺度，他既仁慈也不乏决断力。他在国内主持大政，也带兵领将驰骋于边疆。

在位61年，也正是满清在中国巩固其统治的日子。他的臣民不会忘记，当南巡的时侯，船泊于乡间，而皇帝灯下读书至午夜未歇。康熙雍容大度，他的孔子雍正（本名胤祯，在位1723年至1735年）却严刻而有心计。他在这时注重纪律似有必要，但是因本身及家事间的纠纷而对臣僚采取严密的监视，引起特务政治的抬头。因他而流传下来的侦探政事，带有惊险的色彩。4个帝王的最后一个是乾隆（本名弘历，在位1736年至1795年），在位60年。他井未在1795年去世，只是传位于子而自称太上皇，仍在幕后操纵国事至1799年驾崩方止。全中国历史中，未曾有如此数代帝王，继续不断将开明专制政绩保持到如是之久。四人个性不同，却都富于精力，也都称能干。他们对政局之用心，集体说来也是特出。在朝代开始之日，皇位左右备有大批译员，可是顺治朝结束之前译员已无必要，皇帝已熟悉汉语汉字。雍正只在咒骂时才用满语。康熙与乾隆本身即是学者，只是他们汉学造诣的深浅，历史家并无定论。

尚没有充分说明的则是，此期间的和平与繁荣也由于各种有利的条件一时汇集所致。这一个半世纪之内，国际贸易对中国最为有利：茶叶行销于俄国，生丝及丝织品见爱于日本（自德川幕府初年即如是），而此时欧洲正值启蒙运动抬头，沙龙鼎盛之际，中国之磁器、地毯、漆器、首饰，与家具使西欧各国首都表现着富丽堂皇。未漂白之棉织匹头称为“南京货”，初行于欧洲，后及于美洲。在工业革命前夕，中国乡镇工业产品仍保持着一种黄昏前的质量优势，直到西方超越中国为止。

中国所赚得的外汇有助益于传统之农村经济，由外输入之白银主要来自日本及菲律宾，经常又持久，于是使流通的货币量增多，加上国库及各省区的铜钱铸造，更使流通加速。通货虽膨胀但为效温和，在人口增加，耕种地扩大的环境里，也无恶性的后果。

17世纪80年代消灭吴三桂等三藩后，省下不少向南输送的兵饷。于是税收所得之银两可以向北拨付。这时候八旗制度仍然生效。公元1696年康熙亲率兵8万出塞，与蒙古领袖喀尔丹周旋，军中有西方式的地车，为前所未有。昭莫多一战公认为历史上结束中国边疆游牧民族以骑兵占优势的转折点，战后喀尔丹可能服毒自尽。18世纪乾隆又继续占领新疆，所拓领土至巴尔克什湖以西。

在这期间中国与沙皇统治下的俄国接触，1689年尼布楚条约和1727年的恰克国条约都在有清一代军威最盛年代所签订，于是将北部疆域固定化。当日所辖地区远较今日为广。

高丽（今日之朝鲜和韩国）已在满情入关之前臣服，这时候暹罗（今日之泰国）、安南、不丹和尼泊尔也朝贡的属国。只有蒙古与西藏另有栖处，满清不以之为国家，但是其为边境的属土，却又与内地之省份不同。及至康熙在位末年，国库充实，于是诏令全国人丁税以公元1711年为淮则，以后人口增加亦不增税。按其实，皇思浩荡，但臣民之所得却不一定为御前所赐，因为中国赋役之“役”内的“丁”一向只是一相对的单位，可能没有任何年代之丁数与成年的人口数完全吻合。各地区编造丁册的方法就各不相同，以后按丁册征取人头税，也依中央及地方之需要而向上或向下调整。只是康熙的一道诏令，表现出当日皇帝对现局有绝对的自信而已。

整个说来，清朝对明朝的制度很少更变。官员的俸给仍然是极度低薄，各员的额外收入，从各种既非违法又不合法的“事例”而来，例如熔解银两之“火耗”。

雍正下令兹后将这一半合法的附加正规化，因之“养廉”成为一种公开的名目，凡是经理财务的官员，都有是项收入。

满清虽承袭了朱明王朝组织系统，可是它在功用上的表现和以前不同。最显著的是，清朝前期在财政扩张之际，皇帝能行使之职权，远胜于明末之帝王，他们在明朝只是百官名目上的首长。清室坚持皇室之继承问题全系家中事，不容外人置喙；他们也让皇帝之亲王称为“贝勒”者为御前的顾问。如皇帝未成年，他们正式指定摄政王，而不像明朝还假装是由幼年皇帝实际作主。这样使汉人的官僚分为朋党借此争辩，及以监察官倚靠抽象的名目争执的办法无从实现。清代的宦官一般只在宫中，活动较受节制。

所以除了最初的抵抗之外，满汉关系与时增进。通用受禁止，实际上则一直未施行。好几个满洲皇帝有汉人的妃嫔，传说康熙及乾隆的生母均为汉人。汉人参加政府的机会极少限制，只是最高的职位要和满人分权。每一部的尚书（部长）二人，满汉各一，侍郎（部长）四人，满汉各二。大学士为皇帝的秘书，也依法如是安排。1729年雍正创设军机处，在军机处“行走”的官员或为大学士，或为尚书，或为侍郎，都由皇帝指派。他们同时又兼理原来的官职，所以这更增加了官僚权力，而减低了满洲亲王贝勒的力量。以后汉人之任总督巡抚者也愈多。

因此，用现代眼光的学者想从清代的纪录之中寻觅汉人民族主义的导火线，却找不出来。在清朝入主之后所出生的汉人，仕清已不能算为服侍异族之主。这是“他们的”帝国，他们有出仕的义务。

谢选骏指出：满洲人的入侵和汉奸们的帮衬——说明了倒行逆施可以成功，尽管黄河长江无法倒流。由此可见，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必然论纯属犹太人的梦呓。

【第十七章 1800年：一个瞻前顾后的基点】

前言

公元1800年前后，西方人因为工业革命的成功，促进了文明大跃进，也开启现代国家的序幕；但同时期的中国，虽然出现实用主义学说，却因改良的科技武力仍然屡战屡败的经验，及往后一连串的文化罹难与退却（文化大革命），致令“现代中国”迟至20世纪才出现。

公元1800年拿破仑在意大利向奥军进攻，杰弗逊和蒲尔在美国选举中相持不下，英国首相庇特好象已经将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合并构成事实。中国的乾隆皇帝曾自称“十全老人”，死去不过一年，他的亲信和坤已被拘押而由御旨令他自裁，从他家中没收的财产以亿万计。白莲教徒的反叛已一发不可收拾，在湖北、山西和四川他们获得广泛的支持，政府军一再宣称叛徒已被击溃消灭，可是事后看来他们的力量尚在扩大。因着两广总督的建议，皇帝下令禁止鸦片进口，不许白银输出已在一年之前奉旨施行。这一连串发展，引导着一个新世纪的来临，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失败和极端困难的世纪。

从上一章所叙的光荣和成功的事迹来看，读者不免要发问：何以中国的由盛而衰竟有如此神速？

朝代循环与长期停滞

中国作者通常强调朝代循环。当乾隆退位之日，清朝已达到成长的饱和点。旗军的尚武精神至此业已消散，这也和明代的卫所制度一般无二，前所登记的人户也不见于册籍。雍正的“养廉”，虽说各主管官的薪给增加数倍，仍不能供应他们衙门内的开销。更不用说官僚阶级的习惯和生活费已与日俱增，而为数万千的中下级官僚，他们的薪给不过是聊胜于无。因此贪污的行为无从抑制，行政效能降低，各种水利工程失修，灾荒又不适时救济，人民铤而走险为盗为匪，也就事实逼然了，这一连串的发展前后见于中国之历史。在西方与中国针锋相对前夕，清朝已未战先衰。

今日距当时即将过两百年，我们的观点因之似应伸长。前述四个皇帝的记录初看灿烂光辉，但从宏观的角度判断已与时代相违。虽有剩余的款项来往手中，但他们从未用以改造上端组织或者加强上下之间的联系，这时仍然没有一个中央的金库，全国的收支仍是由收税人和派用者零星的交授，因此一切统计无从核实。经济方面纵有进展，但民法仍无长进，也不能相辅而行。中国仍不过是一个多数农村的大集团。

也只是因为我们又有了近两百年历史的纵深，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改革，说来容易做时困难。多数农民只能集体地指挥，官僚既以1500个县为可以互相对换的职位，也不便令他们互相竞争以增进技术上的进步，唐宋的历史已有殷鉴，第三帝国要想领导全体大众，只能注重那些共通之处，那就只好着眼于意识形态的和谐了。

当我们检阅科举考试的内容，人事考核的程序，以及地方政府的施政情形，我们可以看出其倚赖于意识形态的情形极为显著。

可是保守的力量作主，中国就象一个庞大的“潜水艇夹心面包”。上面一块长面包称为官僚阶级，下面一块长面包称为农民。两者都混同一致，缺乏个别色彩。

当中的事物，其为文化精华或者施政方针或者科举制度的要点，无非都是一种人身上的道德标准，以符合农村里以亿万计之的小自耕农的简单一致。以这道德标准辅助刑法，中国缺乏结构上的实力足以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她缺乏必要的应变能力。

一个现代国家，其社会由货币管制。内中分工合作情形，物品和服务工作彼此交换，与其因此而产生的权利和义务全有法律明文规定。一个多元的社会成为可能，是因为它所需的数目字以公平观念为准则，能使其公民做以前不能做的事。新的教堂由信徒出资支持。艺术家和自由职业人士互相竞争，赢得赞助者和雇主。现在看来，这种程序被称为“由封建制度进展到资本主义”实为历史学里的一个错误安排。

这说法将阶级斗争的观念一提出，就把其他各种原则与程序全部抹杀置之不顾。也因为这说法具有道德的含义，加上技术上的困难，使人不便将整个问题分析清楚，忽略了其在东方和西方的不同发展。

清朝组织有它的特点，他不可能效法西欧的民族国家。西方民间的自由源自于封建体制里额外颁发的城市特权。可是市民阶级的资产力量，仍无从构成社会的大改造，只有国际贸易增多，在全国经济里的比重升高，商业财富的力量伸展到农业财富里去，牵动了全局，才构成实力，如此才可以改造社会。当日政府也仍不肯立时服输，只是抵御不得，才无可奈何地承认改组，此后便以商业原则作为施政的准据。同时中国的情形，可自亚当。斯密所述一节看出，他说：“中国历来就是世界上一个顶富裕，也是一个最肥沃，耕耘最得法，最勤奋而人口众多的国家。可是看来她长久以来已在停滞状态。马可波罗在500多年前游历该国，盛称其耕种、勤劳与人口众多的情形，和今日旅行该国者所说几乎一模一样。可能远在当日之前，这国家法律与组织系统容许她聚集财富的最高程度业已到达。”

斯密所说中国的法律与组织赋予存积资本之限制，无疑的合乎实情。明清政府构成时，其宗旨即在于支持大多数小自耕农，可是后者的生产方式一进展到某种饱和点即再也无法增进。正如上面已经说过，600年来基本的农具仍是一模一样。另一方面，现代商业需要广泛的展开资金之借用，经理与所有权分离，各种技术上的支持因素全盘分配。这三个条件能够行得通，全靠信用，而信用要在法律面前生效，可以由司法机关强制执行。所以政府消极地不干预个人公平交易，使物品和服务互相交换还是做得不充分，它必须有维护这种制度的赞助者、法官和警察。我们只用看一看明清政府的财政管理情形就可以断言，第三帝国既无力也不愿尽到这样的责任。中国感觉到自身连用数目字管理的程度都还不够，也只好提倡个人对自己的抑制，对人谦让，但这样，不可能在治理亿万人众的范围内，做到公正合理的地步。

斯密所说的停滞状态也值得批评。没有一个国家可能先后停滞到好几百年，实际上在这段长时间内，中国经过好几次政策的改变和反复。远在11世纪，王安石就决心将宋帝国财政片面地商业化。不幸地，当中一个失败的原因，却正是由于他的规划缺乏商业资本和民间的支持，当时惨痛的结果，历久而不能忘。这财政之展开既无出路，蒙古人入主之元朝也未能贡献任何对策，至明朝才打开僵局，其办法却是大规模地全面退却。从此中央政府不再亲身只手去掌握各种财政上的资源，而用预算及限额去节制其抽取与支用。政府本身不与经济上最前进的部门发生关系，而且也坦白声明，提高人民生活程度不是它的宗旨，所以他所标榜的道德无非也带着泥土气息。清朝虽然也无意于改革，但到底将它手上所主持最缺乏弹性的管理法规稍微放松，例如让较多的货币流通，在某些条件下，对财政采取现实的态度，不完全期望官僚克己从公，开放广州的海禁等。然则大体上讲，全局已定，也无从推翻。

国家体制的最大功用是将千万的农村纠结在一起。意识形态较科技优先，文化上的影响比经济更重要，各级官僚的消极性比他们适应环境的能力还要被重视。甚至边境上的武装冲突也不足改变这作风，与第二帝国的高度机动态相比较，第三帝国确无机动性，这结果可能使《原富》的作者觉得中国长期“停滞”。

地缘因素

这是谁的过失？我们是否要责备宋代的改革者，他们过于轻举妄动？要不是他们的失败，何以1000年后，无人再敢尝试以货币为管制的基础？是否咎在忽必烈？

他一心只顾到战胜取功，而未将中国本部构成一种系统？是否我们又要谴责明太祖朱元璋？他是否对宋朝的失败反应过甚，因此才把钟表向后倒拨，超过了任何合理的程度？是否清朝皇帝也有罪愆？他们一心只想做中国式的天子，而不敢真实地恢复中国固有文化的长处。甚至今昔情况已有不同，他们生活在17世纪和18世纪，应当对外间世界多几分认识？简单的说，从短视界看来，以上假定，其中一个或是全部都可以经过一番搜集，构成令人置信的专题。

但是把这些事迹摆在一起，前后贯通地看来，我们觉得当中有无可避免的地缘政治因素在，它的影响超过所有历史人物及各朝代作为的总和。本书在前述各章内，前后提出各种议论，综合起来都可以归并于亚洲大陆整体性所赋予历史的影响。既有2000英里容易被人侵犯的前方，中国不得不构成一体，于是才能生存。战略上的需要不仅要顾及攻势的力量，能对沙漠地带有冲击力，尤其要整备后方，造成长期作战的持久性。更重要的则是，要有后勤的能力支持以上两种要求。在这些条件之下，断定了数量的优势超过质量。亚洲大陆的气候如是，所有的皇帝与中枢主政的官员，不得不经常想起饥谨和可能引起谋反和叛乱。如何使生活更丰富优渥只能摆在这些顾虑之后。另外要防制地方力量威胁中枢，则贵族的庄园不容考虑，在此情况下只有向个体农户直接抽税。简单均一成了当中最重要的原则。开庭审案在这种体系下不容易，法庭的用费以及训练一批精通法律的职业人才都得再三考虑。有了以上的前提，则在经济上比较合适的安排，如唐宋之交“五代十国”时，南方比较有效率的国家设施都不能经久。中国历史上的大帝国如汉如唐都是建立在粗线条的基础之上。宋朝对货币的着眼较为前进，可是结果仍被比较落后的明代制度席卷。

清朝皇帝的优点和劣点已经摆在眼前，从历史上长期合理性的观点看来，他们等于被邀请松解一个宪法上（此指不成文宪法，亦即基本的组织）的死结，他们文化程度较低，至此反成长处。因为他们无牵挂，所以更能一视同仁。他们也更能心甘情愿地学习，因之他们施政纲领有社会环境的支持，它总是重视最主要的事物，也注意于满足人类最基本的要求。

于是，有一个可怕的情形要预先提出：有朝一日中国被迫改造，革命程序定要推翻1000年来之所作为。在西欧和日本，以商业上的条理治国可以从组织中层发动，商人可作有效的贡献，中国则需要将商业条理与组织加于成百上千的官僚或以亿万计的农民头上。而社会的习惯又一向不注重民法，内中私人财产权有了君子不言利的习惯，又用自我抑制，对人谦让的教条阻塞正当的争辩，结果只有使真伪不分，上下颠倒。有了这些复杂的因素，来日的革命要将这一切清算，必定会旷日持久，也会悲痛惨切。

社会经济方面的限制

现在我们可以再从1800年的立场重新检讨朝代循环说：乾隆的记录不如他说的那么完美。一开始，他并没有接受一套完善的财政系统，有如最近的研究所发现。

也象和坤事件所显示，他生前有不少难为人言的事迹，当时仔细的遮羞，事后才逐渐暴露。传统官僚主义的作风，真理总是由上至下，统计数字反映着上级的要求和愿望。“十全老人”的“十全武功”主要是由汉人组成的“绿营”担当，他们曾遭受严重的损失，只是没有对外公布。白莲教为一种秘密结会的组织已有多时，事实上也在他御宇的最后数年内公开叛变。

与群众暴动密切相关的，是由于过去150年内部的和平和繁荣引起人口的激增。

迄至1800年，中国的人口已接近或者远超过3亿。无可怀疑的，在满清前4个皇帝在位期间，他们统辖的人口已经增加一倍。在这农业国家内，劳力即是资本，农业上的剩余很难转移到其他方面去生利，只方便地用以支持人口。可能开拓的新耕地日见稀少，这国家就不幸地落入马尔萨斯的“惨淡的科学”范畴里去。马氏的人口论与法国大革命同时，只比乾隆去世日早了10年。

接近1800年。山西之票行已开始在各大城市设立分行。苏州和南京地区间，丝织品的缎机据称数以万计。制盐业、铜矿和瓷业的制造雇佣了大量劳工。这些传闻通常零星地载于各种资料之内，缺乏详细的记载陪衬，有时使现在的读者感到迷惑和怀疑。实际上这些情形最多不过表现，迄至欧洲工业革命之前，中国仍有若干财富单独集中的例子，为西方所无。可是这些零星的情节不足以构成一个系统。如果我们一定要用资本主义这一名词的话，我们一定要想象其为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

一个社会要从“农业的系统”转变而为“商业的系统”之际，不仅它的法律工具要全部调整才能适应新环境，而且所有人民也要经过相当的准备，然后他们之遵守新法，才具有一种社会的强迫力个人及各公司给予彼此之信用，所涉银钱证明私人财产权已经固定，所以分工合作，将服务及货品互相交换已是不教而能，也不待劝说而自愿参与。因此，症结不在于财产之多少，而是这财富如何才能交换而用于投资，使它继续成长生利。及至今日为止，所有的国家有了如是一段的突破经验后，即发觉其转变无可逆转。中国在1800年毫无与这程序接近的征象。所以将上述例外的情形集合起来，而称中国已有了“资本主义之萌芽”实无意义，这等于说一个小孩子不称他为小孩子，而勉强叫他为“预备成人”。

清朝实用主义的局限

清朝在学术上以“实用主义”著称，在1800年前，好几部伟大的小说已经出现。

可是这里所称实用主义只不过说当时的学者不效法宋儒之作形而上的揣想，也不学明儒之接近于参禅以求顿悟。他们仍然缺乏一种物质上的环境足以使他们独立地思索。所以也无法脱离根深蒂固的社会价值，这些社会价值既已于官僚的经理管制结不解缘，他们也就信而不疑。这一批思想家更正了过去学者若干的矫柔造作，可是所谓实用主义者紧随儒家经典和历史，始终无法产生一种透视的眼光，看到肉眼之所不能见。实用主义有何用场？还不是脱离一种思想系统以便制造另一种。象培根和笛卡儿所发现，科学因长久的和坚持的“不相信”而产生。清代的实用主义者无此彻底，他们也没有希腊科学家的程度，相信自然法规需要不断地展开（这种想法日后对欧洲的文艺复兴产生了作用），且清朝的实用主义尚不能产生有如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多元形态。

清代的小说也实有它们独特之处。他们将当时的生活状态以极悠闲的态度写出微细之处，非其他文字所能勾画。可是从历史学家的眼光看来，这些小说仍为官僚主义之下的产物。《红楼梦》带着唯美的色彩，过度地追怀过去，过于感情化，过于女性味；《儒林外史》极端讽刺，却好象一部论文集。作者之愤怒和自我怜惜表彰着他们生活范围之窄狭，他们的读者与爱慕者想必深切地了解而具同感。

我们是否把一个时代批判得过度？如果我们的目的只在叙述18世纪，那可以说立论过于苛刻。要是不脱离18世纪的眼光，本来我们也可以循着欧洲的启蒙运动，赞扬中国为社会上和谐的好榜样，或者像法国的重农主义者一样，相信中国人总是将注意力集中在要紧之处，再不然又可以学着当日的技工，欣赏着各种中国式（ch inoiserie）的物品，从柚木桌椅上的镂空雕刻到几尺高的漆器花瓶。其外表有如绸缎之精美。可是片面的优雅高尚只引起另一方面的危机和危险。公元1800年距鸦片战争只40年，那一天来临时，中国和满洲的士兵要用过时的梭标与大刀对付一群以540尊火炮摆在16艘船舰之上渡海而来的敌人。以后尚有接着而来的150年苦难事迹，这些事迹也都是源于同一基本原因而产生的压力与紧张性，一路下去终至于文化大革命。外间的观察者看不清其来龙去脉，所做分析，才会以“疯狂的根源”（root of madness）为题。

我们虽对18世纪中国有苛刻的批判，其用意无非说明此中确有“根源”，但无“疯狂”。假使读者愿意追溯深远的话，则表面上看来不可思议的地方仍有其解说。

其根源出自地理，也出自历史。在那情形之下，1800年并不是一个分裂点，它是一个适宜的基点，让我们稍做停留，瞻前顾后地反思一遍。

谢选骏指出：事后聪明的解说，仅从税吏的角度去分析地理和历史，却不懂得地理和历史完全不同——地理无法改变，历史却常逆转……地缘政治的综合分析，胜过马克思的经济主义。

【第十八章 从鸦片战争到自强运动】

前言

17世纪以后，西方列强的势力正逐渐侵入亚洲，中国更成为列强竞逐的场所。

经历了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等等一连串的挫败，使朝野部分有识之士体认到改革的重要。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便是在这种危机与改革不断深化的情形下、前仆后继，犬牙交错。

今日有了150年的纵深，我们对鸦片战争以前的一串行动有可能和前人不同的看法，虽说基本的事实并未变更。先说钦差大臣林则旭，他也可以算是采取了主动。

他给维多利亚女王的信吁请英国自动停止鸦片贸易，抄写了约20份，见遇有任何欧洲的船只西返，即给予一份，请代投递。可是他没有把英国纠集船舰即将远征中国的消息放在心上。他以为英人之举动不过恫吓。他一方面查诣询华特尔（emeric d e vattel）所著《国际公约》（law of nations），另一方面他又依着中国的官僚习惯执法起来，将以前虽在书上见诸文字但始终无人注意的条文一时雷厉风行，照字面上不打折扣。而且执行的办法仍是“集体的责任”。也就是说他处置犯者时，分门别类（例如视所有英国人为一个集团），只图适应官僚系统之方便，不顾对各个人内在的公平。义律（charles elliot）当然无意将争执和平解决。他劝英商将鸦片交付与他，因为他是英国的商务督办，经过他转手之后，钦差大臣没收和焚毁鸦片就要向英国女皇负责。自是构成了以后取赔600万银元之根据，列入英国向中国要求战后赔款2100万元之一部分。道光皇帝（本名晏宁，1821—1850）在位处置问题不能说是持正。他对臣下的要求超过他们能承办之能力。他起先鼓励他们冒失从事，一到事情做坏，又毫不犹豫判各人死刑，虽说一般情形其判决按传统递减为充军于边疆。

鸦片战争

战争的本身倒没有什么了不得之处，但这是第一次戳破“天朝”威严门面。英国派出远征军4000人，他们的装备训练远胜于清军。1840年初，由度政府代英国宣战。不久他们即占领舟山之定海，封锁长江的出海口及珠江，对继读北上威胁中国首都。清朝也可能在此时屈服。两方人员已构成了一种临时的协定，只是事后同为两方政府所否定。北京认为让步过度，西敏寺（英国政府）认为让得不够。

当1841年秋天战事再起时，英军占领浙江沿海之宁波。远征军经过增援，有兵员10000人，蒸气轮船14艘。中国军队在珠江口及舟山的抵抗英勇而无济于事。全面反攻由皇帝之堂侄主持，只是在失败之后再加孟浪和失策。他司令部里不少幕僚全系文人，无军事训练。反攻前10日他们只望着宁波收复在即，竟用预写胜利的露布。

为了筹备战费，在不同的地方设立银柜，以接收朝廷命令各地方政府交纳之现款。

大批银两出入于此银柜之间，可是总数无法对头。火器临时由无经验之人根据200年前之书本在战场上临时制造。中国之火筏，原来希望焚烧英国船舰，可是在远距离即先被对方击中着火。夜袭宁波则落入英人陷阱之中。1842年夏天，有组织的抵抗结束，英军占领了上海与镇江，后者接近大运河，尤为南北之孔道。一月之后，南京条约签字。

南京条约

和约包括了巨额赔款，如上文所叙。中国将香港割让给英国，开上海、宁波、广州、厦门与福州五口通商，以后进出囗的关税税率有了定规，又决定今后两国来往文书采取平等地位。次年之附约决定关税税率大致为值百抽五，又由中国承认治外法权，美国领事用以裁判与英人有关之案件，又承让“最惠国待遇”，亦即此后中国向其他任何国家让步，其同等之优惠即须自动给予英国。南京条约签定后不久的中法条约和中美条约也将最惠国的条款写入。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作家和西方的作家已对道光皇帝和他的臣僚作口诛笔伐之能事。无数谴责字眼，如自大、不负责、贪污腐化等都堆在他们头上。虽说没有人能替他们辩护而撤除此类恶名，可是今日事后看来，既有组织上的重荷和文化上的传统压在他们头上，其他任何人处在他们的地位也不见得能做得特别不同。中国是无数农村组成的一大集团，当中的弊病尚且大过贪污。她的整个组织即是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如果让中国继续闭关自守，那她也会继续以精神和信仰上的运作掩饰组织上的缺陷。施政要带美感，这种要义以近乎宗教的力量支持。所以即在危机之中钦差大臣林则徐仍在吟诗，而且在赏月。传统习惯要他对皇帝之章奏和向人民之布告不离道德眼光，这种要求胜过内容之真实。可是林则徐并非不诚。这样说来，中国人之公众心理也确有一段自欺之成分。真理并非出自客观之观察，而出自皇帝之志愿。天子最大的德行不是对每个人给予其所应得，而是不偏不袒。道光可以罚林则徐充军；但是他也能判自己的堂弟奕经（反攻宁波的将领）死刑（后减免）。

这样的无偏袒才使百官能团结一致。

清朝之内向和缺乏对外竞争性尚不及明朝。不过承续着明朝，它也接收了前者很多性格。维持着亿万农民安居就业和上万官僚宁静在职，缘于一种精微的平衡。

为保持如此之平衡，清朝也不仅对财政作更大的更革和寻求科技发展。自此我们也可以注意，鸦片战争失败之后，清政府并未组织一调查委员会事后决定事体发生的情形与各人的责任。没有派官员出国考察，也没有在组织上作任何更改。美国官员愿意供给制船造炮之蓝图，被完眼谢绝。南京条约和附约里各种苛刻的待遇，满人汉人的官僚都接受。倒是内中提及今后两方的文书要用平等语气来往，开“夷人”

随意置啄之门，反而使他们不安。耆英与英国的璞鼎查（sir henry pottiiger）接触谈判，他给道光帝的报告，继续轻视西方的国体组织，将它们缺乏中国式之门面一致即当作无道德品格之证据。对中国多方面的缺陷，一字不提。

战败之影响：图存

可是中国人之不幸，则是公元1839年11且3日珠江穿鼻岛附近两方之交火，已将他们对外不取竞争性的地位永久摧折。即是为了拒毒而战之正直，也无从发生作用。

中国在今后150年的历史成为长期图生存的奋斗。基本上一个庞大的农业国家因社会价值而结构松懈、又有宽宏的度量，向来能容纳行政上不规则之处，今后被逼务必要变成一个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国家①。通常的观察没有着清当中的困难，因为这项规模庞大的工作只能由一种群众运动造成，也只有亿万计的农民和诗人似的县官——亦即这社会里的主要人物——参加动手，才有希望。从这里我们也可着出。将内部的联系性加紧，使与现代科技接近，其目的不仅如亚当斯密之所说只在“使人民富裕”。从今后一个半世纪的事迹看来，这是一种出在入生的奋斗。

时是这种景象即公元1842年8月29日南京条约于英舰“皋华丽号”（cornwalli s）签字时仍无法看得清楚。那是最近几十年内，我们也仍无从了解在我眼前的暴力与动乱也还是这长期而惨痛奋斗之一部；这种斗争上溯至道光皇帝和钦差大臣林则徐，下至今日。只有所有的真相大白，我们才能意识到这庞大运动的恢弘范围。

今日南京条约和附约的规定大概都因以后事实之衍化失去了效用。人民共和国之收复香港尚待实现；但是和平接收的协议业已签署。这皇家殖民地分作三部分：香港岛割让于1842年，有如上述。九龙半岛已在大陆，由于1860年中英北京条约而割让。所谓“新界”（new territories）则在原割让之九龙更向大陆延伸，包括整个殖民地百分之九十的面积，因1898年之九龙租借条约而租与英国99年，至1997年满期，也是刻下预定全部地区归还的日期。北京已保证让本地人自冶，在接收后50年内不更变现有经济体系及法律制度。

这政权所标示的“一国两制”如何在将来施行尚待揭晓，历史家所能确切指出的乃是，将一个疆域广大人口众多的国家由农业管制之方式更换而为商业管制之方式。问题复杂。粗率看来。当一切趋于稳定之际，即国家这一观念与马克思主义的定义都可能因着中国而改变它们习惯上的面具。很明显的，中英处置香港的妥协方案算是得体，乃是因为它处理这问题时将之视作后面一个更大问题之一部。当中有地理与文化之影响，而不仅经济与政治。

英法联军

本书之叙述，尚要回到19世纪之中期。

南京条约签定之后10年，感到更不满意的不是战败国而是战胜国。和约将中国之商业开放，可是商业有赖于双方自愿的和积极的参与。假使通商口岸的居民受官僚的鼓励对外来者采取敌视态度，又当如何处置？假使中国商人与外商订约，却又违约而逃赴内地，不在领事职掌之内，又如何处置？外商如何抗议，要是他们照规定关税付税，内地的官吏却在同货品上科以昂贵的转口税？关于鸦片贸易，问题更多。1842年和约始终没有提及鸦片。是否今后其贸易可公开？抑或中国禁烟的法律依旧有效？简概说来，“条约之系统”如果要有实际效率，各通商国家理应在北京设立公使馆驻留永久代表，中国内地应开放外商来往，转口税应有节制，若鸦片贸易已开放，应当明白承认其为合法。1856年有了一个新机会提出以上各种要求。中法和中美条约签署于1844年，内中有12年后可以修订的文句。英国人则根据最惠国的待遇，如果法国和美国提出修约，他们当然也可以坐享其成。

自1854年，三国的外交官及海军军官即已在中国海岸南北来往，企图得到中国的反应而有成果。中国官员之中以广州总督叶名琛最为执拗。广州市民也曾在前后数年抗拒英人入城。更使问题恶化的是新皇帝威丰（本名奕詝，1850—1861在位）

极端仇外。这种情形促使两个欧洲国家再度用兵，此次的军事行动有些历史家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

一艘中国的船只在香港注册，悬英旗。叶名琛的兵士登轮将英旗拆下，这就给英人以用兵之借口。不久法国也参加，其缘由则是一位法国传教士在广西被中国官员杀害。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和印度兵士的叛变（sepoy mutiny）将这联合行动迟缓一段时候。可是英法部队一度集结，他们在1857年最后几天毫不费力攻占广州。时名琛被俘，客死加尔各答。广州在战争期间受英人治理3年。

1858年夏，英法美俄军舰集结于天津附近海岸。前二者采取军事行动，后二者在近距离观望。大沽炮台被攻下，天津被占领。所谓天津条约签署于6月，实际上包括4种条约。这些条约一般的让各国派遣使节驻在北京，关税值百抽五，转口税2.5％，此外指名将内地口岸据商，于是所有的内地省份，包括台湾和海南岛，中国承认外国船只可航行于内河。这数国持有护照之公民得自由来往内地。在中英条约上，承认鸦片贸易为合法。中国向英法赔偿军费。

以上条约，彼此政府批准互相交换缮本之后生效。次年，外国军舰准备执行交换，抵达塘沽海岸时大沽炮台正在修理，海河至天津一段设有障碍。只有美国公使接受中国官员之指示由陆路入京，交换缮本，虽说中国方面之接待缺乏友好态度。

俄国使节原由陆路来华，也交换如仪。英法公使率领船舰18只，决心扫除河中障碍，与炮台上新炮位互相开火冲突。中国方面之部队由蒙古将领僧格林沁指挥，英舰4沉6伤，死伤四百余人，可是到头中国仍须赔偿损失。

1860年英军18000人与法军7000人，又在华南雇得中国苦力2500人担任后勤，由陆路侧背攻击大沽后占领天津。途中和议耽搁了联军的进展，但是在10月他们已进占北京。咸丰皇帝逃往热河，死在行宫。圆明园为皇帝相继离宫，去今日之北京大学不远，首先被联军掠夺，次由额尔金伯爵（lord elgin）下令焚毁。1860年之中英中法条约由咸丰之弟恭亲王奕沂出面签字，承认1858年之条约有效，将九龙割让与英，并承认法国教士有在中国内地购置地产的权利。

在连串事件之中得到最大收获者为沙皇统治下的俄国。俄国领使自称有劝说英法军离京之功，要求并获得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之地，包括中日之海参崴（vladivostok）及伯力（khabarovsk），虽说在中国内忧外患无力支顾期间俄人已进入该处空旷地区勘界筑屋，并威胁中国地方官接受其主权。此间所辖土地逾30万英里，1860年之中俄条约只算承认既成事实，又扩大范围。

太平天国

在此段外患过程中，满清尚要在另一方面迎战，以图延续其生命。自1850年始，华中与华南卷入几个大规模内乱之中，当中最有威胁性的无乃洪秀全所领导的太平天国。这个乡村私塾先生曾在广州街头接到一纸基督教传教士所发的传单，又科举场中失意之后为病魔所缠，于是在昏迷状态之下发生幻视。复元之后他读及传单，才确切相信自己乃上帝耶和华之子、耶稣基督之弟。当时广西村民在忧患之中又受政府煎逼，听他的福音即为所煽动。因此他不难策动好几个与他背景相似的同谋者，从此驱使被说服的农民。他的拜上帝会相约为善而拜真神，凡信男都为兄弟，信女都为姊妹。他们立誓扫除的魔鬼既包括乡村中的偶像，也涉及贪官及其皂隶。1851年春，洪秀全以太平天国发难，他自己为天王，其他五个助手为东西南北王及翼王，以羽佐天朝。额前不薙发，脑后不蓄辫使他们看来与人不同。这些信徒有热忱，又受招术把持，立即屡败派往剿伐他们的青年。1852年，在数月之内太平军相继围攻桂林及长沙，亦即广西与湖南之省会，虽说两城都未攻克。洪秀全放弃这两处的围攻，继续北进，1853年初取武昌，亦即湖北省会。自此他拥有大量船舶，也从满洲军夺下不少武器与供应品。至此他手下已有50万之众。两个月之后，太平军拥有武昌至南京之间长江流域的重要城镇，于是定都南京，改称“天京”。他们盘踞达11年之久，直至1864年夏天为止。

从今日的眼光看来，太平天国的积极性已不容过度重视。只在一种极含糊的形态之中，天国人物似乎提出，中国农民被传统政治视作笼统一团的生产者，无发言之技能，似应改变，倘非如此，中国不能产生新秩序去适应世界潮流。可是太平天国不是这问题之解答。过去不少历史随着前后之事迹，责备洪秀全取得南京后不尽力于北伐，又不与中北部所谓“捻匪”或上海一带之“小刀会”联合，也不争取西方人士同情。本来西方人正在与满清交涉时觉得北京不可理喻，幻想着太平天国人物既为基督教徒，或可为较好之对手。从全盘组织结构的角度看来，这类臆度，着眼过微，今日已无意义。

太平天国人物因为他们的战斗意义，非理性的性格，对政府不存信心，原始的共产主义，在某些方面像欧洲宗教改革期间新教之左翼。可是在欧洲，左翼活动仅在城市表现其扰乱性。洪秀全因着他片断的基督教义，企图发动一项全国运动，其为效更微，因为新教所提倡的良心自由在中国农村社会中缺乏实际意义。太平天国的神基始终未离开巫术性格，他们起自社会中之低层，也未预计在组织上使全社会整体化。如果全民都解放，只有使社会解体，是以天国的破坏性至为明显。

这样一来，传统国家社会之结构，过去既能经历恒久，此时仍可发生作用。尤以科举取士，以一种隐蓄的办法给予有关人士物质上之报酬，责成他们维护正统社会价值，这种社会价值自孟子以来一脉相承至今，使农村社会上文教力量之终点即是国家政权力量之起点，两相缝合，不生罅隙。亦无法严格分辨此系一种经济组织或一种社会习惯。中国皇帝的君父地位和基本组织接近，远逾于旧约中之上帝。他也在各种仪节之中取得实际的权能。虽说从以后的事迹看来，清朝将这安排一再误用（如慈禧太后拘禁光绪帝及以幼童宣统登基等），可是在19世纪中叶，要想改换朝代而且更换传统朝代各项组织。显然过早。

太平天国禁鸦片、娼妓、缠足、嬖妾与赌博。可是其提倡男女平等不能阻止最高层人物妻妾成群。定都于南京，所有各王也不再生活俭朴。1856年之后，其上级已在互相倾轧。所谓天朝田亩制度，本来即以传统架构方式写成，也始终只是纸上文章。“天朝”也举行过它的科举考试，从现在考卷的资料看来，即出题人亦来看清这科举取士的社会经济意义。

湘军与淮军

于是曾国藩得以以传统之正宗作号召，为清朝剿灭太平天国。他出身于朝廷文职之士。和300年前的戚继光一样，他的“湘勇”招募于农村，军官由他一手选拔，内中很多为小地主，来自曾之故里湖乡。于是部队间精神上团结巩固。他的军费出自“厘金”，亦即一种新的物品转口税，也有了各地的津贴，大概自愿捐助与勒派均有。他组织的水师其实乃是一种两栖部队，起居于内河航船之上，持有火器，使战事带机动性。湘勇首先为团练，雇佣以保护地方，因其成效超过正式部队，1854年之后出征各省，其人数从最初之2万人增加数倍。湘军与太平军全面战斗展开后，长江中游及其两大支流即湘江与赣江成为拉锯争夺之处。有墙围之城市不仅因战略价值而被争夺，尚以其操纵人口与资源之故。交战两方都向对方施用残暴手段，杀俘之事屡见叠出。战区食物缺乏。又疫疾流行，人口减少而助成以后战事之结束。

但是1860年以后太平军失去对内地省份之控制，尚死灰复燃，将叛变引伸到长江三角洲沿海一带，苏州、杭州，宁波与上海为争夺的地区。这区域的丝绸工业遭受打击。也是在这一段战争期内，曾国藩手下之李鸿章从此露脸。他仿效湘军体制，在他出身的安徽省组织一支淮军。满清对英法战事结束，“常胜军”也参加讨伐大平军。他们原来是上海商人组织的自愿军，以西方人为军官，用以保卫本地。至此由列强赞助，正式为政府军助战。他们的功绩树立了美国人华德（frederick town send ward）和英将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的浪漫声名。有了他们襄助，李鸿章肃清了东部沿海地区，使曾之湘军于1864年7月收复南京，洪秀全于事前服毒自杀。肃清太平军在福建之残部于次年完成。即是最后这一段战事，也与美国内战四年时间相埒，而中国之内战死伤人数更多②，而解决的问题反少。

自强运动

“自强运动”名称出自《易经》，由“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而来。用这标语概括1860至1870年代中国大效西方，其名称已表现着防御性的动机，当日提倡向西方学习的人物恐怕自己的行动必被批判，因之引经据典强调时代之不同，才有这举动之必要。同时他们也用“中学为礼，西学为用”的解释说明学自西方的无非一种技术性之事物。在各种基本的条件内，他们始终不脱离中国文化的传统。

实际上纵有对他们的批评，其态度并不苛刻。可是维新运动本身范围如是窄狭，也就无从达到预期效果。

1860年各国与中国订立和约之后10年，一段短时间双方关系良好。西方人既已由中国满足其要求，不再施以更多压力。强硬派如额尔金及巴夏礼（henry parkes）

已离华，一批新外交人物如英国公使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美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和任中国总税务司之爱尔兰人赫德（robert hart）都主张双方开诚善意相待。他们相信，若予以适当鼓励，中国为本身之利益，亦必将门户开放。同时恭亲王为“议政”，辅助幼年皇帝同治（本名载淳，1862一1874在位），也觉得条约带来的天地无从规避，中国理应对条文真实的履行，不当妄想借机废除再回复以前外夷进贡的局面。因为这种和谐之气氛，自强运动一时有了长足进展。

1861年北京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对待外国使节，管理因条约而产生的各种事务，与旧式的部院同时存在。又设同文馆，教授外国语言，不久其他类似的学馆也开设于各通商口岸。辉登（henry wheaton）所著之《万国律例》（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于1864年译成中文，由总理衙门刊刻成书。与太平天国决战之最后几年内，中国以学者出身而总管军事之人物对轮船及新式器具有极深刻印象。

所以一到太平天国剿平，曾国藩、李鸿章和另一湘军领袖左宗堂都借着他们在各处为总督的地位，于南方大城市设立机器局和造船厂，其器械由海外购来，也雇用外人技师。至1870年后与欧洲各国关系再度恶化，这种举措亦并未终止。轮船招商局设立于1872年。一群中国学童被派在美国留学。开平煤矿始于1876年，在天津附近。

这期间内，中国城市也开始有电讯的联络。

有了这些活动，自强运动表示着一种意志单简的目的：中国希望借西方之科技以充实军事力量而已。改革者所需要的乃是轮船与枪炮，所以他们设立的是船坞与兵工厂。所有的改革也与其他部门隔离，以免妨碍旧有法制规章。所训练的“洋务”

人才，预定为中国旧式官僚手下之技术助手，所以传统教育制度不因之而更变，科举取士的程序也原封不动。

这有限目标始终无法获得，原因不能解释。当时人所谓“洋务”，实际为“西方事物”，乃全部西方现代物质文明所产生之后果，缘于社会上注重效率，在各处请求准确之所得。这和中国的官僚组织立场全部相反。后者有了一个庞大的架构，一向站在非竞争性的立场，几百年来只望维持一个大体过得去的标准，以保持内部凝聚力。因生活方式之不同，西方采取重商主义，中国维持农业社会习惯。这习惯之不同，影响到每一件兵器的制造者和使用者，更别提到他们的组织人与协调人。

这差异也在每一日发生影响，在每一行动之中发生影响。

这些兵工厂和造船局设立时好像商业组织，可是它们没有相对的公司可以发生商业上的关系。他们为制造者，可是社会上没有材料与零件供应者和推销员。它们与外面有来往，其关系也松懈。组织中的账目无从认真核算。他们也无从编制预算，因为政府本身尚无预算可言。人事之管制必漫无标准，因为中国全部的经济生活即缺乏人事管制标准。

称以上情形为“腐化”，可能对整个问题产生错觉。腐化必由以前正常之形态恶化而产生，用如此道德上的名义加以谴责，则必须承认事前已有一个完整体制。

在其恶化之前确曾站得住脚。

事实上它站不住脚。一个测验立即于1884年来临，中国由于对越南之宗主权与法国发生战事。短时间内法国舰队使台湾基隆炮台无所施其技，也占领了澎湖。法国人回顾中国大陆之际，他们只花了几小时就破坏福州的船政局，这马尾船厂过去也由法国资助而开办。

1885年中法之战结束时中国觉得藩篱尽失，其弱点也更暴露，以后只能挺身而作生死战。10年之前，日本即已不顾中国主权，径自征台。在中国西北角，俄国又已攫取一大块土地。公元1881年彼得堡条约名义上尚称为中国外交上之胜利，可是中国仍要向沙皇付卢市900万，而且失去巴克哈什湖一带疆域。与法国停战之年，英国也夺缅甸为其保护国。

19世纪末期，因着西方工业革命之成熟，已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时代。任何斗争之失败者，都可能被视为品格低劣。中国在外交上一贯的失败也愈使自强运动看来差劲。最低限度，它使中国抛掷了20年宝贵时间。可是在中国现代史里，它尚不过是一段连续“失败”之第一次。直到最近，我们才有机会将这串事迹以较积极的眼光看待。有了新的纵深，我们可以断言，即算失败，它们也是一种庞大革命之前无可避免的步骤。与鸦片战争后之全无反应对照，1860年间的改革在实践方面很严肃向前跨步。因其如此，改革者尚要以传统的名目自保。他们小心谨慎，但传统中国之架构已被他们打下了一个大洞。他们“自强”的结果在我们看来固然失望，可是从当日时间与环境看来，已不足为奇。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使中国工业化，尚要从编撰最基本的数学教科书做起，学习语言的学生也限在14岁以下。这使我们想起其道路是如何的遥远！自强运动以接受科技作基点。30多年之后。公元1898年的“百日维新”，已准备写宪祛，在制度上求改革。再过21年，中国进入民国时代，知识界也猛省到改革不仅应从他们自身着手，而且要从他们自身的思想开始。虽然无计划，这一套事情向前推进，似有阶梯，使我们感受着历史力量之大。它有它的逻辑；它的长期之合理性也让中国的革命多出一点时间作充分的准备，更给它相当压力使它贯彻到底。以目下问题之大，这一切庞大的规模与纵深只能算是合理而有实效。

①通常很少提及的，英国本身也须经过一段改造才能为一个商业性的国家。宗教改革之前，意大利之银行家经理在英收入之汇兑，他们通常先预付于教廷，再利用各地所收集与英国之牧羊者构成契约。于此，他们操纵了英国羊毛向欧洲大陆之出口。伦敦之银行衡称“朗巴德街”（lombard street），乃因当日之意大利人混称为“朗巴德人”（lombards）。因此意大利人之区域已有日后在中自出现之“租界”的现象，因条约而开的通商口岸内有特别区域，由西方人管理。在上述情形之下，意大利人亦享受“治外法权”（extraterritoriality）。名义上治外法权为互惠，可是对英国人缺乏意义。因英人在威尼斯、热那亚及酉安纳居住者少。英国站在劣势之地位，因为商业法律无法在乡村实行。因之当时英国不能说可以在过国字上管理，或在货币上管理。这种情形一直到内战期间及斯图亚特（stuart）王朝后朝方得改正。

②此次战乱死伤估计达2000万人。

谢选骏指出：满狗的自强运动不堪倭鬼的一击，中国近代史才得以由此展开了！所以我说，黄仁宇所谓的“战场上一时的胜败不足以左右一个基本方向”，完全违背了历史的实况。同样的道理，共产党对国民党的胜利，也改变了中国大陆的社会方向，不仅摧毁了无数人的命运，也重塑了中国大陆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就这样决定了经济基础！

【第十九章 百日维新、民国成立和五四运动】

前言

甲午战争的挫败，不仅使清廷颜面扫地，民族自信心尽失；战后的割地、赔款更使中国从此成了列强的俎上肉，变法图强的主张乃在知识界中日益高涨。从甲午战争到五四运动时期的中国，在保守派、改革派、革命派三种势力互相激荡的情形下，传统的制度、文化、思想等方面都产生了激烈的变化。

中国在1894年和1895年被日本从海上到陆上战败，产生了严重反响。中国作战的目的在保持朝鲜为属国，经此一战，这局势已失去而再不复返。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因此割让与战胜国。战败赔款银2亿两是一种极难承受的财政负担。中国向日本商业上的让步除了向欧美国家提出的之外，尚加上日本可以在中国城市开设工厂的条款，写入马关条约。当然，因为最惠国的规定，这特权也为其他国家分享。总算有了俄、法、德三国干涉，辽东半岛的割让未成事实，由中国再加添赔款3000万两算数，可是沙皇的政府仅候3年即提出整个半岛租与俄国25年的要求。从此之后这地区落入俄国手中，又从日俄战争之后转交日本，第二次大战之后再度由前苏联掌握，直到1955年中国才收回主权，至此前后已60年。

甲午败绩之辱

被日本打败，中国感到深耻奇辱。中国过去曾和日本作战，可是未曾认为日本人是优势的对头。不用说，种族优越感双方都无从避免，这也是1894年战争起因之一。此时尚未及注意的一点是，一个国家之现代化，主要是以商业组织之原理加于国事之上，因之公众事务之分工合作也和私人生活之分工合作异途而同归，所增加之效率，使这国家的功能提高。所产生的机动能力与品格无关。日本在德川幕府后期本来已朝此方向发展，与中国无法分类的大多数农民相比，显然效率要高，此中差异也在战场上表现无余。

在两个世纪相交之际，世界上遍处展开的人种主义达到了最高潮。德皇威廉第二是它热烈的发言人。日本人很容易接受了他的解说。日人爱国而好战，好像比懒惰而无气息的中国人要强得多。伊藤博文与李鸿章交涉的时候，确切的掌握着机会报复。过去中国不少作家笔下提及日本时很少注意到日人的敏感，一味以轻蔑字眼写出。李鸿章及中国的高级官员受胜者粗鲁待遇，也早有其原因。

这深耻奇辱使中国群众的反响注入相反之极端。一派主张接受日本人之优越，应聘请伊藤为中国首相。另一派主张不承认和约。日本对中国的要求不妨分作数份，赠予沙俄和其他国家作为报酬，只要他们向日本交兵。虽说李鸿章没有采取后说，他已受这说法影响。他于1896年与俄国外务大臣签定密约，西方称为李与罗拔诺甫条约（li-lobanov treaty），所给帝俄的让步，包括修筑中东铁路贯穿满洲北部。

谣传俄方曾以丰厚贿赂酬答李鸿章签定比约。

这战败给中国当前最大的困难仍在赔款。只有向外借款能解决问题。愿意向中国放贷的大有人在。可是他们每一个代表一个外国政府，他们的目的，在以中国海关关税和内地工矿的权利作为贷款的保障。中日战争之前中国所负外债不多。兹后中国行政完全被外国银行团把持。凡出口进口之关税，盐税之收入，以及内地之转口，同为外债之抵押品。此后因修筑铁路也涉及外债，才激起了1911年的革命。以上情形在中国进人民国时代后基本上未有更变。也因为对关税收入的处理，孙中山与西方各国争执，才决定与苏联联合。

回头再叙19世纪。1898年为诸事纷至沓来之际。英法德俄日五国都于此时在中国构成势力圈。如果中国任何行省划入某一国家之势力范围，中国必须申明此省永远不割与其他国家。当中一个重要的港口城市若是租借给享有势力范国的国家，租用期间为99年。中国不得在内外设防，也不得派兵进入附近地区，通常以15英里为度。此外，列强也在省内独享铁路工矿和敷设电讯的权利。要是中国本身在省内营建此类工程，则不得由第三国投资，也不得雇用其他国家的工程师。当中此类的条件有由外强以最后通牒方式提出限48小时内承允的例子。这情形使孙中山称中国为次殖民地，亦即低于一般的殖民地，他们与中国不同，只服侍一个主子。当世纪之交中国受着列强压迫，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于1899年及1900年两次提出的中国“门户开放”政策，对中国很少实际裨益。

百日维新

1898年夏天，北京的官僚圈经历了一段前所未有的情形。从6月11日到9月21日，一共103天，御前颁发了200多件诏令与批示，宣称政府之组织必须改造，预算将要编制，海陆军将要现代化，所有教育制度和文官组织也要改组，所有农工商业一并都要提高以符合世界标准。如果这套工作可能因皇帝龙椅前之公告而完成，则中国应当立即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可是这西化之决心以与西方习惯相反的姿势提出。

“百日维新”如传统以意志力事，并且引用了真理由上至下的原则。这种办法相信一项工作由皇帝诏令宣布，即等于工作已实际完成。

维新人士并不是全不了解此中的毛病，他们还是做了。103天之后，全部运动突然终止，皇帝被软禁，终身再未重享自由。6位维新人士被处死刑，两个最显著的领导人亡命海外，又有约40个官员被革职。

光绪皇帝（本名戴湉，1875—1908在位）乃慈禧太后之妹与老醇亲王的儿子。

醇亲王奕譞乃是道光的儿子。堂兄同治皇帝于1874年无嗣而终的时候，光绪才3岁。

被意志坚强而好卖弄权力之慈禧指定为皇嗣而继位。可是迄至他在1908年去世，慈禧未曾放弃她为事实上的国君之地位。她即使不垂帘听政，也仍在幕后揽握大权。

利用亲信大学士和宦官与廷臣联系。在这朝代进入暮期之际，凡是满清的总督等重臣及海陆军高级将领要不与这后门发生关系，则官位难保。

光绪帝颇为明智，也容易动感情，他看到一本说得剀切的奏呈，就会流泪。以这位有志改造一个庞大国家命运的君主而言，他在宫廷里幽居的生活与自孩提之日未曾有机会执行本身决策，都可算作严重缺陷。他维新的赞助人为康有为和梁启超，同为广东省人。康是古典学者，擅于使用古籍里利于改革的文字推陈出新，翻作今朝之标榜。梁比较趋向实用主义，他的文字流畅而有普及性，所叙也不只古典。在1898年之前，他们至少已提倡改革3年。他们以普及新式教育为论坛，曾组织会议，到处演讲，发行期刊，捐募款项以贯彻这宗旨。也有西方传教士赞助，使这运动传播甚广。如果自强运动可称为造船制炮的改革，则百日维新不妨称为编预算写宪法的改革，虽说康梁等人胸中另有城府，他们的志向超过目前之规划。

慈禧深切注意侄儿所作的一套，只是在短期间之内没有直接干预。一个使她采取行动之近因似与人事有关。当皇帝一贯的排挤反对维新的人物而提拔亲信的时候，新旧两派之冲突终不可免。也因此触发了满汉大臣的互相嫉妒。据说皇帝将接见伊藤博文，可能被劝说游览日本，成了一时的警报。最后导至政变之原因为皇帝召见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密商，不通过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后者为满洲人，也是大后亲信。

在这里我们要相信袁世凯数年后给《伦敦泰晤士报》的谈话，他在这里提出：他出卖各人的原因乃是改革者唆使他谋杀太后，事实上她也是皇帝之养母。或者我们应当相信《上海字林西报》和《申报》的报道，内中提及光绪密令袁世凯向御躬保驾。事实之发展则是袁世凯成了告密人，他出卖了皇帝和维新人士而站在慈禧太后和荣禄一边。慈禧突然由颐和园回到北京宫内时，维新人士的计谋为之挫折。他们被整肃，有关国事的政令全部作废而恢复百日维新前的情形，光绪皇帝和他的亲信要付出前后行动和秘密交往之代价。

提到目下历史之题材，作者别无他法，在叙述时不得不循照以前历史家之铺陈，可是他要再三提醒今日读者，在解释以上情事时，前人之论点大体已失去用场。因为他们批判以上事迹时，缺乏今人眼见之纵深，是以强调当事人物之人身关系，而低估组织与结构上的原因。百日维新使全部武职人员震惊，他们的官衔职位由八旗绿营的背景而取得，也使全体文官失色，他们熟读四书五经和朱熹的注解，由科场发迹。这点，以前的历史家也重视。我们还要更进一步讲出：他们不仅保持了既得利益，事实上他们也代表着这帝国和中国社会组织的逻辑。几百年来中国倚赖一种世袭的武职人员，他们在技术上的教养不深，也倚赖一个以文字见长的官僚机构，他们意识形态的凝聚力成了这永久组织的磐石。这样的安排不斤斤计较技术上之进步，只图赢得社会的安定，因之构成了全国的均匀一致，使帝国无可动摇。如果将这些支援的力量消除，则全国的组织也将立即垮台。可是另一方面的难处是，若不宣告此类组织迟早必须更换，就无庸谈及改革。

百日维新失败，光绪被批评为犹疑胆怯。可是没有历史上的证据可以解说他有别路可走。他因为皇帝，就以人身为表率，代表着传统的道德。这种德行从村舍里甲一路上来，透过整个社会，而以“孝”为先。稍一决断，他就会损坏了他在臣下心目中的观感和皇帝这一职位。他或者可如康有为在9月上旬的建议，出走上海。可是那样一来他既背叛了社会习惯，也逃避了自己的朝代。如果改革者愿意做到那样彻底，那他们又何必一定要依附着光绪皇帝和清朝，两者已不过是改革的累赘？他们难道不能直截地树立民国，问题简化？以后事实之演进也表示历史终于肯定的容纳了这条路线。

只是以问题之大，使其程序无从简化。革命前途之任重道远，已由谭嗣同看出。

他是慈禧大后一怒之下被判死刑的6人之一。他决心为烈士，也不愿逃避。他在遗书中提及除非新旧两党流血遍地，中国永远无指望：“各国变法无不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中国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公元1898年9月28日他实践了他的预言当日被派往监刑的刚毅，不久即成为支持义和团的清朝大员之一。

经过9月21日的政变，慈禧企图褫夺光绪皇位，另以一小童皇帝替代。可是她遇到几位南方总督和一群社会上文教领袖反对，后者以上海为中心，有西方各国的支持。百日维新首要人物康有为逃至香港，有英国人援助，梁启超则由日本使馆的保护离开北京出国。各国使节犹且一再询问光绪帝下落，也带着质问的态度。太后的企图无法实现，她反外的心理激热化，以后影响到她对义和团的判断。

义和团

义和团照字面上的解释是仗义又拥护和平的集团。它不过是华北人民秘密结社中之一种，会员练习武术，主持神秘的集会仪式，所以也被称为“拳民”城“拳匪”。

当中有些自称练气功可以阻挡子弹。在世纪末年，山东居民和德国侨民暨华人基督教徒发生冲突，义和团参杂其间，乘机生事扩展。不久之后，他们见外人即攻击，对一切由外洋输人之器物均行破坏。在1899年，山东巡抚本人也是一个仇外者。称义和团员为“义民”，收容他们入团练。次年，义和团蔓延至直隶省。慈禧亲信中只有荣禄称义和团不可用。

此时太后之心境值得臆度。她之把持不定，有时显然是由恐惧及迟疑而生，井非一贯的坚决透彻。期间所发诏书有时称义和团为“游勇会”及“乱民”、“拳匪”，可是有时称其为“拳民”、“朝廷赤子”，甚至“义民”。直隶提督聂士成既剿拳匪，又拒洋兵，最后战死于天津近郊。好像外人愈逼清廷剿匪，太后愈决心抵抗外来压力。此间详情充分暴露中国皇权的内在危机。这时候世界情势之复杂，要求政府机构极端警觉以应变，北京的朝廷尚且完全从人身关系的角度对付问题，以至外行的气象可以一眼看出。这样，慈禧太后在历史上有用之处即在于她帮助揭露了组织上的缺陷，使对中国2000多年帝制的消算得以加速。

1900年6月21日她公布了她的宣战令。作战对象不是一个国家，也不是条列的某些国家。而是“远人”和“彼等”，事实上就是与中国接触的所有外国。此时义和团在北京攻击使馆火焚教堂，已生事10日。6月11日日本使馆书记杉山彬遇害。6月16日各国联军要求天津外围的大沽炮台于次日晨2时以前交出，天津总兵不应命，联军于晨6时开火而攻取之。至此总理衙门于6月19日照会各国公使于24小时内离京。

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baron klemens von ketteler）仍想交涉，在往总理衙门途中遇害。

宣战之前，朝廷反外集团交付慈禧文件一纸，据称系各国勒令她归政之照会。

及至此时，她仍召集御前会议，廷臣百余人跪在殿前，太后询问各人意见，可是内中2人反对敌对行动，终由她下令处死。

各国使馆被围56日。当中停战3次。7月下旬，中国政府送往使馆面粉西瓜果蔬数车（前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富善先生dr.l. carrington goodrich时年6岁，随父母被围于北堂教堂，亲告本书作者不知有赠送食品事。富先生髫龄即锋镐余生，但是对中国人民不存恶感，对中国文化极端尊敬）。荣禄不许部下用巨炮攻击，将可能之死伤数减低。解围时外人约250人丧生，本国基督教徒死者犹多，但是无确切数字。

联军出自英、美、德、法、日、俄、意、奥八国，入北京时只18000人，以后叠增至105000人。内中除日美部队外，其他见中国人即恣意报复，对平民施用奸淫掳掠及枉杀等事亦不堪记。在全部敌外期间，南方之总督巡抚与各国侨领协商彼此保持镇静，对朝廷6月20日以后之诏令置之不顾，事实上持中立态度。其称“拳匪叛变”或“义和团造反”（boxer rebellion），理论上谓朝廷被暴民胁迫，所取行动非复本意也。

想增太后与光绪帝于8月15日即联军入北京后一日仓卒出奔，一行抵达西安，至1902年初始回北京。这段期间李鸿章得以从容与联军交涉和议。所谓“辛丑条约”（boxer protocol）于1901年9月签字，去李鸿章易篑只两月。联军要求纵容义和团之朝臣11人判死刑，4人至此业已自杀，以后3人由朝廷“赐死”，又2人被判减为边省充军，实际处斩者只2人。

条约其他款项停止45个拳匪生事城市之科举考试5年。中国派遣特别使节往德国及日本谢罪。所有自海岸至北京之通道不设防，连大沽炮台一并拆毁。外国有在北京使馆驻兵之权（后来卢沟桥事变时日军出现于北京近郊，则是引用此项特权）。

中国两年之内不得输入军火。中国对各国赔款银4亿5000万两，大略为全国5年之财政收入。再加以应付利息，此数必至40年方可偿清（以后美国发起以赔款在中国兴学，有数国循例照办）。条约签定之后，帝俄占领满洲之一部分不撤兵，是为1904年至1905年日俄战争之导火线。

即仍在西安避难之日，慈禧太后已开始下诏改变方针。回京之后，她实际等于重新公布光绪之改革，亦即4年之前她所嫉视之改革。在某些方面她尚将其范围扩大。

例如改官制，即成立内阁之11部，将以前各旧式部院裁撤归并（如陆军部辖以前之兵部及太仆寺，礼部辖以前之太常、鸿胪、光禄三寺）。全国科举包括殿试乡试概在1905年停止。又派遣考察团由亲王一人率领赴海外观察各国行政情形，准备立宪，定期召开各省及全国之咨议局及资政院。

此时太后无从了解中国纵在20世纪之末期亦难行使民权、组织民选政府、对选民负责，何况80至90年前。当中基本的困难已由本书一再指出：传统中国有如水中之鱼无从立即化为空中之鸟。其缺乏适应之能力尚超过满清之品格性质。满清为帝制最后一个朝代，在这情形之下，它也可以被视为历史上受罪之人。中国庞大而不按技能分科的文官组织在皇权仲裁之下能发生功效，限于这国家保持内向而不带竞争性。在那情形之下，凡公众的事务可能产生公意，天子的权能也可以在举行各种仪节的庄严大度之中执行。下面庞大且不因南北水旱地域而有剧烈差别的农民，能在各行政区域范围内驯善而各安本分，可以视作良民。这也不是法制或非制，而是文教与纪律。及至公元1900年夏天，上端成了一种专制魔王，既愚昧无知，又缺乏自信，下端则成了无法管制的暴民。很显然，如此组织结构不能仅凭自由解放和纸面上的改革即度过新世纪之难关。

帝制结束，民国肇造

公元1908年11月14日，光绪皇帝去世。不到24小时，慈禧太后也驾崩。这离奇的遭遇似有暗算。虽说他已多时健康欠佳，她却健康活跃。事实上她在13日主持立宣统（本名溥仪，1908一1911在位）为嗣君，后者才3岁（可是也有她身体欠安的传说）。其实，内幕如何，已无关宏旨。宣统命中注定为中国最后一个君主。再3年而有中华民国，不仅满清入主267年至是终结，而秦始皇于西安创造之帝制共历时213 2年，也成了历史上的往事。

医学博士孙中山，大革命家，看来曾希望实现他改革之理想而不推翻清朝，否则他不会作上李鸿章书而盼望能见。到1895年中国被日本战败之后，他才蓄意反清。

他既是广东人，又谙英语，就容易和海外华侨接近。可是从他的回忆录上看来，他起先觅取支援仍至为艰难。

在1911年10月10日前孙曾发动推翻满清运动10次，每次失败都免不了人命牺牲。

其中有些烈士尚为他切身的好友。他的革命会党基本上是社会精英，却无法和群众接近。初时他们也采取“古典型”革命行动，散发煽动性的传单、暗杀和占领官署发难。逐渐的，他们才认清他们也可以利用现有的秘密结社和潜入清朝新成立的海陆军作为以后行动之根据。

孙先生也写出：各方在八国联军后的反应给了他的革命行动新的力量，入党的人增多，海外筹款，较前有效。可是10次之中的最后一次在1911年4月于广州发难，仍然失败，72烈士因此丧生。不料，不出6月之后，竟能成功。这次，革命党员在汉口的地下组织不慎，使一颗炸弹爆炸。经过巡警调查，一批党员名单败露，内中牵涉新军里面的下级军官和士兵。事既如此，他们逼不得已提前举事，既无安排好的领导人物，也无预定计谋。黎元洪，满清新军协领（旅长），被强迫推戴为革命军总指挥。又在这紧急关头，清朝的总督不战而逃，给革命党人一个求之不得的喘息机会。不久其他省份接二连三宣告“独立”，也就是脱离专制的朝代，准备与武汉的革命党人协商。清朝的新太后（隆裕太后，即光绪正妻）只有替义子主持退位。

新旧体制不衔接

民国成立后的20年是一段令人愁丧的开始。孙中山将总统的职位让与袁世凯，他就是1898年出卖光绪帝的人物，只因为他这时候还控制着满清的新式陆军，理论上还有打败革命党的可能。有了这样的妥协，和平成为事实。欧战在1914年爆发，列强无力东顾，日本于翌年向袁提“二十一条”，这些条件如果全部履行，中国在理论上和事实上都成了日本的保护国。幸亏袁世凯死在1916年，他的皇帝也只做了81天，因为各方的反对，他临死之前已将帝制撤消。在这段混淆的局面里，又有蓄辫的将领张勋复辟。1917年他将宣统搬出来再度称帝。这一次为时更短，君主制度只存在了21天。从这时起迄至蒋介石于1928年北伐成功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中国进入军阀割据阶段。

在这十余年期间，中国有两个中央政府：一在北京，由北洋军阀承接交替；一在广州，以孙中山的护法运动为理论上的重心。可是两方所能控制的地域都极有限。

内战经常沿着铁道线上展开；军阀以他们的派系区分。西藏与外蒙脱离了中国的掌握。后者的分离从此具有永久性。外国的炮艇不断在中国内河航行。国际贸易由各大城市里的外国租界操纵，注重各色商人的短期利润，无视于中国的长期发展。出口物品以农业为主，进口货品主要针对新兴小市民阶级的嗜好与购买力。这批人士为数过少。他们的兴趣过于倾向于西方，因之不足以改变人口众多和带着大块陆地的中国之命运。

以上各种情节与景象有如万花筒，只在半个世纪之后才显示了它们历史上的一贯生。中国的首要问题仍是新旧之间不能衔接：现代体制需要所有因素都能在数目字上管理。旧式的组织不以中央为各部分总和之代表，反倒以一种道德上的力量自居，将各部分牵扯出来，也将它们的力量视作彼此相等而互相抵消。于是全体都立于一种微妙平衡的局面里保持表面上的宁静。这种新旧之间的不相融洽已在民国成立时看出。所以帝制必须取消。根据过去的经验，坐在龙椅上的人物虽以道德号召，要不是以出卖旁人为习惯的老手，即是一个被人愚弄终身的小儿。况且皇权之极端与社会组织之无法妥协互相倚重。要不是有了这些原因，1911年的革命不可能如是侥幸成功，以后两次重建帝制图谋也不会失败那样厉害。

可是向“负”的因素反抗，本身并不能立即成为“正”的力量。我们确定中国的问题适于英文constitutional一字的解说。可是constitiution固然可以译作“宪法”，也可以解释而为一种品物之人身结构影响到它的性情、品格和行动范围。中国人历来以文人治国，过度重视constitution为一纸文书，签字盖章而庄严收藏者。

而忽视constitution有似于我人天赋之性能。殊不知议会采一院制或两院制，行政权由总统或内阁掌握，当日所写之宪法与下面一大群农村组织之关系极微，因为乡民的识字率一般认为只5％，农民只能集体指挥，而重要的统计尚付之阙如。传统的管制办法着重男人优于女人，年长的优于年幼，读书明理的优于目不识丁，这和全民投票的原则以及每一个人都有同等经济之机会不仅不相衔接，而且大相径庭。

况且以千计的贞节牌坊，歌颂大人物丰功伟烈之神道碑，以及祠堂里的神位和乡祠里的偶象，代表着中国的大传统及小传统，过去统统有利行政之辅助工具，至今无一可资改造利用以增进民权，或者转变为多元社会之桥粱。更有甚者，1905年停科举，高层机构即政府衙门和低层机构，亦即乡村邻里对话交流的联络线，即因而截断。在这种情形之下，代议政治只是一种伪装，新成立之政党纵以不同的宗旨号召，当中无一可以切实代表各选区（constituencies）。同时城市内新兴的市民阶级力量也过于低微。如果他确有能力决定全国的政治，一会向那方向动手。换言之，中国之现代化可能容易得多了，假使中国文化之发展一向与西方传统平行，那么人民之自由权（civil liberty）可因城市权（municipal franchise）发轫，以后普及于全民，或者有如日本，他们私人资本力量在德川幕府后期即已超过大名藩主的力量。

我们读过无数记载，指出贿过，强制解散议会，或者公开违法的行动。可是在这段混淆的时代里，真正的悲剧是由军人出身的总统或总理执政，其为好人坏人不说，当中无一个可以成为实际之强人。他们缺乏效能的主因在于财政。民国成立，所接收过来的是一个空空如也的国库。传统之收入大宗为土地税，可是这用以维持旧式之衙门，为数过少而且分布过广泛，不能算数。其他的收入又当作向外借款和赔偿军费的抵押品。对内发行公债则无人认购，于是只有向外举债一途。谁愿向中国放贷？无非受外国政府支持的银行集团。这样一来，中国的领导人看起来总是外国主子之工具而对自己本国人民跋扈嚣张。此中最好例子即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谓西原借款。此事因接洽之日而得名，外表上之目的在充实中国实力以便加入协约国赴欧参战，实际情形则利及接收款项的人物，他们对内倾轧而符合了日人的意向。

军阀割据在这段期间成为普遍现象。旧体制既已拆卸，新的尚未产生，只有私人军事力量可以在青黄不接之际维持短期团结。可是这种办法全靠高级军官间的人身关系，也就很难在超出省区间的场合生效。于是“实力政治”（realpolitik）更进一步，阴谋与政变成为家常便饭，一切都带流动性。

军阀一般为带悲剧性格的英雄人物，他们也并非个个存心做坏事。一位英国观察者指出不少中国军阀可能在英国陆军里成为出人头地的将领。他们将个人之野心和他们所想象的救国救民宗旨合为一谈，因之极难向他们的部下及中国民众解释明白。张作霖初受日人培植，以后成为热烈爱国者。冯玉样起先被称为“基督将军”，以后向苏联靠拢。阎锡山组织了一个“洗心团”，给以种种宗教式点缀。唐生智几乎完全皈依佛教，他以超度的观念补偿他的杀戮。军阀也非个个粗蛮，吴佩孚即系诗人。可是性格淘气的张宗昌据说生平不知所带兵员人数、手中钱数和各房姨太太数。

话说回头，军阀给中国之损害并非不严重。他们给中国经济的坏影响无可衡量。

当日创造新社会的工作亟待着手，军阀之行动除有极少例外，大都具破坏性。他们也使全国士气受挫。军阀割据使刚出生的中华民国丧失了所有尊严，这情形也造成十多年的憔悴和失望。如果军阀在历史上有任何贡献的话，那是在80年外强侵略之后他们更增加了内部压力，于是强迫着中国的青年自行着手寻觅着一套救国方式。

有了“五四事件”，他们找到了一条线索。“五四运动”则赋予他们行动一种意识上的支持。

五四运动

1919年5月4日是星期天。当日午后1时30分，3000个学生代表北京13所大学和学院集结于天安门前示威抗议凡尔赛和会将德国在山东所享特权划归日本。这种特权出目“势力范围”，也是不平等条约中令人最不能忍受的部分。中国因1917年对德宣战与以后派遣劳工服役于战场，已站在战胜国一边，井且因为宣战而早已卸除了对德的条约关系。可是在凡尔赛，中国不仅无法分得任何胜利后果，反要将本身领土之完整作为特权转让去满足另一战胜国，这是前所未有的例子，也更令人发指。

可是会议中将各项秘密条约公开时，中国的地位已动摇。过去劝说日本参战之各强国已事前各别保证作如是之转让。更使中国地位受损害的是，日本代表团当场公布以前东京与北京间所交换的文件，证实中国军阀主持的政府曾作同样的认可。5月4日，示威者发散传单申明中国人决不承认卖国贼将国家主权转让与人。他们游行到东交民巷，将通知送交各国使馆。当日下午，他们决定和3个内阁部长级的官僚对头，因为他们对上述文件负有责任。其中之一被学生殴打，另一人之房屋被放火焚烧。

巡警出面弹压，学生32人被拘。

不久这消息即传遍中国。新闻界表示对学生同情，一时游行示威罢工罢市如野火之燎原。北京政府只好认错，被押学生开释，受指控之官员撤职，内阁也引咎解职。中国出席凡尔赛和会代表团则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这山东问题终在1921至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解决。美国总统哈定与国务卿休士召开这次会议，日本代表团取消战时的秘密协定。1922年签定九国公约，中国才算收回了山东主权。

今日学生示威已是家常便饭，电视荧幕上重见叠出，confrontation（对抗）也成了常用语，我们已难回味1919年现代通讯尚在婴儿时代期间五四事件之非常性格。

读者可以想象中国是一只潜水艇夹肉面包。虽说皇帝这一职位已由1912年取消，科举考试也于1905年停止，社会之改造却仍未开始。迄1919年，新式工厂内之劳工估计只在100万至250万人之间。虽说两种估计间之差别大，总而言之，较诸中国庞大之人口，其数仍不过水桶中之一滴。这国家未曾多元化的经济可能提供的工作至为有限，尤其缺乏现代社会之不同部门。专业工作犹集中于通商口岸，通常由外人主持之市政府掌握。知识分子发现自己并非社会上之“不适分子”，很少人能心安理得为自己与任何现存社会经济集团视为一体。因为缺乏出路，知识分子常有归返以前社会习惯之趋势。纵为新学制的大学生，不少仍持着日文士官僚型态。既为受有教育之精英，他们自认为昔日官僚集团之继承人，应当有资格获得同样的安全与特权。这样一来，五四事件超过了一场示威与抗议，它要各个人参与。如果这群年轻人觉得潜水艇夹肉面包内的莴苣叶和蛋黄酱缺乏构造的严密性，因之无从发挥应变能力，他们无可推接，也无旁人可以责备，只能自己应声而出解决问题。这信息开始传布时，这上面的一块面包开始变化，打破2000年来的惯例，因此成为以后50年长期革命之工具。

这种行动成为可能，因有后面之激扰与酝酿。把这背景更向后推，我们更要提及几十年来教士的工作和开通商口岸以来中外的接触，以及自强运动之遣派留学生。

又有伟大的翻译工作人员，如严复与林纾，他们使孟德斯鸿、亚当斯密、大小仲马、巴尔扎克、狄更斯和其他多人的作品和中国读者见面。只因为“五四事件”不过是学生运动，中国的作家和历史从业员认为另有“五四运动”，是为知识界准备工作，以激荡其行动。这运动由大学教授组织，在各学府构成，尤以北京大学为最。在历史上它可以看成以1917年为始点。经过五四事件之后，这运动传得更远大。只是行动上更增加动力的时候，五四运动之为一种知识界运动，只持续了约2年。大概到1 921年夏天，它可说用尽了它的燃料。

知识气氛

在构成这知识气氛的工作中，贡献最多者为蔡元培。他自1917年以来是北京大学校长。以翰林编修的背景往德法两国留学，蔡元培在中国知识界有其独特地位。

他也曾在民国政府里任教育部长。他在北大所聘的文学院长为陈独秀，陈也是前清获得举人地位以后才留学日本及法国。从事革命多年之后，陈在1915年创办《新青年》杂志（封面有标题。la.jeunesse）。虽任北大教职，陈继续着他的编辑工作。

《新青年》行销达16000份，在当日可算杰出。蒋介石是这刊物的经常读者；毛泽东自称受这期刊影响，而且曾在《新青年》发表文稿一篇。

在此杂志最为人称道的1919年一月号，陈独秀宣称他的指南针无上“赛先生”

及“德先生”，亦即科学与民主。这篇论文在中国的反响远逾于执笔者想象。陈独秀所称科学，着重于社会科学，而非自然科学。他的科学方法坚持有组织而经恒的“不相信”，与培根及笛卡儿的态度相近。中国的传统，认为道德标准持久不变，真理与威权同时由上流传至下，陈的论说因之有革命性格。即是民主这一观念，尚未用以发扬去支待代议政治，陈独秀先利用为打破偶像的工具，攻击的对象为传统习惯和儒家教条。陈使用“民主”这名词几乎与“个人主义”，“自我主义”可以互相交换。读者应注意，迄至当时（甚至今日）个人主义在中国社会里带一种被否定的含义，个人主义即系缺乏公众精神。

在这杂志里有好几个作家尽力抨击时人认为“国粹”之传统道德。当中讽刺最力者为周树人，笔名鲁迅。周树人早岁在日本学医。此时在教育部任佥事（科员）。

当陈独秀以论文辩说时，鲁迅以短篇小说及短篇评论发挥他笔下专长。他的一段短篇小说，题为“弟兄”，数年之前发表于其他刊物，最能表现他观察之尖锐及他对传统道德所持之刻薄态度。据评论家研究，事实上此文有若干自传成分。其中提及一个公务人员平日以笃于手足情谊见重于人，有朝发现他弟弟病重。在夜晚等候着医生上门诊治的时候，他心头感到如轴辘似的上下不定。他以为症象是猩红热，也害怕弟弟突然死去，自己无力资送三个孩子再搭着两个侄儿上学。医生诊断发现井非猩红热，不过是疹症，他也松了一口气。不过，夜间的紧张仍不能使他梦寐之间忘却。那晚上他梦见弟弟死去，他让自己的孩子上学而不及于侄儿。一个侄子吵着要去的时候他伸手给一个耳光。他看着侄儿满面流血而从梦中惊醒，仍不免汗流浃背，喘息未定。第二天上班，同事都恭维他骨肉情深。

李大钊也是《新青年》编辑委员，与陈独秀工作时接近。在北大他是图书馆长。

李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从日本作家的笔下得与马克思思想接近。在《新青年》里，他发表了苦于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的文章。他的立场表现出当日中国知识分子所遇难关：虽有无数理论上的选择，却缺乏一个实际上的方针以解决面前的问题。李大钊于是集合中外思想予以裁剪选择，构成他自己的一种系统。不过其结果并非一种无光彩的妥协。不像陈独秀，他没有放弃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他也预料到中国的革命会扯上一种强烈的农民运动。他不规避暴力，而认为引用暴力去推翻一个以暴力起家而且用暴力作行政根据的政权并无不合理之处。他提到民主与自由，却又用道德的名义强迫执行使之兑现，有如卢梭。在这些方面，他留给毛泽东的影响至为深重。在北大图书馆，他也雇用毛泽东为临时工作人员。

在这群思想家之间，代表美国的影响者为胡适。他毕业于康乃尔大学，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此时在北大为哲学教授。胡对五四运动主要的贡献为提倡白话文，以代替传统的文盲。他的性格和思想上的立场与以上的同事相反，他主张实用，而不主张以“主义”作标榜，因此他没有被当时青年热烈拥戴。后者多为革命之浪漫主义者，企望找到一种意识形态的公式得到立即解放。胡的实验主义（也是主义？），一部分来自其美国老师杜威（john dewey），可以用“一点一滴”的观念概括，因之他不与同时人物的步调相符。在长远的眼光看来，胡适不能算是完全错误。中国的革命注定要采一种途径，甚至为革命家所无从预料。其问题之大超过当时已有之辞汇。如是看来，以前所用之“主义”，全部都被歪曲或伸缩。

与以前几十年比较，中国在1919年已更向前进一步。鸦片战争结束，这国家未做任何调整。即在自强运动期间向外学习，其范围也不外科技，仍限于与军备有关部分。百日维新虽然失败，维新人士至少已提议将全部政府机构一井改组。现在，五四运动知识分子的行动愈为切实。他们主张将中国文化上的因素全盘托出重新审定，必要时不惜清算，达到了中国人所可能主张之极点。我们提及“西方之冲击”（western impact）时，只有采取宏观的立场才可能看出，以上“全取或全弃”（all-or-nothing）的反应，参观了不到时间成熟以前，技术上执行的困难。

国民党与共产党

1919年5月4日之后，事实之衍进速度提高。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7月诞生。孙中山之政党前后曾用4种不同名目，至是改称中国国民党。1924年，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党员代表大会时，决定改组，自此其机构仿效苏联形式。苏联及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一时扮演了重要角色。孙执行他的联俄政策，已让中共党员个别加入国民党。一时很多青年志士或直接参与北京五四示威，或间接被五四运动感化，都奔向南方，实践着革命的道路。

第一次国共合作维持了3年多。孙中山在1925年逝世，他在中国历史中最显赫的领导人地位，经过一段明暗斗争，为蒋介石所掌握。他的北伐即开始于次年。在消灭军阀的过程中，这军事行动甚为成功，但是自1927年4月开始，蒋发动“清党”，初行于上海，不久之后，举凡国民党所统辖的城市都在拘捕枪毙共产党员，蒋总司令和国民政府以自卫为解释。他们提及共产党人阴谋从内夺取政权。共产国际甚至鼓励中共对蒋作人身伤害。中共和一部分外国人士则指摘蒋介石背信，他有了上海金融界支持，已不需苏联援助。

美国新闻记者艾萨克（harold isaacs）称这段分裂为“中国革命之悲剧”。这“悲剧”也可以由五四运动领导人物之出处一眼看出。李大钊为中共发起人之一，被张作霖于1927年拘捕后绞死。陈独秀也是中共发起人，并且被选为第一任秘书长。

因为1927年所受的挫折，他首先被党中人士罢免秘书长，次又开除党籍，以后他更被国民党政府拘获而判徒刑，1942年因癌症死于狱中。蔡元培利用他为国民党元老的身份保障人权，防制以学生运动遂行政治目的。直到1940年去世，他一直不受南京政府〔后迁重庆）欢迎。鲁迅替上海一家报纸写专栏，也在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里活动，却终身不离开上海公共租界，最后死于1936年，享年55岁。

胡适在国民党统治下任北京大学校长，日后他的著作极受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无情批判。1958年后他在台北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死在任上。此外尚有五四时代的学生领袖，如罗家伦和博斯年，都在台湾以教育家的地位著称。但是20世纪中国一大哲学史家冯友兰留在大陆，受当局批判无数次。

从这剖面着来，即见问题之大非国民党或中共能全部掌握。1920年间，这大问题构成相当的压力，逼迫着中国受过教育的精英与传统分离。倘非如此，这批人士也仍会依老例以文人而任职为官僚。可是纵然如是，这种运动也方才伊始。如果要使中国能以数目字管理，所有的改造还要达至下层，影响到所有农民。即是李大钊和毛泽东有了若干从何处动手的笼统观念，此刻也无人能写成计划按步实施，也决无人能在此时梦想整个衍变竟是要将一种“商业系统”加之于下面这巨大而且混同一致的面包上去。1927年，李大钊已被绞死，周恩来刚在上海逃脱，毛泽东决定上井冈山组织武装部队。这时候，当权的人和在野反叛的人同样不能了解他们自己的行动已是以前历史之所无。热烈的马竞思主义者也只能想到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再进而为社会主义，然后完成共产主义。他们将“主义”翻来覆去，也不过希望模仿苏联或可将革命缩短，在以上程序里减省一两步。只是要从组织农民着手，这提议就已使陈独秀不能容忍。他想不开何以世界上最前进的计划可能在人类最冥顽落后的分子手中完成。这时候，即是疯狂的人也不敢预言，仅是要在中国全面行使以货币管制的方式，即先要经过蒋介石五次对红军的围剿，中共的突围长征，西安事变，八年抗战，接着又有四年内战，更还有称为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乱局；即使是我们也不能想象这一切为必然。假使不把过去三个大帝国演变的程序摆在脑中的话。将一种新的组织之原则加在一个泱泱大国头上，确有愚公移山一样的困难，何况在改造过程之中这国家的人口又从当初的5亿左右增加了一倍。

谢选骏指出：这不是什么“革命的悲剧”，而是“苟且的闹剧”——国共两党都是苏联卵翼起来的“组织”，并且从属于共产国际的全球计划，是其祸乱中国的工具。

【第二十章 现代中国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

前言

中国的长期革命，近百年来有了重大的发展。继自强运动、百日维新、辛亥革命及五四运动以后，蒋中正及其所领导的国民党建立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毛泽东和中共则建立了新的低层机构。今后中国的重要课题，是如何在高低层机构中建立法制性的联系，使整体发展走向合理化。

严格说来，写一本成为定论的现代中国史，刻下时机尚未成熟。中国的长期革命有如一个大隧道。需要100年时间才能摸索过去。当这隧道尚在被探索的时候。内外的人物都难于详细解说当中弯曲的进程。即是革命人物也会被当前困难的途径迷惑，而一时失去方向感。今日的原始资料充满着愤怒和焦躁的文字，强调事情之衍化不如理想。可是着眼于宏观历史，我们不能不以积极的目光视之。我们所说历史上的长期合理性有何意义？这就是说，纵使事实之衍化对我们个人不能如意，或者在短时看来为荒谬不合理，可是把这些情事前后连贯，又从超过人身经验的角度看去，则它们有其意义；最低限度，这些事迹使我们知道我们生命旅途之原委。

资本主义与中国的长期革命

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在20年代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今日则走向可以在数目字上管理之途。现在各种征象显示中国的历史如以上各章所叙，本来与西方文化的进度互不相容，今日则已觉得共通之因素可以联结。在阐述这如何成为可能的时候，我们先要将眼光着宽看远。注意若干外界的事物，因为最能令人相信的证据不存在于刻下观察题材之本身，而在其外。

今日中外学者提及的一个问题乃是，中国将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试验多久。这与我们背景上的分析有关，此时也不妨从这问题说起。

资本主义是一个令人眩惑的名词。英国在世界第二次大战后经验，她可以立即施行社会主义再回头重新采取资本主义，当中也并无修改宪法的必要。迄至东西冷战开始，很少人会因被称与资本主义相连而引以为荣。现今这名词在西方的地位抬高，乃是基于政治上的原因。冷战和国际关系使西方民主国家觉得保卫资本主义是她们之间一个共通的目的。这样看来不仅这名词含义模糊，而且被引用远逾于以前的内涵。

实际上，资本主义能够施行无阻，无非一种以货币管理的安排，由以下三个条件做起。

信用广泛的展开，经理不受人身关系限制，和服务性质的事业全般活用。

更要附带申明的则是，资本主义施行时，这货币管理的制度务必延伸而包括全国经济各部门，即农业也和工商业相同。一种适当的司法制度必须在后扶持它。如是，通过以上三种条件所交换的价值才能确定，所定合约才能执行。资本有了保障，才能存聚。实行这种体制时，资本主义国家让私人企业占先，因此私人资本在公众生活上占着一个比重特大的地位。付出这代价之后，人民大众就用不着受政府机构很多不必要的管制，只让经济因素作主，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之下，使效率提至最高。

社会主义给这体制以若干修正，它使公众的资本加入，并对私人资本加以较强之管制。其间之差别也是相对的。即今日美国的经济生活也不是全然不受社会主义影响。

资本主义的历史构成

要是我们检视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构成的程序，则当中无此复杂的情形。在“资本主义”这一词出现之前，亚当。斯密只称之为“商业之系统”。创造这体系时，以文艺复兴期间的意大利为其诞生之摇篮，威尼斯又为这运动之先驱。

在实施资本主义之前，若干内外障碍必先排除。意大利此时在政治上做到这地步。因为罗马教廷与神圣罗马帝国争权，两不相让，意大利半岛上的很多城市得到实际上独立自主的地位。教会里不许放贷生利的禁规都置之不顾。在各城市之中，威尼斯又有它独具一格的体制，即其经济一元化。它在大陆上拥有的农业土地数量不重要。它赋闲的贵族有退休金。劳工不足成为问题，因有奴工及雇用之外人。城中咸水也不宜于制造。所以威尼斯避免了中世纪以来欧洲各国通有的纠纷，例如教会法庭、皇权神授说、寺院利益、贵族特权、同业公会的限制、劳工的要求，以及普通法的习惯等。整个城市社会等如一个大公司，民法即商法。这商人组成之民国只须随着她的本能构成她的海上威权以商业致富。14及15世纪初期，威尼斯达到她声望和威势的最高点，俨然为欧洲国家之一。可是也因为她的资本主义缺乏生产的基层支持，其发展的程度有限制。土耳其在地中海东部逞威，葡萄牙也在西方突起的时候，这城市很快失去了她的领导地位。

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进度降低，北方文艺复兴代之而起的时候，荷兰民国成为资本主义的次一台柱。以前低地国（包括今日之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并无组织民族国家的经验。可是这地区封建领主的控制不紧凑，市的自治权力较其他地域为强。

很多市镇由封建领主承认的特权已有了长久的历史。也有很多地方，一个村民只要在城市里居留40天即可以摆脱隶农（villien）的身份而获得市民（burgher）的地位。乡村的织工和负贩商人涌入城市的时候，各城市里的司法机构已经经过调整，有对付因此产生各种的问题的能力，以后不必走上阶级斗争的道路。同时，封建领主在市内所有者不过地租，地上房屋尚为市民所有货币日趋普遍之际，地租无法增殖，是以领主之控制及其影响只有愈为降低。在这些城市之中，尤以阿姆斯特丹一向被鼓励与其他汉撒同盟（hanseatic league）的城市竞争（汉撒同盟一般以德境波罗的海沿岸的自由市组成，但阿姆斯特丹也是成员），而活跃于国际市场。

促使荷兰民国独立近因为西班牙之宗教狱。查理五世1550年颁布的诏令称凡是任何人将若干新教邪说印刷、抄写、保藏或传布，未经特准阅读、讲授或讨论圣经者一律处死。如果表示忏悔，则男子斩首，女子活埋。至死不悟，则以火烧死。任何教会的法宫都有执行上述刑罚的权力，告官者可分得犯人十分之一财产。又准备成立新主教区以便将各地人民笼于更严格之管制。查理尚不能犒诏令全部执行，嗣位的菲力二世变本加厉执行，一时引起低地国家叛变。他又在这地区抽收货物零售税10％以支持其军事行动，更引起当地民众抱怨，于是宗教自由、地方自治和经济上之龃龉各种问题纠成一团。

低地国对西班牙的抵抗成为一段绵长的历史事迹。首先即有菲力所派亚尔巴公爵（alva）的来临，事在1567年。他所执行的“血腥法庭”所判18000件刑案是当中发展之一部。英国对叛徒的援助引起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世称“无敌舰队”（spanish armada），不意为海风漂没。荷兰之宣告独立事在1581年。只是不到16 09年的停战协定，新民国无从觉得她的安全已有相当保障。还要待到三十年战争结束，各国在威士特法里亚（westphalia）签订和约，荷兰民国之成立才获普遍承认，事在1648年，去首先之军事冲突已81年。

各种演变互为因果一再触发，不免产生不少当初无从料及的后果。低地国家南部为首先发难抵抗西班牙的地方，事后却仍在哈布斯堡统治之下。独立者为北部。

喀尔文教派初由弗兰德斯（flanders）传入，日后成了荷兰人的宗教；而今日之比利时和卢森堡继续信夭主教。另外一段意外的发展则是联合省（荷兰民国最初的称呼）得到大量资本和技工的注入，以后她的纺织业有飞速的发展，夺走南方的优势。

哈布斯堡的钳制既已推翻，罗马教廷的垄断也已解除。喀尔文派的改革教会（reformed church）并没有立即带来宗教上的和平。在解释“命定论”（predest ination）的时候，又构成所谓“抗议派”及“反抗议派”的冲突，可是两派都无力号召充足的社会力量发动内战。另外一段发展是，在抵抗西班牙的战争中，各地贵族站在人民这边，战后他们的产业大部丧失，虽然保有贵族头衔，实际上已成了市民阶级的雇员。在这情形之下，新国家除了一意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走之外，没有其他的逻辑足为建国的凭借了。所以这国家出生于北海之滨，从此专心注意贸易和海上的权威，认为这是立国的宗旨。它的民法经过一段提倡，特别注重私人财产权，与水上及国际间的施用。莱顿（leyden）及尤特里特（utrecht）两处大学也供给了智囊，解决了当中思想上和技术上的问题。在今后一个多世纪内，阿姆斯特丹成为西方最前进的海运中心、海上保险业中心、商品的交易所和货币市场。亚当。斯密曾在《原富》以整节篇幅介绍阿姆斯特丹银行的业务。这银行是当日推进资本主义最有效的工具。

只是这民国的内地乡村中各部分仍是出产奶油和乳酪的地区。各地根据过去之特许状组成，内中的习惯法互不相同，于是只能以联邦制维持。有了这两级政府的伸缩性，很多不合时宜的法律无须明文废止，以后就在用进废退的条件里被淘汰。

同时新的管制方式也可因试验而生。所谓“联合省”不仅是由有独立主权的7个省组成，而且每—省内有些市镇尚保存若干独立性格。又如荷兰印度公司是由好几家公司合并而成，以后每一公司之后身自成一“厅”，保持着各别的董事会、船只和航行的日期。荷兰的海军由5个不同的海上公署联合构成。阿姆斯特丹有它自身的邮政局，一直向外国收发邮件至1752年。当日荷兰省不过是荷兰民国七省之一，但它有全国2／3的人口，也曾承办联邦3／4的经费，甚至坚持它有独立的外交权，不受联邦拘束。

虽说如此纷纭，看来用货币管制的方式终能生效。资本主义最大的用场乃是“任之自然”的处置，遂能利用地理上不平衡的地方获得利润。显然在初期现代社会尤较今日有效。荷兰民国内部的紧张确实存在，但始终没有发展到破裂的程度。

从商业上的财富能反馈农业的情形看来，当日之作法应算成功。各种海堤、人造草场、风力抽水机、牲口选择性的繁殖和排水的运河不久也使这个新国家整个改观。

英国之例

在17世纪，荷兰民国既为英国的对头，也是后者的好榜样。这两个国家交战不止一次。可是英国人也迎接一位荷兰王子为他们的国王。如果这令人感到惊异，尚有世纪中期的内战，一共两次。弑君之后，朝代为之中断。此时的英国也曾试验为民国，也接受了独裁制，回头又有王室复辟，复辟不已，再来一次革命。即至今日也难有两个历史家对以上情事的看法全部相同。也就是说，通常的解释很难说明为什么一个国家要在一种周期上巡行两圈才领悟了她本身的性格。

从宏观历史的角度来讲，此中情节并无神秘之处。17世纪初期，英国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至世纪末期情形已有极大好转。当中的几十个年代里，这国家不定的情势引起很多不同解决问题的方案，一般都有各走极端的趋向，例如专制皇权和议会至上说、大主教劳德（laud）的注重教会纪律和各教会的自创门户、从军事管制到共产主义。当时提倡这些办法的人没有省悟到，他们自己的立脚点已延伸到历史经验之外。从来没有像英国这样大小的国家也有适当的农业基础可以树立一种货币管制方式，从此她可以首尾相应如一座城大都邦之紧凑。

要从这国家内部与时代不合的情形看来，才可见得问题之大。英国的封建制度早已崩溃，即庄园制度作为一种制度也早不存在。中古以来土地占有的残迹既无从调整，也仍然没有扫除。最初封建体制之下土地不得买卖，实际上则买卖层见叠出已好几个世纪。当初卖主无妨“封”新业主为他的“陪臣”，成交之后有“每年夏天采办一朵蔷被花”的义务。隶农在黑死病使人口减少时即已解放，事在14世纪。

几百年来他们持有耕种土地，传之子孙。称“抄本产业人”。习惯法保障他们不被逼着交庄，而他们也仍对业主尽不同的义务，在各种情形之下千差万别。已改作现金付交之租费则因世纪的通货膨胀，贬值到近于零点。詹姆士一世在位时，王室卖出了一部分地产，时人以价格低廉，有如赠予。可是现在看来，其价格已是当日10 0年的租金。在这段期间，租赁费的增加如果事属可能，只能改称为“罚金”。有心计而带侵略性的地主能在约十余年内将其地产租金增加至4倍；无法增加的则全部冻结。有些地主令抄本产业人及租赁人接价之后退田；也有地主始终找不到手下的佃农。

这样杂乱无章的局面使若干投机者旦夕成为巨富，也使很多人江河日下。所有佃农虽有对土地之使用权，但法律上的地位不明，惶惶不可终日。这显然不是保持社会安定的办法，更谈不上动员全国的资源去对付一个极端带竟争性的新世界。

如果英国此时集中于食品之生产，专门对付国内及内地的需要，问题就简单得多了。那样则商业可以归纳于沿海都市之中，不和内地关联。可是英国的出口大都在羊背上，羊毛及毛织品占输出物品75％至90％之间。牧羊业使英国农业与商业关系至深，对海外市场价格的变迁极度敏感，也与外交情势发生关系。更因国际贸易之展开，17世纪国内的贸易也有平行的发展。内战前夕，许多循行各地之商人经常来往于内地次级城市，负贩则及于各村镇。

司法制度缺少统一性，增加了全国的不安成分。所谓习惯法者，根本是农业社会之遗物。它的保守原则着重过去未曾做过之事现在也不能做，所以以各地之自给自足为依归。这已和17世纪的情形极不相容。所谓衡平法（equity）本身并非法律，只是它认为法律务要使两造感到公平（equitable），也受罗马法及寺院法的影响，此时只能行于国王直辖之特权法庭。

在以上情形之下，国王被迫增加新税以支持海陆军，因之以对付新问题并且扩大行政范围，全国意见分歧。很多的争执与不同的信仰至此集结在一处，也掀动了不同的情绪。教会内外的纠纷，源于都铎王朝执行宗教改革后迄未成定局，只有使争端愈为尖锐化。也就是说一切都已投入一个大熔炉里。

这样的情况不是上端有了变化，诸事即可解决。当社会下面各阶层仍无法管制，而且上下之间适当的联系尚未形成的时候，威士敏斯特的人物换班不足以构成任何突破。我们必须注意问题症结在整个国家组织，不仅是权力的分配或执政者的个性。

当1689年威廉和玛丽，亦即荷兰的王子和英国公主出身的王妃同为国家最高主权人时，重新构造全国的工作已大致完成。几十年来的混乱已使全国土地一般有了合理化的解决。陶尼（tawney）所说土地换主以打仗的方式完成，要比法庭告状来得省费。一个实地上的测验来自1692年。当日土地所有权已经过如是之进体化，是以新收土地税用不着包税人。因为如此，新税以中央管制的办法征收，得款每200万镑，全部缴入财政部（exchequer），此为前所未有，税收亦超过历年各项收入之总和。

自特权法庭被国会取消之后，习惯法法庭即以试验性质施用衡平原则作判案的一部分根据。最初不过是承乏的办法，不久衡平法也造成成例，脱离了凡事都是临时的观感。这两种法律的并合，已为日不远。1689年贺尔特（john holt）为首席法官，他指示以后习惯法处置商人案件时概照商业习惯。这对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极大影响，尤其是关于遗传典当、动产处置和不履行契约之赔偿等。

事实上奥伦治家的威廉对英国事物没有深厚的兴趣。玛丽承继斯图亚特王朝之名，不过是个凡事依从的妻子。他们可以被拥戴为国王与王后，无非表示下端的改组已大致安定。这时，元首对国事缺乏成见反可视作一种长处。有了这样的改组，国会至上至此成为事实。私人财产权被确定，也成了新政权的施政逻辑。内阁制和两党制出现已指日可待。

1693年的皇家矿法（mines royal act）取消了国王自所有矿砂内提取金银的特权。过去这规定阻碍着工矿的发展，新法案对新投资极有引导力。次年再有英伦银行诞生。新银行贷款于政府，使公债从此成为一种永久制度，国王个人再不对之负责。事实上威廉与玛丽尚为这银行首一首二的股东，可见得公私之界线已划分明白。

有了这些举措，英国之现代化已具定型。毫无疑义，国事之决策从兹可以用商业原则处理。

1689年的革命以“光荣”称，不仅因为只有极少流血，也因为这革命将几十年来的成果一并收纳。这是一块新的里程碑。以后只用司法决定何者为合法何者为不合，即可将体制内不应产生的技节铲除了。

自此我们再重新检讨以货币管制的三个条件，亦即信用之展开、经理与所有权分离、服务之全般活用，也可看出英国在18世纪初年已充分与之相符。自从1694年成立英伦银行，这国家经验到的信用膨胀有了现代尺度。1702至1714年国家岁出由500万镑增至700万镑，同时期内国债由1300万积至3600万镑。马尔波罗公爵（duke of marlborough，邱吉尔之祖先）能够打败法军，得力于十多个欧洲大陆的城市贷款支持他的军事行动。贷款的人一听说伦敦商人全都支持英伦银行，不待劝说即解囊。这也可算得第一次“国际货币基金”所做的投机主意：现代战争之具商业性，自此更明显。读到这里，也可以欣赏鲍尔教授所说“资本主义之成功端在它与国家互为一体，它本身即是国家”的意思。

英国既已发展到这程度，她于是在国际财政界突出于荷兰之前。过去荷兰垄断了船舶的海上保险，即英国船只在17世纪也由荷兰保险，现在英国取而代之。一般看来，凡是荷兰能做的事，英国只有做得更好。其秘诀在于将国家经济的下层机构发展之后，以习惯法和衡平法结合用作新体制上下之间的联系，于是农业之财富和商业之利益有了交流的孔道。两种事业也可以彼此扶持。英国的乡绅与新兴市民阶级相得益彰。自詹姆土一世从苏格兰到英国践作以来，宗教上的争端经常使国家处于动荡的局面里。可是在现代人的眼光里，这宗教争端已毫不相关了。当然，所有工作并未全部完成。更多圈地法案还待通过，农业土地才能极尽其用，付费公路才能修筑，农业剩余的劳工才能转用到城市。他们构成了城市间的无产阶级，为新兴工业廉价劳动力之来源。可是至此一种无可逆转之处业已到达。英国人一眼看回去，他们总可以视1689年为他们历史上一块重要的里程碑。其他行动或受调整或被逆转，而光荣革命的结果永在。

中西对照

以上所说与中国历史有何关系？

这些不是天方寓言。所述也并非偶然出现之事物，只在出现的国家里有效。人类需要自存的天性使他们不断屯集物资，终于在商业之间找到实践的满足。它所创造的式样，以后成为政治体系的施政原则。这些办法有好处，也有坏处；它们可以被歪曲，庸俗化，而且滥用。可是当中所有财货和各种服务都应当能互相交换，也能由法律监视的原则已不可磨灭。它已经打开了科学的探讨和技术的引用。它已经使人类的生活更为富丽；它已经被视作将世界各国分等级的标准。这种物质生活有马基维利、霍布斯与洛克等人所予意识形态的支持，已经成为西方思想的重要体系。

在20世纪末期，世界历史成为一元之际，我们看不出在研究中国历史时如何能忽视资本主义产生的的过程。威尼斯银行下接阿姆斯特丹银行，更有英伦银行，也和意大利之文艺复兴、北欧文艺复兴与英国文艺复兴印证。这已不是单独且分散的例子，而是前后互相贯通的史迹，业已摆在中国人应走的道路上。说来不怕粗略，从直率的眼光看来，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也可以视作对这种挑战的各项反应。我们所能想象的结局，也无非大陆整块土地上产生的中国文明和这西方的海洋文化汇合。

过去历史之发展未达适当的纵深时，中国之改革者和历史家同有将中国应做的整备看轻的趋势。中国的革命通常被与明治维新相比。其实日本在德川幕府时期有带竞争性的诸藩，已有将他们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或按照商业条理处置之姿态。各封建领主之下有“藏元”，亦即营业经理。银行业称“两替屋”者，有的尚为幕府汇款，有了几百年历史。批发商叫“间屋”，也构成各种“组”。同业公会称“株仲间”。道路交通网称“五街道”者已将各大都会联结。“宿驿”遍及各地，通信则有“飞脚”。海船之定期航行者称“回船”，又兼理保险事业。所以，构成资本主义货币管理的主要因素大多已在事前存在。明治维新不过在这种种商业因素之上加了一个总揽一切的政治组织，资本主义的体制即此就绪。

中国历史也不能与俄国革命相比。中国缺乏彼得大帝以来种种西化基础，同时无隶农制度，他们在100多年之前尚在帝俄里存在。严格说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无从对中国人提供技术上解决问题办法。《共产党宣言》一向被称为革命行动之指导，读时应当注重其实际上对问题着手之步骤。“革命之生产方式”仅能由经济组织最前进的国家执行。共产主义者不当另外组劳动阶级之党抗衡。这些都已写在《宣言》之内。

虽说美国对中国历来不乏好意的支持，美利坚却不能在历史上对中国提供历史上的向导。美国成立时衡平法与习惯法之结合虽未全部完成，两者交汇至少已有超过100年的历史。美国人不能想象农场之管理和乡村之治理不能以金钱为主的情形；他们了解，立法虽接近现代化，后面没有社会上强迫执行的要求，则到头仍行不通。

美国的商业效率，亚洲国家不能轻易照抄，因为它有环境上的优点，将一种业已证明有效的系统在长时间内逐渐加于一个大陆的广大地区之上。另一方面，她奋斗的特殊纪录，包括“塞家叛变”（shayss rebellion），威士吉叛变，各州否定联邦法律（nullification），各州高持“州权”（staterights）的例子，更有关于货币、银行、反对托拉斯、管制劳工与跨州商业的立法而产生的各种纠纷。这样一来，现下美国分工合作的办法，也是只此一家了。如果我们要从历史里得到教训，最好还是追根看清资本主义在西欧发展的原始形貌，才能为了解今日之中国提供一大有益借镜。

从宏观的立场看来，世界上从无一种全然相同的事物在历史上发生两次。每一事物都有它独特之基点。所以在提出因果关系时，我们也应当将历史事迹尽量前后连贯看去，而不应因一时一事偶尔相似即下定论。

高层机构：国民党与蒋介石

在上列例子里，可以看出所有国家都企图脱离以农业经验为作主的管制方式，采取重商主义的办法，不论其结局称为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这运动由小国波及太国，从海洋性的国家触及大陆性格的国家，从历史文化不十分巩固的国家到这种力量根深蒂固的国家。不仅法国大革命和俄国的十月革命可视作这普遍趋向里所作的大型调整，即是今日多数国家的挣扎，包括“有钱的”和“没钱的”，可以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和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国家，也仍离不开这组织上的问题。

假使我们将这世界史的大框加在中国史之上，即可看出鸦片战争以来之事迹并非一连串，做得无头无脑上下不得的错误。中国对西方之挑战的反应既强烈，也前后一贯。她起先拒绝改变，以后将改变限于若干方面，并企图振起传统的社会价值以为抵制。这和其他各国的经验比较起来也只算得合乎情理。如果与荷兰及英国旷日持久的纪录相较，也不能说中国已放弃了很多机会，坐费了不少宝贵光阴。读者可以再三考虑目下的一段隐喻：中国是一只大型的潜水艇夹肉面包。五四运动已经策划了上面这块长面包，昔日文士官僚今日已醒觉为革命的主使人。逻辑里下面这块长面包，亦即为数亿万无从区划的农民，则构成革命之动力。可是前者的自觉与后者之解放尚不是这群众运动之终点。最后之目的在使全国接近世界标准，能在数目上管理，扩大这国家功能上可活动的程度，也增迸它结构上的实力。

以这样的眼光看来，中国的当代史可以简明的条例：国民党和蒋介石制造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中共与毛泽东创造了一个新的低层机构，并将之突出于蒋之高层机构之前。现今领导人物继承者的任务则是在上下之间敷设法制性的联系，使整个系统发挥功效。

蒋曾受无数指摘。有人批评他缺乏系统，凡事临时凑合。也有人说他无从肃清内部的贪污不法。也有人指斥他全靠人身上的忠厚和感情上的激动驱使部下。更有人责备他不新不旧，既不全部维新，又不是一意保守。每项批评都有相当真实的成分，可是批评的人自己就不能说明如何可以避免这些错处，此外他们也没有另辟途径的讲出应采取的路线。事实的发展表示着各种不如人意的地方无法避免。如果另有较好的方针，中国人不难另选贤能。一个现实的证据是周恩来1927年被蒋的部下拘捕于上海。生命几遭叵测。可是在1936年西安事变时周又周旋使蒋被释。

看来责骂蒋介石容易，表扬他的成就困难。我们也无从对蒋的言行一句一事无选择性的全部支持。可是蒋是一个历史人物，他的一生表彰着一个极为伟大的群众运动，有了这运动作基础，才可能有日后的人民共和国之产生。要是忽视他的作为的积极性格，则任何人无从以技术角度解释何以中国在80年代和20年代会有如是剧烈的差异。

为了保持历史上的连续性，我们尚且要承认中国帝制被取消之后军阀割据不可免。蒋收拾着留下来的残局，只能兼容并包，无从凭己意区分去留。他以黄埔毕业生造成部下主力，于是将各省区间的强人和政客拉拢过来，构成一种人事上的团结。

此间应值得注意，这批强人也没有落地生根在下层获得选民支持。缺乏财政能力是蒋的另一弱点。中国在帝制时代向来无力动员全国上下一致成为一体和外强作战，或与类似的国家作经济上的全面竞争（在这条件下，中国在20世纪和英国在17世纪初期相似）。对日战争爆发前10年，国民党之南京政府获得关税自主。创立了一家中央银行（事实上由中央、中国、交通和农民银行分担应有的央行业务），利用关税、盐税和烟酒税支持整个新体系。再有收支间的不平衡，即靠国内发行的公债弥补。即算有了上述的举措，抗战前夕国家总预算尚只有12亿5000万元。以当日三比一折合美金计算，为美金4亿元。虽说当日的购买力与今朝不同，这4亿仍是一个极为纤小的数目。

蒋介石全靠这组织上的能力得世界之公从，成为中国之希望。也因为如此，他刺激了日本军人，终有全面武装冲突。他也明知中国无力单独取胜，必须倚借外国援助。在采取这立场时他只是无可如何，批评者也不应就此指摘，因为他与当日同盟国家的领袖邱吉尔、戴高乐无异。只是战局结束后他没有将欢乐带及于援助他的人。相反的，与他结盟成为一种累赘，也成了一种羞愧不能告人之处，因此他一直没有被人宽恕。将情形弄得更糟的，尚有史迪威事件加在他的政府残暴、贪污和无能的罪名上。及至今日，很少美国人能想起，以每一援华之美元计，对中国国民政府的支持仍不失为一种廉价的买卖。如果将国民党奋斗的长期结果综合看来，观察者应有与杜鲁门和马歇尔在日不同的看法。蒋介石可以被认为首先给中国制造了一个原始型的统一政府。这政府纵有各色各样不是，它终究主持了自卫，且在图生存的关头里获得百余年来在国际战争中的第一次胜利。

现代战争有一种特性通常尚为交战国忽视。全面动员极端讲求效率之际，战线之后方常产生一种重新改造社会的运动。一经掀起，这运动不必与双方宣战时之目的吻合。第一次大战爆发时，德皇及俄国沙皇彼此无从预悉此次战争之成果首在清算专制皇权，因其跨地过广牵涉过多，不符时代之需要。此与其位于何处、当初以何原因投入战斗无关。第二次大战爆发时，希特勒以争取日尔曼民族之“生存空间”（lebensraum）为志，殊不知曾几何时此计失败，反动所及，各色人种之平等传遍各处，造成一种全球风尚，甚至出于张伯伦和邱吉尔预料之外。中国之内战与这种出处纵然不同，也产生了出人意外的后果。

低层机构：中共与毛泽东

30年或40年前无人曾预料中国之土地革命将造成一种新的低层机构，它的用处在使中国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当时对共产主义有极端信仰之人士亦不过含糊提及要在农村“将生产力解放”。其他人即以为经济上的平等本身即是目的。这样的看法显然也是毛泽东的着眼，不然他日后不会再发起不合实用的文化大革命。只是从文化大革命及内战之后果看来，历史在长时间内所表现的合理性可能与组织这些情事者的初心相违。

这也不是说毛泽东在历史上的成就应当小视。40或50年前极少人能有长远的眼光看透中国的前途将从一只潜水艇夹肉面包的结构上改造着手。经济上的建设应当注重最前进的部门。与农民为伍，不无人道主义的吸引力，要假他们之手改造中国的命运，听来则不免荒唐。可是只毛锲而不舍，事实之展开终如他之谋划。他的运动既要勇气，也要耐性；一方面出于机巧的计略，一方面也靠好运高照。这些条件汇集，才有人民解放军的成功。此中也有一种命运上的错安排：传统倾向于均一雷同，以争取动员时的简单，终能抵挡住对方使用科技的优势。这优势不能全面分配，在战场上反足为使用者之拖累（虽然稍有出入，这基本战略也被越共使用，日后使美军的优势无法施展）。并且在内战期间，毛之野战军有意避免高层机构。中共统治之下极少有大城市。都市文化故意不要。大部队只用无线电联络。在战场上军事人员和政工人员暨经理人员一般灵活互相调用。在双方互予彼此极大之损害后，这农民军的乡村性格使它元气容易恢复，为国民党军队所不及。

可是毛泽东的农村改造更有长远影响。中国的农业问题在战前已由贝克（john lossing buck）、陶尼（richard h.tawney）和费孝通等人提出。这问题的根源也可以从各种方志上看出，总之是耕地短绌、人口过剩、农民负债。可是及至详细情形经过实地报告提出，当中问题之庞大与严重，仍足以使从事工作者惊讶。佃农问题并非一切不平的所在。耕地有时分割得如房间大小，耕牛无从转身。有时所谓地主与佃农只有大同小异，彼此距挨饿不过只两三步。放高利贷已是千篇一律，及于放贷者的亲戚与邻舍。所谓剥削也包括雇人工作而给予低过生活费之工资。在这种情形之下，即是要劫富济贫，也难划分界线。这种种现实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事迹。当初农村问题本已严重，最少近几十年来又无人过问，只令之江河日下，况又内外煎逼，农村且还要承受战争与灾荒的后果。

毛泽东乃是古今一大宣传家，他认为“蒋介石与美帝”应对这情形负责。在他笔下，凡是中国传统内之事物全可以称为“封建”。内战期间，凡是青年男女受过教育或只有几分教育的，都全部募来组织战线后面的工作。中国既已有了整个年轻的一代对现状不满，中共不愁召集不到充足的干部。

美国作家韩丁（william hinton）已将山西省一个村庄里土地革命的情形写成专制《翻身》出版，也可视作一种古典型的纪录。斗争以恐怖政策起头。一批乡间的流氓地痞先进入乡村将这村庄制住，中共的干部也用威胁利诱的手段鼓动村民。

村民因为过去文教的束缚不愿出头，几经怂恿才提到各人恩怨。等到情绪被激起，他们即将村中若干生活过得去者的家产没收，也有好几个过去为恶的人被当场打死。

可是这一切也还不过是一段序幕。一到中共的控制稳定，整个地区也在掌握中，另有一批新干部进入。过度的行为被检点；对过去之事寻差报仇也不再继续。村民开始行使他们的选举权，整个地区内共产党员的名单也开始露白。所有党员都要—一在人民面前对账，称为“过关”，凡是被村民否定者不得为共产党员，或也要改造学习。各干部将马克思的劳力价值说（一切价值出于劳力）教与村民。重新分配土地时固然视家庭内之需要，也顾及其已有之劳力。事无大小，共产党员均不厌其详的—一区分。其所作调查统计之细超过任何习惯之标准。用道德规劝的时候也贯穿各人良心。毛泽东与共产党人执行土地改革之精，确实令人惊讶。读《翻身》，一个读者可以体会到整个社会实际上已解散，一切重新做起。卢梭所谓“高尚的野蛮人”在此时出现，也开始组织他们的“社会契约”。主要的行动全经过协定，详细规划，初步试验、修订，付之实施、重新检讨，到第二次修正才能算数。在村庄之外，地区工作人员检讨他们的工作时，其扩大会议可以纠集到几百个代表讨论上好儿个星期。韩丁提出，在1947年的一次会议，有1700个代表参加讨论了85天。

这样一来，中共与毛泽东替中国创造了一个新的低层机构。重分土地之后，不仅使以后组织农民合作社和公社相当容易，同时毛和中共也构成了一种发号施令之体制，由以万计的村民大会一直向上结合而成。它们又有农民协会和贫农团体支持。

某些单位等于选区。有了这样的力量摆在他们后边，中共从此对付国民党的军队已无实质上的困难。国民党军所辖疆土日蹙，防线也愈退近各市区的城垣。

1950年间的成功，加上与美军作战至少也打得一个平手，大为增进了毛的威信。

经济方面的成功也不难道出：1949年以前中国可谓有三个不同的经济体系。在东北原来有“日满鲜”体系，东北的生产和分配只向日本与朝鲜的配合。沿海的城市经济大体向外，由国际力量支配。中国内地既为农民丛集之区，一向被遗弃如孤儿。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三位一体，全部经过共同管制。苏联援助数量极为有限，但是无耗费的放在有效之处实施，也发挥了功用。农地集体化，除去了当中的阡陌，减少了荒废，也节省了人工。中国的工业本来就级位低，又受多年战争损坏，所以经整顿培植，新状态就和以前豁然不同。只是以上的条件都只一次有效，而缺乏循环性。到1958年，所有有利条件或已用尽，或无从继续。

在这关头，毛泽东1958年提出的大跃进显示他以为，只要有意志力，任何问题都可解决。“后院炼钢”成为一时风尚。当各种事业缺乏资本的时候，毛认为，鼓足干劲，筋肉上的额外付出能创造资本。当经济内服务性质的事业用到尽头时，他认为即地生产可以省除必要的交通，并规避科技之需要。这样一来他创造了一种新的原始经济，凡他力所能及，所有因素都超过限度做到极端。他力之不及，则虽必需却令其付诸阙如。自此，这些原始的细胞之间产生了各种不平衡，即使各自有成也无法利用。这和现代经济原则相违。后者抓住各地区和各因素间之不平衡，将一种互为协定的办法使一切整体化，而在更大的地区及更高的层次取得平衡。大跃进的灾害已经传遍。可是在这错误的后面仍有一种不同的人生哲学。1958年年底，刘少奇指摘毛泽东时以为他已创造了无阶级社会，平等取得日常生活之必需品即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样就算得上共产主义，中国的社会也无须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了。这一切，刘综合称为“一个乌托邦的梦想”①。

经济企划失败，加上苏联收手及收成无起色，毛泽东的命运跌至最低点。可是他不甘心。他以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再度出场。这看来也奇怪：如何一个人会有这样的力量？而事后全国都认为这一切都是“错误”、“离奇谎言”、“恐怖空气”？

这样，我们如何说明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

简概说来，文革不能以参与者的言行解释，甚至不能因在其近旁观察者而获得适当解释。它在历史上的意义可能尚在毛泽东本人理解之外。毛做农民运动前后40年，也解决了历来在中国历史里使每一代人都感棘手的大问题，他并作诗自为炫耀。

在其过程中，他也有两弟一妹一妻一子惨死，他却觉得他的权力足以保全他创下的运动。同时，不要高层机构着手的广泛群众运动也是他的一贯作风。他既有人之弱点，也可能在给新兴官僚和一班文学艺术家打击时感到恶意的满足。很少人提及，毛所创的低层机构从未与上端构成组织结构上的联系，而只因事情不能以固定的意识形态为凭。一到实际的政治作风露出真相时，毛泽东即想不出自己为何必须放弃他做中国革命发言人的地位。这时候他只要和林彪联络，又动员红卫兵，就完成了重新夺取领导权的一切准备。

毛泽东虽孜孜不倦读史，却想不到自己不过历史的工具，他，毛泽东，一生事业也不过是中国革命过程中的一环。他已经扫除了农村内放债收租的陋习，过去这习惯如癌症般影响到乡村里每一个细胞的健康，阻挡中国的现代化。可是要把因此而产生的均平主义当作最终目的，从今之后一切都维持原状，那他的土地革命也不过产生一种现代形式的“均田”。从过去的经验看来，这种制度纵有政府下令保护，亦无从防制日后的侵蚀。毛好像不是对此毫不知情。他是否确曾嘱咐江青不要搞“四人帮”，暂且不说。无可否认，最后几年他已与林彪疏远而决绝，而且让周恩来与尼克松及基辛格接触。至此看来，他已经在寻觅另外的对策。

经济成长与法制

只是中共如要和过去传统上的朝代形式隔绝，那它应当使这新的下层机构成为一个不受拖累，可能生长扩大的经济基础。因此经济也务必要多元化，尽力将互相交换的条件提高，做到高度分工合作。如此，中国解剖学上的型式——一个潜水艇夹肉面包的模样——才可一去不复还。要是能做到这田地，则文革没有白费。虽说十年离乱，它也供给了一个新改组的机会。况且它的摸索也产生不少教训。文革也显示中国在毛的布置之下虽执拗而不能稳定，他仍需要上下之间的法制性联系才能谈得上革命最后成功。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很多国家一经现代化，总是随着有经济上的生长扩充。

当中的步骤不能全部预先筹措，大致上只能因内外压力之逼而形成。只是一遇到突破阶段，这运动已替它自已选择了当前的大道。政府的扶助与督导仍然必要，却已处于次要。多元化的社会（plural society）必因着经济多元化而兴起。一种自然而然的现象使这运动加速。也就是说其要点在扫除当中之障碍，不是预作理想上的答案去解决假设的问题。从一切的情形看来，中国已突破这驻点。

中国缺乏西方式法制，既有好处也有坏处。西方人士经常提及的一个印象是，内中有多数安分守己的善良中国人民，又有一群贪污枉法之官吏，不外我们所说潜水艇夹肉面包之另一面，本书早已不厌再四提及。这是一个不合时代的体制。因为它的原故，中国上下在过去100年内业蒙受重大牺牲。今日它被铲除，只有极少的人为它流泪。这样的背景使我们想见今后几十年内是从事中国法制生活人士的黄金时代。他们有极多机会接受挑战，尽量创造。针对物质生活的新范围，必有新法律产生。这种工作过去无从提前先做，有如汽车尚未发明之际无从预先构成高速的现代交通管制法案。英国17世纪的经验又使我们体会到，起先看来互不相容之观念，一旦被环境逼迫，到时也可能同时为法律容纳而调和。即是立法程序不及，也仍可以利用司法机关审案的机会补救。

再回到上面提及的一个问题：是否中国已在实验资本主义？我们看来，这问题的本身即应重新考虑。当一个10亿人口的国家以超过一世纪的时间完成了一段前所未有的革命，则以前的名词和词汇都有重新审订的必要。现在中国所产生的问题和她背景上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生活条件攸关，因此也有不尽能由西方经验所产生的语词全部笼罩之事例。中国缘于地理上之要求，政治体系初期早熟，使各地方上之利益及地方上的组织无从充分发展先期构成多元社会，只好采用间架性的设计，构成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这种办法贯穿了中国历史。再则栽培扶植小自耕农，除了极少的例外情形，一直是君主时代君臣之一贯方针。施政缺乏纵深，也缺乏对一时一地一人一事之详细掌握。总之就是民法无从展开，私人财产权的各种奥妙也不能在法律面前发挥。反面言之，资本主义之展开必待政府参预。因为将资金广泛流通，雇用外界人士为经理，又构成交网通信和保险事业，无不需要信用，而信用需要法律保障才可能形成系统。中国传统政府无此技术能力，也不愿放弃其道德上的着眼为“为富不仁”的商人打算。所以，仅由它拒绝提供法律上的保障，就可以阻塞资本主义之展开了。这也就是以大陆的广泛土地为背景的国家与欧美日本体系主要差别所在。中国农村里的剩余既无门径远走高飞作有益的投资，小自耕农般又胼手胝足缺乏资本（小自耕农实际上也是小本生意人。春种秋收间的生活费也是一种投资），则韩丁所叙“剥削”在客观条件上已无可避免。他们在亲戚邻合间的抵当借贷有时只以口语为凭，不一定见文书，倒可以经乡间的强人如保甲长及缙绅强制执行，因为不如此则关系地方治安。有时候尚用不着麻烦衙门里的父母官。

中共已把这癌症式的复杂情形大刀阔斧肃清。有了以后历史之发展，才使我们了解其真意义在豁除社会组织上的含糊情形，并非将私人之存积资本全部禁绝。在经济发展的程序上讲，中国迄今在“原始存积资本阶段”，大多数人民尚没有享受到机器时代的生活方式。如果真的依从狂热分子之主张，将私人财产整个不要，只能使全面贫穷更恶化。这错误既已被认识，但在社会主义旗帜下廓清私人财产权仍无从避免，虽说这行动已算是姗姗来迟而且在解释其立场时中共已大为感到逻辑上之困难。

目前人民共和国的政策，以时下标语概括之，可谓“致富是一种光荣”。这趋势可以从两方面说明：一方面是扩张国民经济的运动，其规模如此庞大，不能不招致私人参加。譬如，即使美国的通用汽车公司全属国营，它也需要无数零件供应者，服务性质的行店更不可少，如卖汽车的特约经纪与加油站，更有供应快速食品的餐馆和车行取款的银行柜台，又有训练女速记员和汽车旅馆经理的学校。说国家经济计划都能将各节筹办得完满，不免是欺人之谈。19世纪中国的自强运动之所以失败，即是缺乏以上有纵深的准备。

招致私人企业也是承认个人财产权的办法。此事之重要尚未尽为人看出。这当中的关系有立法的意义。一种事业经过批准，其特权应当在法律面前有效。如政府不时将其撤销，则授权者应有权要求赔偿。在这种特权上存积之财富也不当受政治运动骚扰。如是，私人财产权逐渐巩固，也是良好政府之基础。

从王安石失败的故事，我们也可以获得当前的教训：除非下层有法制上的保护，上端无限制抽税的权力并非执政者之福。因为全国财政井没有实际上的结构，各级人员也各就自己的方式敷衍塞责，总之即无从考核。这样也落入一种离奇的局面里去，下端的人民感到税重而喘不过气来，上端国库的收入则不足预期数量。这也可由最近的一个情形看出：

东北的鞍山钢铁厂有好几十所厂房分散在一个广大的地区上。在最近之前，北京的钢铁部只拼死要它增加生产的吨数。财政部则以为它是一种财源。省政府与市政府也要求它将钢材拿出来贡献本地的建筑。如是各方争论不已。技术上的问题也可能牵扯一段思想上的问题和意识形态的问题。最后只有提出一段建议，这企业应当视为一种国营事业，让它自身决策牟利，不过同时向国家和辽宁省两头缴所得税（可是本书出版之日是否照这建议办理，不得而知）。增强私人财产的权利也无非同样的将一切合理化，因之各人有了自卫的权力，影响所及，各选区也可就本地的特殊情形强调它们的本色，回头作特殊的贡献。假如不如此，则照王安石失败的情形看来，中国只能仍然当作一个庞大的农村看待，农民也仍只能集体驱使。此中关键是政治之改革与经济之扩充必互相提携。要使中国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先就要提出真实的数字。世界上没有所谓“叫化子的民主”（beggars democracy；由魏复古［karl wittforel提出，文字上带讽刺之意）。

历史家从本身的爱憎去褒贬一个现存的政权，与自己身份不符。可是他必须具备能力判断这样一个政权，尤其在它有一种群众运动在后支持时，是否在长期的历史意义里与它前任的行动相衔接。在现在的情形下，我们没有理由作否定的答复。

蒋介石、毛泽东和邓小平在人身方面或者互相敌视，在宏观历史的角度看来却代表着一种连续运动之三个段落。今日之人民共和国能自由行动之处，无非自它前任而得来。纵使功劳不加在领袖人物的个人头上，至少也要归功于他们所代表的群众运动。

再从中国整个历史看来，这长期革命的看法也和以前所段落衔接。中国专制时代的第三帝国历时543年，它的特点是内向而无竞争性格。它的体制既如此的与新时代大相径庭，故改造起来不能避免极端的痛苦。这情形也和17世纪的英国大致相似。

资本主义体制

再回头提到中国是否已进入资本主义体制，我们必须郑重再三声明，这问题只能有条件的答复。要是不加思索，也可以直率说正是如此。如果时装广告牌出现于人民大会堂不过一箭之遥的地方，有冰箱和冷气的高贵汽车供私人使用，而且新企业以出售股票筹集资本，那就难于解说这些事物仍属社会主义范畴。可是从历史上看来，“资本主义”这名词从西方传来，到底有它欧洲之背景。如果将四周牵扯的事物一并拿来讨论，也可以从狭义的说资本主义只能由市民之特权（municipal fr anchise）作基点产生。不论从内从外着去，资本主义总是和自由城市结不解缘。因之市民阶级（bourgeoisie）有了他们的绝对优先权。也因此，私人之资本总是在公众生活中构成特殊影响。中国的革命，从毛泽东的故事看来，则主要的是由受过教育的年轻人领导农民发动。在后来建国过程之中，中国人发现西方和日本所创以货币为主的管制方式不能避免。从这一点上模仿过去，邓小平影响下之中国才有了一种所谓资本主义色彩。可是这色彩与内容之间仍有极大区别，不仅方面多而且内容深。

虽有最近的放松管制，但人民共和国的政府从未宣布它将放弃在很多事业上的专利，这专利及于冶金、炼油及化学工业、机械工程、造船业、交通事业、保险业、对外贸易、传播事业甚至旅游事业。这些事业是国民生产值中之极重要部分。目前的解放，仍只是管理的人员有行使职权之自由。私人企业还只限于小商店、食品供应零售业和若干政府本身不能生利的事业。并且很多事业尚且是拨归私人办理，不过是“承包到户”，出之以合同的关系。此外公办私营的范围已扩大，人民公社可以说是停止了本身的操作，因为食品生产已由农民自己作主、可是尚不能说公社已经废除，因为它们仍是原则上的土地所有人，将土地租与个人。政府也仍在收购食物，管理其分配并厘定其价格。这些都是社会主义性格。接受私人资本和采用先进国家管理的技术，并无肃清中国大陆社会主义形态的趋向。

矛盾与解决

不过，从西方眼光看来，中国自相矛盾的情形极多。此中的混淆也由于某些人士过度渲染，他们好像将经济合理化的运动牵扯到极端，不到局面破裂不止。另一方面，又有对意识形态死硬不肯放松的人。他们没有把“马克思主义”②当作革命过程中的一种工具，而是倚之为自身安全的保障，这样一来纠纷才多了。

中国人的平等观念和某些集体行动之性格有长久历史根据（详以上各节，尤其第二章所叙），因之由西方产生的原始型资本主义可说和中国文教传统相违。这原始型色彩造成城市里的无产阶级，在海外建立殖民地，和参加商业战争等等，在20世纪巳不能照办；开头如此的国家也早将这些办法革除。要是中国还将它们之所遗弃当作出发点，也是不可思议了。

这样看来，今后中国可能继续保持其典型的矛盾而避免极端。这种办法也是环境逼然。实际上，一方面既要扶植私人资本，一方面又要防制其过度发展，也是孙中山在《三民主义》里揭示的宗旨，已在半个世纪之前宣布流传。很可能这也是发展较迟的国家今后通用的办法。只是在中国一切还未成定型之前，这种两端讨好的办法免不了产生一种照片上双重曝光的印象。以一个国家追求两种“主义”，也使人猜想它们所代表的力量必将斗争得你死我活。

可是事实之发展显示，任何国家在革命行程中通过突破后都有将两种体系结合归并的形势。荷兰民国即以联邦制解决内陆部分与海洋部分之不同。英国即以司法审判的方式使两种不同的法律观念融合，亦即将衡平的观念注入到习惯法里去。其方法不同，而目的只在使全国能用数目字管理，能适用货币管制之方式。中国也无可例外。有了这种突破，我们可以断言中国的历史从此将和西方现代史汇合。亦如以前留下来的成例，过去官方所坚持的正统教条，不论是伊丽莎白以来的圣公会《祈祷书》，或者喀尔文派的定命论，或是马列主义、《毛主席语录》，都可以在背景里退去，成为文教上的影响力量，而不致成为令人畏惧之鞭策。对中国人和世界，这是一段良好时光。数以百万计观光者就此也可以往西安始皇陵寝去看陶制兵马桶，或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前散步，都可以体会到中国长期革命之确实情形，而同时欣赏它之圆满结束。

可是有思想的观察者不会忽视当前问题之存在。耕地不足、人口过剩，以及如工业化和保护环境之冲突等基本问题绝不会因革命成功而扫除。自然之灾害仍将不断发生，虽说救灾的能力已较前加强。中国经济完全由货币操纵之后，先进国家繁荣及市场不景气之周期也会随着发生。虽说在今后几十年内中国应有一个极好机会在“已有的‘和”尚无的“国家之间做和事佬，调节折冲，可是它也可能在两方之间同被排挤。工业先进的国家可找到很多借口抵挡人民共和国廉价而有技能之劳动力；而尚不能在数目上管理的国家，则用各种教条，指责北京之侵略性。这侵略性之趋向与中国文教传统无关。从一个以农立国国家的观点看来，一个以商业为主的经济体系总好像是具侵略性的。

没有人能缓叙其间之全部可能性。我们说中国已经过一种突破，不过指出先前若干无力伸展的地方今日已不存在，以前若干掣肘的障碍现已克服。一个新国家之行动自由必会展开一长列的可能机缘。一般而论，历史家之职责限于叙述过去。习惯也要求他对现状保持起码的距离，以防备事体可能之逆转。只是在这特殊情形之下，用宏观的眼光看去，我们觉得这样的谨慎已无必要。我们背后已有好几十年从未间断的运动逻辑。又有很多先进国家留下来的痕迹，其用途有如道路上的指路碑，则我们应当能下今日之结论了。如果我们写历史的人再含糊推诿，即是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

①这批判由中共中央1958年12月10日的决议提出，原文载《人民日报》、英译见（dan n. jacobs and hans h. baerwald. ed. chinese communism：selected documents（ny：harper row， 1963），pp109-132因为两人的立场既如此明显，本书作者即直接指出此系刘少奇对毛泽东的批判。读者也可参阅中共在1987年编印之《中共党史大事年表》页343以下各节，内中对毛泽东主动与间接参与文革有直率的批判。

②马克思主义之本身为由知识界所掀起的各种左倾思想组成的一大集团，缺乏固定轮廓。马克思自己所作政治小册子不如他经济方面著述之详尽。《共产党宣言》内中条列的各项步骤在19世纪中期看来带革命性格，以后却供很多西方国采纳，连美国在内。此外，《资本论〉则由罗宾生教授（joan robinson）与熊彼德教授（j osegh schumpeter）指出，内中有不少不合实际的地方，如机器只能传达价值，不能产生价值，如大学教授不事生产，只是社会上游手好闲的人物，如娼妓，如资本家承担风险不能算是对社会或经济的一种贡献。殊不知现代高等科技如计算机等即全由他所不承认的三个因素产生。总之则20世纪末期没有人能说他全都遵守马克思主义，更不用说整个国家。

人民共和国国有一做书评家指出本书作者“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观点有可商之处”〔见〈读书〉1983年5月号〉。这点我完全承认。可是另一方面，认为经济之组织对法律和文教有决定性的影响，作者也和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的作家一样无法否认受有马氏的影响。刻下将历史观作冗长、互相继续而作梯度前进的观察时尤然。

谢选骏指出：作者胡说——30年或40年前无人曾预料中国之土地革命将造成一种新的低层机构，它的用处在使中国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当时对共产主义有极端信仰之人士亦不过含糊提及要在农村“将生产力解放”。其他人即以为经济上的平等本身即是目的。这样的看法显然也是毛泽东的着眼，不然他日后不会再发起不合实用的文化大革命。只是从文化大革命及内战之后果看来，历史在长时间内所表现的合理性可能与组织这些情事者的初心相违。

——我看这个黄仁宇简直就是共产党样板戏《白毛女》里的恶霸地主黄世仁——他毫无心肝，把造成数千万农民直接间接死亡的土地革命叫做“数字化管理”！这完全属于马列主义“历史唯物论”的牲口思维，说他黄仁宇的著作属于“税吏眼中的历史”，甚至都是过高地抬举他了。

【第二十一章 台湾、香港与澳门】

前言

台湾、香港、澳门与大陆的分合，是中国大历史未来发展的最大课题。但人类的行动在大范围内展开，只循着若干因果关系，不能被各个人的意愿所左右，更难因着他道德上的希望而迁就。

为了保存本书题材的完整。势必再提到台湾香港与澳门的特别情形。理论上，今后台湾的出处很可以改变上章的结论。今日海峡两岸领导人对台湾问题的专注，主要的也是由于这原因。

台湾的成长

台湾是中国之一省、岛上的土著从来即未有充足之人数成为政治上或经济上特别的问题。因为说福建或客家方言的移民来临，台湾产生了一种中国大陆文化的分枝，家族间之凝聚力强。日据时代，台湾的农产品以向日本输出稻米、蔗糖、茶叶、樟脑为大宗。可是农业生产未曾构成大规模农场，仍然有如大陆，一般以一家一室耕耘门前屋后的田土为主。只是地理上较为优越，岛上从未有大陆般贫困的情形，例如中国之西北。

国民党在对日胜利接收之后，已将台湾佃农数大为减低。1953年的“耕者有其田”以麦克阿瑟在日本的土地改革为蓝本，一家的所有地大致以中等地7英亩半为最高限额，多余的由政府接收重新分配，其代价只有两年半的收成数。实际的付出以30%将自日本接收的工商业股票作数，其余以农产证券用稻米甘薯付给，预计20年偿请，内带4％的利息。这种强制接收、强制重新分配的办法能够执行，乃因当日台湾仍在军政时期，而大陆上中共军队来犯的威胁迄未解除。

工业紧随着土地改革展开。有了充实之美援，台湾的工业政策首先避免过度投资于有高度声望却无立即效用的企业，着重于以劳力为主体的产品，以出口着眼，因此这国民党控制之地取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市场的便宜。当日工业先进国一意向最前进的部门发展，将很多次要商品之市场空前开放。台湾的出口遇到极小的阻力。因着这政策之成功，美援自1965年停止。最近的十余年内，台湾才致力于钢铁的生产、高级科技及汽车之制造。

台湾之独立运动虽然吸引相当注意，但迄至最近不能算作有力左右台湾今后出处的挑战者。他们既无从说服大多数受过教育之人士，也不能争取广大群众。因此台独成为无结构而只带着乡土气息的运动。可是这运动引出一个潜在有动力的问题，既有情绪上之煽动性，也在某些方面具有实质，如果处理不善，即不能担保以上情形不会迅速改变。

虽说人民共和国不满，但美国不能算是有意阻挠台湾与大陆间的统一。如果两岸人民找到了适当的方式趋向统一，美国决不可能节外生校提出异议，可是美国政府也没有做中介人的义务去提前促成统一。

两岸关系

说到意识形态，两方面的差异并没有一般想象之大。中国国民党是孙中山的政党，至今尚雇用大批人士编纂它自身的革命纪录。官方文件里并没有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不当的名词。“天下为公”的标语可在台北很多的地方看到。在这岛上，政府也对银行业和对外贸易有确实的掌握。它也经营铁路与公共汽车。在教育和传播媒体方面，政府的影响尤大。在这许多方面的结构及管理，台湾与大陆中共并非如水火之不相容。

在文教方面，国民党之政策行使已逾40年，更不容分型运动之展开。不仅儿童自幼受教为中国人，而且博物馆图书馆和各处之档案处尤以大陆上之根源作号召。

即使工程师与技术人员在受训时也不觉得此生事业应当全在岛上省内，教师与公务员更无论。最近几年来已有“台湾文学”出现，可是绝大多数出版品显示一种广泛的眼光，而且往往较大陆作家的范围尤为宽阔。

因内战而在1945年及1949年来留下来的恶劣情绪亦不足为永久的仇恨。中国国民党和中共都曾与日本作战，不仅两方都已与日本采取和平方式，而且在很多方面两方都已从事善意合作。宽大之美德，也为两方所重视。蒋介石生前即已原宥一打以上和他作对的军阀，毛泽东有一个儿子在韩战中殒身，可是他开怀接待尼克松。

如果年轻一代并未实际参战，倒要将双方的仇恨永久化，则是不可思议了。

可是因为几十年来的武装对垒，双方都以不承认对方之合法地位为本身立足之逻辑。突然放弃这立场，可能引起内部争执，也可能投柄于分裂运动。在本书成稿之日，有很多迹象显示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准备给蒋介石恢复名誉。他在浙江之故居据说已经修整。一座抗战史迹博物馆将开设于卢沟桥畔。在北京和汉口，街道已改用国民党抗日殒身的将领为名。黄埔军校校友会已成立，此中值得注意，这军校只有蒋介石曾任校长，人民解放军元帅徐向前则为现任校友会会长。这一连串事情，逻辑上的结论将是在历史里重新树立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地位。

香港

香港是一个岛屿，连着九龙半岛，更附有大陆上一片领土。以面积言，她的40 0平方英里不算极小（如与澳门的6平方英里比较）。并且香港的摩天楼面对着石山作背景的自然港口，以她直立之价值超越她横卧着的价值。多年以来这自由港口因物产荟萃，成为采办中心和旅游者下榻之胜地。即使是英国旗，也替中国挣得不少外汇，近年来以本身经济成长著称，是亚洲地区成长最快的地区之一。

除了以银行业和船舶业为世界上重要中心之一以外，香港也是纺织品和塑胶品、电气设备、电子、机器与化学物品的制造场所。她的印刷业、食品处理和电影业也甚为称著，这三项对海外华人特别有吸引力。

本书整备付印之前，作者得到一份香港特区的基本法草案。这文件使我得有机会证实我不久以前的想法：一个国家在现代经历了一段主要的突破时，连国家这一观念也可能变更，如400年前荷兰民国诞生时的情形。这基本法给我们一个机会想见1997年重返中国以后的情形。这特区将保持其独特的税收制度和货币制度。它将有特别的旗帜，它的行政首长将由选举产生，他也和被选的立法员一样，至少已在本地居留20年。现有司法机关将全部保留。香港所立的法律将报告于北京的人民代表大会登记作为纪录，可是特区不隶属中央政府任何机构之下。而且特区有权处理仅与本地有关的外交事宜。起草委员会完成了上述初稿，正在与咨询委员会商议，两者都在广泛征集公众意见。工作表现地方自治的精神，将各处有价值的地方尽量保存，和对1984年中英两国协定的尊重。这不是容易的工作，它的成功应当为澳门造成前例。来日这动力之所致，不难渡过台湾海峡，使突破历史的中国一统成为事实。

本书命意

在结束本书时，我乘机解释写这书的哲学立场。初看之下，宏观历史好像与道德全不相关。人类之行动在大范围内展开，只循着若于因果关系，不能由各个人意愿左右，更难因着他道德上的希望而迁就。在写作以上各章时，我更将前一时代所留下来的影响昭然指出，就和以前的史书不同。传统的史学家通常将每朝代之初当作一段有创造性的时代，当日的人口和社会都带着可塑性，可以由一代伟人照着他的理想转折成器。我自信我的叙述比较近乎实情，可是也会造成一种定命的印象，亦即注定将发生的事物总会发生，道德与否和事实之来往无关。这样无人性的立论很可能扰乱读者的心情，更可能冒犯有些敏感的读者，然则这不是作者之本意。

下图里面，实线部分表示我想象中历史之形成。它也是人类不断向前推进所留卞来的纪录。为简明起见，我们以三个较大的段落代表当中无数短程的进展。我们的路程连亘不断，朝以继夕，有如印度思想家所谓“羯磨”（或因果报应，karma）

或如西方神学家所谓“定命”（predestination）。即从一个读史者的眼光看来，我们的自由，无论如何也只能始自我们祖先撒手的地点。自此向空伸出的箭头表示我们理想主义之倾向。道德也在这时候成为一种有力量的因素。大凡人类全体性的动作既有群众运动之参与，必带牺牲自我的决心，也包含着公平合理的性格。可是和这种倾向作对的有向心的力量，以较短的箭头表示。后者或称为“原罪”，或者如宋儒所提的“人欲”。弧线上的历史进程总是以上两种力量之总和，也就是阴与阳之合力。

历史之总意义，也如这图所示，在其整个的美感。人类整部历史不过约10000年，在宇宙的生命里不过是极为短促的一部分。而我们所能理解的宇宙生命尚且可能是更大事物当中的又一小部分。如康德所说，“事物自身”（things in themselves或noumena）非人力可得而知。在弧线的前后，我以虚线画出，此不过根据人类历史，推想其来踪去迹。如此看来，实线的真实性也靠虚线之陪衬而得，并且也只有相对的意义。

人类历史之大块文章，以长远的距离视之，属于神学领域。作者的经验识量有限，只好像鹦鹉学舌一样将大哲学家康德提出作为交代。除此之外我不能将我个人有限度的观测去推论无可知之数。同时，历史家的眼光总是以回顾为主，在广大空间划出几条短线，并无预言的意义。

现在有不少教科书作者在叙述西方事物时，乘空插入一两段有关中国琐碎之事而称之为世界史。在我看来，人类1/4的生活历程不容如是草率处理，尤其在我们已临到一个紧要关头之时。所以我提出中国历史的全部历程，注重它内部的节奏和特性，然后才提到它与现代西方冲突与接触的全部经过。这样的安排也确能使我们观察世事时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眼光。以前很多人认为中国人全不合情理之处即可因此冰释。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地理环境在历史上的重要，而人类长期忍耐力之伟大也因之而显然。各人对以上的反应不同，可是能将一个古老国家的维新以及她重新振作的态势笔之于书，作者已有一股愉快的感觉，并且希望读者有此同感。

谢选骏指出：台湾、香港、澳门，就是现代南北朝的南朝部分。黄仁宇虽然懂得“台湾、香港、澳门与大陆的分合，是中国大历史未来发展的最大课题”，却不懂得用古代南北朝的成例，作为现代南北朝的尺度。在我看来，这一尺度和一切尺度一样未必“很准”，但却同样可以发挥“参照”的作用。

（另起一页）

【后记、黄仁宇是大理石的变色虫，余英时是半瓶醋的育婴师】

佚名网文《黄仁宇》报道：

黄仁宇（英语：Ray Huang，1918年6月25日—2000年1月8日），湖南长沙人，历史学家。曾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国共内战期间担任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长官，后赴美国求学并取得密西根大学历史博士学位。以身为中国历史（明史）专家及倡导“大历史观”而为人所知。毕生著有《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等畅销作品。

生平

早年

黄仁宇于1918年生于湖南长沙宁乡，[1]其父黄震白出身于地主家庭，后来家道中落，到处游历，入读福建的省立军校，受校长许崇智招揽，担任其下属，并加入同盟会成为基本成员，认识戴愧生等人，后期淡出。一家与杨开慧、向钧等为远房亲戚。父亲因熟悉革命，对民初政局相当失望，并不希望儿女参与政治。弟弟是黄竞存，妹妹是黄粹存。黄仁宇早年在湖南家乡生活，1936年考入位于天津的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当时该已被改编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就读一年后，因为抗日战争爆发，黄仁宇希望参军，因而辍学[2]。父亲担心战争可能很快结束，故要求他等待至1938年中再作决定。

黄竞存后来同样出走美国，于史丹佛大学获得机械工程博士学位。

从戎时期

进入军校

辍学后，黄仁宇先在长沙《抗战日报》工作，负责编辑、采访等工作，期间认识田汉、范长江、廖沫沙等人[3]。后来《抗战日报》停刊，黄仁宇进入了国民政府成都中央军校，成为第16期步兵科的一名学生，受训两年，同学中有作家田汉之子田海男和政治家居正之子居浩然。在田汉的协助下，田海男与黄仁宇同样被分发到14师及驻印军。

抗日战争

毕业后获分发至陆军步兵第14师，成为少尉排长、中尉代理连长。于1941年驻守云南边界，于艰苦的物资条件中生活。同年，父亲过世，黄仁宇获准回湖南治丧，并脱离前线，改为于司令部从事文书工作。黄仁宇深感无聊，当新一军设立时，他便自愿加入。

到达印度后，担任新编第一军上尉参谋，跟随郑洞国将军。驻印军的物资由美军管理，较为充裕。黄仁宇亦借此机会学习驾驶汽车等技术，并成为前线观察员。同时，他也向《大公报》投书，讲述他在前线的生活经验。其间曾被日军狙击手击中，右大腿受伤。抗战胜利后随郑洞国改调为汤恩伯属下，先到上海接受日军投降，并监督第61师团维修沪杭公路的工程，1946年2月跟随郑洞国再赴东北。1946年考取赴美留学资格，赴美国李文渥斯堡的美国陆军指挥与参谋学院学习九个月，1947年夏天，学成回国后任国防部第五厅科员，负责将美军文件译为中文。1948年底，改调往国防部第二厅(军事情报)，1949年5月调为中华民国政府驻日本军事代表团团长朱世明将军的副官。1950年朱世明因涉嫌与中共来往而遭到解职，黄仁宇随之退出军政界，远赴美国。前后参军共十二年。

学术生涯，美国时期

凭在美国陆军指挥与参谋学院所修的学分，于1952年9月获密西根大学的录取，攻读新闻系，1954年获学士，1957年获硕士。其间半工读，当过售货员、电梯操作员、洗碗工、绘图员等。由于言语上的局限，黄仁宇其后转攻历史系，并于1964年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明代的漕运》），先由惠特尼霍尔指导，后成为学者余英时于密歇根所指导的唯一博士生。1956年取得了美国的永久居留权，但没有成为公民。由于他国民党员的身份，美国人普遍视他为流亡者，对他并不太友善。他毕业后先在南伊利诺大学当助理教授，并在此遇到未来的妻子盖儿。在余英时介绍下转往纽约州立大学任副教授，任教“亚洲文明导读”等中国史相关科目及带领教育学的研究生。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1967年）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即现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1970年）。在这段时间，由于他需要向学生讲课，介绍中国历史，他养成以大历史介绍人物和事件的技巧。他逐渐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失败，源于中国缺乏现代社会所需的组织，这点无法在传统的学术研究中体现出来。

1972年，他们一家搬到剑桥，参与英国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斯学院院长李约瑟博士主持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集体研究工作，其间与李约瑟意趣相投，合著数篇论文，日后二人仍有合作。他亦在此期间决定归化为美国公民，1973年搬回美国，1974年正式入籍。1970年时亦参与了《明代名人传》和《剑桥中国史》明代财政部分的写作。然而，编写明代财政史时，他与提供研究经费的哈佛大学发生冲突，于是改为联络剑桥大学的崔瑞德教授，最后于1974年底出版，题为“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然而，另一书稿《中国并不神秘》则因被出版社拒稿而无法出版。

1979年，由于纽约州立大学经费缩减，他被迫离开教学岗位，专心写作。《万历十五年》原稿由于并非以传统学术论文格式写成，曾遭美国的出版社多次退稿。他于是自行将书稿译成中文，由中华书局出版，大受欢迎。其后出版《中国大历史》，以“大历史观”享誉华人学界。因之他后来经常到台湾的大学演讲作学术交流，并曾在《亚洲周刊》、《中国时报》撰写专栏。

2000年1月8日，在前往一场电影开场前因心脏病发，病逝纽约。

婚姻家庭

黄仁宇在1966年与盖儿·贝茨（Gayle Bates）结婚，并育有一子黄培乐（Jefferson Huang）。有两名继子马克和穆瑞（Mark and Murray）。

学术建树

黄仁宇提出“历史上长期合理性（long-term rationality of history）”、“数字上管理（mathematically manageable）”等概念，强调技术，以实证主义从技术角度谈论历史，避免产生基于意识形态的争执。这种观念被称为大历史观(macro-history)，与英美常用的微观剖析历史方法不同，强调不通过对历史人物生涯探究和单一历史事件分析来研究历史，而是通过对当时历史社会整体面貌分析和把握进行历史研究，掌握历史社会结构特点。在《万历十五年》中，黄仁宇主张不探究历史人物之善恶忠奸，不应该批判历史之善恶，尽管其本身难免流于翻案文章，他与李约瑟将这一主张称为技术辩证；黄仁宇把他们放到整个明代社会框架中研究，强调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背后的逻辑关系和政治文化构架。

“大历史观”指出，时代之宏观走向及发展状况，是由无数社会和物质上各种因素共同堆积起来，历史舞台上某一“关键角色”往往只是一个“角色”，让任何人来扮演都可以，为众人所熟知的著名历史人物只是正好在那个时间踏上舞台，坐上历史早准备好的空缺“角色”席，历史人物的作为也无法超出地理、科技、社会结构等方面的“技术性”条件。在《中国大历史》中，这一观点尤为鲜明，例如谓中国版图架构形成，“当中无可避免有其地理历史因素在，有二千哩容易被人侵犯的地方，中国不得不构成一体……”。

政治方面，他主张中美开展贸易，以促进互相了解，但贸易不应成为刻意影响对方的工具。他相信，全球化的力量不可阻挡，随着中国完成对下层村镇社会的改造，中国将可融入国际体系。他亦支持国共和解，放下意识形态的歧见。

自传

黄仁宇于1980年开始写作《黄河青山》作为自传，唯向编者林载爵交代，必须于他死后才能出版。他依从遗愿，于2001年出版此书。

（谢选骏指出：这是担心“死无对证”的谎言，会造成“当面对质”的尴尬，就像卢梭的谎言大成《忏悔录》一样。所以我说“名人回忆录都不可信，尤其是死后出版的回忆录和日记”。）

著作

《缅北之战》，上海：大东书局，1945.3；台北：联经，2006.4，195页，ISBN 957-08-3001-8

《缅北之战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台北：联经，2006.5，208 页，ISBN 9789570830019

The Grand Canal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密歇根大学博士论文，1964年) : 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1983

中译本： 《明代的漕运》，张皓、张升译，北京：新星，2005.4，270页，ISBN 7-80148-767-2；台北：联经，2006

《明代的漕运1368-1644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台北：联经，2013.02，248 页， ISBN 9789570830033

Fiscal administration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9

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Sixteenth Century Ming China.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1974. 385 pp. ISBN 0-521-20283-3

阿风、许文继、倪玉平、徐卫东译，《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台北：联经，2001.1，410 页，ISBN 957-08-2192-2

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The Ming Dynasty in Decline.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Press, 1981. 278 pp. ISBN 0-300-02518-1

《万历十五年》，北京：中华书局，1982.5，250页；台北：食货，1985.6(食货出版，联经总经销，1994)，289 页，ISBN 957-8876-01-7

Broadening the Horizons of Chinese History. Armonk, New York: M.E. Sharpe, 1987. 274 pp. ISBN 0-7656-0348-95

《放宽历史的视界》，台北：允晨，1988.7，294 页，ISBN 957-0329-01-7；"新世纪增订版"，台北：允晨，1999.10，380 页，ISBN 957-0329-01-7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台北：时报，1989.10，324 页，ISBN 957-13-0046-2

宋碧云译，《长沙白茉莉》(White Jasmin of Changsha)(小说，以笔名李尉昂发表)，台北：时报，1 9 9 0，3 9 2 页，ISBN 9-5-7-1 3-0 0 9 7-7；台北：商务，1998，308 页，ISBN 957-05-1501-5

《地北天南叙古今》，台北：时报，1991，316 页，ISBN 957-13-0352-6

《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台北：联经，1991.11，529 页，ISBN 957-08-0713-X, 957-08-0714-8

《现代中国的历程》(与劳思光、金耀基、戴国煇、高希均等合著)，台北：华视，1 9 9 2，2 2 2页，ISBN 957-572-030-X

China: A Macro History. Armonk, New York: M.E. Sharpe, 1988. 277 pp. ISBN 0-87332-452-8

《中国大历史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台北：联经，1993，368 页， ISBN 957-08-1068-8

《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台北：时报，1993，447 页，ISBN 957-13-0962-1

《近代中国的出路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台北：联经，1995.4，167 页，ISBN 957-08-1355-5

《汴京残梦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小说，以笔名李尉昂发表)，台北：联经，1997，239 页，ISBN 957-08-1749-6

《新时代的历史观：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台北：商务，1998，100 页，ISBN 957-05-1434-5

《关系千万重》，台北：时报，1998，284 页，ISBN 957-13-2751-4

《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台北：联经，2001.1，432 页，ISBN 9789570821925

张逸安译 《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Yellow River and Blue Mountains)，台北：联经，2001.1，615 页，ISBN 957-08-2193-0

《大历史不会萎缩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台北：联经，2004.9，474 页，ISBN 957-08-2763-7

《黄仁宇书信集》，北京：新星，2006

China is not a Mystery 《中国并不神秘》，1974(没有出版)

《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

《我相信中国的前途》，中华书局，2015，ISBN 9787101108422， ISBN 7101108423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黄仁宇一百周年诞辰，首次结集生前未出版专论纪念版）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台北：联经，2019.01，336 页，ISBN 9789570852332

评价

他的著作近年来在海峡两岸颇受欢迎，亦受到学者评价或批判其观点，中文的著作主要包括：江政宽撰写的《历史、虚构与叙事论述》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收录于卢建荣主编的《文化与权力─台湾新文化史》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2001年）一书中）孟祥瑞的著作《到“西方”写中国大历史 黄仁宇的微观经验与他的中国学社群》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2009）、倪端的《听黄仁宇讲中国历史》（2012年）及王忆城著、撒利伟编辑的《听黄仁宇讲中国大历史》（2013年）。

引用

 船山石. 宁乡四中的三个名人. 北京. 2003年11月21日 [2020年5月3日].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年7月4日） （中文（中国大陆））.

 王春敏. 历史与现实：黄仁宇史学研究. 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2.

 耿立群. 史學界的暢銷作家–黃仁宇研究資料目錄. 全国新书资讯月刊. [2021-02-1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11-22）.

 当时纽约州立大学的校长William J. Haggerty 强制要求所有学生接触非西方文化，故学校聘用不少外籍教师。后来校长换人，本项政策被废除，亚洲相关学科选读人数过低，亦是黄仁宇被裁的原因。

谢选骏指出：黄仁宇竟然比他的老师余英时（Yu Ying-shih，1930年1月22日—2021年8月1日）还小了十二岁！结果呢，黄仁宇成了半路出家的“大理石”——就像余英时是个半瓶子醋的育婴师。半瓶子醋的余英时，培育了大历史的大理石，使得黄仁宇丢了大学的“孩子王”位置，却成就了塞翁失马的“大历史”——他吹拉弹唱“一国两制”，换得中国大陆出版发行《万历十五年》。这就是国民党的变色虫，靠着英语孵出了大理石。

人说“1949年5月黄仁宇调为中华民国政府驻日本军事代表团团长朱世明将军的副官。1950年朱世明因涉嫌与中共来往而遭到解职，黄仁宇随之退出军政界，远赴美国。”

我看黄仁宇很可能具有一段隐藏着的“红色历史”——难怪共青团员余英时会将他收罗下来进行“深造”、

深潜，造出了一部税吏眼中的“大历史”。

（另起一页）

书名

税吏眼中的历史

History Through the Eyes of the Tax Collector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Lulu Press, Inc.

3101 Hillsborough

St.Raleigh, NC 27607—5436 USA

免费电话1—888—265—2129

国际统一书号ISBN:

定价US$

2023年10月第一版

October 2023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251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