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全集第250卷 僭妄的世界地图 Arrogant World Map

 僭妄的世界地图

Arrogant World Map

2023年9月第一版

September 2023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250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250

（另起一页）

内容提要

本书点评的文字包括《人道主义的僭妄》、《信息时代的世界地图》、《刍议中国》、《汉字基因工程》等四个部分——总其名曰“僭妄的世界地图”。取其意为，还原这些文字，其实都是碳基生物在硅基时代降临之际，所发出的不安喧嚣。

Executive summary

The text reviewed in this book includes four parts: "The Arrogance of Humanism", "The World Map in the Information Age", "A Brief Discussion on China", and "Chinese Character Genetic Engineering" - collectively called "The Arrogant World Map". Taking their meaning and restoring these words, they are actually the uneasy noise made by carbon-based organisms at the advent of the silicon-based era.

（另起一页）

【第一部分】

【人道主义的僭妄】

【第二部分】

【鼹鼠眼中的信息时代】

【第三部分】

【刍议中国】

【第四部分】

【汉字基因工程】

（另起一页）

【第一部分】

【人道主义的僭妄】

【《人道主义的僭妄》简介】

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这不是什么新思想。有人说，关键看这柄剑掌握在哪只手里，然而我认为，事情远非这样简单。请问，有可能制止科技被滥用吗？何况，科技之剑的威力并不始终有效，而且绝非人手所能收放自如。

总体说来，《人道主义的僭妄》冷静、客观、完整而深刻地表达了对人类未来的一种担忧。从生态环境到历史文化、社会经济，包容了对人类当前面临的种种危机的广泛分析，而把结论总结成单一的概念表达出来，这就是这本书的价值所在。

它的作者叫戴维·埃伦费尔德，原著出版于1978年。

我前两年看过的一本叫《轰炸文明》的书，介绍了连环爆炸案的制造者泰德·卡辛斯基及其文章《工业社会及其未来》。卡辛斯基显然可以归入《人道主义的僭妄》第六章中所描述的“愤世嫉俗者”之列，他本人及其文章的经历，恰好是这一章的又一实例。当然，这也说明卡辛斯基看得远不如埃伦费尔德深远，所以他陷入了绝望与毁灭而不能自拔。

不久前的一本新书《爱因斯坦不知怎么办》里，一再不加解释地使用了“人道主义” 这个词， 其涵意与《人道主义的僭妄》完全一致。这表明，在西方，关于“人道主义”的反思也许还没有成为主流，但也至少已经形成一股思潮。中国人对此思想仍很陌生，所以就有了必不可少的几段前言，专门澄清“人道主义”这个概念。

谢选骏指出：1980年代的时候，“人道主义”在国际上已经开始受到了质疑；但是在中国大陆，却刚刚开始“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讨论，而且还受到共产党的压制。这是因为，文明社会已经进入了“后现代社会”，而野蛮社会还停留在“前现代社会”。

后现代社会和前现代社会都反对人道主义，但是原因正好相反——这是“过”与“不及”的区别。

【目录】

导读 

小序

译者的话

原版前言

序

第一章 　错误的假设 

第二章 　神话 

第三章 　现实 

第四章 　情感与理性 

第五章 　自然保护的二难困境 

第六章 　愤世嫉俗与拒绝人道主义 

第七章 　超越人道主义 

【导读】

这些序言的主要作用就是解释“人道主义”的完整内涵。人道主义绝不只是一种道德规范。在西方这个词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其根本是崇尚理性，而在翻译成中文后其意义就被曲解了，而且越走越远。这几段前言对理解本书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章  错误的假设

人道主义思想源于犹太教——基督教传统。在圣经里，上帝让亚当和夏娃总管伊甸园里其它物种，可以随意取食，因此“人是万物的尺度”这句话在西方文化里是有着根深蒂固的基础的。西方哲学素来有崇尚理性的传统，人道主义就是人类主义、理性主义。

埃伦费尔德承认“人道主义也包括崇高的信念、人类的价值和对我们的成就和能力的适当尊敬”，这些已经被人传颂了几百年，曾经对历史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

重新审视，考察一下它有什么副作用，这就是这本书的目的。

“僭妄”这个词，字面上看含有越轨、自大的意思。长期以来，理性力量的一个又一个胜利使人们滋长了一种理性万能的信念。那么，凭着理性的力量，人类真的能够懂得无限的知识、克服一切困难、随心所欲地安排大自然和自身的事务吗？我不知道你对答案会不会有所疑虑，不过我确实曾经相信人类的力量是无限的，未来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埃伦费尔德的论证说明：“人类的无限可能性”只是一个假设，事实上无法按合乎理性的逻辑方式加以证明，可人道主义者就是相信它，这使人道主义有些象一门宗教。这门宗教是真正世界性的，你、我，甚至埃伦费尔德本人，都可以算是它的信徒。

凭什么说崇尚理性与科学的人道主义象宗教呢？下一章将讨论人类对人道主义理想所寄予的信念。

谢选骏指出：据我所知，“犹太教——基督教传统”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基督教在前，犹太教在后。俗人不懂得，以为旧约圣经属于是犹太教传统，其实不然，犹太教是圣殿毁灭后的拉比宗教，在基督教之前的，是圣殿宗教，不是犹太教。

第二章  神话

每一种宗教都为自己的信徒备有一个天堂。

本章列举了大量事例，有些是人类已经取得的成就，有些是宏伟的计划，还有些是幻想或预言。由于许多事例的细节还会在后续章节重提，所以没有展开讨论。

作者的根本用意是指出我们对理性思想寄予了各种各样的期望，很少怀疑它们能够实现，即使有些科幻作品中的人物最终下场不大理想，可带来麻烦的伟大发明毕竟是出现了。

可事实上，相信科学万能与相信上帝万能根本没有区别。这些既有的成就和美好的幻想，就构成了人道主义的神话。

第三章  现实

本章将剖析，我们取得的成就是有限的，而未来又有怎样的局限性。作者提出了若干重要概念，建立起“最终结果分析”的思维方式，从而明辨上一章的“神话”。

本章内容丰富，难以尽述，我自己先在这里运用一次“最终结果分析”，以向读者展示一下其价值：

数年前我曾看到一篇科技简讯，大意是说有人从耳朵的分泌物中提取出一种强效的驱虫剂，它能驱赶任何虫子，而且当然对人绝对无害。能给蚊香之类行业带来革命的理想产品，是吧？我的第一个想法正是如此，然而这是典型的人道主义思维方式。为什么人类只在耳朵进化出这种分泌物呢？因为对耳朵进行重点防护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可如果人类全身都是这种东西，虫子们进化出抵抗力将需要几年？

然后，我们靠什么来阻止要命的虫子咬自己的耳朵？

另外，这个事例应该还有另一层喻意，就是科学力量的局限性。面对造物之神奇，我不得不承认，有些东西是人类只能叹服而永远无法透彻理解乃至控制的。难怪近代的物理学家们往往比哲学家更常把上帝挂在嘴边，这里的上帝绝不是指那个因无知而癔想出来的神灵，而是对人类能力极限之外事物的统称，如果有人不承认有这种极限，那就是僭妄。

第四章  情感与理性

人道主义的另一大缺陷就是抬高理性，贬低情感。情感是在长期进化中形成的，保证着我们的生存，但是在人道主义社会里人们却常常一心想摆脱自己的“动物性”。

讲究理性也是现代社会组织的需要，企业、国家都是组织，组织要高效地运转，就要求成员都精确、划一地行动。然而这样理想的组织从来都不存在，将来也不会有。情感依然顽强地施加着自己的影响力，企图摆脱它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僭妄，所以是不可能成功的。

关键在于，就算人类冲动、多疑，可这并不是坏事，更不丢人。无视我们实际上受着情感的支配这一事实，这才真的糟糕。在这里，埃伦费尔德引出了“优质”的观点，当理智与情感和谐地统一，就会达到“优质”，那是一种犹如“禅”的意境，机器不再打扰人的心灵，事事遂心。

第五章  自然保护的二难困境

“环境保护”是我们对自然保护的通常称呼，这种提法本身就渗透了人道主义逻辑，它强调的是保护属于我们的环境。多数环保主义者最大的忧虑不过是环境灾难将最终使人类也随之灭亡，其实仍然以天生的管理者自居。我们是不合格的管理者，象救火一样赶着抢救大熊猫、白头鹰，环境保护的成就远远不及失败多。优先得到保护的总是那些样子漂亮的大型动物，如果沙漠里的一种甲虫灭绝了，人们会注意到吗？

承认吧，保护自然的真正动机是一种感情，即“根深蒂固地相信不可逆变化的保守感情，以及变态地尊敬自然界成分和结构的社会态度”。这在一个被人道主义思想统治着的星球上大概不太容易，所以环保主义者不得不为保护某种（或每一种）生物费尽心机地寻找符合逻辑的理由（不如说是借口）。本章将证明，这种做法是危险的，“在人道主义体系里，不会有对大自然的真正保护”。如果你已经接受了上一章的观点，就不妨大胆承认自己是在感情用事，因为情感有时比逻辑更正确。

举个例子说吧，热带雨林是地球上最复杂、最神奇的生态系统之一，其遭受的严重破坏是令人痛心、不可挽回的，这个理由已经足够了。现在环保主义者的宣传材料上把热带雨林叫做“地球绿色的肺”，然而它不符合事实：地球上主要的氧气制造者是永恒大海中的藻类。如果你不是那种没心肝的法西斯，因而打算支持保护雨林的行动，你认为上述理由中哪个更好？

埃伦费尔德在本章开始引用了一小段《圣经》的经文，大意是说，哪怕野地里的百合花，都和所罗门国王一样受到上帝的恩宠，享有一样的荣耀。意识到自己与野花一样都是上帝的造物之后，我不禁发出这样的疑问：我们怎么能认为我们可以成为自然的庇护者呢？希望你明白，我是无神论者，我使用“上帝”这个概念，是因为在人道主义的语言里无法表达那种心情。

第六章  愤世嫉俗与拒绝人道主义

达到诚实、平衡的世界观的道路非常狭窄。前面各章已经指出的一种危险是只抓住事实，不管前后关系；而如果向另一极端走得太远，用纯粹的感情构造世界观，不注意辨别出无益或有害的情感，就会落入愤世嫉俗的陷阱：敌视科学、无政府主义等等，难免被前者贴上“行为反常”的标签，奥维尔称之为动机对行为的“玷污”。

本章的用意就是指导我们与之分清界限，但又提醒我们，即使许多人的动机有愤世嫉俗的成份，也不等于反人道主义的思想不对。而且，愤世嫉俗也有其意义，“它们能使一些人思考我们大多数人不会去思考的重要问题，说出我们大多数人不会去说的重要事情”。

反人道主义不是悲观失望的哲学，也不是愤世嫉俗的发泄，而是另一种挑战，这种挑战以建立一种健全的生活为目标，并放弃在反人性与自然的无望的战斗中苦撑。

第七章  超越人道主义

人道主义者虽然鼓吹进步，却事实上不能设计未来。除了前面已经阐明的一些原因，本章还描述了另外一些社会体制上的弊端，最根本的是自私。现代社会越来越自私了。人道主义是人类自我崇拜的哲学，本质上就是自私的，自私行为使人道主义梦想成为一厢情愿的东西。分工明晰的社会组织，错综复杂，有着无数利益集团，产生惰性，阻碍变革，使人道主义者成了自己组织里的囚徒。

承认人并不完美，接受自己犯的错误，并不会使我们软弱，只会使我们得到安宁。

我的一点断想：世界大同也是非常人道的美丽幻想，我估计即使真的实现，这个大同的世界也会在同时分裂成更多的小团体。消灭疾病、战争和灾害这一切对生命的威胁，是每一种生命的愿望，但有理智的生命不能只动用自己的理智企图永远消灭它们，还应当意识到，那些也是生命的组成部分。

谢选骏指出：“超越人道主义”，就是从现代社会进入后现代社会的努力。这与野蛮社会（例如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对人道主义”，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方向。

【小序】

人道主义是我们当代人非常关心的一个题目，不久前曾经展开过热烈的讨论。

这本外国人所写的书，大概会引起广大读者的兴趣，因为书名就提出了人道主义，而内容又和我们习惯上所了解的意义不很一样。从表面上看，作者是对人道主义持贬抑态度的，他认为人道主义的主张未免僭妄。这同我们中间一些人的看法似乎有一致之处，但是又有显著的不同。他不象我们的一些学者那样，指斥人道主义感情用事，以脉脉的温情代替深刻的理智，而认为人道主义的毛病在于盲目信赖人的理性而贬低感情，会造成灾难。他从一个跟我们很不一样的意思来处理问题，发挥了自己的见解。我们对这个意思毫无经验，要想不假思索地贸然表示赞成或反对是有危险的。

因此有必要先弄清人道主义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中国人最一般的理解是：把人当人。这个想法在中国人的哲学里有深远的传统，远的如孔子、孟子，近的如谭嗣同、孙中山，都是这样想的。它在中国哲学里被称为“仁”。仁的广义，即哲学意义，或本体论意义，就是所谓“仁道”，大致相当于西方人所说的humanismus，所以人们把这个字译成“人道主义”。人道主义的浅近了解是“仁慈”，并不包括深远的本体论意义。我们一般人的了解就是这个浅近意思，有些哲学工作者所了解的其实也是这个意思，不管他所持的是赞成态度还是贬抑态度。

人道主义思想的出现，主要是为了抵制社会上严重的不把人当人的作风，以及为这种作风辩解的思潮，例如把别人当工具，以达到自己的私利，而把这私利说成最了不起的公道之类。把领袖人物神化，拿来压制别人，也属于不把人当人。因此群众倾向于人道主义是很自然的，尽管用意并不深远。

近代意义的人道主义出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也就是资产阶级诞生的时代，带着鲜明的反封建色彩。当时先进的西方人力求摆脱封建势力的束缚，曾经憧憬封建制度产生之前的古代文化，为此大力鼓吹古代希腊城邦时期的语言和文学，以其中强调个人，重视自由的思想来对抗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统治。这批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先驱被称为主张人道主义的人，  因为他们要求用人来代替神的中心地位。  所谓humanismus，是用humans（人的）加上-ismus（主义）构成，以表示与“神的主义”（theismus）相对立。“神的主义”在汉语中不成词，因此译为“有神论”，其实译得不大恰当。而“人的主义”也不成词，只好垫一个字译为“人×主义”。由于文艺复兴时期着重复兴古代语言文学，就垫上一个“文”字译为“人文主义”。这个译法显然不太理想，因为“人的”不限于“人的文学”，“人文”的外延太窄了。

补救的办法是把“文”字换成“道”字，写成“人道主义”。“道”字比较抽象，足以救外延太窄的不足，“人道”大致相当于“humanitas”，可以指人事的总称。

这里面即包括人的物理方面，如饮食、男女之类，包括人的精神方面，如人情和理性。可惜后来人们的理解又有了偏差，以致读了某些婚姻法规中“不能人道”的提法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以为“不人道”指的仅仅是抓住俘虏不给饭吃之类，“人道”则是不打不骂不搜腰包还给治伤之类。

西方人对人道主义的理解还没有偏到这个程度。他们认为人道主义不只是重视人情，而且是以人的理性来代替天意，例如近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笛卡尔就被称为人道主义者。从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书里，也可以明白地看出他们的理解。作者认为人道主义是以人为中心的体系，而指出这种哲学构成了很多哲学的实质核心。

我觉得这样看有一定的道理，西方近代哲学的确有这一倾向，有些哲学家甚至把自己的学说称为“人本主义” ，即Anthropologie。“人本主义”的“本”字也是译者垫进去的字，原文本来是“人学”的意思，加上“主义”就成了“人学主义”。

“人学主义”是用希腊词根造成的词，意思与拉丁词根造成的“人道主义”近似。

Anthropologie也有人译为“人类学” ，但是很容易被误解为与“鱼类学”、“鸟类学”并列的动物学一支，失掉哲学含义。应当注意到“人本主义”或“人学主义”中研究人的理性是重要部分。

我对作者的分析觉得很新鲜，也很乐意加以考虑。但是我没有意思把人的理性看成不增不减万古如斯的东西，  认为如果那样看就会落入弗兰西斯·培根所说的“种族假相”范围，而我并不愿意但又不得不成为或多或少的“非理性主义者”。

我希望这位作者的不同看法能引起我们对问题的深入思考。

王太庆 1987.12.

谢选骏指出：“人本主义”或“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一样，都是以人为中心的译法。这个想法从文艺复兴开始膨胀以来，已经造成了生态环境的全面破坏。

【译者的话】

人道主义主张以人为主，强调人的力量，人的尊严。

它是现代世界的主导思想。辉煌灿烂的现代科学、文化和工农业，都是人道主义凯旋行进的活的见证。人们通常容易看到人道主义的这种积极方面，而不容易发现它所蕴含的消极方面。人道主义主张以人为中心来规划世界，最初的动因无疑是迫于生存的压力和反抗超自然的上帝的需要。但是，随着人类知识和力量的增加，人道主义那种以人为中心的观点就有可能破坏人与整个世界的和谐关系。我们将要阅读的这本小书（肥猫注：真的是一点也不小，让我输入了那么久），就是要揭示人道主义包含的消极方面，指出它所造成的有害后果，并寻求一种更好的世界观、更好的哲学。

本书作者戴维·埃伦费尔德是美国拉特格斯大学生物学教授，著有《保护地球上的生命》和《石龙子变种》等书。

作者首先指出，人道主义是现代世界的宗教，它与以往的宗教极其相似。它的基本思想是相信人的力量，相信人的至高无上性。这种思想产生了严重的后果，甚至危及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本书讨论的不是作为一种理论形式的人道主义，而是支配人们进行各种活动的人道主义观念或信念。因此，作者总是联系人道主义在现代世界造成的影响来讨论人道主义。

作者指出，人道主义有个基本假设，即“力量假设”。这个假设认为人无所不能：人能控制自己的心灵，能控制自己的身体，能控制周围的环境。作者认为这都是人道主义的神话。大量事实说明，我们即没有控制自己的心灵和身体，也没有控制环境。

作者进而指出，人道主义的力量假设实际上来自对人类理性的盲目信赖。人道主义崇尚理性，贬低情感。实际上，在人类自下而上的斗争中，情感起着理性无法替代的作用。单有理性或单有情感，都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人类要想在未来健康地生存下去，就必须在理性与情感之间维持适当的平衡。

以人类为中心的人道主义观点在自然保护问题上陷入了两难困境，因为人道主义的自然保护论者只主张保护对人类有用的资源，而不顾其他。但是，自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单保护“资源”，最终肯定要失败。只有放弃以人类为中心的观点，才会有真正的自然保护。

作者最后指出，人道主义已经不适合指导人类争取生存的斗争了。因此，应该超越人道主义。人道主义统治之后的世界，将出现一种健全、和谐的生活。不过，作者认为这只是一个希望。未来到底会是什么样子，没有人能够预言。

本书于1978年出版，1981年再版。我们是根据1981年版翻译的。本书出版后曾在英、美等国引起很大反响。我们把它当作一种观点和思潮的代表介绍过来，希望能够对读者有所裨益。作者在书中涉及到对共产主义和中国政治的若干评论，我们不能同意他的看法，相信读者会以批判的态度看待这些评论。由于本书涉及的内容较为广泛，译者学力有限，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各位指正。

谢选骏指出：在马列主义的话术里，“人道主义”是极权主义的伪装，而“革命的人道主义”则是暴力革命的润滑剂。

 

【原版前言】

《人道主义的僭妄》能够收入“银河”丛书，我感到很高兴。这首先是因为我能影响更多的读者，特别是大学生和其他无力购买昂贵的精装书的人。我还可以趁此良机订正几个小错误，澄清第一版的几段话。原著基本未改，保持原样。

这是一本有争议的书，它的标题就是有争议的，因此，这本引起过一些争论。

我想利用新序言回答争论中提出的比较重要的问题。不过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我想先考虑一下最近出现的情况。在我完成第一版写作后的三年中，许多事情发生了。

爱神运河的悲剧暴露出来了；亚马逊河流域的雨林毁坏速度加快了；由于仅值四十六美分的计算机元件失灵，两次发出了核战争开始的信号；中国引进了更多的现代工业方法和目标；乌干达国家公园的大型哺乳动物和鸟类濒于绝灭；美国农业部发现了施有机肥耕作法。

但是，我没有理由为了装点门面就把这些事情都塞进原著。确实，说明本书原理的新事件总在发生，而原理本身没有改变。如果这些原理的最初说明是清楚的，那么仅仅因为新事件的发生就以它们去补充和替代，这无非是给洁白的东西镀上一层金而已。只有当新的例证不再发生，我才打算修改这本书，或另写一本。

例如，我对核电厂复杂系统可能会发生事故的警告是用布朗·费里事故作为例证。第一版发表后不久，三里岛的灾难发生了。于是某些评论家称我的警告是“预言”，虽然我一点也不知道核事故会在哪儿发生（正如这一版发表后我不知道哪儿会最早发生核事故一样）。问题在于，情感判断正确地警告我们，人类设计的复杂的强大动力系统总会有事故发生。任何理性控制系统的引进，无论多么小心谨慎、技术多么高超，都不可能避免事故的发生。除非不再有核电厂或除非我们被毁灭，否则这条原理是不会改变的。饶有趣味的是，对照布朗·费里事故和三里岛事故，除了工程名称和管理者不同外，其余的如出一辙。当然这样的比较有点儿令人讨厌。

同我预料的一样，本书的许多读者为我用了“人道主义”一词而感到悲伤。他们说：“我们同意您的意见，但是您选择了一个错误的词语作为您攻击的焦点。人道主义维护人的尊严，坚持人类精神自由，它是仁慈的哲学。”

也许他们说的不错，但这与问题无关。一旦人们选择好了生活的指导哲学（近代世界选中了人道主义），就要承担起一切选择的后果，我们已经从原来对更高权威的信念中转变过来，选择了相信理性的力量与相信人类的能力。然而后也被证明是错误的信念。正如物在第一章中指出的，这是人道主义的另一面，多少否定意见都抹煞不了的。经济学家E·F·舒马赫在《迷途指津》中写道：

“相信现代人无所不能是令人厌烦的浅薄。……愈来愈多的人开始认识到‘现代实验’失败了。……人们关闭了与自己对立的天堂之门，并以极大的努力与智慧把自己限制在地球上。如今他们发现，拒绝升入天堂意味着情愿降至地狱。”

本书记录和解释了舒马赫所描述的失败，即人道主义的失败。“人道主义”一词就是这种含义。

对本书更加严厉的批评还是来自反对方面。他们指责说，作为一部反对人道主义的书，居然一字不提神的选择。比如，最后一章我陈述道，我的“最大希望”是以全球经济萧条的方式结束可怕的洪灾——人道主义的破坏性和混乱状态。它将结束或控制军备竞赛、多国开发公司、国际农业公司以及其它大规模的示威运动。

许多宗教批评家被我这种尘世的终止人道主义僭妄的不完善手法弄糊涂了。显然这些读者没有注意到，我是用了“缺少超自然与神的干涉”这一短语来限制我对自己的最大希望的描述的。当然弥塞亚时代的黎明总比经济萧条要好，但我认为绝没有必要提这一点。既然不知道上帝怎样并且如何才能把我们引进这个时代，而且不知道它将是什么样的，因此，我就自己局限于最近的将来和现存的事情上。这就是我为已故的E·F·舒马赫作辩护时所说的“不偏不倚的与恰到好处的预见”。我既不相信未来学的人道主义伪科学，也不再相信造物主，我已经在本书中极其小心地来抵抗这种诱惑而不去预测未来。

第一章中， 我对犹太教—基督教的传统批判得特别严厉，这也需要作一说明。

我不相信犹太教或基督教经典授予人类对自然僭妄的权利，我同意温德尔·贝里的观点，亚当和夏娃征服地球的教导被严重误解了。在题为《美好国土的礼物》的一文中（《西拉俱乐部杂志》1979年11-12月号），贝里注意到了《新约》和《旧约》的意思：

“造物主对造物的爱正是由于它与人的目的不一致而显得神秘。野驴和野百合受到上帝的钟爱是因为它们自己的缘故，而我们爱它们是因为它们是我们必须爱的模式的一部分，我们必须爱这种模式是因为我们依赖这种模式。虽然人类不能控制而且不能希望完全理解这种模式，但可以理解到尊重和保护它的程度，……因此，造物主对人发出的公正而宽厚地利用世界的旨意限定了每一个人作为世界管家的道德境界。”

管家的道德境界是：“为了生存，我们必定天天使造物破碎流血。如果我们这么做时我们本身慈爱、明智、恭谨和熟练，那就是神圣的。要是我们这么做时我们本身贪婪、笨拙、愚昧和残忍，那就是亵渎。”

管理的陷阱是，管家可能忘记他不是国王。正如I·R·R·托尔金在《两座塔》中指出的，他们之间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区别。冈德尔的管家的长子鲍罗密尔问他父亲：“要是国王不回来的话，需要几百年能使一名管家成为一位国王？”

他父亲回答说：“在王位衰弱的其它地方也许不需几年，……而在冈德尔，一万年也不够。”

我们也是如此。我严厉地对待犹太教——基督教传统，但我责备的不是传统的权威，而是它的实际行动者，他们经常忘记国王与管家的区别。

许多人写信鼓励我说本书表达了他们的境况，大快人心。特别鼓舞人心的是本书仅仅有一小部分是按照俗套编排的乐观的选择和愉快的结尾。即使我知道怎样能成为一个人道主义者，我也并不期望那样去做，因此，我在本书结束时告诉大家如何才能逃脱人道主义。幸好，我的读者理解到需要自觉努力地达到这上点。

我首先关心的是，辨认人道主义的后果并解释这些后果是如何发生的。这也是本书的首要目标。虽然我曾试图指出现代人道主义的自我毁灭因素，即最后从内部摧毁其自身的因素，虽然我也唤起人们注意人类力量的来源并不等同于人道主义的传统，但是我却没有指出个人生存的最佳方案。再者，温德尔·贝里在《美洲的动荡》中说得好：“利用世界终究是个人的事，只有人人尊敬和爱护世界，世界才能保持健康。”

眼下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一阵清风正从新的方向吹来，空气又更换了，就象马洛时代那样。许多事情成为可能。为了迎接变化，我们首先必须理解在过去的时代里我们身上发生了什么，我们对别人做了些什么，对环境做了些什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未来的日子里左右逢源。

戴维·埃伦费尔德 1980年7月于新泽西，米德尔塞克斯

谢选骏指出：作者使用“犹太教—基督教的传统”这一概念，说明他是一个人云亦云、毫无主见的人。因为据我研究，犹太教产生于基督教之后，也就是所谓的“拉比宗教”。至于基督教之前的旧约信仰，那是圣殿宗教，不是犹太教。旧约信仰与新约信仰必须相提并论，否则就无视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了。

【序】

过去的几年中，我偶然发现自己正在为一种特殊的情感苦恼，刚开始我既叫不出它的名称，解释不了那打扰我的东西，也不能在引起我产生这种情感的人生经历中找到共同的模式。当我的学生告诉我他们正在学习做“环境的管理者”时，我就产生了这种混合着忧愁、愤怒和感到无能为力的情感。每当我听到父母们讨论着需要用药物控制“多动症”孩子的行为时，或者当我读到工程师们设计的改进过的和有“计算机辅助”的控制我房后小溪洪水泛滥的计划时，我又有了同样的情感。聚餐时高年级的经济学研究生仔细地向我解释了根据供求规律变动的市场力量如何保证了我们决不会过多失去农田，这时，那种情感又来了。当这种情感一次又一次地发生，最后我终于抓住了引发它的那些事件之间的联系的时候；当我看见相信自己无所不能的人道主义如何为那么多表面上各不相同的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作出了共同的解释的时候；当我觉察到世界范围内的理性和人的能力的信念与人类境况的活生生的现实之间存在着的剧烈的并且还在加剧的矛盾的严重含义的时候，我写下了这本书。

我的读者会发现，我并未主张全盘反对人道主义，人道主义有其高贵的地方。

但是我们以前对它太温和，太缺乏批评性了，以至于使它到恶性膨胀和危险的地步。劫后余生，人道主义本须受到保护，防止它的过火。幸好，相对于僭妄，人道主义还有仁慈的选择。

本书是由我和妻子琼交谈中形成的，的确，最初是她出了这个主意。只要我开始写作，她就评论并帮我订正几乎所有段落的错误。正是靠了她的努力，读者才免去了许多混乱、不精确和错误的证明以及笨拙的表达。要是她没有全部发现它们，那很难说是她的过错。她对生态过程的热爱、智慧及理解超过了我的估计。

我的前一本书是在牛津与本书的编缉们合写的，因此他们的卓著才能并非出于偶然。詹姆斯·雷米斯参加了整个早先计划的阶段，在澄清中心论题方面给了我很大的帮助。编辑大师斯蒂法妮·戈尔登主要负责帮助我把单纯手稿转变为一部书。

许多朋友在各个方面帮助了我。一个本来意义上的人道主义者哈里·黑尔读了手稿，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建议，特别是有关第六章方面的。埃伦·弗林给了我几条纯属挑畔但又有用的主意。我还要感谢系主任多米尼克·德金和生态学同仁吉姆·阿普尔盖特，他们在百忙中创造了自由的气氛，这不仅使我的研究成为可能，而且还使我心情愉快地去写作。

最后必须说的是，虽然我从各方面得到了帮助，但是，本书中存在的任何事实和判断方面的责任都完全属于我自己。

 戴维·埃伦费尔德 1978年4月于新泽西，米德尔塞克斯

谢选骏指出：我认为，作者所经历的“特殊的情感苦恼”，正是因为他背离了《圣经》的启示，又无法从科学中找到补救的方法，结果是自己陷入了某种脱水状态。因为在我看来，超越人道主义的唯一活路就是回归圣经的启示和基督的救恩……虽然我不一定完全明白。

 

【第一章  错误的假设】

钻进鲸鱼的肚皮里去——或者干脆承认你在鲸鱼的肚皮里（确实，你在那儿）。

乔治·奥威尔：《在鲸鱼的肚皮里》宗教衰落了，而它的形式却常常超过内容还在持续着：各种仪式照常举行，有时甚至更加繁复，但它们已经脱离了仪式举行者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虽然举行仪式，却不再相信仪式了。它甚至可以使人发窘。有活力的宗教大都各不相同。

虽然仪式的范围互有区别，但一切有生命力的宗教都是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它们的主要信条都被认作是无须进一步检验的真理。

人道主义是一种有活力的宗教。它也许不再发展了，但仍要长存下去。它是我们时代的主导宗教，是几乎所有“发达”世界的人民和其他想要分享这类发达的人民的生活的一部分。人道主义没有仪式，大多数人道主义的虔敬信徒似乎并不知道自己是人道主义者。若要问他们信仰哪种宗教，他们会回答说，不相信任何宗教；或者，他们会更经常地回答说，他们有一种传统的信仰。另一方面，对于承认自己是人道主义者的人来说，相信人道主义的原因往往不同于他们所了解和承认的原因。

一个人能在相信自己是一种宗教的信徒时，却不知不觉地属于另一种宗教吗？

要是这个人仅仅赞颂前一种宗教，而内心却相信后一种，为什么不可以呢？

人道主义是不是宗教，这个问题难度很大，完满的答案得由整个这本书给出。

然而，我提出“人道主义即使不是宗教，也肯定很象宗教”这个论断，并非草率从事。人道主义的信徒根据人道主义的基本教义吃饭、睡觉、工作、游戏，并在制定十分重要的计划时援引人道主义的玫瑰经，以及在试图回避死亡时最后一次领受人道主义的仪式。所有的大众传播媒介总是进行人道主义布道。商业、经济理论、政治和技术全都接受了人道主义的教义。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同样都体现了人道主义的假设。

人道主义的某些细节不同于其它宗教。你们家附近并没有“人道主义教堂”的建筑，也不会有人道主义牧师来敲你的门。人道主义没有设立牧师职位，尽管到处都有非正式的高级和低级人道主义牧师。不过，就人道主义最重要的方面来说，它是一种宗教，即使这种宗教不同于一般的宗教。

我们论述人道主义的宗教性质，并不仅仅由于学术原因，因为在那些极有危害性的流行观念中，就包括了某些人道主义的宗教假设。我们这个时代是自人类被逐出伊甸园以来最危险的时代，危险的主要根源之一正是那些人道主义的宗教假设。

危险也不象精神病人虚构的世界末日那样，只是单纯潜在的而可以置之不顾。就象亨利·詹姆斯那部最优秀的小说中的远古巨兽一样，“丛林中的野兽”根本不在丛林里。它走出丛林，来到人间，天天造成伤害。我们只有看它才能看见它，但我们不愿意去看。这种有害的自我欺骗正是本书的主题，本书讨论：产生这种自我欺骗的人道主义原理，这种自我欺骗的后果以及我们采用的对付它的办法。

在这儿，我们并不讨论人道主义中有益的部分。一旦消除了人道主义中不恰当的宗教因素，它就会还其原貌，成为一种温文尔雅的哲学，成为无害行为的可靠向导。但是，在此之前，我们必须与“我们拥有无限的能力”这种非理性信念妥协，与我们的创造和加工活动在多数情况下的普遍失败这个现实妥协，尤其要与那些想要控制环境的活动的普遍失败妥协。

根据《牛津英语词典》中最短的人道主义定义，现代人道主义是“人性的宗教”。

《韦氏新世界词典》第三版也提供了相应的定义：“人道主义是以人类利益和价值为中心的一种学说，一组态度或者一种生活方式。 1、指一种哲学，它反对超自然主义，把人看作是自然对象，肯定人的基本尊严和价值，以及人运用理性和科学方法获得自我实现的能力。 ……2、（常大写）指赞同上述信念的宗教。”

虽然人类的价值和尊严也是许多宗教的一部分，但是我们撇开这些观念不论，直接进入人道主义宗教的信心，即对人类理性的最高信仰。人类理性包括正视和解决人类所面临的繁多问题的能力，和为使人类生活更加繁荣而重新安排自然世界和人间事务的能力。因此，由于人道主义宣称毫无疑义地相信理性的力量，所以它不承认其它的力量，如上帝的力量，超自然的力量，甚至不承认大自然纯属偶然的、盲目的力量。按照人道主义的说法，前面两种力量并不存在，而最后那种力量可以通过人类活动加以控制。人类理性是人类成功的秘决，所以人道主义的主要任务是去肯定人类理智的力量，并且在它们受到责问和挑战时保卫其特权。

人道主义的相关物之一是人类应该为自己而活着这个信念。因为我们有能力这样做，有能力享受这样的生活，有能力不为别的东西而活着。人道主义的另一相关物是对纯粹理性的子女——科学与技术的信仰。虽然该信念近年来有所动摇，并在人道主义者之中造成了许多混乱，但它仍然充满着我们的心灵，影响着我们的行为，就象白天永远跟着夜晚，水永远往低处流这些普遍的假设一样。人道主义也有强烈的反自然（至少是反原始自然）成分，不过这一点并不总被表达出来，有时还会被否认。

由于人道主义的概念有模糊起来的趋向，因此，也有必要说一说它不是什么。

虽然大多数人道主义者常常宣称人道主义是仁慈的哲学，但人道主义不单纯是慈善的实践。保罗·卡茨指出过，阿尔伯特·施韦策是一个相信上帝的仁慈的人，却不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人道主义也不与任何特殊的政治哲学纠缠在一起，虽然多数人道主义者自称在政治上支持左派而不支持右派。人们通常把这种现象归因于自由思想对左派较为宽容。不过，事实很明显，左派和右派都滥用了自由思想。使事情更为混乱的是，大多数极权主义者和极权政体（不管性质如何），在某些最重要的哲学前提上，都坚持人道主义观点。的确，自由主义者和独裁主义者经常以明显类似的方式使用人道主义——一种令人愉快的、方便的学说。

人道主义也不是指它过去曾表示的意义。在许多过时的人道主义定义中，有一个是“对希腊拉丁古典著作的研究”。同样，人道主义也不是指与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相对的“人性研究”。诗人、比较文学教授和雕刻家并非理所当然就是人道主义者。

许多人喜欢称自己是人道主义者，这是因为人道主义这个名称象“自由”一样，获得了令人愉快的内涵。我已经指出，要是撇开他们对词义的歪曲不顾的话，他们可能多半都是人道主义者。即使我们最终还要称这些人是人道主义者，我们也不能使人道主义的定义漫无规定。否则，我们就会既不能充分认识人道主义，弄清它所包含的坏的方面，又不能去批评它。

作为一种已经建立的哲学，早年的人道主义与西方有组织的宗教经常处于战争状态。这种情况容易在后来掩盖它们之间的共同性和相似性。在生物学中，有一条由达尔文首次提出的众所周知的原则，即在经常接触、十分邻近的物种之间，容易形成外表和行为上的夸大了的差别。古典宗教和人道主义最重要的区别是，一个有上帝，另一个没有上帝；但这不足以掩盖它们之间的联系。

这种联系的枢纽是古老而仍然广泛流行的目的因理论。目的因理论起源一古希腊时期，并且从16世纪后期和17世纪西方科学兴起以来，一直长盛不衰。它以某种方式断定，自然界的面貌（高山、沙漠、河流、植物和动物的物种、气候）都是上帝为了特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人类的利益安排出来的。只要我们留心观察，就会经常看到这些有利于人类的目的：河流提供了食用鱼和运输手段，沙漠划出了边界和界限，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指出，这种给予和接受反过来支配了地球，而某些犹太教徒和基督徒甚至在古代就要求接受这种给予。因此，在人类历史的初期，使用为我们创造的大自然的观念、支配的观念和人类优越性的观念就联系在一起了。

只要再把上帝作用减弱，我们就会达到地地道道的人道主义。这一点的确在文艺复兴及以后的时期达到，那时正是宗教方面的目的因理论繁荣兴盛之际。向人道主义的转变轻而易举，可以在前进过程中实现。人们只要从人类是按上帝的形象创造的这个信念出发就行了。然后就可以让上帝领半薪退休，但仍然要在适当的仪式上炫耀它，给它佩带古老的勋章，直到逐渐揭去它的神秘面纱，阉割它，以至抛弃它。为这个过程的后期伴奏的音乐是瓦特蒸汽机的颤动声。它不停地转动着：“这才是真正的力量、力量、力量。”对此，传统宗教的拥护者找不到令人满意的回答（要是他们有能力理解已经开始的环境与社会的退化，倒是有一个合适的答案）。

难道他们竟没有用人类的秉赋及对地球的支配这类无休止的议论来创立无神的怪物——人道主义吗？那么他们期待的又是什么呢？

人道主义兴起年代里的强有力的声音，其实是人道主义者的声音。它要是留心一点的话，就很有可能减弱从旧宗教中继承来的傲慢倾向，即相信我们有能力随便摆布地球而又不必为此付出任何代价。正如克拉伦斯·格拉肯指出的那样，弗兰西斯·培根、康德、休谟和歌德都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程度上警告过目的因理论固有的弱点和危险，以及它将产生的问题。但这些声音没有引起重视。实际上，比起我们时代的其他理智观念，培根的著名箴言“只有服从自然才能支配自然”，即使在培根那种带有限制人道主义的僭妄的前后文中，也可能在更多方面被更多人忽了。今天，人们还能看到一些人道主义者（如刘易斯·芒福德）想要耐心地说明自然并不象一架机器。芒福德引用的是康德的论证：机器有一个外在的组织原则，而自然却没有。不过，这些人终归是少数，那些喜欢轻信他们的信念得到证实的人，数量更多，声势更大。他们坚称，人类能够解答一切难题，克服一切障碍，完成一切探索。

因此，犹太教—基督教团体和人性的宗教两者都要为现代人类的僭妄在我们自己和我们周围的环境上造成的后果负责。我要是在本书中没怎么涉及犹太教—基督教传统的话，也并不是由于我免除了它的责任。一个人必须首先处理最重要的事情，而此时重要的是人道主义。我也不是没看到，在找到进入正规哲学的道路之前，关于人性的主要促发性题目可以被认作是首先出现和存在于人民之中的。人道主义的僭妄可能是一个集合名称，表示社会上许多不相联属的人的僭妄。不过，即使真这样，人道主义的僭妄气质仍然是一系列使我们不舒服的冲动和感情的外在文饰。正视这种文饰活动，我们才能对付那种感情。

我不想把麦粒跟麦壳一块儿扬掉，所以我得承认，人道主义包括几种虽有微妙关系，但又十分不同的观念。正如我将要指出的那样，绝对相信我们有能力控制自己的命运，乃是一种危险的谬误。但人道主义也包括崇高的信念、人类的价值和对我们的成就和能力的适当尊敬。只有愤世嫉俗的人才会反对人道主义的这个方面。

以后我们还要讨论愤世嫉俗问题。

对某些人来说，人道主义是遮挡大自然阴暗方面的屏障。除了极端不可救药的天真汉和受到多方保护的都市庄园主外，谁都了解大自然的阴暗方面。经常跟自然打交道的人，都曾对付过风霜旱涝、酷暑虫害、土壤贫瘠、毒蛇疾病和地形不平，对付过自然界相继或同时表现出来的一般不确定性。碰到这种情况，基本的解决办法是辛苦劳作。人道主义把我们的创造能力抬到神圣的地位，并颂扬它永无错误。

因此，毫不奇怪，许多相信自己从辛苦劳作里解放出来了的人，都热烈地拥抱了人道主义。

姑且不论这种解放的次要结果和持久性问题，现在的问题是：这种思考人和自然的方法实质是什么？显而易见，一开始就出现了两分法：人对自然。当然，要是有某种保证的话，两分法并没有什么不好。在普通的存在中，一直都存在着这种情况：两个规定好了的选择对象处在对立状态中。数字型电子计算机用二进制语言进行运算，这是两分法的荣耀。但是，两分法是否十分普遍，却令人怀疑。在生活中，两种可能的、明确相互排斥的选择对象真这么常见吗？好与坏、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共和党与民主党、美与丑、怯懦与勇敢、快乐与痛苦，这类两分法至少有时是错误的和骗人的。谁没受过两分法的危害或愚弄？我们之所以最终形成了两分法，是由于我们的逻辑思维很喜欢这种思维方式。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两分法必然存在或必然有用。

两分法在随意割裂密切相联、十分复杂的体系时，最为有害。比如，没有哪个钟表匠在拿着一只表的零件干活时，竟会把“顶部”和“底部”分开，或要把“发条和齿轮”与“钻石轴承”分开。他这样做可以避免大修。自然可以被描述为与人对立的存在，但它也包括人。它们构成了一个体系。对此，最生动的说明也许是由格雷戈里·贝特森在讨论酗酒和精神分裂症时提供的。这两种病的传统治疗方法是建立一种两分法：一方是病人，另一方是疾病（自然的阴暗方面）。这两个方面在人们的观念中被分割开了，而只有“疾病”才是药物或其他治疗法所要治疗的。因此，毫不奇怪，结果常常是灾难性的；要么是治疗毫无进展，要么是没看出症状或弄错了症状。

贝特森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避免了两分法。分在许多病例中把酗酒和精神分裂看作是对长期存在的畸形社会环境的可以理解的反应，这种社会环境的构造使患者无法选择“正常的”行为方式。酗酒和精神分裂的症状是一种逃避方式，尽管是一种自我残害的方式。换句话说，这些症状是对父母或其他建立了个人世界的人的适当行为。在这种个人世界里，以被禁止的方式做出的举动或无举动都要受到惩罚。

例如，不接受爱的父母，竟也责备孩子不表示爱。在贝特森看来，“嗜酒者互诫协会”的唯一成功之处在于，它承认了酗酒行为是个人的永恒组成部分，而个人又是更大的系统的组成部分。

人与自然间的二分法，并不是人道主义思想方式硬塞给人们的唯一一种二分法。

还有逻辑对情感的二分法。它虽有根据，但被人道主义夸大和歪曲了。这些都将在以后探讨。

文艺复兴晚期科学技术的成就，协力促成了人道主义者对我们的能力的傲慢信念。这些成就无处不见、无人不议，从多种改变地形的新技术，到大量关于自然界的信息。也许单是这一点就足以使人类头脑发热，但还有一个因素也帮了大忙。直到18世纪中叶，对人类控制环境的能力总有绝对的限度这一点，几乎人人都持怀疑态度。此后，要使大多数社会改变态度，已经为时过晚了。这种态度由科学革命的推动而进一步固定和强化了，而科学革命直到今天还不停地进行着。即使是现在——在对限度的怀疑已经确定无疑之时，仍有大量受过教育的人相信，没有让我们找不到出路的陷阱，这就象我们曾经碰到过这种陷阱一样肯定，一样明显。乌托邦的幻想还充斥于腐败的空气中，每场新灾难都会碰上关于力量和更大力量的新计划。

要是我们没有陷于纠缠不清的结局，前辈们对人类这个管家的天真信念倒是十分动人的。请看伟大自然主义艺术家威廉·巴特拉姆在1774年首次见到的佛罗里达北部阿拉楚阿大平原壮丽景色时所做的庄严、准确的描写。他对塞米尔诺印第安人居住的这片半经开垦、半是荒野的中心地带的描写，包括用浪漫笔调描述水流涌入阿拉楚阿大湖沼的《忽必烈汗》，曾经激发了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的灵感，使他们创作出一些最优美的诗篇。下面是巴特拉姆的描写。

“广阔的阿拉楚阿大平原是一片平坦的绿色地带，长度在15英里以上，周围有50英里。那里几乎看不到大树和灌木。它由很高的、舒缓的小山环绕着，山上满布着起伏的森林和芳香的桔园，它们生长于肥田沃土之上。高耸入云的月桂木兰和异乎寻常的棕榈树傲然挺立。无数头牧牛同时映入眼帘。……轻捷的养鹿人、疾驰的塞米尔诺马群的优美队形、大群的火鸟、警惕地尖叫的有教养的鹤群，混为一体。……

杜威的傍晚来临了，活泼的轻风渐渐停了下来。这风，在酷热时节带来了凉意，减弱了正午的热浪。荣耀的白日君王收回了万丈光焰，让我们处在夜色女王的温柔统治和保护之下，银色的女王洒下了万道白光。巨大的鳄鱼停止了可怖的吼叫；扑打着白色羽毛的塘鹅和鹳，荒野中审慎孤独的鹈鹕，都已回到了森林边上安静的夜巢；声音嘹亮的平原鹤以训练有素的队形飞离地面，盘旋直上，高翔于平原潮湿的浓雾之上；它们又看到了荣耀的太阳，日光还在它们光洁的羽毛上闪烁。它们齐唱它们的晚间圣歌，随后，庄严地垂直下降，落入耸立的棕榈和高大的松树中。这是它们安全和平的住地。万籁俱静，我休息去了。”

这真是一个乌托邦！它以优美的方式给那里的人类生活添上了高贵的气息。巴特拉姆有幸目睹并记下了人与自然关系史上一个最重要的时刻：非技术社会刚遇到西方文明时取得的巨大（即使是短暂的）成就。马、牛、火枪及桔树已从西方引进。

这些东西的冲击虽然不小，但在巴特拉姆时代——转瞬即逝的驯良与野性混合的时代，至少还不令人厌恶。巴特拉姆对这块高贵土地的高贵未来抱着什么样的梦想呢？

“这片广阔的平原及附近的森林，要是让……勤劳的庄园主和工匠占有并受他们的文化的支配，将会很快呈现出与现在不同的欢乐景象。因为借助农业技术和贸易，此地几乎可以生产众在生活中想要得到的任何东西，从而使此地富裕起来，并建立起一个人口稠密、富饶欢乐的地区，……水中……游着各种优质鱼；森林和天然草地上有野味。……

要是象欧洲文明国家那样住人和开垦的话，不必住得拥挤不便，仅按中等程度估计，此地就会容纳10万以上极为幸福的居民……我一点也不怀疑，此地将来有一天会成为人口众多、幸福欢乐的地方。”

巴特拉姆的10万庄园主和工匠现在已经包围了阿拉楚阿大平原受保护的遗迹，但他是否能在这里看到地球上最快乐的地方，却值得怀疑。十分明显，我们看到的是平庸陈腐的套话，是完全缺乏思想的旧生活观。令人惊讶的是，巴特拉姆竟没有想到，高大的松树、丰富的鱼和野味都经不住10万普通人为需要和快乐而作的消费。

不过，人类所处的管理地位的好结果，甚至人类善意权力的好结果都有其限度这种想法，早在巴特拉姆到佛罗里达旅行前十多年就已经存在了。罗伯特·华莱士是英国古典主义者、哲学家、休谟的同代人，他在《人、自然和神的诸景观》一书中，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精心、仁慈地构想出来的乌托邦社会的详细情形。这个乌托邦社会建立在等级和财富的平等、公正、节俭和荣誉的基础之上，并由温和仁慈的政府来管理。然而，华莱士不肯被自己的聪明欺骗，不肯被自己的幻想冲昏头脑。

他在我们时代文学的最有远见的一章中怀疑这个社会是否能实现。也许直到奥威尔那时，社会政治论著才弄清了这种与预言天才结合在一起的严格公正和自我监督。

华莱士的第四章“景观”的副题是：“从前的政治模型虽与人类的情欲和欲望一致，但整个说来却与地球上的人类环境不一致。”

他的论证极其简洁。他指出，不管国家或政府设计得多么周全，它都不能无限期地发展，不能在这种发展过程中保持它的制度。

“因为不论从本性上说它们可能多么出色，它们与自然的现有结构、与地球的有限范围却完全不一致。……不错，要给人类、知识和幸福、为社会的伟大划出界限，定出在适当范围内有限的东西是什么，确实违反自然。但按每个事物的本性来划界限，使一切事物都以适当的比例相互协调，却肯定有道理。毫无疑问，上帝实际上已在他广阔领地上的所有作品中建立了这样一种秩序。

不过，自然中有些事物是主要的，一切次要事物都要适应主要事物。”

在下一章，华莱士冷酷地写道：“造物主对那些产生于创造物的邪恶和愚蠢而非产生于自然结构的灾祸不负责任；创造物滥用了造物主赋予他们的自由。”

我不想探索马尔萨斯等人后来对这些思想的发展，也不打算弄清人们发现空间和土壤肥力之外的各种限制因素的确切时间（华莱士的意思是还有其他限制因素）。

我不想讨论各种不同政治经济体系的相对价值（只在后面提了一句自由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这不是政治书籍，倒不如说是反政治的著作。因为它的主旨是说，由于伪称我们在政治、经济和技术上的努力常常达到意想的结果，人们浪费了过多的宝贵时间，造成了过大的损失。在牵涉强有力的环境因素时，更是如此。人道主义行话蒙骗了我们：我们竟以为自己真知道怎么操纵行星运行。

假设

人道主义者喜欢抨击宗教，说它是不可检验的假设。可是人道主义也含有不可检验的假设。这些假设是已知事物，人们无意识地接受了它们，几乎从来也没引起过争议。它们要是出在别的理论中，人道主义者就会称它们是迷信，或客气一点儿，是信仰的东西。它们从来也没有受到检验或怀疑，因而可以象数学假设一样，用简短的陈述句表达出来。

人道主义的主要假设非常简单，它既包括一切与环境有关的东西，又包括其他某些方面。它宣称：一切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

为了突出与人道主义的关系，只要添上这句话暗含的两个字就行了。这样，它就成为：一切问题都是可以由人解决的。

其他人道主义假设或者比主要假设彻底，或者不如主要假设彻底。不过，它们都缺少某种说服力。这些次要假设包括：许多问题可以由技术解决。

那些不能由技术或不能只由技术解决的问题，可以在社会领域（政治、经济等）找到解决办法。

如果情况危急，我们将会在为时不晚的时候共同努力，找到解决办法。有些资源是无穷的；一切有尽或有限的资源都有替代物。人类文明必将长存。

迄今为止，这些假设都穿越了政治阵线；它们是最广泛社会意义上的人道主义。

不过，也有一组专属于左派人道主义的次要假设。那些值得一提的看法可能全都是

由乔治·奥威尔，一个具有非凡的自我分析能力的社会主义者首次提出的。我将引用他的原文，只不过加上着重号。奥威尔在一篇题为《作家和利维坦》的论文里说，“左派从自由主义那里继承了某些十分可疑的信念，如真理必将胜利而迫害必将自败，或人天生是善的，只因环境他才堕落。”后来，在评论奥斯卡·怀尔德的著作时，奥威尔继续讨论了这个主题：“留心一点就会发现，怀尔德制作了两个虽然平常、但却未经证明的假设。第一，世界无限富饶，苦难主要来自邪恶的分配方式。……（作者注：近年来，生态学家开始怀疑下述假设：仅靠重新安排物品和资本的流动形式就会使一切国家同样富裕。丹尼尔·詹森在一篇讨论热带农业问题的文章中概括了许多环境因素，重复和证明了W.C.帕多克早先的评论：“挨饿国家过去和现在之所以挨饿，是因为它们有一片贫瘠的不动产。”）第二，怀尔德假定，达到让机器干所有讨厌活的程度，是很容易的事儿。”奥威尔本人并不完全否定后两种假设，但他也不指望在有生之年看到它们被证实。象我在上面列举的没有政治意义的将要假设一样，奥威尔的四个假设也来源于主要假设，因而这两组假设可以合在一块儿讨论。

现代人道主义的一切假定都是乐观主义的——也许说患了欣快症更好。尽管在内容上与18—19世纪针对华莱士和马尔萨斯的批判主义没有什么不同，但它们现在已经达到了较强的连贯性，同时也不那么刺耳了。它们已经较有基础了。它们没怎么改动原有的理论就制定出了新的目的因学说。实际上，我们仍然相信，重力之所以存在，为的是要使我们较容易坐下。

完全证明人道主义的假设或完全驳倒它们，都是不可能的。象我们在一切乐观主义假设那里碰到的情况一样，推翻人道主义假设所需的证据，要少于证实它们所需的证据（假如我们怀疑它们而不是无批判地接受它们的话）。依据圣安德列亚斯的错误建立“抗震”房的人，一定要使这房子顶住多次震动才能证明它安全可靠；但是，只要外墙出现一道大裂缝，就足以动摇每个人对这个假设的信任。在以下两章，我将提出我所收集的证据，首先说明我所谓的人道主义假设实际上是现代社会的假设，其次说明有许多迹象表明这些假设应被抛弃。

一个假设要是有价值的话，其价值在于它的实用性。它有时仅仅节省时间；有时帮我们克服其他巨大的障碍。例如，1973年阿以战争后外交谈判方面的假设是，阿以双方都愿意并且能够接受劝说，寻找一条避免继续作战的道路。结果证明这个假设很有用。为什么采用了这个假设？肯定不是因为盲目的乐观主义，而是因为它经过了初步检验（大概是在与双方秘密会谈的时候）。就人道主义来说，可能由于它的假设是逐渐形成而不有意选择的缘故，它们既没有得到事前检验，也没有得到事后检验。这正是它们普遍失败的原因。这是我们这个嘲讽时代里的最大嘲讽：人道主义颂扬、赞美人类批判的智力，却在最需要的时候不使用它，不通过正确评价我们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方面取得的成功来检验人道主义自己的信念。反馈和分析是人道主义的工具，现在必须用在人道主义身上。

本书自始至终谈的是人道主义和人道主义者，但我很少引用自称为人道主义哲学家的论著。原因如下。第一，没有两个人道主义有相同的定义。要是我为说明一个论点而引证一种定义的话，别人就会有理由说：“可那不是我对人道主义的看法。”

第二，由于人道主义构成了一张紧密相联的大网，并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人类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因而并不经常写出来。一旦写出来，它们明显的宗教性质就会造成一定的混乱，引起某些掩饰活动。人道主义者小约翰·赫尔曼·兰德尔的下面这段话就是例子。

“人道主义气质包括下面这一点，即人应该相信人自己，相信人的无限可能性。当然，这种相信应该与对人类无限限制的现实认识结合起来，应该与对人‘为恶’能力和达不到他所见的最高点的能力的现实认识结合起来。简言之，人道主义就是相信理智、相信人。”

兰德尔的陈述是一种人道主义定义的组成部分，  它是人道主义者谈论其假设（当他们这样做时）的典型方式。他以“人的无限可能性”这个信条为起点；然后，或许由于觉察到了这种可能性的弱点，他加上了修饰词——“人的无限限制”，这很象取消了前面的信条。他消除了对假设的疑虑，但忽视了无限可能性和无限限制共存于其中的观念的明显的、甚至可能是真实的矛盾。他接着又重新肯定了“相信”人类理智那个信条，就好象从未提过限制观念一样。

我没有大量引证人道主义者论著的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不想让人认为本书针对的主要是一小群实际上自称为人道主义者的哲学家和其他知识分子。

你是人道主义者；约瑟夫·斯大林是人道主义者；我尽管有较正确的判断，但有时仍是人道主义者。人道主义是当今世界文化的核心：我们都接受了它那些占支配地位的、看不见的假设。与这种联结的纽带相比，那些比较表面的差别——共产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之间的差别，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剥削者和保护者之间的差别，都成了笑柄。

我相信，“人道主义”和“人道主义者”是最好地表达了我的意思的词。虽然用这两个词可能伤害某些感情，但我想不会违背历史。我说过，人道主义有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而现在是该弄清它本来就包含的坏的方面，弄清它所造成的危害的时候了。总而言之，所有人道主义的定义都各不相同，而我至少已经小心地说明了我的意思。我希望那些与观点不同的人，不要争论一个定义，而要讨论全书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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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主义和现代社会已经选择了（虽然是无意识地）人类力量的假设。这个选择是可以理解：表面看来，那些假设似乎曾经长期行之有效，并且肯定一直（而且仍然）满足了人类自我。由于那些假设已经明显不受欢迎，许多人道主义者看来被他们自己造成的悖论弄糊涂了。有些人认为技术使人失去人性和使自然界受到损害，乃是背离了人道主义。他们根本没看到，正是人道主义本身产生了这些倾向。人道主义播下了神化、崇拜机器及模仿机器的人类文化的种子，而这正是多数人道主义者看不起的事情。同样矛盾的是，许多人道主义者根据审美鉴赏、根据进化的知识和包括人在内的生物家族的知识，喜欢觉得自己与自然十分接近、亲如一家。然而，这种接近感屡屡受挫于人道主义假设中所包含的恩赐态度。这些假设就象它们所由来的宗教教条一样说：人只比天使低一点。但天使不与尘世的自然交往，虽然它们不时想要交往。

最后，反对人道主义有害假设有什么意义呢？答案就是：这使我们能在危险的局势面前采取一种比较灵活、比较实际的态度。要是我们一开始就不带偏见，既能够现实地审查证据，又能够聆听（也许是第一次）古人深刻的、非理性的选择，那么，我们就可能较好地估价将要发生的情况。即便将要发生的事情十分可怕，这一点也有意义。因为它在最好的情况下会给我们提供紧迫感，帮助社会作出合适的反应；在差一点的情况下，它也能使一些人避免那种将要侵袭较傲慢的邻人的恶劣命运，使我们暂时与我们自己、与自然界的残部、与上帝和平共处。

谢选骏指出：奥威尔的门徒是讲不出多少人话的，因为奥威尔是个敌基督的共产党歹徒——奥威尔虽然叛变了共产党，但骨子里还是个共产党，因为兽性的印记是无法抹掉摆脱的了。作者说“犹太教—基督教团体和人性的宗教两者都要为现代人类的僭妄在我们自己和我们周围的环境上造成的后果负责”——我看这听起来很像佛教徒所说的话。想不到下面果然紧接着出现了一个喇嘛！

 

【第二章   神话】

喇嘛继续沉着地说：“我们正在编制上帝所有可能的名字的表格。 ……我们有理由相信，根据我们发明的字母表，顶多用9个字母就可以写出所有这类名字。”——  阿瑟·C·克拉克：《上帝的90亿个名字》

公元前4004年，上帝创造了世界和世界上的一切生物。我们是根据已故主教詹姆斯·厄舍的断言知道这一点的。 他在17-18世纪曾有许多支持者。有些人争论他计算的准确性，但那时很少有人怀疑这种计算的近似正确性，增减不超过1000年。

现在，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得更多，因而一定认识得更正确。地球有几十亿年的历史，地球上最早的生命肯定十分古老。与主教大人相比，我们有多得多的材料，材料的性质也不相同。当然，可能还有麻烦：有能力创造世界的最高存在，也有能力通过操纵同位素衰变系列和虚假的“化石记录”来使世界看起来好象十分古老；它也许在开某种令人费解的玩笑。不过，撇开诡辩不论，在快到21世纪的现在，谁还相信自己的家谱始于公元前4004年？在科学证据的猛烈攻击下，旧的神话枯萎了，昔日公认的假设象酒窖里发臭的垃圾一样被扔掉了。时间和知识只是使那个虔诚的主教显得古怪。

1898年，一个旅行家被介绍给德兰士瓦的克吕格尔总督，即布尔人反抗大英帝国的领袖。法官拜尔斯引见了旅行家，谈到那人正在绕地球航行。克吕格尔总督愤怒地打断他的话，提醒法官地球是平的。“你的意思不是绕地球，”克吕格尔坚持说，“那绝不可能！你的意思是在地球里。不可能！不可能！”会见到此为止。今天，南非人已经掌握了铀的激光浓缩和心脏移植技术，他们无疑会嘲笑他们敬爱的“乌姆·保罗”的陈旧信念和他的天真。关于地球年龄，可能还稍有争议；但是它的基本形状——圆形，却是无可置疑的。我们最终得到了我们这个椭圆形家的卫星照片，无论从什么样的空间观点来看，它都一点也不平。

我们生活在一个难得的时代里。与教士们悲观的失败主义相反，太阳底下有新事。真理终于征服了神话，客观性登上了王位，假设不再只由偏见和信念来证实了——至少就世界文化的领袖人物来说是如此。现在，神话故事留给了小孩，他们显然比成人更需要这些故事。我们是世界上第一个伟大时代的成员，有教养的居民再也不会在后代眼里显得古怪、迷信和愚蠢了。

既然抛弃了神话，人们相信什么呢？

我们相信，许多孩子患有“多动症”，这妨碍了他们的学习和社会发展。

我们相信，世界急切需要一种无污染、经济、可靠和十分丰富的浓缩能源。

我们相信，假如客观地表述问题，假如调查取样既代表人口数量，又大得足以显示其不同，那么，民间测验就能发现公众意见。

我们相信，由于使用了化学和其他科学方法，思想控制的前景十分可怕；要是技术知识落到疯子手里，那就更可怕。

我们相信，最好由受过特殊职业训练的人作出有关环境的决定。

我们我们相信，每天摄取最低限度的维生素和一定的矿物质，为维持健康所必需。

当然，我们还相信许多别的东西，它们的数量不胜枚举。然而，单靠枚举并不能描述出信念的特征。好一点的方法是对少数课题作较仔细的考察。因此，以下我描述了一种科学与虚构的混合物，它是当代的预言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真实方法论的说明，是对发明和发明方法的描写。不管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每一条都要么提示了我们的信念和期望，要么描述了引起和加强这些信念、期望的现代成就。

心灵

“年轻人，在与我相处之前，你当然要学会把心理历史学应用于一切问题——观察。”塞尔登从腰带上的口袋里取出计算器盒。……灰白中闪出了红色信号。

他说：“这是当今帝国的条件。……另外还有众所周知的可能性：英帝国的谋杀、总督造反、当代周期性的经济衰退、星际

探索费用的降低，以及……”

他继续工作。他提到每个词时，新的信号就在他的触动下获得了生命，并融入扩大和改变了的基本函数。

塞尔登终于停了下来。“这是特兰特以后五个世纪的情景。

你怎么看它？嗯？”……

盖尔难以相信，“全部毁灭！但，但那是不可能的。……”

“怎么用数字表示这种可能性？……”

“我说不出来。”

“你谅必会演算域微分吧？”

盖尔感到了压力。……他拼命演算，额头冒出了汗珠。

他说，“约85％，对吗？”

“不坏，”塞尔登抿起嘴唇说，“但不好。实际上是92.5％。”

这一段摘自艾萨克·阿西莫夫的《基地》。他断定，第一次有记载的心理历史学课程是由这门统计科学的奠基人、不朽的哈里·塞尔登给上的。塞尔登生于银河纪元11988年，死于12069年。由于觉察到心理历史学“不过是一组模糊的公理”，他把这门学科发展到了顶峰。他的政治经济预言有极大的准确性和精确性，并延伸到未来3万年以上。 这是这门学科应用了数学的力量：它能预言未来50年银河上的政治事件， 误差只有1-2周。使人印象更深刻的是，心理历史学（以及由它产生的能力）能够用来抵消和消除经过预言的历史道路上的偏差。否则，无法预言的“骡子”，一个拥有控制他人的巨大精神力量的、能与我们自己相比的人类变异体，就会造成这种偏差。

这当然是虚构的，是最好的科学幻想。不过，严肃的读者未必欣赏科学幻想，他们可能因为所选的这段太琐碎而不予考虑，并跳过讨论当代信念的地方。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想指出两个重要事实。首先，包含这条材料的那本书在广大人民中极其流行，它拨动了人们心中的某根弦。其次，它的某些部分已经得到证实。20世纪40年代末，阿西莫夫写作《基地三部曲》时，持在哈里·塞尔登腰带上的“小计算器盒”还没有发明出来，而且看来也不可能发明出来。提供现在熟知的“红色信号”的发光二极管，也不是那时的技术所能达到的。至于哈里·塞尔登的外貌，我们就会看到。

“我们按照婴儿的接受能力慢慢地介绍各类烦恼的事情，这很象预防注射。……卡斯尔先生提到妒忌——较小的愤怒。……

我们自然要避免它。它在人的进化中有其作用，但我们不再使用它。”

“当……一种特殊情感不再是行为整体的有益部分时，我们就着手根除它。……这只是行为管理方面的问题。”弗兰泽说。

“历史什么也没告诉我们。这正是政治改革者的悲剧。……

他没有真正的事实，没有真正的法律。可怜的人！……我们需要一个建立在人类行为科学基础之上的政府。……我们在历史一开始就准备好了这种政府，因为现在我们能够依据简单的科学原理来处理人类行为。”

“在人类有了相应的智慧和责任心之前，闸住科学并不是办法。……象深思发狂的灵魂一样，科学一定要继续发展。……我们必须加强薄弱环节——行为和文化科学。……等到我们的行为科学象原子科学一样强大，你就会看出差别。”

“给我规格，我就会给你人！……让我们控制儿童的生活吧，看我们能使他们变成什么样。”

我最后说：“那一定令人十分满意，一个你自己制造的世界。”

“对，”他说，“我看着我的作品，瞧，它多好。”

许多人一眼就会看出，这些摘录是B·F·斯金钠的乌托邦小说《沃尔登第二》的一部分。虽然它们更是科学幻想，但却比《基地三部曲》接近现实一点。斯金钠那种“条件作用”的行为工程的确存在；它已经应用于许多物种：通过积极（有时是消极）的强化方法，不但教会了白鼠，而且教会了海龟、鱼和人类避免某些行为，赞同另一些行为。就人类来说，这种方法压制了反常的性行为，促进了数学、语言类学科的学习，鼓励了可接受的社会行为。现在，美国有一个叫作“沃尔登第二”的实验公社，拥有书中的许多原则和目标。虽然书是虚构的，但就象心理历史学的观念一样，行为工程的观念也是我们时代共同信念的一部分，是大量科学的、可用实验证实的、可用数量表示的真理的一部分。这种真理已经置换了神话，就象水置换油一样，因为它比油密，比油重。

这两段引文都涉及了某种共同信念：我们有控制、甚至重建人类心灵的潜在和现实能力。通过行为工程控制个人心灵，通过心理历史学控制集体心灵（在后一种情况下，控制自动产生于预言能力）。在此，科学虚构是大众信念的可靠指南。有许多例子说明，现代生活掺杂着这种从前的虚构。第三个例子就足以证明这种虚构是多么流行。

在心理历史这观念失去目前纯粹虚构的状态之前，在它最终起到预言未来的态度和行为的作用之前，必须凭据实践经验重新铸造它、完善它。那么，什么是比以往更好地支配它的实践呢？这种实践当前在极尖端的层次上才有——尽管哈里·塞尔登可能会笑话我们用了这样的形容词。这种实践的名称是“计量历史学”或“计量经济史”；有人也直接称之为“科学的历史学”。计量历史学家抛弃了传统的史学方法，不再主观地解释关于过去的成文资料，而喜欢根据大量的数据进行定量评价。解释取决于科学分析的结果。罗伯特·福格尔和斯坦利·恩格尔曼的两卷本著作《苦难的时代》，可能是计量历史学方面的主要研究。这部著作考察了美国黑人奴隶制经济，其中的第二卷全是数据、公式和统计方法，用来证明第一卷中的一般结论。我想，除了列出第二卷某一章中所使用的部分符号及其定义外，找不到更好的方法来表达我对计量历史学的科学性质的感受：L=劳动的投入K=资本的投入A=生产功能的效率指数H=一个奴隶每年的纯雇佣费Psn=得到一个奴隶n年后的价格n=期望拥有一个奴隶的年数θ2=基础时期内奴隶抚养费与纯收益的比率；θ2=1-θ1λt=一个奴隶生活t年的可能性B=“天赋权利”的价值（零岁奴隶的价格）V=一个女人因其生育能力而占的价格份额福格尔和恩格尔曼用数据支持那些由上述符号构成的公式，从而作出了几个有关内战前南方奴隶制问题的惊人发现。他们发现，34％的大奴隶庄园比南方的“自由农场”更有效率，35％的大奴隶庄园比北方的农场效率高。因而他们消除了黑人在奴隶劳动下不热情的观念。他们发现，绝大多数奴隶监工（70％以上）是黑人；奴隶很少挨打、被卖掉；一旦出卖，家庭也很少因此而被拆散。他们发现，奴隶创造的价值只有12％被主人剥夺。他们发现，内战以前，奴隶制不是阻碍而是促进了南部经济的发展。他们发现，白人很少糟蹋和奸污女奴隶。赁着上述杰出的发现，福格尔和恩格尔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班克罗夫特奖，并使我们进一步接近了心理历史学。在这儿，经济学、人口统计学以及心理学和社会学的令人敬畏的方程式，不但要用来解释过去，而且要用来预言未来。

若无某种方法去检验科学所支配的系统，任何一门科学都不能长久起作用，不管它是行为工程还是物理学。就心灵科学的现状而言，多数人类测验涉及的是学龄儿童，是用来通过学校体系，以符合测验成绩的速度和方向管理儿童发展的测验结果。测验的效率最引人注目：过去要花教师几个月或几年时间的个人评价，现在借助科学地设计的测验，只要一下午的专门测验就行了。此外，这种测验对那些教师们认为超出了其预言能力的变项，或对那些没有两个教师会有同样答案的问题，都提供了明确的陈述。

由于测验的灵敏性，从前没听说过的反常或变态行为，全都被提示出来了。由此可以看出，无数儿童患有一种或多种这类迄今还不知道的毛病。例如，“小脑机能障碍”至少已知有99种不同的症状（其中只有一部分表现在同一个病例中）；估计受“多动症” 或“运动过度”折磨的儿童在3％至40％之间，最常引用的数字可能是15％；“学习困难”是听、想、谈、读、写作、拼写和演算等当中的一种失调，但它没有明显的器质性障碍，显然是精神疾病或精神迟钝。

护士在婴儿出生时使用的“阿普加标尺”，是儿童所受的最早测验。标尺的最高标度是10，各个标度反映了肌肉和哭喊这类早期特征。阿普加分数是婴儿早期健康状况的良好指示器。不过，涉及儿童合作性的第一个真正的心理学测验，却要晚一点。 这包括用于2至30个月儿童的“卡特尔发展和智力标尺”，以及用于18个月至6岁儿童的“明尼苏达学龄前标尺” ，等等。学龄前标尺包括的项目有：叫出熟悉物体的名字、描出一个形状，以及诺克斯立方体模仿，它包括按给定顺序触摸一系列立方体。这种测验的结果可用来决定儿童是否适于从托儿所毕业，进到幼儿园。

儿童到了入学年龄，测验就更复杂、更有判断性了，由此产生的预言也更广泛了。

这样， 我们就有了库尔曼-安德森智力测验，它要求三年级儿童数方格里的点并写出数目，用字母代替数字顺序，以便拼出一个字，等等。这类测验与目前学校的工作相互关联，因而也被用来预言未来的表现。

最后，我们达到了“人格表”，但这已超出了智力测验，涉及了性格自身的定量表达。最有名的价格表是“明尼苏达多重人格表”，它是为16岁以上的人设计的。

这个测验中的550个问题要用“对” 、“不对”和“？”（说不出来）来回答，这些问题由一系列简短的陈述句构成：“我很少与家人吵架”；“要使有些人相信真理得费挺大的劲儿”；“我每天喝水极多”；“我希望我能象看来幸福的人一样幸福”；“我厌烦时喜欢激动”；“我不会很快就疲劳”；“我担心性问题”。问题分为26类， 从“一般健康” （9条）、“泌尿生殖系统”（5条）和“头部神经”（11条），到“性虐狂、受虐狂趋向”（7条）、“宗教态度”（19条）和“道德”（33条）。

这个测验最初设计时有九个用于确定被试人格的尺度，包括疑病症、男女性兴趣、妄想症等。后来又加上了别的尺度，如社会内向性、偏见、社会地位。还有四个校正或有效性的尺度，它们帮助记分员扣除被试者说谎的、无理性的、马马虎虎或笨得无法理解问题的因素，扣除被试者频频说“我说不出来”或者误解了参加测验的态度（如太坦率或太保守）的因素。利用这些有效性的答案，以及利用输入了校正因素的人格尺度的方程式是记分员的事。

我曾提到，心理测验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它能从与被试的简短、表面的接触中迅速获取大量信息。就“人格表”来说，即使“被试为了得到别人的赞赏而歪曲了自己的答案”，这种判断也能只靠测验得分成立，而不用参考有关被试的主观、外在的意见。实际上，有经验的记分员可以在没见过被试的情况下详细提供那个人的人格标志。当然，这是科学地分析行为的先决条件。请设想一下，一个在热力学领域工作的物理化学家，要是不得不亲自体验他所进行理论运算的每种温度变化的话，要是必须通过看、摸、闻来检查实验器皿中每种物质的反应的话，那会成什么样子呢？在现代医学或生物化学实验室里，只在最初准备阶段才需要专家接触所要分析的标本。然后，每件事情都是自动进行的，包括数据印刷在内。行为分析为什么要有所不同呢？

我已经指出，心灵科学曾用记录下来的历史事件来论证其理论的范围，检验和限制其方法的适当性。我也指出，预言性的心理历史学和行为工程所必需的行为数据，现在正由极为复杂的测验程序大量收集。这会说明过去和现在。那么，在预测和控制未来方面，我们做了什么呢？

“现在，我们诉诸古典突变论……并推出，G和T结合形成一个平静面，它等于歧点突出面，公式是d3=t+ad。其中的d、t和a分别计量失调、紧张和精神错乱……”

“第24-35星期， 行为主要依靠上部的不安面；第36到47星期，行为主要依靠下部的平静面。根据曲线可以在两星期前预告骚乱。……”

“监狱管理信息系统仍处在初级发展状态。……突变论的好处在于，它不但提供有关突变现象的定性理解，而且提供可由实验检验的定量模型。……它最后也可以设计作为行动基础的定量控制。不过，要精确地确定歧点路线却是不可能的。……”

“加特里监狱希望马上建立一个不断发展的监测系统，用来更好地测量各个变量。”

这些段落引自一篇题为《惯常骚乱模型》 的科学论文，它发表于1976年5月号的《英国数学和统计心理学杂志》。它由沃里克大学数学研究所的E·C·齐曼教授与另一位数学家、三位监狱心理学家合作写出。

这篇论文首次试图把发达的数学理论（这是是“突变理论”）应用到预言人类群体行为的任务上。突变理论是拓扑学的一个全新分支，是对变换情况下的几何形状的数学研究。这种理论提供了一种分析非连续性变化的方法。在这里，“突变”这个词的意思是突然变化，而不是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

无疑，这种理论几年后就会被认为是初步的、“古典的”，但齐曼及其合作者认识到了他们的工作的开拓性质，意识到必须改进它。预报，从而预防监狱骚乱，只是一度纯属虚构的心理历史学和行为工程中的突变理论潜在用途的一小部分。只要认识和测定适当的数量变项，就连恋爱行为——一种包含状态突然改变的明显非连续的过程，也逃不出突变理论的使用领域。哈里·塞尔登和沃尔登第二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身体

除心灵外，还有身体。在这儿，我们也相信控制——控制生理遗传和命运的不可避免性。这种控制使我们免除了许多肉体疾病，并将最终使我们摆脱大部分（要不是全部的话）疾病。此外，这种控制将消除我们已经逐渐习惯了的形式和功能的正常缺陷，帮助我们接近完善。而在过去，这种完善只属于机器和神本身。

“年轻的巨人们围着他，他们高大、美丽，铠甲闪闪发光。

……他们的目光鼓舞了他。他们的影响力多么大，多么不费力！

他们多么高大、优雅！他们在活动时多么坚定！……它是真实的，确实真实，就象恶意的行为一样真实！对这些伟大的东西来说，未来的东西可能更真实；而人类的渺小、兽性和懦弱乃是过去的东西。……

上面发出了声音。……‘我们不是为自己而是为生长而战斗，生长是永恒的。……从这些缺口和裂缝中，从这些阴影和黑暗中，可以生长出伟大和光明！……生长。……直到地球不再是一个脚凳。……直到精神消除了恐惧并广为传播。……’他的手臂指向天空：‘那儿！’”

这是本世纪初的科学虚构，摘自H·G·威尔斯的《神的食物》。它描述了一种丰富的化学“食物”的发现，这种食物极大地增高了所有生物、植物或动物身材。在小说里，由此产生的巨人在一切方面都理所当然地优于其他的——不只在身材和体力方面。因而他们也就更平和、聪明、美丽。威尔斯最后描写了残存的矮小、恶毒的人类强加于几十个年轻巨人的战斗。他的描写无疑使我们相信，最终的胜利应该而且将会属于巨人。

这部著作写得较早这一点并不重要，因为它具备当代信念的一切要素：相信化学制品（食物）能使我们免除疾病；相信同样的化学制品能超过本质上是消极的药物作用，从而产生别的方法根本不能产生的身体健康和精力；相信高大的新身体会伴有同样巨大的道德进步。正如我引证的其他科学虚构一样，虚构的荒谬性一点也没有掩盖作者的信念。这些信念也是我们的信念。

今天，电视拥有最大数量的科学虚构的观众。虽然艺术质量可能有所下降，但从小说中涌出了同样的预言。因此我们有了《星际旅行》这样极浪漫、极流行、极精心设计的电视科学虚构史诗。在它对“企业”号太空船航行的描写中，人的角色还是人，但有点不一样。船上的人类乘员都极健康，真是谢天谢地。船上大夫的化学或电学手段似乎能诊断和治疗任何纯属人类的病痛。只有当船员受外来的病原体或疾病折磨时，才可能有些困难。这些病原体或疾病也许是外星敌人有意引进的。

“企业”号上最著名的非人类船员是斯波克博士，他是祝融星上的土著。可以把他叫做人类保护者。在他身上，《星际旅行》的创作者们放开胆量接近“超人”的神话，虽然他们在某些方面使他惊人地脆弱（这无疑有助于情节发展）。斯波克的特征既包括那些稍微优于其人类同志的体力、协调和生理现象，又包括明显过分发展的逻辑能力（这以牺牲感情为代价）。作者自己也很清楚，后一种特征有时是一种优点，但不总是优点。《星际旅行》的主人公里没有威尔斯的年轻巨人，然而，那里的每个人也不象我们这样完全属于人类。要是真正的人操纵了“企业”号的话，它可能不会在它的首次航行中幸免于难。

《星际旅行》的作者从来没有彻底清除人类可错性的残骸，没有完全想信我们最终会控制自己的身体。 其后的电视作品就没有表现出这种怀疑，如名为《600万美元的人》的成功的节目。宇航员史蒂夫在一次事故中严重受伤。由于他的知识和天赋对政府极有价值， 所以决定用仿生材料修复他的受损部位——眼、 臂、腿（“仿生” 看来是指各种人体器官和组织的人工仿造品）。这些替代部位花了600万美元，所以节目的名字才叫《600万美元的人》。

尽管史蒂夫还象典型的男人那样有胸毛这类特征，但他的仿生部位却为他提供了超常能力。例如，他的人造眼上配备了可变焦望远镜和类似步枪瞄准器上的十字线；他的手臂十分强壮，足以劈开焊死的铁门；他的腿能使他跳到高楼顶上（然后再跳下来）。

这其实是一个超人，但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类，而不是由该死的外来者造的超人。这很重要，因为英雄人物自身已经没什么新东西了。从凶猛的阿基里斯到强壮的保罗·布尼安，民间传说和文学作品充满了关于非凡人物的描写，其中有些被后来人所摹仿。但除了极少数的例外，这些人都不是我们创造的。他们是由自然或神创造的。象别的凡人一样，他们也不能按自己的规划设计生命。第一个例外或许是普罗米修斯，这不在于他有盗火的能力，而在于他是能给泥人注入生命的塑造者。如果我们今天的重建正确的话，普罗米修斯的这两个成就不久就会合为一个故事，从而会在拉丁文译本中出现盗取生命之火的普罗米修斯。他的傲慢自然受到了惩罚：宙斯把他锁在悬崖上，让一只鹰白天吃掉他的肝脏，到夜里又让这肝脏重新长好。他被迫忍受这种烦扰和苦痛。如果人不是由自己造的，他就会发现别的创造者的秘密。

意味深长的是，没有人相信描述了人类实际可能性的神话。马洛的《浮士德博士》处于现代科学时代的开始阶段。但是，马洛的认识不可能超过他的同代人，不可能超过撒旦隐喻的力量，达到人类的现实力量（虽然没实现）。不过，某些变化正在酝酿中。到了19世纪初，我们潜在的意识充分具体化了。汉弗莱·戴维爵士正在进行电学研究；19岁的玛丽·雪莱阅读了戴维的报告，她当时正在写作关于维克多·弗兰肯斯坦博士及其不幸的妖怪的著作。但那时还没有“仿生人”。19世纪报纸对“奇异的电学实验”的报道，不同于今天报道靠移植的聚乙烯心脏活了两个月的小牛的科学新闻。不同之处在于现代公众的厌倦态度。大多数不可思议地改变和操纵了生活的传说已经变成了老生常谈，任何事情似乎都是可能的。我们自己的维克托·弗兰肯斯坦正是有可靠的大学学位的普通科学家。我们没看到从实验室里蹦出了嗜血的妖怪。这就是塑造者为什么在仿生人故事里几乎第一次没受惩罚的原因。

既然走向全能的道路已经明朗，我们当然要抛弃迷信的指导，这种指导在很大程度上是早年探索的组成部分。

我们的科学虚构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我们关于肉体之我的信念？我们的成就如何产生出了这些信念？

依据仿生的比喻，我们马上就会发现与这个比喻相结合的现实设备。“仿生激光手杖”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说明。它是一磅重的电动器械，用激光束代替眼睛。这些激光束探测使用者前进道路上的固体对象，从路边的镶石到头上的护盔。警告是由不同的音高和音频提供的。这个手杖即使在其原型阶段，也比购买和训练为盲人引路的狗在价钱上便宜一半。而且，一个盲人在不到两星期的时间内就能学会使用它。

较老、较为人知的仿生发明物有：金属臀甲和头盔、硅橡胶心瓣、聚四氟乙烯脉管、人工肢体、肾分离器、碳化硅乳房移植、导液管、电子起搏器、结肠造口术袋、假牙，以及其他许多发明物。提供和保修仿器官成了一个很大的工业部门。

除仿生学外，我们还以许多别的方法表明我们有能力控制我们继承的肉体的命运。谁都知道，现代医生都有一大套消除或控制疾病、改变身体功能的设备。它们太多了，甚至无法开出分类清单。从抗菌素、抗组胺剂和抗瘤剂（抗癌剂）到支气管扩张器、心血管剂、减充血剂、荷尔蒙、镇静剂和止痛药。这是人类控制自己身体的奇妙和不断产生的纪念品。现今无数活着的人，若在落后的时代里，有多少会死于婴儿阶段？我们不是比前辈更健康，甚至更高大吗？我们不是正在继续前进吗？

人们还能说什么呢？我们与以往的巨大差别在于，我们发明物在起作用，而以往却没有。我们的信念是理性的，而以往的信念却仅仅是感情的、期望的和期望的。

不过，上述成就既未达到全部控制的程度，也未能达到重新安排机能的程度，而生物学研究中两独立的突破应允了不久以后要实现这一点。第一个突破是由英国科学家小组宣告的。他们从高度分化（特化）的成体组织上取下一个成体蛙细胞，用这细胞培养出完全正常的青蛙。这个成果早被美国人的胡萝卜实验预示过了。从理论上说，它使我们能从单个成体人细胞生产出人——保存胚胎和胎儿的技术问题已经解决了。这种知识若在一代以前能够应用，爱因斯坦就不会“死亡”了。实际上，无伤痛地取下的微小组织标本，可以为我们留下足够的爱因斯坦遗传“副本”，它可以贮藏在世界上随便哪个大学的物理系。根据这项发现，每个家庭都将有一个酷似其父的男性后嗣。女人如果想要有女孩来延续香火，也不必与附属的男性有染了。

第二个突破曾由许多报刊加以报道。它发现，我们不但在种内，而且在种之间也能把基因从一个器官转移到另一个器官。这不是潜在的进展，而是几个国家的探索者在广阔的科学战线上摆开的现实工作体系。把蘑菇基因移入鸽子，把老鼠基因移入细菌，或把卷心菜基因移入人体，都是有可能的。使这些基因在新环境中起作用，可能不存在根本的障碍，而只是具体的实验问题。构成哺乳动物胰岛素的基因已经嵌入了普通细菌。在这一种内有我们无法提高其在我们自身中出现频率的理想的遗传特征吗？别的种里有我们无法获得的优秀遗传特征吗？遗传工程马上就会使它出现，堪比行为工程。而且，神的食物也会由我们把握。

环境

“在万星的中心，它的光把周围微渺的黑暗撕成碎片。黑暗包围着巨大的星王特兰特。……

整个世界功能失调。除了人、人的爱畜及其寄生虫外，地球上没有别的生命。 皇宫的100平方英里外找不到一片草叶或一小块裸露的土壤。没有水，只有一个巨大的地下蓄水池给世界供水。

光洁、未受破坏和锈蚀的金属构成了那个行星的完整表面，构成了巨大金属结构的基础。这些金属结构使那个行星有如迷宫……

人们可以围着特兰特世界散步，但永远不会离开那团建筑物，也不会看到城市。

一个比帝国所有战舰还多的船队每天都往特兰特运货，供应4000万人。……

20个农业星球是特兰特的粮仓。一个星系是它的仆人——”

心灵和身体之外，还有世界。在这方面，我们那些以科学原则为根据的信念走得最远，宣告的也最多。改变环境的新技术发展得十分快，以至科学虚构变成了以未来学知名的大众学术游戏。这里富有想象力的预言显然不比艾萨克·阿西莫夫在《基础与帝国》中对特兰特的描述更为奇异。事实证明，它们是现存原理和发明的推广，是对人类即有能力——改造和设计人类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能力的扩展。所以，在本章最后这部分里，我们要从科学虚构转到科学预言。不欣赏后者严肃的事实材料的读者，可能看不出科学虚构与下述预言间的区别。虽然两者都涉及还未发生的事情，都持有人类卓越能力的信念，但未来学的作者们不打算，也从没有把它当作虚构介绍给公众。

在赫尔曼·卡恩和安东尼·J·威纳的著作 《2000年》 里， 我们可以看到，“可能会在20世纪最后一刻出现的100种技术革新” 有清单上，有一些关于环境控制的预言：

“15.保护和改良环境的技术

18.新型的、有用的植物和动物品种

26.核反应动力的广泛使用

31.对天气和气候的某种控制

47.为私人和公众利益设计和广泛使用应答环境和高控环境。

……

51.持续控制的卫星和月球设施——星际旅行

52.把空间生活体系或类似的技术应用到地面设施上

53.长期居住、甚至有可能移民海底的设备

96.对植物和动物进行广泛的遗传控制”

把预言的范围扩充一下（虽然并不扩充预言的本性和精神实质），我们就会达

到未来学家阿德里安·贝里的著作：《下一万年》。

“与罗马俱乐部的信念相反，不存在‘发展的极限’。……

即使地球的资源最终是有限的，太阳系及其他大星系的资源对实用目的来说，还是无限的。……”

“到21世纪中叶，月亮上可能会有几百个永久或半永久的月球人殖民地，每个的人数都有几千。……”

“生活在金星上会不太方便。……”

“不幸，从大小和与太阳的距离看，金星是太阳系里适合形成相当便宜的土壤的唯一一个行星。……至于太阳系的大星群，要花好多世纪和好多钱才能把它们开发成全新的实际居所和象接近太阳的地球那样的规模。……同时，有必要向环绕其他星星的行星上移民。”

这些豪迈的预言并非单单根据想象。它们也不是个别人的信念。相反，它们仅仅是公众意见浪潮的前沿，这些意见起源于当前有关如何控制和重新设计环境问题和知识爆炸。

这种爆炸包括我们用前所未见的方式设计自然和人工原料规格（基本特征）的现实能力。原料常被看作是有自己准独立生活的东西，是有一套固有的、不变的特性的东西。木头和石头可以劈开磨光；金属可以铸造、轧制或弯曲；玻璃易碎，可以浇铸和吹制；如此等等。现在，这些老套套常突破：从煤或石油中可以合成比钢还硬的绳索，木头可以弯曲，可以压成奇形怪状的高强度薄片。为此，只要使用压力和现代胶粘剂就行了。

   ※  ※  ※  ※  ※

甚至一度是不容置疑的物理老化过程也得到了控制。12世纪建造的卡特尔教堂的窗户，由于长期的风雨侵蚀和空气污染，已经受到损害。现在，人们用25年前还没听说的方法把它们保护起来了。在法国历史文物局的监督之下，三个大窗户经过化学药水的冲洗，从1974年开始覆盖上了以维亚克雷尔和德穆多命名的合成树脂。

这样的覆盖物既要提供阻绝氧气的透明栅栏，又要挡得住现在空气中普遍存在的化学成分的侵蚀。靠着树脂屏障，我们冻结了时间，征服了年龄，——这是窗户的制作者做梦也想不到的。

由于事实不断证明我们能够动员巨大的、受到精确指引的动力去反对自然力，能用新方法从自然本身抽取动力，所以我们认为自己在控制环境方面近乎全能的信念得到了加强。人类控制技术的最大进步之一是用太阳能代替电力的某些传统用途。

使沙漠变绿洲就是用途之一：现在能够利用太阳能抽水灌溉。亚利桑那有一项实验工程就是用太阳能汽化氟利昂，从而产生50马力的作用力，推动涡轮机抽水。这虽然在经济上暂时还划不来，但随着油价进一步上涨和太阳能技术的改进，它必将比其他抽水动力都便宜。那时就会有充足的水来灌溉希拉河谷的棉花和桃，而不必更多地开采矿物燃料资源。

更远的，但也不是完全看不见的将来，会有聚变反应堆。它是一种相当“干净”、相当安全的能源，其燃料将取自海水或某些几乎是无穷尽的石头，如新罕布什尔境内的花冈岩。这种材料和合成动力产生的大量副产品，都不会有铀反应堆、增殖反应堆、石油和煤中长期存在的问题。如果完成了聚变，动力就不会在我们与自然的斗争中成为限制因素了。它的恩惠也不会仅限于能买得起石油的国家或人民，不会仅限于由于上帝的偶然安排而控制了铀和矿物燃料资源的国家和人民。它是每个人都能得到的、无限的、纯粹是人造的福祉。

由于在许多根据环境取向的技术都有耗能巨大的性质，所以我在这部分的前面就提到了能源技术。能量是主要的，但与能量没有直接关系的技术，发展得甚至更快。农业的例子就很多。机器结束了几乎每个时期的农业都存在着的单调乏味，机器甚至能挖芦笋这种极嫩、极易损伤的植物。我们的发明创造使我们不必依赖不变的“给予物”，如土壤肥力和降雨状况。土壤肥力可以由化肥代替，诸如从空气中合成的氨。降雨量可以由前面提到的灌溉方法取代，从而可以在不依赖降雨季节以及其他当地气候现象的情况下，得到大量新的收获物。

我们生产植物和动物已有几千年了。其中有些（如香蕉）已被彻底改变了，以至没有我们的帮助就无法继续繁殖。然而，直到最近，我们才达到了彻底、无限制的控制，才能按照我们自己的精确规格设计和生产农作物和家畜。现在，我们有了便于包装的方型西红柿、极有营养的肉鸡、易于吸收由收获机摘取的水果和一年收获三次的“神奇的稻谷”。过去，我们要想得到杂交玉米籽，就必须用手工剪去母本上的花缨或雄花，以便防止它们自花授粉。今天，我们有了“T-细胞”品系，它没有花缨，因而是固定的母本。我们生产的甘薯亩产是旧品种的两倍或四倍；我们在矮树上生产的苹果，三年之内就能开始大量结果；我们可以均匀地播种黄豆，而不必浪费起垅的空间，因为杂草已被化学除草剂压住了，收获前不需要耕耘了。

我们能够用便宜的植物衍生液体（如玉米油）制成昂贵的固体动物脂肪（如黄油）的等价物。我们能够不食鲸鱼，而代之以鲸鱼常吃的、藏量无限的磷虾，把这些类似河虾的小生物做成营养丰富、美味可口的酱汁。我们能够用生长在不可食用东西上的单细胞生物制成食用蛋白。我们从松树里加工出柠檬和酸橙味，因为松树在我们的气候中更容易生长，产量更高。我们合成了比丝光滑，比棉花便宜而且不招虫子的纤维。我们虽然不得不接受从自然中产生的那点东西，但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除了上面提到的除草剂外，我们还有一大批杀虫剂，并用一套总称为生物控制的技术来补充杀虫剂的不足。例如，由于巧妙地放出成千上万只不能生育的雄蝇，佛罗里达几乎消灭了螺旋蛆这种牛和马的死敌。这就是螺旋蛆生殖控制计划。

为了实现这些奇妙的环境控制，我们在没有聚变反应堆的情况下动员了巨大的能源和材料。苏联正在使北流河改道南流，以便补充其他改道和枯竭的灌溉用水。

这个工程相当于把现在的密苏里河颠倒过来，使它越过落基山脉，进入太平洋。美国西南部正在考虑类似的计划，以及更为奇异的计划，如把冰山从南半球拖到加利福尼亚海岸，化成清水。这一切都是必要的，因为人们已经把某些重要河流（阿姆加河、锡尔河、科罗拉多河）的资源充分利用了。多亏人类的发明才能，我们才不缺乏替代物。

移动冰山、太阳能抽水这类计划都可能成为现实，这的确令人兴奋。

当我们不能控制时，我们就预言。预言实际上也是一种控制。天气预报最终战胜了农场主日历上聪明的神秘主义，变成了一门科学。现在，近期天气预报已经相当准确， 远期预报（提前5天）也有实用价值。此外，一种新的研究项目也很有前途，这种研究依据的是气候学和古植物学（研究残留的古代植物，一般是花粉植物）的最新发现，依靠关于全球天气的卫星图象，并用计算机来分析大量的数据。

这就是我们之所以在控制环境方面相信自己有无限的新力量的原因。在我们周围随时都会发现它的证据， 只有最迟钝的人才看不到这一点。 它是根据重复观察（现代解决问题的方法的基础）得到的自然的假设。例如，美国公众普遍反对联邦水灾保险计划。这不只是抗议集权的官僚机构通常固有的愚蠢无能，而且是拒绝接受失败主义观念。失败主义者认为，水灾是生活在河边或水道边低洼地区的必然后果。美国公众既否决水灾保险，又反对隔离区。他们喜欢水灾控制计划，喜欢大坝、集水盆地、河堤、河漕和分水渠。若能完全消除灾祸的话，为什么要忍受它、适应它呢？

环境控制的极限，显然是依靠新方法，利用自然土壤（或别的东西）的成分，有意合成全新的环境。当然，所有的物种都在某种程度上这样做着：鹪鹩筑巢，地龟挖洞，珊瑚虫分泌出珊瑚，栎树发出的树根使土壤有机化，原始人种花；它们都改变环境，使环境适合自己。但这种改变若与现代社会的环境构筑能力相比，却是微不足道的（除非它们合在一块儿）。

新环境设计中最突出的方面在于，我们绕过了单调、偶然和无法预料的进化过程。这种进化过程从前造成了我们的环境。看看那些大城市就会确信，不能指望产生这些城市的杂乱的进化过程。我们满眼看到的都是发展的杂烩、不稳定的平衡和可怕的衰落。我们能做得更好些吗？

“新城镇”和有计划的社区是经过总体设计的居民区，表现了与过去的决裂。

过去，居民区受极偶然的进化过程支配。不过，“新城镇”没有一个接近自给，大多数都不象设计者们盼望的那样自给自足。然而，我们正在向环境设计的顶峰迈进。

它几乎是一个封闭的系统，除了要输入生活用品、有良好的机缘和持续的光照外，可以完全自理。现在，我们只在某些小型试验系统中，通常只在诸如水族馆和饲养场这类非人类居住的环境中接近于这种理想。一个上等饲养场可以隔绝光线以外的一切外界作用。它可以靠一批经过巧妙挑选的植物生存下去，并且总是很健康。它是人作为环境创造者的能力的活的证明。难道我们不能扩大这个受控系统，使它包容我们自己吗？

可以把月亮和地球之间的直线当作一个等边三角形的底线。绕着这条底线转动三角形，底线对面的顶点就划出了一个圆。这个圆有两点与绕地球运行的月亮轨道交叉。这两个点与地球和月亮的距离相等，行进在绕地球运行的月亮的前后，是地-月系统中仅有的两个稳定引力点。 它们通称为拉格朗日稳定点，即L-4和L-5。这些点（它们实际上是很大的地区）的意义在于，我们要是把物体放到那儿的话，物体可能会无限期地停留在轨道上。普林斯顿大学的物理学家杰勒德·奥尼尔曾建议在稳定点之一（L-5）建立一批轨道空间殖民地。

在这儿，这类殖民计划的细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于完全独立的人造环境的理想。答案是：十分接近。殖民地的缓慢旋转将为其中的居民提供与引力相等的离心力；镜子将把阳光反射到土壤上；土壤上生长的将是精选的植物；水、氧气和大部分矿物原料可以取自月球岩石，而由地球输入的材料可以再循环。空间殖民地不只是人类的简单扩张，它将有高效、无引力的工厂和向地球传送太阳能的微波能束。 光是模型1就打算维持一万人，而且奥尼尔准备靠现有技术只用15年就建成它。人们相信我们最终会这样控制环境吗？考虑到公众对奥尼尔计划的热烈反应，它受到的大量宣传，政府（包括当选官员）的兴趣和许多专业科学家的热情，我们必须断定，这正是我们相信的东西。

一个引人注目的技术革新的出现，总是伴随着一个一般逻辑信念：还会有更引人注目的革新的到来。期望的程度和种类各不相同，没有人能把它们集中起来。人类正在前进，地球被甩在后面。巨大的变化将会发生。尽管我们还不能全部预测它们，但我们至少知道，“幸运小姐”和“自然母亲”这一对人类婴儿时期的保姆，将不会再发号施令了。核战争的幽灵仍然徘徊在我们背后的黑暗中，但前面还是一片光明。我们知道得越多，战争的必要性就越少。正如默里·布克钦所言：“经过几千年的曲折发展，西方国家（潜在地，还有所有国家）可能面临着一个物质丰富、几乎全体失业的时代。那时，机器将提供大多数生活资料。……在历史上，技术第一次达到了开放的终点。技术发展的潜力……实际上是无限的。……一旦劳作被减到最低限度或完全消除，生存问题就变成了生活问题，技术自身就由人们直接需求的仆人变成了他们创造力的伙伴。……我们只能向未来自由的男女请求一件事：请原谅我们花了这么长时间、费了这么大力气。”

我们的命运最终掌握在自己手里。正如一张白纸摆在作者面前一样，未来也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可以写自己想写的东西。

谢选骏指出：作者把主教的错误当成上帝的错误加以谴责，用心何其毒也。但是如此低级的骗术只能愚弄畅销书的读者们。至于我，则认为《圣经》作为上帝的启示，是人类永远无法全然参透的——你用神职人员的错误理解去批判《圣经》，那岂不是和神职人员们一样愚蠢了？不。不信神的人看起来比神职人员更加愚蠢——因为后者或许还心安理得，前者却没有了平安。

 

【第三章  现实】

从欢乐的喷泉中间涌出了一些苦涩的水滴，它带来苦恼，即使在花香鬓影中间。  卢克莱修：《物性论》第四卷

我永远不会忘记祖母说话和写作时使用将来时态的方式。她十分专断，宗教感情很深。对她来说，未来模糊不定，难以控制，总是一个秘密。不过，这个秘密必定要按预定的时间表披露出来。她从来不说“我将在星期五见到你”，因为这太冒昧了。她会说“我将在星期五见到你，如果上帝愿意的话。”。这类限定短语在年轻一代那里几乎听不到了。由于我们声称能够控制自己的心灵、身体和环境，人们当然要认为没必要再屈从命运或更高的力量了；未来也不再那么模糊了。不过，这种用法并没有真正减少，只是变得较易接受了，其作用还是相同。

陈述未来的新修饰词是“有希望” （hopefully）这个词。由于英语似乎缺乏合适的词或短语取代“上帝愿意”，我们专门讹用一个词来代替它。“有希望”是个副词，它的意思是“带有希望的感情”，并被正确地用在“她满怀希望地考虑今后的日子”这个句子中。但是，从本世纪30年代起，它的含意有了微妙的变化，以至成为现在最常用的套话“我希望” 或“我们希望” 。本世纪60年代中期出现了“有希望”这种用法的大爆炸，其势经久不衰。现在，虽然有些作家和演讲人极力避免这种用法，但讲英语的人几乎普遍使用了开始于美国的新解释。有些人用“有希望”这个词成瘾，他们认为必须在每个句子中插入这个词，即使这个句子与未来的行为关系不大。“有希望”这个词出现在科学文献、音乐论文中，出现在教育手册、政治书籍中。

要是我们有力量重新安排一切事物，有力量改造不合我们目的和心意的事物，为什么还去操心“有希望”？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个人不象人类整体那样有力量，那样自信。使用将来修饰词，表明了我们的自我怀疑。但这只是事情的一小部分。

“有希望=让我们希望” 这种用法流行的主要原因在于，我们深深知道，我们的全能乃是假冒，我们对未来的认识和控制十分薄弱、有限，我们的发明和发现以我们无法预见的方式起着作用（如果真还起作用的话），我们的计划毫无意义，我们的系统胡作非为。简言之，为我们这个社会奠定基础的人道主义假设并无合法性。我们试图蒙骗自己，不过，虽然我们不停蒙骗自己，但我们仍然知道这一点。我们身边满是人性宗教自我欺骗、自我愚弄的证据。但是，它越失败，它的教士们的主张就越傲慢、越反常。因此，讹用“有希望”这个词就成为可以理解的了。这种字义上的微小变化——面向真理的一个可怜的、无意识的姿态，本身就是巨大失败的象征，因为语言报告了我们仅有的真实力量。诚如奥威尔所言，现代文字的滥用，最终表明了我们的愚蠢。

在着手分析前几章中的谎言和欺骗以前，我想考察一下用来进行判断的标准。

有些明显荒谬的例子，如心理历史学、太空殖民地和行为工程，并没有太大的困难。

但别的例子如何呢？我提出的并非一排一碰即倒的稻草人，而是人道主义生活方式中一些最显眼的东西：太阳能灌溉、无污染核聚变、现代农业、抗癌剂。我们还能再要求什么呢？读者可以期待，而且会得到有助于说明我抵制这些发明的原因的事实。然而，虽然我有幸搜集了反对人道主义主张的证据，但单是事实不足以说明问题。这类主张，尤其是关于技术的主张，通常都要在它们有限的参考框架中等到论证。我们得到的是经过挑选和编辑的事实，一大堆统计资料。我们受到吩咐，不要离开这个范围得出结论。这就是所谓的“客观性”，对此，我们将在下一章进一步论述。要达到真正的客观性，我们就必须提高自己的观察能力，扩大自己的视野。

为此，还必须经常忽略关于方法、中间目标和理论客观性的要求和反要求，专门考察一种技术或一批人道主义信念的最终结果。

为了有个好一点儿的术语，我把这个程序叫做“最终结果分析”。最终结果分析是对多种原因共同作用产生的结果进行必要的非正式研究。这类似于研究某种神经活动，这种神经活动通过神经生理学家C·S·谢林顿称作“最后的共同道路”而传来，这种共同通路就是接受和整合神经系统中无数电化学活动的最后结果，并把它们转化为控制肌肉能力的神经。例如，比起每户汽车或电视机占有量、人均收入、每周平均工作时间、每家耗电数、度假时间或定期医疗检查次数来，明显增加的学校暴力、下降的识字率、猛增的儿童自杀率、癌症流行、高离婚率和大规模失业，是美国社会更重要的指示器。前者只是统计数字——零碎的原因和本身毫无意义的次要结果。后者是主要的、最后的结果——它们告诉我们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事情。

每个想要了解人道主义的僭妄和危害的人，都必须有能力区分上述两个方面。

再举些最终结果分析的例子会有助于更充分地说明它。伊凡·伊利奇在其开创性的研究著作《能量与公平》中研究了美国汽车的效能。他的结论既可笑又可怖。

他发现， 每个美国男人差不多要花他醒着的16个小时中的4小时，去开车、停车和找车，或去挣钱买车、保养车、换车零件，买汽油和机油、支付驾驶证和车辆登记及保险的费用。为使车主能驾驶7500英里，每人每年平均要花1600小时；每小时的功效是4.7英里，不管个人车速是多少。这项最终结果分析的细节可以写满一打书，但有一点是清楚的：汽车提供的舒适、快速、有个人风格的运输，并没有真正使人们摆脱昂贵的旅行费用。它只是用一种复杂的方式隐瞒了某些巨额花费，并使我们保持一种轻松生活的幻觉。

第二个例子却大不相同。二次大战前，著名地理学家达德利·斯坦普爵士完成了规模巨大的“英国土地利用调查”，他和他的同事描绘了英国土地被城市、郊区和农村的各种使用分割开来的情形。这个调查提示的是土地滥用和废弃的可悲记录。

城市和乡村都有大片被遗弃的土地，再加上倾向于破坏邻近农村土地利用的市区和郊区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同时竟造成了可怕的问题——不断扩展的居民区过于拥挤。

由于这些调查结果，斯坦普帮助制定了一种矫正办法，一种国家土地使用计划体系。

它体现在《1947年城乡计划法案》中。这个法案的一个结果是，未经计划者批准，不许改变土地的用途。一切建筑和拆毁都要得到批准才行。这使计划官员在过去30年里拥有了巨大的权力。但是，作为计划的结果，土地使用情况有什么变化吗？

艾丽斯·科尔曼指导的《第二个英国土地利用调查》主要完成于本世纪60年代，即土地利用计划实施了20年之后。对经过挑选地区的重新调查，增加了70年代可以得到的材料。不必惊讶，从1947年以来，英国土地利用情况多半是恶化了。对泰晤士埃斯修里地区的重新调查表明，1962到1972年间，“废弃土地”（未种植、未使用的城市土地） 几乎增加了3倍。1962年，“废地”和“荒地”（长满毫无价值的杂草的废弃土地）占泰晤士埃斯修里地区的1/20；而到1972年，这个数量几乎翻了一翻。在此期间，由于废地和荒地很容易得到，住宅和其他建筑占去了这个地区农业用地的1/9。可是，这些从农业用地上占用的土地，有2/3在后来却任其荒废了。

总之，在这短短一段时期里，荒地增加亩数是住宅用地的61倍，而许多其他有价值的土地利用也减少了。

英国其他地区的模式看来也类似。许多土地都卷进去了。城乡交界的轮廓变得极其重要。在那里，计划常常有意造成贯穿市郊住宅区的农业“绿楔子”。这些经楔子除了使耕作不便外，还常使农民处于充满敌意的环境中。科尔曼描述了在新阿丁顿那里发生的一件小事：一伙邻近社区的少年跑进农场，割掉了所有奶牛的尾巴。

反过来，靠近农业用地的住宅区面临着农用化学药品的威胁。美国许多地方也有这种情况，那里的土地利用也同样有缺陷，没有好处或没有计划。例如，纽约市东部和西南部与乡村交界处，建起了大片住宅，其终端离土豆地只有几英尺。由于杂草和害虫危害，土豆是北美洒农药最多的作物之一。

我想说明的主要这点在于，要恰当地评价计划的结果，就必须做得象科尔曼那样精确。我们对计划者的资格、他们每年作出决定的数目、他们考虑每个案例的时间、诉诸裁决的百分比，或对各个案例结论的再现力，都不感兴趣。我们感兴趣的是最终结果——土地怎么样了。经过最终结果分析，对这种分析的未来意义可能还有不同意见。有些人喜欢依据从分析中学到的知识修改和计划。而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另一些人则厌烦了出自人道主义营垒的无穷许诺和辩解。他们说的总是那么动听，那么有道理——他们实际上是合理的：“只要再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已经想出了错在哪里。”当然，他们所没有想出的是他们下一次还会错。至于计划，恐怕它的数量和质量永远无法补偿一个自我摧残的社会和一种不健全的生活方式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损害。一个极其重视农业用地的社会的兴趣如果转到了住房发展或大坝和水库方面，那么，它就会只把计划当作某种控制自己未来的方法。这是题外话。

最终结果分析可能需要某种专业设备。科尔曼关于土地利用计划的结论依据的是得自尖端绘图技术的资料。但分析自身多半是直观的，而不是形式的，不需要专家的帮助。实际上，专业经验要是带有手段、技术和短期目标方面的偏见，反倒是一个障碍。这种分析的基本要求是要有能力区分短期结果、短期目标与长期结果、长期目标，要坚决相信，对布丁的证明只能靠吃，外加一种辨析能力。既然这种分析过程部分是直观的，因而对同一主题的不同最终结果分析自然会有所不同，就象人类作出的任何重要判断都有不同一样。它们之间有好坏之分。这一点必然会被某些主张对我们的程序进行更“客观地”检验的人所利用。但是，客观检验的结论也取决于执行者的个性。 只有严格限定了问题的范围， 检验的结果才是十分明确的（因而是可再现的）。这种检验可以给出毫不含糊的回答，但不能用来估价许多与我们有关的问题。如果我们想了解桥梁可以承受的重量，客观检验就是必要的。但是，对“应该在这里建桥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却不会有真正客观的检验。两个最终结果分析可能得出不同答案这一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将会认识到，我们能够客观地回答的问题虽然有用，但却不是最需要问的问题。最终结果分析若是通行起来，人们将会很容易地挑选出较好的分析。下面有几处要利用这种分析，尤其是在杂乱的事实有可能淹没重要结论的地方。

心灵

除非历史过程完全消除了不可能的事情，除非我们达到了罗德里克·塞登伯格预言过的静态社会， 否则，永远不会有能够预言人类未来3万年（或10年）历史的哈里·塞尔登出现。除了极短的时间和极琐碎的事情外，真正的历史在理论上都是不可预言的。即使是对琐事的预言，也没有任何确定性。正如晚近的经济学家E·F·舒马赫所言：“现实世界……并不是一个决定论的体系。对于过去的活动或事件，我们可以肯定地谈论；……但对于未来的事件，我们只能依据假设谈论。……显然，由于变化是一个时间函数，较远的将来比较近的将来更难预言。实际上，一切远期预言都有点自以为是、荒诞不经，除非它陈述的只是那种十分明显、极其平常的事情。”

舒马赫的论证主要依据个人决定的不可预言性，即人类自由的观念。他说的可能很有道理，但却不必引入人类自由——某些人的一面旗帜。气象学家埃里克·克劳斯提出了三条充足的理由，说明为什么就连非生命过程的无期预言也是不可能的：“第一，我们永远也不能完全认识现在；第二，我们不能从我们认识到的东西中作出没有一点错误的推论；第三，我们有限的想象力可能使我们无法正确提问。由于我们涉及的系统极其复杂，我们或迟或早总要达到一个终点。在这点之外，对科学分析的依赖就变成了迷信。因为科学分析此时告诉我们的东西，也不过是直觉或碰运气。”

人类历史是所有系统中最复杂的一个。它包括地球表面或靠近地球表面发生的大多数生命或非生命过程。因此，它的可预言性最低。克劳斯解释说：“谁也无法预言一只球撞到院墙往回蹦几下后的精确位置。

这个球的初始运动是永远无法准确认识到的。这种不确定性可能很小，但球的每一跳都扩大了它。……大洋某处一只海鸥拍翅，可能推动[一场飓风]……”

“最初把滴滴涕当作一种杀虫剂引入亚利桑那和加利福尼亚农场时，谁也没有问一问它是否会影响太平洋岛屿上的塘鹅蛋壳。……”

“一切科学都包含着变化。科学模型与极其丰富的经验世界之间必然有不一致之处。……这意味着模型并没有包括为再现现实过程所必需的一切信息。正象别的不确定性一样，结果的不确定性也随时间而增长。……”

“一般说来，不确定性随着一个问题的潜在答案数目而增加。……人们只能在回答相对简单的问题时作出较好的预言。信息容量和可靠性总不能同时兼顾。”

刘易斯·卡罗尔在儿童读物《塞尔维和布鲁诺决定》中，描述了一幅以1：1的比例绘制的奇妙地图。他写道，这幅地图极其精确，但无法使用。因为在铺开它时，农场主们抱怨它盖住了整个乡村，并使农作物见不到阳光。在《斯纳克之猎》里，卡罗尔描述了另一幅地图，即贝尔曼的海图。除了页边的“北”、“东”、“西”、“最低点”、“南极”这类标志外，它完全没有标出地面的情况。前一幅地图是由于太详细而无用，后一幅地图则由于没包括有价值的信息而无用，但两幅地图都很精确。同样，要是真想预言未来，我们就要承担完成不了的工作——把整个现在都放到一个模型里。让未来自己展示出来（它一直是这么做的），方为上策。相反，若想得到象贝尔曼的地图那样空洞的预言，不管是真是假，我们总会有一个。《基础三部曲》之所以读来有趣，就是因为它满足了儿童无所不知的幻想。心理历史学保留了这种幻想，并将永远保留：哈里·塞尔登挂在腰带上的计算器会更受信赖地用于检查他的银行月计账卡或复核杂货店的账单。

把科学的程序应用于历史材料，能在多大程度上改进历史的结论？要是把这些程序用于收集和核实原始材料，那当然有改进的余地。但要用某种科学的办法来代替历史学家明达的判断，我们就有权利表示怀疑。历史不过是应用于过去的最终结果分析，因而其结果的质量会有不同，甚至水平相当的历史著作也有可能互相冲突。

有个教过我的历史教授曾说过，读上乘历史著作，就象听清脆的铃声一样。你会说，这种按铃方法是正确的。我赞同这种说法，因为我听到过那种铃声。例如，读C.V.韦奇伍德的著作之后，你肯定会清楚地知道威廉多象一个哑巴。可能比许多威廉所喜欢的朋友知道得更清楚（尽管并非完满无误）。即使已知历史学家提出的问题的性质，我也不知道“客观的”科学怎么样才能做得更好，尽管很容易就会看出，它做得只能更差。

然而单纯的人类判断或想象中的铃声都不会使“科学的历史学家”满意。他们要求对历史之谜作出明确回答。例如，他们没完没了地论证奴隶制是美国内战的原因。 即使在110年后的今天，我们也无法确定那场战争的首要原因。它是一场道德冲突呢（象约翰·布朗和哈丽雅·比彻·斯托相信的那样），还是州权与联邦主义间的政治争吵（象卡尔洪指出的那样）？或者，它是地理文化不一致的结果呢，还是一场经济战？（一种观点认为，这场经济战的基础是北部新兴工业与南部趋于衰落、代价高昂的奴隶制之间的不相容；另一种观点认为奴隶制给南部提供了一正当的经济利益）或者，它是这些原因的某种混合呢，还是与这些原因根本无关？我们无法肯定。过去，历史学家们接受了不确定的事实。有些人认为，这是我们为人类历史的主观性所付出的代价，并反过来促使我们寻找某种比历史学家的判断客观一些的东西。可是，我不这么看。我认为，它是我们为理解这类有关过去的极为复杂的问题所付出的适当代价。到科学的历史学——计量历史学取得成功的时候，它也只能回答用一个方程式就可以解决的有限而琐细的问题，其余的都属狂妄自大。真正的历史学家不可能长期受骗。

福格尔和恩格尔曼的《苦难的年代》可能是对这个观点的很糟糕的说明，因为其他计量历史学家认为那本书里的计量历史学十分拙劣，但它是计量历史学派最有名的例子，因而我也要以它为例。托马斯·哈斯克尔在《纽约书评》上的一篇文章里指出，《苦难的年代》所用的统计资料和方法实际上很蹩脚。在着手论证之前，我们应该明白这一点。福格尔和恩格尔曼的主要结论，都是从严重歪曲人口普查资料，从轻率的类比和不恰当地使用方程式，从随处可见的大量未经证实的假设中引出来的。哈斯克尔举出了许多例子，下面即是其一。

“请先看看福格尔和恩格尔曼的发现：‘南北战争以前奴隶的住房比得上自由工人的住房。’……萨奇想要重新得出这个结论，但他却发现，这个结论依据的竟是整座奴隶小屋与工人所占床位之间的对比。……自由工人的生活空间还……按1893年来计算。这不是一个随便的年头，而是30年代大萧条以前最坏的年头。

更糟的是，作者根据自己的资料，把奴隶小屋的平均面积夸大了约50％。他们还根据纽约最差的贫民区的住房情况进行推算，从而给工人的平均住房（床位）面积打了折扣。”

哈斯克尔还举出了很多同样令人不安的例子。要是按照上述评论来推敲他们的资料和方法，那些例子可能没有一个站得住脚。两卷本的《苦难的时代》能成为好书吗？在这儿，出现了一种模式，这种模式是我们时代最通行的合理化形式中的一种。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某种特殊的科学主义被证明是荒谬的，它就回到“试验”状态，并被当作另一个荒唐构想的根据。人们从来也没有抛弃不切实际的想法，只是改换了一下外表，就象皇帝在想象中穿上了五颜六色的新衣一样。

《苦难的时代》 第10版之所以不比第1版更好的原因，根本不在于它的统计资料的潜在性质，而在于它的思想。有了正确的思想，我们就能收集到足以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的数据。从现有的千百万个数据中，我们选择哪些呢？千百万没有记下的或再也得不到的数据重要不重要呢？在涉及现有数据的大量问题中，我们问哪一个呢？我们怎样才能知道，我们的数据处理真的问到我们想要回答的问题？我们怎样才能知道我们的方程式是否自动地限制了解决方法的范围？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已经把适当的权和结构加到最后的数字结果上了吗？就最后一点而言，哈斯克尔举的福格尔和恩格尔曼书中的例子极为可怕。他们的意思是说，一个奴隶被卖掉的可能性很低——那一年是1.92％。但这样低的数字也容许有另一种同样正确的数学解释。

它意味着，每个奴隶在其35年的生涯里，至少有一年被卖掉的可能性是50％；而在这段生涯中，每个奴隶由于出卖而引起的与妻子、丈夫、子女或父母分离的可能性更要大得多。一个数字可以有多种意义。

换句话说，上述一切问题的答案就是：我们仍然要用最明智的判断去估价计算结果。但这正是计量历史学家声称要避免的，仿佛数据自身经过某种适当处理，就会产生必不可免、明确无误的结论。没被“科学的”分析迷住双眼的诚实的历史学家，一直在作判断。

最后，我们用最终结果分析来评价一下计量历史学。已知有代表性的原始资料，读者就能轻而易举地作出分析。请看下面两段关于地区性贫困的历史估价。第一段引自《苦难的年代》 第1卷，谈的是1860年的美国南部。第二段引自一本较为常规的历史著作——C·V·韦奇伍德的《和平国王》，描述的是1637年苏格兰的某些地区。

“表4……表明， 北部超过南部的优势完全在于东北部极高的收入。北部中央各州人均收入不到东北部的一半，甚至比南部还低14％……用战前的标准来衡量，南部不仅算不上贫困，而且相当富裕。

要是把南部和北部当作两个分离的国家看的话，南部在1860年是世界上第4个最富的国家。 那时南部比法国、德国、丹麦或英国以外的任何欧洲国家都富（见表5） 。用1860年的美元，而不用1973年的美元描述南部的人均收入，容易掩盖南部的经济成就。

不但从战前的标准看，而且从晚近的标准看，南部也很富。实际上，象意大利那样发达的国家，在二次大战前夕的人均收入还没赶上南部。”

“坎伯兰的贫困令南方的旅行家震惊，但英格兰旅行家在越过边界时看到的景象也差不多。甚至在乡绅家里，烟熏火燎的房椽上也吊着熏肉。那时的女士永远也穿不起长袜。她们住在草顶泥地、只有一个房间的茅舍里，穿着盖不住膝部的褶裙。可是，她们的脚和踝都很干净，因为她们不用手而用脚洗衣服。

苏格兰最好的地方不在边界附近。洛西恩牛羊成群，爱丁堡麦田环绕，颇有朴素的繁荣气象。苏格兰首府的花冈岩建筑楔入礁石和海湾之间，优雅俏丽的圣贾尔灯塔镶嵌在巍峨的屋顶。全岛别的城市不可能有这种建筑。除了用苏格兰标准，用其他任何标准衡量，它都不是一个富裕的城市。蹿过街道的海风嘘嘘作响，吹拂着买东西的女人。她们穿着厚重的方格花呢衣服——有个英格兰旅行家傲慢地说，他的同胞用这种布料做的是马鞍面。”

这两种简要的叙述，哪一种是可靠的历史呢？或者，哪一种关于一个地区贫富状况的分析较为有用、可信和值得注意呢？这还有什么怀疑吗？

在美国和英国， 1万人顶多有一人听到过“计量历史学”这个词，但几乎每个家庭都至少有一人受过某种形式的心理测验（通常是在学校里）。为了维持这种测验，发展出了一门工业。为了延续这行营生，教育磨坊快速旋转，磨出大量年轻心理学家。这种测验有双重目的：发现早期还能“治疗”的“无能”、弄清儿童在高于或低于他们测验的体系中会不会取得进步。

这种邪恶的字谜游戏中最有害的部分是无能甄别。彼得·施拉格和戴安娜·迪沃克的著作《儿童多动症的神话》揭露了这一点。他们开出的各种症状大杂烩很值得一读。这些症状据说出现于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状况——小脑机能失调和多动综合症中。似乎任何想得到的事情都可归入小脑机能失调：运动过度和运动不足、睡眠不实或过分嗜睡、对他人或反社会行为极其敏感、在有些方面成绩偏低而在另一些方面成绩过高。当然，这张单子里还包括那些一直使学校管理人员挠头的性格特征。

要是你不受影响的话，这一切都滑稽可笑。这种无意识的自我嘲弄不过是最新心理学作出的毫不幽默的努力。

发明了这些缩小了正常性范围的失调的原因，是不难测度的。面对“教育”一个在难以理解和分崩离析社会中的子女的任务，主管人员决定只处理那些沿着特定方向、以特定速度飞起的碎片。正如施拉格和迪沃克指出的，“这些甄别方法的主要作用都是故弄玄虚，是给既定决策以合法性的仪式。”

一旦诊断出了一种“病状”，专家们就开始指导病人回到狭窄的正常行为上去，这个过程费时费力。“田纳西诺克斯维尔东南生命反馈研究所”就是一处做这种工作的地方。由于电子计算机可以把脑电图转变成所听得见的声音或看得见的信号，人们就能够教儿童抑制那些引起不合需要的脑电波和不合需要的（即过度的）行为的思想模式。对这项工作的新闻报道要是正确话，儿童就可以在去掉行为方面的毛病后回到学校，照常升级。我相信真有其事。在心理学家看来，回到学校就是故事的结尾。

但心理学家高兴得太早了。他完全生活在现在，凭借利己的循环假设推测过去或未来。过去，我们一生下来只有“极小的”脑损伤，成熟神经的异常率很低，导致“症状”的生化反常也很少。科学探测并不科学，因为科学的基础是证据，而这里的大多数例子没有证据，只有猜想、类比和假设。实际上，那些症状根本不存在，因而也没有简单的病原。存在的只是与“多动症”和“小脑机能失调”这类病原一样多的受诬蔑的儿童。

在心理学里，这种关于过去的虚构起着主要作用。要是把这些受治疗的行为看作是疾病的结果，那么人们就不会由于改变了它们而有一丁点内疚。同样，对反常行为的这种理解，也是我在前一章描述的人格测验的组成部分。甚至“简单地”安排测验也受这种态度影响，如在根据测验决定迟钝儿童降级和聪明儿童跳级时，就是如此。在上述事例中，正确的测量都根据一种假设，即我们知道问题，或存在着问题。这种假设常常是错误的，它隐含着一种有关未来的危险假设：矫正症状有利于儿童和社会。

这里十分需要一种最终结果分析，便由于它的问题超出了我们的解答能力，因而无法进行这种分析。然而，我们至少能提出这些问题。这些问题正在自我展示出来。就常规测验来说，最简单的问题是：把在一套测验中得分相近的儿童编为一班，对儿童和社会的长远影响是什么？在这个分析里，我们也要问：如果“活动过度”儿童和“小脑机能失调”儿童在不受诬蔑或特殊治疗的情况下成长——不只是20年，而且是一生，那么他们会怎样呢？他们会有特殊的人格特征吗？他们会有同样的失败和成就吗？他们会与别人有不同吗？他们成人后对社会的主要影响是什么？例如，他们会促进战争或和平吗？治疗除了使儿童马上升级以外，还有什么用处？儿童的创造性受到影响了吗？他们后来对社会的影响是什么？我们要是不能回答这些问题——实际上不能回答，那么，什么样的僭妄、什么样的盲目才使我们把这种斯威夫特式的测验大厦压在了儿童身上呢？最终结果分析即使给不出答案，它至少能使我们看到，心理学家们如何在一个无穷尽的圆圈里互相追逐，以致谁也不能说他们不知道正在往哪儿走。

在此情况下，最终结果分析毕竟可以给出一些答案，既然有这种测验、甄别、安排和矫正的热情，为什么学术成就和智力成就并不见好？为什么现代教育的结果如此微小、如此平庸、如此不当、如此迟钝？这一切当然不能全怪测验，但我们的僭妄既然被我们的成就这么拙劣地加以证明，那就免不了批评了。

把突变理论应用于行为预言（要是可能的话）甚至比心理学测验更有斯威夫特的味道。在《格列佛游记》里，我们是这样见到拉加多大学园的：“我见到的第一个人外貌很瘦，手和脸很黑，头发和胡子很长，衣服上有几处烧破了。他的衣服、衬衣和皮肤都是一个颜色。

他花8年时间从事一项计划， 从黄瓜里提取太阳光束，把它装入密封的瓶子里，然后在阴冷的夏天放出来使空气变暖。他告诉我说， 8年里他很少怀疑他能提供用适当的太阳光调节的花园。但是，他抱怨他的家世低微，并请我给他一些真诚的鼓励，尤其因为现在是适合于黄瓜生长的好季节。”

想要通过完善数学技术来预言骚乱这类复杂的群体行为，类似于从黄瓜里提取太阳光束的计划。尽管这种对比可以有更好的作用，但目前突变理论的应用，本意也不太坏。

从那篇关于预言监狱骚乱的论文的第一段我们认识到，我们即将碰到异常复杂的数学形式，它的应用全都根据对危难中的人类同胞的无知和蔑视。“在一种体制里，引起混乱的因素大致可以分为两类：①紧张（挫折、苦恼），②异化（分裂、缺少交流和两极分化）。”在这一段，齐曼极其合作者告诉读者他们打算做什么。

他们想要测量“紧张”和“异化”，并用测量分数来预言突变的可能性。我们只能假定，作者们认为这种分析方式的缺点太明显了，以致不会引起注意。如此特别的“紧张”和“异化”是什么？它们的定义一开始就很含混；它们甚至不是独立变量。

突变论者为什么不挑愤怒和神经质，或绝望和非理性？对所有这一切，都有衡量的价值标准。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系统里，他们为什么只注意两种变量呢？乔纳森·罗森黑德在《新科学家》上作了回答：“……歧点突变的基本理论只能处理两种控制变量和一种行为变量。因此，必须简化那种显然极其复杂的社会系统。”这使人想起了克劳斯关于简化模型系统和长期预言的三重荒谬性的告诫：我们不能事先知道和收集一切有关信息，我们无法知道该提什么问题；即使我们能做到这些，我们也不能从我们知道的东西中作出无误的推论。

但这拦不住突变心理学家的尝试。他们把不合适的事实堆到未经证实的假说上，并输入计算机。因此，对这个明白的过程的决定性嘲弄在于，预言的突变日期（监狱骚乱日期）并不是以确定的数学方式发现的，而只是根据十分思辨和主观的猜想发现的。

即使能做到这种做不到的事情，这个“模型”的意义是什么呢？说出一个监狱糟到什么程度时才会造成骚乱不是极其困难吗？即使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改变监狱现有条件不是比浪费宝贵的资源去找到将要发生骚乱的准确时间更有意义吗？我们是一种多么奇怪的动物： 英国纳税人付钱搞出这种数学-心理学偶像，竟是为了告诉一个可能很愚钝的看守，说他的囚犯由于挫折和异化而神经错乱。最终结果分析能够正确对待这个问题。就这个例子来说，我们实际想要知道的并不是什么东西扰乱了囚犯（模型里没有这种信息的地位），而是要知道囚犯要多长时间才能重新安静下来。即使囚犯刑满释放，社会也要为自己残忍的愚蠢付出很高代价。这当然不是看守的问题，也不是心理学家的问题。看来我们的僭妄犯有双重罪行：我们不但声称做了不可能的事情，而且我们的动机也常常是邪恶的。

迄今为止，这一部分的主题——控制行为和心灵，可以归纳为一个词：僭妄。

要求预言不可预言的东西，要求认识不可认识的事物，绝对相信无法包括最终结果的程序。所有这一切都一再出现。在心理测验、计量历史学和应用突变理论的心理社会学中，我们都碰到了同样现象。这种僭妄来自何处？它为什么这么流行、这么有吸引力？我们为什么坚决主张自己会具有前所未见的控制和认识能力？我只能说，这是大众的固执进到了那种处于“魔法思想”状态的成年灵魂。相信魔法的多半是孩童，但不只限于孩童。行为工程、测验和心理历史学的主要信条，以及其他类似的神秘现象，都使我想起了自己童年时期关于魔力的幻想，它是唯一超出了实用和礼仪的想法。要是“科学”或“技术”这类字眼出现在成年人的幻想中，我们就用“魔法”来代替它们，那么，我们将会较为接近真理。

例如，请看下面的摘录，它引自斯金纳的《沃尔登第二》那种魔法思想的里程碑：

“‘卡斯尔先生，’费雷泽十分诚恳地说，‘我来问一个问题。不过我先警告你，这是一个让你十分惊恐的问题。你要是知道自己掌握了有效的行为科学，会干什么？假定你突然发现你能按自己的意愿控制人们的行为。……’

‘这是个假设吗？’

‘随你怎么想。我却认为这是个事实。’”

显然，发明费雷泽的人和《改变自我》的作者——B·F·斯金纳是这么做了，他的其他论著即是说明。诺曼·乔姆斯基尖锐地批评了这种“有效的行为科学”：“不过，根本不存在这样一种行为科学：它吸收了适用于人类事务或支持行为技术的、由经验加以支持的重要命题。……斯金纳混淆了科学与术语。他显然相信，要是用行为的实验研究的术语（但去掉它的精确内容）取代“算命先生”的表述的话，他就会完成行为的科学分析。至于在理解科学思想基础方面的更明显的失误是难于想象的。要是科学和技术的声望很高，公众就容易受骗。……而等待心理学家为一般公众弄清认识的实际限度，那是浪费时间。”

即使把行为主义科学弄得更“科学”一些，我们也不会证明僭妄地相信我们有能力控制自己的行为是正确的。对斯金纳的决定性回答出现在1961年《美国心理学家》的一篇文章中，这篇文章短得出奇，十分滑稽，是由两个斯金纳主义者凯勒·布里兰和玛丽安·布里兰写的。它的题目是《生物的反常行为》（模仿斯金纳的主要著作《生物的行为》）。文章描述了布里兰用条件作用方法（斯金纳的行为工程方法）训练几种用于商业广告的动物时碰到的问题。他们的目的是“要看看行为科学是否会在实验室以外起作用，确定动物心理学是否能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他们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抓住了要害。

“受到条件作用的动物有38种，总数超过6000。我们竟敢对付驯鹿、白鹦、浣熊、海豚和鲸这类不太有希望的实验对象。……我们冒险前进，离斯金纳箱的安全地带越来越远。可是，在这种自由外推过程中，我们总要与一个顽强的、令人泄气的失败模式发生冲突。这些失败虽然经常令人为难并在表面看来多种多样，但却正好归入一个有趣的模式。它们都表现了条件作用行为的崩溃。”

这种崩溃的例子包括一只“受到条件作用的”浣熊。它受到训练，在猪银行那里储存硬币，以便得到食物报偿。可能是某个储蓄和贷款银行要用这个节俭表演来吸引顾客吧。训练的早期阶段一直挺顺利。

“现在浣熊真出问题了（我们也如此）。它不但不放下硬币，而且还花几秒钟、甚至几分钟时间把硬币放在一块儿磨擦（一副守财奴的样子），并把它们放到容器里再取出来。它继续这么做，以至使我们原来的计划根本行不通。”

很多人都知道，浣熊进食前习惯于擦洗食物。在另一个例子里，布里兰训练小鸡玩棒球，让它们旋转球棒，依次击玩具球。如果球撞上“后栏”，小鸡就会得到食物奖励。在移动训练房以前，小鸡一直都做得很好。

“球开始运动时，对此行为受过很好条件作用的鸡变得狂燥不安了。它们在球场上蹦跳，满场追球，甚至往地下摔球，然后再追球、啄球。……这种行为虽然实际上从未受到强化（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但它十分持久、有破坏性，使我们不得不把训练房恢复原状。”

第三个例子与第一个例子类似，要求一头猪把一堆木制硬币存入猪银行。这样做了四五次后，它就得到一次食物奖励。象别的例子一样，行为很容易就受到条件作用，但随后又退化了。

“……它不再干净利落地带钱去存，而是一再放下它、拱它……拣起、抛向空中……如此等等。……后来的猪也一再表现这种成问题的行为。”

一段时间之后，猪就得不到足够的食物了。因为它们靠自己挣的奖赏过活。布里兰把这些失败归咎于“条件作用理论的彻底失败”。他们对失败作了深刻的分析，驳斥了条件作用理论和行为工程的三个主要假设。这些假设是：把条件作用开始前的动物看作一块“白板”，一切物种在条件作用方面都必然相似，以及“条件刺激相等，应答也相等”。

在斯金纳的每页作品后面都隐藏着这些假设。它们是对生物学现实的彻底否定，它们否定生物有机体的固有机制。这些生物有机体抵制人类扰乱它们的极“科学的”（或不科学的）努力。因此，这些假设成了斯金纳魔法思想的基础。（看来它们也与上面讨论的其他错误一起，造成了情报机构的魔法思想。没有别的东西能够解释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愚蠢企图：他们想用药剂和行为方法来发展“洗脑”和“思想控制”技术。）

在斯金纳看来，在人类行为的星座里，没有固定的星星——没有发达的生物学，没有对伪科学的魔法操作的限制。甚至竞争也被心理学家的魔杖在想象里消灭了。

这种竞争不管是好是坏，总之是一直伴着我们的。“当你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类行为的特殊研究时，竞争精神就是犯自杀罪。”在此，我们的僭妄膨胀到了极点，以致拉断了它与现实相联系的最后一根线（虽然这线很纤细）。我们怎么能指望一种无法让猪放下一个木片，或无法让鸡不再啄球的“行为工程”，竟能从完整无损的人类那里干净地切除竞争精神呢？

H·G·威尔斯（魔法思想的副主教）自己倒觉得不能否认生物在进化过程中必然建立的界限。《莫罗博士岛》描写了一个从事活体解剖的科学家用外科手段把动物变成半人的恐怖故事。在那里，威尔斯表达了他对科学力量的终极作用的担忧。

科学家莫罗死后，他创造的“兽人”开始恢复原来的形状和行为。

“详细描述这些怪物消失的所有步骤是不可能的。它们逐日失去人类外貌，抛弃绷带和缠裹物，最后扔掉了每一件衣服。它们的毛发开始延伸到裸露的四肢，前额变小，面部凸起。在我孤独的第一个月里，我曾与它们有过准人类的亲密交往。想起这一切都叫人害怕。……不管过去还是现在，正在减少的人性因素都让我吃惊：语言能力的暂时恢复，前脚难以想象地灵巧，直立行走的可怜尝试。”

最后，“顽固的兽众”恢复了原样，那个岛又属于可怕的生物了。在这儿，威尔斯用恐怖的现实景象调合了他的魔法思想。但是，这种现实是痛苦的。在大多数作品里，威尔斯都通过逃避痛苦赤消除他对人类力量的怀疑和矛盾感情。8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有同样的魔法思想，但却没有了矛盾感情。这也许是因为我们的自我欺骗变得太复杂了。在理解我们的僭妄的梦想和行动的后果方面，我们似乎还赶不上威尔斯。

身体

正如我们在前一节里已经看到的，傲慢是我们对待心灵控制和精神控制的态度的一个重要部分。现在，它又体现在我们有能力控制身体这种信念上。这是可以预料到的。在这个物质的、简化主义者的世界里，心灵和身体看来不再有那么大的区别了。它们都是根据热力学定律从同样的化学反应里产生的。因此，把它们分开说明，部分是叙述的需要，是组织一篇复杂故事的方法，也是对西方看待我们自己的传统方式的一种让步。古代传统可能有某种合理性，我们并不认为心灵和身体是同一种东西。在这儿，僭妄的性质也有所不同：对我们的身体深深不满，认为我们的控制最好采取重构和代换原来不太完善的机制的形式。

我们对肉体之我的态度是傲慢和不满的奇特混合。为了考察这种混合，我们应该回到H.G.威尔斯。这一点在《神的食物》里表现得最清楚，哪儿也赶不上。现在，我们要去熟悉一种有缺陷的思想，它能编造出一种化学食物（即使是在科学虚构里），这种食物的特点是能使我们在各个方面变得更大、更好，而且还没有副作用。现在，在这种梦想里，人道主义的僭妄成了家常便饭，肯定要多于威尔斯那个时代。尽管如此，那篇小说还是有点不可思议。

当然，凭着威尔斯的智力和生态学洞见，他一定知道《神的食物》里的主要谬误。要是一切东西——蓟草、蚂蚁、老鼠、人、杂草和蔬菜都按比例变大，那么，除了一个乘数外，平衡还会有什么变化呢？这等于说，米开朗基罗的大卫雕像要是大一倍的话，它现在就是原来的两倍。

只有一种强烈的感情才能这么有力地扰乱他的常识。一个年轻巨人讲的话暴露了威尔斯的这种感情。

“这些人[通常大小的人]是正确的。从他们的眼光看是这样。

他有理由杀死长得比他们大的人。……他们知道……侏儒与巨人不能共存于一个星球。……他们会继续过渺小的侏儒生活，相互间行侏儒之善，为侏儒之恶，这永远保险。他们也许会达到一种侏儒式的黄金时代，结束战争，消除人口过剩，坐在世界性的城市里发展侏儒文学，互相推崇，直到世界开始冻结。……”

在这儿，我们看到了明显错误的观点。这部小说的大部分都把受食物影响的人描写为其大无比的巨人。但在结尾里却突然把地球上正常大小的居民描写成矮人和侏儒。现在，作者的观点不管原来的情况了。因为若把没有改变的大多数人看得很渺小的话，我们就不会再把食物的食者看作巨人了。我们谈的或者是巨人，或者是侏儒，而不是这两者。我相信，这意味着威尔斯对人类有两种同样强烈的矛盾感情。

一方面，他认为我们有能力创造巨人，几乎能够随心所欲的控制我们自己和周围环境。另一方面，他又被人类不完善这种沉重的感觉压倒了。这里说的不完善指的是人类一切不完善的方面，包括人类精神的极度不完善。但是，威尔斯喜欢把这一切不完善都概括和表现在“侏儒”这个躯体形象上，它是我们所有人（包括作者自己）的肖像。他的意思是说，人类和其他生物都机能不全，我们的身材和能力就是这种机能不全的最好说明。的确，威尔斯在其他著作中抛弃了这个比喻。例如，在他的中篇小说《慧星上的日子》里，神奇的改变只影响了兄弟般友爱的品质。不过，他写下的是侏儒语言。

然而，这也是清楚明白的语言。他说，我们可以学会如何消灭战争，学会如何控制人口数量，我们甚至可以建造一座专用于艺术实践的“世界性城市”。但是，这一切都没用。他绝望了。我们将仍然是侏儒！这是一幅悲剧性的自画像，但却不是独特的画像。它也不是我们在人道主义的僭妄里发现的最后一个矛盾。

现代虚构发挥了自疑和自信这种混合变形的主题。它们确实出现在关于仿生人的令人反感的电视传奇里。那个英雄半是血肉之躯，半是塑料器官。他有人工腿、人工臂和人工眼（但没有人工脑）。靠着这些人工器官，他表演了超人的绝技。这个角色令人感兴趣的地方在于，它极其呆板、不自然。我想，这不能归因于演技糟糕，也许只能部分地归因于剧本弊脚。它另有原因。

事实真相在于，仿生装置和备用器官永远也不能成为它们想要取代的器官的等价物。 进化过程耗费巨大，曲折不平。它花了3十亿年才使有机体与周围的环境协调起来。这并不是说我们已经绝对完善了，而是说，要根本改变我们的躯体，使我们得到更好的装备，过上更好的生活，实际上是很困难的。进化生物学家厄恩斯特·迈尔有一次论述过突变这个题目。他说：“鹰的翅膀不会使鸫飞得更好。其实，要是给鸫加上其他各种装备，它可能根本飞不起来。”仿生人观念徘徊于荒谬和渎神之间，既伤害了科学感情，又伤害了宗教感情。据报道，大量美国儿童要父母允许他们割断四肢，用仿生设备来代替。这该有多么尖锐呀！修复伤残器官是一个较为平和、谦虚和合法的目标，它不同于生产出超人的目标。可是，根本的力量——完全消除死亡和疾病的梦想，却是同样的僭妄的组成部分，这种僭妄使许多直接目标比较谦虚，我们的成就也无法满足我们期望，甚至无法满足我们公开宣布的要求。

“仿生激光杖”足可为例。有一篇文章叙述了盲人使用“仿生激光杖”的情况。在那篇文章里，记下了盲人母亲的话。她说：“尽管仿生杖经常发生故障，他仍然乐意使用它。一旦它出故障，马上就得到修复。在此期间，他用普通杖。”激光杖不但是人眼的可怜的代用品，而且（不必惊讶）也比不上有血有肉的引路狗。购买和训练引路狗的费用虽然较高，但它不会经常发生故障，从而免去了高昂的维修费。

而且， 引路狗能用十来年。更重要的是，引路狗至少比仿生杖多4种功能。它还能判断主人，与主人建立感情。

要是仿生杖处在初级阶段，举它为例显得不太公平的话，早已存在的仿生用品又怎么样呢？它们都没有超过人的正常功能（如有好几百年历史的眼镜）。而且，大多数还达不到人的正常功能，或不能让主人一生保持这种功能（这个人要是没死于仿生代用品的故障的话）。我们不希望抛弃这类发明，但把它们浪漫化却是很危险的。因为这会造成双重损害：既会夸大我们创造和控制的力量，又会助长我们对自己真实身体的非理性的不满。

与仿生装置有关的，还有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涉及许多其他发明。在它们的使用中，总包含着经济学家称为“物物交换”的因素。戴隐形眼镜的人常感到疼痛、不舒服，并且有感染的危险。这种物物交换也许还不是最严重的。更严重的是失去独立性，出现一种本人意识不到的微妙现象。使用仿生杖的人卷入了广泛的技术和供给网络，这个网络生产和维修他无法控制的仿生装置。然而，他要付出代价：他失去了10年来使用引路狗时享有的相对独立性。要是他住在纽约，那么，圣地亚哥电子元件厂的罢工，可能会使他那发生故障的仿生杖的修理工作耽搁几星期。为了得到快速维修，他必须生活在一个设有制造厂家维修机构的地区。他必须总是付维修费。

就这个例子和别的例子来看，仿生装置的好处也许有时值得付出这样的代价。

不过，这很难衡量，因为我们的社会从来也没有记下或弄清真实的价格。有一种情况最为明显：社会竟用昂贵、复杂的机器和技术设备把肯定要死的人维持在毫无希望的植物人状态。 另外，还有一个涉及新的诊断方法的例子（如电子层面X线照相技术， 它改进了传统的X线照相设备）。这种方法贵得惊人，无法广泛使用。它经常为了诊断无法医治的疾病而给全国人民加上沉重的税务负担。必不可免的结论是，我们在目前和将来控制身体方面的僭妄假设，使我们无法估量这种控制的性质和总体后果。我们没有进行最终结果分析，因而计算不出真实的代价。

正在显露的图景与我们关于现代“奇迹”药物和治疗的经验绝不矛盾。我在一开始就说，这些药物对于多数病例是有疗效的。尤其是抗生素，它整整消灭了好几类病害，使它们成了医学里的古董。问它的代价——估量它的全部效果，是不是不知好歹呢？我不这么看。

就连抗生素也不是一种纯粹的福音，它的巨大成功引起了似乎无法解决的新问题。病人要求不恰当地使用这类药物，如用它们治疗大多数病毒性疾病，而医生也常常默许病人这么做。结果造成了不必要的药物反应和药物过敏。更糟的是，这种作法无论在哪里都造成了抗药物细菌的增加。我们现在知道，细菌的这种抗性可以转移，从一个细菌传给另一个细菌；这种情况甚至可能发生在人和家畜之间，因为人们常给家畜注射抗生素，以便促进生长。医院里抗生素用得最多，抗药物的有毒菌株也极多，从而使护士认为必须用剧毒物质擦洗新生婴儿，以便预防皮肤感染。

现在，几乎所有细菌性疾病都有了中度或高度抗药物变种。我们完全陷入了一种要命的竞赛：我们必须比细菌发展抗性更快地发明新的抗生素。而且，抗生素消灭了几类细菌，但它们的生态学空间又由以前无害的各种有机体填满了。通常有益的大肠杆菌，现在感染的机会比抗生素时代以前大得多。

镇静剂也有其用途，尤其是在治疗严重的精神疾病方面。不过，人们普遍用它们来逃避现代生活造成的紧张。在最终结果分析中，我们会问：“缓解紧张烦闷症的药剂，对个人和社会真有好处吗？”我认为回答是否定的：这是掩耳盗铃。紧张自身是一种症状，而且是一种有用的症状。它表明，必须改变环境条件，或者换一个新的环境。象所有的药物一样，镇静剂也有自相矛盾的后果。这种情况相当常见。

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增加了忧虑；在另外的情况下，它们引起了侵略行为和敌对行为。

就连我们给这些化合物取的名字——镇静剂，也既表明了我们的僭妄，又证明了这种僭妄毫无根据。细胞生物学家保罗·韦斯指出，我们倾向于创造出掩饰我们的僭妄的名字。这时，我们假装理解了某些“孤立的”事件。实际上，这些事件是我们所不理解的巨大系统的组成部分。换句话说，我们给我们的发现和发明取的名字，有一种总括的普遍性和权力的味道，以便掩盖韦斯称为“我们对自然和关于自然的思想的……有机整体犯下的截肢”罪行。韦斯称这些名字是“似人的小妖精。

……象古代的半神一样，它们做着我们无法理解的事情。”韦斯没提到“镇静剂”这个词，但不管怎样，意思还是相同的：人类的耳朵不喜欢昕到意味着软弱、无知或不确定的字眼。因此，我们挑来描述我们的发现或发明的词汇本身，就是人类自我欺骗程度的最佳指示器。

也许哪里的自我欺骗也不如“反癌”战争那样明白。癌症造成的恐惧，超过了现代的任何一种疾病。这差不多肯定是由于癌症本身就是对我们固有的控制机制——生长控制机构的否定。另外，由于我们被托付给了一个我们自己设计的世界——一个只有绝对相信人道主义假设才有意义的世界，所以，癌症观念成了一种恐怖和威胁。这远远超过了那种令人惊恐的疾病的基本性质，原因在于我们缺乏成功地对付它的办法。经过许多年的研究，花了无数美元，我们取得了什么进展呢？要是听信支持那场“战争”的慈善机构发言人的话，我们就已经取得了巨大进展。但这不真实。现在，我们能抑制或引导少数极轻的癌病，但完全消灭的却没有几例。抗癌药和用于治疗的辐射，除了能造成较多的直接死亡外，还能在几年后引起新的癌变。

我们没有达到根本突破，只在进行盲目的摸索。与25年前相比，乳癌、肺癌和消化道癌的治愈率未见提高，或者还有下降。可是，这些疾病的发生率却惊人地提高了。（意味深长的是，搜集这些令人沮丧的事实的工作遇到了阻力；阻力太大了，以致唐纳德·古尔博士写一篇文章，题目就是《癌症——约定的沉默》。）

我们实际上处在黑暗之中。正如彼得·梅达沃爵士据说，我们甚至不知道在“癌症的自然史”中是否存在心理的致病因素。似是而非的进展比无知更糟。“双重束缚”似乎典型地表达了反对这种疾病的长期斗争。 例如，早期胸部肿瘤X射线透视法曾被宣布为检测早期乳房癌的令人兴奋的新方法， 可是，后来发现，用来检测的X射线造成的癌病变，可能多于它所检查出来的癌病。就象我以后将要讨论的环境状况一样，这里似乎也有一种“测不准原理”在起作用。换句话说，我们的诊断和治疗活动本身在身体内引起了很多有害反应，以致无法实现原来的打算。

我们的科学和技术有没有可能达到治愈一切主要癌症的地步？测不准原理又起作用了。因为有足够的理由相信，生活方式既然能在遥远的未来发现癌症治疗方法，它也会引起癌症。由于都市区和某些工业区的癌症比率明显增高，估计80％至90％的癌症是环境造成的。即使这个估计有点夸大，但它仍有意义。因为正是这种都市扩展、工业增长（尤其是化学工业的增长）和与癌症有关的危险的生活空间，产生着反对它们的调查活动。聪明得足以从事癌症尖端研究的社会，也就是那个聪明得足以发明各种可能引起癌症的物品的社会。这些物品包括糖精、儿童睡衣拼料、食物染色剂和游泳池检验箱。

假如我们承认不大可能的假设，相信我们会找到治疗大多数癌症的有效方法——这种疗法自身不会造成严重疾病（治疗乳癌不会造成男性化，治疗膀胱癌不会使身体易受感染，不会造成毛发脱落和恶心），那情况会怎么样呢？“纽约公民自由同盟”执行理事艾拉·格拉瑟给《纽约时报》写了一封信，描述了本世纪70年代中后期威洛布鲁克州立精神病院的情况。

“威洛布鲁克诉讼案最初是为了院中近5000名呆傻儿童的利益提出的，他们象库房里的废料一样，处在难以形容的恶劣状况中。要是在诉讼案开始时走进威洛布鲁克医院，你永远也忘不掉那里的景象和气味。这里的可怕现象多得难以罗列。有个孩子穿得破破烂烂，身上长了蛆。”

狄更斯肯定也没描写过一个比这儿更坏的地方。如果进步的社会用这种方法来治疗有缺陷的儿童，那么，快节奏的都市工业社会通常遗弃或蔑视的成年人，情形又是如何呢？他们数量很大，是未来的癌症患者。他们会被送到威洛布鲁克那样的医院，在那里烂掉。家庭虽有缺点，但它能安置和保护老人。人道主义对进步的崇拜摧毁了家庭，却给了我们大量老人——人工发明的机构永远无法真正保护这些老人。极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人道主义造成了这种不人道的邪恶世界。

我想起了两件小事。

有一次，我在假期回家，父亲带我到他工作的那家医院。他碰到了难对付的病例。患者是一个处于严重糖尿病昏迷中的老太太，她对胰岛素没有反应，已经生命垂危了。可是，父亲不肯承认这种结局。父亲精心照管了许多钟点，给她注射了几千单位的胰岛素（相当于那个医院胰岛的全部储备），最后竟把病治好了。下一次回家的时候，我向父亲打听这个病人的情况。父亲说，“好几个月后她死在家里。

你知道，她的亲属曾由于我救活了她而大为恼火。我想是这些人不给她注射胰岛素，她才死去的。她是他们的累赘。”当然，远在人道主义时代以前就存在亲属间的相互谋杀，但我认为这个故事在我们的时代有特殊意义。我们发现了许多延长生命的方法；但是，天伦之乐和家庭观念却消失了；它们曾使以往的时代充满了生机。又一个测不准定理——发现了医疗方法的社会看来无法创造一个享受这种医疗方法的环境。我们的文明正在把生活的价值等同于单纯避免死亡。空洞的、不可能的目标和愚蠢的、无意义的探索；取代了我们生活中固有的欢乐。我们只有重新承认死亡是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生活才会恢复往昔的紧张，医生的有益努力才不会被浪费。但是，我不知道这一点怎么能在人道主义的世界里实现。

几年后，我在医学院读书时，有幸参加了一个学生小组，碰到了一位80高龄的优秀心脏病学家。他是波士顿医学界的著名人物。在那次讨论中，一名学生感情激动地说，在美国，心脏病是造成死亡的第一号原因。我们的老师想了一会儿，然后说，“你喜欢什么疾病成为死亡的第一号原因呢？”我花了10年时间才充分理解了这个问题的意义——要是我理解了的话。

毋庸赘言，无性繁殖也是一种逃避死亡的尝试。无性繁殖将为我们提供一种高级能力，使我们能够创造酷肖父母的子女，再生现在的生命。若把这种技术应用于人类，我想，除了财富和权势外，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接近这种技术。即使在这个例子里，我也不相信它能广泛使用。除非有时为了金钱，哪个妇女会愿意怀一个完全由男性造成的孩子，并生下他？（试管婴儿的观念——无需母亲的子宫就能在实验室里生产的婴儿，离我们现在的问题太远了。）考虑到这类婴儿可能受到的照护，我怀疑小约翰尼或小乔治是否会成为令人自豪的人——更有可能成为一种弗洛伊德没有预见到的新威胁。要是爱因斯坦的细胞得到了无性繁殖，就智力可以遗传这一点来说，我们就会在地球上本已十分丰富的智力贮藏上面加上大量的道德败坏者。

我们可以预言，那些成了物理学家的爱因斯坦仿造品，肯定会发明更强大、更有效的炸弹和死光，以发泄他们的热情。总之，不能小看环境在人类发展中的作用。即使可以让一个小孩带有爱因斯坦的基因，我们仍然无法给他爱因斯坦的父母，无法给他养育了爱因斯坦的19世纪的欧洲。

与母系无性繁殖正好相反，男性不可能允许广泛使用让他们成为多余的人的技术。不过，单性繁殖的决定性错误还在生物学上。有性生殖的物种的巨大力量，在于通过遗传重组，能够产生近乎无限的变种。变种是一个物种应付不断变化的环境的最佳方法。为了自私的快乐——生产我们自己的遗传副本而放弃这种变种，根本没有意义。在不可预见的将来，更是如此。

遗传工程的基础——基因变换，是一种更现实、更严重的危险。表面看来，这是一种很诱人的想法：为了合乎需要的特殊目的，把基因从一个有机体移到另一个有机体上。可是，这隐藏着数不清的危险。例如，存在着把大肠杆菌用作受体的危险。大肠杆菌通常寄生在肠内，并为我们的健康所必需。这些改变了的有机体可能会逃出实验室，侵扰人类。而且，还存在着这样的危险：由逃逸的有机体造成的基因变换可能会自发地出现在肠内，使我们完全无法控制输入的基因。也可能有这样的危险：这些基因在新寄主那里会有预料不到的作用，或以新的方式活动。例如，有一个实验在取得了最初的成功后就停止了。这个实验为了制造纤维素酶而输入大肠杆菌基因。纤维素酶为人类所缺乏，是破坏植物纤维材料——纤维素的酶。从事实验的科学家发现，奇异的消化力除了为我们提供一种新的、易消化的食物外，还会释放出二氧化碳气体，使我们只要吃了蔬菜、水果或谷物，肚皮就会象气球一样膨胀起来。假如他没想到这一点，会怎么样呢？

为了答复对基因变换实验的抗议，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提出了建设性的《指南》，介绍对付各种潜在危险的简便方法。下面是著名的分子生物学家罗伯特·辛斯海默博士对“指南”的评论。

“人们喜欢认为自己是例外，认为我们已经创造了自己的小生态环境。这在一定范围内是正确的，但在更大的范围内，它至少是一种自负。……

《指南》反映了一种自然观，这种自然观把自然当作是完全受我们支配的、静止被动的领域。他们认为我们的小生态环境没有漏洞，不存在未设防的地段，因而绝对安全，不会受到任何攻击。我却不这么乐观。……

当然，人类都有担忧明天的不幸的趋向。这常常是建立在观察基础上的明智趋向，但并不总是如此：许多不幸的预言从来也没实现过。在此，我建议采取一种宽容的态度（我曾听说过这种态度）：宽容这种不幸的预言的潜在数量，尤其是要宽容这项事业所独具的不可逆性。”

菲利普·西凯维茨，一位著名的细胞生物学家，也论及了基因变换研究和《指南》。他的问题和回答形式实质上是一种最终结果分析：“我的科学论证可以表述为一串问题。对那个能以确定的方式加以陈述的世界，或对那个能用合理怀疑的方式加以陈述的世界，我们真的认识了很多吗？我们真的认识到了科学探索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吗？我们真在综合知识的道路上前进了很远，以致忘记了佛兰肯斯坦博士借以造出怪物、布拉格的拉比借以造出机器人的压倒一切的骄傲吗？谁要回答‘是’，我就告他犯了古希腊人裁定的最重罪行——自大罪、过度骄傲罪，甚至傲慢罪。”

第三个伟大的科学家——核酸和基因研究的奠基人之一欧文·查加夫博士，也谈过这个问题：“佛兰肯斯坦博士要是一定生产他的小生物妖怪的话（没有强迫和强制），他为什么挑大肠杆菌作子宫？……谁知道移入原生质DNA（杆菌将一直繁殖它们） 之中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尽管有各种预防措施，它们最终还是要进入人体和动物体内。……

我们的时代深受冒充专家的胆小鬼所作的大量决定之害。有什么能比创造一种新生命的影响更为深远呢？……你能停止分裂原子；你能停止登月飞行；你能停止使用烟雾剂；你甚至可以决定使用某些炸弹而不杀死全体居民。但是，你无法取消一种新生命。……普罗米修斯与赫罗斯特拉特斯相结合，必然产生邪恶的结果。……

这个世界是借给我们用的。我们来去匆匆，要把土地、空气和水留给后来者。我们这一代人（或许是我们前一代人）首次在精密科学的指导下，进行毁灭性的反对自然的殖民战争。为此，未来将控告我们。”

也许现在该写出我自己发明的两个“定律”了。在科学的意义上，它们相当弊脚，因为我不能证明它们。但我相信它们的正确性。我知道，它们得到了最近几个世纪，尤其是20世纪人类经验的支持。

1．大多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都是以极大地损害人类、 人类文化和人类环境的方式发展起来的。

2．要是一种发现或一种技术能够用于邪恶的目的，它就会被这么使用。

在讨论我们对环境的僭妄时，我还要重提这两条定律。除这两条定律外，基因

变换问题引入了另一个将要不断重复的主题——人类某些活动的不可逆性。尽管这个主题常常被人忽视，它的重要性却是怎么强调也不过分的。

最后，应该强调的是，所有关心基因变换实验的科学家，都超出了人类健康的狭隘成见。他们担忧的主要是生物圈自身，是这个星球上的生物世界。辛斯海默写道：“正如在一个生物圈中死亡即是极限一样，要是只有一个主题， 风险等级概念就是毫无意义的了。 ……在美国，所有重组DNA研究， 以及所有现代生物学研究，都是由国家卫生研究所资助的。我认为，虽然国家卫生研究所的管理实际上极为开明，但这种明显依赖一个其天职就是关心人类健康的机构的状况，却扭曲了这个国家的生物科学。我敢肯定，这种状况使我们的评价带有偏见，并且限制了我们的视野。我们现在开始知道了代价。

虽然我不同意这个陈述的个别部分，但它的基本思想却是很重要的。在这里，我隐约看到了束缚我们心灵的人道主义枷锁开始松驰的迹象。

在这一部分，我们碰到了当代征服死亡的观念和与此相关的完善生命的观念。

自从厄舍主教那个时代以来，人类的确学到了许多东西。这一点不能否认。然而，这种新知识虽然为极其无知的人类提示了广阔的地平线，但它的作用仍然很少超出对人类机巧的证实。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也提供了一个新的魔鬼，用来取代古老的魔鬼（至少在基督教中它要为人类的不完善负责）。由于我们在考虑自己认识了什么、能够做什么这类问题时太僭妄了，结果使我们无法再承认或再应付不可知的东西和不可做的东西。 一旦承认了我们既非全知也非全能， 这种古老的宗教信仰（不管它有什么样的缺陷）应付有助于我们接受这种不完善状态，把它当作是尘世生活的一个条件。人道主义假设阻止我们承认这一点，因为这会否定那些假设。但是，矛盾的现实每天都向人道主义假设提出了挑战，对此，我们都有体验。这样，不可知的和不可做的东西就成了魔鬼，成了某种内在于我们的东西（我们却必须使它成为外在的），成了忧虑和恐惧的强大根源。

人与机器不久前，美国一家报纸刊登了大字标题：“计算机帮助挑选陪审团”。细读下去，才明白标题太耸人听闻了。原来计算机只是用于审查待聘陪审员填的调查表，以便剔出那些不适合参与某个案件的人。然而，这个标题提示了一个重要问题：人类愈来愈把机器的能力看得高于人类自己。这一点在《身体》那一部分十分明显。

在那里，它是我们对肉体之我深深不满的结果。但是，即使我们较为尊重我们的精神能力，我们仍然普遍认为，在履行心灵的某些重要功能时，计算机潜在地（若非现实地）比我们更快、更有效率、更客观、更精确。

这种牺牲我们自己、夸大机器性能的做法并不新鲜。尽管通常的看法一般是正确的，但它的确开始于讽刺文学。“机器人”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罗素姆万能机器人》一剧中，它是捷克作家卡雷尔·恰彼克在20世纪20年代写出来的。《罗素姆万能机器人》里有下面一段对话：

“海伦娜：可你在制造机器人！为什么不再有孩子出生了？

高尔博士：我们不知道。

海伦娜：噢，但你一定知道。告诉我吧。

高尔博士：你看，正在制造这么多的机器人，人正在变得多余。人实际上是一个幸存者。他要是不该灭绝，必须经过30年的竞争。这很可怕。你可以想到，制造机器人冒犯了自然。”

想到人们竟严肃地接受这类东西，恰彼克可能要吓得毛骨悚然。正如他在后期著作《战争与蝾螈》里说的，科学幻想小说的意思只在于用一种方便的娱乐方式暴露人性的弱点。然而，正是科学幻想小说抓住了大众的想象力。半个世纪后，人们虽然差不多忘掉了《罗素姆万能机器人》，但却记住了“机器人”这个概念。

机器崇拜的另一个方面是努力把人类的较好特性描绘得类似机器，而不类似我们周围的其他东西。进行这种努力并研究人与机器间整体关系的伟大历史学家是刘易斯·芒福德。下面这一段引自他的著作《力量的五边形》（《机器的神话》的第2卷）。在这里，他记录了巴克明斯特·富勒对人的描述，并加以评论：

“富勒观察到，人是‘一种自平衡、有28个骨节的双足动物，是一座电-化学还原工厂， 它把各自的能量整合到有发动机的那些仓库， 然后推动数千个液压泵和气压泵。人有62000英里毛细血管，几百万个报警信号，几百万个运输系统。有轧碎机、起重机……以及普遍分布的电话系统。要是管理得好，它们70年不用维修。整体的人是一个异常复杂的装置，由固定在一个塔楼上的望远-显微自动记录仪和记录测距仪、 分光镜等进行十分精确的指导。’

富勒的对比十分简洁。即使有人不太相信虚幻的、假精确的统计猜测，这个类比表面上也很准确。在这个机械抽象的详细清单，只缺少一样东西：关于人本性的细微线索，它脱离于人的可测量的肉体成份。”

人类

人—机关系思想发展的最后阶段可以叫做“辩解阶段”。这时，事情已经十分明显：机器，甚至尖端机器，都很不适于完成人类以另外一种方式常常做得很好的事情。所以，人们找到了说明机器偶像工作较差的理由。最常见的辩解是“人类的错误”。人类参与包括计算机在内的复杂系统时，也许要十分经常地乞灵于这种辩解。反对意见则认为，机器系统不是问题和限制的根源，它们是无辜的旁观者和人类不完善的证人。

机器崇拜怎么能和人类具有神性的信念共存呢？如果我们是神（正如控制的神话所断定的），如果我们创造了机器，我们为什么觉得自己比我们的创造物低下？

这不是超过了一个创造者的骄傲了吗？创造者对自己的发明物通常并不这么谄媚。

我相信，这个悖论不只有一种解释。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人道主义宣传的延伸。

由于我们能够制造在某些机械劳动中比人工作更好的机器，容易轻信的人就喜欢接受力量假设，相信我们当然能制造出其他机器，那些机器即使还不完善，但在做任何值得去做的事情时，都会优于人类。因此，那些构成现在生活的一部分的机器故障，就成了双面盾牌：一方面是人类错误这种辩解和假设，另一方面是证明任何机器不能做的事情皆为多余、无效和逾距的运动。这一点，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渴望神圣的人类所处的傍徨状态和对外在的神的需要，可能助长和鼓励了这种轻信。

我无法证明这一点，但从比较虔诚的机器爱好者的行为来看，它似乎很明白。

人道主义——人性宗教——导致了机器崇拜。这个悖论还有一种较深刻的解释。

我们要想保持控制的神话这类虚构，就必定崇拜机器。因为我们在潜意识里都相信，傲慢和自大是没有根据的。日常经验不断证明了这一点。人类不是神祗，尽管它偶尔表现出类似于神的特征，暂时叫我们吃惊。人类技术仅仅证明了这一点。可是，技术是我们主要的神性产品，是我们奇迹的来源。要是证实不了自己的奇迹，没有一种宗教能存在下去。所以，机器崇拜有一种壮胆的性质：在危险状况下，我们互相安慰说，没什么可怕的。

许多公开的人道主义者声称强烈反对机器，反对技术。我不认为这是装模作样。

人道主义哲学家抽象出了人道主义的许多优秀特征，但他们没有看到，人道主义每天都在实行的却完全是别的东西。热内·迪博即可为例：区别“科学”与“技术”的经常而混乱的努力，损害了他那华丽、文雅的著作。他认为，科学是纯粹的、创造性的、人道主义的，而技术则是低劣的、有害的、邪恶的。实际上，这两种趋向都源于人道主义，不能割裂开来。它们经常结合在同一个人身上。我有一个化学老师名望很高，他既对一种救生药的合成很有贡献，又发明了一种可怕的、不人道的燃烧炸药。把人道主义好的后果和坏的后果分开，从而不追寻后者根源的想法，可能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基督教从来都没有完全赞同过犹太教的善恶观。犹太教认为，善与恶是人性的正常组成部分，它们不可分割地混合在每个人身上，尽管比例会有不同。总之，敏锐的人道主义者表现出来的混乱、矛盾和虚弱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又是可悲的。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如此清楚地认识到的巨大损害，其根源正在于人道主义哲学的主要教条。

尽管机器崇拜很流行，但机器并不特别好崇拜。我们的控制装置里没有道德或终极目的，甚至没有个性。目的论乞灵于这些装置，想不到它们竟会攻击任何目的论。象已经变成“玩物”的丛林猫一样，它们也不值得信任。在杰基·科辛斯基的小说《斗鸡场》里，新型主角塔登象鲨鱼一样在深水里运动。人类的学校让他入学，为此要少收一个学生。人们对他没什么印象。他是一台随便装成的机器。实际上，他的第一个受害者是从电话号码薄里随便挑出的。这就是现代人最坏的方面：既没有爱情和对自己的弱点的认识，又没有任何目的。可以预见，他的最后毁灭将来自一架机器，尽管这种毁灭是短暂的、象征性的。塔登受骗进到一架热得受不了的破电梯后，发现自己竟没法对付机器漫无目的的和随意的报复：

“电梯照常往来穿梭，上升下降。我用鞋底当杠杆，想把门撬开，但门仍旧关得很紧。我想用小刀撬开镶板，但刀片太脆，从根底绷断了。我又用金属钱夹的边来撬，但只是弄断了钱夹。我总带着保护装置，以防不速之敌，但这些装置在空空的电梯里毫无用处。”

然后，他想象自己是被敌人故意骗进电梯的。他太糊涂、太混乱了。最后，塔登终于开始正确评价机器的绝对非个人性了。

“尽管我总以为自己在空间中作水平运动，侵犯他人的领地，但我的生活也总是垂直的：我的所有房间至少都在高楼中间，制造电梯是绝对必要的。现在，这些必要设备的一种突然变成了一个无窗的密室。推动电梯升降的力量，就象推动地球绕轴旋转的力量一样，似乎是偶然的、自发的。……”

塔登出来后才发现，有人玩了恶作剧，把“故障”标记偷走了。

谁取下了当代文明的“故障”标记？我们怎么能象结束一次糟糕的短途旅行一样结束长久存在的电梯崇拜呢？前几天，我读了一些赞扬中子弹的文章。文章中说，中子弹值得制造，因为它只消灭人，而完整无损地留下人的建筑、机器和金钱。随着这种冷酷残忍的狂吠，人道主义完全陷入了循环状态，人类也面临着一种惩罚——正义之神的愤怒。这似乎较受欢迎。

环境

人类控制的极大失败和人类全知的极大否定，明显表现在人与环境的关系上。

没有任何重要的例子能说明我们对世界的管理是全面的、成功的。我们在理论上对世界的理解，也不足以使我们能很好地管理它。我们只能在极少的情况下把微小的系统看作是孤立的，这时，管理和控制才会完全起作用。但我们不能以这种方式操纵世界。

我们在去改变超出我们控制的事物时所具有的信心，总令我十分惊讶。查特雷斯教堂窗户上的“保护”设施（前一章有过描述），就是一个十分简单的小例子。

象通常一样，困难没被预料到。法国彩色玻璃窗保护协会是一个包括许多艺术家的团体，它的成员首次发现了这种困难。皮埃尔·施奈德在《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里描述了这个困难。

“艺术家受过训练的眼睛首先看出了变化：三个修复的窗户透进的光变得象普通浅色玻璃透进的光那样平直、呆板了。……

保罗·阿卡罗克博士认为，从前用的是圣戈贝恩玻璃，而现在用的维亚克里尔膜不但外观光滑得难受，而且还完全改变了彩色玻璃的表面结构，从而破坏了它透过混合光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正是它不同于普通玻璃之处。

此外，用来清洗的溶液显然是剥蚀剂，而维亚克里尔膜所提供的保护又远远不能令人满意，不能持久。其实，奇迹产物本身最反对移动。”

象所有这类情况一样，只要科学地说明毛病在哪里，就会使彩色玻璃爱好者们满意。他们还有机会想一想，我们以这么高的效率和速度毁坏彩色玻璃的光学性质的能力，刚好产生于一个再也造不出这么美、这么好的彩色玻璃的时代。难道这真是一种巧合吗？

前一章谈到的亚利桑那用太阳能抽水的事情，是善意的规划产生意外结果的另一个例子。当然有些区别：查特雷斯窗户已经受到损害，而太阳能抽水仅处于试点阶段。不过，在这个例子里，人们虽然预见到了潜在的问题，但却忽视了它们。从长远观点看，结果还是相同的。

即使太阳能技术十分可靠，不会直接造成麻烦，可西南地下水储量持续减少仍会产生问题。这种太阳能技术运用起来，还会引起新的困难，因为它的开发者没把它放到整个背景中：从地下廉价抽水的能力将导致水位下降，造成新的干井干泉，引起地面大幅度下沉，增加农药对地下水的污染。这样，传统的电力抽水成本必然增加。这不是一场灾难，而是一种保护机制：为在近期获利开发稀少的地下水资源已经不合算了。美国西南人已经用光了他们想得到的任何水，而且有时还消费未来的储备。从别处引水可能也有麻烦的方面，其他国家为此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

既然缺少另外的水源，人们只好消费现在已经减少了许多的地下水。这意味着西南地区应该迁走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工业，意味着大量不合时宜的湿地作物应该立即停种。这恰恰正是前人道主义时代必然发生的事情。今天，任何使人类倒退的想法都是不可思议的；要是愿意的话，我们有许多方法来资助和延长痛苦。过去，有些东西的因果关系是一目了然的；现在，原因变得模糊了，好象是幻想、幻想的结果，而这些幻想和幻想的结果都部分或全部地产生于始因。最后这一点伪装得很好，不会被发现。

查特雷斯窗户和太阳能抽水的例子说明了一个新的普遍原理，即尤金·施瓦茨所说的“准解决和余留问题”原理。准解决是在人为地限制了的范围内解决问题，而余留问题则是应用准解决方法后产生的问题。施瓦茨在《过度巧妙》一书中说：“一个问题的解决会产生一批新问题，这些问题最终会排除那种解决。这个辩证过程可以概括为技术-社会发展五步骤。

1、由于相互联系和封闭体系的局限性，一种技术-社会解决永远都不完满，因此是一种准解决。

2、每种准解决都会产生新的、余留的技术-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产生于：（a）不完满性，（b）扩大，（c）次要结果。

3、新问题的激增速度快于发现解决方法的速度。

4、每种后继的余留问题都比前面的问题难解决。原因有七：（a）技术动力学， （b）复杂性增加，（c）成本提高，（d）资源减少， （e）增长和膨胀，（f）要求更大的控制，（g）社会体制的惰性。

5、在一个技术发达的社会里，未解决的、余留的技术-社会问题会聚到一处，在那里，技术解决根本不可能了。”

热内·迪博在《理性的觉醒》一书中谈到了同样的问题：

“为了矫正技术革新不断造成的新损害而去发展反技术，乃是一种绝望的方针。要是这样做下去，我们的行为将越来越象被追赶的生物，从一种保护装置逃到另一种保护装置，每一种保护装置都比前一种更贵、更复杂、更不可靠；我们将主要考虑如何避开危险的环境，从而牺牲使人值得活下去的价值。”

在这儿，我无法公正地评判这些使人感兴趣而又非常现实的评论的全部意义。

但是，我可以提几条理由说明我为什么相信它们是正确的。第一，正象施瓦茨和迪博充分意识到的那样，为了好解决一点而任意限制问题的关联范围，使“解决”变得毫无价值，甚至具有危害性。在查特雷斯窗户那个例子里，修复者似乎只想到了合成树脂膜的透明性和耐久性，从来也没想到涂上这种膜以后窗户的外观将会怎么样。同样，太阳能泵的设计者似乎也没超越准解决方法，问一下最最重要的问题：

“为了从亚利桑那地下水源中提取更多的水，我们应该发明一种廉价的方法去开发不可穷尽的能源吗？”只要发明出便宜的太阳能水泵，人们就会使用。这类事情不能留待事后“控制”。这时，余留问题已经开始产生一批新的准解决了。提出重要问题和进行最终结果分析的最佳时机是在开始从事任何准解决之前。

伴随大规模农业灌溉而来的麻烦事件之间的明显联系表明，每个技术准解决产生的余留问题都复杂得令人难以置信。最初要解决的“问题”是满足现代农业对大量稳定供水的需要。需要这种水的理由很多，特别是为了供养高产不耐寒的现代作物，为了溶解化肥并把它冲进土壤，为了使怕旱作物在通常活不下来的地方生长。

大规模灌溉产生出许多种余留问题，其中之一来源于为供给灌溉用水而出现的建坝需要。埃及尼罗河上的阿斯旺大坝说明了这方面的一些困难。首先，有一个余留问题：尼罗河通常带来大量淤泥。这些淤泥现在沉在坝后面纳塞尔湖的静水里。

水库淤泥是全球性问题，在美国这类国家尤其严重。在美国，许多水库已有四、五十年历史，其中充满了烂泥。有些大坝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水库容积就减少了近50％。可是，即使以这个速度的1/10进行淤积也已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了。对这个问题没有准解决方法。

其次，堆积在纳赛尔湖里的淤泥曾被每年的洪水冲往埃及田野。现在，这一定由昂贵的化肥取代了。再次，从尼罗河流入地中海东端的淤泥和淡水数量减少，造成了海产减少、含盐度增高，这又反过来破坏了埃及的沙丁渔场。再其次，埃及灌渠的大量增加，造成了蜗牛的激增。蜗牛传播可怕的血吸虫病。这个问题的准解决不完满，而且代价常常很高。但这些准解决本身的余留问题却明显表现出来了。最后，还有土壤淤泥的问题。因为洼地表面的水过度蒸发，留下了来自化肥和水自身的大量淤泥沉积。对这个问题的准解决只会产生更多的余留问题，比我们上面列举的都要多。

与大坝有关系的各种余留问题在苏联也可以看到。在苏联，建坝过多与河水分流使里海和咸海这两个大内海迅速缩小。苏联的准解决办法是使北流的西伯利亚河流改道南流。这个办法本身有许多现实的和潜在的问题，并有可能改变全球气候状况。

许多读者都将看到，这种关联中的初始问题——灌溉用水的需要，本身只是一个更大的关联中的许多余留问题之一。这个更大的关联包括所有的现代农业及其僭妄的人道主义前提。尽管我的编目很不完全，但问题——解决——更多的问题这种不断变大的泥淖却很典型，足以说明上述过程。

在这儿，举几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其范围和前后关系都很普通的问题，可能很有用。前面提到，我们发明了一种机器，可以不加损伤地采摘芦笋嫩芽。但这种机器没有商业价值，因为它不能区分没熟的嫩芽和可以食用的嫩芽，所以会在“收获”过程中造成大量浪费——在嫩芽长到可以食用的大小以前或以后进行采摘，此外，传送带送出的芦笋仍需手工分类。也许有一天会发明出有商业价值的芦笋采摘器，但这很值得怀疑。即使发明出这种机器，结果又会怎么样呢？美国的现代技术和农业经济学已经把芦笋这种易于野生、曾很便宜的多年生作物归到了半奢侈食物那一类。即使那种为自动收获芦笋所必需的可移动计算机得到改进，也只是一种准解决——仍然存在余留问题：高成本的农业劳动和安排劳动力的社会问题。取代这些劳动力的将是价格昂贵、维修费钱的计算机。收获机肯定会造成巨大的浪费，并进一步增加失业人数。同时，芦笋的价格也不会下降。要有什么改变的话，那也不过是芦笋将从超级市场的“农产”部转到“品尝”部。这就是采用上述准解决后必然产生的一些余留问题。

虽然机器是我们由于目光短浅而经常采用的工具，但麻烦的终极根源不是机器，而是目光短浅。我在前面描述过中国人如何用简单的苍蝇拍就控制了苍蝇。不过，我没提到他们用同样的非技术方法消灭了大多数飞鸟，因为鸟吃谷物，是坏东西。

据报道，某些更为广泛的前后关系现在表现出来了：虫害正在变得难以控制。我想，中国人会重新喜欢鸟的。目前，我们正满不在乎地践踏植物领地和动物王国：象贫穷的越南山民一样，发配或残杀它们的居民，它们象倒下就起不来的小矮人一样，重新聚集起来并不容易。事先看清前后关系，比事后受害者强得多。

施瓦茨的表述之所以有意义的第二个理由不太明显。1947年，约翰·冯·诺伊曼和奥斯卡·摩根斯顿证明，就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来说，我们不可能在一个给定的时间里求出多于一个变量的最大值。规定了一个变量的最大值，就不能随意改动了。用非数学术语说，就是不能同时使任何东西都成为“最好的”。虽然生物学家加勒·哈丁在1968年就论述过这个原理的广泛意义，但直到现在它才引起重视。

渔业管理科学无意中提供了最大值原理有效性的最佳实例。 有1/4世纪以上的时间，太平洋渔业管理者的目标是要确定捕捞每种有商业价值的鱼类的最佳程度，即要确定著名的“最大持续产量”。最大持续产量的想法建立在生物学家的观察之上。生物学家们发现，达到某一点后，某种鱼捕得越多，可捕的也越多。（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捕走了老鱼、大鱼，就使它们不再与长得很快的小鱼争夺食物和空间了。）在一定范围内，这种状况持续存在。然而，超出这个范围，捕捞率就开始下降了。渔业管理的目的就是要把捕捞量控制在曲线的最高点上，即要保持最大持续产量。由于渔业科学变得较为先进，人们认识到，最大持续产量是一种不可能的梦想，我管它叫人道主义想象力的虚构。这种梦想之所以不可能，不只是由于社会政治或技术的缘故，而且由于理论和科学的缘故。这种梦想是冯·诺伊曼和摩根斯顿定律的受害者。首先，一个鱼种并不是一样的东西，而是习性名异、环境要求不同的个体的复合。为了管理而把这些个体看作是完全相同的东西，本身就是小于最大值的折衷物，因为哪条鱼也不会保持在理想的大小上。更为重要的是，同一水域的各个鱼种通过捕食、竞争和合作等方式相互联系，构成了一个生态系统。控制一种鱼的捕捞，就会影响到别的鱼类。而分别控制所有鱼类的捕捞，使其达到“最大值”，乃是不可能的事情。P.A.拉金很好地描述了这种渔业困境。他说：“大量关于模型方法的最新文献充分证明，看似简单的管理战略能够产生多种预料不到的后果。我们通过模拟技术所能看到的仅仅是：即使管理简略地描述了自然的系统，也十分困难。”

当然，自然绝不简单。因此，在较高的分析层次上，人道主义限制前后关系的问题和同时求出多种变量的最大值问题，可以看作同一个问题。这种结果对力量和控制的神话来说，是毁灭性的。

除了准解决和余留问题外，除了减少关系和变量过多的问题外，现实生态状况肯定还会把其他强制因素加给我们的实际活动（这些因素与前面的问题可能有重合之处）。最直接的强制因素是：世界上的生物系统——不管是生物个体还是生物群，都很少发展出某种机制，去对付由周围环境输入的、大量多余的浓缩能量（它们现在也能被人类轻易地制造出来）。我们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虽然可以用若干种生物化学和生理学的方法去排出各种毒物，但我们仍然没有排出多余能量的机制。我们吸收的卡路里过多，就会发胖，损害身体。只要我们活着，身上总会有毒物（尤其是接触工业品时），但多余的能量却是一个新现象。

许多生态系统十分脆弱，很容易被我们的能量介入所破坏。它们之所以脆弱，不是由于它们进化的环境十分稳定（雨林、珊瑚礁和古老的深湖），就是由于它们被某种巨大的环境力量“迷住”了（冻原、沙漠和险峻的山坡）。例如，一次跨越沙漠的摩托车赛， 就可能改变500平方英里的沙漠植物群落，使它受到严重损害。

我们认为这个损害会持续一个世纪或更长的时间。

第二个生态限制是时间。自然植物和动物群落通过时间来改变自己的结构和种类构成。这就是著名的演替过程。我们可以更改这个过程，扰乱这个过程，但我们很难使它沿着预想的方向加速前进。我们在环境方面所做的大多数事情都使演替退回到了较早的阶段，回到由与人冲突的生物（杂草、害虫和害兽）统治的阶段。因此，我们能在千分之几秒内用炸弹（或在几小时内用推土机）摧毁森林土壤的复杂结构，但是，恢复原状却要花几十年时间。在此期间，我们还得容忍竹子、杂草、荆棘等。另外，还有一个例子。豚草是演替群落的早期成员之一。它在刚受破坏的土壤里长得很茂盛，但若听其自然，它在一两个夏季之后就会消失，由黄花、翠菊和黑莓取代。如果硬把它拔掉，反倒有利于它的分蘖，为更多的豚草重新生长提供理想条件。大自然提供了最好的悖论。

不可逆性是第三种生态限制因素。人道主义者似乎难以理解许多不可逆过程的意义，这些过程是由我们在生命系统中造成的。这种趋向是要否定任何完全超出我们控制的东西的存在。我们一直在造成不可逆的变化。物种被整批地消灭了，而遗传技术永远无法恢复它们。沙漠取代了园地和丰茂的草场——几千前的撒哈拉曾是个富饶的地方，现代伊拉克干裂的土地也曾是我们农业文明的摇篮。也许沙漠不是永恒的，但用人类文明的时间刻度来衡量，却可以把沙漠看作是永恒的。“沙漠制造者”和“工具制造者”一样，是人类的合适定义。

我们制造沙漠的过程值得加以简要考察。这个过程开始于牛羊过度牧食。植物减少，就使浅颜色的沙土光秃秃地裸露出来了，从而增加了地面的反照率或反照性，并使土地变凉。通过这个地区的空气不如平常那么热了，并有继续变凉的趋势。这又反过来减少了云层，减少了降雨量。降雨量减少，就会阻碍植物的生长，进一步增加反照率。 如此等等。所以，沙漠就扩大了。英国科学家W·奥默罗德（我们在第五章将引用他的著作）指出，我们有计划地作出的消灭牛锥体虫病的努力，可能会在非洲某些地区导致牛群扩大，牧食过度，并有可能促使撒哈拉沙漠全线南移。

这里可以看到不可逆性问题，并由环境交互作用的复杂性加以证明。我们的僭妄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

流行的“无污染聚变能”想法是一个包括了一切环境幻想的神话，是只有人道主义态度才能做出的蠢事。它忽视了前面叙述的许多原则。前后关联问题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它能组织起其他一切问题。因为即使我们接受可疑的、无法证明的假设，承认聚变反应堆不会有辐射、爆炸或高温，不会威胁人和环境，我们还是要问，这种无穷的廉价能源离开工厂和传送线后会怎么样？要说一种能源是“无污染的”，就必须找出它的全部后果和作用——从其产生到最后散发。物理学家和工程师抱怨说，“不可能找出全部后果和作用”。可实际上并不这样，我们已经知道了那种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这种能将用来制造更多的雪上履带式汽车，从而进一步毁坏北方冬季植物，减少北方居民在冰雪月份所曾享有的孤独和安宁。当然，雪上履带式汽车能救活一些人，但这个福音也并不纯粹，因为雪上履带式汽车事故夺去的人命，比它救活的人还多。

这种能将用来制造更多的激光弹、地对地导弹、罗马犁和危害作物的脱叶剂。

这种能将用于提供更多的室外电动广告板，从而进一步破坏语言的意义。

这种能将推动干旱草地上的抽水机，使更多的牛羊得以牧食，从而造成更多的沙漠。

这种能将帮助苏联使北极河流改道南流，从而大量减少流入北冰洋的淡水量，增加北冰洋的含盐量，降低北冰洋的冰点，并有可能因此而改变世界气候，尽管我们不知道这种变化会朝哪个方向上去。

这种能将用来生产更多的合成氮肥，以便给在“绿色革命”中发展起来的“神奇的农作物”施肥。这反过来以意味着需要大规模的灌溉，而干旱地区的灌溉将导致土壤中有毒盐类的增加——这是一条形成沙漠的道路。它意味着，农业将仍然是资本密集型企业，因为“绿色革命”农作物只有借助于昂贵的（损害性的）杀虫剂、除草剂、收获和耕耘机器、烘干炉等，才能高产丰产。而这以意味着下面两个过程仍会持续下去：土地集中到少数资本充足的人手中，无地农民继续增加。它意味着，土地这种最有价值的资源仍然只被开发，而得不到保护和保养。它意味着，“奇迹作物”高产的诱惑仍然将使传统的农场主抛弃谷物、蔬菜和水果的宝贵的地方品种——其中有些品种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很好地适应了当地的气候、害虫和疾病；正是这些成千上万的地方品种构成了农业的全部遗传财富，构成了未来的希望。它意味着人们仍会种植大面积、“高效益”的单一作物，以便使大量投资产生利润；这又意味着，那些单一种植的作物仍将极易受害虫和疾病的侵袭。

它将用于建造更多的大坝、分洪渠和防洪堤。这虽会减少较小的洪灾，但却会鼓励人类移居涝洼地区，从而既会增加洪灾的可能性，又会增加洪灾的损害，正如1973年密西西比河畔发生的那样。C.B.小贝尔特称之为“人造的洪灾”。

诸如此类的事情就是聚变能离开传送线之后的命运。“无污染”这个形容词不能用到这一后果上；而把聚变能一本正经地保存在能源工厂，就有点类似于用落到河水里的雨水是纯洁、干净的这一点来证明受到化学污染的河水适于饮用。

过去，错觉从未在我们的生活和计划里起过这么重要的作用。由于无法理解全部人类经验的价值，我们简化它们，声称某些孤立的方面、“被控制的”方面是最好的东西。在这种情绪下，T-细胞质玉米成了最好的东西，因为它减少了生产杂交种子所需的大量劳动。可是，令人惊讶的是，要是美国所有的玉米地都种这个品种的话，碰到一次真菌病蔓延（它特别容易染上这种病），就会减产15％，损失10亿多美元。T-细胞质玉米确实是一种十分有益的发明，但我们为什么不能既欣赏自己的聪明，又承认自己的局限性呢？

另一个例子是磷虾。我们最终改进了从南极水域中捕捞这些甲壳纲小动物的方法（尽管这种技术耗能过多）。但我们有什么理由踌躇满志呢？过去，磷虾捕捞和加工机——鲸鱼，曾经是自由捕获的对象。鲸鱼吃磷虾，把磷虾变成鲸肉。现在，鲸鱼差不多绝迹了；技术进步使我们不得不花很高的代价为自己捕捞磷虾。这真是凯旋吗？不，更可能是错觉。

保罗·韦斯的拟人妖怪通常可以看作是由我们的错觉产生的。例如，“污染控制”发明物之一是“烟囱刷子”。这种刷子的确消除了烟囱里的许多污染物，但它们却向空气里释放出大量硫酸。许多工业国里的雨酸度很高，其中有60％的酸性物质是硫酸。某些水生动物，如鱼、蛙和蝾螈，一生下来（要是能生下来的话）就带有酸感应缺陷。有些主要的植物疾病是酸增多造成的。酸雨腐蚀和损坏石头建筑。

酸污染甚至降低了北美东部和斯堪地维亚的森林生长速度。这就是所谓的“污染控制”。

我们也不应错以为只要笑吟吟地奉承自然， 说出正确的咒语“生态控制” 、“自然杀虫剂”、“林地覆盖物”，就会在它不知不觉、心情愉快时捉住它。反文化的文雅的方法论就是广泛改善我们与大自然的关系，在此退化的时代大踏步前进。

可是，还有人把过去的僭妄期望带到新的或复活了的方法论里来。他们想找到天上掉下的馅饼，而这种事是根本不会出现的。我们能用辐射方法生产出无数没有生育能力的雄螺旋蛆，把它们放到田野，使雌螺旋蛆生不出后代。这要多久才见效，我们不知道。不过，有迹象表明，那些失去生育能力的雄性，不能再象过去一样吸引雌性了。这些失去生育能力的雄性可能在各方面都有缺陷，而那些设法繁殖成功的雌性可能会把恰当地选择正常和非正常配偶的方法传给后代。在这场进化与人脑的竞赛里，胜负殊难预料。

鱼藤酮这类“自然”杀虫剂自有用处。但鱼藤酮会引起某些人类过敏症。它既杀死害虫，又杀死益虫，而且药效只有一两天。同样，林地覆盖物——落叶、腐草，是控制杂草保护土壤的简便和有效方法。不过，林地覆盖物也会藏匿老鼠，促进霉菌生长，保护植物害虫过冬或过夏。这又使我们想起了《莫罗博士岛》中总要恢复原状的“顽强的野兽”。

“太空时代”是一个大错觉。它以为，我们能够离开地球，或者到我们自己造的天体上去，或者到某些遥远的迄今还未发现的天体上去，从而逃避我们的僭妄在地球上造成的后果。这是一种幼稚的不负责任的想法。它认为这个世界既然已经被我们的发明玷污了，我们在别的星球上会干得好些。不过，要是理解了人道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没有上帝的宗教，这种想法也就毫不奇怪了：包容着太空站、太空居民的太空，正是住着天使的天堂的替代物。它甚至还有灵魂不朽的想法，但这种想法象虚构的人道主义王国里的其他事物一样模糊。因为要是细细考察一下未来学家和自命为L-5拓荒者的论著， 人们就会发现，那些论著除了与被人们遗弃的地球有关外，还隐约与相对论和时间弯曲有关：经过许多光年的星际旅行后还不变老。对现代不信教者来说，太空不过是稀释了的天体。只有到了今天，我们才比但丁论述天堂的时代更为准确地确定了天体在太阳系中的位置。

对太空殖民地可能还有一种不太重要的批评，即它们不工作，因而不可能维持很长时间，至少不能住人（虽然它们的废墟在月球或拉格朗日自由点上还会存在很长时间）。对具体的计划还有若干特殊的批评——这些都不是我们这里要考虑的。

需要的只是考察太空殖民地的一般概念，以便发现功能方面的问题。

1977年7月13、 14日，纽约市的电力供应完全中断，造成一次“灯火熄灭”。

请想一想，要是灯火熄灭发生在太空站上，要是太空站上24小时没有动力，情况会是怎么样。纽约发生这种情况时，相当令人讨厌，甚至相当危险。但纽约的环境仍然十分宜人：危机期间，不需要制造白天黑夜、空气或重力；大多数自来水龙头仍能放出水；温度也没高到致命的限度。要是情况进一步恶化，到了万不得已时，人们还可以乘车或步行逃走。相反，在太空站里，却没有选择余地：不是完全控制，就是彻底灭亡。而我们从地球上的事例认识到，不管装入多少部件，人类都无法永远控制复杂的操作系统，使它不出毛病。实际上，系统越复杂，“检修期”也越长。

太空站远比复印机或数控电梯要复杂得多。

我们完全熟悉人造复杂事物中的这种麻烦。墨菲定律（要是哪个东西可能出毛病的话，它就会出毛病）是当代生活中公认的事实。但出了故障时，我们又总不相信。下面的例子引自华莱士·特纳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其中引用了横贯阿拉斯加管道的操作者的代言人在这条管道爆炸后说的话：

“‘这个系统的设计，使气体永远不会挥发到空气中，使火源永远进不去’，雷特曼先生说。他跟记者们一起站在山腰上，看着那些曾是泵房的扭曲的钢材和冒烟的机器。‘可是你看，现在既有挥发性气体又有火源，两者同时出现了。’”

“人类的错误”常为机器故障而受责备，好象这就开脱了我们的发明物似的。

但有人类的地方，就总会有人类的错误；而在没有人时，机器也并不更可信赖。

随便地谈论“太空陆地”，或许已经腐蚀了我们的思想。实际上，地球和宇宙飞船除了都在太空运行，都有某种资源限制以外，没有什么相似之处。地球的“生命维持系统”巨大而又复杂，不太好理解。它是一个十分成功的、古老的自我调节系统。实际上，“生命维持系统”这个术语用于地球是很不恰当的，这似乎把地球当作一个工程的产品，而没有生态学思想。在地球上，生命和“生命维持系统”并非彼此分离，而是同一整体的组成部分。在太空站里，生命与“生命维持系统”却是分离的。因此，这种系统需要经常控制和管理。象任何按照精确标准建造的“机器”一样，这种系统在大多数时间里也会正常运转，但偶尔会出故障。它之所以会出故障，不只是因为我们对生态学和“生命维持系统”认识不当，而且因为它是一架机器，而任何机器早晚都要发生故障。当故障较小、持续时间较短时，太空殖民地将幸免于难。但当故障严重，持续时间很长时，这个殖民地的居民就会死亡，除非他们能够返回地球。我们可以说，大多数太空迷从来都不是严肃的园林工人。假如他们是严肃的园林工人的话，他们就不会对那么贫瘠的空间里的生命抱如此愚蠢的乐观态度了。在那里，土地和自然不会纠正自己的错误。也许我们有一天会十分愚蠢地把自己的希望和资源交托给太空站和银河探索。太空旅行者将带着满腔热情，在喧天的锣鼓声中出发。但他们却不会回来了。

今后若干年，我们还会听到大量太空旅行宣传，其中有些宣传可能是这样的：

“要是哥伦布不敢扬帆远行，要是波利尼西亚人不敢坐上脆弱的木筏，情况会怎么样呢？在这个怯懦的时代，还有勇敢探索的精神吗？”然而，海洋不管有多么可怕，总不是太空。我们来自海洋，每个细胞里都有海洋里的水和盐。海洋的四周都是可以居住的陆地，上面都是可以呼吸的空气。对有些人来说，海洋可能显得陌生，它是我们继承下的遗产的一部分，但黑暗的外部太空却不是这种遗产。我们的进化过程以无数死亡为代价，才适应了这个世界。这种进化过程早在我们的祖先作为微小的无脊椎动物而浮游于海水之中时就开始了。我们这一家系里的每一次出生和幸免于难，都是人类与其周围环境适应良好的证明书。我们繁殖的后代，不比别的环境摹本更暗淡、更不完善和更不可靠，但我们这类构造拙劣的幸存者也同样很不完善，很不可靠，只是暂时的存在。象移居到微小岛屿上的巨型动物物种一样，我们将会到达太空，生活一段时间，然后灭绝。生态学家早已发明了描述这个过程的速度方程，我们也许有机会在太空中把这种方程应用到自己身上。

我说过，主要问题不在于我们无法使太空殖民地行得通。即使想要这么做，想要接受那些计划，也是一大悲剧。芒福德以其特有的智慧，称这些计划为“孩童幻想的技术伪装”。乔治·沃尔德在发表于《共同进化季刊》上的文章里，直接阐明了这种悲剧：

“‘太空殖民地’（即使作为概念）最让我伤脑筋的地方在于，它们背叛了我认为是最深刻、最有意义的人类价值。我认为，离开了动植物，谁也过不上充分的人类生活。据此看来，都市社会已经丧失了大部分人性，而都市社会对乡村的败坏，又使那里的生活很难好起来，有时更坏。……所以，我认为，‘太空殖民地’的想法将把地球上进行了很久的人性丧失和个性丧失过程带到一个可怕的逻辑结局。在某种程度上， 通过系统地贬低地球上的人类生活方式， 我们已经为‘太空站’做好了准备。”

太空人是有缺陷的人。他们脱离了古老的、代代相承的、极其美好的关系。象任何摆脱了关系的东西一样，他们没有意义。

我们应该从这部分讨论环境的例子里学到原教旨主义的教训。我们都读过圣经故事，知道由于粗心而被逐出伊甸园的传说。象原教旨主义者一样，我们必须更仔细地注意这一传说。伊甸园这个地方不是被描述得比后来堕入的外部世界更好吗？

《创世纪》的明确意思不是说由灾难性的苹果提供的新技术和新知识都不完满吗？

蛇说“你们将跟上帝一样”时是在撒谎。实际上，我们再也不会生活在这样优美的状态之中了。

限制

在这一章里，我还没怎么考察常用来论证人道主义假设的自我欺骗技术。这些技术包括：使用数学模型构造不恰当的假设（使用线性、普遍性、连续性、意义评价、随机性等模型）；从对现在的拙劣描述推出不可知的未来的机智方法；重视、忽略或强调证据，以便在安排预期的答案时保持客观性假象的精巧的统计方法；相信或不相信某类知觉；等等。这些方法也许会使全书有价值，但我写不出一本这样的书。我依靠的是最终结果分析方法。我认为，即使在没有理解所有内在理论、机制和缺陷的情况下，用一个过程的结果来判断这个过程也是公平的。实际上，当我们处理的我们自己的未来时，这种方法不但公平，而且必要。

根据这些最终结果分析，我断定，人道主义假设是错误的，人类不管为了什么目的而掌握的知识和力量都有其限制。由于对这些限制的论述都分散在本章各处，我想，把它们集中起来是值得的。

第一，我们没有能力认识未来，做出准确的长期预言，从而造成了限制。这是一个理论上的、不可更改的限制。它的根据在于那些决定未来的交互影响的事件的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在于那些今天看来微不足道的事件对未来的催化作用。

第二，我们的控制假设从前的失败后果造成了限制。这些限制以尤金·施瓦茨描述的准解决和余留问题的扩散波形式出现，这些扩散波促进了最后停顿和崩溃：想要根据控制的摹本来维持局势已经不可能了。

第三个限制特别令人灰心。它是冯·诺伊曼和摩根斯顿的极大值理论描述的限制，即：在一个复杂的世界里，我们实际上不能同时把每件事都办得最好。这个限制就是进化之所以比人工替代物更可靠的原因。进化过程很慢，浪费极大，它是无数工作、妥协的结果。进化成功与否，常要用生命自身来检验。进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累积的，它比我们现在的努力早走了30亿年。我们对自然最辉煌的改造，常常也是最愚蠢的解决办法。因为它把一个问题与其前后关联割裂开来，追求暂时的、局部的最大值，这必然造成贯穿整个系统的、多半不合需要的反调整。

第四个限制是我所谓的测不准原理中固有的（我这样称呼只是类比了物理学中的测不准原理，但两者的相似是很有启发的）。这个限制是下面这样一种观念：我们从技术上解决某类问题的能力是与我们扩大和增加这类问题的能力一起发展的，即我们获得的新技术并没有解决问题，因为新技术同时会造成更麻烦的问题。

还有其他限制。在这儿，我只提一下：资源消失造成的限制，生态系统抵抗过度干预（在没有根本改变和瓦解时）能力枯竭造成的限制。最后，还有为了邪恶的目的滥用控制技术而造成的限制。这一点，我在科学和技术的两个“定律”里曾经简要地叙述过。这之所以成为限制，是由于这种滥用具有最后毁灭的性质。

面对这一切，默里·布克钦这类人的无限乐观主义就很难让人理解了。因为这切都是与我们关于世界上现在发生的事情的详尽知识结合在一起的。布克钦正确评价了当代生态现实。那么，他为什么抱着毫无根据的乐观主义呢？这种人道主义的迷信努力按照自己的想象重新设计世界，造成了一长串不断恶化的结果。人道主义支配着现在，其主导趋向是毁坏更多的土壤，造成更多的沙漠、更多的反常儿童和更多的破坏性暴力社团，制造更多的、可怕得难以想象的武器，发明更多的进行专制性镇压的技术，建立更多的把人类相互隔离开来的机构。从目前的这种现实里，怎么能推断出一个没有辛劳、技术成了“人类创造性的伙伴”的乌托邦？我所能说的只是，布克钦等人逃避了现实，完全躲到一个安慰性世界——技术田园诗的梦想中了。

那些不了解世界现状的人具有人道主义的信念，因为人道主义很容易理解。由于只看到了我们的力量，而没看到这种力量的后果，他们自由自在地编织有关奇妙的未来的幻想。奥威尔说：“力量崇拜玷污了政治判断，因为它几乎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这样一种信念：目前的趋势将持续下去。”这也适合于其他判断。在这儿，我们又碰到了卡恩家族和贝里家族——“未来学家”，他们被我们力量的短暂浪潮催眠了，他们相信一切都会继续下去。既然我们已经在月球上留下了一个高尔夫球和一份今天的手稿，我们以后就能建造太空悬浮花园，移去大批幸福的居民。不管浪潮多猛，总有退去的时候。正如未来学家所言，我们的力量浪潮在1000个地方、以1000种方式得到报偿，尽管谁也计算不出成本。

这一章没地方颂扬人类的创造性了。这会使那些习惯了人道主义常有的自我吹捧的人迷惑不解。我不想提出一种关于人类的阴郁观点，我也不想给人留下某种印象，好象我认为我们最近的成就都失败似的。不过，成功是零散的、逆着主流的，它们在别的作者写的无数著作里已经受到了充分的祝贺。现在，重要的是记住失败的方面。要是做到了这一点，我们以后将有机会适当地骄傲一番。

我知道，除了技术的世界之外，还有人类创造的世界，“人性”的世界，新老杰作的世界。老的杰作如乔托的《圣方济各与小鸟交谈》，赞美了上帝的荣耀；新的杰作如V.S.奈保罗的《比斯瓦斯先生的房子》，歌颂了男男女女的精神。对许多人来说，这个世界是人道主义的体现。我希望如此，可是，象贾纳斯（罗马人门上的神，既面对室内又面对室外）一样，或象多雷画的在地狱最底层的有三个面孔的撒旦一样，人道主义也不只有一副面孔。你要得到一个世界，就必须接受其他世界，它们都是我们创造的。这些世界相互关联，因为除了彻头彻尾的相对主义批评家外，谁都承认，虽然目前这个技术时代财富巨大、人口众多，但我们并没有象过去那么经常地创造出人性杰作。

人道主义文学有一个惯例，在严厉地批评了人类发明物之后，必定来一个“但是”。一个退让，至少是一个看得见的幸福结局，必定出现令人宽慰的局面：我们摆脱了自己设下的陷阱。我希望读者能够理解为什么我不遵循这个惯例，尽管我的想象力跟大多数人一样充满了幸福的结局。

谢选骏指出：“幸福的结局”其实就是“魔鬼的陷阱”——因为人道主义的灾难、生态环境的浩劫，正是从人类“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而不择手段”的活动中产生出来的。

 

【第四章  情感与理性】

“你怎么不到洞那边转转？”锡樵夫问。

“我也不太知道，”稻草人愉快地回答说，“我头脑里塞满了稻草，你瞧，这就是我到奥兹国里要些脑子的原因。”

“噢，明白了，”锡樵夫说，“但脑子毕竟不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

“你还有更好的吗？”稻草人问。

“没有，我脑袋很空，”樵夫回答说，“但我曾经有过脑子和一颗心。经过试验，我宁愿有一颗心。”

“一样，”稻草人说，“我要脑子而不要心，因为傻瓜即使有一颗心，也不知道用它来做什么。”

“我却愿意要心，”锡樵夫回答说，“因为脑子不会使人幸福，而幸福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

   L·弗兰克·鲍姆：《绿野仙踪》“第20号女学生竟然不能给马下个定义！”葛擂硬先生说。

……“哪个男孩子能给马下定义？毕周，说你的！”

“四足动物，草食类。40颗牙齿，就是24颗臼齿，4颗犬齿，12颗门牙。到春天就换毛，在沼泽的地方还会换蹄子。蹄子很硬，但是仍需要钉上铁掌。从它的牙齿上，可以看出它的年纪。”……

“好了，第20号女学生，”葛雷硬先生说，“你知道什么是马了吧？”查尔斯·狄更斯：《艰难时世》

诱捕或毒杀挪威野鼠是很难做到的事情。不管陷阱设得多么巧妙，不管诱饵多么有吸引力，挪威野鼠都能避开。即使把毒药藏在野鼠很爱吃的食物里，它可能在一两星期内都不被碰一碰，然后，野鼠才谨慎地吃上一点。挪威鼠的这种特性，正是老鼠这种害人动物和城市共居者为什么这么有生命力的原因之一。它们离开了亚洲的河堤，离开了其他的发源地，伴随人类到了全世界。

生物学家通过对实验室外的野生或半野生挪威鼠的研究，首次弄清了这种行为的意义。约翰·卡尔霍恩是这些生物学家之一，他称这种行为是“奇怪的物体反应或地点反应”。老鼠何时因何而进化出这种反应，我们可能无法了解，但我们能够弄清这种反应的本质，近似地了解它是如何进行的。老鼠天生不信任周围出现的新东西。人要是这样的话，就会被说成是迷信或感情用事。它是人与行为对象缺乏直接的和理性的关系时所特有的。所以，它才出现在老鼠那里。老鼠害怕任何陌生的东西，不管这些东西的性质如何。摆在鼠道旁边的空罐头盒可能使老鼠改道，即使原来的鼠道通向食物，老鼠也不再走了。在一项研究里要给老鼠喂食。当换了一个看上去形状一样的送食漏斗后，老鼠竟拖了很久才进食。奇怪的声音也跟奇怪的物体一样有效。照相机快门的咔察声会吓它一跳，而远处的猫叫和鸟躲老鹰声则没有明显的作用。甚至一个熟悉的物体有了很小的位置变化——挪开几英尺，也会引起老鼠的反应。

老鼠的行为并非全都一样，有些胆子较大。卡尔霍恩等人注意到，这些胆大的老鼠社会地位一般较低。它们是老鼠社会里从属的有缺陷的成员。例如，卡尔霍恩引用的D·奇蒂和H·N·萨瑟恩的下述观察：

“有些老鼠为了象征性的饵食，下午也会出来，而另一些则

拒绝离开隐蔽处。这些‘胆大的’老鼠弄回燕麦后常常受到攻击，幼鼠有时被仰面朝天地扔在一边，而燕麦却到了攻击者的嘴里。”

可以预期，地位低微的老鼠才最有可能落入陷阱。不知道下层老鼠为什么缺少普通老鼠的怀疑心理。这可能是因为它们更饥饿，知觉和情感较迟钝，也可能象卡尔霍恩相信的那样，是因为这满足了它们的受虐狂心理。不过，原因到底是什么，对我们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缺陷减少了它们的生存机会。那些不轻信、保守和多疑的老鼠才是健全的老鼠。胆大的老鼠是半死的老鼠，它只根据对每个境况中的直接现象的个别思考作出判断。

最后这一点值得重视，因为老鼠有某种解决问题的能力，有某种推理能力。实际上，心理学家多年来就在测验老鼠。他们让老鼠走出迷宫、解释难题，用惩罚和奖励的办法让它们学习。它们通过了这些测验。但是，老鼠并不是靠推理能力躲开毒药在陌生情势下小心谨慎的。这种能力只有在老鼠换个环境后才有用。即使老鼠的推理能力更为完善，它们也不见得更安全。要是老鼠有人那样的能力，对一盘含有当它们的面撒下杀鼠灵的食物，它们首先会干什么呢？它们不会躲得远远的，而可能会试图对诱饵进行化学分析。这种分析将表明，食物里有麦蛋白和糖，还有带着新草香气的水晶质和几乎与三叶草相同的化学成分。为了节约而在实验昆虫身上进行的毒理学研究将表明，水晶质没有增加实验对象的死亡数或得病数。这样，分析结束时，就会作出结论说，食物很安全，老鼠就会大吃一顿，但它们几天后就会死去。杀鼠灵的作用是间接的：它在化学上与维生素K十分相似，维生素K为合成肝脏凝血酶原（一种血凝素） 所必需。肝细胞误把杀鼠分子当成维生素K，凝血酶原得不到合成，老鼠就会死于内出血。昆虫的生化组织不同，杀鼠灵对它不起作用。

当然，杀鼠灵杀死了大量普通老鼠。但最谨慎、最多疑的老鼠却躲开了诱饵，或者吃的量很少，不足以致死。在毒鼠运动中，总有活下来的老鼠。因此，上面的讨论表明，老鼠除了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之外，还有一种强大的、先天的保护机制，以便对付许多危险，包括人类——有思想的动物造成的危险。

前面描述的这种先天的保护行为极其复杂，很难冠以一个简单的名字，它依赖许多传递神经和中枢神经，依赖内分泌系统的许多部分。不过，要写出来就得有名字，所以我把这些保护性反应统统归到“情感”这个名称之下。这是一个弊脚的名字，因为情感在现代社会里形象不佳，同时也因为它没有表达出反应的复杂性和这种反应对生物的贡献。约瑟夫·奥尔特曼把我所谓的精神活动的情感水平又分为三级：

第一，维持生物普通活动水平。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规律有，就象睡和醒按时交替一样。在醒着的时间里，也有放松和紧张的更换。

第二，满足动物性需要和欲望的行为，如追求食物和异性，照顾后代。

第三，“与整个个体安全有关的”、经常性的社会活动。这一点对我们最重要。

这些活动包括防御（保卫自己、领土和家庭）、侵略和形成社会关系。这类活动的复杂性和在日常生活里的重要性，是怎么说也不过分的，它的规模也极其巨大。

情感使脊椎动物（包括人）处在警觉状态，易于提防危险，对敌对或友好行为作出反应，容易感受身体的内部需要。这是大自然为使我们适应环境而赋予的机制。

如果故意抛弃它们，我们就无法活下去。妄想抛弃它们，也不会对我们更有用。以下将说明这一点。

奥尔特曼的分类表有双重优点：它不但指出了情感及相关活动（满足脊椎动物现实需要的活动）的重要方面，而且表明了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关系。因为情感水平的精神功能是由一组进化上较为古老的脑组织承担的，这些脑组织统称为“早期脑”或古脑，它们几乎象一个单元那样与它们控制的内分泌腺一道起作用。尽管我们不必纠缠那些每本教科书里都有的沉闷的术语，但读者应该理解“情感”这个词所包含的丰富含义，应该记住老鼠的教训。在有情感的动物那里，情感是正常生活和生存的必要部分。

精神活动的第二个层次在我们身上充分发展了，但在老鼠那里却很不完善。它是由大脑的认知水平完成的。它的生理定位在一组进化较晚的脑组织上。这组脑组织通称为“晚期脑”或新脑。我把这种常见的人类精神活动称为“理性”。

我们既有情感又有理性，但没把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这一点早就有人注意到了。哲学家罗德里克·塞登伯格可能是最明确地提到这一点的人。他搜集了许多关于这个题目的重要资料。塞登伯格生动、敏锐地说明了情感与理性的区别，说明了它们之间存在的张力。象所有总括、内聚的历史理论一样，塞登伯格的说明也含有值得商榷的概括，其中有些概括是我无法接受的。不过，他的主题对我没有太大的意义。对我来说，重要的是他敏锐地感觉到了情感与理性的冲突，以及这种冲突对我们的未来的意义。在本章的后面部分，我将讨论情感与理性的互补性以及和解的必要性。在这儿，我们强调的是它们的不一致性。因为要理解情感与理性之间现有的人道主义关系，必须先明白这种不一致性。下面，我先概述一下塞登伯格的主要论证，然后再简述我的不同意见。

塞登伯格的《后历史之人》是一本让人心寒的阴郁的著作。那本书一开始就描述了人类理性的产生过程， 认为理性的出现是以牺牲感情为代价的 （他把后者叫“本能”）。

“一种可以理解的趋向把人类从他与自然的原初统一（这种统一是他与即有的、继承下来的生活模式本能地一致的条件）中带向越来越有预谋的行动计划，带向越来越有目的性的合理步骤。

这种趋向包含了人类发展的基本原则。”

此外，由于社会文化“进化”能够越过很低级的生物遗传进化过程（已经进化出了新脑），从情感到理性的转变速度就可以任意加快了。可以预言，我们的新旧行为系统之间肯定会有冲突，它们很难互相适应。塞登伯格引用生物学家朱利安·赫克斯利的话说，人类独有的笑声是解除或至少暂消除这种内存冲突的正常和必要方法。不过，据塞登伯格认为，“本能”与理性之间的冲突并非平等的冲突：“两个过程显然都有偶然性，但当系统的、深思熟虑的行动取代只靠目标来调节的随意活动时，偶然性就减少了。……智力不但是有意识地解决问题的高级能力，而且，它还引入了一种达到目的的全新技术。”

这种技术就是“组织”，塞登伯格把它叫作“智力为维持社会结构而竖起的脚手架。”塞登伯格认为，组织是产生于理性的形式和结构，是我们加到五花八门的生活过程里的东西。它表现在一切生活领域：商业、运动、艺术、农业、教育、交通以及政府。它是一系列正式规定的、“有意识地创造的……受智力的基本逻辑支配的关系”，是一种“针对主要目的的调度手段”。组织“厌恶混乱”，并把混乱转变成秩序。组织是“一个不断扩张的结构，文明沿着它扩展和发展”。组织的模型是机器，但这只是静态的模型。要较好地描述组织的动态扩展，就要用另一个类比，即水温逐渐降到冰点以下时不屈不挠地蔓延的冰晶面。

“在不断扩大、越来越有竞争性的组织程序里，历史的力量肯定要趋向于进一步固定人的社会地位。这种趋向证明了冲突的各部分是不平等的，并预示了智力将支配本能：在人类追求成功和求得生存的斗争里，后来的调节技术必将支配早先的调节技术。”

在塞登伯格看来，历史自身只是两种固定状态之间的插曲：在史前时期，本能占统治地位，每天的生活都大体相同，只有季节和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在史后时期，生活将被完全组织和固定在人类制定的终极模式里。只有在本能和理性相互冲突的时期——现在正在终结的时期，才有我们叫作历史的那类变化。塞登伯格看到，我们依次抛弃了万物有灵论、地心说、来世的信仰、个人至上的信仰、上帝的信仰。

当我们的努力变得不屈不挠时，就会达到奥威尔式的结论：“摆脱这些无比珍贵的幻想只是在一步步削减人的崇高性，人本身最终从历史舞台上消失，掉到史后时期冰一样固定的终极状态之中。”

塞登伯格的分析意义深远，但他的预言不会实现。他的根本错误很简单：他低估了情感或“本能”的有用性、耐久性和必要性，忽视了理性的弱点和组织的局限性。事实上，每当出现这些错误时，他都把环境因素扣除在外，同时又曲解了剩下的东西。这些错误是共同的，它们通常联着出现。很奇怪，在理性的拥护者和怀疑者那里，都能碰到这些错误。塞登伯格是理性的怀疑者之一，但我认为他太容易受惊了。不管会有什么样的坏事落到我们头上，我们都不会成为史后冰河时代的冰人。

不管是理性还是理性的子女——组织，都没有力量把我们引到那种命运上去，情感（不管是它的有益表现还是有害表现）也不会这么有礼貌地从画面上消失。

遮住了塞登伯格双眼的东西，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很熟悉的人道主义假设的僭妄。

这些假设要是正确的话，我相信塞登伯格也不会错，因为我找不到他的分析的其他漏洞。不过，塞登伯格的著作发表于1950年——奥威尔逝世那一年。那时，战后对人类发明的信赖正处于巅峰，除了少数有识之士外，人们很少觉察到这种发明的后果和它的不合适之处。

25年之后，组织仍在许多战线上扩展并固定下来。但是，它在其他领域已经蜕变成了仪式，而独立的生活方式或生活方式的碎片却在组织结构的破裂声中大量增加了。这种瓦解没有什么模糊或神秘之处：随着组织的扩张，它就会变得极其复杂，出现大量内部关系。随后，中心控制过程就会面临由于要管理现实生活的一切方面而引起的越来越难办的问题，并要操心新的问题。组织结构自身无法完成这个任务。

控制的河岸必不可免地开始松脱，结构里先出现孤立的小地块，然后出现分裂的碎片。人们努力修补这个结构，但只能维持一段时间。现在，结构就得很大、很虚弱，发生不测事件的频率也在不断增加。每次新的修补都受到热烈欢呼，但理智和无理智的感情都在增长，局势完全失去了控制。在这个阶段，情感常要为麻烦事情而受责备。可是，理性要是真能控制象星球上的生活那样困难的事情，它也应能控制情感。

专政是巨型社会组织的顶点。现在看来，即使专政也不会比过去更持久、更稳定。组织不会比过去更好地使它们一致起来。在1950年，谁能猜到萨拉查和佛朗哥死后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政体会怎么样？到了本世纪70年代后期，独裁者的组织等价物是多国公司。但是，这种组织形式也面临着累积的余留问题。当维持这些机构的秘密津贴多得让人负担不起时，组织形式必定会由于自身的重量而崩溃。我们已经到了十字路口。在这儿，我们对自己和环境缺少合理的控制这一点再也不能忽视或隐瞒下去了；在这儿，真实世界把自己强加于幻想世界，并挨个儿推开我们的妄想。

忘记进化的相互关联性，肯定不会有好结果，一点也不会有。由于进化的僵硬性、低效性和粗糙性，我们的情感系统是在拖得很长的时间里发展起来的，并且经常在实际生活状态中受到考验。理性却不是这样。从人道主义时代开始时起，理性就前进得太快，没有受到检验。这种不幸的状况后来竟成了理性的优点和自夸之处。

我们从来也没有停下来看一看，我们的理性发明和控制方法是否能经得起检验，能在现实世界里长期使用。塞登伯格错误地认为，不但新脑能够独自控制生活过程，而且曾经起作用的旧脑和全部情感或本能系统还将完全消失。这些系统通过几十亿年的试错检验才进化出来。当代人道主义的特征在于，它认为关于人类外形和本质的生物学只是一个约定的、可以随便改动的东西。尽管事实完全相反，但这种观点现在仍然流行。

早在人道主义时代开始以前，情感与理性的二分法（自然中少见的真实的二分法）就引起了争论。芒福德在《历史上的城市》一书中指出，柏拉图有两次想要发明合理建造的理想城市——理性和计划的特有产物，而阿里斯托芬则用喜剧的严肃性取笑天文学家迈顿。迈顿的城市蓝图开始是在一个刻在圆圈里的方框。这发生在许多世纪以前。那时，科学技术还没有使理性占支配地位，还没有提出现代人道主义的主要假设：“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现在，理性与情感之间的竞争成了单方面的：情感越来越受到蔑视和嘲笑。这种工业社会的一般态度支配了生活的许多方面。我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因而不再追究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在争论中，或在会议上，“你感情用事”这种指责是一种有用的东西，它可能使对手处于虚弱的防守地位。对这种指责的回答，常常是用某种理性的证据否认它。

当代理性人道主义的观点，典型地表现在诺贝尔奖获得者、生物学家萨尔瓦多·卢里亚的《科学的目标》一文中。他驳斥了那些认为遗传重组是“神话”的批评家，但却承认科学和科学家的确给现代世界出了许多难题。然后，卢里亚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法。这种解决方法以权威的告诫开始：要更多地了解卢里亚所作的那种研究，尤其要支持它。

“为了对付人类下世纪将要面临的重大压力，为了创造适合无数后人生活的世界，我们必须尽可能精确地理解人体细胞中的一切相互作用。”

象许多科学家一样，卢里亚也不反对使用未经证明、可能错误的假设，但有一个条件，即不能直接提起这些假设。上面引文至少有三个这样的假设。第一个假设是：我们能创造一个适合于后代生活的世界。这种自负十分古怪，竟认为我们曾有过完全适合人类生活的世界（常常很美好，尽管也有不愉快和苦涩的时刻），但后来把它变成了一个不论从理性标准还是从情感标准来看都不适合人类生活的世界（极其紧张、残忍，几乎完全没有和平，巨大的破坏造成了多种威胁）。第二个假设是：我们能在一定程度上精确地理解“人体细胞中的一切相互作用”。第三个假设有点莫名其妙，它认为这种不大可能的理解竟会使世界适合于人类居住。

从这种观点出发，卢里亚（我不否认他的关心是仁慈的）接着诋毁科学家和学者在越战问题上的合作行为，并提出了他自己的解决问题方法：“进而言之，对包括科学家在内的知识分子来说，要想恢复公众对科学事业以及一般智力事业的信任，必须在恢复我们民主社会的合理性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如果我们科学家拒绝参与非正义的冒险，如果我们拒绝把自己的技术贡献给社会兽性的事业，如果我们相信使用使用我们工作成果的合理性配得上我们工作的合理性，那么，我们就会再次要求成为让所有人都崇拜、惊叹的教堂的建造者。”

多么可怜！这儿的两个主要假设显然是错误的。一个有理性的人竟会接受它们，真是令人惊讶。其中较为重要的那个假设是说，纯粹理性有能力把人道、正义与不人道、非正义区别开来。但这恰恰是理性做不到的事情。例如，理性计算可以告诉你说，核战争爆发时，只要第一次打击的规模足够大，你就会“获胜”；它还会告诉你在这种情况下，会有多大百分比的人口能够不受伤害地活下来。但是，理性自己怎么能够断定发动核战争是错误的呢？

另一个假说是说，假如理性能够指出正义之路，科学家和其他人就会被劝走这条路。本章的目的就是要证明被理性减少了的情感的价值。我不抱幻想，不认为光是情感就必然能把我们引到正确方向上去。然而如果那些极有可能掌握理性赋予的力量的人拒不承认或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动机和行动基本上还是由情感影响的，那么，危险就特别大。当科学家们在1939年意识到了原子研究可能对人类造成的危害时，伟大的核物理学家利奥·西拉德就曾经写信劝同行们监督和约束他们自己的链式反应实验。 这个请求最初没受到重视，后来又被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领导的法国研究小组拒绝了。 约里奥-居里第一个做出和描述了那种反应。法国小组的成员之一罗伯特·琼克说明了公布那种发现的主要理由：“我们事先知道，我们的发现会被报刊欢呼为法国研究的一个胜利。那时，为了争取使政府更慷慨地资助我们未来的工作，我们需要不惜一切代价进行宣传。”

这个理性的陈述隐藏着丑恶的情感——放纵的野心。难道每代人都得重新学习西拉德学过的课程？卢里亚博士从来也不想知道为什么“合理性”使他走上了这样美好、体面的道路，而他的许多同样有才能的同行（有些就在他那个研究所里）却让理性引上了十分邪恶的道路？

因此，正如我以后要讨论的，每当情感（建设性的和破坏性的都算）不被承认，从而没有受到合理分析所能提供的选择和筛选时，或者相反，每当这些精选的优秀情感不能帮助我们在许多合理方案中选出正确方案时，我们就会碰到难题。

由于只注意到了人性的一个部分——理性，而不考虑其他部分，我们给自己造成了损害。我们可能会告诉自己说，只有自愿残废，才能达到真正的健康。这类宣传今天已经很普通了，它的必然结果是支持人道主义逻辑和力量崇拜中的一般内容。

我想，这一点儿也不奇怪。因为尘埃平息后，不管结果怎么样，“逻辑”似乎总能接续任何一条独创性的研究路线。 “合理化”（rationalization）这个词来源于“理性的”（rational）这个字决非巧合。聪明人能用理性论证他喜欢的任何行为——从体面感情中选出合适的一种。

以情感为代价的逻辑辩护不但极其荒谬，而且最为邪恶。明显荒谬的例子是我们进行了大量努力，力图把普通人在直观上已经十分清楚的东西定量化，把它弄成“科学的”。为了理解它，只要有起作用的老脑和一点儿平常的人类经验，以及能把两者联系起来的理性就够了。这类东西在现行“社会科学”里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在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里则占支配地位。例如，写作本书时，“个人空间”概念在了时髦的研究课题：它讨论的是人们进行各种活动时相互间保持的身体距离。埃里克·森斯特龙和欧文·阿尔特曼在《人类生态》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评论了个人空间这个研究课题，并得出了一个“人际行为”的“模型”。他们说，这个模型根据以下三个假设：

“（1）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寻找最适宜的人际距离；（2）如果人际距离在最适宜的范围之外（太近或太远），人们就会为达到适宜范围作出补偿性反应， 同时会感到不舒服；（3）舒适距离范围和对未进入这个范围的反应，取决于人际状况以及影响个人空间的其他因素。”

尽管粗看起来这很象模仿P·G·沃德豪斯的滑稽剧，但我们仍要严肃地对待它。两位作者细心地指出（间接地），在科学前沿，测量并不总是精确的：“这个模型并没有详细说明人际关系的尺寸。原因有二。第一，作为模型的基础的大量研究结果得自实验室或模型方法，它们在自然环境下可能并不普遍。就现在的情况看，我们认为规定精确的距离为时尚早。”

但这个模型是什么样的呢？它是一条曲线，其纵轴从“不舒服”延伸到“舒服”，其横轴称为“人际距离”，从“太近”经过“中间”延伸到“太远”。这两个轴线的相互作用决定了友谊或陌生，它表达了以下主要结论：“现有的经验证据表明，朋友或相互喜欢的人愿意距离近些，但在有些情况下距离太近就是冒犯，令人不舒服，对陌生人来说，尤其如此。”在两种情况下，曲线都会有上升、拉平和下降。

这表明，即使是朋友也不喜欢互相太靠近，而做生意的人即使很陌生，也不愿意隔得太远。（当然，跳舞和性交时人际距离是零，这通常没有不舒服的感觉，这样的情况可能要归入另一种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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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注意， 森德斯特龙—阿尔特曼模型是根据100多种研究论文建立的。这些论文的典型标题是：《空间接近的补偿性反应》、《协商模拟中的性关系和调节人际作用距离的指导性规则》和《宿舍拥挤的空间行为后果》。

把理性和它的仆人——科学方法（至少是科学术语）推到不合适的地位，就会发生上述情况。象一个穿着礼服的胖子掉到游泳池里一样，结果常常是好笑的。不过，主要结论都很明白，无需多做说明。让我感兴趣的是，这个例子提出了两个辅助性的思想。第一，沿着理性主义路线进行的研究，虽然结论微不足道，但常常由于它“反对直观”的研究结果而得到巨额奖赏。人们相信这类研究结果证明了非情感的态度，说明了我们感觉正确的东西是错误的。显然，为了达到一个反对直观的结局，有些人极想限制关系，歪曲逻辑。

第二是“模型”这个词的用法。我无法理解这个词为什么突然在行为科学、政治学、 生态学、 生物化学、医学这类互不相干的领域里流行起来。它几乎取代了“假设”和“可能的机制”这类较老的术语。但我明白，模型观念将会求助于人道主义的心灵，它靠较小的、易于控制的、全是虚构的机制来对又大又复杂的课题进行抽象和控制。“模型”无论如何也不具有人类参与的意思，不具有与它意思部分相同的“假设”一词加给人类的责任。

加拿大的社会研究成了钓鱼旅行中最愉快的事儿。分析上面那类著作也同样愉快。我们先推开这种诱惑，继续讨论荒谬与邪恶的中间地带。在这儿，我们会碰到更为复杂的努力，也许是最后的努力：人们要把逻辑和理性推进它们不能去的领域。

这种努力的名字叫“人工智能”，包括用计算机的逻辑程序来复制或超过人类许多正常智力功能的尝试。

哲学家休伯特·德赖弗斯很好地批判了人工智能。他写的书名叫《计算机不能做什么》，它可以暂时作为这个高技术领域的指南。在人工智能里，有各种努力，包括语言翻译、解决问题、进行游戏和认知模式。这些区域都是事先选来帮助逻辑分析的；在德赖费斯看来，它们都有一个相似的模式：最初成功，随后失败。

“早期对简单任务做简易操作的巨大成功，或低质量完成复杂任务的成功，然后便是得偿递减，情绪低落，或在某些情况下悲观失望。……对于后来出现的失败只应依据这个领域里研究者们的期望来衡量。”

德赖费斯评论了那种乐观的期待和对人工智能的过分要求，认为“[这些]预言陷入了巴-希尔勒叫做‘成功的第一步的谬误’ 那种状态。”他指出，就语言翻译来说，除了某些原始的成功之外，并没有真正的突破，也不应该指望有什么突破。

“要翻译自然语言，除了一本机械的字典（不管它有多么完备）和语法规则（不管它们多么复杂）外，还需要别的东西。句子的词序提供的信息，不足以使一架机器确定几种理解里哪一种是合适的，周围的词（上下文）也不总能指明几种可能的意思里哪一种是作者心里想的。”

详尽地分析了这些失败之后，德赖弗斯断定，人工智能领域工作人员奇怪的乐观主义的根据在于，他们相信“人类处理信息和机器处理信息最终有相同的基本程序”。这种信念又依赖四个假设——这类假设我们现在已经相当熟悉了。第一，生物学假设： 脑及其神经细胞都象计算机一样靠开关起作用。 第二，心理学假设：“可以把心灵看作是一架根据形式规则作用于二进制信息的机器。”第三，“认识论假设：一切认识都能形式化，就是说，凡是能够理解的东西，都能用逻辑关系表达出来。”第四，本体论假设（它自柏拉图时代就发展起来了）：一切有关世界的重要事实， 都可以从其原初境况里抽象出来， 并加以贮存、使用，就是说，它们“脱离境况”并“在逻辑上独立”。不消说，这些假设并无充足的理由。根据现有的知识，它们很可能全都错了。

本体论假设造成的后果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计算机的长处在于它能贮存并处理无数孤立的事实。就葛擂硬的学生毕周给马下的定义来说，我们已经知道，把事实相加，并不会重新加出一匹马来。事实决不会回答任何问题，它们只能构成“一个中性资料的庞然大物”。人工智能工作者正在陷入一个充满了破碎信息的大海，他们的努力只是让我想起了那种想从破砖烂瓦里推出倒塌的建筑物的结构，或想从字母表重现《暴风雨》一剧的企图。

在最后的段落里，德赖费斯指出：

“过去2000年里，重视客观性，相信价值观念支配着行动，以及认为技能可以形式化和认为人们有实践活动的理论，都逐渐在心理学和社会科学里发挥了影响。人们开始把自己看作是适合于机器进行固定计算的对象。机器必定要把人类生活形式当作一张无意义的事实表来分析，而不是当作理性的灵活的前理性基础来分析。我们的冒险不会造出超智能的计算机，只会产生低智能的人类。”

在我看来，心灵不只有形式逻辑和理性。德赖弗斯可能会同意这一点。我不知道他的“理性的灵活的前理性基础”是不是准确地对应于我对人类情感的看法。不管是否如此，他都帮我们提示了理性的另一个限制，说明了理性自个儿无法让我们拥有较高层次的人类活动。

不过，上面提到的理性扩张的例子——个人空间和人工智能本身是完全无害的，尽管它们表现的思想模式对我们所有人都很有损害。但是，利用纯粹理性的非道德性质，为了邪恶目的而滥用它，却是完全可能的。这是大不一样的事情。最为声名狼藉的例子是苏联当局为了政治目的滥用精神病诊断。现在，各种持不同政见者——宗教的、政治的和社会的，都发觉自己很容易被国家精神病学家宣布为精神错乱，其中约有50人详细说明了这种特殊的医学滥用。对于铁板一块的国家来说，这种做法优于正规的诉讼程序：不必正式审判，被告就自动丧失了一切权利，监禁是无限期的，持不同政见者的朋友受到了恐吓，他们也被怀疑为精神反常。

在这一长串新式刑罚里，理性是关键要素。而理性本身就是共产主义理论里的关键要素。其实，共产主义本质上是极其人道主义的，因为它的中心观念是理性计划能够改变人的任何先在条件。谁要是这样使用理性，钻理性游离于人类总体关系之外这个事实的空子，谁就完全丧失了内在道德。在这一方面，理性与收音机或电话交换台的接线图没什么区别。因此，疾病成了简单的形式定义，成了由指定的医生写下的一个定义。在某种程度上，上面那种疾病正是定义的问题。它脱离了人类的境况，成了一种只与定义者的需要有关的抽象。

在一篇题为《你的病是持不同政见》的文章里，悉尼·布洛克和彼得·雷德韦描述了苏联精神分裂症诊断的变化。在安德烈依·斯内茨内乌斯基教授的领导下，这套新诊断标准的要害是把传统症状的消失作为精神病的指南。借助定义，持不同政见的证据成了精神病的证据。 一种新型的精神分裂症出现了： “连续形式”的“迟钝”变种。

“杰出的持不同政见者纳塔莉娅·戈尔巴涅夫斯卡娅的例子很好地说明了这个模式。她在学生时代曾患过轻微的抑郁症。在她受审11年之后，伦茨教授——任职于谢伯斯基研究所为政治服务的特别小组的关键人物，仍然声称她的迟钝精神分裂症的诊断完全得到了证明。尽管‘没有明显的症状’，尽管表现了表面上类似于痊愈的精神变化，但‘从理论上看’，戈尔巴涅夫斯卡娅仍然不能被认为是正常的。”

从逻辑上看，伦茨教授无疑是正确的。在思考孤立的理性的性质和用途时，把斯内茨内乌斯基的精神分裂症变种描述为“系统变疯计划”具有深远意义。

我想起了关于苏联精神病院的另一个观察。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是一批勇敢热情的人，我无法帮助他们，只能问一问，他们是否由于具有永恒和有力的情感，由于表现了曾被认为是人类精神的行为而受到了理性的主人的惩罚。这种高贵精神没有那种现在经常毒害它的僭越态度。

美国有没有这类滥用的现象？回答是肯定的，尽管它们的罪恶不那么残忍，不那么蓄谋已久。曾有过这样的讨论：若无小脑机能失调及其99种“症状”，根本谈不上“迟钝精神分裂症”。这也是一种为满足发明者的需要而规定的疾病。

迄今为止，我除了简要地讨论了一下老鼠之外，主要论述的是光有理性还不够，情感仍要持久长存（尽管有消灭它的努力）。但是，情感的积极方面、情感的用途是什么？有一种趋向认为，鉴于情感在较简单、较原始的时代很有用处，它在面对现代复杂的有组织的生活和技术的生活时没什么价值。要是我们期望情感根据组织条件去竞争的话，这当然是正确的，但实际上我们并不期望这样。情感必定根据自己定的条件与理性相互作用。这个条件是无限联系的条件，是广泛联结的观点，是对全部现实的重视；它不强调那些方法、短期目标、技术细节以及虚构的封闭体系的虚构目的。如果这样使用情感，情感就是现代决策的一个必要部分，与理性不可分割。因为情感提供了理性所不具备的东西。因为情感不是理性的东西就抛弃它，这无异于因为肺不能系统地表述思想就不要它。

当代关于核反应堆安全性的争论，是情感价值的范例。1975年，美国原子能管理委员会发表了一份题为《反应堆安全性研究：美国商用核能工厂事故风险估计》的报告，它是在拉斯马森指导下，由一大批科学家编成的，通称为《拉斯马森报告》。

此项研究的目的是要弄清核能工厂及其周围可能发生的一切重要事故，并估计这些事故的可能后果。用来“确定潜在事故及其发生的可能性”的技术，最早起源于美国国防部和国家航天事业管理局。它建立在著名的“事故世系图”和“失误世系图”基础之上（“世系图”指画在纸上的诸多可能性的分枝模式），它是这样的：“事故世系图确定了工厂里最初的失误。它在各种保护机芯装置和防止放射性污染环境系统运行和失灵时，检查随之而来的事件进程。用于这种研究的事故世系图规定了数千种潜在的事故道路。为了确定这些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和可能释放的放射性数量，必须检查发生事故的道路。”

“失误世系图用来规定各种系统失误的可能性；这些系统在事故世系图里已经弄清了。失误世系图的起点是确定一种预想之外的事故，如系统运转失灵；然后用工程和数理逻辑来确定系统失误的路程。所用数据包括：（1）泵、管、阀这类元件的失灵；（2）操作错误的可能性；（3）保持错误的可能性。用这些数据就能估计系统失误的可能性，甚至在没有全部数据的情况下，也能估计。”

通过这些技术，《拉斯马森报告》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是：“核能工厂的潜在事故对公众的危险相当小”。

“如果考察100个类似的工厂， 那么，发生一次引起10人以上死亡事故的机率每年是3万分之一。 至于1000人以上死亡的事故机率， 则是每年100万分之一。有趣的是，这个估计与流星击中美国中心地带并造成1000人死亡的机率完全一致。”

这是又一次保险，只要它可信的话。但是，一个完全根据逻辑技术、根据纯粹理性的事故风险估计，能有多少可信性呢？

1975年3月22日， 即拉斯马森小组润色那份著名报告的时候，亚拉巴马州布朗费里的两座核反应堆被迫紧急关闭，原因是中心控制室下面的电缆集散室的墙壁起火（核反应堆通到中心控制室的电线都集中在那里）。当一个电工点着蜡烛检查那里的漏洞时，不慎燃着了他填在墙壁上的塑料泡沫绝缘体。大卫·丁斯莫尔·科米在一篇题为《布朗费里事件》的文章里，细心地描述了这个事件。下面的摘录生动地描绘了当时发生的情况， 其中的引文来自就此事故给原子能委员会（NRC）的预备性报告：“‘D递给我手电筒， 我试着用它把火打灭。这没奏效，我又试着用洞里的破布把火闷住。这也没起作用，我们就拿开了破布。有人递过来二氧化碳灭火器，它有一个管子刚好能伸进洞里喷射，但仍然没有扑灭火；我们不得不把它撤回墙里。然后，我又用了干燥化学灭火器和别的灭火器，都没有把火扑灭。’……”

查找火警电话号码又耽误了一会通知别人的时间。……‘控制板上的指示器明晃晃地乱闪，然后暗下去，最后熄灭了。 若干警报出现了，9-3号控制板下面冒出了烟，它是机芯紧急冷却系统（ECCS）的控制板。操作者关闭了机器，这个决定只是不必要地使它们重新开始。’……12点55开始，控制和动力电源切断了；一单元机芯紧急冷却系统和其他反应堆关闭系统也没有了电源。正常给水系统失灵了；高压ECCS失灵了；反应堆核心喷射系统失灵了；低压ECCS失灵了；反应堆核心隔离系统失灵了。最后，告诉控制室反应堆运行情况的检测系统也失灵了。……正常或紧急低压泵都没有开动起来，……所以要用冷凝调压泵来临时对付。……两个反应堆的保护系统和中心检测系统在反应堆停止运行后也立刻失灵了。大多数反应堆水准指示器也不起作用了。控制测杆位置指示系统停止运行了。 下午1点21分，特种计算机也出毛病了。……弄得更混乱的是，PAX电话系统在1点57分出了故障，使控制室有几个小时无法与外界通话。…………一个换班的工程师试图开动卡多克斯系统，以便使电缆集散室充满二氧化碳，从而把火扑灭。他发现电工已经故意把发动卡多克斯系统的电力系统弄得不起作用了。……他终于接通了电源，但当汽体吹进控制室时，卡多克斯系统也完了。……‘控制室里浓烟密布，工程师等人被呛得咳嗽起来。……显然，除非通风，否则必须马上撤出控制室。’关上二氧化碳系统后，不再朝控制室里灌烟了。可是，电缆集散室的火仍然没有扑灭。……电缆一直烧了6个小时， 因为尽管亚拉巴马消防局的专业消防人员1点30分就从阿森斯赶到了现场， 但工厂雇员一直都在灭火。阿森斯的消防负责人指出：‘我告诉[工厂主管]说，这不是电力失火，能够而且应该用水扑灭。 因为二氧化碳和化学干燥都不起作用。……大约下午6点，我再次建议用水。……工厂主管终于同意了，他的部下20分钟之内就把火扑灭了。’即使作出了用水灭火的决定，还有更多的困难。由于没把水龙带从水龙架上完全移开，到达管口的水压不足。但救火者不知道这一点，他们断定喷管有毛病。他们从阿森斯消防局借了一个喷管，‘但这个喷管的螺纹不合适，无法安装到水龙带上’。”

这只是科米报道的布朗费里事件中一个卓别林式的小插曲。还有一些重大事故，如600英尺高放射性气体释放到航空警报灯失灵，没有检验危机时期的放射性气流，直到危机结束都没向当地行政长官通报，直到两天后才向当地民防协调人（负责公众通报疏散）通报。各个管理官员之间谈话的电话记录，可以作为对整个事故的恰当注解。

“……以下段落摘自田纳西河流管理局原子能生产分局主任J.R.卡尔洪与布朗费里工厂的H.J.格林在下午7点47分的谈话：

‘格林：我接到了电话，沙利文、利特尔等原子能管理委员会的检查员已经动身，今晚就会到这儿。这样，我们的一切麻烦都没了。卡尔洪：（笑）他们会帮你把一切都弄好的，我可以肯定。格林：我们可能也有违反规定之处。我们的记录保存得不多。卡尔洪：（笑）没问题！

大约晚上9点， 卡尔洪给弗兰克·朗打电话，后者正在亚特兰大的美国原子能管理委员会第二区办公室里。……

卡尔洪：……我们现在只能直截了当地说，这是一场灾难。

朗：噢，对。

卡尔洪：你知道，你要谈论电缆集散室的失火情况，就会真地碰上难题。

朗：我差不多能左右一切。

卡尔洪：对，你知道，两个单元经过同一个房间。这个房间是两个单元共用的，正如控制室是两个单元共用的一样。

朗：不必多说了。’”

正如给原子能管理委员会的报告指出的，那个工厂有两年多的时间都用蜡烛探测漏缝。与对电工的判决相反，电工知道塑料泡沫会燃烧。实际上，大火发生前两天就有过一次类似的起火事故，不过立刻扑灭了。工厂管理部门得到了这件事的详细报告。

我们再回头看《拉斯马森报告》就会发现，它谈的事故（如布朗费里事故）的可能性有点奇怪。看看两种用途相同的反应堆的“主要事故系列表”就会明白，一种反应堆有22种事故系列，另一种反应堆有28种事故系列。尽管列举了布朗费里发生的某些失灵，如核紧急冷却系统失灵，但《拉斯马森报告》没有一处提到电缆集散室失火的可能性，没有提到控制室充满烟雾的可能性，更没有提到多种失灵同时发生（象实际发生的那样）的可能性。“同样失灵”——由同一事故造成的多种失灵（正如布朗费里发生的戏剧性事件一样），在报告里被想当然地作为事故的说明。

但不知何故，他们似乎丢掉了统计数字和逻辑。报告说，“一般说来，单个系统失灵的可能性支配着事故系列失灵的可能性，而单个元件失灵的可能性又支配着系统失灵的可能性”。然而，在布朗费尔，可以说，每个能够失灵的系统几乎都失灵了，至少有一个反应堆危险地接近于熔毁。若要出现熔毁，就会使放射性气体危及未经疏散、毫无戒心的人民。对那些说“对，但反应堆没熔毁，没杀死一个人”的人，我们只能回答说，由错误引起的滑稽喜剧之所以没有变成一场灾难，不是因为人类的深思熟虑或预谋行动，而是因为碰上了好运气。

原子能委员会后来发表的50000份内部文件（根据“情报自由法案” ）不只是证明了《拉斯马森报告》的可疑。根据德博拉·沙普利发表于《科学》杂志上的文章，原子能委员会之所以选择了拉斯马森，“乃是因为它把拉斯马森看作原子能的‘朋友’。而且，鉴于拉斯马森最初提议在马萨诸塞技术研究所从事这项研究，委员会希望在原子能委员会总部里进行这项研究，以便密切注视它的进展。”沙普利引用了给原子能委员会成员的内部备忘录：“我们搜集的资料应该……有助于增强读者对原子能委员会在保证高质量的产品和高度安全活动中所起作用的信赖，它不应该引起无法回答的问题。”

人道主义者不能容忍无法回答的问题。

此外，对报告的某些评论——对报告的方法论的批评，看来是被压制下去或被忽视了。沙普利描述了马萨诸塞技术研究所丹尼尔·克莱特曼的一种批评意见：“克莱特曼写的评论包括某些应景式的赞扬，但主要部分是严厉的批评。对某些事故可能性的概率计算方法‘导致了愚蠢、复杂……和错误’。描述结果的方法使这些结果比它们本来的样子更‘惊人’。例如，他利用同样的资料计算出了机芯熔毁率，结果是：150座反应堆在20年里，‘每5年就有一座熔毁’”。

我列举了这些细节，是因为读者和我所受的教育相同，在这类复杂的情况面前，都只承认“事实”、“证据”和“理性的分析”。我们期望如此，但没有一个是必要的。我们无需布朗费里或“情报自由法案”来告诉我们《拉斯马森报告》是有害的、骗人的。常识告诉我们，没办法预言能够发生于任何系统的每个可以想象的事故，因为我们根本不可能对任何现存的或以往的系统作出完全的定义。（克劳斯已经告诉了我们这一点。）许多事情不在理性分析之内——电工拿蜡的方式，无经验的救火者没有全部展开水龙带的倾向等等。就《拉斯马森报告》来说，它除忽视了绝缘材料的危险以及其他火源的危险外，还低估了地震危险，并且根本没考虑到故意破坏的可能性。这一点也没让《拉斯马森报告》的作者不安，他们有逻辑万能这个信念的保护。他们说：“虽然无法证明这项研究已经考虑了可能增加公众风险的一切事故系列，但用来识别可能事故系列的系统研究方法使得遗漏某种重要事故，从而极大地改变整体风险成为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从理论上不能判断被遗漏的事情是否重要。怎么能估计一个未知事件的可能性或后果呢？即使能够估计，那要多少低可能性相加才成为高可能性呢？我们再次发现人们请逻辑来做出奇迹，再次发现逻辑也有其限度。

原子能反应堆是由人类建造和操纵的十分复杂的机器。对其保险性的任何明确保证自然是可疑的。每星期的新证据都增加了我们对原子能的怀疑和不信任。不信任刚好产生于情感，越来越多的人（包括科学家在内）决定抵制原子能，他们根据的是对原子能的一般忧惧。这是正确的行动方针，其实，《拉斯马森报告》本身就是对那种忧惧的回答，它本身的存在（不管其内容如何）就是一个危险信号。原子能不但是一个未知事物，而且是一个强大的未知事物。它强大的原因在于其潜在后果和现实后果巨大无比，在于这些后果流布广泛，在于这些后果和影响持久不消，在于这种影响消然默声（放射性看不见、闻不到、摸不着，它造成的癌症和遗传疾病要过一两代才能发现）。这种能源只是增加了我们对未知事物的忧惧，而我们的害怕又是有道理的。在前一章里，我把惧怕承认不可知的存在描述为人道主义的新撒旦。但是，不可知事物的确存在。与其把情感浪费在焦心地否认显而易见的事实上，倒不如把惧怕用在正经地方。有必要承认我们的知识之外存在着某种东西。如果惧怕这些未知的东西是恰当的，那我们就应该直截了当地、公开地惧怕它们。

经过若干年有选择的近亲繁殖，实验室老鼠失去了它们野生亲属所具备的大部分情感能力。它们温顺、文雅、胆大；我们甚至能从解剖学上看出它们的肾上腺比野鼠小。肾上腺是帮助动物应付压力的器官。这些鼠在实验室外活不下去，但这不成为问题，因为没要求它们这么做。在实验室里，它们常比野鼠更好地完成实验，因为它们情感较少——侵略性较小和担心不多。如果我们要想变得象实验室老鼠一样，要想打破我们具有的情感与理性间的任何平衡，那么，我们必须首先确定，我们能够为自己提供一个受控的、可预言的、类似于实验室的环境。我们肯定做不到这一点。

因此，对原子能适当与否的争论，为我们提示了情感的用途。当然，并非一切情感都有用，理性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帮助我们筛选它们。正如心理分析专家早就知道的那样，我们能够合理地、分开地决定是否让一种情感支配我们的行为。我们能够平衡情感与理性。那些善于完成这个艰难工作的人，已经达到了人类活动的较高层次。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相互联系的，因为当我们支持理性程序的事实材料较多时，我们对情感的依赖就较少。不过，这只适用于相对有限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理性能够把握一切必要元素。但是，情感是必要的，而且在较为广阔的联系里，情感还更为灵敏。情感是一种整合和概括现象。例如，它告诉我们的失业情况超出了人口统计局掌握的情况。《拉斯马森报告》那个例子证明，这不是不可知论的态度。在理性王国之外，还有别的王国。这些王国的恰当称号是“超理性”的，而不是“反理性”的。《拉斯马森报告》结尾有一段题为“现实主义与保守主义”。我看可以公正地说，这种“现实主义”的意思就是把探索活动限制在某种范围内。在此范围内，理性自己看来就能提供一切答案，这既不现实又不可靠。

还有许多别的例子也说明，感情已经被证明是行动的最好指导。我只能引用几个例子，有些极为有趣的例子与农业实践有关。据生态学家D.F.欧文说，非洲热带地区的农民常常很不愿意大量除去田里的杂草，甚至不愿意出力消灭庄稼上明显的虫害。这种态度与一切理性的论证相对立。

“有一次，我看见一个塞拉利昂人把一些刚长出新子叶的桔苗移植到户外。几乎每个幼苗上都有一个蝴蝶幼虫，这种幼虫很快就会长大，毁坏树苗。当我指出这一点时，那个人说他要找人弄死这些幼虫，但他一点也不着急。虽然他能够理解我对他的种植物的关心，但他不担心幼虫造成的损害。”

假定“原始”人在做任何事情时都很明智，乃是十分愚蠢的。那个人也许是一个不中用的农民。不过，欧文和我都不这么看。正如欧文指出的，那个人生活在一个很容易生长大量食物的地区（尽管有虫害），这个地区的农民都种植许多种类的作物，以便随时都有可以收获的东西。因此，杀死害虫是完全不必要的。我愿意进一步指出，欧文说的是几乎每个树苗上都有一只幼虫。是不是某些无虫树苗有点让虫子讨厌？是不是迟钝的进化智慧认为费劲地杀死蝴蝶幼虫不值得？很有可能。同样的话可能也适用于不愿除去杂草的奇怪现象。欧文说：“现已证明，在某些环境里，要是让一些杂草与作物一起生长，就能增加英国卷心菜的产量。这是因为杂草为各种捕食害虫的生物（昆虫和蜘蛛）提供了栖身之地，使它们能捕杀卷心菜上的害虫。……非洲农民之所以一般不特别费力去清除杂草，可能是因为他们已经通过尝试和错误发现，让杂草自然生长，反倒会增加作物的产量。”

杂草在农业上的另一个用途是为昆虫提供食物，否则，昆虫就会吃农作物。现代农业刚刚开始重新发现这个原则，例如，加利福尼亚有些农场为了把害虫诱离玉米这样的农作物，种植了“圈套作物”。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若问非洲农民他这么对待害虫和杂草的理由，答案很可能是一种感情，一种认为没有必要消除害虫和杂草的感情，而不是一堆观察资料及与之相关的逻辑推论。

非洲大商业农场实行理性的杂草和害虫控制时，结果常常十分有趣。例如，欧文谈到了咖啡场的情况。在那里，给咖啡树根加上落叶覆盖物和喷洒铜杀真菌剂，使咖啡树叶的质量变得极好，以至竟引来了一种以前无足轻重的害虫，即一种其幼虫叫做咖啡潜叶虫的蛾子。用农药控制潜叶虫的爆炸性繁殖，效果并不理想。而这还有后遗症：另一种以前无足轻重的咖啡害虫（绿尺蠖）身上的自然寄生虫被杀死了，而害虫本身却没受用来对付潜叶虫的农药的影响。滴滴涕可以杀死绿尺蠖，至少可以暂时杀死它，但我们知道，滴滴涕会促进粉蚧和网蝽这类害虫的数量膨胀。

可是要不控制绿尺蠖，它们除了会吃大量咖啡树外，还会引起真菌枯萎病，损坏植物组织。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理性之果将留下苦涩的回味。

美国也有类似于非洲农民的情感态度。反对食用食物中的合成有机物，就是这样一种感情。尽管由绿色植物（或动物）合成的化学有机物与工厂合成的有机物之间没有逻辑的、明确的区别，但上面那种感情仍然迅速蔓延开了。这种感情坚持认为两种有机物是大不相同的，而用来解释这种感情的最好的理性论证是：我们与植物共存了几百万年，体验了植物化学制品的全部作用，但我们根本没时间理解我们自己制造的化学品的全部作用。对《拉斯马森报告》中提出的全部理由来说，这种对待化学残渣的感情是有益的、合适的。例如，玉米地里普遍都喷洒除草剂，以消灭杂草。其中有些药剂进到了玉米的食用部分。而经过认真的检验，说明除草剂中有致癌因素。没人看到这一点，人们同意普遍使用除草剂。不过，1976年，有人已经看得远一些了。他们发现，玉米里的除草剂可以通过新陈代谢转化为致癌化合物。

现在，由于人们长期使用除草剂，以致要从市场上清除除草剂的话，必得经过一场艰苦的战斗。农业上常用的杀真菌剂和用来保存熏肉的亚硝酸银钠，情况也类似。

事实证明，杀真菌剂和亚硝酸银钠经过普通的烹调热度，都能转化为致癌物质。没有什么理性的方法——“事故世系图”或“失误世系图”能够事先预言这些事情，我们只是偶然发现了它们。同样，我们之所以发现男人接触很少一点二溴氯丙烷农药就会阳萎（甚至化学物品售货员也如此），乃是由于一家生产二溴氯丙烷工厂的两个工人午饭后聊天，碰巧谈起了他们在履行丈夫职责时的困难。请先考虑一下，还有多少食物中的化学残余没被我们发现或不会被我们发现，然后再反思情感的价值吧。

为各种损害我们的发明辩护的人所用的论证，与《拉斯马森报告》支持者所用的论证相同。那个报告限制了分析和探索原子能真正影响的范围。他们弄出一大堆经过挑选的资料和统计数字，以便创造出一个有限的、人为的、唯有逻辑才能起作用的环境，并在这个弹性无限大的构架里规定“可接受的风险”的界限。例如，化学家特雷费·A·克莱茨在一篇可接受的风险的文章里指出， 英国化学工业重大事故率“若不包括费利克斯伯勒， 大约是4；而若把费利克斯伯勒平均到一个10年周期里， 则大约是5”。但为什么要把杀死了28人的费利克斯伯勒尼龙厂爆炸事故排除在外呢？因为发生爆炸的房间不是有力的物证吗？因为未经许可贮存了25万加仑易燃化学品吗？因为它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吗？英国下院议员塔姆·戴利埃尔写道：

“爆炸的戏剧性图景令人终生难忘：在高温作用下漏出的环已烷形成了大片烟云。不光是化学工业的经理，而且还有无数生活于极其复杂的化学世界的人们，不管他在格兰其茅斯还是在坎维岛，在杜伊斯堡还是在克利夫兰、俄亥俄，他们的最初反应都是：‘若无上帝的恩典，我们就到那儿去了！”

我只能猜想，费利克斯伯勒可以算在重大事故率之外，原因是它没被看作是一次“普通的”或“常规的”事故。换句话说，那些惊人的事故在统计范围之外，它们动摇了理性对自己理解偶然事件的能力的信任，因而应该被忽略。

一个记者评论说，这次爆炸是“尼龙的代价”。克莱茨在评论这个评论时发现，生产尼龙比生产较老的棉毛织品风险还小。不消说，他的简要分析仅仅比较了尼龙工业的事故率与农业生产的事故率。他忘了人类为生产用于尼龙制造业的石化产品而付出的代价，忘了巨额电力要求人类付出的代价，忘了这些工业造成的污染对周围居民的损害，以及其他包括在“情感”观点之内，但在纯粹理性分析范围之外的代价。我只能强调指出，想使一切现代决策都成为“合理的”和“客观的”这种铤而走险、自私自利的企图，会使我们在大多数重要的生存领域中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并会导致荒谬的结果：它担保说，帮助我们决定未来的情感只是隐藏在公众观点深处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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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思想方式受到的奉承要不是遇到了强烈的抵抗，还会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不断增长。有些抵抗不是循规蹈矩的，它们或者导致粗暴地批评合理性的事物，特别是科学；或者导致接受非理性的科学赝品，比如占星术。占星术特别令人感兴趣，它标志着人类本性的情感方面正在恢复力量均衡（巨大的预言力量的均衡）。它似乎想不依靠沉闷，严格的科学方法而使感情变得更科学、更合理。

不过，对那种孤傲的合理性的批评，要比对占星术的批评更严厉、更有毁灭性。

C.S.刘易斯1946年发表的科学幻想小说《那骇人的威力》是一种较早的批评。尽管其中包括大量刘易斯个人的基督教哲学，但这本书主要是一种警告，警告有一种那时刚开始得到充足动量的趋向。这种趋向就是运用理性，从生活的重要方面，尤其是从现有科学活动里驱除或贬低道德考虑。刘易斯看到的这种趋向越来越成为人类力量的主要源泉。刘易斯小说中的反面人物，几乎都加入了一个半官方的科学研究机构，即著名的“国家协调实验研究所”，撒旦的化身。它最后被那种可以称为纯粹道德力量或精神情感的东西摧毁了。这一点极恰当地由“国家协调实验研究所”中语言意义的完全瓦解实现了。同时，附近地区的地震也起了有益的作用。

《那骇人的威力》写于美国和英国研究机构真地类似于“国家协调实验研究所”或“埃奇斯托学院”之前若干年。后者是一所虚构的学院，它想使自己隶属于前者。

就此而言，刘易斯显然是个预言家。只是是注意和关心这种不断恶化的趋势的人，都会带着同情和愉快的感情读那本书。我相信，刘易斯对邪恶的描写比他对救治方法的预言更为出色。正象书名提示的那样，他被纯粹理性的巨大力量吓住了。这种畏惧（也许由于是他的早期作品的关系）使他无法看到理性固有的内在弱点和限制，这正是我试图去描述的。理性的雄心有可能为一种道德情感力量所打倒，但理性组织似乎更有可能自动倒塌。刘易斯式的结局虽然很激动人心，让纯粹理性的受害者高兴，而且一般说来破坏较小，但这种结局不必然是很现实的。

由于刘易斯从道德上反对现代合理性，所以他看不到任何折衷的可能性，但折衷的观点是可能的。其实，有个生物学类比就模糊地指出了这种可能性：有某种神经纤维把新脑与老脑联系起来。这样的类比常常是错误的，我不想多说它，但大自然确实设法把理性脑与情感脑联系起来了。我们思想和行为的经验每天都在告诉我们这一点，但提醒一下并无害处。我在本章一直集中论述心灵两个要素之间的二分法，因为人道主义夸大了两者的裂缝，害怕情感，疯狂地崇拜理性。真正的二分法是：冲突永远是我们本性的一部分，但有时也可能有和平的综合。我们必须养护、促进并实践这种综合，即使仅仅把它当作一种自我保存行动。

罗伯特·皮尔西格是综合的最伟大的代言人之一。他的著作《禅宗与摩托车保养技术》极其动人地请求恢复情感在二元统治中的正当地位。尽管他用的术语——“浪漫”传统和“古典”传统——不同于我的“情感”与“理性”，但我相信我们指的是同样的基本性质。皮尔西格认为，抵制人类浪漫本性的活动，可以追溯到西方思想的早期（有文字记载的），追溯到柏拉图。柏拉图首次提议分离并抬高古典传统。到了亚里士多德，则巩固、加强了古典主义，把它形式化，同时，他还完成了拒绝和不信任浪漫精神的工作。皮尔西格书中的主角斐德罗描述了这种傲慢、狂妄行动的不可阻挡后果：“斐德罗想起了从梭罗开始的路线：‘你永远得不到你失去的东西。’现在，当他获得了根据辩证的真理理解和统治世界的威力时，他才第一次发现，人们失去的东西多得难以置信。他们建立了一个科学帝国，能够把自然现象弄成他力量和财富之梦的巨大表现。但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丧失了一个同样巨大的知性帝国。这种知性应该成为世界的一部分，而不是成为世界的敌人。”

在皮尔西格看来，我们必须回到智者哲学，回到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传统的哲学反对派那里；我们必须重新学会正确评价他们的存在整体概念。皮尔西格综合的主要方面是“优质”观念：当浪漫传统和古典传统得到恰当混合时，就会达到“优质”。他举的主要例子是一辆摩托车的维修过程。人们可以只用零件、机器、草图和说明书来修好一辆破车。但是，要想修理得很恰当，使修复后的车子耐用，使车子恢复全部功能，就需要某些更多的东西，需要有把摩托车当作一个存在物，当作某种超出零件表和设计图之外的东西的感情。优秀的机修工都有那种感情，但大多数机修工没有，在这儿没有自我欺骗。皮尔西格知道，纯粹的浪漫主义者根本修不好摩托车，他们是理性统治的世界里的被放逐者。然而，理性需要浪漫主义者，就象浪漫主义者需要理性一样。缺了哪种，都不会有“优质”。因此，两方面都要相互理解、相互宽容。例如：“‘其实，心灵的宁静根本不是表面文章’，我说。‘这是事情的全部。……我们所谓机器的可使用性，正是这种心灵宁静的具体表现。最后的检验标准永远是你自己的宁静。如果你操作机器时没有那种心灵宁静，那你就可能把个人的问题加到机器上去。

实际观察对象本身（自行车或烤肉店）没有好不好的问题。

分子就是分子，它们不遵守任何道德规则，除非人给它们加上道德规则。检验机器的标准就是它让你不满意。没有别的标准了。

如果机器引起了平静，它就好；如果在机器或你的心灵改变之前，机器一直打扰你，那它就不好。’”

这些话同样适用于原子能反应堆。

除皮尔西格外，还有其他人也从时间上追溯了情感和理性之间可怕的分裂。我在前面指出过，芒福德早就意识到了柏拉图思想的恶劣后果。此外，芒福德还注意到了后来的这类思想。他在《力量的五边形》一书里提出了科学时代（完全拒绝情感的时代）的准确观点。

“其实，伽利略犯的罪比教会控告的严重得多。因为他的真正罪行在于，他不只用一堆教会的教条和理论，而且用全部的人类经验去换取一小部分东西，即能在有限时间内观察到，能根据质量和运动来估价和解释的东西。同时，他还否认直接现实的人类经验的重要性。其实，科学自身只是这种经验的一种精致的思想派生物。伽利略把现实经验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主观领域，即他想从科学里驱逐的领域；一部分是客观领域，即理论上在人的视野之外，但通过严格的数学分析可以认识的领域。他这样做时，实际上是把意义的文化积淀看得无足轻重。但正是这种文化积淀才使数学（它本身是一种纯粹主观的抽象）成为可能。”

按照皮尔西格和芒福德的说法，人们惘然了，是否现代高速发展的各个科学领域也大多失去早先较为全面的理解了呢？

与B.F.斯金钠对历史的评论相反，这样研究拒绝情感的历史对理解现代事件是极其重要的。除此之外，就是对情感与理性的理解，这一点正是皮尔西格的主要贡献。要是出现和解的话，皮尔西格的作用将是十分重要的。

并非只有皮尔西格才相信“优质”产生于情感与理性间的相互联系。长期以来，西方宗教就包含着这种观念的成份。例如，犹太教的主要支柱《律法书》，就是由两种同等必要、完全交叉的成分构成的。《五经》代表情感或精神成分，而《哈拉卡》则来源于口传的形式规章、法律、仪式和习惯，是一种解释、整理《五经》精神的理性逻辑体系。基督教里也有类似的关系。天主教哲学家和神学家雅克·马里坦说：

“正如优雅与自然分不开一样，信仰和理性也是分不开的。人们有时倾向于忽视这一点（过去很经常。有些前辈象我们一样笨，他们一度对两个概念作出了可靠的区别，把它们放到各自的席位上，并认为把这些概念从各自的席位上拉起来，使之互相包容，是过分麻烦的事情）。不管我们许多人和我们的前辈有多么笨，事情就是这个样子，而这也就是生活：存在着不分离的区别。理性有它自己的王国，信仰也有自己的王国。但是，理性可以带着需要请教的问题，带着想要发现真实的内在秩序的欲望和对智慧的渴望，进入信仰王国。这正是神学里出现的情况。信仰也可以进入理性王国，它给理性王国带来了光明和真理的助手，这个助手更为优越，能把理性的位置提高。这正是基督教哲学里发生的情况。”

在当代人道主义者的论著里，经常可以看到他们为“情感”、“同情”、“人类需要”、“洞见”等等说的好听话，但不知怎么弄的，在人道主义世界观里，理性总是支配力量。这不是达到综合的道路。因为我们只有不断有意识地清洗思想，清除所有蔑视我们本性中非理性成分的痕迹，才能达到一种有效的综合。情感是生活的重要部分——愤怒、爱、恐惧、愉快，是日常存在的本质部分，是我们用无数死亡和大量悲剧换来的与生俱来的东西。若与情感充分合作，理性至少有可能帮助我们生存下去。若不合作，就一点可能也没有。在一篇题为《灾变的渐进论》的文章里，奥威尔以他特有的坦率和简洁谈到了这种情况。“实践家把我们引向深渊，而知识分子对权力政治的承认，首先消灭了道德感，然后消灭了现实感，从而使我们快速走向深渊。”那么还有道德价值残存下来吗？我相信有。现代驳斥利他主义的活动、对自私自利的颂扬、对成本和利润的分析的神化，都是理性胡作非为的例子。它们是短期智慧，产生的结果毫无价值。现在是重新审问理性的时候了，我们最好由《马太福音》上的问题开始：“你们有谁能靠吸收思想而长高一腕尺呢？”

谢选骏指出：作者开始懂得“回到《福音书》”这就对了。起码，这是一个正确的开始。不过，你可千万不要觉得你读对了或是理解了上帝的启示。因为《圣经》上明明写着，油蒙了心的人类，是不能明白上帝的心意的。

【第五章  自然保护的二难困境】

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他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马太福音》

人习惯于根据对自己的有用性来评价事物。既然他由于脾性和情境的摆布，认为自己是大自然至高无上的造物，那么，他为什么不应该相信他也是大自然的终极目的呢？他为什么不该容许自己有自负这种小错误呢？……如果他认为植物实际上不应该存在，那他为什么不可以把植物叫杂草呢？他碰到地里妨碍他干活的蓟属植物时，很容易把它们的存在归因于仁慈精神或邪恶精神的愤怒诅咒，而不会仅仅把它们看成万有自然的孩子——自然象他精心耕耘和高度重视麦子一样爱护这些孩子。其实，就连最平和的人做的最通达的估价，也超不出下面这个观念：任何事物至少最后会反过来对人类有益，或者，可能还会发现这种或那种自然生物的某些别的能力，以便用机器或别的方法使它变得对人有用。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建立一般比较理论的尝试》

在人道主义环境里，理性崇拜和现代版的目的因理论互相影响，互相扶持。结果，那部分不知道对我们是否有用处的自然界就被认为是毫无价值的，除非发现某种先前不知道的价值。用克拉伦斯·格拉肯的话说，自然被看作是“一个巨大的工具棚”。这个比喻很准确。它意味着，任何不能当工具或原料用的东西，都可能是废物。这种态度在我们的时代很普遍，它给自然保护论者或每个象歌德那样相信大自然的人造成了一个可怕的二难推理，即“大自然的每个创造物都有自己的存在，都是一个特殊概念，但它们合起来又是一个整体”。困难在于，人道主义世界只是零碎地、代价高昂地认可自然保护，这就是必须有逻辑的、实用的理由，才能分别拯救我们想要保护的自然界的各个部分。我们越来越经常地碰到受威胁的大自然，但又找不到保护它的理性根据。这时，二难推理就出现了。

自然保护通常被等同于自然资源的保护。这当然是吉福德·平肖所理解的意思。

平肖是美国国家森林系统的创始人，他首先使“自然保护”（conservation）这个词通行起来。资源的狭义定义是直接或间接对人有明显财富价值的矿藏。从平肖首次使用那个词以来，它的负担已经过重了。现在，不断增加的“自然保护论者”专心于保护自然面貌，保护动物和植物物种，保护物种群落和全部生态体系。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资源，尽管他们不承认这一点。

这种非资源的例子之一是受到危害的两栖动物休斯敦蟾蜍（属美洲蟾蜍）。这种平凡的小动物对人没有任何已经证实的或想象的资源价值。它灭绝后，另一种蟾蜍将部分地代替它。它消失后，预计不会影响休斯敦城及郊区的环境。然而有人提出休斯敦蟾蜍有资格列入国际自然保护联合会的濒临危险动植物表。不过，由于禁止在休斯敦公园里钻油，它的安全性已经提高了。

休斯敦蟾蜍并不需要自然保护论者的一致关注，除非人们发现了其中的迄今不可怀疑的价值。这恰恰是问题所在。缺少经济价值或缺少已经证实为有作为资源的潜在价值的物种和群落，在与自然有牢固的利用关系的社会里不易得到保护。许多自然群落，可能包括大多数动植物物种和某些驯化植物品种，已经达到或接近可利用性的极限。促使人们赞成自然保护的动力，常常是根深蒂固地相信不可逆变化的保守感情，以及变态地尊敬自然界成分和结构的社会态度。在西方型社会里，没有以这些非理性的态度作为自然保护的基础，只在罕见的情况下除外，比如，保护的耗费极小，或者不需要争夺非资源所占的空间。所以，非资源的保护者一般都试图凭借改变标签来保护他们的“无用”物种或环境：发现一种“价值”，使非资源变成一种资源。

可能最早看到这个过程的是奥尔多·利奥波德。他在《陆地道德》中说：“完全建立在经济动机基础上的自然保护体系有一个基本的缺陷，即陆地群落的大多数成员都没有经济价值。……如果有一种无经济价值的生物受到了威胁、我们又碰巧喜爱它的话，我们就会巧立名目，赋予它以经济上的重要性。”

非资源的经济价值

归给非资源的价值多种多样，有时很不自然。因此，试图把它们压缩到一张表格里，是很困难的。我的努力部分地依靠了G·A·利伯曼、J·W·亨克以及其他美国自然保护者所作的深刻分析。以下列举的价值都能归结为金钱价值，因而都能与普通商品及劳务换算——尽管这样做有时需要很高的技巧。一切价值都是以人类为中心的价值。

一、娱乐和美学价值

这是一种最流行的把价值归给非资源的方法，因为它虽然常常合情合理，但也容易被捏造。因此，它虽然在成本利润分析和环境影响报告里占重要地位，但人们却是根据自己想要等到的结果，把它随便填在流水帐的某一方面上的。这里当然包括人与环境之间的微弱关系——自然风景有金钱价值。稍强一点的关系是徒步旅行、打猎、野营等等。象西拉俱乐部这类组织就十分重视这些活动，这在一种程度上是由于它们的成员认为这些活动价值很高。例如，在澳大利亚的哺乳动物中，那些美丽、显眼、个儿大的昼行性动物（如在旅行中可以见到的大袋鼠）等到了自然保护论者的热情保护，而其中的大部分本来就过得很好。可是，较小的，不引人注目的夜行有袋类动物，如长鼻袋狸和窄脚袋鼠，却有许多面临着严重危险或近于灭绝的物种。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

任何一位集邮者或钱币收藏者都会证实， 稀有本身就提供了一种美学-经济价值。中国东部漂亮的小穆伦贝尔格塘龟数量已经很少，且又散居。保护这种龟的主要困难在于，随着它们越来越难生长，黑市上龟迷们出的价钱也越来越高，已经达到数百美元一只了。有些甚至从动物园里被盗走了。猎鹰面临的危险与此相似，但更严重。养鹰人雇用国际猎鹰窃贼从保护区里偷盗猎鹰。

那些声称有机会享受大自然（至少偶尔享受）是精神和身体健康的必要条件的人，已经作出某些十分坚决的努力，试图把这类娱乐和审美活动建立在坚实的资源基础之上。据推测，有若干组长期精神病患者从野营旅行中等到的好处，要多于从其他治疗方法中得到的。生理学上适意效果的形成少不了绿色，少不了没有人造空间的单调性的环境。

二、未发现的或未开发的价值

1975年有报道说，中国西蒙兹氏木豆油的特殊物理性质极其类似于濒临灭绝的巨头鲸油。一夜之间，美国西南荒野里的这种灌木从小资源变成了大资源。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迄今未受人们重视的许多动植物物种，一旦它们的潜在价值被发现或被开发，它们就会具有巨大的资源价值。大多数植物可能都是这样：它们除了将来能成为食物来源外，还能为工业和医学提供建筑材料、纤维和化学制品。有一本题为《从鲜为人知的植物里得到了药品和食物》的书中列举了5000多种植物，它们被局部地（不是全部）用作食物、药品、鱼毒、肥皂、香水、抗白蚁剂、制革、染料等。这些植物大多数都没被系统地研究过。经济植物学有个基本假定，认为大自然或孤立的农业村落里还有可移植的新作物，更为重要的是，还有未被发现的变种和现有作物的前身。一般都是为了找到它们才派遣考察队的。

与植物类似，动物也有其潜在的资源用途，但这种潜在用途开发得比植物还慢。

南美骆马是世界上最好的动物纤维来源之一。只有到野生骆马眼看就要从商业上消失的时候，人们才看到驯化和大规模饲养它的可能性。关于动物各种稀奇古怪的用场的报导很多：在许多工作中用黑猩猩和狒狒做非熟练工人，据说貘还被训练成了驮兽。[阿奇·卡尔在《高丛林与低丛林》中讲了一个奇妙的故事（即使不足凭信），说有个中美洲人决定用他的爱畜——貘把糖类作物驮到市场上去，但途中却把他吓得发抖：貘不喜欢游过河去，而喜欢在河底走过去。] 昆虫的全部资源潜力（如作为有用的化学副产品和新物质的一个来源）几乎没有得到探索；从紫胶虫取得虫胶是这类开发的少数几个典型例子之一。

有些物种靠着生态联系，间接地成为潜在资源。植物学家阿瑟·高尔斯顿描述了这样一个例子。北越某些村庄的农民长期以来一直把水生蕨类和水稻一块儿种到地里。这种不能食用的、表面看来没什么用处的植物，在其叶囊里包藏着蓝藻群。

蓝藻是“固氮器”，它把空气的主要成分——气态氮转化为植物能够利用的氮肥。

这种肥料溶解在周围的水中，既为蕨类又为水稻提供营养。毫不奇怪，严守蕨类种植秘密的村庄，其水稻产量肯定特别高。

当然，不能挑出那些资源可能性还未被认识的物种加以保护，但大多数或所有生物群落都包含具有这种可能性的物种。因此，未开发资源论证被用来支持那种不断扩大的运动——拯救世界上一切“类似的”、自我维持的生态系统的运动（“生态系统”是指在特定的地形、岩层、气候和地理纬度等全部自然环境中的自然动植物群落）。这种生态系统包罗的范围很广，从多石、贫瘠的加利利山（它仍然保护着小麦、燕麦和大麦的野生前辈），到世界上的热带森林（甚至到它们被毁掉的时候，我们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认识它们的木材、食物和森林产品资源）。

三、稳定生态系统价值

这一条是一场围绕自然保护的生态学理论而展开的艰难争论的核心。那场争论根据的是一种半通俗的科学观念。巴里·康芒纳很好地表述了这种观念：“一个生态系统崩溃之前所能承受的压力，也是它的各种相互联系及其相对反应速度的结果。生态系统越复杂，就越能成功地抵抗压力。……生态系统象一张网一样，如果每个网结都有几根线与别的网结相联系，它就能比简单的、没有分叉的线圈更好地抵抗瓦解。线圈要是有个地方被剪断，它就全都毁了。环境污染常常是生态联系被剪断，生态系统被人为地简化的标志。”

这就是说，保持了原初多样性的自然生态系统比打乱、简化了的生态系统更稳定。稍后我将说明这种观念为什么是有争议的。我在这儿之所以举它为例，是因为它已经成了使保护非资源、保存大自然的全部多样性合理化的主要内容之一。这个“多样性-稳定性” 概念的较普遍、较少引起争议的表述形式，将在第九条里单独加以讨论。

一个特殊的、少惹是非的看法是，多样性—稳定性假说的起源与农业和林业中的单一经营（只种一种作物）有关。我们早就知道，集约化单一经营是现代农场和林业种植的特征，它使农民较为轻闲自在，减少了耕种和收获的成本，增加了产量。

但这是以传染病危险增加和和易受虫害侵袭为代价的。根据物种多样性的减少就能部分理解这里面的道理。物种多样性的减少，造成了同类作物间距过密；间距过密又促进了病虫害的传播。物种多样性的减少，也消灭了为害虫的天敌提供藏身之处的植物。单一经营也给牧场和农场造成了麻烦，因为经营单一物种无法充分利用可用的食物资源，导致费钱的低效率。等一会儿讨论非洲野生动物场时，我还要提起这一点。

四、作为生存范例的价值

植物和动物群落，以及较小范围内的单个物种，具有一种作为长期生存范例或样板的价值。J·W·亨克说：“大多数自然系统都以其现在的基本形式运转了许多年月。相反，作了巨大改变的、由人控制的系统以往运转得很不可靠；而且就其主要方面说，今天仍然不可靠。”在这儿，经济价值是间接的：我们根据从自然系统中抽出的特征对人控系统作出良好的最初设计或对不完善的系统进行修理，从而避免问题（节省金钱）。随着人们对传统设计所抱的幻想不断破灭，这种观点越来越流行。有些人已经注意到，成功的自然群落提供了某些线索，说明了是什么样的结构性质才使它们持续生存或生存下来。H·E·小赖特在一篇论述地形发展的文章的最后一句话里指出了这种非资源的最大价值：“人类的生存可能依赖于他从研究广阔的自然生态系统中所能学到的东西。”

五、环境基线和检测价值

可以用动物或植物的污染程度——用它们的器官或副产品的状况，或只用一种或一群物种是否在某个特殊环境里出现，来规定正常或“基线”环境条件，确定污染或人为地改变生物居所这类异常的外部因素对群落的影响程序。经过若干年的研究，特定地区物种变化这类生物活动可能成为污染影响的最佳指示器，正如一个动物的行为是它的神经系统和肌肉骨胳系统健康状况的最佳指示器一样。物种变化是所有侵害生态系统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是无意识的最终结果分析。我们也应注意到，在确定一个物种作为环境指示器的用途时，它的传统经济价值就没什么意义了。要是我们参与了把非资源转变为资源的活动，这种环境指示器就成了一个重要的用途。

除了从生物学上检测水污染外，还有一些迄今“无价值的”物种被用作环境变化指示器的例子。就水污染的例子来说，关于物种指示的开创性工作是由淡水生物学家鲁思·帕特里克完成的。她研究了藻类和无脊椎动物的水生群落。她和她的许多同事一起，编出了在自然条件变化的情况下各种水域里的生物种类和数量表。

动植物的这种用途，还有些其它的例子。地衣是长在树木和岩石外表的无害的连生植物，它是空气污染、尤其是由尘土和二氧化硫引起了空气污染的灵敏指示器。

现代都市50英里范围内很少生长地衣；而早期美洲殖民地的森林却由于覆盖在树干上的地衣而被描写为白色的。过去的景象一去不复返了。常见的丁香花在周围空气臭氧和二氧化硫含量过高的情况下会得卷叶坏死病。蜂蜜能够显示其采集地区的严重金属污染程度。蝌蚪尾巴出现扭结或弯曲，可能是杀虫剂、酸雨、甚或局部气候变化的指示器。所有这一切都使人想起了古人为预言未来而考察鸟的飞翔和进食行为的活动，尽管我们无法比较结论的有效性。

六、科学研究价值

许多生物虽没有多大的经济价值，但它们所具有的独特性质却对科学研究有极高的价值。猩猩、黑猩猩、猴以及较低级的灵长类动物，由于同人有亲缘关系，所以都有这种价值。鱿鱼和那种叫做海兔的不引人注目的软体动物，由于具有独特的神经系统，对神经学家价值极大。犰狳的同卵四胎生现象和爬行蟾蜍的荷尔蒙反应，使它们分别成为胚胎学家和内分泌学家的特殊研究对象。粘液霉菌的奇特生命周期使它们深受研究细胞相互作用的化学性质的生物学家喜爱。

七、教学价值

一个相互作用着的生态系统，其教学价值可以靠指出其作别的用途时的经济价值间接地推算出来。例如，如果校内教学森林的另一种用途是建立一个设备完全的停车场，那么学校当局就可能保护这片森林。不过，要是新管理中心得到了这片森林土地，它也可以不作出这种有利于自然保护的安排。这就确立了森林对大学当局的教学“价值”。

在1971年的一个案件里，美国联邦地区法官命令纽约州国民警卫队清除哈得逊河边上的垃圾垫土，恢复从前的含盐沼泽地。他的理由之一（尽管这个理由可能不是最重要的）是沼泽从前对当地高中的生物课有用。

八、栖息地重建价值

自然系统的要素和作用关系极为复杂，远非笔墨所能记述。物种一旦消失，我们就无法从遗传上重建它们。因此，我们要是想在一个生态系统过去的栖息地上恢复或重建它，就需要一个活的、未受损害的生态系统，一个既是有效的模型、又是产生活的组成部分的生态系统。热带森林生物学家默默地假定了这一点。例如，他们认识到，彻底砍掉大片热带雨林的行为，可能使这种森林很难恢复原初结构和物种的丰富性了。在某些北温带森林中，带状砍伐（为了重新繁殖和给动物以栖身之地而完整保存中间的林带）目前正在商业木材经营中受到欢迎。完全重建生态系统的实际例子十分罕见，将来也不会多起来。最成功的例子是恢复河滩含盐沼泽的各种努力。这可能是因为含盐沼泽的生物群落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只有几种主要植物。同时，也可能是因为还有大量含盐沼泽留下来了，它们提供了动植物的来源和重建模型。要是将来发现某些受到破坏的生态系统对我们很有用，那么，这些生态系统的任何残留部分都会具有特殊的资源价值。

九、保守的价值：避免不可逆改变

这一条一般地重申了作为上述各条的基础的基本忧虑，它迟早会出现于所有关于拯救非资源的讨论中。它表达了一种保守的信念，即自然秩序中人为的、不可逆的改变（丧失了一个物种或自然群落）可能带来隐存未知的风险，可能严重损害人类及人类文明。保持自然的全部多样性吧！因为我们不知道哪些方面的多样性是我们的长期生存所要依赖的。这是奥尔多·利奥波德的基本思想之一：“单纯依据经济上自私自利的考虑而建立起来的自然保护体系是没有希望的、片面的。这种体系容易忽视许多缺乏商业价值、但对群落健康运行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就我们所知而言）陆上群落组成部分。”

利奥波德反对公开的人道主义态度，赞成隐蔽的人道主义态度。他没有逃脱人道主义的偏见。这是他那个在其他方面十分有力的论证中的一个弱点。利奥波德没有真正说明，为什么要保护那些对任何大生态系统的“健康运行”几乎肯定不必要的动植物及其栖息地。这一类绝非微不足道，它在一定程度上包括大量物种，甚至还包括一直极其稀少或始终在地理上被限制于一个小区域的群落。例如，地衣曾经无处不在。某人可以论证说，地衣在森林长期生态学中可能要起隐秘而关键的作用——证明或驳倒它几乎都是不可能的。但是，同样的论断却不能严肃地用于费比氏马先蒿。这种马先蒿是啮龙花家庭的一个小成员，它除了作为缅因州森林的稀有要素外，可能永远不会有别的用场了。

夸大和歪曲

人道主义社会发明了许多理由，证明零碎地保护那些初看起来对我们没什么价值的自然事物是正确的。前面的列举包括了这些理由的绝大部分（若不是全部的话）。

据此看来，它们都是合理化——常常是诚实的合理化，但仍然是合理化。（这里的合理化（rationalization） 指的是心理学中的文饰作用。——译者注）不管合理化的性质如何，诚实性怎样，它们通常都很容易被几乎所有人发觉，并且不易有很大的说服力。因此，它们完全不像用来为保护石油和煤这类“真正”资源进行辩护的短期经济论证那样对多数人有说服力。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要是有哪个个人或公司象对待资源一样对待非资源，那么，他们在接受第一枚杰出公共服务勋章时就可能面临着破产的危险。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结果就会是完不成增长指标，这跟从个人观点看的破产一样让人不愉快。人们不准备由于长远考虑或统计的可能性而称某种东西为资源。基于同样的理由，大多数西方人甘愿生活在原子能工厂旁，甘愿吸入石棉纤维。人道主义者不喜欢为看不见的危险担忧；在物质“舒适”存亡未卜之时，更不喜欢作此担忧。

我们要是考察一下上面列举的最后一条，即“保守的价值”，那么，困难马上就很清楚了。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价值是遥远的、模糊不清的；它防备的是黑夜里可能撞上的事情——不可逆改变造成的未知危险。不但风险模糊不清，而且即使由于丧失非资源造成的危险具体出现了，可能也无法证明其间的联系，甚至无法觉察这种联系。在有些情况下，丧失非资源明显可能引起不合需要的长远变化。即使这样，论证也可能由于太复杂和太专门而得不到广泛赞同。这种论证甚至可能与流行的信念相对立。

对这最后一点，生态学家大卫·欧文提供了杰出的（即使是无意中的）说明，公共卫生学家W.E.奥默罗德也独立地提供了这种说明。他们宣称携带牛锥体虫病的虫蝇对大量接近撒哈拉地区生活的非洲人来说可能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抑制了牛群增长，免除了过度牧食及由此造成的沙漠化结果。但消灭虫蝇计划仍在进行。

由于环境联系极为复杂，由于大自然里对象和事件间的无数关联，生态学家和环境学家也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从实际上毫无联系和因果关系的现存事件中推测未来的后果。有些人甚至远远超出了利奥波德那种有生态学根据的（即使是人道主义的）立场，假定大自然中的任何事物都是自然界生存所不可缺少的，因为进化保证了自然中的任何事物都有其重要目的或理由。例如，R.艾伦在一本科普杂志上概括了他那些严格依靠资源论证保护大自然丰富性的理由。他指出，现在的经济气候使得“只有极严格的实际论证才会取胜。胆小的生态学家担心他们宠爱的物种是完全无用的，可他们恰好不得不冒这样的风险。

无疑，系统中有多余的部分，但我们也有牢固的理论根据相信，地球上的大多数物种都有足够的理由呆在这个星球上而不去做可怜的银河系的居民。”

艾伦是说，大自然中的一切事物（几乎包括所有物种）都是相互联系着的，几乎每个事物都在保持自然秩序方面有自己的作用。因此，差不多所有的物种都有意义，都有资源价值。若消除一个物种——即使从资源观点上看是微不足道的物种，我们也很可能在某时某地、以某种方式感受到由此造成的后果。这并不是什么新思想， 它作为科学普及的日期至少可以回溯到19世纪查尔斯·巴贝奇和乔治·P·马什和论著。 巴贝奇在《九论水桥》一书的第9章里指出，“大地、空气和海洋是我们所作所为的永恒证人。……自然或人工力量造成的印迹是永远也抹不掉的。”27年后， 马什搜集了550页的例子，说明我们与大自然的相互作用造成的生态后果，阐发和扩展了巴贝奇的思想：

“从我们始祖诞生到整个人类灭绝，有死的人做出的每个行动、说出的每个字眼、甚至想到的每个愿望、打算和思想，都不只会在人类良心或造物主的全知那里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录，而且会在外部物质自然里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录（甚至被创造的理智也能轻易地认出这些记录）。因此，只要时间尚未融进宗教（而非科学）设定的永恒性中，我们大多数隐蔽罪恶的物理痕迹就一直会存在。”

当然，这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我们的每个行动都可能留下永恒的印记（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留下的信息内容肯定不足以让我们很容易认出来）。从生态学上看，的确存在着无数模糊的联系，它们大多数是不可认识的。例如，最近发现，印度洋毛里求斯岛上有一种乔木只剩下一些老树而不再长出新苗了，因为老树虽然还落下大量种子， 但种子必须先经过渡渡鸟的砂囊才能发芽。 可是，渡渡鸟（较早受人类之害的生物之一）在1681年就灭绝了。

马什指的不只是这类事情。他的意思跟艾伦一样，是说我们的行动有很大一部分会留下长久的痕迹，造成人道主义的后果——影响资源。我不能同意这一点。马什说，恒河谷的林中空地肯定已经永久性地改变了孟加拉湾生态的重要方面。这我同意。但是，约翰·巴特拉姆发现的那种美丽的野生树的灭绝（它在巴特拉姆初次看到它时就快要灭绝了），是不是还有长久的、有意义的“资源”作用呢？或者，上千种小甲虫（在它们可能灭绝之前或之后，我们从不知道它们的存在）是不是也有这种作用呢？我们能不能确定，过路鸽子和栗马会损害美国东部森林、影响它们的生命力或对我们的长远价值呢？

我们至多只能说，这类损害都可能造成可怕的后果。尽管对我和其他许多生态学家和自然保护论者来说，这种论证很有力量，但我已经指出了它的不足之处。我不太相信艾伦那种“牢固的理论根据”能够保护休斯敦蟾蜍、雨林以及其他许多生物，使它们不受我们根据人道主义幻想定出的规章的阻碍，有机会完成自己的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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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暴露了自然保护的二难困境：对于拯救任何非资源、任何明显无益于人类的大自然碎片，人道主义者通常都不感兴趣。但他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由来论证这些非资源有实际用途或潜在价值。即使这些理由是真实的、有道理的，它们也不可能有说服力。当任何事物都被叫做资源时，资源这个词就丧失了一切意义——至少在一种人道主义的价值体系里是这样。

这种二难困境的后果之一是惹得自然保护论者夸大和歪曲了非资源的人道主义“价值”。自然保护论者提起的多样性—稳定性问题（前面讨论过），就是十分令人为难、令人恼火的例子。不过，我必须首先澄清一点，即生态学家之间争论的不是保护大自然生物丰富性的一般必要性（对此很少有争议），而是康芒纳等人提出的个别理论根据——多种多样的生态系统比单调衰竭的生态系统更加稳定（在短期意义上），它们最有能力抵抗污染和其他讨厌的、人造的改变。正如生态学家丹尼尔·古德曼所言：“从实践观点来看，多样性—稳定性假说实际上并不必要。即使这种假说完全错了，仍然存在着某种逻辑上的可能性（根据最合用的证据，可能性还很大），即自然群落在进化方面的相互作用模式要是瓦解了，就会造成讨厌的、有时是灾难性的后果。”

为了理解争论的起源，我们必须追溯到伟大的西班牙生态学家拉蒙·马格利夫的经典性文章。马格利夫象他的前人一样注意到，成熟的动植物自然群落受到某种初步打扰（火灾、耕田、塌方、火山爆发等）后，其物种数目趋于不断增加，当达到最大限度时，就会出现一种独特的“顶极”群落。据说这种顶极群落在下一次打扰出现以前会一直存在，不管下一次打扰什么时候才发生。这种变化的整个过程叫做“演替”。新泽西或宾夕法尼亚荒原上典型的植物演替要以狗尾草和豚草这类一年生野草为开端。这在一两年后就会变成黄花和翠菊花这类多年生植物。随后，马上就会出现黑莓丛以及其他木质植物；然后，由飞鸟带来的种子就会生长出“早期演替”乔木——红松和黑李。经过10年或15年，红槭树或橡树这类乔木就会由周围的树木播下种子；半个世纪后，橡树、山核桃树林就会逐渐让位给喜欢荫凉的顶极植物群落——山毛榉、糖槭和黄桦。

在马格利夫看来，这种朝着顶级群落（用他的话说，是“成熟的”生态系统）发展的演替趋向，正是演替的后期阶段比早期阶段更加“稳定”的若干种证据之一。

由于他也相信这些后期生态系统的物种及物种间的联系（或相互作用）较为多种多样，所以他声称这种多样性是成熟的生态系统稳定性较大的原因；就是说，稳定性是较为复杂的群落的网状结构的结果。从这种推理就产生出了上面引证的康芒纳的类比。他把后期演替群落的强度与网的强度相提并论。结果，这个假说成了某些自然保护论者的共同观点；他们打算用科学的理由来证明他们最初的情感——保护大自然的全部丰富性，包括大量明显无用的物种。正如古德曼所言，“在比喻的底层有一种基本的呼吁。它是那种人们喜欢相信、想去相信的事情。”

甚至在马格利夫提炼他的假说时，  就有五方面的证据结合起来破坏那个假说（我在这里曾经描述过）。

第一，许多关于陆生和水生生态系统的独立研究都表明，多样性并不总是随着演替而增加，在最后阶段尤其如此。

第二，已经发现，演替过程并不总象人们所相信的那样有规律、程式化，“顶级”群落观念也象大多数这类抽象一样，只是部分地与我们在大自然中看到的东西相符。

第三，科内尔生态学家R·H·惠特克及其同事对植物联系的研究倾向表明，人们有点夸大了共存于成熟群落中的物种之间的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

第四，罗伯特·梅所做的数学分析，并没有证实康芒纳提出的直观上让人感兴趣的观念——相互作用或联系越多，系统的稳定性就越大。梅的数学模型导致了另一种结果：在把模拟的外部干扰加到系统中时，系统的要素（物种及其相互作用）越多，其中种群数量的波动越大。他发现，从理论上说，最多样化的系统也应最为脆弱；它们被人为改变的毁灭的危险也最大。

第五，自然保护论者自己的直接证据支持了梅，但反驳了最初的假说：多样化的“成熟”群落几乎总是首先受到人类强加的重大压力的影响，总是极难保护。

另一方面，马格利夫自己也卓越地描述了早期移植的物种，指出这些“不成熟”群落的居民常常很有活力，它们是机会主义的、遗传上可变的和行为上可适应的，它们的繁殖率很高。它们包括害虫、杂草和常见的野生动物，以及其他极难消灭的生物。

正如梅和其他人都已看到的那样， 多样性-稳定性假说（就这里描述的有限意义而言）是一个反向因果的实例。最为多样化的群落通常都是长期以来一直占据最稳定的环境的群落。这些群落依赖于环境，而不是相反。它们并不必然产生某种近期的内部稳定性（马格利夫假定存在着这种稳定性）。这种描述突出了自然保护二难困境的尖锐性。由于我们渴望证实世界上壮丽的、多种多样的、“成熟”的生态系统（热带雨林、珊瑚礁、温带沙漠等）有一种人道主义价值，所以我们强调了它们在稳定自己的环境（包括它们自己的组成者）、反对污染及现代文明的其他破坏性副产品时所起的直接作用。这是一种带有偏见的歪曲。这种歪曲不但使我们忽视了这些生态系统真正卓越的长远价值，而且促使人们一时掩盖了它们面临人类“进步”时的极端脆弱性。

确实，许多不同种类的“稳定性”都依赖于保持生物学上的多样性，即大自然的丰富性。今天，这一点在某些地方（通常是热带地区）尤其明显。在那些地方，土壤易受侵蚀，容易损失养分，形成砖一样的“红土”壳；在那些地方可能出现沙漠。但是，不管这些结果多么可怕，多么长久，都不可能轻而易举地说明“稳定网”假说。这不象给外行解释事情那样容易。

由寻找非资源价值的刺激而造成的夸大或歪曲，有个不那么复杂的例子。它与非洲野生动物场有关。1950和1960年代，有人首次指出，捕捉灌木丛和热带平原上的野生动物，产肉量至少相当于每英亩增加一头牛，又不会损害植被。而在干旱环境里，植被损害总是与牛联系在一起的。这个建议在生态学上是无可挑剔的。生态理论承认，有数十种土生的大草食动物，如瞪羚、角马、斑马和长颈鹿，分别以植被的不同部分或同一植被的不同阶段为食。因此，环境能够忍受这些土生的草食动物，而无法忍受同等数量或更少的牛群，因为牛都吃同样的东西。那里也不存在食物能否被接受的问题：非洲人习惯于品尝各种各样的动物，从老鼠、蝙蝠和食蚁兽，到猿猴、蜗牛、蝗虫和飞鸟，他们都吃。

只是到了最近，这种简单的计划里隐藏着的危险才显露出来。在某些非洲人部落里，牛有很高的社会价值。这使非洲人不愿减少牛群的数量。除了这种严肃的文化问题外， 主要障碍还是生态学上的。 伊恩·帕克早期的野生动物理论和后来的“捕获”计划，都默默地假定了捕获的种群数量不会超出其再生能力；换句话说，可食的野生草食动物的数量将会适应市场猎人每年造成的大量损失。这在某些生殖力旺盛的物种那里无疑是正确的，但并非所有的动物都繁殖得这么快，都能受得住这么持续的死亡率。对于各个物种的种群数量动力学和管理生态学，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还没有认识。正在进行的合法和非法开发都很少考虑到长远后果。最新的生态学研究表明，角马在每年迁徒期间的大规模牧食对长出一片茂盛的青草是十分必要的。几个月后，汤普森瞪羚就能吃这些青草了。这种我们一无所知的联系还有多少呢？

这里，问题的危险性在于，人们以绝对正确的架势假定，他们知道野生动物场会造成什么样的生态影响。这又一次体现了人道主义的僭妄：如果动物被认为是资源，并值得拯救的话，它们必定适合于开发。我们对待捕获后果的忽视，一再由休·兰普雷和其他十分熟悉东非生态情况的人加以强调。  哈罗德·海斯在他的名著《地球上的最后居所》中详细叙述了这些生态学论证，并用约翰·欧文（塞伦杰蒂猎园著名的前主任）告诉他的秩事巧妙地说明了这些论证。欧文描述了围绕返回塞伦杰蒂的2000头大象的争论，因为据说它们破坏了猎园的生态系统。应不应该把大象抓起来？这是必须决定的问题。每一方都有其辩护者：“当我从阿勒莎下来时，管理员就会带我到各处去转，并把被践踏的刺槐树指给我看。第二天，科学家 [塞伦杰蒂研究所的生态学家] 又会带我出去，并把猎园另一部分中正在开花的新刺槐枝指给我看。象粪为刺槐籽提供了肥料。”

然后，偷猎者又会造成许多麻烦。当然，大规模监督野生动物场及捕获计划会使为出售而进行的偷猎得不偿失。但大家都承认，这种监督的可能性十分渺茫。另一方面，野生动物场及捕获活动也可能影响物种的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就象偷猎或在某些情况下增加牛群数量造成的影响一样。我们通过赋予斑马、角马、小羚羊和南非小羚羊以明确的人道主义价值而保护了它们。但是，在这样仓促的保护活动中，我们可能夸大了某一种资源潜力（它们还有许多其他资源潜力），从而在保护过程中进一步危害了它们。

从上面引证的例子中得出的一个教训是，自然保护论者不能比其他人更信赖力量假设和目的因理论。他们不应假定生态学理论总能支持他们的主张；当这些主张直接涉及人道主义的客观性时，当那种近期的成本利润方法人为地限制了争论范围时，尤其不应作此假定。这样的假定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我们目前是大自然最显赫的创造物；只要找到钥匙，我们就能把大自然每一种创造物和作品变得对我们有利。正象自然保护论者使用的那样，这种假设是好心、善意的人道主义欺骗，但善意的错误仍然是错误。

在某种情况下，生态学理论（就有限的范围来看）没有支持自然保护活动。热带生态学家丹尼尔·詹森提供了这样一个例子：“有一种救治[热带地区整年都有的农业病虫害]的方法可能会让自然保护论者不高兴。在许多季节性干旱的热带地区，系统地毁灭那些为了给家畜遮荫，为了控制侵蚀和保护自然而留下来的河边及其他地方的植被，就可以很好地发挥那些地区的农业潜力。最好用棚子取代遮荫凉的大榕树。……有些研究甚至暗示，‘过度牧食’的牧场的总产量可能高于精心管理的牧场，……如果算上对照系统支付的管理费用的话，可能更是如此。”

就是说，詹森在这儿证明，生态理论很可能赋予非资源以否定的价值，把它们说成是经济上的不利条件。在这个例子里，长远的生态学考虑（诸如最后要为水土流失付的代价和与前面列举的各条有关因素）可能会反对詹森描述的短期生态学考虑。实际上，在季节性干旱的热带地区，自然保护论者要想根据生态学理论证明河边以及其他地方的自然植被有资源价值，最后肯定会使自然保护的主张受到不必要的非难。

在此，我要强调指出，本章的目的是有限的。本章是要证明，无处不在的人道主义假设如何玷污和损害了那些积极反对现代人类环境状况的人的努力；同时，还要鉴别出拯救大自然的真正的、持久的和非人道主义的理由。这并不意味着在资源论证有正当根据时我还拒绝它们。亚马逊雨林、绿龟以及其他许多种生命的确都是资源，它们对保持人类福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任何有生态学知识的人都会为这些生命损毁的景象所震惊；而我的目的也不是要把这种景象弄得不那么惊人。但这只是自然保护的一个理由。只就其有效性可能受到破坏来说，我们也不应该不加考虑地拿来使用。

附加的风险从自然保护的观点看，即使相当合理地发现从前的非资源有人道主义价值，这样做也可能有风险。事实上，发现这些曾经毫无价值的自然事物的资源作用，只是

一种准解决； 余留问题后果马上就会暴露出来。生态学家J·戈塞林克、尤金·奥得姆和他们的同事一起进行了一项研究，发现了美国东南海滨潮汐沼泽的“价值”。

这项研究尽管在科学上十分高雅，但仍可以作为对这些风险的一个说明。

那项计划的目的是要根据潮汐沼泽的有形资源性质来确定它的金钱价值。因此，没有考虑美学价值。被研究的性质包括：潮汐沼泽清除海滨水域污染物的作用（一种三级污物处理），进行商业性水产养殖的潜力，以及其他各种难以定量化的功能。

经过计算， 完整无损的沼泽的最终价值是每英亩82940美元。尽管计算方法十分复杂，极其思辨，肯定要引起某些生态学家的怀疑，但我愿意完全承认它。含盐沼泽地是价值的。

难道使人们注意这种价值就是保护含盐沼泽的最佳方法吗？如果某个特定的沼泽竞争使用时的价值小于完整无损时的价值，如果它为公众占有，回答可能为“是”。

但发现价值可能是危险的；实际上，人们可以毫无阻碍地放弃人道主义假设。

第一，在使用沼泽地的过程中，任何价值较高（不管差别多么微小）的竞争使用都会得到优先权。因为大多数竞争使用都是不可逆的，后来沼泽地价值的相对增加来得太迟。一般来说，我们不会为了恢复潮汐沼泽而拆毁豪华的多层公寓。

第二，价值变化了。例如，要是发现了一种新工艺，三级污染处理突然不那么费钱了（或者要是污物获得了原料价值），我们就会突然发现，潮汐沼泽不象以前那样有“价值”了。

第三，那项研究含有这样的意思：潮汐沼泽有价值的和无价值的性质都被我们认识到了。反过来说，这意味着含盐沼泽那些没归到传统价值上去的性质就是不重要的。这是危险的假设。

第四，C·W·克拉克计算出，从直接开采、甚至灭绝某种资源中得到的利润，在经济上优于那种完整无损的资源所能产生的长期、持续的利润。捕鲸业、尤其是日本的捕鲸业已经证明了这个经济学原理。日本人已经认识到，由商业性快速灭绝鲸鱼得到的金钱，可以再投资到各种“种植”工业中去。这样，总的利润最后要大于限量捕鲸（为使它们无限期地生存下去）的利润。换句话说，发现某种自然事物的价值，并不能保证我们会合理地保护它。相反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着。

有了这四种反驳，事情就很清楚了：即使把非资源合法地规定为资源，也存在着风险，就象在保护传统上公认的资源时过分强调人道主义的成本利润方法会有风险一样。在人道主义体系里，不会有对大自然的真正保护。那种想法在字面上就是矛盾的。

   ※  ※  ※  ※  ※

还有另一种风险：每当计算“真正的”价值时，人们就有可能（甚至有必要）为了那种渎神的事业——确定自然保护的优先权而把大自然的各个部分分出等级。由于那种为潮汐沼泽设计的金钱价值常常并不适用，人们就要设计其他分等方法。人们决意机械地、客观地使用这些方法。

为了评价得克萨斯州疏树草原的价值，F·R·格尔巴赫发现了这样一种分等系统。在格尔巴赫的系统里，总计得分的项目有：“顶级状况”、“教育上的适用性”、“物种意义”（濒临灭绝、当地特有的稀少物种）、“群落图象”（群落包括的动植物数量和种类）和“人类的冲击”（现实的和潜在的）。这些项目的重要性依次增加。格尔巴赫显然相信，若无额外的人类作用，这个系统产生的分数就可以用来确定自然保护的优选权问题。他说：“有人提议，要是有捐款的话[给得克萨斯州的]，那么，只有自然区域得分数超过自然保留地中同样或类似群落的平均分数的地区，才能得到它。”

英国和美国都有其他的分等系统；还会出现更多的系统。

给大自然的各个部分分等，有两种危险。这些危险妨碍了这类系统的非批判的、机械的使用。第一，存在着知识不完备的问题。要想认识大自然中任何一个事物的所有性质，是不可能的。存在物（即自然群落）越复杂，我们知道的就越少。例如，有一种很吸引人的做法，即在输入计算机时，只用“低地漫滩落叶森林”来描述一个群落的特征。可是，这种描述，特别是简短的、“客观的”描述，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的抽象。它们被设计出来，是为了便于谈论植被，而不是为了便于决定如何利用植被。假定任何分等形式系统都能起到替代物的作用，都能代替对土地的感性认识， 代替有关土地在今天或此后100年里的意义或价值的人类感情，实在是僭妄之至。

第二种危险在于，形式分等可能以无法让人接受的方式完全不必要地使大自然与大自然对立。难道将来有一天会要求我们根据相对分数在得克萨斯大丛林和帕洛弗迪大峡谷之间作出选择吗？判断一个特殊的群落或物种是否需要保护，不必依赖于别的东西是否需要保护。资源的有限性可能要迫使我们违心地作出选择，但分等系统怂恿并合理化了这种选择。这里存在着区别，正如有的科学家为了进行研究不得不杀死老鼠，而有的科学家却为了杀死老鼠设计实验一样。但是，分等系统越形式化、概括化，它们可能造成的损害也就越大。

在西方自然保护的文化中，只有一个描述比现在发生的事情更重大。它涉及濒临灭绝的物种。它不排除任何一个低优先权的物种，据说也没有一个物种受到遗弃。

“洁净的畜类和不洁净的畜类、飞鸟并地上一切的昆虫，都是一对一对的，有公有母，到诺亚那里进入方舟，正如上帝所吩

咐诺亚的。”（《圣经·创世纪》）

这是一个极好的先例。

把资源价值归给非资源非经济价值

试图通过发现非资源的经济价值来保护它们，造成了一个双重束缚的局面。大多数非资源的价值是间接的，是在避免代价高昂的难题的意义上说的；要是失去了非资源，那些难题就会出现。这正是双重束缚的基础。一方面，如果非资源毁灭后没有发生灾难，自然保护论证就再也得不到信任了。另一方面，如果被认为是非资源的东西灭绝后发生了灾难，那么，也可以证明，要想证明两个事件之间的联系是不可能的。

避免这种双重束缚的方法是认出一切自然群落和物种中固有的非经济价值，并赋以至少等于间接经济价值的重要意义。可以把这类普遍性质首先描述为“自然艺术”价值。伟大的自然主义者和自然保护论者阿奇·卡尔在《乌伦多》一书中卓越地表述了这种价值：“如果埃及人挖掘金字塔或法国人让顽童随便在卢浮宫扔石头，那就会引起世界性的愤怒。如果美国人在科罗拉多大峡谷筑坝，也会引起同样的愤怒。崇敬原始风景，是人性的一个方面。

它是基本的人性。从人类的观点上，艺术作品和自然作品的价值没什么区别。不过，还是有区别。……任何艺术都可能在某一天以某种方式被取代，但十分和谐的大平原景象却永远也不会被取代。”

这种观点很不寻常，不同于某些习惯性的想法，但它显然正在流行起来。在一篇论述大西洋雨林中在种色彩丰富的小灵长类动物——濒临灭绝的巴西狮毛猴或狨猴的文章里， A·F·科伊布拉-菲尔霍坦率、深刻地陈述了自然艺术观念，他的看法明显类似于上面的引文：“单从经济上看，即使三种巴西猴灭绝了，也算不了什么。虽然它们能够用作生物和医学研究中的实验动物（从前用过），但南美还有多得多的物种同样适合于实验要求，或者更加适合。

狮绢毛猴能够在动物园实际展出，但多数参观者是否会注意它们，很值得怀疑。不，看来想要拯救它们以及其他类似动物的主要理由在于，任何一个物种的消失，都是全世界的巨大美学损失。这也许可以比作著名画家或雕塑家的一件伟大艺术品的毁灭。不过，单一物种的进化不象人造的艺术品那样，它是一个花费数百万年的过程，它永远不能重新复制。”

与人工艺术不同，这种自然艺术不论直接或间接都没有经济价值。没有人能够购买或出卖它的艺术品质，它也不总能促进旅游业的发展。要是对它置之不理，也不会因此损失一丁点财物、劳务及别的既得利益。它不同于前面描述的再造与美学的资源价值，涉及的是那些旅游者从未涉足的群落或物种，以及在粗心的检查中未被发现的性质。

其实，摆脱了那些与资源论证相联系的难题以后，自然艺术就成了自然保护的理论基础。不过，就其本身来说，它有点不自然，有点混乱。首先，它又引起了我在前面讨论过的分等问题。如果与艺术的类比有效，我们就不会指望大自然的一切部分都有同等的艺术价值。许多批评家会说，埃尔·格列柯是比诺曼·罗克韦尔更伟大的画家，但能说塞伦杰蒂大平原的艺术价值大于新泽西松沙地或兰开夏的安斯戴尔-绍斯波特滨海沙丘吗？

即使我们承认自然保护的艺术根据没有鼓励这种比较，它仍然不正确。因为自然艺术概念仍然根源于同样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世界观，而这种世界观正应该为自然界（包括我们自己）的现状负责。如果自然界仅仅由于能够从艺术上刺激我们才应受到保护，那我们还是由于自私的缘故才保护它。人类对待大自然的态度，还象仁慈的父母对待美丽而又顽皮的孩子一样，带有恩赐和优越的成分。这种态度与生态学谦卑而又鼓舞人心的发现不相符合，与那种强调人和大自然的关联性及关联的极端复杂性的生态学世界观不相符合（现在，这种世界观成了自然保护主义思想大同盟的特征）；它也与那种不断扩大的、本质上是宗教感情的同盟不符合；这种宗教感情从非科学的方向接近了同样的立场——人与自然关系的平等性。

诺亚原理

自然艺术的倡导者首先指出，为了论证自然保护而提出的某些经济理由无法令人满意。这帮了我们大忙。不过，为了论证自然保护，还需要更多的东西，需要某种不依赖人道主义价值的东西。生态学奠基人之一查尔斯·埃尔顿指出了另一种非资源价值，这种价值是自然保护的终极理由，是唯一不能放弃的理由：“[自然保护的]首要理由实际是宗教上的理由，尽管人们通常不把它看作首要理由。世界上有数百万人认为，动物有生存和自由发展的权利，或者，它们至少不应该受残害或被灭种。有些人甚至在这种想法可能危害自己时，仍然相信它。”

群落和物种的这种非人道主义价值在陈述上极其简单：它们应当受到保护，因为它们存在，因为这种存在本身就代表了极其古老、庄严的历史延续过程。应该认为，在大自然中长期存在，本身就包含了无可怀疑的继续存在的权利。存在是大自然各个部分唯一的价值标准；测量某种东西价值降低了多少，最好的方法是看存在物的数量减少了多少。如前所述，这种估价“可保护性”的方法十分古老，而且按理说应该叫做“诺亚原理”，因为诺亚第一个实践了它。在那些否定现代生活的人道主义基础的人看来，根本无法断定大自然的任一部分是否比其他部分更有“价值”，因此我们应象诺亚那样，不必费心进行评价。

最近，有一种观念变得越来越流行，即由非人的存在授予权利的观念（它正在遇到越来越强烈的反对）。我只举两个例子。在一本名叫《树木应该长期存在下去吗？》的著作里，C·D·斯通介绍了一桩诉讼案，这桩诉讼案争的是森林、河流等，除了属于与自然存在相联系的人类的利益之外，是否还有法律上的权利。斯通把地球描述为“一个有机体，人类只是它的器官之一”；因此，他正式地扩展了利奥波德的土地价值，并证明这类非比寻常的诉讼案是“拜勒姆河等对纽约切斯特港村等案”。斯通争辩说，一个法人都能拥有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能够通过代理人进入法庭（有“地位”），为什么河流不能呢？有一项美国最高法院的少数派判决引证了斯通的论著，这可不能小看。我看他的建议在人道主义彻底崩溃以前不会有太大的进展。不过，大自然有法律地位这种观念的弱点在这儿并不重要；单是这个观念在这个时代出现，就具有深远的意义。

在一篇为保护天花病毒这个濒临灭绝的物种进行论证的文章里，伯纳德·狄克逊提供了诺亚原理起作用的极端例证：“人是进化的独特产物：人能有意识地（不管根据逻辑还是根据情感）影响进化过程。因此，我们有义务关心其他物种，不让它们灭绝。……有些人可能会高兴地向剧毒病毒或细菌道别，但他们却对彻底消灭某种‘高级’动物（不管是老鼠还是鸟、蛋）深感不安。其实，正是这些动物把那些细菌传给人的。……如果把个头儿和危险度向上移一移（天花病毒、伤寒热杆菌、传染疟疾的寄生虫、血吸虫、蝗虫、老鼠……），那么，自然保护的意义又在哪里？实际上，这里划不出一条逻辑的界线。自然保护论者提出的每个论证，都适用于有害动植物和致病细菌，就象适用于鲸鱼、龙胆和火烈鸟一样。甚至最微小、最易传染的病毒也有资格要求保护。”

在文章的其他部分里，狄克逊为保护天花这种资源（尽管不是为生物学的利益）作出了有力辩护。不过，非人道主义的“存在价值”论证更加重要。

查尔斯·埃顿提出，保护自然的多样性有三种不同的理由：“因为它是人与生物之间的正常关系，因为它提供了扩展经验的机会，因为它趋向于促进生态稳定性——对入侵者和本地种群数量爆炸的生态抵抗。”

他指出，这些理由可以协调起来。把它们结合起来，就可能产生一种“人与自然共存的明智原则”。自从这些话形成文字以来，我们一直忽视了自然保护的各个基本理由间的协调性，认为那种首要的或宗教上的理由让人为难或不起作用，因而不理睬它；我们只依靠理性的、人道主义的和“硬梆梆的、科学的”价值证明。

我不打算怀疑对大自然的一切经济的和自私的使用，也不打算建议大家抛弃自然保护的资源理论。在一定范围内，自私性对任何物种（包括我们自己）的生存都是必要的。此外，要是单单依靠非资源动机保护自然，我们就会发现，即使假定世人的看法和物质欲望保持现状，也可能马上就没有自然保护了。但我们在使用资源论证时太粗心了：我们为了近期目的歪曲和夸大了它们，并让它们混淆和支配了我们的长远考虑。我们可以正当地使用自然保护的资源理由，但必须永远把它们与非人道主义理由一起提出来，而且还应明确，后者无论何时都比前者重要。如果一个群落或物种对人类没有己知的经济价值或其他价值，那么为它捏造虚弱的资源价值就是虚伪的、轻率的，因为本来就没有必要放弃自然保护的努力。它的非人道主义价值足以为保护它提供正当理由，但未必能在这个魔鬼缠身的人类文化中保证它的安全。

在这一章里，我试图表明人道主义陷阱的极端复杂性和狡诈性。他们问：“你热爱大自然吗？你想拯救它吗？那好，告诉我们它的用处吧。”摆脱这种陷阱的唯一方法（如果有方法的话），就是粉碎它，彻底否定它。这是最终的实在论，我们迟早会到达那里。要是早一点的话，痛苦就会少些。

只有在普遍的文化态度改变之后，非人道主义论证才会受到应有的重视。象人道的社会这类在道义上得到支持的传教运动近来发展得很顺利，但是，我不幻想在缺少某种全面灾难推动的情况下，我们的浮士德式文化可能发生伦理上的变化。

并非所有的问题都有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法。我觉得不一定非要在这儿预言一种解决方法不可。一方面，自然保护论者要是仅仅利用资源方法，他们一般不会成功，而且还常常会损害自己的事业。另一方面，人道主义论证和非人道主义论证的埃顿式的结合也可能失败；如果这种结合成功了，那可能是由于自然保护论者既不指望也不控制的某种力量起了作用，正如芒福德在《展望》中所暗示的：“决定未来的最重要因素常常是非理性的。‘非理性’这个词的意思不是主观性或神经过敏，因为从科学的立场上看，任何微小的数量或个别机会都可以被看作是非理性的，因为它无助于统计处理和重复观察。在这个题目下面，我们考虑未来的时候必须估计到奇迹的可能性。……奇迹的意思并不是指自然秩序之外的某种东西，而是指发生的事情极不常见，造成的变化十分彻底，人们无法把它包括在任何统计的预言里。”

但是，假使文化态度发生了这种预料之外的变化，那些已经拒绝了人道主义自然观的人至少为利用环境的有利条件做好了准备。不管结果如何，我们都会由于自己的诚实而暂时获得小小的个人满足。

谢选骏指出：“自然保护”的呼声虽然谴责了人道主义，但其实质还是人道主义的——为了人的利益及其长远未来而进行“维持生态平衡”的努力。须知，这种动机并非出自善意，而是发自“极端自私的无限扩散”。

 

【第六章  愤世嫉俗与拒绝人道主义】

他们的讲道是道德上的劝告，没有抽象的概念，都是实际有用的东西。由于讲道者的道德崇高的和禁欲主义的品性，讲道更使人受到感动。……他所用的最有力量的论证不是地狱和炼狱的威胁，而毋宁是“诅咒”的当前效果，由于人们对于恶行的诅咒而在个人身上造成的现世灾害。……只有这样，坠入情欲和罪恶的深渊里的人们才能忏悔改过——这是这些讲道的主要目的。——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

要是有人追踪它的心理根源的话，我相信他会发现，“不依附” 的主要动机是逃脱生之痛苦、 首先是爱之痛苦的欲望。爱（性爱或非性爱）是艰难的工作。这里没必要争论精神方面的东西或人道主义的理想是否“更高级”。问题在于它们是不相容的。——乔治·奥威尔：《论甘地》

我开始震惊和迷惑于过去的孤独。那时，我脱离了一切人类交往，全无拘束，极其忧郁。我寄托于哲学，以为自己是粗野的怪物，不能融合于社会。我渴望跑进人群，找到保护和温暖。但我不能说服自己与这种残缺不全的人来往。……我已经宣布，我不满意他们的体系。要是他们表示憎恨我和我的人格，我能感到惊讶吗？——大卫·休谟：《人性论》

对人道主义的批评并不新奇，虽然这在我们的时代已经很不寻常了。人类酝酿和创造的各个周期，总为邪恶提供了机会；邪恶也有自己的发明天才。于是，就会出现某种反应：“道德崇高的和禁欲主义的”讲道者起来并活跃一时；他们之广为人知，不只因为他们批评了罪恶行为，而且还由于他们批评了其他创造物，预言了世界的末日。一般说来，这样的批评是短命的，公众不会长期忍受它。因为这种自我否定的改革马上就会令人疲倦、令人厌烦、令人不快，最后还会变成威胁。这时，反人道主义的讲道者就会受到抵制，有时是暴力抵制。但是，不会再恢复这些讲道者出现以前的局面了，因为社会已经发生了变化，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在新时代里，旧的冲突可能没有多大意义了。

宗教改革以前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就是这样的时代。它的杰出人物是佛罗伦萨修士吉洛拉谟·萨伏那洛拉（1452—1498）。萨伏那洛拉领导了那场反人道主义的十字军战争。布克哈特谈到了这一点：“他自己认为他的影响是神的启示的结果，所以不必自夸就能够给讲道师的职务以一个非常崇高的地位，讲道师的地位在伟大的天使辈中仅次于守护神。”

反人道主义者的批评，包含并渗透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全部社会结构里。他们攻击教会（包括他们所属的组织）的堕落。他们攻击国家的堕落——萨伏那洛拉自己就经常预言美第奇家族的覆没和意大利的毁灭。他讲道时反对科学（那时科学很难说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反对过多的书籍和知识。他在市政厅广场建了巨大的金字塔式的台架，在台架上焚烧的不但有那些可预言的东西，如“假须、假面具……妇女的装饰品和化妆品，香料、镜子、面纱和假发……琵琶、竖琴、棋盘、纸牌”，而且还有佩特拉克和薄伽丘的作品（包括贵重的羊皮纸版本和装饰精美的手抄本），以及波提切利的绘画。反人道主义者只有一个行动是完全建设性的，即宣扬和平。这带来了宿敌的公开和解，使人们放弃了家族复仇的誓言。但即使是这个行动也包含着对人类本能的压制。在经历了疾风暴雨般的一生之后，萨伏那洛拉最后被公开烧死了，酷似那些他所鄙视的人道主义创造物。

自从费洛伊德时代以来，人们在论及这类周期性的反人道主义现象时，通常都不相信行为者们宣称的动机，而在行为反常者的个人生活里寻找深层原因。当这些行为涉及对社会主导趋向的批评时，当某个批评者明显超然于其他人之外时，寻找深层原因就特别艰难。从预言家耶利米时代（无疑还要更早）以来，反人道主义的浪潮就冲击着人类文明。在这些浪潮中，运动的领袖表现并重复了同一种心理学模式：深深的、充满了憎恶和愤怒的不满（有人或许会走得更远，称之为愤世嫉俗）。

在他们那里，我们总是发现世界末日的预言。

当然，任何人类行为都能用这种方式来分析，因为一切行为都有多种动机层次。

不过，这种研究的结果常常毫无益处，只是混淆了意见的正当分歧。但是，反人道主义并不正当：它诬蔑社会，批评多数人珍爱的发明，降低人性在我们心目中的力量，预言社会大动荡和大破坏，暗示某些牺牲和社会变化可以避免那种最坏的结果——它所预言的世界末日。这一切，都特别适合于今天的反人道主义。因为今天的社会有比萨伏那洛拉时代多得多的人卷进了人道主义行为，因而会遭受想像中的报应。在这场战斗中，没有旁观者。

我为什么拒绝了人道主义，从而把自己与大多数人分隔开呢？对其他星系的非人类观察家或对1000年后的批判历史学家来说，这也是显而易见的、真正的争论问题吗？或者，我在世界里看到的退化，实际上只表现了我的内部状态，表现了我的神经过敏症——“世界末日综合症”（约翰·马多克斯用在不怎么奇妙的书的奇妙书名）的歪曲的结果？它仅仅是对奥威尔所谓“生之痛苦”的反应吗？

奥威尔的论著激励和指引了本章的写作。奥威尔在自己著作的各个地方都深切地关心着这种问题；这并非因为他是一个非人道主义者，而是因为他经常献身于大量社会记述和社会预言，并不断致力于改进它们的精确性。在1944年12月写给《党派评论》的《伦敦来信》中，他说：“人们不能逃脱自己的主观感情，但至少能够认识它们的状况并为它们留余地。我想要这么做，尤其是现在更想这么做。因此，我打算把我最近的信件寄给你们。这些信件大体上是从1942年中起，直到现在。它们比以前的信件更真实地描绘了英国的发展。”

重要的是要知道，人们在什么时候用某种满足个人需要而不顾是否与外部现实一致的内部计划玷污（奥威尔用语）了诚实的、平衡的世界观。达到这种意识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需要情感与理性之间的高度合作。正确的道路狭窄得很，两边布满了陷阱。一边的危险是只抓住事实，不管前后关系；另一边的危险是用纯粹的情感构造世界观，这导致了那种奥威尔叫做“不顾事实的手淫幻想”的思想和观察。

后一种极端与我们这里的问题有关。不过，在考虑这个问题时我们要记住，问题不是抛弃一切情感，而辨别出那些无益于我们或有害于我们的情感。换句话说，这里的策略是要在不摆脱灵魂的情况下摆脱玷污。这并不容易。

我们的行为有多少动机，玷污也就有多少原因。把它们编目、分类，乃是无益而乏味的想法。举几个例子有助于说明其中的问题。

最简单的玷污动机是奥威尔所谓的“愿望思想”。在《民族主义笔记》里，他看到了民族主义思想习惯是倾向于认同于一个特殊群体，并使个人淹没在这个群体中。这种思想习惯容易混淆民族主义梦想与现实的区别。某人会把他希望发生的事情当作实际发生的事情。当然，这个人不一定是沉溺于愿望思想的强烈民族主义者，但一个友好群体的怂恿会促进自我欺骗。

虽说并非到处都有大量的非人道主义者，但的确有一些人（甚至很多人）抱着与人道主义的反对者相同的信念、梦想和厌恶，的确有与人道主义的反对者意见相同的敌人：自然主义者和自然爱好者、反技术主义者、各种自然保护论者、人民党分子、某些宗教人士、憎恨官僚制度和个性丧失的人，等等。他们的愿望在于证明这样的信念：现代社会运转失灵了。组织即使没有瓦解，至少也进入了衰退阶段。

在这方面，他们把现代社会的任何失败（不管这些失败多么微不足道、多么暂时）都看作是一个预兆，并为这些失败高声欢呼，或者，至少暗暗高兴。在这些的影响之下，人们很容易被自我维护的感情冲昏头脑，失去正确认识事物的能力。不过，到现在为止，组织或人道主义的发明物毕竟还没出现全球性故障（至少没出现明显的故障）；而且，不可否认，大多数公开承认人道主义和“进步”的国家里的居民，要比这个星球上的其他居民寿命更长，生活更舒适。

玷污的另一个动机产生于一种越来越普遍的挫折和无能为力的愤怒感情——一种知道自己无力影响威胁性力量的特殊愤怒。一个原子能反对者明知他的钱要用来支付核技术人员、原子能公共关系人员的工资和他们的巨额花费，却不得不缴纳大笔款项时，就会产生这种愤怒感情。当你和一群愤怒的人在公共集会上听那些由税款供养的联邦工程师们说，你反对建造“防洪”堤坝，是因为你住在高地，而不管别人死活时，你就会产生这种感情。当人家告诉你说，你那个在幼儿园里的女儿必须由心理学家来测验一下，看她能否进入学前班（尽管她和她和老师都说能够）时，当科学认可了你女儿升级，而却要为“专家”咨询掏钱时，你就会产生这种感情。

当你看到你们镇上的超级市场不断扩大，可基本食品种类却在减少时，你就会产生这种感情。你这种感情也会产生于以下这样的时刻：你认识到，为了维护那种把小杂货商和肉品商赶出商业领域的“效率”，这个超级市场必定支持一个巨大的食品加工和购销经纪人网络；这些人大发其财意味着农场主利润减少，这反过来又意味着只有使用现代高产方法的大型农业综合企业才能生存下来；这最后还意味着，除非你有很多钱或住在有机食物合作社附近， 否则，你就无法买到没有二乙硫或PBB的牛肉、没有二溴氯丙烷的胡萝卜、没有四环素的鸡或没有阿特拉津代谢物的谷物；你也吃不到不以消灭蜜蜂、蝴蝶、蚯蚓为代价的苹果和土豆。

许多人对非正义着了迷。他们知道，采取有意义的行动反对这种非正义有着巨大的私人困难；他们甚至知道困难在哪里。对他们来说，全球毁灭的预言，或者缓和一点，全面经济崩溃的预言和现代社会瓦解的预言，可能是一种秘密的安慰。这种动机虽然可以理解，但却显得肮脏、可耻。它有一种令人作呕的气味。这种软弱性一点也不英勇，不鼓舞人心；它使某个人从旁观的立场说出关于敌手的可怕事情。

奥威尔极其优雅地把握住了这种感情。他在《狮子和独角兽》里写道：“那些不负责任地挑剔的人从来没有处在权力位置上，他们也从来没有指望处在权力位置上。”

他没有提到反人道主义或世界末日预言，但他的话完全适用于它们。

在一篇题为《政治对文学：对〈格列佛游记〉的玷污》的论文里，奥威尔提出了玷污的最后一种根源。他探究了斯威夫特的最后癫狂和托尔斯泰的近乎癫狂，从而发现了两者的共同要素。这些共同要素让我想起了反人道主义精神的要素。这个要素包括对一切人类社会的拒绝；它比我提到的任何思想都更接近真正的愤世嫉俗。

“斯威夫特与托尔斯泰（另一个不相信幸福的可能性的人）有许多共同点——我相信，要多于我提到的。两人都有掩盖了精神独裁倾向的无政府主义观点；两人对科学的敌人视也类似；两人都对反对者不耐烦，都不能看出他们不感兴趣的问题的重要性；两人同样厌恶实际生活过程，虽然托尔斯泰以不同的方式在后期才达到这一点。两人在性生活上的不幸虽属不同种类，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两人对性生活的真诚厌恶都混杂着一种病态的迷恋。”

奥威尔相信，至少就斯威夫特来说，他攻击一切人的“最终动机”是“生活幽灵的嫉妒，是这样一种人的嫉妒：这种人知道他不能幸福，因为别人可能比他幸福一点——这正是他害怕的”。这种人“想要阻止社会朝着可能挫败他的悲观主义的方向发展”。但另一方面，斯威夫特又是一个有学问的、文雅的人，他能正确评价许多人类成就，不管是古代的还是当代的。结果是两种对立倾向的挣扎。斯威夫特描写了他自己的理想社会——毫伊恩姆斯国，那是个极沉闷、极无生气的地方，是“一种静止的、无新事的文明，即他自己时代的世界，只是更干净、更稳健一些，没有彻底的变化，不打听不可知的东西”。

这说明了什么样的个人动机可能玷污对人道主义的拒绝，说明了这些动机是如何产生的。肯定还有别的动机——无数个人精神病的结果，但挑任何一个来加以说明，都不会有什么新收获。我们终于可以继续前进了。

   ※  ※  ※  ※  ※

无意识的、个人的动机能够玷污对人道主义的拒绝，这个事实超出了我们的论证范围。那么，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实际上没什么可做的。尽管我们许多人肯定都有一种或多种无意识的动机，但我相信，这里没有根本的冲突或问题，没有任何理由放弃反对人道主义的看法。

首先，必须认出那种由费洛伊德的著名发现偶然造成的20世纪的共同错误，并避免它。费洛伊德发现，出现在梦里的无意识心灵，当我们醒着时也存在和活动，它要为我们的大量行为负责。这里的错误在于，隐藏在某种行动或信息后面的那部分可理解的无意识动机（并非全部），竟莫名其妙地使那种信念无效了。事实上，那个信念的有效性经常（虽然并不永远）独立于推动它的动机。除非动机和信念显而易见全都乱了套，否则，我们不能根据对动机的理解，就自动地不相信（或相信）那种由动机推动的信念。

我们为什么那么容易成为这种错误的牺牲品呢？要理解原因所在，就必须正确评价时代理性对情感的支配作用，就必须正确评价我们归之于理性过程的力量。对动机的说明取代了我们心中的信念，因为说明是个理性过程，而信念则不是。信念永远是某种让理性难以理解的东西，所以，它一旦在某种程度上被“说明”了，就会感到丢脸。这只是再次突出了我前面提出的论点：在评价和判断事情方面，理性是个十分蹩脚的向导。

因此，尽管可能存在着产生反人道主义观点的基本心理机制，但它并不妨碍这种反人道主义观点的正确性。下面我将谈到，心理动机甚至可能使某个人容易采纳一种合理的看法，而大多数人却避之唯恐不及。如果说，把一丁点儿的愤世嫉俗与反人道主义联系起来都是耻辱的话，那么，用这种愤世嫉俗来拖延对人道主义的普遍拒绝（现在已经耽误了好久），就是更大的耻辱。

奥威尔可能会同意，拒绝反人道主义（或人道主义）没什么意义，因为我们不关心它的可能动机。但是，他也相信，不管玷污动机如何，关于这些动机的知识都标志着我们应该细心地检查证据，这种证据告诉我们，我们的立场是否有根据。这正是困难所在。

怎么去检查呢？我们应去搜罗“事实”，进行加减，直到理性说“够了，那就是是答案”吗？

当然不是这样。这不管用。

那么，我们应该通过情感（就是刚才讨论的那个包括一切丑恶动机的情感）的透镜来投射我们的证据吗？

对，我们别无选择。情感是判断的住所。

这能带来什么好处？

可能没有好处。但这是我们所有的最好的东西。我们不该忘记，有两种明显的好处：一切情感的核心都是生存；我们允许的话，它就站在我们这边；同时，仍然有理性存在。理性要是伴以相应的情感，会对我们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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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必定要作出一个判断。这是无法省略的事情。我和其他拒绝人道主义的人，是不是在强烈的下意识推动下只挑选那些极端少见的人类失败事例来支持我的前提呢？我担心这一点，而且更担心我的成见会妨碍我对这个问题作出公正的回答。当然，无法向每个人“证明”或“检验”那个回答；即使有一个“公正的法官”，他也没办法做到这一点；甚至历史也不能给出一个解决办法。但是，由于我在前几章评论了人道主义失败的例子——进行了大量的最终结果分析，所以我再也不担心任何玷污的动机（我无疑也有这种动机）的影响了。我们不能防止次大陆上主要生态系统的毁坏（甚至崩溃），这是真的；我们在实行现代农业时，不能保护生命所必需的土壤，这是真的；我们不能以安全、可靠的方法生产巨大的能量，并把它们用于无害的目的，这是真的；我们不能控制心灵和肉体（除非以不完全的方法），这是真的；我们不能预言或计划一个人道主义的未来，这是真的；我们不能使我们的发明物不背叛我们，这是真的；我们不能给任何重大问题提供一个在经济、社会和科学方面同时解决的方法，这是真的。还有许多冷酷的现实。我不否认人道主义能导向许多具体的成功，但这些成功都是有限的，都留下了一串余留问题。人们要是理解了我们这条路线的势头和总方向，就会认识到那些成功是多么微不足道。

我们唯有小心警惕，注意正在发生的情况。这不只是一种不正常的想象力的产物。大家都承认，以往的好日子并不是那么好——儿童死亡、阶级差别几乎难以避免、农业在许多农场主看来暗淡得无以形容、大多数人极度辛劳，但那时至少还会指望明天，至少还能有个莫扎特作出曲子。我们时代的莫扎特们在干些什么呢？我们时代肯定有一些莫扎特，他们还会比过去那个莫扎特长寿。我们今天还在创造更多的莫扎特，但质量较差。抑制“优质”可能正是人类面临的可怕的、不断增长的危险；或者说，一个建立在谎言基础上的社会，可能根本达不到“优质”。我们的注意力正应该指向这种谎言。斯威夫特尽管癫狂（内部的玷污），但他看到了这种谎言。 也许这样的认识使他更加癫狂了。2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的大学仍然与拉加多学园明显相似，甚至比斯威夫特时代更相似。奥威尔尽管有自知之明，但也只看到了这种谎言的一部分。当然，他要不是过早谢世的话，完全可以看到更多。奥威尔在最后一部著作——《1984年》里作出的预言，有许多已经成了当前生活的组成部分。但是，他那本书里的主要预言——冰样的、静态的、后历史的社会，却至今还没有实现的迹象。我们恰恰没有控制：控制是谎言。

在富裕的国家，生活呈现出了《1984年》那本书预言的外部特征：编号贮存个人资料的计算机资料库、无蓝点闪跳的电视机、太空间谍卫星。但是，计算机里的资料马上就变得琐碎无用、难于管理了；电视机不仅没成为凝固化或组织化的力量，反倒成了瓦解的力量；间谍卫星、甚至配备了能够穿墙而视的红外线传感器的间谍卫星，都只能看到表面现象。它们永远看不到这些表面现象下面的心灵。

我们从奥威尔这个例子里得到的教训是，正象一个人忽视内部玷污并不必然会使他的信念错误一样，一个人决心想要认识（并成功认识了）自己的动机也并不必然意味着他的信念会正确。奥威尔的明智和自知之明是无可比拟的，但他却相信，人类可以按照预想的计划建设一个能够控制历史、因而能够阻止历史发展的社会。

为了弄清他这种看法的自相矛盾和不可能性，我们必须仔细考察《1984年》那本书。

奥威尔真认为有一个社会能掌握足够的警察和技术，从而查出一切（或大多数）有不正常想法的人并改变这些想法吗？警察具有不正常想法怎么办？即使国家可以洞悉国民的每个梦魇，它怎么能建造那么多的单个地狱，从而使人人都不犯错误呢？

最后，当“老大哥”或“老大哥”之后的那些人死去之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正如奥威尔指出的那样，即使仅仅为了防止个人的玷污动机摆脱控制，我们也不得不试着考虑它们；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不得不根据自己的理解来谈论“十足的精神错乱”，并推进我们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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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离开无意识的玷污这个主题之前，还有另外一些问题需要考察。由于反人道主义具有那种稳秘的动机，我们可能预期它在本质上是一种悲观主义的、虚弱的和失败主义的哲学。实际上，真有人这么认为。在很多关于多国公司的小册子里，在科学家、技术专家和管理人员等专业学会分发的论文里，我都读到过这样的指责。那些试图从事明知有害于环境的活动的个人或组织，也都利用这些指责，作为他们论证的组成部分。他们的主题总是相同。他们说，对人道主义假设的任何质疑，都是失败的论调，是要我们放弃一切希望，仅仅勉强、可怜地生存下去——甚至这样的生存也是侥幸。他们断定，非人道主义世界是一个完全受大自然的偶然性和非人格力量摆布的世界，是一个不能用我们特有的力量自助的世界——实际上，我们将由于深陷在辛劳苦难之中，以至想不到或不关心这种力量的存在。他们还说，为了自由地使用我们的全部创造能力，即使以毁灭的风险为代价也是值得的；非人道主义的谨慎想法和对限制的承认，可能会给我们提供某种稳定性，但却宣判了人类精神将处于永恒的地狱之中。

正象我从前说过的那样，我们心里知道力量假设是错误的。证据基本都在我们身边；我们那部分被掩藏起来的心灵在否决这些证据之前就看到了它们。但是，那些不能正视事实真相的人把这种真理看作是魔鬼。“悲观主义”和“失败主义”这类叫嚷，现在已经成了抵挡我们不愿正视的事物的防身盾牌。

可是，认识到人类力量和控制的限制，并不一定产生失败感；非人道主义者也没有失败感。只有在冲突中才会出现失败；没有冲突也就没有失败。这不只是一种语言游戏。非人道主义者的出发点是老实地承认人类的可错性和限制性，并从这个现实基础出发去应付那个挑战——不是控制世界的人道主义的挑战，因为这是毫无希望的；而是给自己、自己的家庭和社区建设一种健全生活的挑战，是在技术和努力可能的前提下，成功地避免偶然冲击和大自然冲击的挑战。这种挑战偶尔能赢；即使没赢，也能打一场有益的、甚至愉快的战争。人道主义者常常自夸他们的自由——塑造人类命运的自由。这真是一个嘲弄。因为他们刚好丧失了一切这类自由：他们的谎言把他们拖到一场悲剧性的、永远不能按他们的意愿加以解决的斗争中去了。

换句话说，认识和承认自己有可能被生活击败——甚至认识和承认自己所属的社会整体有可能被生活击败，决不是一个失败主义者的行动，也不是对自由的否定。

实际上，这正是哥伦布据以开始他的航行的态度。我们的社会一旦放弃了那种想到就能做到的荒谬信念，我们就会发现，那种有意义地冒险和挑战的生活，那种为非西西弗式的梦想或为可能的追求作出牺牲的生活，那种每个人生前都能多次尝到失败和胜利滋味的生活，才是我们应该去过的生活。

奥威尔在他刚进入晚年时期的著作《论甘地》里写道：“人类的本质在于，一个人不追求完满无缺……他准备好了，要在最后被生活击败和捣毁。”奥威尔是从个人关系的角度来谈论生活的。但他要是曾经生活过——天知道，他或许会看到，这个原则已经超出了人类相互作用的范围，包括了我们在这个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世界里的一切关系。要是他的私人生活有点象征意义的话，他也会懂得（实际上他肯定已经知道了），“准备好了，要在最后被击败”的意思是说，一个人不必直到最后才被击败；他会懂得，一个人有可能在被击倒后仍不退出比赛。

与人道主义不同，这种理解不需要神秘地信奉人类全能，不需要任何不诚实。

我们仅仅以现实主义为出发点，然后让人类精神自由自在地去进行重大的冒险和斗争，去经受未知的命运。我们相信，结果将取决于人类行为与无数偶然及非偶然事件之间的某种反作用；这些事件处于自然规律相互作用的极端复杂性的支配之下。

预测结果的可能性根本不存在。不管这种态度可能是什么样的，它总归不会是虚弱的，不会是失败主义的，更不会包括人道主义所具有的致命缺点。人道主义那种致命在于，当较老的宗教把信仰献给上帝并说明人类苦难和好人受害是超出人类理解力的神圣正义的体现时，人道主义却把信仰放到人类身上。结果，它对这个人道主义世界里不断恶化的人类苦难和好人受害不能作出满意的说明，它只能辩解、推诿、撒谎，只能作出那些已经包括在现代教义问答里的乌托邦式的许诺。

因此，不管反人道主义者的下意识动机性质如何，我们不可避免地要接受一种大胆、勇敢、永远充满希望的人生哲学，而不接受一种悲观的、令人绝望的哲学。

也许那种下意识的动机并不象我们想的那样重要，或许更有可能的是，我们没有很好地把握我们的无意识思想和我们的有意识信念及我们的行动之间的一切重要关系。

至于哪一种答案正确，在这里没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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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常忽视一个令人惊奇的事实，即那些伟大的世界末日预言家经常是正确的。在这类预言家里，耶利米最伟大。历史学家海伊姆·塔德莫尔叙述了耶利米时代犹大国发生的重大事件，提供了一些十分精确的历史材料：“灾难的预兆已经显露出来了，但只有很少的人觉察到它们。

这些人正是耶利米——一个厄运预言家的拥护者。虽说耶利米的先知生涯开始于公元前627年， 即约西亚统治的第13年（《耶利米书》），但他的告诫直到公元前609年才引起反响。”

在他作出最早的厄运警告后29年， 即公元前598年，他的预言首次得到了明确的证实。塔德莫尔从《尼布甲尼撒时代巴比伦编年史》一书中作了引证：“在第7年3月，阿卡德[巴比伦]国王统率大军，进到哈蒂地带，扎营于[包围] ‘犹大城’[耶路撒冷]边。在6月的第二天，他占领了该城，俘获了国王。”

耶利米继续发表悲观主义的预言，说犹大国要经历漫长的神的愤怒时期，即要长期屈服于巴比伦的统治。可是，比较好战的希伯莱派却策划着反巴比伦的起义。

耶利米知道， 这种起义根本不可能成功。公元前586年，结局出现了。《列王记》第2卷简要地记录了这个结局。

“现在，尼布甲撒尼王19年5月的第7天，巴比伦王的臣仆、卫队长尼布撒拉旦来到了耶路撒冷。他烧掉贵族的房子，烧掉了国王的房子；耶路撒冷的所有房子，甚至所有大人物的房子，都被他付之一炬。”

至于萨伏那洛拉，他那哀诉的阴郁劲儿，一点也不比耶利米本人差。布克哈特说：“意大利的命运变得越悲惨，在幸存者的记忆中围绕着这个伟大的僧侣和预言家的形象的光轮就越明亮。虽然他的预言可能在细节上并没有被证实，但是他所预示的那个巨大的普遍的灾难却是令人吃惊的真实实现了。”

把对当代事件事项趋向的每个逆耳的分析和预言都说成是“愤世嫉俗”，乃是愚蠢的行为。这种分析有其积极意义：它要么能把人类行为改变得足以挡开灾祸，要么能在灾祸出现时帮助人们理解它（这后一点更常见）。古代灾难预言家那些冷酷的成功记录可以说明，先把心理学搁在一边儿，回头看看那些古代记录，有时是很明智的。

不过，我们要是不理睬这种说明，认为我们还必须为拒绝人道主义的心理学涵义操心的话，就应考虑到一种终极的思想。在某种意义上，愤世嫉俗气质使人脱离人类，脱离社会。但是，作一个世界主导文化的旁观者，对于帮助一个人恰当地批评这种文化来说，可能是必要的。就地方性的情况来说，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社会也有同样的现象。因为有些美国社会的极深刻、极有预言性的批评产生于美国文化之外的观察家：18世纪的佩尔·卡尔姆、19世纪的亚历克西斯·德·托克威尔和20世纪的贡纳尔·米达尔。正如我马上就要讨论的，自愿抛弃人道主义是极其困难的事情。因为人道主义满足了我们自私自利的心灵，明确认可了人类力量和控制的普遍幻想。但是，异化的人和心理上的局外人却用其他方法（尽管是令人厌恶的方法）来满足这些人类需要。例如，用“毒咒”来威胁其他人。如果异化和愤世嫉俗是诚实的、清醒的，它们就会很有用处。它们能使一些人思考我们大多数人不会去思考的重要问题，说出我们大多数人不会去说的重要事情。

谢选骏指出：重要的不是“一些人思考我们大多数人不会去思考的重要问题，说出我们大多数人不会去说的重要事情”——重要的是重读《圣经》。重读圣经，就是开始承认人不是宇宙的中心，甚至不是地球的中心。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人必须无我，才能不断让自己得到提升！

【第七章  超越人道主义】

乌特纳皮施梯姆说：“至于你，吉尔伽美什，谁会为了你的缘故调集神祗，好让你找到你正在寻找的生活呢？” ——《吉尔伽美什史诗》第6章

在阅读最后这一章以前，我请读者先把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问题搁在一边儿。

我们已经指出，悲观主义和失败主义这类相似的谴责（它们不完全相同），都是用来为人道主义者抵挡他们不愿正视的现实服务的。  他们坚持做一个乐观主义者和“积极的”人的动机，却又完全与此相反。对于那些想要做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的人来说，乐观主义是必需的。如果没有了乐观主义，他们就不能继续干下去了。但是，那些没有被人道主义假设弄瘸的人，就根本不需要这根拐棍儿。即使在悲观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失败的感觉，因为我们不知道未来到底会怎么样；我们没有被迫给乏味的教条披上欢乐伪装的感觉。在这种情况下，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都只是表面性质和表面行为，探究它们不比探究一个人头发的长短或一个人习惯于敲熟鸡蛋的大头还是小头更重要。普通的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太含糊、太笼统，不能把它们当作有益的感情（就帮助我们作出行动决定的意义来说，是无益的；虽然我们可以认为哪一种都不错）。在以下的研究里，我们不需要过多地涉及它们。它们与本书论题无关。所以，我不从假设开始。世界上的问题可能找不到轻松的解决办法，而那种认为我们将来能够设计出任何东西的信念，也并不比认为一切善的东西都在追求一种永恒目的的信念更有根据。

还有一个无关的论题一开始就应去除，即“山洞和溪边”指责。那些鼓吹不断进步的人说，“你一定不想让我们退回到用猪油和灰汁做肥皂、在溪边石块上捶衣服的时代吧？我们一定要放弃现代医学、通讯设施和又快又安全的交通手段，疲惫不堪地跋涉回山洞里吗？我们有这样的智能，为什么要象动物一样生活呢？”

这个问题在人道主义背景之外没有意义，因为它是根据我们愿做就能做到的假设作出的论断。显而易见，没什么人想要生活在山洞里。但我们想要的东西却常常是脱离实际情况的东西。我一点儿也不相信这两者在将来会一致起来。其部分原因是我们想要的东西各式各样，互相冲突。只要“现代”洗衣机还存在，大多数能够得到它们的人无疑会继续使用它们。但要是到了只有河边石块的地步，那么，我们要想有干净的衣服（离河边又很近），就会使用石块。或者，也可能有人道主义者没有想到的其他代替物。不过，问题的关键在于，仅仅由于我们这些人道主义的反对者不相信人道主义梦想，就把渴望不便和辛劳的罪名加到我们头上，那是很不恰当的。

 论“设计”未来正如读者所知，我认为人道主义者“设计”出一个未来的可能性不大，或根本没有可能。关于未来可能怎么样这个问题，我们只有过去和现在这两个向导；但它们都很少给人道主义立场以安慰。各种资源正在接近其极限，其中有一些（如表土层）是生命所必须的，它们绝对不能替换。然而，尽管掌握了这种知识，我们仍然是我们自己的系统的囚徒。现在，一蒲式耳艾奥瓦玉米要耗费两蒲式耳表土层，而且情况还在进一步恶化；现代武器能够汽化人类环境，而且似乎还可能汽化我们的所有钱币，即使我们不使用它们；人口逼近50亿，无数人忍饥挨饿，而经济学家们却在争论马尔萨斯是否有道理；共产主义是否比资本主义好；癌症来自我们的空气和水；丑恶和破坏就象永不消失的影子一样跟着我们。所有这一切都被否认、被忽视了，或者受到辩护：这都是为了让我们设计未来的能力免受责问。

不过，这只是对现在的描述，而不是对未来的描述。大家都承认，谁也不能保证未来会象现在一样糟糕；“工程师们”可以坚持认为只有他们还在努力活动，而且马上就会弄清如何使每样东西都恰当地起作用。怎样才能回答这个论证呢？我们永远不能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我们能够断定某些不会发生的事情。因此，如果在人道主义社会的表面现象之下进行探索，我们就能达到某些基本机制；这些机制会比那些表面现象更加明确地告诉我们，人道主义者为什么不能设计未来。

当代信仰里有个信条认为，在创造一个称心如意的未来这一点上，技术、组织和计划能够结合起来，并能够加以控制。例如，我们通常看到一些陈述，它们的大意是说，法令、政府规章、甚至公民私人之间普通的使用行为，都能造成所需的结合和控制，能防止过度地、不恰当地使用技术，能通过组织禁止技术滥用，能监督明智的计划。实际上，我们从来也没有处在那种状态，但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关于未来的看法。使这种看法无意义的基本机制是什么呢？我在第三章末尾指出了一些：预言未来能力的理论限制、准解决和余留问题的增多、不能同时找出多种变量的最大值，以及“测不准原理”。依据这个原理，寻找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法的社会和技术能力，同时也是把问题弄得更糟的社会和技术能力。不过，还有其他机制。

这些机制的本质或许能用一个词来描述：自私。我在简单的、非技术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用它来描述那种在很多时候推动大多数人行动的内在力量：他们以自我扩张的方式进行活动， 而不管这种行为是否损害了别人或社会自身。 隐藏在我的“科学和技术的第二定律” 后面的东西，就是自私。例如，前面引用过的约里奥-居里的例子即是明证。在西拉德请求他为了人类的利益停止核裂变试验之后，他仍然决定继续进行核裂变。正如加勒特·哈丁指出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他之前也指出过），如果公共利益侵犯了个人或特殊利益集团（诸如公司或政府）的合法利益，那么，我们就不能指望他们会作出有利于公共利益的决定。如果使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一致起来，我们就能在某种程度上避免这种问题。可是，这通常是不可能的。因为有大量的各不相同的自私，它们包括不同的、谦卑的态度，说这是不应用来打扰别人的个人宗教信仰。

我觉得世界上的个人自私正在增多。我把这种情况归咎于人道主义的影响。人道主义使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完全爱我们自己。这刚好与泰亚尔·德夏尔丹神父不久前的预言相反。夏尔丹神父相信，科学发现会使人类达到一种唯一的世界意识——一个“精神圈”；那时，人类心灵和精神会象一个磁场那样绕着地球流动。且不说这样一种心灵和流动状态是否会让人称心如意，我们全都能够看到，这种状态并不存在，而且我们取得的人道主义发明越多，夏尔丹的梦想就越要退到阴影之中。

迹象之一就是个人自私的浪潮已经席卷了大多数人道主义社会。这表现在令人安慰的爱已经不起作用了，人们认为传统的奢侈不再是一种特权或报偿，而是一种权利。

它由“免费午餐”的观念表达出来。虽然许多人都在寻找那种观念，但从来就没有人找到过它。它尤其表现为对孩子缺少感情：由于缺少感情而引起的内疚就指明了这一点。这种内疚是我们生活之网的一部分：比如，我们购买而不制作精美的玩具；我们无力参与昂贵的教育；我们为孩子们指出了“正面经验”，但自己却不身体力行。我们的自私自利使我们全成了代理父母，而我们的孩子也都成了孤儿。其他哪一类社会会在每个场合都选择“职业”和污染，而不为后代选择一个健康而健全的环境呢？我们侈谈未来，多半是为掩盖当前娇纵状态下的自私自利。真正关心未来的人并不侈谈未来。

另一个机制可以叫做方向的谬误。雷蒙德·达斯曼有一本书里的章名说得很好：“没有人掌舵”。当然没有人掌舵，因为本来就没有舵，而且也不可能有舵。但我们却顽固地相信它的存在。而且，当一群幽灵舵手带我们驶离暗礁时，某些人却在忙着调整航向。我想起了有一次应邀乘坐政府小船的情景。那时，它正在进行四年一次的检查纽约港水质污染情况的旅行。我们绕着曼哈顿岛巡游，在曾经生长过世界上最好的牡蛎的地方采集污水标本。但我们没有完成那次旅行或标本采集，因为有个船员弄伤了手指，必须回岸治疗。这个决定无疑是正确的；但从那里我就明白了，那种认为我们总能控制我们行为的主要后果的想法该有多么荒谬。

在这条人道主义之船上没有领航员，我们仅有的几个舵手也都被包围着我们的谎言和虚伪俘虏了。因此饮用水受到了检查，而在1890年常见的污染物质只有三四种。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现在，每天都有无数化学物质从无数来源排放到饮用水里。我们的食肉也同样受到了检查，其结果正象密执安州中毒的人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的那样。环境里的放射性同位素同样受到了“监视”。所有这一切都维持着一种方向和控制的幻觉。

使进步成为笑柄的机制还包括惰性。人道主义者常常谈论克服惰性；他们没有看到，惰性的增长是与我们的体制的复杂性成正比的。我们把社会弄得越专门、越分离、越复杂，就越难进行某种人道主义式的根本或彻底改变。甚至那些有识之士很少争议的变革都无法实行，诸如需要停止那种牺牲铁路、资助卡车和空中运输的做法。“系统”太大了就难以连根拔掉；计划错误和控制太多了就难以暴露出来。

因此，即使一切人道主义的管理决定都象运输工具的选择那样简单，人道主义者也仍然是他们自己的组织里的囚徒。他们的大多数决定会越来越成问题。

这种惰性的强制力量没什么神秘的地方：它来自生活在人道主义世界里的人本身。现代发明和发明力的本性就在于，人在事件系统中的角色有严格的规定；你要想在社会里占一席之地，就必须满足这些规定。这里没有灵活的余地：要是人们不满足这些规定，他们为之服务的发明物和系统就无法运行（它们无论如何也无法运行）。所以我在主要科学杂志上看到的“招工”广告要求的是“中子光谱学家”、“谷物化学家”、“岩石学专家”和“肿瘤免疫学家”，而我的报纸上要求的则是“珠宝磨光领班（有经验的） ”、“医用霍尔特-莫尼特心电图计算机查看人（有经验的）”和“喷水设备设计师（有经验的）”。大家知道，行业并不是什么新东西，早在人道主义出现之前它们就存在了。但是，它们从来也没有把人类能力限制在如此僵硬、严格和非人的界限内，它们的每个新发明和管理决定也没有如此潜在地无益于人类。随时准备反对任何方面的任何变革的特殊利益集团是如此之多，简直有点让人吃惊。我们越是主张控制一切事物，我们创造的阻碍控制的惰性力量就越多。某些反人道主义机制的共同特征在于（在这个机制里更是如此），它们不但是人道主义的不可分离的部分，而且还表现了否定的反应：人道主义越想发展，这些机制就越起阻碍作用。

另一个机制是组织目标第一。这在多国公司和政府这类大组织里尤其明显，它是人道主义社会里最麻烦的问题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只是上面提到的那个问题的特殊例子： 由于现代世界里有许多特殊利益， 随便哪个难题的“解决方法”（在人道主义的意义上）或“设计”未来的方案，都有许许多多，而且相互冲突。

就这个特殊例子来说，在某个组织的需要和那个组织内外的人民的需要之间存在着冲突。例如，现代公司在经营危险物品时，惯常把获取利润看得比安全、甚至比它们自己的工人的生命安全更重要。最近几年内，这一点就由生产二溴氯丙烷、灭蚁灵、石棉产品及苯胺染料的厂家和铀矿公司等加以证明了。另一个例子是国际电话电报公司成功地颠覆了智利的合法政府。不管这项计划的动机如何，我们都能够肯定地说，它不符合大多数智利人的最高利益。

我已经提过那种可以称为逃避不愉快的现实的机制，对此无需解释。不消说，任何一个渴望合理控制的社会，都不愿意听到相反的结论，即认为控制的目标不会实现多少的结论。

忽视问题的原因是与前一个机制一起出现的机制。因为除了不愿意听到坏消息外，在真有了某种坏消息的时候，我们也从来不把坏消息的原因追到人道主义的发明和干预上去。例如，我认为儿童沉溺于电视（即使是“教育”电视），放弃了游戏和与大自然的接触，会使他们的心灵和精神变粗、退化。不过我不能证明这一点。

同样，为了灌溉而使西伯利亚河改道南流，很可能对气候产生不利影响，但没有人能确定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要是有变化的话）。世界上必定有我们造成的大量逆变化；即使我们看到了结果，它们的根源仍然很模糊。

人道主义要求一个完全由人重新设计和控制的世界。然而，在掌权者当中，总会有一些破坏性的或疯狂的人。世界越有联系、越有组织，它就越容易受这些人的干扰，这些人也会越有权力。这种情况不会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对于传播人道主义和我们的控制梦想来说，组织和相互联结是绝对必要的；掌握着各种不同权力的革命家们每天都在利用这个事实。

迅速增加某些人手中的破坏性力量，必然促进破坏性人物的出现。这是人道主义的又一个悖论：它的控制幻想依赖于发明物和组织，但它又经常发展出摧毁发明物和组织（更不用说人类了）的新方法。从绑架工具和游击队的塑性炸弹数十万枚蜷缩在导弹仓库里随时准备发射的原子弹，世界上有足够的摧毁力量处于待命状态，所以人道主义的计划或组织都不安全。组织尤其容易遭到破坏（我不想更多地讨论这个机制）；即使不这样，我们的破坏才能也足以毁灭任何人类创造物和许多上帝创造物。本书没有讨论氢弹、化学落叶剂、人造稻谷病和那种经过特别培养的、让人变瞎和腹泻的可怕的细菌，因为提起它们的必要性不大了。然而，它们也都是人道主义的产儿，我没有忘记这一点。

妨碍我们控制自身和环境的主要机制之一是一个人道主义最得意的发现——效率观念。这有点自相矛盾。效率本来是一个制造业中的概念，它现在已经扩展到现代生活的一切领域，并造成了巨大损害。由于它与机器的完美理想密切相联，它最大限度地接近于人道主义的“善”概念。真是一个可悲的善。

把效率作为一种理想也有麻烦之处。这个概念不够强或不够普遍，不足以成为整个哲学的核心。对于设计某些机械的或技术的过程来说，它是足够了。因为应用它的那些系统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有限的和受到控制的。如果用六步而不是七步就能有效地处理掉污水，那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这么做，而且可能不会失去什么。但是，甚至在制造业和其他技术过程里，这样的例子都很少见。人道主义心灵喜爱效率，因为它似乎完全是定义性的，完全是逻辑的和分析的。不过，这是以牺牲联系为代价的；在许多情况下，甚至完全割断了周围的联系。如果我们认为只有效率才是重要的，那就不可能进行最终结果分析了。这是一个致命的弱点。例如，当技术效率造成失业时，或当它意味着我们能够增加炸弹和雪上汽车这类破坏性的东西的生产，降低它们的成本时，这个弱点就表现出来了。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商业中：几乎捕鱼业每次“提高”效率，都会减少可捕捞的种群数量或使之灭绝。罗宾·克拉克在《新科学家》杂志上提供了另一种说明：“在晒草时节访问乡村地区，我们就会明白这个国家（以及一般意义上的西方国家）为什么会陷于经济困境。……传统的[晒草方法]是用叉子把草松松地叉到马车上，然后运到草棚。 我这样干过，它不耗费什么东西，只需要4个以上的强劳力。但蓬松的干草太乱了，不好处理，而且这样喂牲口又太浪费，所以我们现在都把干草打成小方包。……

但是，由于现在没有多少人生活在乡村，对大多数小农场主来说，晒草成了一种夫妻工作。……额外的资本耗费 [打包机、前后装货机、升降机，不算拖拉机、割草机、旋转器和拖车] 就超过了1000英镑。另外还有拖拉机从田野到仓库多次运草额外使用的燃料。这并不是由于它的速度快。

较大的农场主有劳力但没有时间，他选择第三种方法……他购买各式各样的机器设备来堆垛、装车、卸车、再堆垛。……成本要花几千英镑。

从今天的标准来看，甚至这也太慢太乱了。所以，几年前出现了大包捆扎机。……换成大包的费用大概是5000~20000英镑。

……

所有这一切都使我确信，英国农业的毛病不只在于共同市场。

毛病在于财务上的愚蠢和人口减少结合在了一起。就转换成大包的成本来说，你都可以雇2个人干5年——只是这种方法不现代化。”

这就是效率：在技术专家的蓝图和经济学家的报告里，在那种受到限制的关联网络下，它显得极其简单。但是，一当应用到现实，就会造成灾难。换一个角度看，作为观念和方法的效率太依赖纯逻辑或纯理性、太缺少情感的锤炼了，以至无法达到一种指导性的哲学所必须具有的优质。

尽管有明显的局限性，效率仍然无处不在。它侵袭了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全部教育，差点毁了它。它甚至打着理论的幌子进入了生物学——研究生命的科学。例如，研究动物行为的人现在不顾一切地追求效率，追求据说要说明每一生物的每一行为的效率。要是一只蜜蜂专盯在一两种花上而不理睬别的花，那必定因为这是它采集花粉和花蜜的最有效率的方式。当水獭做游戏，从泥岸上朝下滑时，我想，这该是它们发展“运动技能”的最有效率的方式吧。我并不打算否定达尔文式的进化：保证后代的生存仍然是每个生物面临的首要任务。但是，正如在其他生活领域里一样，在生存这个领域里，效率只是影响每一决定或每一进化选择的众多因素之一，而且还常常是不那么重要的因素。为了要有一个整齐的逻辑进程的缘故而忽视这一点，就等于忽视了生命的本性。

最后，效率还忽视了政治因素。1945年冬，奥威尔在一篇发表于《诗歌季刊》的书评里描述了这一点：

“就说一架飞机吧。它的制造过程极其复杂，以致只有在一个有计划的、集权的社会里，借助这个社会的全部镇压工具才有可能制造出来。人类本性若无预想不到的改变，自由和效率必定背道而驰。”

这是人道主义力量的又一个基本限制。它在设计一个人们愿意或者能够生活于其中的未来时，就会碰到这个限制。

阻碍人道主义未来成为现实的最后一个机制产生于组织结构本身。我认为，组织是人道主义者控制世界的主要工具。我们想要管理、生产、设计或纠正的事物越多，就越需要组织来指导这些活动。这必不可免要导致行政官员激增，这些人的职业就是管理和指导组织。不管这些行政官员干些什么，反正他们生产不出为生存所必需的货物和服务（舒马赫语）。他们是社会上真正的生产者的负担；而世界越是“组织化”，这样混吃混喝的人就越多，从而就会越发增加世界上的自私自利，增加现代生活的复杂性和挫折性，助长组织目标第一的思想，越发去寻找逃避现实、不顾危险的新方法，越发拥有大规模毁灭的能力和提高效率。简言之，他们就越会开动一切其他机制，使人类社会失去控制。

列完了这张人道主义自己创造或增加的反人道主义机制目录之后，我想回过头来再谈谈那最重要的一条——自私。我已经说明人道主义生活态度一定会失败，而且为此摆出了各种机制，但同时从其他角度考察它们，可能会更清楚一些。这些机制不但说明了现代人道主义的许诺为什么不会兑现，而且其中的一个机制还说明了人道主义者（即使他们知道这一切）为什么不会放弃力量假设和梦想。我们不会放弃它们，因为我们不能放弃它们：我们的自私不让我们放弃它们。我曾与一个科学同行交谈过。他研究的是一种面临危险的巨鲸。他深切关心这种巨鲸的生存，但在科学论文里，他却公布了“他的”繁盛和迄今鲜为人知的巨鲸种群数量图，并精确地标出了它们的位置。我担心捕鲸人可能会利用这个资料，就问他为什么不略去那张图，或至少别那么精确。他回答说，他不能隐瞒科学真理，即使这意味着鲸鱼会因此遭难。

我相信，在这个例子和其他许多例子里，“科学真理”是自私的体面说法。对这个人来说，科学是他的力量来源或希望，并象任何真正的力量来源一样，极难自愿放弃。我不能谴责他。我们大多数人都这样。这是人类的几个悲剧之一，而且还不是最小的悲剧。

在J.R.R.托尔金的《行会首领》那里，我第一次发现了对这个悲剧的描写，并理解了它。当费罗多最后应该抛弃并摧毁一个行会——有势力的行会时，虽然他若不这么做就会使他的朋友们处在危险之中，就会使他不畏生死、毫不犹豫地从事过的可敬而坚决的追求失败，他也不可能这么做。最后，黑势力的奴隶盲目机械地服从控制着他的力量的格卢姆，无心地但却并不意外地成了摧毁那个行会的代理人。

我相信，在这场克服人道主义的僭妄的斗争中，除了神的直接干预之外，我们最好的希望只能是出现这样一个代理人，来拯救地球上我们喜爱的许多东西，尽管我们不知道它是否会及时到来。

考察完某些政治问题之后，我还要回到格卢姆——无心的代理人这个问题，并说明如何得救的问题。

反人道主义的政纲

我对任何政党或政治哲学都没有偏爱之情，但我也不打算硬把本书挡在政治之外。政纲和政见本质上是人道主义的，它们与技术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它们声称指出了一条不靠应用科学而靠应用社会经济理论和方案来拯救世界的道路。由于它们是人道主义表达的一个单纯变种——不是我特别熟悉的那种，所以，只要有可能的话，我就愿意完全避开这个题目。但是，某些政治哲学具有相当过分的人道主义观点，因而值得加以评论。

最坦率最公开的人道主义哲学是自由主义集团的哲学，包括各种各样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温和自由主义。马克思梦想通过社会工程来达到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和最低限度的统治。这种古典的学说依赖于人道主义假设，迄今有多少成功的事例？

马克思的观点在道德上是公正的和仁慈的，恩格斯的人生观则在生态学上很深刻、很明智。但是，他们的善良意愿是建筑在那些并无成功事例的基本假设上的。20世纪那些道德上公正仁慈、生态学上深刻明智的人们，应该在造成更多的损害之前承认这一点。

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幻想，并向他们所过的比较成功的，或至少比较体面的生活妥协。然而，他们并不总愿意这么做。

我之所以要在下面特别考察自由主义，无疑是因为我比较了解它。例如，美国的自由主义通常是一种道德上善良、仁慈和坦率的哲学。然而，它的政策贯彻下去之后，却常常会造成与这些品质相反的结果。福利体系就是一个极明显的例子。福利体系无意中起到了减少农村人口、毁坏城市、增加种族歧视和暴力的作用，并且一般来说几乎降低了每个人的福利。现在，一个新的人道主义的福利方案正要出笼，它将在一个依据虚构的未来制定的宏大计划里，用人道主义可以想得出的方法去解决这些可怕的问题。我们只能等着瞧，看看由此会引起哪些预想不到的，可能是可怕的结果。

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是另外一个实例。最初它的确怀有真正高尚的自由主义抱负和计划：农村电气化——给穷人以力量，给不幸者以光明和希望。几十年后的今天，它已经完成了原来的正式使命。那么，它成了一个什么性质的机构呢？它成了一种灭绝面临危险的物种、消除荒野、毁坏圣地和历史遗迹并把好几万英亩上等农田淹在不必要的水库下面的力量，成了一个能在其广大的领地里到处发布命令（象昔日的达官贵人一样）的官僚机构。那些早年建立和指导这个机构的自由主义者又怎么样呢？无疑，其中有些人死去了，有些人忏悔了，但有些人仍然满意自己的工作。不过，这些人无关紧要，因为新一代自由主义者正准备分离旧的假设，重复旧的错误。

就小一点儿的范围来说，我们在每篇描述非正义的学术论文里几乎都能看到自由主义的人道主义影响。几年前，我读到过一篇文章，那篇文章杰出地说明了热带农业衰退的原因。它把这种衰退归因于热带生态和现代农业技术之间的不相容性，归因于加入国际市场对穷国造成的有害影响。总之，热带农场主也象其他人一样依据人道主义行事。写这篇文章的著名生态学家提出了什么样的解决办法呢？无需很多的研究（可能包括他自己的某些研究）就会发现应该如何规划可以完全自我保持的热带农业系统；无需很多的教育就能教这些无知的人放弃人道主义，就能教他们别再想往他们的生态系统无法提供的晶体管收音机，教他们接受他们所能抱有的最大希望——生存再加上一点点。用人道主义救治人道主义，就象把传染病浸在垃圾汤里一样。

谁会进行这种自由主义者觉得必要的教育呢？他们将教些什么呢？哪只老鼠会为公利冒险给猫挂上响铃呢？光有良好的意愿是不够的。实际上，如果我们的意愿是设计、控制一个辉煌壮丽的未来，那就根本不会有够的时候。

在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里，任何一种带有人道主义成份的批评都会造成一种二难困境。在一个按政治路线一劈两半的世界里，若批评某一边，就不能不与别一边认同。尽管那种分裂是人为的、不真实的，这种情况还是会发生。下面我将讨论这一点。

人道主义政治理论的现代批评者必须随时准备被别人排在极端保守主义、宗教迫害、狂热反对科学和法西斯主义等势力这一边。这样贴标签既不有趣也不公平。

它之所以不公平，是因为这个联盟不是通过选择或类似造成的，而是通过排除法造成的。人道主义的反对者也反对现代保守主义经济学。这种经济学是人道主义僭妄的顶点，它实际上只在一个人为的、限制了的情境中起作用；它拒绝考虑那些不能翻译成赤裸裸的、简单化的经济学语言的因素，认为它们微不足道或不值一提。人道主义的反对者未被力量梦想迷惑，也没有屈服于这种梦想。人道主义的反对者相信应该限制理性的的权利，并第一次用理性无偏见地估价了我们行动的后果。人道主义的反对者知道，人类的发现之所以造成灾难，通常是由于出现了意外情况，而不是由于有邪恶的目的。人道主义的反对者讨厌那些旨在进行控制的大组织，并且害怕它们。人道主义的反对者哀叹一切无视环境因素的行为。所以，假如我们不是自由主义集团的政治盟友的话，那么我们就既不是右翼政治集团的亲密朋友，也与正统的中间派没有关系。我们没发现哪一种通行的政治哲学有这样的回答。

在我们这个世纪里，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是正经的政治经济仇敌。它们是政治上对立的两极；还有其他的二分方法，但人们认为它们不太重要。不过，我并不认为我只看到了两极之间的相似性，忽视了区别性。共产主义本来是善意的人道主义，但它在不长时间的应用过程中，总是违背自己的一切诺言；资本主义本来是自私的、野蛮的人道主义，它的举止和技术后来文雅一些了，但其他方面很少有什么改变。

我有个早已去世的伯父，他既是一个富有的资本主义工厂主，又是一个热情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我们来说，这种结合是奇怪的、可笑的，但也许他已经理解了两种哲学的相似性。它们都是人道主义前提的派生物，都必须依赖组织。组织就是组织，它既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是反动分子，既不是修士也不是俗人。它只是经过蒸馏的人道主义。不是“共产主义”或“资本主义”，而是组织想要统治世界，并把事情办得很糟。这就是政治框框没有效力的原因，是20世纪30年代式的左翼和右翼政治狂热和革命活动小组都显得可悲而陈旧的原因，是大多数政治理论家酷似旧日棒球场戒律（“除了记分牌外，什么也不能告诉球员”）的原因。

一切重要的政治哲学都是人道主义的，随着我们亲身体验到的人道主义的意外而可怕的失败，它们现在都已过时了。新的分裂和新的联盟正在出现。新的政治营垒划分将是教士反对教士，马克思主义者反对马克思主义者，资本主义者反对资本主义者。新的情况还会唤醒古老的观念，这些观念将动摇世界。

虽然结果难以预料，但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能比以往理解得更好。我们不一定非得是个先知才能知道该做什么。

期望与选择

就我所能作出的推测而言，实际前景十分暗淡。任何一种严肃的思想都应以这个事实为出发点。——乔治·奥威尔：《走向欧洲统一》

……每个时代都要出现新的事物。我们无法预料它们，因为它们并不是从过去产生的。——J.R.R.托尔金：《傻子墨林》

现在是考察我们文明发展方向的时候了，是讨论对我们的现时环境作出合适反应的各种可能性的时候了。不过，我对人道主义的批评并没有走得那么远，以至于提出“方案”并告诉读者应该如何安排未来。但是，要看透最近的未来，一个人不必非得是未来学家不可，在不放弃战术的情况下，一个人可以抛弃长远战略。

奥威尔在1947年提到的“前景”已经来到了，但它仍然十分暗淡，尽管这并不都是由他想象的原因造成的。我们现在面临的主要困难不是出现了几个铁板一块的超级大国，而是全球浪费和破坏的景象，是自私自利地否认人类有限性而引起的浩劫。在这场破坏与保护之间的可怕竞赛里，我们都是参与者。破坏一方有死亡的力量——它是终极的、不可改变的。保护一方有生命的力量——它是短暂的、脆弱的，但它能在合适的环境下生长、蔓延。由于现在的环境不那么合适，所以天平倾向破坏那一方。正在从地球上消失的都是些什么呢？

第一是荒野。荒野不是任何一个特殊的物种或栖息地，而是一种高级生命形态：它完全独立于人类而产生，因此具有高贵性。它是威廉·福克纳在《去吧，摩西》一书中理解的荒野：“荒野、大树——比任何文献记载的都大都老。对此，白人竟愚蠢到相信自己已经买下了它的某一部分，印第安人竟残忍到要求运走曾经属于他们的某一部分。……荒野命定要被人们用犁和斧不断地、一点一点地咬啮。人们害怕它，因为它是荒野。”

福克纳知道，这个荒野的毁灭正象砂漏里的沙子一样慢慢进行。当这个荒野因被耗尽而消失的时候，那些毁灭者也会被毁灭，也会完蛋。

“上帝创造了人，创造了人所生存于其中的世界。我猜想，它要是人的话，它会愿意生活在它创造的世界里。这个世界有可以行走的地面，有大森林、树木和水，还有生存于其中的野味。

上帝可能并没有把猎取和杀死野味的欲望放到人心里，但上帝知道，这种欲望打算到人那儿去，人也打算把这种欲望教给自己，因为他还不是上帝本身。……

上帝在这儿把它们两者都提出来了：人和被追逐和杀死的野味。上帝预先知道这一点。我相信它说的话：就这样了。我想，它甚至预先知道结局。它说：‘我会给他机会的。在给他追逐的欲望和杀害的力量时，我也会给他警告和预示。他毁坏的森林和田野、他劫掠的猎物，都是他罪行的后果和标志，也是对他的惩罚。’”……

“怪不得我过去常见的被毁的森林不请求惩罚！它知道，那些摧毁了它的人会受到报复。”

第二是物种和群落。 现在， 物种丧失的速度可以是冰河时期物种灭绝速度的1000倍。

第三是文化风景。英国的树篱和小旷野、欧洲的农场和葡萄园、中美洲的小种植园、北美城市和郊区的公园和农场，以及无处不在的花园，它们都在效率的名义下被毁坏或被改变、被贬黜了。这提高了整齐划一，减少了优质。

第四个丧失与前面一点密切相关，是人类技能的丧失。例如，照管文化风景的技能正在消失。虽然还有优秀的石匠、木匠、有灵感的园林工人、伟大的机修工和几个著名的小提琴制作者，但他们在全部人口中所占的百分比正在急剧下降。由于“成本效率”的缘故，美国从墨西哥进口插花，并创造了能用电话订货的“标准化”花卉管理。在这样一个国家里，我们怎么能期望它再产生出一代不只买卖花，而且懂得花的花商呢？不能产生了。这种人类技能不是连续发展和不断传递下去，就是丧失。由于每种技能都要随技能拥有者的死亡而消失，所有我们将更加无法自助，更加没有保护。这是又一个嘲弄：当机器逐渐或突然停下的时候（这是不可避免的），人道主义及其完全控制生活的诺言会使人类成为脆弱的、无保护的生命。E·M·福斯特在《机器停了》一文中描绘了那种极端的情况。我们虽然永远不会达到那种情况，但福斯特的描写仍然有启发意义。那个控制和养育着地下城中一切生命的机器出了故障，福斯特首先描绘了人们想把失败合理化的徒劳而可怜的尝试，然后描述了骇人的崩溃结局：

“那个喜欢粉饰太平的……著名演说家说：‘当然，我们不会抱怨。那架需要修理的机器过去让我们过得那么好，以致我们都十分同情它，并将耐心等待它的康复。在此期间，我们没有床、小报及其他必需品也行。我敢肯定，这也可能是机器的意愿。’……她偶然碰了一下控制门的开关，一股污浊的气味涌了进来，她听到了喧嚷声。她知道，她又碰到坑道和那个巨大的平台了。她曾看过在那个平台上举行的拳击比赛。人们现在并没有进行比赛，只有一些低语的人和不多的呻吟声。他们成百成百地消失在黑暗中。……人这个众生之神，曾把自己的力量反射在星宿上。这样美丽的人正在赤裸着身体死去，正被他织成的衣服扼死。

他世代辛劳，竟得到如此的报偿。的确，这件衣服初看起来太神圣了：它是用文化之色染成，用自我克制之线织成的。只要它是一件衣服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只要人能够随意脱去它并靠自己的灵魂及同样神圣的肉体来生活，它就依然是神圣的。”

奇怪的是，反对人道主义的僭妄的人，现在竟要求有机会恢复人类的伟大和尊严。

第五是资源。随着破坏不断加剧，每个人都会看出这个损失，而且会看得更清楚。

第六是环境和人类健康及人类的精神健康。这是我要提的最后一个损失。我在第三章和第四章里已经详尽地讨论了这个问题，因而不需要再作论述了。读者可能还会想到其他的损失，如真正的自由等等，但我列出的这些已经足以说明情况的严重性了。

我们一旦知道了失去的是什么，那么，关键的问题就是：到了人道主义机器出重大故障，从而不能继续造成广泛的破坏的时候，那些对我们有价值的东西还会剩下多少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知道如何以及何时发生故障。我说过，我们不会主动放弃力量的梦想，因而需要有个格卢姆。托尔金是民间传说方面的大权威， 格卢姆（Gollum） 这个名字显然类似于“golem” 。在犹太民间传说里，“golem” 指一种自动的、无知觉的机器生物。至于故障“如何”发生，我们只能预言说，它的动因是无知觉的机械装置某一部分失灵了，而不是人道主义之外的某种有意识的力量。但失灵的是哪一部分呢？没法知道。这说的只是“如何”。至于“何时”，也完全超出了我们的预言能力。因此，那个关键的问题得不到回答。我们甚至无法知道对人道主义假设的信奉及由此造成的损害是否会逐渐停止，以便使我们至少还能现实地适应那个残留的世界；或者，我们甚至无法知道，在荒野、动植物、文化风景、人类技能、环境和人类健康以及残存的资源都消失或毁灭后（剩下的除了混沌外，没有别的），对人道主义的信奉及由此造成的损害是否会突然停止，立刻结束。

人道主义是一种顽固的哲学，而格卢姆又可能来得太晚，无法使我们躲开毁灭之灾。我不怀疑这种可能性，但在这里讨论它已经没有意义了。无疑要剖析那种混沌状态，但我把这个工作留给其他人去做。

即使人道主义的僭妄早早垮了，并且温和地垮去，我们失去的也已经很多了。

此外，我还怀疑是否会有哪怕是一点点的超自然或神圣的力量能使世俗社会在如此巨大的转变过程中免受苦难。所以，不会有什么值得庆贺的结果。那么，我们所能抱有的最大希望是什么呢？最温和的格卢姆——在最后的自杀行动中只伤及文明的手指而不毁灭文明的整个身体的格卢姆是什么呢？我只能想到全球性的经济萧条，一场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要是可能的话）早日到来并造成世界现有经济体系崩溃的萧条，一场使掠夺资源型工业崩溃，使稀奇古怪的全球武器交易崩溃，使重新安排地球的庞大计划崩溃和使破坏性出口农业崩溃的萧条。然后，再建立起独立于任何大“体系”的小型国家和地区经济。这只是希望，而不是预言。我不一定非得指望事情这样发生不可，只要我想得到的话，肯定还会有别的格卢姆是我所希望的。

人道主义者会说，盼着来一场萧条，那是愤世嫉俗。但我相信读者会明白，事实并不是这样。真正的愤世嫉俗者是那些拼命坚持疯狂事业的人，他们热情而坚韧地追求那个事业，不惜一切代价。

要是有一种机制（经济的或其他的）使我们免于被毁灭的话，那么，哪部分人道主义可以得救呢？首先应该明白，我们想要拯救的东西与将来得救的东西不可能是同一个东西。这可能是一件幸事，因为我们都想要那些世界供养不起的东西。例如，就技术来说，就很不容易规定其中的“有害”部分，而且，即使可以作出这样的规定，我们也能充分证明，把有害部分与其他部分割裂开来是不可能的。现代技术有其上层建筑，我们很难想出一种方法，能够既把它拆开，又完全不损坏它。要是我们能够保存少量技术的话，我们马上又会要求保留全部技术。

也许，舒马赫所谓的中间技术会保存下来。中间技术用于发明农业和制造业中的既复杂又简单的机器，这种机器用当地可得到的材料制成，易于建造和维修，耗能不多。这种中间技术在某种程度上是独立于上层建筑的，而且在获得足够的力量之前，它甚至可能从旧技术的无数碎片中获取营养，茁壮成长。与此相反，奥威尔相信，如果现代社会在一场大灾难中完蛋了（他指的是20世纪40年代式的核战争），那么，它留给后几代的技术可能只是维持生存的农业和冶炼金属的能力。经济“大灾难”正好会有同样的结果。问题是我们不知道到底会剩下什么东西，而在目前给我们希望免于毁灭的东西贴上随便哪一种标签，也都是徒劳无益之举。在以往许多世纪里，人类没有20世纪的技术也生存下来了，因而还能重新这样生存下去。这完全取决于变化发生之前都失去了什么东西，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我们也许会有一种仁慈的技术，也许会“回到山洞”里，或者，这也许是不可能的。最有可能的是，未来的技术将是某种我们现在想象不出的东西。

同样谨慎的推理也可以应用到人道主义的非技术部分之中。这里也有许多东西未受人道主义玷污，而我们只要愿意的话，就能拯救它们。它们首先包括仁慈的正义和平等观念，还包括思想自由和宽容。这些东西（尤其是思想自由）能与现代人道主义的其他表现（如不顾后果地追求知识）分离开来得到挽救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它们会在后人道主义世界长久存在下去吗？我要再一次回答说，我们无法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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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懂得，我们没有操纵地球运行，并不意味着我们无能为力，而是意味着新的自由和巨大的宽慰。懂得这一点的人就不会非要做到不可能的事情不可了。他们不会浪费精力，徒劳无益地企图管理世界；不会企图“控制”水灾从而把事情弄得更糟；不会企图“消灭”那些还未理解其生态作用的疾病从而招致更可怕的危害。

他们不必再由于没达到预想的控制而感到内疚了。他们也不必再靠着虚伪地宣称完成了或将要完成那些工作来减轻自己的内疚了。这就是宽慰。

自由就是追求个人命运的机会和挑战，而且只有脱离了那个窒息了现世生活的组织巨网之后，才谈得上个人自己的命运。那种认为未来不可认识的信念，正在使某些人（一些独立小国、社区和强大家庭里的第四世界成员）沿着自己的路线走出了第一步。必然性的环境每天都在证明这些人的正确。有识之士为了逃避人道主义假设的重压，宁愿选择阿曼派那样相当独立、体面和摆脱了体系的手工生活。在人道主义世界里，很难过上这样的生活：人道主义特别善于合作。但开始过这样的生活还是可能的。假如人道主义足够快、足够温和地垮台，那么，这些人就会指明通向比较美好、比较耐久社会的方向，并成为那个社会的中坚。将来会有许多单位幸存下去，每个单位都有自己的信仰、信念和生活方式，有些单位比别的单位更成功一些。我们将来还要互相帮助（尤其是邻人之间），但我们不会都被一起捆在山腰上了。将来还会有许多种文化，但不会有徒有其名的世界文化了。我们日常生活里的原因和结果将重新成为可以认识的东西。将来还会有生、死、战斗、受难、欢乐和凯旋，一如往常。人们将把它们作为存在的不可分要素一起接受下来。它们之中没有一部分是可以分离开的。它们是一个统一体，是一个超出了理解但没有超出经验的统一体，是人类的伟大天赋之一。

托尔金在《国王的归来》里写道：

“但是，我们的职责并不是支配世界上的所有潮汐，而是做我们这个时代的救助者，在我们所知的一切田地里根除邪恶，以便使后来者能有一块干净的耕地。他们那时气候如何，不是我们管得了的事。”

这就是我们所能抱的最大希望。这也就够了。

人类精神

无论如何， 即使伦敦是11月1日，这里也是春天，他们无法阻止你去享受它。这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回忆。我曾长时间站着观看蟾蜍交配或野兔在青苗里进行的拳击比赛，并想到所有的大人物只要能够的话，都会阻止我作此享受。但幸运的是，他们不能阻止我。……春天依然是春天。原子弹正堆在工厂里，警察正在城里徘徊，谎言正从扬声器里涌出，但地球照样围着太阳旋转，即使独裁者和官僚不同意这个过程，他们也不能拦住它。——乔治·奥威尔：《普通蟾蜍随想录》

人们准备要超越人道主义吗？时代有利于这样的改变吗？我们似乎不能独自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梦想——信赖技术或永远追求进步。但是，如果环境助了一臂之力的话，我们会乐于接受这种优雅的，甚至热情的祭品吗？说我们将会接受它是不够的，因为不会有别的选择。即使有别的选择，那些选择也都是让人不愉快的。如果我们的运气突然来了，我想会有许多人恰当地行事。不过，这样的人不会占大多数，也许刚够开始新生活，转向新生活。

人类精神的某些元素可能会有助于我们取得一个新的世界。这些元素本身并不新，它们在我们追求知识和力量的时候被遗忘了。我将通过回想某些这类元素的方式来结束本书。

喜欢简单事物的能力（不管是自然的还是人造的事物）永远没有被文化摧毁。它随人类每次分娩而重新产生，不管我们分析它、规定它、控制它和利用它的计划多么复杂，也不管我们把它消灭在儿童时期的努力是多么成功。有多少万次，溺爱子女的父母带回昂贵的电动遥控玩具，但它几小时后就被摔破了，或被扔在一边，而孩子却在高兴地玩它的包装盒。幽默也是如此，它很早就进入了生活，而且不需要特别的人类机制来维持它。 今天早晨，我们那个1岁半的女儿在小床上发出的衷心欢笑声唤醒了我和妻子。我不知道逗她发笑的是什么东西，但我可以肯定它不是任何组织计划或精心设计的结果。要是有机会加以培养的话，愉快和幽默总会来到我们子女身上。

人类精神能够在没有感到或受到强制的情况下放弃力量。这时，它就得到了一种人道主义根本不了解的安宁和满足。这种自愿放弃控制神话的例子很多。不过，就概念与实践的结合而言，它在正统的犹太人安息日仪式里可能从形式上发展到了最高阶段。这一天（一星期一次），正统的犹太教徒都不劳动——不管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他们不烧饭、不点灯、不杀生、不创造任何事物。萨姆森·拉斐尔·赫希描述了守安息日的理由，他说[转自H·H·多宁]：“[人] 可以按照上帝的意志在6天里统治世界。不过，到了第7天， 神谕禁止他为自己制作任何东西。他以这种方式承认自己没有权利占有或统治世界。……所以，在安息日哪怕干一点儿活，都是对上帝是世界的创造者和主人这个事实的否定。说人是自己的主人，那是僭妄。

……如果你为了人类的利益而做了最微小的努力、甚至对物体作了极小的改变，那么，你就已经亵渎了安息日。……”

在犹太教里，对这个思想还有其他在生态学上恰当的引申。例如，有一种古代宗教习惯（现在在很大程序上被抛弃了）是让田地每7年休耕一次。把这种温和地、有节制地对待环境的态度明智、适当地扩展到每轮的其他6年或一周里另外6天（不只在犹太教里面），会是不可理解的吗？实际上，我们知道能够进行这样的扩展，因为世世代代早就在实践这一点了。在《一个中国西部的自然主义者》这部20世纪初期的著作的第2卷里，欧内斯特·H·威尔森轻蔑地论述了中国农业的一个方面：“虽然中国人种植各种各样的作物，但从我们的标准来看，它们的质量都差得要命。可以说，除了玉米和甘薯之外，没有一种中国农作物会引起这个国家[英格兰]的注意。”

然而，过了一段——看不出它与前一段的联系，他又说道：

“中国的地块都很小，以至最恰当地描述那里农业的词汇是商品菜园而不是农场经营。长期的经验使人们学会了如何在不过度消耗地力的情况下得到最大的收获。实际上，中国农业的优异之处正在于，虽然长期都在种植，但土壤没有衰竭的迹象。”

耕种了4000多年竟然没有伤害土壤！把它叫做商品菜园而不叫农场经营，就证明了可以同时既开发又限制，证明了人类在劳动过程中可以象安息日时那样尊敬和理解其他创造物。这种积极地、创造性地放弃过大的力量的行为已经指明了生存之路。这并不是猜测。象单纯的愉快和幽默能力一样，它也是人类精神的无可置疑的组成部分。

我们也有能力承认和对付死亡及生活的阴暗面，甚至能从其中抽象出必要的意义，这在人道主义世界里常常被遗忘了。人道主义世界花那么多金钱和人力，进行的却是两种同样无益的尝试：打算消灭这些吓人的事物和否认它们的存在（即使是现在）。我们把违反生物学基本原理的有害欲望与能够随意想出的可怜观念结合在一起了。所有这一切，都成功地剥夺了我们的力量和意志——我们在无可避免的情况下勇敢地迎接死亡的力量和意志，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以最有利的条件与死亡搏斗的力量和意志。

最后是求生者。特伦斯·德普雷斯令人毛骨悚然地考察了纳粹德国和当代俄国死亡集中营里的生活。他断定，少数人之所以千方百计地活了下来，原因并不在于变节背叛，而部分在于古老的、生物性的求生意志。这种求生力量是人固有的，某些幸运的人在十分需要的时候仍然能够唤醒它。“尽管有非人的压迫，但某种天赋的东西（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生物陀螺仪）仍然使男男女女们稳定地保持了他们的人性。”人道主义努力的可怕悖论在于：为了追求“消除死亡”这个毫无希望的目标，我们必须否定基本的生物力量。而否定这种力量，就要减弱我们唯一现实的方面——作为人类来生活和死亡。德普雷斯说：“技术的功能是满足我们不太注意的物质和经济需要。文化的功能是否定虚无和死亡这个基本事实。文明的这两个方面都减弱了我们对自己作为生物这个境况的意识。这两个方面最后都造成了对生命的藐视。……西方文明否定生物的现实，因为生与死不可分割，所以否定死亡就不可避免地要否定生命。……这真是个天大的嘲弄：对死亡的意识引起了对生命的严格爱护，造成了在一场猛烈的毁灭中死亡-否定的结局。 ……在极度的伪善和可惜地愤世嫉俗的虔敬中，全部城市和人民都被毁灭了。生命的价值被降低到了动物园和排泄物之中。”

这就是现在的状况。不过，要是时代发生了变化，我们就会发现，人道主义既未能根除儿童的求生意识，也未能消除他们正视死亡的力量。

人类精神的另一部分是爱的能力，这可能会再次帮助我们。它并不不是人类独有的，但对我们极为重要。因为它是家庭和小社区内聚力的源泉，是后人道主义世界里唯一有生命力的后继者。象其他能力一样，爱的能力也受到了严重打击，家庭和小社区明显变弱了。既然无法幸免于人道主义生活中不一致的、相互冲突的要求，它们就要遭受双重磨难（尤其是家庭）。因为人道主义者没法用更好的东西或行得通的东西来取代它们，就把它们当作替罪羊。

最后一种能力不同于爱，但又不与爱矛盾。这种能力就是男男女女独立奋斗的能力。简单说来，就是人们能够不依赖社会组织和装备，不依赖别人的计划取得成功的能力。如果没有这部分人类精神，其他的人类精神就根本没有用处。它将在人道主义终结之后的时代里经受最大考验。作为人类精神的最后一个合适例子，请看看卡普特·乔舒亚·斯洛克姆吧。1898年那年他已是54岁，驾驶了他那“浪花”号小船回到麻萨诸塞的费尔黑文港，那条单桅多帆船才30英尺长。他独自穿过了狂风暴雨又风平浪静的大海，穿过了岩崖和暗礁，绕地球转了一周。他写道：

关于他与其它生物的关系——

“好望角那儿的国家人迹稀少，我发觉除了自卫之外自己根本没有心思去扼杀世界上的生命，我驾驶着风帆，渐渐滋长了一种隐士的性格，以至提起杀害食用动物，我就恶心。”

关于他与目的因理论的关系——

“我记得小时候听船长经常在祈祷时说，他祈祷风向由东南转向西北，得到的回报完全是满意的。他是一个好人，但这能为造物主——风浪的统治者添光加彩吗？再者，我记得那不是为他而变的信风，而是变风区的风，只要你求它，而且求得时间够长，它就会改变。还有，他的兄弟居然没有在相反的航向上困住，也是一路顺风。这一点毕竟有所不同。”

关于他与大海的关系——

“可是，要在一切事情上成功，一个人必须理解自己的工作，准备随时应变。回顾我自己的小小成就，我认为一套不太精致的木匠工具，一只破闹钟，一些地毯钉（不用很多），就能推进刚才我在故事中提到的事业。但首先要提到的是我那若干年的学校教育，在学校里我刻苦研究了海洋法，那是我远航时要遵守的，它值得我花时间去研究。”

那些理解人类的限制的人能比其他人更多地分享上帝的食物，并因此而获得满足，获得另一种力量。我们渴望看见人类精神再次摆脱自我奉承的束缚，以便一旦东风劲起，就能高飞翱翔。

那么，失去的东西（荒原、植物和动物，技艺及其它东西）会使我们生活的连续性间断太大，以至人类精神也无法把它架通起来吗？这是一个回答不了的问题。

同时，我们只得生活在这个世纪，必须等待和忍耐那不可避免的悲哀。昨天夜里，我听了一段我最喜爱的早期巴洛克音乐，象往常一样，它使我回想起顽强地冲击着漆黑海岸的大海，我曾在那儿等了几个晚上，想看一看大型海龟（它们那个高贵种族里的最后一些遗民）是如何从海底升起，把它那闪闪发光的龟蛋放在漆黑的沙滩上的。这段音乐让我难受得无法言说，因为我知道我的时代不会有人写出这样的音乐。我的时代太先进了，缺少足够的宁静。我悲哀，因为它让我想起了大海，一个孕育了人类的大海，一个渗入我们每一个细胞的大海。我悲哀，因为它还让我想起了我们时代的任何东西都多多少少感染了僭妄的态度。  我们玷污了一切事物（有许多是永远地被玷污了），甚至最边远的亚马逊丛林，高山上的空气和孕育我们生命的永恒的大海也在所难逃。

谢选骏指出：“人道主义”其实就是“原罪主义”！

（另起一页）

【第二部分】

【鼹鼠眼中的信息时代】

《信息时代的世界地图》，1997年12月1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王小东。在我看来，此书描绘了一个“鼹鼠眼中的信息时代”，结果就是常言所说的“门缝里看人”。他延用20世纪的阶级斗争观念来预测21世纪的信息时代，画出了一幅鼹鼠眼中的“世界地图的断层线”，努力拼凑一幅“鼹鼠如何生存”的设计图——王小东不愧是邓小平共产党“改革开放”的地洞传人。他把他爸爸的“地道战”，变成了太监的葵花宝典。

（另起一页）

【目录】

引言

第一部分　21世纪的断层线

第一章　智商：最具信息时代特点的断层线

第二章　种族：最为牢固的断层线

第二部分　信息时代与战争手段

第三章　国家：最代表延续性的断层线

第四章　文化：最易做灵活解释的断层线

第五章　信息时代特有的战争手段：战略信息战

第六章　生物学：难以预测与控制的力量

第七章　2000年的战争场景

第八章　一些最基本的变量：人口、粮食、能源

第三部分　信息技术与社会结构

第九章　黑客：信息空间的制衡力量

第十章　秘密就是力量：密码术与宪法

第十一章　观念传播的多元化将改变人类文明

第十二章　中国目前所处的位置

第十三章　中国的选择

跋：一个游戏的几种结局

【引言】

信息技术正在引起人类社会的巨大变革，这一点是几乎所有的人都感受得到的。但是，它究竟在哪些方面引起变化，发生了哪些变化，将要发生哪些变化，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得清楚。用一些专家的话说，关于信息社会的讨论，“大家都是在盲人摸象”。

信息技术所带来的变化实在太快了，一个人会在短短的十几年中就看到过去的时代中也许要几代人才能看到的变化。变化太快，以至于我们根本无法把握这些变化。这一点从信息产业的发展就可以看得十分清楚：许多十几年以前的大公司如今或已消失，或已奄奄一息， 而一些十几年以前还不存在（甚至是几年以前还不存在）或微不足道的公司，成了今天信息产业的帝王，如微软、英特尔、网景等都是这样。这些公司之所以顺应了发展趋势而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并不是因为它们比别人更聪明，因而看清了今天的局势，而是因为运气好，碰对了路子。在美国的硅谷，公司的建立就象鱼甩子一样，成千上万的甩出来，成活的却极少。因而，成功与否并不是靠基于理性分析之上的预测，而是靠碰运气。

要真正能够看清信息技术所带来的变化，也许要十年二十年之后。那时再来看我们今天的预测，有许多肯定是十分可笑的。尘埃落定之后，你也许会发现，我们今天所说的话百分之五十是错的，另外百分之五十是蒙对的。即使如此，我们今天的探索也仍旧是有意义的：力图了解自己周围的环境，在不可知的海洋上为自己导航，仍是人类即时生存之必须，其间或能瞥见一丝真理的毫光，则可传之后人。

我对于信息时代的把握，当然也是盲人摸象一流，但我迫切感到，即使仅仅是左摸一把，右摸一把的感觉，到了今天，也有必要把它们用思考联结起来，绘成一张大致成形的图，呈献给世人。这肯定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要在不可知的海洋上为自己导航。

我的这本书力图把有关信息时代的一些大感觉（这些感觉就其原始材料而言，并不是我个人的，托信息技术的福，我才能够在极大的空间范围内，将这些材料搜集起来）串联起来，勾画出我们今天所能想像的未来信息时代的人类社会的一些轮廓，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国际关系等各个方面。

在勾画这些轮廓时，我并没有严格属守“信息技术”、“信息时代”等“信息”这个名词的限定范围。如果在勾画这些轮廓时，其它的东西也很重要，为什么不能加进去呢？再者，“信息”的范围本身就是划不清的，谁能严格地说清楚我们周围的事物哪些是“信息”的，哪些是“非信息”的呢？比如说，我在书中用了“比特”与“原子”的两分法，借以比喻“信息”的和“非信息”的事物，但这仅仅是一个大概的比喻，不能深究。譬如，我在书中把人的生物学特征说成是“原子”的，而把人的文化特征说成是“比特”的；然而，人的生物学特征是由其细胞核所携带的遗传信息所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你的块头大小，原子多少，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比特”的。但另一方面，你却不能说，使用这样的比喻，作这样的两分法没有意义：至少，一个人的文化特征是在童年时期很容易用其周围的文化环境加以塑造——这正是信息技术的长处，而一个人的生物学特征却迄今不容易被改变——改变它的手段我们一般也不叫信息技术，而叫生物学技术，尽管生物学技术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操纵信息的技术。

关于这些问题，可以把书看完之后再去细究。总之，我是把我认为该加进去的东西都加进去，而不考虑这些东西是否是严格“信息”的。

美国生物学家刘易斯·托马斯曾经把他的思想比作由好几个自我组成的委员会。

这些自我开会时，常常是吵吵嚷嚷，没个日程，也没个主席，但他却一直感觉正常。当然，他觉得还是有个主席好，还是排队挨个来好。我在本书里也时常出现这种“委员会现象”。你只要把问题往宽里想，往深里想，“委员会现象”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相信大家都会有这个体会。当然，最好还是有个主席。另一方面，我想提醒读者的是，在有些地方，我的观点看起来矛盾，实际上并不矛盾。

打个比方说，有A、B、C、D四种观点，也许大多数人都认为，持有A观点的人必持有B观点，而持有C观点的人才会持有D观点，否则就是自相矛盾；但为什么持有A 观点的人才能持有B观点呢？这理由也许仅仅是因为许多书上都这么说，但实际上，却是持有C观点的人同时持有B观点才更符合罗辑。在我们现有的人文、学术，乃至传媒背景下，往往是错误的搭配占据了主流地位，以至于人们根本想不到还可能有另外的搭配方式。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的这本书并不能构成一个体系－－我认为，一个东西，无论是什么东西，自成体系的想法已经不符合这个网络化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每个人应做的是编织自己的那一块小网，拼凑到大网上去，而这张大网博大无边，变幻无穷，无法由我们作出价值判断，我们只是感到非常有意思。另外，对于书中涉及的许多技术领域，我和大多数读者一样，并非这些领域的技术专家，对于技术专家们的不同观点，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加以判断，但把普通人对于这些专门技术领域所发生的事情的感受联系起来，并且进行智力上并非不严肃、不认真的处理，写成一本书，肯定还是会有价值的。

作为一个社会中的人，我还感到，无论是在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等“软”领域，还是在科学技术这样似乎应该是一丝不苟、直言不讳的“硬”领域，总是有一些十分重要，而大家却避而不谈的问题。比如说，有关“智商”的许多问题就是据科学家们说“我们大家都知道是事实，但谁也不去谈……”的问题。本书当然也不可能事事直言不讳，但尽可能触碰所有有重要意义的问题，乃是它的一个原则。

谢选骏指出：王小东自称对于“信息时代的把握，当然也是盲人摸象”；但他的这种说法却是在污蔑盲人！因为摸象的盲人虽然片面，却都是诚实的地讲述了自己的感受。王小东一类的共产党员却是不然，他们口是心非，都是典型的两面人。

 

【第一部分 21世纪的断层线】

如我们想对21世纪的世界地图作一番描绘，我们首先要作的一件事就是要画出21世纪的世界地图上的“国界”。这几乎是一句废话，地图上没有国界还叫什么地图呢？对于大多数人的眼睛来说，地图上的国界远比江河湖海、山岭平原的自然轮廊线还要醒目得多。国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治、社会的断层线。在国界两边的人们，他们之间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往来都会受到一定的阻隔，不如在国界内部那么畅通；他们的政治制度、经济水平、文化生活等生存形态也往往呈现或多或少的断裂。即使是加拿大和美国这样在政治制度上高度类似、在经济领域里高度整合的两个国家，你在它们的共同边界两边，还是会明显地感到一种氛围的断裂。

我们现在的世界地图上的国界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些边界线大致稳定。当然，因为苏联和东欧的巨变，我们的世界地图产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出现了一堆新国家。然而，这种世界地图的改变的背后原因，还是传统的因素——政治和军事。到下一个世纪，另一种改变世界地图的力量实际上也许是更为强大、更为根本的，这就是信息技术的飞速进步。为什么信息技术有可能改变世界地图呢？很简单，它大幅度地改变了地图上的一个重要要素，距离。准确地说，是一个人在单位时间内对其他人产生不小于特定的影响的距离半径被大大地扩展了。反过来也可以说，地球上任何两个地点的人之间的距离，在他们可以相互影响这个意义上说，被大大缩小了。从世界历史上看，改变距离的技术进步往往会大大地改写世界地图，如14、15世纪航海术的进步使得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都换上了欧洲列强的标志。但是，现代信息技术的革命性进步不仅仅是缩短了距离，它在许多方面简直是消除了距离。比如说：你现在只要有一台电脑、一个调制解调器、一根电话线，每月交上不多的一点入网费，就可以与远在地球另一面美国的朋友发电子邮件，而他或她可以在几秒钟之内收到你的电子邮件并回信，也可以打网际网络电话而不必付昂贵的国际长途话费，在不远的将来，你还可以与对方通过计算机网络隔洋“面谈”呢！当然，信息技术不是万能的，比如，如果你想和地球对面的女朋友肌肤相亲，暂时还得坐飞机（但在未来也不是绝对不可能通过计算机网络做到这一点：比尔·盖茨在《未来之路》一书中就提到了“VR（virtual reality, 虚拟现实）紧身衣”的设想，他说，从历史的经验看，人类的智慧往往是尽早运用于解决性需求方面，因此，“虚拟的性体验”必然会成为这种新技术应用的最早焦点）。

那么，距离的消失是否就意味着人类社会之间的断层将不复存在了呢？那也不见得。因为距离不是造成人类社会断层线的唯一因素。现在的人们在热烈地谈论：“全球一体化”。如果这是指过去的一些断层线已经或将要变得模糊（而不是消失，如果你认为是消失，那你恐怕是在打一个风险很大的赌），那么这些断层线模糊或消失后，社会又会沿着一些新的断层线分裂。21世纪世界地图上的“国界”，有些是老的，这些老线可能或多或少有些模糊，另外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线，这些新线之中的一部分或许原来就有，信息技术革命只不过将其凸现了出来。下面我们就谈谈这些可能的新、老断层线。

谢选骏指出：为了骗取国际资本，共产党暂停制造“20世纪的断层线”——阶级斗争；开始鼓吹“21世纪的断层线”……这充分体现了“共产党的僭妄”，他们以为自己垄断了枪支弹药就可以随意画图，无论如何荒谬野蛮低俗，也要强迫别人必须接受。

【第一章 智商：最具信息时代特点的断层线】

我们不应过份夸大信息技术革命的影响，它的影响必然很大，但不一定就能盖过一些传统因素的影响。我在这里准备将信息技术革命将会带来或凸现出的新的断层线放在第一章讨论，并不是因为它在信息时代就一定比传统的断层线更重要，而是因为它新，这就是说过去讨论较少因而其讨论的信息价值更高，并且与信息时代密切相关（这是本书的主题）。

如果我们先排除传统因素的惰性和反抗，隔离与信息技术同步突飞猛进的新技术如生物遗传工程技术的影响，画一张只考虑信息时代的特点的世界地图，这张图是什么样子呢？它的“国界”划在什么地方呢？我认为，它的“国界”很可能划在不同智商的人群之间。让我们从一些现象谈起。

美国大夫与印度秘书

1996年美国之音中文节目中一个有关信息时代的小故事很有意思。故事中说，美国大夫有一个习惯，就是看完病之后自己不写病历，而是口述病历，由专门负责誊写病历的秘书记录并打印出来（这个习惯在我们中国人看起来可能是太傲慢了）。在信息时代之前，高度工业化的美国已经采用了阿尔文·托夫勒所说的“第二次浪潮”的办法来更有效率地处理这件事：出现了一家专门负责此事的公司，美国任何地方的医生看完病之后，只要对着特别设置的麦克风口述病历，公司里的高度专业化的记录员就会记录下病历并打印出来，几分钟之后便通过传真返回医生手中。但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出现了一个小小的，但我认为（显然美国之音也这么认为，否则它不会把这个故事挑出来广播）意义深远的变化：这家公司把记录业务搬到了印度，现在，美国大夫仍在麦克风前口述病历，但他的信息不是留在美国境内而是通过远距离通讯网传到了印度，由印度秘书记录并打印，然后还是在几分钟之内又传回美国大夫手中。这样的操作在信息时代之前如果说不是不可能也是没有效率，因而不可思议的，但现在已经可以做到了，而且是更有效率、更经济的。这意味着什么呢？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更平等。过去，你可以仅仅因为你是美国人就得到这份记录病历的工作，现在不行了，你必须与远在几万公里之外的印度人竞争这份工作，在能力上要竞争，在工资上也要竞争。如果你说你因为生在发达国家就要多挣钱，雇主不给你就找政治保护，那么好，雇主就把买卖搬到别的国家去，至少是那些倒腾比特而不搬运原子的买卖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搬走。这当然意味着传统的断层线——国界——的模糊化，但另一方面，它可能使一个地理社区内的精英与其他一般民众之间的断层线凸现或宽阔起来。

“贫穷人海之中的一个个高科技群岛”

什夫·纳达(Shiv Nadar)是印度（实在抱歉，又是印度的例子，因为印度是一个相当贫穷的国家，一般大众的生活肮脏、贫困、凄惨，而它的高科技精英却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我们中国的前面，较早地与发达国家接了轨。很可能在信息时代，“印度的今天就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明天”）HCL公司的总裁。他的公司从1976年的一个制造可编程计算器的小厂，发展到了今天这个拥有5．5亿美元资产的大软件公司。纳达希望到本世纪末，他的公司的年收入可以达到30亿美元。《时代》周刊的记者采访他时注意到一个细节，他那间大办公室的十几扇窗子都用百叶窗关了起来。记者写道：“对于51岁的纳达来说，就在HCL外面的那个世界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政府的那些粗暴的规章制度，那些靠及时的政治“献金”来夺取合用的竞争者，以及永远处于紧急状态的印度经济，纳达只能用百叶窗把这些关在公司之外，让大伙不去分心。所以，HCL一直是雇员们的一个知识“净地”，一个他们可以舒适地想像那些无限的可能性而不必去受窗外那不协调的现实——贫困、宗派之争、模拟化思维——的侵扰。”

实际上，在贫穷国家，精英集团往往不仅仅利用百叶窗把自己隔绝起来。我的一位朋友曾对我说过，在某些不发达国家，精英集团实际上是脚不沾地的：他们住在豪华的大厦里面，整个大厦是完全封闭的，不要说喝的水，就连空气都是经过过滤因而与外面那个肮脏的现实隔绝的，如果他们要到另一座大厦去，往往是走两座大厦之间的玻璃罩封闭的通道，走得再远，那就坐直升飞机了，因而是脚不沾地的。这么做是有现实需要的：外面实在太差了。

欧洲共同体负责科学技术预测的主任里卡多·佩特拉认为：“到下个世纪中叶，像德国、意大利、美国或日本这类民族国家，将不再是最主要的社会经济实体和最主要的政治结构。取而代之的却是一些诸如美国加州的奥林奇县、日本的大阪、法国的里昂、德国的鲁尔区等地区，它们将取得社会经济的统治地位……。未来真正的决策力量……将是和城邦地区政府结盟的那些跨国公司。”佩特拉认为这些单位将会形成“在贫穷人海之中的……一个个高科技群岛。”

如果我们排除起作用的其他因素，只考虑信息技术社会所带来的影响，21世纪的世界地图很可能就是这个样子：在全世界浩瀚的贫穷人海之中，散布着一个一个的高科技群岛，在这些群岛里面，是一片安宁、舒适、雅致，科技精英们居住在里面，思考着“无限的可能性”，而在群岛之外，则是肮脏、贫穷、罪恶、流血争斗、疾病、污染……，其中最小的那些岛很可能真是用玻璃罩起来的，岛与岛之间则用高速通讯线路相联，通过这些线路，岛民们可以相隔万里却亲密无间，而近在咫尺的岛外却与他们没有什么关系。这里有伦理问题吗？也许有，但到时定会找到合适的说法予以解决。我们常常说我们与猴子有共同的祖先，但我们已不把它们当成我们的同类；更进一步说，其实我们与细菌也有共同的祖先，我们对此闭口不提，要不是有些细菌常找我们的麻烦，我们是不会去关心它们生活得如何的。

其实，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幅国界线比其它任何断层线都要凸显的世界地图是工业社会的产物，在农业社会中，原本就不是这个样子。在古代的农业社会中，一个国家内的精英集团与近在咫尺的贫穷大众之间的隔阂远比他们与另一个国家的精英集团之间的距离要大。在农业社会中，重要的断层线是在富人与穷人之间，只有到了工业社会，富国与穷国，或者干脆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断层线才变得更为重要了。关于这一点，有一部英国学者厄纳斯特·吉尔纳(Ernest Gellner)所著的经典著作《民族和民族主义》(Nation and Nationalism)作了系统、详尽的论述。作为实例，我们只要想一想离现在这个时代还不太远的欧洲各国贵族之间的频繁交往、通婚就会明白了。就中国的历史而言，我们可以想一想春秋战国时期在各国之间穿梭往来的学者的身影。自秦统一以后，在当时技术条件下可以频繁交往的地理范围之中，只剩下了一个国家，当然也就只有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断层线而无国与国之间的断层线了。因此，中国人只有天下的概念，而无民族国家的概念，这个习惯一直遗留至今。

工业革命打碎了这种“贫穷人海之中的一个个群岛”的模式。工业社会强调规模化生产，规模化生产要求社会组织也规模化，要求把更多的人整合到一起，要求整齐、均质、一致行动，而当时的信息传播能力可以把比农业社会大得多的范围人们整合在一起，另一方面却还不能完全克服距离的障碍。正是这种技术条件形式了我们看到的一个个相对隔绝、内部相对均质化、在地理上基本联成一片、规模适当的社团，我们称之为民族国家。

信息技术革命则在两方面改变了工业社会模式：一是阿尔文·托夫勒和海迪·托夫勒在《未来的战争》一书中提到的“分量化生产”，它降低了规模化生产的比重（我认为不可能完全消除规模化生产）；二是其传播信息的能力完全消除了距离的障碍。这就使得第一，可以形成与周围“贫穷人海”隔离的小岛（这一点在农业社会其实是做不彻底的，因为那时，精英集团其实是需要劳苦大众的，他们不仅需要劳苦大众在田里劳动，而且需要其中的一些人在自己近旁服侍。今天，科技的发展使得精英集团越来越不需要低级劳动力，即使是廉价的也罢。）

第二，并不特别迫切需要把这些小岛在地理上搬在一起，完全可以通过高速通讯手段把他们联结到一起，使你感觉不到其间的地理距离。当然，这些小岛在一定程度上很可能还是在往一起凑的，如美国的硅谷。

实际情况如何，是智商吗？

我认为，21世纪的断层线很可能画在不同智商的人群之间。有人也许会问：即使21世纪的世界地图真是在贫穷人海之中散落的一座座精英的小岛，为什么这些小岛必定是住着高智商人群的高科技小岛，而不是智商不那么高的有钱人的豪富岛呢？关于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首先，在不同智商的人群之间出现深刻的断层线已经是一个现实而不是预测；其次，信息时代的特点将加强这一趋势。

1994年美国出版了一本非常著名，亦极具争议的书《钟形曲线：美国生活中的智能和阶级结构》。它之所以引起极大的争议是因为它声称，在不同种族之间存在着先天的智力差异，黑人的智能先天地低于白人和东亚人。但是，抛开遗传学问题和政治情绪不谈，这本书以详尽的资料分析了美国生活中的智能和阶级结构，想要真正了解当今社会的结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的人们不可不知。

在这本书中，作者提出了一个“认知精英”(cognitive elite)的概念。为什么要用“认知”(cognitive)而不用“智能”(intelligence)这个词呢？作者说是为了避免有些人抬扛：如果你用“智能”这个词，那音乐才能算不算智能呢？体育才能算不算智能呢？人际关系能力算不算智能呢？自我调节情绪能力算不算智能呢？作者认为这些都不能和智商搅在一起，真正的智商测验的只是语文、数学和空间想像三项能力。为了避免在用词上纠缠不清，作者创造了“认知精英”这个概念。所谓“认知精英”就是指上述三项能力特别强，我们平常称之为“智商高”的人。作者认为，20世纪初以来的世界基本上是按金钱、权力和地位划分阶级的；古代的世袭门第越来越不重要，而财富、文凭和才智则越来越重要；而21世纪将开始一个以认知能力为决定性力量划分阶级的世界；现代技术社会对认知精英的需要越来越大；金钱和权力将越来越多地转移到认知精英身上；技术的进步使得现代社会从各个角落中筛选和抽取认知精英的能力越来越强；聪明人本来就与社会其它部分高度隔绝，而以后只能是更加隔绝而不可能逆转，政府对此将回天乏术。该书以详尽的统计数据支持上述观点，在此罗列这些数据有些乏味，但作者所举的一个验证高智商人群与社会其余部分高度隔绝的方法十分生动，我们也可用来检验一下我们的社会是否存在这种隔绝：想一想你的十二个最亲密的朋友或同事，再看看他们的学历。

《钟形曲线》的作者声称：他们这本书的大多数读者都会发现自己那十二个最亲密的朋友或同事之中的大半是大学毕业生。但很多人都想不到，即使是在美国这个教育高度发达的国家，如果社会是高度流动的，那么，十二个人之中有六个是大学毕业的可能性也只有千分之六。然而，很多读者甚至看到十二个人之中半数以上有研究生学历也觉得十分平常，实际上，如果各种学历的人是随机分散在各处的，那么，这种可能性应该不到百万分之一。那十二个人的小圈子中有哈佛、斯坦福等十二所名校的毕业生吗？有一个的概率是千分之一，两个的概率是五万分之一，四个以上的概率竟小于十亿分之一，但该书的读者们却会觉得这很平常。为什么，因为该书的读者都是高学历的人，而他们凑到了一个很小的圈子里。同时，在现今的美国高学历就等于高智商（反过来也一样）是极为明显的。

那么，中国的情况如何？由于中国是一个教育不够发达的国家，所以虽然高学历等于高智商大致是正确的，但反过来就不对了。为了方便我们也可以仍按学历来做一下这个测验。我们会发现，中国的状况与美国差不多。我们还可以举出另外一个大家熟知的例证：中国高学历的名校毕业生往往都有这样一个体验，总是在各种场合碰到校友，并发现有共同的朋友，于是大家感叹一声“这世界真小”。其实不是这世界小，而是这圈子小。就中国的情况而言，肯定有相当部分的高智商者尚遗落在民间（而美国是已搜罗得干干净净，把本国的搜完了，又跑到外国去搜），但低智商者很难挤进高智商圈子则已经是现实了。

从现实看，在不同智商的人群之间出现了深刻的断层线已经很明显。

信息社会将使智商成为凌架于其他人类美德之上的突出优点

人类最引以自豪的，恐怕也是唯一优于其他动物的长处，就是人类的智能。

景阳岗武松打虎只不过是小说，再高的武林宗师赤手空拳，恐怕与老虎也过不上三招。

另一方面，人类也不很看重体力方面的优势：虽然有不少人热衷于体育，但很少有人会因为我们的世界冠军也不如猎豹跑得快而垂头丧气，更不用说跑不过汽车了。

但当1996年2月IBM的计算机“深蓝”赢了国际象棋冠军卡斯帕洛夫一盘棋时，却确实有不少人觉得很失落。幸好，卡斯帕洛夫最后以三胜二平一负的大优势比分又赢了回来，“维护”了人类的“尊严”。但迄今为止，人类借以在社会上取得成功，获取财富、吸引性伴侣的优点还不仅仅限于智力一个方面。譬如说，女性在择偶时会注重对方身体的强壮、“男子气”，而男性则会注重女性的美貌、“性感”等。但现代科学发现这些偏好实际上都是“更适合于石器时代而不是信息时代”的东西（Geoffrey Cowley 在《新闻周刊》1996年6月3日发表的“美的生物学”(The Biology of Beauty)一文介绍：科学家们发现，从统计意义上看，女人的美貌与其生育能力高度相关。换句话说，男人偏爱选择美丽的女性作自己的性伴侣，实际上是在本能地选择生殖能力强的女性作自己的性对象。这在强调计划生育的今天还有什么意义？但石器时代遗留下来的密码迫使男人们本能地这样行事）。然而，这些取向是深深植根于人类的遗传密码之中的。通过生物进化来改变这些已不适应于时代的取向需要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年的时间，这就是为什么这些早已不合时宜的东西现在还遗留着。然而，信息时代将用不着如此漫长的生物进化过程来淘汰这些东西。在信息时代，人们之间的距离将变得很近，无论在地理上相隔多远，都能随时交往，但正因为如此，人们将越来越多地和地理上相隔很远的人交往、合作，这也就意味着越来越少地和自己周围的人直接面对面地交往、合作，因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将隔着一层“窗纱”。隔着这层“窗纱”，你个人是否有魅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的智能。不用说，你的相貌在此完全不起作用，你完全可以制造“虚拟容貌”去吸引人；如果你精通心理学，对于交往对象有深入的了解，你还可以针对不同的交往对象制造不同的“虚拟容貌”——当然，到了那时也许谁也不把你的“虚拟容貌”当回事了。你的气质、脾气、幽默感也完全可以虚拟：你在平时的直接交往中也许不善言词，很乏味或脾气很坏，但“虚拟交往”与直接交往不同（你至少听说过有人情书写得极好，但对面谈情却极为乏味一类的故事），在这里，智能往往能掩饰你的其他许多不足，使你在“信息空间”（cyberspace，一个极好的词）中风趣幽默、风度翩翩，整个制造出一个“虚拟人格”来。你没有领导，组织才能吗？也不要紧，信息社会——网际网络是其最好的代表——本来就不需要组织和领导、每个人只要遵守那几个基本的“通讯协议”，就可以把自己的东西搞上去，大家就这样“无组织、无纪律、无领导”地把东西凑到一块，就能出产品、出效益、出事业，因为信息空间有“自组织”能力。

人们会习惯这种隔着一层“窗纱”的交往模式吗？会的。实际上，在美国，“网上恋爱”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了，曾有一位丈夫因其妻子在网上与一位尚未谋面的男子热恋而提出离婚诉讼。

另一方面，很多现在报酬还十分丰厚的职业，不是依靠智能而是依靠其他长处的工作，将会被信息技术取代，就像在过去几百年中，很多依靠体力的工作被机器取代一样。我们完全可以想像，在不远的将来，随着软、硬件技术的进一步提高，现在已经在影视制作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电脑动画制作技术将完全取代演员。到了那时，演员可以做到的，电脑都能做到，演员作不到的，电脑也能做到，还要演员作什么？

当然，还有信息技术做不到，非真人不可的事，如交配生育后代。到了最后那一步美貌总还管用吧？当然，那还是管用的——不过也不见得，其实我们现在就已掌握了成批复制超级模特的克隆技术，实际上我们现在就可以克隆成批的，比如说，彭莉（我这里说都是活生生的人，不是虚拟的）。到了那时，满街都走的是超级名模，也就不希罕了。生物学的问题我们以后还会详细讨论，在这里我们只想说：人的所有生物学特征，当然也包括智能的遗传学部分，都是可以大批复制的，因此，今天某一个体的生物学优点很可能是明天所有人都具备的平常事。只有智慧（它并不能完全等同于产生它的那个大脑）是不能克隆的，因而也只有它将是最值钱的。

总而言之，在信息时代，不仅力量将主要归属于智能（这一点我们已很容易看到，如制作软件、加密解密、进行其他各种高科技开发等获取权力和财富的能力主要取决于智力，在信息时代就连大规模犯罪也几乎完全依赖于智力；如打进别人计算机网络，对自己的用于犯罪目的的通讯进行保密等），就连愉悦别人的能力也将主要取决于智能。这就是“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老话。在信息时代，这句话比其他任何时代都更加正确，更加绝对。

伦理学问题

按智力划分阶级公平不公平？很多人还是会认为不公平的。特别是听到智力就是智商，即认知能力时，就会感到更不公平，进而对此表示怀疑，并找出对于智力这一人类最根本美德的其他解释。“情商”(EQ)的说法最近风靡一时，有关“情商”的书在许多国家都十分畅销。“情商”的真正含义究竟是什么，它与智商是什么关系，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但人们对于它如此关注——如在台湾两千万人口中丹尼尔·高曼所著的《EQ》中文版竟卖出了四十余万本——恰恰反映出人们对于智商的关注：人们想看看智商之外究竟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决定人一生命运的东西。

就目前而言，智商尚未完全占据垄断地位，这可能是因为有些智商不能解释的人类美德——如“情商”的倡导者们所主张的那样——还在起作用，也可能是因为还有些与人类美德无关如门第等更不公平的因素在起作用。就中国人而言，我们今日常常听到的抱怨是财富和权力不按智商分配，因而不公正，如“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等等。这有几方面的原因，一个方面的原因是中国的经济、社会在近十几年中处于转型期，有一定程度的混乱，因而人们看到了许多至少在表面上智商不高的“粗人”（但也许他们之中有一些人智商不低呢！因为中国不是美国，还远远不具备把高智商的人从各个角落筛选出来，送到名牌大学受教育的能力）发了财，这使得大家有些愤愤不平，更多的愤怒则集中于那些靠门第暴富的人（以科学的严格性说，从统计意义上看，门第高的人往往智商高于平均水平，但无论是按门第致富还是按门第做官，都违反了按智商排列人的等级的原则，使得很多高智商的人屈居于智商相对比他们低的人之下。）的身上。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目前处于比美国落后得多的发展阶段，尚且缺乏按智商排列人的等级的完备的技术手段，对于智商的需要也没有那么迫切。再一个原因是人们夸大了未按智商分配财富和权力所造成的不公平。实际上，中国也在相当程度上至少是按受教育程度（再强调一遍，在中国高智商还不能完全等同于高学历）分配财富和权力的。任何人都知道在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和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之间在收入、待遇、社会地位方面的那道巨大的鸿沟。否则，就无法解释即使在一片“读书无用”的抱怨声中，那么多的家长宁可倾家荡产，也要把孩子抬过大学的那道门槛——他们十分清楚，进了大学，就进了那个特殊挑选出来的、享有许多特权的小圈子，而进不去，那多半就永无出头之日了，例外是很少的，在将来就更少。

如果社会中的人必须划分成三六九等，则按智商划分应该是最合理的。最早发明开科取士制度的中国人根深蒂固地这样认为，其他主要文明，至少是西方文明圈的人们也这样认为。但是，这一点仍旧是存在疑问的。因此，真正的伦理学问题是，该不该把人这样划分开？很多人对这样的划分表示担忧。特别是，按智商划分人显然是一种直接根据一个人的固有特点进行的为本质的划分，一旦社会环境给人们创造了进行这种划分的条件，人们就很难再做不同阶层间的融合。而少数人掌握着与他们的人数不成比例的巨大权力，掌握着他们根本不交往，也不关心其他许多人的命运这样一种前景，则更是令人担忧的。问题是信息技术革命很可能恰恰是强迫人们进行这种划分的一种技术革命。我们唯一能够自慰的是：在人类历史上一直都有阶级的划分，这一次的划分标准我们觉得至少比过去更公平一些。

群岛能有多大？

在不少展望信息时代的著述中，信息时代是一个万民同乐的天堂，在这个天堂里，每一个人都可以最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才能，最充分地实现自我。借用我们那个世界地图的比喻，信息时代的世界地图应该是一片嫩绿的大地，没有任何断层线，绝不应该是我在前面所描绘的一片灰黄色的的浩瀚沙漠之中星星点点地散布着一些绿洲，或者是一片肮脏起泡翻腾着的“贫穷人海之中星星点点地散布着一些高科技群岛”这样一种景观。他们确实有很多理由：比如计算机，过去只是少数科学家的禁脔，现在不是越来越多的人都用上了？比如网际网络，这是个最民主的地方，没有层级管理结构，任何人只要花不多的钱跟它联上，就成了网上一个和其他所有人都一样享有平等权利的“网民”(netizen)，而现在不是已有几千万在网上了？而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更多的人会有机会加入到这行列中来。

我不能完全同意这种看法。

首先，从历史上看，权力永远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在信息时代也不会例外。实际上，今天计算机的普及是由于人机界面的不断改进，不断变得更容易使用促成的，这就掩盖了一个事实，真正懂得计算机，能够在信息空间中防护自己的人的比例并不见得提高了多少，绝大部分计算机使用者是不懂计算机的。正如IBM公司一份宣传其Aptiva多媒体电脑的广告上所写的那样，问：我是个电脑盲，买Aptiva又不会用，那可真让人懊恼；答：即使您没有任何操作电脑的经验，Aptiva提供的友好界面，也可使您如同面对最家常的生活用品。更进一步说，懂不懂，懂多少计算机还不仅仅是个经验的问题，它确实牵涉到一个人的智商。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其系统越来越复杂，因而要懂得它（我们可以给“懂”下一个粗略的定义：“懂”不是指什么都懂，而是指你有在信息空间中自我防护的能力。这个定义不准确，但可凑合使用）所需的智商越来越高，因而能够掌握它的人数比例反而会越来越小。举个简单的例子，你懂现代的数据加密技术吗？你多半不懂，当然你可以买现成的软件使用。但你能把它用好吗？你搞得清它有没有什么弱点吗？跟踪得上解密技术的新发展吗？那很可能使你的软件作废，而你却还蒙在鼓里。如果你不知道，那你的通讯能保密吗？那你的……。防护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你能不能够利用信息技术获取报酬（我们可以把有这个能力作为“懂”的另一个定义）。很可能你不能，你只能用电脑打打游戏，看看电影，信息空间里面的大量的专业信息你也看不懂，至多在上面和人聊聊天而已（我曾经观察过一些网上聊天，往往只是“哈罗”，非常无聊，连逗贫都谈不上。当然也有水平非常高的讨论，那就又回到精英小圈子里去了，而信息技术恰恰给你创造了在最大范围内，以最大限度搞“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可能性），至多是用电脑打打字——这有助于工作因而和报酬有点关系，或者用网际网络发发电子邮件——这还能节约点长途电话费什么的。你不懂，你就受人摆布，你就没有权力。软件是这样，更不用说信息技术的硬件了。那些通讯网，那些芯片，还有其他许多希奇古怪的东西，它们的技术，它们的管理，无一不是掌握在少数精英手里。很可能，信息技术将打破人类社会迄今为止的金字塔式的层级结构。但取而代之的很可能不是人们原来设想的一张网结构，而是两张网结构。一张是小网，那是精英集团，他们互相之间没有层级结构而是平等的网状结构，但他们的这张小网是高高在上的；另一张是大网，低低在下，绝大多数人都在这张大网里。

其次，群岛的大小取决于地球上资源，如能源、粮食等的稀缺程度——当然也在较小的程度上取决于精英集团的包容性。信息技术可以几乎无限地创造比特，以极快的速度，极低的成本搬运比特，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节约原子方面的成本，但无论如何，信息时代在对付原子方面并没有给人们带来如同在比特方面那样的无限的可能性。很可能能源和粮食还会是限制群岛大小的制约因素。我们将在本书后面更系统地讨论这个问题。

很可惜，本书尚不能以多媒体的方式制作。否则我们真可以画一张世界地图，其中以绿色来代表那些高科技群岛，然后更设置上一些“变阻器”，其中有能源、粮食两个“变阻器”，你可以用鼠标拨动它们，随着你的拨动那绿色的面积将变大或变小，还有另一些变阻器，你拨动它们就可以移动那些绿斑的位置，改变它们的分布状态。我们将在以后的章节中讨论这些变阻器。

有这样一张图肯定能传递给读者更多的信息。

谢选骏指出：“智商”取代了“资本”，成为“最具信息时代特点的断层线”——看来得写一部《智商论》了，以便让黄俄奉为经典，以便取代《资本论》……从此出发，用智商来划分人群，取代用资本来划分阶级。

《美国基因学家因“人种决定智商”言论被剥夺多项荣誉称号》（BBC 2019年1月14日）报道：

沃森博士2007年提出过类似的主张，但随后道歉。

因多次发表种族决定智商的言论，曾获诺贝尔奖的美国科学家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被剥夺多项荣誉称号。这位DNA研究的先驱者在电视节目中提到一种观点：即基因会导致智商测试中黑人和白人的差异。

冷泉港实验室（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表示，这位90岁科学家的言论“毫无根据而且鲁莽”。

沃森博士2007年提出过类似主张，但随后道歉。

他于1962年与莫里斯·威尔金斯和弗朗西斯·克里克共同获得诺贝尔奖。1953年他们发现了DNA的双螺旋结构。2014年，沃森博士卖掉金牌，称他发表种族言论后被科学界排斥。

此前他曾发生车祸，目前正在一家养老院康复。据说他目前对周围环境的认知“非常小”。

DNA影响智商？

2007年，这位曾在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University of Cambridge's Cavendish Laboratory）工作过的科学家告诉《泰晤士报》，他“对非洲的前景一直很悲观”，因为“我们所有的社会政策都是基于他们和我们一样聪明的事实，但所有的测试结果都表明这不是真的”。

虽然他希望人人平等，但他补充道：“那些不得不与黑人雇员打交道的人发现这不是真的”。

发表这些言论后，沃森被解除实验室负责人等所有行政职务。在书面道歉后，他得以保留荣誉头衔。

但冷泉港实验室表示，他现在不再拥有这些头衔。因为他在本月初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播出的纪录片《美国大师：解读沃森》中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该实验室在一份声明中说： “沃森博士的言论应该被谴责，根本没有科学依据。”实验室表示，沃森的道歉不再得到认可。

沃森于1968年成为冷泉港实验室的董事，1994年成为主席，十年后担任名誉主席。据美联社报道，实验室旗下的一所学校以他的名字命名。

在接受新闻机构采访时，沃森的儿子鲁弗斯（Rufus）表示，沃森博士的言论“可能会使他成为一个偏见和歧视的人”，但事实并非如此。

“这些（言论）只代表他对遗传学的狭隘解释......我父亲视整个实验室为生命，但现在实验室认为他是个麻烦。”

谢选骏指出：看来《智商论》也像《资本论》一样，属于典型的“伪科学”！ 

【第二章 种族：最为牢固的断层线】

当我们考察信息时代时，我们不仅要考察那些最具有信息时代特点、最受信息时代影响的断层线，而且要考察其反面，最不受信息时代影响的断层线。简而言之，我们不仅要考察那些最“比特”的东西，而且要考察那些最“原子”的东西。我认为，就世界政治地图而言，最“原子”的东西莫过于种族之间的断层线。其他东西，如文化、语言、宗教、意识形态，甚至国家，其观念的成分——即“比特”——要大得多。“比特”成分大的断层线易受信息时代的影响，在信息时代往往会变得模糊不清或错综复杂。而以人的体形特征、遗传学构造这些最为基本的差异为基础的断层线——种族，则要经过更为漫长的时段才能融合。当然，种族断层线也有“比特”的成份，而且信息时代也有可能加速“原子”的东西的变化。这我们会慢慢讲到。

我本来想将有关民族国家的一章放在种族这一章的前面，但随后发觉，在逻辑上有关种族的讨论必须先于民族国家，因为各族的断层线比民族国家更为根本，更难以消融，这在哪个时代都是如此。作为例子，你只要看看O．J．辛普森在被刑事法庭宣判无罪时，同一间教室里黑人与白人学生那截然不同的表情（当辛普森被民事法庭宣判有罪时，双方的表情又正好倒了一个个）时，你就会明白那裂痕有多么深了。

在这里我必须声明，我不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并且遣责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我只是认为，种族的断层线是明摆在那里的事实，闭目不见或矢口否认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我们必须敢于正视种族的问题才有可能更好地解决它们。

种族差异的生物学基础

种族差异绝对是有生物学基础的：两个黑人男女生不出一个白人孩子来，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现代的生物学研究正在逐步解开种族差异的遗传学奥秘。旨在解开人类各种族、各民族及各“人口”（population，按照某种不严格的划分标准，世界上大致有4000至8000个不同的人口）之间的遗传学差异及亲缘关系奥秘的“人类基因组差异性项目”（the Human Genome Diversity Project，简称HGD项目。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人类基因组差异性项目”不是“人类基因组项目”，即Human Genome Project的一部分，二者要解决的生物学问题也不相同，不能搞混）已经启动。第一步准备用五年的时间采集世界上500个“人口”的DNA样本（可以是血样、头发、从颊内刮下的细胞及唾液等）进行统计学分析，以后再进一步扩展采集样本的范围。

人类基因组差异性项目是一个将历时多年极为庞大的长期项目，现在只是刚刚开始。但科学家们早在此之前就已经完成了一些较小的分析人类群间遗传差异的项目，已经得出了一些饶有兴趣的结论。斯坦福大学的72岁的Cavalli-Sforza 教授领导一个小组花十六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人类基因世界地图集，题名为《人类基因的历史和地理》(The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Human Genes)，为Luca Cavalli-Sforza, Paolo Menozzi 和Alberto Piazza三人所著，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 这本书通过对于人类遗传基因的研究，初步理出了不同种族之间的亲缘关系和生物学距离。其中已经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发现。比如，一般人会想像澳洲土著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在遗传上应该是比较接近的，因为他们有相同的肤色和类似的体形，但实际上，澳洲土著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在遗传上是相距最远的——他们与他们的东南亚邻居才是相距最近的。再比如，作为种族差异的明显标志的眼睛的颜色，实际上主要是对气候的一种适应。欧洲人是亚洲人和非洲的人混血，其中亚洲基因占65％，非洲基因占35％。该书在第四章对中国的人口也进行了分析，据说，中国南北人口的生物学距离相当大。

从总体上说，人类在遗传学上的族内差异比族间差异更大。不同的种族往往有一些相同的等位基因，没有发现某一“人口”共同具有而另一“人口”都不具有的等位基因。

《时代周刊》1995年1月16日发表的Sribala Subramanian的一篇文章“我们的基因的故事”(The Story in Our Genes)认为，这些重大发现反击了一些人认为种族在某些特性上的差异具有遗传学根据的观点，如前面提到的《钟形曲线》的作者们，他们认为白人与黑人之间的智商差异是有遗传学基础的。由人类基因组差异性项目北美委员会撰写的《人类基因组差异性计划常见问题回答》（可以从斯坦福大学的服务器上找到这个文件） 对于“可以从遗传上定义族群吗？”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就科学家现在所知而言，没有特殊的基因决定一个人是爱尔兰人或中国人或祖鲁人或纳瓦霍人，这些都是文化标签，与基因无关。”

关于人类遗传问题的研究，以及关于种族智商差别的研究，始终不仅仅是科学问题，而且是极为敏感的政治问题。仅仅是在几十年前，欧洲人，包括科学家，对于他们有可能与非洲人享有共同的祖先的想法极为反感。著名的古人类学家理查德·利基在《人类的起源》（中译本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于1995年出版）一书中写道：“当1931年我的父亲告诉他剑桥大学的学术导师，他计划去东非寻找人类起源的化石时，他受到很大的压力，导师要他把注意力集中在亚洲而不是非洲。”更为荒唐的说法是欧洲人起源于智力最高的黑猩猩，亚洲人起源于猩猩，而非洲人则起源于最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大猩猩。这些带有强烈种族岐视色彩说法后来消声匿迹了，这固然是由于生物学、考古学的进步戳穿了那些谰言，但政治气候的变化也起了很大的作用——种族主义为人类主流社会所不齿。但这也带来了另一个方面的问题，科学家及一般大众都倾向于缩小而不是夸大人类的种族差异，特别是涉及到遗传学这个带有根本性的领域以及智商这个有关人类自信与自尊的第三领域。《钟形曲线》的作者们就曾抱怨：一些敢于发表其对于人类种族智商差异的研究成果的科学家被打成了“贱民”——类似于我们过去的“戴帽反革命”吧。人类主流社会，特别是西方知识分子的这种倾向的用意是极为善良的，他们真诚地希望世界各种族能够和睦相处，共同发展，而不要去多提那些有可能造成裂痕的事。但我认为如果差异确实是存在的，那么把差异摆出来，并加以探讨和研究，认真估量这些差异可能造成的结果，以谋取解决之道，比掩盖差异好得多。这在信息时代尤其是这样，因为在信息时代什么都掩盖不住。

其实，就目前科学家所了解的事实看，种族差异并不像前面提到的《时代周刊》那篇文章所说的仅仅是“皮肤那么厚”(only skin deep)，我在看了《人类基因的历史和地理》一书后，也并没有感觉到从书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说“种族差异仅仅是皮肤那么厚”(racial differences are only skin deep)或者说爱尔兰人、中国人、祖鲁人或纳瓦霍人这些名称仅仅是“文化标签”(cultural labels)的主要根据是，人类基因的群内差异远大于群间差异。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多说几句，以使不太精通统计学的读者能够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打个比方说，我们要考察男性和女性这两个群体的身高差异。我们发现，女人和女人之间的身高差异是很大的，如刚出生的女婴和郑海霞比，那差异简直太大了，但把女人总起来看（这不是个严格的统计学说法，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姑且这么说，从字面去理解即可）与男人总起来看，则差别并没有那么大，最多差个十公分二十公分吧。但你不能说，男人和女人作为群体在身高方面没有差异——群间差异比群内小但那也是差异。

就我们的日常经验而言，不同种族在肤色、头发、眼睛、面容、头型、体型，甚至身体所发出的气味方面是如此明显地不同，我们一眼就能辨别出来，根本无法视而不见——不管这些差异是由于遗传基因造成的，还是由于对气候的适应造成的，还是什么其他别的原因，我们反正无法视而不见。而这些“原子”性质的差异是如此难以改变：一个中国人可以完全为西方文化所浸透，讲英语，等等等等，但如果他想把自己与西方人的身体差异也消除掉，那恐怕需要许多代的混血。

如此难消除的差异当然会造成断层线，即使是在信息时代也一样：人类当然越来越“比特”化，但在可预见的将来还不能完全离开“原子”（有些人认为人类终有一天会完全“比特”化，也许吧，但暂时这还是冥想）。

种族之间的智能差异

我们前面多次提到的《钟形曲线》一书总结的许许多多的研究结果表明：美国白人的平均智商约在101至102，东亚人（该书声明这只是指中国人、日本人和朝鲜人）则大致在103，美国黑人的智商大致为85，而非洲黑人只有75。这些数字只表明大致趋势，各个不同的研究的数字略有差异，如有些认为东亚人的智商比白人略高，但有些研究认为这只不过是由于统计误差造成的，实际上二者没有什么差别。然而白人与黑人之间的差别却是如此之明显，再加上前述Cavalli-Sforza小组的研究表明：今天的非洲人与其他各种族之间的遗传距离极大，表明其他种族从非洲人这一支分离出去是人类血缘关系树上最早的分杈，这里是不是确实有些道理？我们从各种族的相对智商分布是否可以预测一下在信息时代各种族的相对力量分布？

然而，我在这里还要表明，我个人并不认为以上这些结论就是最终的结论。

即使它们是最终的结论，人类的美德也有许多方面，不仅仅是智商而已，只不过最在是近几百年的人类历史发展中，智商与力量（当然不是指体力）结合得最紧密罢了。这只是一个现实，而不能因此得出智商在价值上的优越性。我不否认许多人，当然包括中国人，会因为听说自己的种族在智商上优于别的种族而沾沾自喜，但这只是一种虚荣心，恰恰是不智慧的表现。另一方面，如果当你听到别人说你的种族在智商上劣于别的种族时，你仍旧能够心平气和地正视这些结论，并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那才是真正的智慧。实际上，我们确实应该把智慧和认知能力分开。我们确实应该记住，智商虽然叫智商，但它不是智慧而是认知能力。

种族主义：远未消失的幽灵

正是因为种族之间存在着许许多多极易辨认的差异，所以种族岐视一直是人类社会的顽症。在人类历史上人们很少能够较为平等地对待与自己在外貌上便存在着极大差异的其他种族。当然，在同一种族之间也经常发生相当残酷的战争、屠杀；在被称为不同种族，实际上体质差异并不那么明显的人群之间也发生残酷的屠杀和“种族清洗”。但是，这些屠杀和“种族清洗”无论如何也比不上当白人与非洲黑人和美洲印第安人相遇时对他们的奴役、屠杀和种族清洗那么残酷，那么干净彻底。谈到种族清洗，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纳粹德国对于犹太人的屠杀。实际上，这只不过是因为犹太人在西方主流文化中占有较大的“话语权”（因为智商高？），而黑人和印第安人则无法发出那么强烈的声音而已。白人与亚洲人相遇时情况也是十分残酷的，但因为亚洲各民族在文明发展阶段上比黑人和印第安人高（他们只是在不久前才被白人甩到了后面，而在过去则一直是并驾齐驱的），所以才没有落到类似于美洲印第安人的命运（而黑人之所以也没有被完全灭绝，则是由于他们身体更强壮，更适宜于在种植园中当奴隶）。

种族岐视的现象在美国这样的号称自由与民主的国家仍一直公开地、明显地延续到本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即二、三十年前。只是在黑人民权运动高涨，并且大量的白人转而反对种族歧视之后，情况才大大改观——但我们还远不能说种族歧视已经不存在了，也许永远没有机会说。对此，我们一方面得赞叹人类的伟大，或者说上帝的仁慈，竟然能够在道德方面迈出如此巨大的一步；另一方面，却不得不担忧：我们真的迈出了这一步，真的不会再退回来了吗？

恐怕还不这么保险。最近，在西方出现了一股潮流，就是强调西方的独特性，不光是新法西斯主义“光头党”，右翼政客，而且有著名学者，都在唱这个调门。其基本点是：我并不认为自己比他们（非西方人）更优越，但我绝不允许他们掺和进来。法国右翼国民阵线的二号人物Bruno Megret在他的党在地方选举中获胜后说的一段话很有代表性：“他们从哪来就回哪去……不是因为我们恨他们，而是因为他们污染了我们的民族特性并抢走了我们的工作。”写了《文明冲突论》的那个亨廷顿最近在著名的《外交事务》杂志1996年11月/12月号上又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西方：独特的，而不是普适的”，这篇文章很有意思：过去西方人讲西方的优越性，讲全世界都得皈依西方文化，现在则讲独特性了，讲非西方人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西方化。这难道不是进步吗？中国有些不求甚解的人甚至写文章为此而欢呼：你瞧，现在连西方人都承认我们自己的非西方文化也有存在的价值了。这简直是愚蠢到了家。实际上，亨廷顿这篇文章的主题根本不是承认非西方文化的价值，而是大声疾呼西方各国团结起来，一致与非西方国家对抗，他近乎歇斯底里地狂喊：“西方各民族必须吊在一根绳子上，否则我们就会被一个一个吊死！”这意味着什么，当然意味着在西方种族主义的抬头，而且像亨廷顿这样著名的知识分子也在或多或少地加入它的行列。

种族主义的根源究竟什么？是有生物学基础的，还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是“原子”的，还是“比特”的？哪种成份大一些？我们不得而知。令人遗憾的是，无论其根源为何，种族主义或种族灭绝在历史上往往是十分有效的：比如美国，它今天之所有没有像英国北爱尔兰那样的问题，或是像中国西北、西南地方那样的问题，并非如它所宣称的那样，是由于它是各民族友好融合的大熔炉，而是因为它干净彻底地灭绝了印第安人（还剩下一些，但已构不成一种力量）。试想，如果今天的印第安人数多一些，他们就很可能对白人高呼着“从哪来就回哪去”，并到处扔炸弹。

信息时代有可能缓和种族差异

种族差异肯定是有其生物学根源的，但它确实也有文化标签的成份。它是“原子”的，也是“比特”的。即使是它的“原子”成份，其中也有部分仅仅是“皮肤那么厚”。比如我们曾提到过：澳洲土著看来与非洲黑人十分相像，实际上却是在遗传上相距最远的。种族差异给人的感觉以巨大影响的恰恰是外表的差异。正如我在第一章中所提到过的那样，信息时代使得人类除了智能之外的其他特性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信息时代人类极为频繁的跨国、跨洲信息交往也必然会大大冲淡种族差异中的文化差异部分。这就使得信息时代有可能缓和种族间的差异或不和。有较长网上经验的人都会体会到，在信息空间中，人们多半不会关心你的肤色、种族、国籍、性别、年龄等所有这一切，把人聚合成不同群体的原因纯粹是思想的相投与否。亨廷顿大概是没有网上经验的，我在他的文章和著作中找不到有关信息社会的论述。他确实不理解信息时代。一个张口国际关系、闭口东西方文明的著名学者，对信息时代对于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居然不加考虑，这不能不令人对于他的观点的可信程度表示怀疑。

当然，如果种族差异果真意味着智能的差异、思想的差异，那么信息时代也无能为力了。

种族识别生物武器

在信息时代中，人类的科技进步在“比特”领域固然是突飞猛进，在“原子”领域的进步也是令人瞩目的。因为在“比特”领域的进步可以大大地促进在“原子”领域的进步（反过来也一样）。比如，计算机技术的进步大大地促进了生物学的进步。实际上，生物学的进步也是非常惊人的（我们在以后的章节还要更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这些进步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福祉，如疑难病症的治疗，喂饱越来越多的人口等，但也带来了许多新的威胁，有些是十分可怕的，其中包括与我们这一章的主题密切相关的“种族识别生物武器”的可能性。

《人类基因组差异性项目常见问题回答》断然否认这一可能性：

问：这些样本（指采集的各种DNA样本）能够被用来制造针对特定人口的生物武器吗？

答：现在所有已知的技术都无法利用遗传学进行种族灭绝。根据我们对于人类基因变化的了解，这种武器似乎不可能被开发出来。该计划将谴责并禁止任何将数据用于此类目的的努力。该项目的高度透明性及其伦理的约束更将使这种企图几无可能实现。

然而，托夫勒在《未来的战争》一书中曾引用1992年瑞典国防研究院主任博·瑞贝克的话说：由于我们能够辨别出不同种族与人种的DNA（脱氧核糖核酸）差别，“我们将有能力区别黑人、白人、东方人、犹太人、瑞典人、芬兰人之间的差异，并能开发出一种用以专门消灭某一特定人种的制剂。” 我在写作现在这一段时，特地给英国著名生物学家Patrick Dixon博士发去了一个电子邮件，询问"Race Discriminating Bio-warfare"的可能性。Dixon博士立即回了信，他说："I think it could be a horrifying possibility"。

根据人类各种族基因差异的特点，要想造出能够精确地识别某一特定人口，并加以灭绝的生物武器确实是不可能的。但是，完全有可能造出一种生物武器，它可以杀伤A人口中的百分之八十，却只杀伤B人口中的百分五十（这里的数字没有任何科学根据，只是打个比方，但遗传学的进步将能够精确地确定这些百分比）。《人类基因组差异性项目常见问题回答》很可能是因为怕失去公众对于该项目的支持而掩饰了这种可能性。只要有这种可能性，只要收集到的数据在技术上可用于制造这种武器，“谴责并禁止”又有什么用？“高度透明性”又有什么用？对于一般大众来说，这些遗传学的玩意，即使完全公开，他也看不懂，也是不透明的。只有少数精英才懂。这就又回到了我在第一章的观点，在信息时代，只有少数认知精英才有力量。

也许有人会问，如果这种生物武器不能精确识别，那么，又有谁敢使用它？

回答：疯子就敢。政府也许不敢——除非到了非同归于尽不可的时候，但非政府的种族主义组织也许就没那么负责，那么理性了。

在存在着开发这种可怕的武器的可能性的时代，西方却又出现了种族主义的死灰复燃，你说说你是什么感觉？要知道，信息技术也给煽动种族主义提供了便利手段，而就目前而言，能够利用信息技术的绝大多数是白人。这就是信息时代的种族断层线，它至少在目前是与第一章所说的“最具信息时代特点的断层线”在某些地方互相重合，因而互相加深加宽的。

新的人造种族出现的可能性

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在《失去控制：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一书中曾表露过这样的担心他说：

“……遗传工程已开始使人们步入窘境，这种窘境不久将使20世纪的意识形态之争显得在智慧上是原始的，并可能分裂人类，其矛盾的尖锐程度甚至超过以前将人分为特权者和贫困者。……

“从遗传上改进智能和体能属性将主要用于——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世界上的有特权的人，那是大有可能。实际上，在人的状况方面将出现新的和戏剧性的差距。的确，人们可以合理地猜测，能提高人的智能和体质的遗传工程到一定阶段，完全可能首先只由最先进国家的最强有力和富裕的上层人士所采用（贫穷国家里的少数的类似的上层分子也可能采用）。从而在遗传上改进的人和其他人之间就可能出现新的和真正造成不和的分裂（在某些方面会令人心有余悸地想起希特勒的种族纯化的冥想）。

遗传工程完全有可能将精英集团的权力、财富等“固化”到他们的遗传密码中去。那时，精英集团不仅在思想上，在生活上（如第一章所说的那样）与一般大众隔绝，而且在人种上也与一般大众距离越来越远。这将是新的，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深刻的人与人之间的断裂。很可能到了那时，一部分人还算人，另一部分人就不算人了。

谢选骏指出：除了智商，王小东还想用“种族”来制造21世纪“最为牢固的断层线”——这简直回到了纳粹主义的乐园里了。难怪王小东那么崇拜山本五十六之类的小日本，这不仅仅因为他在日本吃过蝗粮。

【第二部分 信息时代与战争手段】

自有人类历史以来，就有战争。要理解一个时代，不了解这个时代的战争手段是不可想像的。即使这个时代里战争并没有真的发生，它的许许多多的特性也是由这个时代的战争手段决定的。在核时代以前的几百年中，这个星球上许许多多的事情，包括其政治地图，是由枪炮决定的。而在延续至今的核时代，这个星球上更多的事情是由核武器决定的——尽管除了在广岛和长崎之外，核武器从未被使用过。核武器这一军事技术革命，维持了半个世纪的“恐怖的和平”，决定了这一时期的基本国际格局，因而，以它的名字冠称这个时代是十分恰当的。

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我们听到了又一次“军事技术革命”的说法。信息技术使得武器的性能得到了革命性的改善，这当然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信息时代对于人类生活的改变使得许多前所未有的打击对象和打击手段出现了，这有可能使未来的战争完全改观，这才是更深刻的军事技术革命。

阿尔文·托夫勒和海迪·托夫勒在《未来的战争》一书中写道：“在21世纪来临之际，要生存就不能光靠本能。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不管你是军人还是老百性，都要对知识、财富和战争这三者之间的新的革命性关系，有一番深刻的认识与理解”。

本书的目的在于勾画出信息时代的大轮廓，战争这一笔是必不可少的。当然，本书不是一本专业军事书籍，我不拟全面地展望21世纪的军事革命，只是挑选我认为与信息时代最有关，最能加深我们对于信息时代各种力量的理解的部分加以描述。广义地说，这一部分是讲述人类手中所掌握的能够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的各种力量。

谢选骏指出：王小东说“要理解一个时代，不了解这个时代的战争手段是不可想像的。即使这个时代里战争并没有真的发生，它的许许多多的特性也是由这个时代的战争手段决定的。”——我看毛派分子使用的武器都很原始，所以他们组成的社会，都是“外行领导内行”的野蛮毒瘤。

【第三章 国家：最代表延续性的断层线】

现在我们必须谈到国家了。因为即使到了21世纪，大多数世界地图上最为醒目的轮廓线恐怕还是国境线，各个不同的色块还是代表国家而不是代表别的（当然，海洋除外）。在不同智商人群之间的阶层划分的重要性，不是体现在其绝对值上，而是因为它的重要性因最具有信息时代的特点而增加得很快。种族断层线的重要性则主要在于其永久性：有朝一日国家消亡了，种族也还不见得就融合得很好了（何况还可能有新的人造种族出现呢！）。但就其在可预见的三、五十年之内的当量，恐怕还是赶不上国家，国家在此期间，还是世界舞台上的主要演员——至少大国仍旧是。

但在信息时代确实有不少因素模糊了国界，削弱了国家作为国际政治的基本单位的垄断权。另外还有一些因素则要求国家继续发展其效能。我们将分别考察这些因素。

国家应该有多大？

美国学者约翰·纽豪斯(John Newhouse)在《外交事务》1997年1月/2月号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欧洲的正在崛起的地区主义”(Europe's Rising Regionalism), 其开首第一句话就是“民族国家对于处理日常生活来说是太大了，而对于处理国际事务来说又是太小了。”这个说法在目前是十分典型的，而且事实上也似乎确实是这样，否则就无法解释欧洲国家为什么一方面要搞欧洲联盟，甚至货币都要统一起来（这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另一方面却像纽豪斯所说的那样，欧洲许多城市等其他级别的政治实体另搞一套，自己串联，不再听命于国家，也不再指望国家。

促进这种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信息技术的进步，使得跨国界活动越来越多。“经济一体化”这个词是不用再说了，我们听得够不够了。信息技术当然是“经济一体化”的催化剂，并且使其更为彻底。而单个国家在协调“一体化”的经济活动，包括贸易问题、劳工福利标准、消费者权利等许多方面都力不从心。

另外，在许多方面，如立法，打击有组织的犯罪等等，由于信息技术的进步，也使得国界越来越模糊，国家越来越不管用。仅举几个小例子：如扫黄，网际网络一普及，这黄是没办法扫的，如果你立法，不让搞黄色站点，那好办，我把站点搬到一个在这方面法律比较松的地方去，由于信息技术的进步，我就是搬出几万公里，也增加不了几个钱的花费，你用技术手段封我的网址，好，我换一个网址马上又绕了回来——实际上，网际网络上的黄色站点成千上万（据《时代》周刊1995年7月3日Philip Elmer-Dewtt的文章“电脑黄毒”(Cyberporn)报道：美国研究人员在18个月的研究过程中在网上找到了917,410幅黄色照片，短篇小说和电影片断等），封不胜封，除非你把整个网络掐断（那样你在经济上及其他方面恐怕又受不了）；又如赌博，美国一些州是不准赌博的，但赌场老板把网上赌场设在了加勒比海上——其实只要搬一个服务器过去就得，就避开了美国的法律。还有版权问题，对于网上出版物来说，哪里版权法松它就可以搬到哪去。信息技术使得许多立法、司法与执法问题变成了跨国界的问题，否则就不能奏效。

比尔·盖茨在《未来之路》中提到了在几个领域内“中间”层次都将消失。比如，他认为处理信息和批发产品的中间人最好是另谋生路，他也认为，公司的中间管理层次将被削平。在信息时代，这样的前景可以举出很多。例如，在军事方面也会出现这样的变化，依靠能够实时分析、处理大量数据并相互交流的计算机网络技术，高级指挥官可以同时指挥和协调数量极大的单兵，不再需要团、营、连、排、班等中间层次。实际上，信息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没有中间层次（想想我们在第一章所说的“两层网”，无论是两层之间，还是任何一张网之内，都符合这个特性。）这在网际网络上体现得极为充分：一方面，网际网络极大，覆盖着整个地球，几千万人——将来是几亿、几十亿人——附着于其上，另一方面，在网际网络中完全没有中间管理层次，个人只要直接附着于其上就可以在信息空间中漫游了。在信息社会中，个人（或社区）的社会、政治生活也有这个趋向：一方面人（或社区）与人（或社区）在整个地球的范围内互相联系和交往，因而需要一个极为庞大的社会、政治框架作为支撑，另一方面，恰恰由于个人（或社区）可以在如此大的范围内活动，他（或他们）对于中间层次的依赖及中间层次对于他的控制力都将下降，而原来的民族国家很可能恰恰属于这个倒霉的中间层次。

那么，究竟国家应该有多大才能在21世纪发挥作为世界秩序中的基本单位的作用呢？基辛格在其著名的《外交》一书中认为：多半是一些大陆型国家，如印度、中国、统一的欧洲、美国和俄罗斯，再加上日本。基辛格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多半不是信息技术，但他的认为未来的国际秩序当中的基本单位应该相当大这个感觉是对的。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上述这些国家也不够大——至少对于某些问题是如此。

国家对于武力的垄断地位将受到严重挑战

在近代以前，国家并不具有对于武力的绝对垄断地位，在国家内的贵族、军阀等往往拥有自己的武装。他们的武装往往不完全听命于国家的统一号令（秦统一后的中国这种现象要少一些）。然而，到了近代，国家已成为唯一可以合法地使用武力的单位，它的武力往往占据绝对的优势（厄纳斯特·吉尔纳在《民族和民族主义》一书中认为，国家的定义就是唯一可以合法地使用武力的单位）。其他单位往往是不能合法地拥有自己的武力的，而非法地拥有武力的那些集团，如匪帮，其规模与能力也往往无法与国家相匹敌。只有在某些特殊场合，反对国家的武装力量才强大到足以与国家相匹敌并推翻原有的国家。但在这些特殊场合，战而胜之的力量往往随即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政权，于是国家又恢复了对于武力的垄断。今后，情况则将发生变化，虽然国家的武力仍将占有极大的优势，它却将不得不认真地对待非国家的武装力量。这一趋势已日益明显。

美国《新闻周刊》1997年1月27日发表的一次民意测验的结果显示：32％的人认为在21世纪对于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来自恐怖主义，26％认为来自国际犯罪与贩毒组织，15％认为是种族仇恨；第四位才轮到民族国家：13％的人认为是中国，4％认为是俄罗斯，1％认为是北朝鲜。这是美国一般民众的感觉。而美国军方对于非国家的武装力量也是认真看待的。美国陆军在一份关于21世纪力量的战斗任务的报告书（Tradoc Pamphlet 525-5: Force XXI Operations，为美国陆军编写的小册子，在网上公开，却未出版。下载网址为：http://204.7.227.67:1100/force 21/tradoc525-5toc.html.）中，明确把“非国家力量”列为“未来的敌人”。

在它的第二章第二节“未来敌人的特点”的B段“非国家力量”写道：“使用赋予它们类似于民族国家的相当能力的现代技术的非国家安全威胁，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正在向传统的民族国家环境挑战。从范围看可以分为三类。

（1）次国家性的。次国家性威胁包括政治、种族、宗教、文化和民族冲突，这些冲突从内部对民族国家的规定性和权威提出挑战。

（2）无国家性的。无国家性威胁与他们所属的国家无关。这些实体不是民族国家的一部分，也不想建立这种地位。地区性的有组织犯罪，海盗和恐怖主义活动构成了这类威胁。

（3）超国家性的。超国家性威胁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边界，在地区间乃至全球范围内活动。它们包括宗教运动，国际犯罪组织，以及协助武器扩散的非正式经济组织。”

美国陆军的这份报告已经清楚地说明了非国家武力所构成的威胁的实在性及其大致的类别结构。我在这里不想多讲具体的非国家武力威胁的故事，如缅甸或拉美的贩毒武装的传奇故事，墨西哥的犯罪组织如何掌握了与美军叫板的电子对抗技术等等。这些读者可以从市面上的许多读物中找到。我在这里想从技术、资金、组织能力等方面去说明，这种现象几乎是信息社会的必然趋势，我们必须面对它。

在现代社会中，国家对于武力的垄断之所以能够维持的根本原因在于只有国家才有能力从头到尾掌握全套武器系统的技术和制造。其他集团可以合法或非法地获取一些武器，如枪支、炸药等，但质次量少，破坏能力有限。相形之下，在古代社会，制造武器的技术十分简单，国家便难以进行垄断，但那时的武器破坏力不大，武力的主要基础是组织、动员能力，而不是武器。信息社会一方面使得武器技术十分开放易得，另一方面这些武器的破坏力又极大，这就给了非国家武力以全新的活动舞台。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信息时代要求你的技术必须是一个“开放系统”，只有开放系统才能适应技术的迅速升级，并与别的系统相衔接。单搞一套的专用系统是绝对无法与无数家企业，无数科技人员共同努力开发的开放系统相竞争的。现代的整套技术系统是如此之昂贵、庞大，单独开发、单独使用，即使是美国军方也花不起这个钱。因此，现代技术系统必须走军民两用的道路而且对所有消费者开放。因此，任何人都可以用从市场上买得到的高科技产品来制造令人生畏的战争武器。托夫勒曾提到，数百万美国家庭中安装的有线电视盒中的高精尖密码加密技术可用于导弹导航；任何人有钱都可以从俄罗斯、法国、日本甚至美国订购到太空监测影像服务，精度比70年代军方所拥有的技术要好得多（俄罗斯提供的服务分辨力达到5米，不久就能提高到1米，这意味着可以通过购买就获得精确度达到1米的诸如军队坦克、导弹部署位置的材料）。另一方面，由于信息的高度流通，制造许多武器的专有技术已经大大扩散了。比如说，我就从网上看见了一本教人如何制造各种炸弹的《恐怖分子手册》(The Terrorist's Handbook)，其中各种炸药的配方，各种炸弹的结构图、制作方法，延时引信的制作方法等应有尽有。据说亚特兰大世纪公园内爆炸的那颗炸弹使用的就是与这本书中所提供的一种炸弹完全相同的构造。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恰恰是美国新闻界在夸夸其谈地说要禁止这类东西在网上散布时，帮助我找到了这本书。我不想在这里教读者们怎样去找这类东西，但我知道禁是禁不住的——在信息时代，别管是好信息还是坏信息，都禁不住——你最多也就是制造点障碍。据说“沙林”毒气的配方在网上也是可以找到的。另外，托夫勒曾提到他买到过一本非法刊物叫做《地下室核武器》，当然就是教你怎么在地下室攒原子弹的了。当然，还差武器级的铀、钚什么的。而这些东西……。

“1994年12月，估计是从俄罗斯走私出来的6.6磅的铀，在一个捷克物理学家以及据说是“前苏联公民”的两个人的汽车里被发现，三个人都被逮捕。……

“保加利亚特别警察逮捕了八名前苏联公民，他们被怀疑走私核材料及爆炸物。……

“德国联邦犯罪调查办公室告诉德国报纸Welt am Sonntag；自1991年以来共有707次迹象指向核违禁品的非法交易，这些核违禁品主要来自俄罗斯和乌克兰。在1994年，该办公室知道有182起涉及走私和非法交易放射性物质的案件。在1993年他们登记了123起这类交易。”……

还有其他许多案例，包括涉及武器级裂变材料，恕不一一列举了。有兴趣的读者

可以去看“安全社会委员会”(Committee for a Safe Society)的网址(http://www.alternative.com/ crime/)。更为可怕的恐怕还是生物及化学武器；省钱，易造，不需要太多的设备与材料，需要的只是知识，而知识在信息时代是太丰富，太易得了，当然你得有足够的智商才行。

要建立强大的武力的另一个要素是资金。从下面一些数字我们可以对于今天的跨国犯罪集团的调动资金的能力究竟有多大有一个大致的感觉。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毒品与恐怖主义小组委员会1990年提供的数字说，世界上大约有三千亿美元是从贩卖毒品中获得的。英国国会国内事务委员会1989年的一份报告说：估计有十八亿英磅的毒钱流过这个国家。联合国的官员们最近估计每年犯罪集团的收入为7500亿美元，其中4000－5000千亿为毒钱——美国缉毒局估计。这些都是富可敌国（还得是不太小的国家）的数字，从中抽出一些来搞武力真不是太难了。全球联网的银行系统十分有助于这些钱的转移，一笔钱在24小时之内就可以走十几家银行。更为可怕的是，将来可以以某些对于银行管制不太严的热带国家为基地，建立“网上银行”，这样，国家不仅收不到税，对于钱的流向也一无所知了（上面那些有关毒钱的数字是美、英等国政府通过分析银行帐目得出的, 如果它们不再能够获得有关金钱流向的数据，也就无从掌握毒钱的情况了）。更进一步说，随着加密技术（这我们在后面章节还将深入讨论）的进一步发展，完全可以建立正式银行之外的地下银行系统——在中国传统的帮会中就有过类似的系统，如“飞钱”，但如果能够结合上现代网络及加密技术，当然就会如虎添翼，并成为各国犯罪集团共同接受的惯例。

看来钱是不成问题了，那么还有组织能力。有组织的犯罪过去的规模就不小，但现在的趋势是跨国犯罪组织建立跨种族、跨文明的“战略同盟”关系：如墨西哥的犯罪集团与哥伦比亚的犯罪集团联手，墨西哥的犯罪集团与华人“蛇头”联手，尼日利亚犯罪集团与哥伦比亚毒品卡特尔联手，西西里黑手党与哥伦比亚毒品卡特尔联手等等。现代通迅技术的迅捷及金融系统转移金钱的便利和隐蔽无疑地促进了这种联合，并使之效能大大加强。在这个规模上组织起来的犯罪集团是足以和多国政府周旋一番了。实际上，只要非国家力量能在技术、金钱、组织力量上与国家缩小差距，由于它们的灵活性、隐蔽性、无疆界性，非国家力量甚至在某些方面可以取得对于既跑不了，又得对许多事情负责的国家的优势。

然而，与信息技术结合得最紧密、最具信息时代特点的非政府武力还不是上述以金钱多、规模大为特点的犯罪组织。实际上，随着社会走入信息时代，对于信息网络的依赖加强，一个个人，只要极少的金钱，就可以实施对于国家的“战略进攻”。当然，他的智商必须极高。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以后的章节中专门讨论。

与国家共同发挥作用的组织形式

美国的《外交事务》杂志1997年的1月/2月号上发表了Jessica T. Mathews的一篇文章，题为“权力的转移”（Power Shift, 不是托夫勒那本同名的书），专门论述非国家参与者在新的时代的国际国内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些非国家参与者之中首先是“非政府组织”，即NGO。提起NGO，我们中国人多半是从1995年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才开始听说的，但也只是知道她们来了许多人，却不知道是干什么的。Mathews的这篇文章叙述了NGO在今日世界上的影响之大，即使是那些大国政府，包括联合国，也得与它们合作。NGO不但在民众中影响大，而且具备许多政府及正式的国际组织并不具备的许多专业知识，因此，政府和正式的国际组织在解决许多问题时不得不求助于它们。另外，在许多国家，NGO提供着许多政府没有提供或提供得不好的服务，如城乡社区开发、教育、卫生保健等——特别是在政权不稳，政府无暇顾及这些事务的时候。有些NGO钱不多，但影响很大，但有些NGO钱也不少，如提供各种服务的巨型非政府组织CARE，年预算达四亿美元。

Mathews认为，新技术对于NGO的新的急剧增大的影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主要是指网际网络。网际网络使得NGO能够以极低的成本传播其思想，扩大其影响，完全打破了政府及传统媒体对于信息的垄断，并且可以毫无阻挡地跨越国界。另外，她还从新技术的特点的角度分析了更为广义的组织形式变迁。她说：“信息技术瓦解了等级结构，把权力分散到了更多的人和群体当中。由于极大地降低了通讯、磋商和协调的成本，新技术把分权化的网络结构置于比其他组织模式更为优越的地位。在网络中，个人或组织可以相互联系以采取联合行动，却用不着建立一个有形的或正式的实在机构。在网络中，没有任何人居于最高或中心的地位。在网络中只有许多节点，在那里一堆个人和群体为了各自不同的目标而交互行动。企业、公民组织、民族集团，还有犯罪卡特尔，全都准备充分地采用了网络结构。另一方面，政府的精髓却在于等级结构，无法摆脱一个与新技术造成的所有的可能性都不能兼容的组织模式。

“刚刚开了一个头的信息与通讯技术的演进，多半将大大偏向于非国家实体，包括我们现在连想都没有想到的非国家实体，而不是国家。新技术促进非机构化的、灵活转移的网络，而不是固定的官僚等级结构，而后者恰恰是单一声音的主权国家的标志。新技术消除了问题和机构与一个固定地点相联系的纽带。并且通过赋予个人以力量，新技术弱化了个人对于社团的相对依附，在现代社会中，这些社团中最杰出的就是民族国家。”

以上这两段话对于我们理解信息时代的社会组织结构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我必须加上我在第一章里的那个观点，在信息时代有两张网，而不是一张网，这两张网是相对隔离的。这对于理解我的这本书，以及整个信息时代的社会组织结构也很重要。总体上来说，信息技术将促使权力从等级森严的官僚体系转移到个人或其他群体手中，但我强烈地认为这些个人或群体不是全体人类，而是认知精英集团。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认识精英集团的网状“集体领导”，会比等级状官僚领导更有效率，也更仁慈。但完全的平等是不可能的，信息时代也许还有些其他因素将加深隔阂，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布热津斯基的担忧。

在非国家参与者中，我们不能不提到跨国公司。它们之中的许多也是富可敌国的。如美国的通用电器公司，总资产达两千五百五十一亿美元；福特汽车公司，总资产达一千九百八十九亿美元；通用汽车公司，总资产达一千八百八十二亿美元。近几年，又是本来已经十分巨大的跨国公司，进一步大合并的年代。在1996年大的合并就有以下八次：

买主/国家         目标        产业卖价（亿美元）

Sandoz AG/瑞士Ciba-Geigy AG   制药、化工       301

Bell Atlantic Corp/美国 Nynex Corp      电信   213

英国电信/英国 MCI通迅公司     电信   213

SBC通迅公司/美国  Pacific Telesis Group 电信   165

World Com Inc /美国     MFS 通迅公司    电信   134

波音/美国        麦道         航空、国防       133

US West Media Group/美国 Continental    有线电视、电信   114

     Cablevision

Axa SA/法国      VAP保险   106

其中，我们中国人印象最深的应该是波音购并麦道，价格达133亿美元，但从上表可以看出，这次购并在1996年还排不到太前头。1996年购并的全部价值超过一万亿美元。这种超大规模的公司是信息时代、高科技时代的一个特点。我们在这一章前面已经说过，信息时代的组织单位的一个特点就是要么就是极大，大到现在我们所无法想像，要么极小，小到个人（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认为，到2020年，发达国家中最大的一群雇主将会是“自己”）。因此，我们多半会看到跨国公司进一步的巨型化。

跨国公司在历史上曾经扮演过政府的角色，如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曾经统治过整个南亚次大陆，并引起了对中国的鸦片战争。再比如日本的“满铁”在中国，美国的许多跨国公司在拉丁美洲，它们都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商业组织，而是插手政治、军事等多个领域。后来，由于人们对于跨国公司插手其他事务产生了反感和警惕，它们才开始约束自己。今天，随着信息时代国家疆界的进一步模糊化，跨国公司很可能将插手多方面的事务。它们有足够的资源，在某些方面还具有相对于国家的信息优势，因而很可能将成为21世纪具有极大力量的多功能实体。跨国公司插手政治、军事等事务，曾经有过极其黑暗的章节，在新的篇章中，也许有黑的，也有白的。

非政府组织与跨国公司，将是在未来时代与国家共同发挥作用的主要组织形式。

国家仍将是弱者的主要保护者

美国的《时代周刊》1996年7月22日发表了Lewis M. Simons的一篇文章，题为《出卖高科技就业机会》(High-Tech Jobs for Sale)，内容是讲波音公司为了向中国出售飞机而从中国购买飞机零件的作法损害了美国工人的利益。文中最后一段说：“波音只要能够得到飞机订单就能赚钱——即使这些飞机是中国工人制造的也没什么关系。无论克林顿和国会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对华贸易政策的实际效果，至少在当下，是保护了美国某些股东的利益而损害了美国某些工人的利益。”这篇文章反映了当下一种十分流行的看法，即经济一体化虽然对于发达国家的资本家们十分有利，却大大损害了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的利益，拉大了发达国家国内的贫富差距。经济学家们对此是有争论的，但在过去二十年中，发达国家的非熟练工人每况愈下却是没有什么可争论的事实。从1973年到1993年，没有高中毕业文凭的美国人的每小时实际工资从11.85美元降到了8.64美元。70年代前期，美国百分之五最富的家庭的收入比百分之五最穷的家庭的收入多十倍，而今天是多十五倍。类似的情况甚至在像瑞典这样最平均主义的国家也出现了。失业问题在美国已经波及到了中产阶级。在高科技产业、信息化社会一片兴高采烈的突飞猛进中，为什么会有一幅这么暗淡的图景呢？这就是我在第一章中的那个论点，信息时代对于高智商的人群来说，确实像许多信息时代的热心支持者所说的那样，是个人发挥才能，分享权力，获得自由，实现自我的时代；但这个时代却很可能把那些不那么幸运地具有高智商，受过高教育的人甩下历史的列车，不管不顾。

在信息时代，发达国家的精英集团会很高兴地看到国界的逐渐模糊，最好是消失，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更为有利可图的商业活动，其中当然包括可以压低发达国家的工人工资所带来的好处。对于不发达国家的精英集团来说，信息技术所带来的全球一体化给他们也带来了更好的商业和就业机会，他们可以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其所属国贫穷、落后给他们带来的不利地位，挣到与发达国家精英集团越来越接近的收入，得到越来越接近的生活条件。然而，对于发达国家的下层阶级来说，他们在信息时代就不得不面临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的激烈竞争了，他们的发达国家国民的身份所带来的特权将逐渐消失。其实，中国这十几年的经验已经十分戏剧性地展现了这一幕：在改革开放初期，即使是中国精英集团，见到任何外国人都会自惭形秽，不自觉地去巴结，十几年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可不同了，精英集团中的一部分人已经过上了比西方中下阶层远为富裕的生活（抛开靠腐败发财的那些人不算，还有一些人是靠智商、靠高科技致富的），已经不大瞧得起一般的“老外”了。讲到发展中国家的中下阶层，信息时代、全球化对于他们倒也不像发达国家的工人一样，全都是失，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因了经济一体化才过上好一点的日子的（与发达国家的工人生活差距缩小，对于发达国家的工人是失，对于他们当然是得）。过去几十年，在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中，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当然，问题是信息时代、全球化的好处不一定能遍及全世界所有的贫穷国家，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就不行了，他们几乎被人遗忘了，因为信息时代根本不需要他们，没有他们什么位置。只有在饿得太惨、死人太多、饿出新闻价值来时（这倒还是信息时代的好处，只要确实有新闻价值，别管你在哪个角落，都能马上把你搜出来，并立即传遍全世界），才会有些歌星唱唱歌，募点款，救济一下。上述图景大致就是信息时代的“阶级分析”。

实际上，精英集团多倾向于国际主义，而下层阶级多倾向于排外主义，是古来已有的倾向，并不局限于信息时代。美国有位学者曾反复给我讲这个道理，他说自威尼斯那个时候就这样，你决不能指望着精英集团爱国，因为他们不需要国家，在哪住都是过好日子，爱的什么国？而排外的、反对移民的，多半都是下层阶级，所以有人开玩笑说，“全世界资本家联合起来”要比“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容易得多——当然这恐怕是仅指从利益从发，不能涵盖具有高尚目标的理想主义者。

如果说，在过去，那些根本不需要国家的保护和其他服务，在哪都可以过得很舒服的精英集团只是极少数贵族、豪富，那么，在信息时代就必须加上“认知精英”了，这人数就不那么少了。对于这个集团来说，国家的边界也许是越模糊越好。当然，他们也不是完全不需要国家所提供的服务：至少全世界陷入无政府状态了总不行吧？没有人修建道路、桥梁，负责环境保护什么的也不行吧？总之，还得有国家提供经济学家所说的“公共物品”。但他们往往并不需要某个特定国家的保护，别管是哪个国家，只要有国家就行，一个一个换也行。在实际生活中，你可以看到，中国的某些精英是这样，其实美国的精英又何尝不是这样，觉得不合适了马上换地方，上别的国家，改国籍也无所谓。

真正需要一个固定国家的保护的是那些没有能力到任何地方都可以过得很好的人。他们必须依靠社团的力量，而最强大、最靠得住的社团就是国家。当然，NGO往往也发挥着保护弱者的作用，也许在某个特定情况下比国家干得还好，但毕竟力量有限，范围有限，可靠性也不那么高。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弱者最需要依赖国家，但国家的中坚力量可不是由弱者组成的，国家的中坚力量毫无疑问地属于精英集团（NGO又何尝不是这样），他们靠为公众提供保护和其他服务而领取回报。

国家保护本国的弱者的具体行动有许多，如征差别税，然后将资金转移支付给穷人，各种其他社会福利，把移民挡在国门之外（这也许不仅仅是为了保护本国的穷人）等等。在国际关系领域中，最具代表性的国家保护本国的穷人的行为——也许还包括弱企业家——莫过于贸易保护主义了。除了安全方面的考虑之外，如果不是为了保护本国的弱者，包括弱企业家，理性的国际贸易行为确实应该是即使别人搞贸易保护主义我也不搞——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所主张的那样。经济上的强国往往主张自由贸易——因为它需要保护的弱者少，而弱国往往要求多保护一点——因为它需要保护的弱者多。当美国在经济上由强变得相对弱了的时候，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就抬头了——甚至连种族主义都抬头了（《芝加哥论坛报》的一名资深编辑曾以此理由对我解释了美国为什么种族主义、反移民倾向又有所抬头）。另一方面，如果你去到美国的硅谷，那里是一片自由贸易、自由移民的气氛：据《时代》周刊1997年1月20日刊登的John Greewald的文章"Where the Jobs Are"报道，在那里，每一个合格的高科技人才都有两个位置在等着，共有18,000个技术和管理空缺在等着人填呢，哪国人都行，只要能填上就好，在那里，仅软件公司每年就要增加50,000个年薪七万美元的职位。

国家的断层线在有些地方是与种族、文化的断层线相重合的。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又会有更多的“弱者”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国家的保护。例如，在非西方国家中，可能会有不少如果生为西方人则以任何标准看都应属于精英集团的人，由于其肤色、文化、语言等因素，走出了国门就会遭遇种种困难，至少是得不到应得的待遇。因此，国家对于他们也不是无所谓的。譬如中国人到了美国，有些人甚至达到了很高的地位，也得到了很高的待遇，但总是感到某种种族或文化上的隔阂，因而仍旧认同于中国，希望中国强大。我曾在电视上看到对纽约市警察总局前副局长莫虎的采访，他很小就到了美国，后来又做到了很高的位置，但还是感到他这个法律上的美国人的地位与中国是否强大很有关系。更多的人是很可能得到的待遇比应得的要低（也许从绝对值上看已经不低了，已经超出了美国的中等水平了），因而也感到了一种与当地优势种族之间的深刻的隔阂。特别是在某些领域，种族或文化的因素起着重要作用。比如娱乐业，这也是一个在信息时代飞速发展并聚集着极大财富的地方（很可能是在未来聚集最大财富的地方），但这个领域与纯科技产业不同，种族、文化、语言等因素往往起着很大的作用。这个领域并非白种人独占，如黑人就占有重要位置（但随着信息科技的发展，这个位置很可能会失去），但中国人，甚至日本人就很少能够插足。随着信息科技的发展（当然也包括文化的融合，如吴宇森等香港电影人在好莱坞的成功），如第一章所说，这个领域也将越来越为智商因素所决定，这时的情况可能会好些。但无论如何，一些差异，尤其是种族的差异，很可能是根深蒂固的，当这些差异与国家的断层线相重合时，处于弱势的集团就很可能需要国家的保护。这与弱小的工业往往要求国家的保护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在80年代，未曾真正接触外部世界的中国精英集团曾经认为隔阂是不存在的。特别是因为他们是智力精英（其中有些人不一定符合认知精英的严格标准）——当时叫“文化精英”——他们更是认为对于他们来说除了本国政府强加给他们的国界之外，在那一边界线是根本不存在的，因而不但没有半点民族主义，反而是大力鼓吹蔑视本民族的“逆向种族主义”。到了90年代，中国精英集团在对外部世界有了更多的了解和体验后，发现隔阂不仅存在，并且有时显得根深蒂固，于是才明白对于弱势民族的精英集团来说，国家还是重要的，于是又有了“中国的民族主义”（关于这个问题，我建议读者有可能的话读一读石中的文章“从‘逆向种族主义’到‘中国的民族主义’”，载于《明报月刊》1996年9月号。该文对自1980年代至1990年代从逆向种族主义到民族主义的整个过程有较为深入的分析）。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根本动力源在于人们是否需要国家的保护、支持和其他服务，包括纯粹符号性的（如中国强大了，别人就更尊重本来已经在海外生活了几代，与中国除了血缘就没有什么其他实质性联系的华裔）服务。

弱者更依赖于国家，弱势种族也更依赖于自己的国家。

国家与高科技群岛的结合

从某个角度来说，国家代表着传统的强大力量，过快的变革多半会削弱它的权力，因而它有保守的一面，而科学技术的本质就在于求新、求变，不怕变化所带来的广泛后果，对于变化持支持和乐观的态度。当国家发现科技的变革将威胁到它的权力基础时，它很可能会采取行动抑制这种变革而保住自己的权力，也保持住社会的相对稳定。这种做法有时也许是妨碍了科技的发展，有时也许是绝对必要的：比如美国政府拼命地抑制民间对于加密技术的开发使用（这我们将在以后详细讨论），这恐怕是妨碍了科技发展（但也只能在美国领土范围内妨碍，这方面的公司已纷纷迁往国外）；但各国政府对于生物技术的发展作某些限制恐怕就是绝对必要的。

另一方面，科技的力量是如此巨大，国家要维持自己的权力，就必须鼓励科技事业，并与其紧密结合，即使明知道科技在某些方面会侵蚀国家的权力也必须这么做，否则它就会被外部的竞争打垮，从而完全丧失权力。实际上，国家对于科技事业往往进行大量的投入，有时甚至是不计成本的。我们今天使用的计算机之所以价格这么低，部分原因就是有许多国家的政府出于安全上的考虑，不惜血本，投入大量资源的结果。网际网络就是美国政府出于军事目的建成后交付民用的。

从阶级分析的角度说，虽然我们前面说过弱势阶层更依赖于国家的保护，但反过来说，国家却决不是专门保护弱者的。国家的统治阶层是精英集团的一部分，他们与其他精英集团的关系比他们与弱势集团的关系要紧密得多——只不过保护弱势集团是他们必须承担的职责之一，他们要凭此而领取报酬罢了。从国家维持自己生存的角度说，它也必须与强势集团，在高科技时代则特别是认知精英集团，紧密结合，为他们服务才行。为了生存，国家会不遗余力地把高科技产业拉到自己的领土范围内来。美国在这方面是做得最成功的。它利用自己在高科技方面领先一步的优势，把世界其他各国的认知精英全部都拉到美国去，加强自己在这方面的领先地位。未来的世界地图上的高科技群岛很可能高度集中在美国，其次是今天的发达国家，在其他地方则只是星星点点。如果出现了智商断层线与国家断层线完全重合的情况，那么这个世界的裂痕就更深刻了，在这个世界里生存的弱势国家及其国民也就更难有出头之日了。

从“比特”方面说，高科技群岛本无必要搬到某一特定的国界内，但就其“原子”方面说，也许还是有这个必要的。比如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等，都会影响到高科技群岛的迁移。未来的世界地图上高科技群岛的散布位置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各个国家能够给它们提供什么样的“原子”环境。

信息时代国家的形态

前面提到过的“权力的转移”一文对于未来的国家形态有一番展望，我认为是非常有价值的。

“……历史证明（在国家权力被削弱之后——译者注）除了部落时代式的无政府状态之外还有其他选择。帝国，无论是实行严密控制的还是松散统治的，都获得过成功和效忠。在中世纪皇帝、国王、公爵、骑士、教皇、主教、行会，还有城邦，对同一块领土行使相互重叠的世俗权力。这是一个十分接近于现代的三维网络的体系，而不是那个后来取代它的脉络十分清楚的等级化国家秩序。”

“如果目前的趋势持续下去，国际体系50年后将发生深刻的变化。在过渡阶段，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将与正在演进的体系同时并存。国家将制定规则，而其他参与者将根据这些规则运作，但外部力量将越来越多地自己作出决策。在利用企业界、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去处理国家没有能力或不愿意自己去处理的问题的过程中，国家往往会在无意之中进一步削弱自己。”

就不远的将来而言，国家在权力、财富和能力方面的优势还是压倒性的。但它与非国家参与者在一定程度上分享权力，共同合作处理问题，则是不可避免的大趋势。这不是由关于国家的意识形态所决定的，而是由技术所决定的，因而是极为根本、不可逆转的趋势。中国文人们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之类的说教只不过是为其作事后的注解而已。

美国的“校园——航空公司爆炸杀手”在其题为《工业社会及其未来》的宣言中写道：“体制不是由意识形态引导的，体制是由技术必要条件引导的”（“工业社会及其未来”的全文中译可从刘怀昭、王小东所著的《轰炸文明：发往人类未来的死亡通知单》一书中找到）。他的这个论断是十分精辟的，虽然他杀人是太不对了。信息技术必然会给国家形态带来巨大变化，国家即使仍然十分强大，也必须顺时顺势而动，才不致被技术革命所抛弃。

谢选骏指出：共产党本来是出卖国家和民族的，但是篡夺政权之后却摇身一变成了国家主义和爱国人士。为此必须鼓吹——“国家是最代表延续性的断层线”！

【第四章 文化：最易做灵活解释的断层线】

冷战结束之后，原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之间的断层线大部分消失了当然并未完全消失）。于是，人们马上又开始寻找新的主导21世纪的世界格局的断层线。结果，最先被“找到”并鼓噪得最响的竟是“文化”或“文明”的断层线。

什么是“文化”或“文明”呢？这些词汇是极为常用的，人们对它们都有大致的感觉，如东西方文化是不同的，谁都能感觉到确实有些不同。但要给“文化”或文明”下个确切的定义却是极为困难的。学究们据说搞出了几百种，我们没有必要去一一探索。有一个非常不准确的定义我认为恰恰是比较合适的：“文化”，是一个人一切后天获得的特性。打个比方说，中国人的头发是黑的，德国人的头发是黄的，这不是文化，这是种族，但男人留短发，女人留长发，或中国男人过去梳长辫子，德国男人过去梳小辫子，这就是“文化”了。用“比特”或“原子”的隐喻来说，就是种族是人在“原子”方面的特性（这个问题有争论，有些人认为种族本身就是文化标签，我们在第二章已经谈到过，但我们至少可以有把握地说，种族在“原子”方面的成分比较大），而文化则是人在“比特”方面的特性。这就有些奇怪了，高度信息化的21世纪照理说应该在“比特”方面是高度融合的：计算机网络将大大促进各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之间的思想交流，在这种完全消除了距离和隔阂的大规模交流中，不要说价值观之类的东西，就连语言都会趋同。怎么在这样一个时代，“文明”或“文化”的断层线反而会那么重要呢？

然而，这至少是一部分人的观点，而且是极有影响的观点，其代表人物是塞缪尔·亨廷顿，哈佛大学的著名教授。以他的观点为中心，作一个案例分析，十分有助于我们理解21世纪的“文化”断层线的意义。

亨廷顿的基本观点

亨廷顿在美国《外交事务》1993年夏季号发表了一篇题为《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的文章，这篇文章一发表，立即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据《外交事务》的编辑们说，自1940年代乔治·凯南发表那篇著名的关于遏制共产主义的"X"文章以来，还没有任何一篇其他文章引起过如此大规模的讨论。亨廷顿后来又发表了一系列相关文章，并于1996年将《文明的冲突》扩展成为一部367页的同名的厚书(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亨廷顿的基本观点是：在下个世纪，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将不主要是意识形态因素或经济因素。人类的最大分歧和冲突的主导因素将是文化方面的差异。文明的冲突将主宰着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差异线将会成为未来的战线。

为什么文明会发生冲突呢？在亨廷顿看来，文明的差异才是人类的各种差异之中最根本性的，这种差异基本上是不可更改、不可消除的：如共产党人可以转变成民主主义者，富人可变成穷人，穷人可以变成富人，但是，俄罗斯人不能成为爱沙尼亚人，阿塞拜疆人成不了亚美尼亚人。一个人可以是半个法国人、半个阿拉伯人，甚至可以同时是两个国家的公民。但是，却很难成为半个天主教徒和半个穆斯林。

亨廷顿认为，所有的国家都在努力实行现代化，但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未来的冲突很可能是西方对非西方国家的冲突。他特别强调“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对于西方的威胁，特别是儒教文明与伊斯兰联手的可能性。实际上，《文明的冲突》一书的封面设计就充分体现了亨廷顿对于世界大格局的认识：封面右上方是地球背景之上的基督教十字架，左下方是地球背景之上的伊斯兰新月，右下方则是地球背景之上的中国太极图；新月与太极图紧紧挨着。

亨廷顿根据其理论构想的21世纪文明冲突场景

根据上述“文明的冲突”的理论框架，我们可以推演出一幅什么样的21世纪的“文明冲突”场景呢？亨廷顿自己为我们推演了一个。这绝对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因为我们往往可以从一个理论所能推演出的结果去判断其正确与否及其价值。下面就是亨廷顿的场景。

2010年（还有13年了，我们多半都看得见），美军撤出了已经统一了的韩国，并大大减少了在日本的驻军。台湾与大陆达成了妥协：台湾保持事实上的独立，但公开承认北京的宗主权，并在中国支持下按照1946年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模式加入了联合国。南中国海的石油开发进展迅速，大部分是由中国，但也有一些越南控制的地区由美国公司开发。由于投射力量的能力加强，中国宣布它将控制整个它过去一直声称领有主权的海域。在中越两国的军舰之间爆发了战斗。中国入侵越南。越南要求美国的帮助。中国警告美国不要插手。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一片慌乱。美国宣称它不能接受中国对于越南的征服，呼吁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并派出了它所剩无几的航空母舰战斗群去南中国海。中国谴责这一行动侵犯了其领海并对战斗群进行空袭。联合国秘书长和日本首相斡旋停火的努力失败，战斗蔓延到东亚其他地方。日本禁止美国使用其在日本的基地对中国作战。美国无视日本的要求，于是日本宣布中立并且封锁了美军基地。中国的潜艇和从台湾和大陆起飞的飞机沉重地打击了美国军舰及其他设施。同时，中国地面部队进入河内并占领大部分越南领土。

由于中国和美国都有能够打到对方领土的核武器，双方默认的僵持开始了，并且没有在战争的早期阶段使用这些武器。双方都对于核攻击有恐惧，但美国社会更强烈。许多美国人开始质问，他们为什么要冒这种危险？中国控制不控制南中国海、越南，甚至整个东南亚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在美国南部西班牙裔占优势的各州反战情绪尤其强烈，当地人民和政府说：“这不是我们的战争”，并想援引在1812年战争中新英格兰的模式退出战争。在中国巩固了它在东亚的初步胜利之后，美国舆论开始认为，打败中国所需的代价太大，还是谈判结束战争为好。

同时，战争对于其他文明的主要国家产生了影响。印度抓住了中国被困在东亚的机会发动了对巴基斯坦的进攻。在开始阶段，印度得手了，但巴基斯坦、伊朗和中国之间的同盟启动了。伊朗装备着现代化武器的训练有素的军队和巴基斯坦的游击队从两面夹击印度军队。巴基斯坦和印度都向阿拉伯国家求援——印度以伊朗称霸西南亚的危险恐吓它们——但中国反抗美国的初步胜利在伊斯兰世界激发了大规模的反西方运动。在阿拉伯国家和土耳其，亲西方的政府一个接一个倒台，由于看到西方软弱可欺，阿拉伯世界发动了对以色列的大举进攻，而大量裁减了的美国第六舰队无力阻止。

中国和美国都力图获取其他重要国家的支持。由于中国在军事上的胜利，日本开始慌慌忙忙地要搭中国“便车”了，它从原来的纯粹中立转向了亲中国的“积极中立”，然后又屈从于中国而成为交战国。日本军队占领了美国在日本的基地，美军紧急撤出日本。美国宣布封锁日本，美日两国军舰不时在西太平洋发生冲突。战争爆发初期，中国提出与俄罗斯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但中国的成功对于俄罗斯所产生的影响与日本正好相反。莫斯科对于中国主宰东亚的前景十分恐惧。当俄罗斯采取反对中国的立场并开始加强它在西伯利亚的驻军时，西伯利亚的大量中国定居者开始骚乱。中国于是进行军事干预以保护同胞并占领了海参崴、黑龙江流域，及东西伯利亚的其他战略要地。俄中两国军队在中西伯利亚爆发战斗，原来受中国控制的蒙古出现暴动。

对于交战各方来说，控制和获得石油成了最重要的问题。日本因此而更倒向中国以确保其来自波斯湾、印度尼西亚和南中国海的石油供应。在战争中，由于阿拉伯国家的政权落入伊斯兰好战分子之手，波斯湾流向西方的石油已经是星星点点了，而西方越来越依赖俄罗斯、高加索和中亚的供应。这使得西方加强了把俄罗斯拉到自己一边的努力，并支持俄罗斯将其控制扩展到在其南边的石油资源丰富的穆斯林国家。

与此同时，美国极力争取欧洲盟国的全力支持。但它们除了给予外交和经济支持外，却不想在军事上卷入。中国和伊朗却害怕西方国家最终会聚集在美国的旗帜下。因此，它们在波斯尼亚和阿尔及利亚秘密部署了可以装载核弹头的中程导弹，并警告欧洲国家不要卷进来。就像中国对其它国家的威吓除了日本之外产生的都是恰恰相反的效果，这次也是一样。美国情报部门报告了这些部署，北约理事会宣布导弹必须立即撤走。在北约采取行动之前，塞尔维亚，希望重新确立它在历史上作为反抗土耳其人的基督教保卫者的地位，入侵了波斯尼亚。克罗地亚也参加进来，二者占领并瓜分了波斯尼亚，缴获了导弹，并且开始它们1990年代未能完成的种族清洗事业。阿尔巴尼亚和土耳其想帮波斯尼亚人；希腊和保加利亚发动了对于土耳其的欧洲部分的入侵。同时，一枚带有核弹头的导弹从阿尔及利亚发射，在马赛爆炸，于是北约对北非的目标进行毁灭性轰炸。

美国、欧洲、俄罗斯和印度为一方，中国、日本和伊斯兰世界为另一方，开始了一场全球战争。由于双方都有核武器，双方的精疲力竭可能会导向谈判停火，但这样做解决不了中国在东亚的霸权这一根本问题。另一个选择是西方通过常规力量打败中国。由于中日结盟，美国海军无法从海岸线对中国的人口中心和工业区发动进攻。西方可以选择从西面打进中国。俄中之间的战争使得北约欢迎俄罗斯加入北约，并在俄罗斯反击中国对于西伯利亚的入侵和控制穆斯林石油和天然气方面予以合作，同时鼓励西藏人、维吾尔人和蒙古人起来造中国的反，最后部署西方和俄罗斯部队从西伯利亚打过长城，打到北京，满洲里和汉族心脏地带。

无论这次全球文明战争的直接后果是什么——相互核毁灭，谈判停火，或是最后俄罗斯和西方军队进军天安门广场——其更广泛的、长期的后果必然是主要参加国在经济、人口和军事方面的力量大大滑落。作为后果，在过去几个世纪里从东方向西方转移，现在又从西方向东方回归的权力，将开始从北方转向南方。最大的文明之间的战争的得利者将是那些没有参战的文明。由于西方、俄罗斯、中国和日本都被毁坏了，路就为印度让了出来。它也参了战，但如果它可以逃脱毁灭，现在它就可以按照印度教的原则重新塑造世界了。很多美国公众会把美国受害的责任归咎于盎格鲁－萨克逊精英集团的狭隘的西方取向，西班牙裔领导人将上台执政——并由于未参战而繁荣起来的拉美国家许诺的类似于马歇尔计划的援助而进一步加强了地位。另一方面，非洲却不能为重建欧洲提供什么帮助，反而涌出大批人群去吞食残存的东西。在亚洲，如果中国、日本、韩国被战争毁坏了，权力也将向南转移，转到印度尼西亚手中，它保持了中立，现在将变成居于主宰地位的大国，在澳大利亚顾问的指导下治理东从新西兰，西至缅甸和斯里兰卡，北达越南的事务。而这预兆着未来与印度和恢复了元气的中国的冲突。在任何情况下，世界的政治中心都将向南移。

这就是亨廷顿设想的21世纪文明冲突的场景。对于上述场景你怎么看？可信吗？

我认为是难以置信的。战争是因争夺实际利益的原因引发的，但在战争中，似乎每个国家都犯了“文化狂热症”，竟然按“文明”的断层线结起盟来。在这一场景中，最离谱的有两点：第一点是中国的力量——我倒真希望中国有这么强大的力量，有了这力量可以不打仗，可以去干点别的；第二点是中日结盟——我看这种可能性只能出现在西方人发明了具有种族识别能力的生物武器，要把黄种人一块灭绝的时候（在目前，美国的国际战略思想界的主流是重新武装日本，以遏制中国，日本也是表示完全效忠于美国，但从亨廷顿的思想中还是可以看出西方人心底深处认为日本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态度）。但我们必须认真思考一下这个场景的主要脉络乃至各个细节。这是因为，第一，这个场景极为完整地推演了在文明断层线起主要作用时21世纪可能出现的冲突场景，我认为文明断层线绝对没有这种决定性地位，但它可能确实有一定地位，要把它和前面叙述过的其他种类的断层线叠加起来，才能看出21世纪世界地图的真正全貌，因此，这个场景可以作为几张应该叠加起来看的透明胶片中的一张；第二，这个看法在西方是有市场的，再展望21世纪的国际关系时，我们必须对于西方人怎么看这个世界有所了解。

然而，无论如何，我认为“文明冲突论”的基本假设与基本逻辑都是错误的。“文明冲突”只是种族主义的一种委婉语。

还存在儒教文明吗？

在亨廷顿的世界体系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儒教文明，以及其核心国家——中国。然而，中国还是一个儒教国家吗？这一基本点本身是大可怀疑的。自“五四”以来，中国的整个社会对于儒教进行了全面的谴责，有时甚至是极不公道的诋毁，直至60年代还有“文化大革命”，80代还有“文化热”对于儒教的全面攻击。这一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向西方学习，崇拜西方文明，有时甚至把西方文明美化到了超过它实际所具有的一切优点的过程。当然，在这一过程中，有时是推崇西方文明中的这一思想流派，有时是推崇西方文明中的那一思想流派，但都是西方文明中的一部分。有人会说：比如在“文化大革命”中，表面上是反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实际上是中国封建传统文化大泛滥。这种说法曾十分流行。然而，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符号系统，如果你把它的主要符号系统摧毁了，它的实质内容也就剩不下多少了。“文化大革命”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系统的摧毁是不留余力的，甚至连文物古迹，文章字画这样的文明残片都不许留下来，你怎么能说“文化大革命”还是中国传统文化在那里主导呢？这种说法竟然能够为许多中国人接受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在中国儒教文明是早已被毁灭得干干净净了，因为你可以如此不公正地把一切过错都推到儒教文化头上，却没有多少人哪怕只是出于一种不公正感，或是至少出于对逻辑的尊重而予以反驳，更不用说哪还有几个卫道士了。在今天的中国，恰恰是把什么错处都归到中国传统文化头上，什么优点都归到西方文化头上。

以符号角度说是这样，从实际社会生活中说又何尝不是这样。据亨廷顿理解，儒教文化的一个重要的与西方不同的价值观就是把集体的价值置于个人之上。我想请问各位中国读者，有多少人真正从心里认为集体的价值在你自己个人之上？儒教文化还极其重视孝道，这是其最重要的伦理观念，现在，即使在农村地区，我们也很难看到对于长辈的服从和孝顺，我们不断听到的是老人受欺负、无人赡养的消息。当代的中国文化可以是任何东西，就是不可能是儒教文化。

在制造“儒教文化”、“东西方文化”的神话中，亚洲人自己是有一定责任的。

亚洲的政治家们出于为自己的政权的合法性辩护，制造了所谓“亚洲价值观”的神话，中国的知识分子们由于发泄挫折感的冲动，制造了所谓“中国文化”使中国专制落后的神话，只有少部分“新儒家”是真心地相信儒家思想，但是听他们的人极少，政治家有时支持他们也只是为了利用利用他们而已。从他们所发表的东西看，他们自己确实也没有提出任何有感召力的思想。

当然，历史上属于儒教文化圈的族群还是有一些区别于其它文化的特点的，如比较勤俭，比较重视教育，家庭对于子女管得比较多等等。但仅仅这些是绝对不足以构成人们对于这一文明的认同感的，更不用说为此而与其他文明“冲突”了。

实际上，至少是曾经作为儒教文明的核心国家的中国，是拼命地向西方学习，不仅学习西方的技术，而且学习西方的价值观，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西方的一切，在多数情况下甚至达到了盲目崇拜的地步。亨廷顿对于儒教文明，对于中国的现状了解并不多，他却知道中国的“中体西用”、日本的“和魂洋才”的说法，并以此证明文化的不可更改性。然而，“中体西用”自“五四”起就被不断地批判。有些中国学者提出在中国应该搞“西体中用”，其实，“西体中用”也只不过是个幌子，中国思想界的主流真正希望的是“西体西用”——当他们听亨廷顿教授说他们的“中国文化”根子就像他们的黄皮肤、黑眼睛一样改不了，没救了的时候他们该是多么沮丧啊！

实际上，仅从文化的角度说，儒教文明已经成为历史。所谓“21世纪是东方的世纪”的种种说法，不是另有含义，就是欺人之谈。在今天的信息时代，儒教文明圈的文化特性将迅速地消融于西方文明之中。因为这一文化圈中的绝大多数人既没有保卫自己的文化遗产的热忱，也没有抵抗西方文化侵蚀的意愿，无论是中国、日本还是韩国都一样（你只要看看这三个国家满街染黄头发的姑娘就知道了）。如果说，东亚文明圈的人们会与西方人发生什么冲突，那只会是利益的或种族的冲突，而决不可能是什么“文明的冲突”。

在信息时代的冲击下，儒教文化的语言都不一定能保得住。我对那些还没学会几句英语，就声称自己用中文表达不好自己的意思了的“假洋鬼子”十分不以为然。然而，自从我“上网”之后，每天看的英文确实要比中文多好几倍，如果我今年只有十几岁，那么，几十年下来，我可能确实不会说中国话了。

当然，儒教文明作为不久之前还是世界上的一种主要文化，它留下了大量的哲学思想、文学典籍、艺术、建筑、音乐等遗产，在未来，这些东西也许会成为全新的文明的种子，但就可预见的将来而言，儒教文明已经产生不出具有独特性的哲学思想，甚至产生不出独具风格的艺术形式，更不用说具有一种活的文明的凝聚力和感召力了。抛开其他因素不谈，儒教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只能越来越模糊，而究其内容，则是越来越西方化。

那么，为什么亨廷顿等一群西方人却不愿承认这对于西方文明来说似乎是“一片大好形式”的趋势，却非要把儒教文明推出去呢？等我们讨论完伊斯兰文明之后再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伊斯兰文明可能是唯一较大的例外

其实，自十八世纪以来，整个世界从文化角度看就是在不断地西方化，但伊斯兰世界可能是唯一较大的例外。直至1970年代止，伊斯兰世界也是在不断地西方化：无论是埃及、伊朗还是伊拉克（萨达姆·侯赛因在其国内是西方化的代表而不是伊斯兰的代表）都是全力西方化。然而，以伊朗革命为代表，在1970年代，整个伊斯兰世界掀起了反对西方的思想和行动风暴。其背后的原因应由比我更有资格的专家们去探讨，我所知道的是，在当今世界上，唯有伊斯兰才是能够感召人们，特别是青年们，为之献身的较大的文明，也唯有伊斯兰才具有与西方文明相抗衡的哲学思想、价值观。无论是好是坏，儒教文明是绝对不具备这种精神力量的，因为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不同，它从来不具备神性的感召力，从来就是一种极为世俗的文明，因此，它与今日的西方文明，特别是美国式大众文化一拍即合，迅速丧失了自己的特性——无论你认为它是好是坏，事实就是如此。

伊斯兰是十分具有神性感召力的文明，但在科技主宰一切，“知识就是力量”的今天，它恰恰由于不够世俗、由于与科技相隔膜，其力量是十分有限的。它的力量不仅不能与西方相提并论，甚至与历史上属于儒教文化圈的东亚各国相比，也是相对弱的。具有如此丰富的石油资源的沙特阿拉伯，在联合国人文发展指数表上，竟然排在菲律宾、中国和蒙古等国之后。

信息时代也许将赋予伊斯兰文明以科技的巨大力量，然而与此同时，它会不会又因此而丧失了其神性感召力呢？另一方面，伊斯兰文明也可能被信息时代更远地甩到后面。

所谓的“文明冲突”实际上是种族矛盾

亨廷顿按照传统文明的断层线来描画今日的世界地图。按照这种画法，文明的断层线实际上与种族断层线在很大程度上是高度重合的。这是十分自然的，在古代相对隔绝的人群——特别是欧洲与东亚民族在地理上的隔绝是相当彻底的——之间，文化的断层线与种族的断层线都是这同一隔绝——既是“原子”的又是“比特”的——的体现。然而，近代以来，西方文明席卷了整个地球，从文化——即“比特”——的角度看，整个世界都在趋向于同一文明，即西方文明（当然，其他文明也或多或少地带入了自己的特性），这已经是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在这样一个时代，一些西方人又突然开始谈论西方文化的“独特性”，谈论其他文化不可能融入西方文化，这又意味着什么呢？很明显，他们实际上在谈论的是种族断层线，而不是文化断层线——因为这种断层线事实上已经十分模糊，未来的信息社会更是将迅速而彻底地抹去它们。然而，自60年代民权运动以来，种族主义成了一种为全世界的主流社会所不齿的符号，因此，要谈种族断层线，要鼓吹种族之间的互相隔离，最好是谈论与种族断层线高度重合的古代文明断层线。

那么，为什么又要谈论种族的断层线呢？这一方面可能与最为根本的动物的生物学内驱力有关，另一方面，反映了一部分西方人对于其他种族越来越强烈的分享这个星球上的各种自然资源的要求的忧虑。西方人在过去几百年中独占了这个星球上的绝大部分自然资源，而在最近几十年中，其他种族，特别是东亚各民族，经济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这一方面使得这些非白人种族对于自然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也使得这些非白人种族越来越有力量索取这些资源。

这一种族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未来的科技发展能大多在程度上解决自然资源的问题。有不少西方人对于东亚的高速经济发展是欢欣鼓舞的，他们认为这是对西方十分有利的事：东亚的经济发展带动西方的经济发展，提高西方人的生活水平。这一判断背后的一个前提是，东亚的经济发展不会对世界自然资源造成过大的压力，特别是信息技术——这显然是未来的主要方向——对于自然资源所需不多，而伴随的其他高科技发展更将解决几乎所有的自然资源问题。我曾经就“中国能够为世界作出什么贡献？”这一问题请教过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先生，他说，“中国的迅速的经济发展就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在过去十几年中，西方经济普遍处于衰退状态，中国的高速经济发展在世界范围内起到了缓解作用。”我们还可以看到约翰·奈思比在《亚洲大趋势》一书中对于东亚经济发展的欢呼。在高科技产业界，多半也是一片乐观情绪，不大会去考虑资源短缺引起的种族矛盾等。

然而，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对于其他种族从外部和内部（亨廷顿的方案是在西方世界外部划清地盘，西方国家抱成团，不允许其他种族——他的词汇是“文明”——跨进来，在内部则决不允许搞文化多元主义，要搞文化“清党”，以抑制非白人移民有可能从内部进行的破坏）对白种人所独占的资源提出分享要求及对白种人的压倒性霸权提出挑战的可能性十分忧虑。西方人在他们主宰世界的最近几百年中，对于其他种族或文明的态度大致有以下几次变化：最初他们是对其他种族采取以武力灭绝的态度——这在对于美洲的印第安人的处理方式上表现得最明显；后来是认为西方文化是普适文化，希望其他种族在文化上皈依西方，成为西方社会中的一员——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已经成功了的，这种态度一直持续到最近，而且仍为许多西方人所信奉；但在最近十几年中，西方社会中有一部分人开始对于非白种人分享资源——包括土地资源，如移民实际上就是对于土地资源的分享——的前景十分忧虑，他们不再要求，甚至拒绝非白种人皈依西方文化，他们的口号是：西方文化并不是普适的，并不比你们的好，我们不要你们加入，你们离我们远一点，呆在你们自己那儿——我们不是还给你们剩了点资源吗？

亨廷顿，还有法国极右翼“国民阵线”（最近它在法国得到了极大的公众支持）等都是这种态度的代表。

种族的断层线确实是根深蒂固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展望21世纪的国际体系时，也认为美国最亲密的朋友应该是欧洲，其次是拉丁美洲，他强烈地反对那些主要是在高科技和商业领域的美国人主张美国“面向亚洲”的观点。与亨廷顿所描绘的那个“文明之间的战争”的场景有所不同的是，基辛格极其排斥俄罗斯，这大概是冷战给他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而在亨廷顿更具有种族主义——或者是“文明冲突”——色彩的场景中，俄罗斯则是西方的一个盟国。

然而，在今天这样的一个信息时代，即使是从赤裸裸的实际利益出发而不考虑任何道义，仅从种族或“文明”的断层线的角度考虑，制订外交政策，也是十分不明智的。美国的《新闻周刊》1996年12月9日发表的Bill Powell的文章“新秩序的冲突”(The Clash of a New Order)，对于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书评论道：“为什么美国要更强调它与欧洲的联系，而不是它在迅猛发展的亚洲的利益？是的，亚洲的市场是难啃的核桃；是的，他们确实在文化上与‘我们’有很大不同。然而，美国的利益仍旧要求我们参与亚洲事务，至少应该不低于参与欧洲事务的水平。事实上，我们沿着让亨廷顿如此之担忧的衰退方向滑下去的最可靠的路线，就是让美国人的文化舒适感来对我们的外交政策发号施令。我们千万别这样。”

从利益的角度考虑

从利益的角度考虑，前面已经说过，如果不存在资源的短缺和争夺，则世界不大可能沿着“文明”乃至国家的断层线去作无谓的“冲突”；如果存在资源的短缺和争夺呢？单纯从利益的角度考虑，断层线应该画在什么地方呢？我在《战略与管理》1993年创刊号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曾经论述过这个问题。

我认为，西方发达国家从利益的角度出发，很可能按以下三条标准划线。

1已经发达的国家（包括俄罗斯这种军事超强），会被划进圈内。首先，排斥已经发达的国家是十分不容易的，要付很高的代价，其次，已经发达的国家虽然分享财富、占用资源较多，但它们的增长速度已经放慢，不易产生突增的额外压力。因此，保持现状是较容易，也是可取的。

2发展潜力不大的国家不用被排斥。不排斥，它们也不会有多少能力通过经济竞争来分享财富。

3现在尚不发达，但发展潜力庞大的国家将是首要排斥的对象——这一条实际上是前两条的推论。恰恰是这些国家有可能出现极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这在无限增长的前提下将是带动全球经济的火车头，但在有限增长的前提下却会带来陡增的经济环境压力。

我们对照一下前面提到的亨廷顿的那个“文明战争”的场景，就会发现亨廷顿的阵线大致是符合这几条标准的。在当今世界上，中国，也许还应包括整个华人经济圈，是经济增长最快的地方，因此，中国，包括台湾，将是“文明战争”的“首恶”，而根本不管“儒教文明”是否还真地存在。在亨廷顿的场景中，日本被划出西方圈子而归入中国阵营，虽然不符合上述标准，这大概是亨廷顿——也代表一部分美国人——的生物学内驱力在作怪了，但亨廷顿在《未来的冲突》一书的其他部分及其他文章中对日本是网开一面的。对于黑非洲，亨廷顿认为只有在大国打得两败俱伤时它才有可能去"prey on"欧洲，否则也是没有什么可担忧的。

亨廷顿在该书的另一处还提到法国人对穆斯林移民极其反感、惧怕，对于非洲的非阿拉伯人却并不惧怕也不反感，这恐怕是因为黑非洲是符合我提出的上述第二条标准的。只有伊斯兰不完全符合上述的从利益出发的标准。

无论如何，亨廷顿的“文明”断层线在许多地方既与种族断层线、又与利益断层线重合，因此，我们可以说，它是最易做灵活解释的断层线。

信息社会与新型的文明断层线

认为未来世界的主要冲突将在不同的文明之间展开的整个构想是十分不合信息社会的时宜的。它之所以获得了这么大的影响，乃是因为历史上的文明断层线在一定程度上与种族的或利益的断层线相重合，而就当代世界的政治术语环境而言，讲“种族”是应该避讳的，讲“利益”又太俗气，讲“文明”就高雅多了。但如果我们真想去理解21世纪的断层线，我们最好是从利益、种族，或者国家，乃至智商的角度去理解，因为信息社会将在很大程度上抹去或改画历史上的文明断层线。

在信息时代，全人类跨地区、跨文化的大规模频繁交流的一个结果，必然是抹去历史上大的文明断层线——只有对于伊斯兰文明我们还不能十分确定。其他各种文化的独特性则很难保留下来。也许有人会提出民族主义在世界各地，包括在中国的崛起，但民族主义的崛起往往并不是为了保留自己的传统文化特性，而是为了保卫自己的族群利益。它有时也会打起“文化”或“文明”的旗号，然而在现代条件下，这往往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五四”时的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对于中国文化的旗号甚至连作为手段都不屑一顾，90年代的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中则有一部分人认为这个手段还值得利用。据研究伊斯兰问题的专家介绍，即使是伊斯兰世界，在50、60年代，其民族主义的兴起往往也是强调现代化而不是强调伊斯兰文化，如埃及、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等皆是如此。在其民族主义者与原教旨主义者中存在着相当的紧张。即使是极为激进的原教旨主义者们，你也很难说他们的行为纯粹是出于宗教或文化的原因，而没有政治、经济、利益、种族、战败的屈辱感等种种其他因素的影响。

从大的线条说，信息时代的世界绝对会走向一个统一的现代文明。在这个现代文明之中，历史上的各个文明的断层线将变得模糊而暗淡。就其内容而言，这个现代文明的主要色彩是西方的，但其他文明也将其一部分特性带入了这个统一的文明。从更细的线条说，信息时代却为许多原来已经式微了的文化、宗教，如佛教等，以及新的宗教流派、哲学思想等开辟了新的空间。著名的《牛津基督教史》一书的最后部分有一节就题为“大分化的到来”，并预测：“极端激进主义者（主要是欧洲和北美的极端激进派）的信仰在下个世纪将可能更像是佛教，而不是传统的基督教。”

信息社会将打破原有的大的宗教或文化、哲学流派对于思想传播的垄断，大大促进弱的、小的宗教或文化、哲学流派的思想扩散。信息空间所能容纳的各种不同的宗教、哲学思想流派的数量将大大超过以往。其结果是将在21世纪的世界地图上，伸展出大量的、但是细小的宗教、文化断层线，这些断层线将穿越种族、国界等各种边界，当然也将穿越历史上的文明断层线。这才是21世纪的信息社会的“文明”地图。在这样的一个“文明”体系中，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文明”冲突呢？我们现在还很难想像。

谢选骏指出：“文明的冲突”及其“中国的跟班”，都不懂得我在2000年写过的“混合主义、ABC神学”——那就是相对于“文明冲突”的“文明的混合”。半个天主教徒和半个穆斯林的混合、半个基督徒和半个共产党的混合，不仅完全可能，而且经常出现。

【第五章 信息时代特有的战争手段：战略信息战】

讲到信息战，人们很容易想到海湾战争，“精巧”的炸弹，隐形轰炸机，天空的卫星，对于伊拉克雷达、通迅设施的“电子压制”，以及一张协调、组织、联络空中、海面、地上的飞机、军舰、坦克，乃至单兵的计算机网络。这是典型的或军事技术的概念。然而，人们也许不久就会发现，这种军事技术，还不是与信息时代结合得最紧密、最考虑到信息时代特点的军事技术。

信息时代的特点，就是信息流在人们的基本生活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人们当然也就越来越依赖于信息流的正常流转。于是，破坏或者操纵信息流就成为这个极端依赖于信息的时代新产生出来的战争手段。可以说，以往的战争手段都是以摧毁“原子”为目标的，无论是手脚、棍棒、刀矛、枪炮，还是核武器，无非是能力的扩展，但目标还是“原子”的。甚至或战争，其基本着眼点也未完全改变。然而，在信息时代，完全可以以为“比特”直接目标，通过破坏或操纵“比特”来达到间接摧毁或控制“原子”的目的。而破坏或操纵“比特”的手段可以是“原子”的——如电磁脉冲炸弹等，也可以是“比特”的——如计算机病毒。这后一种手段当然更具有信息时代的特点，而且它可能使战争的形态，以及人类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大为改观。

战略信息战的基本概念

所谓战略信息战就是通过破坏或操纵计算机网络上的信息流的办法，对敌人的电话网、油气管道、电力网、交通管制系统、国家资金转移系统、各种银行转账系统和卫生保建系统等实施破坏，以达到战略目的。这一作战手段，在美国这个走在信息时代前端的国家早已成为热门话题。我在为本书的写作收集材料的过程中，发现在网际网络上有关这方面的材料大概是最多的。无论是专家、学者、民间团体，还是美国军方、情报部门，都已有大量的，成系统的研究报告、书籍等发表。其中由美国兰德公司1996年出版的《战略信息战》（Strategy Information Warfare: A New Face of War, 为Roger C. Molander, Andrew S. Riddile, Peter A.Wilson所著），是以专家、军队高级将领、国防部高级官员，以及相关产业界的高级主管的集体智慧为基础编写的，最为系统、最值得一读。以下的拟将《战略信息战》一书所归纳的战略信息战的一些基本特征作一些介绍。

1、低进入成本

战略信息战的一个最具本质性的特征就是低进入成本。一个形象的描述就是：一个绝顶聪明的14岁的孩子，外加一台电脑、一个调制解调器、一条电话线就可以发动战略信息战进攻。美国的《财富》杂志1997年12月3日上发表的Richard Behar的文章，“谁在读你的电子邮件”(Who's Reading Your E-mail?)，就介绍过这样一个案例：一个16岁的英国孩子和另外一个不知名的助手，打进了美国空军最高指挥和控制研究开发机构罗姆实验室的计算机，并以此为跳板，侵入了多台国防承包商的计算机，乃至韩国原子能研究所的计算机（调查者开头以为这是北朝鲜的原子能研究机构的计算机，因而为这次侵入可能会被误认为是美国的战争行为而担忧了一阵子）。

低进入成本这一特点将给战争，乃至人类社会结构等许许多多的方面带来巨大的影响。战略信息战的许多其他特性是这一特性的推论。除了在最远古的时期之外，战争的进入成本一直是很高的。春秋时期的孙子就已经说道：“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今天的战争的费用更是惊人：一架F-22战斗机的价格为一亿美元，而一艘舰空母航则耗资几十亿美元。因此，进行战争几乎是国家独占的权利，其他人最多是扔几颗炸弹的小打小闹，对国家的武力构不成根本性危胁。国家在考虑其潜在敌人时，可能的对象也是极为有限的。现在，问题的性质起了变化，低进入成本使得任何人都可以发起进攻。以极少的资源就可以对拥有极大资源的敌人发起进攻并造成较大破坏这一可能性，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即使是搞个土造炸弹，其成本——特别是考虑进隐蔽所需的成本时——也会比打入敌人的计算机要高。这一力量平衡结构所可能发生（人们对此还有争论，我们后面将会谈到）的变化将是人类社会结构的一个革命性变化。再回顾一下第一部分我们已谈及的国家对于武力的垄断的丧失及“知识就是力量”等章节，我们应该感受到即将来临的信息时代与我们现在所习惯的这个世界很可能是大不相同的——也许它已经来临，只是我们尚未感受到而已。

2、传统边界的模糊化

由于在信息社会中，公用和私人网络互联，军用和民用网络互联，各国之间的网络都已联为一体，各类用户数量极大，你很难搞清进攻是来自国内还是国处，也很难搞清楚某次进攻究竟应算是犯罪活动，还是战争。比如说，一个比美国弱得多的国家，可以收买个人或犯罪团伙，对美国发动战略信息战进攻，可是你却找不到主使者。总而言之，你很可能不知道谁在被攻击，被谁攻击……或谁在主使。因此，如何防范和反击战略信息战进攻，由谁负责防范和反击，最根本的是以对付国外潜在敌人的方式还是以对付国内犯罪的方式进行防范和反击，都成了问题。这不仅牵涉到防范和反击的难度，而且牵涉到立法、执法，以及有效防范与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矛盾等问题。

3、观念操纵

所谓观念操纵，说白了就是宣传工作。过去，这一工具主要是掌握在政府和大众媒介手中。即使是在美国，你平时可以看到大众媒介与政府、企业界的矛盾，但在重大问题上三者往往是一致的，因为三者均属上层统治集团。然而，网际网络，特别是具有图形界面因而一般老百姓都会使用的环球蛛网的出现，使得政府和大众失去了信息垄断的权力。信息技术使得个人和小集团都获得了出版的能力，而在过去，虽说有“出版自由”，实际上，无论在哪个国家，没有大量的金钱，出版自由是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的。美国的一个计算机网络杂志《网络指南》(Net Guide) 1997年2月2日发表的Tim Haight的文章 “有如定时炸弹的网际网络：倘若在动乱的60年代就有了网络，事情会怎么样？”(The Internet as a Ticking Bomb: What if the Net Had Been Here in the Turbulent'60s?) 感叹：

如果网际网络的普及，不是在今天而是在美国民权运动与反战运动如火如荼的60年代，结果会怎么样？该文回顾了当时美国政府与大众媒介联手隐瞒事实的一些史实。网际网络的这一特性使美国政府感到不安，因为当它与某个敌人作战时，如果不能控制住舆论，那么，公众对其战争的支持就可能出现严重问题。

信息技术的发展除了使得信息来源多样化之外，还可以提供一整套比过去更为强有力的欺骗工具。比如说，可以通过技术手段伪造敌方领导人在电视上的形象，使其说公众不爱听的话，做公众不喜欢的事。据美国《时代》周刊1995年8月21日发表的Douglas Waller的文章“美国的空中劝说者”(America's Persuader in the Sky)介绍，在海湾战争期间，美国陆军第4心理作战部队的专家们就曾考虑过用一种叫做Commando Solo的专用电子心理战飞机控制住伊拉克的电视台，在上面播放萨达姆·侯赛因喝威士忌、吃火腿（这两件事都是伊斯兰教所不允许的）的伪造录像片。看过美国电影《阿甘正传》的读者都会明白，仅凭现有的技术，这一点已不难做到。

利用信息技术可以伪造文字、声音、图像等所有的东西。对于越来越依赖经由电子装置（无论是收音机、电视机还是计算机）传输的信息而不是自己的亲身经历的现代人来说，被一个人工的、完全虚假的信息环境所彻底欺骗是完全可能的。问题在于，过去的无线电广播、电视等手段往往易于被大集团，如政府、大企业等把持，新的信息手段，如网际网络，是否如此容易被大集团所把持呢？我认为两种可能性都存在：一个可能性是信息技术的进步使得大集团更易于全面控制和伪造整个信息环境，另一个可能性是信息技术的进展使得信息渠道来源极为多元化，结果是谁也不能一手遮天。究竟如何？要看信息技术今后的发展。

无论哪 一种可能性出现，观念操纵都将是信息时代战争的重要一环－也许比过去重要得多，因为信息时代的战争很可能是“人民战争”（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以后的章节中详细讨论）。

4、战略情报收集面临严重挑战

在信息战时代，你很可能不知道你的敌人是谁，意图是什么，能力有多大。

由于信息战的低进入成本及边界模糊不清，情报机关在提供有关当下和未来的威胁的及时和可信的情报方面将面临极大困难。传统的战略情报收集是把注意力集中于若干个特定的作为“威胁”的民族国家，但现在，种种非国家实体，如非政府组织、国际犯罪集团等，也有可能构成威胁，也必须被包括进战略情报收集的对象之中。然而，由于这些非国家实体是高度流变的，情报收集的难度可想而知。另外，由于信息技术，例如加密和解密技术的飞速变化，某个特定的攻击者的能力很难确定。比如某个小组织在解密技术方面偶然得到了突破性的进展，它就可能在一段时间内获得极大的打击能力。

5、战术警报与攻击评估亦面临挑战

由于战略信息战的防卫及进攻技术极为多样和微妙，其结果是你可能不知道你已经受到攻击，谁在攻击，怎样攻击。现在的通讯网、数据管理系统和系统控制都极为复杂，有些事故可能是由于误操作、偶然故障或自己的系统设计错误引起的，如何将这些与敌人的信息战破坏相区别是个极其困难的任务。另外，完全有可能系统是在长达数年的“战场准备”过程中被渗透或损害的——敌人可以在你的软件或硬件中设置“逻辑炸弹”，平时完全正常，到关键时刻用一个特殊指令启动，破坏你的整个系统。例如，军火商可以在出口的飞机、坦克、军舰、导弹发射架或超级计算机上植入一些暗藏的芯片，在适当的时候雇用这些芯片，整个系统就可以被摧毁，而要发现这些芯片，则据专家们说，是“太难了，实在是太难了……几乎是根本不可能的。” 另一方面，计算机黑客和其他什么人也可以潜入军火或计算机制造过程，替换掉某些芯片或重新编制某些程序，使之在某个适当的时刻，或在执行某项任务时，或在接到某个特殊指令时，突然启动，摧毁你的系统。甚至可以设想反过来的作法，敌人可以在你的系统中植入这样的软件或硬件程序，如果它不能按时接到敌人的指令就会自动启动，敌人可以以此来控制你并确保自身的安全—就像一些武侠小说中描写的那样，你必须按时向他乞求解药才能免于一死。

战略信息战的上述一些特点对于传统军事战略提出了不少挑战。如威慑战略、报复战略等，面对不知来自何方的攻击，你去“威慑”谁，“报复”谁呢？

战略信息战肯定会带来力量对比的变化，但这个力量对比的变化朝着哪一个方向呢？有些问题还不是十分清楚的。比如说，美国目前在信息技术方面具有绝对的优势，利用这种优势它可以十分轻易地在战争中压倒如伊拉克或伊朗这样的敌人，但由于战略信息战的上述一些特点，伊拉克难道不可以出钱雇一支“信息战雇佣军”，对美国实施报复吗？

20个黑客外加10亿美元真的能“关掉”美国吗？

有关战略信息战的讨论已经是非常多的了。但它的实际效能毕竟未能象原子弹那样在实战中得到证实。有些人认为它的威力不亚于原子弹。有一位未透露姓名的美国情报官员吹牛说：给他10亿美元外加20个能力高强的黑客，他就可以“关掉美国——就像关掉一台计算机一样。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由于现代计算机网络的无中心特点，以及数据库的备份极多，单独一次打击是很难放倒一个西方大国的。这个论点也是有道理的，毕竟网际网络就是为了能够使计算机网络在核攻击之下生存下来而设计的，由于它的无中心特点，即使用核武器摧毁它的许多个点，它还是能够保持信息在上面流动，连核武器的破坏都能抗一阵子，何况几个黑客呢。

我认为，战略信息战的威力究竟如何，要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看，一方面，单独一、两个黑客确实不见得就一定能放倒一个国家（但也不见得就一定不能），但造成相当程度的破坏是完全可能的。实际上，对于非国家实体来说，能够造成相当程度的破坏就已经够了。另一方面，如果敌人是一个掌握其它技术手段的国家，把战略信息战与其它技术手段结合起来使用，那么，其威力可能是极为巨大的。例如，如果敌人能把一个计算机病毒藏进所谓的“WIMEX”，即“全球军事指挥和控制计算机系统”中去，到时，只要激活这个病毒，干扰卫星通讯几十秒种，带有核弹头的导弹就能如入无人之境一般通过反导弹屏障打到你的国土上。

无论如何，世界各国政府对于战略信息战态度都是十分认真、严肃的。美国国家安全局雇佣了数百人研究这个问题，美国陆军等部门也有专门的机构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另外，美国国家审计署(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一份报告声称：全世界有120多个国家的政府在开发进攻性战略信息战武器。

若干案例：军队和企业所遭受的计算机侵入

侵入计算机系统是个极为引人入胜的话题，它不仅牵涉到军事，而且牵涉到进入信息时代的社会结构的重要方面。它的许多具体操作也是极为有趣的，有些专家说，如果你学会了侵入计算机系统，那电子游戏之类的东西在你看来绝对会变得无聊之极。我们将在第三部分的“黑客：信息空间的制衡力量”一章中再回到这个引人入胜的话题上来。在这里，我们先举一些侵入美国国防部的计算机系统，以及一些敲诈企业界的案例，以使我们能够对现在已经发生的“战略信息战演习”有一个感觉。

前面提到过的美国国家审计署 的那份报告是提交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多个相关委员会的，题为“信息安全：对于国防部的计算机进攻构成越来越大的危险”。

根据这份报告，在1995年的一年时间，美国国防部可能共遭受了250,000次计算机袭击，但真实数字是不可能知道的，因为，据美国国防信息系统局分析，每150次袭击中只有一次被侦测到并被报告。国防信息系统局在测试它自己的系统时，发现百分之六十五的袭击可以得手。据美国国防部的官员说，袭击者获取并毁掉了各种敏感－—信息他们偷走、修改并毁掉数据和软件。他们装了不需要的文件并在系统中安装了“后门”，袭击者在将来可利用这些“后门”绕过正常的系统防卫装置，进入系统。他们关掉或毁掉整个系统及网络，不让急需使用系统的合法用户进入。包括武器、超级计算机研究、后勤、财务、采购、人员管理、军队卫生保健，以及工资发放，都受到了影响。

该报告提供了几个具体案例。其中一个就是我们在本章前面提到的那个英国16岁孩子的侵入。由于空军在被侵入至少三天以后才发现这次袭击，损失相当大。据美国空军信息战中心(The Air Force Information Warfare Center)估计，仅在罗姆实验室一处，直接损失就达五十万 美元。如果不是恢复了许多被破坏的数据，则直接损失可能达到四百万美元。罗姆实验室的官员们说，他们所有的数据都是极有价值的，只是他们不知道怎么计算具体金额。除此之外，侵入者还试图在软件中植入恶意代码，这个代码可以在几年之后被启动，以破坏某一武器系统安全运行的能力，这可能危及操作这一系统的士兵和飞行员的生命。

在另一案例中，1994年12月，美国海军学院的计算机系统为不知名的黑客所袭击。袭击者是从英国、芬兰、加拿大、美国的堪萨斯大学和亚拉巴马大学发动进攻的。他们攻击了24个服务器，在其中的八个植入了“嗅探程序（sniffer programs, 这是一种植入计算机系统后可以截取其数据，如密码等的程序）。一个主要路由器被破坏，一个系统的名字和地址被改变，使得合法用户无法进入该系统。除此之外，一个系统的备份文件和来自其他四个系统的文件被删除，其它六个系统被破坏，两个加密密码文件被破坏，一万两千多个密码被窜改，海军无法估计损失究竟有多大，也没能抓住作案者。

从1990年4月到1991年5月，来自荷兰的黑客侵入了34个美国国防站点的计算机系统。他们浏览了各个目录，并修改系统以使他们在将来能有完全的进入权。

他们阅读电子邮件，并用“核武器”、“武器”、“导弹”、“沙漠盾牌”、“沙漠风暴”等关键词寻找文件。黑客们把军事数据复制并储存在美国一些主要大学的计算机系统上。在袭击后，他们还修改了计算机工作记录，抹去入侵的痕迹。

1995年和1996年，一个来自阿根廷的黑客利用网际网络进入了美国一所大学的计算机系统，并由此进入了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及其他国防设施，宇航局和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计算机网络。这些计算机系统中有如飞机设计、雷达技术、卫星工程等敏感研究信息。海军无法确定哪些信息被泄露，也没有估计损失究竟有多大。

在另一个案列中，不知名的黑客进入了美国陆军导弹研究实验室和白沙导弹试射场的两个不保密的计算机系统，在其中安装了“嗅探程序”。当他第二和第三次进入时被侦测到，但侵入者在被确认之前就消去了“嗅探程序，逃掉了。

导弹试射场的计算机系统中存有先进武器系统的精度和可靠性的测试数据。陆军也无法确定哪些数据被泄露。但这些数据对于美国的国外敌对势力来说，肯定是极其宝贵的。

美国国防部的官员说，以上只是每年数千起案件中的几例。美国国家安全局说，潜在的敌人正在系统地研究美国的国防及其他计算机系统，并开发进攻这些系统的办法。这些办法包括先进的计算机病毒和自动侵入程序，使得敌人可以在世界任何地点发动不留痕迹的进攻。

在美国国家审计署的这份报告之后，又发生了数起实际损失也许没有上述案例那么严重，却十分戏剧性的破坏美国权威机构在环球蛛网上的网页的恶作剧。

1996年8月17日，为了抗议“正派通讯法案”（禁止在网际网络上传播下流黄色的图画和文字），黑客破坏了美国司法的网页，把司法部长的照片换成了希特勒，放上了两张极为黄色的照片，并写上了许多抗议美国政府压制言论自由和专制的口号。

1996年9月18日，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网页又被破坏。“中央情报局”被改成了“中央愚蠢局”，写上了许多嘲笑谩骂中央情报局的话，其中有一句套用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称赞英国空军战斗机驾驶员的话：“从来没有这么少的脑细胞为这么少的人做了这么少的事。”(never has so few braincells done so little for no one …)。读者可以从http://river-city.clever.net/hacked/找到被破坏了的美国司法部网页和中央情报局网页。

1996年12月的最后一个周末，黑客又破坏了美国空军的网页。网页上被装进了一段两女一男性交的黄色动画，并在底下写道：“这就是你的政府每天对你干的事”。 虽然没有造成严重破坏，但这已足以使美国空军脸红的了。美国军方紧急关系了80多个站点，直到12月31日才重新开放。读者可以从http: //www.2600.com/hacked-af/www-af-mil.html找到被破坏了的美国空军网页。

在以上这些事例中，作案者似乎都没有明确的、大的意图，也许只是恶作剧或好奇而已。但它们已充分说明，战略信息战的手段是有可行性的。

企业界的损失也是很说明问题的。据美国参议院一个小组委员会的估计，全世界的企业界1995年损失在黑客手中的财富高达八亿美元，其中美国企业损失了四亿。另据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1996年6月2日Peter Warren的文章"City Surrenders to (400m Gangs"报道：伦敦的金融机构也被黑客们勒索了大量的钱财。黑客们竟然对毫无戒备之心的管理人员进行采访和发调查问卷来获取进入计算机系统的情报，并使用了美国军方开发的战略信息战“武器”，这些“武器”包括逻辑炸弹、电磁脉冲，和强力无线电波发射枪。以下是几个例子：

1993年1月6日，一家经纪公司在接到敲诈信并且计算机出了故障后停止了交易，将一千万英磅赎金付到了苏黎士的一个账号。

1993年1月14日，一家声誉极好的银行在接到敲诈信后付了一千二百五十万英磅的赎金。

1993年1月29日，一家经纪公司在接到类似的敲诈信后付出一千万英磅的赎金。

1995年3月17日，一家军火商付了一千万英磅的赎金。

银行和公司大都不向警察报告被敲诈案情，而乖乖地付钱。从钱的数目可以反过来看出，企业家们很清楚黑客们可以造成更大的损害，所以付这么多钱是划算的。

如果发动一场系统的战略信息战进攻，当然可以造成比这个大得多的损害。比如，黑客们这时可以不要钱，就是直截了当地破坏银行的计算机系统，造成全面的社会恐慌。

有无防御之道？

前面提到的《战略信息战》一书认为，应付战略信息战的有希望的手段之一，就是建设一个“最小关键信息基础设施”(minimum essenti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MEII)。“最小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是指为了保证国家能够在遭受全面信息战攻击后继续运转所需的各种信息系统的必不可少的部分。它究竟包括哪些部分还在研究之中。可以想像的是，把这些部分确定下来后，使这些部分与其他部分相对隔离，并严格限制进入权。有许多确认进入者身份的技术正在开发之中，包括能够辩认人的手印、视网膜、声音、签名，乃至击键习惯的生物统计学技术。

问题在于，如果你需要一个计算机系统做许多事，这个系统就不可能太小，它的合法用户也不可能太少。这就与计算机的安全性相矛盾。一位美国计算机专家说：“只有一关掉的、锁在保险箱里的、埋在20英尺深的一个秘密地点的计算机，才是安全的——就这我还不能完全肯定呢。”

最小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是不能太小的，否则它就不能保证国家的正常运转，因此，它就也不可能绝对安全。任何系统都不可能做到绝对安全，这正是人类的希望所在，因为这意味着任何个人、任何集团都不可能掌握绝对的权力。如果有哪一天，哪个系统做到了绝对安全，那人类的末日也就到了。

谢选骏指出：共产党对于“关掉美国”最感兴趣——因为如此一来，马列主义的最后挣扎就失去了一个最大的障碍了。

【第六章 生物学：难以预测与控制的力量】

核子的巨大力量为人类所掌握，是20世纪的事情。在此之后，人类新掌握的巨大力量主要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信息技术，另一个就是生物学。在20世纪的最后一个十年，在这两年方面进展令人瞠目结舌，到21世纪，在这两个领域将释放出什么样的力量，现在还很难想像。只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那力量是极其巨大的，很可能大到不可思议。

如果拿生物学与单纯的信息技术比较，很可能生物学将释放出来的力量更大，而且更难预测与控制。因此，说21世纪是信息时代是不全面的，除非信息时代的概念中已包含了生物学。因此，在考虑决定21世纪人类的走向的各种力量时，不考虑生物学的力量是绝对不行的。在第一部分中，我们讨论了种族，以及相关的生物学问题，在这一部分我们将集中考察一下生物学已经释放或将要释放的巨大而神奇的力量，以及这些力量可能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其中的许多力量既可以用来给人类造福，也可以用于战争。这一章不是专讲战争的，但我考虑来考虑去，还是放在战争这一部分讲。在我看来，最广义的战争，就是各种力量的激烈冲突，这种冲突的结果是大大改变了人类社会的某些方面。无论如何，这一章是需要的，我就把它放在这里了。

将来我们可以在手心里长出眼睛

最近一段时间，因为克隆羊的成功，遗传工程在中国的新闻报道中也十分热门。其实，生物遗传工程已经造出或将要造出的奇迹是千千万万，无所不有的。在这里我们仅举出一些例子，来感觉一下它的巨大力量。我们必须记住的是，力量可以用于不同的目的。

在《封神榜》中有个杨任，因吃错了药而在眼眶里长出了手，又在手心里长出眼睛。随着遗传工程的发展，这很可能将成为现实：现在，德国的科学家已经让果蝇在翅膀上、触角上和腿上长出了眼睛（读者可以在英国著名生物学家Patrick Dixon 的网址http: //People.Delphi.com/Patrick dixon/找到该文。Dixon博士是《基因革命》一书的作者， 后面一些有关生物遗传工程领域的奇迹也可以从这个网址找到）。当然，果蝇是一种比人在遗传构造上简单得多的动物，但这一成功无论如何指出了一种可能性，将来某一天，我们真可以像杨任那样，在手心中长出眼睛，可以伸到床底下去找东西——当然，这手用来干别的事就不太方便了，太容易磕碰到眼睛。也许，在后胸勺上长个眼睛更管用——但睡觉容易压着。

蝎子跟洋白菜能配到一起生个杂种出来吗？能！最近，牛津大学的遗传学家把蝎的基因加进洋白菜之中，这种洋白菜能毒死毛虫。在土豆中也可加入杀虫细菌的基因来杀死科罗拉多甲虫。

人们已经成功地培育出了“山绵羊”(Geep)，因此，把人和猴的细胞凑在一起，“人猴”(Humonkey)也应该不是太难的事。“人猴”也许还会有一定的语言能力，可以用来做多种实验。

实际上，遗传工程似乎可以制造出任意组合的杂种来。无论是人与兽，动物和植物，微生物与动物或植物，全都可以配到一起。遗传工程的这种力量是可以为人类带来许多好处的。例如，在牛或羊中植入人的基因，可以使它们的奶中含有人类的蛋白质，这种奶可以用来喂早产儿。其实，克隆山羊的那个英国爱丁堡罗林斯研究所的科学家们最初的目的也就是能大批量生产这种“人类化”的羊。在猪的细胞中植入人的基因，则有可能生产出可以移植入人体的猪心、猪肾等，解决目前人体器官移植的供应不足问题。

遗传工程应用于人的前景是极其宽广的。我在网上看到了一篇十分系统地介绍这一前景的文章。作者认为，对于人类基因作一些简单的修改就有可能防治诸如酗酒、吸毒、精神分裂症、癌症、糖尿病、侵犯性过强、智齿等；也可以改变头发、眼睛、皮肤的颜色，身高等（亚洲的那些自惭形秽的少男少女们要高兴死了）。而更进一步的修改则有可能使人长生不老，使人不怕毒药、不怕放射性幅射；甚至能让人看见更多的颜色——从红外线到紫外线，闻出重金属的气味，尝出酸甜苦咸之外的其他味道。当然，造出具有超人智慧、超人体力的各种超人也是完全可能的。实际上，人类最后能把自己改造成什么样可能是完全超出我们的想像的。

谢选骏指出：这些“手心里长出眼睛”的事情，古代神话里就有了；其实并非空穴来凤，而是基因变异的“怪胎”所致——我1970年代，就在医学院的标本室里看到过。

下一个千年，也许一张光碟就能记下你意识中的所有内容。

美国《新闻周刊》1997年1月27日发表的Sharon Begley的文章“发现秘密，大的和小的”(Uncovering Secrets, Big and Small)写道：“在下一千年中，我们能不能找到一种方法，把一个人思维中的所有内容下载到一台计算机中？说到底，我们的记忆、人格和思想只不过是一些信息的比特或字节而已，可以想像，所有这些都可以转录到CD—ROM上，并且复制，或装进一架机器人。到那时，我们到底是谁都搞不清了（那个CD，或那个机器人就是我吗？）但远在这一认同危机之前，我们就将知道自己在分子水平上是什么。”在第一部分提到过的耗资30亿美元的“人类基因组项目”将在2003年或2004年完成。届时，人类遗传密码的全部30亿个碱基对的排列顺序将被完全搞清楚，正是这个排列顺序决定了我们的大约8万个基因及它们在我们23对染色体上的位置，这应该说是人类的分子水平上的蓝图。这个蓝图约占不到750兆字节，如果压缩一下，则用不了一张现在我们已在使用的CD光碟。美国的Affymetrix公司正在开发一种“基因芯片”(Gene Chip)。只需要一滴血或其他什么细胞样本放进一块装有这种芯片的小板，芯片就可以非常快、非常廉价地解开提供样本的那个人的所有遗传密码，将小板插入一台分析用计算机，就可把这些遗传密码与已知的一些样本进行比较，发现你容易不容易得癌，能不能吃红肉，甚至你说话时易发生什么语法错误都能知道（实际上，科学家们已经发现，某个基因的变异会使得一个人不能正确地加上词的后缀，如"-s"、"-er"、"ed"等）“人类基因组项目”完成之后，有可能绘出一张人类的“标准”蓝图，你的基因有没有毛病，可以与这张“标准”蓝图进行比较。

生物学技术恰恰赶上了与纳米技术同步发展。中国的新闻媒介已经十分注意这方面的报道。在50年代，科学家就设想可以制造出能够摆弄原子的可以自行复制的微型机器人“装配工”。这种微型机器人可以把碳、氮、氢等元素的分子随意摆弄，组装出，比如说，牛的里脊肉来。实际上，虽然小“装配工”还没有成为现实，可人类摆弄单个的原子、分子则已经是现实了：IBM的科学家用扫描隧道显微镜先是把35个氙原子排成了"IBM"的标识，后来又用48个铁原子组成了汉字“原子”两个字，其后又用各种原子排列组合成了各种立体的艺术品。读者如果有兴趣，可以在IBM公司的网址找到这些艺术品。这些艺术品——还应该加上哈伯空间望远镜拍摄下来的宇宙空间的照片，一个微观，一个宏观——是我看到的最美丽的东西，远远超过人类艺术家的常规想像力。对于人类自身在分子小平上的精致入微的了解，再加上摆弄一个一个分子的能力，人类的力量确实会达到惊人的地步。

科学对于人的最为神秘的一部分——思维——的了解也已十分深入。现在科学家已经清楚地知道大脑的哪一部分管运动，哪一部分管视觉，哪一部分管恐惧，哪一部分管语言，甚至连哪一部分管名词，哪一部分管动词都知道。科学家们也知道男人的大脑与女人有什么不同——男人的大脑分工更细。凭藉这些知识，很可以想像，在下一个世纪，人类大脑里面的内容，包括思想、情感、感觉等等，可以从外部用生物的、化学的、物理的手段进行操纵。也许到那时候，即使你什么都不说，也可以用某种扫描器把你头脑里的东西读出来（虽然要达到前面所说的下载每一个比特的水平时日尚远）；也许到那时候，也可以从外部用生物的、化学的、物理的手段直接向你的头脑中灌输思想、情感、感觉等，就像我们今天往计算机里装入程序一样。

生物武器：打个喷嚏就得癌症

人类在生物学及其他技术领域所掌握的巨大力量无疑能给我们带来巨大的福祉：许多过去的痛苦和匮乏都可以免除了，许许多多过去做不到的事都可以做到了。

但造福的力量增大同时也就意味着毁灭的力量放大。

据前面提到过的英国科学家Patrick Dixon说：英国的科学家们正在研究用人类的癌症基因和十分类似于引起日常感冒的种系的病毒混合，制造一种“超级病毒”。虽说制造这种“超级病毒”的目的是治疗癌症，但无论是有意的操纵还是无意的事故，都可能引发一个可怕的场景：染上一场最普普通通的感冒就会得癌症。

更令人担忧的是，也许有几百种类似的实验在进行，而我们根本没有发现。

利用现有的生物学技术，可以制造出无数种“超级病毒”，对于其中的许多种，我们可能都找不到疫苗。这些“超级病毒”都可以被用来制造生物武器。政府在研究这些生物学武器，如英国的Porton Down Germ Warfar实验室，也许还有国际犯罪组织和恐怖分子也在研究。生物武器的某些特点与我们前面提到的战略信息战武器十分相像。它也有低进入成本的特点：比起战略信息战武器可能要贵一些，但与核武器和现代常规武器相比，则要便宜得多，所以它与化学武器同被称为“穷人的原子弹”（但这只是说，比起核武器来，生化武器更易于为不那么富裕的国家所掌握，发达国家的生化武器当然更多、更先进）；另外，它有类似于战略信息战武器的隐蔽性，你也很可能不知道谁在进攻，进攻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进攻的能力有多强。

还有一件不能忘记的事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种族识别生物武器。生物学对于人类在分子水平上的构造的认识的深入，必将为种族识别生物武器的开发开拓道路。要制造能够准确识别大的种族群体的生物武器也许是不可能的。但小的团体，比如一个种族主义极端分子集团，则可以用前面所说的那种“基因芯片”搞清本团体成员的遗传构造，然后制造某种“超级病毒”，使得本团体成员对这种病毒不易感染，而其他一些人则极易感染并患上严重的疾病。如果是一个人，或有血缘关系的一家人，要做到这一点也许就更容易一些。

然而，我个人觉得更可怕的是现代科学正在逐渐掌握运用生物的、化学的、物理的手段以被害者不可抵御的方式操纵其思维的前景。过去就有所谓“洗脑”这个名词，但用宣传等软手段的思想灌输实在是作用有限的，以现代科技的“硬”手段进行思维操纵，恐怕是强有力得多了。既然精神分裂症等精神病症，进攻性、暴燥、忧郁等气质特点，甚至连语法运用都有遗传学基础，有没有可能在将来出现这样一种场景：你打个喷嚏，或吃了颗洋白菜，不知不觉就被“洗”了脑，更不用说把你绑起来，脑袋上插上几个电极直接往里灌软件了。

（谢选骏指出：这就是共产党“改造人类”、“制造共产主义新人”的理想！）

克隆羊与对科学的态度

公众对于科技进步的态度往往陷进两个截然相反的误区：一种是对于科技的巨大力量感到恐惧，而要求阻止科技的发展；另一种是对于科技进步的所有方面都毫无保留地赞赏，不去正视，甚至掩饰其危险的一面（当然，从制衡的角度看，这两种态度也有存在的理由）。这两种态度在中国社会中表现得极为强烈。至少在我自己的经验中，我常常碰到两种人。第一种人多半是人文知识分子，他们往往对科学这玩意不了解，也不想了解，就已经排斥和恐惧了。在他们眼里，搞科学的人，或者是支持科学的人，都是一些没有任何道德感，一味追求力量的撒旦。

第二种人则多半是科学工作者或搞宣传的，他们拒绝一切对于科技进步有可能带来的危险的探讨。最为严厉的是给你扣上一顶“反科学”的帽子，在他们看来，你只要戴上这顶帽子，就不仅仅是不道德，而且是弱智，严厉行不通时，则掩饰事实。

前一阵中外大众传媒对于克隆羊的报道十分热烈。在我看来，某些文章的报道单一看往往并不全面，因此，我们必须读多个来源的多篇文章，这样，我们就能够对于克隆羊这件事的前前后后、左左右右有更多的了解。我在这里想重新组织一下有关克隆羊的报道，这当然不仅仅是为了“端正态度”，也是希望让读者对于这一重大科技事件的一些十分有趣的方面有更多的了解。这的确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案例。

这次克隆羊之所以引起轰动，是因为这是第一次从成年哺乳动物的体细胞进行了成功的克隆。相比之下，美国科学家克隆恒河猴，虽是人类的近亲，却没有这么重要了，因为这是早已获得过多次成功的事了。实际上，从成年哺乳动物的体细胞进行克隆，多年来都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事。因为，虽然动物的每一个细胞都携带着发育一个完整的个体的全部遗传蓝图，但成年个体的体细胞只管某一特定部分的功能，如肝细胞只管肝脏，视网膜它就不管了。它的遗传密码在其它方面的指令全都休眠了。因此，教科书上说，从成年个体的体细胞进行克隆是不可能的。

1995年2月，英国爱丁堡罗林斯研究所的研究员基思·坎贝尔在走向同事伊恩·威尔英特的办公室时，突然想到了一个如何启动已经专化了的体细胞的所有遗传信号的法子。关键在于诱导细胞整个进入“休眠”(quiescent)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细胞的所有基因都处于同等的可以被“弹响”的状态中，然后用一个卵母细胞中所含的特殊蛋白质把所有基因全都“弹响”。这一类似于阿基米德“我找到了”的想法居然成功了——1995年7月他们使用以“饥饿”来诱导细胞休眠的方法，成功地从成年体细胞培育出了小母羊“多莉”（之所以起这个名字，是因为这只小羊来自于一个乳腺细胞，而有个叫“多莉·帕顿”的什么“星”乳房特别丰满）。

那么，这种克隆技术有什么用呢？首先是商业用途；用这种克隆技术可以大量地复制一丝不差的已被改变了基因的动物，这在过去要经过好几代的培育，还要看运气。以与罗林斯研究所合作的PPL制药公司为例，他们培育体内植入人类基因，因而可以挤出“准人奶”的小母牛“罗茜(Rosie)和另外两群母牛花了四百万美元，而培育“多莉”却只花了七十五万。但以成年细胞克隆的技术有着更重要的理论研究应用前途：据研制成功“多莉”的英国科学家，罗林斯研究所和PPL制药公司的研究人员I.Wilmut, A.E.Schnieke, J.Mc Whir, A.J.Kind, K.H.S.Campbell在英国《自然》(Nature)杂志1997年第385卷上发表的合写文章“从胚胎和成年哺乳动物细胞中获得的成活的后代”(Viable Offspring Derived from Fetal and Adult Mammalian Cells)称，它给研究“外生变化”(epigenetic changes)的可能的持久性和影响提供了机会，如印刻作用（一种行为模式，如孵卵器中出壳的禽类第一次只见到人，此后即发生追随或依附于人的行为，历久不变），以及端粒缩短等发生在成长和衰老过程中的现象。比如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把一个羊的胚胎分成三份，一份让它出生，另外两份先冷冻起来，等出生的那份长成年之后，再从它身上取下体细胞进行克隆，同时把冷冻的那两份培育出来，进行对照，看看成年细胞培养出来的与冷冻的在行为上，以及在遗传基因上有些什么不同。这类研究必将大大加深人类对于成长和衰老的过程，对于“先天”和“后天”的关系等一系列极为重要的问题的认识。

克隆技术应用于人类的前景引起了公众极大的担忧。在英国科学家于1997年2月27日宣布从成年体细胞克隆成功“多莉”之后不到一个星期，美国总统克林顿宣布：禁止使用联邦经费从事克隆人的研究（包括体细胞克隆及胚胎克隆两者），并要求私人研究机构自律，他说：“科学往往在我们懂得其含义之前就快速前进了。因此，我们有责任小心翼翼。我们关于克隆所知甚少，但我们至少知道，任何有关人的创造的发现不仅仅是一个科学问题，而且有关道德和精神”。其他各国政府也表明了类似的态度。

第一个问题：克隆人究竟在技术上有没有困难？在这个问题上，生物学家们早就学乖了，他们决不会吹牛，不能说能，而是恰恰相反，能也说不能。中国的许多报道就是根据生物学家们的这种说法。但即使我们愿意信生物学家的（我们也没有别的辙，只能信他们的），也得问问这难点究竟在哪。英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胚胎学专家Colin Stewart提出了一个难点：在羊的胚胎中，供体细胞的基因要在三至四次分裂后才会启动，而在人的胚胎中，两次分裂后基因就启动了，这可能是个无法逾越的障碍。但也许很容易逾越，谁知道呢，原来几十年中不是都说从成年体细胞不能克隆吗？现在不是一下子就成功了？发表“多莉”论文的《自然》杂志的编者按认为，从成年人的组织中克隆人可以在一年到十年之内实现。

第二个问题，克隆人到底有什么不好，竟然有人认为这跟爆炸原子弹一样危险？

中国的一些新闻报道把公众的注意力引向“克隆希特勒”上去，然后告诉你：“这是过虑了”。这实际是偏离了问题的实质。因为问题根本不在于“克隆希特勒”。如果我们今天真的克隆出几个希特勒，他们又能怎样？时代、环境早就变了，他们也许不但不能当上元首，而且极为失落：这个世界根本听不进他们的话，认为他们是疯子，或许根本不理会他们。不要说“克隆希特勒”，你就是克隆出罗斯福来也没大用，还不能忘了给他多吃点预防小儿麻痹的糖丸。

那么，真正的问题究竟在哪呢？巴黎的科欣分子遗传学研究所(the Cochin Institute of Molecular Genetics)的INSERM遗传与分子病理学研究实验室(The INSERM Laboratory of Research on Genetics and Molecular Patholegy)的主任Axel Kahn主任指出了几个关键性问题。

首先，克隆人的技术可以被用来生产人体备用器官。比如，可以把一个人的胚胎分成三份，一份出生，另两份冷冻起来，如果出生的那一份得了病，需要移植肾脏什么的，就可以把一份冷冻的取出来，培育成人，然后摘取其肾脏移植，这样移植的肾脏完全没有排异反应。如果可以从成年人的组织中直接克隆，当然就更方便了。但这样做实际上违反了一条重要的伦理原则，这就是德国哲学家康德所说的“人的尊严”。这一原则要求，任何人的生命都是目的，而不是手段。这一原则对于维系人类文明是极为重要的，即使是历史上的暴君，敢于完全蔑视这条原则而随意拿人的生命像畜生一样处理的也不多。如果克隆人的技术开了这样的先例，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其次，通过两性交配而生成的人，其遗传构造有极大的随机性，这是保护人类免受任何人，包括父母，事先操纵的主要屏障。允许克隆人必将导致在其他情况下对于这种事先操纵——如由当局进行的——的容忍态度。Axel Kahn问道：“如果我们容忍人类创造者”制造出和他们自己十分相像的生灵，这些生灵的所有生物学特征都是外部意志强加的，只不过是已经生活过的身体的复制品，一半是奴隶，一半是永生的想入非非，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很有一些低级趣味，却又有钱有势的人是想干这件事的。特别是，据Axel Kahn说，在今天这个世界中，文化方面越来越国际化和趋同化，不少人越来越觉得他们唯一能够通过孩子流传下去的东西就是自己的基因了。到了那时，有钱有势的人很可能会大量克隆自己。而且，由于乐于克隆自己的人会有更多的后代传下去，这个世界会由越来越少的几个最疯狂地克隆自己的人的后代所充斥。那时，我们不仅要担心其他生物的遗传多样性，而且要担心人类的遗传多样性了。到了那时，社会也许会由克隆出来的若干种的人类种系组成。比如，我们可以大量克隆体内含有牛的基因的体力劳动者。那时，赫胥黎的小说《美丽新世界》中所描写的场景真有可能成为现实。

在这里我们再回过头来想一想我们在第一部分有关种族和文化问题的讨论，是不是会觉得我的一些论断更有了一些道理？这确实是一个悖论：我们的时代越来越“比特”化，但恰恰是由于越来越“比特化”，我们突然发觉自己在“比特”方面越来越缺乏独特性，因此我们反而越来越希望在“原子”方面抓住一点什么，以满足我们自己关于永生的想入非非。

如果克隆人的技术如上所述的那样展开使用，这个社会会是什么样子？好还是不好？读者自己可以展开充分的想像，并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得出结论。

第三个问题，能够制止克隆人的技术的发展吗？回答是，不能。实际上，克隆人的研究早就在进行。早在1993年，乔治·华盛顿大学的胚胎学家就克隆了人的胚胎：他们从17个人类胚胎上提取了细胞，并把它们培育到了能够植入女人子宫的程度（虽然这最后一步没有做），该大学的一位生物学家因被发现进行人类胚胎的研究而于1997年1月辞职。科学家们对于“多莉”所表示的惊诧实际上是有点装腔作势的。很容易想像，有许多人，无论是出于善良的目的还是出于邪恶的意图，在进行克隆人的研究。由于生物学研究用不着像核武器的研究那样大张旗鼓，因此，要发现是比较困难的。罗林斯研究所的小组，也是在克隆“多莉”成功以后很久才公布此事的，在此之前他们成功地保住了秘密。

美国《新闻周刊》1997年3月10日发表的由Sharon Beyley撰写的封面文章“是谁创造了你，小羊？”(Little Lamb, Who Made Thee?)认为：“多莉”给我们带来的教益有以下几项。首先，除了自然法则完全禁止的东西之外，一切都是可能的。第二，无论是好是坏，科学总是胜利者，伦理方面的不安也许可以在科学的道路上设置一点障碍或影响一种技术的扩散面，但道德方面的不安绝对不是吞没一切的科学的对手。

我认为，这两条规律是总结得非常好的（它们也完全适用于信息技术）。对于科学，我们无论喜欢不喜欢都是制止不住的，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更多地了解它的进展所可能带来的各种影响，以便与之相处，乃至加以利用。中国一些文人们的反对，犹如螳臂挡车；而中国一些科学家和宣传工作者的作法，则犹如试图在我们民族的脑袋瓜里灌输进动画片里的狮子概念后把他们推进狮笼，这也太危险了。正确的方法是，我们必须顺应并迎头赴上科学的潮流，但不是盲目地乐观，而是要了解它的方方面面。

克隆人肯定会出现。实际上，发表在《新闻周刊》上的另一篇文章说：美国社会已经在默许克隆人方面走得很远了，美国社会认为，在繁殖后代和追求健康方面可以采取几乎任何手段。其他的许多生物学方面的力量也肯定会被释放出来：它们可以大大地造福于人类，也可以极为残酷地毁灭或奴役人类。生物学技术是这样，在某种程度上，信息技术，以及其他科学技术，也是这样。在我们进入21世纪时，只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人类的力量，无论是好是坏，都将越来越大。

生物学是更难以预测和控制的力量

人类开头是掌握了冷兵器，这时的力量是比较分散的，因为任何一个个人，做一把刀或一支矛都很容易。然后是掌握了热兵器，而且越来越庞大、越来越复杂，个人或小集团很难掌握了，这时，力量就集中了起来，多半是到了国家的手里。信息技术与生物技术的发展，使得力量又一次分散到了个人或小集团的手中。这是好还是不好呢？从好的方面说，力量的分散将是一种对于专制或霸权的平衡；从坏的方面说，如此分散的实体掌握了如此巨大的力量，这个世界将变得很危险。我认为，如果我们需要力量的分散作为对于专制或霸权的一种制衡的话，还是依靠信息技术为好，因为生物学的力量太难预测、太难控制了，一旦释放出来，将出现什么事情我们是完全无法想像的（当然，信息技术也有可能发展到这一步）。但是，如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我们对此无能为力，我们不可能去选择释放哪一种力量，我们唯一能做的是了解它们的特点。

谢选骏指出：共产党最关心的，就是如何进行操纵和控制——而且，只能是，也仅仅是——由他们来进行操纵和控制……还要“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愚公移山。其中重中之重，就是生物控制和生物战争。例如2019年爆发的武汉病毒和武汉瘟疫，在这个1997年出版的《信息时代的世界地图》里，已有某种展示——“生物学是更难以预测和控制的力量”如此说。

【第七章 2000年的战争场景】

在讨论了信息时代的战争手段之后，我们可以来设想一下未来的战争场景，以及它的一些特点。

有关未来的战争场景，前面提到过的美国兰德公司出版的《战略信息战》一书中设想了一个十分有趣的2000年的战争场景，将其作为提供给有关国防事务的高级官员、军队领导人、专家、产业界领导人思考的一个练习的基础。从这个场景，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信息战的方方面面，并看看信息超级强国美国的精英们对于信息战，以及未来的国际关系、可能的危机等等的一些看法。这可以和第一部分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战争场景对照起来看。

当然，未来的战争也不会是单纯的信息战，生物武器、核武器等等都会是重要的角色。我认为，未来的战争很可能是一场“人民战争”，但是这里的“人民”主要是指高智商精英。

兰德公司的2000年信息战场景

1、信息空间的基本环境

1990年代，移动电话革命已使全球双向通讯完全实现，约有25％的美国、欧洲、日本成年人随身携带移动电话，与此同时，网际网络已成为全球及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的支柱。世界上约有70％的人口可以用本地电话接通网际网络。环球蛛网继续扩展，已有约一百万“主页”。电子商业已占到美国商业交易的三分之一，因而加密术被大量使用。而美国政府限制加密术使用的努力为保护公民权团体和软件公司所挫败。

新一代的环保、人权等团体大量使用信息空间。出现了成千上万的软件“用户代理人”(user agents)，在网上为用户查找各种信息或是保护用户的计算机系统。

1998年美国总统决定让国防部的“和平时期及行政管理通讯” 仍旧依赖公用电话系统。而在1995年到2000年，公用电话系统的安全性因其为许多相互竞争的公司所管理而无法提高。“最小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虽然在1999年被建立，但其可靠性仍不能保证。

2、全球安全环境的基本特点

沙特阿拉伯因逐步开放其社会及法赫德国王于1997年去世而面临越来越紧张的国内局势。它的持不同政见者于1998年都聚集到了影响很大的“伊斯兰复兴与民主运动”(Campaign for Islamic Renewal and Democracy, CIRD)，这个组织是于1997年在大马士革由一些国家和非政府组织建立的。这个组织已经成为波斯湾地区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有发言权的力量。

石油价格自1990年代以来一直稳定不变，这使得沙特王室不得不削减其国内的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

在1998年，沙特阿拉伯银行在一次先进的电子攻击中被盗走12亿美元。沙特政府发现这件事的背后有伊朗和叙利亚。

1997年伊拉克发生内战，萨达姆·侯赛因出走，伊拉克被分裂。伊朗因此而大大增强了其在波斯湾的力量和影响。它公开支持所有海湾地区国家内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激进组织。有迹象表明它从俄罗斯犯罪组织手中弄到了浓缩铀。它从俄罗斯和北朝鲜购进了逆火轰炸机和中程导弹。

1999年，两个印度高级软件专家被捕，他们供认向伊朗出售了“各种21世纪信息战工具”。阿尔及利亚越来越倒向伊朗。1999年，法国情报机关在空中客车330的飞行控制软件中发现了致命的“变形”计算机病毒。这显然是在法国的阿尔及利亚特务在伊朗主使下干的。法国依赖一些印度的分包商编制飞机上使用的软件，因而这些印度公司知道法国的“安全”密码。

1998年11月，卡扎菲在一次飞行事故中严重受伤，并随之退休。新的政府迅速走向选举制，接受“伊斯兰民主”，因而被CIRD看成是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主的伊斯兰政治力量的最强有力的政府支持者。另外，巴基斯坦在贝·布托下台之后也采取了更激进、更亲伊朗的立场。

1999年夏天，以色列不断遭受来源不明的电子攻击，包括“嗅探器”、“逻辑炸弹”等。

1997年，俄罗斯军方成立了新的“无线电子战斗司令部”，发展21世纪的进攻性和防御性信息战能力。成立它的一个目的是为了对付“信息空间土匪”，即俄罗斯“黑手党”的电子袭击。在这个司令部成立之后，这些“土匪”把目标更多地转向了欧洲和美国。仅1999年一年，欧洲和美国的银行就损失了20亿美元以上。美国和欧洲的情报机关强烈怀疑，一些最优秀的“黑手党”黑客是在俄罗斯情报机关领工资的。在邓小平之后的中国，一个“强硬、务实，且强烈民族主义”的领导集团巩固了权力。它继续领导亚洲走在高速经济发展的道路上。新的一代中国计算机专家给中国的商业、银行和政府提供世界水平的进攻性和防御性的信息战能力。

1998年，日元在“1998日元大危机”中，两天之内就下跌了22％。几个月后，发现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这次危机是由一个十分先进的“特洛伊木马程序”造成的。估计这个程序是由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犯罪组织编制的。

1996年大选之后，美国达成了一个“美国别无选择，只能继续深深地参与维持表面的‘国际法治与秩序’”的暂时共识。然而，1997年出现了一个“全球和平联合会”(the Cansortium for Planetary Peace, CPP).它反对美国充当国际警察的主张得到了左翼和右翼的一致支持。它利用互相网络迅速扩展了自己的影响，并与“伊斯兰复兴与民主运动”建立了扎实的非正式关系。

1999年，美、法、英三国更新了与“海湾合作委员会”(the Gulf Coordinating Council)的军事协定，以更好地协调三国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

3、危机

2000年5月4日，欧佩克的部长们在加拉加斯开会。伊朗、伊拉克、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要求大大削减石油产量，以使将石油价格上涨到至少每桶60美元。伊朗与沙特的石油部长发生了激烈争吵，加拉加斯会议完全失败。

5月7日，伊朗宣布将在近期举行军事演习。5月8日，沙特统治者召见美国大使，表达了他对伊朗以欧佩克的僵局为借口发动进攻的忧虑。5月10日，德黑兰电台和电视台宣布伊朗外长将飞往利雅得，提出一项“紧急提案”。

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立即削减石油生产三分之一。

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取消与美国的军事协定，并宣布“中立”或不结盟。

作为回报，伊朗将宣布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在“新的伊朗波斯湾安全保护伞”的保护之下。

5月11日，伊朗、沙特、科威特都进行了军事调动。这天晚上，开罗地区90％的电力被切断了数小时。无法搞清这次事件究竟是人为破坏还是埃及人运气不好。美国白宫则接到了北加利福利亚和俄勒冈的公用电话系统出现了一连串大面积故障的报告。另一处电话系统则遭受了个人计算机的大规模拨入进攻，这次进攻显然是通过网际网络协调的，它使电话服务瘫痪了数小时。国家通讯中心(National Communication Center, NCC)初步认定，有一个“陷阱门”（陷阱门通常是指编程员在设计系统时有意建立的进入手段。当程序运行时，在正确的时间按下正确的键，或提供正确的参数，你就能绕过程序提供的正常安全检查和错误跟踪检查）被装入了控制公用电话网的交换机中心的程序。有一个激进的反干涉主义组织宣布是他们干的，但究竟是谁并不清楚。

在随后的几天中，沙特和美国与伊朗在海上和空中发生了冲突。

5月13日，达赫兰附近沙特最大的炼油厂出现了流量控制故障，这次故障引发了一个崭新的裂解塔的大火。沙特政府开始担心美国有可能救不了他们。同一天，俄罗斯外长呼吁联合国安理会“迅速谋求调停解决正在升级的危机的方案”。

5月14日，伊朗向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美、英、法发出的照会呼吁：

·就地停火。

·立即冻结“外国力量”在这一地区的进一步部署。

·立即在一个中立国家召开首脑会议，讨论“和平解决并非由伊朗制造的危机”。

照会宣称，“如果在12小时之内得不到正面答复，伊朗将被迫采取附合其在波斯湾地区的安全利益和责任的行动”。在给科威特和沙特的照会中，还另有一段文字宣称：伊朗将“显示，依靠美帝国主义的现代化武器系统的保护是无济于事的”。

5月14日，美国马里兰州一列高速列车以每小时300公里的速度和另一列明显错轨的货车相撞，死60人伤120人。三小时后，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National Transportation Safety Board, NTSB)通知运输部长，这次事故可能是由对于东海岸铁路控制系统的侵入引起的。

5月15日，在一次全球和平联合会主办的招待会上，人们听到伊朗驻联合国大使说：美国虽然有最先进的科技力量，但却十分易受掌握了当代计算机与通讯技术的“21世纪式攻击。”

5月16日，苏格兰场告知英国首相，英格兰银行在它的主要资金转移支付系统中，发现了三个不同的新型“嗅探器”，银行十分担忧一些未经授权的个人现在获得了进入这一系统的权力。几个小时后，CNN和ITN播放了“特别报道”，叙述了马里兰的列车相撞事故，并透露了英格兰银行的问题。CNN的报道宣称，“一些西方情报机关”，相信伊朗雇佣了俄罗斯犯罪集团和印度的软件编制员，来破坏美国和西欧的经济。对大量计算机安全专家的访谈更加强了报道的影响。下午2点30分，纽约股票市场遭受了自1987年以来最大的暴跌。机构投资者在试图退出采用电子管理的市场。下午3点，石油期货市场以现货每桶75美元收盘。黄金上涨10％。下午5点，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危机调查小组告知商务部长，来历不明者通过若干欧洲和中东的银行操纵了下午的暴跌。

5月17日，全球和平联合会宣布将在48小时后进行“紧急动员，制止一场不必要却可能是灾难性的战争”。两小时后，他们向美国公园警察局递交了5月21日举行反对美国干涉沙特阿拉伯的示威的申请书。其它十个美国主要城市也提出了类似的申请。

5月18日，在接到伊朗的装甲部队在进一步集结，并有可能进入伊拉克，以及伊朗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加强活动的报告后，美国中央司令部要求进行“绿色大胡蜂”行动的第一及第二阶段部署。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中央司令部的要求及其他有关海湾危机的军事、外交及政治事务。会议是以中央情报局局长介绍伊朗的信息战能力开始的。他承认，在现阶段还无法弄清伊朗的信息战能力，并强调，美国和欧洲国内的反干涉团体有可能插手了多起信息战攻击，这使得问题进一步复杂化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随即指出，“绿色大胡蜂”行动依赖于准时的后勤支援，因而不能承受“任何较大的干扰”。在进一步讨论了各项事务之后，总统宣布作出下述决定：

·执行“绿色大胡蜂”行动的第一及第二阶段部署。

·将美国大陆一半的反弹道导弹营部署到埃及和沙特阿拉伯。

·立即召开北大西洋理事会。

·暂时拒绝一切与(1)伊朗或(2)伊斯兰复兴与民主运动有关的外交倡议。

·在19日向国会提出一项提案，谋求国会支持他的行动。

总统撤消了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和新闻秘书的设置，以利于保密并减少人们对于美国在信息战方面的薄弱性及迄今为止的攻击来源的种种猜测。他担心新闻界对于信息战进行渲染并将大多数攻击归因于伊朗的报道会引起公众恐慌，这会使解决危机的决策更难作出。

18日下午4点30分，美、英、法三国首脑召开三边电视会议，决定共同执行“银剑行动。”

4、危机在继续

在5月18日的第二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大家同意采取以下行动：

·部署进攻敌人的军事及民用信息基础设施的FORCE FIELD和NET MASTER进攻性信息战计划，但暂不显示实力。

·向沙特提供安全通讯装备。

总统又补充以下几点：

·最小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将提高警戒水平，以保证“绿色大胡蜂”行动的执行，关闭所有可能关闭的“防火墙”（防火墙是指保护系统资源不受外部网络使用者攻击的软硬件组件，它可以阻止和检查网络上的信息流）。

· 执法机关在现阶段不应对任何有可能与伊朗 或伊斯兰复兴与民主运动合作的美国组织采取法律行动。

·不应采取减少关键性能源分配和运输系统的使用量的措施。

5月20日，参议院在全球和平联合会强力游说的情况下，还是通过了支持总统向波斯湾派兵的决定，但仅仅有两票优势。同时在波斯湾双方军事活动频繁。

5月20日早晨，国防部发现“及时力量部署表”(the Time Phased Force Deployment List,TPFDL)的计算机数据库的数据被毁。参谋长联席会议信息战计划部的初步报告认为，一个来源不明的计算机蠕虫被放进了TPFDL的软件。中午12点10分，佐治亚洲两个最大的连锁银行的自动取款机发生故障，每次取款后，不是多记了几千美元，就是少记了几千美元，银行不得不在午后关闭了自动取款机系统。12点25分，CNN来自亚特兰大新闻传输有12分钟不断地被打断。三小时后，CNN的“特别报道”集中讨论了美国在“信息空间战”方面的脆弱性，特别谈论了列车相撞事件、西北地区的电话中断、亚特兰大的自动取款机故障，以及仍旧原因不明的CNN自己的信号传输中断。该节目附带的采访显示了公众对于美国在信息战方面的脆弱性越来越大的担忧：一位被采访者愤怒地说：“政府根本没告诉我们实情。”

5月20日晚间的地方和全国新闻报道了美国在海湾地区的部署大大拖延，因为一些关键的陆军及海军陆战队的计算机网和电话网遭到信息战攻击。

5月21日，俄罗斯外长批评美国和盟国在海湾地区的部署是“危险的战争边缘政策”，但表示愿意主办一次“国际首脑会议”来解决越来越严重的危机。

5月21日，全球和平联合会在华盛顿的“反干涉”示威远远超出了预计规模，美国公园警察局估认人数超过了四十万。通过互相网络，还组织了遍及全国的许多大、小城市的示威活动。

5月22日，埃及政府宣布它在此时此刻将不派遣部队去沙特阿拉伯，并呼吁伊朗“采取步骤缓和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美国驻埃及大使的急电表明：埃及总统十分担心伊朗在经济和政治上破坏埃及的能力。

5月22日19点44分，大陆航空公司一架崭新的空中客车340在奥哈拉国际机场作了最后一次导航进场，飞行员报告他的驾驶舱内的航空电子设备完全失灵，现在他的飞机已失去控制并在翻滚。20点05分，奥哈拉附近的警察报道在机场南面的居民区有一架大型飞机坠毁，“没有生还者的迹象”。半小时后，当地与伊利诺伊州的警察估计有30人在地面丧生，100人受伤。三小时后，一份来自英国的初步报告说：“所有最新型号的空中客车340和330的飞行控制软件都被一个先进的逻辑炸弹感染了。”美国联邦航空局局长建议所有最新型号的空中客车340和330都立即降落，直到驾驶舱的故障被查明并排除。在随后召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司法部长报告说，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正在讯问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一家软件公司的犯罪嫌疑人，空中客车340上的飞行控制软件的最后一次升级正是由这家公司作的，这本来是为了对付早些时候查出的空中客车飞行系统中的隐患。司法部长还说，法国内政部长已通过电视会议确认了这两个人是伊斯兰复兴与民主运动及全球和平联合会的成员。两个人最近都从一家瑞士银行收到了“来自一个身份不明的外国来源”的大笔现金。中央情报局局长则报告了伊朗的部队调动，以及国家安全局监听到的在沙特军队内部的伊斯兰复兴与民主运动准备在沙特阿拉伯国内举事的消息。这时，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司令通过保密的电视联网表示“对于在此危急关头按兵不动十分担忧”。他说，伊朗的地面部队每一分钟都有可能进入伊拉克，而其集结在班达阿巴斯以北的海军，两栖部队则可能向沙特阿拉伯进攻。他要求，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他应得到事先授权发动：(1)铁矛行动，即对伊朗军事目标进行全面的先发制人的空中和导弹袭击，(2)FORCE FIELD，即针对敌军的信息战攻击。辩论十分激烈，但在总统离开参加另一个会议之前没有对于美国中央司令部的这些要求作出任何决定。

5月23日19点20分，两个沙特政府电视网的新闻主持人的面孔突然被伊斯兰复兴与民主运动委员会的领导人所替代，他号召沙特阿拉伯的公民们“联合起来，把沙特王国和平地演变成一个伊斯兰的自由与民主的国家。”这个事先安排好的信号立即引发了在利雅得、吉达、麦加和达赫兰的大规模反沙特君主制的示威。19点57分，沙特的公用电话网开始瘫痪，这明显是通过“陷阱门”对系统进行修改引起的。美国协助沙特政府的专家报告：这些陷阱门与早些时候导致加利福利亚－－俄勒冈公用电话故障的陷阱门十分相像。20点05分，当地电视台宣布：“临时的伊斯兰阿拉伯共和国”已经夺取了达赫兰和麦加的政权。随后，一个自称为“达赫兰的新军事长官”的人出现在电视上，并宣布：“所有阿拉伯公民及武装力量成员”应该准备好“欢迎马上就要到来协助我们把沙特阿拉伯演变成一个新的伊斯兰民主国家的波斯兄弟。”他继续宣称：“如果外国不干涉阿拉伯革命，则伊朗的军事协助就会立即中止。”

十分钟后，在达赫兰国际机场附近驻有两个营的美国第82空降旅的旅长接到中央司令部的命令，在他“寻求华盛顿的指示”期间除了控制住机场外，要对其它任何行动都保持克制。

21点30分，在利雅得，保安警察与国家卫队的一部分机械化步兵在王宫附近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这些步兵已宣誓效忠于新的临时的伊斯兰共和国。一小时后，美国大使报告说，战斗迅速蔓延到全城，“政变正在进行，国王不知去向。”

16点10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通知国防部长，“来历不明的全面信息战攻击”正在“几乎所有的美国和欧洲有关‘绿色大胡蜂’与‘银剑’行动的军事基地”展开，十分担忧在美国和欧洲的最小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能否承受持续的进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希望”能够在几个小时之内就得到关于这次信息战进攻的影响的初步评估，“虽然可能需要长得多的时间”。他同时说，TPFDL“完全被他妈的搞得一团糟”，参谋长联席会议正在“拼命拼凑一个新的部署计划”，但“不知道还能不能搞出一个‘绿色大胡蜂’行动的时间表”。

23点，中央司令部发出电报说，伊朗部队似乎将立即跨过海湾向达赫兰进军。

在CNN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全球和平联合会的“执委会”成员谴责了“导致了在奥哈拉的空中客车悲剧的犯罪行为”，但认为，“合法的示威不应因为一小撮恐怖分子的行动而撤消，”并宣布，全球和平联合会正在“动员它的所有分会，进行公民不服从行动，以制止政府为挽救一个不民主且已经倒台了的沙特王朝而进行的一场疯狂的战争”。

5月24日2点，美国中央司令部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几架JSTARS，一种专门用于对坦克、部队编队的远距离精确定位的战场指挥飞机，似乎被外部来源启动了计算机系统内的蠕虫。6点，中央司令部报告，忠于沙特王室的部队重新控制了麦加和利雅得的大部分地区，临时的伊斯兰共和国的部队暂时退却到了北部郊区。

在佐治亚洲的萨凡纳港，海岸警卫队与当地警察不得不用消防水龙驱散阻挠

美国海军Bob Hope号海上补给船出港去波斯湾，在加尔文斯敦和圣迭戈港口也发生了类似事件。

5月24日7点，美国大使报告说，国王及其随从表示情况正在好转，但是，“美国、英国和法国的立即和果断的行动”是镇压反叛部队，并“阻止波斯人进入阿拉伯半岛”的关键。大使报告说，沙特阿拉伯国内的局势要比国王和他的随从所愿意承认的“模棱两可得多”。

5月24日6点30分，一辆混凝土搅拌车的司机在试图冲破特拉华州多佛尔美国空军基地的大门时被击毙。美国空军参谋长在一份递交给国防部队的报告中说：这次事件是全球和平联合会在网际网络上形容为“行动武器”的封锁在多佛尔的C－5机群跑道的一个更大计划的一部分。10点30分，华盛顿/巴尔的摩地区的整个公用电话网，包括移动电话，出现了瘫痪状态，初步报告认为这是类似于早些时候引起西北地区公用电话网瘫痪的通过陷阱门进行的攻击。13点30分，芝加哥商品交易市场出现了“历史上最激烈的波动”。许多交易商和交易市场的领导都怀疑“交易市场正在遭受身份不明者的某种形式的强有力的电子操纵”。

5月24日，伦敦的现货石油收盘价突破了每桶100美元，纽约外汇市场美元对日元、马克、比索的汇率下跌了五个百分点，而伦敦与纽约股票市场波动激烈，收盘时都下跌了三个百分点。

5月24日下午，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由于电话不通，安排这次会议十分困难。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遗憾地承认”，在美国、欧洲和沙特阿拉伯展开的信息战进攻“十分成功”，而且“很可能国内力量和伊朗都将采取进一步行动，阻挠‘绿色大胡蜂’和‘银剑’行动”。他勾画了一幅十分阴暗的画面：

美国和盟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力量集结十分缓慢，原先假定的可靠盟友，如埃及和土耳其，提供不了什么合作，随后是“十分困难的长达几个月的军事行动”以阻止伊朗立即跨过海湾向达赫兰进军，同时威慑伊朗通过伊拉克对于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北部的入侵。中央情报局局长说：一个在巴格达的“多半可靠”的人工情报来源报告，伊拉克将允许伊朗军队通过巴士拉南部的伊斯兰团结桥，国务卿说沙特政府显然“对于美国及其盟友在这种情况下保卫他们的国家的能力丧失了信心”。他强调指出，所有这些因素都将“为国内的反对派提供一个在政治上反对美国在这一地区的进取行动的大好机会。”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则认为“时间还早”，他再次要求在伊朗部队越过海湾或伊斯兰团结桥进入伊拉克时授权进行空中打击行动。财政部长提醒大家，“总统正面临着一个多方面的国内危机，包括外汇、股票、商品市场的大动荡。”他声称，特工处监听到“在网际网络上出现了诋毁和辱骂行政当局及总统人格的洪流”。司法部长补充说，“在整个美国都爆发了反伊斯兰事件，包括爆炸伊斯兰复兴与民主运动在芝加哥、休斯敦和洛杉矶的办事处。”

总统中止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去接俄罗斯总统打来的热线电话，俄罗斯总统建议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一项停火议案，并表示愿意以个人名义调停海湾危机。总统要求会议在两小时后恢复，并要求准备一份“直截了当地阐明信息战对于我们在海湾的战略的威胁”的简单情况介绍与可行选择报告，以供他参考。

5月24日晚6点30分，CBS的晚间新闻被“全球和平行动武器委员会”打断了七分钟。在这段被接管的时间中，全球和平联合会的发言人，一个众望所孚的新闻界人物，号召广泛的公民不服从以制止一个已经“丧失了与国内及国际现实的接触”的行政当局。在沉稳的语调中，这个发言人提到，在1965年的北部湾事件中，国会就受到欺骗，给了“对于战争兴趣浓厚”的行政当局一份签好字的空白授权书。他最后说：“以一切可能的和平手段反对这个一心想把美国拖入一场不想要，也不需要的战争的政府”。乃是所有公民的责任。

对于信息战场景的几点评述

兰德公司的信息战场景至此结束，以后的事态发展你可以自己去想像。要提醒读者注意的是，这虽然是假想的场景，但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科幻小说构思，它是供美国有关国家安全事务的高级军政官员、专家、产业界领导人思考的练习，它的所有细节都有技术可行性。如果这一场景最终没有出现的话，不是因为它是不着边际的幻想，而是因为人们从这一假想的场景中学到了如何避免它。实际上，这一场景是练习的第一步“这一天…”和第二步“这一天之后…”，它还有第三步，就是把时间推回去，“这一天之前…”。在第三步中，作练习的人要考虑在“这一天之前”应采取一些什么措施，以避免危机的发生。

这一场景从政治、军事、技术各个方面综合描述了信息时代可能的战争场景，有很多事是我们中国人似乎还懵懵懂懂的。因此，我认为有必要介绍一些这方面的知识，起个头。网络与生物学的启示是，很多事情只要有人起个头，就会有许许多多的智慧补充上去，建造出一个蔚为壮观的大厦。中国人也会很快就领会这个信息时代的方方面面，据说中国人的智商是不低的。

在这一场景中，没有核武器和生化武器什么地位，这不是因为核武器和生化武器在信息时代的战争中不重要，而是因为这个练习的技术需要：它要尽可能地排除其它强有力的武器的影响，以便把参加练习者的思考集中到信息战上来。如果不是出于这个考虑，练习中的假想敌就很可能像前面提到过的亨廷顿的那个场景一样，是中国，而不是伊朗。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那也许是更有意思的。不知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但我估计，其中的同盟关系会与亨廷顿的很不一样，特别是日本的立场。

新的人民战争

如果在未来的战争中，不是一下子就使用核武器互相摧毁－－这只要极少数人的决策就够了，那么，未来的战争很可能是一场人民战争。这可以从两个意义上说。

第一，如同在前述的场景中那样，如果发生战争，在政治上获得公众的支持十分重要。这一点在过去也是十分重要的，但在信息时代就更为重要，因为，在信息时代，公众的信息来源更为多样，普通人发布信息的能力也更强，公众更具有独立的思想－－也许不一定是真正独立的思想，但政府如果只用简单的宣传手段，肯定是更难控制的。

第二，在信息时代战争过程中，一般平民可以通过信息空间志愿参加战斗，甚至很容易跨国界志愿参加战斗，军人与平民的界线很难分清，即使是在由政府所动员的部队中，传统意义上的战斗人员在人数上和作用上也将大大低于来自各个行业的技术专家。就拿前述信息战场景来说，真正要展开全面的信息战进攻，需要动员大量的计算机专家、业余爱好者等等，要在无数个环节上作信息战防卫，也需要动员无数的计算机专家和业余爱好者。在信息空间中，全世界的精通计算机的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站到一方参加战斗。把成千上万台个人计算机联接起来共同作业，可以代替大型军用计算机完成许多任务。因此，决定信息战胜负很可能要看哪一方所能动员的计算机专家和业余爱好者更多。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战争，一幅“男女老少齐参战”的景象，当然，这些“男女老少”必须有能力进入信息空间，而他们个人的战斗力则取决于他们运用、操纵信息的智力。

可以想像，在未来越来越庞大、越来越复杂的信息空间中，仅凭一两项技术突破可以取得暂时的一定优势，但仅依靠这点优势就打垮一个比较强大的国家是不太可能的。从某种程序上说，信息战的胜败取决于总体上懂得计算机的人多、计算机多的“蛮力”较量。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是一个十分弱小的国家。如果把与网际网络联网看作是进入信息空间的标准，则中国只有二十万人进入信息空间，而美国是四千至六千万人——就这么大优势他们还老担心呢。即使是在和平时期，在信息空间中也全都是别人的声音，很少听到中国人的声音。实际上，有许许多多攻击中国的声音，有些声音甚至要求用原子弹轰炸中国。平心而论，中国是有不少毛病，但有些攻击是毫无道理的，然而很少听到为中国声辩的声音。应该说，在和平时期的舆论动员上，中国就打输了。

从另一些指标看，中国在信息时代的力量在现阶段也是很弱的。制造计算机病毒是一件令人的讨厌的事，但它却反映了一种运用和操纵信息，在信息空间中使用力量的能力。据美国《计算机网络安全奥秘》一书统计，1986年以来生产计算机病毒最多的国家是德国、保加利亚、前苏联，还有美国，远远超出了他们应有的份额。台湾尚有一席之地，中国大陆则全无位置。如果可以排除中国的计算机爱好者特别有道德这个假设的话，这个位置就反映了中国在信息空间中的位置。我在这里绝不是鼓励大家去搞那些十分令人讨厌的病毒，但如果假设各国计算机爱好者在道德方面没有太大差距（当然还有对社会不满程度，据说保加利亚制造计算机病毒特别多是因为那里对社会不满情绪较大这个因素与计算机运用水平高二者相结合的产物，）则根据科学推理，这一数字确实是一个有效地反映一个国家运用计算机水平的粗略指标，何况制造病毒的能力强，则防毒、解毒的能力也必然强。

另一方面，如果中国人的智商确实如西方学者们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不弱于西方人的话，那么，中国在信息空间中的潜力应该是巨大的。一般说来，智商在139以上的超高智力人群约占人口的百分之一或二，也就是说在中国应该有几千万人属于超高智力人群。仅只让这些人进入信息空间就是一股不得了的力量，既可以打胜信息战，也可以“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信息空间平添了几千万超高智力人群，你真是难以想像会创造出什么人间奇迹来。

问题在于怎么让更多的中国人进入信息空间。就现阶段而言，中国人落后得太多太多了。我们看到，在前述信息战场景中常常提到印度的软件编制人员——这反映了印度今天就是一个信息空间大国，而很少有中国人什么事。

谢选骏指出：“人民战争”是毛匪的话术，其阴魂散为大量的毛粉，其中就包括王小东。这就是“信息时代的人民战争”，这等于是在公然号召进行黑客活动。其中既有王小东们的政治阴谋活动，也有大量的电信诈骗集团的坑蒙拐骗。

【第八章 一些最基本的变量：人口、粮食、能源】

设想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岛，上面居住着100个人。开头时有足够的粮食吃，大家生活得和和睦睦。后来粮食不够了，而且大大不够了（这可能是由于粮食减少造成的，但也可能是由于人们找到了一些新奇的消费粮食的办法造成的），譬如说，只够50个人吃了，会发生些什么呢？很可能会因争夺粮食而打起来。由于人类是一种善于结伙的动物，因此很可能结伙打。根据什么结伙？可以根据任何最方便的断层线结伙。有些断层线是有生物学道理在背后的，如根据血缘结伙，这有增加自己的基因的存活率的好处。但即使没有这些有道理的断层线，人们也会根据其他断层线结伙，如根据住在岛南面还是岛北面结伙，甚至还可以发明出一些断层线（如“文化”断层线”）来，人类是一种善于给自己找理由的动物。但实质原因是粮食不够了，因此产生了剥夺一部分人分享粮食的需要，于是非打不可。

人类过去曾经为宗教或其他理想，甚至误解而进行血腥的战斗，在这些战斗背后可能也隐藏着极为实用的动机，但也许并不完全是为了实利，而确实是为了理想。然而，走向21世纪信息时代的人类，智慧是高得多了，很难设想他们会愚蠢到为了实利之外的什么东西去打要付出极大代价的战争。譬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美国人设想的两个战争场景，其起因都是为了石油，这是非常贴近现实的设想。

因此，在信息时代，决定战争与和平的因素很可能还是人口、粮食、能源这些东西，还有与这些东西不可分的环境。

人口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1996年11月在罗马召开的“世界粮食最高级会议”所提供的材料，从1995年到2050年，世界人口将从57亿增加到98亿，然后稳定下来，其中亚洲人口将从现在的35亿增加到近60亿，非洲人口将从现在的7.5亿增加到20亿以上，其他地区则增长不多。

这幅人口增长图景是令人担忧的，因为人口最大的增长恰恰是集中在本来就过份拥挤的地区。科技的进步，教育的普及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延缓呈爆炸状态的形势，但从根本上说，大量的人流从这些最拥挤的地区被挤压出来，涌入世界其他地区将是难以避免的。说实在的，要避免也只有一条路，杀人，几百万、几千万地杀。也许方式可以不同，如把这些可怜的人圈在一定范围内，让他们病死、饿死、渴死、自相残杀而死，以免除良心上的不安，但实质还是一回事，杀人。

世界的人口分布是极不平均的，有许多气候、环境适宜，可以容纳许多人口的地区居住了较少的人口，而一些气候、环境条件不那么好，承载能力不那么强的地区却居住了过多的人口。这是过去若干个世纪战争的结果。战胜者得到了更好、更多的土地。由于这样一个实际上存在的人口密度差，因此，必然会产生从人口密度高的地区向人口密度低的地区的人口流动。当然，我们不能完全否认，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战争等人为因素对于人口流向的影响，但最根本的因素是一个地区的土地实际承载人口与土地潜在承载能力（面积不是唯一的因素）的比值。所以，当美国人说，是因为他们的制度好，才有那么多人想去美国时，我们最多只能部分地承认有一点道理。

移民的洪流已经是汹涌澎拜的。1990年，全世界合法移民为一亿人，难民为一千九百万人，而非法移民则至少有一千万。1990年，美国的第一代移民人数达到两千万，欧洲达到一千五百五十万，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为八百万。新的移民主要是来自非西方社会的。1990年，在德国的土耳其人已达1,675,000人。在意大利，主要是摩洛哥人、突尼斯人、菲律宾人。在1990年代中期，在法国居住有四百万穆斯林，整个西欧则有一千三百万穆斯林。1980年代，美国的新移民中35％来自亚洲，45％来自拉丁美洲。就现在而言，这些移民数字在我看来是不大，要靠这种移民速度来调整地球上人口的不合理分布要很多很多年。然而，在西方人看来，这么多的非西方人，特别是有色人种，来到他们的土地上是一件极为恐怖的事情。有一本22年前出版于巴黎，最近又在西方世界重新受到重视的政治幻想小说《圣徒的营地》(The Camp of the Saints)十分形象地说明了西方人的这种恐惧和厌恶的心理。以下是这部小说中的一个有象征意义的场景。

“现在，那支来自地球另一面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舰队已经布满了大约五十码开外的空旷的海面，这是支布满锈斑、吱嘎开裂的舰队，老教授从早晨开始就一直在看……他把眼睛贴近镜片，他首先看到的是手臂……他开始数，冷静而不慌不忙。但这是一片手臂的森林，无法数清，那些手臂高举着，一起在空中挥舞，全都伸向附近的海滩。皮包骨头的枝桠，棕色的和黑色的，为一丝希望所激动。全都裸露着，这些瘦如干柴的甘地的手臂……一只船上就有三万个生灵！”

在小说中，这些瘦如干柴的生灵最后淹没了海滩，淹没了西方的城市，淹没了整个西方文明。该书的作者拉斯佩尔(Jean Raspail)在该书在前言中进一步阐述了他创作这部幻想小说的缘起：

“一百万贫穷不幸的人，他们的唯一武器是他们的孱弱和他们的数量，为苦难所压倒，为饥饿的棕色和黑色的孩子所拖累，要踏上我们的土地，他们的先头部队正在冲击着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西方的每一个角落。我确确实实看见了他们，看见了他们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问题，一个我们现有的道德标准绝对无法解决的问题。让他们进来，我们将被毁灭，不让他们进来，他们将被毁灭。”

这部书被一些西方的反移民和种族主义团体用作宣传有色人种移民潮之可怕的工具。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它确实把一个人类最终无法回避却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人喊出“争夺生存空间”以来迄今一直回避着的问题摆到了世界的面前。这个问题之所以能够回避是因为依靠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人类，主要是亚洲人，大大提高了资源利用的广度与深度，暂时缓解了生存空间危机。西方学者提出的解决未来的生存空间危机的方案基本上也不超出这个范畴。然而，随着人类对于耕地、水资源、能源等的开发利用到了极限，科技进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潜力基本挖尽（有人认为挖不尽，但我认为在许多方面，科技进步的速度多半赶不上人类需求增加的速度，因而在特定时点上，会出现潜力挖尽的情况，虽然如果能够假以时日，还会有潜力可挖）时，这个梦魇般的问题就回避不了了。

到了那时，人类会怎么办呢？小说的设想是，由于西方人的仁慈，没有用武力坚决消灭棕黑色的人潮，最终导致了西方文明的毁灭。作者把西方人夸得太善良了，这是典型的自吹自擂（奇怪的是，有一部中国人写的在香港出版的小说也设计有类似的情节，欧洲军队因不忍心向中国以老人为前导的移民人流开枪而导致了西方文明的毁灭，这就是有点盲目崇拜了）。我根本不相信一个文明会让“一念之慈”毁了自己。人类的本性是到了这种关头就会拼命撕咬，你死我活。真到了这种时候，什么“现有的道德标准”都会被抛弃，什么武器都会用上，武器没了，就会像狼一样撕咬。实际上，Matthew Connelly和Paul Kennedy（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一书的作者）发表在《大西洋月刊》1994年12月号上的“非西方反对西方是否不可避免？”(Must It Be the Rest Against the West?)一文即认为：这个“一念之慈毁了一个文明”的情节设计，恰恰是意在告诉西方人：

“是种族，而不是阶级或意识形态，决定了一切。这个地球上的不幸的人们，根本分不清，一边是不友好的、法西斯主义的法国人，一边是自由主义的主教们和雅皮士。他们都一样，享受这个世界上太多的财富已经太久了，现在，他们的共同末日到了。”

有了这样的教诲之后，“一念之慈”的事更不可能发生了。该文对《圣徒的营地》及其在最近的重新受到重视作了深入的分析，对于我们理解西方与非西方的种族、国家关系很有帮助，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设法找来一读。

问题是在这些贫穷不幸的人之中，很可能还藏有除了孱弱和数量之外还握有其他武器的人——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易于获得强有力的武器是信息时代的特点。在这里我特别想说说亚洲这个案例。

亚洲在最近几十年中，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因此，在人均资源极匮乏的情况下，亚洲人的生活水平还是不断提高。在这方面，亚洲成为了发展中国家的榜样。但这件事的另一面却是亚洲在资源利用方面走近了极限。以可耕地为例，根据联合国有关部门的定义，当一个国家70％以上的潜在可耕地用于耕作时，那个国家就往往会被说成是“土地稀少”，而在亚洲，估计82％的全部潜在可耕地都已耕种了。世界资源研究所，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共同编写的《世界资源报告(1990－1991)》预测，到2025年，世界人均耕地将从现在的人均0.28公顷下降到0.17公顷，而亚洲则只有0.09公顷。 这与拉丁美洲的情况大大不同，那里的问题主要是土地所有权问题——10％的人口拥有95％的可耕地。也就是说，拉丁美洲可以通过政治或经济改革（这当然也不容易，但毕竟是可能的，政治和经济因素毕竟只是一种软制约）来解决人口对于土地的压力问题，而亚洲则潜力已尽，什么办法都没有了。水资源方面，亚洲也是最低的。到2025年，亚洲的年人均可更新水资源仅为3300立方米，为世界倒数第一，而拉美是28300立方米，为世界第一，就连非洲还有5100立方米，比亚洲高出近55％。

另一方面，由于经济与科技的发展比拉丁美洲和非洲快得多，亚洲在现阶段已掌握了比它们强大得多的力量（在信息时代，对已经过了门槛的亚洲人再进行技术封锁，剥夺这种力量，恐怕已不可能了）。人口与资源的压力和力量结合在一起的亚洲，在进入21世纪后会是一个什么样子，这也许是21世纪头几十年，亚洲自己和世界其余地区面临的最大挑战。

前一阵子。当西方世界吵吵“中国的民族主义”、“中国威胁论”时，有几位中

国学者倡议要召开一个世界学者会议，探讨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他们说，要从西方请几位“大师”来，给我们开导开导。我的回答是，根本没有什么“大师”，中国没有，西方也没有。因为所有的人都回避真正的问题，伪善地回避真正的问题，根本不想去解决问题，只是在嘴头上说一些“发展经济”、“科技进步”、“民主”之类的废话。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正面回答拉斯佩尔的小说《圣徒的营地》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怎么能够以不杀人的方式解决生存空间危机。

顺便提一句，在我们看来资源如此丰富，生存环境如此优良的美国，竟然也有人认为它的生存空间太拥挤了：我在美国的《外交事务》杂志1996年5月／6月号上看到一份“人口负增长组织”(Negative Population Growth, Inc.)宣传自己主张的广告宣称，美国人口太多，不增长还不行，必须实现负增长，才能保证“可持续发展”。如果连美国都不减少人口就不能“可持续发展”，那我们其他人可怎么办呢？不使用原子弹、生化武器，减少人口可真不那么容易。人类如果不能在人口压力这个问题上拿出一些解决根本问题的革命性办法来，那么，一切关于“丰饶角”、关于信息时代的美好前景的谈论都会落空。

粮食

粮食问题恐怕比人口压力问题稍好一点——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人口拥挤并不仅仅带来粮食不够吃的问题，它还会带来水不够喝、房子不够住、路不够走、空间小因而心理精神压力受不了等一系列问题，因此二者不能完全等同。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交给1996年11月13日至17日在罗马召开的世界粮食最高级会议的材料， 在1960年代，可用于人类直接消费的世界粮食供应仅为人均每天2300卡路里，而且分配极不平均。发达国家为人均每天3030卡路里，而在发展中国家，却不到2000。估计在发展中国家有一半以上的人口长期营养不良。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到1994年，世界粮食供应已达到人均每天2710卡路里，同时，发展中国家长期营不良的人数比例下降到了20％。这些都是好的一面。

另一方面，虽然在今后几十年中，农业生产的增长还会超过人口的增长，但超过的量却会越来越少。人均粮食产量的年增长量将从1970年至1990年的0.54％下降到1990至2010年的0.25％。而且，除了少数几个国家还保有可观的未使用的可耕地外，大多数国家提高粮食产量已不可能依靠土地耕种面积的增加，而要依靠对于单位面积土地的密集投入。这意味着粮食的价格将相对昂贵，因而越来越依靠粮食进口的发展中国家将买不起粮食。同时，在过去几年中，世界粮食库存越来越少，下降到了危险水平，充分显示了“在一个2010年人口预期增长到70亿的世界上，粮食供应的脆弱性”。

更重要的是，过去的农业增长是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这就损害了未来农业的关键性资源。例如：·土壤流失和其他形式的地质变坏每年都要剥夺人类五百万到七百万公顷的可耕地。砍伐森林，或在坡地及大块土地上种植粮食而不采取防风措施，将导致土壤流失。

·土地浸水和盐碱化。不良的灌溉方式会使土地浸水和盐碱化，这会把肥沃的农田变成荒地。盐碱化现在已经影响到中国和巴基斯坦20％的土地，而在世界范围内则已经影响到50％的灌溉农田。其中三千万公顷已受到严重损害，而每年都要再损失一百五十万公顷。

·过度使用化肥和农药。这些东西严重污染了地表和地下水源，成为人类健康的重大威胁。而另一方面，在一些过少使用化肥的国家，又出现了土壤肥力下降，这又会导致土质恶化。

·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一些野生植物中的基因很可能是我们在未来改进粮食作物以喂饱这个世界越来越多的人口的关键因素。例如，在1970年代，出现了一种抑制草本植物生长的病毒，毁坏了从印度到印度尼西亚的大片稻田，危及到世界上最重要的一种粮食作物。后来从印度的一种野生水稻中发现了可以抵抗这种病毒的基因，现在亚洲有一千一百万公顷的各种水稻都植入了这种基因。但现代农业中往往使用新的、品种极为单一的粮食作物，以提高产量。如在中国，1949年时有10,000种小麦品种，到了1970年代，就只剩下了1,000种了。在美国，上个世纪种植的95％的洋白菜品种，91％的玉米，94％的豆，86％的苹果和81％的西红柿，今天都没有了。绿色革命以及其他经济、科技发展使得生物多样性严重丧失，但下一代的绿色革命却需要现在保持生物多样性。

从总体上看，人类现在掌握了相当的科技“蛮力”，要在今后的几十年中喂饱肚子，也许不难，但如何保证喂饱肚子以外的环境质量，如何保证更长时期的“可持续发展”，则还不那么简单。另外，人类在总体上可以喂饱肚子，不等于每个种族、每个国家、每个人都可以喂饱肚子。从各种资料看，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的情况恐怕很难扭转。但我担心的是亚洲，虽然由于经济发展快，暂时问题好象不那么严重，但人均资源在那摆着，已经到了极限，未来就真的那么保险吗？

能源

能源的重要性是用不着强调的。它几乎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前提。虽然迄今为止，能源危机似乎从来没有真正将人类社会放倒过，人类还是在肆无忌惮地扩大能源的消费，但从一些数字看如果没有奇迹——突然找到大量新能源或大大减少能源消费——出现，前景似乎并不那么美妙。下面我们看看几种主要能源的情况。

根据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EIA，能源信息局，美国能源部内所设的独立的统计、分析机构）1995年编写的《世界能源展望》(International Energy Outlook) 所提供的数字，1990年欧佩克国家的探明石油储量为7650亿桶，按当年的生产量计算，可供开采90年，非欧佩克国家的探明储量为2366亿桶，可供开采17年。但由于人类的石油消费量在不断增加（估计从1990年到2010年平均每年将增加1.6%，即总共将增加36.5%），因此，真正能够维持的年限要比上述数字低。另一方面，从上述数字亦可看出，在十几年后，人类的石油来源将主要依靠欧佩克国家了，这对于不能用武力控制欧佩克国家的一般国家来说，意味着其石油供应的可靠性进一步脆弱化。

世界的天然气储量按现在的开采量大约可用70年，但其使用量增加得比较快（估计从1990年到2010年将增加47%），因此，其实际维持年限估计为65年。天然气储量的39.7%在前苏联国家，14.9%在伊朗，中国只有1.2%。煤炭的储量是比较大的。仅美国一国的探明储量就比全世界石油和天然气储量的总和还要多43%。估计煤炭资源可供人类继续开采200年。煤炭储量主要分布在美国(25%)，前苏联(25%)和中国(16%)。煤炭的问题主要是对大气污染严重，它的燃烧会排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因此，能不能在技术上解决煤的燃烧所产生的污染问题就成了关键。然而，真到了石油和天然气用光的那一天，污染不污染恐怕也就顾不得了。

虽然有许多关于新型能源的高谈阔论，说是我们根本用不着担心能源问题，到时科技进步自然会解决这个问题，从现在有把握的预测看，这种前景还十分渺茫。

据美国能源部的能源信息局估计，到2010年核能仍只占全部能源消耗的5.1%，可再生能源只占8.7%。而且，许多看起来十分“理想”、“干净”的能源，实际上并不那么干净，如太阳能。在制造太阳能电池的过程中，会产生一些很毒的废料（如砷）。

值得指出的是，上述数字是在预测人类能源消耗量的增加时作比较保守的估计得出的。例如，在预测时，虽然估计中国从1990年—2010年的能源消耗增长量（年平均7.4%）比美国(2.1%)高得多，但从绝对值看，预计到2010年中国的能源消耗只有美国的53.5%。这意味着到2010年一个中国人的能源消耗仍然只有一个美国人的十分之一。届时，早已被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激励起来的中国人能否满足于这样一个水平是很值得怀疑的。

与能源消耗密切相关的还有环境问题。环境污染基本上是与能源消耗成正比的。

到目前为止，发达国家仍然是主要的大气污染源。1992年，占世界人口17%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发达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世界总量的50.1%，估计到2010年，也仍将高于46.3%。但发展中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长速度显然会高于发达国家，特别是中国和印度。估计到2010年，中国的排放量将从1992年的6.78亿吨增加到12.37亿吨，增长82.4%；而美国则是从13.48亿吨增加到16.21吨，增长20.3%。因此，发达国家将会不断指责发展中国家污染环境，而发展中国家则会反驳说，责任全在发达国家。从公正的角度讲，发达国家的指责是没有道理的，它们不仅在过去工业化的初期曾极度地污染过环境，即使到了今天，甚至到2010年，它们也远比发展中国家给地球带来的污染要多。例如，面对发达国家对于中国污染环境的指责，中国完全可以回答：请把美国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降到与中国人相等的的水平。这意味着美国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必须减少到现在的十分之一。然而，在国际关系中，往往是无公正可言的，谁的拳头大，谁就有理。环境污染问题在21世纪很可能成为比前面所说的人口爆炸、争取生存空间等更为直接的冲突起因，因为环境污染有跨国界性质。用不着去想像成千上万的人群潮水般漫过国界的戏剧化场景，滚滚冒出、四处散逸的浓烟就足以引发严重的冲突了。届时，发达国家首先很可能是采取用武力控制能源输出流向，迫使发展中国家减少能源消耗的政策（这招可能对中国不大灵，因为中国有大量的煤，如果控制对中国的石油输出，很可能迫使中国更多地使用煤，因而更加剧对于环境的污染），而发展中国家则铤而走险，被迫为了生存而采取极端手段。

在能源与环境的问题上，看来也没有多少人愿意作认真的思考，特别是愿意采取负责任的行动，解决人类即将面临的根本性危机。

信息技术能够提供帮助吗？

从某种意义上讲，信息技术应该能起到节约自然资源的作用。比如说，现代化的远程通讯技术传输单位信息所消耗的能源比起过去的“硬拷贝”运送方式不知节省了多少倍。但是，另一方面，人类对于传输信息的需求也大大增长了。举例来说，国外一些公司在实行“无纸办公”之后，纸张消耗量反而大大增加了。这道理十分简单，对于单位信息的传输来说，纸张消费量是减少了，但现在由于获取信息更为方便，信息的传输量却大大增加了，仅只把其中的一小部分打印出来也会消耗大量的纸张。

信息技术能不能起到节省自然资源的作用的关键，是要看它会不会大幅度地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娱乐方式。我们经常听到说，在信息时代，经济发展很可能不再需要大量耗费自然资源，这就是人类得救的希望。那么，这种不大需要自然资源的经济发展是发展些什么呢？满足人类的什么需要呢？我看主要是满足人类的娱乐需要，或者说得高雅些，满足人类的精神、文化需要。就人类的需要而言，饭还是要吃的，衣还是要穿的，房子也还是要住的，这些还都是离不开“原子”的，但如果只是满足人类的这些基本生理需求，即使世界上的人口大大增加，在现代科技条件下，也还是能够满足的。实际上，大量自然资源是消耗在人类的娱乐活动上面的，比如说，乘坐喷射客机到处旅游。十分可笑的是，现在居然有所谓“生态旅游”，坐着喷射机到自然保护区去转一转，居说就会“热爱自然”了，就会“保护生态环境”了，其实，不要说这些游客带到自然保护区的各种垃圾、病菌、废水、废气等污染物，就是喷射机烧掉的燃油，就是对环境的不小的污染，对自然资源不小的浪费。“生态旅游”本身就是对于生态的破坏。

在未来的信息时代，新型的电子娱乐也许会取代这些工业化时代愚蠢而浪费的娱乐方式，“虚拟现实”的技术也许可以用极节约的方式把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带到你的面前，甚至可以为你创造出比真实的大自然还要美丽神奇、还要“真实”的“虚拟大自然”。也许我们的下一代会以我们极不习惯的方式消磨他们的时间：整天戴着电子头盔坐在那里。我们很可能认为这种方式极“不健康”，极“不自然”，其实也许只有这种生活方式才是下一个世纪的“可持续”的生活方式，而人类经济活动的主要部分将是为这种生活方式提供电子娱乐产品。我们的下一代将会非常习惯这种生活方式，这从全世界的孩子都着迷于电子游戏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的任务是如何把这些电子游戏做得更好。

重要的变阻器

我在第一章里曾经提到过，如果可以将本书以多媒体的方式制作，我们可以画一张世界地图，在上面设置能源、粮食等“变阻器”，你用鼠标拨动它们，就可以改变这张世界地图。

如果在未来，人类的自然资源环境是比较宽松的，那么，乐观主义者们所描绘的那个美好的21世纪就有可能实现。如果人类的自然资源环境恶化，那么，必然出现控制住资源的精英集团与下层阶级的殊死冲突，无论划分两者的断层线是国家的、种族的、文化的、还是智商的、财产的。届时，下层阶级将拼死争取分享资源，挤入“圣徒的营地”（很可能“圣徒的营地”是一个比“高科技群岛”更恰当的概念，因为它综合了多方面的要素），而精英集团则将用各种手段，从残酷屠杀到看起来不那么残酷的排斥、围困，让他们慢慢衰朽，把下层阶级排斥在“营地”之外，以保住自己有足够的资源。在这一争斗过程中，如果一边单纯是下层阶级，一边单纯是上层阶级，则结果绝对是下层阶级的全面失败，乃至被消灭。然而，由于各种断层线错综复杂，有可能一部分上层阶级，一部分我在前面所说的两张网之中上面那张小网中的人也分裂成不同的阵营，那时，掌握着极为巨大的科技力量的双方就会演出一场势均力敌的战争了。但也许正是这种势均力敌的战争前景，会赫阻人类，迫使他们去寻找更好的解决办法。但是，就目前而言，看不出人类有合理分配比现在更少的人均自然资源的道德水准。

谢选骏指出：上文所谓的“一些最基本的变量”，事关鼠辈的忧虑，事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党国大计，事关社会控制的人口、粮食、能源等等的“勒脖子工程”——作为下面即将展开的“信息技术与社会结构”的铺垫。

【第三部分 信息技术与社会结构】

讲到社会结构、社会制度，民主与专制等问题时，人们总是喜欢从意识形态，从价值观等角度去讨论问题，特别是中国文化人，更是喜欢从所谓“文化”、“东西方文化”等角度去讨论问题。其实，正如我们在第一部分第三章结尾处已经提到过的那样，在更大的程度上，社会结构、社会制度、民主与专制等是由技术决定的——虽然不能完全排除观念的反作用。

那么，信息技术的发展将给我们的社会在结构方面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众人看法不一。一种看法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将带来社会的分权化、多元化。喜欢这种趋势的人说，信息技术将带给人类更多的自由，更少的限制；不喜欢的人则说，信息技术带来的将是无政府状态。另一种看法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将带来社会的集权化，一元化。喜欢这种趋势的人说，信息技术将带给人类更多的秩序，更少的混乱；不喜欢的人则说，信息技术带来的将是绝对的专制，不用说，广泛地存在这样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恰恰是由于信息技术本身确实具有这样的两面性。我们考察一下信息空间里的各股力量，就会发觉，朝向分权的力量与朝向集权的力量都因得到了技术进步的武装而变得极为强大了。它们的平衡方式将决定人类未来社会的结构。可以想见的是，如同在任何极为复杂的系统中一样，一边倒的局面出现的可能性不大，因此，我们还是可以乐观的。

【第九章 黑客：信息空间的制衡力量】

中国迄今尚未完全进入信息社会，对于信息技术的了解、使用和依赖的程度都不像发达国家那么深。因此，人们很少会感觉到信息空间的特有产物，黑客的重要性。很多人根本没有听说过“黑客”这个名词，听说过的也只是觉得这是些神神秘秘的人。然而，在信息空间中，黑客是一股真正重要的力量。我们在前面讨论战略信息战时已经谈到过黑客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其实，不仅仅在信息战中，黑客将在信息时代的整个社会结构中起重要的制衡作用。

“老大哥”的前景

《时代》周刊1996年4月8日刊载的Helen Gibson的一篇报道“躲在角落的窥视者”(Voyeur on the Corner)称：在伦敦的地下铁道中，装备了14000架以上照相机，监视着过往的旅客；在伦敦的金融区也装备了1300架，大多数为银行、企业所有，也有一部分属于警察，监视着过往车辆、行人，每一辆车里的司机和前排座上的乘客都照得清清楚楚。中央政府在1996年计划花两千二百五十万美元再购买10000架照相机装置在中心地区。一个好事之徒巴瑞·戈尔丁把从保安公司、零售商和市政府那里买来的录像带编辑成了一部45分钟的“窥视录像带”，名为《当场抓获》。录像带中有男女躲在办公室的文件柜内偷情的镜头，也有武装抢劫的场面，你能看到毒品贩子在砸一辆汽车，也能看到一个女人在她自己的卧室里脱衣服。最绝的是里面有戴安娜王妃和一个朋友在伦敦的一家商店里喝咖啡闲聊时，隐蔽的保安摄像机从她上面照进内胸、从下面照进大腿的一段录像——这是演员演的，但事情是绝对真实、丝毫不差的，用演员演只不过是因为原片被没收了。

信息技术将给权威当局提供空前的监视和控制社会的能力。这种能力对于打击犯罪是十分有效的：英国伦敦中心地区的犯罪案件在安装了十六架摄像机后下降了26％，在一个百货商场安装的摄像机帮助破获了一起谋杀被诱拐儿童的案件。然而，这种到处安装隐蔽摄像机的场景总是让人想起奥威尔那部著名的小说《1984年》来。事实上，《时代》周刊的那篇文章就是这样开头的：“老大哥(big brother)在大不列颠监视着你，用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多的电子眼在更近的距离上监视着你，以防止犯罪的名义。”

然而，比起信息技术在不远的将来所能提供的监控能力，英国现在的这些摄像机只不过是小打小闹。可以设想，在不远的将来，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你在一天24小时里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你发出的任何一封信、打出的任何一个电话、写下的任何一个字都会在权威当局那里留下记录。更为关键的是，未来的电子计算机系统的巨大处理能力，能够把有关于你的每一个比特，都联系起来进行综合分析，甚至能够把它们与你接触的每一个人的情况联系起来进行综合分析。这种能力将是十分可怕的。迄今为止，我们之所以还感觉到有些属于自己的个人隐私，感觉到一些自主性，就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机构和个人能够收集有关我们自己个人事务的所有信息，或者说，即使收集到了也无法对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的如此大量的数据进行综合分析（最多可以对极少数的几个重点对象进行分析）。在一个任何人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严密的监视和分析的社会中，犯罪很可能是没了，但个人自由也完全没有了。这样的“超净”社会值得羡慕吗？我相信，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宁愿忍受犯罪活动的侵扰，也不愿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因此对于这种控制力量必须进行制衡。通过法律手段来限制权威当局的权力当然是一个途径，但更可靠更有力的途径是用技术的手段进行制衡，使得全面监控技术在实际上不可行。我认为，这种打破绝对专制的技术可行性的制衡力量很可能就是黑客——当然还有通过立法途径的制衡手段，这我们会在后面谈到。

信息时代的侠客

什么是“黑客”？黑客是英文"hacker"的音译。我手头的一本英语字典对于"hacker"的动词原形"hack"是这样解释的：hack: gain unauthorized access to the contents of a computerized storage sysytem,eg a database（黑客行为：未经授权便进入一个计算机的存储系统，如数据库）；对于"hacker"本身是这样解释的，hacker: person whose hobby is programming or using computers（黑客：嗜好编程或使用计算机的人）。就其英文原义来看，是比较中性的，虽然有“未经授权”等不合法的含义。中文译成“黑客”贬义比英文原义似乎略重，但大致恰当，而有些书翻译成“计算机窃贼”就十分不恰当了。

用什么来比喻黑客最合适呢？我想，在中国文化中有一个极为贴切的概念来比喻黑客，这就是“侠”。黑客就是信息空间中的“侠”，因而不妨译成“信息侠”。在古代社会中“侠以武犯禁”，他们凭自己的武艺自行其是，独来独往，不受体制的束缚。在现代社会中，由于体制的监控能力加强，“侠”似乎消失了，至少是少了。然而，新的信息技术，似乎又提供了体制外的活动空间：黑客们凭自己的智慧犯禁，各行其是，独来独往。侠客与罪犯不能完全等同，他们虽然与罪犯同属“犯禁”者，但在侠客中不乏慷慨仗义之士，他们也杀人越货、抢掠钱财，但往往也劫富济贫、仗义疏财。黑客们也是一样。我们在第五章介绍过某些黑客进行的敲诈勒索等犯罪活动。但这只是黑客活动的一部分。在多数情况下，黑客们并不在意钱财：他们有时破坏权威当局的计算机系统是为了表示对当局一些专制政策的不满或抗议，如我们提到过的对于美国中央情报局、司法部、空军等网页的破坏，有时是开开玩笑，如他们常常诈骗别人提供自己的银行账号开心，但并不真的窃取钱财。他们有时还帮助堵住一些软件的安全漏洞：1997年初，一群德国汉堡的黑客在国家电视台表演了如何使用"ActiveX"控制器（微软公司的环球蛛网浏览器“探索者”用来进行多媒体操作的一类小程序）在无需提供身份识别号码的情况下，把钱从一个银行帐户搬到另一个帐户上去。用这种方法当然是可以盗窃钱财的，但这些黑客没有用它干坏事，却是公布了出来，以引起人们的警惕（要一劳永逸地从技术上堵住这些漏洞不可能的，人们只能提高警惕而已）。

黑客们常常干一些让权威当局哭笑不得的事。1995年4月的俄克拉亥马爆炸案的主要犯罪嫌疑人麦克维在他自己的辩护律师问他为什么不选择晚上干这事，那样可以少死些人的问题时，回答说：“那样政府就不会在意，我们必须多杀人，才能使它在意”。消息发表后，引起了全国的愤怒。这个消息是黑客们非法侵入麦克维的辩护律师组的计算机得到的。他们共窃取了25000份联邦调查局的文件，以及其他数百份保密的法律文件。在审判之前公布这类消息会严重妨碍司法公正，全国的愤怒情绪会使犯罪嫌疑人得不到公正裁判，另一方面，辩护律师们也可以以此为借口，为犯罪嫌疑开脱。总之，黑客们就是喜欢把一些正儿八经的事搅黄。

黑客们的行动往往是针对权威当局，或者大组织的。当然，他们有时也很招一般个人计算机用户的讨厌，即使在计算机使用还处于一个相当低水平的中国，也是几乎每个使用计算机的人都碰上过病毒的侵扰。随着越来越多的个人进入网际网络，他们的个人计算机也会像大型主机一样，越来越有可能被别人远距离侵袭。1997年3月，美国三所大学的学生先后发现了微软探索者（又是微软）的三处安全漏洞。其中最严重的一处是由马省理工学院的学生发现的：黑客可以制作这样网页，当你看它时，仅仅是看它，即使不采取任何行动，即使没用鼠标去点它的任何链路，它也可以在未得你的允许的情况下，把文件（有可能是病毒）下载到你的硬盘上，建立或删除你硬盘上的目录，启动你机器上的程序。微软公司在得知消息后，紧急提供了修补程序，但修补程序只是在事先提出警告，并不帮助你作出该不该下载文件的判断。因此，你要么许多事都不能干，要么还是要冒风险。据微软公司自己的专家说，黑客们其实尚未充分利用电子邮件这个非法进入其他人的个人电脑的利器。另外，据CNN1997年6月12日报道，网景公司的所有浏览器，包括其最新版的Communicator，也有严重的安全隐患：个人电脑如用网景公司的浏览器观看网页，则其硬盘上储存的所有文件都会暴露给别人。看来，随着个人电脑大量上网，黑客们恣意畅游的空间更大了。既然如此，我们其他人如果学得会的话，也最好学些黑客的本事，以在信息空间中多几分掌握自己命运的力量。

黑客的伦理

美国的《时代》周刊上有一篇文章(Stewart Brand:"We Owe It All to the Hippies", Time, Special Issue, Spring 1995,Volume 145, No.12.)认为：今天的个人计算机革命和网际网络之所以成为今天的这个样子，乃是继承了1960年代嬉皮士精神的几代黑客所造就的。当60年代的那一代人之中的绝大部分认为计算机是中央集权控制的体现时，其中有一小部分后来被称为“黑客”的人却认为可以把计算机改造成解放的工具。而这在后来真的被证实是通向未来的康庄大道。

60年代和70年代初的第一代黑客是在大学的计算机科学系出现的，他们使用一种叫做“分时系统”的技术，把大型主机改造成了实际上的个人计算机，使得更多的人有机会接触到计算机。70年代末的第二代黑客发明和制造了个人计算机。这一代黑客都是非学术界的，铁杆反文化的类型。如大名鼎鼎的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和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是半途辍学的嬉皮士，在成功地开办苹果公司之前，两个史蒂夫都曾制造和销售过用来偷打电话的“蓝盒子”。他们的合作者，设计出第一台便携式电脑的李·菲尔森斯坦因(Lee Felsenstein)，则是一个新左翼激进分子。80年代初的第三代软件黑客则为个人计算机编制了应用、教育和娱乐程序。自80年代中以来，第四代黑客登场了。他们开办了数不清的BBS站点和以非层级方式联接的Usenet，并用把美国国防部主办的ARPAnet改造成了今天的网际网络。

几代黑客都恪守着所谓的“黑客伦理”，其中有这么几条。

“进入计算机的权力应当是不受限制的和完全的。”

“所有信息都应是免费的。”

“不相信权威当局－－提倡分权。”

“你可以使用计算机创造艺术与美。”

“计算机可以使你的生活更美好。”

黑客们最重要的信条是不相信权威当局，提倡依靠自己。他们把美国已故总统肯尼迪的话“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改成了“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你自己做。”因此，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一改过去学术界蔑视商界的传统，半途辍学去办自己的小公司。他们认为信息应该是免费的信念创造了“免费软件”和“共享软件”的概念，使得每个需要这些软件的人都可以得到它们。

迄今为止，在信息空间中，这些信念获得了成功，依靠自己带来了活力而慷慨给予带来了富足。

究竟是信息技术发展的必然性带来了这样一个网状的、无拘无束的信息空间，以及不相信权威当局，依靠自己的，信念还是这种信念引导信息技术发展成今天的这个样子？该文引用公开密钥加密体系的创始人，威特菲尔德·迪菲(Whitfield Diffie)的话说：“我一直相信这样一个论点，一个人的政治观点与他的智力工作的特性是密不可分的。”

制衡力量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伦理是靠不住的东西。因此，我不想给读者留下这样一个印象，黑客之所以对于社会有用是因为他们有高尚的伦理。如前所述，黑客经常干非法的事，有些事无伤大雅，甚至我们觉得是法律不对，因而同情黑客，但有些事也许就无法同情了，如敲诈勒索，也许以后还会有更严重的罪恶，包括危及大量人的生命，我们在信息战的场景中已经看到了这种可能性。前面所介绍的“黑客伦理”只是其好的一面，这一面不那么靠得住。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比较靠得住的东西是力量制衡。现代科技的发展，使得人类掌握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力量，这我们在前面已有所描述。这种力量如果仅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那么，人类社会的前景是极其暗淡的－－很可能比古代的专制暴政还要可怕，因为那时人类的力量毕竟极为有限，专制君主并无全面控制社会的技术手段。黑客，则是在现代科技的一个最为关键、统辖全局的环节－－信息空间－－上，对于有可能占据垄断地位的力量提出了挑战，使得不可能出现一个掌握全部力量的中心。比如说：我们可以想像，在权威当局的计算机中所储存的有关我们每一个人一举一动的大量资料将被不断出现的黑客袭击所删改，使之失去各部分的全面联系，因而也就失去了全面控制我们每一个人的能力。再比如，如果有人，无论是政府还是其他人，在进行极为邪恶的计划，如研究种族灭绝的生物武器等，只要这等计划达到一定规模，它就多半要借助计算机，要借助网络，这就有可能被某个黑客发现，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说，黑客是信息空间中的一种噪声，这种噪声可以妨碍任何一个中心获得过高的效率，取得压倒其他所有人的力量。任何一个中心都处于有可能被袭击的战战兢兢之中，因而任何一个中心也不敢恣意妄为。这在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中都有重大意义，人类只有在这样一种力量平衡的处境下，才会相互妥协和让步，和平共处，相互合作。

从原则上说，科技的力量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和掌握在极少数人手里还是有本质的不同。我们在第一章就提到过“两张网”的结构。应该说，力量就是集中在上面那张小网手里的。问题在于那张小网是不是能够维持住它的网状结构。如果在小网中能够维持多股力量的平衡，保持住网状结构，那么大网中的一般公众的处境就会好些，因为小网中的各股力量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谋求大网中的人们的支持，大网中的人们也就有了一定讨价还价的余地。

如果在小网中出现了一个占有压倒地位的力量（另一种情况是出现小网中精英集团的合谋，但由于小网中的人数也不是太少，因而合谋是不那么容易的），网状结构就会被打破，重新成为金字塔式的层级结构，这时，由于小网的一极化，大网的讨价还价余地将完全失去，因为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大网甚至失去了为精英集团服务的价值，即你找人剥削你都找不到。

要维持住多股力量的平衡，单靠民主制度是不行的。实际上，随着科学技术的越来越复杂化，权力将越来越转移到掌握专门技术和保密信息的技术官僚手中。总统之类的民选代表只能根据技术官僚提供的有选择的信息，推荐的有倾向性的备选方案做出决策，实际上是越来越受技术官僚的摆布。因此，必须有技术领域的制衡手段。我们不应对黑客的作用估计过高－－包括他们在信息战中的作用，但黑客确实是股制衡力量，而且这将是信息时代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模式。

另一方面的担心也是存在的。美国《时代》1997年2月3日发表的Neal Stephenson的文章“数字时代的美梦与恶梦”(Dreams and Nightmares of the Digital Age)认为，现代信息技术，特别是加密技术（我们将在下一章集中谈这个问题）的发展，有可能使政府“残废”。这篇文章说，我们在许多时候都要依靠政府解决问题，而政府要解决问题就得有钱，钱是从税收来的，而税收是靠一些庞大的、有着许多令我们十分厌恶的窥探特权的税务机关收上来的。随着加密技术的发展，许多交易将通过电子货币进行，这将使每一个人都具有避开政府窥探进行大部分财务交易的能力。这样政府就收不到税了。政府要解决税收问题也得花钱，可是钱越来越少，因此，税收问题也就越来越严重，一旦陷入这一恶性循环，政府将走投无路，除非建立全面的极权主义制度。因此，出现无政府状态的可能性也是极大的。

信息时代的公民们，夹在“老大哥”和无政府之间应该如何选择呢？正确的回答恐怕是，每一个具有足够智商的公民都尽可能地多掌握使用计算机的能力，包括黑客的本事，做一个在信息时代能够掌握自己命运的公民，到时候，根据自己的判断决定站在谁一边。这有点类似于我们在前面讲的“人民战争”，或许应该称之为信息时代的民主，在这里，每个公民的投票权与他掌握的控制和使用信息的能力成正比。需要提醒一句的是，在使用这种能力时，不能仅仅根据自己的好恶，还要考虑一下力量平衡。前面提到的《时代》周刊的那篇文章的结论是乐观的，它相信，无数好奇的科技爱好者必将比坏人更早地占据科学技术的新领域，从而使那些坏人沮丧万分，无法恣意行恶。但是，这恐怕还得要好人们努力进取，不睡懒觉才行。最近英国 一份报告建议给每一个9岁以上的儿童和成人都分配一个个人的电子邮件地址，使他们都能够进入信息空间。工党领袖布莱尔已对此建议表示赞赏，虽然他说还要研究一下费用问题，现在还不能作任何承诺。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所有国家认真考虑的建议。

迄今为止，信息技术的发展显然是有利于“信息民主”的。然而，科学技术的发展毕竟有其不可预测、不可捉摸、不为人的意志所转移的一面。如果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力量集中到极少数大组织手中再度成为不可避免的技术要求（比如说，新的技术发展趋势使得我们在前面讨论信息战时所说的“进入成本”大大提高），或是某一项单独的技术突破至少在暂时形成了压倒性的力量（比如说，在密码破译方面获得了某种关键性的突破），则“信息民主”就会岌岌可危。前者将不可避免地形成国内专制和国际霸权，而后者则既有可能形成专制也有可能一下子爆发出无政府状态－－这要看是什么人首先获得这种突破。

然而，从自然界的大多数高度复杂的系统所表现出来的现象看，这种一下子失去平衡的现象是少见的，虽然我们不能证明它决不会发生。未来的信息时代很可能达成一种力量的平衡。黑客的噪声永远是一种对于力量完全统一的干扰。侵入计算机的技术将与计算机保安技术同步发展，因而不可能完全消除非法侵入计算机的现象，这就是说，无论是政府还是其他什么组织，不可能完全保住机密不被泄露，也不可能达到过高的信息处理效率；另一方面，也不可能找到突破所有计算机保安措施的办法，这就是说，谁也不会掌握一下子就使整个信息基础设施瘫痪的破坏能力。

很可能有一天，人们会立法允许公民在某种条件下，不经权威当局许可，也可以自己凭本事进入任何人的计算机。就如今天美国的判例，允许新闻机构公布其合法地从第三者手中获得的偷来的文件，即使它事先知道这些文件是偷来的也不会被起诉，被起诉的只能是偷盗者，这是今天已有的为了保障公众的知情权而在法律上作灵活处理的一个例子。这样，该保密的和该泄露的，恰恰达成一个适当的平衡，任何机构处理信息的能力，也恰恰达到一个适当的效率。这种想法也许是太“自由化”了，但并不是完全不合理的。

谢选骏指出：世纪之交的共产党，处于国际共产主义全面瓦解的丧家之犬状态，“有奶便是娘”的“不争论”成为叫花子的生意经，所以在其擅长的“社会结构、社会制度，民主与专制等问题”方面，也采取了缩头乌龟的守势，不再从意识形态、价值观等角度去扣人帽子、抓人辫子、打人棍子，而开始吹嘘“技术决定论”。他哪里懂得，要想让土八路玩技术，无异于想让老母猪上树。他更不懂得，刺刀下的中国文化人，之所以“喜欢从文化、东西方文化等角度去讨论问题”，其实是在“指桑骂槐共产党专政”。

【第十章 秘密就是力量：密码术与宪法】

“秘密是一种力量。保护一个秘密，保留一个人的隐私的能力是一种力量。刺探秘密、了解秘密、利用秘密的能力也是一种力量。秘密给予人力量，秘密保护人，秘密损害人。在一个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了解他的秘密——秘密地刺探另一个人的秘密——的能力，是一种更为强大的力量。”一位美国法学教授如是说。

（谢选骏指出：这是典型的“第三只眼睛看中国”，出口转内销的共产党赝品。）

从某个角度说，我们之所以觉得自己还是个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有许多秘密是别人不知道的。这并不是说我们有多少见不得人的事，或者是我们犯了什么罪。只要试想一下，如果你发觉你的一言一行在别人那里都留下了记录，即使别人永远不使用这些记录来损害你，你还能像正常人一样睡觉、吃饭、走路……还有做爱么？你绝对会坐立不安，大大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每一分每一秒都操心自己说了什么、干了什么，你不得精神病也得变成一个怪物。

在过去的几千几万年中，由于技术条件所限，一个人可以自然而然地保住自己的许多隐私，即使他的许多言行在当时并未保密，把它们都记录下来在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历史传说中的那些好打探别人机密的暴君是使人十分恐惧与厌恶的：如传说中雍正皇帝曾问他的一个臣子，你昨晚那盘棋，是不是赢在卧槽马上？但是，历史上的那些专制暴君，由于技术条件所限，最多只能针对少数几个对象打探秘密。即使到了现代，电子技术的发展使得电话监听十分容易，但要使得这些监听记录有意义，就必须有人对它们进行分析，因此，电话监听搞得太多、太细在技术上还是不可行的。因此，迄今为止，一个人，即使他是一个奴隶，由于技术条件所限，实际上是有许许多多的活动自然而然地不在任何人监视之下的。

信息技术正在改变这一切。如果没有制衡力量，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很可能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会被监视、被记录、并被分析。因此，必须有新的办法来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

另一方面，信息技术的发展也使得在极大规模上的信息交流可以秘密进行。

这就使得罪恶的计划可以在更大规模上秘密地策划、组织、实施。而在过去，只要计划的规模一大，通讯的规模也自然会大，因而就很难保住秘密。

有关秘密问题的技术焦点，就是密码术。最近几年，在美国，围绕着密码术与公民权利、密码术与犯罪、密码术与国家安全。密码术与宪法，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这一辩论是极为重要的：一些人认为：“这一辩论的结果将决定信息空间的法律管制，而这将决定其社会结构及社会伦理”；另一些人甚至认为：这是一个生与死的问题。

在中国，密码技术仍然是极为专业的小圈子里面的事，似乎没有多少人对于它在未来对于政治、法律、伦理，乃至人的日常生活所能带来的巨大冲击有任何感觉。然而，中国也将不可避免地步入信息时代，也将不可避免地面临密码术所带来的社会新课题。因此，了解一些信息时代的先行国美国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是十分必要的。美国迈阿密大学法学院副教授A.Michael Froomkin在1995年发表了一篇详细论述有关密码术的法律方面问题的文章，《隐喻是关键：密码书、剪切芯片和宪法》(The Metophor is the Key: Cryptography, The Clipper Chip, and the Constitution)，该文长达100多页，对于我们了解美国社会对于信息技术所带来的各种新的社会问题正在进行着的一些重大辩论很有帮助，其中包括如何在新的技术条件下既捍卫住民主又遏制住犯罪。本章许多数据都来自该文，读者可以在http://acr.law.miami.edu/~froomkin/welcome.html取到这篇文章。

密码术简介

在美国，围绕着密码术的辩论时时成为重要新闻，因此，公众对于密码术的一般概念已有相当的了解。但在中国，公众对此却知之甚少。就在昨天，我遇到几个从事计算机行业的老同学，当我对他们谈到“公开密钥加密系统”时，他们竟然一无所知，这真是叫我吃了一惊（其实，在比尔·盖茨的《未来之路》中，就有对此的简单介绍，看来信息时代的信息也还不是十分通畅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于密码术作个简介。

密码术有很长的历史。早在公元前1900年，一个古埃及书写员就在一个铭文中使用了非标准的象形文字，这是人类最早的有记录的密码术。在其后的年代中，古代人使用了各种各样的原始的密码术，如把字母表的顺序颠倒过来，进行字母替代，或者用错后一定数目的位置的字母替代前面的字母（凯撒就将这个方法用于政府通讯，因此这个方法叫做“凯撒替代”）。其中有些密码术的构思也是十分巧妙的，囿于本书的主题，我们不能作更详细的介绍，读者可以从网上用关键词寻找到有关这方面的大量文献，其中有不少是针对门外汉的，十分有趣易懂。

现代密码术的划时代突破，是威特菲尔德·迪菲(Whitfield Diffie)和马丁·海尔曼(Martin Hellman)有关公开密钥加密系统的构想，这是在1976年发表的。但威特菲尔德·迪菲和马丁·海尔曼提供的MH背包算法于1984年被破译，因而失去了实际意义。真正有生命力的公开密钥加密系统算法是由隆·里维斯特(Ronald L. Rivest)、阿迪·沙米尔(Adi Shamir)和雷奥纳德·阿德尔曼(Leonard M.Adlemen)在威特菲尔德·迪菲和马丁·海尔曼的论文的启发下，在1977年发明的，这就是沿用至今的RSA算法。

传统的加密技术都是秘密密钥加密技术，也称单密钥加密技术。也就是说，消息发送者使用一把密钥将消息加密，而消息接收者须使用同一密钥将其解密。

这就产生了一个重要的密钥管理问题，如何在没有任何其他人发现的情况下，发送者和接收者商定一个秘密密钥。若他们位于不同的地方，寻找一个安全保密的通讯渠道以商定这把密钥，就成了建立一个安全保密的通讯渠道的先决条件，也就是说，如果你想有一个保密的通信渠道，就得事先有另一个。这是一件很麻烦，有时甚至是做不到的事，特别是，如果你想和许许多多你根本不认识的人实现秘密通讯，用这种秘密密钥加密技术就根本不可能。公开密钥加密技术解决了这个难题。在公开密钥加密技术中，加密密钥与解密密钥是不一样的。我可以将我的加密密钥公开，成为公开密钥，而仍将解密密钥保密，作为秘密密钥。任何人如果想向我发送加密消息，都可以找到我的公开密钥，然而，以其加密的消息却必须用我自己保留的秘密密钥才能解密，别人只知道我的公开密钥，因而无法阅读该消息。如果我想向一个人发送加密消息，则可以先去找他的公开密钥（既然是公开的，因而往往不用与他本人作事先联系，甚至不必认识他），然后用此密钥加密我想发送的消息给他，除了他本人之外，别人是无法阅读这个消息的。

这个奇妙的构想是如何实现的呢？让我们以RSA算法为例，作一简单的说明。

一般说来，许多数学中的函数都有“单向性”，这就是说，有许多运算本身并不难，但如果你想把它倒回去，作逆运算，那就难了。最简单的例子：除法比乘法难，开方比乘方难，这是谁都知道的。在RSA公开密钥加密体系中，首先要选择足够大的两个素数p和q，算出p和q的乘积n，即n=p×q；然后选取e，满足e比n小，并且与(p－1)(q－1)互素两个条件；然后再选取d，使得(ed－1)可以被(p－1)(q－1)整除，现在数对(n, e)就是公开密钥，而(n, d)就是秘密密钥。通过数论可以证明：用数对(n, e)加密的消息直接倒回去很难，而用数对(n, d)却可以很容易解。

从理论上讲，只要知道了n，就可以通过我们上小学时就知道的分解因数的方法求出p和q，然后找出d。问题是，如果n很大，对于n进行因数分解的计算量就会非常非常大，以至用最快的计算机也不可能在合理的时间内算出p和q来。RSA算法在理论上的重大缺陷是并不能证明分解因数绝对是如此之困难，也许我们日后可以找到一种能够快速分解大数的因数的算法，从而使RSA算法失效。如果有人偶然发现了快速将大数分解因数的方法，并将其保密，则他有可能在一段时间内获得极为巨大的力量。

RSA算法在实际应用当中的缺点是它不如秘密密钥算法的速度快，因此，在传输长文件时，人们往往只用公开密钥体系传输秘密密钥加密法的密钥，而用秘密密钥加密法加密文件本身。

RSA算法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用来作数字签名。这是利用RSA算法的对称性，即用数对(n, e)加密的消息只能用数对(n, d)解密，但反过来用数对(n, d)加密的消息又只能用(n, e)解密。如果我想用数字签名证实一个文件确实是我发出去的，我可以把它用我自己的本来用于解密的秘密密钥加密，然后发送出去，任何人都可以用我的公开密钥去解开它，如果能解开，就证明这个文件确实是我发出的，并且未经任何窜改，因为只有我才有能正确加密的秘密密钥（在实际运用中，还牵涉到“切碎函数”的问题，这里从略）。当然，这样发出去的文件实际上是不保密的，因为任何人都可以用我的公开密钥去解开它。要实现保密，就得再进行一次加密过程。具体说来，如果我要向某甲发送加密的有我数字签名的文件，我首先用自己的秘密密钥将明文转变成签名报文，然后再用某甲的公开密钥加密成密文，某甲收到密文后先用自己的秘密密钥将密文解开成签名报文，然后再用我的密钥对其进行验检，得回明文。

现代广泛运用的密码体系，都是对算法公开，其安全性依靠密钥的保密，因此，有三种破解密码的基本方法。第一种是偷取密钥或收买密钥持有者。第二种是通过分析发现算法的漏洞——历史上曾有一些被高度信任的加密术为数学分析所破解。第三种是所谓“蛮力”(brute-force)破解法，即用大量的计算机进行并行处理，一把一把地去试所有可能的密钥，因为长度有限的密钥，其个数也是有限的，如果不计时间、成本，早晚能试出来，就像我们对密码锁一样，有些密码锁的位数不多，我们有耐心就还真能对出来。如果密钥的长度很大，则有如密码锁的位数很多，使用“蛮力”破解就需要很长时间，因而在实际上不可行。

我们在前面介绍的这些密码术准备知识，对于理解后面有关密码术的社会学、政治学讨论是有帮助的，因此还得请读者们原谅这些东西的枯燥费神。

密码术的用途

密码术的传统用途是人们所熟知的，主要是在军事、外交等有关国家事务的领域。一般公众与之关系不大。但在信息时代，密码术突然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的应用天地。首先是电子商业的需要。就目前来说，电子商业仍旧可以说是还刚刚处在起步阶段，但其规模已经是惊人的了。如美国的银行间清算系统，每天要处理350,000条讯息，牵涉到一至两万亿美元。这些交易如果没有密码术的保护是绝对无法进行的。今天的中国人对于自动取款机已经不陌生了，很可能你也有一张自动取款卡。要搞自动取款机系统，银行就需要用密码术来保护你的密码，同时，它也要对你的自动取款卡上的数据加密，以防止别人伪造。通过网际网络买东西是一件令人神往的事。就我个人经验而言，我常常在网上看到一些好书（外国的书虽说贵一点但也不是绝对买不起），可以非常方便地用信用卡在网上购买，但因为中国目前的条件所限，我无法通过网际网络支付款项，因而只得通过在国外的朋友去购买，如果有一天，我们在中国就可以直接通过网际网络购买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的东西，那绝对会让你感到方便万分。要通过网络买东西，这“电子货币”的安全性怎么保证？要用密码术。再比如，今后人们签订商业合同，也许不用再费时、费力、费钱地从一地飞到另一地当面签字、盖戳，可以通过网络就把合同签了。但用什么来代替签字、盖戳呢？我签了合同，到时不认帐，说那是伪造的，怎么办？这就用得上前面所说的“数字签名”了。

在信息时代，人们越来越多地利用电子邮件进行通信，这又快又便宜。但电子邮件是十分容易被人截收、窜改的，特别是对于这一切你可能完全被蒙在鼓里，一点不知情——用传统方式通信，别人如果拆了你的信你多半还能看出来。中国在信息技术方面虽然还十分落后，但有关电子邮件的犯罪案件却已经发生了（这真让人感觉到时代的步伐一日千里）：1996年，北京大学心理系女学生张男冒用女同学薛燕戈的名义，用电子邮件发信拒绝了美国密执安大学的奖学金，从而引发了极富新闻价值的中国电子邮件侵权案。有人说，这是因为中国信息技术不够发达，往往几个人共用一个电子邮件地址引起的。这话有一定道理，因为没有迹象表明张男掌握了截取他人电子邮件、窜改邮件来源等计算机技术，要是薛燕戈不与她共用一个电子邮件地址，本来她是没有机会作案的。但对于一个熟练掌

握计算机技术的黑客来说，上述障碍根本就不是障碍。要用伪造的电子邮件给你捣乱，方法真是多种多样；试想你早晨七点半钟被电话从睡梦中叫醒，头要马上见你，说是你给几千位女士发了下流信，这一早上，单位里的电话全让投诉的女士们占了，头也被惊动了，一早就来了，其中有几位女士已经找到单位来了，把头弄得不可开交，正在哪儿吃救心丸呢，你说这是哪儿的事呀，赶紧跑到单位去解释，单位里的同事都拿看一个色情狂的眼神看你，你说你是不是也得气出个好歹来？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把电子邮件全签上数字签名。如密执安大学，本不该把这么重要的事委托给没有数字签名的电子邮件（平信也不行，也很容易伪造），而应该核验薛燕戈的数字签名（当然她现在还没有）。

对于企业来说，通信保密当然更为重要。无论是技术秘密还是商业动向，都有可能价值无算。比如说，一个建筑公司竞标的价格对于其竞争者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为了提高通信效率，现代企业大量采用传真、蜂巢电话、微波电话、卫星通讯及不十分安全的计算机网络传递信息，这些信息很容易被截取，因而对这些信息进行加密处理是十分重要的。

密码术对于不少专业人士也十分重要，如律师们都知道对于案子有关文件进行保密的重要性。医生、药学家、会计师等也需要保密。

密码术遭受攻击和限制的一个原因是它大大地有助于犯罪活动。密码术不仅有助于个人对其通信及文件记录等保密，而且也让他们可以对自己的身份保密。

这就使得犯罪分子有可能利用最先进的通讯手段进行最阴暗、最邪恶的犯罪策划，而完全不被他人所察觉。除此之外，如我们在前面已提到过的那样，密码术将有可能使得金钱交易不留任何痕迹，从而使得洗钱、逃税等行为变得异常容易。

总而言之，密码术是推进电子商业的关键，也是保护个人隐私的利器，它可以阻碍黑客的横行不法，也可以防止奥威尔式的无所不在的专制暴政的出现，但社会也要付出相当的代价，这就是密码术在犯罪方面也有广泛的用途。

害怕“一比特不名”，美国政府的密码术政策

美国政府十分恐惧密码术在民间的广泛运用，它从一开始就制定了一系列政策，试图阻止密码术的广泛传播。早在1977年，美国政府为了对于密码术进行管制，就制定了所谓的“数据加密标准”(DES)。DES原本为IBM所开发，是一种单密钥算法，在IBM的早期版本中，密钥长度在一百位以上，但美国政府害怕民间掌握过强的密码术，把标准定在了56位。在今天的计算机技术条件下，56位的密钥是很容易用“蛮力”就破解的：有一篇论文估计，用大约一百万美元就可以组建一台机器，可以以每秒钟试验五千万把密钥的速度，用平均约3.5个小时破解密钥；如果你肯花一千万美元，则可以在21分钟内破解。问题还不仅于此，因为密钥有可能在早期就被撞上，所以，如果一台机器要用一年才能保证破解密钥，则它在一小时之内就撞上密钥的可能性是0.01%，在一天内撞上的可能性是0.27%。这个比例看着不高，但破解一把密钥有可能牵涉到亿万财富，比起六合彩来，这个比例是相当不低的。更成问题的是，在今天的网络技术条件下，要破解密钥用不着专门机器，只要把多台奔腾计算机联起来就行了。

由于DES的安全性能日见过时，商业界要求使用更强的密码术的呼声越来越高。美国政府的回答是，你们要更强的密码术可以，但得把一把密钥交给一个机构保管，以便在必要时我可以取到密钥查看你的通信内容，这就是所谓“托管密钥加密标准”(EES)。作为这一设想具体措施，就是设计出了所谓“剪切芯片”(Clipper Chip)的装置。“剪切芯片”是一种装在保密电话机里的芯片，使用装了这种芯片的电话机打电话，声音在传输过程中是被加密的，直到接受电话机那里才被解密复原，但政府可以取得密钥（实际上，这里牵涉到三把不同的密钥，其中有一把是两部电话机通话时临时商定的，原理比较复杂，从略），从而保留了监听电话通讯的能力。

对于加密软、硬件的出口，美国政府更是限制严格：密码术被列为军火，受到武器出口管制条例的限制。就DES算法而言，只允许出口密钥长度为40位的，比这更强的一律不准出口（对于RSA算法的密钥长度限制是512位，不要以为512位很多，由于RSA算法与DES不同，512位的密钥也不难攻破）。这在美国计算机业引起了强烈的反对呼声。1997年1月30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位研究生，Ian Goldberg，使用联结在一起的250台工作站，仅用三个半小时便攻破了40位的密钥，证明了40位密钥根本毫无用处。由于事实已经摆在那里，美国商务部不得不立即作出反应，于31日宣布，将允许三家美国公司（未宣布它们的名字）出口56位密钥的系统，条件是它们必须同意在两年之内想出办法来，在产品上装上能够让政府解开密码的部件。

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对于密码术的管制是完全失败的。强制性的EES无法通过立法，自愿的EES，如“剪切芯片”的尝试，虽有政府带头购买，想通过市场造成总趋势，成为市场造就的标准，但由于公众的普遍反对，这一尝试在市场上遭到了惨败。对于出口的管制更是显得荒唐可笑，因为在信息时代，针对这样一种高度信息型的技术，国界是很难存在的。首先，信息时代很难对保密技术保密，例如，军用级的加密软件PGP2.6版本竟然被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学生作为免费软件散发出去，几天后，一个德国研究人员收到了一份来自匿名再投递服务商的拷贝，并把它放到了一个国际知名的网际网络站上，很快，同样的拷贝在英国、意大利和其他许多欧洲国家的站点上也出现了。其次，在信息时代，软件公司搬家太容易了。美国政府不允许RSA数安全公司出口密钥长度超过512位的产品，现在RSA在日本开了一家公司，把生产许可证卖给了日本的电信业巨人NTT。新的NTT芯片使用1,024位的密钥，并且还可以使用更长的，使得其保密性能超过了所有美国允许出口的RSA产品。除此之外，德国、荷兰等国也在生产同等产品。美国政府对于密码术出口的限制阻止不了密码术的传播，只是反过来损害了美国自己的商业利益。前面提到过的《时代》周刊的那篇文章“数字时代的美梦与恶梦”就批评说，“如果说美国在密码术方面有过些什么长处，我们现在是不仅把它出口了，而且还一文钱没赚回来”。另外，密码术要用于商业目的，就必然走向国际，跨国界使用。试想，跨国界的消息究竟应该算哪国的，用哪个标准加密？外国政府也要求攥把密钥在手里行不行？简直是数不清的问题。实际上，美国的许多软件公司就感到国内使用的产品与出口国外的产品实际上不好区分，也厌恶这样做，所以就干脆按照出口产品的低标准生产所有产品，包括国内使用的。

最主要的是，有谁愿意买一个加密系统，它的密钥竟然攥在一个你看不见、摸不着的外国政府手里？如果是本国政府，当它滥用这把密钥时，你还可以跟它打官司，它也得忌惮一点公众舆论；一个外国政府，则可以完全不受这些东西的约束，一般说来，限制政府滥用执法权力的法律，在政府收集国外情报时并不适用。

从另一方面说，政府确实也有许多担忧密码术在民间传播的理由。据联邦调查局说，电子情报，特别是电话窃听，对于执法是至关重要的。它估计，每年有2200件定罪的案件中，电话窃听起了作用，特别是大案、要案，如在90％的恐怖主义案件中，电话窃听都被用来搜集证据。如果密码术得到广泛使用，恐怖主义分子，贩毒集团，以及其他最邪恶的犯罪分子，就都可以躲在无法渗透的密码高墙后面，策划其罪恶勾当。执法部门警告说，到了那时，恐怖分子把一枚原子弹偷运进曼哈顿你都可能不知道。

在美国，合法的电话窃听要由法庭批准。在1992年，法庭只批准了919件案件的电话窃听，其中只有141件包括窃听传真、数字显示或声音录呼、蜂巢电话，或电子邮件。1993年批准了976件，涉及94,000人的1.7百万次谈话。从上述数字看，似乎窃听的规模并不大，没有那么重要，但实际上的窃听规模很可能比这个要大。

美国情报机关的电子情报搜集的对象当然还包括外国的政府、军队、企业，盟国也不例外。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主要任务是两项，第一是获取并解密外国通讯，第二是对外国和国际通讯进行通讯流量分析。通讯流量分析不具体窃听每一次的通讯内容，而只是分析其流向和进行大致分类。如果绝大部分通讯都是不加密的，情报机关可以对其进行实时分类，确认哪一些是值得进一步注意的。如果有人使用加密通讯，这本身就说明这里面有什么重要秘密，但如果社会上广泛使用密码术，则那些最机密的通讯就会被其它加密通讯所掩盖，显不出来。由于对外国的窃听有关国家安全，因此，美国政府限制密码术出口的理由似乎也是十分充分的。

密码术与人权法案

反对EES的理由也是十分充分的。在CNN电视台1997年1月31日的一次访谈节目中，RSA数据安全公司的总裁Jim Bidgos将反对的理由表达得十分简单而明了。

节目主持人Bobbie Battista问：“Jim，在必要的时候，把密钥交给某些执法机构或第三方，或是与之分享密钥，又有什么不好呢？

RSA总裁Jim Bidgos：“这个问题问得好。首先，这样做确实没有什么不好。

让我来打个比方。今天，每一个人都有钥匙用来锁上自己的家，办公室或文件柜。如果政府出示了法庭的命令或搜查令，我想我们所有的人都会提供给他们想要的信息。

然而，我们不会在事先就把一份钥匙交给政府保管，让他们想进来就进来。

在一个计算机化的世界里，他们现在要的就是这个。而人们应该懂得，这种要求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反对强制性EES的人认为，美国政府的要求违反了人权法案，即宪法第一至十修正案。

首先，宪法第一修正案宣布：“国会不得制定下列法律……削减人民言论或出版自由；削减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请愿伸冤之权力”。强制性的密钥托管在三个方面损害了言论及集会的自由。第一，它强制密码使用者公开他本不愿意公开的秘密，这属于强制言论。第二，它使人们在说话时感到害怕，因而就不敢自由地说话：“对于珍视自主权的人们而言，再没有什么比想到自己是始终被别人监视着的更可怕的了”。第三，它威胁到人民的结社自由，因为结社的人们很可能不愿别人注意到他们对于某个团体的参与，更进一步说，匿名对于持不同政见运动的存在至关重要，而密钥托管使得匿名不可能存在。

其次，宪法第四修正案宣布：“人民之人身、住房、文件与财产，不受无理搜查与剥夺之权利不得侵犯……”。而强制性密钥托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在没有法庭搜查令的情况下就进行的搜查与剥夺。再次，宪法第五修正案宣布：“……不得在刑事案件中强迫任何人作不利于本人之证词。”美国最高法院根据第四及第五修正案，曾宣布，私人文件是其所有者“最宝贵的财产”，国家不得强制个人交出其私人文件，而密钥恰恰就相当于私人文件。

另外，宪法第一、第三、第四、第五、第九和第十四修正案都保障了个人隐私权。隐私权主要有三部分：①不受别人打扰的权利；②自主决定秘密事务的权利；③自主决定其它个人事务的权利。强制性密钥托管在表面上看似乎没有侵害个人隐私权，因为政府只有在得到法庭允许的情况下，才会使用密钥来窃听通讯，然而，在一个计算机化的时代，政府积累的大量有关个人信息的数据库和档案，肯定会隐犯到个人的隐私。同时，电子通讯，如电话、传真，特别是电子邮件，越来越成为个人私密事务，如两性关系等的一个关键部分，因此，电子通讯很可能需要像卧室一样的隐私保护。

需要一个信息时代的“人权法案”？

然而，宪法在执行时往往是可以作灵活解释的。比如说，宪法第四修正案中保护个人不受未经法庭授权的搜查的权利，在日常生活中是常常得不到严格保障的：我们在上飞机时接受的例行检查就是一例，这是为了公众生命安全而对宪法权利作出变通的一个著名的案例。因此，政府还是有很大的余地在法律上打这场官司的。

从主张公民权利的人们的角度说，无论是否违宪，政府的强制性托管密钥方案是无论如何难以接受的。他们认为，政府的方案是建立在政府是天使这样一个当时的宪法起草者们决不能接受的假定之上的，实际上，政府有可能违法，政府官员个人也有可能违法。

美国被许多国家的人们，也被许多中国人认为是世界上最自由、最民主的国家，即使如此，美国政府在背地里也是干了许多偷偷摸摸、侵犯人权的勾当的。

据前面提到的美国迈阿密大学法学院副教授A.Michael Froomkin那篇文章介绍：在1950年代，联邦调查局开列了一个26,000人的所谓的“潜在危险人物”黑名单，准备在出现“国家紧急状态”时予以逮捕；在1970年代，连很多同情者都不相信美国的一些持不同政见者抱怨联邦调查局非法窃听他们的电话，但事实却证明这是真的；在1970年代，每四百个美国人当中就有一个被联邦调查局保留了有关其信仰和行动的秘密档案；在1960年代，美国陆军给100,000个平民建立了档案；从1953年到1973年，中央情报局在美国国内就开拆并拍摄了250,000封信件，建立了一个1.5百万人的数据库；同样，联邦调查局开拆了几万封信件，而国家安全局则截取了几百万封私人电报。

美国的人口普查数据被认为是个人隐私，因而受到法律的保护，不得泄露，不得用于其他目的（这点曾在中国被传为美国保护个人隐私的美谈），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政府正是利用人口普查数据确认并逮捕了112,000名日裔美国人。

除了政府违法偷取个人隐私外，政府官员也难保不作这种勾当。在过去五年中，美国国内收入署(Internal Revenue Service)抓获了数百名偷看其“朋友、邻居、敌人、可能的亲家、股票经纪人、名人和前配偶”的纳税记录的雇员。联邦调查局的国家犯罪信息中心的授权用户也利用其数据库为了私人目的检查朋友或邻居的档案，他们有时也出于政治目的而去检查别人的背景。

在一个信息技术飞速进步，人们越来越依靠电子通讯的时代，让政府把可以了解自己几乎全部隐私的密钥攥在手里，这确实会让人寝食难安。因此，一些主张保护公民权利的人已经提出来，过去的人权法案是于1791年通过的，当时的人们根本不可能想到今天的信息技术的神奇，因此，需要有新的立法、新的对于宪法条文的解释来保障公民的权利。有人建议，美国需要一个信息时代的新的人权法案，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

从目前看，美国的政治气氛是有利于保障公民权利的主张的。如前所述美国政府管制密码术的政策不断遭到挫败，国会的气氛也是不利于美国政府的。但令主张保护公民权利的人们担心的是，政治气氛是有可能变化的，譬如，要是在1950年代麦卡锡主义盛行的时期辩论这个问题，获胜的肯定是政府；而今天，如果出现一次类似于俄克拉亥马爆炸案的严重恐怖主义破坏，而且后来发现恐怖分子在犯罪活动中使用了密码术，则政治风向有可能一下子转过来。事件是偶然的，但是，一旦立法，就是短时间内无法更改的。

从某种程度上讲，人类在政治上、文化上、法律上、伦理上、心理上还无法适应信息技术所带来的巨大变化。人类一下子掌握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力量，可是不知道这力量该怎么用，交给谁管合适。往右偏一步，很可能出现人类历史上最严酷、最无孔不入的专制，往左偏一步，又有可能出现毁灭人类社会的无政府状态。

这就要看人类怎么掌握住这个平衡了。如果说，黑客是一种违禁的平衡力量，那么，有关密码术的宪法辩论就是要在法制框架内找到一种力量的平衡。我们且看信息时代的先行国，美国，给我们作出什么榜样，留下什么经验、教训。

技术从来没有这么重要过

技术在过去就是重要的。在19世纪，如果一个人不知道什么叫洋枪洋炮、什么叫火轮船，却要跟你谈治国安邦大计，你大可不必浪费时间去听他。然而在今天，不要说那些显赫的大技术，如航天、生物遗传工程、新材料、精密机械、微电子技术等，就连一个小小的密码术，都有可能给个人和社会带来这么大的影响，以至于政府、国会、产业界、民间一个劲地吵吵，这真是前所未有之事。可以说，在当今时代，如果对于技术问题没有一定的了解，有关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国际关系的讨论大可不必再进行下去了。因此，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领域的工作者，都面临着一个更新知识结构的艰巨任务，这应该是美国有关密码术的辩论在学术方面给我们留下的一个启示。顺便说一句，有些密码术竟然是为了民主政治专门设计的，所谓“秘密分享方案”就是一例。如将这个方案用于图像，人们可以把街头拍的录像片用特殊技术处理后，交给n个人保存，只有当m(1 (m (n)个人以上将片子凑到一起时，才能看到影像，否则就看不到，或者更隐蔽，看到的是不相干的图像。据说，这样既能防止“老大哥”专制的出现（因为需要m个人以上一致同意才能看到影像），又能防止犯罪（因为每个人的一举一动都拍下来了）。是不是真能这么好，是另外一个问题，但这至少说明高科技时代的民主与技术竟如此不可分。

技术从来没有这么重要过。一项新的技术突破很可能要求修改宪法，人类才能把它好好地安顿下来。人类似乎受到他们自己所创造的技术摆布，摇来晃去，不能自主，不知道技术给我们带来的最终是福还是祸。有些人，如美国的校园——航空公司爆炸杀手，坚决认为技术的发展将剥夺人的最后一点自由，因而他要用杀人来唤起反技术革命。而乐观的看法则是，技术进步所带来的问题终将为技术进步所制衡，但这里也决少不了政治、文化、法律、伦理等方面的力量的参与。人类终会找到一个平衡点的，不是吗？几千、几万年都走过来了，只不过今天的技术变化确实快了点。

就我自己而言，一是要再补补计算机科学和生物学的课，二是要去看看能不能下载个PGP软件。一想到我的所有信件都能被别人乱看我就睡不着觉，虽然我并没干过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谢选骏指出：共产党是依靠地下活动也就是鼹鼠生存来颠覆社会、夺取政权的；所以即使“执政”之后也终究无法摆脱这一鼹鼠的命运。在鼹鼠看来，“秘密就是力量”，所以戈尔巴乔的“公开性”就要了共产党的命。直到二十一世纪都过去了二十多年，共产党依然不敢实行“阳光法案”，因为“见光死”就是贪官污吏的宿命。

【第十一章 观念传播的多元化将改变人类文明】

西方不少人认为，网际网络是自印刷术发明以来，最为伟大的媒体革命。我们都知道，自印刷术发明以来，有过电话、电报、无线电广播、电视等诸多的媒体革命，难道 这些革命都比不上这一次重要吗？要知道，印刷术被我们中国人自豪地列为“四大发明”之一，这是几千年才有一次的极大地改变了人类文明的发明。比尔·盖茨在《未来之路》中写道：“那一事件（指德国梅因兹的金臣约翰·谷登堡第一次把印刷术引入了欧洲）彻底地改变了西方文明。……在那之前，尽管已经过了若干代人，但生活一直是原始公社式的，几乎毫无变化。大多数人只知道他们自己亲眼所见或亲耳所闻的东西。……印刷文字改变了这一切。” 网际网络对于人类历史的影响能与之相提并论吗？比尔·盖茨认为可以：“信息高速公路对我们的文化的转变将像谷登堡的印刷术极大地影响中世纪文化一样，极大地影响我们当代的文化。”

我是在1989年第一次在加拿大接触到网际网络的。那时，网际网络刚刚起步，主要限于科研及教育机构，它的界面也很糟糕，一般使用UNIX操作系统，黑糊糊一片，咒语般的命令，即使有充分的硬件资源，就凭这个界面，也难以在一般大众之中推广。就我本人而言，我也只会用用电子邮件，打印几个文件而已。但当我第一次发现，我可以用极少的钱，不经任何编辑审查、修改，完全自由地把我的文章发到世界各地数千人那里，并且可以与他们相隔万里，却犹如面对面地讨论各种问题时，我也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一场革命开始了”（比尔·盖茨语）。

大众传媒的寡头专制被打破，观念多元化的时代真正开始了

在网际网络之前，人类传递信息的能力已经是无远弗届，且达到光速了。从这个角度看，网际网络只不过是另一种传递信息的手段而已，最多是效率更高一点罢了。但是，有时在一个维度上的量变会引起另一个维度上的质变。网际网络的根本点在于它的低成本，极低的成本，正是这一点将改变人类的文明。

在网际网络之前，人类虽已有了无远弗届的传递信息的能力，但由于成本的高昂，只有少数的组织及更少数的个人才有运用这种能力的特权。就个人通讯而言，你可以打国际长途，但费用极其昂贵，即使是富人，也负担不起随意使用的高额费用。如果你要想影响许许多多的人，向他们发送信息，那费用就更是天文数字了。因此，印刷术，乃至后来的无线电广播、电视，使得千千万万的普通人获得了接收信息的可能性，但反向的信息传输，即普通人向大众传播自己的思想，用自己的思想影响社会，这种可能性是并不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出版自由”，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只是一条抽象的宪法权利，并没有更多的实质性意义。办一份小报已经不是一般人说办就能办得起的，电视则更是一种规模巨大、昂贵无比的事业，其技术条件决定了只有国家或者极大的资本才有可能涉足其中。从报纸、无线电广播，到电视，大众传媒基本上走的是一条越来越集中化的寡头专制道路。如美国，电视主要就是CBS、ABC、NBC三大电视网，接下来后来再加上CNN，它们不仅垄断了电视，而且在音像制品、教科书出版等其他观念操纵领域占有极大的份额。它们互相之间进行的基本上是“意见一致的竞争”。因此，在美国虽然有宪法保证的“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的权利，实际上与主流社会不同的思想是很难得到表达的。

美国公众对于主流新闻界垄断思想，制造不实信息是越来越反感的。《洛杉矶时报》1997年3月21日发表的Jack Nelson的报道“民意测验显示，人们变得更不信任主流新闻媒介了”(Major News Media Trusted Less, Poll Says)所引用的美国Pew Research Center的一份民意测验显示，只有26%的美国人说他们“很喜欢”看电视网的新闻节目，比1985年的42%大大下降；同样，只有27%的人说他们每天都等着看报纸。56%的人认为新闻经常是不准确的，而在1985年，却有55%的人认为新闻大体上是事实。另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则显示，越来越多的人不信任大众传媒对于政治领导人的监督作用。实际上，即使没有网际网络，美国公众也越来越不信任主流传媒，而是宁愿去看小报或相信道听途说。

主流新闻媒介的寡头专制化必然带来其腐化和堕落，而如果没有新的技术手段，旧有的电视技术等却必然将新闻媒介推向越来越集中化的寡头专制。由于这是技术条件决定的，因而很难从伦理、道德，乃至立法的领域去制止这种趋势。

网际网络的出现，一下子从技术手段上打破了过去大众传媒的高度垄断性。一个普通的中学生便可以自己制作网页，并把它放在自己的或租用的服务器上，而远在地球对面的读者可以用鼠标一点就读到他的文章。据估计，这样的网页大约已有三千至四千万之多。另外，还可以使用邮件发送清单等方式。当然，这并不是说，一个普通的中学生就和CNN这样的传媒巨头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了。实际上，现在传媒巨头已经都在网上了，它们资金雄厚，声名卓著，提供的信息扑天盖地，包装形式丰富华丽，强大的服务器可供几十万、几百万人同时连线，而一个中学生的服务器可能只能同时为几个人提供一点朴实无华的服务。但是，不管怎么说，普通人也有了一个向全世界传播自己思想的一个机会，通过网页、邮件发送清单、新闻组、网上论坛、网上谈话室等各种方式，只要你的思想确有独到之处，地球上总会有你的知音误打误撞到你那里，而如果你的思想为大众所需，则你的知名度就会越来越高，最后立出一杆大旗，将许许多多的人聚到旗下；而且，这一切决不用通过任何人批准、检查、修改。一个有才华的人为了发表自己的一首诗、一篇文章，或一支歌而叩遍所有传媒机构的大门的时代恐怕是一去不复返了。网际网络为思想的多元化创造了一个新的宇宙，尽管这里面的多元化也会带来种种问题，但它是如此丰富多彩，任何人都可以找到他想要的东西，任何人都可以表达他想表达的东西，因此，人们一进入这个新宇宙，就会留连忘返。

信息传播的无政府状态，思想多元化带来的问题

美国“天堂之门”邪教自杀事件之后，大众传媒将其归咎于网际网络。CNN 1997年3月27日发表Greg Lefevre的报道“作为邪教的上帝和宣传工具的网际网络”(The Internet as a God and Propaganda Tool for Cults)称：“……网际网络对于邪教十分经济。网际网络电子邮件十分便宜，它把邪教成员勾连到一起，无论他们身居何地，还可以传递支持和宣传的信息。而且计算机邪教可以不再租用土地或建筑物”。另据一些专家说，网际网络会把人越来越从现实世界拉远，同时还给他们建立小村落式的自足经济的可能性。实际上，“天堂之门”就是靠给一些公司设计网页为生的，在发现网际网络之前，他们的财务状况一度陷入困境。他们以低廉的价格，良好的服务为自己从网际网络谋得了一份生计，并且还租得起一幢带有游泳池、网球场、月租金7000美元的漂亮别墅。

网际网络不仅给个人或小组织带来了不受大组织限制，传播自己的异端思想的机会，而且赋予他们不依赖大组织就可以在经济上自立的能力，前面提到的CNN的报道抱怨说：“他们可以挣很多钱，他们可以把许多钱给他们的组织而不用按照标准社会的准则生活”。这是极大、极彻底的自由，当然，这种自由也会给邪教以极大的发展机会。

除了邪教之外，美国的右翼准军事组织也大量上网，宣传他们的主张。我就看到过蒙大拿州准军事组织的网上宣传。认真读一下他们的宣传网页，你会发现美国的持枪团伙还真是不简单，他们引经据典，拉出先哲、宪法为自己作辩护，还真是文雅而有“理”，中国的那些团伙简直不可与之同日而语－－毕竟是经济发展阶段不一样啊！比如他们引用托马斯·杰斐逊，《独立宣言》起草人和前美国总统，“人民保留拥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力的最强有力的理由就是，作为最后的手段，保卫自己不受政府的暴政的侵害。”他们还引用了美国宪法起草人詹姆斯·麦迪逊的大段慷慨激昂、气吞山河的为公民自我武装辩护的文字。这真是叫人急不得、恼不得。要在过去，大众传媒达成默契，封杀他们就是了，现在，你就不得不容忍他们在网上跟你胡搅蛮缠。

持不同政见者和反叛者也大量利用网际网络向世界各国政府挑战。无论是波斯尼亚的人权问题、阿根延的持不同政见者突然失踪现象，还是秘鲁的“光辉道路”，网际网络都给提供了一个世界规模的讲坛，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上网，其影响也随之不断扩大。

生物学的类比

对于网际网络上信息传播的无政府状态应该怎么看呢？权势集团与普通民众看法十分不同。在“天堂之门”事件发生后，美国的主流新闻界或者直接了当地宣称，或者暗示，网际网络上的信息传播无政府状态对此负有责任，展开了对于网际网络的批评运动。这么大的网际网络，就死了39个人，还不能说完全就是网际网络的责任，主流新闻界就把各种各样难听的帽子扣到了网际网络的头上，似乎是对于自己不能完全控制的新的思想传播手段的一种本能的反感。这激起了热爱网际网络的“网民”们的极大反感。我阅读了几个新闻组对于这件事的讨论，参加讨论的多半的年轻人，他们的意见与专家、学者、资深记者等有很大不同。

以下是几则发言。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邪教的事，直到有一天我和我妈一块坐在车里。她突然开始问我有关网际网络的问题，问我在那都遇到些什么人，又告诫我应该回避哪些事。照她的网际网络问题回避表办，我干脆就别上网了。当我实在听腻了这些有关网际网络的废话，我就问她，她是不是又开始看那些愚蠢的脱口秀了，她还看报纸呢，这更糟糕。她提到有几个邪教成员，同时也是“网际网络的积极成员”，把自己给杀了。她继续说，她听说他们是很了不起的网页设计师，为几个大公司设计网点。一回到家我就拽出报纸，看看记者是怎么解释这邪教案子的。整个一个精神不正常，我想那作者从来就没打开过计算机。为了这么几个人他竟谴责网际网络。网际网络上有好几百万人呢，当然免不了有几个那种人。那天稍后，我又听到收音机说：‘使用网际网络的人容易加入邪教’，这太过份了。”

另外一则更为激愤。“这完全是一个阴谋，但不是中央情报局搞的。这是主流传媒攒出来攻击网际网络的一个阴谋。我在网际网络上从来没看见过有关任何邪教的任何东西，更不用说这些胡言乱语的白痴了。应该有人告诉新闻界马上停止再放这类臭屁。这个话题已经过时了。别为了几个阉割了的（没鸡巴的）疯子责怪网际网络，是新闻界付了钱叫他们装死的。只不过他们忘了告诉他们这苯巴比妥是‘真的！！！！！’。他们这还不算谋杀犯？”

网际网络确实为邪教、准军事组织等各种各样的异端开了方便之门。然而，在两千年以前，基督教不也是被人看作“邪教”吗？《时代》周刊1997年4月7日发表的Richard Lacayo:的文章“邪教的诱惑”(The Lure of the Cult)评述说：事实上，早期的一些基督教教派的教义与“天堂之门”是很相像的，只是到了后来，基督教才变得反对将自杀作为通向天堂的捷径。然而，现在谁也不敢再说基督教是邪教了，它成了西方列强的主流文化，一些中国学者更是为了中国在古代与基督教失之交臂而捶胸顿足，认为中国近代的落后全是因为缺了基督教。谁又敢说今日网际网络上的某个异端不会成为两千年以后的主流文化，甚至是救世主呢？

美国著名生物学家刘易斯·托马斯在其畅销书《水母与蜗牛》里“绝妙的错误”一篇中写道：“能够稍微有些失误，乃是DNA的真正奇迹。没有这个特有的品性，我们将至今还是厌气菌，而音乐是不会有的。”确实是这样，如果没有遗传“错误”，我们至今还是细菌，连猴的阶段都到不了，恰恰是在遗传过程中不断地出现的“错误”或“异端”，虽然其中绝大部分是不好的，使得我们有了尝试新发展方向的机会，经过自然选择，一点一滴地把我们从细菌进化到今天的人类。

生物学的许多原理都适合于社会科学（因此，在本书中我们不断地提到生物学），因为生物系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系统，无法通过人类的有限理性予以计划和安排，它是通过自组织方式自我进化的，进化到远远超出人类理解力的高度。

社会是一个与之十分类似的复杂系统，网际网络也是。

网际网络的出现很可能会大大加快人类观念的进化过程，因为如前所述，它为异端的传播大开方便之门。当然，在生物系统中，一时变异过多，也会导致系统的崩溃，即死亡。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网际网络是不是把这个进化过程加速得过快了。但是，无论如何，没有人能够阻挡这个进程，就如在克隆人的问题时我们曾总结过的那样，既然技术已经摆在那里了，道德的、伦理的反对决阻挡不住科学的进军。我们在前面引用的新闻组的讨论中已经看到，新的在计算机屏幕前长大的一代根本不吃这一套，无论你是专家、学者、新闻记者、政治家、还是他妈妈，他们是横竖不信，因为好也罢，坏也罢，网际网络就是他们的宇宙，他们生活在其之中，而这个宇宙自有其进化之道。

“龛文化”的景观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网际网络促进“龛文化”（niche culture，前引CNN 的报道“作为邪教的上帝和宣传工具的网际网络”中就提到了这个概念）的发展。

所谓“龛文化”，就是指适合一个一个各有特殊口味的小群体，由这种小群体形成的小文化，就象墙壁上的一个一个小壁龛，你可以找个最适合你的龛钻进去（“龛文化”的译法不一定最合适，将来也许会有更好的译法）。

为什么网际网络会促进龛文化呢？首先，利用网际网络，你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寻找与你具有共同兴趣的人，特别是在环球蛛网上可以用“搜索器”(search engine)根据关键词 或关键短语来查找那些适合你兴趣的网页，并根据网页上提供的地址，找到那些人。这就提供了一个把世界各个角落具有十分特殊的兴趣的人聚到一起的强有力的技术手段。而在过去，你的特殊兴趣很可能因为找不到知音，得不到别人的支持而逐渐被消磨掉。其次，你可以用网络创造出一个幻想世界，在这个幻想世界中，文学、绘画、音乐、建筑，以至虚拟的自然环境，应有尽有， 一切都可以为适合小群体的特殊兴趣而定制出来；你也可以用网络创造出一个你是谁，在地球上的目的是什么，将去向何方的美丽的幻想故事；这样，一个文化的环境或氛围就被很容易地创造了出来，而在过去，这是需要千百年的劳作才能做到的，你只要想想需要多少年才能建成我们今天在中国看到的佛寺、佛塔、佛像、经文碑刻就会明白。最后，还有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就是经济来源，人不吃饭还是不行的，租房子也要费用，上网多少也得花点钱；但是，正如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那样，信息时代恰恰给个人或小团体提供了不依赖大组织，只和外部发生极少的接触就可以谋生的就业模式，于是，个人或小团体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而不必理会外部社会的那些准则。这样，一个龛文化就具备了所有文化生存必须的要素，几乎是完全自足的，除非有人把整个网际网络关掉（但用不了多久，网际网络就会像大气层一样，关不掉也无人敢关掉）。

展望一下21世纪的文化地图，很可能是这个样子的：从远处看，它只有一个颜色，再无界线的划分，从近处看，却可以看出各种不同的五颜六色的小块，而且这些小块闪烁不定，不停地在分化、融合。两个人可能在自然地理上远隔万里，在文化上却亲如一家，反过来在自然地理上近如咫尺，在文化上却完全隔绝，因而根本不相往来。有人说，网络会使 人自闭，这是很有道理的，在局外人看来的确如此，但网络中人也许并不感到自闭，恰恰相反，他或她正在和世界各个角落的知音敞开心扉，谈兴正浓呢。我们可能为网络中长大的一代没有接触到真实的大自然，甚至连面对面的社会接触都大大减少而深感惋惜，觉得他们错过了人生中应有的好东西，但他们也许根本不感到有什么 缺失，反而认为我们是什么好东西都没见过的可怜虫。

在过去，文化的变迁、融合、分化需要千百年的时间，如今我辈有幸，可以在网上以实验室模拟式的高速度来观察其演进。生物学家告诉我们，大约5亿年前，在生物进化过程中突然出现了物种大爆炸，一下子出现了无数的新物种。如今，有可能出现文化大爆炸，一下子出现许多许多的宗教、哲学思想流派、龛文化、在网际网络上物竞天择。

在80年代，中国曾经出现了一批“文化学家”，他们十分擅长于对文化特性进行归类、评价，他们往往能够十分熟练地对西方文化归纳出A、B、C、D……来，也能够十分熟练地对中国文化归纳出甲、乙、丙、丁……来，并且能够从中国远古时代的某个村落建筑便看出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来。至今，这类的“文化学”仍在中国长盛不衰。在龛文化时代，这类的“文化学”应该是大有用武之地的：美国的联邦政府应该雇用这些人做网上警察，对于龛文化进行甄别、筛选，把好的留下，把坏的封杀，让我们的子孙万代能够用上最好的文化，具有最好的“国民性”——插段笑话。

实际上，我们现在还根本无法预测信息技术带给我们的“文化革命”的前景，任何人都无法预见50年后，这个世界的宗教、哲学、艺术、文学、建筑，乃至文化的景观是个什么样子，对于人类的长久生存会产生什么影响。但是，有一点我现在就可以有把握地确定，那就是，这景观将是极美的。这美我现在就在网上看到了，以后肯定会更美。这美也许会损害人类的其他价值，也许不会，好还是不好，将由那时的人类判定。

谢选骏指出：共产党知道“观念传播的多元化将改变人类文明”，但却严防“观念传播的多元化将改变中国社会”——好像不愿意承认自己还属于人类。共产党自己接触网际网络却不许别人接触，所以勾结外国资本、动用防火墙来保持自己的垄断地位。共产党知道没有言论自由的法律保护，互联网是不可能出现并且成长起来的；正因为如此，它们却要扼杀中国大陆红区的言论自由——最终要阻止中国的发展，其用心何其毒也。

【第四部分 中国面临的挑战】

信息技术将以极大的力量推进全球一体化，这是不容质疑的。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个世界仍将划分为各个民族，它们在生活方式、语言、外貌方面的差异清楚可辨，这也是一个无法更改的现实。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还要专门谈谈中国的原因。

这里确实需要解释一下，就是我们不应对全球化的速度估计过高，对于人类划分为集团相互争斗这种几百万年以前（也许是几千万，几十亿年以前）就内装于遗传密码之中的本性估计过低。中国一些文化人曾经认为，我们中国人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我们太怕自己不是中国人了。事实并非如此，我看到的更多情况是中国人一点也不怕自己不是中国人了，但别人坚持要把你当成中国人，拒不接纳你，没办法，你只得还当中国人。因此，我们确实仍旧有必要单独谈一下中国人作为一个群体如何面对信息时代的挑战。如果中国人应付不好这个挑战，那么，也许等不到地球村真正来临的那个好日子，就都被开除球籍了。

中国人曾在地球上长期处于支配地位。这并不是说我们的祖先没有被异族打败过，征服过，但在历史的长河中，从整体上看，少数的几次异族征服不仅未能从种族意义上或文化意义上对我们的祖先伤筋动骨，甚至未能动摇他们在世界上所处的支配地位。这在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然而，工业革命一起，中国便立即被打翻在地，至今尚未完全喘过这口气来。其原因何在，中外的许许多多“智者”从各方面去找原因，甚至找到了原始人那里，所写的文字量压缩到DVD里面恐怕也得汗牛充栋。其实，今天的中国人是不是那些原始人的后代都并不是十分清楚的，因而我们大可不必从那么久远，那么广泛的方面去寻找原因。在我看来，最明显的、且无可争议的就是工业革命这一步我们的祖先没赶上，又没能像日本人那样很快适应，就是因为这，后面的事情就全不对了。这个道理可以反过来推，如果中国没有被工业革命所支持的西方军事机器打败，那些中外“智者”今天会在干什么？他们也会在那里历数中西文化差异的一二三四五六七……，但与今天不同的是，他们不会去论述中国文化中与西方的差异点是多么多么令人厌恶，如何如何导致了中国今天的落后，相反，他们会对中国文化中的所有特点赞叹不已、羡慕万分。他们会诟病西方的绘画艺术只会模仿自然，而中国的绘画却那么灵动而有创造性；他们会觉得罗马的角斗场粗俗不堪，而中国的园林艺术才是美的极品；他们会认为中国的一切都好，恐怕就连西方的妇女们也会扔掉裙撑和紧身胸衣，而争缠小脚……。

一切就只差那么一步。技术并不总是能完全决定一切的，但在那么一些重要的当口，技术就是有那种决定性的力量。远的不说，如果德国在1945年以前首先造出原子弹来，今天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今天的信息技术革命能不能与工业革命相提并论，尚不得而知，但今天的世界多半又处于这样一个当口，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其他所有的东西。如果中国人在这个当口又差一步没赶上，那么，不管这个人种在过去有过多么辉煌的历史，它的一切，包括基因库，恐怕都处于被淘汰的危险之中了。

在这一部分，也是本书的最后一部分，我想审视一下中国及中国人在今天所处的位置，也想为中国及中国人应该怎么做提出一些粗陋的建议。

谢选骏指出：共产党所说的“中国面临的挑战”，其实就是“共产党面临的挑战”。

【第十二章 中国目前所处的位置】

中国自鸦片战争中被西方的先进技术打败之后，无论是在国家意义上、文化意义上，还是在种族意义上，面临的都是救亡图存的艰巨任务，故有“亡国灭种”之谓。这种危急状况，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有效治理的恢复，以及核技术的被掌握，而得到了基本缓解。然而，即使是今天，我们也还不能说，中国或中国人的生存危机已经完全消除了，况且，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来临，新的一轮挑战又开始了。李光耀曾在一次采访中对《时代》周刊的记者说：“这不是唐代或汉代的世界。这是一个人类的生存本身都没有保障的世界。”对于中国来说，则生存尤其没有保障，因为中国还没有从工业革命的落后中完全恢复过来，现在也不处于信息技术革命的前端。

中国的进步及前进的起点

有一种说法，说是在信息时代，“大家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了，这种说法如果不做严格界定，就会成为一种误导。实际上，当我们进入信息时代时，大家并不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站在最前面的是第一集团，这里面几乎是清一色的工业革命先进国（从这个角度看，信息技术革命尚不能与工业革命等量齐观，它在某些方面仍旧可以算是工业革命的延续），站在这个集团最前面的是美国；其次是第二集团，这是一些尚有潜力跨进信息时代，并且最终——如果努力并且运气好的话——能够赶上第一集团的国家；最后面的第三集团，则已经没有什么希望追赶前两个集团了，它们必将被越拉越远，最后，其生存都将依靠他人的恩赐。

大致搞清楚中国处于一个什么样的起跑位置是十分重要的。要搞清楚这一点，我们并没有必要去追究自1840年以来，或自1949年以来各项发展的细节，只要抓住几个最主要的事件就可以了。我认为，自1840年以来，有这样几件事是最重要的。

第一件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自1840年至1949年，中国始终处于外患内忧之中，社会处于崩溃的边缘或崩溃之中，政府不能进行有效治理，经济无法发展。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有效地恢复了社会秩序，恢复了经济建设所需的和平环境，因此，无论后来出现了什么灾难性的错误，公正地评价这一步，都应该说它是从亡国灭种走向安全生存的一步。

第二件事是中国掌握了核武器。有一些中外文人评论说，搞核武器劳民伤财，没有什么用。再没有比这更糊涂的了。中国掌握了核武器，尽管与当时的美苏相比其核力量还十分有限，但毕竟是在很大意义上掌握了自主生存的力量。这是种族救亡图存的相当关键的一步，远远超过了意识形态斗争的范围。核武器也是技术有时起决定性作用的一个突出范例。如果没有几个核大国相互威慑的力量平衡，垄断核武器的国家必将更为随意地使用核武器，那时，什么意识形态、民主自由、人权都将毫无意义，因为连生存都不能够了。

第三件事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中问题也很多，不应把改革开放说得完美无缺。然而，改革开放十几年后，我们突然发现中国有了上千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国货虽然仍属于廉价低档，却还是充斥了整个世界市场。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在整体上排名第26位，在非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7位，而且居6个经济转型国家之首（读者可以参看国际竞争力比较课题组在《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2期发表的“1996年中国国际竞争力报告”）。这些成就也是不可小看的，这表明，中国在工业革命所奠定的世界秩序中，具备了相当可观的生存能力，中国在这个世界上是有实实在在的份量的。在1840年后的许多年中，列强即使承认中国的份量，实际上也只是承认中国的潜力。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原子弹虽然也有分量，但原子弹所形成的份量，是一种单纯使人感到威慑力量的份量，而改革开放所形成的份量，是中国参与世界经济，参与合作的份量——其它国家从中国的参与中得好处：譬如美国，无论其国内舆论的反中国情绪如何强烈，其商人都坚决地要和中国做生意。我们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中国确实有了力量，也有了钱——虽然这钱摊到每个人头上是并不多的。但是，中国现有的经济实力，还是足够为中国买一张信息时代的入门券的，当然这前提是我们能够把钱用好，并且付出两倍于发达国家的努力。

从总体上看，中国处于第二集团，也就是说，中国是有希望在信息技术革命中赶上去的。中国的特点是人均什么都不多，自然资源不多、钱不多、教育水平也不高，但从总量上看，自然资源不少、钱不少、优秀人才也不少。就科学技术而言，有些方面是讲总量而不是讲人均的（当然，另有一些方面是要讲人均的，这我们在后面将会讲到）。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行列中是站在比较靠前的，但与发达国家比，中国在信息技术革命中仍旧处于一个非常落后的位置。

严重的隐患：经济只增长而不升级

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很快，但在这快速增长的背后，却缺乏技术进步的支撑。全球市场的统一化往往给我们一个错觉，即中国的高科技进步也很快。比如说，中国个人电脑的升级速度比美国大致也就晚三、四个月，信息高速公路我们也上去了，美国开发的一些最新软件，几乎是同步在中国市场推出。现在在中国，至少是大众家用的东西，无论国际市场上出现什么新产品，只要你有钱，几乎马上就能在中国也买到。实际上，许多个人，乃至新闻媒介，就是居此而认为中国的高科技进步很快的。但是，我们如果稍微认真地想一想，就会明白一个道理，买电视不等于会造电视——一个目不识丁的人也可以买台电视回家去看，你能不能说他因此就和造电视的工程师具有同等技术水平？中国在高科技领域所处的恰恰就是买电视看的位置。就拿计算机工业的关键产品半导体来说，中国仅占世界总产值的0.5％，这个数字，你说它是零也大致不错。在与国家的经济发展与安全紧密相关的其他关键高科技产品方面，情况也大致相同。作为并非专家的读者应该知道，中国的国产品牌计算机所用的关键部件都是进口的，因此，国产品牌的计算机所代表的并不是中国的高科技水平，它所代表的仍旧是买来的外国高科技产品，即仍旧是买电视，而不是造电视。在软件方面，中国的水平同样是微不足道的。中国除了能借着老祖宗的余荫，搞搞中文平台、汉化，做些具有中国文化特点的电子游戏（就连这方面，也还是日本人先打开的局面）之外，就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了。即使是这些东西，每个用过电脑的人都知道，它们与外国同类产品的差距是十分巨大的，而且，外国厂商，如微软等，正在把中文这一块也都吃进去。好了，即使我们没有能力打出自己的产品，替别人打工如何？譬如服装工业，其实中国迄今无论是在款式设计，还是在裁片、工艺技术、设备方面，都是完全依赖外国的，但中国还是服装出口大国，惹得外国纷纷搞保护，因为我们至少能给外国品牌打工，也能挣不少钱。如果我们能像在服装工业中一样，为外国公司编制软件，依靠中国的人力资源丰富，大量出口软件，那也还是不错的一件事，但迄今为止，中国在这方面的成绩也没有多少值得称道的地方，还远远及不上印度。

从总的趋势看，中国对于技术密集产品的进口依赖度迅速上升，而出口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却始终局限于低技术领域。面对这种情况，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们认为是无所谓的，因为根据经济学教科书上的初级原理，你利用你的比较优势就是了，现在你中国的比较优势就是做衣服做鞋，那你就踏踏实实做衣服做鞋，这比你眼高手低地去想做电脑划算得多，你可以用鞋换电脑嘛。然而，经济学的初级原理必须加上许多限制条件才是正确的。实际上，如果中国老是在低技术领域增长，而不能切入高科技领域的话，至少从以下两角度看，其前途都是岌岌可危的。

首先是国家安全。这里不仅仅是说打仗的时候我们的武器落后，或者购买的先进武器到关键时刻被人切断零部件供应，或者被外国人在武器当中做了什么手脚，到时候先进武器全不管用了。不仅仅是武器，不仅仅是打仗。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说，如果你在高科技方面如此地依赖别人，那么，别人完全可以不战而使你屈服，比如说，利用技术禁运来使你的经济运行遭受难以忍受的重大损失，到时候你就不得不屈服。外国对中国进行技术禁运的危险是高度存在的。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美国舆论要求对中国实行极为严厉的技术禁运的呼声越来越高。例如，《新闻周刊》1997年4月21日发表的Michael Hirsh和Melinda Liu的文章 “北京的秘密需求单”(Beijing's Secret Wish List)，直接指称中国试图盗取美国军事技术机密，并引用许多美国政客与官员的话，要求限制向中国出口军民两用技术。

如果说有关国家安全的考虑是杞人忧天的话，那么，还有一个经济增长空间的问题。前面说过，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局限于低技术领域。然而，低技术领域的增长空间是有限的。 中国在低技术领域的出口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世界平均速度。以服装为例，1987－1992年，世界服装出口额平均每年增长10.1％，而中国服装出口平均每年增长35.1%，是世界平均增长速度的三倍。这从短期看，显示了中国产品的强竞争力，但从长远看，却预示了市场将迅速饱和，没有增长余地的暗淡前景，因为低技术产品的需求没有弹性，市场就那么大。实际上，中国在低技术领域的增长现在即已遇到了国内外需求均不足的限制：无论是服装、鞋类，还是冰箱、洗衣机、彩电，国内外的需求相对于中国的生产能力均已严重不足。

从世界范围内看，增长最快的领域是高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以美国为例，据1997年3月31日的《商业周刊》报道：在过去三年中，高科技产业的增长对于美国国内总产值的增长的贡献达27％。相比之下，住房建设的贡献只占14%，汽车工业更是仅占4%。消费者和企业单单在信息技术的硬件设备上就花了2820亿美元，比汽车多17%，比住房多49%。高科技，特别是其中的信息技术领域，是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空间，一个国家的经济如果不能迈进这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发挥“比较优势”，则其经济增长的后劲就会十分成问题。那么，中国是否利用了过去十几年中在低技术领域中挣得的财富，积累了进入高科技领域的科技后劲呢？或者，反而是逐步消耗了更早的科技积累，处于一个相对更不利的位置呢？专家们有一些争论，但前景不容乐观这一点则是毋庸置疑的。

在最近十几年中，中国在高科技领域并不是没有发展的雄心，但迄今为止，尚不能说成功。从中国一些定位于高科技领域的国营或民营公司十几年来走过的道路看，应该说是举步维艰，最后往往是向后退，退向销售，退向房地产，甚至退向食品饮料工业。高科技领域是增长最快的领域，因而是最有钱可赚的领域，从这个领域退回来，至少是部分地退回来，说明中国企业在技术上拿不下来这个阵地。

中国从国外购买高科技的努力，也往往受到挫折。这里决不止是一个钱的问题， 有些项目，中国提供的资金十分雄厚，购买的也不是最新的技术，但外国人就是不提供。就信息时代的特点而言，大部分技术是军民两用技术，大部分系统是开放系统，完全禁运是十分困难的，但你至少要有不依赖成套购买，能够在市场上零敲碎打，自己拼凑成系统的技术能力，但仅这种能力恐怕也是中国尚不完全具备的。用我们原先“网”的比喻说，在信息时代，你不可能也用不着自己织一整张网，你只要能够爬到网上织自己那一块就够了，但你必须有能力爬到上面那张小网上去，如果你还是被留在下面那张大网上，那你的前景可就不美妙了。

从中国的情况看，暂时还在大网上，恐怕要经过相当的努力才能爬到上面那张小网上去。

整个国民，包括知识分子的科技素质很低

有许多统计数字，都能说明中国国民的教育水平、科技素质不高，但是这些数字往往不能给人一个问题究竟有多严重的直观感受。我拟从一个直观的角度来说明这个问题。

我从1997年4月18日的《南方周末》上顺手拈到两则消息。

第一则：“沈昌还是挨罚了！”其内容是这样的。

“气功师沈昌最近因为‘信息茶’惹上了官司，并且被判败诉。据悉，沈昌在苏州成立的‘沈昌人体科技应用中心’以每公斤20元左右的价格购进花茶2万多公斤，然后分装成约50克一袋共10包的‘沈昌牌信息茶’，以每袋10元的价格出售，并宣称饮用此茶将达到‘你想要什么，就体会什么，你想要肿瘤没有，就体会肿瘤没有’等匪夷所思的神奇效果。苏州市技术监督局认为，‘沈昌牌信息茶’标注了与必须标注内容无关的宣传言词，依法责令其停止销售并没收非法所得445.19万元，罚款89.04万元。沈昌不服上诉到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但被驳回。

第二则题为“矿泉壶案波澜再起”。说的是山西科普作家韩成刚因在报纸上写文章向广大消费者宣传矿泉壶产不出矿泉水，批评四家企业的违法广告和虚假宣传，百龙、天磁、富豪、雄宇四家矿泉壶生产企业和中国日用玻璃企业人工矿泉水器具专业委员会遂以侵犯名誉权为由，对韩成刚提起诉讼。山西省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韩成刚败诉，韩成刚不服判决，提起上诉。1996年6月28日，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认定：韩成刚的行为从维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出发，依法行使了公民的舆论监督权，没有侵害四家企业的名誉权，依法撤销一审判决，驳回了四家企业的全部诉讼请求，并判令案件受理费1450元由原告承担。韩成刚此次向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指认四家企业的矿泉壶是伪劣产品，其违法广告侵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专委会和四家企业所提起的不实诉讼侵害了他本人的舆论监督权，对因此而给他带来的经济损失和精神伤害理应承担赔偿责任。

我对上述两则消息不加评论，因为我可不想惹官司。企业之类的组织比个人强大太多，它们即使万分没理，根本打不赢官司，也能把你折腾得劳神伤财，苦不堪言，反正它们有得是人力和财力。我只是客观报道，谁有官司找《南方日报》打去。但我顺手就能在同一天的一张报纸上拈到这样两则消息，相信读者对此能得出自己的结论。

实际上，在中国市场上，充斥着这类骗人的东西，其中大多数往往还冠上“科技”、“高科技”、“信息”之类的时新名词，要是有机会去农村考察，你会发现，如果当地干部说要带你去看一个“科技含量高”的企业，你可以十拿九稳，这个企业肯定是生产骗人的“营养保健品”的。这类东西里面也许有少数产品有点什么用，但绝大多数，只要略有科学常识，就可以知道纯粹是骗人的东西。

然而，迄今为止，它们在中国市场上仍占有极大的销售额，各种广告也照做不误。仅此一件事，就令人十分遗憾地，也令人十分信服地把中国国民的科技素质尚且十分低下这一事实摆到我们面前。当然，这种现象在西方发达国家也不是完全没有，据说美国前总统里根，特别是其夫人南希，就十分迷信。然而，至少在美国的精英集团中间，十分迷信的人毕竟是很个别的现象。但是，在中国，精英集团，乃至精英知识分子集团中，十分迷信、科技素质低下的人群决不是极少数。

这确实是一件十分悲哀的事。我在前面说过，科学技术的许多方面往往是讲总量的，比如说，有一个人发明了相对论，这就够了，用不着人人都去发明相对论；但科技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讲人均的。如果一个社会的整体科技素质低，它就往往会拖这个社会中少数杰出人才的后腿，阻碍甚至毁掉他们的工作，更谈不上对他们的工作给予支持了。因此，少数杰出人才根本就无法把他们在另一种情况下本来可以轻易取得的工作成果拿出来奉献给社会。从这个意义说，一个社会的进步还是有赖于其整体的科技素质的提高。

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争论了将近一个世纪中国为什么落后了，什么文化啊，国民性啊，其中的绝大部分结论就算不是无稽之谈，也只能算是一种猜测。其实，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较，最显著的不同点恰恰就是其中缺乏科学的传统。其后虽经先知先觉者大力提倡，什么都要“讲科学”，但实际上，中国的科学传统仍旧十分薄弱。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中国人，包括中国的学术界，往往在表面上追求“科学”，甚至科学至上，但你去看它的实质，却会发现，这种追求恰恰是因不懂科学，缺乏科学传统所致。文化的惰性确实是比较大的。我在前面说过，只差一步，但这一步极其巨大。信息时代也许会将科学的光辉照遍进入信息时代的社会的各个角度，但前提是你必须进去。中国就是在这样一个起点上起步往里进的，现在还不能肯定进不进得去。

顺便提一句，1997年5月16日的《南方周末》又发表了一篇题为“周林公司伪造了些什么”的报道，披露了科学家们对于“周林频谱仪”的看法——中国还是有希望的。

国际环境不容乐观

在我们准备迈入下一个世纪的信息时代时，审视一下自己周围的国际环境是

十分重要的。中国人曾经十分不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今。

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对于外部世界的观念当然不足为训，但在改革开放的前十几年，中国人对于外部世界又想得太美好了，以为全世界的人都在友好地张开双臂欢迎他们前去，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自己的同胞是坏人外，其他人都是好人、亲人。这种心态直到最近才有所扭转。

实际上，中国的国际环境即使不是十分险恶，也是相当不利的。在写到这一点时我感到十分为难和悲哀，因为中国确实非常需要和世界其它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进行交往并向它们学习许多东西。我十分担心如果中国公众了解了外国，特别是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仇视后，会采取自我封闭和拒绝学习的逆反态度。然而，另一方面，我从我每天看到的无数西方报章杂志、专业期刊中，读到的都是对中国充满偏见与仇恨的文章，而中国的一般公众对此却一无所知，以为世界上的其他人们都对他们十分友善，因而毫无防备之心，这时，我又感到不能不告诉中国的一般公众一个事实的真象，即西方人对于中国人是相当仇视的。这种仇视当中有种族主义的成份，有意识形态的分歧，也有担心一个人多势众的民族的崛起的现实利益考虑。产生这种仇视的原因当然有中国自己的错误或不明智，但更多地确实反映了人类的一种自私、丑恶的本性，即不愿意看到别人过上好日子，只要别人一过上好日子，就觉得自己吃了亏，甚至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威胁。信息时代尚未改变这种状况。

其实，认为自己已经过上了非常好的日子的中国人并不多，中国人更多地担心的是过不上好日子。然而，就今天这种日子已经使西方人感到非常不愉快了，他们已经感觉中国过于富强，因而已经不可容忍，要群起而围攻了。在苏联解体后一两年的时间内，西方的新闻传媒已经在西方乃至世界其它国家的公众心目中把中国塑造成了一个“邪恶的帝国”，把中国人塑造成了一个“邪恶的种族”；而在实际上，中国现在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去损害世界上任何其它国家，中国所犯的一些错误所造成的损害也主要是在国境之内的。

我在前面说过，信息技术将打破主流新闻界垄断和捏造信息的能力，但迄今为止，这只是相对而言，主流新闻界捏造事实的能力还是十分强大的，而且它和公众之间会形成一种恶性的正反馈关系。我每次遇到西方的学者、官员、政治家，乃至新闻记者时，都要问一个问题，中国是有许多问题，但西方主流新闻界对于中国的报道客观、公正吗？绝大多数人都回答不客观、不公正，有些人甚至会开始谴责本国的新闻界不道德并且把事情搞坏，损害了他们本国的利益，西方的公众完全是在受主流新闻界的误导，而政府则受到新闻界的控制，无法制定正确的对华政策（一位来自美国白宫的官员对我说：他们是新闻界的“囚犯”）。我又要问，新闻界为什么昧着良心这样干？回答是，为了保住饭碗，因为公众就想听到说中国的坏话，一个记者从中国发回的报道如果没有痛骂中国，编辑就决不会发表，因为不利于发行量，时候一长，这个记者就得被炒鱿鱼。

我认为有必要告诉中国公众上述真象，因为他们尚未从甜美的睡梦中醒来——有一些中国人出于无知，另一些中国人出于要面子，还有一些中国人为了吃饭，还在想方设法把他们的同胞保持在睡梦中。然而，我已经没有必要一一列举事实、引用文献，以证明我所说的都是真的，任何一个想刨根问底的人可以到中国大城市的高级宾馆中去随机抽取一些西方杂志看一看，就知道我所说的是不是真的了。另外，有一些书也收集了许多这方面的材料，如李希光、刘康等著的《妖魔化中国的背后》，这是一部由在美国工作和学习的中国人写成的著作，值得一看。我在这里仅想择其要点给读者们勾画一个西方人如何勾画中国人的轮廓。我在这里将主要分析美国的舆论，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西方的舆论。

美国舆论对于中国的批评大致可以分为“左”、“右”两派。其中“左派”的攻击点主要在人权问题和民主制度方面，而“右派”的出发点则主要是地缘政治、国家利益、和“一山岂能容二虎”等考虑。如《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的两位作者之一罗斯·芒罗曾亲口对我说，从历史上看，两强之间必爆发战争，这次美中之间会不会重走历史老路是十分成问题的。他认为人权问题根本不是什么问题，美国恰恰是因为过于关注人权问题而吃了亏，让中国钻了空子。因为美国一关注人权问题，就忽视了其他更为重要得多的问题，如贸易问题等，那才是美国的实质利益所在。他认为，如果美国将注意力从人权问题、民主问题等转到实质性国家利益方向去，美中关系将更为紧张。罗斯·芒罗的上述观点应该说是美国“右派”观点的代表。从短期看，“左派”似乎比“右派”更为激烈，而“右派”则似乎显得更为“理性”一些，因为要讲利益，有时合作而不是对抗更符合他们的利益。但从长远看，“右派”所显示的敌意是更为根本的，因为这种敌意反映的是上述那种人类丑恶的本性。当然，在现实中，“左派”与“右派”并不是能够截然分开的，两方面的倾向往往混合在一起。

中国有许许多多的问题。每一个中国人都对这些问题知道得十分清楚，并且感到不满。但是，美国主流新闻界主要关注的却并不是这些问题，而是一些在很大程度上是无中生有的问题。比如，美国新闻界力图在世界范围内制造一个中国“好战”的神话。这种神话的制造在我们眼里也许是十分荒唐的，但在世界上仍有极大的市场，能够骗住许多人。例如，美国的《新闻周刊》1997年2月3日发表的由Michael Hirsh和George Wehrfritz撰写的文章“危险的观念”(Dangerous Perceptions)居然声称：日本和德国由于在战争中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因而在“国民心理”中已经完全没有了好战欲，其它欧洲国家和苏联，包括美国都受过同样的苦，因而也不好战，只有中国，因为共产党美化了战争而十分好战。再没有比这更荒唐的了。你可以在意识形态和其他什么方面都不赞同中国共产党，但是说中国因此而好战是十分荒唐的。这不单单是因为中国在战争中所受的苦远远比日本这样的加害者要多得多，而且还因为中国在最近十几年中实际上是完全以不打仗为假定前提来制订和实施其社会发展战略的，它甚至对于被动地被侵略，或被其他什么事件拖入战争都考虑得不多。如果中国要准备战争，恐怕至少要用几十年的时间，首先是在科学技术和经济结构方面，其次还要在社会结构和国民心理等许多方面，进行大的调整才有可能。我对那篇文章的作者之一，《新闻周刊》驻京记者吴福智(George Wehrfritz)谈过这个道理，可他就是要这么写。我认为他不是不明白中国其实是不可能“好战”的，因为他就在中国呆着，懂中国话，也看得到中国人绝大多数对于美国人十分友好，甚至是过于殷勤，或者说友好得过于巴结，有些傻气，但他要混饭吃，这是首要的。

在美国，不愿加入反对中国的大合唱的主要是企业界，因为这太不利于正常的商业活动了。弥漫整个美国社会的反中国情绪给美国企业界带来了麻烦。这种反中国情绪使得一些最普通的商业活动都陷于瘫痪。据《洛杉矶时报》1997年3月23日报道(Evelyn Initani:"Anti-China Mood Troubles U.S. Business")：最近，因为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准备在长滩租用一个废弃的海军基地，又在美国引发了一阵狂热骚动。专栏作家布坎南等声称这是把长滩出卖给了中国军方。港口的职员们接到了数不清的充满了仇恨的电子邮件和传真。一位职员被当众啐唾沫，其他人被称作“叛徒”和“共党的情人”。在这种情绪下，美国的企业界恐怕也只能三缄其口，虽然他们很想赚点钱。已经有不少人在指责美国的对华政策为“美国股份公司”(Corporate America)所主导，对中国采取了过多的“绥靖主义”。当然，在美国最近掀起的强大的“反中国运动”（美国一位学者在与我谈话时使用了这个词）中最难受的还要数克林顿行政当局，因为他们和中国被捆绑到一起，成为反对派“一石二鸟”的对象。而且，在“二鸟”中最容易被这“一石”打死的恐怕还不是中国，而是克林顿行政当局。然而，越是在这种情况下，克林顿行政当局就越要也摆出反对中国的姿态，以避嫌疑，这时，明智的外交政策恐怕是顾不上了。

政治是一个方面。那么美国公众心目中的一般中国人又是什么样子呢？一般的美国公众对于中国人几乎是一无所知，他们心目中的中国人，多半就是大众传媒和好莱坞告诉他们的中国人。大众传媒和好莱坞告诉他们的中国人又是什么样子呢？《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一书提到了《龙年》一片。其实，相对于好莱坞的其他影片，《龙年》甚至可以说是“美化”了中国人。记得1985年我在日本留学时，曾与同学一起欣赏过这部当时就引起华人极大反感的影片。但我们的结论是这部影片相对于其他好莱坞影片，其中中国人的形象是要好得多了。因为在这部影片中，尊龙主演的唐人街黑帮新教父周泰毕竟是有几分英雄气概的，而在其他的所有好莱坞影片中的中国男人的形象，都是一群被阉割了的猴子或猪，包括李小龙，即"Bruce Lee"，《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尖锐地指出，在好莱坞的影片中，他虽然能打，却决无佳丽相伴，以好莱坞的价值观，这决不是对他的赞美，而是在突出他也是一个被阉割了的形象。当然，影片的结局还是中国人跪在美国白人面前饮弹自尽（我一直不明白既然自尽，为什么还要跪在敌人面前。当然，这也许是好莱坞想出来的含义十分深远的象征性画面）。在一般美国公众心目中，最好的中国男人大概就是像周泰这样的有几分英雄气概的恶棍了，就这恐怕还是华人群体实在无法忽视的力量增长挣来的。当然了，中国女人的形象要好一些，这主要是指像《龙年》中的朱翠喜那样的委身于白人男子的中国女人。据说（应该说是据白人男子自己说）白人男子认为东方女子身体纤弱，性交时有如处女，能带给他们更大的性满足，除此之外，他们还认为，“东方女子最大的野心就是满足男人”（某西方旅行社在一著名杂志上的广告语），能够极为温顺地甘当性奴隶。

如果是拿金牌的中国女游泳运动员，那就另作别论了，那是要画漫画来嘲笑的。这种中国男子既阴又坏且性无能，中国女子最爱白人的大性器且甘当性奴隶的图解，基本上就是美国大众传媒多年来灌输给美国公众的中国人的形象。其实，这只不过是远古时代征服者将被征服者的男子全部杀尽，女子掳为奴隶的主题的现代翻版。杀不了，就阉割，实际上阉割不了，就在电影里阉割。至少在电影界，他们仍是绝对的征服者，中国自己确实缺乏拍好片的能力（拍的那些不怎么样的片子，主要也是为了向征服者献媚的），中国人在未来的许多年内，还会去争看好莱坞“大片”。

读者也许会认为，我写到这里写离题了。我不是写信息时代吗？扯这些干什么？

有什么关系？我是不是忘了我该写什么了？我没有忘。我认为，在当今时代，如果对于信息技术的影响没有了解，你根本就没有资格谈论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等领域的问题。反过来说，当你在谈论信息技术的影响时，如果不了解这个世界的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等方面的大轮廓，你又怎么能了解影响如此广泛的信息技术的前景，特别是某一特定社会团体，如中国人在信息时代的前景呢？别的不说，目前信息技术的尖端几乎百分之百地掌握在美国人手里，而美国人对中国人的看法肯定会影响到中国人在信息时代的处境，你怎么可以不了解美国人对自己的看法呢？不要用陈腐的专业分科来束缚自己的思想，多想想我们该怎么办吧。

信息时代也许会消除这类丑恶、狭隘的偏见，也许会放大它们，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应明白，上述西方人对于中国人的看法，是我们进入信息时代的“初始条件”，我们不应自己骗自己。在许多情况下，你只有搞清了初始条件，才能求得问题的正解。

从一个特殊的视角看中国人仍旧缺乏自信心、自尊心

那么中国人怎么看自己，怎么看自己民族的前途，怎么看自己文化的前途呢？有许许多多的说法，许许多多的高调，但这些高调往往是靠不住的，它们往往不代表大众的想法，甚至不代表唱高调的人的自己的想法。然而，通过一个非常实际，却是非常本质的现象是能够极为深入地洞悉许多中国人的内心深处的，这就是中国人的择偶倾向。择偶倾向是物种最为根本的延续自己生存的手段，它可以解释许许多多极为复杂的表面现象。有一项调查汇集了京、沪、穗三地1995年出版的家庭婚姻杂志中171则征婚启事，从中分析今日中国青年男女的择偶倾向。其中，女性征婚人希望对方是外籍人士的高达24.6%，分市别看，广州达26.2%，上海达28.6%，只有北京最低为16.7%。男性征婚人希望对方是外籍的为0%，这当然是因为可能性实在太小了。然而，中国女性嫁给外国男人的数字虽然相当于中国男性娶回外国女人的百倍，但在中国适婚年龄女性总人数中所占的比例还是微乎其微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女性如此执着地要嫁给外国人呢（你可以对24.6%这个数字提出挑战，也许此次抽样存在着许多技术上的问题，但在实际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明白，有很多中国女孩子确实非常执着地要嫁个外国人，虽然她多半没有机会接触外国人，并且往往因为这种执着而最后落个嫁不出去的下场。故而电视节目中有“如今女孩子都要嫁八国联军，国军就没希望了”之类的戏言）？

可以找出许多原因。首先是经济原因，就世界人口的一般流动趋向而言，女性更多地流向富裕地区，无庸讳言，她们之中许多人是通过提供各种类型的性服务获得进入权的，男性则因不能提供性服务而难以流动。其次是好莱坞等世界主流媒体的宣传，所谓“西方男孩，东方女孩”的口号深入人心，中国也大量出版了许多编织中国女孩如何在外国过上梦幻般美丽的生活的梦幻故事的书籍。这些原因在前期也许是相当主要的，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到海外生活，那里中国人的真实生活境况越来越多地传回中国，人们也更多地知道了那些嫁给外国人的女孩子的并不那么美好的命运。确实，除了少数情况之外，大多数中国妙龄美貌少女所嫁的都是外国的“王老五”，穷、老、丑，语言还不通，她们真正成了一架得不到很好养护的泄欲机器。另一方面，中国的生活水平提高很快，与外国的差距迅速缩小，而每一个在海外长期居住过的中国人都清楚，生活水平差距本来就没有根据汇率所计算的收入差距那么大——故而外国人要用“购买力平价”重新计算我们的收入，怕我们装穷占了他们便宜。那么，为什么这些发展——虽然带来一定程度的缓解——还是不能扭转中国女孩子执意要嫁外国人的总趋势呢？美国人也许会说，这是因为中国没有人权，但我们知道这不可能是主要原因。那么，是这些女孩子傻吗？如果你看到这么多人犯“傻”，那你恐怕还不能匆忙下结论，你最好还是在这“傻”的背后找找其合理性。我认为合理性是有的，这就是我们整个民族都没有摆脱灭种的危机感，至少在集体潜意识中没有摆脱，不仅没有摆脱危机感，甚至也没有摆脱无力感。进化生物学认为，生物的许许多多表面上看起来毫不相干的行为，实际上都是为了一个极为单纯的目的，把基因传下去。

从这里我们可以为这些中国女孩子的行为找到一个极为坚实的生物学理由，就是为自己的基因找到一个更有可能传下去的载体。顺便说一句，美国好莱坞那种力图贬损东方男性，而希望把所有东方女性都收入白种男子后宫的倾向也是符合为自己创造更大的基因传播机会这一生物学原理的，这种行为在几乎所有的物种中都可以重复观察到。

但是，有时一些中国男性的行为却令人困惑不解。1996年的畅销书《中国可以说不》中提到过一种极具皮条客心理，却还不领取报酬的“无私奉献”的中国男人。《中国可以说不》这本书有许多地方都是极其情绪化的，照它说的办还真不行，但你不得不承认它在许多地方直截了当地点中了要害。中国一些男人，甚至是一些表面上很有学问的男人，确实具有一种皮条客心理，他们破口大骂那些看到中国女人大量去上外国人的床而不满的中国人——其实这倒是一种十分正常并值得同情且不虚伪的心态，只不过不那么高雅罢了——并且将其上升到“开放”、“现代化”、“中西文化”等吓人的理论高度。这又是为什么呢？《中国可以说不》是简单地“我唾弃——啊呸！”然而我又要说，还是从进化生物学的角度去究究原因。从表面看，“皮条客心态”是违反进化生物学关于物种倾向于最大程度地扩展自己的基因传播机会的原理的，但更进一步想，你却会发现并不违反。

实际上，这些具有“皮条客心态”的中国男子的潜意识中，多半也深深隐藏着灭种的危机感，他们承认了自己的无能，因而对于他们来说，让自己的基因传播下去的唯一机会便是把与自己基因相类似的姐妹送去给外国人做性对象了。

事情就是这样，外国人在说我们包藏着吞没整个地球的祸心，而我们连自己活不活得下去都信心不足呢。不要说我们，连科技上比我们发达得多的日本人也没有摆脱这种灭种的危机感。日本女孩子拼命地蜂拥上白人男子的床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日本男子呢？“皮条客心态”的我倒还真没怎么碰见过，但忧心忡忡的是不少的。我在日本留学时，有一个日本男大学生非要跟我学英语，我说我的英语并不算好，有那么多英美人呢，你为什么不跟他们学？他说，他要学英语是因为英语有用，但他不愿与英美人相处，因为不自在。于是我便教他英语，挣点零花钱。他是一种很传统的日本人，虽然很年轻。有一次他和我一起乘地铁，车上有几个日本女高中生敞着怀在那里大声说笑，他立即红了脸，对我说他为此而感到羞耻。我说哪至于啊，你不说我根本就没注意。他说你也许不明白，“耻”是日本武士的一个概念，很深。我觉得他这样想有些狭隘，但毕竟值得尊敬（无论如何，我都觉得他比中国的那些“皮条客”值得尊敬）。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我们毕竟还是干不过白人的，你说是不是？我含含糊糊地回答，也不尽然。十几年了，我一直都记得这件事，这个日本学生。有时候，就是这么几句话，比任何汗牛充栋的长篇大论都更说明问题，说明藏在一个民族或几个民族的心灵深处的根本性问题。

当我在想中国如何进入信息时代时，我就是禁不住要想这些问题。信息时代把历史发展的进程加快了，再没有时间醉生梦死了，该想的问题都得好好想想了。

谢选骏指出：共产党的性嫉妒可以理解——这可以算是“另类性骚扰”。

整个民族文化尚未出现有生气的转机

当一些中国学者大谈“东方的复兴”，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等等时，我十分同情他们——人总得活着，对于一些人来说，还需要有尊严地活着，你总不能让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天天带着80年代“文化热”的那帮“文化精英”要我们相信的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低劣的种族这样一种精神负担活着吧。让外国人骂够了，让本国的“二鬼子”们也骂够了，直起腰来吼几嗓子，出出气也不能算过份。但要解决问题时，光出出气还是不行的，还得冷静地审时度势。

中国的精神危机是极为深重的。自90年代以来，虽然略有好转，但如前所述，国民心理中不仅有危机感，而且失败主义都应说是主流，就是说，中国人迄今还缺乏站立起来、团结起来应对危机的信心，而是选择逃离。我曾经观察到许多例子，我知道当事人到国外肯定混不太好，当事人似乎也都明白，已不像80年代那样吹牛说要到国外去“实现”在中国实现不了的“自我”了，总是说看看就回来，但实际上，绝大多数不仅自己一去不回，还要拖出去一串。是他们在国外突然又混好了？根本没有。无论混好混不好，无论受多少苦，都要在国外呆着，这似乎都成了一种类似于昆虫行为的盲目的本能。混得太难受了，就自杀，也不回来——最近两例见《环球时报》记者邹德洁1997年5月4日发自加拿大的报道：“两名中国留学生自杀”。这样的例子太多了，用经济原因和政治原因都解释不了，这真是令人心碎。我们从这种“盲目的本能”中应该能看出一些道理。

中国的精神危机、中国的文化危机，还表现在中国文化尚未恢复其创造能力。简单地说，中国现在出版的书籍，无论是学术书还是畅销书，研究的理论，以及绘画、音乐、建筑等艺术，绝大多数是对西方的模仿，很多时候是拙劣的模仿，而所谓“宏扬”的“国粹”却几乎没有什么生命力——它是对祖宗的模仿，很多时候是拙劣的模仿，怎么能够有生命力呢？

记得有一次开中国“发展战略”的讨论会，有位与会者提出来，要我们不要眼睛光盯着工业，要多想想怎么依靠文化求发展。我当时是驳斥了这种观点。这种观点表面上看很对，因为信息时代将把经济增长的大部分份额给予文化产业。除此之外，中国人均自然资源严重不足，从自然资源去看中国的发展前景几乎是令人绝望的，而恰恰是文化产业，几乎不需要自然资源，全凭人的智慧创造，岂不是最适合中国？问题是，中国现在在文化领域创造不出东西。对于中国目前的状况来说，要在文化方面有所创造，其难度很可能不比挖地扫海，把每一滴油、每一块铁矿石、每一粒金沙都扣出来容易。

真正能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与中国文化有关的文化产品，只有香港的武打片。这一点还是相当令人鼓舞的，一个小小的香港，竟然能够把中国文化中“武侠”的概念如此推广出去，并获得经济效益。然而，大陆的电影业相比之下，虽然在国际上频频得奖，但在实际上，正如一些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只不过是制造一些伪民俗来满足西方传媒界一部分人的窥视癖和自大心理，在西方公众中没有影响，在中国公众中更没有影响，因为它们在实际上并没有创造性和艺术性。

这就是我们在进入信息时代的起点，我们必须清楚这个位置，然而，我们还得生存下去，从这个起点起跑，赶上去，赶上世界最发达的国家。

谢选骏指出：共产党所说的“中国目前所处的位置”，其实就是“共产党政权目前所处的位置”。他知道中国大陆的社会现在毫无创造性，但却极力回避“造成了这一高位截瘫”的原因所在——那就是专制制度造成的社会不稳定性。御用文人只看见“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却不知道那是一种“统一帝国的化石状态”。

【第十三章 中国的选择】

“惧者生存”是一个极为正确的格言，但“惧”应该是有限度的，不能“惧”到失去生存的自信。就中国而言，要明白我们是站在一个不那么高的起点上，不要自欺欺人地谈什么“中国的奇迹”，没有什么奇迹，我们是在艰难地前进，目前的成绩尚十分有限；但另一方面，我们毕竟是在前进着。世事沧桑，无物常存，多少曾经十分强大的民族从地球上消失了，还有多少尚且苟延残喘，但似乎已无复兴之望。但是，中国毕竟没有到那个地步，复兴的希望不仅有，而且还是很大的，这也是为什么有些美国人想“先发制人”地封杀中国的原因——如果中国真的没希望了，美国人倒不会整天骂中国了，死老虎还有什么打头。毕竟，中国还有12亿人呢。电影《侏罗纪公园》中那个数学家马康姆说得好：“Life finds ways”，意即“生灵总会找到出路”。12亿生灵，难道在信息时代就找不出生存之道？但不能你等我，我等你，自己却不去找生存之道。时间是紧迫的，信息时代很可能又要淘汰一批赶不上去的民族，我们必须有一种紧迫感，尽快找出中国在信息时代的生存之道。就此而言，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应该做些什么呢？

中国必须挤入信息技术的高端

在过去十几年中，经济理论界一直有所谓“赶超战略”与“比较优势战略”的争论。在信息时代“开放系统”的环境下，传统的赶超战略所谋求的“建立独立与完整的工业体系”只能做降低要求的理解，因为一个国家恐怕是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自己单独建立一个完全独立的工业体系的。在可预见的未来，要求中国在高科技领域全面冲击，必将劳民伤财，却收效甚微，影响其它方面的发展，在总体上反而损害自身的经济安全。然而，完全按照目前的比较优势，满足于低技术领域的高增长，大量制造质次价低的产品，则不仅中国的国家安全没有保证，未来的经济发展空间也将是十分狭小的。对于中国来说，一定要切入高科技领域，但不能全面切入，而应当选准几个点切入，即中国要在高科技领域至少找几个点赶超上去，在这几个点上发挥出比较优势，与其它国家形成相互依赖的关系——目前的现状是中国完全依赖于别人，而别人并不依赖中国。

为此，国家有必要对世界科技发展方向和中国目前的能力进行全面的考察和研究，结合科技、经济、国际关系等诸方面的考虑因素，制订出具体的，而不是泛泛空论的高科技发展规划，并把目前积累的资金投放进去。中国在过去十几年中获得了高速经济增长，但是，我们必须认清，这些增长基本上都局限在——用我碰到的一个老工程师的话说——没有太大生命力的领域。所以，这一阶段只能是作为积累向下一个目标跃进的资金的跳板。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过去十几年中，中国在工业技术上的研究开发能力总体上没有进步，甚至可以说是倒退了，而在信息时代，高科技的发展与变化如此迅速，研究开发能力是最重要的要素。

无论如何，中国都应该努力实现从靠简单劳动赚钱向靠熟练劳动或脑力劳动赚钱的转变。如果这个转变完不成或完成得太慢，中国都将面临被新技术淘汰的危险，目前的高速增长将会很快化为泡影。

谢选骏指出：王小东是一个共产党，它所说的“中国”，就是共产党——共产党只想不择手段地“挤入信息技术的高端”，但挤入之后却建立了防火墙，把自己活活锁死在围墙里面，还自称“墙国”。

重要的是创造一个有利于发展高科技的信息开放环境

国家主导高科技发展往往是后进国家不得已的选择，因为不依靠国家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后进国家的民间企业往往缺乏高科技开发所需的资本密集投入，以及承担高风险、短期回报往往较少的能力，更无法抵御先进国家大资本先发制人的扼杀。就信息技术领域而言，即使是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往往也扮演着主导作用，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国家当然就需要国家承担更大的份额。但是，国家主导也会带来两方面的严重问题。一个问题是，目前的高科技发展过于迅速，真正重要的发明往往是谁也预见不到的。比如在十几年前，谁也预见不到微软和英特尔能够占据家用电脑市场的绝对垄断地位，在几年前，同样也不会有人预见到网际网络会有今天这样的发展，并造就了一批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新公司。

因此，国家主导的高科技发展应该在科研方面主要集中于基础理论研究，而在产业方面则主要集中于跟踪外国已经成熟、而对中国又至关重要的一些领域。要以这种方式在产业方面开发创新技术并获得超额利润往往是效果并不理想的。另一个问题是，国家主导高科技发展，往往给一些厂商提供了寻租的可乘之机，也就是它们会用种种手段来谋取国家的优惠政策、特别的资金投入等，而在实际上却并不具备发展高科技的能力。因此，除了在少数非得需要大投入，而且技术、市场已经完全成熟的，如半导体晶片等项目方面外，国家主要应该创造一个能够让民间企业乃至个人进入高科技领域公平竞争的环境。在这方面，最重要的就是创造一个发展高科技所必需的信息开放环境。当然，支持高科技发展的基础理论研究恐怕在相当程度也得依赖国家的资源投入。

中国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上对外已经是相当开放的，随之而来的当然也有相当程度的信息开放，但是，在信息时代的今天，中国的信息开放程度还是远远不够的。首先是硬件不够。有人说，中国现在已经在信息高速公路上了。这话是对的，因为中国已经有了通向信息高速公路的出口，但是，这个出口实在是太狭小了，仅仅是中国目前在信息高速公路上跑的极小的车流量，都会经常造成堵车。因此，国家的当务之急就是迅速扩展中国信息高速公路的路面，让更多的人上网，以更快的速度传输信息。只要创造一个能够全面迅速获取信息的开放环境，绝不缺乏聪明才智的中国人一定会在信息空间中找到更宽广的生存之道，而且极有可能占据一些制高点。

记得中国某位计算机领域的大师曾经说过，中国如果能够培养出几个比尔·盖茨或马克·安迪森，就好了。但怎么培养比尔·盖茨和马克·安迪森？中国具有像比尔·盖茨或马克·安迪森这样的素质的人决不会太少，但美国就出了几个，中国就一个没出来，其间的差别就在于中国不具备美国那个用几千亿美元堆起来的发展信息技术的环境。今天的信息高速公路，使得中国有可能不必再花那几千亿美元自己堆一个环境，而可以部分地直接借助美国堆起来的这个环境，这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吧。但前提是你至少要有足够大的出口接上它的那个环境。我在前面说过，英国有人建议，由国家花钱，让每一个9岁以上的公民都有个电子邮件地址，都能够上网；而美国总统克林顿则在1997年的国情咨文中提出，到2000年每一间教室（目前是9%）和图书馆都要和网际网络连接。中国也许确实没有这么多的钱，但能不能在2000年以前做到让10个最大城市的中学教室都与网际网络连接，让学习成绩比较优秀的一百万中学生都可以自己自由自在地使用网际网络，并鼓励让所有月收入在2000元以上的家庭自费与网际网络连接呢？我没有进行过可行性分析，但我想这不是没有可能的。如果能够做到，中国的比尔·盖茨自然会出来——也许比他更优秀，还不止一个。

其次是对待信息空间中的无聊及不良信息的态度问题。信息技术给人类提供了极大的发展空间，对于民族的生存也是至关重要。但是，它也有另一个方面，这就是在信息空间中有大量的无聊及不良信息，也许百分之八十都是垃圾。但问题是，如果你不能容忍这些多达百分之八十的垃圾，去阻止它们的流通，则你也会大大地妨碍那百分之二十至关重要的信息的流通。更重要的是，没有人能够完全准确地辨别什么是垃圾，什么是有用的信息，也许有一些最伟大的思想、最重要的信息恰恰就埋藏在绝大多数人认为是垃圾的信息中。因此，保证信息空间中信息的自由流动是首要的，至于那些垃圾，要有宽容它们的气度。无庸讳言，信息空间中的有些垃圾是有可能造成一些祸害的，各国政府、教育工作者、父母们无不为之头痛，也想了许多办法去过滤这些有害的信息，这种努力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主次关系一定要摆正，保证信息自由流动是主，而过滤有害信息是次。后者只能是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以不妨碍前者为度。任何想关上信息空间大门，或是中国自搞一套，与世界其他部分在信息上隔绝起来的作法无疑是民族的慢性自杀。事实上，我们不仅不应设立人为的屏障，而且还要努力去打破自然的阻隔——语言障碍，以实现信息的高速流通。

（谢选骏指出：共产党只知道不择手段地“发展高科技”，不惜盗窃智慧财产，但却不知如何掌控这些赃物，结果造成中国环境严重破坏，甚至影响到了全球气候——因为土八路不知道高科技的危害性。）

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

如前所述，西方主流新闻界在世界范围内塑造了一个妖魔化的中国形象。这使得中国在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上的生存环境变得有些险恶。如何打破这种反中国运动，这种信息围剿？光是给美国人说好话是不够的。我在前面提到过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的作者之一罗斯·芒罗曾对我说，他所遇到的所有中国人都对他大谈中美有共同利益，中美友好，越是这么谈他越不信，越是怀疑中国人有鬼。仅仅依靠做西方权势集团或企业界的工作也是不够的。做他们的工作是相对容易的，他们要利益、要赚钱，现在中国还真有些利益给他们，有些钱给他们赚，他们也乐意为中国游说。问题是，他们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西方新闻媒介的反中国运动是有公众基础的，新闻媒介引导公众的反中国情绪，公众的反中国情绪又要求新闻媒介加码反对中国。面对这种恶性循环，中国应该怎么办？关上门可以把反对中国的信息关在门外，但这就更给了别人愿意怎么丑化你就怎么丑化你的机会，而没有人能够为中国声辩。对付它的办法恰恰是把门开得更大，让外部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有许多谣言都会不攻自破。要有自信，相信中国虽然有许许多多的问题，但实际情况比西方人和海外持不同政见者所想像的要好得多；要相信自己的国民，相信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会站在自己的民族一边。实现信息环境的全面开放，让外国人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人在想什么，也让中国人知道外国的实际情况，外国人在想什么，不仅有利于中国发展科学技术，促进经济发展，而且有助于外交——甚至可以说，在信息时代，这才是外交的根本。

要逐步适应信息社会的网状结构

我在前面几章论述过，信息技术要求一个网状的社会结构——虽然层级结构不会完全消失。因此，一个社会要进入信息时代，无论是宏观的社会结构，还是微观的企业管理，都要逐步地适应网状结构，这不完全是一种社会理念，而且是技术的要求，就像蒸汽机的发明大大地改变了当时的社会结构一样。这一转变对于中国的难度也许要大于美国这样的国家，因为中国迄今缺少这种习惯和氛围，而美国早就有了。从某种程度上说，亚洲国家，包括日本在内，普遍地不太适应网状结构，这在信息时代绝不是优点而是缺点。在信息时代，无论是发展经济还是科技，一是需要完全开放的信息流通环境，二是需要能够发挥个人创造力的完全自由的宏观及微观环境，这两点是及其重要的：美国今天在高科技方面的绝对领先地位固然与其它一些条件有关，但它的高度自由的信息流通环境和行为环境也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确实应该多学美国的模式，而“东亚模式”在信息时代很可能没有前途——当然人类也应允许有多种模式的试行，中国也可以多种模式并存。但无论如何，中国在这方面确实不应再过分侈谈“东亚模式的魅力”等，而应率先进入网状结构，方能显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具有无限的创造力与适应力的宏伟气度。

从层级结构转变到网状结构，将使许多人失去颐指气使地领导别人的快感，但如果因此而拒绝转变，则中国必将因此而永远落后于世界其他民族，中国人将全部被别人所“领导”。

别成为伊克人

在我这本书行将完稿之际，海南出版社的一位编辑找我谈论未来的信息社会。他认为，未来的信息社会将使国家消亡，世界融为一体，但这个过程决不会是平静的，会有大变动或大决战（广义的，不一定是传统意义上的战争形式）发生。他说，他就这个问题请教过《数字化生存》一书的作者尼葛洛庞帝，但尼葛洛庞帝似乎根本没有思索过这类问题，他十分失望。他问我，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接触到过这方面的文献、材料没有。我说，因为这方面的问题与本书是如此地紧密相关，因而我尽了一切努力来搜集这方面的资料，但结果与他一样，十分失望。这本不奇怪，因为我们的索求方向都是美国，而美国在信息社会中无疑地具有绝对压倒性的地位，因而它不必担心什么，它的那些从事于信息技术领域的精英们就更不必担心什么。既然不必担心什么，既然信息社会对于他们来说几乎百分之百地注定是玫瑰色的，他们为什么要去费脑筋想这些问题呢？

但是，我们中国人得好好想想，因为我们并未完全消除被淘汰的危险。事实上，人类社会自古以来就在进行着种族或民族的淘汰，而自16世纪起，西方人依仗先进技术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将这种淘汰扩展到了全世界。皮萨罗的168人远征队和科尔特斯400人的远征队征服了整个美洲大陆，90%的土著居民在随后的不长时期内迅速死亡。有人会说，现代社会比那个时代文明多了，人们的道德准则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然而，我要再强调一遍，从历史来看，所谓道德是靠不住的东西，唯一靠得住的是力量的平衡。核武器的长期未被使用，决不是因为广岛和长崎的惨状使人们不忍心再用（事实上，在广岛和长崎的核爆炸之后，美国政府仍多次考虑过使用核武器），而是因为核垄断被打破了，否则，核武器会被一用再用。越南战争期间出现的美国反战运动，不是因为美国人不忍心杀伤过多的越南人，而是因为美国人的伤亡大了——有研究表明，美国的反战情绪几乎总是与美国人的伤亡成正比，而和别的事情没什么关系。若是越南像伊拉克这样，美国就不可能出现什么反战运动。信息时代如果因技术进步而出现了力量的绝对不平衡，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淘汰呢？

当然，信息时代的淘汰可能会仁慈些，也许会是“天鹅绒式”（美国人称自己的霸权是“天鹅绒式的霸权”）的淘汰。而且，淘汰的方式多种多样，甚至可能会是一种自我淘汰。

美国生物学家刘易斯·托玛斯在《细胞生命的礼赞》一书中提到过一个叫做“伊克人”的乌干达北方山谷里的小小部落。由于他们的传统文化遭到摧毁，伊克人把自己变成了一群不可救药的、让人讨厌的人，六亲不认的野蛮动物，极端自私，毫无爱心。他们表面上似乎是生活在一起的，聚集在密集的小村子里，但他们实际上是孤寂的、互不联系的个人，没有明显的互相利用。他们也说话，但说出的只是些粗暴的强求和冰冷的回绝。他们什么东西都不共享，从来不歌唱。孩子一旦能走路了，就把他们赶出家门去抢劫。只要可能，随时都会把老年人抛弃，让他们饿死。行劫的孩子从无能为力的老人嘴边抢走食物。他们生儿育女时毫无爱心，甚至连粗疏的照顾都没有。他们在彼此的大门口排便。他们对邻居幸灾乐祸，只是见到别人不幸福时他们才笑。刘易斯·托玛斯在书中还有其他联想，但我只引用到此，我的联想是，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大民族，在1840年一下子被打蒙了之后，我们的民族文化也出现了严重断裂之后，会不会现在也还是在向伊克人的方向滑？我们承受得起信息时代进一步的文化冲击吗？有乐观的迹象，但也有不乐观的迹象。前些日子，一个已经入了加拿大籍的朋友回来做生意，给我打电话闲聊时向我推荐陈燕妮的《遭遇美国》。我说：“我没有看过这本书，这类书我都不看。这类书中所写的东西你们在海外的人也许感触良多，但我觉得无论是对于中国的主流社会，还是对于美国的主流社会，你们的生活与遭遇都是irrelevant的。你们自己过你们的日子就是了。”但他提到书中写了我曾有过一面之交的人，于是，某天路过书摊时，我便买了这套书，浏览了一下。虽然我还没有将书全部看完，但我大致有了一个感觉。这本书所挑选的50个海外的中国人，大都曾是中国的名人，其中有些人的名声在中国曾经极其显赫，他们的处境应该高于平均水平，因为即使他们的其他的一切美国人都看不上，他们的“中国关系”恐怕还是值些钱的——要知道，美国与中国的生意一年好几百个亿美元呢！而且过得太不好的人大概不会来谈，作者多半也不会要他们来谈，因为作者十分清楚，国内的中国人还是很想保留一个美国梦的。即使这样，又如何呢？一些人很朴实，实实在在地谈自己在美国的生活经历，一些人因比别人成功而有些得意，另一些人则底气不很足地申辩着他们的选择的“正确”。然而，这些都是他们自己的事了，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和美国人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们既不再是中国社会中的一员，也未成为美国社会中的一员，“irrelevant”是一个最准确地表达他们的地位的词（我实在找不到一个同样准确的中文词）——当然，那些搞科技的应当另作别论，因为科技永远是对于全人类都relevant的，但《遭遇美国》一书中所选的搞科技的人并不很多。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地位，已经是中国许许多多最优秀的人梦寐以求的最高和最终的目标了。作为一个个人来说，奋斗“打拼”，在异国的土地上不仅站住了脚，吃上了饭，有的还可能吃得比较好，这不仅无可非议，而且还确实可以算是有几分让人肃然起敬的英雄气概的。但是，作为一个民族，它的最优秀的人当中应该有更多的人有更多的追求，并得到更多的东西。

不要误解，以为我在批评留在国外这件事本身。其实我认为留在国外还是留在国内根本不是问题的关键，不是relevant还是irrelevant的关键。实际上，在海外有一个沉默不语的（当然不是真的沉默不语，只是我们听到他们比较少）华人社会，这个华人社会在极其艰难困苦，极其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形成了一张张让约翰·奈思比在《亚洲大趋势》一书中称羡不已的极有生命力的华人网络。这些网络具有生生不息的强大力量，决不等同于中国后来出去的在哪个社会都接不上榫，只不过是一口饭混得好些或差些的irrelevant的那些人——虽然后者可能还很瞧不起前者，我不只一次听到后者对于唐人街的轻蔑谈论，认为这是中国人落后、保守，不肯溶入更先进文化的典型产物。我曾经遇到过不少华人富翁（虽然还不是大富翁），他们曾是印度支那的难民，70年代逃亡时，连个手提箱都没能带出来，但仅仅十来年的时间，不少人都致富了。他们靠的是什么？当然靠刻苦耐劳，靠智慧，也许还靠西方国家“制度好”，但还靠一条，就是那一张张的网，相互帮助，默默无闻，朴实无华，却有力量。这一张张的网就是一个个社会，在当地不是主流，却也站住了脚（这是一个社会站住了脚，和一个个人站住了脚不是一个数量级上的事），他们往往显得很土气，比如春节是一定要舞狮子的，但这土气正是强者的力量的显示，因为只有强者才敢于并能够拿出自己的东西来去叫别人接受。我曾经遇到过从广东农村出去的村姑，不识几个字，因而只能进华人的网，而不能与我们这里出去的知识分子比肩，但她充满自信，决无那些知识分子的自卑和自贱，反倒因为看到了自己的力量而有些沙文主义——这当然是不对的。情况是在好转的，我们毕竟是一个很大的文化，还有相当的力量。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中国人的心态，也都在正常化，这在《遭遇美国》一书中也看得出来，我敢说，那本书若是在十年以前写，整本书都会是伊克人的聚谈，现在就好得多了。但中国人的有些东西还是令人想到伊克人——我决不是仅仅在谈《遭遇美国》那本书，我要谈的东西远远超过那本书的范围。1996年8月15日，美国圣迭戈州立大学校园，一个美国学生Frederick Martin Davidson因怀疑自己的论文答辩通不过（其实尚未作最后决定）而将自己的导师，一个中国人，名叫梁辰（音译），和另外两名美国教授开枪打死，后向警察投降。这件事无声无息，我敢打赌，我这本书的读者绝大多数都不知道这件事。这不由使我想起1991年11月1日的那个尽人皆知的“卢刚事件”来，事情十分相像，那次是一个中国学生打死了他的美国教授们。那次事件却在海内外中国人当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就连《曼哈顿的中国女人》都用了大量篇幅来写这件事。据说卢刚的“嫉贤妒能、心胸狭窄”是中国五千年的文明的一个产物，据说一位中国访问学者还写了一篇文章，《卢刚——中国人的小缩影》。总之，卢刚十恶不赦，中国人十恶不赦。我不懂，为什么中国教授被美国学生杀了，就那么无声无息，没人理会，为什么美国教授被中国学生杀了就那么不得了，并扩大到“中国文化”，被说成是“中国人的小缩影”？那么，那个美国学生可不可以说是“美国200年文明的产物”、“美国人的小缩影”呢？我在这里倒没有一点批评美国白人的新闻媒介的意思。他们一如既往平谈地报道了这两次事件，尽量淡化这里面的种族色彩。这种事在美国多了，如果仅仅因为一次谋杀事件是中国人干的，就说中国人如何如何，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而且会被人批评为种族歧视。美国的新闻媒介对于中国和中国人并不完全公正，但决不会去做这么低水平的表演，他们毕竟还是有着一个现代文明社会的准则和体面的。在那里表演，生怕自己的地位受到危及，因而破口大骂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恰恰是中国人自己。这实在不能不让我想到伊克人。这些整天骂自己同胞的中国人也许就是我们这个文化受到巨大冲击后产生的伊克人，他们比伊克人心眼更多，但这种心眼多不见得是什么好事。

当然，在中国，最坏的伊克人还得数那些贪官污吏，但关于他们的谈论已经很多了，而我在这里说的那种伊克人却还往往很奇怪地被认为是大好人——因为他们骂中国人，骂了中国人好象就是向西方学习了先进的东西了，骂了中国人好象就是主张民主和自由了。

但是，我认为，很多事情的实质恰恰与其表面相反。比如说，一些自称为“自由主义者”的人往往极端地蔑视一般中国公众，认为他们是“劣等种族”，自己却怀有极强的道德优越感，因而非常不能容纳不同意见，把所有与他们在某个方面有不同观点的人都扣上“专制主义”、“法西斯主义”等帽子，这与自由主义的精神完全背道而驰；他们对于传统文化的那种完全的否定和谩骂也并不符合自由主义的精神——西方的一些自由主义哲学家认为，对于传统文化的这种态度不仅不是自由主义，而且恰恰相反，是导向极权主义的哲学基础，因为它隐含着某个个人或某个集团有能力并有权利对于作为人类数千年试行错误的结晶的传统进行随意修改这样一种思想。仅就常识而言，我已经想不通，那些如此瞧不起一般中国公众的人怎么会愿意给中国人民主——既然他们如此“丑陋”、“愚昧”、“落后”，他们能知道如何行使民主权利吗？最近看到海外留学生办的电子刊物上的一篇关于中国环保问题的文章，张口就是“一个掠夺了大自然五千年的民族”……。这是从何说起？就现在活着的人而言，谁也不可能“掠夺了大自然五千年”，如果要是论祖先，那么，任何一个民族都可以说是“一个掠夺了大自然五千年的民族”，因为今天每一个活着的人，无论他属于哪一个民族，都是由五千年以来的历代祖先传下来的，而这些祖先都“掠夺”过大自然；迄今为止，根据我前面引用的美国能源部能源信息局的数据，中国人对于环境的污染仍然比美国人少得多（这当然不是说中国人就不必注意保护环境了）。这些人也在整天谈民主与自由，但我就是怀疑，如果让这些如此仇恨和蔑视中国人的人当政，中国得到的只能是最坏的专制暴政，因为在他们眼里，中国这个民族既然如此劣等，唯一合适的命运恐怕应该是被从地球上消灭掉。前面提到过，一篇在香港《明报月刊》发表的文章“从‘逆向种族主义’到‘中国的民族主义’”，将这种现象称之为“逆向种族主义”。在读了刘易斯·托玛斯的那本书后，我认为最好把这种现象命名为“伊克人现象”，把这种心态命名为“伊克人心态”。中国人如果不能摆脱这种心态，在遭遇21世纪的信息时代的大动荡、大冲击、大融合时会成为什么样子呢？极少数最“幸运”的“幸运儿”，能够巴结到《遭遇美国》一书中的那些人的位置，更多的人恐怕会像前面提到过的《圣徒的营地》一书中所描写的那样，举着“皮包骨头的枝桠”扑向全世界的各个海滩，而最多的人则在原来的土地上被慢慢地淘汰掉。 华人的网也许暂时可以救起一些人，但失去了大本营，这些网再有生命力也恐怕独木难支……。世界大势会是什么样？从中国人的视点看，有可能就是这样。

就是死，也得死得更光荣些，何况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多半是不会死的，只要我们不做伊克人。这事比什么都重要，这个问题解决好了才能谈技术问题。我还回答不了海南出版社的那位编辑的整个大问题，我把我能回答的先回答了。

谢选骏指出：上文所谓“中国的选择”其实就是“共产党的选择”，其选择就是血色黄昏之下的“惧者生存”——共产党要卒子“死得光荣”，自己却极其怕死，为求不死还要跪地求饶、出卖原则、见风转舵，这就是共产党的“与时俱进”。

【跋：一个游戏的几种结局】

这本书终于写完了。我在开头写得很快，但越写越慢，一直到最后，编辑不断地来摧稿子，我还是觉得有很多东西没写完、没写好、没写上。如果再给我半年的时间，我会把它琢磨得更好。但我同意出版者的观点，书这个东西的市场价值是有时效的，因此必须按时间表完成任务。

我平常早已学得只考虑身边和眼前，而不去考虑那些大而无当的问题了，但这本书的写作，迫使我不得不又去考虑那些大而无当的问题。有些问题是其它所有问题的前提，因为太困难，我们不再去时时刻刻提它们，否则我们就不能心安自如地生存，但问题还是在那里的，因此，有时我们又会想起来。

我在写作此书时常常想到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我们中国人，乃至所有的非白种人，有没有可能在下一、两个世纪里完全摆脱数百年以来的危机局面（我认为现在还没有完全摆脱），在变化速度急剧加快的信息时代中，保留住能够在物理上和心理上保护自己的家园——无论这个家园的地理意义是什么。另一个问题，还是那个老掉牙，俗透了的问题，即人类生存的意义是什么。

人类生存的意义是什么？这个问题自古以来人类就在不断探究。人类时常以为自己已经找到了答案，例如各种不同的宗教就是各种不同的答案。然而，人类不仅未能就这个问题达成共识，自近代以来反而是推翻了古来的所有答案，包括自己个人或自己的民族原来所信奉的答案。实际上，我们这个科学时代－－从更大的尺度上说， 科学时代这个概念要比信息时代更为宽泛、更为稳妥地概括了我们这个时代以及我们子孙的时代的特征－－是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的，即人生没有意义。

生物科学告诉我们，人类只不过是基因借以复制自己的一个载体，人类对于基因，就如汽车之对于人类。人类过去认为具有崇高意义的东西，譬如真、善、美，只不过是基因因为了更好地复制自己而内装于人类的一些小机制，类似于什么刹车防抱死装置的东西。另一方面， 仅就基因复制这个目的而言，人类比停留在进化阶段早期原地不动的表兄弟，如细菌之类，究竟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还不好说——其实多半是退步了，因为我们的细菌表兄弟们虽然比我们简单得多，但却皮实得多，且灵活得多，因而生存能力强得多。我们今天几乎是众口一词地称赞经济领域的小企业，认为它们有活力，而不认为大企业有什么光明的前途，其实，我们人类就是生物界的倒霉的超大型企业。

更进一步说，人类已经起而反叛自己的基因，计划生育是最具决定性的一步。为了利用动物复制自己，基因阴险地把动物最大的快乐与复制基因联系到了一起，这就是性欲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得动物自然而然地不得不追求最大限度地复制自己的基因。避孕技术的发明及完善成功地将寻求快乐与复制基因分离开来，人类因而完成了一次最根本的反叛。自此，人类已经完全不受任何目的的束缚和驱使，完全自由了，但人类也丧失了任何存在的意义。一些科学家，如《自私的基因》一书的作者理查德·道金斯提出了另一种进化的单元，一种非基因的复制者，meme（有人将其译成“拟子”，目前尚无令人满意的统一的中译名）。Meme是概念、意识的单元，是能够一代一代进化、综合和传递的信念。人类的意识很可能会有一天（而且不太远，一、二百年吧）可以摆脱这个血肉的躯壳，而以其他东西为载体进化、综合和传递下去。目前最可以想得到的载体当然是以硅为主要成份的计算机或计算机网络：早就有中外智者想像，人类也许会在不久的将来消亡，但人类的智慧可以在获得自我维持、自我发展能力的计算机网络上以更高级的形式进化下去，那时人类的思想便摆脱了人类肉体的种种弱点，不受生死轮回的拘束，找到了永恒的归宿。然而，即使如此，又有什么意义呢？

在人类的童年时期，人类不知道，也不寻求意义，只是像其他动物一样，在基因的支配下生存着、复制着；到了人类的青年期，人类开始寻求意义，似乎很快“找到了”，并且为之争斗不休；然后，人类的成熟期到了，人类发觉意义并不存在。到了这一步，无论人类的技术发展到了多么令人惊异的地步，都让人感到，人类已经垂垂老矣。

既然科学和理性告诉我们，对于人类存在的意义的唯一有根据的、合乎逻辑的回答只能是人类的存在并没有意义，那么，人类存在的行为唯一滑动的方向就只能是寻求即时的快乐了，就像自由落体一定会落向地面。就寻求快乐而言， 现在的信息技术，现在或将来的生物及化学技术，以及三者结合起来，将会以极完美的方式为人类服务，创造一个人间的真正的“极乐世界”。自21世纪开始，人类的主要聪明才智、主要精力，多半都会投放到这一事业中。在这一“极乐世界”中，人类还会去寻找“意义”，但寻找“意义”已经成为达到“极乐”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了。人类的这一“极乐”的老年期将会平静而漫长，人类青年期常见的那种意气用事、争斗、流血将仅仅作为可资谈笑的历史陈迹留下来，或只是放在电子游戏当中供人们发泄一下动物的本性。

在这里我想请读者们作一个想像的游戏。我们设想人类这一漫长的极乐的老年期由于某种特殊的原因而将被提前中断（这在现实中的可能性是极小的，在这里我们只是作为一种智力的想像提出来）。这原因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比如技术的进步终究未能赶上人类为了追求极大的快乐而消耗能源的步伐；或者是某些人在追求快乐时出了岔子，把致命的病毒什么的放了出来；或者是某些狂人的青少年期的动物本性并没有被完全镇制住，做统治者的妄想促使他们去引发某种灾难……

。总之，就是在人类尚未摆脱肉体的种种弱点之前，就出了岔子，人类面临毁灭的前景，但还有一段时间供你采取行动，作种种选择，你会作哪一种选择呢（在这里假设你是一个能力很强的人，无论作哪一种选择，你都有能力去实施）？

1、加速完成“极乐”系统的技术改进工作。

“极乐”系统是这样一个机电生化一体化系统，它可以使人感觉到自己已进入了一个极乐世界，直至能源被切断或被消耗尽，这时人便中断了生存，但联接在这个系统上的人并不能感觉到有这样一个中断过程，而是感觉到自己进入了永恒的极乐。你将努力争取为自己和尽可能多的亲朋好友提供这个系统的服务。

2、力图使自己能够在灾难中生存下来。

比如说，在地底或海底搞一个独立的隔绝的生存系统，让自己和一些由自己选择的人度过灾难；也可以像科幻小说中常描写的那样，做一只宇宙飞船打出去，一群人到其他星球去谋一条新的生路；或者发明某种药丸，保住自己的命；抑或就是用一架计算机控制的自动冷冻机将自己冰冻起来，等到灾难过去了，再由计算机指令自动解冻。

3、为了人类的下一轮进化而选择和保存信息。

可以想像，经过灾变而残存下来的人类将回归蒙昧状态。如果能够为他们选择和保存下一些重要的信息，将有助于他们的下一轮进化，也许能让他们比我们进化得更好。怎样保存准备传递给他们的信息呢？一些最重要，但也最简单的信息应该以图形的方式刻在岩石或金属上留给他们，因为他们在一开始肯定不懂得造一架计算机去读光碟，也许他们连文字都不懂；然后是用文字记载的信息，在进化了一段后，特别是在前面图形引导的学习中，他们会学会阅读；最后是用今天的现代化手段如光碟记载的大量信息。也许还不能忘记，按照上述循序渐进的原则给他们准备下一系列工具和零部件。通过选择信息及排列它们的顺序，你将决定人类下一轮进化的速度和方向。

还可以设想其他一些选择。应该把上述想像做成一个电子游戏。譬如说你选择了第三种角色，你可以在游戏中按照你的意愿去影响下一轮人类的进化，然后游戏程度根据你对于准备传递下去的信息的选择合理地演绎出下一轮进化，等到下一轮进化再走到尽头， 你再做一次选择，看看会怎样……一轮一轮做下去。我想这个游戏会引人入胜，因为它让你有机会扮演一下准上帝的角色。另一方面，通过人们在游戏中的选择，我们可以看一看现代人类如何理解其自身存在的意义。

谢选骏指出：鼹鼠只会考虑“身边和眼前”，而把其他一切都当做“大而无当的问题”——他不懂得，正是超越了鼹鼠的身边和眼前，才有了人类今日大而无当的发展。鼹鼠虽然习惯了地道战，但也想蚕食阳光的世界；于是开始猜测这个游戏的几种结局……但是在我看来，既然是鼹鼠，就应该安于地下的生活，否则难逃“见光死”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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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代的世界地图》王小东，海南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出版）

谢选骏指出：王小东亮出了许多参考书目，但是这个人的本身却是很不靠谱的——

《中国民族主义“教父”王小东：中国的民族主义走得太远》（王月眉 2022年10月28日）报道：

王小东曾在一次演讲中宣称：“中国前进的步伐不可阻挡。”他曾发表文章呼吁中国加强军事建设。他与人合著的一本书，名字就叫《中国不高兴》，书中写道，中国的目标应该是控制更多的土地、塑造全球政治。“我们应该领导这个世界，”他写道。

王小东现年66岁，这名曾被称为中国民族主义旗手的北京作家现在开始传递另一个信息：中国的民族主义走得太远了。

多年来，王小东在许多中国人眼里曾是个过于激进的人，他抱怨中国的当权派太受制于西方思想和全球贸易，太满足于让中国融入由美国控制的世界秩序。

后来，随着中国变得越来越强大，他宣扬的民族主义信息——以及他好斗的风格、不同意我观点的人都是白痴的态度——获得了大批追随者。他的书成了畅销书。如今，从外交声明到社交媒体群聊等中国公开言论平台，关于中国有多么伟大的豪言壮语已成为主要内容。但是这种成功没有令王小东陶醉，反而令他产生了警惕。在政府宣传的煽动下，中国的民族主义已变得愈发易燃易爆。结果是，王小东发现自己正试图抑制自己近35年前帮助点燃的这场运动，这令他始料不及。

现在，他对自己在社交媒体上的数百万关注者发表的观点是，自视过高将会危及中国的崛起，他也不再认为中国的崛起不可避免。在充满了像是教授上课（有些人称之为说教）的博客文章和视频中，他警告说，切断与美国的关系将会带来事与愿违的后果。他抨击其他民族主义网红，指责他们为赢得关注者而煽动极端情绪。

现在，这位张扬民族主义的先驱正在抵挡指责他过于温和、过于亲西方、甚至是叛徒的批评。

王小东发现，他已在试图把自己在将近35年前帮助点燃的这场运动压下去，他已处于一种始料不及的境地。和他的公众形象可能给人的感觉相比，王小东本人显得更友好，他对民族主义者对他看法的逆转既感到惊讶，又觉得有点好笑。

“他们都忘了，我在过去几十年当中，我被称为是中国民族主义的旗手，民族主义的教父，我是他们的祖师爷，是我造就他们，”他在北京住所附近的一家上海菜餐馆里接受了采访，边喝茶边吃清蒸鱼。“但是我真的从来没有教过他们这个样子 ，我从来没有教过他们文革是好的，从来没有告诉他们可以这样的疯狂。”

这种分歧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世代差异。对那些只看到过中国崛起的年轻人来说，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强硬姿态也许很自然。其他年龄更大的公众人物也提出了与王小东类似的担忧；经常持鹰派立场的国际关系学教授阎学通今年曾感叹，学生们对中国的全球地位抱有一种过度自信的“假想”心态。

中国更卑微时代的历史是王小东世界观的核心。

王小东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教师。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那年他10岁，他的学校停了两年课，他只好用旧教科书自学。

那个动荡时代给王小东带来了持久的斗志。没有大人管他们，他和朋友们经常跟其他年轻人打架。“它让我非常自以为是，居然可以这么打人，什么惩罚都没受到，”他说，脸上浮现出一个他的视频观众们非常熟悉的得意笑容。“这个对我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教育。”

文革结束后，王小东考上了著名的北京大学，学习数学，毫不掩饰自己是精英的他经常提到这个教育背景。

但王小东的兴趣很快从课堂上转移开来。20世纪80年代，随着国家逐渐摆脱毛泽东令人窒息的统治，中国有出现了一段令人兴奋的时期，充满了新思想，以及对国家的反思。王小东开始大量阅读外国小说，随着中国经济的开放，这些小说也越来越容易找到。他还通过收听美国之音和阅读《读者文摘》练习英语。

但他很快就得出结论，认为中国对西方的兴趣过头了。

他认为自己第一次重要的民族主义行为是在1988年，那年中央电视台播出了纪录片《河殇》，将中国的落后归咎于传统文化，呼吁中国向日本和西方学习。王小东当时是一名年轻的经济学教授，他被该片激怒，写了一篇短文，批评这部记录片自卑——他后来将其称为“逆向种族主义”。

考虑到那部纪录片的播放是得到国家正式批准的，王小东提出的观点很大胆。王小东说，那篇文章是他央求了《中国青年报》的一名编辑后才得以发表。该报没有把文章放在政治版，而是放在了比较低调的影视版。

尽管如此，文章还是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让王小东成为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个主要声音。随着更广泛的政治气氛发生变化，该运动的势头日益增长。1989年天安门广场大屠杀后，政府改变了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开放性，对外部世界变得更加谨慎。

王小东成了这场运动的鼓吹者，他认为民族主义走得还不够远。

他撰写了大量越来越具挑衅性的书籍和文章，认为中国应该更加好战，以抵御美国的霸权主义。他说，中国庞大的人口需要更多的资源，这可能无法仅仅通过和平的手段获得。

在2009年出版的《中国不高兴》一书中，他把那些说中国还没有准备好与美国较量的人称为“美化和平”的“奴隶”。

虽然这本书上了畅销书排行榜，国外对其也有报道，但它在国内遭到了广泛的批评，这表明中国仍在对需要什么样的民族主义进行辩论。自由派知识分子指责该书毒害中国年轻人，让他们想打仗。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引用读者的评论说该书“糟糕且激进”。

对这本书的不安很快就消失了。中国2008年举办的北京奥运会，将国家自信推向了新高。王小东一开始非常激动，他尤其对互联网如何帮助传播这些思想感到兴奋，认为这证明了民族主义的有机吸引力、以及他本人思想的正确性。

但渐渐地，这种自己被证明正确的感觉被担忧取代了。

随着与他国的贸易顺差飙升、以及中国开始在南海等地区展示新的军事力量，中国与西方的紧张关系也在加剧。

新冠疫情暴发后，西方对中国的敌意急剧上升，中国一些社交媒体用户开始鼓吹与美国切断经济联系的想法，他们认为中国可以单干。就连文化交流也成了攻击目标，有的用户攻击素食主义是舶来品，或批评穿和服玩角色扮演的人。

自称是美剧迷的王小东尤其爱看《西部世界》和《权力游戏》，他开始担心许多中国人已走向另一个极端，从自卑走向了想象中的无敌。他承认自己在早期文章中对中国发展的速度过于乐观，他说，中国仍然不如美国强大。

“那个时候过分自卑，说中国什么都不行，”王小东说。“现在他们认为中国是第一了，打谁都行，这个也是我不能接受的。中国没有强大到这个样子。”

王小东已经形成了习惯，在他拥有250万关注者的微博上发表了这些看法。

去年12月，他发布了一段视频，主张中国应该尽量保持参与全球贸易，即使这意味着要忍辱负重。

王小东在视频中承认：“我曾经在那个时代表达了一些不同的观点。”他坐在雕刻精致的木质陈列柜前，他通常将它作为视频背景。但是，他继续说，“我们真的还没到那个所谓的什么动不动就赢，赢两次的那个时候。”

今年夏天，在一些社交媒体用户预测中国将击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飞往台湾的飞机后，王小东表示，过多的叫嚣使中国显得软弱。

然而，他被评论者指责为傲慢的过气人物，他似乎享受以居高临下的方式进行反击。当一位用户叫王小东去美国时，他回答说：“你们这种傻缺不仅缺脑子还缺德。”

“那个时候过分自卑，说中国什么都不行，”王小东说。“现在他们认为中国是第一了，打谁都行，这个也是我不能接受的。中国没有强大到这个样子。”

他回击的目标清单有一个明显的遗漏。他几乎从不批评政府，可以说，通过侵略性的“战狼”外交和关于外国的虚假宣传活动，政府在煽动民族主义方面做得比任何人都多。

王小东说，他担心自己的社交媒体帐户被关闭，因此特意避免直接评论国内政治，而是关注社交媒体用户对某些问题的反应。他通过付费订阅者赚钱。他现在试图更多地评论国际事务。他的许多最新视频都是关于乌克兰战争的。“我是很胆小的一个人，”他开玩笑说。

然而，如果王小东现在看上去温和，那可能只是因为中国网络民族主义者变得太极端了。他仍然拥护中国成为超级大国；他辩论的只是战术和时机。有时，他也加入网络群众的行列，动员起来反对西方，比如，他为抵制耐克和H&M宣誓不使用新疆棉花而欢呼。

宋强是王小东《中国不高兴》一书的四位合著者之一，他说，中国当今的民族主义显然是王小东帮助发起和塑造的那场运动的后裔。

宋强说：“王小东从质疑《河殇》开始的民族觉醒，在网络时代成为一种主流的声音。”他还说，他不同意年轻的民族主义者是非理性的。“没有理由说新生代传承的民族主义和90年代出现的有什么不一样。”

不过，王小东知道，鉴于更广泛的政治气候青睐更激进的表忠心，他的热度可能正在下降。

但他相信他的观点会留住一些受众——至少现在是这样。

“应该是这么说，现在是我们这代人——不是他们这代人，还在掌权吧，”他谈到年轻的中国人时说。“等我们死了再说吧。”

Joy Dong和Liu Yi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王月眉(Vivian Wang)是《纽约时报》驻华记者，此前曾为城市版报道纽约州政治。她在芝加哥长大，毕业于耶鲁大学。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她：@vwang3。

谢选骏指出：上文才疏学浅，竟然不知道二十多年前王小东等人已被判定为“伪民族主义者”，因为他们都是根据狗官的眼色来狂吠的。例如王小东1988年撰文批判《河殇》，就是听说狗官“国家副主席”王震辱骂《河殇》“挖共产党的祖坟”、“和共产党有杀父之仇”，而趁机溜须拍马、沟通共产党报纸而“一举成名天下闻”的。王小东此后的一生，就靠着狗官布置的煽风点火而生存；但是现在，火烧起来，王小东却又再次见风使舵，出尔反尔地进行灭火活动了。这不由我不想起一部名叫《纵火犯》的戏剧——

《浅析弗里施的模型剧——以<毕德曼与纵火犯>为例》（评剧无障碍 2022-06-28 苏汐扬）报道：

寓意剧在16世纪之时曾是反宗教改革的战斗武器，20世纪在社会主义和市民阶级的社会政治又重新受到了剧作家的欢迎。由此可知，当艺术陷入思想与政治不可调和的对抗中时，寓意剧便会成为最受欢迎的形式。寓意剧的特点在于用虚构的戏剧故事体现深层的哲理观念。弗里施认为戏剧的目的不是给出答案，而是引发思考，因而必须凸显“演戏”性。他继承并发展了布莱希特“寓意剧”的形式，用虚构的戏剧故事体现深层的哲理观念，发展出独属于自己的模型剧。

一、弗里施模型剧的特点

弗里施的模型剧在很大程度上与布莱希特的寓意剧相似，它通过建立一个不具有真实时代背景的、不与现实里相符的故事模型来映射历史与现实。弗里施并不强调故事的真实性，反而通过怪诞的事件以及陌生化的编剧技巧来打破传统戏剧中的连续性，这种特点在弗里施创作的《毕德曼与纵火犯》中体现得淋漓极致。以下便以此为例，分析弗里施模型剧的特点。

首先，模型剧的特点在于先构建出一个模型。这种模型源自于生活，却比生活更加夸张。在《毕德曼与纵火犯》中，毕德曼与纵火犯施密茨、巴贝特二人之间的关系具有强烈的张力，但三人之间却很少发生正面的冲突，作为主人的毕德曼在开始的时候还具有与纵火犯叫板的勇气，但在警察提及到了毕德曼下属死亡的这场“不幸的事故”后，毕德曼的气势顿时弱了下来，纵火犯更是不断用“生发水”的广告来暗示会向警察举报毕德曼公司产品所出现的问题，而毕德曼放弃对警察举报家中的纵火犯，则意味着戏剧矛盾的消失。其后故事的走向逐渐走向荒诞，毕德曼甚至在得知纵火犯将装汽油的铁桶放到自己家的阁楼上之时，也不采取行动，帮纵火犯拿导火线、刀架、烛台，甚至亲手将火柴送到纵火犯的手里，也因而脱离了对生活真实的描述，创建出一个弗里施式的故事模型。

其次，弗里施运用陌生化的编剧技巧来强化这种模型剧荒诞的效果。不同于布莱希这些特用电影、幻灯等各种多媒体手段表现“间离”，弗里施最常用的是合唱队的手法。这些合唱队类似于古希腊的歌队，在剧中发挥多重作用。如在《毕》一剧中，合唱队开场之时以消防队员的身份出现，给观众营造出一个火灾频发的景象，同时在歌词中简要交代出作者对主人公的态度，奠定剧作的基调。再如直接以合唱队的身份与主人公毕德曼直接交流，从而将作者想要探讨的问题直接展示到观众面前。

再次，弗里施的模型剧中具有一些诸如悬念、惊奇等戏剧性的因素。他在剧中提出了一个大的悬念：“毕德曼与纵火犯的故事如何发展？”又不停地贯穿若干个小悬念，比如“施德曼的身份到底是什么？”“克奈希特先生与毕德曼有什么样的关联？”这些悬念互相交叠着推动故事的进展，从而调动观众观剧的兴趣。亚里士多德将突转与发现看作是激发灵魂的悲剧情节中的关键因素。在《毕》一剧中，弗里施用突发事件来形成故事的“突转”。例如当毕德曼与二位纵火犯发生争执难以解决之时，警察忽然来到并说明克希奈特先生的死讯，从而将毕德曼置于一个两难境地，改变矛盾双方的力量，推动剧情向前发展。

再次，弗里施的模型剧中具有模型化的人物。苏联学者金格尔曼认为“陌生化的首要因素是譬喻。艺术运用的思想愈是平常和普遍，艺术任务愈是积极，艺术语言就愈是譬喻的。”而在弗里施的模型剧中，便不把塑造多侧面的人物性格当作自己的主要任务，而是刻画人物的某一面使其成为一种固定类型，有时甚至趋向概念化，从而使作者的表达观点具有普遍意义。在《毕》一剧中，毕德曼便代表着德国庸俗市民的形象，他经济富裕，却在思想和道德观念上有缺陷，具有唯利是图、冷酷无情、懦弱等劣根性，博士的人物形象则对知识分子进行了讽刺，将知识分子的软弱、空谈揭示得淋漓尽致。直至最后进入观众席，从局中人转变为旁观者，表明其与世界的隔阂。

最后，弗里施的模型剧还运用了象征与暗示的手法，毕德曼与纵火犯在最后进行的晚餐可谓荒诞至极，纵火犯不停谈论燃烧的材料，毕德曼则将其看作是开玩笑的话，试图在谈笑之间同纵火犯达成某种和解，而事实上纵火犯正在将自己策划火灾的经历逐一暴露给毕德曼看，毕德曼却不断制止巴贝特的询问，用一种愚蠢的善良来应对纵火犯的阴谋。从而暗示文明绅士的行为是如何虚伪，这种鼠目寸光的行为终究会给自己带来灾难。

二、弗里施模型剧的意义

弗里施在1964年一次题为《作者与戏剧》的演讲中明确提到“艺术是纯粹的”，他认为戏剧的本质是艺术，艺术创作应该是独立的，不应受到任何非艺术的因素干扰，艺术只是为艺术而艺术。而在他的代表作《毕德曼和纵火犯》中，副标题便为“一部没有教育作用的教育剧”，来表明自己对观众因戏受教的否定态度。但弗里施肯定戏剧的教唆潜能，从而在客观上激发了观众理性的思考，同时表达了自己对于社会的批判。

（一）阐释现实的作用

不同于西方传统文学观中的模仿说，弗里施认为应该将人们从现实生活中解救出来。他认为“戏剧总是对现实世界进行变形。”而弗里施亦在《二次幻觉》一文中写道“戏剧能够做到的很多：也就是能够做到纯粹生活所不允许的。表演并非对现实的复制，而是在我们意识的舞台上对现实的阐释。”这段引言表明，弗里施认为戏剧的最终目的在于“阐释现实”。

弗里施用主观的方法来“阐释现实”，因而剧作的主题也具有多义性。在《毕》一剧中，便通过毕德曼对纵火犯的故事来对德国境内二战爆发的历史来做出隐喻。在二战爆发之前，希特勒就像两个纵火犯一样宣布了自己的政治野心，而毕德曼则象征着政治德国庸俗的市民阶层，在面对纵火犯之时，毕德曼一直处于恐惧、自欺之中，甚至帮纵火犯送上点火的火柴，而在现实之中，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在人民的支持下，以多数的优势入主帝国议会。正如毕德曼引火烧身一样，纳粹党引发的二战也让上百万的百姓丧生。弗里施用这个故事来阐释灾难爆发的原因，并且对德国人的人性做出反思。

而从当时国际大环境出发，对本剧本的主题也可以有另外一种理解，即一战后英国法国对德意志帝国的绥靖政策。当时的英法当局为了维护本国利益，对德意志帝国一系列的侵略扩张行为采取知而不理的态度。德军进入莱茵兰非军事区，吞并奥地利，英法两国同样继续采取不阻止的态度。到了1938年的《慕尼黑协定》，他们更是助纣为孽，牺牲捷克斯洛伐克。英法两国这种政策对德国挑起世界大战无疑起了加速推动的作用。

（二）对人性进行批判

弗里施曾说写作的目的“是要揭示个体存在的现实……讲述的故事不是个体要通过自己实际的行为来明确身份，而是让其在作品中体现出来。”在他的代表作中，主人翁往往看似普通，情节布局也较为简单，但是可以从中看到观众自身的影子。

从前方叙述中可知，毕德曼代表着德国庸俗市民的形象，他在第一场的时候以一种斩钉截铁的痛斥纵火犯——“抓住他们要统统绞死！”但在后面与纵火犯交锋之时，却因纵火犯的手中攥着自己的把柄而迟迟无法行动，用一种怯懦的态度为自己开脱。这种前后不一的行为预示着每个人都有可能在强权和邪恶面前选择忍让和退缩，从而对人性产生批判，表明个体会不知不觉地陷入对社会总环境的无条件认同中，一味地向邪恶势力妥协终将会带来灾祸的道理。

在《毕德曼与纵火犯》一剧的尾声中，被烧死的毕德曼和妻子来到了阴间，两个纵火犯则是阴间的主人。在被焚的城市复兴后，纵火犯又回到阳间继续纵火。弗里施用合唱队之口，说出“烧成焦炭的人们，也已经被彻底遗忘…”、“心脏依然如故”，用以表明缺乏反思精神的结果就是灾难会无情地重演，历史会进入宿命的循环之中，从而使该戏剧可被视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模式，以该模式发生的所有历史事件均可视为这部寓言剧的映射意义，比如希勒特的夺权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二月革命，也因而对世人敲响警钟。

综上所述，弗里施的模型剧继承并发展了布莱希特“寓意剧”的模式，尽管弗里施认为戏剧的社会功能是有限的，但是因为戏剧是演员在舞台空间中的直观表演，会不自觉的对观众产生感染力，而从分析弗里施的作品《毕德曼与纵火犯》一剧中，可以看出弗里施的模型剧中具有阐释现实与批判人性的作用。弗里施通过戏剧来“唤醒”观众，从而传达出自己对于世界的理解。

引用内容：

[苏联]金格尔曼：“论布莱希特戏剧”。《布莱希特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0月第一版。第373页。

吴莎 《论马克斯·弗里施的戏剧创作观》。2021年33期 戏剧之家

刘雪梅、陈兰《浅析<毕德曼和纵火犯>中的荒诞色彩》。2012年01期 英雄广场（学术研究）

巴特勒·迈克尔《战后的身份和真实性》。2004年 剑桥大学出版社240页- 241页。

谢选骏指出：王小东这个狗官豢养的纵火犯，现在担心自己要被自己奉命狗官煽动起来的伪民族主义烧死了，所以王小东想通过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临阵脱逃——就像“毛老东”猫择洞（毛泽东）那样做条九命怪猫。由此可见，王小东骗流量赚钱事小，他背后的黑手才是大事——王小东始终都是狗官豢养的纵火犯。都说“知耻近乎勇”，所以日本蝗军乐于自杀；但是崇拜山本五十六的小汉奸王小东现在却要和民族主义划清界限了。

【附录之一】

《媚日情结或曰阉者的梦呓：九十年代的伪民族主义论说（何新、王小东第五纵队集团批判）》

老北京 博讯2005年6月20日

引子

2000年12月26日，在网络上看到《博讯论坛》一篇帖子：《八九年以来的中国思想界》，满有兴趣地打开一看，竟是这样一篇短文：

〖2.5亿年前，西伯利亚的火山喷发，熔岩覆盖的面积与现代欧洲差不多，体积为150万立方公里甚至更多，而著名的美国海伦火山喷出的溶岩不过1平方公里。大喷发产生了一系列效应，喷射到大气平流层中的火山灰和硫化物遮天蔽日，使气温骤然变冷，尔后，积聚的二氧化碳又造成高温，同时，海平面又迅速回升。这一灾变使生物界整整沉寂了5百万年，而一般大绝灭之后的复苏期只有1百万年左右。 (博讯 boxun.com)

在大绝灭前的古生代末期的海洋里多为固着海底、被动摄食的生物，包括孔虫、珊瑚和各种海百合等，然而浩劫后的浅海只有种类单调的蚌类、菊石和少量螺类，也没有生物遗体堆积而成的煤、生物礁和燧石。适者生存的理念在强大的灾变作用下显得苍白无力，那些不起眼的种类却得以生存。〗

虽然不大清楚“八九年”指1989年还是指“七八年再来一次”的八九年，但还是读罢不禁叫绝，作者的联想能力实在太丰富了一点！对此，笔者当然不敢同意。但是也由此想到，邻近21世纪，中国思想界的时间表仿佛又开始流转：情不能自禁地“回到”了三十年代！

其中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媚日思想的流行症。

举个例子：

“在80年代末风靡一时的《河殇》，也触及到了中国目前生存空间狭小的问题。但它讲所谓的‘蔚蓝色’，讲海洋文明，开了个大药方，说了半天只是个经商、外贸。它也责备了中国明朝时尚武精神不够等等，但最后却是要求我们对于西方人更恭顺，只谈做妓女可以赚钱，却忘了妓女也需要黑社会保护。它忘了，1840年前后中国外贸独步世界，最后却让西方列强和日本人抢光了。我认为，《河殇》极端崇拜西方文明，却对于西方文明的真谛毫无感觉，说了许多气势磅礴的话，到头来还是几句‘阉者的梦呓’而已。日本的靖国神社里有山本五十六写在两个螺旋桨叶上的对子：‘不自惜身命，龙鲛跃四溟’。这个对子的文学水平很一般，但我认为，同样是讲‘蔚蓝色’，山本五十六的这个对子远比《河殇》更接近西方文明的真谛。”（《香山脚下论民族主义》）这使我纳闷，你赞扬山本五十六，但为什么要用妖魔化《河殇》的方式呢？《河殇》真的比日寇还坏吗？这种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特性，就不算“逆向种族主义”？

仔细看下来，此人批判《河殇》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鼓吹对日退让，最好是割地赔款：

“《河殇》认为中国文明低劣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缺乏尚武和对外扩张的精神，譬如，它质问：‘为什么岛国的倭寇可以渡过海洋来打中国，而中国人只能守在海边，竟然连想也没有想过要去那个岛国看看这倭寇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当时欧洲已经拥有火器装备的海军四处侵略，而中国还只知道修筑万里长城？并且竟然把长城修到了海边呢？’如果整个中华民族看了《河殇》后决定因自己如此卑劣地缺乏尚武精神而自杀则是一回事，但万一中国人决定不自杀，而是痛改前非呢？我们这次是不是要搞些海盗或海军不但去日本看看，还要去美国看看呢？就对西方人而言，从长远看，也许与一个有着清晰的自我利益意识因而并不总是那么驯服的正常的民族打交道。比与一个陷于自虐狂热的民族打交道要更安全些。幸而中国人在大多数时候心态还是比较正常的。”（王小东《中国的民族主义和中国的未来》）

一，尚武与媚日

王小东，近来一直鼓吹“尚武精神”。然而关键在于，对谁“尚武”呢？看来不是对我们民族的敌人。尤其不可对日本！

〖批判“河殇的蔚蓝色”为“逆向种族主义”的弱智学者们，你们难道可以把楚国和齐国抵抗秦始皇的征服甚至把项羽和陈胜吴广为代表的沿海地带起义反秦的抗暴活动，一概归结为“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急先锋”吗？事实上，我们呼唤的蔚蓝色是中国的蔚蓝色，而不是山本五十六的蔚蓝色，更不是西方殖民主义的蔚蓝色（因此根本不需要所谓“后殖民主义的话语”来予以粉饰）。

正因为这样，《河殇》日文版之一的翻译者十康吾教授亲口告诉我，他认为“《河殇》有大中华主义的倾向”，也就是中华民族主义的倾向，他解读，《河殇》鼓动中国民族要放弃长城时代的防卫退缩、采取外向型的海上扩张政策。这就是王小东等逆向种族主义论者所崇拜的山本五十六的故国的汉学家的看法；这和所谓“民族虚无主义”的弱智工场生产的帽子，显然是风牛马不相及的。《河殇》有好几个日文版，为什么？因为日本人已经对《河殇》号召中国人要走出黄河的局限、不要再躲在长城后面任人宰割的呼吁，深感不安了！

日本人，显然要比王小东这些到日本去孜孜求学的逆向种族主义论者，更清楚地认识到，中华民族勇敢走向海上扩张的蔚蓝色事业的那一天，就是永远结束日本对华威胁的的日子。那一天，南京大屠杀的的血债，将被偿还。〗

（以上参见谢选骏《答王小东书》）

而在这一天到来之前，我们一定要警惕隐藏在身边的亲日派，这些亲日派，甚至赞扬抗美援朝战争，也要引用日本人的话，简直令人作呕：

“我想告诉大家我从一个留学日本的女留学生那里听到的她的导师，一个日本教授，是怎么评价中国的抗美援朝的。这位日本教授说：知道吗，中国进军朝鲜之后，你们中国人才在国际上有了地位，中国人才在其他国家人们的眼中站了起来。那些学者们所说的也许都对，但我认为都没有这位日本教授所说的这一点重要。恰恰是因为在朝鲜战争中，志愿军的英雄们表现出了在战争中中国人也可以是不好惹的，才给我们带来了至少50年的和平。我们必须懂得列强是怎么看问题的。（王小东：《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论》）

我真想问问这些亲日派：你们家老爹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为什么言必称日呢！

还有一些网络上的泼皮也就有样学样，肉麻地歌颂“盛田昭夫在此事上体现的就是一种尚武精神。我很少看到当代中国商人有这种精神（当然不是绝对没有，有个别当代中国商人似乎有点尚武精神，但还需要观察。其实清末有些商人倒是有尚武精神的）。这是不是当代中国迄今没有几个在世界上值得称道的商品和品牌的一个原因呢？”

这些亲日、媚日的泼皮，正是被日本人调教出来的：

“具有皮条客心态的中国男子的潜意识中，多半也深深隐藏着灭种的危机感，他们承认了自己的无能，因而对于他们来说，让自己的基因传播下去的唯一机会便是把与自己基因相类似的姐妹送去给外国人做性对象了。事情就是这样，外国人在说我们包藏着吞没整个地球的祸心，而我们连自己活不活得下去都信心不足呢。不要说我们，连科技上比我们发达得多的日本人也没有摆脱这种灭种的危机感。日本女孩子拼命地蜂拥上白人男子的床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日本男子呢？皮条客心态的我倒还真没怎么碰见过，但忧心忡忡的是不少的。我在日本留学时，有一个日本男大学生非要跟我学英语，我说我的英语并不算好，有那么多英美人呢，你为什么不跟他们学？他说，他要学英语是因为英语有用，但他不愿与英美人相处，因为不自在。于是我便教他英语，挣点零花钱。他是一种很传统的日本人，虽然很年轻。有一次他和我一起乘地铁，车上有几个日本女高中生敞着怀在那里大声说笑，他立即红了脸，对我说他为此而感到羞耻。我说哪至于啊，你不说我根本就没注意。他说你也许不明白，“耻”是日本武士的一个概念，很深。我觉得他这样想有些狭隘，但毕竟值得尊敬（无论如何，我都觉得他比中国的那些“皮条客”值得尊敬）。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我们毕竟还是干不过白人的，你说是不是？我含含糊糊地回答，也不尽然。十几年了，我一直都记得这件事，这个日本学生。有时候，就是这么几句话，比任何汗牛充栋的长篇大论都更说明问题，说明藏在一个民族或几个民族的心灵深处的根本性问题。”（王小东《信息时代的世界地图》）

什么都是日本的好。大约皮条客也是日本的好？据说日本人最好色，离开妓院就活不了！于是亲日媚日的弱智学者们，也就技痒，也就三句话不离“妓女行”。

这些逆向种族主义论者们怎么设想中国的未来？

他们处心积虑，以德日为鉴，以德日法西斯做为中国发展的坐标系，他们虽然不得不承认“中国的情况与德、日两国有所不同”，但却十分肤浅和近视地认为“根本的不同在于中国的幅员大大超过这两个国家，这一特点表明了中国成为世界强国的先天条件大大优于德、日两国”，按照这种荒唐的逻辑，格陵兰、澳大利亚、加拿大应该比德、日更强。如果说后者的人口不够众多；那么，人口仅次于中国的印度，为什么没有早于德、日，尤其是早于日本成为世界强国？因为它和西方国家较量的历史，要大大早于日本！按照逆向种族主义论者这种荒唐的“以日为师”的理论，中国既然领土多多，那么“以武力攫取他国领土的动机不会像他们那么强烈”，所以，就必须认识到任何一个神经正常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的、莫名其妙的前景：“中国人就必须作好忍受'光荣孤立'的准备”！

这是什么逻辑？要知道，一个国家实行还是不实行领土扩张政策，取决于许多因素因素，其中领土狭小、人口密度大，并不是决定性因素。例如，逆向种族主义论者们如王小东所崇拜的日本，现在的人口密度要大于十九世纪的美国几十倍，但是，十九世纪的美国执行了积极的领土扩张政策，但当前的日本却龟缩在国内，不敢轻举妄动。因此，希望扬眉吐气、民族复兴的中国人，与其学习日本，还不如学习美国哩！

这些别有用心的逆向种族主义论者，嘴上夸夸其谈民族主义、世界强国，却不要我们学习美国如何获得超强地位，反而要我们眼睛盯住不争气的日本、战败的德国，把中华民族的理想和国家目标仅仅定位为这样可怜的目标：“中国不仅要避免德、日两国为全世界的联合力量击败的命运，还要避免比德、日两国强大得多的苏联在内外交困之下自我崩溃的命运。这确实是个巨大的挑战。”（王小东《中国的民族主义和中国的未来》）难道中国除了以日为鉴、以俄为鉴，就没有活路了？中国非得走上争霸世界的道路吗？非得为了争霸世界而预先计划好自己应该怎样灭亡吗？我看这些媚日的逆向种族主义论者简直昏了头，一心想模仿日寇靖国神社里的亡灵，完成日寇没有完成的、灭亡中国的“百年大计”。

结果呢？十分可笑：逆向种族主义论者在此已经沦为他们极力唠叨的“逆向种族主义的工具”！这些人不仅可笑，而且可怜：原来，这甚至不是沦为二战战胜国美国的工具，而是沦为二战战败国日本可怜虫的工具！

逆向种族主义论者王小东说：“讲内心的自尊，讲中国人帮中国人，我认为海外的那些普普通通的质朴的华人那里还是有的。然而，离开了形成一种明确思想体系的民族主义，这些质朴的情感所能产生的凝聚力难以超过黑社会的水平。因此，即使中国人不得不爬着出去，民族主义也是他们保持自尊、保持凝聚力，等待机会，实现民族复兴的不可或缺的思想。”而他所谓“一个风云历史的朝代，总是以一群强者英武的雄姿开头”，在“全球范围的争夺生存空间的战争中”，“谁能把中国人光荣地带出去，谁就是中国的英雄”。不仅完全是拾人牙慧（例如拾100年前日本人的牙慧），而且也是以更拙劣的方式重复、剽窃了他前面所批判的“《河殇》的语言”。

二，中国连“说不”也要学习日本？！

九十年代的伪民族主义论说，或曰媚日情结或曰阉者的梦呓：似乎是由日本留学生王小东划上句号的。那么，他的渊源何在呢？如果我们往上寻找，不难发现，他的直系父亲乃是那本哄动一时的《中国可以说不----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的政治评论著作， 1996年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

《中国可以说不》虽然以排外著称，但奇怪的是，它却是师法日本的！其作者也并不讳言这一点，反而时时处处拿自己和他们的日本前辈媲美。

其《前言》的作者何蓓琳据说是五位作者之一张藏藏的太太。她说，这五位作者跟《日本能够说不》的作者盛田昭夫、石原慎太郎以及《可以说不的亚洲》的作者马哈蒂尔无论在资历、身份和地位上都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写作此书，是出自“一种情感选择”----因为他们也不是国际问题专家。什么感情基础呢？作者们从自己的经历出发，说了各人从崇美到反美的思想转变和心路历程。宋强在书中披露了他八十年代在上海读大学时的崇美心态。宋生于六四年，在七十年代末思想解放时期开始关注世界。

张藏藏虽然声称说，日本对世界和平的最好贡献就是它应该无所作为，美国试图让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对联合国宪章的反动。因为联合国本身就是在世界各国打败德意日法西斯以后，为防止法西斯复活而成立的。在日本还没有检讨其侵略罪行的今天，中国及亚洲国家应该坚决地站出来说不。张认为，日本是一个恩将仇报的国家，在中国没有提出战争索赔的前提下，它居然学着美国的腔调要对华实行经济制裁。这够意思了吧？但即使这样，不还是效法了日本狂犬症患者盛田昭夫、石原慎太郎以及那位古怪的《可以说不的亚洲》的作者马哈蒂尔！

请看看他们处处师法日本的内心世界：

Q：《日本可以说不》这本书对你们的写作有何启示？

A：石原等人写的那本书是战略思想的产物，而我们的《中国可以说不》是青年论坛式的谈话录。若说两者相似，前者的实质在于涤荡战败意识，要日本人摆脱美国大佬的监护，而后者是涤清我们的后殖民主义情结，召唤中华民族精神的回归。

然而，有时马屁拍得不好会拍到马腿上，学生对老师的怨恨，有时像失宠的情侣那样强烈！

“反美也反日的著作《中国可以说不》，引起日本右翼作家石原慎太郎强烈反击，讥讽中国是自以为是的霸权主义，并斥责北京对台湾、西藏及钓鱼岛的立场。中国作者张藏藏则用刻薄尖锐的语言反驳。

“中国大陆最新畅销书《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宋强、张藏藏等并不讳言，他们那本书同日本石原慎太郎与新力公司老板盛田昭夫九零年合著的《日本能够说不》有着某种“姻缘”，只是两书作者“无论在资历、身份和地位上不可同日而语”。

“不过，这样的“恭维”并没有令石原有欣喜之感，反而对《不》极为抵触，迅即著文驳斥，用辞刻薄。而张藏藏亦不示弱，又发表致石原的公开信，对石原为当年日本侵华战争的辩解作了同样刻薄的反击。于是，中日“说不”的作者隔海展开一场骂战，挑起埋在人民心中的家国情仇。

刊登石原慎太郎文章的是日本《产经新闻》。《不》引起国际间的重视，但日本主要报章一般只作简短报道，《每日新闻》虽用了三干字篇幅，也仅介绍书中大致内容，并无详论。唯《产经新闻》特别重视，自七月十六日开始连续六天译载书中有关日本的论述，第一天更占用了头版的位置，并写了前言，强调中国官方新华社对此书大加赞赏“显得异乎寻常”。接着，二十三、二十四两日，发表了石原的文章。研究中日关系的东京华人作家莫邦富相信，销量一百八十万份的《产经新闻》“是要让日本人认识到中国有-批仇视日本的人”。 （《隔海骂战挑起了家国情仇》，香港《亚洲周刊》1997年12期）

但是，这种对日本的愤怒其实是假象，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系教师崔之元就认为，这本书批评的不是美国，更不是日本，而是针对中国国内的事情，“是发泄对中国政府对美、对日政策的不满情绪”。

因此这本书意在“内销”，而不是“出口”！

正如作者乔边所说的：“我们不想给自己贴什么标签，我们不是一夜之间冒出来的民族主义者，这本书只是道出了当代中国青年的真实感情。我个人以为：这本书的首要意义是‘内销’，而不在于‘出口’。”

实际上，正如有论者指出的：日本的背景与中国完全不一样。日本政府在二战中负有战争罪责，又是战败国，长期受到美国的监护和扶持，是美国的“领养子”，多少年来，

一直得看美国的脸色行事，仰承鼻息。但到后来日本经济强大了，羽翼丰满了，不对美国那么顺从了， 敢说“不” --这当然是一个了不起的转折。因此，《敢说“不”的日本》成了畅销的书，在全球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可中国的情况与日本完全不一样。中国不是今天才可以对美国说“不”----早在50年以前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就在同美国“斗”！一直斗了几十年，从解放战争、朝鲜战争到越南战争，再到意识形态，一直都在“斗”，岂止是说“不”？你模仿日本那两本书的选题有什么意思呢?（《闲聊美国.第三章.自由市场经济的调控》作者：羊慧明、马平、宋晓江）

什么意思呢？还不是逆向种族主义的意思？

“逆向种族主义”（reverse racism，该词的英文本意是指美国的反歧视行动在客观上对白人利益形成了损害）。然而，逆向种族主义论者（即指控自由主义或是西化论者为“逆向种族主义”的论说者）是怎样对此偷换概念的呢？有人提出：“中国的‘逆向种族主义’是一种非常奇特的反常现象：这就是中国知识界的主流产生了这样一种思潮，这种思潮认为和国文化是劣等文化，中国民族是劣等民族。其中善良者认为中华民族必须脱胎换骨才有资格在地球上生存，而更具种族主义色彩的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则无情地认为他们自己的民族在人种上就过于卑劣，不值得允许其在地球上生存。” （王小东《中国的民族主义和中国的未来》）其实,最清楚地提出这一被他们封为种族主义色彩的汉奸纲领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自己。（如《香山脚下论民族主义》公然叫嚣说“我们这个民族确实病得不轻，我们确实要好好反省”----这是什么“主义”？）如果不信，他们不妨可以提出证据，是谁，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对谁作过这样明白的宣告？没有证据，不久是典型的诬陷吗，不就是他们常用的“给论敌栽赃”的手法吗。所以，他们竟然把这个从他们十分不齿的美国那里贩来的名词顶在头上，又语无伦次地说“鼓励‘逆向种族主义’是一种中国80年代独特而绝无仅有的现象”。好象不仅弱智而且真是疯了。

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在空前激烈的民族冲突面前，分化为西化派与亲日派；前者被毛泽东时代的教科书定性为“资产阶级民主派”，后者则是所谓“法西斯主义者”。相应于此，九十年代的中国思想界则分化为自由主义与声讨自由主义和所谓“逆向种族主义”的，如自称“民族主义和新左派”的。

九十年代似乎重复了三十年代的套路！甚至连三十年代的争议人物鲁迅，也再度成为争议人物：

标题《鲁迅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阿Q》

内容：

鲁迅基于对达尔文进化论的通盘误解，从而得出全盘西化、彻底否定伟大的孔孟之道和伟大的中国文化的结论。正如他自己所描写的阿Q，他是天下“第一个能自轻自贱的人”。其“逆向种族主义”的流恶之广，真是罄竹难书----反右、文革、四人帮、李敖、柏杨、王小波、余杰、朱学勤、钱理群乃至王朔，所有这些五花八门、看似矛盾的东西，其实无不出于鲁迅。有人说“鲁迅是圣人，我只不过是贤人”，可见鲁迅的教主地位。然而，鲁迅究竟有何思想呢？除了他的盲目的愤怒和偏激，他还留下些什么遗产呢？

答案：中国人至今自卑、自贱、自残、自辱、自暴、自虐，尽失我中华民族之独立自尊传统也。鲁迅基于对达尔文进化论的通盘误解，从而得出全盘西化、彻底否定伟大的孔孟之道和伟大的中国文化的结论。正如他自己所描写的阿Q，他是天下“第一个能自轻自贱的人”。其“逆向种族主义”的流恶之广，真是罄竹难书----反右、文革、四人帮、李敖、柏杨、王小波、余杰、朱学勤、钱理群乃至王朔，所有这些五花八门、看似矛盾的东西，其实无不出于鲁迅。 说“鲁迅是圣人，我只不过是贤人”，可见鲁迅的教主地位。然而，鲁迅究竟有何思想呢？除了他的盲目的愤怒和偏激，他还留下些什么遗产呢？ （引自“中社网信息产业有限公司，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00年10月7日”）

这种论调，显然出自王小东一类的逆向种族主义论者之手。然而，这是一位生手。一位尚未掌握逆向种族主义论者之诡辩门道的生手。那么，什么是逆向种族主义者的门道呢？

媚日情结或曰阉者的梦呓！

请看这个例子：

“鲁迅对于本民族的爱是明显的，这一点是五四时期鞭挞中国国民性的中国知识分子（不仅仅是鲁迅）与80年代以来的逆向种族主义者根本的不同之处。其次，鲁迅先生对于中国国民性的鞭挞并非没有失之偏颇之处。记得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在互联网上与人辩论过这些问题。我反对逆向种族主义----当时我称之为“民族自虐”--但维护鲁迅先生。在辩论中我收到过一封来自多伦多的电子邮件，寄邮件者声称是鲁迅先生的亲戚。他告诉我说，鲁迅先生关于中国国民性的很多说法来自于日本人当时的宣传，故此告诫我不应把鲁迅先生看得太高。姑且不论鲁迅先生关于中国国民性的说法是否来自于日本人的宣传。(王小东《香山脚下论民族主义》）

你看，只要和日本有关（甚至还不一定有关，只是沾点边），那么，一切都不成问题了！甚至连万恶的逆向种族主义的罪，都可以立即赦免；而“逆向种族主义的鼻祖”，就摇身一变，成为爱国者了。看来这媚日情结，真的能使美的成为丑的（如果你不是日本人的跟班），丑的成为美的（如果你是日本人的跟班）。

三，日本的第五纵队：何新与王小东

从九十年代末期的逆向种族主义论者，回溯到九十年代中期的《中国可以说不》，再回溯就到了八十年代末期、九十年代早期的另一位亲日派要员何新：

由于此人的名声如此之臭，直比五四时期的亲日派汉奸，所以北京大学1990届毕业生，也就以五四式的激烈言辞，予以迎头痛击：

“何新，你这只卑鄙无耻、卖身投靠的哈巴狗，你将永远被钉在文明的耻辱柱上。如有可能，我X你妈，再生一个人作何新！” “何新，不老实的人，即使做了老实的事也不会赢得人的信任（作者是在引用去年8月间上海一张小报上骂我的话）。你的大作我们都在《中国青年报》上拜读了。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耻笑你，骂你是条疯狗，时机一到就想咬人。而我认为你充其量不过是一条劣等的疯狗。” 署名：“一名大学本科读完的人。”这是暗示何新没上完师范专科。（见何新《1990年6月在北京大学的演讲》）

学生对何新的鄙夷和中国人历来对“汉奸队长”的感情，是相当一致的。

正如亲日派何新（不是那位六十年代著名的老翻译家何新）自己证明的：

“我的想法从哪里来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从地下挖出来的，也不是任何人授意灌输给我的！”而是从亲日派的媚骨中带来的：

“从1985年以后，我几乎没参加过任何国内学术会议。”（同上）因为从1985年开始，中国大学开始了形形色色的反日运动，这让亲日派们相当不安。但是他们也并没有龟缩起来，无所事事，而是到处进行秘密串联。

所以何新诡称“我从未参加任何小集团。有人说我举报了三千知识分子。可是全中国出大名的知识分子，我平生真正认识的恐怕还没有超过一百人。什么这个圈，那个帮。我一概鄙视之”，完全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众所周知，何新不仅和著名的自由派知识份子李泽厚勾勾搭搭，彼此吹捧；而且还对其他“圈子”大献殷勤：

〖看了李泽厚、刘再复对话录《告别革命》，又可气又可笑。可谓毫不中肯，无理无据，论证欠缺，思想混乱，两位理论家前后表达矛盾重重，因为历史上劣迹斑斑。

李泽厚早在五十年代就积极投入过毛泽东阴谋组织的文化围剿，批判胡风。刘再复早在六十年代就是一个热情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诗歌朗诵员。笔者提出上述鸡毛蒜皮，并非挖掘文人逸事，或者清算陈年老帐，而是研究在文革前的十七年中先受共产党培养、后遭共产党迫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人格双重性，意在提请年轻一代的读者注意：“风派”不仅是当今中国官场的时髦，也是中国文化知识界的传统。“风派”中最时髦的，当然是李鹏的走狗何新和出尔反尔成性的刘晓波，但李泽厚、刘再复，也不能免除嫌疑。

一九八七年春，何新在贺敬之等人组织的“涿县会议”上，大批刘再复、李泽厚、金观涛等人的“自由化思想”，开始旗帜鲜明地站到极左派的营垒里。但仅仅过了几个月，赵紫阳讲话结束了反自由化运动。跳梁小丑何新穷极无聊，又不甘寂寞，于是通过邓力群等人居中联络，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一套《开放丛书》，转眼一变又搞起“开放”来了。他为自己刚刚批判过的李泽厚、刘再复、金观涛等人筹划出版了《李泽厚集》、《刘再复集》、《金观涛、刘青峰集》。这些名重一时的“自由派”，没有一位拒绝这条走狗、在当时还籍籍无名的何新所发起的笑脸攻势。何新售卖的这些五六百页的精装集子，虽然销售量极低，但却可以说明打着“自由派知识分子”旗帜的俊秀，如何与“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眉来眼去的关系。其中，李泽厚为了答谢何新的器重，竟然枉顾事实地吹捧何在学术上的“成就”。这在人格上也有所亏损：何新那厮是靠剽窃他人著作起家的，还经常抄错原文，漏洞百出，贻笑大方。要说李泽厚对此完全不懂，在学术上未免不敬重这位老人。

后来，其他作者也与何新有过龃龉，但那是因为何新贪污了他们的部分稿酬，而不是其他良心发现。

写到这里，我不得不打住，因为刚刚传来一个坏消息：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中共当局的唆使下，没收了刘再复在北京的住房。为什么刘再复逃亡海外五年，中共都没有出手，偏偏在他选择明年回国前夕，中共却封死他的归路？此中隐情，外人不便猜测。但不管怎么说，毕竟中共对他日益温和的言论仍是毫不领情的，殆无疑义。中国的知识分子真是难当！官场、商场里的风派大行其道，文化知识界的风派，却飘零。我虽然不认同李泽厚、刘再复这些“新时期十年的改革派理论家们”为人处事做学问的方式，但却深深同情他们充满悲剧性的命运：被自己力图效忠、效劳的人或组织所伤害，比被敌人或陌路人伤害，更富于悲剧的启示性。〗（见刘书林《中国文化知识界的悲剧启示》，《北京之春》1995年第2期）

所以，何新不与小圈子打交道是假，而因为亲日媚骨自觉孤立才是真的。

请看这位亲日派要员的自供状：

〖中国应当在一切可能成为美国今日或未来潜在战略对手的国家中，寻找盟友。特别是对以下三个国家和地域尤其值得认真注意：

1．日本（美国在亚太未来潜在的战略性对手）；

2．德国（美国在欧洲未来潜在的战略性对手）；

3．印度支那、东南亚--中南半岛（对中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边缘地区）。

对以上三个国家和地区的政策，有必要提到关系未来中国生存、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高度重新斟酌。为此我谨提出“东联日本，呼应西德，稳定中南”的三角方案。〗 (何新《论中美日关系的战略背景与对策》，1990年8月)

何新“呼应西德，稳定中南”是幌子，而“东联日本”才是目的；于是在第八节公然提出要“修好日本，稳定亚太”，为此他还专门论述了日本主子的“光荣历史”： 〖从日本近代历史看，日本发展有两条路线。一是大陆路线。即通过朝鲜、中国登陆大陆而谋求发展。从明朝末叶到太平洋战争，日本选择的一直是此一路线。但二次大战失败后，新中国的兴起，朝鲜半岛局势的改观，使这一路线对日本彻底关闭。故战后日本遂不得不选择第二条路线。第二条路线是海洋路线。二战后期日本向南洋的进军，即提示了日本经济发展的这另一条路线。战后日本利用中美对峙的形势，沿这路线西进和南下．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但目前，世界形势的改观，使日本经济面临深刻危机：美国与欧洲随时可能封锁日本经济的西进海路，从而斩断日本的生命线。日本面对当前新的世界形势，已在考虑作新的重大选择。（最近海部首相对南亚诸国的访问，表明了日本重新关注亚洲内陆区域。日本试图避实就虚，即填补大国势力的真空地带。）〗（同上）这种对日本动向的描述，完全不合事实，是何新杜撰出来以麻痹中国人视听的。

这种麻痹不仅涉及过去，还预言未来呢！“从根本上说，日本未来生存的最优道路，是与中国结盟。中国丰富的资源、巨大的内陆市场和人力，对日本极其有利。”这是不是要我们重订二十一条？

而且比二十一条更加危险：“而由于世界形势的急剧变化，今后谋求与日本协调利益，建立更深层次的战略经济合作关系，亦将有利于中国，更有利于亚太地区的稳定繁荣和实现经济一体化。这实际也是中国摆脱目前经济困难和孤立困境。”（同上）

“为此，建议决策者从世界战略角度，全面审核和统筹考虑中日关系，探讨对日本实施某些特殊政策，甚至建立双边战略合作关系的可能性。”（同上）这简直是汪精卫政权的“中日亲善”的翻版！

其实，何新只有媚骨，没有见识。他这些令人作呕的日本观，说明他要么极端无知，要么极端阴险，或许是兼而有之，被亲日媚日情结蒙住了眼睛。事实证明，这些昏话是完全落空的的痴人说梦：“例如，是否能考虑对日本投资提供某些特殊及优惠政策（类似对台湾、香港地区的那种特殊政策），以吸引、鼓励日本下决心摆脱美国控制，在开发资金上援助中国。此外，还建议探讨中国与日本合作开发中国西部（西藏、新疆）的矿物、工业及其他资源的经济、政治可行性。此举若能实现，不仅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加速改变西部面貌，而且亦将有利于巩固西部与内地的经济政治关系。”（同上）

一旦执政的人们落入何新的圈套，我们就得向城门口的鬼子刺刀再行鞠躬敬礼了！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一九九零年十二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在第一、二、三版上以将近两个半版面，推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何新的亡国之计：《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他大肆赞美日本的成功，推崇日本政府的干预。而所谓社会主义云云，不过是他用来遮羞的。

直至十年后的今天，这位跪在刺刀面前、顶着太阳旗、宣扬太君有理的何新，不仅不知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地鼓吹汉奸理论：

“日本为什么不认为它对中国的侵略是错的？它说我是代表黄种人向白种人争生存空间，他也有自己一套国家战略，有为他的侵略提供支持的理论。”（何新《纵论未来十年的中国》，《下里巴人》转贴自“士柏论坛”， on October 11, 2000 at 21:35:30:）

原来日本一直不肯对华认罪，是因为他们培植渗透派遣到中国进行破坏的何新这样的第五纵队份子太多了！

例如，何新的第五纵队里，就有王小东其人：

“日本的西化的精髓到底在哪？有很多种说法，但我认为可以把原因归结到尚武精神上来：日本民族当时的尚武精神极强，而且是举国上下都强。无论贵族与平民，因此，日本皇室的追求也在于武备而不在于花园，日本皇室的这种追求恐怕并非是因为民主制的制衡。”

不仅论点要靠日本，连论证也要靠日本；这位阉者于是以他的梦呓来说话：“我想告诉大家我从一个留学日本的女留学生那里听到的她的导师，一个日本教授，是怎么评价中国的抗美援朝的。这位日本教授说：知道吗，中国进军朝鲜之后，你们中国人才在国际上有了地位，中国人才在其他国家人们的眼中站了起来。那些（中国）学者们所说的也许都对，但我认为都没有这位日本教授所说的这一点重要。”大家看看，亲日份子连评论抗美援朝这么严肃的问题，都要乞灵于日本女人！也许这个日本女人正好还是王小东所谓需要黑社会保护的那类，那类特种行业工作的什么女。

何新、王小东之类的第五纵队份子，大概觉得中国只有归顺日本才能得救，理由可能正是日本正在扩军备战。

事实上，日本内阁于2000年12月24日批准下一年度财政预算案，拟在6年来首次削减政府预算总额的同时，把防务预算提高到创纪录水平。这就是说，日本要以牺牲国民所享受的养老金以及日本政府海外开发援助为代价，大规模提升日本自卫队、尤其是航空自卫队的远程作战能力。这就难怪日本右翼一直在声称要减少对中国的政府贷款，原来是要把援助变成军费。 从2001年4月1日开始，日本政府开支总额下降2.7%，但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却批准一项扩军计划，今后5年内共花费军事开支2229.7亿美元，年平均递增0.7%。在军需采购清单上，有为作战飞机提供空中加油以增加其战斗半径的空中加油机，从而使日本的自卫能力扩大为对任何东亚国家的“进入能力”。据说，对于某些世界上买不到的飞机，日本政府还决定要自主开发。这表明，日本不仅要扩军，还要准备开动战争机器。 　

对此，何新、王小东等第五纵队份子故意视而不见。这使得我不禁想起小说《李自成》中的一段话：“崇祯走后，寿宁宫中的宫女们和公主的奶母仍在围着公主哭泣。寿宁宫的掌事太监何新赶快从御药房找来止血的药……”只是时隔三百多年，这次何新不是为即将亡国的明朝公主止血，而是企图替虎视眈眈觊觎中国的日本打气了。服务对象变了，但谄媚的本质丝毫未变。而且，三百年前的爱国寻死的何新，已经变成三百年后卖国求荣的何新了。

其实，对亲日派这些谋图陷害中国的把戏，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网友不争论问：王小东的“光荣孤立”论，和我国长期坚持的“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有何本质区别？（对不起，俺看不出有任何区别）如果没有，为什么要故意造出一个新词？是不是为了哗众取宠？“光荣孤立”本来是指英国当时作为“世界最强国的独来独往”路线，王小东为什么又一次别出心裁把这个词混同于风马牛不相及的“弱国的独立自主外交”？〗

亲日派想让中国往火坑里跳，为日本火中取栗！

四，历史的终结还是历史的循环？

从以上事实不难发现，亲日派，并没有随着“日本帝国”的覆灭而绝种；亲日的媚骨也不是台独份子的专利，而是深入了所谓“九十年代伪中国民族主义话语”的骨髓。这个骨髓，贯穿了九十年代的首尾，以何新的亲日开始，以王小东的媚日终结；更有他们两人近日来不约而同的无耻呼应。他们对所谓自由派知识份子所发起的貌似无端的攻击，并不是因为他们是专制主义者，更不是因为他们是民族主义者（因而反感亲西方的自由派知识份子），而是因为他们极端亲日媚日。仅仅因为日本人崇拜希特勒，王小东才崇拜希特勒；仅仅因为日本人不肯道歉。何新才发现了日本有理。活灵活现的无耻。

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九十年代的自由主义等于三十年代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或是全盘西化论者，也不是说九十年代的逆向种族主义论者（即指控自由主义或是西化论者为“逆向种族主义”的论者，如王小东），等于三十年代的法西斯主义者，笔者只是敬请大家注意了：

这时间跨度为六十多年的两组论说者之间，是否有某种对应的相似的，以致构成了奇特的对位和弦呢？

这种西化论者、英美派、民主派、自由主义----国粹论者、亲日派、法西斯、逆向种族主义论者的对位和弦，也许不是偶然的：

1，这两组思潮互相激荡流行之前约十年，中国社会都经历了一次严重的内部冲突，第一次是北伐与清党（1926－1927年），第二次则是学潮与平暴（1985－1989年）。最后都以军事行动结束了争议，并开始了一个为期十年经济建设高潮。1927--1938年是中国二十世纪上半叶社会经济发展最快的十年，1990--2000年则是中国二十世纪下半叶社会经济发展最快的十年。

2，在这两次军事接管行动（1927，1989）之前，中国社会分别经历了两次为期十年之久的思想解放与文化复兴，第一次叫作“新文化运动。（1917--1927）第二次叫作“文化热”（1979--1989）；虽然二者的形态各有不同。

3，随着新文化运动和文化热的嘎然中止，中国社会先后开始了两次同样是形态各有不同的的“保守主义思潮的流行”；新文化和文化热沿着不同的方向深入更为专业化的领域，但其前卫的思想性则往往淡化了。同时，不同的思潮之间，则多以更为直接的方式“交锋”，开始了思想归思想、文化归文化的历程。

4，新文化运动和文化热的兴起本身，则各自得力于一次强人之死，1916年袁世凯，1976年毛泽东。

这种西化论者、英美派、民主派、自由主义----国粹论者、亲日派、法西斯、逆向种族主义论者的对位和弦，其实不完全是个文化口味的问题；而是中国面对国际变局，究竟应该走什么道路的方略之争。因为它不得不拥有，也不得不表达它的经济观点。这就形成了一种奇观，那就是原先玩弄文化的亲日派学者们（如王小东、何新），竟然摆谈起经济问题，并俨然成了经济学家！

其实，他们“经济观点”没有别的内容；只有反对全球化，警惕WTO，宣扬自力更生……

一个有趣的对比不难发现九十年代的全球化，很像三十年代的门户开放；而日本的二十一条，实际上就是大东亚共荣圈的自力更生！

这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封闭的与开放的，独占的与均衡的，亲日的与全球化的。

这也许真的不是偶然的：

何新与王小东，这一头一尾紧紧夹住九十年代的两条亲日派小恐龙，现在突然跳出来鼓吹反主流，甚至鼓吹战争，是否真的二十一世纪伊始，我们就又要走向四十年代，走向“消灭法西斯”、消灭汉奸队的决战呢？不过这一次，中国人民有信心有力量，永远消除日本对华威胁，南京大屠杀的血债，将要偿还。

2001年1月16日

【附录之二】

《中国的伪民族主义者可以休矣》(短评)报道：

中国“填鸭式”教育的最大恶果之一便是令中国人丧失了最基本的创造力，不仅与诺贝尔奖无缘，就连好一点的书名都要抄人家的。八十年代那会儿日本人写了一本《丑陋的日本人》，立马就有一位柏杨先生临摹一本《丑陋的中国人》；八九年鬼子石原慎太郎出了一部《日本可以说不》，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一帮中国小青年也跟风来一部《中国可以说不》。可人家那是大作家在指点江山，而咱们却是一帮井底蛙在无知地聒噪。

这事着实贻笑大方，让中国人大大丢了一回脸。然而，《中国可以说不》一出版就成了国内的畅销书，“爱国”青年门人手一册，宛如当年的“红宝书”。一时间，向西方“说不”成了中国新生代的时髦；而神经质的西方传媒也一窝蜂地惊呼---该书的畅销意味着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崛起。

事实上，中国从来就没有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所以中国人“一亡于元胡，再亡于满清，而不以为耻，反谓他人父谓他人君，承命惟谨，争事之恐不及......”这也就是孙中山先生大声疾呼“提倡民族主义，用民族精神来救国”的主要原因---中国缺的就是这种真正的民族精神。至于《中国可以说不》的基本观点个根本就不是什么新东西；这一思潮早在百年前的“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中就已基本形成；但需要明确的是，这不是什么民族主义，而是愚民们的现实主义。在这一点上，《中国可以说不》跟另外一本畅销书《第三只眼看中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两本书几乎一致地认为：存在的一切都是合理的，所有的变动都是大逆不道（除非成功了），而咱们老百姓唯一能做的就是听天由命。

这类阿Q式的奴性思想在不少国人的骨子里根深蒂固，但够胆以此为骄傲写成书的，也只有这帮半桶水又不安分的现实主义者了。就是这帮人，他们一方面安于现状，一方面又不甘寂寞；他们既善于避开锋芒，又擅长安全出击。社会变革不会令他们迷惑，眼泪鲜血不会令他们感动，卑躬屈膝不会令他们羞辱。历史与未来对于他们来说并不重要，他们只关心眼睛看着的，手头上用着的，嘴巴里嚼着的东西，并与这一切有机的融为一体。

你可以看见他们的身影出现在义和团围攻西方大使馆的战场上，出现在清军屠杀革命党的围观人群中；出现在三呼万岁的天安门城楼下，出现在反革命分子的宣判大会上；一会儿他们声泪俱下地忆苦思甜，一会儿他们又义愤填膺地批林批孔；在四五运动中他们坚决支持镇压示威群众，而在四人帮垮台以后又表态得比谁都要快。啊---就是他们！多么幸福的一帮人！因为他们有着城墙一样厚的脸皮和钢铁一般的坚强的神经，因为他们永远是正确的。

于是一切都清楚了，这帮人既不关心国家的前途，也不关心人民的命运，他们所关心的只是眼前可怜的既得利益和仅有的那么点的虚荣心。而他们既不代表中国工人，也不代表中国农民，更不代表中国军人，他们只代表一帮新兴的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小资产阶级。他们一边喝着蓝带，抽着万宝路，穿着阿迪达斯，一边却在哪儿喋喋不休令人恶心的唠叨着“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之类的陈词滥调。他们一面大骂西方人欺人太甚，一面却又拒绝采取一些实质性的措施。

这就是我们的“说不者”---“文革后遗症”的重病号跟恶俗的“市侩”所生的混血儿。他们既没有吃透自己的传统文化，也不了解西方世界；他们是新一代的现实主义者，胸中交织着传统无产阶级和新兴中产阶级最丑陋的方方面面---恶毒，浅薄，自以为是以及憎富厌贫。然而他们又总是能及其准确的领会上面的精神，所以他们总是能躲在安全掩体的后面向着敌人的影子狂吠（此举击帮他们排遣了生活的苦闷，又替他们找到了一份称心如意的差事---真实一举两得）。不过，谁也不必为此担惊受怕；不定那天，当有人觉得这帮人淘得实在太出格时，自会给他们狠狠的一记栗暴（这是有先例的）。 

【附录之三】

《我不感相信现在还有这样的人！！》（2000年12月25日 此文转载- by 3366918 ）报道：

[评论]全球化阴影笼罩下的奥运金牌 

这几天是国庆节，本来应该很高兴，但是看到中国体育代表队在奥运会上一块接一块地拿奖牌，而国内舆论对这种被西方人牵着鼻子走的现象不但没有一点批评，没有一点警惕，还一面倒地吹捧这些运动员，认为他们是民族英雄，给民族争了光等等，我心里就觉得很憋气，有一些话感到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我知道自己下面这些言论，可能会挨骂，特别是那些自由主义者肯定要破口大骂。但是我不怕，不在乎。那些自由主义者们已经完全被西方人奴化了，他们的思维完全是亲西方的。我揭穿奥运会的“和平、团结”假象，也就戳到了自由主义者们宣扬西方“民主、自由”的痛处。他们肯定要骂我。我会为此感到光荣。他们不是也骂了王小东先生半天吗？但是和王小东先生比起来，这些自由主义者们只是西方豢养的走狗而已。 

我认为：那些在奥运会上拼死拼活的运动员，客观上也是做了西方人的帮凶，在帮西方人培养出越来越多的中国走狗。我承认这些运动员的精神是很伟大的，他们的主观动机是好的。不能怪这些运动员们本人。问题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整个精神，已经被西方腐化了。所以，在这种西方化的社会大环境、大氛围下，运动员们也不可能有其他的选择。我谴责的不是这些运动员，而是制造这些运动员的那个整个体制，也就是一个亲西方的、腐化堕落的体制。 

不可否认，现代竞技体育，在西方人的把持下，已经完全走向了腐化堕落。现代体育有一点美感吗？一点也没有。大部分是靠极端摧残人性的残酷训练，甚至靠兴奋剂，来提高人的成绩。而这种做法，和整个西方资本主义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那就是通过一个残酷压榨的机制，把人的潜力发挥到极端。西方资本主义就是这样残酷，所以能够创造大量物质文明。比如体操，可能是表面上最具有美感的运动，但实质上呢？哪个体操运动员不是从七、八岁就被迫进行残酷的训练？而且到二十岁时，一般已经是一身伤病。这当然是泯没人性的东西。我想举我们民族的东西，例如气功、太极拳，都不是这样。我们的太极拳看上去慢一点，也不能帮你跳得更高、跑得更快，但是有利于长期的人体健康。这就象我们在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虽然发展得慢一点，但是有利于社会的公正。但是，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就中了西方人的圈套，在经济上倒向资本主义，在体育上也走上了竞技体育的残酷道路。 

这种竞技体育就造成兴奋剂流行。兴奋剂是竞技体育的必然产物，就象腐败是改革开放的必然产物。如果大家搞体育只是为了自己玩，不比赛，谁会用兴奋剂呢？可笑的是：西方人还假模假式地反兴奋剂，这就象他们的“民主、人权”一样虚伪。我们知道，资本主义是剥削压迫、迫害人权的根源，西方人不抛弃资本主义制度，却高呼民主人权，你说虚伪不虚伪？同样，西方人不抛弃竞技体育，却高喊反兴奋剂，那能反掉吗？ 

实际上，兴奋剂越来越成为一个借口，用来打压第三世界的体育运动员。就象他们用民主、人权作为借口来打压我们一样。中国的游泳队就是被西方人用兴奋剂做借口打下去的。当然，我前面说过了，奥运金牌不争也罢。但是，那应当是我们自己主动放弃。西方人有什么资格用兴奋剂为由把我们的运动员赶出来？事实上，兴奋剂都是西方人生产的。当然是西方人生产的，因为他们科技最发达，我们想生产也生产不出来。 

西方人的一个大阴谋，就是利用先进科技，不断发明新的兴奋剂，同时把过时的兴奋剂技术转让给中国。随后，又马上把过时的兴奋剂宣布为禁药。结果，中国化大力气引入的兴奋剂技术，马上就不能使用了。而西方人利用新的兴奋剂技术继续保持体育场上的领先地位。这和西方人在经济领域向我们转让科技的阴谋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再也不能上这个当、做这个冤大头了。我们应当立即行动起来，拒绝购买西方的兴奋剂技术。同时也应当在经济领域，拒绝购买一切西方技术－－除非是最先进的技术。但最后一条其实不可能，因为西方人不可能把最先进技术卖给我们。即使他们自称是最先进的技术，那也肯定是骗我们的。所以，我们不如索性宣布：不购买任何西方的技术。我相信这也符合王小东先生的“光荣孤立”的主张。 

从本质上讲，奥运会就是西方人试图统治世界的一部分。就象他们利用好莱坞电影宣传其意识形态一样，奥运会也是西方人宣传自己强大、先进的一个地方。表面上看，奥运会是自由、公平竞争的。但这种自由、公平具有彻底的欺骗性，就象他们一贯的自由、民主口号一样。因为中国由于财力、技术(包括兴奋剂的技术)不如西方，所以肯定不能在比赛场上和他们竞争。这样，一场奥运会下来，中国拿的金牌总是少，而每次总是美国的金牌总数第一。这样做对美国好处极大！因为全世界的人，特别是中国人，都看到美国金牌第一，都看到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于是必然产生崇拜美国的情绪，进而必然崇拜美国的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制度，进而必然演化为“逆向种族主义者”，成为卖国贼。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是必然的。除了少数象我这样，或者王小东先生那样，特殊材料做成的中国人，看到美国强大不但不崇拜，反而更加愤恨，反而变成彻底民族主义者。但是大多数中国人，看到美国强大，都会变成“逆向种族主义者”。正如王小东先生正确指出的：80年代大多数中国人就都这样变成了“逆向种族主义者”。如果不是王小东先生出来振臂一呼，那么今天肯定中国人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变成“逆向种族主义者”了。 

我不如王小东先生，但是我今天也要出来振臂一呼一下，希望我们的政府作出英明决定，不再参加奥运会。当然，有人可能说：中国取得了越来越多的金牌。或许有一天会超过美国。但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美国要灭亡中国民族，这是必定的。因为如果中国强大，就会和美国争生存空间。同样，如果中国体育强大，就会和美国争金牌的空间。中国和美国的金牌是“零和”关系。所以美国人不会让我们金牌超过它。必定要用各种卑鄙手段，包括利用兴奋剂问题，打压我们。我们的唯一办法，就是不参加奥运会。这样，大多数中国人就不会知道我们的体育水平不如美国人。同时，我们可以向人民反复宣传我们的体育水平是天下第一，不出几年，肯定可以把所有人民都教育成彻底的民族主义者。 

万一有一天，中国的金牌超过了美国，万一出现这样的情况，我认为就更加危险。这肯定是美国人的一个更加毒辣的阴谋。美国人的目的，是让中国人冲昏头脑，大家都去争奥运金牌，甚至让中国人申办奥运会。这是十分阴险的一招。为什么呢？我前面说过了，竞技体育是一种掠夺性的体育，和资本主义一样。一个成功的金牌运动员，就意味着千百失败的运动员，乃至千万没有得到良好体育设施的普通人。因为国家有限的财力，都用在少数尖子运动员身上，大部分老百姓的体育设施就没有钱去兴建、维护了。结果，就象资本主义造成经济上的两极分化一样，竞技体育将造成人民体质上的两极分化。中国的金牌越多，人民体质两极分化就越严重，而美国最终就能实现搞垮中国人民体质的阴谋，使我们再次变成东亚病夫。 

所以，美国如果让中国的金牌超过他，必定是大阴谋。这个道理，和美国人让我们外贸顺差是一样的。表面上，中美贸易，中国顺差，我们占便宜，实际上，美国人玩的是大手笔。王小东说得好：美国人是不会“数小钱”的，而中国人是劣等的，只会数小钱。中国贸易顺差就是小钱。而美国趁机在中国推广了资本主义，这是大手笔。随着中国资本主义化，两极分化严重，经济必然垮掉，成为美国的附庸，那时美国人要多少钱不能从中国捞回去？所以，我们应当坚决拒绝贸易顺差。同样，如果美国人想让中国得更多金牌，我们也坚决不能要。 

我特别赞赏王小东先生在《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后记“侠客行”里的主张。的确，在大多数中国人已经变成“逆向种族主义者”，中国的技术、经济实力整体不如美国，而美国又肯定有一个消灭中国民族的阴谋－－在这种情况下，的确没有别的办法的，只有用“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手段，以暴制暴，来对付美国。这是唯一的出路。我认为，在奥运会问题上，中国也只有这样的出路。具体来说，就是不要守西方什么公平竞争的臭规矩。我建议：下一届奥运会，所有中国运动员都大量服用兴奋剂，创造出让世界瞠目结舌的成绩，成为让他们一百年也打不破的新世界记录(在球类比赛上则大胆使用各种犯规手段，把对方运动员打倒，然后进球。必要时不要怕动刀子，甚至动枪。就象在国际关系上，王小东先生教导我们不要害怕使用核武器一样。)。然后，我们的运动员集体拒绝兴奋剂检测。如果国际奥委会胆敢处罚我们，我国就彻底退出奥运会！怕什么？我们就是要有这个勇气－－王小东说得好：“只有敢于孤立，才能不会被孤立！”也就是说：只要我们一玩横的，国际奥委会肯定两脚发软，跪在地上求我们不要退出奥运会。我们的民族主义旗帜，也就必然高扬在国际奥运赛场上，一百年不会动摇了。 

谢选骏指出：人说“我偶然发现了这篇文章！让我大为惊讶！我觉得此人真是我们民族的耻辱！”——我看此文说明了王小东一类的人，其恶劣影响曾经如何泛滥成灾于六四屠杀之后的中国大陆。 

【附录之四】

《王小东狂吠》2000年12月22日

● 网友昨天我还在岗问：民族主义与社会公正之间有什么关系？

▲王小东答：就狭义的民族主义而言，它并没有回答国内的社会公正问题，但在我的想法中，社会公正是非常重要的，可我也不赞同完全的平均主义。从某程度上说，民族主义讲的是强国，强国是需要效能的，要讲效能，而不是讲一个单纯的理想，完全的平均主义是不可行的，但完全不讲社会公正，民族主义又怎么能够得到大多数国民的支持呢？我在《关于理想主义的几点断想》中谈了这个问题，当时是看了切格瓦拉的话剧，有感而发，大家可以在士柏思想库里找到。

● 网友笑笑问：能否就远志明的“神州”品论一下，尤其他说的华人当忏悔。

▲王小东答：远志明的神州我没看过，但舰船知识上有一个相关话题，我认为很好，转给你看看。

——以下引自舰船知识论坛——

题目：看看这种汉奸思想，就知道民族主义有多重要了 

作者：战国游侠 3月14日 09:35:59 

我转小参考上的这些文章是希望大家明白，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一是腐败，而就是这种汉奸思想，这种被许多花了中国纳税人大量金钱的著名学者精致化了的汉奸思想。在这种情况下，光谈论武器是没什么用的。

读者来信照登：上帝啊，请惩罚中国人这个万恶不赦的人种吧！

看完《小参考》3月7日的文章《下流的共产党》一文，我欲哭无泪，欲泣无声！也许，该文标题改为《下流的中国人》或《邪恶的中国人》更为确切。

每个还有良知的人，看了这样的暴行，还有资格说中国是个文明的国家吗？

还能说中国是一个有5000年文明史的国家吗？没有了。有的只是5000年的野蛮史！到今天为止，中国还是一个野蛮的由丛林规则主宰的社会，中国还在文明的门槛外徘徊。

我不敢说那是兽行。那会污蔑动物。即使最坏的兽类也比不上人类的万分之一的残忍，也不会干出自封为“文明的”中国人的上述野蛮暴行！也不会犯下5000年来那么多不可饶恕的罪恶！在一个文明的进程已经延续了几千年的世界上，这样野蛮，残暴，邪恶，贪婪，肮脏的人种还有资格自称为“人”吗？没有了。因为，文明时代的不道德行为也比野蛮时代的暴行更加不可饶恕！

技术的发展并未减少中国人的野蛮暴行，相反，中国人更加堕落，残暴，邪恶，更加野蛮化了。任何一个还有良知的人，一进入中国这片土地，就会感到呼吸都困难，为什么？因为充斥于整个社会生活的都是最肮脏和残忍的人性垃圾。

不说别的，就拿对待美的态度来说吧。除了中国人之外，还有哪个人种会象中国人一样对自己得不到的异性进行连绵不绝的毁容这么伤天害理的野蛮报复？

这种对美的毁灭是最不可饶恕的罪恶，而这种暴行今天仍然在中国上演个没完没了，媒体经常披露的各种毁容事件没完没了，我们真的开始怀疑我们这个人种是否还有救？

没有了。从此，我们再也不敢说那是兽性大发了，那是人性大发！

为什么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就生活在野蛮的深渊里而不能自拔？为什么中国人这个徒具人的外表形体的物种就只是大脑发达而心灵就混沌而不开？……这样的天问太多了。而这一切的一切，除了缺乏民主自由外，最主要的原因恐怕是几千年来中国人这个物种缺乏真正的信仰的缘故。因为，只有相信了神明的存在，才会相信地狱和天堂，才会在内心深处产生深深的敬畏感，由这种敬畏感在人的大脑中产生有关是非，善恶，好坏，美丑，爱恨的辨别意识，这种意识就是我们

通常所说的良知（良心）。良心是把人从动物中超拨出来的精神和灵魂力量，而良知也是做人的前提条件和资格。丧失了良知，也就丧失了做人的资格。只有信仰才能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构筑良知的堡垒并按良知的召唤去行动，只有听从良知的召唤，才会在人的内心深处产生追求自由的动力和勇气，一个人才会获得自由。而只有生活在自由状态下的人而不是生活在专制下的奴才，才不会干出那种伤天害理的暴行！

中国人，如果你还想有救，就赶快信仰神吧，时间所剩不多了！

(送交者：LBG 于2000/3/11)

以下是对论题“看看这种汉奸思想，就知道民族主义有多重要了”的回复∶

广州人 3月14日 17:55:41 

天啊！世界上居然有这种不知算不算得上人的东西。我真没想到，还有如此卑劣的人！老实说，我一看这篇文章，我整个人都惊呆了。中国号称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上下五千年的辉煌文明，到了这个畜生的手上，就变成了“有的只是5000年的野蛮史！到今天为止，中国还是一个野蛮的由丛林规则主宰的社会，中国还在文明的门槛外徘徊。”我活了这么多年，汉奸见过不少，但汉奸到这种程度的，我真是闻所未闻！我相信在舰船网上的留学生、闲云等也不会写出这种文字！

多谢游侠兄，看看这种汉奸思想，我真得知道民族主义有多重要了！

ferret 3月14日 18:36:35 

我觉的这是该用来说日本人的。不过文笔是够差的。

cbv 3月14日 18:43:45 

神能带来什么?只有精神的迷茫与毁灭。

战国游侠 3月14日 23:07:09 

我对宗教心存敬意，虽然我不信教。但我看到这个汉奸教徒的文章，我感到至少是他所信的宗教真是有点希特勒的种族主义味道。还骂别人不文明，什么东西。

ultraboy 3月15日 10:13:43 

这种胡言乱语也算是人话吗？如果中国人多数是他这种人，我倒也会耻于为中国人了。不过我相信，这种败类毕竟是少数，对付他们的办法也很简单，让他多读点书罢了。

海盗 3月15日 16:54:20 

受不了乐，我要吐，这种玩意在民运份子那都算奇谈怪论非主流里的非主流，原作者唯一的目标就是找人骂他，不用理睬，删了这个题，臊死它就是。

闲云孤鹤 3月15日 19:48:13 

背叛自己民族自己文化的人，已经连狗都不如，宁可去当二等公民也不愿意真正为国出力报效民族的败类，大家不必在意太多，不过是另类激进分子而已。本人在自由亚洲电台论坛里面经常与这些诋毁自己民族文化诽谤中国社会发展成就的民运分子激战（不幸，相同点是和这里一样，被骂为走狗，不同点是被骂为“中共走狗”，呵呵，看来我是“猪八戒照镜子”啊）。对政府持不同意见，尚可以理解，但是，背叛自己的民族，却是猪狗不如！！！

战国游侠 3月15日 22:28:29 

海盗兄：不能删！我要告诉你，持那个汉奸教徒思想的大有人在，而且往往还都是些大人物，如大学教授、研究员、报纸总编、局级干部、公司总裁、基金会秘书长等等。这些人有权有势有钱，说话也有人信，颇能欺骗一些人。当然这些人表达这种思想时，会比那个汉奸教徒隐讳，但思想没什么实质性区别。要警惕啊！

楚天 3月16日 17:20:09 

删了吧，眼不见为净，再找几个人去揍他一顿。

小秦猛士 3月16日 17:57:39 

这个疯子的文章十分有趣，足以让所有“民运人士”为其阵营中有如此活宝而无地自容。

东方不败 3月16日 18:18:42 

典型的疯狗！只是在得知美国警察枪杀无辜黑人时，它是否也要狂叫？

LYH 3月17日 02:03:53 

有则改之，无则加冕。无须偏激，一笑置之。另：他国警察的暴行不能成为我国警察胡来的理由，望警惕之。

小秦猛士 3月17日 14:00:25 

TO 闲：好容易和您有点共同观点，自由亚洲电台论坛网址是什么？

冷血动物 3月18日 05:34:29 

看完这篇文章,我感到奇怪.这人是妈生的吗?不会是突变异种吧?

emotion 3月18日 06:51:09 

to 闲云孤鹤 

唉，以前我就和你一样老去“凤至的家”和一群台湾家伙辩论为什么要统一，后来就被骂，在后来就不去了，因为我明白了一条道理：不要和畜生讲道理，因为它们根本就听不懂你在说什么，这时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给它们一棍子(或一颗手榴弹！)

gs 3月18日 10:24:31 

美国之音采访过这个家伙，好象是什么中国的留学生，号称有7位数的订户，我当时就乐了，好象还说很多人通过它了解了什么事实真相什么的，这种狗屎到处都有，不过可以损害所谓民运分子的声誉。

JFK 3月19日 19:18:13 

本人是基督徒，但 Q反對那個叫做LBT的東西寫的垃圾。基督教与民族主義絕對不是對立的。非常怀疑此人既非中國人，也非基督徒。

小杨狗 3月20日 23:19:41 

对待这种人我们就要野蛮，残暴地将他打得一万年翻不过身

来！！！！！！！！！！！！！

把他揪出来！！！！！！！！！！！

龙血 3月24日 09:55:16 

这位代号LBT的生物一定是西方的优质名牌!!虽然你这样攻击我门的民族,但作为有着5000年文明史的炎黄子孙我将平和的向你布道,使你在离开这儿前往另一个中华世界时不至于露宿街头,或者是享受地府的温馨!!如果你还是难以驯化,我估计西方的上帝该不至于将一个畜类接纳入天堂吧!!

laomei 3月26日 03:27:57 

TO 闲云：

你好，好久不见！兄弟这一次倒是和你有同感。这种畜生写的东西确实没必要和它浪费时间！

wmomo 3月26日 04:44:42 

这样的“教徒”是连上帝都会厌恶的非人类和动物的东西！

红地图 3月26日 05:18:04 

疯狂的自虐心理！估计这个家伙是受虐狂之类的变态者。大家不要和病人一般见识，以免气大伤身。

God 3月27日 21:28:51 

那个生物信的什么教！？

雪山 3月28日 16:05:55 

大家回顾历史，中国的黄帝后裔，为了团结这大片土地上的广大人民，在很早以前连熊图腾都不要了，而信仰基督教的西班牙人在近代历史的所作所为，有没有人愿意比一比？

冲锋号 4月7日 23:03:53 

从此我相信了一句名言：在互联网上，你不知道对方是一只狗！

金雕 4月8日 11:56:12 

我同意楚天兄的话（或者是小弟）如果去踢他请叫上我一定。

扬州一条虫 5月10日 10:01:41 

哇！这块狗屎真臭！！请告诉我它在那，我去把它‘拷’了。

傻虎 5月10日 18:26:34 

他还是一个中国人!有的中国人写出这样的文章,真是不足为奇!

东尧军 5月11日 15:03:52 

基督教并不是如那个狗屁所说，它不过是一种宗教罢了。若按屁言，那东正教和天主教岂不会大喝山西陈醋，而痛bian此狗乎？！

浪潮 5月11日 21:15:28 

这肯定是某个邪教的教唆犯，中国人中肯定有下流无耻之徒，但我敢肯定他是这5000年来最最无耻下流野蛮的中国人（如果他还是中国人的话）

小秦猛士 5月12日 12:53:39 

基督教对西方的发展确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包括积极的消极的）。不过顶上那个弱智认为不信教就是中国人的堕落，那说明这个笨蛋的思想还停留在16世纪耶稣会传教士的水准。

俄国大兵 5月12日 21:14:37

背叛自己民族的文化，也是一种汉奸!

战国游侠 5月12日 21:31:30 

to 小秦猛士：

当代许多中国著名知识分子（刘小枫、何光沪等为代表），都认为不信教就是中国人的堕落，而且有许多人相信他们，所以我才上这个贴。

夜叉 5月13日 08:47:30 

天啊，好歹看一点圣经吧。为了所谓“不信教就是中国人的堕落”而“信教”，本身就不是对主的亵渎和不信。所谓信与不信都是灵的工，下了地狱的死者一样有灵传教给他们，人类为什

么要试图去猜测主的能呢？呵呵。“看啊！这就是人类的屠神之战！”

duckman 5月13日 18:46:45 

如果中国历史是五千年的野蛮史。呢吗外国历史就没有中国字来形容了。

爽 5月14日 13:20:37 

着家伙信的莫非是法轮功?造诣可与李大师相比了!还不赶快切开自己的肚皮看看有没有个法轮?

统一战线 5月30日 21:15:42 

这个天才如果领导民运和法轮功那帮人，想想是多么爆笑的一幕话剧！！

灭日美 5月30日 21:50:34 

我宁愿相信这不是中国人写的，如果是中国籍的人写的肯定是变种的中国人。

junshijia 5月30日 22:48:21 

总算和所谓的“理性派”找到一个共同点。这就对了，不管你对共产党有什么意见，你总要知道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客观地看待所有的事物。我是激进派，但我不认为中国什么都好，也不认为美国什么都不好。但我知道，就是因为中国还比上美国，所以我还活着。并一直努力着！

帝国时代 5月31日 08:46:02 

闲云说了一次可圈可点的话。看来不是汉奸，是政治另类而已。

御林军 5月31日 09:22:30 

兄弟们,狗尚且不嫌家贫,怎么能把写这篇文章的人比作狗这样高贵的动物呢?只能说是猪狗不如才对.

fuckjapan 5月31日 12:16:38 

狗屎!我相信它一定不是中国人!!因为它根本不是人!它也不是猪狗,因为它不配!真想吐!!我的走了,把网吧吐脏了,我可赔不起!!

——以上引自舰船知识论坛——

谢选骏指出：上述文字就是王小东向读者推荐的东西。

（另起一页）

【第三部分】

【刍议中国】

【目录】

01、刍议汉语源流

02、从几次大屠杀看汉族人之没有血性

03、略论汉民族的形成

04、汉人血统研究报告

05、汉族的形成和演变

06、华夏文明的白种雅利安人来源——为白种汉人正本清源

07、黄种人和中华起源

08、美洲属于广义的中国人种

09、中国历史上的15次人口灭杀

10、中国历史上著名少数民族的下落与民族血统

【01、刍议汉语源流】

一、《汉英词汇的近源探秘》

 作者：谈济民

出版社：原子能出版社北京

出版日期：2001年9月 版次：

ISBN：750222427 页数：

开本：32开包装：

原价：￥18.0

会员价：￥8.8(1星会员价) ￥8.8(2-3星会员价) ￥8.8(4-5星会员价) 

留日学者 谈济民著《近源探秘》学习心得之一

 日前，读 上海留日学者谈济民著《汉英词汇的近源探秘》(以下简称《近源探秘》)一书 颇有启发特发此系列帖子，以促进学术进步： 

第一讲  没有读《近源探秘》以前楼主已经掌握的 显而易见的“读音、含义相同” 的词： 

bake 焙, gave 给了， drag拽,  cheat欺骗,  leave离开,  

bowl 衣钵的“钵”,howl嚎, fee/fare 费用, hate 恨, jealous 嫉妒,   

lost丢失了(上海方言“落它了”),  loot掠夺, peel (水果的)皮,  

pour 泼(水),  pump 泵, road 路,  share 分享的“享”， shit 屎, 

stone 石头,  seal 玺(图章),   silk丝绸,   tow拖,  valve 阀门 

形容词：easy容易的“易”， sour酸的,   

——strong强壮的“壮”,  wee(苏格兰)微小的 

3 回复：读 留日学者 谈济民著《近源探秘》学习心得之一  

 BOOK 第一个含义是“书”。如： a book of natural science  

第二个含义才是“簿”。 如：notebook, diary book, Yelloe Book.  

4 回复：读 留日学者 谈济民著《近源探秘》学习心得之一  

日前，我发现单词 bind 的过去式 bound 的读音与汉字“绑”非常接近。 

单词 bound 的例句(从字典上找到的)： 

They bound his legs so he could escape.  

－－ 他们绑住了他的双腿，使得他无法逃脱。 

会读这个单词，就会拼读右边的单词：found, foundation, round, 

around, surround, ground, boundary, noun  

 

谈济民著《近源探秘》学习心得之二  

第二讲 谈济民著《汉英词汇的近源探秘》书中浅显的内容选辑： 

#2.1 浅显的内容选辑： tele迢迢,  town 皇姑屯的“屯”， 

back 背，bun 饽饽,   dodge 躲，dish 碟，dia对话的“对”,  

document 牍, fat 肥, father 父亲, fly 飞, fatigue 乏,  

gorge 谷, ghost 鬼, law 律, list 列, couple 伉俪,  

near 闻名遐迩的“迩”,  quest 诘 (=追问),  rude 粗“鲁”,  

shout 叫,  violence暴乱,  wall = 城郭(与“郭”的韵母接近)， young = 秧苗的“秧” 

#2.2 再集中介绍一下字母 m ，为“心得之三”铺垫：  

mu音：mother 母亲,  male 牡牛的“牡”,  meadow 牧场, 

muo音：mill 磨房,  mushroom 蘑菇,  moor 漠(荒野),   

－－mute 缄默的“默”， merge 吞没 

mi音：millet 糜(小米),  moose 麋,  maze 迷宫 

mei音：matchmaker 媒人,  media 媒体,  medium 媒介, mould 霉, 

#2.3 《近源探秘》介绍了“音转”的概念： 

－－书中说：汉语、英语所用的“声母”有时会按规律转变的。如： 

b－p 音转：出版的“版”publish,   版页的“版”page,   

－－商埠的“埠”port  

t－d 音转： tape 带,   temple殿,   top顶, tiny 一丁点的“丁”  

k－g 音转： 众目睽睽的“睽”= gaze  

－－cake 糕,  kid 羔,  王冠的“冠”crown  

4 m-m 的词汇已经有 26个了！  

11-"mo": mimic 模仿, magic 魔术, mill 磨, mushroom 蘑菇,  

mute缄“默”, moor漠(=荒野), model模型, mould铸模,  

mock模拟的, membrane膜片, mortal殁(读mo);  

4-"mi" mystery 神秘, maze 迷宫, millet 小米, moose 麋鹿; 

3-"mei" media 媒体, mould 霉, mermaid 美人鱼;  

3-"mu" mother 母亲, mare 母马, meadow 牧场;  

其他的： 

measles 麻疹, murder 谋杀, mask 面具, moth 螟, muggy 闷热的  

5 回复：读 留日学者 谈济民著《近源探秘》学习心得之二  

Bump!  

 

二、周及徐的《汉语印欧语词汇比较》

四川民族，汉语史研究丛书

我在书店翻了一下，感觉还是很有意思。

作者虽然只是抱着词源字典翻出来的，但那么多能对应的词还是很出我的意外。

作者也不是哗众取宠。

*关于英语夹写汉字的汉字传播新方法的内容举例和必要的解释

  

(A)

一ne of 我y 僚gues was 离ving for the U.S. 他e was waiting for 他s flight 和d 咐ding 他s 妻fe 和d 他s 五ve-年r-老d 子n goodbye 在t the airport. 他s 子n 忽ly 爆t into 一 悲d 泣p. The 人le around them 是ere very 多ch impressed 由y the 男y’s sentimental attachment 至o 他s 父ther.

Later the 妻fe 写ote to 告l 她r 夫d 那t the 子n 泣pt 因se 当n 他e 见aw 他s 父er 付ying 偌o 多ch at the airport 费e, 他e began to worry 那t 他e would 不t 有ve 够gh 钱y for 他s ice-cream 棒rs.   

(B) 英语原文

One of my collgues was leaving for the U.S. He was waiting for his flight and biding his wife and his five-year-old son goodbye at the airport. His son suddenly burst into a sad weep. The people around them were very much impressed by the boy’s sentimental attachment to his father.

Later the wife wrote to tell her husband that the son 泣pt because when he saw his father paying so much at the airport fee, he began to worry that he would not have enough money for his ice-cream bars.

NEW WORDS LIST

僚gue   colleague

离ve   leave

咐d   bid

忽ly   suddenly

爆t　   burst

悲d   sad

泣p   weep

泣t   wept

多ch　   much

见aw   saw

费e   fee

够gh   enough

棒r   bar

注释；  汉字后面所附的英文字母的字尾本身不表示意义，而是为了辨别汉字在英文中的读音的。因为，一个汉字有好几个意义，在其他语言里就必须念成几个不同的词（例A）；还有，同一个意义，还有语法上的形态变化，也需要标明（例B）。如；

（例A）   多ch　( much)——very   多ch

多ow  ( how) ——多ow   old  are  you？   （您多大年纪？）

   （例B）   是m   ( am) ——  I 是m  a  student.

是re   ( are) ——  是re  you  a  student?

是s   ( is) ——  是s   she  a  student?

是as   ( was) ——  是as  he  a  student?

是ere  ( how) ——  They  是ere  students.

   汉字在两千多年中走进过其他很多种语言，都是使用这一方法来机动地纪录其他语言的。如越南语、朝鲜语、日语等。下面举上面范例的日语版为例（因不能输入日语的假名字母，在此使用罗马字）；

Aru 日、私 no 同僚 ga U.S.ni 行kou toshi、空港 de 奥san to 五歳 no 息子san ni「byebye」 to 別re wo 告ge ta tokoro, sono 息子san ga 突然 悲shiku 泣ki出shi ta。周ri no 人 wa 男no 子 no 父親 ni 対suru 愛情 ni sukkari 感動shi ta. 

Sono 後、奥san kara 同僚 ni 届i ta 手紙 dewa、息子san ga 突然 悲shiku 泣ki出shi ta nowa、o父san ga 多額 no 空港税 wo 払tte iru no wo 見te, 息子san no icecream wo 買u o金 ga 足ri naku naru dewa naika to 心配shi teita kara

tono koto.

其中行kou　( i-kou /去)——就是为了区别于—-  行nau　( oko-nau /举行) 

别re   (waka-re /分手)   ——就是为了区别于—-  别ni　   ( betu-ni  /没什么)

告ge   (tsu-ge /告诉)   ——就是为了区别于—-  告　   ( koku /告)

o金   (o-kane /钱)——就是为了区别于—-  金　   ( kin  /金)

其他如过去的越南语、朝鲜语及历史上的一些周边民族都使这种方法创造了夹写的文字体系，使汉字知识传播到了汉民族地区以外的地方。这种方法完全可以运用到现今世界的汉字知识的传播（当然不是创建新文字）。

（参考内容，该书作者谈济民有句一贯的口头禅式的主张如下； 

有一万个外国人士，就有一千个东方文化的兴趣者，就有一百个中国文化的兴趣者，就有十个汉语学习者，最后就只有一个汉语学成者。我们的文化传播不能只抓最后的这十个或一个，应该抓住一万个中的一千个。汉字夹入各种外国语的汉字学习新方法，就是抓住这一万个中的一千个东方文化兴趣者的新方法。）

[ 本帖最后由 赛敏 于 2008-8-17 09:01 编辑 ]

汉印欧假说在今天世界上没什么市场，与印欧假说甫一提出就受到普遍接受的景遇相比，注定要有更曲折艰难的过程。因为汉语与印欧语的比较远不那么直观，再加上汉字的屏障，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差异，人种面貌的两分。故此人们天然的认为它们绝无共同之处。 

我研究汉语和英语的比较，旁出于对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试图将语言学的证据作为中国文明西来假说的有力证据，才去埋头寻找汉英同源词。独立于我的研究者找到多少个，不太清楚，有说七八百个的，如谈济民；有如郑刚要出一本汉印欧同源字典的，后来也没看到出；周及徐的书不知道有多少词。国外的具体资料更无法统计。不过我自己在十八个月内不断发现的总在靠近2000之数。

当年印欧语系发现和建立之时，因为雅利安语对印度土著语言的替代要彻底和完全的多，所以它和日尔曼诸语言间的对应很容易发现，对外行也很有说服力。原始汉语对东亚土著语言的替代和演变要复杂的多，这种替代的模型至今尚未完全建立。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先挑出汉语中与印欧语有强烈关联的同源词，其他与印欧语没有关联的词，我们是将它们归于土著语来源，还是归于苏美尔来源，也未及确定。最终结果，有赖于汉语与苏美尔语比较研究的深入。现在我们只能看到中国文明起源事情真相的某种主线，即流传至今的中国文明是几千年前雅利安人向东扩张覆盖某种中国本土文明的结果。我们所消受的中国文明，绝不是什么原生的土著文明，而是次生的雅利安文明，一如印度文明、希腊文明、以及日尔曼文明发生的过程。

汉字最初是一种表意表音混合的文字，来自苏美尔。其后被用来表达原始汉语，多数情况下表示汉语的读音，亦即汉字主要是一种被用做表音的文字，只不过在表音的同时，加上一些意符。汉字不过是被借用来表达汉语句子的严重表音的符号，一如西方人用腓尼基字母表达他们的语言。

用这样一种眼光再来看汉字，就知道以前所有关于汉字的陈词滥调都是胡说八道。

以上还是些空话。不过相信仔细看并想的人一样可以得到实在的东西：这个虚伪的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汉语和汉字世界，其真实性如此不堪一击！ 

我翻了这本书，其实那种所谓同源有些是所谓unrestricted universal。比如说母亲的同源，其实何止印欧与汉语，全世界的语言都是“同源”的。 

汉藏语系和印欧语系可能有联系

1 数词：  “二”的英语two[t`(w)u:],德语zwei[ts`vai],俄语два[dva]。“双”字的声母sh来源于古声母t，该字古音近[ tua?],或写作[twa?]。bi-是印欧语系常用前缀，表示二；汉语“比”也有成双的意思。

“五”的英语five，德语fünf，俄语пять[pja?]，开头辅音为唇音，“五”的声母也可以看作唇音。

“六”古音luk，英语six，德语sechs[zeks]，俄语шесть[?es?]。 l和s往往会对转。

“七”，英语seven，德语sieben[zi:ben]，俄语семь[sjemj]。

“十”的声母sh如果也来自古声母t，和英语ten,，德语zehn[tse:n]，俄语десять[?esja?]也相关。

2   名词：

“马”声母为唇鼻音m，闽语为唇塞音，读成[pe]，德语为Pferd。

“牛”的声母闽语中鼻音变塞音，读成[ku]，让人联想起英语cow, 德语Kuh[ku:]。

“狗”德语为Hund[hund]。

“豕”“猪”英语swine，德语Schwein[?vain]。

3   疑问词

英语疑问词往往以wh [hw]、h[h] 开头；

德语疑问词往往以w[v]开头，德语没有[w]音(如was[va:s]=what，wo[vo:]=where)；

俄语疑问词往往以[k]/[g]开头（如谁кто[kto]，哪里где[g?e]，“怎样”как[kak])或古[k]的现代变音ч开头(如“什么”的第一格что[?to]，第三格чем[?‘em])；

汉语疑问词“何”“曷”“胡”“盍”等字古声母为[g][k][x][?]等，“谁”“孰”现在的声母为sh[?]。从“敦”[tu?n]“郭”[kuo]“孰”[?u]的声旁都为“享”判断，这些字可能有上古复声母[kt]，“孰”的上古音可能为[ktok]，和俄语 кто[kto]音意几乎一致。

《歷史語言學論文集》（周及徐）一書包括：釋“告”及甲骨文件齡諸字；20世紀成都話音變研究；古“甫”今“巴”話語源等內容。  

本書前言自序

這本論文集是我十餘年來在漢語史研究的道路上走過的足跡。 1987—1990年在四川師範大學漢語研究所攻讀碩士學位時，我的老師冉友僑、劉君惠、郭誠永和杜道生等老先生都已年愈七旬，他們對中國傳統文化一生執著，對古代典籍無比珍愛和熟悉，這深深地影響了我。杜先生幾乎可把一部《說文解字》隨口背誦，令人既驚訝又敬佩。在他的熏陶下，我迷上了《段注》。前兩篇論文《辨“戲”、“沫”二篆注誤及同字條之誤》和《釋“告”及甲骨文牛齡諸宇》反映了這時學習和研究的方向。 1996年秋，我回到川師大任教。在洶湧著經濟大潮的社會中迷失了一陣以後，我又回到了漢語史教學和研究的象牙塔裏面，這既是命運的安排，又是多年來我內心的嚮往。《20世紀成都話音變研究》寫于這段時間。調查方言得到的結論“方言(語言)之間的影響是語言音變的動力”給我深刻的印象，這與我們在語言的歷時研究中總是用不斷的分裂來解釋語言的音變有很大的不同。語言的演變是一個客觀的歷史過程，難道我們可以為了方便，在解釋久遠的歷史變化時採用“譜係樹理論”，在解釋現在的語音變化時釆用“波浪理論”?在古代語言的歷史變化中也應該有“波浪過程”(即方言的差別及其互相影響)。這種觀點反映在我最近的一篇文章《上古漢語中的*kw-／*k->*p·音變及其時間層次》中。 20世紀的最後幾年，我感覺到在漢語歷史研究的領域裏出現了一些新的氣象。一是漢語歷史音韻學有了新的進展，新的上古音構擬系統相繼出現，海外有包擬古一白一平系統、斯塔羅斯金系統，國內有鄭張尚芳一潘悟雲系統；二是漢語歷史比較的領域擴大了，從以前的漢藏語系內部語言的比較，擴大到漢語和其他語系語言的比較，例如漢語和南島語的比較(沙加爾1992)，漢語和北高加索語的比較(斯塔羅斯金1995)，漢語和臺語的比較(邢公畹1999)。在這樣的氣氛中，期盼著漢語史研究的新境界，我于1998年考入四川大學語言研究所，在宋永培老師的指導下攻讀博士學位。《古“甫”今“巴”話語源》《漢語的雙音節詞單音節化現象初探》《(爾雅·釋詁>‘林、烝，君也’考》《於菟之“菟”及其同族詞和同源詞》《“大同”新探》和《“弓”的傳播和史前世界文化交流》等幾篇文章就是在這段時間寫成的。 我做漢語和印歐語比較，是受了沙加爾(L．Sagart)博士的漢語和南島語比較的啟發。相距如此遙遠、形式如此不同的兩種語言，在剝去歲月的塵封，露出數千年之前的舊貌時，竟是這樣有規律的對應，竟是難以置信的相似！

除了考古學和遺傳學外，只有歷史語言學才能以它獨特的方法去尋覓失落已久的人類史前時期的歷史，洞燭遠古的迷茫和黑暗，探尋“我們從哪來”的答案。這真是令人怦然心動的誘惑，無法拒絕。在有了一些零散的詞例對應之後，我決定系統地對比漢語和印歐語的語音體系和常用詞彙。在宋老師的支援下，我完成了《漢語印歐語詞彙比較》的博士論文。《比較法與科學研究》《歷史比較法和漢語印歐語比較》《漢語印歐語史前關係證據之一：基本詞彙對應》和《漢語印歐語史前關係證據之二：文化詞彙對應》等文章就是在這段時間寫成的。這後面兩篇文章是我近年來最重要的論文。它們以歷史語言學的證據指出漢語和印歐語在史前時期曾有密切的關係。不僅是在歷史語言學上，而且在人類史前歷史和文化的探索上，這個論證指向了一個新的方向。 最後兩篇英文文章，是《漢語印歐語史前關係證據之一：基本詞彙對應》和《漢語印歐語史前關係證據之二：文化詞彙對應》的譯文。在美國著名漢學家梅維恒教授的支援下，我將上述二文譯出發表于美國賓夕琺尼亞大學Sino-PlatonicPapers(No，115，125)上，以期更多的人了解這個研究。 漢語和印歐語關係問題的研究，其意義已經超越了純語言學研究的範疇。儘管對於我——一個偏寓西南、位卑言微的書生來說，開展這個研究困難重重，但我有信心耐住寂寞，把這個課題繼續下去。《中國科技史》的作者李約瑟博士說：“每一種文明都必須通過艱難的道路最終才能找到真理。”我相信這話。 作 者 2003年6月19日于成都

辨《說文段注》“涐”、“沫”二篆注誤兼辨

《辭源》《辭海》同字條之誤

釋“告”及甲骨文牛齡諸字

20世紀成都話音變研究

古“甫”今“巴”話語源

上古漢語雙音節詞單音節化現象初探

兩點意見：

第一、關係詞不一定來源於同源。

第二、也是最主要的：任意歷史上沒聯繫過的A語言和B語言都容易找到大量“關係詞”，畢竟特定系統的音位是有限的，而且同義詞和近義詞是可以很多的。生理或遺傳導致的直覺和感受往往是陷阱。形態素對應關係及統計學的顯著性檢驗才是否証或証明的關鍵。

Trask在Historical Linguistics中举了一个例子，说有人把夏威夷语和希腊文作了比较，发现他们有好些词汇的拼法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就认为他们是有内在联系的。谁知道这两种语言根本连存在联系的前提都没有，他们不是一个语系的，而且在有希腊文的时候，夏威夷语还不知道在哪里呢！这种偶然的巧合语言学上多着呢，希望还是谨慎的好。

三、《刍议汉语源流》

2008-06-15

先说一点题外话，这实在是不得不说的一个题外话，而且这个话题以后会继续说，也是不得不如此。中国的科学环境既恶劣又愚昧，我不得不为一些非科学范围内的事情一再分心分神。

前几天，我看到在另外一个以我的名义开的博客里，又有人贴“科卫兵”方舟子骂我的帖子《苏三的“三星堆文化大猜想”胡说八道》，我曾经就此已经发表过澄清言论，但看来流毒甚远，至今没完没了，我的声音盖不过“科学上帝”。然后又看到另外一个人对此的 回复，这次是维护我的一位网友，他倒是在宽容我的可能不具备“常识”，说：

“我对打假英雄方舟子历来敬佩，但这一次不。苏三的东西十分另类，但未必就是胡说八道，历史上有数不清的另类得成正果。 1·一种新说初出，见仁见智，引来众多评论，或赞同或批评是极为正常的。特别是对那些颠覆性的，必然会遭遇铺天盖地的批判。从批判的规模和激烈程度，往往能判断出新说的分量。就如一个人说1＋1＝3，整个世界都会说“错”，但鲜有人懒得去说。 2·方舟子文中，对支持苏三观点的人进行了无论外行内行通扫的盖帽式批判。先是“毕竟是吃“文学”饭”的朱大可，似乎推崇性的评价苏三缺乏资格，再是批评一些专家，连苏三对“汉字的写法、读音都是经过了历史演变这点常识也不知道”竟然无所觉察。给人的印象是，苏三胡说白道，支持她的人也全胡说八道。但在我看，社会上跨领域评价是常有的事。至于方所谓的常识，即古今汉语字型读音的历史演变，也绝非常识，相反，倒是十分艰辛古奥的理论知识。方在文中所举的几个例子，恐怕也是为批判苏三查古汉语字典现学的。何况这点信息量远不足于盖一个专家的帽。就像你拿着一个苍蝇拍，“啪”地打死一只苍蝇，打的死死的，你再在一个人的脑门上啪的一击，却不能把他打的死死的一样。 3·方舟子的评论语言多带论战性，缺乏学者风格。大凡一个态度严禁的人，遇到该类问题大多用“证据确凿”“证据不足”“证据略有不足”“完全没有证据”，不会用“胡说八道”之类。一个常把“胡说八道”挂在嘴上的人会遭人轻视。 4·真理发展的过程是一个探索的过程，猜想在这一过程中具有重要位置她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观察－－猜想－－求证－－甄别(去伪存真)－－再观察－－再猜想－－再求证......。我们打碎一个器物，扔掉80％碎片，很难判断他的原貌。考古，越是远古，这种信息缺失越严重。这就要猜想。猜想不是瞎诌，而是寻找现有现象间的可能联系。此时此地，科学猜想能突破考据学的局限，为探索引领方向。因此，第一个提出猜想的人是极受尊崇的。 5·苏三在涉足这一领域并提出自己独见的那一刻，必将获得常人不曾体验的激动和喜悦，同时也应该做好承受质疑和非难的精神准备。体验这两种东西都是一个探索者的精神营养。”

我对这样的评论自然是感激的，甚至可以说能说出这种话的人一种有相对好的科学修养，包括那上面的主题文章作者一直都是我的理论支持者，我很感激你们对我研究体系的信任。但我也看出一点其他的东西。今天重新再次总结一下。仅只有情感是不够的。

方氏所推崇的“音韵学”确实是几乎所有中国文人都略有知晓的一门学问，一个常识，所以方才会知道这样的常识。这在人文领域里正如自然科学里的“牛顿定律”一样鼎鼎大名。但必须指出的是，有一门非常浅显，没有音韵学那么高深的学问偏僻学科，却是一般文人根本不知道的，其罕见就如上世纪初出现的“相对论”，因为它与人们的“正常世界”无关，尤其与中国人无关，因为中国人相信“中国文明独立起源”。“牛顿定理”不错，但只适用于现存的正常地球重力环境，“相对论”与“牛顿定理”不同，甚至大相径庭，但相对论却可以适用于外太空，那里的重力场完全不同地球了；因为人们不轻易深入外太空，所以人们在刚开始就不关注相对论，甚至误解“相对论”，至今都有许多人认为“相对论”是错误的。我用这个不太合适的比喻说，中国人文领域里的“相对论”就是“历史语言学”。不过我对之也是了解一点皮毛而已，我对什么都了解的只是皮毛，我在方舟子批驳我的地方正是使用的这一“相对论”——历史语言学。方舟子这个无所不知的科学上帝这次非常丢人地以他对“历史语言学”的完全无知，竟然拿“音韵学”来评论“历史语言学”逻辑，这就是问题所在。但他的喽罗们同样无知，并且一般人很少知道其中的差别，只能从其他方面来判断他的态度问题，比如在里面因为我的所谓浅薄“错误”就来漫骂支持我的专家学者等。

几年过去了，现在依然有人拿他那可笑的无知言论来胡闹，并且看来很多人确实不知道这个人文“常识”，所以我不得不很罗嗦地在这里再一次说明，要想知道方舟子的狂妄无知以及他批我的牛头不对马嘴，看看“历史语言学”就全清楚了。当初本来我要到法庭起诉方舟子，但有关专家告诉我说跟方舟子这样的人叫劲本身就是丢学者的份，尽管我不是标准的学者，但觉得让时间澄清一切也可以。但现在看来确实有息事宁人的负面，因为许多人依旧不能明白事情的真相。所以我还是要继续解释。

方舟子所搬弄的“常识”“音韵学”，主要研究语言的发音变化，方法其实也是目的是通过构拟古代语言的语音系统来认识语言的历史。但“历史语言学”的目的，主要目的之一，是通过研究语言各方面的历史发展规律，包括词汇、语音、语法等，来认识不同语言之间的亲属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我要使用“历史语言学”的逻辑而非什么“音韵学”，因为我研究的目标就是人类文明同源关系。我使用的是否严密、合理都在“历史语言学”的范畴之内，不关“音韵学”任何问题。但很可惜，这个“科学上帝”看来只知道高深的“音韵学”，所以对“相对论”逻辑横加批驳，高声漫骂，导致了一系列恶劣的后果，至今不息。（鉴于方舟子从未对此道歉，而且这种加害后果依然存在，我依旧保持追求其法律责任的权力。同时，假如是一个有责任的科学家或社会学者，一旦知道自己的错误的荒谬性与严重社会后果，一定会公开道歉忏悔，但我始终没有看到方舟子对此有任何的表示。所以，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也可见一斑。从另外的社会道义，也应该对这样一个人文领域内的一个不正常的打手亮出的我自己的立场，对这样的人和事我决不姑息。可能大家认为我如此做有些小鸡肚肠，但我认为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事情，事关科学本身，我就没有权利故做宽容姑息“胡说”了，我宁愿做个恶人，并且要做到底。）

表面上看，我用中国现代汉语去与其他地方的语言做对比很没有道理，甚至很“胡说八道”，很没“常识”。但事实上，历史语言学可以用构拟的古语音做对比，也完全可以使用现代语言去对比，其分别在于，前者可以直接对比判断，后者则要通过一些公式利用同源比例达到同样目的。举例说，历史语言学家认为，人类的语言每千年核心词保留率大概为85%，假如你使用今天的现代英语和现代德语比较他们同源关系也是完全可以的；通过调查他们两者的核心词同源率大约为60%的话，那么通过一个历史语言学的公式（T = log60%/2log85%）就可以计算出，英语与德语最初的分离时间为距今1.561千年，事实上现在通过其他手段也已证明，古英语与西日尔曼语的分离发生在公元449年，这说明这些“历史语言学”公式在利用现代语言的基础之上也是完全值得信赖的。当然这并不是说“音韵学”是无用的，只是说明，在不使用“音韵学”的基础上照样可以说明不同语言的源流关系，两者并非是同一种学科、同一手段。

汉语也一样，完全可以利用“现代汉语”来直接比较与其他任何语言的同源关系与分离时间，当然也可以使用构拟的古音来判断同源与分离时间关系，只是使用公式不同而已。所以，使用现代汉语并不妨害比较源流关系。看来方舟子完全不懂这个“相对论”，大庭广众之下班门弄斧，他的粗暴野蛮显示了此人连“历史语言学”的皮毛都不知道，可以说他听都没听说过“历史语言学”，估计在几十分钟之内就赶制了一篇意在吸引眼球的战斗檄文，奇怪的是立即得到了方氏信徒的支持。就在那样无知的情况下，这位科学上帝跳出来骂我不懂“音韵学”，就在那样无知的情况下，方的无数信民一再地拿他这个本来荒谬可笑的言论反过来去羞辱我的无知。看来，起码在中国无知无畏的人远非我一人啊。这样的科学打手，假如成群地出现在中国，而没有人对他们做出适当的反应，那是多么遗憾的一件事啊。

汉语和几种印欧语的分离时间

我不是专业研究汉语言的，连历史语言学著作也没有看过很多，随便翻了几本，以前也以此做粗浅对比，没有想过深入系统地学习，但要求自己必须有个“感觉”。我所从事的文明源流研究是一门牵涉到无数学科的跨学科行为，语言研究是个很重要的工具，但不是唯一的工具。许多朋友劝我学一下音韵学，甚至还发生了方舟子那样的无知言论，认为不使用音韵学就无法进行语言比对。事实上，假如真有必要深入语言比较的话，应该首先学习的是“历史（比较）语言学”，而不是音韵学，因为这是一门直接进行语言源流比对的学科，并且可以用构拟的古音对比，也可以直接使用现代语言，只是需要考虑进某些历史因素即可。换句话说，音韵学是“历史语言学”的工具之一，要想语言比对还是直接使用＂历史语言学＂。

前文谈到计算两种不同语言的分离时间公式为：T = log核心词同源率/2log85%，这个公式就可以使用现代语言。我很想使用现代汉语计算一下与其他（任何）语言之间的分离时间关系。因为我是不设任何预先框架的，完全开放，所以，我就从我熟悉的英语入手，而且主要与中国西边的（任何）语言试图建立联系。 

有人可能再一次提出，你怎么使用“现代汉语”啊？假如没有上篇文章，估计有更多的人“友邦惊诧”。我当然会意识到这一点。其实这方面要考虑的决非只是时间差距问题，今天与上古时期，最大的问题是地理问题，在中国。因为中国是个大国，东西与南北之间的语言差异之大简直不可比喻，因为人们之间的分割达到互相不通语言的地步，所以一个更“专业”的问题应该是，普通话能代表中国语言吗？这样非常有局限的比较有什么意义？是啊，考虑到所有这些困难与不严密，这个工作根本就不要做了，这是“上帝”才能完成的工作，不是“人”干的活计。但我觉得，不严密的结论比没有任何结论要好一些，可以试探，可以先有个“印象”，可以从不严密到严密。假如有条件、假如有时间，我想我会尽量做的好一点，但最初只能做到什么是什么。就好象考试一样，不能得满分得及格也可以啊，得不了及格那就先得10分也比0分好啊，总不能破罐子破摔什么也不做吧。许多学科其实就是在这样的思路之下逐渐建立起来的。

中国有几大方言区，中国的古汉语应该保留在今天的东南一带，尤其是闽方言（止西晋）、客家话、粤语（止隋、唐）等；再次一级的古语应该在长江下游甚至江浙一带（至宋、明）。我是黄河流域的人，除了熟悉河南话、湖北话，根本不了解那些与古汉语有密切联系的南方方言，而且现在居住北京，也缺乏这方面的调查关系，所以只能就地取材、因地制宜了。

对于中国汉语的形成史与分段，不同的专家有不同的分法，都会有一些细微差别。这里的一个分法可以参考，然后参考历史变乱，可以体会到为什么那些中国方言与特定的历史时期关系：

上古前期　　　　 商代至西周末　　　 公元前771年前

上古后期　　　　 东周至秦汉　　　　 公元前770-公元219年

中古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　　 公元220-588年

近古时期　　　　 隋唐五代和北宋　　 公元589-1126年

近代　　　　　　 南宋至“五四”　　　  公元1127-1919年

假如中华民族的政治核心一直在中国北方，假如汉语一直没有离开过中国北方，那么无论有多少的变化，根据语言学规律，现代北方语中一定有底层反映，只是比例关系而已，一些公式会使其自行调整。我依然要强调，这个方法不严密，但是一条被迫的思路。

我自己一直很关注中国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国历史上的各个皇室之间的关系，我深知中国北方早被“胡化”，而且长江之北区域被彻底胡化，这一直是我的观点。语言直接受政治影响，肯定如此。那么今天的北方话实际上就是一种浓重的“胡话”。但是，任何时期的汉语也一定会按照时间比例关系遗存在这里。那么利用现代汉语直接去做比对可能就有两方面获得，其一，观察中国北方草原民族（也就是今天生活在黄河流域以及其北的中国人）的源流；其二，通过语言底层遗留判断与西方分离时间。所以这个工作还是值得一试。结果如何不说，还是先做出来一些数据再说，有些思想是在“实验”的中间获得激发的。

首先，我使用现代汉语与现代英语直接对比。我选择使用了著名的斯瓦迪什基本词汇200。结果很意外，现代汉语和现代英语之间竟然有明显联系，同源词汇为大约20%，使用T = log核心词同源率/2log85%判断，现代中国北方语言和现代英语的分离时间大致为4700年。换句话说，很可能今天的中国（部分）人与生活在欧洲的日尔曼人分离时间为大约4700年前的某个地区。英语属于日耳曼语系，大致代表了欧洲西部与北部的人群。

不过，这个“4700年”也很可能是个陷阱，假如你不太警察的话。单从一方面而言，你起码无法分辨这20%的同源是底层的还是表层的，还是一种借用词汇。假如是底层，就是一种中国南方人语言的残留，假如是表层的话，很可能属于从北方少数民族带来的阿尔泰语系的影响，这还要考察阿语系与印欧语系的比例关系。表层还是底层的区分需要很高的专业修养，一般人根本做不了，即便是专业人士恐怕也会望而却步，我也就不误入歧途了，等着专业人士去做吧。宏观研究的人一定要保持一颗“浮躁”之心，否则你就只能做沉下去的微观学者了，浮躁可以让你快速浮面地掠过一个又一个道德“陷阱”，把握宏观。话扯远了。

当然，在这个“4700”的数据之上你可以做各种可能的猜想和推断，起码我们有了一个最基础的条件：知道一个“联系”确实存在，而且时间点就定在“那里”。这个时间大约为中国中国仰韶文化（西北）晚期、大汶口文化（山东半岛）以及红山文化（东北）时期前后，所以，这个数据对这个期间的中国地区人种或文化就有了一个基本的参考。南方不计，因为中国汉语最初的核心在北方，历史时期南方也没有北上的记载，故而忽略。这个时期也是中华文明的最初期，连夏朝也还没有建立，甲骨文的出现则是1000多年之后的事情了，估计是唐尧虞舜传说时期前后，这些先祖很可能当初是操印欧语的人群。出现在西方的麦子和黑陶此期正大规模进入中国并从东西两方包围中原地区。 

这个研究的判断应该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才有更具体的意义，印欧语（或日耳曼）的产生时间以及地点在哪里？不过很遗憾这个还没有定论，一般认为在欧洲中部某个地区，比如德国附近，大约5000年前。这些不可靠，不过时间还不是个问题，因为我是“全球文明同源”的支持者，所以，即便汉语和印欧语同源也不意味着中国人就是从欧洲来的。那么难道是印欧人来自中国？当然也不是，或者说不是这么简单。初步的判断是，他们有一个共源，我现在不太认为他们之间有真正的发生学关系。这个共源既不在欧洲也不在东亚，而是在西亚或中亚附近。今天的欧洲文字系统多演化自几千年前的西亚腓尼基文字，由此也可以看出一点端倪来。人类的语言能力一般认为起码有几万年的历史，而且一般认为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是主要源头之一，可以往那里找找看。我很希望寻找到能够代表那里语言的阿拉伯语或希伯来语作为“闪-含语系”代表也来做个测试，但很可惜还没找到这方面的合适人选。总之，我想最好是尽量把所有相关的几大语系都给比较一下，在那些不同的远近关系之间“逼”出一条相对的汉语运动虚线来。一个两个的比较看不出什么，但假如能多做一些比较，很可能就有“意思”了。

然后我决定再寻找拉丁语系与汉语的比较，我选择了其中的法语，因为中国学法语的人多，容易。这次我选择了“100核心词”对比，结果同源率为大约24% 。这比较合理。因为拉丁语系的地理分布的一部分，而且是发源部分，比日尔曼语更接近中国。假如从时间上判断的话，拉丁地区与汉语的分离时间是大约3700年，也就是中国商朝期间。

我从来没有对印欧语系（英语、法语）和汉语之间的关系有过什么期盼，所以无论如何我认为更大的希望在其他地区，比如西亚或中亚。我一直有个想法，认为印欧语系中“印度-伊朗”语族中的波斯语会与汉语之间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所以，我找到波斯语专家荣松兄请他帮忙。经过大致比对我却很失望，因为我的期望值很高，而结果却只是接近30%。这个比例实在太低了。不过，它肯定是有意义的，尊重事实，事实才是一切真理的开端。假如求波斯语和汉语之间的时间关系，套公式后就是大约3100年，就是在中国商、周之际。这倒也有趣。根据这个时间我有几个大胆推测：1，周与同期的波斯之间可能有密切关联；2，从东方而来的商朝话不同于波斯语，因为他们与周人本来就属于不同的集团，语言应该有较大差异，所以在考虑商朝语言乃至甲骨文时就可以大胆剥离波斯语言影响成分，假如可以最终肯定波斯与周人关系的话。

有人可能担心“现代”波斯语与“现代”汉语怎么推断古代，其实这里有一个误区大家不容易看到。既然他们都是“现代的”，当然相似率就很低，在数据上就客观得到表现了，他们近似率只有30%，所以它得出的数据是“可靠”的，因为是客观的。与其说这个计算是相对可靠的，不如说那个公式是可靠的，它可以自动、公平地调整关系。当然，要真正“可靠”，还要做许多更为深入的工作，比如区分现代汉语中后来加入的阿尔泰语系的成分（这几乎是很很难完成的工作，因为现在还无法得知同时期中国来自同一方面的阿语成分有多少，所以是几重的分析，想精确到自然科学层面，几乎不可能，只能永远是个接近参考）。这方面当然还有一个比较简便的方法是，直接拿中国东南方言与同期的古波斯语进行比较，也可以说明问题，不过那是另外一回事了，但结果与这个现代语言比较其实是异曲同工。

至此，产生于商朝晚期的甲骨文越来越引起我的注意，毕竟那是中国最早的成熟文字体系，那是中国语言的最早文献和载体，对甲骨文的背景识读与判断是非常重要的。根据以上的几项粗略调查，拉丁语系可能与商朝最接近，我注意到3700年前恰好也是夏、商文化交替之际，所以拉丁语很可能与商朝有特殊关系。其实假如看了我的《难以置信》一书对这个判断就不会太过意外，因为我认为中国史前文明与地中海西北地区有着明显的关联，而那里的一部分就属于宽泛意义上的拉丁语系。尤其是，我一直认为中国商朝的其中一股政治力量与生活在那附近的赫梯人有密切关系（赫梯同样属于印欧语系范围），这些都给连贯了起来。有一点是比较清楚的，当初甲骨文很可能是既表意又表音的，并不是如今天想象的只是表意。而这个甲骨文的符号体系，我认为起码有这几个特征：1，印欧语系特征，2，全球特征，含西亚文字原始特征，3，东亚本土化。周人接受了商朝已经基本完备的文字符号体系，继续向象形方向进化，逐步拉大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至今已经相见不相识了。

从这些初步的语言资料看，我有一个判断，中国地区的文明主流应该是从陆地进入的。但不排除水路，比如南方的南岛语系以及西南的特别语系都说明了这一点。

汉藏一体，其实仅只是揭开或提示了一个中国语言的特征，藏语、梵语这些关系已经说明了一些本来面目，但中国人研究历史喜欢主观地与政治联系在一起，汉藏似乎因为处于一个国家就与外面没联系而又一次“独立”了。实际上他们之间的联系是真实的，但他们共同与外界的联系也是一致的，我自己对藏语没有什么深入研究，但结合历史与地理我想，藏语和北方印度语应该有密切关联，当然与波斯语也有关联。

有些问题逐渐豁然开朗，尤其是看到下面这本书后，我几乎是大吃一惊。我甚至都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买的这本书，估计是今年年初连续大批购书时带进的一本，没注意就放在书架上了，最近想集中看看语言方面，所以就随手拣了出来。这本书就是川大中文系教授周及徐先生在2002年出版的《汉语印欧语词汇比较》。

我不记得这本书是如何来到我手里，并且为什么一直搁置没看，大概要看的书太多吧，我这里购书多为心血来潮，某一时期对某一课题特别感兴趣就买一大堆，看不看再说。这本书有2个特点，一个是繁体字，而作者是位中国大陆的，川大中文系教授，另外尽管是精装但却看着陈旧乃至有些问题，象是存放了许多年的样子，讲究外观品位的可能就难过了。

假如说这本书的结论让人惊讶的话，而另外一本书就更让人吃惊了，那就是谈济民的《汉英词汇的近源探秘》，凡是做这方面比较的人都知道。但我一直没有求购到，想了许多办法都不成，昨天竟然在某网上书店看到有卖，赶快抢定一本，还没到。他们两个的工作性质差不多，都是对于印欧语系与中国汉语的比较，但侧重不同。

印欧语系是目前研究最为透彻的一个语系，因为是西方人自己的语言，而“历史语言学”又是西方人鼓捣出来的，这是自然，近水楼台先得月。但最先研究汉语和外部语言关联的历史语言学家也自然是西方人，有一些非常著名的汉学家比如高本汉等人，是这方面的开创性人物。

中国人一直都知道“汉藏语系”，之所以如此称呼，说明“汉藏”一体，也说明了他们的“独立”。很少人想到他们与外部世界有什么关联。这个现象与“中国文明独立起源”思想是一致的同胞胎。我一直没深入语言，以为这是“真理”，谁知道又上当了，它是“文明独立”的配套物，一戳就破。很多专家实际上知道中间怎么回事，只有大众被蒙在鼓里。西方早就有专家提出“汉藏语系”实际上与“印欧语系”是一体的，并且有一个概括性名词就叫“亚欧语系”，估计中国体制内很不愿意接受这个思想体系，所以很少中国人知道。“亚欧语系”一体的支持者不在少数，中国也大有其人，但是考虑到“中国文明独立起源”的固定模式带来的压力，很少体制内人敢明目张胆提出来，对于有些人而言，这肯定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只是大家在等待一个学术更为开放的时机。目前明确提出印欧语系与汉语关系密切的研究者，都有海外生活或教育背景，说明思想开放，思维活跃，不受传统约束。

周先生的书我还没看完，只是出于某个需要我将其作为词典使用，查看了其中的第五部分《汉语和印欧语对应关系词》。我以前粗浅地觉察到中国古汉语的欧化风格，大概在第六本书《罗马有多远》中有所提及，没有想到有人做过如此系统的工作，“相见恨晚”啊。这一次集中看了这些上古词汇的构拟音与印欧语的对应关系，几乎让我目瞪口呆。

我统计了一下，“对应关系词”这部分书中取词共260个，“基本词汇”占有量可能在50%左右，也就是说比较核心的语言比例大约达到这个程度，而今天现代北方汉语和南方闽方言的同源或相似率不过才56%，北京话与吴方言的比例才73%。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基本可以肯定商、周时期的中国人是讲印欧语的，我们祖先的话我们今天是无法听懂的，就如今天我们作为北方人无法听懂闽粤方言一样的隔阂。但是，我怀疑现在中国东南地区的人们会比中国北方人要更容易一些理解商周时期的先人。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在几千年前，我们的先人与欧洲地区的人们讲述的是一种很接近的语言，假如比画一下他们之间可能不需要翻译就可以通话。

我还统计了一下，这大约260个词汇中，拉丁语的成分比较多最多（包含了法语、希腊语与意大利等）。英语成分也比较多，近1/4。然后是原始印欧语。反而距离更近的“印度-波斯语”没有我预想的那么多，这真是个怪异的现象，让人费思量。当然，这里面有些具体情况还不清楚，我本来想直接向周教授请教，结果网络上查到的地址全作废了，所以只能先武断谈谈初步意见。

许多人没见到过本书，所以只能推测，我看到网络上的有关讨论因为没看到书的具体争论不太公平。我在这里录入一些具体的文字，让大家有个初步感觉。我从中挑选出几十个比较“基本”的词汇对比看看，有些地方的拼音无法写出，就用*表示；另外书中提供了“前上古拟音（也就是夏或之前了）”与“上古拟音”，我一般只提供一个，感兴趣的就直接去买书看吧。但说实话理解下面这些词汇对比的意义，必须要有一定的西语基础和初步的“历史语言学”修养，否则也看不出来他们之间的关系反而会成为“方舟子第二”上来如焦大一般胡乱大骂一通。“历史语言学”说高深就高深，说简单就很简单，很初级的就是观察不同语言间的相似性，比如说“te”与“tian”，或者“xing”与“eng”这些就具有明显的相似性。不过你要得出什么严密的结论，还要配合许多其他的东西了。另外，其中3、5个别词汇的读音为方便我直接使用了别的替代（比如N），因为我的键盘里没有那些音标，出问题在我而不在作者：

古汉语　　　　　　　　　　　　 印欧语系

海　　 hm**　 原始印欧语 mori

晦　　 hm**s　希腊语　mauros

煤　　m*　      英语 smut　

灰　　 sm**l　 英语smutch

妇　　 b*le　　拉丁语 pu*ll-a

火焰     phleu　  拉丁语 flagra

“打”pleu　　　 哥特语　 bliuwan

暴风　　phleu   拉丁语（吹 flare）

（雨雪大）preu 拉丁语　　 plu

（兰色）phleu　古英语 bl*w

燎 raug　　　　 原始印欧语 leuk

狗koo　　　  　 原始印欧语词根 犬 ku

驹 kor　　　  　 古弗里斯蓝语 hors

小牛 qhoog　  　 原始印欧语 gwow

观 koos　　　　 原始印欧语kou

乳 no？　　　　 原始印欧语词根 sneu-

姝 khjo　　　　  英语gorgeous

（脚背） bos　   希腊语 pous（一只脚）

石头 rook　　　 大众拉丁语 rocca

（草木{绿 rok　 英语（草木）绿 lush

鹿 rook　　　　 古撒克逊语 reh

捕 baas　　　 　拉丁语 posssidere

葩 phraa  　　　 拉丁语词根 flor

小猪 praa　　　 拉丁语 porcus

父bate　 　　　 原始印欧语 p*ter

斧 plag　　　　 梵语 paras*-*

马 maag　  　　 梵语 maha

巫 mag　　    　 古波斯语 Magu

胡（谁）gaa  　 古拉丁语 qua

山羊 kaad　　　 原始印欧语词根 ghaid

风（诗歌） pum  古北欧语 poema

风 plum　　　　 希腊语 pneuma

（光明） ilum　  拉丁语illuminare

（人头）甲 kraap 拉丁语 caput

（肚子） kum　   古英语 womb

丈，十尺 lrang　  拉丁语 lang 英语long

壮 strangs　  　　 古英语 strang

（杀死）sdra*  　 希腊语 strangalam

满月 ma*s　　 　 希腊语 mene

零（雨落）ree（n）古北欧语　 regn

山脉 gee（n）　　英语chine

园　　　　　　　 英语 garden

皮 brel 　　　　　 拉丁语 pelag

筏 blat 　　　　 　古北欧语 floti

污脏 muul？   　　 原始印欧语 mol

微小 m*l　　 　　 哥特语 smals

（吻）嘴唇 mun？ 古北欧语 munnr

（沼泽） mril　　  古北欧语 myrr

蜜 mit  　　　　　 原始印欧语 medhu

黑色（涅）niik   　 同上 neigh-

日 nit   　　　　 　 拉丁语 nitere

帝 tees  　　　　　 拉丁语　 deus

昼tos　　　　　　 拉丁语 dies

卑 pes　  　　　　 晚期拉定语 bassus

竹筐 pes　  　　　 英语 basket

圆酒器 beek　　　 拉丁语 bacca

臂 preks　　   　　 拉丁语 brachium

还说什么呢？我什么都不想分析了。只是想说，中国的学术“围墙”早就该被打破了，然后才能说别的。今天终于有那么多人再也不愿意穿皇帝的新衣了。

谈氏《汉英词汇近源探秘》

（假如有善希伯来语可帮忙朗读100个单词者请与本人留言联系，北京人最好，外地不限。不过希伯来语属于小语种，很难找到熟人，所以特别购买了《古希伯来语教程》（川大出版），实在找不到人就只能自学解决了,这个版本据说不错） ——

听说《汉英词汇的近源探秘》这本书至少有2年了，但似乎只开印1500本，而且没有什么买家，最后作者只好把剩余的几百本都拿回家了，所以哪里也求购不到。最近在网络上看到有人叫卖复印本，原版18，复印一下就倒过来了，80元。太贵，不甘心，又到处翻，竟然在一网上书店发现。刚到，两天就看完了。总算了了一个心愿。　作者谈济民先生是上海人，复旦大学外语系毕业（日语专业），华东师大读研究生，似乎在东京大学再读研究生。后来一直在日本从事汉语教学和商业。应该说出身“半专业”。相对而言，我就是“完全不专业”了，外语系或经济系的学生去操弄“历史”,似乎根本沾不上边。不过如此"不专业"的也不只我一人,最近看华裔美国语言大师李方桂最先是学医的,而中国著名语言学教授郑张尚芳老先生还是完全自学成才的. 唉,我转挑成功人士说,开玩笑. 这本书名字叫《汉英词汇的近源探秘》，涉及的表面上看是英语与汉语的比较，实际上是汉语和整个印欧语系的比较,不仅只有英语古音，主要涉及了拉丁语，还有希腊语，甚至有很偏的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等等。当然，从逻辑上讲如此命名并无问题。封面上有句话：“你相信吗？汉语自古以来就具有一大批同英语在语源上音义近似的对应词汇！”这确实是事实，以此证明了“逐条琢磨汉英对应词汇的对应关系便能在英语词汇的记忆上增强感性的兴趣和理性的理解”。我猜测原来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中国当下最热的英语学习。这在书里面说的更明白（5页）：“本书的目的在于利用已有的汉语语言学界的音韵学成果，将其同印欧语系的古词源进行比对研究，揭示出两者在史前所存在的音义两方面的相似形”。目的似乎很单纯，没有别的。　书是2001年出版的，原子能出版社出版发行。与周及徐先生的《汉语和印欧语对应关系词》一书相比，谈氏的书更早，但似乎谈先生本意多在语言本身的研究，没有过分强调语言的同源性带来的其他意义。当然，客观上他的这一工作为“文化同源”的研究也做出了贡献。时间上越靠前工作会越艰难，所以这项工作具有开拓性意义。这位客观上的同路人也是位外语系出身，这也是另外一种“近水楼台”吧，但也可能同时揭示了其他问题，比如学习外语的人不容易受到中国固有学术传统或学术氛围的约束，容易发见新意。川大的周先生的著作则进了一步，直接提出了人类非洲根源的DNA科学结论，而周先生的书是2002年出版的，我是2003年才注意有DNA这么一个结论的。

所以，周先生一上去就很明确地以印欧语和汉语的对比提出了文化同源问题，尽管能够看出他非常谨慎，将自己的真意隐藏在书中一隅，而不是直接地命名出来：汉语和印欧语言在史前时期曾有过密切的关系。与他们俩可以对比的话，我则是基本撇开DNA和语言方法，直接从文化入手提出了“全球文明同源”，并且具体指出了根源在中东附近，他们俩只是具体指出了汉语和印欧语言的密切关联，不涉及其他。我的工作是从2002年开始的。估计他们俩的工作是从上个世纪末就开始的了。我确实是从全球神话系统阅读中突然醒悟到全球文明有联系的，没有任何其他的启发来源。对于其他两位先生的启发来源本人也不甚清楚。 这里没有比谁第一的意思，都不一个领域和方法，说不了彼此之间都不知道对方在干什么，但这个时间表非常有意思，说明了不同领域和地区的人们，很可能在各自独立的环境中基本同时或相继注意到，对基本上同一个话题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中国文明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而且，我们三个从时间顺序上一个比一个深入起来。以出版时间而论，上海的谈先生在2001年发现英语和汉语之间的相似形，四川的周先生在2002年认为汉语和西方语言有密切联系，而我则在2003年认为全球人类文明曾经有过大范围接触或甚至同源(皆以正式出版时间论)。　假如对比我们著述的专业性，我的自然是最差，除了能力有限之外，我也主动把我的工作看作一种收集资料和文化呼吁的性质，所以只是尽能力所及，不考虑学术不学术的问题，把所有可以收集的信息汇编总结而已，当然那也是我的整个探索工作的一个自然展现。谈先生的工作比我的专业多了，或者说就是很专业，不过那些不习惯史前研究的人肯定觉得过于“牵强附会”了——不过我说过，史前研究就是需要“牵强附会”，这是一个必须的手段和方法。这个“牵强”主要指的是书中“语音最大公约数”的方式，还有“音转”的跨度之大与频繁等，偶尔有让我目瞪口呆之处。这样做有利有弊，所以看你从哪个方向看了。创造性工作就是有利有弊的，就如侦察兵与将军不是同一种人，无可厚非。而川大周教授的著作由于是博士论文加工而来，所以就是标准的学术作品了，这没什么可说的，专业方面非常可靠。　谈氏《汉英词汇近源探秘》实际上也可以当作一本词典看，与周先生的书一样，里面主要部分就是词汇对比。

其中采用的汉语"上古音"来源于日本学者藤堂明保的《学研汉和大字典》，时间应该是“诗经”前后，或曰东周到汉晋之间（BC500-400）。而印欧语古词根等主要根据欧美最新研究成果《Indo-European Roots》(Watkins,1992)。　似乎总共挑选到688个词汇对应。这个总量看似不大，然而，假如想一当时语言的总量这其实已经是个非常高的比例了。今天的词汇非常丰富，估计一种语言得有几万个词汇，但当时估计也就几千或1万左右，所以不可同日而语。　举一例子说下书中的对应比较体例：汉语　苹 ping　 ——古音 bien[简化]——　　   　 {ben}英语  apple　——IE（印欧） *abel [a脱落][l-n音转]　　   　{ben}　{ }表示“最大公约意思”,其实不用如此从前面也可以看出近似，如此这般就更明显了而已。　我找到史瓦迪什的“100基础核心词表”查找了一下，大致在书中找到了其中的50个，因为假设前提是谈先生已经尽力搜集到所有的近似词汇，那么这个结果实际上就相当于说，这个时期的汉语和印欧时期的古语之间有“100基础核心词表”的50%。将这个结果套入前两天提到的那个分离时间计算公式，结果就是1821年。这个时间加上汉语的取词时间，BC500-400，就是公元前1世纪加上1821年，就是大约4000年前。也就是说，这个样子的汉语基础得出的汉语与印欧语系，或其他外部语系的分离时间为大约4000年前。参考一下前几天得出的结论，汉语与英语的分离时间是大约4700年前，与拉丁语系的分离时间大约是3700年前，与波斯语系的分离时间是大约3100年前，这个混合后的大约4000年的时间还是比较可靠的，当然不可能做到绝对的“科学”严密，那是永远不可能的，只能是个大致参考。说再一次说明了，东亚地区的汉语起源是全球同源的，与印欧同源的。目前只是不清楚那个分离点在哪里，最后说再见的人群是哪个，这些都是有趣的一些疑问，等着以后慢慢来揭开这神秘的面纱吧。(假如对这里的介绍还不过瘾,这里还有一个帖子, 自己打开看吧)　这一发现假如可靠的话，意味着中国夏朝是标准的印欧语使用者。几百年后从山东而来的商朝依然有浓重的印欧联系，但这一地区由于地理的特别关系，他们同时有明显的东亚本土化倾向，所以，这一切都表现于他们的甲骨文中。

下一个王朝由于来自西部，如又一个语言波浪向中国的中原地区袭来，带来了新一层的带有“印度-伊朗”特点的印欧语特色，但由于商朝已经定下中国的文字基调，而且本土化已经深入700年，所以周朝顺应了以往的特点，尤其是接纳了中原先进的文字体系，时代进入“诗经”时代。带有象形文字特点的汉字体系继续在中国发展，至秦汉成熟，正式与西方开始分道扬镳。这就是大致中西方语言和文字发展的大致轨迹。　 字母文字实际上是一种后起在的文字，象形文字为最古老的文字。所以，中国地区发展的象形文字在商朝的定型与固化，并非是落后的表现，相反是一种先进。西方的文字是一种“偶然”行为，在腓尼基-希腊文字的基础之上发展而去，逐渐中西各自彻底独立。如何表现与如何发音，不是引起语言差异的必须条件，时空可能是更为关键的因素，但无疑书写方式的差异，加上时空因素，最终使汉语和印欧语系在今天已经是相见不相识的“陌路人”。从语言的表现方式上，从夏朝与商朝的文字符号上也能看出，主流的分离时间就在4千多年前，或说在商前。否则，他们会冲击到到甲骨文的体系，事实上甲骨文体系逐渐在中国确立，直到延续至今。当然，本土化势力永远大于外在影响，也是个考虑的问题。甚至某些少数统治集团不得不屈从于本土文化并被本土化彻底吸收掩盖，历史上类似案例也屡见不鲜。 另外，大约4000年前主流分离的规律，也大致符合我在“破译飓风系列”中一再强调的一个文明传播规律：在文明核心在中东附近区域，所谓文明子宫，然后文明传播呈波纹状向四周扩散，印度等地属于第二层文明扩散圈，东亚与欧洲基本同时接受到核心地区的文明，构成第三波纹圈，向东西两个不同方向发展。这一时空规律对应了目前历史比较语言学下（我计算的）这一结论，几种不同的计算方法与条件，尽管有小的差异，但总体看，东西放语言的分离就在大约4000-5000年之间这个时期内。  （夏文字）　我认为文明和语言一样，因为语言附着在传播文明的人类身上，他们是一波一波如波浪一般来到东亚大地的。这是“历史语言学”的一个说法，我将之扩展到文明的传播规律方面。但是中国的语言与文明的规律可能有一定的分别，总的来说是大同小异，就是从西而来。

但就语言方面却有明显的北下趋势，这是非常在历史时期的事情，也就是汉语的阿尔泰特征的源泉。假如我们所谓的“文明”是指相对高级的“形式”，那么很明显历史时期北方民族没有给南方带来明显的“文明”，但却带来了语言，因为他们在中国的北方形成了政治中心或建立了政权，因而通过强权推广了语言。　我认为东亚地区在大约2500年这里可以是一个分界线，也就是BC500这里，之前属于相对自由的文明传播区，之后就彻底停止了，以至于在汉朝还有“凿空”一说，可见封闭之严密。而4000年前就更是自由得厉害，所谓“原始共产主义”就是指那样的时期吧。所以，语言的传播与融合都可以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去考虑。　附我查核的谈氏书中大致按照“史瓦迪什”表选出的“50词”为以下这些：back,bark,belly,big,blue,bone,breast,bright,burn,canine,carapace,chew,cold,cow,cry,cut,dark,day,eat,fat,feather,flower,fly,food,foot,fur,give,good,heart,horn,kill,long,look,mother,many,neck,night,path,people,rain,sit,sky,small,stone,stand,star,that,tooth,tree,warm,what,white,who,wind,woman　我认为50%的比例是相对合适的，尽管谈氏对应中有“牵强附会”的成分，但同时考虑到其实他的工作有限，我的意思是，他并没有搜尽所有的对应，有的甚至我知道的近似对应他也没有列入其中，所以两者平均，这个数值还是值得信任的。

以下为谈济民先生《汉英词汇的近源探秘》中的词汇对比例子。我基本上按照“基本词汇”的思路摘取了其中的几十个，大致包含了前帖所谓的“50个基本词汇”（而非摘取最相似者），不严格，因未复查。其中可能有打字错误的地方，另外没有录入谈先生对词组意义发展转化的详细解释，可能在理解上有一定的困难，引起的可能误会欢迎指出。对于{ }之内的“最大公约”方法，我的理解是，作者为了大家更容易看到其相似性，这是必要的参考，假如不同意可以完全不看那一部分，以自己理解为准即可。

在录入的过程中，我有个体会，这些古代词汇，无论中西，以d或h以及他们的对音出现的频率较高，奇怪的感受。

考虑到以下对比实际上不仅是对英语的对比，而是对包含英语在内的多种语言的混合对比，所以得出的分离时间，不能看作是仅只汉语与英语之间的分离时间（4千年），也就是说，配合地理与历史考察，英语和汉语的分离时间应该超过4千年（参考前贴4），所以之前在2帖中 得出的“4700年”的时间还是比较可靠的。有人指出，英语那时候还没有“出生”，但英语不是凭空出现的，所以这里的“4700年”或其他的分离时间也好，都是一种逻辑分离时间，追及IE根干即可解决。这个计算并非没有意义，而是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对于中国文明的起源合围，语言这一比较可靠的手段起着重要的调校作用。

汉语古音与印欧语如此广泛紧密的联系，使人惊讶之余，不仅要思考它们意味着什么。这必须做出解释，并且我已经有初步的考虑，下帖或以后慢慢来吧。这之后的时间多半要放在语言和文字上面了，已经买许多语言类书籍，其中新疆考古以及国外对中国的考古看法以及中国古词的转化比如上古虚词等方面，初步看收获很大。

（在线闲写）

1,

背 bei   ——   [上古音]*bueg [简化]———{beg}

back   ——  日耳曼古词根  *bakamueg [词根化] ——{beg}

2,

腹 fu  ——  [上古音]*piuk [p-b音转][k-g音转] ——{bug}

belly   ——  [IE (意 "印欧语",下同) ]*bhelgh [简化] ——{beg}

3,

丕pi ——  [上古音]*pieg [p-b音转][简化] ——  {beg}

big  ——  古诺斯语 big  ——{big}

(丕的原始意义同big的"full-grown"意义如出一辙)

4,

碧bi   ——  [上古音]*piak [b-p转化][简化] ——{bik}

blue   ——  [上古音]*bhel  [简化]——{bel}

5,

髀 bi   ——  [上古音]*beg [g-N音转] ——  {beN}

bone  ——  古高低德语  Bein——{bein}

(Bein 这一次员在古日耳曼语中指"大腿"或"大腿骨"),网络上无法表现那个鼻辅音没，以N替代

6,

脯 pu   ——  [上古音]*piuag [简化] ——  {pag}

breast   ——  [IE]*bhreas  [bhr-p 音转] —— {pas}

7,

焚 fen   ——  [上古音]*biuen [简化] ——  {ben}

burn   ——  日耳曼古词根 *brennan  [词根化] ——bren[br-b音转]——{ben}

8,

犬 quan ——  [上古音]*kuen  ——  {kuen}

hound ——  [IE]*kwon——  {kwon}

9,

甲 jia   ——  [上古音]*kap ——{kap}

carapace  ——  西班牙语carapacho(语源不明)  [词根化]——  {kar}

(其实这个词汇可以直接取英语cap (kab)吧?——苏三) 另外这个词汇不应该算50词汇中的,看错了.

10,

好hao   ——  [上古音]*hog [h-k音转] ———  {kog}

charity   —— [IE]*ka———  {ka}

11,

咬 yao  ——  [上古音]*kog [k-g音转] ———  {gog}

ngaw   ——  [IE]*ghen  [韵尾阴声化][简化] ——   {ge}

12,

牙 ya ——  [上古音]*giog [g-k音转] ——  {kog}

cog  —— 古诺斯语 *cogge  [简化] ——  {kog}

13,

寒 han   ——  [上古音]*han [h-k音转] ——  {kan}

cold   ——  [IE]*gel  [g-k音转][l-n音转] ——{ken}

14,(丧失,受害,这个词汇不算基本词汇)

瘅 dan ——  [上古音]*dhianbeg [简化] ——  {dan}

damn   ——  拉丁语 damnum [词根化] ——  {dam}

15,(危险)

殆 dai——  [上古音]*deg  ——{deg}

danger —— 上古法语 dangier [ 词根化] ——dang[g-N音转]—  {geN}

16,

昼 zhou——  [上古音]*tiog [简化] ——  {tog}

day ——  日耳曼古词根 *dagaz  [t-d音转] ——{tag}

17,

口+燕 yan ——  [上古音]*an ——  {an}

eat——  [IE]* ed [d-n音转] ——{en}

18,

胚pei ——  [上古音]*pueg  [p-b音转] ————  {bueg}

embryo —— (em+)bro——希腊语bruein[br-b音转][韵尾阴声化][简化] ——  {bue}

(这个词汇不算基本词汇? 其实这个胚对应egg是非常好的,但不知道为什么没采用——苏三)

19,

爸 ba—— [上古音]*uag [b-p音转] ——  {pag}

papa——  [IE]*beg [词根化] ——  {pap}

20,

翡 fei ——  [上古音]*piuer[简化] ———  {per}

feather ——  [ IE]*pete  [词根化] ———  {pet}

21,

哺bu ——[上古音]*bag[b-p音转]——{pag}

food——[IE]*pad——{pad}

22,

葩pa——  [上古音]*pag ——  {pag}

flower —— [ IE ]*bhel  [bh-p音转] ——  {pel}

23,

飞 fei——  [上古音]* piuer [ 简化] ——  {per}

fly   ——  [IE]*  pete [ 词根化] ——  {pet}

24,

皮 pi——  [上古音]*  biar [b-p音转] ——  {par}

fur ——  [IE]*  pa [ ——  {pa}

25,

核 he ——  [上古音]* keg  ——{keg}

heart ——  [IE]*  kerd [ 简化] ——{ked}

26,

角 jiao ——  [上古音]* kuk ——  {kuk}

horn ——  古爱尔兰语 congan [词根化] ———cong[ng-k音转]——  {kok}

27,

何he   ——  [上古音]*  har [h-k音转] ———  {kar}

how   ——  日耳曼古词根 * hwo [IE]* kwo-[ 简化]—— {ko}

28,

殛 ji   ——  [上古音]* kiek  [简化] ———  {kek}

kill髀 bi   —— (词源不明)kill  ———-{kil}

29,

长 chang——  [上古音]* diaN [ 简化] ———  {daN}

long ——[IE]* dlongho  [dl-d音转] ———{daN}

30,

民 man——  [上古音]* mien [ 简化] ———  {men}

man ——  日耳曼古词根* mann [ 简化] ———  {man}

31,

繁 fan ———-  [上古音]* biuan [ 简化] ———  {ban}

many ———  [IE]* mengh  [m-b音转][ng-n音转][简化] ——-{ben}

32,(这个不算基本词汇)

婚hun——  [上古音]* muen [ 简化] ———  {men}

marry ——  [IE]* mari [ 词根化] ———mar[r-n音转]———{man}

33,(死)

殁mo ——  [上古音]* muet [ 简化] ———-[met]

mort ——  [IE]*  mert [ 简化] ———  [met]

34,(脖子)

紧 jin ——  [上古音]* kien [ 简化] ———-[ken]

颈 jing——  [上古音]* kieN [N-n音转][ 简化] ———-{ken}

neck ——  [IE]*  ken [ 简化] ———  {ken}

35,

夜 ye ——  [上古音]* diag [d-n音转][ 简化] ——{nag}

night ——  [IE]* nekwt  [ 简化] ——{nek}

36,(这个不属基本词汇)

洋 ——  [上古音]* giaN ——{giaN}

瀛ying ——[上古音]* gieN [ g-k音转] ——{gieN}

ocean —— 希腊语 okeanos [ 词根化] ——okean(O脱落)[k-g音转]——{gean}

(中国南方"江"北方"河",有人说“江”“河”本来是长江与黄河的名字，我表示一定的理解，但也有怀疑。我认为“河”“江”都曾经是普通名词，而且“河”就是“海”，“江”可能相对于河、海，而且出现相对晚。一个大胆的设想是，河是比江更为古老的前上古称呼。——苏三)

37，（全部的，不属基本词汇？）

遍bian ——  [上古音]* pian [ 简化] ——[pan]

 pan ——  [IE]*  pant [ 简化] ——{pan}

38，（凤鸟）

凤 feng——  [上古音]* biuem [b-p音转][ 简化] ———-{puem}

phoenix ——  希腊语 phoinix[词根化]—phoin[ph-p音转][ 简化]——{poin}

39，

看、见kan ——  [上古音]* kan  —————{kan}

regard ——  古法语（re + ）gard[g-k音转][d-n音转][ 简化] ——{kan}   

40，

干gan ——  [上古音]* kan  ————-{kan}

shallow ——  [IE]* kele [ 词根化]———-kel[l-n音转] ——{ken}

41，

坐 zuo——  [上古音]* dzuer [vdz-s音转][ 简化] ———{sar}

sit ——  [IE]* sed  ———————{sed}

42，

盖gai ——  [上古音]* kab  —————{kab}

云yun ——  [上古音]* hiuen[h-k音转][n-t音转][ 简化] ——{kut}

sky ——  [IE]*  keu ——————{keu}   

  （keu原意 cover）

43，

渺、藐、秒、苗、妙 ——  [上古音]* miog ———{miog}

small ——  [IE]* melo [ 词根化] —————{mel}

44，（不属基本）

酸 suan ——  [上古音]* suen [ 简化] ———{sun}

sour ——  [IE]* suro [ 词根化] ——-sur[r-n音转]———{sun}

45，

脾 pi ——  [上古音]* bieg[b-p音转] [ 简化] ———-{peg}

spleen ——  [IE]* spelgh[s脱落] [ 简化] ———{peg}

46，

石 shi ——  [上古音]* dhiak[d-t音转][k-N音转] [ 简化] ——-{taN}

stone ——  [IE]* stei n [s脱落][ 简化] —————-{ten}

47，

袱（三点水）fu ——  [上古音]* biuek[k-N音转] [ 简化] ———-{beN}

swim —— 古诺斯语svima [ 词根化] ——-svim[s脱落][v-b音转]———-{bim}

48，

手 shou ——  [上古音]* thiog [th-d音转][ 简化] ———-{dog}

承 cheng ——  [上古音]* dhieN [ N-g音转] ———  {deg}

抓 zhua ——  [上古音]* tsog [ ts-d音转] ———  {dog}

take ——  [IE]* deg  —————{deg}

49，

蹄 ti ——  [上古音]* deg [ d-t音转] ————— {teg}

爪 zhua ——  [上古音]* tsog [ ts-t音转 ] ——- {tog}

talon ——  拉丁语 talus [ 词根化] ————{tal}

50，

十 shi ——  [上古音]* dhiap[p-m音转] [ 简化] ———-{dam}

ten ——  [IE]* dekm [ 简化] —————{dem}

51，

斯 si ——  [上古音]* sieg [ 简化] —————-{sig}

this ——  （[IE]* to +）［ＩＥ］＊　si 　 ———｛si｝

52，雷电

电 dian ——  [上古音]* den [ d-t音转] ——-{ten}

thunder ——  [IE]* tene  [ 词根化] ————{ten}

53，

龆 tiao  ——  [上古音]* dog ————-{dog}

齿chi ——  [上古音]* tieg [t-d音转][ 简化] ———-{deg}

tooth —— [IE]* dent [ nt-t音转] —————-{det}

54，

天tian —— [上古音]* ten   ————{ten}

颠dian —— [上古音]* ten   ————{ten}

top——日耳曼词根 * toppaz  [ 词根化] ——-top[p-m音转]——-{tom}

55，

树 shu—— [上古音]* dhiug [ 简化] ——— {diug}

tree ——  [IE ]* drew [ dr-d音转] ———  {dew}

56，

槽cao —— [上古音]* dzog [ 简化] —————-{dog}

trough —— [IE]* druko [ 词根化] —druk[dr-d音转]—— {duk}

（不属基本，但我个人一直关注到这个词与全球的统一性——苏三）

57，

口岁yue —— [上古音]* iuet [ 简化][t-n音转] ——— {uen}

vomit —— [IE]* weme [ 词根化] —————{uem}

（该词我也一直关注，因我老家话始终保持了这个词汇yue，我想找到根源，现在如愿——苏三）   

 58，

愠(火旁)yun —— [上古音]* iuen [ 简化] ————-{uen}

温wen —— [上古音]* uen [ 简化] ————- {uen}

warm —— 日耳曼古词根 * warmaz [词根化]—warm [ 简化] ———-{uam}

59,

辉 hui —— [上古音]* kiuer [ 简化] ———{ker}

white —— [IE]* kweit [ 简化] — {ket}(闪亮转白色)

glad —— [IE]* diaN [ 简化] ——{kel}  

 60,

妇 fu —— [上古音]* biueg [ 简化] ———{beg}

wife ——古诺斯语 * vif [ v-b音转] ———{bif}

61,不属基本词汇

慧hui ——  [上古音]* hued [ h脱落] ———-{ued}

wit —— [IE]* weid [ 简化] ————-{ued}

62,

话 hua —— [上古音]* huad [ h脱落] ———-{uad}

word ——   [IE]* wirdho [ 词根化] ———  {wird}

以下是一篇介绍谈先生著作的文章：

〈主题：汉语和英语之间有令人惊叹的语源近似!!!〉/ 作者 大大的大肥老猫

「如果有人告诉你，“物”字在秦始皇时代念*miuet，而那时拉丁语的同义词汇“material”的词干部分是“mat”,你一定会惊讶汉语和拉丁语之间的语音语义之酷似吧!如果有人告诉你，“鬼”字在秦始皇时代念*kiuer，而在包括英语直至印度语在内的印欧语系中与“鬼”字相同意义的古词根(印欧语古词根)是*gheis (即现代英语ghoast的远古构拟形式)，你也会惊讶远古的汉语和远古的印欧语系的词汇之间的面目之相似吧!如果有人告诉你，“神”字在秦始皇时代念 *dien，而英语的divine (神的)的印欧语古词根为*deiw (意义为“闪光、神”)，你更会惊叹汉语*dien和印欧语古词根*deiw在语音形式上的基本一致吧!—-同时你或许还会想: 印欧语古词根*deiw表示“闪光”和“神”两种意义，那么汉语中“闪”和“神”是否也相似呢? 查找秦始皇时代的“闪”字的读音是*tiam，和“神”字的*dien也是相当地近似! 原来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古代宗教的“神”在古人的心目中的形象就是天空中的“闪光”，是光明之源。可见关于神和闪光,不仅亚洲和欧洲在概念上一致，而且发音上也如出一辙!-如果仅仅只有几个这样的惊讶，或许你会认为这是纯出于偶然而已。如果有几十个这样的惊讶,你可能还是认为“纯出于偶然而已”。但如果告诉你，对英语词汇查考了其来源甚至其最终极的印欧语古词根并和汉语上古时代(先秦时代)的语音、意义相对照后，这样的惊讶有几百个甚至近千个时，你也许会和本书作者一样，在脑际中勾勒出一幅图画: 原来印欧语系和汉语就如同两棵并立的大树，地面上并无牵连，而在根部却是相互盘根错节在一起!」

笔者在该书的导言中还说:

「关于人类的原始语言，在《圣经》的《创始纪》中有这样一段“巴别塔”的记述:“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 ‘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做起这事来了-’,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发音和“玉皇”相近？？）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叫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有关语言的“巴别塔”故事是《圣经》中十分著名的一段记述。但在《旧约》成书的时代，人类学尚未兴起，关于整个人类起源于同一群人(或类人猿)的史实，《圣经》是用形象化了的方式将传说记述了下来。当今人类学的研究已有了飞跃的进步。从人类遗传基因的线粒体研究中已知，人类只有几位共同的母亲。人类的共同祖先源于非洲基本上也已成了共识。既然有共同的祖先，那么起初就会“都是一样的言语”，后来在漫长而又漫长的岁月中不断演化，共同特征消失殆尽而成为面目全非的不同语系。但是，即使如此，共同根源的事物间总会留下蛛丝马迹，足以证明其为同根。就英语和汉语而言，充分运用汉语音韵学以及印欧语古词根学的学术成果，撩开形形色色的语音变化的面纱后，不少汉英古词源在语音和意义上都展现出相当的近似性!在一个又一个惊叹之余，我们都会产生一个共识: 汉语和印欧语系这两大语言板块之间的鸿沟并不那么辽阔深邃，他们的根部显示出许多盘根错节的同根迹象。在那遥远而又遥远的时代，汉语言和印欧语言并未被喜马拉雅山脉所隔开。」

运用汉语语言学界的音韵学成果，将其同印欧语系的古词源进行对比研究，揭示出两者在史前所存在的音义两方面的相似性。让每一位学习英语或研究汉语的中国人，并让每一位学习汉语或研究英语的印欧人士了解一个新观点: 在世界语言的生成和发展中汉语和英语之间存在着虽然很遥远但仍留有痕迹的渊源关系。

请看该书中的实例:

实例(1)

冠？→［上古音］*kuan［简化］？？？？？？？？？？？？？？→ ｛kan｝

crown？→ ［IE］*kern［简化］？？？？？？？？？？？？？？？？→ ｛ken｝

hat ？→［IE］*kadh［dh-n音转］？？？？？？？？？？？？？？？→ ｛kan｝

说明： ［IE］*kern原意义为“转、扳（turn, bend）”。在拉丁语阶段的crown 为“coronam”，意义为“花环，头环（wreath, crown）”,即弯成圈并戴在头的环称为“crown(冠)”。汉语“冠”字同意义为“成圈形”的“圈、环”等字在音义上都呈近源关系。另外［IE］ *kadh意义为“盖（cover）”即“戴”的意思。因此，“冠”字的含义从形状上看接近“crown”，从“戴”的意义上来看接近“hat”。

实例(2)

焚 ？→［上古音］* biuen ［简化］？？？？？？？？？？？→ ｛ben｝

燔 ？→［上古音］*biuan ［简化］？？？？？？？？？？？→ ｛ban｝

burn ？→日耳曼古词根*brennan［词根化］？bren ［br-b音转］ → ｛ben｝

说明： 日耳曼古词根*brennan意义为“焚烧 (burn)”,同汉语“焚”字及“燔”字音义相当一致。

实例(3)

犬quan →［上古音］*kuen→ ｛kuen｝

canine →拉丁语 canis［词根化］can？→ ｛kan｝

hound → ［IE］*kwon→ ｛kwon｝

说明：［IE］*kwon及拉丁语canis意义皆为“狗（dog）”。特别是印欧语古词根*kwon同汉语“犬”字的上古音几乎相似得如同挛生（*kuen= *kwon）。英语canine意义为“犬齿”。(参考：汉语“狗”原指“宠物小犬”，后延伸为犬的泛称。英语dog一词也由“猎狗”延伸为犬的泛称。)

注释: 上述实例中汉语和英语的对照分析式中使用了多种符号(→号念“上推”，*号念“构拟”，｛｝号念“最大公约数”)，这里提供读者一种阅读时的简便的读法，供参考。

例：焚 →［上古音］* biuen ［简化］？？→ ｛ben｝

读法： 汉语“焚”字 上推到 上古音 是构拟的 biuen音, 进行简化后成为语音最大公约数“ben”。

例： burn→日耳曼古词根*brennan［词根化］bren ［br-b音转］→｛ben｝

读法：英语burn 上推到 日耳曼古词根 是构拟的 brennan, 进行词根化 便成 “bren”,再进行br到b的音转后成为语音最大公约数“ben”。

笔者在上世纪70年代初，丰田的“皇冠（Crown）”车开始进入中国时,偶然发现「冠」与「Crown」语音酷似，以后又在课堂中收集了「割」与「cut」,「簿」与「book」,「绑」与「bind」等许多英汉酷似的实例。80年代初,作者在中文系攻读汉语语言学研究生时,研读了汉语音韵,以后多年来断断续续琢磨该课题。《汉英词汇的近源探秘》一书荟集了笔者多年来的研究成果,足见作者磨砺之功。

中学的时候就发现许多英语单词和汉语很象，比如tree，和赣西南土话读音qu非常接近，book和“簿”，link和“连”，two和“对”等等，但是那时候不敢想象两者之间真有同源关系。后来发现汉语和周边语言没有同源关系之后，就对汉语的来历产生了浓厚兴趣。在看了吐火罗语属于北日尔曼语支接近的有关文章之后，终于确信英汉之间存在关联。

中西欧过去森林茂密，不适合人类开发，早期零星分布的土著必然在大规模开发的时候被外来文化所同化，这和中国南方有点类似。西欧被大规模开发是铁器时代的事情即世纪元年以后。相对而言，英伦三岛被开发得比较早，走海路比穿越森林容易，罗马时代就成了殖民地，那时候土著居民是凯尔特人，但是凯尔特人也是公元前数百年从欧洲大陆迁过去的，最原始的土著语言现在还没搞清楚。现代英语大约是5世纪左右进入不列颠的，那时候正好是铁器普及的时代，也是中国大规模开发东南的时期。留在欧陆的日耳曼在中世纪时期从东往西发生过一次重要音变，也许受斯拉夫语干扰所致，英语没有经历这次音变，也就是说英语比欧陆的日耳曼语更接近古代日耳曼语。古日耳曼语的老家在中西欧以东，可能在现在斯拉夫语草原地区。斯拉夫语和印度伊朗语关系比较密切，它的老家也许在南方绿洲、高原，现在突厥语地区。突厥语的老家在西伯利亚的冻土带，它和北美印第安语有联系。这幅经过校正的古代语言地图，经过分布在阿富汗到新疆这一狭长地带，公元 5世纪仍然活跃的吐火罗语作为中介，汉语和日耳曼语的关系就连接起来了。

我猜想中国大陆黄河流域及其北方，早期应该属于阿尔泰语族，西藏、新疆、蒙古、黄河流域、西伯利亚、朝鲜、日本连成一片，红山文化就是这个语族的代表，它的文化标志物是玉石、蒙古马、剥头皮和狗。沿海属于南岛语系，北部可能抵达胶东、辽东半岛，南岛语族是一个横跨印度和太平洋两个海洋的语族，台湾和硫球的土著语言都属于南岛语系，他们的航海能力非常强。南岛语系痕迹最多的闽语族仍然是沿海分布，和东南亚交往最密切，可能和他们早期的亲缘关系有关。它可能沿长江分布到长江中游，即两湖地区，成为湘语的底层。它的文化特征是黑陶、水稻和航海。南方远离大海大河的地区的早期居民都属于侗台语族无疑，侗台语族生活在森林密集区，在铁器普及以前开发困难，只能刀耕根火种，人口密度很低，所以土著语言在携带铁器南下的汉语殖民者面前没有抵抗能力。在汉语不断南进的同时，他们也不断侵蚀南亚语系（高棉、孟）的地盘――印度支那，即泰缅老挝。

夏人可能是吐活罗（Tocharo）,其粤客赣语读音近似大夏佬，汉朝时的大夏在阿富汗东部，河南东北部现在还有个夏邑，两地之间数千公里、从古到今分布着大量以包含夏字的国名、地名。再结合夏人西来的古代传说，说明这个猜想不是无稽之谈。它的文化标志物是彩陶。它从新疆经过河西走廊进入陕甘晋豫地区，把藏语和阿尔泰语族隔断，改造了这些地区的阿尔泰语族，形成早期华夏文明，在华北这块土地上曾经多次和阿尔泰语族发生拉锯战，但始终占据优势地位，最后形成现在的北方官话。华夏文明东进时和南岛语系接触，南进与侗台语族接触。早期人类同纬度迁徙比南北迁徙要快得多，所以汉语中南岛成分可能比侗台要多。侗台语族成分在粤客赣三种方言要多些。粤语形成于秦始皇开灵渠之后，经湘江和珠江，早期汉语传播到珠江流域，珠江三角洲和西江流域平原较多，汉化后人口密度较高，在汉朝以后具有较强的抗同化能力。所以当代粤语既结合了较多侗台语特征，又保留了许多早期汉语特征。赣语底层既有南岛也有侗台成分，直到南北朝为止，它和湘吴闽应该是连成一片的。在开小梅关之后的唐宋时期，赣江成为南北交通要道，本地人口密度又相对周边地区为低，受北方官话冲击发生过一次音变，把吴闽和湘方言隔开。客语大约形成于宋元时期，这是东南地区侗台语族汉化的高峰期，它的标志是撮口呼缺失。明清以后侗台语族汉化多讲西南官话了，比如云贵桂，这些地区的官话和客语的共同点是撮口呼缺失。乾隆以后北京方言才取得正统官话地位，此后汉化的新疆、东北等地区方言近似北京方言。湘吴两方言地区人口密度高，抗同化能力强，和汉语中心区距离又近，交往多，所以演变过程是渐进的。闽方言区没有参与汉语成型的最关键时期――两汉，但是它在铁器普及以前和北方联系又相对珠江流域为多，所以它既保留了大量南岛特征，又和先秦汉语有许多共同点。但是现在闽语区的语音变化受北方话影响比珠江流域要大得多，人们常常很流利地一句方言一句官话，这是闽琼台地区的共同特征，其他方言要这么表达非常别扭，是说明闽语和北方话的音调句法比较接近，还是说明差距很大，就像香港人粤英交错一样？值得研究。

一个几乎没有任何根据的猜想，苏美尔语和汉语的之间的桥梁会不会是南岛语族？按当时的条件走海路是最便捷的，两者之间的陆地上没有发现明显的痕迹。

至于英汉之间，如果是单个的词相近，可能是偶然现象，如果成群出现，就应该肯定存在同源关系。下面所列的同源词都是成组出现的，可能其中很多别人早就发现了，但我是完全独立的。以前一直很想找相关的资料，前人的成果，但受自己的工科背景、商业工作环境所束缚，没能实现。偶然地发现了这个语言学专业领地，拿出来供大家批评参考。

代词

I———俺、崖

we——我

you——你

hi——其、渠

they——他

this——这

that——那

wh——何

then——然

虚词

too——太

may——会

can——可

else——也

’s———之、的

is——是

were——为

are——系（粤语hai客语he)

back——背

动词

go——去

to——到

walk——步

cross——过

say、speak——说

see——视

think——思、想

thank——谢

sleep——睡

stand——站

memory——客语men,记忆的意思

give——给

recieve——收

send——送

tran-、change——传、转

kill——击

drive——驾

器官

ear——耳

eye——眼

表情

cry——哭

smile——笑

shy——羞

建筑

temp——堂

tower——塔

berg——堡

工具

spear——梭标、匕

crown——冠

knife——剑（粤语kin)

bowl——钵、煲、瓶

称谓

mather——母

father——父

king——君

brather——伯仲

sister——姊

son——子孙

牲畜

mare——马

cow——牛（粤ngau)

sow——豕、猪

ewe——羊

dou——鹿

以上英语都为母畜，说明汉英两族有过共同的畜牧期。

canie——犬

种植、金属和有关水的词汇，英汉极少同源词，说明两族人共同生活期种植业不发达，还没有进入金属器时代。印欧语族的共同点大致也是如此，因此汉印欧语族是可以成立的。

汉语语法基本上可以看作英语语法的简化版，通常多语言混合时就会发生简化现象。印欧语地演化趋势总体是分，汉语是合。混合的程度可能举世无双，汉语语法也是全世界最简单的之一，尽管印欧语的底子还能看得出来。汉语代表了今后人类语言演进的趋势。

比如“说”“讲”“话”这些同义词几乎可以肯定来自不同语族。  

宏观畅想与分析

可能有人问，为什么以前没有人做过类似的工作，比如计算汉语和其他语言的分离时间？我在这里谈到的汉语和英语、法语以及波斯语之间的距离（参考前面2、3、4贴）是第一次吗？我的这个不算严密的计算应该是第一次。

这看起来这并不难，但为什么前人没人做呢？第一，你要知道有“历史语言学”这门学科，而且碰巧看到一些类似的一些公式，并非所有的历史语言学都讲这些；但更重要的是，假如你是个“中国文明独立起源说”的支持者，你认为汉语就是独立在东亚起源的，与外部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就根本不会有我这样的想法——根本没有联系，计算什么！我的计算前提是汉语和外部世界确实发生过联系，甚至是“同源”的，所以这个计算才有意义。另外一个原因是，这个方法非常困难，需要众多的不同语言支持，而且结果不太可能“严谨”——有人会越不过“道德”的门槛，其实史前研究就是不能如自然学科一样的“严谨”学科，所以有个把握衡量问题。总之，做这个尝试不仅面临诸多学术困难和学术观念的限制，而且会面临各种意想不到的围攻（我博客现在是没什么人，假如放出去宣传肯定招来一大堆“麻烦”骂成一团），所以“出力不讨好”几乎是肯定的。众多原因促成了我来吃第一个螃蟹。还好，现在感觉这“螃蟹”的味道不错呢，很鲜。“态度决定一切”，这话非常正确。

在前面发贴的过程中，还是有一些反对意见的，在不同的博客里有不同的反应，有的甚至是直接的攻击，他们说出的话表面上看似乎很有道理，实际上是他们不了解其中的真意。假如以前有人是我的支持者，肯定也要疑问：我一直认为文明的根源在中东附近，现在怎么扯到欧洲去了？不过，与波斯语的接近或许已经使一些人知道了可能的答案，因为印欧语不代表欧洲，并且今天的语系划分本来就是一个人为划分，是主观划定，而且多少带着人类文明可以在各地不同地区“独立起源”的味道。现在因为有些语言环节我还没有解决掉，只做了一个开头，所以不好给出结论，但可以随便先畅想一番，也好与有兴趣的人一起继续讨论。

要理解中国的语言以及文字的源流确实是个复杂的问题，非常复杂，不过有几条主线可以把握。我的“文明传播”体系的时间特征是，越远古人类越自由，迁徙的几率就越大；但大约到中国周朝前后“自由迁徙”时间进入相对停滞阶段，开始加速本土化过程。这个时间性，决定了中国的语言或文字，在周前时期与外部一定有长期广泛的联系，但不排除有本土化成分，是二合一。这是最基本的。

从空间上看，主要看外部与东亚之间的联系途径问题。一者牵涉道路，二者看土路水路的交通工具的分析，如舟车牛马发展等。就这个问题，我认为水路土路都有，但以陆路为主体。就主源在西（南）的大原则，印度和波斯、中国西域为进入中国的主通道，这是前提。所以，分析语言“道路”应该与这个方向以及他们更外部的地区发生关联，从而把这些地区最后都纳入计算或考虑区域，然后看结果就相对清楚了。

从气候上分析，由于文明发生以来（大约12000年前），总体趋势为向干冷发展，实际上北人南下的倾向从一开始（自新石器初期）便已存在，所以，今天蒙古、俄罗斯地区甚至更西地区的北部都有可能存在大规模向东亚地区有过迁徙活动。所以，西、北（不是西北）方向是中国语言文字的重要起源考察地，比如西有仰韶文化，北有红山文化，他们操什么语言对后来的中国地区会有明显影响。南岛文化一直对中国的所有沿海地区也构成有效联系，并且随着海侵的发生其影响很可能一直涌入中原地区也是可能的，但不可能影响至西北内陆。

还有一些细节补充也是有必要阐明的。1，我以前在几本书中反复阐述过这个意思，当我说中国某地与埃及或两河某种文明的对应时，不要设想成那些人是从埃及或某地“空投”过来的，以为是直接而新鲜的联系，那只是以最明显的特征说明东亚的这一文化具有外来特征，重在指出方向，至于他们中途曾经在印度或什么其他地方“发达”过形成什么文化，辗转来到中国腹地，那不意外，比如经过中亚（甚至部分欧洲），但依然不能否定与根源的联系。当然也不否定会有直接的帝国探险行为来到东方。2，在前面的基础之上，我还提出，整个东亚地区很大，不能一概而论，说整个中国地区属于某个具体的中东文明。比如，我说过中国地区的某些犹太文化特征，有人就替我总结说“犹太人是中国人祖先”这样的荒谬结论。我强调在分析中国地区的文明源流时应该是“点对点”的分析，在有总的趋势下（比如西来），实际上每个点的对应是可以非常不同的（比如东部沿海与西部内陆还有中原等的分别极大），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能草率定论为一。当然，我个人可能在早期也有认识单一的问题。3，在前面的这些空间复杂性之外，还有时间的复杂性，即东亚地区与其他地区一样，总体上接受外来文明的影响是波浪型的，一波即平一波又起，后来的先进文明覆盖先前的文明层，就如考古发掘是同样的道理。但各地区由于地理特征的不同覆盖方式又不同；而且不同时段因为社会特征的不同语言发展又不同，比如新石器时期早期与晚期肯定有大不同，与历史时期就更不同，因为语言文字与社会政治面貌有密切关联，所以只能在时空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综合以上联系，东亚地区的语言文化很可能粗略地呈现这样几个阶段：

1，新石器早、中期，东亚地区语言与中东或其附近“文明子宫”核心地区有直接密切联系。

2，新石器晚期文明圈已经扩展到中东之外地区，欧洲与东亚地区相比，欧洲先于东亚地区，这里的欧洲当然是以希腊附近的地中海文化为代表。而今天中国可以追溯的“语言”（不是文字）实际上就与这个时期勉强相连，再早就无据可查了，构拟古音是从诗词推断（当然严格地说不限于此），中国最早的诗词也是东周时期。希腊文化直接来自古埃及文明，语言和文字都与古埃及地区有极大关联。我在第五本书《难以置信》中已经发现中国地区与地中海西北地区（含安纳托里亚文明）有奇特的明显联系，整本书几乎都是讲那一带的文明与中国地区的可能联系，至今不能肯定这些联系是直接来自于这一地区还是沾染了这些文明痕迹的赫梯文明在中国的延续，甚或是希腊文明在中国地区的传播。我猜想过赫梯与中国商朝有一定关联（参见第二本《向东向东，再向东》，但总体我认为商朝是个多元文化联合体）。实际上赫梯语就属于印欧语系。当然这一猜想也有可能是错误的，猜想就是猜想，有一定根据但未必全部正确。另外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无论印度还是波斯这两个与中国陆路牵涉最为直接的地区都多属于印欧语系，所以，中国地区想清洗掉印欧语系的痕迹那几乎是不可能的，惟有证实汉语和印欧语系有联系才是合乎逻辑的。所以，至此有些疑惑的人大可不必惊讶了，汉语和印欧语系有密切联系本来就合情合理。我认为“三代”乃至（晚期）仰韶人讲所谓“印欧语系”的话几乎是毫无疑问的。

3，商朝开始的文字是一种外来与本土化结合的文字，其“象形性”这一文字特征的加深决定了其语法特征逐渐向本土化方面发展，至周朝晚期，汉语和汉文字基本定型，最终配合自由迁徙时代的终结，中国与外部世界拉开了决定性距离。

4，随着历史时期气候变化，中国北人游牧民族南下的倾向加剧并持续。汉字由于在东亚附着于先进的文明所以得以延续，秦统一文字使中国语言和文字进入到一个关键性发展阶段。其后的时间里，汉语由于不断受到南下民族的固有习惯的严重侵扰，中国地区的主流语言与文字之间实际上在2000多年的时间中由于动荡的政治格局已经南辕北辙（参见2贴中语言分期），汉语以及汉字的独特性在这个怪异的过程中逐渐呈现，以至于无法将其再归纳入任何一个周边语系。换句话说，汉语言被迫附着于成熟的文字系统而发展，其间发生一系列剧烈变异。结果为，最初讲述所谓（狭义）印欧语的中国古人后裔今天多生活于中国（东）南部地区，部分印欧语痕迹因为没有受到过分干扰也保留在西北与中原地区的一些深山区里，而今天中国的北方话（以长江甚至更南地区为界、而非黄河为界）则应具有更多的阿尔泰语言特征。

至于考古的支持以及人种关联，还有本土化问题，下次再说。

伏羲是白人？——人种关联及一本书

本篇应该在 前一篇 对汉语源流宏观判断的基础上理解。假如中国地区的语言与外部有如此广泛的联系，人种方面是否符合？这个问题其实与以往我的回答是一样的，除了现在是在谈语言之外，都还是在谈文明同源问题，什么都没变，以前书里谈过许多，不再赘述。不过，我有些新资料补充。

前几天去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买书，看到一楼玻璃柜中锁了许多考古方面的大部头书籍，两次麻烦工作人员开锁,左翻右翻我买了一本<古埃及>还有一本新疆考古的。其中一本殷商考古汇编很引我注意，但看看价格达300元还是最后放下了，里面有一张照片，是一个典型高加索人种，深目男性，标有M5出土字样，遗憾没带相机，否则可以拍摄下来。其实这也并不奇怪，商人组成我在《历史也疯狂》一书里已论述（见171页图片），各种人种都有，这次看到的是这个图片的第一次而已，多了一个证据而已。不过奇怪的是，这个深目男性头上竟然戴一种犹太人那种无边软帽，与三星堆里的个别人同，但他们面貌又有一定差异，三星堆人高鼻大目，这个男性则是明显深目，以我并不专业的判断，这个商人有点中亚人的模样。

回到家，随手翻了一下买回的新疆考古报告（还没看完，以后谈），我只注意其中的人种报告，因为假如说汉语在上古或“前上古”与印欧语，尤其是拉丁语，有那样深入的联系，那么一定需要在人种有所反应。我记得在我前面的某本书里，转述过一些DNA报告，指出新疆地区有许多地中海人种的痕迹，估计在《难以置信》前后哪本里面。而这本书则涉及古代新疆人体质人类学报告。看到其中结论说，有印度类型人种、有波斯类型，也有原始欧洲类型人种，还有地中海类型，当然也不乏蒙古人种等。

这几天集中阅读了一本海外学者的著作《中国新石器时代——迈向早期国家之路》（2007，文物出版社），作者为刘莉教授，现在澳大利亚从事教学，似乎曾经是中国西北大学的学生，后来留学出国至今。著名考古专家陈星灿先生与其合作写过一些论文，而这本书也是陈先生力主翻译为汉语的，所以我才特别买了回来。后来翻看网络，还找到一篇有关“夏代工程”与西方人论战的网文，了解一点刘女士的基本观点与立场是如何的，实际上这本书可以看作是对涉及那场论战的一个总结，结论是：二里头为夏晚期遗址，夏进入文明国家（大致）。在那场国际大论战中，刘莉站在西方人的对面。所以这本书就停止在二里头遗址。

通读本书，我认为很系统、新颖，很“科学”，有明显的西方气味。很可能在具体分析上是比较客观的，视野自然也比国内要开阔一些，不过总体看还是“独立起源”的立场或潜在立场，因为对这一块作者回避不谈，或者故意掩盖（如谈到山东聚落的一些反常表现，在解释突增人口时为避免有外来嫌疑会特别提出从“江苏”而来的可能，但这一点其实差不多已经被DNA证实，山东地区有明显中亚的外来痕迹），所以指望直接从本书里有“同源说”信息是不太可能的。当然，或许不能苛刻，我们无从知悉作者真正所想，历史乃政治，复杂得很，可以谅解。突然想起，刘莉女士是已故美国著名考古学者张光直先生的弟子，他们的态度真是太想象了啊：温和的“中国文明独立起源说”拥戴者，假如不是这个身份怕也进入不到中国的考古“市场”中来吧。书中还是客观地提到几处人种报告。

早年西方人在中国主持考古工作时，仰韶的红陶由于和外部世界的相似早已被当作中国与外部文明同源的证据。后来将西方人被挡在外面，中国文明就“独立起源”了。“文革”后在中国不见“全球文明同源”，现在体制内本来还有人要彻底清算“同源说”在中国的流毒，不料竟然有人在今天顶风做案重新为同源说翻案。

仰韶文化，曾经被认为是中国地区最早的文化，现在看来假如不是最早的也依然是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支古文化。从很早以前这个人群的外来身份就引人注目。从聚落发展上看，他们最早出现在中国大西北，逐渐向中原发展，这个西来倾向性非常明显。以刘女士的本书看，假如在同一地区观察发掘点也能发现这个局部趋势，所以总体从西北向东南不难想象其根源并不在中原。这批人的人种如何是个关键，因为他们可以部分说明语言问题。（书中也提到一个其他考古学者经常提到的问题，山东地区的古文化与仰韶文化不搭界，两支不融合不接触，东西分明。即便如此，山东文化也明显有外来倾向。）

在论及晚期仰韶文化（公元前4000-3500年）的“案板”遗址（在渭河中游）时，刘教授说那里发现有8个破碎的陶人（81-82页），其中“有些陶人鼻子长而直或勾，其中一件似有络腮胡”......“这些陶塑人表现出一些非本地起源的体质和文化特征——长而大的鼻子、络腮胡和高帽”。......“仰韶文化其他遗址中也发现过类似陶人。黄河中、上游地区几处遗址都发现有陶人或有人形浮雕装饰的陶器，其中3件与案板陶人最相似。案板以南10公里的（陕西）扶凤降西村遗址发现一仰韶陶盆，上有一浮雕人面，长弯勾鼻、薄嘴唇、窄脸，时代为仰韶中期庙底沟类型。陕西安康刘家河遗址发现一陶人头面具，高10厘米。风格写实：鼻子长而大，深眼窝，窄脸......。这两件人面都有明显的高加索人种特征”。不过书中说其中一女性却无高加索特征。按照一般规律，女性为当地土著，所以这里的现象不难做出一些判断，高鼻子的仰韶男人有明显外来倾向，女性可能为本地人。“扶风周原（案板西15公里）西周宫殿遗址发现了2件蚌壳雕成的人头形簪帽。其面部与上述新石器时代标本相似，都表现出明显的高加索人种特征.....有人认为它们表现的是来自伊朗地区的巫师，可能属于安德罗诺沃文化”。实际上就是说他们属于所谓的雅利安人。

“上述高加索人种特征的人像虽然时代跨度从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1000年，但大多都发现于渭河附近的扶风。渭河流域在历史上一直是东西各民族的交汇地带，民族交流很可能在史前时期已经开始。......大多中亚人像与仰韶人像风格迥异，但有些与案板所出有明显相似。如土库曼斯坦的卡拉德普（Kala-Depe）遗址出土的一件男性人像面有胡须，勾鼻，戴尖顶帽。吉克斯亚（Geoksyur）遗址出土的几件女性人像与案板出土者一样，也无头。两个遗址都属纳马斯加（Namaszga）III期，绝对年代在公元前3500-前3000年之间，正与仰韶晚期同时。”（84页）

在西域某地，“塔里木盆地发现的保存良好的干尸表明，高加索人种自公元前2000年开始在该地区居住了数千年”（84）。但刘女士也指出，“体质人类学家没有在仰韶文化遗址人群中发现高加索人种”（85页）。发现有高加索人种陶像而没有在实际的体质中“发现”有同样的人群，我只能说某些中国人类学家可能“眼神”不好，患了近视眼。而且新疆就有发现，内地就不能发现了，这是一贯的，假如内地有“发现”，那还不翻天。

84页：刘女士还说，中国是否早期接受过西方影响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周原发现有高加索人种头像以及河南的二里头（书中表示为夏晚期遗址——苏三）发现有“中亚特征的遗物”，重新引起人们对这一话题的“兴趣”。“仰韶文化遗址和中亚出土人像的相似性似乎支持东、西方之间远在丝绸之路开通之前的史前时代和历史时期就已经开始文化接触的观点”。这也正是我的观点：丝绸之路自从有了人类便一直存在。

另外，从“家户”和“聚落形态”的详细研究看出，仰韶文化早中期多为“平等社会”，相对少暴力，估计应该为相对和平、自由的原始社会时期，所以自由迁徙应该大量存在。这个期间应该是各个人种在中国杂居的典型时期。另外，在中国地区的考古中，没有明显的母系时代，这也与我的判断一致，绝大多数墓葬显示出男性主导社会。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硬套在中国原始社会的模式是非常可疑的。这个考古结论还证实了一个问题，体质体形决定强者占据统治地位，这是我个人看法，因而，早期体型高大的高加索人在人种混杂的东亚地区在中国远古时期曾经作为统治阶层出现是非常可能的。

就这本书上的资料看，从西北到河南中原，6千年前到三代时期，都有高加索人痕迹在中国存在。所以，汉语与印欧语在远古时期的同源根本不是问题，与人种方面没有抵触。

在涉及“齐家文化”（公元前3100-前1900）的皇娘娘台遗址（甘肃省武威）出现的一女或两女屈肢俯向仰身直肢葬习俗时说（136页），“有学者认为这是在欧亚草原地区广泛流行的suttee或sati风俗”。再次肯定了这个期间中国地区与中亚地区的密切联系。

另外，在谈到那个著名的河南濮阳西水坡M45墓地男子时，他身边葬有贝壳堆成的龙、虎、鹿等“四象”，作者认为他有着重要的宗教身份，并说他为“身高1.85米的成年男性”（142页）。该人距今大约5800年，因为他身旁的“北斗”等天象符号之重要，有人认为他就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 “伏羲”。不过这个人很可能不是蒙古人种，同样是一位高加索人种的白人。即便在今天身高1.85的中国汉人也不常见，在古代人们的身高会更矮小一些，当时的中国汉人平均身高应为1.70左右，所以，即便我们的人类学家在考古中“发现”不了高加索体质，那么我就做一次大胆判断，这个人很可能就是一个高加索人。“伏羲”是白人？那么还有我们熟悉的“高人”孔子呢，据说他换算下来应该合今天的1.96米；还有生而“白发”的老子呢？什么人种才会一生下来不是黑头发而是白头发呢？难怪，谈到东西方交流中国人就“敏感”，因为这太出乎中国人的意料，不仅仅是个“文明同源”的简单问题，还有“人种”自尊心问题。这个问题的深入是非常让人难以接受的。假如我们的诸多神圣祖先被证实并非黄种人，多少人会瞠目结舌。但我想，只要他们是我们的祖先，他们是什么人种真的并不重要，达尔文说"我们的祖先是猴子"我们都接受的话，还有什么不能接受呢？

本书中谈到二里头中发现的印度洋贝壳等物品仅只解释为“远程贸易”，难道没有其他的解释？二里头文化几乎是横空出世的，而且那里是第一个真正开始冶炼青铜的遗址，所以它的新鲜性只能是外来，不是仰韶的逐渐演化，也不太象是从陶寺遗址发展过去的，因为陶寺人发展了几百年还未将青铜看作政治象征，这与二里头就根本不一样了。二里头与商人的频繁迁都，或许与他们的半游牧特性有关。不过我这里是随便一想罢了。前几天购买的巨著《古埃及》（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61页）中一个由埃及“圣甲虫”演变的地中海型“圣甲虫”几乎与二里头的那个早被我称呼为夏朝圣甲虫（参见拙著《向东》一书81页）就线条与装饰工艺一模一样！而且，这类物品在埃及的流行恰好在二里头之前几百年。这些都可说明文明与语言的流向的基本倾向，夏朝这个“国家”统治者为何处高人是可以推测的。

我看刘莉女士的书非常舒服，但只有一个地方有明显缺失，就是可以用传播说解释某些疑难的地方也故意放弃了。也好，给我们这些外行留下了探索的空间。

书中有关陶寺的考古分析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陶寺人既不同于仰韶人，也不同于二里头人，他们有自己的特色。换句话说，他们就是一个全新的源流。就人种方面，“陶寺的龙山人口包括一些非当地的混合族群的因素。某些骨骼与内蒙古一带的北方地区人骨相似（159页）”。许多人将这个遗址与中国传说中的唐尧联系在一起。 

至此，我想从人种方面来解释汉语和印欧语系的“同源”可能已经足够。但是，对于总体人种的形成这个复杂的问题，我想也可以做个大胆猜测，否则又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误解，以前也已经说过，这里不过是再次就语言问题重复而已。

我认为中国地区的人种发展有两个可能，一者中国本土确实早先，比如几万年前，已有黄种人居住，他们繁衍至今，而且人数最多，居于中原；文明时期不断有外来人种带着先进的文明如波浪一般一层又一层地覆盖过来，所以他们的语言也同样进入中国地区，而且由于他们可能因为体质或先进性决定，这些后来者的语言反而成为主流，掩盖了最初的本土特点。还有一种可能是，人种与地球经度有自然关联，无论什么人种只要经过一定的时间之后，都会转变为现在各地区的摸样。我在即将出版的第七本书《谈天说地》中有一文讲述人类身高可能因食物关系与地球纬度有关，而人种面貌我认为很可能与经度有关。当然，也不排除长期居住在东亚地区的人种是最终被“趋同原则”为今天的面貌了，这个解释可能让某些有狭隘民族心态的人比较能够接受我们的神圣祖先中部分人确实是高加索人种的现实吧。总之，现在科学技术还无法合理解释人种问题，所以到底如何只能猜测。刘莉女士有一句有关考古分析的经典话语，她认为史前考古判断其实都是假设，但一种假设比另外一种假设好，就应该接受更合理的假设。我正是冲这个"更好的假设"而去的。我认为今天的“东亚文明独立起源说”明显不是个好的假设,"同源说"会更好一些。

就近几千年的资料看，中国地区确实存在大量的非蒙古人种，而且我推测这个人种纷杂的局面一直到唐、宋时期都很明显，以至于大家对此习以为常根本不在意这个局面。一个确实的证据是，中国产生所谓“民族主义”意识仅只是上个世纪的事情。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不妨再回头看看大约2000年前“白脸”的曹操，“紫髯碧眼”的孙权，还有为什么所有的唐三彩男性几乎都是胡人？再回头去看“三星堆”人就都不奇怪了。其实问题就在于，几千年的人种同化效应如此彻底,使今天各地区人如此趋同再也无法想象远古生活了。但无论如何，我也相信中国地区在文明开始蒙古人种已经在中原有大量存在了，只是他们不是先进文明的自发产生者，这方面看看秦时兵马俑就能理解了。总的来说，我认为由于体质的关系（而非智力），在远古时期截止“三代”，很可能一直是高大的高加索人种在东亚占据着政治制高点，绝大多数的被统治者却是黄种人。这就象为什么人类社会始终多处于男权社会一样,只不过因为男人体格上更有优势而已,没有证据显示他们在智力上比女人更优越,不同人种之间也是如此,在早期野蛮时代,体格占据了更重要的地位。

二里头遗址中与三星堆遗址中明显的带有西方字母化倾向的问题似乎初步有了眉目，而山东地区看来是象形字的故乡，那里很可能在中国盘踞有更长的时间，所以比二里头更为古老一些，也更本土化一些。山东地区一地也显示出不同的文字体系，中国地区应该存在有各种各样的文字体系。最终山东过来的文化联合体以政治推广了混合了字母体系的象形甲骨文字，从此决定了中国的文化走向。从某个角度而言，中国的文化是真正从商开始的，而非夏。所以我不太同意从夏论文明，而应该从商论起，不过刘莉女士从“聚落形态”提出夏为国家的说法也是有道理的。

网友评论：1. 网友:

游客 2008-06-23 15:15 从考古发掘资料来看，至少秦汉时期“中国人”与现今汉族人一样是蒙古人种。 

 2. 网友:

游客 2008-06-23 15:51 那只是秦人，不能代表全中国人，山东地区就没有反映，而那里恰是商朝的所在地。而且即便是秦人佣中间，许多非蒙古人种也没有被表现出来，我们总被看到的是一种筛选，从考古看就在当时的工人里面也发现有非蒙古人种，少数的非蒙古人种普通观众并没有看到。 大致看中国地区看来主要是蒙古人种这是没问题的。但古代的文明模式到底如何传播，在这个问题没有弄清楚之前，是不能默然认“多数人就是文明创造者”。这里没有贬低蒙古人种的意思，只是想事实求是。 

 3. 网友:

游客 2008-06-23 15:53 假如知道 哪怕是秦统治者的人种也好说些。秦统治者中间是有楚人的，而楚人统治者中间一定有白人。秦始皇是何人种不好说。现在人们对人种很敏感，其实古代并不敏感。 

 4. 网友:

游客 2008-06-23 16:17 看过你的几本书，发觉考古与历史考究并非一定是严谨枯燥的。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思考历史，会感知很多已微弱的信心。阅读历书，会感觉已黄河为联系的东西方古中国人，无论在种族、体质还是文明发展程度上差异很小，所以中国上古时的政权和文化统一完成于黄河流域。另外，整个东部沿海，从辽东到粤东，似乎也有一条纽带相连，是文化还是族群？而西部沿青藏高原东部边缘似乎又是一个民族和文化走廊，至于蒙心草原以及长江沿线文化种族的迁徙传播已经有更多的证据证实。一个国家，民族，如果历史过短，他们的现状不会有太多困惑，一个国家的疆域太小，它的民族历史必将湮没在周围国家的民族史中。恰恰中国的文明史和民族史太悠久，疆域太大，所以弄清继承与变迁、主流与非主流的关系很重要。其实，从中国许多上古神话传说中，我们可以弄清很多问题，但是从孔子到司马迁都对“山海经”之类不予认同，到西风东渐后，许多“精英”更彻底，干脆把炎黄及五帝三代全部虚无，致使二十世纪全面否定中华文明砸烂一切的悲剧意识和行为成为主流。其实，中国古文明主要诞生于古甘青草原、内蒙于冀辽交接处和古黄淮海平原，其中古甘青草原和古黄淮海平原文明更悠久，所以上述地区“神话传说”较多，且涉及到创世及人类诞生，以及自然发展及诞生等问题。西方的许多“神”其源头大都是古埃及和苏美尔文明，同样，中华文明的“神”也有源头，其中古甘青草原和古黄淮海平原文明占很大部分，其次是辽西地区和长江地区，而涉及到后两者地区时中国已进入发达文明时期。所以，可以反方向思考，古甘青草原合谷黄淮海平原实际是中国乃至整个东亚中亚南亚古代民族的发源地，由于自然等灾害原因，他们开始了四散迁移，无论血缘文化还是语言，经历几千年后，现在仍然有迹可寻。黄白种人的混血带，古代与今日没有太多差别（指旧大陆），即中亚，西西伯利亚平原、印度等地，零星的种族混血是各地都存在，也没有多大意义，改变不了原有人种以及文化的属性。 

 5. 网友:

游客 2008-06-23 17:11 为什么在古史书记载中，夏商周及古越人匈奴都自称是黄帝的后裔，他们有何必要自虐到冒认祖宗的地步，而自尧舜以来没有炎帝的子孙建立政权？实际上，炎帝王朝太过遥远，他们自远古时东迁，开拓了中国大多数地区的文明，而黄帝王朝一直延续到秦代以前，至于夏商周朝代更替只是黄帝王族各支系的武力更替，因为在古代，在同姓族内，格外看重嫡系正宗，王族子孙几代后，大多数沦为平民，有幸被分封的，也只是诸侯，凡是有越轨之举的不是被灭杀就是被远徙。一些南方民族自认为炎帝子孙，还有自认为蚩尤三苗九黎子孙，他们现今多居于西南地区，他们历史上基本不参与中原逐鹿，而历史上凡是力图统治中原的基本上都是黄帝的后裔，包括匈奴鲜卑蒙古满洲等，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有资格。一些学者尤其是日韩及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史书记载的这些民族来源是古代中国史家的捏造，实际上，古代中国的史家如同星象占卜等一样具有极大的权威和自主性，他们忠实记录历史可靠性甚至超过现在的所谓历史学家。另外，古月氏人也是黄帝的后裔，他们的子孙现在基本是白色或黄白混血种，其原因值得深思。 

 6. 网友:

游客 2008-07-05 17:11 人类学家在考古中“发现”不了高加索体质。 喔，原来什么证据都没有，只是某些洋奴无法接受，非要给自己乃至于中国人认个洋爹才过瘾。只好一边自慰，一边作无米之炊，无中生有地硬是意淫出一个白人祖宗出来。 不如我们也来做一次大胆判断，如果黑人、白人的祖先是黄种人又如何呢？ 比喻说，人类文明发祥最早的是“两河流域苏美尔人创造的文明”这一世界史教科书中基本认定了的观点，其实连提出这一观点的西方学者也承认创造两河流域最早文明的苏美尔人是突然出现的，人种也是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的，是从遥远的东方中亚而来，当然他们不愿意讲是从你中华大地来，更不愿意说就是你中华人种，想来这也可理解。自尊心无法接受嘛。 如今所发现的距今5300年左右的欧洲奥茨冰人，复原后是身着中华皮袄的是中华大巫师酋长，且经过DNA检测表明“奥茨”的基因与阿尔卑斯山区的欧洲后裔极为相似；古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是西方公认的人类最早的文明之一，但历史研究表明其来源都在东方，且创造文明的人都是黄皮肤黑头发的，陶器、壁画等留下的人物也大多呈中华模样；至于各上古文明的诸如象形文字、语言发音、宗教图腾、神话传说等等也与中华惊人的相似。……这种惊人的相似性用多元论或独立起源论是根本解释不通的，必定有一个总的来源，这个来源究竟在哪里？是哪个文明呢？人类文明的最早源头，一是所发现的文明遗址时代最早，二是文明不是孤立的、突发的断头文明，三是具有连续性扩展性普遍性等。我们先来看看苏美尔人在西亚所创立的两河流域文明和古埃及文明，也是西方史学界认定为是人类文明的源头，能成立吗？首先，这两大文明距今约5500年左右，就是将其文明的上限假设到6000～7000年左右也还是差得太远；当然，这个文明时段相对除中华文明之外的其它文明来说是悠久的了，但相比起中华长江流域短则7000～8000长则上万年甚至上万几千年来的农耕文明来是压根儿不足挂齿的；同时历史研究表明其文明具有突发性，且创造文明者是黄皮肤黑头发从东方而来，语言也与古汉语相似，都有类似中华的象形文字、农耕浇灌、天文地理、崇高祭祀等等等等。而至于其它古文明，则首先在时代上就晚于了这两大文明，自然就不要说了。??。 中华文农耕文明的最早年代上达2万年以上，如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农耕文明遗址是中国湖南道县玉蟾岩，其年代在公元前2.05-1.65 万年之间（年代数据见董立章《三皇五帝史断代》第 512页），出土了目前世界最早的人工栽培稻、陶器、编织物等。从其连续性扩散性普遍性来说，广东英德牛栏洞、江西万年仙人洞、浙江上山等地上万年稻作遗存的发现更是把长江流域农耕文明推向世界文明源头的有利位置。这一稻作文明向长江下游传播并延伸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南向东南亚并印巴度次大陆，形成后来世界主要的稻做农业区；这一稻作文明向中原向北发展发展因地制宜形成以旱作为主宜稻则稻的农耕模式。随着中华农民向更大范围的扩展，将农耕文明带到了西亚东北非的两河流域、尼罗河畔并深入到欧洲腹地。 是完全有可能的。 不过这这太出乎某些人的意料，不仅仅是个“文明同源”的简单问题，还有“人种”自尊心问题。这个问题的深入是非常让人难以接受的。假如某些至高无上的洋大人的诸多神圣祖先被证实是黄种人，多少人会瞠目结舌。但我想，只要的确是他们的祖先，他们是什么人种真的并不重要，达尔文说"我们的祖先是猴子"我们都接受的话，还有什么不能接受呢？ 

对着蒙古语发呆

蒙古语属阿尔泰语系（ Altaic Family ）。阿语系划定的使用范围包括中国、土耳其、蒙古国、中亚、俄罗斯、伊朗、阿富汗以及东欧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其中又分为突厥、蒙古、满-通古斯3个语族。对其进行的语言学研究大概始于1920年前后，芬兰、波兰和美国学者对其有卓著贡献。对于3个内部语族之间是否有亲缘关系，学术界内分为截然不同的两派：有关联和无关联。我无论如何也会倾向于有关联，并且用蒙古语替代阿语系先观察一番他们与汉语之间的关联如何。

认识的蒙古族朋友不少，但多有各种不便，最后想起在京的文化评论家兴安兄来，本来想哪天当面请教的，不想昨天竟然收到他的回信，竟然全部用汉语给注了音！这是至今我收到的最奇特、最完满的一种方法了。手机里看到消息时我正坐在一位讲阿拉伯语的朋友那里聊阿拉伯语(以后谈)。回到家同时拿着几份不同的语言和汉语的对比，有些发呆，因为结果有些出我意外。意外也好，尊重事实先，(前提是他们确实是事实),然后分析"意外"的原因所在。

不过由于我自己的方法之粗疏，工作之不专业，我一再声明结果不会很严密，只是参考，也欢迎各种指正。与好视力比这就相当于800度近视所见，不过与瞎子比还是好了一点，有了起码的指引。所求意义不过在于避免做瞎子而已。

在800度的微光中检测到，现代蒙古语和现代汉语之间的“同源率”远远低于我之所期，只有18.5%，而且不区分借词等。这么低，低到我使劲发了一会呆，然后才开始清醒起来，并有以下初步考虑。

1，我认为中国语言在过去的历史时期不停受到北方民族的“胡化”，长江以北的人其实都是胡人，但这个人种的“胡化”与语言的“胡化”之间呈现什么关系，这是个问题。他们是同步的，还是错乱的？假如是同步的话，为什么同源率如此低？难道是之前的“人种南下胡化”结论有问题？

2，经过仔细考虑，我认为“人种南下胡化中原”之说没大问题，问题在于语言本身的特殊规律与人种不同步现象所致。首先，我使用的对比是蒙古语，而蒙语族近千年对于南方的直接统治只有元代短短几十年，不足以改变中国汉语的局面，但个别词汇通过政治途径进入汉语言是完全可能的。另外一个对汉语形成影响的阿语系不是蒙语，是满语，而且这个时段既长且近，从400年前到100年前的大约300年间，假如使用满语对比可能“同源率”会有一定提高，高到多少不好估计，增加10%？难说，以后继续寻找满语专家吧可以看看。预感不会很高，因为满语和蒙古语同属于阿语系。

假如阿语整体和汉语确实同源率不高的话，有如下大致推测：

3，人类假如是大约6、7万年前大规模从非洲走出，而语言在这之后形成，那么人类的语言主干到底是在中东附近初具规模了，还是分散各地后才初具规模，这是个问题；具体到阿尔泰语系，它的形成年代与确切地点几乎是空白。从百度上看到：“历史学家和历史比较语言学家都明确指出，使用阿尔泰语系各种语言的人民在历史的早期都起源于中国的北方并长期生活在这个地区。匈奴、乌桓、鲜卑、室韦、突厥、契丹、女真、蒙古、满各个民族在这一地区建立过幅员辽阔的国家，在一定的历史年代又把他们生活的地域向西扩展，直至西亚和东欧，并在那里建立了国家。....”不知道其中是否有民族主义思维。匈奴最初产生或来自哪里是个问题。我需要的是更久远的历史，无解。但基本上肯定他们在汉族生活的北方地区。假如人类的语言主干发源于文明时期，而最初时期由于气候湿热，北纬40-50度之间的亚洲是个古文明发达地区，很可能阿语系产生于这个地区。根据地理，这个地区与中东核心的文明尽管有联系，但又相对隔绝了，所以他们之间的语言很可能有一定的隔绝，反而闪含语和印欧语系天然的地理联系反而联系更为紧密，这个特点假如成立就可以解释部分“现状”。

4，目前的数据说明阿尔泰语与汉语的分离时间距离不会比印欧语系更近，甚至更远。这是因为考虑到阿尔泰语系与汉语地区地理距离更近的因素，结果反而显示没有深入的影响，这就反衬出印欧语系与汉语曾经更为亲密。结合以往的比较，分析结果是，最初并也是最终奠定汉语基础的是商周前后时期，所谓三代时期；假如属实，则可反过来论证：中国地区在当时接受了更多来自西方的语言等文明潮流，而较少受北方文明影响。语言一经奠定基础，只要没有彻底更换，仅只是自然的演变，就不太可能改变底色。还有，中国汉字的基础在大约3000-2500年前之间奠定基础，单字、单音格局等对其他语言的再接纳与再吸收都会变得极其艰难，这大概都是后期历史时期（近2000年）无论如何政局动荡都无法根本改变汉语底色的原因所在。不过，现代汉语主要受到何方外界影响而发展到今天，这依然还是个问题，毕竟现代汉语与比较能代表当初语言的现代南方汉话亦相去甚远了。

以上就是了解100蒙古语基本词汇后暂时的浅见，由于牵涉到太多相关没有答案的学术疑难，只能是个大致的推测。再次感谢兴安兄以及帮助他完成这份调查的人们。

阿拉伯语 

阿拉伯语属小语种，不过想想身边认识的阿拉伯语专家还真不少，但最熟悉的人莫过于老George，我的一位老同事。真是件怪事，我原先所在公司很小，里面竟然有2位懂阿拉伯语，他们各自在中东留学多年。乔治姓魏，就象Susan姓徐一样，他长一幅娃娃脸，人也与普通的中国人行为不太一样，怎么不一样，反正也说不清，有点西方人的特点，但更多的或许是中东人的特点？总之，他喜欢伊斯兰人民，支持伊斯兰人民，能把古兰经用阿拉伯语倒背如流。他同时英语也很好，喜欢旅游——这和我一样，不过他后来几乎成为一个著名的旅游专家，经常因此接受媒体采访，假如不是我也认识梁子的话，我就会说老George是我认识的旅游最广的人了，我印象中除了南极北极他已经游遍全世界了。我曾经问过他最漂亮的地方在哪，他说西班牙和巴西，两个地方我都没去过。老George脾气极好，对我也很好，永远说着让我高兴的话，一见面总能听到他夸耀你的话，比如“大美女”就是“伟大的苏三”，我照过镜子知道我不“美”，所以就知道也不“伟大”了，只是他的一种热情客套罢了。他从中东捎回来大批中东风格的东西，有的还很贵，我家里收藏了至少三件他给的价值不菲的纪念品，其中一个是直径1尺开外的一个巴比仑古典题材的金属刻盘，当时他送我时说，要物有所托，经常送类似东西给一些不懂文化的人觉得可惜，还不如送苏三呢，而那时候我还没对中东文化感兴趣呢，看来他还有一个天分没被发现，会预测。

话扯远了。还可以扯更远。离开公司好多年没与这可爱的“沙皮狗”（他的另外一个绰号）联系了，这次一见面谈起过去的老同事才知道许多都移民加拿大了。我从没去过加拿大，他告诉我在几个大城市里，中国人的比例高达70%，有一次坐公车，他数了一下车上19个人竟然17个是华人！我也才想起来我老同学中移居加拿大的比例最大。我不太了解这些事情，就想知道为什么他们要移民。他用了一个很严重的词汇，但马上解释说，实际上是中国将来的时局不知道如何变，拿了另外的国籍随时就可以跑了，但主要是为孩子的教育着想。他自己本来就很“国际”，自然也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是国际人，而且越早“国际”越好，最大的好处是，他孩子现在到加拿大上学就已经可以免费了，有了身份就省了一大笔钱，从经济上也很划算。其他的几个同事都是投资移民，他们家则是技术移民。我心想总有一天加拿大会成为另外一个新加坡的吧。我问在那边做什么，他说在加油站。那边的生活呢，就是安静，也没别的，没中国这边这样的天天有火暴的新闻，而且国家也很“安静”，不象中国这边，嘈杂动荡。中国正处于这个历史时段，变革时期，人们也只能忍耐，但他非常欣慰生活在这个历史阶段，说作为一个北京人他什么都经历了，什么都看了，活得值得，并且丰富多采。不过在他看来全世界哪里也没有中国的发财机会大了，到处是机遇，其他国家早沉淀了，波谰不惊，也没有什么暴发机会了，想暴发创业还得在中国。

我问为什么觉得中国不稳（这不是假装不明白嘛，其实是想了解一个普通中产阶级的想法而已），他说将来怎么走的可能性都有，还问我怎么看未来，我说未来谁也说不准，太多可能性，只能推测几种可能而已。我说那你希望如何呢？他希望稳定发展。我问你觉得中国民众现在对政府的支持率有多高（比如布什当选需要51%），他说估计应该有75-80%，还是"保守估计"。没想到他比我还乐观，我认为应该是65%左右。但如此高的估猜，他还是依然移民了，看来中国的朦胧未来确实让人不能塌实，变革变革，成也是它,败也是它。但处于这种变革时代，绝大多数不能移民的中国人选择会是什么，其实是不难猜测的，他们需要相对稳定的生活，疯子才喜欢动荡。但知识分子如何考虑问题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最近感觉到，中国目前很可能正在经历一次传说中的上世纪“80年代”的类似思想开放浪潮，并且这一次比上一意义更为深远，因为这次有了互联网的加入，一切就全不同了，连方向都不同了，也更加国际化了。假如说“80年代”那次思想浪潮因为头脑发热过于乐观激进最终导致了回潮倒退，我觉得这一次很可能会有许多知识分子自觉地认识到了这些问题或规律，主动选择了保守与稳固，而非冒进。我个人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有谨慎的乐观，因为看到了民众与知识分子正在成熟沉淀的一些痕迹。中国人似乎再也不是过去那种一提高尚口号就狂奔过去的幼稚姿态，而是学会了用自己的脑子去独立思考一些问题，总结为一句话就是：学会了“现实主义”，假如上个世纪初中国人就有如此的素质，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曲折与灾难。民众自己中间的思想多元格局也几乎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特点，颇有百花齐放的意思，经常是各种不同观点的人们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各持己见不以为怪，这与“80年代”和之前的疯狂时代都不一样了。祝愿中国走好，还能如何呢。

看来老乔治确实还是看好中国的，他竟然前几天去购买了一大笔中国股票，这叫抄底。他以前不炒股，他说我放那里3年，怎么着也得翻一番吧。我问股市里还有人吗，他说有一个只有老太太，所以这也就是真到了该抄底的时候了吧。

与老乔治聊了一通之后还没忘记我去的目的所在，我们马上转入阿拉伯语“100基本词汇”的对比。他很厉害，这么多年不用了，竟然还记得大多数的词汇，回头又查词典补了一些。我看下来，阿拉伯语和现代汉语之间的同源率大约是22% 。这个比例高于距离最近的蒙古语系，低于印欧语系，即便是距离很远的英语也比阿拉伯语高，很有意思。

很可能这个比例说明了以下的关系。汉语确实与北方而来的阿尔泰语系没有太大关系，换句话说，汉语定型的“三代时期”所采用的语言与阿尔泰语系无关，所发生联系在历史时期。而阿拉伯语所代表的闪含语系由于距离的关系，中间被印欧语系所隔断，三代时期采用的语系就是印欧语系，所以即便英语和阿拉伯语比较也显得与汉语更为接近。

闪含语系和现代汉语距离遥远却依然有如此高的同源率（竟然比阿尔泰语系高）则说明了深层与中国之间的文明渊源，现在无法比对中东地区最为古老的苏美尔语，否则的话我们一定会有更为惊讶的发现。还有，阿拉伯语和印欧语系反映的这一比例实际上就是地理的距离关系，也就是说，把闪含语系和印欧语系看为一体，在全球一体中，阿拉伯语自然是要比印欧语系更为遥远的，同源关系也更为降低，因为阿拉伯与中国中间隔着“印欧语系”。阿拉伯语非常明显与印欧语系之间有着密切的高同源关系，至少应该在30%左右以上。

假如这些推论是相对正确的，这就说明，中国语言文字成型时期的“三代”（而非指更古的新石器时期）中国更多接受的可能是来自波斯、印度附近、以及地中海东北角一带的文明为多，当然，这里仅只是指黄河中下游一带的中国，中国地区太大，不能一概而论。三代时期很少接受正北方向的语言。

这些分析也只是一个大概，“三代”之间是什么关系，他们各自操什么语言，这要等以后其他考古有明确结论以后才能继续判断，目前许多设想都只能是虚的，或曰一种假设，其中一项条件的改变都可能“牵一发动千均”。中国汉语到底是“三代”中的哪一“代”起着最关键的作用，现在还难说，所以只能“三代”混说了，而这“三代”长达2千年时间，所以如此混说肯定也是有许多问题的，但目前只能如此了。

这些粗浅的语言对比越来越影响到我的一些实质思路，不得不小心一些……

（在线浅见，不欢迎在本贴发表过于火暴的时政言论，否则有可能关闭评论，语言学方面的评论随便）

谢选骏指出：考虑到所有人类语言都可能具有同一起源，所以在语言的起源及其流变的问题上，不妨抱持“一切皆有可能”的开放态度。

【02、从几次大屠杀看汉族人之没有血性】

《从几次大屠杀看汉族人之没有血性 》（2005年12月08日）报道： 

 

最近看明朝人王秀楚写的《扬州十日记》，郁闷得很。

作者是明朝末年的一个读书人。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与所见所闻，真实细致地描写记录了清军在1645年4月攻陷扬州后，血腥屠城的情况。清军纵兵屠戮，不分男女老幼，烧杀抢掠，“十日不封刀”。 

 

 

劫后之状，惨不忍睹：“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籍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野。行过一沟一池，堆尸贮积，手足相枕，血入水碧赭，化为五色，塘为之平。”“初四日，天始霁。道路积尸既经积雨暴涨，而青皮如蒙鼓，血肉内溃。秽臭逼人，复经日炙，其气愈甚。前后左右，处处焚灼。室中氤氲，结成如雾，腥闻百里。”后寺院僧人焚化积尸，“查焚尸薄载其数，前后约计八十万余，其落井投河，闭户自焚，及深入自缢者不与焉。”

清兵自是惨无人道，不必多说。令人感到纳罕的是汉人竟然是那样温顺缺钙，没有血性。城破，守城明军争相逃命，自相践踏。宁可从城墙上摔下跌死，也不敢做抵抗。“惶惶觅隙潜匿”。百姓亦然。路边，一清兵横刀一呼：“蛮子来，蛮子来!”汉人青壮男子五、六十人魂魄皆飞，无一人不至前者。然后，乖乖地跟着上刑场。“跪!”，随着一声喝令，众人齐刷刷倒地，引颈就戮。闻城破，“则邻人相约共迎王师，设案焚香，示不敢抗”，作者“虽知事不济，然不能拂众议，姑应曰唯唯。”被搜查出来的人要么下跪乞命，要么献金讨饶，全无一点气节。包括作者在内，亦如此。

查一下历史资料，满清兴起时，人口不过百万，军队不过十数万。明朝人口数千万，军队上百万。然而，就是这十万清兵入主中原，如入无人之境!“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血洗江南、岭南。屠江阴，屠昆山，屠常熟，屠海宁，屠广州，屠赣州等等。转战烧杀三十七载，方才初步平定中国。短短三十多年间，使中国人口从明天启三年（1623年）的5165万锐减至顺治十七年（1660年）的1908万，杀死汉人3200万，人口减少近三分之二!

噫!我真有点闹不明白了。莫非清军是天兵天将?刀枪不入，以一当十，当百?

二

历史发展到近现代，这种情况依然如故。

20世纪日军侵华。1937年12月日军攻陷南京，随后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 三十万生灵涂碳。看了一些反映“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资料。据史料记载，在日军攻陷南京时，国民党军队一如当年守卫扬州的明军，纷纷四处逃命，作鸟兽散。有的脱掉军装，混入百姓内，企图蒙混过关。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更是违背自己与南京城共存亡的偌言，在陷落前，扔下十几万军队和无数南京市民，率先逃之夭夭。被害的军民，在日军的屠刀下，温顺就戮，无一反抗。日军杀人的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有车裂，有活埋，有刀砍。有杀人比赛，有奸杀妇女。枪挑婴儿，剥皮抽筋，无所不用其极。死难者尸体盈野，血流成河，惨绝人鬟。

在日军侵华的八年间，到处烧杀抢掠，实行“三光”政策。除了“南京大屠杀”外，还制造了无数惨案。有“潘家峪惨案”、“济南惨案”、“杭州大屠杀”、“合肥大屠杀”、“长沙大屠杀”、“开封大屠杀”等等。

多少年来，我们声讨日军的暴行。在南京大屠杀问题上，政府与民间控诉日军残暴行为的宣传不少。但是，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这样的事实：当时进攻南京的日军只有5万人，而守卫南京的国民党军队有15万人。结果是5万日军杀死了15万全副武装的中国军人外加15万中国老百姓!

在日本侵华战争初期，军队人数只有38万，而中国军队有200多万。但日本以区区弹丸之地和不及中国五分之一的军队，在中国大地上横冲直撞，打得中国军队丢盔弃甲，溃不成军。在侵华战争的八年时间内，以100多万军队杀死了3500多万中国军民!

我们常常称自己为“泱泱大国”，文化多么博大精深，多么悠久，多么优秀。这样博大精深，这样悠久，优秀的文化哺育出来的汉人，竟然像鸡犬一样任人宰割!南北朝五胡乱华，北中国汉人几乎被胡人杀绝。元朝蒙古人对汉人屠杀，清朝满族人对汉人屠杀，现代日本人对汉人屠杀，所杀汉人越来越多。且屠杀我们的都是人口比我们少得多，地域比我们小得多的民族。

就连像印尼这样的三流国家也敢一而再，再而三地屠杀华人。

为什么会是这样?汉族人的命就这样低贱??

做为汉民族的一员，我深深为自己民族的怯弱感到羞耻，为本民族这样的凄惨遭遇感到悲哀。

我们的民族之所以能够在多次大屠杀中存活下来，真是侥幸!

三

与我们任人宰割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人。

1945年6月，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驻守冲绳岛的10万日军同20多万强行登陆的美军浴血奋战，直至最后一枪一弹。在空中，数千名神风特攻队队员，驾着满载炸弹的飞机冲破层层火网，撞向敌舰。另外，45万冲绳居民也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敢与军队一起共赴国难。其中，战死和自杀者竟达12万人以上。日军驻冲绳岛守军司令牛岛满中将和参谋长长勇中将在弹尽粮绝的最后时刻，在其坚守的最后一条坑道入口处，按照武士道传统刨腹自杀。许多妇女儿童在最后时刻纷纷跳海自尽。

在外无援兵，内无粮草的绝境中，这些日本人同占绝对优势的美军拼死战斗了整整83天。在自己遭受惨重损失的同时，也迫使敌人付出了巨大代价。登陆美军伤亡高达4万9千人。其中包括美军司令官巴克纳中将。美国海军也遭到了其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损失，其中毁伤军舰400艘以上，伤亡官兵近万人。

读史至此，我在想，假设我们能够有日本人一半的拼命精神，何至于发生什么“南京大屠杀”?什么“扬州十日”?什么“嘉定三屠”?凭着这么多人，大不了也就是来个同归于尽。何至于落得个像鸡犬一样任人宰割，遭人鄙夷!

四

人的行动是受思想支配的。文化教育决定着人们的思想意识。日本人勇敢拼命不怕死，是由于他们长期受到“武士道”的教育熏陶。在这种思想熏陶下，他们视荣誉高于自己的生命，将勇敢尚武视为美德。武士道的要义就一句话：“赖生不如好死”。对贪生怕死的人他们嗤之以鼻。在不得已时，为了向人们表明自己的心迹，可以切开腹部，光荣地死去。由于长期受到这样的教育，所以日本人死硬，绝少出现中国汉奸这样的败类。宁可战死自杀，也不会束手就擒受辱。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人死硬难对付的原因。

反观我们，则恰恰相反。流行在许多国人脑子里的哲学是“好死不如赖活”，“好汉不吃眼前亏”。只要能够活命，管它什么气节不气节，荣誉不不荣誉，民族不民族，国家不国家!于我何干?只要能够活命，那怕像猪狗一样活着也行。这恐怕就是为什么在历史上汉奸层出不穷的原因!

在我们的文化里，讲的是“中庸”、“非战”、“忍耐”、“宽恕”、“包容”、“明哲保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德抱怨”等等等等。没有一丝尚武的气息，没有一点男人的血性，一派和平主义气氛。汉武帝刘彻出击匈奴，开拓疆土，在史书里被说成是穷兵赎武，受到贬斥。在文学作品里，充满厌战情绪。杜甫的诗篇“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诗声啾啾!”就是例证。在我们现在的电视、电影、书刊里，充斥的是一股女人味。油头粉面的奶油小生，柔弱无骨女里女气的阴阳人，就像被阉割了一样。

影视作品中，还有那满地下跪拖着长辩子的满清臣民。动辄奴才长奴才短的。什么《康熙大帝》，什么《戏说乾隆》。这些血腥屠杀几千万汉族同胞，大搞“文字狱”，双手沾满鲜血的凶残刽子手，竟被某些无耻的汉奸文人描写成“神武”的明君，可亲的皇帝，顶礼膜拜。这些作品粉饰独裁、美化专制、宣扬奴才意识，戕害人类的灵魂，其背后是廉耻丧尽的汉奸理论 在作怪。

在这些人眼里，真是不知道什么叫羞耻二字。在此，我想起了一段话：“我把你象犬马一样的驱使，猪羊一样的屠宰，你反倒匍匐在地、为我歌功颂德；我由此认定你是软骨头的孱头，没廉耻的贱类，我不鄙视你鄙视谁?我不屠杀你屠杀谁?” 这样，不用多久，也不用敌人，我们自己就把自己打败了，中国再一次的亡国灭种也未可知!

我们是到了该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的时侯了。否则，一个任人宰割的民族（就像近日我渔民被印尼海军屠杀不了了之一样），有资格去侈谈什么“崛起”么？

 

主题：879年5月黄巢在广州屠杀了大约12万外国人主要是阿拉伯人，在阿拉伯的历史里却记了下来 

[自由论坛] 中国天下大乱与人口消灭 ZT 

送交者: FUUNNY 2005年6月16日08:37:13 于 [天下论坛]http://www.creaders.org 

现代西方国家的人恐怕很少能理解中国的天下大乱是怎么一回事. 其实简单回顾一下中国人口史便可知道这是什么概念. 

秦初中国人口约2000万， 209BC开始经历8年战乱到西汉初的202BC只剩下了约1300万 

156年（东汉永寿2年）， 人口5649万， 之后从184年开始大战乱， 到三国的 265年， 全国人口仅剩 767 万(当然，也包括一些户口被豪强占据没有被国家统计，一种乐观的估计是那时候还剩2500万人口). 曹操说"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并不夸张. 《后汉书·桓帝纪》载“豫州饥死者什四五，至有灭户者”。《魏书·宣武帝本纪》载“四州大饥，民死二十万余口”。等等，不胜枚举. (我怀疑这样的大规模死亡在西方每一例都会被被特别的记录下来加以纪念). 考虑到221年后，实际上整个社会已逐渐稳定，3000万左右的人口减少应主要是在184-221这37年中完成的. 

此后每次天下大乱，人口都有类似的减少. 609年(隋炀帝大业3年)人口4601万，经历十多年战乱，到624年(唐高祖武德元年)只剩下2274万，也减少了2000万. 755年（唐天宝十四年），中国有人口5291万，经历安史之乱，政府控制人口(760年)锐减到1700万.即使考虑到华北的割据，人口绝对减少数应该不少于1000万的. 之后又经历100多年的相对和平. 随后是100年的战乱(875-979).到北宋中期(1080年 元丰三年)，人口为3300万.和300年前的盛唐比，领土形状基本接近(只少了安西 北庭 河西 及燕云十六州)，人口却少了约2000万. 即使考虑到宋的人口统计数字一般偏低，但再考虑到979(全国统一)-1080这一个世纪的休养生息，可以认为北宋初年人口不会超过2000万. 也就是说，中唐(763-860)一个世纪的休养的成果再次被唐末和五代的大规模战争抵消. 值得一提的是，879年5月黄巢在广州杀了大约12万外国人(主要是阿拉伯人)，这在里都是没有的，在阿拉伯人写的历史里却记了下来. (参《剑桥中国隋唐史》) 

金晚期人口4470万，同期南宋人口约7000万(1223年南宋嘉定十六年为7681万)，总和约1.2亿(另有乐观估计[1]为1.4亿)，但1290年(元至元二十七年)人口只有5883万(乐观估计7500万)，而且这个数字是在包括了大理，西藏，今新疆东部和蒙古本部的更为辽阔的领土上得到的，且此时北方的战乱已平息五十多年(金亡于1234年)，南方亦已和平十几年(宋亡于1276年)，人口应有相当的恢复. 从绝对量上讲，无论是按乐观还是一般估计，蒙古入侵使中国至少损失了7000万人口，极其严重的破坏了中国的经济，以至于明朝花了300年才勉强恢复到金末的人口数量. 从这个角度，我一点不觉得蒙古建立的世界帝国对中国有什么好处. 二次世界大战死亡5000万人口，一次世界大战死亡1500万人口，但和蒙古人发动的世界大战比，恐怕还不算什么，我怀疑在世界范围内，蒙古人消灭了1亿左右的人口，而当时全世界的人口大概只有3-4亿，无论从什么角度，都不值得把这个看成是什么进步! 

元末人口乐观估计为9000万(1341年，元至正元年)，半个世纪后的 1393年（明洪武二十六年）人口统计为6054万，乐观估计约7000万(注意明的领土比中唐和宋略大)，可见元末1351-1371(洪武4年，平四川，之后的平云南(洪武14年)平辽东(洪武20年)都是相对较小的军事行动)这20年的战乱对人口减少有不少于2000万的贡献. 

明代人口的统计数值一直不过6000左右，但后期实际大大超过此数. 估计1566(嘉靖四十五年)有 1.6亿，1630年(崇祯3年)有1.9亿，但从1627年中国本土开始大规模的战争，到崇祯17年(1644年)，估计又减少了3000万人口，达到1.6亿. 之后南明，大顺，大西，郑氏 和满清又混战了近20年，到1661年（顺治十八年），全国人丁数字是1913万，折合人口约8000万，也就是说，明清之代中国的人口减少了一亿左右，实在是一个惊人的变化.( 这一时期欧洲正在进行的30年战争(1618-1648)加上黑死病，据说也消灭了欧洲一半的人口，德国农村人口死亡达40％，城市中达33％，严重的地方如勃兰登堡达80%。战后，德国人口在100年以后才恢复到1620年的1600万人. 另据考证[2]，明代崇祯年间也爆发了大规模鼠疫，是不是一个巧合呢?) 

清代人口增长很快，应该归功于新的作物(如美洲传来的玉米，红薯等)和摊丁入亩的税收政策. 1691年(康熙30年)约为1.1亿，1741年（乾隆6年）1.4亿，1790年（乾隆55年）3.0亿，1805(嘉庆10年) 3.3亿，1820年(嘉庆25年)3.8亿，1840年（道光20年)4.1亿，1851 (咸丰元年) 4.3亿，人口按指数增长. 但是随后爆发了太平天国战争(1851-1864)，捻军战争，陕甘和云南的民族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到1874年(同治13年)，只剩下3.6亿人口，锐减了7000多万. 一直到1910(宣统二年)才恢复到4.3亿. 应该说，太平天国战争对中国生命和物质的损失，超过了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之战和八国联军之战的总和. 

民国时期(1912-1949)，中国人口依然增长了1亿，达到5.4亿，是一个比较令人费解的事实. 不过在1928-1931大混战，1937-1945抗日战争期间，人口不应该有大的增长. 民国期间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天下大乱而人口不大减的时期，应该归功于部分的现代技术的使用. 毕竟，这还是一个正在进步的时期. (参 中国近代人口发展史考察) 

中国历史上这种周期性的人口消灭，以及伴随的社会财富毁灭性的消失，很值得深思. 有些生物的种群，如旅鼠，在数量过剩时，就会发生大规模的自杀或自杀性格斗. 为什么我们这个社会每过一段时间也会积累起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必须以社会的几乎同归于尽来加以缓解呢? 是什么样的力量决定了这种周期呢? 我们是不是已经跳出了这个循环呢? 这个循环是中国特有的或是世界各民族普遍的现像呢? 东方的其他民族(如日本，越南)是怎样的呢? 毕竟，最后一次大规模死亡(1959-1961，超过1000万)离我们只有40年，而我们身边的和我们类似的朝鲜，仍在发生着大规模的饥荒和死亡. 当我们的几乎每一块土地都被过份的利用时，我们今天的13亿人口，在未来某个经济或生态压力突然增大的时刻，会导致何种社会和政治的剧变呢? 会不会再次发生大规模的人口消灭呢? 天下大乱，不管换什么政府和统治集团，对老百姓都是绝无好处的。

谢选骏指出：不是“汉族人没有血性”，而是几次大屠杀消灭了人的“血性”，把华夏变成了号称“汉人”的废垃。

【03、略论汉民族的形成】

《略论汉民族的形成》（2006-05-20 国学论坛 贾敬颜）报道：  

汉族旧称汉人，以“族”相称是晚近的事，是时代要求和它自身发展的结果。 

汉人之称乃因汉王朝而得，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汉人的历史绝不始于汉朝。那么，汉朝以前的汉人又叫什么？叫“华夏”或单称“华”与“夏”，“华”又有“诸华”、“夏”又有“诸夏”的称呼，其所以用“诸”字，无非表示称“华”称“夏”的人族非一类，地非一区，部落不限于一姓一氏而已。古书是这样解释“华夏”的：第一，“华夏一也”，名称虽不同，内容却无异；第二，“华”所以言中国“有章服之美”，“夏”所以言中国“有礼仪之大”。因此，“华夏”又是“中国”一词的代用语。 

传说周武王伐殷，“华夏蛮貊，同不率俾”（伪古文《尚书·武成篇》）。但不可信。“华”、“夏”、“诸华”、“诸夏”以至“华夏”连称，应是春秋时代的事。 

春秋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变革时代，因而也是民族大迁徙、大纷争、大融合的伟大时代。“华夏”、“华”、“夏”、“诸华”、“诸夏”是与“戎狄”、“夷狄”、“蛮夷”、“诸戎”对举相应产生的。可以这样说，没有“戎狄”、“夷狄”、“蛮夷”、“诸戎”的存在，就没有“华夏”、“华”、“夏”、“诸华”、“诸夏”的出现。《淮南子》一书的作者，甚至把中国所有的民族看成一家兄弟。 

民族和其它事物一样，有两面性，既互相排斥，又互相吸收。春秋时代不但呈现出民族情感的融洽与和谐，而且发生了民族意识的模糊和民族壁垒的泯灭。如姜戎氏被秦人远驱到瓜州（今甘肃安西县东南），其首领自言“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但能赋《青蝇》之诗以见志；普国则“谓我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不但与之联兵，与之通婚，并发生过魏绎“和戎”的历史佳话。又如吴国贵族虽系“周之胄裔，而弃在海滨，不与姬通”，直至强大以后，才“比于诸夏”，“同于先王”。所以，“华夏”与“夷狄”的区别不完全决定于族类是否相同，而是看社会、文化发展程度如何。当然，如果把历史推向更古，则虞、夏、商、周的先公先王无不出自“蛮”、“夷”、“戎”、“狄”。严格说来，“华夏”便是“蛮”、“夷”、“戎”、“狄”异化又同化的先进产物，一部先秦史，无异于“夷”、“夏”形成史，或由“夷”变“夏”史。 

秦统一的同时，构成汉民族（虽然那时还没有这个名称）的四个要素，一一具备了。早在战国时代，已从“攘夷”走向大一统，在五行五方思想指导下，“华夏”与“蛮”、“夷”、“戎”、“狄”各居中央及东西南北一个方位，“九州”说是“华夏”的统一地理概念。还树立了各民族的共同祖先——黄帝，其它，语言和经济的统一，也在各自努力地完成着。总之，一个整齐的模式形成了。 

汉民族虽得名于汉王朝，但汉朝之人并不被称为“汉人”，而是被称为“秦人”。其所以被称为“秦人”，自然是因为秦王朝的统一中国而声威远震了。尽管那时秦朝已经灭亡，但“秦”的名称却永久保留在人们的心目中，至今，外国人称中国为“支那”，为Ｃｈｉｎａ，即渊源于“秦”这个字。 

在汉朝，“秦”与“胡”是对称的。“秦胡”也成了一个专名词。甚至用“秦胡”或“秦与胡”比作“参商”或“参与商”，以示天各一方而又不相离弃的两颗星宿，这一词语一直沿袭到晋朝。 

李慈铭主张“中国人别称汉人起于魏末”，条举了《北齐书》、《北史》中那些对汉族带有诬蔑性的称呼——“汉”、“汉子”、“汉辈”、“汉家”、“汉妇人”、“汉老妪”、“汉小儿”、“头钱价汉”（又作“一钱汉”）。陈垣拈复出“狗汉”、“贼汉”、“汉儿”诸恶称，甚至当时有的人以西胡为“汉”，以鲜卑为“汉”，于是得出结论：“盖‘汉’之一字始以骂汉，后乃泛以骂人，不专属于汉矣。”据两先生所说，汉人之名始则包含了侮辱性，且是在胡人“当家”、汉人“受治”的时代发生的，是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民族的产物。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汉人的出现又是民族团结的产物。高欢的一段讲话最富有代表性，“其语鲜卑则曰：‘汉民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输入粟帛，令汝温饱，汝何为凌之？’其语华人则曰：‘鲜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汝何为疾之？’”极力以此调和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矛盾，实际上也是胡汉分治的一种办法。 

民族杂居、民族友好以及由此产生的民族团结、民族融合，历史文献为后人留下了若干片断，今举数事以为例证： 

１．丹州宜川县西北有库川，“川南是汉，川北是胡，胡汉之人于川内共结香火，胡唤香火为‘库’，因此为名”（《太平寰宇记》卷三十五）。胡谓“稽胡”（步落稽）。他们“胡头汉舌，其状似胡，其言习中夏”（《元和郡县志》卷三引《隋图经》）。在这里，我们不但看到了不同民族间的生死与共，而且看到了胡人汉化的经过。语言虽失，相貌犹存。 

２．高昌延寿十四年（６３７年）《兵部差人看客馆客使文书》数见“汉客张小憙”及汉客某之名，而其他使客多属胡人（《吐鲁番文书》第四册１３２一１３５页）。可见胡汉同行止、同起居、同食宿，是很普遍的现象。 

３．《北朝胡姓考》一书的作者，考出北朝胡姓１９５个。计：东胡１３姓，东夷３姓，匈奴１３姓，高车９姓，西羌１２姓，氐族５姓，賨族１姓，羯族６姓，西域１３姓，而《魏书·官氏志》已载有宗族１０姓，勋臣８姓，内入６８姓，四方３４姓。大量胡姓登录于中国谱牒世系，反映了胡人的向汉人转化，他们或迟或早地消失在民族最终混为一体的漩涡之中。 

自东汉迄于隋、唐，关中的少数民族始终以氐、羌、匈奴为主出现于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关中之氐族，西晋时即列入编户，其与汉人的融合约在北朝时期。羌族的融合于汉人，约在中唐以后，杜甫诗中尚有以《羌村》为题的诗三首及咏“羌父”、“羌儿”的诗句。匈奴又迟于氐、羌，直到唐中叶始销声匿迹，与延河流域的汉人相互融合，上举稽胡的情况便是如此。北镇鲜卑杂胡入关者多，来势亦汹猛，但一至隋、唐便不成其为民族集团，而只以一种少数民族的成分出现于朝廷、戎伍、闾里之间。大诗人元稹、白居易，外人尚能指出他们为某某民族的后裔（元为拓跋氏，白为龟兹人），而他们自己，却俨然以汉胄自居，不复承认自己的少数民族成分了（参考马长寿《碑铭所见前奏至隋初的关中部族》一书）。 

“汉人”、“汉儿”之类名称的出现在北齐，而隋、唐沿袭，但应用不广，大量使用“汉人”、“汉儿”之类名称的时代是辽、金、元。 

辽朝由契丹与汉人两大民族组成，实行胡汉分治。在辽，一方面体察到两种生活、两种文化的冲突，一方面看见了两个民族乃至更多的民族趋于同一，走向统一，那时，至少渤海人（相当一部分）是被视为汉人的；而汉族也以“汉人”、“汉儿”自居，似乎不大留意这些名称所包含的贬意了。辽金鼎革之际，社会上便有“契丹、汉人久为一家”的说法了。 

金朝以“燕人”与“南人”对称，又以“汉人”与“南人”对称。金的“燕人”即“汉人”，指旧辽境内的汉人；而金的“南人”则指山东、河南之人，亦即辽、宋分界的汉人。金朝女真人汉化的程度与范围远较契丹人为深为广，当其盛世之时，已有使统治者“猛安人（即女真人）与汉户今皆一家”的叹息。 

契丹人、女真人的汉化不因元朝的兴起而停步，相反，速度加快了。１２８４年，元政府定拟军官除授“格律”，即以“女直（即女真）、契丹同汉人。若女直、契丹生西北不通汉语者，同蒙古人；女直、〔契丹〕生长汉地，同汉人”。大家知道，语言最是民族“四要素”中“保守”的一项，语言的消失，说明了汉化的彻底性。 

元朝把国人分为四等，“汉人”第三、“南人”第四（蒙古第一，色目第二）。元“汉人”有八种名目，所谓八种，即：１．契丹，２．高丽，３．女直，４．竹因歹，５．术里阔歹，６．竹温，７．竹赤歹，８．渤海。狭义的汉人被算在南人之中了。术里阔歹、竹赤歹似是女真的重复（蒙古人的叫法），竹因歹、竹温又似是乣——札忽歹的重复；辽金两朝尚视乣为“杂人”，为“异类”，到元朝居然混同入“汉人”了。 

蒙古语称汉人或中国为Ｋｉｔａｔ（乞塔惕）则译自“契丹”。此词在伊斯兰著作家写作Ｈｉｔａｉ或Ｈǎｔａｉ，欧洲著作家及景教徒则名为Ｃａｔａｉ或Ｃａｔａ、Ｃａｔｈａｙ，迄今并通行于苏联、东欧等国。犹之乎突厥等人称中国为Ｔａｂｇｈａｃ罗马著作家写作Ｔａｎｇｈａｓｔ一样，从唐到元，中亚之人普遍使用这一称呼，丘处机去西域，仍听见“桃花石诸事皆巧。桃花石，汉人也”的赞赏之词。“桃花石”来自“拓跋”之称，拓跋正是鲜卑的一个强悍部落——北魏的创建者。 

汉民族以其发达的经济和高度的文明屹立于中国，于世界，其特殊之点表现为非凡的创造力、惊人的吸收力和巨大的凝结力。说汉民族形成于秦汉，发展于魏晋南北朝，壮大于辽、金、元，大致有脉络可寻。我们主张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是说秦统一全中国以后，先秦时代那些人无论是“华”是“夷”，一概叫做“秦人”了，他们散布在秦的广阔疆域以内，说着彼此懂得的语言，过着大致统一方式的生活，有着基本相同的思想意识。秦亡了，汉将这“四要素”继承下来，并加以广大化和深刻化。我们说魏晋南北朝为汉民族的发展时期，不只因为此际正式出现了“汉人”、“汉儿”之类的名称，还因那些骂别人为“汉人”、“汉儿”之类名称，从而统治汉人、压迫汉人的“异族人”，最后也不得不变作汉人。这一趋势，在辽、金、元三朝达到了顶点。 

有先秦的“夷”、“夏”之辨而后有秦的民族统一，汉继之；有魏晋南北朝的“胡”、“汉”之别而后有隋的民族统一，唐继之；有宋、辽、金、西夏的三朝鼎立而后有元的民族统一，明清继之。没有前一代（或几代）的努力，便没有后一代（或几代）的成绩。国家的繁荣昌盛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其中民族的融合居于优先的地位。 

历史上的统一与分裂是辩证的。统一之利，人们易知易晓，其弊是人力物力的过分集中，尾大不掉。分裂之弊，也易知易晓，其利是进取心切，斗争性强，一般说来，民族发展在分裂时期比较统一时期更为有利，如南朝大量“左郡”、“左县”的设置便促进了江南地区（特别是山区）的发展。 

“汉人”在明朝有了更为宽广的内容。朱元璋于１３６８年（建国之初）颁布了一道禁止胡服、胡语、胡姓、胡俗的命令，而且以后反复重申这一禁令。所谓胡服、胡语、胡姓、胡俗即蒙古、色目人的服装、语言、姓氏、风俗，不管禁令效果如何（不可能一切根除，特别是在风俗、语言方面），然而毕竟加速了明朝境内蒙古、色目人的汉化进程，根据文献记载和社会调查，山东章丘县术姓（术虎氏）、傌姓，河南固始县的祝姓（竹贞之后），洛阳地区孟津、新安、渑池等县的李姓（木华黎之后）以及平顶山市的马姓、宣姓，镇平、内乡、淅川、新野、新召、南阳六县的王姓，以至福建惠安县的出姓，南安县丰州的黄姓，等等，他们的原籍非蒙古，即色目，大约都在此时转变为汉人，不管是自然的同化，还是强迫性同化。久已溶解于汉人之中的渤海、契丹，此时连族名都不见了，而一部分女真人则混入蒙古族，南阳地区的仝姓（夹谷氏），分明出自女真，但却自认是“鞑子”。 

清朝是由满族建立的，它的“民族政策”是满、蒙、汉三等级，而汉人又分作隶属八旗的“汉军”与普通汉人；按照当时的制度，“汉军”应该算为满人。清朝又有“旗”“民”之分，凡满人（包括“汉军”及“八旗蒙古”）皆编入八旗，而“民”则指广大的汉人。 

中华民国代替了大清帝国，“民族政策”也从满、蒙、汉三等级发展而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大概也正是在“五族共和”之说提倡以后，“汉人”才正式改称“汉族”的。“五族共和”的口号自然比过去一切民族等级，以及从而产生民族压迫、民族歧视的“理由”高明得许多，但过去的人不了解，汉族是一个大杂烩，它象滚雪球一样，随时随地吸收别的民族，团结他们、同化他们、吸收他们以发展自己，壮大自己，这就是汉民族形成过程的简单图画。所谓“炎黄子孙”既包括了先秦时代的“华”、“夷”，也包括了秦汉以后的“胡”、“汉”，更包括了辽、金、元以至明、清迄于今天的各民族之间的大融合，大团结，这正是汉民族非凡创造力、惊人吸收力和巨大凝结力所表现的历史硕果。

谢选骏指出：汉人不是“民族”，而是民族毁灭之后形成的费拉人渣。

【04、汉人血统研究报告】

《“汉人”血统研究报告》（2006-05-14 佚名）报道：

所谓中华民族，自古以来都是专指汉族的。汉人血统基本上属于亚洲蒙古利亚人，而影响汉人血统的主要是四大民族：古汉人，即秦汉时代汉人，属汉藏语系；鞑靼人，主要包括匈奴人、契丹人，属阿尔泰语系；东胡，主要有鲜卑人，属通古斯语系；古越人。从相貌、体质上看，古汉人方脸，面貌中正；鞑靼人圆脸，面庞较大、粗放；东胡人长脸或瓜子脸，前额大，鳃及下巴较窄，小眼；古越人肤色稍黑，眼球突出，体毛少。所以今天汉人相貌千变万化，有人博众家之长，俊美；有人集众家之短，丑陋。 

此外，汉人血统中还有大量的同属汉藏语系的羌、氐、党项血统，有部分不知源头的白人血统，以及部分突厥血统，极少量黑人血统。 

不妨从上古时代开始，大约在４５００年前，黄河流域出现了两支比较发达，人口众多的文明，一支是居住在黄河下游的九黎部，以牛为图腾，首领蚩尤；一支是黄河中游的诸夏部，以龙为图腾，首领炎帝。九黎部善于制造和使用金属武器，民风剽悍。而黄河中游一带由于自然条件适宜，土地丰沃，农耕业发达，民风文弱。两大部族势均力敌，时常发生战争冲突。 

黄帝部是诸夏的一支，居住在北方，自然环境恶劣，造就了他们尚武的民风。他们不服炎帝的旗号，由黄帝率领南下入寇，击败了炎帝，成为诸夏部的首领。黄帝得势后，在部族内部实行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内部的联合和整顿，扩大部族首领的权力，安定农业生产，扩张军备，使诸夏部族得到了很大发展，形成了今天所谓的“华夏”先民。化，就是华美、华丽的意思，夏，是广大的意思。“华夏”可以理解为穿着华丽衣服，住在广阔大地上的人。 

黄帝整顿夏以后，开始入侵九黎部。九黎虽然不如夏发达，但他们拥有先进的金属武器，连续九次击败了黄帝的入侵。黄帝却从这些失败中总结出一些用兵的法则，最终一举击败九黎，杀死蚩尤。迫使黎人南迁，从此，夏族人周围便不在有强劲的，威胁民族生存的对手，赢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夏人将四周落后的民族称为蛮、夷、狄、戎。 

蛮，是黎人南迁的一部，是后来楚人和今天苗人的先族。夷，是黎人留守故乡的一部，后来的殷商。狄，一部可能是鞑靼人的祖先，也有一部分白人，可能是突厥人的祖先。戎，可能是一支闪米特人或者闪米特与土著黄人的混血后代，也有可能是与突厥先祖同源的一支白人或混血部族。 

对四周落后民族，夏人采取了宽松政策，不压迫、不奴役，而是将夏人分封到各处做国君，实行“华君夷民“政策。约４０００～４２００年前，夏人基本上取得了黄河流域的统治地位，并扩张到长江流域。此时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大禹治水，大禹不仅治理的水害，而且将夏人的统治区域划分成为了九个行政区，即“九州”。夏人开始与周遍民族融合。 

夏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持续了近１０００年，直到公元前１６００左右，黎人的后代（也可能是黎人与夏人的混血）商人推翻了夏人的暴政，建立了一个相对温和的王朝：殷商。在此之前，夏人称他们为“东夷”，从此中国社会进入了繁荣的青铜器时代。和夏人相比，商人更加具有包容性和开明性。商人的统治维持了近６００年，这６００年间中国社会的文明程度飞速提升，创建了文字系统，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历史阶段，同时农业、手工业、商业、艺术有了长足发，军事上战车也由西方传入中国。东方的黎人在与夏人对峙融合的１０００年中一直处于下风，在不断的反省与学习中他们的民族习性发生了质的飞跃。但被打散的黎人无法凭借一个分枝与整个夏人集团对抗，他数百年后，这枝黎人便与夏人融合了，这次融合奠定了中国社会文化的基础，为后来汉民族的形成创造了各种有利的条件。 

夏人与黎人之间对峙从上古开始，到公元前１０世纪左右，持续了１５００年或更久远。这两大民族的对峙非常独特，具有鲜明的东方色彩。虽然也有战争爆发，但双方总体上却能和睦相处，谁的科技和文化先进，谁就占据最富饶的黄河中游地区。失败利承认成功者的统治地位，成功者也没有残酷地迫害失败者；文化上双方互相学习、互相促进，最终形成了民族、文化上的彻底融合。 

周人居住在现在中国陕西一带，其国君是夏人。但国民血统未能考证，可能是夏人一支，也可能是夏人与狄戎的混血。由于地理上的原因，周人有可能间接甚至直接受到西亚文明的影响。他们大概是中国最早接触并使用铁器的部族，３０００年前，他们虽然在人口与文化上落后于商，但军事技术处于领先地位。于是在公元前１０世纪，周人以反对暴政为名，入侵中原地区。他们以４万５千精锐部队击败了数倍甚至数十倍于自己的商军，一举攻克商首都朝歌，灭亡了商朝，建立周朝。 

周朝建立，标志着夏人与黎人对峙的时代结束。经过长期融合后的中国北方，渐渐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民族：周人。周延续并发扬了商的文化，文字和书写系统更加完善，铁器得到广泛应用，周的疆域扩张到了长江流域。在周的周边，有南方的楚蛮和西、北面的狄戎，同时，在四川盆地，古蜀人建立了国家。 

楚蛮臣服于周人，是黎人的另一支，和商人相比他们没有什么显著的进步，十分尚武。周天子分封夏人的后代做了楚蛮国君，开始对他们实行教化、统治，并开发长江流域。事实证明这是非常有成效的举措，虽然刚开始楚君的爵位仅仅是“子”，但楚人在楚君的领导下不断扩张并与周人融合，渐渐建立了一个几乎可以与整个中国北方抗衡的国家，还称了王，试图和周天子平起平坐。 

狄戎的一部分也受到了分封，建立了一些小诸侯国，其中最大最长久的是中山国，中山人是白人，族源不可考，以酿酒著称。大部分狄戎部仍游离与周朝之外，不断侵凌，周后期渐渐形成匈奴。 

因为地理关系，古蜀国与周朝联系不紧密。周朝后期，一些诸侯国实力越来越强大，周王室名存实亡。诸侯国之间不断地兼并、融合，楚人渐渐周化，古蜀被秦灭，中山也被灭，狄戎不断南侵，一部分与周人融合。汉人的雏形乍现。公元前３世纪，秦统一了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国家，统一了文字、度量衡、货币，疆土扩张到了珠江流域。不久秦便被汉取代，古汉人正式形成。古汉人主要有夏人与黎人融合而成，还古蜀人和部分狄戎，其中，狄戎既有黄人也有白人，黄人部族与鞑靼的祖先同源，白人部族不可考。 

汉人的周边，北方有匈奴；东北有东胡；西北有白人，其中大部分与突厥同源，小部分是波斯人；南方有越人；西南有苗、彝等蛮族，苗人是黎人最后的后裔。 

匈奴人属鞑靼，阿尔泰语系，基本上与汉人同时形成，稍早于汉人，并与汉人展开了数百年的对峙。匈奴游牧为生，居住环境恶劣，尚武，掌握先进的骑兵战术，虽然文明程度远不如汉人，却足以同汉人对抗。西北的白人基本上不没有与汉人发生融合，但也有一小部分习汉俗，归汉化。苗、彝等西南民族十分封闭。汉人扩张到珠江流域以后，与当地土著融合，融合过程十分漫长。 

汉击败匈奴，匈奴一部西迁，一部留守降汉。汉朝灭亡后，中国进入了大分裂大动荡时代，北方少数民族大规模进入中原，而南方的汉人进一步开发珠江流域，原珠江流域的土著被汉人同化。汉族进入了第二个大融合时期。这一时期大约有１００万匈奴人，５０万鲜卑人和其他各北方民族共计２００万以上人口被汉人同化，而南方汉人同化的越人则难以统计。至公元７世纪汉人实现了第二次大统一，民族大融合基本完成。汉族的血统基本上与现代相同。 

这一时期融入汉人的民族中，以鞑靼人为主，其次是东胡人和羌氐，以及少数突厥人。至于越人，难以数记。少数民族大约有３００万至４００万融入汉人，血统至少占当今汉人血统１０％。唐代是一个非常开明且具有包容性的朝代，唐代击败了突厥，使其被迫西迁，小部继续被汉人同化。唐代还出现了来自非洲的黑人“昆仑奴”，是汉人血统中具有了一丁点黑人血统，值得一提。 

至宋代，鞑靼人和东胡人重新在北方崛起，契丹、女真、蒙古一步步深入中国内部直至完全灭亡中国。契丹人和党项人一部融入蒙古，一部融入汉。蒙古退回漠北后，汉人已经和现在没有什么差别了。

谢选骏指出：汉人其实没有血统，而是各种血统的混种。

【05、汉族的形成和演变】

《汉族的形成和演变》 （2005-4-14 

唐城杂谈）报道：

(1) 概述： 

汉族：黄种人的一种，说汉语，写汉字，认同中国历史文化与中国价值理念，并且带有50\% 以上的汉代汉族血统。 

汉族的形成：汉代，华夏族与边缘蛮夷融合成汉族，汉族形成(从此绵延至今)。隋朝时，鲜卑族融入了北方汉族，形成北方新汉族。北方新汉族与汉代汉族文化上、血缘上一脉相承，没有太大差别。无论种族、语言，北南文化线以北的北方人较南方人对古代汉人的继承程度更大。 

汉族的形成和演变大致可归纳为： 

蒙古利亚人种（黄种人）——原始汉语部族——华夏族——汉族——隋唐汉族——当代汉族 

黄种人的迁移和融合： 

鉴于广大的东亚原始人已经在先前的冰期(距今7万年，第四纪晚更新世冰期)中全部死光，一部分黄人奔向印度恒河流域、又移向东南亚、接着占据中国南部、进而渡过长江黄河、一直到达渤海，沿途次第形成南亚-南岛、百越(壮侗或泰老)部落，为南亚人种。另一部分黄人向东进入黄河流域，形成阿尔泰部落，其中游牧在河套和黄土高原的为突厥群，游牧在河北平原为蒙古群，游牧在环渤海和朝鲜半岛的为通古斯群，均为北亚人种。 

百越的演变和东夷的形成： 

一部分百越渡淮河北进，其中的三苗部落占领河南平原，其余部落与通古斯融合为新的民族(东夷)，韩民族就是东夷的一支；一部分通古斯部落不甘与百越并处，逃往黑龙江流域和贝加尔湖，演变为鄂温克、肃慎民族。通古斯民族和东夷还进一步迁到日本征服当地的南岛群成为统治阶级。 

原始汉语部族的形成： 

突厥群同化了后来东迁到突厥游牧区的印欧语系的吐火罗人。然后随着突厥族群的西迁中亚，他们与当地的晚于吐火罗人到来的印欧语系的雅利安人也发生融合。一部分黄种人在与印欧语系相处多年后，决意离开中亚，向东进入昆仑山，形成汉藏部落，汉藏部落进而向东迁移散布河西走廊、湟水流域、渭河上游。汉藏部落的藏缅族群居住在湟水流域、昆仑山、河西走廊，而原始汉语部族居住在甘肃天水、陕西宝鸡一带，原始汉藏部落属于远东人种。藏缅族群逐渐南迁，其中羌人、藏人分布在甘肃、青藏、新疆，蜀人、氐人、巴人分布在四川。 

(2)华夏族的形成： 

原始汉语部族后来继续向东迁移，逐渐散布整个黄土高原和华北平原西半部，在这里他们创造了发达的前仰韶文化。原始汉人与原始东夷经过多年的征战和文化交融，形成了太昊(伏羲氏)文化。太昊文化是仰韶文化与海岱文化的融合，所以太昊被公推为黄河流域上中游和下游所有居民一致认同的人文始祖。公元前30世纪，原始汉人进入了以农业种植为主要经济生产的阶段，首领称神农氏。神农氏文化也是原始汉人与东夷文化的融合。 

神农氏末期，原始汉人中出现一个强大汉语部族少典氏(有熊氏)，有熊氏和原始汉语部落的有牛氏分别通过婚姻与另一个原始汉部族的有蟜氏繁衍成黄帝和炎帝部落。黄帝与炎帝这两个亲缘部落为争夺霸主，在汾河下游的阪泉地区发生激战。炎帝被打败，归服了黄帝，以两个部落为基础，华北平原西部、汾河平原南部、渭河平原东部的诸多远古汉语部落逐渐融合成华夏族。 

后来，原居山东的东夷首领蚩尤西进，原居淮南的三苗(苗瑶先祖)首领夸父也北进中原。东夷与三苗结成联盟，蚩尤任盟主，共同对付华夏族。公元前2700年，华夏族领袖黄帝在河北省涿鹿县大败蚩尤夸父联军并杀之。联军残众向冀州撤退，黄帝穷追不舍，东夷、三苗(九黎氏)仓皇渡黄河南逃。三苗南退长江中游，东夷东退泰山，华夏族占领河南大部，定都新郑。经过与东夷文化之交流，适合汉语特点的文字——汉字正式出现。 

华夏族的发展和演变： 

华夏族这时还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仍然分成若干部族或者政治上归属华夏族领导，但仍然保持原文化的东夷等其它部族。这些部族分别与其它文化的部族融合发展最后华夏化并建立了强大的国家。 

夏：禹的儿子启建立夏。黄河中游仰韶文化和下游海岱文化(以大汶口文化为代表)交汇融合所形成的河南-晋南龙山文化是夏文化的前驱；夏人是从黄河中下游炎帝集团中分化出来，又融合了黄帝、东夷许多氏族而形成的一个民族。夏国所直属的领土只包括中原和晋南，黄土高原此时分布着诸多未开化的原始汉藏部落和吐火罗人，未接受开化的汉藏民族夏人统治。 

商：帝喾（黄帝大儿子玄嚣的后裔）和东夷部落的简狄生契(子姓)，契的后代在成汤时期更名为商部落。前1550年，商部落灭掉夏中央，成了中原的主人，领土比夏朝多了华夏化东夷居住区(鲁西南，豫东北)。经过500年统治，商部落完全华夏化。 

周：帝喾又娶炎帝部落有邰氏女姜原生弃(姬姓)，弃后来成了有邰氏部落的酋长。夏朝建立后，有邰氏世代事夏为掌管农业的官。商灭夏后，有邰氏向西北逃窜，处戎狄之间，从其俗。有邰氏除了受戎狄之俗影响外，还有自己发达的青铜业、农业、家畜养殖业，这是其区别于戎狄的明证。并且它还在后来结束了和戎狄共处的生活，革除戎狄习俗，发展农业，设立五官，将有邰氏部落更名为周国。前1046年，周武王灭商，建立了强大的周朝，周的领土比商朝多了非夏族的华夏人居住区(炎帝故地关中和黄帝征服之北京-太行东麓)。 

秦：黄帝二儿子昌意的后裔高阳(帝颛顼)的后裔女修嫁给东夷嬴姓为妻，生下皋陶(大业)。大业的后代中恶来事纣，为周所杀，其后为秦。秦人的来源大致有如下几大部分：占统治地位的秦公族，起源于东夷，西迁而戎化，进至关中而华夏化；秦人的第二大来源是“周余民”，其数量当不少于占统治地位的公族，是秦人中文化最高的一部分；在秦人中，被征服的西戎(藏缅族群的氐羌、吐火罗)，也占相当数量。由于秦国大力发展农业，对中原的先进文化、经济及各种人才都采取大力吸收的政策，所以秦人来源虽然包括原属不同民族的几大部分，但到战国中晚叶，已经融为一体，成为秦陇地区的华夏族。 

战国时期，狄族完全融合于华夏族。 

祝融的后裔娶了羌人鬼方氏的女子，其后裔建立了楚国。楚国的势力已发展到古三苗的中心地带，之后几乎统一了整个南部中国。楚国统治阶级是华夏族祝融氏后代，讲一种汉语方言；湖北百姓操藏缅、苗瑶混合语，湖南百姓操苗瑶语。随着楚国与中原诸夏交往的加强和对中原诸多华夏族小国的兼并战争，到战国时期，湖北百姓开始操汉藏语系汉语族楚语支，楚语支对西南官话的形成有一定影响；而没有华夏化的湖北百姓则成为土家族的祖先。 

在秦始皇统一全国前，不仅国家林立，而且民族林立，可以说一个国家就是一个民族：夏朝后裔建立的国家生活着夏族，商朝后裔建立的国家生活着商族，周朝分封的国家主体民族是周族但也生活着商族，一些古老部落建立的国家也讲各自的语言。这些民族都讲具有自己特色的一种汉语方言，被称为诸夏。 

(3)东夷的华夏化： 

原始东夷属于通古斯民族、百越民族的混血，属于黄种人远东人种，由于混入了越来越多的原始华夏的因子，特别是华北平原的东夷已经大幅度华夏化(指语言)。东夷以凤为祖图腾，繁衍为以各种鸟为子图腾的诸多部落。原始东夷创造了先进的海岱文化：发明了带羽毛弓箭、创造了东夷文字(对汉字的诞生有启蒙作用)、制作青铜器与冶铁、制造舟-车、发展农业与治水。为紧邻民族华夏之文化的发展和推进，起到了关键和决定性作用，中原华夏文明就是文化相对落后的西部华夏族吸收先进的东部东夷族文化后进入文明社会进而在周朝超越东夷文化的。从伏羲、神农、炎黄直到夏商二代，在华夏-东夷文化(主要指科技，不包括语言)互动的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也是东夷文化，但在政治上语言上起主导作用的还是华夏族(商是华夏化的东夷，算华夏族)。 

太昊集团有华夏族龙崇拜，但同时也和东夷一样以鸟为图腾崇拜。少昊是华夏族派驻东夷的殖民代表，后来东夷化变成东夷的代表了。 

夏初，少昊集团中那些与炎黄集团结成部落联盟的各部落在部落联盟向国家过渡过程中从东夷中分化出来，加入了华夏雏形形成的行列，成为华夏起源时期东系的重要来源。在夏代，还有一支从东夷中分化出来加入了华夏雏形形成行列的，就是商族。淮水地区诸夷，为西周东方的劲敌，是西周中后叶东夷的主体。春秋时，齐国周围的东夷部落较快地与之融为一体，山东半岛各东夷小国被齐兼并。鲁在东夷文化起源发展的中心地区，以华夏族之周文化为主导，发展出对后世有很大影响的孔孟儒家学说。 

蚩尤战败后由山东迁移过来的东夷部落也在春秋时期与诸夏通婚，并在战国大兼并的历史进程中，他们先后被楚、鲁、吴-越所兼并，夷夏间的差别逐渐消失，成为华夏族的一部分。 

应该说一直到汉朝，东夷的华夏化才彻底完成，东夷在向华夏族完全贡献了自己的科技智慧后，在血缘上、语言上被华夏族函化，最终成为汉族的一分子。所以目前山东、苏北、皖北之汉族，血缘上都含有通古斯和百越血统，非纯粹的华夏血统，但人种上与华夏无异，属于北方远东人种。 

巴蜀与吴越的半华夏化： 

巴与蜀都是从青藏东进的藏缅族群，属于北方远东人种。巫山人、元谋人等百万年以上的人类化石至晚期智人资阳人，都发现于长江中上游。黄帝之子昌意，昌意降处若水(今雅砻江)，娶蜀山氏女(蜀族)生颛顼，封其支庶于蜀。 

前316年秦惠王遣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率师从石牛道伐蜀，蜀亡。同年，秦移师攻巴，巴亡。 

巴蜀被秦国并吞后，秦国置官施政、遣兵驻防，并迁移关中华夏族百姓1万户充实四川。四川地区初步华夏化，所操藏缅语族语言逐渐杂有汉语族蜀语支的语言。 

吴国王族是周太王的儿子太伯、仲雍，讲汉语周族方言；国民吴则属百越族群，操吴越语。于越王始祖无余，是夏朝国王少康的后裔，而于越国民则属百越族群。吴、于越，虽然在春秋晚叶争霸于中原，但无论中原还是吴越都仍然认为吴越是蛮夷。吴越保持着与百越其它各支共同的文化特征，经济生活属水田农耕民族。吴越的断发文身、拔牙凿齿，也都具有百越文化的共同特征。 

随着与中原交往的频繁，特别被楚国并吞后，吴越半华夏化程度越来越深，开始操汉语族楚语支与百越语族的混合语言，逐渐融合成汉语族吴语支。 

(4)汉族的形成： 

汉语属于汉藏语系汉语族汉语支，今天汉语族只有一个语支——汉语支，汉语支只有一个语言——汉语。为什么别的语族会有上百种语言，而汉语族只有汉语一种语言，这与操汉语族语言的诸多部落空前剧烈的统一战争和扩张战争有关。秦始皇统一所有汉语部落，并扩张到非汉语部落的岭南和福建，为汉民族的正式形成奠定了基础。 

经过汉朝400年的统一相处，各个汉语民族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小，逐渐由多个民族融合为一个崭新的民族——汉族。汉族有统一的政治中心关中，统一的文化中心和经济中心中原，汉族有统一的书面文字和统一的口语——雅言。 

尽管汉族在华夏族的基础之上同化吸收了部分羌族、楚蛮、东夷，但汉族仍然是完全意义上的北方远东人种。 

匈奴和鲜卑的汉化和隋唐汉族的形成： 

“匈奴”这一民族共同体在夏（赫连勃勃自视匈奴为夏后氏苗裔，建立大夏国）亡后，从政治舞台上消失(北周宇文氏、北魏独孤氏因鲜卑化过深不再被视为匈奴人)，余众有的继续沦为汉族官僚地主的田客，有的依附于各地的割据政权，有的则流徙于边国与汉、鲜卑、氏、羌、高车等各族共同生活、并逐步融合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个别上层人物则直至隋唐时期仍活跃于政治舞台上。 

鲜卑族属于阿尔泰民族蒙古族群，东部鲜卑源于今科尔沁右翼中旗西哈勒古河附近的大罕山，时称山戎、白夷(东夷北支)；北部鲜卑源于今大兴安岭北段。东部鲜卑后来发展成为慕容氏、段氏、宇文氏；北部鲜卑主要是指拓跋氏；西部鲜卑由东部北部鲜卑演化而来，由河西秃发氏、陇右乞伏氏、青海甘肃吐谷浑组成。 

鲜卑拓跋部建魏国，都平城。为了充分地吸收汉族的文化制度，获得汉族地主认可的正统地位，同时也可以摆脱柔然威胁，494年魏孝文帝拓拔宏率领贵族、文武百官及鲜卑兵20万，自平城迁都洛阳。迁洛部分到六镇内迁时，大体上已汉化完毕。一个统治族前后不过三十年，就融化在被统治族里。 

段氏鲜卑为慕容的燕所并，段部作为古代民族、政治之实体不复存在。宇文部众、秃发鲜卑后属北魏拓跋鲜卑，与北魏拓跋鲜卑同被汉化。乞伏部的乞伏氏及出连氏、叱卢氏等，均成为北魏的“内入诸姓”和“四方诸姓”。不论是在北朝作官为吏的上层，还是一般乞伏鲜卑人，后来大多被同化于汉族。12世纪后，吐谷浑也多融合于汉族或土族之中。 

到周武帝时，汉族人不仅在民间而且在军方也占压倒性优势，周齐隋唐的汉族将士及先祖大都崛起与东西魏并立时期。 

到公元581年，中国人口剩下4430万，其中南朝314万，北朝汉族3500万，汉胡混血儿500万，鲜卑杂胡116万。所以隋唐北方汉族血统大概为(3500+250)/4116 = 91\%。隋唐汉族虽然融入了部分北亚人种，但主流上仍然是北方远东人种。 

当代汉族的形成： 

金元清的汉化：女真族建金国。女真人不事耕作，金政府为了女真人的生计不断掠夺汉人的土地送予女真人，使有金一代民族矛盾始终尖锐，金灭亡后，汉族人怀着对金人满腔仇恨，将残留在华北的女真人无论男女老幼统统杀死。北亚人种的蒙古帝国时期，北方汉族对蒙古族在人口上完全是压倒优势。元亡后，朱元璋对留在中国土地上的蒙古人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宋元时代，胡汉矛盾尖锐，根本没有民族融合的条件。胡人政权最终灭亡，并且在灭亡后遭到了汉民族报复性的血腥大屠杀，留在中国本土的胡人基本上被杀。满族是金政权进入中原后留在东北故土的女真人的后代，到了本世纪，基本上融合于汉族，这算是鲜卑族融进汉族后，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民族融合。

明初大移民：入宋以来到明初，华北平原人口大量亡徙。朱元璋决定从山西移民填充华北平原，其中移民河南93万人，移民山东121万人，移民河北41万人。所以山西南部人是华北平原大部分汉人的祖先。山西南部自古与洛阳一起并列为华夏族的核心。明初大移民中的山西南部人，他们是纯正的华夏贵胄，非胡汉杂种。 

南方汉族的形成和演变：由于自秦汉以来都有大量汉族移民，在秦岭淮河和北南文化线之间的汉族血统有90\%，这里的汉族无疑属于北方远东人种。湖南是汉族与大量江南楚蛮(长沙蛮，苗瑶畲族祖先)杂居；江西则是北宋汉族与江南楚蛮、山越等百越杂居。由于江浙、湖南、江西的汉族人是北方远东人种与南亚人种的混血，所以属于南方远东人种，而这里未汉化的百越后裔(苗瑶畲族)则属于黄种人南亚人种。被藏缅化的百越(彝族)也属于南方远东人种；日本的“底脯”成分是70\%的通古斯族和30\%的百越南岛族，属于南方远东人种。北方汉族取代南朝百越南蛮的主体民族地位。 

百越的汉化：“百越”是司马迁对所有南方种群的统称，实际上，由于南方地域广大，丘陵广布，交通闭塞，不象北方大平原容易交流，“百越”之间从种族、文化、语言各方面差异巨大，根本不是一个民族。南迁的北方汉族和彼此差异巨大的不同越人融合，产生了南方不同的汉人种群，而他们之间原来就很大的语言差异也基本保留了下来。长沙蛮武陵蛮逐渐散居演化为苗瑶畲三族，瑶族有的向湘南及广西等地迁徒，有的就留在当地逐渐被同化于汉族之中；五溪蛮由于长期与汉族杂居，唐朝时期融于汉族。孙吴政权频繁镇抚山越，山越人逐渐与汉族融合，成为今天赣人、徽人、江淮人、吴人、闽人的血液的一部分。永嘉之乱后，中原汉族大量逃入闽南，成为福佬人最早的基础。入宋以来，中原汉族移民继续南迁入闽南，当地的闽越族在人口上被汉族超过，逐渐失去本民族特征，汉越二族融合成福佬人。福佬人由于向外移民，成为潮汕、雷州半岛、海南、台湾的主体民族。唐末，王潮率领大量光州固始人入闽，并建立闽国。汉族人开始超过当地的闽越族人，汉越二族逐渐融合为现代意义上的福州人。福建人的汉族血统充其量不超过60\%，这注定了福建人有更多的百越特征，属于黄种人南亚人种。苍梧演变为侗族。骆演化为僮族，僮族逐渐发展为现在的壮族。北方汉族南迁岭南绵延不绝，移民在人口上超过了土著的汉族和越族。 

两广汉族有更多的南越族血统，属于黄种人南亚人种。越南族、傣族、老挝族、壮族、侗族、布依族、黎族、水族、仫佬族、毛南族、拉珈族、仡佬族等百越族群的成员也是黄种人南亚人种。 

(5)总结： 

我国古代的民族迁移分两种：阿尔泰游牧民族(胡人)迁入中原；中原汉族迁入南方。这两者有一个共同点：少数融入多数。 

阿尔泰民族通常以强势入侵者的身份进入中原，但他们人数非常少，通常只有北方汉族人口数的百分之一甚至更少，文化上也很落后，这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对北方人种和语言产生大的影响(小的影响在所难免)。最终，他们从种族上、文化上和语言上都融入了北方汉族。中原汉族的南迁人数较游牧民为多，但仍然少于当地土著人(百越)。越人种植水稻，能供养大量人口，文化上也优于阿尔泰游牧民族，而南迁的汉人也并非一下涌来，而是一波一波，这样一次进入南方的数量更少。但他们虽然人数较少，却掌握了先进的技术(铁器)和文化，在文化上处于强势地位，这样互有所长的两个种群相遇，影响是互相的。结果是：在不同的越族地区，成长出了不同的南方汉族和对应语言，特点是：文化上被汉族同化，从此成为汉族，血统上和语言上保留了大量越人的特征。 

原始汉语最初分布于黄土高原(含渭河流域-洛阳地区-汾河流域南部)和华北平原西半部。其中炎黄融合而成的华夏语是汉语的一支，分布于渭河流域-洛阳地区-汾河流域南部和华北平原西部。陕北、晋中北的高原汉语与突厥语组融合，成为目前秦晋方言的源头。河北平原的华夏语与蒙古语组融合，成为燕赵方言的源头；炎帝部落统治了大半个河南省，百越通古斯融合的东夷语也被华夏语所函化，成为中原官话的源头。 

由于蒙古语组曾在河北平原与远东人种的汉族混合的厉害，以至于退回大兴安岭的蒙古部落亦由北亚人种变为了远东人种。受东夷混化影响的黑龙江通古斯也由北亚人种变为了远东人种。藏缅族群由于与百越混化的厉害，血统和语言上与百越亦有很多近似之处。北方官话区、秦晋方言区的汉族有更多的阿尔泰血统，语言上亦有其痕迹，不过话说回来，阿尔泰民族受汉族文化和血统上的影响远较汉族受其影响为甚。 

从地理环境看，汉人处于半封闭的大陆性地域之中：一面临海，三面是险阻丛生的陆路交通，由此造成了汉人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的状态，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也是在这个条件下形成的。人们不求对外的开拓发展，而只追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和谐生活方式，以及讲究个人的自我完善的道德生活。从社会性质看，古代汉人社会是宗法制的农业社会，以家庭为单位，逐步向外辐射，形成家族、宗族为纽带的社会网络。这个网络是以亲情编织起来的，道德伦理就成为这个社会上每个人首先必须遵守的，也是自觉遵守的，高于一切的标准，从而形成汉人注重血缘关系的社会心理。正是由于这种半封闭的大陆性地域、农业经济格局、宗法与专制的社会组织结构相互影响和制约，构成了汉族社会独特的、稳定的生存系统，与此相适应，华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显示了鲜明的伦理型特色。华夏文化是一种具有强烈的重德求善的伦理价值取向的文化，是一种独具特色的伦理型类型的文化。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汉族的形成和演变”的说法，实属逻辑混乱。比较清晰的说法应该是——先秦的华夏——汉人（第一期中国文明）——唐人（第二期中国文明）——华人（三期中国文明）。

【06、华夏文明的白种雅利安人来源——为白种汉人正本清源】

网文《华夏文明的白种雅利安人来源——为白种汉人正本清源》报道：

（解龙：成吉思汗和他父亲是蓝眼睛的高加索人。）

成吉思汗和他父亲也速该也是蓝眼睛，他们的氏族名“勃儿只斤”就是“蓝眼睛”的意思（一说灰眼睛）。

今天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大多都呈现出明显的黄种人特征。而这大多数人也以古代华夏文明创始者的传人自居。那么，创造了中国地区最初的华夏文明的那些古代民族，他们是什么人种呢？事实是，他们却是白种的雅利安人。这并不是什么天方夜谈。事实上，有大量的考古发现和以DNA检测结果为依据的体质人类学以及比较语言学上的证据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只不过，这个历史事实一直都是中国史学研究的一个禁区。因为现在的中国一直都是以古代华夏文明的继承者自居的，而这个历史事实却会把现在的中国政府和中国的这些伪“民族主义者”置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原来他们一直都是在乱认祖宗。

证明这个历史事实的主要证据有以下这些：山东，河南，四川，陕西，甘肃，内蒙，新疆等地出土的大量具有高加索人种（白种人）特征的古人类遗骨，干尸，以及雕像文物等；古文献中关于古代华夏民族及北方游牧民族中具有高加索人种（白种人）成分的大量记载；古汉语中与英语等印欧语系（雅利安语系）语言同源的大量原始词汇。等等。

在详细阐述这些证据之前，首先我们来大致了解一下种族和语族这两个概念，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通常我们都简单地把人种分为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不过这只是一种通俗的说法，并不准确。而且按照皮肤颜色把人分类也不太科学，因为肤色受外界影响很大，恰恰不是最重要的人种特征。通常应该按照眼睛颜色，毛发颜色，毛发形状，鼻形，眼形，头形指数，等等区分。照此大概可将人种分为高加索人种（白种人），蒙古利亚人种（黄种人），尼格罗人种（黑种人），俾格米人种（小黑人）等几大类，其他一些过渡种族和混和种族以及难以归类的不重要的种族这里不再赘述。

人类的语言，则大概可分为印欧语系（雅利安语系），闪米特语系，含米特语系，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岛语系等几大类。（美洲印地安语和非洲黑人班图语等除外） 

而按照语言将人分类，就可以将人类分为印欧语系民族（广义的雅利安人），闪米特语系民族（包括犹太人，阿拉伯人，古巴比伦人，古亚述人，腓尼基人等），含米特语系民族（包括古埃及人，北非柏柏尔人），汉藏语系民族，阿尔泰语系民族（包括蒙古，突厥，通古斯[女真]三大语族）等几大类。 

这种按照语言分类的语族并不等同于按照体征分类的种族，但是两者（种族谱系树与语言谱系树）大体上是吻合的。所以本文中可视为等同。不过印欧语系民族与闪米特语系民族同属于高加索人种，所以本文将属于高加索人种的印欧语系民族作为广义上的雅利安人单独归类。

然后我们来看看具体的证据： 

（一）山东博物馆的考古学家和中国古生物分子遗传学研究所，通过对山东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墓葬，和春秋战国时期的山东临淄古墓群中古人类遗骨中提取的DNA样本所做的检测，研究表明，儒家的发源地－－山东，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春秋战国晚期，当地人的人种特征都是明显的高加索人种（白种人），进而可推知：儒家的创始者－－孔子，毫无疑问也是属于高加索人种的成分。一直到了隋唐时期，山东当地人的人种特征才开始转变为高加索人种与蒙古尼亚人种的混合成分，近似于今天新疆中亚的黄白混血种人；然后到了明清时期，山东当地人的人种特征才开始转变为较纯粹的蒙古利亚人种。这个研究结果曾经在2000年“21世纪中国考古学和世界考古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公布过，2002年的《齐鲁晚报》《山东商报》也曾有过报道。 

（二）从殷墟遗址，中国地区最早的文明－－商文明的遗迹中发掘出来的遗骨中，有高加索人种的遗骨。（关于文明的定义等问题请参考《所谓五千年文明古国的无稽之谈》等文章）同时也有蒙古利亚人种和尼格罗人种（黑种人）的遗骨，一般都来自于殉葬坑和祭祀坑，应该是战俘或者奴隶。

（三）中国古代史书上记载的周边民族－－西戎，北狄，南蛮，东夷，都是含有大量高加索人种的成分，并且直接构成了商，周，等中国地区早期文明的人种来源。比如商文明的两个来源之一就是东夷－－也就是上文第一条所提到的当时山东各部落和民族。东夷应该是一个游猎部落。（《说文》：夷从大从弓，意即弓箭手。） 而生活在山东的东夷，既然是高加索人种的成分，来源于东夷的商，当然也毫无疑问是含有大量高加索人种的成分的，并且也被考古发现所证实。两者关系非常密切，而孔子也是商的遗民后裔。郭沫若也曾考证过，大汶口文化时期的东夷人，体貌特征为胡须体毛较浓密，鹰钩鼻，这是明显的高加索人种成分；北狄中也含有浓须，蓝眼，高鼻的高加索人种成分(《中国史篇》)。 另外，东夷可能也含有部分通古斯人（属蒙古利亚人种）的成分。（注意：古史上所说的戎，狄，蛮，夷，是与西，北，南，东四个方位严格对应的。） 

（四）中国地区的第二个文明－－周，也是来源于含有大量高加索人种成分的西戎（说吐火罗语－－属印欧语系）。周人始祖名为弃，号为后稷，其母为姜嫄，系出自羌人部落（姜，羌同源），而羌人为西戎的一支。周人直到灭商入主中原之后才开始“贬戎狄之俗”逐渐摆脱游牧文化的影响。（《说文》：羌从羊，意即牧羊人。） 不仅西周墓葬中发现有很多高加索人种特征的颅骨，而且，1976年在甘肃灵台白草坡一座西周墓出土文物中，有一尊青铜鼓上的人头像具有明显的高加索人种特征；1980年陕西扶风西周宫殿遗址出土的蚌雕人头像，雕像高鼻、狭面、深目，也具有明显的高加索人种特征，其中一个头顶上还刻有一个“╋”字（“巫”字），这个符号来源于公元前5500年前的西亚哈拉夫文化。 

（五）传说中的黄帝，炎帝，尧，舜，禹等人，并不是实有其人，只是春秋战国及秦汉时期才陆续由方士文人根据神话传说虚构出来的人物，但是其所对应的考古年代上相应的氏族部落，如尧，舜，禹所对应的陶唐氏，有虞氏，夏后氏，据中国学者考证，都是使用印欧语系（雅利安语系）的民族，而使用印欧语系（雅利安语系）的各民族基本上都属于高加索人种。关于此问题可参考余太山等人的相关著作，如《塞种史研究》及《说大夏的迁徙——兼考允姓之戎》《有虞氏的迁徙——兼说陶唐氏的若干问题》等论文。来源于西北的北狄的，传说中的黄帝部落，也是一个说吐火罗语的印欧语系氏族。姜姓的炎帝部落也是源于印欧语系的羌人（姜，羌同源。）周灭商之后，狄戎的一部分也受到了分封，建立了一些小诸侯国，其中最大最长久的是中山国，而这个“中山人”据史书上的记载就是明显的高加索人种特征。“夏”是夏后氏的自称，“大夏”与“吐火罗”对音近似，据王国维，顾颉刚考证，来源于印欧语系。周灭商之后，因为周与来源于东夷的商不是同一民族，而与夏后氏同为西戎系统，于是以传说中的夏的继承者自居，也称自己为“有夏”，称其同盟部落为“诸夏”；而“华”本也是周人的自称，于是此后生活在中原一带的人就自称“华夏”，与此区别于其原来的本家－－西戎，北狄，南蛮，东夷，这就是汉人的前身－－华夏族名称的来源。周谷城先生也说过：“夏，商，周并不是三个相续的朝代，而是三个不同的部落或民族”（《中国通史》）。

（六）与我们通常想象的不一样的是：在公元前三世纪以前，即匈奴开始向西迁徙之前，整个欧亚**上，不仅欧洲，中亚，伊朗，印度河恒河流域，西域（新疆），阿尔泰地区，而且通过河西走廊一直延伸到今天的甘肃，陕西，乃至河套地区的鄂尔多斯高原的整个范围，都是被属于高加索人种的使用印欧语系（雅利安语系）的广义上的雅利安人占据着的。这一点已经被大量的考古发现所证实。 古史记载的生活在中国西部包括西域以及甘肃陕西及河套地区的月氏，乌孙，楼兰，龟兹，犬戎，猃狁，羌（羌方，羌戎，姜戎），人方，鬼方等，都是说吐火罗语或者东伊朗语的印欧语系各民族。在四川，山东等地也有印欧语系的高加索人种分布。中国中西部及河套地区说吐火罗语的印欧语系各民族来到中国的时间相当之早，因为吐火罗语属印欧语系中的centum语组（与日尔曼语相同），即印欧语系中较为原始的颚音类语言；而西域中亚一带说东伊朗语的塞人，则是属于印欧语系中的satem语组，即印欧语系中后期成熟的丝音类语言，很显然吐火罗人来到中国的时候是在其途经的中亚印欧语系各民族的丝音类语言还未分化出来之前，由此可知这个时间大概在公元前4300年前印欧语系民族的第一次大迁徙的时候。通过对新疆出土的大量高加索人种古人类干尸的DNA检测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而那时候，中国地区的早期文明还未出现，属高加索人种的印欧语系（雅利安语系）各民族已经来到了中国腹地，包括早期的吐火罗语各族以及后期的东伊朗语各族，并逐步带来了中东西亚先进的生产技术，小麦，大麦，及驯养牛马，车轮，两轮战车，青铜冶炼术，及后来的冶铁术等等技术，而且受中东的楔形文字影响发展出了早期的甲骨文，直接创造了中国地区的早期文明－－商，周。 

（七）从文化上来说，从商周青铜器上的双马族徽，到新疆天山和内蒙古阴山古代岩画上的双马神像，以及中国北方草原和农牧交界地带的双马纹艺术品，与印欧语系的雅利安人共有的多神教神祗之一：双马神偶像，在文化上是一脉相承的。毫无疑问地都是来源于印欧语系各民族。另外，商人是政教不分的，有很强烈的宗教性。这一点正是古代印欧语系的雅利安民族各分支共同的特征。来自羌戎的周人，信仰阴阳，与印欧语系民族最早的宗教－－祆教很相似。岑仲缅先生认为周人是祆教徒，《易经》也来源于祆教。楚人苗人的祖先－－南蛮，也是深受印欧语系民族的影响，甚至也可能含有高加索人种的印欧语系民族的成分。楚人的神话系统与雅利安人的神话系统很接近。吐火罗人的一支，羌人，在文化上继承了很多印欧语系民族的风俗，例如火葬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先秦时期的文献如《墨子》《列子》等都提到，氐人羌人是实行火葬的，火葬就是源自印欧语系民族，例如印度－雅利安人就在相当长的时期一直实行火葬，而伊朗－雅利安人在祆教流传前也是实行火葬的。与羌人并称的，后来南迁的氐人，也混有大量的高加索人种成分，其与月氏人一样都将其国王称为“诏”，其与百越诸族融合的西南后裔白蛮、乌蛮等族建立的政权也称作“六诏”，其后建立暹罗的泰人也称其王为“诏”。根据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彝族中有一支部族有高加索人种的特征，而彝族正是氐人的后裔，而且今天的彝族仍保留着火葬的习俗。印欧语系的吐火罗人在文化上对早期华夏文明的影响还大量表现在语言方面。祁连山的“祁连”这个名字就来自于印欧语言，意为“神圣的”。佛教经典最初也全是经过印欧语系的吐火罗语译成汉语的。 汉代设立的河西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其中武威，张掖，敦煌的得名都与吐火罗语有关；“张掖”为“昭武”的同名异译，昭武城曾经是吐火罗人的一支月氏人的活动中心，后来西迁至中亚阿姆河流域的大月氏人至唐朝时仍以“昭武”为姓，以示不忘根本；“敦煌”则与“吐火罗”或“大夏”一名有关；而武威的原名或者另一名“姑臧”也出自吐火罗语；“姑臧”与“高昌”同源，也是吐火罗人的活动区域，而高昌的原住民车师同楼兰、龟兹、焉耆一样都为吐火罗人的一支。

（八）我们现在使用的汉语，通常被归为汉藏语系，但是这种分类法一直都是有争议的。实际上，在上古时代，汉语也是多音节语，后来因为受单体方块字影响，逐渐演变成为了后来的单音节语。有学者通过比较汉语与英语等印欧语系语言的原始词汇的发音异同，提出了汉－印欧语同源的理论，将汉语归为汉－印欧语系的一种。关于此问题可参考谈济民的《汉英词汇的近源探秘》以及周及徐的《汉语印欧语词汇比较》等著作。例如，据林梅村先生用比较语言学所做的分析，“剑”这个词最早就是来自于吐火罗语，它与后来武王斩纣所用的“轻吕”以及匈奴人的“径路”等都是古印欧语中“剑，刀”的同源词，但后者晚出，来自东伊朗语。 

（九）四川广汉出土的三星堆文化，更是典型的外来文化，其出土文物中大量的人像，面具，都是高鼻深目，典型的高加索人种特征；其出土文物中的金王杖，青铜神树，以及明显的牛崇拜，石头崇拜，建筑样式，以及悬棺丧葬这些文化特征，都是古代闪米特人，雅利安人的文化特征，也是犹太文化中重要的丧葬现象。有学者推测这是闪米特语系的古犹太人的文化遗存。 

（十）华夏族的高加索人种特征在东周以前，因为不断有世界范围的印欧语系雅利安人的迁徙运动作为补充，所以仍得以保存。其后，印欧语系雅利安人的迁徙活动逐渐减弱，失去了补充的源泉。而中原本土土著以及蒙古高原腹地和东北亚的蒙古利亚人种源源不断的人口补充开始使得蒙古利亚人种成分在中国地区占了上风，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来源于西戎的秦，已经表现为明显的蒙古利亚人种特征，与中原华夏诸族具有了明显差异，故此中原诸族一直把秦当作异族看待。秦入主中原之后，通过种族**和文化同化等手段，于是开始了中国地区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民族融合。 

（十一）而中原汉人的高加索人种特征一直到汉末两晋时都还有很大残留。如，河北老山汉墓女墓主的头骨经过面部复原之后，发现其是明显的高加索人种特征。《晋书》和《世说新语》就记载东晋明帝为“黄须”“黄头”，这是典型的高加索人种特征。并称其为“鲜卑奴”，称其母为“燕代人”（今北京地区），称其与其母貌相类似。由此可知，当时的鲜卑部落中，乃至华北地区当地人，是含有大量高加索人种成分的。另外，熟悉三国历史的人应该知道，当时很多人都是典型的高加索人种特征，如孙权是“碧眼”“紫髯”，曹操的儿子曹彰是“黄须”，关羽，太史慈，程昱等人，都是“美须髯”（就是大胡子），这些在《三国志》的记载中比比皆是，从中可看出，当时汉人的体毛很重，毛色较浅，这都是明显的高加索人种的特征。而这不仅跟现在中国地区的伪汉人体貌特征大不相同，也跟当时纯粹的蒙古利亚人种的体貌特征不同，倒是跟突厥，鲜卑等具有高加索人种成分的北方游牧民族很相近。而且有意思的是，跟后来明清时已经杂化得很厉害的伪汉人时期相比，汉晋时的《三国志》中并不象明清时的《三国演义》那样把这些看作是很怪异的现象来描写，只是叙述人物生平时作为一种绰号顺带提一下，可见这种高加索人种特征在当时汉人中是很普遍的现象。

（十二）不仅如此，秦汉后以至隋唐，中原周边游牧民族如匈奴，突厥，蒙古，契丹，女真等本属蒙古利亚人种的部落中，也含有大量的高加索人种成分。如古文献中记载的白夷，白狄，长狄，赤狄，白匈奴，黄头鲜卑，黄头室韦，黄头女真，等等。前面说过，《晋书》和《世说新语》都记载东晋明帝为“黄须”“黄头”，这是典型的高加索人种特征。并称其为“鲜卑奴”，称其母为“燕代人”（今北京地区），称其与其母貌相类似。由此可知，当时的鲜卑部落中，乃至华北地区当地人，是含有大量高加索人种成分的。据考证，鲜卑人中慕容氏，拓跋氏，宇文氏，独孤氏诸部中具有高加索人种成份的应该就是慕容部。唐朝时在西北有一支被唐王朝皇室认做是本家的民族：黠嘎斯（吉尔吉斯）人，又称为坚昆，因其曾建立古坚昆国。其人种特征就是：赤发，白面，绿瞳，也是高加索人种特征。这进而可推知，唐朝李氏皇室的来源也可能是含有高加索人种成分的。事实上，隋唐两代皇室，杨氏，李氏皆为鲜卑血统，杨李二家是表亲，杨氏，李氏与宇文氏，独孤氏家族世为婚姻，宇文氏，独孤氏都是鲜卑姓。唐高祖李渊本姓大野，是鲜卑姓，母亲独孤氏。李渊李世民都是鲜卑血统。李世民祖母，母亲都是鲜卑人，李世民身上至少有四分之三是鲜卑人血统。此外，象什么长孙，令狐，尉迟，都是胡人姓氏。《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与《旧唐书》《新唐书》的《室韦传》都记载室韦诸部中有“黄头室韦”，也称“黄头部”，而室韦即是蒙古诸部的前身。成吉思汗和他父亲也速该也是蓝眼睛，他们的氏族名“勃儿只斤”就是“蓝眼睛”的意思（一说灰眼睛）。《三朝北盟会编》记载有一部女真人“多黄发，鬓皆黄，目睛绿者，谓之‘黄头女真’”；《松漠纪闻》“黄头女真”条称其“髭发皆黄，目睛多绿”；《契丹国志》卷《诸蕃国杂记》“黄头女真”条记载其相貌特征是“髭发皆黄，目睛多绿”，这显然是高加索人种特征。《新唐书》卷110《李多祚传》记载“李多祚，其先靺鞨酋长，号‘黄头都督’，后入中国，世系湮远”，说明唐代靺鞨人中也有黄发碧眼的部族。唐朝安史之乱时，安禄山，史思明等人及其部族也是来源于高加索人种成分，《旧唐书》称安史叛军为“羯贼”，羯即“五胡乱华”时的羯族，史书记载即是明显的高加索人种成分。来自于贝加尔湖以北的丁零－铁勒诸部，据考证原本也是属于高加索人种，或者可能是塞种人－蒙古人混血。

原本就生活在蒙古高原和东北亚的阿尔泰语系各民族（又分为突厥，蒙古，通古斯三个语族），虽然各自都含有一定的高加索人种成分，但是仍是以蒙古利亚人种为主。但是其中生活在西部的突厥语族，因为与当地高加索人种的印欧语系各族融合混血程度最深，其融入的的高加索人种成分也越来越加深，中世纪向西迁徙之后，最西边远至欧亚交界处的突厥人的一支（土耳其），已经完全转变为高加索人种成分。突厥部落联盟中最强大的阿氏那部落很可能就是突厥化的塞种人(属高加索人种)。而生活在中部和南部的突厥人，如历史上的克烈部和乃蛮部，也是信仰景教（基督教的一支）的以高加索人种为主的。他们占据了整个蒙古高原面积和人口的三分之二，另外的三分之一才是生活在大兴安岭和贝加尔湖之间的蒙古人，后来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的战争几乎消灭了一半的突厥部落，才使得蒙古高原上蒙古利亚人种的成分又占了上风。而成吉思汗本人也含有四分之一的突厥血统，前面也提过，他本人可能也是蓝眼睛的高加索人种成分。 而中国地区早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仰韶文化，据学者研究，是属于古突厥民族的文化，在华北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各种文物，据分析具有明显的古突厥族文化特征，古突厥文化特征为：一。陶器上画有鱼纹或人身鱼纹；二。杀马祭天；三。彩文陶器；仰韶文化与此完全吻合，所以其根源应在中亚一带，而不是中国地区。 

（十三）古代诗歌中也有大量关于高加索人种特征的北方游牧民族的记叙。 

唐代诗人张籍的《永嘉行》一诗中记叙有“黄头鲜卑入洛阳”； 

苏轼题唐人韩干的画赋诗曰“赤髯碧眼老鲜卑”；

杜甫的《悲青阪》诗记叙有“黄头奚儿日向西”； 

白居易诗《西凉伎》记叙“紫髯深目两胡儿”； 

岑参诗《胡笳歌送颜真卿使赴河陇》记叙“君不闻胡笳声最悲，紫髯绿眼胡人吹”； 

李白诗《幽州胡马客歌》记叙“幽州胡马客，绿眼虎皮冠”； 

张说诗《杂曲歌辞·苏遮幕》记叙“摩遮本出海西胡，琉璃宝服紫髯胡” ， 

丁仙芝诗《戏赠姚侍御》记叙“重门启锁紫髯胡”； 

寒山《诗三百三首之二四四》记叙“大有碧眼胡”； 

吕岩《七言》记叙“碧眼胡儿手指天”。 

证据实在是太多了，举不胜举。 

除了大量史料中的记载之外，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古代的传奇，志怪，小说，平话等等文学作品中，谈到异能之士，也往往喜欢描述为“碧眼，黄须，赤发，红脸”等等，而这都是明显的高加索人种特征。虽然这只是文学描写，但是却真实地反映出了古时候很多智勇突出的人物都是带有高加索人种特征的。仔细想想其实也很正常，我们平常生活中看到的也是，高加索人种不论是在体能上还是在智力上普遍都比纯粹的蒙古利亚人种要强得多，正因为这样，在古时候，具有高加索人种血统的人在能力上表现得很强，所以文学描写中往往很自然地把具有特异才能的人描写为具有高加索人种特征的形象。

（十四）不仅中国，而且远至日本北海道，当地土著人阿依努人（虾夷人）也是明显的高加索人种特征：多体毛，胡须浓密，头发卷曲，皮肤白皙，与属于蒙古利亚通古斯人种的日本主体民族大不相同。 甚至远至美洲墨西哥，也发现有高鼻深目形象的雕像文物，说明高加索人种以东亚为跳板曾经远徙至美洲。美洲印地安人虽然属于明显的蒙古利亚人种特征，但是人种学的研究表明，北美印地安**部分部落的父系血统中都含有数千年前的某个高加索人种的因子。

（十五）中国地区古代居民除了含有大量高加索人种，蒙古利亚人种的成分之外，甚至还含有不少的尼格罗人种（黑种人）和俾格米人种（小黑人）的成分。如《山海经》就屡屡出现中国南方有黑色人种的记载。考古发现也证实了新石器时代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柳江人，河姆渡人，昙石山人的人种特征都与尼格罗人种相似。《小雅·天保》《虞书·尧典》中记载的“黎民”，据郭沫若考证：“黎，大约就是中国古代的先住民族，这种人或就是马来人。‘黎民’就是最早被汉(中原)民族征服了的棕黑色皮肤的先住民族。这种民族被征服了以后便被当成奴隶使用……一天一天地消失了”（《郭沫若全集》）。中国古代的濮族，被商人征服，尔后演变为“仆”的意思，而濮就是指一种黑种人。 还有古史中记载的“昆仑奴”，也是一种黑种人。

现代中国地区的人种极为复杂，特别表现在南北汉族的种族巨大差异上。简单说来，秦淮以北基本上是蒙古利亚人种中较为纯粹的北蒙古亚种，也就是几千年来不断迁徙南下并被汉化的北方匈奴，突厥，蒙古，契丹，女真等阿尔泰语系各族的后裔，并混有一部分早期高加索人种的华夏族成分。

而南岭以南，则是蒙古利亚人种中混有大量尼格罗人种和俾格米人种（都是黑种人）成分的南蒙古亚种（又可称为马来人种），也就是古代**南迁的百越各族的后裔。夹在中间的，长江流域一带，就是南北两端这些北方游牧民族与早期华夏族及汉人以及百越南蛮等族融合混血的后裔。北京中科院遗传与发展生物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袁义达，通过对南北汉族人群的线粒体DNA和血清免疫球蛋白所做的分析鉴定，证实了南北汉人在种族上遗传基因上存在着巨大差异。而且南北汉族在血缘上的差异比南北汉族各自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差距还大。另一个比较直观的现象，就是南北汉人在血型上区别很大，北方人A型血居多，南方人B型血居多。 

通常我们都说“我们是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的中国人”，但事实上并不确切。皮肤颜色就不用说了，因为前面说过了，这恰恰不是重要的特征，而且很多中国人的皮肤白得比世界上某些地区的高加索人种还要白（如印度，中东，北非）。头发的颜色也不用说了，很多人都是天生的浅色头发。而眼睛的颜色，却是个很重要的特征（因为受外界环境影响小），很多人却并不是真正的黑色，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会发现它实际上是棕灰色的，或棕黑色。 

另外，诸如铲形门齿，蒙古斑，蒙古褶这些特征，通常被当作是广义的中国人的共有特征，实际上并不准确，这些特征在高加索人种和尼格罗人种中同样也存在，只是数量多少的差别而已，在中国南方的百越系汉人中很多人却没有。

所谓人种这个概念，只具有相对性，并不存在所谓纯粹的某种族，各种族之间都存在着一个交叉混和的边缘，具体到个体身上，只能说其遗传基因中那种种族成分较多一些而已。 

要从遗传学的角度分辩出一个人的遗传基因中到底包含有那些人种的成分是很复杂的事情，不过有一些外貌上的简单识别方法可以参考一下：如果一个人是单眼皮，细小的眯缝眼，面庞较扁平，颧骨较突出，那么通常来说，这个人的蒙古人种的成分相对较多一些；如果一个人是双眼皮，眼窝较深，眼眶较大，额头较高，鼻梁较高而挺直，则高加索人种的成分较多一些。 

另外，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以前曾经被通缉的那个广西籍杀人犯马加爵，他的长相，跟拳王泰森有很多很相像的地方，典型的特征，都是扁扁的塌鼻子，外翻的厚嘴唇。而岭南的广东广西一带很多人都是这种外貌特征，这就是马来人种的特征，其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南方的马来种汉人（百越人的后代）以及东南亚一带马来人种都是混有大量尼格罗人种和俾格米人种（都是黑种人）的血统。 

实际上，完全可以把蒙古利亚人种看作是高加索人种的一个分支，国外的学者认为，高加索人种中金发碧眼的诺迪克亚种和黑发黑眼的蒙古利亚人种都是高加索人种中黑发白肤的暗白人种（伊比利亚亚种）分别向西北方和东方发展而产生的两个分支，为了适应西北欧当地寒冷的森林环境，和东北亚的风沙环境，而各自产生了后来的体貌特征上的差异。关于此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韦尔斯的《世界史纲》一书。 

高加索人种的分布如此广泛，是与其远古时代几次大规模的迁徙活动紧密相关的，而这种大规模远距离的迁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属高加索人种的印欧语系民族最早掌握的两项技术发明：驯养牛马和冶铁术（当然并非所有的情况都是如此），以及源自中东中亚的青铜冶炼术，车轮，两轮战车等等技术。 

高加索人种的发源地通常认为在今天俄罗斯南部的黑海北岸及高加索一带，故称之为高加索人种。在上古时代，高加索人种中的印欧语系雅利安人广泛分布在从东欧到中亚的草原地带，即今天的乌克兰和哈萨克一带。 

大约在公元前4300年前库尔干文化时期，原始的印欧语系民族就开始了第一**规模的迁徙活动，新疆，陕西，甘肃，山东，甚至远至北海道等地的早期高加索人种部落大概就是那时候来到当地的。 

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500年之间，在整个欧亚**上又开始了第二轮以南俄中亚草原为中心，向东，南，西三个方向辐射，以雅利安人为主体的印欧语系民族大迁徙的运动。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大迁徙运动。

在西方，希腊半岛，印欧语系雅利安民族中的希腊阿开亚人和多利安人取代了早前居住在此的也可能是属于原始印欧语系或者是闪含语系的克里特人皮拉斯基人（希腊米诺斯文明创始者），创造了希腊迈锡尼文明和后来的希腊古典文明； 

在中欧，西欧，北欧，印欧语系雅利安民族中的凯尔特人，拉丁人（含罗马人），斯拉夫人，日尔曼人，分别取代了当地同属于高加索人种的土著民族，创造了罗马文明和后来的欧洲古典文明。 

在南方，印欧语系雅利安民族中的赫梯人，进入小亚细亚，创造了赫梯文明，最早进入铁器时代。同时压迫喜克索斯人向南迁徙，结束了埃及的中王国时代。

在东南，印欧语系雅利安民族中的米底人，波斯人，与当地的依兰人融合，创造了早期的波斯文明，后又建立了波斯帝国。波斯人就是今天伊朗人的祖先。 

在印度河流域，恒河流域，印度－雅利安人取代了当地可能含有高加索暗白人种和尼格罗人种混血成分的达罗毗图人（印度早期的哈拉巴文明创始者），创造了印度古典文明。 

在东方，印欧语系雅利安民族中的吐火罗人，塞人等，一路途经中亚，新疆，阿尔泰，河西走廊，进入中国地区，与当地属于蒙古利亚人种的阿尔泰语系民族，藏缅语族融合，创造了中国地区的早期文明－－商，周。 

前面说了，印欧语系雅利安民族在其大迁徙中得益于其掌握的驯养牛马，两轮战车，青铜冶炼术，冶铁术等等先进技术，特别是在迁徙至中国地区并创造中国地区早期文明的过程中更是如此，并将驯养牛马，车轮，两轮战车，青铜冶炼术，冶铁术，等等技术逐渐传入中国地区，其中驯养马的技术，以前有人认为是起源于中东，也有认为是起源于阿尔泰语系民族（如《世界史纲》），不过近年来通过对世界上所有人工驯养马种的基因检测结果表明：世界上所有的人工驯养马种都是同源的，都来源于南俄罗斯草原上雅利安人最早驯养的马种，中国地区也是如此，甲骨文中也有关于马的进口的记载，证实了这一点。 

在三千多年前的这一轮雅利安**迁徙运动中，奠定了世界上各主要古典文明的基础，紧接着在两千多年前的人类历史上第一轮思想大爆发中，产生了同属于雅利安民族的希腊的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理士多德，阿基米德，欧几里德，波斯的琐罗亚斯德，印度的佛陀（释伽摩尼），中国的孔子等一大批圣哲，其思想影响了人类历史达两千年之久。

世界上使用的大部分语言，包括日耳曼语，拉丁语，斯拉夫语，罗曼语，凯尔特语，希腊语，亚美尼亚语，印度语，伊朗语，都属于印欧语系（雅利安语系）。前面说过了，古汉语很可能也是与印欧语系同源的语言。 

同属于高加索人种的印欧语系（雅利安语系）各民族和闪米特语系各民族，创造了人类历史中绝大部分的文明成果，这是一个无法否认的简单事实。虽然这一点曾经被希特勒部分地利用，作为**犹太人的借口（实际上犹太人也是属于高加索人种的闪米特语系民族），所以，出于“政治正确性”的考虑，现在人们已经避免再提及这个历史事实，但是事实就是事实，以任何政治理由都无法否认。 

华夏文明的创始也是来源于印欧语系雅利安民族，今天中国地区人种中的一部分成分也来源于高加索人种的印欧语系雅利安民族－－华夏族，只不过因为地理位置的封闭和跟中东中亚文明母体之间文化传承的断绝，以及文化上的自大心态，我们逐渐忘却了我们民族及文明的原始来源。 

前面说了，秦汉时期开始了中国地区第一**规模的民族融合，中原地区早期的高加索人种成分开始逐渐转变为以蒙古利亚人种为主，但是直到汉末两晋时仍有残留。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又是第二轮民族大融合，不过其融合的情况较为复杂，因为当时迁徙南下参与融合的“五胡”：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虽然以蒙古利亚人种为主，但是都含有大量高加索人种的成分，有些甚至完全就是高加索人种成分，如羯族。所以直到隋唐时期，中国地区的人种结构虽然以蒙古利亚人种越来越占主要成分，但是仍残留了不少的高加索人种成分。 

中国地区的人种成分转变为以蒙古利亚人种占绝对优势是到了辽，金，元三代时才完全实现的。在这几百年中，来自蒙古高原腹地和东北亚的蒙古，契丹，女真等较纯粹的北蒙古利亚人种，继“五胡”时代匈奴鲜卑之后又源源不断地补充到中原黄河流域一带，而原本生活在此的含高加索人种和蒙古利亚人种混和成分的杂化了的“汉人”则不断南迁，与长江流域的南蛮百越各族融合。

实际上，从种族和文化的角度，可以把中国地区的历史分为四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商，西周，春秋战国，为一个阶段，其种族以高加索人种为主，文化上属于受印欧语系雅利安文化影响较深的系统；秦汉魏晋时期为第二阶段，种族以蒙古利亚人种为主，融合了早期高加索人种的华夏族成分，文化上以逐渐摆脱了印欧语系雅利安文化影响而成形的独特的“汉文化”为主；而南北朝隋唐时期为第三阶段，种族上以蒙古利亚人种和北方游牧民族中含有的高加索人种的新鲜成分之间又一轮融合为主，文化上也表现为“汉文化”与北方阿尔泰语系民族“胡文化（游牧文化）”的又一轮融合为主；到了辽，金，宋，元，明，清时期，为第四阶段，种族上已经完全转变为蒙古利亚人种占绝对优势，文化上则转变为了形式上带有一些“汉文化”的色彩，但内涵上则是胡汉混和的一种不伦不类的四不象的“伪汉文化”。一直保持到今天。（完） 

（我近来勤读史书，愈发觉得现在生活在中国地区的这些伪汉人，在民族性格上跟古代的雅利安华夏民族实在是没有一点相似之处。其种种虚妄愚蠢，骄奢淫逸，腐化堕落，下流猥亵，卑鄙无耻，疯狂残忍，哪里有古代雅利安华夏民族那种朴实清雅古风的一点影子呢？两者之间根本就看不出有什么关系。

先秦时代的雅利安华夏族，固然清明高雅，秦汉之后逐渐杂化了的华夏族后裔——汉人，也仍然残留着他们祖先那种刚毅勇敢，明智果决的性格。

隋唐之后的汉人，虽然也窝囊，猥琐，不堪，但是多少还有点廉耻之心，心中有一个“义”字，知道有所不为，有所必为。哪里象现在这些伪汉人一样毫无廉耻，充满奴性，有奶便是娘，蒙古人来了他们归顺蒙古人，歌颂吹捧蒙古朝廷；朱元璋来了他们归顺朱元璋，歌颂阿谀明朝廷；满人来了他们归顺满人，歌颂阿谀满清王朝；日本人来了他们归顺日本人，歌颂阿谀日本人；蒋介石来了他们归顺蒋介石，歌颂阿谀蒋介石；共产党来了他们归顺共产党，歌颂阿谀共产党。谁得势就倒向谁，谁失势就对谁落井下石。而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伪汉人”们自己也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谁，一个没有自我意识的群体当然总是充满奴性的。

我虽然一直都在严厉地批评中国人，或者说伪汉人，以及汉人，的种种劣根性，但事实上，我本人倒是比较正宗的汉人。我祖上是福建一带的客家人，客家人的祖先又是从陕西一带迁徙而来，作为客籍，这是汉族八大民系中把汉人的血统和文化，民族精神，保存得最完整的一个分支。但是伪汉人们要冒认为是汉人，我不认为自己跟他们是同一民族，所以宁可不要这个汉人的身份。

作为真正的汉人——雅利安华夏族的后裔，我真诚地希望这些蒙古种伪汉人，马来种伪汉人，蒙古马来混血种伪汉人，能够重新找回自己失落的传统，不要再冒认自己是汉人了。

）

谢选骏指出：“华夏文明的白种雅利安人来源”——这可能就是中国人不同于印第安人的地方；所以中国人的个子比印第安人要高一些。

【 07、黄种人和中华起源】

 

新版《试论黄种人和中华起源》（科学探索 05.08.2019）报道：

一、人种研究概览 

对世界上形形色色的族群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人种－语言－基因，如果加上文化和地理，就构成了族群研究的五大手段。人种研究可以说是最早也最薄弱的一环，一方面人种太泛泛，很多不同的族群都掩盖在相同的人种之下，另一方面，人种的交融混合、分化分离使得有时背离族群的分野，特别是大量中间类型难以找到一个简单的分界。但细想一下，语言和基因研究何尝不也是如此呢？事实上，真正阻碍人种研究的是它一贯的恶名，特别是早期的人种判别基于非常不具代表性的肤色和明显的歧视色彩，几乎把人种研究推入了伪科学。 

按目前被多数学者接受的人种分类方法，全人类分为黄色人种、白色人种、黑色人种，亚洲的黑种人也被称为棕种人。当然还有一些更细的划分和大量中间类型。（本文沿用黄白黑三色人种的名称是为了叙述方便） 

首先澄清人种与气候的关系，早期人类赤身露体，生存能力较低下，即完全“靠天吃饭”，此时气候会对人种产生明显的影响，即气候和地形将决定早期人类和种群的分布，这是本文的一个出发点。后期人类拥有各种与气候对抗的措施，能自己生产食物，此时分化出的各族群的外貌变化方式较分散，随机因素、审美因素等也直接影响人种的变迁。所谓后期，没有一个完全的分界，大概数万年的范围。 

黄种人的外貌特征分化程度是三大人种中最小的，说明形成较晚，这一点已经被基因学证实。黄种人大概出现于三-四万年前，此前白种人和黑种人已经走出非洲数万年，广布于欧亚大陆。其分布的主要特点是北白南黑、东稀西密。（当年的这一分布至今仍留有遗迹：现今北亚的最东端仍有白种人土著，印度南端和大洋洲仍有黑棕种人土著。中国出土的一些旧石器晚期遗骨有白、棕种人特点，石器风格明显分为南北两种，早期文物上的人形装饰也体现了其它人种的部分特征。） 

本文将多次提到优秀人种的问题，但这并不是说人种间存在高低贵贱之分，各人种有各自优势，有各自的优势生存环境。一度被贬低的非洲黑人在爆发力和耐力、音乐和肢体协调性上具有优势，不光是便于原始环境的生存，在注重精神消费的今天，善于音乐舞蹈体育都是巨大的生存优势。本文的优秀多指在当时环境下的生存与竞争下的强者。通常乱世中，体魄与智慧更重要；太平盛世下，智慧则为主导；除此之外，历史文化、地理气候等因素也是决定谁是胜者的重要砝码。再看黄种人：后起的黄种人四方扩散，曾占据整个世界一半的面积，原东亚的白、棕种人几乎绝迹，中国人独自创造了傲视欧亚非大陆达两千年的文明……黄种人之优秀毋庸置疑。关于为何中国近500年失去文明领袖地位直至惨败参见拙作《为什么古代欧洲发展快于古代中国？》 

二、人种差别的客观原因 

由于黑白人种分化时期较早，我们可以比较有把握地认为这两个群体分化主要由气候决定，即这种分化更类似于动物的物种分化。 

从十几万年前开始，智人已经达到食物链的顶端。作为类比，我们先看看另一个食物链顶端的陆地动物——大型猫科动物：号称林中之王的虎分布极广，从寒带针叶林到热带雨林都有虎，且属同一个种，它们不畏寒热但不适应草原；同样，号称草原之王的狮不愿进入森林，只能生活在草原。显然，对于食物链顶端的动物来说，森林和草原差别更甚于气温的差别。 

因此我们可以设想，人类种族分化很可能是为了分别适应森林和草原：白种人肤色发色较浅，在光亮干燥的荒野不易被发现，头发较直、鼻梁高挺（鹰式面容）利于野外奔跑，眼眶深陷抵御刺眼阳光，薄嘴唇和发达的体毛保持水分；黑种人肤色发色较深，在昏暗潮湿的森林不易被发现，身材较小、柔韧性好利于攀爬躲闪。可以想像一下，一个白人在浓密的森林或一个黑人在白热的旷野是多么醒目。早期欧亚人的地域分布的确证实了这一点：白种人生活在空旷的中东和中亚东欧，黑种人在南方森林地带迁移。 

现在对不同人种特征的正确解释很杂，包括寒冷和炎热、高原和低地、干旱和潮湿、季节差别、昼夜差别等确实都会影响人类的外形和构造。由于以上气候因素经常交叉组合形成诸多类型的气候条件，在这些分隔下产生的外貌差别是多样的，即会形成多样的群体。但现在各群体基本上分属于主要的三大群体。浅色头发、浅色皮肤、高鼻梁、深眼窝、薄嘴唇搭配在一起，黑色卷发、深色皮肤、厚嘴唇搭配在一起，这些特征并没有按照不同气候组合而穿插组合。比较合适的解释是，这些特征起源于早期的一次大的分化。 

“黑人深肤色是为了转化紫外线保护皮肤”是西方一个古老的观点，起因于皮肤会晒黑的特性。但是，与维生素D发生关联的是近紫外，不但无害反而有益；与皮肤癌发生关联的是远紫外，且两极更强烈，在臭氧洞形成之前也是如此。黑色素产生的最大体质性效果是吸收日光而产热，鉴于酷热比紫外线严重得多，黑人恐怕更不需要黑色素。人类早期进化必定更关注吃与被吃的生存问题，紫外线和温度应该较次要。 

目前对欧洲人的鼻型有一个解释，说用来加温吸入的空气，说的有道理。但同样是为了抵御严寒，应该把五官安排得更平坦、头型更圆（况且圆头型对脑容量大有好处），比如北极狐耳朵小、头部而长得肉乎。另外，我没有发现对白人浅色头发的合理解释。 

从生物学来讲，动物的物种分化必须要有某种分隔，比如直接的地理分隔或气候分隔等。人类各支脉之所以没有变成真正的不同的种，是因为早期导致分化的分隔被打破，因为人类的适应能力增强了，比如，保护色的特点最早可能是被标枪和弓箭技术所弱化。在人类发展的后期，不同的人种融合形成一系列中间类型，且中间类型不断扩展，所以各人种间没有明确的地理界线。即本文认为，人类先分成两大人种，再发生融合、小分化，进而形成现在各地域区别。 

一般来说，由于基因的变化，一个群体的外貌趋向多样化，但审美心理和优胜劣汰又把不同外貌归于一致化，在这一聚散过程中，各群体逐渐产生了区别于其祖先的特征。对于一个混血部落，较优秀的血统总能占据审美心理和优胜劣汰的优势，进而整个部落发生外貌特征的“优族化”，这将是黄种人在东亚快速扩展的一种动力。另外，通常少数异族人的混入总会遭到审美心理的排斥，发达文明的榜样作用有时候会扭转这些排斥。但是，严格的婚姻制度将阻碍审美心理产生的外貌一致化效果，例如印度的种姓制度、夫妻制，一夫一妻制。 

三、黄种人走出非洲 

先介绍一点背景材料：目前基因科学的研究把人类起源锁定到非洲，整个欧亚大陆的现代人都是十几万年前东非的古代智人种的后裔，我们所说的三色人种并不是三个“种”，而是同一个人种“智人”在不同地域分化出的亚种群体。此前在欧亚大陆发现的古人类，如北京猿人，是更早期走出非洲的人种，不是我们的祖先，但和我们祖先有没有少量混血目前还没有定论。首先我们必须肯定基因研究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基因研究的结论不是“很可能”、它的论据也不是“相似”。好比亲子鉴定，说孩子有99.99%的可能性是某人的，几乎一锤定音，相貌、性格、身高等等通通靠边站。 

那么黄种人是如何走出非洲的呢？从黄种人产生于三-四万年前，又是走出非洲的一支，很多人直接在地图上查找这条连接东非和东亚的漫长旅途。其实这是对基因研究的误解，我们所说的走出非洲是指我们是15万年前非洲智人的后裔，并不是说在三-四万年前仍在非洲。鉴于当时整个欧亚非大陆都有大量人类活动，非洲大陆已不具备产生新智人种的必然性，黄种人在欧亚大陆产生完全符合走出非洲的理论。下文用定型一词代替产生，以免误解。 

那我们再看看黄种人是否真在欧亚大陆定型呢？ 

①从基因学上，黄种人与欧亚大陆的其它人类有着区别于多数非洲人的共同古老突变，因此更大可能是，黄种人是早期欧亚移民的一部分。当然；不排除混入非洲新来的少量血统，因为基因学已证明非洲新混血影响着亚欧人群，即多次走出非洲；另外也有可能部分欧亚人类回迁非洲。 

②从概率来讲，从非洲连续走出白黄两支优于土著且非常特异的种族的说法有些牵强，基因变异需要长年积累。 

③我们知道，原始部落的迁移总是要在沿途留下一些族群或至少混血，除非经过太贫瘠的地区。只有较晚期的游牧迁移和非常晚期的航海迁移才能快速跨越远距离。事实是，西部世界和印度半岛没有黄种人留下的印记，包括人种、基因、语言三方面都没有。三大印记中最难以磨灭的是语言印记，目前几乎所有明确的迁移都会在沿途人群的语言中留下印记，或者把词汇融入当地，或者在偏远村落留下特殊方言。简单起见，下文我们把没留下印记的大跨度迁移称为“跳跃式迁移”。 

四、黑白混血 

既然黄种人有较大可能起源于欧亚大陆，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测黄种人很可能起源于黑白混血，因为混血有可能形成组合的体貌特征，会组合出更好的适应能力，便于此后在东亚扩张。 

黄种人体貌特征特异性在三大人种中最小，这些特异性分四类：①介于黑白之间，如肤色、鼻型、嘴唇宽度等；②与黑白之一相同，如黑发、黑眼睛、颌部平缩等；③在黑白的部分人群中存在，如直发、少体毛、铲形门齿、眼裂等；④属于程度性特点，可在相貌略奇特的黑白人中找到，也可由特化过程产生，如小眼、高颧骨、平脸型等；真正与黑白人种完全不同的特征几乎没有。与黄种人不同，白黑两色人种各自有很多极其特殊的特征。 

如果说黄种人独立从黑人或白人中进化出来，进化的动力是什么？黄种人头发和皮肤黑白分明，从生物角度来看非常危险：我们知道，自然界色彩分明的物种通常是警戒毒性或炫耀雄健，这些显然不符合黄种人的特点。只能说黄种人产生时的人类已经发展出很强的对抗自然环境的智能和技巧。此时，气候条件已不是进化的主动力，审美因素将限制群体进化的速度，毕竟太怪异的外观难以被大众接受。那么黄种人明显区别于棕人或白人的特征，而且不是自然环境的选择，很难用原有理论解释。 

那么黄种人在何处混血而成？当时欧亚大陆有两个地区存在混血：东亚和伊朗高原。从基因来看，三-四万年前伊朗高原两侧白棕人口较多，种群也古老，所以是基因混杂地区，有着产生新人种的巨大基因库；而东亚人口稀少、新种群基因单一。从文化分布来说，含闪始祖、印欧始祖和古印度始祖在伊朗高原高密度交织，缺少保护色的黄种人能获得较多的生存技巧。 

中亚和附近地区一直都是黄种人起源的热门地区，这一地区具有全欧亚大陆最高的遗传多样性（特别是乌兹别克人群），也就是说这里是从西向东迁移的不绝源泉，较符合普遍认为的极地黄种人和印第安人的来源。 

五、基因学解释 

目前一些基因研究倾向于认为黄种人从东南亚和稍北的云贵高原北迁东亚，因为南部的黄种人有着更复杂的基因组成，越往北则越单一化，说明了古老的迁移方向——自南向北。但同样是基因研究证明，现代黄种人和澳洲、印度的远古居民棕种人有明显基因差异，即不是棕人土著的后裔。如果说黄种人来自远处，东南亚只是一个驻足点，同样有跳跃式迁移的麻烦：从远方跳跃到东南亚、从东南亚跳跃到北极（因为印第安人是最早分出的黄种人）。那么黄种人起源于伊朗高原的说法如何与这些基因学结论相容呢？ 

１、现在的基因研究结果能有多种解释。 

我们从基因分析只能准确得到两大信息：不同群体间的亲缘远近、分离的大致时间。而族群变迁还需要知道分离的地点、谁保留母族特点、谁是年轻的新群体，这就需要详尽的基因分析并综合其它研究方法。 

先看一例，一个古老群体向空白区域缓慢迁移，沿途留下的居民基因会越来越单一；反之，一个年轻群体向已生活着古老群体的地区快速驱赶扩张，沿途留下的居民基因会越来越复杂多样。所以马来人种北迁和棕人北迁＋黄人南扩两种说法有可能产生相似的基因分布。 

实际情况更复杂，地形曲折、穿插迁移、各族群多次分化、融合、交流，将使得基因研究有时候很难直接给出细致的族群分化关系。 

２、父系社会会使Y基因反常纯化，即基因的亚当式作用有时候会被放大到误导研究。 

比如，假设亚当来自一个偏远小部落，加入并依靠特殊贡献领导着某个古老的父系大部落，他的直系子孙并不多，但他们掌握了部落的领导权，拥有更多的繁殖机会，子女成活率高，致使每代人来自亚当的Y基因比重都增加，最后达100％，我们测此族Y基因会得出结论此族很年轻，且是那个小部落的后裔。 

在同一部落内，这种亚当式作用将更明显。在非父系社会也仍然存在，只是较缓慢，我们真正的亚当——在东非的父系始祖，比母系始祖夏娃晚很多正是这一原因。(一个简单的证据，在无婚姻关系的群体中，一位优秀的男性可以生育数十上百个后代，一位优秀的女性最多就生育十几个后代) 

在现在的基因研究中，经常发现少数部族的基因学归属和语言学归属相异，即发生了Y基因更替。族系间尚且如此，族系内、部落内更是经常发生，因此基因分析难以确定小范围内的迁移方向。 

再者，Y基因的反常纯化过程能被政治因素所强化，在我国古代早期的男权社会下，朝代更迭后裂土封侯、派遣亲缘贵族分治九州，少数血统的人们拥有土地和特权。鉴于当时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多妻制度，少数当权阶层拥有比普通民众高很多的生育机会和成活率，并逐代扩张其单一的Y基因。这在姓氏学上有一个证据，中国北方人相同姓氏普遍聚居，且很多聚居能与一些历史事件相印证，有关的历史事件往往是封地、封爵、上任、甚至贬官，而不是开荒，可见本地姓氏因为政治因素消失了。Y基因被政治因素纯化的现象肯定存在，但对中国的影响达到什么程度难以推测。我们有一些明确的历史记载，周王分封的诸侯形成各小城邦，汉代刘姓遍天下法律规定刘姓每代男子分割父代土地，炎黄时期也很可能有一次大的父系纯化过程即炎黄子孙不完全是传说。我们有基因学证据表明藏族的基因体系比北方汉族复杂，目前公认两者在晚期才分开，这与小股进入无人区的民族基因往往单一矛盾。当时南方多为多民族杂居地区山寨互相隔绝、汉族人口少，故能保持Y基因的多样化。从以上推测我们也可以设想一个基因研究方法，即Y基因与姓氏相结合，或许能找到大的家族体系？ 

东南亚起源说有两个不合逻辑的地方，印第安始祖为什么不在沿途气候条件好的大河流域定居？汉藏始祖为什么不沿着熟悉的海岸迁移？ 

六、苏美尔文明及其相近族群 

在西亚两河流域有一个从天而降的民族，即苏美尔人，他们在公元前3500年建立起本行星的第一个文明。苏美尔人有两项重大发明，即冶炼铜和楔形文字，划出了全人类文明和野蛮的界线。苏美尔人燃起的人类第一座文明的灯塔，照亮了2000公里半径范围内的尼罗河地区的含闪部落、印度河地区的古印度部落、爱琴海地区的印欧部落，依次催生了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希腊文明（冶铁技术也在这个辐射圈内发明）。 

说苏美尔从从天而降是因为他与附近的各部落都无关，既不属于东方的古印度族群（现居印度南部），也不属于西方的含闪族群或北方较远的印欧族群。现在我们发现，他们与遥远的中华有着同源性。他们的语言与汉语接近，楔形文字和中国汉字关系密切。另外，西部世界只有苏美尔人居住区的现代居民，即伊拉克人，常出现炎黄子孙独特的婴儿青斑。语言和基因是最强有力的证据，其它方面，如历法、习俗、文化等也有大量的证据表明苏美尔与中华的有着惊人的相似。留下的文字记载称他们为“黑发人”，表明他们和本地人有明显的种族区别，发现的遗骨显示他们比白人略矮、头型略圆。巧合太多就不再是巧合，目前西方学者大多持苏美尔来自东方某地的观点。 

可惜苏美尔文明很快就消散了，他们的居住区地处含闪部落的包围之中，无地势可据守。牧民骑着骆驼机动性强，善于掠夺，垂涎于富足的苏美尔文明区，致使苏美尔文明逐渐被含闪人侵占，苏美尔文化也就逐渐消亡融入巴比伦文化之中。 

苏美尔和中华的亲缘关系，是对中华起源于伊朗高原的强有力的支持。现在多数文献和考古发现都支持中国人来自西方的某地，如甘肃、昆仑等说法偏多。这和苏美尔人来自东方形成一个证据链条。 

在和苏美尔相邻的早期人类族群中，还有三个群体和苏美尔一样不属于周边各大语系，而且有证据表明他们和苏美尔有同源的可能。他们分别是伊朗高原以埃兰人为代表的土著、小亚细亚的土著哈梯人、爱琴海的土著克里特人。 

我们有①中华和苏美尔同源的证据，②有苏美尔、伊朗高原等四个群体同源且来源特殊的证据，③黄种人定型于伊朗高原的论证，④中华来自西方的证据，⑤苏美尔来自东方的证据，⑥这几个群体在地理上基本上直接接触；我们可以大致搭出黄种人起源过程的一个框架。 

过程推测

一、黄种人产生前的黑白世界 

大约十万年以前，智人都生活在人类发源地非洲，外形和现在的非洲人差不多，他们已经能同时适应森林和草原，但外形和体质更符合热带森林生存的需要。由于适应能力强，他们逐渐向四周扩展。我们知道，黑人在旷野不易生存，难以直接从陆路进入亚洲。但有小部分黑人依靠较好的捕鱼和贝类等技巧，沿着海岸向亚洲迁移（已获证实），经过广阔的中东荒野时，失去了森林的狩猎和采摘食物保障，勉强以海产度日，一直迁移到南亚东部的热带森林地区，人口增长，逐渐统治着这一地区的森林。 

在中东荒野上的迁徙过程中，偶然产生了更适宜当地生活的白种人。最初可能只是半白化的黑人，其生存能力大大强于亲族，几乎立即成为荒原的主宰，并进化成现代白人的形象。非洲虽然也有适宜旷野的种群，但比起白种人来差距是明显的。 

黑人和白人各自在他们适宜的环境下生存，由于地形分隔、习性相异，两者相安无事。在这里，我并不是说白人无法生存于森林、黑人无法生存于草原。而是说，一方面，他们在适宜生存的地区以外人口数量很少；另一方面，在两者同时存在时，因进入对方领地难以生存而被天然分隔。 

两大人种进入越来越多的无人区，因不同的地域条件和随机因素，产生了一些新的细微差别。白人以地中海、黑海、高加索、里海为界分化成两部分，北支是印欧人的祖先，南支是含闪人的祖先。再往东零星散布着一些小群体，至于此时有无白人穿过白令海峡尚需考证。和其它哺乳动物一样，北方较冷地区的白人身材更高大。棕人分布于南亚森林地带，并进入了东南亚，向东的澳洲和向北的中国南部也零星散布着一些小群体。于是整个亚欧非大陆由白种人和黑(棕)种人二分天下，以撒哈拉-伊朗高原-帕米尔高原-青藏高原一线为界，白种人在北、黑种人在南。西部世界人口密集，但两人种相安无事；遥远的东部世界人口稀少，不同人种的接触更少。 

二、黄种人的产生和早期发展 

在黑人白人分界线上，混血偶尔发生。西部世界的西亚、中亚、南亚人类密集，伊朗高原正是三个群体两个人种分界的中心位置，这里荒野和森林交错分布，混血最为频繁。但混血儿对森林和草原的适应能力不及特化了的父母，所以数万年以来没有产生任何大的混血群体。 

随着黑人白人分别进化，各自智力得到发展。因为两者思考目的不同、头型不同、更因为有不同的随机因素，所以智力发展的方式略有不同。事实上，白人的南北两支各自都不一样。这时候，新的混血有可能集中各优势基因：来自白人的锐利进取和来自黑人的复杂多样。经过大自然的筛选、高原干旱气候的考验，最后剩下的黄种人始祖成了混血的幸运儿。黄种人头发和皮肤黑白分明，从生物角度来看非常危险：我们知道，自然界色彩分明的物种通常是警戒毒性或炫耀雄健，这些显然不符合黄种人的特点，况且黄种人的体质条件在三大人种中最差。唯一的解释是，从黄种人开始，外貌、颜色、体质对生存来说已经成为很次要的因素，他们完全能用智力掌握自己的命运。的确，英国一个研究机构测得，现代全球智商最高的群体是东亚中北部的黄种人（和犹太人）。注1：当时的黄种人和现在的东方人的外貌是有差别的，因为小群体迁徙会有所特化。但他们毕竟远比其它人种更象我们。注2：智力条件的进化是不平衡的，前面提到的研究结果还包括，同为白人的印欧人强于含闪人，而含闪人中犹太群体又强于印欧人中最强的北欧群体。我们发现，混血集团往往有非常优势的基因，除了黄种人还有埃及人、犹太人、希腊人等等，但混血绝不是唯一因素，优势突变是前提，如北欧群体的混血可能性很小。 

新生的黄种人说一种类似汉语的语言，我们且称之为汉苏人。当汉苏人逐渐成熟壮大，形成适应高原生活的习性：有限的水源迫使他们围绕着小股的河流且以植物为主食，河流的分散、食物的分散使他们总是小群体分散生活，注重家庭而不是族群，不易形成大的部落。他们了解到植物对水源的依赖，获得一些对水源的有效利用的能力，为未来在大河流域灌溉打下基础；遍布的干燥草木使他们有更好的用火条件，聚集在水源附近的汉苏人发现一些湿泥在烘烤或日晒下的硬化特性，为未来使用砖、陶打下基础。补注：种植文化和农业不同，并非一定要和定居联系起来，从最初保护可食植物，到协助其繁殖，不需要太高深的文化传承，况且古人类有着惊人的野生动植物知识，他们以此为生。 

汉苏人扎稳脚跟后，开始向四周扩展。高原分布的异族极少，所以很快，他们控制了广阔贫瘠的伊朗高原，并向西北方向邻接的小亚细亚高地开拓。以此，印欧人和含闪人被完全隔开。此时，汉苏人的四周只有两种地形，一是难以逾越的海洋和喜马拉雅、二是被外族密集占据的旷野和森林，但外族隔绝了汉苏人迁移之路：一方面，高原生活供养的人口少，且汉苏人不能凝聚成强大的集团，小股迁出总是被同化或消灭；另一方面，黄种人在这些地区不再是优秀人种，白人象狮群一样强悍而团结协调，手持标枪在野外狩猎、争夺猎场牧场，几乎令黄种人望而生畏；在浓密而危机四伏的森林，太需要丰富的经验、灵敏的反应和攀爬技能，成熟思考几乎无用武之地，高大树木遮挡阳光，熟悉的食物来源也大成问题。 

三大人种按自然环境被井然分开，白色的草原狮、黑色的森林虎、黄色的高原鹰。或许这片高原是中国长城的原型？ 

其实汉苏人不是完全被隔离，他们可以占据波斯湾和地中海的某些隔绝的沿海低地；也可以有极少量的人口分布到东北方向的帕米尔高原，并借助一些山口进入东亚；从海上迁移也是一种选择，但可以到达区域的几乎全被异族占据——除了紧邻小亚细亚的爱琴海上的小岛。 

三、西亚黄种人的兴衰 

以上过程延续了三万多年，直到大约6000年前，汉苏人迎来了幸运的春天。此时伊朗高原下面的两河流域下游有一大片沼泽，白人很少在沼泽上活动。汉苏人进入这片沼泽有两条路线：安全的路线是从波斯湾上的沿海低地渡海进入，快速路线是直接从陆地穿过含闪人狭长的牧猎区。无论如何，他们到达了这片肥沃潮湿的土地，史称苏美尔人。新移民人口激增，有实力抵御含闪人的进攻和同化，并吸收了含闪人的一些先进文化，越来越强大，很快成为汉苏人的文化和人口的中心。由于发现了铜的冶炼方法，至5500年前建立起伟大的苏美尔帝国，开创了人类文明。 

在西北方向，克里特岛也是一个安全的地方，汉苏人很早就从小亚细亚的沿海低地渡海来到这里，经历新石器后建立起第一个海上文明，即克里特文明，古希腊（属印欧人）的最早源头。 

高原故地的汉苏人仍然只能保持散居的习性，基本上没有建立真正的国家，只有伊朗高原西南的卡伦河属于苏美尔的一个邦国埃兰。（另，高原中部有较小的古城） 

到了4000年前，汉苏人进入黑暗时期。文明的进步和交流大大提高了西亚各民族的生存和战斗能力：白人能大规模居住高原，且战争天平向进攻方倾斜。苏美尔无法抗衡属含闪人的巴比伦人的侵略，被灭亡，再也没有复兴；高原地区一直靠地形作保障，没有像样的国家和军队，也纷纷覆灭：伊朗高原的汉苏人，包括埃兰人，被南迁的印欧人占据同化，形成波斯人；小亚细亚的汉苏人，即哈梯人，被属印欧人的涅西特人同化，形成赫梯人；爱琴海的克里特文明覆灭比前三个地区晚数百年，原因未知，被北方迁入的属印欧人的阿卡亚人等占据。考古发现，所有替代者都有着明显区别于原居民的尚武精神，这正是高原人被覆灭的深层原因。 

此后，巴比伦人续写了辉煌的文明，波斯人建立第一个大帝国，赫梯人发明冶铁改变了世界格局……，汉苏人在西亚已完全灰飞烟灭，现在是否还留有遗迹？边远地区，如高加索、高原西部等，或许还留有4000年前语言的村落；干燥的高原或许还能找到早期的干尸以提取DNA…… 

四、东亚定居 

再回到一、两万年前的高原，跨过帕米尔是汉苏人离开重重包围的唯一出路。他们进入东亚后向四周扩散，主体沿气候不太恶劣的南线进入黄河流域，对历经艰险的他们来说无异于到了天堂，于是定居于此形成汉藏部落。其它移民与土著混合，在汉藏部落周围融合形成至少四个混血部落。另外，有一支黄种人部落更早分出而独立迁移，往东北方向通过白令海峡进入了美洲。补注：为什么说汉藏部落是正统的汉苏人后裔？因为与苏美尔语言相似的是汉藏语系，还因为汉藏部落的位置最符合迁移主线。 

在黄种人到达东亚之前，异族虽然很少，但大多聚集在自然条件较优越的地区，如北方草原的东南部有白人部落，南方从华东沿海湖沼到长江中部的云梦泽的弧形地带有棕人部落。大体上，黄种人中，沿黄河东迁沿海地区规模较大，穿过森林南迁长江流域的人数较少，所以，自东向西，按百越、苗瑶、百濮的顺序，各混血部落越来越多棕人血统。北方的混血部落也类似，可能曾产生过多个混血部落最后互相融合。 

原土著熟悉本地的动植物、气候、地形，而移民带来了新的文化和基因，两者地位相当，因此混血部落的语言多为融合后的新语言。多元文化的优势、适于本地的生活方式再加上优越的自然环境，混血部落因而快速发展，很有可能一度超越黄河流域的汉藏部落。 

五、早期的的发展 

随后数千年，各黄种人部落蓬勃发展，人口增多、地域扩展。此时汉藏部落的发展尤其突出：处于各亲族中心地带的汉藏部落有文化交流和基因优势，强劲崛起，出现村庄和真正的农业，大概对应仰韶文化前的时段； 

汉藏部落北方人口较多，对抗北方部落的入侵而发展出强有力的部落结构，进而出现部落内部的首领争夺，形成东西两个权力中心，即西戎和东夷的雏形。南部森林地带仍然散居着的汉藏部落为南蛮，大多情况南蛮只是散居的各群体统称，或许还包括异族的小群体。东夷向东迁移隔断百越和阿尔泰，成为各文化的交流中心；西戎与游牧民族接触广泛而更骁勇善战；南蛮缺乏统一的部落结构，但得益于气候优势而在农业上颇有成就。西戎和东夷分别对应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 

此时较纯黄种人血统的百越部落北部被东夷吞并，在南部即长江下游蓬勃发展，大概与河姆渡文化对应。 

六、汉藏各民族的形成 

同属汉藏部落的三个亲族在中原地区混战混血渐成华夏族。其间及尔后，华夏族向东依炎帝、商、齐之力吞东夷，向西依黄帝、周、秦之力吞西戎大部，向南依蚩尤、楚、吴之力吞南蛮。至最终统一，形成汉族，整整跨越了两千年。此后，汉族辉煌发展众所周知不再赘述。 

西戎余部在西扩展，分布广阔，分化剧烈。数千年间，以古羌等部南下入藏甚至远达印度洋成藏羌缅各部，曾建西夏、吐蕃、缅甸等朝，其东部亦同化于秦楚及后各朝。语言学表明藏语比汉藏语系其它语言更接近于汉语，有可能是因为藏区几乎没有异族，故藏民是更纯正的西戎后裔，可见西戎外貌较中原粗犷。南蛮南部同化于楚吴，适汉族形成晚期，保留特异语言而成今湘吴方言，两方言有大量近似关系。 

七、各混血亲族的发展 

阿尔泰诸部落居北游牧于北亚广大草原，由白黄混血渐变为黄色人种。其各部族屡范中原，早期狄、胡，再为匈奴、鲜卑、突厥，后为契丹(辽)、女真(金)、蒙古(元)、满女真(清)。此即阿尔泰各部落大规模融入华夏的三个时期，一是上古混战或混盟至汉(参与形成汉民族)、二是五胡乱华至唐初、三是辽元和金清两支脉南侵。阿尔泰部落不善创造但善战嗜夺，屡屡西征而颠覆印欧各部、含闪各部，相反其眼前之中国不但得保中华本色，而且曾迫使其数个部落西迁，部分改变了中亚地区血统。日韩旁支以阿尔泰为源头，混东夷、吴蛮和南岛血统，并因隔绝略为特化。 

百越部落习农定居，散布于华南、东南亚，其北方有来自汉族的同化压力。由于持续南迁，接受新的棕色血统而多保持棕黄混血的特性。其后，百越诸部落分化成两大群体，即侗泰部落与南岛部落，分别向西南和东南迁移（善渔的南岛部落以台湾为跳板出海）。北部的百越诸部落完全被汉族同化，致使闽粤方言融入了百越语言的元素。至今，侗泰部落有壮泰寮各大族，南岛部落占据大马来群岛乃至东西远洋。苗瑶部落被百越、楚吴及后各朝蚕食同化，仅余西南、东南山区之少数遗民，即今苗瑶畲各小族，其语言和人种都已被严重汉化。百濮虽然仍使用棕人语言，但其血统以黄人为主，现存于越柬等国，往西远至印度仍有原华南棕人近亲使用类似百濮的语言。

狭义的中华民族的概念，自古以来都是专指汉族的。汉人血统基本上属于亚洲蒙古利亚人，而影响汉人血统的主要是四大民族：古汉人，即秦汉时代汉人，属汉藏语系；鞑靼人，主要包括匈奴人、契丹人，属阿尔泰语系；东胡，主要有鲜卑人，属通古斯语系；古越人。从相貌、体质上看，古汉人方脸，面貌中正；鞑靼人圆脸，面庞较大、粗放；东胡人长脸或瓜子脸，前额大，鳃及下巴较窄，小眼；古越人肤色稍黑，眼球突出，体毛少。所以今天汉人相貌千变万化，有人博众家之长，俊美；有人集众家之短，丑陋。

此外，汉人血统中还有大量的同属汉藏语系的羌、氐、党项血统，有部分不知源头的白人血统，(据山东博物馆考古专家提供的资料显示：DNA测试表明，春秋战国时期，山东当地人特征为欧罗巴种，即白人特征明显；隋唐时期，当地人特征转为欧罗巴与蒙古混合种，较似今新疆中亚之黄白杂生人；至明清，当地人特征则与现代山东人特征相似。构成汉族祖先之一的夷人或曰东夷人（与后世所称东夷无关）应为白种人，即欧罗巴人种)以及部分突厥血统，极少量黑人血统。

从上古时代开始，大约在4500年前，黄河流域出现了两支比较发达，人口众多的文明，一支是居住在黄河下游的九黎部，以牛为图腾，首领蚩尤；一支是黄河中游的诸夏部，以龙为图腾，首领炎帝。九黎部善于制造和使用金属武器，民风剽悍。而黄河中游一带由于自然条件适宜，土地丰沃，农耕业发达，民风文弱。两大部族势均力敌，时常发生战争冲突。

黄帝部是诸夏的一支，居住在北方，自然环境恶劣，造就了他们尚武的民风。他们不服炎帝的旗号，由黄帝率领南下入寇，击败了炎帝，成为诸夏部的首领。

黄帝得势后，在部族内部实行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内部的联合和整顿，扩大部族首领的权力，安定农业生产，扩张军备，使诸夏部族得到了很大发展，形成了今天所谓的“华夏”先民。化，就是华美、华丽的意思，夏，是广大的意思。“华夏”可以理解为穿着华丽衣服，住在广阔大地上的人。

黄帝整顿夏以后，开始入侵九黎部。九黎虽然不如夏发达，但他们拥有先进的金属武器，连续九次击败了黄帝的入侵。黄帝却从这些失败中总结出一些用兵的法则，最终一举击败九黎，杀死蚩尤。迫使黎人南迁，从此，夏族人周围便不在有强劲的，威胁民族生存的对手，赢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夏人将四周落后的民族称为蛮、夷、狄、戎。

蛮，是黎人南迁的一部，是后来楚人和今天苗人的先族。

夷，是黎人留守故乡的一部，后来的殷商。

狄，一部可能是鞑靼人的祖先，也有一部分白人，可能是突厥人的祖先。

戎，可能是一支闪米特人或者闪米特与土著黄人的混血后代，也有可能是与突厥先祖同源的一支白人或混血部族。

对四周落后民族，夏人采取了宽松政策，不压迫、不奴役，而是将夏人分封到各处做国君，实行“华君夷民”政策。

约4000-4200年前，夏人基本上取得了黄河流域的统治地位，并扩张到长江流域。此时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大禹治水，大禹不仅治理的水害，而且将夏人的统治区域划分成为了九个行政区，即“九州”。夏人开始与周遍民族融合。

夏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持续了近1000年，直到公元前1600左右，黎人的后代（也可能是黎人与夏人的混血）商人推翻了夏人的暴政，建立了一个相对温和的王朝：殷商。在此之前，夏人称他们为“东夷”，从此中国社会进入了繁荣的青铜器时代。和夏人相比，商人更加具有包容性和开明性。商人的统治维持了近600年，这600年间中国社会的文明程度飞速提升，创建了文字系统，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历史阶段，同时农业、手工业、商业、艺术有了长足发，军事上战车也由西方传入中国。东方的黎人在与夏人对峙融合的1000年中一直处于下风，在不断的反省与学习中他们的民族习性发生了质的飞跃。但被打散的黎人无法凭借一个分枝与整个夏人集团对抗，他数百年后，这枝黎人便与夏人融合了，这次融合奠定了中国社会文化的基础，为后来汉民族的形成创造了各种有利的条件。

夏人与黎人之间对峙从上古开始，到公元前10世纪左右，持续了1500年或更久远。这两大民族的对峙非常独特，具有鲜明的东方色彩。虽然也有战争爆发，但双方总体上却能和睦相处，谁的科技和文化先进，谁就占据最富饶的黄河中游地区。失败利承认成功者的统治地位，成功者也没有残酷地迫害失败者；文化上双方互相学习、互相促进，最终形成了民族、文化上的彻底融合。

周人居住在现在中国陕西一带，其国君是夏人。但国民血统未能考证，可能是夏人一支，也可能是夏人与狄戎的混血。由于地理上的原因，周人有可能间接甚至直接受到西亚文明的影响。他们大概是中国最早接触并使用铁器的部族，3000年前，他们虽然在人口与文化上落后于商，但军事技术处于领先地位。于是在公元前10世纪，周人以反对暴政为名，入侵中原地区。他们以4万5千精锐部队击败了数倍甚至数十倍于自己的商军，一举攻克商首都朝歌，灭亡了商朝，建立周朝。

周朝建立，标志着夏人与黎人对峙的时代结束。经过长期融合后的中国北方，渐渐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民族：周人。周延续并发扬了商的文化，文字和书写系统更加完善，铁器得到广泛应用，周的疆域扩张到了长江流域。在周的周边，有南方的楚蛮和西、北面的狄戎，同时，在四川盆地，古蜀人建立了国家。

楚蛮臣服于周人，是黎人的另一支，和商人相比他们没有什么显著的进步，十分尚武。周天子分封夏人的后代做了楚蛮国君，开始对他们实行教化、统治，并开发长江流域。事实证明这是非常有成效的举措，虽然刚开始楚君的爵位仅仅是“子”，但楚人在楚君的领导下不断扩张并与周人融合，渐渐建立了一个几乎可以与整个中国北方抗衡的国家，还称了王，试图和周天子平起平坐。

狄戎的一部分也受到了分封，建立了一些小诸侯国，其中最大最长久的是中山国，中山人是白人，族源不可考，以酿酒著称。大部分狄戎部仍游离与周朝之外，不断侵凌，周后期渐渐形成匈奴。

因为地理关系，古蜀国与周朝联系不紧密。

周朝后期，一些诸侯国实力越来越强大，周王室名存实亡。诸侯国之间不断地兼并、融合，楚人渐渐周化，古蜀被秦灭，中山也被灭，狄戎不断南侵，一部分与周人融合。汉人的雏形乍现。公元前3世纪，秦统一了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国家，统一了文字、度量衡、货币，疆土扩张到了珠江流域。不久秦便被汉取代，古汉人正式形成。

古汉人主要有夏人与黎人融合而成，还有古蜀人和部分狄戎，其中，狄戎既有黄人也有白人，黄人部族与鞑靼的祖先同源，白人部族不可考。

汉人的周边，北方有匈奴；东北有东胡；西北有白人，其中大部分与突厥同源，小部分是波斯人；南方有越人；西南有苗、彝等蛮族，苗人是黎人最后的后裔。

匈奴人属鞑靼，阿尔泰语系，基本上与汉人同时形成，稍早于汉人，并与汉人展开了数百年的对峙。匈奴游牧为生，居住环境恶劣，尚武，掌握先进的骑兵战术，虽然文明程度远不如汉人，却足以同汉人对抗。

西北的白人基本上不没有与汉人发生融合，但也有一小部分习汉俗，归汉化。

苗、彝等西南民族十分封闭。

汉人扩张到珠江流域以后，与当地土著融合，融合过程十分漫长。

汉击败匈奴，匈奴一部西迁，一部留守降汉。汉朝灭亡后，中国进入了大分裂大动荡时代，北方少数民族大规模进入中原，而南方的汉人进一步开发珠江流域，原珠江流域的土著被汉人同化。汉族进入了第二个大融合时期。这一时期大约有100万匈奴人，50万鲜卑人和其他各北方民族共计200万以上人口被汉人同化，而南方汉人同化的越人则难以统计。至公元7世纪汉人实现了第二次大统一，民族大融合基本完成。汉族的血统基本上与现代相同。

这一时期融入汉人的民族中，以鞑靼人为主，其次是东胡人和羌氐，以及少数突厥人。至于越人，难以数记。少数民族大约有300万至400万融入汉人，血统至少占当今汉人血统10%。

唐代是一个非常开明且具有包容性的朝代，唐代击败了突厥，使其被迫西迁，小部继续被汉人同化。唐代还出现了来自非洲的黑人“昆仑奴”，是汉人血统中具有了一丁点黑人血统，值得一提。

至宋代，鞑靼人和东胡人重新在北方崛起，契丹、女真、蒙古一步步深入中国内部直至完全灭亡中国。契丹人和党项人一部融入蒙古，一部融入汉。蒙古退回漠北后，汉人已经和现在没有什么差别了

古代前期的中国史

公元前5600年，在亚洲东部的黄河中游形成了一个新石器文明——裴李岗文化。裴李岗人形成了原始村落，制作了红陶。前5400年，中原（包括今河南、河北、山西、陕西各地）又产生了磁山文化。这两个早期文化形成了中原文明的基础。至公元前5000年，仰韶人在中原崛起，不久他们占据了中原的统治地位。仰韶人对中原的控制直至公元前3000年才告一段落。虽然，我们仍无法判断他们是否现代中国人的直系祖先，但他们对中国的影响是不可替代的。

仰韶人并不孤独，在黄河下游（当时黄河在今海河与淮河之间经常改道）一带有着另一伟大的文明存在。公元前5300年北辛人建立农业文化，他们制作了黄褐色和红色的陶器。公元前4500年大汶口人代替了北辛人，这种代替可能是文化程度增高而导致的居民脱胎换骨，并不含有武力征服的意思。大汶口人基本控制了山东和淮北，部分延伸至江淮之间，另一部分沿渤海居住，所以简称之为山东文明（从北辛至以后的岳石）。大汶口人的文明程度要高于仰韶人，虽然高得并不多，但这微笑的优势却重要得足以使生活在鲁豫一带的仰韶人受到了更多的大汶口影响。大汶口人不是好战的民族，他们乐于将自己优秀的文化传播开去，并且他们善于航海，到达辽东半岛、朝鲜半岛以及日本列岛。渤海、黄海以及日本海有许多优良的海湾利于建立港口，大汶口人可能建立的殖民地不在少数。

然而，中国文明不只是两元的，在吴越地区或者称长江下游还有一个文明起源。从公元前5000年起太湖一带历经河姆渡、马家浜、良渚文化，发展至洞庭、鄱阳两湖之间的长江沿岸，并肯定对三峡附近的大溪人产生过影响。吴越人的文明程度不如中原和山东，但在大陆东部仍是比较先进的。

三个文明分别代表温带大陆、温带海洋和亚热带河湖三种文明类型，其各自的特色是明显的。（一件有趣的事：巴比伦、埃及、克里特-迈锡尼三个大陆西部的文明与中原、吴越、山东三个大陆东部文明在地理位置上关于印度文明对称，且克里特-迈锡尼与山东均为海洋型文明。）

历史从它诞生开始，仿佛就已注定中国是要统一的。公元前2800年，中原逐渐兴起了龙山人（尽管“龙山”得名于山东的龙山），他们的文明程度比仰韶人高，是仰韶人发展的结果。于公元前2698年（此年代系根据辛亥革命时采用的“黄帝”纪年推得），龙山人在钜鹿与大汶口人展开空前的大会战，双方联军经过数次剧烈交锋，最终“黄帝”领导下的中原军战胜了以“蚩尤”为首的山东军。尽管山东人当时可能已制造了少量金属（铜）制武器，并会使用战车，但正如历史上经常发生的落后民族击败先进民族的事例一样，中原人更善于陆地作战（如他们将定位机械应用于战车制成“指南车”），“蚩尤”的败死是正常的。这场会战是决定性的，此后几乎找不到山东文明先进于中原文明的任何证据了，无论在考古发现上，还是在文献考证上。从此，龙山人在以后200年间征服了大汶口人，使山东进入了龙山时代。大汶口人部分被处死或俘虏为奴，部分被同化，部分继续维持与中原的对立，部分逃亡海外。一个有趣的考古发现：太平洋上的波利尼西亚人似乎是大汶口人的后裔，他们由山东航海至中太平洋的事实是惊人的。虽然，夏朝初年“穷羿”和“寒浞”曾先后以山东为基础控制中原，商末周初时中原人仍不遗余力地与东夷作战，春秋时齐国还在攻破一些弱小夷国的都城，山东人已经在与中原人的竞争中失败了。钜鹿会战的意义是世界性的：标志着在文明大陆东部，大陆型文明战胜了海洋型文明。此战之后，山东文明的海洋性消退了。

试想，如果当年“蚩尤”胜了，且此后山东文明对中原继续保持优势，大陆东部会如何发展？也许山东人在渤、黄、日本三海的温带沿海广布殖民城邦，类似于希腊；后来出现强大的国家统一山东城邦后，使日本海、渤海、黄海成为内湖，并向南吞并琉球诸岛（包括台湾）和苏浙福沿海，向西攻破中原人，建立类似于罗马的海陆大帝国。也许这样，越人不至于被赶入热带，而可以在长江中游及江南建立起一个越人的敌国。也许现在的世界会与现实完全不同。然而，“蚩尤”死了，山东失败了；历史是不容许任何假设的。

中原人战胜山东人约500年后，发生了著名的世纪洪水，“尧”、“舜”、“禹”先后执政。在“尧”后期至“禹”前期的半个世纪中发生了“三苗战争”，中原人对生活在洞庭、鄱阳间的三苗人（可能是吴越人的一支）发动征服战，终于由大“禹”完成。此后，在大“禹”统治的最后几年中原与山东的联军对太湖、长江间的吴越人源头发动总攻，三个民族在长江下游誓死决战。这场战争的意义虽不如钜鹿会战，但也对大陆东部产生极大影响。吴越人经“相柳”、“防风”、“太人”三大领袖带领坚决抵抗，终于将大“禹”杀死在会稽山。吴越人避免了灭族，但此后再也承受不了北方的压力，开始大规模南迁。至汉代，越人分布于中国的浙、福、粤、桂以及东南亚的中南半岛甚至海岛，直至今日越人形成的庞大系统仍是东南亚主要种族的祖先。

总之，中国主要居民起初是由中原人、山东人大部分和吴越人一部融合而成，海洋性在中国基本消失，大陆文明占绝对优势。

公元前22世纪中期，继“禹”之后“启”成为中原的最高统治者，经过一系列的斗争（如与“有扈氏”的战争），“启”终于成为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开国君主，结束了中原的“禅让”时代。其实“世袭制”在各部落已经开始，而这次在中原的大同盟中得以实现意义更加深远，标志着中原国家正式建立，古代城市文明在中国初露端倪。后经“太康失国”、“少康中兴”几度盛衰，以夏为主的国家确立，汉人的雏形——华夏族业已形成。夏统治中原四百余年为商所灭。商代中国青铜文明达到高潮，商的青铜器遍布中国南北，“盘庚迁殷”后稳定的中央政权建立，直至公元前1066年被中所灭。周朝统治中原后开始大封建，中国建立了众多效忠于天子的诸侯国，道义上的统一与实质上的分裂并存。除楚国长期与周天子对立外，在公元前771年以前还没有出现公然不服从天子的例子。公元前841年，发生了被称为“国人暴动”的城市平民运动（这是中国明确纪年的开始）。直至公元前771年犬戎入侵成功，周迁都洛阳，西周结束。在这1400年的时间里，中国不但形成了完整的奴隶制国家，而且疆域扩大了20倍。人口也从300万增至1000万以上，不但形成了农业文明，也建立了星罗棋布的大小城市。

公元前771年起至前221年是专制中国历史上的特例，公元前476年以前被称为春秋，以后被称为战国。迟到的铁器时代开始，农业空前发展，社会飞速进步（如秦国从春秋初确立奴隶制，到战国中期已经进入封建社会），中国史家称其为“礼崩乐坏”。这个时期，周天子的威望空前降低并不断衰落，诸侯间的兼并战争没有过中断，“春秋五霸”与“战国七雄”各显神通，到战国中期中国已进入封建社会。而从春秋后期至战国中期，中国文明爆发出最大的火花，“诸子百家”是古代中国前期的最高峰，开创了空前的开放民主时代。孔子、老子、孟子、庄子、墨子以及众多兵家、法家纷纷创立自己的哲学或学术流派，向诸侯们献计献策，试图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也推动了社会的进步。“百家争鸣”本身是历史变革的产物，它同时也推动着变革。

前221年，中国第一个皇帝经过15年的最后战争统一了中国，从形式到实质的统一，标志着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的诞生。秦始皇建立了“郡县制”，并统一了文字、货币、法律和度量衡，修建全国公路、拆除关塞壁垒，这对中国的统一有着极大的意义。虽然，早在周朝中国已基本上使用古汉语，除了方言上的习惯语和发音之外，各国使用的语言没有实质上的区别；但是，由于各国文字的不统一（甚至各国内部也经常有多种文字并用的现象），对互相之间的联系与交流造成很大困难。文字的统一对汉族的融合与形成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货币、法律和度量衡的统一及全国公路的建立、“郡县制”的确立使中国形成专制大帝国有了基础。秦始皇在全国实行独裁统治，结束了从春秋起产生的民主氛围。他还建造了万里长城、阿房宫和始皇陵三大建筑，虽然如今当时的遗迹均已无存，但我们仍可想见当时的宏伟景象。秦朝随着始皇的去世也寿终正寝。历经陈胜、吴广起义、楚汉之争以及汉初与分裂倾向的斗争之后，至公元前2世纪后期汉武帝时，中国又成为统一繁荣的帝国，并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人口近6000万，陆地面积近700万平方公里，汉人主体已经形成。这比罗马基本疆域确立略早一些。基本统一的局面直至公元2世纪末的黄巾军起义才结束。

黄巾军起义后，中国陷入军阀割据时代，后又进入著名的三国时期，经历近百年的分裂后由西晋王朝统一。但西晋的统一仅维持了20多年，于公元4世纪初因北方蛮族入侵而结束，汉人仅能统治南方。匈奴、鲜卑、氐羌、羯、巴各族纷纷建立国家，瓜分北国。北方陷入战乱和民族仇杀之中。在5世纪上半叶，北方为鲜卑拓跋氏建立的北魏统一，进入南北朝时期。直至6世纪末，发端于北周的杨坚重新统一中国，建立隋朝。7世纪初，隋被唐代替，唐的昌盛直至8世纪中的“安史之乱”才结束。10世纪，中国再度分裂，而后宋朝建立，中国重新统一。此后，中国虽经契丹、女真、蒙古等北方少数民族侵略或征服，不但没有灭亡反而将雪域、满洲并入版图直至今日。隋唐的皇族原本均不是真正的汉人，可是他们统治中国后很快与汉人融合，以至于汉人有时被称为唐人。进入中原的北方少数民族也大部被融合，比如盛极一时的鲜卑人就已不再独立存在。 距今9000—7800年的贾湖文化居民，体质特征与现代中国北方人相似，与河南的下王岗组、庙底沟组，山东的大汶口、野店、西夏侯组特征一致，身高在170—179.9厘米之间。这说明中国文明是中国先民自己创造的，并非外来的。另一方面，中国远古时代也有白种人生活，他们参与了中国文明的缔造，成为中华民族的成员。

包括楼兰、龟兹、焉耆、车师、月氏在内的讲吐火罗语的古代西域的诸国，就是欧罗巴人种，向东分布远达鄂尔多斯草原。在古墓沟墓地发掘的青铜时代墓地，碳14测定其中7个标本的年代集中在公元前2310—公元前1535年之间。就是说，白种人来到中国塔里盆地的时间纺在距今4300年左右。古墓沟墓地的居民头骨与欧洲人种北欧类型很相似，在语言方面，吐火罗语是原始印欧语系中一种独立的语言，与意大利语极为相近。印欧语系有明显的地理特征，西部语组“一百”读音以K开头，称K语言；东部语组“一百”读音以S开头，称S类语言；吐火罗语“一百”却是以K开头（kante）。吐火罗语与米坦尼雅利安语、印度雅利安语、古波斯语对比，可以看出这些来到中国的原始印欧人的宗教信仰，他们的双马神是古波斯、古印度也共有的。新疆康家石六子岩画与八墙子岩刻有双马神，阴山岩画有双马神，商代青铜器上也有双马族徽，如父辛鼎“双马与大象”、作从｛（竹／垦）为一字，竹头在上面}“双马与豕”。妇好墓中的和田玉是由讲吐火罗语的人传入中原地区的。这些白种人与中国原王朝的交往是很早的。但汉代以后西域才广为人知。丝绸之路开通后，塔里木盆地成为东西方交流的中转站，不同文化聚集、交溶，异彩纷呈。

四川广汉三星堆的“青铜立人像”，具有明显的西亚人特征。能成为这个像的原型的人，应当是一位在政治上有作为的人，在巫术盛行的年代，兼为大巫师。文献记载蜀地与中原关系密切，建木“大皞爰过，黄帝所为“；黄帝妻为西陵氏女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黄帝次妃方雷氏女女节，生少昊，降居江水。《山海经》说颛顼为昌意之孙，《帝王世纪》说颛顼于此弃其琴瑟”。古代玛雅遗址也有白种人的像。可以看出，白种人是从中国到达中美洲的，不是从欧洲来到中美洲的。

古代山东也有白种人生活。据2000年“21世纪中国考古学和世界考古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传来的消息，中国古生物分子遗传学研究室与日本的有关研究机构合作，以山东临淄古墓群中古人类DNA为标本，提取并纯化了该地区2500年前、2000年前的古人骨DNA和现代人的DNA，并分别与从国际基因数据库中筛选的1300多个标本进行了DNA特征非常近似。2000年前的临淄人与现代的哈萨克斯坦阿尔泰人的基因特征非常近似，而当代的临淄人与现代的东亚人基因特征非常接近。文献中有白夷、白狄的记载，但其族属难以考证。日本北海道的阿伊努人是白种人，其来源不明。白种人曾在山东生活过是可以肯定的，后来或迁走，或融入了汉民族。借助现代技术，对更广泛的地域内的中国上古先民的基因进行对比研究已经成为可能。这方面工作的深入，可以帮助我们弄清上古时代不同和种的分布，对中华民族这一个概念有更科学更全面的理解。那种中国文明一元论的观点，那种孤立地静止地对待中华民族发展史的观点，已经立不住脚了。

中国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在历史上各种不同文化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域融入中国文明这股巨大的洪流，中国文明并非一直是闭关自守的文明。 

谢选骏指出：中国文明就是天子文明——以天子观念为细胞核，吸取各种细胞质，合成一个细胞组织。

【08、美洲属于广义的中国人种】

网文《16世纪以前的美洲》报道：

美洲是亚美利加洲的简称，包括北美洲和拉丁美洲两大部分。北美洲由加拿大、美国和一些岛屿组成；拉丁美洲系指由墨西哥湾格兰德河以南直至美洲最南端的合恩角，地理上分为墨西哥、中美洲、西印度群岛和南美洲四个地区。在中美洲、西印度群岛和南美洲之间有加勒比海，习惯上又称这一地区为加勒比地区。

15世纪末以前，美洲有其独立发展的历史。当1492年10月哥伦布初航抵美洲时，误认为到了他所要开辟的东亚新航路的终点——印度，故称当地的居民为“印第安人”（印度人），此后这一历史名称一直沿用了下来。

印第安人是辽阔的美洲土地上最早的主人，是15世纪末欧洲殖民者入侵之前南北美洲各族人民的总称。现代人类学家比较普遍地认为，印第安人属于蒙古利亚人种，其祖先大约在5万年前从亚洲东北部渡过白令海峡（当时这里有陆地相联接）并由此向南逐渐遍布于美洲各地。也有人认为，除蒙古利亚人种外，还有一部分印第安人属于澳大利亚－美拉尼西亚人种，主要分布在南美洲。印第安人的皮肤是深浅不同的黄色或红棕色，因为他们有用红色染料涂抹脸部和身体的习惯，所以长期以来一般通称印第安人为红种人。15世纪末以前，印第安人已形成许多不同语言和文化的部落集团。

（一）美洲印第安人的分布及其社会发展概况

15世纪时，居住在北美洲的印第安人约有一百万人，包括许多部落和部族，按照他们的社会、经济状况，大致分成七个集团：

北冰洋沿岸的爱斯基摩人（印第安语意为“吃生肉的人”）和阿留申人是北极圈内的猎人和渔民。他们定居雪屋，制造和使用雪橇，以渔猎经济为主，他们的主要工具是鱼叉和镖枪。

北美西北沿海以特林基特人和海德人为代表的部落，是以使用镖枪、矛和网来猎捕海上动物为主的猎人和渔人。他们还不懂制陶，大多处于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的不同阶段，已出现战俘奴隶，用于家内杂务和捕鱼。

加拿大和美国北部原始森林地带的各部落。主要有阿塔巴斯克人和阿尔工金人等集团。他们使用弓箭、长矛和粗棒，过着狩猎生活。

北美东部和东南部是以穆斯科吉人、易洛魁人和部分阿尔工金人为主的各部落。从事锄耕农业，兼营狩猎和采集。穆斯科吉人种植玉米，善于制陶、纺织和鞣制鹿皮做衣服。易洛魁人种植玉米、豆类、向日葵、南瓜和烟草。土地归氏族共有，采取集体劳动、共同消费的办法。氏族实行外婚制并有收养外族人的习俗，氏族成员有权选举和更换世袭酋长和军事领袖。氏族有自己的宗教仪式和共同墓地等等。马克思称易洛魁人是“从智能和一般的发展程度来说，他们是住在新墨西哥以北的印第安部落族系最好的代表”①。

美国中西部大草原（密西西比河以西）上居住着达科他（又名“西鸟”）、科曼奇、夏延等部落集团。他们是以弓箭和狗猎取野牛等大动物为生的猎人，这些部落多半住于牛皮制的帐篷内，处在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的阶段。

美国太平洋沿岸加利福尼亚人集团是北美土著居民中最落后的人群之一。他们是野生食物的采集者，兼事狩猎和捕鱼，居住在树叶兽皮搭成的临时小屋，过着半游牧不定居的生活。他们的氏族还保留着浓厚的母权制，妇女在生产中占有特殊地位。

美国西南部和墨西哥北部的普韦布洛（意为“村庄”）印第安人是早已定居，从事发达的灌溉农业的部落。他们种植玉米、豆类、棉花等作物，用土砖建造房屋，有良好的制陶术和发达的纺织技术。处在由氏族公社向农村公社过渡的阶段。

总之，16世纪以前的北美印第安人，其社会形态没有超出原始公社制时期。

迄15世纪末，欧洲殖民者进入以前，拉丁美洲各族人民独自发展着自己的历史与文化，按照经济形态和文化的发展水平来考察，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北美大陆南部、中美洲以及南美洲居住着创造了发达的农业文化的各族。其中有玛雅人、托尔特克人、萨波特克人、阿兹特克人、奇布查人和印加人等。

亚马孙河流域的南美热带森林和草原部落。他们从事刀耕火种的农业，辅以渔猎和采集活动，他们是阿拉瓦克人、加勒比人和图皮·瓜拉尼等集团。

巴西东部和南部的狩猎者和采集者部落，大部分属于热斯族集团以及博托库多人等部落。

潘帕斯和巴塔哥尼亚地区（阿根廷南部）的瓜拉尼人、克兰迪人、赫特人及部分阿劳干人部落是游荡的狩猎者和采集者，使用弓箭、流星锤和投石器等工具。

居住在南美最南端的火地人各部落是以采集软体动物，猎捕海中及沿岸的动物、禽类和鱼类为生的最原始的部落。

（二）玛雅人

从远古时起，居住在墨西哥和中美洲地区的印第安各族人民相继创造了辉煌的奥尔梅克文化、玛雅文化、托尔特克文化和阿斯特克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大约在一万年前，墨西哥地区已出现较高的石器时代文化。在墨西哥中部发现过大约一万一千年前的人类化石——梯贝希班人。

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墨西哥进入原始公社的繁荣时期。许多地区开始了定居的农业生活，种植玉米、豆类和棉花等作物。石器中开始出现石杵和石臼，大量制作陶器，并能纺线织布。

约在公元前一千年代中期，墨西哥地区出现第一个发展较高的文化——奥尔梅克文化。奥尔梅克人创造象形文字、计数法和历法，用重达数吨的整块巨石雕凿面带微笑的石刻头像。他们遗留下许多用硬玉雕琢的脸型奇特的人像。奥尔梅克文化是墨西哥古典文化的先驱，故称之为“前古典时期”。

从公元前一千年代末期起，在墨西哥和中美洲最发达的地区已进入“古典时期”，开始出现大型的金字塔台庙建筑。随着原始公社逐步解体进而向阶级社会过渡，出现了城邦。古典时期的代表有四大文化中心：一、以墨西哥中部高原特奥提华坎城（意为“神降之地”）为中心的特奥提华坎文化；二、墨西哥湾沿岸，委拉克鲁斯州东海岸中部的埃尔·达清文化；三、瓦哈卡州以蒙特阿尔班山为中心的萨波特克文化；四、玛雅文化。

玛雅文化是古典时期文化的高峰，不少学者认为玛雅文化与奥尔梅克文化有明显的继承关系。玛雅文化的繁荣阶段，约在公元300年至900年间。

玛雅人的经济生活  玛雅人分布在包括现今墨西哥境内的四个州和一个地区（即恰帕斯州东部、塔巴斯科州东部、尤卡坦州、坎佩切州和金塔纳罗奥地区）以及今天的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西部。

大约在公元前一千年代初期，玛雅人已进入定居的农业生活，他们采用烧林耕作法，从野生植物中培植了玉米、番茄、甘薯、南瓜、豆类、辣椒、可可等作物。他们还栽种棉花、龙舌兰以及制作蓝靛的植物。玛雅人饲养火鸡、狗和蜜蜂，集体从事狩猎和捕鱼。在手工业方面，玛雅人用陶土、木头和石头制作器皿，用燧石和黑曜石制造武器和工具。他们有用羽毛织在布上富有艺术特色的纺织品；也有用金、银、铜、锡等合金制成的金属器具和装饰品。玛雅人交换也较发达，每个城市和村落都有广场，作为交易的场所，市场上买卖各种食物和日用品，并开始用可可和豆子作为交换的媒介。

玛雅城邦及其早期奴隶制  据约328年刻在瓦沙克敦城的石碑证实，公元初期，玛雅人在尤卡坦半岛南部的贝登伊查湖东北（今危地马拉北部）已建立起一些奴隶制城邦。考古工作者在玛雅地区发现了上千座古代城邦遗址，其中最大的有瓦沙克敦、科班和蒂卡尔等。

位于尤卡坦半岛南端、乌苏马辛塔河流域的科班城，其遗址长、宽均达数公里，中心部分是由包括五个广场和神庙、殿堂、宫室、球场等组成的建筑群，著名的“象形文字梯道”是玛雅文明特有的纪念性建筑物，梯道宽八米余，在九十多级石阶上刻有两千多个象形文字符号，是世界题铭学上罕见的珍贵文物。

在墨西哥恰帕斯州境内的另一个玛雅城邦帕冷克，也以建筑的丰富多采著名。在一座称为“铭记的神庙”的金字塔内部，发现一个布满浮雕人像的宽大墓室，石棺上覆盖着整块的巨大石板，板上刻有栩栩如生的玛雅神像和多种想象丰富的图案。据石刻的象形文字判断，这是7世纪的作品，死者遗体的头部覆盖着玉制面具，并有玉制装饰品等随葬器物，这个墓葬充分证实当时玛雅社会的阶级分化，也打破了过去一贯认为古代美洲的“金字塔”只是神庙一类建筑物的台座而不作陵墓的传统说法。

古典时期的另一个大城市蒂卡尔位于内地通向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的主要河流之间，地处中美洲到墨西哥中部商路的中心，由于贸易发达，使它成为玛雅文明的经济支柱，据认为，在古典晚期，蒂卡尔的人口已达七万人左右。

9世纪末，玛雅城邦突然衰落，这从石碑记年的中断得知。考古学家把9世纪末以前的玛雅城邦称为“旧国时期”。

可能是由于外族入侵，“旧国”的一部分玛雅人在5世纪时便开始向尤卡坦半岛北部迁徙。5、6世纪之交，在靠近两口大井（其中之一被称为“圣井”）的地方建立起奇钦伊查（意为“伊查人的井口”）城邦。7世纪时，奇钦伊查的居民放弃他们的城市，迁到半岛西南部。10世纪中叶，由于来自墨西哥的托尔特克人的进攻，伊查人回到奇钦伊查，使尤卡坦半岛上的玛雅城邦再度复兴。伊查人传说中的领袖库库尔坎恰好是托尔特克人崇拜的主神——空气与水之神魁扎尔柯特尔的玛雅译名，可见新玛雅城邦的兴起与托尔特克文化有一定联系。

10世纪后，在奇钦伊查西南，又兴起了乌斯马尔和玛雅潘两个城邦。11世纪初，奇钦伊查与之结成联盟。1194年，玛雅潘在墨西哥人帮助下，击败奇钦伊查和乌斯马尔，取得领导地位，“玛雅”之名大概就是在玛雅潘（意为“玛雅人的旗帜”）成为尤卡坦半岛北部的政治中心时确立的。1441年，乌斯马尔联合其他城邦打败并洗劫了玛雅潘，从此，内战时期开始，尤卡坦半岛分裂成许多独立的城邦，互争雄长。1485年的大瘟疫使城邦进一步衰落。考古学家把从公元10世纪到被西班牙殖民者征服时止的这段历史称为“新国时期”。

玛雅人在建立城邦时，已由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到玛雅潘成为政治中心时，奴隶制已相当发展。战俘是奴隶的主要来源。最初占有奴隶的是军人贵族。名望高的战俘被用作祭神的供品，有些人在缴纳一定数量的身价以后也可以赎身。除战俘外，小偷也被贬为奴隶，奴隶的子女在未赎身之前也是奴隶。杀人犯、离婚的妇女、孤儿、无力偿还债务的人以及与奴隶结合的自由人都变成奴隶。买卖奴隶的风气不仅在尤卡坦地区很盛行，甚至远达洪都拉斯和墨西哥。奴隶从事一切劳动：为贵族耕种田地、建筑房屋，为商人搬运重物，乃至做纤夫和在海里捕鱼等等。

在自由民中已分化出贵族和僧侣。最高统治者职位世袭，掌握一切大权。由他任命的地方长官管理各个村庄，“村长”是终身职，必须对最高统治者绝对服从。他们的职责是向辖区内的居民征税、审理诉讼案件，遇有战事则带领村社居民作战。僧侣是贵族中的特殊阶层，通常由僧侣的儿子或贵族的小儿子充任。最高僧侣的职位世袭。僧侣不仅掌管全部宗教仪式，最高僧侣还是玛雅最高首领的顾问，由他任命的各村社的僧侣是地方行政长官的顾问。僧侣掌握科学知识和文化艺术，是唯一通晓历法的人，各项农活的进行都由他们决定。因为僧侣是代表和执行神的意志的，所以他们也是社会诉讼的裁决者。

农村公社是玛雅社会的基本单位，土地归公社所有，分给各家使用，原则上每隔三年重新分配一次。由于经常需要轮种和休耕，土地不能成为个别家庭的固定财产。一些不需变动的果园、可可园等则由贵族长期占用，成为他们的固定地产。村民们负担许多徭役和贡赋，他们要为贵族耕种土地，修筑房屋、庙宇和道路，向贵族缴纳贡税，向僧侣赠送礼品，并承担军队的开支。有的军人贵族甚至把处于附庸地位的公社成员卖给外国商人，使其成为奴隶，因而引起阶级斗争的激化。

玛雅文化  玛雅文化是世界著名的古代文明之一，是印第安人各族中最发达的文化。

玛雅人由于农业的需要，在天文、历法、数学方面有杰出的成就，他们创造了以365天为一年的太阳历，一年分为18个月，每月20天，外加5天的岁余。月份是按农业劳动的需要命名，如“托克”即举火（火烧地段），“楚恩”是播种，“摩尔”是收割等等。他们能推算金星运行的周期，夜间按星星运行来确定时刻。玛雅人以人的手和脚的指头数为基础，创造了20进位计数法，但当第二位进到第三位时却采用18进位法。玛雅人还将“〇”的符号应用到数字计算上，这在当时世界上是很先进的。

公元前后，玛雅人创造了象形文字。这是由许多图形和符号组成的文字，符号有八百多种，既表音也表意，约有词汇三万多个。字的行列一般是自左至右，从上到下。象形文字既刻在石柱上，或者刻在木头、玉石和贝壳上，也用毛发制笔，用无花果树皮制纸来书写。他们的书籍有天文、历象等科学著作，也有历史、神话、诗歌、戏剧等内容。象形文字的写本保存下来的仅有四种，大多是玛雅祭司用的祭祀礼典，其中之一的《德累斯顿抄本》上，还有预测日食、月食日期的表格。不同时期抄录的手稿，形式不尽相同，在象形文字旁边大都配有图画，确是“图文并茂”，色彩鲜艳。西班牙殖民者侵入后，一些珍贵的古玛雅文写本被当成魔鬼的作品，付之一炬，用火刑烧死了许多掌握玛雅文字的僧侣。

玛雅人很重视历史，许多玛雅城邦有一种相隔一定年限——通常为20年就要立石记事的习惯，所以玛雅文化是美洲古代史上唯一有明确年代可考的文化。现已发现石柱数百个，已知最早的石柱所记的年代相当于292年，①最后一块刻有年代的石柱则是1516年。

在古玛雅名城皮德拉斯尼格拉斯附近的波南帕克的彩色壁画是唯一完整地保存至今的古玛雅壁画，是世界古典壁画的艺术宝库之一。壁画绘制的年代约当6世纪至8世纪，画在被称为“画厅”的一个山岗斜坡神庙的三个房间里。壁画色彩绚丽，线条挺拔、人像精确，构图严谨。内容包括贵族的仪仗、战争与凯旋、庆祝游行、呈献贡赋、审判战俘等场面，生动地再现了玛雅的社会状况。考古艺术家认为“玛雅艺术兼有埃及、中国和印度的艺术风格特色”①。

在古玛雅城邦遗址，还保有很多庄严的宫殿和神庙建筑，这是用石灰、碎石合成混凝土和用石块建成。奇钦伊查的库库尔坎神庙建立在高29米、周边各宽55米余的金字塔台基上，台基分9层，四面各有90级阶梯，在台庙正面阶梯的底部有两个带羽毛的蛇头石刻。每当春分、秋分夕阳西下、阳光照在北面边墙的栏杆时，可以看到“光照蛇影”的奇景，这是伊查人智慧的结晶。

奇钦伊查的著名建筑还有天文观象台。这是在两层台阶上筑起的圆形建筑物，内部有螺旋形梯道和回廊。尽管其上层的观测室已严重毁坏，但从残存部分仍可了解其天文观察建筑的精确结构。从上层的北面窗口通过厚达3米的墙壁形成两道对角线，依线远望，在右边恰好可以看到春分和秋分落日的半圆；南边窗口的对角线则正好指示着地球的南极和北极。

（三）阿兹特克人

1世纪，在墨西哥地区，以特斯科科湖东北的特奥提华坎城为中心，兴起了著名的特奥提华坎文化。约在四五世纪时，托尔特克人的一支由南部进入墨西哥谷地，继承特奥提华坎文化，创造出新的文明。特奥提华坎城遗址，面积达18平方公里，中心部分有6平方公里，主要建筑分布在大道两侧，大道长约2500米，筑有排水沟渠。大道尽头有一长方形广场，著名的“太阳金字塔”就建在广场上。广场北面是“月亮金字塔”。太阳金字塔高64.46米，底边各宽225米，可与埃及最大的金字塔媲美。特奥提华坎也是宗教祭祀的中心，魁扎尔柯脱尔神庙、农业庙等建筑的墙上都绘有鲜明的壁画，并用羽毛蛇的蛇头加以装饰。

10世纪时，大批托尔特克人南迁，在墨西哥东南部和尤卡坦，创造了新的玛雅人与托尔特克人的混合文化。12世纪后期，托尔特克人因新的北方部族——阿兹特克人的入侵而衰亡。

阿兹特克人的社会结构  传说阿兹特克人（又译阿兹台克人）最初住在墨西哥西部的海岛上，他们的故乡称为阿兹特兰（意为“苍鹭之地”），阿兹特克由此得名。11世纪中叶，他们开始向墨西哥谷地迁徙，据说战神威济罗波奇特利曾启示他们，如果看到一只鹰站在仙人掌上啄食一条蛇，那儿就是他们定居的地方。现今墨西哥之名来自“墨西特利”，这是战神的另一名字，去掉词尾“特利”，加上词尾“哥”（地方之意），就是“战神指定的地方”，鹰吃蛇的图案成为今天墨西哥的国徽①。1325年，阿兹特克人在特斯科科湖中的两个小岛上建起城市铁诺奇蒂特兰（意为“出水之石”），即后来的墨西哥城。

15世纪初，阿兹特克人强盛起来。1426年，其领袖伊茨夸特尔率众战胜邻近各部落，并与特斯科科人、特拉科班人结成三部落的联盟。后不断向外扩张，一直伸展到墨西哥湾和太平洋沿岸，往东达到危地马拉。从孟特祖玛一世（1440～1486年）起，阿兹特克部落取得联盟领导权，其他两部落各派一名军事首脑参加联盟的领导，而阿兹特克的军事酋长则是联盟军的总指挥。联盟规定按一定比例分配战利品，向被征服部落征取贡物，因此，实际上15世纪时的阿兹特克联盟已发展为早期奴隶制国家。

16世纪初的铁诺奇蒂特兰非常繁华，约有十万人口，是当时美洲最大的城市之一。全城有三条宽阔的堤道通向湖岸，其中一条长达7英里，堤坝与湖岸之间有吊桥联接。城市供水建有引水渡槽。城内筑有40座金字塔形台庙，最大的高35米，有台阶144级。街道宽广，城中心是一个广场，到处有花园和屋顶花园，还有雄伟的宫殿和大厦。在巨大的公共建筑物上，涂着石膏，白光耀眼，颇为壮观。市场上货物种类繁多，甚至有带枷的奴隶在广场上公开出卖。

阿兹特克人利用土砖和石头建造公共住宅，几个有亲属关系的家族同住一所“大屋”。土地归公社所有，由各家族共同耕种。男子在婚后分得份地，但不能转让或继承。除大家族共同耕种的土地外，另有供养祭司、军事首领以及供军需的用地。奴隶大多出于本族，因负债或因犯罪而不能缴付赎金的人沦为奴隶。此外也有战俘奴隶。战俘还被用来作为祭献的牺牲品。

最高统治者形式上由部落议事会选举产生，实则由一个家族世袭。祭司及其他公职人员都在少数贵族家族中任命。最高统治者被神化，兼有军事、行政、审判和祭司的职能。

阿兹特克文化  阿兹特克人的主要生产部门是灌溉农业，狩猎已退居次要地位。他们会锻冶除铁以外的各种天然金属，主要生产工具是木器或石器，也使用弓箭和投枪，刀刃和枪尖用黑曜石制成。为了扩大种植面积，阿兹特克人用湖泥铺在木筏上作为菜园，称作“浮动园圃”。

阿兹特克陶器的特征是褐地黑纹。纹样繁多，从复杂的几何图案发展到花鸟鱼虫等写实题材。陶器的形状优美，质地精良。阿兹特克人除用天然铜锻造铜器外，在铸造和模压黄金方面也有很高技巧。用羽毛镶嵌的饰物，尤具较高工艺水平。1520年，文艺复兴时期的德国艺术家丢勒在看到孟特祖玛赠给西班牙国王的礼品时，对阿兹特克人的聪明才智感到惊异。

阿兹特克人相信灵魂永生并崇拜多神——日神、月神、云神、雨神、花神、玉米神及部落神等。最高首领也被当作神的化身，祭神时往往以生人献祭，有时数量很多，在铁诺奇蒂特兰的神庙中，供养着五千多个僧侣。

阿兹特克人继承了托尔特克人和玛雅人的文化，但也有自己的创造。他们的图画文字受托尔特克人象形文字的影响，历法则与玛雅人大体相似。他们以365天‘为一年，逢闰年补加一天。他们能准确地推算日蚀的时间，保存到今天的圆形历石（又称“太阳石”）直径近四米，上面有几何图形，刻着阿兹特克历法。1978年，考古学家在墨西哥城又发掘出一块直径三米多、重十吨的大型历石，名之为“月亮石”，这是阿兹特克人的又一件艺术珍品。保存下来的两本用阿兹特克象形文字书写的《贡税册》，提供了关于阿兹特克的范围、各地区的组织以及必须缴纳的贡税等资料。阿兹特克人还运用积累的科学知识把一千两百多种植物及蛇、虫和矿物加以分类，由于殖民主义者的暴行，这种有文字记录的东西，保存下来的很少。

（四）印加人

南美安第斯高原是古代美洲文明的另一个发祥地。最早居住在这里的居民是摩奇卡族、艾马拉族和克丘亚族，印加人是克丘亚族的一支。据考古发掘，约在公元前8500年左右，安第斯高原就出现以采集和渔猎为生的居民。至公元前4000年左右，开始经营原始农业。在公元前1200年前后又发明了制陶术，并发展了建筑、金属冶炼和水利灌溉事业。考古材料证明，安第斯高原曾经历了查文、摩奇卡、蒂亚瓦纳科、奇姆等文化时期，印加文化就是在继承和发扬安第斯高原各族古老文化的传统基础上创立起来的。

属于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1000年间的安第斯遗迹，是从秘鲁境内莫纳斯河畔的小山村查文发现的，“查文文化”因而得名。查文文化以大石建筑、石刻和陶器出名。宗教上崇拜虎神，因而庙宇建筑、石刻和陶器上的图形常以虎纹为主。查文的金属工艺除制作匙、箸及耳环等饰物外，还能用金片在模子上打出神兽、回纹等精巧的图案。

北部沿海地区的摩奇卡文化是从公元前一千年代末开始的，约在公元4世纪至9世纪时达到全盛阶段。农业以灌溉工程著名，排灌渠道纵横交错，有的长达百余公里，在需要越山渡谷的地方筑起引水槽，有的高达15米，长1400米。摩奇卡陶器造型奇特，别具风格，常把器身制成人物、鸟兽形状，甚至塑成头像。从陶器图纹上可看出摩奇卡社会已分化出贵族、平民和奴隶，如抬轿子的奴隶行列，坐在宝座上的贵族，把俘虏或罪犯推下悬崖等场面。

前印加时期最发达的文化大约发生在500～600年间，一直延续到13世纪。其遗址在今玻利维亚境内的的喀喀湖以南的村落蒂亚瓦纳科发现，这里原是艾马拉人的故乡。蒂亚瓦纳科文化以精美的石造建筑闻名，著名的“太阳门”是古代美洲最卓越的遗迹之一。整个建筑用一块高2.5米，宽4.5米，重达百吨的巨石雕成，中央凿一门洞，门楣上有精美的浮雕。

11世纪以后，北部沿海的奇姆国家强盛起来，奇姆文化继承摩奇卡的传统，在金属冶炼和锻造技术方面有极高的成就，他们用青铜、金、银和铜制作工具和饰物，种类很多。

印加人的国家 

关于印加人的起源有这样一种传说：太阳神在的的喀喀湖中的岛上创造了一男一女，让他们结为夫妻，太阳神吩咐把他所创造的新种族带到另一个有发展前途的地方去。他们谨遵神旨，带着一根金杖前行，走到一个地方，金杖突然钻入地下不见了，他们便在那里停留下来，这个地方就是安第斯高原肥沃的谷地库斯科。

11世纪，印加人和其他几个小部落定居在安第斯山区的中部，自13世纪起，印加人在库斯科谷地附近建立起地方性的国家。至第九代印加·卡帕克（意为“独裁执政者”）帕查库提（1438～1463年）和他的继承人图帕克（1471～1493年）时期，征服许多邻近部落，使印加国家迅速发展起来。16世纪初是印加国家的极盛时期，其版图以秘鲁为中心，延伸到智利中部，包括厄瓜多尔大部地区、玻利维亚大部分，以及阿根廷西北一部分。南北长3000英里，西至太平洋沿岸，东入亚马孙丛林，辖地80万平方公里，人口估计在600万人以上，成为美洲空前的大国。到图帕克的孙子一代，因兄弟争位，内战不休，国势渐衰。阿塔瓦尔帕借军队之力击败其兄长、合法的继承人瓦斯卡尔，夺得王位，内讧严重削弱了自身的力量。正当其时，西班牙殖民者侵入，灭亡了印加国家。

印加社会的基层组织是以氏族为基础的农村公社，称为“艾柳”。艾柳是政治、经济和宗教合一的组织。土地分为三种：供祭祀或宗教活动用，归祭司和寺庙所有的“太阳田”；供王室和公共开支用的“印加田”以及维持村社成员生活的“公社田”。公社田是村社共有的土地，按家庭人口的多少分配给各家耕种，①原则上每年都要随人口的变动重新分配，如果各家人口无变化，则重新分配时仍耕种原来的土地。可见耕地正从各家临时使用逐渐向终身使用过渡。除耕地外，庭院、房舍、菜园、谷仓等是可以继承的私有财产。土地的耕作次序是先种太阳田，再种印加田，最后轮到公社田。印加田的收获物除供王室、军队和公共工程的消费外，还用于救灾、补助老弱病残及寡妇等的需用。被征服部落的村社男子要服国家征调的强制性劳役，称为“米达”，从事修路、筑渠、开矿等劳动以及服兵役。印加贵族与平民有很大差别，他们有特殊的发式和服装，习惯佩戴很大的金耳环。最高统治者出行，平民要匐伏迎送。整个印加国家叫“塔宛亭苏”，意思是“四方之国”。印加·卡帕克拥有大量生产资料，对商品贸易严加控制。他们从艾柳中征集优秀的工匠，选送到首都，住在特别的街区内，为“国王”、官吏和贵族制造各种物品。印加统治者还从各被征服部落中挑选少女，集中在首都学习纺织、刺绣和缝纫，为宫廷、寺庙和军队服务，一般要服役至33岁才允许结婚。由于交换不发达，没有大规模的市场，更没有货币流通。

印加社会是一个早期奴隶制国家。印加王族、贵族、官吏及寺庙祭司属于统治阶级。印加平民、被征服部落的居民以及主要由战俘、罪犯组成的“雅纳康”，其身份接近奴隶，是被统治阶级。最高印加的职位世袭，为保持王统血缘的纯洁，最高印加娶自己的姊妹为王后，以王后所生之子为继承人。其他妻妾所生的子女均为王族。最高印加死后也用奴婢、妻妾殉葬。

印加文化

印加是世界农业文明的摇篮之一。印加人培植了大约四十种农作物，光芋类就有很多种，此外有番茄、木瓜、可可、菠萝、龙舌兰以及玉蜀黍、花生、榛栗等粮食作物。印加人用鸟粪肥田，为了在高原山区扩充耕地面积，用石块垒起层层梯田或筑起拦护土壤的石基，把山涧溪水引进渠道，灌溉田地。有的田边还建有水闸，用以控制水量。城市供水系统安排巧妙，库斯科城供水渠道纵横交错，渠底铺砌石块。重要建筑物内用暗渠引水。

印加的建筑和交通运输有显著特点，庙宇和住房继承了石头建筑的传统，石块和石块之间不用任何粘着剂，竟能做到紧密合缝。印加首都库斯科城建在海拔3000米群山环抱的高原盆地，城的中心广场是举行宗教仪式和节庆狂欢的地方。太阳神庙是用黄金和宝石装饰的巨大建筑。它的礼堂从墙脚到屋顶都覆以金板，两旁靠墙各排一列金制宝座，上面陈放已故各代印加·卡帕克的木乃伊。有一个被称为“黄金园林”的神庙花园，其中的草木花鸟全用金银宝石制成，其作品几可乱真，使殖民主义者叹为观止。

位于库斯科城西北120公里，处于丛山诸峰间的古代城镇废墟“马丘比丘”（即“老峰顶的城堡”）耸立在海拔2300米的高原上。城堡建立在两峰相连的鞍部，居高临下，形势险要，城周用花岗石砌成墙垣，只留一个城门出入，城内有许多用白色大理石建筑的殿宇、庙堂、堡垒、作坊和居民点，房屋之间用阶梯相连，据考证这是15世纪建成的遗址，由于城堡建在深山之中，始终未被殖民者发现，因而能较完好地保存下来。

印加国家有两条主要干线贯通全国：一条是高原道路，起自今哥伦比亚，纵贯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再由阿根廷而达智利；另一条是沿海道路，北起通贝斯，向南贯通秘鲁沿海一带，进入智利中部。在比鲁加斯，有用巨藤筑的长60米的吊桥。除以上干线外，还有不少支线通向全国各地。道路上每隔一定距离设有驿站，备有信使负责接力递送信息，关口险隘，还建立要塞和烽火台。

印加人在采矿、冶金、纺织和手工艺方面都达到较高水平。他们不知冶铁，但能开采金、银、铜、锡等多种金属，用青铜制造武器和镰、锄等工具，刀、斧之类的刃口经淬火和锻打增强了硬度，也用金、银制作装饰品和祭器。印加的纺织品绚丽多彩，花纹华美精致，有几何纹、螺纹图案，也有花鸟鱼虫等景物。他们用棉花和羊毛织出起绒的布匹，用以缝制衣服，制作毡毯。用羽毛和金银丝编织的布艳丽豪华，专供贵族享用。

印加人崇拜天体，所以他们的天文知识与宗教关系密切。他们采用阴阳合历，太阴月以月亮圆缺一次为一月，一般一年分12个月，每月有三个十天的长周，为了适应一年的天数，每年有一个五天的短周。太阳年以冬至为岁首。

印加人在医药学方面成就卓著。他们会制作木乃伊——干尸；外科方面会做开颅手术。最常用的麻醉药是从古柯叶中提取可枯硷。此外还有金鸡纳、吐根、霍香膏、番木鳖等药物。

印加人采用结绳记事法，称为“基普”。在一根粗绳上垂直地拴上很多条带色的细绳，上面结着离主绳远近不同的结子，用结子的形状和位置记录数字，用颜色标志物品。

印加国家幅员辽阔，民族很多，方言复杂，语言很难统一。他们采用克丘亚语作为标准语言，通行全国。我国明代天启年间成书的《职方外记》中介绍秘鲁（译作“孛露”）时说：“其土音各种不同，有一正音，可通万里之外。凡天下方言，过千里必须传译，其正音能达万里之外，唯中国与孛露而已”。

谢选骏指出：美洲属于“亚洲太平洋种族”——这里的亚洲只是东亚，不含西亚。也就是“东亚+美洲=环太平洋种族”。西方学术界以前把这个种族叫做“蒙古人种”，因为他们被蒙古人征服过。其实从历史上看，“蒙古人种”的文明就是中国文明——当中国文明形成于将近万年之前的时候，蒙古人还没有出现呢。

【09、中国历史上的15次人口灭杀】

记中国历史上的15次人口灭杀。

中国历史上几乎每一个日子都在血雨腥风中飘摇，每一个心灵在皮鞭和饥饿的恐惧中颤抖——于是，每一个救世主先后揭干而起了。中国的专制主义诞生于中国的灾乱之中。 

仅以战争为例，在商朝的《卜辞》中就记载了各种战争61次。而据《春秋》记载，在春秋时期242年间各种战争448次。到了战国时期，仅大规模的战争就有222次。孟子说，春秋无义战。岂止春秋！2500年来，哪一场自相残杀，谈得上正义？哪一次改朝换代，不是人口死亡过半？ 

秦人嗜好战争，他们左手提着人头，右胳膊下夹着俘虏，追杀自己的对手。司马迁记载：秦国攻魏杀8万人，战五国联军杀8万2千人，伐韩杀1万人，击楚杀8万人，攻韩杀6万人，伐楚杀2万人，伐韩，魏杀24万人，攻魏杀4万人，击魏杀10万人，又攻韩杀4万人，前262年击赵白起杀尽42万人，又攻韩杀4万人，又攻赵杀9万人……前207年项羽坑秦降兵20万。 

战国末中国人口2千万人。可中国军队却远远超过欧洲:秦始皇守五岭用兵50万，防匈奴30万人，修长成50万，造阿房宫秦皇陵的130万人（其中受宫刑者达70多万人）。以至于“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汉书、严安传》）。 

秦始皇三十六年，有一颗流星落下，有人在陨石上刻字：“始皇死土地分”。秦始皇就把陨石周围居住的人，全部杀了。 

秦始皇的后宫姬妾，凡没有儿子的，全部殉葬。修造墓地的工匠，在葬礼完毕之後，20多万役卒全部封在墓里，死于非命；以后凡修皇陵的民工都是同样悲惨的下场。 

到胡亥时，赋税甚至增加到超过农民收入的2/3。 

1）秦末农民战争 

从公元前195到公元前205年西汉建国初期，共历十年。秦朝末年有2000多万人，到汉初，原来的万户大邑只剩下两三千户，消灭了原来人口的70%。大城市人口剩下十分之二三。甚至出现了“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的现象(《史记·平准书》)。 

2）汉武帝伐匈奴 

汉武帝在位五十多年（前140-前87年），几度讨伐匈奴，海内虚耗，人口减半，50%的人死亡。 

3）西汉末年混战 

公元2年全国人口5959万，经过西汉末年的混战，到东汉初的公元57年，人口2100万。损失率65%。20年间，西安的人口从68万减到28万，大荔从91万减到14万，兴平县从83万减到9万，绥远县从69万减到2万。 

4）三国鏖战 

公元156年人口5007万，经过黄巾起义和三国混战，公元208年赤壁大战后的全国人口为140万，公元221年人口下降到90万；损失了98.3%。“马前悬人头，车后载妇女”、“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余一，念之断人肠”，公元208年赤壁之战曹操说汉末三国大动荡活下来的人只是原来人口的1%！一直到公元265年，三国人口总计才767万。 

5）西晋八王之乱 

从公元291年开始，先后有汝南王亮、楚王玮、赵王伦、齐王、长沙王、河间王、东海王越及成都王颖八王为争夺皇位，在洛阳相互攻杀，战乱历时十六年之久，死亡人口达数十万人，许多城镇均被焚毁，史称「八王之乱」。「八王之乱」使西晋初年并不十分发达的经济，受到更为严重的破坏，与此同时，关东地区又爆发了罕见的蝗灾和瘟疫，史载「至于永嘉，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饥馑」，「流尸满河，白骨蔽野」(《晋书·食货志》)。 

6）南北朝混战 

公元311年，刘曜攻长安，关中地区的人口仅余1-2%。 

后赵帝国地盘很小，皇帝却有五个皇后，一万多姬妾。他死了以后，儿子日夜与五个皇后母亲淫乐，被岳父杀掉，灭绝了皇族。 

皇帝石虎，一次征集美女3万人，仅公元345年一年中，因征集美女而不情愿者被杀高达3千余人。为容纳美女，石虎分别在邺城、长安、洛阳兴建宫殿，用人力40万。铺天盖地苛捐杂税，迫使缺衣少食的农民卖儿卖女，卖完后仍然凑不够，只好全家自缢而死，道路两侧树上悬挂的尸体，前后衔接。前燕帝国进围邺城，那数万宫女，不是饿死，就是被士兵烹食。 

石虎的长子石宣害怕弟弟石韬跟自己夺位，先派人刺死石韬，再密谋干掉老爹提前接班。事败之后，石虎立即登上高台，将石宣绑到台下，先拔掉头发，再拔掉舌头，砍断手脚，剜去眼睛，扔进柴堆活活烧死，石宣所有的妻妾儿女，全都处斩。石宣的幼子才五岁，拉着祖父的衣带不肯放松，连衣琏都被拉断，但被硬拖出去杀死。太子宫的官吏差役数千人全被车裂。石虎死后，登基33天的儿子，被另一儿子杀掉。183天后，又被另一儿子杀掉。 

103天后，一名汉族将军冉闵杀尽皇室，下令：“凡杀一个胡人者，官升三级。”霎时间，仅首都邺城屠杀胡人20万，造成数百万人的死亡。 

北朝的齐代有2000万人，到北周时人口仅900万；南朝宋代有469万人，到南陈灭亡时只有200万人，损失率达60%。 

7）隋朝役民 

隋朝24年，扬坚的次子扬广发动宫廷政变杀死了父亲和哥哥扬勇，霸占父亲最宠爱的陈夫人。他扩建洛阳皇宫，每月役丁2百万人。修运河，隋炀帝“诏发天下丁夫，男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俱要至，如有匿之者斩三族”，役夫达543万余人，昼夜开掘，男人不足，女人充数，死者过半。如此浩大的工程，其目的是为了满足隋炀帝到江都享受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又三次率军进攻高丽，伤亡无数。 

从公元611到628年18年间，兵变、民变和宫廷政变共136次，有50多位称帝称王者，均统兵15万以上，各据一方，相互混战。全国户数由890万减至290万，人口由公元606年4602万人，减到639年1235万，损失率73%。 

8）安史之乱 

皇帝为夺回江山，竟卑躬乞求匈奴回纥收复洛阳，应允任意抢掠三日，使洛阳成了一片废墟。历时九年的残杀，使黄河流域萧条凄惨，人烟断绝，兽游鬼哭。中国人口从九百万户锐减至二百万户，四分之三惨死，残存者以纸为衣。公元755年有5292万人，到760年人口1699万。损失率68%。 

9）黄巢起义 

有一句俗语：“黄巢杀人八百万——劫数难逃。”黄巢占长安，其部属“杀人满街，巢不能禁”。待到官军反扑长安，一城百姓完全站到了官军的立场上，“巢怒，纵兵屠杀，流血成川，谓之洗城”。 

黄巢所过之地，百姓净尽、赤地千里。《旧唐书》记载：黄巢率领全军围陈州近一年，数百(一说三千)巨碓，同时开工，成为供应军粮的人肉作坊，流水作业，日夜不辍。将活生生的大批乡民、俘虏，无论男女，不分老幼，悉数纳入巨舂，顷刻磨成肉糜，并称之为“捣磨寨”。陈州四周的老百姓被吃光了，就“纵兵四掠，自河南、许、汝、唐、邓、孟、郑、汴、曹、徐、兖等数十州，咸被其毒。” 

唐末、五代，前后八十年，中国内外一片混战，亿万生灵涂炭。前后58个皇帝，有42个死于非命。自秦后的所建立三十余个朝代的开国之君出身游民和社会下层的约占了一半。五代十国之间的开国之君十有七八是兵痞、无赖、流浪汉，心狠手辣就是自然的了。 

唐武宗（841-846年）时有496万户，后周世宗（955-960年）仅120万户，到宋初为200万户。损失率76%。 

10）金、元灭两宋 

1122年全国人口9347万，到元初1274年，人口887万。损失率高达91%。 

蒙古人灭花剌子模，屠寻思干（撒马尔罕）城约百万人口；灭西夏，屠八十余万。蒙古人数次西征，凡有抵抗即屠城，共屠数百城，包括屠杀了巴格达的数十万人口，整个中亚一片废墟。 

忽必烈屠杀了中国人1800万人，中国北方90%汉族平民惨遭种族灭绝。四川在蒙古帝国屠杀前，估计有1300-2000多万人，屠杀后竟然不满80万人，几乎成了无人区。在蒙古人杀戮和统治下，中国丧失了7000多万人口。蒙古帝国在中国境内的种族灭绝，作为世界记录放在《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1985年版。 

蒙古人统治下的汉人、南人是贱民。杀蒙古人偿命，杀回回罚银八十两，杀汉人罚交一餐头毛驴价钱。汉人村里新媳妇的头一夜一定要给蒙古保长，中国人甚至连姓名都不能有，只能以出生日期为名，不能拥有武器，只能几家合用一把菜刀。 

11）元末混战

元人陶宗仪所著的《南村辍耕录》里说，“天下兵甲方殷，而淮右之军嗜食人，以小儿为上，……或使坐两缸间，外逼以火。或于铁架上生炙。或缚其手足，先用沸汤浇泼，却以竹帚刷去苦皮。或盛夹袋中，入巨锅活煮。或男子止断其双腿，妇女则特剜其两乳，酷毒万状，不可具言”。人肉曰'想肉’，食之而使人想也。“淮右之军”即朱元璋之军，这个吃人上瘾的军队，何尝考虑过民意。 

明朝的开国者朱元璋出生微贱，生性残暴。他在生计艰难之际为郭子兴收留、重用，完全借郭子兴而兴，得势后他却忘恩负义。朱元彰的好友杀了都元帅，朱元彰又杀了好友，当上都元帅。1366年，朱元彰救应遭难的皇帝，在龙舟上把皇帝推入长江，建立了明朝。他杀来杀去，先征服了中国人，才转向驱赶已经势微的蒙古人。 

夺得天下后，朱元璋翻脸不认人，“火烧独角楼”，大杀功臣、朝臣，据史书记载，胡惟庸、李善长、蓝玉三案总共杀人十万之多。在位三十年，杀了二十万，基本上将功臣杀光，连毫无二心的幼时放牛娃朋友徐达也不放过，可谓冷酷刻暴到了极点。 

朱元璋赐给常遇春美妾，可常遇春的元配砍掉了美妾的手。朱元璋派人杀了常遇春的元配。她的肋骨被砍成小块弄熟，由朱元璋分发给常遇春及众大臣食用。 

明朝最著名的酷刑莫过于“剥皮揎草”，将一个活人的皮剥下来，再塞上草。历史上的皇帝很少用这种刑。只有土匪、流寇和酷吏才下得了手，而明初的几个皇帝竟对此都乐此不疲。剥皮时如果让被剥皮者早死了，明朝竟规定：“有即毙者，行刑之人坐死。” 

朱元璋在各州县设有“剥皮亭”，官员一旦被指控贪污，无需审判即被剥皮，悬皮于亭中，以示警戒。他惩治官倒，如空印案、郭桓案，数万人被连累致死。因贪污罪名死于监狱或被判刑的，每年都有数万人。但明王朝最终仍然陷于腐败泥淖而不拔，严嵩的贪污款就相当于好几年的国防预算！ 

明太祖朱元璋死后，用了46个妃妾、宫女殉葬，在以后的70年中，这种野蛮的制度又在皇帝与诸王中流行。 

朱棣比起乃父来，毫不逊色。1402年，他夺了亲侄子的皇位，导致了几十万人的战死沙场；建文帝宫中的宫人、女官、太监被杀戮几尽；他一次性枉杀1万4千多人。他还将忠于建文帝的旧臣如方孝儒等人全部杀死；仅方孝儒一家，灭“十族”就杀掉873人！对于方孝儒的妻女，丧尽天良的朱棣竟把她们送进军营，让士兵轮奸，一个女子每一日一夜要受20余男子的凌辱。有被摧残至死的，朱棣就下圣谕将尸体喂狗吃了。永乐末年，他大肆屠杀宫女、宦官，在这次大惨案中，被杀的宫女有近3000人之多。 

明成祖死亡（公元1424年）的当天，30多名宫女都饷之于庭，吃完以后，被带上殿堂，哭声震殿阁。殿堂内置有小木床，使宫女立在床上，梁上结有绳套，把她们的头放在圈套中，然后撤掉小床，使她们吊死。据说，这样殉葬比活埋要痛快得多。 

12）明末混战 

从李自成起义到吴三桂灭亡，混战五十四年。明末人口为一亿，到清世祖时全国人口只剩下1400万人了，锐减了80%多，损失人口8000多万。 

1628年（崇祯元年）陕西的大饥荒弄到人相食的地步，正是这场空前的大灾难拉开了明王朝灭亡的序幕。李自成的大顺军的战马饮的是俘虏的血，马饮惯了血，对水不屑一顾。上了战场，战马一闻到血腥味，奔腾嘶鸣，眼睛发红，简直像狮子一样。大顺军打下安徽桐城，百姓箪壶食浆，以迎义师。一农民在城门口拦住几个大顺军战士，向他们讲述自己的苦难，一个大顺军小头目说：“哎呀，你既然那么苦，何必活在世间？”就把老农杀了。 

1644年阴历八月初九张献忠陷成都，张献忠下令屠城三日。三日过了，停止大杀，仍然每日小杀百馀人以树威。欧洲传教士利类斯和安文思二人所著《圣教入川记》记载，张献忠每日杀一二百，为时一年又五个月，累计杀人十万，亦不算多。清军一来，他就逃了。在大军逃离成都前，更是对成都实行残酷的“四光政策”，尽杀蜀人，从老百姓到军队家属（老弱病残）再到他部队中的湖北兵、四川兵，最后连早期跟随他出生入死的秦兵也在剐杀之列，剐杀后制成腌肉以充军粮，单就此点来说，实在独步中国大屠杀史。 

据《蜀破镜》记载，某日晚，他的一幼子经过堂前，张唤子未应，即下令杀之。第二天晨起后悔，责问妻妾们昨晚为何不救，又下令将诸妻妾以及杀幼子的刀斧手悉数杀死。 

张献忠学朱元璋剥人皮，“先施于蜀府宗室，次及不屈文武官，又次及乡绅，又次及本营将升。凡所剥人皮，渗以石灰，实以稻草，植以竹竿，插立于王府前街之两旁，夹道累累，列千百人，遥望如送葬俑”。张献忠创造了许多杀人的名堂，譬如派遣将军们四面出击，“分屠各州县”，名曰“草杀”。上朝的时候，百官在下边跪着，他招呼数十只狗下殿，狗闻谁就把谁拉出去斩了，这叫“天杀”。他想杀读书人，就开科取士，将数千四川学子骗来杀光。 

每屠杀一地，都详细记录所杀人数，其中记有人头几大堆，人手掌几大堆，人耳朵几大堆。打下麻城后，他把妇女的小脚砍下来堆成山，带着他最心爱的一个小妾去参观。小妾笑着说：“好看好看，只是美中不足，要再有一双秀美的小脚放在顶端，就再好也不过了。”张献忠笑咪咪地说：“你的脚就最秀美。”于是把小妾的脚剁下来放到“山尖”上。张献忠兵败溃退，更是杀妇女腌渍后充军粮。如遇上有孕者，刨腹验其男女。对怀抱中婴幼儿则将其抛掷空中，下以刀尖接之，观其手足飞舞而取乐。稍大一些的儿童或少年，则数百人一群，用柴薪点火围成圈，士兵圈外用矛戟刺杀，看其呼号乱走以助兴致。 

《温江县志》上说，温江县由于张献忠的屠剿，“人类几灭”。张献忠死去十三年后（1659年）清查户口，全县仅存32户，男31丁，女23口，“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民国《简阳县志》卷十九：“明末兵荒为厉，概成旷野，仅存土著14户”。 

中国史上想改朝换代的流氓军阀，互相残杀起来比任何人都厉害，就是为了不让对手获得土地与人民，不让对手比自己更强大，宁愿一切都毁灭！ 

满族征服汉族，始终贯彻一个既定方针：屠杀。对蒙古人和朝鲜人却不是这样。努尔哈赤的清军占领辽东地区后，先是担心当地穷人无法生活而造反，把辽东地区的贫民都抓起来杀掉，称“杀穷鬼”。两年后，清军又怕辽东的富人不堪压迫而反抗，又把辽东地区的富人几乎杀光，称为“杀富户”。共杀辽民300多万，辽东地区的汉民基本殆尽。皇太极破锦州，三日搜杀，妇孺不免；掠济南，城中积尸13万。 

扬州城破，扬州顿成地狱，死者达80余万。比地狱更难忘是人民引颈受戮的场面。史载：只要遇见一个满族士兵，“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刀，无一敢逃者。”一个清兵，遇见近五十名青壮男子，清兵横刀一呼：“蛮子来!蛮子来!”这些人皆战战兢兢，无一敢动。这个清兵押着这些人(无捆绑)去杀人场，无一人敢反抗，甚至没一人敢跑。到刑场后，清兵喝令：“跪！”呼啦啦全部跪倒，任其屠杀。 

江阴一县，就杀了17万人，全城仅50人幸存。嘉定三屠杀了50多万。1649年占领湖南湘潭后屠城；同年平定大同的反清运动，大同全城军民被屠尽，“附逆抗拒”州县及汾州全城也不分良莠一概屠杀；1650年攻破广州时屠城，“屠戮甚惨，居民几无噍类……累骸烬成阜，行人于二三里外望如积雪”。 

张献忠与清兵入侵使四川人口由600多万锐减至50万，只剩下10%左右。整个中国，“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敢反抗的忠勇之士几被杀尽，留下的大抵是一些顺服的奴才。此外，满清又杀苗民一百万，杀回民数百万，把漠北蒙古的准葛尔部落杀到最后一个幼童！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残忍！ 

满清入关后，对朱家宗室，可谓残酷至极，除鲁王朱以海一系逃至菲律宾得以存留外，其余几乎全部斩尽杀绝。崇祯帝的长子被多尔衮绞死，其第二子隐姓埋名在民间数十年后，不慎暴露了身份，年已七十多岁的他，和他的两个儿子仍被康熙帝下令凌迟处死，明朝永历帝尽管逃到了缅甸，还是被清朝抓回云南，全家被杀。 

13）清代的白莲教起义（1796-1805） 

1786年人口3亿9110万人，起义失败后，人口为2亿7566万人，相互屠杀损失了1亿1千万人口。白莲教起义军在历时九年多的战斗中，占据或攻破州县达二百零四个，抗击了清政府从十六个省征调来的大批军队，歼灭了大量清军，击毙副将以下将弁四百余名，提镇等一﹑二品大员二十余名，清政府耗费军费二亿两，相当于四年的财政收入。这次起义使清王朝元气大伤，此后清王朝的统治逐渐走向衰落。 

14）太平天国起义 

洪秀全领导太平天国起义，义军在起义后的六年中，不过牺牲4千余人；然而内讧中的1856年，洪秀全利用韦昌辉杀害杨秀清及亲信6千余人，两个月总共杀了文武官员2万人。后来又利用石达开来天京靖难，凌迟处死韦昌辉，将其尸体寸磔，割成许多块，每块皆二寸，挂在各处醒目的栅栏处，标上“北奸肉，只准看不准取”的字样，真是厉害之至。“洪杨之变”导致了十几万人被杀。 

1864年曾国藩率湘军攻入“天京”后，杀害数十万人的生命；整个天京城3万多战士，无一投降，全部战死或者自杀。太平天国强盛时，南京最多有100万人，可曾剃头杀过10多年后，到光绪登基时，南京也还不到50万！ 

太平天国爆发（1851年）前夕中国人口4.3亿，太平天国失败（1863年）后，中国只有2.3亿人，一场农民战争使中国损失了2亿人[4000万人死于战争中]，这是何等的残酷！到1911年全国恢复到3.4亿人。 

15）共和国诞生之战 

抗日战争八年，日本帝国主义共屠杀3000多万中国人民。1946-1949年国共两党打了三年，国民党一方死了341万，共产党一方死了150万，三年共有491万人战死

2700年间中国人自残自孽、自专制下仅有的200年瑞祥日子，即文景、光武、贞观、开元，恰恰都是当政者喜好黄帝老子之说、遵行无为之治。于是民间有一种说法：治世者道，乱世者佛，由治入乱是儒家。

谢选骏指出：“治世者道，乱世者佛，由治入乱是儒家”——这是因为，道家崇尚自然，主张社会放任自流，有利于修生养息；佛教泯灭人性，主张无视伦理规范，不利于社会积累；儒家溜须拍马，主张追随权力中心，加剧了贪污腐败。

【10、中国历史上著名少数民族的下落与民族血统】

《中国历史上著名少数民族的下落与民族血统》（佚名）报道：      

 

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共有五十六个民族，其中以汉族人数最多，其他民族人数相对较少，习惯上称之为「少数民族」。根据史籍记载，中国古代民族至少有一百六十多个，其中著名的有匈奴、鲜卑、羌、铁勒、柔然、回纥、突厥、沙陀、党项、契丹、女真等族，极大多数不在现存的五十六族之中。这些古代著名的少数民族，或建立朝代，或统一漠北，都曾叱吒风云，而今安在？他们是消失在历史中，还是到那里去了呢？让我们来探究一下他们的下落。 

首先说匈奴，匈奴崛起於河套阴山一带，从战国以来便是漠北的大族，控弦三十万，威胁秦汉帝国的北边，著名的万里长城就是为防御匈奴的侵扰而修筑的。秦汉帝国倾全国之力，软硬兼施，或和亲通好，或通西域断其右臂，或采主动攻击，深入大漠；终於大大削弱匈奴势力。东汉初年，匈奴分裂为南北匈奴；南匈奴归降汉朝 ，二十多万众被安置於今内蒙古、山西与陕西北部及甘肃东部一带，为汉帝国守边。东汉后期，他们更进一步内徙到山西中部汾水流域一带，与汉人杂居。曹魏时代，匈奴部众被编入郡县户籍，与汉人一样同为编户齐民，而融入汉族之中。五胡乱华 

时，首先起事的就是匈奴族的领袖刘渊，从他用汉人的姓姓「刘」、命国号为「汉」，可见他已以汉族自居了。北匈奴则在汉帝国军队的攻击下，一部分由北单于带领，西迁至伊犁一带，再向西迁至东欧，就是四世纪在欧洲出现的匈人(Huns)的祖先，他们在多瑙河中游建立匈奴王国，其王阿提拉(Attila)号称「上帝之鞭」，曾挥军进攻罗马。这一支匈奴人后来融入匈牙利一带的土著之中。而留在漠北的匈奴人，据估计约占全部匈奴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则加入新兴的鲜卑，成为鲜卑族的成员。 

总之，匈奴族，南迁的与汉人杂居，加入汉族，留在漠北的加入鲜卑，西迁的成为东欧民族的一份子，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代匈奴而起的漠北民族是鲜卑，鲜卑族兴起於今大兴安岭的鲜卑山区，后来南迁至呼伦贝尔草原。他们接受汉帝国的招抚，合力攻击北匈奴；北匈奴瓦解西迁，鲜卑代之而起，吸纳匈奴余众，主宰北方大草原，进而入居辽西，并进入关中，於淝水之战后，建立政权，成为五胡十六国的主要成员。进而以今山西大同一带为基地，统一华北，建立北魏王朝。在孝文帝的汉化政策下，禁胡服，断北语，在朝廷上限用汉语，改姓氏，如拓拔氏改姓元氏、独孤改姓刘、步六孤改姓陆、丘穆陵改姓穆；於是内迁中原的鲜卑族，逐渐融入汉族。隋唐以后，鲜卑族遂消失在汉族之中，不再是一个民族实体了。 

柔然是继匈奴、鲜卑之后统治北方草原的民族，在西元402年建立柔然汗国，吸纳在大漠南北残存的匈奴、鲜卑等族，成为长城以南的北魏政权之主要威胁，经常南下攻掠。到了西元555年，柔然为新兴的突厥族所败，汗国覆亡，迁入中原的族人同化於汉族，残存於漠北的则融入突厥。 

柔然灭亡后，北方大草原先后为属於突厥语族的突厥、铁勒、回纥所控制。突厥原住於阿尔泰山南麓，是匈奴的后裔，传说其始祖与狼交合，生十子，以狼为崇拜的图腾。突厥原臣服於柔然，西元六世纪中叶，击败柔然，占领漠北草原与准噶尔盆地。势力最盛时，其疆域，东起辽东，西至中亚咸海，北抵贝加尔湖，威胁隋唐帝国。西元583年分裂为东西突厥，东突厥控制漠北草原，西元630年为唐帝国所灭。 

突厥控制阿尔泰山以西，於西元659年也被唐所灭。东突厥族众降唐，被安置在今鄂尔多斯草原。虽曾一度再兴，在漠北重建汗庭，但不久为回纥所灭，族众纷纷降唐，定居於内地。安史之乱时，政府军与叛军中，均有不少突厥人，他们后来都融入汉族之中，他们分别改姓浑、张、薛与汉人无异。西突厥也有降唐迁入中原的， 

其中一支沙陀部被安置在今□北的盐州，与散处在关中的沙陀人结合，迁到山西太原一带，为唐朝征伐方镇，屡立战功。沙陀人在五代十国时期，先后建立后唐、后晋、后汉三个王朝与北汉国，盛极一时。传说中的「十三太保」就是沙陀人。突厥亡后，族众除融入汉族外，一部分归附回纥，成为回纥族；一部分西迁至今阿富汗，在中亚建立塞尔柱突厥王朝及奥斯曼突厥王朝。 

回纥原是漠北铁勒族的一个部落，受突厥的统治，后来乘突厥衰败之际兴起，於西元745年灭突厥，建立东起大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的回纥汗国。过去其他北方民族如匈奴、柔然、突厥均与中原王朝对立，相互攻战，回纥则与唐帝国保持友好关系，唐朝三次将公主嫁给回纥的可汗，并且在唐朝「联回(纥)抗吐(蕃)」的政策下，回纥出兵助唐朝平安史之乱，共同抵制吐蕃的扩张。回纥汗国后期，内乱不断，汗庭於西元840年为黠戛斯攻破，族众主要部分南迁至山西北部，融入汉族之中。其他一部分在草原中，融入室韦部落中，后来成为蒙古族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则西迁入今新疆与甘肃河西。在河西的回纥为西夏所败，但余众仍留居河西，明代称为撒里畏吾尔，今日称为裕固族；留在新疆的回纥在五代之际建立喀喇汗王朝，势力及於准噶尔盆地以西，伊犁河流域及南疆，其族众后技成为今日维吾儿族的主要成员。 

契丹起於今内蒙古东边的老哈河流域，唐朝在此设松漠都督府。他们乘回纥衰败而起，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於西元916年称帝，东灭渤海国，西服回纥，北臣室韦，南入长城，建立辽朝，就是「杨家将」与小说《天龙八部》故事中的契丹王朝。西元1125年，辽为女真所灭，契丹人成为女真金朝子民；一部分称大贺氏的契丹人徙居呼伦贝尔，又称为达呼尔，后来也有不少徙居中原，改用汉姓，老国代胡格金台即达呼尔遗族。另一部分契丹人则投靠蒙古或西夏，西夏为蒙古灭亡之后，这一支契丹人也融入蒙古族。有一部分契丹人随蒙古大军南征云南大理国，后来落籍於大理施甸、保山、腾冲、永德、龙陵、西双版纳等地，现有十五万人，以姓阿、莽、蒋为多，有些人家至今仍供奉耶律氏牌位，甚至还有一部分从云南搬迁到台湾的。元朝灭金之后，金统治下的契丹人，被元朝列为「汉人」与汉族杂居，融入汉族。来台的契丹后代可考的，以吴、张、何、陶、白、黄、贺、胡、金为显族。 

女真族分布於今西伯利亚东部，库页岛、伯力、黑龙江一带，南到今东北松花江、牡丹江。唐朝在此设黑水都督府。辽朝成立时，臣服於契丹。辽人灭渤海国，将渤海人迁走，渤海人或逃至高丽，或逃入中原，成为高丽人或汉人。女真人遂迁至渤海故地，其分布遂扩至今辽宁南部。女真后来联宋灭辽，然后入侵中原，攻入开封，俘虏徽、钦二帝，中原尽入女真金朝版图；女真乃移徙大批女真人、契丹人、奚人於中原。这些移入中原的族众，在金亡於蒙古的元朝之后，均被视为「汉人」，与汉人杂居，迅速汉化而成为汉人。据估计，当时居住在中原的女真人约有二百万。至於留在东北约也有二百万的女真人，元亡之后，明朝设卫所羁糜统治，满清建国之后，改称满人。而居於内蒙的四十万女真人则归附蒙古，成为蒙古族的一部分。明朝建立后，有不少女真部族归附，明政府将其领袖留住首都，而将其部众充军，连同家小散处於全国各地的卫所，与汉族杂居，甚至改用汉姓，融入汉族。闽南的粘氏宗族即为女真人，根据他们的家谱记载，他们是女真名将俘虏徽、钦二帝的粘罕(完颜宗翰)之后，其第六世曾协助元丞相耶律楚材，在元朝任官。第八世迁居泉州晋江，清代中期族人有移居台湾的，今日多住在南投、彰化一带，彰化福兴乡滨海地区旧称粘厝庄的地方，是粘姓居民最多的聚落。满清入关之后，满人逐渐汉化， 

且因八旗驻防全国各地的制度，使满人分散在全国各地，久而久之遂融入当地，成为当地人。民国成立之后，满人多隐蔽身分，改用汉姓，或姓金，或姓罗，甚至自称是汉族。其实他们大多早已不会说满语，不识满文，而使用汉语、汉文，与汉人无异。只有少数在东北偏远的满族自治县乡村，与迁到新疆驻防的锡伯族人，还说满语，保持满人的生活习惯。 

至於古老的羌族，原活动於陕西西部、甘肃南部与青海河湟流域一带。东汉时，西羌经常与朝廷发生冲突，是东汉头痛的边患，董卓就是在凉州以平羌乱而兴起的。东汉每次打败羌人，便将他们迁入关中。三国时代，关中羌人已有四、五十万人。五胡十六国时期，羌人还建立后秦政权。他们长期与汉人杂居，遂融入汉族。但有一部分羌人则与鲜卑人合成吐谷浑人，住居於甘肃、青海一带，信仰佛教。唐代后期，吐谷浑一部分迁至山西北部，融入汉族。其住居於青海的，则融入藏族。另外一支党项羌则受吐蕃的压迫，迁至今甘肃、宁夏与陕北一带，逐渐吸收汉族文化，而形成西夏人，建立西夏政权(1032-1227)。敦煌石窟中就有许多西夏的碑刻壁画。西元1227年，西夏亡於蒙古之后，族人大部分同化於汉族之中。一部分留居西夏河西故地，今河西走廊一带不少居民是西夏遗民。另一部分西夏人则被安置在河南南部，今南阳、泌阳、信阳、方城一带。还有一部分被迁到河北居庸关与保定一带。居於原地党项羌人则迁到今四川西北甘孜藏族自治州木雅地区，明朝在此设长河西鱼通宁远军民宣慰使司，他们融入吐蕃，成为藏族的一部分。如今羌人已不再见於华北、中原，只有在四川西北岷江上游，即九寨沟与成都之间的山区，仍有羌人的聚落。 

总之，中国古代著名的少数民族，多已在历史中消失，如匈奴、鲜卑、柔然、回纥、突厥、沙陀、契丹、渤海、女真、羌、西夏等族，他们除了极少部分迁徙到境外，如北匈奴迁到中亚、东欧，西突厥迁到中亚之外，主要的部分则因迁入中原，与汉人杂居，而融入汉族；另一部分则彼此融合，如匈奴融於鲜卑，匈奴、鲜卑融入柔然，柔然又融入突厥，突厥又融入回纥，契丹则融入蒙古，渤海则融入高丽，女真也融入蒙古，羌人则融入吐蕃；甚至还进一步抟成新民族，如回纥演变成今日维吾尔族，女真族演变成今日的满族，室韦、突厥、契丹、女真甚至加上汉人演变成今日的蒙古族。如此看来，古代著名的少数民族，虽已消失，但由於互相融合互相吸纳的结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一族是纯种的，尤其是汉族，几乎是融合了所有的少数民族的大熔炉。 

谢选骏指出：“中国”是一个文明概念，不是一个政治概念，更不是一个种族概念。所谓“中国民族”，在我看来就是“中国文明的载体”。在第一期中国文明的先秦封建时代是华夏，在第一期中国文明的秦汉帝国时代和魏晋南北朝是汉人；在第二期中国文明时代是唐人；在第三期中国文明则为华人。

（另起一页）

【汉字基因工程】

佚名

一、 缘起

一九七三年，我旅居巴西圣保罗，在一家规模极大的“四月出版公司”中，任美工完稿。一天，我目睹了一本书的出版，由手稿印成书籍到运送销售，不过整整十二个小时！

当时中文印书尚停留在活版铅字时代，印一本十五万字的书，排版要四个月，校对再排要三个月，三次的校对就是九个月。若是一年内能上市，作者应该额手称庆了。

我心中的感慨既深且远，如果中文处理不能具相同的效率，中文迟早将被时代淘汰。再若中文淘汰了，国人全盘接受外国文化的洗礼，那又能算什么人？千秋万世的后代子孙，怎知中华文化在绝灭前，曾经绵延过五千年，曾经令黄土高原光辉灿烂？

义无反顾地，我决定献身于中文的研发工作，默默地耕耘了二十六年。如果可能，我打算再努力另一个二十六年。毕竟，文化是永无止境的！

同年，我先回到台湾，在一九七六年先发表了“形意检字法”。我作过试验，如果用在铅字的排列上，可以增加约五倍的检字效率。此外，我发现我所采用的字根，正是文字的基因，除了字形可供取码外，如果选取及安排得当，完全可以代表文字所有的机能。

尤其是在汉字（中文尚包括其它民族文字）中，百分之九十是形声字，除了声符之外，形声字尚有“假借”的机能，也就是说，前缀代表分类，字身可作定义之用。

为此，我对检字法的要求，是以字义的理解为第一诉求。

一九七八年，时年四十有二，我有幸接触到计算机，愤而学习。在一个月内，我边学边做，试着写作程序，将我的检字法与计算机字形结合，并完成了史上第一套军用通讯系统。当时，蒋纬国将军特别命名为“仓颉输入法”。

一九七九年，我利用仓颉输入法的字根观念，完成了“向量字形产生器”的设计。

同时，在程序设计过程中，我又发现如果倒反流程，就相当于文字辨识。

同年，我用这些观念，设计了一台具有简单概念的“中文计算机”。由于我无力生产，便与宏碁公司合作，只提供了字码输入及字形输出的功能，另外由宏碁公司设计了中文操作系统及中文程序语言。

一九七九年九月，我和宏碁公司共同发表了“天龙中文计算机”，打破了计算机不能使用中文的迷信。

此后，我继续从事汉字的研究，达二十年之久。一九八九年八月，我曾与深圳科技工业园合作，完成“汉字大字库”，国家科学院在北京友谊宾馆，举行技术审核及评估。最后在十余位第一流科学家的审核下，评定为“超过世界水平”。

一九九〇年六月，我发展的“聚珍整合系统”，又在国家科学院的核估下，被评为“超过世界水平”的软件技术。

一九九一年我回到台湾，为了抗衡微软的文化侵略，我坚决认定微软窗口应该把文字接口公开，令从事中文软件的业者，保有一线生机。但微软悍然拒绝，我又寻求台湾信息策进会合作，协助他们在窗口３．０上，建立了一个中文系统，其功能远胜微软之中文窗口。

微软立刻拉拢台湾软件界，合纵连横。一九九二年，台湾仅有的十余家软件公司，不是成为微软的代销业者，就是被蚕食鲸吞。最后微软推出窗口３．１，并取消了资策会版本更新的权利，至此大势已去，事到如今，台湾的中文软件界已告全军覆没。我经过这次惨败的打击，便宣布退隐归山，专心一致研发汉字的基因工程。但惜曲高和寡，我曾前后在台湾大学及报章杂志上发表“概念网络”理念，却得不到任何回响。于是我又转换策略，将汉字基因理论运用在三维动画处理上，打算将中华文化的精髓转化为人人可以接受的动画产品。

一九九九年二月，我们完成了由编剧到动画制作的应用系统。又在短短三个月中，以四个工作人员，完成了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所委制的九十分钟三维动画，是根据《周礼》制作的“士昏礼”，又是国人突破性的创举。

同时，我们接到了香港“文化传信集团有限公司”的邀请，赴港合作，谋求利用最新科技，将文化事业发扬光大。

这次回到祖国发表“汉字基因工程”，正值祖国改革开放成果展现，又恰是微软大军临境，进一步推广其维纳斯计划之际。此中意义之大，无与伦比，我今年已六十有三，虽然屡战屡败，但仍坚信汉字基因是唯一能够维护我中华文化之科技至宝。二、 理念基础在当今信息时代，微型计算机（MicroComputer）俨然成为时代的代言人，无无时不见其踪影。然平心而论，微型计算机是在一九七一年，美国英特尔公司受日本人的委托，设计了一颗计算芯片。由于速度未达原定规格，致遭退货，英特尔公司为了弥补损失，只好以之作为一种控制器，孰料竟意外演变成后来的微电脑。

微电脑的优点，是执行的结果精确，处理速度快捷，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

更兼以能利用软件设计以增益其功能，对于当今变化无常，而又需求殷切的各种服务业，简直是大旱之逢甘霖。在商业推波助澜下，一时大行其道，人们遂误以为现今的计算机技术，就是最终的信息解决方案。

其实，人生从初试啼声至意识渐明，无非是各种信息之交汇所致。因此，人脑可说是一个自然形成的“信息网络”。

释文：“信”－前缀：人，有意识的高等动物。

字身：言，所说的话。

＊人遵守所说的话。

“息”－字身：自，鼻子。

前缀：心，内感器官。

＊鼻主动，心宜静。动静变化。

定义：确定的变化。

释文：“网”－前缀：纟，细丝。

字身：罔，交错难明。

＊丝线结成之工具。

“络”－前缀：纟，细丝。

字身：各，各别。

各别之丝联成一体。

定义：各种关系所组合成的、交错通联的结构。

大自然进化数十亿年，万事万物井然有序，其法则自必效率最高。从理论上来说，顺遂自然，是最简单易行的法门。

举例而言，猫、狗、鸟、鱼都各有辨识能力，足证辨识必非高深莫测的“高科技”。

再看作图、计算等能力，不仅猫、狗无此能力，连人类也必须经过长时期的学习、训练，否则无法胜任。

但计算机发展至今，辨识迄今难如登天，而其绘图、计算之功能却轻而易举。在我们盲目讴歌计算机“高科技”的同时，是不是该平心静气地反思，究竟我们走的方向是对是错？计算机原名“计算器”，是以数学运算为主要功能。数学的特性是精准明确，从技术来说，这种特性是基于工业发达后，人们因从事物质生产，迫切需要的一种规范。根据这种诉求，我们不难想见，无论微电脑的功能发展到何种地步，要想以之解决人生的各种问题，可以说是缘木求鱼。

人生的问题究竟是什么？从根本上来看，是每一个体分处不同的时空，遭逢的机遇不一。人封闭在个体中，与外界唯一的沟通接口是各种感官，而处理感官信息的功能是“思维”。因之，我们可以明确地说，人的问题完全存在于思维的过程中。

 释文：“思”－字身：田，可耕种的土地。 前缀：心，内感器官，有情绪及 认知。

 ＊耕耘于心，用大脑想。

 释文：“维”－前缀：纟，绳索。

 字身：隹，群集，聚。

＊聚之绳，贯通网络的总绳。

定义：各种经过大脑、如同网络总纲的头绪。

思维是人类大脑最重要的功能，借着记忆中网络般的接口，逐一与感官所传达的信息连接起来。网络是一种纵横交连在某一系统间、可以通达各个接口的复杂结构。

人类在长久进化过程中，学会了以某一个独特的符号代替某一区段网络，以之与他人沟通。而代表这种概略区段的符号，就被称为“概念”（如“城市”相当于人口、交通汇聚的概念）。

 释文：“概”－前缀：木，材料。

 字身：既，食毕，完成。

 ＊一种推平斗斛中米麦的短木棒，因不够精准，故象征接近、大约。

 “念”－字身：今，当前。

 前缀：心，人之内感器官。

 ＊此时此刻心上所思，人对事物审视之所知所得。

 定义：人的经验错综复杂，为了便于彼此间的沟通，特以约定的符号讯息，代表相关的、概略性的认知者。

概念系指概略的念头，是人将繁复的经验，用概括简略的表达方式，以便于与他人沟通者。每一个人都生存在独一的时空中，在变化无穷的环境刺激下，个人经验之排列组合机率，完全没有与他人重复的可能。

因此，最理想的，能解决人类各种问题的方案，便是用概念设计出一种协助人类思维的工具。由于电子技术的进步，显然可以在微电脑现有的结构上，重新规划，设计出一种完全符合人性的拟人计算机。三、 汉字基因值今科学时代，理论实验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牛顿的三大力学定律是物理科的基础；门罗列夫的元素周期表是化学的根本；而ＤＮＡ则解开了生命的奥秘。正是这些沉潜在表象下的根本因素，使得知识日渐昌明，协助人类脱离愚迷，步向未来。

科学是一种治学的方法，以分析的手段，力求寻找事物的根本因素。再以实验，将各种已知的根本因素加以组合，从而印证分析假设的正确性。直到这些认知都正确无误后，人类站在科学的认知上，始能得到智能。

我们已知人类思维建立在概念形式上，概念又仅具一种含糊的代表性，代表着人生各种不同的经验。然而，这种说法只是一种概述，因为究竟概念是些什么？有哪些功能？其根本的因素又是什么？到今天还没有人知道。

基于科学的态度，我们先分析汉字概念，发现有“字码、字序、字形、字辨、字音、字义”六大功能，在此先将之假定为“汉字基因”。

进一步分析，我们先将各种功能假设是概念的根本因素，再用计算机软硬件加以测试。唯有在全部假设的因素都能还原成为文字概念，且能根据这些因素，达到理解认知的目的，前述的“汉字基因”才能成立。

同时，在求证过程中，是以满足一个普通人的认知水准为最低条件。其中有反应速度、记忆容量以及理解程度三种指针。反应速度越快越好；记忆容量越小越好；而理解程度越高越好。

此中以字义理解一项争议较大，因为字义的应用无垠无涯，而人的智力有限。如果不能以有限表达无限，则将失去理解的意义；再若理解的深度增减，也应有一定的分际。为此，我们在《辞海》中，选定７０００个有意义（也就是不考虑地名、山名及事物名称用字）的字，每字采用３２位的“仓颉内码”，且各赋与“体用因果”四键、各８位的结构定义。故相当于每字占６４位（即８字符），因此，概念结构共占５６ＫＢ。

下面是汉字基因的六大项目及其说明。

１，字码：共二十五码，分占标准键盘之字符键供文字输入用。本项字码即为“仓颉输入法”，经台、港等地试用达二十年，已经成为中文输入法之主流，足证此二十五码为汉字输入的基因。测试数据：输入反应速度最高１２５字／分记忆容量及理解程度不在测试范围。

２，字序：仓颉输入法有二十四个“汉字字母”供文字排序用。已有汉字字典，采本项字母字序，证明应用效率与拼音字母相等。测试数据：查字典反应速度与英文字典同。记忆容量及理解程度不在测试范围。

３，字形：基本向量笔形９个，字根６４个，供字库组字用。“汉字大字库”系根据本字形基因所设计，仅占１６０ＫＢ系统空间，可组成各种字形近一千万个，采用无级次放大，可选用各种已知之字体变化，组字速度，以奔腾４５０ｍｚ为例，１６＊１６之字形，每秒可生成及显示四万六千字。本技术在产品化过程中。测试数据：组字速度极快，举世第一。记忆容量举世最小，较英文小百倍。理解程度相当于美观性，尚可改进。

４，字辨：以扫瞄点阵数据输入，利用“线性追踪法”，比对前述七十三类字形基因特征，转换之字码即为文字辨识。由于字形与字辨基因相同，完全符合人类认字（辨识）及写字（组字）的根本原理。我们的程序能辨识各种可用仓颉码输入的字形，每秒钟可辨字五千个（前已说明，认字理应比写字简单，但当今计算机效果相反，正宜深思）。本技术在产品化过程中。测试数据：辨识速度极快，举世第一。记忆容量举世最小。理解程度相当于正确度，百分之百。

５，字音：六书中之“形声”，适用于八成以上之汉字，供语音辨识及合成用。目前正在测试语音辨识部分，我们采用“波形追踪法”，可望做到不受环境干扰，过滤噪音。单音辨识之正确率极高，个人特征可辨七成，情绪可辨六成。程序空间约占６４ＫＢ，辨识速度受采音限制，如用分时多任务，每秒可辨音一千个以上。本技术在产品化过程中。测试数据：反应速度远超过一般需求。记忆容量举世最小。理解程度即正确性，为百分之百。

６，字义：已知字义基因５１２个，供理解用。本项基因的应用亦正在测试中，目前已完成全部字义基因分类，三分之一的“体用因果”结构键及四分之一的“常识定义”。应用时视判断之立场、目标，以宋 儒之“体用因果”加以理解。本技术在测试中。

附：字义基因（５１２个）

Ａ，常识分类（２５６个）汉字部首（以下略举数例，依仓颉码排序）

┌─┬────────┬────────┐

│类│感 觉 因 素 │意 觉 因 素 │

├─┼────────┼────────┤

│日│强光，热燥，巨远│自然物，一天 │

│门│固定形，通口，大│人造物，生活用 │

│月│弱光，凉静，巨远│自然物，三十天 │

│肉│不定形，柔软 │身体部分，功能 │

│骨│不定形，坚硬 │身体部分，支撑 │

│贝│形色丽，坚硬，小│动物，材料用 │

│目│圆形，黑色，小 │感觉器官，在脸部│

│金│反光，硬锐重冷 │自然物，材料用 │

│木│长条形，稳固实在│植物，材料用 │

│韦│可塑形，柔软坚韧│人造物，材料用 │

│水│无形色，柔冷液态│自然物，生存用 │

│火│光热，常动，气态│自然物，生存用 │

│米│白色，硬，细小 │作物，生存用 │

│土│不定形，多实广重│自然物，材料用 │

│走│动态，脚动体位移│正常态，生活用 │

│竹│长条形，坚韧尖锐│植物，材料用 │

│白│光亮无色，洁净 │物表状态│

│禾│条形，绿色，矮小│作物，生存用 │

│身│特定形，整体 │事物之主要部位 │

│鬼│无形色，阴冷可怕│未知态，危险态 │

│彳│人互动行为 │关系态，生活性 │

│牛│四足，有角体大 │动物，劳力用 │

│舌│扁圆形，柔软，小│感觉器官，在口中│

│风│无形色，可动 │自然态，在空气中│

│舟│长形，可动，大 │人造物，交通用 │

│◆│几何形，固定，大│人造物，遮蔽用 │

│示│行为态，恭敬慎重│祭祀，对天地鬼神│

│◆│几何形，固定，大│人造物，保护用 │

│穴│内陷形，固定，大│自然物，人造物 │

│车│几何形，可动，大│人造物，交通用 │

│麦│绿色多芒，矮小 │作物，生存用 │

│◆│反常态，不舒适 │生理现象，生存态│

│犬│四足，矮小，亲和│动物， 生活用 │

│衣│不定形，多色多质│人造物，蔽体用 │

│巾│方形，多色，小 │人造物，蔽体用 │

│虫│多变形，可动，小│动物，各种功能 │

│刀│尖锐利硬，小，长│人造物，工作用 ││片│薄形，具两面 │形状，工作用 │

│厂│几何形，固定，大│人造物，遮蔽用 │

│雨│点滴形，冷，液态│自然态，天候现象│

│玉│不定形，多色坚硬│自然物，材料 │

│歹│非常态，不好 │认知态，生存态 │

│石│不定形，坚硬 │自然物，人造物 │

│酉│无形色有香，液态│酦酵态，人造物 │

│弓│弓形，有弹性弦 │人造物，攻击用 │

│角│尖锐形，坚硬 │自然物，人造物 │

│子│后代，小│认识态，阳性 │

│鱼│头尾鳍身，水生 │水生动物，生存用│

│矛│尖锐形，坚硬且长│人造物，攻击用 │

│阜│山形，人聚处 │自然物，人造物 │

│邑│不定形，人聚处 │建筑物，生活用 │

│人│两足直立，可动 │角色，同类 │

│食│不定形，动态 │加工品，生存用 │

│气│无形色，气态 │自然物，生存用 │

│心│心形，柔韧，小 │生理器官，生存用│

│手│手形，柔韧，小 │生理器官，生活用│

│口│口形，柔软，小 │生理器官，生存用│

│足│足形，柔韧，长 │生理器官，生活用│

│马│四足，高大，善动│动物，工作用 │

│髟│细密形，深色 │生理组织，保护用│

│耳│耳形，柔韧，小 │感觉器官，听觉用│

│艹│细条形，柔韧，小│植物，生存生活用│

│山│山形，稳重，厚大│自然物，生存环境│

│女│两足直立，人类 │同类，阴性 │

│纟│长细形，柔韧，微│人造物，生活用 │

│田│方形，地表，大 │空间范围，生存用│

│囗│空间，巨大 │空间范围，地域 │

│黑│无光之色，不可见│物表状态│

│◆│空间位移，动态 │空间行为，道途 │

│言│无形色，概念 │概念沟通，生活用│

Ｂ，概念分类２５６个（详细内容请参考台湾商

 务印书馆出版，拙著《智能学九论》）。

 下表是３２种大类。

 抽┌定义─符号、语法、根源、现象

 ┌ ┤

 客│象└应用─规范、人际、信息、意义

 ┌观┤

 │ │具┌本存─本体、人体、植物、动物

 │ └ ┤

概│ 象└人造─食衣、住行、起居、工作 ┤

念│ 认┌感知─刺激、感觉、心绪、认知

 │ ┌ ┤

 │ │识└状态─化态、动态、能态、知态

 └主┤

 观│行┌本能─官能、体能、技能、智能

 └ ┤

 为└社会─生活、沟通、行为、经验

 下面是各类的细目，共２２４种

 客观－抽象－定义－

符号：供计算、排序、测量等之应用者。

 分类 序列 数词 时计 方位 度量 量器 量词

语法：供语文处理及应者。

 代词 副词 连词 介词 叹词 助词

根源：八个层次，２５６基本概念，阴阳定义。

 本源 物源 命源 感源 事源 理源 知源 智源

现象：供环境辨识及认知者。

 景象 能象 体象 影象 迹象 形象 表象 气象

客观－抽象－应用－

规范：社会性的规范。

人文 事务 组织 职业 界域 地址 传统 信仰

人际：人与人之间的界定者。

关系 家庭 称呼 名份 行径 角色 职等 封建

 信息：资料讯息之界定者。

 道德 事理 利害 讯息 语文 文学 艺术 标志

意义：对个人切身之事件。

期望 条件 福祉 习惯 财产 际遇 疾病 命

 客观－具象－本存－

 本体：各种自然物。

元素 地形 水界 水域 质体 形体 能体 命体

 人体：人的身体。

 部位 结构 上肢 下肢 感官 器官 体液 体表

植物：植物界。

 粮食 菜蔬 果实 观赏 特作 花果 枝干 害物

动物：动物界。

 养殖 飞禽 走兽 水族 爬虫 飞虫 机体 传说

客观－具象－人造－

食衣：生存必需者。

 主食 食品 佐食 食式 衣料 衣服 衣位 护物

住行：居住行动所需者。

 环境 住屋 建筑 建体 信道 行具 构件 身后

起居：日常生活起居所需者。

 餐具 炊具 容具 盛具 用具 家具 饰具 玩具

工作：谋生等其它行为所导致者。 文具 乐器 工具 农具 武器 机器 材料 废料

主观－认识－感知－

刺激：感官所接受的能量变化。

 光状 色状 形状 体状 质状 性状 水状 势状

感觉：感官对刺激所产生的感觉。

 食觉 视觉 听觉 体觉 感觉 内觉 知觉 意觉

心绪：由感觉所导致的内心状况。

 心感 怀感 情感 喜感 忧感 伤感 恶感 物感

认知：对他人行为刺激所产生的认知。

 个性 良性 胆性 凶性 才能 办事 气质 外表

主观－认识－状态－

化态：事物变化之状态。

 宙态 宇态 能态 力态 容态 繁态 识态 生态

动态：物体运动的状态。

 运动 移动 飘动 流动 形动 引动 力动 速动

界态：事物相互间的状态。

 连结 互结 触结 交结 纠结 界结 位结 量结

知态：人所认知的状态。

 始终 显隐 变化 损益 心况 感触 价值 生死

 主观－行为－本能－

官能：器官本具的功能。

 饮食 反应 表情 呼叫 看视 生理 心理 伦理

体能：身体腿脚所具备的功能。

 姿状 体状 动姿 互动 动脚 动向 动式 动状

技能：手部所具备的功能。

 动手 触物 掌握 击刺 易形 易体 易状 易位

智能：大脑及相关器官所具备的功能。

 观察 辨认 思维 判断 理解 意图 自制 执行

主观－行为－经验－

生活：生存生活的行为。

 炊事 健康 家务 行栖 著述 教习 技术 农牧

沟通：与人来往沟通时的行为。

 告知 互通 礼貌 关切 劝恕 宣泄 谴责 欺诈

行事：有意识有目的的行为。

 意念 管理 待人 服从 处事 护卫 转移 交易

控制：干预他人行为的行为。

对立 指挥 强制 革除 处罚 武力 掠夺 杀戮四、 感觉的基因

姑不论前述的汉字基因正确性如何，如若人类对感觉没有正确的认识，则绝不

能将人类的感觉建立在其它的机体上。

下文即针对前文汉字基因的特性，对人类的感觉系统略加说明（本文与生理无直

接关联，且略去嗅觉、味觉与触觉等部分）。

释文：“感”－字身：咸，同也。

 前缀：心，内感器官，司情绪及认知。

 ＊人同此心，有相同之认知。

 “官”－前缀：◆，屋下。

 字身：“众”之古字，治众意。

 ＊屋下治众者，亦即司一定职责者。

定义：生命体藉以侦测外界能量变化之器官。

释文：“感”－字身：咸，同也。

 前缀：心，内感器官，司情绪及认知。

 ＊人同此心，有相同之认知。

释文：“觉”－字身：臼爻◆，“学”字之首，待学也，蒙也。

 前缀：见，见到。

 ＊见到自己蒙昧之处，感受到，意识到。

定义：生命体对能量变化的测知。

感官以性质可概分三类：一供输入，如视、听、味、嗅、触觉等；一供贮存，是大脑皮质层之意觉；另一种供作内感，即心脏之受觉及直觉。

以人对感官的应用条件来看，可分意识可以控制及完全被动的两类。视觉及意觉属于前者，有主观的选择性，因人在面临重大抉择时，要集中注意力，就必须能对之加以控制，其余的感觉概受环境及经验记忆支配。

兹将这八种感觉简介如下：

◆视觉：

释文：“视”－字身：示，天垂象以告知。

 前缀：见，得视。

 ＊示之以见，引申为意志行为。

 “觉”－字身：臼爻◆，学字之首，待学也，蒙昧也。

 前缀：见，见到。

 ＊见到自己蒙昧之处，感受到，意识到。

定义：一系统对可见光之感觉。

在进化过程中，生命体在能量压力下，相互作用组合，演化出各种机能组织。早期的原始生命需要“光能”，光的作用力形成反作用的组织。这种组织能够辨识光源，因而保障了生存的机会。继续进化的结果，组织逐渐复杂，功能也日益强化，最后遂有视觉器官的产生。

视觉器官即为“眼”，微生物之眼只要辨识光源即可，故发展为“眼点”。昆虫的生存决定于速度及环境认知，是以发展出两只复眼与三只单眼。复眼能于瞬间测出环境中快速的动态（太慢会被忽略）；单眼可辨识光频（如紫外线等）、光度及光源位置等。

人类的生存环境复杂，眼睛的视网膜结构，可侦测动静、光源、色彩，并分辨物体的性质及位置等。

视讯辨识是先依光讯的变化求知对象的动静；再藉色彩及明暗，确定物体边沿，从而认识到物体的形状、面积、体积、容积、数量等特性；并根据光影、对比及辉度，辨识物体表里、性质、空间位置、环境关系等；视觉角度则提供方向、视角、平衡等关系；两眼之焦距可判断对象之距离及大小。

视觉以远距侦测为主，输入信息占全部感觉的八成以上。视觉与意识相联，当视讯过强时，会干扰意识的运作；若全无视讯，则人容易进入睡眠状态。是以人必须控制视觉，也正因如此，经常可以由他人眼中，观察到对方的各种心理状态。

视讯感受效率极高，大脑后半部的视丘，占皮质层约四分之一的容量。而且又与各感觉区直接沟通，是资料贮存效率最高的一种。例如视觉与概念认知经验相结合，尖、利的形状，快、猛的状态，大、重的体积，粗、糙的表面，坚、硬结构等具伤害的特性，会令人产生本能“畏惧”的感受。相反的，圆、钝，慢、缓，小、巧，光、润，柔、软等视觉性质，则令人觉得可亲，愿意接近。

因此，在人类的应用经验中，效率最高、最理想的方式，是以“图讯”为索引，直接调动经验记忆。

汉字是图讯的一种，未来当高效率时代到临时，世界文字将必为公认的图讯形式所取代。

◆听觉：

释文：“听”－前缀：耳壬，任耳也。

 字身：十目一心，目观心受也。

 ＊任耳接受声音，用心求知，从也。

 “觉”－字身：臼爻◆，学字之首，待学也，蒙昧也。

 前缀：见，见到。

 ＊见到自己蒙昧之处，感受到，意识到。

定义：一系统对声波的感觉。

在突然的环境变化中，被动的感觉器官经常是生存的保障。当环境中有影响安全

的能量变化发生时，必然会有动静，因而产生声波。此时，若人之注意力集中在某件

事物上，这些动静便由听觉加以捕捉。

听觉是被动的，不受人的意识控制，故随时皆在待命中。由声波的音量可知变源能量之强弱、远近、安危状况；音形厘定类别，如为人声，能认识发声者之情绪、态度与所表达之概念等；音频得以分辨发声体性质；音色则供特征认识；间歇及重复的节奏，可提供发声体的数量、体积、动态、性状等讯息。

听觉也是感性的，在动物界其主要的功能是为了觅偶、维护领域，与情绪有直接关系。到了人类，又由情绪发展出沟通的功能，从而有了语言。

◆体觉：

释文：“体”－前缀：骨，动物体内硬质结构。

 字身：豊，行礼之器。

 ＊行礼之系统，结构之本，引申人所认知的对象。

 “觉”－字身：臼爻◆，学字之首，待学也，蒙昧也。

 前缀：见，见到。

 ＊见到自己蒙昧之处，感受到，意识到。

定义：一系统表面对外在能量变化的感觉。 体觉包括触觉、压觉、温觉和痛觉，因与前文无关，在此从略。

◆味觉：

释文：“味”－前缀：口，嘴也。

 字身：未，六月果熟，有味也，感受。

 ＊口之感受，滋味也。

 “觉”－字身：臼爻◆，学字之首，待学也，蒙昧也。

 前缀：见，见到。

 ＊见到自己蒙昧之处，感受到，意识到。

定义：一系统对食物的感觉。

 味觉是生存的保障，是食物溶解在口腔中，经过味蕾分辨后所得的刺激与

利害感觉。从略。

◆嗅觉：

释文：“嗅”－前缀：口，出入信道。

 字身：臭及气的总名，引申气味恶劣。

 ＊审辨气味。

 “觉”－字身：臼爻◆，学字之首，待学也，蒙昧。

 前缀：见，见到。

 ＊见到自己蒙昧之处，感受到，意识到。

定义；一系统对环境中所有气体分子的感觉。

 嗅觉是嗅觉细胞接触到气体分子后，所产生的刺激感觉。在此从略。

◆意觉：

释文：“意”－字身：音，声响。

 前缀：心，内感器官，司情绪及认知。

 ＊心上之音，念也，受到动静的

 影响，人所关注之状况。

 “觉”－字身：臼爻◆，学字之首，待学也，蒙昧也。

 前缀：见，见到。

 ＊见到自己蒙昧之处，感受到，意识到。

定义：一系统对事物体用因果的感觉。

人的大脑是一种神经网络组织，能记忆、处理感觉器官传来的各种讯息。记忆是指将动态时间中所发生的各种现象，以交集的方式记录成为静态结构。处理则指藉由网络的导通，能令所记录的静态结构，再次还原成为近似的动态现象。

中国人重视“象”而轻“数”，象是一种观念的微结构，也可以说是网络的“节点”。当大脑的神经网络与概念网络结合为一时，每一个网络节点，就自成一个“象”的中心，随着概念网络的展开，人由此得到完整的认知。

严格说来，大脑不能算是一种器官，它是所有感官的总枢钮。各种讯息交汇其间（后文所提的“受觉”不可或缺，但是当今研究大脑的学者专家，咸认定大脑是一独立机构，故而无从理解其中奥秘），在“时空事件”的接口上，大脑处理这些综合讯息之际，将过去的经验（包括常识）、当前各种刺激感觉（包括受觉）与“自我”的意愿三者，全部联通，始称“意识”。这种人经由意识所得的知觉，称之为意觉。

意觉相当于高层次的本体，环境刺激则为压力，当人接受了纷至沓来的各种刺激讯息后，涡漩体便渐渐形成。此涡流的中心，是称“我”，外围的感官则等于讯息活动的轨道，而语言即如电子，以之与其它个体交流沟通。

“我”有如涡漩体的核心一般，具有强大的凝聚力，所有参与的讯息，皆可视为“我”的局部。意觉即是由这个中心，从时间空间接口上，将环境变化拢合为一的认知感觉。

然而，意觉最重要的功能，还在对时间的认知。

时间除了间隔的长短外，尚有时序与时数等性质。间隔的长短可以藉由日、月、天候等参考讯息得知，一般生物多具备这种辨识能力。时序则极为抽象，不仅只是先后顺序而已，还具有事件发展的连贯性与功能性。至于时数，则要对整体有分辨、分割的能力，每一个时数相当于最基本的单位。

人对时间的意觉，可以用下围棋来比喻，围棋的规则简单至极，不过黑子白子所占之空间多少。而棋手段数的高低，在于每下一步之际，要能看出棋子间的连贯性，双方交互变化的步数。变化步数之多少，即相当“时数”；棋子的连贯及功能性为“时序”；至于所谓的“时间”，只是下棋经过了多久而已。

不会下棋的人，连一步都不能判断；棋力不足的人，往往只看得到一两步；棋力越高，能看出的步数越多，交互变化也就越清楚。这个道理人人都知道，但是学棋的人，非要一步一步、一点一滴地，花上几十年功夫不可。

这是因为大脑只具备记忆功能，要把时数与时序的排列组合记下来，的确是件极大的工程。当今已有能下西洋棋的计算机，却没有可下围棋的计算机，正因为后者之组合数太大。人有意觉，能轻易地了解到基本单位与时序先后之关系，是认事物意义的起步。但是若不一步一步地架构起其中规律，意觉就不能充分地发挥。

◆受觉：

释文：“受”－字身：爪，手足的指甲，◆，覆也。

 前缀：又，手取之。

 ＊爪抓而手接，被动承接也。

 “觉”－字身：臼爻◆，学字之首，待学也，蒙昧也。

 前缀：见，见到。

 ＊见到自己蒙昧之处，感受到，意识到。

定义：一系统对各种感觉讯息统一接受的感觉。

感官接受到外来刺激的感觉，称为“外感”，外感传至大脑，由意识中枢加以处理。在此同时，外感会直接引起生理反应，由相关的器官释放出特定的内分泌腺素。

此内分泌腺素混合在血液中，经由血管，传达到心脏。

血液是提供氧气、血醣，供肌肉细胞及器官组织工作，并负责运送各种抗体、内分泌腺素、二氧化碳及乳酸等物质，以维护生理常态的载体。心脏则是血液的转运中心，它同时又与大脑神经密切联系，每当侦测到血液中有内分泌腺素时，心脏实时产生神经脉冲，传至大脑的意识中枢，是称“内感”。

内感是生命体切身的讯息，是意识形成的基本感受之一，是以对生命体的影响极为强烈。意识接受“内感”的机能，即为受觉。

内感神经脉冲的形式非常简单，正因其简单，所以有效，是“以简驭繁”最有效的明证。脉冲只有强度、长度与频度三种讯号，却能影响人的意识，操纵人的情绪，甚至左右人的认知。人经常只因为心中一丝莫名的感受，而心情起伏，神魂颠倒，却不知其实只是这三种讯号联合导演的一出戏。

虽说只有三种讯号，但因每种讯号都有不同程度的参数，所以其排列组合却是无尽。

受觉是感性的，所有的喜怒哀乐均发自于心，没有心的感受作用，任何刺激都只是能量变化，无非性质、强弱与时限而已。

◆直觉：释文：“直”－字身：十，数之极。

 前缀：目，视也。

 ＊众目所视者，不偏不曲也，应当。

 “觉”－字身：臼爻◆，学字之首，待学也，蒙昧。

 前缀：见，见到。

 ＊见到自己蒙昧之处，感受到，意识到。

定义：一系统对各种刺激综合且直接的感觉。

直觉是另外一种内感，是经验中所有前述各种感觉的综合感，能快速而正确地提供讯息。照理，人人都有直觉，但人通常会特别被某一种感觉所吸引，而忽略了其它讯息。当经验记忆残缺不全，直觉的正确性就不高，久而久之，人便对直觉失去了信心，从而察觉不到其存在。

直觉在经验记忆的排列组合下，常有超越时序的认知发生，这种现象即所谓“特异功能”。目前经过科学家大量实验，发现其正确率约在三成以内，尚不及意识判断的五成效率来得高，所以并未受到重视。

实际上，意识判断的五成效率，是来自资料的分析判断。而大部分直觉并不需要任何参考讯息，故被视为“不可思议”。其实个中道理很简单，但凡思想单纯的人，以及自我意志不强的人，其直觉完全根据经验记忆的排列组合，而阳光下无新事，故其直觉与现实符合的可能性应该不会太小。

除了预知性直觉外，潜意识也是一种直觉，而且是人类行为上极端重要的一种感觉。如果没有了潜意识，人的思维能力将大受影响，甚或无从思考。

直觉更重要的功能，是不需要经过慎密的思维，能直接依经验行事。因为对一般人说来，“意识”若有似无，人生只是顺应环境的过程，往往没有判断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直觉便成为判断的中心，遇事可以直接根据经验行动。五、 认识的基因感觉的成因来自各种能量的变化，四度时空是能量的形式之一，生命体属此一量空间，在此空间中的能量变化亦互相影响。生命体为应付不同效应的变化，遂发展出不同的辨识器官。这些器官能感知此四度时空中之能量变化，对该生命体而言，此能量变化即为“刺激”。

 释文：“刺”－字身：朿，多刺的灌木。

 前缀：刀，有刃的工具。

 ＊细而尖之物，尖锐的感觉、警惕、危险，用尖锐之物使入。

 “激”－前缀：水，液体。

 字身： ，从白从放，光影的动态。

 ＊水流可观之现象，强烈变化，施力使动也。

 定义：一系统之能量变化，对人之感官所产生的感应，称为刺激。

人对刺激的认识，由接收开始，传导到心及大脑，心得到内感，大脑则对刺激的性质加以辨识。

刺激的种类有三：

 １，原始刺激：系性质不同的能量变化，由各种感官分别接收者。

 ２，贮存信息：感官接收到刺激后，经过神经传达到大脑，再通过网络而认知，这些认知又以信息方式，形成高层次概念网络。

 ３，内感刺激：原始刺激及贮存信息所产生的生化反应，经由内分泌或神经脉冲，所提供给心脏的感受。

这三种刺激都具有共同的性质：强度、长度及频度。

三者都有可以计量的经验值，又基于生理的调节功能，三者之值都要高于感觉阀（或称阈限），才能被感官测知。

感觉阀是种特殊的生化现象，当感官的感应细胞受到刺激，且较周遭神经细胞之电压差为高时，立即产生生化电流。但因其反应速度慢，电压恢复需要时间，生命体发展出一种策略，能令各感应细胞轮流作用。当一组神经细胞充电，保持一定电势时，若刺激强度不变，电势差等于零，神经即无法继续传输电流。

因此，感官对“前级刺激”与“后级刺激”之间，其对变化强度的侦测能力，大于对性质变化的侦测力。在低等生物的生存环境中，刺激变化能诱导直接反应，所以功效卓著。进化到高级生物后，生存环境的复杂度与生理分工成正比。“意识”即为为了解刺激性质，而衍生出的辅助机能。

当刺激量小，或在感觉阀感应值之下，性质关系变化不大，意识经常忽略之。只有当刺激过大，或超过感觉阀上限者，此感觉即为“害”，意识立即分析其性质。若在感觉阀承受范围之内，且适合经验预期值者，则视之为“利”，其余则视其它条件而定。

这个分析过程分两个阶段进行，首先是感官接受到刺激，相当于计算机硬件装置的“辨识”，然后才是“意识”的分析，也就是计算机软件的“认知”。

释文：“意”－字身：音，发声。 前缀：心，内感器官，司情绪及认知。

 ＊心上之音，念也，受到动静影响，人所关注的状况。

 “识”－前缀：言，所说的话。

 字身：音戈，不同的现象。

 ＊言及不同的现象，是有所体会也。

 定义：人对动静讯息有所体会的感应中心。

 释文：“分”－字身：八，两半。

 前缀：刀，一侧有刃的工具。

 ＊以刀切成两半，由少化多，引申为分之所得。

 “辨”－前缀：辛辛，一片片相似之形。

 字身：刀，“辨”古字从刀。

 ＊以刀切成相似之形，需分析认知，判别也。

 定义：将讯息分解，再加以判别。

 释文：“辨”－前缀：辛辛，一片片相似之形。

 字身：刀，“辨”古字从刀。

 ＊以刀切成相似之形，需分析认知，判别也。

 “识”－前缀：言，所说的话。

 字身：音戈，不同的现象。

 ＊言及不同的现象，是有所体会也。

 定义：判别各种刺激不同的现象而有所知。

 释文：“认”－前缀：言，舌头上所产生者，人所说的话。

 字身：忍，刀刃在心上，容，耐也。

 ＊言忍，多想而后分辨明白，承受。

 “识”－前缀：言，所说的话。

 字身：音戈，不同的现象。

 ＊言及不同的现象，是有所体会也。

 定义：辨识明白后，对各种现象有所体会。

 释文：“认”－前缀：言，舌头上所产生者，人所说的话。

 字身：忍，刀刃在心上，容，耐也。

 ＊言忍，多想而后分辨明白，承受。

 “知”－前缀：矢，箭也。 字身：口，人之口。

 ＊出口如箭之快速，引申为觉察、理解也。

 定义：辨识明白后，对各种现象有所理解。

 释文：“辨”－前缀：辛辛，一片片相似之形。

 字身：刀，“辨”古字从刀。

 ＊以刀切成相似之形，需分析认知，判别也。

 “知”－前缀：矢，箭也。

 字身：口，人之口。

 ＊出口如箭之快速，引申为觉察、理解也。

 定义：分辨－－辨识－－认识－－认知的过程。

各种能量变化，经过感官分辨后，成为能够以概念处理的讯息，此一过程统称为“辨知”。也可以说是由原始刺激到贮存信息之间，由“分辨”、“辨认”而得到感性的“认识”，进一步有了理性的“认知”，以便于贮存应用的一种转换。

刺激是一系列的能量变化，感官在侦测刺激时，系将前一级的讯息，与后一级相比较，是谓之分辨。当此刺激有足够之强度时，感应细胞会呈“亢奋”状态，若连续的次级讯息皆有变化，则产生相应的生化电流，经由神经细胞传至大脑，即为“辨识”。

这种“相应的生化电流”，就是经过辨识后的讯号。

以人眼为例，因其构造系延续生物进化而来，故对光度的认知全靠杆状细胞，色彩则靠锥状细胞。锥状细胞集中在“下洼区”，杆状细胞则分布在其外围。下洼区在强光之下，能明确的辨认色彩。但整个环境动态的辨识，则有赖网膜边缘之杆状细胞。

此外，人所感知到的物体边缘，亦非自然界之真实状况，而是来自视网膜的重叠效应。

大脑基于经验，具有若干“认识”的功能，比如立体效应即是大脑左右两半视丘的综合效应。更令人匪夷所思的，眼睛的晶状体是片凸透镜，网膜呈像实为倒相。眼睛所看到的，应当是天在下，地在上。只是在“认知”的作用下，眼睛根据经验的信息更正了讯息，让人把倒影当作实景，是为“辨知”的全部过程。

大脑接收到来自各感官的电流讯号后，会在不同的区域产生感应。在接收刺激的一瞬间，所有感官如同网络联线般同时作用，其中包括心所接收的内感，对人而言为“印象”。印象之讯息量极大，往往随生随灭，但内感却能保留些微的“残感”。

在印象网络导通之际，各网络的接点也形成电势，并通过大脑白体的神经原，在皮质层中形成通路，是谓“记忆”。印象的记忆很不明晰，唯有在概念网络形成后，藉着概念认知，记忆才可以随意调用。

意识是某个区域记忆的整体效应，起始于感应之利害关系，若某一利害因素一再重复导通，致使神经网络的电阻降至最低。往后，不论任何刺激讯息，都将与此区直接通连。久而久之，便成为该个体的感应中心，由此形成“意识”。

人称此意识中心为“我”，以与“非我”相别。“非我”指环境中的一切变化，是“我”认知的参考。于是，人之意识便在“分辨心”中成长，直到认识了自我是整体中的一个独立机体时，人始知自我的定位，此时意识才真正成型。

在意识形成之前，人仅具本能，本能来自生物进化，其强弱则视生理条件而定。

有了意识后，人以自我独特的认识为主导，因而显出“个性”。

在认识的立场，各种刺激都具有相对的性质，即所谓的“两仪”。概念分类亦复如此，因为概念来自观察、认知，既然感官只能比较前、后级变化，是以“动静”、“阴阳”均为汉字概念基因中，最基本的性质认知。六、 思维的基因当意识具备事物完整的认知后（所谓完整只是一种比较观念，人生永无完整时），人的脑神经中，必然会因为生化电流的变化，游走在概念网络之中，而引发一些类似原发刺激的感受。这种感受如果没有巨大的利害冲突，电流将维持不变，若长期如此，即习以为常。唯有在极端的利害冲突下，人才会激发一种动力，力求控制大脑中的电流走向。这种控制大脑电流走向的过程，就是所谓“思维”。

思维的基因之一是概念信息，思维可视作车辆行经某一地下交通网络的认知，只有当车辆靠站时，透过对站牌的认知，始对行程有所认知。车站站牌就是概念，所代表的是该站的全部内涵，也就是思维与整个环境的指针。

因此，任何概念都不可能确，也不应该精确。就如同一个车站，除了行政区域的界定，以及个人对该区事物的经验外，无人能根据站名得到一致的认知。

是以，思维的基因之二是网络关系，任一车站必存在与其它车站的相互关系。要了解北京，就必须知道北京的地理位置、地缘形式、人文情况与历史沿革等。这些天时、地理与人文的变化，正是“网络”需要通达的因素。

思维在神经网络中，有三种应用的形式：水平、垂直与抽象；以及两种应用的方法：分析及归纳。

 释文：“网”－前缀：纟，细丝。

 字身：罔，交错纵横难明之状。

 ＊用丝、线结成、疏而牢，纵横交错的用具。

 “络”－前缀：纟，细丝。

 字身：各，各别。

 ＊各别之丝联成一体，互相结合连接。

 定义：纵横交错且相互连接的一种体系。

 释文：“水”－象形字，无色无臭的透明液体，是生命必需者。

 “平”－会意字，语气舒也，引申坦也，均齐也，治也，正也，和也。

 定义：平行于水面的状态。

 释文：“垂”－象形字，由上而下悬挂之形，接近也。

 “直”－字身：十，数也。

 前缀：目，视也。

 ＊十目所视，不偏不曲。

 定义：与地面呈九十度之状态。

 释文：“抽”－前缀：手，上肢。

 字身：由，出自。

 ＊手之所由处，脱出也。

 “象”－象形字，体巨易辨的哺乳动物， 引申为代表事物的形态。

 定义：无形、无色、无体之系统。

 释文：“分”－字身：八，两半之形。

 前缀：刀，有刃的工具。

 ＊以刀切成两半，由少化多，裂也，引申切分之所得。

 “析”－前缀：木，树木。

 字身：斤，砍树用的刀。

 ＊以刀砍木，剖而分之，引申为分解也，查究也。

 定义：将一系统分解而查究之。

 释文：“归”－前缀：停止。

 字身：帚，扫除尘土的器具。

 ＊古代由妇人持家洒扫，帚止，指妇人所嫁也，附也。引申入

 也，还也。

 “纳”－前缀：纟，织丝。

 字身：内，由外进入。

 ＊织丝之时，需接受新丝由外而 入，收受也。

 定义：将若干系统合并为单一系统。

１，思维的形式：

人受到感官及生理影响，极易停顿在某种固定的思维模式中。尤其有关传统文化社会价值等讯息，都是感官经常接收到的刺激。再加上政治导向、教育理念、媒体宣传的结果，在同一时、地，单一的思维模式于焉形成，此即为水平思维。

水平思维的特性，是以“什么”为主体，鲜少涉及“为什么”。水平就是指相同的认知，在统一标准下，人只要学习“什么”就足以生存。

既然社会群体皆已认同，且任何一成员都是社会群体的一份子，由此可知，共同的“什么”最有效率。

什么又分两种，宋儒认为是“体、用”。体是指本体的形、色、状、量、质、性等，是人由分辨到认识的对象。而用则指因本体而产生的认知，诸如功能、价值、意义、利害、成败、得失等等，与人之自我有关的各种事项。

当水平思维无法解决问题时，一连串的“为什么”便会产生。这种重视“为什么”的思维模式，其特微是从事件的垂直面找寻答案，是称垂直思维。

水平向仅有一个层面，理所当然地，水平面上的“什么”，只需具备记忆力，充其量再加一些联想，便足够理解应用。水平思维与理解的关系，全靠人类长时间积累的经验，在信息处理的术语上，我们称之为“常识库”。

“为什么”指的是水平面下的“什么”，也就是另一个层面、更深一层的因果关系。

垂直思维的难度很高，要建立一种多面交连的“立体概念网络”，也就是“知识库”。

而对所思维的对象，都要了解其“什么”及“为什么”。

２，思维的方法：

思维要有主题，并在概念网络中，以主题作为交集判断的引导。当一组网络找到交集时，就必须将网络的接点细分，一一与主题比对，是为“分析法”。若网络范围太广，交集过大，则要归类为简单而有代表性的索引，此则为“归纳法”。从系统的立场，分析是先将对象分解为若干封闭系统，再在系统中，寻找关键的交集。在分解为封闭系统之时，需要注意的是，分解的条件一定要符合主题。此外，所分析的封闭系统，应该属于同一个开放系统。

以拙作《新易》中，“概念”分类为例，应用二分法，可以把汉字概念系统化，成为“概念网络”。不过，二分法亦有其极限，概念每分到第三层以后，就会丧失其相对性，这是认知基于三才结构的缘故（混沌理论谓“三周期”分裂后变为随机数）。

概念的第一维为“立场”，可分“主观”及“客观”两大类，客观是静态的体；主观是动态的用。第二维指“对象”，第三维为“认知”，可分别向下二分。

客观或是“抽象”的观念，或是“具象”的物质。抽象观念的成因，或是出于了解而加以“定义”，或者是基于需要而“应用”。具象物质若非自然界“本存”者，就是刻意的“人造”。

主观存在人心中，一种是由外而内的，是为“认识”；一为由内而外的，此即“行为”。认识又分起始的“感知”，以及事后的“状态”。

至于行为，则二分为先天的“本能”，以及后天的“社会”行为。

再往下分，已超出了三才结构的三维定义，不能拘泥于二分法了。四分很理想，四分后再八分，易道正是这种结构，沿而袭之，不亦可乎？分析可得到体及因的“为什么”，归纳则可得用及果的“为什么”。分析法下手容易，人多少都会胡切乱分，却难做到合情合理，遑论精辟入微！归纳则恰恰相反，面对一大堆事物，人们立刻惶然不知所措，只管胡猜瞎抓。

比如说，一篇好文章一定有个主题，一场好电影亦然。阅读观赏的人，如果懂得归纳，必然有理解能力，能轻易找到主题，玩味其中意境。

归纳时应该站在整体的立场，找出性质之层次，力求各层之同，再将之纳入统一的主题，使成一完整系统。归纳就是存异求同，是回归本体的门槛，是思维的极致，更是领导统御之良方。

故宜尽量忽略细节，掌握完整的观念。

归纳有个很重要的技巧，就是先找出一个完整的架构，每当归出一个结论，就把它放置在架构上，检查是否符合架构的规律。等有了足够的结论，再重新判断所有的结论是否周全合理。这样重复几次以后，脑中就有了雏型了。

３，抽象思维：

抽象思维最难，其首要条件，是要能交互运用垂直及水平思维，使之变成直觉的潜意识反应。还要有坚强的意志力，能持续不断地反复思索，直到脑中无形无相，

不需借助任何法门，直透真如。

因此，抽象思维又可称为“无相理解”，具备这种能力的人，对万事万物，一看就懂，一懂就通。汉字基因工程七、 汉字基因工程将前述的各种基因，利用现代化的科技，结合为一种拟人的、可与人沟通应用工具，此工程即可称之为“汉字基因工程”。

除了沟通应用工具之外，若在商业立场，尚可开发出无数种极具价值的消费产品，只是这些项目并不在本文讨论范围。

汉字基因六大功能中，“字码”是建立在仓颉输入法上的（其它输入法需要外加接口），可以当作文字索引使用。尤其是在大量信息中，若要寻找某一类型、或某一笔资料，文字索引的良窳，其效率的差异有天渊之别。

这是基于在设计仓颉输入法的时候，我已经把字义分类考虑进去，以致在数据索引时，可以作双向比对。尤其是字码采用三十二位技术，其中前五个位专供文字分类，仓颉输入码占二十五位，可容约千万字，最后二位元保留给子字集分类用。

子字集是为同码异类字的分辨，例如００类视作繁体汉字，０１为简体汉字，１０为异体汉字，１１为日文汉字。是则虽然一字四码，各码不同，却统属同一平面，随时可选择变换。

“字序”是文字索引的另一项武器，很多汉字内码没有序列观念，必须外建序列表，或用笔画，或用部首。而这两者都与人们的使用习惯没有直接关系，如果资料放置方式没有直观的顺序，则完全没有效率可言。

“字形”所衍生之字库，可以彻底解决当前中文系统文字不足与不能兼容的困境。

目前完成之第六代中文字形产生器，所占程序空间仅１６０ＫＢ，若仅用仓颉码则不需储存任何代码页，有码即有字。再若增列对照码表，则可容纳国标码、大五码、ＪＩＳ码，ＩＳＯ１０６４６，ＵＮＩＣＯＤＥ等。每个字形皆可作各种大小及字体的变化，在速度上，每秒钟可组成１６＊１６之字形四万六千个。

“字辨”有多种功能，除了文字辨识外，也有影像辨识的基因在内。只是限于中文平台的机能，“字辨”尚须配合其它硬件设施。

“字音”可供语音辨识及语音合成之用，任何一种汉字输入法均须经过学习，推广不易。若用语音辨识输入，效果最佳。同时，当理解系统完成后，再配以自然语言，语音的辨识与合成更是不可或缺的工具了。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在于“字义”的应用。前面所介绍的感觉、认识及思维基因，都必须有合适的“字义基因”作为接口，是称理解。唯有在理解下的信息平台，才具有真正的应用价值，而这种信息平台，也就是建立在汉字基因上的“中文系统平台”。

此外，根据上述各种基因所发展的三维绘图系统，能高速将文字经过理解后，转换成图片、动画，并能于每秒钟显示含一万个画素的图形三十幅。

当今网络最大的瓶颈，在于频宽有限，而传输的信息总是远远超过其容量。兹以六十分钟的影片计算，设剧本为三万字，但以ＶＧＡ全彩显示，计有１２０亿字符的影像。如果在网络上传送，显然必导致壅塞，问题重重。如利用本系统，则仅需传送字码，三万字仅为六万字符，传输效率高达四十万倍以上。

我们再从设计的观点来看，当前各种微电脑的中枢（CentralProcessingUnit），其功能都以数学运算为主，完全不符合汉字基因需求。因此，我们有必要另起炉灶，重新设计一个以“理解”为主、采用ＲＩＳＣ结构的图形中枢。

目前全部汉字基因结构已经设计完毕，计有基因库、人性库、常识库，以三十二位总线，计占１Ｍ系统空间，组合程序５１２ＫＢ，其中包含免疫系统、辨识系统、理解系统及概念网络等。另外，尚有若干特殊的硬件设设，在此不赘述。

本平台仅为一种信息接口，专供人机沟通之用。计算机功能发展至今，相当于一批高效率的专业机器，为了充分发挥计算机功能，有必要设置若干计算机站，并以网络联接。

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前述的中文系统平台，用语音或键盘，命令理解系统，透过网络，搜寻各个计算机站的功能软件，并作最完善的服务。

这种方式最有利于我国现状，只需要极少数的资金，全国人民就可以享受最新信息的成果。此外，正当微软挟其信息领域的独占优势，强行推广其窗口文化之际，举世都战栗在其无餍的贪婪风暴之下。今天我们面临的并非第三波的文化之争，而是金钱有限与无限的游戏，当微软的财富攀上金字塔尖时，贫困者与信息的距离将更为遥远！

“汉字基因工程”是自然体系下、最接近真实的一种技术。我个人虽竭尽心力，所能完成的着实有限，为了人类、文化、国家、民族的福祉，特此藉这个机会，公诸于众，期望大家群策群力，令汉字重放光芒。

（请见图一“功能说明”、图二“硬件结构”。）八、 机器理解为求掌握机器理解的技术，西方工业国家不惜工本、不遗余力，迄今整整研究五十年，但都没有任何突破。

原因很简单，西方所使用的拼音文字中，不具备字义的基因，以致无机可寻。

人类对语文理解的过程牵涉极广，不可能在此一一详说。为了略释众疑，下面我略举数例，介绍一些相关的应用流程和条件，以供参考。

１，概念表达：释文：“表”－会意字，上衣也，引申外层可见 可示的征象、讯息也。

 “达”－前缀：◆，乍行乍止，行为。

字身：大羊，美也，有福也。

＊行为顺畅，有利，目的完成，到也。

定义：以可示的征象完成目的，使知也。

人类文明史上，仅有两种表达概念的方式：一为音符式；一为图形式。因为人类所赖的沟通接口，只有声音与图形。声音易学易用，起源自动物求偶及宣示领土之本能。而图形繁复难行，最近的考古资料显示，克罗马侬人在其居住的洞穴中，曾制作了大量的壁画，这已是近十万年的事了。

过于简单或复杂都不是理想的结构，简单符合人性需求，却牺牲了功能；复杂为人所畏，不到不得已，是人所不取者。声音的易学易用发展出音符概念，当今泰半的语文属拼音语系，其优点为容易使用、利于发展贸易。

只有中国早就采用较音符复杂、而较图形简单的“形声”概念系统。只惜国势未张，中国人不自知其福。须知易学易用固为生存之道，然进化之过程，必朝向更高的方向发展。而更高的功能，则绝非简单的工具所能企及。

概念是以一些象征性的符号，代表经验认知中某些概略的因素，人在思维时，这种代表性的符号，就可以透过网络接口，将其经验认知因素逐一展开。

举例而言，飞机为一概念，而此一概念为“飞”与“机”所组成。但是飞机所代表的因素极多，在网络接口上，仅以体用因果为例，简示如下：

静态体：“形”－巨大，有翼。“质”－金属，重而坚。“性”－科技产品。

静态用：“形”－能载人、物。“质”－安全可靠。“性”运动于远距离。

动态因：燃烧汽油，动力大，因空气浮力而运动于空中。

动态果：节省时间，代价高，经济价值高，危险性大，出事率低。

假定思维主题为“渡过十天假期”，而由“坐飞机去旅行”驱动的认知，根据概念表达的先后次序（在此仅分析与飞机有关者），将网络介面展开如下：

坐───◆选择对象及方式 ◆将臀部（身体）置于……◆稳定舒适态 ◆等待

飞机┬─◆所选择之对象 ◆将臀部置于座位上 ◆稳定舒适 ◆目的地

├─选择原因：此交通工具速度快，在空中运动。 （经验）

│ ├联想性－－其它交通工具之经验。 （经验）

│ ├安全性－－危险，查经验资料－死亡机会－小。 （判断）

│ ├价值性－－价值－高，代价－高。 （判断）│ ├必要性－－仅有十天时间，往返要有效率。 （判断）

│ ├目的性－－旅行－平安，环境变化刺激心态改变。（判断）

├判断可行┘

去─┴─选择飞机可达之处。

旅行──目的。

再如把“车”当作一封闭系统，寻找“车”与其它概念的构词关系，

则可视常识为基因，前后承接为接口，分析如次：

前系统：代表性质，功能分类等。

如：大军汽火风牛马战机礼专挽轻等。

本系统：“车”

后系统：属性分类，定义定性等。

如：头尾门灯椅身座票牌厢祸店资等。

上系统：应用处理，控制操纵等。

如：开驾错倒洗乘租买赛御翻转寄等。

下系统：所属概念，引申概念等。

如：如轮辖轴轭辆辙辕轗转轿轖輘等。

知识具有能量，将其能量分解，即有实用功效。知识能量结合成四种模块形式：

概念模块、结构模块、知识模块、系统模块。分解这四种模组，就可以得到知识的能量。

概念模块，在汉字即为常识结构，如为拼音文字，则尚须在概念模块之外，另行建立常识结构。常识结构之难度远大于任何一种知识，盖知识有一定的范畴，而常识则无从限制。若无常识做基础，语言文字只是一些无机的符号，对人毫无意义。

汉字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图形符号与“象”的常识结构上。只要熟习取象的本旨，以及形声的扩充规律，汉字本身就是字典，外加一整部百科全书。一般说来，中国人只要略识“之无”，就小有常识，正是这种微妙的模块之功。

２，概念模块：

释文：“模”－前缀：木，树木。

字身：莫，草中见日形。

＊初民以木为定形之物，以拟所

见之形，引申为标准的范式。

“组”－前缀：纟，细丝。

字身：且，又也。

＊细丝交互联结，系统间配合为

一体，量词。

定义：以一系统之固定形式应用于其它系统者。

人生有限而宇宙无穷，以有限理解无穷，本系不可能的任务。经过人类数十万年的摸索，终于发现一种以简驭繁的法则，即以简单的讯息，代表含糊的常识经验认知，是称“概念”。若以概念为经，常识经验为纬，彼此交错衔接成为一个模块，这种模块即为“概念模块”。

以汉字为例，概念与常识的关系非常密切，

兹简述如下：

◆概念代表多数常识：即将概念做为索引或目录。 ◆概念代表某一常识：是称等效式，一个概念代表一种常识。

◆概念等于常识：此观念来自汉字图形文字之“六书”法则。

◆辨识概念因子：文字中已具辨识之定义：

如前缀：日月与光热有关；目与视讯有关。

金木水火土为性质分类。

牛马犬鸟鱼为生物分类。

门户车舟穴为机能分类。

刀矛弓矢贝为用途分类。

骨肉皮毛髟为组织分类。

手足口彳走为行为分类。

◆认识概念因子：汉字系以少数概念，结合成为“词组”，词组产生模块认知，即功能、控制、变化、情况、利害等所具有的能量。

如“火车”是一个概念，而“火车是交通工具”则为常识。

 “火车”之概念为：“火”为动力，“车”为交通工具。

而火的动力及交通工具的性质则为知识。

3，结构模块：

结构模块由概念模块构成，将概念模块组合成“句子”。句子是一系列常识的合，经常代表着某种知识，或者称做有系统的常识。

句子可以视为一组连结的系统，由本态系统、连结系统及终态系统三者构成。

本态系统可以是任何系统，连结系统则必须与本态有接口关系，终态系统多属因果关系，如非因果之陈述，则可从缺。

“句子”＝本态系统＋连结系统＋终态系统概念是由基本的、不可分割的因子所组成，源自刺激，其中包括外来的能量变化、内在的经验认识等等。刺激又有各种不同的性质，在不同情况下有不同的认知。句子就是要界定概念所不能代表的各种情况，以表达其本态或终态认知。

概念结构是多层次的组合，纵横结成网络，当网络聚合为一“交集”时，人始能认知各概念间的关系。聚合有其必然的过程，过程的长短会影响网络电势的强弱。时间短效率高，时间长则电势减弱，无法聚焦。

因此，概念最有效的应用方式，必是在电势尚未减弱前，聚焦完毕。所以句子不宜太长，人对超过十个概念以上的句子，常常要重复思考，否则不能理解。

连续的系列常识，始能组成由简单到复杂的知识，唯有整个系统架构完成后，知识才能成为一个体系。用“文法学”的术语来说，是以字组成词，词组成句，句组成段，各段组成篇章，始成知识。

本态及终态系统各代表一种性质或状态，所有的概念皆能适用。连结系统如涉及因果，则属动作行为等“主观动态”类概念，否则必为“客观－抽象－定义－语法”类。

在系统观之立场，文句系以本态系统为天，终态为地，连结为人。以天为大范围，由人界的变化，以与地界合为一体。但在表达中，各系统又可细分：例一：以“坐飞机去旅行”说明如次：天：本态坐飞机

天： （某人）－－省略

人： 坐－－行为，主观认知

地： 飞机－－本态

人：连结 去

天：

人： 去－－行为，主观认知

地：

地：终态 旅行

天：

人： 旅行－－行为终态，主观认知

地：

例二：分析“本文之主旨在于阐明知识模块之应用”：

天：本态 本文 之 主旨

天： 本文－－本态

人： 之－－属性

地： 主旨－－属于本态

人 ：连结 在于 阐明

天： 在于－－连结本态

人： 阐明－－主观认知

地：

地：终态知识模块之应用

天： 知识模块－－终态之本

人： 之－－属性

地： 应用－－终态之果

此外尚有句子的结构关系，略举数例如次：

◆代表因、果及体、用关系者：

“因为，所以”、“故此”表因果关系。

“得以，可以”兼具因果及体用关系。

“把，用于”则为体用关系。

◆结构的等效关系：

“是、为、系、等于、相当于……”等概念。

“你、你、我、他……”等人称代名词，及“这个、那些……”等指示代名词。

“和、及、与……”等连接词。

◆结构的从属关系：

“有、属于、的、之……”等界定前后关系者。

◆结构的状态关系：

如果结构功能为动作表现，则前者为始态，后者为终态。

如“逃脱”及“脱逃”两个概念结构，都由“逃”及“脱”所组成，前者为始态，表示开始逃，后者为终态，表示脱离了逃的状况。也就是逃的目标达成了，这是因为概念“脱”具终止因子之故。

后者以“脱”为始态，开始为“脱离”某一情况，终态为逃的动作。脱虽具有终止之概念，但在始态时仅表示终止前一状态，逃不具终止概念，故而尚在继续“逃”。

再若“稳不稳”等各种肯定加否定的概念，是表示相对状态，代表在此两种相对的认知中，任何一个尚不明确的灰色区域。

◆结构的程度关系：

所有的“相对概念”，如“大、小，快、慢，软、硬，高、低”等，如果作为始态，表示为一时、空、质、量、数等性质的概略程度。如：“快”跑，“好”吃，“高”山，“近”利等。

如“死打”及“打死”，“打”无终止概念，而“死”具终止概念，且属完全终止。若以“死”为始态，则表示严重程度。至于是否已“打死”，则必须另行陈述。

若需要强调此一程度，则再应用其它的程度概念如：“很”快，“非常”好，“够”高，“不”近，“一味”死打等。

◆结构的数量关系：

为了更明确地表达，则需采用“数量概念”，数量概念有二：一为数值，一为性状。概念的应用弹性越大，其效率越高，故数值与性状分别使用，远比结合为不可分的单一概念有利。

以“人”为例：

一“人”－－未加性状，单指“人”，数量为一，无特殊意义。

一“个”“人”－－性状为“个”，指人的“整体”。

一“群”“人”－－性状为“群”，指很多人聚集之状。

一“堆”“人”－－性状为“堆”，指很多人“堆”在一起状。

一“车”“人”－－性状为“车”，指范围为一车之中。

一“家”“人”－－性状为“家”，范围为一家。

一“条”“人命”－性状为“条”，其中之“人”用以界定“命”。

性状类为界定性质、状态的概念，与数值概念 结合，可表达更多的属性。

◆结构的时、空关系：

如“前、后、左、右、上、下、内、外、中、 里……”等。

◆结构的性质关系：

物有物性，以物质代表之：

“木制”为：以“木”质为原料，“人造之”。

事物有分类，以类性代表之：

“车厢”为：“车”之“厢”。

◆尚有其它多种关系，兹不细列。

４，凡例：

下文以“快去把那份资料印出来”为例，说明此接口的操作情形：（暂略去情绪累积部份，因单独一两句话，不能构成累积条件。另外，汉字具有动画的蒙太奇效应，是依视觉顺序进行，最宜连续感知）。

假定计算机之〔立场〕＝处于等待指令状况。

则计算机之〔目标〕＝完成“快去把那份资料印出来”。

计算机之〔判断〕＝目标达成为止。

分析数据库：

“我”＝计算机

“对方”＝谁？

调出“谁”的资料，以供判断

参考。

逐字分类：（括号内代表计算机之执行态。）

快＝心部，属于心态，夬者决定，心中决定需速也。

去＝动向。

（快去＝计算机立即执行）

把＝手部，手执。

（下列之执行内容）

那＝邑部，空间。

（指定之对象，与前文有关）

份＝人部，人所分者。

（对象）

资＝贝部，有次序之财。

（有利者）

料＝斗部，以斗计米，整理过者。

（资料＝专用词，计算机贮存者）

印＝◆部，用爪处理者。

（计算机功能）

出＝动向。使露。

（使显示）

来＝木部，树下见人。

（计算机使实现）

再用常识库，参考体用因果关系，根据一定的过程，即可逐步进行。

计算机随时判断，体＝资料，是否有用＝印出，直到完成为止。附录：概念分类表（２５６个字义基因所属资料表）

以下为概念分类总表，所列概念并不完整，定义亦不在此。其中的层次分类乃为

提示读者，并非该类中所属概念均适用（此中全部资料，将载于《新易》全集中）。

抽象族概为观念，有用作人与事物关系的“接口”词四类：界定事物的“单位”，

界定文字语言的“语法”，界定自然“现象”，界定各种“讯息”。

 接口词，单位类－－意识层次

００定义：ASCII 字符，采用开关式。

０１分类：学术 书目 文件 八卦

０２数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零

０３序位: 天干 地支 仓颉字母

０４时序：世纪年季月旬周日天时刻

０５单位：长度 面积 重量 容量

０６量词: 个位件桩份流品栋尊架口

０７钱币：台币 美元 英磅 马克

 接口词，语法类－－意识层次

０８名词：专用名称词

０９动词：专用述词

０Ａ代名词：专用代名词

０Ｂ形容词：专用形容词

０Ｃ副词：专用副词

０Ｄ前置词：专用前置词

０Ｅ连接词：专用连接词

０Ｆ惊叹词：专用惊叹词

 接口词，现象类－－意识层次

１０能效：能力劲势电磁声音火光

１１质性：液胶固晶汽浆汁韧

１２光效：影荫瑜晖焰曦颜色彩虹

１３气象：云霞雾露风雷雨霜雪雹

１４生机：生命 生机 感觉 感官

１５知识：哲学 物理 化学 数学

１６计算：加减乘除幂 微分 积分

１７保留

 接口词，讯息类－－意识层次

１８时间：春夏秋冬古昔前昨今明

１９方位：东南西北左右中前后上

１Ａ界限：界限郊野疆域境际邻畛

１Ｂ位置：顶表底端旁侧边缘周围

１Ｃ观念：宇宙程序道理阴阳性心

１Ｄ讯息：语言话文字符辞典模码

１Ｅ生活：艺技术诗词韵乐曲调谜１Ｆ价值：价值资货财债薪俸帐款抽象的事件“定义词”有四种：定义“人际”关系，定义人类行为的“规范”，定义事物之本来“形象”，定义人与自然间“意义”。

 定义词，人际类－－学习层次

２０血缘：男女哥姐兄弟妹夫妻娘

２１家族：伯叔姑嫂媳婿侄孙舅姨

２２关系：亲戚嫡表胞朋友恩仇敌

２３称呼：孩童婴汉郎翁爷妇妪官

２４角色：尼僧道巫丑丐娼妓姬贾

２５阶级：帝君王公侯伯子男帅将

２６职业：农工商渔牧公政

２７信念：佛菩萨神仙灵魂魄妖魔

定义词，规范类－－学习层次

２８道德：德礼忠义孝悌忍廉耻诚

２９境界：智能圣贤贞淑伟慈

２Ａ制度：宪法律规则制契约

２Ｂ事务：事务文武役稼邮婚姻职

２Ｃ机构：府院会部司署局所科组

２Ｄ军队：军师旅团营连排班队伍

２Ｅ门派：族家宗门盟帮堂派社党

２Ｆ地址：国省市县镇乡村街路段

 定义词，形象类－－经验层次

３０形貌：样形状况姿容貌景象相

３１痕迹：痕迹斑纹辙踪瑕疵印

３２水文：波浪涛涟漪漩涡潮汐泡

３３物象：圈孔窟窿坎坑洼洞穴

３４物形：点线面体角方矩棱圆锥

３５体形：棵杆管条带节幅栏片张

３６群象：丛簇群伙绺掇团重叠层

３７保留

 定义词，意义类－－意识层次

３８欲望：名利权势福禄寿禧色财

３９灾害：旱灾害涝荒凶祸殃罪刑

３Ａ福祉：幸祉健康益惠吉祥瑞安

３Ｂ疾病：疾病症恙癌疫瘟痨痢炎

３Ｃ际遇：鳏寡孤独残废瞎聋哑跛

３Ｄ保留

３Ｅ保留

３Ｆ保留

具象者概指具有体、用、形、质，可以计数、分类的自然物。其中有四种“本”于自然中，有本存于自然界的“本体”类，有属于动物的“组织”类，有分类属于“植物”者，也有分类属于“动物”者。

本存词，本体类－－物质层次

４０元素：金银铁铜锡氧碳铝氮氢４１天体：天日月星

４２生物：人兽禽畜牲树草鸟鱼虫

４３能体：柴薪煤炭脂肪酒油

４４水域：洋海河川溪江湖泊潭泉

４５水界：岛洲屿渚礁矶滩谷峡渊

４６地形：崖坡陆地原峰岭岗丘陵

４７质体：灰尘粉散末沙岩石玉水

本存词，组织类－－生命层次

４８部位：头首脸额腮颊颈脖背胸

４９器官：眼睛瞳眸耳鼻口嘴唇舌

４Ａ上肢：手爪指掌腕肘胳膊臂肩

４Ｂ下肢：股腿膝胫踝跟脚足趾蹄

４Ｃ皮毛：皮肤革羽毛发髦眉胡须

４Ｄ内脏：脑心肺腑胃肝胆肠腺脾

４Ｅ结构：身体躯骨肌肉筋腱膈膜

４Ｆ体液：血汗泪涕唾痰乳奶蜜脓

 本存词，植物类－－生命层次

５０粮食：稻禾麦豆米粮面

５１菜蔬：蔬菜瓜萝卜菇

５２水果：桃李桔杏梅梨苹蕉葡萄

５３观作：菊荷莲兰杨柳桂松柏楚

５４特作：竹棉茶蔗烟麻桑茅艾蓬

５５器官：花华果果叶苞核壳籽仁

５６技干：芽苗干枝梗茎柄杆芒刺

５７毒性：毒药砒霉菌霉烟吗啡

本存词，动物类－－生命层次

５８养殖：鸡猪鸭鲤鲍虾蛙兔羊

５９役使：狗犬马猫牛驴骡象鸵

５Ａ飞行：燕雁雀鹤鹰鸦鸥鹳鵰

５Ｂ传说：蛟鹏龙凤凰麒麟鲲蜃

５Ｃ野生：狐虎熊蛇蟒贝鲸龟猿

５Ｄ昆虫：蝉萤蝴蝶蜂螅蟀蚂蚁

５Ｅ危害：蝇蚊蟑螂蚤蝗虱鼠蚜

５Ｆ生态：蛹蛋胎精卵尸尸孑孓蛾

具象分类中另有四类系因需要而“人造”者，其中有供生存需要的“衣食”，

有因空间环境所需的“住行”类，有应用功能“用具”类，有生活功能的“器皿”类。

人造词，食衣类－－经验层次

６０食品：菜面馅饭粥饺糕饼肉鱼

６１佐食：盐糖酱醋茗茶羹汤酒

６２食式：斋荤素膳餐宴筵

６３食处：馆店厅堂楼榭摊阁厨

６４织品：布巾纱绒绸缎呢绪网裘

６５衣服：衣服装裳裤裙衫袍袄衬

６６着物：袜履鞋冠帽靴盔甲冑６７衣位：领袖裆襬襟衬衩扣

人造词，住行类－－经验层次

６８环境：庄院庭池井园田景城郭

６９屋舍：宫殿阙房寓屋舍宅厦阁

６Ａ专用：塔库寺庙牢厂坊舱铺仓

６Ｂ建体：墙壁柱栋梁堤樊篱笆郭

６Ｃ信道：径道路途阡陌沟渠桥港

６Ｄ行具：车舟船艇舰筏轿

６Ｅ构件：轮轴帆桨锚舵巢窝

６Ｆ身后：棺椁柩墓坟陵

 人造词，用具类－－经验层次

７０用具：线绳索刷皂帚梳巾枕

７１家具：桌几椅凳架橱柜床屉

７２饰具：钗镯钏簪环璧佩帘钟表

７３护具：钥锁伞扇被毯帐杖棍杠

７４文具：笔墨纸尺簿册书籍秤斗

７５玩具：棋球牌偶骰毽弹弓

７６工具：锉刨铗钳槌锤钉剪刀斧

７７农具：锄耙铲镰网罗犁臼磨罟

 人造词，器皿类－－经验层次

７８食器：匙筷叉壶炉灶锅杯碗樽

７９容器：缸盂罐桶盆瓶瓢勺碗樽

７Ａ盛器：盒篮袋筒箱笼箩匣篓筐

７Ｂ乐器：锣鼓笛筝琴铃箫笙弦钹

７Ｃ兵器：炮枪剑弓戈矛盾箭镖弹

７Ｄ机器：机械镣铐炼锁钟表键钮

７Ｅ材料：陶瓷瓦砖纸丝棉麻茅草

７Ｆ废物：屁屎粪垢垃圾渣滓糟粕

 “主观”意为因人的存在，在人的主观立场所得到的概念，“认识”族多为形容人因感官而认识的各种现象。

 “刺激”词有四类：有因物理性质的“感觉”，有能量性质之“感知”，有人之心理状态“心绪”，也有人的各种“表现”。

 刺激词，感觉类－－物质层次

８０质状：柔软坚硬牢固刚脆稀疏

８１性状：潮湿干燥浓稠纯淡杂黏

８２体状：纤细微薄硕巨厚扁粗庞

８３形状：纵横正反尖锐弯曲平坦

８４势状：稳定危险崎岖凹凸陡峭

８５色状：白黑玄乌赤丹朱红橙黄

８６水状：汹涌浩瀚滔湍汪泱沛浡

８７生状：荣茂枯槁腐朽凋萎森芜

 刺激词，感知类－－感觉层次

８８光觉：明亮晦暗朗昭皎皓灿瞭

８９视觉：洁净澄澈污秽骯脏浑浊８Ａ听觉：吵闹静默幽寂喧哗潺飒

８Ｂ味觉：甜甘酸苦辣咸鲜涩麻淡

８Ｃ嗅觉：腥臭臊膻馨香芬芳馥呛

８Ｄ体觉：冰冷寒凉炎热温暖滑嫩

８Ｅ内觉：饱胀饥饿疼痛疲倦酸麻

８Ｆ意觉：玄秘奥迷惑奇怪诧异惊

 刺激词，心绪类－－经验层次

９０好感：宠爱嗜好依赖怜悯恭敬

９１忧感：怨忧愁悲哀戚凄惨郁闷

９２喜感：恬喜乐欢欣愉悦怡畅爽

９３恶感：厌恶憎嫌嫉妒忿恨愤怒

９４心感：安逸犹豫怅惘急忙悠闲

９５怀感：愐怀羡慕希望冀盼惦记

９６愧感：懊恼羞耻惭愧悔疚尬尴

９７物感：节俭慷慨吝啬奢侈贪婪

 刺激词，表现类－－经验层次

９８良性：澹泊朴驯婉谦乖恳穆蔼

９９恶性：奸狡猾残酷骄傲凶狠蛮

９Ａ率性：严肃耿率豪犷浮躁刁顽

９Ｂ胆性：畏惧骇怕惊悸恐怖慌张

９Ｃ处事：警惕懈怠殷勤劳谨慎鲁

９Ｄ才能：聪敏愚笨拙呆傻精湛平

９Ｅ外表：俊秀美丽妩媚肥胖壮健

９Ｆ装扮：娇俏妖冶艳雅酷帅俗骚

 “状态”词分四类：有因能量变化所生的“动态”，有变化结果所产生的“形势”，有相互作用的“接口”，也有变化结果的“辨知”。

 状态词，动态类－－物质层次

Ａ０动止：转动回旋倒覆停息止住

Ａ１移动：运滑溜闪晃荡蠕翻滚漂

Ａ２飘动：飞翔飘扬刮扬飙曳浮泛

Ａ３流动：流淌渗漏泌淋滴漫泻泄

Ａ４形动：陷缩长涨延伸展舒张膨

Ａ５引动：冒升升降落压坠堕掉潜

Ａ６震动：震撞击颤抖磕砸颠簸顿

Ａ７激动：爆炸喷射溃决激迸溅崩

 状态词，形势类－－经验层次

Ａ８能态：照耀映晒焚燃烧熄灭熔

Ａ９力态：威猛狂厉剧烈昌旺勃兴

ＡＡ时态：久暂老少长幼新旧先后

ＡＢ度态：多少大小轻重快慢长短

ＡＣ容态：深浅光空虚鲜寡充实盈

ＡＤ视态：高低远近庞阔广恢宏洪

ＡＥ感态：强弱好坏歹简繁齐乱聚

ＡＦ判态：真假对错误艰难易详陋 状态词，接口类－－经验层次

Ｂ０接触：碰触黏附遭遇逢碾磨摩

Ｂ１交互：交叉封堵阻塞贯彻穿透

Ｂ２连接：联连接继续衔承绍歧岔

Ｂ３纠结：纠结缠绕掺搀混维绞串

Ｂ４关系：掩埋淹没浸泡渲染涂敷

Ｂ５位置：悬挂衬垫垂吊佩卡翘夹

Ｂ６聚集：拼凑会合并汇聚集淤滞

Ｂ７累积：储蓄屯积累攒贮存堆栈

状态词，辨知类－－经验层次

Ｂ８变化：变化破碎断裂分解消溶

Ｂ９视线：彰显现曝露蒙蔽遮盖隐

ＢＡ过程：起始发生开启终止完成

ＢＢ制造：制造生产创作搞弄扩拓

ＢＣ得失：得失赚赔胜败赢输亏损

ＢＤ地位：贫穷卑鄙贱富裕尊贵荣

ＢＥ生理：昏晕眩咳嗽鲠噎搐僵肿

ＢＦ保留

 “主观行为”中，在意识作用下，人的行为反应若仅为个人单纯的动作，则视为“生存”行为。

 “生存”词又分四类：“官能”是人之器官具有的功能，“体能”则为肢体具有的功能，“动作”是以手为主的各种动作，“生活”为因生活需要所产生的相关行为。

 生存行为词，官能类－－由生命至意识层次

Ｃ０饮食：吞咽舔呷吃喝啜饮食咀

Ｃ１口鼻：呕吐闻嗅呼吸吹含咯唾

Ｃ２唇齿：叮咬亲吻吮叼抿努噘龇

Ｃ３眉目：瞪瞠瞑瞇睁眨颦蹙乜瞟

Ｃ４看视：瞄望瞧盯看瞅窥觑视见

Ｃ５发声：呼叫呻吟嚷吶喊咆哮嚎

Ｃ６生理：歇憩寝睡眠苏醒梦屙操

Ｃ７生死：死亡殇毙夭殁丧活诞孕

 生存行为词，体能类－－经验层次

Ｃ８行动：进退赴去往返来达莅渡

Ｃ９走动：走踱跑跨迈超步越驰奔

ＣＡ体动：扒攀登游泳泅涉仆跌扑

ＣＢ追动：躲避窜逃遁追赶撵驱逐

ＣＣ脚动：踏踩踹蹬踢跳蹦践蹑蹈

ＣＤ姿动：仰俯伏跪坐鞠躬蹲踞躺

ＣＥ互动：搂拥抱挣扎拦挡妨碍遏

ＣＦ计算机：计算机功能

生存行为词，动作类－－经验层次

Ｄ０动手：拱招扬挥摆摇撼拋扔丢

Ｄ１掌握：掐拧抓拈捏拿扼握持执

Ｄ２变动：摊剔撕摘采扯卷折扭扳Ｄ３易位：揩擦抹撢扫拨滤挤榨挖

Ｄ４易形：捆绑装填盛束缚扎包裹

Ｄ５触物：拢捧托摀捂搔挠搓揉搭

Ｄ６移物：捡拾搬移举推拉提拖挪

Ｄ７及物：拍叩捶敲劈插扎砍揍捣

生存行为词，生活类－－经验层次

Ｄ８炊事：炊煮熬蒸烹炖煎烙炒烤

Ｄ９生活：穿戴剃清洗漱淘饰沐浴

ＤＡ住行：住留泊驻载划航骑搭乘

ＤＢ身心：戏玩耍游逛舞赌竞赛娱

ＤＣ家计：补剪裁纺织缝缀绣勾漆

ＤＤ农牧：犁耕栽种灌泼浇注洒酿

ＤＥ专业：裱褙镶嵌雕刻锻炼铸打

ＤＦ交易：聘雇买贩卖售借贷赊偿

“主观行为”在人与人之间，需要经验学习的，则为“社会”行为。

“社会”词是人类最复杂的行为，“思维”是在意识支配下，“沟通”则用言

语或身体语言，“制约”是利用团体的力量，“意志”则是指个人的意志。

社会行为词，思维类－－意识层次

Ｅ０观察：阅览聆听察勘侦测闻品

Ｅ１思维：念想猜度估算思忆忖虑

Ｅ２认识：辨认知识觉晓悉懂鉴验

Ｅ３判断：掂判裁酌量挑选择审查

Ｅ４著述：抄写撰述注拟誊译描绘

Ｅ５记载：记录签刊标辑编校划修

Ｅ６教学：教摹仿学练试训读导效

Ｅ７需求：要祈觅谋寻找搜需希祷

社会行为词，沟通类－－意识层次

Ｅ８目的：祝贺慰迎约辞邀送饯侍

Ｅ９诚意：赞颂逗陪访褒奖请谢恭

ＥＡ表达：说道曰讲喻叙告诉论解

ＥＢ沟通：洽谈咨询辩诘驳聊商议

ＥＣ立场：谅饶嘱咛慰哄催劝谏勉

ＥＤ宣泄：抒讥讽嘲叹嬉笑哭泣乞

ＥＥ不实：唬欺骗诡诈瞒诱诟诬讼

ＥＦ咒骂：呵叱责骂恫吓训侮辱诅

社会行为词，制约类－－意识层次

Ｆ０领导：领导统率御宰治董赦颁

Ｆ１行政：监督经营制控驭订办施

Ｆ２人事：饬干委匡矫擢荐役任免

Ｆ３保护：保护卫庇佑拯救顾帮助

Ｆ４意志：决负拼尽专擅逞等待候

Ｆ５服从：觐谒禀报贡奉缴纳呈申

Ｆ６收付：输传递领取收受授交付

Ｆ７供给：供给赠送捐献济施犒赏 社会行为词，意志类－－意识层次

Ｆ８照会：命令吩咐征召调差遣叫

Ｆ９革除：戒除革罢删舍弃省略汰

ＦＡ对立：抵抗争克降屈服拒叛逆

ＦＢ处罚：惩罚诫黜贬谪降囚禁拘

ＦＣ强制：逼扣逮捕掳欺缉迫俘胁

ＦＤ武力：攻防伐战斗袭敉征侵守

ＦＥ掠夺：掠夺拐抢偷窃盗劫攫剽

ＦＦ杀戮：杀剿斩诛弒屠戕殄歼戳

 上述各行概念之首，有两个英文或数字，代表十六进位值。为了配合计算机

结构，一般习惯把两个十六进制值合用。对计算机程序有兴趣的，一定要了解十六进制的观念。

这是诀窍所在，一旦透悉十六位的机密，写程序将变得非常简单。

以下为本次展示之软件规格：

理解程序 计 175k

SUND 136k P 主程序（概念分析）

SUNDB 16k B 缓冲器

SUNDC 33k P 计算机功能处理

SUNDD 5k P 一字多义处理

SUNDP 8k D 人名资料文件

SUNDT 44k D 概念资料文件（约 4800 字)

SUNDV 6k P 剧本人物动作处理

一、文娃

1.我是 我有

2.五官动作 （嘴眉眼）

二、执行功能

1.听音乐

2.问时间（年月日星期周末时分）

3.问地方

4.文书处理

5.上网

6.调字库

7.剧本处理

 a.场景：大漠 牛家庄 松林 洞穴 法华寺

 b.人物：郭靖 黄蓉 黄药师 欧阳锋 欧阳克 周伯通 裘千仞 马钰

 郭啸天 包惜弱 杨铁心

 c.动作：看（瞧望视）

 作揖（鞠躬）合十 示意噤声 抱拳 双手叉腰

 走（行步） 万福（施礼行礼）跪下磕头 转身

 蹲 踢 跳（跃）闪（躲避）

 后空翻 亢龙有悔 顶缸走 心有二用

注：图中“◆”为不能显示出来的字。

谢选骏指出：“汉字基因工程”的说法，似乎是为了追赶时髦，而有些故弄玄虚了。——我把它附在这里，是为了显示我们这个时代所产生的“僭妄的世界地图”，已经扩张到何等规模了！

（另起一页）

书名

僭妄的世界地图

Arrogant World Map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Lulu Press, Inc.

3101 Hillsborough

St.Raleigh, NC 27607—5436 USA

免费电话1—888—265—2129

国际统一书号ISBN:

定价US$

2023年9月第一版

September 2023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250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250